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发展趋势
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其发展过程中紧紧围绕着的不同历史时代背景展开，其采用教育方式亦随着时代背景、历史任务变化而不断转换着。在经历了民主革命到建设一个独立国家再到改革开放进行经济建设，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具体实践都发生了与时俱进的变化。在秉承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应继续将我们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时刻以此为行动准绳，指导实践。作为我国当前意识形态的新指导标准，党中央多次强调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渗透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因此，新时期的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式都应该以此为导向而适度适时的转变。具体说来，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应该以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行动指导的中心，吸取多种经验，采用不同模式，改变过去死板教条的沟通方式。亦可借鉴国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好的经验，吸收相关学科的方法论知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媒体、媒介不断创新方式方法。过去的教育方式难免有“填鸭式”教学嫌疑，学生的理解程度、接受程度都不尽人意，因此，在核心价值观这个行动指南的指导下，适度“放权”给学生，相信学生的能力是十分重要的。而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起到的是保护和“兜底”的作用，要做到不放松、不强迫，帮助学生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转化为自己主动去求解的学习过程，这样更加符合学生的内在需求。另外，可借助校园文化建设、各种社团活动、社会实践、党团活动、心理辅导、就业指导等方式，不仅可以此强化核心价值观这个指导准则，还可以使学生将切身体会反馈回来，用“自治”过程中获得的经验与能力用于建设校园文化和思想政治环境。除此之外，教育者要注意处理好现实生存需求与深层精神追求的关系，做到教育方式的“有血有肉”，如果过分追求思想精神境界而偏离现实生存的实际，那么则违反了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初衷，甚至可能对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造成不良影响。再崇高的精神追求也要基于物质的现实，在强化思想价值观层面的教育的同时，要兼顾到学生的生活品质、就业方向等，给予学生更多的人文关怀，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
二、强化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采取的措施
第一，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大学政治思想教育的基本方向。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属性和我国的教育理念决定了在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论时代背景如何变迁，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不能动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各项内容无论如何发展变化、调整、改革，坚持社会主义前进方向的基本原则是不能动摇和改变的。第二，“以人为本”是教育的衡量标准，同时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准绳。我国大学教育确立了“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科学教育理念，坚持平等、民主、和谐，注重交流、沟通、融合的方法，尊重、关心学生的利益和需求，促进他们更好地实现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做到以大学生为本，全面、客观地认识和对待学生。认识个体差异，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和现实需要，发展大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除此之外，要看到大学生思想发展的新变化，因地制宜，创造灵活多样的教育方法，善于运用多种媒介，如QQ、微博等大学生聚集的平台，从而促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更“亲民”，更注重人文关怀［2］。第三，坚持“平等”的价值观。思想教育发生在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之间，二者相辅相成。在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应该树立大学生平等的态度开展互动交流，构建二者之间平等和谐的关系才能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结果的真实可靠性和实用性。并且，二者之间的互动交流需要对大学生所反映出的各种思想问题保持足够的耐心和正确的引导，在内容与形式上既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规范导向作用，还要考虑到大学生的兴趣和接受能力等方面因素，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在平等的价值观的促进下，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二者之间的“教学相长”作用亦可实现。第四，加强高校思想教育队伍的建设。历史和长期的工作经验告诉我们，思想政治教育队伍质量的好坏至关重要。由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通过教师和辅导员来向学生传达，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素质就直接影响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率和质量。具体来看，大学生思想教育的主体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以辅导员为核心的学生工作队伍，亦包括了学生干部的作用，他们主要负责大学生思想活动的监督与管理，二是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水平建设相关的教师，他们主要负责向大学生教授理论内容，帮助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二者均起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传达纽带作用。