实行中层干部竞争上岗、轮岗交流，是深化干部制度改革、选拔高素质人才的有力举措。近几年，我市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中层干部队伍中推行竞争上岗、轮岗交流工作中，十分注重实质性效果，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机关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进取精神。新颖独到的选人用人机制，给全市中层干部队伍建设带来蓬勃生机。
一、摒弃“轰动效应”，让中层干部竞争上岗、轮岗交流见到真实效果
早在1998年的时候，我市就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中层干部队伍中推行了竞争上岗和一般干部双向选择。实践告诉我们，一项好的改革举措出台以后，要始终不渝地遵循其规则，而且要不断改进和创新，使其更适应时展要求和机关干部队伍建设的实际情况。这样，才能有永久的生命力。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有的机关单位的领导干部将中层干部竞争上岗、换岗交流作为个人需要的“铩手锏”。比如，搞亲疏关系。使个人意愿通过“竞争手段”来实现；树立个人“威信”。新官一上任，就想给人以任人唯贤、大胆改革的形象。不管三七二十一，搞竞争上岗、换岗交流。不问效果如何，干部变动了岗位就是有新举措；摆改革“架式”。中层干部竞争上岗，形式上轰轰烈烈，实质上虚张声势。对权力要害岗位原班人马不动，只是把无关紧要的中层岗位拿出来搞竞争上岗或轮岗交流。如此搞轰动效应给中层干部竞争上岗、换岗交流带来了负面影响。个别单位搞“感情竞争”，将一些能力水平一般、思想品德不好的人“撮合”到中层领导岗位上。由此人们对中层干部竞争上岗的信任度下降了。为此，市委领导在调查研究，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提出中层干部竞争选拔要网注重实际效果，要把群众的“知情权、选择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体现到各个程序和步骤，使民主化程度达到百分之百。
一是规范“一把手用人权”。在有关会议上，市委领导专题组织学习《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公务员法》和《江苏省党政领导机关和事业单位中层干部竞争上岗、轮岗交流工作实施意见》，结合学习，对全市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中层干部竞争上岗工作进行总结，并对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领导同志如何选好人用好人提出要求。为进一步规范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一把手”的用人权，市委组织部和市人事局一起建立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中层干部选拔任用预审制度，并以文件形式下发到各机关和事业单位。要求凡是市委机关和乡镇机关选拔任用中层正职干部，都必须提前一个星期将竞争候选人或选拔对象提交组织部进行预审；市政府机关、事业单位选拔任用中层正职干部，也必须由人事局进行预审。组织人事部门对预审对象职务、年龄、文化、现实表现、考核结果等进行把关，从而把住了用人关口。
二是扩大民主参与程度。改变以组织或个人名义确定候选人的做法，由单位干部群众公开推荐候选人。**年8月，市民政局拿出6个中层正职岗位在全体机关干部中进行公开竞争。在全体机关中层干部和工作人员中推荐各个职位的人选，然后取推荐产生各个职位得票数的前3名作为候选人。为了防止由领导当评委、竞争者能力水平孰高孰低全凭领导人“一锤子定音”的问题，广泛走群众路线，由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来当评委。**年10月，市公安局在18名中层干部竞职选拔演讲中，由该系统一线的79名公安干警担任评委，把评价权交给群众。其结果让人十分满意，真正达到高分者服众、低分者服气。
三是活化竞争形式。如何在编制人数较少的单位实行中层干部竞争上岗、轮岗交流，这是困扰组织人事部门的难题。近年来，我们创新思维，活化竞争形式，从而达到竞争择优的效果。一方面，对编制职数10人以内的小单位，由组织人事部门参与指导进行。对一人一个岗位，形不成竞争的小单位，按照竞争上岗有关程序，实行笔试和演讲答辩。对笔试成绩、演讲答辩成绩、现实表现情况、工作实绩等进行综合评价。根据评价结果由组织人事部门与机关事业单位党组织一起决定是否任用。通过这种形式，对市妇联、团委、地震局、防空办等26个单位进行中层干部竞争网选拔任用，收到了较好效果。另一方面，针对小单位优秀年轻干部崭露头角机会少，得不到及时选拔任用的情况，在全市进行“万人荐贤”活动。组织市直党政机关、乡镇机关、事业单位全体干部职工，以及基层党员群众向上级党组织推荐优秀后备干部。共推荐乡镇（局）级后备干部265名。经过考察确认，50名文化素质高，思想品德好，有培养潜力的年轻干部作为“第一梯队”，并将他们分别下派到乡镇、开发区、招商局、行政审批中心等一线岗位进行磨炼，提高综合素质。
二、创造“支点效应”，让中层干部竞争上岗、轮岗交流出现气象万千
有一句名言叫做“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对于机关中层干部竞争上岗来说，看起来是一个选拔人才的过程，其实它也是一个培养人才、选拔人才、使用人才系统的工程。就是说，有知识能力者参加，才能形成竞争局面，否则“竞争”二字就无从谈起。近年来，我们就如何抓好中层干部队伍建设，提高中层干部竞争上岗质量效果作了探讨实践，并取得较好的的社会效应。
一是创造中层干部最佳成长环境。市委提出党政机关干部社会化人才战略，把提高广大机关干部学识水平放在首位。三年来，全市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中层以下干部函授或自学获得本科以上文凭的占总人数的34.6%。与此同时，90%以上中层干部业余学习现代经济、科技等方面的知识，机关中层干部队伍知识面貌焕然一新。在今年我市教育、卫生系统事业单位中层干部竞争上岗活动中，要求参加竞争者要达到大专以上学历，同时笔试、面试题也由过去的应用基础知识试题向科学发展社会化职业能力知识试题转变。
二是营造人才脱颖而出的最佳竞争机制。我市在农口部门场圃、园所事业单位和乡镇事业单位机构配套改革中，营造一个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竞争机制。按照机构、编制、职位“三定”方案规定，本着公开、公正、竞争、择优原则，将符合条件的所有工作人员参加竞争上岗。对参加中层岗位正职和副职竞争者，打破科室、部门、行业的界限，同时去除资历限制，职务“零起点”竞争中层领导岗位。经过激烈竞争，使67名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走上中层领导岗位。将一批年龄大、文化水平低的干部改任非领导职务或离岗休息。
三是创新中层干部能力最佳锻炼方式。多方位发现启用人才、多岗位锻炼培养人才，是我市建设高素质中层干部队伍的有力举措。今年，市委进行中层干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走出一条适应经济社会对干部成长发展要求的新路子。实行市级党政机关和乡镇中层干部竞争选拔“双向交流”活动。从市级党政机关挑选出23名年轻干部到乡镇（经济开发区）担任乡镇长（主任）助理职务；从乡镇中层干部中选拔出15名同志到市政府综合部门和职能部门担任局长助理职务。这样网一来，使机关和乡镇优秀中层干部有了最佳学习锻炼的好机会，为优秀人才尽快脱颖而出创造了先决条件。
三、探求“发展效应”，让中层干部竞争上岗、轮岗交流跳出传统沿袭
我们现在的中层干部竞争上岗的模式，是十多年前设定的。其形式、方法和内容都比较“原始”，已落后于时展要求。然而，一个新生事物的出现和被应用，要在继承上发展，在延继中创新，在创新中不断深化，唯此，才能不断取得实质性成果，使中层干部队伍建设充满生机活力。那么，怎样才能适应时展要求呢？
第一、要解决起点不要高的问题。现在我们有一些单位所搞的中层干部竞争上岗、轮岗交流已不适应时代要求。主要表现在：学识水平要求低。一般竞争上岗，职位要求竞争者具有大专文化即可，至于学术水平、技能特长一概不谈；能力水平无标准。对参与竞争者本身能力也应有一个界定，能力到底在哪个方面，是否具备此职位任用标准等；气质与心理条件基本上是空白。有人错误地认为，中层干部竞争上岗，不像公推竞选科局级、县处级干部那样，对干部心理状态、精神气质要求高。所以，带来从中岗领导岗位上向科局级、县处级选拔优秀领导干部，越来越显得素质层次不够的问题。
就像一滴水落入滚油锅里，注定会听到“刺啦”一声一样，当“都市报竞争力20强”新鲜出炉之后，毫无例外地激起一片喧腾。
