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中国电影新势力和电影可持续发展:东北电影产业链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摘要]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产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电影主题衍生产品在电影产业链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建立并完善后电影产业结构，挖掘电影文化旅游资源，是保持电影产业链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随着“互联网+”概念的提出，正处在黄金时期且高速发展的影视行业面临着巨大的潜力和机遇。如何适应互联网形势下的电影产业链“新常态”，将东北地域文化融入电影产业链中，是东北电影产业人共同努力的目标。 [关键词]电影产业链;东北地域文化;影视文化传播;互联网+;可持续发展 一、电影产业链与后电影产业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世界电影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经历了近百年的中国电影进入一个高速发展阶段。业已形成的电影产业链在带来超高经济效益的同时，还扮演着文化传播的重要角色。但由于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冲击，加之我国电影产业结构还不够合理，导致了观众整体需求与投资回报不稳定、持续盈利困难之间的矛盾，影响了电影产业链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将电影产品打造成可持续消费产品，适应互联网冲击下的电影产业“新常态”，完善后电影产业市场开发，探索一条电影产业链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就成了全球电影产业浪潮下中国电影人的重要课题。 电影产业链具有系统、完整的结构。它包含策划、制作、发行、放映、衍生产品研发等几大体系，需要由很多相关行业：包括电影集团、电影制片厂、影视制作相关公司、电影发行机构、电影院线等通力合作完成。电影产业不仅是电影产品的生产、制作、院线推广、放映，还包括随片广告、音像制品的生产与发行，电视、互联网媒介的授权播放，电影主题衍生的电脑游戏、服装、玩具的生产与销售，以及主题公园的建设等一系列后电影产业的运营。除了电影票房收入外，所有和电影内容相关的产品及其收益，我们称之为后电影产业。从电影产业高度发达的美国的发展经验来看，后电影产业的总体产值一般为电影票房的4～5倍。随着电影投资、宣传和发行成本的持续增长，仅依靠院线收入已不能满足电影成本的回收和再生产。优秀的电影产品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电影院里，更大的商业价值体现在电影衍生产品，即后电影产业中。以迪士尼公司为例，它的产品王国颇具规模，2013年消费者产品营业额高达356亿美元，利润为111亿美元，高额的利润达到了迪士尼电影电视娱乐部利润的180%，成为产业重要的一环。[1] 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产业，在生产形式和传播方式上都打上了“工业化文化”的烙印，拷贝复制的生产模式更体现了其工业化创制和市场化运作的特质。好莱坞电影产品收入构成为二八定律，即20%来自于票房，80%来自于非银幕营销。因此，大力开发后电影产业产品，完善电影产业结构，将电影产品打造成可持续消费产品，形成持续性盈利模式，明确电影产业中的文化内涵，才能保证电影产业链的可持续发展。 二、东北地域文化与东北电影 （一）东北地域文化概述 东北地区今指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地处中国版图东北角，自古以来就泛称东北，而明朝开始又俗称“关东”。约自晚清时，又出现“东省”“东三省”等称谓。历史上不同时期对东北行政区域的划分不一，名称也有些许差别。[2] 地域文化，在我国指在特定地区范围内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的文化表现形态。[3]因此，东北地域文化又称东北文化，指的是“东北人民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体系，其中包含了由物质与精神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东北区域特征。”东北文化包涵了整个东北当地的文化现象，它有其独特的地域文化范畴，包含历史与意识形态的内容，具有独特的社会时代感与历史存在感。东北地域文化是一种多元历史文化，它的构成与发展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自然地理环境的多样性、生产模式改革的相对滞后性、不同民族文化主导地位的变更等，众多因素给东北人民的文化创造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成就了鲜明的地域特色与文化特征。电影人对传统文化的呈现源自于对其成长环境地域文化的热爱。东北电影的文化印记并非扑面而来，而是缓缓地流淌在诸如英雄历史情节、乡村爱情故事和边陲民族风光里。 （二）东北电影发展历程 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党为建立自己的电影生产基地，派刘健民、赵东黎进入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满映”），并于1945年10月1日建立东北电影公司。1946年5月23日，东北电影公司迁往合江省兴山市（今黑龙江省鹤岗市），东影人凭着自己的智慧和胆识，用勤劳的双手在一片废墟上建起了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基地，1949年东北电影制片厂迁回长春，1955年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1999年组建长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4年长影完成文化体制改革，2005年我国首家世界级电影主题公园长影世纪城开园，2008年长影农村题材电影创作基地揭幕，2014年长影老厂区改造工程竣工，同年长影海南“环球100”项目正式启动。多年来长影拍摄了大量的优秀影片，在新中国电影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而六七十年代，黑龙江和辽宁两省也相继成立了自己的制片厂。[4] 东北电影一直在寻找振兴电影文化产业的新基点，并渐渐明确了以电影为主题、以地域文化为切入点的电影制作模式。在60多年的艺术实践过程中，东北电影表现出了对生命的尊重和对生活的热情，用艺术的手段展现了普通百姓的现实生活，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社会矛盾，塑造了深入人心的银幕形象，推出了《》《冰山上的来客》《英雄儿女》《上甘岭》等一大批题材广阔、民族风格浓郁和具有强烈时代精神的优秀影片。又如《人到中年》《花园街五号》《赤橙黄绿青蓝紫》等影片，歌颂了在社会大变革阶段为改革无私奉献的时代精英们。随着时代的发展，东北电影开始着眼于普通人的生活，并慢慢加入了地域文化的元素。《她从雾中来》从人文关怀的角度为我们留下了那个时代的印记;《过年》以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时代感，向观众展示了中国北方农村在改革开放大潮冲击下受到的影响;《男妇女主任》生动地展现了东北农村的生活状态，以浓郁的乡土气息感染观众;《九香》和《喜莲》中的女主人公则是新时代东北农民勤劳智慧的典型代表。东北电影不仅善于刻画人物形象，更注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蒋筑英》《大禹的传人》《留村查看》《炮兵少校》等影片用工笔画般细腻的手法，呈现了当代北方人民纯洁美丽的心灵世界。 （三）影视文化传播 传播致效的最终决定者与评判者是受众，东北电影所呈现的东北地域文化所传达的人文精神和价值观念能否被广大受众认同，从而兼顾市场和文化两方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众自身的接受状态。赵本山自导自演的《刘老根》《乡村爱情》系列电视剧，连续创下了春节档电视剧的收视奇迹，[6]而其都是以东北乡村题材为背景的，这也为东北电影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东北电影中充溢着东北的地域文化符号，蕴涵着东北的人文历史，承载着介绍东北自然特点、描绘东北人民性格的历史使命。东北特有的风土人情、建筑风格、文化艺术等都会在电影背景中给予体现。同时，东北人的性格、情感以及独有的精神面貌等也能够在人物塑造中渐渐显露。从这个层面上讲，东北电影在创作中，从剧本创意到场景选择再到演员表演都显得尤为重要。当电影创作经过艺术表达上升到文化层面的时候，它则肩负起地域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依托地域文化内涵，继承并传播优秀地域文化特色，创造更高的经济与文化效益，这是保证电影产业链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三、互联网+电影 电影发行是电影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即电影制作方或发行公司与电影放映单位之间的关系。而数字电影的兴起打破了传统电影传播模式中点到点的形式，是电影发行乃至整个电影产业链的革命性变革。2015年3月国务院总理在两会上提出关于“互联网+”的概念，“粉丝经济”“O2O”等互联网思维不断跨界，“互联网金融”“互联网教育”应运而生，对传统行业产生颠覆性的影响。一场以“互联网+”为特征的生态链式整合模式也正在电影产业中悄然拉开帷幕。 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总票房中，电商平台贡献达到了25%左右，到了2014年更是达到了40%。由此可见，互联网与电影产业的结合呈现良好的发展趋势。这一年来互联网力量集体进军电影市场，加速了电影产业结构的变化速度，调整了互联网和电影产业的融合结构。如众筹、大数据、在线售票、社交网络、视频网站等互联网商业模式在电影行业中的应用，对中国电影工作体系的完善和成熟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深受用户欢迎。其特点是能够为用户带来相应的价格优惠、电影周边产品赠送、影片主题活动参与等，使售票变得更加主动。不仅如此，还增加了约看，赠票，分享等社交功能，让互联网和电影文化进一步深入结合。 近两年，互联网三大巨头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在电影行业攻城略地，将有可能改变目前电影产业已形成的市场格局。BAT依托自身优势，资源整合，涵盖了电影产业从制作、发行、营销、放映、衍生品开发等各个环节，重塑着电影产业链。互联网企业来做电影，它最大的优势就是拥有庞大的用户群和数据，在筹措资金方面也显示出了传统电影融资无法比拟的天然优势。在“互联网+电影”概念兴起之后，互联网原来的产品生产流通模式和渠道也会被引入到传统影视行业。市场定位与观众需求是维持电影产品规模化、可预期、连续地生产的前提。随着传统电影业之外的机构企业、创作者和资本纷纷投入电影制造，传统电影工业的秩序和观念正在发生着颠覆性的创新，同时提升了电影本身的想象空间。在影视行业发生巨变的前提下，“用户中心制”是传统行业人必然要学会的新思想。 目前，众多电影发行公司都在从传统的地面发行模式逐步向互联网发行模式转变，虽然正处在其发展的探索阶段，但其迅猛的发展速度和影响力不容小觑。互联网电影票务快捷、低价的两大特性深受电影观众推崇，相比较于传统线下发行的方式，已经受到互联网的迅猛冲击。从未来趋势看，“互联网+”的平台化生态链条将会贯穿到电影产业的整个商业模式之中。在业务开展前端，依托网络数据，在内容开发、制作、投资等环节做到以“客户需求”为中心，通过互联网线下发行双渠道进入用户的应用场景，从而形成一个生态闭环。未来，互联网企业将充分开放其拥有的互联网资源，“互联网+电影”模式将成为电影产业的新常态。 四、结语 目前，东北地域文化与电影产业的整合正处在初级阶段，还没有建立完善的地域文化影视作品生产运营模式，电影产业的收入主要来源于票房，互联网资源利用度较低，电影上映后市场开发以及电影衍生产品的推广力度不够，可持续发展模式有待加强。依托东北地域文化能够建立具有特色文化内涵的商业电影模式，同时还能宣扬东北地方文化，逐步形成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色的电影品牌。东北电影产业对地方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互联网扩展资源的整合利用，是东北电影产业结构完善的有效途径，也将成为东北电影产业链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浅议中国电影新势力和电影可持续发展:农村电影放映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摘要：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新农村的建设在快速发展，尤其是在农村精神文化建设方面。农村电影院线是一种扎根乡下的精神文化生活方式，随着农村电影院线与电影农村放映队伍的不断扩大，如何做好电影在农村的放映管理工作，走一条电影农村放映管理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成为一个亟需思考的问题。本文从农村电影放映的发展现状出发，结合以往开展工作的经验，简要论述了如何保持农村电影放映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电影放映；农村；可持续发展；精神文化；管理工作 一、前言 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新农村建设不仅要满足农民群众的物质需求，还要满足农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农村电影放映站是提高农民群众的精神文明素养，传播文化的重要方式，管理好农村放映站的放映工作，保证它的可持续发展，就是保证新农村建设中文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要做好电影在农村的放映管理工作，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发挥出农村电影放映院线应有的作用，为此国家实行了“农村电影2131工程”大力支持农村电放映事业。但是由于网络，有线电视在农村的逐渐普及，其他文化娱乐活动的兴起，农村电影的放映工作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因此农村电影的转型，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势在必行。 二、农村电影放映管理的发展现状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要大力发展电影事业以来，电影行业迅速发展，各级政府也对电影事业进行了相当大的投入。十一五期间，农村电影事业获得的扶持资金高达25亿元，以本单位为例，本单位是由中央财政部，广电部，发改委扶持下成立的公益性放映单位，2007年之后所有胶片电影均转为数字电影，放映电影覆盖444个自然村，年度放映电影628场，涉及区域有广场，社区，部队，学校，敬老院等地方，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如何进行高效的农村电影放映工作，促进农村电影放映的可持续发展，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三、农村电影放映管理工作的目标 农村电影放映管理工作的最终目标是“企业经营、市场运作、政府购买、群众受惠”。可以知道农村电影放映的最终目标是让农民群众得到实惠，这是因为农村电影放映的服务对象是农民。政府购买是农村电影放映的保障方式。而随着城镇化水平提高，城镇务工人员激增，农民群众对精神文化活动的需求也在提高，因此在文化方面的消费能力也在提高。因此可以通过市场运作和企业经营来保证农村电影放映管理工作可持续发展，来让农民群众真正得到实惠。 四、如何实现农村电影放映管理的可持续发展 为了保证农村电影放映管理的可持续健康发展，除了普及党的方针政策来吸引农民群众外，也可以在以下几方面进行相应的升级转型。 （1）推进农村电影发行放映体制转型 最近几年近，国家正在对农村电影放映体制进行改革深化。为了更好的推进此项工作，并使其顺利开展，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可以尝试引入相关的竞争机制，通过竞争的方式互相促进，使得电影发行放映体制的相关改革工作有序进行，切实落实改革政策，还要结合实际来进行。现今，农村电影的放映工作基本由一些年龄较大的乡镇放映员来担任，这样已经不能适应电影技术的发展速度，不能满足电影放映的相关工作对技术人员的要求。因此，我们要落实相关的改革措施，并推进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确保“2131”工程电影下乡活动能够顺利开展。 （2）农村放映质量改革 现在，由于农村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农村电影放映仍旧以露天放映为主，还远达不到城市电影院室内放映的条件，极易受到天气条件的影响，因而限制了观影人数的进一步发展。并且现阶段放映设备的光源在露天放映的条件下，并不得达到较好的视觉效果，不能满足农民群众的视觉要求，更无法达到良好电影放映效果的条件。因此，要提高农村电影的放映质量，需要更新放映设备，增加对农村电影放映的资金投入，并且需要对相关放映人员进行相关培训。这样不但可以培养或者引进相关的高科技人才，并且可以购入适应农村放映条件的放映设备，以最终达到提高农村电影放映质量的目的。 （3）改善农村放映场所扩大服务范围 随着城市电影院的进一步发展，农村的露天影院已不能满足农民群众的需求，因此要改善农村电影的放映场所，这样，可以吸引人们支持农村电影放映工作的开展，更能够扩大电影对农村生活的影响，保证农村电影放映的可持续发展。可以借助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之机，改善农村电影相关的放映场所，逐步实现室内放映。并且农村电影放映的服务对象也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农民，而应该是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群，因此可以扩大农村电影的服务对象至乡镇学校，社区，厂矿，部队，敬老院等，使农村电影放映服务覆盖到社会各个角落。 五、结语 农村电影的发展肩负着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责任，因此要贯彻党中央及广电总局对农村电影工作的要求，结合农村电影放映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推动农村电影业的发展，保证农村电影放映的可持续发展。 浅议中国电影新势力和电影可持续发展:知青电影商业化与可持续发展探讨 ［摘要］传统的知青电影承载着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和乌托邦式的精神渊源，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政治功利性。与传统知青电影政治化倾向不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知青电影在体制、观念和创作上都带有明显的商业化特征，具体表现为明星偶像的引入、制造“卖点”和非主流倾向。只有以艺术性为本位，使电影的教育认识功能、娱乐功能和审美功能有机统一，达到和谐的状态，知青电影才会有生命力，才能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知青电影;商业化;明星制;非主流 一、知青电影从政治性到商业性 众所周知，传统的知青电影是符合历史真实、以宏大历史叙事来反映时代主题的，它承载着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和乌托邦式的精神渊源，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政治功利性，这是与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语境分不开的。中国当代前期电影受到政治直接的、强烈的干预和影响，体现为以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为主，故事编排完全符合主流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美学观念和民族审美习惯。电影风格相对单一，电影语言较为贫乏。在政治中心的文化语境里，中国电影考虑的不是是否卖座和商业回报等商业问题，亦不是如何表现生活的艺术问题，而是政治/意识形态问题。知青电影作为电影创作题材的一类，必然也表现为政治化倾向明显，无商业化倾向。1983年，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影片再现了一代知青的理想、追求和他们的迷惘以及对人生和历史的种种思考。影片始终没有脱离主流意识形态的束缚，“”期间，五个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北京中学生来到黑龙江垦荒兵团，他们在这里洒下青春和汗水，多年后，考上大学返城的陈希南，毅然放弃城里生活，重返北大荒。影片虽然发出了“没有任何一代青年的信仰和青春遭受过我们这样的巨大摧残”的呼声，但人物最后重返北大荒的选择，无疑具有某种政治性和意识形态倾向性。可以说，《我们的田野》是早期政治化知青电影的代表，它具有20世纪80年代知青电影的重要特征，极具激扬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气质，人物形象具有明显的英雄品格和理想操守，这些品格和操守在影片中得到肯定和颂扬。《我们的田野》始终贯穿着“温暖”的情绪，没有太多的沉重感，现实的残酷被有意弱化，以此达到肯定当时中国社会和人民精神风貌的创作目的。这是其政治化倾向的显著表现。随着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特别是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社会文化开始了大众化转型，娱乐性是其主要特征。中国电影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也呈现日渐商品化的趋向。作为中国电影的一脉———知青电影也正完成着从政治性到商业性的过渡。 二、知青电影商业化表现 (一)明星偶像的引入 不可否认，偶像效应是影视作品成功的一大因素，明星偶像以其独特的魅力在大众观众中起着不可小视的导向作用，这是大众文化生成和传播的必然和特征。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知青电影无一例外地起用了或年轻、在国际上获过奖，或在国际上有一定知名度的明星偶像作为主要演员，《巴尔扎克和小裁缝》由周迅、陈坤和刘烨主演，《美人草》由舒淇和刘烨主演，《青红》由高圆圆主演，《双驴记》由文章主演，《太阳照常升起》由姜文、黄秋生、陈冲等影响力尤强的老牌明星出演。大量起用或年轻、在国际上获过奖，或在国际上有一定知名度的演员，这是减少异域观众心理接受障碍的有效方式，但抛开角色和演技等因素的主观考虑，抛开影片的主题艺术方面的考虑，这种选择无疑带有明显的国际化和商业化意味。电影进入21世纪，明星、明星制已逐渐成为电影产业中的两个重要因素。以印度电影为例，印度电影汲取了美国好莱坞和欧洲等国的经验，形成了一套本土化的明星制运营方式，加之印度向来盛产俊男美女，故明星在印度电影中的作用表现得尤为突出。印度有自己的“超级巨星”，通过“超级巨星”，电影的商业价值和娱乐价值得到了最完美的结合。可以说，从第一位电影明星产生开始，明星就成为一种鲜活的新元素进入电影产业，这不仅改变了电影产业的体制，还改变了电影的运行和营销宣传手段，明星凭借“偶像”作用，增加了电影的商业价值，“明星”已成为本土电影进军国际市场的名片。电影是用画面来说话的，它需要以吸引受众眼球为先导，这就要求调动一切手段对影片进行视觉包装。明星偶像的引入，是吸引观众眼球的有效方式，是电影获得更高商业回报的有效手段，亦是知青电影商业化的最显著表现。 (二)制造“卖点” 通常，艺术电影是以立意和表现的别具一格来实现创作者个人化艺术追求的。而商业电影本意并不在突出强调“个人化”，为了保证更多的观众能够理解影片意图，它尽量提供一些非常基本的精神内涵，这些基本的精神内涵又往往与人们潜意识中原始的精神需求相联系，如生命体验、心灵慰藉、感官享受、本能释放等，①也即公众话语中的“卖点”。制造“卖点”是电影迎合受众心理的典型策略，这是电影商业化的又一集中表现。知青电影的发展是中国电影发展的一部分，它本能地融入了这一特点，《天浴》里秀秀的全裸背影，几段被“奸污”的片段;《美人草》和《巴尔扎克和小裁缝》都具有的三角恋模式，《巴尔扎克和小裁缝》中性的诱惑与偷尝禁果;《太阳照常升起》中的偷情、性压抑等。这些无疑成了影片的“卖点”，满足了观众对性的心理及生理本能的窥视欲望。商业电影为了满足观众的本能欲望，需要借助感官层次的刺激，这是性和暴力之所以成为商业电影永恒主题的主要原因。但为了获得社会“常识系统”的认可，商业电影必须对感官层次进行道德包装，这样，观众才能既享受窥视和破坏带来的快感，又没有道德负罪感。②在知青电影叙事中，我们看到的性、暴力和破坏都是在故事情节中自然渗透的。《天浴》中秀秀用出卖身体的方式换得回城的机会，多次被奸污蹂躏使得秀秀的悲剧触目惊心，花一样的生命遭遇如此践踏，这是时代之于秀秀的悲剧。这里，性和暴力等本能欲望在一定程度上被“控诉历史”所遮蔽，商业电影于此获得了“常识系统”的认可。在《巴尔扎克和小裁缝》中，文明和知识的启发和召唤，给小山村带来了性开放和性诱惑，于此知青罗明和山村姑娘小裁缝偷尝禁果，影片所表达的是知青给一个封闭的山村带来的文化震撼和精神资源，充满了浪漫的理想主义色彩。这里的“文明”和“知识”无疑也是一种道德包装。与上述电影相比，《太阳照常升起》是特别的，它由四个独立成章而又相互联系的故事组成，其中贯穿着为爱疯狂、偷情、通奸的故事情节，表现了某种形而上的意蕴———在充斥着性压抑的特殊时代，命运充满了癫狂的变数。知青电影表现的是知青故事，反映的是知识青年在特殊时代里的人生际遇。由题材特点所决定，知青电影大多和青春、热血、激情、残忍有关。在反映这些主题的过程中，如何制造“卖点”，既迎合受众心理又能获得社会常识系统的认可，这是商业化知青电影创作者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三)非主流倾向 主流知青电影是指在某一时期受到主流意识形态影响所形成的、被大众认可和接纳、符合主流“规范”的知青题材电影样式。相对于主流的传统知青电影，那些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甚或悖逆了主流的规范、突破主流传统知青电影的常态、非主流因素大大进入而形成的非常态、变态的知青电影样式即称为非主流知青电影。从第五代导演群体开始，中国知青电影即进入了多元开放的非主流时代，在题材选择、拍摄角度、表现手法上表现出和主流知青电影的对立、反叛和颠覆。具体表现为主题被高度削减、情节的不确定、反对塑造典型人物和英雄人物。非主流知青电影以轻松、无深刻历史意义、无深层指涉的荒诞形态存在，让观众毫无负担地沉浸在世俗狂欢中，历史感和历史使命感消失殆尽。③2007年姜文导演的《太阳照常升起》运用了荒诞主义和黑色幽默的表现方法，他用四个既独立成篇又互为悬念的故事述说了人的欲望和命运。影片没有连续清晰的故事脉络，也无一以贯之的主干人物，疯狂的女人、风骚的女医生、偷情的小队长、性压抑的知青，人性的诸种可能在这里被放大。影片中知青的故事和命运也已经不再是表现的重要主题，命运的不确定和癫狂变数成为影片要表现的主要内容。改自王松小说《双驴记》的《走着瞧》亦采用了黑色幽默及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故事讲述了北高村的知青马杰与两头驴的故事。当了村饲养员的马杰，遇到了两匹“地主驴”的后代———黑六和黑七。作为种驴，黑六不耕地、不拉车，吃香喝辣、妻妾成群，这让伙食比驴还差的光棍马杰极为不满，继而展开了人嫉妒驴、驴报复人的故事。影片离奇荒诞，现实、幻觉交织混杂，构筑了与主流知青文学迥然相异的叙事风格。在非主流知青电影中，历史意义和时代色彩皆被淡化，知青题材中敏感、尖锐的问题也被弱化，影片给人带来的多为轻松感和宣泄感。去除了意识形态负载的知青电影更易于为人们接受，娱乐性质的凸显迎合了知青电影的商业化趋向。非主流知青电影创作者有着明显的叙事自觉，他们有意解构主流知青电影的叙事形态。主流知青电影所彰显的青春与血泪非但不是他们关注的中心，反而成了他们颠覆、消解和反讽的对象。这里，知青题材的严肃性大打折扣，“知青”只作为表现荒诞世界的背景出现，它本身已不具备任何意义指向。 三、知青电影商业化的可持续发展性 电影作为一种社会上层建筑，其社会功能是电影观念的核心问题。概括来说，电影功能主要有教育认识功能、审美功能和娱乐功能。事实上，在一部成功的影片中，这三种功能应该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一味强调某种功能而忽视其他功能，势必顾此失彼，影响影片的整体表达效果。知青电影作为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其价值在于可以揭示出人们对历史的态度及一个时代对另一个时代的影响。无论怎样，我们觉得知青电影的认识功能不应该被抹杀。但社会在发展，人们认识和反映历史的角度在变化，“知青”作为影片的故事背景，其历史意义和时代色彩也在影片中被弱化，如上文提到的《美人草》《巴尔扎克和小裁缝》《走着瞧》和《太阳照常升起》，电影故事的核心都倾向于爱情、友情、困惑等人类普遍情感，知青电影更多展示的是个体经历而非时代特点。电影是一种商品，为了体现其商业价值，起用明星偶像，制造“卖点”，突出影片的轻松宣泄功能无可厚非。但需要强调的是，每个观众都是社会个体，都有自己的常识系统，都有自己的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一味地谄媚观众，势必也会受到观众的冷落。要知道，电影不仅是商品，它更是一门艺术，无论怎样商业化，它的本质是一种审美艺术形式。追求一定的艺术审美水准，是电影必不可少的努力方向。只有以艺术性为本位，使电影的教育认识功能、娱乐功能和审美功能有机统一，达到和谐的状态，知青电影才会有生命力，才能可持续发展。四、结语在中国总体的社会变革和体制转换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文化逐步进入了大众文化时代。知青电影的商业化既是这一背景的产物，也是这一历史的见证。知青电影多数改编自知青小说，由于小说与电影两种艺术形式的差异，在改编过程中必然考虑商业因素，所以无论是《天浴》《走着瞧》还是《太阳照常升起》，对小说原著的改动都是很大的，是非优劣，褒贬不一。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忽略当下文化语境这一大因素，如何做到在原著“镣铐”和商业化规约中自由“舞蹈”，使知青电影真正成为人们想看、爱看且好看、更值得一看的艺术，这是题中要义。 作者：王莉 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浅议中国电影新势力和电影可持续发展:浅议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可持续发展 随着国家一系列惠民政策的实施，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日益增长，对电影放映的期待越来越高。所以，加强公益电影放映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笔者认为，必须强化政府行政主管部门的主体地位，把群众是否满意、是否欢迎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农村群众看到更多的新电影、好看的电影。对此应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切实增强对公益电影放映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把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是落实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重要工作，必须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落实科学发展观。要从实际出发，要以人为本。我们党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把实践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农村电影放映工程要坚持以人为本，要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不仅是国家的公益文化服务任务，更应成为我们工作的自觉追求。认识必须提高，要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不仅仅是责任，还有情感，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我觉得除去责任以外，除去规定以外，更多的是情感。我们对农民兄弟有多深的感情，我们就能把这项工作做到什么程度。 第二，全力提高队伍人员素质，确保放映质量。 加大自身队伍的培训，包括从行政主管部门到基层放映员的培训，是综合素质的培训。一是人的素质的提高。素质方面的提高要靠培训，除了加强制度管理以外，更要依靠培训来提高农村放映员的素质。要把这支队伍培养到他们认为能为农民放电影，为农民群众做点事，是积德造福的事，让他们能感觉到这是一个做善事的事情，如果不好好做良心上过不去。思想素质、道德素质的培训不能忽视，不然违规的事情难以杜绝。再一个是技术与服务水平的提高。要利用高新技术手段创新，科技与文化历来紧密相连，如影相随。可以说，谁占有了先进技术，谁就占有了文化发展制高点。要站在科技发展最前沿，充分利用先进技术手段，改变传统文化生产经营和传播模式，增强文化产品的表现力，提高文化的生产传播效率，丰富传播手段，加快构建传播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科技知识的传播和对从业人员的培训非常重要。一个是思想水平的提高，一个是专业技术的提高，两项缺一不可。一定要抓好培训，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服务质量。当有了感情、有了认识、有了理性的认知和理念之后，就会主动地去放好电影，就会把高质量的电影放给农民。 第三，建立规章制度，确保可持续发展。 一切好的事情都需要有制度来保证，可持续发展需要制度的保障。现在有两个问题：一是农民没有看到或者没看好电影；二是五年后放映机器设备要淘汰时，谁来承担机器设备的更新供给问题。要坚持企业经营、市场运作，处理好公益性和产业化发展的关系，这是对我们工作智慧的考验。内容生产提得很清楚，社会效益第一，力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这是非常明确的。要同样把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的公益性放到一个很高的地位，但强调公益性的同时不能偏离“企业经营、市场运作”的要求，这恰恰是文化产业的一个特点。所以要制定好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才能保证持续发展。经营活跃、运营顺畅、管理规范、农民满意。“经营”指的是院线公司，“运营”指的是市场体系，“管理”指的是政府部门，“满意”指的是服务对象。要力争理顺体制机制，使得运营主体充满生机，非常活跃并有效益，管理上有规有矩，很规范，最终目的是农民满意。 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是中国的一项创举，没有哪个国家如此关注农民群众的物质条件改善和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生动体现，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的具体体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论中国电影也好，还是农村电影也好，都将具有中国特色的显著标记。我们有责任做好，要让全世界对中国的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刮目相看。这就是以人为本，抓好落实，确保措施到位、责任到部门、责任到人，确保把这一惠及广大农民群众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让农民群众满意。 浅议中国电影新势力和电影可持续发展:寻求电视电影可持续发展战略 摘要：中国电视电影走过了八年。八年间拍摄的影片已达900部。数字煌煌，成就煌煌，电视电影已蔚然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电视电影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年轻的编剧、年轻的导演，推出了一部又一部属于自己的标志性作品。打开电视看电影，已成为亿万观众的收视习惯。电视电影适时地产生了自己的艺术宣言和艺术纲领，柳城先生的《电视电影三字经》即是集大成者。这一切，标志着中国的电视电影走向成熟，走向绚烂。 盛世危言：电视电影八年和面对的严峻挑战面对如此风光的电视电影，我愿发一盛世危言。我以为，电视电影将面对巨大的挑战。一面是多媒体的强势挤压，那就是网络电影和新媒体电影、流媒体电影，将抢占电视电影的生存发展空间。我预计不出5年，这些多媒体电影将铺天盖地。另一面是大银幕电影经过市场历练和自身调试之后，也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将与电视电影争夺观众争夺生存天地。预应这些巨大的挑战和挤压，我们再反思电视电影的今天，它的不足和软肋，更使我们的忧患意识有了现实性。我们有精品力作，但是没有形成强势，我们有比较丰富的样式和风格，但是没有形成风格群落，没有形成成熟的类型化的艺术格局。由此看来，一个话题的确立就显得十分必要：那就是应该寻找电视电影可持续发展战略。 应战预案：可持续发展之美学主张对挑战的应战，从来是文化发展的动力。理论上清醒，实践上方能主动。寻找并确立电视电影可持续发展战略，已是当务之急。电视电影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我看来应该包含着以下几个内容：第一，鲜明美学主张；第二，强化品牌意识；第三，科学编辑系统；第四，扩大文学后援；第五，整合资源配置。 第一，鲜明美学主张。美学主张首先体现在题材层面上。表现什么生活，彰显什么人物，是文化立场的印证。我们选什么，怎样选择，是我们的文化背景和中国国情决定的。科学发展观的构筑，和谐社会的战略布局，都在一点上重复，那就是以人为本，关注百姓命运，关注百姓的生活，这被提到了执政第一要务的高度。基于这样一点，在电视电影的题材层面上，我们应该做到在各种题材中，以现实题材为主；在现实题材中，以平民题材为主；我们要书写百姓、书写大众、书写草根。今天应该重提人民性的话题，人民性确实被淡忘已久了。现在的作品礼赞白领的太多了，那是一种贵族化倾向。我们不应以中产阶级自居、自傲，应多一些平民情怀。不应抱着一种贵族和精英的姿态居高临下，俯视平民俯视众生。我们应坚守为大众的方向和立场。 在题旨层面，要清醒我们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环境。我们既可以说置身于主流文化的环境，也可以说置身于世俗文化的环境，更可以说我们进入了一种泛娱乐化时代的环境。打开电视，我们有主流作品，有主流文化，有主流话语，但是没有形成强势；形成强势的是万民选秀，助民狂欢，天天过年，这类综艺节目形成收视狂潮。而剧类作品，则是世俗风情大行其道。我们不反对世俗情怀，我们正视公众有享受快乐的权利，但有学者称，人民也有格调低下的权利，我却质疑。美国传媒大王默多克说过一句话“我们的趣味降低一点点，读者就会蜂拥而至”，这句话有片面的真理性。关键是降低的度，降低多了为恶俗，降低少了为媚俗，降低多少为准确，这是至关重要的。考察剧类作品，我们发现其中虽有英雄形象，虽张扬英雄主义，但没有形成强势；形成强势的是市民情绪。可谓英雄退位小市民登场。小市民的世俗欲望，小市民的世俗情感，小市民的世俗性格，在电视剧类作品中成为时尚。重欲望，轻责任；重自己，轻他人，成为私人化写作的主要内容，而私人化书写又被时尚评论家奉为上佳境界。小市民情怀不等于平民情怀，平民情怀则为百姓情怀。 有鉴于此，我们在题旨层面上可否应有这样几个方面：关注民生，关注民情，既要为民解压找乐，更要为民代言请命。题材层面重提人民性，在题旨层面上要关注民生、关注民情。我们可以用快乐的作品，给观众带来欢愉；用人文关怀给观众带来心灵慰藉；但，更应反映平民大众的愿望和理想，关注他们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态。为民写作，为民立言，才是上佳境界。为什么《天狗》被视为艺术珍品，因为我们珍视《天狗》的思想力量，反过来，我们考察电视电影，我们缺少《天狗》的思想锋芒。同样，我们珍视电视电影《村官过大年》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 这部作品从村官过大年切入，既带出当下农村一片祥和喜庆气氛，又带出剧中雪乡村村长和他的农民在市场经济拼搏中的困顿。这个问题具有典型意义和尖锐的当下性。此剧不走歌舞升平路线，而走表现农民如何学会在市场中打拼、学会办大农业的现实主义路线。电视电影也应该擦拭锋芒亮出刀锋，批判社会种种伪善和不公。我们需要英雄情怀和英雄气概，以此来构筑民主与法制。所以，我们在题旨层面上应该把平民情怀和英雄情怀并举，人文关怀与主流意识关怀并举，精英化与人民性并举，娱乐化与郑重性并举。既有主流化又有多样化。 在样式层面上，我认为应提倡个性化与类型化并举，系列组合与单篇力作并举。我们要有样式群落和风格群落。我们已有《法官老张轶事》系列，有《名将》系列、《陆小凤》系列，也有《水浒人物》系列，确保电视电影收视的强势。同时我们也需要像《飞》、《小火车》、《天籁》、《城市上空的鸟》和《雪狼》这样一些充满前卫意识、探索精神，具有独特的艺术品质和艺术个性的作品，以丰富我们的风格和样式。 我们倚重表达层面，是因为我们尊重艺术本质和艺术规律。止于题材好题旨好，而轻艺术表达，这是题材决定论。过往的教训太沉重，不可遗忘。对于文化市场而言，不管何种题材的作品，好看是硬道理；其余皆为妄言。先被吸引后被教化，这是规律。我们注重艺术表达，就该注重艺术手段。 当下电影电视在艺术表现上构成对文本最大杀伤力的是虚假，伪真实，伪生活，伪情感。在艺术上打假，我们就该在表达层面上尊重生活，追求生活质感显得尤为重要。不要把作品中的生活打磨得太光滑，必须追求生活实感和质感。要有矛盾冲突的时代质量，不应沉迷于杯水风波和脂粉气息。既不要矫饰生活，也不要伪造生活。电视电影创作者，不能因其小而轻视它。我以为，沙龙写作是当前创作中一种文化瘟疫，单凭想象写不出生活实感。我们既要现实主义表达，也要另类表达。无论是何种形式的表达，何种叙事策略，关键点是我们要审美，不要审丑，要真实，不要矫饰；要反映生活本质，不要满足于罗列生活现象。一些表现无聊男女的无聊作品应该杜绝，不要表现无聊人生、无聊情趣。有一些年轻人的作品，习惯于审丑，以审丑来张扬艺术个性。在张扬个性的时候，过多地欣赏自己，或者把“愤青”的东西融入到作品当中，明明北京有很多好的东西，偏拍厕所等私密的东西，拍上海也拍一些负面的东西，以为这就是美。有嗜丑嗜脏之好，有嗜恶嗜俗之好，这是伪现实主义，是猥琐的自然主义。目前创作当中确实有一些自然主义的倾向值得警醒。我们要追求人性的复杂和人性的深度，但是不要人性的卑琐，不要把审丑当做艺术理想。我们要追求崇高的艺术理想。 可持续发展的品牌牵引和推进力量在众多媒体作品争夺电子媒体播映空间与时间的态势下，要保持电视电影的强势和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有品牌牵引，不断提升自己的公信力和竞争力；同时还要有科学的编辑系统；扩大文学后援；整合电影频道的资源配置；形成巨大的推进力量和推动机制。 要强化电视电影的品牌意识。品牌效应和公信力是它的艺术品质和思想品质的恒定保证和不断提升。为什么一提主旋律作品，作者便赧然不敢承认其为“主旋律”。谈“主旋律”作品则理不直气不壮，何以然？因为主旋律作品公信力下降。这是创作者自身造成的，不是观众酿成的。 我们强调品牌意识就是为了提升电视电影的公信力。品牌效应是有标志性的，它有次第出现的作为代言、作为标志的作品，我们要用力打造构成品牌的作品，无论是系列作品也好，还是单篇佳作也好。品牌要提到非常重要的地位。 坚守质量才能创造品牌，不坚守质量品牌是空话。 科学编辑系统，这里的“科学”是动名词。我们公认电影文学是电视电影的龙头，是第一生产力。而这第一生产力的第一，龙头的龙头，便是编辑曾被尊为仅次于上帝的人，因为他给别人铺红地毯，助别人成名而隐身幕后。电视电影对编辑应给予深深的礼赞。电影文学编辑新时期以来活跃于各电影厂的文学部，如今，电影频道的文学编辑为硕果仅存者，成为文化遗址。如果检视电视电影走到今天，八年能取得这样大的成就，成为文化气象，首功应该归功于电影频道的编辑系统。 强调科学编辑系统，是使编辑工作系统化、规范化、科学化。在编辑系统中，首先应该强化策划，变被动为主动，不要等米下锅、守株待兔，来一个《天籁》有一个《天籁》，来一个《飞》有一个《飞》，来一个《中国桥》有一个《中国桥》，将策划转化为文学创意，转化为创意项目，形成总体布局。要根据市场的需求，观众的需求，时代和社会的需求，还要根据总体艺术格局的需求，选择策划项目，然后邀请编剧创作。策划意识是科学编辑系统的第一要务。电影频道的电视电影已有很大影响，吸引一大批创作者和制作人参与其间。这是因为投产的作品能确保投资人的回收，并有不菲的利润空间。拍电视电影渐呈趋之若鹜之势，然而，相当一些中小文化公司却视为畏途，他们觉得立项太难，时间太长。我们可否科学规范编辑系统，规范一审工作日多长时间，二审多长时间，三审多长时间，科学规范工作日，而且要公示化。每一道创作程序既保质量又定时限。质量是前提。运营透明化，程序合理化。 扩大文学后援。强化扩大文学后援，是为了强化电视电影的第一生产力。电影频道的电视电影部门是组织者，文学后援是实践者。后援越多越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就越大。无论是科学编辑系统还是扩大文学后援，都是为了强化文学力量，强化电视电影的启动平台。扩大文学后援的第一点，积极借用当代文学成果，寻找当代文学名篇佳作，团结大批有实力有生活有才情的中青年作家。关注他们的作品，关注他们的创作动势，以丰饶电视电影的文学沃土。 基于此，建议电影频道签约一批剧作家。给编剧提供深入生活的便利和经费，从生活中发现和确立创作项目；给编剧提供观摩优秀影片的机会；适度提高稿酬标准。既注重团结知名作者，也注重培养新锐作者。 整合资源配置。电影频道可否调动各种传媒手段，形成媒介强势，力推名篇佳作，使之成为电视电影品牌的文化代言。应该革新电视电影的播出方式。电视电影的播出应栏目化，以此强化类型意识。如推出喜剧系列，悲情系列，青春系列，言情系列，史诗系列，都市系列，乡土系列，武打系列，关东系列，海派系列，西部系列，岭南系列，等等，将类型规模化，将风格规模化，将样式也规模化，强势出场。 电影频道节目中应该把播出格局与影院放映一体化，纳入自己的战略布局当中，以此来带动全国其他的电视电影，推进中国数字电影的整体进程。 电视电影越过了八年。第一个八年，电视电影蔚成文化现象，下一个八年，期盼电视电影能够蔚成文化奇观。我对电视电影的前景持热情的乐观态度。

电影的可持续发展分析:东北电影产业链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摘要]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产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电影主题衍生产品在电影产业链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建立并完善后电影产业结构，挖掘电影文化旅游资源，是保持电影产业链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随着“互联网+”概念的提出，正处在黄金时期且高速发展的影视行业面临着巨大的潜力和机遇。如何适应互联网形势下的电影产业链“新常态”，将东北地域文化融入电影产业链中，是东北电影产业人共同努力的目标。 [关键词]电影产业链;东北地域文化;影视文化传播;互联网+;可持续发展 一、电影产业链与后电影产业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世界电影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经历了近百年的中国电影进入一个高速发展阶段。业已形成的电影产业链在带来超高经济效益的同时，还扮演着文化传播的重要角色。但由于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冲击，加之我国电影产业结构还不够合理，导致了观众整体需求与投资回报不稳定、持续盈利困难之间的矛盾，影响了电影产业链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将电影产品打造成可持续消费产品，适应互联网冲击下的电影产业“新常态”，完善后电影产业市场开发，探索一条电影产业链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就成了全球电影产业浪潮下中国电影人的重要课题。 电影产业链具有系统、完整的结构。它包含策划、制作、发行、放映、衍生产品研发等几大体系，需要由很多相关行业：包括电影集团、电影制片厂、影视制作相关公司、电影发行机构、电影院线等通力合作完成。电影产业不仅是电影产品的生产、制作、院线推广、放映，还包括随片广告、音像制品的生产与发行，电视、互联网媒介的授权播放，电影主题衍生的电脑游戏、服装、玩具的生产与销售，以及主题公园的建设等一系列后电影产业的运营。除了电影票房收入外，所有和电影内容相关的产品及其收益，我们称之为后电影产业。从电影产业高度发达的美国的发展经验来看，后电影产业的总体产值一般为电影票房的4～5倍。随着电影投资、宣传和发行成本的持续增长，仅依靠院线收入已不能满足电影成本的回收和再生产。优秀的电影产品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电影院里，更大的商业价值体现在电影衍生产品，即后电影产业中。以迪士尼公司为例，它的产品王国颇具规模，2013年消费者产品营业额高达356亿美元，利润为111亿美元，高额的利润达到了迪士尼电影电视娱乐部利润的180%，成为产业重要的一环。[1] 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产业，在生产形式和传播方式上都打上了“工业化文化”的烙印，拷贝复制的生产模式更体现了其工业化创制和市场化运作的特质。好莱坞电影产品收入构成为二八定律，即20%来自于票房，80%来自于非银幕营销。因此，大力开发后电影产业产品，完善电影产业结构，将电影产品打造成可持续消费产品，形成持续性盈利模式，明确电影产业中的文化内涵，才能保证电影产业链的可持续发展。 二、东北地域文化与东北电影 （一）东北地域文化概述 东北地区今指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地处中国版图东北角，自古以来就泛称东北，而明朝开始又俗称“关东”。约自晚清时，又出现“东省”“东三省”等称谓。历史上不同时期对东北行政区域的划分不一，名称也有些许差别。[2] 地域文化，在我国指在特定地区范围内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的文化表现形态。[3]因此，东北地域文化又称东北文化，指的是“东北人民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体系，其中包含了由物质与精神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东北区域特征。”东北文化包涵了整个东北当地的文化现象，它有其独特的地域文化范畴，包含历史与意识形态的内容，具有独特的社会时代感与历史存在感。东北地域文化是一种多元历史文化，它的构成与发展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自然地理环境的多样性、生产模式改革的相对滞后性、不同民族文化主导地位的变更等，众多因素给东北人民的文化创造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成就了鲜明的地域特色与文化特征。电影人对传统文化的呈现源自于对其成长环境地域文化的热爱。东北电影的文化印记并非扑面而来，而是缓缓地流淌在诸如英雄历史情节、乡村爱情故事和边陲民族风光里。 （二）东北电影发展历程 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党为建立自己的电影生产基地，派刘健民、赵东黎进入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满映”），并于1945年10月1日建立东北电影公司。1946年5月23日，东北电影公司迁往合江省兴山市（今黑龙江省鹤岗市），东影人凭着自己的智慧和胆识，用勤劳的双手在一片废墟上建起了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基地，1949年东北电影制片厂迁回长春，1955年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1999年组建长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4年长影完成文化体制改革，2005年我国首家世界级电影主题公园长影世纪城开园，2008年长影农村题材电影创作基地揭幕，2014年长影老厂区改造工程竣工，同年长影海南“环球100”项目正式启动。多年来长影拍摄了大量的优秀影片，在新中国电影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而六七十年代，黑龙江和辽宁两省也相继成立了自己的制片厂。[4] 东北电影一直在寻找振兴电影文化产业的新基点，并渐渐明确了以电影为主题、以地域文化为切入点的电影制作模式。在60多年的艺术实践过程中，东北电影表现出了对生命的尊重和对生活的热情，用艺术的手段展现了普通百姓的现实生活，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社会矛盾，塑造了深入人心的银幕形象，推出了《》《冰山上的来客》《英雄儿女》《上甘岭》等一大批题材广阔、民族风格浓郁和具有强烈时代精神的优秀影片。又如《人到中年》《花园街五号》《赤橙黄绿青蓝紫》等影片，歌颂了在社会大变革阶段为改革无私奉献的时代精英们。随着时代的发展，东北电影开始着眼于普通人的生活，并慢慢加入了地域文化的元素。《她从雾中来》从人文关怀的角度为我们留下了那个时代的印记;《过年》以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时代感，向观众展示了中国北方农村在改革开放大潮冲击下受到的影响;《男妇女主任》生动地展现了东北农村的生活状态，以浓郁的乡土气息感染观众;《九香》和《喜莲》中的女主人公则是新时代东北农民勤劳智慧的典型代表。东北电影不仅善于刻画人物形象，更注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蒋筑英》《大禹的传人》《留村查看》《炮兵少校》等影片用工笔画般细腻的手法，呈现了当代北方人民纯洁美丽的心灵世界。 （三）影视文化传播 传播致效的最终决定者与评判者是受众，东北电影所呈现的东北地域文化所传达的人文精神和价值观念能否被广大受众认同，从而兼顾市场和文化两方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众自身的接受状态。赵本山自导自演的《刘老根》《乡村爱情》系列电视剧，连续创下了春节档电视剧的收视奇迹，[6]而其都是以东北乡村题材为背景的，这也为东北电影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东北电影中充溢着东北的地域文化符号，蕴涵着东北的人文历史，承载着介绍东北自然特点、描绘东北人民性格的历史使命。东北特有的风土人情、建筑风格、文化艺术等都会在电影背景中给予体现。同时，东北人的性格、情感以及独有的精神面貌等也能够在人物塑造中渐渐显露。从这个层面上讲，东北电影在创作中，从剧本创意到场景选择再到演员表演都显得尤为重要。当电影创作经过艺术表达上升到文化层面的时候，它则肩负起地域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依托地域文化内涵，继承并传播优秀地域文化特色，创造更高的经济与文化效益，这是保证电影产业链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三、互联网+电影 电影发行是电影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即电影制作方或发行公司与电影放映单位之间的关系。而数字电影的兴起打破了传统电影传播模式中点到点的形式，是电影发行乃至整个电影产业链的革命性变革。2015年3月国务院总理在两会上提出关于“互联网+”的概念，“粉丝经济”“O2O”等互联网思维不断跨界，“互联网金融”“互联网教育”应运而生，对传统行业产生颠覆性的影响。一场以“互联网+”为特征的生态链式整合模式也正在电影产业中悄然拉开帷幕。 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总票房中，电商平台贡献达到了25%左右，到了2014年更是达到了40%。由此可见，互联网与电影产业的结合呈现良好的发展趋势。这一年来互联网力量集体进军电影市场，加速了电影产业结构的变化速度，调整了互联网和电影产业的融合结构。如众筹、大数据、在线售票、社交网络、视频网站等互联网商业模式在电影行业中的应用，对中国电影工作体系的完善和成熟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深受用户欢迎。其特点是能够为用户带来相应的价格优惠、电影周边产品赠送、影片主题活动参与等，使售票变得更加主动。不仅如此，还增加了约看，赠票，分享等社交功能，让互联网和电影文化进一步深入结合。 近两年，互联网三大巨头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在电影行业攻城略地，将有可能改变目前电影产业已形成的市场格局。BAT依托自身优势，资源整合，涵盖了电影产业从制作、发行、营销、放映、衍生品开发等各个环节，重塑着电影产业链。互联网企业来做电影，它最大的优势就是拥有庞大的用户群和数据，在筹措资金方面也显示出了传统电影融资无法比拟的天然优势。在“互联网+电影”概念兴起之后，互联网原来的产品生产流通模式和渠道也会被引入到传统影视行业。市场定位与观众需求是维持电影产品规模化、可预期、连续地生产的前提。随着传统电影业之外的机构企业、创作者和资本纷纷投入电影制造，传统电影工业的秩序和观念正在发生着颠覆性的创新，同时提升了电影本身的想象空间。在影视行业发生巨变的前提下，“用户中心制”是传统行业人必然要学会的新思想。 目前，众多电影发行公司都在从传统的地面发行模式逐步向互联网发行模式转变，虽然正处在其发展的探索阶段，但其迅猛的发展速度和影响力不容小觑。互联网电影票务快捷、低价的两大特性深受电影观众推崇，相比较于传统线下发行的方式，已经受到互联网的迅猛冲击。从未来趋势看，“互联网+”的平台化生态链条将会贯穿到电影产业的整个商业模式之中。在业务开展前端，依托网络数据，在内容开发、制作、投资等环节做到以“客户需求”为中心，通过互联网线下发行双渠道进入用户的应用场景，从而形成一个生态闭环。未来，互联网企业将充分开放其拥有的互联网资源，“互联网+电影”模式将成为电影产业的新常态。 四、结语 目前，东北地域文化与电影产业的整合正处在初级阶段，还没有建立完善的地域文化影视作品生产运营模式，电影产业的收入主要来源于票房，互联网资源利用度较低，电影上映后市场开发以及电影衍生产品的推广力度不够，可持续发展模式有待加强。依托东北地域文化能够建立具有特色文化内涵的商业电影模式，同时还能宣扬东北地方文化，逐步形成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色的电影品牌。东北电影产业对地方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互联网扩展资源的整合利用，是东北电影产业结构完善的有效途径，也将成为东北电影产业链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电影的可持续发展分析:农村电影放映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摘要：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新农村的建设在快速发展，尤其是在农村精神文化建设方面。农村电影院线是一种扎根乡下的精神文化生活方式，随着农村电影院线与电影农村放映队伍的不断扩大，如何做好电影在农村的放映管理工作，走一条电影农村放映管理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成为一个亟需思考的问题。本文从农村电影放映的发展现状出发，结合以往开展工作的经验，简要论述了如何保持农村电影放映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电影放映；农村；可持续发展；精神文化；管理工作 一、前言 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新农村建设不仅要满足农民群众的物质需求，还要满足农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农村电影放映站是提高农民群众的精神文明素养，传播文化的重要方式，管理好农村放映站的放映工作，保证它的可持续发展，就是保证新农村建设中文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要做好电影在农村的放映管理工作，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发挥出农村电影放映院线应有的作用，为此国家实行了“农村电影2131工程”大力支持农村电放映事业。但是由于网络，有线电视在农村的逐渐普及，其他文化娱乐活动的兴起，农村电影的放映工作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因此农村电影的转型，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势在必行。 二、农村电影放映管理的发展现状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要大力发展电影事业以来，电影行业迅速发展，各级政府也对电影事业进行了相当大的投入。十一五期间，农村电影事业获得的扶持资金高达25亿元，以本单位为例，本单位是由中央财政部，广电部，发改委扶持下成立的公益性放映单位，2007年之后所有胶片电影均转为数字电影，放映电影覆盖444个自然村，年度放映电影628场，涉及区域有广场，社区，部队，学校，敬老院等地方，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如何进行高效的农村电影放映工作，促进农村电影放映的可持续发展，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三、农村电影放映管理工作的目标 农村电影放映管理工作的最终目标是“企业经营、市场运作、政府购买、群众受惠”。可以知道农村电影放映的最终目标是让农民群众得到实惠，这是因为农村电影放映的服务对象是农民。政府购买是农村电影放映的保障方式。而随着城镇化水平提高，城镇务工人员激增，农民群众对精神文化活动的需求也在提高，因此在文化方面的消费能力也在提高。因此可以通过市场运作和企业经营来保证农村电影放映管理工作可持续发展，来让农民群众真正得到实惠。 四、如何实现农村电影放映管理的可持续发展 为了保证农村电影放映管理的可持续健康发展，除了普及党的方针政策来吸引农民群众外，也可以在以下几方面进行相应的升级转型。 （1）推进农村电影发行放映体制转型 最近几年近，国家正在对农村电影放映体制进行改革深化。为了更好的推进此项工作，并使其顺利开展，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可以尝试引入相关的竞争机制，通过竞争的方式互相促进，使得电影发行放映体制的相关改革工作有序进行，切实落实改革政策，还要结合实际来进行。现今，农村电影的放映工作基本由一些年龄较大的乡镇放映员来担任，这样已经不能适应电影技术的发展速度，不能满足电影放映的相关工作对技术人员的要求。因此，我们要落实相关的改革措施，并推进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确保“2131”工程电影下乡活动能够顺利开展。 （2）农村放映质量改革 现在，由于农村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农村电影放映仍旧以露天放映为主，还远达不到城市电影院室内放映的条件，极易受到天气条件的影响，因而限制了观影人数的进一步发展。并且现阶段放映设备的光源在露天放映的条件下，并不得达到较好的视觉效果，不能满足农民群众的视觉要求，更无法达到良好电影放映效果的条件。因此，要提高农村电影的放映质量，需要更新放映设备，增加对农村电影放映的资金投入，并且需要对相关放映人员进行相关培训。这样不但可以培养或者引进相关的高科技人才，并且可以购入适应农村放映条件的放映设备，以最终达到提高农村电影放映质量的目的。 （3）改善农村放映场所扩大服务范围 随着城市电影院的进一步发展，农村的露天影院已不能满足农民群众的需求，因此要改善农村电影的放映场所，这样，可以吸引人们支持农村电影放映工作的开展，更能够扩大电影对农村生活的影响，保证农村电影放映的可持续发展。可以借助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之机，改善农村电影相关的放映场所，逐步实现室内放映。并且农村电影放映的服务对象也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农民，而应该是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群，因此可以扩大农村电影的服务对象至乡镇学校，社区，厂矿，部队，敬老院等，使农村电影放映服务覆盖到社会各个角落。 五、结语 农村电影的发展肩负着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责任，因此要贯彻党中央及广电总局对农村电影工作的要求，结合农村电影放映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推动农村电影业的发展，保证农村电影放映的可持续发展。 电影的可持续发展分析:知青电影商业化与可持续发展探讨 ［摘要］传统的知青电影承载着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和乌托邦式的精神渊源，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政治功利性。与传统知青电影政治化倾向不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知青电影在体制、观念和创作上都带有明显的商业化特征，具体表现为明星偶像的引入、制造“卖点”和非主流倾向。只有以艺术性为本位，使电影的教育认识功能、娱乐功能和审美功能有机统一，达到和谐的状态，知青电影才会有生命力，才能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知青电影;商业化;明星制;非主流 一、知青电影从政治性到商业性 众所周知，传统的知青电影是符合历史真实、以宏大历史叙事来反映时代主题的，它承载着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和乌托邦式的精神渊源，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政治功利性，这是与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语境分不开的。中国当代前期电影受到政治直接的、强烈的干预和影响，体现为以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为主，故事编排完全符合主流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美学观念和民族审美习惯。电影风格相对单一，电影语言较为贫乏。在政治中心的文化语境里，中国电影考虑的不是是否卖座和商业回报等商业问题，亦不是如何表现生活的艺术问题，而是政治/意识形态问题。知青电影作为电影创作题材的一类，必然也表现为政治化倾向明显，无商业化倾向。1983年，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影片再现了一代知青的理想、追求和他们的迷惘以及对人生和历史的种种思考。影片始终没有脱离主流意识形态的束缚，“”期间，五个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北京中学生来到黑龙江垦荒兵团，他们在这里洒下青春和汗水，多年后，考上大学返城的陈希南，毅然放弃城里生活，重返北大荒。影片虽然发出了“没有任何一代青年的信仰和青春遭受过我们这样的巨大摧残”的呼声，但人物最后重返北大荒的选择，无疑具有某种政治性和意识形态倾向性。可以说，《我们的田野》是早期政治化知青电影的代表，它具有20世纪80年代知青电影的重要特征，极具激扬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气质，人物形象具有明显的英雄品格和理想操守，这些品格和操守在影片中得到肯定和颂扬。《我们的田野》始终贯穿着“温暖”的情绪，没有太多的沉重感，现实的残酷被有意弱化，以此达到肯定当时中国社会和人民精神风貌的创作目的。这是其政治化倾向的显著表现。随着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特别是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社会文化开始了大众化转型，娱乐性是其主要特征。中国电影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也呈现日渐商品化的趋向。作为中国电影的一脉———知青电影也正完成着从政治性到商业性的过渡。 二、知青电影商业化表现 (一)明星偶像的引入 不可否认，偶像效应是影视作品成功的一大因素，明星偶像以其独特的魅力在大众观众中起着不可小视的导向作用，这是大众文化生成和传播的必然和特征。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知青电影无一例外地起用了或年轻、在国际上获过奖，或在国际上有一定知名度的明星偶像作为主要演员，《巴尔扎克和小裁缝》由周迅、陈坤和刘烨主演，《美人草》由舒淇和刘烨主演，《青红》由高圆圆主演，《双驴记》由文章主演，《太阳照常升起》由姜文、黄秋生、陈冲等影响力尤强的老牌明星出演。大量起用或年轻、在国际上获过奖，或在国际上有一定知名度的演员，这是减少异域观众心理接受障碍的有效方式，但抛开角色和演技等因素的主观考虑，抛开影片的主题艺术方面的考虑，这种选择无疑带有明显的国际化和商业化意味。电影进入21世纪，明星、明星制已逐渐成为电影产业中的两个重要因素。以印度电影为例，印度电影汲取了美国好莱坞和欧洲等国的经验，形成了一套本土化的明星制运营方式，加之印度向来盛产俊男美女，故明星在印度电影中的作用表现得尤为突出。印度有自己的“超级巨星”，通过“超级巨星”，电影的商业价值和娱乐价值得到了最完美的结合。可以说，从第一位电影明星产生开始，明星就成为一种鲜活的新元素进入电影产业，这不仅改变了电影产业的体制，还改变了电影的运行和营销宣传手段，明星凭借“偶像”作用，增加了电影的商业价值，“明星”已成为本土电影进军国际市场的名片。电影是用画面来说话的，它需要以吸引受众眼球为先导，这就要求调动一切手段对影片进行视觉包装。明星偶像的引入，是吸引观众眼球的有效方式，是电影获得更高商业回报的有效手段，亦是知青电影商业化的最显著表现。 (二)制造“卖点” 通常，艺术电影是以立意和表现的别具一格来实现创作者个人化艺术追求的。而商业电影本意并不在突出强调“个人化”，为了保证更多的观众能够理解影片意图，它尽量提供一些非常基本的精神内涵，这些基本的精神内涵又往往与人们潜意识中原始的精神需求相联系，如生命体验、心灵慰藉、感官享受、本能释放等，①也即公众话语中的“卖点”。制造“卖点”是电影迎合受众心理的典型策略，这是电影商业化的又一集中表现。知青电影的发展是中国电影发展的一部分，它本能地融入了这一特点，《天浴》里秀秀的全裸背影，几段被“奸污”的片段;《美人草》和《巴尔扎克和小裁缝》都具有的三角恋模式，《巴尔扎克和小裁缝》中性的诱惑与偷尝禁果;《太阳照常升起》中的偷情、性压抑等。这些无疑成了影片的“卖点”，满足了观众对性的心理及生理本能的窥视欲望。商业电影为了满足观众的本能欲望，需要借助感官层次的刺激，这是性和暴力之所以成为商业电影永恒主题的主要原因。但为了获得社会“常识系统”的认可，商业电影必须对感官层次进行道德包装，这样，观众才能既享受窥视和破坏带来的快感，又没有道德负罪感。②在知青电影叙事中，我们看到的性、暴力和破坏都是在故事情节中自然渗透的。《天浴》中秀秀用出卖身体的方式换得回城的机会，多次被奸污蹂躏使得秀秀的悲剧触目惊心，花一样的生命遭遇如此践踏，这是时代之于秀秀的悲剧。这里，性和暴力等本能欲望在一定程度上被“控诉历史”所遮蔽，商业电影于此获得了“常识系统”的认可。在《巴尔扎克和小裁缝》中，文明和知识的启发和召唤，给小山村带来了性开放和性诱惑，于此知青罗明和山村姑娘小裁缝偷尝禁果，影片所表达的是知青给一个封闭的山村带来的文化震撼和精神资源，充满了浪漫的理想主义色彩。这里的“文明”和“知识”无疑也是一种道德包装。与上述电影相比，《太阳照常升起》是特别的，它由四个独立成章而又相互联系的故事组成，其中贯穿着为爱疯狂、偷情、通奸的故事情节，表现了某种形而上的意蕴———在充斥着性压抑的特殊时代，命运充满了癫狂的变数。知青电影表现的是知青故事，反映的是知识青年在特殊时代里的人生际遇。由题材特点所决定，知青电影大多和青春、热血、激情、残忍有关。在反映这些主题的过程中，如何制造“卖点”，既迎合受众心理又能获得社会常识系统的认可，这是商业化知青电影创作者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三)非主流倾向 主流知青电影是指在某一时期受到主流意识形态影响所形成的、被大众认可和接纳、符合主流“规范”的知青题材电影样式。相对于主流的传统知青电影，那些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甚或悖逆了主流的规范、突破主流传统知青电影的常态、非主流因素大大进入而形成的非常态、变态的知青电影样式即称为非主流知青电影。