第五，加强思想政治理论学科建设是思想政治教育工程的重要基础。我国于2005年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一级学科，在其之下设立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第二学科进行重点建设，这对我国今后思想政治教育做出了更加准确的界定。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对理论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指示作用，并且该学科建设的加强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作用是相互的，该学科建设加强为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实践基地和学习平台；反过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得到实践学习与检验，将会产生更多的理解与感悟作用于学科建设上，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因此，我们仍然要不遗余力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建设，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坚强的后盾支持。
作者：韩蓉辉 单位：西安财经学院高职学院
一、建国初期我国对苏联教育学的引进背景
我国建国初期对苏联教育学的引进，是以模仿为目标的，缺乏将苏联的教育学理论和我国具体国情实际相结合的意识与能力，是低层次的引进与模仿。从建国一直到1956年期间，我国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在此时期，中国和苏联的关系较好，在我国百废待兴之际，兴起了“以俄为师”的热潮，我国教育教学界也广泛掀起了向苏联学习的热潮，许多苏联的教育学被引进到我国，苏联教育学对我国教育教学工作产生极大影响，其影响力一直延续至今。建国初期我国引进苏联教育学，并且将苏联教育学的引进以简单的模仿为目标，这是和当时的社会发展历史背景密切关联的。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在当时经济极端困难、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社会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加大了对我国的封锁与孤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非常落后，国际国内形势十分严峻。在这样的紧要关口，我国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选择了向苏联学习。因为，我国和苏联均是社会主义国家，两国的意识形态是相同的，我国和苏联的关系较好。基于此，在当时的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的情景下，我国作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以俄为师”的策略，苏且人们亲切地称苏联为“苏联老大哥”，形成了同志加兄弟一般的情谊，在此种状态下，我国形成了“全面学习苏联”的方针路线，包括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诸多方面均向苏联学习，全国各地响彻了“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声音，最终导致了我国被全盘苏化。在教育学、教育教学工作等方面也同样如此，开展任何教育活动，均先考察苏联是怎么做的，再将苏联的做法简单地搬到我国进行应用。在此阶段中，我国不仅在指导思想上提出了向苏联“一边倒”进行学习，同时，我国还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方针政策，鼓励和保障我国各行各业向苏联学习，要求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先进经验，在我国教育界，也掀起了学习苏联先进教育经验的热潮。此种以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明确要求全国各行各业向苏联学习的行为，满足了我国民众对于权威的一种崇拜心理，这和我国传统文化较为契合。所以，中国和苏联相同的意识形态，为我国学习苏联的教育学提供了可能性，而国人较为崇拜权威的心理状态，则为我国学习、模仿苏联教育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文化基础，成为我国推进教育学发展过程中学习借鉴苏联经验的直接动力源泉。
二、建国初期我国对苏联教育学的引进特征
建国初期，我国对苏联教育学教材的引进数量逐步增加。1950年引进3册，1951年引进4册，1952年引进7册，而在1953年到1956年，分别引进19册、24册、28册、22册。由此可知，建国初期我国引进苏联教育学的数量变化，在总体上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1953年之前，我国引进苏联教育学的数量较少，均在7册以下。而到1953年，成为我国引进苏联教育学的“转折年”。1953年，我国引进苏联教育学19册，自此之后一直到1956年，我国引进苏联教育学的数量保持在20册以上。对此现象进行分析，笔者认为，其原因在于：第一，我国虽然在刚刚建国之时，就已经提出了“以俄为师”的口号，和苏联结成了同盟，但是，刚刚建国之时，一直到1952年，我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还处于一个较为特殊的阶段。1953年之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已经较为亲密，使我国加大了在教育学方面向苏联学习的力度。第二，从我国国民接受苏联教育学的心理上进行分析，我们接受一种新的东西、学科，是需要经过一个过程的，即便在党和政府主导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从1949年建国到1953年，四年多的时间，让我国国民逐步接受了苏联教育学，引进苏联教育学的速度逐步加快、数量逐步增多。1950年到1956年，我国共引进107本苏联教育学教材和著作，涉及13个教育类的相关学科。在这个时期，我国对苏联教育学的引进，以教育学专门学科和教育学的元学科的引进为主。这是因为，苏联教育学和其他的学科一样，其呈现出逐步分化的特点，所以，我国在此时期内引进的学科是苏联已经形成的教育学的学科体系。同时，我国建国初期对苏联教育学的引进与模仿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注重单纯的模仿，缺乏和我国现实状况的有机结合，更不要说是对苏联教育学的反思与批判了。在这个时期，我国引进数量最大的是各门学科的教学法，将近占全部教育学内容的四成左右。这个现象说明，苏联教学法的自身发展程度较高，同时，我国当时引进苏联各门学科的教学法，是适应当时教育发展的现实需要的。