6月12日，“中国报业竞争力年会”在北京圆满结束。年会组委会组织实施的“国内都市类报纸竞争力监测”结果揭晓，获得前20名的报纸是《新民晚报》、《北京晚报》、《扬子晚报》、《羊城晚报》、《钱江晚报》、《齐鲁晚报》、《北京青年报》、《成都商报》、《宁波晚报》、《大河报》、《楚天都市报》、《都市快报》、《今晚报》、《半岛晨报》、《南方都市报》、《华商报》、《新晚报》、《半岛都市报》、《金陵晚报》、《青岛晚报》。消息甫出，争议立起。上榜媒体自然是笑逐颜开，大力渲染，而未上榜媒体则气愤难平，竭力抨击。
这次评选，由于所涉媒体都是处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的都市报，而且是综合多因素和指标的“竞争力”报告，对媒体的“市场意义”重大，因此，媒体反映冰火两重天就不难理解了。
二
考察此次竞争力排名风波，竞争异常激烈的南京几家媒体的争执可为缩影。
6月13日，南京的《扬子晚报》和《金陵晚报》同时高调宣布进入全国都市报20强。这两家报纸在显著位置载文称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主办的“中国报业竞争力年会”了“国内都市生活类报纸竞争力监测报告”，根据综合评分的高低，排出了“前20强”，并称扬子和金陵都进入了20强，分别排名第3和第19。这一举动，直接刺激了在南京报业市场占有率相当高的《现代快报》。
6月14日，《现代快报》载文质疑都市报20强排名，借读者的来电询问为由头，作出如下澄清：“中国报业竞争力年会”主办单位也给快报发来了邀请函，邀请快报提供发行量、广告收入等资料，参加“国内都市生活类报纸竞争力”评比。快报编委会认为，虽然这次活动是由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主办，但承办方却是北京的一家市场化运作的媒体，评比的权威性和公正性让人难以放心。同时快报经常收到形形的评比邀请函，快报编委会认为与其参加评比去博虚名，不如实实在在办好报纸，认认真真为读者服务，因此决定不参与任何评比，此次评比理所当然遭到快报拒绝。
在文章中，《现代快报》对“根据综合评分的高低”排出的“20强”顺序表示强烈质疑。“例如《宁波晚报》自己对外宣传‘日发行量32万份，去年广告收入1.1亿’，而《华商报》去年广告收入达3.9亿，日发行量超过50万份。但在这次‘20强’的排行榜中，《宁波晚报》排名第9，而《华商报》却排在倒数第5。同样，《大河报》、《楚天都市报》、《南方都市报》这三大媒体在全国都市报中，无论是广告收入还是发行量和影响力都远超《宁波晚报》，但排名却在其后。对于这种排名怪现象，《华商报》一位负责人评价是“不太科学”，不能反映《华商报》的真正实力。
《现代快报》还对同样“名落孙山”的几家地方强势媒体进行采访。《京华时报》副社长兼总编辑付在接受该报记者采访时说：创刊才3周年的《京华时报》去年已稳稳占据北京地区早报市场发行量的第一位，占据了50%以上的零售市场，去年广告实际收入2.38亿元，可以说是国内都市报中发展速度最快的报纸。对“中国报业竞争力年会”的“国内都市生活类报纸竞争力监测报告”，朱总编表示，他对此类排名并不在乎，所谓的排行榜只是某些圈中人士的一种似是而非的看法，大可一笑置之。对于都市报而言，得到市场承认才是最重要的。湖南《潇湘晨报》社长兼总编辑龚曙光则在接受采访时称：《潇湘晨报》在湖南省发行量第一，零售量第一，平均每期阅读率第一，广告传播效果最好，2003年的广告现金收入1.31亿，占湖南平面媒体广告份额的一半还多。关于此次评比，龚社长表示《潇湘晨报》没有参与这次“年会”，所以对此不予置评。但他一再强调《潇湘晨报》的广告词“影响无处不在，权威只在人心”。当然，据快报记者透露，也有一些没有上榜的媒体老总在接受采访时，以不方便表态为由没有发表看法。
这一文章见报后，旋即被《南方都市报》等一些媒体予以转载，假《现代快报》之文章，浇自己“郁闷”之块垒。
6月15日，作为《现代快报》最直接的竞争对手之一的《金陵晚报》予以回应。该报借采访“竞争力报告”监测项目的负责人金碚博士对快报的质疑进行反击。金碚告诉记者，“我们使用的数据指标有很多，不仅仅取决于发行量和广告两个数据”。他说，竞争力指标不是一个线式的指标，有很多和消费者相关的因素，这必须用软指标来解决。这次对都市类的报纸的监测，70％是基础性指标，30％是软指标。此外还有三个参考来源，一是2003年中国报纸年度检查提供的数据，二是慧聪媒体研究中心提供的全国报刊广告见刊额数据，三是央视市场研究有限公司全国读者调查数据的结果。针对《现代快报》对20强排名的质疑，金碚重申，“这次是提供监测分析和研究的结果，根本不存在排名和评比一说。说《宁波晚报》排名第9、《华商报》排倒数第5，我不知道这样的排名是从哪里来的，因为在最有竞争力的前20强中，根本不存在排名的问题，不是按照公布时的排列顺序来决定第一第二的”。而针对此次监测报告是一次功利性评比的说法，金碚表示，“我们这次是对全国700多家都市报进行监测分析和研究，而不是所谓的排名和评比，说我们这次监测分析和研究是功利性，完全是一种歪曲，因为我们没有收过一分钱。对这次的监测结果，可能会有一些媒体不认同，但我们这次的监测是以2003年中国报纸年度检查提供的数据为基础，数据基础是客观的。有些媒体只能听好话，其实这本身就是报纸竞争力脆弱的表现”。
6月16日，争论进一步升级。这一天，新华社记者曲志红撰文质疑这一竞争力报告，这篇文章被全国多家媒体转载，《现代快报》以“特别报道”的形式予以全文转载，并配发评论员文章。在新华社这篇文章中，记者通过引用金碚的有关说法，不动声色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金碚说，所有的数据都是用最规范的方式取得的，用的全部是现成数据，包括新闻出版总署提供的2003年中国报纸年度检查提供的数据（反映了2002年的情况），慧聪媒体研究中心提供的2002年度的全国报刊广告见刊额数据，央视市场研究有限公司2002年秋季到2003年春季全国读者调查数据。“这次监测结果可能会有一些不那么合适的地方，因为结果的科学性有赖于数据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我们就是用数据来说话，至于数据准不准，我们没有办法。”对于监测结果中出现的一些被人质疑的情况，他表示，“我们的方法得出的结果就是如此，对于得出的结论，我们不能再去调整。方法就像一把直尺，量方的东西可能很标准，量圆的东西可能就不大精确。”那么，这把尺子是否合适？“当然，它不完善。甚至永远不可能完全科学、准确。”金碚说，我们在现有条件和可能情况下，已经尽可能使它科学、规范了。对这种数据，看你怎么看、怎么用 。大家认为数据可能不准，而且陈旧，我可以理解，也应该不断改进。但从统计学意义上，永远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具体到这次监测，他认为80％的可信度绝对是有的。他说，“一个统计能有80％的可信度，就很不错了。”文章最后借京华时报社长吴海民的话表示了记者的质疑，吴海民认为，这次监测有两个最主要的问题：一个是数据来源有问题，是否准确、质量如何，值得探究。另一个就是数据太滞后，用的是2002年的数据。近一两年报业发展异常迅速，变化也十分显著，2002年的数据已经不能代表今天的情况。所以，“整个监测结果也就值得质疑了”。
三
像南京《现代快报》和《金陵晚报》这样围绕这一竞争力报告直接交锋的媒体不多，但这两家报纸的态度，则具有代表意义。上榜者欢呼雀跃，如《宁波晚报》、《成都晚报》等媒体都专门刊文在显著位置造势宣传，未上榜者和对排名不满的媒体则采取转载《现代快报》以及新华社文章的形式，表示自己的态度。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金碚博士一再声明，“20强这种序列并没有太大意义，我们不是评比，只是一种研究性的监测，而且是尝试。第一、第二、第三不代表什么，就像一个人体检，血压、肺活量等等都要看具体数据指标。我们所做的，只是为研究报业竞争力问题提供些量化的具体材料。”但是，这种不是排名的“结果”，却被上榜媒体作为排名来炒作，南京的《扬子晚报》和《金陵晚报》是这样报道的，而《宁波晚报》更是按捺不住狂喜，以“‘全国第九’的硕果是怎样捕获的？”为题进行了详尽的报道。这种结果，应该是该报告的主持者能够想象得到的。
这种冠以“竞争力”、带有市场导向性的测评报告，引起被测评者的注意本来就是可以想见的，更何况这一报告是在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主办的“中国报业竞争力”年会上的，更带有某种意义上的官方成分，因此，其市场导向性就更令人侧目。
综观这次风波，有三个焦点问题无法回避。
第一，竞争力的综合指数是否科学合理。
据该报告的主持人、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经营报》社长金碚博士称，综合指数中70%的是发行量、广告额等硬指标，“影响最大的指标还是销售收入和总印张数”。另外就是30%的软指标。这软指标到底包括哪些要素，项目主持方没有详尽说明。据金碚博士介绍，其中引入的“阅读率”指标，是重要的一项权重。阅读率指标，采用的是央视调查的结果。进入基础数据前30名的报社，而其中没有进入综合排名前20名的报社，他们的阅读率指标低于平均得分，表明报纸的阅读率确实是一个能够客观反映报纸竞争力的重要指标。由于各个地区报业市场的不同，加入阅读率指标以后，监测数据的排序变化比较大，部分反映了地区报业市场的结构和竞争强度的差别。阅读率有两个含义，一个含义是它确实表明一个报社有没有竞争力，同时也反映出这个地区的报业市场结构。在一些竞争激烈的地方，由于人比较多，阅读率会分散，在相对垄断性强的地方，反而有些报纸排序会往前，这可能就是如《宁波晚报》这样的媒体排名靠前的依据吧。
