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各国公司治理结构可分为英美的外部监控模式和德国的内部监控模式,法国属兼采用两种模式的国家。我国公司法应授权公司选择单层制或双层制,并对监事会权力作出重新调整,限制董事和监事的兼职数量,加强银行和债权人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论文关键词】公司治理；单层制；双层制 现代社会，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及股东的分散化，使公司的支配权更多、更集中地掌握在公司的经营者手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上市公司了。过分的集中致使权力滥用的机会增加，不仅给公司的股东，而且给社会和公司带来损失的危险性也更大。因此，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监督机制以保障公司的治理系统正常、合理地运行。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正掀起一场公司治理运动。所谓“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 ，根据其用法不同而有不同的含义。从经济学角度而言，有学者指出，公司治理是指“在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的条件下，投资者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和控制关系。” （ P4） 另有学者较多采用政治学的方法，认为公司治理是指“董事、公司、经理、雇员、股东、消费者、债权人和供应商与公司间的关系及他们相互间的关系。” 而从公司法角度而言，公司治理主要是指公司董事和股东间的关系。在公司治理结构中，董事为股东利益的代表者，董事要根据股东利益而非他们自己的利益来作决定。 公司治理改革始于上世纪70 年代的美国，改革目的主要是针对忽视少数股东利益的董事。这种改革导致了一系列的敌意收购、董事被开除以及美国法律委员会《公司治理原则》的出台。这种改革的趋势也蔓延到了英国，其时适逢英国一些大公司如Poly Peck 、BCCI 和Maxwell 等接连卷进公司丑闻。英国随即成立了专门委员会，并出台了改善公司治理的行为准则，适用于那些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 从世界范围看，各国公司治理结构可分为两种模式，即以英美为代表的“外部监控模式”和以德国为代表的“内部监控模式”。法国则是兼采两种不同模式的国家。外部监控模式依靠活跃的外部市场，通过并购等手段对上市公司进行控制；而内部监控模式控制权通常掌握在大股东包括银行手中。深入了解两种不同的主要模式，将为我们的改革提供有益的经验。本文即是在分析和比较美国、德国和法国公司治理特别是公司内部监督机制的基础上，探讨我国应吸取的经验教训和应采取的改革措施。 一、美国的公司治理及监督机制 美国的公司治理模式是在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以外部监督为主的模式。 美国公司受到企业外部主体如政府、中介机构等和市场的监督约束，即产品市场、资本市场、经理市场等市场机制对企业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具有作用与影响。但因股权过于分散，股权结构不稳定，一般股东不可能联合起来对公司实施有效的影响，使股东对高级管理人员的监控力度大为降低，形成了“弱股东，强管理层”的现象。由于不了解公司的内部信息，股东们不得不着眼于短期的业绩报告和股价来监督他们的投资表现。公司经理便以短期行为来满足股东的需求。面对股东的要求和公司的长远发展，美国公司的CEO 们便倾向于放弃长远计划和潜在利益来追逐短期利益。由此可见，美国公司治理制度的内在缺陷是：它迫使公司经营者追逐短期目标，而且缺乏所有者可以追究经营者责任的灵活机制。美国法律确立了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司控制制度，其基本特征是： （一） 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 美国公司的特点是股权分散化，这不但降低了投资者的资金成本，而且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假若股东自己经营的话，不但要承担所有成本，而且还要与其他股东一样按持股比例享有收益，因而美国公司的大多数股东宁愿分散持股而不愿为了控制公司而大量购买股票。由于上市公司的经营者并不总是为 公司所有者的利益考虑，甚至经营者往往将自身的利益置于股东之前，因而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增加了成本。 （二） 董事会的内部监督角色 尽管让无数分散的股东监督公司的经营既不现实也不经济，但美国的公司治理制度还是建立起了促进股东行使监督权的内外机制。在公司内部，由董事会代表股东利益进行经营，股东通过章程对公司发号施令，并委以董事会一定的责任来检查他们的指示是否实现。通过选举非隶属于公司的外部董事，股东至少可以在理论上依靠公平的一方来维护他们的利益。然而，在实践中，股东们的利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经营者往往挑选其他公司的CEO 来当本公司的外部董事，并决定他们的任期。通常这些外部董事并不会勤奋履行监督职能，也不愿意因为质疑经营者的决策而失去他们的职位。出于对理应受监督的经营者的感激，外部董事们并没有真正代表股东的利益。理论上，股东可以通过法庭来保证董事们履行其职责。然而，法官们通常避免事后判断某个商业决策的好坏，即使这个决定确实有害于公司。如果股东要对某个董事提起诉讼，他就必须负担大量的举证来证明该董事的决定是无知的，并且具有欺诈、非法或恶意；而且几乎所有的判决在不同程度上，都会给董事们因执行职务引起的责任给予补偿。最终结果仍然是股东们难以有效地利用诉讼来使董事们为他们的决定承担责任。 （三） 市场的外部监督 对公司经营表现最有效的监督者或许是市场本身。市场理论家坚持认为，股价反映了一个公司的所有可知信息，也是公司经营效益的可靠显示器。一个经营不善、其股价难以准确反映公司资产的实际或潜在价值的公司，就易受到敌意收购，最终被逐出市场。而那些能使股东回报最大化的公司就能吸引资本，有能力抵制不必要的公司并购。公司经营者以牺牲长远发展利益博取短期高股价的短期行为阻碍了公司的长远发展，也使市场失去了对公司行为监督的作用。 总之，美国的公司治理制度缺乏一种灵活的机制来减少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所引起的成本。外部董事们感激经营者并且远离股东们。短期行为的泛滥也使市场难以成为公司经营的监督者。股价和季度盈利不足以反映公司经营的真实情况，因为它们没有准确反映公司长期的价值并迫使经理们追求短期行为。特别最近一、二年来的大公司丑闻频频出现，暴露了美国公司制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使人们开始对美国公司治理模式进行重新审视。最近，国际上学者们的注意力开始放在德国公司治理制度上，后者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银行积极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 二、德国的公司治理及其内部监督机制 通常认为，德国是世界上最大规模及最成功的经济强国之一。它的许多大公司在国际上非常著名，尤其在汽车业、制造业及化工领域。德国因其出众的劳资关系而名闻天下，有着高劳动生产率、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令许多国家羡慕的经济基础结构。德国战后的经济奇迹在某些方面至少可归功于自产生以来就不同于英美模式的公司法和公司治理制度，这也正是德国经济的成功所在。德国模式的核心便是双层董监事会制。其中，董事会负责公司经营管理和日常事务，而由股东和职工选出来的监事会负责监督董事会的经营。但随着一系列德国大公司的失败或近于失败，德国模式的有效性也开始受到怀疑。对德国模式的一个主要 批评是，这些大公司及多数其他著名德国公司监事会中的股东代表日益受到少数大银行及少数个人的控制，而这些人中的很多人与其所任监事的公司有着密切的商业联系或其他特殊关系。这种批评的含义是，这些人之间的交错关系有时太近以致不能有效监督公司的经营。 随着全球范围内公司治理运动的兴起，德国公司也开始了迈向现代化的改革。尽管改革中也有一些倾向采纳英美法单一董事会制的主张，但这种改革尚未触及德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基本原则：经营和监督严格分离，它们分属于职能完全不 同的董事会和监事会。虽然德国也意识到它的双层董监事会制并非完善，但它仍然试图输出这个概念。例如，德国就试图让欧共体指令将它的双层董监事会规定进去，以约束欧盟各成员国。 美国法律确立了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司控制制度，而德国是以银行为基础的制度。和美国的公司不同，德国上市公司的外部资金主要源于银行而非市场。基于此，德国银行以债权人的身份以及代表将股票交给银行托管的顾客积极参与公司治理。鉴于银行在德国公司中的广泛作用，德国股东与经营者的关系也远不同于美国，并且所有权和控制权在相当程度上是合一的。 （一） 德国股份公司法关于公司治理的规定 所有在德国市场公开交易的公司都要受到股份公司法的约束。按照该法的要求，每一个公司都要有两个分离的委员会，即监事会和董事会。每个委员会有不同的法律责任。监事会决定董事会成员，董事会则负责公司的实际经营，监事会又负责监督董事会的经营行为。此外，监事会还承担股份公司法规定的其他责任，并享有获得一定的公司经营信息的权利。德国监事会的角色类似于英美法单一董事会中的外部董事。除极少数特殊情况外，德国股份公司法明确禁止一个人同时任职于董事会和监事会；而且，禁止公司将经营执行权授予监事会或其他任何成员。监事会可以开除董事会成员，但只限于“重要原因”。股份公司法只要求监事会每年开两次会，以确保董事会的独立性。相比之下，德国的董事会成员比起单一制董事会的内部执行董事（例如美国上市公司中的CEO 及其他内部董事） 独立性要大得多。德国的监事会远不同于典型的美国董事会。德国公司治理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很多公司的监事会中，都有国家机构的代表来代表小股东。这种代表小股东的组织在英美法中是没有的。德国的这种股东组织有兴趣从事公司治理的各个方面。它们会建议股东如何行使表决权，并在某些情形下，对公司行为提起诉讼；它们还有权要求对公司进行特别调查或审计，甚至还游说进行立法改革。尽管他们的观点并非都能得到采纳，但公司董事会和大股东都很尊重它们的意见。 （二） 股权高度集中 由于银行对德国公司的控制，德国公司股权比美国集中得多。高度集中的股权妨碍了股市的流动，限制了个人投资者在公司中的作用，也使德国证券交易所的作用减弱，妨碍了公司通过证券交易所筹集资金。在德国证券交易所挂牌的为数不多的公司中，只有少数是通过发行证券来筹集资金的；并且银行辛迪加还要给以种种限制，例如收取很高的费用等。少数个人股东愿意银行为他们托管股票，更增加了银行对公司的影响力，因而德国的股市缺乏流动性，缺乏投资者可以自由交易股票的二级市场。在这种公司治理制度下，即使对公司经营不满，德国股东也较难卖出手中的股票。与此同时，德国银行对公司的巨大影响力使得他们可以在公司监事会中有一席之地，这也是德国公司治理与美国公司治理的一个重大区别。德国监事会成员通常是由公司股东选出来的；而在美国，外部董事通常是由经理选任的。因而在衡量公司的经营决策时，德国的监事要比美国的外部董事更公平。在德国，公司经理要想长期不受来自股东的外部干预而从事损害公司的行为几乎是不可能的。银行对股东表决权的控制抑制了公司经理主宰过程，而这在美国则是普遍的。 更重要的是，限制公司经理在表决过程中的作用，有效地保证了股东在公司事务中的重要发言权。 （三） 德国的共同决定制 为了从内部监督公司经营，德国上市公司采用共同决定制度，即由监事会选任、解任和监督董事会，由董事会负责执行公司日常事务。监事会通常只对重要的经营决定给予指导，但在危急情况下，也会实际干预经营。双层董监事会制的最重要作用是它可以使公司所有者和经营者互相配合（在英美公司治理模式下，所有权控制的主要问题经常被描述为经理和股东间的斗争，并且以董事会作为斗争的舞台。）。为促进这种有意义的配合，德国监事会有权获得公司的各种信息 ，有权检查公司的季报、年报及各种财务报表。监事会还有权强制经营者在必要时向他们作出报告，经营者实施重大交易要经过监事会批准。德 国公司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良好配合使公司经理能将自己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保持一致，而股东也能减小投资风险，免除经理追逐短期目标的压力。 三、法国的公司治理及监督机制 法国这个欧洲大陆国家总与政治革命的悠久历史相伴。如今，对法国公司治理中的腐败的指控，激起了另一场革命。为了对此作出回应，法国商界开始在公司治理改革中反思传统治理的作用。 虽然公司治理改革始于上世纪70 年代的美国，但直到上世纪90 年代才登陆法国。法国公司多以英美模式为基础，但法国的公司治理改革运动并非全盘照搬英美模式，而是将英美模式的某些方面吸收到法国制度中。在微观层面上，这些改革将导致更大的股东投资回报；在宏观层面上，这些改革将使法国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欧盟国家中，维持原有的经济地位。 尽管法国商界都赞同公司治理改革，但对到底采取何种改革方式最适合于法国却有着许多争议。法国上一次的公司法改革是在1966 年。1966 年公司法改革前，法国公司结构中，只有单一的董事会。改革后，公司可以选择双层委员会制，即董事会和监事会。许多观察家都欢呼这一发展，认为双层制使董事利益和股东利益相分离，将有效改进公司管理效率。但在实践中，法国公司却很少采用这一结构。结果是，舆论普遍认为双层制在法国是一个失败的改革措施。这种反常引起了许多法律学者的好奇心，他们一直在思索，为什么双层制在法国会失败？不同国家的两个公司，即使治理模式相同，其运行也未必相同，因为一个公司所处的文化和政治环境高度影响它的治理结构。虽然法国与它的欧洲邻国在历史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它的经济发展却有独特的一面，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是，法国经济受家族经济的影响较大。这种对家族经济的依赖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法国公司对公众开放的速度要比英国和德国慢。法国经济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国家干预较强。截止到1992 年，法国共有2750 家国有企业，是欧盟国家中最多的。 在欧盟的压力和公众对公共企业低效率的批评下，法国开始了一场新的私有化运动，并于1993 年7 月颁布了新的私有化法。由于国家不再干预私有化后的公司，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的需要便增强了。 一般而言，法国公司的股权高度集中。一个特定公司通常只为少数投资者所有。这种持股结构远不同于英国和美国。英美国家公司股权高度分散。法国的集中持股制度或许是家族所有权传统的延伸。公司创办者保留公司的大部分股权，著名分销商家乐福即是这样的公司。股权集中是存在于法国公司中的相互持股的结果，即一个“友好公司”持有另一个公司的大量股票。相互持股并非法国的独有现象，这种现象也存在于日本和韩国。但法国的相互持股由关联公司组成，不利于任何一个公司对其他持股公司行为的监督。而日本和韩国的相互持股是由非关联公司组成的，每个公司都可监督其他持股公司。因而从公司治理前景看，法国的相互持股特别危险，因为它使经营者脱离了外部监督和市场法则。