因为，各门学科的教学法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对我国教育教学实践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能够满足教师缺乏教学方法的现实需要，和教育思想、教育理念等方面的引进而言，教学法的引进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显著成效，这就是我国大量引进苏联各门学科教学法的主要原因。总体而言，建国初期我国对苏联教育学的引进与模仿，呈现出如下几个方面显著的特征：第一，我国对苏联教育学的引进以党和政府的主导为主。由于我国和苏联的意识形态相同，社会制度相同，均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均向苏联学习。当时，我国的教育事业十分落后，我国教育学研究者和留学苏联的学生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积极引进苏联教育学，为我国学习苏联教育学作出了巨大贡献。由于我国引入苏联教育学是在轰轰烈烈的政治干预下进行的，政府直接介入到我国引进和模仿苏联教育学的过程中，从而使这一时期我国对苏联教育学的引进数量较大、速度较快；第二，我国对苏联教育学的引进，主要目的是为教学服务。我国对苏联教育学的引进，并不是建立在对苏联教育学的深入研究基础之上，而是为了解决现实当中的教育问题，目的是为了教学服务，这也正是我国之所以大量引进苏联各学科教学法的原因；第三，我国对苏联教育学的引进方式多种多样。由于我国对苏联教育学的引进是在党和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党和政府积极号召相关组织机构引进、学习和模仿苏联教育学，出版社、教育专家的专题讲座、杂志社、内部资料等均成为引进苏联教育学的方式；[2]78第四，对苏联教育学的引进较为初步，主要以学习、借鉴和模仿为主，谈不上对苏联教育学的反思，更谈不上将苏联教育学和我国的具体国情实际结合起来。对苏联教育学的反思，以及将苏联教育学和我国具体国情实际的结合，是1960年之后的事情。
作者：赵蕾 单位：西安科技大学
教学重点内容的选择
1肿瘤病理学至关重要恶性肿瘤预后一般较差，将给病人及家属带来很大的压力和负担。疾病的病理诊断是肿瘤疾病诊断和治疗的依据。对于可以手术的病人通过手术切除瘤组织得到病理诊断，如无手术适应证或者因为其他原因无法手术，应尽可能通过穿刺取得活检送细胞学或者组织病理学诊断，便于明确诊断并判断疾病的预后，避免误诊和误治，以提高肿瘤治愈率和病人生存质量。通过对肿瘤病理学的学习，将有利于医学生掌握肿瘤细胞的组织学特点，也能对肿瘤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起到积极意义。
2肿瘤的分子生物学知识是肿瘤治疗方法的基础目前，人类对肿瘤的认识不再停留在形态学上，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肿瘤多因素致癌理论以及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的发现，肿瘤的病理学发展到分子水平，肿瘤的诊治从而展示出良好的前景，这要求我们必须将教学深入分子生物学水平。通过对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细胞分化与凋亡、基因表达失控等知识的讲解可以帮助学生了解肿瘤相关临床和基础研究的动态及方向。
3治疗方式的选择至关重要恶性肿瘤四大治疗手段分别为手术、放疗、化疗、生物治疗。但由于3/4左右的肿瘤病人在就诊时已发展到中晚期，单靠一种治疗手段很难治愈肿瘤。目前世界治疗肿瘤已进入综合治疗的时代，我们根据病人的机体状况、肿瘤的病理类型、侵犯范围(病期)和发展趋势，有计划地应用现有的手术、化疗、放疗及生物治疗，依照不同病例特点，进行有机组合，以期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人们在综合治疗癌瘤时，大多先切除原发病灶，再辅以化疗，这不仅有利于病情分期，同时又可避免错过那些对化疗不敏感肿瘤手术切除的机会。
4肿瘤治疗的规范化和个体化肿瘤性疾病的规范化治疗是肿瘤治疗的最佳方法，考虑到病人的个体化差异，既要体现规范，又要体现出类似于传统医学辨证施治的理念。由于我国现有的医疗体制，专科医生大多从自身专业出发，过分强调专科治疗的重要性而忽略了其他治疗手段的合理使用。这些问题势必影响学生对肿瘤治疗的整体观念，故应在临床教学中予以强调。同时，现代的肿瘤治疗正朝着循证医学方向发展。遵循循证医学也要求为病人制定出规范化、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强调肿瘤治疗的规范化和个体化将有助于培养医学生的辩证思维，也能为病人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治疗方案。
5积极学习和探索新技术，提高病人生存质量由于医学界积极探索对肿瘤治疗的新技术、新方法，寻找更合理的治疗模式，肿瘤的治疗不断出现新发展。现今外科手术强调延长生命、治愈肿瘤的同时保留器官功能，提高生活质量，如:直肠癌近年由于消化道吻合器的广泛推广和应用，使许多原来需作肠造口(人工)的直肠癌病人免去了人工的苦恼，提高了病人的生活质量;分子靶向治疗:在细胞分子水平上，针对已经明确的致癌位点(该位点可以是肿瘤细胞内部的一个蛋白分子，也可以是一个基因片段)，来设计相应的治疗药物，药物进入体内会特异地选择致癌位点来相结合发生作用，使肿瘤细胞特异性死亡，而不会波及肿瘤周围的正常组织细胞;放疗设备和技术的改进和提高，精确定位、精确放疗使正常组织保护得更好，肿瘤剂量得以提高，提高了肿瘤的局控率。目前肿瘤成为多发病、常见病，作为医学生，应该对其治疗进展、新技术有更多的了解。
教学方法的选择与探讨
1PBL教学法PBL
教学法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首先由加拿大的麦•克玛斯特大学医学院推行的一种新教学模式。该教学法以疾病问题为基础，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引导。肿瘤从病因方面与基础及临床多学科有广泛交叉:许多肿瘤的诊断依赖于病理诊断;很多肿瘤可以导致多系统功能损害，伴随的临床症状相当复杂;还有的肿瘤发病机理与免疫系统密切相关，要求医生对免疫学有深度掌握。临床肿瘤学的这些特点更适合应用PBL教学法。
这样一种教学模式可以在对常见的九大恶性肿瘤讲述过程中运用，即通过初步提出问题，准备讨论提纲;根据问题预习讨论提纲，分学习小组;课堂启发讲授;以问题为基础进行讨论;教师归纳总结并对共同性问题和争议大的疑难问题进行分析;总结归纳本课程的重点难点这样一个过程来完成教学单元任务。这一过程不应是对一个案例进行简单探讨的过程，而是在医学的学习过程中创设的一种可以让学生自己尝试的安全的环境。基于医疗安全的考虑，医学教学中往往不会直接让学生对患者进行治疗的尝试。而在PBL模式下，问题的设计会唤起学生的求知欲，学生通过控制讨论和教师的指导，经历一个尝试－失败－接受反馈－再尝试的过程，从而被激发起思考及探索欲望，获得不同于课堂讲授的学习体验。这种教学方法通过师生双向互动打破了传统的单向讲授式教学的模式，能提高医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更能深度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2讲授示教加多媒体课件法适用于既有理论
