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文化冲突；危机公关；危机预警
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由于生活方式的差异，教育程度的差异，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差异，以及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等方面的差异，直接影响到人们对广告的不同认知心理、接受心理。因此，广告经营者面临这样的文化冲突时，需要运用广告危机公关去尊重它、顺应它，因势利导，通过有效地沟通，扭转不利的负面形象，建立良好的社会和产品形象，从而谨慎地去开拓广告市场，求得自身的发展。
一、文化冲突影响广告心理的差异
熊猫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受欢迎，但是在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度却是忌物；中国和日本都把仙鹤作为长寿的象征，但是法国人却把它看成是蠢汉或者淫妇的象征；很多国家认为乌龟丑陋无比，而日本人却把它看做长寿和吉祥。以上事例说明，相同的事物对不同的民族可能有着不同的理解，因而构成了民族文化间的冲突。
同一道理，在文化冲突中的广告受众，对广告的认同感也会产生相应的不一致，形成广告心理的差异，接受程度也随着会呈现巨大的差异性。
一方面，异质文化的矛盾与冲突构成了诱发广告危机公关的重要因素。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尤其是作为文化理论层面和心理层面的政治文化、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因素的排他性，一直是影响广告危机公关的深层因素。“丰田广告事件”就是基于这个因素而产生的。它起源于2004年岁末丰田所做的两则广告，其一是霸道广告：一辆霸道汽车停在两只石狮子之前，一只石狮子抬起右爪做敬礼状，另一只石狮子向下俯首，背景为高楼大厦，配图广告语为“霸道，你不得不尊敬”；其二为“丰田陆地巡洋舰”广告：该汽车在雪山高原上以钢索拖拉一辆绿色国产大卡车，拍摄地址在可可西里。网友在新浪汽车频道、tom等网站发表言论，指出狮子是中国的图腾，有代表中国之意，而绿色卡车则代表中国的军车，因此认为丰田公司的两则广告侮辱中国人的感情，伤害了国人的自尊，并产生不少过激言论。这与广告商忽略了文化冲突不无关系。
另一方面，文化的保守性、封闭性和排他性，化了解决广告危机公关的难度。危机公关一旦染上文化色彩，冲突双方便会根据自己的价值尺度和标准对文化冲突进行认识和判断，从而使产品市场和消费者的争夺升华和内化为神圣的文化追求，使冲突在现实中丧失了妥协和让步的余地，极大地增加了通过沟通解决广告危机公关的难度。
二、建立广告危机预警和突发处理系统
危机公关指的是当企业遇上信任、形象危机或者某项工作产生失误时，企业通过一系列的活动来获得社会公众的原谅理解，进而挽回影响的一项工作…。
广告运作的流程一般是广告公司或者企业市场部创意制作，由企业内部营销总监或者副总审批执行。由于企业营销负责人平时的工作比较烦琐，对广告的细节也较少推敲；而广告创作者往往追求给人留下强烈的视觉和思想的冲击，而不去考虑以外的其他问题，文化冲突的因素更不会考虑，因此在创意过程中常常琢磨一些惊世骇俗的夸张表现手法，当广告后，带来危机。
企业投资、广告，其目的是为了提升其产品的品牌价值和销售市场的拓展。然而，当危机来临的时候，对企业而言，面临的就是品牌信任的一场严峻的考验和挑战，处理得当，就经受住了考验，危机就会成为一段插曲、一个佳话、一个谈资，反而会增添产品广告的传播效果和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度；反之，企业和品牌受到的则是信任危机，危及企业和品牌的生存。
如何有效地规避和处理突发的广告危机，这是企业和广告公司所时常需要面临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建立长效的广告危机预警和突发处理系统。预警系统是解决文化冲突下广告危机的主动安全系统，就是企业和广告公司建立广告宣传制作播放的审批监督程序，从自身体内挖出隐藏的广告危机。突发处理系统则是解决文化冲突下广告危机的被动安全系统，就是企业和广告公司建立的广告危机发生后的处理团队，协调化解广告、媒体、受众之间的矛盾关系。
建立完善的预警系统，就是建立企业的品牌推广审验机构，对企业宣传包括广告在内的资料进行统一管理，并有专门的部门或者是人员来收集、分析和利用预警信息，主动考虑文化冲突及其他的因素，时刻提防广告危机的隐患。规模不大的企业，可以聘请一些咨询顾问或业内专家，对企业的一些重大宣传策略和手段进行把关督导，不仅可以避免出现一些低级错误，而且还可以提高宣传的效果。
建立突发处理系统，就是建立突发广告危机的应变处理团队——危机公关小组，一般由企业的公关部成员和企业涉及危机的高层领导直接组成。在危机出现后，要在第一时间梳理出最适合自己的～套危机反馈、处理的机制，明确专门的危机公关团队及新闻发言人。
直面广告危机，危机公关小组首先需要具备几个条件：敏锐的公关人员。危机公关小组成员首先要具备敏锐的媒体洞察力，知道文化冲突的根源所在，并善于运作媒体、制造新闻。
良好的媒介关系。企业平日要和媒体建立良好的关系，在广告危机公关出现时候，才能利用媒体的力量，扭转危机。政府资源。政府资源具有强势的可信度和协调力，在遇到文化冲突危机的时候都是可以借助的关键力量。
公关公司的指导。如果企业的前三个条件存在问题，那就要借助专业公关公司的公关资源，解决危机，即使企业具备前三个条件，也最好听听公关专家的意见。
解决文化冲突中广告危机公关的方法，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和联合行业或者政府。由于社会公众受媒体的影响很大，因此，危机公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媒体所作的。所以说当危机产生的时候，最需要的就是立即利用手中的媒体资源让其保持沉默。政府的形象永远是民众最相信的。如果有一些危机十分难缠，你可以尝试着和政府公开公正地合作，让政府出来表明企业的心迹。
寻找文化冲突的源头。与萌芽状态的危机处理办法一样，当危机已经如火如荼的时候，办法仍然是从寻找文化冲突的源头开始。因为寻找源头的过程直接影响你决策的过程。敢于剖析自己，敢于承认错误。面对危机，丰田公司对“霸道广告”和“丰田陆地巡洋舰”的处理体现了危机处理的规范性和周全性。首先，向?肖费者致歉，并说明主观无过错性。以高规格的领导层召集新闻媒体进行座谈，并自始至终道歉声不断，同时还通过媒体向中国消费者道歉，并适时地表达了主观无过错性。这在感情上已经取得了媒体和公众谅解的可能。其次，立即停止广告刊登。这样可以防止广告的辐射范围的进一步扩大，更体现了丰田“知错即改”的言语是真诚的。其三，不是推脱而是主动承揽责任。“我们是广告主，我们要负责任”。没有把责任推给广告服务商，这种公关是令人信服的。其四，向工商部门递交情况说明，更体现了丰田公司在更大范围内积极主动地寻求问题解决的途径。
三、危机公关成功的对策
如何评价危机公关是否成功呢?成功的危机公关首先应该是品牌损伤的恢复。目标客户对品牌的信心的恢复，使客户继续购买品牌产品，保持品牌诚信度，甚至通过危机风波，吸引更多人的关注，带来更多的产品销量，提升品牌的价值。其次应该是以最快的速度恢复市场营销秩序，最大程度地降低经济损失，渡过难关。成功的危机公关是以最终的公关效果为衡量准则的。
1。消除负面效应。危机的负面效应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方面是消费者受到物质或精神上的“伤害”；另一方面是遭遇危机的企业，经济损失似乎可以计算，而对于品牌的“伤害”却是无形的。品牌积累不易，但却有可能毁于一旦。因此，尽快修复受损品牌，重新擦亮品牌，是负面效应得以消除的关键评价指标。
2，制止产品销售下滑。危机给企业造成经济损失的因素很多，诸如产品销售受阻、问题产品查封及销毁、渠道商补偿、消费者赔付等方面，但是产品销售受阻是造成经济损失的核心因素，企业要积极采取措施抑制销售下滑。
3．使经济损失最小化。尽管在危机中经济损失不可避免，但是却可以通过种种努力降低经济损失，这很关键。可采取以下几个措施：一是尽快化解危机；二是尽快推出替代品或合格产品，使目标客户群尽可能少地流失；三是想办法化危机为商机，借机会提升。
关键词：公共危机；5.12震灾；政府；危机公关；政府形象
1政府的危机与危机公关
1.1危机与公共危机
从公共关系学的角度讲，危机是指组织发生的损害其形象和利益，并给其带来损失及严重后果的事件。公共危机是相对于企业等私有部门的危机来界定的，即指一个事件突然发生，它的出现和爆发严重影响社会的正常运作，对生命、财产、环境等造成威胁、损害。政府面临的危机很多，公共危机是出现次数最多、频率最高、比例最大的危机类型，因此，本篇就将政府的危机界定为公共危机。“5.12震灾”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自然灾害，是我国政府面临的一场重大的公共危机。
1.2危机公关与政府的危机公关
“危机公关”从广义上讲，是指管理工作中形成的一整套危机应对机制，包括危机发生前的预测、分析和危机发生后的应对处理及善后两部分；从狭义上讲，就是运用公共关系的手段来处理突发性危机事件。公共关系以树立形象为目的，其主体是组织，客体是公众，手段是传播。危机公关正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公共关系，是一个与危机事件的相关公众进行沟通协调，以求得谅解支持，化解危机，重塑形象的过程。
对于政府来说，危机公关就是指政府在危机背景下开展的公共关系活动，是政府面对危机事件时为了维护公众利益，减少危机影响，通过沟通协调、信息传播等方法树立形象的活动。其活动主体就是政府，广大人民群众就是其公关的对象。
此次地震发生后，作为公关主体的政府，通过迅速反应，领导亲临，新闻等一系列措施，承担起指挥救援活动，建立起与公众互助沟通的新闻传播通道，凝聚全国公众无边大爱，将地震带来的破坏降到了最低点。提高了政府公信力，塑造了政府的良好形象。
2“5.12震灾”中政府危机公关的成功经验
2.1危机公关原则的成功运用
面对“5.12震灾”，我国政府的危机公关之所以成功发挥作用，正是因为很多危机公关的原则和有效程序得以具体的体现和运用。
(1)第一时间有效行动。
5月12日14时28分地震发生后的一个小时之后，总理便乘专机，带领国务院各部委领导飞往灾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当晚，总书记主持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抗震救灾总指挥部，亲自担任总指挥，回良玉任副总指挥，并作出尽快抢救伤员，保证灾区人民生命安全的重要指示；在抗震救灾总指挥部的指导和部署下一场空前的抗震救灾行动顷刻展开。
