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行为金融羊群效应投资者行为
金融市场中的“羊群行为”(herdbe?鄄haviors)是一种特殊的非理，它是指投资者在信息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行为受到其他投资者的影响，模仿他人决策，或者过度依赖于舆论，而不考虑自己的信息的行为由于羊群行为是涉及多个投资主体的相关，对于市场的稳定性效率有很大的影响，也和金融危机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羊群行为引起了学术界、投资界和金融监管部门的广泛关注。
1羊群效应的原因研究
关于羊群行为的形成有以下几种解释。哲学家认为是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心理学家认为是人类的从众心理，社会学家认为是人类的集体无意识，而经济学家则从信息不完全、委托等角度来解释羊群行为，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
1．1由于信息相似性产生的类羊群效应
Froot,Scharfstein和Stein（1992）指出，机构投资者具有高度的同质性，他们通常关注同样的市场信息，采用相似的经济模型、信息处理技术、组合及对冲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机构投资者可能对盈利预警或证券分析师的建议等相同外部信息作出相似反应，在交易活动中则表现为羊群行为。
1．2由于信息不完全产生的羊群效应
信息可以减少不确定性，投资者获得准确、及时和有效的信息就意味着可以获得高额利润或者避免重大的经济损失。但是在现实市场中，信息的获得需要支付经济成本，不同投资者获得信息的途径和能力各不相同，机构投资者拥有资金、技术、人才的规模优势，个体投资者在信息成本的支付上远远不能同机构投资者相比。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机构投资者比个体投资者获得更多的有效信息，个体投资者在获取有效信息和获得投资收益时处于不利地位。个体投资者为了趋利避险、获得更多的真实经济信号，将可能四处打探庄家的“内幕消息”，或是津津乐道于“莫须有”的空穴来风，在更大程度上助长了市场的追风倾向。
而实际上即便是机构投资者，信息也是不充分的。在信息不完全和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下，假设每个投资者都拥有某个股票的私有信息，这些信息可能是投资者自己研究的结果或是通过私下渠道所获得;另一方面，即使与该股票有关的公开信息已经完全披露，投资者还是不能确定这些信息的质量。在这种市场环境下，投资者无法直接获得别人的私有信息，但可以通过观察别人的买卖行为来推测其私有信息时，就容易产生羊群行为。尽管机构投资者相对于个人投资者处于信息强势，但是由于机构投资者相互之间更多地了解同行的买卖情况，并且具有较高的信息推断能力，他们反倒比个人投资者更容易发生羊群行为。
1．3基于委托产生的羊群效应
1．3．1基于委托人名誉的羊群效应
Scharfstein（1992）等提供了基金经理和分析师基于名誉的羊群效应理论。由于投资经理的能力是不确定的，对名誉的担忧就产生了。
人1在得到“收入为高”的信号后进行投资。由于人2关心的是他的名声，不论信号如何，都会采取和人1一样的投资策略。因为如果决策正确，他的名声就得到增加;如果错误，则表明要么两人都是愚蠢的，要么两个人都是聪明的，但得到了同样的错误的信号，这并不损害其名声。如果采取不同的决策，委托人就认为至少有一个人是愚蠢的。因此人2会一直运用羊群策略，而不管他和人1之间的信号差异。
如果几个投资经理相继做出投资决策，每个人都模仿第一个进行选择的投资经理的决策。最终，如果投资是有利可图的，好的信号将占优。私人信息最终将不会体现在投资决策中，因为所有投资经理都会跟随第一个投资经理做出决策。于是，这种羊群效应是无效的。而且，它是脆弱的，因为，后面的投资经理的投资行为会因为第一个投资经理所收到的一点信息而改变。
1．3．2基于人报酬的羊群效应
如果投资经理的报酬依赖于他们相对于别的投资经理的投资绩效，这将扭曲投资经理的激励机制，并导致投资经理所选择的投资组合无效(Brennan,1993)。
Maug(1996)等考察了风险厌恶的投资者，其报酬随着投资者的相对业绩而增加，随着投资者的相对业绩而减少。人和他的基准投资经理人都有着关于股票回报的不完全信息。基准投资人先进行投资，人观察基准投资人的选择后选择投资组合。基于前面的信息不充分的羊群效应模型，投资经理的投资组合选择将倾向于选择和基准投资人相近的投资组合。而且，报酬制度也鼓励投资经理模仿基准投资人的选择，因为，如果他的投资绩效低于市场的平均投资绩效，他的报酬将受到影响。
2羊群效应中的博弈分析
羊群效应的产生源于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对其个人利益的考虑，因此，用博弈论的方法，我们可以更深刻的了解羊群效应产生的原因。
2.1机构投资者与个人投资之间的博弈
机构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的博弈实际上可以看做智猪博弈的一种变形，我们假设机构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都投资于股市，机构投资者由于资本较大，如果依据正确的信息投资，可以得到100的利益，而个人投资者依据正确的信息投资只可以得到5的利益，双方都可以选择收集并分析信息，由此而产生的费用为20，也可以简单的只收集对方的行动信息而跟随，这样产生的费用为1，双方都放弃收集信息，产生效用为零。如果机构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都采取收集信息并分析的行为，那么机构投资者将得到利益为（100－20＝80），个人投资者则可以得到（5－20＝－15），若机构投资者收集信息，个人投资者跟随，产生的利益为，机构投资者（100－20＝80）,个人投资者（5－1＝4），如反之，则利益分别为－15，99，由此产生以下利益矩阵：
在这个博弈模型里，个人投资者等同于智猪博弈里的小猪，他具有严优策略———不收集信息而坐享其成，在这种情况下，机构投资者若不去收集与分析信息，那最后的结果是大家的利益都是零。而机构投资者去收集并分析信息，虽然会让个人投资者占到了便宜，但是毕竟有所得，因此这个博弈的累次严优解是，机构投资者收集并分析信息，个人投资者分析机构投资者的行为并跟随。因此也产生了个人投资者对机构投资者的羊群行为。
2.2经理人之间的博弈
经理人之间的博弈行为比较复杂，但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模型对它进行大致的分析，假设有两位互相竞争的经理人，对于目前市场上已经产生的某一经理人投资行为，都有两种选择，跟随与不跟随，我们假设此投资策略成功率P=0.5,若成功的话将得到10的收益，若失败，则产生10的损失，他们也可以选择不跟随这一投资行为，利用自己的信息进行投资决策，这样成功率P2=0.7,收益状况不变。这样我们可以计算各个策略的收益期望值
跟随的收益期望I1=10*0.5+-10*0.5＝0
不跟随的收益期望为：I2=10*0.7+-10*0.3=4
最后博弈得到一个最优解，这同时也是一个有效解，就是不跟随－不跟随，而这实际上基于一个相当理想化的假设，即对于经理人而言，效用＝收益。上述收益期望矩阵并没有反映上文所述的对经理人名誉及报酬的考虑，而我们可以断定对于经理人来说，与其他投资者一起决策失误跟单独决策失误，其损失是不一样的，不跟随行为产生的决策错误，除了基金金钱上的损失，还有名誉上的风险，被认为是愚蠢的投资经理，则有失去工作的可能。而职业经理人对于名誉及工作机会的担忧，无疑会对其决策立场产生影响，因此必须用经理人效用矩阵来代替收益期望矩阵，对于经理人，由于不跟随而产生的决策失误，其损失为：帐面损失＋经理人个人名誉及报酬损失＝10＋20＝30，由此我们可以得出：
跟随的效用期望为u1=10*0.5+-10*0.5=0
不跟随的效用期望为u2=10*0.7+-30*0.3=－2
在这种情况下，跟随－跟随是博弈的均衡解，这也证明了羊群效应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在很多情况下，职业经理人会舍弃自己相对正确的信息与投资策略，而去跟随一个未知的投资策略，以达到他本人职业的稳定与名誉的提高。
3羊群行为的影响
（1）由于“羊群行为”者往往抛弃自己的私人信息追随别人，这会导致市场信息传递链的中断。但这一情况有两面的影响:第一，“羊群行为”由于具有一定的趋同性，从而削弱了市场基本面因素对未来价格走势的作用。当投资基金存在“羊群行为”时，许多基金将在同一时间买卖相同股票，买卖压力将超过市场所能提供的流动性，股票的超额需求对股价变化具有重要影响，当基金净卖出股票时，将使这些股票的价格出现一定幅度的下跃;当基金净买入股票时，则使这些股票在当季度出现大幅上涨。从而导致股价的不连续性和大幅变动，破坏了市场的稳定运行。第二，如果“羊群行为”是因为投资者对相同的基础信息作出了迅速反应，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羊群行为”加快了股价对信息的吸收速度，促使市场更为有效。
关键词：土地增值税房地产市场经济效应
近年来我国住宅产业的快速发展、城镇人均居住面积的快速提高、住宅小区品牌的快速升级换代，对于国民经济内需的强力拉动等成效明显。但自2003年起至今房地产开发投资额连年高速增长，商品房销售价则年年攀高，2003年增长3.4％，2004年增长5％，2005年增长9％，2006年增长7.7％，部分城市和地区的房价年增长超过20％，已远远超过普通居民的购买承受能力，房价成为最让政府头痛的经济问题。从2004年起政府陆续出台金融、税收、土地管理、房屋管理等一系列政策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2006年12月28日国务院签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文件，要求各地从2007年2月1日起，开展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正式向企业征收30％－60％不等的土地增值税。土地增值税拉开了2007年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序幕。土地增值税的开征对房地产市场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将从经济学角度进行税收效应分析。
一、土地增值税的价格效应
1．短期内税负不易转嫁，对调控房价有积极意义。