从第五代导演群体开始，中国知青电影即进入了多元开放的非主流时代，在题材选择、拍摄角度、表现手法上表现出和主流知青电影的对立、反叛和颠覆。具体表现为主题被高度削减、情节的不确定、反对塑造典型人物和英雄人物。非主流知青电影以轻松、无深刻历史意义、无深层指涉的荒诞形态存在，让观众毫无负担地沉浸在世俗狂欢中，历史感和历史使命感消失殆尽。③2007年姜文导演的《太阳照常升起》运用了荒诞主义和黑色幽默的表现方法，他用四个既独立成篇又互为悬念的故事述说了人的欲望和命运。影片没有连续清晰的故事脉络，也无一以贯之的主干人物，疯狂的女人、风骚的女医生、偷情的小队长、性压抑的知青，人性的诸种可能在这里被放大。影片中知青的故事和命运也已经不再是表现的重要主题，命运的不确定和癫狂变数成为影片要表现的主要内容。改自王松小说《双驴记》的《走着瞧》亦采用了黑色幽默及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故事讲述了北高村的知青马杰与两头驴的故事。当了村饲养员的马杰，遇到了两匹“地主驴”的后代———黑六和黑七。作为种驴，黑六不耕地、不拉车，吃香喝辣、妻妾成群，这让伙食比驴还差的光棍马杰极为不满，继而展开了人嫉妒驴、驴报复人的故事。影片离奇荒诞，现实、幻觉交织混杂，构筑了与主流知青文学迥然相异的叙事风格。在非主流知青电影中，历史意义和时代色彩皆被淡化，知青题材中敏感、尖锐的问题也被弱化，影片给人带来的多为轻松感和宣泄感。去除了意识形态负载的知青电影更易于为人们接受，娱乐性质的凸显迎合了知青电影的商业化趋向。非主流知青电影创作者有着明显的叙事自觉，他们有意解构主流知青电影的叙事形态。主流知青电影所彰显的青春与血泪非但不是他们关注的中心，反而成了他们颠覆、消解和反讽的对象。这里，知青题材的严肃性大打折扣，“知青”只作为表现荒诞世界的背景出现，它本身已不具备任何意义指向。 三、知青电影商业化的可持续发展性 电影作为一种社会上层建筑，其社会功能是电影观念的核心问题。概括来说，电影功能主要有教育认识功能、审美功能和娱乐功能。事实上，在一部成功的影片中，这三种功能应该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一味强调某种功能而忽视其他功能，势必顾此失彼，影响影片的整体表达效果。知青电影作为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其价值在于可以揭示出人们对历史的态度及一个时代对另一个时代的影响。无论怎样，我们觉得知青电影的认识功能不应该被抹杀。但社会在发展，人们认识和反映历史的角度在变化，“知青”作为影片的故事背景，其历史意义和时代色彩也在影片中被弱化，如上文提到的《美人草》《巴尔扎克和小裁缝》《走着瞧》和《太阳照常升起》，电影故事的核心都倾向于爱情、友情、困惑等人类普遍情感，知青电影更多展示的是个体经历而非时代特点。电影是一种商品，为了体现其商业价值，起用明星偶像，制造“卖点”，突出影片的轻松宣泄功能无可厚非。但需要强调的是，每个观众都是社会个体，都有自己的常识系统，都有自己的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一味地谄媚观众，势必也会受到观众的冷落。要知道，电影不仅是商品，它更是一门艺术，无论怎样商业化，它的本质是一种审美艺术形式。追求一定的艺术审美水准，是电影必不可少的努力方向。只有以艺术性为本位，使电影的教育认识功能、娱乐功能和审美功能有机统一，达到和谐的状态，知青电影才会有生命力，才能可持续发展。四、结语在中国总体的社会变革和体制转换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文化逐步进入了大众文化时代。知青电影的商业化既是这一背景的产物，也是这一历史的见证。知青电影多数改编自知青小说，由于小说与电影两种艺术形式的差异，在改编过程中必然考虑商业因素，所以无论是《天浴》《走着瞧》还是《太阳照常升起》，对小说原著的改动都是很大的，是非优劣，褒贬不一。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忽略当下文化语境这一大因素，如何做到在原著“镣铐”和商业化规约中自由“舞蹈”，使知青电影真正成为人们想看、爱看且好看、更值得一看的艺术，这是题中要义。 作者：王莉 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电影的可持续发展分析:寻求电视电影可持续发展战略 摘要：中国电视电影走过了八年。八年间拍摄的影片已达900部。数字煌煌，成就煌煌，电视电影已蔚然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电视电影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年轻的编剧、年轻的导演，推出了一部又一部属于自己的标志性作品。打开电视看电影，已成为亿万观众的收视习惯。电视电影适时地产生了自己的艺术宣言和艺术纲领，柳城先生的《电视电影三字经》即是集大成者。这一切，标志着中国的电视电影走向成熟，走向绚烂。 盛世危言：电视电影八年和面对的严峻挑战面对如此风光的电视电影，我愿发一盛世危言。我以为，电视电影将面对巨大的挑战。一面是多媒体的强势挤压，那就是网络电影和新媒体电影、流媒体电影，将抢占电视电影的生存发展空间。我预计不出5年，这些多媒体电影将铺天盖地。另一面是大银幕电影经过市场历练和自身调试之后，也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将与电视电影争夺观众争夺生存天地。预应这些巨大的挑战和挤压，我们再反思电视电影的今天，它的不足和软肋，更使我们的忧患意识有了现实性。我们有精品力作，但是没有形成强势，我们有比较丰富的样式和风格，但是没有形成风格群落，没有形成成熟的类型化的艺术格局。由此看来，一个话题的确立就显得十分必要：那就是应该寻找电视电影可持续发展战略。 应战预案：可持续发展之美学主张对挑战的应战，从来是文化发展的动力。理论上清醒，实践上方能主动。寻找并确立电视电影可持续发展战略，已是当务之急。电视电影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我看来应该包含着以下几个内容：第一，鲜明美学主张；第二，强化品牌意识；第三，科学编辑系统；第四，扩大文学后援；第五，整合资源配置。 第一，鲜明美学主张。美学主张首先体现在题材层面上。表现什么生活，彰显什么人物，是文化立场的印证。我们选什么，怎样选择，是我们的文化背景和中国国情决定的。科学发展观的构筑，和谐社会的战略布局，都在一点上重复，那就是以人为本，关注百姓命运，关注百姓的生活，这被提到了执政第一要务的高度。基于这样一点，在电视电影的题材层面上，我们应该做到在各种题材中，以现实题材为主；在现实题材中，以平民题材为主；我们要书写百姓、书写大众、书写草根。今天应该重提人民性的话题，人民性确实被淡忘已久了。现在的作品礼赞白领的太多了，那是一种贵族化倾向。我们不应以中产阶级自居、自傲，应多一些平民情怀。不应抱着一种贵族和精英的姿态居高临下，俯视平民俯视众生。我们应坚守为大众的方向和立场。 在题旨层面，要清醒我们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环境。我们既可以说置身于主流文化的环境，也可以说置身于世俗文化的环境，更可以说我们进入了一种泛娱乐化时代的环境。打开电视，我们有主流作品，有主流文化，有主流话语，但是没有形成强势；形成强势的是万民选秀，助民狂欢，天天过年，这类综艺节目形成收视狂潮。而剧类作品，则是世俗风情大行其道。我们不反对世俗情怀，我们正视公众有享受快乐的权利，但有学者称，人民也有格调低下的权利，我却质疑。美国传媒大王默多克说过一句话“我们的趣味降低一点点，读者就会蜂拥而至”，这句话有片面的真理性。关键是降低的度，降低多了为恶俗，降低少了为媚俗，降低多少为准确，这是至关重要的。考察剧类作品，我们发现其中虽有英雄形象，虽张扬英雄主义，但没有形成强势；形成强势的是市民情绪。可谓英雄退位小市民登场。小市民的世俗欲望，小市民的世俗情感，小市民的世俗性格，在电视剧类作品中成为时尚。重欲望，轻责任；重自己，轻他人，成为私人化写作的主要内容，而私人化书写又被时尚评论家奉为上佳境界。小市民情怀不等于平民情怀，平民情怀则为百姓情怀。 有鉴于此，我们在题旨层面上可否应有这样几个方面：关注民生，关注民情，既要为民解压找乐，更要为民代言请命。题材层面重提人民性，在题旨层面上要关注民生、关注民情。我们可以用快乐的作品，给观众带来欢愉；用人文关怀给观众带来心灵慰藉；但，更应反映平民大众的愿望和理想，关注他们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态。为民写作，为民立言，才是上佳境界。为什么《天狗》被视为艺术珍品，因为我们珍视《天狗》的思想力量，反过来，我们考察电视电影，我们缺少《天狗》的思想锋芒。同样，我们珍视电视电影《村官过大年》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 这部作品从村官过大年切入，既带出当下农村一片祥和喜庆气氛，又带出剧中雪乡村村长和他的农民在市场经济拼搏中的困顿。这个问题具有典型意义和尖锐的当下性。此剧不走歌舞升平路线，而走表现农民如何学会在市场中打拼、学会办大农业的现实主义路线。电视电影也应该擦拭锋芒亮出刀锋，批判社会种种伪善和不公。我们需要英雄情怀和英雄气概，以此来构筑民主与法制。所以，我们在题旨层面上应该把平民情怀和英雄情怀并举，人文关怀与主流意识关怀并举，精英化与人民性并举，娱乐化与郑重性并举。既有主流化又有多样化。 在样式层面上，我认为应提倡个性化与类型化并举，系列组合与单篇力作并举。我们要有样式群落和风格群落。我们已有《法官老张轶事》系列，有《名将》系列、《陆小凤》系列，也有《水浒人物》系列，确保电视电影收视的强势。同时我们也需要像《飞》、《小火车》、《天籁》、《城市上空的鸟》和《雪狼》这样一些充满前卫意识、探索精神，具有独特的艺术品质和艺术个性的作品，以丰富我们的风格和样式。 我们倚重表达层面，是因为我们尊重艺术本质和艺术规律。止于题材好题旨好，而轻艺术表达，这是题材决定论。过往的教训太沉重，不可遗忘。对于文化市场而言，不管何种题材的作品，好看是硬道理；其余皆为妄言。先被吸引后被教化，这是规律。我们注重艺术表达，就该注重艺术手段。 当下电影电视在艺术表现上构成对文本最大杀伤力的是虚假，伪真实，伪生活，伪情感。在艺术上打假，我们就该在表达层面上尊重生活，追求生活质感显得尤为重要。不要把作品中的生活打磨得太光滑，必须追求生活实感和质感。要有矛盾冲突的时代质量，不应沉迷于杯水风波和脂粉气息。既不要矫饰生活，也不要伪造生活。电视电影创作者，不能因其小而轻视它。我以为，沙龙写作是当前创作中一种文化瘟疫，单凭想象写不出生活实感。我们既要现实主义表达，也要另类表达。无论是何种形式的表达，何种叙事策略，关键点是我们要审美，不要审丑，要真实，不要矫饰；要反映生活本质，不要满足于罗列生活现象。一些表现无聊男女的无聊作品应该杜绝，不要表现无聊人生、无聊情趣。有一些年轻人的作品，习惯于审丑，以审丑来张扬艺术个性。在张扬个性的时候，过多地欣赏自己，或者把“愤青”的东西融入到作品当中，明明北京有很多好的东西，偏拍厕所等私密的东西，拍上海也拍一些负面的东西，以为这就是美。有嗜丑嗜脏之好，有嗜恶嗜俗之好，这是伪现实主义，是猥琐的自然主义。目前创作当中确实有一些自然主义的倾向值得警醒。我们要追求人性的复杂和人性的深度，但是不要人性的卑琐，不要把审丑当做艺术理想。我们要追求崇高的艺术理想。 可持续发展的品牌牵引和推进力量在众多媒体作品争夺电子媒体播映空间与时间的态势下，要保持电视电影的强势和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有品牌牵引，不断提升自己的公信力和竞争力；同时还要有科学的编辑系统；扩大文学后援；整合电影频道的资源配置；形成巨大的推进力量和推动机制。 要强化电视电影的品牌意识。品牌效应和公信力是它的艺术品质和思想品质的恒定保证和不断提升。为什么一提主旋律作品，作者便赧然不敢承认其为“主旋律”。谈“主旋律”作品则理不直气不壮，何以然？因为主旋律作品公信力下降。这是创作者自身造成的，不是观众酿成的。 我们强调品牌意识就是为了提升电视电影的公信力。品牌效应是有标志性的，它有次第出现的作为代言、作为标志的作品，我们要用力打造构成品牌的作品，无论是系列作品也好，还是单篇佳作也好。品牌要提到非常重要的地位。 坚守质量才能创造品牌，不坚守质量品牌是空话。 科学编辑系统，这里的“科学”是动名词。我们公认电影文学是电视电影的龙头，是第一生产力。而这第一生产力的第一，龙头的龙头，便是编辑曾被尊为仅次于上帝的人，因为他给别人铺红地毯，助别人成名而隐身幕后。电视电影对编辑应给予深深的礼赞。电影文学编辑新时期以来活跃于各电影厂的文学部，如今，电影频道的文学编辑为硕果仅存者，成为文化遗址。如果检视电视电影走到今天，八年能取得这样大的成就，成为文化气象，首功应该归功于电影频道的编辑系统。 强调科学编辑系统，是使编辑工作系统化、规范化、科学化。在编辑系统中，首先应该强化策划，变被动为主动，不要等米下锅、守株待兔，来一个《天籁》有一个《天籁》，来一个《飞》有一个《飞》，来一个《中国桥》有一个《中国桥》，将策划转化为文学创意，转化为创意项目，形成总体布局。要根据市场的需求，观众的需求，时代和社会的需求，还要根据总体艺术格局的需求，选择策划项目，然后邀请编剧创作。策划意识是科学编辑系统的第一要务。电影频道的电视电影已有很大影响，吸引一大批创作者和制作人参与其间。这是因为投产的作品能确保投资人的回收，并有不菲的利润空间。拍电视电影渐呈趋之若鹜之势，然而，相当一些中小文化公司却视为畏途，他们觉得立项太难，时间太长。我们可否科学规范编辑系统，规范一审工作日多长时间，二审多长时间，三审多长时间，科学规范工作日，而且要公示化。每一道创作程序既保质量又定时限。质量是前提。运营透明化，程序合理化。 扩大文学后援。强化扩大文学后援，是为了强化电视电影的第一生产力。电影频道的电视电影部门是组织者，文学后援是实践者。后援越多越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就越大。无论是科学编辑系统还是扩大文学后援，都是为了强化文学力量，强化电视电影的启动平台。扩大文学后援的第一点，积极借用当代文学成果，寻找当代文学名篇佳作，团结大批有实力有生活有才情的中青年作家。关注他们的作品，关注他们的创作动势，以丰饶电视电影的文学沃土。 基于此，建议电影频道签约一批剧作家。给编剧提供深入生活的便利和经费，从生活中发现和确立创作项目；给编剧提供观摩优秀影片的机会；适度提高稿酬标准。既注重团结知名作者，也注重培养新锐作者。 整合资源配置。电影频道可否调动各种传媒手段，形成媒介强势，力推名篇佳作，使之成为电视电影品牌的文化代言。应该革新电视电影的播出方式。电视电影的播出应栏目化，以此强化类型意识。如推出喜剧系列，悲情系列，青春系列，言情系列，史诗系列，都市系列，乡土系列，武打系列，关东系列，海派系列，西部系列，岭南系列，等等，将类型规模化，将风格规模化，将样式也规模化，强势出场。 电影频道节目中应该把播出格局与影院放映一体化，纳入自己的战略布局当中，以此来带动全国其他的电视电影，推进中国数字电影的整体进程。 电视电影越过了八年。第一个八年，电视电影蔚成文化现象，下一个八年，期盼电视电影能够蔚成文化奇观。我对电视电影的前景持热情的乐观态度。

文学与文化论文:谈网络文学创作的文化抉择与现实困境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学 时尚 文化 现实困境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在引起轰动后，却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呈现出后劲不足的态势。本文立足于上世纪末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 当今网络文学发展的最新进展的表征 ，试图从其文化和文学的现实问题等方面入手，力图揭示网络文学在当代的文学境遇，从而为探讨使其成为真正“文学”的途径和方法找到能以疗救的症结所在。 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网络文学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文学一元统治的文化语境让文学写作更富有张扬的活力；同时在客观上，网上的写作传播方式已日益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时尚。另一方面也就难免鱼龙混杂，作品良莠不齐。网络上的“文学世界”春草疯长，众声喧哗，百无禁忌。它所具有的生猛无羁，靠的是网络写作自由氛围和传播的优势 ；它的良莠杂芜，却是因其外在的历史 、社会、文化因素和本身存在的缺陷及问题使然，以致网络文学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 ，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一、 文化上的困境和尴尬 任何艺术的发生，总是以一定的文化作为语境的。文学从来都是隶属于文化，而网络文学正是通过奠基于网络文化的精神领域才获得 自己的根基。但在文化背景和选择上，网络文学们将传统和时尚两种不同的文化刻意放在对立的文化背景上加以渲染，而不是从整个人类文化整体的角度加以考虑。因此在突破主流话语的同时难免矫枉过正，遭遇了另一种尴尬。 这种困境首先表现在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尴尬。不可否认，网络文学是当代文化中一种时尚而又颇具争议性的文学形式。它借助于现代最新的传媒手段而兴起，以强势的科技背景冲击着传统的文学方式。毋庸置疑的是，网络文学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和缺失。“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其自身的开放性、全民性、共享性，造成 了话语权力扩散的最大化”。自由、平等、互动、随意性、民间审美意识等等，本是网络文学追求的标志性特质。然而在当代以消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 ，网络文学在轰然崛起的商业流行话语面前频抛媚眼，显示了一种投降姿态 ，走向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状态。网络文学游离于传统之外，努力建立起 自身的话语体系，形成独有的后现代品格。同时，为迎合读者 口味，创作大多为快餐式消费为主，缺乏人文情怀，在媚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部分网络作家在商业包装下从幕后走向前台，希望提高作品的商业价值 ，渴望跻身于主流话语。网络文学与传统媒介联手而融人消费文化的生产线 ，网络文学便显现出身份的焦虑和尴尬。 其次，虚拟和狂欢背后的文化危机造成其文化品格的缺失与困惑。网络文学的出现是都市化进程结合科技进步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大众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下，娱乐消费性成为了需要的焦点 ，文学也成了一种可被消费的商品。它审美、教化作用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趣味性和时尚性。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网络文学成了肯德基一样色香味美的快餐 ，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日趋平民和世俗。人们已经不再期望从它那里得到精神的荡涤，而只是寻求快乐和欲望的满足。目前，人们在喧闹四起的大众文化领域中所见到的更多是愈演愈烈的高技术复制、朝生暮逝的时尚变化，以及即时性的情绪宣泄或心理反应，而长时间的精神性磨练被降格到最低的限度，心灵的玩味和孤独的冥想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地盘；这无异于把艺术的精魂推向了消亡的边缘，正是对人生审美过程的衰退的一种回应，意味着人的生命感受正面对着一场很有可能失去 自我提升力量而走 向凡庸的精神历险。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在网络的世界中遭受了消解和嘲弄。 因此，网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培植网络文学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对文学的创作和接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自身存在的不足，决定了它目前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学的地位。在网络文学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缺乏对社会重大问题、人类生存境遇等终极价值的关怀，还有一些只是纯粹宣泄作者本人生存的怨愤、迷茫与困惑，它们对畸形人生的不满与牢骚，远没有传统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来的犀利。因此，就文学所应有的刚性和硬度而言，网络文学比不上传统文学。 二、文学格局的边缘地位和异端效应 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传统文学依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着强势文化地位。而相对于肇始于民间的网络文学来说其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显然是在文学舞台的边缘努力拼争着。可以说网络文学的写作是一种体制外的边缘写作，网络作家所运用的话语形式是非主流的民间话语形态，他们主观上只是寻找一种能够宣泄的途径去宣泄和释放 ，也就是这种纯粹的我行我素，使其长时间只能在当代文学舞台的边缘向“观众”挤眉弄眼。由于当代文学太多的“另眼观照”和“无奈的被边缘和被另类”，而导致当下的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凸现出另类、浅薄和过度商业化的异端效应。 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另类文学”似乎是“前卫文学”的代名词，有一些 网络文学或评论者标榜网络文学为“另类文学”，过分地强调它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补充，甚至认为网络文学将成为一种主流文学。然而时至今日，网络文学已显露出两大变化：一是一批网络浮出“网”面，二是网络文学向传统文学的“归顺”与被“招安”一些网络借着网络传播的迅急猛烈之势，背靠网络，面向传统，网上买得人气，再出版印刷纸面文学，并以印数作为成功的参照，这成为当前网络文学的又一道景观，被许多网民戏称为网络文学的“归顺与招安”。当传统文学媒体向某个网络发出“招安”的表示时，某些网络所表现出来的喜悦和成就感 ，令人不能不遗憾地发现，文学的最终权威，依然归位于传统文学媒介。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网络文学呈现出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普遍的网络文学作品内涵浅薄、思想含量严重不足。网络文学创作者始终将写作视点对准个人，与社会、公共 、国家等集体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虽然获取了个人生存经验，但那是游离于社会经验之外的。没有了社会的有力依托，其结论或其暗示的思想就没有或缺少了社会含量 ；割裂历史就会使人物变的孤单，其性格或情节的发展没有了必要的起始点，因此也就没有了历史的沧桑厚重，其作品势必缺少文学所要承担的思想意识。网络文学恰恰比较多地关注了私人话语、本能欲望以及身体、性等纯物质的东西，而少有理性、精神。他们的作品多是编织灰色的梦，令人压抑 ，个性十足，却又支离破碎，不能给人以强有力的震撼或启迪人们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或人生思考。许多网络笔下的人物追求的终极 目标是轻飘飘的纯物质的东西，几乎没有引人思考的“形而上”的内容，思想含量的极度不足已成为网络文学作品致命的缺陷。 网络文学活动表现出过分的商业化。今日的中国社会一切活动都被赋予了物的内涵，文学亦不例外。文学商业化、文学走向市场是一个趋势，但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依然要重视文学的艺术含量。网络文学显然在这方面失于偏颇，他们在文学市场化的道路上虽然走在了前列，但为了突出文学的市场效应他们有时不惜背离文学的创作原则。正如在网络上时而就会冒出的什么“木子美”、“流氓燕”、“二月丫头”……“她们大胆地身体写作，深刻的内心体验被强有力的商业运行包装、改写……于是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她们一方面高扬女性大旗，对男性无情抨击、大肆鞭挞，高喊男人发达的肌肉没有丝毫的美感。但在市场的巨大诱惑下，她们又渴望“能拥有一个像父亲一样可以覆盖她们的男人”，这种矛盾不能不说是网络文学创作过分屈从于市场的悲哀。还有一些网络较为熟悉市场游戏规则，他们将笔触紧紧抵住市场、抵住物欲化的现实。于是他们在作品中刻意暴露生活的阴暗面，暴露感官欲望，为读者提供各种刺激。以欲望的顶礼膜拜征服读者、征服市场，很显然这样做大大降低了文学的艺术品位，不能给读者提供以巨大的思想震撼，没有引导读者进行自我人格的磨炼以及对人类进行终极命运的思考。 三、写作形态上的困境和批评缺失的尴尬 网络文学的写作形态，显现了网络作家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态度：即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渴望进入、逃离与漠视，表达的是网络作家们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潜在的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严密的体制对“话语权”的独 占，使得网络作家不堪重压，只能站在秩序之外仰慕大红大紫的同辈，渴望在文坛获得话语权是其深刻的生存焦虑。于是，他们自主选择了在网络中随心所欲地表达来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 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这种对抗姿态，恰恰表现出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重视与憧憬。从虚幻的稳匿状态向现实主流靠近，网络文学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两套游戏规则的间离。网络写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自由地表达、尽情享受挣脱“话语霸权”的“语言狂欢”，以自己为中心 ，快速生产，一次性消费。网络文学创作的非理性游戏规则 ，使得作家们的“创作”失去制约而显得软弱、无力。要实现网络作家在传统文学现实秩序中“落脚安家”的愿望，网络文学创作必须修改游戏规则 ，但修改的结果也就是放弃和背离网络文学的特质。这是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也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一个困境。 另一个问题是 ：文学主题的严重匮乏。通过纸媒体，从虚拟之境走人现实秩序的网络作家，不管愿不愿意，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虚拟时空的游戏规则，必须接受现实秩序的制约。然而就是在网络中获得高荣誉的作家文本，如果将其放在当代文坛上冷静分析，也会失去它们在网络上炫 目的光环，即使像安妮宝贝这样的网络顶级作家，面对王安忆、铁凝，甚至卫慧、棉棉，其文本主题的可阐释性也会显得单一，剩下的只有主题匮乏的空洞 ，无奈地湮没于传统文学创作的优秀文本之中。因此具有革命性的网络写作形态却因其文本简单而沦人尴尬境地；缺少认识价值的网络文学主题，使得网络作家在通过纸媒体进入现实秩序获得“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再次受到质疑。这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又一困境。 置根于网络写作形态内的网络文学之双重困境 ，使网络文学良性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失去深度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最终只剩下游戏的外壳，同时与其尴尬呼应的却是创作的沸腾与评论界的沉默和冷眼观照。 文学的繁荣和兴盛是由两部分构成的：文学文本与文学评论。任何一种文学形态的繁荣和兴盛也必然是两方面共同兴盛的组合。就当前网络文学的现状而言，一方面是创作的极度热情，另一方面是评论的冷淡。任何一次文学的繁荣都必然伴随大量理论研究的成果，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健康说理、鞭辟人里的文艺批评 ，需要一批学识渊博 、学理讲究、深谙文学规律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投入其中，对其进行研究评说，规范引导。理论批评的严重滞后，是当前网络文学发展的又一瓶颈。由于批评的缺失 ，网络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误区和问题导致了创作与接受两个环节脱节、作者与评论者之间关系疏离以及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之间不能相互照应 ，从而使他们之间难以开展对等的对话。亦使网络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难以实现。 与发展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就像站在巨人旁边的婴儿，好与坏只是人们现在的评价。网络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创造。借用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 ：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丽的艺术 ，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谈“原创性”文化的特征与构成——鲁迅、卡夫卡文学创作比较谈 关键词：原创性　为人生　内心的表达　精神病苦　人性异化 摘要：普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卡夫卡被称为“欧美现代派文学之父”，他们各以其鲜明的原创性在中西现代文学史上起到了莫基和引路作用。本文通过对两位作家文学观念、创作主题、艺术方法诸问题的比较，探究其原创性文化的成因，为当今文学的发展提供借鉴之处。 关于“原创性”，钱理群曾作过这样的论述:“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一些大师级的思想家、文学家，他的思想与文学具有一种原创性，后人可以不断地向其反归、回省，不断地得到新的启示，激发出新的思考和创造。……鲁迅正是这样一位具有原创性的现代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可说是中国现代民族文化的源头和灵魂，卡夫卡也具有这样的原创性，所不同的是，卡夫卡的原创性是对于与他有着共同历史文化背景的现代欧洲而言。卡夫卡的一生属于创作的时间只有最后二十年，他生前文名寂寞，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引起西方社会的关注，但一经瞩目便引起一片盛赞。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后现代的许多流派都把他视为自己的先导和同列:“存在主义者认为，是卡夫卡首先看到了追求自由存在的痛苦和孤独;荒诞派在卡夫卡那里找到了自己需求的‘反英雄’;黑色幽默派从卡夫卡那里看到的是灰暗色调和讥讽意味;超现实主义作家看到的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超肉体感觉’;表现主义看到的却是梦幻和直觉;而卢卡契索性认为卡夫卡表现了社会和阶级斗争本质”。鲁迅和卡夫卡具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其原创性缘何而来，需要从以下几个关系中去考察。 一、不同的观念，相同的视域 首先在文学观念上，生活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鲁迅和卡夫卡存在着根本差别。鲁迅秉承“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坚持“为人生”和“启蒙主义”的社会宿求。02世纪30年代，他曾这样谈及自己的创作:“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卡夫卡则仅仅把写作与个人命运相连，把创作当作个人心灵的抒发。他在1914年8月6日的日记中写到:“以文学为出发点来看我的命运，则我的命运十分简单，表达自己梦幻一般的内心生活，这一意义使其他的一切都变得次要，使它们以可怕的方式开始凋谢，再也遏止不住。”虽然创作目的不同，但他们都具有以创作完成某一重大使命的真诚和郑重，并以冷峻的目光看待社会，以宏观的视角审视人生，创作主题凝重而深刻。 鲁迅从“为人生”和“启蒙主义”的观念出发，以“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勇气，以超越他人的敏锐和深刻，无情地揭露了中国近代社会存在的两大问题:长期的专制集权统治造成民生痛苦;皇权文化传统奴化国民精神。 集权统治在中国有深厚的历史基础，从春秋战国的五霸争雄，到封建社会时代“国家即联，联即国家”的“家天下”，专制集权思想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层面、每一角落。鲁迅笔下那些活动在社会底层的一些小人物，小到不能形成与政权机构的直接对抗，但无一不承受着封建专制权力的制压。如未庄的阿Q，赵太爷不许他姓赵，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在压迫下他失去了姓氏权、劳动权、恋爱权、甚至生存权;禁锢在深山和宅院里的祥林嫂也承受着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交相压迫，终至无路可走，身心俱毁。 文化传统是指几千年的中国封建文化，尽管在鲁迅生活的年代人们习惯于说它代表了中华文明，说它孕育了君臣相佐、长幼相亲、温良恭俭的中华美德，而学贯中西的鲁迅却果决地宣称，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是吃人的历史，是在仁义道德的旗号下吃人的历史。《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直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祝福》则以具体的形象揭示封建礼教吃人的本相。祥林嫂中年而荡、暴死街头固然有封建政治经济压迫的原因，但主要的是夫权、族权、神权等传统道德观念给她的精神压迫。有了夫权意识，才有她对婆婆和未成年小叔的慑服;有了族权意识，才有她对大伯收屋行为的顺从;有了节烈意识，才有她再嫁时的哭闹挣扎，碰头求死;有了神权意识，才有她听到死后分尸的奇谈就惊魂不定，终至在是否有来世、有地狱、有灵魂的疑惧中毙命街头。鲁迅在中国人还沉浸于“文明古国”“礼义之邦，’的自恋时大声疾呼“封建礼教吃人”，如同尼采惊呼“上帝死了!”一样发人深省。 卡夫卡在自我灵魂的披露中也必然关涉人的精神赖以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等重大问题，因此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如鲁迅式的对社会存在本质的凝眸，对民生生存状况的剖解。 对社会生存本质的认知，卡夫卡也首先从社会组织形态人手，揭露现代西方一体化社会里存在的权力制度的重大问题。其一，它与人民由疏离而走向敌对。如《城堡》里迷雾笼罩中的城堡是政权的象征，它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城堡的主人伯爵不知其所归，主管克拉姆也与人民隔绝，以至于连他的情人、秘书、信差也说不清其面目行踪。因此，土地测量员K被邀请而来，又被排斥在外，任其如何努力也无法传达要进城堡的诉求。《审判》中约瑟夫·K无端被捕，却申诉无门;乡下人徒然看到法律的光辉，却进不了法律的大。其二，它强大、冷酷而残暴。如《审判》中的法官、看守、督察无处不在;《城堡》中的主管、秘书、主任层层叠叠，公差、信使、暗探成群结队(;在流放地》中的小兵因没有听到长官的号令就被处以死刑。其三，它表面有章，实则无序。《城堡》中的权力机关(公事房)芜杂，权力履行程序(公文的发放、签署、存放)混乱，机构臃肿，职责不明，以致公文旅行，公事推诱。在这样的社会组织形式下，人如困兽犹斗，飞蛾扑火，终归于毁灭。 二、敏锐的观察，深切的表现 刻意展示生存的痛苦，注重展示人内心的困惑，从人的内在精神出发去阐发人类的生存相，而不重外部环境的描摹，这是生活在异质文化背景下的两位大师惊人的契合处，用鲁迅的语言是关注“病态社会”里人们“精神的病苦”，在卡夫卡的艺术里则是震撼西方的“人性异化，，主题。 鲁迅以锋利的语言鞭挞落后的国民性，痛恨长期的封建压迫造成的奴性和忍耐顺从。如在民国的大堂上，阿Q“膝关节自然而然地宽松，便跪了下去”，虽遭“站着说!不要跪”的呵斥也不能已。《故乡》中闰土的那声“老爷”显现的是奴性。而祥林嫂的悲剧是驯服和顺从。对她来说，节烈、从一而终不是他人协迫，而是在忠孝礼义、三纲五常的民族文化中养成的习惯和自觉。对于落后的国民性，鲁迅恨之更切的是国民灵魂的愚昧、麻木和贫痔。如祥林嫂相信有来世，华老栓相信人血馒头可治病，这都是愚昧。《药》、《示众》、《阿Q正传》中群看客的呆定，红眼阿义的暴力，茶客的义愤，夏瑜之母的报颜，均显示着麻木。阿Q的“儿子打老子”的精神胜利，“状元也是第一”的妄自尊大，被绑赴刑场还一心要按惯例唱几句戏文以博围观者的喝彩，更是惊人到极点的麻木。杨二嫂之尖酸无赖，阿Q之泼皮，孔乙己之浅薄，四铭之狠琐无一不是混合着麻木的灵魂的贫痔。鲁迅更凉骇于人性的冷酷。(明天》里单四嫂子丧子的悲痛无人关注;祥林嫂的不幸也没有引起他人真正的理解和同情，而那把她的痛苦悲哀咀嚼殆尽之后展示的“厌烦和唾弃”施以“又冷又尖”的笑，显示的是怎样的人胜的卑劣与残忍啊! 卡夫卡则致力于展示现代病态的西方精神，揭示工业化大生产社会里“人性异化”的悲剧。在艾略特宣告西方人精神业已沦落之后，他进而揭示了西方人精神沦落—“人性异化”的方式。这异化首先来自于一体化的社会形式。如《城堡》里国家政体的病态使K的人性变得狠琐、险诈;《审判》里法律的强大使约瑟夫·K放弃争斗，像驯顺的动物被无声地宰杀。其次来自于现代物质社会的压抑。如《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在沉重的家庭负担下丧失了人格独立，毫无尊严地生活，继而又在旅行推销的快节奏生活中丧失了生活的乐趣，变成了只记挂着起床、坐车、上班的机器，最后在形体变成甲虫后仍感到上司的淫威，充满失去饭碗的恐惧。其三，异化来自人性的冷酷，人际关系的冷漠敌对。如《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在变形前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是父母的爱子、妹妹的良兄，在变形后失去工作，失去收人也就成了家人的累赘，为世所弃，举目无亲，与世隔绝。这正如卡夫卡自己的体验:“现在我在我的家庭里，在那最好的，最亲爱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川‘阶，在他的笔下，《城堡》里的K进不了城堡，是由于人与社会政体的隔膜，更是由于把他扔出城堡村的村民、阻挠他面见克拉姆的女老板、村秘书，拒绝聘请他当土地测量员村长，包括那时时盯视着他的助手、跟班无一不是横在他与城堡之间的鸿沟。 三、时代感与民族性 敏锐的时代感和强烈的民族性是鲁迅和卡夫卡共同具备的品质，也体现在他们对创作方法的运用上。 在题材内容上，两位作家都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上，把批判目光凝聚在社会病态和人性卑污这两极，但所展示的社会人生的具体问题却又极富民族性和地域特征。鲁迅人生的前三十年生活在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参加“文学革命”潮流时早已是民国，但他能认识到，虽然02世纪初中国封建专制政体垮台了，但封建专制思想和道德文化还固守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制约着近代文明的发展。因此，鲁迅展示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即封建化的中国权力意志形态，揭示愚昧、麻木、忍耐、)l项从的精神病苦，意在唤醒国人起而抗争。卡夫卡与之相反，一生中有三十六年生活在反动的哈布斯王朝，只有六年生活在捷克共和制下，但他认清了西方全面资本主义化的趋势，看到了商品化、物质化对人的压抑，社会机体与个体人的疏离对立，商业化社会价值观念的逆转和人性的沦落，这些均是现代西方无法治理的现代文明病。 在创作方法上，鲁迅曾一度将文化视野瞩目于西方。思想上，领受过尼采的超人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艺术上，则先后瞩目于近代东欧—俄苏的民主主义和西方的“现代主义”。于是，在《药》中我们看到了普希金小说的片幽褪且接，快速推进故事，或看到了托尔斯泰的明暗线掩映。在《祝福》、《孔乙已》中看到了限制叙述。在《狂人日记》中看到了不关注故事的演进、人物场景的描画，而切人人活跃意识的意识流;或看到了不追求客观、形似，而以直觉、象征直击本质的表现主义。在《阿Q正传》中看到了寓悲于喜，把痛苦化作玩笑的“黑色幽默”，也看到了阿Q这毫无英雄特质的“反英雄”形象。 卡夫卡生活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和反传统的现代主义艺术的交接点上，选择了轻再现、重表现，弃现实、就精神的现代主义。在现代主义阵营内，作为稍晚于象征主义而产生的表现主义大师，他接受了象征主义表现“内心最高的真实”和“主观外化’的基本观点，但在“主观是什么”，“主观如何外化”的途径上又与象征主义存在很大不同。在创作实践上，他已经超出了表达个体心灵的个人主义范畴，而表现出对事物本质和永恒真理的探求。在“主观外化”的方法上，卡夫卡超越象征主义“客观对应物”的表现法，并发展为内含丰富的表现主义。 总之，两位大师原创性艺术形成的动因，是致力于人类新文化的视野拓展一一批判社会—重新建构新时代人性。 文学与文化论文: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 近年以来，海派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深入研究造成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认识　。这两种文学形态正好都是长期被有意无意地排斥、遮蔽，不见于文学史家的笔端的。　现在我们知道，非主流的文学并非没有生命力。经过“五四”新文学家们严正口诛笔伐　的鸳鸯蝴蝶派，到了20年代并未销声匿迹，反而增长，这有资料为凭。(注：据范伯群　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第七编“通俗期刊编”(汤哲声执笔)有关统计，仅19　21年至1929年创刊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就有51种之多。其中有名的，如《半月》、《礼拜　六》(再复刊)、《红杂志》、《红玫瑰》、《小说世界》、《侦探世界》等。)海派到　了40年代上海的孤岛和沦陷环境，在左翼作家和他们的读者纷纷转入大后方的时候，反　而出现了鼎盛状态，并与现代性显著增强的鸳鸯蝴蝶派有了渐趋合拢之势。张爱玲就是　一个真真确确的代表。至于在今日中国文坛上，海派和通俗文学的“复活”是无疑的，　有目共睹的。 于是，学术界有人提出写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双翼齐飞的“大文学史”的目标。这当然　是针对以往文学史严拒通俗作家，至多不过把历史梳理成通俗文学如何向纯文学、雅文　学“投降”这样一种状况而言的。(注：一般将张恨水这个通俗文学大家就作逐渐向新　文学“投降”来诠释。)“大文学史”的提法如在今后展开讨论，估计会引起有益的争　议。比如我本人认为在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上，文学观念的一次次更新，实验性、先锋　性创作的此起彼伏，形式的不断探索，总归是纯文学的事情。这不能不决定着文学史的　流向。而通俗文学并非就是鸳鸯蝴蝶派，它还应包括海派的一部分，解放区文学的一部　分，加上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学。即便以鸳鸯蝴蝶派论，其主要功能和贡献，是将文学推　向市场，推向市民，积累了一些将传统文学逐步调整为(改良为)现代文学的经验。但毕　竟在文学发展的作用上，不能说是可以完全等量齐观的。 两种文学并置的文学史设想，虽然可以质疑，却能激发想象和思考。纯文学中的海派　由于从产生那一天起，便与所处的都市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又同通俗文学靠得最近(按　照鲁迅、沈从文的提法，鸳鸯蝴蝶派就是海派，或海派的张资平简直就是鸳鸯蝴蝶派的　余孽等(注：鲁迅论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字可见《上海文艺之一瞥》、《张资平氏的“　小说学”》等，收入《二心集》。沈从文谈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章《论中国创作小说》　、《论“海派”》、《关于海派》等，分别收入《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12卷，花城　出版社，1984年7月版。))，那么，如果要写一本纯文学和通俗文学长期并存、互相渗　透的文学史的话，将现代通俗文学中的鸳鸯蝴蝶派和主要性质是纯文学的海派区别开来　是必要的，说清楚两者的关系也应是一个前沿的、不容忽视的题目。 一 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就像民国旧文学不能自然过渡为新　文学，鸳鸯蝴蝶派也不能自然延伸出海派来。 这可以用小说为例。在民国旧派小说中，鸳鸯蝴蝶小说是最占据势力的。这派小说经　过近年来对其现代性萌芽的仔细寻觅，大致指认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已经具有一定　的揭发封建礼教罪恶的进步意识；第二，学到一些外国文学的技法，不是完全封闭；第　三，对文学语言有相当的改进，所使用的是业已松动的、能向白话过渡的近代文言。有　了这带现代因素的三项条件，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却没有能够经过积累、自我调整为新文　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文化态度的保守性。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不肯与明清小说作　彻底的决裂，它的观念如此，做了点改动后还是顺着旧轨道滑行。被称作鸳鸯蝴蝶派小　说“祖师”的骈体小说《玉梨魂》现在看来一点都不通俗，搭了古典诗文传统和林(纾)　译小说的两头，得到有旧记忆的文人读者的“最后”一次欢迎，然后就一直向保守市民　的通俗阅读倾向流去。而“五四”小说是彻底移植西洋小说的结果。虽然它一旦树立起　来之后，“传统”的内在机制就隐隐地显露，但它绝不向“后”看，径直培养自己的新　型读者和新兴市场，走入了现代小说的行列。有人在比较“民国通俗小说”和“新文艺　小说”时，就曾说过：“民国通俗小说的变化与西方小说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它与西　方文化的关系是通过了一个中间环节的间接关系，这个中间环节即中国的社会风俗，西　方文化影响了民国社会风俗，民国通俗小说又随社会风俗之变而变。”“当然，这并不　排除某些民国作家的某些具体作品直接搬用了某些西方小说的做法，但从总体上说，是　间接接受影响还是直接搬用、模仿，正是民国通俗小说与新文艺小说的根本区别。”[1　](P25)我们撇开这位作者明显抬高“传统”价值的倾向，也可证明不与西方小说“对接　”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和纯文学小说的一个严重分野。 正像商务印书馆1910年创办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小说月报》的命运，到了1921年从12　卷1号起由茅盾接编，改弦易辙，成了当时创作现代小说的大本营。《小说月报》的鸳　鸯蝴蝶派旧人说服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另辟《小说世界》，于是各走各的道路。张资平原　为“创造社”四元老之一，是纯文学内部才会孕育出海派张资平的。张资平写的是茅盾　执编《小说月报》时期的小说，带头“下海”后写的是三角多角的西洋恋爱小说，从来　没有写过鸳鸯蝴蝶派控制《小说月报》时代的那种言情小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事。 实际上，鸳鸯蝴蝶派和海派虽都处身于商业文化的环境里，都是带有商业气息的文学　，但它们是在现代都市转型的不同时期先后出现的，是在上海文化的多重错位中形成并　生存的。从晚清、民国到20世纪的20、30年代，上海形成的初步现代物质文明，落在了　中国大陆广袤的“农业文明”包围之中，这是一重的文化错位。此种错位也决定了第二　重错位，即上海新兴文化内部的不平衡性。就是，上海既有古老的华界，又有新起的租　界；在租界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既有贴近华界的华洋过渡型的文化社区，也有在租界“　腹心地带”形成的全新的由国外引进的现代型文化社区。华界和华洋过渡地区，即清末　的上海县城(今南市区)和五马路、四马路地区，就是鸳鸯蝴蝶派文学赖以生存之地；租　界中心区以20、30年代的南京路(大马路)、霞飞路为代表的，即是海派的诞生地。重要　的是后者并不能完全取代前者，因为有第一重的大文化错位圈存在。这情景到了30年代　的中期，随着上海现代文化环境的移植成功，就显得格外显眼。有“移植性”，就有“　本土性”，两者纠缠如怨鬼是以后的事情，在当初，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上海各自依托　的却是两种消费文化环境。此即鸳鸯蝴蝶派和海派来路不同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如果考察鸳鸯蝴蝶派所写的妓院戏楼，及男女间的欢爱、戏弄、残害的故事，再看后　来的海派所表现的出入影院舞厅回力球场的摩登男女的现代生活姿态，把两者区分是很　容易的。在30年代中期，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会写到南京路的现代生活场景，这时你要　注意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眼光，其中的差异仍然不小。海派在功能上，会去分鸳鸯蝴蝶　派的文学市场份额，会去学鸳鸯蝴蝶派文学获取“大众”的手法，但在文学价值上，它　一心追求的是如何体认现代人的现代品格：注重和张扬个性，领会都市的声光影色，感　受物质进化带来的精神困惑与重压，进而提出人对自我的质疑等等。鸳鸯蝴蝶派的现代　感觉大大落伍，慢了不是一个两个节拍，它们是不能混同的。 海派一开始就认识到在上海的文化错位中自己占了有利的位置。它发生的时候所具有　的眼光是“白领”的眼光(对普通下层市民只抱同情)。它所认同的洋场社会生活方式，　沪西高级生活区的情调、专演派拉蒙和米高梅片的电影院、跑马厅、跑狗场、博览会的　气氛，开放的社交、娱乐、商业、教育活动，人和人在金钱关系中寻求新的调整方式，　逐渐成了“上海”的标志。就像过去的上海典型标志物是“城隍庙”，如今成了“先施　公司”的尖顶。上海成了“移植文化”为主导、而中国固有文化要在融入“移植文化”　之后才能立定脚跟的一个都市。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在上海的发展史中，中国人的民族主　义情绪曾要改变这种现实。国民党上海市政府1929年曾有过一个在江湾一带建设“上海　市市中心区域”的计划，目的就是想把“外滩”的上海、租界的上海，改成以华界为中　心的上海。而且进行了一部分，盖了政府办公楼和体育场。中日淞沪战争可能是导致此　“爱国”计划流产的原因之一，而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这一行政命令违背了上海之所以　成为上海的城市特性。近代以来的上海如果离开了世界性的金融、贸易体系，是构不成　真正意义的现代都市的。而上海的金融贸易把握在殖民者手中，经济活动发生在租界的　大楼里。海派文学反映的正是以租界为主位、华界为边缘的这个城市的面貌。而鸳鸯蝴　蝶派长久地在“边缘地带”徘徊，一直到40年代的上海出现了一个历史机会，左翼转向　了后方，通俗文学得势，鸳鸯蝴蝶派对上海的文化环境有了认识，它找到了融入“移植　文化”的切入点，寻找与海派接近的可能性。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万象》杂志的生长过　程，就能体会到这一点。《万象》自1941年创刊，本来由陈蝶衣主编，作者几乎都是鸳　鸯蝴蝶派的人，倾向已经趋“新”，但无奈作者群旧派势力过强，老市民的趣味脱不掉　，影响了销售市场。两年后的1943年改由柯灵主编，走的是大众文化的路子，新文艺作　家成为作者队伍的主体，将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纳入“新市民”的轨道，特别提携新兴　的海派作家，张爱玲的名字就在《万象》出现了。现在，我的博士生(李楠)在研究上海　小报时发现，从上个世纪初到30年代的小报主要是控制在鸳鸯蝴蝶派的手中，那里的“　社会新闻”将讽刺的矛头指向初起的海派作家，一点不比挖苦左翼作家差。一直要到40　年代才逐渐缓和下来。这也是一个明证。 可见，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很长时间里是两股文学流。海派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现　代性”文学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有一个较长的获得“现代性”的演变过程。而且只要　上海一地的新旧消费文化交叠错位，两派就都有存活的依据。 二 我们从海派和鸳鸯蝴蝶派相似的文学主题上，再来作些分辨。 先看都市物质主题。海派以展露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物质关系为基本母题，那　么，取其两端，则屈服于物质的压力迷醉而不能自拔者有之，对机械文明造成的人的困　顿提出疑义者也有之。像刘呐鸥、穆时英这样的“都市之子”，从《都市风景线》、《　公墓》等集子里所传诉出来的城市生命感觉，对物质的揭露，是与对物质的企慕、沉溺　，紧紧纠葛在一起，享用生活和厌倦生活是同时产生的。这是海派的生命体验，来自现　代都市不可克服的矛盾性。也是现代人从乡村蝉蜕出来之后面临的处境。海派是都市中　敏感的一群，他们对现代生存压力的反弹，锻炼成海派两个方面的感情形式：如果能保　持理想，较为理性地反诘社会、反诘自身，就具有一定的批判力，文学中也会包藏忧郁　；否则，痛快地宣泄，放浪形骸，狂暴的、怪诞的、无顾忌的表现，就会走向“邪僻”　。但无论哪一类，他们对现代都市的发现都是双重的，于罪恶中发现美。刘呐鸥不断地　说，城市不是没有“诗意”，只是“诗的内容已经变换了”[2]。“电车太噪闹了，本　来是苍青色的天空，被工厂的炭烟布得黑蒙蒙了，云雀的声音也听不见了。缪赛们，拿　着断弦的琴，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那么现代的生活里没有美的吗?哪里，有的，不过　形式换了罢”。刘呐鸥在下文提出，那个美的内容和形式，即叫“thrill,carnalintoxication”(刘将此句译为“战栗和肉的沉醉”)[3]这真是海派的文学宣言!这里引　进的新的价值观念，对于现代上海不是简单的诅咒和反叛，而是加进了远为复杂的音调　，在现代消费文化的笼罩下，充满了人对物质的惊喜和恐惧。对于海派，都市已无所谓　天堂和地狱的明显界限，同时，又存在着把都市描画成天堂或地狱的全部可能性。 这样的物质化都市的观念，海派怎能存希望从鸳鸯蝴蝶派那里继承呢?综观最优秀的鸳　蝴通俗社会小说，特别是专写上海的，如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朱瘦菊的《歇浦潮》　、平襟亚的《人海潮》、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它们对现代都市的态度只是揭发罪恶　和弊端，从农业中国的立场出发。这批小说好似对现代进程的大上海众生相给予一个详　尽的摄录，富有时事性、秘闻性，很可借此存下一部丰富多彩的上海风俗史，却缺乏独　特的眼光和生命的体验。所以，夏济安可以对《歇浦潮》、《上海春秋》保留下的老上　海风俗材料“佩服得五体投地”，却最终仍批评说：“这种书的缺点是：作者对道德没　有什么新的认识，只是暗中在摇头叹息‘人心不古’；对于经济、社会变迁，也没有什　么认识，只是觉得在‘变’，他们不知道，也不care to know为什么有这个‘变’。他　们自命揭穿‘黑幕’，其实注意的只是表面。”[4] 接着看两性主题。海派和鸳鸯蝴蝶派文学历来被认为是最擅长表现男女关系的文学，　前者写恋爱小说，后者写言情小说，就是这两种叫法，中间的区别已经够分明了。在都　市背景下表达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两性关系，海派的现代性可说直逼眼前。如果没有对　两性问题的思索，新兴的恋情方式同丑陋的色情勾引，如何分得清楚?海派内部这两种　城市两性的典型表现，显然色色具备。而将“性”与“爱”两相分离，使得“性”裸露　出某种“原始”的意味，是最易与那种为“性”而“性”的描写相混淆的。这样，在都　市，的美与丑激烈碰撞，海派文学中的佼佼者，就有了叶灵凤的性忏悔、张爱玲的　对女性困境的逼真写照、徐讦的寻觅和情爱真正出路的意识。海派的两性文学，从　生理搏动到包孕现代生命哲学，都市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均得到充分的展示。 而鸳鸯蝴蝶派的言情，长久地在“传统道德”的圈子里打转。它最早的境界，是同情　于妓院里的恋情，后来是揭发用金钱买“性”的可悲。到了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　瘦鸥的《秋海棠》、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这三部言情代表作出现，鸳鸯蝴蝶派文学　的两性表达攀上了自己这派文学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峰。其中，前两部意在暴露军阀恶势　力对伶人的肆意践踏，“真情”的被毁灭，世上美好事物的被毁灭，即是全书文学价值　的所在。《红杏出墙记》可能是此类小说中最出格的一种，两性中多爱的现实性，婚外　恋酿成人物的内心焦虑和痛苦，都得到了正面的表述，是很难得的。但这部小说，情节　设计花哨，悬念的设置尤其复杂，通俗小说的“本性”即注重故事的热闹往往掩盖了对　两性关系的深入探讨。如此看来，把海派的两性观念与鸳鸯蝴蝶派的相比较，现代性差　距之远也是十分明显，谈不上有什么直接前后接续关系的可能。 再来看新与旧的主题。表面上看，两派在这里似乎很不接近，鸳鸯蝴蝶派的文学是写　旧的，感情也倾向旧的，而海派就是要出新，要现代，要摩登。其实不是这样简单。鸳　鸯蝴蝶派的作家为了猎奇，观念是陈旧的、落后一步的，描写的事物反而是上海刚刚登　场的崭新崭新的东西。对于社会的新旧交替，它倒容易廉价地将新的终将取代旧的，直　线地告诉读者。海派的都市故事发生在十里洋场，穆时英的流线型的上海，“爵士乐，　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5]，多么时髦，但有意味　的是这样的上海仿佛仍被乡土中国包围着。穆时英一方面是洋场文学的“圣手”，一方　面却用写舞厅、酒吧的笔，来写《父亲》、《旧宅》和集外的《竹林的惆怅》。(注：　穆时英的《父亲》、《旧宅》收《白金的女体塑像》，现代书局1934年7月版。《竹林　的惆怅》作为遗作发表于1954年10月澳门《小说月服》第8期。)这些小说是些十足的怀　旧感伤的故事，作者似乎是患了“怀乡病”。而海派的另一位作家施蛰存背靠松江、苏　州、杭州，写他的乡人在上海的遭遇如《春阳》、《鸥》，同他的《梅雨之夕》、《巴　黎大戏院》纯都市人的感觉适成对照，可见他身上充溢的“乡土情结”和“民间情怀”　。读海派的这类小说如置身于都市中的乡村，或者拉开更大的时空距离，似觉置身在宏　大乡村世界的一个边缘城市。新旧的掺杂更显错综。 海派描写旧事物怎样附着于大都会肌体之上，尤其深入的是一种新上海的旧家族文学　。张爱玲、东方@①@②便是最长于写旧的世家儿女在都市的遭际与不测命运的。作为李　鸿章的重外孙女，张爱玲写出的《倾城之恋》、《金锁记》、《花雕》，是由旧家族世　界的失落，转而向上海、香港的世俗市民生活去寻找个人的精神家园的。张爱玲尽管熟　悉出入电影院、服装店的洋派生活，但她发现在此类簇新的消费方式下面，所残留的都　市感情方式，有多少仍是那么古老：封建性的嫉恨几乎贯串了她作品人物男女之间、上　下辈之间的恩恩怨怨。张爱玲真正了解上海首先还是传统中国的一分子，然后才是添加　上去的“现代质”。她说过：“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　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6　]这是对中国新与旧的透底的认识。东方@①@②的作品成集的有《绅士淑女图》，他的　小说里面活动着洋场上的旧家子弟，留下了从满清贵族到新型少爷(“小开”)的错杂脚　印。东方@①@②表现上海的新中有旧、新旧过渡，也是别开生面。 关于现代上海的新与旧，常与变(沈从文喜爱谈论湘西的新与旧、常与变)，如果没有　对现代中国相当深入的观察、认识，是无从融汇到文学写作中去的。鸳鸯蝴蝶派对都市　的看法远远落后。海派的都市意识具某种超前性质，这只有在提前体验了工业化都市而　反叛的世界现代派文学和美学的影响下，才会产生。已经有学者指出，中国海派的审美　根源来于唯美主义。(注：参见解志熙《美的偏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李　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所以，将海派和鸳　鸯蝴蝶派的文学都市意识两相对比，它们的思想资源也是不同的。我们只能感叹于中国　现代文明的发展在一地之内的不平衡性，想到它们的错位，而主要不是想到他们有什么　相互继承关系。 三 说到雅和俗，在文学面向市民读者、面向消费，因而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这一　方面，海派和鸳鸯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点的。 海派的雅俗善恶二元混杂，来源于上海这个商业都市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新生的、有　活力的现代都市；另一方面，因为有旧文化的多层包围，因为现代性质的文化消费并不　能排除消极面，现代文明也能媚俗，它就呈现出善恶兼备的形态。又由于读书市场的商　业趋利作为重要动因，海派如想无限地求新求奇，就要发展自己的先锋性；如从众、从　俗、从下，就会追求趣味，反对崇高，扩大自己的通俗特征。海派的雅俗，还同上海这　个都市的读者分流有关。雅是为了呼应这个城市的雅读者群，包括洋行、海关、银行、　公司的写字间读者，也包括铁路、邮政雇员的一部分及大中学校师生的一部分(即有的　是海派的读者，有的则构成激进的左翼读者群)。俗是为了迎合通俗读物的读者群体，　如低级职员阶层、广大的店员阶层和其他居住在石库门房子里的市民阶层。这样，海派　在上海的先锋文学市场和通俗文学市场两边都占据了位置：表现都市新的观念、新的生　活方式的海派文学，由先锋而高雅；俗的支流则表现艳情、恐怖、骗局，收集城市奇闻　，制造软性文字，由通俗而低俗而媚俗。在通俗文学市场之上，30年代的海派同生命力　顽强的鸳鸯蝴蝶派终于遭遇。 综观上海的小报、画报的历史，我们一时几乎难于辨认海派文人和鸳鸯蝴蝶派文人了　。小报从晚清诞生，一路下来比较有名的如《晶报》、《社会日报》、《立报》、《辛　报》、《力报》、《海报》、《吉报》、《铁报》、《亦报》等，在城市的覆盖面都颇　大。起《福尔摩斯》、《金刚钻》、《开心报》这样名字的，当然娱乐的意图自明。还　有“白相人”办的报，有“花报”，不一而足。可能有操守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也只肯在　像样的小报上露名，但有的海派作家不避小报，比如张爱玲。她看小报，也在小报上发　小文章，发过议论说：“我对于小报向来并没有一般人的偏见，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　小报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7]。 在上海40年代的市民读者群手执的文学读物里，我们也一时难辨海派的作品和鸳鸯蝴　蝶派的作品了。因为原来20年代末读鸳鸯蝴蝶小说的老市民(比如鲁迅的妈妈鲁瑞老太　太不读儿子的新文艺，而只读鸳蝴体小说)，和读新感觉派“穆时英风”文字的新市民(　如沈从文不屑地提到的“一面看《良友》上女校皇后一面谈论电影接吻方法那种大学生　”[8]这些人)，两者是泾渭分明的。到了沦陷时期的上海，鸳鸯蝴蝶派明白新市民读者　是它们的唯一选择，因为20、30年代出生受新式教育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看小说了。于　是，《杂志》、《小说月报》(顾冷观主编)、《大众》、《春秋》、《万象》这些40年　代的流行刊物，有的是鸳鸯蝴蝶派文人编的，有的是海派文学家编的，居然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各期的目录上，郑逸梅、张狠水、程小青、张爱玲、孙了红、施济美、周瘦　鹃、施蛰存、沈寂、包天笑、徐卓呆、予且、丁谛、周楞伽等的名字同时出现，打成一　片。(注：如将这五种杂志两类作家的名单抄下，委实太长。这里主要录于《万象》，　分开来，鸳鸯蝴蝶派作家有郑逸梅、张恨水、程小青、孙了红、周瘦鹃、包天笑、徐卓　呆，海派作家有张爱玲、施济美、施蛰存、沈寂、予且、丁谛、周楞伽。)30、40年代　成名的海派作家，许多人的作品模糊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别，有的成为纯文学和通　俗文学的两栖人。张爱玲的大部分小说如《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　记》，纯文学性和通俗文学性兼有，思想意识偏浅的像《多少恨》、《小艾》是通俗作　品，而《封锁》无论如何只能算纯文学作品。予且的情况要单纯得多，他的长短篇小说　《如意珠》、《凤》、《七女书》等，全部是分不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从当时一部　分畅销文学杂志的面貌上，能分明看出两派在通俗层面上杂糅的格局。 不过，杂糅的局面也仅止于杂糅而已。两派的小说这时可以都写家庭婚恋题材，叙述　方式和叙述语言可以很为接近，但思想意识仍不在一个层次上。试以周瘦鹃的《秋海棠　》和张爱玲的《金锁记》作比，《秋海棠》在社会上的影响要大得多，知名度也高，可　两者还是无法放在一个层次上阅读接受。我们还可拿几个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前后接替办　下去的著名刊物来研究，同样能发现这个问题。像《良友》，一个1926年2月创刊的画　报(文字部分一直占相当的比例)，最初由伍联德、周瘦鹃先后编辑的时期，它是鸳鸯蝴　蝶派的刊物。1927年3月梁得所接编，编到1933年8月为止，大力推行改革，每期能发行　到四、五万份之多，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东南亚发生广泛影响。他改革的方向是让《良　友》陡然成为海派画报，而不是让它由“鸳蝴”自然演变为海派。因梁得所需要学周瘦　鹃的地方不多，即便是最接近的封面女郎，也从妓女一变为职业妇女、电影明星了。其　它像大量增加世界美术摄影作品的介绍，增加现代科技知识的插页，登载现代派小说特　别是登载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新感觉派的作品，25期后说明文字用中英文对照等等　，距离鸳鸯蝴蝶派的旧式气息该有多么大是一望而知的。《万象》也应作如是观。不能　仅看到两派的文章同时出现在一个杂志上，就以为是雅俗渗透的全面完成。《万象》越　两年改由柯灵主编之后，气象大变，成了新文艺海派杂志，衣食住行和严肃的东西兼得　。但我们读同时连载的长篇小说，张恨水的《胭脂泪》，张爱玲的《连环套》，师陀的　《荒野》，通俗就是通俗，纯文学就是纯文学，中介就是中介，彼此相去的有效距离，　仍是不允忽视的。 最有意味的，是《万象》上关于“通俗文学”的讨论。陈蝶衣提出“提倡通俗文学的　目的，是想把新旧双方森严的壁垒打通”[9]。但他的主张是在通俗文学的旗帜下统一　新旧文学。这怎么可能呢?这不能不说是通俗文学家的一厢情愿了。我们可以说，以往　经过了“工农兵方向”时期的中国文学，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在“通俗”、“民间”、“　普及”的大旗下轰轰烈烈地走了一回，但情况怎样?今日的通俗作品和先锋作品的距离　似乎仍没有缩小的迹象。所以说，人为地去规定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结合是不会奏效的　。假如认真地去研究海派文学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历史，看这之间新文学如何影响于旧　派通俗文学的现代化调整，旧派通俗文学又如何影响于新文学部分地向市场化、市民化　倾斜，倒许是个不无意义的课题。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谈英美文学教学与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论文关键词：英美文学教学　跨文化意识培养 论文摘要：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的新形势下，注重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英美文学教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通过英美文学教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重要性，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以及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随着国际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发展步伐的加快，交流日益频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国际交往合作更加频繁，国际交流也越来越广泛，多种文化相互交汇碰撞、交流融合，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不了解英美国家的风俗文化、行为习惯、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不同文化间就会产生误解甚至冲突，影响交际的顺利进行。由此，外语教学中，关注目标语文化，提高跨文化意识，注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就显得尤为的重要。“跨文化意识”是指外语学习者对于其所学习的目的语文化具有较好的知识掌握和较强的适应能力与交际能力，能像目的语本族人的思维一样来思考问题并作出反映，以及进行各种交往活动。具有“跨文化意识”的外语学习者能自觉地消除在与目的语本族人进行交往时可能碰到的各种障碍，以保证整个交往过程的有效性。外语教学不仅仅是语言知识的学习，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一部分，外语教学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文化知识和文化意识。文学又是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始终与文化相伴相生。因此，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培养跨文化意识是一种有效的教学途径。 一、英美文学教学是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有效途径 首先，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民族个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文学作品所包含的文化知识、文学知识及其具有的哲学、人文、美学等价值是某一民族社会文化的缩影，是学生了解英语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思想观念、风土人情等文化因素最鲜活、最丰富、最直接的材料。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和国民性格是一种基于文化认知和文化认可的跨文化交流层次，它的重心是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和思想疆域，提高综合人文素质，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文学是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提高文化修养的重要源泉，涉猎古希腊、罗马神话，了解基督教《圣经》故事及人物典故，熟悉一些神话传说中的神抵，可以拓宽知识面，开阔视野，有利于语言学习中文化因素的积淀。 其次，文学是提高文化素养和学习语言的重要途径。语言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又是艺术的语言，是学生学习和模仿最理想的语言和文化材料。