危机公关的目的在于尽最大可能控制危机事态的恶化和蔓延，将损失降至最低限度，在最短时间内重塑或争取组织良好的形象和声誉。
(2)及时成立危机处理组织。
由组织负责人、各方专家等成员组成的危机事故处理组织机构，是处理危机事件的最高权力机构和协调机构，处于信息管理中枢的位置，担当重要的沟通角色，发挥领导和协调作用，是有效处理危机，开展危机公关的组织保证。地震当晚，抗震救灾总指挥部的成立保证了之后危机公关及其他工作的有序开展。此外，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之下，作为抗震救灾总指挥，总理亲临灾区不仅太大提高了应变效率，通过对地方官员的督促，现场拍板解决问题等方式，争取了救灾的黄金时间，更成为全国民心稳定的巨大精神力量。借此，责任政府、亲民政府的形象在广大公众心中逐渐清晰。(3)真实信息的及时公开和有效传播。
社会与言论的开放是一个国家与政府自信的表现。此次地震危机中，我国政府以实际行动塑造了透明政府、阳光政府的良好形象。
震后不到10分钟，国家有关部门便通过新华社向社会消息，公布各地震感信息。随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央电视台、国家地震局以及四川地方政府和各专业部门都纷纷通过新闻会等多种形式，随时向广大公众通报灾情，预报余震，纠正谣言，还不断公布政府为救援所采取的行动、政策。对于国内外媒体对震灾资金的使用、空气水源质量、放射源等敏感问题一一作出真诚解释。
此外，“用事实说话”一直是公共关系对信息传播的本质要求，危机公关中仍不例外。此次地震危机中，我国政府从“非典”、松花江水污染事件、雪灾事件中吸取了教训，认清了“善意的谎言”带来的无情后果，采取了“立刻说，说真话”的策略，并注意保持信息的稳定、强度和频率，尽可能覆盖公众的信息需求，有效避免了信息真空地带和灰色地带的产生，遏制了流言带来的二次危机，牢牢地掌握了话语权，成功引导着舆论方向，抚平公众对风险不确定性的恐慌。同时，信息公开也表明了政府对于公众的信任，相信老百姓的承受能力，相信百姓能与政府共同应对天灾，与公众之间建立了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此外，信息的开诚布公还博得了世界各地人民的理解和同情，也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了灾区的物资缺乏情况，获得了国际社会大量人财物力的有效援助，避免了盲目支援带来的不必要的麻烦。
(4)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原则。
多数情况下，危机会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因此，危机公关要坚持人道主义原则。此次抗震救灾行动中，中央政府一再强调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始终将抢救人民群众的生命作为首要任务；暂时摒弃历史及政治摩擦，接受日本等四国专员参与地震救援；历史上第一次根据法律以国家最高行政机关政令的方式，设立全国哀悼日，给予死者最高礼仪……这一切都树立了人本政府的良好形象。
党的十七大上重申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政府旨在打造一个切实保障人权的人本政府的形象，工作出发点也转移到尊重人的生命、尊重公民的福利上来，因此，对于政府来说，在应对公共危机的过程中所奉行的最高的原则就是生命至上、人民至上。
3“5.12震灾”带给政府危机公关的启示
关键词：公共危机;政府;舆论形象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2-0058-02
目前，我国处在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社会转型进一步加剧，各种公共危机不断浮现。政府作为公权掌握者和行使者，代表了社会最广泛的利益，其恰当处理公共危机的能力，与社会大众的利益休戚相关。良好的政府舆论形象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具有重要意义：其能够使政府在处理公共危机时显示出权威性和公信力，以确保相关政策的执行力。然而成功的政府舆论形象塑造并非易事，为此需要了解政府舆论形象塑造理论及在危机管理中政府舆论形象塑造存在的问题，以期发现应对之策。
一、政府舆论形象塑造理论
1.政府舆论形象
“政府舆论形象”的概念在我国目前并没有形成共识。彭伟步指出：“政府形象是指国家各种公共行政管理活动所引起公众的思想或感情活动的具体形态或姿态”[1]。胡宁生将其理解为：“政府通过自己的行为与活动，在公众中建立起来的有关政府实在的某种主观印象”[2]。张恩韶解释其为“政府形象塑造一般借助各种传播渠道和方式及全体公务人员实际工作表现，把形象目标直接呈现给大众。它是政府形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形成良好政府形象的关键因素”[3]。关于政府舆论形象的论述很多，但有两个要素不可或缺，一是政府自身的行为模式，二是社会对政府行为模式的认知及评价。故政府舆论形象是指：社会大众以政府行为模式为出发点，根据自身已有观念对政府行为模式做出价值判断，最终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对政府的认知总和。
2.政府舆论形象塑造理论
关于政府舆论形象塑造最常见的理论有两个：
（1）形象修复理论。形象修复理论源于美国，“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伯奈特把修辞学与传播学研究综合起来提出形象修复理论，并应用于电视政治传播中，他把电视政治中的辩护型语言解释为应用形象修复策略以应对攻击。形象修复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大战略即否认、逃避责任、减少侵犯性、修正行为和自觉承担责任等”[4]。其为政府身处公共危机之中，针对不同的情况提出了相应的策略。只要政府对危机研判正确且策略运用得当，就会使自身形象得到改善。但此理论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后发机制，只有在政府舆论形象可能或者已经受到损伤时，才着手修复，在政府应对公共危机中显得过于被动，主动性不足。
（2）传播沟通理论。传播沟通理论指政府通过媒体政府信息并了解大众诉求，强化与社会互通信息，增进互信，进而塑造自身形象。良好的传播沟通是政府在公共危机发生时与社会互动的最佳途径，首先可以向社会通报相关情况，其次可以倾听社会对于公共危机的看法，最后可以借此与社会合作来化解公共危机，为政府赢得负责、民主的舆论形象。该理论注重危机管理过程中政府的行为，尤其强调通过信息的合理披露与恰当沟通，获得社会的理解与支持。
综上，形象修复理论强调危机后，政府形象修复，而传播沟通理论则关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的沟通，以便使自身形象不会贬损。可见，将两者综合起来，才会使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舆论形象塑造变得相对完整，再加上前期的公共危机预警机制，政府舆论形象的塑造就应当存在于危机预警阶段、危机管理阶段、危机善后阶段的全程之中。
二、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舆论形象塑造存在的问题
我国正值社会转型期，很多公共危机不曾遇到，客观上给政府管理危机提出了挑战。根据我国政府在处理公共危机中的行为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或问题对政府舆论形象造成负面影响：
1.预警机制不完善，法律体系不健全
改革开放几十年，我国从农业社会迅速发展为工业社会。其发展历程较发达国家而言，缩短很多，这就使得政府缺乏危机处理经验;同时，社会高度复杂化，使得政府一时难以具有解决所有公共危机的能力，也就很难实现预警，进一步造成了预警机构不健全，相关专业人员匮乏，而对于已有的危机预案，因缺乏专业人员和多变的社会环境往往难以落实。这就导致在一些公共危机面前，政府反应迟缓，应对乏力。
公共危机发生时，法律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其成为预测政府、社会及群众行为的关键工具。法律为政府处理危机提供了合法性和强制力，为政府落实政策提供了保障。同时也要求政府的人员按照法律程序处理危机。而我国目前在公共危机管理方面的法律建设十分落后，跟不上时展步伐，导致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缺乏统一行动规范，给政府舆论形象造成一定影响。
2.责任主体不明，监督落实乏力
公共危机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直接导致政府各个层级之间，各个部门之间权责不明、权责不一，对危机管理人员监督乏力。当危机出现时，经常出现推诿现象，导致事态不断扩大;权责不明、权责不一则导致公共危机处理中难以确定责任人;监督的不到位则使危机管理出现很多后遗症，例如，对自然灾害导致的公共危机，救灾款项监督不到位，使得腐败不断出现，让政府舆论形象再次受损。
3.政府内部机构沟通不畅，政府与社会机构沟通不足
政府内部机构沟通不畅主要体现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沟通不足，同一层级的政府部门沟通不顺。当公共危机发生时，政府对公共危机的认知和处理应该具有一致性和连贯性。但在公共危机发生之时，往往出现不同级别的政府、同一级别不同部门对同一事件的表态具有差异，甚至完全相反，使得消息混乱不堪;或者出现同一政府机构对同一事件前后说法矛盾，往往自食其言。这些不当行为极大地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
根据过去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政府在与社会沟通的时候，都一定程度上存在下列问题：政府不愿意主动危机信息，不愿意回应社会关注，甚至个别情况下将社会的关切视为对立行为，不愿进一步与社会交流以便形成共识，导致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紧张，使政府舆论形象趋向负面化。