经历一系列公司丑闻后，许多公司开始摆脱了相互持股的状态，一方面是回应少数股东的要求，以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另一方面则是为吸引外资，最终增强法国经济。 除了相互持股外，公司还因关联董事而连结在一起。所谓关联董事，即一公司的董事同时出任另一家公司的董事。关联董事制度将导致董事们互相勾结。因为当两个董事互为对方董事时，就不可能对对方提出批评，最终牺牲的还是股东利益。就连法国公司的董事们也相信关联董事的实践存在着极高的道德风险。 双层制结构在当代法国并不流行，但它有悠久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856 年。1966 年法 国商法重新规定了双层制结构。该法允许法国公司或采单一董事会制或采双层制结构。这种双层制非常类似于德国的董、监事会结构。董事会和CEO 管理公司，监事会行使监督权。双层制结构的功能完全不同于单一董事会制。双层制结构由董事会和监事会共同组成，它们每年要开3—4 次会议。董事会成员2—5 人，由监事会选任，任期4 年。董事长也是由监事会选任。虽然董事会成员有很大的执行权，但他们必须按季度向监事会提交报告。如果董事不履行这一义务，股东会就可以简单多数通过决议解任董事，无须监事会采取任何行动。此外，任何董事都不能任职于两家以上的董事会。监事会成员为3 —24 人，由股东会选任和解任，但本公司雇员不得超过三分之一。监事会主席同时主持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监事会负责批准董事会的决定，监督董事会，并向股东汇报成果。虽然监事会成员无须对公司经营负法律责任，但他们可能要对未履行好监督职责承担民事责任。监事会成员最多可出任8家公司的监事。 虽然1966 年商法典规定了双层制结构，但实践中采用这一结构的法国公司并不多，因为它引起的一个主要困惑是：究竟谁真正控制公司？ 如今，法国只有不到2 %的上市公司采用双层制结构。1966 年商法施行30 多年后，法国商界又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公司治理改革的新建议。主要反映在1995 年的Vienot 报告和1996 年的Marini 报告中。两份报告都提出了增强董事对股东责任的方案。 尽管在法国只有少数公司采双层制，许多公司治理顾问和学者仍然认为双层制具有下列优点：（一）明确划分了董事和监事的责任；（二）双层制下的小规模董事会有利于快速决策（董事会愈庞大，成员间的相互依赖性就愈大，致使董事会就愈具象征意义，无实质的监督作用。这也是为何美国董事会规模近年来不断缩小的主要原因。）；（三） 双层制能够让更多的局外人加入董事行列，使董事会构成多元化、开放化；（四）双层制更易吸引外资。大的跨国公司常常强制它们的法国子公司采双层制。这种现象在德国母公司中表现最明显。有些美国母公司，也喜欢采用这种制度，例如IBM 就强制它的法国子公司设立监事会。 在管理权和监督权分离的双层制下，股东可以有效地行使监督权。而在单一董事会结构下，管理权、监督权交织在一起，股东无法有效监督经营者的行为。许多大公司的关键管理人员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通过积极监督董事会的活动，监事会就可以限制CEO 和其他董事会成员的广泛权力。尤其在跨国公司中，双层制在决策方面比单一制更有效。因为在双层制下召开5 人董事会比单一制下的24人董事会要容易得多。如今公司治理的一个主要难题是董事利用会计方法夸大公司业绩，误导股东。这几乎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通过积极监督董事会或承担专业审计的角色，监事会可以迫使董事会采用更加透明的会计方法。 许多欧洲组织和机构的报告都承认双层制的优点，欧洲委员会也认识到双层制的积极意义。1991年的欧盟公司法指令（ European Company Statute —ECS） 就允许成员国就单一制或双层制作出选择。不过，也有法国学者认为，尽管双层制有明显优点，但同样具有严重缺陷，这可能妨碍公司管理人员采纳双层制。双层制的缺陷是： （一） 过于形式化。在一项对2500 名管理人员的调查中，42%的人认为双层制过于形式化，尤其是关于董事会负有向监事会报告的义务。还有许多人认为，董、监事责任的严格区分会导致低效率，例如不必要的会议和大量烦琐的文件。（二） 过于严格，不利于构建灵活的管理机制。（三） 增加成本，包括金钱和时间上的成本。但相反观点认为，监事会对董事会监督，可以令其作出更好的决定从而减少公司的法律责任，这实际上是降低了成本。（四） 权力不平衡。许多管理人员和学者批评双层制在董、监事会间产生了新的权力不平衡。更有人担心监事会的职权过于大于董事会。但是，法国近来的投资 状况和以前大不相同了。 1966 年时的公司大多是由小规模的家族所有的公司和相互持股的大公司组成，而近年来，法国及外国的机构投资者占据了法国市场，意图通过监督公司董事来创造股东投资价值。基于这种变化，许多学者认为，设有监事会的双层制或许更有利公司作长远的决策。许多分析家也都认为双层制已开始在法国流行，并有逐步上升的趋势。 四、欧美等国公司内部监督机制对我国的启示 （一） 建议公司法授权公司选择单层制或双层制 由于历史、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差异，美国和德国的公司治理模式及监督机制也表现出了很大的不同。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在美国，由于股权高度分散，对股东而言，与其花成本去监督经理，不如将股票卖了。短期行为的泛滥使市场难以成为公司经营的监督者，而且也无法保证监督就一定能产生好的结果。因而美国的公司治理制度缺乏一种灵活的机制来减少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所引起的成本。相比之下，德国的双层委员会制给了股东强大的动力去监督经理。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上的良性配合及控制投票权都有利于股东监督经理而无须付出很高的成本。此外，由于股东不易卖出其股票，这也迫使股东们去监督经理以保护自己的投资价值。 当然，没有一个国家的公司治理是十分完善的。单方面依靠内部监督机制将导致虚弱、不流动的股市，德国即是如此，高度集中的股权妨碍了股市的流动，限制了个人投资者在公司中的作用，也使德国证券交易所的作用减弱，影响了公司通过证券交易所筹集资金。而像美国那样全部依赖市场来对公司控制进行监督又容易导致短期行为而忽视长远发展。美国近年来的一系列公司丑闻即是例证。 美国模式与德国模式各有利弊，很难简单地判断哪一个模式是最好的模式。一个有趣的现象是， 美国学者认为德国模式有很多可借鉴之处，而德国学者也认为美国模式有许多优点。随着德国上市公司在全球市场中竞争力的加强，加之美国购并市场中难以监督经理们的现实，有美国学者建议美国的改革以德国模式为基础。 美国的一些公司养老金基金改革似乎正在向德国模式靠拢。随着美国股市机构投资者的增加，股权也开始像德国那样逐渐集中。结果是，大的机构投资者成了美国股市的主导力量，个人投资者已变得无关紧要。 此外，越来越多的人建议美国的公司治理改革以德国模式为基础。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建议就是让美国银行加入到证券业，允许银行持有证券并监督经理，将可减少公司成本，从而减轻经理追求短期目标的压力。自1933 年美国等西方国家实行银证分业经营体制以来，银行跨营证券业的问题一直是理论界的重大争议问题。随着全球金融自由化和一体化趋势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国家放弃了原先的金融分业管制政策，银行一改以往小规模渗透证券业的谨慎作风，大规模地跨营证券业务，以银行资本为主的多元化金融集团的发展迎来了历史性的黄金时期。当然，美国的文化、政治与德国的并不同，如果照搬德国模式，将损害美国资本市场的力量。德国模式并不适用于美国。最重要的是，加强股东和经理们之间的对话和沟通，将促使公司经理发展长远计划，并从长远上增强美国经济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 不全盘照搬某一个国家的固定模式是很多市场经济成熟国家的有益经验。虽然法国公司多以英美模式为基础，但法国的公司治理改革运动并非全盘照搬英美模式，而是将英美模式的某些方面吸收到法国制度中。日本虽然是大陆法系国家，但自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就一直受美国法的影响。日本公司法就是德国法、美国法和日本原有传统的结合。我国作为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既要善于学习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尽可能减少转制带来的改革成本，又不能全盘照搬国外的模式，而应在借鉴他国优点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确立最适合于我国的公司治理制度。一些人经常将美国股市作为中国股市学习的榜样，例如独立董事制度、股票期权制度等，似乎股市国际化就等于美国 化。但实践证明，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不一定有效，以致很多人将其形容为花瓶或麻袋上的绣花(郑百文曾有一位和财经无涉却遭证监会罚款、以为独立董事是一项荣誉性职务的陆家豪这样的典型花瓶。)。 我国在企业制度改革的初期引进的是大陆法系的公司治理模式，即在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外设立一个监事会。但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发展，实践逐渐暴露出监事会远未能起到监督职能。虽然《公司法》赋予了监事会在法律上与董事会对等的地位，但纵观我国的上市公司，很多监事会主席由纪委书记或工会主席担任，监事也往往是公司基层部门的管理人，即他们与董事长或总经理存在从属关系，结果导致监事会形同虚设。由于在制定《公司法》时，立法者没有把独立董事制度考虑进去，也就不会为独立董事预留法定监督权限，这样在上市公司推行独立董事时，不可避免存在独立董事与监事会权限的冲突。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既然德国模式和美国模式各有利弊，在目前又难以跨越德美模式的现实情景下，我国公司法不妨借鉴欧盟公司法指令和法国立法的思路，授权公司在其章程中选择单层制或双层制的公司治理模式及监督机制。尤其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跨国公司在我国的投资日益增多，允许公司自由选择治理模式，必将有利于进一步吸引外资，从长远上增强我国经济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二） 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对双层制进行改革 改革双层制的一个动因是在董事会和监事会之间更公平地分权和制衡。首先应对监事会和董事会的权力划分作出修改。在实行双层制的德国，由监事会选任和解任董事会成员，德国监事会不但有权检查公司的季报、年报及各种财务报表，还有权强制经营者在必要时向他们作出报告，经营者实施重大交易要经过监事会批准。这种监事会处于董事会上位的关系保证了监事会对董事会实行有效的监督和制衡。在部分实行双层制的法国，董事会也是由监事会选任，监事会负责批准董事会的决定，但监事会却没有解任董事的权力。没有这个权力，监事会就难以拒绝董事会及难以实施监事会的要求，因而法国的双层制就不如德国那么有效率。在我国，监事会的低效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监事会的权力貌似广泛但实际上并不明确。针对我国监事会既不握有重大决策权，也无董事任免权的现实，我国公司法应参照德国公司法的双层制模式，把监事会确定为董事会的上位机关，监事会有权任免董事会的成员。这种改革将给予监事会更大的权力，也将使双层制模式更有力。 其次，应限制董事和监事的兼职数量。我国公司法没有任何限制董事和监事兼职数量的规定，也 未限制监事兼任关联公司的董事，以致有的董事和监事同时担任数家甚至数十家公司的董事或监事。不难理解，董事兼任的公司越多，勤勉尽职的可能性就越小① ，监事兼任的公司越多，有效行使监督权的时间越少。并且这种同时兼职必然妨碍监事有效监督董事。法国公司法就规定，任何董事都不能任职于两家以上的董事会；监事会成员最多出任8 家公司的监事。我国公司法应借鉴法国的这一规定，适当限制董事和监事的兼职数量，特别应禁止关联公司的监事互相兼任董事或监事，以防止存在于连锁董事会中的低效率和由此产生的道德风险。 再次，应加强银行和债权人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在德国，由于银行对公司的控制使得银行在公司中有巨大的影响力，德国银行尤其受益于对公司经营的参与。作为享有表决权的股东，银行可以保护他们的股票投资而无须再向公司注资；作为有权了解公司内幕信息的债权人，银行可以使投资风险最小化，并能保证公司债务人承担长期债务。因此，密切监督公司经营，对德国银行而言是保护其投资的最有效途径。在我国的公司控制中，债权人是最薄弱的环节，银行和外部投资者缺乏足够的能力、动力和制度方面的支持来积极地监督和影响公司行为。国有企业的破产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行政过程，银行作为债权人在债务人无力清偿时所享有的有效权利很微弱。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的分离意味着银行不能用所有权来加强它们作为债权人的权利并对公司施加更大的影响。地方政府往往在企业遇到困难时会给予它们支持，这种做法使信贷决策更多地取决于或明或暗的政府支持而不是企业本身的优劣， 从而弱化了银行评估和监督公司行为的动力②。因此加强债权人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应当成为改革的一个重点，把纯粹行政性的破产过程转变为市场驱动的过程。其中应大大强化债权人在债务人无力清偿时所具有的权利，并让银行能参与到客户公司的重组中。让商业银行更多地参与投资银行业务，例如，提供证券咨询和托管服务，进而可以实现银行的投票，将加强银行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单纯依靠企业监督企业这种组织形式难以保证真实客观的信息披露，也难以充分保护股东特别是小股东的利益。美国公司假账丑闻已经引起美国各界的反思，同时也为我国公司治理带来积极的思考。内部监督只是一个方面，完善的公司监督机制还应包括外部监督。这就意味着政府必须更多地依靠间接的监管方法，通过监管机构投资者、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这些独立于政府的机构，来对公司行为进行间接控制，将会提高监管的效率。【注释】 ①2000 年安然公司董事会召开了9 次董事会,仍然对公司运作的实际情况失察,中国那些只按公司法的最低要求一年召开两次会议的上市公司董事会对公司实际运作情况的了解就更可想而知了。 ②参见2002 年世界银行报告:《中国的公司治理与企业改革——建立现代市场制度》。 【
有许多学者关注的是英国对待加入欧洲一体化表现出来的独特态度。主要有陆梅《英国在欧洲一体化上政策摇摆的多元形成因》赵怀普《英国缘何对欧盟若即若离》王鹤的《论英国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分别论述了从二战结束以来一直到二十世纪末英国对待欧洲一体化的态度的变化。陆梅在其论文《英国在欧洲一体化上政策摇摆的多元形成因》谈到了英国与欧州一体化若即若离的原因主要有三因素:地理因素、历史因素、英美特殊关系。
赵怀普《英国缘何对欧盟若即若离》指出了三个因素影响英国对待欧盟的态度:入盟涉及英国的对外战略选择、入盟侵蚀英国的主权、入盟冲击英美特殊关系。作者认为英国与欧洲一体化若即若离的困境是由深层次英国的独特政治文化和外交传统决定的,这同时意味着摆脱这一困境的艰难。