特定的文化常常在其语言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学生除了要对原文语言有精确的理解和把握之外，还要对两种文化，尤其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有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西方文学实质上就反映和代表着西方文化，优秀的文学作品既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又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语言源泉。新《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清楚表明，文学课程担负着提高学生英语水平，培养学生审美情趣和跨文化意识的双重职责。 再次，文学的生动性和通俗性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文学是最优美的语言，如果我们要学习和获得最优美的语言，我们就必须学习文学。”(李赋宁语)语言文字的魅力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学习英美文学，不但可以在接受作品内容情节的同时，掌握语言这个工具，文学作品中渗透的跨文化意识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刺激学生的求知欲。因此，在语言教学和学习中，我们应该充分重视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有关西方的哲学、历史、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和社会风俗。 二、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 在外语教学过程中渗透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即实用性原则、阶段性原则、交际性原则。 实用性原则要求教师所提供的语言材料，导人的文化内容与英语学生所学的语言内容密切相关，同时应突出语言的生动性，情景的真实性，材料的生活性，培养学生的情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对自己民族的了解和热爱，对他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从而使其形成合理的跨文化心态。 阶段性原则要求文化内容的导人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充分考虑学生的语言水平、认知能力和心理状态，根据学生语言的发展水平和接受能力，采用由浅人深、由表及里的渐进教育方式，让学生充分了解所学文化内容的本质。从介绍英语国家人民的日常生活开始，逐步更多地涉及他们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人文地理等，以至更深人地探讨人生态度、道德价值观等。 交际性原则认为培养跨文化意识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既然语言是交际的手段，又是文化的载体，那么，教师就有责任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在学习语言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学会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背景、风土人情和生活方式，使文化通过语言的交流得到传递沟通，语言通过文化的渗透得到合理的交流发展。 三、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首先，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挖掘教材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培养和渗透跨文化意识。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和熟悉西方文化并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才能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和语言水平。教材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教师不能把课文仅仅当成单纯的语言教材，而要充分利用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放眼世界，扩大视野。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对英美文化的敏感性和洞察力，教师还可以配合教材内容恰当地补充相关的文化背景以及中英文化差异的知识介绍，使学生在具备一定的语言交际能力的同时具备应有的文化交际能力。教师在授课时采取启发和引导的方式，让学生设身处地去感受体验，鼓励学生发表个人独到的见解和进行相互之间的讨论，使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到文学教学课堂中来。教师要培养学生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的能力，不能一味地进行理性的抽象与概括，不能要求统一理解模式和死记硬背。这样，才能使学生切身感受语言大师们的语言艺术、学习巩固语言知识的同时，也让他们学会从文学作品中认识社会、体验人生，感受不同的文化内涵，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文化意识。 其次，教师应尽量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文学教学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多媒体技术具有信息容量大、内容丰富、效率高、覆盖面广等特点。在英美文学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利用计算机软件或课件、录像机、投影仪、光盘等直观有效的手段。除了课堂教学外，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在课外也应该充分发挥其作用，课外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观看由名家名作改编的电影、欣赏精彩对白或学习英美国家文化背景知识，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展开讨论，让思维突破原有的束缚，在宽松愉快的环境中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另外，学生根据原著自编自演也是非常有效的学习途径。学生在编、导、演的过程中，能充分理解把握原著的历史背景，穿越了时空与文化的差异，与文学作品作直接的对话。 此外，教师还可以通过引导学生阅读大量的英语经典文学作品，积累有关的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社会文化关系等方面的材料。阅读能使学生了解英语在不同语境中的语言风格的知识，以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教师在教学中，指导学生运用正确的方法将自己在文学作品鉴赏过程中获得的对作品的理解用文字表达出来，以深化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同时又培养了学生的鉴赏力和书面表达能力。文学作品的阅读可以从易到难，从简写本开始，逐步过渡到读原版作品。这里阅读文学作品不仅指小说，还包括阅读报纸杂志、时事等。因为现在的刊物集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有助于学生了解当前社会动态、科学文化的最新成就和英语语言发展新趋向，获取丰富的跨文化知识。 一个优秀的外语学习者，不仅是一个语言工具的使用者，还应该是另一种文化的接受者，加强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才能促进学生更好的学习目的语。文学作品隐含着对生活的思考、价值取向和特定的意识形态，因此，学习英美文学是了解西方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可以接触到支撑表层文化的深层文化，即西方文化中带根本性的思想观点、价值评判，西方人经常使用的视角，以及对这些视角的批评。只有通过研读英美文学对西方文化有深层次的了解，国际化人才才能在国际合作和竞争中轻车熟路，立于不败之地。 文学与文化论文:谈网络文学创作的文化抉择与现实困境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学 时尚 文化 现实困境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在引起轰动后，却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呈现出后劲不足的态势。本文立足于上世纪末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 当今网络文学发展的最新进展的表征 ，试图从其文化和文学的现实问题等方面入手，力图揭示网络文学在当代的文学境遇，从而为探讨使其成为真正“文学”的途径和方法找到能以疗救的症结所在。 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网络文学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文学一元统治的文化语境让文学写作更富有张扬的活力；同时在客观上，网上的写作传播方式已日益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时尚。另一方面也就难免鱼龙混杂，作品良莠不齐。网络上的“文学世界”春草疯长，众声喧哗，百无禁忌。它所具有的生猛无羁，靠的是网络写作自由氛围和传播的优势 ；它的良莠杂芜，却是因其外在的历史 、社会、文化因素和本身存在的缺陷及问题使然，以致网络文学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 ，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一、 文化上的困境和尴尬 任何艺术的发生，总是以一定的文化作为语境的。文学从来都是隶属于文化，而网络文学正是通过奠基于网络文化的精神领域才获得 自己的根基。但在文化背景和选择上，网络文学们将传统和时尚两种不同的文化刻意放在对立的文化背景上加以渲染，而不是从整个人类文化整体的角度加以考虑。因此在突破主流话语的同时难免矫枉过正，遭遇了另一种尴尬。 这种困境首先表现在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尴尬。不可否认，网络文学是当代文化中一种时尚而又颇具争议性的文学形式。它借助于现代最新的传媒手段而兴起，以强势的科技背景冲击着传统的文学方式。毋庸置疑的是，网络文学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和缺失。“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其自身的开放性、全民性、共享性，造成 了话语权力扩散的最大化”。自由、平等、互动、随意性、民间审美意识等等，本是网络文学追求的标志性特质。然而在当代以消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 ，网络文学在轰然崛起的商业流行话语面前频抛媚眼，显示了一种投降姿态 ，走向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状态。网络文学游离于传统之外，努力建立起 自身的话语体系，形成独有的后现代品格。同时，为迎合读者 口味，创作大多为快餐式消费为主，缺乏人文情怀，在媚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部分网络作家在商业包装下从幕后走向前台，希望提高作品的商业价值 ，渴望跻身于主流话语。网络文学与传统媒介联手而融人消费文化的生产线 ，网络文学便显现出身份的焦虑和尴尬。 其次，虚拟和狂欢背后的文化危机造成其文化品格的缺失与困惑。网络文学的出现是都市化进程结合科技进步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大众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下，娱乐消费性成为了需要的焦点 ，文学也成了一种可被消费的商品。它审美、教化作用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趣味性和时尚性。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网络文学成了肯德基一样色香味美的快餐 ，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日趋平民和世俗。人们已经不再期望从它那里得到精神的荡涤，而只是寻求快乐和欲望的满足。目前，人们在喧闹四起的大众文化领域中所见到的更多是愈演愈烈的高技术复制、朝生暮逝的时尚变化，以及即时性的情绪宣泄或心理反应，而长时间的精神性磨练被降格到最低的限度，心灵的玩味和孤独的冥想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地盘；这无异于把艺术的精魂推向了消亡的边缘，正是对人生审美过程的衰退的一种回应，意味着人的生命感受正面对着一场很有可能失去 自我提升力量而走 向凡庸的精神历险。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在网络的世界中遭受了消解和嘲弄。 因此，网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培植网络文学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对文学的创作和接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自身存在的不足，决定了它目前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学的地位。在网络文学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缺乏对社会重大问题、人类生存境遇等终极价值的关怀，还有一些只是纯粹宣泄作者本人生存的怨愤、迷茫与困惑，它们对畸形人生的不满与牢骚，远没有传统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来的犀利。因此，就文学所应有的刚性和硬度而言，网络文学比不上传统文学。 二、文学格局的边缘地位和异端效应 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传统文学依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着强势文化地位。而相对于肇始于民间的网络文学来说其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显然是在文学舞台的边缘努力拼争着。可以说网络文学的写作是一种体制外的边缘写作，网络作家所运用的话语形式是非主流的民间话语形态，他们主观上只是寻找一种能够宣泄的途径去宣泄和释放 ，也就是这种纯粹的我行我素，使其长时间只能在当代文学舞台的边缘向“观众”挤眉弄眼。由于当代文学太多的“另眼观照”和“无奈的被边缘和被另类”，而导致当下的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凸现出另类、浅薄和过度商业化的异端效应。 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另类文学”似乎是“前卫文学”的代名词，有一些 网络文学或评论者标榜网络文学为“另类文学”，过分地强调它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补充，甚至认为网络文学将成为一种主流文学。然而时至今日，网络文学已显露出两大变化：一是一批网络浮出“网”面，二是网络文学向传统文学的“归顺”与被“招安”一些网络借着网络传播的迅急猛烈之势，背靠网络，面向传统，网上买得人气，再出版印刷纸面文学，并以印数作为成功的参照，这成为当前网络文学的又一道景观，被许多网民戏称为网络文学的“归顺与招安”。当传统文学媒体向某个网络发出“招安”的表示时，某些网络所表现出来的喜悦和成就感 ，令人不能不遗憾地发现，文学的最终权威，依然归位于传统文学媒介。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网络文学呈现出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普遍的网络文学作品内涵浅薄、思想含量严重不足。网络文学创作者始终将写作视点对准个人，与社会、公共 、国家等集体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虽然获取了个人生存经验，但那是游离于社会经验之外的。没有了社会的有力依托，其结论或其暗示的思想就没有或缺少了社会含量 ；割裂历史就会使人物变的孤单，其性格或情节的发展没有了必要的起始点，因此也就没有了历史的沧桑厚重，其作品势必缺少文学所要承担的思想意识。网络文学恰恰比较多地关注了私人话语、本能欲望以及身体、性等纯物质的东西，而少有理性、精神。他们的作品多是编织灰色的梦，令人压抑 ，个性十足，却又支离破碎，不能给人以强有力的震撼或启迪人们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或人生思考。许多网络笔下的人物追求的终极 目标是轻飘飘的纯物质的东西，几乎没有引人思考的“形而上”的内容，思想含量的极度不足已成为网络文学作品致命的缺陷。 网络文学活动表现出过分的商业化。今日的中国社会一切活动都被赋予了物的内涵，文学亦不例外。文学商业化、文学走向市场是一个趋势，但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依然要重视文学的艺术含量。网络文学显然在这方面失于偏颇，他们在文学市场化的道路上虽然走在了前列，但为了突出文学的市场效应他们有时不惜背离文学的创作原则。正如在网络上时而就会冒出的什么“木子美”、“流氓燕”、“二月丫头”……“她们大胆地身体写作，深刻的内心体验被强有力的商业运行包装、改写……于是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她们一方面高扬女性大旗，对男性无情抨击、大肆鞭挞，高喊男人发达的肌肉没有丝毫的美感。但在市场的巨大诱惑下，她们又渴望“能拥有一个像父亲一样可以覆盖她们的男人”，这种矛盾不能不说是网络文学创作过分屈从于市场的悲哀。还有一些网络较为熟悉市场游戏规则，他们将笔触紧紧抵住市场、抵住物欲化的现实。于是他们在作品中刻意暴露生活的阴暗面，暴露感官欲望，为读者提供各种刺激。以欲望的顶礼膜拜征服读者、征服市场，很显然这样做大大降低了文学的艺术品位，不能给读者提供以巨大的思想震撼，没有引导读者进行自我人格的磨炼以及对人类进行终极命运的思考。 三、写作形态上的困境和批评缺失的尴尬 网络文学的写作形态，显现了网络作家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态度：即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渴望进入、逃离与漠视，表达的是网络作家们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潜在的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严密的体制对“话语权”的独 占，使得网络作家不堪重压，只能站在秩序之外仰慕大红大紫的同辈，渴望在文坛获得话语权是其深刻的生存焦虑。于是，他们自主选择了在网络中随心所欲地表达来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 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这种对抗姿态，恰恰表现出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重视与憧憬。从虚幻的稳匿状态向现实主流靠近，网络文学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两套游戏规则的间离。网络写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自由地表达、尽情享受挣脱“话语霸权”的“语言狂欢”，以自己为中心 ，快速生产，一次性消费。网络文学创作的非理性游戏规则 ，使得作家们的“创作”失去制约而显得软弱、无力。要实现网络作家在传统文学现实秩序中“落脚安家”的愿望，网络文学创作必须修改游戏规则 ，但修改的结果也就是放弃和背离网络文学的特质。这是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也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一个困境。 另一个问题是 ：文学主题的严重匮乏。通过纸媒体，从虚拟之境走人现实秩序的网络作家，不管愿不愿意，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虚拟时空的游戏规则，必须接受现实秩序的制约。然而就是在网络中获得高荣誉的作家文本，如果将其放在当代文坛上冷静分析，也会失去它们在网络上炫 目的光环，即使像安妮宝贝这样的网络顶级作家，面对王安忆、铁凝，甚至卫慧、棉棉，其文本主题的可阐释性也会显得单一，剩下的只有主题匮乏的空洞 ，无奈地湮没于传统文学创作的优秀文本之中。因此具有革命性的网络写作形态却因其文本简单而沦人尴尬境地；缺少认识价值的网络文学主题，使得网络作家在通过纸媒体进入现实秩序获得“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再次受到质疑。这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又一困境。 置根于网络写作形态内的网络文学之双重困境 ，使网络文学良性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失去深度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最终只剩下游戏的外壳，同时与其尴尬呼应的却是创作的沸腾与评论界的沉默和冷眼观照。 文学的繁荣和兴盛是由两部分构成的：文学文本与文学评论。任何一种文学形态的繁荣和兴盛也必然是两方面共同兴盛的组合。就当前网络文学的现状而言，一方面是创作的极度热情，另一方面是评论的冷淡。任何一次文学的繁荣都必然伴随大量理论研究的成果，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健康说理、鞭辟人里的文艺批评 ，需要一批学识渊博 、学理讲究、深谙文学规律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投入其中，对其进行研究评说，规范引导。理论批评的严重滞后，是当前网络文学发展的又一瓶颈。由于批评的缺失 ，网络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误区和问题导致了创作与接受两个环节脱节、作者与评论者之间关系疏离以及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之间不能相互照应 ，从而使他们之间难以开展对等的对话。亦使网络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难以实现。 与发展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就像站在巨人旁边的婴儿，好与坏只是人们现在的评价。网络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创造。借用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 ：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丽的艺术 ，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 文学与文化论文: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侧记 由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和《文学评论》编 辑部联合召开的“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11月2-3日在江 苏省昆山市周庄镇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江苏、浙江、湖北、福建、新 疆等地的三十多位学者出席会议，并就当前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最近十年的文 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及其新的可能性等问题各抒己见，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上海大学的王晓明首先代表会议组织者介绍本次会议的缘起、主题和基本设想。他说 ，从80年代至今这二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与社会的变化同步，进 入到一个关键、但又令人感觉困惑的阶段。我们都认为现实环境所呈现出的一切已经改 变了我们以往的生活；而对那些引起文学和现实生活变化的各种因素却又缺乏认真的分 析研究和透彻的见解，对其中新的可能性的方向并不明朗。他指出，要想回答大家的困 惑所指，短期内靠个人的努力并不能完成，需要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充分交流彼此的意 见。他还说，为避免这次学术讨论会异化为一种形式，我们没有惊动学术界的前辈，也 没有请各级领导为会议“打开场锣鼓”，甚至没有按照所谓国际会议的惯例，要求提交 并宣读论文，更不组织旅游活动；而是充分利用会议的四个半天共八个时段(每个半天 分发言与讨论两个时段)，讨论中你来我往，使问题从表层而至深入，在充分展开批评 和反批评中，使真正有价值的思想观念在分歧中慢慢呈现出来。 (一) 如何认识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是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王晓明认为，当前文化与文 学的生产机制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文学为例，五六十年代国家主要通过作家 协会和出版机构来组织和管理文学活动，现在这种管理的重心明显向出版方面转移；而 出版社一方面产业化，以追求利润为原则，另一方面又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具有垄断 性，它对文学的管理就尤具特色。他同时列举从文学教育到社会对历史的集体记忆等多 方面的因素，认为这些都构成了当前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的重要部分。他强调，今天的 文学研究应该充分考虑生产机制的影响，才可能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作出贴切而深 入的分析。他同时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如果仅仅援用“文化工业”、“大众文化”之 类西方概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切实而具体的研究探索新的观念和方法。福建师范 大学的南帆说，在这个新的机制中有几个环节是他特别关注的：一是关于市场的概念， 在这里，“利润”是好字眼，但不能仅仅把创造利润当作衡量作品好坏的标准。目前文 化产业的利润仅次于航天业，文化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但他认为值得注意的是目 前大家都在谈论市场，但是文化市场是值得进一步分析的。现在市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 公平交易的平台，市场已经成熟到可以制造热点的地步，比如，如果你没读过一本十分 幼稚的畅销书，你就是落伍的人，等等，这就是市场所形成的一种新意识形态。二是市 场与话语权力的结合，80年代建立了这种想象：市场是与思想解放联系在一起的；特别 在文化人想象中，市场是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对市场的好感主要来自这方面。三是市 场与大众复杂的联系，30年代提倡大众化，连同40年代提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时的 “大众”是革命主力军；而现在在“大众文化市场”中，“大众”是创造利润的人，虽 然都使用“大众”一词，但其间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化，市场掩盖了许多复杂的历史关 系。 南帆的发言还强调了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说，文化是意识形态的一个层面，即 使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不一定了解文化与意识 形态的关系。他引用阿尔都塞关于集体记忆的理论，说明一种想象性关系所形成的控制 力量。他说，文化层面的意识形态不容易察觉，它通过符号体系发挥作用，例如在文学 中，在武侠小说中，都可以传递出诸如种族、性别等意识形态的信息。在文化里面，文 学是意识形态变化中非常活跃的因素，文学往往以敏锐而深刻的感性洞察力来宣布恩格 斯所说的“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视界》主编李陀在发言中探讨了文化/文学 生产机制的动力问题，他认为不能忽略民族国家这个动力。在20世纪的世界局势中，地 缘政治成为国际政治最重要的方面，跨国资本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渗透与反渗透所形成的 张力，已经进入中国文学、文化生活领域。他特别强调应该充分认识这种动力中的张力 关系，比如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国家与西方启蒙传统的紧张关系，当前不仅精英文化与大 众文化，社会与市场之间也有冲突，我们的会议就体现为与市场的一种紧张关系，对知 识界不能下简单结论。鉴于动力中复杂的张力关系，李陀认为，必须意识到套用西方理 论解释中国经验的有限性，虽然这是一份可贵的理论资源，但对中国经验而言，它不足 以提供有效的反思，也就无法作出有效的阐释。对当代文明面临的危机进行新的阐释性 描述，这是人文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否则无论科技为我们提供多少物质方便，人类都 还是没有摆脱黑暗。总之，李陀认为，我们必须注意分析动力机制的复杂性。 在一般人看来，当今发达的传媒业正在不断缩小传统意义上文学的空间。对此，上海 大学的蔡翔在发言中探讨了“纸面媒体与文学生产经验”的关系。他先着眼于微观，分 析时尚类杂志生产的特点：一，不靠发行获取利润，利润主要来源于广告，并根据对读 者群的定位寻找广告商，再由此组织刊物的叙述方式，因此，它面对的其实是“小众” 而不是“大众”；二，当刊物确定它的读者群的概念后就是叙述，即表达一种生活方式 ，并以此来检验我们的生活是否“时尚”；三，极力抓住未来的可能性，提供关于未来 而不是关于过去的想象，比如关于“家庭”、“幸福”、“身份”、“健康”的未来想 象与可能性。蔡翔认为，正是第二、三部分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由某种生活方式转化 为表意叙事，并成为既定生活模式，生活方式由此被文化工业生产出来，以“时尚”或 “不时尚”的观念来控制我们。再来看文学，从表面看，出版社鼓励长篇小说的繁荣， 但实际上版税的影响非常大，艺术创新在版税制度面前退缩了，目前中短篇小说创作正 不断萎缩，使文学创作的基础被削弱，这将影响后十年长篇小说的繁荣。另外，文学杂 志要进入市场，也产生分层现象，一部分杂志专为“白领”，一部分专为“顶级富人” ……但蔡翔最后表示，有一种真正的大众也许还没进入我们的视野，他们不属于“时尚 的”高档消费群体；就此而言，寻找新的读者也就是寻找没有被遗忘的精神诉求和历史 记忆。南京师范大学高小康关于“市场与文学关系”的发言倾向于寻找文学与市场的同 一性。他说，古人有所谓“著书都为稻粱谋”，对此我们不应该仅仅理解为作家放弃了 精神自主性，也应该理解为是古代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他们和社会的交换方式。当 代文化市场与传统相比自然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正如历史上商业的发展非但没有破坏文 学的精英价值，而且高效率的市场运行机制将增进文学向多种文化形态发展的可能性， 大众传媒也将促进文学活动的传播。 北京大学的韩毓海在发言中对比西方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差异，强调中国文化/文学传统 所着力描摹的是一个“情”的世界。他说，无论马克思从研究商品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理 论，福科对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社会的批判，还是哈贝马斯对不同时期市民社会、平民社 会和大众社会的区分所做的贡献，都体现了西方的理性传统。他举英国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和文学家笛福为例，亚当·斯密和笛福在历史上作为经济学家和文学家的角色都曾 前后置换，其原因也植根于西方文化注重范畴、实证和条分缕析的理性传统。中国的情 况则不同，他举《海上花列传》和《马桥词典》为例，认为这些小说并非环绕一个中心 ，其中许多非理性行为只能用一个“情”字来解释。像《海上花列传》中三人连环套的 故事情节表明中国人的情的世界如此复杂，以至于有关中国现代性的思路始终没有解决 “情”的问题。“天若有情天亦老”，以“情”来解释翻天覆地的政治革命，也可视作 这种传统的投影。韩毓海的发言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以西方理论诠释当今复杂的中国 文化/文学现实的怀疑。华东师范大学的罗岗对在权力和话语之间运作的文化/文学生产 机制进行分析，他认为比较成功的期刊或媒体书目注意在市场和体制之间寻找平衡，而 不可能长久地徘徊在边缘。他说，90年代以来市场发生变化，新技术的加入，网络空间 的出现，互联网改变了我们对文学和文化生产的看法，而目前社会对新经济的兴起还有 所忽视。伴随网络兴起而诞生的是新经济神话，所谓“眼球经济”，追求点击率，人们 对网络的热情，引起跨国资本和外国基金的关注。文化生产带来新的可能性，比如业余 思想者、写作者和新网络群体纷纷出现。另外，网络已经开始制作自己的经典，像《大 话西游》现象，其实是网络讨论的结果。在进行上述分析后，罗岗还提出网络文学必须 应对的问题，比如在版权、作者和传播问题上如何抵制资本的压制，如何通过技术手段 保护和发扬民主精神，但他认为目前不能高估这种可能性，因为网络文学毕竟徘徊于资 本与市场之间。面对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变，江苏省作家协会的费振钟对作家协会 在目前文学生产机制中的作用表示忧虑，他认为目前作协的人事制度和工资制度已不能 满足作家的要求，作家协会无力组织文学生产，作家越来越不愿意参加作协活动，在作 协活动中经常看不到作家的影子。 (二) 如果说，关于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讨论是90年代以来文学形势变化所引起的思考 ，那么讨论必然涉及对这十多年来文学创作情况的看法。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切入角 度，大家对这十五年来文学经验的认识和评价也不尽相同。 华东师范大学的倪文尖认为，90年代与80年代文学创作明显不同的是在权力和资本抑 制之间打擦边球，这种关系常常表现为微妙的转换，相互利用，最终目的是满足市场欲 望。90年代文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利用80年代的文学资源，比如余秋雨的散文多表现 了80年代对文化的理解，再比如90年代的流行歌曲《涛声依旧》的作者其实是80年代的 朦胧诗人。虽然其间有转换得比较成功的作品，但倪文尖对90年代文学创作的总体情况 并不乐观。他认为，这首先是文学观念的问题，即文学是怎样的，文学与经验的联系， 特别是与那种既凝聚着个人化、又是处于社会中的个人经验的联系。现在关于都市的叙 述中看不到中国都市发生的真故事，故事是套路、模式化的。9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中 有关注底层生活的作品，但那底层还是程式化的。从文学技术层面看，小说的呈现能力 如对细节和场面的描写，远不如对故事过程叙述得好，作家的描写能力实在让人不敢恭 维。那些在80年代成名、90年代继续走红的作家的前景也不容乐观，比如莫言的作品忽 好忽坏，表明他对自己的作品缺乏反省和判断能力；王安忆则相反，她是自觉与思想界 保持互动的作家，由于过于自觉，创作陷入另一种观念化倾向。《上种红菱下种藕》表 达了一种情怀，但这种情怀可以写一篇好的散文，作为小说，她最想表达的却不是目前 写出来的。因此，倪文尖认为对90年代文学持反省的态度会更具有价值。 对文学现状的反省逐渐深入到对研究者自身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反省。复旦大学的 郜元宝对一部分会议代表研究方式的改变提出质疑。他说，在座的一些批评家在80年代 都曾经是名副其实的“赏花人”，但今天却转向文化批评，只问“种子和泥土”，方法 论上的这种转变，是否意味现代人更关注文学管理问题，而对人的灵魂问题不再关心， 我们在进行文化研究时，从文化跳到文学，但从事文化研究后还能不能回到文学研究? 他的意见引起与会者的讨论。南帆认为，“回到文学研究”，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文 学研究是什么?人道主义回答是对人的研究，新批评认为是对语言的研究，这些构造本 身即是一种话语，具有意识形态的背景。王晓明说，我们今天所以要来讨论文化/文学 生产机制，恰恰是因为我们觉得在80年代获得的那一套文学观念，已经无法有效地解释 今天的文学现实；但他同时指出，郜元宝的批评包含着非常重要的内容，值得与会者仔 细思考。李陀对80年代他曾认为文学的根本就在于形式的看法进行反思，他说现在看来 ，在当时背景下形成的这种看法有许多问题，为什么用文学生产代替文学创作?就是为 了打破那种以为“文学是创作主体靠主观建构的”陈旧观念。蔡翔进一步说，作家写作 、作品成为经典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件成品。我们过去只承认主体性，其实也并 不符合当时的情况，比如《重逢》的背后是各种政策和形势参与的过程，80年代的各种 观念支持着作家的写作，像《冈底斯的诱惑》和《棋王》都离不开当时的语境。90年代 的文学作品越来越趋于雷同，文学基础发生危机，恐怕也不应该仅从作家的主体性来考 虑问题。上海大学王鸿生的发言则使郜元宝提出的问题更为明晰，他认为，采取文化研 究的机制把思想吸附进去，使个体、心灵，以及审美和乌托邦走下坡路，我们变成自己 的对立面，似乎个人感性、经验走到头了；另一套术语：民族国家、资本、权力等成为 大辞条。他希望有一部“词典”能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解释，而不是简单地抛弃或词语 之间的断裂。否则，这样的研究将导致危机，因为我们把文化研究出发点上的东西丢掉了。 上海师范大学的薛毅认为，把文学比喻为一朵花，并由此纳入审美范畴，从审美欣赏 的角度来肯定文学陶冶心灵的功能，其实这种审美主张并不能将80年代蔡翔、王晓明等 人的文学批评包容进去。这十几年的文学更无法纳入一个纯粹审美的范畴，比如余华的 《许三观卖血记》，不是作为“一朵花”而获得接受，许三观令人同情的命运反映了文 学表现苦难的主题，对作品的接受是现实市民社会的回应。薛毅回顾现代文学史认为， 文学研究会使文学像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文学对现实的关注和揭示也各有不同，他 把《许三观卖血记》和茅盾的小说进行比较，认为余华与茅盾都表现了苦难，但他们之 间的差异在于茅盾努力呈现“老通宝”的命运与社会的联系，并由此揭示了像巴尔扎克 《人间喜剧》那样的社会内部结构，而《许三观卖血记》则把对这层关系的揭示去掉了 。南京大学的丁帆在发言中，主要批评90年代文学的多元化趋向削弱了五四传统中的批 判功能，一些作家在市场面前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文学创作的成功被视为未成名的写 作者进入影视圈的通行证，由于急于瓜分市场利润，创作主体的“我”正逐渐消失，人 文价值立场隐退。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学院派的研究究竟有无用处，持疑问态度。 会上也有一部分学者试图从文学与市场的互动关系中对90年代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 武汉大学的昌切认为，对于90年代文学中灵肉二分写作现象的批判，缺乏一种历史的比 较。他认为，在物质生活匮乏的时代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作品；“欲望化写作”完全投合 于市场，因为市场的规律就是不断刺激个人的欲望，满足新的消费观念。深圳文化研究 中心的尹昌龙则从文学研究如何进入市场的角度提出，应该看到90年代文学建立了一种 新的文学的“公共性”。当内地普遍认为“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时候，在深圳，文学 类的销量则仅次于经济类读物，新的文学与大众公共性之间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关系。具 体说来，文学一方面与市场建立一系列新的联系，比如文学与影视创作的结合、利用文 学和文化的公共资源，等等，与体制、主旋律、反特、黑幕、官场、人性等各个方面发 生复杂暧昧的关系，重新站稳脚跟；另一方面，文学扮演了“梦工厂”的角色，比如在 打工文学杂志中“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这样的创作意向，就很受市场欢迎。尹昌 龙认为，与80年代不同，知识分子讲“独立承担”并不是简单的事，而意味着重建无数 复杂的联系。山东师范大学的吴义勤认为，人们对90年代“新生代”小说有许多批评， 但这是在文学理解上的分歧。90年代“新生代”小说是对80年代文学倡导人的尊严和个 性的写作，以及先锋写作的现代化诉求和西方模式化的一种反叛，它以一种镜象的方式 ，从时间向空间概念转化，以证明这些作品中的“新启蒙”所建立的一种意识形态观念 合法性，比如其中女性对男性的启蒙，老板对知识分子的启蒙，儿子对父亲的启蒙，等 等。 (三) 文学批评是当代文学研究者介入现实的重要途径，但以怎样的方式谈论文学，包括阐 释历史与回应现实，八九十年代实际上有许多分歧。关于不同的文学观念是导致分歧的 主要原因，与会者都有共识，但同时大家也认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将观点和 分歧明晰化，不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兜圈子、打空气拳，而在相互交流与论争中，使研究 得以进展。 北京大学的李杨说，《南方周末》曾组织作家谈作品获奖的理由，有些作家把文学创 作归因于“热情”和“真诚”，这显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回答。因为真诚和热情的作家 并不一定写出好作品。为什么有这种回答?表明文学观念出了一些问题，这也是我们的 会议需要回应或给予描述的。80年代关于文学的讨论，使文学观念建立在文明与愚昧、 传统与现代等二元对立的个人主体性基础上，这种文学观念是当时现实和政治的产物。 那么，现在什么是中国的现实?现实改变了，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并不是多数人的暴政 ，不是个人化不足，而是个人化过度，像“欲望化写作”、“下半身写作”这种所谓纯 粹个人化经验实际上是商业化的，最不个人化。一部分人身体的快乐是建立在另一部分 人身体的不快乐上，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是以压抑了另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为前提 。李杨认为，今天讨论文学，不应该把文学与政治理解为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文学作 为话语层面的一种知识，它是一种制度和政治。如果文学脱离政治，文学还能做什么? 它还能用什么方式建立与现实的联系?我们今天“捅破窗户纸”，也就是要建立文学与 政治的联系。李杨还认为，不可能在国家政治与日常政治之间划一条界限，对此西方社 会学家已表示怀疑，因为关于谁的日常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在文学与政治 的问题上，李杨认为，他并不想建立知识分子的总体形象，而应有个人承担。复旦大学 的倪伟的发言强调了文学对社会环境的关注，他说，文学从来不曾剥离政治，“个人写 作”和“身体写作”的问题不在于作品写了“身体”，而在于应该写出烙刻在身体上的 各种社会烙印。他认为，文学批评有时对作家产生误导，使作家陷入理念和简单化。虽 然批评中有赞美，当一个“赏花人”也没什么不好，但他本人对分析培植“花朵”的土 壤更感兴趣。 郜元宝不同意李杨的看法。他说，从中国文学史看，不是文学没抓住现实，而是缺乏 那种脱离现实的文学。因此为文学辩护或唾骂都有道理，但都落空了。亚当·斯密的蓝 图在茅盾的《子夜》中不可能实现，读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除了鲁迅，还有什么作家作 品?第一流作品可以提供了解心灵，第二流作品可以提供社会学资料、文献材料。鲁迅 的许多创作完全是一种纯文学，但这样的文学被斥为“反动的文学”，左翼恰恰是在现 实层面把鲁迅否定了。别林斯基的“现实”是从先验的概念推演出来的，不是我们意义 上的“现实”。我们的“现实”恰恰是一个主客体分裂的概念。清华大学的旷新年则从 知识话语的角度强调文学与政治、现实的联系。他首先表示在争论中任何人都不可能说 服对方，正如波尔所言：“不是一种理论战胜另一种理论，而是一代人死去了，另一代 人成长起来。”80年代以来，围绕人和自我一直在打架，旷新年说，他不相信“自我” ，“自我”本身是一种知识的建构。每个时代的流行真理，都会找到一个新的“自我” 。针对有的与会者在发言中认为文学应该强调“伦理”，旷新年认为，这个问题归根结 底还是那一句老话说的，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男人和女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伦理 不会一样。伦理的前提是政治，无论日常政治还是国家政治，每个人的政治态度不同， 伦理也不同。这个问题牵扯到对文学史的评价，旷新年强调“文学是时代的”观点。他 说，每个时代有自己的文学，但现实是：在一个时代是文学，在另一个时代就不是文学 ，正如80年代对“十七年”文学的排斥。其实把80年代文学说成是纯粹的文学也是片面 的，新时期文学话语是与第四次文代会的政治文件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提倡人性，表 现爱情，但也有被压抑的话语，如关于阶级和政治。 苏州大学的王尧在发言中注意到学院研究在介入现实批评时的差异，他认为这些差异 其实在六七十年代的文献中也可以找到，只是人们很少关注那段历史。他还提到纯文学 批评家很少谈“五个一工程奖”的作品，对这些作品而言，六七十年代的文学经验是否 还有合理性?他还谈到，当前的文学批评受大学体制牵制，批评文章获奖难，如果变成 专著才容易获奖。这是体制问题。扬州大学的徐德明着重分析了当代小说的暧昧身份。 他说，当今小说是什么?其中隐含着主体的暧昧，审美的暧昧。首先关于主体，在当今 小说家那里，人死了，身体却很活跃。身体视像化，个人的想象空间被排拒，被忽略。 他由此认为，今天是一个从崇高走向卑贱的时代。其次语言缺乏个性化的表达，大家用 差不多的语言来说媒体教的话，而媒体教的是大众化的群体语言。徐德明不同意倪文尖 认为近些年的作品“描写”不好但“叙述”好，他说，这些小说家不仅描写得不好，叙 述也不好，因为描写和叙述不能脱节。小说家与一般人在生活中一样，以牺牲美为代价 ，因此读者的迷惑和作者的暧昧是必然的。 (四) 关于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新的可能性，王晓明针对会上对茅盾《子夜》的不同评价，阐 述他对未来创作和批评的看法。他说，会上有人重新肯定茅盾的创作，强调把人放在社 会关系中刻画，这是和论者在90年代对“私人化”写作的批评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的 现代文学界对茅盾的这种写作方式做过批评性的分析，“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刻画”是 作为创作的一个失败来看的。因此，今天若要重新评价，就应该比过去已经达到的分析 更深入、更复杂，而不仅是做一篇“翻案文章”。否则，就很容易给人“你要倒退回去 ”的印象，尽管你实际上并非如此。倘说80年代对茅盾小说的批评有简单化的毛病，忽 略了茅盾小说对人的社会性有更多样的——不仅仅是图解式的——呈现，那就应该把这 个复杂性读解出来。至于90年代文学的“私人性”问题，重要的不是写了身体，而是这 身体是不是写得好，有没有写出生活与人的丰富性。目前流行的“私人化”写作为什么 有问题?就是因为其实没有写出多样的“私”，没有写出真正的“个人”。 北京大学的钱理群认为，首先我们必须研究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而且我们的研究必 须从中国的真问题出发。80年代强调“纯文学”，我也是始作俑者之一，虽然文学从来 就没有“纯”过，但当时是为摆脱“”的束缚，而且当时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的概念也带有策略性。现在看来这些是有价值和意义的，起过积极作用，但也遮蔽了一 些文学与政治的实际关系，以及文学背后更深刻的原因。到了90年代，对问题越看越清 楚，就应该来揭示那些被“纯文学”观念遮蔽的东西，这不是赶时髦，而是我们必须面 对的现实。他认为，现实的问题不仅是“旧病没好，新病又来”，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们 今天拿什么来面对现实。他认为应该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拒绝记忆，社会主义、马克 思主义思潮的合理性长期被忽略，而存在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认真清理，对这份遗产缺乏 认真研究；另一种是把苏联社会主义整个搬过来。他说，必须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这 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贡献，也是最好的工作。 李陀认为，当前知识界的检讨表现出一种可贵的倾向，这也是希望的征兆。他说中国 知识界面对两个历史，而西方学者只有资本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有痛苦的教训，这是 不能抹掉的，但对它在这一百年来的合理性也应该进行反思，如果不合理，怎么那么多 知识分子为此前赴后继?所以对两个历史的清理和检讨都重要。关于文学的“反抗”与 政治的关系，李陀认为，拉美文学有强烈的政治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20世纪文学 的顶峰，过去我们对其中的复杂性注意不够，需要今后共同努力。罗岗在发言中强调， 我们过去谈“干预”，总是和国家和行政联系在一起，但忽略了这一切背后话语的介入 ，这是另外一种干预和控制的权力。 会上，围绕文学、人性、政治及其相互关系等话题，大家的看法也是多方面的。郜元 宝认为，搞文学的人不必非认清社会、人、价值体系、现实等问题以后，才能搞文学， 虽然文学有参与这些问题的功能。王鸿生认为，伦理问题是全球化中文学的关键问题， 对伦理的关切不一定给我们带来终极答案，但有没有这种关切就不一样。来自新疆石河 子大学的张吕在发言中，通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历史，阐释人性、个体与政 治和历史的多样关系，她认为真正的文学应该鼓励人面对现实的积极精神。苏州大学的 栾梅建则从古代文学与纸张发明的关系谈起，考察现代科技进步与文学演化的关系。他 认为，由于电子高科技时代的到来，图像的泛滥有可能使文学边缘化，但从另一方面看 ，文学也有可能渗透到更宽广的领域。复旦大学的张业松认为，当年周作人讲“闭门读 书”是担心新文学走向载道文学，但他没能力挽狂澜于既倒。20世纪文学家做的其实是 政治工作，因为他不能不做，今天则不同，今天综合国力增强，社会分工不至于混淆。 他据此认为，研究文学的人应该提倡“岗位意识”，这也是承担知识分子的职责。浙江 大学的盘剑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知识分子应该“迎上去”，进入大众文化市场，改变 或提高大众文化的品位。他说，30年代革命文学与商业合作进入市场，取得了成绩，如 果不真正研究中国的大众文化市场，其实批判、反抗都是无力的。苏州科技学院的徐麟 在发言中强调在大众文化包围中精英写作的意义，同时他认为，未来的精英写作应该不 是“代言”，而是指向个人化的表达。华东师范大学的毛尖则认为，面对如此多样的新 课题，现在需要更多实际的研究，并通过具体的工作来推进研究，而不是空泛地坐而论 道。 会议结束前，李陀、南帆、薛毅和王晓明分别就个人体会作小结发言。他们认为，这 是一次比较有学术质量的会，会议气氛好，大家既坦诚的交换了意见，又相互尊重，抱 着诚恳地交流与切磋的态度。虽然大家在以下这些问题上有分歧：如文学是纯粹审美的 ，还是一个与政治、社会相关的话语世界；如何认识新的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巨大作 用；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中的思想和文化意义；如何从历史的再 叙述中发现新的可能性，等等。但通过两天讨论，随着这些问题不断“浮出水面”，大 家的认识在原来的基础上都有所澄清、也有所推进。正是因为有这些澄清和推进，这次 会议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例如对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研究、对80年代文 学史的重新叙述、思想和文学研究的“伦理”维度、文学的政治性、如何发掘现代文学 的思想资源，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夜幕降临，这次学术研讨会在热烈而意犹 未尽的气氛中宣告结束。 文学与文化论文: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 近些年，在中国当代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中，继全球化之后，文化研究成了新的关注点，并因之引起了关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论争。本文希望通过文化研究中颇有代表性的萨义德(Edward w. Said,1935-2003)的后殖民主义批评中处理诗歌经典的例子，说明诗歌（文学）在文化研究中其复杂性与多义性被忽视的问题。我的目的，是通过这个典型的文化研究个案，提倡一种能够超越单一的身份政治研究的开放的文学研究立场。 一、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 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当代中国，对文学经典的关注，都是出现在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之中的一个焦点。依照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Janathan Culler)的描述，“文化研究是美国的人文学科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一项主要活动：一些文学教授已经从弥尔顿转向了麦当娜，从莎士比亚转向了肥皂剧，而把文学研究抛在一边。”1此种现象代表了文化研究相当重要的一面：从传统的文学经典研究转向大众文化研究。限于本文的主旨，我不拟对文化研究的这一层面进行评论。文化研究还有另外一种诉求：用新的理论重新评估与阐释旧的文学与文化现象。在这一层面，文化研究企图包含并覆盖文学研究，企图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出发重新审视文学经典。这种现象同样构成了文化研究相当重要的另一层面。从文化研究的这一层面，自然而然地引申出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并进一步引申出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的关系问题。卡勒曾经在其简明但仍不失学术性的著作《文学理论：简短的导论》一书中，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归结为“什么被称为文学经典”与“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两个问题。在“什么是文学经典”这一个问题中，存在着对文学经典来说可能是处于反向运动的两面：一方面，文化研究鼓励研究电影、电视及其他大众文化形式，而不是大力促进对世界文学中的经典作品进行研究，这难道不是在扼杀文学吗？肥皂剧是否已经替代了莎士比亚？如果是这样，文化研究是否应该受到谴责？另一方面，伴随着文化研究兴起的理论又给传统的文学经典增加了活力，开拓了更多的解读英美文学经典的方法，而且，文化研究的发展也一直与文学经典作品的扩大相伴。而在“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这个问题中，凸显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矛盾。在此，卡勒似乎是不无担忧地认为：“从长期统治着文学研究的原则——主要的兴趣是个别作品与众不同的复杂性——中逃离出来，文化研究易于成为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把作品视为某种别的东西的例证或表征，而不是内在于它们自身的东西，而且，文化研究也屈服于别的诱惑。”2亦即是说，文化研究热衷于在作品与反映对象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文化产品就是一种处于社会-政治结构之下的表征。”3卡勒将文化研究对文本的这种解释方法称为“表征性解释”(symptomatic interpretation)——与文学研究的“鉴赏性解释”(appreciative interpretation)相对应，并说：“如果文学研究被纳入文化研究名下，这种‘表征性解释’就可能成为规范，而文化对象的独特性就可能被忽视，与此同时，文学鼓励的阅读实践也会被忽视。”4卡勒围绕着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所提出的这两个问题，特别是文化研究对文本的“表征性解释”问题，确实是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论争中的关键问题，而且都与文学经典问题有关，前者关系到何谓文学经典，后者关系到对文学经典的阐释。于是，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文学经典成了关注的焦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在某种意义也就转变成了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这同样也可被视为当代中国关于文学经典的论争出现的背景。 在美国的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称得上是独树一帜的“浪漫主义骑士”，在文化研究正在全面质疑与摧毁传统的文学经典的时候，他起而维护“审美自律性”概念，维护传统经典的权威，反对大众文化，反对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对传统文学经典的颠覆。他将女性主义、非洲中心论、马克思主义、受福柯启发的新历史主义或解构主义都称为“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5在布鲁姆看来，“憎恨学派的基本原则可以一语道破：所谓的审美价值也出自阶级斗争。”6于是，身份政治成了他们评价并摧毁传统文学经典的基本原则。“现今世界上的大学里文学教学已被政治化了：我们不再有大学，只有政治正确的庙堂。文学批评如今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这是一种由伪马克思主义、伪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法国/海德格尔式的时髦东西所组成的奇观。”7对此，布鲁姆深感悲哀：“诗歌、戏剧、故事和小说的教学正在被各种社会和政治讨伐的摇旗呐喊所取代。”8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布鲁姆反抗的正是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所采取的政治化的“表征性解释”，而对“鉴赏性解释”的缺失深感悲哀与无奈。他所维护的，是经典作品与众不同的原创性与复杂性。在布鲁姆看来，出于明显的社会和政治目的对文学经典的政治化阐释，不能揭示文学经典的原创性与复杂性，是对文学经典的亵渎与损害。 在我看来，像布鲁姆这样全然否定大众文化的价值与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可能有的赋意作用，在今日显然显得太具有曲高和寡的精英色彩，并难免显得偏狭。然而，他所提出的文化批评的政治化阐释对文学经典的原创性、复杂性的忽视，确实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一个问题。对此，我想通过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一个个案加以阐释。 二、一个个案：萨义德的身份政治与叶芝的诗 后殖民主义称得上是布鲁姆所谓的“憎恨学派”的典型。简约地讲，女权主义憎恨男性，而后殖民主义憎恨白人的欧洲和美国。对文学研究而言，后殖民主义就是一种典型的对文学作品进行政治化的“表征性解释”的文化批评。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对大量诗歌文本的分析就是明显的例证。对萨义德而言，还有另外一个相对完整也更好地表现出对文学进行“表征性解释”的例子。这个例子涉及爱尔兰诗人叶芝，出现在《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一书中。叶芝（W.B.Yeats,1865-1939），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诗人之一，其作品毫无疑问地是英语诗歌经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的“抵抗与敌对”一章中，萨义德专门用一节的完整篇幅讨论了“叶芝与反殖民主义”。使我惊讶的，不是从“反殖民主义”这个角度来解释叶芝的诗，而是萨义德对叶芝及其作品作支配性的身份政治解释中，体现出来的对叶芝的诗及其个人的整体评价与社会身份的期待和指责。 萨义德在讨论叶芝的这一部分文字中，首先为叶芝的文学确立一种与通常观点相左的非欧洲传统的坐标。他认为叶芝现在几乎被归类于现代英语文学和欧洲主流现代主义话语中。萨义德笔锋一转，说：“我认为，尽管叶芝明显地存在于爱尔兰，存在于英国文化与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中，他的确还代表着另一个引人入胜的方面：他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伟大的民族诗人。他在反帝抵抗运动期间阐述了遭受海外统治的人民的经历、愿望和恢复历史的瞻望。”这样一来，叶芝存在于英国文化与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中，似乎只是一种浅显的表象，而其深层的意义却在于他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诗人”，“从这一角度来看，叶芝属于通常被认为不是他所属的那个传统，属于反对欧洲帝国主义高潮中的殖民地世界的传统。”9在这个意义上，萨义德甚至将爱尔兰与印度、北非、加勒比、中南美洲、中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归入同一个群体，从而自然而然地将叶芝的文学归入“反帝抵抗运动的文学”，他甚至援引智利诗人聂鲁达的态度将叶芝视为“爱尔兰抗拒暴政斗争的民族诗人”。萨义德将叶芝视为致力于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复兴的诗人，并认为这样的民族主义复兴的显著特点是：“明确地认为欧洲即西方文化是帝国主义”。从论述的开始，萨义德就以一种典型的文化地理学的划分方式，从具有明显的二元对立特征的身份政治层面将叶芝从通常所属的英语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文学传统中分离出来，归入另一个与西方文化相对立的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文化传统。然而，只要完整地阅读过叶芝的诗的人，谁都不能否认，在叶芝的诗中体现出了对暴力的怀疑，并进而是对人类文明的失望态度，特别是在后期的诗作中。这无疑是与萨义德的上述判断相左的。为了解决这一困境，萨义德在认同叶芝的诗前后分期的前提下，对叶芝后期的诗歌写作给予了非议。萨义德将叶芝诗的前后分期的界线定在20世纪20年代。他说：“叶芝在20世纪20年代滑入了前后不一致、神秘主义、排斥政治和对法西斯主义(或是意大利或南美的集权主义)傲慢的、也许是迷人的赞美。从这个观点看，叶芝是不可原谅的，不能轻易地被诡辩为消极的乌托邦模式，因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评价和批评叶芝那些错误的态度而依然将他看作非殖民地化的一位诗人。”10依照对叶芝诗歌写作这一整体评价，萨义德将叶芝诗歌写作的顶锋定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的一段时期，并将其中体现的“英国-爱尔兰冲突”作为“20世纪解放战争的典型”来加以看待，他认为叶芝“最伟大的非殖民地化作品是关于暴力的诞生或者通过暴力诞生而改变的”11。为此，萨义德提到了《丽达与天鹅》(Leda and the Swan,)、《塔》(The Tower)(1928)两首诗。《丽达与天鹅》一诗的主题被解释为对“殖民者”的塑造，这种塑造是关于暴力(姑娘被强奸)和“知识和力量”的获得的，他说：“叶芝把自己放在这样的岔路口：为了变革使用暴力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暴力的结果却要求必要的、如果不永远是足够的理性”。以《塔》为顶锋的他的诗歌中，最伟大主题是“怎样调和殖民主义冲突中不可避免的暴力与不断的民族斗争的政治，怎样使冲突的各方力量与理性、说服、组织的话语以及诗歌的要求一致起来。”于是，叶芝被阐释成了阿尔及利亚的法农(Fanon,1925-1963)一样的思想家、革命者，他说，“叶芝有预见地认为，在某些时刻，仅有暴力是不够的。因此，政治的策略和理性必须起作用。”12与叶芝前期这种“正确的”政治倾向不同，萨义德将叶芝后期诗歌错误的政治倾向称为“反动政治倾向”，并认为这种倾向“扭曲甚至掩盖了他诗歌中对解放者和乌托邦革命的刻画”13。这种反动政治倾向在诗歌中的表现，用萨义德不多但又很概括性的话讲，就是“他在《视线》和后来的半宗教诗歌里创造出古怪、美学化了的历史，把这种矛盾(指爱尔兰民族主义与英国文化遗产之间的重叠造成的矛盾，引者案)上升到超世俗的水平，好像爱尔兰最好在超乎地面之上的高度被对待。”14萨义德评论叶芝的非殖民地化诗歌的这一段文字的最后的结论，也很有意思，他说：“固然，他没有进一步设想完整的政治解放。但是，他对文化的非殖民地化做出了重大的具有国际意义的贡献。”15 原谅我用如此多的篇幅征引、述说萨义德对叶芝的评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颇有代表性的文化研究学者处理诗歌文本的个案。在这里，诗人的艺术身份不是评论者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评论者考虑的是叶芝作为思想家和革命者的政治身份，甚至因此非议叶芝“没有进一步设想完整的政治解放”的可能。 在《文化与帝国主义》即将出版之时，萨义德在一次访谈中说：“一边是我的文学和文化的事物，另一边是我的政治工作，而我总是尝试在两者之间平衡。还有就是巴勒斯坦社群。我的意思是说，我有很大程度是对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写作。”16富有戏剧性的是，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萨义德还说：“大多数人从文学或知识的议论一跃而到政治的说法，事实上是不可以这么做的。”17在我看来，就萨义德对叶芝的诗的评论而言，他自己何尝真正地做到了“文学和文化的事物”与“政治工作”的平衡？相反，他自己就是他所批判的“大多数人”中的一员，就是“从文学或知识的议论一跃到政治的说法”的。甚至可以说，他在挟持文学以达到政治批评的目的。在这里，叶芝是一个被挟持者，他被挟持着远离了他的欧洲和西方文化传统，而成了亚非反殖民化成员中的一员。只要对叶芝的生平有所了解，并对叶芝的诗有所了解的人，可能都有理由怀疑萨义德这一明显偏颇的提法。从1887年就随家迁居伦敦的叶芝，其文学创作深受英语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和现代主义传统的影响。在叶芝的诗中，确实体现出爱尔兰与英国的政治与宗教冲突，但这种冲突远非可以上升到爱尔兰与整个英国文化乃至欧洲文化相对抗的高度，至于“明确地认为欧洲即西方文化是帝国主义”的论点，更多地是出于萨义德的杜撰，而非叶芝诗歌写作的实际。无论是从叶芝的作品和个人经历中，想为这一点找到佐证都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在诗中寻求非暴力、非政治的文化解决的途径，不仅仅存在于萨义德所谓的20世纪20年代的叶芝的诗中，同样也存在于此前的诗歌写作中，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叶芝与他终生所爱的爱尔兰演员茅德•冈的一个政治分歧。就这个意义而言，神秘主义的、非政治的叶芝的诗歌作品，正是叶芝作为一个诗人在作品中处理现实政治的一种深邃的艺术方式，而不是对非殖民化的逃避。在诗中，如果叶芝不是将爱尔兰超越到萨义德所讽刺的“超乎于地面高度之上”的高度来对待，我相信，诗的高度则要大大地降低。 注意到叶芝的爱尔兰民族诗人身分是无可厚非的，确实，这不能不被视为是这个伟大诗人的诗歌作品的魅力的深层源泉。但是，以这种身份作为解读他的诗（准确地讲，只是诗人）的唯一正当的入口，并甚至对之非议，认为他没有进一步为民族解放提供一个良方，则不能不说是对诗的非法干预了。如果诗仅仅是一种社会干预，那么，它的力量可能还不如一篇政治论文来得强烈，诗本身就没有意义。诗的意义在于它是鉴赏性的，或者说，鉴赏性是诗的意义的起点。让我们来看一下《丽达与天鹅》这首诗，看看萨义德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对这首诗作了怎样的阅读。全诗如下： 丽达与天鹅 猝然猛袭：硕大的翅膀拍击 那摇摇晃晃的姑娘，黑色的蹼爱抚 她的大腿，他的嘴咬住她的脖子， 他把她无力的胸脯紧贴他的胸脯。 她受惊的、意念模糊的手指又怎能 从她松开的大腿中推开毛茸茸的光荣？ 躺在洁白的灯心草丛，她的身体怎能 不感觉卧倒处那奇特的心的跳动？ 腰肢猛一颤动，于是那里就产生 残破的墙垣、燃烧的屋顶和塔颠， 阿伽门农死去。 因为这样被征服， 这样被天空中野性的血液所欺凌， 在那一意孤行的嘴放她下来之前， 她是否用他的力量骗得了她的知识？ 这是典型的叶芝式的神秘主义诗歌文本。20按照叶芝的神秘主义体系，历史的第一循环为两千年，每一循环都由一个姑娘和一只鸟的结合开始，从公元起这两千年是由玛丽和白鸽(即圣灵受孕说)引出的。而根据希腊的神话传说，众神之王宙斯变形为天鹅，使丽达受孕产了两个蛋，蛋中出现的是海伦和克莱提斯纳斯，前者与特洛伊王子的私奔引起了特洛伊战争，后者与奸夫一起谋杀了从特洛伊战争中得胜后返回家乡的阿伽门农。无可置辩，这首诗确实与暴力有关，就字面意义而言，第一节写的是天鹅(宙斯的化身)对丽达的猝然袭击，这可理解为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萨义德似乎是从法律的意义上将之定义为强奸，有过度诠释之嫌)，而第三节则叙述了上述这种暴力所产生的另外一种与战争(残破的墙垣、燃烧的屋顶和塔颠)、谋杀(阿伽门农之死)相关的人世间的暴力。全面地阐释这首诗复杂的意义，并非我的主旨，这里我只想指明：如果说，《丽达与天鹅》一诗表现了暴力，那也只是暴力的寓言，其意义不能被阐释为是关于殖民者的暴力的。像萨义德这样武断地认为这是一首关于殖民者的暴力的诗，只有像萨义德那样站在阿拉伯世界的立场，把宙斯所代表的整个西方文明视为与非西方文明相对立的殖民者才有可能。这样，在叶芝那儿，天鹅(宙斯)就成了英国(进而是整个西方文明)殖民者的化身，丽达就成了爱尔兰(进而是被殖民者)的化身。