三、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舆论形象塑造存在问题的应对措施
结合上述政府舆论形象塑造理论及我国政府在处理公共危机时出现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确保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能够塑造良好的政府舆论形象：
1.建立健全预警机制，优化完善法律体系
我国虽然进入工业社会的时期不长，缺乏应对相关危机的经验积累，但可以根据现实需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有效经验，进而结合实际情况建立相应的公共危机处理机构和预警机制。同时，加强公共危机管理专业人员的培养。一方面，培养特定领域公共危机管理的专家团队;另一方面，在政府部门人员入职教育中，加入公共危机管理相关课程，有意培养危机意识。
在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起到了应对公共危机基本法的作用，其与在个别特定领域的立法构成了体系，如《反国家分裂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等。然而我们应对公共危机的法律体系还需改进，还不完善。为此，首先要优化现有法律之间的协调性;其次要在经常出现公共危机的领域加大专门立法力度，比如就网络进行专门立法。力争做到每一领域公共危机事件的处理都有法可依，进而增加政府管控危机的法律依据，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
2.优化政府沟通机制，明晰政府主体责任
政府间有效的沟通是政府主体间保持一致性的关键，是政府各个层级、各个部门就同一问题取得共识的重要路径、也是保证政令畅通和强大执行力的前提条件。有效的政府间沟通在公共危机发生之时显得尤为重要，而政府有效的沟通是建立在政府主体责任明确，指挥――服从链明晰，权力责任一致的前提下的。为此就需要采取以下措施：第一，政府继续推进简政放权，使得政府架构扁平化，便于信息流的畅通;第二，政府进一步无缝隙化，重视不同部门间权责划分的衔接，使得各个政府主体的权责明确化且无断裂;第三，严格政府内部监督，落实问责制度，在公共危机特殊时空条件下，监督问责机制应当是全程的、可行的，具体的、强有力的。
3.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强化舆论引导能力
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并于2008年5月1日起实施。其为公民及时了解政府信息赋予了具体的法律权利，同时也为政府及时相关信息规定了义务。在公共危机中，政府及时有效的公开信息具有巨大的正面效应：第一，能够保证公民的知情权，同时彰显政府透明性;第二，能够最大限度挤压不利的流言、谣言，减少社会恐慌;第三，及时准确的信息，为社会力量有效参与危机处理提供了可靠的判断依据。
与此同时，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壮大，公共危机发生之时，除了政府的信息，还有大量的个人及社会组织在信息。这就要求政府强化舆论引导能力：加大宣传创新;广泛采用社会喜闻乐见的新媒介;注意引导社会媒介树立实事求是、大局观念、人文主义、是非明晰的信息原则，并完善相关的激励处罚机制。
四、总 结
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舆论形象的塑造，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涉及整个危机管理过程。完善的法律体系，有效的预警机制，优秀的危机处理人员，严格的权责体系，公开透明的信息，良好的沟通传播机制，都是塑造政府在危机管理中良好舆论形象不可或缺的要素。但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公共危机的有效处理对政府舆论形象的塑造不可忽视，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良好的政府舆论形象塑造，主要力度还要放在日常的政府行为模式塑造上，确保责任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法治型政府舆论形象在非危机状态下便能在社会中得到确立，才能使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具有更大的权威和公信力以及执行力，才能确保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舆论形象塑造的成功。
参考文献：
[1] 彭伟步.信息时代政府形象传播[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 胡宁生.中国政府形象战略[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关键词：危机意识；新闻媒体；危机教育栏目化；理性报道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0-0252-02
近年来，我国公共危机事件频繁发生，从2003年的非典肺炎流行，到2007年的金融危机，再到2008年的南方冰冻雨雪灾害和汶川地震，还有今年发生的雅安地震，无不对公众的危机意识和处理危机能力提出巨大挑战和更高的要求。新闻媒体作为社会重要力量，在培养公众危机意识的工作中担负着特殊的责任。因此，在危机的管理中，媒体应该把完善提升公众危机意识的能力作为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
一、媒体提升公众危机意识的必要性分析
（一）我国公众的危机意识薄弱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虽然是中国人经常挂在嘴边的古训，但时至今日，国人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并没有大的提升。据2006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危机管理课题组的关于《城市居民危机意识网络点查报告》显示，广大公众普遍缺乏危机防范意识，尤其对利用外部资源防范危机的意识薄弱，如不了解自己的邻居、不了解自己所处附近的避难所等。
从宏观的角度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基于中国地理环境、中国传统文化造就国民品性以及当前中国经济腾飞但公民精神建设相对迟缓等现实因素的考量，中国并未形成一种适度的危机文化氛围。政府、社会组织和大众传媒在培养公众的危机意识方面的工作不到位，相应的思想理念和实践措施都缺乏系统性、科学性和创新性，致使公众对危机的辨识力和处理能力无法借助外力得到提升。
（二）新兴系统威胁：21世纪的“风险社会”对公众的危机意识提出更高要求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认为， 21世纪经合组织国家和其他一些国家将主要面临“新兴系统风险”。所谓新兴系统风险， 就是人类赖以生活的医疗卫生系统、交通运输系统、能源供应系统、食品和水供应系统、信息和通信系统遭受到的威胁。中国目前处于改革攻坚期，经济环境、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充满挑战和风险，中国政府和公民只有强化应对各类危机的能力，才能保证可持续发展。这就对国民的危机意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媒体在提升公众危机意识方面的特殊作用
德国女传播学家伊丽莎白・诺埃勒1974年提出“沉默的螺旋”理论，从传播效果研究角度而言，该理论强调大众传播具有强大的社会效果和影响，传播媒介具有“创造社会现实的”巨大力量。危机发生时，公众对危机的高关注度使接收信息的需求会激增，对大众媒介传播的信息产生依赖性。
二、媒体提升公众危机意识的方法探析
斯蒂文・芬克在1986关于危机传播提出了四段论模式即危机潜在期、危机突发期、危机蔓延期和危机解决恢复阶段。本文根据芬克的四阶段理论划分时区，分析媒体在不同阶段提升公众危机意识的技巧和方法。
（一）危机潜伏期――危机教育常态化、栏目化、品牌化
正如《健康是一次旅行》的作者马修・曼宁所说：“疾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对这些病魔的无知”。同理，公众对危机的知识掌握的越全面，对危机的敏感度和接受处理的能力越高。媒体虽然是危机教育重要的参与者之一，但在各种信息量速度急剧增加、信息渠道不断拓宽的传播环境下，公众对很多信息都无暇顾及。即使是传统意义上的敏感信息，除了切身利益与之相关的部分公众外，绝大多数公众并不密切关注。
那么，媒体要想使有关危机的科学知识信息被更多的受众所接收和掌握，就需要将危机教育常态化，栏目化和品牌化，以传播的高频率使受众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如美国探索频道的一档展现主持人冒险经历的电视节目《荒野求生》在获得高收视率的同时教会了公众大量如何在荒野逃生的技能。据媒体报道，美国9岁男童格雷森・温与家人在森林远足时走失后，依据自己通过观看《荒野求生》所学的求生技巧自寻出路，同时还为救援人员留下寻找线索并最终获救。由此可见，一个品牌化的节目，可以在提升公众危机意识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另外，常态化的媒体危机教育节目还可以保证节目内容更加丰富多元，不同地域、不同情境、不同类型和针对不同人群的危机知识都有机会呈现。因此，受众从众多的危机报道中找到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更容易产生影响的危机知识的几率增加。
（二）危机爆发期――利用公众的危机认知心理适度强化危机带来的危害宣传，并且大力强宣传反危机技能
传播过程中的认知心理指人们普遍存在的、寻求信息的心理现象，寻求信息的目的是减少或消除周围环境的不确定性，从而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在社会常态环境下，人们的这种心理是不明显的，但在公共危机传播这一特殊情境下，公众处在一种未知的恐惧中，这种认知心理会非常明显。他们希望了解新的情况，并对所获得的信息进行验证，从而确定自身所处的环境。可以说，危机时期的公众会主动的接触媒体来获取信息。