但是，这一“软指标”的设计和监测是否科学合理，是最引人诟病的地方。到目前为止，在学术上，对“报业竞争力”的所谓“软指标”并没有比较权威的认同。因此，金培博士所说的研究“范式”能否成立还要打个大大的问号。
第二，数据是否准确。
对于“竞争力报告”是否权威，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数据来源是否准确权威，如果这个前提
不能保证的话，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报告就可能沦为儿戏，甚至连儿戏都不如。
我国至今既没有加入ABC，也没有采纳BPA，更没有建立自己的报刊发行量权威认证机构，因此报刊的发行量无法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各地的发行量，多数是各个媒体根据自己的需要公布一下，其水分之多有的甚至可以打对折，因此，各个报社大多心知肚明，并不当一回事。此外，广告收益也被各家报社视为“企业秘密”，不轻易为外人道。即便如慧聪这样的专业媒介调查公司，在层层壁垒前，所得到的数据真实性也是难以得到保证的。
第三，数据的时效性问题。
媒体市场竞争激烈，一年之内，排名易位的情形并不鲜见。因此，能不能运用尽可能时新的数据则是保证这样的研究报告权威性的另一个问题。因此，用2002年的数据来衡量2003年媒体“竞争力”的指标，也有待商榷。
四
中国的报业，由于进入发育本身就不健全的市场时间不长，竞争本来就不太充分。此次监测报告揭示出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目前中国报业的竞争力主要还是靠规模影响，企业化运作程度并不是很高，在市场中的表现也不是很成熟，报业从整体上看竞争力不强。
正因为媒体的整体竞争力不强，市场表现不是太成熟，因此，在对待“竞争力报告”以及诸如此类的排行榜时，就格外的敏感和脆弱，有时反应近乎偏执。这给我们多重启示：
1、尽快和国际接轨，建立权威的报刊发行量认证制度。报刊接受发行量认证已是大势所趋，这是中国报刊业健康、有序发展的必由之路。
2、媒介调查市场大有可为。对于如央视索福瑞、慧聪等专业的媒介调查公司来说，如何能够更专业、科学地贴近市场，对诸如广告额(包括实际到账率)等细分调查项目以及阅读率等方面做出更权威的监控的话，则不仅有利于自身的进一步壮大和发展，对中国传媒市场的影响也将与日俱增。
3、尽快由权威部门如新闻出版总署委托权威传媒研究机构推出更科学、更合理、更具有范式意义的媒介研究项目，来指导包括报业在内的中国传媒的发展，也是势在必行。
市场需求调查报告
主要内容包括产品销售对象的数量与构成，消费者家庭收入水平，实际购买力，潜在需求量及其购买意向，如消费者收入增加额度、需求层次变化情况，消费者对商品需求程度的变化、消费心理等。
市场供给调查报告
主要内容包括商品资源总量及构成，商品生产厂家有关情况，产品更新换代情况，不同商品市场生命周期的阶段，商品供给前景等。
商品销售渠道调查报告
主要内容包括渠道种类与各渠道销售商品的数量、潜力，商品流转环节、路线、仓储情况等。
商品价格调查报告
主要内容包括商品成本、税金、市场价格变动情况，消费者对价格变动情况的反映等。
市场竞争情况调查报告
主要内容包括竞争对手情况，竞争手段，竞争产品质量、性能、价格等。
写法和要求
1。标题。一般来说，市场调查报告的标题没有严格的格式。它要求与文章的内容溶为一体．是文章内容的高度概括，用精练简洁的文字去表现文章的中心思想。市场调查的标题有：在标题里直接写明市场调查的地区、调查的项目和“市场调查”这一文种；在标题里直接提出某一种商品在市场上的问题，点明文章的中心，如《×牌冰箱被冷落》；用主标题点明文章的中心，再用副标题说明市场调查的项目、地区和文种；用大标题点明市场调查的项目、范围、内容和情况，用小标题说明全文的主要内容。
2。前言。前言部分用简明扼要的文字写出调查报告撰写的依据，报告的研究目的或主旨，调查的范围、时间、地点及所采用的调查方法、方式。
发行量――讳莫如深的数字
发行量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它包括实销量、摊点实销量、印刷量、最大发行量、总发行量、平均期发量等不同的指标。
中国报刊发行量数据的真实性与否，一直如同“皇帝的新衣”，各家报社都心照不宣。报刊界中也仿佛有一种不成文的“礼貌”――别问报纸的发行量。一些老总回答起自己报刊的发行量，要么遮遮掩掩，要么虚虚实实，总之一句话，让你雾里看花，难辨真假。报刊发行量在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是非常透明的，各大媒体的发行状况，包括报刊印刷数量、实际销售数量以及定向赠阅数量，都能通过公开渠道查到，而且媒体也乐意公布自己的发行数据。但是到了中国，情况就截然不同。全国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将发行量视为最高商业机密，谁敢泄露，家法严惩。记得早些年前《新闻记者》杂志开辟了“晚报大家庭档案”专栏，请全国各家晚报提交各自的发行量、广告营业额、员工人数、创刊时间、定价、版数等相关数据资料，但不少晚报婉言谢绝，即使提供数据的，发行量和广告营业额这两栏也往往空缺。即使报社迫不得已必须透露发行量（如向上级部门汇报、编撰新闻年鉴、自我广告宣传等），也是遮遮盖盖、真真假假。比如，“本报发行量今年比去年同期增加24％”。然而具体数字是多少？无可奉告。至于“拥兵三千，号称十万”的，更不在少数。
众所周知，在报刊业的经营过程中，受众、广告和发行是报刊竞争的三大核心内容。一份报纸内容办的出色，拥有足够多的受众，客观上才能保持一个比较可观的报纸发行量。而广告主选择媒体投放广告的重要依据，对于报刊来说，其主要参考因素就在于报刊的发行量。报纸发行量的多寡，又客观上影响报刊到达受众的数量。报刊竞争力的三大核心之间是一个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过程。
然而，伴随着上个世纪以来的报刊市场化动作和“厚报时代”的来临，靠发行赚钱对于绝大部分报纸来说，已经一去不返了。国内靠发行赚钱的报纸除了像《参考消息》、《读者》等有较大影响的报刊之外，几乎所有的报刊发行都在赔钱。报刊盈利来源纯粹地转向了广告收入。广告当仁不让地成为了报刊社利润来源的支柱。而如何获得购买报刊版面的广告主或是广告公司的青睐，发行量自然成为报刊社非常敏感的问题。处于变革中的中国传媒产业充满不确定性，体制的变迁、利益的重构与信息不对称交相并存，“发行量之争”正是这种现状一个集中反映。
发行量的虚报是当前报刊界无序竞争的一个极端表现，只要愿意，某些报社老总可以随时添加自己的发行量。从短时间看，这种做法可以一时拉来广告，但从长远看无异于饮鸩止渴。从新闻职业道德的角度讲，这是报刊面对社会、面对竞争对手的诚信问题。一个连自己发行量真实性都难保证的报刊，如何教育自己的编辑记者真实地反映社会？如何让读者相信它能够刊载真实的新闻呢？而从报刊自身来说，报刊的发行量是报刊质量的一面镜子，是报刊营销能力的综合标志，玩弄数字游戏终究会有“崩盘”的一天，而一个健康可信的报刊发行稽核系统是可以避免这一危险发生的。
千呼万唤始出来
缺乏权威、公正的报刊发行量认证组织目前已成为制约新闻事业发展的瓶颈之一。从表面上看，需要报刊发行量真实数据最急切的是那些广告主和广告公司，他们想知道到底自己的广告费该投放给哪家报刊，哪家报刊才能最好地表达他们的广告诉求，然而在实际上，真正需要一个统一、公开和公正的发行量稽核系统的，恰恰是报刊界自身。
时间拨回至2003年6月9日，在爱尔兰都柏林召开的世界报业协会第56届年会上公布了2002年“全球日报发行量前100名”排行版，中国有《参考消息》、《人民日报》等15种报纸进入这个名单。同时，根据世界报业协会公布的数字，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报纸消费国，日发行量达到8200万份，引起了新闻界的广泛关注。
然而，其后续事态的发展却出乎意料。从排行榜出台一直到7月份，从《新闻记者》在第7期刊发《世界日报发行量前100名一览表》到各地报纸杂志纷纷对排行结果公开或非公开表态，或欢欣鼓舞，或指责质疑，或相互攻讦，风波骤起，热闹非常，成为年内传媒界的一大话题。而在此前，类似的事件也曾数度发生，如1998年央视调查机构的有关石家庄报业的数据、新生布的有关武汉报业的数据，2000年大洋网的排行榜等，都曾引发过当地报社之间的争执。