又有实践的内容，理论强的内容以讲授为主;操作性内容以模型示教及课件演示为主。讲解时，有些采用边讲解示教、边演示课件的方法，有些采用先讲授、示教，再课件演示的方法。根据不同内容灵活使用教学方法。现代高等教育的教学方式已经进入多媒体教学时代，多媒体教学是结合以多媒体、网络等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综合技术。这种教学方式直观、高效、内容丰富、表达力强，是临床肿瘤学教学的最好形式。如解释肿瘤的发生、发展及一些分子靶向治疗药物的作用机理，其内容抽象复杂，学生难以理解和掌握。在教学中利用多媒体技术，将肿瘤细胞的分裂、肿瘤微血管的形成及分子靶向治疗药物作用于肿瘤细胞靶点后所产生的一系列生化反应，以动画的形式在课堂上展现，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
教学过程应是从学生本身出发，而不是从学科出发。讲授过程中的互动是必不可少的要素。应当在教学中鼓励学生进行比较、应用、分析、综合，而非仅限于听课和记忆。利用讨论、个案研究、设定引起其兴趣的问题并鼓励从专业角度去解决等方式，在讲授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创造一个批判性的学习环境，允许学生以批判的态度思考，对别人的思想提出有探索性的质疑，而教师则可以尝试检验其推理或质疑的质量，给予其鼓励。学生能从课堂中获得学习的技巧、态度、习惯，比掌握单纯的知识更为重要。
3加强临床见习与临床实习，培养医学生肿瘤临床工作能力医学生临床见习与实习是医学教育的重要环节，在教学过程中，适当安排课时进行临床见习，使学生直观地学瘤疾病知识，深刻地掌握肿瘤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一年的临床实习中，如何安排肿瘤病种的临床实习，关系到学生能否将学到的肿瘤学知识来处理肿瘤疾病的关键。常规的安排忽略肿瘤科的临床实习，尤其是放疗科的实习，这不利于医学生肿瘤学知识的学习和巩固，不利于医学生在临床工作中处理肿瘤疾病。只有通过充分的肿瘤临床实习，才能为将来的肿瘤临床工作打好基础。具体实习安排:在经过普内科及外科实习之后，安排1－2个月左右的化疗科和放疗科实习，这样才能巩固已学的肿瘤学知识，才有可能深刻领会肿瘤综合治疗的概念，明确肿瘤治疗过程中手术、放疗、化疗、中医中药治疗及其他疗法的适应范围，正确选择合理、规范的综合治疗方案。在1－2个月的实习过程中主要培养学生如下几种能力。
3．1肿瘤的临床思维能力在学生进入肿瘤科实习后，我们用类似导师制的临床教学模式，对每批进入我科的实习生均固定教师进行指导。通过导师的言传身教，向学生传授肿瘤临床思维能力。所谓临床思维能力是指临床医生在疾病的诊疗过程中，利用所获得的有关疾病的感性材料(如病史、症状、体征、实验室检查及各种器械检查结果等)，结合所学的理论知识，用自己的思维方法来综合分析，从而达到正确诊断疾病并提出治疗方案的理性思维过程。
实习过程中，应鼓励学生作出疾病的判断与治疗方案的选择，并要求其对此提供推断的依据，这种真实的任务往往会比模拟的情景更能激发学生的兴趣与探索欲。而导师在此过程中，不只是评判其对错，还需要评价学生的推断过程，使其掌握问题的实质而非单纯的结果。通过这种能力的培训，树立起临床诊疗工作的基本思路和学习方法，帮助他们尽快实现从学生到临床医生的角色转变。
3．2医患沟通能力在科室实习、见习期间，还应该加强对实习学生医患交流能力的培养，医患交流是整个医疗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医患交流技能的培养，对临床学习的效果及毕业后顺利进入医生角色都将产生深远影响。肿瘤患者一般情况之下都要面对生理及心理的双重痛苦，需要医护人员及社会的关心。因此，认真倾听患者的心声，解除他们心理上的负担和生理上的病痛，是肿瘤患者治疗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通过指导教师的言传身教，树立良好的医德医风，从而使实习生形成良好的医德医风观念。
3．3肿瘤的综合治疗和跨学科思维能力在临床实习过程中，教师组织学生参与病例讨论和教学查房，提出启发性的问题。如针对乳腺癌的患者，把肿瘤学基本原则贯穿整个教学过程中，可以让学生掌握好乳腺癌综合治疗原则、无瘤原则、肿瘤三级预防、临终关怀等。同时培养实习生跨学科思维能力，理解病人保乳及再造术中与美学和整形学的关系。另外还可通过乳腺癌基本理论和手术方式的变化说明循证医学的重要性。通过这些方面的培训，提高了他们开放性思维能力。
完善教学质量评价与考核体系
为保证临床肿瘤学授课教师授课质量和效果，在课程结束，我们根据考试成绩以及教学质量调查的反馈进行教学分析，认识到传统方法不能满足学生的学习要求。通过问卷调查反馈信息，学生普遍反映喜欢PBL教学模式和临床实习的导师制度，并认为: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提高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培养自学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今后的科研及临床工作有较大的帮助。
第一，科学理念基础比较差。我国《新课标》中明确提出“健康第一；提高学生运动兴趣；以人为本关注学生间的差异性；保证每个学生都受益”等是体育教学的理念。但是现在小学体育教学中理念知识比较少，难以运用理念来指导实践活动。例如乒乓球课程，学生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理论要领，就难以掌握发球、运球的规律，就不能打好乒乓球。第二，教育形式比较单一和硬化。新时期下，体育教学时大部分老师只重视训练学生身体机能，没有对僵化的模式进行改期和创新。小学体育教学一般都是先绕操场跑步，接下来进行热身运动，最后练习教学内容，存在教学形式硬化和单一的问题。第三，没有明确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是教学的主要内容和方向，包括情感目标、技能目标和知识理论目标。在新时期小学体育教育上，没有制定明确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乏味而单一。所以小学体育教学内容和目标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和明确。
二、新时期提高小学体育教学质量的策略
（一）在实际训练时要学习和掌握理论知识
新时期下体系教学中缺少理论知识的学习。理论能够对实践起到指导的作用，不重视理论知识就会让体育学习出现无系统性、无目标性、无方向性等问题。所以理论知识在体育教学中是特别重要的。例如学习和训练乒乓球时，老师要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制定训练方法，在讲授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教学生怎样发球、运球，了解和掌握正确的角度以及恰当的力量。系统的学习理论知识，让学生不但会打乒乓球，也能对其打法进行广泛的交流和讨论。
（二）创新教学模式
因为小学体育教育存在比较僵硬和单一的模式，所以对其进行改革和创新是特别有必要的。我国《体育和健康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体育要根据孩子情感和认知的变化，在具有生动趣味的活动中进行体育教学。教学中要建立情境满足孩子学习和心理的要求，让课堂成为学习乐园。所以学校和老师要积极发现和探索体育具有的魅力，创设故事情境、练习情境、问题情境、游戏情境等情境，让学生在快乐中享受体育的魅力。
（三）制定教学目标，实施情感教育