按照现行税法规定，土地增值税实行四级超率累进税率，增值额超过50%的，适用30%的税率，增值额在50%至100%区间的，适用40%的税率，增值额在100%至200%区间的，适用50%的税率，增值额超过200%的，适用60%的税率。与比例税率相比，超率累进税率最能体现税收的纵向公平，开发商转让房地产所取得的增值额越大，税率就越高，应缴纳的税额就越多，如果地价在开发期限内飙涨，就会导致开发商囤地和开发成本大增。在短期内，由于房地产供给相对稳定，房地产的供给价格弹性具有刚性，而对于属于耐用消费品的房屋，与日常生活用品相比，消费者的需求价格弹性较大，由房地产的转让者缴纳的土地增值税的税负则不易转嫁给房地产的需求者，当高价土地收税后所获利润比低价土地收税后所获利润要少或相差不大时，房产商就会不再哄抬房价，致使房价回归供需平衡的市场规律。
2．长期内税负将会转嫁给消费者，房价继续上涨。
从对住宅的需求看，一是新增城市人口的消费需求。当前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全国已经有城镇居民将近5亿，按照十六大确定的目标，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城镇人口将要达到55%--60%。不考虑人口增长因素，也将使得城市人口超过7亿。二是现有城市居民改善住房的需求不断增长，小套换大套，旧房换新房，城市改造拆迁等等，都对新房源提出需求。而较为特殊的是，中国国度中有13亿人口，加上对外开放，一些大都市和沿海城市，住宅需求更多地来自于全国，甚至国外的购买力。三是投资渠道单一造成公众剩余资金涌入带来的投资需求。中国人均GDP超过1700美元之后，居民收入总量大大提高，据统计，2006年12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高达16万亿，除了满足生活基本需要之外，投资成为许多居民考虑的重要事项。但是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普通居民能够涉足的投资领域基本被局限在股市和房市。
而从住宅的供给看，住宅要建设在土地上，中国人多地少，土地的稀缺性使其价格将不断地上升，而土地价格的上升，必然地要摊入建设的房屋之中。从目前土地市场的格局来看，有三个土地必然涨价的原因：一是土地的供应者只有一个政府，即土地的供给是寡头垄断，只我一家，别无他店。二是土地的买家是充分竞争的，即在售出时，采取对几个、十几个、几十个，甚至百家土地购买者进行拍卖，有时一拍，拍出一个天价来，其价格必然要摊入房屋价格；三是地方政府有着从土地上获得财政收入的强烈欲望。在不完善的分税制体制下，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事权并没有得到妥善划分，地方政府收入来源相对萎缩，却要承担不断增加的公共事务，经费短缺成为大部分地方政府的普遍现象，特别是县乡财政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地方政府在经费短缺与事务增多的矛盾中，将更多的收入希望寄托在土地出让金上面。因此，土地出让金不断走高，地方政府也在有意无意中推动房价的上涨，希望水涨船高中得到更多的土地出让收益。从长期来看，由于我国住宅的需求弹性小于住宅的供给弹性，势必造成一是住宅的价格会由需求拉动上涨，二是建设住宅的任何成本，都要进入房屋的价格。进入房价的有：一是建筑商的建设成本和利润，二是政府的各种税费，三是房地产商要承担的本来应当由政府配套的道路、供排水、学校等公益性基础设施；四是高昂的土地价格。所有的国家本来想控制房屋需求和产出所增加对房地产的税费，如土地增值税的税负必然要转嫁给购买者，从而加重住宅需求者的负担。在目前情况下，还有不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买不起房子，住房保障制度也还很不到位，一旦引起房价上涨，势必就会使相关弱势群体居住状况更趋恶化。
二、土地增值税的市场规模效应
1．对房地产市场商品供给的影响：调节房地产企业合理收益，促进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近年来房地产行业开发投资额之所以连年高速增长，其中主要一个原因是房地产行业存在高额、超常利润，土地的增值令房地产项目的利润远远高于其他行业。但与此同时，与房地产行业的高利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房地产税收并未呈现高涨势头，如2004年房地产企业经营税金及附加仅占房地产企业经营收入的3.1％，国家未能从蓬勃发展的房地产行业中取得应有的利益。
涨价归公应是政府管理房地产市场的政策目标之一，也体现政策制定者参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并从中获取利益的思想意志。首先，按照社会公平原则，土地的自然涨价或地租的自然增值完全是不劳而获的利益，因此地主无权独自占有这一好处，否则，有悖于社会正义，有失社会公平。其次，按照贡献原则，地价的增加是因人口增加、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社会经济因素所致，是社会之全体施与的贡献，因此而带来的地租增加必然归于社会全体。第三，按照公共利益原则。将土地涨价部分予以归公，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并用之兴办各种公益事业，提高社会全体公民的福利水平和生活水准。课征土地增值税的目的就在于使土地自然涨价全部归公，做到地尽其利，地利共享，规范土地、房地产市场交易秩序，合理调节土地增值收益，维护国家权益，促进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随着经济持续繁荣，以及城市化步伐加快，土地增值惊人。于是，不少开发商都在圈地囤地。尽管国家规定拿到地后两年内不开发，国家有权收回，但由于一些开发商和地方政府的亲密关系，这一规定执行情况并不完满。而一旦强制征收土地增值税，不但影响开发商的收益预期，而且会对开发商的资金链产生压力，这将逼迫他们加大开发力度，增加房源，一定程度上改善供求关系。
因此，可以预测，在加强土地增值税征管之后，房地产商既要考虑行业竞争对价格形成的市场限制，又要考虑增值幅度过高引起的税收负担，将更加理性地确定行业和企业利润，进而对房地产市场商品供给的宏观控制起到积极作用。
2．对房地产市场商品需求的影响：抑止炒买炒卖房地产的投机行为，使个人消费趋于理性。
土地增值税在抑制投机、减少和避免出现房地产经济泡沫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房地产市场是一个极易孳生投机现象的领域，虽然投机行为可以看作是繁荣房地产市场的剂，但从现有实际情况看，不仅仅为购房置业而是带有投资动机的消费者逐渐增加，这其中不乏有一些人只是为投机而来。这种现象在北京、上海房地产市场表现得较为明显，尤其是购买高档商品房者大部分是港台人士以及江浙人士，他们购房的目的大都不是用于居住而是投机，一手进、一手出，待价而沽。这部分购房者与房产商、商的互动，便会向市场发出错位信号，可能恶化不合理的商品房供给结构，导致房价全面上升，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负面效应。而土地增值税的纳税人不仅有从事房地产开发的企业，同时也包括所有转让房地产取得超常利润的个人，但对公民个人转让自有普通住宅及个人因工作调动或者改善居住条件而转让原自用5年以上的住房的进行免税。土地增值税税制的设计明确显示出其抑制投机的功能，与之前强调实施的房地产转让征收营业税相比，能够更有效地控制价格涨幅，降低转让者的利润空间，削弱转让者的投机需求。
三、土地增值税的市场结构效应
土地增值税将促使房地产企业投资结构趋于合理。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结构不尽合理，并且已成为影响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比如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秘书长顾云昌认为：要使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必须调整包括房地产产品、市场、产业和布局结构。其中对于房地产市场产品结构而言，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应该大量发展经济适用型的普通住宅和一定比例的商业设施，对于别墅、高档公寓、写字楼应当严加限制”。而当前受利益机制的驱动，商品房供给结构的突出矛盾是:高档商品房供给量偏大,而中低档商品房供给不足。
关键词：市场时机选择；证券市场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0-0132-02
1 市场时机选择理论
(1)市场时机选择理论的基础――行为财务学。
现代标准财务理论以有效市场假说作为其研究基础，并一度占据了融资理论研究的统治地位。但近年来随着大量实证研究中发现的市场异常现象表明，证券市场存在许多与有效市场假说相背离的现象，包括市场对信息的反应不足和反应过度、时间效应、羊群效应等，这使传统财务学研究受到很大冲击，并促使行为财务学的兴起。从1991年至今，西方财务学界开始引入行为财务学理论，在放宽有效市场和理性人假设的基础上，对企业的融资行为进行研究。行为财务理论关注资本市场与条件对企业融资决策的影响，即企业与资本市场的博弈。
(2)市场时机选择理论。
企业融资的市场时机选择理论是建立在行为财务学基础上的，它隐含的一个重要的假设就是认为公司经理人较投资者更为理性。市场时机选择(Market Timing)理论认为，如果股票市场的非理性而管理者理性并致力于公司真实价值的最大化，那么当股票被高估时，管理者应利用投资者的这种非理性狂热时机发行更多的股票，而当股票被低估时，管理者应回购股票(Stein，1996)。由于套利限制使得市场对公司股票价格的估价存在着错误，而公司经理人则利用了市场的错误选择不同的融资方式从而以较低的成本筹集资金。
2 市场时机选择理论在我国的适应性
2.1 我国证券市场现状满足市场时机选择理论假设
(1)股票误价普遍存在。
由于中国证券市场尚处于初级阶段，上市公司股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策环境和供求关系的影响，而不仅仅取决于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和分配政策，且存在着明显的套利限制，因此上市公司的股票存在着被“误价”的可能性很大。大量关于我国证券市场有效性的实证文献证明，我国证券市场远未达到半强式有效。其中吴世农(1996)；张人骥和朱平方(1998)等，沈艺峰和吴世农(1999)的研究认为，中国证券市场仅达到弱式有效。而戴国强(1999)、张亦春和周颖刚(2001)等人的研究则认为，中国证券市场未达到弱式有效状态。陈小悦、孙爱军(2000)，陈浪南、屈文洲，阮涛、林少宫(2000)和李和金、李湛(2000)等人的文献研究结果证明，在中国股市CAPM模型基本是不适用的，系数与证券收益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这些研究说明我国证券市场还远未达到半强式有效，股票的价格并不总是反应股票的真实价值。
