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大学生 自我管理
高尔基曾说过“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最长而又最短，最平凡而又最珍贵，最轻易被人忽视，而又最令人后悔的就是时间。”对于大学生而言也是如此在从学生到成年人的过程中最难转变和最难把握的往往也是时间的管理自我的管理。本次科研我们把着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的观念对我校大学生自我管理时间管理做了一次科研调查。
我校大学生自主管理能力的情况
我们一共抽取了我校100名学生为代表完成了关于时间管理自我规划的调查结果如下：
1.课余时间的利用
大学生的课余时间是非常充足的，然而，能把这些时间花在真正有意义的事情上的学生并不多。据调查数据显示，在课余时间里，约八成的学生都选择玩手机上网，而把时间花在写作业看书和参加社团活动的人数分别是56%和19%。从整体上看，大学生的课余时间安排并不合理，把时间用于学习上的人数很少。大部分学生已俨然成为了一名“手机控”，由于智能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强大，直接导致了大学生手机不离手的现象产生。社团活动是基于学生的兴趣和需要举办的，丰富学生的课外活动之余还能锻炼他们的处事能力，培养人际交往能力，但我校的学生参加社团活动并不积极。学生没有远大的理想抱负、不知道如何实现自身价值、不懂得管理自己是现代大学生的一大通病，而学校的教育管理体系并不能充分调动学生参与各项活动的积极性，从而使学生更加的放纵自己。
2.做事效率――拖延症的“患病率”
拖延症并不是医学上的一种症状，他更适用于经常做事拖延的人群。针对拖延症的问题，每个年级的学生情况都有所不同。我们针对我校学生抽取了一百人进行问卷调查，得出以下结果。如图1所示，首先，在大一人数中超过80%的大一学生都表示自己有拖延症；而大二的学生有和没有各占一半；大三几乎都表示自己有拖延症。不分数字大小，每个年级的学生患有拖延症的人数都很高，表明了大学生自主管理的能力十分薄弱，但大部分学生都有改进意识。拖延是缺乏自我管理的一种表现，比较热衷于时间管理的人群，其在学习上的拖延行为就会较少。
3.未来的规划
在大学生自主管理的行为中，懂得规划是衡量一名学生有没有自主管理能力的一项标准。懂得自主管理的学生必定会对自己的未来画出一个大致的框架。我校学生中只有14%的学生是有明确的未来规划的，这一类人，有目标、有方向，按照自己的要求朝着心中的目标一步步前进。有大约59%的本校学生对自己的未来有大概的方向但是没有目标和规划，这一类人，有方向但没有付诸于实际行动。另有14%的学生对未来没有规划，选择走一步是一步。我校学生普遍都知道自己未来的生活方向，只是在追求这种生活的过程中感到力不从心。归根结底，自我规划与正确认识自己、端正自己的态度、定位的合理性是相辅相成的。
4.规划完成情况
基于一天的时间规划，本校学生的完成情况是比较理想的，绝大多数学生都能将当天规划的任务完成。然而在所有被调查者中，能够认认真真对待的人数比例很小，大部分学生表示自己能大致完成这一天的任务，也就是说有那么一两件事情今天是无法完成的。这足以表示大学生在处事方面缺乏效率和积极性，对自己不够严格。当天布置的作业，等到上交前的一两天开始写，这种现象屡见不鲜，无法确保完成的质量好坏。因此，也就更加突出了自主管理的重要性。
从以上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我校大学生的自我管理水平还是有待提高的。但是在纠正自身错误之前，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样的情况呢？对此我们展开了起因的调查。
二、大学生自控能力较低原因分析
对于自我管理能力较低，我们采用了头脑风暴的讨论方法结合我校学生的访问调查，得出以下几点原因其中包括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
1.内部因素
现如今高校的大学生基本都是九零后，由于他们从小受生活环境的影响，容易表现出以自我为中心，他们认为在学习生活中只要努力学习，遵纪守法，管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对身边的人、事、物相对比较淡漠。加上失去了高考的束缚和学业上的目标，会在很大程度上变得懒散、迷茫。许多大学生更是“少年不识愁滋味”，没有及时形成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缺乏紧迫感，常常在期末考试临近时，才认识到落下功课的严重性，加班加点的开夜车。
由于过于局限于应试的内容而忽视学生对知识的需要，我国目前的绝大多数的大学生陈述性知识（即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的知识）的基础打得比较牢固，而程序性知识较少，对于如何获取信息、如何处理加工、利用信息，即学会学习，掌握记忆和思维等技能摸不着头脑，这势必造成学生知识结构不合理，影响其自主学习和管理能力。
大学生对生活费拥有绝对的决定和支配权力，物质生活条件优越，对金钱的使用节制能力和管理能力较弱，这就出现了支配金钱的盲目性和随意性，甚至不以为然。出现消费无计划、铺张浪费、攀比成风和乱借贷等现象。金钱用于学习少而娱乐多，因此荒废了学业。
在处事行动方面，对于青年早期的他们，比较敏感，容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心理承受力、应变能力和交际能力低下，不能对自我进行认知、控制和调节，不能转移、调适消极情绪，常常表现为遇事受挫得过且过。而大学同学多来自五湖四海，性格各不相同，若是相互之间缺乏有效沟通，在成长过程中对自身管理缺乏有效借鉴或指导，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个人对自身约束力的差异。
2.外部因素
社会环境。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大学生身边的物质环境越来越优越，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等许多不良的社会风气也充斥着我们的生活。随着这些思想的盛行，加上大学生们自身的思想还不够成熟，缺乏独立的辨别能力，一些大学生开始好高骛远，随波逐流。特别是网络时代的到来，各种网络虚拟世界进入他们的生活中，比较容易使他们在虚拟与现实之间无所适从，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自主管理能力的发展。
教育环境。刚脱离中学保姆式教育的大学生，高度依赖学校的教育管理，不能适应弹性学制。而传统教育采用统一的说教方式，很少考虑到激发学生的自主思维，缺乏独立人格教育，学业也都是在家长的高考志愿和学校的培养计划下学习，按部就班地在学校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规定的课程，掌握规定的知识，完成规定的学业，因此，他们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自和选择权，很难明确认识到自己的学业目标。这不仅压制了学生思维，限制了学生的想象力，还使得他们不会享受汲取广泛知识的机会和乐趣，缺乏接受新实事物的欲望，学习依赖性强，从而丧失自我管理的意识。除此之外，传统教育偏重于学生智力开发，却忽视了情感教育，因而学生缺乏良好的情感表达方式。而情商是一个人情绪控制和管理的标尺，长期忽视必将导致学生缺乏自我情绪管理能力，这就导致了上文所说的大学生抗压能力低下，学生容易遇事受挫得过且过。
家庭环境。计划生育使得独生子女问题表现突出，他们在家中是长辈们的掌上明珠，进入大学后，随着环境的改变，家庭对子女过分的庇护使得学生表现得消极、娇纵、缺乏客观的正确认识和自我评价、缺乏应有的自我约束力等，这也影响到了其自主管理能力的培养。
虽然分析了那么多原因但是真正与学生自我管理能力的因素是那些呢？哪一个又是最有代表性的呢？针对这个我们对一百名学生进行了调查，将调查的统计数据进行了以每日学习时间为自变量，是否参加社团和人生规划情况为因变量做了数据回归分析。可以从下图中得出以下结论。由下图可以看出X1、X2、X3的P值均小于0.5，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在置信度为95%的情况下，拒绝原假设H0，是否参加社团与每日的学习时长还是有相关关系的，且为负相关，在社团花费过多时间的学生，学习的时间就越少。而且在与有明确的规划的同学相比，完全没有规划和有模糊长期规划也与学习时长有关。说明一个学生对自己的人生规划是促使学生学习的主要动因之一。
三、大学生自主管理实施建议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提出一下建议：
（1）增强大学生自主管理意识，很多大学生就读不是985，211的著名高校，就认为自己的大学如同鸡肋，最后只是为了拿文凭，以便就业。大学时光从一开始的斗志昂扬变成最后离开时的懊悔不已，没有好好思考大学期间的计划和未来自己的人生方向，最后得过且过。实际上，著名高校的学子不一定想的很透彻，但不是著名高校的学子，更应该摆正自己的心态。因为从文凭和毕业证书上，已经不能够打败他人，如何让自己显得更突出和有亮点则是大学四年应该思考的问题。无论毕业以后出国，就业，旅游，考研，考研究生或者是创业，每个人的选择不同，也无论对错，但是是否应该从大学就准备起来？为以后的路铺上一砖一瓦。四年，无论同学做什么选择付出什么代价，其实都没关系，但是最怕碌碌无为，最终时光从手中悄悄溜走而不自知。大学是一个增强自我管理和自我建设的过程，我们都在学习。
在班级管理中，我大胆地任用班干：任用班委干部7人、团支部干部3人、科代表7人、小组长7人、管门窗1人、管桌凳1人、管电视柜1人……班级管理人员共29人。我倡导的是“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时时有事做”，学生是班级的主人，这样，班级工作井然有序，培养了学生自我教育的意识及独立工作的能力。有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人生理想，有了正确的指导思想，还只是自我教育意识形成的思想保障，中学生有自己的思维，有自己的学习、生活习惯，遇有特殊情况就会出现一些反复，他们头脑中的自我教育意识尚经不起外界的诱惑或挫折的打击，所以要巩固前期教育成果，还需要跟上必要的中后期教育，注重教育的适时性、长期性。
二、中后期教育
形成一个完整的、行之有效的自我管理体系，引导学生能运用“道德修养法”，这是培养学生形成自我教育意识的主要手段，此外还需加强“知”“行”的强化手段。教师指导学生按照学校、班级的规章制度和《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进行常规性的训练，以培养加强学生的组织性、纪律性、顽强的意识品质和严格要求自己的良好习惯，它尤为适合独立性和控制力差的学生。从高一年级开始，建立自我管理体系——值周班委和值日生制度，将班级工作分为劳动、卫生、纪律、出勤、日常行为和其他工作等六个方面，设立各负其责的值周班委和值日生制度，行使监督权力，并认真做好班务日志记载。制定了《操行评定条例》，将以上六个方面分别列成细则，按照条例分别对每一个学生进行量化积分，一周总结公布一次。这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增强了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能力。班级工作在高一下学期基本形成完整体系，这套自我管理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德育过程的基本规律是“知、情、意、行”的培养提高过程。其中，“知是基础，行是关键”。德育过程表现为“提高认识、陶冶情操、锻炼意志、培养行为习惯”，而这四个方面在发展方向和水平上处于不平衡状态，表现出“情通理不通”，或“语言的巨人，行为的矮子”等现象。这就要求我们“在德育过程中可以具有多种工作开端”，因此，在不断完善上述管理体系的同时，还要善于引导学生会运用“道德修养法”来强化自我教育意识。所谓“道德修养法”，就是指导学生按照一定的道德规范，经过自觉学习、自我反省和自我行为调节，使自身品德不断完善的方法。曾子的“三省吾身”、荀子的“日参省乎已”、孟子的“自反”“自强”等都是通过反省修养来提高个人的思想品德。其主要方法有：
