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综观近年的历史课程改革和高考历史命题改革，我们很容易发现如下的事实：在历史观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一方面从上至下无不强调唯物史观对改革的指导意义。另一方面在改革过程中又陆续引入并日渐广泛地运用了现代化史观、整体史观（全球史观）、文明史观、社会史观、生态（环境）史观等“新史观”。于是，唯物史观与这些“新史观”是什么关系的问题便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需要作出明确的回答。不过要说明的是，这是所说的“新史观”，仅仅是对走出封闭状态不久的我国历史教学界而言，实际上，以上“新史观”在国外已形成并运用了一定甚至很长的时间。如法国著名史学家、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就把文明史观的起点追溯到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风俗论》（1756）。他还列出了文明史的一系列代表作及其发表时间：基佐的《欧洲文明史》《法国文明史》（1829—1832）、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1918—1922）、汤因比的《历史研究》（1934）、韦伯的《作为文化社会学的文化史》（1935）等。由此可知，文明史观的形成和运用已有很长的时间了．只不过我国历史教学界近年才接触和运用，故将其视为“新史观”。其他几种“新史观”的形成晚于文明史观，但至少也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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