各地纷争的一个原因在于数据提供者的身份上。无论是“央视调查机构”还是“新生代”，都是商业性的市场调查机构，提供调查数据当然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用户向它们购买数据用于分析和研究市场，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行为。但是，目前我国市场鱼龙混杂，调查业也良莠不齐，人们有权利对调查数据提出质疑。比如，在广州地区就曾有一家虚构的所谓“新境界市场调研公司”，拿着一份编造的《广州地区各类报刊（印刷量及广告效应）一览表》到处兜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用户把购买来的调查数据用于竞争目的，暂且不论这些数据是否准确，单凭数据提供者的身份而言，就足以让那些被调查数据置于不利地位的一方或几方有了说辞。
而目前我国有些报刊已先后不定期地实行了报刊发行量公证，如《电子产品世界》，从1995年开始率先在国内电子行业作BPA发行量国际公证；中国计算机报在1998年邮发量达18.1万份时，也曾通过北京市公证处来公开自己的发行量；北京晚报在其印发了120万份时，也通过北京市公证处进行了公证。由于当时我国没有专门的报刊发行量认证机构，因此上述报刊在寻求公证时，或是寻找国外的权威认证机构，或者通过国内的公证部门来认证。但是这些认证要么针对某一期的数量，而不是平均发行数字；要么公证的发行量是印刷数而非实际销售数；要么认证部门不是权威的发行量稽核专业机构，总之，相对于国际上公认的发行量认证制度来说，因此国内目前还处于“真正意义上的发行量认证缺失”阶段，而传媒咨询公司的发行量调查只是起到了发行监测作用。
随着我国媒体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和规范，越来越多的广告主和广告公司需要真实了解所购买媒体的情况，尤其是报刊真实的发行量以及读者构成情况等。而长期以来，国内媒体对这些内容一直讳莫如深，在实际报刊经营管理过程中，虚报、谎报发行量的现象时有发生。报刊界这种现象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媒体产业健康发展和市场竞争的需要，媒体管理机构、广告商和一些媒体早就在呼吁建立一个公正的第三方报刊发行量核查机构，以提供权威的报刊发行量信息。
《传媒》早在2003年就提出建言：“在中国市场语境中，完全照搬ABC或BPA的做法行不通，也不能完全交由纯商业性调查机构来动作。政府的主导至关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由政府直接操作是理想的选择。或许，在某些方面，ISO9000等质量认证体系的做法值得传媒业借鉴，那就是政府主导，与国际机构合作，引入国际标准，进行本土化操作。”
事实上，一批有识之士早就开始了建立报刊发行量核查机构的呼吁，业已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基础。从国内环境来看，目前已经成立了中国报业协会、中国广告协会、中国广告协会广告主委员会，中国市场调查协会也正在筹组之中，这些行业性社团的存在无疑为报刊发行量核查机构的建立提供了可以借助的力量。国际报刊发行量核查组织联合会IFABC支持和鼓励各国建立独立的发行量核查机构，我们可以较为容易地吸取各国类似机构的组织形式和成功经验，从而可以避免挫折，少走弯路。
改革开放的时代步履已经跨入了新的世纪，新闻出版业迫切要求建立一种公平、公正、公开、诚信的市场竞争机制，迫切需要有一个独立于政府部门、出版商之外的第三方中介机构，来监督、审核出版单位的发行量及相关数据，向社会公正、权威的出版物发行量数据信息，来确定他们各自的量级与地位，来确定他们中到底谁是真正的中国传媒航母；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一部分，早日建立一个发行量审核认证机构，定期公布经过严格审核的发行数据，既能激活市场，又使竞争有序；在管理上将行政措施转变为利用市场机制来规范报刊出版单位的市场行为。同时，通过发行量的认证，报刊管理部门将获得大量真实可靠的统计数据，新闻出版管理工作就可以建立在对数字分析的基础上。
早在2000年12月18日，石宗源署长在合肥全国报刊管理工作会议上提出：“利用国际权威认证机构认定报刊发行量及报刊整体质量，是世界各国报刊扩大知名度的重要途径”；我们要“与国际有关机构合作，成立中国报刊认证机构”。依据这个战略意图，新闻出版总署开始了考察和调研，2001年、2002年两年间，先后11次与美国BPA接触，了解情况，并两次赴美专题考察；这期间，还对国内的报刊社开展了大型基础问卷调查。经过系统、广泛的调查研究，大量而周密扎实的工作，对建立我国的报刊发行量审计认证体系有了初步的认识，形成《关于在我国建立出版物发行量审计查认证的报告》和相关文字资料。2003年6月新闻出版总署认为，在我国尽快建立报刊认证机构，“有利于读者对于报刊的认知，有利于商家利用报刊开展广告经营业务，有利于报刊自身的经营发展，也有利于出版行政部门对报刊业的宏观管理，对于报刊业扩大知名度、提高整体质量十分必要。”这一消息传出，业界一时“报刊发行量认证制度呼之欲出”的声音鹊起。
在业界千呼万唤之后成立的国新出版物发行数据调查中心，看似“姗姗”，实则不迟，它的诞生，凝结着新闻出版总署主要领导和很多有关同志的心血。
报刊的消费者权益
在4月25日正式揭牌之前，国新出版物发行数据调查中心已于3月15日召开了成立大会。选择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开成立大会，是巧合还是刻意？报刊认证制度说到底是对报刊的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报纸的消费者有两类，其一为读者，其二为广告商。报纸在产业化运作过程中实际面对的是两个市场，报纸市场与广告市场。由于报业的经济效益直接来源于广告市场，因此，对广告客户的争夺也就成了报业竞争的主要内容。但是，报业经营者在广告市场上竞争的资本则来源于在报纸市场所获得的传播效能，确定报纸传播效能高低的量化指标主要就是报纸的发行量。因此，报纸的发行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成了广告市场上的一种商品，发行量越大，这种商品的价值就越高。于是，报纸间的经济利益之争最终就落脚在报纸发行量的竞争上。在报刊市场，买方是广告主，卖方是报刊社。这里的信息不对称是，作为买方的广告主无从知晓作为卖方报刊社的准确发行量，从而导致错误购买行为。
在成熟的报业市场上，为了保证公平竞争，维护广告主、广告商和报业经营者的经济利益，一般都有一个报刊发行量的核查组织作为市场的中介机构，由它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核查公布报纸的发行量，以避免个别报社弄虚作假，确保发行量数据的真实性。对于那些胆敢通过虚报发行量的手段进行不正当竞争的做法，法律和行规都将予以严惩。1997年9月，香港的英文《虎报》因涉嫌每日虚报一万多份发行量，受到了香港廉政公署的审查，最后3名当事人分别被法庭判处4至6个月的拘役，即为一个例子。
然而，反观此前我国报业市场竞争的现实，报纸的发行量任由各报自说自话，发行量的水分岂止区区一万份的虚报。尽管我国《广告法》也规定：“广告者向广告主、广告经营者提供的媒介覆盖率、收视率、发行量等资料应当真实。”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核查手段及处罚措施与之相配套，这一规定几乎成为一句空语。为了追逐经济效益，一些发行量仅有数千的报纸敢号称数万，仅有数万的报纸敢号称几十万；更有甚者，某些报社还明令规定报社工作人员不得向外透露本报的发行量，违者就要受到处罚。这就使得我国报纸的发行量成了一个“黑洞”，深不可测，局外人根本不知深浅。显然，这种状况有违公平竞争的原则，它不仅构成了对广告商的商业欺诈，同时也构成了与报业同行的恶性竞争，损害了诚实守信的报业经营者的利益。近年来，一些国外广告主和广告公司，在进入我国从事广告经营业务时，常常以我国报纸的发行量没有经过核查，不真实、不可靠为因，作为向报纸杀价的理由。这种状况如任其进一步发展，最终受损害的是报纸的消费者，进而是整个中国报刊业。
消费者是行业和产品存在的基础，只有保护好了消费者权益，才能确保行业的健康发展。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按此条规定，读者和广告商作为报刊的消费者，了解报刊真实发行量是他们的权利，向他们公布真实发行量是报刊社的义务。发行量认证制度的推行，是实现这个权利和义务的保障。
犹抱琵琶半遮面
早在几年前得悉新闻出版总署等部门正在着手建立发行量认证制度时，业内人士就提出了几大争议：一，是否要引进ABC和BPA这两种认证制度？是选取其中一种还是二者某种程度上的综合，拟或建立第三种认证制度？二，如果建立新的发行量认证制度，该由哪个机构去具体运营，是中国报业协会等行业组织，还是新闻出版总署等政府机构？三，如果引进ABC或BPA，政府管理部门该如何有效管理？四，在发行量认证体系引进过程中该如何处理国际化与本土化、市场化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矛盾？