王鹤在其文章《论英国与欧洲一体化———评价英国政府的欧盟政策》按照时间顺序表述了英国与欧盟的关系,从70年代加入加入欧共体始终是一个难以合作的伙伴。以后自80年代末期以来英国在欧盟中处于一种自我选择的孤立状态,主要政策可以总结为不全盘接受欧盟又不从欧盟中退出;立足点是本国的国家利益为主要立足点。指出主要的英国与欧盟的争论点包括两个方面就是主权问题的争论和经济问题的争论。
有的学者从议会政党政治的角度来分析英国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主要代表有李世安《英国议会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扞卫国家主权和利益的政策与措施》以及王展鹏《政治文化的趋同与英国工党的亲欧转变》、谢峰的《英国保守党欧洲一体化政策评述》,这三篇文章分别从议会如何扞卫主权以及工党、保守党如何对待欧洲一体化角度来表明欧洲一体化对英国的影响。王展鹏关注与工党对欧洲政策的转变在其《政治文化的趋同与英国工党的亲欧转变》一文中提出了这样的看法总的来讲工党政策在八十年代中期前后由反欧向亲欧方向转变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欧共体早期的政策与工党国有化、福利国家的理想是有冲突的。另一方面80年代中后期欧共体自己采取了一些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措施而工党自身选举的连续失败转向了第三条道路(即新的社会民主主义)二者在某些方面是有契合点的。作者认为国内研究欧洲一体化问题时往往重视文化差异所构成的障碍,忽略了同样重要的另一方面,即文化的趋同与文化学习的过程。谢峰在他的论文《英国保守党欧洲一体化政策评述》提出了究保守党的对欧政策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个各方面进行研究其一是保守党领导核心公开的对欧政策其二是保守党内部与前者向差异的个人组织和派别对欧洲一体化的意见。
引 言
艾朗诺（Rnoald C.Egan）是美国汉学界优秀的学者，其研究对象和路数往往不同于北美汉学界的主流。他关注文人笔记，关注士大夫的审美观念、思想情趣等，将钱钟书的《管锥编》翻译成英语，着实是一件嘉惠学林的义举。近来，笔者因研究欧阳修的需要，拜读了艾教授的大作《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The Problem of Beauty： Aesthetic Thought and Pursuits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China）中的有关章节，根据翻译者杜斐然的理解，“因为与传统观念有所冲突，北宋士大夫意识到他们对美的鉴赏和追求是‘有问题’的，从而引起心理矛盾，以及试图克服矛盾的曲折表述”，照此理解，用“焦虑”来表达书名中的problem显然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然而，仔细研读这本书的内容，笔者却每每有期待受挫的感觉。因为研究的重点在欧阳修及其《洛阳牡丹记》，所以这里仅针对第三章“牡丹的诱惑”中的观点做一检讨和回应。
全书的逻辑思路其实在上文引杜斐然的话中已经可以明确把握，即北宋士大夫为自己的审美对象或审美情趣做辩护。然而问题便在于，审美真的一定产生焦虑吗？撇开“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的普遍共识不论，早在白居易的时代诗人就已经意识到，审美是带有极大偶然性和个人性的心理特征，“彼因稀见贵，此以多为轻。始知无正色，爱恶随人情。”（白居易《白牡丹和钱学士》）可见，唐人已经初步意识到，人视觉、感受、印象当中的“美丑妍媸”其实更多体现其个人的审美感知，这种感知甚至随着心情的变化而有所不同。这让笔者对于艾教授的论述前提和逻辑进程多少产生怀疑，至少是不能完全认同。细读艾文之后，窃不揣，认为艾教授在有关欧阳修创作《洛阳牡丹记》的研究中存在着前提上的先入为主、例证上的偏颇不确、阐释上的过度失准等问题，而其中最值得检讨发覆之处，是艾教授所举例证因有失偏颇和理解不当故而无法有效证明他有关欧阳修的焦虑感的存在和辩护的论说。
一、何来焦虑？
艾教授举白居易《秦中吟・买花》和《唐国史补》“韩令”的例子来证明士大夫阶层在对市民阶层的“牡丹热”的反感。然而，笔者通过调查文献认为，白居易和韩令的例子因为过于特殊，在支持力度上已经大打折扣，这里至少存在两个问题值得检讨和追问：（1）《秦中吟》组诗被白居易编入“讽喻诗”中，其性质与《新乐府》相类似，是年轻的白居易希望通过诗歌来有补世道人心的表现，故在创作中往往主题先行于内容，表现内容多集中于所谓诗人眼中的“社会问题”，这样有补风教的诗能否真正体现诗人的审美观念？（2）两条例证皆将矛头指向了人们对于牡丹之美的痴狂行为，或曰“过度地溺爱”，但是，痴狂是因为超过了一定的限度，才引来白居易的“悲悯”恻隐之感和韩令个人府中不种牡丹的“禁令”。艾教授也意识到“韩令的态度可能过于极端”（第84页），而问题是，白居易和韩令他们所反对的都是以牡丹来牟利的行为，而不是正常的牡丹审美情趣，这样一来，二者的例子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证明艾教授先前所谓“士大夫阶层似乎对此种狂欢有点反感”（第83页）。更何况，无论是“牡丹热”还是商贩利用“牡丹热”牟利的行为，与欧阳修创作《洛阳牡丹记》似乎存在对象和性质两方面的不同，艾氏将此现象作为全文论述展开的前提，是否成立且置一旁，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类问题如何能够被植入同一中心的论述框架内？作为读者，在此可能要稍微打个问号了。与这种反感相对而存的是，今存唐人题咏牡丹的诗歌共150余首，或赞其色彩艳丽，或誉之以花王身价，或借牡丹之宠辱转喻王朝家国之盛衰，或借物喻人、慨叹时运不济等，角度不一。然直接表达对牡丹之美的不以为然的仅柳浑、王睿两人所作两首诗而已。读此二人之作，除了说明他们审美眼光的低下之外，似乎不能证明别的什么结论，更遑论整个“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态度。何况，白居易曾写过9首关于牡丹的诗，《新乐府・牡丹芳》和《秦中吟・买花》因创作指导思想特殊除外，其余7首皆不曾避讳自己对牡丹的爱慕，牡丹之于诗人起到了愉悦感官、召唤记忆、慰藉心灵的作用，是正常的审美冲动使然，而宋人如欧阳修等正是在中晚唐以来文人丰富多样的牡丹审美意趣的基础上，对有关牡丹的种植技艺和品种分类进行总结概括，《洛阳牡丹记》正产生于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之下，欧阳修似乎不存在焦虑的前提，毕竟，欧阳修不是第一个记录、吟咏和表现牡丹之美艳的“始作俑者”。在他之前的钱惟演、僧仲休都曾有过类似的牡丹谱，只是因种种原因而无法保存下来而已（久保辉幸《宋代牡丹谱考释》）。
然而令笔者不解的是，艾教授为什么置士人牡丹审美意识的流变事实于不顾，以至于造成逻辑上的明显缺陷。他在专题的开篇就径直声称“即使有无数反对理由，他们毕竟还是意外地写出了专论”（第82页），并一厢情愿地代替欧阳修发现了因创作《洛阳牡丹记》而不得不面对的障碍、问题以及帮助解决它们的“巧妙的理由”（第83页），这显然是代古人立心声。因为无论是从当时欧阳修周围士大夫对《洛阳牡丹记》的态度，抑或后代各类目录著录的情况来看，作者实在没有焦虑的必要。《洛阳牡丹记》的写作既是作者心中未偿之夙愿，与他平生的洛阳记忆紧密相连，又深深地映现出欧阳修的博物趣味和审美冲动，在欧阳修生前就广为传抄，书家蔡襄手书并刊刻藏于其家（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跋尾》），此后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蔡君谟书之，盛行于世。”且从后代文人对《洛阳牡丹记》的态度来看，显然是褒奖远多过批评，且批评的矛头往往指向欧阳修“误记”“错记”的问题，并没有对他作《洛阳牡丹记》的任何不满的声音。正如路成文先生所指出：“作为一部随笔杂记性质的作品，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不仅层次井然，结构完整，而且内容充实、丰富，体现出理性、科学的态度，是宋代博物学的典范，对后人影响极大。”（路成文《咏物文学与时代之精神关系》，第82页）陆游的《天彭牡丹谱》便完全依照《洛阳牡丹记》的形式体例而完成。如此来看，当时并没有如艾氏所谓“无数反对理由”，欧阳修也就不会因此而背负道德罪名，那么他的焦虑又从何而来呢？
二、不必焦虑
艾文带着强烈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展开论述，其阐释难免有失准的。这集中体现在艾文进入正题后的论述当中。在论文第二节，艾氏先后举《洛阳牡丹记》“风俗记”“花品序”以及欧阳修的《洛阳牡丹图诗》，对其进行“精读”，但可惜的是，艾氏因先入为主地陷入“欧阳修作为一名初涉官场的年轻官员对牡丹栽培进行详细叙述却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他应该知道这会造成一种坏印象”（第82页）的潜意识，极大地影响了他的“精读”的客观性和结论的有效性。艾文在举“风俗记”后做了如下的案语：“通常士人阶层会避免表现出他们具有如此专门的实践类知识，因为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合宜的。与欧阳修同等地位的人唯一乐于展现的是跟精英与经典的学问有关的传统知识。”（第86页）根据艾的逻辑，这或许可以成为欧阳修焦虑感的来源之一。然而，这样的判断显然过于武断，他或许是受到孔子“吾不如老圃”的说法的影响，然而孔子此处之意不是轻视农桑稼穑之事及从事此类劳作之人的意思，而是出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审慎，本着对学生樊迟负责的态度，希望他请教那些“懂行”的专家。对于古代中国的士人君子，学问优博是立业之本，欧阳修作为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北宋士大夫，他的学问取径优博正是践履孔门“博闻强识”的遗教，至于博于何物，则又系乎具体个人的情趣。
为强化“焦虑”的存在印象，艾文举《洛阳牡丹图诗》为证，并认为“当他写那篇洛阳牡丹的文章时，是一种非正统的行为，相对来说他所受到的那种自然胜过人工的传统想法制约比较小。而当他用比较正统的题材（诗歌）来写作的时候，传统的观念就凸显并占据了主导地位”。（第98页）窃以为，用何种形式来表现牡丹是欧阳修的自由，且古文和诗歌在欧阳修的时代亦难以判定它们在文人心目中孰为正统、孰为非正统的地位身价，而且，在今天所看到的欧阳修的文字中，无法寻觅到艾氏所谓欧阳修思想的前后转变。因此，艾氏此处的判断纯属臆测，而没有任何阐释根据和文本内证。正如艾氏也承认的那样，欧阳修“以前所欣赏过的牡丹同样也是园艺师人工培育的产物”（第97页）。因此，在这首诗的理解上显然艾氏有迁就己说的成分在其中。据上面分析看来，欧阳修这首诗所要表达的主题恐怕不是“自然胜人工”的看法，他只是感慨光阴流走之迅速，10年前所目睹、记录之牡丹一晃被新的名品取而代之，其背后是对时间悄然而逝的感伤，与艾文所引申和阐发下的自然与人工之辩尚有着一定距离。
最后，艾文对《花品序》的解读也存在上述先入为主和过度阐释的问题，这都影响了他议论的准确性。他认为欧阳修既承认牡丹在元气论方面的偏病，却声称这种偏病不至于“对人有害”（第89页），从而成功化解了因为牡丹作“记”而可能引发的焦虑。不得不佩服艾氏的精读之功，然而当艾氏将精读置放在其事先所立的前提下时，他的精读亦难免出现“偏病”。 其实，欧阳修在“花品序”中只“破而未立”，他先是反驳了有关天地偏私于洛阳之牡丹的观点，其针对性是显而易见的，而对于洛阳牡丹之美的独特成因，欧阳修以“不可考也”四字作结，这也正体现了一位严谨的学者对待学问知识的负责任态度。接着，欧氏指出自己对于牡丹的倾赏非事出有因，同样作为天地之“异类”，比起臃肿的瘿木，欧阳修更愿意钟情于妖艳的牡丹。这也就是唐人所谓“何人不爱牡丹花，占断城中好物华”。（徐凝《牡丹》）面对人间尤物牡丹，大多数有着正常审美水准的人恐怕都倾向于情不自禁地怜爱吧。换句话说，欧阳修似乎没有为单纯因审美冲动而产生的行为、心理做辩护的必要，自然也不会因热爱牡丹、书写有关牡丹种植的相关技艺而产生焦虑。
艾教授在自己的阐释逻辑内，最终还不得不为欧阳修找到一个更加冠冕堂皇的理由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那就是“大众的喜爱”。“他在公众对牡丹的热情中找到了理由。这种热情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除此之外，他还能怎样为他的文章做辩护呢？”（第102页）仿佛“与民同乐”是欧阳修拿来平息自己内心焦虑的绝佳借口。然而，先前艾氏还举白居易和韩令的例子来证明士大夫阶层对民众的“牡丹热”表示“反感”，那为什么到了欧阳修身上就成为为自己辩护的理由了呢？这岂非自相矛盾吗？
类似上述先入为主的阐释和偏颇不当的解读也存在于艾著有关欧阳修《集古录》和《归田录》的研究中，大抵艾氏受到“丧志”的格言的蛊惑，认为搜罗整理古物古玩、强调写诗的技巧等“之举”会导致士人精神的集体陷落。然而他忽略了一个起码的事实，那就是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真正意义上时代的开始。与欧阳修同时稍后的宋代士大夫沉浸在各类“物”的收集整理、品鉴把玩、保存传阅当中；同时也正是在各类轻松诙谐的言谈之中，宋人明确了一条别具风神的新变代雄的诗学实践路线。这想必也是古代中国由中古而近世的一条线索，它反映的是文人审美情趣的嬗变，审美冲动下的种种在艾氏看来“不适宜”的行为，却恰恰开启了历史的另一条进路，其实这也是艾著的一个基本观点：“他们努力的成果是辉煌夺目而影响深远的。”（第3页）因此，艾文过于绝对化了传统和当代的界限，机械地理解古人的审美情趣，使得他的分析显得牵强而难以服众。
三、意义与立场：作为方法的海外汉学研究
尽管艾著在逻辑上或显牵强，例证上稍欠精准，阐发之处又难免过度，但我们还应该看到，海外汉学的可贵之处，恰在于他们理解中国传统文明时所表现出的异质性特征以及这种异质文化背景下的思考所能带给我们的“新奇感或具有颠覆性的认知”。（刘东的《汉学不是中国文化的简单复制》）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与深入，学术研究中的国际视野和跨学科意识也日渐受到不同区域文明背景下的学者的关注和认同。于是，究竟以怎样的姿态去面对和评鉴海外汉学的研究成果是当下国内学者首先应该回应的问题。是亦步亦趋还是将信将疑，其主动权在我们自己。一方面，汉学为国内的中国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海外坐标，借助这一海外参照系，我们不仅可以实现学术研究上的借鉴互补，更重要的是，它促使我们对既有的研究方法、思维模式、阐释体系做一重新的评估和检讨，而学术研究、文化交流乃至国家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获得了取长补短、继往开来的长足进展。另一方面，我们也觉察到，当下中国学术在西方强势话语面前缺乏应有的自信和必要的批判意识，将原本的他山之石奉为评判自己传统的标准，“有些学者对西方理论有相当好的掌握，由于浸润太深，久而成习，就会养成一切都以西方的观念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终极价值评价的标准。这样一来，当然会对中华传统文化怎么看都不顺眼。”（莫砺锋的《请敬畏我们的传统》）如此稍不留神就会反客为主，让原本的参照系成为自己的视角，这是我们应该警惕的。“既肯定其带有西方文化背景的理论素养和思维模式以及由此产生的新颖的观点，也指出他们在文本解读、诗意阐释以及论点归纳等方面的错误和不足。”（莫砺锋的《新旧方法之我见》）平和的用心、客观的态度和审慎的拿来理应成为当今中国学者面对海外汉学研究成果的必要立场和取向。