另外，根据美国学者美国学者威廉・麦奎尔在世纪60年代提出的“防疫论”认为，增强人思想上的抵抗力，一要使用“滋补法”，即让人事先接触支持其基本信念的正面信息；二要使用“防疫法”，即让人事先接触一种弱性的、刺激其防卫的负面信息，这样可以让人形成一种通用的免疫力，这种免疫力足以使人的基本信念在受到另一种攻击时也不至于改变。
危机爆发期，公众对危机的关注度会空前提高，且公众的危机认知处于感性阶段。此时，媒体可以适度强化危机带来的危害宣传，提供刺激防卫的负面信息，使公众对此类危机的危害性有更直观、更贴近的感受，在今后的日常生活中也会增强危机的防范意识。
同时，在危机爆发期，媒体应当趁着报道的热度大力宣传相关的反危机技能信息，在技术上帮助公众了解和记忆危机。该类信息的实用性和针对性不仅解决了公众当下应对危机的现实问题，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迎合公众由同理心而产生的避免危机伤害的需求。
（三）危机蔓延期――培养公众面对危机时的理性
成熟的心理状态和理性思维是危机意识构成中不可缺少的元素。媒体在危机蔓延期的报道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舆论以及公众对危机的认知和心态。因此，在这一时期，媒体提高公众危机意识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
1、挖掘深层信息
危机蔓延期，公众的危机认知由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对危机信息需求也从量上转移到质上。这时，媒体应该加大力度对危机产生的原因和影响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解读，引导受众理性思考、深刻体会危机发生的前因后果，这样有助于加深公众对危机的认识。
2、抑制谣言传播
由于这一阶段相对漫长，在像地震、海啸、传染病等威胁到多数人生命、财产安全的公共危机蔓延时，一些有关危机的个体谣言有可能从一元化传播进入到群体谣言的多元化传播，结果造成公众恐慌脆弱的心理，影响人们对于危机事件的认知效率。媒体通过及时粉碎谣言，能够缓解公众紧张焦躁的情绪，增进公众的理性思维能力。
3、谨防对危机的不当引导和干预
（1）提倡自救
中国国内的媒体在报道自然灾害时，经常浓墨重彩地描绘外界力量――政府、军队、医生等是如何在灾后帮助灾民脱险和维持生活的，幸存者通常是没有什么能力行动。这种灾民“无能为力”的信息过多，往往会导致公众对危机产生误解，对外界救援力量形成心理依赖，从而削弱危机意识。因此，媒体在报道危机时，应该提倡公众开展自我保护、自我救助和自组织的意识。
（2）淡化悲情，增加让人“冷静”的讯息
对比日本媒体和中国媒体有关本国地震的报道不难发现，相较于中国媒体习惯的煽情报道，日本媒体则更加强调冷静和人性。比如，在NHK有关地震的新闻画面中，没有主播和一线记者的泪流满面，只展示镇静的面容和专业的报道；没有略带人性悖论的英雄事迹，只展示有条不紊的救援。
冷静、平稳的心态是抵抗危机伤害的心理基础，媒体过度渲染灾难的悲彩容易激发受众脆弱伤感的情绪，削弱公众的心理承受力，不利于灾后秩序的维持和公众成熟理性的心理建设。中国媒体应该从日本媒体处理危机新闻的行动中吸取有益经验，控制大起大落式的煽情报道数量，增加让人冷静的讯息。
（四）危机解决恢复期――监督问责，总结经验
1、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
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经常被同时提起，是因为危机意识是一种危机感、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只有强化责任感和使命感，才能深刻认识“不负责任的后果”，才能对可能发生的危机有清醒的预见和防范。
现实生活中，部分危机是因为相关责任人的过失而触发或者恶化的，如交通事故中肇事者的违规驾驶、火灾事故发生前安检部门的失职等。这就需要媒体在危机后期着重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对危机中危害公共利益的的个体或组织展开公开报道和批评并追问责任。由于新闻舆论监督具有很强的公众震慑力，所以不管是相关部门或组织，还是公众，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为了避免“前车之鉴”而更加自省和自律。
2、总结经验
正如美国的危机管理学家诺曼・R・奥古斯丁所说：“一次危机即包括了导致失败的根源，又蕴藏了成功的种子，发现、培养进而收获潜在的成功机会，是危机处理的精髓所在；而错误地估计形势，并令事态进一步恶化，则是不良危机管理的典型特征”。媒体作为社会反思和总结经验中的重要角色之一，在危机恢复阶段，积极发挥强大的传播能力和影响能力，可以为政府和公民的沟通交流提供平台，促进危机管理机制的完善，引导公众形成思维定式，即记忆和经验。
三、结论
对一个国家而言，公民具备理性的危机意识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公民的危机意识的强弱和危机应对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只要新闻媒体借助自身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在危机传播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可通过创新理念、吸收经验、积极参与和科学运作，结合新的媒介手段和大众心理需求，就能促进公众危机意识的提升。
参考文献：
[1]清华大学危机管理课题组.中国城市居民危机意识网络调查报告 [J].中国公共安全（综合办，2006年第6期.
[2]范燕宁，卢敬春.“非典”过后反思公众危机意识[J].艺术教育，2003年第8期.
关键词：网络危机 处理 公共管理机关 社会公众 影响
一、引言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网络的飞速发展和网民数量的急剧增长，网络环境下的人类社会在道德观、价值观、世界观方面变得日趋复杂和多样化，尤其是在危机发生的时候，按照传统的危机处理模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各界及公众的需求，在这种环境下，无论是政府部门、新闻媒体部门或者是普通的公民个人，随着网络环境的变化，应对危机的理念、组织、协调以及相关部门在机构设置、人员调配、资源配置方面等方面，无不受到网络环境的影响。网络危机下的处理正是在这种影响下被逐步实践和加以应用的。
二、网络危机下的处理对政府公共管理机关的的影响
网络危机下的处理对政府公共管理机关的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危机处理，还是网络危机下的处理，一般都是在公共管理机关的主导下进行的。两者的区别只是处理理念、机构设置、处理模式、处理平台方面存在差异，其主导方面还在于公共管理机关引导、指挥、沟通和协调。因此，研究网络危机下的处理对公共管理机关的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促进网络危机下的处理相关理论的发展。
1、网络危机下的处理对政府公共管理机关危机处理理念上的影响
首先，政府公共管理机关应当抓住网络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发展这个奇迹契机，由精通网络专业知识、社会经验丰富处理危机专业人员同包括法律专家、经济专家、会计师、经济师、自动化控制专家、工程师等人员在内的专家组成专业性的危机处理团队，专门处理网络危机，科学、合理地建立健全各类网络危机处理的流程，用流程处理模式代替传统的处理模式，实现网络危机下的信息对称。其次，是要在变官本位理念为服务理念，以为广大网民提供高效、优质的网络信息服务作为政府公共管理部门处理网络危机的立足点。同广大网民建立一种真实的、公开的、相互信任和理解、透明的信息共享服务。取得广大网民对网络危机下的处理工作人员的信任，促使网民的言论顺应政府公共管理部门的引导，实现网民的自我约束，从而将网络危机下的处理引发不良影响的风险降到最低限度。第三是注重将网络危机下的处理效益性理念深入到政府公共管理机关危机处理工作人员的信念中，并且在具体的危机处理过程中予以落实。第四是政府公共管理机关在危机处理时间观念上的影响。
2、网络危机下的处理对政府公共管理机关处理危机机构设置方面的影响
首先是根据网络危机的出现状况，打破行政区域的限制，改变了危机处理的机构设置。例如在四川雅安地震的处理过程中，改变了以前以中央政府为主导的救援。按照总理的要求，四川省委、省政府作为危机处理的主要机关，全面负责震后处理工作，国务院有关部门以及各个方面的力量按照四川省委、省政府做好帮助和支持。地震信息披露工作也由四川省委、省政府牵头组织实施。由于四川省委、省政府指挥、协调、沟通工作做得较好，中央与地方、地方与中央各个部门、地方与其它相关方面接触和互动到位，使整个社会对地震的状况、以及政府相关公共管理部门的准备、救援以及进展满意度较高，得到了外界的一致认可。其次是整合政府公共管理机关内部关于网络危机下的处理机构的设置，围绕网络危机下的处理的需求设置诸如突发公共事件领导组织、危机教育机构等部门，建立起应急预案，并按照应急预案进行演练，政府部门的危机应对，特别是演练教育的娴熟使政府公共管理部门在危机出现时危机处理运行机制有效地发挥了充分的作用。
3、网络危机下的处理对政府公共管理机关危机处理模式的影响
网络危机下的处理对政府公共管理机关危机处理模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府公共管理机关以“行业+地理分布”的危机处理模式替代了传统的“一刀切”的危机处理模式。仍以四川雅安地震的处理过程为例，在危机处理中，始终以四川省委、省政府牵头组织，供电、供水、交通、金融机构、保险机构、企业行会、红十字等慈善组织同四川省委、省政府相互协调，共同开展抗震救灾工作。4月20日，地震发生后，金融机构启动应急服务机制预案，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兴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华夏银行、浦发银行、交通银行、民生银行、广发银行、东亚银行、渣打中国共向向四川灾区人民捐款9665万元用于救灾工作；保险业在中国保险业监督委员会的倡议下，不仅赔付了逾千万的保险金，而且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中国太平人寿、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太平洋保险、泰康人寿、新华保险、中华保险、阳光保险、华安保险、生命人寿、建信人寿、友邦保险、中意人寿四川灾区人民捐款6800万元。国内各大企业也纷纷捐款，支援灾区。国家能源局抗震救灾应急指挥领导协调小组按照雅安电网结线图，快速部署电网抢修、电力恢复供应工作，并组织840余人的应急队伍，调集211台发电机、12辆发电车携带卫星通讯设施等赶赴灾区，协同四川省电力公司在较短时间内恢复了灾区大部分区域的电力供应。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水保局紧急抽调设备、人员、试剂，科学有序开展水质安全应急监测，确保了灾区用水安全。