(2)信息不对称。
从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现状来看，证券市场仍存在着明显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首先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还远未达到及时和准确，上市公司的定期报告的披露往往滞后于市场反应。市场的价格传递机制未能达到半强式市场的水平，存在着大量的内幕交易，并且机构投资者发展滞后。相对于普通投资者上市公司大股东和管理者具有明显的信息优势，而机构投资者和大户掌握的信息虽然较多，但他们并不会迅速将信息传递给一般的投资者。
(3)流通股股价被系统性高估。
泰勒(Thaler，1999)指出，制度对投资者心理和行为的重要性在于制度能够直接导致心理和行为偏差，可以说制度与行为和心理是相互推动和相互依赖的关系。错误、缺失的制度本身就是市场中的一种噪音源，是导致市场波动和风险增大的根源。在中国股票市场，上市公司的股票被人为的划分为流通股与非流通股，在这种制度安排下由于流通股具有较高的流动性，流通股票的持有者可以较容易的将未来收益转为现时收益，因此流通股具有比非流通股更高的市场价值。此外由于中国股市处于发展初期阶段，市场对股票供求关系的不平衡导致流通股的价格进一步的被抬高，从而导致我国上市公司流通股股价存在系统性高估的现象。
(4)管理者比个人投资者更为理性。
在中国证券市场中，上市公司管理者不但比投资者掌握了更多的信息，而且上市公司管理者比个人投资者具有更高的知识水平和财务经验，因此上市公司管理人员在进行决策时会比投资者更为理性。李心丹(2002)的研究对中国证券市场个人投资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中国个人证券投资者的交易行为存在着典型的有限理特征。主要表现在投资者在证券投资行为中存在着“政策依赖性偏差”、“过度自信”、“损失厌恶”、“处置效应”“过度恐惧”“保守性偏差”“暴富心理”等多种认知偏差。杨忻(2004)等人的研究发现个人投资者在羊群效应上的表现明显，说明个人投资者存在着非理性的投资行为。
综合我国证券市场现有的发展状况及制度背景，我国证券市场的现状与Myers所提出的优序融资理论中的假设前提不符，而似乎更符合市场时机选择理论的假设。优序融资理论往往只有在市场对公司股票不存在误价的情况下才会实现，通常情况下公司的股价往往会被市场高估或低估，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存在着明显的内幕交易和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大量的个人投资者也使得证券市场经常出现异常的波动，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市场时机选择理论在我国是具有一定的适应性的。
2.2 我国企业融资中市场时机行为显著
汤胜(2006)研究结果发现，就整体市场而言，市场整体的股权再融资比例与市场的整体值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当市场行情向好、上市公司平均股价水平较高时，更多的公司进行了股权再融资。而对于个别上市公司，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倾向于在高值、高市场回报和高换手率的期间进行股权再融资，而这段时期公司的股票价格往往存在着被高估的情况。因此在融资后公司的值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并且低于其他合资，但未进行股权再融资的上市公司，说明上市公司进行股权再融资时存在着时机选择的行为。王正位，朱武祥(2007)实证研究发现，市场高涨时，会有更多的申请再融资；申请再融资的公司市场时机适合时融资规模更大，进一步分析发现，无论是申请再融资公司的数量还是再融资规模，市场时机都包括了两部分，一是基于股价的时机，二是基于再融资管制政策的时机。赵静(2007)通过理论模型讨论基于市场时机选择的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利益动因，发现我国上市公司选择在股票价格偏高的市场时机进行股权融资，将会得到更高的财富增值。
一、有效市场假说与资本资产计价模型是实证会计理论的基石
实证会计理论作为一个学术流派奠立于1986年,以瓦兹和齐默尔曼的合著《实证会计理论》一书的出版为标志。实证会计研究的宗旨是解释现行的会计和审计实务并对未来的会计和审计实务作出预测,其研究重心是会计选择行为。围绕这个重心,实证会计理论涵盖如下领域:(1)有效市场假说(EMH)和资本资产计价模型(CAPM)。该领域主要研究EMH和CAPM的确立对实证会计研究的意义。(2)会计收益与股票价格。该领域研究在有效市场假说下会计收益与股票价格的关系。(3)竞争性假说的辨识。该领域研究与有效市场假说相竞争的机械性假说。(4)会计数据、破产与风险。该领域研究有关会计收益与破产及风险间的关系,它是在前述(1)(2)(3)部分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的。(5)收益预测。该领域研究有关会计收益的时间序列特性的证据。对该领域的研究,必然应用了有效市场假说和资本资产计价模型。(6)信息披露管制理论。该领域研究对公司信息揭示进行管制的理由所在。研究表明,实际上不存在对公司信息揭示进行管制的明显理由。管制是基于相对成本与效益的经验性问题。有效市场假说依然是该部分必要的研究前提。(7)订约程序。该领域研究会计在企业及其经理人员的订约中的作用。研究中也必须运用有效市场假说和资本资产计价模型。(8)报酬方案、债务契约与会计程序。该领域研究会计程序对报酬方案、债务契约的影响。在给定市场有效的前提下,结合运用资本资产计价模型所进行的研究结果表明,会计程序上的变更可能会对股票价格产生影响。(9)会计与政治程序。该领域研究政治活动对管理人员选择会计程序的影响。(10)会计选择的实证性检验。该领域研究对各种有关会计选择行为的验证。(11)股票价格的检验理论。该领域研究强制性会计程序变动对股票价格的影响。研究过程中运用的主要分析工具依然是资本资产计价模型。(12)契约理论在审计中的作用。该领域研究契约理论对会计和审计实务的解释。
分析实证会计理论的研究领域,我们可以看出实证会计理论的研究逻辑是:首先验证证券市场的有效性,在市场有效的前提下,分析各种与会计程序选择有关的因素,寻求影响会计程序选择的相关变量,然后分析促成这些变量发生变动的原因,进而达到解释和预测会计和审计实务的目的。如果市场是无效的,则会计收益与代表公司价值的股票价格的相关性就无法考证,从而也就无法考证影响会计收益的各种会计程序选择发生的真正原因。换言之,没有有效市场假说,实证会计研究就成为无本之木。而没有资本资产计价模型,就无法对有效市场假说进行验证。因此,是有效市场假说和资本资产计价模型奠立了实证会计理论。实证会计理论的基石就是有效市场假说和资本资产计价模型。从我国的实证会计研究的现状看,普遍地强调对有效市场假说的介绍和对它的三种效应的验证,而忽视了资本资产计价模型在实证会计研究中的作用。其实,自实证会计理论形成之时,有效市场假说和资本资产计价模型就相辅相成地成为实证会计理论的基石。在研究中割裂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注重对有效市场假说的研究和验证,实质上是走入了误区。资本资产计价模型确认期望收益与风险之间的关系,而对有效市场假说的检验,就是寻求背离已被模型确认的上述关系的状况是否存在;如果存在这种状况,则市场无效;反之,市场有效。由此可以看出,CAPM的正确与否,决定着对EMH验证的成败。
二、有效市场假说与资本资产计价模型出现时的理论研究背景
有效市场假说(EMH)由尤金·法玛(EugeneFama)提出于1970年,后成为理财学中的著名假说。根据法玛的定义,有效市场是满足如下条件的证券市场:(1)投资者都利用可获得的信息力图获得更高报酬;(2)证券价格对新的市场信息的反应迅速而准确,证券价格能完全反应全部信息;(3)市场竞争使证券价格从旧的均衡过度到新的均衡,而与新信息相应的价格变动是相互独立的或称随机的。因此,有效市场假说又称随机漫步理论。根据有效市场假说,在有效市场中不存在非正常收益。评估市场有效性的分析方法分为两大类:(1)将实际收益率与在假设市场是有效的条件下应有的收益率进行比较;(2)进行模拟交易战略的测试,观察这些战略能否提供超额收益。在有效市场假设下,运用资本资产计价模型(CAPM)和随机游走模型(TheRandom-WalkModel)(我国的研究者多用随机游走模型)得出应有收益率,再用此收益率测试观察到的收益率的波动是否符合有效市场假说。然而,这些测试均为“双重测试”,既对市场有效性测试,又对模型本身测试。这种对观察到的已实现收益率和统计测试的方法称为“间接测试法”。与此相对应,依据一组市场数据采用某种交易战略来观察能否产生超额收益的方法称为“直接测试法”。
资本资产计价模型(CAPM)最初是由夏晋(Sharp)、特雷纳(Trenor)和林特纳(Linter)在60年代中期提出的,是对风险如何定价和度量的均衡理论。其根本作用在于确认期望收益和风险之间的关系,揭示市场是否存在非正常收益。通常记为:E(Rj)=RF+〔E(RM)-RF〕βj式中:E(Rj)—第j项风险资产的预期收益率RF—无风险资产收益率E(RM)—市场组合资产的预期收益率βj—COV(Rj,RM)/VAR(RM)=第j项资产不可分散风险的量度
该模型建立在如下假定的基础上:(1)市场是由理性而厌恶风险的、力图使其预期消费效用最大化的投资者组成。这些投资者用标准差来度量资产组合的风险和收益。该假设提供了风险度量的尺度(如β值)。(2)所有投资者在进行其投资决策时,都有一个普通的时间期间(如一个月、一年等)。该假设使得对预期收益的计量结果具有意义。(3)所有投资者可以免费获取信息,具有完全一致的市场期望。在不同的系统性风险中,投资者之所以选择不同的投资组合,是因为他们对风险的偏好不同。(4)市场是完善的。即不存在能左右市场的投资者;不存在交易成本和差别税收;所有资产可无限分割。(5)存在着一种无风险资产,所有投资者均能以无风险利率RF进行借贷。
随机游走模型的假设前提就是有效市场假说,该模型的作用于揭示市场收益分布是否呈随机状,本质上和资本资产计价模型没有区别。其在实证会计研究中的意义远不如资本计价模型,所以本文不予细述。