学术既为天下之公器，那么本着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无论是认同抑或反对，都应该提出自己的证据，至少在证据面前，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是平等协商、一视同仁的。任何方法、理论、视角的运用都不能离开文学史发展演变的事实而向壁虚造，也不能完全不考虑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巨大“阴影”而凭空建构，“立言以诚”不仅是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亦可以拿来做学术研究创新的潜在规则。我们需要“作为方法的海外汉学”来不时地修正、调整、补充本国研究的方向和不足，然而在此之前，则更需要提升自己的眼光和水平，练就过硬的“内功”，诚如宋僧宗杲“手有寸铁，便可杀人”的名言一样，掌握多样的方法尽管重要，但方法的活学活用才是关键，而活学活用的自显然在我们自己手里。因为“身为中国人，我们的未来还要取决于自己对于中国的了解和判断，以及自己基于这种知识而做出的文化选择”。（刘东语）否则，就会陷入“花拳绣腿、华而不实”的尴尬境地，那样一来，既无法窥测到古老东方文明的真正魅力，进而也遮蔽了海外汉学研究的价值，从而失却了学术研究国际化的意义所在。
在我申请的欧洲政治研究项目中，有一堂课——欧盟研究——是与游学集合在一起的。金秋十月，我们访问了丹麦外交部和德国汉堡议会。11月，我们又赴荷兰海牙和比利时布鲁塞尔等地游学。在布鲁塞尔我们参观了欧盟总部和北约总部，切实体会了欧洲的政治与文化氛围，更对“软实力”与“欧洲梦”有了深入了解。
EU & NATO，风光背后
11月，我们来到比利时布鲁塞尔。这座城市以与荷兰海牙的严谨规范所截然不同的多元化的文化冲击力和独有的传统与现代结合的魅力将我折服。对欧盟总部、北约总部的参观访问让我们亲身感受了欧盟、北约的运作，受益良多。
在教材中和平时的课堂上，我们对欧盟有了一定的了解，总听教授讲欧洲政治制度是如何的民主化和透明化，但讲的更多的是臃肿的体制带来决策上的低效率。然而，真正到了布鲁塞尔我们才真正明白什么叫“体制低效率”。在经过几道安检分别参观了欧盟议会、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对外开放的地区之后，几位欧盟总部的研究员来给我们做了演讲。一位研究员向我们描述了欧盟议会的开会方式。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们，欧盟很大程度上是“分帮派”性质的开会讨论风格：即大国分庭抗礼，小国或团结一致或墙头草般有奶便是娘。
另一位研究员介绍，在上个世纪欧盟建立之初，每周要开一次例会。各国政要和议员要带着会议所有的卷宗往返于本国和布鲁塞尔之间，而会议的结果往往是无疾而终没有定论——因为太过民主反而谁的意见都要考虑。后来有了网络，欧盟议会也改为每月一次，对于议员们来说方便多了，但议会的结论和成果还是不尽如人意。
北约总部给人的压抑感比欧盟总部更甚。先不论更多一道的安检（手表、任何金属物如皮带、鞋等均不得入内，同学们不得不脱鞋甚至光脚入场）和在大家周围猛嗅的军用犬，一位北约的美国将军给大家做报告时一声声的“我们该怎么办”“北约的未来在哪里”让气氛无比沉重。将军讲述了他和他的军队受命进入阿富汗战场的过程，但是他当时无法想象战争后阿富汗地区的混乱情况。直到给我们做报告时，他认为，北约发动的这场战争已经超出他们的控制，“资金问题是我们最大的问题之一，早就到了该撤兵的时候了，我们耗不起了。”他如是说。我的美国同学们想象中的北约风光无限、作风强硬等等，因这次参观访问成了打肿脸充胖子、外强中干⋯⋯
欧盟主推的软实力
最受大家欢迎的是最后一位研究员介绍的欧盟软实力理论。他说，如果“女人来自金星，男人来自火星”，那么可以说欧盟来自金星，而美国来自火星。欧盟与美国之间是Soft power VS. Hard power (软实力VS.硬实力)，相对于美国着眼在硬实力（如军事、科技、经济等）输出，欧盟则看重软实力（如语言、文化习俗、意识形态、政治价值观等）输出。硬实力主要指物质层面，软实力主要指精神层面。美国的形象是强硬、说一不二；欧盟则更提倡民主与多元文化。
“软实力”的概念最初是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约瑟夫·奈首先提出来的。软实力指在国际关系中除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以外的第三方实力。如今，奈又提出“巧实力”（Smart power），即硬实力与软实力相结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也在2009年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提出美国将在外交策略上运用“巧实力”。这是变过度依赖硬实力为软硬兼施。
这位欧盟研究员告诉我们，与美国不同，欧盟倡导以软实力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并实行内外兼修的策略。对内，欧盟所特有的三级分化的发展模式可以鲜明地展示出国家合作发展的重要性。欧盟提倡逐次递进地加强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曲线地、间接地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影响力。
第一圈：“Core members”，欧盟核心成员国。包括德国、法国、比利时等六个欧盟首批成员国在内的一些对欧盟价值最有认同的成员国。他们是不仅均为欧元区国家，有着紧密的经济纽带，而且均为申根签证国家，有着紧密的国家安全纽带。这一级的成员国是欧盟的核心。
第二圈：欧盟普通成员国。例如英国、丹麦、和苏联解体前中立的奥地利、瑞典等。
第三圈：欧盟新近成员国。例如保加利亚等。在苏联解体后，一些东欧国家逐渐转变为欧盟成员国或正在申请成为欧盟成员国（克罗地亚、马其顿和土耳其）。
对外策略方面，在国际形象上，欧盟人认为美国掠夺资源而欧盟传播文化。在环境保护上，欧盟的“3R：Reducing, Reusing, Recycling”（即减量，重复利用，循环再造）推动全球环保进程。长远来看，欧盟的软实力——在文化、生活方式、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影响力——更能增进跨国关系，加强国际合作。
其实，软实力不仅是欧洲发展的理论支柱，在我国也有这方面深厚的传统。《论语》季氏篇中：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文德”即指软实力。当下我国领导人也提出：“要着眼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可见发展软实力对于国际合作和提升大国影响力的重要性。
除了参观访问，我们还以小组的形式分别采访欧盟议会成员，以体会欧盟几个大国在欧盟建设中作用的不同。我们组一共5人，采访了一名经济方面的法国议员。我上学的丹佛大学的教授曾说，法国是站在欧盟之上想让自己看起来强大；德国是把自己作为欧盟的一部分让欧盟整体强大。在扶持东欧发展中国家的预算经费中，德国出资一半，法国虽然叫嚣厉害但与英国等几个其他欧盟主要成员国出资没有不同。然而，当我们与这位法国籍议员接触和聊天时，他满口法国如何强大，我们除了汗颜还是汗颜。“法国是真正的欧盟领袖，哦，孩子们你们不得不承认这点。看着吧，等你们美国（因为我们是美国学生所以他以为大家都是美国人）从霸主的地位上下来，我们法国会带领欧盟成为一个更持久的霸主的。”他那喝完咖啡蘸着奶油泡沫的胡子一颤一颤，给欧盟严肃庄重的外表渲染了一抹喜剧效果。
除了法德，英国因不愿承担更多责任和负担——例如较少的财政支持和拒绝加入申根国家等——导致其大国形象受损且影响力日益下滑。按教授的说法：“Not in means out! ”（不加入即弃权）无论对欧盟的制度体制机制有多大的不满，放弃自身融入这个组织的做法在长远看来是并不明智的。
欧洲和美国
提起“美国梦”，很多人会想到淘金，想到个人英雄主义，那么欧洲呢？“欧洲梦”又是什么呢？在欧洲学习越久，我越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美国学者杰里米·米夫金在他的《欧洲梦》一书中写到：“欧洲梦是这个混沌世界中的一缕光束，它引领我们进入一个宽容、多元、强调生活质量、深刻的、可持续发展、保护自然和维护一个新的地球上的和平时代。”这让我开始思考美国梦和欧洲梦的不同。美国梦注重强调经济增长、个人财富的积累和独立性；而欧洲梦更关注可持续发展、生活质量和相互依存。
我曾经询问丹麦友好家庭的host mom（女主人），为什么丹麦明明有资格加入欧元区却拒绝加入呢？Host mom告诉我，因为丹麦人热爱他们的女王，并习惯了在丹麦克朗的硬币上有自己国家女王的头像，所以在国民投票中，大多数丹麦人选择希望继续用丹麦克朗而拒绝加入欧元区，而丹麦政府也尊重了民众的这一选择。所以，即使放弃加入欧元区对政府意味着财政损失，民众的意愿永远是优先考虑的。
欧莱雅的通关密语：metier
罗浮35岁加入欧莱雅时，曾担任外商顾问公司总经理，但是他加入欧莱雅的第一个工作，竟然是当“理发师”。
他到欧莱雅的沙龙训练学校，学了 3个星期的洗发、染发、护发，然后转到真正的美发沙龙，帮客人洗头。“我拿了不少小费呢！”罗浮笑说。他现在是欧莱雅集团全球人才培育及发展部门的负责人，为了纪念他短短的“理发师生涯”，办公室还挂着一幅剪发中的模特儿海报。
很难想象一个35岁做过总经理的大男人，到沙龙帮客户洗头发。但罗浮并不是例外，每一个刚进欧莱雅的新人，都要经过类似的“发现之旅”。化妆或被化妆，洗头或被洗头，不论你是男生或女生，经理或小妹，都要实际操作，藉此了解产品、产业，亲身体会自己或他人对“美”的追求。领导人欧文・琼斯说过，他要的欧莱雅人，即使是男人，也能很自在的在投资分析师面前拿起口红试用，而毫不感到尴尬，以显示对产品和产业的信心与热情。
如果你问欧莱雅人的特色是什么？或是欧莱雅对人才核心能力的定义，和其他集团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无论用英文或中文，他们都会回答你一个意味深远的法国字：metier。这个字像一个暗语，出现在各种提及集团文化的文件里，从不翻译成英文或当地语言。但是每个人似乎都有一种解释它的方式：有人说它代表专业，有人说它代表美感。每个人都强调，欧莱雅人必须要有“对metier的敏感度”。
不断练习与观察
“我们讨论很久，但是没有发现很正确的翻译，我们假设，到最后，每个欧莱雅人都能理解什么是metier。公司的文化，可以完全透过这个奇怪的法国字解释。很难写一本‘圣经’来定义什么是metier。但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暗语，有些神秘感，”在巴黎总部，法国人罗浮回答得也很“法国”。
对欧莱雅人而言，metier代表着必须透过双手和不断练习，才能累积而得的专业。就像制作小提琴或手工艺品的人，要经过多次练习才能成就这种 metier。对欧莱雅而言，这代表如何制作、设计出有品质的产品，美丽地展现在架上，使之能取悦消费者；如何深入理解消费者的欲望，即使消费者不知道是否想要，欧莱雅也能使他们想要。这是他们的metier。
在定义管理能力的文件上，他们写下欧莱雅人应该具备的metier，包括：
对美的高度敏感，同时要能表现出美感
对产品和客户期望的高敏感度
对细节的注重，以及对产品品质的高度要求
对艺术与文化的品味，以及对多元的开放性
熟悉当代生活风格与时尚趋势
在正式的员工训练课程中，培养metier的企图无所不在。罗浮举例，行销人员的课程中，他们会让参与者每人拿一张白纸出去走走，一小时后回来要写满一整张纸的观察：看到了什么，这些“什么”代表了什么意义。
“欧莱雅成功的关键，就是透过观察，了解市场。通常欧莱雅人透过拜访市场完成这个训练。我们鼓励任何人把观察消费者后的心得，写纸条给CEO。但我们在课程上没办法这样教，所以设计这样的课，让大家体验‘张开双眼’的重要性，”罗浮说。
欧莱雅还有专门教metier的训练课程。讲师准备了两大箱的苹果和刀子，要求参与者在45分钟内只练习一件事：刀削苹果，削出完美的圆形。希望参与者从中感受到什么是“经由练习而学习”，因为不断练习所以更趋完美的过程，而不是一直看书却忘了实作。
又如在纽约，讲师会花半天的时间，带行销课程的参与者去体验纽约著名的创意大本营苏活区。在法国的员工训练课程中，他们带参与者去看展览，还请专门研究绘画和创造力的教授来谈创造力的过程。
因为欧莱雅所从事的美丽产业，一部分需要理性与科技，另一部分需要“幻觉”，或是创造“幻觉”的能力。产品的成功，不可避免的，有一部分要靠个人的天赋和直觉。“例如鲜绿色包装的卡尼尔果香洗发精在美国非常成功，你怎么解释这个现象？是因为气味、颜色、成分，还是价格？如果重新创造一个产品，你又该怎么组合这些元素？”罗浮举例。这是为什么在欧莱雅的正式和非正式训练中，都看重“感性”的潜力。“这是使欧莱雅和其它公司不同之处，”罗浮说。
所以欧文琼斯最常形容他要的人才，是“诗人和农夫”的综合体：头顶在云端，有想象未来的策略能力，但又能脚踏实地，管理进出货、库存、业绩……种种繁琐而必要的程序。
美与诱惑，美与创造
欧莱雅训练中心有一门很受欢迎的新人课程，叫“Future of Beauty”，充分展现了“诗人和农夫”的概念。他们不但请投资银行家从数字和财务的表现，探讨美丽产业未来的潜力，以及实际竞争业态；也找研发中心来谈美丽产业背后的科技力量；还请了研究历史和艺术的专家，来谈“美”在不同时空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定义。最后，他们还会找人来教烹饪，让学员从煮菜的过程中，感受颜色、气味、形状的组合，属于美与诱惑的metier。
“我刚来欧莱雅3个月很不适应，本来想辞职，上完那堂课，才让我决定留下来，”台湾欧莱雅公关经理张盈芳说，因为这个行业和公司，远比她想象中更开阔而迷人。
对美感与艺术文化的重视，深植欧莱雅人的血液中。如果你听到欧莱雅人说：“你看起来像个银行家，”千万不要高兴。那是爱美的欧莱雅人对“不美”的一种说法。
台湾欧莱雅人力资源部总经理郭秀君，经常穿著一身宝蓝、正红或艳黄，一双手涂了 5 种不同颜色的指甲油，鲜艳得让人无法不看见。她常自嘲，刚从外商顾问公司转行到欧莱雅时，为了摆脱过去严肃的形象，她开始尝试穿各种很花俏的衣服。当时的法国总经理还将她列管，要求她“不要再穿花了，”并教她“先从一次穿一个颜色开始，直到我说你可以穿第二种颜色。”
拜访欧莱雅巴黎总部，随处可见的艺术品，是欧莱雅鼓励高阶经理人帮助年轻艺术家和失业艺术家的“收藏”。每一年，他们会选择25位年轻艺术家的作品收藏、展示，做为集团对美与创造的承诺。他们也和法国博物馆研发中心合作，针对罗浮宫的埃及古物收藏品，研究埃及人使用化妆品和香水的起源；他们赞助凡尔赛宫修复路易十五的浴室，从浴室镶金的壁画中，探索18世纪的西方皇室如何描绘“沐浴”带来的愉悦感。他们目前最新的计划，是要彻底研究“美的历史”：为什么人类爱美？“美”带给人类的实质益处是什么？从社会、心理、宗教等各层面探讨。
集团高阶经理人到各地拜访市场，博物馆也是常去的地方之一，那是他们理解文化的快捷方式；和巴黎总部的欧莱雅人谈天，很难不谈到电影。全球消费品事业部总裁哈邦是个电影迷，他看到部属的第一句话不是问业绩，而是：“那部……电影你们看了没？”
对于同一问题，西方政界和学术界一般讨论的是"世界秩序"("world order")和"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从笔者接触的文献来看，中国学者似乎对世界格局问题倾注了比别国学者更多的热情，讨论所达成的共识也较深。在有关讨论中，"多极"、"多极化"、"多极世界"、"多极格局"是用得很多的术语。中国学者基本认同现今世界格局呈现出多极化的趋势，可用"一超多强"[3]来概括，未来将形成多极世界，而且作为国家集团的欧洲联盟(欧盟)堪称一极。
本文即是在假定当今世界格局呈现多极化趋势的前提下，评析中国学者对欧盟在世界格局中位置的论述，然后以笔者所主张的要素对欧盟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加以评估，最后提出对欧盟性质的认识和对有关问题的看法。
一、中国学者对欧盟在世界格局中位置的评价
