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科研论文:关于坚持和巩固教育科研的理论先导地位 [论文摘要]目前,教育改革发展事业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迫切需要教育科研发挥其重要的理论先导作用。为此,要提高认识,把发展教育方式转到依靠教育科研工作上来;加强领导,为教育科研事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强化管理,创新教育科研的体制和机制;突出重点,着力提高教育科学的研究质量。 [论文关键词]教育科研 理论先导 教育事业 近年来,尤其在“十一五”期间,我省教育科研事业得到了健康发展。“科研兴教”战略得到落实,全省教育科研网络基本形成,群众性教育科研活动日益活跃,有效促进了行政官员、学校校长和广大教师的专业发展,成为推进我省教育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教育改革不断取得成效的一个先导性条件。目前,我国教育改革发展事业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迫切要求教育科研工作充分发挥理论先导作用,为教育改革发展保驾护航。2011年2月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考察时,对教育科研工作提出了四点要求:一是树立大局意识,为国家教育科学决策提供服务;二是抓住关键问题,努力破解教育改革发展难题;三是运用科学方法,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规律;四是加强能力建设,不断提高教育科研水平和质量。广大教育科研工作者要认真学习和领会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教育科研工作的讲话精神,结合我省和本部门的工作实际,积极回应时代的要求、国家的需要、人民的期盼,把精力和热情聚焦在破解制约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难题上来,推动教育科研事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一、提高认识,落实教育科研的理论先导地位 教育科研工作的理论先导地位取决于它的双重性质,即教育性和科学性。从研究对象看,教育科学的任务是解释教育现象、解决教育问题,其目的在于归纳和总结人类教育活动的科学理论与实践,探索解决教育活动产生、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实际教育问题。这是它的教育属性,表明教育科研工作是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政府和学校在思考本地区、本学校的改革发展问题时,要把教育科研工作纳入其统筹规划、统一管理中,努力增强教育科研工作的服务能力。从工作性质上看,教育科研又不同于一般的教育工作,它不以人才培养为目标,而是为了增进人们的知识,利用其特有的思维方式和逻辑规律来解释教育的新现象、新发现、新理论而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工作。这是它的科研属性,其成果对于推进教育改革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先导意义。这就要求各级领导要以“教育家办学”的总要求,按照教育规律发展教育事业,按照办学规律搞好学校建设,切实把办学方式转移到依靠教育科研工作上来。同时,广大教育科研工作者也要牢记服务宗旨、遵循科研规律,始终瞄准那些教育改革发展中显现的重大问题、疑难问题和人民群众关切的热点问题,为教育改革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决策依据。 二、加强领导。为教育科研事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近年来,我省教育科研工作普遍受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重视,不少学校领导亲自挂帅主持教育科研课题的研究工作,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和带头作用。实践证明,各级领导的支持与推动,是教育科研工作健康发展的关键。当然,教育科研与学校的人才培养工作相比很容易被当作“软”任务,也很难与学校领导的政绩、与学校的升学率等“硬”任务挂上钩,所以普遍得不到高度重视。因此,必须转变观念、提高认识,切实把教育科研工作摆上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领导的议事日程,加强对教育科研工作的指导和管理。一要引导教育科研的正确方向,坚持教育科研为决策服务、为改革发展服务、为繁荣教育科学服务的根本宗旨不动摇;二要进一步强化省、市(州)两级教育科学领导小组的职能,确保它们在重大事项决策中的核心地位;三要加大投入,加强机构建设,凡有条件的学校都要设立教研所(室),配备专兼职人员负责教育科研工作,进一步完善省、市(州)、县(市、区)、校四级教育科研网络;四要加强教育科研队伍建设,重点是组建一支以专职教育科研人员为骨干,专、兼、群相结合的教育科研队伍;五要建立和完善教育科研人员的继续教育制度,鼓励科研人员采取在职进修、脱产培训、岗位锻炼等多种方式提高专业素养和研究能力,鼓励教育科研人员与一线教育工作者合作开展研究,鼓励中青年科研人员承担重大课题,合作开展课题研究、学术交流,提升科研素质和水平;五要引导和鼓励广大教师积极参与教育科研工作,为教师队伍的专业发展和教育科研的全面普及搭建更为宽广的平台;六要进一步发挥各级教育学会等群众性学术组织的作用,营造良好的教育科研氛围,推动群众性教育科研活动的开展。 三、强化管理,创新教育科研的体制和机制 良好的管理是教育科研工作的组织保证。必须深化体制改革,加快机制创新,把广大教育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充分释放出来,促进我省教育科研水平的整体提升。为此,一要建立多层次教育科研协作机制。提倡地区和学校之间开展多种形式的协作研究,加强工作交流、联合攻关,实现学校、区域乃至各类教育之间的科研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二要创新教育科研项目管理机制。省、市(州)两级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要切实承担起教育科研工作的组织、管理和规划职能,做好教育科研课题的评审、立项、日常管理、结题、成果鉴定、评奖、推广等工作。逐步建立起重大教育科研项目招标制度,特别是对那些党和政府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切的热点问题,以及教育教学和管理中亟待解决的重点、难点问题,要予以优先立项、重点支持。三要建立学术交流的工作机制。凡有条件的部门和学校,应主动组织或承办各种教育科研学术交流、成果展示、专题研讨和学术讲座等,支持教育科研人员参与省内外、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活动,学习、借鉴、引进先进的理念和成果,提高我省教育科学研究的学术水平。四要完善教育科研成果的表彰奖励制度。继续完善我省教学成果奖评选制度和教育科学优秀成果评选制度,规范各地区、各学校、各社会团体组织的各种评比奖励制度,积极宣传、推广优秀教育科研成果,加速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向教育教学实践转化。五要建立健全教育科研工作评估制度。坚持把教育科研工作列入各市(州)、县(市、区)同级政府的教育督导内容,完善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对教育科研机构和队伍建设、经费投入、科研工作等进行督导评估,并将评估结果作为考核教育工作总体发展水平的重要内容。 四、突出重点,着力提高教育科学的研究质量 质量是科学研究工作的生命,必须常抓不懈,并贯穿于教育科研的每个环节。 一要重视选题工作。当前,我省教育事业面临着发展的紧要关头,体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教育科研管理和课题规划部门要时刻关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教育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瞄准那些带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课题,引导教育科研人员开展学术研究。“十二五”时期,我省教育改革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全面贯彻国家及我省教育规划纲要,服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服务改善民生,以促进公平、提高质量为重点,落实我省《教育改革发展重大项目和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实施方案》,为到2020年实现“两基本、一进入”的战略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具体说,到2015年,我省教育普及水平要有新提高,促进教育公平要有新突破,教育质量要上新台阶,人才培养结构要有新格局,教育体制改革要有新进展。在新目标、新任务之下,有许多新的难题需要我们去破解。只有紧紧围绕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中心工作和重要领域确定研究方向,积极回应国家的迫切需要和群众的普遍关切,才能取得突破性的教育科研成果。 二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科研原则。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人的认识是从实践中产生,经过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回到实践中去,从而构成对具体事物的完整认识过程。在教育科学研究中,有些理论是从哲学层面进行的有关基本原理的研究,其主要目的在于揭示、阐述、解释教育的现象和过程,探索和揭示教育的本质属性和普遍规律,回答“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有些则属于操作层面的应用性研究,目的在于解决教育改革发展中的许多具体问题,并形成具有较强操作性的策略、建议、方案等,其重点是回答“怎么办”的问题;还有些则是从教育的具体领域与现象开展实证研究,其目的是对教育实践进行的理论总结,并把其感性认识和经验上升到理性认识和一般理论。不论是哪种形式的研究,都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不仅理论要联系实践,实践也要与理论相结合。既要注重“术”的研究,也要注重“学”的研究;既要学会理论思维,把在实践中形成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也要学会实践思维,把科学理论和普遍规律运用到实践中去。指导我们的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教育科研水平,为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科学指导。 三要重视教育科学的学科建设。学科是科学研究的基础,学科建设水平是衡量一门学科成熟度和知名度的重要标志。因此,要自觉培养学科意识和学科胸怀,逐步提高教育科研工作的专业化水平。学科建设主要包括学科凝练、队伍汇聚、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基地建设等方面。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根据实际需要,科学规划本地区教育科学的建设与发展。根据本学科领域的最新发展趋势和国内外学术动态,瞄准国家及我省的重大需求,明确学科建设的目标和发展思路,凝练学科方向,确定建设内容,落实实施措施。对那些开设师范教育专业、设置教育学学科的高等学校,更要对教育学学科建设给予人力、物力和政策方面的倾斜,并以学科建设为核心整合各种资源,加强师资队伍、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国际合作与交流,努力成为我省教育学研究和教育科研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四要坚持科学精神与求是学风。科学研究是一个揭示规律、探索未知、发现真理的艰苦过程,容不得半点虚假和浮躁。广大教育科研工作者要自觉提高科学素养,增强问题意识、概念意识和创新意识,纠正那种急功近利、学术不端和行为失范的错误倾向,树立良好的学术风气,保持理论工作应有的先进性和科学性,力争多取得一些原创性、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为繁荣教育科学事业服务。 教育科研论文:发达国家中小学教育科研改革的举措与经验 内容提要:发达国家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在政府支持、制度创新、评价机制,师资培训等方面,积累了一些先进的经验,这些经验对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具有借鉴和启迪作用。 关键词:教育科研;中小学;经验 教育科研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引领教师参加教育研究,推动“科研兴校”,是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的必然要求。目前如火如荼的新课改,呼唤研究型教师和研究型学校的涌现,中小学如何开展教育科研是急需探讨的课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发达国家中小学教育研究的改革经验,可以为我国基础教育改革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倡导教师参加科研 20世纪初,欧美国家的“教育科学化运动”(the Movement in Education Science)促使教师开始运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教育问题,人们也逐渐重视教师的科研能力,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教育家斯腾豪斯呼吁“教师成为研究者”以后,美国教育界对教师的职能重新加以确定,认为教师不仅是知识“搬运工”,更重要的是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研究者。1960年-1970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贺拉斯曼——林肯”研究所的勒温 (lewin.k)、米勒(Mier.A)等人采用行动研究的方法帮助中小学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采用“合作学习策略”,引导教师观察和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的变化,及时获取学生和家长的反馈意见,改善教学效果。这项研究取得很大的成功,发展成为“计划——行动——观察——评价——再计划……”的教育行动模式,积极推动中小学教师参加教育研究,这种模式迅速在全美中小学流传开来。后来,欧美国家的教育管理者认识到,中小学教师应该在教育学术界的引领下从事研究,教育研究也应该从大学、实验室转移到中小教室和社区中去。 1985年,由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制定的《普及科学——美国2061计划》,该计划希望从1985年哈雷彗星接近地球到2061年再次接近地球时,能使美国科技教育达到世界最高水平,确保美国科技超级大国的地位,这项计划覆盖全美范围内的从幼儿园到高中阶段的科学教育改革,“它是美国进行科学教育改革的主要项目,也是一个最早由中小学教师、大学教师和中小学家长共同参与的校改项目。”作为实施该计划的一个措施,美国科学家委员会编著了《科学普及资源》(Resource for Science Literacy)、《科学普及设计》(Design for Science Literacy)等教材,帮助教师提高自己的科学素质,指导教师专业发展和进行课程改革等等;2002年美国通过了35年来联邦政府教育政策最为重大的改革:《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与此相应;美国教育部公布2002-2007年的教育部战略目标(Objevtives),其中战略目标二规定,“支持教师在基于研究的教学工作中获得专业发展”、“关注于基于研究的教学实践”、“为新教师开展基于研究的引导和咨询项目”。20世纪70年代,日本教育界针对中小学教学方法的死板,教师满足单纯的传授书本知识,忽视教育科研的弊病,呼吁中小学重视教育研究。为此,日本《教育公务员特别法》明确规定:“教育公务员为完成其职责,必须不断地进行教育研究和提高修养”。200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在“教育改革国民会议”通过2l世纪教育新生计划,强调“加强对教育研究能力欠缺教师的严格管理(使之离开讲坛)”。英国在2002年教育法中,也对教师的教育研究提出要求,规定合格的教师必须“参与或完成制定的教学研究项目或培训课程。”前苏联教育科学院院长M.N.康达科夫也认为,千百万中小学教师是补充教育家和学者队伍的重要源泉。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是整个教育科学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在《2000-2005年俄罗斯联邦教育发展纲要》,中,要求政府加强对中小学教师教育研究的鼓励和支持,提高俄罗斯国民教育系统的国际威望。 二、中小学教育科研管理的制度化 20世纪50年代以后,欧美等发达国家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趋向于规范化、制度化,已经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组织体系和保障机制,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开展得有条不紊。英、美国家中小学设立学科教学研究室、法国成立中小学教学研究委员会,学校为中小学教师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提供经费、人员等支持。日本在中小学成立单科性质的研究会,鼓励教师进行课程设计,学科开发、开展教学实验等等,探讨教学、学校发展的问题。此外,中小学教师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成立各种教育领域的研究组织,诸如成立学生生活指导研究委员会、现代化教学手段研究小组之类,教师分工研究课题,共同发表成果,日本将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成果纳入教师考核和评价体系中,进一步刺激教师教育科研的积极性。 前苏联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也颇具特色,前苏联教育科研管理机构主要是校务委员会和教学方法委员会,《苏联普通教育学校暂行条例》强调中小学教育研究管理的规范化,“为了发展和完善教育过程,提高教师和指导者的职业能力和创造能力,学校应当成立教学法委员会,教学法委员会的职能之一是组织人员进修,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和主动性,推广先进经验。”另一方面,校务委员会必须充分发挥其管理职责,“支持社会完善和发展青年教学和教育的主动精神、教师的创造性探索和实验性工作;确定学校与科研机构、生产单位、合作社组织、自愿协会、创造协会以及国家和社会其他机构的合作途径,以便为学生多方面发展和教师的创造性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20世纪90年代以后,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制定2010年俄罗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构想,进一步加强普通教育系统中教育机构与团体的科研、实验、设计管理与协调的机制,“落实普通教育系统中教育与科研工作方面的国家干部政策。” 1994年由美国国会审议通过,克林顿总统签署和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其中第九条规定教育部设立“教育研究和改进办公室”,加强中小学教育科研的管理、推广和资助,提供教育研究培训项目,提高大多数美国公立学校的教学质量,使之达到全国教育目标。另外,美国许多州、学区和学校建立独立于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以外的地方教育理事会,在学区和学校科研管理上,地方学校理事会扮演重要的角色。学校理事会的职责是加强教师科研管理、—提高中小学教师参加课程开发、设计的能力。此外,还承担师资培训、教育经费预算和学校改革等重大问题。 欧美国家非常注重校长对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的管理和领导作用,德国认为校长必须是教育与教学专家。英国规定中学校长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引领教师参与课程编制、教学管理和科研工作。美国教育学者珊娜·斯蒂格鲍尔将美国中小学校长的职责归结为三条:一是确定学校目标;二是组织教学工作,“即对教学提出要求,制定目标、研究方法,保证教学质量不断提高;三是领导改革,校长要学习如何创新,吸取对改革的意见,与教师合作开展校改实验,预测教师需求,给予教师满足。在《美国教育部——2002-2007年战略规划》中,教育部将通过ESEA的Tile II项目,鼓励发展创造性培训模式,提高中学校长的教育科研管理能力,支持现任校长的专业发展。 校长在学校管理和改革发展中扮演关键的角色,中小学校长在学校教育科研管理中发挥示范和引领的作用,恰如前苏联著名的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所说:“如果你想让教师的劳动能够给教师带来兴趣,使天天上课不至于变成一种单调乏味的义务,那就应当引导每一位教师走上从事研究的这条幸福的道路上来。” 三、中小学教育研究加强与大学或其他教育科研机构的合作 20世纪80年代以后,“教师专业化”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关注的中心和焦点之一。世界“教师专业化运动”推动了中小学教育科研的蓬勃发展,提高教师的专业素质和科研能力是中小学教育改革的重点。1990年、1995年,霍姆斯小组发表了关于改革中小学教育科研的新报告《明日之学校》(Tomorrow's School)和《明日之教育学院》 (Tomorrow's School Education),将大学教育学院与中小学联合起来;《建立类似于医学行业中教学医院的专业发展学校》(简称PDS学校,改变以往大学教育学院或师范学院与中小学教学互相脱节的状况,更好地适应社会和学生发展的需要。中小学与大学教育,研究机构在课程设计、教材编制、师资培训等方面加强科研合作,整体提高中小学的教育科研水平,提升教师素质,使新任教师和.成熟教师都能在教育研究方面得到进一步成长。PDS学校的创建,在中小学与大学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给大学实习生、大学和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的发展都带来了益处,是教师教育多方面“共赢的”好模式。目前,美国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正在建立PDS学校网络,并且为 PDS学校制定了一些条例以规范其健康发展。2000年,美国几乎每一个州都有1000多所教师专业发展学校,中小学成为教师科研和工作的共同体,中小学教师、教育管理人员和大学教授形成伙伴关系,共同有效地改革教学。 2001年日本政府实施教育新生计划,将教育改革作为最重要的国策,为了实现“学校变好、教育变样”的目标,日本政府加强大学与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合作,努力克服整齐划一的弊病,引进发展个性的教育体系,2002年日本通过修改的《学校教育法》,其中政府财政预算投入17亿日元,促进大学、学会、协会、研究机构与学校教学的合作,创造能使多样的个性和能力充分发展的教育体系。 20世纪70年代,英法等欧洲国家针对中小学教师教育理论学习与实践相脱节的诟病,从学校需要出发,以学校为基地开展教研工作,强调大学、师范学院和其他教育机构的伙伴关系(partnership)。20世纪80年代随着教师专业化运动不断发展,英国、德国、荷兰等国家广泛接受和实施“以学校为中心”的大学与中小学一体化的校本教研模式。 1989年,法国教育预测专家、巴黎诺儿马学派的著名教授费朗西斯科·瓦尼斯科博士在重要著作《七千万中小学生——学习的欧洲》一书中,设想未来五种教学模式,其中“学术型学校模式”倡导将大学学术型研究引进中小学教育科研,鼓励教师参加教学研究,培养学者型的教师。目前英、法国家已经开始探索实验。 四、改革师资培训制度重视教育科研能力的培养 20世纪80年代以来,掀起了世界范围内师范教育改革的高潮,从“师范教育”走向“教师教育”,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教师培养的开放性、多元化,更注重教师科研能力提高,是发达国家师资培训制度改革的重点。 美国国家教师职业委员会(NBPTS)是独立的、非赢利的组织,指导委员会包括州长、众议员、高级教育官员,以及社区组织和企业界代表,国家教师职业委员会提交五个核心建议,其中第四条是教师应系统地思考自己的教学实践并从经验中学习;第五条,教师应成为学习型组织成员。1995年,北卡罗莱那州州长吉姆·汉特和国家教师职业委员会发起了国家教师资格证制度,专门颁发证书给有委员会认可的优秀教师,借以鼓励教师参加教学和科研的积极性,克林顿政府专门拨款奖励,并提出10年内全国10万名教师获此殊荣,达到平均每所学校都有1名获得国家教师资格证书的教师。 2000年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项目“艾森豪威尔专业发展计划”,对各州和地方实行绩效拨款,推动师范教育改革,建立专业发展的高标准,提高教师质量,使之具有独立的教育科研能力。《美国教育部2002-2007年战略规划》中要求提高教师和校长的素质,“我们将于各州、各高等教育机构以及各认证机构通力合作,极大地提高教师职前培养项目的质量。我们将推动开展情景阅读教学培训以及其他以研究为基础的教学法”。 美国不断提高教师的学术和学历水平,美国中小学教师一般都具有学士学位。哥伦比亚特区规定高书教师必须具备硕士以上学位,鼓励教师成为学者、教学者、交往者和决策者。美国务州教育部门经常组织讲座和科研活动,不少学校对终身教师提供学术假期,促进教师参加进修活动。 2001年日本国会审议通过教育改革六项法案,其中以培养“教育专家”为目标,提高师资质量被列为教育改革的战略重点,日本文部科学省根据国会议案,进一步落实措施,改善教师资格制度,建立新的教师研修制度,加强教师的社会体验学习;实行优秀教师的表彰和加薪制度;加强对教育科研能力欠缺的教师的严格管理。从2001年起,日本教育研究生院实行教师休假研修制度,支持鼓励教师自发性的培训活动。日本教育科研机构遍布全国,都、道、府、县共建立近千个教育研究团体,中小学教师是这些团体的骨干。法国和意大利非常重视中学教师的教育学素养,法国要求中学教师获取教育学学士学位,意大利要求教师具有博士学位,一般是教育博士。 五、重视教育科研成果的推广和应用 科研成果必须物化生成实践,才能发挥应有效益。美国科研成果转化率为 80%-85%,日本为60%-70%,西欧为50%-60%。美国非常重视科研成果在生产实践的直接推广和应用,这深受美国实用主义传统影响。美国中小学强调教育理论与实验紧密结合,杜威、布鲁纳、布卢姆等世界级的教育改革家都注重教育理论在实践中的推广,事实上“美国行为科学本身就比较发达,一批专家学者就用教育理论、心理理论,在中小学搞调查,做实验,提出新理论,于是就有一批学校、教师去推广和实验。”2000年美国教育部专门成立“教育研究和改进办公室”,负责开展和支持有关教育研究的活动;推广教育研究成果,为解决学校具体问题提供技术援助;收集、分析和传播教育情报服务资料。 2001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实施面向21世纪彩虹计划,努力构建适应新肘代的新型学校,培养人格丰富且有创造性的日本人。为此,日本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小学教育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教育改革实践,努力创造多样化和富有人性化的教育体系。此外,文部省积极鼓励教师将教育科研成果应用到相关学科进行教学实验和探索,日本当代数学教育家远山启所发明的“水道式数学教学实验模式”,在文部省的宣传和推广下,逐渐被日本中小学教育界接受,特别受到中小学数学教师的青睐。 教育科研成果是否运用到学校实践中去,是教育改革成败的关键,事实上,只有借助科学,学校才能改造教育与教学工作,不断提高教育质量。所以,在面向21世纪的世界教育改革热潮中,发达国家非常重视中小学教育科研成果的推广和应用,“将教育转化成有科学证据支持的领域。” 教育科研论文:集群技术及其教育科研应用 【摘要】集群技术是一种较新的技术,通过集群技术,可以在付出较低成本的情况下获得在性能、可靠性、灵活性方面的相对较高的收益。本文力图对集群技术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本文首先给出了集群的定义,阐述了采用集群技术的意义,对几种常见的集群类型进行了介绍,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一个集群在教育科研中的应用实例。 【关键字】集群 集群技术 科学计算 负载均衡HA LB CLUSTER 一、集群的定义 广义上说,相互独立的一些系统构成了一个组就是集群。一个客户与集群相互作用时,集群的行为像是一个独立的系统一样。 从狭义上讲,集群是一些相互独立的计算机,这些计算机作为一个整体对外提供服务。对于客户来说,这些计算机的行为就好像一个计算机一样,但是其处理能力、可靠性、IO能力都得到了大幅的提升。 二、采用集群的目的 采用集群技术的目的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提高性能.一些计算密集型应用,如:天气预报,核试验模拟等,需要计算机要有很强的运算处理能力,现有的技术,即使普通的大型机其计算也很难胜任,这时,一般都使用计算机集群技术,集中几十台甚至上百台计算机的运算能力来满足要求。提高处理性能一直是集群技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目标之一。 降低成本.通常一套象样的群集配置,其软硬件开销要超过 $100,000。但与价值上百万美元的专用超级计算机相比已经相当便宜。在达到同样性能的条件下,采用计算机集群比采用同等运算能力的大型计算机具有更高的性价比。 提高规模扩展性(Scalabilitry).目前,计划扩展系统能力的用户必须购买昂贵的最新的服务器,才能获得额外所需的CPU,驱动器和内存。如果该服务系统采用集群技术,则只需要将新的服务器加入集群中即可,对于客户来看,服务无论从连续性还是性能上都几乎没有变化,好像系统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升级。 增强可靠性.据统计每年由于系统停运,全美国损失40亿美元。在零售业,平均每次停运损失140000美元,保安业每次停运平均损失450000美元,集群技术使系统在故障发生时仍可以继续工作,将系统停运时间减到最小。集群系统在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的同时,也大大减小了故障损失。 三、集群类型 最常见的三种群集类型包括高性能科学群集、负载均衡群集和高可用性群集。 1、科学群集 科学集群是并行计算的基础。通常,科学群集涉及为群集开发的并行应用程序,以解决复杂的科学问题。科学集群对外就好像一个超级计算机,这种超级计算机内部由十至上万个独立处理器组成。但它却使用商业系统,并且在公共消息传递层上进行通信以运行并行应用程序。 我们常常听说又有一种便宜的 Linux 超级计算机问世了。这种超级计算机实际上是一个计算机群集,其处理能力与真的超级计算机相仿,但是硬件以及运行维护费用要比真正的超级计算机低很多,具有极高的性价比。 并行群集系统之所以可以达到如此高的带宽和低延迟,是因为它们通常绕过使用网络协议,如 TCP/IP。虽然网际协议对于广域网很重要,但它包含了太多的开销,而这些开销在节点相互已知的封闭网络群集中是不必要的。节点之间可以使用直接内存访问 (DMA)来进行通讯,它类似于图形卡和其它外围设备在一台机器中的工作方式。因此横跨群集,可以通过任何节点上的任何处理器直接访问分布式共享内存。 同样也可以使用低开销的消息传递系统,在节点之间进行通信。消息传递接口 (MPI) 是并行群集系统间消息传递层的最常见实现。MPI 存在几种衍生版本,但在所有情况下,它为开发者访问并行应用程序提供了一个公共 API,这样开发者就不必手工解决如何在群集的节点之间分发代码段。 2、负载均衡群集 负载均衡群集为企业需求提供了更实用的系统。如名称所暗示的,负载均衡群集使负载可以在计算机群集中尽可能平均地分摊处理。负载通常包括应用程序处理负载和网络流量负载。这样的系统非常适合向使用同一组应用程序的大量用户提供服务。每个节点都可以承担一定的处理负载,并且可以实现处理负载在节点之间的动态分配,以实现负载均衡。对于网络流量负载,当网络服务程序接受了太多入网流量,以致无法迅速处理,这时,网络流量就会发送给在其它节点上运行的网络服务程序。同时,还可以根据每个节点上不同的可用资源或网络的特殊环境来进行优化。 与科学计算集群一样,负载均衡群集也在多节点之间分发计算处理负载。他们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缺少跨节点运行的单并行程序。大多数情况下,负载均衡群集中的每个节点都是运行单独软件的独立系统。但是,不管是在节点之间进行直接通信,还是通过中央负载均衡服务器来控制每个节点的负载,在节点之间都有一种公共关系。通常,使用特定的算法来分发该负载。 网络流量负载均衡是一个过程,它检查到某个群集的入网流量,然后将流量分发到各个节点以进行适当处理。它最适合大型网络应用程序,如 Web 或 FTP 服务器。负载均衡网络应用服务要求群集软件检查每个节点的当前负载,并确定哪些节点可以接受新的作业。这最适合运行如数据分析等串行和批处理作业。那些系统还可以配置成关注某特定节点的硬件或操作系统功能,这样,群集中的节点就没有必要是一致的。 3、高可用性群集 可用性(availability)当集群中的一个系统发生故障时,集群软件迅速做出反映,将该系统的任务分配到集群中其它正在工作的系统上执行。 考虑到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的易错性,高可用性群集的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使群集的整体服务尽可能可用。如果高可用性群集中的主节点发生了故障,那么这段时间内将由次节点代替它。次节点通常是主节点的镜像,所以当它代替主节点时,它可以完全接管其身份,并且因此使系统环境对于用户是一致的。 高可用性 (HA)群集致力于使服务器系统的运行速度和响应速度尽可能快。它们经常利用在多台机器上运行的冗余节点和服务,用来相互跟踪。如果某个节点失败,它的替补将在几秒钟或更短时间内接管它的职责。因此,对于用户而言,群集永远不会停机。 某些 HA 群集也可以维护节点间冗余应用程序。因此,用户的应用程序将继续运行,即使他或她使用的节点出了故障。正在运行的应用程序会在几秒之内迁移到另一个节点,而所有用户只会察觉到响应稍微慢了一点。但是,这种应用程序级冗余要求将软件设计成具有群集意识的,并且知道节点失败时应该做什么。 HA 群集也可以执行负载均衡,但通常主服务器运行作业,而系统使辅助服务器保持闲置。辅助服务器通常是主服务器操作系统设置的镜像,尽管硬件本身稍有不同。辅助节点对主服务器进行活动监控或心跳观察,以查看它是否仍在运行。如果心跳计时器没有接收到主服务器的响应,则辅助节点将接管网络和系统身份。 在群集的这三种基本类型之间,经常会发生混合与交杂。可以发现高可用性群集也可以在其节点之间均衡用户负载。同样,也可以从要编写应用程序的群集中找到一个并行群集,它可以在节点之间执行负载均衡。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集群类别的划分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是绝对的。 四、集群的教育科研应用 1、 科学群集与并行计算 科学集群是并行计算的基础,在科研领域,如:天气预报,核试验模拟等领域,科学集群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因为科学集群涉及为解决特定的问题而设计的应用程序,需要有一定的学科背景知识,所以这里不作具体介绍。 2、负载均衡群集的远程网络教育应用 对于教育应用来说,负载均衡集群是应用面最广,最有发展潜力的集群应用形式。 随着网络教育的发展,网络教育系统的用户将成几何方式增长。由此而导致教育类网站的访问量大幅增长。由于教育网络资源很多是多媒体素材,包括音频、视频、动画等,这就会产生极大的网络流量负载以及额外的处理负载。 在这种情况下,单机的处理能力很快得到饱和,一种方案就是升级系统。升级系统的方法会导致服务器工作在降级模式下或服务器关机,对于客户来说,其效果和服务器遭受DOS攻击时的效果时一样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许多网站在升级的过程中,比如(中国同学录),会不能访问或者有个提示:"系统升级中,请稍后再访问"。这个"稍后"的概念通常是半天左右;而大家也可以注意到,象google这样的网站,在比(中国同学录)的客户访问量上要大很多的情况下也几乎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就在于google采用的是集群服务器。Google系统升级在后台进行的时候,其处理和IO负载被自动分发到集群中的其他服务器上,所以对于用户而言,几乎感觉不到在响应时间方面的差别。 另外一种方案就是添置新的服务器,但是在网络上,一台机器唯一的对应于一个IP地址,一个IP唯一的与一个域名绑定,客户需要在访问一个URL的时候得到相同的响应,而不是来自不同主机的不同响应。这就要求新添置的服务器和原有的服务器应该对外看起来就像一台服务器一样,而不是多台服务器。而这正是集群所产生的效果。 当教育网站的处理能力和IO能力超出单机的负载能力时,考虑性价比、运维成本、可靠性等多方面因素,集群技术就成为最佳的选择。下面给出一个集群技术在教育科研网中的应用实例。 五、实际应用方案举例 方案名称:宁波市教委教育与科研网络整体系统 按照宁波市教委的意见,要求在2010年基本上实现全市范围内教师、学生、家长共同使用互联网进行教学与管理。依据宁波市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与增长趋势,这个目标经过努力,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由此,教科网的构建成为整个目标的关键一环,其中包括了教育与科研网主干、教委办公系统、教委网上平台、网上学校、学习资源、内部E-MAIL等部分。而基于Turbolinux的整体教育解决方案以其出众的性价比、高可靠性和可扩展性,出色的担当了这一重任。 1、项目背景 1999年宁波市共有各级各类学校(含幼儿园)3078所,在校生95。28万人,教职工5。72万人。是年,全市新增了公安海警高等专科学校等5所学校,使全市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总数达到11所,在校生超过3万人。全市共有11185名学生升入全日制高校,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0。5%。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普通中等专业学校24所。成人中专22所,在校生4。2万人,有普通中学326所,在校生25.12万人;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段学习的比例为78。81%,据全省第一,普职招生比例保持在4.1:5.9,城区已经基本普及高中段教育。小学1195所,在校生43.38万人。幼儿园2024所,在园幼儿15.05万人,幼儿园入园率达到93.64%。全市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为100%。可以看到,宁波市的教育状况走到了全国领先的地步,而整个教育系统的上网也就提上了日程。 2、业务挑战 宁波教科网由于组成部分多,多功能需求也就比较复杂,大体包含以下部分。 2.1大容量电子邮件 根据规划,需要将市教委直属机关、宁波市区所有学校的老师和学生的电子信箱集中放在教育和科研网络中心的电子函件服务器中。因此电子邮件服务器的容量估计需要10万。而且,今后可以依据需要扩充。 2.2 LDPA; 为了保证整个网站的一致性和安全性,需要采用LDPA认证。 2.3支持Webmail: 为了方便使用,必须支持Webmail,用户只要使用浏览器就可以完成所有的邮件操作。 2.4 Web 宁波市教委网站市一个为全市3000所中小学提供网上服务的平台。该平台应该以方便使用为目标,各个中小学、教委机构通过注册用户自己的网上信息。网管中心负责整个网站系统的安全和稳定工作 2.5 办公自动化系统(OA) 教委办公信息系统的实现市整个教科网的应用软件实现的第一步,所以它不仅要在功能上能符合现在教委业务的需要,而且在整个体系结构上必须和以后要实现的学校办公系统,教委义务管理系统、学校业务管理系统之间有很好的接口。另外在市教委系统和各县(市。区)教委系统之间有较好的接口。 2.6 网上学校 包括课件、教师、学生、练习、答疑、讨论、点播、交互等多个部分 2.7 教育资源 包括各种音频、视频、文本、动画等资源 3. 项目实施 3.1 Web系统 通过Turbolinux server和turbo Cluster server构建Web Server集群。实现Web、FTP等服务的负载均衡和高可用性方案。Web Server为Apache。对于基于BS结构的OA系统。可以通过此接口为用户提供可靠的服务。 3.2 数据库系统 通过Turbolinux DataServer+Oracle8i和TurboHA构建Database集群,提供高可用性的数据库方法,数据库为Oracle8i,通过TurboHA实现双击热备份功能。对于OA系统,可以提供可靠的数据库服务 3.3 Mail系统 通过Turbolinux Server和TurboHA为Mail系统提供稳定的系统平台 3.4 OA系统 根据具体需求合作开发,使用Turbolinux DataServer +Oracle 8i 为开发工具,该软件提供构建复杂的网站的开发、部署、服务等全套方案。系统硬件平台采用基于intel至强处理器的服务器。 4. 效果评价 该系统构建已经完成,预期的功能都已经得到很好的实现。对于宁波教委的日常工作、网上教育有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当然,这只是整个教科网构建的第一步,而宁波市教委也正在大力推广应用Turbolinux教育解决方案的经验,争取早日实现全市全校网上教学的宏伟目标。 六、结束语 集群技术是一种通用的技术,其目的是为了解决单机运算能力的不足、IO能力的不足、提高服务的可靠性、获得规模可扩展能力,降低整体方案的运维成本(运行、升级、维护成本)。只要在其他技术不能达到以上的目的,或者虽然能够达到以上的目的,但是成本过高的情况下,就可以考虑采用集群技术。 科研领域一直是集群技术,特别是并行计算技术应用最为广泛的领域。但是对于教育领域来说,集群技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很大的应用空间,即便在网络教育发展的如火如荼的今天,集群的教育应用也相当有限。我认为主要在于集群技术的教育应用还没有形成需求,对于当今绝大多数教育类网站,单机处理能力就可以满足其要求,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采用集群技术。前文中列举了宁波市的教育应用方案,并不是说宁波市的教育网络应用必须要集群技术来支持,只能说这是turbo linux的市场运营的一个成功案例。事实上,这个案例也是turbo linux推广其产品的经典案例之一。集群技术在远程教育方面的应用需求,至少要在远程教育形成规模的情况下才可能真正出现。 教育科研论文:发达国家中小学教育科研改革的举措与经验 内容提要:发达国家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在政府支持、制度创新、评价机制,师资培训等方面,积累了一些先进的经验,这些经验对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具有借鉴和启迪作用。 关键词:教育科研;中小学;经验 教育科研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引领教师参加教育研究,推动“科研兴校”,是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的必然要求。目前如火如荼的新课改,呼唤研究型教师和研究型学校的涌现,中小学如何开展教育科研是急需探讨的课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发达国家中小学教育研究的改革经验,可以为我国基础教育改革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倡导教师参加科研 20世纪初,欧美国家的“教育科学化运动”(the Movement in Education Science)促使教师开始运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教育问题,人们也逐渐重视教师的科研能力,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教育家斯腾豪斯呼吁“教师成为研究者”以后,美国教育界对教师的职能重新加以确定,认为教师不仅是知识“搬运工”,更重要的是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研究者。1960年-1970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贺拉斯曼——林肯”研究所的勒温 (lewin.k)、米勒(Mier.A)等人采用行动研究的方法帮助中小学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采用“合作学习策略”,引导教师观察和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的变化,及时获取学生和家长的反馈意见,改善教学效果。这项研究取得很大的成功,发展成为“计划——行动——观察——评价——再计划……”的教育行动模式,积极推动中小学教师参加教育研究,这种模式迅速在全美中小学流传开来。后来,欧美国家的教育管理者认识到,中小学教师应该在教育学术界的引领下从事研究,教育研究也应该从大学、实验室转移到中小教室和社区中去。 1985年,由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制定的《普及科学——美国2061计划》,该计划希望从1985年哈雷彗星接近地球到2061年再次接近地球时,能使美国科技教育达到世界最高水平,确保美国科技超级大国的地位,这项计划覆盖全美范围内的从幼儿园到高中阶段的科学教育改革,“它是美国进行科学教育改革的主要项目,也是一个最早由中小学教师、大学教师和中小学家长共同参与的校改项目。”作为实施该计划的一个措施,美国科学家委员会编著了《科学普及资源》(Resource for Science Literacy)、《科学普及设计》(Design for Science Literacy)等教材,帮助教师提高自己的科学素质,指导教师专业发展和进行课程改革等等;2002年美国通过了35年来联邦政府教育政策最为重大的改革:《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与此相应;美国教育部公布2002-2007年的教育部战略目标(Objevtives),其中战略目标二规定,“支持教师在基于研究的教学工作中获得专业发展”、“关注于基于研究的教学实践”、“为新教师开展基于研究的引导和咨询项目”。20世纪70年代,日本教育界针对中小学教学方法的死板,教师满足单纯的传授书本知识,忽视教育科研的弊病,呼吁中小学重视教育研究。为此,日本《教育公务员特别法》明确规定:“教育公务员为完成其职责,必须不断地进行教育研究和提高修养”。200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在“教育改革国民会议”通过2l世纪教育新生计划,强调“加强对教育研究能力欠缺教师的严格管理(使之离开讲坛)”。英国在2002年教育法中,也对教师的教育研究提出要求,规定合格的教师必须“参与或完成制定的教学研究项目或培训课程。”前苏联教育科学院院长M.N.康达科夫也认为,千百万中小学教师是补充教育家和学者队伍的重要源泉。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是整个教育科学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在《2000-2005年俄罗斯联邦教育发展纲要》,中,要求政府加强对中小学教师教育研究的鼓励和支持,提高俄罗斯国民教育系统的国际威望。 二、中小学教育科研管理的制度化 20世纪50年代以后,欧美等发达国家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趋向于规范化、制度化,已经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组织体系和保障机制,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开展得有条不紊。英、美国家中小学设立学科教学研究室、法国成立中小学教学研究委员会,学校为中小学教师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提供经费、人员等支持。日本在中小学成立单科性质的研究会,鼓励教师进行课程设计,学科开发、开展教学实验等等,探讨教学、学校发展的问题。此外,中小学教师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成立各种教育领域的研究组织,诸如成立学生生活指导研究委员会、现代化教学手段研究小组之类,教师分工研究课题,共同发表成果,日本将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成果纳入教师考核和评价体系中,进一步刺激教师教育科研的积极性。 前苏联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也颇具特色,前苏联教育科研管理机构主要是校务委员会和教学方法委员会,《苏联普通教育学校暂行条例》强调中小学教育研究管理的规范化,“为了发展和完善教育过程,提高教师和指导者的职业能力和创造能力,学校应当成立教学法委员会,教学法委员会的职能之一是组织人员进修,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和主动性,推广先进经验。”另一方面,校务委员会必须充分发挥其管理职责,“支持社会完善和发展青年教学和教育的主动精神、教师的创造性探索和实验性工作;确定学校与科研机构、生产单位、合作社组织、自愿协会、创造协会以及国家和社会其他机构的合作途径,以便为学生多方面发展和教师的创造性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20世纪90年代以后,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制定2010年俄罗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构想,进一步加强普通教育系统中教育机构与团体的科研、实验、设计管理与协调的机制,“落实普通教育系统中教育与科研工作方面的国家干部政策。” 1994年由美国国会审议通过,克林顿总统签署和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其中第九条规定教育部设立“教育研究和改进办公室”,加强中小学教育科研的管理、推广和资助,提供教育研究培训项目,提高大多数美国公立学校的教学质量,使之达到全国教育目标。另外,美国许多州、学区和学校建立独立于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以外的地方教育理事会,在学区和学校科研管理上,地方学校理事会扮演重要的角色。学校理事会的职责是加强教师科研管理、—提高中小学教师参加课程开发、设计的能力。此外,还承担师资培训、教育经费预算和学校改革等重大问题。 欧美国家非常注重校长对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的管理和领导作用,德国认为校长必须是教育与教学专家。英国规定中学校长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引领教师参与课程编制、教学管理和科研工作。美国教育学者珊娜·斯蒂格鲍尔将美国中小学校长的职责归结为三条:一是确定学校目标;二是组织教学工作,“即对教学提出要求,制定目标、研究方法,保证教学质量不断提高;三是领导改革,校长要学习如何创新,吸取对改革的意见,与教师合作开展校改实验,预测教师需求,给予教师满足。在《美国教育部——2002-2007年战略规划》中,教育部将通过ESEA的Tile II项目,鼓励发展创造性培训模式,提高中学校长的教育科研管理能力,支持现任校长的专业发展。 校长在学校管理和改革发展中扮演关键的角色,中小学校长在学校教育科研管理中发挥示范和引领的作用,恰如前苏联著名的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所说:“如果你想让教师的劳动能够给教师带来兴趣,使天天上课不至于变成一种单调乏味的义务,那就应当引导每一位教师走上从事研究的这条幸福的道路上来。” 三、中小学教育研究加强与大学或其他教育科研机构的合作 20世纪80年代以后,“教师专业化”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关注的中心和焦点之一。世界“教师专业化运动”推动了中小学教育科研的蓬勃发展,提高教师的专业素质和科研能力是中小学教育改革的重点。1990年、1995年,霍姆斯小组发表了关于改革中小学教育科研的新报告《明日之学校》(Tomorrow's School)和《明日之教育学院》 (Tomorrow's School Education),将大学教育学院与中小学联合起来;《建立类似于医学行业中教学医院的专业发展学校》(简称PDS学校,改变以往大学教育学院或师范学院与中小学教学互相脱节的状况,更好地适应社会和学生发展的需要。中小学与大学教育,研究机构在课程设计、教材编制、师资培训等方面加强科研合作,整体提高中小学的教育科研水平,提升教师素质,使新任教师和.成熟教师都能在教育研究方面得到进一步成长。PDS学校的创建,在中小学与大学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给大学实习生、大学和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的发展都带来了益处,是教师教育多方面“共赢的”好模式。目前,美国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正在建立PDS学校网络,并且为 PDS学校制定了一些条例以规范其健康发展。2000年,美国几乎每一个州都有1000多所教师专业发展学校,中小学成为教师科研和工作的共同体,中小学教师、教育管理人员和大学教授形成伙伴关系,共同有效地改革教学。 2001年日本政府实施教育新生计划,将教育改革作为最重要的国策,为了实现“学校变好、教育变样”的目标,日本政府加强大学与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合作,努力克服整齐划一的弊病,引进发展个性的教育体系,2002年日本通过修改的《学校教育法》,其中政府财政预算投入17亿日元,促进大学、学会、协会、研究机构与学校教学的合作,创造能使多样的个性和能力充分发展的教育体系。 20世纪70年代,英法等欧洲国家针对中小学教师教育理论学习与实践相脱节的诟病,从学校需要出发,以学校为基地开展教研工作,强调大学、师范学院和其他教育机构的伙伴关系(partnership)。20世纪80年代随着教师专业化运动不断发展,英国、德国、荷兰等国家广泛接受和实施“以学校为中心”的大学与中小学一体化的校本教研模式。 1989年,法国教育预测专家、巴黎诺儿马学派的著名教授费朗西斯科·瓦尼斯科博士在重要著作《七千万中小学生——学习的欧洲》一书中,设想未来五种教学模式,其中“学术型学校模式”倡导将大学学术型研究引进中小学教育科研,鼓励教师参加教学研究,培养学者型的教师。目前英、法国家已经开始探索实验。 四、改革师资培训制度重视教育科研能力的培养 20世纪80年代以来,掀起了世界范围内师范教育改革的高潮,从“师范教育”走向“教师教育”,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教师培养的开放性、多元化,更注重教师科研能力提高,是发达国家师资培训制度改革的重点。 美国国家教师职业委员会(NBPTS)是独立的、非赢利的组织,指导委员会包括州长、众议员、高级教育官员,以及社区组织和企业界代表,国家教师职业委员会提交五个核心建议,其中第四条是教师应系统地思考自己的教学实践并从经验中学习;第五条,教师应成为学习型组织成员。1995年,北卡罗莱那州州长吉姆·汉特和国家教师职业委员会发起了国家教师资格证制度,专门颁发证书给有委员会认可的优秀教师,借以鼓励教师参加教学和科研的积极性,克林顿政府专门拨款奖励,并提出10年内全国10万名教师获此殊荣,达到平均每所学校都有1名获得国家教师资格证书的教师。 2000年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项目“艾森豪威尔专业发展计划”,对各州和地方实行绩效拨款,推动师范教育改革,建立专业发展的高标准,提高教师质量,使之具有独立的教育科研能力。《美国教育部2002-2007年战略规划》中要求提高教师和校长的素质,“我们将于各州、各高等教育机构以及各认证机构通力合作,极大地提高教师职前培养项目的质量。我们将推动开展情景阅读教学培训以及其他以研究为基础的教学法”。 美国不断提高教师的学术和学历水平,美国中小学教师一般都具有学士学位。哥伦比亚特区规定高书教师必须具备硕士以上学位,鼓励教师成为学者、教学者、交往者和决策者。美国务州教育部门经常组织讲座和科研活动,不少学校对终身教师提供学术假期,促进教师参加进修活动。 2001年日本国会审议通过教育改革六项法案,其中以培养“教育专家”为目标,提高师资质量被列为教育改革的战略重点,日本文部科学省根据国会议案,进一步落实措施,改善教师资格制度,建立新的教师研修制度,加强教师的社会体验学习;实行优秀教师的表彰和加薪制度;加强对教育科研能力欠缺的教师的严格管理。从2001年起,日本教育研究生院实行教师休假研修制度,支持鼓励教师自发性的培训活动。日本教育科研机构遍布全国,都、道、府、县共建立近千个教育研究团体,中小学教师是这些团体的骨干。法国和意大利非常重视中学教师的教育学素养,法国要求中学教师获取教育学学士学位,意大利要求教师具有博士学位,一般是教育博士。 五、重视教育科研成果的推广和应用 科研成果必须物化生成实践,才能发挥应有效益。美国科研成果转化率为 80%-85%,日本为60%-70%,西欧为50%-60%。美国非常重视科研成果在生产实践的直接推广和应用,这深受美国实用主义传统影响。美国中小学强调教育理论与实验紧密结合,杜威、布鲁纳、布卢姆等世界级的教育改革家都注重教育理论在实践中的推广,事实上“美国行为科学本身就比较发达,一批专家学者就用教育理论、心理理论,在中小学搞调查,做实验,提出新理论,于是就有一批学校、教师去推广和实验。”2000年美国教育部专门成立“教育研究和改进办公室”,负责开展和支持有关教育研究的活动;推广教育研究成果,为解决学校具体问题提供技术援助;收集、分析和传播教育情报服务资料。 2001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实施面向21世纪彩虹计划,努力构建适应新肘代的新型学校,培养人格丰富且有创造性的日本人。为此,日本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小学教育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教育改革实践,努力创造多样化和富有人性化的教育体系。此外,文部省积极鼓励教师将教育科研成果应用到相关学科进行教学实验和探索,日本当代数学教育家远山启所发明的“水道式数学教学实验模式”,在文部省的宣传和推广下,逐渐被日本中小学教育界接受,特别受到中小学数学教师的青睐。 教育科研成果是否运用到学校实践中去,是教育改革成败的关键,事实上,只有借助科学,学校才能改造教育与教学工作,不断提高教育质量。所以,在面向21世纪的世界教育改革热潮中,发达国家非常重视中小学教育科研成果的推广和应用,“将教育转化成有科学证据支持的领域。” 教育科研论文:浅谈构建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育科研 “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是我们着力追求的目标。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教育科研必先行。教育科研是兴校之本。以教育科研推进科研教育,是时展赋予我们的迫切要求。科研兴校,关键在教师,培养具有科研意识和科研能力的高素质教师是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有效保证。 角色转变二重奏,营造温馨科研氛围 朱永新教授说:“校长领导学校,首先是教育科研的领导,其次才是行政上的领导。”朱教授的话把校长的办学理念与办学思路概括得更明确更清楚,那就是:校长要把引领教师走教育科研之路作为办学理念与办学思路,为教师营造温馨的教育科研环境,让每一位教师愿意也乐意积极主动地投身教育科学研究,使教育科研真正成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原动力。 随着新课改的逐步深入,教师完成了自己的角色转变,作为校长,也必须与时俱进,及时进行角色转变,以引领教师在教育科研中大显身手。 首先,校长要由指挥者变为服务者,校长不再坐在自己的交椅上居高临下,指手画脚,发号施令。校长必须亲临第一线,为第一线教师的教育科研服务,做教育科研的先行者,引领者。 其次,校长更多地是由领导者变为一名催化者,一名热情支持并积极践行教育科研的催化者。以催化者的身份代替领导者的身份,校长在教师面前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领导者,而是放下架子,走到教师中来的普通一员,与教师打成一片,带头学习,带头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带头更新理念转变作风,带头进行教育科学研究,带头敞亮自我心扉,与教师心灵互动,营造一个自由开放的学习氛围,一个畅所欲言的互动氛围,一个争先恐后的探究氛围,一个温馨合作的科研氛围,让每一位教师积极主动地从事教育科学研究,真正催生教育科研成果的诞生,促进教育质量的全面提高。校本培训三步走,认同践行科研价值 苏霍姆林斯基说:“如果想让教师从繁重的教育教学工作中感到快乐,就应该引导教师投入到教育研究中去。”“如果你想让教师的劳动能够给教师带来乐趣,使天天上课不至于变成一种单调乏味的义务,那你就应当引导每一位教师走上从事研究这条幸福的道路上来。”随着新课程改革实验的逐步深入,“教师即研究者”的要求显得尤为重要。科研兴校,既是每一位校长的办学思想与理念,也是每一位校长义不容辞的责任。那么如何“引导教师投入到教育研究中去”,“引导每一位教师走上从事研究这条幸福的道路上来”呢? 要从提高教师对教育科研的认识人手,促进教师转变观念,树立新的教学观、教师观、学生观。而提高教师认识,促进教师转变观念应当首推校本培训。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的做法是分三步走:第一步——扶着走。以“什么是教育科研、为什么要开展教育科研”为主题开展校本培训,以贴近教师工作实际为出发点,组织教师学习先进的教育理念,帮助教师认识教育科研的内涵、教育科研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引领教师进入教育科研轨道。 在教师们对教育科研跃跃欲试的情况下,及时迈出第二步——引着走。以“如何开展教育科研”为主题,举办专家讲座、骨干教师示范课、课堂教学展示与研讨、专题研究课、我的课改故事等系列校本培训,为教师提供科研范例,让他们在学习、模仿中逐步体会研究的方法,学会突破研究层垒,深入其中,享受工作和成长的快乐。同时,在实践中,针对课程实施中暴露的各种问题,开展教学研讨活动。进行有针对性地研讨,使教师的困惑能及时得到解决;坚持合作研究,创造一种互相合作、宽松、开放的氛围。 第三步——放开走。以“我爱教育科研”为主题,掀起全员参与教育科研热潮。我们开展了小组辩论赛、撰写反思日记、擂台式互动、同伴互助、校本研究日、教学开放周等校本培训活动,让教师把教育教学行为转化为规范的教育科学研究。通过校本培训,全体教师充分认识到教育科研的真正价值是提高教育教学效率,开展教育科研对自身成长和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开展教育科研绝不是空中楼阁或纸上谈兵,它必须牢牢地植根于教育土壤、教学实践之中,从教育教学中的问题人手,用理论指导实践,借实践充实理论,最终达到解决问题、真正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目的。通过校本培训,全体教师真正感受到了教育科研为自己打开了广阔的视野,体验到了教育科研的实用价值所在,呈现出从被动到主动的良好趋势,从原来的个体参与到后来的全员参与,一时间,教育科研蔚然成风。更喜人的是,教师们在科研中学会了积累,学会了反思,底气足了,悟性灵了,教学大气了,撰写的文章质量高了。做学习型、科研型教师,已成了教师的共同追求! 创新管理四部曲,架起教师科研桥梁 教不研则浅,研不教则枯。如何把枯燥而无味的教学工作,转化为教师乐此不疲的科研工作,形成“人人有课题,个个搞研究,科科有亮点”的良好科研氛围,笔者以为,作为校长必须摒弃老一套管理方法,创新管理形式,提高管理水平,从四个方面人手,为教师教育科研注入源头活水。 第一,创新管理思路:用人格力量感召教师科研。对教育科研的投入是一个校长最有远见的投入,校长只有身体力行地投入到教育科研中,才能召唤广大教师志同道合、真心实意地走到一起来搞科研,才能和教师一起成长,共同享受教育科研的快乐。只有自己在科研上有所付出,才能对教师具有说服力和感召力,才能使自己在教师心目中有一种源于学术的人格魅力。只有自己处处以科研为先导,才能让所有教师把时间和精力真正花在对科研的摸索和探究上,形成教育科研的源头活水。 第二,创新管理途径:用课题研究引导教师科研。校长应把发挥教师参与教育科研的积极性、提高教师教育科研水平作为自己的科研课题来研究,要经常性地举办经过反复推敲、精心准备的教育科研报告会,组织教师学习教育科研理论,探讨教育科研方法,开展科研课题论证,撰写科研体会论文,带领教师徜徉在教育科研的幽径中,用课题研究唤起教师的科研冲动。 第三,创新管理作为:用身体力行推进教师科研。要办好一所学校很不容易,学校的发展靠教师,教师的发展要环境,校长要做营造教师发展的良好环境的先锋,做教师成长的促进者,做教师生活的知心人,让学校成为教师情感栖息的幸福港湾、事业进取的坚强后盾;校长要为教师投身科研提供牵引力量,促进教师学习,引导教师成功,努力营造出老年教师恋科研、中年教师爱科研、青年教师兴科研,人人有课题、个个搞研究、科科有亮点的良好环境,让学校成为教师事业成功的温馨家园。 第四,创新管理方法:用“主人公”意识督促教师科研。没有教育科研的冲动,视教育科研为没有多少实在意义的无用追求,也就没有主动的科研意识与行动。有些教师迫于学校的硬性科研规定,临时抱佛脚,突击赶论文,这是被动的科研,科研的奴隶。对此,我们开展了“我是科研主人公”活动,让教师认识到教育科研是教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进行长期不间断性的科研活动是每个教师必须履行的职责,是提高教师自身教学质量的先决条件与提高自身价值的必由之路。要求每个教师尝试新课程教学实验,探索新课改教学路子,摸索新课改教学方法,形成“我是科研主人公”共识,主动、能动地投身科研中。 引领教师走教育科研之路,是新课改赋予我们的时代重任,是深化教育改革、提高教师队伍素质的有效途径,是“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办人民满意学校”的可靠保证,教育科研为我校发展和教师成长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一大批教师通过教育科研迅速成长起来了,一支学习型、科研型的教师队伍正在形成。 教育科研论文:高等教育科研工作目标管理作用 摘要: 阶段性目标管理作为高等教育科研工作发展的基础,全面体现发展目标中所存在的具体阻碍因素以及促进因素,使科研工作整体发展目标准确性能够得到重要保障。从整体性目标管理方向性角度出发,近期目标管理以及中长期目标管理的关键在于为科研工作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作用,以确保科研管理工作发展方向能够保持高度清晰化。针对价值性目标管理发展性,确保高等教育科研工作管理发展空间不断拓宽,发展方向更为明确,以此助力高等教育科研工作全面发展。总之,高等教育科研工作目标管理致力于对内在结构要素的深入挖掘,以此展现目标管理所具有的内在价值及发展意义,从而为科研管理工作发展方向提供正确指引。 关键词: 高等教育;科研工作;目标管理;指向性研究 目标管理的中心是以发展目标为管理依据,展现管理工作发展的新突破,具有一定的创新性。高等教育科研工作目标管理,针对阶段性管理思想的基础性,对管理目标进行明确划分,要求科研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紧密结合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需求,进行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等工作,解决实际问题,以此达到高等教育科研工作目标管理的针对性不断加强的根本目的[1]。从目标管理的基本价值层面分析,高等教育科研工作本身所具有的内在价值较为广泛,能够体现出与时代教育发展要求相互统一的价值思想,对高校科研工作的指向性更为清晰,提升科研工作的工作质量。 一、突出阶段性目标管理作用性,充分表达科研工作管理指标说明作用 1.体现目标管理阶段性思想,对高等教育科研管理工作宏观发展方向形成指向作用。 高等教育科研工作的发展作为高等教育发展潜力的核心部分,体现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优势所在。从管理角度出发,目标管理关键是充分保障科研工作发展的持续性,以目标管理形成对高等教育科研工作发展方向的监督作用,其指向性功能较为具体。阶段性目标管理思想则是立足不同阶段发展目标进行针对性管理,为科研工作发展进程提供明确的发展标准,以此达到深化科研工作总体发展的最终目的[2]。阶段性目标管理作为整体目标管理的基本架构,管理思维及管理方向具有高度的明确性。通过阶段性目标管理能够对高等教育科研目标宏观管理方向产生相应的说明作用,以具体说明为基础,对科研工作管理本身形成高度的指向性依据。 2.阶段动态目标管理为根本,直接作用于高等教育科研宏观目标明确发展方向。 阶段性目标管理作为当今高等教育科研工作发展的根本,是对科研工作阶段性发展目标及成果进行有效分析的重要依据。依据阶段性目标所具有的内在发展意义,进一步明确对科研领域、科研标准以及科研成果所提出的要求。根据目标发展总体要求,对阶段性目标管理的具体现状进行有效分析,充分验证高等教育科研工作管理整体发展方向所具有的可行性价值。这一目标管理过程可以表现出阶段性目标管理的动态性,充分展现宏观目标发展的指向性作用,阶段性目标管理实质性效果也能够直接作用于高等教育科研工作目标管理整体效果之中,具有阶段性说明功能和阶段性方向指向功能[3]。 二、立足整体性目标管理方向性,全面表征高等教育科研管理工作发展方向 1.明确科研工作宏观目标管理方向,全面展现科研管理工作实时发展动态。 高等教育科研工作的开展针对学科内部研究领域及研究方向进行具体化探索,对学科基本架构及内部基本构成元素进行有针对性分析,促使高等教育学科发展范围及深度能够得到层次性提升,提升学科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从宏观发展目标角度出发,高等教育科研工作目标化发展已经成为必然,这为高等教育科研领域的探索提供重要的方向性保障。针对目标管理对宏观目标构成因素进行具体化分析,以此对内部要素的作用性及方向性进行潜在研究,确保高等教育科研管理工作方向性能够保持高度清晰。结合高等教育科研管理工作发展动态,科学深化宏观目标管理中的作用性、价值性以及功能性要素,对满足当今高等教育学科发展思想的具体元素进行系统探究,其中主要包括可持续性、生态化、标准化因素[4]。这些构成要素表现高等教育科研管理工作的具体实施路径,展现高等教育科研管理目标从一般延伸型发展朝着系统化层次型发展方向的转变,对高等教育科研管理宏观发展动态形成具体呈现作用,有助于高等教育科研工作目标管理的方向更为准确,指向性更强。 2.结合科研工作近期目标管理出发点,确保科研工作目标管理准确性提升。 高等教育科研工作近期目标带有一定的现实性色彩,能够初步体现出高等教育科研工作开展的具体思路及路径,是当今高等教育科研工作目标管理的基础所在。从近期目标管理的特征性角度来看,近期目标管理作为整体目标管理的初级阶段,所反映出的问题较为广泛,能够对高等教育科研管理工作的整体发展可行性形成阶段性暗示。但从科研工作发展的本质层面出发,科研工作的开展往往具有较强的广泛性,针对学科研究领域内部的相关性,对其他相关学科进行全面辐射。近期管理目标应针对高等教育科研工作的兼容性进行具体深化,以此形成科研工作目标管理的初步发展思维。这既是有效落实科研工作目标管理的关键阶段,也是对科研工作发展本身所具有的价值进行科学体现的重要管理阶段[5]。从这一方面可以充分总结出,高等教育科研近期目标管理作为整体宏观目标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基础性及保障性特征,能够为科研工作发展目标的准确性不断增强提供坚实而有力的保障作用,满足高等教育科研管理工作全面发展的切实需要。 3.追求科研工作中长期目标管理发展性,实现科研工作目标管理的可持续发展。 高等教育科研工作的中长期发展目标核心是充分体现科研工作发展的可持续性,以持久性发展为目标管理的中心思想,对科研工作内容以及科研工作具体方向进行深化研究。针对科研工作中长期目标管理,对内部价值性因素、功能性因素以及作用性因素进行全面激发,从而得出高等教育科研工作发展方向及发展价值。这是高等教育科研工作目标管理指向性的集中体现,与高等教育科研工作宏观发展方向保持相互统一。结合近期目标管理的基本特征,对广泛存在的科研管理问题以及科研工作重点、难点形成长久性目标规划,实现近期目标管理在中长期目标管理的直接作用,推动高等教育科研工作发展重心保持高度准确[6]。立足高等教育科研工作发展的实质,对学科发展内部构成要素的可持续性以及发展性进行全面探索,对近期目标管理的可行性发展价值进行整理、综合、分析,实现中长期目标管理的指向性因素更为系统的目的,给予科研管理工作核心高度的方向性指明作用,对高等教育科研工作目标管理可持续发展思维形成有针对性的强化。 三、强调价值性目标管理发展性,具体展现高等教育科研工作管理发展空间 1.以实用性价值发展为目标管理出发点,提升高等教育科研管理工作实用性功能。 高等教育科研工作发展的核心是对实用性价值因素进行有效探索,提升高等教育人才学科社会实用功能,为人才培养方向的重要转型提供有力的支持。从这一层面出发,高等教育科研工作目标管理重心形成方向性的转移,针对科研领域内部的实用性价值因素进行系统开发,满足当今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战略性目标专一的根本要求。高等教育科研工作实用性价值因素主要包含理论知识体系研究的实用性、实践教育体系社会应用性以及人才培养模式的功能性等三个部分[7]。就理论知识实用性而言,科研工作目标管理针对学科内部知识体系的外部延展过程进行有效探索,就相关学科知识体系对本学科知识应用所产生的促进作用进行深入剖析,以此来提升科研工作实用性功能。针对实践教育体系社会应用性,结合实践教育组织形式对应用型人才培养所具有的促进作用进行可行性分析,以此提升科研工作实用性价值。人才培养模式的功能性在科研工作目标管理中以社会人才需求方向为标准,对功能性发展进行具体探索,形成与社会经济、文化、人文领域发展相互适应的实用型人才培养新研究,进而进一步升华高等教育科研工作目标管理的指向性作用。 2.以目标价值深入探索为目标管理关键,强化高等教育科研管理工作开展针对性。 目标价值体现出的是科研工作发展目标突破的根本表现。以价值层面出发,高等教育科研管理工作的发展与目标、方向之间存在紧密联系,能够反映出阶段化发展的总体构思与切入方向。进一步深入探索目标价值,对高等教育科研工作目标管理形成相应的方向性指引作用。结合高等教育科研工作发展新特点,强调科研领域对社会责任方向的全面加强,展现出高等教育学科人才培养对社会责任意识的有效渗透,促使高等教育人才在社会发展中充分应用学科专业领域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素质的同时,也对履行社会责任的认知心理形成重要影响。这是高等教育科研工作目标管理得到具体深化与发展的根本表现,充分明确目标价值因素的主要构成部分,全面表达目标价值所发挥出的重要作用,推动高等教育科研管理工作重心科学转移。这与高等教育发展形成相互吻合的趋势,并对科研工作领域纵深化发展产生无形的推动作用,目标管理本身所具有的指向性功能也同时得到有机强化,满足当今时代高等教育发展对科研工作所提出的新要求。 3.以作用价值深化分析为其内在发展要素,突出高等教育科研管理工作社会性影响。 作用性价值主要表现在科研工作的开展对人才培养所发挥的具体作用这一基本方面,从价值性角度来说,学科科研工作的全面发展已经从传统的学科领域内部深化向社会性价值层面发展。