1．读书法雨果说：“各种蠢事，在每天阅读好书的影响下，仿佛烤在火上一样，渐渐溶化。”在班级工作和日常教学中，我利用班会课，给学生念一些文质兼美的课外读物、时事资料，同时鼓励他们到图书馆阅读，并要求他们坚持做读书笔记，用佳作展览等方式激发其阅读兴趣，从大量有益的书籍中汲取自我教育的精神养料。
2．自我评价法自我评价是指个人将自己的人格或自己的认识、行为与他人比较，与各种模范品质行为比较，进行自我评价的方法。每学期开学初，每一个学生都订出《学习计划》，我给他们装订成册挂在教室。半期后，作“半期自我总结”，学期结束前作“期末自我总结”，并且由班委对每一个学生进行操行评定，当众公布。另外，由团支部组织了“爱护我们的家园”“告别不良行为”“谈谈我们这个班”等主题班会。通过这些方式使学生做出正确的自我评价，更好地进行自我调节，是提高自觉性和主动性的内在稳定动力。
3．榜样示范法“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高中学生善于模仿、崇拜英雄人物、伟人，可以让他们从实实在在的英雄形象和身边熟悉的模范人物激励自己。我在班会课上讲述历届的优秀学生和高考佼佼者。我还提出“从班主任做起，从班干团做起，从‘我’做起”的要求。榜样示范具有激励和导向作用，是进行德育一种生动有效的方法。综上所述，围绕自我教育的德育方法具体内容概括为：（1）实际锻炼。这是教育者组织学生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实际锻炼形成良好的思想品德的方法。（2）陶冶教育。这是教育者通过创设良好的环境和自身教育因素，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熏陶和感染以培养学生品德的方法。（3）指导自我教育。这是在教师指导下，学生通过自觉学习、自我反思和自我行为调节，使自身品德不断完善的一种方法，即自我修养法。（4）品德评价。这是通过对学生的思想品德行为做出肯定或否定评价，促使其发扬优点、克服缺点，激励其不断上进的一种方法。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理论；中国化；效率；人力资源
[中图分类号]D5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9 ― 0034 ― 02
20世纪70 年代末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政府改革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重塑政府运动”、“企业型政府”、 “政府”、“国家市场化”、“国家中空化”等只是对这场改革的不同称谓。这场改革运动始于英国， 然后席卷全球。从美国的“重塑政府（ Osborne and Gaebler 1992） ”运动到英国的“ 运动（ Hood，1991） ”；从新西兰的“全面改革”到德国的“苗条国家”改革以及其它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以市场导向的行政改革措施， 都在不同程度上运用了新公共管理理论， 体现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各种特征。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核心观念
（一）重新定位政府职能及其与社会的关系
根据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构想，政府不是高高在上、“自我服务”的官僚机构，政府公务人员应该是负有责任的“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奥斯本提出的“企业家政府”理论特征之一就是要求政府具备顾客意识。这一观点指出，政府是受顾客驱使的，其宗旨是满足顾客的需要，提供回应性的服务。新公共管理主张政府在公共行政管理中应该只是制定政策而不是执行政策，即政府应该把管理和具体操作分开，政府只起掌舵的作用而不是划桨的作用。
（二）强调对效率的追求
新公共管理以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新公共管理理论根据交易成本理论，认为政府应重视管理活动的产出和结果，应关心公共部门直接提供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在对财力和物力的控制上强调采用根据效果而不是根据投入来拨款的预算制度，即按使命作预算、按产出作预算、按效果作预算和按顾客需求作预算。可以说，效率贯穿了整个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始终。
（三）追求管理的自由化
传统公共行政强调遵循既定法律法规，通过严格的行政规制来管控。新公共管理理论要解决的问题是“在过度规范化，法制化和过多控制的情形下”如何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和改善政府的管理绩效。因此它提出实行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即确定组织、个人的具体目标，并根据绩效指标对目标完成情况进行测量和评估。
（四）引进市场，在公共领域实现竞争
市场化实际上是在政府公共服务处于困境的时候，利用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源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有益尝试。虽然“竞争不能解决我们的一切问题。但是在解开使许多政府机构陷入瘫痪的死结方面，它也许比本书中的其他任何概念更加关键”。
根据新公共管理理论中有关政府的概念，私人部门所强调的一些价值观念――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价值观念是效率――在公共部门中应该更加受重视；不仅如此，而且向私人部门管理者的思维方式的转变，对于促进公共部门真正为公共利益服务来说也是绝对必要的。
二、实现新公共管理理论中国化的可能性
近几年来，如何全面、正确地认识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 特别是如何借鉴和吸收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为我所用， 成为我国学者普遍关注的课题。而为何能够实现新公共管理论的中国化，可以从以下方面来稍加解释。
（一）从当前面临的国际背景来看，我国正处于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的大趋势以及世界性的政府改革大潮之中。向别国学习，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主要方面（这甚至是一条捷径），特别是通过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公共管理及政府改革方面的成功经验，我们可以发挥“后发优势”。
（二）从我国目前的国内环境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 社会结构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使政府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当前政府生态环境的巨大变化变化，逐步暴露了种种制度上的缺陷，严重影响了政府的行政效能的发挥。以市场化为导向的西方国家公共行政管理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显然可以为我国的公共行政管理改革提供一定的经验， 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三）理论上讲，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政府管理领域的新范式，对于我国行政学以及公共管理学研究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自80年代以来，我国恢复了公共行政学的教学与研究，经过这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行政学学术研究、教学等都获得了显著的发展。但总的来看，中国行政学仍停留在引进、介绍国外学术成果的阶段，并且对西方行政学的引进和介绍缺乏系统性和深刻的分析。诚然，西方行政学理论体系一定程度上能为我国公共行政管理活动提供指导；但中国毕竟有自己的国情，中国行政学需要尽快完成从引进、借鉴到发展、创新的飞跃。
三、新公共管理理论中国化的原则
（一） 因地制宜，忌照搬照抄
要实现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中国化，获得对现在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要求我们能够因地制宜，不能总认为外国的月亮比较圆。新公共管理改革并不总是成功的， 有的改革措施成效不明显， 有的则带来了更多的问题。英国政府内部改革的重要举措“下一步行动方案”， 动摇了传统的文官制度和传统的行政责任机制， 这对公民来说并不是福音， 因为它会导致责任关系模糊和权力滥用。因此在使其中国化的过程中，首要的就是因地制宜。
（二）认清自己，忌妄自尊大
不可否认，新公共管理作为指导西方国家行政改革的主导理论， 不可避免地会对我国行政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产生重大影响。近年来， 我国研究新公共管理的文献呈现出爆炸性增长便是明证。但在实践过程中，仍有大量的公务人员和学者以发扬传统文化的视角，全面批判新公共管理理论，并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官僚制的特殊性，在理论与实践之中，都无视新公共管理理论的适用意义。
（三）分析经验，去粗取精
从经济发展来看，新公共管理理论是对传统大政府的福利国家的经济困境与财政危机的一种纠正与挽救；从文化角度来看，新公共管理理论建立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和个人主义的基础上，对中国这个具有不同文化土壤的国家来说，若不切实际地过分夸大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效用，实施西方所追崇的模式，就可能会遇到挫折；从意识形态来看，新公共管理理论虽然主要是一种公共管理理论，但却具有较强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色彩，这就要求我们在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时，必须有所选择，“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四、新公共管理理论在我国的实现路径
我国国内对新公共管理的研究，正如陈庆云所说“ 我国国内学者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多数文章还是以介绍国外研究的现状为主”。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有自身的价值，中国政府所面临的自身行为非规范化，低法治化和管理能力，管理绩效的不理想状况将成为我们批判地吸收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本立足点。
（一）转变政府定位，强化政府责任意识
政府定位实际上指的就是政府行政的边界问题，即政府介入市场、社会的程度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就在不断转变政府职能，但这个转变的过程是个渐进、缓慢的进程。对此，要界定政府的角色和职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