近些年来，在中国-欧盟高等教育合作项目[4]的推动下，学界对欧洲联盟的研究不断加强。就对欧盟进行的国际关系研究而言，中国学者关注的是欧盟对外政策及其国际影响、美欧关系、中欧关系、欧元的国际意义等，在对外关系研究方面的重点还是经贸领域。坦率地说，中国学者既有研究成果没有对欧盟的国际行为体身份及其在世界舞台上的位置进行研究性的、量化的定位。这可能与欧盟迄今为止还主要是一个经济一体化组织有很大关系。尽管如此，学界对欧盟的国际影响还是寄予了相当高的评价，认为欧盟是世界上最大、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性组织，是"在欧洲和世界发挥重要作用的国际力量"[5]，"欧盟作为在国际上正趋上升的力量，其变化将是今后国际局势中极为关键的因素"[6]。笔者关注的是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假定世界格局多极化是一种正在发展的进程和趋势的话，欧盟在其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对于欧盟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学者给出的多是定性的论断而非分析。如果加以分类的话，则会发现这些论断实际上涉及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欧盟要在世界格局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二是欧盟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三是一体化的欧盟将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首先，关于欧盟对自身在世界格局中地位的设定，中国学者的认识基本一致，认为：欧盟成员国会在认识到靠单个国家的力量不可能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和解决发展与国际地位问题的基础上推动欧洲联合，欧盟将谋求发展成为一支对美国具有平等地位的独立的超强力量，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7]换句话说，欧盟希望摆脱"经济巨人、政治矮子、军事侏儒"的形象，"努力使自己成为多极化世界中强大的一极"。[8] 在中国学者看来，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和欧盟实力的增强是推动世界格局多极化的有力因素。
其次，就欧盟在现今世界格局中的位置来说，中国学者的看法有所差别，可分为两种。一种认为欧盟已经是重要的一极，如："在冷战后的多极格局中，西欧作为国际政治中一支不断上升的力量，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是世界多极化格局中强大的一极"，"不论是经济还是政治方面，欧盟都已是确定的强大的一极，以一极的身份和地位对世界事务实施着影响"[9]；"从当今世界政治格局来看，今天的欧洲联盟已成为冷战结束以后多元世界政治格局中的重要一员，欧洲联盟已成为与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同样重要的国际力量"[10]。另一种观点认为欧盟的国际影响主要局限在经济领域，现今还称不上一极。由于"本质上是一个经济联盟"，"欧盟在迄今为止的重大国际问题上的作用尚未显现，特别是欧盟企图联合起来逐步摆脱美国的控制，成为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一极的计划也没能落实"[11]；"以欧盟为代表的西欧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从欧洲的一极上升为欧洲最强的一极，再进一步发展为世界的一极不可能一蹴而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2]
最后，对于欧盟在未来世界格局中的角色，中国学者也是在确证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继续发展的前提下作出论断的，基本观点极为相似，认为："在国际关系中，欧盟终将作为重要的一极出现在今后的多极世界中"[13]；"随着欧洲一体化继续向前发展，欧盟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将显得更加突出，并将成为多极世界中强大的一极"[14]。
在对现今的世界格局或者构成多极化趋势的力量中心进行具体分析时，中国学者大都把欧盟作为多极化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例如，沈骥如认为"当今世界正在形成五个极，即美国、俄罗斯、欧盟、日本和中国"，"五个极的力量并不相等，只有美国是一个完整的极"[15]；郗润昌则认为"世界已经出现了一个由美欧日俄中五大力量即五极支撑的新格局雏型"[16]；而在陈德民看来，当今世界多极化是既定趋势，表现在"一超多强"即"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多个力量中心，如美国、日本、中国、欧盟、俄罗斯和发展中国家"。[17]
中国学者把欧盟看作推动多极化的重要力量，根据的是欧洲一体化的成就、欧盟的综合实力及其日渐增强的独立性。欧元启动，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建成，作为政治一体化核心内容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和共同防务政策建设也不断取得进展(科索沃战争大大推动了欧洲防务一体化的步伐)，被认为展示了欧盟要"控制欧洲安全事务的主动权"并"成为国际政治中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一极的坚定决心"。[18] 在分析欧盟的综合实力时，一些学者更喜欢引用欧盟经济数据来支持自己的论断，如把欧盟内的生产总值近些年来超过了美国，而且欧盟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集团，超过了美国和日本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等等看作欧盟成为一极的资本。他们对国际舞台上欧盟在政治、军事等领域的表现乏力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不过，也有学者比较客观地指出了欧盟在国际上主要发挥着经济作用，"在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形成并实际运作以前，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将十分有限"。[19] 此外，一些学者还把欧盟对美国的离心倾向和独立性以及欧美之间的摩擦看作欧盟谋取一极地位的表现[20]，有的甚至希望欧盟成为"制衡美国霸权行动的有效力量"。[21]
转贴于 二、对欧盟在世界格局中位置的评估
一般地，我们把世界上大的力量中心作为格局中的"极"，这样的认识依据的其实是它们的综合实力。但世界格局要真正形成，还必须由这些力量中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最后定型。冷战期间的两极格局即是在美国和苏联一系列战略政策互动的基础上确定下来的，当然其核心的决定因素是两国和分别以两国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实力对比。假定现在存在着多极化趋势，那么多极格局最终也需在有关力量中心互动并建立起较为稳定和相对平衡的关系结构的基础上形成。
评估"极"的要素设定
在笔者看来，判断一个力量中心能否构成世界格局中的一"极"，需要对有关的各种物质和非物质要素进行综合的考量。具体来说，一个力量中心要成为"极"，至少应具备以下要素：
1. 强大的综合实力。这是与其他力量中心形成一种结构状态的决定性条件。实力是基础，一个小国虽可凭出色的外交纵横捭阖，但若没有足够大的综合实力，是不可能对世界格局产生影响的。恐怕没有人会把韩国、新加坡甚至加拿大作为世界格局中的"极"。
2. 成为一"极"的意志和与之相应的对外战略。这是成为一"极"的必要条件。一个力量中心以实力为基础对自身在世界上地位的定位决定了其对外战略和对外政策，其意志和政策的执行将引起世界上其他力量中心的互动反应。二战结束后，如果美国奉行孤立主义而不是对抗苏联、谋求建立和维护其霸权地位，两极格局不可能很快定型。就中国来说，冷战后期能充当大三角中的一角，仅凭当时的国力是远远不够的，应该说与中国的对外战略和美苏当时的相应战略互动有很大关系。虽然中国现在仍是一个地区性大国[22]，但由于中国具有强烈的成为大国的愿望并有相应的战略措施，中国能够在世界格局的型塑过程中发挥较大的作用。
3. 较强的外交力和广泛的国际影响力。在世界舞台上发挥广泛的影响也是成为一"极"的必要条件。由于美国是世界上惟一的被称为"全能冠军"的超级大国，在国际上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没有人会怀疑美国作为一"极"的地位。正因如此，有学者认为"当今世界除美国外，尚无真正称得上一极的其他战略力量"。[23] 澳大利亚也是一个大国，但其国际影响力较为局限，所以中国学者很少有人把它看作一"极"。
4. 外部世界对其地位的普遍认同。这也是成为一"极"不可缺少的条件。一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得不到其他国家的接受和认同，它也很难成为有影响的一"极"。构成世界格局的大的力量中心都是在国际关系互动中逐渐为有关国家接受的。中国之所以能在全球范围发挥较大的影响，除了自身的实力和政策因素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大国地位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法、俄等国的认可。外部世界对中国国际地位的认可反过来又加强了中国的判断和政策。
倘若以上述要素来判断当今世界的力量对比，我们会发现美国是综合国力最强大、谋求建立单极世界企图和战略明确、国际影响力最广泛、既有国际地位得到无可置疑认同而且任何其他力量都无力根本地对之挑战的力量(虽然世界上很多事务美国无法单独主宰)，的确是最强大的一"极"。俄、日、中、欧等与美国相形逊色。
对欧盟作为"极"的条件的评估
下面，我们以上述四个要素为指标，来对欧盟在世界格局中成为一"极"的条件加以衡量。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很多内容无法量化，笔者这里的分析也主要是定性的分析。
首先来看欧盟的综合实力。若单单从欧盟15国整体经济、军事、科技教育、资源来看，地理面积323.5万平方公里、人口3.7亿、建立了经济与货币联盟、GDP 88100亿美元(1997年，同年美国GDP为75230亿美元)、有两个核大国(英国和法国，两国同时也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科技教育发达的欧盟无疑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一支力量。[24] 不过，由于欧盟不是像主权国家那样的体制，其内部整合程度还不是太高，理论上讲其实力很大，但在实际运行上则受到体制、成员国内部利益矛盾和政策差异的限制，所以在对欧盟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进行评估时，应对其简单相加的而非整合起来的实力大打折扣。我们很多学者正是把欧盟表面上的强大实力看作其可实际运用的力量，以此判断欧盟的国际地位，作出过高的估计也就在所难免。
其次分析欧盟的国际定位和对外战略。作为一个区域一体化组织，欧盟也是国际舞台上一个独特的行为体。中国一些学者想当然地认为欧盟对自身的国际定位是在国际舞台上充当世界格局一极的角色，发挥与其实力相当的国际作用。笔者认为，欧盟的确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确实希望在国际政治领域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欧盟现在对自身的定位主要还是寻求在国际舞台上以一个声音说话，而不是充当一极。在欧盟条约、领导人的讲话和官方文件中，我们看不到欧盟对充当多极中一极的企望，而只是要通过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在国际舞台上显示欧洲联盟身份"[25]，其政策重点是推动内部的政治一体化。当然，基于欧盟雄厚的经济科技实力，在政治一体化取得巨大进展尤其是能够真正施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共同防务得以建成的条件下，欧盟应会对自身的国际作用提出更高的要求，追求世界格局一极的位置也是应然的。但就现在来说，欧盟还没有把自身定位于世界格局中的一极，倒是法国赞同世界格局多极化并积极推动这一发展趋势。而且，由于欧盟不具备主权国家那样的地位和意志，15个成员国利益和政策主张各异，欧盟很难整合出一套统一的对外战略和政策措施。[26] 需要指出的是，欧盟是西方发达国家组成的联盟，而且与美国有着传统的伙伴关系，同在西方阵营且有一系列的机制(八国首脑会议、北约等)将它们绑在一起，很难设想欧盟会与美国完全对抗。欧盟最多希望成为美国在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框架下的平等竞争者。
再次考量欧盟的外交力和国际影响力。欧盟虽然建立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政策框架和一系列措施，但其施行仍很乏力，无甚大作为。在海湾战争中，欧共体成员国对外表现出来的是各异的立场和政策。对于波黑冲突，欧盟虽寄予充分关注，希图独立地加以处理，然而由于在国家利益上的分歧，欧盟成员国根本没有形成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反而政策各异，无法共同行动。其后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虽经由阿约有所发展，但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再次考验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实践证明欧盟尚无能力推行统一的对外政策。这些事例都表明了欧盟现有政策措施的根本缺陷和外交力的匮乏。这种情况在被认为充当一极角色的其他力量中心中是根本不存在的。当然，就国际影响力来看，欧盟在经济、金融、科技、文化、环境保护等领域发挥着较强的影响，欧元的启动大大提高了欧盟的地位，在这些领域，欧盟的影响要比俄罗斯和中国强很多。欧盟还通过《洛美协定》[27]与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是其他国家和组织无可比拟的。但在政治、安全、外交等领域，欧盟至今还难以有大的作为，其影响力有限。实际上，决定一国能否成为一极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其在"高政治"领域的影响力，俄罗斯的地位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的衣钵，其经济近10年虽严重滑坡，但在全球战略力量对比中的地位依然重要)，而这些领域正是欧盟现有能力所不及的。
最后考察外部世界对欧盟国际地位的认同程度。作为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成就最卓著的区域性组织，欧盟一直被世界其他地区视作一体化运动的范例。而且欧盟作为成员国的代表，其地位和作用日益得到其他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认可。欧盟与世界上大多数第三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向这些国家派驻了使团。在许多重要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中，欧盟都具有重要的法人资格。但就现今来说，由于欧盟尚没有形成真正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其他国家和组织之所以与欧盟打交道看重的是其经济实力和特殊地位而不是其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地位。[28] 也就是说，由于自身的内在缺陷，欧盟的国际地位还没有为国际社会充分接受。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国学者非常强调欧盟在世界格局中的作用，但在中国对西欧的外交实践中，却更重视与德国、法国、英国等欧盟成员国的双边关系而不是与欧盟本身的关系。从这个侧面也可看出欧盟的地位还没有为中国所认同。