高等教育社会价值观念的形成,是推动社会整体发展与进步的原动力,这不仅是当今高校教育心理学研究发展的主体方向,还与时展进程保持一致[8]。高等教育科研工作目标管理放眼人才社会实用性发展,充分体现学科内部架构的实践性功能,以社会实践元素的整合与分析为重点,全面加深科研领域研究深度,使高等教育科研工作本身与社会相关性的内在联系不断紧密,提升科研工作的时代性发展目标,以此达到高等教育科研工作管理以社会发展背景为载体,以社会性因素、条件为重要补充,形成目标管理与时代人才需求方向保持统一的根本性原则。这无疑是对高等教育科研工作目标性、管理指向性不断增强的具体表征,展现出高等教育科研管理工作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作用,实现高等教育发展与时代社会之间融合性的不断提升,为高等教育科研工作宏观发展方向提供指向性因素,使目标管理本身所具有的影响力具体深化。 4.以功能价值综合分析为核心发展要求,助力高等教育科研管理工作发展。 功能价值的综合分析作为当今高等教育科研工作全面发展的核心,对科研管理工作开展方向提出更为明确的要求。从目标管理层面出发,功能价值的深层次挖掘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服务功能价值的根本体现,从科研工作重心发展角度来看,当今高等教育科研工作与时代教育之间保持相互适应,对人才社会发展提出更高的挑战。在目标管理过程中,着重对潜在功能价值进行充分挖掘,以此来不断提升高等教育科研工作管理的针对性。二是对引导功能进行更为深入的发展,促使高等教育科研工作的开展能够对人才社会应用方向形成切实有效的指导作用,进而实现科研工作时展新特征。这是高等教育科研目标管理方向得到有效延伸的具体表现,能够作用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方向之上。三是对发展功能进行全面升华,使高等教育科研工作能够立足长久发展目标,对科研领域、科研范围进行更为广阔的相关性探索,提升高等教育科研工作的发展创新性及突破性。这充分体现出高等教育科研工作目标管理所具有的发展性意义,为目标管理的明确性及创新性提供科学指向,达到时代教育发展的人才培养新标准。 作者:陈宏伟 单位:河北美术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 教育科研论文:技工院校教师教育科研能力提升 摘要: 培养适合企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技能人才,是技工院校面临的重要课题,我们要通过搭建实验教学中心的教学平台,构建校内外实践教学基地,创建科学研究基地,实现校内外实践教育的三位一体。在构建教研工作平台时,我们要注意专业设置与行业岗位实现无缝拼接、专业教师与技术人员视线无缝拼接以及实训基地与生产车间的无缝拼接,提升教师的教育科研能力。 关键词: 技工院校;教研工作平台;教育科研能力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各级企业广泛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技术更新,这也带动了一批高新产业项目茁壮成长,从而能够保证我国国民生产水平的稳步提高,保证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不断增强。面对科学技术水平的快速发展,如何培养出能够迎合企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技能人才,成为了摆在广大技工院校教师面前的头等问题。而技工院校老师必须充分利用技工院校的教研水平,加强专业技能学习,提高学科教学水平,增强专业科研能力,才能迎合日新月异的企业发展的用人需要。 一、技工院校教研工作平台的构建 在技工院校教研工作平台的构建中,必须充分迎合经济发展和企业生产水平的需要,系统构建以实验教学为中心,校内外实践教育为基地和科学研究基地为中心的“三位一体”实践教学平台。 (一)搭建实验教学中心的教学平台 技工院校培养的是实用型技术人才,它侧重的是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协同工作能力,因此,倡导和构建实验教育为中心的教研工作平台对于提高教师的实验教学能力非常重要,也能让教师能够充分模拟用人企业的岗位需求,充分提高专业课程的专业技能培养,有利于教师将最新的教研成果在实验教学中进行充分展示。而通过学院整体实验教学中心和专业综合实验室的搭建,可以充分加强技工院校各个专业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也有利于学生对于各个学科的理解和掌握,进一步提升实验中心的实验水平和教学水平。 (二)构建校内外实践教学基地 通过实验教学中心的系统教学,学生能够充分理解和掌握学科的理论知识,教师也可以将教学成果进行充分的展示。而通过校内外实践教学基地的构建,教师可以在教学中开展以实践育人为目的的教学核心任务。技工院校可以和校园企业、校园研究所、校园实习基地等搭建实践教学基地,实现统筹规划、互惠互利,技工院校也可以和合作企业、合作院校、合作机构搭建实践教学基地,充分实现合作设置、资源共享。这样就可以充分实现教师的实践教学有的放矢,也能保证将教师科研成果做到最优化配置。 (三)创建科学研究基地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推动技工院校教研工作的核心动力,技工院校通过搭建以专业技术为核心的研究中心,可以充分地实现与国家实验室、省部级各级重点实验室和省级研究基地的合作,将技工院校的科研水平提高到新的高度,实现教师专业教育和科研能力能够紧密迎合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能够将国家的宏观政策进行及时引导,将国家科研资源进行最优化配置,也能够通过国家各级科研实验室来带动教师教学队伍的建设,充分地将将科研成果转化成教学教研能力,提高教师的学习水平和科研水平。 二、技工院校教研工作平台的手段 构建技工院校教研工作平台,可以充分提高教师的教育科研能力,其手段主要通过提高人才的培养水平作为教师教育科研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实现教学观念、创新模式、教研机制的创新和管理。 (一)专业设置与行业岗位实现无缝拼接 在技工院校的教研平台构建过程中,可以实现教学手段与岗位需求的充分结合,可以满足教学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的充分黏合,也能够满足学生就业和教师科研的充分整合。通过搭建技工言笑教研工作平台,教师可以将教学工作从实践教学出发,充分转向实践育人的终极目标,学校通过设立实验教学改革项目,可以促进广大教师将教育实践改革推向深入,也能够通过岗位实践改革,引导教师将教研反哺给教学,推动教学的实践化操作。 (二)专业教师与技术人员视线无缝拼接 在技工院校的教研平台构建过程中,教师承担着指导学生实践教学的任务,其主要是教师和企业技术人员协同配合,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此过程中,教师通过学校教学资源来教导学生专业技能知识,通过和企业技术人员的配合,来指导学生实践课堂教学内容,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操作。教师和企业技术人员的协同努力,可以将教学工作推向专业技能培养,而教师通过参与到企业的教学实践,可以及时掌握企业的技术革新,了解最新的设备改造,从而建立起教师与企业技术人员的双向沟通和互动,可以充分提高教师的科研水平,提高技术创新。 (三)实训基地与生产车间的无缝拼接 技工院校教研工作平台的核心重点是培养学生的岗位技能和动手能力,通过实现技工院校的实训基地与企业生产车间的充分结合,可以将技工院校实训基地的理论专业性和企业生产车间的技术优越性进行充分地结合,实现校园和企业共建的生产性实训基地。通过将企业完整的生产流程引入到学校的实训基地,教师可以在实训基地担任学生导师的重任,做到教书育人,也可以在生产车间辅导学生进行学习实践,做到实践育人,教师通过参与企业的生产和经营过程,可以真正了解企业的需求,也为科研项目找准了方向,使得企业实训基地具有了自我更新的能力。 三、结语 切实提高技工人才的岗位水平和动手能力,是摆在广大技工院校教师面前的重任。通过技工院校教研工作平台,教师可以构建“三位一体”的实践教学平台,实现专业教育与行业岗位、技工人员和生产车间的衔接,满足社会需求和企业需求,切实提升了教师的教育科研能力。 作者;李静 单位:山东滨州市技术学院 教育科研论文:小学德育教师教育科研能力探析 一、影响小学德育教师教育科研能力的因素 现阶段,影响小学德育教师教育科研能力的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外界因素,主要是学校因素的影响,部分学校对提升德育教师的教育科研能力不够重视,重点在于语文和数学学科,认为德育是副科,无需重视,对德育教师的要求也不高,开展好教学工作就可以,对其教育科研能力不关注,平常也极少组织德育教师开展教育科研活动,寻找课题进行科研。另一方面是教师自身因素,现阶段,在小学教育活动中,不少学校并没有专门的德育教师,而是其他学科教师在负责,对教育科研能力重视程度一般,并且还需要负责其他学科的教学,能够用于教育科研的时间有限,很多教师都不愿意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用于教育科研中,没有较强的教育科研意识,比较重视的是如何开展教学,提升教学质量,但是没有意识到教育科研课题也是来源于教学或生活,对于提升教学效果来说意义重大。 二、提升小学德育教师教育科研能力的策略 1.转变小学德育教师的德育观念。提升小学德育教师的教育科研能力,首先小学德育教师需要转变德育观念,树立正确的德育观念与坚定的德育教育理念。小学德育教师在树立正确的德育观念之后,在具体的德育教学中,通过激发学生内在的德育素养与自我道德修养,真正的实现“教书育人”,实现德育教学的目标与价值。小学德育教师在提升教育科研素养时,需要注意自身的的教学过程,在传统的德育教学过程中,教师过于依赖教材,在德育课堂上照本宣科,只是纯粹的讲解教材内容,脱离学生的实际生活,学生始终处于被动的接受学习状态,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且这样的德育教学模式无法提升学生的思想品德素质,也无法实现教学目标。在新课程改革下,强调小学德育教师应该树立现代化的德育观念,由于道德源于生活,并且在生活中能够体现,因此,小学德育教师要尊重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从学生的实际生活出发,结合生活教学,在生活中发现科研课题,然后开展科研活动,提升自身是教育德育能力。 2.提升小学德育教师的专业素养。小学德育教师的教育科研能力是其德育专业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的德育素质决定了教育科研能力的高低,并且关系到德育教学质量。虽然在教学大纲中要求学校重视德育教育,但是专业的德育教师并不是很充分,小学德育课程往往作为一门副科,其地位与语文、数学学科相比较低,并且有的德育课时还被其他学科所占用,教学效果一般。作为一名小学德育教师,在提升教育科研能力的同时,需要拥有良好的德育专业素养,学校需要给德育教师设定一定的资格门槛,加强职前、之后培训,提高小学德育教师的专业素养。让小学德育教师拥有一定的教育科研意识,在日常的教学和生活中善于发现教育科研课题,然后对课题进行研究分析,从而解决教学中的实际问题,通过对课题的不断科研,逐渐培养和提升自身的教育科研能力。 3.提高小学德育教师的反思能力。小学德育教师在培养和提升自身教育科研能力时,在教学过程中要善于反思,因为很多科研课题都来源于具体的教学实践。因此,小学德育教师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提升反思意识,提高反思能力,并且贯穿于整个德育教学活动中。小学德育教师在教学中善于反思,发现细节,总结教学不足和教学经验,发现教学问题,然后可以和其他德育教师一起针对这些不足或问题组织开展教育科研活动,以提升自身的教育科研素质为目的,重点分析和解决教学中的不足与问题。小学德育教师的每一节课都是宝贵的教育科研资源,通过课后的自我反思,不仅能够发现自身的问题,还能够发现学生的学习问题,掌握学生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开展教育科研活动。 三、总结 总之,在新课程改革理念下,小学德育教师要重视自身教育科研能力的培养与提升,学校应该给予配合,提升硬件设施,教师本身要树立正确的教育科研意识,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要善于反思,全方位、多方面的提升自身教育科研能力,从而提升教学效率。 作者:马天野 单位:辽宁省阜蒙县教育局 教育科研论文:人本管理中教育科研管理论文 一、人本管理理念对推动学校教育科研事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所谓“人本管理”是将“人”作为管理的主体和核心,将组织内所有成员作为开发和服务的重要资源进行管理,其核心理念即尊重主体,关心个体,激发人的创造欲望,满足人的心理需求。人本管理兴起于二十世纪80年代,它的出现有效地将管理与人本进行了融合。随着教育科研管理的不断发展,传统的科研管理注重制度制定和执行,似乎将工作的主体剥离于工作之外,这种管理模式无形中抑制了被管理者的主动性和探索热情。因此,将人本管理理念引入教育科研管理,对于加速教育科研发展和提高教育工作者的素质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人本管理是教育科研管理的核心理念和未来发展的方向。 人本管理中“本”可以理解为“根本”、“本位”,即将人本身视作生产和管理的关键要素。就目前而言,小学教育科研工作中存在一定的问题,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科研机构设置空缺,学校通常设置校长办公室、教导处、总务处等机构,却不设立教研处,没有相应的机构设置,自然缺乏专人的管理;二是教育科研管理不接地气,教育科研重点往往体现在撰写论文,上报创新成果上,与实际教学关系不大;三是教科研活动“含金量”低,教研活动多局限于制订计划、统一进度、优化教学设计,缺乏科研的理论和实践,缺少专业性的课题研究;四是学校教育科研成果与教师绩效不能挂钩,导致教师课题研究积极性不高。纵观当前学校科研暴露出的这些问题,不难发现学校对教育科研的管理模式抑制了教师的参与热情,不能充分发挥教师的主体地位,创新能力和创新的持久性都得不到开发。因此,引进人本管理理念,将教育科研的地盘还给教师自己,让他们在自己的领域内施展拳脚,是未来教育科研发展的唯一出路。 三、人本管理理念应用于教育科研管理中必须遵循一定的管理准则。 人本管理以人自身为管理核心,以促进个性发展为趋势,以培养人的创造精神和创造能力为目的。因此,矫正以往小学教育科研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推动学校科研管理向更高层次发展,必须遵循以下几个准则:一是遵循个性化发展准则,学校在组织教师进行教育培训、资源配备、岗位调换过程中,必须以教师本人的意愿、能力及长远的发展作为管理的依据,应当允许教师在合理的范围内对自己的工作提出个性化的要求;二是遵循引导性管理原则,要求管理者放下“架子”,和所有的科研成员构建平等、友好的关系,用有效的引导代替死板的命令,协调并帮助教师完成研究目标;三是遵循环境创设准则,以人作为科研管理的主体的管理模式中,必须为科研人员配备设备、空间、设施等优良的物质条件,从而促进教育科研的顺利进展;四是遵循高素质管理准则,为了实现高水平的人本管理,管理者自身必须具备较高的素质,才能挖掘科研人员内在潜力,协调好成员之间的关系,促进学校教育科研的健康发展。 四、学校教育科研管理中的人本管理可以满足教师更高层次的需求。 人本管理理念下的教育科研人员主要是教师,教师作为一个特定的群体,具有极强的职业特点,在保证他们必要的物质生活基础上,他们更需要精神的满足。教师这个职业被社会赋予了太多的光环,在这些光环的笼罩下,他们更希望获得别人的尊重和认可。而教育科研工作可以说是一种能力的展示,是超越日常工作,更高层次工作能力的展示。以人为本的管理,要求管理者充分尊重教师的研究成果,在研究中互相探讨,彼此欣赏,在满足教师精神需求的同时,激发教师的积极性,从而迸发出更强大的科研动力。 五、结语 总之,作为管理者必须认真揣摩教师的心理需求,积极营造教育科研空间,创造教育科研环境,点燃教师的科研热情,培养教师的创新能力,将学校教育科研管理工作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作者:王洪军 刘庆胜 单位:扶余市新站乡中心小学 教育科研论文:教育科研中小学教师教育论文 一、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需要政策支持 1.经费支持 没有科研经费的投入,将会严重制约教师教育科研的开展。但地方教育行政部分的经费投入会受当地经济水平的制约,因此,上级主管部门应该多渠道筹集资金。除上层拨款外,还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行政优势,鼓励企业及个人对教师教育科研进行资金捐助。 2.培训支持 在教育科研的培训上,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不仅有能力请某一领域的专家对其进行培训,还可以联系教育科研部门、高校教师为其答疑解惑,在提供教育科研培训所必需的设备和场地的情况下,还可以为教师提供带薪外出学习的机会,这有利于助推教师的教育科研活动。 3.教师资源调配 教师的日常教学管理工作繁重,部分中小学存在教师缺编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教师进行教育科研活动,对教师而言无疑是有心无力。因此,教育主管部门,要充分考虑教师的日常工作量,尽力为其减压,保证教育科研开展的时间,以保障教育科研的顺利开展。总之,对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而言,要在教育管理者与决策者角色上呈现一定的前瞻性,要能认识到教育科研工作在学校教育教学工作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具有着推动本地域教育发展的重要作用。同时,教育科研活动的开展又可以为教育行政部门的决策提供依据。因此,教育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和支持教育科研工作,加强领导,从各方面为教育科研工作创造良好的条件,为教师教育科研提供正确的政策指导,确保科研工作顺利进行。 二、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需要技术支持 技术支持主要体现在科研部门对学校教育科研的指导。我国教育科研机构的全面建立与发展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才开始的,可以说这些机构的建立适应了当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适应了当时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际需要。教育科研机构的建立与运营为当地的教育科学事业的繁荣提供了教育决策与咨询,提供了改进教学的相关意见与建议,从而使其成为一支非常重要的教育科研力量。教育科研部门是从事教育科学研究的学术机构,集聚了大量的专业研究人才,主要从事学术研究,具有较强的学术吸引力和凝聚力,并以一定的方式表现出来。“教育科研部门的核心工作是教育科学研究和以教育科学研究成果服务于社会、并以此来获得社会的认可和支持,得到可持续的发展”;它的主攻方向是多出高质量的教育研究成果,并为当地的教育发展与改革服务。教育科研部门尤其是地方教育科研部门,与学校之间有密切的合作与联系,不仅是在教育科研部门的研究上,也体现在学校科研研究对其的需求上。因此,教育科研部门应该与学校继续保持良好的合作、沟通关系,明确一线教师在进行教育科研的不同阶段遇到的不同瓶颈,凭借自己的人员优势和研究优势,为一线教师的教育科研提供技术支持:积极到中小学进行专题讲座,举办学术研讨会、科研咨询会,以各种培训班、讲座等形式为一线教师答疑解惑,提高其科研能力。教育科研部门的专业研究人员具有较为系统的教育理论、研究方法素养,视野比较开阔,信息量比较大,而以实践知识见长的一线教师在理论联系实际的结合运用上具有明显的优势,二者可以在合作研究中共同进步。 三、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需要自我发展 本文所讲的自我发展主要是指学校教育科研部门及制度等的完善。教师教育科研的生命力不仅在于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和幸福指数,同时,对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学校要高度重视教师的教育科研工作。学校是教师从事教育科研工作的主要场所,教师所进行的一切教育科研活动都需要学校为其创造与提供必要的条件。事实证明,教育科研机构的完善、教育科研制度的规范、良好的教育科研氛围、有针对性的教育科研培训和有效的教育科研评价都是保证科研顺利开展的基石。 1.教育科研机构的建立与完善 教育科研机构对于确保教师教育科研的顺利进行有着重要的作用。教育科研机构的建立,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各学校可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设置,可以是校教研室(组)—教研组和课题组(实验组)的教育科研机构,也可以是学校教科室—学校评审组—课题组等其它形式的教育科研组织管理体系。无论学校采用哪一种教育科研机构形式,都必须要充分发挥其功能。教育科研机构的形式多种多样,但无论选择哪种适合本校的组织管理系统,都应注重并充分发挥其管理权限。 (1)课题的管理。 “课题管理里包括课题规划、立项论证、过程监督与管理、课题的鉴定与评价和课题的应用与推广等几方面,还包括对科研信息的搜集与整理工作的管理”。 (2)队伍的管理。 教师科研队伍管理包括对参与教育科研人员的基本信息及其配备情况、对参与教育科研的人员的培训与指导等方面的管理。在管理中,要合理调配教师资源,既不对日常教学活动造成影响,又有利于教育科研的顺利开展。 (3)经费的管理。 科研经费是教师进行教育科研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教育科研机构要对经费进行合理分配,使每一分钱都花得物超所值。 2.制定规范的教育科研制度 只靠学校成立的专门教育科研机构来进行教育科研的管理是不够的,对教育科研的管理需要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同时发挥作用。所谓无形的手即是指规范的教育科研制度,“明文规定是教育科研正常、有效进行的强大后盾”,因此,规范、健全的规章制度是学校教育科研有效开展的重要保证。教育科研制度的建立要经过调查、分析、试行、修正和实施五个阶段。调查和分析是教育科研机构对本校及本校师生等具体情况进行深入了解的情况下,分析本校进行教育科研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确定有意愿、有能力参与教育科研的教师队伍,并制定出适合本校教育科研的制度体系。试行、修正和实施是对已制定出的制度进行修正和再实施的一个过程,最终目的是拿出一套适合本校实际、为教师所接受的管理制度。“一套科研管理制度,应包括课题申报立项、经费管理、成果评审和奖励等”。教育科研制度一旦制定并开始执行,就应发挥其约束、制约的作用,以更好地保证科研工作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道路。 3.创设良好的教育科研氛围 良好的教育科研氛围有助于激发教师进行教育科研的意愿能力,有利于推动教育科研积极开展。繁重的日常教学任务和班级管理活动,使教师处于巨大的压力场域之中,而教育科研是在此基础上的额外工作量,如果没有良好的教育科研氛围,教师教育科研的积极性会大大降低甚至出现消极怠工的现象。因此,学校应该营造良好的教育科研氛围,尽量减少教育科研给教师带来的额外压力。 (1)关心教师。 关心教师疾苦,尽力解决教师工作、生活中的基本问题。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说对解决教师生活中的基本问题提出了要求,而解决教师工作中的基本问题是其进行教育科研的前提条件。 (2)合理配置。 合理调配教师资源,保证教师教育科研的充足时间。减少教师在规定教学任务之外的额外工作量,保证教师进行教育科研的时间和精力,进而保证教育科研的质量和效果。 (3)拓展资源。 为教师提供进行教育科研的尽量多的信息:包括图书资料、电子资源、专家指导等。教育科研的开展是建立在已有研究之上的,必须通过电子资源等了解该领域内最新的研究动态。同时,图书和专家指导是教师进行教育科研必不可少的条件。 4.提高教师培训的针对性 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教师进行教育科研的素养较低,因此,需要加强对教师的培训。从了解到的情况看,学校平时也有对教师进行培训,但是往往流于形式,对教师没有实质性的帮助。究其原因,是学校提供的培训脱离教师实际,缺乏针对性。教师进行教育科研活动需要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正确的方法论知识和较强的学习能力。学校要对本校的教育科研教师队伍有清楚的了解,对教师教育科研的能力了如指掌,针对不同的教师提供不同的培训,同时,培训内容要贴合教师实际,能够为教师所接受。 (1)注重理论知识培训。 一线教师的实践知识丰富,但是理论知识的缺乏必然影响其实践知识的提升,在教育科研中也是如此。理论知识必不可少,但是针对一线教师的培训要注意理论知识的切合性,即进行培训的理论知识要有选择性、针对性。 (2)加强研究方法培训。 在培训时,要选择一线教师容易运用、易于操作的研究方法,如行动研究等。同时,在研究方法的培训上还要注重对一线教师进行教育科研全过程的培训,课题选择、研究方案设计、研究运作、资料收集与归纳及论文写作等。努力帮助教师尽快地掌握教育科研的一些基本操作方法。 (3)明确能力培养的重要性。 在教学工作中,教师不断地传授学生学习、思考的方法和技能,教师本身的学习能力也很重要。教育科研本身就是不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不断学习、反思、再学习的过程。教师的学习能力主要表现在对教育信息的提取和对实践知识的反思能力,通过有针对性的培训,提高教师的学习能力,进而为教育科研的开展提供持续的发展源泉。 (4)拓展培训的途径与策略。 开展培训的形式多种多样,可以是学校自己组织的校本培训,可以请专家、学者进行培训,也可外出学习集中培训。培训方式的选择要因校而异,但必须秉持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原则,切不可盲目而为,避免培训流于形式。 5.增加教育科研评价的有效性 对教育科研进行评价,是教师评价的重要内容之一,评价具有诊断、导向、激励、鉴定的功能,有效的评价可以调动教师教育科研的积极性,促进教育科研更好地开展。因此,学校要充分发挥评价主体的主动性,在尊重评价客体的基础上,客观、公正地实施评价。在具体的评价过程中,应注重加强自评与外部评价相结合;加强对团队的区分性评价,降低对个人评价的区分度;对教师的科研成果按研究活动的类型和研究方式进行分类评价,如教育案例成果、课题论文著作成果等,要在教师的年度考核、职称晋升等中突出教育科研能力指标。教师进行教育科研是教师专业成长中必要的一环,是推动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抓手,是最终提升教学质量的保障。有效地组织教师进行教育科研工作,不仅仅是学校教科研管理部门的工作,更是学校工作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小学教育科研有别于“专业研究者的研究”和“中小学教师习惯性工作”,是创造性地解决教育实践情境问题的工作,强调情境性、创新性、遵循规律性和系统反思性。就学校自身而言,需要主动为教师搭建开展科研的平台,要多渠道、多模式、多元化地创造教师开展教育科研的外部保障。总之,教师的发展将促成学校的发展,教师的有效成长将促成教学质量的快速提高。 作者:杨会萍 单位:河南开封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教育科研论文:学校教育科研管理论文 一、问题展示:学校场域中的实际 (一)管理制度上的执行性迷失 1.制度的一贯性一项好的管理制度是基于现实,经过几代人不断打磨而成的。随着人员变动,特别是校长和教科室主任的更换,学校原有的具有一定适应性和适用性的教育科研管理制度可能出现散失、断裂,也可能出现教育科研制度重建。但是,科研制度从提出到成熟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暂时性的制度必然有不完善性。而且校长、教师流动周期比较短(江苏的规定是6年)新的科研管理制度还没有完善,人员又要变动,所以会出现执行的教育科研管理制度永远都是不完善的尴尬局面。 2.执行的有效性制度都是由人来执行的,指向的也是特定的人或人群。教育科研管理制度的执行需要学校主要领导、分管领导、教科室主任、教研组长的共同努力,才能在执行上有所建树,推动学校教育科研工作的发展。人员的变动不仅给队伍建设带来了难度,而且对教育科研管理制度的执行提出了挑战。 3.调试的适应性制度是需要不断吐故纳新的,进行必要的自我完善和自我调整,以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达到以制度的渐进发展保障学校教育科研的可持续发展。在承认制度的相对不完善性的同时,必须看到好的制度和相对比较差的制度在调试的力度和效度上的作为大有高下,频繁变动的制度在一定意义上阻滞了教育科研事业的发展。 (二)管理文化认同上的价值性冲突 1.对教育科研价值的认同度有差异重视和不重视是两个极端,其中还有几个层级的中间地带。比如,有一定自主创新的科研、按照上级要求做的科研、纯粹应付了事的科研,等等,表现出来的是不同的科研氛围、教师研究意识和研究能力的校际差异。在教育科研价值的认同度上会有一定的差异甚至是差距,这取决于校长以及学校领导班子对于教育科研价值的认同,还有就是教育科研对于学校教育教学的贡献份额,总的来看,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和提升。 2.对教育科研操作的认同度有差异是真做科研还是假做科研,是重视过程还是重视结果,是个体科研还是群体科研,是探索研究还是印证研究,等等,这些问题都会在教育科研实践中表现出来。不同的学校会有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科研群体会有不同的关照。 3.对教育科研评价的认同度有差异教育科研对于学校教育的作用和影响力是对教育科研评价的关键,怎样归因,体现了管理者的立场和价值观。要使教育科研有长久的可持续发展力,就必须在对教学型和科研型教师的评价上找到平衡。评先评优、绩效考核中教育科研的占比是一个敏感而又现实的问题,不同的管理者、不同的学校之间在认识上和操作上不仅存在差异,差异度也可能相当悬殊。 二、原因分析:理性追问中的必然 (一)人力资源配置上对于科研力量的思考缺位 参与流动的教育工作者主要由三个群体构成,包括校长、骨干教师和在同一所学校任教满六年的教师。校长流动主要考虑破除“门户之见、视野狭窄、思想僵化、创造力下降以及经验主义和人际关系复杂化等一些消极因素”“为校长的成长提供新任务、新要求、新认识与新实践的机会和环境”“激发他们的上进心和事业心,逼迫其产生出新的应变能力和创造能力”;教师流动一定要考虑到学科问题,比如一个学校语文教师严重过剩、数学教师严重超额,都不利于发展,学科间的平衡一定是首要考虑的问题。但是,在考量的体系中没有教育科研的因素,没有将教育科研人员的均衡纳入其中,教育科研力量均衡就很难有保证。 (二)科研制度上对于科研文化的思维缺失 从教育行政在科研制度引导上存在着一些不利于学校科研文化发展的弊端看,宏观的科研制度不健全,笼统、大而化之的制度居多,落实的、有个性的制度少之又少;教育科研工作推进上主要还是以活动为主,呈现出的状态是有一阵没一阵,连续性较弱;教育科研交流机制不健全,各自为战的情况很普遍。教育科研发展缺乏教育行政的有力支撑和引导,致使低水平发展的情况普遍存在。加上一些地区应试教育横行于校园,科研文化建设事实上在应试文化的挤压之下生存空间极为狭小。 (三)评价政策上对于教科研绩效的思想缺席 这里的评价主要集中表现在对于学校的综合评估以及对于教师的绩效工资考核上。以某地区对学校教育教学质量评估方案为例,教育科研在150分的总分中占20分,反应出重视的程度偏低。学校的绩效考核中教育科研占比始终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教育行政的规定相当笼统,所以各校之间的做法差距较大。有些地方片面强调以学生考试成绩作为考核的主要依据,严重窄化了绩效考核的本义,教育科研在教师心目中的地位急剧下降。校际间教育科研在绩效中的占比呈现出个体性大于整体性的不均衡态势。 三、路径探寻:方向沉思中的应然 (一)教育行政,在均衡上着力 1.均衡人力资源配置教育均衡发展的一个抓手就是要破除“单位人”“学校人”的门第鸿沟,将教师变成“区域教育人”,实施义务教育师资“无校籍”管理制度。进行区域内教师流动,不仅要考虑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资源的均衡,也要关注学科之间的均衡,在此基础上将教育科研骨干作为一个重要的观察视点予以关注,以科研骨干力量的相对均衡保障区域内教育科研质量的均衡。 2.统筹评价制度改革科学设置教育评价的项目和权重,将教育科研工作列入考核细则,突显教育科研工作的地位,为教育科研发挥对教育工作的先导性、基础性、保障性作用奠定基础。特别要强调的是在评价体系中破除学生学业成绩“一家独大”的局面,为包括教育科研在内的其他工作争取适当的生存空间。 3.协调区域共同发展教育科研工作区域间的不均衡性是一定的,这就和教育均衡发展不能保证所有学校、所有学生发展的完全一致是一个道理。但是不断缩小差距,在制度设定的框架内均衡配置资源是可以做和能够做的。区域内的教育科研不仅要在均衡配置上下功夫,更重要的是确立动态均衡的理念,在发展中实现均衡发展的目标。要摒弃“削峰填谷”式的庸俗均衡做法,在为学校注入强大前进动力的前提下,积极鼓励、大力推进学校教育科研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实现动态、追逐、高位的均衡发展。教育均衡发展在本质上是一个管理概念,也就是发动的主体在行政,特别是直接领导的教育行政。立足于教育科研管理的视点,教育行政在均衡发展上有很大的可作为空间。 (二)学校层面,在优化上着手 1.打造研究文化教育均衡发展不是扁平发展,更不是矮化发展,需要在均衡理念指导下的自发、自为、自省式的文化发展。站在学校的角度必须要在打造科研文化上下功夫,倡导全员研究、草根研究和全方位研究,让研究成为校园中最亮丽的风景。教育科研在学校中的生存和发展只有植根于全体教师的心中才能够实现,将研究寄希望于少数科研骨干(包括校长)是不正常,甚至很危险。因为,研究的目的除了达成研究本体目标以外,更重要的是培训师资,达成全体教师的个体、个性发展。立足于教育教学实际,为了实践、在实践中、改造实践是学校教育科研的三个着力点。立足教育教学,在教育教学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是教育科研的生命,也是草根研究的本义。唯有打造具有长久生命力的科研文化,才能使教育科研工作存续并新生。 2.协调研究课题研究课题在立项的时候就要准确定位,属于重大研究、学校整体研究的要列入单位立项范畴,而个体研究、局部研究的则要列入个人立项范畴。当人员流动的时候,对这两类课题要有不同的要求,单位立项课题不能随主持人流动而带走,个人立项课题可以由课题主持人带到新学校继续研究。这里比较复杂的是校长主持的单位立项课题,当校长流动时课题的归属就会出现矛盾:带到新的学校,研究的基础条件发生变化,原来设定的实验因子也相应发生了变化;留在原来学校,新任校长的研究旨趣不一定与该课题相符,由其它学校流动过来的校长也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要破解这个难题,主要是在课题立项的时候关注校本,将学校主课题定位在学校教育教学问题解决的层面,这样,不管作为课题主持人的校长流动到哪里,学校仍然坚持既定的研究方向不变,通俗地说就是“换人不换车”。 3.培养研究梯队形成相对稳定的研究队伍是学校重点工作之一,在均衡化背景和教师流动的现实状况下,固化的研究队伍结构肯定是要被打破的,但不是说教育科研队伍就进入无序、散乱的状态,而是在动态过程中不断建立结构、打破结构、优化结构。具体说,就是要在教育科研人员队伍上有“几手”准备,既要有“独当一面”的领军人物,也要有在一线“冲锋陷阵”的科研骨干,更要有“时刻准备着”的骨干预备队和群体性科研队伍。 (三)教师个体,在发展上着眼 1.精炼研究意识教师身处教育教学一线,火热的教育生活应该是教师进行教育科学研究的舞台,过一种完整幸福的教育生活应该是广大教师的追求。在平凡但不平淡的教育现实场景中潜心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就能形成观察教育、审视教育的心理动因。对于习以为常的教育现象多问几个“为什么”,形成随时随地、对任何事物都进行教育思考的习惯。 2.锤炼研究能力研究重在过程,重在对行动的思考和改进。中小学教师要加强自我反思,对已经解决了的、悬而未决的、实难解决的问题都可以进行反思。借助反思的工具,分析情境、主体、事件,找出问题症结,寻求最佳解决方案,这样的过程就是在建构自己的实践性教育,也是培养教师个体实践研究能力的主要途径。 3.提炼研究成果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一个人的视野也是有限的,一个人的研究更是极具个体色彩且有偏颇、片面的可能,同伴可以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予以审视,不仅看清教育的场景,还将教育者纳入观察与思考的范围,有利于更加客观、公正地省察,从而推进研究成果的客观化。校内外专家对研究成果进行阶段性评价和指导,针对教育场域内的现象作高屋建瓴的阐释,可以为成果形成把准方向、提供动力。.学校教育科研管理重点在于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难点在学校科研文化的打造和教师个体科研素养的提升,最终指向教育科研质量的提升。 作者:邵付国 单位:如东县马塘小学 教育科研论文:高中学校教育科研管理创新发展研究 摘要: 知识管理既是一种管理方法、管理技术,也是一种管理思维,是一种人性化、行进的管理模式。随着学校教育科研工作不断引起关注,“塑料花”“假科研”等现象受到了教育机构的广泛重视。利用行进的管理技术与管理理念,对知识管理工作进行优化改良。 关键词: 教育科研管理;知识管理;高级中学 当前中小学教育机构各方面工作的不断发展,教育工作者开始认识到科研能力对于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意义,是教学机构发展空间和办学特色的直接反应,优化并且完善科研管理工作已经成为当前中小学教学机构的重要工作之一。 一、知识管理的基本理念 (一)以人为本 知识管理工作需要遵循“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中小学教育机构需要深刻认识到尊重教师对于教育科研管理的重要意义,尊重教职人员的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积极面对教职人员在个体能力以及独立价格等方面的差异,深入挖掘教职人员的工作潜能,充分激发教职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做好人力资源整合工作,认真分析每一位教职人员的工作特点,依据教职人员在科研工作与知识领域两个方面的特点,有针对性的采取知识管理手段,最大程度上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高科研质量。提高知识管理工作的透明性,公开知识管理方案,使其他教职人员能够顺利参与到科研工作中,避免出现科研资源流失或闲置现象。知识管理人员需要充分发挥正向激励的促进作用,密切关注在科研工作中勇于创新、成果卓越的教职人员在教职员队伍中的积极作用。改善教职人员的科研氛围,协调发展科研教育工作,管理人员需要具有科学的人才观和管理理念,认真贯彻“尊重创造、尊重人才、尊重知识”的管理理念,信任教职人员,尊重教职人员的科研成果。 (二)重视知识共享与创新 知识管理工作需求管理者用知识共享的有关手段提高管理效率与管理质量。知识共享主要分为知识存储、知识交流与知识传播三个方面的内容。所共享的知识根据存在形式又可以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两个种类,显性知识具有固定专题与课题,所含有的信息与知识已经经过系统的分类与整理,体现出结构化、编码化两方面的特征,信息内容易于识别与共享。与之相对的隐性知识识别难度较大,无法直接共享,通过归纳与编码将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实现隐性知识的共享与交流,是知识管理人员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促进知识创新是知识管理的主要目标之一,知识创新分为知识创造和知识筛选两个过程,知识筛选即通过总结归纳将不符合实际运用需要的知识排除于知识管理体系之外,为知识创新与知识更新创造更加广阔的空间。显性知识的传播与共享是隐性知识显性化的有效途径之一,在这一过程不断产生新的知识,即知识创造过程。应该明确,创造获取新知识的方法论是科研工作的根本目的。因此,积极开展教育科研工作,不断促进知识的更新与创造是知识管理工作目标的集中体现。知识管理人员需要明确教学工作的基本目标,有针对性地改进教育教学与学校管理知识方面的内容,合理制定科研项目。 二、知识管理运用于高中学校教育科研管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教育体制改革需要创新 知识管理是有效促进教育创新的主要方法之一。新形势下,知识创新与科技进步有力推动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才竞争本质上是知识的竞争,知识型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教育创新的支持,改革创新已经成为了促进教育创新的重要动力, (二)学习型组织的建立需要知识管理 学习型组织是符合人性的、扁平的、有机的科研形式,这种科研形式能够有效激发教职人员的学习积极性。教育改革工作要求教育科研单位要排除基层制管理的干扰,优化学习型组织的人员结构,最大程度挖掘小组人员的创新能力。学习型组织的构建需要采用知识管理的有关理论,小组人员通过知识的利用、共享与创新加强内部知识交流,促进组内人员的共同进步。 (三)融入知识管理的教育科研管理具有优越性 知识管理视野下高中学校教育科研既要达成预期的科研成果,也要在研究交流的过程中实现教职人员的个体多层次、多角度地实现知识的创新、共享与获取,有利于科研团队和教职人员共同进行与发展。 三、知识管理运用于高中学校教育科研管理的对策建议 (一)教育科研管理工作的基本要求 高中学校中层管理部门通常是由校长直接领导,承担、指导、管理、组织教育科研部门的主要工作,教育科研部门具有评价职能、推广职能、研究职能、培训职能、管理职能,教育科研人员从研究项目的工作实际和总体目标出发,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和新的信息资源制定中长期规划和科研实施计划,完善奖励机制和制约机制,建立健全有关规章制度,科学管理教育科研课题,将教职人员编制成学习型小组,开展教育理论与学习教育理论讲座等。利用知识管理的有关理论,将学习型组织与教育科研机构的实践目标统一起来,教职人员的编组形式要尽量体现出弹性化、扁平化的特点,不定期调整小组的科研项目。 (二)完善运行机制 在课题管理方面,知识管理人员需要详细制定课题管理工作的有关条例,包含课题的经费、立项、申报、过程管理,以及研究成果的奖励、推广以及评比等。知识管理视野下的课题管理要以深入开发人力资源为工作重点。利用知识管理的有关理论,能够对课题是的推广、评比、研究以及申报等方面的工作进行有效的制约与规范,同时也能够通过科学化与规范化的管理工作,提高研究课题的实践性与研究价值。在教科室管理方面,管理人员需要制定良好的运行机制,使科研管理更加规范化。目前的高中学校教育科研办公室属于学校的中层管理机构,在校长或主管副校长的领导下对学校教育科研开展组织、管理、指导等工作。而这种管理方式不符合全知识管理理论在管理效率方面的要求,知识管理论理认为,学习型组织需要采用弹性化、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形式。因此,科研管理部门、业务职能部门、科研领导小组、学校校长都应该加入到学习小组的协调工作中来。教科室除了要完成课题管理方面的工作之外,还应该做好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将进修工作与研究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提高科研工作的效率与质量 (三)教师科研队伍建设机制 科研项目的有序进行与持续发展,离不开教师科研队伍建设机制的支持,教职人员是科研项目与科研工作的主体,科研队伍的质量直接影响到科研项目与科研成果的质量。完善科研队伍建设机制、提高科研队伍建设质量是发展学校科研工作的必要途径,能够有效促进显性知识的交流、共享与生产,改善科研工作环境氛围,提高科研工作质量。因此,严格遵循知识管理工作的有关要求,从教职人员的实际需要和发展水平出发,利用教职人员现有的精力、时间与知识储备,分阶段地、有目标地发展和培养复古队伍,着眼于长期,促进教职人员与科研队伍的发展。 四、结束语 完善并改进高中学校教育科研管理工作能够有效提高教育机构的教学质量,提高学生们的课堂学习效率,从根本上降低学生们的学习负担。科学、合理地运用知识管理的有关理论,充分认识到人力资源开发在教育科研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从科研工作的具体目标出发,有针对性地改良学习型组织的结构与人员编制,将教职人员的进修工作与评估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注重知识的创新与共享,提高科研工作的效率与质量。 作者:黄文杰 单位: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研论文:基础教育科研信息化管理体系建构 信息化管理是现代管理的显著标志。教育现代化离不开教育信息化,教育信息化的进程必然是教育管理信息化的过程。实现基础教育科研信息化管理是实现教育信息化乃至教育现代化目标的基本要求,是提高教育科学研究的现代化水平、促进教育科学事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一、基础教育科研信息化管理的要素结构 教育科研管理模式是一个由多种要素组成的结构相对稳定的现代管理形态和功能体系。体系的构成和管理机制的运作是其内部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作用的结果。明确基础教育科研信息化管理体系的要素结构及各个要素在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优化其要素结构进而改进其功能状态,是教育科研信息化管理的逻辑起点。 1.教育科研信息化管理的主体。 管理,作为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是管理者按照一定的原则组织和协调人们的活动,有效地达到共同目标所进行的各种职能活动。信息化管理,则是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通过信息手段调控人们的行动方向、行为方式和资源条件配给,实现期待结果的高效率和效益的最大化。从根本上讲,对目标的达成度无疑是人为干预的结果。教育科研信息化管理也是一样,教育科研信息化管理工作系统的整体运行主要还是通过人工操控来完成的。信息化科研管理的实施者,即管理者,是当然的行为主体。宏观层次上,除了教育科研行政决策者外,教育科研信息化管理的主体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指以组织形态呈现的各级教育科研所等专门教育科研机构,包括常设的同级规划管理办公机构;另一个方面是指各级科研和规划机构中负有管理职责的领导和具有管理职能的人员。具体到相关业务部门和基层学校等单位层次,内设的科研处室和承担科研任务的领导、教师本人,都负有相应的科研管理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包括需要对教育科研工作自我管理的实践者在内,实施教育科研信息化管理的主体应该是各个科研管理和操作层面人员的总体,教育科研信息化管理的实施即是各级教育科研组织机构和研究人员管理工作的总和。 2.教育科研信息化管理的信息受体。 所谓信息受体,相对于教育科研信息化管理的主体而言,也就是教育科研管理信息的对象。换而言之,也就是教育科研管理的对象。教育科研信息化管理的信息受体,可以是上级管理职能覆盖下的相关研究部门和学校等基层单位,也可以是从事教育科研工作的团队和个人。教育科研管理的对象和任务决定了管理信息的指向和流向,信息受体方面群体和个体的业务素质与政策解读能力,决定了他们对来自管理主体的信息接受和理解的程度,同时也影响着科研工作任务的贯彻落实和科研行为的质量水平。由于所处的教育科研管理层次不同,在一定的条件下,教育科研管理的主体可能转变为管理信息的受体,接受来自上级的工作指令和要求;或者同时上传下达,在教育科研信息化管理过程中肩负起承上启下的双重任务。 3.教育科研信息化管理的实践载体。 教育科研信息化管理与传统的教育科研管理的最大区别在于,教育科研信息化管理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和多媒体技术实现教育科研管理的办公自动化。有关教育科研的各种工作计划、指令,甚至科研理念、思路等管理因素,主要都是管理者经过电子计算机的信息处理,借助于一定的信息介质和网络通道传播下达的;有关方面和个人的申报、汇报等教育科研工作信息也是通过同样的渠道和方式上传和反馈的。媒体介质记录和显示教育科研管理信息,网络通道运载和传递教育科研管理信息。教育科研信息化管理实施的主体与科研管理信息的受体之间的动作联系,是通过包括纸质文件在内的多种媒体和网络传输实现的。因此,承载教育科研管理信息的媒体介质和网络系统都可以看作是我们实施教育科研信息化管理的现实载体。正是由于教育科研管理信息主体、受体和载体这些基本要素的共同存在和相互作用,才使我们教育科研信息化管理的实施成为可能。 二、教育科研信息化管理体系的基本架构 所谓教育科研信息化管理体系,就是在教育科研总体目标下,一定的管理要素经过结构关系调整,并与相关信息资源系统整合,进而形成的功能稳定的运行机制和政策环境。作为教育科研管理者,特别是专门的教育科研机构,无论处于哪一级管理层面,进行教育科研信息化管理体系的整体架构,基本上都要从理论模型、功能模块、实践模式三个方面着手。 1.管理体系理论模型的设计。 作为一个理论模型,实质上它是教育科研信息化管理体系的总体设计。它既应该是先进的教育科研管理思想和管理理念的反映,同时也应该有长期的教育科研管理实践的经验基础。各级教育科研信息化管理体系的框架构想,应该充分体现作为各级教育科研管理层次,在信息技术条件下,对域内整个教育科研工作实施信息化管理的总体设想和整体思路,并且在形态结构上作出相应的描述,形成一定的理论模型。我们姑且可以这样描述教育科研信息化管理体系的基本形态:即,以本级“教育科研信息化管理功能平台”为核心,以包括学校一级的各级教育科研网络为基础,以各级教育科研机构的科研网站为基点,分层整合各地信息资源网(电网)和组织机构网(人网),整体建构社会化管理体系与信息化管理体系,形成上下贯通、内外接应的立体化交互式的现代教育科研管理系统。以省级教育科研信息化管理体系为例,建设新型教育科研管理网络体系,要实现包括家庭个人网在内的至少五级教育科研信息化管理网络并形成互动。各级信息化平台,上联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网、教育部教育科学规划网,下设市(州)和县(区)子平台,末端连接学校网,终端为课题承担者(包括教育研究人员)、评审专家、培训指导专家工作窗口等。五级教育科研信息化管理网络是桌面式与层级式管理相结合的。信息网络主要是“教育科研管理信息系统”、“教育科研网站”等设施。但在“教育科研管理信息系统”开发中,应专门设计市(州)级和县(区)级桌面式平台,即在管理系统中设有市(州)和县(区)子系统空间。市(州)和县(区)可同时像各级管理部门一样,对不需要各级审批性的工作在“教育科研管理信息系统”和“教育科研网”上进行管理;需要层级审批的内容,可以通过网络逐级传达审批和反馈,信息可同时进入各级空间。教育科研信息化管理平台的功能由此可见一斑。 2.管理体系功能模块的打造。 教育科研信息化管理体系的作用水平,是通过网络系统内各级信息管理平台的操作来体现的。各级信息管理平台交互作用的总和构成了诸如各级的最高级别的管理体系的整体功能。由此,驻留在各级信息管理平台的操作系统,便可划分出不同的功能虚拟区位。定位于其中的相对独立的动态程序窗口台面和静态资源信息库存,当然分别具有了特定的功能属性,一般我们也称之为“子平台”。之所以称其为平台,就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个网块或内存,而是因为它们都是以网块或内存为核心的人力、物力形成的操作环境。这些功能模块是管理体系发挥作用的最为活跃的因素,也是教育科研信息化管理着力开发和打造的重要部位。教育科研信息化管理的基本模块主要是指不同信息环境下的各种功能平台。包括技术平台、组织平台、资源平台、规划平台、课题平台、成果平台、协作平台、学术平台、培训平台、通讯平台等等。支持操作环境形成和运行的软件平台是核心模块———管理数据库。数据库通过各级科研网站的链接,为教育科研用户提供服务。教育科研网站是开放的信息、联络通讯、对话互动的网络系统,而教育科研管信息网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专业的管理网,既是一个科研管理的办公系统,也是一个信息资源数据库和通讯联络网络系统。各级教育科研网站或教育科研管理信息系统作为中心一级的信息技术操作系统,是总体系统的核心部分。它对外运行在互联网上,对内与管理单位的局域网连接,实现管理系统、通讯系统、数据系统与终端应用的联机互动。它可以根据教育科研管理的特点对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加工和保存,实现科研管理数据资源的收集和积累,为大家提供资源共享的信息条件,形成一个从基本的数据库检索直至专业咨询、决策服务的完整的科研管理信息服务系统。 3.管理体系实践模式的运作。 理论上的各级教育科研信息化管理体系,在各个功能模块数据系统的支持下,完全可以投入运行;但在具体的实践上,则必须按照实施教育科研信息化管理的目标要求,对管理体系的操作程序、运行规则和用户权限进行统一管理和有效规范。尤其是要建立体系内部的动态改进机制,对各个核心模块的现实功能不断加以改善,以确保各级教育科研管理体系带动各级教育科研层次协调运作,在信息化的环境中正常运转,从而推动教育科研管理的逐步深化和实践的不断深入。在各级教育科研信息化管理体系的实施实践中,最根本的因素不是信息技术,而是掌握和运用信息技术进行科研和管理的“人”。只有人的管理智慧和管理才能转化成为有效的管理行为,信息化的管理条件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所以推动信息化管理体系实践模式的运行,必须紧紧抓住人力资源和组织机能这两个根本性、决定性因素,并以此为动力,加强网络平台的技术性建设,全方位打造新型的多功能的教育科研管理网络,统筹教育科研管理内容,有效开发利用教育科研管理信息资源,实现教育科研管理过程中的技术互动和对科研活动的科学调控。技术性平台建设是科研管理体系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技术平台的基础性,主要表现在技术手段上,通过技术手段创造了一个延伸人的能力的操作桌面,代替人的许多复杂劳动,也就是实行信息化的工作方式。信息化工作方式就是设计有效应用信息技术实现先进的教育科研管理的方式,强调实践性应用设计和在信息化思想指导下的管理设计。传统管理因为理念和手段的限制,习惯于不分内容的层级管理方式,忙碌在收收发发抄抄写写和电话通知中,工作效率低下,跟不上教育科研发展的需要。桌面式管理与层级式管理结合的“信息化管理系统”的功能实践,达到了基于“教育科研管理信息系统”和“教育科研网站”等信息基础设施实现管理实践的成功跨越。在信息化的教育科研管理体系框架内,也可以看作四种网络并存。即虚拟网、信息网、现实网和氛围网四网互动。现实网络、虚拟网络、信息网络和氛围网络四者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现实网络主要是各级教育科研管理部门与专家组织,以桌面式管理与层级式管理的关系为依托形成的紧密的现实联系;虚拟网络是以专家网上评审等各种虚拟办公功能、不同层次的专家以及科研骨干数据库为基础的科研协助力量,随时通过不形式和方式协助教育科研管理部门进行不同层次的管理和业务指导工作的远程协作;信息网络是以资源库间信息通道和组织机构间通讯设施为载体的技术关联;氛围网只不过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实质是创造一种环境,形成信息化管理技术手段建设、信息化管理政策机制建设、信息化管理文化建设、信息化管理队伍建设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的意识形态,达成的一种共识,形成的一种风气,呈现的一种局面。 三、结语 信息化管理实践表明,现实的教育科研管理内容,已开始由传统的关注课题的注录与整理等具体工作,转变为关注规划设计和人与机的有效对接,关注管理信息资源的收集、加工和。传统管理因具体事务性的内容十分繁杂,诸如登记、造册、制表、建档、存放等等,事务性工作数不胜数。在工作内容设计上常常被迫分配很大精力和很多时间来应对事务性工作。科学规划和课题指南等超前性、方向性、引导性的工作却往往容易被忽视。实施信息化管理,科研管理部门要用很大的精力和很多的时间关注实施思想性工作,做好规划,把握方向,引导科研人员进行有效研究,设计有效政策机制引导和激励科研人员的科研极性和主动性,降低社会成本,提高教育科学研究的社会效益。新型教育科研管理网络与经过统筹并科学调控的教育科研管理内容的融合,形成了教育科研信息化管理的新体系,为教育科学研究质量的提升提供了十分优越的现代环境和相当有力的保证。 作者:张延华 单位:吉林省教育科学院 教育科研论文:小学德育教师教育科研能力分析 一、影响小学德育教师教育科研能力的因素 现阶段,影响小学德育教师教育科研能力的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外界因素,主要是学校因素的影响,部分学校对提升德育教师的教育科研能力不够重视,重点在于语文和数学学科,认为德育是副科,无需重视,对德育教师的要求也不高,开展好教学工作就可以,对其教育科研能力不关注,平常也极少组织德育教师开展教育科研活动,寻找课题进行科研。另一方面是教师自身因素,现阶段,在小学教育活动中,不少学校并没有专门的德育教师,而是其他学科教师在负责,对教育科研能力重视程度一般,并且还需要负责其他学科的教学,能够用于教育科研的时间有限,很多教师都不愿意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用于教育科研中,没有较强的教育科研意识,比较重视的是如何开展教学,提升教学质量,但是没有意识到教育科研课题也是来源于教学或生活,对于提升教学效果来说意义重大。 二、提升小学德育教师教育科研能力的策略 1.转变小学德育教师的德育观念 提升小学德育教师的教育科研能力,首先小学德育教师需要转变德育观念,树立正确的德育观念与坚定的德育教育理念。小学德育教师在树立正确的德育观念之后,在具体的德育教学中,通过激发学生内在的德育素养与自我道德修养,真正的实现“教书育人”,实现德育教学的目标与价值。小学德育教师在提升教育科研素养时,需要注意自身的的教学过程,在传统的德育教学过程中,教师过于依赖教材,在德育课堂上照本宣科,只是纯粹的讲解教材内容,脱离学生的实际生活,学生始终处于被动的接受学习状态,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且这样的德育教学模式无法提升学生的思想品德素质,也无法实现教学目标。在新课程改革下,强调小学德育教师应该树立现代化的德育观念,由于道德源于生活,并且在生活中能够体现,因此,小学德育教师要尊重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从学生的实际生活出发,结合生活教学,在生活中发现科研课题,然后开展科研活动,提升自身是教育德育能力。 2.提升小学德育教师的专业素养 小学德育教师的教育科研能力是其德育专业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的德育素质决定了教育科研能力的高低,并且关系到德育教学质量。虽然在教学大纲中要求学校重视德育教育,但是专业的德育教师并不是很充分,小学德育课程往往作为一门副科,其地位与语文、数学学科相比较低,并且有的德育课时还被其他学科所占用,教学效果一般。作为一名小学德育教师,在提升教育科研能力的同时,需要拥有良好的德育专业素养,学校需要给德育教师设定一定的资格门槛,加强职前、之后培训,提高小学德育教师的专业素养。让小学德育教师拥有一定的教育科研意识,在日常的教学和生活中善于发现教育科研课题,然后对课题进行研究分析,从而解决教学中的实际问题,通过对课题的不断科研,逐渐培养和提升自身的教育科研能力。 3.提高小学德育教师的反思能力 小学德育教师在培养和提升自身教育科研能力时,在教学过程中要善于反思,因为很多科研课题都来源于具体的教学实践。因此,小学德育教师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提升反思意识,提高反思能力,并且贯穿于整个德育教学活动中。小学德育教师在教学中善于反思,发现细节,总结教学不足和教学经验,发现教学问题,然后可以和其他德育教师一起针对这些不足或问题组织开展教育科研活动,以提升自身的教育科研素质为目的,重点分析和解决教学中的不足与问题。小学德育教师的每一节课都是宝贵的教育科研资源,通过课后的自我反思,不仅能够发现自身的问题,还能够发现学生的学习问题,掌握学生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开展教育科研活动。 三、总结 总之,在新课程改革理念下,小学德育教师要重视自身教育科研能力的培养与提升,学校应该给予配合,提升硬件设施,教师本身要树立正确的教育科研意识,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要善于反思,全方位、多方面的提升自身教育科研能力,从而提升教学效率。 作者:马天野 单位:辽宁省阜蒙县教育局 教育科研论文:地方教育科研分析 一、反思两个问题,讲求科学性 在教育如何科学发展,更加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方面,重点应该反思2009年和钱学森先后对教育事业发展形势和人才培养模式提出的两个重大问题。一是总理指出的“两个不适应”的问题,即:“我们的教育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社会上还有那么多人对教育有许多担心和意见”。二是钱学森提出的“我国为什么培养不出创新型人才”的质问。我们一定要结合甘肃教育改革和发展实际情况进行深刻反思和研究,并且得出相应的结论,深层次地总结教育发展成功的经验,实事求是地寻找差距及其问题的症结和原因所在。 二、总结两个成效,把握系统性 一是系统梳理和总结“十一五”期间全省教育事业发展的成绩。重点是要研究发挥五年规划的作用情况,彻底克服规划不如变化、规划与年度工作安排相脱节,克服总结工作时把规划当作成果等现象。对不可预测性的因素,如国家投资政策的变化、超越五年规划的现象,值得我们关注,应该非常清晰地梳理完成了多少指标?没有完成多少指标?新增加了多少建设项目等三个方面的情况。二是系统梳理和总结“十一五”期间全省教育科研所发挥的作用和所取得的成绩。 三、分析两个问题,力求深刻性 一是全面深入地分析全省基础教育事业发展中存在的困难,深刻查找教育事业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二是全面深入地分析全省教育科学研究中存在的困难和历史遗留问题,深刻查找教育科研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科研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及其主观和客观方面的根源,准确把握存在的差距和发展中的难点问题。 四、研制两个规划,体现前瞻性 一是认真研究“十二五”期间全省教育事业发展的大方向、总目标和重点领域及2020年之前的中长期规划。二是认真研究制订“十二五”期间全省教育科学研究的大方向、总目标和重点领域。核心是解决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教育科研部门的规划统筹和衔接问题。 五、加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工作的跟踪研究 (一)要汲取义务教育课程改革的三个教训 一是义务教育阶段课程改革教师培训不到位,尚未达到新课程的要求和水平,必须采取补救措施。二是义务教育阶段尚未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学生成长档案和学业质量评价机制,学生成长记录档案成了应付检查的摆设,搞了形式,走了过场,必须采取补救措施。三是义务教育教育课程改革出现政府缺位。由于缺乏素质教育的针对性手段,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教科书实行免费政策的前提下,省上缺少必要的经费保障,地方课程难以进入学校课堂,学校课程开发普遍滞后,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的规定课时被其它课程占用,难以形成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两个体系,导致了学生个性与特长发展和学校特色出现空缺。应该把明确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在改善办学条件方面的职责和权限,作为实施新课改的前提条件,重点解决学校实验室和综合实践活动基地以及音乐、美术、英语、体育专业配齐专业教师两个问题。 (二)加强普通高中教育优质资源的利用与开发以及普通高中教育战略地位问题的研究普通高中教育骨干教师出现退休高峰期,流失严重,现有骨干教师流向不合理,出现青黄不接的现象。今年要启动普通高中新课程实验工作,中考制度改革、会考制度改革和高考制度改革的任务非常艰巨,高考决定普通高中课程改革的成败,有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和解决。对课程的顶层设计要依靠高层次专家,通过课程改革,培养一批自己的专家队伍。高起点领会和把握课程改革目标,加强对课程改革过程的统筹,以科研引领课程改革的全过程。 六、加强教科研能力建设 为了适应教育事业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使教育科研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站在教育理论和实践探索的最前沿,在教育事业发展中发挥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核心是由传统的教育理念向现代教育理念转变,由传统的研究方法向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转变,可以总结推广兰州市提出的“教育科研工作加强对教育改革发展中的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加强区域教育发展、教育管理、评价体系等方面的研究,努力实现‘三个转变’,即:由单纯的教学研究向教研、科研并举转变;由单纯的为教学服务向为教学和教育决策并重转变;由‘学校请我做’向‘我指导学校做’转变”的思路,处理好从学习者的角度研究问题与从教育者的角度研究问题之间的关系。要充分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手段,与时俱进。建议今年组织、筹备、召开甘肃教育科研创新机制工作会议或者研讨会,邀请国家和发达省份教育科研知名专家指导。明确提出新时期科研奋斗目标,量化规定单位和个人近期和年度重点科研任务,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振奋精神,开拓创新,在此基础上,应该实实在在地采取和落实以下改革措施。 第一,完成观念更新转变,重新进行定位,确立立足于为学校、教师、学生发展服务的教育科研理念。制定实施《甘肃省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规程》,重新确定教育科研的职能、责任、权限和功能,科研成果的转化的量化标准。要把教育科研工作上升到各级政府的决策和管理层面,加大各级政府重视和支持教育科研工作的力度。研究起草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教育科研工作的意见》,对教育科研要重新定位,从体制机制改革、增加人员编制,建立经费保障长效机制等方面制定新的政策和措施。 第二,理顺内部管理机构设置,实现与各项服务工作相对接和相协调的运行机制,符合和满足学校和教师指导服务的需要。 第三,率先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全员实行竞争上岗,全员实行聘任制度,分流缺乏研究能力的富余人员。 第四,规范统一全省教育科研机构名称,争取机构升格,实现独立会计和法人的副县级以上事业单位。培育各市州教科所的特长和优势学科,继续办好各市州的教育工作研究刊物,适时召开刊物交流研讨活动。建立与各市州教育科研机构联动机制,发挥整体优势,发掘、提升以“质量立校”的办学模式、教学模式、创建特色学校,总结和培育具有甘肃特色的名校、名师、名学科和名校长群体,重视教育科研基地建设,在全省推广,并推向全国,产生甘肃教育品牌效应。 第五,坚持“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定期到中外教育发达地区考察学习,交流经验,提高自身的研究能力,扩大甘肃教育的影响力。 第六,引入和建立教育科研课题项目广泛的竞争机制,向全国公开、开放教育科研课题。 第七,建立健全教育科研目标责任、保障措施、奖罚制度。实施科研能力建设工程,提升科研实力目标,建立实现责任、目标、保障、成果、转化一体化的责任机制。 第八,建立科研成果量化指标,省上每年规定10大教育科研课题和项目,每年必须申报承担2~5项国家重点课题,每年在国家级教育核心刊物上发表5~10篇科研、学术论文。 七、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 (一)开展关于职业教育发展课题的研究按照郝远副省长的要求,教科所从现在开始建立职业教育研究机构,配备专门人员,承担政策制定、调查研究、学科建设、专业设计等方面的工作。 (二)开展关于在中小学如何开展国家法规明文规定的专项教育的课题研究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加强对社会、生活和自我的了解,促进对多元文化的认同,增强法制意识和法制观念等,国家有关部委近年来分别下发了在中小学开展国防教育、安全教育、禁毒教育、健康教育、民族团结教育、人口教育、法制教育、环保教育、防艾滋病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廉洁教育、影视教育等12项专题性的教育,并提出了一定的课时及教学的要求,这些专题教育涵盖了学生生活的各个层面,对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增强学生的明辨是非的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但由于涉及的层面很多,在实践上还存在一定的困难,学校开展专项教育情况很不平衡。所以说,教育科研部门应组织和带领一线教师和相关专门人员,积极开展这方面的专题研究,并不断总结经验,全面推进。 (三)积极参与《甘肃省实施〈义务教育法〉办法》的研制工作新的《义务教育法》颁布已经三年了,但是,甘肃省的实施细则尚未制订出台,这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法律的时效性。省教育厅已经着手起草《甘肃省实施〈义务教育法〉办法》,具体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需要发挥全省教育科研部门的作用,省教科所应指定专人负责,组织专门力量,积极参与并尽快完成基本法律文本的起草任务。(四)着手开展中小学标准化建设问题的研究要结合甘肃的实际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办学行为,通过调查研究,制定和出台教育部相关文件的贯彻意见和落实措施。 八、加快完成“建设西部教育强省”课题研究,回答“五个模糊”问题 第一,明确回答学校教育在什么阶段教什么,哪些知识和技能是有科学依据的最有价值而且是终身受益的东西,学生必须系统地学深学透的学业量化标准;哪些方面的知识是可以掌握了解一般性的基本常识等问题。 第二,明确回答教师的专业标准,每门学科的教师教到什么程度,教师具备怎样的专业标准,如何体现以学生为主,面向全体学生,满足每一个学生的成长需求等问题。 第三,明确回答课程改革以后,学生的负担重了还是轻了等问题,课程设置的深浅要明确顶级与底线,确定学生学业任务的科学标准,寻找影响学生学业质量的重点因素等问题。 第四,明确回答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在教学中如何形成各自的优势和体系,如何促进学生的个性和特长怎样发展等问题。 第五,为政府提供考核评价教育工作的第二项衡量指标,即除了升学率指标之外,将标准化学校建设作为考核各级政府年度教育工作的刚性指标。因为,由于现有一部分学校达不到实施新课程的办学条件和标准,使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和《新课程标准(实验)》规定的一些必须在室内外开设的课程,无法开齐、开足、开好。因此,需要回答和界定教育系统的有限责任问题,对基础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进行逻辑排序,搞清楚哪些事是甘肃自身能解决的个性问题;哪些是教育部才能解决的共性问题;哪些是需要各级政府解决的问题;哪些是教育行政部门能解决的问题等。 九、加强教育科研系统自身建设 教育科学研究系统要找准立足的位置,提高研究的层次,提升研究成果的档次。首先,要树立甘肃科研精神,注重振兴精气神———教育科研工作者都应该加强学习,刻苦钻研学问,努力使自己成为学科带头人,形成优势和合力,发挥团队作用。其次,端正工作态度,养成良好的心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加强纵向联系和横向联系。其三,做到适度超前———把握基础教育阶段性特征,增强研究问题的敏锐性和时效性。其四,树立自主研究的权威性———要注重自主研究,扩大自主权。其五,紧密同行———要克服被动完成任务的现状,力求与决策实现良性互动,研究课题要注重连续性和良性循环。其六,有为有位———切实提高课题研究水平和质量,既要注重研究教学层面的问题,强化专业指导,创新探索教学质量和学业质量的评价模式和机制,也要参与研究决策层面的问题,增强说服力、影响力,力求有独到见解,真知灼见。其七,争创优秀团队———要重视培养教科研骨干人才,为优秀人才快速成长创造条件,为他们脱颖而出创造环境,逐步建立老中青各具优势的人才梯队。 总之,要发扬“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的不断进取的精神,切不可坐而论道,要立即行动起来,逐项研究破解,按照“一年有一个新的变化,五年有一个大的变化”的目标,努力开创甘肃教育科研工作发展的新局面。