新公共管理理论从管理学的角度批判，推崇私营机构的管理技术，认为分权、放松规制、委托是医治公共管理机制江华痼疾的组织原则。我国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致使权力过分集中，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也管不了的事，职责不清、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因此，我国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环节是： 还权于企业、社会和公民，实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不以公共权力主体的身份介入私人关系领域。
（二）夯实新公共管理理论中国化的基础，增强社会自治能力
新公共管理实践是建立在社会具有很强的自治能力的基础上的，这就需要归因于新公共管理理论产生于西方国家。西方国家的公民社会发展较早，自治能力也在多年的发展中获得了极大进步。根据新公共管理的理论设计， 政府虽然还是专门的公共管理机构， 但却不是唯一的机构， 在政府之外，也应当有一些准自治的、半自治的和自治的机构去承担公共管理的职能。政府可以部分地甚至完全地从日常公共管理中解脱出来， 专心致力于公共政策的制定及监督执行。
作为对比，我国长期处于一种“强政府，弱社会”的状态，政府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社会自治能力较差；同时，传统官僚文化以“在其位，谋其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使得公民的参与度非常低。近些年来， 陆续出现了一大批非政府组织或其它非营利组织，但是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并没有真正履行自身的应然职能――自治职能，而成为政府的附庸，带有强烈的官方色彩，呈现“官民二重性”的特点。
在增强社会自治能力上，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显得较为迫切，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对某些公营部门的私有化，让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政府要扮演好扶持者的角色，通过拓宽资金渠道、提供政策支持、完善监管体制来促进非政府组织的壮大，并由此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此外，还需要非政府组织自身做出努力，提高自省责任感，两者相结合，真正奠定新公共管理理论中国化的基础。
（三）更新人才观，强调人力资源管理
新公共管理推崇弹性人力资源管理，提高在人员录用、任期、管理及其它人事环节上的灵活性，即打破传统公务员终身制和按资历、年限逐级晋升的做法，主张采用私营部门弹性管理制度并按功绩制晋升。根据奥斯本和盖伯勒的观点，公共部门的试验已证实了如下的成功：“广泛的职位分类和工资等级，由市场决定的工资，以绩效为依据的工资；根据绩效而不是资历的提升和解雇。”可见，这些私营部门取向的人事改革方案有效改善了公共部门人事制度。
长期以来，我们受传统行政管理观念的影响，对人力资源的关注并没有与它的重要性相匹配，对人员在录用、任期、工资等环节上较程序化，缺少灵活性。再者，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大多行政人员的知识和技术水平还远远没有达到现代化管理的要求。因此， 需要进一步规范行政人员的考试和录用程序， 吸收优秀人才； 严格晋升和考核制度， 将考核作为晋升的依据； 加强培训， 倡导建立学习型组织， 不断更新与补充行政人员的知识。
〔参 考 文 献〕
〔1〕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393.
〔2〕陈振明.评西方的“新公共管理”范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0，（06）.
〔3〕国家行政学院.西方国家行政改革述评〔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
〔4〕张康之.论政府的非管理化--关于“新公共管理”的趋势预测〔J〕.教学与研究，2007，（07）.
[论文摘要]以格林菲尔德为核心代表人物的西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是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学派。该学派不仅有重要的理论贡献，而且有着不可忽视的实践价值，具体表现在学校管理中的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方面。同时，从该派理论可以观察到当前我国中小学人文管理中存在的误区并有助于改进之道的探寻。
西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是在针对科学主义教育管理论尤其是盛行于20世纪50-60年代的“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提出强烈批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尽管国内目前已有一些相关理论文献但为数不多，而从实践角度探讨其价值的文献则更为少见，这与人文教育管理论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学派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把握其主要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对其实践价值联系实际进行剖析，并对我国中小学校人文管理问题进行反思。
一、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主要观点
持有人文主义立场的教育管理思想家以T·B·格林菲尔德（T.B.Greenfield）、C·霍金森（C.Hodgkinson）、W·英格里西（W.English）、S·J·麦克西（S.J.Maxcy）等为代表，其中格林菲尔德是领袖人物，其理论观点集中反映在《格林菲尔德论教育管理——走向一门人文科学》一书中。总体而言，这批人是在对过去的教育管理理论，尤其是行为科学影响下的“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提出猛烈批评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旗帜鲜明的一派理论观点：组织不是自然实体，而是人为适应社会而自行创造的产物；组织的目标其实是人的意志、权力、价值的体现；组织的结构也不是实在的和预先建构好的，而是组织成员相互作用的产物；既然组织是人为的产物，因此也不存在统一、客观、普适性的组织理论；教育管理面对的问题不仅是事实问题，更重要的是价值问题，撇开价值问题就无法认清教育管理的现象和本质；教育管理活动中事实与价值不能割裂，如果管理者只看重管理中的结构、形式、工具意义，就会把更重要的教育目的置于脑后，这样教育管理的意义和价值就会被大大削弱。[1]
不得不特别指出的是，国内有些研究者由于已经习惯于将西方人际关系理论看作是一种所谓的“人本管理”理论而有可能将人际关系理论混同为或认为至少部分属于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需要澄清的是，人际关系理论因其只是在常规视角下对结构功能主义范式主导下的古典和现代组织理论进行反思而在根本上持有科学主义立场，如将其与人文主义管理论相混淆，难怪有学者会说这是“滑天下之大稽，可能要贻笑大方”[2]。
二、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实践价值探析
尽管说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在批判教育管理理论运动的同时所持有的许多观点有矫枉过正之嫌，但事实上它除了有理论贡献外在实践上也不无裨益，尤其是它对个体及其价值重要性的强调。在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中片面、极端的观点保持足够警惕的前提下，我们可以从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方面来考察其实践价值。
（一）组织目标
一般而言，管理是围绕着一定组织目标展开的各种具体活动，因而组织目标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在组织目标上，人文主义学派强调的是个体的目标而不是组织整体或其所属各个部门机构的目标，甚至否认有组织目标的存在。格林菲尔德曾经说过：“许多人并不相信组织的目标，他们只有‘在组织中做什么和怎样做才正确’的认识。”[3]152这种观点从现实看来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组织成员对其所在组织的目标还是会有所认同或共识，就如教职员工对学校的发展目标有其理解和共识一样。对于这一点，格林菲尔德最后不得不指出，所谓组织的目标实际上是有权力的组织成员的目标：“组织目标是当前最有势力的组织联盟的当务之急和意旨。”[3]152显而易见，校长的职位和权力足以使其意志转化为学校的目标。对此，笔者曾经在做一个中学校长负责制的调研中，发现教职工对学校的发展目标确持有此种态度，认为“那都是领导们的意思”“校长说了算的”。这样的学校发展目标对教职工中的认同感及其产生的导向作用可想而知。因此，人文主义学派比较极端的强调个人目标的观点事实上从一个反向的角度揭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学校组织目标如发展规划的确立必须倾听教工的意见、反映个体的心声、调动群众的参与，从而充分代表利益相关个体的意志；退一步讲，即使是校长有好的规划与设想也应当在充分征求意见、获取教职员工支持与共识的前提下予以合法化。
（二）管理制度
制度对组织的正常运转具有工具理性的规范性意义。但在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那里，连组织的存在都予以否认，当然也就无组织制度可言。不过，人文主义学派并不否认个体的存在也需要一定的规则，只是认为这种规则不是从外部强行赋予和设定的，而是由个体成员共同认可和建构的，强调规则的人文化。事实上，这种个体间的规则类似于组织中的制度。进而可以认为，人文主义学派对制度的形成要求所有组织成员的参与、要充分融入组织成员的意志、愿望、价值和主张。一般而言，组织的制度有3个来源，即源于组织文化的内生制度、组织创始人或管理者设计的制度，以及社会权威规定的制度。[4]其中组织文化的内生制度可能与人文主义学派的规则观有更多的相似。由于学校的主要成员都是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在尊严、情感层面的需要比一般群体要高得多，因此学校的制度建设应当在把握这个特点的前提下有效地实现制度的人文化。具体而言，学校制度建设一方面要重视源于组织成员共同信念和多数成员偏好行为方式的内生制度的形成，另一方面在新的制度设计过程中应当由全体成员共同参与并体现大家的价值和利益，此外即使是社会权威规定的制度也应该在“使命”说服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获取他们的真正认同和服从。
（三）领导行为
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充分说明校长领导能力和领导行为的重要意义。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认为，和其他组织成员一样，领导也是个体，也有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和目标，也追求他们的自己的利益，只是组织的领导会以自己的职位和权威将他们对问题的看法强加给其他成员。但他们认为这种强加是不对且无效的，应该强调的是个人素质在管理中的作用而非正式职位所享有的法定权威，认为“在某种情况下，需要寻求解决问题的恰当行为和最适合于做这项工作的人，而不需要去考虑这些人在组织里的正式职务或身份。”[3]158其实这就是强调教职工个人的特点与能力，反映到校长身上就是认为：校长对一个学校的领导作用是其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产物而不是校长这个职位权威或职务权力的必然结果。这对于我们校长的领导行为是有其启发意义的。其实，在一般管理学原理中谈到领导权威时，经常提及权力性影响力和非权力性影响力，其中非权力性影响力可能与人文主义学派对领导的看法是相通的。因此，校长作为学校的领导者，应该意识到非权力性影响力对自己威信树立和工作开展的重要意义，进而在领导过程中要更多的展示自己的人格魅力、领导艺术、民主作风，从而营造能够激发和强化每个组织成员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文化氛围，使大家在团结、和谐、温暖、愉快的人际关系中努力工作，实现组织目标和个人自身价值。总而言之，校长的领导行为中应体现人文精神和饱含人文意蕴。