三、网络危机下的处理对社会公众的影响
1、网络危机下的处理使社会公众将网络作为其表达诉求的平台
网络危机下的处理使社会公众将网络作为其表达诉求的平台是网络危机下的处理对社会公众的首要的影响。社会公众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需要通过一定的途径表达自己的诉求，当社会大众看到网络危机下的处理快速、有效的情况下，往往会采用各种手段将自己的诉求通过网络这个平台予以，并且有可能采取夸大其词地方法，试图引起更多民众的支持和各方舆论的支持，从而引起政府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以期尽快达到满足自己经济利益的目的。
2、网络成为公众表达参与社会管理的意愿的平台
网络成为公众表达参与社会管理的意愿的平台是网络危机下的处理对社会公众的第二个的影响。随着我国物质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公民受教育程度的逐步提高，使公众参与我国社会管理的热情空前提高，参与社会管理的能力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为公众表达参与社会管理提供了可能，但是在民众参与社会管理途径没有得到充分拓展的情况下，网络由于其表达意愿，参与政治、经济、文化事务的自由行和便利性，成为广大网民青睐的对象，网络逐步成成为公众表达参与社会管理的意愿的平台。网络传播的开放性特点为给广大网民提供了良好的表达自己思想、规划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生活的途径，同时，网络信息传播的高速性和网络覆盖面的无限性又成为迅速控制危机的有力保证。公众通过网络表达自己参政议政意愿的最终目的是建立同政府的“共建共治”，从我国目前的状况来看，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机制没有有效建立，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途径过于单一，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管理资源配置还很不合理。同时，政府公共管理部门对网络危机下的处理的重视程度使广大网民看到了众参与社会管理可能，通过关注网络信息和参与对相关危机事件的评论及出谋划策实现自己参与社会管理的梦想。因此，网络危机下的处理对公众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网络成为了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管理、表达诉求的平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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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丽莉.从危机传播视角看新媒体环境下的突发事件传播[D].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10；5月31日
[3]刘嘉.新媒体介入前后危机传播比较研究[D].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9；5月31
【关键词】 金融危机； 现金持有量；短期借款；外部融资依赖度；投资规模
一、引言
企业投资行为一直是学界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也是影响企业生存发展和价值大小的一个重要因素。投资规模是企业投资行为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企业的规模、行业竞争优势和战略发展方向。
2008年下半年我国金融危机爆发，这给非金融企业的外部资金供给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冲击，同时我国上市公司2008年第三季度的投资规模较第二季度大幅下降（平均下降达75%）。根据国外研究结论，企业在金融危机开始前的不同财务状况（现金持有量、短期借款和外部融资依赖度）对危机期间公司投资规模或抗风险能力影响相当显著，企业如果具有高现金持有量、较低短期负债和较小对外融资依赖程度，就能大大提高抗风险能力和减缓危机后投资规模的下降。
我国上市公司金融危机开始前一年的平均每季现金持有量比（占资产平均总额）超过13%，平均每季短期负债比达（占资产平均总额）18%，外部融资依赖度较发达国家小。这些因素是否如国外研究结论那样对我国危机期间上市公司投资规模或抗风险能力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危机前不同财务状况的上市公司在危机期间其投资规模是否有较大的差异，这都是研究金融危机下企业投资行为值得探讨的现实问题，也是目前我国研究文献较少的领域。
因此，研究我国上市公司金融危机开始前一年的财务状况（现金持有量、短期负债和对外融资依赖度）对危机期间投资规模的影响，并与国外的情况进行比较，对探讨我国上市公司确定投资规模的决策因素和提高上市公司自身的抗风险能力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文的结论也可作为进一步探讨我国上市公司持有现金的动机和短期负债的刚性约束功能的基础。
二、主要文献回顾与理论观点
（一）主要文献回顾
1.关于企业的财务状况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已有大量的文献对其进行了实证研究。早在1957年，John Meyer和Edwin Kuh 指出在资本市场不完备的情况下，企业的财务现状、财务结构和财务政策影响企业的投资规模；从50年代开始，大量文献开始从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的角度来研究现金持有量与投资行为的关系，如1994年，Stephen Vogt运用啄食理论和自由现金流理论，解释了现金流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利用实证方法研究了大型和低股利分配的公司体现人问题，而小型、低股利分配公司主要体现为啄食理论问题。
2.关于金融危机对公司投资的影响。目前越来越多的文献研究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和后果，大部分文献关注于危机的财务方面，少部分文献关注危机对公司的实际效果。Ivashina和Scharfstein（2009）发现在金融危机期间银行大幅削减对公司的贷款；Campello，Graham和Harvey（2009）通过调查公司经理发现在金融危机期间由于外部融资约束导致公司放弃许多收益较高的投资项目；Duri，Rochell和Steffen（2009）利用实证方法研究了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德国银行通过控制贷款和严格贷款申请人标准收缩银行贷款而导致的资金供给效应的证据；Rajan（2008）发现对那些主要依靠外面融资的企业，金融危机对其投资增长的抑制作用更显著。
3.关于金融危机下，现金持有量对公司投资的影响。Faulkender和Wang（2006）认为对那些存在融资约束的公司，现金持有量的边际价值是相当高的，尤其是公司现金流量低而投资项目收益高的情况下，现金的对冲作用更显著；Arslan，Florackis和Ozkan（2006）通过对土耳其2001―2002年的金融危机实证分析也得出现金持有量对减少投资的对冲作用；Bats，Kahle和Stulz等（2009）也通过实证方法得出在外部融资市场混乱的时代，超额现金持有量对公司相当有利；Ran Duchin，Oguzhan和Ozbas等（2010）研究金融危机对美国公司投资的影响，通过实证方法研究得出由于外部资金供给的负面冲击，使那些持有现金量少、短期负债高和主要依靠外部资金供给的企业投资大幅下降。
（二）主要理论观点
1.外部资金供给的负面冲击会抑制公司投资。如果公司内部缺乏充足的资金去满足其所有有利或收益高的投资机会，外部融资供给的负面冲击和融资摩擦的出现，可能会阻止公司的投资，特别是对那些从外面融资成本较高、主要依靠外部资金或存在融资约束的公司，此影响将尤为严重。其中融资约束一般指公司没有充足的能力融资以满足其最佳投资机会，可以利用公司的现金持有量、规模、派息等指标来衡量。
2.金融危机的发生导致外部资金供给减缩，这严重挫伤了那些缺乏短期流动性公司的投资
（1）金融危机发生前一年的公司现金持有量对公司投资下降有很大的缓冲作用。特别是那些依靠外部融资的公司，现金持有量对减轻金融期间的投资减少相当重要。Ran，and Duchin Hn等证明危机前现金持有量低的公司，危机后的投资相对于危机前显著下降；危机前现金持有量中等的公司，危机后的投资下降但不显著；危机前现金持有量高的公司，危机后的投资几乎没有下降。
（2）金融危机发生前一年的公司短期负债规模对公司投资下降有很大的加剧作用。由于短期负债是公司流动性的减少，当公司再融资困难或再融资成本较高时，短期负债对金融危机期间企业投资的减少有一个较大的负面效应，而长期负债没有。金融危机前有较高短期负债率的公司其金融危机期间投资下降相当显著，中等短期负债率的公司其金融危机期间投资下降但不显著，低短期负债率的公司下降较少。
3.金融危机后期或后，由于需求方面的增长，公司投资规模会随着增长，特别是那些高现金持有量、低短期负债率和不存在融资约束的公司增长显著。
4.金融危机前公司的低现金持有量、高短期负债率、融资约束和外部资金的依赖性对公司投资影响不如危机期间显著。
三、数据来源与模型设计
（一）数据选取
