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19世纪欧美与20世纪亚非拉社会先后遭遇现代化冲击，处身于各自时代“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欧美现代化早期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与20世纪权威主义现代化学派对于政党与现代化的关系，分别呈交了代表各自时代思想界主流的观察与理论分析。前者认为“党派是自由政府的固有灾祸”，必须坚决摒弃，后者认为“强有力的政党体制为吸纳新集团提供了制度化的组织与程序”是决定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前者未能预见到政党政治的大规模兴起，后者未能预见到苏联东欧政权的集体崩溃，说明两者都未能看清政治现代化的本质。上述理论失败的根源在于：两者都片面强调政党的组织一结构特征而忽略了制度形态的转变对于组织行为变化的关键作用。对英美早期与苏联各自政治发展历程的比较分析显示，政党组织的兴起有助于打破集体“行动不能”的困境，是专制主义退出历史舞台相对成本最低的路径，但如果对党派竞争权力的途径与方式不进行严格的限制与规范，必将因无法遏制党派自利冲动引发的“行动过度”而导致“公共权力资源”的滥用。

注：因版权方要求，不能公开全文，如需全文，请咨询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