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宏观角度看，企业核心竞争力是行业竞争力、区域竞争力以及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微观角度看，企业核心竞争力是现代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决定企业兴衰成败的决定因素。因此，如何有效地评价企业核心竞争力，成为当今理论和实践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设计依据
企业要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必须具有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能使企业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领先于对手。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是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估的基准。指标体系设计包括维度与指标确定，与核心竞争力界定密不可分，正确认识核心竞争力的本质是对核心竞争力准确评价的基本前提。以企业核心竞争力特性为标准，设计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指标，其指标体系表现特性越强，则企业核心竞争力越强，也就能提高评价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强弱的准确性，区别评价企业核心竞争力和一般竞争能力。
1990年，美国著名的管理学教授普拉哈拉德(Prahalad)和英国的战略管理学教授加里・哈默尔(HameI)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著名的《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一文，首次提出了“核心竞争力(coreCompetence)”的概念。企业核心竞争力被视为解释企业之间效益与效率差异的关键所在。哈默尔i994年在《核心竞争力的概念》中提出了确定企业核心竞争力的5个标准，笔者根据哈默尔的论述，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特性概括为5个特性：显著增值性、核心性、领先性、整合性、延展性。结合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特性分析，综合考虑数据来源的可行性，遵循精简实用原则，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上述5个特征出发对企业核心竞争力进行评价，这些指标都是定量性指标，可以在企业间、行业间进行对比。
显著增值性指标
显著增值性是企业核心竞争力最基本的特性。企业是否具有核心竞争力，最终还是由顾客和市场来评判。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识别，首先要判断其是否具有价值性。企业通过为顾客(用户)创造价值而实现企业的显著增值性。显著增值性反映了企业创造价值的能力。对显著增值性指标设计如下：
1 净资产收益率(ROE)。净资产收益率是评价企业自有资本及其积累获取报酬水平的最具综合性与代表性的指标，该指标通用性强，适应范围广，不受行业局限，在企业综合评价中使用率非常高。该项指标充分体现了企业自有资本获取净收益的能力，突出反映了投资与报酬的关系，具有很强的综合性。该项指标越高，反映企业盈利能力越强。该指标的计算公式：净资产收益率=税后利润／平均净资产×100％。
2 总资产报酬率。总资产报酬率是衡量企业运用全部资产创造利润的能力。该指标反映了每一元资产所取得的收益，是反映企业盈利能力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指标。在正常的变动范围内，一般该指标数值越大，表示该企业运用其资产盈利的能力越强。计算公式：总资产报酬率=利润总额+利息／平均资产总额×100％。
3 销售利润率(又称毛利率)。销售利润率是衡量企业销售收入的收益水平的指标。销售利润率=(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主营业务收入×1(]0％。该指标反映每一元销售收入带来的毛利是多少，表示销售收入的收益水平。
4每股收益。对于上市公司而言，每股收益是重要的绩效指标。每股收益又称每股税后利润、每股盈余。每股收益=净利润／普通股股数。证监会根据新会计准则要求上市公司同时披露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
5 经济增加值(EVA)。EVA是指企业税后净营业利润减去资本成本后的余额，用于衡量企业财富的增加量，它实际上反映的是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的经济利润。
核心性指标
企业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企业向顾客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的过程或某项业务环节中。核心性范畴主要涉及企业内部而非外部，它针对的是企业内部某些过程、某些环节或某项业务在企业所有过程、环节和业务中的规模和比重。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载体是无形资产和重要的有形资产，包括知识、资本和专有固定资产等。指标设计如下：
1 (无形资产+商誉)／总资产。企业无形资产与商誉占总资产的比重情况反映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存量情况。
2 企业研发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重。研发的投入是企业技术领先和持续创新的重要保证，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保证。国际研究表明，研发支出占销售收入5％以上才有竞争力，3％仅可维持生存，不足1％则存在失败风险。
3 固定资产比率。企业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它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企业核心生产设备规模的充分性，固定资产是生产核心产品的最为直接的物质保证之一。对于制造类企业这一指标很重要，如拥有竞争对手没有的关键设备就是一种核心设备，进而产生竞争优势。
4 资本密集度。总资产与销售收入的比重，反映了企业资产来源的情况。
领先性指标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领先性主要体现为，企业在所处的整个产业链中的地位，以及在产业集群中所处价值链的竞争力，它是企业核心竞争力领先性的外在表现。领先性指标反映T-k业的市场绩效。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核心性指标设计如下：
1 市场价值。市场价值=股权市值+净债务市值。企业市场价值指标是国际上各行业领先企业所普遍采用的业绩考评指标。
2 托宾Q值。托宾Q值(TobinQ)=企业市价(股价)／企业的重置成本。托宾O值表示企业的市场价值与企业重置成本的比率，用来衡量企业的投资价值，表明企业的成长性。托宾Q值越高，表明投资者预期公司成长性越好，企业越具有投资价值。当Q1时，企业市价高于企业的重置成本，企业发行较少的股票而买到较多的投资品，投资支出便会增加；当Q=1时，企业投资和资本成本达到动态(边际)均衡。
3 企业自由现金流。企业自由现金流=净利润+利息费用+非现金支出一营运资本追加一资本性支出。同等条件下，企业的自由现金流量越大，它的价值也就越大，自由现金流量正是企业价值的最重要变量。
整合性指标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整合性包括企业内部核心技能、技术的整合性，企业内部可支配资源的整合性，内部组织及个人不同核心能力的整合性，还包括企业内外部资源的整合性。整合性指标反映了企业的管理效率和管理质量。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整合性指标设计如下：
1 总资产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次)=
主营业务收入净额／平均资产总额×100％。总资产周转率是综合评价企业全部资产经营质量和利用效率的重要指标。
2 应收账款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
反映应收账款的周转速度。应收账款周转率(次)：赊销收入／平均应收账款。
3 存货周转率。存货周转次数=销货成
本／平均存货余额。它是衡量和评价企业购入存货、投入生产、销售收回等各环节管理状况的综合性指标，是销货成本被平均存货所除而得到的比率，或叫存货的周转次数，用时间表示的存货周转率就是存货周转天数。
4 资产负债率。资产负债率是负债总额除以资产总额的百分比，也就是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例关系。一般认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风险较大。
5 速动比率。速动比率，又称“酸性测验比率”。速动比率：(流动资产一存货一待摊费用)／流动负债总额x100％。一般认为，速动比率标准值为大于或等于1。延展性指标
企业核心竞争力能够应用于多种产品或服务领域，而不仅局限于某种产品或某项服务，并通过核心竞争力在新领域的积极运用可为企业不断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延展性指标反映了企业的成长性。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延展性指标设计如下：
1 总资产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是企业
本年总资产增长额同年初资产总额的比率，反映企业本期资产规模的增长情况。总资产增长率越高，表明企业一定时期内资产经营规模扩张的速度越快。其中核心(战略)资产的增长率更能反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2 销售利润增长率。销售利润增长率是企业本年销售利润增长额与上年销售利润总额的比率，反映企业销售利润的增减变动情况。其中核心产品的销售利润增长率更能反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3 资本保值增值率。资产保值增值率也叫净资产增长率，是反映企业净资产的保值增值能力的指标。计算公式如下：资产保值增值率=年末所有者权益／年初所有者权益×100％。
4 销售收入增长率。它是企业本年销售收入增长额与上年销售收入总额的比率，反映企业销售收入的增减变动情况。销售收入增长率大于零，表明企业本年销售收入有所增长。该指标值越高，表明企业销售收入的增长速度越快，企业市场前景越好。其中核心产品的销售收入增长率、核心技术延伸领域相应的销售收入增长率更能反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关键词 顾客忠诚 顾客价值 转换成本 顾客感知成本 顾客感知价值
1 前言
为保持竞争优势，企业越来越多地关注顾客满意和顾客忠诚的关系。但多数实证表明，顾客忠诚并非主要源于满意度，即使获得高度满意的顾客也不一定会发生重购。Peter Zdandan在超过3万次的访问中，从未发现高度满意顾客可以导致肯定的重复购买。在美国贝思公司的调查中，宣称满意或很满意的顾客，有65%～85%会转向其他公司的产品；在汽车行业中，85%～95%的顾客感到满意，可只有30%～40%的顾客会相继发生重复购买。那么，重购行为倾向源于何处呢？Woodruff明确指出，顾客价值导致了积极的行为倾向和顾客忠诚，通过顾客忠诚带来竞争优势。同时多数的实证结果也都表明，顾客价值是导致消费者行为倾向的前因。董大海等学者对柴油机市场进行实证研究，郑立明关于顾客感知价值的模型构建和计算等都得出了一致的结论。
2 关于顾客忠诚的作用及其界定
Reichheld和Sasser认为，顾客忠诚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强有力保证，其对美国9个行业的调查显示，当顾客忠诚度提高5%时，行业平均利润提高25%～80%。Jacoby Chestnut通过对50多个顾客忠诚的观点进行归纳，得出两个基本方法，即行为方法和态度方法。行为学派认为，顾客忠诚是顾客对多个产品或服务所承诺重复购买的一种行为，这种忠诚可以通过购买份额、频率等指标来测量；态度学派则把顾客忠诚视为对产品和服务的偏好和依赖，认为，描述顾客忠诚仅考虑顾客的实际购买行为还不够，还需要分析顾客的潜在态度和偏好，测量指标有购买意愿、偏好程度等。Dick和Basu引入了态度的概念，并为顾客购买行为和相对态度进行组合，提出以下四种忠诚。①RP真正忠诚：有较高的重购频率，对企业具有支持、信任等积极情感态度，这种顾客是企业最有价值的资产；②潜在忠诚：这类忠诚的顾客对企业具有较高的情感态度取向，但重购频率低，这可能是企业的地理分布使顾客不便购买或顾客本身资源限制等客观因素产生了制约作用；③虚假忠诚：有较高的重购频率但情感态度较低。这类顾客不稳定，易受到竞争者营销策略的影响而发生转变；④不忠诚：很少重复购买，较低的情感态度取向，与企业业务来往甚少。Oliver的阐述肯定了上述顾客忠诚应具有行为与态度双重特征的结论。Dwayne和Stephen等学者发现，在服务业领域，顾客忠诚的因子主要集中在行为忠诚、情感态度忠诚、认知忠诚、未来忠诚意向。
通过种种研究表明，顾客忠诚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业营销概念，而是一个多维复杂的现象，用单一维度去定义有失偏颇，它体现在：顾客行为倾向，即一定时期内顾客的多次实际购买；顾客心理，体现顾客的精神需求；顾客意向，包括对有形的品牌和无形服务的忠诚；顾客的赢利性，顾客忠诚要体现价值的创造，企业必须与顾客共同分享价值。长期非赢利的顾客忠诚，最终会摧毁整体忠诚价值。
3 顾客忠诚的影响因素及模型构造
（1）顾客价值。David Besanko指出，价值是顾客对商品所感知的收益B，可感知收益包括成本C，生产者利润（P-C）与消费者剩余S。可感知收益减去商品的货币成本P即得"消费者剩余"，当消费者剩余为正时，顾客才会购买产品或服务。营销理论中顾客让渡价值（Dlivered Value）是用表示消费者剩余的一个近义词作为顾客总价值（产品价值、服务价值、情感价值、形象价值、社会价值），即顾客从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中获得的全部利益，与顾客总成本(货币成本、时间成本、精力成本、机会成本、社会成本)之间的差额。
Wayne S. Desarbo指出，多数情况下，顾客价值被界定为顾客感知价值与顾客感知成本之间的平衡。顾客感知价值是顾客对于产品整体优势的判断，而顾客感知成本是顾客对产品客观价格的主观认知。顾客购买依据便来源于感知价值与顾客支付的感知成本之间的差额。或者说，顾客价值=顾客感知价值-顾客感知成本。顾客价值是导致顾客行为倾向的直接前因,是反映公司竞争力相对强弱的重要因子，顾客的感知价值越高或感知成本越低，顾客总价值就越高，顾客选择该产品或服务的行为倾向就越强烈，频率越高。由于顾客价值观既强调了成本对购买选择的负面作用，又强调了顾客的感知影响，更利于预测行为倾向和态度倾向，在此被本文采用。
（2）转换成本。是顾客从原来的供应商转换到另一家供应商所付出的成本因素（货币成本，时间成本及精力、机会、社会、心理等）。竞争对手通过促销等营销策略会降低顾客的感知成本从而间接提高顾客对原品牌的感知成本，进而降低原始转换成本，使发生购买转移。Jones和Motherbaugh的研究表明在高转换成本下，顾客满意对忠诚的影响减弱，但当转换成本非常小时，由于大部分人喜欢尝试多样性，即使一些顾客高度满意，但重购率并不高。转换成本是测量行为倾向的重要变量之一，以往的研究模型没有引入此竞争因素，在此将其结合模型提出，认为转换成本对顾客忠诚的行为倾向产生正面影响，并且在模型完善时加以讨论。
（3）期望价值。它是顾客对产品和服务能给自己带来多少价值的预期。其主要受到广告、品牌、促销、舆论传播及顾客对企业品牌的信念和态度和以往消费经验等因素的影响。从时间上看，顾客期望价值总是先于顾客价值而存在的，因为在顾客消费之前顾客期望价值就已经存在，而顾客价值只是在顾客完成实际的消费过程之后才形成的。但是从动态的顾客消费过程来看，顾客价值往往会影响下一阶段顾客期望价值的形成，顾客总是在以前的价值感和消费经验基础上调整或改变今后的期望，从数量上分析，顾客的实际价值高于或低于期望价值的偏离是正常的。
（4）满意。指顾客通过对一个产品的可感知效果与其期望价值想比较后，所形成的愉悦或失望的感觉状态。AMA表达为，满意=期望-结果，如果效果<期望，顾客就会不满意，如果效果=期望，就形成顾客所谓的满意。如果效果>期望，顾客就会产生真正的满意或十分满意.