（四）系统环境
时至今日，人们对学校组织性质的认识已经超越了封闭科层组织阶段，而对开放社会系统或松散结合系统有更多的认同，意即强调学校与社会外部环境之间信息与资源的交换及其相互影响。但是，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对环境有其独特的认识：所谓学校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学校内个体成员与组织外部之间的联系，而不是整个学校与外界的联系；教师的行为产生于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对环境的认识与理解。进而，人文主义学派认为更应该关心个体教师所受环境的影响及其内心感受与行为反应。在对人文主义学派否认组织作为实体与外界环境之间联系的极端观点不敢苟同的同时，还应该看到——这种充分肯定教师作为个体可能受外界环境影响的观点对我们的学校管理工作尤其是教师管理还是有其启发意义。考察我们的教师管理现状，校长或管理者的立场和出发点主要是校方或组织，借助的手段或方法主要是政策规章、激励机制、考核评比，动人的说法则是待遇留人、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尽管这些管理方式方法不失科学和必要，但对教师个体所受外界环境影响及其内心体验并不太关切也不够深究，事实上如果能重视从教师个体的角度开展教师管理工作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因而，教师管理工作既需要管理者站在学校的立场上通过正式途径开展，也需要注重从教师个体所受外界环境影响及其心理效能的视角去关心和理解他们，如此效果才会更理想。
三、我国学校人文管理的误区与改进
尽管上文我们从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4个方面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所蕴含的实践价值作了粗略梳理。但我们难以就此住笔，因为在我国学校人文管理的理论认识与实践操作上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误区甚至曲解，极有必要借这个议题进一步予以讨论和澄清，这样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借鉴和发挥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实践价值。
（一）学校人文管理的认识误区与澄清
就人文管理这个提法而言，常听见的说法有“人性管理”“非理性管理”“文化管理”“人本管理”“人文管理”，等等。说法的不统一说明认识的不统一和不深刻。当然，要搞清何为人文管理，不可避免的需要谈到科学管理，因为现实中很多不当说法正是由于对科学管理的理解失当造成的。学校管理现实中，人们对人文管理与科学管理之间关系的认识误区集中表现为将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对立起来。下面我们就循着科学与人文这对范畴的发展轨迹试着来澄清误区。
考察整个西方哲学思想史，可以发现人文与科学之间关系的一条粗略线索：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人文与科学混沌而统一地存在于百科全书式哲学家的思想中；宗教统治下的黑暗中世纪时期，神性代替人性，既无人文也无科学可言；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与人文携手反对宗教神学以张扬人性；启蒙运动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科学与人文依然结盟战斗且产生人道主义，但开始孕育唯科学与反科学的因素；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近现代以来，科学与人文开始分道扬镳甚至针锋相对；后现代以来，随着科学哲学的反思发展和人文精神的觉醒而在当代表现出科学与人文的再趋融合与统一。由此看来，有着内在联系的科学与人文在历史长河中历经了混沌统一、携手战斗、针锋相对、又趋融合的发展过程。相应地，它们反映到整个20世纪的管理理论与实践发展中就表现为管理上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价值观的争论。如此看来，我们今天要提倡的既不是科学主义管理、也不是人文主义管理或人本主义管理，而应是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鉴于历史上“人本”含义中的非理性色彩太浓，笔者不主张使用“人本管理”的说法）。那么，我们所提倡的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又当如何理解呢？笔者以为：在内涵上，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是指分别强调体现科学精神（是指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求真、求实、求证之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是指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强调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包括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承认人格平等，等等）的管理；在关系上，科学和人文作为管理的二维，是管理理论与实践中贯彻始终的一对基本价值关系，他们同时作用和影响管理发展并反映在具体的管理实践活动中，现实中既不存在纯粹的科学管理、也不存在纯粹的人文管理，尽管有时候可能表现出来的是科学多一点或者人文多一点。如此看来，现实中关于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对立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根本无法剥离开来加以讨论。
（二）学校人文管理的实践曲解与纠偏
无论是与中小学管理者接触和交流，还是阅读期刊杂志上校长们写的文章，可以发现，他们理解和践行的人文管理主要表现为诸如校长应该“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尊重师生、宽而有度，谦虚谨慎、团结协作”[5]“细节关怀”[6]“在信任中产生力量、在理解中换取真情、在宽容中凝聚人心”[7]等等，甚至还可以听到不少把人文管理与制度管理对立起来的言论。应当说，校长们站在领导者的立场已经认识到，实施人文管理就意味着自己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并且尊重人、信任人、关怀人，这是对的但也是片面的；而将人文管理与制度管理对立起来就有失偏颇甚至是一种曲解。这种片面和曲解的背后，不仅是我们学校管理者的水平有待提高，更是反映教育管理理论研究的盲点或欠缺。那学校人文管理的着力点何在呢？
要厘清学校人文管理的着力点，首先要弄清楚管理的逻辑框架。在较为深入研读丹尼尔·雷恩的《管理思想的演变》、克劳德·小乔治的《管理思想史》、孙耀君的《管理思想发展史》等国内外数部经典管理思想著作的基础上，笔者勾勒出了一个初步的管理逻辑框架：人性是主线，目标是导向，组织是平台，科学与人文是两个维度，理论、研究、实践是3种形态，技术、制度、行为、文化是4个层面。其中科学与人文作为两种有着内在统一性的价值维度，它们不仅反映在人性、目标、组织上，而且在管理理论、研究与实践等3种管理形态上有其体现，但最为直接体现的是在管理技术、制度、行为和文化层面上。就4个层面而言，从整个西方管理的发展史来看，基本上历经了一个重技术、重制度、重行为、重文化的演变过程。那么科学与人文的价值影响到底如何体现呢？事实上，科学与人文两维在管理技术、制度、行为、文化4个层面上都有体现，而不是我们习惯中把技术与制度管理当作科学管理，而把行为和文化管理当作人文管理。就管理技术与制度而言，其科学色彩不言而喻，但它们同样需要体现人文精神而具有人文属性，如管理技术的研发必须考虑管理对象的需求，应用首先取决于员工能否接受，推广必须注意其适用的人文环境等；管理制度的设立必须符合人的发展的原则，体现对人格的尊敬和保护，制度的执行应当有其人文基础，考虑到不同的文化背景等。就行为和文化而言，我们一般认为这是比较容易体现人文管理的方面，如实践中校长们对人文管理的认识正是从领导艺术或管理行为这层面出发，但领导行为同样需要讲科学，西方管理思想中就有一个重要的行为科学学派；文化管理可以认为是一个偏重人文的管理方式或层面，反映到我国学校管理实践中就是现在“流行”的学校文化建设和知识管理，其实文化建设也需要制度的作用，因为制度可以制约传统文化负作用的发挥、制度可以使文化具有可操作性、而且制度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如此看来，学校的人文管理并不像校长们所理解的那样仅仅体现在其自身的领导行为和领导艺术上，而在技术、制度、行为、文化等方面均有其用武之地，而将制度管理与人文管理对立起来的看法则完全是一种曲解。同理，学校科学管理也是如此。此外，学校管理中的人性假设、目标制定、组织设计也同样需要体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要求。因此，整个管理的逻辑框架都是学校实施人文管理和科学管理的着力点。
（三）我国学校管理模式的应然选择——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
我国学校管理应当采取何种模式呢？科学管理模式？人文管理模式？科学化的人文管理模式？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这也许是校长们最最关心的问题。所谓科学管理模式，是指突出强调管理技术、制度、行为、文化及整个管理逻辑框架的科学精神与科学属性，在现实中尤其表现为偏重于管理技术和管理制度的健全与运用。反观实践，我国中小学管理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科学管理的异化和科学管理的不足。如教师管理制度上，一方面过分地依赖量化指标的评比考核而压抑个性和影响积极性，另一方面培训进修制度因落不到实处而成为摆设；又如很多校长热衷于学校发展规划的制定和特色学校的创建而对作为学校技术核心的教学并不真正关心，尽管近些年来“校本教研”比较红火但实效不佳，这与泰罗当年在车间里通过管理技术来实现技术管理的做法相差甚远，新课程改革中的种种问题[8]与学校管理者对发生在课堂里的技术细节缺乏兴趣不无关系。由此看来，我们的学校管理在整体上并未达到科学管理模式的要求，但在异化方面却是不容乐观。所谓人文管理模式，是指突出强调管理技术、制度、行为、文化及整个管理逻辑框架的人文精神与人文属性，在现实中尤其表现为偏重于管理行为的人文化和管理文化的建设。在对校长们的人文管理之狭隘理解深表忧虑的同时，考虑到我国传统管理文化的负面影响而不主张在学校管理中单独提倡人文管理模式。因为，我国传统的管理文化整体上表现为以德性主义和人治主义为调控机制，这在根本上就是一种人治的管理文化。今天不少校长简单地把人文管理仅仅理解为个人魅力的发挥甚至曲解为人情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传统人治文化的深层影响。如此看来，单独的科学管理模式或人文管理模式可能都不适合我国学校管理的实际需要。