这是典型的文化批评对诗的政治性利用，而诗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与多义性被遮蔽了。这样的文化批评也使叶芝的这首诗仅仅成了可供利用的一份反殖民主义的政治纲领。 同样，《塔》也不是叶芝的政治演讲，其意义不能仅仅从政治的层面上加以理解。如果叶芝仅仅是一个政治诗人，一个萨义德所谓可以与法农相提并论的革命者、思想家，那么，叶芝可就就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作品可能就不会是文学经典。一个伟大的民族诗人之所以伟大，不仅仅在于他抒写了民族的传统与苦难，就某种意义而言，他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他将这种苦难作为人类的苦难来认识，这决定了诗人的全人类性，离开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叶芝诗中体现出的对现代社会与文明的困惑与批判。这种批判不仅仅是从萨义德所谓的殖民地生活经验出发的，而是从整个欧洲现代文明的生活经验出发的。就这个意义而言，叶芝在诗中所体现出的萨义德所谓的在“非政治的层面上”消除“政治与世俗的紧张关系的压力”21，不是一种反动政治，而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必然达到的超乎政治的一面所带来的像萨义德这样的文化批评者无法揭示的深刻。 萨义德对叶芝的诗歌艺术避而不谈，这样，他自然也有意地避免了对叶芝诗歌的“象征主义”特点的评价。萨义德只是略带贬义地谈及叶芝诗中的“神秘主义”，其实，就一般的阅读经验而言，这种“神秘主义”与爱尔兰的神话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亦即是说，这种神秘主义是叶芝的诗的民族性的一种渊源，这种渊源使叶芝成为欧洲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的后期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的同时，又与自己的民族传统深相联结。众所周知，象征主义致力于营造一个富于暗示性的艺术世界，意象与意指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简单关系，而是复杂多义的。而萨义德的分析对叶芝诗歌的这种特点避而不谈，在其作品和意义之间进行了直接的单一阐释，这种阐释是政治性的，取消了文学现象的复杂性。这样的文化批评，确实应该重新审视布鲁姆的如下论断：“这样一来就把审美降为意识形态，或顶多视其为形而上学。一首诗不能仅仅被读为‘一首诗’，因为它主要是一个社会文献，或者(不多见但有可能)是为了克服哲学的影响。我与这一态度不同，力主一种顽强的抵抗，其惟一目的是尽可能保存诗的完整和纯粹。”22如果将“诗的完整和纯粹”置换成“诗的复杂性和多义性”，我就能够完全地认同布鲁姆的这一主张。准确地讲，萨义德所看到的叶芝，只是从身份政治的角度所看到的一个侧面的叶芝，而作为诗人的叶芝远比这要复杂与多义，亦即是说，如果从一个完整的叶芝的角度反观萨义德的阐释，我们不得不承认，萨义德的阐释是肢体不全的。 三、走向开放的文学研究 保尔•德曼在写于1966年的关于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的博士论文中这样写道： 一旦遭遇他的时代，作家有理由质问，他是否应该把自己的精力首先投入他的时代而非他自己的作品？政治行动是否必须优先于诗意沉思？在我们那个时代，这个问题变成了“文学对时代的参予”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一个实际上关系到戏剧性的宣传工具而不是（如萨特《什么是文学》中所主张的）小说的问题，因为小说本身就是令人迷惑的和模棱两可的。对于这个问题，马拉美作出了非同寻常的、严肃的抉择。他思想上的成熟有利于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而这就使他免于犯下我们同时代的其他很多人的所犯的同样的错误，即在那个政治化的几十年里，人们求助于社会现实中的集体化和历史性的方面，以逃避个体自身思想意识中的许多问题。（……）马拉美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是不妥协的、令人尊敬的：即以纯内在性的姿态面对时代，且并非出于对历史的冷漠，而是出于对清晰的自我洞察的迫切要求……23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像叶芝这样的诗人的立场理解成与保尔•德曼所描述的马拉美的诗歌立场相通的一种立场，他生活在一个“政治化”的“人们求助于社会现实中的集体化和历史性的方面，以逃避个体自身思想意识中的许多问题”的时代，却以一种“内在性的姿态”面对时代（注意，这里我将叶芝的姿态描述成“内在性的”，而不是“纯内在性”的，与马拉美可能有量的程度上的分别）。或许，我们可以说，一个诗人应有的立场是在“文学场”独立和自主的前提下，作为社会“最自主的动因”（而不是“转变为政客的文化生产者”），“用建立在场的自主和与此相联系的所有价值即伦理的纯洁、特殊才能等等基础上的权威”来“干预政治场”，而不是以牺牲个体思想意识的自由为代价直接参加到政治场中去。24在我看来，这是理解作为诗人的叶芝及其作品的基础。而萨义德对叶芝的政治化解释，其前提即是否认这种文学场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的，他将叶芝的“文化生产”直接地转义为政客的政治行为，将诗直接转义为拯救社会(爱尔兰)的政治纲领。 从萨义德对叶芝的这一政治化解释中，我们无疑可以发现处于当代的文学研究(文学经典)和文化研究的关系论争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正像《文化研究导论》(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的著者所言：“权力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关键概念。导源于‘文化政治学’观念的文化阐释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政治的，结果，权力无处不在。例如，在本书中，它被用来理解阶级、种族、性别和代际关系；它被用来阐释身体与对人和地点的表征；它被用来澄清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25因此，我想，下述这样的观点不是出于我个人的曲解，而是文化研究的一种基本事实：众多的文学文本进入了文化研究者的视野，但它们都是作为例证出现的，文化研究者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文本所“给予”的阶级、性别和种族的种种意识形态内涵。正像我在本文第一部分所引述的卡勒的描述，文化研究热衷于在作品与反映对象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而文学研究关注的要点却是每一部作品与众不同的错综性。这样，很容易变成卡勒所谓的“非量化的社会学”的文化研究，“把作品视为某种别的东西的例证或表征，而不是内在于它们自身的东西”，就恰恰成了文化研究在面对文学经典时的“软胁”。这甚至在一特定的层次上构成了作为“表征性解释”的文化研究与作为“鉴赏性解释”的文学研究的对立与不相容。 对文学作品进行身份政治分析，过于关注作品的政治内容、作品诞生的历史语境，有导致遮蔽作品多元的、复杂的内涵的可能性。萨义德对叶芝的诗进行政治分析的用意，就本身而论，不能说是错误的，应被视为文学分析的应有之义，其之所以使人觉得有不妥之处，在于他过于片面、极端地阐释了叶芝的诗，对叶芝的诗的多义性和复杂性构成了遮蔽。同样，在女权主义的文学分析中，占主导地位的身份政治既有遮蔽了一个女性诗人那种政治色彩不强的诗的可能，也有全面否定与遮蔽历史上男性作家的不实倾向。这里有一个真实、有趣，同样也意味深长的事例。一个留学国外的中国男性，在一次于国内举办的会议上，申明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咄咄逼人地问一个国内的学者，在他编写的一本关于外国文学经典的选本中，有几个女性作家。这个学者先是“失语”，我想他可能是心里在想：“糟了，这下我可能是错了。”在再一次的质问声中，这个学者终于有些胆怯地小声回答只有一个女性作家。这时，这个女权主义者马上就下这样的断语：“那你的文学经典还是男权的打老婆的经典。”于是，与会的诸多学者响起了掌声。这是典型的在政治正确、社会正义的名义下对文学所下的简单宣判。这个事例本身可以成为文化研究的个案。在这个个案中，“选本”应该具有的某种个性被忽略了。也就是说，在一个个人编造的文学作品选本中，编选者是否有这样的一种个性，这种个性使他在无意识中拒绝了几乎所有的女性作家？此外，在这个个案中，批评者甚至没有见到这个选本本身，就敢于给整个选本下这样的断语。也就是说，这个选本本身可能具有的复杂性在这儿是不被重视的。这个个案饶有兴味的，是那些掌声。这是不是说，这种过于简单的从国外直接贩卖过来的身份政治的逻辑，确实能够起到哗从取宠的功效，以至于使许多学者趋之若鹜？ 在文化研究占着相当重要地位的今天，对文学作品进行身份政治的分析似乎是不容置疑的前提。就此而言，我们似乎回到了一个空前政治化的时代。文化研究一直在以跨学科的名义从事各种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研究工作，并给人以能够包容这些领域的研究的假象。然而，以跨学科之名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往往是从文学研究者变化而成)极易成为布鲁姆所讽刺的“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26从上述萨义德的这个在文化研究中颇有代表性的例子中，我们不难发现，文化研究想能够令人信服地包容文学研究，对其自身而言，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棘手之处，就在于文化研究极易为“文化政治学”的批评所左右，而不能(也不愿)充分地考虑文学可能具有的多义性与复杂性。早在1986年，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就已经意识到文化研究学术上企图“编集成典”(codification)的危险，他认为“文化研究的力量存在于它的开放性和因之而来的变形和成长的能力”。他主张让文化研究“反映它所研究的对象——文化——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品质”。27上述萨义德的文化批评充分表明，对诗歌经典的研究而言，文化研究远非揭示出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品质”，相反，是过于单一地从政治的角度过度诠释了诗歌。《文化研究导论》的著者曾经这样倡导：“把文化研究视为一个活动的领域，它源自从相互作用和合作到产生新的和富有挑战性的观点和主题的进展。文化研究不是学科之海中的一座小岛，而是一股水流，它冲刷着其他学科的海岸，藉此产生新的变化着的组合。”28这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建议。如果我们的文化研究者在文化研究学术经典化的意愿中产生一种幻觉，认为文化研究不是这样意图冲刷其他学科海岸的一股水流，就是囊括一切的海洋本身，那么，这种幻觉将会给文化研究自身带来难以解决的问题。换言之，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文化研究的学者不应促进其学术研究的经典化，并以之排斥和贬低文学研究，相反，应在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局限的前提下保持其开放性，并能够承认和尽可能地修正自己的局限。 因此，在我看来，解决文学研究的问题，为了超越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有提倡一种新的开放的文学研究立场的必要。这种立场并非要刻意强调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对立，而是希望在卡勒所说的“鉴赏性解释”与“表征性解释”、萨义德所说的“文学的事物”和“政治的事物”之间寻求某种平衡。文学研究者不一定非得在上述二者之间取其一，而是考虑两者兼顾。当然，这种兼顾在我看来仍然还得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在今日的语境中重审并强调文学的独特性。就此而论，布鲁姆的一些论断在我看来是如此高明，能够击中文化研究在摧毁文学经典时所遇到的要害问题。布鲁姆说： 经典的破解者和传统主义者都认为这种最高权威(指美学最高权威，引者案)只能在莎士比亚作品中找到。莎士比亚就是世俗经典，或者说是俗世的圣经，考察前人或后辈是否属于经典作家都须以他为准。这是憎恨学派成员遭遇的一个难题：他们要么否认莎氏的超凡品质(这是痛苦而费劲的事)；要么必须表明历史和阶级斗争为何并如何产生出莎剧的这些特质，因为这些特质赋予他在西方经典中的核心地位。 我确信莎士比亚的卓越会是憎恨学派最终无法逾越的巨石。他们怎能两者兼顾呢？如果莎氏成为经典的核心实属偶然，那么他们应该表明为什么主导社会阶级选择莎氏而不是本•琼生作为那样一个随意的角色。 布鲁姆所谓的莎士比亚的卓越其实即是指经典的独创性，这种独创性内在地包含着自身的复杂性与多义性。文化研究在面对文学经典时的问题，正在于无限期地搁置起了对这种独创性的体认与理解。而开放的文学研究则主张，在体认和理解文学(经典)的独特性、复杂性和多义性的基础上，关注文学在文化整体中的地位及其关系。早在写于1924年的《文学作品的内容、材料与形式问题》一文中，巴赫金曾经指出，“如果不能系统地理解审美，既不理解它与认识和伦理的不同，又不理解在文化整体中它们的联系，那么，甚至连从大量其他语言作品中区分出诗学研究的对象，即用话语表现的艺术作品，都是不可能的。”30所以，他认为：“艺术的自主自立是以它同文化整体的关联，以它在整体中既特殊又必要，且又不可替代的地位为基础、为保证的。否则的话，这种独立性就纯然成了随心所欲；另一方面，又会给艺术强加上与它的纯事实性格格不入的目的和使命，因为艺术对此无以抗衡，单纯的事实只能任人利用；事实和单纯事实性的特征，是不会有发言权的。……要克服艺术研究领域中方法论上纷呈的歧说，不能走创造新方法的路子，即再加一种独特的利用艺术事实性的方法，参与到多种方法的共同斗争中去，而应该在人类文化的整体中通过系统哲学来论证艺术事实及艺术的特殊性。” 31文化研究据说在很大程度上也受惠于巴赫金，确实有重新审视巴赫金的这些论断的必要性。我相信，这种审视将有益于使我们的文化研究学者在避免成为“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或许还应加上“不合格的文学评论家”)时获益良多。 文学与文化论文: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多元文化语境对比研究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触碰交流始于公元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国家物质实体呈现裂变、社会群体思潮渐兴鼎革的特殊阶段背景之下，而伴随着中国国家物质基体的制度化转变以及华人群体的迁徙性全球蔓延，作为文化传染重要组件的华文文学也开始突破空间地域的局限而衍化滋生为世界性的文学群落。在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清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群体的文本译介、民初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表体形式适应性改良与价值内涵探索性交糅以及当代华人文学世界的新兴创作群体开始立足差异化意识理念与同一化普世价值在文学载体上的融合实现的三大阶段的演变进程中，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表体形式层面的各自异同以及内涵诉求位阶的彼此交融的态势环节，则是切实针对地进行这一二元文化系统的剖解析释的肯綮。 笔者在下文中，将以近现代英美文学与现当代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系统中的表体形式特征展现下的骨架构筑、情节铺陈、意象创设以及内涵本质诉求位阶的意识传播、理念折射、价值宣扬等框架类别下的比对参照、挖掘探究作为学理解析的基点导向与途径方式，从而进一步释放散发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人文价值层面的交互糅合之芒。 一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文化语境的整体概述 1 英美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基体架构 英美近现代文学的人文内核是在基于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的基础殖体上的升华拓展，不仅完整地承袭了之前欧洲文学中的自然主义所倡导追求的社会群体在渐进发展的物质社会下的自我价值凸显、自我精神救赎、自我警醒变革，而且也在此基础上适时结合工业文明的阶段现状，逐步上升为个人主体自我创造与社会系统协同变革的理念导向与价值诉求，突出表现就是光怪陆离的文学流派下的文学载体的表体的语言语法的再创式运用、手法技巧的多元化展示以及内在的内涵诉求的另类性表达、普世理念的同一化宣扬。 由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单元的基体架构并未根本动摇散释，所以其流派风格所对应的文学载体的文化语境也明显划分为两大导向下的模式结构，即一方面是在现实主义基本框架下的集中性、理性式、群体化的语境表达，诸如英国的狄更斯、哈代、萧伯纳、毛姆以及美国的马克·吐温、欧·亨利、杰克·伦敦等等；而另一方面则是基于现代主义中的脱胎于浪漫主义的象征主义、意识流等文学理念下的个体化、纯粹性、意象式的语境体现，诸如英国的王尔德、伍尔芙、劳伦斯以及美国的狄金森、庞德、福克纳等等。 2 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属性特征 华文文学与英美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意义上的基体碰撞，则是在中国国家物质实体呈现裂变、社会群体思潮渐兴鼎革的特殊阶段背景之下产生的一种被动困境下的主动接纳的文化现象。而胡适、鲁迅、沈尹默、钱玄同等以中国文学现代化改革为诉求的先驱群体也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在中国传统文言文基础上结合进行英美文学进行白话文语言形式上的改良型试验以及渐进式探索，积极译介英美文学作品作为改革之刃，从表体形式到内涵诉求对既存的中国文学系统进行了全面切实的改进试行。 伴随着作为中国文学生息繁衍的精神殖体的儒家思维的渐次解体、白话文作为中国文学现代语言的普及适配以及英美文学在形式内容上与中国本土文学的渐染糅杂，中国文学乃至后来由外迁的华人群体所形成的海外华文文学所共同构建的华文文学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语境也终于破茧而出，那就是在传承改良中国传统儒学体系的社会群体化价值思维的概念框架下进行文学层面上的表体形式与内涵诉求混合交融的和而不同的整体态势化的推衍延伸，从而表达宣扬华人群体的修齐治平的慎己处世理念。这与英美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差异就在于其形式内容的单一原体性，而无论华文文学在具体细微的语言词组调度、语法语式变换、情节层次铺陈、思维模式绽露、价值理念宣扬等层面如何演化渐变，具备中国传统意象意境表体特征与内涵价值的以小我见大我、凭平和融激戾、谋不同求共存的淳厚绵长的语境气息都始终闪现，而且历久弥新，这也是华文文学的价值魅力之所在。 二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表体形式层面的彼此同一 英美近现代文学由于是在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的基础殖体上的升华拓展，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受其导向影响而倾于表象形式对于旧存文学的传承模拟。而且，由于欧洲文学中以古典基体为核心的文学要素普遍都具备显著鲜明的文学层面的价值营养，所以近现代的英美文学的作家群体也乐于从既有的文学传统基体中激发灵感来源、寻觅创作素材以及提炼辅助片段，从而进行文学创作表体形式的具体构筑、修饰改良、探析再造，进而营造所对应的文化语境。 而华文文学的作家群体也普遍秉持“借古喻今，托旧出新”的基本创作思维理念，注重从华文文学的中国文学母体中提炼汲取裨益营养，并结合现代中文以及英美语言的各自属性与彼此特征的契合点，从而创设内核中式、表象混合的专属于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所以，在这一对既有文学体系在表体形式传承改良的层面上，二者具备普遍的客观同一性。 以在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中都具有阶段影响力的象征主义诗歌为例，英国诗人艾略特的《荒原》中就引用、化用了相当一部分古希腊古罗马神话文学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以及掌故说理，从而作为诗歌实体铺展形式、丰实内容的辅佐。例如，《荒原》的题辞：“是的，我亲眼看见古米的西比尔吊在一个笼子里。当孩子们问她，‘西比尔，你想要什么？’她回答：‘我想死’”。在古希腊神话故事体系中，西比尔是被太阳神阿波罗爱恋并被施给预言神力的女祭司，但由于她沉浸于短暂的情欲放任于迷失之中，所以忘却向阿波罗讨要青春与健康，终被困于暗寂的魔瓶之中，永受不死肉体的物理摧残与渐灭灵魂的精神磨蚀。艾略特借助这一典故化的文学意象，揭示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社会系统物质实体的衰亡与社会群体精神内核的幻灭，进而也将知识分子群体所独有的个人主义式的厌世迷惘、困惑彷徨的普罗米修斯之悲在文化语境上表露无遗。 而在同一时期的中国文学体系内的诗人群体也纷纷使用了类似的表现手法来进行传承革新。例如，戴望舒在国内国民革命失败无果后的“寡民忧结”的《雨巷》，以及卞之琳在江南情结浸染下的“化古融欧”的《白螺壳》等代表性作品，都是在继承中国古典文学内涵理念的前提基础上，结合其所接触理解的英美文学的形式内容的契合点，从而进行的现代中文的语言词组重构、句式句法再创以及意象意境新辟。例如，戴望舒《雨巷》中的“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的主体意象就精妙无迹地化用了南唐后主李 的《摊破浣溪沙》中的“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从而抒发了迷惘无计、欲行无路的以家国复兴为己任的文人情怀；而卞之琳《白螺壳》中的“小楼”、“石阶”、“小碧梧”则是创造性地将古诗古词的典范意象与现代中文下的英美化的语法句式衔接交互，从而营造了“微愁不弃、玲珑柔婉”的独具魅力的艺术化的感染氛围。而表体形式的渐变改观并未从根本上削减中国式的文化语境的延续衍化，“承古革新，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学乃至华文文学的永恒无改的基本创作理念与核心价值导向，而具体直观地表现在文学载体的形式层面就是“中学为主，次糅英美”。 三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内涵诉求位阶的交互糅合 伴随着世界经济物质基体的膨胀性扩充以及全球社会群体意识的普世化延伸，现当代文学系统的发展拓延也呈现出新阶段下的新趋势。英美文学凭借英语语言作为世界性语言交流通用工具的先天优势而呈现强烈的类“扩散侵入式”传染，并基本上占据了人文主义文学体系的全球性的主体地位。而华文文学则在华人群体的全球性迁徙、繁衍的态势背景下逐步融入当地区域的文化系统之内，并渐次衍生构筑了独具特色的海外华文文学体系，从而与英美文学形成分庭抗礼之势。而这一阶段时期的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具体细致的表体形式层面的意象创设、语言驾驭、句式运用已经渐次模糊，而是更多地倾向于差异化意识理念与同一化普世价值在文学载体上的融合实现，这一现象在以中国大陆为主体的大中华文学地区已经渐次显现。而在海外华文文学世界中，由于长期渐进的文化磨合，所以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理论探索支撑与实践验证指引，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的内涵诉求层面上的本土化融合交互就更为突出明显。而在对于华文文学精神核心的中国文化价值理念的实效态度上，无论是大中华地区抑或海外华人地区，上传承改良、取精去糟则依旧是基本固定的导向之一。 英美文学的精神基体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所倡导追求的是个人主义下的积极寻求抗争、平等追逐自由、公平参与竞争、实现博爱共存，由于这一具备传承性的精神财富也始终作为英美文学生息繁衍的主动脉而跃动出鲜活张扬、普世大同的人文气息，从而就使得直观有效地“拿来”作为进行社会群体精神革命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武器的实效性得以获得不同意识形态下的社会群体的普遍认同，这一元素在文学概念中也极为契合。而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国家实体也在真正意义上开始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前进探索，现当代英美文学的人文主义内涵诉求又再次契合了彼时中国文学形式内核亟需调节改良的文化基因的革命化属性，加之海外华人作家群体积极地进行华文文学在本土化文化语境下价值诉求层面的中国式理念的表达宣扬，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内涵诉求位阶层面的交互糅合也渐趋加速。 而在英美当代的文学创作中，以商业化包装作为文学载体外表，进而表达自由平等诉求、宣扬共存协作、追求世界大同等普世价值的史诗幻想文学开始大行其道，这一借助传承改良表现形式进行文学载体的内涵价值更新，从而表达阶段时期内社会群体的精神诉求也无疑为当代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创作鼎革开辟了全新多元的理论模式与实践方向。而同一时期的华文文学系统内的作家群体也开始更为集中式、理性化地解析探究中国主体式的思维理念与行为模式在英美国家的社会系统内的适配交融，通过一系列民族反思文学、乡愁文学、移民文学以及本土化文学的实践谈说，尝试将多元语境下的文学层面的内涵诉求理论转化为可供实践操作的实效性的社会处世理念与行为准则，进而完成华文文学与英美文学在精神内涵价值理念上的交互糅合。 四 结语 在当代全球文化群落交流日趋深层差异化、人文价值撞击度更为普遍剧烈性的阶段背景下，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多元繁复的文化语境系统单元中所呈现的潜在效用价值的视域也有待进一步纵深拓展。秉持和而不同的基本理念导向，侧重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多元文化语境架构下的表体特征与内涵诉求的交互糅合、佐辅扬升，从而凭倚双元桑海之长风，乃辟挂帆漫航之青天大道。 文学与文化论文:试论校园文学活动与校园文化的关系 论文关键词:高职院校 文学活动 校园文化 导向 传播 论文摘要:高职校园文化不但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创新基地,而且还具有强大的育人作用;同时,先进的校园文化又是高校的灵魂、师生凝聚力的源泉和提高提高校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活跃于校园中各种文学活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来阐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随着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校园文化建设越来越显现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这对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高职校园文化不但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创新基地,而且还具有强大的育人作用;同时,先进的校园文化又是高校的灵魂、师生凝聚力的源泉和提高提高校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活跃于校园中的各种文学活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相互影响成为高职校园的常青藤。 一、高职校园文化的涵义 校园文化指的是全校师生员工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培育形成并共同遵循的最高目标、价值标准、基本信念和行为规范。它是学校所具有的特定的精神环境和文化气氛。既包括校园建筑设计、校园景观、绿化美化这种物化形态的内容,也包括学校的传统、校风、教风、学风、人际关系、集体舆论、心理氛围以及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和学校成员在共同活动交往中形成的非明文规范的行为准则。高职校园文化应该是以人为本为核心价值,全体师生为主体,以创造浓厚的学术氛围、人文氛围为基础,以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人文素质、身心素质、专业技能素质为目标,以环境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网络育人,形成催人奋进的学校精神,促进学校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和谐校园文化。 二、高职院校开展校园文学活动势在必行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生产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加,要求生产者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职业能力上不再单纯针对职业岗位,而扩展到增强岗位变化和职业转变的适应性,因此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是一种受用终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思想道德基础的培养,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理解力、归纳力、创造力,使他们在不可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承担起将科研型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变的重任。据了解,当前的高职院校,大多是从原来的中专升格来的,学校教育跟着市场走,许多学校为了迎合学生,也为了尽快把学生推向社会,以创造更大的效益,干脆就把文化课全砍掉,只开设专业课。表面看起来学生开心,因为他们本来文化基础就差,自然不愿学。老师教学效率高,两年学完三年的课程。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学生专业知识比较丰富,但人文知识比较匮乏。调查中显示,重专业、轻人文,重专业知识积累、轻综合素质提高等倾向在学生中比较明显。经过学习和实践,学生具备了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较高的实践技能。相比之下,学生的人文知识普遍较差。我真替学生担心,在市场经济下,找工作如此难,一旦他们专业不对口,他们还能做什么？面对高职学生人文素质严重缺乏的现状,开展校园文学活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借助校园文学活动这个平台来弥补学生人文素养的缺失。 三、校园文学活动形式 1、文学创作。大学里很多社团都被认为是少数人的舞台,只有文学社团是不拘一格的,他面向全体学生。社团内的成员可以进行定期的定向的文学创作,社团外的学生也可以自由地向校报、校刊、广播站投稿,甚至是为班级、学校的宣传栏投稿,可以是瞬间所见、所闻、所想,也可以是从报刊杂志上的摘抄,通过这样的活动来提高学生人文素养。 2、演讲和辩论赛活动。可以是命题演讲和辩论,也可以是自选题演讲和辩论。不论哪一种形式,都能使一部分学生在一定时间抽出时间来探讨相关话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更多的人。 3、猜谜和文学讲座。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学生进行猜谜或文学讲座,可以分系进行,形势非常灵活,受益于全体学生。这对培养学生理解传统文化是大有裨益的,不至于走出校门说“鲁迅是外国人”之类的笑话。 四、校园文学活动是传播校园文化的有效途径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生产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加,要求生产者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职业能力上不再单纯针对职业岗位,而扩展到增强岗位变化和职业转变的适应性,因此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是一种受用终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思想道德基础的培养,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理解力、归纳力、创造力,使他们在不可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承担起将科研型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变的重任。 我们知道,校园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对于高职学生而言,学校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法律法规及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教育等等,对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这些教育历来都是“外施性”的,其效果素来不尽如人意。然而,通过丰富多样的校园文学活动,却能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已经证明文学是人类最历史而又最现实的自觉兴奋点,文学给人的熏陶、对人的影响力历来是其他学问难以替代的。例如,借助文学社团的校刊,让学生在班上互相传阅,因为是同学们的作品,学生很乐意读,读得多了,茶余饭后相互交流,自然心领神会。还有广播站播出的稿件,宣传栏撰写的文字或粘贴的图片,既是校园文化中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的体现,又是精神文化所在。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理解并接受了校园文化。 作为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面的考虑、长远的规划,一旦确定,需要坚持不懈的持续下去,经过时间的锤炼,不断完善,在广大师生的头脑中形成并巩固下来,成为自觉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激励着学校组织及成员共同朝一个目标努力。因此,要充分利用校园文学活动来传播校园文化。 五、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导向 校园文化的最高境界就是精神文化,每一所院校都有自己明确的发展方向和共同愿景,校园文化越强有力,就越能统一全校成员实现学校发展目标的行为,就越能更快实现学校的发展目标。而作为传播校园文化的载体,校园文学活动就必须以校园精神文化为轴心,即学校提倡什么、鼓动什么,全校成员的注意力就必然转向哪里。校园文学活动的主题都必须体现校园精神文化。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体现。如确定各种主题的征文活动,演讲活动,辩论赛等,还可以在不同的时候确定不同主题的黑板报、手抄报等,来宣传校园文化。可以说,校园里的一切文学活动都依托于校园文化。有什么样的校园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校园文学作品。 六、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素材 校园文学活动是以校园环境为背景,以活跃在校园中的人为主体的活动。首先,每一所高职院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都会精心规划,合理布局,创建优美的校园物质文化。职能部门充分利用校园的有限空间,精心设计,精雕细琢,积极建设富有特色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从中显示校园的文化气氛,使学生在优雅的环境里感受到美的存在和艺术的熏陶。而这就自然会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这些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既是校园文化中的物质文化,又是文学创作的极好素材。其次,学校要创建“以人为本”的校园制度文化来培养学生良好的文明习惯和职业操守。要保证执行规章制度的严肃性,做到有章必遵,违章必究。因此,学生对这些规章制度的理解和执行情况都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展示出来,使校园文学活动的题材更广,也更深入。再次,校园文化中的精髓精神文化建设更是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身边的感人事迹固然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来宣传,如励志教育的,助人为乐的,有敬业精神的等等,可以进行专题讲座,也可以通过文学作品的创作予以讴歌,把精神文化发扬光大。同样,那些与校园精神文化背道而驰的假恶丑现象和不和谐的行为,也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形式予以批评。总之,在高职院校中,正在不断完善中的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得各院校的校园文学活动生机勃勃,成为高职院校的一颗常青树。从物质环境到制度理念,从集体规范到人际关系,从举止仪表到教室的布置,校园文化建设始终围绕着学校的发展目标,都给每个校园人一个具体可感的参考系,并传递出一定的价值观信息,从而使校园人积极地从周围环境中接受那些大家所公认的或学校倡导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我们知道,校园文化在学校教育中具有多种功能,以学校精神为核心的价值观被学校全体师生员工共同认可以后,就会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给生活在其中的每位校园人以深刻的影响,激发其产生一种自觉的内在驱动力,主动地去完善自我。同时它对每个校园人的思想、心理和行为具有的约束和规范作用。校园文化通过校园文学活动使身处其中的每一个成员有意无意地在思想观念、行为准则、心理因素、价值取向等方面得到“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般的熏陶和影响,就会形成与群体一致的文化意识和文化品格与文化气质,从而实现对人的精神、心灵、性格的塑造。因此,校园文化主导着校园文学活动的形式和内容,校园文学活动则让校园文化得以传播和发展,它们相互影响,共同促进,学校教育离不开校园文化,校园文化建设也离不开校园文学活动。 文学与文化论文: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中国民族文化 文学蕴藉着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叙事，其中世俗文化是其国家观念与中国儒家精神的结合，神圣文化多是民间叙事与古骆越族群神话叙事的衍化。越南文学在民族化进程中由爱国文学向国民文学发展，并在全球化背景下借用中越跨境民族的神话传说作为民族文化的再生资源。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蕴含着本土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深层多维的关联。 关键词：越南文学；民族叙事；中国民族；骆越文化；跨境民族 一、 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国家观念 越南自公元939年吴氏政权自主，继而公元968年丁朝封建立国，就显露出鲜明的民族意识，越南学者认为“民族意识是中古时期封建国家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产物”。［1］83中国学者也指出民族自我认同、民族自豪感、国家自古统一观、国家独立至上等因素是越南民族思维的具体表现。［2］67在近现代越南面临西方帝国殖民时，此种国家观念更是演进为建构国家民族的民族主义。［3］因此，国家观念成为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精神核心。 （一）从国家观念到国民精神 民间叙事作为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的精神表述，其存在源远流长且不可阻隔，尤其是在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越南。在越南文学民族化进程中民间叙事常为国家话语借用。以国家观念为精神核心的越南民族文学，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相结合成为其特有的叙事模式。 在越南封建立国初期，对国家独立的追求显现出强烈的王权意识。越南早期有文字著录的文学作品集《岭南摭怪列传》，是文人儒士对口传的神话传说进行搜集整理编撰而成，其写作是借用民间叙事来彰显国家话语的神圣权威。作为口头传述的记录，《岭南摭怪列传》也经历了历史的演化。在1492年（越洪德十三年）武琼编撰的卷一和卷二中，将神话叙事中的“雄王”看作是民族祖先和国家创建者，其身份性质是祖先神和文化英雄；而后人段永福在16世纪中叶增补的卷三和续类，“王”的形象已经转变为国家君主的权力符号。可见，在封建早期的越南文学中，国家话语逐渐超越了民间叙事处于主导地位。 在封建时期的越南，因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步中国之后，唯有文化层面能够凸显其民族精神。因此，黎朝时的国家话语从世俗权力标举转向了民族文化认同，民族文学也迈向成熟。例如，越南古代“文圣”阮?D在《平吴大诰》开篇就说： 唯我大越之国，实为文献之邦。山川之土域既臻，南北之风俗亦异。自丁黎李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虽强弱时有不同，而豪杰世未尝乏。 此文旨在记述黎利起兵进行反明战争，一开篇就将自我定位为“文献之邦”，并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在文化空间上建构“大越之国”的存在，渲染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可见，封建时代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常常体现为国家话语对民间叙事的覆盖。 由于越南历史多陷于战乱，民生苦难也常常成为国家话语关注的焦点，民生关怀成为越南文学主要的民族叙事。例如16世纪阮朝诗人阮秉谦作诗《伤乱》，发出“何年再见唐贞治，偿了君民致泽心”的喟叹。诗句表现出封建时期的越南对中国盛唐气象的景仰，其国家民生的繁荣是由君与民两者的共同存在来构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等西方帝国的武力侵略使阮氏朝廷的封建统治已不能挽救整个民族的危难。在中国、日本和西方等国的维新思潮影响下，越南也有很多仁人志士积极探求国家自强、民族自立和民众富裕的变革途径。越南出现了东游运动、东京义塾运动和中圻维新运动等思想启蒙和民族解放运动，涌现出一批有深厚儒学修养并积极践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家，他们革新思想的焦点聚集于“民权”，最为著名的是潘周祯“君权不可倚，民权不可夺”[2]64和潘佩珠“民是国民，国是民国”之言论。［2］289在这由外来侵略激发的国家观念中，作为一种集体表述的“国民”成为了越南民族现代性的追求。 综上所述，越南国家观念随着民族国家的推进而凸显出民族独立和民生安危的精神追求。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里，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的关系由分离到聚合，在民生关怀的层面凝成一股合力。在关注民生的文学精神导引下，受现代拯救民生之时代使命的驱使，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开始寻求一种“国民文学”的表述。 （二）“国民文学”理想与民族主义陷阱 对于“民 文学”与“国民文学”的关系，中国学者王向远认为，在多民族构成的国家中，“民族文学”小于“国民文学”，后者是前者的发展趋势。［4］但要在多民族国家达到统一的国民性建构“国民文学”，还是一个理想的文化图景，其过程的艰辛不言而喻。 “国民”是“政治成熟”国家的文化表征，所谓“政治成熟”，韦伯作此解释：“指这个阶级能够把握本民族长远的经济政治权力利益，而且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一利益置于其他考虑之上”。（1）278换言之，如果某一阶级的意志能够等同于这个民族共同体内全体公民利益，这个民族共同体就置身公民社会之中，社会每个成员都成为真正的“国民”。如此，民族文学要达到“国民文学”，既要考虑民族国家的政治利益，也要尊重民族社会的多元文化属性。 在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性与国民性之间常常存在着对抗与融合，现实的民族利益与理想的国民利益不能完全契合，有时民族利益的过度膨胀会引发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2）诚如中国学者张旭东指出，在前社会主义阵营时期有过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例如中越边境战争、波兰和捷克对苏联的文化和心理抵触。这一切都是民族利益和民族文化的冲突，其中就有“隐”而不宣的“民族主义”魅影。(1)280 因此，我们发展民族文化和建构文学的民族特性时，要尽量避免落入狭隘民族主义的陷阱。 越南长久受中国文化浸染，在政治上依附于中国封建王朝，由此累积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封建立国时期越南就一直力求摆脱中国影响，当前越南国内还蔓延着一股“去中国化”的非理性情绪。但越南民族许多富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显示了越南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联。此种文化的内在关联是不能为意识形态与权力话语所割断的。在法国殖民期间，越南各民族团结起来抵御外辱时，中国民族的多元文化传统成为了越南反抗殖民的精神资源。 文学的民族叙事存在着文化与政治的矛盾性，体现为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的对抗与融合。鉴于此，我们要做的是将越南民族文学划分为不同历史时期、文化层次与民族群体来进行观照，通过对民众生活的全景展现来探求越南文学复杂的民族叙事及精神内涵。 二、 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叙事 现代进程中，东方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具有通过强烈的文化认同来追求民族独立的特点。如黎跃进所言：“从文化上确立起民族的认同是一种积极的战略选择。”［5］也就是说，民族文化负载着一个民族的传统记忆、历史经验以及现实挑战。同时，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和信仰世界决定了每个民族（族群）的文化都由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构成。因此，在人类整个历史发展中，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交相辉映、互为表里。 （一）世俗与神圣：越南文学的双重叙事 世俗文化呈现在社会生活表层，神圣文化潜隐在精神信仰深层。越南文化亦是如此。 首先，受中国儒家精神影响，越南文学的世俗文化表现为“爱国文学”。众所周知，中国儒家精神的经世致用促进了越南的国家观念，追求国家独立成为越南主流的民族思维，举国上下讲求忠君爱国，因此文学叙事体现为追求“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爱国文学”。越南学者认为：“孔孟学说中忠君、爱国、爱民思想在进入越南时便被代表了越南历史上有良知的、越南民族灵魂的优秀代表儒学士大夫接受了，并且与越南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组成了爱国文学部分。在李朝、赵朝、黎初、黎末、西山朝以及后面各个文学阶段，集中地出现了许多描写男儿志士、忠君爱国和爱民、战争和历史遗迹等等各种题材的杰出代表人物。”［1］82 其次，越南文学的神圣文化体现为民间信仰和神话叙事的结合。在封建立国时期，越南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相对松散，村社组织和民间社会有着较大的自主性。越南文学在民间社会有着宽松自由的生长场域，使其民族叙事带有神圣文化的诸多因素。越南学者裴维新就指出，无论是汉字文学还是字喃文学都是从人民中、从民间文学中接受了进步健康的思想和艺术的影响。［6］尤其是一些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英雄事迹。经过国家统治者的赐封、修庙立像和祭祀供奉，这些民间英雄因为神奇叙事而获得了广大民众的信仰与崇拜。一些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英雄，在历代民众口耳相传中被神话化了。例如，《李翁仲传》的李翁仲托梦交州都护赵昌“讲春秋左氏传”，《冯布盖大王传 》的布盖大王“能显灵异”，《二征夫人》的征侧姐妹则是“人民凡遭灾难，有所祈祷，丕显神灵”等，诸如此类。[7]30 越南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家潘佩珠这样形容祖国：“此乃山河之灵气，国家之福荫所造就。”［8］“山河之灵气”意指神圣文化，“国家之福荫”实指世俗文化，二者共同造就了越南民族文化的丰富性。由此，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具有着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相结合的独特蕴涵。 在封建时期，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常常表现为世俗文化对神圣文化的覆盖。这是因为强烈的国家观念激发了越南民众的民族思维与民族意识，加之封建统治阶层要求社会的文化表征必定遵循其统治利益。由此，在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中，世俗文化不断得到强调和提升，神圣文化传统却逐渐被忽略和遗忘。 但在民族现代进程中这一现象有所改观。当越南民众面临反帝反殖民的历史使命时，民族独立和民生安危也就成为了越南民族的集体意志。现实的危难得不到解决，民间信仰和英雄神话也就成为了精神的救赎。正如中国学者赵玉兰在考察越南的历史传说后指出：“表现民族斗争艺术的传说流传最广。越南人民喜欢用这样的一些传说来强调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自豪感。”［9］由此，神圣文化在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中被再度激活。 （二）神圣文化与越南民族历史 神圣文化的内涵丰富，除了指宗教活动，“亦指心理反应和在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处在这些文化里的个人和群体，都倾向于认为世上的所有现象都有精神秩序可以解释，并和自然的以超自然力量为参照。”［10］可见，神圣文化不仅包括民族的原始信仰，还包括解释民族历史文化的神话叙事，它盘根错节地潜隐在底层文化以及民族精神的深处。 追根溯源，神圣文化应是越南民族更为久远的文化源头，正如中国文化中更早的文化传统为巫文化。史学家余英时对在古代流行的天道、天命观念以及王权借助天之力量来发号施令等文化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巫”传统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精神传统。余英时认为：“三代以来的礼乐秩序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中有一支很古老、很有势力的精神传统，即是‘巫’的传统。”［11］中国的“巫”传统除了以屈原《楚辞》为代表的楚文化，其重要构成还有百越文化。因此，当百越之骆越族群的部分支系在向南和西南方向迁徙时，就自然将巫传统带到中南半岛。百越的巫传统并与当地的原始信仰融合，就生长出丰富多元的属于越南民族自己的神圣文化传统。 在一个民族文化传统中，神圣文化较之世俗文化的存在更为深远。神圣文化超越了文字记载的历史，在口头传承的神话叙事中有着丰富蕴藉。根据比较神话学理论，产生神话的年代介乎“方言期”和“民族语言期”之间。［12］方言期人类逐渐划分为不同种族和语族；到了民族语言期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逐渐崭露头角。换言之，神话叙事与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密不可分，是民族意识得以维系的根本。由此，神话叙事可看作是民族历史的记忆与传承。 越过汉字书写的信史，我们看到骆越族群口头神话传说在越南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活态存在。在被视为越南开国神话的《鸿??氏传》中，越南民族把民族起源到华夏文化中的炎帝，但却把百越之始祖的雄王认定为真正具有开国之功的先王。雄王时代“国初民用未足”，民众在雄王带领下开创生活并形成具有南方地域特征的风习。［7］56－30神话叙事在此承担了建构历史的社会功能。弗莱认为：“这种功能主要表现为：告诉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群体以他们应该知道的重大事情，如神?的情况，传说的历史，他们的习俗及阶级结构的由来。”［13］可以说，神圣文化成为了越南的民族起源和国家开创的历史。 ，越南世俗文化也包含着神圣文化因素，国家话语对民间叙事的借用足以明证。古代的越南战乱纷争政权更迭，地方政权与中央封建统治的权力关系极其松散。因此，国家统治者不仅要力争民间支持，还通过民间信仰的神化来树立其统治权威。例如，李太祖公蕴出生就借用其母“梦与神人交”、神龙绕梁等神奇事迹来昭示“天命”。［14］国家话语借用神圣文化来树立其统治的合法性。在阮?D《平吴大诰》一文结尾，作家称颂抗明斗争胜利： 非惟计谋之极其深远，盖亦古今之未所之闻。社稷以之奠定，山川以之改观，乾坤既否而复泰，日月既晦而复明，予以开万世太平之际，予以雪千古无穷之耻，是由天地祖宗之灵，有以默相荫佑而致然 也。 从文中可知，阮?D认为战斗胜利并非作战的策略与谋划，而是“天地祖宗之灵的护佑”。深入越南民众的文化空间，天地信仰与祖宗崇拜是神圣文化的主要内涵。因此，神圣文化也渗透在世俗文化之中成为越南文学的潜在传统。 鉴于此，我们从神圣文化的维度来观照越南民族文学的发展，可以看到越南文化在外来冲击中对民族传统的坚守，在表层断裂之下与中国文化的深层联系。 三、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越跨境民族 对于越南民族的历史起源，学界普遍认为是由中国古代骆越、苗瑶等族群的部分支系先后迁徙到中南半岛，并与当地原住民融合后发展成为当今越南民族的祖先。越南现代历史学家陶维英曾说：“对壮族语言文化的研究又可以间接地有助我们了解到我们的祖先骆越人的语言文化。”［15］此种古代骆越文化除了与中南半岛的其他民族文化交融生长，一部分还保留在中越跨境民族（3）中，并通过民间信仰、祭祀仪式和神话传说等活态形式演绎传承。因此，对跨境民族的神话叙事进行解读可以帮助我们较为全面客观地把握越南民族的历史文化。 （一） 祖先神与民族英雄 中越跨境民族的文化中保留着许多讲述族群祖先的神话叙事。这些族群祖先不仅创造了族群的生命，还在族群利益遭受侵扰时变身为具有超强战斗力的民族英雄。因此，族群祖先在历代的传述和敬奉中被提升为神?。祖先、英雄与神?的身份相互交叠成为跨境民族的精神信仰。越南北部民族地区流传的侬智高传说就是这样的民间叙事。 侬智高是中国北宋年间领导农民起义的壮族先民领袖。（4）与官方史籍记载不同，在越南侬智高传说中将反抗封建朝政的民族英雄尊奉为祖先神，体现出浓郁的神圣文化色彩。［16］通过对古代骆越文化的追溯，我们发现了越南侬智高传说与骆越氏族英雄神话《莫一大王》在叙事内涵上极为相似。（5）特别是主人公都经历了“断头再植”、灵魂转换为“瓮中之虫”与“坟上之竹”以及孕育兵马失败等奇异情节，显示出文化象征的一致。这些神话叙事中的祖先崇拜和生命崇拜都是生命神圣化的原始信仰。 侬智高的神话叙事体现了英雄成长的母题：经受苦难磨练与考验的英雄在神仙指引下终获成长。神仙角色承担重要的文化功能，既是全知全能的叙事者，也是故事行动的拯救者。这在越南民间叙事中普遍存在，《董天王传》、《朔天王传》、《冯布盖大王传》等民族英雄神话略见一斑。民族英雄与权势阶层和邪恶力量作斗争，总会得到来自神力的帮助。这是民众愿望的表达，是一种民间信仰的体现，其精神力来源是神圣文化。同时，民族英雄的苦难也是国家和民族的危难。由此，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达到一定的融合。 （二）神话复活与现实价值 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远古的神话叙事被重新讲述，如哲学家尼采所言，神话是国家更深、更牢固的合法性基础，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起源可以通过神话叙事进行复归和再确立。 在现今搜集的越南北部民族地区的侬智高传说中，侬智高的民族英雄身份得到合法化。较之越南封建时期官方编撰的史籍文献中侬智高的叛贼性质，民族传说中的侬智高已由边缘民族的英雄祖先提升为整个国家所祭祀崇拜的神?。此种叙事内涵的转变，依托的是一个深远伟大的民族传统——神圣文化。可见，在跨境民族中流传的侬智高传说，是因为民众将其中蕴含的骆越神话叙事视为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珍贵记忆。同时，越南国家话语借用跨境民族的英雄祖先来提升其国家精神。 在岱、侬族等跨境民族聚居的越南北部民族地区，不仅流传侬智高传说，还尊奉侬智高为祖先神、保护神、谷神和生殖神等。侬智高传说以其祖先崇拜和生命崇拜相结合的神圣性质，在仪式和信仰中体现为活态传承的样态。例如，高平等地也都建有侬智高庙。1993年政府宣布每年农历1月9日民众到侬智高庙祭拜，侬智高庙由此也成为国家历史名胜地。2001年，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到高平省视察时也到侬智高庙祭拜。可以说，跨境民族英雄侬智高被提升为整个越南的民族象征和精神核心。 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绝非截然二分的。岱族作为越南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经济形态较发达，与各民族交通频繁，必然受到国家更多的关注。岱族人也借助国家话语，将民族英雄侬智高的宣传予以合法化。当今越南出现了由国家政府提倡、全民崇信侬智高的现象，有关侬智高的研究已经形 成相当规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越南出版了《侬智高论文集》（6）一书。该书多从民族历史、国家关系、军事兵法和文化遗产保护等角度展开论述。这其中虽不可避免意识形态的利用，但也表达出越南国内主流社会对边疆民族的重视。正如我国社会学家马戎所言：“对于族群象征物强弱演变过程的分析，也是理解一个多族群国家族群关系变化趋势的一个重要视角。”［17］ 古代骆越族群的神话叙事在越南社会衍化为一种集体的信仰仪式。由是观之，在全球化语境中建构民族文化身份的现实需求，使得遗存在跨境民族中的远古的神话叙事再次复兴。一言蔽之，神圣文化通过世俗文化得以激活。 四、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国民族文化 当代越南是由54个民族组成的民主共和国，融合了多元的民族群体和文化体系。因此，当代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不仅有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二元的对抗与融合，还应该包括各族民众的生活与情感的全景呈现。 （一）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越跨境民族 席卷世界，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文化与文学也不可免受其冲击。当代越南作为发展中国家面临建构其现代民族性的挑战。来自外部的文化殖民与发自内部的民族意识，使得越南民族的文化呈现驳杂多元的状态。虽然越南语拉丁化运动进行了将近二百年，在1945年后汉字已经被拉丁化文字取代，当代民众对汉字文学已有相当程度的隔阂；但是，口头传述的神话叙事作为神圣文化表征还存在着本土性与原生性的可能。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看来，在由经济和政治权力所统摄的文化霸权面前，真正属于大众的通俗文化之重建必须基于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民歌、童话、民众庆典和诸如民间宗教或巫术等神秘或对立的信仰系统，因为这些边缘或对抗性的文化，才具备挑战和颠覆文化霸权的能量。［18］这无疑凸显了神圣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的生命力。 因此，向边缘的跨境民族文学寻求创生资源，当是当代全球化语境中越南文学民族化的文化策略。当代越南文学对神圣文化的倚重昭示了越南文学民族化的时代转向：国家话语的表述主体由封建君王转向国家民族，在性质上渐趋于民间叙事的理想本质，即包括底层和边缘群体的全体国民。 （二）越南国民文学与中国多民族文化 由是观之，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发展成熟并非闭门造车，而是向外积极汲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涵化和创造。越南民族的文学叙事与艺术表达彰显出鲜明的民族思维和主体意识。但本文研究不止于寻求中越民族文学的相同与类似，此举不过是为民族学和历史学提供一些注脚。我们志在挖掘越南民族深层的文化原型及其现实的衍化形态，把握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历史发展与时代内涵，从而思考现代语境中的中越民族的文化关系及其和谐建构。 如前所述，“国民文学”既是理想也是挑战。当今越南的主流话语提倡其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但确不可忽略与中国多民族文化深层多维的碰撞交融。越南民族文学追求全民性并向世界文学挺进，必然包括跨境民族这一独特群体所表现的现实生存和精神诉求。有了对民族之文化根源与历史发展的真切了解和客观把握，越南民族文学才能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稳健走向现代意义的“国民文学”。 文学与文化论文:中国现代文学中正义与良知的文化场构建 一、文化场的配置 文学作品的文本为我们提供了对内在自足进行展示的社会空间大场，运用场域理论可以降低现实世界和文本之间的二元对立的现象，可以更深入的进入文本的内在世界。构建文化场有利于减少外部分析和内部阅读之间的矛盾现象。以《白鹿原》为例，构建了一个以农耕起家，带有强烈封建意识的白鹿村的世俗民间场，同时构建了省城和县城政治机关驻扎的权力场，在表面上看来十分弱小的白鹿书院中，有一个知识渊博的、有强烈的正义感的大儒先生，从而构建了一个具有世外桃源性质的文化场。其它还有一些次要的场域，例如以黑娃为首的土匪场，革命场，这些场域之中的人都在受到强大的场域的吸引之后，展开了以权力为中心的斗争，最终颠覆了权力场中的暴力统治。社会空间对横向的生存空间进行了展示，对纵向的历史空间进行了牵制，配合人的生存状态和历史、地域和空间，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巨大景观，同时通过不同的场域配置，反映出不同文化的内在含义。文化始终和特定的地理空间密切联系，不仅能够反映文化的表面现象，更能够直观的反应人们的生存全貌。空间提供的物质和场所为文化场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因素。下面对这三个场域进行具体的分析。 1、世俗民间场：通过世俗的权利的范围进行划分，通过在中华民族中的宗族观念进行维持，将礼法作为评判的准则，从而构建起以权利为象征的属地。一旦宗族内遇到大事，场域内部的人员都会听从族长的召唤，以书面的形式记录下族长的权威，成为在乡民之间的法律，因此宗祠也成为了具有民族特征的地域，包含着民族观念和社会关系，成为维护制度的重要手段。象征性的资本是通过不断累积形成的，作者也在潜意识中受到文化和经济规范的制约，无论人物的伦理还是行为都受到这种理论的牵制。 2、权力场：是权利机构活动的场域，操纵着辐 射区域内的政治权利，将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为象征性的资本，以合法性作为价值的评价标准，在辐射区域内实行着权利的强制化干预。权力场使在封建文化牵制下的城市空间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并和农村空间进行了区别。 3、文化场：是一个具有独特性的场域，其中占有了丰富的文化资本，拥有了时代书写的权利。文化场在场域活动中的特点，是能够对自身和社会进行自觉的反观，在潜在的语言之中透露出对社会和人生的玄机。文化场和世俗权威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但是又有一定的区别，和政治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是又有适当的参与，文化场的是非评价标准也有其独特性，它使用批判性的文化语言，用隐含的比喻为自己的行为进行合法性的辩护，通过语言的表象使社会进行反思，将文化的力量渗透到社会的每个方面和人的生活之中，为社会之中行为失范的现象做出表率。在文化场中存在着良知和正义的基本形式，通过语言隐含的意义来反射作者褒贬的态度。文化场对权威比较排斥，依靠文本自身的力量构建自身的精神世界，并在合适的时机对权力场进行干预。文化场的有效配置，可以在社会中构建具有很强社会影响的社会文化场域，文化场在矛盾之中明辨是非，从历史的角度批判性的看待权力场和民间世俗场的构建。《白鹿原》的作者将白鹿书院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场，存在于世俗民间场和权力场的外围，反映出文化独有的特性，反映了作者潜在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对文化场的规则进行构建，强化了在社会空间中文化场的意义和价值。在文本空间中的文化场处于空间结构的中心，与政治权利和民间传统有区别又有联系，文化场的立场具有先进性，另外两个场次的规范和权威都显出了文化场规则的优越性。文化场在衡量规则的过程中巧妙的解决了潜在的矛盾，对城市和乡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使本文的外在运行和内在运动都做出了改善。 二、构建良知和正义的文化场 在中国现代文学之中，抛弃了以往使用阶级分析进行写作的方式，采用民间的视角进行写作，采用谦卑的姿态，正确处理文化场中知识者的立场，使用大众化的语言说话，改变传统的定性的称谓，在文本之中演示复杂的社会生活，通过场域内部复杂的斗争展示历史不断前进的现实。通过文学作品对文化的理想规范进行引导，在顾及社会秩序发展的同时，对自我的个性进行展示，重新构建文化。以《白鹿原》为例，小说真实展现了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场中传统文化的改变。在这个文化场中存在着以往的礼仪传统，不容许男盗女娼现象的发生。 三、结论 作家坚持在文化场构建过程中的正义和良知，使读者对文化资本的历史内涵有充分的感悟和认识。文化场在衡量规则的过程中巧妙的解决了潜在的矛盾，对城市和乡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使本文的外在运行和内在运动都做出改善。文化场的配置构成了社会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本框架，显示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宏大的叙事性和优秀的叙事风格，显示了深刻的社会内涵。 论科举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 摘要：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这种制度文化塑造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从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来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无疑会更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关键词：科举文化；古代文学；研究意义 中国古代科举制是选官制上的新发展，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项伟大创举。科举制作为制度文化现象，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这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似乎可以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制度长年不断地为中华民族选拔各级管理人员。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当二十世纪的人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选拔机制，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1]这无疑是一种较为客观而通达的认识。在我们已经谙尽以嘲讽和批判一切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虚妄与创痛之后，在以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重新梳理、认识和借鉴传统文化的同时，认识、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其必要性已无可置疑。 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我们把它称之为“科举文化”。对于科举制度，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我们在更多地对它作制度方面的关注和析说的时候，却相对忽视了对它的文化关注。以往的一些学人由于重在科举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与文学的关系，但并未对科举的文化意义作足够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现许多偏狭的认识。科举文化包容了内在与外在的两种文化属性，并由此对文学产生影响，而于林林总总的士人精神存在与文学现象中得以表见。所谓科举文化的内在属性，指的是科举考试内容具备了儒学的与文学的性质，即狭义的文化特质；而科举文化的外在属性，指的是由科举而形成的政治导向性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观，即具有了广泛的文化特性。科举文化的内外属性的凑泊，构成了科举文化的整体。这一整体又营造了文人及文学赖以成长的文化氛围与环境。 科举制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形式特色。它所显示出来的精神观念和特异色彩，又深刻地影响乃至再造了中国文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制度造就了如此庞大的文官队伍。