本文主要以季为期间单位进行数据分析，美国金融危机期间一般界定为2007年7月1日到2009年3月31日，而危机传到我国一般认为是2008年7、8月份。而从经济数据看，我国2008年第三季度样本公司的投资规模较第二季度大幅下降，2009年第三季度的投资规模较第二季度则大幅上升。因此本文将我国金融危机前一年的数据选在2008年7月1日前，即2007年7月1日至2008年6月30日之间；主要关注的金融危机第一年的数据界定在2008年7月1日至2009年6月30日之间；金融危机的后阶段则选为2009年6月30日至2009年12月31日之间。
选取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同时剔除了以下样本：一是剔除ST类公司，因为此类公司财务状况与正常经营公司存在一定偏差；二是剔除一些异常值和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共有样本数量为848个。
数据主要来自于WIND数据库、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基本财务数据，数据包括2007年7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上市公司每季的现金持有量、短期负债、长期负债、资本支出和总资产价值等财务指标。
（二）模型选择
公司的投资规模除了受到投资机会的影响外，很大程度上还受公司已有的现金持有量水平、短期负债的压力和外部融资约束的影响，因此本文主要选择三个自变量：上一年度的每季现金持有量和每季短期负债以及本年度的每季外部融资依赖度（由于金融危机期间资金供给的负面冲击，所以选择外部融资依赖度指标来反映外部融资约束）。对于三个自变量与投资的关系，根据上述理论的观点，本文期望投资规模与上一年度的现金持有量为正相关，与上一年度的短期负债和本年度的外部融资依赖度负相关。具体模型如下：
模型：It=α+β1*casht-1+β2*stdt-1+β3*efdt+εt
模型包括上期现金持有量cash、上期短期负债std和外部融资依赖度efd三个变量。
为了消除规模和各变量数量级的影响，本文把公司的现金持有量、短期负债、长期负债和资本支出都除以每季平均资产总额加以标准化，其中，资本支出为期末固定资产减去期初固定资产；投资I为每季的资本支出与平均每季总资产的比值；前现金持有量cash为危机开始前每季现金与短期投资（或交易性金融资产）之和与平均每季总资产的比值；前短期负债std为危机开始前每季短期负债与平均每季总资产的比值；外部融资依赖度efd为资本支出减去营运资金供给与资本支出的比值，如果营运资金供给无法取得就用当期留存收益变化来计算，此指标用来反映企业所需资金对外部融资资金的依赖程度。
四、实证分析
（一）单变量分析
本部分静态的统计或单变量分析方法，主要分析金融危机前一年的现金持有量与短期负债对公司平均每季投资的影响。根据2007年7月1日到2008年6月30日每季的平均现金持有量和短期负债把样本上市公司分别分为三类：低现金持有量（282个样本）、中现金持有量（282个样本）、高现金持有量（284个样本）和低短期负债、中短期负债和高短期负债。其中现金持有量和平均投资分别指每季现金持有量与每季平均资产总额比值和每季平均投资与每季平均资产总额比值。
1.现金流量与投资
表1显示：金融危机开始前一年现金持有量低的公司，其投资规模（下降0.486%）较现金持有量中等的公司的投资规模下降大（下降0.349%）；金融危机前现金持有量高的公司其投资几乎没有下降，反而有所增加。
表2显示：金融危机前一年低现金持有量的公司其投资在金融危机后期（2009年7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都有较大的提高，而中等现金持有量的公司其投资也有所提高，但不如低现金持有量的公司大。另外，高现金持有量的公司其投资增长最少，这与国外学者研究的情况很不一致。
2.短期负债与投资
表3显示：金融危机开始前一年的低短期负债比的公司其投资下降（下降0.4472%）比中等短期负债比的公司投资下降要大（0.1379%），而高短期负债比的公司下降最少，这与国外学者研究的情况相反。
表4显示：金融危机前一年低短期负债的公司其投资在金融危机后期（2009年7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都有较大的提高，而中等短期负债的公司其投资也有所提高，但不如低短期负债的公司大。另外，高短期负债的公司其投资增长最少，这也与国外学者研究的情况基本一致。
3.总体情况与国内外对比
表5显示：848个样本公司其投资规模在金融危机开始的第一年（2008年7月1日到2009年6月30日）下降，而到金融危机后期又开始上升且超过了金融危机之前的投资规模。
表6显示：不管是金融危机前还是金融危机后，美国的投资规模远远高于我国公司的投资规模（美国危机前和危机后的现金平均持有量为总资产的0.19左右，我国较之稍低。）
以上分析中，公司现金持有量的结果与本文前面的理论观点相符，金融危机开始后由于外部资金供给的紧缩，那些持有少量现金的公司其投资规模下降要大，而那些持有大量现金的公司其投资规模下降较少或反而有所增长；但是公司短期负债分析结果与理论却未完全相符，尽管金融危机开始后公司投资开始下降，但低短期负债的公司其投资规模下降较中短期负债的公司反而大，而中短期负债的公司其投资规模下降又较高短期负债公司的大。
金融危机后期的结果与理论观点也不完全一致，在金融危机后期，由于需求方面的增加，投资开始增长，但是我国投资规模增长较明显的是那些持有低现金量和低短期负债的公司，而不是高现金量和低短期负债的公司。
另外，我国金融危机开始后投资规模与现金流的关联度明显没有美国公司的显著。
下面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进一步分析危机开始前一年的现金持有量和短期负债以及外部融资依赖度对金融危机期间企业投资规模的影响。
（二）回归分析
利用SPSS分析工具，根据模型：It=α+β1*casht-1+β2*stdt-1
+β3*efdt+εt对848个样本进行总体回归分析，其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
从表7中可以看出，三个自变量中金融危机开始前一年的现金持有量与投资规模正相关（系数为正），表明现金持有量对危机期间的投资下降有缓冲的作用；金融危机开始前一年的短期借款比与外部融资依存度与投资规模负相关（系数为负），表明企业持有短期负债和对外融资依赖度强会加剧公司投资规模的下降，这与本文理论分析期望的结果相符。但从其t检验的结果来看，三个自变量影响都不显著，特别是短期借款，其T值只为－0.584，说明金融危机开始前一年的现金持有量和短期借款以及外部融资依赖度对危机期间投资规模的影响力不强，特别是短期借款，这与国外学者发现的情况很不一致。另外，三个自变量对投资规模影响的解释能力并不强（调整R2为0.006），这也与国外学者理论结论不一致。
五、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一是金融危机开始后公司投资规模开始下降，金融危机后期公司投资规模开始上升，且增幅比其开始下降幅度稍大，但是低现金持有量公司反而表现更为明显。这说明在金融危机期间由于大部分公司股价下跌，这给那些希望通过收购、兼并等方式进行扩张的公司提供了机遇和条件，但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量并未像理论分析那样发挥应有的作用。二是金融危机开始前一年的现金持有量与危机期间投资规模正相关，且高现金持有量的公司其投资规模下降较中等现金持有量的公司要小，但不显著。这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持有的现金对金融危机有一定的缓冲作用，但不大，或者我国上市公司没有充分发挥现金持有量对冲金融危机所带来风险的功能，这与我国上市公司持有现金的动机有很大关系。三是公司投资规模与外部融资依赖度负相关，但不显著，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投资规模受外部融资约束的影响，但约束力不强。四是金融危机开始前一年的短期负债与危机期间投资规模负相关，且不显著。但与国外学者的研究结论相反的是：高短期负债的公司在金融危机开始后其投资规模下降反而有所减少。这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短期负债的刚性约束不够。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和外部约束机制，正确确定企业现金持有的动机。在外部融资环境较差时，持有现金的预防应该凸现出来。但研究结论证明我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量的动机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更多地表现为自利动机或交易性动机，而非预防性动机。而导致现金持有动机异化的根源在于公司治理和外部制度环境的不完善。一方面，不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导致股东层、董事会层和经理层的权、责、利的制度安排不合理，没有足够的动力和激励机制去促进公司管理层合理有效地持有和使用现金；另一方面，中小股东对公司管理层和控股股东无法有效地监督和约束，再加上缺少并购市场、经理人市场和新闻媒体等外部压力，没有强势的外部制度环境去约束公司管理层合理有效地持有和使用现金。二是完善我国金融机构的运行机制和企业退出机制，强化短期负债的刚性约束功能。当外部融资压力加大时，短期负债对企业投资的减少应有一个较大的负面冲击。研究结论显示危机期间我国上市公司短期负债对投资的负面冲击较小，其根源在于短期负债的刚性约束不够。一方面，我国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并非完全按市场机制运作，贷款对象也大部分是上市公司（我国上市公司大部分是国企转制而成）。这种国有对国有的借贷关系，带有较多的行政色彩。导致大部分上市公司还贷压力小，甚至公司短期借款越多，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公司与银行的关系越密切或政府支持越多。另一方面，我国企业破产机制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当公司无法偿还到期债务时，由于各种原因，真正进入破产清算的公司很少，导致负债无法发挥其到期要求还本付息的刚性约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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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络舆论危机；危机管理；高校形象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6）13-0005-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6.13.003 [本刊网址]http：∥