西方学校管理的发展历程中走过了一个科学管理的阶段。就拿美国来讲，该国在20世纪上半叶主要是探索和实践学校的科学管理，如作为学校效率研究前奏的教育测验运动、学校调查运动的兴起、斯波尔丁和鲍比特的学校效率论、应用科学管理之典范的葛雷制学校、斯特雷耶的学校成本分析等等，[9]但在同时及随后的发展过程中，该国的学校管理开始发生由重科学向重人文的转向，如杜威的民主管理哲学、约契的学校人际关系改善论、直至当代萨乔万尼的道德领导理论等等，但科学管理从未受到消弱和忽视。如果说美国学校管理追求实现的是科学化的人文管理模式的话，那么我国学校管理应当选择的模式是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主要基于4点考虑：其一，既然单独的科学管理模式或人文管理模式不适合于我国学校管理，那么只有从科学与人文二者有机融合的角度去寻求合适的管理模式，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正好体现了这种融合。其二，由于受传统影响我国学校管理中人治与人情因素的明显存在，当务之急的是要实现科学管理而非人文管理，因此该模式的落脚点应该在科学管理上；同时鉴于管理现实中非人的、异化的手段与方法同样存在，因此在实施科学管理的同时必须注意体现人文精神，进而我们提倡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其三，笔者以为，科学化的人文管理模式是学校管理追求的更高境界，目前我国学校管理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实现科学管理也即陈玉琨教授所提出的学校管理3个阶段中的规范阶段，[10]当然在科学管理目标追求过程中必须注意体现人文精神和人文属性。其四，对该模式的明确理解和把握，有助于我们在学校管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中有取舍批判地借鉴和吸收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合理主张，从而更好的实现学校的人文化科学管理。当然，该模式的倡导是针对我国学校管理的整体水平而言的，但就具体的每一个学校及其每一个管理领域而言，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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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健词]企业管理理论 国情 现状 任务
管理理论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企业管理在曲折中发展。改革开放前，我国照搬前苏联的经验和理论，建立了一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企业缺乏经营自主权，没有经济责任，管理只是一种封闭的生产型管理。1960年《鞍钢宪法》提出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方法，1961年的《工业七十条》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工业企业管理试行条例。十年动乱中，企业管理遭到了严重破坏。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国企业管理进入了一个新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以“放权让利”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改革试点，使企业管理工作的重心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厂长（经理）负责制的实行是中国企业领导制度的重大改变。承包经营责任制、资产经营责任制等的推行，推动了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促进了企业家阶层的形成。这一时期，蒋一苇所提出的“企业本位论”、“职工主体论”、“经济民主论”以及“两制四全”管理体系。“两制”即在民主管理的基础上，建立高度集中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在分工协作的基础上，建立责权利相结合的经济责任制。“四全”即在企业建立全企业、全过程、全员性的全面计划管理、全面质量管理、全面经济核算、全面人事劳动管理。是我国企业管理理论的重要代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引进了一批西方先进的企业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促进了我国企业管理的水平不断提高。近年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企业积极主动地引进和学习了许多国外最新管理理论，并将其应用于企业实践中，结合我国国有企业在改组改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所面临的规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母子公司体制、主辅分离、职工安置等一系列特殊而又具体的问题，创造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管理思想和方法。但总体来说，我国还处于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的阶段，缺乏中国自己的企业管理理论。发达国家已经走过了上百年的市场经济道路，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科学的企业管理模式，创造了丰富的企业管理理论。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是我国经济多年来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在积极吸收借鉴外国经验的同时，不能不考虑我们所独有的国情、民情，使别人的好经验、好做法，能够在我国土地上扎根，开花，结果。
中国企业管理理论应该是源自于中国本土企业管理的历史和现实的理论。目前从中国企业管理理论的发展现状来看，尚未形成中国企业管理的一般理论。其原因在于，中国企业管理理论应该是关注于中国自身的特点，由于金融体系、政企关系、产业组织、劳动力状况和劳动管理制度、生产过程控制的不同，中国的企业管理具有别于别国的特点。但是，目前，仍然鲜有强调中国特色的一般管理理论。随着近年来管理学研究的细分和专业化，这种现象更为突出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管理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为企业管理提供理论支持的企业管理理论研究已显得越来越重要。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转轨时期，如何搞好企业管理研究，改善和提高我国企业管理水平，是我国企业界和企业管理理论界面临的一大课题。
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企业管理理论研究水平还有待提高。当前我国企业管理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所面临的任务是：
（1）对我国管理理论的发展进行系统的概括和总结。我国的企业管理研究发展到今天，凝聚了广大管理学家、企业管理人员众多的智能。如何将这些智能抽象出来，融纳到企业管理理论体系中，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此外，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几千年的文化沉淀和民族特性必然反映到我国企业管理实践中。我国的企业管理实践中所创造出的许多管理思想、方法和手段，有许多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对其作理论上的总结，既是对我国企业管理事业的贡献，更是对企业管理理论的贡献。对我国企业管理理论和实践进行系统地概括和总结，为21世纪我国企业管理改革和发展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是我国企业管理学界的重要任务。?（2）作为经济体制转型国家，管理问题具有复杂化和多样化的特点，需要在理论上加以研究。我国是一个处于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国家，许多经济现象是西方发达国家所没有的。生搬硬套西方的管理理论，在应用时必然脱离实际。因此，我们的企业管理理论研究，必须站在中国的土壤上观察问题，采用科学的、切合实际的研究方法，以解决或有助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为己任。
多年以来，国际范围内的企业管理研究一直以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为中心，这样会在一定程度上有失偏颇。随着世界各国经济逐步实现一体化以及中国的崛起，中国正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鉴于转轨国家企业管理有其特殊性和重要性，为此，我国必须着手全面研究发展中国家和体制转型国家的企业管理问题。这方面的研究应成为近期企业管理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点。
长期以来，西方管理研究文献对我国的企业管理理论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中外企业管理环境的差别，在某些场合却往往被忽视。不同环境下企业管理理论研究的条件显然是不同的。所以，进行我国企业管理理论研究，在借鉴西方的研究成果和经验的同时，应当以我国企业所处的环境为基础，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解决本国的问题。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理论;中国化;效率;人力资源
20世纪70 年代末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政府改革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重塑政府运动”、“企业型政府”、 “政府”、“国家市场化”、“国家中空化”等只是对这场改革的不同称谓。这场改革运动始于英国, 然后席卷全球。从美国的“重塑政府( Osborne and Gaebler 1992) ”运动到英国的“ 运动( Hood,1991) ”;从新西兰的“全面改革”到德国的“苗条国家”改革以及其它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以市场导向的行政改革措施, 都在不同程度上运用了新公共管理理论, 体现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各种特征。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核心观念
(一)重新定位政府职能及其与社会的关系
根据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构想,政府不是高高在上、“自我服务”的官僚机构,政府公务人员应该是负有责任的“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奥斯本提出的“企业家政府”理论特征之一就是要求政府具备顾客意识。这一观点指出,政府是受顾客驱使的,其宗旨是满足顾客的需要,提供回应性的服务。新公共管理主张政府在公共行政管理中应该只是制定政策而不是执行政策,即政府应该把管理和具体操作分开,政府只起掌舵的作用而不是划桨的作用。
(二)强调对效率的追求