比较教育论文:对后现代主义视野中的比较教育研究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后半叶在西方流行的一种社会文化思潮,它是对西方现代社会的批判与反思,也是对西方近现代哲学的批判和继承,是在批判和反省西方社会、哲学、科技和理性中形成的一股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首先对哲学、文学、艺术、建筑学等领域产生影响。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主义开始进入教育领域。后现代教育思想作为整个后现代思潮的一部分,是在人们为了使教育适应“后工业社会”,对教育的“现代性”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1]从此,教育学者开始运用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对现今教育的教育目的、研究方法、教育规律、课程改革及教师观等多方面进行批判与反思。比较教育研究与后现代主义思潮之间构成一种显现的关系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英国《比较教育》杂志开辟专刊讨论后现与比较教育的关系问题说明比较教育研究与后现代之间构成了不可回避的关系。1996年7月世界比较教育协会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的比较教育年会的主题是“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表明了比较教育研究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建立了关系。[2]在讨论后现代与比较教育之前,首先对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及其来龙去脉的简单分析是必要的。 一、 后现代主义思想的产生及特征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20世纪中叶出现的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思潮,本世纪五十年代在美国兴起,后来大约在七十年代初,这股思潮传到欧洲大陆,80年代达到鼎盛,是西方学术界的热点和主流。它以西方发达国家二次世界大战后已进入后工业社会为背景,以批判否定近现代主流文化的理论基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为基本特征、强调多元、崇尚差异、主张开放、重视平等、推崇创造、否定中心和等级、去掉本质和必然。有教育理论研究者认为,不管怎样后现代主义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维方式,这对很长时期浸润在现代主义,甚至前现代主义中的教育学界而言无疑会产生清醒和清新的效应。吸取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合理因素,结合我国社会实际深刻反思后现代主义视野中传统的比较教育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是探索比较教育研究未来发展的一种有益的尝试。 二.传统的比较教育研究存在的问题 在后现代主义视野中,传统的比较教育研究存在许多问题,需要 进行解构和颠覆。 (一)确定性 “比较教育并不是存在于人类生活之外的自然客体,而是由参与其中的人组成,由领域中的本质、起源、目的、特征等组成。也就是说,比较教育由信任真理的人所提出,争论于什么组成了这个比较教育的真理。” [3]在比较教育学界至今仍对比较教育的学科性质(学科还是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研究程序等问题争论不休。所有的比较教育学者似乎都在寻找、论证一个确切的答案。努力探求是因为,在他们的内心里毫无疑问地肯定,这是一个有确切答案的问题。而从现实来看,论争的结果是越来越困惑、矫情,及至无疾而终。 (二)同一性 “事物之间存在同一性,并且这种同一性是可以移植、嫁接的,即比较教育中的借鉴”。在比较教育中借鉴的前提是确信事物具有本质,相信真理的普遍存在。比较教育学者认为,通过对不同教育现象的比较、研究,能够推断出存在于所有教育现象中本质的、共同的东西,即事物的同一性。人们正是怀有寻找事物可以通用的确定的同一性的“野心”,来从事比较教育研究的。但是,“同一”的借鉴结果往往不太令我们满意,比较教育学者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找寻到了存在于事物之间的真实本质,或者开始怀疑是否存在真理。例如,在某个国家,由于政府对教育的投人增多,导致教育质量提高。但是,这样的所谓“本质”、“规律”、“同一”在其他国家的效仿,往往得不到好的效果。 (三)依附性 就整体而言,比较教育研究多偏向发展中国家的探讨,而后现代主义基本上是以欧洲与北美为讨论焦点。比较教育产生于欧洲,在西方中心主义和西方文化霸权的双重影响下,对西方文化话语系统的依附是主要的,世界各国的比较教育研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比较教育研究深受欧洲的影响,世界比较教育研究带有明显的西方色彩,表现出明显的依附性。从世界的比较教育研究现状来看,存在严重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 (四) 盲目性 世界比较教育研究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泛国际化过程。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国家的比较教育的形成是基于本国本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因此没有一个统一的国际标准的比较教育体系,也就没有可能实现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教育的国际化。实际上,国际化只能在共同的话语环境下进行[,!]。[4]在现代比较教育研究系统中,不考虑本国文化传统而盲目引进别国的教育模式,实际是一种泛国际化的思想。泛国际化的明显表征就是盲目性。 三、后现代主义的比较教育研究主张 (一)强调差异性的研究目的 由于后现代主义崇尚差异性、偶然性以及文化多元主义,所以其对比较教育研究目的观也是各种各样的。比较教育的鼻祖朱利安创建比较教育学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要促使自大的法国人或欧洲人张开眼睛看世界;二是希望通过比较教育研究来建立一门实证的真正的教育科学。康德尔认为比较教育研究的目的在于找出影响教育制度差异的动力及因素。霍尔斯认为应该将比较教育学视为一门比较社会学,其目的为提供教育形态学、确定教育的各层面与各因素以及找出教育与社会间关系与互动及找出影响教育变迁与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等三个方面。王承绪、顾明远认为比较教育研究可以找出教育发展规律并促进教育改革。薛理银认为比较教育的目的是提供科学知识、人文知识和决策知识三类目的。[5] 由此可见,比较教育的研究目的,是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得到暗示,而不是从普遍的、一般性的逻各斯(logos)中心主义标准中得到暗示。它不是寻求把教育上的所有东西都变得具有“同一性”,而是强调各种各样的“差异性”。它寻求各种“不同的声音”,而不是现代主义下的一种“权威的声音”。因此,从后现代主义来看比较教育研究目的,其应该是具有强调差异性、否定中心化的、多元的、鼓励批判的哲学导向和思维特点的。 (二) 研究对象的边缘性 后现代主义者提出关注知识和力量的合法化问题,后现代主 义者认为,我们现在对事物的理解与知识已经被男性、欧洲中心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判断所控制。他们相信,由于力量对比的悬殊,少数利益集团会被轻而易举的剥夺权利。因此,后现代比较教育关注的是边缘群体、弱势群体、少数利益集体以及当地组织力量,鼓励个体选择,认为力量存在于个体之间。[6] 正如柯文(Cowen, 1996)所说的,比较教育研究大多是反映欧洲、北美、纽约的焦虑,显现出相当的区域性,并未去了解如日本、台湾、南韩,或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意识形态、教育制度或社会的自我认同等,也未去探讨阿尔及利亚、伊朗、马来西亚及巴基斯坦等国家建构的伊斯兰认同,更少去了解中欧与东欧国家合法性危机以及其教育改革[7]罗斯特(Rust,1991)认为:一方面,欧洲的文化中心主义造就了优越意识,形成了对于非我族类的压抑,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同性恋及不同生活形态者在现代的发展历史中,往往需透过暴力才能使其主张获得重视,就后现代主义观点来看,主流体须接纳与认同所有被压抑的群体,去创造生活形态与嗜好异质的社会[8]。鉴于此,比较教育研究关注的是全世界的教育问题,而不是某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教育问题,其应该从一个宏观的视野来看全球教育发展态势及显现出的教育问题。莹以更多的边缘群体尤其是欠发达或不发达群体这些作为研究对象。 (三)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 范式是指科学共同成员所共有的一切信念,是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和成立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说,范式提供了人们观察和理解特定问题和活动的框架,决定了人们行动的目的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因此,特定的范式可以理解为研究者据以提出或建构特定研究对象,并对有关这一研究对象的资料数据进行评判、分析、解释、概括的理论框架。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下,比较教育研究范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在此背景下,与传统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不同的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便应运而生。 多元文化主义基本观点的形成是对普遍主义及相对主义思想的扬弃。它肯定了普遍主义对真理存在的认同,认为世界是可知的,客观真理并不因为人们认识的局限性而陷人虚无。但是,由于各文化对人类价值观存在不同标准,因此认识是可以多元存在的,没有绝对的、唯一的真理。多元文化主义肯定了相对主义对异文化的尊重,但同时坚持:通过阐明自己的立足点,任何人可以发表自己对异文化及其价值的评价。通过对多元文化教育的研究使各国人民认识不同文化的独特性及其价值观,在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优秀文化的同时,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外来文化,促进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合作。[9] 当今时代处于一个全球化时代,比较教育研究必然要反映这一时展的理论背景,因而促进国际交流和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成为比较教育的重要任务。比较教育研究通过其卓越的贡献进一步加强教育理念、教育模式、教育项目以及教育议程的全球化。这不仅需要对全球化这一客观事实的理解与认同,而且还必须为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做出贡献。与传统比较教育研究范式不同的是,这一分析范式它作为一种理论方法肯定了跨文化传播的意义,那就是根据文化路线进行重新解释,将历史变化的程度转变成结构上的重组,使分析模式能够适应特殊形式的需要,使所接受的文化或者民族有一个特定的重新解释和适应过程。可以说,比较教育研究范式伴随比较教育本身的发展而呈现多样化。比较教育研究范式的多样化发展无疑将进一步推动比较教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四.从后现代主义视角研究比较教育的意义 正如前文所述,后现代推崇“多样性、差异性和边缘性”,主张文化的包容性,多元化。作为现代性理论的批判者后现论深刻影响着比较教育研究,对于比较教育的研究方法而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渗人促进了比较教育研究质性研究方法的应用。这意味着向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普遍性和惟一性提出挑战—要求在教育研究中容纳一切规则、方案和标准主肯定了多元化的研究范式。总之,从后现代主义视角来为比较教育研究把脉,无论是从现实的后现代性征象而言,还是就理论研究的前瞻性而言,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一)促进了比较教育研究中质性研究方法的应用 后现代主义思想渗入比较教育领域促进了比较教育研究质性研究方法的应用。以往比较教育研究多半偏向静态的与外在的教育制度的比较,但是在当今的比较教育研究中,却应该是更深层地挖掘态的教育活动及教育关系的真实意义。比较教育研究不应该只是停留在“量的”教育统计资料的收集与比较上,而应该朝向更深层的“质的”意义及文化内涵的发现与体会的方向迈进。比较教育研究者更关注微观层面的教育现象,如个别学校、社区和少数人群的教育问题研究。质性研究方法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运用,不仅肯定了比较教育自身研究范式的文化多元性,而且能对某一具体文化背景中的教育问题进行深度研究,还能防止用单一理论文本解释不同地域的平面化分析现象,最终推动比较教育研究自身方法论的科学性发展。 (二)有利于比较教育研究中理论性问题的澄清 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研究比较教育,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比较教育作为一个折中的领域,它包含着许多动态的边境,它的轮廓难以确定。因此,在比较教育中存在许多理论问题尚待解决,如比较教育是否由于边界太广,而使它难以成为一门学科,比较教育大部分算是一个政策导向型的领域还是一个理论型的领域,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直觉应该起多大的作用在多大程度上,比较教育应该吸取其他理论来洞察、研究问题,这种理论的应用应在研究中占有多大的比例等。这些问题都是比较教育研究中需要解决的重要理论性问题,借助后现代主义视角有利于为研究者提供思考另辟奚径,有助于比较教育中理论性问题的澄清。 总之,致力于一种差异与不确定性的后现代比较教育研究的确对我们现代的比较教育研究具有重大的价值,但是当现代比较教育不断地被后现代主义所解构的时候,我们也不妨对后现代主义本身进行解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加清地认识后现代主义对于比较教育研究的意义 比较教育论文:国内外金融学教育改革比较论文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因此金融学是一门具有特殊地位的学科,具有极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随着我国加入WTO后金融业全面开放,中国金融业不但面临着外资金融企业在国内的强大竞争压力,还必须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显然,当前形势下国家必须加大培养适应未来需要的金融人才的力度。未来的金融业从业人员不仅要懂现代金融实务,熟悉国际金融市场惯例,而且要懂得金融投资管理和金融企业管理,能够进行金融创新产品设计,通晓英语、计算机、法律、电子商务等相关知识。金融网络化与工程化的发展,给新世纪的人才培养带来了挑战。我国的金融教育是一种建立在传统金融产业,特别是传统银行业基础上的金融教育,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修订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将原目录中的“货币银行学”专业和“国际金融”专业合并为“金融学(含:保险学)”专业,既反映了这样的认识,也是当前国内金融学教育改革的最大障碍。而现代金融学教育的开展还面临着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师资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了高校培养的大多数金融人才难以适应社会经济和国际竞争的需要,最终必将影响我国金融业的业务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因此,我们的高校迫切需要学习国外先进的金融学教育模式,在和国际接轨的同时改革金融学教学方法,根据自身情况探索和创造出新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学教育体系。 一、国外金融学教育的特点 尽管西方各国不同高校的金融学本科教程在培养目标上各有侧重,但它们之间亦有共同点,例如都十分强调培养学生宽广而扎实的理论基础(既包括通识教育的知识,也包括专业理论基础),同时十分注重培养学生各个方面的能力,特别是面向实际工作的能力,强调本人学识和能力的增加与对经济和社会做贡献 ,! 两者的结合。西方高校的金融学教育特别强调本科层次的人才培养与社会的需要相结合,不少西方国家的高校就直接以“所培养的学生满足社会上各种组织不同层次的需要”或“能够在争取良好的职位时有足够的竞争力”作为培养的目标提出来,这其实真正体现了高等本科教育的实质目的。而反观我国高校的金融学教育,正是由于这个目标不够明确,才会过多的给学生灌输一些与社会的实际需要相脱节的无用的知识,而学生走上社会工作岗位以后也不能很好发挥作用,实现自我价值。 多数西方国家的大学都认同本科阶段的教学应该是一种专业基础教育,因此,它们的教学计划都十分注重通识教育,即培养学生广泛的文化意识,这当然也会反映在金融学这样与社会经济密切相关的学科中。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会要求金融系学生在头连年里学够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类的基础课程,甚至还需要学习文学、写作、数学、生物和物理。然后才是是公共核心课程部分和金融学专业课程的学习,主要由经济学类、金融类、会计类、管理类及市场营销类等课程组成,其金融学专业课程包括金融会计、公司金融、投资学、衍生证券和金融中介机构等。这样的教育模式强调基础和能力的培养,辅以良好的教学,就能把学生培养成真正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与国内金融学教育的一个很大不同在于,国外大学的金融学专业都是以微观金融,即金融市场、投资和公司财务为主,而不是以宏观金融,即货币银行和国际金融为主的。 国外高等学校金融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大体上都有以下几个特点:(1)在进入专业课学习之前,一般均有十分严密的前导课程安排,以保证学生在修学高级课程之前已经掌握充分的理论基础和前导知识。比如,在学习金融经济学课程前,一般都要求学生修完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学习公 司理财课程之前,学生一般都要将会计学原理、财务会计等课程修学完毕;学习金融工程之前,必须学完投资学等,这既能保证每门课的授课质量和教学要求的严格贯彻,又能指导学生在种类繁多的课程中进行选择。(2)专业课程设置十分丰富多采。国外高校在金融学课程的设置上一般分为两个层次:专业必修课一般只有3到4门。尽管课程的命名有所差异,但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货币经济学,金融市场,公司金融,投资学和期货期权这几个方面。而专业选修课可以根据客观实际的需要和本校在金融学教学和科研等方面的特长设置。这些课程有的紧密联系实际,有的紧紧扣住金融学前沿理论的进展,有的课程国际化色彩浓厚,都可以满足学生不同的需求,为学生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及专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对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非常有益。(3)国外高校金融学专业所开设的专业课的内容,一般都会涉及该课程应该涵盖的金融学理论和知识点,这一点对于保证金融学本科生完整的知识结构至关重要。但是与每一门专业课程所具备的广度相比,其所涉及的有关理论的深度则是参差不齐的,有的课程紧紧围绕现代金融学前沿理论,例如资产定价理论。而一般的课程,由于其出发点主要是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因此这些课程往往重介绍轻分析、重实践少理论,例如固定收益证券,房地产金融等。(4)在国外高校所有的金融学专业课程中,都十分强调实践环节。最为简单的就是强调通过课程作业,包括作文、小课题、案例分析等,强化对所学知识的掌握。根据不同课程的特点,还会安排金融和统计软件的学习和练习,案例研究,学生讲述,乃至社会调查等。比之课堂讲授,这些方式的优点都是强化对知识的理解和培养能力。与国外高校相比,我国高校的差距是明显的,课程体系不合理,教材陈旧,教学手段僵化,都是急需改进的地方,而其中的关键,就是对金融学这个学科的内容和办学目标的认识问题。 二、国内金融学教育改革的思考 我国加入WTO意味着我国的各类金融机构将在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下,直接与国外金融机构进行市场化、国际化的竞争,同时,我国的宏观金融监管也必须走向国际化,融入国际金融协调、监管过程中。这就需要高等教育部门顺应时代的呼唤,培养出既熟悉本国金融运行的特点和规律,又通晓国际金融规则和惯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和国际竞争、国际合作需要的金融人才。高校金融教育的改革可以说势在必行,根据以上分析,这里提出以下几点改进建议: 首先,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改革必须在对照国外教学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在教育思想、教育观念和培养目标上实现突破,才能保证金融学教学改革的成功。具体而言,就是在教育观念上要实现以传授知识为主到以能力培养为主的转变,在培养目标上要实现以培养专门人才为目标到以培养综合素质以及能够适应社会各种需要的金融学通才为目标的转变。 其次,全面与国际接轨,以现代金融学为核心规划金融学教育体系。彻底转变我国金融学科以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学为主的教学思路,突出微观金融学为主的办学方向,强化微观金融类课程建设。根据金融学与社会实践密切结合的特点,在注重金融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养,使学生通过本科阶段的学习,建立起全面的金融知识结构体系的同时,建立起通识教育的培养模式,让学生不仅仅是学到多方面的知识,而且能培养出优秀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为未来个人发展和工作打下厚实的基础。 第三,注重金融学课程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面对金融全球化、网络化、技术化的趋势,金融学本科教学必须做到与法学、数学、外语、计算机等多门学科的交叉融合。这既是金融学科发展所需,也是为了培养学生的知识再生能力。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调节市场运行和交易行为的最重要的制度基础就是法律。因此,在经济全球化、金融国际化背景下,学法、懂法、用法、守法,对培养金融人才尤为重要。金融活动通常以数理模型为基础,缺乏较高深的数理知识,不仅很难登其堂奥,更不用说去设计和开发新型金融工具。金融的高科技化又使得传统方式进行的融资和支付业务,为电子化、信息化、系统化、工程化的现代金融所取代,使金融学科成为了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为一体的新型边缘科学。外语和计算机更是跟随金融学科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工具性技能。知识再生能力指的是一种学习能力。我们不可能在本科教育阶段解决学生未来发展所需要的全部知识和技能,重要的是在向学生传授基本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知识学习能力。注重金融学课程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使学生文理交叉,理工结合,知识结构合理化,有利于提高他们走向社会后的再学习能力,增强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公务员之家 第四,革新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是教学活动的重要环节。考虑到金融学科更具有实证和实用的特点,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不能满足于一般的理论解释,而应更注重对现实问题的认识和判断。对于像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保险学等宏观类课程,可在着重讲授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的基础上,通过组织课题讨论、撰写小论文和学术报告等形式,提高学生的思辩能力,开阔学生的视野;对于像公司融资、金融机构经营与管理、投资理论等微观类课程,应突出其应用性、操作性和前沿性等特点,可通过案例教学、聘请业务人员授课、模拟实验等手段,增强学生对业务知识的感性认识、理解应用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 最后,高质量的金融学教育需要有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作为保证。由于现代金融学的引进是很晚的事情,国内高校金融专业的师资队伍不是很完整,水平更有待提高。从事金融学教学的 教师,需要对各种金融经济理论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同时对社会对各类金融人才的需求状况也有着深刻的理解。正是通过教师与社会及学生之间的直接交流,各种符合实际的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才能得以酝酿并付诸实施。建设高素质的师资队伍,需要从海外引进人才,更应该立足于师资的培训,以及通过加大高水平的研究的支持力度促进师资队伍的整体进步。 比较教育论文:义务教育阶段地理课程标准修订前后的比较 为了帮助广大教师更准确、全面地了解新修订课程标准的变化,深入领会课程标准的主旨和精神,准确把握和理解课标内容的变化和要求,深化地理课程改革,在对比义务教育阶段地理课程标准修订前后的内容变化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就显得很有必要。 一、指导思想与基本理念、总体框架的对比分析 修订后的义务教育阶段地理课程标准,从形式来看,保持了原来课程标准的基本设计、框架结构和各部分的内部结构,只在个别文字和前后顺序、具体内容上发生了些许变化,内涵也随之发生了突出的变化。总体框架由“前言”“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原来为“内容标准”)“实施建议”4大部分组成,课程内容的体系仍然由“地球与地图”“世界地理”“中国地理”“乡土地理”4大块组成;“课程内容”以表格和条目为主的呈现方式以及以行为动词(以学生为主体)的表述方式也没有改变。修订后的义务教育阶段地理课程标准更好地落实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的精神和课程改革的理念,新课程改革在课标中体现的指导思想、基本理念、设计思路、课程目标和内容选择等得到了秉承和进一步完善。 1.地理课程学科价值和功能更加凸显 从修订内容来看,第一部分“前言”的导言文字有较大调整和修改。修订稿导言部分阐述地理课程改革背景的文字量明显精简,删去了“学科中心”“知识本位”等容易引起一线教师混乱的一些提法,更加开宗明义,先阐述社会和地理科学的发展对基础教育地理课程改革的影响,然后阐述义务教育地理课程对学生的教育价值。这与原来“素质教育对基础教育地理课程改革的要求”内容不同,特别突出了地理课程的功能,尤其引用了《地理教育国际宪章》中的一些提法,如“从地理的视角认识和欣赏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从而提升生活品位和精神体验层次,增进学生对地理环境的理解力和适应能力”“利于为国家乃至全球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培养活跃的、有责任感的公民”。这样的表述体现了国际视野,更突出了地理学科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更富有时代性和先进性,更好地落实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的精神和课程改革的理念。 2.课程性质更加突出与明确 “前言”中“课程性质”这部分的文字表述改动、调整后的内容更加简练,层次清晰,要点突出。原来的内容在第一段阐述地理(科)学的综合性和地域性特点,文字量较多。修订后的内容一开始就阐明“义务教育阶段地理课程是一门兼有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性质的基础课程”,突出地理学作为义务教育的一门课程,其区域性、综合性、思想性、生活性和实践性的特点,不仅使课程性质更加突出和明确,而且从性质引出的特点也比较明朗。 3.课程基本理念内涵更加清晰 “前言”中的“基本理念”,除了标题修订为“课程基本理念”以外,在内容和结构上也进行了精炼和调整,对“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和“学习对终身发展有用的地理”这两条理念的表述比之前更为具体、明晰,点明了“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的内涵和要义是“选择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地球与地图、世界地理、中国地理和乡土地理等基础知识,引导学生在生活中发现地理问题,理解其形成的地理背景,提升学生的生活品位,增强学生的生存能力”;“学习对终身发展有用的地理”的内涵和要义是“引导学生从地理的视角思考问题,关注自然与社会,使学生逐步形成人地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为培养具有地理素养的公民打下基础”。原有的“改变地理学习方式”融入了“构建开放的地理课程”中,删掉了“构建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地理课程”和“建立学习结果与学习过程并重的评价机制”这2条理念,将原来一些阐述的文字移至后面“实施建议”部分的“评价建议”之中。 4.课程设计思路更加完善 “前言”中的第三个标题“设计思路”改为“课程设计思路”,也由原来的5条减为4条,并删去了两段“例如……”的文字,这样的阐述更为紧凑、明确。其中,世界地理和中国地理的“认识区域”部分,将原来“不再规定必须学习哪些区域”的说法改为“除本标准规定的少量区域外,其他区域均由教材编写者和教师选择。本标准只列出区域的基本地理要素和学习区域地理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以及必选区域的数量”。“乡土地理”在“也可作为综合性学习的载体”前加了“可作为独立学习的内容”的说明。在“课程设计思路”部分增加了“义务教育地理课程内容的基本结构图”(如图1),此图原来置于课程标准第三部分“内容标准”中,移至这里后,在画面设计和文字阐述上作了一定的修改,更加明晰了“概况”与“认识区域”所涵盖的内容。 二、“课程目标”部分的对比分析 修订后的义务教育阶段地理课程提出了原来没有的课程总目标,并增添了“从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方面来表述,这三个方面在实施过程中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强调总目标是一个宏观的、综合的目标,不能机械、教条地加以肢解。 在“知识与技能”目标中,内容顺序有所变化,删去了第二条中认识区域差异的“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和趋势”和第三条中的“初步学会根据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地理信息,归纳其地理特征”的内容,降低了学习要求。更加明确了“掌握获取地理信息并利用文字、图像等形式表达地理信息的基本技能”。“过程与方法”目标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在文字上有所变化,如将“抽象、概括”等思维过程改为“分析、归纳”等并突出“创新意识和实践能”的目标要求。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中,将“增强民族自尊、自信的情感”改为“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加了“初步形成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因地制宜的意识”这一内容,体现了对“人地协调”观念和“因地制宜”原则的重视,更好地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学生社会责任感的渗透与培养。 三、“课程内容”的对比分析 作为地理课程标准的主体,“课程内容”是编写地理教材、地理教学和评价的基本依据。相对第一、第二和第四部分,这部分内容除了增加编排体例的说明外,总体结构没有大的变动,只在文字表述和行为动词的选用上有了一定变化,更加准确、明确,如把“运用地图和其他资料说出”的行为条件和动词改为“运用地图和其他资料归纳”“用实例说明”等,“在地图上指出”的行为条件和动词改为“运用地图和其他资料概括”,这样的行为动词要求更加具体、明确,突出了对地理思维能力的培养。例如,在“气候”单元中,将“举例分析纬度位置、海陆分布、地形等因素对气候的影响”这条标准修订为“举例说明”,将“说出世界气温降水的分布规律”改为“归纳世界降水分布特点”。 内容标准有一些删减和改动,适当降低了难度并明确意图。作为4大块之一的“地球与地图”,“地球”部分将原来的“提出证据说明地球是个球体”改为“了解人类认识地球形状的过程”,更加突出知识的形成过程和人类探索地球历程的科学史教育;增加了一条标准为“用简单的方法演示地球自转和公转”,而删去了相应的“活动建议”,这一标准是必须进行的教学内容,鼓励学生进行体验学习和动手实践。“地球仪”部分的“用经纬网确定某地点的位置”被修订为“在地球仪上确定某地点的经纬度”,表述得更为明确,可避免与地理位置的其他内容混淆。 第二大块“世界地理”部分,“气候”单元的第一个小标题“天气与我们的生活”被修订为“天气”,使之与“气温与降水的分布”“主要气候类型”等下几个同级标题更加匹配。将原来的“用实例说明人类活动对大气环境的负面影响及保护大气环境的重要性”改为“用实例说明人类活动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内容范围缩小,更加确切。第二个小标题“气温与降水的分布”中,删掉了“从世界气候分布图上指出世界气候类型,培养学生的读图能力以及通过读图获得相应地理知识的能力”等文字,避免重复累赘。“居民”这一单元,把“人口问题”改为“人口数量过多”,范围缩小,更加确切。删除了“举例说出不同国家和地区存在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及文化传统”。“地区发展差异”这一单元,标题修订为“地域发展差异”,使“地域”这一概念与后面“认识区域”中的“认识大洲一认识地区一认识国家”中特定的“地区(如东南亚)”概念便于区分,删去了“说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国际合作中的作用”。在“认识国家”中将“根据资料和地图,说出某一国家交通运输特点以及主要城市”改为“根据地图归纳某国家交通运输线路分布的特点”,更加突出地理空间分布的核心知识。“认识区域”单元,为降低难度,在“认识大洲”的内容中删去了“运用有关资料说出某大洲存在的人口、环境与发展等问题”“通过实例说明某大洲内部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不平衡的”;在“认识地区”的内容中删去了“说出某一地区最有影响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在“认识国家”中删去了“指出特有的自然地理现象和突出的自然灾害,并简单说明其形成的主要原因”。 还有个别地方内容有所增加。如“地图”单元增加了“在地图上判读经纬度”“在等高线地形图上,判读坡的陡缓”的内容,更加全面。又如,在第三块“中国地理”部分中的“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单元,新补充了“归纳我国外流河、内流河的分布特征”和“了解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国家”两条标准;关于长江和黄河,则明确要求“说出长江、黄河的主要文水特征以及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将原来的“举例说出什么是自然资源,它有哪些主要类型”修改为“举例说明可再生资源和非可再生资源的区别”,增加了“理解我国的土地政策”,促使学生对我国河流分布、我国自然环境状况以及相关政策有更全面地了解,这些内容对于学生的生活及其终身发展都非常有用。 内容修改体现学科特点和功能比较好的是“中国地理”部分。在“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单元的活动建议中,增加了“讨论我国为什么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的内容,这在当前我国耕地资源缺乏,乱占耕地现象严重的情况下,对学生进行珍惜资源、保护环境的教育意义重大,也与党的十七大中有关农村工作和环境保护工作的精神相符。将“运用实例,说出我国为解决水资源分布不均而建设的大型工程”修改为“结合实例说出我国跨流域调水的必要性”,要求更加明确。 在“经济与文化”单元,“经济发展”内容中增加了“举例说明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的必要性和科学技术在发展农业中的重要性”“运用地图说出我国铁路干线的分布格局”,将“比较不同交通运输方式的特点”修改为“初步学会选择恰当的交通运输方式”,更好地体现了终身学习和学生发展的需要,并很好地反映了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在文化特色内容中将“知道我国民居、服饰、饮食的地方特色”修订为“举例说明自然环境对我国具有地方色的服饰、饮食、民居等的影响”,活动建议大大精简,内容更加具体可测。 “地理差异”这一单元,标题改为“地域差异”。含义更加明确,且与世界地理部分的“地域发展差异”呼应。将“说出各地理单元自然地理环境对生产、生活的影响”修改为“用事例说明四大地理单元自然地理环境对生产、生活的影响”,单元表格后面的“说明”文字也做了补充修改。 在“认识区域”单元,“位置与分布”“联系与差异”“环境与发展”这三部分标题的学科特色更加鲜明,是体现学科特点上位的核心知识,相对前面内容,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知识的螺旋式上升和学生认知水平发展的规律。“位置与分布”中删掉了“运用地图说出区域的位置、范围”“说出区域的气温、降水分布概况”“以区域某一地理事物的分布为例,绘制略图,并描述该地理事物的分布特点”等;“联系与差异”中删掉了“举例说出影响区域农业或工业发展的地理因素”“根据有关材料,说出支柱产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将“举例说明祖国内地对香港、澳门经济繁荣的促进作用”修改为“举例说明祖国内地与香港、澳门经济发展的相互促进作用”,进一步降低了学习难度,内容更加确切。 中国地理部分“认识区域”单元后面的“说明”文字由原来的4条,现合并为3条,并且表述的方式也和世界地理部分趋于统一。新增加的“北京、台湾、香港、澳门为必学区域”,以及“在学习区域时,要引导学生用科学的发展观理解不同区域的差异,认识区域发展及其存在的问题”,强调了科学发展观在地理教学中的运用,突出了社会发展对学习内容的需求。 乡土地理部分修订的幅度相对较大。首先,原来在内容标准表格前,主要阐述乡土地理教学功能与价值的一段文字,修订后已将其归入表格后的“说明”中。其次,乡土地理部分原有8条“标准”和1条“活动建议”,修订后精减为6条“标准”和2条“活动建议”。并将6条内容标准重新进行了表述,分别是:“运用地图,描述家乡的地理位置,分析其特点”“利用图文材料说明家乡主要地理事物的变迁及原因”“举例分析自然资源、自然灾害对家乡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影响”“运用家乡的人口资料与全国人口情况进行比较,说出家乡人口数量和人口变化的特点”“了解家乡的对外联系现状,认识家乡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重要性”“了解家乡的发展规划,关注家乡的未来发展,树立建设家乡的志向”。前4条“标准”基本上概括、保留了原来的内容,又从发展学生地理能力的角度和热爱家乡方面提出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要求,这样, 更加反映了家乡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的实际,也体现了“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的基本理念。 修订后的内容标准中的活动建议相对原课标有明显变化。它删除了部分让教师和学生感到操作困难或一般学校条件不允许的“活动建议”,并适当补充了一些新内容,总体上降低了部分内容标准的要求。修订后的课标活动建议更好地强调了育人为本,重视学生的创新精神、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增加了使用地图能力和地理思维能力等的要求,强调地理课程的开放性,并在内容标准中有众多具体的实践活动建议。如“气候”单元的活动建议,删去了“有条件的学校可建立气象园地”这一条,新建议中的“开展参观、观测、体验等活动”“使用测量仪器,观测气 温、降水和风向;收看(听)和记录天气预报内容,模拟预报天气”注重培养学生对天气观测预报方面的兴趣爱好。总体来看,活动建议要求更加明确,教学操作性增强。“地图”单元中“使用地图、手持定位仪等进行‘定向越野’活动”,与原来“实地踏勘并绘制校园、社区等小区域的平面草图”的建议相比,降低了难度,表述更加简练而明确。“世界地理”部分的“海洋与陆地”单元,将活动建议中的“有条件的学校”几字删去,突出可“自选实验材料或使用计算机,模拟海底扩张、大陆漂移”,操作空间加大。 汇总起来,修订后的内容标准活动建议中的形式可操作性增强,主要有以下几种:观测、运用地图、动手制作等活动,游戏,模拟演示,学习交流,角色扮演活动以及辩论与讨论活动等。如“世界地理”部分的“居民”单元,把原来“收集聚落景观图片,辨别某一景观及其与自然环境、人类活动的关系”活动,改为“围绕‘人口多好,还是人口少好’、‘住乡村好,还是住城市好’等辩题组织辩论”,降低了难点,有趣且容易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认识区域”单元活动建议中将原来“分组准备某大洲的资料,整理、归纳其地理特征,并选出代表向全班汇报。收集、整理其他大洲的资料,并与所学大洲进行对比”的建议修订为“开展学习交流、角色扮演等活动”,并列举了两个实例:“选择一个教科书没有介绍过的区域,收集、整理资料,归纳该区域地理特征,以适当方式(如墙报、图片展等)予以展示,并回答学生的质疑;就热带雨林开发与保护问题,分别扮演地理学家、政府官员、热带雨林区土着居民、世界环保组织成员、开发商等角色,从各自角度提出见解”。这样的建议表述更精炼,要求更加具体明确,给教师选择的弹性余地也更多,示范性更明确。“中国地理”部分“认识区域”单元中“开展学习交流、撰写小论文等活动”的建议,配以举例说明,非常简明,又有弹性选择空间,使学生的学习能够更加结合各地区的实际。对乡土地理部分的“活动建议”所做的精减,更加鼓励和提倡开展乡土地理调查、为家乡建设献计献策等操作性、体验性强的活动,突出地理实践能力、理论联系实际和解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 四、“实施建议”部分的对比分析 第四部分“实施建议”中的“教学建议”,修改了原来的“要突出地理学科特点,运用多种教学方式、方法和教学手段,重视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的说明,开门见山地提出强调地理课程的实施,“关键在于教师的教学”,指出在地理教学中,“地理教师需要领悟本标准的课程基本理念,了解课程设计思路,按照课程目标和内容标准设计具体的教学目标”的要求。具体的教学建议从四个方面进行,将原来的“应突出地理学的‘地域性’和‘综合性’特征”,具体细化为“突出地理事物的空间差异和空间联系”,后面三条的阐述基本意思没有改变。这样的修改,更加突出了地理学科的本质特点和核心内容。在体例中,已将所有教学建议的案例全部从课标文本的正文中移出。具体内容中,案例变为比较宏观的举例说明性建议。例如,删去了原来的“以日本为例学习区域地理”的案例,修订为“在以一个国家为例学习区域地理时,需要引导学生从该国的地理位置、地形、气候、水文、植被、矿产等多方面认识自然地理要素对该国地理特征的综合影响”的举例建议;删去了原来“‘角色扮演’及小组活动学习方式”的案例,代替为“可以用问题解决的方式进行经纬网内容的教学,将学习内容转化为类似‘设计出行路线进行救援’的任务,提出完成任务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通过理解、分析,解决这些‘问题’”。在“关注培养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教学建议中,将原来一则内容较为空泛、开展起来难度较大的“地理野外考察”案例,修订为比较贴近学生和学校实际的“应积极开展地理实践活动,增强学生的地理实践能力”的建议,案例修改为“利用学生已学习过的地图知识,以‘我帮学校做规划’为主题,开展地理实践活动,从而达到构建开放的地理课堂、拓宽学习空间、培养爱护学校和保护环境责任感的目的”的建议,这样使得文件规范性增强。 “评价建议”部分修订以前的结构是从五个方面、以五个“注重……”作为标题来阐述的。修订以后“评价建议”则从“根据地理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标准确定评价标准”“评价方法的选择与使用”“评价的实施”“评价结果的解释”等四个方面展开阐述。强调评价要注重学生的学习结果、学习过程以及在实践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和态度的变化;要强化评价的诊断和发展功能,弱化评价的甄别和选拔功能。指出了从“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目标方面评价的要点,指出“评价方法的选择与使用要符合诊断学生的学习质量和促进学生发展的基本目的”,并给出了纸笔测验评价方法、档案袋评价方法、观察评价方法等评价方法和操作目的与内容;在“评价的实施”中指出“评价应注重过程性评价,把评价渗透到地理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之中,克服‘一张考卷定终身’的弊端”,并提出了若干建议。 “实施建议”的第三部分“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建议”和第四部分“教材编写建议”的位置在修订时进行了互换。教材作为一种课程资源,应先谈教材编写,最后再讲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才比较合理。“教材编写建议”部分内容基本没变,但对其中的三个小标题进行了修改,更加突出了“设计有一定弹性的教学内容”“突出能力培养,发挥教科 书的学习引导功能”等要求,使其建议内容与教学更加密切和贴切。“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建议”部分,修订后更加突出了“利用学生学习经验资源”,在阐述“开发社会地理课程资源”时,强调“要创造条件组织学生走进大自然,参与社会实践,开展参观、调查、考察、旅行、夏令营、冬令营等活动;也可邀请有关人士到学校进行演讲和座谈;有条件的地区可创建地理实习基地”。增加了“利用计算机网络资源”的建议要求,体现了新课程“构建开放的地理课程”的课程基本理念。 总之,与修订前相比,修订后的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容量略有减少,难度总体略有降低,课程性质、基本理念更加突出,更充分体现了课程改革的新趋势以及学生、学科和社会发展对地理课程所提出的新要求,提升了地理教育在国民素质教育中的价值,具有时代性和先进性;内容标准阐述更为清晰,目标陈述指导性更强,更具有明确性和可操作性;内容标准和活动建议增加了层次性与弹性,删掉了一些实施难度较大的内容,降低了教学难度,更具有适用性和普及性。修订后的课程标准为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改革的深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大增强了广大地理教师深化地理课程改革的信 比较教育论文:关于美国的男女分校与同校教育的比较研究综述 当今的美国教育尽管以男女同校教育(coeducation)为主流, 但是男女分校教育(single-sex educati on,也可译为单一性别教育)从美国教育形成、发展的早期开始就始终也没有停止过与前者的竞争。这种竞争一方面反映了宗教力量与世俗势力的斗争,同时也表现为学术界对二者的比较研究、孰优孰劣的问题。并且,男女分校教育在本世纪五十年代开始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因而二者间的竞争尤为激烈,学术界的研究与论争也愈加频繁。 一、美国男女分校教育的现展 关于美国学校的发展,公立学校方面,19世纪初期的大多数文法学校事实上就是男女同校的,到了19世纪 末期,几乎所有的公立学校都已成为男女同校的学校:但私人学校以及教会学校一直是以男女分校为主流,这种情况在二战以后逐步发生了变化,原有的男女分校学校转制为男女同校学校,新建的学校也不再男女分校。 教会学校中男女分校学校的变化 天主教会长期以来始终认为男女学生同校是对正常而恰当的两性分离的背叛和挑战,并且一贯反对在中等教育中男女同校。比如在1957年美国红衣主教会议就指出:“所谓的男女同校教育对正常教育来说是错误和有害的,尽管不少人以自然主义和对原罪的否认为理由而支持男女同校教育,但实际上这是对男女平等与两性之间合法结合的荒谬混淆”(弗里森,1959,p18)。尽管如此,男女分校教育在本世纪中叶以来仍遇到了前所 未有的困难,尤其是60年代以来美国教会中学中男女同校的学校比例不断增加,到1983年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学校是女子中学,五分之一的学校是男子中学,就是说只有不到一半的学校还是男女分校。这一转变反映了美国教会学校的发展方向和全球范围内学校课程性别差异逐步消除的趋势。 非教会学校中男女分校学校的变化 这方面,不同层次的男女分校学校的数量也在显著减少。1966年到1986年二十年间,男女分校的大学和学 院从占总数的25 %下降到只有6%。这当中,男子大学从236所减少为99所,女子大学从231 所减少为102所。 并且男女分校的中学的数量也在不断地下降,从1963 年到1987年,私立学校全国联合会(NAIS)会员中男女同 校的学校比例从38%上升到76%,男子中学从37%下降为11%,女子中学从24%下降为12%。 变化的原因 就教会学校来说,可能由于以下两点原因:①,凡蒂冈二世的改革促使教会强硬的教义有所松动;②,教会处于实用和财政上的考虑。二战以后尤其是到了60年代,新建男女分校学校的投资贵得无人问津,况且还要维持原有学校的日常运转。私立学校也遇到同样的财政困难。另外,此时的美国政府和公众已越来越意识到只有男女同校教育才能使更多美国青年接受到较多较好的教育,并且教育已显著地成为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重要动因。 二、两种教育方式的比较研究 随着男女分校学校尤其是中学的持续减少,从70年代起不少研究人员开始重新审视男女分校与同校教育各自的教育价值。男女分校教育的倡导者们研究认为,男女分校教育比同校教育有极其显著的有益之处。比如,接受分校教育的学生可以学到许多专门设计的课程,所以可以在标准化成就测验中取得较好的分数,并因此 而具有较高的教育抱负(education aspirations)。而另一方面, 支持男女同校教育的人们则十分怀疑两种教育方式的差异竟如此之大,他们研究认为男女分校教育无论在学生的学业上还是社会适应上并不是显著地优于男女同校教育。 下面我们简要介绍论争双方的研究与分析: 1、 男女分校教育为青少年学生创设了恰当的青少年文化和学校氛围 从60年代开始,许多学者认为男女同校的学校环境为青少年尤其是两性之间创设了一种有更多接触机会和更富浪漫情调的文化氛围,而这些正好妨碍了青少年学生正常的智力发展。男女分校学校中的学生则可以更多地把精力集中于学业。如柯尔曼(1961)所认为的,男女同校的高中可能对学生的学术成就和社会适应是有害 的,因为生活适应与学业专注被生硬地割裂开来,其根源就在于忽略了大多数青少年学生的能量并非直接地指向这些目标这一事实(p51)。利奥德(1990)认为, 教会的男女分校中学创设了一种简约的青少年亚文化( a reducedadolescent subculture),这里的娱乐活动多含有学术的意味,而且这里为学生提供了充分的同性别的学术角色榜样,因而有利于学生的自尊与自信。此外,这里很少有纪律和控制的问题。他进一步认为教会的男女分校中学的效益几乎是教会的男女同校中学的两倍。但并非所有的研究都会得到同样的结论。如戴尔(1974)就认为,男女同校的文法中学为青少年学生提供了一个快乐的学校环境,这里的学生和老师的焦虑水平和神经质水平都很低。而且这里有比男女分校的学校更好且无须以学术进步为代价的社会情感氛围。 2、男女同校教育中的性别偏见 许多研究显示在男女同校的教育环境中性别歧视随处可见,因为在这里从本质上完全把女生同男生分开了。而男女分校的中学则无此现象,尤其对女生而言不存在性别上的歧视,相反倒是有着恰当的性别角色认同模式。并且,尽管在理论上男女学生有接受同样教育的机会,但事实上接受的教育却是完全不同的:男同学倾向于控制教室里的讨论,他们会不时地打断女同学的谈话,而且更有可能由于积极思维而受到赞许,女同学则被认为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能力欠佳;历史教科书又过分地扭曲、淡化和忽视了女性的角色;男女同学都倾向于相信老师对男同学有更高的期望,而女同学则常常成为男同学指责和批评的对象,并且常常是人们取笑和性诽谤(sexual innuendo)的目标。 从而这里的教师们几乎无法意识到他们的教育方法导致在自己的头脑中、学校的环境里,永远存在性别的歧视与偏见。这正如我们所见的事实,尽管不少学校里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女教师,但绝大多数的管理者都是男性公民。 以上的批判导致了70年代以来女权主义者对男女同校教育的研究。豪(1984)把社会与男女同校教育的关 系解释为:男女同校教育的功能实现是受到社会中存在的父权制限制的;尽管在头脑中,男女同校教育的大门是对女性平等开放的,但这扇门却以异样的方式对男性敞开,而且并无要改变的迹象(p209)。所以肖(1980 )认为,为女性恢复女子中学并由女性来管理,决非是政治上的保守和倒退,而是为女性尤其是青少年女性能 够在我们这个有着令人望而生畏的性别歧视的社会中生存提供一种肯定的形式,为父母和家庭对课程的选择提供一种机会,以及形成一种可能得到更广泛推广的良好教育形式。然而并非所有的女权主义者都把男女同校教育向分校教育的转变看作是两性平等的逻辑回归。琼斯(1990)就指出,设立男女分校学校乃是一种过于简单 的对性别歧视的解决方法,社会和政府对政策的制定及实施必须慎之又慎,对于不同层次的教育环境,必须使相应的管理群体中的男性以及教师、督学和学生明白并面对性别歧视的存在。威利和凯威(1986)也认为,男 女分校策略对于解决性别歧视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因为他仅仅关注于改变女学生的态度和行为,而过于忽略了对教师、课程及男学生的可能改变。 3、 男女分校学校学生的学业与心理素质优势与先在差异影响 另外的一些研究显示男女分校学校为青少年学生尤其是女学生提供了一种非常有效的学习环境。巴奇(19 88)发现,此类学校中的学生在数学、自然科学和阅读能力等方面的表现优于男女同校的学校中的学生。李和布里克(1986)的一项研究则显示,男女分校学校与男女同校学校的条件对等的学生相比有如下特点:①、教会男子中学的学生高二时在阅读、数学和写作上的得分较高;②、教会男子中学毕业班的学生数学测验的分数较高;③、教会女子中学毕业班的学生在阅读测验上得分较高;④、比较而言,教会女子中学的学生从高二年级到毕业班这一过程中在阅读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进步最为明显。他们的研究报告说这些差异是非常显著的,并且他们对被试的选择非常科学,对可能的先在差异(pre-enrollment differences)也作了统计上的修正,因 而他们的取样及研究是完全可信的。但是不少人认为上述差异是先在差异影响的结果,而不是男女分校学校教育功能的严格体现。他们认为,男女分校学校的入学标准非常严格,录取的学生要求有很高的智商、高度的动机水平、良好的自我概念、优越的阶层和家庭背景以及其他与学校教育有关的行为和态度。因此,男女分校学校的显著优点应归因于对学生的选择而不应是任何不同的教育功效。马斯总结认为,此类研究对两类学生的比较分析的价值是有限的,因为这些比较是对非对等群体的比较。 此外,最近的一项研究(利泊和华伦,1997)则显示在两类学校之间并无如李和布里克等所证明的那些显著差异,不过利泊等认为这可能由于近十年来的一些变化使他们的研究条件和背景不同于李和布里克当时的情况。有关变化包括: ①,男女分校学校的锐减以及男女同校教育的广泛流行和学生人口特征的显著变化; ②,美国社会已充分认识到了性别歧视的存在并正在努力消除之。 男女分校教育这一传统的教育方式似乎正在退出美国教育的历史舞台,但它毕竟在美国的教会教育和私立教育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正是由于男女分校耗资巨大,却又不能比男女同校教育更好地使学生的身心与文化素质得到长进才步步引退的。 比较教育论文:简述中、日、美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及其调整规范比较 一、日本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及其调整规范 日本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分为本科、研究生、专科三种层次。 在本科层次上,1877年(明治10年)成立的本科大学——东京大学,是日本近现代高等教育起步的标志。在此前后,日本还出现过若干低于大学本科水平的私立高等专科学校,到1885年,这类学校达102所,其中大多数后来都发展成为正式大学,但它们并非后来的高等专科教育的前身。1886年,日本政府颁布《帝国大学令》,改东京大学为“东京帝国大学”。1918年,日本叉制定了新的大学令和高等学校令,确立了一些相当于高等专科学校的国立和私立学校的正式地位。日本历次高等教育改革,尤其是教学改革,都是以本科为重点日本是一个重学历的社会,青年人不仅追求高学历,而且更看重学校的声望,专业反在其次,是否成硬士、博士也不是关键问题。2o世纪90年代,随着日本高等教育进人大众化阶段(1992年高校人学率为39%),而大学学龄期青年的人数却逐年下降,大学的运营进人所谓”冰河期”,各高校为生源展开激烈竞争,也为更多青年人进人本科以上教育阶段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此外,日本各界认为,按美国式的两年普通基础教育加两年训练的本科生教育模式,既不能培养出独挡一面的专门人才,叉难以为进人大学校、院进行更为专业化的深造而创造最佳条件。所以,近年来日本大学正在进行以提高基础教育效果和增加专业教育的年限为目的的改革,越来越多的大学取消承担基础教育的教养部,打破基础课与专业课的纵向结构界限,同时,进行调整课程内容的改革。这些措施将进一步增强本科生的适应性,当然,也有利于其主体地位的巩固。 1886年,日本政府颁布《帝国大学令》,并将其分成研究生和本科大学两部分。这标志着日本高等教育已由本科一级分化成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两级。日本大学的研究生教育直到二战结束时,发展一直比较缓慢,开展研究生教育的学校集中在几所帝国大学,博士学位的授予也集中在医学等少数几种门类中,而且研究生制度终究未能定型从1887年第一个学位法令颁布到1897年10年中,日本政府仅授予博士学位139个,其中114个是由文部大臣推荐未经课程学习而授予的。在二战前的30年中(1910—1940),日本研究生在校人数累计仅1978名。二战后,日本研究生教育在外界条件刺激下获得了长足进步。1953年颁布的《学位规则》,是日本研究生院制度完善的开始。1974年颁布的《研究生院设置标准》,使这一制度趋于完备。1978年已有半数以上的日本大学设立了研究生院,其中博士授予学校占了全部大学的l/3,达到156所。不过,至今日本研究生教育与本科生教育比较,规模仍然较小,日本的研究生教育规模与本科生的比例也是较低的,1985年本科生与研究生的在校生比例为l:0.4,研究生人数占全部大学生人数的比重低于西方其他发达国家。 1918年,日本制定了新的大学令和高等学校令,这表明日本高等教育水平层次由两级发展为三级。二战后,日本参考美国高等教育学制,改革本国高等教育起初把高等专科教育排除在外,直到上世纪50年代以后,从本国实际出发,陆续办起短期大学和其他专科层次的高等学校,而且其发展速度超过本科。20世纪80年代,在规模上接近本科生教育的一半,到1985年,日本的专、本科生在校生比例为0.84:1,但专科高等学校的地位实际上低于大学。如占专科教育近一半的短期大学就读者绝大多数是女生,她们入学太多不是为了就业,而是为了结婚启在家相夫教子,所以专业也多为家政、教育学、心理学之类。日本在战后建立新学制后,又根据社会需求变化,先后设立了三种专科层次的高等教育机构。第一种是根据1949年《短期大学设置基准》,改组部分条件较差的旧制大学,使其降格而成短期大学。第二种是20世纪60年代在社会强烈要求下建立的高等专科学校。第三种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根据《学校教育法部分修改案》,在“各种学校”(一些开设各种实用性课程、实行长短不一学制的高中后教育机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专修学校。 二、美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及其调整规范 美国最早出现的高等教育是学士教育,它起源于1636年创建的美国第一所高等学校——哈佛学院。啥佛学院从建院时起就仿照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模式,实行四年制学院教育,并从1642年起授予它的首届毕业生以文学士学位。殖民地期间的美国,还先后仿照哈佛先例建立了一系列提供学士学位的四年制学院其后200年里,美国高等学校虽然规模和专业不断扩充,质量也在提高,但始终只提供本科这一级教育。这同美国这一时期社会发展和需求水平是大致适应的,只是在南北战争之后的19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在美国大发展,才促进美国高等教育的逐步分化,并相应形成副学士、学士、硕士、博士四个等级的学位制度。美国高等教育现在的规模居世界第一,但各层次教育发展不均衡。本科生教育与其他层次高等教育规模总和的比例是3:2作为美国高等学校主体的大学和四年制学院,一向非常重视本科教育,美国社会也把本科教育视为本国高等教育的核心。本科生教育强调文理基础教育、人格的完善、职业的基本修养,并不特别看重专业人才的塑造。因此,在本科生教育的前两年,着重进行普通教育,后两年才接触一些专业训练,重点在致力于形成学生广博的知识面,培养能接受多种分化的和深入的专业教育(即研究生教育),或适应多种技术类职业进一步培训的所谓“毛坯”型毕业生。 美国研究生教育发展最早,起初是以培养大学师资为主要目的。19世纪美国兴办大学的热潮中,对大学师资的大量需求,直接刺激了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大量拥有博士学位的青年人进人大学担任助教,给美国高等学校增添了新鲜血液。但是美国研究生教育真正大发展,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60年.全美研究生人数达34万,到1977年激增至137万。仅这一年,美国大学共授予硕士学位33.8万个,博士学位3.7万个。从那至今,基本上维持这一规模,如1991年授硕士学位近34万个,博士学位近3.8万个。20世纪初,博士学位几乎成为在美国著名大学任教的必备资格。过了50年之后,哲学博士学位成为进入美国普通学院的通行证。此外,美国的研究生教育重视科研与教学结合,其专业设置及其培养目标和规格均与生产和科技发展的需要紧密结合在一起。 美国的二年制专科教育始于19世纪末。最初出现的初级学院之所以与本科学院分开单独设立,只是为了让不合格的大学入学者比较体面地中止学业,并获得相当的学历,而让合格者顺利进入三四年级,从而保持本科教育质量。为此目的,芝加哥大学于1899年设置了副学士学位。此举在全美引起了很大反响,对中学和大学本科都产生了良好影响,并明显地推动了初级学院的稳步发展。真正使高等专科教育成为美国高教系统重要一层的是二战后蓬勃发展起来的社区学院。社区学院是美国的独创,是美国对世界高等教育的贡献。社区学院的重要特点是它以服务于本社区居民为宗旨,在社区内发挥文化教育中心的职能,培养出大批美国社会急需的半高级技术人才和其他人才。同时,它扩大招生范围,发展成人高等教育,以灵活多样的课程对他们进行职前或在职培训。由于具有这些职能和优势,社区学院在美国大受青睬,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正式确立了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法律地位。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社区学院在校生达40万,至今仍保持相当高的比重。社区学院的发展大大改变了美国高等教育以四年制大学和学院为主的传统格局,使该国高等教育结构发生明显改观。社区学院的大量发展.促使一个新学位——副学士的诞生,形成由副学士、学士、硕士、博士四级学位和~级非正式学位——博士后研究等五个层次构成的学位制度。这种学位制度的完备意味着教育层次的多样化。 由于美国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主要实行分权制,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布局主要由各州制定相关的规范予以调整、规划。在20世纪,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结构呈宝塔型,在3500所高等院校中,不授学位、只发文凭的为2193所,占61%;仅授学士学位的大学为637所,占总数的18%;授硕士学位的院校为529所,占15%;有权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为236所,占6%;其中有125所大学被称为研究型大学。这种结构布局被实践证明是相当合理的。就联邦政府而言,美国的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分布,主要是通过《莫雷尔法案》、美国《高等教育法》与《国防教育法》以及其修订案予以调整的。 三、中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及其调整规范 在我国,通常以四年制(少数五年制)大学或学院教育为基准,称为本科。不足四年(2—3年)称专科,超过四(五)年称研究生阶段。研究生阶段又分为硕士和博士两个小层次。 早在1951年1月前,政务院颁布了《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其中明文规定:“大学、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都是实施高等教育的学校.“大学和专门学院得设研究部”,培养研究生。此后,前教育部陆续颁布的《专科学校暂行规程》、《高等学校暂行规程》、《高等学校研究生培养暂行办法》等文件,对我国高等教育每个层次分别提出了相应的具体要求。社会主义中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其层次、结构、布局也经历了多次调整,目前仍然处于调整改革之中。其中对未来中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布局产生深远影响的,当是20世纪8o年代以来所进行的调整和改革。在20世纪8o年代初,我国专科与本科的比例平均为0.3:1。因为国力限制,我们的专门人才还不宜都由正规高等本科教育中培养,我们当时只能依靠大专水平的正规高等院校和成人高等教育学校培养,所以应该大力发展专科院校层次的高等教育。面对这种新的形势需要,我们却缺乏科学的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布局规划,而且我国高等专科教育学制3年,本科4年,差距太小,容易导致本科、专科界限不明和专科学校向本科学校靠拢的自发倾向。在这个时期,专科学校虽然大量增多,但是许多专科学校纷纷升为本科院校,学院改为大学,打破了高等学校布局结构平衡。在这一段时间内专科生招生猛增,实际上专科层次学校却越来越少。这是因为大批本科以上学校开设许多新专业,大量招收专科生所致。至1993年,我国全日制高等学校在校生总数为256.6万,其中本科生为141.7万,专科生为114.9万,专科生与本科生的比例为0.79:1,即大约为4:5,已经相当接近。而这一年本科招生36.8万。专科招生猛增为53.7万,专科生与本科生招生之比为1.46:l,近似为3:2。1994年初,我国高等学校在校本、专科大学生之比为1:1.2,高等专科教育在人数上超过了本科。鉴于专科学校内涵发展毕竟有限,本科学校适当招收一些专科生也是必要的,但是这些学校大多并没有办专科学校的经验,它们实际上是在借助自身优势与专科学校争生源,抢占新学科专业领域的地盘,这种竞争是不平等的,也使得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布局出现了一定的混乱。20世纪90年代后期,专科毕业生就业比较困难,与专科教育本身发展过猛、规模过大不无关系。因此,1996年3月我国八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关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部分,提出了“重点提高本科生教育质量,适度扩大专科教育规模”的方针。 就研究生教育而言,1994年初,我国研究生在校生人数约占全部学生的4%,这个比例的确偏低,《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指出,要“努力扩大研究生的培养数量”。因此必须调整研究生培养方向和培养形式,应该培养教学、科研岗位所需要的人才的同时,大量培养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急需的应用性人才,鼓励有实践经验的优秀在职人员采用多种形式攻读研究生学位。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相当多的大学展开了学位点的竞争,但是其中有的大学的内涵发展却并不够,结果是研究生质量难以保证,学位出现了“贬值”现象,浪费了教育资源。1992年以来,我国根据“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的方针,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包括层次结构布局进行了改革,到20o0年年底,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数量已从1994年最多时的1080所减少到1018所,同时,使高校结构布局日趋合理,使高等教育资源逐步得到有效配置。但是,在合并的过程也出现了有的中专、大专学校“搭车”升格为专科、本科,导致中专、大专层次学校减少,结构失衡的现象,以及有的台并仅仅是为了学校发展争地盘、争生源,而内涵结构并未趋向台理。这些现象和问题,应该引起我们重视。专科和本科教育具有不同的培养目标、任务和内容,专科作为一个独立培养人才的层次,是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需要,应给予专科教育应有的扶持,使之根据自身特点发展,提高质量,办出特色,而不能出现结构失衡。因此,应该加强科学规划和规范调整。 通过比较,笔者认为,我们必须高度注意研究日本和美国通过法律法规对高等教育层次结构进行规范调整的经验和教训;学习他们注重高等教育结构布局的科学性、合理性;学习他们充分运用法律规范的调整功能,动态地进行调整,有效地进行规划与规范的做法,进一步规范我国高等教育结构层次布局,使之与我国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需要相吻合。 比较教育论文:中美两国中小学科学教育理念的比较 内容提要:当今,中关两国的科学教育在目标上都既重视面向全体,又重视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但在课程实施的理念方面差异很大,主要体现在课程的综合性、教师中心和学生中心、科学概念的推理方式、主动学习和被动学习、理论与实践孰轻孰重、评价方式等方面。这也是我国中小学科学课程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关键词:中美科学教育;科学教育目标;科学教育理念 当今,中美两国都意识到对青少年进行科学教育的重要性,并且都制定了科学教育目标及实施标准。美国于1989年2月发表了《2061计划》,其中第一份报告的标题就是《面向全体美国人的科学》,报告对学生经过从幼儿园直到高中毕业(K-12)这13年的学习之后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科学素质作了全面的描述。为使这些目标不至于落空,有关人士在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下,花4年多的时间制定了美国历史上第一部科学教育标准,即《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National Science Education Satndads,NSES)。标准所规定的学校科学教育目标强调了让学生因认识自然而“产生充实感和兴奋感”,“恰当运用科学方法和原理”,“具有良好科学素质”。标准制定的首要原则是“科学是面向所有学生的”、“不问其年龄、性别、文化背景或族裔背景,不论他们有何残疾、有何志向,也不管他们对学科学怀有什么兴趣、受到了什么激励,都应该有机会接受科学教育,以使自己具有高度民主的科学素养。”川 1994年,美国出版的一部教科书——《中小学科学课程与教学方法》指出,中小学科学教育的宗旨是为学生提供如下机会:批判性的思考和探究性的实践能力;发展有助于理解生物的和物质环境的概念;发展作为民主社会公民所必需的科学态度与技能;在科学教学中教师有很多机会鼓励学生的好奇心并以他们感兴趣的问题激励他们去研究。 随着全球科学教育的改革,我国的科学教育目标与原来的《自然》课程相比,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我国新小学科学教育的总目标是:通过科学课程的学习,知道与周围常见事物有关的浅显的科学知识,并能应用于日常生活,逐渐养成科学的行为习惯和生活习惯;了解科学研究的过程和方法,尝试应用于科学研究活动,逐步学会科学地看问题、想问题;保持和发展对周围世界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形成大胆想象、尊重证据、敢于创新的科学态度和爱科学、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亲近自然、欣赏自然、珍爱生命,积极参与资源和环境的保护,关心科技新发展。不论我国的小学科学教育目标,还是中学科学教育目标,都注重面向全体学生,提高学生的素质,强调让学生经历科学、体验科学、理解科学,也就是让学生像科学家那样进行科学研究活动……从新科学目标上看,我国与美国差距不大,但在课程实施过程中差异很大,主要体现在以下科学教育的理念上: 1.课程的综合性 在美国,中小学科学教育早就是综合性的。至少从 20世纪60年代课程改革以来,美国科学课程的整合就已开始,其改革的方式不是增加科学课程的数量,而是对科学课程进行有效的整合。这不仅出于减少课程数量的考虑,也反映了当今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即“各门自然科学之间的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主要的概念变得更加统一”。这是当今科学技术的整合性对科学教育的必然要求。与美国不同,我国中学科学教育长期以来一直实行分科教学,而且从小学到中学的科学课程普遍偏难。以我国当前的中学理科为例,课程门类、教材内容多,学生负担过重;知识体系以分科为特征,各自为政,割裂了本来完整统一的客观世界;从价值观上看,分科课程实际上只是为少数未来科学精英准备的,不能一味地为精英而牺牲大多数。因而,课程的综合化问题越来越成为改革所关注的焦点。我国小学科学教学虽是综合性的,但科学教师大多数都是主课(语文、数学)教师被淘汰的或兼任的,普遍缺乏综合科学素质的训练,而且小学科学教育至今尚未真正受到重视。 2.教师中心和学生中心 长期以来,我国中小学科学教学是以教师为中心的,就是以教师的讲解和提问为主,复习与重复性练习是教师用来控制和巩固课堂教学的主要手段;学生要反复练习以便能熟练解答与考试相似的问题。这种教学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擅长背诵公式和解答纸面上的问题,但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同时,教师的权威和考试的压力使得学生缺乏怀疑精神和创新能力。近年来,我国教育界虽大力提倡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思想,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过程,提倡让学生自己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但这种理念在“应试教育”的环境里很难得到贯彻。而美国中小学科学课完全以学生为中心,表现在美国的教师更加重视学生的兴趣、个性和创造性。他们的教学方式很随意,教师在课堂上十分幽默,教学中穿插科学故事,运用大量的身体语言,等等。在师生关系方面,美国的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很随意,他们鼓励学生成为与他们平等的人,允许学生怀疑、提问、标新立异、与众不同。 比较而言,在中国,科学教学是件严肃的、按部就班的事。如有文章报道,“美国科学教育协会代表团,在上海一所著名的重点中学听了一节特级教师的物理课,其教学内容精当、目标明确、节奏紧凑、学生活动充分,教师的提问都是精心设计的,学生的回答也都是清晰明了的。按传统的评价,这堂课真是天衣无缝子。可是美国代表团成员却说,课堂上都是老师提问,学生回答,既然学生都已能回答了,为什么还要上课呢?上课应该是学生有问题,学生提问,教师回答,师生共同讨论……”为什么会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评价呢?这里反映了两种根本不同的教育观念。中国传统的衡量教学的标准是,将有问题的学生教育得没问题、“全都懂了”。所以中国的学生年龄越大,年级越高,问题越少。