对于学生而言，兴趣是学习一门学科并取得好成绩的前提。每一门学科都需要将等级和竞争这些外来目标和动机转化成内在动机。如今的高校体育舞蹈的教学培训方案中也没有多少课程是具有创造性的培养和训练的。所以现在要弥补这一教学缺陷就需要有丰富的高校体育舞蹈教学案例和经验。而现在可以运用信息化的手段来将中外高校体育舞蹈的经典教学案例和相关舞蹈原型能够在网络上最大限度的还原体育舞蹈的真实面貌，让学生能够感受到最真实的情景体验，从而让学生能再学习中感受到体育舞蹈的魅力和愉悦。
综合以上的观点，高校的体育舞蹈应该充分和其他学科相结合，在练习舞蹈动作和技能的同时还要尽可能的融入文化元素。在现在这种信息化的大环境下，传统媒介和高科技媒介中都拥有丰富的体育舞蹈艺术资料，教师就可以在网络资料中选取最合适最新的案例和资料，将他们融入到体育舞蹈的教学内容之中，这样不仅能活跃课堂教学氛围，提高学生的体育舞蹈技能，还能再最大程度上加强学生对体育舞蹈这一学科的兴趣，让学生更富有创造力和积极性。这样就能够实现最优质最高效的体育舞蹈教学。
二、教学手段及方式的多元化
许多教师在教学中都是运用传统的体育舞蹈教学方式，这样言传身教的教学方式虽然有它的优点，但在现在这个信息化的大环境下还是比较落伍的。在信息化教学中体育舞蹈的教学是以学生互动的形式进行，这种互动式的教学方式可以加上学生团队协作的能力，在一个个小团队中，学生们经过探究讨论，能够很好的掌握知识的同时还提高了学习、交流和表达的能力。另外，信息化教学方式是立体多维的，这样教授体育舞蹈就可以让学生的思维突破平面，进入抽象概念和感性认知。让学生在对这门课产生好奇心的同时，能够组织自己所拥有的知识和艺术元素，富有创造性的分析体育舞蹈作品，能够自主编排体育舞蹈，寻找和创造出更富有创造力的体育舞蹈形式，整合出最优质的体育舞蹈教学方案。
三、体育舞蹈网络课程内容的选择
在内容上能够体现学科本身的系统知识和内在联系，并且能够按照学习者的心理特点、兴趣爱好以及经验来组织的课程就叫做网络课程。一方面课程不是单独存在的，每一个课程与其他课程之间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学生是课程学习的主体，所以每一个网络课程的设置都需要迎合学生的发展阶段和性格特点。如果违背了这一原则，那学生就难以接受课程设置，从而导致对课程不感兴趣。这样一来，那网络课程的设置就是低效甚至是无效的。结合以上的几个观点我们在设置网络课程内容的时候就一定要遵循以上几个原则和条件，这样的意义就是首先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学生个性化的学习，其次为大部分同学提供了一个团队合作的机会和环境，最后也有利于学生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探讨和交流。
四、总结
关键词：两汉；童蒙教育；述评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222-02
“”结束以来，两汉蒙学教育研究成果卓著，不仅形成了研究的热点，而且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本文分专著和论文两方面论述，专著方面又分综合著作、教育制度、教育史料、专题研究等部分。论文方面分蒙学教育内容、方法，识字教材和私学教育。
一、专著类
综合性研究方面，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中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以下省去“年”）、王炳照等编《简明中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等以“中国教育史”命名的十多部。这些著作都对两汉的文教政策、学校制度、官学和私学，作了程度不同的叙述，对两汉蒙学教育的研究有很多借鉴。值得注意的是肖川、何雪艳《中国秦汉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是论述两汉教育史的专著，其中两汉私学和蒙学教育的内容值得参考。
教育制度研究方面，李国钧、王炳照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以儒家经学教育制度为主来介绍汉代教育制度，对汉代私学的恢复与发展、办学形式、教学内容、蒙学和蒙养教材、家庭教育等都作了较为详尽地论述。郭齐家《中国古代学校》（商务印书馆，1998）对汉代学校的发展作了介绍。姜维公《汉代学制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是目前对汉代学制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著作，该书详细地考察了汉代官学与私学的产生、发展乃至演变过程，分析了学校的施教人员、教学内容、师生关系及教学形式，论述了四姓小侯及皇储和诸侯王的教育，并指出太子教育与诸侯王教育的异同。对汉代家庭教育和书馆教育的论述也颇为翔实。
关于教育史料，程舜英《两汉教育制度史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孟宪承编《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都是资料选编，程书以分专题按编年的方式陈述教育制度及其实施的历史发展，从文字和书籍、书馆和书师、私学等方面对汉代教育的有关材料进行梳理。熊承涤《秦汉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选入的内容涉及两汉学校制度的建立、教育内容与方法、书师和师生关系等。
此外，还有一些专题著作也涉及童蒙教育的内容，如熊承涤《中国古代学校教材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吴洪成《中国学校教材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对两汉学校教材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胡幸福《中国古代平民教育》（中国大地出版社，2008）等从蒙养教育与生存技能教育和生育教育等方面阐述了中国古代平民教育的状况。幼儿教育涉及两汉童蒙教育内容的有乔卫平、程培杰《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杜成宪、王伦信《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等。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的一套中国古代生活丛书，其中有毕诚《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阎爱民《中国古代的家教》。马镛《中国家庭教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的出版推进了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史的研究。
学界对蒙学教育的专题研究成果，影响较大的有喻岳衡主编、岳麓书社出版的《传统蒙学丛书》，主要是对古代的童蒙读物的搜集整理，并进行简单的注释、评价，进而汇编成书。徐梓《蒙学读物的历史透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按时期对古代蒙书进行了梳理，具体介绍了两汉时期各种体裁和类型的蒙学读物。徐梓的蒙学研究涉及两汉的还有《历史类传统童蒙读物的体裁和特征》（《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清代以前的启蒙教材》（《文史知识》1999年第1期）、《传统学塾中塾师的辛酸苦痛》（《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4期）等多篇论文。徐梓的研究深入而细致，是近年国内蒙学研究成果较为突出的研究者，为后学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