综上所述，欧盟在现今的世界格局中还称不上一个完整的极，甚至不如日本的作用突出。日本虽然也主要是一个经济大国，但其作为主权国家一直在谋求成为政治大国，其在国际定位、外交力、影响力以及国际上的接受程度等方面都比欧盟强。把欧盟看作是世界格局多极化中的核心力量之一是有欠全面分析的。但也不可否认，欧盟作为区域化力量的突出代表，其发展有助于多极化趋势。当然，我们讨论世界格局多极化并不是说几大力量中心的实力是完全均衡的。如果我们要对世界格局中的几大力量中心进行排位的话，笔者会把欧盟看作是中国学者所接受的五大力量中心中最为蹩脚、行动能力最差的一"极"。
在此，我们有必要对未来欧盟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做一粗略的展望。未来，随着欧洲一体化的继续深化和扩大，尤其是政治一体化的推进，欧盟的超国家性将加大，欧盟的综合实力和行动能力将会不断加强，欧盟也将取得对美较大的独立自主性，欧盟在世界格局中发挥比较大的、相当于世界格局中重要一极的作用是可能的。
三、对欧盟性质的认识
在考量欧盟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的时候，不可避免要涉及到欧盟的性质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对欧盟的独特性有充分的把握。对于欧盟的性质，欧盟官方一直没有明确的表态。
对于欧盟在国际关系中具有国际行为体身份这一论断，中国学者应是接受的。当我们把欧盟作为世界格局中的一极来分析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把欧盟看作了一个国际行为体。传统上我们只把主权国家看作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体，二战以后学界基本认可非国家行为体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等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日趋重要的作用。欧盟是由15个成员国组成的政府间区域组织，可称为"主权国家联合体"而不是主权国家。不过，欧盟又不同于一般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
对于邦联这样的松散的国家间的联合，欧盟早已超越了这一层次。在成员国自愿让渡部分主权(如对外关税的制定、贸易政策、缔约权等)并形成集体行使这些权力的独特机制的基础上，欧盟得以建立并已建构了一些具有超国家性的独立于成员国的立法、行政、司法机构(如理事会、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欧洲法院)，行使原由成员国行使的部分国家职能(具有一些超国家权力)，并形成了一套有很大效力的欧洲联盟法，具有了联邦国家的雏形。不过，欧盟的职能范围和行使方式与主权国家还有很大差距，还算不上一个真正的"欧洲联邦"。
对于欧盟的性质，学界从研究欧洲一体化历史进程出发进行了诸多讨论，但并无统一的明确表述。中国学者戴炳然称欧盟为"一种独特的国际体制"并具体论证说欧盟"具有鲜明的超国家特征"，是"介于联邦和邦联之间的一种体制"，"多元复合的体制"[29]，也有人认为"欧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仍然是一种介于联邦制联盟和邦联制联盟的混合制结构，或者说仍然是一个具有一定联邦性质的联盟"[30]。这样的表述应该说较好地反映了欧盟的现实性质，但又未免过于罗嗦，定位也不明确。在现有的语汇中，还的确很难找到一个准确的词来定位欧盟的性质。笔者曾主张把欧盟视作一个具有很强超国家性的独特政府间区域合作组织，仔细思考这一表述仍然太长，而且对欧盟体制的发展取向没有涵括。
西方学者也认为要准确描述欧盟的性质特点有些困难，不过他们还是进行了理论上的尝试。纽金特认为欧盟作为一种政治体系在很多重要的方面"称不上一个国家，但又比政府间组织程度高得多"。[31] 在拉吉看来，欧盟是一种"多维政体"("multiperspectival polity")，是"第一个真正的后现代国际性政治体制"("the first truly postmoder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form")。[32] 卡波拉索则称欧盟为一种"后现代政体"("post-modern polity")。[33] 应该说，把欧盟看作"后现代政体"的说法抓住了欧盟的复杂性，并能反映其多形结构(polymorphic structure)。由于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政府间主义(intergovernmentalism)和超国家主义(supranationalism)两种逻辑都在发挥作用，选择其中的任何一种或者试图消除它们之间的差别来描述欧盟的性质都是徒劳无功的。[34]
以笔者管见，用"后现代政治实体"(a postmodern political entity)这样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来定位欧盟还是比较可取的。因为它能充分反映欧盟体制的独特性，从中还可体现欧洲民族国家的不足、冷战结束带来的特殊机遇和期望以及不断全球化的经济的发展。而从国际层面上讲，作为一种后现代政治实体的欧盟已超越了一般的非国家行为体，但还不是传统的国家行为体，也许只能说是一个准国家行为体。
欧盟的上述性质，决定了它在世界格局中发挥着较为特殊的作用，也决定了其行动能力的受限性、位置的薄弱性。欧盟是世界经济格局中的重要角色，但它的政治作用还极为局限，在关键问题上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施行还软弱无力，建设共同防务将是一个艰难的、长远的努力目标，而"防务是共同体在世界上位置的关键"。[35] 就现在来说，欧盟依然是一个"民事力量"而不是一个"超强力量"。[36] 虽然欧盟的成员国有着相当大的实力，但作为整体的欧洲联盟的实力却很有限。不过，随着"高政治"问题的重要性不断下降，而经济外交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安全的内涵渐渐扩大，欧盟将来在国际舞台上应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37]
四、对有关问题的评论
在结束本文之前，笔者希望对与本文论题有关几个问题给出简短的评论。
一是中国学者判断欧盟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的取向。在笔者看来，中国学者的研究虽可为政府的决策提供一定的依据，反过来官方的政策立场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有关的研究。中国在对外战略上把欧盟视作一极，这一立场影响了学者对欧盟国际地位的判断。中国学者对欧盟的国际作用估计偏高并把欧盟作为世界格局多极化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实际上暗含着他们对欧盟未来角色的期望：欧盟的强大有助于多极格局的形成，欧盟将对美国产生制衡作用，这样形成的世界格局对中国有利。
假定欧盟成为未来多极格局中的一极，它与美国会相互制衡吗？欧盟能成为反霸的力量吗？的确，冷战结束后欧盟与美国之间经常出现矛盾和磨擦，欧盟还希望建立自己的防务体系，但这改变不了它们之间的集团或同盟关系，北约的框架将继续主导欧美关系。最根本地，它们的文化价值观是同质性的，而且都是市场民主国家，这就决定了欧盟未来虽会具有更强的独立性，但欧盟和美国不可能闹翻，它们不会成为相互排斥的对手。对于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我们不能盲目夸大。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形成了一个广泛意义上的共同体。这就决定了即使将来形成多极世界，也不是一个西方发达国家各相制衡的结构，西方国家仍将是一个整体。美国国家战略研究所所长汉斯·宾尼恩迪克在分析现今国际体系时认为，虽然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体系呈现多极状态，但国际体系最终可能会走向危险的两极，即西方对非西方的格局，中国和俄罗斯有可能会与所谓的"无赖国家"加强合作对抗西方。[38]
二是中国对欧盟的战略选择。在对待欧盟方面，中国的对外政策让人困惑。一方面，中国强调多极化，在对外战略上把欧盟作为一极并强调其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在实际政策中，中国没有把作为整体的欧盟放到比较重要的地位来对待，甚至对欧盟的重视还比不上对单个成员国的重视。这与学者对欧盟国际地位的普遍高估形成反差。对此问题可能的解释是，中国从自身利益和多极化战略出发在多极化问题上把欧盟看作一极，但实践中欧盟整合力的欠缺、行为能力的局限性又使我国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政策，重视与欧盟的经济关系，重视对欧盟成员国中大国的传统关系，而不看重与欧盟的关系。这样的政策虽然可行，但却难以充分维护中国的利益。
欧盟在中国实际对外战略中的地位较低。笔者认为，中国除了要在多极化问题上看重欧盟之外，还需要从全球战略的高度重视欧盟，形成明确系统的对欧战略，提高欧盟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这不是抬高欧盟的地位，而是现实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政策上的需要。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扩大和深化，欧盟的实力将进一步增强，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虽然现在欧盟的整合力还比不上美国，但在战略上重视欧盟，有利于中欧关系的发展，如果把欧盟放到一个与美国平等的地位，将有利于我们处理与美国的关系，至少可以增加对美外交的砝码。总的来说，在战略上把欧盟放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是对长期趋势把握和现实政策需要综合衡量的理性选择，会有助于增进中国的整体利益。
三是中国对欧盟的研究。依笔者之见，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应重视并加强对欧盟的研究。在对欧盟进行研究时，不应围着政府的定论转，而应进行深入的历史、现实分析，进行开创性的研究，并了解国外学者对有关问题的看法和研究成果，以使我们的研究更贴近客观世界。中国学者高估欧盟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与中国的政策有一定关系，但更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对欧盟研究的滞后。在2001年7月份的"欧洲问题研究的新趋势与新视野"国际研讨会，中国欧洲问题研究的老前辈陈乐民先生批评了我国有关研究中存在的"重美轻欧"现象，提出应把欧洲问题研究当作一项学术事业来进行，从而使研究向深入、细致方向发展，进而建立中国的欧洲学。这是中国欧洲问题研究学者今后需认真记取的。
注释：
[1] 在讨论"世界格局"时，学界的话语并不统一，有的也称"世界政治格局"、"世界战略格局"、"国际格局"、"国际政治格局"。无论哪种说法，中国学者关注的都是政治格局。一般地，"世界格局"是指"国际舞台上的主要政治力量之间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结构状态"或说对比状态。参见宋新宁、陈岳：《国际政治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5页。
[2] 耿殿忠："简析世界政治秩序和政治格局"，《世界经济与政治》1991年第10期；杜攻主编：《转换中的世界格局》，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潘维："国际政治研究的层次与世界格局的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1992年第4期；严基河："当前世界新生格局辨"，《世界知识》1992年第6期；孟祥青："世界战略格局走向多极化"，载顾德欣主编：《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研究》，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5-62页；程林胜：《大变动的世界格局与中国》，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卢静："浅谈20世纪国际格局的变迁"，《外交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郗润昌："世界政治多极化与新格局框架"，《学习时报》2000年7月10日第2版。中国学者早在80年代中后期即就世界格局判断问题进行过诸多讨论，具体情况参见刘海军："我国关于多极(化)格局的两次争鸣"，《国际观察》2000年第2期，第41-45页；中国学者在多极化问题上的分歧亦参见俞邃："认识多极化，促进多极化"，《当代世界》1999年第9期，第12-14页。
[3] 多数学者赞同"一超多强"呈现出的是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但也有学者认为其实质上是一个"美国单极主宰的格局"。参见潘琪昌主编：《欧洲国际关系》，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123页。
[4] EU-China Higher Education Cooperation Programme. 这是欧盟为推动中国的欧洲问题研究、加强中欧学术和人员交流而拨资975万埃居支持的一个为期4年的项目，将于2001年10月结束。迄今为止，该项目向452位中国学者提供访问欧洲和37位欧洲教授访问中国的资助，批准了150个合作研究项目和35个课程开发项目，还召开了33次国际或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和讲习班。
[5] 胡瑾："欧洲联盟在欧洲与世界上的地位"，《文史哲》1998年第2期，第34页。
[6] 蒋建清："面向21世纪的欧盟"，《当代世界》2000年第2期，第13页。
[7] 苏惠民："西欧在多极化世界中寻找自我"，《和平与发展》1999年第2期，第45-48页；伍贻康："面向21世纪的欧洲经济政治一体化的发展(二)"，《欧洲一体化研究》1999年第3期，第1-11页。
[8] 高华："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新进展"，载李慎明、王逸舟主编：《2001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169页。
[9] 胡瑾："欧洲联盟在欧洲与世界上的地位"，第36-37页。
[10] 宋全成："论欧洲联盟的历史脉络与发展前景"，《文史哲》1998年第2期，第40页。
[11] 陈志强："新国际秩序构建中的欧盟"，《南开学报》2000年第2期，第55-56页。
[12] 张祖谦："欧洲三极格局的形成、现状和发展趋势"，《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2期，第40页。
[13] 蒋建清："面向21世纪的欧盟"，第14页。