而美国衡量教学的标准是,将没问题的学生教育得有问题,假如学生提的问题连教师都回答不了,那才是成功的。所以,美国的学生年级越高,越富有创意,越会突发奇想。 3.科学概念的推理方式 演绎推理是我国科学教学的主要方法。教师首先一步步地提出概念或理论,然后运用教材上的例题阐明这些概念或理论。在教基本理论和概念时,教师必须做到“正确”、“严谨”和“详细”。美国科学教师倾向于在科学教学中采用归纳推理的方法。他们引导学生从观察具体的实际事物开始,逐步逼近概念和理论。在教学过程中,利用日常生活中的实例,发展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并要求学生参加动手操作的活动,有些教师甚至引导学生做真正的科学实验研究。一位访美学者说:“教师给学生提供不同的设计题目,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知识背景选择课题。然后,教师引导学生进行整个的项目研究——查阅文献、进行调查、收集与分析资料、检验假设、撰写并提交研究报告。”通过这种教学,学生对科研过程了解透彻,从而逐步掌握科研的方法并形成科学的精神,而我国的学生没有或很少有这样的训练。 4.主动学习与被动学习 在我国,学生的学习是被动的,因为他们从上学时起就围绕着教师、教材和考试转。听课、做笔记、背诵、做练习是大多数学生的主要学习策略。他们都是按教师设计好的内容和方式去学习,自己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学习的基本科学知识通过螺旋式的课程从低年级到高年级反反复复。因此,一般而言,我国学生在基本科学知识的掌握上比较扎实。这样一来,我国的传统教学造就了一大批高分低能的学生。目前,我国的中小学生乃至大学生思想活跃,敢想敢干,但想象力和创造力差,多数学生很少有问题意识。尽管教师越来越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及问题意识,但大多仍局限在“教师提问,学生回答”这种语言交流活动中,教师没有着意培养学生主动的问题意识。当学生要提问时,得先举手,然后站起来问老师,这就制约了许多学生提问。一位学者这样评论我国的科学教学:“在教学中,教师要为学生‘咀嚼’知识,像喂他们吃饭一样地灌输给他们,学生惟一要做的就是吞下知识。即使在做实验时,教师和实验室助手常常为学生准备好一切,而学生所要做的只是打开或关闭开关!结果,大多数学生都非常依赖老师。”而美国学生是主动学习的,老师在课堂上给予学生更多的自由,学生提问不需要得到教师的允许,也不需要站起来,他们往往问得很多。在实验教学时,学生通常有机会自己准备设备和材料,并独立进行实验。教师还要求他们撰写实验报告并向全班同学汇报。显然,美国的学生在学习上比我国的学生更加主动,更为独立,更具有创造性。 5.理论与实践孰轻孰重 我国曾有访美学者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中美两国学校里的重要问题。”然而,焦点是不同的。在我国的科学课堂上,过分强调理论的学习,演示与实验活动却常常被忽视。正如我国一位学者所说:“中国科学教师只要能够用语言把问题解释清楚,他们就不会去动手,而美国学校则更加强调实践。”就对待实验和动手操作的目的而言,中美两国中小学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一位访美学者作了如下的比较:“在中国,动手操作实践是为了证明课本上的理论和结果。学生只需用相同的方法和仪器,做相同的实验,并期望得出相同的结果。然而,在美国,动手操作活动的目的是发现课本上以及课本外的理论和结果。因此,学生受到鼓励进行不同的实验,用不同的方法和材料,并得出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和结论。”美国的科学教师注重动手操作,只要能够通过动手操作阐明的理论,教师就不会用语言去解说。美国中小学科学教学的演示和实验活动有3个特点:①所用的设备和材料并不奢侈、昂贵,大多是一些简单而又便宜的;许多仪器是教师自己利用日常家庭用品制作的。②由于动手操作与日常生活情境相联系,既生动活泼又切合实际。③大量使用计算机。 一位访美学者这样描述了他所观摩的一堂高中化学课:“在学习新课时,教师并不像中国教师那样先讲授,而是把学生分成小组,带领他们进行实验活动。学生自己把观察到的现象记录下来,并作出分析。做完实验后,学生再阅读教科书,查阅有关的参考资料。他们各自得出自己的初步结论,然后与小组的其他同学分享彼此的实验结果。最后,教师花一点时间总结实验并提出理论。这样,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得到了培养。”另一位访美学者对生物实验课作了如下的比较:“中国的生物实验课总是在教师讲课之后进行。首先,教师详细地向学生解释实验的目的、要求、方法和设备。然后,学生像照着烹饪书做菜一样做实验。他们不知道实验的所以然。而在美国的生物教学中,实验经常是在教师讲课之前进行的。在实验手册上,投有关于实验的详细解释,而是一系列问题。教师促使学生理解这些问题,然后,学生自己独立地做实验。他们必须积极地思考、阅读、设计、观察、记录,并得出结论。显然,这种方法能够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比较中美两国中小学的科学实验课,访美学者发现,“中国学生的动手操作活动是试验性的,而美国学生的动手操作活动是探索性的。”这值得我们深思。 6.评价方式 由于我国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及考试制度的束缚,教师和学校对学生的评价强调的是常模参照评价(全班按分数排队,比较强弱胜负)。这种竞争性的评价是有局限性的。它把是否“成功”作为衡量学生优劣的惟一标准,脱离了大多数学生的实际。这种评价方式,只有少数学生能得到好名次,并取得分数意义上的“成功”,而大多数学生则注定是学习的失败者。这不利于大多数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结果是学生的家庭作业负担过重,考试的压力过大,致使许多学生精疲力竭,丧失了学习的兴趣。所谓“高分低能”现象主要就是由这种被动、封闭的学习方式和评价方式造成的。而美国对学生科学课程的评价主要看重创新能力。我国有些高才生到美国去读大学或研究生,学习很努力、认真,若老师讲了六个要点,考试时他们决不会改变一个。在我国这样的试卷自然得满分,可在美国一般只能得C等,而有些学生只写了一两个要点就能得A等。我们的学生不理解,老师的回答是值得回味的,“你答的六个要点都是我讲过的,我讲过了你还说它干什么?我讲过的六点,那是我思考的,是已经有的六种可能性或解决问题的六种方法。有的学生虽然只写了一两个要点,但那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或通过其他资料获得的,有创建性。我讲课的目的,就在于启发大家通过我讲的六个要点形成你们自己的思考,得出你们自己的答案。” 由此可见,多年来,造成我国学生高分低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以上的科学教育理念。因此,我国中小学科学教育的观念亟待更新。首先,要更新我国科学课程中的不足:科学课程过分注重学科的逻辑性,忽视了科学、技术和社会的联系;我国科学课程带有精英主义的性质,不利于科学的普及。其次,科学教学应以学生为中心,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新精神;加强科研过程和方法的训练,确立探究式的科学教学模式;突出动手操作,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等等。这都是我国科学教育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比较教育论文:浅议中外高等教育课程设置特点比较研究 【论文关键词】高等教育 课程设置 创新人才培养 【论文摘要】中外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都带有浓厚的民族特征,虽然两者之间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但也有很强的对立性,我们也应看到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互补性和借鉴性。本文比较中外高等学校课程设置的不同特点,对我们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创新型人才不无裨益。 进入21世纪,我国提出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伟大战略目标,认为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我国的高等教育理所应当为此做出重要的贡献,培养更多的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创新人才。 高校强调以培养创新素质的人才为核心,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甚至不需要知识的学习与积累:相反,它对知识的学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创新人才的创造力来源于扎实的理论基础和缜密而敏捷的思维。因此,从创新人才的知识结构出发,必须优化课程结构体系。 高等学校的课程大部分是各高校自主设置的,课程内容必须符合高等教育的层次和水平。一般来说,高等学校课程设置,以专业为基础,知识是高深的、复杂的,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联系紧密,高校的教材以学校编定为主,具有校本性的特点。但中外高等教育在课程设置上又有自己的特点。 1中国的高等教育课程设置特点 经过近二十年的不断改革和发展,目前我国高校的课程设置已突破了前苏联模式,基本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课程结构体系,对培养高素质人才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现有的课程体系中也存在许多缺点和弊端,尤其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课程设置在某些方面出现了与时代前进步伐不尽合拍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1.1普遍侧重于必修课程,忽略了选修课程的合理比例分配:在我国大部分高校的现行课程体系中,必修课程占有主导地位,一般可达到70% ~85% ,平均约为82. 03%;而选修课程的比例仅有10% ~20%左右,平均约为17. 97% ,甚至更低,并且选修课程的内部结构也不十分合理,大部分局限在专业课范围内,跨学科、跨专业、跨系、跨年级的课程很少。这种状况影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不利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1.2文理课程处于完全隔离状态,互相渗透性不强:尽管90年代初国内许多高校教学计划中均规定,文理科的学生可以互选对方课程,但供选择的课程门数和学分相当有限,即使加上公共必修课程,理工类专业教学计划中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平均仅占总课时的9. 19%左右; 文科选修理科的课程则更少,约为5. 16%左右。 1.3重理论,轻实践:在我国高校教学计划中,十分重视各类理论性课程,而实践性课程一般比较少,仅占总课时的10% ~20%左右,平均约为16. 28%。而且基本实验多,创造性实验少,多为演示性实验,一些实验课程设置落后、“陈旧”,跟不上社会的发展,这就造成学生的动手能力、创造性能力比较差。 1.4各类专业划分过细,基础课程比例偏小,不利于综合素质的培养:由于我国高校中有相当比例是因行业办学,为了反映专业特色,大量开设仅面向本专业的课程,而且课程划分过细,致使有些课程的内容太窄太深,专业性过强,互相重复,从而挤掉了基础课程的学时(仅为31. 07%左右),不利于学生基础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 1.5课程内容陈旧,滞后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大部分高校的课程中吸收反映现代高新科技知识和本专业新动态的内容较少,不能尽快吐故纳新,使得基础课程内容与现代科技发展距离不断扩大。①这一方面限制了学生的思路和知识面,另一方面也影响了学科结构的更新与改革。 2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课程设置特点 2.1课程设置的基础化:基础科学在全部知识中的是最稳定、持久、最富有拓展功能的部分。英国的基尔大学是一所四年制的综合性大学,该校把第一学年规定为“基础学年”,在全校统一开设公共必修的综合课程——“西洋文明的发展”,其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地球科学、历史学、文艺学、社会学、计算机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高等教育学等几十门课程。教学上以专题讲授为主,以培养学生正确的学习方法、加强普通教育和为进入“主要学年”的专门学习环境打下宽广的基础为主要目的。法国的综合大学,第一学年理科学生不分专业,只分结构与物质科学和自然科学与生命科学两大门类,设置广泛的基础课,既包括一般的文化基础课,又包括专业需要的基础课,尤其重视数、理、化课程的教学。推祟“衣架式”教育,要求学生具有像“衣架”那样宽厚的基础,然后才让学生选修一个专业方向,即“衣架”的顶端。 2.2课程设置的综合化:设置跨学科的综合课程,是发达国家课程改革的又一动向。所谓综合化,是指课程内容的综合化,实行综合化教学计划,设置综合化学科和学部。日本教育部门为了培养学生综合判断能力和观察能力,在筑波大学、名古屋大学等高等学校都开设了涵盖经济、科技、社会发展变化的综合性课程。这些课程的名称也大多与人类生存、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现代文明有关。如地球与环境、生物与信息、信息与行为、人间教育等等。在英国,为了废除传统学习过分专门化的课程体系,在许多大学设置了多种学科群,围绕学科群来安排课程,使学生把深入学习的学科与一般学习的学科结合起来,或者把主要的课程跟有关的课程学习结合起来。苏塞克斯大学就是这种课程改革的典范,它们只有在修毕这些先行课程以后,才用一半到三分之二的时间学习选修的专业科目,其余时间学习有关课程。 2.3课程改革的职业化:这主要是对非职业学校而言的。所谓课程改革的“职业化”,是指高等学校的课程改革的内容、形式要适应于生产中职业结构的不断变化。这是高等教育走出经院式的象牙塔而迈向实际生活的重要环节。德国强调突出综合制大学和高等专科学校课程设置的职业化倾向,倡导设置晚间、周末或某个工日的“部分时间学习课程”和由企业或行政部门及学校根据“双元制”原则合作建立的职业一体化和培训一体化学程,以使用为目标开设课程。法国也是重视高等学校课程设置职业化的国家之一,哈比改革、萨瓦里改革以及由法国教育界知名人士与工商界代表共同组成的《教育与经济-2000 年的教育体制》调查报告等有关改革与建议活动都把高等教育职业化作为重要议题予以密切关注。 2.4课程改革的国际化:这在美国、日本尤为突出。美国在普通高校的核心课程中增加了世界文明、外国语的教学,并把到国外参观学习与课程联系起来,开展跨文化研究,以及开设如何运用高技术进行国际学习研究的课程等等。日本也是如此,它们把培养“受国际信赖、并能为国际社会做贡献的日本人”作为重要目标,在课程改革方面,除了加强外语教学外,还大量设置有关国际关系领域的学科专业。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我国高校人才培养要适应经济和科技的快速发展,必须坚持人才培养途径的不断改革与创新,提高人才的适应能力、创造能力与实践能力。其一、加强实践性教学,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水平。实践教学主要是围绕特定教育目标而开展的,通过学生的亲身体验,应用知识于实际的探索性活动、解决实际问题。在进行实践教学的过程中,应坚持与理论教学相结合。树立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并重的观念,确立实践教学的核心地位,并组织和鼓励师生参加实践教学环节的改革。其二、深化教学改革,优化培养过程、革新培养途径。高校通过整合教育资源,建立创新实践基地、创办企业等途径,构建产学研合作教育,真正实现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际、知识与能力的融合。高校通过实验、实习、实践等环节,全面培养基础扎实、创新和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各类专门化人才。 比较教育论文:从“电影反打”的寓意浅析比较教育学的“理论反打” 一、“反打”的原初语境与理论反打的界定 “反打”一词原出于电影界,原义指“电影观众沉醉于电影院的荧幕上的内容,忽然看到电影院正在播放的电影播放机,观众一下子从沉醉状态中苏醒过来”。换句话说原初的语境是指人们在欣赏电影思维或体验对象化时对对象化的一种解构,而这种解构的契机在于“播放机”的发现。把这种电影反打现象这种原初的语境运用到理论或学科研究上来,我们可以对理论“反对“的内涵和价值做如下的界定: 1.“理论反打”的双向聚焦性:任何一种理论的研究,其视阈都直接或间接隐藏着对象的在场与不在场,中心聚焦视野与边缘模糊视野。“理论反打”要求研究者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既关注自己建构的或正在运用的理论范式也要注重它的异质性(主要的是对立性或冲突的)也就是在要求研究过程的视阈保持一种“明意识”的在场或进入状态自然同时,也要对自身所关照或审视的内容进行“潜意识”的不在场的保持一种警醒与发现倾向状态。从这个意义说,“理论反打”就是要在传统的视阈焦点之外设置一个异质的参照系性的视阈焦点,它大大减少了由于视线单调所导致研究对象的“遮蔽”,在这种去“遮蔽”的基础上,达到研究视阈的立体化与透视化,从而拓宽视阈有利于理论新生长点的发现。 2.“理论反打”是个立体动态的过程。它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分析模式,动态是其存在的唯一生存态。故动态研究是其前提条件之一。立体分析是“理论反打”动态过程的必然要求,就如在电影院欣赏电影时,眼球与电影荧幕的内容是动态协调的,而“反打”的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一种“回头”意识(即在用心欣赏电影荧幕的内容时回头去观照电影播放机的这样一种运行机制) 3.“理论反打”解构与建构性:“理论反打”的运行机制明显表现出解构与建构性两种不同维度倾向。传统理论研究往往注重的是理论的建构,从一定意义上说只注重理论的建构实际上就是一种抽象与舍弃的过程,这样势必自觉或不自觉的舍弃一些异质性的东西。而理论反打在建构的同时更注重解构。这种解构是保持永远建构的有效和必要途径,没有解构的建构必将是僵化的,是没有生命力的。反打理论就是要在不停的解构中不断积极建构着。 4.“理论反打”的“和而不同”的品质:儒家代表孔子提倡“和而不同”“执两用中”。反打过程中的“中心视阈”与“反打视阈”(“播放机”回视式视阈)之间存在着强大的张力,他们之间在维度,方向,焦点等方面都存在着异质性甚至对立性的一面,但正是这种对立性才能确保理论研究的科学统一性,从而达到一种学术研究力的制衡。传统的理论研究,特别是西方的分裂式的思维方式导致了理论的深度只是一种片面的深刻,其理论各派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他们的理论建构逻辑路径依赖往往先从极其抽象的假定或假说入手,然后朝着一个价值或逻辑取向进行一系列的逻辑演算。例如西方一些学者的一些人性假定:如弗洛伊德的“力比多”论,柏拉图、黑格尔的“理念说”,卡西尔的“符号论”等等。这样的学说理论固然很有个性、特色,但他们基本都属于一种“合同型”(与“和而不同式”对应)理论,虽然它能大大的推进学说的深入发展,但往往是一种“片面式”的深刻。首先,其逻辑起点往往是单质的带有一定主观偏见的倾向。其次其逻辑演算实质上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逻辑目标或结论的奴隶,逻辑演算在为进行一种为了学说结论或目标的统一而以丧失自身独立性的逻辑辩护。“理论反打”正是在“合同型”理论不可避免的缺陷的语境中脱颖而出的。彰显着其独特的优越性的。“理论反打”的这种“和而不同”的品质是保持与时俱进保持其优越性的法宝。“中心视阈”与“反打视阈”的动态协调生成保持着“和而不同”的可贵品质。“理论反打”的这种“和而不同”的品质也集中的体现了歌德尔的著名的“不完备定律”的精神实质。 二、比较教育学“理论反打”的合法性与优越性 前面我们主要就“理论反打”进行了一般性的界定和阐释。下面主要就比较教育学这一具体学科的理论建设与“理论反打”的关系进行一些探讨,以确定“理论反打”在比较教育学的学科建设中的意义。 “理论反打”在比较教育学学科建设中是“合法”的。这里的“合法”语境是指某一方法或理论研究范式对某一具体学科或研究领域运用的效度和信度的合格性。效度用来检测某一方法论与研究目的目标的相关性,而信度是用来测量其可靠性,通常表现为同一条件下出现的重复率。比较教育学“理论反打”范式是当今比较教育学特别是我国比较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必然要求。目前比较教育学普遍存在着一种“身份危机感”,而这种危机感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传统的“合同式”的理论研究范式。它导致了研究者对比较教育学学科研究对象和方法论的狭隘与遮蔽。 比较教育学本身的研究对象就是多元的,对话的,异质的,广延的。凡是一切与教育学密切相关的内容都可以全纳进入比较教育学的研究的独特视阈中来。正如一些学者认为把比较教育学当作一门学科不如当作一个研究领域,其实这正是说明比较教育学科的研究对象的全纳性与广延性。纵观比较教育学的发展历史:从朱利安创立比较教育学起,经历了“借鉴时代”“因素时代”和“科学研究时代”(参照了佩雷迪的“三阶段说”),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在不断发展开拓,从主要注重别国的教育制度或学校教育本身到注重学校以外或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隐性因素,从注重借鉴别国的教育经验到注重国际教育和发展教育等,这一切无不证明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在不断向纵横方向深入发展。研究对象不断拓展的同时,研究方法也在不断的翻新与开拓。比较教育学绝不简单等同于教育比较,比较教育的方法是独特的也是不断发展。而单纯的比较只是一种寻找异同的方法,它无法体现比较教育学的学科特色,比较教育学的比较有更广的更深的内涵,有自身的丰富性与独特性。综观比较教育学发展教育的范式通常可以划分为“新自由主义范式”“激进范式”“后现代主义范式”等。随着比较教育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传统的“合同式”的研究范式的局限性逐渐暴露,在当今比较教育国际一体化、本土特色化、学科集成群落化趋势的日益突出,比较教育学的原始的学科特性(跨地域国别、跨历史、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获得了内涵式与外延式的拓展。这就要求一种统摄性的大比较教育学的理论思想进行规范,促进各种不同的范式之间平等对话,共同发展。 “理论反打”在比较教育学中的合法性集中体现在它对建构当代新的比较教育学学科发展的效度高与信度强。因为“理论反打”直接弥补了传统的“合同式”的缺陷而且与比较教育学学科的当展成高度的正相关,也就是说“理论反打”是比较教育学的自身发展规律决定的,而且也是其时代的必然要求,要实现各种比较教育学学派和不同范式的对话与整合,形成更具强大的学术研究力的大比较教育学就必然要求实现“理论反打”。而比较教育学的“理论反打”的信度,虽然暂时没有象实验科学那样已经实症过,但从理论上和逻辑上是具有较高的信度,而且我们也相信只有通过把“理论反打”应用到比较教育学的理论研究的实际操作层面才能更见其真正的效度。下面一部分,主要就比较教育学“理论反打”的操作模式做一下初步的设计。 三、比较教育学“理论反打”的操作模式初探 首先我们回到“反打”原始语境即电影反打的操作模式:在电影院,观众的反打存在三种情况:1、大部分在观众看电影之前,电影播放机就没有在他们视野,处于一种不在场,而实际上它是客观存在的,而后在沉醉在电影情境中因电影播放失灵时才突然发现电影播放机。2、一部分观众在电影播放之前就看到了播放机,但随着欣赏的角色化逐渐模糊了直至播放机的不在场。3、还有一些观众一直带着播放机的在场状态而进入电影的欣赏状态的。从对“反打”回原式程序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比较教育学“理论反打”同样存在类似的三种情况: 1.比较教育学研究者一直对自己“在手”的理论(或者说在自己研究中心视阈着力建构的理论)处于一种沉醉状态,只是在理论“失灵状态”下才主导的“中心视阈”进入到 “反打视阈”。失灵状态是起实现“理论反打”的契机,失灵状态是多样化的,通常有理论与现实问题的冲突,理论内部的冲突等。而这种由于理论的失灵而引发的“理论反打”往往是一种“震荡型”的反打,它容易导致在手的理论的震动与调整与大幅度的维修。例如高等教育的市场化理论(一个国际性的比较教育学的课题)有些学者对此理论一直处于一种“在手”状态,一直处于青睐与嗜好的状态,一旦高等教育全盘市场化产业化而导致高等教育的公益性与人文精神性等方面出现问题,这些学者心理就会产生一种震荡,从而不得不对“在手”的理论进行反打。这种比较教育学的“理论反打”属于一种外部刺激而应急性的“反打”,它的带有明显的滞后性,其生产成本也非常昂贵。 2、比较教育学研究者理论“上手”之前,就对即将“在手”的理论保持一种高度的警惕性对其对立性或潜在的理论危机有一种清楚的理性的理性认识。但随着该理论的上手成为“在手”状态,成为“中心视阈”从而逐渐丧失了“反打视阈”。这种理论反打实际上是一种递减型的“理论反打”。它在理论建造初期是比较理性的,而且有利于理论的开放性的发展,具有较广的发展前景和比较强的生命力,但是随着“反打视阈”的缺失,其在手理论就容易走向一种封闭与狭隘,最终影响其发展前景。例如:在比较教育教学课程论上,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家杜威,在形成实用主义课程论之前,他对历史上各派的的课程论都有比较全面的理性的批判和继承。但是在形成自己自己实用主义课程之后,就失去这些“反打视阈”特别是与其“做中学”“经验课程”等异质或对立性的理论的参照,最终导致起理论明显的缺陷。随着50,60年代,苏联的人造卫星发射成功杜威等进步教育理论在美国受大强烈的质疑和谴责。 3、比较教育学研究者始终保持一种“反打视阈”,即在理论上手之前和上手之后一直始终对其保持一种“反观”“反打”。这是一种真正的“理论反打”也是一种彻底和最有价值的“理论反打”。它能始终维持理论的开放性,动态性与生长点的常新性,是保持比较教育学理论不断健康发展的不竭动力。这种“和而不同”的彻底的反打理论可以追溯到卡尔马克思的开放的批判的科学的理论。这种“反打理论”对当今比较教育学的新建构与发展有着战略性的作用。尤其是对实现中国当代比较教育学的国际化与本土特色化的转型意义尤其重大。 比较教育论文:试论比较教育学的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 论文关键词:本土失语;比较教育学;本土研究;自主发展 论文摘要:在全球化成为主导语境的今天,本土很容易被忽视和掩盖。中国的教育理论在西方话语中也丧失了本土性。表现出“本土失语”。在此情况下,主张比较教育学走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的道路是很有必要的。论文首先分析了比较教育学的学科性质,然后从比较教育学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两方面展开时比较教育学“本土失语”的思考。 在西方主导的全球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者惟西方马首是瞻,试图斩断所谓的“民族文化劣根”而去与西方“优越”的文化对接,自身具有一种“他者优越”的意识。丧失了与西方世界平等对话的信心和勇气,因而在比较教育的话语实践中处于一种失语状态。因此,肩负教育与文化交流桥梁任务的比较教育学应注重本土研究,并走自主发展的道路。 一、比较教育学的学科性质 “比较教育之父”法国教育家朱利安(Mare-Antoine Jullien)是最早提出比较教育概念的人,他认为比较教育研究的范围是:“一部对此项研究能提供更直接和更重要的应用效果的著作,其内容应成为欧洲各国现有主要教育机构和制度的比较,首先研究各国兴办教育和公共教育所采取的各种不同的教育方式,学校教育全学程所包括的各种课程需要达到的教育目标。以及每一目标所包括的公费小学、古典中学、高等技术学校和特殊学校的各衔接年级;然后研究教师给青少年学生进行讲授所采用的各种教学方法。他们对这些方法所逐步提出的各项改进意见以及或多或少地所取得的成就。” 目前,对比较教育学概念比较公认的看法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强调比较教育学的目的和实用价值。认为比较教育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旨在吸取外国的成功经验。改进本国教育。其作用在于向人们提供广泛的教育情况与信息。对各国教育问题与趋势进行研究与分析,加深人们对本国教育现象的认识,改善本国的教育状况。 第二,突出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其中又分校外与校内两个派别。校外派强调比较教育学必须透过教育现象,透过对其相似性与差异性的分析,揭示控制各国教育制度的基本因素。认为校外的事情甚至比校内的事情更为重要,校外的事情可以支配校内的事情;校内派则认为比较教育学是研究教育本身的一门学科,它有其本身的特点与规律。教育的主要实施者是学校,主要实践活动也均在学校内进行。 第三,注重对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并试图从方法的角度对比较教育学确立定义或界说。赞成这种观点的比较教育学家认为方法就是比较教育学本身。 第四,特别关注比较教育学的功能与性质。其研究对象是比较当代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分析其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相互关系,找出它们之间的同一性或差异性,揭示教育发展的趋势以及一般原理与规律。 综上所述,比较教育的概念可概括为:它是以比较法为主要方法,研究当代世界各国教育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揭示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探索未来教育发展趋势的一门教育科学。因此比较教育学既是一门应用科学,又是一门理论科学。其理论当然应结合实践并服务于实践。由于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历史传统及文化背景的不同,教育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本文主张比较教育学的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 二、比较教育学的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 这里所说的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是指一种研究方向,即本土化+本土生长。所谓“本土化”,也就是西方文化在非西方世界被吸收、认同进而转化为本地文化组成部分的过程。“本土化”与“本土生长”是有区别的。如果说“本土化” (nativization)是一个主动吸收西方文化的外烁过程,那么“本土生长”(indigenous evdution)才是发源于本土社会的文化自我演进过程。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明确批评那种不顾中国社会实际一味仿效西方教育制度的做法,将其比作“拉东洋车”,认为那是“害国害民的事,是万万做不得的”。他主张要“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可见他所追求的更多的是“本土生长”而不仅仅是“本土化”。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是相辅相成的,这也正是比较教育学的发展方向。通过比较教育学的本土研究。使我国的比较教育学能正确地描述和解释我国的教育现实,预测我国教育发展的前景,从而提出对我国学校教育的发展确实有价值的建议和对策。下面从两方面来具体谈谈比较教育学的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 (一)比较教育学进行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的必要性 比较教育学似乎一开始其研究兴趣就集中于异域而不是本土。虽然说这与它的学科性质(一种致力于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学科)是分不开的。但笔者认为在借鉴的基础上。中国的比较教育学目前应将更多的目光转向本国。之所以提出此种说法,是因为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种事实:中国的比较教育学所用的概念、基本假设、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大都来自西方,我们也提不出我们的概念、假设和方法。这种反差不仅衬托出西方比较教育学学术霸权地位,也暴露了我们自己的失语症。 我们有的只是对西方教育理论、模式的遵奉而不存疑,认同而不批判,照搬而不质疑,这种盲目的做法就使一些研究越来越成为一种与中国教育现象不甚相干的智力游戏。如我们正在进行的一些旨在纠正我国教育中存在问题的教育改革,其理论根据就来自西方。比如湖北省监利县缓解农村税费改革以后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短缺的“买”学校的改革,其理论来源就是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的“教育券”理论。弗氏理论的目的是在公办学校中引入竞争机制,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是一种在公平解决基础上对效率的诉求。即便如此,也遭到很多学者的反对,实行“教育券”计划的州并不多。而监利县的教育改革或者别的地方的“教育市场化”改革的主张却无视这一点。这种“一厢情愿”的改革非但不能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短缺的问题,反而会加大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教育的“鸿沟”。由此可见, “‘有意义的’教育思想必须基于实践,对本国教育真正具有引导力的思想最终只能形成于本土境脉与本土实践中。不能用具有浓厚西方文化色彩的价值取向、思维习惯与言说方式来套解本国社会现实和规引本国的教育实践”。 (二)比较教育学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的可行性 我们主张的本土研究是要拓宽交流的渠道,使单行线变成双行线,并不拒绝外来的概念、方法、理论,但强调要批判地、有选择地借鉴。做到心中想的是中国的事,为的是解决中国的问题,但眼界和思路必须是超越中国的,是全球的。本土研究在批判地吸收外来理论的同时,要以自信的姿态积极与各国比较教育学者对话。具体说来,比较教育学本土研究应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第一,要有开阔的国际视野。比较教育学进行本土研究,并非关门进行研究,而是要有开阔的理论视野,了解最新的国际研究动态,与国内外的研究者保持对话与交流。目前国内的比较教育研究普遍重“思辨”轻实证。进行本土研究就迫切地需要引进多种研究方法。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教育学”就要在中国的教育现实下进行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 第二,对西方教育理论持批判吸收的态度。对西方理论假设,要思考、质疑,保持对其警惕。对其适用性和有效边界给予充分的反省。如果做不到,我们就会稀里糊涂地把建筑在这些预设之上的理论框架奉为神明。那些西方教育理论要在中国的本土语境里完成相应的“意义转换”才能切入中国教育现实。 第三,采用比较优势理论,发掘自身的优势。比较优势最简单的解释即人们应当找到自身的相对优势,干自己最擅长的事。比较优势原理同样适用于解读教育研究中的“比较优势”。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拥有在人类历史上不可替代的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与教育传统。1988年1月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集会时发表宣言中曾说:“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我们要看到中华文化价值体系的精华,注重这一优势,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这样本土研究才能真正挺立起来。 比较教育论文:中美会计教育改革的比较 对中美会计教育的改革进行比较,从中可以借鉴改革成功的经验,对我国会计教育的进一步改革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一、教育观念的比较 美国会计教育将终身学习的教育观念作为会计教育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终身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观念,它对美国会计教育改革的意义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1.终身教育理论反对把正规学校教育和非正规学校教育完全对立起来,强调高等教育不再意味着是某一特定年龄的人在一段时间内接受教育的活动,不是人生接受教育的最后环节,高等教育也不是学生职业劳动的最后训练场。相反,终身教育认为,高等教育更应该注重教会学生学习的方法。例如,目前美国会计教育中强调的案例教学,以及将会计教育与会计执业资格考试教育分开的作法,就是终身教育思想中注重教会学生学习方法的具体体现。 2.终身教育理论使高等学校的课程不再单纯地追求某一学科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取而代之的是,更强调学科本身的综合性和整体性。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打破传统的学科知识结构,将相近的学科知识内容重新进行整合,形成新的课程体系,突出学科本身的完整性,而不再过分强调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界限,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过分专业化所带来的缺陷。因此,在美国的会计教育改革中,特别加强了通识教育和一般商学教育等方面的课程。尤其是哈佛大学率先恢复了核心课程体系就是终身教育思想的直接体现。 3.终身教育是一种着眼于学生发展的教育观念。为了使学生能够应付变化极快而又日趋复杂的社会生活,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终身教育注重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强调学生应该在高等教育期间集中掌握工具性的知识,掌握继续学习的技能。因而在整个课程体系中增加教学实习课程的比重,鼓励本科学生尽早参加研究活动。因此,在美国的会计教育改革中,不仅对学识(Scholarship)进行了重新定义,认为学识应包括四项功能,即发现知识(Discovery)、整合知识(Integration)、应用知识(Application)和传递知识(Teaching)。而且教学本身也是一种学识,教学、研究以及实务三者互动,同等重要。 我国会计教育,终身教育的观念并未完全深入人心。作为现代会计教育,应该教给学生比会计知识本身更重要的东西,教给学生的应是除知识以外的学习知识、获取知识、尤其是创造知识的方法。因此,21世纪的会计教育,必须吸收我国传统教育中的精髓,同时还要贯彻终身教育的思想,体现当代社会对会计人才的培养质量要求,进~步改革我国会计人才的培养模式。 二、会计教育目标的比较 美国会计学会(AAA)的会计教育委员会明确指出:学校会计教育的目的不在于训练学生在毕业时即成为一个专业人员,而在于培养他们在未来成为一个专业人员应当具备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使其终身学习。终身学习的基础包括技能、知识和专业认同等三方面的能力。技能包括沟通能力、智力能力和人际能力。沟通能力是通过有效的听、说、读、写获取并传递信息。智力能力是指查找、获取以及组织信息的能力和在不熟悉的环境中辨认并解决问题的能力,并能根据一些没有重点的事实的理解作出判断。人际能力是指在团队中有效地工作,并在适当的时候发挥领导作用。知识包括一般性知识、组织和经营知识和会计知识。一般性知识可以帮助会计专业人士理解职业界与社会之间复杂的依存关系,以及与不同背景的人们进行交往。组织与经营知识则包括组织内部运行和组织变化的方式,以及信息技术在组织中的作用。而会计知识的重点应在于培养分析及概念性思维的能力,而不仅仅是记忆职业准则。专业认同是指会计毕业生应认同会计专业并乐于从事会计专业而必备的知识、技能和价值观。 我国会计教育界围绕会计教育的目标问题进行了 长期讨论,目前基本一致的看法是:培养能在企、事业单位、会计师事务所,经济管理部门、学校、科研机构从事会计学的实际工作和专业教学、研究工作的德才兼备的高级专门人才。与美国的会计教育目标比较而言,我国会计教育目标的定位较为宽泛。如此宽泛的教育目标定位,对于确立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问题均有直接的影响。因此,我们应根据新时代对会计教育的要求和我国会计教育的现状,并结合会计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势,其会计教育的目标应定位于:大学会计教育是培养会计中层管理人员(即会计经理人才)必备的知识、能力和素质。 三、课程设置的比较 美国会计教育改革委员会认为,会计专业教育应包括一般教育、一般商业教育、一般会计教育和专业会计教育等四类课程。 1.一般教育课程。主要目的在于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的求知欲望,培养其具有抽象逻辑思维。缜密分析和运用数据的能力;提高写作水平,建立听、讲技巧,使学生明白研究的步骤,积累一定的历史、国际和跨文化知识,提高对科学与美学的欣赏品位并能运用适当的价值进行决策。在一般教育课程中,通常涵盖了写作、数学、历史学、社会学、艺术、语言、心理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等人文、社科、自然科学等学科门类。 2.一般商业教育。包括财政、市场、经营、组织行为等一系列课程,主要目的在于使学生了解企业、政府机构和非盈利组织运作特点,以及提高如何整合和运用相关知识的能力。 3.一般会计教育。主要包括组织中的决策和信息;信息系统的设计与运用;财务信息与公开报告,包括查账证明;会计职业界的知识等四部分。目的在于在大学本科教育阶段,主要以信息的辨认、衔接、沟通与使用为中心,表现出会计作为一种信息发展和沟通过程的本质,让学生能够掌握一些基本概念并能够灵活运用。 4.专门会计教育。是更高层次的专业教育,主要是大学本科以后更高水平的教育和后续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学生从事专门研究的能力以及在职继续进修。在专门会计教育阶段,需进一步探讨财务会计、管理会计、税务、信息系统、审计、政府与非盈利组织会计以及国际会计等较为高深的课程。 我国大学会计教育的课程体系一般包括“两课”、“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主干(核心)课”。“选修课”以及“实践课”等六类所构成。近2O年来,我国高等会计教育的课程体系一直在进行改革,但改革的重点始终是放在专业主干课上面,对其他类别的课程则关注不多,尤其是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即使对专业主干课的改革,基本上也还是在开设课程门数的多少上做文章,并未有实质性的突破。我国会计教育核心课程体系改革的基本作法是增加新课程,改造老课程。结果是课程越改越多,原先遗留的课程内容交叉重复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又增加了专业主干课程比重过大、知识结构不合理的新问题。鉴于此,应根据终身教育的思想,突破会计教育课程体系改革的思维定式,全面改革会计教育的课程体系,不能再囿于专业主干课程体系的改革。 四、教学组织的比较 美国会计教育积极回应会计职业团体对会计教育改革的建议,会计教学组织在以下两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一是教学内容的组织上,改变了传统的方法,教材中所附的习题或案例的答案不再是惟一的,而是变得非常多样化,强化会计的职业判断意识,以培养学生分析、表达、交际和合作等多方面的能力。会计教材也不再是作为教学材料的惟一依据,而只是作为若干教学材料的一部分,《华尔街日报》、《财富》杂志、《商业周刊》等报刊也是教学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在教学方法上,传统的以教师授课为主的教学方法正逐步被“教师授课为辅、学生参与为主”的教学方式所取代。教师的主要任务是引导、启发学生思考,帮助学生解决疑难问题,学生则通过小组协作、案例研究、模拟操作、文章研讨等方式,调动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通过课堂教学达到锻炼能力的目的。 我国会计教育在教学内容的组织上所用的教学材料单一,不仅主要的教学资料是一本教科书,而且各个学校强调自身的体系完整,基本上采用自编的系列教材,其他的教学资料用得非常之少;在教学方法上,“满堂灌”、“填鸭式”仍然是主要的教学方法,诸如“互动式”、“讨论式”、“协作式”等现代教学方法还处于探索之中,尚未得到广泛使用;在教学手段上,基本上仍然以“粉笔十黑板”等自然媒体,而极少采用多媒体或其他现代化教学手段。其结果不仅导致学生的知识面狭窄,动手能力、实践能力不足,更谈不上创新能力的培养。 五、教学管理的比较 美国会计教育改革委员会认为,有效的会计教学必须突出以下五个特点:一是课程设计与目标明确、整合相关课程,要有创新性、适应性;二是采用较为完备的教材体系;三是有效的表达方式;四是使用经过精心选择的教学方法和测试手段;五是能够根据学生水平进行适当的引导和建议。与此同时,美国会计教育改革委员会还建议,学校教学管理部门要设计一个好的反馈体系,奖励有效的教学,以促进教师提高教学效果。 从我国会计教育(包括其他教育领域)的实践来看,对教师有效教学的要求并不明确,而对教师的科研则有明确的要求,教师的考核、晋升、晋级、待遇等无不与科研直接呈正相关关系。从当前各个大学正在进行的人事分配制度的改革上也可以明显看出,基本上是科研“一票否决制”,教学效果的好坏与教师的考核结果并没有直接关系。时至今日,学校到底是培养高质量的学生还是培养学术大师,这看起来是统一的、其实是矛盾的问题并未解决。 六、会计教育与执业资格考试关系的比较 美国的大学会计教育强调了其培养目标是完成注册会计师应有的职业素质培养,但是,美国会计教育委员会(AECC)对在校大学生参加注册会计师考试则明确反对此种作法。该委员会认为,会计专业的学生未毕业就参加会计师考试,学生接受会计教育的目的就变成了考执业资格而已,很可能导致学生不专心学习其他课程的倾向。因此,该委员会的第5号公报建议,专业执业资格考试必须具备学士学位才能参加考试。虽然AECC的建议不具有强制力,但他们准备将会计执业资格考试与学校会计教育分开,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我国《注册会计师法》对报考注册会计师有明确的规定,但在实践中,报考注册会计师基本上成为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研究生的一门自觉的“必修课”,连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也参与其中。这种现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我国注册会计师的报考队伍,但对大学会计教育正常教学秩序的冲击也是非常明显的。即使通过考试取得注册会计师资格的大学生是否真正具备了注册会计师应具有的素质,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注册会计师的执业水平,保证正常的大学会计教育的正常教学秩序,应严格按照《注册会计师法》的有关规定严把人口关,以保证我国注册会计师队伍的素质和社会声誉。 比较教育论文:探析网络教育教学系统与全日制普通本科教学系统的比较与启示 论文关键词:网络教育 教学系统 质量保障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网络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展,网络教育的教学质量能否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可,已成为日益突出的问题,而教学质量的提高离不开教学系统的保障。基于巴纳西教学系统理论,从经验系统、经验传递系统和经验接受系统三个子系统的维度,比较了网络教育教学系统与全日制普通本科教学系统的不同点,分析了网络教育教学系统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若干建议,以期网络教育的教学系统在借鉴全日制普通本科教学系统特点的基础上,发挥其特有的优势,提高网络教育的质量。 美国著名教育技术专家巴纳西认为,教学系统是分层次的系统复合体。如果把教学过程看做是人类传递生产生活经验的过程,那么整个教学系统可以看做由经验系统、经验传递系统和经验接受系统三个子系统组成,其中经验系统主要是指静态的教学资源和教学内容,经验传递系统主要是指动态的教学过程,而经验接受系统是指学习者本身。[1,2] 结合网络教学环境,网络教育学院的经验系统除了包括教学资源(主要是网络课程)外,还包含静态的技术支撑环境和教学管理制度;网络教育的教学过程主要是通过远程交互与各类学习支持服务来完成;网络教育的经验接受系统——网络学院的学习者又是一个复合体。与本科学生相比,网络教育的学员既是在职成人,又是学生,有的还承担有家庭责任,他们既有学生学习的一系列特点,但同时又存在着极大的特殊性。网络教育的教学系统与全日制普通本科教学系统在上述教学系统的三个子系统中均存在着众多的共同点和差异。本文的思考正是基于这一理论来进一步展开的。 一、教学系统的比较 1.经验接受系统的比较 在接受了系统连贯的中学教育后,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的年龄分布比较集中,学习基础也较扎实,尽管存在很大的学生个体差异,但是从整体上看,全日制普通本科的学生学习时间充裕,对于新知识新技能有充沛的学习精力与求知欲。而网络教育的学生均为在职成人,学员年龄分布比较广泛,学习基础和学习能力差异较大,成人学生大多已经形成较为稳定的心理结构(如道德、知识、能力等),且随着年龄增长,成人的机械识记能力减弱,意义识记能力增强,他们在学习上呈现出一定差异。 目前,全日制普通本科教学仍然主要采用教师在课堂中讲授为主的全面授教学方式,师生同处一个空间,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学习。在网络学习中,由于师生在时间、空间上的相对分离,学生以自学为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与学生学习的最终效果有着密切的关系。 2.经验系统的比较 在绝大多数的全日制普通本科教学中,教学媒体相对较单一,采用现成的影视、动画及图片进行简单的加工合成,以教材为纲,学习资源相对有限。网络教育的教学较之于全日制普通本科,教材概念的外延扩大了,除书本式教材外,录像带、光盘、各种各样的网站、论坛等已成为受学生欢迎的教材。此外,教学内容更具有时效性。全日制本科的教学内容比较单一和滞后,而网络则能提供丰富的、最新的反映当今科技进步的教学内容,学生在网上还可以获得同一学科不同的教学内容,也可以在网上获得某一个学科最新的发展动态,网络教育拓宽了学生的知识视野,使学生能站在学科前沿,呼吸到学科知识的新鲜空气。[3] 与全日制本科教学相比,网络教育教学系统更需要完善支撑其教学的技术平台,支持更多的用户流畅便捷地访问和学习,同时保障其传递系统的准确性。网络学习的特点也要求教学安排要更灵活、学习资源系统化和教务管理平台电子化等。 3.经验传递系统比较 在全日制普通本科教学中,由于学生和教师同处一个时空,教师可以根据课堂气氛、学生的表情和行为,及时了解教学情况和学生的学习状态,实时改变教学方法去调控教学状态,从而抑制教学过程中的消极因素,调动积极因素,保证教学质量。[4]网络教育的教学辅导主要通过BBS、Email、电话、QQ、MSN等方式进行,其实时性和交互性还不能使其充分发挥教学辅导的作用。[5]因而学生在网络教育教学中可能存在孤独感、学习过程中的困惑未及时得到答复、学习技能欠缺、与教师和同学的交流沟通不足、工作和家庭生活与学习产生矛盾等多种不利因素,更需要接受网络学院、教育中心为学生提供的学术、管理和情感等多方面的支持。[6] 此外,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考核也是检验经验传递效果的重要手段。全日制普通本科教学评价的主要方式是课程考试,统一印卷、统一组织,在指定地点相同时间统一进行,考试均以笔试为主,考试内容上偏重于对知识的记忆,忽视对知识的理解、运用和基本技能的检验,缺乏对获取知识能力尤其是创新能力的考核,在考试方法上基本上是一门课程一张试卷,一学期考一到两次。而很多学校的网络教育教学评价仍然全部沿用全日制普通本科教学的考试方法,其评价方法有待创新与实践。 二、网络教育教学系统面临的问题 1.经验接受系统中的问题 网络教育大多数的成人学生都有一定的社会经历和社会阅历,具有丰富多样的个性化经历(如学习、家庭、职业、社会、政治经验且具有个性化),用于学习的时间只能是工作、生活以外的业余时间,精力有限。在承担工作和家庭责任之余,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中更好更高效地学习成为他们必须处理好的矛盾。 有研究显示,我国网络教育的学生在学习习惯和学习能力上有众多共性,如较严重依赖面授,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由教师高度控制,自主性较差,因而在非实时、非面授的网络教育学习环境中,如何让网络教育的学生培养良好的自主学习习惯,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和效率也是网络教育教学需要突破的难点。 2.经验系统中的问题 网络教育教学系统中,教学资源有丰富性、实时性和网络化的优势,但是目前部分网络课程设计仍然没有跳出传统课堂教学的思维框架,仅把信息技术作为呈现知识、传授知识的工具,忽视了它对学生理解能力的影响,从而导致教学中出现了简单的技术化倾向。[7]出现这种情况也与目前我国网络教育的师资建设有很大的关系。在我国网络教育试点高校中,网络教育的教师基本上由学校其他学院的相关任课教师兼职,他们缺乏专门从事网络教学的经验,不适应网络教育这种强调自主学习的教学模式。 3.经验传递系统中的问题 在现代网络教育教学模式借助计算机或网络终端后,教学中的“人—机”关系或“人—机—人”关系削弱了师生间的直接交流,传统教学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富有人性化、人情味、亲和理论的教育影响力被淡化。网络教育学习者特殊性也要求我们注重对学生学习提供支持服务,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满足学生不同的学习需求,使学生网上自主学习与学生支持服务形成互补关系。 此外,在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考核方面,全日制普通本科教学评价是一种竞争式、淘汰式的终结性评价方式。作为一种新兴教学系统,网络教育教学评价方式方法有待创新与实践。 三、启发 1.经验接受系统方面 我国著名教育技术学家南国农先生曾对网络教育下过这样的定义:“网络教育是主要通过多媒体网络和以学习者为中心的非面授教育方式。”[8]在现代网络媒体的学习氛围中,如何引导和协作学生主动积极地适应非面授为主的教育方式? 网络教育学院的领导、教师和管理老师需要积极宣传网络教学的优势,帮助学生接受网络学习的模式,建设丰富多彩的网上资源,以及个性化的学生学习反馈与诊断模块,吸引学生经常上网学习,逐步提高学生进行网络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此外,网络教育的教学要充分发挥网络交互性的优势,促进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交流,实现虚拟学习中师生之间及学生之间在空间、时间、心理上的同步与异步交互的“零距离”,促进学生逐渐向学习者角色转换。学生作为有独立主体、人格尊严的人,越来越多地主动参与教学活动,与教师平等相处,相互尊重,从而营造出合作的、宽松交流的、对话式的学习氛围,使学生从中获得成就感,增强其自主学习的信心和动力。 2.经验系统方面 我们要深入研究网络教育的特点,结合学生个别化学习的需要,努力增加资源的信息量,突出资源的智能化、交互性和表现形式的人性化,形成资源特色。为了更好地建设教学资源,非常有必要培养一支高素质的能适应网络教育教学的教师队伍,建立长效的培训机制,加强对网络教育教师的培训,并积极鼓励教师学习和掌握现代网络教育理论,使他们具有扎实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与先进的网络教育理念,能够运用先进的教育技术手段与方法独自或参与设计网上课程,开发优秀的网络教学资源,实现教育资源优化组合,进而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 3.经验传递系统方面 我们要利用网络这种新媒介加强对学生支持的系统化,即加强学习辅导的支持、技术设施的支持、资源管理的支持等。如加强对学生选课的指导、媒体使用的指导和学习方法的指导,帮助学生按照专业教学计划指定个体学习计划,指导学生根据学习条件的差异选择媒体,根据不同的能力倾向选择学习方法。同时,建立支持服务体系的有效方法是建立实体机构,实体机构要规划、研究、管理和监督学习支持服务系统。华东理工大学网络教育学院于2008年成立独立的实体机构——学生学习支持服务中心,形成并贯彻“导学、督学、助学”的支持服务理念,为学生提供尽可能周到完善的学术性和非学术性的帮助。比如,新生入学后的导学阶段,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到教育中心集体参加导学和网上教学活动,集体参加网上BBS讨论,进行“近距离”的“远程教学”,“强制性”地培养学生参加网上学习的自觉性,让学生感受到获得成功的情感体验,帮助学生培养网上学习的兴趣和习惯。 网络教育教学评价虽然可以沿用全日制普通本科教学的考试方法,但其评价的实质应该是一种无竞争的、重视自我检测的方式。一切的评价方式都是以学习者的需求和满意度为核心的价值评定。网络教学环境中,评价考核方式更灵活多变,可以根据不同学习方式和内容而采用不同的考核方式,采用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过程性评价和整体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华东理工大学网络教育学院对此已经进行了较好的探索与实践。除学生的课程考试外,构成学生学习成绩考核的还有网上在线作业、离线阶段练习、BBS发帖及学生平时参与实时、非实时辅导课、教育中心其他活动等过程考核的成绩。这些形成性考核占到学生所修课程成绩的40%,而考试成绩只占60%,如所修课程有实验要求,学生完成网上远程实验或实时实验的成绩也占课程成绩的一定比例。 四、结语 在我国各网络教育试点高校,网络教育学院虽然是一个独立的机构,但实际上大学的办学主体仍然在各学科院系,高校的教学、科研、文化都是一脉相承的,网络教育学院要充分利用大学学科内的资源,借鉴全日制普通本科教学的特点,结合网络学生学习特点与学习方式开展教学,发挥高校的专业特长和名师效应,通过培训使授课教师明确网络教学与全日制普通本科教学的区别,把握网络教学的本质和特点,对现有的网上教学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为学生提供必要的支持服务与关怀,同时辅之以更为灵活的考核方式引导学生学习,从而提高网络教育的教学质量。 比较教育论文:关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办学体制的比较研究 [论文摘要]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以公办为主体、依靠行业、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各方面办学的多形式、多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办学体制。多主体参与办学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高职教育的蓬勃发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文章分析了我国高职院校几种较典型的办学体制,指出完善我国高职教育办学体制的对策。 [论文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 办学体制 比较 一、我国几种典型的高职教育办学体制 高职教育的办学体制就是高职教育的办学样式。办学体制是教育体制的核心部分,主要是指教育事业的机构设置和管理权限划分的制度,包括教育内部的领导制度、职责范围及相互关系,简言之,高职教育的办学体制就是指“谁办学”“如何办学”的问题。我国目前几种典型的高职教育办学体制有: 1.公办高职教育办学体制。这种办学体制的特点表现在:学校的土地、教学设备等资产归国家所有,学校享有使用权,学校每年可得到国家下拨的财政性教育经费用于办学,这样可以保证学校的有序运行。公办高职院校的办学主体除了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外,还包括其他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等。从全国范围来看,如今我国公办高职院校大部分是由“三改一补”转型而成。所谓“三改一补”是指四条办学途径:一是改革高专,将高专办成规范化的高职;二是扩大原有职业大学的办学规模,联合办学;三是将有条件的成人高校办出高职特色;四是发挥少数重点中专的优势,办高职班或直接升格为高职学院。在办学过程中,国家根据社会、市场需要可宏观调控办学方向、招生人数、专业设置、培养方式等。 2.民办高职教育办学体制。民办高职教育办学体制是指学校完全是由公民个人、私营企业、社会团体或其他社会经济组织在学校举办和运行过程中承担着资金筹集和投入的责任,政府除在政策上扶持外,一般不给予财政上的资助的办学情况。如我国《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可以设立专项资金,用于资助民办学校的发展,奖励和表彰有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可以采取经费资助,出租、转让闲置的国有资产等措施对民办学校予以扶持;民办学校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国家采取措施,支持和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到少数民族地区、边远贫困地区举办民办学校,发展教育事业。” 目前,我国民办高职的办学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大型民营企业或社会团体办学模式。这是由大型民营企业或社会团体出资举办的高职,他与一般的私人办学最大的不同在于:建设速度较快、投资力度较大、教育环境优越、教学设施一流,学校占地面积、建筑面积、各项设施设备等都能达到国家的办学标准。 第二,股份制办学模式。股份制办学是以股份形式,按照“入股自愿、股权平等、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把分散的资金吸收到办学中,股东按持股份额分配股息,承担有限风险,学校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由校长负责具体的办学形式。按出资渠道的不同,股份制高职可由多个投资人以股份制形式联合出资设立,也可由自然人和法人以股份形式联合出资设立。 第三,私有制独立办学模式。这类学校由个人投资,出资者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多人,学校聘请校长、教师及管理人员参与教育教学活动,采取自主办学、自主管理的方式。这类学校办学灵活、起点低,以学养学可促进学校流动发展。 3.联合办学。联合办学是职业院校同企业、乡镇、学校、部门等单位进行的合作教育,含校校联合、校企联合、中外合作等多种形式。目前,我国高职教育联合办学的形式主要有:第一,职业教育对口支援形式。职业教育对口支援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联合招生,共同培养;二是设立基地,委托培训;三是合作研究,提升水平;四是“1.5+1.5”形式。第二,集团化办学形式。教育集团是指借用企业集团化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改变传统的办学模式,整合现有的教育资源,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办学,组建校校之间、校企之间,并且跨行业、跨部门、跨区域的办学联合体。职业教育集团是教育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各方利益一致为基础,以行业(专业)、地域或原有的建制为纽带,联合学校、企业和其他社会团体共同参与举办职业教育的一种特殊的教育集团。第三,中外合作办学形式。中外合作办学是指我国学校与其他国家(地区)的学校、企业、个人共同投资,具备我国同级同类教育机构设置标准,经申报批准联合经营,按出资比例分取收益和承担风险而组建的学校。 二、几种典型的高职教育办学体制之比较 1.公办高职院校基础较好,但灵活性不足。第一,有较好的教学设施。公办高职院校的办学经费主要来自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稳定的经费来源使得这些学校除了拥有足够的办公基础设施外,还能适时配备一定数量的实验实训设备,这些硬件条件为学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后劲。 第二,有丰富的职业教育经验。如今的高职院校大部分由“三改一补”转型而成,由于在改制、升格前,这些学校大都有悠久的办学历史,也曾为社会培养了大批应用型人才,故对职业教育并不陌生,这些经验对办好职业教育至关重要。 第三,有较强的师资队伍。公办高职院校以其雄厚的实力、良好的平台、稳定的收入为优势,较易吸引优秀人才。目前,我国职业院校师资的来源主要有:各类高等院校的毕业生;主办行业部门从下属企业单位选调的工程技术人员;职业学校选留本校的优秀毕业生;原来普通中学的教师;企事业单位的专家。师资来源的多样化,为高职的发展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但是,公办高职院校易陷入灵活性不足的困境。公办高职院校的办学主体是国家,学校要对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及地方政府负责,在申报专业时必须经过上级部门一一审批通过后才能落实,这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且带有滞后性,而在这段时间中,其他类型的学校可能早已完成新专业上马、招生等事宜,这种情况极易使公办学校失去发展的机会。 2.民办高职院校办学灵活,但缺乏科学的管理制度,功利性过强。我国民办高职院校的办学主体主要是个人、民营企业、社会团体等,这些办学主体绝大多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因此对市场的嗅觉较灵敏,在办学中可以及时调整办学方向,做到学校与市场的“无缝连接”。但有些民办高职院校缺乏科学的管理制度,且功利性较强,主要表现在: 第一,教学管理制度有待完善。许多民办高职院校的主办者是企业领导兼任校长,他们对教育管理知之甚少,学校成立之初所拟定的文件大多是参考公办高职院校的相关条款,且不注重结合本校实际,在执行中极易与现实脱节。在专任教师与行政管理人员的权责利方面,有的学校未作明确界定,很多教师存在“干多干少一个样”的想法,这增加了教师的职业压力,加速了教师的职业倦怠,造成了民办高职院校人才的严重流失。 第二,片面追求利润,功利性过强。《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其他的必需的费用后,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③这说明投资教育不允许有暴利,但有的民办高职院校却将投资教育作为快速敛财的手段,如高收费、为了赢利盲目上新专业、不切实际地扩大招生、强迫教师加班且不按照《教师法》的相关要求保障其权益等。 3.联合办学使参与方吸收了不同国家、地区、部门、学校的先进经验,但其质量、规模仍处于低水平。我国高职教育联合办学的形式主要有职业教育对口支援、集团化办学和中外合作办学。职业教育对口支援使我国东西部教育资源实现了优势互补。职教集团充分依托了参与方原有的教育条件和特色,在相互磨合中促进专业调整、师资流动、资源共享、生源流动,实现了学生的个性化培养。中外合作办学为我国引进了优质的教育资源,使我们可以学习到国外一些先进的办学和管理经验,提升了我国高职院校的教育管理水平和师资水平。但是,联合办学在质量和规模上仍处于低水平。如对口支援的主体过于单一,对口支援大都在公办学校之间展开,东部优秀的民办职业院校与西部公办职业院校、东部优秀的公办职业院校与西部民办职业院校的对口支援与合作未能展开,而且支援方一般迫于行政命令不得不完成此项任务,较少有职业院校主动寻求西部职业院校进行对口支援活动。职教集团或通过校际间的联合建成,或通过企业办学校、学校办企业等方式建成,在建成和发展中,参与方在人事、财务、教学、管理等方面均出现了冲突。中外合作办学在地域分布上东重西轻,专业设置趋同现象严重,参与合作办学的外方总体水平不高,生源总体质量水平也不高。 三、完善我国高职教育办学体制的对策 1.加大政府宏观调控的力度,进一步完善高职教育多元化办学体制。为了促进我国高职教育多元化办学体制的形成,政府要转变职能、改进管理,在多元化的办学体制下,政府不应是高职教育的直接举办者,而应是宏观管理者,对高职教育的发展进行统筹规划,创造良好的条件,鼓励企业、私人和民间团体参与办学,促进竞争环境的形成,从而提高高职教育的办学水平和办学效益,优化职教资源的配置。另外,加强立法和监督,保证高职教育的合理定位,引导高职院校合理设置专业、课程,规范高职教育的办学行为,引导高职教育健康发展。在促进高职办学主体多元化的同时,还应注意帮助高职院校找准办学目标,构建合理的办学层次,建立完善的高职教育体系。 2.各部门应加强对高职教育的研究,提高公办高职院校的灵活性。上至政府机构、教育行政部门,下至高职院校教职员工,都应加强对职业教育的研究,将打赢职业教育攻坚战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各部门要主动调研,了解最新的用人需求和企业对人才培养的意见和建议,并及时反馈给高职院校。此外,教育行政部门应提高行政效能,加快审批效率,为高职的发展创造条件。 3.加强对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的评估,规范各类高职院校的办学行为。对高职院校实施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有利于推动学校自觉按照教育规律不断明确办学指导思想,完善教育教学制度,加强科学管理,深化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因此,应加强对高职院校的评估工作,在评估中,注重规范不同办学体制学校的办学行为,对于严重危害师生利益的行为要严厉制止并予以曝光,将违背教育规律的学校清理出局,促进制度建设,维护师生权益。 4.构建一套适合区情、国情的合作办学质量保障体系。首先,建立、健全关于合作办学质量保障机制的法律、法规。目前,关于合作办学的行为在法律上并没有详细的规定,对口支援办学、职教集团内部的资源整合往往都是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强制学校实施,而在法律法规上没有明确参与方各自的权利与义务,使资源输出方缺乏积极性,这是合作办学低水平的主要原因。在中外合作办学方面,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导致有限的教育资源大量流失、办学方向出现偏离,更有甚者使我国的教育主权受到侵犯。因此,国家有关部门应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加紧制定关于合作办学质量保障机制的法律、法规。其次,加强审查、监督。有关部门应对合作办学的机构、学校进行审查,教育行政部门应组织专家、学者对学校的专业、课程、教材进行审查,避免重复办学、低水平办学,同时,还要发动社会力量对参与合作办学的部门进行合理监督,充分保障学校师生的权益不受侵犯。 比较教育论文:浅析传统教育的教师地位与现代远程教育教师地位之比较 论文摘要:无论在传统教育中或是在现代远程教育中,教师都起着他人不可替代的作用,且具有一定的特殊地位。文章从中国传统教育的教师社会地位和教师在教育中的作用变化论述入手,揭示了传统教育的教师地位与现代远程教育的教师地位所具有的共性,厦其独特的个性。从而阐明现代远程教育的教师的社会地位,及其在现代远程教育中所应有的支持服务现念和基本素质。 论文关键词:传统教育;现代远程教育;教师地位;个性;共性 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可以说,始终伴随着教育活动。教育起源于原始人类为满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需求,而旨在使人适应其生存环境,使人从物质性存在向精神性存在不断地超越、发展。对于动物界来说,遗传、环境是决定其生存的两大因素,但对于人类来说,除此之外,还有第三种因素,这就是人类的创新的倾向和技能,而这些又要依靠教育加以引导和强化。其中,教师就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史载,我国夏代已经开始建立学校。《孟子·滕文公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日校,殷日序,周日庠,学则三代共之。”这里阐明了夏、商、周学校名称的不同称法和作用。 《礼记·文王世子》:“凡学世子及学士,必时。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簖,皆于东序。小乐正学干,大胥赞之;箭师学戈,衡师丞赞之;胥鼓南;春诵,夏弦,大师诏之;瞽宗秋学礼,执礼者诏之;冬读书,典书者诏之。”这就是说,凡是教育世子和学士,按四季安排科目。春夏二季教授持干戈的武舞,秋冬两季教授持羽蒋的文舞,都在东序进行。由小乐正教授持干的舞,大胥助教;由篇师教授执戈的舞,篇师丞助教。大胥掌鼓击南乐。春天讽诵诗歌,夏天以诗配弦乐,都由太师传授。在秋天里于瞽宗(殷学名)学礼,由礼官教授。冬天读书,由掌管古籍的官员教授。由此可见,西周的教师是由相应的官员充当,体现了当时“政教合一”的教育特点。 春秋初、中期,很多奴隶主贵族没落为士。这些人由于失去了世袭的特权而流入社会,于是成了历史上第一批出卖知识维持生计的“士”。士除了给统治者出谋划策外,也以自己的知识传授他人换取生活费用,这就使相当一部分“士”承担了教师的职能。而春秋末期逐渐出现的私学,预示着中国教育重心的大迁移,它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标志着中国教育的新模式、新阶段。私学不像官学,隶属于政府机关部门,而具有相应的灵活性和独特性。其经营者并非官吏,而是专门化的教师,是单纯的脑力劳动者。他们以教书育人为谋生之道,以造就人才为自己的专业责,因而使“师”区别于历史上旧形态的王官而获得了新的意义。随之,教师成为一种从事教育的特殊职业者,且具有一定的特殊地位。 《苟子·礼论》:“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此语不仅表明师是礼之本,而且将师与天、地、君、亲相提并论。又《苟子·修身》:“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这里苟子又把教师作为“正礼”的准绳,使教师的地位超过了礼的本身。 《吕氏春秋》则提出了具体的“尊师”问题。《吕氏春秋·尊师》中有:“生则谨养,谨养之道,养心为贵;死则敬祭,敬祭之术,时节为务。此所以尊师也。治唐圃,疾灌渡,务种树;织葩屦,结置网,捆蒲苇;之田野,力耕耘,事五谷;如山林,入川泽,取鱼鳖,求鸟兽。此所以尊师也。视舆马,慎驾御;适衣服,务轻暖;临饮食,必蠲絮;善调和,务甘肥;必恭敬,和颜色,审辞令;疾趋翔,必严肃。此所以尊师也。君子之学也,说义必称师以论道,听从必尽力以光明。听从不尽力,命之曰背;说义不称师,命之曰叛。背叛之人,贤主弗内之于朝,君子不与交友。”这是说,对老师,“生则谨养”,“死则敬祭”。老师的一切生活起居,都在弟子尽职范围。并要求侍奉老师必须和颜悦色,恭谨庄重。对老师所教,必须言听计从,“听从不尽力,命之日背;说义不称师,命之日叛”,认为“说义必称师”、“听从必尽力”才是君子之学。而“背叛之人”,则不得任官交友。可谓把教师的地位推到了至高。这种师道至尊的思想也为汉代“师法”之严作了先导。 汉代官学和私学都很兴盛,学生不断增多。为了提高私学的办学效率,有的经师采取“次相传授”的方式,即先生直接对高业弟子传授知识,再由这类弟子传授给初学弟子。