二、论文类
两汉时期的蒙学教育的研究论文较多，内容涉及蒙学教育内容、方法，识字教材以及私学教育等诸多方面，现择其要者概述如下。
王子今《两汉的童蒙教育》（《史学集刊》2007年第3期）兼用简牍和文献资料详细介绍了汉代童蒙教育的具体形态，指出汉代童蒙教育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地位。熊承涤《我国古代的儿童早期教育》（《人民教育》1983年第4期）、黄智允《汉代童蒙教育中的儒家因素：以天才儿童形象的探讨为中心》（《兰州学刊》2012年第5期）介绍了我国古代儿童早期教育学习情况。周永卫《两汉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唐都学刊》2000年第1期）、周慧梅《试析传统蒙学的主要教育方法》（《寻根》2007年第2期）也对蒙学教育方法、特点做了论述。曾钊新、刘良湖《古代儿童道德教育的内容、方法及途径》（《教育评论》1993年第5期）、张迎春《中国古代童蒙养成教育中的德育思想》（《晋阳学刊》2004年第1期）论述了勤俭、礼让、诚实、孝亲等古代童蒙养成教育中德育思想精华。
关于两汉童蒙教材方面论文数量颇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熊承涤，他的《中国古代专科教育的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3年第2期）作者对中国古代的算学、医学、律学、武学、书学和画学等专科教育做了介绍。《谈谈中国古代的儿童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4年第1期）概要地介绍了中国古代儿童学习教材的发展和情况。《汉代学校的教材与经学（上、下）》（《课程·教材·教法》1986年第1、2期）指出汉代私学教学的程度不一，大致分为授字书、授《孝经》《论语》、讲授专经三阶段，但这三个阶段并没有明显的年级和年龄界限。吴洪成《试析我国古代蒙养教材的特点》（《课程·教材·教法》1997年第3期）、李良品《试论古代蒙学教材的类型、特点及教育功能》（《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指出童蒙教材具有集中识字、押韵、注重实用知识和道德等特点。贺科伟《汉代蒙学识字读本出版及其特点浅述》（《出版发行研究》2011年第11期）介绍了汉代蒙学识字读本的编撰和出版特点。于兴汉《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的编选特点》（《教育史研究》2000年第1期）、李宝迪《我国古代儿童历史教材编篡的特点》（《浙江师大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1期）等介绍了两汉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蒙学教材，并分析了教材的类型、特点及使用情况。
李建国《汉代的童蒙识字教育》（《文史知识》1999年第2期）概括介绍了汉代童蒙识字教育的情况，认为汉代童蒙教材承前启后，并指出汉代童蒙识字教学在西汉中期前以识字写字为始，对书法和文字规范非常重视。沈元《研究》（《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从西汉社会生活史的角度来分析蒙学识字教材，并对《急就篇》进行了目录学的考察。丁毅华、陈国忠《的史料价值》（《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版）》2001年第2期）阐述了《急就篇》的史料价值。
近年来，利用简牍资料研究汉代蒙学教育也有突出成果。张金光的《论秦汉的学吏制度》（《文史哲》1984年第1期）对秦汉字书的性质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秦时《仓颉》、《博学》、《爰历》，两汉《急就篇》都是当时学吏识字、学书、识名物的课本，并非一般的蒙学教材。又在《论秦汉的学吏教材——睡虎地秦简为训吏教材说》（《文史哲》2003年第6期）再次加以强调秦汉字书为当时学吏者专用的启蒙教材，其内容分为识字学书教本、吏德教本、法律典章教本。而张传官《谈等秦汉字书的性质——与张金光先生商榷》（《辞书研究》2012年第3期）反驳了张金光将《急就篇》等秦汉字书视为学吏者专用启蒙教材的说法，认为从秦“三苍”到汉之《急就篇》等，都是书写范本，与当时的籀文、小篆、隶书等书体紧密相关。启蒙教材、字书、和书写范本三位一体，是社会各阶层通用的启蒙教材，而非学吏专用。
两汉私学教育研究为考察童蒙教育提供了借鉴和依据。刘良群《论汉代的私学》（《争鸣》1992年第5期）、张鹤泉《东汉时代的私学》（《史学集刊》1993年第1期）、李军《论秦汉时期的私学》（《上海社会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3期）都有对两汉蒙学教育的论述。其中，张鹤泉对东汉的私学类型、招收学生的特点及师生关系等都作了阐述，是目前对汉代私学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成果。并将私学划分为蒙学教育和“明经”教育两个阶段，蒙学教育与“明经”教育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二者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而孙峰、肖世民《汉代私学考》（《西安联合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和肖世民《论汉代学校教育》（《唐都学刊》2002年第2期）则认为汉代私学分为蒙学（书馆）—初读经书（乡塾）—专经（精舍）三个上下相互衔接的阶段。而王炳照（《中国教育通史（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则认为初读经书作为私学教育的基本类型尚不十分稳定，有时和“书馆”教育相联系，作为蒙学教育的深入；有时又和“精舍”教育相联系，作为专经教育的过渡或预备。可见，对初读经书阶段还存在一定的争议。
我国台湾地区近年来有关两汉蒙学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台东师范学院儿童文学研究所林文宝《历代启蒙教材初探》（《台东师专学报》1983年第11期），介绍了两汉的蒙学教材。本文后经作者丰富成《历代启蒙教材初探》一书，1995年由台东师院语文教育学系出版。妙芬《作为蒙学与女教读本的：兼论其文本定位的历史变化》（《台大历史学报》2008年第41期）对两汉童蒙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之处。
三、总结
中国语文独立设科教育110周年之际，由上海师范大学李杏保教授领衔主编的《国文国语教育论典》（以下简称《论典》）隆重面世。是年，恰巧又恭逢上海师范大学60周年校庆，作为一名长期与李教授共事的语文教育研究工作者，我有幸见证如此盛事，不免往事历历，心潮澎湃。