有效市场假说萌芽于本世纪50年代初。当时的美国,由于股份公司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强大,证券投资尤其是股票投资成为人们重要的投资工具之一,市场对投资分析工具和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和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迫使理财学家和会计学家创建新的理论来满足现实需求。当时美国的电子计算机软硬件的水平,已经足以满足经济分析专家的应用需求。而美国证券价格研究中心(CRSP)所建立的大型计算机数据库也促进了对分析过程中形成的假设进行试验性验证。主客观条件的具备,促成了对股票价格性态以及信息披露与股票价格关系的研究。当时的乔尔·迪安、莫迪利亚尼及米勒等人通过应用经济分析来解决理财问题,有力地促进了理财理论的发展。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创建了定量描述股票价格和风险关系的理论模型CAPM。为了限定模型的应用环境,随后又创建了EMH。与此相关联是,这段时期也是美国会计理论发展的黄金时期。1957年,面对来自各界对会计理论研究现状(注重具体方法的研究)的批评,美国会计师协会会长阿尔文·R·詹宁斯(AlvinR.Jennings)提出应重视会计概念,并将重心从应用研究转向基础研究,从而推动了会计理论研究的深化。研究重心的转移,使得建立和承认一套统一的会计理论体系尤为重要,而非以往对具体方法的强调。作为提倡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1955年和1957年,R.J钱伯斯(R.J.Chambers)和理查德·马德斯切(RichardMattessich)分别在《会计研究》杂志上著文,试图建立一种比以前具有更大内聚力和适用性的会计假设和原则为基础的会计理论整体结构。事实上,在确立会计原则之前,钱伯斯和马德斯切分别在三个方面对当时的理论提出了批评:(1)它们没有逻辑的一致性:(2)它们缺乏普及性;(3)它们的结论是不可检验的。而后他们于1964—1967年间又分别在不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更进一步的研究成果,他们认为,假设实质上是一种价值判断,就连它的有效性也建立在一个推理严密的验证基础上。为此应敞开对会计理论检验的大门。他们认为应存在是接受或否认会计理论的标准,理论应能接受其提出者以外的人的严格检验。或者,至少应将可检验的假设与价值判断和定义区别开来。检验意味着保证理论与其所有可能的后果保持相符。假设不应被作为基础的全部会计原则和规则中的任何一个驳倒,每条原则都应与所有的假设和规则保持一致。而且,还可以通过判断使用某一规则的长期收效是否大于使用它所付出的代价,是否不亚于使用另一准则的好处,相互对照着对规则加以检验。上述观点可谓开实证会计理论思想之先河。这些观点已经涉及后来的实证会计理论的研究重心—会计选择行为,而当时的规范会计理论不能为会计选择行为的研究提供理论前提。恰逢其时,理财理论中的有效市场假说和资本资产计价模型的创立,为实证会计理论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先导。这样实证会计研究者就自然地在研究中引入了EMH和CAPM。可以说,如果没有会计选择行为,实证会计研究就失去其存在的意义。证券市场是世界各国配置社会资源的重要枢纽,会计信息披露对证券市场信息需求的满足程度成为衡量会计信息披露有效性的重要因素。而研究会计选择行为对证券市场价格(主要是股票价格)的影响正是揭示会计信息披露有效性的最有效的途径。60年代早期,会计研究中普遍地隐含这样的假说,即会计报告是获取公司信息的唯一来源。由于经营者具有选择会计程序的灵活性,在上述假说下,经营者能够随心所欲地报告公司经营业绩从而欺诈市场。通过夸大报告收益,经营者就可以抬高公司股票的价值,这样股票市场不仅无法对高效率和低效率的公司加以区分,而且无法对这些不同的股票进行合理定价。如此,会计收益就不是计量公司价值变化并使股票价格成为资源配置的正确信号,这无疑是说明会计收益对股票市场的资源配置没有意义。进一步可以推论当时的会计规范体系毫无价值可言。因为对于股票市场而言,会计收益是一个会计循环的最有意义的结果。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唯一来源”假设不成立,如果会计收益和股票价格之间存在着实证性联系(研究结果也表明存在这种联系),那么即使不是按照经济学定义的收益进行计量的会计收益仍将是十分有用的。这说明会计收益的披露对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是有意义的。它驳斥了当时甚嚣尘上的会计收益无用论,维护了当时会计规范体系在证券市场中的地位,从而也显示了实证会计研究的意义,促进了实证会计研究的发展。
三、有效市场假说与资本资产计价模型所面临的挑战
众所周知,实证会计理论将有效市场分为三种形态,即,弱势有效市场、次强势有效市场和强势有效市场。对市场有效性的检验,就是验证上述三种形态之一是否存在。然而,假说与模型都有其赖以成立的前提条件,EMH隐含的前提是市场为完全竞争市场、无交易成本及所有信息都会很快被市场参与者领悟并立刻反映到市场价格之中。运用CAPM的几个前提条件如前文所述。由于存在严格的理论前提限定,而现实经济千变万化,纷繁复杂,结果,假说和模型在解释和预测现实经济问题时,有时就给人以捉襟见肘之感。时至今日,EMH和CAPM已面临如下悖例:(1)一月效应。1976年,有人研究表明,一月份的股票收益率是一年中最高的,至少是其它月份的股票收益率的两倍。不仅如此,通常情况下,夏季和秋季的股票收益率要比春季和冬季的股票收益率要低得多。根据EMH,一年中的各个月份的股票收益率应大体一致。显然,一月效应悖离了EMH。(2)交易周的日效应。研究者发现,在美国股市上,星期一的平均收益率常为负数,而星期三和星期五的收益率则为正数。该现象在英国、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股市也存在。此外,人们还注意到节日效应,即节前的几天收益率特别高,而节后的收益率一般较低,仅仅当节后恰逢周末时会变高。该效应的存在意味着投资者依靠定时购买可以赚取超额利润。如此,交易周的日效应表明次强式EMH或CAPM中两者之一是错误的,或者两者都是错误的。如果CAPM是对市场风险和收益关系的正确计量,那么,EMH就一定是错误的。因为,交易周的日效应表明市场价格不能够正确地调整以反映所有可获得的信息。如果EMH是正确的,则CAPM必定错误。因为,一定存在另外的风险因素没有被CAMP发现,或者说运用CAPM无法界定该情形下的市场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关系。也有可能是EMH和CAPM都错,因而用EMH和CAPM无法解释交易周的日效应的存在。(3)星期五—13号效应。在美国,这种可怕的效应发现于1987年,它意味着每年中的13号并且是星期五的这一天,对投资者而言是个灾难日。事实上,每年中的13号且为星期五的这些天的年平均收益率为-36%,这一年中的其它星期五的年平均收益率为正的+43%以上。尽管每年中的13号且为星期五的天数不超过3天,但该效应确是EMH或CAPM的有力的反证。(4)市场的过度反应。80年代中期的美国,财务研究者发现,在对EMH验证期间,证券价格波动幅度很大,一些投资者朝赚金山,暮为乞丐。这说明市场可以操纵和欺骗。这种现象明显与有效市场假说不符。在此后的观察中,类似的现象亦屡见不鲜。(5)投机泡沫。证券市场的过度投机使得某一证券价格极度偏离其价值的案例,在各国证券市场屡有发生。这种现实的存在,不能不说是对EMH和CAPM的一大讽刺。由于上述悖例的存在,导致了人们对EMH和CAPM的日趋强烈的批评。1987年10月15日到19日,美国股票市场的股票价格剧烈下降。对此,耶鲁大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托宾曾言:“不存在任何明显的能够使股票的价值(或价格在这4天的日子里)出现30%的差别的因素。”有效市场专家在此批评前陷入了久久的沉默
四、对我国实证会计研究的思考
近年来,我国的实证会计理论研究在会计理论界似成燎原之势,目前已有较多的文章在介绍实证会计理论的研究方法,而且也有少部分研究人员尝试性地进行了我国股票市场有效性的检验。甚至已有结论表明我国的股票市场的有效性已呈次强式。考察我国实证会计理论研究的现状,我们会有如下发现:(1)较多的人士注重实证会计方法论的探讨,其中也比较了规范与实证研究方法的区别。(2)过分强调EMH的介绍或对EMH的检验,普遍忽视对CAPM的考察和研究。(3)在验证我国市场有效性的过程中,普遍地缺乏对EMH和CAPM的运用前提的考证和分析。上述第一点是理论研究必须注重而且应该提倡的。而后两点如果不加以关注和引导,就必然将我国的实证会计理论研究导入歧途。
一、引言
羊群效应最开始描述的是动物（牛、羊等）的群体性活动，经常会出现羊群中的羊（从羊）效仿头羊的现象，后来这个概念被人用来形容一种非理性现象。这个非理性现象后来被金融学家描述金融市场中的一些行为：出于信息不充分和缺乏了解，投资者很难对市场未来的不确定性做出合理的预期，往往是通过观察周围人群的行为而提取信息，在这种信息的不断传递中，许多人的信息将大致相同且彼此强化，从而产生的从众行为。简单来说，就是投资者在进行金融决策时害怕失误，于是他们会倾向于模仿市场上绝大多数人的投资决策。羊群效应作为一种从众心理，其被认为是造成金融市场剧烈波动的原因之一。
近些年来，学者们对于股票市场与基金市场羊群行为的研究已经日渐成熟，对于期货市场鲜有研究。期货与股票基金存在着某些共性，基本可以认为我国期货市场也存在着羊群行为现象。同时，上海作为我国的金融中心，其发展对于我国期货市场来说具有导向性作用，探究上海期货市场的羊群行为最具有代表性。在这种情况下，加深对上海期货市场羊群行为的认识、理解和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一是为监管机构管理期货市场提供理论依据，出台更有效的政策；二是对广大的期货投资者予以警示，避免由于自己的非理性造成更大的损失。
二、文献综述
在羊群效应的研究中，国外学者多集中在基金市场和股票市场上。Scharfstein和Stein（1990）提出了基于声誉的理论，他认为基金经理和分析师们为了保持自己良好的声誉，忽视自己所拥有的信息，做出与大多数人相同的决策[1]。Lux（1995）提出了模仿传染模型，他认为投机者为了获得高于平均收益率的收益，会模仿其他的投机者，而这种模仿会传染给其他投机者，从而造成市场泡沫的出现[2]。Christie和Huang（1995）运用收益率分散度（CSS
D）方法来测度羊群效应。如果市场存在着羊群效应，那么个股收益率将趋近与市场整体收益率[3]。Chang，Cheng和Khorana（2000）基于Christie和Huang的研究，改进了其测量这种接近度的模型，提出了横截面绝对偏离度（CSAD）这个概念，并对美国、日本、香港、台湾和韩国资本市场进行了实证检验[4]。与他们不同的是，Guarino和Ci