史载董仲舒“下帷讲诵”,有些弟子靠“次相传授”,从未见过老师的面。经学家郑玄拜马融即是这样,竞至三年未见师面。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分学生为“及门弟子”和“著录弟子”(如同现代远程教育中的“注册生”)两种。前者以直接向先生请益,商讨学术,论辩经义。后者慕大师之名而来,请老师著其姓名,承认他弟子的身份,以后则伺机请教。其“师法”之严可略见一斑。汉王充针对汉代儒生治学,好“褒古毁今”、“信师是古”提出了“距师”,主张破除对教师的迷信。但其“距师”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教师的作用。他认为,孑L子门下所以能出现七十二贤人,就是归功于老师的“引而教之”。 汉代至唐代,师道衰微。当时,一般士大夫议论拜师之事,辄“群居而笑之”,人们更“耻学于师”。于是韩愈写下了著名的《师说》,强调“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苟子以师的地位高于礼,韩愈则以道的地位高于师,这反映出在传播道、礼手段进步后(唐代书籍已可刊印),师的地位有了变迁;也说明教师的地位在经学衰落、文学勃起后,毕竟再难与先秦、两汉相比。及至宋、元、明、清,教师的地位时起时伏,虽有“九儒十丐”,以及后来的“臭老九”之说,但总体来讲,“尊师”,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在人们的头脑中已经定格。 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主要手段的现代远程教育,导致了全新的教育环境与教学模式。随之,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都相应地出现了新的变化。其中“教师的地位”的改变,引人注目。有人提出,从事现代远程教育的教师,应是由“讲台上的圣人”转变为“路边的向导”,从传统教育中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习的组织者、辅导者。我们说,将现代远程教育中的教师定位为“从传统教育中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习的组织者、辅导者”,转变为“路边的向导”,有着一定的道理,但不无偏颇。 在传统的教育中,教师是教育的主体,也是教育的载体。其教学的设计、实施都是由教师担负完成的。尽管在远程教育中,教育的主体已经从教师个人扩展到了一个教育团体。在这个团体中,有相关的网络教育设计人员、网络教育技术人员和美术设计人员以及网络管理人员等。但教师作为教育主体和教学载体的中心地位没有变化。所以,现代远程教育中的教师,首先应是“传授知识者”,其使命仍然是“传道授业解惑”,只不过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其“道”、“业”不同罢了,其“解惑”的手段更加现代化而已。比如西周时期的乡学,其“授业”手段主要是“言传身授”,其授课内容主要是“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六种道德规范)、“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种道德行为)和“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六种科目),类似现代远程教育所讲的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其次才是学生学习的组织者、辅导者。时至今日,如果把教师定位为如上面《苟子·礼论》、《吕氏春秋·尊师》所言,以及“讲台上的圣人”,显然是不现实的。至于说教师是学生学习的“路边的向导”,也是值得商讨的。在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中,教师不仅仅是站在“路边”作“向导”,还应置身其中,参与学生的学习活动。如组织、引导学生进行“网上的相互交流”、“BBS”讨论等。这里所说的“组织者”,也要与一般意义上所说的教辅人员分开。 这样说来,在现代远程教育中,“严师”是否还有必要?我们说,答案是肯定的。《礼记·学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其意是说,凡是学习的途径,尊敬教师是最困难的。只有教师得到尊敬,道理、学问才为人所重,道理、学问为人所重,这样百姓才知道尊重知识、学问。这句话强调了尊敬教师的重要性。只有尊敬教师,才能尊重知识、学问,从而学到真正的东西。所以,在现代远程教育中,尊敬教师仍然是学习好知识的重要前提条件。否则也有个“民”(学生)不知“敬学”的问题。反过来说,要想使学生“严师”,教师必须有值得学生尊重的地方。这就要求从事现代远程教育的教师必须更新教育理念和教学技术(或者称手段)。 首先,在现代远程教育中,教师要更新教育理念,作学生的良师益友。从“天地君亲师”的传统理念中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的“忠”、“孝”、“敬”。今天虽然没有哪一位教师还拥有这种思想,但是在人们的思想中,“尊师”还是挥之不去的。这就要求,一方面教师要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使学生有可尊敬的地方;另一方面必须有丰富的有关方面的知识,使学生有可供学习的内容,以便做好学生的“良师”;同时,还应及时更新自己的教育理念,从学生角度出发,进行换位思考,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以便做好学生的“益友”。《吕氏春秋·诬徒》:“视徒如己,反己以教,则得教之情矣。所加于人,必可行于己,若此则师徒同体。人之情,爱同于己者,誉同于己者,助同于己者,学业之章明也,道术之大行也,从此生矣。”也就是说,把自己和学生放在同一起点,要学生所做的,必可反推及于己身,这样才能“得教之情”,才能称为“善教者”,也才会使“学业彰明”,“道术大行”。所以说,那种不分教育对象如何,一本教案讲终身的做法是万万要不得和行不通的。《孟子·尽心上》:“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孟子这句话是讲教人方法的。圣贤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就是没有条件到门直接接受教育的,也会以自身的作为影响那些私下仰慕自己的人。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把现代远程教育中的学生看作“私淑”自己的人。生活中,我们对自己从没见过面的某某教授敬仰,是因为他的人格或学识影响了自己。《苟子·劝学》:“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其意是说,学习的途径没有比爱好教师再快速了。这就告诉我们,现代远程教育中的教师应该加强自身的修养,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学识影响学生,使他们喜欢自己,以便产生一定的学习动力,从而达到应有的学习效果。 其次,在现代远程教育中,教师必须不断地更新知识,掌握一定的多媒体技术,以便更好地传授知识。现代远程教育对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概括起来讲,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专业知识随时更新要快。因为时展变化快,作为教师不仅仅要求自己精通业务,还应捕捉专业发展的前沿信息,以便提高自己的学术理论水平,及时地吸收那些与自己专业相关的新知识,尤其是对那些变化较大较快的专业知识,更应如此。这里也有个与时俱进的问题。 二是专业知识因人更新要快。现代远程教育的对象绝大部分是成人,而这些人在学习中无疑有着诸多困难。《礼记·学记》上说:“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这就要求教师传授知识时一定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以有利于他们的自学为目的。 三是要掌握一定的多媒体教学手段,积极参与课程建设。作为一位现代远程教育的教师,我们说,未必要成为一名多媒体教育技术的专家,但是必要的、基本的、常识性的多媒体技术还是应该了解和掌握的。这样更有利于自己对知识的传播手段有所选择和有效地利用。同时,现代远程教育的教师积极参与课程建设,不仅有利于教师认识水平的提高、合作意识的增强,而且有利于其专业技能的发展、知识结构的优化和教学方式的转变。 四是要用新知识启发学生。在具体的授课中,无论面授或网上授课,都要注重用新的材料阐明自己的观点,做到深入浅出,不故弄玄虚,并切忌浅人浅出式的庸俗化。另外,结合学生学习的内容,还要经常提一些学生感兴趣的新问题,开展书面讨论或网上讨论,并适当地给以引导,借以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以便达到学生“好之”、“乐之”的理想效果。从而改变他们被动学习的模式。 五是要有良好的教学支持服务态度,解惑准确、及时。在现代远程教育中,学生由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转变为学习的主体,他们有着更大的学习自主权和学习主动权,他们可以根据自己是否便利来选择学习的时间、地点、内容和进度。这就要求,教师在充分发挥自己专业特长的同时,还必须能够更多地担负起指导学生的担子,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信息和学习资源,提供较好的学习方法。另外,要将自己的联络方式(如电话、E—MAIL、BBS网址等)告诉给学生,以便学生在自学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随时向自己提问。同时,教师对学生提出的知识性问题要认真、及时地进行回答,做到有问必答,力求准确无误。而对于学生提出的带有研究性的问题,要适时进行开导。这种开导主要是向学生提供一些思维方法,重在“导疑”、“导难和“导法”,而不是具体的内容和答案。如果现代远程教育的教师以良好的心态做到以上几点,那么教师这时得到的回报,无疑是学生的信赖,或者是仰慕。由此,现代远程教育中“严师”风尚的形成,也就不期而至,教师在人们的心目中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 总之,中国的传统教育和现代远程教育,虽然说从载体到教学方法等均有很大的差异,但总体来讲,还是一脉相承的。其中,教师起着他人不可替代的作用,且具有一定的特殊地位。传统教育的教师地位与现代远程教育的教师地位虽具有较大的变化,有着各自独特的个性,但同时也有着不可否认的共性。 比较教育论文:试论现阶段中日中学生道德教育的比较分析 论文关键词:比较 道德教育目标 教育内容 课程载体 论文摘要:中学生道德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整个国民道德教育体系的重要环节,在任何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领域都有举足轻重的位置。通过比较研究中日中学生道德教育的异同,可以总结出其中一些合理的方面,为我所用,进一步促进我国中学生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日本在中学生的道德教育方面更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通过对比研究中日中学生道德教育的异同,借鉴与吸收其有益经验,对我国中学生道德教育工作的开展有重要意义。[1] 一、中日中学生道德教育方法的比较 (一)中日思想政治教育途径方法的共同点 1、两国都高度重视中学生道德教育且针对性强。中日两国都把中学生的道德教育作为整个道德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中日两国教育部门都开设了相关课程;2、采用多种教育方法对中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形成道德教育合力为了实现中学生道德教育目标,两国政府与教育部门都综合运用多种教育方法对中学生进行道德教育;3、注重中学生道德教育的整合化和现代化。所谓中学生的道德教育整合化,是指在对中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过程中,综合多种教育资源,对其进行道德教育,达到提高其道德水平的目的。 (二)中日中学生道德教育方法的差异 1、中国侧重于正面教育,日本侧重于文化氛围的营造。在中国,中学生的道德教育,主要侧重于正面的、直接的、正规的教育方法。而日本的中学生道德教育主要侧重文化氛围的营造;2、中国中学生道德教育方法的相对单一和日本的“三位一体”。中国政府与教育部门在对中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过程中,主要采取学校教育。而日本的道德教育是在学校、家庭和地域社会三位一体的联携下进行的;3、中国中学生道德教育绩效考核以考试为主,而日本的道德教育绩效是多方面考核相结合。 二、中日中学生道德教育目标的比较 (一)中国中学生道德教育的目标 我国十分重视中学生的道德教育,为此在中学阶段开始思想政治课程。2005年,教育部《关于整体规划大中小学德育体系的意见》规定,中学教育阶段的德育目标是:“教育帮助中学生初步形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努力学习的理想,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逐步形成公民意识、法律意识、科学意识以及诚实正直、自力更生等心理品质,养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和遵纪守法的行为习惯。 (二)日本中学生道德教育的培养目标 日本强调恪守自己的传统价值观念,但也积极的推进民主改革,强化民主教育。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日本把培养学生成为“面向世界的日本人”作为道德教育的目的,强调以培养完美的人格为目标,人们应当热爱真理和正义,尊重个人价值,注重劳动与责任,成为富有自主精神、身心健康的国民,使其成为和平国家与社会建设者。 三、中日中学生道德教育内容的比较 (一)我国中学生的道德教育内容 我国政府一直重视中学生的道德教育,教育内容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而更新。2005年,教育部《关于整体规划大中小学德育体系的意见》规定,我国中等教育阶段的德育主要内容是:“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开展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中国革命传统教育,开展法制教育,开展青春期卫生知识和心理健康教育,开展社会公德和劳动技能教育。 (二)日本中学生的道德教育内容 日本中学生的道德教育一直强调对政治、经济与社会现实生活的理解与关心,病随着时代的变化补充新的内容。日本中学生的道德教育有以下几个方面:重视个性教育,突出学生主体;重视协作精神,突出群体意识;重视劳动教育,强调道德实践;重视民族传统,善于吸取外来文化;重视人生观教育,强调国家利益至上。 四、日本中学生道德教育给我们的启示 (一)中学生道德教育的重心要转移到培养实践能力上来 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产生作用。这种内化过程,需要一定的社会实践作为这些转化的推动力和“催化剂”。日本道德教育有重视实践的传统。中国则不太重视实践性,方法陈旧,缺乏创意。因此,我们中学生德育必须讲究方式,注重无形的教育;同时还应注重德育环境建设,使得社会、家庭、学校三位一体,相得益彰,发挥出环境的育人功能。 (二)中学生道德教育应该以人为本,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 道德状况和道德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要遵循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满足学生现实生活中合理的道德需求。这样既有利于学生对德育内容的内化,使学生的主体精神、道德思维和道德判断能力得到提高,又有利于促进学生道德规范的自我建构。 (三)要坚持对中学生的道德教育内容进行继承与创新 我们中学生道德教育内容要随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更新。我们在对中学生道德教育内容记性继承与创新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以批判吸收的原则去对待传统与外来道德资源,及时更新道德教育内容。要使德育内容能够与中学生的理解能力与接收能力相适应,要更贴近现实生活,要更满足中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 (四)要重视中学生道德教育的渗透性,增强道德教育的实效性 要重视教育中学生的渗透教育,日本中学设有专门的道德课程不是简单的理论说教,而是采用讨论方式,将德育教育渗透到日常生活中。这些做法既抓住了教育时机,又让学生们有了深刻的生活感受,能够加深学生对教育内容的理解与消化,实效性非常显著,如同自己的亲身经历一样难以忘怀。我们要积极借鉴这一方法,增强我国道德教育的时效性。 比较教育论文:试析大学生性与人格教育体系比较研究 [论文摘要]文章主要结合国内外学校性教育的发展历程,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国内外性教育的价值取向、性教育的内容、途径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我国大学生性教育应坚持以人格教育为基础的综合性教育观念,加强师资培训及教材建设,创新教学体系,提高我国大学生性教育的实效性。 [论文关键词]大学生 性教育 人格教育 比较 大学生恋爱问题一直是高校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近年来特别是大学生婚前性行为、同居现象、因性而引发的犯罪现象日益增多,应引起高校教育者的高度重视。2008年1月19日《郑州晚报》以“女大学生杀情人碎尸,悲剧为何发生?”为题报道了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19岁女生张超和男友杀死包养她的大款,张超手持DV把残害、分尸的过程拍摄了下来,她被称为“女版马加爵”。在宣传预防艾滋病的措施中,有的学校安置了避孕套自动售套机,引起了人们的争议;有的大学生走上街头宣传拒绝婚前性行为,同样也使人们议论纷纷。 大学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宝贵人才,怎样引导他们在掌握专业知识理论和技能的同时,学习科学的性知识和理论,树立正确的爱情、性价值观念及道德观念不仅有助于保证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而且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主要结合国内外学校性教育的历程,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国内外性教育的价值取向、性教育的内容、途径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试图为我国大学生性教育的有效开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坚持以人格教育为基础的综合性教育观念 在国外,特别是美国、瑞典、荷兰以及英国等国家的性教育发展得相对比较成熟,这对我国加强大学生的性教育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中至70年代初。本阶段的性教育是无指导的性教育。它欠缺性教育的知识性与道德伦理的结合,结果是青少年的性活动行为没有得以减少。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的 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许多国家提出了既应关心性知识的传授、也注重性价值观念教育的性教育价值取向。第三个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这一阶段的性教育既可以叫指导的性教育,也称性纯洁教育或禁欲教育。由于性病、艾滋病等疾病的增多,西方的性价值观开始向传统作某种程度的回归。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性教育的高峰期,提出制定宣传“婚前性节制”的基本教育大纲,并且配合推行预防艾滋病大纲。到了20世纪90年代,重视持久地对青少年进行性道德教育。美国第一次性纯洁会议于1997年在华盛顿举行,联合国会通过为性纯洁教育巨额拨款的法案,讨论学校的课程设置。总之,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性健康危机,美国提出以品格为基础的性教育模式,并于20世纪90 年代开始致力于“以品格为基础的性教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当前,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支持这一观点,更多的人赞成以人格为基础并以禁欲方式进行性教育。从20世纪70年代后,特别是80 年代以来,在日本学校采用“性指导”的方式,讲授性科学知识及理论,在日本横滨国大开有“性的比较行动学”“性的心理学”“青年的性”等七个讲座的关于性知识的内容,学校制定的性教育目标是:把性作为人格的基本部分加以综合看待,确立男女平等的正确异性观,促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规范,从而塑造高尚的人格。 综上所述,世界性教育经历了反对性和性自由两个阶段后,养成高尚的性道德、确立正确的性价值观以塑造良好的品格是其今后的发展方向。 性教育领域长期存在着两种性教育理念:“安全性教育”和“纯洁性教育”。“安全性教育”是以避孕措施为基点的性教育。这种观点在我国高校主要表现为生理学取向、心理学取向和社会学取向。“纯洁性教育”认为在性教育中不只是让青少年掌握性知识,重要的是确立健康的性道德观,规范其性行为。把性教育与健全人格培养结合起来,对于青少年而言,性的核心问题就是自尊、自我控制和责任心的问题。对大学生进行综合性知识教育,培养健全的人格,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贞节观,避免婚前与婚外性行为;确立正确的性道德观,对性行为负责任的态度。 二、重视对大学生特别是女大学生的性与人格教育 国外从小学到大学,都有性教育的内容安排。世界上第一个进行青春期性教育的瑞典,1942年开始在义务制学校中对7岁以上的少年儿童进行性教育,青春期性教育已经开展了半个多世纪。瑞典大学生性教育也走在了世界前列,其教育效果也是最好的。如瑞典高校设立了性教育与咨询机构、制定性教育指导纲要及相应的法律法规。1973 年全美114所医学院校中有110所开设性教育课程。可以说,国外的性教育是一种终身教育,大学生也不例外。 我国的性教育起步比较晚,新中国成立后从禁闭、兴起到目前的发展时期,值得我们欣慰。第一个阶段是性教育的禁闭时期(1949~1977年)。此时,青春期性教育没有被列入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议事日程中。所以,学校很少把性教育当作教育的任务。第二个阶段是性教育的兴起时期(1978~1987年)。此时,社会各界开始转变陈旧的性观念,逐步迈出性教育的禁区。1979年有关主管部门制定的《中小学卫生工作的规定》里提出了加强青春期教育。第三个阶段是性教育的发展时期(1988年至今)。1988年原国家教委和国家计生会联合发出《关于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青春期性伦理等教育是青春期性教育的主要内容。性伦理等教育是青少年性教育中较难但又是最重要的部分,因为性伦理观是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核心。因此,中小学青春期教育在全国范围展开;大学生性教育更加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瞩目。遗憾的是,国家、地方教育管理部门关于大学生性教育方面虽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但收效甚微,大学生没有受过系统的、规范的性教育。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学生的性教育状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比较理想的爱情教育、20世纪90年代艰难探索的性教育后,进入新世纪的性教育正走向人性化与法制化。 目前我国在校大学生性教育的开展还处于探索之中,没有在大学普及性教育。数据表明,大学生性安全和性病预防知识严重不足。知道意外怀孕和性病预防的最高不超过50%,不知道的比例,最高为55%。因此自我保护意识差,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就是女大学生。由于生理与心理的不平衡发展,大学生产生了各种不健康心理及众多的性心理障碍和疾病,例如性角色困扰、对手淫的恐惧等。有的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学习及工作;严重的导致走向了性犯罪。在作者开设的“大学生性与人格教育”公选课的调查中,100%的学生认为课程开设很有必要,希望得到老师系统的指导。多数学生表示渴望学习性生理心理知识。因此对大学生开展系统的性教育是必要且重要的,同时应加强对女大学生的性教育尤其是“母性”教育。 三、构建以人格教育为基础的大学生性教育内容体系 从国外性教育来看,表现出内容丰富、形式与方法多样化的特点。例如瑞典1955 年把性教育课列为必修课,性教育的理想目标是恰当地习得人类生理、精神、社会方面的知识,促使青少年在性观念、性行为以及家庭等方面有能力做出人格与社会责任的选择,通过价值标准的发展而获得社会关系的满足与责任。性教育的课程由1975年前关注于生理教育,逐渐增补了性道德、性伦理、性评价等信息,主要内容有生理、心理、社会、人际关系、责任选择及性行为的感情、行为准则等方面的内容。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的性教育内容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1991年的一项全国性课程大纲研究报告指出,高校性教育内容包括性知识、性价值观、两性间的交往技能、责任心四方面。 我国香港教育署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提出青春期性教育,其采取比较含蓄的性教育方式,主张在学校不设立独立的性教育课程。性教育的内容既包括性生理知识也包含性价值观的教育。性教育的目标是教育学生具有开明和负责任的性态度,塑造良好的自我意识,真正体会人生的价值,建立正确的性伦理道德观,正确处理性问题。我国台湾性教育在师资培训、课程教材建设以及教学方法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除了在健康教育课程中更多地讲授性教育内容外并努力将性教育发展成为一门单独的课程。老师利用班会等课余时间和学生共同讨论性教育问题。台湾学者认为,性教育除了讲授性的知识外,更为重要的是养成正确的态度和确保健康行为的实践。因此,性教育应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体系。至于性教育的形式,应采用学生辩论、个案研究、心理剧等。总之,要鼓励学生人人参与教学活动。 我国大学生性教育的内容和组织形式不够系统和完善。性教育内容不系统、不深刻,没有统一的性教育必修课程设置,其内容只是作为大学生心理健康辅导、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课程的一个章节,着重于生理卫生或性道德方面的知识,也有在此基础上增设的有关恋爱、婚姻家庭方面的知识,但是人格教育、价值观及法律知识过少。因此,性教育形式单一化,主要采取讲授的方法,学生的积极性不高。实际上性教育不仅仅是伦理道德知识的教育,更应是生理、心理、伦理和法律等的健全人格教育。 因此,性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 应从性生理心理知识、性道德、性法律等方面展开,并以性道德和性价值观教育为核心,积极构建以人格教育为基础的大学生性教育内容体系:以追求真爱为核心,塑造大学生的健康人格;以责任意识为根本,完善大学生的道德人格;以权利义务为内容,培育大学生的法律人格。加强性教育的教材建设。在作者主编的《大学生性与人格教育》教材中, 课程内容设计方面,宏观上从性生理学、性心理学、性伦理学、性教育学、性法学等多个方面,科学地构建起以人格教育为基础的大学生性教育知识和理论体系。微观上解决大学生恋爱婚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确保大学生健康成长。本书分两大部分:上篇主要介绍和研究性生理性心理的基本知识和理论,是大学生性教育的基础。下篇主要研究性伦理性法律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大学生性教育的重点。全书包括大学生爱情心理概述、青春期性生理发育与性问题、性传播疾病与性健康、性心理发展与健康教育、恋爱与择偶、性革命述评、性的伦理道德概述、性道德规范、性自主权与婚姻自主权、性结合法、夫妻关系法、性离异法、性违法与性犯罪共十三章内容。教学中应采取课堂讲授、学生参与讨论、案例分析等灵活的教学方法。总而言之,要教育学生关注自身的情感和人格发展,人人参与教学活动,提高教学的实效性,确保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四、积极发挥性与人格教育的综合力量 美国于1912年就决定培养专门的性教育师资力量,并且有明确的性教育师资的选择和培训标准。我国台湾组织建立了“家庭生活与性教育中心”,指导一支专业队伍进行性教育的教学、科研、培训、咨询等工作,取得了可观的效果。然而我国大陆高校性教育师资力量的匮乏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我国高校性教育存在着师资力量的不足。据作者掌握的情况,大部分学生性知识的来源渠道是书摊杂志、电影、电视、同学等。据人民网报道:大学生6成靠夜谈获性知识,3成未婚先有性。一半人对学校性教育不满。多数学校健康教育课由保健医师、医生或随时抽取其他任课教师进行讲授,教学效果也无人关注。因此,应加强高校性教育师资的培训工作,保证性教育科学正规地开展。 大学生的性教育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密切配合。因为家庭是性教育的基础,学校是性教育的关键,而社会是性教育的大环境。家庭性道德观直接影响着青少年性道德的形成和性行为的选择。尤其是家庭环境、父母的观以及父母对待家庭和婚姻的态度都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及深远的影响。因此,学校教育必须与家庭教育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最佳效果。 近年来,国际上通常采用的青春期性教育方法和比较成功的模式包括瑞典、荷兰的早期学校性教育,源于澳大利亚并流行于英美等国的“同伴教育”以及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倡导的“ABC”性教育活动等。性教育需要社会、家庭和学校三方面密切配合,其中学校必须建立起一个系统科学的课程体系,才能有效地实施性教育,达到性教育的目的,从而有效地解决大学生的恋爱及各种性问题。因此建议:建立一支业务精良的高素质专家教师队伍。开设“大学生性与人格教育”或“情爱与人格”等通识课程。发挥学校心理咨询的优势;高等学校的学生辅导员、班主任等应切实关心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加强同伴教育的培训等工作,发挥学生自我教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要解决大学生的性教育问题,就必须把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积极发挥社会环境对大学生的正面积极影响。 21世纪的中国正处于一个传统与现代交织更替的特殊时期,对正处在青春期的大学生开展有中国特色的性教育,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容之一。由于我国中学性教育的效果不明显,对大学生进行性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在性教育中应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对大学生进行性教育应与健全人格教育结合起来,主要从性生理心理、性伦理、性法律等方面展开,积极构建适合大学生健康发展的性与人格教育课程体系,加强师资培训,并应当努力探讨多形式、多渠道、全方位的高校性教育模式。
中国教育论文:求解21道中国教育难题 内容摘要:本文提出了21世纪中国教育应当求解的21道教育难题:教育与社会的相互适应问题;中国教育科学体系的建立问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与科学化问题;教育的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教育理论与教育实施的关系问题;高等教育的终身化、通识化问题;教育的个性化与共性化问题;教育的培养目标问题;教师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问题;大力开展教育评论问题;教育管理的弹性化问题;教育组织结构的柔性化问题;教育体制的多元化问题;教育与市场的关系问题;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的关系问题;教育的公平与效率问题;高等教育经费的合理分担问题;高等教育的二元结构建立问题;知识、能力、素质的教育策略问题;民办(间)教育的发展问题;高等教育国家化与私立化的关系问题。 关 键 词:教育 高等教育 问题 21世纪 经过20世纪的不懈奋斗,中国教育从弱到强、从小到大、从落后到发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21世纪的中国教育将伴随国家的强盛,逐步在全国范围实现现代化。在我们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有许许多多亟待我们解决的教育难题。笔者认为,在21世纪有如下21个教育难题亟待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去探索。 一、教育与社会的相互适应问题 进入20世纪末以来,我国教育理论界对人、教育、社会及其关系有了许多新的认识,提出了教育本体论、教育工具论、教育适应论、教育超越论、教育独立论、教育主体论、教育先行论、教育多元论等教育观,形成了20世纪末关于教育观讨论的热潮。这场讨论,从不同角度对教育的认识在深化,尤其对教育适应论这一权威教育观提出了挑战。这诸多的教育观都是从我国迅速发展的教育实际出发,吸收国际最新教育理念而提出,都有其理论和实践的先进性、合理性。但我们也应看到各自都有自己的立场,也就有自己先天的局限性。在这场讨论中,各家都在强调自身的合理性,而否定其它教育观的合理性,使这种讨论存在不少误区。依笔者之鉴,各种教育观都是对权威教育适应论的发展,而不是否定。教育(结果)超越性是教育适应性的结果;教育(准)本体性是教育适应性的基础;教育主体性是教育适应性的前提;教育(相对)独立性是教育适应性的条件;教育适应论是符合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知识经济发展的教育理念,“适应”是教育永恒的追求 。我们教育理论工作者也应该站在教育、社会、人的整体立场上来研究问题,才不至于形成各执一端互不相融的局面。从理论上回答教育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从实践上解决教育与社会的适应问题,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二、中国教育科学体系的建立问题 中国教育科学是在西方教育科学影响下,适应中国教育实践的需要而创立的。教育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体系诞生于19世纪初期,是在研究和解决西方社会中的教育问题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中国教育科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对西方教育科学有很强的依赖性,因而至今反映中国教育传统和时代精神的教育科学体系始终未能建立起来,教育科学中国化问题始终未能很好地解决 。教育科学学科的发展与教育科学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教育科学学科的发展既源于教育实践,又有赖于教育科学研究的开展,它是教育科学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促进学科建设是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当然,教育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有赖于学科建设为之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先进的科学方法。因此,中国教育科学工作者的重要责任,就是要在加强对教育现实问题的研究中,把教育科学学科建设作为中心工作来抓,创立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科学体系,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进而为21世纪中国的繁荣富强做出贡献!从理论和实践上创建中国教育科学体系,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三、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与科学化问题 教育评价的科学性问题,是关于教育评价有无客观性的认识问题,是教育评价学要正确回答的教育评价理论问题。而教育评价的科学化问题,则是关于教育评价活动能否排除主观性干扰因素的实践问题,是教育评价活动过程中要正确处理的教育评价实践问题。教育评价是“通过系统地收集信息,对教育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教育活动进行优缺点和价值判断的过程。” 尽管目前教育评价理论界对教育评价的概念界定有多种说法,但“教育评价是……价值判断过程”已达成共识。确切地说,教育评价是建立在事实判断基础上的价值判断。人们对事实判断的科学性与科学化毫无疑义,却对价值判断的科学性与科学化一直持有怀疑,以至于《教育评价学》著作对此问题持谨慎态度,要么只字不提,要么一笔带过。因此,从认识论和实践论的角度,分别对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与科学化问题进行系统探讨 ,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四、教育的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 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深刻地指出:“面对世界科技飞速发展的挑战,我们必须把增强民族创新能力提到关系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教育在培育民族创新精神和培养创造性人才方面,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创新已成为“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成为“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现代教育不仅是现代社会创新的殿堂,更是现代社会创新人才的摇篮。新世纪,我国教育的唯一出路,就是实施教育创新。实施教育创新,一定要处理好创新与继承、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创新要以教育民族化和教育现代化为基本取向。 教育现代化是教育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多样化的,不局限于西方的发展过程,世界上每个民族的教育都有自己的传统,也都要由传统走向现代不断地向前发展。中国的教育现代化,是在保持和发展中华民族教育传统特色和优势,并使之更新而富有现代性和国际性的发展过程。所以说,中国在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坚决防止西方化的倾向,要坚持整合中西教育,在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中国教育与国际教育的关系中寻求沟通与融合。同时,要立足于中华民族文化和我国教育实际状况,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为我国教育之进步做出贡献,这是教育的民族化趋势。可以说,教育的现代化是在民族化基础之上的现代化,反之,教育的民族化是面向现代化的民族化 。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创新与继承、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五、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问题 目前教育理论界出现的知识中心和方法中心倾向,其实质是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书斋式研究所导致的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就是教育理论工作者自觉地促使现成理论与客观事实相互作用,使其暴露出矛盾,并在矛盾认识的基础上形成有价值的科学问题,通过问题研究最终解决矛盾,提高科学认识水平。可见,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桥梁、中介。真正的教育科学研究就是要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的科学研究本身就包含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成份。也就是说,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不是教育理论界份外的事,而是自然、份内的事。对从事教育实践的教育工作者来讲,教育实践不是盲目的,而是在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根据这一思想路线,就是要在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教育民族化与教育国际化、人类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当代中国教育发展的特殊规律的辨证统一中,坚持一切从中国教育的实际出发,敢于和善于走自己的路。正如邓小平指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教育实践工作者要不满足于现成理论“说些什么”,而要深入把握理论背后的问题情境,将现成理论与现实教育实践中的问题有机结合起来,推动教育实践的发展。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结合,以及各自内部如何认识和对待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问题,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六、高等教育的终身化、通识化问题 通识教育(Generl or liberal eduction)系指高等教育阶段面向全体学生所实施的一种综合素质教育。通识教育思想反对大学一味迎合社会暂时的或短期的需要,过分专业化和取消专业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近年来,在我国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中,出现了对通识教育的两种错误理解,导致了两种不利于高等教育发展的结果。其一是把通识教育误解为“通才教育”。其二是把通识教育误解为非专业教育。高等教育是具有培养人的综合素质的公益性,与培养人的专业素质的功利性相统一的通识教育。高等教育的通识化就是要改革高等教育专业划分过细,培养的人才适应力差的弊端,但不是取消专业,而是注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渗透;注重不同学科之间交叉、渗透;注重专业横向拓宽和纵向延伸 。高等教育发展到今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学历教育,正在走向满足不同能力、不同兴趣、不同阶层、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的高等教育需求,并提供适合于他们的继续教育。继续教育为人们提供了终身受教育的可能,与教育的继续化相伴随的是教育的终身化。“终身教育概念看来是进入21世纪的一把钥匙”。终身教育是继续教育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它响应了新世纪急速变革的挑战而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并被许多国家以法律形式加以确立,它从根本上突破了学历教育的“樊篱”,把教育推向了整个社会和人的生命全过程,从而确立了一种新的教育时空观。许多国家已意识到终身教育观念的革命性,正在努力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为传统的高等教育在这个体系中定位。正如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中提到的,信息高速公路使得“教育的最终目标将会改变,不是为了一纸文凭,而是为了终身受到教育。”终身教育理应成为知识经济时代重要的教育观念。 正确认识并结合中国国情处理好通识教育、学历教育、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关系,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七、教育的个性化与共性化问题 被马克思誉为“天才的预言家”的英国大诗人雪莱曾深刻地指出:“我避免模仿当代任何作家的风格。但是,在任何时代,同时代作家总难免有一种近似之处,这种情形并不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愿望,他们都少不了要受到当时时代条件的总和所造成的某种共同影响,只是每个作家被这种影响所渗透的程度因人而异,说到这种影响,不论在哪个时代,不论是极其微不足道的小文人也好,或是极其辉煌的天才也好,都是摆脱不了的,我也不想摆脱。” 诗人雪莱的话深刻揭示了个性与共性的关系。教育的个性包涵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不同国家、民族、地域、学校的教育都有其个性特征;其二是教育如何对待受教育者的个性。教育的共性包涵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从历史维度上看,教育是人类的一项活动,不同时代教育继承了人类优良的教育文化,从某种意义上具有共性;其二是从现实维度上看,教育是全球的一项活动,不同国家、民族、地域、学校的教育都有其共同特性。教育的个性化与共性化是指,教育要寻求个性与共性的最佳吻合。在中国这样一个一贯重共性而轻个性的国度,如何顺应时展要求,在重共性的基础上张扬个性,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八、教育的培养目标问题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教育的培养目标历来以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为理论基础。但是,如何认识和实践全面发展,是20世纪没有解决的问题。虽然人们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和实践,出现许多好的见解和做法,比如:人的全面发展从发生范围包括身体和心理两个方面;从发展程度包括现实层次和理想层次两个层次;从发展性质看,人的全面发展应当是自由的发展;从发展结构看,人的全面发展应当是和谐的发展;从发展目的看,人的全面发展既是为了社会也是为了自己;从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关系看,两者是相信依赖、相辅相成的 。比如:政府全面推行的素质教育实践和大量关于素质教育的研究成果。然而,如何认识、实施和评价人的全面发展仍然是有很多争议而无较为一致看法的问题。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在《教育研究》上曾先后刊出过两篇文章:其一是洪宝书的《关于教育目标问题的探讨》 ;其二是戚业国等的《论素质教育目标体系框架的构建》 。虽然两个目标体系相隔10余年之久,但仍无本质的变革,依然没能很好回答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即教育培养目标问题。对这一问题认识和实践,亦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九、教师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问题 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说:“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高质量教育的一个基本条件”,并要求“要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不断优化队伍结构和提高队伍素质”。目前,我国教师队伍正面临一个从数量保障向质量提高的历史性转变。从古代一对一的个别教学到近代分班授课的集体教学,从学者即良师的择师标准到现代师范教育制度的诞生,从着眼于教师数量的保障到二次世界大战后着眼于教师质量的提高,历史清晰地勾勒出教师专业化的发展进程。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后,旨在大幅度提高教师质量和专业水平的教师专业化运动成为世界众多国家教师发展的主导运动。联合国呼吁各国把教师专业化作为提高教师质量和社会地位的共同策略。随着社会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职业不断分化,专业化的观念和专业化的制度也越来越普及。教师职业同样如此。所谓教师专业化从静态的角度说,是指教师是一种专门职业,有自身不可替代的职业要求和职业特点,有相应的职业培养机构和职业水准保障制度,有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具体来说,第一,需要有规定的学术水平和学历要求;第二,有特定的能力要求和职业特征、人格特征要求;第三,有相应的制度保证,如教师培养制度、教师资格证书制度、教师教育机构认定制度、教师教育课程认定制度、教师教育质量评估制度、教师继续教育制度等。从动态的角度说,教师专业化是一个制度不断完善、水平不断提高、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 。然而,教师职业有何特质,教师专业的标准是什么,教师专业化目标与教师教育的一系列问题,都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大力开展教育评论问题 教育评论在教育界长期以来总是开展得不好,已经受到不良学风的干扰。要把教育评论开展好,纠正教育界的不正之风,有三种错误观念首先要纠正:第一种错误观念是批评某人的教育著述或行为,就是对某人不利与他为难。形成这种看法与“”期间乱扣帽子、“无限上纲”的遗风有关。此外,中华民族有一种“隐恶扬善”的伦理传统,不赞成公开说别人的缺点。实际上,认真的、严肃的评论是“与人为善”,对对方有利对教育发展有利,而不是什么和某人过不去;第二种错误观念是某人一受到批评,他的教育著述或行为就一定有错误、有问题,至少是水平不高。事实上,任何教育著述或行为都不可能是绝对正确的。一项高明的教育著述或行为也会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经别人的批评后可以更趋合理。所以,要把批评看成是教育发展的正常行为,提倡批评和反批评,不要大惊小怪;第三种错误观念是评论者一定比被评论者高明。如果怀着这种想法开展教育评论,其结果必然是意气之争的笔墨官司,对教育的发展毫无益处。评论者与被评论者是合作的伙伴关系,目标是一致的。纠正上述几种错误观念的同时,我们应当树立起一种正确对待教育评论的态度,把教育评论看作是促进教育发展不可缺少的手段。教育评论应该是明辨是非正误,达到共同提高目的的园地,而不是较量高低直到把对方打下去的擂台。我们不仅欢迎批评也欢迎自我批评,教育评论应当追寻新的思想沟壑,要树正气。新世纪,要开展健康的教育评论活动,必须解决好如下十大问题:教育的政治性与学术性辩证统一问题;“双百方针”的贯彻问题;正确对待批评问题;教育评论者队伍建设问题;认真履行教育评论的社会职能问题;教育评论者加强学习的问题;倡导求真的学风问题;提倡科学态度、弘扬科学精神问题;讲究评论方法、注重评论实效问题;教育评论独立品格的形成问题 。大力开展教育评论这一问题,亦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一、教育管理的弹性化问题 马克思当年曾尖锐地批评普鲁士当局强制推行单一刻板的“官方风格”的横蛮行径时说:“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许可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 由此启发我们,教育管理要从教育实际出发,充分发挥各种管理职能,使有限的教育资源获得最大效益,而不能搞一刀切的“官方风格”。然而,进入20世纪以后,管理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总是在追求一种能够“放之四海、历之千年”的普遍主义的管理理论。近40年来,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使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变化趋于急速,风云变幻难测。人们才发现,在开放系统情况下追求普遍主义的管理科学是不现实的。从20世纪60年代起,权变观念开始盛行,到20世纪70年代已形成了一个权变理论学派。权变理论认为,在经营管理中,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普遍适用的、“最好的”理论和方法,而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随机应变。权变理论不是没有原则的机会主义,它的原则是“求实”、是实事求是。权变理论是对普遍主义的一种抵制。权变理论认为,教育不存在一种固定不变的统一的管理模式。教育管理机关应在一定政策指导下,依据完善的教育法规对教育单位实施宏观调控,将有关权力下放给教育单位,使教育单位以较大的自主权去处理教学、教育、人事、财务等方面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使教育单位从本单位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教育规律,最大限度地发挥本单位教育资源的效益,增强自身活力。我们已经看到,知识经济形态的出现和知识经济发展方式所带来的冲击,从根本上反映了知识的社会价值的上升和管理知识与知识分子方式的多样化特征,导致教育管理方式由行政主导模式向学术主导模式或学术主导为主行政主导为辅,或行政主导为主学术主导为辅多种模式嬗变 。教育管理的弹性化在中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二、教育组织结构的柔性化问题 教育组织结构的柔性化是受先进制造技术的生产系统具有柔性优势,它可以经常进行产品品种和生产批量的调整的启发而提出的。而要使教育组织结构具有这种优势并得以充分发挥,必须使教育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相应地柔性化,将过去等级分明、高度集权、机械式的教育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转化为动态的自我调节的有机结构模式。然而,柔性化并不是指教育组织结构本身会因教育外部环境的变化而频繁发生调整,它所强调的是教育组织结构总是能依靠自身的职能变化来适应教育外部环境的变化,也就是说,实施教育教学活动的教育组织结构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首先不是立即分解出新的组织结构来适应环境的变化,而是在原有的组织结构中发生职能扩张,用柔性变化来对付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也就是说新型组织应具有自学习功能和自组织功能。教育组织结构柔性化策略可以包括部门之间的功能互补,功能界面模糊化,组织结构网络化,以及组建多功能团队等等。近代工业生产是刚性生产,在一条生产线上只能生产同一规格的产品,高科技产业是柔性生产,在一条生产线上可以生产多种规格的产品。我们的教育怎样才能成为人才的柔性生产线,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三、教育体制的多元化问题 教育体制指教育事业的机构设置和管理权限划分的根本性管理制度。即一个国家在一定政治、经济制度和科技发展水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教育事业的办学体制、财政体制、管理体制等相对稳定的教育模式,主要指教育内部的领导制度、组织机构、职责范围及其相互关系,涉及教育事业的管理权限的划分、人员的任用和对教育事业发展的规划和实施,也涉及教育结构各个部分的比例关系和组合方式 。我国继《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中共中央又一次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为了增强教育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活力,“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教育体制改革要采取综合配套、分步推进的方针,加快步伐,改革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体制,初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改革想适应的教育新体制。”在这两份纲领性文件的指引下,教育体制改革已经并继续稳步推进。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正在积极地适应新的形势,主动地转变职能。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学制、课程、教材的改革,高等学校管理体制的改革都在积极推进。民办教育事业获得新的发展。公办学校的自主权有所扩大,学校活力开始得到解放。目前世界各国教育体制大体有中央集权型、地方分权型和集权分权结合型,中国正在从中央集权型向集权分权结合型过渡。教育体制多元化是必然趋势,但它与社会政治、经济等有密切关系,中国教育体制应是怎样的多元化,如何多元化,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四、教育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教育市场化的理论依据,可以追溯到17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布斯和洛克的思想。但近年来教育市场化改革的理论的直接依据主要来源于战后西方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有关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相当长的时期里,谈论教育的市场化,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没有什么市场的,不会有太多的人响应和赞同。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20余年间,西方各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教育市场化改革浪潮眼下还在持续进行着。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体制尤其是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之相应的教育发生了众多的变化——私立学校的出现和发展,中小学择校现象的出现和发展,教育投资渠道的多元化,高等学校毕业生自主择业等市场机制在教育领域的实施,教育市场化在我国也被更多地人提了出来。尤其是高等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其成本应该尽可能根据“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合理分担,并兼顾公平和效益。所以,关于高等教育市场化的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有学者主张,我国经济体制搞市场化了,高等教育要适应经济,也就应该实行完全由社会需要调节的市场化,即全面市场化。有学者认为,由于作为社会教育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高等教育的特殊性,又由于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因此,尚不具备高等教育实行完全市场化的条件,还必须对高等教育实行市场化的范围、内容、程度、形式等有所限制,即有限市场化。许多学者不赞同高等教育市场化,因为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十分强调国家和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需要高等教育发挥全面的功能,而不是单一的经济功能 。即使在市场经济非常发达的国家也很重视高等教育的公益性。无论是公办的、民办的或私立的高等学校都不能摆脱政府的干预,没有实行市场化。高等教育市场化若推行,许多学者认为会带来如下不良后果:一是办学目标发生偏离。只追求经济利益而放弃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目标。二是教育质量无法保证。以盈利为目的的办学,会出现学分与金钱等的交易,教学质量自然下降。三是损害了教育的公平原则。可能把贫困家庭的优秀学生拒之门外,剥夺他们受教育的权利。另外,还可能急功近利,放弃道德和政治思想教育,培养出具有某种技能的“机器人”。教育市场化的内涵是什么?教育可否市场化?或教育可否利用市场经济中某些有利于其发展的思想和方法,但不能以牺牲教育的公平与效率为代价来推行“市场化”,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五、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的关系问题 人类社会的道德教育现象,是伴随教育现象而共同发生的,它已走过了几千年的历程。人类文明特别是现代文明的不断进步和教育的普遍发展,规定了道德教育不可遏制的社会化趋势,决定了现代道德教育概念更具丰富和广阔的含量。就内容而言,道德教育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意识教育,伦理道德教育(包括社会伦理、经济伦理、科技伦理、生态伦理、生命伦理等),民主法制教育,情感情操教育,意志品质教育,审美意识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这已基本成为人们的共识。就道德教育形式而论,倡导大、中、小学道德教育工作整体化、序列化、规范化,学校的各个学科专业教学与研究都要发挥道德教育功能和价值观教育作用,学校要教书育人、管理育人和服务育人,加强加深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道德教育尤其是社会环境、社区建设中的道德教育功能,要高度重视并充分运用大众传播媒体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的道德教育作用,等等,这些都是道德教育不断获得更为丰富和广阔含量的基本体现。随着道德教育含量的不断发展和逐步走向社会化,道德教育运动必然更加走向本真和深邃。这主要表现为四个“回归” 。其一,道德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由国家主体逐步向社会主体回归。其二,道德教育的本质存在由精英目标取向为主,逐步向民族的大众的生活世界回归。其三,道德教育的目的任务由工具理性主导逐步向发展人本身回归。其四,道德教育的运作方式由单向运动为主,逐步向双向、多向乃至“无穷向”回归。总之,道德教育的社会化、本真化和深刻化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走势。这种“走势”特别是上述四个“回归”问题,无疑已经超出传统德育学研究的范围。但这恰恰是德育理论的新的生长点,从而成为道德教育本真化主体性确认的深层根据。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的关系,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都是亟待探索的,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六、教育的公平与效率问题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是近代思想家和政治家所普遍关心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这是一个既关系到教育的公平和民主,又关系到教育投资效率的复杂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直接影响着政府的决策,同时也反映在推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由于教育改革与发展必须以经济发展为依托,因此处理好教育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十分重要而难以解决的矛盾。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究竟是不遗余力地普及和扩大教育,使更多的人受到必要和基本相同的教育好呢?还是牺牲多数人的平等教育而保证少数人接受尽可能高深的教育好呢?这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在教育机会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理论上,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和主张:一种观点主张,从实现社会公平的理想出发,教育的发展必须以公平为最高原则。这种观点认为:社会应当把受教育者看成全社会成员的权利,全体学龄儿童必须有完全平等的教育机会。为实现此目标,社会应当不遗余力地扩大教育机会,增加教育投资总量,把有限的教育资源绝对平等地分摊到所有学龄人口身上,从而实现教育机会的完全平等。这种观点被人们认为是带有强烈的平均主义倾向。第二种观点认为,必须以效率为最高原则,教育机会的公平程度应绝对服从经济效率的需求。这种观点主张,只有生产力得到了高速度的发展,教育的公平才能保障,否则就没有解决公平问题的物质基础。第三种观点主张,公平与效率并重、互相兼顾。这种观点认为,效率是改善社会公平状况的物质保证。反过来,公平又是提高效益的社会保证。没有效率就没有真正的公平,没有公平也不会有真正的效率。二者相互制约和依存 。何为教育公平?何为中国教育公平?如何推进中国教育公平,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七、高等教育经费的合理分担问题 现代高等教育并不是在理想化与功利化之间选择,而要把二者统一起来。高等教育产业化是有限度的产业化,即是在保证高等教育理想化、均等化、国家化、民主化等不受损害前提下的产业化。处理好高等教育理想化、功利化与产业化的关系,是新世纪高等教育社会功能得到充分实现的保证 。近几年来,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产业化经营后,就会采取提高收费标准的政策,在宏观层面上,必然会在很多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产生相应的政策效应,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初中辍学率上升,影响“普九”的实施;同时,高等教育发展必然会拉动普及高中的发展,也会进一步加剧职业教育发展的困难。在中观层面上,这一政策必然涉及东西部发展战略、利益和规划,可能加剧区域间的差异。在微观层面上,会影响到学校之间的差距,例如通过政策支持若干所重点学校,拉大了学校之间的差距,必然会导致公民教育的不平等 。高等教育作为公益事业,是以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文化,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为目的的,它的根本任务是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公益事业,高等教育不得以营利为目的,而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科研等公益性活动上。但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面临着同样的一个严峻问题——教育资源即教育经费紧缺与国民日益高涨的享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在加剧,知识经济的到来、社会发展也需要更多的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从业人员。为解决这一矛盾,人们就想出了借助产业经营的理念,让教育经费的承担主体多元化,从而引出了“教育投资”、“教育产业”、“教育市场”等问题。我国在产业的划分中,亦把教育划为第三产业,即给人类提供教育服务的产业。同志也讲教育是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的知识产业。世界上许多国家创办了私立学校,也实行部分收费培养。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教育是不能营利的,也是决不允许营利的产业。就是说,教育是一种特殊的产业。所谓高等教育产业化,仅是借鉴产业的经营理念来筹措高等教育办学资金,加强成本核算,扩大办学规模;让更多的人能享受高等教育,提高高等教育办学效益的“经营”方式。对此,高等教育学术界要进行冷静的分析和科学研究,不可追风,影响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八、高等教育的二元结构建立问题 目前,制约中国农村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缺乏热爱并了解农村、农民和农业的高级专门人才。现有的农村教育,从根本上讲是“在农村”为城市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离开农村、农民和农业的人才,而不是“即于农村、为了农村”培养人才。这样的农村教育,已很难适应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我国现有的高等学校(包括农业类高等院校)都在培养城市需要的人才,很少考虑培养农村所需要的人才。现有高等教育培养的高级专门人才很难通往农村,致使中国农村成为被推动人类文明的高等教育遗忘的角落。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等的“二元结构”将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这种“二元结构”要各自持续发展,必然要求推动人类文明的高等教育“二元结构”与之相适应。然而,我国高等教育的一元结构,极少为农村、农民和农业培养人才,严重不适应新世纪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的“二元结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已经看到,随着农村科技的发展和“科教兴农”战略的实施,我国先富裕起来的农村已自觉与高等学校合作举办“农村村支书大专班”、“乡镇企业经理大专班”、“科技示范户大专班”、“科技带头人大专班”等,有些地方办起了农民自己的大学,培养农村亟需的高级专门人才。这种自发的农村高等教育实践已显示出勃勃生机,为农村高等教育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对农村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具有启发和示范作用 。从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和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的角度来看,农村发展无疑需要比较多的人才,而实际情况是,现有农村教育筛选了农村优秀的人才送往城市,农村人才的流失最为严重,这在根本上迟滞了广大农村发展的步伐。非常遗憾的是,这种人才的掠夺式开发和利用,一直未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农村高等教育是人才资源建设的基础,是农村整体性人才资源开发的核心。对农村教育的投资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发展性投资。然而,我国的农村教育投入相对不足,而且农村教育体系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应试教育的导向偏差,限制了受教育者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提高,不利于目前农村最为稀缺的复合型、实用型人才的培养。同时,还存在着偏重学历教育、忽视实用教育等形式主义教育的倾向,这既不利于农村人才的培养,也不利于实现城乡人才供需的动态平衡。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九、知识、能力、素质的教育策略问题 从传统意义上说,教育就是传授知识,把学生获取知识的多少当成衡量教育成败的主要标准。“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已深入人心。不论哪个教育流派,都把传授知识作为培养人才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尤其是知识经济的来临,人们逐渐认识到,在教育中除了知识之外,还必须注重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尤其是创造(新)能力和素质的培养提到重要地位。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讲:“大学强调知识、能力、素质,在大学里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这三者不是绝对分开的,要融为一体。另外,三者要贯彻到整个教学过程中去。” 知识是载体、是基础;能力是展现、是升华;素质是核心、是智慧的结晶。掌握知识是提高能力和素质的前提条件,没有渊博的知识,不可能有很强的能力,更谈不上良好的素质。潘懋元教授讲:应当承认,对于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知识与能力都是重要的。但知识、能力一般都属于智育范畴,在全面发展教育中,智育是基础,但不是全部。把不全面的知识质量观或能力质量观带进21世纪,既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不利于个人在现代社会中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把传统的知识质量观以及一度流行的能力质量观转变为包涵知识、能力在内的全面素质质量观 。所以说,按照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要求,构建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是新世纪高等学校的一个崭新课题。知识、能力、素质三者是互有联系又各有内涵的矛盾统一体,只有使之辩证统一,才能共同协调发展。