黄仁宇先生曾经把秦汉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说是好像美国的所谓“潜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即成万上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2]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统治机构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因而，从科举与文学关系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就无疑会更能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科举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举，抑或是远离科举，甚至否定科举，但最终都无法逃离这一文化氛围的笼罩。归属与反叛其实都是一种“影响”，虽然其价值评判大相径庭，但“对象”毕竟是同一的。由此，我们想到文学研究上应该建立一门“影响学”，来进行科学的理论探讨或实践批评，以避免文学研究上的简单、片面。 我们觉得，从科举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人及其文学现象，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价的板块格局，揭示创作主体与作品的直接联系。 在文学研究领域，方法与观念的更新转变，显得愈来愈重要。以往的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义，也解决了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划界太清，使三者之间的关涉令人有悬隔之感，失之于笼统汗漫、游谈无根。时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样紧密联系起来的，恐怕这在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而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文化的科举，它是联系世风、士习的最佳中介，也与文学创作建立了较为切近的联系。如杜荀鹤，为了科举及第而积极行卷，几乎行遍天下，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再如蒲松龄，他一生科场失意，到老乡试未能通过，其孤愤狂痴寄寓笔端。可以说，《聊斋志异》所展现的就是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当然，科举只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切入点之一，并不能说它是打破时代、作家、作品板块格局的唯一途径。然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它确是一种最切实、最重要的文化视角。 其次，追索营造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时空，透视作家的整体精神风貌。 中国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当中，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思考、创作。由于时代的睽隔、历史的变迁，白云千载，哲人其萎，我们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时代的现实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痴想。我们已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唐朝，去繁华的长安街上领略磊落唐风；我们也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观赏万家灯火。然而，这一缺憾可以通过对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考察及对文学作品的文化说解获得一定补偿。科举制度驱动无数文人负笈远游、求学应举，这无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动。譬如唐朝举子纷纷来到长安，穿着白麻衣行走在长安街市上。他们的大多数带着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聚集到这里，怀着新奇与激动打量着这座繁华雄伟的帝都，登第的喜悦与落第的沮丧形诸歌吟，春风得意与铩羽还乡决定了他们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诗中即反映出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颇堪吟味。这不是文学的悬想，而是历史的真实。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演绎，认真切实地把握每个作家的生活空间，这无疑会更能充分了解和发掘作品的思想内蕴与情感内蕴。 如上所说，科举不只是一种制度，它更是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度文化塑造出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唐代科举制度初创，这一新的选官制度刺激了广大庶族寒士从政入仕的强烈欲望，使唐代文人昂扬奋发、豪迈奔放；宋代科举几乎成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优，使宋代人饱读诗书、博雅风流；元代科举几经废立，且极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体沉沦，他们充满绝望、愤懑，与倡优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科举成为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专制工具。这时的文士多在一灯如豆下写作或背诵八股时文，空疏而迂腐。当然，这里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时代的总体倾向，但一代文学风貌，莫不与此相关。 第三，可以深入拓展对作家群体、诗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现代文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古代作家群体及流派提供了宏观方法，给予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群体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状态来考虑问题，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学实际的错误结论。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一种新的方式上加强了文人队伍的聚合。如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同年关系、师弟子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文学集团或文学流派的衍生。这是具有原生态的文学现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于现代的文学理论模式，但确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 在这方面，历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学研究的前列。何冠环先生有一本小书，其题目为《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作者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胡旦榜进士这一角度切入，析论了他们与宋初朋党的关系。[3]这一视角颇为独特，也颇具眼光。这种考察符合北宋朋党的真实面目，这种切入角度对文学研究也有启示意义。由此，我们来看古代的文学集团或流派，有些情形就与科举密切相关。就唐宋古文运动看，它在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作用，已为许多学人注目并加以研究。那么，唐宋古文运动何以能够兴起，其组织方式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觉得，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举。韩愈不顾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师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韩门弟子”，这些人大都成为古文运动的中坚。所谓韩门弟子，就与科举行卷之风相关。以师弟子关系为组织形式，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关键。他著《师说》要恢复古代从师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显明。有意味的是，这一组织方式为北宋文人所承继，宋代的许多古文家都强调师道，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如明清科举的乡试、会试与文学集团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这种视角与取向，无疑会促使我们以更为切实的态度，拓展思路，获得学术的新视野与新思维。 第四，有助于加强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的考察及以科举文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系统研究。 傅璇琮先生就一再强调要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文化意识，提出了历史文化研究方法。他指出：“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日晷丛书》总序）傅先生自己也正是这样进行学术研究的，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就是采用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范例。他有意识地沟通历史与文学，在充分考察那一时代的文化背景上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以及相联系的时代风貌与社会习俗。[4]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以人为轴心的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是作家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情感状态，并使这种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与情感状态在某种历史文化背景上得以凸显。科举制度是切入文人核心的最佳视角之一。“科举制度产生于7世纪初，一直存在到20世纪的头几年，足有1300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像科举制度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态呢？……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碍。”[5]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与科举制度的联系如此紧密。通过科举制度，可以考察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目和感情形态，这确实是历史文化研究的一种最佳方式。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态度中，又可以看出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以更进一步透视文人的精神世界。这种自我文化关注，主要表现在科举文学当中。对这一大宗文学作品，我们以往似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作品除表现士子功业意识、济世情怀外，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窥见士人的自我情感体验及对自身的文化思索。譬如唐代落第诗很多，有自陈落第的，还有慰人落第的，情调大多黯然，由此可透视唐代文人情感世界的另一面。戏曲小说中对士人自身的展示更加充分。如唐传奇中，往往表现士人“婚”与“仕”的矛盾，揭示出当时进士阶层普遍的悲剧心理，是士人意识的集中体现。明清时期，对士文化的描写与反思之作出现，其思想内蕴更为深刻。总之，如果对科举文学系列进行全面清理，有一完整认识，那么，我们对一些文学现象本身的研究可能会更为深刻而切实了。 文学与文化论文:试论大众文化与文学作品的整合 论文关键词：大众文化　文学作品　影视剧本　改编现状　深层原因　雅俗共赏 论文摘 要：目前，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本的热浪一浪高过一浪，以影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与古老的传统文学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就是在此基础上，了解这种文化现象的现状，分析此文化现象的成因，从而预测文学的发展趋势。 引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民众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市场经济社会带来的各种新鲜事物，其中正面临着一个更深层次的困扰，即伦理道德、价值规范和文化观念的急剧变化的问题。 我们应当关注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在社会市场经济和功利心态的引导下，人们放弃了以传统精英文化为代表的深度文化，取而代之的是以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为依托，以此时此刻为关切中心的消费文化，即大众文化。以下就此文化转型中的一种文化现象作具体分析，透过这种现象来探求这场文化转型的深层原因。 一、影视文化中文学作品改编的现状 “从小说到影视”是一个常说常新、屡谈不厌的重要话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影视艺术创作中对文学作品的借鉴和改编，带来了影视剧丰富多彩的形态，特别是当代生活内容、生活观念及生活状态的丰富多彩，使影视剧的改编和创作呈现出多元化的风格，从内容到主题涉及到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影视艺术一道重要的风景线。 文学作品中的深刻思想，畅销小说中的动人情节，成为不同导演所钟情的改编对象。[1]经过改编而成的影视剧，不仅在当代影视界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世界大奖的评选中不同凡响。德国施隆多夫的《锡鼓》，美国的《克莱默夫妇》，我国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都是世界影坛上不可多得的精品。由此可见，即使在影视技术与艺术走向成熟的今天，改编仍然方兴未艾，正继续创造着一个个动人的“银幕神话”。他们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向我们招手，吸引我们深入其中，探究一二。 目前影视改编创作呈现以下几种状态： （一）对古典名著的改编 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最繁盛的明清时代，已聚集了众多改编者的目光。四大名著被首先请上银屏，一饱国人眼福。此外，《聊斋志异》、《封神演义》、《三言二拍》等一系列古典名著也不甘落后地在银屏上创造着各自的世俗神话。不难看出，观众对其喜爱程度和观赏热情远远超过了根据外国名著和现当代名著改编的影视剧。从这一方面恰恰可以看出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二）对历史题材的改编 在《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几部古典名著被逐一品尝后，改编者开始逐个朝代寻找可供改编的历史素材。于是接踵而来的《末代皇帝》、《秦始皇》、《唐明皇》、《康熙大帝》等历史剧争相出台，它们多以长篇电视连续剧的面孔出现，极尽述说之能事，由点及面，极力铺陈。从当今上映和正在拍摄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来看，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令人咋舌，而且每一部都在数十集以上。在中华民族浩浩荡荡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改编者可谓“溯洄从之”，没有一个朝代不曾被涉猎。 （三）对当代畅销小说的改编 畅销小说一直是影视剧改编所钟情的对象。“畅销”意味着通俗，流行，意味着被当时的社会大众所接受和欢迎，意味着有较高的商品价值。这一切都是影视剧作为大众传媒本身所需要的。因此，影视剧和畅销小说似乎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对畅销小说的改编往往使影视剧更为畅销，而且经常会产生国际影坛的扛鼎之作。如《辛德勒的名单》（根据托马斯·肯尼利同名纪实体小说改编），《侏罗纪公园》（根据迈克尔·克赖顿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阿甘正传》（根据温斯顿·格卢姆同名小说改编）。 二、改编热潮的深层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文化转型不可逆转的趋势呢？ 本雅明曾把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传统的乡村社会，资本主义阶段以及二十世纪高科技社会，对应着的分别是故事——现代主义语言与诗歌——传播媒体。这一观点说明了文学艺术从讲故事的口传方式，经过特别的文学写作发展到机器作为媒介的传播方式。[2] 因此，在当下，以大众媒体为核心的电子媒介必将对文学秩序产生强烈冲击。正如有学者认为，在高度信息化、技术化、商业化语境中，世纪之交的社会已从“读写时代”进入了“读图时代”，而影视即为“读图时代”的典型代表。究其原因： 其一：文学隐藏在单一的语言载体中，而影视是把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文学、戏剧的诸因素综合起来，故事和戏剧情节是图像的动态，音乐伴随着图像，图像隐含了思想，反映着生活。[3]读文学，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文字；看电影、电视，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图像，听到的是声音。因此，“读图时代”的来临也标志着社会文化由文学主体转变为影视主体。 其二：文化主体两个向度的变化，无疑给由传统延伸而来的文艺受众带来接受方式的改变，而最直接的改变，就是由欣赏型转化为消费型。[4]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心态是90年代文艺受众的最主要的艺术意识方式，“消费”已成为话语中心，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消费者的消费倾向日益凸显，“看不见的消费之手”不仅是外部环境的制导因素，更直接渗透到文学的组织、生产、流通与接受过程中。纯文学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窄，经济时代的文学从写作到出版再到评审，已经越来越难以抵抗商业化与消费主义思潮的冲击。 其三：在文学中，形象和思想通过文字这一载体间接地表现出来，而形象和思想又源于作者的心灵，可以说文学的白纸黑字始终是由心灵来灌注的。而电影、电视都是以一种技术力量在改变着文学所依托的那种自古而来的观念体系，在影视文化中，从表层到深层，从现象到本质，已经不同于心灵活动的微妙，不同于文学表现的诗意，而是一种能“看”得见的图像，它带来了新的时空观和本质观。在影视中，图像是主体，任何人都可以看图像，而在文学中，只有识字的人才能读文学。 三、改编热潮的发展趋势 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影视艺术创作要实现自身的审美价值必须通过观众的欣赏。如果一部作品不能为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的话，那么它的审美价值就不能得到实现，也就没有任何美学意义。欣赏它的观众，层次越宽广，人数越多，它的审美价值和意义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文学作品也是如此。[5]因此，在当前社会，不论文学家还是影视编剧或导演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得到大众的喜欢，自然而然，他们就把“雅俗共赏”作为自己作品的美学追求。 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理解“雅”和“俗”呢？不同时代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理解。我们理解的“雅”是指符合艺术审美特点的规律，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深意和艺术创造性的作品；我们理解的“俗”是指通俗易懂、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高雅之作其优点是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缺点是可能不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通俗之作其优点是能为广大群众欣赏，缺点是可能浅显，缺乏深意，甚至流为低俗。因此，最好是能使二者结合，各取其长去其短，既能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又能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这就是雅俗共赏的好作品。 总论 现代文学艺术由于其日渐显露的商品化形式，使得现代艺术、现代科技与工商业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文学作品为代表的高雅文学在面向更广大的读者的“大众化”过程中，也放下了“正统”的架子，不断地向普及教育的方向发展。人们需要在激烈竞争的工作之外享受到一些轻松、愉快，而影视文化也在做大量的文学和文化的普及工作。高雅文学主动向大众文化靠拢，而大众文化主动向高雅文化提升，这两种“主动”就是现在文学最清楚的格局。我们说大众文学也好，高雅文学也罢，其目的是使读者在娱乐的同时提高文化素养和知识涵养，在陶冶情操的同时得到精神的力量。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大众文化已初见端倪这一事实，通过良性地引导高雅文学（以传统的文学作品为代表）和大众文学（以影视文化为代表）的整合，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深处挖掘和培育出现代化的人文精神。 文学与文化论文:现代新儒学文化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 在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中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无疑是冒险的,因为我们的现代文学学科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价值原点之上,[1]马克思主义文化派渐居主流是现代文学史的核心叙事话语,用一种曾经与它相冲突的文化视野来观照现代文学现象,在一些学者看来会有颠覆现代文学学科的危险。虽然王富仁先生在《当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中承认:“中国现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一种不平衡的现象,即中国现代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而中国现代文化却并不等同于‘五四’新文化。”但他对新儒学文化表现出了高度戒备的姿态,以至于产生了“本学科即将被颠覆的担忧”,认为“如果用新儒家的思想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就会导致该学科的自杀,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基础上。”他甚至提议现代文学界要有捍卫本学科的忧患意识。[2]张永泉先生在《回应新儒学的挑战》一文中,也指出新儒学在大陆掀起的思潮,“对五四也是对现代文学最为致命的威胁”[3]。但本文认为不应该让“敌我”对立的思维方式局限了我们的视野,而应该如一些学者所看到的那样,新儒家为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参照与话题”,我们必须突破对立冲突的“思维定势”,不能让新儒学始终作为一个陌生的概念,也不能让它成为“羞于出口的字眼”[4]。 其实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前后,新文化阵营对维护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各种思潮亟高度警惕,每有闻“孔”色变之势。与之相比,那些主张重新阐释和发扬儒学的人士,对于新文化则表现出了相对积极的态度。民国时期,陈之原先生的《发展新儒家思想》一文非常客观地指出: 外来文化的输入,表面上好像代替了儒家思想,推翻了儒家思想,使它趋于没落消灭的运动,其实正是促使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大动力。……“”以后所输入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与儒家思想汇合,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思想运动,造成了儒家思想的新发展。由这看来,儒家思想的新发展,不是建筑在排斥外来文化上面,而是建筑在输入吸收外来文化上面。[5] 从这个意义上说,袁良骏先生的观点可资我们借鉴,他在《“五四”· 新儒学 ·道德重建》一文中指出: “五四”的局限正是当代新儒学的光点,当代新儒学的局限恰恰也正是“五四”的光点。因此两个局限的排除和两个光点的融汇,正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大发扬。[6] 而台湾旅美学者张灏也在《新儒家与中国文化危机》中提倡: 应该沟通新儒家和‘五四’的思想,才是我们未来文化发展的应有基础。[7] 事实上,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文化场域中,文化现代化主要分成了三种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文化派、自由主义西化派、现代新儒学文化派。现代新儒家之一贺麟先生在发表于1940年代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认为“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流。我确切看到,无论政治社会学术文化各方面的努力,大家都在那里争取建设新儒家思想,争取发挥新儒家思想。”并将“发挥新儒家思想,蔚成新儒学运动”视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主要特征。[8]他指出: 儒家思想包含有三个方面:有理学,以格物穷理,寻求智慧。有礼教,以磨练意志,规范行为。有诗教,以陶养性灵,美化生活。”“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是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和谐体。因此新儒家思想之开展,大约将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之途径迈进。[9] 从这些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目前的研究者仅仅在哲学史学意义上研究“新儒家”和“新儒学”,但“新儒学”、“新儒家”、“新儒学运动”在现代新儒家们眼中,是一场广义上的文化思潮、文化运动。它们的内涵并不仅局限于哲学、史学。 也就是说以广义的艺术为内涵的诗教是现代新儒学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在80年代末,方克立先生针对把现代新儒家仅视为哲学思潮的现象提出:虽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都是有哲学的”,但是“现代新儒家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是一种广泛的文化思潮,而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思潮”[10]。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牟宗三、熊十力、钱穆等等被称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学者们,虽然以哲学或史学的建树彪炳史哲学界,但他们的著述是在文化意义上展开,文学艺术一直就是他们著作中不可分割的一维,只是与哲学史学建树相比成绩比较薄弱。 这里派生出了一个问题,既然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那些学者们在文学艺术问题上有过探讨,那么对现代新儒学运动中的“诗教”也就是文学艺术方面的研究,是否应该仍然仅仅在现代新儒家们的著述中开展。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不成立的,因为对于现代学科分化之后的学科规范壁垒现象,现代新儒家们都有过充分关注,他们大都意识到自己的学术专攻方向是哲学或史学,对文学艺术缺少发言权。梁漱溟就坦言自己:“才非艺术型,平素于文学艺术方面甚少用心。”[11]唐君毅则指出: 中国古代之文学艺术,恒为人格精神之自然流露,其用亦恒在润泽吾人之日常生活,实未显为一独立之文化领域。……然中国近数十年来,则盖以受西方之影响,文学艺术,皆逐渐被公认为一独立文化领域。……当转而学西方文学家、艺术家献身于一专门之文学艺术,而务求表现其心灵于作品。使志气充塞于声音,性情周运于形象,精神充沛乎文字,以昭宇宙之神奇,人生之哀乐,历史文化世界之壮采,人格世界之庄严与神圣。然后中国文学艺术之世界之文章,乃皆为性与天道之流行。……安得千百天才焕发,而有高明之智能、敦厚之德量,与人文陶养之士,愿献身于文学艺术,为中国创辟一新音乐、绘画、建筑、文学、戏剧之世界。既博大以雍容、亦刚健笃实以光辉,岂非中国文化之盛德大业哉。[12] 在唐君毅看来,体现儒家“性与天道”的独立的文学艺术,是有待于“献身于文学艺术”的专业人士来完成的。 因此我们应该回归到现代新儒学运动的本原意义上,看到现代新儒学运动并不是一个哲学、史学范畴,而是一个广义的文化范畴,它本身包括了新儒学思想在哲学、史学、文学领域的开展。但为什么我们后来的研究者们仅在哲学和史学的领域内展开新儒学研究呢,这主要是因为近现代以来,学科分化导致了不同学科间的学术壁垒,现在从事现代新儒学和新儒家研究的学者,主要是哲学、史学专业学者,专业知识结构局限定了他们的研究视野,使他们疏于发现现代新儒学运动的文学艺术内涵;而现代文学领域的学者又因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哲学、史学建树,而视现代新儒学为非本专业领域,遂造成了现代新儒学运动的诗教一维遗落于两个学科的视野边界线上,形成了研究上的“双盲”现象。但这一现象在21世纪以来有了新的突破,侯敏先生的《有根的诗学——现代新儒家文化诗学研究》、柴文华先生的《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研究》、张毅先生的《儒家文艺美学》是有填补空白意义的三部著作,都对梁漱溟等现代新儒家们的文艺观念作了研究。尤其是前两部著作,都是在文化视野而不仅是哲学、史学视野中,研究了现代新儒家们的诗教观念。[13]但这两部著作仅是对现代新儒家们的“诗教”进行了研究,没有在现代新儒学运动的背景下,关注新儒学思想在文学专业领域内的开展。事实上,即使撇开这些论据,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脉,一向是以文史哲一体的形式传承和发展的,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学科分化,它也势必会在文、史、哲三个学科中,以符合各个学科规范的形式得到新的开展。 综上所述,旨在论证以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观照现代文学现象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文学与文化论文: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伴随中国建设文化强国的进程，已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热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已逐步建立起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体系。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正在开展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媒介的语言方面，尽管有少数的民族语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汉语方言因其太为人所熟悉、太普通及推广普通话政策的影响至今仍徘徊于保护视线之外。以民族语言及地域方言作为载体的口头表达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少被统一为一类看待，对汉语方言及其记载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题研究尚缺少有针对性的探索。笔者尝试对其归类，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的文化大省河南为例，分析其特点与规律，探讨其保护开发的方式与途径。 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依据及必要性 1.归类依据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明确地将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各种“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俗、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传统形式的传播和信息等传统民间文化表现形式；二是“文化空间”，指某种集中举行流行的传统的文化活动场所，或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1］目前各国大多使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分类法，据此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划分为五大类［2］，口头传说和表述为首类，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编写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第二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和较强的操作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表”有16个一级类别，每个一级类又细分出一些二级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结构的第二层。如“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细分为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等8类及“其他”的收容类。学者王文章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中，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划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0个类别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正和调整，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归纳概括为13类［3］，其中语言（民族语言、方言等）、民间文学、传统戏剧位居前列。我们主张把口头表达、语言习俗及语言载体这一大类称为语言文学大类，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语言或方言为传承载体和凝聚体，包括濒危语言或方言小类、语言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小类）、运用特色语言或方言的传统曲艺戏剧类、语言文字习俗类等下位小类，其依据有三。 其一，从语言及其与文化的关系看，“语言是个多面体，文化的工具或载体，更是文化现象，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一种特殊的、综合性的文化凝聚体，是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系统。语言在文化的建构、传承以及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特点往往也会导致不同的语言特点”［4］。濒危的民族语言与濒危的独具地域特色的方言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具备突出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能展现地域文化创造力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在群体中具有世代传承、特色鲜明、活态犹存等特点，成为一种鲜明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界已经意识到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内容，倡议将民族语言及濒危汉语方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注意保护少数濒危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5］ 其二，语言与地域方言往往与文学凝聚为一体，互为表现形式，不可分割。在中国作为通行地域广的共同语汉语，其方言复杂众多，方言更是与地域文化、民间文学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方言是历史上形成的，其语义系统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其演变途径和发展方向深受地方历史文化的制约。方言的形成和发展体现了地方历史文化，方言词语记录了地方风物文化。方言保存了大量地域传说、故事、民歌，就连非语言的艺术创造（如音乐、舞蹈、绘画、建筑）和宗教信仰、民俗活动也广泛地留存在方言词语之中。方言与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如此紧密，许多市级地方政府把方言和民间文学及其他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起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比如海州方言被列入连云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湘乡方言被列入湘潭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人大代表提议将方言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予以保护。 其三，从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看，民间文学是人民大众的典型语言艺术，“是人民口头的集体创作，是一种立体文学、实用文学，具有直接人民性、立体性、口头性、流传变异性、传统性和多功能性等特征”［7］。“它运用口头语言，充分发挥其丰富的表现功能和概括能力，创造各种艺术形象，展示瑰丽的想象，表现高尚的审美情趣和深刻的理性认识。”［8］学界一般也将其称为“口头文学”、“口头传统”。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江苏的昆曲、评弹，河南的豫剧，安徽的黄梅戏，天津的京东大鼓、快板，闽南的南音，客家的山歌，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以方言表现的艺术形式。 作为口头载体的民族语言或地域方言与民间文学的诸多类别互为依存、互相表现。它们凝聚一体，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大类：口头传说和表达类。它们以语言文字及方言作为载体纽带或习俗对象，在中国，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表现为汉语地域方言文学类。 从相关称谓上看，在高等教育学科分类中，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二级学科专业，中国文科高校几乎都设有此专业。学术界认为民间文学曲艺、戏剧都是语言文学样式，在一些大型文艺活动中口头表达类节目往往被称作语言类节目。相应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中，我们可以把汉语地域方言与以其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一并称为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中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个突出类别。 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河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占有突出位置。民间文学、地方戏曲、民歌歌词曲艺、语言文字民俗等以方言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区域性特色、原生态口头性表现于其汉语方言记载的特性，表现于独具特色的方言语音特征和广泛高频率使用的方言特征词（即那些常用又具有构词能力、方言区内一致而区外特殊的方言词）。如河南的豫剧、河南坠子、传说故事神话、歌谣、谚语、谜语等其原生态口头特色，就表现于常用河南话的语音特征及方言特征词。在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灵宝黄帝传说中，就有大量方言特征词和方言文化词语出现于其中。 2.归类必要性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市场经济与城镇化发展、现代传媒发展、社会的大交流、普通话的推广等现实环境的影响，危机严重，有些正面临衰亡。北京师范大学丁崇明教授说：在语言中存在一种权威语码，一般情况下人们会在心理上认同权威语码。［9］由于升学、求职、做生意都需要普通话，所以普通话的权威语码地位被不断强调和提升。这就造成在许多人眼中，普通话是权威语码而方言是弱势语码的内在观念，从而使人们在心理上认为普通话与方言间存在等级差异，受“汉语规范化就是要用普通话”观念影响，很多人的脑子里形成了方言与普通话绝对对立的观念，或觉得家乡话土，或觉得家乡话难听，出于虚荣心不愿意让周围人知道自己来自哪里而不说方言，表现出对方言的不自信。于是，说方言的人越来越少。2012年3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对1045人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95.9%的受访者确认身边存在怯于说方言的年轻人，37.1%的人表示身边能说纯正方言的年轻人已经不多。［9］用方言土语表达的民间文学、语言文字习俗、方言戏曲也处于濒危状态。 基于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现状，我们有理由认为对其进行保护传承利用研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刻不容缓的重要内容。由于对其下位小类保护与利用具有共同特点，因此也有必要归为语言文学大类进行研究探讨。 二、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与价值 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性、活态性、传承性、流变性、综合性、民族性、地域性6项一般特点［3］。此外，它自身还表现出以下鲜明的特点。 一是内部各层级及小类的交融性。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民歌、传说、故事、歌谣、长诗、谜语等）、曲艺、传统戏剧等渗透交融。如汉语方言与汉族区域中的其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互为表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域原生态性表现于使用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方言，语言或方言的地域性与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显示出此大类的立体性。语言或方言的艺术特性表现于文学性，民间故事、传说、神话歌谣、谚语歇后语、语言游戏长诗、曲艺与戏曲的流变体现语言或方言的流变。那些流传久远的民间故事与传说反映出语言与方言的流变特色，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共同流变。民间故事的开头“很久以前”的程式化、字谜歇后语的格式化、谚语歌谣的押韵、诗歌或长诗的修辞、民间笑话的幽默、汉语民歌的格式与修辞艺术等，都具有独特的汉语或方言特色。谚语字谜歇后语常常成为语言学家和文学家共同研究的对象。如学者温端政、武占坤、马国凡、段宝林等致力于谚语、歇后语的研究。民间文学小类文化遗产中谜语、歇后语、字谜、绕口令、对联等，又是对汉语及其方言的研究训练形式。民间文学作为活的语言艺术，是研究民众口语的绝好资料，我国著名语言学大师赵元任、沈兼士、刘半农、钱玄同、魏建功、董作宾、王力、马学良等，都很重视民间文学，对民间文学作品有专门的记录与研究。文艺史上的雅俗结合律又促进文人作家对民间文学及地域方言艺术进行学习研究，汲取民间文学遗产来进行文艺创作。 二是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响与表现地域文化的广泛深刻性。不同地域民众的思维方式各异，其语言表达往往也呈现出诸多分别。比如河南民间文学及地方戏曲豫剧是当地民众文化生活中的一种重要文艺形式，其地方戏曲的旋律形式与地域方言的口语语音文学特征密切相关；方言词语、方言文化词语的大量运用及方言词语丰富而独特的表现力使地方文艺更具地域特征和乡土韵味，地方戏曲的唱词与念白常常取材于地域方言中的口语表述，大多数民间文学作品是以口语传播方式存在的，能使地方文艺形式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作为文化载体的地域方言是构成地方文艺形式特色的关键。作为载体的地域方言在思维、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影响着地方文化。地域方言以其独特的方言特点、丰富的方言资源而呈现出相对突出的材料价值与理论价值。例如河南各地的方言并不仅仅是地方百姓用以言语沟通的凭借，而且是历史赋予世人的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三是口头艺术表达的地域方言与文学艺术的协同流变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系统内部有不同小类型和不同层级。国际上，世界各民族语言组成一个大的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国内语言文化形成一个二级系统，一方面共同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各民族语言相互竞争，在共同语汉语内形成汉语方言系统。任何一个语言生态系统的变化都会使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处于不稳定状态，继而引起语言文化乃至民族文化的变迁，如汉语经历古白话到文言再到现代白话、普通话及各汉语方言的变迁，与汉语言文学类中其他小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协同流变。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价值。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方言是地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方言研究成果有助于地方文化及其历史的研究。没有方言，地方戏、地方曲艺、地方性说书就会消亡。比如，越剧、粤剧、豫剧、河北梆子以及黄梅戏等都依赖方言，即便是京剧也是在安徽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比于普通话，方言本身的词汇较丰富，更能生动地传情达意。方言承载的是人类最草根、最贴近生活的文化。在民间文学方面，方言文学更加生动形象；在词汇方面，方言是最丰富的宝藏；在文化方面，方言最能体现我国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如官话方言区大致跟中原文化区（中州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西域文化区、关东文化区、荆楚文化区、巴蜀文化区、两淮文化区的地域相当。地域文化是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华夏文化的土壤。方言中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记录着人们认识活动的每一个进步。所以，越是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普通话推广范围不断扩大的时候，方言及以其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越大。 地域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世界的，它们深深镶嵌于当地民众心中，口头表达传承了民族优秀文化。例如河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18项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汝南县），花木兰传说（虞城县），盘古神话（泌阳县、桐柏县），蛇闹许仙传说（鹤壁市淇滨区），董永与七仙女传说（武陟县、汝南县、西平县、平舆县），柳毅的传说（卫辉市），崔莺莺和张生的故事（辉县市），邵原创世神话群（济源市），汉族叙事长诗《郭丁香》（固始县），愚公移山传说（济源市），赵氏孤儿传说（温县），大禹神话传说（禹州市），王莽撵刘秀传说（西峡县、镇平县、内乡县、灵宝市），灵宝黄帝传说（灵宝市），葛天氏传说（长葛市），牛郎织女传说（南阳市），竹林七贤传说（修武县），帝舜传说（濮阳县）。这些遗产蕴涵着丰富的文化道德观，具有较高的文学、历史、语言价值及艺术审美价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对其保护传承有利于保护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有利于汉语言文学的繁荣发展，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文化创新和发展先进文化，有利于促进国家与地域文化的和谐发展。 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选标准和内容整理 评选认定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准，应包括：具有展现国家及地域文化创造力的突出价值和维系中华文明传承性的重要作用；出色运用传统民间语言方言的技能和经验，体现高超的语言水平；扎根于相关区域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方言特色；具有促进民族与地域方言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具有见证中华文明活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对维系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因社会变革或缺乏保护措施而面临消失的危险。 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内容整理，要科学地运用历史资料与实地普查等方式，挖掘、鉴定、确认潜藏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立体全面记录，整理汇总。对于像河南这样地处中原的文化大省，汉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是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重要部分，其语言文学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统计分类更应深入，可分类整理汇编具有浓郁河南方言特色的各地方言的特征词、语法点、语音特殊点、书法艺术，出版方言地图，或建立河南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声音、图像之间彼此对应而呈现实态的有声数据库，使河南方言保存下来，同时保留一些以河南话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河南方言片特征为红线汇集整理省域或市县域口头文学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小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传统曲艺戏剧、语言文字习俗等，使之形成省域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 四、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个性方式 抢救与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本着抢救保护一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如本真性、整体性、可解读性、可持续性等，更要抓住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树立正确的语言文学统一的保护理念，实施合理可行的语言文学价值评定措施，探寻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 （1）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和语言文字法作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依据与保证。依据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11年6月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推普工作与方言遗产保护并行不悖，语言与文学艺术恰当结合，才能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代表性项目名录、传承与传播、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依法宣传方言文学的价值，提倡当地人用方言创作改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体应加强对此的关注，学校、家庭也应给下一代创造能说方言、传播以方言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适宜环境。 （2）从语言文学特点出发进行科学管理，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展演与宣传教育规划，提高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全民保护利用意识。根据语言或方言与文学的交融性特点，语言或方言的角度规划应当与文学艺术形式的角度规划、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结合进行。如河南省文化厅联合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在淮阳举行多省联合的“中原古韵——中国(淮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该活动已成功举办两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与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研究与汇集展演，立体表现了中华文化，政府定期搭建展演舞台，还进行数字化记录、保存规划，帮助民众了解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寻找“中原记忆”，体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的重视，是对语言文学类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很好的保护和创新。 （3）定期进行特色方言点调查，打好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基础。国家与地方目前已进行三批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调查统计，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定期展演、讲说、宣传，专业人员组成的语言文学类采集编撰团体与机构相继成立。但还需详细调查研究语言或方言特征与其对应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遗迹的分布情况，对相关遗迹统一标识，并设置保护性标志碑。对各地有相似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曲、音像、图片、唱本及古籍著述等资料进行搜集整理，调查所获资料要进一步归类存档，建立档案音像资料库、电子数据库、语言文字资料库。在各地深入开展针对流传于不同地域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研讨，并将研究成果编纂结集，用方言及多语种文字公开出版，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意识。例如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董永传说”，在两千多年的漫长流传过程中不断与全国各地的民众生活相融合。由于民众方言不同、情感渗透和口碑附会等原因，产生了多种富有地方特色的传说，留下了相沿成习的风俗及与董永身世有关的文物、碑碣、村落、地名等遗迹。山西省万荣县、江苏省东台市、河南省武陟县、湖北省孝感市等地不仅有与董永相关的遗迹，而且地方志中也多有记载，都称董永是当地人。如山东省博兴县有董家庄、董永墓；山西省万荣县小淮村有“董永故里”的匾额，民间还织造“合婚布”；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每年农历二月初三和十一月初十均举行盛大的祭拜孝子的庙会活动，盛传着董永传说。通过此传说使用的方言对比研究，找出方言所反映的各地有关董永传说的地域文化特色，有利于各地共同传承利用。 （4）从口头语言与文学艺术表达相结合的视角综合考虑选取典型传承人，树立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典型形象，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等途径使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不仅保护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还保护其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空间，实现产品化开发与可持续传承。重视语言文学专家指导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是保护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 （5）利用科技创新转化为文化产品有利于保护传承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前，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进一步科学分类建档，采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手段，建设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声数据库，对保护对象进行真实、全面、系统的记录，并积极搜集有关实物资料，选定有关机构妥善保存并合理利用。此外，将方言和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资源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也有助于保护利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需要从语言科学、计算机技术、文学方面进行形态包装、改造，使其适合市场经济下现代消费者的口味，适合时代的需要。如带有河南话特征的陕县“王莽撵刘秀传说”，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方言原生态版、普通话版、外语版的记录，形成了满足各语种学习需求的文化传播产品，改编有豫剧、河南坠子、电影、电视剧等形式，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品化、产业化，在促进保护的同时让人们认识到方言特征词的形象生动。如此，方言与传说得到了传承，它的各种语言形式的展演使传说变得更容易令人接受和传诵，有助于带动地方旅游经济，获得丰厚的经济效益，也使相关人员获得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好处。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产业化保护的关键在于不能仅仅停留在活化石记录整理层面，更要在精神层面有所挖掘和超越，传承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精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顺应时展，去除伪科学成分，汲取人民群众创造的语言艺术，保护物态与文献，创新表现形式，科学再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魅力。如河南卫视举办的《梨园春》节目，聚集豫剧爱好者，不断推出不同年龄阶段的新人，对河南方言及豫剧的传承起到重要作用，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表现力、感召力。河南电视台9频道于2012年2月推出一档读解演绎河南地方语言起源、流变的电视文化节目《咱嘞河南话》，选择河南省内对河南方言有研究的专家教授作为主讲，每天讲解一个典型的河南方言词语，从词义解释、词源探索、典型例句、语境语用等角度，对典型的河南话词语进行通俗的解说，中间穿插情景短剧、电影场景、历史文献影像资料或图片，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学术与普及兼具，方言与地域文化交融，面向广大听众，雅俗共赏，使节目成为文化内涵深厚、诙谐幽默风趣、观众喜闻乐道的品牌节目。［11］这些方式有效地保护了河南话及以河南话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大大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 （6）加大财政投入，广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财源渠道。为保护珍贵的文化资源，河南省文化厅联合省财政厅争取到2010年度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790万元［12］，其中部分资金投入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同时还寻求政商学相结合的渠道扩大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投入，通过市场产业化利用、实物配合、旅游开发，体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经济价值，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7）加强国际间、地区间语言文学类及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研究交流与合作规划，促进地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内外传播。如近两年在传承几百年的河南淮阳太昊陵庙会上，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河南省文化厅、周口市政府联合中东部8省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团队前来演出，对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区间合作与转译、提高它们的影响力与整合度起到了积极作用。 综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符合国际公约和学术特点，其特点和价值颇具个性。在保护利用此类文化遗产时，有必要遵循其个性与共性规律，以申报地濒危方言或语言载体为纽带、以编译展演为形式，并与现代科技和创意结合，开展生产性、产业化立体保护，创新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特色方式。如此，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