4 利用实证数据证明
本文选取了的一个关于运动鞋市场的实证，用以说明部分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模型构成以及证明数据如图2所示。其中，H1为顾客感知价值对顾客满意存在正向影响t值（9.994）；H2为顾客期望价值对顾客满意存在负向影响，t值（-12.25）；H3为期望价值对感知价值具有正向影响，t值（7.576）；H4为感知价值对行为倾向有正向影响，t值（12.074）；H5为满意对行为倾向有正向影响，t值（4.130）。
图2中，顾客感知价值为顾客在使用产品后对产品性能、质量、服务、费用等方面的总体价值的评价，采用七级量表从非常好到非常差；项目为运动鞋质量、科技含量、舒适度等情感价值，个性及品牌感等社会价值；顾客期望价值为顾客对品牌运动鞋的期望，具体方法以及项目设定同上；满意为顾客感知价值与顾客期望价值之差。具体操作方法是将测量顾客感知价值各个项目的总分相加，然后减去期望价值的总分；行为倾向为重复购买的意向，采用七级量表，从肯定买到一定不买。
模型局限。对顾客感知价值的构成阐述得不够全面；没有考虑顾客感知成本以及顾客价值的形成过程；只考虑了重购行为倾向没有考虑态度行为倾向以及顾客的可赢利性，从而无法对顾客忠诚中的虚假忠诚和真正忠诚进行区分；没有涉及竞争因素转换成本。
5 顾客忠诚模型的完善
实证研究表明，顾客价值对形成顾客的行为和态度倾向有显著作用。所以提高顾客感知价值或减少顾客感知成本都会提高顾客价值并从而使顾客产生行为倾向和态度倾向。另外，引入的竞争因素转换成本也会对行为顾客忠诚中的行为倾向产生正向影响。顾客感知价值、顾客感知成本、顾客价值、顾客期望价值、顾客满意、顾客转换价值，这些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顾客忠诚的两种倾向。另外，上述实证研究表明，顾客价值也会显著影响顾客满意。由此分别用L、S、V、C表示顾客忠诚、顾客满意、顾客价值、转换成本，那么L是S、V和C的函数，即L=f（s,v,c），如图3所示。
6 针对模型提出解决方案
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努力提高顾客感知价值或者降低顾客感知成本以此形成顾客价值是企业培育顾客忠诚的关键过程，因此，形成顾客价值是企业形成竞争优势的关键。可从以下7个要素提高顾客价值，如图4所示。
顾客价值创造首先可以从降低顾客感知价格上着手。因此，企业就必须了解在产品或服务成本总额与结构上的差异情况，通过规模经济和学习经验曲线减低生产成本,明确成本上是否可与竞争对手匹敌,从而保持长期成本优势。但是货币成本只是感知成本的一部分，还要通过其他5个维度(品牌除外)来降低顾客的时间、精力、社会、心理、决策、机会成本，提高顾客的转换成本形成重购买。
在提高感知价值方面，稳定、可靠的质量是获取顾客忠诚的根本，同时也可以减少由于产品或服务质量引起的，导致企业支出增大或者顾客发生转换的事后处理，及实现顾客价值增值，为顾客减少时间和精力成本。技术的创新、新产品的推出都会满足顾客的猎奇心理，刺激顾客的购买欲望，形成重购倾向。
品牌是顾客产生情感态度倾向的重要因素。企业文化、管理理念完全融入其中，这就要求品牌不但要树立在外部顾客之中，同时也要树立在内部顾客之中，这对服务业尤为重要。因为员工的情感和态度倾向直接决定了顾客所接受的服务质量和过程，对顾客态度偏好和行为倾向有很大影响。企业的经营者要重视品牌战略和品牌形象的塑造和维护，企业可实行多品牌策略满足顾客多样化需求，同时还要重视公司的形象建设，如保洁、海尔在进行产品创新和在实行多品牌策略的同时，积极树立企业的总体形象并加强商号名称的宣传和推广。
参考文献
1 Reichheld F.F. and Sasser，W.E.Zero Defection. Quaity Comes to Service. Harverd Business Review,1990(5)
2 William D.Neal.Satisfaction is nice,but value drives loyalty,Marketing research, 1999（3）
(一)模型设计根据现有研究，本文的理论假设是:商业银行风险与竞争之间的关系受到“风险转移效应”和“利润边际效应”两方面的共同影响，两种效应综合得到的结果表现为商业银行竞争度与风险之间呈U型关系。“风险转移效应”表现为商业银行风险与竞争度呈负相关关系。在信贷市场中，集中的银行系统具有较高的市场利率，从而会推高贷款市场利率，导致借款企业承受较大的偿债压力，增加企业寻找高风险项目的动力，最终使得企业道德风险问题增加;相应的，银行承受的信用风险增加。与此相反，当银行竞争度提升时，风险降低。“利润边际效应”表现为商业银行风险与竞争度呈正相关关系。银行竞争的加剧会降低贷款市场利率，降低负债企业的偿债压力，从而缓解银行的信贷风险，但是与此同时，贷款利率的降低将导致银行的收益随之下降，使银行对风险的抵御能力受到损害，从而导致风险的积累。当利率降低对银行风险抵御能力产生的负面影响强于利率降低对银行信贷风险产生的正面影响时，利率边际效应发挥作用，商业银行风险与竞争度呈正向关系。综上所述，本文以Martinez－Miera和Repullo(2010)提出的“银行风险与竞争呈U型关系”作为理论基础，引入银行竞争度的二次方项对银行风险与竞争度的非线性关系进行测度。其中，Riskit表示第i家银行第t年的银行风险，分别用总体风险和信用风险刻画，Compit度量第i家银行第t年的竞争度，F(n)it为一组银行控制变量，用来控制银行其他变量对银行风险产生的影响，G(n)t为一组宏观控制变量，用以控制宏观环境对银行风险产生的影响。
(二)变量选择1．银行风险(1)银行信贷风险。选择不良贷款率的超越对数函数(PL)作为衡量银行信贷风险的指标，考察银行经营过程中最主要的经营风险———贷款市场上的风险行为。由于不良贷款率这一指标有界，为保证模型等式左右的一致性，本文对不良贷款率进行超越对数处理，以消除其有界性。PL的计算公式。(2)银行总体风险。选择Z指数作为单个银行总体风险的度量，也可以理解为单个银行的破产风险。具体来说，Z指数将盈利性指标、杠杆比率和盈利波动性联系在一起，反映商业银行的总体风险。较高的资产收益率和银行权益资本与总资产的比值带来较高的银行稳定性，而较高的盈余波动性则带来较低的银行稳定性，因此Z指数是银行总体风险的反向度量，即Z指数的增加意味着银行风险暴露的减少，说明银行具有较强的稳定性。2．银行竞争度(Lerner指数)勒纳指数基于非结构式的新经验产业组织(NEIO)理论来衡量银行的市场势力，度量了银行产出的边际价格超过其边际成本的百分比，即在边际成本之上的定价能力。该指数介于0到1之间，Lerner=0为完全竞争，Lerner=1为完全垄断，0＜Lerner＜1为垄断竞争或寡头垄断。Lerner指数与银行竞争度呈反方向变动。其中，Pit是银行的产出价格，由银行总收入(包括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与总资产的比值来衡量;MCit是银行的边际成本，根据超越对数成本函数推导得出。本文借鉴AngeliniandCetorelli(2003)及FermandezandMaudos(2007)中的计算方法建立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假设银行总成本为银行产出、银行资金价格、银行劳动价格、银行资本价格和技术变动的函数，即TC=C(TA，W1，W2，W3，Trend)。银行的资金价格(W1)用存款利息支出除以总存款表示，银行劳动价格(W2)用人员开支除以员工人数表示，银行资本价格(W3)用资本费用除以固定资产表示，其中资本费用为扣除人员开支后的营业成本，Trend表示技术变动，用时间趋势衡量。图1展示了不同资产规模的银行在2000－2012年中的Lerner指数的均值走势①。在现实情况中，具有较大资产规模的银行在资产配置、资本获取、员工配置等方面确实具有较强实力，具有较强的市场议价能力，即由Lerner指数反映出来的银行竞争度较低，故图1结果基本符合现实情况。不同类型商业银行Lerner指数趋势的分离说明将银行分类进行竞争与风险的研究是必要的。从图1还可以观察到，自2004年利率市场化政策实现实质性推进之后，银行竞争度整体态势先降后升，这说明贷款利率市场化的逐步放开对商业银行的竞争产生了有效促进，利率上限的适时放开有利于信贷资产的审慎定价和行业内部的有效竞争。但2009年之后，Lerner指数走势向上反转，特别是大型银行的竞争度不升反降，说明在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中，大型银行因其固有优势所获得政策支持更多，故其市场势力在此阶段逐步攀升。3．利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商业银行面对的利率环境和金融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本文选择时间哑变量度量利率市场化的关键事件对银行风险产生的影响，选择存贷利差方面的变量度量利率市场化对银行风险的渐进式影响。2004年10月29日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上限和存款利率下限是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举措，故本文以此为起点构建时间哑变量(Y05)刻画利率市场化这一政策，自2005年起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存贷利差方面，本文从基准存贷利差(LD)和银行净利差(IGAP)两方面对其进行阐述。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基准存贷利差依照“贷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的阶段性目标逐步放开，而净利差的变化趋势由于银行个体差异有所不同:大型银行的平均净利差在2005年之后呈阶段性降低，而中小型银行的平均净利差则持续增长。基准存贷利差为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与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的差值。考虑到利率政策的时滞性，我们选取年度加权值进行计算。银行净利差计算方法。其中，LIR为实际贷款利率，等于银行的利息收入与总生息资产之商;DIR为实际存款利率，等于利息支出除以存款与短期借款之和。2000－2012年不同类型商业银行存贷利差的走势见图2，其中中小型银行代表中小型银行平均净利差，大型银行代表大型银行平均净利差。图2中，不同类型商业银行净利差的走势出现明显分离，中小银行的平均净利差始终高于大型银行的平均净利差。由此可见，中小型银行和大型银行面对的市场有所差异，中小银行面临的市场具有较高的净息差;与此相对应，中小银行面对的市场具有较高的市场风险。该图也为中小银行对存贷业务依赖较大提供了佐证，说明中小银行相对于大型银行来说对于利息和风险追求的动机也更为强烈。4．其他控制变量为了控制宏观经济活动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本文选取经济增长环境、货币环境等作为额外解释变量。此外，由于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对银行的经营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加入存贷利差和时间哑变量来控制这一政策变迁带来的影响。经济增长环境(pGDP)用平减后的实际GDP来刻画，我们预期银行风险在稳定的经济环境下较小。货币环境(MG)由广义货币M2与GDP的比值衡量，宽松的货币环境下，过多的货币流动性带来资金业务的快速扩张和银行间的过度竞争，导致银行信贷风险和利率风险提升。为控制其他银行变量对解释变量的影响，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选择银行规模、存款规模、净资本占资产比率和流动比率作为风险的解释变量。银行规模增长率(Sizegr)变量的平稳性检验表明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不平稳，故引入其自然对数的差分项度量。规模较大的银行由于具有更大的投资范围和更多的投机机会，因而具备较强的风险分散能力;但同时，由于“大而不倒”的隐性保护政策，规模较大的银行对于高风险业务具有更高偏好，导致风险的积累。净资本占资产比率(EA)值越高，意味着银行防范风险性资产引发重大损失的能力越强，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越强。由于在我国商业银行中，存贷款业务仍占据较大比例，本文引入存贷比(DB，即贷款总规模/存款总规模)以衡量由于存贷款业务带来的流动性风险。