知识是形成能力和素质的基础,但知识并不等于能力和素质;素质的提高,又将促进知识的更快掌握、扩展,促进能力的更好发挥与发展。单纯强调知识传授和技能培养,而忽视人才素质的培养和全面提高,很难造就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创新人才,也很难使党的教育方针得以全面贯彻落实。从适应时代要求来看,人才培养只强调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显然是不够的,高质量的人才还必须具备较高的素质。高素质可以促进知识和能力的进一步扩展和增强,更重要的是可使知识和能力得到更好地发挥。高等学校应加强素质教育,融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为一体,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的各类专门人才 。因此,我们应如何优化知识结构,强化能力培养,全面提高人才的综合素质,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二十、民办(间)教育的发展问题 民办(间)教育的发展模式目前有:滚动规模发展模式;企业集团投资模式;教育集团运作模式;股份合作模式;转制运作模式;延伸办学模式;捐资助学模式;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简易弥补教育模式等。这些模式也可概括为:效益规模主导型;投资主导型;资源整合、盘活存量型;简易型。目前民办(间)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在认识方面,社会上存在着“多余论”、“冲击论”、“营利论”、“怀疑论”等种种观念,致使不少民办(间)学校倍受歧视。在管理方面,存在着教育行政管理力量薄弱、政策法规尚不完善,中介机构参与监督管理机制有待建立健全等问题。在办学条件方面,存在着办学质量不稳,教师队伍不强,总体办学水平有待提高的问题。同时国家及地方政府已经出台的扶持民办(间)教育的政策还有待于进一步落实。当前民办(间)教育发展快速但基础较薄弱;办学类型多且竞争激烈;发展呈现出非均衡性;表现出艰辛与发展同步的特点。同时,民办(间)教育还显现出了创业者的开拓性、办学的灵活性、教师队伍的选择性、管理的自主性、学生的差异性、经费的自筹性等特点 。中国民办(间)教育要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有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很多。比如:民办(间)教育法律法规的建全问题;民办(间)教育发展的内部环境改善和管理规范化科学化问题;民办(间)教育的经费、校舍、师资、教学设施等问题;民办(间)教育的办学层次及毕业生的同等待遇问题;民办(间)教育的教育质量保障问题;等等,这都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二十一、高等教育国家化与私立化的关系问题 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传统的高等教育机构诸如大学得到了发展。此外,为了服务于更多的人以及为越来越多的不同类型的顾客提供多样化的高等教育服务,必然增加新型的高等学校。大学仍然处于扩张后的高等教育的中心。其他形式的高等教育不但提供了扩大的入学机会还提供了多样化的高等教育服务。高等教育面临着学生数量显著增加的同时,绝大多数国家传统的经费来源——政府——更加不愿意向高等教育投资。这就给高等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由于公共需求巨大,高等学校和高等教育系统在财政资源减少的情况下还必须接纳更多的学生,高等教育的扩张也不能停止。在拉丁美洲、中欧与东欧以及亚洲部分地区,高等教育私立化(包括境外教育机构的进入和国际间的合作办学)受到鼓励,成功地解决了高等教育需求增长与高等教育资源紧缺之间的矛盾。因此,许多国家,非赢利性私立大学和学院构成了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1999年1月1日实施的《高等教育法》规定,今后将逐渐形成国家举办为主,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等各种社会力量举办为辅,高等学校与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多种形式的合作办学为有益补充的新的多样化的办学格局。同时,新世纪知识经济的发展,个人和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既要求高等教育举办多学科、多专业和多种形式的教育,培养知识面广、应变力强、能适应社会发展的人才;又要求高等教育实行灵活多样的学制和教学方式方法(面授、函授、自学、远程教学、网络教学等)开展教育活动,以满足不同人群对高等教育的不同需求,实现高等教育的多样化。韩国培材大学校长朴康寿在出席辽宁大学校庆的演讲词中说:“我们应该尝试教育的多样化。在我看来21世纪一定会是多元化的社会。通过开放的信息网,一切知识和信息、权力和财富、社会价值和文化产物等等都一定经历非中心化和分散化的过程。最近通用的一个新词‘glocalization’是把‘世界化’和‘地方化”合起来的合成词。这个词条的意思就是:地方化、分散化、多元化,这不是跟世界化没有什么关系的另外的现状,而是反映时代潮流的一个现状” 。但是,我们的高等教育无论如何多样化、私立化,都必须符合本国的政治利益,如果说中世纪大学还是一个独立的自治机构,那么现代大学则愈来愈受到政府的控制。如英国1985年5月的绿皮书中提出了20世纪90年代英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总要求:“高等教育未来的健康发展以及能否从国家和私人获得资金,主要取决于它本身能否培养出国家所需要的合格人才” 。这就是高等教育的国家化。国家化仍然是新世纪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上述的一切变革只是在此基本特征下的逐步的多样化、私立化 。中国高等教育如何应对私立化对国家化的挑战,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中国教育论文:中国教育考试制度历史及其现状研究 一,导论 教育考试制度,即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制度,其重要意义不下于当今中国任何一个社会问题。市场上诸多讨论书籍及各类育儿经尽可证明公众对其关心。值此教育改革工作进行之际,我仅以钱穆先生从历史角度对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的一些分析,展开一些思考,以备关心教育问题者鉴。 二,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的历史(注1) (1)汉代 据《诗》《书》记载,自距今三千多年的西周时起,中国已经学校出现。在当时,学校作为一种辅政机构,主要职能是“行礼乐,宣教化”。中央设立的称作“辟雍”,地方储侯设立的为“泮官”。及至春秋,这种官立教育体制因政治原因逐渐衰微,教育职能下放,主要以社会教育为主。秦代统一时又将教育权收归中央,设立博士一职,在参议政事的同时吸纳弟子传播学说,后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博士多遭罢黜。汉武帝建立太学,设五经博士讲学,学生是地方郡国选送的十八岁以上青年。这些人经毕业考试后分为两等,甲科出身为郎,入宫当侍卫;乙科出身吏,回地方充任吏职。因为在当时,地方各郡有一年一次的考廉选举,推荐入中央任职,入选者又多为太学生的补吏出身。故而在汉武帝之后,朝中为官之人多是读书出身。后来因为此类人太多,中央在地方推荐之后加上了一道考试。这样一来,自汉代起,中国便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教育-实习-选举-考试”的人才培养选拔制度。 (2)唐代 两汉之后,中国历三国两晋南北朝600年离乱,于隋唐重归统一。此时,中央政府已废除汉代的地方举荐制度及由陈群制定的九品中正制,改由人们自己报名参加礼部的考试,合格者即为进士,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科举制。清代人徐灵胎曾经说过:“读书人,最不济,烂八股,一堆泥。。。。。。就教他骗得了官,也是百姓朝庭的晦气”。但在唐代,进士们在通过了礼部的考试之后,仍要经由吏部考察其仪表口试乃至行政公文,通过者方可分发任用,正是王国维所说“所与之官与其所治之事相合”。(注2)徐灵胎所指斥的科举制弊病并非是同该项制度与生俱来的,而实际产生应在宋代,下文自有论述。 唐朝在恢复了汉代公立教育制度的同时开始实行了科举制,但是因为学校教育在入学,毕业方面均比较容易,因社会上只重进士,对太学生并不看重,由而而产生的后果既是唐代的公立教育比之汉代并无太大发展。但由于当时门阀的形成和禅门思想的活跃,门弟教育和寺院教育也成为当时人才培养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唐初时,进士多为门第子弟,身负家学渊源,于政事早有家教熟悉,从政之后轻车熟路。晚唐时门第衰落,应考的穷苦书生除文选诗赋外,大都不通政治传统,国家又缺乏相应的教育,遂当时有“进士轻薄”一语流传,此弊至宋时犹甚。到于当时的寺院教育,则有扬州王播饭钟的故事。虽然故事中王播是受尽寺僧冷遇,但应知当时禅门思想之活跃对人才的培养实在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直至宋代,仍有人说:“儒门澹泊,豪杰多为方外收尽。” (3)宋代 宋代的教育考试制度可大致概括为“重目的,轻方法”。宋朝开国后,为克服五代时人不悦学之风重礼科举,一但中了进士即给予高官。这项制度就造成了后世徐灵胎所指责之恶果“以官爵励人才者”,“事益不治”。(注3) 尽管宋政府在科举制上投入较大,但在一些具体操作上一直为人诟病,除上文所说的一条之外,还有它把考试内容由风花雪月改为经义之学,本意是好的,入朝为官之人总不能成天吟诗作对,谁料得不偿失,考较诗词尚可见一些人之真性情真学问,考经义唯有死记硬背生搬硬套耳。连力主改革的王安石都叹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变秀才为学究。”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宋朝缺乏一套完善的机制。宋初各地设立各大书院多为私人创建,后虽逐渐转为公立,但由于理学兴起,当时教育仍以私人讲学为盛。及至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上遭受打压却仍在社会上得以维持,书院之功不可没。 (4)明代 明代政府大力发展官办教育,在一次大规模的统计中,全国各级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官总数达四千余人,大大超过前代水平(北宋元丰年间仅为此数百分之一二)。但因为当时的教育过份依赖于政治,而明朝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黑暗的时期,故明代官办教育很难说令人满意,对人才的培养及教育之功效实在有限。 科举制度在明朝有一次较大改动。其时由于报考人数增多,政府便将考试拉长为“县、乡、会”三试,以便淘汰掉大多数应考人。应考者必须经过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级跳,方能留京三年,再考入翰林,赚得一个好出身。有了这个好出身,则几年之内朝庭必委以高官。而在此之前,由科举考试考出来的都是小官,干出了政绩方可升职,在明代,大官都是考出来的,下层的秀才举人是没有机会升入上层的。把官员的提升选拔过程由考试加实习简化为单一的考试,这是明朝在历史上一个退步。 (5)清代 清代是满族入主中原,为维持其统治,科举考试渐渐转化为一项愚民政策,其作用乃是给汉人中聪明才智之士一点希望,一点奔头,使之不去造反而专心备考,顾炎武曾指出科举八股之害堪比焚书坑儒,龚自珍也曾抨击历代考试制度是皇帝私心玩弄权术。此种观点流行一时,逐渐演变成为现在我们对科举制度的基本看法。但应看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乃是异族统治,汉人知识分子心有不服也不敢明说,只有如龚顾等人一般,将历代考试制度一起批判了。及至满清末年,革命风潮涌动,方有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开列出一长串清单说明满汉二族在官员任命上的不公,直斥部族政权下的考试制度。 由于清代的统治者加强了思想文化控制,固当时的教育制度亦乏善可陈。当时公立学校名存实亡,书院尚有,及至清末废除科举,多改为新式学堂,名之不存。尽管在清末的书院中也曾出现过康有为、章炳麟、吴稚晖等人,但就普遍情况而言,其时书院的主要贡献却非是培养人才而是变作刻书藏书了。《红楼梦》一书的流传,清代之书院实有大功。 (6)小结 纵观中国整个教育考试制度的历史,不难发现,在早期中国就已出现一套较为完备的人才培养与选拔制度,但经过一次次战乱,制度不断被破坏又不断被重建。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早期适用的制度到后来已有许多不适应当时情况的弊端逐渐显现,如“进士轻薄”。但是后人在重建制度时并未考虑到这些弊端,或者说为了一已之利看到了弊端但却不去尝试改革。等到这些弊端逐渐扩大,造成学术败坏,人才枯竭等恶果时才来匆匆打一个补丁。但由于补于制度未经实践操作,往往加重了恶果。 三,三个小插曲 (1)唐代的公卷通榜制 现代人在批判中国现行高考制度时往往列出的一条罪状是“垄断了通向大学的多元之路,使人成才的道路受到限制,一些聪明才智之士因分数低而进不了大学深造,其罪堪比科举。” 但就我所知,在唐朝,还有一种“公卷通榜”的亦可选拔少量特殊人才。所谓“公卷通榜”乃是指的“公卷”与“通榜”两个内容。”公卷是指考生将平日诗文送至中央大儒处,经其传阅评判,在评审圈中打响知名度。有人可能会联想起今年高考时江苏一考生的《赤兔之死》,但二者又不尽相同。唐时“公卷”乃是出于考前,未考之时已有一定客观地位,不必再经过考试,一经推荐即可任用,比如李白当官就不是考的。打个比方,我这篇文章如果被北大教授们看中了,高考之前就把我特招去,是为“公卷”。至于通榜,则是按照实际的舆论来排定选取知名之士,不考考场上一日之发挥。这里有个有名的故事,说是主考杜黄裳请考生袁枢拟榜,袁自列第一,无人不服,传成佳话。 (2)八股文 八股文被人骂得很久了,仿佛一打它出生就是个为限制人思想而存在的坏东西,在此要做一个小小的翻案。 唐时科举考的主要是古诗,因为“诗无达怙”,考官面对众多水平不一的诗文难判优劣,故而改考律诗,限定平平仄仄的框框,等于列出一个客观标准方便评判,这个制度好像没看谁有过批判。 宋时考经义,不幸大道理人人会唱,也是难分高下,有关部门渐渐定出一定格式,这就成了八股了。 前几年有人批判过现行的应度作文,说这是“新八股”,现在似乎有些改革了,每次高考作文或大赛作文改出来,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手法特别先锋特别现代的作品。但这只是打破了平仄的框框,八股为害的真正根源产生在明朝。基本思想的限制一直未有突破,如果哪位考生真写了一个与主流思想相悖的文章,文笔再好也逃不脱残酷的评判。由此可知,对八股的批判,我们不应满足于平仄条框的突破,真正该做的是放宽主导思想对人的限制,认真执行一下早已提出的文艺“双百方针”。 (3)明清两代的进士深造 明代在人才选拔上采用一中进士即得良好前程的方针,此制弊端前文已述,清朝大致也是沿用了此制。 这些中了进士的人在京期间可考入翰林深造,不考者亦可在此数年闲赋期间检古书,搜古董,拜师访友。有时放往外地出任闲差,又可一识当地风土民情。此两代杰出之士的学问大都如此养成。如清代曾国藩,中进士不过三十余岁,却已有远大前程在眼前,自己不必再为之操心,安心读书便是。 与之类似的是我国现在的大学教育,多数人在进大学之前还是除高中几门课之外没有任何学问基础的,一经大学中数年修习,出校时已具一定的学问根基----这根基自然不仅是老师教的,其中大半要来自大学里的自学。这种情况在前几年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原因乃是早年大学生缺乏,一入大学门即前程光明,可安心读书。现如今大学生分配不易,众学生兼职焉,打工焉,找工作焉,TOEFLE焉,GRE焉,“治艺者甚多而治学者少”(注4)。北大清华之类名校学术风气较其余学校为优,师资基础固是一方面,而名校学生不必为前程过于担忧,可专心治学亦是一重要因素。 但无论如何应看到,明清两代的这项制度是建立在大制度缺陷上的,中国现行的大学教育也是建立在高考制度的缺陷上的----很有人替那些被大学拒之门外,失掉文凭同时失掉深造机会的人来喊冤。因为高考大制度上的这项小制度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人才,人们对高考制度的缺陷一再宽容。现在,这项小制度也渐渐失掉了它的魔力,我们还不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大制度吗? 四,中国教育考试制度的现状研究 自由主义者们一直是把教育做为一个自由的特例来看待的,按照柏林等人的观点,教育的目的在于让一个人在理性成熟之后明白自己当初被迫做的事情实际上都是自己愿意做的(注5)。在此,我可以引用一位理性已经成熟的北大博士生的话来说:“上了大学之后,回首一片茫茫,学过的东西大多是无用的和错误的。(注6)”。当然,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例证并不具备多少说服力,但应该看到我们的教育自始至终是一种非自由的强制(余杰在《说还是不说》的序言里引用了一个洋人的话来说明这点),其强制力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有家庭,有社会等等。待到按它们的要求付出了十二年时间考上大学,有人就发现自己被强行欺骗了。我曾经想过不被它欺骗,有朋友建议我不经过高考而去北大做一个旁听生,但因为这种欺骗带有其强制性,我最终放弃了这个建议。旁听固然可以培养人才,但从整个社会来讲,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乃是一套相关制度,选拔制度没有改观,再多的人才培养出来对国家也没有用处。很多谈论教育改革的文章只能谈其一不谈其二,割裂了学制与高考,这也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一项制度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诸多弊端便会显现,如历史上的科举制,八股文,在创始之初皆不算坏,用上几百年,后人看见弊端,为维持既得利益,不愿去改革,而只做些小修小补,结果往往是条框越来越多,束缚越来越紧,结果只是更糟。 由于二十世纪是人类社会发展最快的一个世纪,故而这个世纪内的制度与现实相适的时间也变得更短。中国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几十年,弊端已经出现了,并且在日益扩大。何清涟把转型时期的经济问题难以解决归咎于人文教育的不足(注7),但我们在教育方面的问题又岂只一个重理轻文? 鲁迅曾经感叹说中国的改革太难,即使是搬张桌子改个炉子几乎也要流血,不是大鞭子打来,中国自己是不肯动的。现在包括何清涟所说的问题在内的诸多由教育考试制度引出的问题已经出现,改变是否已经出现? 改革是要有付出的,要流血,教育改革同样如此。当年中国的第一所私立大学中国公学就是在陈天华蹈海之后建立起来的(注8)。出现以上需要的原因就在于改革必然会触及旧制度下既得利益群的利益。当年的百日维新“使全体文官失色,(因为)他们熟读四书五经和朱熹的注解,由科场发迹”,“几百年来中国。。。。。。倚赖一个以文字见长的官僚机构。。。。。。若不宣告此类组织迟早必须更改,就无需说及改革(注9)”,其中有废除八股文,“仅此一项就使全国知识分子恨入骨髓,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八股文,他们再不会其它的东西了,废除八股文就等于把他们全部埋葬(注10)”。 中国现阶段实施的教育改革并非是要废除旧制而建立新制,有人提出教育制度西化或是凭空构建乌托邦,都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学生群体,这都是现实,从来只有以制度适应现实,哪有什么“革命”是以推翻现实来适应新鲜制度的? 现在我能听到很多关于教改的建议,有的搬来牛津哈佛,想一夜之间赶英超美,此种“西餐叉子吃人肉”(李敖语),不顾国情的想法上文已有评述,在此笔者还想评一下关于“教育产业化”的问题。据说这一提法产生于前几年中国努力扩大内需之时,在经济学上有巨大意义。2000年8月,厉以宁先生在广东的一次讲演上对该提法大加赞赏,批判了一下计划经济的老脑筋,同时为教育产业化勾划了一副“收益-再投入-回报”以至发行债券,校办企业上市这样一幅蓝图。在此我只问一句,若是教育企业破产,股票摘牌怎么办?老师怎么办?学生怎么办?下岗乎? 我们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这么多年,已经出现问题了,有人拿出了补丁,包括现在实行的“3加X”什么什么的,在我看来,少有适用的,这个问题值得有关方面重视,我的一个想法是逐步开放大学门槛扩招的同时要多开出第二第三条入学之路,如果作为开端,唐代的公卷通榜就值得学习。社会上重文凭的风气应该改变,却不在一时所为,根本仍在教育考试制度。当年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温良恭谦让,但是我们在教育制度方面现在根本没有什么改革可言,哪怕是请客吃饭绣花温良恭谦让,一个制度与一个制度同生共事的改革都没有! 问题大概是看出来了,提出了一个修补边角的药方,也不知正确与否。根本医治中国目前教育考试制度问题的药方不是没有,只是不需我一个高中生来开。只希望中国的有识之士能在认清了形势后,尽快找到它,这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中国教育论文:世纪初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断想 摘 要 用断想的方式,对 20 世纪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深层生存困境作了反思,提出了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时代局限与超越的问题。强调研究教育的思维方式从简单走向复杂的必要,强调教育理论要加强原创性研究。期望新世纪初的中国教育理论有一次从近代向现代的重建式的再生。 关键字 中国教育理论、时代性、科学主义、生存困境、复杂性研究、复杂思维方式、原创性 随著世纪钟声的敲响,在人们的一片欢呼声中,“轰轰烈烈”的 20 世纪就这样结束了。一个可以寄予很多期望,又蕴藏著更多不测风云的新世纪开始了。世纪初,对於人们来说,最大的财富是时间,最重要的事情是策划。这是一个需要播种希望的季节,也是人类把握未来的智慧和力量展现最为集中的时期。身处此时,作为一名教育理论探索者,我也不禁反覆自问:在中国的教育理论领域里,我们极需改变什麽?我们可以追求什麽?我们应该做些什麽?似乎可想可说的话很多,但又构不成宏篇大论,於是只能用“断想”来串起这段段的思绪,并想用“断想”引出更多的“宏论”以丰富我们的学报,这也是我作为本刊主编在世纪初的一个小小意愿。 一 p 中国近代的教育理论 [1] 是随著 20 世纪几乎与近代教育同步诞生、形成、变革和发展的,至今它已走完了异常曲折、复杂的世纪之路。纵观一个世纪的历史,悟出的最大道理是:教育理论的发展与时代有著内在的、直接的、多方面和多层次的关联。在一定意义上,教育理论属於“时代学”之列。认识这一点,对於今後教育理论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所谓“时代学”主要指这样一些学科的集合:这些学科的发展需要与条件、方向与内容、研究方法与方法论、研究价值及功能的发挥等,在很大程度上与时展状态相关。凡属“时代学”之列的学科,都是与人类和社会发展的实践密切相关的学科。 拿教育理论的发展来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其它国家,近代教育理论的诞生都与社会变革而引起的教育变革直接相关,这对熟悉教育史、教育思想史、教育学科发展史的专业人员来说都不是什麽新的观点。然而,经历了学科由古代向近代的时代转换和逐渐形成了学科的内结构以後,尤其在力主以近代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作为任何学科的研究范式,以近代自然科学形成的科学标准作为衡量一切学科的科学标准的科学主义思潮的长期影响下,几代教育理论研究者中的许多人(包括本人在内),逐渐自觉地用这样的眼光去追求提高教育理论的“科学性”和“专业性”,去寻找教育理论的发展方向。我们曾期望有一种具有像自然科学那麽严密的概念体系的教育理论,它或用推理的方式建构,或用归纳的方式逐级由具体、个别提升到特殊、一般;我们曾期望教育研究能有效地移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从观察、实验、统计分析、定量研究到结论的可检验性、成果的可测量性等等,都成为教育理论科学性的显著指标;我们曾期望研究出来的教育理论能揭示客观规律,能排除价值、意识形态的干扰并具有最大的普适性和永恒性。为此,我们苦苦追求,也为追求不得而时时烦恼,还在追求的过程中渐渐远离了时代和实践,逐渐地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状态。自然,也有一些跻身於教育研究队伍的成员以教育学无须强化专业性和科学性为信仰。表面看来这是对上述科学主义的反逆,颇有革命性,但他们在骨子里还是上述观念的信奉者,其所以进入教育研究的行列,正是因教育研究未达到上述科学性的标准而易进入。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教育研究对学科发展的责任并不被看重,被看重的只是其对於他个人而言的敲门砖功能。 在整个学术界,尤其是自然科学界和经济学、社会学等被认为具有硬性“科学形态”的社会科学中的专业人员,也常常用上述科学主义的眼光打量教育理论,不认同其科学和专业的地位,或者说把其看作是自己从事的学科领域中属应用研究的分支。在他们看来,只要应用本学科研究的结论或方法,就足以解决教育理论中的相关问题,教育理论的整体就是各类相关学科应用研究结果的“总和”,并没有什麽独立的教育理论可言。一些从教育理论研究领域走到教育交叉学科研究系列的人员,也有人因此自豪,甚至还有人不再认为教育理论有存在的必要,宣称纯粹教育理论已经消亡。 在社会上,包括多数的民众和一些行政官员,往往把有关教育的知识或视作一种通过个人经验或常识的积累即可获得的东西,或视作一种方法和技巧的知识,与此相关的工作则被视作只要有管理经验和能力,无须专业支撑和研究就能胜任的行政职务。他们可以无顾忌地介入教育领域高谈阔论,也不把教师当作一个专业人员来尊重。教师本身也有类似的倾向,许多人仅仅把自己所教的学科当作自己的专业,把教育方面的理论和知识仅看作与如何教相关,故希望这是一种能给出一套方法或操作模式的知识,若不能满足这一要求,教育理论就被视作无用和脱离实际的东西受到批评和指责。 20 世纪时代和教育实践的发展把教育理论抛到中国这块土地的人世间。然而,在它顽强发展的同时,却在已经形成的科学的“家园”中找不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得不到来自社会对作为专业领域的应有尊重与支持,甚至还遭受来自队伍内部的作贱与轻慢。这就是世纪之交教育理论的深层生存困境。尽管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始,中国的教育理论有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然而,对上述教育理论深层次的生存困境却未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深入探讨。今天在我们已跨入一个新世纪、面对一个新百年时,该对这样一个关系教育理论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作出思考和回答了。 二 在我看来,如果说上个世纪中国近代教育理论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来自时代的推进的话,那麽,它的局限和问题在根本上也在於时代。一方面它是近代科学主义强势影响的肤浅产物。另一方面更是人类社会远未发展到把“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 [2]”,作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尺的水平;与其相应的关於人类自身和社会发展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它在原有的科学园地中没有重要地位;人类科学在认识论上还缺乏研究复杂事物的工具等以往时代状态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21 世纪将造就一个新的时代。这不仅靠科学、技术的显性变革及发展,也需要来自人类在更广泛和深刻意义上对自身命运与发展的关注。当前,来自科学的发展打破了前面所述科学主义的诸多限制,对新的复杂事物的研究逻辑的探究正在兴起,它标示著可能出现科学家园的重建。1993 年成立的以美国社会学教授华勒斯坦为主席的古本根基金会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在他们的研究报告《开放社会科学》的前言中对当今社会发展作出的概括性描述突显了这一点。它指出:“过去三四十年间所取得的巨大的学术成就业已导致了对生活现代型研究,产生了注重研究复杂性的科学。学者们呼吁把普遍主义‘置於具体背景中来加以认识’,这一新兴需要促使不同的文化日益频繁地展开对话。……所有这一切事实上都对社会科学家的实践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从而大大地缩小了各类带有结构和组织性质的学科的地盘。”[3] 面对这样一个陌生的新世纪,我们能无动於衷?可以预见,新世纪教育理论的发展将有新的机遇、问题与挑战,将不只是上个世纪发展路线的简单延续或局部完善。在中国,教育理论将与社会改革开放、教育改革的深化同步,需要完成由近代向现代的转型,即实现教育理论形态上的整体转换。要做到这一重要的历史性转换,就需要教育研究人员打破业已形成或趋近僵化的教育理论的框架,去呼吸时代的新精神、感受时代的新需要、学习时代的新工具、发现时代的新问题,以形成新的眼光和视角,重新审视教育本身和关於教育的理论,找出发展教育理论的新方向与新思路。中国的教育理论需要又一次重建式的再生。唯有如此,它才有可能为中国社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才有可能在新的科学家园中有自己的位置和不可换代的价值。总之,唯有投入到一个新的时代,才能打破过去时代的局限。 三 可以用一些教育理论界较熟悉的主题的研究为例来说明上述观点。 近 20 年来,我们对於教育的复杂性已形成了一些共识。大家都承认教育与整个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组成因素(或称为系统)之间都有复杂的相互关系;大家也都承认,教育与人的个体发展之间有著复杂的相互关系。所以,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教育与个体发展关系的研究,一向是教育理论中的基本课题,而且几乎在所有的教育学教材中都会涉及这两大关系(有的称两大功能、有的称两大规律,也有一些其它的名称)的论述。尚未形成较为一致观点的是关於两大关系的关系。问题经常以“教育究竟以个体本位还是以社会本位”这种经典的两分方式,或者以“两大关系如何实现对立统一”这种习惯的两分方式提出 [4]。显然,这种提问的方式,本身就是把这两种关系看作是可以分割的,可以寻找出一种确定的、唯一的回答,以便作人们行动的依据。在本人撰写的《教育概论》中,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想通过努力寻求出突破简单判断和单一模式的思路。该书中专列了一章“社会、教育与人之相互关系”,从历史与现实中三者关系组合的多种可能状态、教育系统不同层面中三者关系组合的不同状态、以及我们作为社会主义社会教育应如何作出选择等方面,研究了三者以教育功能方式呈现的不同关系形态 [5]。当时自感已经作了很大努力,跳出了传统的提问方式和思维方式,在认识上超越了过去的包括自己在内的认识水平,现在看来基本的思路并未变化。前一阶段读到近年出版的由王道俊、扈中平主编的《教育学原理》,其中专列一章论述“教育与人、社会的历史统一”,章中还专列一节集中论述了“教育的两个基本规律的关系”,从规律的角度作出三者关系的判断,指出教育面对是人与社会两种的力量,与两者都有必然联系;两条基本规律必然寓於教育活动之中,并体现在教育活动的一切方面;两条基本规律之间的矛盾和统一是历史的具体的。这也走出了单一关系模式抽象判断的思路。论者还提出了两大规律在教育活动中不同作用和地位的观点,认为社会发展规律具有较强的历史性和特殊性,因而在教育中继承性相对较小,相比而言,人的发展规律对教育的制约具有较强的超历史性和普遍性,因而有更多的继承性等观点 [6]。以上两例尽管论述角度不同,但都反映了研究人员对作为研究对象的教育之复杂性的认识在加深,并努力且认真地在揭示与教育相关的多重因素的复杂关系及其抽象本质。但是,就其所用的思维方法和所走的思维路线而言,基本上还是把复杂的事物看作可分解为简单来分别认识,而後把分别得出的结论加以联结,即可形成对复杂事物的总认识。如果我们继续沿著这条思路走下去,也许还能不断提出修正、补充或加深的观点。然而,不可能真正对教育复杂性的整体式关系形成突破性认识。所以,当前对於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改变思维方式,学会用复杂思维的方式来认识复杂事物,以实现认识上的突破性发展。 诸如这样分解复杂对象为简单,然後相加为复杂的思维方式,在对学校教育内部活动的研究中也同样存在。如对教育的认识,我们或是立足於教、或是立足於学、或是给出“主导”与“主体”的关系模式来解释,而没有从双方交互作用、相互锁定、动态转换、共同生成等这样一些思维方式,把教学作为一个复杂的活动整体去认识和研究,从思想方法的角度看缺乏的也是复杂思维方式。从对作为教育活动中的主要承担者——教师和学生在不同意义上的发展的研究来看,也没有做到把人作为一个丰富整体,作为具有能动性和多种发展可能,并在自己的各种实践活动中实现价值选择和生命意义的复杂性来对待,在认识中缺乏的思想方法依然与复杂思维有关。 也许,正因为如此,在我们的眼中,教育世界和教育活动是苍白的、清晰而刻板的,是不会有意外与惊喜的,是无所谓创造和发现的。因而用以描述这种世界和活动的语言,也只能是冷静而无色彩的,乾枯而令人无奈的。 四 在当今的学术领域里,关於复杂事物和复杂性的研究已异军突起,引起不同科学领域内,尤其是面对复杂对象研究人员越来越多的关注。整个 20 世纪不断出现的自然科学在对宏观和微观世界物质运动领域内的一系列重大新发现,打破了牛顿物理学一统“科学观”天下的局面,从而使科学哲学家重新认识科学的涵义。令人深省的是,这场科学观的变革恰恰是从自然科学领域里开始的。正如华勒斯坦所指出的那样:“从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一些新的发展趋向来看,它们强调非直线性甚於强调直线性,强调复杂性更甚於强调简单化。此外,它们还强调不可能排除测量者对测量活动本身的影响,对於某些数学家来说,它们甚至还强调定性解释方法比单纯数量上的精确性更加优越,因为後者在准确性方面反倒更受限制。最重要的是,这些科学家强调‘时间之箭’的作用。总而言之,自然科学现在似乎更接近於以前遭到蔑视的‘软性’社会科学,而不太接近於备受嘉许的‘硬性’社会科学。”[7] 与此相关的是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也关注复杂理论的探讨,从系统论等“老三论”,到自组织理论等“新三论”,现在已进入到多学科参与研究的复杂学和由此作出学科研究方法论转换後形成的研究成果的突现。[8] 他们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科学家园的前景,复杂科学将至少是这个家园中的崭新一族。 教育理论的研究完全可以列入这一族中,在某种意义上,它还可能是人世间复杂问题之最。教育不仅是人类每一个文明社会和个体人生旅程所不可或缺的东西,是联结人和社会的重要纽带,而且,它还具有与其它社会系统不同的功能,那就是它连结著、聚焦著人类文明的历史、现实与可能的未来。教育是一种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更新性再生系统。[9] 从这个角度看,人类世界还有什麽会比这还要复杂呢?现在的问题是,当许多学科的专家加入到复杂性研究,或者说用复杂的思维方式重新认识自己的研究对象时,我们面对著最复杂的研究对象——教育的研究人员,是否感受到、意识到这一点,并积极地行动起来?如果说,以传统科学标准构建出来的科学宫殿不可能有教育学的位置,那麽,在新的科学家园的建造中,我们会不会因还在追寻“昔日旧梦”而丧失作为成员的资格呢? 五 还想到和想说的是关於中国教育理论的原创性问题。 上个世纪中国教育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西方和苏联等国外影响,本人曾用“引进”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理论诞生时就有的“娘胎里的记号”来比喻这一现象。就拿最近 20 年来说,情况有所改善,但教育学科中许多新兴学科的诞生几乎大多走的是这一条捷径。对於一个学科建设“後发”的国家而言,这种现象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是不可避免和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如若因长期如此而形成了一种“学术心态”,唯洋人是瞻,理论想发展就从国外搬,这恐怕就成问题了。其实,这里不仅有我们自己的特殊心态问题,还有与前面相同的认识上的问题,即我们相信存在著不论时空变化与否都具有普遍规律价值的教育理论。因而我们在看到国外教育的新理论时,就把它作为可很快移植的东西搬过来,相信它的普遍真理性。尽管有时也会感到有一些不适切性,但往往把此归咎於我们的“落後”。这可以视作社会科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在中国的影响。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这种状态有了改变,中国的教育学科建设和理论建设,已经开始意识到克服这种倾向的必要,并努力在研究中作出矫治,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关注研究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并用研究的方式介入到这一伟大的历史实践中去。这是本人认为可以提出原创性问题的背景之一。随著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随著中国科学研究事业、包括社会、人文科学的研究越来越得到支持和重视,可以预料,在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21 世纪中国教育理论的原创性也会得到发展,中国教育理论界将取得越来越大的与国际同行在真实意义上的双向交流与对话的可能。 这里,有对原创性的理解问题。有人把“原创性”与“封闭性”、与拒绝文化交流、对话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不合“全球化”潮流的观点。这也许是 1958 年教育大革命和十年“”中,以批判“西方资产阶级”、“苏修”教育思想,骂倒一切、唯我独尊,以创建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为口号,行政治斗争为实式的“原创”在人们头脑中所留下的痕迹引出的看法。然而在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在人类科学文化和通讯传播已进入到信息社会的今日,谁还会从排斥国际对话、无视已有科研成果的意义上强调原创性和实现原创性?但是,要提高原创性,确实需要在吸收的同时,克服唯洋是高的心态;要提高学术批判和独立发现思考的能力;要增强原创意识和对原创研究的支持;要形成看重原创研究的氛围与环境。这是一个“学术土壤”的改良和营造的过程。 本文提出的原创性是指以本国教育发展需要和问题为研究的本源,通过各种不同手段获取原始性素材,或作原始性(相对於“验证性”)的研究,进而得出在国内或国际范围内富有独特性和创新性的理论(或其它形态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说,中国教育研究的原创性至少是由问题的原发性、研究素材的原始性、结论的独特性和创新性等要素综合构成。它未必一定关涉到学派创建、基本原理的突破等重大研究,但确实要求是从中国这块独特的文化土壤和现时需要中生长出来的“珍品”。它不是少数人的专利,只要少数人去做却可。大家期望和为此努力许久的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教育体系和教育理论的建构,正是要通过大量的、不同类型和方面的原创性研究的积累才有可能实现。因此,教育研究中原创性的提出,不仅有发展理论的价值,还有推动中国教育实践发展的意义,同时使教育理论在投身中国教育实践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获得滋养、焕发精神,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同生共长,创造一种新型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原创性研究指导下的改革实践中相互推进。 中国教育理论原创性发展,还涉及到学术领域里的民族自信心问题。说到这些,在我眼前就会出现以陶行知先生为代表的,把自己的身心和智慧全部献给民族教育事业和为创建中国教育理论奋斗一生的一批先辈高大的身躯。在他们面前我常有愧。自感对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大义,缺乏深层的理解和体悟;对本国教育事业的艰辛和大众受教育的状态,缺乏深入的了解和切肤的感受;对推进这一事业的发展,缺乏强烈的责任和持久的行动。当今,在我和同行者中又常常太多地把自己当作理论工作者,太多地在书本中讨生活。但是在理论的领域里,又太少有原创的自信。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在与发达国家相比中的诸多落後,销蚀了我们不少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爱心。现在在有些人的心目中,甚至连祖国语言教育的价值都不如学外文重要了。也许这也是时代局限的一种表现吧。新世纪的中国在为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小康的奋斗中,在摆脱贫穷和落後的过程中,迫切需要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民族创新活力的焕发,这不能没有民族自信心的增强。为此,作为教育研究人员的我们,可以也应该从增强中国教育研究的原创性做起,在新的世纪里,把我们的心与中国的教育大地贴得更近,为中国的教育理论与教育事业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多作努力。 一个偌大的中国,一个拥有最多教育人口的中国,一个进入了 21 世纪的中国,不能没有原创的教育理论。 中国教育论文:简述中国教育督导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论文关键词:教育 教育督导 法制建设 论文摘要:教育督导是教育行政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教育中的政、教、学三个方面应该是教育督导活动中督与导的对象。而要使教育督导工作顺利进行并收到良好的效果,就必须建立一个具有相对独立和权力的教育督导机构,一支人员结构合理的督导队伍,并采取恰当的督导策略,加强教育督导过程中的心理分析。 教育督导是教育行政过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经常地、系统地进行教育督导活动,是各级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改进教育行政管理工作和教育、教学活动,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 一、教育督导概述 从性质上讲,教育督导即行政的监督,其主要任务是对本辖区内(一般指下级人民政府的教育工作、下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教育工作进行监督、检查、评价和指导,促进和保障教育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和教育目标的实现。教育督导能对依法治教起到良好的监督作用。教育督导的目的在于“导”,而“督”则是手段,是“导”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没有导,就没有督;而没有“督”,“导”也乏力。因此必须通过监督发现问题,通过指导从而解决问题。总体而言,教育督导是督促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履行职责,转变职能,加强领导,创造条件,办好每所学校;督促指导学校贯彻、执行有关教育的法律法规,以及有关教育方针和政策,遵循教育规律,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优化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同时教育督导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引导社会、家长用正确的标准评价学校的办学水平,关心和支持教育工作。教育督导是对整个教育教学活动的监督和指导,是全方位的。它涉及到教育教学活动的方方面面。具体来说,教育督导主要是对教育行政、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和学生的学习进行监督和指导,即全面地督导“政”、“教”、“学”。 改革开放20年来,从督导的实际内容来看,我国教育督导评估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督政”为主的。督政主要是对教育行政及其人员的监督和指导。就学校而言,侧重于对学校的领导与管理、财政与教学设备、教职工与校舍以及政府办学的精神是否得到认真贯彻执行等“行政性”的内容的督导和评估,看他们是否严格执行了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是否有效地对学校进行了科学的管理。督教是对教师教育教学的督导,主要是对其教育教学的态度、教育教学的科学性,以及具体的教育教学过程和教学质量的督导。如教师是否认真备课上课,是否深入钻研教材教法,是否尊重学校的教学秩序等。在这方面的督导,侧重于看作为教育教学第一线的教师是否具备应有的素质,是否热爱教育事业,有没有热爱学生、诲人不倦、甘做蜡烛与春蚕的高尚的教师职业道德;是否具备在知识和能力方面的素质,如专业知识是否过硬,教育科学知识是否宽厚,文化知识储备是否充足,是否有组织教学与管理的能力和应有的教育机制;是否能正确地分析、加工、传导教育影响等。督教的目的在于调节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使它更加合理、科学,且富有教育价值。在督学方面,教育督导应放在学生的成绩与进步、学习态度、表现和自我发展上。 二、中国教育督导体制及发展 (一)我国教育督导体制下的教育督导机构模式 我国现行的地方教育督导体制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 1.教育督导机构设立在教育行政部门内,隶属于教育委员会(或教育局)编制,但比教委的其他职能部门地位略高。它虽然直属教委领导,但与此同时又是由政府授权,享有代表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教育工作进行督导的权力。故其权力同时来源于政府领导和教育行政部门领导。 2.督导机构就是教育委员会(或教育局)的一个职能部门,权力来源于教育行政部门。 3.督导机构作为与教育委员会(或教育局)平行的教育督导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由教委或教育局领导兼任。 (二)我国教育督导机构组织模式的未来发展 从我国现行教育督导机构组织模式可以看出,我国教育督导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结构,各地方政府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立了教育督导机构,对教育督导工作的开展、帮助教育行政领导了解学校情况、改进工作作风、顺利推进政令、提高工作效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与科学化的教育督导要求相比,还存在不少差距。突出表现在教育督导机构的权力来源和隶属关系不甚明确,导致教育督导机构的独立性差或没有独立性,不利于更有效、更顺利、更有力地开展工作。上述前两种模式在我国教育督导中所占的比例较大,其教育督导机构受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其职责也由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决定;第三种模式所占比例较小,其教育督导机构的负责人本身就是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但不管哪种情况,教育督导机构都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控制之下,不能很好地行使自己独立的权力,也就很难有效地发挥教育督导应有的功能。因为教育督导是代表政府对于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工作的督导,并将信息反馈到政府部门,以便使政府调整、改进教育工作,而现有督导模式反映出的是自己督导自己,自己对自己做出的决策加以评判、否定,其效果难以尽如人意。为了促进教育督导机构模式未来的发展,必须采取以下主要对策。 首先,对于教育行政部门的督导。教育督导应代表同级政府部门对教育行政部门进行督导,即教育督导机构与教育委员会平行为直属政府领导的独立职能部门,其权力来源于政府主管部门。教育督导机构的领导和成员应由专门人员组织,不挂靠任何部门,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采取这种方式,可以使教育督导者从相对独立的高一级层次和角度来审视各地方的教育行政工作。如对上级政府政策贯彻落实情况,科学化管理的程度,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解决问题的督促建议、指导等,这样,督导者工作的客观性大大增强。如果发现的问题是由于政府部门决策所致,则可以向政府部门及时反映并从教育科学的角度向政府部门提出建议,以便做出恰当的调整和改进,使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得到提高。这样,教育督导机构对教育行政工作的督导作用就能真正发挥出来。这一过程需要政府领导和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与教育督导人员的密切配合。行政部门领导虽然是督导人员的上级,但应该虚心听取督导工作者的汇报、意见和建议,并正确取舍。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应接纳教育督导工作,配合教育督导人员的工作,将自己部门的工作如实地展示出来,不怕暴露问题,着重解决问题,而不应当持消极态度或应付了事。缺乏这三者之间的配合,教育督导工作同样不能有效地开展并取得好的效果。 其次,对学校教育工作的督导。学校教育督导机构应代表学校领导对学校各部门工作、教师的教书育人和学生的学习进行全面督导。在行政关系上与学校各直属部门同级,但对各直属部门的工作又具有督导的功能。采用这种方式本质上与前者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从学校教育这个微观领域进行分析,并说明学校教育督导机构的权力来源和工作范围。学校教育督导工作效果的好坏,也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学校领导、各职能部门、教师、学生与教育督导人员的配合情况等。这反映了学校教育督导工作的复杂性、重要性和艰巨性。总之,教育督导工作的设置不管采取哪种模式,首要的是其独立性问题,这种独立性的不强甚至缺乏的教育督导机构则等于形同虚设,教育督导就缺乏实际意义。 三、完善我国教育督导制度的几点看法 (一)形成督导队伍合理的人员结构 教育督导的主要内容决定了教育督导工作的全面性、综合性,从而对教育督导人员结构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1.要有合理的职业结构 教育督导队伍中应有对教育的政、教、学方面都较内行的人员,这样,在教育督导工作中,既有人专门对教育行政工作进行督导,也有人专门对教育活动特别是教学活动进行有效的督导,使教育督导的各项任务得以顺利实现。 2.要有合理的专业结构 在教育督导机构组织特别是学校教育督导机构中,应该有各种专业的督导人员,而且应该对本专业造诣较深和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这样,才能在督导中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及时加以正确指导。 3.要有合理的年龄结构 教育督导的对象不仅是多专业的,而且还是多年龄层次的,因此,督导人员也应该老、中、青相结合,充分发挥各自的长处,实现优势互补,以使教育督导工作更和谐、更有效地开展。 四、进一步加强教育立法,强化依法治教的意识 教育督导是政府依法监督教育的行为,因此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我国自恢复教育督导制度以来,教育督导工作主要是进行各级督导机构的建设和对基础教育的督导检查,与此同时,规范督导行为的立法工作也有一定的进展。1991年,国家教委在总结督导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主任会的形式了《教育督导暂行条例》,对教育督导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明确的阐述。随后,地方各级政府在教育督导的工作实践中,陆续出台了相应的地方督导法规,以规范保障督导工作的健康发展。1995年《教育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教育督导和评价制度,为加强教育督导法规和规章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 但是,教育行政部门的执法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必须彻底改变传统的教育管理观念和模式,建立健全教育行政执法职能工作部门,提高教育行政执法队伍的素质和水平,不断增强教育行政部门自觉履行教育行政执法的意识和能力。同时,要制定和完善教育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规范。现行教育法律法规中,涉及教育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规范不多。即使有,内容也大多含糊不清。为此,国家权力机构和行政机关应该制定和完善教育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规范,使其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这是保证教育行政执法正确、及时、合法的重要环节。 教育督导是教育行政管理的重要职能,是政府对教育工作进行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新中国建立以来,教育事业伴随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督导制度。但仍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我们深信,经过深化改革,我国的教育督导工作定能真正地走上健康、协调、稳步的发展之路,定能更好地发挥其促进教育教学质量和水平提高的作用。 中国教育论文:论析中国教育史研究与和谐社会建设 论文关键词:中国教育史;研究;和谐社会;建设 论文摘要:在五千年中国教育史上,有着极为丰富的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资源。从孔夫子到陶行知,历代教育家追求社会和谐的教育实践活动,也是一笔宝贵遗产,有待科学地研究总结。和谐社会建设时代要求已构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新视野,将推动中国教育史研究进一步解放思想,形成一个新的突破。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教育科学研究正是通过促进教育公平、引导教育和谐、健康、持续发展,而对于和谐社会建设发挥基础性、先导性的作用。教育史研究是教育科研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和谐社会建设有同样的作用。任何社科理论,如果缺乏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深入了解、缺乏对于历史经验的研究和借鉴,就缺乏应有的深度,就不能够真正成立。 这里,谨就中国教育史研究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具体关系及其对于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和作用,谈三点认识。 一、在五千年中国教育史上,有着极为丰富的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资源 中国古代重视和谐、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源远流长。这丰富的和谐思想与理论观点,有很多是在教育活动中产生的,大都是通过教育传世的。在历代教育典藉中,保存有许多珍贵的社会和谐思想遗产。 从《尚书·尧典》可知:早在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中华民族的先祖就有了“协和万邦”的理念;在周公教育周成王、追述文王业绩的《尚书·无逸》篇中,更有“咸和万民”的记述川。这足以说明:在中国历史上,最迟是在西周文、武、周公开国奠基时期,就有了明确的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理念,并已将其付诸社会政治实践,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正是凭借从尧、舜到文、武、周公“协和万邦”、“咸和万民”的先进理念和社会实践,西周的思想家史伯,才概括提炼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哲学思想。据《国语·郑语》记载:西周的史伯说:周朝必然要衰败了(“殆于必弊者也”)。因为“今王(幽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愚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去和而取同”。就是说;幽王厌弃光明正大的智能之士,喜欢邪恶阴险的谗信小人,厌恶对他有补益的贤明忠臣,亲近只会对他拍马逢迎的卑鄙浅薄之臣,这样子“去和而取同”,必然导致周朝的衰败。他进而作理论总结道:“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肢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人,行旅极。故王者居九咳之田,收经人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 史伯这一理论概括,使中华民族重视和谐、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在初起阶段就与简单地“求同”划清了界线,将“和”定位于不同事物之间的协调统一,是在重视差异、整合差异、承认事物多样性的基础上求和谐。因而具有朴素的辩证统一的观点。“和”与“同”这一对既紧密联系、又有明确区别的哲学范畴的提出,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后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也是极其可贵的。春秋时代晏婴和孔子关于社会和谐的思想,都是对史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发展西周社会和谐的思想,使之成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规范,并对以后两千多年的文化思想与教育产生深远影响的,是孔子及其弟子有若、子夏、曾参等人。孔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思想,有若“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曾参关于“忠恕”的思想,子夏“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已经构成了一个基本体系。今日所谓构建和谐社会的几个基本方面:人际和谐(包括家庭和谐与社会和谐)、个人身心和谐、天人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孔子及其高徒的教育理论中,可以说全都涉及到了,并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塑造和文化心理的养成,发挥了十分显著的作用。其中有些论述今日看来仍然十分深刻,足资学习和借鉴。 其实,不仅是孔子及其儒家学派,先秦百家中的道、墨、法、兵、农、医、阴阳、杂家,乃至后来传人中国得到长足发展的佛家学说,都有其重视“和谐”的一面,在教育史上也都有所表现,程度不同地蕴涵着构建和谐社会的矿藏。因而可以说,在五千年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有大量关于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资源,是一个有待研究开采的丰富的宝藏。过去在这方面重视不够,对一些材料熟视无睹、不知珍惜,甚至是当作过时没用的废料列人淘汰之列。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才能正确地认识和开采这一富矿。 二、从孔夫子到陶行知,历代教育家追求社会和谐的教育实践活动,也是一笔宝贵遗产,有待科学地研究总结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不仅需要研究借鉴那些以思想理论形态存在的宝贵遗产,还应当重视研究前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就教育史研究而言,就是历代教育家追求社会和谐的教育实践活动。研究历史上的教育实践活动,学习、借鉴其中所体现的重视和谐、推进社会公平、追求社会和谐的精神,并且把那些可歌可泣的人物事迹,作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精神动力。 以往的中国教育史研究,一直比较重视对于教育家教育思想的研究,比较重视对于各个历史时期教育制度的研究,对于历代的教育实践活动以及教学活动的研究,则显然重视不够,研究成果贫乏。这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对于教育思想史、制度史的研究。因为离开了教育实践活动,思想与制度都会显得苍白和浮泛。 从孔夫子提出并大力实行“有教无类”,到陶行知脱下西装革履、换上布衣草鞋深人贫困乡村办学,历代受人敬仰的教育家推进社会公平、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都不仅仅是说在口上、写在书上的,更是体现在其毕生追求、体现在其“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育实践活动中的。深人研究这些感人至深、富于启迪意义的教育实践活动,能为今日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推动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弥足珍贵的精神动力。 再者,研究历代教育家的教育实践活动,也是教育史研究自身发展的需要。它应当与教育思想、教育制度研究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三者本是一个有机统一体。一定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中产生的。也只有在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才能看出其实际的作用和影响。特别是还有一些教育家,虽然在中国教育史上产生过重要作用和影响,其教育思想却较少表现在书面文字中,而更多地体现在其教育实践活动中。不研究其教育活动,对其教育思想的了解就很有限,从中能受到的启迪也将有限。例如:不研究蔡元培任北大校长的教育活动,不研究张伯荃创办和主持南开大学的教育活动,就很难真正了解其教育思想及其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巨大作用和影响。 即使是那些有较多著述的教育家,不研究其实际教育活动,对其教育思想的了解很可能也是片面的或浮浅的。比如,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在他本人诗文中的反映也很不少,但是,如果不研究其创办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教育实践活动,就难免留给人“纸上得来终觉浅”的遗憾。再如,孔子的教育思想,尽管《论语》等典籍中直接记述的也不算少,但由于长期以来对孔门教育活动研究不够,对其教育思想的研究,也难免失之片面。譬如于丹说《论语》是’‘以课堂笔记为主的记录。学过教育史的人都知道,班级授课制是近代从西方传过来的,孔子的办学是师傅带徒的方式。那时的“课堂”是什么样子呢?其教育内容与教学形式的组合,究竟是怎样的表现形态呢?所谓“弟子”与“门人”又有什么区别?由于对诸如此类有关孔门教育活动形式缺乏研究,对孔子及其教育思想、对当时教育制度的了解就相当片面、相当模糊。有大量证据表明,春秋末年的孔门教育,实际上是文武兼备的,七十子“身通六艺”,都是文武全才。但是,现在很多学者还是同胡适一样,以为“孔子的‘学’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授来的学问”,由此一笔抹杀了孔门教育文武兼备的传统,而痛下针贬说:“后来中国几千年的教育,都受这种学说的影响,造成一国的‘书生’废物”。现在仍有许多学者认为:孔子及其弟子只是些“读书人”,孔门只有礼乐文化教育和伦理道德教育。各种《论语》译注本都把“士”译作“读书人”,而不知道春秋之“士”首先是“执干戈以卫社视”的习武之人。这样片面地看待孔子和孔门弟子,这样错误地理解孔门教育和孔子的教育思想,与长期以来对孔子的教育活动缺乏具体的研究,有着直接的关系。 胡适是杜威的弟子,他知道杜威倡导“做中学”,他还大胆假设“孔子的‘学’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授来的学问”,至今学界仍有很多人赞同胡适的观点。如果我们对孔门教育活动加以研究就不难发现,孔门之“学”才是更为古朴的“做中学”,其“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都是面向社会大课堂的真正的“做中学”;而杜威的“做中学”,不过是人为小环境中的“做中学”,是笼中鸟儿的学飞;而孔门之“学”,却是森林之鸟在学习翱翔。 三、和谐社会建设时代要求己构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新视野,将推动中国教育史研究进一步解放思想,形成一个新的突破 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要求,己经构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新视野。就教育史研究而言:毛礼锐、沈灌群先生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出版已20多年,这20多年,是中国社会作为一场新的革命的改革进行期,是思想解放运动在深度和广度上大发展的时期,也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黄金时段。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新成果不断涌现,新领域不断开拓,量的积累正在酝酿着一个新的整体性突破。回应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要求,加强对中国教育史上和谐思想资源的开采,加强对于追求教育公平、追求社会和谐的教育实践活动的研究,将构成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一个新视角,促使新的整体性突破早日实现。 近代以来的学术研究,受两股时代潮流的深刻影响,一个是西学东渐的潮流,一个是革命的潮流,有力地促进了近现代学术的革命性变革,但也带来了“全盘西化”与“只求革命”的片面性与简单武断。“全盘西化”使一些学者过分贬抑中国的传统、极为鄙薄自家的文化遗产;“只求革命”使更多的学者将“批判地继承”简化为一味批判、破字当头,否定过头,对于古代圣贤的阶级局限性、时代局限性缺乏必要的理解与宽容,一味苛责,对祖宗缺乏必要的尊重与温情,轻易否定了许多对中华民族兴旺发展原本有益的思想遗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新要求,促使我们从新的视角审视教育史,推动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摆脱“左”的束缚,从和谐社会建设和中国民族和谐发展的大局出发研究和思考问题,原来被否定的、被轻视的一些遗产,就可能焕发出新的意义和价值。比如《论语·季氏》篇中: 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于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盖五世希不失矣;陪巨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 过去论者往往从革命的视角出发,认为这一段话是孔子在政治上保守、反动、企图开历史倒车的证明。今天在笔者看来,这段话无疑是孔子希望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和谐的一种良好企盼。虽然这种企盼在当时无法实现,但不能够简单地加以否定。因为这一思想在以后的两千多年,对于中华民族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和长期维护,发挥丁很好的作用。这种主张统一,反对分裂,主张安定,反对战乱的政治主张,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稳定、对于人民生活的幸福安康,是非常有益的,怎么能轻易地斥其为反动呢?对于其他人物一些言行的评价,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吉林大学著名教授金景芳曾发现一个规律:“凡是治世都尊孔,凡是乱世都反孔。道理在于孔子的学说对维护社会安宁秩序有利,对破坏社会的旧秩序不利。”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然也决定学术的发展走向。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要求,是要建设历史上最好的升平治世,即太平盛世。这一时代要求将会无孔不人地渗透于思想、文化、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我们每一个教育科研工作者,都应当明确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从一些“左”的思想束缚中进一步解放出来,更加自觉地以科学的研究成果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和谐社会建设的现实需要,将会给予中国教育史研究一个新视野,给予教育科研一个强大的推动力,为我们的研究取得新突破提供一个大好的机遇。但是,能否真正抓住机遇,还要看我们的努力,看我们是否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目前学术界确实存在着浮躁的风气。一个有出息的教育科研工作者,特别是教育史研究者,必须有范文澜先生倡导的“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耐得住寂寞,才能够从大量的占有资料中得出科学的结论,以切实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成果,催生学术的真正繁荣。 中国教育论文:浅谈新时期中国教育史教材构建之设想 论文关键词:新时期 中国教育史 教材 建构 设想 论文摘要:从教育的起源、发展演变历史和未来发展趋势看,教育都关系于人之生存、生产和生活。所以,民生、民有、民享构成中国教育史教材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普通民众是教育的大多数,人文、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知识是教育的主要内容,多途并进是教育发展的基本路径。为此,需要寻求新的研究范式,建构符合历史的、属于中国的中国教育史教材体系。 中国教育史教材承担着传承中国教育发展历史知识、揭示中国历史上教育与个人、社会关系变迁的职责,承载着为建构和谐社会提供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源的重担。但是,仔细研读后可以发现,已有的中国教育史教材主要涉及制度化的教育内容,这种制度化教育的研究取向不仅远离民生,而且与终身学习和学习化社会理念存在较大距离,从而难以满足和谐社会对教育的需求与要求。因此,本文欲对教育发展历史进行系统考察并对已有教育史教材进行批判性解读的同时,对此做出初步探讨。 一、民生、民有、民享:教育的本真 从源头考察,原初形态的教育是在生产生活中、通过生产生活和为了生产生活而展开。所谓有巢氏“教民巢居”,燧人氏钻燧取火“教民以烹饪”,伏羲氏“教民佃渔畜牧”,神农氏“教民艺五谷”、“作方书以疗民疾”,嫘祖“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而天下无皴瘃之患。”。初民追求知识不是为了捞取资本,不是为了个人利益和其他一味追求的目的,而是为了生活。所以,原初教育是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是有关民生并为民众所拥有和民众所享用的教育。而且,只要人类还在继续,这种教育就将继续。中国教育史教材在述及教育的起源时,对这种教育做出周全论证。但是,在随后的描述中,这种有关民生、民有、民享的教育逐渐退出研究者的视野,也消失在教材之中。 先民活动范围的扩大,知识、技能不断积累,教育的目的、内容、方式与途径逐渐多样,并出现专门教育机构,制度化教育开始形成。专门教育机构的出现,被看作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但是,专门教育机构只是教育的一种形式,而且与社会生活的距离日益加大,此其一;其二,学校教育脱离原有轨道,成为部分人独享的部门;其三,学校教育成为统治阶级对民众实施统治的工具。所以,专门教育机构的出现既是教育发展的表现,又是教育异化的形态。作为私学开拓者和儒学创始人的孔子曾言及:“若稼与圃,吾不如老农”,并斥责学“稼”与“圃”的弟子樊迟为“小人”,透出儒学创始人对农人的认识、态度以及与农人的分野。孔子的言论深刻影响了儒家教育的走向,也影响到今日学者对中国教育史教材的编写。然而,若将研究视角仅聚焦于非民生之教育,显然难以反映中国古代教育历史发展的主要面貌。 未来社会发展方向是学习型社会、和谐社会,需要和谐教育;和谐教育首先是民生、民有、民享的教育。在学习型社会、和谐社会中,学校不可垄断教育,和谐教育并非制度化教育一枝独秀,“教育正在越出历史悠久的传统教育所规定的界限。它正逐渐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扩展到它的真正领域——整个人的各个方面。 二、普通民众:教育的大多数 社会发展必然导致分工出现,社会分工又引起社会阶层的产生。《管子》一书已有“士农工商”四民阶层的划分。然而,已有教育史教材在讨论中国古代教育时,基本集中在“士”阶层。“士”对中国古代文明进步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作为“劳心者”,“士”创造了丰富而灿烂的古代思想文化;但是,中国古代文明绝非限于思想及典章制度,还有大量的可视、可触摸的物质化的文明成果;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也并非仅由“士”所推动,还有大批从事实践活动的普通民众。否则,这些物质化的文明成果的诞生是令人疑惑的。士农工商从事行业、行为方式不同,但未必不操守相同之“道”。王守仁曾言:“古之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艺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 所以。农工商三民是不容忽视的教育对象,他们的教育构成中国古代教育主要的也是真实的场景。当农工商三个主要的社会阶层被排斥在教育视野之外时,其教育情况在教材中基本缺位,结果使得学习者难以知晓中国古代社会农工商三业是如何发展的?