影视文学论文:文学艺术影视传播在当前的文化意义 论文关键词：文学艺术；影视传播；金庸小说；文化意义 论文摘要：文学艺术通过影视传播，不但使传统艺术被广泛接受，获得创新发展的契机，而且还能弘扬民族文化，开拓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公众精神空间，重建现代人文传统。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和深刻的人性光辉，又因影视艺术的科技特征，获得更为持久的生命力。影视改编使金庸渲染的文化思想、艺术氛围成为当前重要的公共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金庸影视剧也同时成为一种公众艺术。金庸小说影视剧改编，已经不单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业性艺术形式转换，而具有振兴民族文化的战略意义。 从电影的发明到现在，一百多年，人类借助影视形象表达思想、情感，获得审美愉悦，也已经百年。电影从19世纪末传入我国不久，出现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影片《定军山》就是对京剧《定军山》片断的影视改编。一部中国传统舞台艺术从此可以脱离时空限制，得以更广泛的传播。此后，随着影视业的蓬勃发展，到今天，人们通过视听接受文化信息，借助影视传播艺术，已经成为当前一种文化生存状态和人们日常生活方式。传统艺术形式经过影视传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文化意义，金庸小说的影视改编可谓典型的范例。 一、传统艺术被获得创新发展的契机 我们知道，一些传统的艺术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其生存都已经发生了危机，特别是传统艺术地方性很强，没有快捷的传播手段，一些悠久而又优秀的民族艺术不但不为人知，大有自生自灭的趋势。这里不单是一个借助影视会很有效地传播的问题，而是把传统艺术形式与现代科技密切结合，促成一种新的艺术创造过程，从而寻找传统艺术焕发新生的立足点，做到艺术形式和艺术观念的更新换代、美感特征和价值标准的与时俱进，真正以“拿来主义”的文化发展原则，对传统作出突破和创新。 拿戏剧文学来说，以河南的豫剧为例，像其他地方戏曲一样，在多元艺术思想、价值观念的文化背景下，本来已经日趋萎缩，成为亟待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戏曲及其民俗文化所孕育的民众情感和朴素的艺术趣味，怎样与当代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结合，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河南电视台1994年10月开播“梨园春”节目以来，可以说让陷入困境中的戏曲，走上了开拓新的艺术领域和审美空间的宽广道路。特别是1999年，随着电视文化产业和音像艺术产业日益成为民众日常文化娱乐的主要方式，“梨园春”应时改版，推出“戏迷擂台赛”，让观众与影视戏曲制作互动，以观众的审美期待为“卖点”，由此激发的群众文化参与意识和社会反响之大，是其他地方戏曲无以相比的。“播出一年多，即已收到观众来信30多万封，每期拨打168热线电话者都在五千个以上，擂台赛已有近两万人报名。“梨园春”不仅受到河南及北京、山东、河北、安徽、江苏、陕西、山西、湖北等周边省、市观众的热爱，就是新疆、甘肃、内蒙、黑龙江、贵州、青海、四川、西藏等边远省份也有不少热心观众。据中视收视率调查，“梨园春”栏目平均收视率已达到25.85％。 再拿小说创作来说，它是文字抒写的作品，而“作为动态影像的艺术，电影能够给受众带来比文学强烈得多的直观快感。因此，当电影不再谋求基于自身形式特质的自主性，并进入传统上为文学独占的表征领域的时候，它就带来了一场意义深远的艺术革命。在这场美学革命中，电影以其逼真性对于艺术的规则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在经济资本的协同作用下，作为艺术场域的后来居上者，它迫使文学走向边缘。在此语境压力下，文学家能够选择的策略是或者俯首称臣，沦为电影文学脚本的文学师，或者以电影的叙事逻辑为模仿对象，企图接受电影的招安，或者以种种语言或叙事实验企图突出重围，却不幸跌入无人喝彩的寂寞沙场”。也许这种看法还有争议，但起码在多元艺术形式共存的文化生态中，影视艺术的发展速度日益呈现出人类文明加速发展的特征，文字作品表达手法的进步和更新相对而言并不显著，所以小说在当前和未来文化语境下，是经典艺术形式也是传统的艺术形式。那么，与影视传播相结合，从而获得更广泛的接受群体，最大限度地实现其文化价值也是发展创新的必然选择。 金庸小说历时半个世纪的阅读接受，造成了奇异的阅读景观，是现当代任何作家的作品所不能与其比肩的。从小说与影视剧互动情况看，金庸小说改编的影视剧收视率不会低于小说读者数量。十多年前，有人做过统计，金庸小说“自出版36册一套的单行本以来，到1994年止，正式印刷发行的已达4000万套以上。如果一册书有五人读过，那么读者就达两亿。必须注意的是，金庸小说无论在台湾还是在中国大陆，都有许多盗印本。这些盗印总数，可能不在正式出版数以下”。由此我们可以推知，目前，看过影视作品的观众数量按1994年小说读者的两倍计算，可以说从影视作品知道郭靖、黄蓉、乔峰、小龙女等生动鲜明的影视形象，知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精神的观众数量不会在四亿之下。伴随着广泛的传播，人们对金庸小说创造性的“误读”，也充分体现在改编、演出、产品制作过程、观众接受中，对原著精神内涵和艺术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发展，已经成为集体创造的文化景观。 二、弘扬民族文化，开拓全球化背景下的公众精神空间 人类的生存空间由物质生存空间和精神生存空间构成。人们对艺术的追求，所创造的审美愉悦空间，以特有的审美感染力，最容易成为超越时空和民族界限的共同的精神生活领域。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和深刻的人性光辉，在当代公众精神生活中，既有针砭时弊、匡正风俗、重塑灵魂的精神力量，又因影视艺术的科技特征，获得更为持久的生命力。影视改编使金庸渲染的文化思想、艺术氛围成为当前重要的公共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金庸影视剧也同时成为一种公共艺术。“就其实质而言，公共艺术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体现艺术家所创造的艺术风格和样式以及形成的艺术思想，而是体现一种群体性的精神空间，是人类改造自身生存环境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在每一个特定的地域中，特定的历史文化决定着特定的公共艺术特质，同时，特定的公共艺术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特定的艺术观念和审美模式。因此，可以说，我们从艺术的角度来认真地思考公共环境问题，是人类改善生存状态、延续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所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也许是金庸小说影视改编的核心价值，也是深远的意义所在。所以，人们并不顾忌改编对原著思想与艺术有机性的解构，而继续改编，观众尽管对改编产生了诸多不如意，但难舍银幕上那惩恶扬善的快事，难舍那侠义精神和美好人性给予心灵的启迪和慰藉。从而，在观影的期待、焦虑、振奋和争论中，传达着公众的社会理念，选择着一种符合当前历史文化生存所需的艺术观念和审美模式，进而达到一种和谐的人文生存环境的形成。 目前，公认好莱坞影视业居世界影视业之最，而能与之抗衡的两类影视作品，一是印度的歌舞片，然后就是中国的武侠片。如果说金庸小说由于传统文化浓厚，语言的民族化色彩鲜明，对其他民族来说接受相对比较困难些，那么金庸影视作品以其直观性、真实现场性，正在随中国武侠片的走向世界，逐步产生了国际影响。例如，日本neco电视台2006年用了一年多时间，每周两集的速度播出了大陆版《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和《笑傲江湖》，并发行dvd，一批日本金庸武侠迷诞生了。而此前，金庸小说在日本陆续出版的历史已经有10年之久，也没有产生如此被接受的盛况。在相同的现代影视技术条件下，民族之间的文化艺术更容易沟通、互补，彼此弘扬。 在当今，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西方文化以先进的科技手段为辅助，扮演着主导文化理念和价值取向，逐步形成以其为中心的全球化，一种文化侵略的态势给民族文化发展造成威胁。民族传统文化思想和古典文学长期孕育的艺术思想，在当代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有丰富的渗透和体现，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传承和发扬必将与现代先进的传播技术相结合，创造出新的具有民族特色、内涵新颖深刻的艺术新品，才能将民族文化理念不断扩展和延伸，使传统艺术获得新生，构建新的与全球化接轨的公共艺术空间。在此，金庸小说影视剧改编，已经不单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业性艺术形式转换，而具有振兴民族文化的战略意义。 三、重建现代人文传统．促进影视艺术长足发展 “相对而言，中国电影的致命弊端，在于一些电影人对电影的技艺或许驾轻就熟，但对电影的人文维度即人类的自我认知水准则多半懵懂无知。最差的中国电影，仍然停留在对电影人物的神圣化与妖魔化的两极化认知状态，即停留在原始思维状态或者说停留在儿童认知的水准线上。好人与坏人，善良与邪恶，总是一目了然。近年来的中国电影虽然大有改观，但总体上对人性的了解即人类的自我认知水准依旧十分有限。一些水准较低的电影中人物虽非过去式的红脸和白脸截然相对，但却仍然有许多人物不做人事、不通人情，甚至也不说人话。”传统文学中的“载道”思想，现当代文学思潮中长期的意识形态干扰，文学史构建过程中关于“人性论”的一次次批判，于是艺术作品对人性内涵的揭示禁忌颇多，对人性的普遍性视而不见，期间，极左电影也推波助澜，所形成的艺术价值判断中忽视个体存在的思维定式，很难在短期内彻底改变。长期以来，影视形象塑造缺乏人格独立意识和主动性，影视制作仍然是一种思想观念的传声筒。所以，苦心经营的影视作品与眩人视听的影视科技的发展不能相适应，影视艺术审美空间中的人文精神并没有得以张扬。 金庸小说创作在香港20世纪50、60年代，相对于大陆，那是一个特定的时空背景，现代科技发展与自由多元的艺术追求，造成一个色彩纷呈，个性突出、揭示人性的艺术空间。金庸小说影视改编可以说是同步进行的，不但金庸本人参与现代电影的制作，而且《射雕英雄传》在创作过程中就被长城电影公司改编成影视作品了。金庸小说的人性深度，生活化倾向、形式的独创性、对传统文化的深邃理解和合理扬弃，给予影视改编以极大的艺术再创造空间，也形成了极大的接受群体。上个世纪90年代，金庸影视改编逐渐成为大众艺术中的热点时，也正是文学界关于创作中人文精神的讨论、引起广泛社会关注的时期，金庸影视剧对人文精神建设的导向作用，不容忽视。直到今天，金庸小说改编的影视形象揭示的人性深度和构建的人文气息，在当今众多的影视艺术制作中，还没有大的突破。另一方面，日益推陈出新的影视技术和文学艺术影视传播方式，借助金庸小说的影视改编，充分体现了影视手段重建人文精神、培育先进文化意识的载体功能。 也许，传统文学形式与现代影视技术结合，成为当代人们日常生活中一种新生的公众文化形态，早已成为有目共睹的文化现实。 影视文学论文:西方文学视野下的影视研究 ［摘 要］ 影视和文学是社会文化传播的两大主要媒介，二者在体现时代背景、表现人物精神存在方面，有着类似的使命。同时我们也看到，多数电影，尤其是优秀影视剧在创作过程中吸纳了文学的很多元素，因此文学与影视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文学与影视制作的融合使文艺创作中分离出文学作品影视化和影视制作文学化两个创作方向。本文拟以西方文学的发展史为主线，探讨文学作品对于电影创作的影响，希望该研究对文学作品电影化的理论起到补充作用。 ［关键词］ 西方电影，文学，关系 一、电影与文学的关系 文学是文本思维的领域，电影是视听思维的阵地，二者看似互不相关，但是电影自诞生之日起并且一直受到文学作品的影响。我们也发现最优秀和最有影响的影视剧，大多出自文学改编和作家改编。那么，文学具有哪些优势，使得它成为影视创作中不可或缺的资源？首先，文学对影视的贡献之一在于它的故事性。众所周知，故事性是影视剧的核心。影视剧要用故事的艺术性、情节的严密性，生动鲜明地将故事要素以视听的叙事方式呈现给观众。而文学作品在叙事方面与影视创作有着相通之处。其次，文学对影视创作的贡献在于它为影视剧提供了人物素材。文学作品以或是虚构、或是真实刻画现实主义的人物的形式对人物进行塑造，这与影视剧创作人物形象的诉求一致。影视剧中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通常都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让人过目不忘，久久回味。再有，文学作品的语言对于影视创作也是一个重要的来源。文学的语言由描写语言、心理语言和对话语言组成，影视创作通过镜头和画面来取代文学作品中的描写语言，但是生动并富有特色的心理语言和对话语言在影视制作中通常会被保留和利用。由此看来，电影源于文学，文学造就电影，甚至一些影视评论者认为“电影是文学的”。 二、西方文学在影片制作中的体现 西方电影的文学源泉来自于西方文学。西方文学有两大源头：古希腊罗马文学和以《圣经》为代表的古犹太文学，两者对西方文学产生了深刻、全面的影响。 古希腊文学产生于公元前8～5世纪，其主要成就在于诗歌和戏剧。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古代诗歌的杰出代表，电影《木马屠城记》就是根据《伊利亚特》改编的反映古代特洛伊战争的经典之作。而取材于神话的悲剧则是古希腊罗马文学的顶峰，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更是皇冠上最耀眼的一颗明珠。电影《玛莲娜》中,一个西西里岛的青春期男孩讲述了一段美丽又残酷的初恋故事。真正优秀的电影总有着丰富的意蕴,不尽的解读空间,《玛莲娜》也不例外。在这个有着纯净风景的世外桃源般的小岛上,在一群活出了人类各种原罪的小镇居民中，沉淀着《圣经》带给电影作品的想象力。众所周知,《圣经》作为基督教的经典，对世界各民族尤其是欧洲文学艺术产生了无可比拟的深远影响。《圣经》的叙述与意象遍布欧洲文学艺术的各个角落,如果没有《圣经》,一部西方文学史要重新编撰。欧美各国几乎所有重要诗人、作家都与《圣经》中的观念和意象紧密相关。而《玛莲娜》的导演托纳托雷正是出自意大利这一有着深厚的基督教传统的国家。因此,若在《圣经》的观照中来审视这部电影，用来自《圣经》中的原始意象解读这部电影的人物与叙述模式,能使这部名片的内涵得到更清晰的阐释。这一时期的戏剧除悲剧还有喜剧，最优秀的是阿里斯朵芬的《阿卡奈人》等。古罗马文学主要继承希腊文学而逐渐发展起来，在戏剧、史诗、小说、神话、散文、文艺理论等方面均取得巨大成就。 《圣经》由《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组成，合称《新旧约全书》，与古希腊罗马文学一道形成了西方文学与文化的两大源头。 5世纪，日耳曼人对罗马帝国的入侵改变并重绘了欧洲的版图，也给西方文化和文学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他们的无知和野蛮一时间使欧洲的历史倒退了几百年。罗马帝国衰亡，欧洲历史进入了漫长、黑暗的中世纪。基督教会在政治、文化、艺术等领域占绝对统治地位，教会文学成了正统文学。这一时期的文学形式主要有宗教文学、英雄史诗、骑士文学和城市文学。例如，美国电影《埃及艳后》，反映了“奥古斯都”时期的历史：恺撒与埃及艳后之间的浪漫爱情，恺撒的被刺，屋大维对埃及的征服。影片中埃及艳后极具民族特征的美艳、华贵与狮身人面像相映衬的宏大场面，使它成为一部世界经典之作。另外，一部《加勒比海盗》成功地反映出该时代诸多的骑士文学特征。作为电影中两位男主角之一的威廉•特纳因其社会身份的矛盾,在内心深处有成为骑士的愿望。通过威廉的行为分析,可以得知威廉具备骑士的多项特征。具体来说,威廉具备谦逊文雅、英勇正义、保护弱者等骑士应该具备的精神。同时,以这种精神作为指导,威廉的行为也符合骑士行为的准则。从威廉参与的战斗的特征来看,导演有意突出了“骑士比武”这一模式,而电影的主题也和骑士文学关于冒险和考验的主题一脉相承。综上可以发现《加勒比海盗》具有浓厚的骑士文学色彩。这一时期还有《神曲》《罗兰之歌》《贝奥武甫》《亚瑟王之死》《坎特伯雷故事集》等代表作品。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开了西方现代小说的先河。作为对中世纪黑暗的封建专制和神权统治的反抗、复兴古典主义、张扬人文主义精神的文艺复兴运动，于十五六世纪在意大利兴起。这一运动的到来标志着欧洲文学继古典文学之后的又一高峰，使西方文化经历了空前的变化。它提倡以人为本，反对以神为本，使长期被禁锢的人的与生俱来的品质和特性得到解放。解放人、解放思想、以人为中心是文艺复兴的主张。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巨匠众多，成就辉煌。意大利的文学三巨头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西班牙的塞万提斯，英国的莎士比亚等最伟大的代表作家将这一运动推向了最高峰。银幕上的莎剧，光是无声电影时期就有近400部影片，电影进入有声时期后，也有近50部莎剧改编片。1955年美国在电视上播出劳伦斯•奥立弗主演的《理查三世》，一夜之间的观众，就超过了这出戏当年首次演出以来在英国剧院中看过它的观众的总和。据估计，这次观众达6 250万人之多。《罗密欧与朱丽叶》被19次搬上银幕。据不完全统计，已有三部《奥赛罗》的有声片，两部《哈姆莱特》(再加上一部由英国克里斯托费•普吕默主演的英国电视片)，两部《李尔王》。第一部莎士比亚影片是1899年赫伯特•比尔博姆•特里爵士扮演约翰王签署《大宪章》的一个简短记录，拍摄于伦敦堤岸上。1929年，玛丽•壁克馥和道格拉?斯•范朋克在《驯悍记》中扮演凯瑟丽娜和彼特鲁乔，该片发行了无声和有声两种版本。从莎士比亚的全方位传播不难看出，处于不同的异质文学圈和不同的艺术形式之间的人和群体的社会化，很难设想不需要经过文学传播来进行。 17世纪后期西方文学进入了新古典主义时期。古典主义兴起于法国并取得辉煌成就，产生了伟大的剧作家莫里哀、拉辛；18世纪在英国声势浩大，出现了以蒲柏为首的古典主义派。古典主义继承古希腊罗马的古典主义精神，在思想方面表现、阐述启蒙运动的影响。并与19世纪浪漫主义喊出了“打倒古典主义”的口号。19世纪上半叶，欧洲各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浪漫主义运动。浪漫主义反对古典主义的刻板保守的唯理论以及各种思想束缚，在文学创作方面提倡作家情感的自由表达、丰富想象力的驰骋、个性主义、平等主义、回归大自然等。浪漫主义起源于德国，是德国狂飙运动、法国大革命、欧洲民主运动发展的结果，然后迅速席卷欧洲其他各国，如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并于19世纪30年代进入美国。新英格兰超验主义是美国浪漫主义的高潮阶段。浪漫主义的最高成就在诗歌领域，最伟大的诗人有德国的歌德，英国的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拜伦、雪莱，美国的惠特曼，等等。小说、童话、散文也是浪漫主义作家的创作体裁，如小仲马的《茶花女》，赞扬了美好纯真的爱情，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等级制度；维克多•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具有明显的反封建社会的官僚作风的倾向。根据这几部浪漫主义杰作改编的同名影片是对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的鲜明体现。 影视文学论文:影视文学与通识教育研究 一、通识教育的定义 通识教育(liberaleducation)在我国又被称为“一般教育”、“普通教育”，其最早是由19世纪初美国博德学院(BowdoinCollege)的帕卡德(A.S.parkard)教授提出的。近几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思潮的兴起，通识教育的概念也被再次提起，在张正兴所著的《论大学的素质教育》一书中，通识教育被定义为“大学本科课程中具有共通性、内容具有广度的部分，其包含试图为各学科学生提供一种应当共有的本科技能的有关课程学习。”[1]时代和地域不同，对通识教育的理解也不相同。一般而言，通识教育课程是“实现通识教育理念的关键元素，其包含专业教育以外的所有基础教育课程。相比于旨在培养学生在某一专业知识领域技能的专业教育来讲，通识教育课程更加侧重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其内容具有综合性、基础性，有助于学生拓宽视野，增加他们的社会责任感。”通识选修课是指为进一步提高人才综合素质、拓宽学生知识面为出发点、以实现我国高等院校通识教育为落脚点而开设的课程，各大高校在此类课程设置上通常具有较大自主权。 二、影视文学产生的背景以及内涵 图像时代充斥的今天，影像的功能与魅力超越了任何一个时代而进入了我们日常的真实生活之中。作为当代的大学生，无论如何，都不能阻挡图像时代的发展，电影和电视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影视文学与我们的生活休戚相关。高等院校的教育不能与时代脱节，否则将给我们的人才培养留下巨大的遗憾。1895年12月28日，“世界电影之父”卢米埃尔兄弟拍摄的《火车进站》，标志无声电影的正式诞生，而电视诞生远远落后于电影，于1936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影视文学是伴随着影视媒介出现之后而诞生的新的文学样式。影视文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形式，与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传统文学不同，远远落后于传统文学的发展，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它是以声音和画面为传播媒介的视觉文学，因此被称为“第五种文学样式”，作为文学脚本既依附于电和影电视剧的创作，又具有相对独立性。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伴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发展，21世纪以后各大高校顺应社会潮流，纷纷开设影视文学课。影视文学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其在学界并未有确切定义，我们通常所指的影视文学是一门“以探讨影视媒介与文学作品之间关系为重点内容的艺术形态”，其包含文学作品到影视作品再到影视媒介的全部转化过程以及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的自身传播属性，具体内容涵盖已完成影视媒介改编的电视剧本、电影剧本、电视散文、电视诗歌等一切形式文学作品。简而言之，影视文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传统文学作品，还包括以影视形式表现出来的作品。由此可知，影视文学教学拥有相对独立的属性，将影视文学课程植入到高校教学中，不仅能够使学生掌握影视艺术的相关理论知识，还能通过观摩、动手操作等掌握文学作品改编、影视作品编导与拍摄、剧本写作、影视后期制作等实践技能。 三、影视文学专业教育与影视文学通识教育 从总体来看，高校各个院系课程设置分为两部分：通识课和专业课。“通识教育”一次引入中国高等教育以前，我国的理工科院校甚至综合性大学课程体系中都没有开设文学课，只有部分高校开设公共基础课《大学语文》，让学生初步了解中国古代、近代和现当代的文学名家名作。而影视文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进入大学教育体系仅有十年左右的时间，但呈现汹涌澎湃之势。为了顺应社会的发展和培养市场需要的人才，各高校积极开设影视文学课程，高等教育中的影视文学课程,分为影视文学专业课程与影视文学通识课程。影视文学专业授课对象既包括影视专业本科生，还包括学术层级较高的研究生、博士生。而影视文学通识教育的对象则主要为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高职院校学生或本科生。由此可见，影视文学专业课程同影视文学通识课程有着不同的对象和目标。影视文学专业课的主体是文学课程群,其中主干学科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电影学。影视文学专业课的主要目标是学习中文类基本知识，奠定文学基础，提高文学素养，熟悉我国的文艺、政策，系统地掌握影视文学的基本理论和创作技能，有较强的观察、理解、概括生活的能力，有较强的剧本创作能力，及较强的文艺编导能力。从目标角度而言，影视文学通识课“并非要求学生掌握某种专业技能，而是侧重于受教育者相关素养的提升，其同大学生科学素养、艺术素养、文学素养、心理素养、思辨素养的综合素养培养目标相适应”。由此可见，积极开展影视文学通识课程能够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拓宽其知识面、提高其艺术鉴赏力，从而为提升学生综合素养打下良好基础。这不仅是素质教育的需要，同时也是培养综合型、能力型人才的关键。 四、影视文学与通识教育的关系 随着全球信息化步伐的逐渐加快，现代社会对于大学生的要求也日益提高。大学教育不仅要能培养出合格的专业型人才，更要培养出知识广博、有创新思辨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因此，大学课程设置不应只满足于为学生提供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而应兼顾学生对其他专业知识的了解，以此全面提升他们的人文素养。目前大学教育课程设置过于单一化，造成学生知识结构的缺陷，所以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通过设立各学科专业的通识课程来改变以前课程设置的单一性和专门化，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影视文学通选课的设置，不仅让学生获得大量的人文知识，而且有助于学生养成健康的学术价值观念。合格的大学生应该是胸怀人类的有修养的优秀人才。大学教育既要使学生掌握专业基本知识和技能，还应该让他们懂得社会、哲学、文学、政治、历史等方面的常识。文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包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文学通识课的学习，使学生对自己所学习的专业、人生和社会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因此大学影视文学通识课的开设有利于学生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紧密时代的前进步伐，从更高的角度和以开阔的眼界去认识世界。21世纪以来，影视文学课程在各个高校开始普及。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其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上个世纪80年代仅限于在重点大学的中文系内部开设，由于政府的推广和重视，九十年代在更多院校的中文系和文科院校开设，全校性的影视文学通识课普及发生于本世纪初。她经历一个从重点院校到一般院校，从中文系到全校，直至近几年尤其是新升格的本科院校和一些重点高职院校也慢慢开始普及。高校影视文学通识课的开设实行“分层教学、灵活多样”的教学模式，大致分为与影视专业或文学专业相近的教育模式和作为全院公共选修课的影视素质教育模式。为了兼顾不同院校、不同专业学生的实际水平，教学内容与学生的专业相结合，以实现高质量高效率教学目标。根据不同院校影视文学课程开设的调查结果，总结出影视文学通识课的不同教学模式： (一)文学院影视文学通识教育 近年来由于影视艺术尤其是电视剧艺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影视艺术对小说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管是先锋作家，还是当红网络作家，他们的创作都收到影视艺术这一视觉文化的强大冲击和影响，这一现象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关注。因此，在文学院开设影视文学通识课非常必要，文学院的影视文学通识课可以作为文史课程的一个补充，可以拓宽文学院学生的视野。因为影视艺术是一门综合性的文学艺术形式，其文学性乃影视艺术之根基，在文学院开设影视文学课，当然得充分重视文学性，着眼于中外文学名著改编影片的观摩与讲解等等，以不同的视角来开拓文学院学生的文学知识，对专业学习也会产生良好的推动作用。 (二)艺术学院影视文学通识教育 在影视文学的教授中简化影视艺术理论课的说教，重视镜头语言的运用，鼓励学生自己动手用DV拍摄作品，这样通识课的教学紧密结合学生的专业实际，既完成了影视文学作为素质教育课对通识教育的普及，又提高了学生的艺术素质，使学生学以致用，多方面受益。 (三)工商管理学院影视文学通识教育 教授过程中采取灵活的手段，结合专业特点，侧重讲解一些电影和电视营销宣传手段，影视艺术与商业的紧密联系，讲解一些商品如何在影视作品中推销，此外，影视作品中启用一线演员的名人效应，不同的商业产品在影视艺术中的特写镜头，用经典电影作品中易于唤起大众记忆的某些镜头来做宣传，影视作品的成功本身附带丰厚的商业附加值，比如《泰囧》、《港囧》的高票房，引起了泰国和香港旅游的热潮，增加了泰国政府和香港政府的经济收入。同时还适当涉及影视片中植入性广告的运用，电影经典台词对影视广告等等。影视艺术作为大众文化产业，其巨大的商业投资当然希望带来丰厚的商业利润，这也是商业电影备受商家关注的原因。 (四)全院性质的公选课影视文学通识教育 全院性质的公选课教授对象的学生，来自全校不同年级的不同专业，学生呈现多且分散的特点，教学方式上采用大众化的素质教育模式，教学内容上以名篇赏析为主，作品选择以经典影片与当前大众化的热点影片相结合，艺术片与商业类型片相结合，重视热点作品的观摩与现象的讨论，比如学生感兴趣、网上点击率非常高的网络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和电影《何以笙箫默》、《甄嬛传》、《步步惊心》、《小时代》系列、《杉杉来吃》等等，针对大学生的年龄层次和心理特点，80后、90后的演员或网络红人纷纷“触电“当导演，而且非常成功。 五、结语 总之，影视文学通识课程的开设和普及，将会改善文理各学科学生的知识结构，弥补学生的知识缺陷，达到全面均衡发展，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这样可以更好地协调大学教育与社会人才需求的供需矛盾。 作者：段惠芳 单位：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影视文学论文:影视作品中的古代文学论文 一、古典名著创作成影视作品 （一）古典名著的改编 提到影视作品中的古典名著，我们首先会想到的就是四大名著。《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都被拍成了影视作品，不仅如此，很多创作团队还争相翻拍四大名著。每年寒暑假四大名著都是各个频道热播的作品，这为青少年尤其是学龄前儿童接触古典名著提供了最好的方式。以“央视版”《西游记》为例，纵观近些年的拍摄情况，它凭借对原著的高忠实度而成为影视传播中的典范成员。但是也有很多作品，为了提高收视率，在思想意识层面与原著大相径庭，有些甚至是歪曲了原著。据初步统计,与原著偏离最大的影视作品中周星驰改编的《西游记》播出率最高，故事情节中所涉及的搞笑、夸张元素已经使原著面目全非。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种改变也为《西游记》的认知度进行了普及与推广，这也是古代文学元素在影视作品中的体现。 （二）新旧影视作品 有很多影视作品都尽可能的贴合古典名著原貌，但是由于翻拍的版本和创作团队不同，也都各不相同。影视作品中人物的再现既有利于作品的传播，又限制了作品的再发展。比如“央视版”《红楼梦》，其中演员演绎的角色被广大观众所认可，并深入人心，使得《红楼梦》在现代社会中快速传播。与此同时“央视版”《红楼梦》为其他版本的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09年翻拍的《新红楼梦》就受到了这样的质疑，很多人都说《新红楼梦》不如“央视版”《红楼梦》。观众在欣赏影视作品时会形成自己的主观印象，这样限制了再创作古典名著的影视作品的传播。 二、影视作品中的诗词歌赋 无论是根据古典名著创作的影视作品，还是现在所谓的“穿越剧”、“古装剧”、“宫廷剧”等影视作品中都有诗词歌赋的体现。影视作品取其精华并对诗词歌赋进行传承。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名字就来源于李煜《虞美人》其中的一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曾经热播的电视剧《甄嬛传》中也有很多诗词歌赋，比如第十四集中甄嬛把曹操的《短歌行》中的一句改成“明月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终于有枝可依。”电视剧《三国演义》主题曲《滚滚长江东逝水》是根据明代杨升庵的《临江仙》创作而成的。诗词歌赋在影视作品中能够起到渲染氛围，深化故事情节的作用。《甄嬛传》中的角色安陵容就是凭借一副好嗓子受到皇上的赏识，安陵容唱过一首歌《采莲歌》，剧中当时是盛夏，皇上与众妃嫔在绿水环绕的亭台楼榭中宴饮，微风徐徐，水中的莲叶缓缓摆动，这时安陵容的歌声飘然而至，安陵容戴着面纱站在小船上唱着《采莲歌》，此情此景楚楚动人。诗词歌赋使得影视作品得到了升华，让观众享受到艺术的魅力，使影视作品中散发着浓厚的文化底蕴。诗词歌赋能够形象的揭示人物性格。周开奇先生说：“影视传媒对文学文本以影像符号进行展示,使受众在感受层次上也具有了更大的不同，因为影像展示消除了文本的符号障碍。以文字形式存在的文本，其形象的间接性也就相应的产生了一定的虚幻性,与人们的真实的社会生活有很大的距离。影像最大的魅力就在于能够把人的意念和个人欲望视觉化，将人内在的愿望与想象通过影像完美的展现出来变成视觉影像，满足人的快感达到替代性满足。”古典名著《红楼梦》中林黛玉这个形象的塑造是十分成功的。影视作品中淋漓尽致地再现了黛玉才情横溢的一面。她经常会写一些哀伤的诗句，想到的往往是死、老、分散、衰败。比如第二十六、二十七回，林黛玉夜访怡红院，第二天看到了花飞花落的情景，吟出了一篇《葬花辞》，“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写出了生活环境的险恶；“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写出了未来前景缈茫；“天尽头，何处有香丘？“”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更写出了她的追求、信念和人格。在《红楼梦》第二十二回中，林黛玉的灯谜诗谜底是更香，对更香“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的描写，正是对林黛玉个人一生命运的写照。 三、结语 信息化的不断加快，使影视作品的传播有了更好的效果，同时也展现了电子媒介对纸质媒介有一定的影响。影视作品创作时应该注重保留古典文学的原貌，这样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才能在现代社会中得到较好的继承与发扬。除了影视作品，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地方体现了古代文学元素。 作者：房庆旭 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影视文学论文:诠释文学影视中的清官 当前活跃荧屏的历史清官戏到底是穿越时空的人性颂歌，还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为封建“人治”婉转低回的搔首弄姿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无法一锤定音的人们纷纷为“清官”的一纸风行寻找原因。政治黑暗、经济落后、封建帝王宣传、儒家思想……不一而足。可焦急的学者似乎忘记了一个最根本的事实：关于清官的历史2[1]与历史3从来相去甚远。要解释清官历史文学影视的流行却从历史清官如何产生的角度去寻找无异舍本逐末，缘木求鱼，类似为诗人的全部诗作作传记式或寓言式阐释一样不可靠。我们要寻找的是历史清官文学影视从古至今的建构和流传机制，必须弄清楚他们到底因何而产生,又因何而广受欢迎。 一、英雄原型——清官话语的原始基型 “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2]历史清官文学影视同样如此。历史文学影视中的清官常常比其蓝本人物更为完美、高大、有力，基本属于该历史人物的“幻象”。近几年荧屏播放过的几部历史清官戏《包青天》、《大明王朝——嘉靖与海瑞》、《一代廉吏于成龙》莫不如此。人们因何要创造这些伟大的幻象并乐此不疲呢？本文以为这其实与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深处的“英雄原型”紧密相关。人们需要英雄，因而创造了自己的英雄。正如伏尔泰认为上帝的产生是因为人们需要上帝一样。“清官”正是数千年民族文化心理机制建构的结果，是一种沉积于集体无意识深处的英雄原型之再生和变奏。“原型”（archétype）来自于20世纪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荣格否认弗洛伊德以“力比多”为主要内驱力的个人无意识，认为集体无意识才是决定人类行为的根本动因。“集体无意识是比个体无意识更深的沉积层，是一个未知的实体”，以原型为其主要表现形式。 原型的形成过程持续数千年之久，并依它们对之显现的时代而有所增减或改变。某些原型以某种抽象形式形成一个典型的象征。而另一些原型则被表现为人或半人、神乃至幻想出的动物和植物形象，如英雄、救星、智者。集体无意识可以遗传。“这种遗传的事实也表明这样真正令人惊异的现象。有一些神话和主题在整个世界以同样的形式重复着。”[3]为此，荣格极重视神话研究，认为神话的主题都来自于集体无意识，神话的重要作用在于揭示出他们是如何体验世界的。而中国古代神话也正是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体现。从神话入手,可轻易找到清官情结的原始基型。太阳运行的日周期和年周期作为对初民思维影响最为深远的自然现象，使得世界各民族神话的神多与太阳人格化有关。“原始人对显见事实的客观解释并不那么感兴趣，但他有迫切的需要，或者说在他的无意识心理有一股不可抑制的渴望，要把所有外界感觉经验同化为内在的心理事件。对原始人来讲，只见到日出和日落是不够的，这种外界的观察必须同时也是一种心理活动，就是说太阳运行的过程应当代表一位神或英雄的命运。”[4]正是在这种外在感觉经验同化为内在心理事件的过程中，对太阳威力的认同成为对太阳神的崇拜，自然界的太阳被置换为人类世界的神或者英雄。我国古代神话同样体现了这一太阳崇拜的集体无意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太阳神崇拜为核心的英雄原型。而此原型正是“清官”作为一种英雄人物的原始基型。我国神话中著名三皇都是远古太阳神崇拜的产物，三皇的称谓正是太阳的别称。“三皇者，何谓也？谓伏羲、神农、燧人也；或曰，伏羲、神农、祝融也。”（《白虎通•号》）“太皞，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之号。死祀于东方，为木德之帝。”伏羲主东方，是春日之象征。“时为夏，夏之言大也。位在南方，其色赤。其音徵。徵，止也。阳度极夜。其帝炎帝者，太阳也。”（《白虎通•五行》）神农炎帝和火神祝融都是夏日的人格化表现。而祝融之“祝”与夏日太阳“朱明”之“朱”，“融”与“明”皆一声之转。[5](P.66)三皇其实都是太阳神的变体。 西汉官方大规模礼乐活动“太一礼仪”据学者考证其实也是在祭奠太阳神。“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祀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祀，到明而终。”（《史记•乐书》）仪式进行中的四首歌：春歌《春阳》、夏歌《朱明》、秋歌《西皞》、冬歌《玄冥》分别是对春夏秋冬四季太阳的歌颂。“太一祭仪的本来面目似应追溯到史前时代的太阳神崇拜仪式活动，其本义是借助于人类自身的象征性模拟帮助、促进太阳神的正常运行，确保其应有的光度和热力，从而保证自然过程和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6]至此，以太阳神崇拜为核心的英雄原型属于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无疑。而此原型一旦形成，就会对社会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第一个王朝以光明之日“夏”命名。后世君王早朝，皇宫正殿高悬“正大光明”,莫不出自对光明之神太阳的仿效。 一些神话同样以神或英雄故事体现着以太阳崇拜为核心的英雄原型。“共工和他手下的那群帮凶，在江流里坐了大木筏子，鼓动了大波大浪，前去攻打祝融，大江里各种水族动物，想来就是他的兵马，可是终于敌不过愤怒的火神发出来的炎炎猛火，烧得这些元帅和兵丁一个个焦头烂额。结果，根据善常战胜恶的法则，代表光明的火神胜利了，代表黑暗的水神——那个野心家和侵略者，是失败了。”[7](P.57)显然，属于水族“人面蛇身”(《山海经•大荒西经》)的共工之失败与夏日祝融的胜利从光明战胜黑暗、火战胜水的原型意义上讲是预先注定的。同样，黄帝与蚩尤之战同样具有太阳英雄崇拜的原型意义。“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从(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山海经•大荒北经》)黄帝主东方中原。东方作为日出之处，象征光明，为尊；蚩尤主西，“蚩尤者，炎帝之后，与少昊治西方之金”。西方作为日落之处，象征黑暗，为卑。这场战争无论多么艰难，太阳英雄原型决定了黄帝的胜利和蚩尤的失败。太阳战胜风雨、火神战胜水神，与祝融共工之战同样表现了太阳英雄原型。 总之，伴随着初民的太阳崇拜，中国哲学和文化衍生了一系列光明与黑暗、水与火、东与西、正义与邪恶、阴与阳等二元对立的命题。并依据太阳运动原则确定了这些对立二元的尊卑。而“清官”从原型意义上讲首先表达的正是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斗争。只不过，这种黑暗既不是太阳的东升西落而产生的黑暗，也不再是初民所面对的自然灾害如干旱、洪水泛滥、毒蛇猛兽，而是乱臣贼子、贪官污吏、地痞流氓的横征暴敛、草菅人命、胡作非为给普通下层人民带来的深重的灾难；救民于水火的也不再是女娲、后羿、大禹这样一些神或半人半神的英雄,而是爱惜子民、具有超人智慧或无上权力能使百姓沉冤得雪、云开雾散的封建清官。至于为何选择清官而不是别的符号承载英雄原型功能则与太阳神英雄原型在汉民族进入阶级社会后首先被置换变形为帝王英雄原型紧密相关。#p#分页标题#e# 如荣格所言，原型会依它们对之显现的时代而有所增减或改变。太阳神英雄原型逐渐演化成救世主等能救民于水火，为人类的发展进步带来巨大福音的神或英雄。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耶和华，东方穆斯林世界的穆罕默德在功能上莫不如此。而在汉民族文化圈，太阳英雄原型进入阶级社会后很快被帝王取代。如前所述，三皇都是太阳神，但后来在神话历史化过程中[8]成为为族人带来巨大幸福或推动本民族文明进步的统治者。伏羲创造八卦。炎帝既是神农又是神医。他发明农具、遍尝百草，教人日中作市。[7](P.71)燧人氏钻木取火，以化腥臊。其他神如谷神后稷教民稼穑，都是为人民立下巨大功勋的人物。循此思路，帝王统治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大都被附会为与其神秘能力或神秘出身有关。“黄帝三百年”(《大戴礼记•五帝德》)、“夔一足”(《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玄鸟生商”(《诗经•商颂》)。后世帝王多直接以日或日所象征的光明命名，把自己类比为太阳。“古帝王中有太昊、少昊、金天、葛天、祝融诸帝王，此光明崇拜之反映于最高统治阶级之说明。至夏以后，则帝王多以日名……则吾人可自王室之大臣、小臣、史、卜、百官等名姓考之，则以日为名者，竟无一人，则民众不得以日为名甚显。而尤要者，则日既为崇拜之对象，则初民意识中，惟统治阶级能与天通，故可借此以为名，而民众既无上通于天之资格，则不得触犯所崇敬之神物，以渎乱神祗，此为最重要之一理论。”[9]这种置换对中国政治制度、文化心理的影响由此已可见一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帝王作为人世的太阳，其统治之合法性权威和万世师表的能力犹如太阳之于世界万物不容置疑。于是，中国古人见到“金星凌日”的自然现象就担心帝王的社稷安危。文学中常以浮云蔽日喻奸臣蒙蔽君王，用白虹贯日比荆轲刺秦王。 “每一次显著的经验都是涌入到一个旧河床当中来的一次泛滥，这旧河床一直保留到形成无意识的时刻。”太阳(英雄)原型到帝王(英雄)原型的转变是如此隐秘地契合于远古的太阳神崇拜观念，以致古人接受起来自然而不露痕迹。而我们只能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一封建伦理纲常中看到太阳——阳——君——父——男之尊贵到月亮——阴——后——母——女卑贱之观念的逐步演化过程。这种源自远古神话的集体无意识在某种意义上着实在社会上发挥着某种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神话的法规作用，“它把某一社会共同体的信仰中的宇宙秩序和价值观念用类似法典的形式固定下来，以使后人尊奉不疑”[5](P.15)。也正是这一法规似的共同价值和信念为英雄原型进一步演变为封建社会的清官奠定了心理基础。我们将会在后文看到清官作为英雄原型在封建社会的变体正是对太阳（英雄）原型和帝王（英雄）原型的双重呼应。 二、清官——英雄原型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再生和变奏 封建社会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处于塔尖的帝王虽以日自比，但其温暖和热力所触及的范围却极为有限。但另一方面，生活及社会的种种不公在封建社会人民生活中却是常在的！沉积于集体无意识深处的英雄原型也在不断冲击，希望找到新的发泄渠道，缓解现世人生的苦痛，寄托数千年来沉积内心的对光明的渴求，对正义实践的信心和希望。于是，清官作为英雄原型在封建社会的变体应运而生。与帝王的远离民间不同，清官的历史蓝本人物往往与人民有实际接触，并在当时已声名鹊起。“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海瑞抚吴甫半岁。小民闻当去，号泣载道，家绘像祀之”。于成龙死后，“民罢市聚哭，家绘像祀之”。也许正是因为清官的声名及其某些作为与民众心中期待的英雄相吻合，集体无意识驱使下的民众才不遗余力地把自己关于英雄原型的种种期待穿凿附会于托名清官的各种故事中。 这就是为什么历史文学与影视中的清官多是具有一定神秘能力的英雄。如同帝王被神秘化为与万物主宰太阳息息相关一样。历史文学与影视中清官作为英雄被神秘化的倾向极为明显。历史上北宋包拯是开封府内铁面无私、法力无边的包青天。元杂剧《盆儿鬼》、《神奴儿》中，包拯可以看见冤魂、勾来旋风。明代《龙图公案》，包拯手中有桃木梆、桃木枷、温凉帽、阴阳盏等神物专断阴司事，可以使冤魂死而复活。可事实上，《宋史•包拯传》记载，包拯只在宋仁宗嘉元年（1056）十二月到嘉三年六月期间做了一年半的开封府知府。关于其决断冤狱的智慧，宋史只记载了比较普通的“割牛舌案”和“惠民河案”两桩极为平实的案件，全无包公文学影视“日断阳间夜断阴”那般离奇和伟大。明代清官海瑞的出身被解释为怪兽报恩[10]，死后被民间塑造成尊神。《岭南杂志》记载明鼎革时,忠介公石坊镌石处,血泪三日乃止,盛赞海公精诚之气与君国息息相关。电视剧《海瑞斗严嵩》夸张地表现明朝第一大奸臣严嵩和第一大清官海瑞之间的斗争。《大明王朝——嘉靖与海瑞》把海瑞置身于明朝国内的财政危机、严嵩父子的倒台、乃至抗倭斗争的重要历史背景中加以表现。无形中抬高了海瑞作为一个明朝官吏的历史作用。而从《明史•海瑞传》看来，海瑞一生耿介正直，最大政绩是他在担任两江巡抚的半年左右时间里兴修水利和勒令富户退田两件事。吴淞江、白河沿岸都是豪强的土地，所以他以钉子精神修好大堤之后，朝野上下，交口称赞。而他要富户退回兼并老百姓的田地，虽在他的坚持下收到一点成效，但立刻就被江南士绅买通当朝首辅高拱而明升暗降，调离该职，从而人走政息。 清官于成龙诞生于封建社会的末期，此时英雄原型已在包公崇拜等民间英雄原型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宣泄，对于新生的主人，已无强烈神话化欲望。但仔细观看《一代廉吏于成龙》，为清官寻找神秘先兆的思维依然存在，只是更加隐秘并多以巧合表现。于成龙幼时寄读的寺庙自他离开后就保持其居屋原样，似乎算准他后来的发达。于成龙担任福建按察使期间，请赦免因通海罪而牵连的无辜平民，担任直隶巡抚期间，请减免灾区赋税，赈济灾民。两件都是其前任意欲解决而无法解决的难题，偏于成龙因为有康亲王和康熙的支持而完满解决。《一代廉吏于成龙》为了加强于成龙作为清官英雄的忤逆豪强，为民请命因素，还虚构了斩杀总军李国栋的小舅子张富贵、杀人犯张大鹏和皇帝外甥喀礼几场戏。而从《清史稿》看来，温柔敦厚的于成龙唯一一次与官僚集团内部的冲突来自他做直隶巡抚时弹劾下辖的知县赵履谦。电视剧中于成龙上受知于康熙、康亲王，下有身怀绝技的忠仆朝卿相助，和《包青天》包拯上有宋仁宗支持，下有武功高强的侠客相助实有异曲同工之妙，都为增强清官英雄能力而设。此外，历史文学影视中的清官救民水火常与圣意相符。这种圣君情结清官梦的直接根源正是集体无意识中的太阳英雄原型崇拜。太阳被置换为人间帝王衍生出对汉文化影响深远的封建皇权政治，英雄的一切作为往往也归功于英明的帝王。古代神话中已见端倪：“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锲俞、凿齿、九婴、大风、封稀、修蛇皆为民害。#p#分页标题#e# 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锲俞，断修蛇于洞庭，禽封希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淮南子•本经训》）为民除害的英雄后羿不过是秉承尧的旨意，功劳属于尧，尧继而被万民推为天子。鲧、禹治水中，洪水泛滥，鲧为救民窃帝之息壤治水，被帝杀死。帝命令鲧的儿子禹接着治水。治理好后，禹成为英雄。显然，进入阶级社会后英雄行为已然被规定为不仅需利于民，更需是秉承帝的意志！细读清官文学影视，清官的功能和后羿如此相似。清官除暴安良总是秉承帝王的旨意。包公戏中包拯之所以敢于忤逆豪强、能处处伸张正义，多半是凭借圣君宋仁宗的支持。明太祖朱元璋是海瑞信心和力量的主要源泉。于成龙与康熙、康亲王的君臣契合无疑是其各项政治作为成功的重要保证。只不过，与后羿的英雄行为被简单解释为奉君命行事不同。清官出于集体无意识中自觉的帝王英雄崇拜，往往比常人更加忠诚于自己的王朝和君主。海瑞在狱中闻听嘉靖死讯，虽然由于职位过于低下连皇帝面也不曾见过，却痛哭整夜，把吃的饭都吐了出来。海瑞要忠诚于自己的君主，无论是否曾与君主晤面。犹如同时代的女子要忠诚于自己的丈夫，甚至是没过门就死去的丈夫。这种有悖于常理的行为完全出自处于从属地位的臣子对帝王的忠诚和处于卑贱地位的女性对男性的忠贞。而二者都根源于月亮对太阳的追随、阴对阳的遵从。天理与人伦在古代中国本来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天不变，道亦不变。而这种由于观察自然而得到的天理在作为社会人伦被规定下来以后，尽管发生了种种的置换变形，但作为一种深入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产物，已完全内化为人的内心要求，执行起来毫不困难了。不仅如此，为迎合封建时代的新需要，清官不仅是大英雄，还因为“圣人以孝治天下”必须成为孝的楷模。只不过，“孝”作为为迎合封建社会时代要求而增加的成分，在“清官”历史文学影视中始终处于从属地位。浓墨重彩处依然在于英雄原型为人民带来光明和福音的功能。 而鉴于时代的特殊性，这一点在英雄原型选择“清官”作为其承载物的同时就注定无法完美。于是，夸大“清官”英雄能力及其忤逆豪强、救民水火、为民请命就成为历史清官文学影视的普遍特征。最后，清官的普遍薄于闺阁实与其远古英雄原型一脉相承。今人常质疑作为一个忠臣孝子和心里装满人民的清官海瑞为何独独装不下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明人沈德符《野获编•补遗》记载海瑞一生为了有儿子继承香火曾九娶。妻妾中有的被休，有的自杀，有的死得不明不白。夫妻关系极为紧张。他五岁的小女儿吃了一块男仆人给的饼，就被他一顿呵斥，说这个小女孩只有自己死掉才配得上他这个父亲的名声。小女儿果然绝食七天而饿死。相比官场，清官于闺阁的热情确实太低。包拯平时没有私人的书信往来，亲旧故友的消息都断绝了。夫妻方面可以想见。于成龙四十多岁外出为官，直到二十余年后死于任上止都不曾带家眷上任。至忠至孝爱民如子的清官们为何独独薄幸闺阁？封建时代的清官话语又因何而在此方面出现集体缺失？答案若从清官英雄的远古原型寻找就昭然若揭了。源于太阳崇拜而产生的阳尊阴卑、男尊女卑的集体无意识在汉民族古代神话中已初见端倪。古代神话的神在性方面的严谨大大不同于希腊神话中爱欲泛滥的众神。众神之王宙斯风流成性，可以变成公牛接近自己喜爱的人间少女欧罗巴。爱神和战神偷情而被自己的丈夫火神用网罩住示众。而汉民族神话的神通常严谨而崇高。神的妻子和家世通常讳莫如深。偶然出现的妻子功能类似后世传宗接代。在神话中，女性常作为母亲而非妻子占有一席之地。正是在这样的集体无意识影响下，清官英雄在夫妻人伦方面出现了集体缺失。也从另一侧面证明了清官是对远古英雄原型的呼应，是英雄原型在封建社会的变体，主要表达封建社会主流文化对英雄原型的期待和满足。至于《大明王朝——嘉靖与海瑞》一改已成历史定论的“笃于行谊,薄于闺阁”的历史海瑞形象的诸多情节，如同《一代廉吏于成龙》中因充满高贵的人性之光而备受观众欢迎的于成龙一样，本文以为两者共同体现了英雄原型在社会主义新时代为迎合时代审美倾向的再次变形。新时代人们期待的清官除了清正廉洁、勤政爱民、疾恶如仇之外，还应该是充满人性与温情的热血男儿。这种古代与现想英雄人物性格的双重吻合正是《一代廉吏于成龙》这样的历史清官戏成功的主要原因；更是现代思维如何进入古代英雄原型使之悄悄发生变形，成为新时代英雄原型的典型案例。 三、结语 综上，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承载物，清官源自于远古初民将太阳运行内化为神或英雄命运的神话思维；并在汉民族特有的神话历史化进程中，成为继人间帝王取代太阳神而成为新英雄原型之后的封建社会英雄原型。英雄原型这一从太阳→帝王→清官的变形过程决定了“清官”既传达了光明战胜黑暗、正义战胜邪恶的永恒主题，对救民水火、为民请命英雄的执著追求；又承载了诸多今天看来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历史文化因素,其进步性与局限性都极为明显。但由于集体无意识的可遗传性和原型依据时代而变化的基本特征，这一深深契合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原型不可能轻易退出社会文化历史舞台，而是会根据时代的需要发生新的置换变形。历史清官影视在今天的观众心中还能引起强烈的共鸣，为处于改革阵痛中的民众带来心灵的抚慰，提供情感宣泄的渠道因而备受欢迎正可以证明这一点。因此，尊重产生这一历史文化现象的民族心理机制，用社会主义下逐步健全的各项制度和人民素质的逐步提高使之潜移默化，自觉变形为符合新时代审美倾向的英雄原型才是比较科学的态度。反之，粗暴地将其从具体历史文化语境中抽离出来，盖上人治的帽子并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毕竟，法制并非万能，最好的制度也需要人来执行。提高国民素质，消灭封建清官赖以形成的文化心理根源，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而在此过程中，影视媒介主动承载人文教育的重要责任，塑造更符合时代要求和审美倾向的社会主义新英雄无疑至关重要。 影视文学论文:影视赏析与古代文学教学探究 摘要:影视赏析作为教学辅助手段，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得以广泛的运用。它增强学生对历史文化的理解，提高文学鉴赏力，培养写作能力和技法，完善人格修养。当然也有弊病，过多依赖影视材料会使课堂本末倒置，流于娱乐休闲，所以，应明确教学目的，控制赏析内容和时间。 关键词:影视赏析;古代文学;教学;审美 古代文学作为汉语言文学的主干课程，从先秦到近代上下几千年，内容量非常大。在教学上主要从文学史和作品选两方面进行。学生们常常为文学史庞大的理论体系，繁多的文学常识，以及不可胜数的作家作品感到力不从心，消化困难。在教学上，也会明显感到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和把握不到位，文学鉴赏能力也亟待提高。随着多媒体引入课堂，影视赏析成为了教学的一个有效的辅助手段。 一、增强对历史文化的理解 文学作品并不像空中楼阁般能凭空出现，除了和作者本人的生平遭际、性格气质相关联外，也深受时代的影响。而中国历史悠久，朝代更迭，与今天时间跨度很大。作为95后的大学生们如果对当时的历史文化、政治军事、经济思想等诸方面一无所知的话，根本谈不上对作品的正确理解。而影视赏析能为学生提供更为逼真生动的历史情境。如讲到明初文学，涉及到诗文三大家:宋濂、刘基、高启。宋濂作为开国文臣之首，曾为太子师，但晚年，孙子被朱元璋杀掉，他也险遭杀戮，在流放的途中抑郁而终。刘基诗文俱佳，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为大明王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俗语说“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而后期，他在朱元璋的手下郁郁不得志，最终死因成谜，有说是胡惟庸下毒，有说是朱元璋授意。至于高启，“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39岁时，被朱元璋借故腰斩，其诗兼各家之长，但“殒折太速，未能熔铸变化，自成一家”。 综上，三家命运系于一人———朱元璋。明初诗文三大家的人生命运，是当时文人际遇的缩影。在朱元璋的高压统治下，也难怪明前期文坛萧条。如果在课堂上，仅仅对上述内容作文字讲述，学生们未必能深刻体会当时残酷高压的政治氛围。因此，播放了由胡军、剧雪主演的连续剧《朱元璋》中的一个小片段“刘基之死”，12分钟的播放时间，同学们领略了朱元璋的跋扈刻薄、残忍专横，胡惟庸的刁钻阴狠、狂妄无赖，以及晚年刘基的憔悴无奈、绝望焦灼。课堂上同学们受剧情的感染，对刘伯温的遭际唏嘘不已，愤慨同情。与此同时，引导学生让他们明白，这只是文人的一个代表，当时的政治氛围如此，也就不难理解明初文苑的荒芜了。再进一步作对比，由刘威、林芳兵主演的《唐明皇》中有李白的片段，李白醉酒入宫，力士脱靴、玄宗调羹、贵妃捧砚。同学们为李白的狂放不羁，高力士的无奈狼狈，玄宗的礼贤下士，杨贵妃的殷勤活泼所感染，笑声不断。那么，将唐玄宗与朱元璋相比较，同学们能深刻理解到一个时代政治氛围对文学的巨大影响。 二、提高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力 根据大纲的要求，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文学鉴赏力是应着力培养的。鉴赏力是理论水平、审美能力和文学创作力相结合的综合能力。古典诗词除文字之美还有音乐美、意境美。在课堂上单纯的文字讲解难免乏味，并且诗词意境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影视赏析将精美的画面、悠扬的音乐，动听的歌声相融合，能使诗词意境得以酝酿升华。如赏析明代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一首小词俯仰古今，感慨兴亡，令人读之唱叹不已。历史的轮回，人世的沧桑，又见青山斜阳。个人命运与世事沉浮，在秋月春风里摇摆，在浊酒笑谈中徜徉。课堂上给同学们讲述了杨慎悲剧性的命运和学富五车的才情。 而后播放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片头，该剧正是用这首词作为主题曲。宏阔的江面，波涛滚滚，裹挟着白色的浪花一往无前，一位位历史英雄在江水中呈现又随波逝去。配着昂扬的鼓乐声，低沉浑厚的男中音。画面、配乐、歌声相融合，一下子把那千年以前的峥嵘岁月拉到眼前，课堂上同学们仿佛也沉浸入那动荡澎湃的历史激流中去。这种感性的体验，不是文字、语言所能替代。再如赏析李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后主以至情血泪写成绝妙好辞，恨水东逝的愁绝化作横无涯际的江水，愁绪滚滚，不可穷尽。在讲解李煜生平后，播出连续剧《李后主与赵匡胤》的片尾曲，正是由费玉清演唱的这首《虞美人》。哀婉凄美的旋律，演绎着亡国之君的血泪深悲，诚如法国谬塞所言:“最美丽的诗歌是最绝望的诗歌，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 三、培养写作能力和技法 当前，文学专业的大学生写作能力差强人意，分析其原因:一是积累不够;二是没掌握相应的写作技法;三是没有审美标准。在古代文学课堂中除了理论和文字的灌输外，影视赏析能给学生提供更为感性的，立体的，生动的文学素材。如在讲王勃的《滕王阁序》时，播放相关视频。视频首先展示了滕王阁的景致、规模、气魄。再讲解王勃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和人物生平，使学生对《滕王阁序》中所寄托的思想和情感有了深入的了解。最后，通过讲解和影视材料的结合，给学生带来一场包涵着景物之美，音乐之美，文字之美的综合的审美体验。学生可从中汲取多种写作素养。关于写作技法方面的培养，很难说教条化的理论，能给学生带来多少启示。影视材料一方面可以给人具体的，感性的触动;一方面它所运用的渲染、对比、人物形象塑造、场景安排等更直接地展现在学生的眼前。如在讲《史记》人物塑造时，播放《汉武大帝》中的一个片段。家宴上，窦太后疼爱小儿子梁王刘武，欲让汉景帝立约，兄终弟及。 汉景帝不好当面推脱，说了句“那也没什么不可以”。可这违背了汉朝祖制父子相传，以及汉景帝本人的意愿。窦婴马上出来打圆场，“陛下，喝多了”，一句话给景帝解了围。这样的一个小片段将窦太后的专横和对小儿子偏爱的情感倾向;汉景帝的窘迫无奈和窦婴的机智圆滑表现得淋漓尽致。通过视频，将《史记》文字中的历史人物，鲜活生动地搬到学生眼前。人物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性格秉性能给学生以具体感性的印象，那么，对司马迁人物刻画的手法，会有更深刻的领略和掌握。学生写作时，常常会为不知自己写的好坏，而产生困扰。究其根源是他们心中没有审美标准。当标准缺失了，无论千言万语，也没有旨归。除了文学理论给出的文字性的标准外，学生似乎很难去具体把握和衡量。那么就从自我感受入手:第一层次是感官的触动;第二层次是情感的触动;第三层次是心灵哲思的触动。有了这样具体的标准就好衡量自己的文字了。 如在对比晏几道、秦观和李煜词。晏几道的“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秦观的“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李煜的“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通过相关视频的展示，三位爱做伤心句的词人，其文字对读者感发的深浅立现。晏几道词意象:落花，微雨，一人，双燕，明月，彩云等整体画面给人是离愁别绪，追思苦忆。秦观词呈现的则是落红遍地、心魂摧抑的绝望。而视频表现李煜词则是风雨暗涛，无边无际。以上三位词人的文字对人的感发触动，明显分为三个层次。学生通过具体感受，能够准确把握文学的审美标准，那么对写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审美中完善人格修养 古代文学作为主干课程，有许多同学希望课堂内容更扎实一些，为将来考研做准备。这样的想法很正常，但古代文学课堂，不能上成考研培训班的模式，即纯应试类型。古代文学中有大美，应当摒弃功利性，从审美的角度切入，使学生在美的熏陶中，认识到什么是美，如何创造美。而影视赏析能以直观感性的形式传递精神能量，灌输理想信念，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完善自身修养，实现精神境界的提升。如在讲《西游记》，播放了《取经归来》这首歌曲的MV，画面上回顾了唐僧师徒一路西行的艰难坎坷。处处是妖魔鬼怪、风霜雨雪。歌曲相和“一年年含辛茹苦经冬夏，几万里风霜雨雪处处家，取来了真经，回返我华夏……”此时，再联系到同学们的学业，求学何尝不是在取经呢?一路上难免坎坷，但要下定决心坚持不懈、绝不放弃，才能取得成功。 大学阶段是学生迈向社会的一个过渡期，也是提升人格修养的重要阶段。在讲课之余，向他们讲一些有益身心，修为励志的知识，有时比多讲一个专业考点更有意义。如何摆正求学与健康生活的关系?如何在遇到挫折时调整自己的心态?提示学生在苦恼忧烦、自暴自弃时，何不向往圣先哲们寻求智慧?如浏览经典对启迪心智很有帮助，如果觉得书籍文本不好理解，就看看电影《了凡四训》，动漫版《心经》、《道德经》、《菜根谭》、《庄子》、《大学》、《中庸》等等，这些影视资料以最生动的形式，最浅显的语言为你讲解人生智慧。如电影《了凡四训》，了凡先生以自己生平亲力亲为的事迹，提出“命由我作，福自己求”［5］的道理。结合儒、道、释三家思想阐释命运的真相，立身向善，慎独立品。如何安身立命，如何积善改过等等。 同学们若能汲取其智慧，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将潜能发挥地淋漓尽致，必能取得真正的成功。当然，影视赏析在课堂上也有弊端，应加以研判与引导:一是作为教学辅助手段，课堂影视播放，易入喧宾夺主窘境。影视赏析不能取代讲解讨论和思考提问。如果过度依赖影视，会出现本末倒置的情形，影响对基本知识点的掌握。所以，要严控赏析的内容和时间。二是力戒一味娱乐休闲。学生们经常厌倦课堂理论的灌输，一旦播放影视资料，就会格外高兴，把课堂当电影院忘记了学习的目的。因此，在播放的同时要多加提示讲解，和教学内容相结合。让学生带着问题，有思考地看，有欣赏地看。三是相关影视内容与文学史料经常有相矛盾或有差异的地方，这一点，教学中也要十分注意。可借此，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学观，甚至人生观、价值观。是是非非，扬清击浊。 作者：梁琳 单位：榆林学院 影视文学论文:影视剧促进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发展 摘要：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方法的改革层出不穷，而本文侧重于研究将经典的文学名著改编成的影视剧运用到教学中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探讨如何利用影视剧这一载体，扬长避短，加深学生对现当代文学经典的理解，保持对文学名著持续的热情。 关键词：文学名著改编的影视剧；促进；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一直以来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它可以引发学生对文学产生浓厚兴趣，培养学生对文学的鉴赏和分析能力，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和道德文化水平。但是，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在实际教育教学过程中，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如何使学生对这门课保持持续的热情，通过实践教学的相关情况的了解，我们发现把经典文学名著改编的影视剧适当地运用到教学中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这门课程内容丰富，基本讲授都是文学史与经典文本的选读为主要教学方式。因此，经典文学名著阅读是学习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一个必然的过程。但经典文学名著大部分都篇幅较长，涉及面较广。而学生呢，之前由于的高考的压力，对经典文学的接触比较少；考入大学后，由于就业的压力，忙于应付各种考证，难于集中精力和时间去阅读研究大量的文学作品。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中国现当代文学授课教师要将课堂组织好自然是难上加难的事情了。 因此，要改变这种状况，就一定要想办法吸引学生，让学生迅速地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使之不仅在课堂上学习文学，而且要深入学生的生活，使之爱上文学，自觉地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提高自身的文学素养和人文精神。这是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课教师面前的难题和身处的困境。在此基础上，各种教学方法的改革层出不穷。而本文侧重于研究将经典的文学名著改编成的影视剧运用到教学中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探讨如何利用影视剧这一载体，扬长避短，加深学生对现当代文学经典的理解，保持对文学名著持续的热情。 1文学名著改编的影视剧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的意义 1.1影视文学赏析改变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模式以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模式普遍是以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为教学方式进行单一化教学，其教学方式非常简单，也就是常规的“填鸭式”教学。对此，使用影视文学性赏析能够有效地改善教学方式，改善常规教学所存在的问题。 1.2影视文学赏析激发学生学习动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实际的教学中引入影视剧进行文学赏析，能够促学生以更高的积极性投身于现当代文学学习，并有效地提升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同时，这一教学活动，还能帮助教师进行教学设计，例如观后感、关于文本与影视剧的区别等等，从而让影视这一资源更加富有教育意义。 1.3正确看待影视文学在教学中的作用利用影视剧只是促进教学，加强学生对文学名著的理解，但观看影视剧毕竟不能代替阅读原著。因此，在教学中，我们看到了影视剧对辅助教学的有益方面，但绝不能舍本逐末。 2利用影视剧促进教学的方法 2.1课堂上放映影视剧： 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一是课堂上放映整部影片（电影）。首先，要选取那些忠实于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放映影片前要求学生提前阅读原著，课堂上教师先介绍相关作品的作家及创作背景和时代精神，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要求在看完影片后共同探讨。放映整部影片耗时较长，因此授课时间大致分配3-4学时。这种方式不能经常性地出现在课堂上，一学期出现一次足矣。二是剪接影视剧中部分精彩片段，根据需要在上课时间进行播放。在高等教育教学过程中，多媒体技术的提倡特别适合这种方式的教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过程中，适当地穿插一些剪辑的精彩视频，有利于调动和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进而培养学生对现当代文学的热情。这种短片剪辑播放进行教学的方式，占用时间少，学生更能集中注意力，积极性与参与性也更强，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但是，制作电影剪辑时，也必须选择忠实于原著影视作品进行教学。 2.2课外观看影视剧： 这种方式可以由教师课堂上教授相关的文学知识，简单介绍作品背景和主要人物，并留下思考题，要求学生课外时间观看影视剧。可以由班上学生集体组织观看，也可以由学生自行观看。这种方式是观看影视剧不会占用上课时间，又能增加对文学作品的了解。当然，要提醒学生观看影视剧时，注意影视剧与文本原著的区别，并思考导演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改编，从而分析和感受不同艺术类别的美学特征。学生观看影视剧后，在下次课时，教师要就上次所留课后思考题进行提问，以便巩固学习，增强学习效果。 3影视剧运用到教学中要遵循的原则 3.1尽量选择忠实于原著的影视剧 我们应该知道，文学作品一直都是影视剧改编的重要素材来源。当由文学作品改编成的影视剧对于现当代文学教学的冲击和影响我们必须有个全面的了解。一方面，影视剧的改编，对于文学作品的传播是有益的。尤其是一些改编比较成功的影视作品，比如电影《骆驼祥子》，电视剧《围城》、《四世同堂》等，对于现代文学创作成果的普及和推动教学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对学生了解作品的大概情节、把握主要人物的性格，甚至激发他们对于原著的阅读兴趣都会有一定的帮助。但另一方面，影视剧的改编往往会造成对文学作品的扭曲。现代文学作品中构思精致、富有艺术创新的一面被抹杀，作品严肃深刻的内涵被通俗化甚至庸俗化。 比如曹禺的《雷雨》所用的回溯式结构，是作家的艺术构思中最具特色和艺术性的方面，是为了将三十年的故事浓缩在一起，造成情节的集中紧凑、戏剧冲突的紧张激烈而设置的。而电视剧《雷雨》却按时间的先后顺序将情节一一展开，这就使原作在艺术构思方面最具匠心的一面被忽视，体现不出作品原有的艺术性。而由老舍《我这一辈子》、张爱玲《金锁记》等作品改编成的电视剧，任意添加人物形象，肆意篡改故事情节，不仅使原作的内容所剩无几，而且严重歪曲了其精神内涵，使作品中严肃、悲凉的一面大大冲淡。这是对文学作品的媚俗化改编，甚至可以说是打着改编旗号的重新创作。在选择影视剧进行播放教学时，教师要认真加以甄别。 3.2耐心引导教学的核心以及主体 最终必然会落到学生上，在整个教学活动当中学生也是占据主导地位。在教育观念上，教师应当积极并且耐心的引导学生，不仅要让学生认识到自己在教学当中的地位，还需要改善自己的学习出发点与学习观念，清楚认识到影视剧赏析并不是单纯的娱乐，更多的是增强大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了解。同时，对文学名著改编程度较大的影视剧对于现代文学作品原汁原味的保留是有害的。尤其是当学生还没有充分阅读文学作品的情况下就先接触影视作品，会造成先入为主的印象，这对理解文学作品不仅没有帮助，反而会造成误导。对这些现象，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引起注意，加强引导。对一些改编较为成功的影视作品可以适当推荐给学生，或者进入课堂播放、讨论和学习，而对文学作品被扭曲的方面应予以提醒并及时矫正，要引导学生回到文学原著上来。 3.3精心设计课堂 在课堂中，教师根据教学需要充分了解影视剧的内容，并按照教学内容不同巧妙地设计课堂中的影片播放内容以及播放时间，在非特殊情况下，尽可能对电影进行剪辑，对电影当中无意义、繁琐的片段删减掉，将剪辑重点放在与该课堂重点、难点突出的部分。在课堂中，影片播放的时候不宜过长也不宜过短，过长会导致学生完全沉浸在影片观看当中，而不是赏析中，过短会导致学生无法有效理解影片中的“教学”内容。在课堂中，既需要保障影片能够激发学生的观影兴趣，还需要保障学生能够完成预计的教学任务。在影片结束之后，教师还能够设计更多的相关活动对教学内容进行深化、巩固。 总之，文学名著与由文学名著改编的影视剧作有很大区别，如文学侧重叙述和描写，注重人物内心世界；影视剧侧重外部语言和动作，注重观众接受心理，主要以票房收入为目的。但是在教学活动中，只要运用运用得当，正确加以引导，影视剧完全可以有效地促进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的。 （作者单位：长沙医学院）作者：曾葵芬 影视文学论文:西方影视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 摘要：英美文学在促进学生文学素养的提升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这也是中国教育界的一个共识。但是，对我国大部分非英语专业的学生而言，受到传统教育思想和教育手段的影响，他们的英美文学知识及其缺乏，且起点低，这些也为英美文学的教学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但是，西方影视凭借其自身的优势则可以有效克服这一缺陷，并帮助这些学生提高人文素质。鉴于此，本文则简单分析了非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教学面临的困境，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从多个方面探索了西方影视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西方影视；英美文学；应用价值 所谓的英美文学，简单理解就是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对我国一些非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讲，例如高职高专成人教育的学生，经典的英美文学就像一面镜子，有效的折射出了英语民族的悠久历史，并为他们求知、求善、求美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在他们的课程学习中占有重要地位。重要的是，通过对英美文学的接触，这些非英语专业学生的人文素养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具体的英美文学教学中仍然会有一些问题存在，并严重影响着英美文学的教学效果。而随着信息技术和人们信息认知水平的提高，西方影视被广泛运用到了英美文学的教学中，并凭借其信息量大和直观性的优点，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发挥着重要的价值，从而有效的弥补了英美文学教学中的不足。 一、探索英美文学课程教学面临的困境 基于相关院校对人才的培养角度来看，他们希望通过英美文学课程的开设，让学生有效的了解到英美文学的发展历史。