二、实证研究
(一)样本和数据本文选取2000－2012年中国50家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数据。选取银行的标准为:能够收集到关键指标———员工总人数的商业银行。样本涵盖所有的国有商业银行、12家股份制银行、26家城市商业银行以及8家农村商业银行，样本总资产占银行类金融机构总资产的比例在70%②以上，具备较高的代表性。数据来源于Bankscope全球银行与金融机构分析库、中国金融年鉴、国泰安经济数据库及商业银行年报。借鉴吴栋和周建平(2006)的银行分类标准，依据资产规模和经营区域两个标准将样本银行分为大型银行和中小银行，大型银行同时也是通常意义所指的全国性银行，中小型银行则包括小型股份制银行(恒丰银行、浙商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等地方性银行。模型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二)研究方法本文对数据进行了截面异方差、自相关检验，发现样本数据存在截面异方差、组内自相关和截面同期相关等问题。解决以上问题可行的方法有面板校正标准差估计、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和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搭配稳健标准差估计等。在三种方法中，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仅适用于长面板(本文T仅为13，属于N＞T，因此不适用此方法)，而面板校正标准差估计对小样本数据的适用性较差，故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搭配稳健标准差估计作为实证方法。在标准差选择方面，Hoechele(2007)通过对聚类文件标准差、White异方差一致标准差、Newey－West标准差和Driscoll－Kraay标准差进行比较，指出当存在截面异方差时，Driscoll－Kraay标准差回归效果最优。因此，考虑本文数据结构特征，并且在豪斯曼检验③的基础上，最终选择固定效应(组内)搭配Driscoll－Kraay标准差，回归结果见表2。考虑到模型的稳定性，本文采用不同的银行控制变量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的实证结果的方向及显著性均无明显变化，由此说明本文模型具有稳健性。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实证结果显示，不同类型银行竞争度与风险间行为关系确有不同，体现在拐点和U型关系的方向两方面。模型1、3、5中，Lerner指数的平方项显著，符合Martinez－Miera等(2007)提出的银行竞争与银行风险呈U型关系。为了进一步确定我国商业银行竞争与风险的关系，本文将Lerner指数的分布与该二次函数的拐点④进行比较。银行总体Lerner指数的82.9%分位数为0.539，拐点为0.540，可知从银行总体来看，竞争度与总体风险呈负相关;大型银行拐点为0.792，结合其Lerner指数98.1%分位数为0.788，可以判定其竞争度与总体风险呈负相关;小型银行拐点为0.171，Lern-er指数15.1%分位数为0.169，可得出其竞争度与总体风险正相关。为直观表现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竞争度与风险的差异性，本文根据拐点关系和U型曲线开口方向画出银行竞争度与总体风险关系的概念图(见图3)⑤。由图3可知，银行总体的拐点位于大型银行和中小型银行之间，大型银行与小型银行U型曲线的分布截然不同，大型银行受到“风险转移效应”的影响更大，竞争度的提升有助于其总体风险的降低，而小型银行的竞争－风险关系则由利润边际效应主导，激烈的竞争会削弱其稳定性。该结果与现实经济中的情况相符:大型银行在资产规模、经营范围、内控能力、品牌价值等方面具有更强的实力，因而具备更强的市场适应能力，竞争增加能够促使其业务转变，从而有利于降低总体风险。与此相反，由于其自身实力较弱，激烈竞争给中小银行带来的是利润降低，抗风险能力的削弱。模型2、6中，银行竞争度与信贷风险正向相关。竞争度的提升可能会导致银行承受较大的利润压力，导致其取得高利润业务的动力增大，对业务风险的审核要求降低，信贷风险在此过程中逐步积累。中小银行由于其业务单一性和对于利差的依赖性，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但模型4却显示，大型银行信贷风险与竞争度相关性不显著，究其原因是由于大型银行具有强大的经营实力、较广泛的业务范围和风险控制能力，因而信贷风险受竞争度的影响不大。表1、表2中基准存贷利差和净利差的实证结果基本一致:对于大银行来说，净利差与总体风险正相关，与信贷风险负相关，也就是说净利差虽然导致大型银行的信贷风险增加，但降低了其总体风险;中小银行则正好相反，其净利差与总体风险呈负相关关系，但与与信贷风险关系不显著。关于利差的实证检验说明:中小银行由于资产规模小、营业范围受限、网点数量少、内部管理能力有限等原因，相比大型银行更加依赖传统业务，因此净利差的收窄将会直接威胁其生存经营，因而在利率市场化改革推进过程中，识别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竞争与风险关系的差异性，并对其进行分类引导尤为重要。对时间哑变量Y05的实证检验结果说明利率市场化对于银行竞争度和风险的关系确有影响，表现为在利率市场化实质推进后，我国商业银行整体信贷风险有所降低，但是由于对改革不适应等原因，阶段性经营风险却有所累积。
三、结语
［关键词］目标规划；灰色关联分析；TOPSIS
［中图分类号］F2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24-0021-02
1引言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企业的外部环境日益复杂,企业竞争日益激烈。然而,现有的研究成果在指标因素的选取上还比较偏向简单的财务统计,不够成熟；在模型的建立中主观色彩较为浓重,不够严谨。因此,科学地选取指标因素、合理地评价企业竞争力,对企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指标选取
在这一部分,我们摒弃了前人运用过多的财务统计指标,从更宽泛的含义上着手分析。
企业竞争力评价指标的选取是依照企业竞争力构成因素以及因素之间的平衡关系完成的。我们认为,企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主要是企业投入与产出水平、企业财务状况、资产运营能力、未来成长属性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等方面指标。
在企业投入与产出水平方面,企业市场上竞争能力的核心是产品的质量,因而,我们选取产品综合质量系数作为评价指标。
企业的财务状况反映在当前投资水平下,从劳动投入与生产成果等方面的对比,探索企业的效益水平。其中,销售利润率反映企业销售收入的综合获利水平。
资产运营能力可以有效地反映企业生产经营的基本水平,它由外部环境对企业的影响与各生产要素间的协调程度组成。其中,总资金周转率是评价企业合理利用各种资源的重要指标。
企业的未来成长属性主要是对目前企业对社会与市场适应性的判断。技术开发贡献率是一个重要指标,技术开发贡献率大,企业增加技术投入的开发相对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技术进步起到促进作用,使经济效益有所提高,进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企业国际竞争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是反映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优良指标,它可以表现出企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受欢迎程度,从而反映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3基于灰色关联的改进TOPSIS方法
TOPSIS法是利用有限信息分析项目本身数据的方法。我们将TOPSIS法和灰色关联分析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构建一种新的灰色理想值逼近模型来对企业竞争力进行评价。其中,因素的权重是通过目标规划计算出的,这也使结果客观性、严谨性更强。
步骤1我们对指标数值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矩阵R=(rij)m×n
rij=yijmi-1y2ij(1≤i≤m,1≤j≤n)
步骤2我们利用目标规划,计算指标的权重。
利用目标规划构造最优化模型。
minZ=mi=1d2i=mi=1mj=1(rij-ri)2ω2j
stni=1ωi=1
ωi≥0,j=1,…,n
其中d′i表示与理想解的距离。
解得
ωi=nj=11mi=1(rij-r+i)2mi=1(rij-r+i)2-1
显然有ωi≥0(j=1,…,n),并且ωi是最优化模型目标函数的最小值点。
步骤3计算加权规范矩阵x=(xij)m×n=［ωi×rij］m×n。
接着,确定加权规范化矩阵的正、负理想解并计算其Euclid距离d+i,d-i。
d+i=nj=1(rij-r+j)2d-i=nj=1(rij-r-j)2
步骤4计算各个方案同正理想解与负理想解之间的灰色关联系数矩阵。
l+ij=miniminj｜r+j-rij｜+θmaximaxj｜r+j-rij｜｜r+j-rij｜+θmaximaxj｜r+j-rij｜
l-ij=miniminj｜r-j-rij｜+θmaximaxj｜r-j-rij｜｜r-j-rij｜+θmaximaxj｜r-j-rij｜
其中，θ(0,1)为分辨系数,经验取值05。经过指标的预处理,理想方案R*规范化后为R*=(1,1,…,1),负理想方案为R－,规范化后为R－=(0,0,…,0)。
然后,计算各方案同正理想解和负理想解的灰色关联度l+i和l-i
l+i=1nni=1l+ij和l-i=lnni=1l-ij
步骤5分别对Euclid距离和关联度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并计算相对贴近度:
D+i=d+imaxid+iD-i=d-imaxid-iL+i=l+imaxil+i
L-i=l-imaxil-iP+i=D+iD+i+D-iU+i=L+iL+i+L-i
步骤6
Q+i=v1P+i+v2U+i
其中,v1=v2=05。
按照Q+i的大小进行方案的优劣排序,Q+i越大表示该企业的竞争力越强。
4实证分析
这一部分,我们选取部分知名的白色家电企业,以澳柯玛、海尔、美的、春兰、小天鹅、格力为例,进行实证分析。
首先,我们统计并汇总了上述企业的企业竞争力评价指标,将各个企业的产品综合质量系数、销售利润率、总资金周转率、技术开发贡献率、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等指标汇总如表1。
表1各个企业产品综合质量系数、销售利润率、总资金周转率、
技术开发贡献率、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产品综合
质量系数销售
利润率总资金
周转率技术开
发贡献率产品国际
市场占有率澳柯玛2134%359%1978%6500%050%海尔2510%1099%1276%8400%066%美的2360%876%913%9500%091%续表
产品综合
质量系数销售
利润率总资金
周转率技术开
发贡献率产品国际
市场占有率春兰2712%1307%881%4600%021%小天鹅2447%1026%760%4700%072%格力2995%1519%4933%9500%178%
接着,我们利用结合灰色关联的改进的TOPSIS对其进行计算。由目标规划计算出的权重如表2所示。
表2由目标规划计算出的权重产品综合
质量系数销售
利润率总资金
周转率技术开发
贡献率产品国际
市场占有率权重02080299011902060168
最终,可以得出各个企业的Q+i,结果如表3所示。
表3各个企业的Q+i澳柯玛海尔美的春兰小天鹅格力Q+i004914130950086003783416
并以此为标准对上述企业进行排名,可知格力的企业竞争力最强,是上述知名白色家电企业最具竞争力的品牌,海尔、美的次之,其企业竞争力也足够优秀。
参考文献:
［1］郭关科,朱少平企业综合竞争力的统计评价［J］.统计与信息论坛,1999(3):29-31
［2］聂辰席,顾培亮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性质［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2(7)
［3］刁兆峰,雷如桥企业经营多元化的熵测度法［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8):66-68
［4］冷慧敏基于灰色关联TOPSIS法的四川农业产业化项目优选决策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2
［5］张先起,梁川,刘慧卿基于商权的改进TOPSIS法在水质评价中的应用［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7(10):1670-1672
［6］Alexander SchrijverTheory of Linear and Integer Programming［M］.Wiley Press,1998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价值；货币；
竞争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正是马克思通过劳动二重性原理的创立，克服古典经济学家的局限，把劳动价值论上升为科学，并以此为基础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构建起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理论体系。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也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但这种“进”绝不是对马克思劳动动价值论的泛化、歪曲，相反应是对其继承和发展。本文在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核的前提下对劳动怎样决定商品的价值做出新的阐释。
一、“泛劳动价值论”的表现及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前提
1.在“价值”范畴上的泛化，脱离商品来讨论劳动价值论。根据辞海和哲学词典的解释，“价值”有三层含义:①日常含义是指事物的用途或积极作用，如研究价值。②专指商品的价值，即“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来的共同东西。这个“共同东西”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其大小取决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价值就是劳动”，就是在商品生产中的劳动耗费，即支付的劳动成本。劳动成本越低即价值量越小，说明劳动生产率越高，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越强。③哲学含义是指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当客体对主体有积极意义时就有正价值，反之则为负价值。效用价值论者实际上是在日常含义的层面上使用“价值”一词的含义，因而价值在他那里就是使用价值。同时，价值是商品的特有属性，因此不能脱离商品来谈论价值，现在的研究有泛化“价值”的倾向，仿佛什么东西只要对人类有用就有价值。
从“价值”的概念演进看，西方最早使用“价值”一词的是古希腊奴隶主阶级杰出思想家色诺芬，但色诺芬使用“价值”一词的含义，实际上是价格。其后是亚里士多德，他在《政治学》一书中论述货币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时写道:“起初这些金属就凭大小轻重来计值，最后，为免除大家分别称量的烦劳，每块经称量的金属就打上烙印，由这种烙印表明其‘价值”，。价值术语在中世纪被广泛使用，但通常将“价值”与“公平价格”或“公正价格”联系在一起。重商主义学派将“价值”看做是商品流通的既定前提。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第一次明确地将价值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建立起科学的价值理论，他指出价值与使用价值共处于同一商品体内，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作为商品的自然属性，它由具体劳动创造;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它“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是“抽象人类劳动的体现或物化”。他说“这些物现在只是表示，在他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即商品的价值”。因此劳动价值论所讨论的价值是商品的价值，是作为人类劳动结果的物的价值，而不是一切物都具有的那种效用。
2.在“商品”范畴上的泛化，脱离劳动和交换两个属性来讨论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是要说明商品价值的源泉是什么，马克思说是劳动，是人的抽象劳动的耗费，商品价值量的大小取决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必须具备三个要件:劳动、交换和在流通中实现其价值，也就是说马克思所说的要实现“惊险的一跃”。在商品问题上，我们往往忽略第三个要件，而在劳动价值论问题上往往泛化到超越商品的范畴，在产品(商品与非商品的一切劳动成果)的层面，甚至在更广泛的物的层次上讨论价值问题。在这样一个泛化的范围内讨论劳动价值论问题，既不符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本意，也不符合真理的条件性原则。
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商品的劳动耗费，而这种耗费既有可能是以前的，又有可能是当期的，也就是说，“为了生产一件商品，创造一定量价值，不仅要耗费各种生产资料即物化劳动，而且要耗费工人的活劳动。因此商品价值的生产成本应当包括物化劳动和活劳动耗费两个部分，是生产商品全部劳动时间的耗费。”用公式来表示:W=f(L)=f(Lt)=f(Pc,Lc)=f(c+v+m)。其中W表示商品的价值，L是劳动labour的第一个字母的大写，W=f(L)说明商品的价值是生产商品的劳动的函数，而劳动量的大小用劳动时间来衡量，因此再等于f(Lt),t表示时间;这种劳动时间的耗费既可能是过去劳动的结果，又可能是当期劳动的结果，因此Lt由过去劳动的结果—要素成本(partcost，简写为pc)和当期劳动成本(labourcost，简写为k)组成;从分配角度看，要素成本就是商品价值组成中的不变资本C，当期劳动成本被分割为两块，一块归劳动者所有，就是工人的工资，也就是商品价值组成中的可变资本V，剩下的一块被资本家所占有，成为资本家的剩余价值。从这个公式可看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劳动的耗费，因此说一切商品的价值都根源于人的劳动，是劳动创造了商品价值，这才是劳动价值论的真义所在。
那么，劳动又怎样决定了商品的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地勾勒出了劳动决,商品价值的具体过程，他说:“工人把一定量的劳动—撇开他的劳动所具有的特定的内容、目的和技术性质—加到劳动对象上，也就把新价值加到劳动对象上。另一方面我们发现，被消耗的生产资料价值又成了产品价值的组成部分，例如，棉花和纱锭的价值包含在棉纱的价值中。可见，生产资料的价值由于转移到产品上而被保存下来。这种转移是在生产资料转化为产品时发生的，是在劳动过程中发生的，它是通过劳动实现的。然而是怎样实现的呢?……在同一时间内，劳动就一种属性来说必然创造价值，就另一种属性来说必然保存或转移价值。”那么“怎样加进劳动时间，从而加进价值呢?始终只能通过他特有的生产劳动方式。纺纱工人只有通过纺纱，织布工人只有通过织布，铁匠只有通过打铁，才能加进劳动时间。而通过他们借以加进一般劳动，从而加进新价值的有目的的形式。简单地说，是劳动创造了商品的价值，价值是劳动这种特有的二重性的结果。
二、在引入货币因素条件下商品价值的决定
