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吕思勉先是批评傅斯年在书写东北族群历史时“隐讳而不能尽言”,后又批评顾颉刚关于“民族”“汉族”等概念不宜使用的观点。吕思勉对傅斯年与顾颉刚的批评,反映出影响民国史家书写“民族问题”的三个因素:族群认识差异、概念含义混乱和现实需求。考察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历程可知,这三个因素对“民族问题”研究与书写的影响,一直贯穿到当下。在中国现代历史书写这个研究主题上,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对影响历史书写的因素进行分析,还有很大的掘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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