新公共管理以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新公共管理理论根据交易成本理论,认为政府应重视管理活动的产出和结果,应关心公共部门直接提供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在对财力和物力的控制上强调采用根据效果而不是根据投入来拨款的预算制度,即按使命作预算、按产出作预算、按效果作预算和按顾客需求作预算。可以说,效率贯穿了整个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始终。
(三)追求管理的自由化
传统公共行政强调遵循既定法律法规,通过严格的行政规制来管控。新公共管理理论要解决的问题是“在过度规范化,法制化和过多控制的情形下”如何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和改善政府的管理绩效。因此它提出实行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即确定组织、个人的具体目标,并根据绩效指标对目标完成情况进行测量和评估。
(四)引进市场,在公共领域实现竞争
市场化实际上是在政府公共服务处于困境的时候,利用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源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有益尝试。虽然“竞争不能解决我们的一切问题。但是在解开使许多政府机构陷入瘫痪的死结方面,它也许比本书中的其他任何概念更加关键”。
根据新公共管理理论中有关政府的概念,私人部门所强调的一些价值观念――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价值观念是效率――在公共部门中应该更加受重视;不仅如此,而且向私人部门管理者的思维方式的转变,对于促进公共部门真正为公共利益服务来说也是绝对必要的。
二、实现新公共管理理论中国化的可能性
近几年来,如何全面、正确地认识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 特别是如何借鉴和吸收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为我所用, 成为我国学者普遍关注的课题。而为何能够实现新公共管理论的中国化,可以从以下方面来稍加解释。
(一)从当前面临的国际背景来看,我国正处于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的大趋势以及世界性的政府改革大潮之中。向别国学习,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主要方面(这甚至是一条捷径),特别是通过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公共管理及政府改革方面的成功经验,我们可以发挥“后发优势”。
(二)从我国目前的国内环境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 社会结构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使政府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当前政府生态环境的巨大变化变化,逐步暴露了种种制度上的缺陷,严重影响了政府的行政效能的发挥。以市场化为导向的西方国家公共行政管理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显然可以为我国的公共行政管理改革提供一定的经验, 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三)理论上讲,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政府管理领域的新范式,对于我国行政学以及公共管理学研究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自80年代以来,我国恢复了公共行政学的教学与研究,经过这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行政学学术研究、教学等都获得了显着的发展。但总的来看,中国行政学仍停留在引进、介绍国外学术成果的阶段,并且对西方行政学的引进和介绍缺乏系统性和深刻的分析。诚然,西方行政学理论体系一定程度上能为我国公共行政管理活动提供指导;但中国毕竟有自己的国情,中国行政学需要尽快完成从引进、借鉴到发展、创新的飞跃。
三、新公共管理理论中国化的原则
(一) 因地制宜,忌照搬照抄
要实现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中国化,获得对现在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要求我们能够因地制宜,不能总认为外国的月亮比较圆。新公共管理改革并不总是成功的, 有的改革措施成效不明显, 有的则带来了更多的问题。英国政府内部改革的重要举措“下一步行动方案”, 动摇了传统的文官制度和传统的行政责任机制, 这对公民来说并不是福音, 因为它会导致责任关系模糊和权力滥用。因此在使其中国化的过程中,首要的就是因地制宜。
(二)认清自己,忌妄自尊大
不可否认,新公共管理作为指导西方国家行政改革的主导理论, 不可避免地会对我国行政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产生重大影响。近年来, 我国研究新公共管理的文献呈现出爆炸性增长便是明证。但在实践过程中,仍有大量的公务人员和学者以发扬传统
文化的视角,全面批判新公共管理理论,并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官僚制的特殊性,在理论与实践之中,都无视新公共管理理论的适用意义。 (三)分析经验,去粗取精
从经济发展来看,新公共管理理论是对传统大政府的福利国家的经济困境与财政危机的一种纠正与挽救;从文化角度来看,新公共管理理论建立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和个人主义的基础上,对中国这个具有不同文化土壤的国家来说,若不切实际地过分夸大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效用,实施西方所追崇的模式,就可能会遇到挫折;从意识形态来看,新公共管理理论虽然主要是一种公共管理理论,但却具有较强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色彩,这就要求我们在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时,必须有所选择,“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四、新公共管理理论在我国的实现路径
我国国内对新公共管理的研究,正如陈庆云所说“ 我国国内学者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多数文章还是以介绍国外研究的现状为主”。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有自身的价值,中国政府所面临的自身行为非规范化,低法治化和管理能力,管理绩效的不理想状况将成为我们批判地吸收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本立足点。
(一)转变政府定位,强化政府责任意识
政府定位实际上指的就是政府行政的边界问题,即政府介入市场、社会的程度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就在不断转变政府职能,但这个转变的过程是个渐进、缓慢的进程。对此,要界定政府的角色和职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
新公共管理理论从管理学的角度批判,推崇私营机构的管理技术,认为分权、放松规制、委托是医治公共管理机制江华痼疾的组织原则。我国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致使权力过分集中,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也管不了的事,职责不清、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因此,我国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环节是: 还权于企业、社会和公民,实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不以公共权力主体的身份介入私人关系领域。
(二)夯实新公共管理理论中国化的基础,增强社会自治能力
新公共管理实践是建立在社会具有很强的自治能力的基础上的,这就需要归因于新公共管理理论产生于西方国家。西方国家的公民社会发展较早,自治能力也在多年的发展中获得了极大进步。根据新公共管理的理论设计, 政府虽然还是专门的公共管理机构, 但却不是唯一的机构, 在政府之外,也应当有一些准自治的、半自治的和自治的机构去承担公共管理的职能。政府可以部分地甚至完全地从日常公共管理中解脱出来, 专心致力于公共政策的制定及监督执行。
作为对比,我国长期处于一种“强政府,弱社会”的状态,政府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社会自治能力较差;同时,传统官僚文化以“在其位,谋其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使得公民的参与度非常低。近些年来, 陆续出现了一大批非政府组织或其它非营利组织,但是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并没有真正履行自身的应然职能――自治职能,而成为政府的附庸,带有强烈的官方色彩,呈现“官民二重性”的特点。
在增强社会自治能力上,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显得较为迫切,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对某些公营部门的私有化,让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政府要扮演好扶持者的角色,通过拓宽资金渠道、提供政策支持、完善监管体制来促进非政府组织的壮大,并由此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此外,还需要非政府组织自身做出努力,提高自省责任感,两者相结合,真正奠定新公共管理理论中国化的基础。
(三)更新人才观,强调人力资源管理
【关键词】 管理与文化 方法论 科学主义 人本精神
管理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随着人们对文化在管理中重要性的认知而越来越受到重视，学界也形成了许多有益的讨论，如彭贺（2007）、刘文瑞（2007）、杨桂森（1999）、王联英（2011）、刘诚（2005）等。然而，在已有的讨论中，虽然在管理学理论发展趋向上都注意到了对“人”的关注越来越突出，但笔者看来，都未能真正明了为什么管理中文化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为什么会成为关注的核心，在管理中“文化”与“人”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本文将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角度，审视管理学的理论发展及其与文化和科学的关系，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管理与文化、与“人”自身的认知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对当前我国的管理理念提出针对性的思考。
1 管理学主要理论发展史
首先需要对管理学的主要理论进行一定程度的梳理，让我们了解管理学是如何发展的。
管理，作为对事物梳理的一种意愿与行动，是意识上的主观介入，因而在人类社会初期就存在。但发展到自觉的程度，并给予理性的总结和积极运用到商业企业发展中去，则是近代才有的事。这主要是因为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极大发展与繁荣，使得原有的对资源管理方式跟不上时代的要求。新的、更有效率的管理理论的出现势在必然。