生产相同商品，由于生产效率的差异而导致在商品生产上的耗费劳动大小不同，那么，究竟哪一种劳动耗费才能成为商品价值的衡量者和决定者呢?这主要把个别劳动耗费与社会必要劳动耗费区别开来。因为个别劳动耗费无法成为商品价值量决定的依据，因而需要把个别劳动耗费转化为社会必要劳动耗费，使个别劳动时间上升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决定商品价值量的社会劳动耗费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1)由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决定的社会平均劳动耗费，即每个生产者生产同类商品的劳动量总和与商品数量总和的商，这是商品价值决定的基本公式;(2)作为社会必要劳动耗费必须保证这种耗费量是社会所必需的，如果社会不需要这个劳动耗费量，那它就是多余的，即不被社会所承认。于是我们得到一个重要的约束条件:即社会总供给或社会供给价值总量等于社会总需求;(3)人们的需求可通过价格水平进行调节，可通过需求函数Qd=f(p)=a-by来说明(a,b均是常数)，它是商品价格P的减函数，总需求也是价格的减函数，但此处的价格不是商品的价格而是一般物价水平，即AD=f(p)。价格不同于价值，从根本上说，价格是商品交换价值的货币表现，而交换价值又是价值的表现，因此，价格由价值决定，马克思说:“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但商品价格除受其内在的价值影响外，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特别是货币价值，在加人货币因素后的商品价格就与商品的价值之间有了一定误差，我们用X来表示，则得到如下公式:，其中，Y表示单位货币的价值，它说明商品价格P与其价值成正比，与单位货币价值成反比。可见，在引人货币因素条件下，商品的价值进而价格还是由劳动耗费决定。
三、在引入竞争因素条件下的商品价值决定
竞争无疑是影响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影响既体现在价值决定上，又体现在价值分配上。
1.自由竞争对商品价值决定的意义。既然商品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是所有个别劳动时间总和的平均数决定的，那么，个别劳动时间就必然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大于个别劳动时间时，就会使个别劳动耗费者获得一个差额，这个差额是由较高劳动生产率条件下生产获得的超额剩余价值;与此相对应的是另一部分生产者的个别劳动时间大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于是形成了一个带负号的差额，说明该生产者不能完全弥补其生产成本而遭受亏损。按照平均数规律，这里的盈余额与其亏损额一致，可以相互抵消，这说明每个商品的价值量都是由平均劳动耗费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那么，竞争的意义在哪里呢?厂商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组织，这种逐利本性使他们谁也不愿意去获得一个负差额，这就迫使他们提高劳动生产率，以使自己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就引发了一个双重结果;一方面，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降低了，商品的价值量减少了;另一方面，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得采用新的组织形式，强化管理，特别是采用新技术，这又在客观上推动了整个社会的技术进步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个人的逐利行为成了整个社会进步的动力。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为复杂劳动的结果创造了更多的价值。
2.垄断竞争对商品价值决定和价值分配的影响。垄断作为与竞争相对应的一种力量和范畴，对商品价值的决定和分配都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影响是通过市场份额的瓜分和价值转移实现的。根据垄断的程度不同，可把垄断分为三种情况(即三种不同的市场结构):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
(1)垄断竞争条件下商品价值的决定。垄断竞争是指许多厂商生产和销售有差别的同类产品，市场中既有竞争因素又有垄断因素存在的市场结构。在这类市场结构中存在三个方面的关系:①非垄断的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非垄断的中小企业之间存在着一种依附于垄断企业的竞争，这种竞争更多地带有自由竞争的性质，因此其价值决定也与自由竞争条件下商品价值的决定相一致;②垄断的大企业之间的关系:垄断的大企业之间虽然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其激烈程度远远超过非垄断企业之间和垄断与非垄断企业之间的竞争，因为规模庞大的垄断企业之间的竞争会使他们陷人两败俱伤的境地，为此，他们往往联合起来，相互勾结而瓜分市场范围或数量，或协议价格，由于数量的有限性，也使这种勾结成为一种可能;③垄断大企业与非垄断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垄断者凭借其垄断地位获得巨大的垄断利润，追求垄断利润是推动垄断企业和垄断组织联盟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根据劳动价值论，商品的价值是生产该类商品的所有劳动耗费的平均数，那就意味着垄断者的高额垄断利润不是来自于其自身的价值创造，而是来自于其他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的一种转移，体现的是价值在不同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分配。这种转移是通过垄断高价和垄断低价两种方式实现的，即一方面以较低的价格购进原材料，把其他劳动者所创造的一部分剩余价值，甚至必要价值转移给垄断企业;另一方面以较高的价格卖出商品，使非垄断企业不得不以较高的价格购进原材料，或以较高的价格买进垄断企业的供给商品，从而把非垄断企业和消费者的一部分利润或价值转移给垄断企业。
关键词：转移成本；质量成本差异；软件即服务；传统套装软件
中图分类号：F49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3）02-0127-05
1引言
众所周知，云计算所掀起的信息产业革命浪潮正席卷全球，它带来的不仅是技术的革新，更带来了全新的商业模式变革[1]。作为云计算的最新发展潮流，软件即服务（Software as a Service，SaaS）将成为IT产业引领全球创新、推动企业信息化建设的主流模式[2]。IDC研究报告显示，到2012年，接近85%的全球软件公司将围绕SaaS服务组合和交付，它将以5倍于传统套装软件（Shrink-wrap Software，SWS）的增长速度发展，这预示着SWS的永久许可收入正在下滑，软件许可机制将发生巨大的变化[3]。Economist指出：与SWS相比，SaaS能更快速便捷，以更优惠的价格完成软件部署，企业客户可以集中其技术优势于核心竞争力上，因此SWS正面临被替代的风险[4]。以上预测和报告显示了SaaS强劲的增长势头和良好的发展态势，这种新兴模式将会在企业应用软件市场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SWS形成一定的冲击和挑战。
SaaS应用模式和SWS授权模式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商业模式，两者存在很大区别。首先，SaaS采用的是订阅许可模式，企业用户按使用量定期支付费用；而SWS提供商采用的是一次性许可证授权模式，客户购买软件后可获取软件的终身使用权[5]。其次，SWS模式下，企业用户需要提供相应的IT基础设施、专业IT人员和其他的硬件设备来支持并持续使用SWS；而SaaS模式下，软件提供商绑定软件应用、IT基础设施及软件服务并通过互联网完成软件交付，企业客户前期无需进行大量的IT投资，其实施成本明显降低[6]。再次，企业在采用SWS模式实施信息化过程中，其部署周期长且失败率很高[7]，如果企业用户实施传统信息化方式不成功，转而采用实施成本较低的SaaS模式，其原有IT资产的退出将成为客户转移的障碍因素。最后，SaaS模式下，软件提供商要实时提供具备最新功能的软件产品给企业客户，而SWS只需定期进行版本升级[8]，因此SaaS提供商相同质量改进的投入成本要高于SWS提供商。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SaaS帮助软件提供商增加了与SWS产品差异化的竞争优势，而产品差异化显著影响着软件提供商的IT投入成本[9]。此外，虽然先前文献指出转移成本对竞争企业是否有利主要依赖具体的行业竞争特点[10]，然而通过分析，在软件行业，SWS提供商与SaaS提供商序贯进入市场的情况下，直觉上转移成本的存在对SWS提供商总是有利的。
目前，有关SaaS与SWS的比较研究中，大多数文献是从客户企业信息化方式的选择角度出发[11][12]，通过定性比较两种模式的优劣供客户信息化决策参考。从软件提供商视角研究SWS与SaaS竞争的文章有限，如2009年Fan采用对策论的方法研究了SaaS提供商与SWS提供商之间静态环境下的价格竞争和动态环境下的质量竞争问题，该研究在考虑质量竞争时假设价格是外生给定的，并未考虑质量对价格的影响[13]。Ma等研究了SWS提供商和SaaS提供商之间竞争的最优定价问题，重点关注SaaS模式给企业客户带来的不适成本在静态和动态环境下对双方竞争策略的影响，但忽略了动态环境下转移行为发生时转移成本对市场竞争策略的影响[14]。SaaS这种新兴模式的加入，使软件行业的竞争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为了给软件提供商提供策略性的建议，本文结合SWS和SaaS的特点，研究转移成本和质量成本差异系数对双方竞争策略的影响。
2模型构建
考虑三个市场主体：SWS提供商、SaaS提供商和企业用户。在最初的传统软件垄断时期，SWS提供商作为软件市场先进入者制定自身的质量（k1）和价格（p0）策略。当引入SaaS模式后，SaaS提供商依据SWS提供商的质量决定自身的投资策略，由此产生SaaS质量水平k2，接下来双方在知晓各自的质量水平后，再同时进行价格决策，双方软件定价分别为p1和p2，其中p2表示SaaS提供商为用户处理一笔业务所收取的费用。
软件提供商假设：在位企业SWS提供商与潜在进入企业SaaS提供商，分别定位在线性空间[0，1]的左端点和右端点。无论是SWS提供商还是SaaS提供商，都将最大化自身长远利润。SWS提供商以及SaaS提供商的成本结构C1和C2分别为：C1=k21/2与C2=ωk22/2，其中，参数ω（ω≥1）表示SaaS相对SWS相同质量投入成本的比例，不失一般性，假设因质量提高而增加的边际成本是质量的二次函数，该函数在软件行业也是适用的[8]。这里软件的质量主要体现在软件功能、可靠性和可用性方面[13]。
消费者假设：市场中有N个具有不同偏好的企业用户，其偏好均匀分布在[0，1]的线性空间上。SWS模式与SaaS模式下企业用户的实施成本分别为c1和c2，且c1>c2，企业用户对实施成本的偏好系数用θ表示。软件质量给企业用户带来的效用为φki+ε，参数φ表示每增加一单位的产品质量给消费者带来的边际效用，ε是一个分布在区间[-ε，ε]上的均值为0 的随机变量。企业用户购买SWS或者SaaS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V相等，同时假设V足够大以至于整个软件市场能被完全覆盖。第一阶段购买SWS的企业用户，如果第二阶段转而采用SaaS模式，将会产生一次性的非负的转移成本s，其他情况不存在转移成本。为简化问题，假设每个SaaS用户的业务需求量di服从[0，n]上的均匀分布，且第二阶段购买SWS与使用SaaS的效用无差异点处企业用户的业务需求量为n[14，15]。
