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清时期,作为国之大计的漕运,其安全畅通仰仗于稳定的水源保障。尤其是临清以下河段,因卫河在此与运河交汇,其来水量直接关系着运河漕运的安全。同时卫河又担负着沿岸各地稻田灌溉之责,故卫河济漕与否,直接影响水稻种植的变迁,二者之间呈现出交错起伏的关联性。有明一代,卫河与运河水量相对丰富,即使偶有不足,亦可通过引沁、引漳、引丹等不同途径予以解决,因而政府对卫河灌溉用水几无限制,以辉县为中心的卫河上游地区水稻种植逐渐达到高峰。明末至清初,在干旱的气候背景下,辉县等地灌溉用水持续增加,导致汇入运河之水减少,漕运安全受到影响,政府始重卫河用水管控,辉县等地水稻种植规模虽仍有缓慢发展,但总体呈下降之势。雍正、乾隆年间,漕运用水矛盾日渐加剧,政府对卫河用水控制随之趋严,水稻种植态势因之跌入低谷。清代中后期,漕粮改折及漕粮海运之后,卫河之水无需再行济漕,沿岸各地又恢复自由灌溉之势,水稻种植又渐有起色,出现一定程度的恢复。然而生态恶化、气候变迁使卫河水量总体减少,其沿岸水稻种植盛况难再。可见,明清时期漕运、卫河用水及沿岸水稻种植之间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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