随着信息社会的迅猛发展，人们获取及传播信息的模式更加多样化，高校形象传播的渠道进一步拓展，同时高校官方机构与网民互动交流进一步加强，高校可以全方位地塑造自身良好形象。但是，也恰在这种情势下，高校的形象反而更易遭到破坏。有关高校的负面信息一旦传播开来，就有可能被网络舆论这股大浪所淹没，导致高校出现不同程度的信任危机，甚至是高校和社会公众相对立的局面。高校有必要将网络舆论纳入高校管理的范围，以加强对网络舆论的领导和控制。
一、网络舆论危机对高校形象塑造的重大挑战
网络舆论危机是客观存在的，高校对网络舆论危机的有效管理可以降低它发生的频率，却不能在根本上杜绝网络舆论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舆论危机巨大的杀伤力仍然会对高校形象的塑造形成不利影响。
（一）网络舆论危机会削弱高校的公信力
高校形象的塑造，其中就包括高校的公信力，高校的公信力是指高校根据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来获得社会公众对高校工作的信任，它不仅是社会公众对高校的客观评价，还是高校的无形资产之一。我国高校在网络舆论的管理过程中，依然存在着管理机制不完善、缺乏效率的现象，这会严重破坏高校在社会公众心目中原来的良好形象，使公众对高校缺乏认同感和信任感。
（二）网络舆论危机会恶化高校形象
互联网是一个开放的虚拟空间，社会公众的话语权并不需要受到过多的约束，网民对于高校的某些负面信息，如高校的学术腐败、学生的暴力凶杀等事件，他们为了博眼球，恶意炒作一些“乌龙”来恶化高校形象。若是这种网络舆论危机事件发生的频率很高，那么高校之前所建立的良好形象就会付之东流，受到社会公众的怀疑，引发高校形象塑造与网络舆论危机之间的二元化矛盾，导致高校危机管理体系的失衡。
（三）网络舆论危机事件的累积会使社会公众对高校形象形成“刻板成见”
网络舆论危机事件的累积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它会使社会公众对高校形象这一特定的三维事物持有固化的观念。伴随着网络舆论，人们对于高校形象就会产生成见，阻碍着社会公众对高校形象的全面了解。一旦人们接受了网络舆论所涉及的高校负面信息，就会形成对高校形象的“刻板成见”。现今，如何弱化社会公众对高校形象的“刻板成见”已是当务之急，累积的网络舆论危机事件会出现不断的“舆论再生产”现象，极大地扩大了“刻板成见”的威慑力。
二、网络舆论危机环境下高校形象塑造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高校管理者网络舆论危机意识淡薄
高校管理者对网络舆论危机新模式并不了解，对于解决舆论危机的方式主要是凭借自身以往的经验为主。他们认为网络舆论只是社会公众的炒作行为，并不会对高校形象塑造带来实质性的破坏，采取了消极不恰当的处理方式。只是将其作为一般的负面危机进行解决，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及时地对网络舆论加以分析判断，错失了处理网络舆论危机的最佳时间，任由各种流言将网络舆论危机事态扩大。
（二）高校网络舆论危机管理机制不完善
由于高校对于网络舆论危机事件的重视程度并不高，很多高校并没有成立专门的组织关注互联网上有关本校各种负面的网络舆论，无法在源头上对网络舆论危机的事件动态进行跟踪和及时预警。网络舆论危机一爆发，高校的各管理部门对危机的事态并不了解，即便开启了舆论危机应对模式，也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分析前因后果，再重新制定管理危机的计划和流程，这将致使高校的负面舆论危机在互联网上蔓延开来。
（三）高校缺乏网络公关能力
我国高校网络公关能力仍然存在着各种缺陷。其一，高校与外界各个网络媒体之间缺乏有效沟通，对于负面网络舆论的传播，高校总是被动的与网络媒体联系。网络媒体为了吸引社会公众关注，提升信息的报道效率，并不会去求证高校的实际情况，甚至加以放大、歪曲，这会激化网络舆论，使危机更加严峻。其二，高校缺乏开放式的信息交流平台，网络舆论危机发生后，负面信息的传播更加混乱，外界无法对网络舆论的真相有更确切的认识，进而出现高校和社会公众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现象。
（四）高校对网络舆论危机管理的法律制度不健全
高校在危机处理的过程中，缺乏相关法律制度的约束，没有预防网络舆论危机的应对方案，导致高校对网络舆论危机的处理过程缺少法律定位，出现不规范的现象，更容易使舆论导向往不利一面倾斜。在这种情况下，会给高校形象的塑造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引发高校的不稳定因素，使网络舆论危机加大其危害性。
（五）高校各部门在网络舆论危机管理中责任分工不明确
高校有许多部门机构，工作纷繁复杂也是必不可免，科学有效的责任分工，有利于高校在处理网络舆论危机的过程中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互联网时代，高校在网络舆论引导上随意性强，网络运用能力不高，责任定位不明确，导致许多危机事件的解决效率低下，不能及时跟进网络舆论导向的最新动态。最后，原本很小的舆论问题由于高校各部门之间的责任不明确发展成舆论危机，造成社会公众的情绪波动，后果不堪设想。
三、网络舆论危机下高校形象塑造的策略
（一）加强高校网络舆论危机意识，健全网络舆论危机管理机制
加强网络舆论危机意识成为强化高校危机管理的首要步骤，是应对网络舆论危机的必要前提。因此，要对高校部门领导以及大学生骨干开展有关网络舆论危机应急公关知识培训，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培养高校大学生对于网络舆论危机的主体及自律意识，健全高校应对网络舆论危机的相关管理机制，通过宣传各类网络舆论危机知识，做好应对危机思想上、行动上的准备。
（二）加强学生群体的素质教育，塑造学生形象
学生对于高校而言，是数量最多也是较难管理的群体，同时学生又是构成高校形象中的一分子，从学生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可以反映一所高校培养人才的水平，从而折射出高校的形象。因此，塑造良好的高校形象首先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培养高素质的学生，做到以德修身，规范他们的言行举止，成为社会需要的复合型人才，以良好的素质修养来赢得社会公众对高校形象的好评。
（三）改革师资管理工作，塑造高校行政管理人员及教师群体形象
行政人员的高效率、教师的敬业务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公众对这一群体形象的改观，从而达到塑造高校形象的目的。因此，要提高教师的学术水平和行政人员的管理水平，有计划、系统性的加强教师的创新能力。一方面，要构建高水平高素质的师资团队，另一方面，也要强化行政管理人员个人素质的培训，全面加强教师群体的形象塑造。同时，高校在改革师资管理工作时，应该注意维护行政管理人员及教师群体的利益。
Fisher判别模型的一般表达式为：Z=a1X1+a2X2+ … +anXn，其中，Z为样本判别统计值，X1、X2…Xn分别表示研究对象的特征变量，而a1、a2…an分别表示相应的特征变量的判别系数。该模型其实质还是多元判别模型。Fisher判别分析过程是依据选取的样本数据挑选出几个能代表这一类的特征变量即关键性指标，然后根据所选取的变量构建Fisher判别模型，再把原先样本数据回代入判别模型当中，根据Fisher判别模型的判别方法对样本进行分类，并统计出判别效果，如果效果比较理想，再利用未来数据进行判别。
收稿日期：20131023
作者简介：唐睿明 （1965-） ，女，辽宁大连人，教授，主要从事财务管理与管理会计等方面的研究。Email：trm65@sinacom
运用判别分析法建立了与我国房地产业相适应的财务预警模型，并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为我国房地产业发展提出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房地产业；上市公司；财务预警；Fisher判别模型
中图分类号：F299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12009606
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基础性和先导性的地位，是我国重要的支柱产业，与我国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它具有很高的产业关联度和较强的产业带动力，已经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近年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向我们展示了房地产业肆意扩张而付出的惨痛代价。我国房地产业如若没有有效的内部风险控制系统，快速的扩张步伐必然使企业面临较大的财务危机；同时，为了抑制我国房地产业的过度投资，国家已经逐步采取了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和货币政策，“新国十条”的颁布也将使得房地产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风险。有调查显示，财务危机管理在我国房地产业并没有得到很好地应用，大部分房地产业没有采取有效的财务监控和预警机制来控制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以财务风险预测为重心的财务预警研究，以降低房地产业发生重大财务危机的风险，减少财务危机发生给企业带来的损失，进一步提高房地产业的经营效率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
一、相关概念
（一）财务危机含义的界定
财务危机（Financial Crisis）又称财务困境（Financial Distress）或财务失败（Financial Failure）。而对于财务危机的具体定义国内外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不同的学者往往具有不同的观点。（如表1所示）