priani（2014）采用了一个新的模型对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羊群效应进行了检验，发现买方羊群效应占2%，卖方羊群效应占4%，羊群效应也是造成市场非理性的重要原因[5]。
国内学者们对于羊群效应的实证研究多集中于股票市场。宋军和吴冲锋（2001）运用分散度方法对我国股票市场羊群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股票市场羊群效应程度较为严重[6]。孙培源和施东晖（2002）基于宋军和吴冲锋的研究，发现分散度方法存在着先天的缺陷，建立了一个更为可靠的模型，并以此来对我国股票市场进行羊群效应的检验[7]，结果证明我国股市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羊群效应。董志勇和韩旭（2007）提出了一个GCAPM模型，并得出了不同于传统CAPM的结论：如果投资者对某一资产组合存在羊群效应，那么该组合的预期收益率将与市场上的平均预期收益率呈现非线性关系[8]。梁艳艳和刘栋（2012）采用CSAD方法对我国开放式基金持有的股票的日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我国开放式基金存在显著的羊群效应，上涨阶段的羊群效应比下跌阶段的羊群效应程度小[9]。
与研究股票市场和基金市场的学者相比，国内外学者在期货市场领域对于羊群效应的研究还是不够。马良华和吴琼（2005）运用CH模型，分别从整个市场和品种分类两个角度对我国6个期货交易品种5年内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我国期货市场并不存在明显的羊群行为[10]。罗孝玲和彭青（2007）通过协整检验和因果关系检验对我国大豆期货市场进行了分析，发现我国大豆期货市场存在羊群行为[11]。邵永同和高旺盛（2009）对我国小麦期货市场进行了羊群效应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小麦期货市场的羊群效应不明显[12]。刘荣金（2011）运用CSAD方法，对我国股指期货市场进行了实证分析，证明我国股指期货市场存在着不显著的羊群效应[13]。姜翔程和肖放（2015）运用CSAD模型对我国螺纹钢期货市场在牛市和熊市中是否存在羊群效应分别进行了实证检验[14]。结果发现羊群效应在熊市中的表现要明显多于牛市，而在市场处于震荡阶段则不存在羊群效应。
根据对近些年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可以看出：首先，国外学者要比国内学者研究羊群行为更加深入。我国对羊群行为的研究还停留在借鉴国外先进方法对国内市场进行检验的阶段，理论研究也不是很足。其次，学者们多集中于对股票和基金市场的研究，对期货市场鲜有涉及。最后，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学者们多运用CSSD和CSAD两种，但是最近几年运用CSAD方法的明显多于CSSD，原因在于CSAD方法相对于CSSD对市场的波动与个体收益率之间的刻画更加精准。
三、关于期货市场羊群效应证明的研究设计
为了能够准确的检验出羊群效应，Chang，Cheng和Khorana在2000年提出了一种方法，即Cross-Sectional Absolute Deviation of Returns（CSAD），通过该方法，可以准确的衡量出个体收益率与市场整体收益率的关系。例如，当期货市场存在着严重的羊群效应时，单个期货合约与期货市场整体收益率会趋于相同，也就是说投资者的行为存在着一致性。其表达式为：
CSADt=|Ri，t-Rm，t| （1）
其中，Ri，t是单个期货合约i在t交易日的收益率，Rm，t是t交易日上海期货市场整体收益率，N是期货市场上交易的品种数目。考虑到市场上涨时与市场下跌时结果可能会不相同，因此我们将上涨的市场和下跌的市场分开来研究，即对这两个市场分别建立模型：
CSADtup=？琢1+？茁1up|R|+？茁2up（R）2+？滋t （2）
CSADtdown=？琢2+？茁1down|R|+？茁2down（R）2+？滋t （3）
其中，CSADtup和|R|分别是市场上涨时的横截面绝对离散度和市场收益率的绝对值，CSADtdown和|R|分别是市场下跌时的横截面绝对离散度和市场收益率的绝对值。根据孙培源和施东晖（2002）基于CAPM对CCK模型的研究：当市场不存在羊群效应时，个股收益率的横截面绝对偏离度与市场投资组合的平均收益率应当是线性关系。当市场存在羊群效应时，收益率离散度将会随着市场收益率的增加而减少，或者是以递减的速度增加。因此，当实证结果或显著为负时，可以判断市场存在着重度的羊群效应。当？茁2up或？茁2down显著为正时，可以认为市场存在着中度的羊群效应。
（一）数据来源
目前，我国上海期货交易所有14个交易品种，本文选取这14个品种的日收盘价与日成交量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样本期间为2011年1月4日至2016年1月11日，得到数据976个。数据来源于《Wind资讯金融终端》。本文采用Eviews7.2统计软件实证研究以及Excel2013对样本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
（二）数据处理
根据期货的交易特点可知，成交量和持仓量最能反映出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本文选取更具说服力的日成交量作为权重来编制每个品种的日价格指数：
Pi，t=？籽i，t？琢i，t （4）
其中，Pi，t为期货i在交易日t的价格指数，？琢i，t为期货i在交易日t的收盘价，？籽i，t为期货i在交易日t的成交量占当日总成交量的比重，i的取值范围为1至14。根据每个品种的价格指数，得出市场价格指数：
Pm，t=Pi，t （5）
根据每日市场价格指数和每个期货的价格指数，得出每日市场收益率Rm，t和每种期货的日收益率Ri，t：
Ri，t=lnPi，t-lnPi，t-1
Rm，t=lnPm，t-lnPm，t-1
根据市场收益率的正负，将样本分为上涨的市场样本和下跌的市场样本，并分别对方程（2）、（3）进行多元非线性回归。
本文将上述公式所计算出的每日CSAD值与市场收益率绘于图1中。从图中可以看出，无论市场上涨还是下跌，CSAD与市场收益率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线性关系，初步判断我国上海期货市场整体上存在着羊群效应。下面进入更深层次的分析。
（三）平稳性检验
在进行回归分析时，通常有一个数据平稳性的假定，如果数据不平稳，进行回归的话会产生伪回归。因此本文在对方程（2）、（3）进行回归前，要对各个变量的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运用ADF方法对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见表1）。
（四）异方差检验
根据残差平方序列的偏相关函数图，方程（2）的偏相关图在8期之后出现截尾现象，滞后期选择8期。
根据结果显示，方程（2）的F统计量与卡方统计量的P值均小于0.05，拒绝原假设，说明方程（2）残差序列存在条件异方差。方程（3）的F统计量与卡方统计量计算的P值均大于0.05，不能拒绝原假设，方程（3）不存在ARCH效应。
经过上述检验，发现方程（2）残差具有ARCH效应，因此本文将建立残差具有ARCH效应的CCK模型来检验。
四、对期货市场实证分析的结果
从表4中可以看出：？茁1up为正但不显著，表明横截面绝偏离度随市场涨幅的增加而增大；？茁1down为负也不显著，表明横截面绝对偏离度随市场跌幅的增加而减少。
？茁2up和？茁2down系数都显著为正，？茁2up在1%水平上显著，？茁2down在5%水平上显著，可见无论市场上涨还是下跌，CSAD和Rm，t都呈非线性关系。根据二次函数的特征，当市场上涨时的临界值为=3.6%，当市场下跌时的临界值为||=10.05%。可见，当市场收益率小于临界值时横截面绝对偏离度CSAD才会下降。在我们的样本期间，市场涨幅度小于3.6%的样本占到了上涨样本的30.84%，市场跌幅小于10.5%的样本占到了下跌样本的44.78%。
以上得出的数据均可以在实际中得到证实：2016年，螺纹钢期货1605合约高开高走，仓量不断刷新纪录，这难道没有追涨的因素存在吗？仔细分析便会发现，自从2015年的股灾，我国股票市场依旧低迷，大量的存量资金无处投资，此时恰逢国家出台供给侧改革等相关政策，推高了商品期货市场。螺纹钢、热轧卷板等期货价格的走高，不乏需求回暖的可能，但也存在着投机分子追涨的可能性。2015年7月8日，期货市场除黄金等少数几个品种外集体跌停，特别是铜、锌等有色金属暴跌，可能源于投资者对于经济层面上的担忧，但如此一致的跌停是非常不理智的，投资者缺乏一个准确的判断，导致杀跌的现象发生。
五、结论
本文运用Chang，Cheng和Khorana（2000）所提出的模型，以2011年1月4日至2016年1月11日共976个交易日为样本，对我国上海期货市场进行羊群效应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从整体上看，我国上海期货市场存在着羊群效应。目前在我们国家的期货市场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与套期保值者比例非常不协调，造成非理性现象市场发生，羊群行为也不例外。
关键词：弱势有效 可转换债券 随机游走
可转换公司债券是可转换证券的一种。从广义上讲，可转换证券是一种其持有人有权将其转换成另一种不同性质的证券，如认股权证、期权等都可以称之为可转换证券；从狭义上讲，可转换证券包括可转换公司债券和可转换优先股。可转换债券因其具有延期股权融资、缓解对现有股权稀释、较低的筹资成本、避税功能等特点使其对投资者具有较高的吸引力。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企业开始尝试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来解决企业的融资问题。1992年深宝安转债的发行标志着我国可转债市场的起步。其后，我国可转换债券市场进行初步探索，通过2001年的试点后开始保持较快的发展。到2010年，从全年指数收益来看，转债投资效果比沪深300具有明显的优势。然而，我国却屡见大股东利用可转债进行短期炒作来牟利，也直接暴露出可转债市场的效率问题。因此，对我国可转债市场有效性进行研究就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本文从实证的角度，以2003年4月1日-2012年4月18日这十年间我国可转换债券市场的中标可转换债券指数作为研究样本，对我国可转债市场的弱式有效性问题进行检验。
文献综述
我国学者对于市场有效性问题的研究基本上都是采用实证的方法，即检验现实的证券市场是否有效。学者研究市场有效性问题大多数都以沪、深股票市场为研究对象，而很少有对可转债市场有效性进行系统的研究。本文将我国学者对证券市场有效性研究进行梳理后发现，我国学者通过实证研究，主要有以下观点。