[14] 陈朝高编著：《欧洲一体化与世界》，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第178页。
[15] 郑园园："我们追求的世界格局--关于多极化问题的访谈"，《人民日报》1999年12月16日第7版。
[16] 郗润昌："多极化≠大国力量的均衡化--再谈多极化与新格局相关问题之我见"，《国际论坛》1999年第2期，第13页。
[17] 陈德民："多极化仍是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现代国际关系》1999年第11期，第4-9页。
[18] 陈德民："多极化仍是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第7页。
[19] 陈志强："新国际秩序构建中的欧盟"，第56-57页。
[20] 郭震远："未来十年世界格局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国际展望》2000年第1期，第2-6页。
[21] 苏惠民："西欧在多极化世界中寻找自我"，第48页。
[22] 笔者认为中国现在仍然是一个亚太地区性大国，但却具有全球性影响。
[23] 潘琪昌主编：《欧洲国际关系》，第123页。
[24] 亓成章、何中顺：《时代特征与中国对外政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48页。
[25] 欧共体官方出版局编、苏明忠译：《欧洲联盟条约》，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10、210页。
[26] 欧盟在经贸领域基本上施行了统一的对外政策，但在政治、安全、外交领域还未能实现统一的政策。
[27] 《洛美协定》期满后，欧盟与非加太国家和地区于2000年6月签订了为期20年的新协定——《科托努协定》。
[28] See Elfriede Regelsberger， etc. (eds.)， Foreign Policy of the European Union: From EPC to CFSP and Beyond，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7， pp. 1-15.
[29] 戴炳然："欧盟：一种独特的国际体制(上)"，《欧洲一体化研究》2000年第1期，第1-18页。
[30] 赵伯英：《欧洲一体化的动力、矛盾与前景》，中共中央党校199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5页。
[31] Neill Nugent，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the European Union， 4th edn.， Hampshire: Macmillan， 1999， p. 497.
[32] John Ruggie， "Territoriality and beyond: problematizing modern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7， No. 1， 1993， p. 172，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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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李欧梵发掘“颓废”的现代美学和文化意义，建构起“颓废”文学史，审视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这可视为8O、9O年代重写文学史热潮下的“现代性”研究的重要一元，促成了文学史研究范式由社会政治研究范式向文化现代化研究范式转换，其中所折射出来的文学史研究的立场和标准问题，在当下学者对“重写文学史”予以重新审视的思潮下，值得我们思考。
8O年代后，“重写文学史”思潮浮出水面，学者们试图突破以往的文学史研究模式，寻找新的研究视觉和价值评论点，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做出新的解读。“海外汉学”尤其是李欧梵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研究有力推动了现代文学史写作的改观，很多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得到了重估。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过程。钱理群等人给出的这个概念代表了当时学界认识到了二十世纪中国是一个走向现代性的过程，学者们在文学史的研究中，也充分把握住“现代性”这个主潮，展开了20世纪中国文学是否具有现代性以及其时间界定的论争，并且开始关注现代化与现代性两个概念，从不同的文学史叙事范式中把握住现代性的“核心”因素。
一、“颓废”文学史叙事
李欧梵的自他的博士论文开始，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予以审视，他以浪漫主义思潮为对象，独特的视角、睿智的眼光对从近现代文学史上影响较大的作家进行分析，写作了《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发掘出了现代文学里的颓废美感。这一观点印合了波德莱尔的颓废与绝望的现代性思想。李欧梵由此出发，展开了他对现代文学的研究，形成了一套与“五四”的启蒙文学史和“左翼”的革命文学史相不同_的以“颓废”美感为核心的文学史叙事。李欧梵这种“颓废”文学史叙事，以全新的审美观念来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现代性，发掘出了一批为以往的文学史叙事模式所蒙蔽的中作家作品的价值。自《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开始，李欧梵从浪漫主义这一视角联系了看视关联不大的一批作家，从近代的林纾与苏曼殊，到创作社的郭沫若、郁达夫，以及徐志摩、蒋光慈，再到左翼的萧军。在这其中，颓废的核心代表是郁达夫。李欧梵深入郁达夫的世界，以文本细读加精神分析的方法，从他的日记和作品中逐渐还原出一个颓废、放诞、自弃同时又自我崇拜的郁达夫，予以这种浪漫主义文学的流行全新的解读：“他的作品流行起来，使他成为出名的人物，结果令他更为深入自己的幻象：他必须是颓废的。最后，风格变更了独特的格调，习惯变成癖性，他的个人弱点变成了公众的资产。”
同样，对于整个现代文学的领军人物鲁迅，李欧梵《铁屋里的呐喊》里，为我们刻画出来了别样的鲁迅，不再是坚毅深刻的“民族魂”，而是矛盾、苦闷、犹疑的鲁迅。李欧梵指出，鲁迅一方面深受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具有“反抗传统”的一面，而且这一面是主要的。正是这些艺术观和思想方面的现代特点，使鲁迅的创作表现出鲜明的现代性，顺着现代性的线索，李欧梵揭示了鲁迅文学世界里的某些审美上的颓废因素，这无疑是对既有鲁迅研究的极大挑战，而正是这种挑战，为鲁迅研究扩充了阐释空问，使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鲁迅，获得了一种新的理解维度。而依《范柳原忏情录》，张爱玲之所以优秀，是因为她足真正从一个现代的立场，但义从占典诗词戏曲中找到灵感并进而反抗五叫以来的历史洪流的作家。她小说中的“荒凉感”，是一种“颓废感”，足四t年代少数具有世纪末感觉到作家之一，这是现代文学}’年代的现代性。到了当代，这种情绪呈现任王安忆的作品里，如《世纪末的华丽》里呈现的世纪未的颓废华美，与张爱玲的小说有相似的精神内核；她另一部小说《荒人手记》是一种世纪末式的对于整个时代的审视和反问：这是颓废的时代，这是寓言的年代这种Lu=纪术的的感觉在李欧梵看来正足80年代文学创作繁荣的呕要闲素“危机感愈强，创作欲愈旺；幻灭感愈深，所创出的岂术也会更华丽”。
李欧梵的一一系列论著人了-条中国文学史 “颓废”线索：从魏、晋、脚、晚明的一一些文学，到《红楼梦》、翻维的义学批评，到·迅的《野草》等作品，到30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和张爱玲巅峰时期的小说，到王安忆以及台湾朱天心的小说，颓废”为核心审美意识的文学现象。矧坟梵以这利州荚标准为恭础，对这些作家作品进行分析，打破以往的五四启蒙文学和左翼救亡：义学为的义学的视野。李欧梵以“颓废”美学为切人点，来感知文学艺术内在世界的魅力。他注重“颓废”这种审美上的感情所具有的艺术内涵：“它(颓废)更注重艺术本身的现实距离，并进一步探究艺术世界的内在真滞。”而李欧梵如此强调“颓废”美学，并不仅限于对艺术的砰豁，而旨在对文学的深入理论和评判，他从颓废发掘出的现代性思想，正是这种文学史叙事的巨火价ffI所在。李欧梵认为颓废作为一个概念、一种艺术表现模式，“它足和现代文学和历史中的关键问题一…所谓“现代性”(modernity)和因之而产生的现代文学和艺术密不可分的。”(P49)他识颓废为义学现代性表F的一个重要方面，以发掘作品的颓废奖感来发掘作品的现代性。他认为：“(鲁迅和郁达犬)的颓废，火陆一般学者都不敢正视，或故意曲解，其原因除_r道德素外，：要是在的现代文学理论并没朽把颓废看成“现代性”的另一面。”
李欧梵的这种“颓废”文学史叙事在当时学界引极大的反应，给当时的文学史研究带来了新的思维角度。处于80年代这样·一个社会时代大变革的时期，新思潮的兴起、外来思潮的涌入，学术研究开始打破陈规，反思和质疑以往的结论，李欧梵的研究思路，无疑应和并促进了这样的革新。
二、现代性的探求
李欧梵引入“颓废”文学史的问题框架，并不仅仅只是提供了一·条重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新线索，他还力图据此反思“五叫”以来 “现代性追求”的整个文化进程，指出3O年代的现实和最终全革命化这些似乎具有各自独立性的文学问题背后，存在着相的现代性态度或者说现代性信仰。李欧梵说，“中国的现代性我认为是从世纪初期开始的，是一一种知识性的理论附加于在其影响之’F产生的埘于民族国家的想象，然后变成都市文化和对于现代的想象。”李欧梵借鉴本尼迪兜特·安德森“想象的社群”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详细地分析了晚清时期由报纸、小说等印刷媒体催生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和公共领域窄问的兴起，并将其纳人中国文化传统本身所固有的复杂性中进行综合考察，指出这些“新的观念进人中国晚清的境遇时，它们中网本身的文化产生了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冲击，这种冲击妓后就成为中国现代性的基础。”
李欧梵把中阍现代文学的源流追溯至晚清，认为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来自晚清，这种现代性研究主要探寻的是中困现代文学艰具有启蒙成分的现代性思想文化。
李欧梵提出现代性有两个层丽，…个足肯定的层面，即世俗的现代性；一个足反思的层匝，包括哲学、艺术等x寸现代性的批判。这也是2O世纪90年代巾斟文学研究界引入的“世俗现代性”和“审荚现代惟”以及后来的“反思现代性”这些概念的起始。这些现代性素在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框架中，线索是很清晰的。因为社会现代性后果而促使的对启蒙现代性的质疑与反思，与哲学上的反思相呼应，表现在义学艺术上，便使文化现代性裂变出一种被称为反现代性(包括反社会现代性和反启蒙现代性)的现代性，即审美现代性。
学界热门话题中的所谓“两种现代性之争”就足指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或社会现代性)的对抗。李欧梵在其文学史叙事巾d三充分注意到了现代性．反现代性的素。而李欧梵更加偏好的则是那种倾向于“浪没的与预废的”审美现代性现代主义的传统。李欧梵从颓废叙事这～文学审美现代性的义塥4面孔出发，特别关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欲望叙事、颓废情绪的表达，以及某些怪涎、神秘、新奇的文学叙事方式。这些文学话语曾长期被中国大陆的主流历史叙事……无论是困家，还是知识分子的“叫”启蒙叙事～…一遗忘和压抑。李欧梵的这种关注，使曾被埋入历史底层的现代生义文学叙事，重新浮现出来，它们曾被压抑的美学内涵也获得了大释放。“在夏志清《中圆现代小说史》的推动下，形成了80年代以来作为正统的“启蒙主义”文学史叙事；在李欧梵和王德威的推动下，形成9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活跃的“晚清现代性”文学史叙事。并且，由于“启蒙主义”文学史叙事和“晚清现代性”文学史叙事成为主流叙事之后的霸权与遮蔽，激发了一种可以称为“新左派”文学史叙事的埘立叙事在9O年代后期的出现”。
法国学者伊夫·瓦岱在其演讲集《文学与现代性》中提出：文学现代性不是审美现代性，审美现代性是与启蒙现代性相对应的，但是文学现代性却包含了两者：审美现代性是文学现代性的审美内核，是其审美动力机制的源泉，是文学审美想象空间建构的理念，它是转瞬即逝的；启蒙现代性则是文学现代性永远保持其现代意识的外在条件，它是指向未来的，是永恒的。李欧梵所看重的“颓废”，正是审美现代性对启蒙现代性的反抗。他认为：“在中国五四时期，这两种现代性的立场并没有全然对立”，启蒙的现代性“经过五四改头换面之后加上了人道主义、改良或革命思想和民族主义，变成了一种统治性的价值观，文艺必须服膺这种价值观，于是小说叙述模式也逐渐反映了这一种新的现代性历史观”。李欧梵首次将“现代性的追求”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联系起来，并且把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放在对现代性的探讨里。在他看来，所谓现代文学就是现代性影响下的文学。王瑶先生认为“现代化”可以揭示中国现代文学的本质特征：“包含了文学观念的现代化、作品思想的现代化、作家艺术思维、艺术感受方式的现代化、作品表现形式、手段的现代化，以及文学语言的现代化等多方面的意义。”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化”话语逐步扩展和转变为一个“现代性”的知识视野，对于“现代化”的本质化的理解逐步转变为一种多元的、复杂的、具有批判性和反思性的“现代性”知识。现代化是一个历史发展的概念，现代性则是现代化的一个表征概念。从现代性中派生分化有反思质疑的现代性和注重感性生命、灵性本能、情感投入的现代性。李欧梵的研究观点可视为这种“现代性”知识中重要的一元。
三、从文学史研究的范式转换来看其文学史研究的意义
李欧梵以现代性为视点的文学研究模式，提供了中国文学考察的另一个维度，这在实际上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按照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的说法，范式就是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它在一段时问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