如今国新出版物发行数据调查中心的成立已经相对完满地解答了前两个疑问。其一，调查中心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独立法人，属非盈利机构，实行民政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双重管理，民政部为登记管理机关，新闻出版总署为业务主管机构。这样的双重管理直接保证了调查中心在报刊发行量认证制度执行中独一的权威性。其二，通过对国际上ABC和BPA这两种认证制度的学习和比较，国新出版物发行数据调查中心最终是在借鉴英国发行量稽核制度ABC（Audit Bureau of Circulations）的基础上筹建的。总的来说，调查中心的成立一如在理事会召开当日有人讲过这样的一句话――我们前期的筹备工作，只不过是为一部伟大的历史正剧打开了序幕。而到它挂牌的那天，中国的大地上将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事物、新机构，它将以公正、诚信的巨膀，托负起中国新闻出版事业有序竞争的明天。
“新”固然是国新调查中心最为突出的特点，然而面对剩下的两个疑问，是“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是报刊管理的公正裁判所还是发行量这场数字游戏另一个名利场，显然因为人事制度、资金来源等基础管理上的语焉不详而让业内不少人士表现得并不乐观。
按目前公布的资料，国新中心的主要业务职能是向出版社、报刊社、互联网等出版单位、广告客户、广告商及有关调查研究机构提供图书、报刊、互联网等出版物印刷量和发行量及相关数据的认证和信息服务；对出版社、报刊社、互联网等出版物的受众、客户构成及出版、广告、发行进行数据调查，向社会提供数据咨询服务等业务。职能是这些，但具体的操作方式和方法还不明了，给人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它的认证规则是怎样的？认证方式是申请还是强制？如何保证认证的公平、公正？作为民办非企业单位、非盈利机构，经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还有待国新中心在实践中解答。
阳光下的角逐
[关键词]日本 竞争情报 组织 比较研究
[分类号]G351
日本是一个“情报大国”。在明治维新时期(1868年)，日本为了追赶西方国家经济和技术，就设置了一个收集西方国家情报的下属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之后，日本设置了多个隶属政府的组织，以各种形式支持该国企业的竞争情报(com-petitive intelligence，CI)活动，并促进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本文拟对日本4大CI组织在其形式和服务内容上做比较研究，为我国CI事业发展提供借鉴。
1 日本4大CI组织概况
日本4大CI组织是指经济产业省(Ministry of E-conomy，Trade and Industry，METI)、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JETRO)、日本工商总会(Japa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JCCI)及日本经济联合社(Nippon Keidanren，NK)。
METI以高端水平主持着CI活动――以部级水平进行收集和CI，提供战略决策支持和规划。METI的前身是1951年成立的MITI(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二战后，为了恢复日本经济，日本政府成立了MITI，旨在为本国企业在学习甚至超越西方企业提供情报服务。2001年，政府部门重组了METI，共设置了13个部门，如中小企业、日本专利局等下属机构，是一种政府组织和支持的综合性信息服务机构，并结合了商业服务与公益服务。METI引领着日本企业定标赶超西方先进企业，并为各行各业提供服务。
JETRO在METI支持下于1958年成立，主要以促进日本的出口贸易为目的。到21世纪，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日益扩大、国内人口年龄老化和低出生率问题日益严重背景下，JETRO的新焦点将是促进外国在日本的直接投资。它由日本东京的总部、日本大阪办事处、经济发展协会、国内外办事处、东盟及东亚经济研究所等机构组成。其主要职能是为该国的国际贸易公司及日本企业的海外机构收集与进出口贸易相关的信息，为企业提供早期预警、竞争对手的监视和评估。
最早的日本商社于1878年3月在日本东京成立。后来，其他城市也陆续成立商社，并在1892年，由15个商社合并而成工商行会联盟，该组织于1922年更名为日本工商总会(JCCI)。JCCI有助于解决企业的信息流通问题，具有公共性、非政治性、非营利性等特点。目前日本几乎所有的主要城市都设有一个商会，全国共计517个(截至2007年4月)，拥有143万会员(截至2006年3月)。JCCI是所有地区商会的中心，并设置了情报促进部门、中小企业振兴机构等9个部门。
日本经济联合社(NK)是一个综合性的经济组织，诞生于2002年5月，由日本经济团体联盟和日本雇主协会联盟合并而成。该组织的1662名成员分布在1343个公司、130个行业协会及47个区域经济组织之间。NK涵盖经济、环境和社会各方面，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协调CI工作。它由许多个体企业提供工作人员和各种各样的信息，并通过合适方式执行商业CI活动，它能够就日本商业团体的各种问题(包括经济、工业、社会及劳工等问题)达成共识，并可与相关利益者(包括行政领导、行政管理员、工会及广大市民)进行信息沟通。
2 4大CI组织CI服务类型比较
4大CI组织为日本经济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CI服务。这些服务包括：提供情报通讯、CI人员培训、国内外商业活动数据等。下面将对它们做一比较，重点突出各个组织的特色服务(见表1)。
METI与其他三大组织相比所提供的服务最全面。其情报通讯刊物《商务信息》及《高度IT情报》是一本综合性的信息杂志，内容包括有价值的竞争情报，如各类型的预警报告、竞争对手监视报告等。METI的《海外商业活动调查(季度性统计)》、《日本经济结构和活动基本调查》及《对外国的隶属企业商业活动趋势的调查》这三大商业数据报告，对日本企业是一个风向标，可为企业提供最具价值的竞争对手商业活动数据；另外，METI还负责技术、环境保护及产业设置、能源和专利等问题。所有的日本企业都以某种形式与METI或它的隶属机构进行合作，以使他们的业务更顺畅。
与其他组织相比较，JETRO最大特点表现为国际性。从该组织所提供的情报通讯到商业活动数据，几乎都是从国际市场出发。JETRO在网上每月1―2次更新关于海外的贸易信息，同时定期调查各国不同行业技术，形成调查报告。例如：JETRO对欧洲技术研发所展开的调查(JETRO技术情报451号，2003年10月)，目的是调查英国技术开发政策及其研发动向、欧洲研发动向和制造技术以及德国机床的技术战略，获取欧洲的技术发展动向。
NK的CI人员培训服务与METI和JETRO相比更具特色。该组织完全将该项服务发展为具体的教育项目，以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为主要目的。NK情报通信委员会于2005年6月提出了培养高级情报通信人才的建议，并制定了一个如何开展情报通信教育的框架，该框架从经费到教育课程的设置都做了方案安排。教育经费由政府和企业承担，政府主要是提供教育支援款项，而企业则提供奖学金。课程设置包括了情报技术、商业战略等课程。授课人员除一般教员外，还包括企业情报专家。另外，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安排学生到企业中进行实际性的操作。该项目正在逐步实施之中。 JCCI作为一个行业协会，虽然不像METI那样提供全国性的服务，但是其所提供的人力资源情报及国内的市场调查报告对日本企业而言是制定战略规划的重要信息源。该组织的人力资源调查是对人才供给和需求的实况进行调查，能够反映出日本全国的企业人才结构与需求，而这些信息是企业在实际行动中必须要把握的。LOBO调查报告则是JCCI对商业的早期情况预测报告。该组织灵活运用JCCI的网络，对各地区各行业的销售额、核算、资金周转、进货单价、当月的工作人员的状况以及行业面对的问题进行调查，最后形成早期商业情况预测报告(LOBO)，让各企业根据调查结果对未来市场进行预测和规划。这种调查原则上在每月的20―25日之间进行，并在翌月1日公布结果。
关于竞争环境的保护问题，METI和NK都制定了针对性的措施，这些措施能有效地减少因竞争而导致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问题。METI设立了多种渠道、商业法规和技术法规以协调公司之间的冲突。NK则制定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伦理》等相关文件，目的也是为了强调企业的竞争应该基于一定的伦理之上，避免造成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从而会影响社会的稳定，破坏国家经济的协调发展。