基于以上分析，得到SaaS加入软件市场后，两种软件交付模式下企业用户的效用函数分别为：
Ut=V+φk1+ε-p1-θc1继续选择SWS
V+φk2+ε-p2n-θc2-s重新选择SaaS（1）
其中i=（1，2）。转移临界点θ1处的企业用户业务需求量为n，效用无差异点（U1=U2）在偏好线中的位置为：
θ1=-φk2+p2n+φk1+s-p11213-c2+c1（2）
双方的利润函数可以表示为：
1=Nθ1p1-k21/2 （3）
2=N（1-θ1）p2n/2-ωk22/2 （4）
3模型求解
本文采用逆向归纳法求解所构建模型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解。首先根据利润最大化11213p1=0，21213p2=0求得双方软件价格分别为：
p1=s+φ（k1-k2）+c1-c212133 （5）
p2=-φ（k1-k2）+2（c2-c1）+s12133n （6）
因为211213p120，且随着竞争对手质量水平的提高而下降，即p1/k2
在定价子博弈之前，SaaS提供商在知晓SWS提供商软件质量的情况下，通过最大化自身利润，得到自身的最优质量水平：
k2=N（φk1+2c2-2c1+s）φ1213Nφ2+9ωc2-9ωc1 （7）
这个最大化问题的二阶条件满足21213k22
k*1=6Nωφ（-c2+c1）f21213f3 （8）
其中f2=N2+3ω（c2-c1-s），f3=-18Nωφ2（-c2+c1）（ω+1）+N2φ4+81ω2（-c2+c1）2。
求解SWS质量水平最优问题的二阶条件满足：
211213k21
将式（8）代入式（7）得：
k*2=BNφf-11-6φ2（-c2+c1）ωf2N1213f3+2（c2-c1）+s （9）
将式（8）、式（9）代入式（5）、式（6）进而可以求得双方的均衡价格：
p1=-c2+c1f1f21213f3 （10）
p2=3f4ωc1-c21213nf3 （11）
其中f4=（c1-c2）（18ω（c1-c2）-9sω-6Nφ2ω-2Nφ）+Nφ2s。
为了保证SWS提供商以及SaaS提供商的质量水平和定价都大于0，即式（8）、（9）、（10）、（11）都为正，令：
Nφ2+3ω（c2-c1）12133ω
在均衡情况下，SWS提供商与SaaS提供商的利润分别为：
*1=N（-c2+c1）f221213f3 （12）
*2=Nωf1f2412132f23 （13）
4模型结果分析
运用比较静态分析的方法来检验转移成本s和质量成本差异系数ω对双方投资策略、定价策略以及利润水平的影响，从而更好地了解市场结构的变化，为SWS提供商和SaaS提供商的战略决策提供理论指导。限于篇幅，本文通过表1分别展现了s和ω对SWS及SaaS提供商均衡情况下的质量、定价和利润水平的比较静态分析结果。
表1s和ω的比较静态分析结果“+”代表变量与均衡解之间是正相关关系，“-”代表变量与均衡解之间是负相关关系，“Si”代表阈值。
均衡质量、
价格、利润1213变量转移成本s1213质量成本差异系数ωk*11213+1213当ss1时，为-k*21213-1213当s>s2时，为+；当ss3时，为+；当s
以上简单分析了ω和s对SWS提供商和SaaS提供商竞争策略的影响。在现实中，两因素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下面重点讨论ω和s对双方竞争策略的联合影响效果。
命题1：2k1/ωs
上述命题表明，随着SaaS与SWS之间质量成本差异系数的减小，较高的s始终会加快SWS提供商质量（价格）变化的幅度，对因质量成本差异系数减小而造成的对SWS提供商的不利局势形成一定的牵制作用。为了更直观地展示命题1所示的结论，在此采用数值模拟的方式更直观地刻画命题1所给出的关系。设定N=100000，φ=08，c1=120000，c2=70000，ω=[1，15]。
从图1可以清晰地看出，随着ω的不断减小，假设SWS提供商采取提高质量的应对策略（k1/ω0），此时，较高的s会降低SWS提供商降低质量的幅度。总之，较高的s对SWS提供商应对ω不断减小这一不利因素的负面影响时总是会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两因素对SWS提供商定价策略的影响与质量策略影响类似，下文不再赘述。
命题2：2k2/ωs>0，2p2/ωs>0，即较低（较高）的转移成本可以提升（降低）SaaS提供商在质量成本差异系数减小的情况下提升软件质量的幅度以及提高售价的幅度，降低（提升）SaaS提供商在质量成本差异系数逐渐减小的情况下降低质量的幅度以及降价的幅度。
该命题显示虽然日趋减小的ω对SaaS提供商是有利的，但是它始终受到s的反向制约作用，即使在高转移成本环境，SaaS提供商不得不降低自身质量的情况下，较低的s的反向制约依然会存在，但相对而言，这种反向制约作用较弱。图2显示，随着ω的逐渐减小，SaaS提供商如果采取提升质量的应对策略（k2/ω0），较低的s会减小其降低质量的幅度。总之，当所处的转移成本环境对自身有利时，软件提供商总会采取更加积极的投资策略和定价策略。
命题3：如果s0；如果s>s1，2Π1/ωs
对SWS提供商来说，在低转移成本环境下，随着ω的减小，较高的s会加剧SWS提供商利润降低的幅度。这是因为当ss1，SWS的市场份额相对较高，此时转移成本的正向作用更加明显，面对ω日趋减小SWS提供商利润降低的情况时，较高的s会减缓SWS提供商降低利润的幅度。
图3展示了阈值s1随质量成本差异系数变化而变化的情况，意味着随着ω的减小，对SWS提供商而言，企业用户可能会从开始的高转移成本环境变化为低转移成本环境。
图4和图5分别呈现了在高低转移成本环境下，s和ω两个因素对SWS提供商利润的相互牵制作用。在高转移成本环境下，较高的s可以降低SWS提供商由于ω减小带来的利润损失的幅度。在低转移成本环境下，较高的s加剧了SWS提供商由于ω减小而带来的利润减少的幅度。
命题4：如果s0；如果s>s5，2Π2/ωs
s5=2（c1-c2）（243ω2（c1-c2）2（-3ωc1+3ωc2+Nφ2））1213f1（f3+72Nφ2ω2（c1-c2））+2（c1-c2）（27N2ωφ4（4ω2-1-2ω）（c1-c2）+N3ω6（1+6ω））1213f1（f3+72Nφ2ω2（c1-c2））
对SaaS提供商而言，同样也存在一个区分高低转移成本的阈值s5，在低转移成本环境下，ω的减小有利于其利润的增加，且该因素相对于s对SaaS的利润影响更加明显，虽然s的作用不太明显，但较高的s还是会牵制SaaS提供商利润增加的幅度；在高转移成本环境下，SaaS提供商的利润反而随ω的减小而降低，因为此时转移成本的作用占主导，在高于一定阈值的转移成本范围内，相对较低的s对SaaS提供商的反向作用更强，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SaaS利润减小的幅度。
如图6所示，对SaaS提供商而言，区分高低转移成本环境的阈值的变化趋势正好与SWS提供商相反。随着ω的减小，SaaS提供商将从原来的低转移成本环境转化为高转移成本环境。
图7和图8分别展示了SaaS提供商在不同转移成本环境下，s和ω对SaaS提供商利润的联合影响作用。在高转移成本环境下，较低的s减小了SaaS提供商由于ω减小带来的利润的降低幅度。低转移成本环境下，较高的s减小了SaaS提供商由于ω减小带来的利润增加的幅度。
5结论及未来研究方向
SaaS模式是一种基于云计算的服务和产品，是一种全新的软件交付形态，这种创新的服务模式要求SaaS提供商为企业客户提供持续的产品改进支持，因此，其质量成本要高于SWS。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SaaS与SWS的质量成本差异日益减小，这对软件领域的先行者SWS提供商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同时，考虑到SWS提供商作为软件市场中较早提供企业信息化解决方案的提供商，转移成本的存在构成了软件市场后来者SaaS提供商进入市场的强大竞争壁垒。基于此，本文重点研究质量成本差异系数和转移成本对双方竞争策略的影响。研究发现：转移成本对SWS提升产品质量、产品定价以及利润水平都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而对SaaS提供商具有反向作用。SaaS模式与SWS之间的质量成本差异系数的减小对双方的影响则取决于具体的转移成本环境。考虑到两因素的联合作用，面对质量成本差异系数的减小，在不同的转移成本环境下，转移成本的高低对于软件提供商采取更加激进还是更加保守的投资策略至关重要。因此，在软件市场现实的竞争环境下，SaaS不能一味随着质量成本差异系数的缩小从而盲目地提升质量增加IT投资，要考虑到转移成本对市场竞争策略的影响。
虽然本文探讨的转移成本和质量成本差异系数对SWS和SaaS竞争策略影响的研究有利于软件提供商了解市场结构的变化，提高自身决策力。但是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有待进一步完善提高。首先，SaaS强调软件产品的服务化，其服务能力对企业客户满意度及对SaaS提供商利润的影响很重要，未来研究可考虑在不同的服务水平协议下，客户不同的服务水平需求对双方竞争策略的影响。其次，本文模型考虑的是市场中仅有两个竞争实体――SWS提供商和SaaS提供商的竞争，但现实中，许多SWS提供商纷纷推出了自己的SaaS在线软件服务模式，SWS和SaaS之间是一种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未来研究可进一步考虑不同渠道构建模式对不同软件提供商之间竞争策略的影响。
【关键词】 集群结构 集群盈利能力 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国内生产总值由改革开放初期的3000多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56.9万亿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要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产业转型升级是必然的选择。宏观产业升级理论为转型升级的方向选择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但对产业现实表象结构的研究并不充分。本文试以产业升级的中观层面出发，综合价值链理论、集群理论、产业升级理论的成果，从分析集群结构与集群盈利能力的关系入手，寻找集群产业升级的路径和时机抉择，力求补充当前研究中的“断面”问题（本文中，如无特指，为了叙述方便，“集群”与“产业集群”为同一概念）。
一、综述
产业集群是联系企业与区域整体经济的一种中观经济单位，既具有一定的微观特性又有宏观方面的特征，产业集群升级具有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产业升级的内涵。Gereffi（1999）认为产业集群升级是集群盈利能力和自主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这一过程从最低端的委托组装（OEA）开始，之后逐渐向委托加工、（OEM）自行设计生产加工（ODM）和自主品牌生产（OBM）等层级发展，最终实现由价值链低端向高端的迈进。国内学者也对产业集群升级进行了许多研究，一部分学者认为产业集群升级即盈利能力升级，是产业集群利用自身特有的优势，嵌入价值链的一个或几个环节，利用价值活动彼此间的关系创造价值，并可以通过变动价值链中的位置和结构形式，来改变成本与效率，以此提升产业集群的能级。另一部分学者则侧重于对产业集群升级的过程研究，指出产业集群升级的实质是通过创新活动获得更多产品附加值的过程。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学者们对产业集群升级的研究角度虽有不同，但基本观点多为宏观性质，对产业集群升级的阶段性选择机理机制的研究还有待深化和具体。本文从集群结构变动与盈利能力的关联性入手，来展示出集群结构变化规律以及集群升级路径选择，为产业集群发展战略和政策制定提供一种中观的理论支撑，使其更加具有解决现实问题的指导意义。