参照表1，在广泛吸收国内外财务危机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资本市场相关政策制度，本文认为财务危机的标志是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异常，进而被“特殊处理”。由此，陷入财务危机的公司即为被ST的上市公司。其中，财务状况异常指的是审计结果显示的最近两个财务报告年度的净利润均小于零或上市公司连续两年亏损或每股净资产低于股票面值。
表1国内外学者对财务危机的界定
以上市公司被特别处理，特别是因财务状况异常而被特别处理作为界定财务危机的标志
陈文浩、郭丽红
一般是指由于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而使得企业陷入困难和危机的情况，极端的财务危机表现形式为企业破产
何沛利、章早立企业盈利能力遭到实质性削弱，并伴随持续亏损的状态
（二）财务预警的理论基础
财务预警模型的建立需要扎实的理论基础作为支撑，通过细心地研究，本文概括总结了以下三个财务危机预警研究中所蕴含的基础理论：
1危机管理理论
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跨国公司提出了危机管理理论，该理论主要研究的内容是企业所处的环境不是稳定不变的，这种不确定性给企业日常经营管理带来风险，特别一些重大事件甚至会危及企业存亡，导致企业破产。为了有效预防危机情况的出现并降低财务危机对企业的影响，控制经营风险及财务风险，以促进公司长远发展，管理层必须通过计划、预防和控制等措施加强对危机事件的管理。财务危机预警和企业危机管理两者之间相互补充，相辅相成。财务危机预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拓宽了企业危机管理的视野，使企业危机管理的研究更加深入。如若企业的预警结果出现问题，那么企业就会即刻进入危机管理状态，利用危机管理的相应方法和措施解决企业所出现的问题。因此，企业的财务危机预警和企业危机管理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
2权变理论
权变理论，又称权变观点，是以系统的视角，揭示各子系统内部和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组织与它所处环境之间的联系，从而明确各权变因素的关系及结构模型。权变理论强调针对不同具体环境情况随机应变，找寻最适合企业的管理模式、方法。根据权变理论基本观点，在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体系中，同样不存在一个适用于所有企业的财务危机预警系统。因此，在进行财务危机预警系统设计时，必须全方位考虑企业所处外部环境及内部自身条件，具有针对性地构建适用于特定企业的财务预警机制，并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对财务预警系统进行不断的调整与改进。因此，企业的财务危机预警模型要从宏观监督和微观管理的角度出发，要求模型的设计者站在权变的观点来分析财务危机预警企业的刚性财务指标和柔性的非财务指标，同时，对于处于不同行业和不同经营周期的分析对象，模型的设计者也要站在权变的角度进行分析。
3博弈论
1949年，Neumann和Morgenstern在《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中提出博弈论的基础理论，指出博弈行为是一种具有竞争性或者对抗性质的行为。在博弈过程中，博弈各方因为自身利益目的不同，在进行决策时必然要考虑对方可能采取的所有行为，以此来选择对自己最为有利的决策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在现实企业经营管理中，同样存在着各方的博弈，与财务预警机制最为密切的就是国家监管机构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博弈，博弈的结果便是各种政策的制定。政府等监管机构通过改进政策制度来提高政策效率，而上市公司等被监管机构通过改进自身的经营策略来适应政策的改变，并提高经营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说，博弈论成为财务危机预警机制的理论基础之一。
本文以危机管理理论、权变理论和博弈论为基础，对企业财务预警机制进行理论分析。
二、我国房地产业上市公司基于Fisher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结合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情况，应用多变量财务预警模型即Fisher模型，运用逐步分析法，对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财务预警情况进行实证研究及结果分析。
（一）样本数据的选取
由于2011年和2010年被ST的房地产上市公司只有一家，研究样本较少，不利于建立有效的财务危机模型。因此，本文选取2009年4家被ST的房地产上市公司作为研究财务危机组的公司样本，选取46家正常公司作为非财务危机组公司样本，利用样本公司被ST前t-1年（2008年）数据建立模型，利用被ST前t-2年（2007年）和被ST前t-3年（2006年）的数据对新建模型进行检验。
（二）模型变量的选取
本文主要从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的两大方面选择可能使公司陷入财务危机的31个变量（如表2所示），为了挑选出关键性的能反映房地产公司财务危机的变量指标，在构建模型前需要采用统
由表2可以看出，本文主要从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两个范围来选取模型的变量，财务指标主要是从企业的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盈利能力、发展能力和现金能力方面来揭示企业的财务现状；非财务指标主要从委托成本、股权的集中度和股票的流通性角度来选取指标。从表2中还可以看出，尽管各个指标之间可能会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是为了更全面地反应企业的财务状况，更加有效地排除由于主观经验而选择某些指标，本文将尽量多地选择指标，利用统计软件中的逐步回归筛选出重要的并且显著性水平比较高的指标来解决这一问题。
（三）模型的建立
本文主要通过SPSS分析中的逐步分析法，按照特征变量对判别值贡献的大小进行选择，剔除不显著的变量。为了能够直接对新样本进行判别分类，采用未经标准化的Fisher判定系数。通过逐步回归筛选，将原来31个变量逐步剔除25个，剩余6个变量。同时，为了保证判定模型的有效性，我们还对判别模型变量的有效性进行均值检验、拟合优度检验和特征值检验，其检验结果都比
（四）模型的有效性检验
建立判别模型之后，在确定判别规则的基础上，进而说明该模型的准确性。本文主要是利用Fisher准则构建Fisher判别式，其在本文中的具体表现为将每一家样本企业的6个财务指标带入两个判别式中，得出判别式的函数值，以较大者作为判别标准将该企业进行归类。主要采用三种方法来检验模型的预测精度：原始样本的回判检验、原始样本的交叉检验和外部数据的回代检验。
1 原始样本的回判检验
利用SPSS统计软件，根据上述判别函数值及判别规则得出被ST前t-1年（2008年）原始样本的回判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2 原始样本的交叉检验
SPSS软件还提供一种原始样本的交叉检验方法，该方法是在建立判别函数时去掉该例，然后用函数进行判别，发现强影响点。本文利用被ST前t-1年（2008年）样本数据对新建判定模型的交叉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以看出，在交叉检验中，4个财务危机公司和46个非财务危机公司的分类判别的准确率也高达100%，效果令人满意。
3外部数据的回代检验
外部数据回代检验是在判别函数建立以后，再重新收集一部分样本数据，用判别函数对样本的新数据进行判别，来检验判别效果的一种检验方法。
三、结论及建议
本文大量参阅国内外相关文献，将研究的重点集中在财务危机定量分析上，依据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运用判别分析法建立了适合于我国房地产业的财务危机预警模型——Fisher判别模型，并对其实用性和有效性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表明该模型有效性和实用性较好，预测的准确性较高。
本文通过上述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在即将陷入财务危机时（即被ST时），公司的偿债能力指标和盈利能力指标的异常变动是公司财务状况开始恶化的主要表现，依据本文研究结果，应该对产权比率、流动比率、总资产报酬率和销售净利率以及与其相关的其他同类财务指标的变动予以更多的关注，及早发现出现异常变动的原因，做到防患于未然。
第二，在对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财务预警进行研究时，应该将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相结合，从财务和非财务的角度全面地研究公司可能面临的财务困境。
结合本文研究的结论，笔者对于以后的研究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由于财务预警的研究方法中不但包括定量研究方法，还包括定性研究方法，结合各个方法的优缺点，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将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相结合，取长补短，创建综合性的预警体系。
第二，传统单一维度的财务指标在反映公司状况时有其局限性，因此非财务指标的引入对深化财务预警研究十分重要，故要加大财务预警研究中的非财务变量的研究。
第三，企业的财务危机一般都是渐进性的，是在某一时间内逐渐积累而成的，而我们所研究的财务危机往往都是集中在某一时点上的。因此，在以后的财务危机预警研究中要着重过程危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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