METI及JETRO还进行资格及质量认证，但是两者的职责有所不同。METI设置了专利局作为部级的认定机构，而JETRO负责日本进口手续、货物进口检疫程序及修订贸易标准等具体工作，同时还承担中小企业的资格认证工作。
由上述比较可以看出，尽管4大组织都是CI组织，但各自所承担的责任并非完全相同，各具特色。总体上，4大组织除了提供CI服务之外，同时还根据国内外环境，设置了一些下属部门来推进CI服务，以促进日本企业的发展。
3 4大CI组织CI服务部门比较
上面是从组织层次上对4大CI组织做了比较，而许多活动实质上是由这些组织的下属部门执行的。下面对4大组织的特色部门做一个比较，藉此突出每个组织CI服务部门的主要功能，如表2所示：
3.1中小企业促进办公室的情报活动比较
目前，日本拥有430万个中小型企业，这些中小企业占所有企业数量的99.7％，提供的就业机会占整个就业市场的70％。由此可知：中小企业发展影响着整个日本经济发展。4大CI组织中的METI、JETRO、JCCI都设立了中小企业促进办公室，目的是为了扶持中小企业的成长。虽然这三组织都设置了同一办公机构，但提供的CI服务有所区别。
METI的中小企业机构成立于1964年。中小企业可以从该机构获得政府的帮助以改善他们的生产和技术能力，使企业管理的合理化并提高其业绩。即可以获取各种各样的专家咨询及与该企业最相关信息；该机构还为中小企业设置辅助课程、资金支持项目等。在中小企业机构下还设置了一个研究办事处，该办事处提供早期预警、监视和评估竞争对手、战略性规划以及具有战略性和实验性的决策建议等服务。此外，METI还设置了咨询部门，主要是承担向中小企业传递重要信息和政策的职责。
JETRO设置了中小企业出口支援办公室，该办公室与METI的中小企业机构相比较，具有两个特点：①该办公室主要是保证中小企业在国外市场的领先地位，特别是对水产、农业、纺织业的出口进行保护；②该办公室与贸易公司之间进行竞争情报合作，为这些贸易公司提供广泛的服务，如及时提供国外的船运、资金、保险等贸易问题的信息。这些贸易公司也可以帮助该办公室收集到更有效的信息。这时，贸易公司和JETRO往往都会聘请那些具有高收集和分析能力的CI专家作为他们的员工。
与前面两个组织相比较，JCCI的中小企业推进办公室重点表现为对旗下的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国内情报，还对新创立的企业提供政策咨询、产品开发、行业数据等情报，减低其经营风险。
3.2中国商务情报研究所的比较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并加入了WTO，日本对华的贸易投资进一步扩大，日本政府或企业都纷纷对商业活动进行调整。JETRO和JCCI专门设置了中国商务情报研究所，但存在着明显的区别。JETRO旗下的中国经济情报研究所，是一个收费性的服务部门。该研究所为其会员提供中国的政策信息和商业竞争信息，主要通过印刷资料(年报、期刊等)传递情报；还邀请专家授课，分析当前中国的商业竞争环境。
而JCCI组织下的中国商务情报研究所的主要目的是给予会员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在华的商业活动支援，这包括：投资环境信息、贸易交易信息、一般经济信息。此外，该研究所的咨询处向会员企业提供中国各地开发区信息。对于这些中国商务情报，JCCI通过网上杂志提供给会员企业。
3.3其他服务部门
JCCI和NK两大组织都设置了信息化促进办公室，体现了日本对现代化信息事业的重视。JCCI的信息化促进办公室主要体现在电子认证服务上，而NK情报通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促进情报通信的教育。
4 结论和启示
4.1结论
初步考察日本4大CI组织，笔者发现：①日本CI意识和活动都表现出历史悠久的特点。自明治维新(1868年)始，日本为了追赶西方国家的经济和技术，政府便设置了一个收集西方国家情报的下属机构，于1878年3月在日本东京成立了最早的日本商社。②在日本企业竞争情报事务中，政府与企业的合作关系十分密切。日本政府通过多种形式支持本国企业竞争情报活动，特别是为企业提供着主导的情报信息，而企业也为政府提供着具体的商业活动情况，这可以从4大CI组织提供的竞争情报服务略见一斑。③成员企业是4大CI组织的组织架构核心。4大CI组织活动的开展是以企业为主体，特别是JCCI和NK，该两大组织的成员均为个体企业。④从CI服务着手重视对中小企业的扶持。这主要体现在4大CI组织当中，ME-TI、JETRO及JCCI都成立了中小企业促进办公室，由此促进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⑤重视CI人员培训。日本4大CI组织中有三个组织都提供CI人员的培训，且各自提供的培训内容不一样，例如，METI注重对中小企业人员的培训，JETRO则注重国际性CI人员的培训，而NK努力推进和完善日本高级情报通信人员教育。⑥大力促进了日本经济发展。这表现在：METI为恢复二战后的日本经济做出了卓越贡献，JETRO扩大了日本产品出口，中国商务情报研究所促进了东亚市场特别是中国市场的开拓。
4.2启示
日本CI组织的发展给我们如下启示：
・我国政府部门应大力支持企业CI活动的开展。目前我国政府还没有针对企业竞争情报活动建立一个完善的系统，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竞争情报分会(SCIC)是我国唯一的、全国性的竞争情报专业组织，但并不是针对企业而言。而中国产业竞争情报网(省略／)是北京华经纵横经济信息中心旗下一家专注于产业研究、竞争情报提供、竞争对手监测、行业数据领域，深入研究行业宏观环境与企业个体微观态势，并通过一手数据调研为客户提供调研报告和研究咨询服务的专业机构。但是后者不属于国家政府组织。因此，笔者认为日本竞争情报政府与企业亲密合作的发展模式值得我们借鉴。
市场调查报告，就是根据市场调查、收集、记录、整理和分析市场对商品的需求状况以及于此有关的资料的文书。换句话说就是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去分析，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透过市场现状，揭示市场运行的规律、本质。 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市场需求调查报告
主要内容包括产品销售对象的数量与构成，消费者家庭收入水平，实际购买力，潜在需求量及其购买意向，如消费者收入增加额度、需求层次变化情况，消费者对商品需求程度的变化、消费心理等。
二、市场供给调查报告
主要内容包括商品资源总量及构成，商品生产厂家有关情况，产品更新换代情况，不同商品市场生命周期的阶段，商品供给前景等。
三、商品销售渠道调查报告
主要内容包括渠道种类与各渠道销售商品的数量、潜力，商品流转环节、路线、仓储情况等。
四、商品价格调查报告
主要内容包括商品成本、税金、市场价格变动情况，消费者对价格变动情况的反映等。
五、市场竞争情况调查报告
主要内容包括竞争对手情况，竞争手段，竞争产品质量、性能、价格等。
·如何写调查报告 ·市场调查报告的格式 ·农村调查报告 ·中学生手机消费调查报告
·高中生调查报告 ·暑假调查报告 ·新农村建设调查报告 ·大学生调查报告参考题目
写法和要求
1。标题。一般来说，市场调查报告的标题没有严格的格式。它要求与文章的内容溶为一体.是文章内容的高度概括，用精练简洁的文字去表现文章的中心思想。市场调查的标题有：在标题里直接写明市场调查的地区、调查的项目和“市场调查”这一文种;在标题里直接提出某一种商品在市场上的问题，点明文章的中心，如《×牌冰箱被冷落》;用主标题点明文章的中心，再用副标题说明市场调查的项目、地区和文种;用大标题点明市场调查的项目、范围、内容和情况，用小标题说明全文的主要内容。
2。前言。前言部分用简明扼要的文字写出调查报告撰写的依据，报告的研究目的或主旨，调查的范围、时间、地点及所采用的调查方法、方式。
3。主体。市场调查报告主要包括概要部分、正文部分、结尾部分。这三点组成报告的主体。
4。结尾。这是全文的结束部分。一般有前言的市场调查报告，要有结尾，以与前言互相照应，综述全文重申观点或是加深认识。
社会调查报告范文：塑料袋的危害
一、问题的提出 现在城市污染越来越严重了，在空气中含有大量的有毒气体，这些看不见的气体也恰好是引发疾病的主要因素。可这些污染环境的杀手正是我们天天都在用的塑料包装袋，为此我对“塑料包装袋到底有什么危害?”展开了一次调查。
二、调查方法 1.上网浏览，再网上查一些有关菜市场使用塑料包装袋的数据。
2.查找书籍、报刊，了解。
3.实地调查访问，去菜市场访问买主一天要使用多少塑料包装袋，市民大多数在使用什么。
三.调查情况和资料整理信息渠道具体内容上网浏览。
1.使用塑料袋的数据:石家庄菜市场每天使用塑料袋约469万个，每年用去约40万吨。