这三业的发展是否需要从业者具备相应的知识、技术、能力和精神品质?如果需要又是如何获得和形成的? 同时,就“士”而言,也不限于儒家之“士”。除先秦“百家争鸣”出现各种学术流派之“士”外,后世中国“士”阶层主要由“儒”、“释”、“道”三家所构成。儒家之“士”是主流,但社会历史不是仅靠主流所构成;没有支流的撞击与融合,主流可能走向僵化、封闭进而趋于消亡。而儒家之士是否构成主流似乎仍有问题,否则鲁迅不会轻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科学史家李约瑟正是从道家道教史料中收集到大量中国科技史资料,撰成为其带来巨大声誉、也为世界和中国人认识中国科技历史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由于教育史教材将作为多数民众享用的教育排斥在内容之外,导致学习者难以知晓普通民众对社会发展是否起作用?起何种作用而又何以能起作用?其一生中是否接受教育?如果接受,是何种教育又是如何接受的?由于缺乏相关介绍,对其中出现的问题及其积累的经验更是无从谈起。而作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的教育在教材中缺位,会使学习者对教育历史做出片面判断。 三、科学技术与经营管理知识:教育的重要内容 社会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周礼·考工记》已对先秦时期的社会分工做出描述,指出“攻木之工”、“攻金之工”等三十个工种,其中涉及力学、声学、应用数学、天文学、合金与印染技术和标准化管理等等,并对具体操作规程做出描述。隋唐时期科技教育更为规范,《旧唐史志》“二十四·卷四”记载:隋大业五年,设“监之职,掌供百工伎巧之事,……庀其工徒,谨其缮作。”《新唐书·百官三》对技术教育做出如下描述:“钿镂之工,教以四年,车路乐器之工,三年;平漫刀稍之工,二年,矢镞竹漆屈柳之工,半焉;冠冕牟帻之工,九月。教作者传家伎,四季以令丞试之,岁终以监试之,皆物勒工名。”可见,中国古代不仅有先进的技术,而且形成规范、大规模的技术传承与考评制度。没有精湛的技术和高超的技艺,中国古代工艺精美的手工艺品和规模宏大的古代建筑的出现是难以理解的,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在对中国传统科技进行系统研究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科学技术发明的许多重要方面,中国人成功地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并在3到l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科学救国者任鸿隽对李约瑟研究的出发点做出描述:“他是因为要了解中国科学方法去研究中国文明,其他东方学者则以为中国文明根本缺乏科学这~因素——不幸得很,我们本国的学者抱了这个见解的也有其人——所以不留心中国文明对于科学贡献的问题。”美国人罗伯特·K·G·坦普尔在李约瑟研究基础上指出:“近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源自中国”。为什么这些却鲜为人知?罗伯特的答案是:因为“中国人自己也和西方人一样不了解这一事实”,“主要原因确实是因为中国人自己没有注意到这些。”罗伯特对中国人“失忆”的鞭策是深刻的。作为中国教育史教材,有必要恢复学习者对中国古代科技教育的“记忆”。 如果说科技教育在中国教育史教材所占比重较少的话,商业教育则基本缺失。但是,手工业的繁荣必然导致商业的发展,“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的分离。”中国商业史研究指出中国商业不仅出现较早,而且相当发达。商代有了商业阶层,先秦时期商业相当繁荣,并形成“世业”。尽管从管子时代就开始将农商对立——重农抑商——到汉武帝时形成制度,但作为社会生产与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商业不仅在中国社会历史中一直存在,而且相当发达。经商本身是一种教育,“经商是一种最艰苦而且实用的教育,比任何专科学校、大学院系的教育更难学习。”屏经商也需要相应的经营管理知识与技能,需要教育,“不有智识,将不足以言商。”这种语辞虽然出自近代商人之口,但同样适用于中国古代。 四、多途并进:教育发展的基本路径 人的需求的多样化与生活的多样性,决定了多途径的教育发展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陶行知指出:生活即教育。是生活便是教育。过什么样的生活便受什么教育。多途径不是要求教育史教材将所有的生活活动中的教育都纳入教材之中,但是,作为与社会生产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主要教育活动则必需予以关注。 就农业教育而言,中国古代形成政府教化与民间传承两轨并行的方式。“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国,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诸如农作物分类、选种、栽培、耕作、田间管理、园圃管理、施肥、渔猎和畜牧等等技术、原理与方法,以及各种生产工具的发明、使用和改进技术,农产品的加工技术等等。随着农业的发展,农业生产技术传授内容与方式也不断变化,从刀耕火种到耜耕技术,并出现专门的农业教育机构。《周礼·大司徒》记载了十二项教民生产的职事:“一日稼穑,二日树艺,三日作伐,四日阜藩,五日饬材,六曰通财,七日化材,八日敛材,九日生材,十日学艺,十一日世事,十二日服事。”由此,农业教育呈现出官方教化和民间技术传承并行的两轨方式。“这些知识主要保存在农民群众的生产实践中,它也比较突出地反映在我国古代农学著作及有关文献里。”对农业教育的研究,有助于了解我们的前人经过怎样的努力,才取得他们所需要的生产资料。 农业如此,手工业亦如此。中国古代不仅形成官办机构与民间手工业行会培养技术人才的双轨机制,而且规模不容忽视。《大唐六典》卷七对《新唐书·百官三》官办纺织机构教育活动注释时指出:“少府监匠19850人,将作监匠(指工徒)15000人,放出诸州,皆取材力强壮、技能工巧者,不得隐巧补拙,避重就轻。”宋代时期,已经形成比较严格、规范的教育评价机制,如《宋史》“卷一六五,志一百一十八”记载:“凡利器以法式授工徒,……因其能而分任之,量用给材,句会其数以考程课,而输于武库,委遣官诣所隶检察。”可见,此种教育不仅规模庞大,而且要求极高,但都不是在学校中进行的。同期,民间的工艺技术传承多在民问手工业作坊以学徒的方式来进行。 与农业、手工业的双轨教育不同,有关商业的经营管理知识基本发生在民间的相应活动之中。“中国素来以农立国,向以工商二业为下等阶级。其于商人训练之法,以收集学徒为唯一门径。故商业教育,遂不为士林所论列。不为“士林所论列”的学徒教育只发生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之中。有论者将盛行于唐代的行会中的学徒训练称为“我国商业教育之嚆矢。”近代以来,行会组织更加严密,学徒教育也更为规范。对学徒年龄、定额、修业年限、培养方式等等做出详细规定,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培养方式。如“学习期内,凡一切商业上事,均由经理人随时教授,其有号规完全者,朝学洒扫,应对进退,及供号内杂役,夕学书计,及本业内伎艺。”近代中国学徒数量极为庞大,甚至到20世纪30年代,学徒教育仍然广泛存在,“学徒制度在今日我国之商界中,尤为一非常流行之商业教育制度,在夕则足以代表商业教育之全部。凡一商店,不论大小,无不有学徒,斯无不行徒弟制度也。”1㈣’学徒制对中国商业教育发展与商业人才培养的作用不容忽视。近代中国出现大批诸如严信厚、徐润、李平书、荣德生等等,活跃于l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舞台上的学徒实业家。 近代以来,作为培养技术人才的企业内教育机构同样不容忽视。近代中国教育起步时即与企业有密切联系,在官办工厂、企业附设学堂的同时,一些民营企业也出现专门的教育设施,并演化多种形态,如学徒培养、练习生所、养成工训练所、企业内学校(包括职工学校和子弟学校、企业内专科学校)、企业内研究机构等等,甚至出现“工厂化学校”、“学校化工厂”的上海康元制罐厂。1929年《工厂法》颁行后,要求人数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必须设立相应的教育机构,使得企业内教育开始制度化;随后教育部会同实业部出台《劳工教育实施办法大纲》,对企业内教育做出详细规定,各地出台的补充规定使得这一制度具有相当的操作性,成为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教育活动。企业内教育的价值不容忽视,正如日本学者细谷俊夫所言:“我们历来都是只从制度化的学校教育这一面来看企业内教育,往往会轻视与这种教育制度化不同类型的教育和训练。如果改变一下看法的话,这种在企业内展开的、以生产为目的的教育和训练,有时会远远地比在大学里所进行的教育有力得多。” 五、未来中国教育史教材建构的策略 教育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中,所以,“教育之历史,非仅探索、列举真的事实,乃力求相互之关系及其与社会生活他项要素之相依处;且关于各个特殊的发达之非孤立的,乃关联于全社会生活,受时代趋势之影响,而为思想的大潮流中之一现象也。”中国教育史教材需要比较全面地展示中国教育发展历史的面貌以及教育与社会生活与生产间的关系。为此,我们提出未来中国教育史教材建构的构想: (一)贴近生活,走向真实。生活中蕴含着教育,现实生活中的教育才显真实,只有贴近生活才能发现。这首先需要基于中国社会历史现实,将与社会生活、生产密切相关的教育内容、教育对象、教育方式与途径纳入研究视野,尤其是与农工商有关的科技知识和经营管理知识以及传授方式、人才培养途径纳入教材之中,全面真实反映发生在主要生活场域中的教育活动,深入揭示教育与生活、生产的关系,为理解教育和学校教育,进而为建构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教育理论打下基础。全面梳理中国教育发展演变历史以及中国教育与个人、社会关系之历史,真实展现中国教育发展历史场景,系统总结中国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成败得失,建构符合历史的、属于中国的中国教育史教材。因为,在教育学科群中,只有中国教育史拥有这种条件与优势。 (二)走出主流,走向多元。其意指:一、针对教育思想,突破儒家范畴;二、针对教育机构,突破学校教育。将学校教育当作教育的全部,会忽视甚至“压制”学校以外的教育现象、形式和机构,不仅难以为学校教育改进提供思想资源、借鉴经验,而且会使学校教育承担其不应承担也承担不了的责任,进而背上沉重包袱,自身陷于发展困境。就主流而言,相对于统治者有被统治者,相对于儒家有反儒和非儒,相对于强势有弱势,相对于知识精英有草根阶层,相对于男性父权有女性观点,相对于正统有非正统,相对于政府有民间。也就是说,对于任何一个所谓主流,都有某一个边缘存在,时刻伴随并挑战“主流”。一个“士”人、一个农民、一个工人、一个商人分别在回答什么是中国教育时,可能都会有不同答案,并距离“主流”很远,如此一来,中国教育史变得极为复杂,但是比较接近真相。未来的中国教育史教材有必要走向开放,走向多元,从而走向真实。 (三)走出学校教育理论视野,走向生活教育现实。学校教育理论在教育史研究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对于系统建构中国学校教育史理论体系起到积极作用。但是,教育不是起源于学校,而是相反;学校教育是教育的一种,而非全部。用后来建构的学校教育理论规范历史上丰富复杂的教育现象,显然非其能力所及。尤其是我国学校教育理论不是产生于本土,而是学习域外的结果。钟启权教授指出:“新中国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是在充分学习苏联教育学的基础上进行的,由此所形成的教育学体系明显地带有‘凯洛夫’的印痕。……它不仅使人们习惯于用‘凯洛夫式’的模式构筑中国教育理论的大厦,而且也使人们习惯于用‘凯洛夫式’的目光审视几乎所有外来的思想和理论,并以此为准则改造那些试图接受的思想和理论。”凯洛夫教育学同样被应用于中国教育史理论体系的建构,以至于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所编写的中国教育史教材,将传授书本知识和道德陶冶的正规教育机构以外的教育现象基本排斥在研究视野之外。所以,未来的教育史教材需要走出学校教育理论的视野,走近生活教育的现实。 (四)走出单学科分析,走向多学科综合。教育是生活活动,生活活动从来都是综合的,生活中的问题也是综合的,没有生活问题是靠一个学科的知识即可得到有效解决。历史人物经历的复杂性和关注对象的复杂性以及历史事件的综合性需要对其进行综合研究。所以,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不仅是时展的要求,而且是研究对象的要求。“我们不能停留在教育学的范围里来解决教育问题,必须扩大我们的研究的范围。这样我们需要的知识就更多,所以不得不推进到同教育有联系的社会各个方面去,即把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的制度,作为整个社会的一部分,把它同其它有关部分都联系起来,从教育学扩展到教育社会学。” “这需要研究者具有多学科的知识结构,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教育史研究需要有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分析方法与工具,对教育发展史做出较为周全的、具有解释力的研究成果,并以这种方式培养后备力量,使学生形成较为综合、合理的知识结构,为其步入社会、从事未来工作打下基础。 中国教育论文:浅谈我国当前中国教育史研究近况述评——对六年来《教育史研究》相关论文的量化分析 论文关键词:中国教育史 研究近况 相关论文 量化分析 论文摘要:以我国《教育史研究》杂志6年刊发的中国教育史类论文为研究对象,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刊载论文作者的单位及地区分布概况等进行分项统计,展示了我国当前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并从这一角度探讨了中国教育史学科6年来发展的基本动向。 《教育史研究》从1989年发行创刊至今己出版6o余期,共发表中外教育史研究论文及其他文章1000多篇,深受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欢迎,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一份教育史学术研究刊物。其发表的文章既有教育理论的探讨,又有教育制度的分析;既有对某个教育家的教育思想的剖析,又有不同教育家的教育思想的比较;既有类似章句考证的微观研究,又有通史性的宏观鉴赏,研究题材十分广泛。作为一份由国家教育部主管、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并由全国教育史学会发行的全国性核心期刊,它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方向在我国中国教育史领域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对该季刊中有关中国教育史的论文进行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梳理出我国当前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把握中国教育史学科6年发展的基本动向。 一、分析对象与方法说明 我们从1999—2004年刊登在《教育史研究》的论文中,选出所有中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刊载论文作者单位及地区分布、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进行分项统计,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分析。被统计和分析的论文时间跨度为6年,共含24期杂志。采用的方法主要为统计与分析。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一)论文的刊载数量 自1999至2004年,《教育史研究》共发刊24期,517篇。其中关于中国教育史方面的文章达385篇,平均每期16篇。 由上表可知,6年来,中国教育史的研究论文在总论文数中始终占据优势地位,其比例数在63.7%到84.6%间波动,反映出在教育史研究中,中国教育史始终是我国学者的主要领域。在2004年的前5年中,大致成比例数逐年下降的局面,反映出在这5年中,中国教育史至少在研究成果的发表上出现相对的轻微的滑坡。2004年有较大的回升,升幅达8个百分点,但仍没有达到最初两年中的80%以上的水平。 (二)论文选题的内容分布 《教育史研究》六年中发表的385篇中国教育史论文选题所涉及的内容包罗万象,大致可分为教育思想家及其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书序、著作评述、读后感以及对教育史学科著作的分析评论等多个领域。 具体情况如下: 1、教育思想家及其思想 5年内,研究中国教育思想家的论文共计122篇。古代部分主要涉及孔子、老子、孟子、墨子、庄子、韩非子、董仲舒、张载、陈亮、朱熹、张容、经元善、徐光启、张之洞、颜之推等;近现代部分主要涉及陶行知、雷沛鸿、晏阳初、陈鹤琴、严复、黄炎培、鲁迅、蔡元培、张伯等、陈嘉庚、孙中山、叶圣陶、、陈独秀、郁达夫、、、杨贤江、邓小平等。其中古代部分涉及最多的是孔子及其教育思想,包括探讨孔子的“因材施教”思想、“启发式”教育方法、学习方法、孔子对中国文化及教育的影响等等。近、现代史方面研究较多的教育家是杨贤江,包括对他的“道德、人生、理想”教育思想以及“青年闲暇指导思想”等等的研究。有一部分研究侧重于对人物思想的比较,如《雷沛鸿与晏阳初教育思想之比较》《鲁迅与蔡元培》等等。 2、教育制度与实践 教育政策与制度的研究向来是教育史学科的重点领域之一,这一态势也直接反映在《教育史研究》中。1999——2004年(教育史研究》共刊登相关的研究论文136篇之多。涉及的领域包括:启蒙教育、官学教育、社学、家学、私学教育、中小学语文、数学、体育、美育、德育教育、女子教育、教师教育、成人教育、函授教育、公民教育、平民教育、开明士绅教育、教会教育、素质教育、留学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农村教育等。除此之外,还包括了介绍教育家亲自参与教育改革、教育实践活动的文章。教育政策制度与实践的研究已经使我们进一步深化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力度与广度。2篇以上论文所涉及的领域如下: 论文篇数达2篇以上的教育类别。 3、地区教育综评 《教育史研究》中国教育史部分的研究中,对地区教育的关注程度并不亚于对其它类别诸如女子教育、启蒙教育、教会教育以及私学教育等的重视程度。由于地区教育研究中包含了个别著名教育思想家在此做出的卓越贡献、某一地区的教育制度与教育实践活动、以及地区教育史学史研究等等。所以,对地区教育的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点,而应当把它看作是一面多棱镜,可以透过它折射出社会不同层面的教育现状,教育发展历程和弊端。 地区教育研究分布情况: 4、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 继1999年《教育史研究》中“教育史学理论”板块出现后,2000年又增添了新栏目,即“教育史学史研究”。到了2004年,又将这两个栏目合并为“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为该学科的反思和建设开辟了空间。 5、著作评介、读后感 《教育史研究》中不仅发表诸多对《师说》、《三字经》、《学记》、《中国教育哲学史》、《道家道教教育研究》等教学名著的评论,而且也刊载了不少对文学名著所隐含的教育思想的评论。如陆修静《洞玄灵宝五感文》的教学思想《无上内秘真藏经》的学习思想、从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看先秦黄老道家教育思想等等。《教育史研究》中除了对教育著作的评介以外,还包含了读后感的文章。如:对学生进行外语教育的好材料—《外语教育往事谈》读后感、《千秋基业—中国近代义务教育研究》读后感等等。 6、书序 书序方面有《中国书院史资料》序、《元代书院研究》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专题史研究》丛书序等等。 书序的发表情况如下: 7、教育史学术年会会议综述、会议发言、摘要及教育大事记 两年一度召开的全国教育学学术年会教育史分会,是一段时间以来教育史学科在整个教育学领域中的巨大贡献以及存在的不足之处做出科学的总结和客观的评价,它也是《教育史研究》中不可获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史学术年会的会议摘要、会议发言和会议综述、教育大事记的刊载为进一步拓展教育史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丰富、详实的考证资料,同时有助于读者获取第一手的教育研究成果报告。6年来,《教育史研究》共发表了各大教育史学术年会的会议综述共10篇,会议发言和纪要5篇,教育大事记1篇。 (三)论文选题的时间段分布 就研究时间而言,在古代、近代、近现代、现代四个时间段中以古代、现代的教育史为研究重点。 其中现代史部分最多,共168篇。而且近现代史部分主要侧重于研究清朝末年、新民民主时期以及建国初期的教育家、教育思想与教育运动等。 论文选题时间的分布情况: (四)研究机构的地区分布 作者研究机构分布较广,大部分来自全国各地师范院校,如北京师大、华东师大、华中师大、东北师大、华南师大、山东师大、首都师大、重庆师大、河北师大、云南师大、福建师大、湖南师大、浙江师大、山西师大、广西师大等;也有来自综合性大学,如,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深圳大学、山西大学、南京大学等。此外,各类研究教育机构,如中央教科所、解放军理工大学气象学院高教研究室等也发表了相关论文。 鉴于《教育史研究》作者所在研究机构分布过于分散,这里仅列出1999年至2004年的部分发刊率排名靠前的研究机构名单,并对它们所发表的论文数量进行对比分析。 主要研究机构分布的情况: 三、结语 从上述《教育史研究》文献分析可以发现,教育史研究范围主题分布较为宽广,其中对教育思想家及其教育思想的研究最为集中,这部分研究的论文数占到了中国教育史全部论文数的33%,教育制度与实践仅次之,占32%,其中,留学教育、教师教育的选题较多,而学科教育题材一枝独秀,是这类研究中数量最多的。从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时限上看,近代略多于古代,对现代史的研究最为丰富,几乎相当于古代、近代和近现代的总和。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的逐步增多反映了中国教育史学科自我反省意识的不断加强。从论文作者的地域分布,撇除《教育史研究》杂志社的地域因素,重点师范院校的在该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明显多于地方院校。中国教育史虽然是一门具有百年历史的老学科,但在日益注重实践和应用研究的今天,其生存和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本文仅对6年来《中国教育史》杂志的发表的论文做一统计分析,以期为这门学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发展提供最基本的现状判断。 中国教育论文:试论以“外汇储备”设立“中国教育银行” 在中国的发展中,什么问题最刻不容缓?不是奥运会,不是磁悬浮,而是教育。教育决定的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素质,教育出了问题,影响的是国家的根本和元气。 而中国教育产业化改革基本上是失败的,带来的是教育的虚假繁荣和教育上的严重的两极分化。 随着高等教育收费的快速上涨,中等、初等教育的收费也在快速跟进,教育支出在许多普通工人农民家庭的总支出中占到了一半以上。 教育产业化改革之初承诺的奖学金、助学金在高额学费面前只是杯水车薪,而助学贷款在还贷违约严重的情况下已被大多数银行叫停。相当一部分贫困地区的农民子女和城市下岗失业家庭的子女事实上被剥夺了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一方面我们看到辍学率在许多农村地区出现回升,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大量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仿佛大学生严重过剩了。辍学率的上升和高昂的学费以及大学生大量失业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联合国官员早在2003年曾对中国的教育状况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中国不仅是世界上公共教育经费最低的国家之一,而且在教育问题上还歧视贫困人口,向他们收取他们无力承担的高额学费。中国人均教育开支之少,在全世界居倒数几位,甚至还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 所以在教育问题上,国家和政府一定要有长远眼光和全局观念,要有紧迫感。在教育问题上的不作为是一种严重的失职,因为贻误的时机是追不回来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希望回归以前的国家全包的高等教育体制似乎是不现实的,所以当前的关键是想办法让大多数人能够上得起学,不仅能享受义务教育,而且能够享受到高等教育。那种以高等教育不是义务教育而事实上剥夺广大工人农民子女受高等教育权利的说法是一种权贵主义的看法,坚决反对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全部面向只占人口一小部分的中高收入家庭。 随着国家对义务教育支持力度的加大,我们有望看到免费义务教育,而高等教育上方面还没有明显的进展,我认为通过成立政策性的“中国教育银行”来促进高等教育的机会公平在当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外汇储备快速增长 唐僧长赘肉 中国的外汇储备近年以火箭式的速度向上蹿升。2004年一年内净涨2067亿美元,相当于2000年之前国家全部的外汇储备。今年截止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达到7110亿美元,比年初增加1010亿美元,到年底中国有可能超过日本成为全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 钱多了也咬手,中国外汇储备过高也带来了明显的压力和风险。压力主要体现在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贸易摩擦增多、外汇占款带来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以及对外汇储备管理收益水平低造成了巨大的机会成本等,而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 储备货币贬值的风险:很显然,如果我们所持有的某种储备货币大幅贬值,肯定会降低该种储备资产的购买力,我国必然遭受损失。这需要外汇储备管理部门对外汇储备的的结构进行及时调整,根据对各种储备货币走势的科学预测进行预防性操作,买进汇率看涨的货币,而抛出可能大幅度贬值的货币。 2. 人民币升值带来的风险:人民币升值意味着外汇储备贬值,人民币升值多少,外汇储备就相应地贬值多少。一国货币升值,其他国家货币跟进性升值在当前的世界环境中几乎没有可能,况且世界上几乎没有实行盯住人民币的汇率制度的国家,所以人民币升值将是针对所有外国货币的普遍性升值,只不过对不同的外币的升值幅度有微小的差异而已。人民币升值的时候,我国持有的外汇储备越多,损失的购买力就多大。 3. 战争中外汇储备被冻结的风险。从外汇储备的形式看,我国多数是以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券、企业债券和其他有价证券形式持有。这些资产在某种程度上是虚拟的资产,其价值维系于正常的国际信用和政治关系。而一旦两个国家政治关系紧张,处于战争状态,那么相互冻结双方在本国的资产是再常见不过的行动了。一旦外汇储备来不及转化为外币现钞或本币就被敌对国家冻结,持有的外国债券、股票等凭证可能就是废纸一堆,那中国多年来辛辛苦苦积累的外汇储备可能就血本无归了。 所以面对快速增长的高额外汇储备,消耗也是国家回避风险、减轻压力的重要手段之一。外汇储备近两年来几乎成了唐僧肉,特别是一些国有银行迫切希望得到外汇注资以求长生不老。其实如果唐僧长赘肉成了累赘,也不是不可以割下一些补贴某些重要的机构。外汇储备主要来源于我国对外经济活动中的盈余积累,是一国货币当局可以用于支付国际收支逆差、维持本币汇率稳定的以外币表示的金融资产,其所有权和支配权属于国家,国家有权力把认为过多的外汇储备投入到国家建设的其他方面。 用外汇储备给其他机构注资要遵循两个原则:第一,不要把“唐僧”本身弄死弄残了。外汇储备本身担负着重要的职责,用于弥补财政赤字和稳定汇率等,动用的外汇储备应该是认为富余的部分,不会影响外汇储备本身职能的正常履行。第二,注资的对象和规模一定要有所选择,最好用于对全国人民利益相关的重要领域,服务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不是用于竞争性的领域和短期性项目,并且其决策最好由全国人大审议和批准,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在这方面,我认为用外汇储备设立政策性的“中国教育银行”是最符合这样的要求,一方面是由教育的重要性和现状决定的,另一方面可以减轻外汇储备过多带来的压力和风险,在法律和产权方面也不存在障碍,而在民意方面估计也不会有太多的反对,这方面可以进行民意调查求证。 以外汇储备设立“中国教育银行”的方案设计 本文所建议的“中国教育银行”将突出以下特色: 首先是政策性银行,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 作为政策性银行,教育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投入的外汇资金和后续的财政资金,服务于国家的“以人为本”的战略目标,体现国家的教育强国战略,不以盈利为目的,而通过以贷款的方式帮助最可能多的大学生完成高等教育为目的,从而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 其次,突出对贷款大学生的信用管理,力争同时塑造成为“中国信用银行”。 通过外汇储备注资设立的教育银行也是有资金成本的,要讲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要力争避免重蹈商业助学贷款这些年出现的违约严重的覆辙,使得教育银行的资金可以良性发展,在发展中滚动壮大,支撑越来越多的人享受高等教育。为此,要加强对接受助学贷款的信用管理,把违约率降低到最低限度。 教育银行在贷款的同时,可以为每个申请贷款的学生设立信用档案,以身份证号码为用户名和密码,任何人可以在任何地方通过互联网查询该学生的助学贷款偿还情况,同时国家以法规的形式要求企业在教育银行设立以后录用大学生的时候,查询该学生的还贷情况,如果有欠款,在用工合同中应添加代扣助学贷款的条款,同时向教育银行上报所录用的所有学生的身份证号码。教育银行可以委托税务机关定期检查,发现有不上报本单位员工身份证号码的行为和不签订偿还助学贷款条款并按期代扣代交的单位,则对该单位进行处罚,并负连带还款责任。凡是有工商登记的企业,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和工商户等都纳入该信用管理体系。这样只要该学生在国内工作,有收入,就要还款,除非他自愿失业10到20年,而这种情况不太可能。 第三,同时开展政策性业务和一般商业贷款业务,后者为前者服务。 教育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为了提高收益水平,也可以把适当比例的资金,比如40%,用于正常的商业贷款,以提高收益水平,但是其运作应以安全性为主要考虑,主要贷放给信用好的优质客户,以保证能按时收回本金,同时带来一定的收益,以保证教育基金的流入流出平衡,或者流入大于流出。但是要以助学信贷为主要业务,商业业务只是补充,在保证助学贷款计划顺利完成的基础上,适当开展商业贷款业务。 第四,一次性注资500亿美元外汇储备,形成相当规模的存量资本。 对于设立“中国教育银行”需要动用的外汇储备的规模,我认为可以一次性投入500亿美元,以形成相当的存量水平。这些年国家助学贷款发放最多的年份也不过数十亿元人民币,附加有各种苛刻的条件,想贷的人贷不到,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在国家教育银行资金充足的情况下,其覆盖范围也可以扩大到中等教育贷款和职业教育贷款,并可以适当地支持贫困地区的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根据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增长的势头,今年全年净增的外汇储备金额仍有可能突破2000亿美元,所以拿出500亿美元对我国的金融安全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但是这500亿美元相当于4000多亿元人民币的资金,即使只动用一半来进行助学信贷,其资金量是非常充裕的,可以对所有高校中的需要贷款的贫困大学生实现全覆盖。 第五,保持稳定的流量,一方面靠自身的业务收益,另一方面要有财政稳定长期的支持。 教育银行的资金相当于是一种教育基金,作为造福子孙后代的重要基金,理想的情况是该基金可以永远存在,并且不断发展壮大。但作为政策性的银行,尽管有商业性业务作为补充,但是由于助学贷款利率低,管理复杂,坏账率仍会相对较高,其整体收益水平会比较低,在某些时期有可能出现资金总量下降的趋势。随着对助学贷款需求的增加,要求国家在必要的时候通过财政给予支持,保持适当流量的财政资金长期稳定地注入,保持教育银行的健康稳定发展,为提高全国人民的整体素质发挥长期的基础性作用。 第六,突出助学贷款的长期性和利率的优惠性,弱化贷款的附加条件。 我觉得一方面要延长贷款还贷的时间期限,比如大学生和研究生每个人可以贷款3~10万元,分10年,最迟不超过20年还清。贷款的利率要低,利息收入原则上能弥补管理费用和抵消正常的坏账即可。贷款要弱化各种限制条件,比如要求有他人担保等条件。教育权是一种基本的人权。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发展教育中都遵循美国总统杰费逊的著名教育理念:衡量教育是否造福于社会,主要不是看它造就了多少杰出人物,而是使大多数人能够享受到必要的教育。教育的基本作用,应该是使所有的社会成员能站到同一个起跑线上,得到一个平等的机会。而中国教育中存在的严重不平衡,使得部分社会成员因为家庭经济状况,在未成年前就被摒弃于竞争圈外,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既然是教育产业化、市场化造成了这种不平衡,那么通过设立的教育银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以市场化的方法来矫正这种不平衡。 最后,要重视对“中国教育银行”自身的管理和监督。 国家教育银行的管理层作为者,可能会犯和所有国有企业管理层相同的错误,即道德风险、内部人控制、贪污腐败,这就需要加强监督。无论是教育银行自身成立投资管理团队,还是把一部分资金委托给其他机构代为投资管理,政府或者人大都应该委托会计、审计和律师事务所等机构对教育银行本身和委托投资机构进行财务、法律方面的监督审核,一旦查出违法违规操作,对其重罚,用追缴的违规资金或者罚金部分对发现问题的监督机构实行重奖。比如揭发出一个贪污犯,可以把追缴回来的非法所得的一半奖励举报人,这样虽然也会造成一定的财富流失,但终究能追回一部分,比全部落入贪污犯手中要好得多,相信重奖之下,必有勇夫,让贪污者惶惶不可终日。 中国教育论文: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中国教育制度的变迁方向 中国教育制度(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必然发生变迁。变迁的方向是: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即在国家的控制、指导、调节或准许下,使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教育与培训领域得到逐步发挥和全面贯彻。理由如下: 第一,国家的主导作用具有必要性。在中国,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三位主体,具有完全一致的利益追求和目标函数。由这三位主体构成的“国家”,内部交易成本较低、工作效率较高,功能强大,控制和主导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是在国家的完全控制、指导、调节下发生的。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变迁,作为经济和社会制度创新工程的一部分,只有在国家的主导下,才可能顺利实现。违背或不顺应国家意志的制度创新活动,现期内,至多是短期内,可能会有“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收益,但用不了多久,创新的边际成本就会高于边际收益,因而不可能持久。 第二,经济和社会制度创新的方向具有决定作用。人力资本生产制度,是社会系统中具有开放性的子系统,主要功能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导致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发生变迁。变迁过程遵循一定的内在规律,但变迁方向主要决定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在国家的主导下,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发生市场化方向的变迁。竞争机制和价格制度,不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得到全面应用,而且广泛作用于教育与培训、科学研究、技术创造、医疗保健、文化繁荣、社会保障、非营利部门和组织管理等多个方面。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创新过程已经开始,竞争机制和价格制度正在教育与培训领域逐步实施。 第三,国家与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关系具有历史性。在西方国家,现代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主要起源于宗教和非宗教民间组织和个人发起的教育活动。目前,在欧洲和美国、日本等地,非公立教育十分发达,著名高等学府的举办者多数是民间法人而非政府。非公立教育制度的变迁会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但主要取决于民间举办者的决策。与西方国家现代教育的发展史不同,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发展。自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清政府创办第一所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尽管出现了由教会等民间组织和个人举办的私立教育机构,但从未获得充分的发展机会。处于支配地位的始终是国立教育。 第四,国家与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关系具有现实性。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教育基本上处于国有国营状态。改革开放以来,虽然非公立教育有所发展,但公立教育仍然是全国教育制度的绝对主体。国有教育与培训制度的创新,自然必须由所有者主导和参与。事实上,迄今为止所进行的全部教育制度创新活动,无一不是在国家主导下发生的。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中国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变迁,只有通过国家主导下的制度创新活动才能够实现。制度变迁的方向,与经济和社会变迁的方向具有一致性。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发生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变迁,意味着国家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改造现存教育与培训制度,以达到优化国有人力资本生产资源(教育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最大化人力资本产出的目的。 中国教育论文:关于带领中青年教师共同研究中国教育史 [论文摘要]我退休十年来,参与承担三项国家规划重点研究项目,与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共同完成并出版四本著作。研究历代教育业绩,具有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承价值,也具有现实价值。 [论文关键词]退休;参与;研究项目;心得 退休是人生历程的又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退休似乎有两种形式或含义:一是彻底地退,一退到底,退了后,原职场范围内的事一概不过问,这叫“裸退”;一是从职场上退下来,仍利用自己未竭的资源条件和余热,再放异彩,这叫“半裸退”。如同青年时期人各有志一样,退体之后也是人各有志。有的人可以随性自在地安排每天的活动,或琴棋书画,或垂钓旅游,充分享受自己的人生和家庭温馨;有的人可根据身体情况和兴趣爱好,干点力所能及、有益于社会和身心健康的事儿,因人而异,不必强求。 我退休十年来,除继续给本科生和教育史专业的研究生讲授中国教育史和程朱理学的教育思想,给校内外的研究生评审博士、硕士论文,参与研究生毕业答辩等工作外,还有幸承担和主持三项国家规划重点研究项目,即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项目《中国近代教育专题史论丛》中的《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工程《中原文化大典》中的《中原教育典》和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工程《南宋史研究丛书》中的《南宋教育史》;完成并出版了《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苗春德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中原文化大典·教育典·官学选士》(苗春德、赵国祥、高培华主编,牛梦琪分卷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4月)、《中原文化大典·教育典·私学书院》(苗春德、赵国祥、高培华主编,赵国权分卷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4月)、《南宋教育史》(苗春德、赵国权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0月)等四本专著。 上述著作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色如下: 关于《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二十世纪上半叶风靡中华大地的“乡村教育”思潮和实验运动,由于时代和政治等诸多原因,解放后一直被视为禁区,其事迹和资料被尘封多年。本书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指导下,从宏观方面对这一运动产生的原因、发展轨迹、经验教训、历史地位以及对当前“三农”问题的启示进行了综合分析,并通过对著名乡村教育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个案研究,论述了乡村教育运动发展过程中的共同特征和个性特色。全书在吸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发了作者的新见解、新观点,是目前研究这一领域中的一部较全面、系统的专著。 关于《中原文化大典·教育典》:本书是对上自远古下迄清末中原大地丰厚和珍贵的教育遗产和资源进行挖掘、梳理和全面整合,向世人展示中原教育的规模和业绩。由于本书规模较大,我们将其分为《官学·选士》、《私学·书院》和《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册来阐述。这是因为这种大专题所涵盖的内容既相对独立又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例如由官府设立的官学,通常通过“学而优则仕”与国家的选士制度紧密相连;私学与书院性质相近,与选士制度有所疏离,相对独立;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社会是人类从自然人到社会人转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这种以横分竖写、纵横结合的大专题形式来叙述教育发展过程与演变,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毛礼锐教授主编的《中国教育史简编》就采用过。这种专题形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即以大专题为标题,按时间顺序讲一件事情的发展变化,并论述其变化的原因和得失所在,更便于读者阅读,更容易发现其演变规律。当然,这种体裁也有缺点,即在同一历史时期内发生的各种教育事实,不在一起讲;而分别讲各个教育事实时,又都要联系同一历史时代和背景,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在时间背景上作重复的叙述由于时间紧迫,再加上我们的学养和水平有限,这次只出版了前两册。 关于《南宋教育史》:本书是试图对南宋时代的教育作一全方位的考察和梳理。《南宋教育史》共分七章,其基本思路是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人手,把南宋教育置于中国十二世纪经济、政治、文化南移的背景中加以考察,将南宋教育定位于中国古代文化下移或转折中来认识,从而彰显出它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具体来说,它对教育制度的研究着力较多,对教育思想的研究也予以足够的关注,特别是对理学思想的形成并最终占居主流地位和爱国思想的凸显及其产生的原因,也予以适当的探讨。这些,在本书中都得到了较充分、新颖的阐释。研究和展现我国历代教育业绩,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承的价值和意义,而且对推动当前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对发展我国软实力,促进中华民族的崛起和伟大复兴,都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意义。几年来,通过与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共同研究和编书的经历,我有如下心得感受: 首先,这是时代使然。中国历来有“盛世编史修典”的优良传统。无论是《中国近代教育专题史论丛》,还是《中原文化大典》、《南宋史研究丛书》,都有一个较长时间的酝酿、策划、实施过程。以《中原文化大典》而论,“它创意于‘八五’,策划、论证于‘九五’,设计、实施于‘十五’,完成于‘十一五’。”前后历时差不多二十年。正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春风驱散了著书、出书的阴霾,打开了学人的文化襟怀和眼界提升了学人、出版人和有识见的领导人的时代责任意识和文化使命意识,为编史修典提供了学术平台组织条件和物质条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改革开放的时代,就不可能有这些丛书、套书的创意因而也就不可能有这些累累问世的成果。这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离不开一个研究团队。一部丛书或套书,少则几本,多则十几本、几十本。这都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完成的。再加上时间限制,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因而需要组成一个临时的专业团队,多学科协同作战,联合攻关。具体到教育史学科,自然也不例外。特别是《中原教育典》这样贯通古今、大型地域性教育史专著,仅主编和分卷主编就有六人之多,参与资料搜集和撰稿者有四十多人次。把这样一个既有本校人员,又有外单位人员,且本校人员中既有教科院、教务处、成人教育学院、图书馆等单位的教师、干部以及前后几届教育史、教育学、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等专业的研究生组成一个庞大的临时研究团队,应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它不是个专业研究团队,参与者不能脱产,即教师不能停教,干部不能停工,学生不能停学,人人必须在业余和节假日进行研究。所有参与者的认识需要统一和到位,上级的精神需要贯彻和领会,大量的资料需要从浩如烟海的古籍和方志中去挖掘、筛选和核实,上百万字的初稿需要去梳理、编织和修剪,共性的问题需要探讨和界定,主业与副业的扯皮甚至矛盾需要去协调和化解,等等。这一切,无疑增加了研究和推进的难度。尽管在编书过程中大家付出了心血和汗水,但收获和成功的喜悦,也着实令人欣慰。 第三,加深了师生情谊。近年来,对于学校师生关系的诟病屡见报端,这是市场经济在人际关系中的一种折射。我们认为,只要教师对学生以诚相待,以身作则,重塑师生亲密关系不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编书过程中,有意在这方面作些尝试和引导。参与上述著作的四十余位师生,大部分教师是我的学生,平时因所在单位和工作性质而接触较少;而二十几位研究生的加入,一方面他们是新生力量,生机勃勃,另一方面他们又是科研新兵,缺乏实战历练和基本功。这一次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接触频繁,交流较多,一起学习文件,领会精神,商谈认识,一起谈论工作和理想,甚至业务上手把手传、帮,生活上互相关爱,因而师生间充溢着尊师重教、敬师爱生的浓浓情谊。由于频繁的接触、交流和沟通,所以,老中青教师间及其与学生间的情谊,比平时有明显改观和荡漾。 第四,提升了团队成员的业务和研究水平。几年来,通过分工合作查阅资料和编撰,基本上把有关的古籍翻检了一遍,摘录和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并按中原官学教育、私学教育、书院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考试和选拔制度、教育人物和文教政策等加以归类和梳理。通过这个完整过程,不仅使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有了接触原著的机遇和挑战,学会了查找资料的方法和途径,受到了一次正规和严格的科研历练和实战,为他们今后独立进行研究增强了自信心、期待感和成就感。这是其一。其二,通过这次实战和研究成果,不仅为中青年教师晋职提级创造了条件,也为不少硕士研究生考取博士生创造了机会。 第五,有利于提升学校在全国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参与上述国家重点规划研究工程和项目,不仅为学校争得重大科研支撑,彰显了学校的学术资源和实力,而且随着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版和发行,一定会进一步提升和促进学校在全国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 中国教育论文:张元济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探析 论文关键词:张元济;教育救国论;教科书 论文摘要:张元济(1867—1959)是中国近代活跃在我国出版界、教育界的著名教育活动家,是近代教育救国论的宣传者、近代新教育的推动者、新人才的呵护者、培育者。在社会不断进步,教育得到大力发展的今天,正确认识张元济先生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地位,将有助于出版界正确认识出版对教育的扶助性作用。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清光绪壬辰(1892年)考取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改任刑部主事。张元济于18%年参加,变法失败后被革职“永不叙用”。不久,南下上海至南洋公学译书院。1902年,商务印书馆,历任商务编译所所长、总经理、监理、董事、董事长等职。“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是张元济选定出书出刊办报办学这样的道路的内心写照,在这条理想之路上,张元济无怨无悔,无取无求,直到终老达六十毕生尽瘁文化教育出版事业。 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说:在中国的新式出版事业中,张菊生(张元济笔者注)确实是开辟草莱的人。他不但是个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他没有留下专门著作,但百袖本二十四史每史有他写的跋,以及所辑《涉园丛刊》各辑的跋,可以概见他于史学、文学都有很高深的修养。笔者认为张元济先生不仅是新式出版事业中开辟草莱的人,而且在新式教育事业中也是一位披荆斩棘者。他在近代新教育战胜旧式教育的过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近代的新式教育事业中,张元济当仁不让是位伟大的教育活动家。他没有骄人的学术巨著传世,但有许多润物细无声的教材滋养着一代代新人;他没有显赫权柄,但他执掌着“一个支配几千万儿童的知识思想的机关”—商务印书馆;他没有一本本教育专著传世,但却留下三四百万字的文稿,让我们从中窥探他的教育主张。更可贵的是他身体力行,把自己的思想深植于心田。事业就是标志,在他出版事业的进程中我们可探索他的教育思想,在他的成功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他的人格魅力。全面客观地评价张元济先生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对于当前我国出版事业为教育服务及教育自身的发展,将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张元济是近代教育救国论的宣传者 清末,中华大地面临被瓜分豆剖的命运,张元济和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一样积极提倡教育救国。 18%年,张元济在与其友汪康年的讨论中论述了维新图存的途径有两个,“此时急务以鼓动人心为第一义,贵报已膺此任。其次即为培植人材”,他认为政治维新并不是挽救中国的根本,救亡图存必须从开通风气和培植人才这两方面着手。也就是说张元济将挽救中国的希望寄于教育来培植人才,寄于出版、教育来开通风气。只有在风气大开、人才蔚起的前提下,变法事业才能顺利无阻地推进,国家才有希望。张元济强调教育应充分发挥其改造社会、拯救国家的社会功能;换言之,在当时的中国,教育必须为解决“救亡图存”这个时代所提出的最迫切的课题服务。从中国近代思想史、教育史上来看,虽不能说张元济是“教育救国论”的首创者,却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张元济终身是一位坚定不渝的“教育救国论”的提倡者、宣传者、实践者。在南洋公学译书院时他之所以积极出版严复译西方著作,是因为严复第一次赋予这种在中国近代影响深远的社会思潮以哲学的内涵及方法论上的依据。严复译作中无不闪现着其本人经过哲学和方法论思辨后的“教育救国论”思想,故张元济一直倾力出版严复译作,积极宣传“教育救国论”。如果把翻译、出版一部学术经典之作比喻为建造一座大厦,那么张元济无疑也是一位颇具匠心的“建筑师”。 张元济是近代新教育的推动者 1.出版《最新教科书》为新教育的发展提供蓝本 1901年,清王朝实行所谓的新政,颁布兴学诏书,设立了不少新式学堂,普通教育逐渐兴起,中小学校出现并迅速增多。张元济认为清末新式学堂的出现,只是近代中国教育改革初见端倪,并不意味着一种真正意义的近代新教育已经出现。因为在那些所谓的新式学堂,绝大多数所使用的教材无非两种,一是教会所编,目的在于推行宗教,讲授不合我国国情的事。一是当时书坊所卖,不合教育原理,大都胎脱于旧时学塾读物,以儒家经典一统天下,难以适应新式教育的发展,这类教材内容空疏无用,而且形式与结构也极不科学,严重脱离学生实际。张元济认识到新式教育呼唤新式教材,否则新教育将无法落到实处,不过是一句动人的口号而已。因此,编写一套适应当时中国社会情势需要的、具有真正“近代意义”的新教材,成了当时中国教育改革的关键。可贵的是当纯教育中人还在坐而论道时,张元济就已立即付之实施,邀友蔡元培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采取个人承包的办法编辑新式教科书。编译所编辑教科书采用合议制,依据发展普通教育,编辑初小和高小的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等教科书,每学期一册,并根据课本另外编写教授法。全套教科书定名为《最新教科书》。这套教材已经涉及到许多新学科,这些新学科在中国还是第一次成为新教育的课程,如历史、地理、国文、算术等,初步涉及到了中国近代教科书的基本框架,从革新课程内容的角度推进了新式教育的健康发展。为新式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蓝本。 1903年发行的《最新教科书》,以合理可行的编写原则为指导,注意到儿童的心理特征,注重直观形象,按学制年限编排,循序渐进,用以引起儿童的学习兴趣。而且,这套教科书照顾到知识的逻辑顺序,并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传统教材中的封建陈腐及不合时代的东西,注重儿童生活实际、民生日用,讲求新文化,宣扬新的伦理观念。《最新教科书》所体现出的这些编辑方针说明张元济已力图摆脱旧式教育忽视、抹煞对人的理性发展功能的影响,而是把教育视为一种发展人的理性的事业来对待。“只要用历史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就应该肯定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在推动新式教育战胜旧式教育的斗争中,张元济为中国近代独立的、科学的、符合教育学原理的教科书的编写指明了方面。从而确立了新教育理念在教科书领域的地位。 2.不断推动教材革新推动新教育的发展 20世纪初叶的中国风云突变,政权更迭频繁,时代变化迅速,常常是教科书本身尚未成型固定,而时代却变幻了。这就逼使张元济必须不断适应这种新的变化,抓住教育改革的新动向,以适应新式教育发展的需要,推动新教育战胜旧教育,使出版顺应时代、顺应教育的潮流,并适时引领潮流。正如庄俞所说:“学制修改一次,教材跟着变更一次,往往一部还未出全,又要赶编第二部,我馆对于此点向来是很注意很敏捷的。”商务在推出了第一批近代教材后,根据时代之需陆续推进,即有清末的“最新教科书”、辛亥时期的“共和教科书”、学制改革时期的“新学制教科书”,国民革命时期的“新时代教科书”,体现新课程标准的“基本教科书”。 当然,张元济在教科书出版中也有应变不及时的时候。如在辛亥革命前后,由于对政治形势的预料不及,没有能够及时预备适合共和民国宗旨的教科书,结果在民初的教科书出版竞争中极为被动,同时也造就了商务印书馆的强劲对手—中华书局的崛起。但张元济领导商务印书馆很快调整出版方针,力求紧跟时代潮流,并在以后的教科书出版中长期处于执手牛耳地位。 面对风云变幻的政局,当纯教育中人还在不断探讨、争论之时,商务已根据学制的变革和国家教育新的方针,适时地调整教材的编写方向。出版了顺应、体现教育潮流的教科书。从而推动新式教育不断发展。在旧教育与新教育对垒的关键时刻,能否编辑出版适时适用的教材,不仅成了社会急需,也成了“方兴未艾的近代教育事业能否取胜于旧教育的关键之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元济主持编纂的一套套教科书对于近代教育战胜旧教育,对于新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推动、扶助作用。不断推陈出新的教科书使近代教科书日臻完备,而教科书完备之时,也就是近代教育形成之日。 另外,张元济先生对学术活动的关注,尤其是对学术活动的资助、对学术成果的及时汇编出版等,加快了前沿知识的传播,对中国近代教育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张元济是新人才的呵护者、培育者 张元济重视人才,广招人才、重用人才,商务印书馆成为一个著名的“育才馆”。张元济是一位慧眼识人才的伯乐。由于张元济海纳百川的胸襟,识才、爱才之心使分属不同思想流派的学者、专家,将多元化的思潮涌人商务,并由商务波及全国,促进中国各领域的学术发展,促进中国教育的大发展,促进中国科学文化的大发展。此时的商务与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相近,“兼容并包”。商务编译所因此而“成了各方面知识分子汇集的中心”在这个“育才馆”中张元济积极呵护、培育人才,如茅盾由一名北京大学预科毕业生成长为新文学的领头羊;杨贤江由一名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英文科学生成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先驱者;胡愈之由一名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练习生成长为新中国《光明日报》总编辑、出版总署署长。他们的成长、成才历程离不开张元济先生的倾力提携、大胆提拔。 当今出版界面临的机会与责任与当初张元济先生面临的情况相似。2001年,国家教育部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纲要》的出台意味着过去国家推行“一纲一本”、人教版惟我独尊的时代的结束,标志着开始实行国家基本要求指导下的教材多样化政策。鼓励有关机构、出版部门等依据国家课程标准组织编写中小学教材,以形成“一纲多本”、学校自主选择的格局。这种格局与张元济先生所面临的新式学堂兴起,给教科书的编写与出版有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的情形是相似的。当前出版界应认清形势、明确自身职责、抓住机遇认真编写出最能代表新课标的教材,为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为提高国民素质作贡献。故出版界不能仅仅将编写出版新标准教材作为一个商机来对待,而是把其放在提高民族素质、振兴民族教育、落实新课标的高度来从事教科书的编写出版。正如当年张元济主持编写《最新教科书》的初衷一样,情系教育,而非情系金钱。充分认识到当前正是教育改革深人进行之时,新的教育理念与应试教育的理念正处于胶持阶段,此时编辑出版体现新课标精神的教材尤为重要。 当今出版社首要任务是像张元济先生学习广纳人才,组建一支高素质的编写队伍。这支队伍至少应包括三类人:一是,“大师”。出版社应具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吸引、鼓励像蔡元培、张元济一样的“大师”们参与教科书的编写。二是,有教育实践、懂得教育原理的教师。教科书的编辑队伍中不能没有一线的教师。因为他们最了解儿童与教学,最有发言权。倘若对于什么是“教科书”,什么是“新型的教科书”都不甚了解,即便“资格”再老、“知名度”再高,也是不合格的。三是有持教育出版观的出版家。持教育出版观的编者们是一批急教育之所急,把出版和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出版人。他们以爱国为出发点,以教育与出版为职志,通过办教育,搞出版,不断摸索符合新课标精神的教科书的内在规律,从而引发一场悄无声息的教育革新,把教育与出版融成一体,以出版和教育为两个轮子,开出一条“科教兴国”之路,推动着时代的前进。 中国教育论文:一个文献综述及其政策含义 【摘要】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文献回顾,揭示教育与收入、收入分配及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及其政策含义。首先说明了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意义与方法,然后依次概述了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基本特征、从制度和技术角度对教育收益率估计值的解释、计量方法的改进对估算教育收益率的影响、转型期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特点以及教育收益率的变化特征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最后做了简单的评述。 【关键词】教育收益率 明瑟收入函数 劳动力市场 收入 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一个文献综述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文献回顾,揭示教育与收入、收入分配及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自从人力资本理论以来,对教育与收入关系的研究文献汗牛充栋,对中国的研究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亦是如此,并有多个视角,而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教育个人收益率的研究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本文以下的内容首先说明了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意义与方法,然后依次概述了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基本特征、从制度和技术角度对教育收益率估计值的解释、计量方法的改进对估算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与转型期有关的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特点以及教育收益率的变化特征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最后做了简单的评述。 一、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意义与方法 教育收益率研究的是教育作为一项个人(以及家庭)和社会(政府公共支出)投资的收益率的大小,可以分为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前者。自从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人力资本理论以来,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就非常重要。由于人力资本理论确立了把教育看作一项投资的基本理论模型,因而成为估算教育收益率的理论基础。一般认为,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有如下意义: 首先,教育收益率是评价教育生产力的一个有用的指数,它试图回答的是:社会和个体是否应该在教育上投入资源?也就是说,教育收益率既可以作为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投入到教育中资源的判断标准,提供资源配置效率的信息,又可以激励个人和政府投资于教育。如通过比较教育的收益率与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率,就可以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教育上投资的多寡;再如根据大部分研究发现的教育收益率较高的值,这样可以激励个人和政府把更多的资源投资于教育。 其次,通过对不同群体、不同教育水平收益率的研究,可以判断教育内部资源分配的合理性,包括男性和女性、农村和城镇、以及各级各类教育上资源分配的合理性问题。 第三,在教育上的支出作为一项投资,要求取得相应的收益,而收益的高低能够反映出教育投资对收入分配的作用、以及劳动力配置效率的高低。因此,了解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有助于分析检讨收入政策、教育政策与就业政策的得失。 第四,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还有着重要的政策意义(Psacharopoulos等,2002)。这一领域的研究可用于指导教育体制和财政改革的宏观政策制定,这方面的例子如英国和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财政改革。此外,具有创新的应用领域是用来评估一些特殊的项目。这方面的例子如印度尼西亚的“学校建设”项目、印度的“黑板”项目、以及埃塞俄比亚的“主要部门投资”项目。同时,根据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政府在公共政策设计上即要激励个体提高人力资本上的投资,又要注意保证和资助低收入家庭的投资。 最后,研究教育收益率对于象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又有着特殊的意义。众多的研究者将教育收益率作为判断中国劳动力市场建设和经济转型程度的一个指标。如Appleton等(2002)通过对不同群体的教育收益率的比较以判断中国城镇地区是否已形成了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赖德胜(2001)认为用教育收益率可以判断劳动力市场体制分割状况;Zhao Zhou(2001)则认为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提供了考察转型期间资源配置以及认识社会制度改革程度的一个工具。 对教育个人收益率的研究依赖微观数据。根据已有的文献,研究教育收益率的方法主要有两种:明瑟收入函数(Mincerian earnings equation,称为明瑟收益率)和基于精确法(Elaborate Method)的内部收益率。此外,根据农村家庭的特点,研究农村教育收益率的学者又发展了一种方法:生产函数法(Jamison Gaag, 1987)。由于精确法的应用依赖于教育成本与收益的准确数据,而现实中这些数据又难以获得或难以估算,此外,生产函数法是应用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村地区的特殊方法,因而,应用精确法和生产函数法研究中国教育收益率的文献还很有限,绝大部分研究应用了明瑟收入函数。本文以下的内容也以这种方法的介绍和文献研究为主。 明瑟收入函数是由经济学家明瑟(Mincer, 1974)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推导出的研究收入决定的函数,该模型包括两个基本的变量:教育和工作经历及其平方,实证模型中教育变量的系数就是教育的个人收益率(明瑟收益率),其含义为多接受一年教育(不考虑教育水平)可引起的收入增加的比率。如果把基本收入函数中的连续变量——学校教育年限(S)分成一系列教育水平虚拟变量,就可以根据这些虚拟变量系数的比较确定不同水平教育的收益率。由此可见,明瑟收入函数其实是一个研究收入决定的模型,因而,研究者通常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在模型中加入其他变量,如性别、地区、部门等。该函数包含了两个基本的经济概念:(1)它是一个劳动力定价模型或享乐主义(hedonic)工资方程,揭示了教育和工作经历这些具有生产力特性的要素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报酬;(2)它代表了教育的收益率,可以与市场利率进行比较,从而决定人力资本的最佳投资水平(Heckman, et al, 2003)。 对明瑟函数有众多的评论,如Psacharopoulos, 1994; Schultz, 1988; Strauss Thomas, 1995; Card, 1999;赖德胜,2001;Heckman, et al, 2003;等等。虽然后来的学者对此种方法多有批评,然而,由于这种方法简单容易,成为研究者使用最多的方法(Psacharopoulos, 1994)。 二、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的基本特征 从所能看到的文献来看,最早的对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应该是Jamison Gaag在1987年发表的文章。初期的研究样本数量及所覆盖的区域都很有限,往往仅是某个城市或县的样本。而且在这些模型中,往往假设样本是同质的,模型比较简单。在后来的研究中,样本量覆盖范围不断扩大直至全国性的样本,模型中也加入了更多的控制变量,并且考虑了样本的异质性,如按样本的不同属性分别计算了其收益率,并进行比较。这些属性除去性别外,还包括了不同时间、地区、城镇样本工作单位属性、就业属性、时间、年龄等。下面概况了研究的主要结果。 1. 城镇与农村的比较 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明显的二元体制,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区分了农村与城镇。对这两类样本是根据户口属性来定义的,而不管其在城镇还是农村工作。从计算的结果看,在城镇地区,最低的值为0.75%(邵利玲,1994),最高值为11.5%(Zhang Zhao, 2002),应用1995年以前数据的绝大部分研究计算的收益率在6%以下;在农村,最低值为0.7%(Gregory Meng, 1995; Li Urmanbetova, 2002),最高值为6.4%(Brauw, et al, 2002),绝大部分研究的收益率在5%以下。 可以看出,农村个体的教育收益率要明显的低于城镇居民,这从同时含有农村和城镇居民样本的研究中可以更加明显的看出这一点。如李实和李文彬(1994)用1988年全国数据的估计表明,城市个体收益率比农村个体高出近2个百分点,而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李春玲,2003),2001年两者的差距达到了7个百分点,说明这一差距有随时间逐渐扩大的趋势。 城镇和农村的教育收益率差异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教育和工作经历这两个变量对收入决定的解释力上,农村的模型要明显低于城镇模型。大部分的研究发现农村雇佣劳动者总收入差异中不足10%是由教育和工作经历这两个因素造成的,而城镇样本大多在20%以上。这一结果再次验证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二元体制特征,以及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远远落后于城镇劳动力市场。 2. 收益递减还是递增? 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中投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教育投资也应表现出相似的特点。事实上,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规律(Psacharopoulos, 1994),即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收益率表现出下降的趋势。然而,对中国的研究出现了相反的结果。一个证据是,众多研究发现教育收益率从高到低依次是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李实和李文彬,1994;Wei, et al, 1999; 邵利玲,1994;Xie Hannum, 1996;等)。另一个证据是把样本按某一教育程度作为分界点,分别估计在这一点之上和之下个体的教育收益率,结果发现分界点之上的个体的收益率要高于之下的个体。如Brauw Rozelle(2002)以及Maurer-Fazio Dinh(2002)的研究都发现,小学或高中以上个体的教育年数的系数都高于小学或高中以下个体的系数;诸建芳等(1995)的研究表明,代表着中低等教育的基础教育收益率为1.8%,代表着中高等教育的专业教育的收益率为3.0%;Li(2003)的研究也发现,中国的教育收益率尽管平均水平比较低,然而大学教育的收益却要高于高中以前教育的收益率。