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英美文学不同发展时期的一些重要作品及其作者，最终实现院校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不仅如此，一些高职高专和成人教育也对此作了具体的要求：开设这种文学课程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即最大程度的调动学生对文学课程的兴趣，并进一步培养他们阅读、理解、欣赏英语文学作品的能力。建立在这些掌握内容的基础之上，从而把握文学批评的方法和与之相关的一些知识。而学生在接触英美文学知识的过程中，自身阅读和分析相关文学作品的能力也会相应的得到提高，并在理解西方文化的基础上提升自己的人文素养和语言能力。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应试教育下，各种升学政策的影响，学生在中学期间接受的英语教学是不完善的，因为教师教学的重点主要体现在词汇、语法、阅读、写作等方面，学生文化知识的积累和文学素养的提高是被忽略的。因此，学生在接受继续教育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即他们英语学习的起点低，明显缺乏相关的文学知识积累[1]。 二、西方影视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价值探析 1、有效凸显对英美文学史的介绍 英美文学教学中，文学史是一项很重要的教学内容，它涵盖的内容体现在多个方面，例如英美文学不同发展阶段中的主要作家和这些作家的代表作品、文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流派、英美文学作品赏析等，而以上所述的这些都是英美文学学习中最为基础性的内容。但是，传统的以说教为主的英美文学教学方式已经严重打击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且很多学生就此反映，英美文学发展的背景太过复杂，其中涉及到的作品和作家也太多。经过深入探究，笔者也就此做了一定的思考：发现西方影视具有信息含量大、直观性等特点，可以很好的完善传统英美文学教学方面的不足，从而让学生更为深刻的了解到与英美文学史相关的知识内容。例如出现在英国文学史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威廉.莎士比亚，他在英国文学史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从相关的英国文学简史来看，其中都是利用很大的篇幅和文字来对其进行介绍，介绍的内容不外乎其文学地位、文学创作、作品及其历史意义等。但是，莎翁一生创作了三十七部戏剧，并且都被列为经典，教师利用有限的课堂时间是很难完成这么重要的教学任务的。而此时，一部经典的西方影视作品《莎翁情史》则可以被拿来利用，让学生通过影视欣赏来了解这个伟大的人物。[2]针对影视并非对真实百分百还原的缺陷，教师可以采取片段截取的方式，让学生窥探到莎翁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风貌。如其中关于伦敦剧院的片段，学生可以通过欣赏，对有关伦敦剧院的情况有一个深刻的理解。 2、帮助学生明确对一些文学名词的记忆 关于英美文学知识的考察，名词解释是一个重点。但是结合具体的英美文学教学来看，与其相关的文学名词是令学生头痛的一个问题，因为文学名词具有一定的抽象性，需要记忆的知识点多且零碎。不过，在深入探析的基础上，笔者结合相关的实践经验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发现可以利用西方影视的价值来达到教师在英美文学名词教学方面的目的。因为将西方影视引入到英美文学的课堂教学中，可以有效实现两个方面的目的：既深化了学生对文学名词的理解，又加深了他们对文学名词的记忆。例如美国文学教学中的一个重要文学名词：美国梦。针对美国文学的学习而言，学生如果掌握了这个名词的意义，将对学生进一步理解其他经典文学作品中的文化意蕴有很大的帮助。不过，这个名词的起源有些复杂，且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太过浓厚，仅仅依靠单纯的记忆无法达到教师的教学目的。[3]对此，教师可以借助西方影视，利用图文声像结合的方式来帮助学生理解这个名词的深层含义。如曾获得过奥斯卡大奖的影视作品《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教师可以将其作为解释“美国梦”的一个最佳选择。从影视的名称就可想到，其对美国梦的阐释可见一斑。其中，贫民窟和百万富翁本就是一对矛盾的概念，但影视的主人公利用自己的努力实现了千万大奖的美梦，在成为真正的百万富翁的同时也获得了甜美的爱情，这些与“美国梦”的主题是相当切合的。 3、可以被运用到文学理论介绍方面 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中，文学理论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文学理论的学习，学生可以有效的把握文学作品的深层次内涵，深化自身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从而进一步挖掘出作品所要蕴含的思想意义。但是需要是注意的是，文学理论的知识内容比较抽象化，学生理解起来也较为困难，因此成为教师教学中一个难点。[4]结合文学理论教学的特点来看，教师可以利用影视欣赏的方式，化抽象为具体，通过具体的实例来向学生讲解这个内容，从而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记忆。例如人们所熟知的一部经典影视剧：《上帝也疯狂Ⅱ》，教师可以通过让学生欣赏经典片段的方式，让学生就“影视中人、动物、自然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讨论，讨论可以采取分组的方式。学生就问题经过一番讨论后，教师要及时的为学生抛出问题：“动物可爱，自然美丽，作为人类的我们，面对这些境况的正确做法应该是怎样的呢?”。其中，当学生对此做出肯定回答的时候，教师要抓住时机为学生讲述：从上世纪初开始，受到先进技术的影响，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创造出了大笔财富。但同时，人类目光短浅，破坏资源，屠杀动物，污染环境，最终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而以上的这些内容牵涉到的是与生态批评理论相关的知识。除此之外，影片中也有其他的一些与文学理论相关的内容，例如社会精神生态理论。对此，教师要积极迎合学生的心理，将理论性的内容用实证性别的方式给展现出来，在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同时也达到了应有的教学效果。 三、结语 总的来说，对一些院校，例如高职高专和成人教育中的非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讲，英美文学也是他们的一项重要学习内容，并在他们文学素养的提升方面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在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中有效的引入西方影视的教学方式，可以很好地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并让他们深刻的体会到寓教于乐的乐趣，在欣赏影视片段的同时也提升了自身的人文素质。另外，精选西方影视作品来辅助英美文学的教学，能最大程度的节约教师的教学时间，并提升英美文学的教学效率。随着高校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这种影视教学的方式会进一步被应用到英美文学的教育中，从而帮助教师实现有计划的教学，并在教学效率的提升中发挥出其应有的价值。 作者：张宏明 单位：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影视文学论文:影视文学与动画影视艺术的关系 影视是一门综合艺术，是现代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娱乐产品。它将静态的文学语言通过直观、有声的视觉形象表现出来，向人们展示着不同的世界，让人们产生了不同的感受，也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作为影视作品的两个重要方面，影视艺术和影视文学会对影视作品的价值产生直接的影响。而动画影视艺术强化银幕的表现力，能够净化心灵，满足观众视觉与心理的美感，传达了影视作品所要表现的内容。 一、动画影视艺术与影视文学的内涵 优秀的动画影视作品能够让观众的视觉与心理产生美感，也能够起到净化心灵的作用。动画影视艺术追求意境与情感上的完美结合，最早起源于电影，是在影视作品中为了达到时空结合的艺术功效，影视学家应用时间、空间等各种表现手段强化银幕的表现力，结合虚拟动画形象，满足观众们情感和审美上的需求。目前，由于动画影视艺术能够给观众带来美感与震撼力，动画影视艺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在电视中，为了迎合观众的趣味，一些动画影视作品艺术标准比较低，往往会制造一些高上座率的商业影片，通俗、暴力。为了传达影视作品所要表现的内容，动画影视艺术通过空间营造、表现以及空间再现的方式，不但能够丰富人的精神世界，还能养眼、养心。进入新时期后，在影视作品中引入了一些斑驳陆离的光电科技，不但给观众带来了视觉上的冲击与震撼，还能从很大程度上提升影视作品的艺术效果。影视文学是为了给观众的视觉和听觉带来直观性的感受，文学剧本通过电视、电影、广播等形式很好地表达了文学思想的内容，是文学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与其他传统文学相比，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涵义。它比传统意义上的小说、诗歌等更具有震撼力和影响力，得到了广大观众的普遍认同，已经成了现代文学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影视文学与其他类型的文学都具备传统文学的特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如：故事情节的塑造、人物的刻画、情感的表达等。另外，影视文学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丰富的表达方式，它结合影视媒介，具备了“读、看、听”的三重功效。同时，影视文学通过鲜明的视觉形象能够将文学形象演绎出来，具有鲜明的影视特征，能够将文学原著中抽象的形象具体化和深刻化，将描述的动作展现出来。 二、影视文学与动画影视艺术的关系 (一)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的关系 动画影视艺术与影视文学之间是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的关系。首先，在表现情感以及事件的发展状况上，不像影视作品所呈现的那样，影视文学更能引起观众的思考，比较抽象。而动画影视艺术引起的情感共鸣是一时的，比较直白，如：喜悦、忧伤、快乐、恐惧等。长期下去，会让人变得颓废、慵懒，情感苍白无力。任何事物的存在都具有双刃剑的作用，具有其合理的一面。因此，在欣赏影视文学作品的时候，为了能够深刻感悟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观众必须要将心境投入其中。其次，影视文学不能将文字中对生活的感悟以及评价很好地展现出来，不能将作品中作者的倾向性赋予形象性。而在比较短的时间中，动画影视艺术则能够用各种镜头和具体的人物形象满足观众视听上的审美需求。另外，大部分动画影视作品都是从文学作品改编过来的。因此，为了尊重文学原著，在动画影视作品的创作上，要掌握适度的原则，本着尊重文学的目的。在改编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使动画影视艺术作品完全脱离原著所要表达的内容，也不能把文学原著改得面目全非，不要刻意迎合大众，追求票房数和收视率。艺术文学都是在娱乐服务的同时，服务于人类的。但是，纵观当今影视发展的整体趋势，影视艺术具有了明显的娱乐化趋势，因此，影视艺术作品创作的时候，需要本着尊重文学的原则，才能不导致人类文明的灭亡。 (二)动画影视艺术作品能够为影视文学增添养分 文字是传统文学所借助的工具，因此，在很多方面具有限制性。而和其他文学作品相比，影视文学具有直观性的特征，能够较好地反映复杂的生活现象，因此，影视文学更具有震撼力、影响力和群众性。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通过坚持不断的奋斗，改变种种限制，摆脱现实生活的束缚。同时为了宣泄情绪和压抑，人们利用幻想和游戏的心态改变这种限制。否则人们会产生精神危机，甚至导致精神崩溃。而在创作动画影视艺术作品的时候，利用动画影视艺术作品，不但能间接地排解人们的这种限制，还能够为影视文学提供养分。一般情况下，在编排虚幻世界的时候，动画剧作者会获得一定的超越满足感和自我宣泄感。而由于文本的“召唤”，在接受动画作品的时候，观众也会与作家产生同样的人生体验。如：在动画片中，失恋者可以体验到成功爱情的奥妙，弱小者可以体验到战胜对手的酣畅淋漓。由此可见，动画影视作品能够为影视文学的创作提供更多诡异的想象。如：《海底总动员》《熊出没》等动画片中，为了表现了一个神奇的动物，展现一个神奇的植物世界，剧作者像表现人的世界那样，为观众构筑了一个妙趣横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动物、植物会像人一样说话，人们会像小鸟一样飞，不但满足了制作者与观众的游戏天性，也给予了影视文学创作的养分。 三、如何区别影视文学与动画影视艺术 (一)观众接受方式上的区别 在观众接受方式上，两者之间具有很大的区别。首先，动画影视艺术具有自己独特的表现方式，它不等同于文学，不依赖于文学，但是同文学一样，动画影视艺术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并且在动画、声音和光影的互动上，影视艺术作品更具表现力，更能吸引观众的眼球。其次，在所能表达的广度、深度上，文学作品具有无法比拟的优势。如：在欣赏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我们可以反复地吟味不懂的地方。而欣赏电影的时候，观众会在感受上留有缺口，甚至连思索的时间都没有，不能停顿，不然会影响到观众欣赏整部影片，甚至会使观众无法集中全部精力，动画电影会变得残缺不全。因此，为了避免观众感受上的缺口，影视艺术要依据剧本情节，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时候，将动画人物置于不同的场景中，不但要生动形象，还要有血有肉，不能将人物固定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中不变动。 (二)观赏效果上的不同 什么是文学呢？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以语言符号来描写世界，主要作用于人的想象。什么是动画影视艺术呢？动画影视艺术是以线条和色彩符号描绘世界，主要作用是人的视觉，是视觉艺术。从一定程度上，影视文学具体是指视觉与听觉的感受效果为设计的着眼点，是影视文学中的一部分，应用文学创作的规律构筑故事情节和塑造人物形象、抒发感情，最后才能借助电影和电视等声画媒介呈现在观众面前。影视文学能够集视觉、听觉等多因素于一起，涉及的范围比较广，具有很强的震撼力和影响力，能够给观众直观性的观赏效果，会令观众具有身临其境的感受。由此可见，动画影视艺术给观众带来的感受是短暂和直观的。而影视文学给观众带来的感受是持久的，有韵味的。 (三)不同的影响因素 在特定的场景中，动画影视艺术是通过舞台演出来展示艺术美的，动画影视艺术所受的影响因素比较多，如：动画角色、商业利益、剧本、背景场景等因素。将剧本中的内容用动画角色设计与动作设计的理解和感受，通过动作设计与对白等表演手段呈现在观众面前，因此，动画中的角色是影响动画影视艺术的因素。同时，动画影视作品是商业化的成果，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与商业利益挂钩。如：动画片《米老鼠与唐老鸭》这两个卡通形象是最好的商标。而影视文学文学性比较强，所受到的影响因素比较少，很大程度上是由作者平时的积累、语言创作能力所决定的。 作者：李亮 单位：大连东软信息学院讲师 影视文学论文:影视艺术与影视文学关系研究 一、影视艺术的内涵分析 所谓影视艺术就是电影和电视通过时间和空间来展现的一种综合性艺术。法国电影理论家马塞尔•马尔丹曾说：“在作为电影世界支架的空间——时间复合体(或空间——时间连续)中，只有时间才是电影故事的根本的、起决定作用的构件，空间始终是一种次要的、附属的参考范围。”苏联的瓦斯菲尔德说：“电影艺术作品中的时间——无论是天文学的时间或形象的、蒙太奇的时间——总是在空间里，在一定的纪实性的或假定的环境里实现的，影片的结构便是一个空间——时间的范畴。”从上述两位权威学者论中可以看出，影视艺术是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的综合表现，在时间的延续过程中展示画面，构成完整的银屏影像，在空间的表现过程中展开画面形象，让作品在多角度和多方位得到表现，得到平面式和立体式艺术效果。这门艺术主要反应的是电影、电视和网络视频等流动媒体的艺术效果。电视艺术来源于电影艺术的启发和创新，是发展最快，影响最广的新生视觉与听觉的艺术，对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和繁荣昌盛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影视文学的内涵分析 所谓影视文学就是电影文学和电视文学的统称。它们作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不断把传统的语言文字、历史记载、传奇故事、小说、舞蹈、歌剧、诗歌、戏剧、散文等进行二度创作和形式创新，并以“声”、“画”形式展现文学内涵。影视文学虽然不及传统的文学形式历史悠久，但它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快速变化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并成为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和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方式。而且影视文学是一个迅猛向前发展的新生事物，将对人类的文明进步开辟一个崭新的纪元。人类已经离不开这一样个现代化的、富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新型文学形式。影视文学与影视艺术一样，它把音乐与雕塑、建筑与舞蹈、戏剧与绘画、风景与人物、视觉形象与听觉体验、有声语言与动态画面构成影视文学的重要素材和创作对象，有机地形成影视文学，并通过运用形象思维和综合艺术的展现，来充分反映人类的社会生活、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培养人们的审美感知、审美教育和审美娱乐的审美意识。 三、影视艺术与影视文学的关系 影视艺术与影视文学二者虽然名称不同、含义不同，但是它们是不可能独立存在的，存在着艺术的共性，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不可分割，是一对姊妹关系。 （一）影视艺术和影视文学的共性 从内容的表现上看，影视文学总是以人为创作对象，人的思想活动为创作主线，把各种关系有机结合，创作出完整而生动的故事情节，以“声、画”形式来感染人们的情绪，这就要求文学剧本的形成需要极强的艺术性。影视艺术亦是如此，必须以人为中心，以情感为链条，通过时间的或者空间的手段来表现和烘托文学故事的情节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从创作手法上来看，它们都是通过运用形象思维对人们的现实生活与社会属性进行文学剧本原创作，以时间的延续和空间的展开等复杂的现代化手段来叙述故事的完整性、情节的生动性和视觉与听觉的愉悦性。从审美角度上来看，它们都是通过塑造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来描绘真实的社会生活和真挚的思想情感表达，来唤起人们对影视文学和影视艺术的审美情趣，带给人们视觉的赏心悦目，情感的跌宕起伏，故事的起始与终止，剧情的喜怒哀乐等等，都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探索和对美好人性的唤醒与批判。 （二）影视艺术与影视文学的姊妹关系 影视文学来源于传统文学的提炼和创造，有效地吸收营养成分，借鉴先进经验和传统的文学精华，并以丰富的现代手段和表现形式以“声像技术”构成影视艺术。原创文学为影视作品提供文化资源和结构素材，链接成生动的银屏剧情，其剧情的展现靠的流媒体（电影和电视等）以时间和空间的延续和展示，综合表现为影视艺术，随着影视艺术的展现与人们的感悟，又会诞生新的影视文学，影视文学又会给影视艺术家们带来更多的创作灵感，又会构成新的影视艺术。影视文学是影视艺术的根基和依靠，一切艺术的原创和再创作都来源于文学的创作。脱离开文学的艺术都是空洞和虚无缥缈的，是没有情感和杂乱无章的拼接，也就不能称成其为艺术。影视艺术是对影视文学的渲染、升华和再创造，使影视文学的内涵更具生命力和感染力，达到把以静的文字表达变为生动形象的影视艺术。影视艺术创新文学作品，运用文学的创作手法，推广文学作品的影响力和传播。影视文学的创作方向和创作题材，又决定了影视艺术的创作内涵和创作手段，为影视艺术的发展明确了方向。 作者：薛雪 单位：重庆广播电视集团 影视文学论文:当代文学影视化语境下影片改编研究 一、文学影视化的再创作 文学影视化最重要的意义是文学作品为影视艺术提供创作素材。文学作品在艺术性上，包括人物形象塑造、故事脉络结构、矛盾冲突营造等，都与影视艺术有共通之处。因此，电影导演、制片方都愿意从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中选择素材，把文学艺术改编转换成影视艺术。正如对故事情节的取舍一样，导演没办法将小说想要表达的故事一一反映在银幕上，且全部照搬也不利于电影主题设计。因此，讨论影视化与文学原著改编就显得非常有意义。《狼图腾》在2004年出版时，受到广泛关注，被评为当年中国文学类畅销书。原著《狼图腾》故事复杂，线索广泛，并带有鲜明的作者立意，导演让•雅克•阿诺在故事中找到与他个人经历相同的情绪，想把这部小说转换为电影语言。在文学作品改编为影视作品时，导演对主题、故事、内容、叙事等因素的选择决定一部改编作品的成败。《狼图腾》原著作者思考良多，他讲述北京知青在蒙古草原劳动改造中的经历，通过故事情节，带着读者思考中国历史，思考人与自然，思考人类文明等。阿诺在影片主题中则着重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关系，在环境自然主义的主题下，展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沟通。在故事情节和结局上，导演对原著的改编也糅合了许多影视艺术及电影市场的要求。影片以主人公在蒙古草原爱上狼、打狼、护狼、养狼、放狼的故事线索为主，以主人公与蒙古老人毕利格阿爸的感情，女主角喀斯迈的爱情线索为辅，为观众呈现狼群突围、围攻黄羊、掏狼崽、狼马大战、飞狼袭击等精彩故事情节和壮阔美丽的草原自然奇观。导演对原著的情节挑选与整合是整部影片改编的一大亮点，在充分尊重原著、展现原著魅力的基础上，发挥影视艺术时空整合的长处，将故事恰到好处地展现给观众。影片拍摄第三场时安排了一场突出蒙古狼的戏份，也是交代主人公对蒙古狼情感发展的情节点——陈阵只身遇狼群。小说中对这一情节的安排是陈阵随毕利格阿爸观察蒙古狼时，对前一次遭遇的回忆，而电影则简化为陈阵放羊后回蒙古包路上偶遇狼群，在剧情上交代了陈阵和杨克每日的工作，为下面回蒙古包与毕利格老人交流做铺垫，突出蒙古狼在陈阵心中的位置。《狼图腾》中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对陈阵想养一只狼而抓小狼崽部分的改编。原著中，陈阵在蒙古包向阿爸请教掏狼崽，之后又听巴图讲述他小时候深入狼洞的传奇经历。一心想掏狼窝的陈阵一行被一只母狼引到一个山洞，一番激战后用“二踢脚”将其炸得从另一个洞口逃走，原著中写陈阵的野狗“二郎”穷追不舍，另一只狗黄黄发现真正的狼洞，陈阵冒险孤身往里钻，却只能惊叹那是个“魔鬼洞”，第一次掏狼崽以失败告终。陈阵回家后还被毕利格阿爸毫不客气地训斥一番，后来杨克请来从东北来的东蒙猎手道尔基，凭借丰富的经验帮助陈阵掏到狼崽。原著中，狼崽并不是陈阵本人亲自从洞中拿出来的。面对七只狼崽，陈阵和道尔基各领养一只。而影片则改编为陈阵欣喜地从狼窝掏出两只可爱的狼崽，却被偶然遇见的兰木扎布送上腾格里，陈阵面对两只小狼的尸体绝望到极点，而后又奋不顾身地钻进狼窝，惊喜地抱出最后一只稚嫩的小狼崽。影片这样的改编处理，更好地把握、突出了主人公的情绪，将事件矛盾紧凑地安排在人和狼身上，陈阵面对渴望已久的小狼崽，从得到到失去，复又得到，倍加珍惜，使观众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影片中主人公和狼的情感。 二、影片还有一处极具代表性的改编——对陈阵养的小狼结局的改编 原著中，渴望自由的小狼一次次反抗让它喉咙的伤越来越重，不愿见到小狼痛苦死去的陈阵忍痛将自己喂养一年的小狼打死，并亲自剥下狼皮筒子，凝视着在空中翻滚的狼皮筒子，陈阵相信见到了真正属于自己内心的狼图腾。影片对小狼结局的改编处理为喀斯迈在陈阵不在时将小狼放回草原。毕利格阿爸的天葬仪式后，陈阵在大草原上见到了真正成为狼的小狼。导演在一个重要角色情节上做出这样的改编，显然认为这样的处理更符合自己的自然主义观念，因为小狼回归草原后更容易凸显自然狼的狼性。由喀斯迈将小狼放走，既承接上面剧情中小狼咬伤她儿子的情感处理，又为她与陈阵的情感戏做铺垫。电影《狼图腾》，增添了原著没有的爱情戏。作为一部商业片，《狼图腾》似乎没有跳出传统商业电影的叙事模式，安排男女主角感情戏来迎合观众对故事的期待。然而，这仅有的感情戏被法国导演诠释得有些突兀。因为女主角戏份并不多，影片中也没有在情节设置上交代陈阵与喀斯迈的感情交流，背景下，两人从相遇、相知、到最后相恋，显得有些勉强，这也是整部戏在对原著改编时考虑欠缺的部分。此外，《狼图腾》这部影片总体在反应草原文化精神的层面上，与原著相比也有所欠缺，整个故事改编后思想性没有原著深刻，失去原著的精髓。但作为一部商业影片，其思想性和艺术性还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孙乾蕙 单位：四川师范大学 影视文学论文:影视文学汉语言文学论文 一、教学方法的创新要因材施教 影视文学是一门比较特殊的学科，影视作品本身对学生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而影视理论却相对枯燥，这很容易使学生在学习这门课程时产生态度方面的两面性——即看影视艺术作品积极而听作品理论分析消极。这两方面的矛盾是影响学生深入学习影视文学课程的主要障碍。因此在授课过程中，如果一味迁就学生的兴趣就很难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同时也不利于学生实际能力的形成。如果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在教学方式方法上进行相应的调整和设计。 第一，对于经典影片，尤其是距离现在年代较远的影片，如经典好莱坞电影，新好莱坞电影等要采取先讲后看的方法。如经典好莱坞电影《马耳他之鹰》如果让学生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观看电影，那么多数学生都会对影片的理解产生障碍，进而对影片的观看也会失去兴趣。这种情况下，学生看完影视作品后所获得的信息量一定非常有限。因此，需要在学生观看该影片之前，向学生介绍这部影片的背景、导演、演员以及它的总体风格和故事梗概。与此同时引入黑色电影的概念，并与中国大陆的同样具有黑色电影风格的影片《疯狂的石头》进行比较讲解之后，再让学生去观看影片，就会取得较好的效果。 第二，对于一些学生比较好理解的影视作品，如日韩影视作品、印度影视作品、港台影视作品以及中国大陆的经典影视作品，可以采取先看后讲的方式。这类影片的片源比较容易获得，这样可以让学生在课下先观看影视作品，然后在课堂上进行分析、讲解。这类影视作品一般是故事情节比较简单，但是特点也比较突出。这样我们可以选取几个有特点的片段在课堂上重复播放，以唤起学生的记忆。这样可以有效的节省课堂时间。同时也可以照顾到个别在课下没有看到作品的学生。 第三，对于一些学生们都耳熟能详的作品，我们可以采取边看边讲的方式，因为这样的作品学生们已经非常了解，在观看的过程中进行必要的解读和分析，不会打断学生观看影片的进度。这样，可以在学生对影视作品比较幼稚理解的基础上，给予专业和理论的指导，使学生看待影视作品的眼光更加专业。 第四，影视艺术发展史部分是影视文学课程教学的难点。首先，影视艺术发展史的内容庞杂时间跨度较大；其次，学生对影视艺术早期的一些作品不感兴趣。要解决这个授课难题，我们需要为影视艺术发展史找到一个基本坐标，如时间和国别。在上课之前，我们挑选好具有不同时代和国别特征的默片、黑白有声片、彩色片、高科技制作影片各一部，并各自截取一个经典片段，让学生逐一观摩，并在每一次观摩后进行背景资料说明并对影片进行具体的分析讲解，由点及面地让学生了解影视史。这样的讲授方式即形象又直观，可以让学生在有限课时的基础之上有效了解影视艺术的发展史。 第五，影视艺术批评理论和影视语言是影视文学课程讲授的重点。这些内容理论性强，与影视作品的鉴赏和影视艺术发展史相比相对较为枯燥。作为专业必选课的影视文学课程中，学生很容易因为其晦涩难懂而放弃对其系统的学习。因此在这一部分的讲授中，可以让学生在经典影视艺术鉴赏后，向学生提问进而引出将要讲解的问题。如在讲解仰视镜头时，可以选取一个影视片段，俯视镜头选取《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全景俯视镜头，让学生去感受，然后表述在观看这个镜头时的感觉。在学生思考后，可以引出，俯视镜头除了能够鸟瞰全貌，表现视野开阔的全景以外，还常常用来表现人物品格的卑下或境遇的悲惨，具有一种阴郁、压抑的感情色彩。然后再让学生自己去回忆曾经看过的影视作品中有哪些镜头是通过俯视的方式来表达感情色彩的。此外还可以为某个理论问题选择一段有代表性片断作为观点的印证。这样的方法不仅增加了抽象理论的形象性，而且也可以让学生在观影的过程中积极地接受理论知识，锻炼他们寻找感受和分析影视艺术作品的切入点。如在讲到开放性构图时，可以拿出日本影片《典子的故事》中典子跑回家的镜头。来向学生说明，一个简单的画面可以反映出很多内容。这样可以培养学生在观看影视作品时的发散性思维。 二、培养学生审美能力要提高 标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影视文学这门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多个层面的，不仅要培养学生对影视艺术的鉴赏能力和学生的影视批评和影视评论的写作能力，更要要帮助学生扩大知识面，提升综合审美的能力。学生通过学习这门课程不仅要形成看的能力更要学会看的表达——也就是对影视艺术作品进行深入分析和评论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通过观片实践、影评写作和阅读相结合来实现。因此在影视文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撰写鉴赏文章和影视评论是实现学生深入了解影视艺术基本规律形成综合能力的重要手段。在日常教学中，我们常常可以发现，在这一方面学生存在的问题较多。例如学生在撰写批评或评论文章时切入点基本都是从故事内容入手，分析主题思想受网络影评以及先验或流行观念的影响较大，这样就让学生的影视批评和影视评论更类似于中学时期所写的读后感，缺乏专业理论的诉求。那么我们在指导学生进行影视作品的鉴赏与评论写作时，不仅要注重鉴赏与评论的区分，更要注重理论性和主观性的区分。美国电影教育家沃伦.巴克兰指出：“教育要解决的问题是让学生参照专家的观点摆脱自己幼稚的见解。同时，不进行任何指导就期待他们判断、评价和选取有用的知识也是不切实际的”。因此我们要根据学生的具体境况，在影视评论的写作方面对其进行指导教学。第一，有步骤地规范学生的影视评论写作。首先要教会学生写观摩笔记，即运用已有的专业基础知识选择影片中值得分析的细节，对影片某一特点或几个方面进行分析观察。树立以影视艺术作品中的事实作为分析电影的基础的思想，从而克服先验和流行思路的影响。而且每看一部作品都要写一篇观影笔记，经过一段时间后，再开始写评论文章。其次，鼓励学生研读知名影视批评家的优秀文章。让学生模仿，同时对学生的写作要求逐步提高。第二，为学生提供多元的观影角度。影视艺术作品属于艺术学和大众文化传播领域。其突出的特点就是综合性，因此研究影视艺术作品势必要涉及诸多学科。写作评论也可以从多个视角来进行写作。例如从美学、文本角度、技术角度、电影产业、经济角度、社会文化角度、历史学角度等等。指导学生从多角度去审视影视作品，就可以矫正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容易从文本单一的角度去分析影视作品的弊端。 三、总结 以上是在现有的影视文学教学经验的基础上总结的一些教学方法。通过这样的教学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增强课程知识的延伸性，并与其他课程产生交叉。同时随着时代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教学环境和教学培养对象的变化，我们也会不断地会探索出更多的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 作者：徐颖涛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 影视文学论文:影视素材下中西方文学论文 一、影视素材与课本素材之间的差异 电影是艺术表达、传播的最佳媒介，同时电影也是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电影依托于生活，作用于生活。影视是生活的真实写照，从远古到当下、从当下至未来，它都能够将其完整而生动的展现出来。影视的题材有很多，人物传记、历史写照、伦理、情感、悬疑等。影视成为文化艺术的一个大熔炉。在文化教学中，影视素材较之课本素材来说，其自身的直观性较为突出。观赏者的感官被全面的调动起来，知识伴随着影片的呈现更加的具体化、形象化、生动化，学习者将很容易将这些文化消化吸收。除此之外，影视素材更加的具有真实性，学习者在观赏的过程中，其能够深切的感受到历史的变迁和发展，古老的文明及现代的文化都能清晰的展示在眼前，知识将牢固的印刻在学习者的脑海中。在传统的文化教学活动中，教师大多采用口头讲述的教学方法，结合课本素材，向学生描述具体的事物、环境、发展情节等。一方面，课堂效果的好坏全由教师的口述能力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为文化教学的良好普及增加了难度。另一方面，课本素材过于的抽象化，学生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教师在讲授的过程中，倘若对课本中作者的用意、主旨掌握的不明确，产生了思想误差，那么这将导致整堂文化教程的内容偏离原有的正确轨道，影响最终的教学质量，使得教学效益大大降低。现阶段，众多意识到课本素材教学的局限性及弊端，便转变了原有的教学方式方法，在文化教学中，融入大量的影视素材，使得抽象的知识具体化、形象化。影视素材的运用使得学生对文化知识接受的过程中，不需具备一定程度的文化基础，零基础的文化学习减轻了学生的学习负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了其学习兴趣，学生的求知欲和探索欲望被无限的激发出来，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文化教学的难度，学生文化知识的水平在原有基础上将实现实质性的提升。 二、影视素材在中西方文化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一）观察剧中的人物行为，了解中西方的文化差异 在中西方文化教学中借助影视素材进行教学的方法使得学生能够从剧中人物行为中直观充分地了解到异国文化与本国文化之间的差异。电影的取材源于生活，人物、环境、事件等，是生活的真实写照。在中国电影中，人物行为中处处凸显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礼仪：尊老爱幼、长幼有序。例如在电影《孔子》中，人物的一言一行无不彰显出中国传统的礼仪文化。在西方人的思想观念中，人人平等的理念深入人心。在美国电影《小鬼当家》中，孩子们可以直呼长辈们的姓名，与父母之间无话不谈，行为举止中透露出与长辈之间的平等、友善。这种无等级界限的长幼关系在中国电影中是不存在的。再例如在电影《儿女一箩筐》中，父亲与子女之间那种建立在人人平等基础上的浓浓的情感使得观赏者在欢笑中深刻的感受到美国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学生通过观赏类似的影片，从而对异国文化的特征有清楚的了解，在理解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尊重文化的多样性。 （二）感受影片中的文化氛围，了解异国的文化特征 在众多国内外的经典影片中，观赏者能够通过片中文化氛围的塑造深切的感受到异国的浓烈的文化气息。这一文化元素的穿插在印度电影中最能得以体现。如在《三傻大闹宝莱坞》这一影片中，当剧情或是人物情绪到达高潮的时候，影片中便会穿插印富有印度民族特色的音乐、舞蹈等，以此来烘托人物的心理情绪，渲染氛围，感染观赏者。再例如在电影《阿甘正传》中，有描述到剧中人物通过街头演唱来获取报酬的情节。这一情节在西方众多国家的城市生活中并不少见。在东方人看来，这是一种靠自身技艺来获取金钱从而满足自己基本生活的乞讨行为。西方较之东方国家来说，人们崇尚艺术、热爱艺术的细胞貌似是与生俱来的。因此在西方人眼中，这种行为仅仅是人们热爱艺术、追求艺术的一种生活方式。人们通过这种生活方式积蓄力量，创作着、演唱者自己喜欢的歌谣，等待音乐梦想放飞的那一刻。教师通过放映类似具有浓郁民族风情和区域特色的电影，让学生领悟到异国文化的精彩，正确的理解看待异国人的思维及生活方式，从而为异国文化知识的学习奠定基础。 （三）通过观察对比，学习影片中各地域之间的交际文化 在体裁不一、内容不一、形式不一的电影中，其剧情的发展都离不开人物的支配。因此学生在电影观赏的过程中，都能够对影片中的交际文化有所了解。学生在观赏影片之前，教师要让学生对本国的交际文化有所了解，引导学生在观赏的过程中，就片中他国的交际文化与本国的交际文化相对比，从而找出致使交际文化差异存在的价值取向。例如在电影《杜拉拉升职记》中，学生可以直观的了解到中国企业中领导与领导之间、员工与领导之间的等级关系，中国商业圈中的人际交往原则与礼仪规范。再例如在影片《阿甘正传》中，主人公阿甘是一个有智力障碍的特殊人物，阿甘成为美国底层小人物的代表。影片通过对人物经历的描写刻画，凸显出美国注重人权、人人平等的治国理念。美国文化尊重特殊个体文化的存在，对个人的努力持有赞同认可的观点。在这一文化背景之下，主人公阿甘非但没有遭受他人的歧视，反而获得了他人的尊重和喜爱。倘若将阿甘这一人物放在等级思想严重、制度森严的社会背景之下，阿甘的人生境况将会是另一番景象。因此学生在对异国的社会价值观有充分了解的情况下，对他国所存在的社会现象便不难理解。“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这一价值观在中国的众多影片中得以体现，举个最浅显的例子，中国人在进行外交谈判的过程中，通常会强调“我们”，个人仅仅充当集体言论的发表者，这是集体主义的典型表现。而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个人主义将凌驾于集体主义之上，“我的看法”、“我认为”、“我觉得”这些言语将个人主义展现的充分而又彻底。 作者：曹媛媛单位：贵州省毕节学院 影视文学论文:影视文学课程教学方法探讨 一、在叙事对比中提炼差异 文学和影视都属于叙事艺术。文学作品以时间为主线平面叙述，影视作品以空间为主线立体叙述，“文学与影视在叙事上的相通，使得二者之间形成一种互动和转化，影视在成为独立艺术之后，仍然需要从文学中汲取营养，而文学也借成熟影视艺术的推动，自觉地凸显其电影性和日益丰富自己的叙述手段”。[1]在影视艺术的发展过程中，文学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存在，虽然影视的制作过程比较繁杂，缺一不可，但文学为影视的存在提供文学脚本，即“故事”，没有故事，影视艺术就没有了载体和灵魂。所以，对于中文专业的同学来说，研究影视文学，必须从文学脚本，即研究“故事”开始，而这个“故事”的讲述，无论属于哪个母体，都无一例外地包括故事情节、人物性格、精彩对白等。同样，影视也有助于文学作品的呈现，影视主要由声音和画面构成，在形象上具有直观性。以电影《菊豆》为例，《菊豆》改编自刘恒的小说《伏羲伏羲》，在原著里，杨金山是个小地主，菊豆是花钱娶来给他生孩子的女人。在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注重分析原著和电影的差异性，电影如何呈现了文学性并且超越了原著：第一，场景的构造。在原著中，杨金山只是个家庭富有的小地主，而在《菊豆》中，杨金山是个开染坊的，家里的染池、布匹跳跃着鲜艳的大红色、金黄色、湖蓝色等，营造了一个鲜活的情境，具有情景的暗示性。在菊豆勾引杨天青时，导演特地安排四周的布景全部是大红的布匹，染池亦是鲜艳的红，而菊豆穿着红绣鞋、挽着系红头绳的髻、戴着红兜兜，用鲜艳的红色来暗示人物的心理特征，无声地说明了人物饱满的情欲和渴望背叛的心理效应。因此，教师在讲解的时候，要注重对电影氛围的讲解。在影视时空中，环境即语言，教师可以把原著中相关的文字和电影的段落进行交叉对比，以此说明影视在对文学的呈现和表达上更为直接和鲜明。第二，在人物塑造上。原著中的菊豆是个对生活逆来顺受的人，而在《菊豆》中，菊豆具有强烈的叛逆性，是个善于把握自己命运的女性，与此对比的是，倒是杨天青孱弱和委顿的生活状态。由此，电影中的菊豆形象更为饱满，充满着张力。在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对细节的挖掘和发现，如在电影中，菊豆主动夹菜给杨天青吃、往杨天青旁边凑、说一些挑逗性的语言等。而在原著中，菊豆显然比较被动，导演对原著的改动，更加丰富了人物性格特征，也使得菊豆的形象在荧幕上大放光彩。这种对比，教师可以发动学生的积极性，采取放映视频片段和组织学生讨论的方法，使学生了解影视和文学艺术的差异性。所以，在文学艺术和影视艺术中，这两者互为关联，不可缺少。教师在授课中要提炼两者之间的差异，采用分组讨论的方法，让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在这过程中，学生可以发现文学和影视艺术的互为借鉴、互有所长，这对学生学习“影视文学”这门课程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二、在课程交叉中回归经典 对于“影视文学”的教学来说，不可回避的是解读经典。这个经典，不仅体现在影视上的经典，还体现在文学叙事上的经典，这就涉及课程交叉的问题。无可否认，众多优秀的影视作品都来源于经典的文学著作，“在中外影视作品中，有将近半数是由文学作品（主要是小说）改编而成的，特别是那些伟大的文学巨著，多次被搬上银幕荧屏。可见影视艺术与文学有着血脉相通的亲缘关系，对小说的借鉴使影视艺术创作者们获得了灵感”，[2]比如电视剧《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而电影更多，简直不胜枚举。如何解读这些经典影视作品？笔者认为，回归经典是最好的教学方法。对于中文专业的同学来说，学习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以后，会发现众多优秀的影视作品和这两门课程息息相关，所以，解读经典影视作品，要从细读原著开始，我们以老舍的优秀作品《骆驼祥子》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骆驼祥子》是老舍的一部长篇小说，故事发生在旧中国。通过祥子三次买车、卖车的经历，宣告了祥子由一个要强的、体面的、朴实的年轻人变成了堕落的、丑陋的、猥琐的个人主义末路鬼。老舍先生用带有京味的白话写这篇小说，语言非常有特色，人物的性格也极其鲜明，表达了对旧社会的控诉，也对祥子的命运提出了思考。1982年，凌子风先生把《骆驼祥子》拍成了电影，电影也同样具有经典性，但由于文学艺术和影视艺术的差异性，原著和电影各有特色，如何引导学生客观地看待和分析这部经典作品呢？首先，在电影放映之前，发动学生课下精读《骆驼祥子》原著，然后在课堂上分小组讨论两个问题，其一为：你对《骆驼祥子》中的哪个人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或者是：你对《骆驼祥子》这部作品哪些地方感触最深？其二为：你认为祥子的悲剧成因是什么？之所以让学生讨论这两个问题，不过是给学生一个开放的讨论空间，引导学生对《骆驼祥子》的叙事结构、语言风格、环境描写、人物命运有着较为深入的认识，有这些认识作为基础，学生对电影的观看将会多一层理性的体会。其次，当学生对《骆驼祥子》的原著有着较为理性的认知以后，再给学生放映电影，引导学生注意电影对时空的处理、对人物类型化的塑造以及人物对白等方面的特征。第三，再组织学生进行讨论，讨论的中心议题为：比较《骆驼祥子》的原著和电影之间的异同，并说明优劣之处。通过这样的教学程序，学生不但对《骆驼祥子》有了深刻的认知，而且更能清晰地知晓文学叙事和影视叙事之间的不同，如对人物类型化的塑造上：原著中的虎妞“长得像一个大黑塔”，而电影中的虎妞长得并不丑，更没有如此夸张，这无形中损害了观众对虎妞形象的想象性。所以，在对人物的想象方面，模糊性比真实性效果更好，得到这种理性的认知，必须要让学生精读了原著和观看了电影后才会有如此的体会，否则，教师讲得再多都是空谈。不可忽视的是，在教学中，当课程之间出现交叉状况的时候，教师要充分把握这种交叉，把它运用到教学中去，以便更好地提高教学质量。比如：由于电影的特殊性，一般很少过多呈现故事发生的背景和时间，它往往通过人物的行动和语言来加以说明，或者通过字幕的方式来交代，这很容易给受众造成遗漏。所以，发动学生提前阅读经典作品，能够让学生更好地把握一些叙事上的细节，领略影视不能呈现的内容，如创作主题、创作意图、时代背景、情感活动等。本文来自于《安徽文学》杂志。安徽文学杂志简介详见 三、在编造“故事”中掌握叙事 “故事”是影视艺术的灵魂，任何一部电影，如果没有一个精彩的故事，导演即使再高明，也拍不出优秀的影视作品。所以，让学生学会编“故事”，也是开设“影视文学”课程的目的之一。卡罗•葛齐曾列举过36种戏剧境遇，如机遇、求助、救援、竞争、反叛、复仇、误会等。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有选择地给学生放映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代表电影，引导学生分析“故事”讲得是否成功、是否精彩，这是学生在学习创作剧本时最基础的也是最有效的教学方法。在此，笔者以好莱坞的电影为例，说明如何讲“故事”以及讲“故事”的重要性。好莱坞的电影叙事是全球的风范，在叙事上，好莱坞电影已经被类型化，除了我们熟悉的爱情故事、战争故事之外，如外星人故事、灵异故事、科技故事等都是在好莱坞的电影市场上成熟并且强大起来的。好莱坞的类型化叙事为何屡试不爽，频频获得成功呢？教师在教学中不但要引导学生观看不同母题的电影，而且要对此类型的电影进行叙事上的分析。如爱情电影《美国丽人》，这部电影是全球“麻雀变凤凰”主题的开山之作，它在叙事上的成功体现在何处呢？首先，教师在组织学生观看完这部电影后，发动学生对近些年来类似的影视作品进行回顾，并进行讨论，总结出叙事上的相似性：女主角虽贫穷但不乏善良，狡猾却又可爱，有点算计但又无伤大雅，而男主角通常都是富有、年轻、英俊，然后通过制造一系列的误会和巧合，女主角和男主角相爱了，他们为了爱情克服了很多外在的或者内在的困难，终于幸福地走到了一起。通过分析，学生不难得出结论：这种类型化的叙事是没有多少新意的，甚至在荧屏上几乎泛滥，无论是大陆、台湾或者韩剧，此种类型化的故事比比皆是。但为何《美国丽人》却获得巨大的成功呢？除却开山之作的因素之外，还有其他的原因吗？其次，教师要引导学生看到叙事之外的重要因素。《美国丽人》的成功在于提供给受众一个梦境，一个白日梦，这与其说是电影提供的功能，更不如说是叙事提供的梦幻因素。所以，教师要让学生明白，叙事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讲故事。而如何讲好，还要考虑到受众的心理反应和情感机制，如果只是闭门造车，忽略市场和观众，那故事无论怎样精彩也不会获得成功。第三，在教学中，还要善于总结和横向比较，并让学生参与进来，根据自己的观影经验，提出看法，敢于质疑。同样是“麻雀变凤凰”的题材，为何有的影视作品却表现得非常生硬和尴尬呢？所以，讲“故事”还要考虑到语言的当下性、故事场景布置的认同性以及人物设置的复杂性等。因此，基于以上三点，讲“故事”有着多重的要求和束缚，而如何让学生领略到这种要求和束缚，教师只是讲授是获得不了很好的教学效果的，最好的办法是让学生自己动手编“故事”。所以，教师可以给学生一个月的准备时间，按照剧本的格式，要求学生编“故事”，然后在统一的时间上交，教师在课堂上让学生相互交换作业，然后分组讨论，选出小组认为最精彩好看的故事，并说明这个故事为什么精彩？精彩的原因是什么？通过这个教学活动，学生不但自己写了“故事”，还参与了对别人故事的评价，因此，什么是精彩的“故事”、怎么样才能够写出精彩的故事，学生一目了然、烂熟于胸，在以后观影的过程中，无论什么样的电影，他们都会对其“故事”有着自己独特的体验和评价。综上所述，“影视文学”课程的教学方法建立在对影视艺术和文学艺术理解的基础之上，只有对这两个概念有着深刻的认知之后，教师才可以在教学中灵活应变、游刃有余。由于每个教师都具有自己的教学风格和特征，所以，教学方法是多样的、丰富的。因此，笔者以上所论的教学方法不过是自己的教学体验，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还需要逐渐完善和充实，使得“影视文学”的教学更具有当下性和科学性。 作者：徐亮红 单位：安徽新华学院文化与新闻传播学院 影视文学论文:中文学经典改编与影视品牌建设 改编文学经典能促进影视文化产业等发展，但当下的影视改编却出现了一些问题。首先，在改编文学经典作品来生产影视文化产品和建构产业品牌时，需要反思和规整的问题是当下改编的影视作品普遍高扬“技术美学”而漠视“人文美学”，崇尚“工具理性”而抑制“人文情性”，经典作品被改编后，成了炫技的表现而缺乏文艺创作应有的较高“艺术追求”和基本“人文关怀”。以2013年年初同期上映的《隋唐演义》和《隋唐英雄》来说，均是以古典名著《隋唐演义》为蓝本而改编成的电视剧。《隋唐演义》曾获得了有“清一代历史演义小说最优秀的一部”之赞誉，是隋唐历史小说中的“集大成”者。之所以能获得如此之高评价，关键在于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群心系天下苍生的“豪杰义士”，为救民于水深火热而自觉起义，在时代风云激荡中为了正义、尊严和理想而前赴后继、视死如归，凸显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担当精神和敢爱敢恨的血肉情怀。在小说基础上拍成的两个版本剧作，却问题颇多。其中如浙江永乐影视出品的《隋唐演义》，号称是中国首部完全以电影手法拍摄的电视剧，耗资2.8亿重金打造，借助高科技技术手段强化了一些特效制作，但技术方面的提高并不能掩盖其贫乏的“艺术追求”，炫目耀眼的视觉冲击背后却是思想的空洞与虚无，对于“演义”主旨“游移不定”的把握，使得剧作叙事上前后冲突、故事内容不完整，由于缺乏思想的内在引导让受众难以适从。特别是对残暴杀戮无辜士兵的炫技表演及“鲜血”飞扬的聚焦表现，更是凸显了编剧和导演缺失了基本的“人文关怀”。经常上演的暴力打斗、明争暗斗、尔虞我诈情节，也让本就不明确的演“义”精神冲击得支离破碎。其次，当下的“经典翻拍”往往臆测“人性”的共同性，借口探索“人性”的深度而突破“历史性”维度，打着表现“美学性”的旗号实际上做的却是历史虚无、文化虚无、经典虚无之事。近年来，影视产业中热衷于拍摄“穿越剧”。 “穿越剧”的盛行实质上是一种知识荒诞、历史虚无、缺乏文化禁忌的表现。编剧们看似富有创意，敢于大胆想象，实际上是对民族文化缺乏信心和爱意，也没有知识考古的勇气和耐力，经常性地窜乱经典、虚构历史、混淆文化，体现出他们既不能深究“经典之所以为经典”的内涵，亦不敢反思之前影视改编的错漏和不足，更无力结合时代新特性借助“改编经典”以反映当下民众的现实诉求。如周星驰导演的《西游•降魔篇》，与经典的文学《西游记》离得很遥远，与“西游”历史文化也不合节拍。只是借用了一下“西游”的名号和格套来吸引眼球，实际上抹杀了“西游”的人文内涵和历史价值。其他如《赤壁》《楚汉传奇》《画皮》等影视作品同样都有着这些弊病。一味地为《西游•降魔篇》等赢得了较高票房收入叫好，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重物质轻精神、重经济轻文化、重科技轻人文、重当下轻历史的功利心态。最后，“同质化”的制作层出不穷，缺乏新生内涵和陌生表现的“个性”创作，实际上是一种伪“个性化”表现，难以获得受众认同。“经典”翻拍，究其根本并没有创造出真正意义上的“经典剧”。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曾指出，文艺之所以为文艺，就在于它具有“陌生化”的表现形式。近年来，荧屏上所闪耀的电视剧主要类型，如宫斗、抗战、谍战、政治、军事、商战、民生、家庭伦理等题材，是“同质化”的重灾区。当代文学史上如莫言、海岩、刘震云、麦家等作家的经典作品，经常被商家拿来改编为影视作品，“同质化”现象很严重。虽然“类型化”是影视文化产业的基本特征，但“类型化”和“同质化”是有明显区别的，就在于相同类型的题材，必须寻找到不同的创意角度。改编经典文学作品，往往意味着在同一故事题材下进行影像叙事，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找到不同的叙事风格和个性气质。如果在商业运作逻辑中，将个性创作变成为一种模式化行为，那么“花样翻新”个性表象，实质上是一种“伪个性”。只会让受众感觉消费内容曾经熟悉，并不能让他们因“怀旧”心理而感受到作品就是为自己量身定做，也难以重新激活他们回味经典的热情。 改编文学经典作品，一定程度上应该顾忌和考虑作品本身及改编之后的“艺术性”“人文性”。社会批判理论奠基人霍克海默指出:“今天，叫做流行娱乐的东西，实际上是被文化与工业所刺激或者操纵”，“对投资在每部影片上的大量资本的快速周转的经济要求，阻碍着对每件艺术品内在逻辑的追求———即艺术作品本身的自律需要”。因此，他认为像电影这样的文化工业“不能同艺术相处，即使它与艺术相处得很好”。霍克海默及众多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家们发现了文化工业和经典艺术创作之间的矛盾冲突。当然他们的观点比较偏激、激进，他们固执地认为文化工业和经典艺术不相融合。其实，在萧伯纳、托尔斯泰等经典作家、伟大编剧的视域中，包括小说、戏剧等文学经典改编和影视文化产品制作间并不是水火不容，而是存在着相互影响，完全可以沟通相连。关键在于新创作的作品有“艺术性”“人文性”，同样还是“艺术”生产的延伸，能够破除生产的标准化、齐一化，能动地服务和满足人的现实需要。影视改编不能为追求利润而简单模仿，不能为让受众购买、消费新产品而追新逐奇、标新立异。改编文学经典作品，还有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文艺作品所坚守的“历史的”与“美学的”内在统一标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虽然反对人性论，但并不排斥人性。他既考虑人的自然属性，同时也把握人的社会属性。对人性共同形态的描写，不能仅着眼于自然性，而且应把握其历史性、社会阶级性和伦理、道德、宗教等属性的综合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同样肯定审美的最高境界是人的哲学，审美的最高原则是超功利的，是作用于人的心灵和精神的。正是基于对工业化生产导致了人的“异化”问题的反思，马克思主义才强调文艺创作应该肯定和倡导人的独立、尊严、价值和地位。 仲呈祥先生在反思当下影视产业发展时曾指出:“把过去用政治方式取代审美方式把握实践，改换成了用利润方式取代审美方式把握实践，同样的实质是排斥了审美的方式把握实践。……现在我们陷入了一种文化悖论，一方面我们在呼唤经典、呼唤大师;另一方面经典、大师在身边，我们又不珍视他们留给我们的遗产。”可见，影视改编坚守马克思主义倡导的“历史的”和“美学的”统一尺度甚有必要。综上可见，改编文学经典依然是发展影视文化产业和建构品牌的重要路径，在文化产业“倍增”战略视域中反思当下影视改编问题甚有必要。我们要改变当下改编影视作品时普遍高扬“技术美学”而漠视“人文美学”、崇尚“工具理性”而抑制“人文情性”;臆测“人性”的共同性及探索“人性”的深度而突破“历史性”维度等现状，进一步在工业化的影视改编生产中坚守“艺术品格”和“人文精神”，做到“历史的”和“美学的”内在统一。 作者：何世剑 单位：南昌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电视论文:电视新闻中领导活动报道的“走转改” 摘 要:“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并不是宣传文化战线的首创。2009年9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领导干部要定期深入基层特别是经济落后、问题较多的地方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帮助解决困难。”“从领导机关做起,大力整治文风会风,提倡开短会、讲短话、讲管用的话,力戒空话套话。” 要求领导干部要“走转改”。现在,新闻战线也正在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走转改”。如何将两个“走转改”结合起来,以什么方式做好做活中领导活动的电视新闻,也是当前新闻战线需要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电视新闻;领导活动;走近领导;转向群众;改变文风; 有人调侃《新闻联播》说:“前十分钟,领导很忙”。这也说明,时政新闻报道中,领导活动的报道是我国广播电视报道报道中的重头戏。领导干部要“走转改”,新闻战线也要“走转改”,这也就给时政新闻中领导干部的报道提供了新的契机。 一、走近领导 领导的活动除了开会、出访和接见之外,更多的是领导深入到基层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帮助解决困难。领导活动深入基层的调研,可以说是时政新闻报道的富矿。在采编过程中,记者要是能够走近领导,敏锐地把握住领导活动的核心内容,敢于跳出程式化的报道形式,相信这种新闻的传播效果一定要更加显着[1]。 在地级市的广播电视台,如果遇上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到地方调研,这种新闻是必须上当地新闻的头条。2007年7月4日,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到阳江市阳东县平地村调研,他在调研中说:“我第一次来的是2003年10月26日,现在是七次了,我也目睹了平地村这四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平地村的时候,当时村委会是在路边,一进村口几个妇女领一班小孩,我当时跟他们拉家常,我就鼓励他们,你们孩子要上学,要多读书,你们的希望就是把孩子培养好,要多读书,要发展教育。”记者马上抓住了“七次”和“教育”这两个核心词,再翻阅原始录像资料,发觉张德江七次到平地村,七次都说到了教育,于是做了一个专题报道《张德江七进平地七问教育》,并将张德江前六次在平地村与当地干部、村民和学生交谈时提到教育的资料画面重新串联起来,特别是多处使用张德江与小朋友拉家常、打乒乓球的片断,生动地反映了“领导走进群众”和“群众靠近领导”的干群和谐关系。后来,《张德江七进平地七问教育》也被当地组织部门作为党员电教片向社会发行,可以说达到了最佳的传播效果。 二、转向群众 在领导干部的“走转改”活动中,领导虽然放下架子,走到群众中间,但是普通的老百姓,尤其是在农村里的群众,看到上级领导来了一般都存在敬畏感。如果将镜头和话筒都对准领导,漠视群众的,领导“高高在上”的报道形式,只会进一步增加了群众对领导敬畏,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推得更远[2]。这种对群众“漠视”的报道形式,群众当然也对广播电视时政新闻 “漠视”了。一些开明的领导也看到了这个问题,同志在任广东省委书记就说过:“不要将我的每次活动都发稿,比如没有新闻性的日常调研活动就不用发稿。真有新闻性的东西,你放在第八版都有人看,没有新闻性的,在头版做一个版也没人看。”[3]笔者也曾多次参与书记的政务活动,2010年9月21日,广东省西南地区发生千年一遇的“921”洪灾,9月27日,视察茂名和阳江的灾后复产情况。我们的记者按常规做了一个《充分肯定我市抗洪救灾工作,要求发挥连续作战精神夺取抗灾复产全面胜利》稿件。同时又打破常规做了一个《新闻特写:省委书记盛赞“铜锣书记”刘经忠》。在新闻播出编排时,编辑是这样处理的,将常规新闻编辑成为简明新闻在《正点报道》中播出,而将《新闻特写》作为当天《阳江新闻》的头条播出。《新闻特写》说的是在特大洪灾中,一个村支部书记忠以敲锣通知全体村民转移,全村无人伤亡的奇迹。在视察灾情时,专门了解 “铜锣书记”的救人故事。当时的录音如下: (问村民):房子倒了,你家几口人? 村民:我家十几口人。 :要不是村支部敲锣把你们叫出来,那就没命了,那又是多少条人命。 刘经忠:我看见水已经这么高,已经走不出来了。 :就打锣了, 刘经忠:就打锣管用。 村民:我们这些村干部、大队书记很好,敲锣打鼓叫我们出来,不然就浸死了。 :这不然就没命了。 村民:很多谢他们,就是这个干部(刘经忠)。 :表扬这个干部。(古重村)塌了24户,没死一个人,如果不是你们这些基层干部,这么负责,不然死的人就多了,如果不是(基层干部)发挥作用,这24户又是多少人。这里的工作做得好,这是咱们基层组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就得感谢基层党组织和村支部、村支委发挥作用。 《新闻特写》中,虽然刘经忠整个过程就说了两句话,才二十二个字,但记者在画面上却大量使用了刘经忠在领导后面帮村民整理家务的镜头,尤其是在说要感谢他的时候,插入了一个长达十秒的刘经忠特写镜头,而且他那淡然的表情,也正好反映了一个基层党支部书记的情操。这种虽然领导的说话很多,但特写镜头很少,领导在新闻中“退居二线”,基层干部和群众成为了“主角”的报道形式,群众是这样说的“我和刘书记上电视了,汪书记表扬了刘书记”,这也就说明这种报道形式人民群众更乐于接受。 “关注民生、关注生活”这是领导干部政务活动的普遍出发点,也是当前新闻工作的落脚点。从“关注民生、关注生活”角度入手,把镜头转向群众,把话筒对准群众,把画面留给群众,这种报道方式已经要将时政新闻中的领导政务活动做好做活,巧妙地利用新闻编排,以简明扼要的形式报道了领导活动,又将领导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现场新闻生动地报道出来,这也算是一种时政新闻报道的作风转变[4]。 三、改变文风 纵观中央、省级到地市级和县级的“联播类”时政新闻报道,也经常发现这样的新闻稿件:“某年某月某日某某领导到某某地方视察,提出重要的要求”的生硬报道模式。有稍为“灵活”点的时政记者,他们跟随领导采访时,跟着领导的行程,采录几段现场音,加插在稿件当中,这是一种最 保险的时政报道方式,这样也可能反映了领导干部活动的“走转改”。可是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出乎意料的情况。有一次,一位记者跟随领导深入灾区救灾时,领导发现四名记者跟着他坐上了去救人的冲锋舟,于是大发雷霆,厉声对记者说:“把救人的座位留给受灾群众!”现场记者一肚委屈地向编辑说,到不了现场,没法做报道,还怕别人不相信,就说有领导的录音为证。本人了解情况后,马上指示现场记者做一个连线报道《救灾最前线:把救人的座位留给受灾群众》。 这个报道在电视上,虽然镜头没有对着领导是一种缺陷,但是,领导急切清晰的声音,也让观众感受到灾情紧急,以及领导把“人民群众生命重于一切”作为救灾现场的工作重点。事后,这名记者还因为这个报道,得到了那位领导的多次的表扬,说这是一个改变文风的重大时政报道方式。 要改变时政新闻领导活动报道的“八股文”形式,首先将群众放在当作新闻的主体,将群众的利益当作新闻的主题,坚持从老百姓的视觉来做新闻,让领导活动“接地气,有人气”。其次,要充分发挥电视新闻所拥有的声画元素可以更直观地反映现场的特点,记者在现场敏锐地捕捉到现场的画面和同期声,做到“现场关键时刻不要停机,编辑的时候要保持现场声和画面的连贯性,向观众呈现原生态的画面”,提高电视新闻的现场感,对于时政新闻人物报道来说,领导的话语、表情这些细节都是非常鲜活的材料。如果媒体记者在报道中越来越注意挖掘细节、表现细节,突破了一些报道程式的局限,一定增强新闻的感染力、说服力以及亲和力,让领导活动的报道“活”起来[5]。 四、结 语 领导活动是绕不开的“主题”,对于同时承担新闻报道和宣传职能的时政报道,只要遵从新闻报道规律,深入落实新闻战线“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走近领导,转向群众,改变文风”,就不仅能做出领导放心的新闻,也能做出群众爱看的新闻。当然,如果能够从新闻的播报和编排上能够进一步改进,少用官腔,多用老百姓熟悉的群众语言播报时政新闻,或者让普通的老百姓“走”在头条新闻,让领导活动“进入”群众中间,“退居”二条、三条,群众对我们新闻的关注度,满意度将会更高[6]。 电视论文:电视方言类节目的优缺点 近年来,方言类节目在各地方电视台纷纷兴起,大多取得了良好的收视效果。在一片赞扬和肯定的声音背后,我们也不难听到社会各界对电视方言节目的不同声音和意见。一些节目策划准备不足急于开播,质量问题和不良影响也逐渐浮出水面,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争议。在此,笔者试图对方言类节目的发展方向和优化之道进行一些探讨。 一、电视方言类节目出现的必然性 电视方言节目是以所在地区为目标市场,以区域性观众为主要定位,以地方语言为表达形式而推出的一类节目。继重庆电视台的《雾都夜话》之后,电视方言节目逐步向全国各地蔓延并呈现出遍地开花的发展态势。湖南电视台的《越策越开心》、《一家老小向前冲》、《故事会》、《红胖子哈哈秀》等节目不但让观众津津乐道,同时也借由节目的高收视率捧红了主持人汪涵、马可以及本土相声演员奇志、大兵;而广州电视台的粤语新闻《新闻日日睇》、杭州电视台的《阿六头说新闻》、上海电视台的方言情景节目《老娘舅》、福州电视台的《攀讲》等,这些节目的收视率都很喜人。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受众的收视取向也越发地多元化和专业化,电视媒介已经进入了“窄播”时代,面对的目标受众也从原来的“大众”走向了“分众”,进而再走向有着特定收视喜好的“小众”。对于地方电视台来讲,集中精力办好特色频道和特色栏目成为了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个诉求点上,方言类节目作为电视市场细分的一个空缺,以一种新的节目形式充分满足了地方观众的收视需要。 此外,电视方言节目在内容上大多取材于当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平民化的节目内容为观众所喜闻乐见,易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和认同感;而富有地方特色、个性鲜明的主持人更是以一种“邻家小妹”或“邻家大哥”的亲切形象,拉近了与观众的心理距离。因此,电视方言节目受到老百姓的欢迎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电视方言类节目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优化方略 电视方言节目发展到今天,引来了各界的质疑。观察几种不同意见,我们发现目前电视方言节目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可以从这些问题入手进行优化。 1.表达方式受到质疑,应予优化 语言文字工作者认为,方言不利于推广普通话,在方言类节目一出现时就被质疑。其实,这只是个节目比例问题。也有语言学家认为,推广普通话和保存方言并不对立。方言是地方生活方式、文化的重要载体。有些描述地方风俗、特有文化现象的词语,只出现在该地的方言里。 保存方言不仅可以对当地特有的文化进行传承,还可以与海外乡亲拉近距离。流行于闽南一带的闽南语更是因为相同的方言,让台湾同胞对大陆有着深刻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对加强两岸交流、密切两岸关系都起着很好的作用。福州电视台的《攀讲》栏目通过福州广电集团的门户网站——福州明珠网上线后,远在美国、加拿大、澳洲的海外福州十邑乡亲通过网站点播就能收看到《攀讲》节目,在海外福州乡亲聚居区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不少人还来电来函索要节目光盘资料,甚至还要跟栏目组订制福州话节目内容。 此外,方言对于考证汉语史的发展也是意义重大。就福州方言来讲,保留着不少古汉语的一些语音和语调,是汉语历史变化的活化石。许多汉字读音的变化,只有在方言里才能找到依据。如果方言消亡了,那么这种依据也就无从找寻,我们的汉语就不易寻“根”了。因此,电视节目不仅要起到推广普通话的作用,也要承担起保护方言的责任。在这点上,福州电视台《攀讲》栏目的特色板块“福州好好玩”就在挖掘地域传统文化方面作了积极的尝试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该板块重点介绍福州传统风味小吃、历史古迹、传统艺术形式,同时通过专家讲述、观众参与、演绎再现等形式,对福州历史文化进行梳理,把历史掌故、民间传说故事等搬上屏幕,使福州百姓倍感亲切,既拓展了节目内容,又很好地推广传承了当地优秀的历史文化。 2.播报方式影响受众范围,应予优化 有研究者分析认为,方言节目活跃的地方一般是经济较发达、文化厚重、地理自然条件优越、群众生活较富足的地方。恰恰是这些地方也都是外来人员大量聚集生活的地区。方言节目对于这些新兴的城市新移民来说就有点显得格格不入了。不难发现,方言节目的热心观众大部分是本地区的中老年观众,受教育水平和文化程度偏低,无论是对社会的影响力还是对所投放广告商品的实际购买力都是有限的。因此,方言节目在照顾本地中老年观众的喜好之余,也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上再作点创新,多研究一下外来新移民的心理需求,通过加配规范汉字字幕等形式,方便非方言群体的收视;甚至还可以开辟相关小栏目,结合普通话,介绍本地俗语、俚语等方式,让外来新移民能够通过方言节目这个窗口和渠道更好地了解他们生活的这个城市的文化历史和社会风俗,在潜移默化中使新移民形成收视习惯,成为方言节目的另一群忠实观众。这样,方言节目的受众就会有一定的扩大,对社会的影响力和对广告商的吸引力也会加强。电视方言节目不能由于语言障碍人为地设起文化交流的屏障,而应该通过有效地利用语言文化的吸引力搭建一座文化和情感交流的桥梁。 3.方言节目要避免“三俗” 一些地方电视台的方言节目为了盲目追求高收视率,打着突出亲和力和原生态的旗号,在内容和语言上以打“擦边球”和所谓的“出位”方式来赚取收视。在这点上,笔者认为节目主创人员应该对方言节目有更加理性的思考,加强对节目品格的提升。方言节目应该以通俗化为目标,但通俗并不等于不顾格调、良莠不分地把一些落后、粗鲁、庸俗的内容搬上荧屏。方言节目的真正魅力应该在于节目内容对百姓生活的真正贴近,对百姓心理的准确把握,并通过节目表达实现与观众的共鸣。因此,要提高方言节目的品格和格调,应该始终牢记“方言是壳,内容是核”的原则,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创新,突出方言节目的文化品位,增加文化内涵。苦练“内功”,真正做出让观众认可和喜爱的节目,弘扬当地优秀的传统文化,不断提升节目质量,才是电视方言节目的生存和发展之道。 在这方面,福州电视台的《攀讲》节目早有认识。长期以来,在很多人甚至是福州本地人心目中普遍有一种“福州话很土,上不了台面”的心理印象。为了改变这种观念,同时也为了提升节目的品位,《攀讲》节目组高立意策划、高起点准备,开辟了一档方言娱乐竞技节目《福州话我最霸》——让福州话不仅可以“攀讲”,还可以“秀”,可以表演。低门槛的参与方式点燃了大批年轻人的热情,使节目收获了一批忠实的年轻观众。 4.方言节目形式要多样化 目前,我国各地的电视方言类节目,主要还是以新闻和娱乐两大节目类型为主,以一两个方言主持人串场的形式贯穿节目始终。因此,电视方言节目的创作者完全可以放开思路,尝试创作各种不同类型的节目。在这点上,福州电视台方言节目《攀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攀讲》节目在创办之初,仅仅是一档以新闻类为主、时长20分钟的小栏目,后来由于收视效果较好,栏目组对节目类型和形态进行了尝试和创新,相继开辟了一系列小专栏,尝试不同类型的节目形态。三年多来,《攀讲》推陈出新大小改版创新近百次。阅评专家和观众都说,很少有节目能像《攀讲》这样总有“新花样”,而这些“新花样”正是《攀讲》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法宝。经过几年的不断积累和努力,如今的《攀讲》节目已被打造成为一档内容丰富、形态多样的电视方言杂志类节目。除了每天平均六七条由主持人穿针引线娓娓道来的社会新闻外,“攀讲馆”板块 里市民嘉宾就热点话题热烈争论;“社区故事汇”板块里社区居民自己来说身边大事小事新鲜事;“福州好好玩”板块带领观众朋友在轻松娱乐的氛围中体味传统文化。如今的《攀讲》栏目,各类民事纠纷、奇闻趣事、民风民俗、公益道德,几乎无所不包。主题歌《齐来攀讲》,更是用浓郁的“虾油味”配上生动俏皮的动画,让节目增色不少。 同时,《攀讲》还积极开展线上互动,开拓收视新群体。 通过资源互换,在人气旺盛的福州家园网上开通“攀讲”论坛,开通互动QQ群,大家纷纷在论坛上发帖跟帖,热烈探讨福州话及福州话节目,甚至是福州的历史传统、地域文化等,创下日点击量过万的纪录,在网络上掀起了一股福州话热。网上的“攀讲”论坛和电视上的《攀讲》节目相互推动,巩固了大量的年轻观众,成为收视增长的一支重要力量。 电视方言节目不论是从社会大环境、媒体自身发展还是受众需求的角度来说,都有着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方言节目也有自身的局限性,作为电视工作者,我们应该以科学理性的态度看待方言节目,创造性地改进和提高方言节目的品位,在一定程度上积极尝试开拓新类型。这样,我们的电视方言节目才能得到健康发展,为广大的电视观众带来丰富和有益的荧屏享受。 电视论文:浅谈电视新闻前期拍摄与后期编辑探索 【论文关键词】电视新闻 前期拍摄 后期编辑 【论文摘 要】当代社会,电视新闻已由预制式向直播式的方向发展。在电视新闻编辑中,复杂的“创作”型时代逐渐代取简单的组合型时代。电视台新闻中心或新闻部一般习惯地将电视新闻采编过程分成前期拍摄、后期编辑两部分,所以就有了前期和后期的区别。本文对电视新闻前期拍摄与后期编辑。 如今,新闻节目的“现场性”这一概念受到人们的关注,即使一些中小型电视台也开始改变以前的新闻节目播放模式,逐渐尝试使节目具有更佳的现场性的新型模式。