2.查找书籍、报刊寻找( 塑料包装袋到底有什么危害?):进入生活垃圾中的废塑料制品很难回收利用，如果将其填埋，22019年的时间不降解，会导致大片土地被长期占用，加剧了土地资源的压力。不仅我们这代要被垃圾包围、也会使子孙后代失去生存的空间; 影响了垃圾的综合利用。混有塑料的生活垃圾不适用于堆肥，要从垃圾中分拣出来废塑料，这样又增加了堆肥成本。污染了的废塑料因无法保证质量，其利用价值也很低。
3.实地调查访问(去菜市场访问买主一天要使用多少塑料包装袋，市民大多数在使用什么?):菜铺一天大约要用掉250个塑料袋，市民大多数在使用塑料袋。
四、结论
我负责区域的第一场热卖活动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天了，但我对热卖活动的兴奋一直余温不断，这几天连做梦的内容都是热卖活动。这让我想起美剧《太平洋战争》中的一个情节：美国士兵从冲绳回到美国后，依然会惊魂未定地在梦里与日本人打战。商场如战场，市场竞争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市场中摸爬滚打的销售人员必须不断提高自己，否则就可能打败仗，甚至被淘汰出局。
经过黄经理的指导，我对PDCA循环法（成长版第2期）、5W1H的思维模式（成长版第3期）和甘特图进程管理法（成长版第4期）等已经掌握得相当熟练。这些看似简单的方法，在工作中非常实用。通过在工作中对这些方法的运用，我的销售业绩不断提升，我对自己的工作也越来越有信心。业绩好、信心足，再加上刚刚完成一场效果不错的热卖活动，我最近的心情也非常愉悦。
四月初的一个周一，北京的天气非常好，阳光明媚，晴空万里，今天早上依旧是我们的例会时间。在早会上，黄经理拿着一款全新品牌的德国黑啤酒介绍说：“公司打算要把这款产品引进北京市场，向北京各大中小超市供货销售。今天给大家留一份作业：分析德国黑啤酒的市场情况。每位销售业务在周四下班之前，以邮件方式汇报自己的市场调查报告，周五上午，销售部门开会讨论是否引进这款新产品。”随后，黄经理又详细介绍了这款产品的价格、特点和目标客户等。
时间稍纵即逝，根本不会因为个人的意愿而停留。很快就到周四了，中午的时候，我问王斌：“关于德国黑啤酒的市场调查报告，你写完了吗？”王斌自信地回答：“早就写好了。”他说着便打开他的市场调查报告让我看，调查报告中详细介绍了他负责区域中竞争对手的品牌、大约成本和零售价格等，市场和竞品的情况通过清楚明了的表格展现得一目了然（表1）。王斌这次让我对他刮目相看了，他的调查报告也让我怦然心动，因为我还迷茫着不知道如何下手呢。王斌看出了我的心思，便主动说把他的市场调查报告转发到我的邮箱里一份。对此我备受感动，连连道谢。
回到自己的工位上，我按照王斌的市场调查报告开始照猫画虎，很快就完成了一份自己的调查报告。虽然我的这份报告有点山寨，但总算是搞定了一项艰巨任务，把报告发给黄经理后，我松了一口气，就等明天的会议了。
周五早上，北京的地铁依旧人山人海，我带着困意在人群中挤着去公司。我刚到公司，大家就已经纷纷走进会议室准备开早会了。
早会上，黄经理先简短地介绍了大家提交的市场调查情况，然后请王华讲解她的市场调查报告。我和王斌不谋而合地对视了一下，心表不服，想着王华的市场调查报告与我们的到底有哪里不同。
王华仍然穿着一套很精干的职业装，她用投影仪将自己的调查报告投放到投影墙上。我和王斌一看都傻了！王华的调查报告用的竟然不是表格，而是一个“圆盘”，上面写着SWOT分析（图1）：
S（优势）：产品利润丰厚、独有的德国品质、独特的口味等，都是产品的优势所在。
W（劣势）：因为口味独特，会有部分消费者不习惯、不喜欢，零售价格较高也成为产品的劣势。
O（机会）：从产品来分析，德国黑啤有着市场竞争不激烈、市场增长潜力巨大、针对高收入人群等机会所在。
T（威胁）：包装易损、品牌认知度差、预估销量很难把握等，构成了新款黑啤的威胁。
王华介绍说：“通过SWOT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了解到，这款新产品对于我们来说，机会和威胁并存，优势与劣势同在。结合市场竞品的对比表，我认为这样的产品可以作为我们公司的一款高端利润型产品引入。”
王华足足讲了30多分钟，不但详细介绍了市场竞品与我们产品的对比情况，还列出了如何操作德国黑啤的销售网络、产品定位及推广活动方案等。如此完美的报告，赢得了在场业务人员的掌声和一致认同，可以说，王华的报告，就是一个完整的德国黑啤产品引入分析报告。王华报告结束后，黄经理做了总结性陈述。这时的我已经听不到黄经理的陈述了，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与王华的差距。
王斌看出我有些不快，会议结束之后就主动安慰我说：“王华是黄经理亲自带的人，能力比我们高点很正常，不要有太大压力。学习和成长是累积的过程，王华也不是生来就什么都会的，再过一年，我们也会从新人变成老手。只要我们持之以恒地学习，一定也会成为优秀的销售精英的。”我认真地看着王斌的眼睛，真诚地点了点头。王斌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走，我们向王华请教请教SWOT分析法！”
王华看见我们俩来找她，便主动提出，15分钟后在会议室见。
我们仨到会议室后，王斌笑嘻嘻地先给王华斟了一杯花茶，献媚地说：“华姐，小弟们想向你请教请教什么是SWOT？”
王华说：“这个很简单。”她起身在白板上写了SWOT分别代表：strengths（优势）、weaknesses（劣势）、opportunities(机遇)、threats（威胁）。
SWOT是一种分析方法，用来分析企业本身或者产品或者人才的竞争优势、竞争劣势、机会和威胁，从而将公司的战略与公司内部资源、外部环境有机结合。因此，通过SWOT的分析方法，可以认清公司或者产品的资源优势和缺陷，可以了解公司或者产品所面临的机会和挑战，这样就可以制定出对未来发展有战略意义的决定或行动。SWOT是一个简单的分析模型，企业管理、人力资源、产品研发等都可以用SWOT的四个方面进行分析，是常用的分析方法之一，比我们之前学习的甘特图还要常用。
王华对我俩说：“SWOT分析法用途很广泛，但要弄清楚一件事，SWOT分析只是一种方法，通过使用这种分析方法，总结出对应的行动方针这才是我们的真正目的。所以，SWOT分析法只是制定行动方针的辅助工具，其本身的分析方法很简单，但要总结出好的行动方针，就要多练习了。”
我将王华的讲解很认真地记录下来，通过她的介绍，王斌和我又掌握了一个新知识。
10月8日，华为、中兴的“美国故事”再次升级。美国众议院常设特别情报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华为、中兴产品有威胁美国国家安全问题对这份“意料之中”的报告，华为、中兴公开反驳。华为称这一报告本质是阻止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充满了传闻和臆测。中兴通讯全球新闻发言人戴澍目前正在华盛顿，他在电话中对记者表示，中兴提供给所有美国运营商的可信赖交付解决方案不会威胁美国通信安全，虽然再受挫折，但中兴不会放弃美国市场。
就在华为、中兴再次成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牺牲品之际，因“中兴涉嫌将思科网络设备出售给伊朗”，思科已经中止与中兴的七年合作。华为、中兴征战海外市场之途，唯独在美国市场屡屡受阻，被美国以“安全”名义拒之门外。人们不得不问：阻挠中国通信企业进入美国市场，到底谁是受益者？
1传闻和臆测的背后
在阻挠华为、中兴入美一事上，“国家安全”历来是常打常新并能博得政治资本的一张牌。严格算起来，从华为收购3COM公司未果开始，安全这张牌美国人已经打了五年多。
2007年和2008年，华为两次计划收购美国网络设备厂商3Com公司，最终美方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了这一收购。2010年，华为竞购2Wire公司、摩托罗拉移动网络部门，也未能获得美方批准。2011年，华为收购美国通讯技术公司3Leaf，最终也功亏一篑。
自去年2月开始，美国国会就对华为和中兴进行调查，以确定这两家公司的产品和服务是否威胁了美国的国家通信安全。在此期间，华为和中兴一直积极配合美国方面的各项调查。今年的9月13日，美国众议院举行听证会，就所谓的“威胁美国国家安全”接受质询。但美国方面并没有重视华为和中兴的申诉。
中兴通讯戴澍强调，自2012年4月，在中兴提供给所有美国运营商的可信赖交付解决方案里，中兴设备是由一个独立的受美国政府监督的美国安全评估实验室进行评估的。“但是，美国人明显忽略了这一切，”戴澍说。
这一次，华为的反驳声明显然非常强硬：这份报告充满了传闻和臆测的信息，来证明这些根本不存在的指控。这个报告根本就没有关注ICT行业所面临的挑战。几乎每个ICT企业都在全球进行研发、软件编码和生产，共享同一个供应链，网络安全挑战超越于某个公司或国家。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对于这一事实，始终无视。
华为在美国公关游说多年，并一直积极配合调查，此次面对如此莫须有的指责，华为公开表示：“我们不得不怀疑，这样的一个报告的惟一目的，就是阻碍竞争、阻挠来自中国的ICT公司进入美国市场。”
2谁在狙击华为中兴？