换句话说，一种新的范式提供了另一个研究的模型，而这一新研究模型的引入，不可避免地带来完全不同的问题和答案。由此，我们便可理解，为什么李欧梵的文学现代性叙述，最终使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学主潮中占有了风标独具的重要一席。李欧梵以现代性为中心对中国文学史的重构，一方面在于它将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文学中原先被压抑、被遮蔽的某些方面照亮了，使文学史不再是某一精神、理念或趋势的单调、平滑的演进史；另一方面，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大陆主流文学史叙述的历史观照方式和想象方式。李欧梵、王德威等人的“海外汉学”研究以“现代性”为核心观念，拓展了一片较之“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和“启蒙主义”文学史观更为广阔的学术天地。当然“海外汉学”深受西方文化思想体系的影响，其文学史观点合理性和适应性也并非绝对的标准，不过，就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史研究范式来讲，其所带来的启发意义是不容忽视的。李欧梵的“颓废”文学史叙事和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发掘，印合了当时中国学术研究新思潮迭起的局面。新时期学术界的“重写文学史”力图借重对历史的重新叙述，用以五四启蒙精神为标志的知识分子意识，恢复长期被极左思潮严重扭曲的文学史原貌，并意图赋予其新的意义。这样，许多原先被屏蔽的文学史现象得以进入历史叙述的视野，从而历史本身固有的文学生命力得以激活。从中国文学史研究观念、模式和方法上看，人们似乎在有意无意地摆脱“苏联模式”而开始转向“英美模式”的倾向。注重学术方法、引入了大量现代主义的批评方法，对作家作品所处时代的思想和社会背景给以更大注意，注重文化研究。作为对建国后的中国文学研究重视内容而忽略艺术的倾向的一种反拨，特别强调艺术欣赏重要性，强调文学的审美现代性。
在这样一股潮流之下，文学史的写作大体上经历了从社会政治化范式向文化现代化范式的转换，李欧梵以“颓废”美学为核心而建构起的文学史正是这一转换的中坚与代表。“现代性讨论，带来了一元文学史观的瓦解，但它更为重要的价值，还是表现在对新的研究空问的释放上。”在这样一个范式转换的潮流中，许多文学史的写作把“现代性”作为一个“关键词”来使用，并寻找诸如“颓废”的核心美学特征来试图诠释整个时代文学的艺术价值。典型代表如“三人谈”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体美感特征的“悲凉”。这应该是一个进步。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现代性”只是概括中国20世纪文学的重要范畴之一，而不是全部。如废名的“禅境”式的作品，张恨水等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武侠小说，沈从文的湘西小时，新时期以来的汪曾祺的小说散文，贾平凹的小说散文，如果一定要用“现代性”去评估其艺术价值，势必要得出失望的结论。即使有不少作家作品可以在较大程度上能够满足“现代性”的要求，也不能仅以此来衡量而忽略其他价值，否则很可能削足适履，抹杀其复杂性和多样性，如对于鲁迅，李欧梵为我们展示了其复杂矛盾的现代性与反现代性，但这只能作为鲁迅意义研究的一种或一部分。准确意义上的“现代性”可以成为评价相关作家的一个标准，但决不是评价他们的唯一标准，更不是用以评价所有作家的统一标准。部分学者在进行文学史研究中就过分注重一种标准来对作家作品进行筛选，从而难免有不准确和遗漏之处。“为了反拨过去的“政治标准”，“审美”就有可能被抽离出来，被颁布为另一个大写的标准，这种对抗性的思路决定了“审美”本身的抽象化，其与政治、历史、社会之间的复杂关联，自然被简化或忽略了。事实上，在80年代特定的语境中，“审美”的鼓吹本身就具有相当的政治性，是一整套现代化历史想象的一部分。”
(一)启蒙运动直接促成启蒙文学的产生
启蒙运动的核心内涵是理性主义,理性的基本内涵是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知。理性主义认为应当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识。理性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是欧洲在从中世纪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当中,从事工商业的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壮大。商品经济在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处于受压制的地位;商业活动受到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严重限制的现实状况,使得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改变自身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被压制的地位;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王权的需要形成了启蒙运动产生的阶级、社会基础。启蒙运动的主导力量是一部分追求理性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启蒙运动主导力量的根本原因是在欧洲逐步异化并偏离基本基督教信仰精神的中世纪天主教神学。中世纪的天主教会由于受到世俗贵族势力的渗透而逐步腐化。因此,启蒙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直接促成了启蒙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二)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使得启蒙文学带有思想政治倾向
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是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进行激烈的斗争的年代。因此启蒙文学从产生开始就带有十分明显的思想倾向性并同政治理论主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众多启蒙思想家通过文学形式宣传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这给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带来了鲜明的政论性特征。为资本主义制度鸣锣开道,向封建制度本身进行猛烈攻击是启蒙运动时期文学艺术的重要时代使命和历史特征。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促成以思想主张为主流的启蒙文学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突出理性精神。在牛顿等人的推动下,对世界的认识本身甚至上升到了对上帝进行思考的深度和高度。这些大胆的思想主张为启蒙运动和启蒙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一时间,倡导怀疑、思辨的理性精神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主流。在文学作品当中,将普通的个人作为直接的描写对象并号召人们进行个性化的发展和生活,成为当时的启蒙作家普遍反映出来的思想主张。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使得文学成为政治理论载体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形式在当时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中,通过作家本身的思想观点和文字描写显现出鲜明的政论性特征。这一时间内,很多思想家本身就承担起了启蒙作家的功能。卢梭、洛克、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等着名的启蒙思想家将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应用于社会政治领域形成了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这些政治理论主要通过当时的文学形式表达出来。
1.形成以民主思想为主的文学
卢梭是民主思想的集大成者。卢梭通过文学形式折射了他的这些主张。《忏悔录》《新爱洛绮丝》是他的两篇着名的文学作品。《忏悔录》与以往的启蒙主义文学作品不同的是,该书注重平民的思想品质、感情和性格特点。卢梭在《忏悔录》中以诚恳直率的态度完整地记述了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内心动态的各个方面。他的另一部作品《社会契约论》,将这些文学作品中折射出的政治主张集中总结和反映了出来。在政治主张中,他主要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和社会的形成是个体为满足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理性选择所形成的总体。国家中每一个个体的目的是通过集体的存在保证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基于这样的分析,国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在政治地位上保持平等。没有任何一个公民在国家当中应当具有比其他人更高的甚至能够奴役其他人的权利。当国家不能保证自身利益时,个体可以选择离开国家。国家政治权利的形成是公民为实现个人利益将公共权力提交给一些具有决策能力的管理者的过程的结果。由于公民推举政府的初衷是实现个人利益,因此公共权力的持有者具有保障公民利益的职责和义务。
2.自由平等思想的文学体现
启蒙运动中的重要思想主张是自由平等思想。这一思想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作品当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在政治思想理论当中英国政治学家洛克旗帜鲜明地主张自由的观点。洛克以基督教神学作为依据,提出“天赋人权”的主张。天赋人权中主要包括的权利有追求个人幸福权、生命权和财产权。洛克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人类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向上帝赎罪,上帝赋予人们自由意志。人应当具有自由的思考能力。洛克的自由思想主要集中于人们思想的自由和政治自由。但自由具有一定限度,不能伤及其他人的自由,危害其他人的利益。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关于国家应当保障个人利益的观点也包括个人追求合法权利的观点,因此也蕴涵一定的行为的自由主张。在基督教神学的视野下,人类具有原罪,人的生命过程都是向上帝赎罪的过程,因此人的本质是相同的,人的地位应当是平等的,这一神学观点也为平等观念奠定了基础。在理性主义得以广泛传播的背景下,这一观念也逐渐被人们发掘出来。
3.法治思想和分权制衡思想形成的政治文学
启蒙文学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是同样身兼文学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是法制和分权制衡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着名的文学作品是《波斯人信札》。在作品当中,他通过小说的形式将自己的法治思想逐渐描述开来。在《论法的精神》当中,孟德斯鸠提出了社会政治的基础应当是公正的法律制度。在孟德斯鸠的主要观点当中,社会同自然界一样具有相应的规律,上帝在创造世界与规律之后就让世界按照规律进行运转,而人类社会应当具有的规律就是社会的法律,社会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才可以正常运转。在基督教神学当中,由于人类本身具有原罪,因此人们在面临一定的特殊环境时就会产生犯罪的可能。政府组成人员同样也有可能违背公共利益而以权谋私,因此应当进行分权制衡以对政府进行约束和监督来保障公民的利益。
三、启蒙运动对欧美当今社会文化的影响
(一)促进西方现代文化的独立思考精神
理性精神强调人们按照自己的思考对事物进行推理以进行对现实事物的认识。进行理性思考的过程当中,人们应当具有充分怀疑的精神,敢于突破旧有传统进行创新,鼓励人们大胆怀疑。这种思想主张促成了西方现代文化中的独立思考精神的产生。西方现代文化中强调的独立见解的思想观念来源于理性精神,并在西方当代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良好的体现。在西方的教育模式下,人们被鼓励进行大胆的创新和开拓,勇于怀疑权威,挑战权威,使欧美思想文化层面充满了进行自由交流、大胆创新的氛围。
(二)西方文学中人本主义的产生
人本主义是在启蒙思想当中占有重要成分的观念。理性精神本身要求人们按照自己的思考推理和认知事物。在人们的认识过程当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应当被充分调动和运用。人作为思考主体的价值和尊严应当被广泛认可尊重。在现代欧美文化中,这种产生于人本主义和理性精神的观念已经广泛推广。现代欧美社会强调的人道主义、人权等观念就是在启蒙运动的人本主义倾向的影响下发展而来的。目前,在欧美各国,人道精神已经被广泛认可并对社会各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死刑的废除、国际人道主义组织的广泛建立和发挥作用都是人本主义的重要表现。
(三)西方文学中个人价值的体现
由于理性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建立的重要基础是人个体能动性的发挥,因此个人的价值和作用在现代欧美文化中被广泛肯定,独立人格也因此在现代西方文化思想中被广泛肯定。个体的独立性是人们进行理性精神指导下的独立思考的重要条件。独立思考的意义和价值需要个体的独立作为实现条件。在社会生活当中,民主的政治环境也为个体实现价值和尊严提供良好的现实保证。
(四)选举文化的产生
在欧美社会当中,强调自由平等和民主法治的政治思想氛围是思想文化重要的特征。经过大革命和欧洲的广泛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欧洲现代社会已经基本形成了民主政治制度。代议制民主所产生的选举文化,已经成为欧美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欧洲现代社会当中,人民实现政治诉求的方式已经逐渐多元化并得到充分的拓宽。人们通过具有法律保证的参政渠道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见解,也更加促进了欧美文化中的其他诸如重视法制和契约等特征。
另外,经过启蒙运动建立起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也为欧美文化生活带来了重大影响。市场经济模式中强调的公平交易和诚信精神广泛存在于欧美文化生活当中。诚实守信的社会公共道德标准在西方社会当中正占据着越来越主要的位置。但欧美各国由于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程度不同,也形成了一定的文化差异性。现代欧美文化可以被概括为西欧文化、南欧文化和东欧文化等基本形态。由于启蒙运动长期以英国和法国为核心,因此法国和英国等国具有的理性精神更加明显。南欧文化具有更多的传统文化倾向,更加重视家庭的作用,法治精神弱于西欧国家。东欧国家相对其他国家比较缺乏民主精神。
四、结语
欧美社会生活的形态深刻地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启蒙运动的思想主张在欧洲现代社会当中已经基本变成现实,启蒙精神的思想内核已经成为西方各国的重要精神特质和内涵,对西方社会发展前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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