李杏保先生1961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有18年中学语文教学的实践经验。从教伊始，他就常常光顾旧书店，搜罗夏D尊、叶圣陶、朱自清、罗常培、胡怀琛、朱光潜等语文教育前辈的著作。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于1962年就已搜集到时人并不熟知的王森然的著作《中学国文教学概要》（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始知其为刘志丹、谢子长的老师，同志则为中国王森然学术研究会的第一任会长），并倾心研读这部论著，萌生了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的诚意。
1978年，他支教返沪，调入上海师范学院分院。在撰写《试论陶行知教育思想》论文时，无意中接触到大量民国时期的语文教育论文。不久，又在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下，搜集到了大量民国时期的上千种教科书。于是，酝酿既久而一气挥就了《编纂〈中国新语文教育大系〉构想》。1984年，他与陈必祥等好友撰著了《语文教育发展史》；1986年，易名《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语文传统教育名家张志公乐为之题签），在云南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实际上，这些已经吹响了我国语文教育史研究的集结号，同时，也擘画了语文课程与教学论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宏伟蓝图。
在随后的15年，杏保先生等在语文教育史的教育和研究方面筚路蓝缕地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荦荦大者，有著作《20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曾获1992年第六届全国图书金钥匙优胜奖）、《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1999年被中国新闻出版署、中国版协教育图书研究委员会授予第一届全国教育优秀图书奖二等奖）、《语文学科教育参考资料类编》、《20世纪后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等。杏保先生在壮年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在当时的语文学科教育界，都可列为翘楚。今年，他年届古稀晋五，依然壮心不已，应语文出版社之诚邀，“新编”了《国文国语教育论典》，实在令人称道。
《论典》的另外两位主编方有林、徐林祥先生在语文教育史研究方面亦用力甚劬。方有林在上海师大虽然师从于我，但是在专业深造方面向李教授请益尤多。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吕叔湘语文教育思想研究》已正式出版，并获得学术界好评。徐林祥教授，是语文教育史研究专家顾黄初先生的入室弟子，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主持筹建并于2004年3月开通了中国语文教育网（http：//）。他的《历史追问：语文教育发展篇》，堪为语文教育史研究领域的佳作。
30多年前，上海师范学院（分院）建立的“民国教育资料库”，在孕育《20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方面功不可没。近年来，上海师范大学十分注重近代教育资料的搜集和开发，校图书馆在合并了原上海师院分院（现为上海师大奉贤校区）后，进一步建成了具有师范教育特色的“教师教育资源库”，包括“中小学教材资源库”“民国教育期刊电子资源库”等，为语文教育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更为扎实的史料支撑。这些，将为《论典》的再度开发和完善，提供必要的条件。
语文出版社为语文教育事业做了一件大好事。复兴中华国文国语教育梦，是中华语文教育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华民族梦”“中华文化复兴梦”的必要条件。《论典》这部典范文献，将久远地迸射中华近现代语文教育的灿烂光辉。
为了更好地发挥《论典》的典范作用，倡议围绕《论典》的出版，语文出版社还可以联合相关出版社、语文类学术期刊，引导定期开展全国性的《论典》研读活动，团结和吸引有志于语文教育史研究的同道，不断拓展和深化语文教育史的学科研究，不断涌现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或结集出版，或在相关杂志上刊载，或在网络上发表……假以时日，语文教育史研究的史料将更为丰富，研究力量将不断涌现和集聚，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将不断注入凝重的文化历史积淀。
一、20世纪上半叶中国职业教育学科研究滞后
据侯怀银博士统计，我国教育学界对教育学科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这些关于学科研究的最早成果涉及教育学、教学论、教育史、教育管理学、比较教育学、教育心理学等分支学科，分别如下[2]：教育学方面，雷尧珠的《试论我国教育学的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4年第2期）；教学论方面，董远骞的《中国近代教学论教材编写史略》（《课程•教材•教法》，1994年第1期）；教育史方面，蔡振生的《近代译介西方教育的历史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教育管理学方面，张济正的《我国教育管理学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9年第3期）；比较教育学方面，李其龙的《中国比较教育科学的发展历程》（《外国教育资料》，1983年第1期）；教育心理学方面，张爱卿的《20世纪我国教育心理学发展的回顾与展望》（《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8年第3期）。令人遗憾的是，上个世纪末，教育学界仍没有对中国职业教育学科发展的历史进行回顾与反思，从而导致没有相关的研究成果问世。据笔者掌握的现有文献资料来看，2000年《教育与职业》第7期发表杨绪利的《现代职业教育学形成的标志》一文，是目前教育学界关于职业教育学科方面最早的研究成果。因此，可以说，职业教育学作为教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相对于教育学其他一些分支学科而言，其研究比较滞后，直到本世纪的头十年才开始有少量的研究涉猎。
二、20世纪上半叶中国职业教育学科研究概况
笔者阅读发现，搜集到职业教育学科方面的文章，只有8篇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职业教育学科相关，具体分述如下：杨绪利的《现代职业教育学形成的标志》[3]是笔者目前查阅到最早关于职业教育学科方面的文章，他认为20世纪初现代职业教育学科开始逐步形成，我国的著名教育家蔡元培(1868一1940)、黄炎培(1878一1965)等代表人物均已提出了较为完整的职业教育理论，从而逐渐形成了独立的职业教育理论体系。从学理上说明现代职业教育学科的独立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多样性、研究内容的广泛性和现代性是现代职业教育学形成的标志。