二、集群结构与集群盈利能力
1、产业集群结构
集群结构是集群内部的层次构成和价值创造联接状态形式。为了便于展示集群结构变化规律以及集群升级路径选择，本文选取同质度、集中度、价值链嵌入度、产业链掌控度等四个特质指标来反映集群内部层次结构特点和层次相对关系状态。
（1）同质度，表示在相同价值环节上类似企业的集合比重，反映集群内部的竞争合作状态。同质度低，一般说明集群在产业链上的价值环节分工和专业化程度较高，集群内部企业的协作关系较强；同质度高，一般表明集群内部的分工单一和集群企业在价值链上的分布狭窄，集群内部企业间的竞争关系较强。通常以洛伦茨曲线为基础来衡量同质度，以全面表达集群的同质化状态。
（2）集中度，表示集群内部规模最大企业（可以不只一个）占整个集群的比重，反映大规模企业对整个集群的影响程度，是集群结构分析的一个重点。集群集中度指标通常以集群中规模最大的一个（或几个）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产值比等指标来衡量，为了分析问题的直观需要，通常采用产值比来表示集群集中度，即集群集中度=（集群内大规模企业产值/集群总产值）。
（3）价值链嵌入度，是从集群总体在产业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或位置组合），反映集群价值创造能力和竞争力，通常用集群全部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与所处产业平均利润率之比来衡量。价值链嵌入度越低，说明集群总体在产业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越低，集群创造价值的能力越低，集群内部企业多集中于依赖资源、人力投入的加工性价值环节或该价值环节企业间存在竞争过度现象。反之，说明集群总体在产业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较高，内部企业多集中在附加值较高的环节。价值链嵌入度处于“1”附近，说明集群内部企业在产业价值链各个环节分布较为分散，集群整体多处于发展和结构调整时期。
（4）产业链掌控度，表示集群对整个产业的影响力。集群的产业链控制能力很难用某项具体指标来衡量，一般用整个产业对其具有高度依赖性的关键核心技术、关键核心产品等的掌握状况来进行描述。
2、产业集群盈利能力
产业集群盈利能力是用以表征产业集群生存发展能力的状态指标，是指在现实条件下，集群能够达到的最大盈利水平，反映集群结构层次和产业竞争环境相对稳定的状况下，集群利用现有资源的最佳能力。一般用集群边际收益为“0”时的盈利规模来衡量，即：集群总利润增长率/集群总产值增长率=0时的集群总收益。
三、集群结构演变和升级路径分析
传统意义上，产业集群是以特定技术、资源、市场条件为基础，依托当地自然资源禀赋优势发展演变来的，受现实资源条件和环境的限制，具有产业同质化和价值片段化的特征。同时，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竞争环境，集群整体需要适时作出更新与调整，在提升资源配置能力与价值创造能力的过程中又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1、集群的萌芽――外部经济获得阶段
集群的萌芽主要是依赖于某种特定的区域资源禀赋优势与市场需求耦合，形成企业“扎堆”。在这一时期，众多同质企业共生可以带来包括外部规模效应和范围经济的外部经济性提高，使集群更容易得到本行业发展和外部竞争所需要的信息、更稳定的原材料供应、更低的运输成本等和其他共需服务，降低生产交易成本，提高整体获利效率。外部经济性和集群整体获利效率的提高，进一步加强了资源禀赋与市场的耦合程度，在未达到集群规模收益之前，集群几乎不存在内部竞争现象，增加资源要素投入、扩大生产能力是攫取利润的主要手段。但是集群获得外部经济性并不是无休止的，当集群整体的外部经济边际收益值趋于“0”时，增加资源要素的投入，并不能带来更多的收益，这时集群获得了利用资源最大收益，也就是这一阶段的集群规模收益。
集群内部处于相同价值链环节的中小企业数量居多，同质度高，集群整体在价值链的地位较低是这一阶段集群结构的主要特征。
2、集群内部竞争――集中度提高阶段
随着集群产能的增加，外部经济性边际收益的减小和市场容量的限制渐渐显现出来，使集群内部众多的同质中小企业感到了发展的压力，集群内部竞争关系也突显起来。在资源、技术相似的条件下，集群内企业间的竞争更多的是在成本与价格之间的竞争。如放任价格竞争，会导致企业利润率的降低，进而引发集群内部“过度竞争”，威胁集群整体的生存；由于这时的集群整体尚处于初级的发育阶段，企业受自身实力的限制，往往没有在产业价值链上创造竞争优势的能力。而这时通过聚合中小企业，减少企业数量，构建集中度高的结构形态是集群发展更为现实而且可行的选择，以发挥大企业内部的规模效应和内部经济性的作用，一方面，大企业的生产成本比小企业低，使得集群总的成本也随之降低；另一方面，集群内部企业数量的减少有助于防止和抑制内部“过度竞争”。
这一阶段，集群在同质化程度和在产业价值链的地位上，总体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改变的主要是集中度的提高。正是这一改变使集群在内部经济性与外部经济性上进行了耦合，降低了集群总成本，使集群获得了更大的资源盈利效率。这时的集群结构层次状态比前一阶段更具有盈利能力，集群生产规模也得以扩大。
3、集群外部竞争――价值链优势获得阶段
可以看出，上两个阶段集群的发展属于内缘性发展，外部经济性促使集群整体提高了获利效率，内部竞争迫使集群提高了集中度，实现了内部与外部经济性的统一。事实上，竞争不只来自集群内部，更多的来自集群自身以外。为了应对更为激烈的外部竞争，集群必须不断地寻求和创造新的竞争优势，将其生产经营范围向产业价值链上高利润区延伸，以获得更高的赢利能力和竞争能力。正如波特在“价值链”理论中指出的那样，“竞争，不只是某个环节的竞争，而是整个价值链的竞争，整个价值链的综合优势决定其竞争力”。
这一阶段，集群升级的主要任务是在价值链上的结构改造，提高价值链嵌入度，让集群在产业价值链上涉及更多的高获利环节，这使得集群在价值链上的竞争优势和生存发展空间更大，集群盈利能力和生产规模也随之再次扩大。
4、集群资源重组――关键环节垄断（掌控）力形成阶段
经过以上阶段的发展，集群结构层次已经从同质度高、集中度低、价值链嵌入度低的低级形态演变到同质度低、集中度高、价值链嵌入度高的高级形态，集群在产业价值链上形成了较强的竞争优势，这使得集群的扩张能力有急剧放大的趋势，呈现出对资源多元化和高级化的需要，原来支撑集群发展的区域资源禀赋优势可能变得“捉襟见肘”而成为限制集群扩张的因素，迫使集群扩散和移植（或通过合同的方式外包）非战略性生产经营环节到其他区域，在自身以外的地区寻找资源与配置生产能力，寻求在产业链上的低成本。
要实现利用不同地域的多种资源禀赋，集群就必须在产业链上的战略环节上，强化核心控制力，建立起对整个产业链的影响力（掌控能力）。产业链上的战略环节，不一定是盈利最大的环节，应当是整个产业依赖度最高的环节，如关键核心技术、关键核心产品、关键核心配方等的研发能力和掌握程度。这一阶段实际上已经突破了传统产业集群的概念界定，产业集群转向更为宽广的经济范围或“产业云”概念。
四、结论与建议
1、结论
（1）集群结构同质度、集中度、价值链嵌入度、产业链掌控度的变化与集群盈利能力和生产规模有着显著的逻辑关联性，说明集群结构演变与产业集群升级存在密切的逻辑关联性。
（2）上述集群结构演变过程与集群盈利能力和生产规模的扩大的方向是一致的。集群结构演变过程，即：（同质度集中度价值链嵌入度产业链掌控度-）（同质度集中度价值链嵌入度产业链掌控度-）（同质度集中度价值链嵌入度产业链掌控度）（同质度集中度价值链嵌入度产业链掌控度）。
（3）集群盈利能力和生产规模的扩大是分阶段的，是集群结构形态不断变化的结果，这一演变趋势总体上可以从中观角度反映集群升级的路径。
这一推演过程，既符合Gereffi&Tam 和Poon对产业升级的微观论断（产业升级就是企业的一种经济角色的转换过程，是从生产劳动密集型活动转向生产资本或技术密集型活动以攫取更高利润），也符合Simon.Kuznets对产业升级的宏观论断（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趋势是农业工业服务业在整个经济部门中梯度增长转移的演变）。
（注：表示高，表示低，-表示不存在，表示演变方向）
2、建议
（1）统计数据表明，从形成到成熟的时间上来看，传统沿袭型产业集群一般需要至少20年的时间，迁徙移植型产业集群要10到20年，新兴产业型集群的成长时间较短，一般在10年以下，然而尚没有大量的数据表明，集群发展的每个阶段需要多少时间，但是可以从集群结构四个特质的量度指标上判断集群属于哪一发展阶段，进而抉择升级的路径。
应当注意的是，第一，本文从分析集群发展的需要，整体推演了集群升级的四个阶段，在实际中，对于特定的集群不一定要完整地经历四个阶段。在特殊的条件和环境下，可以加快甚至跨越某个阶段，在实际应用时，不能死板硬套，而应根据实际情况，客观地确定集群的发展阶段。第二，集群结构层次的改变是为了适应集群内部和外部竞争环境的变化，集群结构的动态演进过程提供给我们不同的升级路径选择。集群升级路径虽然有先后顺序，但不是说一定要逐级实施，如果集群自身能力条件允许，可以同步实施。第三，集群集中度与集群盈利能力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关联性，培养大企业，提高集群集中度是集群结构演变升级过程中重要的环节。国外相关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如Bain的研究表明大企业集中度对产业整体利润率呈显著的正相关；Cieeone在对欧洲600多个地区数据的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企业聚集度对区域的经济增长也存在着正相关联。
（2）集群升级路径不仅是企业微观的选择，更是地方政府政策战略的选择。产业集群升级实质上是结构层次、盈利规模不断演变的过程，有着明显的阶段性和选择机理机制。产业集群的发展，需要有与其发展相适宜的生存发展环境和公共支撑体系。这需要政府在识别集群结构层次、认识集群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适时地制定不同类型的促进集群转型升级的鼓励引导政策，建立起与集群发展相适用的支撑体系，搭建发展平台，提升产业集群的发展能力，促进整体产业转型升级，防止搞简单的“政策堆积”。
【参考文献】
[1] 王传宝：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地方产业集群升级机理研究：以浙江产业集群升级为例[M].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10）.
[2] 岳芳敏：产业集群升级机制及政府的作用[J].广东商学院学报，2009（1）.
[3] 左和平：全球价值链下特色产业集群升级机理探析[J].财经问题研究，2010（4）.
[4] 李煜华、胡运全、孙凯：产业集群规模与集群效应的关联性分析[J].研究与发展管理，2007（7）.