Benjamin等人(2000)认为,在中国,教育收益率之所以出现递增,是由接受高层次教育(高等教育)的个体比例较少造成的,其后果是,由于高层次的教育仅有少数人获得,而教育收益率又递增,这样会加大收入差距。同时,收益递增的原因可能与中国政府在高层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上对个人的大量补贴有关。 3. 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在城镇地区,教育收益率随时间表现出明显提高的趋势。如Zhao Zhou(2001)的研究估算的1978年的收益率为2.8%,相应的应用80年代中后期的数据计算的值达到4%,而90年代后的研究到5%以上;Zhang Zhao(2002)应用了1988-1999年各年的全国数据更明显的表现出这一规律,如1988、1994和1999年这三年的收益率分别为4.7%、7.8%和11.5%。此外,城镇教育收益率随时间的增长还表现为这样一个特点:在1993-94年是变化最大的时期,93年以前的教育收益率缓慢增长,到94年迅速提高,之后又缓慢增长。在农村地区,由于收益率的值较低,随时间的提高趋势比较平缓,变化程度远远低于城镇地区。 4. 教育收益率的性别差异 在众多的研究中,男性的教育收益率要低于女性,唯一的例外是Maurer-Fazio Dinh(2002)的研究结果。而且两者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扩大的趋势,如于学军(2000)的研究发现,1986年男女收益率的差异为2个百分点,而到1994年这一差距扩大到3个百分点以上。Zhang Zhao(2002)的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男女教育收益率的差距先是略有减小,后又在逐渐扩大,这一差异从1988年的2.9%,到1992最低的2.4%,再到1999年差距最大的5.8%。女性较高的收益率为倾向于女性教育投资的政策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文献中对教育收益率性别差异的解释有多种,一种解释认为女性职工上学的机会成本低于男性,从而只考虑机会成本而不考虑直接成本的明瑟收益率会使女性比男性高(赖德胜,2001)。另一种解释则基于两者劳动时间参与上的差距,即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要低于男性,而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女性的能力要高于呆在家庭中的女性,而男性就没有表现这一特征,从计量方法上讲,在估计明瑟收益率时,忽略能力因素会高估教育收益率(见下文的解释),因而女性的收益率会高于男性(Zhang Zhao, 2002)。还有一种解释是女性样本中高一级教育水平的个体收入与低一级教育水平的之间的相对差距要高于男性(杜育红、孙志军,2003)。 5. 不同部门的教育收益率 在现实中,不同经济部门劳动力市场中收入的决定因素不同,这会造成教育收益率的差异。几乎所有的研究发现,在不同所有制结构部门中,一般是国有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教育收益率都要低于私人部门。由于国有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要低于私人部门,因而,市场化程度高的部门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市场化程度低的部门。这反映了不同部门中对教育回报的差异,也反映了教育的生产力效应发挥的程度上的差异(杜育红、孙志军,2003)。 6. 个体的其他属性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 文献中关注的个体属性除去上面提到的性别外,还有年龄、工龄、户口、找到工作的方式、就业属性等。研究发现,年青人和工龄较短的个体的收益率高于年长者和工龄较长的个体(Maurer-Fazio, 1999; Li Luo, 2002; Zhang Zhao, 2002),通过竞争的方式(市场)找到工作的个体教育收益率高于通过(政府)“安排”的方式的个体(Meng,1995;Maurer-Fazio Dinh, 2002)。若按户口和就业经历划分,那些一直有工作(未“下岗”)的个体的收益率最高,其次是下岗后又找到工作的个体,最低的是下岗后仍未有正式工作的个体;城镇居民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城镇中农民工的收益率,另外,下过岗又找到工作的个体现在的收益率高于下岗前的收益率(Maurer-Fazio Dinh, 2002;Appleton, et al. 2002)。对于户口因素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也有相反的例证,如Appleton等人(2002)根据对1999年全国的城市中的数据研究发现,城市中两类群体(城镇居民和农民工)的教育收益率已经相差不大(前者为6%,后者为5.6%),并由此判断中国城市的已经初步形成了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 7. 地区差异 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地区差距也比较明显,有的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最低,而西部的最高,也有的研究发现中部地区的最高。但是总体的特点是西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起码不低于东部地区,这为加强向西部地区的教育投资的政策提供了坚实的证据。 8. 国际比较 中国的教育收益率在世界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根据Psacharopoulos等人(2002)的研究,90年代中后期世界平均的明瑟教育收益率为9.7%,其中亚洲国家的平均水平为9.9%,OECD国家为7.5%。以此比较来看,中国城镇地区的教育收益率在90年代中后期以前的要低于世界及亚洲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并且时间越往前,收益率越低;到2000年前后,这一数值开始接近并超过了世界及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中国农村地区的教育收益率则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三、对较低的教育收益率的解释:制度因素与生产技术条件 如上述,应用90年代中后期以前的数据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都得到了比较低的值,尤其在农村更是如此,甚至有研究认为教育在中国农村中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Zhao, 1997)。我们还不能怀疑数据的可靠性,因为,大部分研究使用了国家统计局协助下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抽样调查数据。这些结果的一个隐含的政策意义就是,中国以往的教育投资的低水平是合理的,而且维持这样低水平的投资水平也是合理的,应该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收益率更高的部门去。事实真是如此吗? 近些年来,许多研究者从两个视角专门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一个视角是基于对劳动力市场的一些制度特征的分析,另一个是从计量方法上做出的解释。这一部分主要讨论前者。 制度因素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分配体制和劳动力市场分割体制。劳动分配效率的低下和由于体制分割造成的劳动力市场的非竞争性和非流动性都会对劳动者的生产力产生负面影响,这样,受过教育的个体的生产力无法充分发挥,或者是其所得报酬低于所创造的边际产品的价值,必然会降低教育的收益率。 从这一角度出发,早期的一些研究侧重于从理论上的解释,并没有实证检验。如Knight Song(1991)认为较低的教育私人收益率与刚性的工资体制有关。李实和李文彬(1994)把较低的收益率归结为城市的工资体制。邬剑军和潘春燕(1998)的理论分析也认为,中国城镇的企业工资体制是基本不反映劳动者教育程度的差别的,这是中国个人教育投资回报率严重偏低的主要原因。赖德胜(2001)的研究强调的是劳动力市场分割体制造成的诸多问题。他认为,劳动力初始配置的行政化和非竞争性、劳动力的非流动性都会抑制配置能力和生产能力的发挥,从而都会造成教育收益率的低下。 另外的一些研究则对制度因素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Fleisher Wang(2002)通过比较中国企业中的生产工人和技术管理人员的边际产品价值与实际所得报酬,发现技术管理人员的边际产品价值要远远高于生产工人,而两者的实际所得报酬则相差不大,由于技术管理人员的教育水平较高,而生产工人的较低,这样,较高教育水平与较低教育水平的个体的边际产品价值之间的比例要高于两者所得报酬或收入的比例,同时,劳动力市场上还存在着体制分割与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政策,这些都解释了较低的教育收益率。 如前述,文献中对中国农村教育收益率的估计值更低,这引起了更多的研究者的兴趣。 Zhao(1997)认为,传统的估计方法由于忽视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即由政府政策造成的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这一体制因素,因而低估了教育的收益率,特别是由于中国在城乡之间存在着持久的收入差距,如果教育有助于农村个体克服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障碍,在明瑟收入函数中就不会捕捉到农村居民的教育水平的这一影响。以此为出发点,Zhao通过把劳动力市场分割因素引入到模型中,研究了在农业就业和非农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的收入,并估计了教育的收益率(称为“迁移”收益率),结果发现,1979年的教育的迁移收益率为8.3%,而1985年的为4.3%,这一结果要远远高于同期其他研究结果。 李实和李文彬(1994)从农村要素市场的特点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由于农民几乎无法自主决定在大部分土地上种什么作物甚至种几样作物,多数出售的产品以低于市场出清的价格,通过国家控制的销售系统进入市场,土地、化肥和劳动力投入通常是由行政手段而不是由市场决定的,所以,正式教育在确定投入-产出最佳结合方面作用不大。 关于教育在农村中的作用,Schultz(1964)早就指出,在传统农业中,农民没有应用技术的经济激励,许多农业技术会丢失,对农村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就没有什么要求,教育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Rosenzweig(1995)进一步指出,教育投资并不是万能的,其收益率依赖于技术革新以及市场和政治体制的改革。笔者把这一理论应用到解释中国西部农村中教育的作用,认为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占主导地位是造成家庭生产函数中教育的系数为负值的主要原因(孙志军,2002)。 上述解释对教育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是合适的,然而,大多数教育收益率的估计采用从事非农劳务性活动的农村个体。对城镇居民和城镇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的比较已经说明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二元体制是造成农村工资收入者较低教育收益率的原因。一些研究进一步从雇佣了许多农村个体的乡镇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农村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不平衡提出了解释。Li Urmanbetova(2002)通过对农村乡镇企业为主的劳动力市场上工资的决定及教育的收益的研究认为,在这样一个劳动力市场上,由于乡镇企业数量较少以及经济规模较小,劳动力相对过剩,因而在劳动力市场上形成了买方市场。这样,劳动者在与雇佣单位确定工资报酬上就存在着劣势,工人很难按其边际生产力取得相应的报酬,在农村中的企业中,教育在工资结构中基本上是不起作用的。然而,即使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不平衡是真实的,如果受过较高教育的劳动力生产力更高的话,他们也能得到较高的工资。这样,较低的教育收益率还暗含了其他解释。这其中农村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原始与落后就是一个因素,在这些企业中,教育根本就是不重要的,相反,工作经验可能是一个决定工资的重要因素。 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低下不是由于教育投资本身的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于教育的生产力效应的发挥所需的制度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造成的。这种解释其实植根于这样一个假设,即作为一项资产的人力资本,如同物质资产一样,其回报需要有相应的激励机制,在受到充分的保护时,人力资本的收益率才能真实的反映出来,也即教育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教育收益率的提高相应的会带来教育生产力效应的发挥,因而上述解释的政策意义就是,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将会提高教育的收益率,进而提高教育的生产力效应。而对于农村地区,提升农业生产和乡镇企业的生产的技术条件也会起到相应的效果。 四、计量方法对估算教育收益率的影响 计量方法对估算明瑟收益率的影响主要是指测量方法的缺陷造成的估计的值偏离真实值。其依据是,由于基本的明瑟收入函数是用OLS估计的,这样,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看,由于解释变量的复杂性和样本的选择问题而造成的偏差(bias)都会削弱这一估计方法的有效性,这会使得估计的教育收益率与真实值有较大的差距。对中国的研究绝大部分使用了该方法,这样,OLS估计本身的问题和较低的估计值使得一些研究者从计量方法上考察对教育收益率估计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的教育收益率之所以出现较低的值,可能是方法上的原因造成的。 计量方法对明瑟收益率的影响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与样本选择有关的样本偏差问题,第二类是与明瑟收入函数自身的缺点有关,第三类是变量的测量误差。 1. 样本偏差 样本偏差包括样本缺乏代表性以及截取样本(Censored Sample)问题。没有代表性的样本会使收入和教育之间的测量关系变得更为模糊(Brauw Rozelle, 2002)。这在许多文献中都出现了这一问题,如一些研究的样本仅限于经济中某个部门(如,Meng, 1996; Gregory Meng, 1995; Ho et al., 2001),这显然是没有代表性的。Becker (1964)曾警告说,如果仅仅是用一特定的样本估计教育的收益率,其值将会是比较低的。 截取样本主要是指一些样本的被解释变量的信息无法被观测到,这部分样本在估计时被简单的排除在外。比如我们研究城镇个体的教育收益率,我们知道的是那些有工作个体的实际工资,但是不知道没有工作的个体的工资(“保留工资”)。这一问题更多的体现在农村教育收益率的估计上。由于农村个体的生产活动方式有多种选择,他/她们的“保留工资”更难以观测到,而大部分研究使用的是仅有工资收入(或劳务收入)的样本。在这两个例子中,因变量(工资收入)是被截取的:没有这部分样本的因变量的信息。样本选择偏差会使估计模型是有偏的。而且,截取样本偏差更可能高估教育的收益率。这一点也成为解释女性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的原因。针对这一问题,研究者通常采用Heckman(1979)提出的标准步骤来纠正这一偏差。 2. 明瑟收入函数的缺点 明瑟收入函数自身的缺点有多种,这些缺点多是忽略了模型中的一些变量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些变量主要包括能力因素和学校质量因素。在估计模型中忽略能力因素而造成的有偏估计称为能力偏差(ability bias)。一般认为,个体的能力往往是天生的,天生能力的差异会导致个体受教育水平的不同,两者的关系是,能力越强,则教育水平越高,因而传统的方法从理论上会高估教育的收益率。忽略学校质量因素对个体教育水平的影响也会造成有偏的估计。这里的关系是,学校质量与个体教育水平是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那些进入质量比较高的学校的个体的教育水平要高于质量低的学校的个体,因而,忽略学校质量因素也会高估教育的收益率。此外,传统的明瑟收入函数还忽略了教育与收入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如果某级教育(如初中)后的收益率高于该级教育以前的收益率,那么结果会被低估。 克服能力偏差的影响的方法是在模型中直接加入能力的变量(Proxy Variable)或在计量模型上用工具变量法(IV),这些变量通常是些家庭背景变量,如父母教育、兄弟姐妹的教育等。 3. 测量误差 测量误差会低估教育的收益率。它首先表现在对因变量的测量上。传统的明瑟收入函数中的因变量是指个体的收入,然而,它却未指明收入的衡量单位。一般认为,对收入的衡量根据时间单位可分为小时工资率、日工资、月收入和年收入。由于精确度不同,因而采用不同的衡量单位会得到不同估计结果。特别是一些研究认为,教育程度低的人比教育程度高的人每天以小时计的工作的时间可能更长,这样,相对于小时工资率而言,因变量中采用日工资、月收入或年收入都会低估教育收益率,原因是小时工资不会受个体每天或每月中决定工作多少小时的影响。此外,由于中国的经验比较复杂,个体的收入由于有多种来源,如正式收入、非正式收入、实物等,这都会对测量个体收入的精确性产生影响,从而会影响教育收益率的估计值。 测量误差的另一个方面表现在教育变量的测量上。在多数研究使用的数据中,教育年数是根据个体报告的教育程度结合中国的学制进行估计的,而并没有准确的报告受过多少年教育的数据,这样由于相同教育程度的个体,教育年限可能会不同,因而就会产生测量误差问题。文献中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来准确的解决这一问题。 4. 研究结果 究竟上述各类测量偏差对估计教育收益率的真实值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近几年来的一些文献对此做了实证检验。 前面提到,对样本选择偏差问题的解决主要是用Heckman提供的标准步骤,即首先用probit模型估计一个劳动参与方程,然后计算出逆Mills比率,最后将这一比率纳入到收入方程中。Zhang等人(2002)把这一方法应用到估计农村个体的收入方程中,结果发现,教育的系数变得不显著且为负值,不过他们的模型中还加入了教育年限的平方。朱农(2003)的研究方法与此相类似,但是结果却有很大的差异,他的研究结果表明,教育年限在参与方程和收入方程中都取得比较高的值。 Brauw Rozelle(2002)对标准的明瑟函数做了一些修改,他们首先在收入方程中使用了Mills比率,因变量采用小时工资率,结果得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教育收益率(6.4%),这一结果在所有应用农村样本估算的教育收益率中值是最高的。为了进行对比,他们还分别采用其他一些研究使用的方法对数据进行了重新估计,并与他们的方法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前者的教育收益率平均为3.8%,而后者平均为6%,这为计量方法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提供了坚实的证据。此外,Brauw Rozelle还选择了35岁以下的样本,把学校质量因素和能力的变量纳入收入方程(能力偏差),结果发现,没有这些变量的方程中教育的系数要比有这些变量的系数高1个百分点,说明能力偏差可能有微弱的影响。此外,为了考察教育与收入的非线性关系,他们还把样本分成小学程度以上和以下两类,结果发现小学程度以下样本的教育收益率要低于小学以下。在Maurer-Fazio Dinh(2002)研究中也发现了相似的结果,说明若忽略教育与收入的非线性关系,会低估教育的收益率。 Li Luo(2002)的研究重点考察了测量误差和能力偏差的影响,并对两者的效应做了对比。他们应用的方法是工具变量法,结果发现,用OLS估计的明瑟收益率要显著的低于用工具变量估计的收益率,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在于测量误差(会低估收益率)的影响要大于能力偏差(会高估收益率)的影响。在Li(2003)的研究中,以年收入为因变量的教育收益率比以小时为因变量的约低1个百分点左右。然而,在Li Urmanbetova(2002)研究中,却没有发现以上这些偏差对估计农村教育收益率显著的影响。这说明,对计量方法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的影响还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尽管如此,从以上研究来看,测量误差的存在可能是导致中国农村教育收益率比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经济转型与教育收益率 从事经济转型与教育收益之间关系研究的学者关注的问题是,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或者教育的收益率是否会提高?这种变化的内在机制是什么? 对这一关系研究的基本假设来自于Nee(1989,1991,1996)的市场转型理论,Nee指出,经济转型过程基本的变化既包括了更多的社会财富从再分配者(政府)向生产者的转移,也包括机会结构和激励机制的变化,同时,不断强大的私营和混合经济部门与企业家创造了新的机会结构,在这个结构中,经济活动逐渐的通过市场机制调节,政府的控制则逐渐弱化。在教育与收入关系上,这一理论一个流行的假设是,市场改革越深入,人力资本(教育和经验)就越重要,同样,越直接地参与市场经济,人力资本也就越重要(Bian Logan, 1996)。Xie Hannum(1996)以及Zhao Zhou(2001)根据转型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把这一假设概况成以下四个有待验证的基本假设: 假设1:在转型过程中,由于市场机制更直接有利于“直接生产者而不是再分配者”,生产力高的人将得到更高的回报,而教育是生产力最好的指标之一,这样,经济转型将提高教育的回报率。 假设2:市场转型理论预言,象政治资本等这些非市场因素相对于人力资本在收入决定中的作用会下降。如果两者是相互依存的话,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都会随时间的变化对经济报酬有着持久和显著的影响。 假设3:市场转型理论认为,那些更为市场化的职业和组织中的教育收益率将会提高。 假设4:在非国有经济部门中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国有经济部门,并且国有经济部门中的教育收益率也会提高。 经济转型一方面是一个制度不断变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增长的过程,基于此,许多研究者应用时间序列数据对上述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 Xie Hannum(1996)的研究首先发现了相反的情况。通过建立地区异质性模型,他们比较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各地区的教育收益率,结果发现在经济增长较快的城市里,并没有发现较高的教育收益率,对此的解释是中国城市地区还缺乏真正的劳动力市场。然而,他们数据的年份是1988年,因而这一结论推论到以后还有一定的限制。事实上,就如上文中对教育收益率随时间的变化特点的描述中那样,此后的多数研究都验证了转型理论的基本假设。 Meng(1995)的研究就认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技术变革,教育在决定生产力方面的作用会越来越明显,因而决定工资差异方面的作用也越来越大。Wei等人(1999)研究结果支持了市场化改革程度较深的地区的收益率越高,教育与收入的关系越强的假设。Zhao Zhou(2001)详细的分析了制度变迁与教育收益率之间的关系,认为,在改革期间,教育收益率确实在稳步的提高,特别是在市场机制作用更强的非国有经济部门教育的收益率更高。Li(2003)把样本分为三类,分别是1980年以前参加工作者、1980-87年参加工作者、1988-95年参加工作者,结果发现这三类样本的收益率依次递增,说明了中国转型过程中教育收益率在不断的提高。 应用农村样本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证实了转型理论的假设。Li Zhang(1998)的研究说明了制度特点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他们应用1978年和1990年两个省农村的数据,分析了农村改革前生产队制度下与改革后的农村教育收益率的差异,结果发现,改革后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生产队制度下的收益率,对此他们的解释是,由于1977年和1990年样本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条件相似,其他社会经济条件背景也相似,因而,教育收益率提高主要是由于制度改革而不是技术革新造成的。Yang(2000)的研究认为,在农村改革过程中,教育在劳动力的重新配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家庭中教育程度高的成员能把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到非农活动,更善于把握政策变化带来的机会,而且可以应用更多的技能以充分发挥教育的生产力效应,这些都对家庭收入的增加起到积极的作用。Zhang等人(2002)也认为,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上,教育的回报随时间的推移逐渐提高,一般是在改革的初期,教育对农村家庭收入的作用可能影响不大,而随着改革的深入,这种作用会逐渐提高。 然而,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如Li(2001)以及 Li Urmanbetova(2002)就认为经济转型的对教育与收入关系影响最大是城镇地区,而在农村,由于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没有形成,转型过程对农村教育收益率的影响并不大。农村教育收益率低于城镇的现实也表明,制度变革对农村中教育对收入的作用影响程度可能要低于城镇地区。看来中国的农民不仅在其他方面,而且在教育投资的收益上也要低于城镇居民。 六、教育收益率与收入不平等 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实质是揭示教育对收入的作用。如上述,中国的教育收益率还有许多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地方。一个方面是教育收益率的递增现象还比较明显。而相应的是中国人口的总体教育水平比较低,特别是较高层次教育(大学)的人口比例更少,那么,这对收入差异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一个基本的假设是,如果教育收益率是正的或递增,那么,如果高层次教育仅由少数人获得,教育获得水平的不平等程度会提高,这样就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高。近年来的几项研究关注了这一问题。 利用1988-99年中国六个省的城市居民的个体数据,Park等人(2002)研究了中国城市职工工资的不平等程度及其影响因素。他们首先发现这期间中国城镇职工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呈上升的趋势,教育的收益率在不断提高,而且初中教育收益率有所下降,而中专、特别是大学教育的收益率提高幅度最大,也超过了前者(也参见Zhang等人, 2002)。随后,他们通过建立一个分解影响收入不平等因素的模型,在该模型中,包括了同时把教育数量和教育收益率两个变量引入模型中,结果发现教育收益率对收入总不平等的贡献超过了10个百分点,仅次于地区差距的贡献。也即是说,教育收益率的提高加大了城市居民的收入不平等。 在农村地区是否也是如此呢?利用华北和东北地区农村的家庭调查数据,Benjamin等人(2000)研究了农村教育收益率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首先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之上:农村村庄内的收入的不平等对总不平等的贡献要高于村与村之间的不平等的贡献;教育的收益率是正的,在教育收益率上村与村之间有显著的差异;村内教育水平的不平等与村平均教育水平负相关。通过把教育水平和教育不平等(以村Gini系数表示)及交互作用项引入到收入不平等模型中,结果发现,教育对降低不平等的作用很低,教育水平的分布与教育的收益存在着正的交互作用,即教育收益率越高,教育水平的不平等程度也越高。这样,教育收益率越高的话,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也越高。而且,如果村的平均教育水平越低的话,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也越高。 以上结果似乎说明,教育收益率的正值及其随时间提高的趋势“帮助”了中国收入的不平等程度的提高,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较高教育水平的个体比例较少的原故,因而,政府通过加大在教育上的投资,使更多的人能够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不仅会提高他们的收入,而且还会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七、结论 对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研究不仅揭示了教育与收入及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变化特点,而且从方法上进一步丰富了教育收益率研究和经济学理论,如计量方法、教育与收入关系的变化特点等等。综上述,主要得出了如下基本结论: 1. 根据1997年以前的数据估算的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还低于世界和亚洲平均水平,之后的研究结果已经接近或开始超过这一水平,说明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化改革的程度在逐渐完善。 2. 相比之下,农村的教育收益率还比较低,低于城镇约3-4个百分点,特别是近年来有扩大的趋势。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农村生产技术条件的落后造成的。农村教育收益率的低下有可能会对农村居民的教育需求产生负面的影响,对于这一结论,还需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3. 在中国,发现了教育收益率的递增现象,由于这一现象有可能是由于经济发展上的结构性扭曲和教育投资体制上的扭曲造成的,它将引起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因而需要政策上足够的重视。 4. 在教育收益率估算的其他方面,女性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男性,西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东部地区,收益率随时间的变化逐渐提高。 5. 制度因素仍旧影响着中国居民教育投资的回报,市场机制在90年代中期以前劳动力资源配置中起的比较弱的作用解释了这一时期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低下。 6. 研究表明,中国转型期的教育收益率逐渐提高,这种变化的内在机制主要归因于面向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变迁。一些研究还发现,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上述特点还可能加大了收入不平等。 中国教育论文:中国教育资源供给与配置中的公平与效率 提要:我国现阶段教育资源供给的短缺,既有总量性短缺,又有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为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平衡,当前要把重点放在解决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上,因此,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与财政支出结构,扩大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参与,强化政府在教育资源配置中调节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作用。 在过去二十多年间,随着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的转轨,我国解决了长期存在的“短缺经济”问题。与此相对照,教育领域的供求关系却仍然十分紧张,一方面教育供给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教育财政资源的供给不能满足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的需求,尤其是教育经费供给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我们实际上面对着“短缺教育”的现实,许多教育问题由此而生。研究“短缺教育”(主要是经费短缺)的特征及其成因,寻找其解决途径与策略,成为现阶段教育战略与政策的必要依据,也是我国教育经济学的一个现实课题。本文试图就“短缺教育”条件下教育资源的供给和配置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做初步的探讨。 一、“短缺教育”的发展性特征 作为一个具有超大规模教育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教育供给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在我国将会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是由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所制约的财力供给和教育发展的客观需求之间的现实矛盾所决定的。不过,不同时期这种短缺具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一般而言,开始主要表现为满足基本教育机会的资源供给短缺;之后主要是扩大和增加教育机会的资源供给短缺;再后则是接受高水平、高质量教育机会的资源供给短缺。我国现阶段可以说是这三个阶段的教育短缺同时存在,只有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侧重点有所不同。 西部欠发达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尚未实现,资源性短缺首先集中反映在满足基本教育机会方面;中部中等发展程度地区,初步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资源性短缺转移到巩固“普九”成果和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方面;东部发达地区,正在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资源性短缺集中在高等教育和优质基础教育资源方面。可见,教育资源的短缺会经历一个发展过程,在低层次教育短缺问题没有解决时,高层次的教育短缺必然存在,除非采取逆向发展战略,把有限的教育资源首先投向高等教育和精英型基础教育,才可以暂时缓解高层次、高品质教育的供求矛盾。但是,从长远看,由于缺乏扎实的基础教育的支持,高等教育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制约,最终影响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把握“短缺教育”的发展性特征,对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地区的教育资源配置,教育发展战略重点的选择,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 我国现阶段教育资源供给的短缺,还具有过渡性的特征,既反映经济发展成熟程度的特点,又反映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的特点,突出地表现为既有总量性短缺,又有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总量性短缺是基本的、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取决于经济发展是否能够为教育发展提供充足的财政资源。而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则是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暂时现象,可以通过有效的市场调节和政府的政策调控得以缓解。因此,从政策研究与战略研究的角度,要把重点放在解决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上。 教育资源供给的总量性短缺,是我国教育供求关系基本矛盾的反映。例如庞大的受教育人口;居民生活进入小康水平后,教育需求高移,教育消费成为生活消费的新热点;国家确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教育必然要实行适度超前发展战略。这些因素使我国社会教育需求持续增长,教育规模不断扩展,仅各类学历教育的在校生就达到2.3亿人。而由于国家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必然制约教育的投入水平。以1998年为例,我国人均公共教育经费为167元(折合20.2美元),生均公共教育经费为945元(折合114.4美元),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95年人均241美元,生均1273美元),这就使教育经费的供给难以满足现有教育规模的需要,更制约了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这就是我国现阶段教育供求关系的基本国情:由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教育资源的总量性短缺,是制约教育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根本解决;而现在的问题是财政性、体制性、结构性短缺,加剧了教育资源供给的短缺程度,因此,现阶段解决好财政性、体制性、结构性短缺,可以缓解总量性短缺的程度。 二、缓解财政性短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与财政支出结构 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不断增长,从1990至200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由569亿元,增加到2563亿元,其中政府拨款由426亿元增加到2086亿元。但是,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20世纪90年代前期逐年下降,从1990年的3%下降到1995年的2.44%,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开始回升,但直到1999年也只占2.78%,并未达到《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200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4%的要求,也低于1995年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4.9%的世界平均水平。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行分税制之后,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从38%上升到52%,地方财政收入所占的比例由62%下降为48%,尤其是县、乡两级财政十分困难,严重影响基础教育,主要是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因此,提高财政性教育支出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是增加教育经费总量的基本途径,需要特别予以关注。 改变财政性教育经费供给不足,从长远说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为教育发展提供坚实的财力基础,而从财政收支而言,一方面是努力增加财政收入,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我国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连年下降,从80年代初的32%下降到90年代初的10.6%,直到1998年才提高到14%(预算外收入未列入),明显偏低,影响财政对教育的支持能力。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减少较为普遍存在的生产性浪费和行政性浪费现象,尽力扩大化税源,足额征税,堵塞各种漏洞,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预算外收入纳入预算内管理,也就是要做大“蛋糕”,增强政府教育投入的财力基础。另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在财政支出结构中真正体现教育优先和适度超前发展的方针。现在国家财政对于亏损的国有企业的直接或间接的补贴,对于生产性建设项目的投资,仍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势必影响国家对社会公共事业的投入。在公共开支中,行政管理费的增长过快,从1991年至1998年行政管理费增加了4倍,而同期预算内教育经费增加了3.4倍,在全国正在实行政府机构改革的情况下,行政管理费的增加幅度超过了教育经费的增加幅度,是很难令人理解的。 这里还没有分析中央部门的行政管理费与地方政府行政管理费增加幅度的差别,也没有分析政府行政管理费增加的项目。总之,即使在现有财政收入总量的条件下,合理地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也有可能提高教育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进而提高财政性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此,需要完善财政预算的审核制度,实行教育经费在财政预算中单列,增加预算的透明度和教育部门参与预算编制与审核的权力,保证财政支出真正体现国家发展的战略意向。 三、摆脱体制性短缺:扩大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参与 所谓体制性短缺,是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造成单一的办学主体和投资主体(政府),限制了非政府渠道的资源投入,其结果一方面政府投入越来越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非政府的教育资源难以进入教育市场,加剧了教育资源短缺的程度。我国长期来沿袭计划经济同步的单一公办教育体制,政府承担了(主要是城市)公办学校的几乎全部经费(包括高校学生的一部分生活费用),随着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和教育规模的扩大,有限的政府教育投入越来越不能满足公办教育的经费需求。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逐步发展各种形式的社会力量办学,开始突破单一的公办教育体制。到1999年止,全国共有民办教育机构(不包括幼儿园)4138所,在校学生140多万人,当年经费收入48亿多元,仅占全国教育经费总收入2949亿元的1.63%;社会捐资和集资办学经费141.85亿元,占教育经费总收入的4.81%,其中农民集资53亿元,占1.8%;学费、杂费收入369.7亿元,占教育经费总收入的12.54%.可以看出,各种非政府的教育投入正在增加,尤其是学费、杂费的收入占教育经费的比例,从1990年的2%到1999年的12.54%,有了明显的增加。但是,与社会教育需求以及居民的支付能力相比,非政府的教育投入比例仍然偏低,现有的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仍然没有为各种民间资本的投入提供宽松的环境,体制性障碍还是教育资源供给短缺勤的重要原因。 既然体制性短缺的根源是办学主体和投资主体的过于单一,那么,改变体制性短缺的出路就在于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尤其是改革单一的公立教育和政府投资的体制,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加大市场参与和市场调节的力度。具体地说,政府要改变作为教育资源供给的惟一主体的角色,分别教育的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私人产品的不同属性,保证公共产品的供给,退出私人产品领域的供给,调节准公共产品的供给,扩大社会参与和市场调节,充分发挥市场调节教育供求关系的作用,增加教育资源的供给,缓解教育资源的体制性短缺,实现教育供求的动态平衡。 解决教育资源的体制性短缺,政府与市场要在保证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方面,发挥各自的作用。政府把保证义务教育的经费供给作为主要责任,实现基本教育机会的公平原则,同时把对非义务教育的投入,主要用于帮助处境不利的地区和人群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并运用多种间接调控手段,创造市场参与的法规和政策环境。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探讨市场参与的多种途径,扩大市场准入,从社会吸纳教育资源供给,为社会增加更多的教育机会。 这里,仅就正在发展的几种社会参与的形式作些政策性探讨。 发展多种形式的民办教育,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对教育的投入,这是解决体制性资源短缺的主要途径。在我国教育供求关系紧张的条件下,民间对教育的投入有很大的潜力,民办教育应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目前民办教育的规模仍然有限,学校数和在校生数仅占公办学校数的0.6%,即使这样,现有的民办学校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一方面国家有关民办教育的法规和政策尚不完善,发展民办教育的政策和制度环境还不够完备;另一方面我国有着庞大的公立教育系统,民办教育起步不久,基础薄弱,在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发展民办教育需要采取多种形式,大体包括:(1)由非政府机构和公民举办的民办教育机构;(2)公办学校改制,即校产国有,民办机制运行,亦称“国有民办”;(3)公办学校举办民办二级学院或按民办机制运行的分校;(4)由混合办学主体举办的民办学校,即一部分由公办学校的校产入股,大部分由民间资金投入,按民办学校机制运作(有的地方把这类学校称之为“股份制”学校,似不准确);(5)中外合作办学的学校,也按照民办机制运作。在各种非政府办学投资中,有国有企业、派、社会团体,也有民营企业、公民个人等,而实际的经费来源主要还是来自学生缴费。因此,不能单纯以投资来源作为衡量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的依据,也就是说公立学校可以吸纳非政府的资金来源,而政府也可以资助民办学校;民办教育既可以由非政府机构和个人新建学校来发展,也可以利用公办教育资源,通过改制来发展;作为非盈利性机构,公立学校与民办学校,可以通过发展多种形式办学,发展出各种混合型的学校。总之,办学体制的改革,要在国家法规和政策的规范下,更多地应用市场机制,按照有利于增加教育资源供给,有利于扩大教育机会,有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的原则,突破现有体制的束缚,发展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多种办学体制,增强教育满足社会多种需求的能力。 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实行教育成本由受益者分担的原则,也是解决体制性资源短缺的改革举措。在教育普及程度不断提高教育规模迅速扩大的情况下,政府已经不可能承担公立教育的全部经费供给,非义务教育阶段按照教育成本的一定比例,适当收取学费,既是在教育投资上效率优先原则的体现,也符合教育公平的原则。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高等学校实行公费生、自费生、委培生制度,对一部分计划外的学生实行收费。20世纪90年代中期限,非义务教育阶段实行收费制度,高等学校实行收费并轨,统一按教育成本的一定比例收取学费和住宿费,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收取少量杂费,使学杂费收入占教育总经费的比例由1990年的2%增加到1999年12.54%,成为教育经费各项收入中增长最快的一项。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规范公立学校的收费制度,使之既能增加教育供给,又要符合家庭承受能力,并尽可能保证教育公平,这就需要研究以下问题。 (1)学校收费标准的确定。目前高校收费一般占成本的20%~30%,财政拨款约占50%~60%,从实际需要而言,还要适当提高收费标准。但高等学校的学费已占经常性支出的27%,从家庭支付能力看,现在教育费开支已占家庭消费支出的8%~9%,大多数工薪阶层不可能承受大幅度提高学费的负担,至于广大农民则更缺少支付能力,近几年农村初中辍学率的迅速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高中和高校提高收费标准的消极反应。因此,公立学校的收费标准要与多数居民的支付能力相对应。 (2)如何区别不同的收益和回报制定和调整收费标准,例如某些回报收益率高的热门专业,可以提高收费标准,有的可以按成本收费,而有些关系国家科学文化发展的基础学科等专业则可以免收学费,或设立国家奖学金。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应用收费政策,调节专业结构和供求关系。 (3)健全法规制度,规范社会捐赠和赞助行为。要设立学校基金,把社会捐赠和赞助规范化、公开化,使之与学校的招生脱钩,并使基金的使用与运作制度化。 在市场活动中,资本运作具有重要作用。近几年来,教育界开始注意金融资本的注入对缓解教育经费短缺的作用,金融界也开始把教育作为投资的一个新领域。于是,就提出了金融资本与人力(教育)资本相结合的问题。在实际运作中,主要表现为教育系统(包括学校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向银行贷款,或由企业(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贷款建设社会化教育设施,由学校租用或合作共用。这无疑能增加教育投入,缓解教育经费短缺的困难,如果应用得当,也是扩大教育资源供给的新途径。但是,资本市场运作的主体,应该是能自主处理产权关系、自负盈亏的企业法人,学校的财产所有权属于国家,它也不是营利性机构,它同金融机构发生的信贷关系,实际上是政府主管部门承担着信用责任,这就有一个政府、学校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了加快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不少地方政府用借贷兴建校舍,改善办学条件。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借款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金额约五百多亿元,原来打算用以后几年的教育费附加偿还贷款,如果农村实行费改税的改革,则还款来源没有着落;一部分高校的贷款也有还款来源问题。因此,需要探讨金融资本介入教育的相关领域与政策,从目前情况看,金融借贷一般发生在:一是举办民办学校;一是建设学校后勤社会化设施;一是满足教育发展需要的教学与科研的基本建设。前两种借款属于企业和个人行为,应用市场运作的方式与机制处置。而教学与科研的基本建设(除少数大学城由企业贷款建设社会化设施外)多数由学校借贷,数额大,周期长,有的地方提出仿照国家建设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办法,实行政府财政贴息的长期贷款,即把还款期定为20~30年,政府财政付息,学校通过收费、创收等途径,分期偿还本金,这是一种用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的办法,在目前教育事业加快发展、教育经费严重短缺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进行有限度的试验。当然,学校如何运用金融资本运作,需要慎重研究,一方面要遵循国家有关金融的法规和政策,另一方面又要符合教育与学校运行的特点和规律。 四、调整结构性短缺:强化政府在教育资源配置中调节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作用 在教育资源供给的短缺中,由于发展水平的差距,在不同地区和学校之间,存在着生存性短缺和发展性短缺这两种类型的短缺,这可以归纳为结构性短缺。这种结构性短缺反映在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之间、重点学校与薄弱学校之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明显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一方面是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而造成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基础的悬殊,例如地区之间的生均教育经费的差距,省与省差几倍,县与县差几十倍,乡与乡差上百倍,实际上是跨越几个历史阶段的差距。这方面教育资源的相对短缺,有赖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需要较长时间的努力。另一方面是由于政府的非均衡发展政策,教育投资向一部分学校倾斜,加剧了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等和结构性短缺,仅以生均成本核算为例,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距,高等学校为3.9倍,中学为7.3倍,小学为8.8倍;城市的“标志性学校”与农村的学校相比,差距百倍以上。在教育的实际运作中,有一小部分学校具有超过当地消费水平的“豪华”设施,而相当多的学校则缺乏基本的办学设施,仅以实验仪器和图书配备为例,尚有约60%的小学和50%的中学未能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相当数量的农村中小学教师不能按月发放工资,全国拖欠教师工资达一百数十亿元。这种生存性短缺反映了我国教育资源配置中的结构性失衡的严重性,政府在保证教育资源配置公平性方面的作用,是解决结构性短缺的关键因素。 现阶段我国教育资源配置扣的主要矛盾是:一方面教育的公平性原则要求为所有的学校和学生提供平等的机会和条件,政府应当公平地分配教育资源,保证基本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为了迎接国际竞争的挑战,保证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需要,又要重点建设一批学校和学科,使之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这样,教育资源就不能完全平均分配。这里的关键在于公平与效率的合理的“度”的现实选择,例如在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关系上,政府的财政资源应当优先保证义务教育的基本条件,实现基教育的机会均等;同时,在此基础上,政府尽可能扩大自身和社会的财力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在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关系上,政府的投资取向和政策选择,首先是不扩大城乡教育的差距,然后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目前则需要特别增加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入,解决农村教育面临的严重的生存性危机。在一般与重点的关系上,要在保证一般学校生存基本需要的前提下,重点建设若干学校和学科,通过政府与市场的相互作用,促进学校之间、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竞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重点投资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产生重点投资的带动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关系上,既要承认区位优势的客观性和区域差距的长期性,不能用行政手段人为地拉平地区之间的差距;同时又要运用经济的、政策的和行政的手段,使地区差距不再继续扩大,并且通过实行投资和政策适当向西部倾斜的战略,为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创造条件。 总之,在调整结构性短缺的问题上,政府所能做的,首先是要尽可能公平地分配教育财政资源,不要因为政府行为加剧结构性失衡与短缺,也就是说,政府的关注重点首先是“雪中送炭”,其次才是“锦上添花”;同时,在重点建设上既要有投资的重点倾斜,更要注重运用政策效应和市场机制,在改革中增加教育投资,在改革中提高投资效益,即通过政府与市场的共同作用,实现公平与效益的动态平衡。 解决结构性短缺是一个涉及利益关系和政府行为调整的复杂的过程,需要一系列体制变革和政策调整。笔者认为在现阶段迫切需要采取的举措是:(1)完善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对义务教育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的转移支付,在目前中央已经决定适当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情况下,需要明确财政转移支付中用于教育的比例;在条件成熟后逐步实行确定不同地区义务教育成本标准,各级政府分担义务教育成本的规范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2)建立和完善教育经费的拨款制度,首先是要制定各级各类教育的基本的拨款原则与拨款标准,使教育拨款有章可循;同时要完善拨款程序,增加拨款的透明度,例如高等教育的拨款可以通过类似拨款委员会这样的中介机构,合理地分配教育经费。(3)政府要把帮助处境不利的地区和人群作为重要的职责,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必然会有一部分地区和人群处于弱势地位,政府要采取直接的或间接的手段帮助弱势群体,包括已经实选择“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特困生补助金”等,今后要有更多样的政策与项目,从不同方面帮助贫困地区和人群获得更多的教育机会,逐步实现教育机会包括高层次和高质量教育机会的公平。 中国教育论文:中国教育考试制度历史及其现状研究 一,导论 教育考试制度,即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制度,其重要意义不下于当今中国任何一个社会问题。市场上诸多讨论书籍及各类育儿经尽可证明公众对其关心。值此教育改革工作进行之际,我仅以钱穆先生从历史角度对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的一些分析,展开一些思考,以备关心教育问题者鉴。 二,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的历史(注1) (1)汉代 据《诗》《书》记载,自距今三千多年的西周时起,中国已经学校出现。在当时,学校作为一种辅政机构,主要职能是“行礼乐,宣教化”。中央设立的称作“辟雍”,地方储侯设立的为“泮官”。及至春秋,这种官立教育体制因政治原因逐渐衰微,教育职能下放,主要以社会教育为主。秦代统一时又将教育权收归中央,设立博士一职,在参议政事的同时吸纳弟子传播学说,后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博士多遭罢黜。汉武帝建立太学,设五经博士讲学,学生是地方郡国选送的十八岁以上青年。这些人经毕业考试后分为两等,甲科出身为郎,入宫当侍卫;乙科出身吏,回地方充任吏职。因为在当时,地方各郡有一年一次的考廉选举,推荐入中央任职,入选者又多为太学生的补吏出身。故而在汉武帝之后,朝中为官之人多是读书出身。后来因为此类人太多,中央在地方推荐之后加上了一道考试。这样一来,自汉代起,中国便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教育-实习-选举-考试”的人才培养选拔制度。 (2)唐代 两汉之后,中国历三国两晋南北朝600年离乱,于隋唐重归统一。此时,中央政府已废除汉代的地方举荐制度及由陈群制定的九品中正制,改由人们自己报名参加礼部的考试,合格者即为进士,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科举制。清代人徐灵胎曾经说过:“读书人,最不济,烂八股,一堆泥。。。。。。就教他骗得了官,也是百姓朝庭的晦气”。但在唐代,进士们在通过了礼部的考试之后,仍要经由吏部考察其仪表口试乃至行政公文,通过者方可分发任用,正是王国维所说“所与之官与其所治之事相合”。(注2)徐灵胎所指斥的科举制弊病并非是同该项制度与生俱来的,而实际产生应在宋代,下文自有论述。 唐朝在恢复了汉代公立教育制度的同时开始实行了科举制,但是因为学校教育在入学,毕业方面均比较容易,因社会上只重进士,对太学生并不看重,由而而产生的后果既是唐代的公立教育比之汉代并无太大发展。但由于当时门阀的形成和禅门思想的活跃,门弟教育和寺院教育也成为当时人才培养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唐初时,进士多为门第子弟,身负家学渊源,于政事早有家教熟悉,从政之后轻车熟路。晚唐时门第衰落,应考的穷苦书生除文选诗赋外,大都不通政治传统,国家又缺乏相应的教育,遂当时有“进士轻薄”一语流传,此弊至宋时犹甚。到于当时的寺院教育,则有扬州王播饭钟的故事。虽然故事中王播是受尽寺僧冷遇,但应知当时禅门思想之活跃对人才的培养实在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直至宋代,仍有人说:“儒门澹泊,豪杰多为方外收尽。” (3)宋代 宋代的教育考试制度可大致概括为“重目的,轻方法”。宋朝开国后,为克服五代时人不悦学之风重礼科举,一但中了进士即给予高官。这项制度就造成了后世徐灵胎所指责之恶果“以官爵励人才者”,“事益不治”。(注3) 尽管宋政府在科举制上投入较大,但在一些具体操作上一直为人诟病,除上文所说的一条之外,还有它把考试内容由风花雪月改为经义之学,本意是好的,入朝为官之人总不能成天吟诗作对,谁料得不偿失,考较诗词尚可见一些人之真性情真学问,考经义唯有死记硬背生搬硬套耳。连力主改革的王安石都叹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变秀才为学究。”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宋朝缺乏一套完善的机制。宋初各地设立各大书院多为私人创建,后虽逐渐转为公立,但由于理学兴起,当时教育仍以私人讲学为盛。及至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上遭受打压却仍在社会上得以维持,书院之功不可没。 (4)明代 明代政府大力发展官办教育,在一次大规模的统计中,全国各级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官总数达四千余人,大大超过前代水平(北宋元丰年间仅为此数百分之一二)。但因为当时的教育过份依赖于政治,而明朝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黑暗的时期,故明代官办教育很难说令人满意,对人才的培养及教育之功效实在有限。 科举制度在明朝有一次较大改动。其时由于报考人数增多,政府便将考试拉长为“县、乡、会”三试,以便淘汰掉大多数应考人。应考者必须经过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级跳,方能留京三年,再考入翰林,赚得一个好出身。有了这个好出身,则几年之内朝庭必委以高官。而在此之前,由科举考试考出来的都是小官,干出了政绩方可升职,在明代,大官都是考出来的,下层的秀才举人是没有机会升入上层的。把官员的提升选拔过程由考试加实习简化为单一的考试,这是明朝在历史上一个退步。 (5)清代 清代是满族入主中原,为维持其统治,科举考试渐渐转化为一项愚民政策,其作用乃是给汉人中聪明才智之士一点希望,一点奔头,使之不去造反而专心备考,顾炎武曾指出科举八股之害堪比焚书坑儒,龚自珍也曾抨击历代考试制度是皇帝私心玩弄权术。此种观点流行一时,逐渐演变成为现在我们对科举制度的基本看法。但应看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乃是异族统治,汉人知识分子心有不服也不敢明说,只有如龚顾等人一般,将历代考试制度一起批判了。及至满清末年,革命风潮涌动,方有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开列出一长串清单说明满汉二族在官员任命上的不公,直斥部族政权下的考试制度。 由于清代的统治者加强了思想文化控制,固当时的教育制度亦乏善可陈。当时公立学校名存实亡,书院尚有,及至清末废除科举,多改为新式学堂,名之不存。尽管在清末的书院中也曾出现过康有为、章炳麟、吴稚晖等人,但就普遍情况而言,其时书院的主要贡献却非是培养人才而是变作刻书藏书了。《红楼梦》一书的流传,清代之书院实有大功。 (6)小结 纵观中国整个教育考试制度的历史,不难发现,在早期中国就已出现一套较为完备的人才培养与选拔制度,但经过一次次战乱,制度不断被破坏又不断被重建。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早期适用的制度到后来已有许多不适应当时情况的弊端逐渐显现,如“进士轻薄”。但是后人在重建制度时并未考虑到这些弊端,或者说为了一已之利看到了弊端但却不去尝试改革。等到这些弊端逐渐扩大,造成学术败坏,人才枯竭等恶果时才来匆匆打一个补丁。但由于补于制度未经实践操作,往往加重了恶果。 三,三个小插曲 (1)唐代的公卷通榜制 现代人在批判中国现行高考制度时往往列出的一条罪状是“垄断了通向大学的多元之路,使人成才的道路受到限制,一些聪明才智之士因分数低而进不了大学深造,其罪堪比科举。” 但就我所知,在唐朝,还有一种“公卷通榜”的亦可选拔少量特殊人才。所谓“公卷通榜”乃是指的“公卷”与“通榜”两个内容。”公卷是指考生将平日诗文送至中央大儒处,经其传阅评判,在评审圈中打响知名度。有人可能会联想起今年高考时江苏一考生的《赤兔之死》,但二者又不尽相同。唐时“公卷”乃是出于考前,未考之时已有一定客观地位,不必再经过考试,一经推荐即可任用,比如李白当官就不是考的。打个比方,我这篇文章如果被北大教授们看中了,高考之前就把我特招去,是为“公卷”。至于通榜,则是按照实际的舆论来排定选取知名之士,不考考场上一日之发挥。这里有个有名的故事,说是主考杜黄裳请考生袁枢拟榜,袁自列第一,无人不服,传成佳话。 (2)八股文 八股文被人骂得很久了,仿佛一打它出生就是个为限制人思想而存在的坏东西,在此要做一个小小的翻案。 唐时科举考的主要是古诗,因为“诗无达怙”,考官面对众多水平不一的诗文难判优劣,故而改考律诗,限定平平仄仄的框框,等于列出一个客观标准方便评判,这个制度好像没看谁有过批判。 宋时考经义,不幸大道理人人会唱,也是难分高下,有关部门渐渐定出一定格式,这就成了八股了。 前几年有人批判过现行的应度作文,说这是“新八股”,现在似乎有些改革了,每次高考作文或大赛作文改出来,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手法特别先锋特别现代的作品。但这只是打破了平仄的框框,八股为害的真正根源产生在明朝。基本思想的限制一直未有突破,如果哪位考生真写了一个与主流思想相悖的文章,文笔再好也逃不脱残酷的评判。由此可知,对八股的批判,我们不应满足于平仄条框的突破,真正该做的是放宽主导思想对人的限制,认真执行一下早已提出的文艺“双百方针”。 (3)明清两代的进士深造 明代在人才选拔上采用一中进士即得良好前程的方针,此制弊端前文已述,清朝大致也是沿用了此制。 这些中了进士的人在京期间可考入翰林深造,不考者亦可在此数年闲赋期间检古书,搜古董,拜师访友。有时放往外地出任闲差,又可一识当地风土民情。此两代杰出之士的学问大都如此养成。如清代曾国藩,中进士不过三十余岁,却已有远大前程在眼前,自己不必再为之操心,安心读书便是。 与之类似的是我国现在的大学教育,多数人在进大学之前还是除高中几门课之外没有任何学问基础的,一经大学中数年修习,出校时已具一定的学问根基----这根基自然不仅是老师教的,其中大半要来自大学里的自学。这种情况在前几年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原因乃是早年大学生缺乏,一入大学门即前程光明,可安心读书。现如今大学生分配不易,众学生兼职焉,打工焉,找工作焉,TOEFLE焉,GRE焉,“治艺者甚多而治学者少”(注4)。北大清华之类名校学术风气较其余学校为优,师资基础固是一方面,而名校学生不必为前程过于担忧,可专心治学亦是一重要因素。 但无论如何应看到,明清两代的这项制度是建立在大制度缺陷上的,中国现行的大学教育也是建立在高考制度的缺陷上的----很有人替那些被大学拒之门外,失掉文凭同时失掉深造机会的人来喊冤。因为高考大制度上的这项小制度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人才,人们对高考制度的缺陷一再宽容。现在,这项小制度也渐渐失掉了它的魔力,我们还不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大制度吗? 四,中国教育考试制度的现状研究 自由主义者们一直是把教育做为一个自由的特例来看待的,按照柏林等人的观点,教育的目的在于让一个人在理性成熟之后明白自己当初被迫做的事情实际上都是自己愿意做的(注5)。在此,我可以引用一位理性已经成熟的北大博士生的话来说:“上了大学之后,回首一片茫茫,学过的东西大多是无用的和错误的。(注6)”。当然,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例证并不具备多少说服力,但应该看到我们的教育自始至终是一种非自由的强制(余杰在《说还是不说》的序言里引用了一个洋人的话来说明这点),其强制力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有家庭,有社会等等。待到按它们的要求付出了十二年时间考上大学,有人就发现自己被强行欺骗了。我曾经想过不被它欺骗,有朋友建议我不经过高考而去北大做一个旁听生,但因为这种欺骗带有其强制性,我最终放弃了这个建议。旁听固然可以培养人才,但从整个社会来讲,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乃是一套相关制度,选拔制度没有改观,再多的人才培养出来对国家也没有用处。很多谈论教育改革的文章只能谈其一不谈其二,割裂了学制与高考,这也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一项制度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诸多弊端便会显现,如历史上的科举制,八股文,在创始之初皆不算坏,用上几百年,后人看见弊端,为维持既得利益,不愿去改革,而只做些小修小补,结果往往是条框越来越多,束缚越来越紧,结果只是更糟。 由于二十世纪是人类社会发展最快的一个世纪,故而这个世纪内的制度与现实相适的时间也变得更短。中国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几十年,弊端已经出现了,并且在日益扩大。何清涟把转型时期的经济问题难以解决归咎于人文教育的不足(注7),但我们在教育方面的问题又岂只一个重理轻文? 鲁迅曾经感叹说中国的改革太难,即使是搬张桌子改个炉子几乎也要流血,不是大鞭子打来,中国自己是不肯动的。现在包括何清涟所说的问题在内的诸多由教育考试制度引出的问题已经出现,改变是否已经出现? 改革是要有付出的,要流血,教育改革同样如此。当年中国的第一所私立大学中国公学就是在陈天华蹈海之后建立起来的(注8)。出现以上需要的原因就在于改革必然会触及旧制度下既得利益群的利益。当年的百日维新“使全体文官失色,(因为)他们熟读四书五经和朱熹的注解,由科场发迹”,“几百年来中国。。。。。。倚赖一个以文字见长的官僚机构。。。。。。若不宣告此类组织迟早必须更改,就无需说及改革(注9)”,其中有废除八股文,“仅此一项就使全国知识分子恨入骨髓,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八股文,他们再不会其它的东西了,废除八股文就等于把他们全部埋葬(注10)”。 中国现阶段实施的教育改革并非是要废除旧制而建立新制,有人提出教育制度西化或是凭空构建乌托邦,都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学生群体,这都是现实,从来只有以制度适应现实,哪有什么“革命”是以推翻现实来适应新鲜制度的? 现在我能听到很多关于教改的建议,有的搬来牛津哈佛,想一夜之间赶英超美,此种“西餐叉子吃人肉”(李敖语),不顾国情的想法上文已有评述,在此笔者还想评一下关于“教育产业化”的问题。据说这一提法产生于前几年中国努力扩大内需之时,在经济学上有巨大意义。2000年8月,厉以宁先生在广东的一次讲演上对该提法大加赞赏,批判了一下计划经济的老脑筋,同时为教育产业化勾划了一副“收益-再投入-回报”以至发行债券,校办企业上市这样一幅蓝图。在此我只问一句,若是教育企业破产,股票摘牌怎么办?老师怎么办?学生怎么办?下岗乎? 我们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这么多年,已经出现问题了,有人拿出了补丁,包括现在实行的“3加X”什么什么的,在我看来,少有适用的,这个问题值得有关方面重视,我的一个想法是逐步开放大学门槛扩招的同时要多开出第二第三条入学之路,如果作为开端,唐代的公卷通榜就值得学习。社会上重文凭的风气应该改变,却不在一时所为,根本仍在教育考试制度。当年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温良恭谦让,但是我们在教育制度方面现在根本没有什么改革可言,哪怕是请客吃饭绣花温良恭谦让,一个制度与一个制度同生共事的改革都没有! 问题大概是看出来了,提出了一个修补边角的药方,也不知正确与否。根本医治中国目前教育考试制度问题的药方不是没有,只是不需我一个高中生来开。只希望中国的有识之士能在认清了形势后,尽快找到它,这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