李向东的《职业教育学的产生与发展》[4]一文追溯职业教育的起源，介绍世界一些著名教育家对早期职业教育的认识。该文认为，19世纪末期至二次世界大战是职业教育学的确立期，并提出了职业教育学形成一个学科至少要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和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这两个标志性条件，并指出人们对职业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由感性认识上升到了理性认识，并强调尚需对职业教育的基本问题和研究方法进一步科学化和多样化、现代化。作者简明扼要地从职业教育思想的萌芽、职业教育学形成独立学科、职业教育学的完善和发展来考察职业教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程。
李兴军的《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学的代表——读何清儒〈职业教育学〉》[5]一文，对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学者何清儒撰写的第一本以“学”字命名的《职业教育学》的内容从教育与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的价值与功能、职业教育的分类这些基本理论问题，职业教育专业(科目)设置、课程、实习、师资这些实践教学问题，职业补习教育方面的内涵、组织、教材、指导、考核问题，特殊职业教育包括职业训练与劳工教育、女子职业教育、军队职业教育、残疾职业教育这些方面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该书内容丰富、体系完善，实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职业教育学科发展史上典型的著作。
米靖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职业教育学”的学科探索》[6]一文，作者首先从近代“职业教育”一词在中国出现到真正取代“实业教育”以及查阅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前后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职业技术教育”的书目来反映这30余年中国职业教育学科的发展概况。其次，以朱元善译述的《职业教育真义》、庄泽宣的《职业教育概论》和《职业教育通论》、何清儒的《职业教育学》这四本具有代表性的职业教育原理书籍为文本介绍20世纪上半叶中国职业教育原理的发展脉络。第三，通过中国学者对国外职业教育理论及实践的研究与引介来反映20世纪上半叶中国职业学学科的发展。最后，从重视职业心理学在学科体系中的基础作用、强调职业指导为职业教育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张职业补习教育学应为职业教育学科体系的有机组成来探讨职业教育学科体系的分化与发展的特点。
宫雪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职业教育原理”专著述论》[7]一文是典型的文本研究，作者“选取其中影响较大、体系较为完整、内容较为全面且具有代表性的8本著作”来“对20世纪上半叶职业教育学学科发展历程进行总结和反思”。首先把20世纪上半叶中国职业教育学的发展划分为引进、翻译西方职业教育著作（1900-1926）和国人自行编著职业教育著作（1926-1950）这两个历史时期。其次从研究范围的广泛、概论—专题研究”型的结构体系、类型”与“形式”的篇章编排来以及参考文献的统计分析来说明20世纪上半叶中国职业教育著作既受西方影响极大，但又结合本土的实际情况这一总体特征。最后就所选的文本从职业教育的基本理论、各级各类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职业指导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和分析。安蓉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职业心理学研究回顾》[8]一文，说明职业心理学的研究性质、当前该领域研究的主要方面以及20世纪上半叶中国职业心理学完全移植西方职业心理学的理论体系这一状况。作者分别从六方面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职业心理学研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回顾。首先，以心理学为视角，通过人与职业的优化组合来构建职业心理学基本体系；其次，进一步以职业心理学为视角，对个性心理特征及其测量的职业性向、职业的职务研究和工作分析、职业心理健康的心理卫生与心理健康、职业培训中的学习心理和教育心理这些方面进行了研究；最后，提出职业指导研究是职业心理学体系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
宫雪的《20世纪上半叶我国职业教育学科制度构建研究》[9]一文，首先明晰学科与职业教育学科、学科制度与职业教育学科制度的概念。其次从职业教育思潮兴起，促进职业教育理论本土化以及政府采取措施，推进职业教育制度化这两方面来介绍20世纪上半叶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的发展背景。接着是从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理论体系框架来探讨20世纪上半叶我国职业教育学科内部制度的初步形成。最后从学术团体江苏教育学会成立的职业教育研究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成立和学术期刊《教育与职业》的创办说明20世纪上半叶我国职业教育学科外部制度的发展。通观全文，作者从学科制度化进程的角度对20世纪上半叶我国职业教育学的学科发展进行了回顾与反思。马君的《中国职业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反思》[10]一文回顾了中国职业教育学学科建设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经历了肇始起步、停滞徘徊、复兴重建、成型发展和成熟反思这五个阶段，并就中国学者对“职业教育学”以及它的研究对象、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的探讨进行了梳理，在反思的基础上对今后我国职业教育学独立性学科制度化、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建设路线的选择以及加强中介研究等学科建设问题的解决进行了前瞻与展望。
三、20世纪上半叶中国职业教育学科研究的不足与学术展望
作为教育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相对于其他一些分支学科而言，20世纪上半叶中国职业教育学科的研究没能引起教育学界的重视和关注，其研究进度的滞后，研究成果单薄，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应当正视这些不足，并针对这些不足，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职业教育学科的研究进行一些学术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