“数年前丰田在美国市场遭遇的狙击故事，正在中兴与华为身上重演。”一位熟悉美国法律环境的律师向记者表示。2008年，丰田第一次超过美国通用，成为世界最大汽车制造商，在新能源汽车等与美国存在产业碰撞的新兴领域占据领先地位，而号称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通用、福特、凯迪拉克则在金融危机中陷入经营危机。
2009年，美国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交通运输部、航空航天局等机构开始对丰田展开密集的调查，通过律师、议员、官员与媒体的轮番轰炸令大众相信，丰田汽车的电子系统存在缺陷，足以导致汽车突然加速引发事故，并牵扯出政治献金等系列“丑闻”。这一狙击令丰田不得不在全球展开大规模召回，并陷入市场信任危机。
2011年2月，美国交通运输部公布调查结果，承认并没有发现丰田汽车的电子系统存在该缺陷，但已无事无补，通用已超过焦头烂额的丰田，重新夺回全球汽车霸主地位。这意味着，通过安全调查与舆论炒作，美国成功以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将竞争对手推下了深渊。“显然，美国一些以国家安全、国民安全为名义的调查，往往是因为有外国企业威胁到了美国的领导地位，所以施展的遏制手段。”该律师说。
工信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知识产权处处长谢学军说，美国对国外高科技企业的打压，一直集中在对美国形成市场威胁的产业聚集区域。比如纵观美国337调查史，20世纪80年代，337调查的对象主要是日本公司，90年代主要集中在中国台湾公司；1995年以后，中国内地公司的被调查数量开始上升。2002年至今，中国已经连续10年成为遭遇美国“337调查”案件数量最多的国家。
华为与中兴面临类似处境。除了国家安全威胁调查之外，更多针对中兴与华为的调查与炒作都在进行中。今年7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宣布，就中兴向伊朗出口禁运计算机系统展开刑事调查。
8月21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宣布，对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4家企业（含母公司及其美国分公司）发起“337调查”，中国大陆华为、中兴，中国台湾宏达、宏碁，日本京瓷、任天堂，韩国三星、LG，加拿大塞拉、瑞士佳明以及美国本土的亚马逊、巴恩斯、诺布尔等公司均成为被告。
在被调查的企业中，华为和中兴是思科在电信系统设备领域的竞争对手，三星、HTC、中兴、华为是苹果在智能手机领域的竞争对手；Google、苹果与亚马逊在云计算和平板电脑领域有激烈的竞争。此前，思科、苹果与谷歌2011年2月都曾经参加奥巴马餐会，今年也都有可能对奥巴马政府提供合法的竞选捐款。
据路透社10月8日的报道，思科目前已经中止与中兴的长期销售合作关系。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今年正值美国大选年，不排除美国议员通过策划打击中国竞争对手，从而赢得美国科技企业的选票与政治献金可能。巧合的是，丰田被密集狙击的2010年，也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年。
3最大受益者：思科
阻挠中国通信企业进入美国市场，到底谁是受益者？自2003年思科华为开始，思科与华为的较量就已经开始。一直以来，思科都将华为视为最大竞争对手。2007年，思科CEO钱伯斯来华访问，被问及对手时，他直言不讳，其中之一就是华为。思科与华为的竞争在路由器与交换机领域，从电信市场延伸到企业网市场，是电信网络产品的全方位竞争。
早在1994年，华为就开始谋划海外市场，近年来华为海外市场扩张步伐的加快显然加剧了思科的危机感。曾有人警告钱伯斯说：“华为将是思科的全球性的噩梦。”尤其是在中国市场，在过去的几年里，华为以及其后的华为3Com在中国市场给思科带来了不小的障碍。
钱伯斯对华为很警惕，每每被问及竞争对手，钱伯斯一定提到华为。2012年3月份在华为被禁止参与澳大利亚NBN项目投标时，钱伯斯拒绝就困扰华为的安全问题作评论，然而，他却提供了一个相对不太直接的回应，“华为有信任问题”，钱伯斯称，并认为澳洲禁止华为参加NBN项目“有意思”。
这两家多年宿敌的竞争，在2011年开始，走到了新的“厮杀”境地。2011年，华为进一步明确了未来发展思路，从电信市场向企业级、消费者市场拓展。同时，华为招兵买马，扩军企业业务BG。
美国电信市场仍是全球的重要市场，市场研究机构ABI Research预计，2013年美国网络基础设施支出或将出现增长的拐点。但在电信设备制造商领域，行业变化之下，曾经的摩托罗拉、朗讯、北电等北美企业都已经转手，当下，全球前几名的电信设备供应商，除了华为、中兴之外，还有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阿尔卡特朗讯。但这些企业，已经与美国公司无关。事实上，华为、中兴进入美国市场，真正会冲击到的无非是企业级市场。
企业市场，是思科的看家法宝。而华为基于多年的积累，在企业市场的冲击也来得极为迅猛。5月6日，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办的Interop 2012上，华为的展台就矗立在思科的对面，打起了擂台。华为展出的Cloud Engine 12800核心交换机产品线甚至把思科这个对手震撼了：“思科很多人跑来华为展台看这个产品，”华为公司内部人士称。
6月初，在印度班加罗尔，思科公司副总裁Anil Menon终于按捺不住，直接说道：“华为的一些弱点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将在解决方案和创新方面打败华为。”而思科执行副总裁Rob Lloyd则明确质疑华为的安全信用。“在云端世界，私隐和信息保护是客户最关心的，但不是华为的强项。”事实上，思科经常把华为的“安全”问题挂在嘴边，这与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报告中的观点非常相似。
基于种种事实，香港投行分析认为，华为、中兴网络设备在美国销售受阻的最大收益者是思科。思科一直明言将华为作为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思科与华为竞争之下，就连思科与中兴的合作也蒙上了一层华为的阴影。业内分析人士称，思科与中兴合作之后，合作范围不断拓展，与思科希望通过中兴与华为竞争有关。比如，思科向中兴授权一些技术，允许中兴在当地生产设备。
但中兴发言人戴澍否认了这一点，他强调，中兴与思科合作之时，中兴已有路由器、交换机等产品，双方的合作是基于市场拓展的战略考虑。但戴澍承认，合作七年来，中兴与思科合作方面，收效不大，“这七年来，思科产品分销的销量非常小。与思科中止合作关系，对中兴没有任何影响，中兴本来就有同类产品。”
4谁来保护中国信息安全？
相对于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的步步维艰，以思科为代表的美企在中国的生意却做得风生水起。思科、英特尔、微软、摩托罗拉、IBM、HP、苹果，均将中国市场定位做重要市场，无一例外在中国跑马圈地。如近期思科在中国大规模推广云计算解决方案，经过数年的精耕细作，如今思科的设备已广泛进入中国的金融、能源、教育、政府和家庭通信市场。
再反观中国企业，如中兴在声明中强调，最近几年来，中兴通讯已经在美国芯片及设备上投入140亿美元，并为美国市场直接或间接创造了2万个就业岗位。同样的，华为在今年2月份曾宣布，与美国高通、Broadcom等科技企业签署为期三年、金额达60亿美元的芯片组和元器件采购合同。中国企业的“仗义”，却得到了如此的岐视，强调自由贸易的美国却使出如此保护主义的大棒，这不能不让中国业界反思。
互联网协会特邀专家杨孝文表示，美国对中国安全企业层层设防，可我们对美国安全企业却毫无戒心。这种企业待遇的不公将导致安全的失衡，应该引起我国政府和企业的高度警觉。
业界人士都不希望发生这样的贸易战。无论是华为还是中兴，也都表达了对美国市场的积极态度。10月8日，华为方面表示，华为早有全球布局和市场战略，虽然美国市场阻止其系统设备的进入，但华为终端产品早已经在美国落地。未来，华为还会谋求与美国政府的沟通，加强在美的宣传，以突破美国封锁。
中兴发言人戴澍表示，目前，在中兴的美国市场中，电信设备市场仅占10%，部分产品出售给了二、三线运营商以及中小企业客户，其余90%市场来自中兴的终端产品。未来，中兴会进一步加强与美国政府以及相关委员会的沟通。今年以来，中兴在美国的公关费用大幅增加，同比翻番。
但中国企业的努力配合和积极进取的表态显然并没有得到回应。目前，中国企业华为和中兴遭美国封杀的事件在持续发酵，消息称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拟对华为中兴两公司启动第二轮调查，部分国家可能跟进效仿美国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