[5] 陈柳钦：有关全球价值链理论的研究综述[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
关键词：效率价值；竞争价值；反垄断法；价值体系；价值目标
中图分类号：D91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8)01-0065-0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业已正式颁布，其第一条规定：“为了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该条文列举了公平竞争、经济运行效率、社会公共利益等与法的价值相联系的立法目的，但其并没有明确表明我国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
法律价值是法学的基本范畴之一。法理学界有学者将法律价值概括为“在人(主体)与法(客体)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法律的积极意义或有用性”。“只有当法律符合或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在人与法之间形成价值关系，法律才有价值(有用性)可言，”并认为“秩序、自由、正义和效率应作为法律的基本价值”。这里所说的法律的诸项基本价值是就法律体系整体而言的，各部门法由于其自身的规定性和可用于满足人们的不同需要又体现出各自特有的法律价值构成。在反垄断法律部门的价值体系中，笔者认为，效率价值处于最高位阶，构成该部门法的价值目标。
一、效率价值目标阐述
当代经济法学理论已将效率价值作为现代经济法的立身之本，美国学者波斯纳认为，法律应该在任何领域引导人们从事有效率的活动。
经济法中的效率主要是指社会整体效率。社会整体效率虽然由个体和团体经济效率构成，为了总体效率，必须重视各个体和团体效率的提高；某些个体和团体效率的提升有时也会妨碍社会总体效率，因此，为了总体效率，有时需要限制、牺牲某些个体和团体效率。反垄断法是以社会整体效率为衡量标准的，当社会整体效率与个体或某些团体效率相冲突时，反垄断法所选择的是社会整体效率而不是个体或团体效率。
垄断可分为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其中行政垄断是典型的违反效率价值的垄断，它所保护的是部门和地方的利益，而以牺牲全局和整体的利益为代价，因此，反垄断法把反行政垄断作为基本任务是题中应有之义，至于经济垄断，情形较为复杂。
一般而言，能够占据垄断优势的企业，大都是凭借其规模优势或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手段而获得较高的效率，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优势。就现代经济而论，规模经济本身就是高效率的一种要求。但是，当企业的规模达到垄断程度时，事情就可能走向它的反面。一是垄断企业的存在可能造成对竞争对手或潜在竞争者的妨碍。二是垄断企业为维护其垄断地位或获取垄断利润而滥用其优势地位，采取阻碍技术革新、排斥竞争对手等限制竞争行为。三是规模产生的高效率是有限度的，到达一定的规模后，扩大规模会导致规模不经济。由此可见，虽然大企业之间的并购可能有助于形成规模优势，取得规模效益，对企业本身是高效的，但它也有可能妨碍市场竞争而阻碍社会整体效率的提高。此时就要进行更加深入的经济分析，其中渗透着对垄断与反垄断经济效率间的动态博弈。
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总和的最大化意味着社会整体效率的最大化。从完全竞争到垄断虽然涉及消费者剩余向垄断者的转移，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反垄断。只要反垄断的成本高于损失的社会福利，或者市场本身机制可以很快解决这一问题，就没有必要进行反垄断。另一方面，当竞争者之间发生福利转移，比如从小企业向大企业转移，如果经济效率没有受到影响，也没有反垄断的必要。
二、美国反托拉斯目标向效率的转变
作为反垄断法发源地的美国，其反托拉斯法的价值目标也经历了从其他目标向效率目标转变的历程。
从大量的历史文献来看，反托拉斯在美国产生之初，其主要的价值目标是保护经济自由、竞争者和消费者的平等地位，巩固美国政治民主的社会经济基础，事实上，政府摆出一副反托拉斯的架势，既是意识形态的需要也是缓和阶级冲突和社会矛盾的需要。《谢尔曼法》的出台，其政治意义重于经济意义，它更注重从价值趋向上体现经济的自由、民主和完全竞争，而是否实际上促进了竞争却并不是其关注的重心。
进入20世纪40年代，当局一方面修订完善反垄断法，另一方面主要运用结构性规制方法来控制垄断，把促进充分竞争作为目的。
进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对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联邦反托拉斯案的撤消和合并准则的修订，反托拉斯法对大企业的管制开始放松，其重心目标由竞争转向提高经济效率。理解这种政策的变化可以从多方面来观察和分析。
一是芝加哥学派的影响。芝加哥学派不承认经济集中和企业行为之间存必然在关系，他们认为利润来自企业的效率，企业的效率高导致企业规模变大，提高了产业的集中度。芝加哥学派批判“保护中、小企业与保护竞争的效率目标相矛盾”，强调反托拉斯的经济分析要更注重法律规制的效率，从效率最大化角度分析传统范式的缺陷，反托拉斯法的目的在于保护竞争而非保护竞争者，在看待竞争与效率的关系时，效率高于竞争。芝加哥学派重视效率的经济学思想是美国20世纪80年代来反托拉斯的基本指导思想。
二是政府对效率目标的重视和支持。里根政府主张自由放任，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干预。
三是合并控制中愈来愈重视“效率抗辩”。反托拉斯当局曾多次颁布《兼并指南》，1968年的《兼并指南》运用结构分析方法对企业合并进行严格控制，进入80年代后，其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在1982、1984年的《兼并指南》中，企业合并不仅不再被视为普遍限制竞争的行为，而且很大程度上还被评价为积极的和对提高企业的效率是有益的行为。1984年的指南采取横向合并和非横向合并两分法，并明确指出：“在合并本来应当被禁止的情况下，如果企业能够提供明确且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合并将会显著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率。该合并就可以不受司法部的干预。”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于1997年4月8日公布了对《兼并指南》中有关“效率”一节的修正案。它更明确地承认了企业合并的效率，同时也进一步放松了联邦反托拉斯部门在这一部门上的政策，将“合并特有的效率”确定为反托拉斯当局审理合并案件时“可予考虑的效率”。在合并效率大于竞争效率的情况下，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以损害竞争为代价来肯定合并效率的。
如今的美国反托拉斯法与20世纪80年代之
前相比确实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波斯纳在写《反托拉斯法》第二版时删去了其70年代第一版时的副标题――“一种经济学的观点”。在改版《序言》中，波斯纳只用了一句话来解释：今天在反托拉斯问题上，难道还有其他的观点吗?如今美国在反托拉斯领域中已基本没有其他观点。这种状况是值得习惯于强调“兼容并包”的我国学者思考的。
三、反垄断法中的效率目标和公平、自由价值
从法的价值体系的结构来看，一方面，法的价值是多元性的，另一方面，法的价值具有有序性。法所追求的诸多价值是按照一定的位阶顺序排列组合在一起的，当那些低位阶的价值与高位阶的价值发生冲突并不可兼得时，高位阶的价值就会受到优先考虑。我国很多学者总试图在理论上调和各个部门法中存在着的不同法律价值之间的冲突甚至根本不承认这种冲突的存在。这种观念是错误的，正因为不同的法律价值间存在冲突且往往不可调和，所以在具体的法律部门中，不同的价值才有着不同的位阶。在一般的法律部门中，这种位阶顺序具有一定的弹性，必须联系具体的条件和事实才能最后确定，也就是说，在很多传统的法律部门中，并不会存在一个固定的处于最高位阶的价值。但在反垄断法律部门中却并非如此，笔者认为，效率价值在反垄断法的价值中始终处于最高位阶，构成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法的其他价值如自由、平等、公平等在反垄断法中也有体现，但它们在位阶上低于效率价值，这些价值在反垄断法中体现的前提是与效率目标不相冲突。
公平价值不能成为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首先，在大多数情形下，垄断并没有造成所谓的不公平。美国的“平民主义者”指责垄断使财富从消费者手里转移到垄断企业的股东手里，认为这是一种“杀贫济富”的再分配，是不公平的，因此反托拉斯法应该从公平价值出发，对这种“杀贫济富”的情形予以纠正。但实际上，这种转移对效率没有直接的影响。一方面，由于对股票市场的直接投资使公众持股的所有权越来越分散，另一方面，争当垄断者的竞争趋向于把垄断的预期利润转化为社会成本，而该社会成本是那些并不一定比垄断产品的消费者更富有的人的收入。不仅如此，垄断的所有“横财”只能被垄断者的第一代股东享有，因为购买他们股票的人要支付一个与预期垄断利润的贴现价值相等的溢价，因此只能对投资获得一个正常的回报，而不能获得一个垄断的回报。所以，反托拉斯的财富再分配说所要反对的不正义并不现实存在，对反托拉斯政策的目标没有任何意义。另一种追求公平价值的观点认为反垄断法应当保护小企业，通过限制大企业的行动自由促进小企业的发展。很多人认为与大企业相比，小企业有一些特殊的优点。这几乎是一种深入人心的观念，但却没有什么明确的根据。实际上，小企业更容易在小市场中找到，在这一意义上，它们同样可能，甚至更有可能共谋把价格提高到竞争水平之上。而且站在小企业的立场上看，最好的反垄断政策就是没有反垄断法。在一个市场(除非其中的大企业参加卡特尔，否则就不能有效实施卡特尔的市场)中，垄断使大企业的成本和价格之间存在一段距离，因此，小企业即使成本高于大企业也能生存下去。唯一一种有利于小企业的措施是禁止大企业定价低于缺乏效率的小企业，以此禁止大企业通过低价的形式与消费者共享他们较低的成本。这尖锐地说明了社会以牺牲大企业为代价促进小企业是荒谬的，在其他情形下，反垄断法中所谓的公平价值追求同样是无法转化成制度的。即使某些情况下反垄断法对公平价值的追求存在一定意义，但只要公平价值与效率目标发生冲突就必须效率优先，对于整个社会公平的追求则是其他部门法如财税法、社会保障法等的目标。
至于自由价值，企业的个体自由更多体现在民法之中，依民法原理，企业行为，如定价、订约等，应是企业的自由，只要当事人自愿，就应当是合法的，受到法律保护。但反垄断法却认为，如果某种价格合谋是以排除竞争对手为目的，虽然它可能给订约企业带来利益，实现个体效率的最大化，但它妨碍竞争而损害了社会整体效率，应当遭到禁止。这正体现了在自由价值与效率目标相冲突时，反垄断法对企业自由的限制和否定。尽管反垄断法对垄断优势企业妨碍其他企业进入竞争领域或妨碍其他企业自由决策的行为进行规制，体现了自由的价值，但这仍是从社会整体效率来考虑的。正是效率标准衡量了反垄断部门中各种“自由”的合法与否，所以，将自由价值作为反垄断法的目标价值是本末倒置的。
四、反垄断法中的效率目标和竞争手段
反垄断法是根据对垄断问题的经济分析来制定的，对于那些虽然是垄断性而非竞争性，但却比竞争性做法更有效率的行为，应如何对待?在经济分析中，我们重视竞争是因为它提高了效率，也就是说竞争是一个手段而不是一个目的。只要垄断可以增进效率，就应当被容忍，甚至鼓励。
但测度一个行为对效率的影响往往具有非常大的困难。基于效率是反垄断的终极目标，竞争常常是离终极目标足够近的一个中间目标，反垄断的执法机构和法院常常以有效竞争标准来代替效率标准对垄断行为进行规置。但随着经济学的不断发展，人们透过竞争价值，直接触碰效率这个终极价值的能力不断增强，一方面，固然可以直接进行社会成本和效益的比较；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一些不直接比较被测度行为收益和损失的方式，判断行为对效率的影响。
但在我国反垄断法学界却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反垄断法特有的法律价值是竞争，从各国反垄断立法看，竞争占据了基础性的地位。如美国《克莱顿法》第2、2、7条都明文规定，商业行为不得“实质上减少竞争或旨在形成垄断”。针对《谢尔曼法》在明确性等方面的不足，判例法发展出反托拉斯法的价值目标即“保护竞争，而不是竞争者”。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第1条规定：“处于竞争关系之中的企业之间达成的协议、企业联合组织作出的决议以及联合一致的行为，如以阻碍、限制或扭曲竞争为目的或使竞争受到阻碍、限制或扭曲，则是禁止的。”
然而，将竞争作为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是存在问题的，主要表现在其对反垄断法的某些制度设计及一些限制竞争行为的评价缺乏解释力。在一定情况下过于强调竞争的价值会背离反垄断法所要实现的效率目标。首先，以竞争作为价值目标不能解释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领域的存在。如在自然垄断领域。出于特定产业成本的考虑，就排除竞争的存在。在知识产权领域，出于鼓励技术创新以提高经济效率的考虑，就允许专利垄断，其次，在出现恶性竞争(不正当竞争)或过度竞争时，反不正当竞争法或产业政策等就要进行干预。这种情况下过于强调竞争只会对经济生活造成不良影响。再次，以竞争作为价值目标不能解释垄断状态和其它高度集中的市场结构为什么也能够为当今反垄断立法和执法所容忍和行力主义立法的盛行的原因。因为竞争性行业如果处于垄断状态下，垄断企业一方面不存在现实的竞争对手，另一方面也不存在自然垄断领域所受到的严格管制。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所带来的效率使得人们对竞争和垄断的关系重新认识和评价：竞争并不是实现效率的唯一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