第一个出现的管理学理论是以泰勒、法约尔等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又称之为古典管理学理论。代表作有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法约尔的《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韦伯有关科层制的管理理念。这一流派第一次以“科学”的名义总结了人类管理的经验，以效率为追寻的根本目标，旨在解决原有经验管理模式的效率问题。在这一理论看来，人类社会的主要链接纽带是经济利益，而非强权、宗教、伦理，而管理就在于将人类以最为有效的方式组织起来，达到最大的经济效益。这又被称为“经济人”的人性观。而所谓“最有效的方式”，则依据于“科学”原则，以精确地分工为基础，人如同机械里运转的一个个部件，共同组织在一条“生产线”上，人类的感情因素尽可能地剔除出去，从而保证运转的高效率。这种模式的管理又称之为“理想型”（ideal type），马克斯·韦伯的“价值无涉”（value-free）理念是其理论前提。但这种理想状态实践中是达不到的。于是，其他理论相继发展起来。
第二个比较重要的管理学理论流派是行为科学学派。这一学派在肯定了人类有追求经济利益的需求的同时，也肯定了人类在政治、人际关系等方面的需求。这个学派的理论基础，则是梅奥在20世纪20年代就创立的“社会人”假说，即人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属于某一社会性的集体。这个学派的代表性理论有麻省理工学院的麦格雷戈教授的“X—Y理论”、以及对其修正的美国洛尔斯和莫尔斯的“超Y理论”、和影响最大的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等。其中，“X—Y理论”是简单地将人性二分法，将人性中懒惰、愚蠢、不诚实、不爱承担责任、缺乏远大抱负、仅把自身安全放在第一位的，列为X理论作用的范畴，对这种人性，在管理中就需要通过金钱引诱和行政强制来达到目的。而Y理论所作用的范畴，则是人性中比较正面和积极的方面，相应的，对其管理就不是强迫命令，而是激励其献身精神与创造才能。而这样的简单二分法，无疑也是不符合现实的。所以“超Y理论”就指出人性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对其管理应该是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
而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不再考察人性本身，而是跳出来考察人类需求的层次，由生存，到安全，到社会性，到自尊，到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五种需要总体上不能跳跃，但两级之间，并非是前一个需求完全满足之后才可以有下一个层级的需求。但这种分级解说的思想，似乎为组织中每一个成员的需求建立了一个指标量度，管理就根据这个量度来分别的、有针对性的进行。
然而，以上管理模式中，一个最大的问题，仍然是将人作为被“管”的对象，是天然的“下属”，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所以，另一个重要的学派开始出现。其中，西蒙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决策人”理论是一个代表。他认为，管理就是决策。管理活动的全部过程都是决策的过程，执行层与高层管理人员一样，有某种程度的决策权。这样，几乎每一个组织机构里的成员都参与到了管理和决策的过程中来，这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调动是前几个理论不能相比的。
在进入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更多的理论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冒了出来，但基本上是就具体的管理过程进行总结与发展，并对管理理论的研究进入到分类领域阶段，即将管理分成：管理方式领域，组织理论领域，经营管理理论领域。这种分类趋势表明，大一统的对管理理论的总结时代已经结束，管理需要进入到具体的环境。
2 管理学主要理论与方法论发展的契合
以上的简单梳理让我们明白，管理学的发展遵循了这样一些路径：从笼统走向具体，从机械走向人本，从科学走向人文，从精确走向了模糊。这些整体性特征，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发展是契合的。
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出现与发展，与文艺复兴后的知识大爆炸分不开。极具丰富的知识让当时的学者们也在苦思如何对知识进行分类“管理”。这种管理，亚里士多德可谓开创了先河。但对于急剧变化的时代来说，2000年前的知识分类体系已经不能囊括新的认知。于是许多新兴的学科开始出现，如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而对这些学科的综合归类也逐渐出现，即，在传统的自然科学之外，慢慢衍生出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这样的范畴。如果说，人文科学所关注的是与自然科学并无多少关联的知识，那么，社会科学则是与自然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从社会科学中公认的第一个方法论的出现就早已开始。
社会科学第一个方法论是实证主义，它由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学科的鼻祖A. 孔德所创立。其核心思想是“实验实证”，是要按照物理、化学这样的经典自然科学学科对社会科学知识进行分类、整理的一种原则。在实证主义看来，只有自然科学那样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一切形而上学的东西都应该抛弃；社会科学里的知识需要向这个方向靠拢。以牛顿经典力学为标准的自然科学所表现出的精确性，让当时的人们相信科学才是最好的知识，从而才出现对于科学的狂热态度。因而，按照这一原则所设立的学科、所进行的管理也应当是最佳的，这才有20世纪初科学管理理论的创立。可以说，后者的发展是前者思想的一脉相承。其中，被认为科学管理理论的创始人之一的马克斯·韦伯，更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家。这一派总体上可以称之为“科学派”，或更准确地说，叫做“自然科学派”。
但这一方法论的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即，它抹去了具有主观意识能动性的“人”的存在，忽视了人自身在对事物的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尤其是对人的非理、潜意识活动等没有明确地认识。因而在方法论上体现了机械性、简单化、或还原论的特征。
但这一派别的影响始终存在，后来所发展出来的多种社会科学理论都能找得其中的痕迹。
而“决策人”以及九十年代后陆续发展出来的各种理论流派，则无疑遵循了另一个发展的方向，即，“科学”式的管理理论让位于“人”的管理理论。这一发展取向，是一个明显地向最新社会科学方法论靠近的行为。
如果说实证主义方法论是一个极端的话，那么，与之对称的另一个极端则是现象学方法论。按照其创立者胡塞尔的说法，“现象学是对‘生活世界’探索的科学；而生活世界的本质并不是由所谓的‘事实（fact）’所构成，而是由生活于社会现实中人的意向性意识（intentionality）所决定”（沃野，1997）。这一方法论认为，首先，“所谓纯客观的、无人类意识印记的现实是不存在的”；其次，“不同的认知主体对同一个认知课题就必然因由于认知经验不同而影响着认知主体的意向性不同。不仅如此，即使是同一个认知主体，由于认知的时间和场合的不同也可能最终地带来认知结果的不同”，最后，“如果现象的本质来自人类的意识意向性，那么，过去对现实的一切问题包括任何形而上的哲学前提性假设和经验性的内容都可能有误，都可能干扰人们对现象本质的真正把握”（同上）。由于否定了纯“客观”的存在，因而现象学与实证主义形成了方法论的两极。
如此，按照这个连续谱，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管理学理论的发展，其实一直是沿着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派逐渐滑动的，从纯粹客观的、缺少甚至是忽略“人”存在的科学学派，逐渐过渡到包含“人”的因素，最后几乎完全倚重于对人的主观意向性的分析和控制。换句话说，管理学的理论发展，暗合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发展。
在这种发展趋势下，无疑，人类的文化因素在管理中的地位自然会逐渐凸显。毕竟，人类知识中的许多主观的内容是通过文化——尤其是是精神性文化——来表达的。因此，所谓“管理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随着文化内容的更多介入而逐渐变化的。而其实质，则是人类认知的不断发展。正因此，刘文瑞先生（2007）所感叹的管理与文化关系的两大偏差——在管理实践中，把文化本身当作管理；在管理学理论中，把带有文化色彩的管理经验当作普适性的管理原理——实际上是未能准确把握这二者之间变动发展关系的结果。而彭贺（2007）强调管理中的“地方性知识”，进行具体的分析和运用，则正是文化因子进一步渗透到管理实践中的要求——许多时候，文化是非常个体化的（individual），是具有针对性的，而非让所有人都能认同和共享的，与科学不同。
3 对中国式管理的启示
管理与文化的方法论实质对我国当前的管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我国这几十年逐步发展起来的所谓“中国式管理”，其实就是基于对文化的认知而做出的管理经验总结。因为没有正确认知到管理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所以之前的对管理反思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偏差，或者说，都流于理论而在指导实践上有所不足。在笔者看来，清楚地认识到管理与文化关系的方法论意义后，我们起码在以下两个方面可以作出有益的反思。
首先，中国式管理尤其需要加强“科学管理”的内容。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科学—人文”连续谱中，中国的文化更偏重于“人文”的内容，而非“科学”的内容。这导致在运用中国文化进行管理中，人治内容有余而规范性不足。在管理实践中，过多地依赖于所谓传统文化，非常容易由于管理关系的不清而导致效率的低下。规范性的欠缺是中国文化的先天性不足。若要平衡这种不足，就需要将科学性的、规范性的内容加入到其中去。正因此，西方企业如麦当劳、肯德基在进入中国前的忐忑不安，在经过对中国员工的培训后消除了。规范性内容的加入，使得它们企业的员工可以有极高的素质来进行服务，从而区别开许多当地的同类企业。
其次，中国式管理需要具有个体精神（individual spirit）的员工。在管理理论的发展中，虽然表面看起来是主观内容的逐步加强，但其内在的因素或者前提，则是建立在每一个个体都逐步成长为在精神上较为独立的个体基础上。凡是精神上没有真正成长起来的员工，都并不真正具有“主观参与”的能力，西蒙的所谓“决策人”的理念也就很难实现。而在个体精神基础上形成的“团队”精神才能更好地体现团队的合作性，避免出现木桶理论中的短板，从而影响整体的发挥。之所以要在中国式管理别加强这方面的要求，是因为中国传统的文化是重集体轻个人的。个人的诉求往往被泯灭在集体的意志中，从而难以真正成长起来。这也导致管理中较高层面的“自组织”难以实现。
总之，管理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体现了方法论发展的要求，而这种要求对于建立中国式管理具有明显的理论指导意义，值得更多地、更深刻地探索。
参考文献：
[1]刘诚.管理与文化互动的历史考察.西华大学学报，2005年12月增刊.