我国股票市场已达到弱势有效性。杨朝军（2000）利用秩相关系数做出结论，我国股票市场1993年后达到弱式有效。宋颂兴（1995）运用游程检验、序列相关检验得出结论，我国沪市已达到弱式有效。文德才（1999）运用正态分布检验、序列相关检验、非参数检验后得出结论，我国股市具有弱式有效。张光国（1999）运用游程检验法、累计超常收益分析法实证后得出结论，深市已达到弱式有效。杨朝军（1997）运用K-S检验、序列自相关检验得出结论，我国股票市场自1993年以来已趋于弱式有效。陈小悦（1997）运用随机游走模型、ADP检验得出结论，沪市自1993年后达到弱式有效，而深市已达到弱式有效。
我国股票市场未达到弱势有效性。瞿慧、刘烨、李娟（2011）基于遗传编程的股票指数技术交易系统进行分析得出结论，我国股票市场尚未达到弱式有效。谢德辉、董俊（2011）建立了股票市场供需均衡、市场出清的分析框架分析得出结论，我国股票市场短期不是有效市场，存在套利和获取超额收益的机会。俞乔（1994）对我国股票市场进行误差项序列相关检验、游程检验、非参量性检验后得出结论，沪、深股市不具有弱式有效性。魏玉根（2002）进行市场TTS模拟、符合检验法检验证明我国股市不具备真正的弱式有效。张亦春（2001）运用广义谱域分析法也得出结论，目前我国股市还不真正具备弱式有效。
目前，我国股票市场正在向弱式有效方向过渡。吴世农（1996）运用自相关分析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很难说我国股市是否达到弱式有效。高鸿桢（1996）对市场进行序列相关检验、延续性检验、反应速度检验后得出结论，沪市正在由无效向有效过渡。
我国可转换债券市场弱式有效性的研究目前处于起步阶段，研究的学者和文献相对较少。主要结论有：黄建兵（2002）用纯套利检验对我国可转换债券市场进行了实证得出结论，可转债市场目前存在套利机会，但这种机会正在不断减少。也就是我国可转换债券市场未达到弱势有效性。张信东（2005）采用时间序列自相关检验法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目前我国可转债市场尚未达到弱式有效。郑振龙和康朝锋（2005）采用反例形式运用绝对占优思想得出结论，我国可转换债券市场效能不足。
理论框架
市场有效性假说最早是由法马（Fama，1970）正式提出。Fama认为当证券价格能够充分地反映所有的信息时，该证券市场就称为有效市场。根据信息内容的不同将证券市场分为弱式、半强式和强式有效市场。如果证券市场未达到弱式有效，则投资者可以从公开信息、历史数据和私人信息分析中获得超额收益；如果市场达到弱式有效而未达到半强式有效，则投资者可从公开信息和私人信息中获得超额收益；如果市场达到半强式有效而未达到强式有效，则投资者只能从私人信息中获得超额收益；如果市场已经达到强式有效，则投资者拥有何种信息都无法获得超额收益（见图1）。
学者通常利用随机游走理论来检验证券市场是否弱式有效。因为，证券价格变化是否遵循随机漫步形式可以检验证券价格对信息流动的反应。随机游走理论假设，如果证券市场价格是随机的，那么从该市场获得的收益是不可测且随机的，所以我们可以假设市场是有效的。因此，一个达到弱有效的可转债市场应当符合“随机游走理论”。
数据模型
（一）数据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使用的数据为中标可转债指数，选取的样本为从2003年4月1日至2012年4月18日十年间的2197个数据，可转债指数为每日中标可转债指数的收盘价。之所以选取日可转换债券指数而不采用周或月指数，是因为我国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期限至少为3年，如果采用时间跨度更大的周或月指数，那么对于时间序列随机性研究来说，样本太小。
我们对2003年4月1日至2012年4月18日十年间的可转债指数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可转债指数呈现出较强的时间趋势（见图2）。
关键词：保险市场；非线性增长效应；人身险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16-000-01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我国的保险市场也在快速发展着，全国的保费收入在不断增长者，并且增幅较大，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然而与之不相适应的是，许多 行业相关学者对保险市场发展与市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所发表的文章言论较少，而在金融方面即信用贷款、股票方面为市场经济带来的影响做了更多的分析与论述。笔者认为，保险市场对我国整体市场经济带来了非常积极的影响，通过对我国多地区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现实差距、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下保险市场的非线性增长进行分析，将我国保险市场发展为国民经济带来影响的规律，以更加直观形象的形式呈现出来；通过一定的实证方法，对我国保险市场发展中不同险种市场的非线性增长效应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
一、保险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1.非寿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根据对想相关文献的分析与总结，可以得出论，非寿险与人均GDP相关，主要依据为Beenstock et al，以12个工业化国家在十年间发展的数据；其次非寿险与人均GDP的发展关系成正比，另通过对OECD国家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所得结论为非寿险消费与收入水平正相关；采用因果检验和固定效应模型以及GMM估算方法，对多国家的财产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分析与探究，结果表明保险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正比关系。
2.首先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同样的对多国家的保险市场数据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对比发现：寿险的消费变化与收入有关，即当地的人均GDP ，并且期间是成正比关系的，在此正比例关系的基础上进行更加细化的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养老保险金与人均产出有显著的正比关系。
3.保险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通过对相关期刊文献所呈现出的数据进行分析总结，进行因果关系的检验，显示出保险市场在发展的过程中，日本和加拿大呈现出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较大的影响关系，意大利则是表现出两者互相影响的效果，其他多数国家则为无直接关系和影响；然而可以肯定的一定是，保险市场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关系，因为对于大多的保险产品来说，保险市场发展的越好，产品相应的会更丰富且得到更好的收益，期间也是正比例发展的关系。
以上结论的分析大多基于国外的一些数据和调差结果数据，我国在这方面建树较少；然而近年来我国行业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与言论逐渐增多，比如谢利人以我国1998年4季度-2004年3季度的数据进行的研究，得出结论：财产险市场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作用，而人身险市场的额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有较高的正向影响；王建伟通过我国具体省份在十年内的数据进行因果检验，最终得出结论：财产险对社会经济的增长没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但起到了稳定经济市场的作用[2]。
二、保险市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检验
根据相应的中国保险市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的分析，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整个保险市场，包括人身险市场对经济的增长都有着促进作用，这与相关文献所得结论一致；然而财产险对经济的发展没有明显的作用，反而有一定的限制作用。
1.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保险市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检验
经相关研究表明，寿险和非寿险与人均GDP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所以笔者在此基础上对我国保险市场是否出存在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进行了分析与检验；结果显示，不管是整个保险市场还是人身险市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对其带来的影响通常为正向的，并且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和显著性呈现出不断加强的状态；但财产险市场有着明显相反的效果，只有在经济水平较高的城市，财产险市场对经济的发展才有积极的影响，反之为经济发展带来了限制作用；究其原因：财产市场在整个保险市场份额中占比较少，基金投资的渠道途经不够丰富和完善，而保险公司本身也不具备较强的基金运用能力等现实因素。