[2]刘文瑞.管理与文化的关系探讨.管理学报，2007年第1期.
[3]彭贺.从管理与文化的关系看中国式管理.管理学报，2007年第3期.
[4]王联英.文化与管理的关系探析.经营管理，2011年第八期.
[5]沃野.论实证主义及其方法论的变化和发展.学术研究，1998年第七期.
[关键词] 教育管理；人文主义；实践价值；中小学人文管理
西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是在针对科学主义教育管理论尤其是盛行于20世纪50-60年代的“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提出强烈批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尽管国内目前已有一些相关理论文献但为数不多，而从实践角度探讨其价值的文献则更为少见，这与人文教育管理论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学派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把握其主要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对其实践价值联系实际进行剖析，并对我国中小学校人文管理问题进行反思。
一、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主要观点
持有人文主义立场的教育管理思想家以T·B·格林菲尔德（T.B. Greenfield）、C·霍金森（C. Hodgkinson）、W·英格里西（W. English）、S·J·麦克西（S.J.Maxcy）等为代表，其中格林菲尔德是领袖人物，其理论观点集中反映在《格林菲尔德论教育管理——走向一门人文科学》一书中。总体而言，这批人是在对过去的教育管理理论，尤其是行为科学影响下的“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提出猛烈批评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旗帜鲜明的一派理论观点：组织不是自然实体，而是人为适应社会而自行创造的产物；组织的目标其实是人的意志、权力、价值的体现；组织的结构也不是实在的和预先建构好的，而是组织成员相互作用的产物；既然组织是人为的产物，因此也不存在统一、客观、普适性的组织理论；教育管理面对的问题不仅是事实问题，更重要的是价值问题，撇开价值问题就无法认清教育管理的现象和本质；教育管理活动中事实与价值不能割裂，如果管理者只看重管理中的结构、形式、工具意义，就会把更重要的教育目的置于脑后，这样教育管理的意义和价值就会被大大削弱。[1]
不得不特别指出的是，国内有些研究者由于已经习惯于将西方人际关系理论看作是一种所谓的“人本管理”理论而有可能将人际关系理论混同为或认为至少部分属于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需要澄清的是，人际关系理论因其只是在常规视角下对结构功能主义范式主导下的古典和现代组织理论进行反思而在根本上持有科学主义立场，如将其与人文主义管理论相混淆，难怪有学者会说这是“滑天下之大稽，可能要贻笑大方”[2]。
二、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实践价值探析
尽管说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在批判教育管理理论运动的同时所持有的许多观点有矫枉过正之嫌，但事实上它除了有理论贡献外在实践上也不无裨益，尤其是它对个体及其价值重要性的强调。在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中片面、极端的观点保持足够警惕的前提下，我们可以从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方面来考察其实践价值。
（一）组织目标
一般而言，管理是围绕着一定组织目标展开的各种具体活动，因而组织目标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在组织目标上，人文主义学派强调的是个体的目标而不是组织整体或其所属各个部门机构的目标，甚至否认有组织目标的存在。格林菲尔德曾经说过：“许多人并不相信组织的目标，他们只有‘在组织中做什么和怎样做才正确’的认识。”[3]152这种观点从现实看来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组织成员对其所在组织的目标还是会有所认同或共识，就如教职员工对学校的发展目标有其理解和共识一样。对于这一点，格林菲尔德最后不得不指出，所谓组织的目标实际上是有权力的组织成员的目标：“组织目标是当前最有势力的组织联盟的当务之急和意旨。”[3]152显而易见，校长的职位和权力足以使其意志转化为学校的目标。对此，笔者曾经在做一个中学校长负责制的调研中，发现教职工对学校的发展目标确持有此种态度，认为“那都是领导们的意思”“校长说了算的”。这样的学校发展目标对教职工中的认同感及其产生的导向作用可想而知。因此，人文主义学派比较极端的强调个人目标的观点事实上从一个反向的角度揭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学校组织目标如发展规划的确立必须倾听教工的意见、反映个体的心声、调动群众的参与，从而充分代表利益相关个体的意志；退一步讲，即使是校长有好的规划与设想也应当在充分征求意见、获取教职员工支持与共识的前提下予以合法化。
（二）管理制度
制度对组织的正常运转具有工具理性的规范性意义。但在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那里，连组织的存在都予以否认，当然也就无组织制度可言。不过，人文主义学派并不否认个体的存在也需要一定的规则，只是认为这种规则不是从外部强行赋予和设定的，而是由个体成员共同认可和建构的，强调规则的人文化。事实上，这种个体间的规则类似于组织中的制度。进而可以认为，人文主义学派对制度的形成要求所有组织成员的参与、要充分融入组织成员的意志、愿望、价值和主张。一般而言，组织的制度有3个来源，即源于组织文化的内生制度、组织创始人或管理者设计的制度，以及社会权威规定的制度。[4] 其中组织文化的内生制度可能与人文主义学派的规则观有更多的相似。由于学校的主要成员都是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在尊严、情感层面的需要比一般群体要高得多，因此学校的制度建设应当在把握这个特点的前提下有效地实现制度的人文化。具体而言，学校制度建设一方面要重视源于组织成员共同信念和多数成员偏好行为方式的内生制度的形成，另一方面在新的制度设计过程中应当由全体成员共同参与并体现大家的价值和利益，此外即使是社会权威规定的制度也应该在“使命”说服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获取他们的真正认同和服从。
（三）领导行为
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充分说明校长领导能力和领导行为的重要意义。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认为，和其他组织成员一样，领导也是个体，也有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和目标，也追求他们的自己的利益，只是组织的领导会以自己的职位和权威将他们对问题的看法强加给其他成员。但他们认为这种强加是不对且无效的，应该强调的是个人素质在管理中的作用而非正式职位所享有的法定权威，认为“在某种情况下，需要寻求解决问题的恰当行为和最适合于做这项工作的人，而不需要去考虑这些人在组织里的正式职务或身份。”[3]158其实这就是强调教职工个人的特点与能力，反映到校长身上就是认为：校长对一个学校的领导作用是其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产物而不是校长这个职位权威或职务权力的必然结果。这对于我们校长的领导行为是有其启发意义的。其实，在一般管理学原理中谈到领导权威时，经常提及权力性影响力和非权力性影响力，其中非权力性影响力可能与人文主义学派对领导的看法是相通的。因此，校长作为学校的领导者，应该意识到非权力性影响力对自己威信树立和工作开展的重要意义，进而在领导过程中要更多的展示自己的人格魅力、领导艺术、民主作风，从而营造能够激发和强化每个组织成员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文化氛围，使大家在团结、和谐、温暖、愉快的人际关系中努力工作，实现组织目标和个人自身价值。总而言之，校长的领导行为中应体现人文精神和饱含人文意蕴。
（四）系统环境
时至今日，人们对学校组织性质的认识已经超越了封闭科层组织阶段，而对开放社会系统或松散结合系统有更多的认同，意即强调学校与社会外部环境之间信息与资源的交换及其相互影响。但是，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对环境有其独特的认识：所谓学校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学校内个体成员与组织外部之间的联系，而不是整个学校与外界的联系；教师的行为产生于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对环境的认识与理解。进而，人文主义学派认为更应该关心个体教师所受环境的影响及其内心感受与行为反应。在对人文主义学派否认组织作为实体与外界环境之间联系的极端观点不敢苟同的同时，还应该看到——这种充分肯定教师作为个体可能受外界环境影响的观点对我们的学校管理工作尤其是教师管理还是有其启发意义。考察我们的教师管理现状，校长或管理者的立场和出发点主要是校方或组织，借助的手段或方法主要是政策规章、激励机制、考核评比，动人的说法则是待遇留人、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尽管这些管理方式方法不失科学和必要，但对教师个体所受外界环境影响及其内心体验并不太关切也不够深究，事实上如果能重视从教师个体的角度开展教师管理工作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因而，教师管理工作既需要管理者站在学校的立场上通过正式途径开展，也需要注重从教师个体所受外界环境影响及其心理效能的视角去关心和理解他们，如此效果才会更理想。
三、我国学校人文管理的误区与改进
尽管上文我们从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4个方面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所蕴含的实践价值作了粗略梳理。但我们难以就此住笔，因为在我国学校人文管理的理论认识与实践操作上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误区甚至曲解，极有必要借这个议题进一步予以讨论和澄清，这样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借鉴和发挥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实践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