2.不同金融水平下保险市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保险市场不仅对经济发展有影响，与信贷市场之间也存在一定的互补关系。根据省份及城市发展水平不同的情况，当保险市场加入银行信贷市场后，保险市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呈现出道U型关系；然而不同的保险市场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程度也是不一样：人身险带来了积极的发展作用，财产险市场带来了一定的限制作用，所以结合上述分析与结论，我们可以说，我国的保险市场主要依靠人身险市场的发展，才能对社会的经济发展带来更好的发展作用。
三、结语
在我国保险市场为经济发展带来正向影响的同时，在一些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财产险市场对经济的发展有明显的限制作用，在经济较好的地区有不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保险市场的快速发展，其带来的经济效益也在逐渐增加着；我国政府在发展金融行业的支持力度，远大于保险市场发展的支持力度，需要政府适当将重心向信贷市场和保险市场多加关注，对保险市场中人身险市场和财产险市场进行更有效的平衡调控；改善两个险种市场的投资和融资的渠道，改变保险资金在市场中的稳定作用，起到加速发展的作用。
参考文献：
内容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后，公司金融理论的发展就陷入了困境，传统金融理论不能解释金融市场频频发生的“异象”。在对理性经济人假说和有效市场假说修正的基础上，行为金融理论悄然兴起。它以心理学对人们决策行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在解释金融市场的实际运行机制方面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从而使金融理论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领域。
关键词：行为金融学 理性经济人 有效市场前景理论
研究背景
现代经济学以其严密的逻辑和数学推理建立起庞大的理论大厦而被称为社会科学的“皇冠”。随着全球经济金融化的进展，金融理论在现代经济理论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在短短五十年内，公司金融理论充分吸收和借鉴现代经济学发展，产生了诸多研究成果。在经济学这顶皇冠外，金融学已放射出耀眼的光芒，萨缪尔森甚至将金融学喻为 “社会科学的珠冠”。 Zvi Bodie和Robert C.Merton将金融学定义为“研究如何在不确定的条件下对稀缺资源进行跨时的分配。”现代金融学产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初，在Von Neumann和Morgenstern提出预期效用函数理论之后，Arrow和Debreu将其吸收进瓦尔拉斯均衡的框架中，成为处理不确定性决策问题的分析范式，这些经济学理论都对现代金融学的发展做出基础性重要贡献。
沿着经济学提供的理论基石，公司金融学研究硕果累累，Markowitz的投资组合理论，Modigliani-Miller的MM理论，Sharpe等人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CAPM），Fama的有效市场理论，Black-Scholes-Merton的期权定价理论（OPT）和Ross的套利定价理论（APT）等。这些理论都承袭了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所用的分析框架为一般均衡理论或无套利定价理论。这些理论较好地解释了金融市场的运行机理和金融资产的定价机制，成为现代金融学的理论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金融市场上日历效应、IPO溢价、封闭式基金之迷等异象不断出现，传统金融理论对此已经无法解释。也正是这些未解之谜推动了金融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修正传统理论的假设，行为金融理论悄然兴起，它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为依据，从投资者的实际决策心理出发，重新审视主宰金融市场的人的因素对市场的影响，揭示了投资者心理因素在决策行为以及市场定价中的作用和地位，从而使得金融学研究更接近实际。
传统金融理论的困境
在传统金融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理性经济人假说和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MarketHypothesis，EMH）始终是这一理论体系的根基。金融理论研究的是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主流方法是理性经济人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zi为不确定的状态ω赋予一个概率分布，并追求期望效用最大化。理性经济人以期望效用最大化确定自己的证券组合。各类证券供求相等所决定的价格就是证券的市场均衡价格。由于交易者作决策时利用了所掌握的信息，证券的均衡价格就会反映交易者持有的信息。那么，反过来说，交易者在什么情景下能正确地从价格中推测出“足够”的信息以利于自己的决策呢？这就引出了理性预期均衡。交易者携带不同的信念和信息进入市场，达到理性预期均衡时，他们利用均衡价格反映的信息追求期望效用最大化得到的决策就视同他们拥有全部私人信息时一样；如果没有新的信息进入，交易者就没有重新交易的意愿，均衡处于稳定状态且可以达到资产的帕累托最优配置。
现代金融学关注的是金融资产的定价和配置问题，而金融资产配置的信息有效性，是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有效市场假说被认为是传统主流金融理论的核心之一，它充分的反映了传统金融的研究脉络。Eugene Fama（1970）对有效市场的经典定义是：有效市场是指证券价格总是可以充分体现可获信息变化所带来影响的市场。具体来说，EMH包含以下三层基本含义：投资者是理性的，他们能合理评价证券价值，此时市场是有效的；假如某些投资者并非理性，但他们的非理是随机的，从而彼此的行为相互抵消，此时市场依然有效；假如非理性投资者的非理并非随机，但由于市场中理性套利者的存在，会消除市场的异常波动，此时市场依然有效。
有效市场理论诞生后，曾在较长时间内经受住了理论和市场的考验。然而随着金融市场各种异象频繁出现，对有效市场的各种质疑不断涌来。20世纪90年代以后，行为金融学通过实验手段，从人类决策行为的非理性角度出发，对市场有效性假说提出了质疑。
（一）有限理性个体
根据EMH的观点，人是完全理性的，投资者是风险厌恶的，他们总会根据期望效用最大化和贝叶斯法则进行决策。然而事实并非如此，Kahneman和Tversky（1973）的研究指出，投资者在决策时，并不遵循期望效用最大化原则，他们并不看重决策最终获得财富的绝对水平，而更加在意以某参照点为标准的相对财富的变化状况；Kahneman和Tversky（1979）进一步研究表明，投资者并不是风险厌恶者，而是损失厌恶者。Van Raaij（1981）提出的“经济心理学”更表明，首先，经济环境反应出一般经济状况的改变，但由于个人因素的差异，不同的人对经济情况会有不同的认知与感受，加上个人主观的价值判断，进而通过行为表现而与经济环境产生复杂的互动关系。换言之，不同的个体对市场或经济状况会有相同或不同的“认知”（Perception），进而转化为行为和彼此间的相互作用，最后再反馈到市场和经济中。传统金融理论将人视之为理性，认为价格变动的原因主要来自于基本面的变化（盈利水平、宏观经济环境等等），而忽视了个人和群体决策的作用。行为金融学则大大提升了“人”的地位，修正了传统金融理论理性人假设的基础。
（二）非理性投资者的行为并非随机交易而是群体行为
EMH在理性人假设之后，进一步放松假设：即使存在非理性投资者，但他们之间的交易是随机进行的，所以彼此的非理会相互抵消掉。但在社会心理学表面，在一个群体中，人们容易受到群体情感的感染，倾向于放弃自己的偏好与习惯，忽略自身可获得的信息而采取与群体行为相近的行为。认知的系统偏差会导致人们的认知受到整个系统因素的影响，也受到自身所在群体的因素的影响。信息串流使人们在决策时都会参考其他人的选择，当该选择是传统的、流行的或权威的时候，人们更容易忽略自己已有的或可获得的信息而遵循该选择。试验证实人们在相互交流时，交流最多的是共同知识，私有信息得不到交换。Shiller（1999）指出由于人们注意力的限制，只能关注那些热点信息，并形成相似的信念，而人们的交流以及媒体的宣传使得这些信念得到进一步加强。羊群效应，即从众行为，也是人类社会中的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处于群体中的人们彼此模仿，相互传染，通过相互间的循环反应和刺激，情绪逐渐高涨人们逐渐失去理性。在金融市场中，通常会导致热点的频繁出现，严重的时候将出现市场泡沫和金融危机。这些研究可有力地证明了非理性投资者的行为并非是随机交易而是一种群体行为。
（三）套利者不能保证市场有效
EMH最后一道防线认为即使投资者的行为并非随机，但由于市场上套利者的存在，也会将市场拉回到有效的基本面上，非理性投资者最终会因为财产消失殆尽而自动离开市场。市场依然将是有效的。现实中的套利不仅充满风险，而且作用有限。首先，套利的核心是无风险，套利能否发挥其功效，关键看能否找到合适的替代品。为了回避风险，套利者在卖出或卖空价格高估证券的同时，必须能买到同质或近似的并且价格未被高估的替代证券。但大多数情况下，证券并没有明显合适的替代品。其次，即使能找到合适的替代品，但由于证券的未来价格具有不可预知性，再加上市场上噪音交易者的存在，套利者依然面临着重大风险。因此，套利者的存在并不能保证市场的有效。
至此，传统金融理论的理论基础被击穿，以心理学研究成果为基础的“行为金融学”逐渐成为金融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
行为金融理论的兴起及研究体系
（一）行为金融学的产生和发展
1979年，Kahneman和Tversky里程碑式的文章《前景理论：风险状态下的决策分析》发表，在更加现实的假设基础之上，正式提出了经典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前景理论对投资者的决策框架进行了修正，提出在不确定条件下投资者的决策动机会受到自身和外界各种变量的影响，在决策的编辑阶段往往会依据个人决策偏好而对各种备择方案进行编码，在决策评价阶段，相对于参考点，投资者对收益和风险的预期决定了最终决策方案的制定。Kahneman和Tversky在建立了不确定条件下的投资者决策框架之后，提出一个理论模型来诠释投资者的决策行为。此模型分别用两个函数来描述投资者的决策：一是价值函数（value function）v（x）；二是决策权重函数（decision weighting function）π（p）。其中，价值函数取代了预期效用理论中的效用函数，决策权重函数则将预期效用理论中的概率转换成决策权重，则投资者的决策方案（假定期望值为psi的方案被选择）的选择模型为：
，其中（j=1，2，…，m ；j∈J）（1）
ps0= Maxpi s其中（i=1，2，…，n；i∈I） （2）
pij>0且，pij为备择方案，i为可能发生的各种概率，j为某个概率的编号。在各种备择方案中，具有最大期望值ps0的决策方案将被投资者所选择。
前景理论通过一个完全按照心理试验结果构造出来的函数来刻画偏好，创造性地建立了一种非期望效用的决策目标。该理论对传统的风险决策理论进行了修正，指出在不确定条件下，许多判断和决策都会系统性地偏离传统金融理论的最优决策过程，从而严重冲击和动摇了传统财务理论所信奉的期望效用理论。1982年，Kahneman和Tversky与Slovic合作发表了《不确定下的判断：启发式与偏差》一文，研究了人类行为与投资决策经典经济模型的基本假设相冲突的三个方面，即风险态度、心理账户和过度自信，并将观察到的现象称之为“认知偏差”。这两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行为金融理论的正式创立，为行为金融理论的兴起和成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行为金融理论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实践中金融市场异象频发，理论上前景理论得到进一步完善，实验心理学完成了影响巨大的认知革命，这些都促进了行为金融学的深化发展。Debondt和Thaler（1985） 发表了《股票市场过度反应了吗?》一文，着力对“过度反应”进行深入的研究，系统地提出了“过度反应”假说，并利用50多年的市场数据对此假设进行实证检验。文章认为所谓的“过度反应”是和贝叶斯规则中的“恰当反应”相对而言的。在贝叶斯规则中，投资者是完全理性的，因此他们对信息的理解是一致的、无偏的，对信息会产生适当的修正。“过度反应”无疑打破了这一观点，投资者实际的投资行为存在着非理性的一面，对信息反应情绪化，会产生反应过度，造成估价过低或过高，并得出了美国股市存在反应过度的实证结论。基于“过度反应”假设，Debondt和Thaler（1987）对“价格长期反转现象”进行了解释：投资者在前期的交易中反应过度，导致价格偏离太远，后期进行自我纠正，因而出现了前期“亏损”组合在后期有更好的收益率表现的现象。Shefrin和Statman（1985）发表《过早出售赢利股而过久持有损失股的处置效应：理论和证据》一文，解释了投资者对赢利股票过早抛出、对损失股票继续持有的异常现象――处置效应，并验证了美国股市的投资者存在处置效应。这两篇论文表明行为金融理论已经开始解释金融市场异象，进入理论指导实践的阶段。这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行为金融理论的魅力所在，从而吸引了一大批优秀学者的介入研究，掀开了行为金融理论研究的热潮。
20世纪90年代以后，行为金融理论迎来了它的繁荣阶段。Shiller（1981，1990）主要研究了股票价格的异常波动、股票市场中的羊群行为、投资价格与流行心态的关系等；thaler（1987，1999）主要研究了股票回报率的时间序列以及投资者的心理账户问题；Debondt （1993）发现个体投资者的情绪与股市总体表现呈显著的相关关系；Shefrin和Statman（1994）提出了BAPM模型；Barberis，Shleifer和Vishny（1998）提出了BSV模型；Shefrin和Statman（2000）提出了BPT模型；Jegadeesh和Titman（2001）发现美国股票市场存在显著的中期动量效应。特别是Shleifer教授2000年出版了《并非有效的市场：行为金融学导论》一书，书中用了一章的篇幅探讨了行为金融领域有待继续探讨的问题，并就四个方面提出了20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为行为金融理论的继续深入研究指明了方向。
（二）行为金融学的研究体系
到目前为止，行为金融学的研究体系仍有争论。但有一点非常明确的是，学者们对行为金融学应该由“基于个人认知和决策相关的心理学研究的投资者心态与行为分析”和“有限套利及市场非有效性”这两个理论基础构成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其中“有限套利和市场非有效性”主要探讨现实证券市场中套利行为的作用不可能充分实现，它解释了为什么价格对信息会存在着不适当的反应；而“投资者心态和行为分析”则要研究现实世界中投资者在买卖证券时是如何形成投资理念和对证券进行判断的。Shleifer（2003）认为，“这两者缺一不可，如果套利是充分的，那么套利者可以及时调整无信息变化下的需求变动，而且价格也会及时做出准确的反应。这样的话，即使许多投资者是非理性的，市场仍然有效。另一方面，如果投资者都完全理性，就没有力量来扰乱最初的有效市场，价格也就不会偏离有效价值水平。”有鉴于此，李心丹（2005）认为，与传统金融学相对应，行为金融学研究主题包括三个层次：投资者的个体行为；投资者的群体行为；有限套利和非有效市场 ，其中前两个层次归纳起来就是“投资者心理和行为分析”。第一个层次就是投资者个体行为，它侧重于分析投资者个体行为，以及这种普遍性的个体行为偏差对市场可能产生的中长期影响；另一个层次就是投资者群体行为，它主要是指因投资者之间行为的相互影响而导致的市场整体表现出的行为方式偏差。第三层次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市场异象的挖掘和其深层次原因的分析。一系列理论文章表明在理易者和非理易者相互影响的经济体中，非理性对价格的影响是实质性的和长期的。现实中存在着许多原因导致传统金融理论中有效市场赖以生存的“套利”难以发挥作用，从而导致股市对信息的反应存在着系统性的偏离。
关于行为金融理论发展的几点思考
行为金融学的发展还不成熟。行为金融理论对传统财务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从人的角度来解释市场行为和现象，充分考虑了市场参与者的心理因素和情绪在决策中的作用，打破了“理性人的神话”，为人们理解资本市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人性化的视角。同时较为系统地对EMH和传统财务理论提出挑战并能够有效的解释了市场异象。但不可否认的是，行为金融学距离一个成熟的学派尚有相当的距离。迄今为止还没能整合成一个系统的理论，较为分散。在运用心理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与结合传统金融方法的道路上，也还没有太多的标志性的案例。其提出的理论框架也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实证数据的支持。由于该理论所引用的主要是实验心理学的若干理论，而实验室与现实生活有较大差别这也是该理论的一个弱点。
行为金融理论并非是传统金融理论的取而代之。行为金融学并不试图完全以往的理论，它只是在开拓金融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是对传统金融理论的进一步延伸与拓展，是对传统金融理论的有益补充，以求完善和修正金融理论，使其更加可信、有效。行为金融学把“人”重新放入研究的视野，把实验的方法带入了金融学，并且对整个经济学的最基本假设进行了一种革命式的检讨和前提性的反思，使人们的眼界豁然开朗。行为金融学并非是对传统金融学的取而代之，金融理论接下来要研究的问题是如何将传统金融理论与行为理论更好的融合，最终构建起完整有效的现代金融理论框架。
从传统金融理论到行为金融理论，是从研究金融市场“应该”怎样运行到研究金融市场“实际”是怎样运行的发展。传统金融理论从理性经济人假设出发，在解释金融市场“应该”怎样运行的“规范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成就。但是，现实中人们的实际决策行为与假设中的“理性经济人”又有着较大的差异。因此，传统金融理论在解释金融市场的“实际”运行方面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行为金融学以心理学对人们决策行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在解释金融市场的实际运行机制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可以说，行为金融学的发展是解释金融市场实际运行机制的一个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
1.Kahneman, Daniel, and Amos Tversky(1979)"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47
2.Shefrin, H•(2000)•Beyond Greed and Fear, Boston, MA: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3.Tversky, A•, and D•Kahneman (1974)•"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Science 185
4.李心丹.行为金融理论：研究体系及展望.金融研究，2005(1)
5.李心丹，王冀宁，傅浩.中国个体证券投资者交易行为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02(11)
6.张圣平，熊德华等.现代经典金融学的困境与行为金融学的崛起.金融研究，2003(4)
7.张多蕾，孟华婷.行为财务理论发展历程评述.广东财经职业学院学报，2007(4)
8.李心合.对公司财务学理论及方法论局限性的认识与批判.会计研究，2004(10)
9.威廉•L•麦金森.公司财务理论.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10.李心合.财务管理学的困境与出路.会计研究，2006(7)
11.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经济研究，2005(2)
12.安德瑞•史莱佛著，赵英军译.并非有效的市场：行为金融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杜，2003
13.李心丹.行为金融学.上海三联书店，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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