对于传统的新闻学,大多数教科书对新闻的定义有如下几种:新闻是对最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是最近发生的可以使人们感兴趣的生活事实;电视新闻是利用电视传播工具对最近发生或发现的事实所进行的一系列报道。这些定义,虽然在表达上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在时间概念上,都了忽略了“正在进行”这一电视新闻的不可或缺的特点。根据新闻节目的“现场性”的要求的越来越高,电视新闻的音画同步可能同步于远隔重洋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当代社会,电视新闻已由预制式向直播式的方向发展。在电视新闻编辑中,复杂的“创作”型时代逐渐代取简单的组合型时代。一般,电视台新闻中心或新闻部的负责人习惯地将电视新闻采编过程分成前期拍摄,后期编辑两部分,所以就有了前期和后期的区别。以“前期”和“后期”来划分记者编辑职能范围,在很大的程度上制约了编辑的能力,导致他们在整个新闻传播过程中的组织、参与功能发挥不佳。 一、前期拍摄 记者通过观察、调查而发现的生活现状就是新闻事实,新闻得以形成的基础是事实,在事实的基础上通过总结归纳而形成新闻,新闻随着客观事实的而存在。电视新闻的画面不但要使反映更多的事实的过程,而且要以现实的细节体现出客观事实,提供最直接的依据给观众,有利于观众对新闻事实进行分析和判断。不仅要抓拍好现场,还要运用好现场声,新闻的现场感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同期声,电视新闻能合理地运用好同期声,就会增强新闻的现场感,给观众带来真实感。也能更强化新闻的主题。现场的同期声,必须为表现新闻主题服务,在新闻事件现场,记者要做相对完整连贯的报道,做到声画同步。与此同时,还要和环境声互不干扰、使其突出主题。由记者出镜作报道,让观众看到、听到的是记者在新闻现场采访报道过程,这是现场感强的现场报道特征。随着事态的发生和发展,记者要做到边观察、边采访、边叙述,同时还要现场采访新闻事件的当事人和目击者,应用他们在现场的同期声通过屏幕传达给观众,使观众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进而使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和可视性增强。 在采访时,记者要根据视觉的选择原理及新闻现场光线、距离、物象、环境、时间等要素,先寻找出其中容易捕捉的单纯构造进行感觉,来把握物象的主要特点。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对其加强、减弱或修正,再慢慢加深或淡化,这就是单纯性的基本特性。以简单的视觉效果,来表现深刻而多彩的内容,由集中且易于理解的,形势,让预想的意义更好地传达。 电视制片人不仅要仔细拍摄好每一幅新闻画面外,还要严肃认真地运用动画、特技、屏幕文字等后期制作技术,制作好每一幅与图像新闻相关的画面,图像语言叙事含混的弱点要用准确的文字、图表等细节语言补充,追求画面中的具象语言与抽象语言达到最佳组合,确保信息得以清晰地传播。电视新闻的声画以时序运动的方式传播信息,声画传播的滚动性增大了受众对信息感知与存储的难度。比较声画两者之间的难度,从画面含义的模糊性和播音语言逻辑表述的明晰性,可以判定画面信息具有更大成分的不可知性。所以,增强结构电视新闻画面的突现性,是电视记者、编辑提高电视新闻信息质量的重要途径。 电视新闻的后期编辑策划应进行强化,让编辑依照记者选择的题目,明确报道选题,记者主要任务是进行采访素材,写解说词由文字水平较高的编辑来完成,报道包装由剪辑水平较高的编辑来完成,这样可以减少个人因素对电视新闻作品的影响,有效提高电视新闻节目的质量水平,还可以使整体编辑力度得到提高,使电视新闻节目的定位落实,使电视新闻节目的品牌强化。目前,电视特技的方法多种多样,这给电视新闻编辑提供了更多的创造性机会。例如,以前在电视新闻编辑操作中比较多地关注“蒙太奇”比较多。但是现在有所不同,我们能够利用先进的电子编辑技术,达到超出“蒙太奇”意外的境界,对画面进行分割,将两路以上的信息同时传递;运用特技与字幕,能在节目播出时,插入来不及编排到既定时段节目中的新闻,随时插播传回的消息,强化感观效果等。整个电视新闻媒体的灵魂是编辑部。一个时间段出台的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重大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及背景,都应该有所了解,这样才能确定报道思想,拟订报道计划;策划新闻视角,把握好舆论方向。 编辑与记者不同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后期的编辑、制作。它有两个方面内容,一是文字的编辑,即电视解说词的修改和节目内容的提示。编辑一定要依照自己所负责时段的新闻中的每一条消息进行合理的整理加工,有些重要的消息,还必须写好编前、编后的话,配合发表评论;编辑部的意图与受众之间沟通,都由编辑写好提纲或成文的东西,由播音员传播到全国各地。二是节目制作。这是由电视新闻的特点所决定。编辑的任务是让每一条新闻符合播出的要求,至少有以下工作要做:镜头的剪辑;保持文字符号与图像符号的一致;在在适当的位置上展现字幕;画面需要技术处理;解说与同期声的合成;计算该条新闻的长度。这些繁琐的工作,一般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编辑来完成,出现一个编辑单独完成的较少。每个岗位的默契配合有利于各道环节的衔接。若遇到插播消息,就要打乱原来拟定的节目单。插在什么位置,在什么时间插入,都需要经过缜密的分析和精确的运算,否则可能会造成混乱。时间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空间,在有限的时间里活跃、拓宽空间是电视编辑追求的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社会是以一个知识、科技为主导的社会,电视新闻行业的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现如今,只有进行培训、完善和创新电视新闻队伍,才能与激烈的新闻竞争相适应,进而促进电视新闻的发展。 电视论文:电视对外传播的本土化策略创新机制分析 2011年11月23日,译成斯瓦西里语的中国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斯语版译为《豆豆和她的婆婆们》)在坦桑尼亚国家电视台播出,受到当地观众的热烈欢迎和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2013年3月25日,主席到访坦桑尼亚,在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发表演讲时,提到斯瓦西里语版中国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在该国播出,说:“中非人民有着天然的亲近,人生乐在相知心。中国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在坦桑尼亚热播,让坦桑尼亚观众了解了中国老百姓家庭生活的酸甜苦辣”。国家领导人的肯定,使《媳妇的美好时代》走进非洲一事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媳妇的美好时代》在东非地区的播出,为影视产品国际传播、市场培育进行了许多有益尝试,也带来诸多启示。本文介绍了项目产生的背景及实施过程,总结了取得成功的经验,并就进一步做好相关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一、《媳妇的美好时代》译制成斯语版的起因 向海外推广优秀国产影视作品是传播民族文化、提升国家形象的有效途径,也是欧美及日本、韩国一直采用的方法。由于经济、文化等方面原因,非洲国家电视台很少播放中国的影视剧,偶有播出也多通过欧洲国家获得,剧目陈旧,难以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为改变上述情况,2010年6月,国家广电总局国际合作司相关人员与驻坦桑尼亚使馆文化处开始了接触和探讨。这是一项全新的工作,需要找出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法,解决经费、版权、译制、播出、推广等一系列问题。经过近半年的调研和反复协商,2010年12月2日,国家广电总局终于正式批准向东非地区译制推广36集国产电视连续剧《媳妇的美好时代》的工作方案,目的是“传播国家形象、涵养非洲市场”,要求参与各方密切合作,打造精品力作,探索合作模式,培养观众兴趣,发挥引领作用。考虑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拥有语言优势并与非洲各国联系密切,2011年3月15日,国家广电总局国际合作司正式委托国际台承担节目译制和海外推广工作。国际台对此高度重视,从翻译联络部、斯瓦西里语部抽调业务骨干,专门负责剧本翻译、配音合成和节目推广等工作,国际台驻非洲记者总站也给予积极支持与配合。经过6个多月的共同努力,终于高质量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二、斯语版《媳妇的美好时代》的传播效果 2011年11月23日,《媳妇的美好时代》在坦桑尼亚国家电视台开播,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李伟、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刘昕生参加了开播仪式。面对热烈的场面和纷至沓来的祝贺短信,一同出席活动的时任坦桑尼亚新闻、青年、文化与体育部长恩钦比兴奋地说:“感谢中国为我们提供了优秀的文艺作品!这是坦桑尼亚播出的第一部译成斯瓦西里语的外国电视剧,反映了中国对我们民族语言的极大尊重,也为坦桑尼亚电视工作者提供了学习的范本。”该剧播出一周后,坦桑尼亚国家广播公司电视节目部主任西里玛给国际广播电台斯语部打来电话说:他们收到大量观众来信和电话,普遍反映节目内容精彩,故事亲切感人,剧中人物毛豆豆、余味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许多观众说:通过收看电视剧了解了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很羡慕中国人的生活!虽然两国文化上有差异,但婚姻与家庭是人类共同的主题,希望看到更多这样的电视剧。店主尼斯?希克斯贝对国际台驻内罗毕记者站记者介绍说:他在商店放了台电视机,每天傍晚电视剧开播时都有许多人来看电视,他的生意也变好了。我驻坦桑尼亚使馆来电反映:斯语版《媳妇的美好时代》向坦桑尼亚人民展示了当代中国社会和民众生活的全新图景,90%以上的坦桑尼亚朋友表示看过并喜欢该剧,其社会影响是任何短期交流活动无法比拟的。 斯语版中国电视剧在东非国家的热播,引起了非洲及欧洲各国媒体的广泛关注。坦桑尼亚当地报纸及广播电视媒体均对国家电视台播出中国电视剧给予了报道。荷兰国际广播电台网站、英国Media UK和英国数字媒体经济网站paidcontent-UK第一时间刊发了由记者Andy Sennitt 撰写的《中国电视剧在坦桑尼亚播出》(Chinese TV Opera Launches in Tanzania)的消息。2012年8月23日,来华参加首届中非媒体论坛的坦桑尼亚国家电视台台长布依罗?基图吉姆介绍了与中国合作的经验,各国代表纷纷称赞此项合作拓宽了中非媒体交流渠道,开创了合作新模式。继在坦桑尼亚播出成功以后,该剧又先后在乌干达、肯尼亚、科摩罗、布隆迪等非洲国家播出,均收到良好效果。 三、斯语版《媳妇的美好时代》的成功经验 《媳妇的美好时代》在东非国家播出取得成功,有以下经验值得总结。 (一)选择当代优秀剧目,满足本土市场需求 长期以来,世界各国播出的中国影视作品以武打片、古装戏为主,给观众留下了中国人“爱动拳脚”、“工于心计”的刻板印象。为向非洲民众介绍一个开放、发展的中国,国家广电总局从一开始就明确了“现实题材、主流价值、百姓生活”的指导思想。在经过内部讨论并征求驻外使馆、国际台外籍专家等相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最终选择了既轻松愉快又亲切感人的现实题材作品《媳妇的美好时代》。该剧围绕夫妻、婆媳、翁婿、朋友、同事等家庭和社会关系,讲述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生动形象地描绘了中国人对真善美的理解、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反映了健康向上、诚信友善的价值观。此前在台湾、韩国、日本等海外主流电视台播出取得的良好效果,也是该剧被选中的重要原因。为实施该项目,国家广电总局提供了全部节目译制和推广经费。版权方华录百纳公司在听说广电总局有意将该剧译成斯瓦西里语在东非地区推广后,欣然提供了非洲地区五年的播出权。 (二)契合收视特点,确保译制质量 尽管英语是坦桑尼亚等国的通用语言,但普通民众多用本土语言斯瓦西里语交流,且文化程度不高,电视机尺寸较小。根据上述情况,中方在制时没有选择英语,也没有采用打字幕,而是改为制作成本较高的斯瓦西里语配音方式,以方便普通民众收看。在完成剧本翻译后,国际台专门派工作组到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等国物色配音演员。经过严格筛选,最后决定聘请三名肯尼亚高知名度影视剧演员来华配音,其它角色也尽量由外籍专家 、留学生和驻华使馆工作人员承担,以确保人物关系清晰,对话自然流畅。第一集完成后拿到坦桑尼亚国家广播公司审看,坦方对中方高超的译制水平惊叹不已,纷纷称赞故事情节生动有趣,人物对白机智幽默,演员仿佛是在用斯瓦西里语演戏。 (三)做好节目推广,探索合作模式 为做好节目推广,国家广电总局委托国际广播电台与坦桑尼亚国家广播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明确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国际台负责提供节目,坦桑尼亚国家电视台负责在黄金时间播出;双方积极开展广告营销:在坦桑尼亚播出时2分钟的广告时间归中方所有,其余广告时间由坦方支配;坦方负责在其它非洲斯语国家的节目推广,受益由双方平分。为做好宣传工作,播出前国际台通过自办节目及网站进行了节目预告,并安排斯语部主任韩梅接受坦桑尼亚国家电台、电视台专访,讲述此项合作的意义和故事梗概,引起观众兴趣。为吸引更多人的关注,电视剧播出过程中,国际台还与坦桑尼亚国家电视台合作,通过手机开展了观众有奖问答活动。 为探索长远发展之路,国际台还进行了商业化运作的尝试和探索。投资坦桑尼亚的两家中国公司在电视剧的开头和结尾播出了介绍公司产品和服务的广告,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也在节目中播出了介绍中国的国家形象广告。上述广告播出尽管收益不多,但为今后开拓国际市场、传播国家形象积累了宝贵经验。 四、对外电视本土化传播战略的展望 由于坦桑尼亚没有专门的收视率调查公司,很难对节目收视情况进行准确把握,但从各方面反映可以看出,该剧在坦桑及其它国家播出是成功的,达到了预期目的,也带给我们许多有益启示: (一)反映共同情感,打造精品力作 《媳妇的美好时代》在非洲热播再次证明,反映人类共同情感、共同理想、共同命运的作品可以被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观众所接受,这也是中国影视剧走向世界的必然选择。我国每年生产约15000小时电视剧,电影故事片产量也超过500部,但真正适合国外观众的作品并不多,需要我们在创作、管理等方面进一步做出努力。当前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与国际社会的思想文化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只要我们开阔视野,解放文化生产力,就一定能生产出更多为国际观众喜闻乐见的影视文化产品。 (二)发挥各方优势,拓宽交流渠道 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原因,非洲、中东、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普通民众很难接触到中国的影视文化产品,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多来自西方媒体或身边的中国人,带有很大的片面性。通过影视作品让国外民众了解中国社会风貌,拉近民众感情,对树立中国美好形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国家广电总局从2013年起着手组织实施对非影视合作工程,每年翻译10部优秀国产电视剧、动画片、纪录片和52部电影,供非洲各国主流电视媒体播出,让非洲观众有更多机会感受中国文化,了解当代社会风貌。①。与此同时,国家广电总局与中石油合作向缅甸推出的国产电视剧《金太狼的幸福生活》也于2013年6月在缅甸国家电视台播出。向斯里兰卡、黎巴嫩、约旦等南亚和中东国家推广国产影视剧的工作也在进行中。 (三)确保译制质量,使原创作品保值增值 把独特的东方文化和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准确传递给国外观众,需要对中外文化有全面深入的把握,做认真细致的工作。就此话题,本人曾于2013年3月1日专门采访过香港电讯盈科总裁陈祯祥先生,他介绍说:近几年电信盈科与海润影视、华谊兄弟等公司合作对国内优秀影视剧进行剪辑、译制,打包后销售到泰国、马来西亚、美国、加拿大等国的IPTV网络,收到良好经济效益,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对产品再加工的一丝不苟,包括根据当地风俗习惯把握每一幅画面,对每一句对白进行精心处理,真正让观众觉得赏心悦目,心领神会。只有严谨细致的工作,才能把中国人的动人故事讲给外国人听,使其“悦耳悦目”,进而“悦心悦意”、“悦志悦神”②,感受到中国的美丽和智慧。 (四)强化机制建设,追求传播效果 文化走出去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但政府的投入不能成为主要渠道,只能起到一定的引领和辅助作用。电影、电视剧、动画片是重要的文化产品,免费送人是对创作人员劳动成果的不珍惜,也不利于树立中国文化品牌、培育国际市场。要使中国的影视节目真正走向国际,必须在提高国内影视产品制作水平、优化市场环境的基础上,让更多的影视公司参与到对外交流行业中,通过积极的商业运作提高国际市场占有率。对少数欠发达国家,则通过建立影视文化交流基金等规范方式予以少量赠播,以达到交流目的,减少对市场活动的干扰。近年来韩国电视剧及流行音乐在世界广受欢迎并非偶然,它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韩国政府开放媒体管理、扶持本国媒体开拓国际市场的一系列政策带来的可喜成果。希杰公司(CJ Media)能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从一个食品加工企业发展成为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媒体公司,就是一个很好例证。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只有中国的影视产品制作水平提高了、商业营销渠道通畅了,中国的影视文化才能真正走向世界。 电视论文:广播电视台党支部工作特色 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推进支部工作——北仑广播电视台党支部工作特色总结北仑广播电视台党支部的工作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求真务实”，用实实在在的关怀，让每一位党员和每一位员工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从而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形成了一个能打硬仗的坚强集体；每一位党员、每一个员工又以实实在在的工作，在看似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不凡的业绩，使北仑广播电视台的新闻宣传、事业建设、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一、学习和实践结合——学习扎实 宣传工作是广播电视台的中心工作，党支部要求每一个党员在思想上政治上必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确保新闻节目导向正确、广播电视安全播出，党支部要“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因此，党支部十分重视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和理论学习。 北仑广播电视台党支部组织党员学习了以下一些材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对这些重要文件的学习又是紧紧结合宣传工作的中心任务来进行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后，党支部立即组织党员们分组认真学习和讨论了全会精神，通过学习和交流，大家领悟了这次会议的精髓，记者们把学习的收获运用到宣传工作中，使学习和宣传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边学习边探讨出许多新颖独特的宣传报道方式，在出色完成宣传任务的同时，也使自己的理论水平有了大幅的提高。 今年以来，结合“三项学习教育活动”，党支部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问卷考试，借着“三项学习教育活动”，支部还着手抓组织和制度的建设，先后组织制定并实施了《新闻从业人员堵漏、差错奖惩制度》、《禁止有偿新闻》等一批规章制度。规章制度的健全，有利于从根本上消除腐败产生的温床，给所有员工创造平等竞争的机会，激励员工的工作热情。二、指导和服务结合——工作踏实 广播电视台专业性强，工作性质特殊，记者们缺少业务上“充电”的机会，支部活动就针对这些现状开展了各种培训讲座。新设备更新时，马上就组织摄录编播人员参加技术培训；改造广电网络，推广数字电视时，就及时举办网络技术培训；播音员上岗前，外请资深播音老师进行普通话讲座。这些培训讲座由党支部组织，参加人员全部都是利用双休日时间进行，大家都毫无怨言而且积极参加。从讲座上学到的知识会立即体现到工作上，学习、实践，实践、学习，广播电视台培养出一批把关能力强、业务过硬的骨干。 党支部还组织采编播人员积极向广电专业刊物投稿，今年共发表业务论文十多篇，学术风气在台内越来越浓。在写论文的过程中，既总结了工作经验，又培养了理论创新意识，还为大家评职称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今年，广播电视台节目创优外宣形势喜人，新闻作品、播音作品和各类专题获市级以上奖项25个，广播电视作品预计被中央级媒体录用10篇，省级新闻媒体录用90篇，市级录用700余篇。党支部组织的活动非常丰富，先后举办了“革命老区行”、“植树绿化行”、“军营一日行”以及各种调研等活动。“革命老区行”活动，全体党员干部到井冈山革命老区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军营一日行”活动，与浙江省海警二支队一大队结为共建对子，组织党员干部到军营体验生活。“植树绿化行”，全体党员到广播电台发射基地茅洋山顶植树绿化。 党支部还组织业务骨干赴广州参观交流，了解兄弟单位在业务管理上的先进经验。 党支部的活动，不仅面向全体党员，也面向所有员工，广播电视台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能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三八节的时候，工会和党支部举办迎“三八”联欢晚会，大家欢聚一堂，每位女同志都得到了一枝鲜艳的玫瑰花；中秋节，党支部就会招呼家不在北仑的员工吃顿团圆饭，开联欢会，使他们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和温暖。因为工作忙，很多员工都忘记了自己的生日，可每到这个时候，党支部都会把一大束鲜花和一个大蛋糕送到“寿星”的面前。 正是这些细致入微的关怀让党组织有了巨大的凝聚力，很多同志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党员人数目前已发展到34人，极大地提高了单位的战斗力。三、爱和奉献结合——对党忠实广播电视台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集体，广大党员、干部把对党的忠诚和对新闻事业的热爱化作无私奉献的行动，他们身先士卒，率领广电系统全体从业人员为党的新闻事业添砖加瓦。20__年是北仑广播电视台创建市级水平电视台、事业发展的关键一年，对党员的考验尤为严峻。对党的新闻事业的忠诚，使这些党员无怨无悔地奉献着，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辉煌的业绩：《北仑新闻》全年播发稿件2988篇，平均每天用稿11.7篇，当天新闻占82.77，广播新闻全年发稿11235篇。充分挖掘台内潜力，自我加压，在《北仑新闻》实现日播的同时，电视专题节目也实现了日播，开创了北仑电视自办节目的先河。北仑广播电台FM100.8节目进行了全新改版，播出时间达19小时，自办节目9小时以上。全年用于设备更新共投入资金400多万元，使北仑广播电视台的摄录编播设备顺利实现了从模拟到数字化的转换，在全大市位居第一。全区乡镇新增光接收点169个，布放光缆133公里，投资300多万元，全长125公里的全区广电主杆环网建设已全面完工。为确保广播电视安全优质播出，始终做到重要时段前端机房双岗值班，工程维修人员24小时候岗，实现了365天广播电视安全播出。 这就是我们北仑广播电视台党支部，他们学习扎实，工作踏实，对党忠实。求真务实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党支部把这种时代精神体现在日常工作之中，摒弃华而不实的虚夸，力求每一个活动、每一项工作见到实效。 电视论文:浙江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 一、引 言 大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维护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提高人民群众文化素养,转变政府职能,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举措。广播电视作为大众传媒,与生俱来就具有公共性的特征,又因其传播迅速、受众面广、感染力强等特点,使其在公共文化服务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随着广播电视产业属性的不断强化,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功能受到极大冲击。因此,加强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升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是当前广播电视改革和发展的一项重任。 相对于文艺演出、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服务而言,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节目制作、播出、传输、覆盖、接受等多个环节,涉及技术、内容、管理等多个层面[1]。因此,在总结和评价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时需进行多环节、多层次考察。浙江广播电视非常重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建设和完善过程中有许多创新之举,尤其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方面已经走在全国前列。渠道、内容和资金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三大保障,这也是浙江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三大着力点。 二、渠道建设:覆盖全,技术新 以功能划分,渠道建设可以分为基础设施建设与新技术平台集成创新两个层面。基础设施建设是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目标,保证所有公众都享有广播电视的视听权。新技术平台的集成创新是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的更高目标,满足公众对广播电视视听效果的需求。 浙江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成效显着。自1998年开始,浙江省按照中央部署先后实施了三轮“村村通”工程,至2012年5月底,全省所有乡镇和99.9%以上行政村实现了有线电视联网,有线电视用户数达到1343万户,农村有线电视实际入户率提高到90.7%。在巩固“村村通”工程成果的基础上,浙江大力实施“户户通”工程,计划到2015年,全面完成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建设任务,基本实现广播电视“户户通”。此外,浙江省还推出了农村广播“村村响”、“广电低保”、“广电进渔船”和乡镇广电站设施改造等一系列配套工程。至2012年底,将达到100%乡镇建立广播站,95%以上行政村(社区)建立广播室。对农村“低保户”实行有线电视入网费和收视费全免政策,使全省城乡“低保户”群众都能收听收看到有线数字广播电视节目。2012年将完成3000艘渔船卫星接收设施安装任务,完成200个乡镇广电站设施更新改造的目标任务。 数字化浪潮推动着浙江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技术的不断更新。近年来,浙江广播电视在有线网络数字化发展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基本建成了全省统一的有线数字电视网络,构建了全省统一的有线数字电视发展平台。截至2012年6月底,全省数字电视整体转换率达到97.1%,大中城市有线网络双向化改造率达到98.5%,其他城市达到90.8%。同时,积极推进有线数字电视城乡一体化发展,全省农村地区整体转换完成率和双向化改造完成率分别达到66%和47%。 由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浙江省广播电视集团等投资组建的华数数字传媒集团,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已成为浙江省有线数字电视和移动电视发展的省级主体,信息化的主平台和全国数字电视、手机电视内容应用服务的重要平台。2003年,华数率先在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数字化转换过程中推出双向互动模式,将“数字电视网、互联网、通信网”业务进行了融合,开创了跨网、跨屏、跨媒体的“全媒体”模式。2010年华数承建的手机电视集成播控平台通过国家广电总局验收,成为全国首家可以正式商用的手机电视集成播控平台。同时,华数已建成全国最大的数字节目内容库,储备了数百万小时的精彩视频内容,为三网融合业务提供重要支撑。 三、内容生产:公益性节目比重持续增加 播出内容是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的最终落脚点,内容的优劣决定着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的效果。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包罗万象,涵盖多个领域,内容本身难以衡量和取舍,但内容所表达的价值观、功能定位应该是可以把关和把握的,广播电视的播出内容应该传达健康、积极、主流的社会价值观,体现信息传播、社会教育、舆论监督、文化娱乐等功能。 浙江广播电视积极探索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创新,无论是省级广播电视媒体还是市县级广播电视媒体,节目形式和内容不断丰富,公益性节目的比重持续增加。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旗下的12个电视频道和7个广播频道,有影响力的名牌栏目和精品栏目基本上都以公益性节目为主,如浙江卫视举办的大型新闻行动《五洲四海看浙江》、《创业创新在基层》、《走向蓝海》,荣获“全国10大创新创优栏目”的《我爱记歌词》、《江南》,以及关注弱势群体的《范大姐帮忙》、《小强热线》、《1818黄金眼》、《钱塘老娘舅》等民生栏目。广播的《阳光行动》、《浙江第一线》,分别开设了“厅长在线”、“向人民报告”等系列专栏,邀请省市有关职能部门领导走进直播室,与全省民众开展在线交流,发挥了通达民意、沟通社会、化解矛盾的积极效果。浙江广播电视集团还创新举办了中国电视观众节,开创了广播电视“为观众办节”的先河,每年吸引2000多万人次观众参与,被称为“电视的榜样”、“观众的节日”。此外,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举办的“风云浙商”、“浙江骄傲”、“新农村建设带头人”、“省十大民生工程”等年度评选活动,影响也比较广泛。 2002年经国家广电总局批准,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专门开播了浙江电视台公共频道。浙江电视台公共频道立足全省、面向城镇、服务基层,体现了地方性、联办性、公益性和服务性的特点。2007年9月,浙江广电集团实行浙江教育科技频道和浙江公共频道的整合运营,改版后的浙江公共频道收视率不断攀升,形成了一大 批有影响力的公共文化服务节目。比如浙江最前沿的创新致富资讯杂志节目《新山海经》,浙江首创的电视流动舞台形式的平民草根互动竞技节目《流动大舞台》,浙江唯一一档房产装修舆论监督服务节目《房产装修我来说》,超大容量的新闻资讯节目《雪倩说新闻》,以及浙江新农村建设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浙江新农村“创业创富”大赛、“新农村冲击播”浙江特色乡镇全方位电视助推行动等品牌活动。 四、资金投入:多管齐下,兼顾效率与公平 浙江作为一个经济强省,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在资金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单一的公共财政供给难以保证其可持续性发展。 浙江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的资金投入体现了多元化的特点,以公共财政投资为主,依靠浙江省各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的资金优势,并综合运用多种财税优惠政策。资金在投入与使用过程中,兼顾效率与公平,不断提升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的技术与水平,并向农村和弱势群体倾斜。 浙江省建立了对农节目服务专项扶持资金,从2008到2011年,用于对农节目服务工程建设专项资金1500万元。乡镇广电站设施改造工程已纳入浙江省“十二五”发展规划,浙江省政府每年投入2000万元予以保障。“户户通”有线电视联网工程建设的资金主要由各广播电视台及网络公司负责承担,省级财政原则上不再另行安排专项补助资金。直播卫星“户户通”工程建设所需资金由省财政及用户个人共同承担。“户户通”直播卫星设备购置费由用户个人支付100元,其它由省财政补助。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全省直播卫星服务管理机构,承担了全省直播卫星设备的采购、发放、维修、服务等工作。 同时,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浙江广电有线网络的运营主体,对已加入到浙江华数公司的市、县(市、区),主动承担其所属自然村、行政村有线联网任务的相关建设经费。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运用市场机制,不断增强经营实力,全力推进技术装备的改造提升,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优质平台。2001年以来先后投入20多亿元,引进配置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16讯道高清电视卫星转播车和各类卫星转播车11辆,建成规模不一、功能各异的数字化广播电视演播厅21个,完成电视制作楼整体改造、广播5.1环绕声录音棚、卫视高清新闻演播厅和非编网改造等重大技改项目。计划投资启用50亿元,用5年时间建成“浙江广电传媒大厦”和“浙江国际影视中心”两大省重点文化工程项目,成为迄今浙江省投资规模最大、档次最高、功能最全的现代化广播电视建设项目。 浙江广播电视紧紧围绕公共文化服务的渠道建设、内容生产和资金投入三大支柱,彰显了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的优势,体现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较好地满足了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电视论文:电视台新闻节目的革新 一、在新闻内容上创新 相对中央、省、市级电视台,县级电视台最大的优势在于“接近性”,包括地缘的接近性,文化的接近性和情感的接近性。县级台最了解区域受众的生活方式和生活需求,更容易为他们提供贴心服务。县级台应把这种优势有效地转变为自己的新闻特色。 (一)改进思想观念创作“三贴近”新闻 对老百姓来说,他们在关心国家大事的同时,更关心身边的人和事。县级电视台要发挥自身优势,创作出百姓爱看的新闻,就需要记者在采写新闻前改变思想观念,以“走转改”活动“、八项规定”活动开展为契机,树立起“新闻从实际中来,从生活中来,从群众中来”的理念,积极主动深入一线,了解党和政府各项方针政策在当地的落实情况以及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关心的问题、存在的困难等。只有把这些情况调查清楚,记者才能在新闻报道时反映地方党委、政府工作以及民生情况,创作出“三贴近”新闻,受百姓的喜欢。2012年,南靖电视台记者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深入基层,采写出了《加快农网改造确保春节百姓用电》、《龙厦铁路将于6月30日通车》、《干群齐心协力我县打响5A景区保卫战》、《百名干部下基层一线服务促发展》、《县行政服务中心:“比作风”提升服务水平》等反映五大战役项目建设、土楼景区整治、作风建设的好新闻。尽管这些新闻政治性比较强,但由于所说的事是当地群众关心的,报道也是通过群众的视角、群众的语言,所以群众还是挺喜欢。另外,民生这方面,由于南靖县是农业大县,农村人口多,所以农民朋友需要农业致富项目、农业技术介绍、农产品市场流通和产业规模经营走向等方面信息。该台播出的新闻《计生二女户“猪倌”的“华丽转身”》、《台湾金苹枣助碧侯村村民增收》分别讲述了农户通过科学养殖豪猪、种植金苹枣,从而走上致富路的故事。由于题材选自当地农村,深受群众欢迎,农民朋友们主动打电话过来询问如何养殖豪猪,种植金苹枣。 (二)立足新闻广度、深度丰富新闻内容 丰富新闻内容、满足观众对新闻信息量的需求,这就需要采编人员深入一线,对有价值的新闻线索,进行广度拓展,深度挖掘,在及时客观报道新近和目前发生新闻事件的同时,还要对新闻事实发生的原因、过程、周围关联、事后效应等作详细报道。新闻的广度在于报道面的拓展,包括以前被县级台冷落、忽视的生活服务、商品流通等领域以及一些散发着强烈时代气息的新事物。南靖电视台可立足本地大事要事,聚焦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开辟新栏目,对政府的新政策,对百姓的衣食住行、就学、就医等百姓关注话题等进行报道,拓宽新闻广度。如南靖电视台曾播出的《我县在全市率先开通医疗救助“一站式”服务》、《我县发动农民搭建大棚、抢收作物防寒减灾》、《未来一周我县预计有强对流天气过程》等就不错。新闻的深度要求新闻采编人员深入到新闻事件的本质中,挖掘新闻现象的原因和后果,增强新闻报道的力度、厚度、深度,满足广大观众的需要。2012年2月南靖电视台在《南靖新闻》播出《金山镇:竹马戏有了接班人》,对竹马戏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失传的现状、原因进行分析,对找到接班人的意义进行阐释。此条新闻播出后,引起政府部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问题的关注及人民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竹马戏的认识了解和学习兴趣。新闻深度也可以通过编后语、本台评论、本台短评等方式进行新闻评论,实现新闻事件向新闻实质的方向发展,探索事件的发展趋势。如2012年8月27日《福建新闻联播》播出的《南武夷合作社:草根合作社的升级之路》,报道了邵武"南武夷"的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打破资金、技术和产业瓶颈,实现林业资源的综合开发。在这篇新闻报道后面增加了《记者手记》,对农业合作社的升级提出了“集中农民的钱袋子,在资本市场上演‘蛇吞象’;延伸产业链,向上下游要空间求发展;反哺森林资源,让闽北的好生态二度增值”等新路子,让观众得到启示。 (三)凸显平民视角提高新闻宣传能力 在会议和领导人活动的新闻内容方面,采编人员应凸显平民视角,从百姓关注的内容入手,以普通百姓的微观视角切入,用讲故事的方式,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百姓关心的信息更生动更有效地宣传下去。2012年10月11日在南靖召开了一次全省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的工作现场会,南靖台记者受传统观念束缚,只采写了会议新闻《全省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工作现场会在我县召开》。而福建电视台记者采写了《南靖:让农民走上“绿色”发展之路》的民生新闻。同样是讲农业技术,省台新闻以一个农场场长切入,讲述他种植新品种"茂谷柑"获得的好效益,倒叙他在引进这种新品种遇到的病虫害问题,解说农技人员用“以虫治虫”的方法为他解决病虫害的故事,从而拓展到南靖县基层农技站的生态治理模式。整条新闻如讲故事般跌宕起伏,娓娓动听,既宣传了科学发展观、科技兴农等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又以群众的视角阐释了农业新技术的作用和科学发展的好处。这对于县级电视台而言是生动的一课。在社会新闻上,采编人员要怀着满腔热情,“沉”入基层,用百姓的眼光、语言选新闻、看新闻、说新闻,使新闻契合时代的脉搏,反映民情、传达民意。南靖电视台记者采写的《南靖“:造福工程”让越南归侨成为有福之人》是可以借鉴的。这条新闻摆脱宏观叙事的新闻视角,以平民的个体视角———越南归侨李世才入手,用百姓的语言,真实记录李世才由刚回国的艰辛到现在的幸福生活的历程,客观反映“侨居旧改”、“侨民饮水”、“侨区水泥路”等造福工程对侨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政府在改善侨民生活条件所起的积极作用,让观众在身边的人物故事中了解到越南归侨目前的幸福生活和政府为百姓所做的工作。 (四)增加服务性内容提高新闻服务功能 增加新闻服务性,可以使县级电视台更加贴近百姓大众,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县级电视台可以从群众的需要采写新闻,为群众解疑释惑 ,提供服务。今年4月,南靖县城群众流传某所民办幼儿园一名幼儿因感染禽流感H7N9病危的消息。南靖电视台记者就此事深入那所民办幼儿园和南靖疾控中心,采写出《我县未发现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在这条新闻里,记者不仅报道了那名幼儿是感染禽流感H1N1而非禽流感H7N9,且目前病情好转无大碍的事实,还采访了疾控中心主任介绍感染H7N9禽流感症状,日常生活预防禽流感H7N9的方法。这条新闻播出后,既澄清了事实,稳定了群众的恐慌情绪,又让观众从报道中学到了一些预防禽流感H7N9的有效措施。再如,去年高考录取通知书发放后,南靖广播电视台从各中学了解到一些优秀高中毕业生由于家庭特别贫困面临失学的消息,便立即在电视《南靖新闻》中开设《关注贫困考生》专栏,派出记者前往贫困优秀考生居住地采访,回来后制作成的反映优秀贫困考生家庭情况的电视新闻在全县有线电视中播出。新闻播出后,在社会引起了很大反响,观众们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为优秀贫困考生捐款。受帮助的考生因此凑齐了大学第一年学费,高高兴兴地迈进了大学校门。这个《关注贫困考生》栏目的开设就体现了很强的服务性,它实实在在地服务人民,体现了人文关怀,同时也使南靖电视台得到了观众更高的评价,像这样的新闻报道在新闻节目中应该大大增加。 二、创新新闻形式发挥电视媒体优势 在电视新闻报道中,好的内容再配以新颖的表现形式,能使新闻本身增色不少。在“走转改”、“八项规定”形势下的新闻,可以通过形式的创新,增强新闻内容的表现力,新闻内容的观赏性,进一步赢得观众。 (一)创新编排力求亲近群众 目前,对于时政资讯,可以从加入资料性画面或者改变文字稿硬语气等方面,使时政新闻也变得耐看,同时对其它新闻进行巧妙安排,灵活穿插。在时政新闻后编排社会新闻,使“硬”、“软”新闻搭配,其它综合性消息与独条新闻穿插,让节目在播出上有节奏,更有可看性。此外,在提倡短新闻、加大信息量的同时,对重要新闻适时聚集处理,采用主体新闻与相关报道有机结合等方式,扩充重要新闻的信息含量,加大引导观众视线,产生社会舆论力量。另外,可在新闻栏目中设计群众关注的热点为互动话题,通过手机短信等方式进行话题讨论,让观众参与到节目中来,使新闻栏目与群众之间建立良好互动关系。 (二)发挥优势满足人们需求 电视能进行视听的立体传播,可以通过多种表现手段,强化内容,使受众产生身临其境、见证与参与新闻事件的感觉,满足他们对第一手信息、资料的需求。县级电视台新闻节目应尽可能利用本台条件,在以往配音加画面加同期声的表现形式基础上,增加音乐、图表、动画等元素,凸显电视视听优势。在社会新闻上,可以增加一些音乐。在一些新闻事件上,可采用直观性和时效性强的现场报道。“所谓现场报道,就是指通过电视台记者直接进入画面(即电视现场)对发展中的新闻事件直接描述、评论,对有关新闻人物进行访问的报道形式[2]”。县级电视台如果有条件的话,可尽量采用现场报道,通过记者的现场描述、电视镜头记录新闻事件的现场环境和氛围,对新闻事件的发生和进展进行即时报道以及即时评论,可充分凸显新闻的时效性、真实性,增加新闻的现场感、亲近感,让观众感到新闻节目中有正在发生的未知新闻和最新信息,产生兴趣,从而被吸引。 总之,“走转改”、“八项规定”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弘扬,是新闻报道方向的再创新。要进一步深入推进“走转改”、“八项规定”,必须不断拓展、创新新闻的内容与形式,坚持走群众路线,调动基层媒体以及新闻工作者的创造活力,才能更好地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好地服务广大群众,使县级电视新闻永葆活力。 电视论文:分析电视台新闻编辑处理新闻稿件的几个方法 1 新闻编辑处理稿件时必须具备的技巧与能力 1.1扎实的岗位能力 与其他行业相比,电视台的新闻编辑必须具备扎实、专业的岗位能力,编辑人员的岗位能力包括——流畅的语言表达能力、高端的艺术审美能力、现场指挥控制能力、文辞修饰和组合能力、理性逻辑能力等等。电视台的新闻编辑会在其工作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行行色色的新闻题材和体裁,编辑的职能不仅仅在于对新闻事件进行评论与分析,更要求灵活巧妙、真实具体的驾驭、拼接、组合各种文字和体裁,让事件以多维立体的形式再现给大众。除此之外,新闻编辑还要具备处理视频影像和图片的能力,能够熟练的运用各种稿件处理软件对新闻画面和影像视频进行技巧修改和处理。不光要熟练画面排列、标题选取、内容提炼等基本功底,还要掌握音频录制、复制等技术能力。 1.2敏感的新闻触觉 电视台新闻编辑应该具备的三大基本能力分别为——敏感的新闻触觉力、发达的信息咨询技术和亲民的新闻姿态。其中,敏感的新闻触觉有很大部分来自于编辑的先天条件,也就是所谓的天资。敏感的信息咨询触觉就是编辑应有的对新闻咨询的价值判断和衡量。而后两者,发达的信息咨询技术的和亲民的新闻姿态等岗位素质的养成则更多的依靠于电视台新闻编辑投入职业岗位后的历练培训。每天每刻都要整理不同类型、不同内容的新闻资讯和信息,新闻编辑可谓是遨游在信息的采取、信息的检定、信息的提炼、信息的整合和信息的定稿、等信息的海洋中。每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件很多,如果单纯的将事件复制给观众,或者转载其他媒体人的文章,是无法满足新闻的力量性与时效性的。新闻稿件的处理也要讲究一个宁缺毋滥,以敏锐的新闻触觉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咨询,或者是将其他媒体人已经发现的咨询以标新立异的角度和漂亮的技巧重新展现出来,才可称得上是真正的新闻稿件编辑技术。 1.3新闻素养 新闻编辑必须树立新闻素养,即把受众理念放在关键的地位,坚持以受众为本的理论思想,以新闻对大众的吸引度和大众对新闻的关注度为基础,进行新闻题材的选择和新闻稿件的处理。在报道新闻稿件时,要采取与民众贴近、与生活贴近、与实际贴近的方式,报道的内容也要精选正在或者曾经、将要发生在大众身上的事。只有具备平民角度和平民眼光的新闻报道才能深入人心、影响深远,给大众一种亲切的感觉。 第一,电视台新闻编辑不但要求具备高超的语言文字组织能力,还需要精通新闻中的画面语言,能够从大众的心理角度和思维认知出发,控制好新闻中的画面节奏感; 第二,要学会熟练的应用不同的画面转换技巧和镜头组接技巧,在渲染画面、强化画面的表现力度时,要能够熟练运用蒙太奇手法; 第三,新闻编辑必须能够熟练的操作同期声,要按照清晰、活泼、具体、形象、自然的原则进项同期声的选择和处理,以保障同期声与解说词之间联系紧密、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相得益彰; 第四,电视台新闻编辑在处理、编排新闻稿件的内容时,要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表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让节目具有新颖性和创新性,不能人云亦云,以提升新闻节目的受众吸引力,最大程度、最大范围的发挥出稿件的最佳传播效果。 2新闻编辑应具备卓越的协调组织能力 2.1团队配合能力 电视台新闻编辑的工作不仅仅是编辑稿件,还有整合稿件。阵营庞大、程序复杂的专题性报告等新闻节目的制作所必需的文字稿件和视频画面等任务的分工,编辑应该事先明确。一个称职专业的新闻编辑不但自身具备新闻稿件处理的技巧和能力,同时也能够协调、组织自己的记者队伍,能够对团队成员的岗位能力、职业道德、岗位特长和不足有全面充分的掌握,能够因材施教、因人而异,在分配任务时做到针对性和层次性,实现队伍人才能源的系统利用。 2.2要有当好记者的能力 电视台新闻编辑不仅需要扎实的文字功底和敏锐的新闻嗅觉,还要有当好记者的能力。在处理新闻中大量的图像视频时,只有精通、熟悉电视新闻采访的过程,才能对记者采访回来的素材进行专业的稿件处理。 在播放电视新闻时,画面和声音是持续滚动的,具有稍纵即逝的性质,大众在对画面和声音进行信息的感知与存储时,具有一定的难度。新闻编辑的工作就是针对记者拍摄的镜头画面配置准确到位的文字补充。通过动画技术、特效技术、字幕技术等后续技术对新闻画面进行语言文字的补充,实现视频影像与文字语言的完美结合,保证信息的受众性。 3.1扎实的思想政治素养 在包括电视台新闻编辑在内的各行各业中,扎实的思想政治素养是其它任何素养的基础。思想政治素养最直接、最明显的控制着一个人的具体行为习惯。新闻具有时效性和力量性,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大众的人生观、世界观、道德观和对社会的态度。新闻编辑的责任重于泰山,在新闻媒体工作中必须树立高度的党性,保持新闻媒体的纯净性,坚守新闻工作的阶级性——党性。 3.2灵活的创新素养 目前新闻媒体行业竞争加剧,社会需求日渐多元,新闻媒体不得不创新稿件的编辑质量,通过各具特色的编辑手段发挥新闻咨询的魅力所在。内容创新、形式创新、运营方式创新等编辑创新已经成为目前新闻媒体提升自身竞争力的关键手段。 3.3踏实的工作作风 新闻编辑是电视台的幕后人员,承担着重要的稿件处理任务,处理稿件时既不能敷衍了事,也不能冗杂繁琐。对每句话、每个文字都要细细推敲、认真审查。 例如,在编排电视节目时,要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既要突出节目主题,又要辅之以绿叶点缀。各种表现形式交相搭配,灵活运用,吸引大众兴趣与关注的同时,给观众带来积极的人生启发。 4结论 新闻编辑在电视台新闻工作中,必须要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确保报道内容的真实性与客观性,积极引导大众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所以,要坚持以受众为本的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引领,坚持新闻媒介的党性原则,为创作出大众喜闻乐见的新闻稿件不断努力。 电视论文:论文学散文到电视散文的审美空间拓展 摘 要:本文通过对于散文这一文学形式的论述,深刻阐述了电视散文的文化艺术及其创新、发展。 关键词:文学 电视 散文 传播媒介 传承 拓展 电视散文出现的历史并不长远,1998年,中央电视台推出的首届《全国电视诗歌散文展播》,在全国形成了广泛的影响。精美的画面配上优美动听的音乐,仿佛将观众带到了真实的情境当中,而电视散文正是借助电视媒体声画结合的优势弥补了文学散文单一、刻板的形式,凭借电视屏幕观赏实现诗歌散文抒情写意意境的电视文学样式。可以说它的出现不仅显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而且陶冶了人们的情操,成为人们娱乐的一种方式,为散文开创了一番新的领域。 电视散文审美意境的超越与提升 散文最大的特点是形散而神不散,注重表达意境,意境乃是思想与描写对象的高度统一,当作者将自身的思想感情与画面、声音融为一体时,观众首先看到的是一幅幅用文字表达的精美画面呈现了出来,这样的散文如同幽兰一般散发出动人的麝香。在电视散文中,特殊的传播媒介在观众和作品之间架设起了一道神奇的桥梁,观众不仅可看可听,而且使之具有了更加宽广的想象空间,电视散文可以使观众在鉴赏中对特定的情感感受状态表现的更直接、更快速、也更充分。因为电视散文可以直接用感情的色彩、情感的旋律、情感的画面创造出一个感情丰富的艺术世界。观众在欣赏电视散文的过程中容易和作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从而感知作者的内心世界,达到思想感情和情感的双重交流。观众不再是被动的接受方,而是通过画面、声音、字幕的完美结合置身于美文的故事情境当中,运用所听、所见、所感描绘出自己对于描述对象的具体感受。 电视散文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不仅仅是硬生生的文字,更是生动的画面与美妙音乐的同步实现,这是过去的平面媒体所不可比拟的,也有助于观众更直观的感受散文的内涵和意境。在这种直观的画面中,观众可以达到雅俗共赏、见仁见智的审美效果,从电视散文的欣赏过程中获取不同层面的艺术享受和陶冶。 电视散文表现形式的丰富与创新 图像画面、声音音乐、字幕和诗文吟颂是构成电视散文不可或缺的三个要素。首先。图像画面是电视诗歌散文形成的基本组成部分,没有图像画面就不能称为电视诗歌散文,电视本质的体现是文学的联想性在画面中得到栩栩如生的浮现,好的电视诗歌散文的确会挖掘文字的内涵、文学的韵味、意向的确定性,丰富文学文本的表现力。其次,音乐音响是电视自身独特的表现,它熏染文本表达的色彩、表现文本空间幻化变迁、突出心理意蕴的节奏、连接虚拟与现实的无形纽带、将情感的旋律模式化,从某种角度看,音乐音响更能深入的暗示点化文学的缜密内涵,发挥电视散文的抒情达意的特点。第三,字幕以及旁白的出现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某种程度上,电视散文样式被赋予了文学联想空间,汉字所赋予人们的天然美感和吟颂所牵连文学的体味享受在这里成为文体的标识,意义重大。这三种有机结合,不可分割的构成一个整体,而电视诗歌散文的样式创新性就在于三者的水乳交融。这种艺术的混合无疑是高明的、充满想象力的,并且在长时间内将被大众所欢迎和接受。电视诗歌散文以其别出心裁、新颖独特的变幻形式实现了时间和空间的自由转换和过渡。 电视散文节奏与韵律美的突破与发展 散文的节奏张弛有度,情节跌宕起伏,表现出特有的韵律和节奏,这种节奏和旋律的把握一般要求比较苛刻,有时候在字面意思晦涩难懂的情况之下可能就无法体会这种美感,从而使散文的美感大打折扣。电视散文通过一种直观的感受传达给每一位观众,首先是画面或者文字映入眼帘,紧接着配上音乐和声音旁白的适时插入,散文的脉络清晰可见,一气呵成,给人一贯通上下的畅快感,这也为理解散文的主旨和内涵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调。散文在这一方面为人们提供了心灵上的愉悦,也为下一步的升华为审美意境提供了条件。 电视论文:浅析电视剧作品中的法律瑕疵 在我们观看电视剧作品的过程中，时常会出现一些违反法律程序或规定的镜头，笔者将其称为“法律瑕疵”，“法律瑕疵”不仅影响法制的宣传教育工作，还影响着执法者的社会形象，就此笔者谈一下粗浅的见解和看法。 一、常见的镜头 1、三名疑犯冒充重案组干警对一对情侣进行殴打，并进行行政处罚（罚款）。受害人到纪检委上访，纪检委到公安局进行调查核实，公安局负责人领着两个受害人和一名证人共同到公安局进行辨认。 镜头中的错误：①纪检委接到被害人控告，应将案件移送到有管辖权的部门处理，如属渎职侵权案件由检察院立案侦查，如属抢劫或冒充公安干警招摇撞骗的应移送公安部门。②询问证人与受害人应分别进行。③辨认时两名受害人与一名证人都应分别进行，受辨认人不得少于5人。 2、一位律师费尽周折将被继承人留下的巨额遗产交到了继承人的手中。继承人为了表示对律师的感谢欲付给律师2万元感谢费，律师却说：“我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能接受你的馈赠”。 错误之处：律师表明自身身份不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指在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武装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而律师属于社团组织的工作人员。 3、几名警察冲进疑犯的住宅将疑犯擒住，搜出相关证据带走。 错误之处：①没有出示相关证件，如：拘留证、逮捕证、搜查证件。②对于扣押的物品和文件应当会同在场见证人和被扣押物品、文件的持有人查点清楚，当场开列清单一式两份，并由侦查人员、见证人和持有人签名或者盖章。 4、一名侦查人员在对一名嫌疑人进行讯问时，首先问：你除了盗窃，还有什么罪？你一定老实交代，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错误之处：①侦查人员单独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错误。②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③“坦白”是法律规定的酌定的量刑情节，法律上没有“抗拒从严”的相关规定，再有就是将政策和法律混为一谈。 二、出现上述错误的原因 1、编导对法律知识了解不够。我国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十分庞杂，单刑事诉讼法就能分出很多分支学科，编导不可能全面掌握。 2、没有设立对电视剧中涉及法律问题的审核机构。一些电视剧发行商为了节约资金，往往忽略了法律审核工作，不设法律顾问。 3、只注重情理，忽略法理。制片人往往为了烘托剧情，只图便捷简化，遗忘了必备的法律程序，认为繁锁的程序会影响情感效果。 4、只注重观赏性，脱离司法工作实际。制片人为了刻画出某个干警的个性，不惜违背司法工作实际，明知不符合法律程序却一定要那样描写。 5、传承老影片的模式，简单照抄。法律是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在不断变化的，但制片人往往停滞在老影片的圈圈里没有解脱出来。 三、遏制法律瑕疵的对策 1、编导人员应加强法律、法规的掌握和学习。在涉及到法律问题上不能轻描淡写一带而过，制作过程中要在“精”上下功夫，不能理解、不懂的要“不耻下问”。 2、要加强影片的内外部审核工作。内部要设法律顾问，外部要通过监管、发行等部门的法律问题审核。 3、吸取借鉴港台警匪片中的有益经验。如：我们在看一些香港电视剧中经常听到的一句话：“你有权保持沉默，但是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将做为呈堂证供”。看似简单、而枯燥的一句话却实实在在地反映了香港警察必须履行和遵守一项必经程序。 4、电视剧作品要符合、贴近司法工作实际。客观真实的电视剧作品才能吸引住观众的眼球，哗众取宠式的，脱离客观实际的作品只能事得其反。 5、对以往的老作品要做辩证的扬弃。只有用发展的眼光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 电视论文:电视经济栏目专业化的内涵与外延 党的十四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在即将进入新世纪的今天,以往存在于传媒个体间平和、稳定,极少对抗的关系越来越多地为一种紧张、对抗、利益攸关的竞争关系所取代。作为电视媒体,电视节目在经历了短暂的“皇帝女儿不愁嫁”之后,很快便跃入随人挑拣的地步。 今天,电视媒介在面临竞争之后,终于开始重新检讨,认真对待自己那份事业,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作为行为主体的电视台,应该用市场营销观念去重新调整和变革。表现在一方面,媒介市场日益细分化,就电视面对的对象而言它已经从面向大众的笼统的全面广播走向了非大众的具体的细分窄播;对电视传播内容的认识,已经从新闻为主的综合内容走向了单一的新闻、经济、影视等专业化频道和专业化栏目,寻求个性化、风格化和规范化经营,占据自己独有的市场。另一方面,电视媒介逐渐走向市场化和产业化的模式和道路。 电视媒体的产业化整体发展方向是:立足本业经营和拓展本业之外的多种经营多元化的发展。有些电视媒体在发展多种经营的过程中,也遇到了明显的困扰:善于经营电视媒体的电视台在经营电视之外的产业上缺乏经验,缺乏善于进行一般企业的经营管理人才,缺乏对市场分析、发展目标的理性依据。这些实际反映出,在现有的经营观念指导下,多数电视台还不具备发展电视以外的产业的素质,因此仍将选择“本业回归”,从本业的发展中积累资金和经验,逐渐发展以本业为依据的多种经营,笔者思考后认为专业化频道特别是专业化栏目的发展将是电视产业化的突破口,这也是专业化栏目本体的外延拓展。 经济栏目专业化的内涵:节目细分化 在美国电视业中有一句老话:“人们不看电视台,他们看的是节目。”这就是说人们根据节目来选择看哪个台,而不是根据电视台来选择什么节目。审视我国电视节目的空中大战,以省会城市济南为例,每天有省内、外几十个频道的节目在播出,尽管出现了新闻、经济、生活、影视等专业频道的分类,但是专业台特征模糊,节目风格更是雷同与接近,专业栏目大都在某一方面的边缘进行循规守矩地说教,节目个性不强,既不“广”又不“专”难以满足受众获取信息的欲望,形成了频道多,而好看节目少的现象,造成电视媒体的萎缩。 电视栏目专业化的构架。 1、专业化栏目的定位。 电视节目的定位已从面向大众的综合性走向了面对细分受众的专门性。专业化栏目的定位除了具有“节目的新鲜感,节目的成熟感,节目的品质感”等优点外,节目的对象感是有别于其它节目的突破点。 节目对象感,节目是针对目标受众的,特别是分众化趋势明显的今天,指望一个节目照顾所有大众的需要是不可能的。电视目标的对象化,要求节目的对象也细分化,因而专业化节目已从面向所有受众,走向细分受众,进而走向适位受众和一对一受众。 济南电视台经济部的《生活杂志》栏目,开始尝试栏目专业化定位,一周七天的节目,每期节目长度20分钟,每天的节目定位于专业化的版式,分别设定为“家电版、保健版、环保版、电脑版、汽车版、房产版、时尚版”等七大专业板块,定时、定期、定量播出,固定了自己独有的收视群。 比如:电脑版的定位,栏目名称为:“电脑总动员”,从观众对电脑兴趣和知识的需求来设置小栏目。有“电脑信息快递”、“电脑行情”、“电脑俱乐部”、“电脑经典”,既有电脑业宏观信息的传播,又有电脑使用方面指导性的手册;既有着名品牌电脑科技含量的展示,又有电脑价格变化的报告。立体专业地为电脑使用者和爱好者服务,同时激发对电脑不太了解观众的兴趣。 2、栏目专业化培养了专业记者。 专业化栏目每一版的编导,长期较为固定地制播某一专业领域的节目,已逐渐成为这一领域的专家型记者。他既是这一领域的传播者,又是这一方面的实践者。他既具备以往所需要的政治素质、新闻业务素质外,又具备另外一方面即商业经营素质。 3、栏目的形象包装。 形象包装是强化栏目个性和特色并提高栏目品牌知名度的手段。专业化栏目应重视和加强栏目的整体形象包装,从栏目名称的确定,标志的设计,片头的制作,节目主持人的包装,到栏目开始曲、结束曲都带有专业化的色彩。 4、专业化栏目的宣传。 即将跨入下一世纪的今天,电视节目之间的竞争尤为激烈。谁了解自己面对的受众,谁会向受众推销自己和自己的产品,自己的形象,就会在竞争中占据优势。作为专业化栏目,一些固定的领域是节目研究的对象,同时也有一批固定的受众,这样以栏目名义开展一些受众参与的经济活动和公益活动以赢得社会的好感,同时也能获得经济利益。比如《生活杂志》的环保版将与南孚电池公司共同操作一次大型社会公益活动--回收废电池,这样既宣传了栏目,也提高了人们的环保意识。另一方面,在宣传中努力推销自己的重点节目,以便受众对自己感兴趣的节目可以提早留心、注意收看。 电视传媒竞争日趋白热化,优胜劣汰是市场竞争一条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规律。一个媒体要想在残酷的竞争中站稳脚跟,并求得致胜和发展,唯一出路就在于全面提高节目质量,努力建构自己的品牌个性,用专业化、科学化、规范化的品牌栏目把现观众粘合到电视屏幕上。专业化栏目的成功就是专业频道的前奏,专业频道的资源就会象其它矿藏一样得到开发,为电视台走向市场化、产业化的道路奠定基础。 经济栏目专业化的外延:市场化。 总书记到人民日报社视察时指出,过去我们传媒只讲宣传,如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媒介既要宣传,又要经营。 总书记的讲话,在肯定新闻传媒的政治功能的同时,也强调新闻传媒应具有经济行为。 探讨经济栏目的市场化,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认识我们的电视媒体。 自70年代末至今,中国经济体制完成了从 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巨大转变,从而实现了经济的市场化。经济的市场化成为电视媒体市场化的外在推动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①电视媒体逐渐推动了国家财政供给的保证,形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这种压力同时成为电视在市场中追求利益的动力。 ②生产的发展需要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而面对越来越多的可选择的商品,消费者也需要更多的关于产品的信息,电视广告信息节目无疑适合承担这一功能。广告市场的恢复和发展首先为电视媒体开拓了一个巨大的经济财源,而且使媒体对于广告获利能力产生了自觉。 ③市场方式的出现带来了传媒间的竞争,市场方式的发展又使媒介间的竞争逐步升级。因为失去了经济保障的媒介不得不依靠自身的经营谋求生存,而首先面对的是广告市场,这个市场非常大,但并不是无限广大,生存于有限的市场中的媒体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就需对广告市场进行争夺,在市场的争夺中,媒体的市场运营行为也不断发展,市场营销能力不断提高。 因此,经济的市场化推动电视媒体向市场化迈进了一大步。但是同时也看到,以往计划经济受到严格控制的媒介在经济方面获得空前自由,而这种自由又使得媒介追求利益的愿望和行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涨。近年来,国家经济不景气,广告收入下滑,它不再仅仅满足广告市场的争夺,开始开拓信息利益外的多种经营,走产业化道路,电视媒体以所有可行的经营手段创造前所未有的利益。但是电视媒体的经营的市场化、产业化运作也暴露出资金的短缺与人才不足,更多的是行为的超前与能力和观念的滞后,有些媒体一直没有发展起来,于是又回归到电视的本体--电视节目来探讨媒体产业化的突围。有些专业人士认为电视经济栏目专业化,或许为媒体走向产业化积累更多的资金和经验。 电视经济栏目专业化,以其科学性、专业性、权威性的建立,相对稳定了一批收视群体,占据了属于自己的收视市场,同时培养、锻炼了一批专家型记者,他们除了具备节目本体的业务素质外,也学会了一些商业素质,其中包括经营意识。传播着市场的经济信息,也逐渐意识到信息是一个巨大的获利潜力市场,从而使信息的传播行为与利益行为结合了起来。电视经济栏目市场化从以下几个方面尝试。 1、栏目的市场意识。 a.以受众需求为出发点的节目策划和节目优化。 观众是栏目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终源泉。随着栏目市场观念的引入,观众不再被认为是被动的接受的群体,而成为左右节目的消费者,根据受众的需要来设置和调整节目。节目面对的受众越来越准确化和窄化,即从面向广大受众,走向面对细化受众,适应受众。专业化栏目应以自己独有的窄播收视群占据其它栏目难以替代的位置。 b.以节目包装和推介手段的节目营销。 基于以观众需求为节目发展的主导认识,专业化栏目运用市场营销手段进行栏目包装,主持人形象宣传,栏目推介乃至频道包装。 这样,节目营销不仅作为一种策划和宣传栏目的方式,还有深化电视媒体节目运作的主导思想,以此来协调和规范电视台的整个节目运作和广告经营。 2、专业化栏目在“节目核心论”的理念指导下尝试多种经营。 栏目除了信息利益经营外,还包括广告经营和多种经营。广告经营主要是以栏目时间为主的经营;多种经营是利用电视台专业化栏目的广告时间和资金积极开拓空间,根据有关规定和专业化栏目本身的条件,发挥其信息、人才、技术、知识、设备器材等方面的优势,开展国家政策允许的,本身业务有关的服务和经营活动。 以济南电视台的《生活杂志》栏目为例。 a.专业化栏目努力开拓电视信息和娱乐功能。 栏目的时尚版是向观众推荐服饰的最新流行趋势是其中内容之一,这样利用栏目自身的条件与广告公司、企业、商业单位合作通过组织时装表演、产品推介会、大型音乐会等户外直播活动,与信息服务相结合,提升栏目品牌的知名度,同时也获得多元发展的经济利益。 b.利用专业栏目的专业人才参与企业活动。 房产版、汽车版为例。 以栏目广告时间作为参与经济活动的投资,与房地产公司共同操作房地产生意活动。 采用电视直销的方式,与汽车生产厂家合作汽车直销,从中获得利润。 c.以货物抵顶广告信息费用的形式,开发那些广告经费紧张的企业潜力。 利用抵顶来的货物举办一个购物商场,以电视媒体自身的信誉取得顾客的依赖。 专业化栏目的专业化走向频道的专业化,好比是企业从产品质量提高到规模化发展的过程。 电视媒体这种栏目专业化的经营思路,就是通过电视台信息功能和附属市场的开拓,从电视节目入手发掘市场潜力,实现电视广告经营和以电视专业化栏目为出发点的多种经营创收,从而实现电视媒体市场化、产业化的目标。 电视论文:对我国电视益智类节目发展的思考 所谓“益智”类电视节目，从字面上就不难理解这是一档以提高和增进观众“智力”为最终目的的电视节目样式。我国出现这种节目，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从1998年央视开播《幸运52》之后，一大批益智类节目亮相于我国电视荧屏，并深受广大观众欢迎，备受业内人士看好。一、我国大陆益智类节目的发展状况 80年代中期，我国还没有像英国、美国那样成熟的益智类节目，当时盛行的知识竞赛节目便成了益智类节目在中国的雏形。从中央电视台到各省市电视台都一窝蜂地举办各类知识竞赛节目,《节水知识竞赛节目》、《保险知识竞赛节目》、《军事常识知识竞赛节目》、《党史知识竞赛节目》、《中学生知识竞赛节目》等等，可以说，雏形期的益智类节目是知识竞赛唱主角。 起初，受众对于这样一种寓教于乐又略带悬念竞争意味的新型节目形态充满好奇，但是久而久之，呆板的问答形式，题目的专业性过强打击了普通受众的收视愿望和兴趣，电视现场答题与坐在家中收看的受众之间缺乏沟通互动，受众逐渐失去了对于这类节目的好奇心，自然也使得知识竞赛节目很长一段时间在荧屏上“半死不活”。 随着传播观念的变化，特别是“传者中心论”向“受者中心论”的转变，电视工作者对于受众地位重要性的认识越来越清晰，此时，电视工作者又重新拾起了知识竞赛这种节目样式，经过一番精心包装后全新登场，将知识竞赛在提法上改称为益智类节目，并如愿以偿地掀起了全民益智的高潮。 90年代初期，上海电视台开播的《智力大冲浪》可以说是新一轮益智类节目的率先倡导者，收视率居高不下。伴随着中央电视台《幸运52》、《开心辞典》、《三星智力快车》等一批大型益智类节目的闪亮登场和在受众中急速提升的人气指数，全国各大电视台纷纷“重拳出击”，湖南台的《超级英雄》、上海台的《财富大考场》、江苏台的《无敌智多星》、广东台的《步步为赢》、香港的《百万富翁》……这些节目都在当地获得了较高的收视率，“益智风”吹遍神州大地。在全国上下“益智热”中，益智类节目进入到了它的发展期。 节目集趣味、益智、知识、奖金、紧张、幽默于一身；由高科技网络、声讯手段支撑，确保场内场外热情互动、扣人心弦的参与气氛；舞美、灯光、音响协调配合；从参与到收视完全面向普通受众，平民化意识得到加强；选手选拔机制科学、公平；题目设置广泛且难易适度；这些都保证了节目自始至终吸引人心。20__年上海刚推出的《财富大考场》把通常每周一档的节目周期缩短到每天与受众“不见不散”。 总体上讲，这个阶段的益智节目更注重娱乐、更加尊重观众、更加平民化。经过精心打造的益智类节目极大地强化了娱乐竞争意识，而这种意识的加强又恰好契合了现代人逐渐增强的展现自我、张扬个性、乐于竞争的心理，对于参与者而言，无论动机如何，他们完全进入到游戏状态中，没有太多的外部压力，完全是一种主观竞争愿望和求胜心切的心理展示的融合。 然而，益智类节目在占尽风头得到较充分的发展之后，要想延长它的辉煌就有赖于节目形式的不断翻新。正在此时，益智类节目中又推出了新贵《智者为王》，为渐趋走弱的此类节目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这表明益智类节目在面临新一轮的“智者风暴”的同时，也开始步入到更新期了。 二、从平面单一角度的“知者”到立体全方位的“智者”展现 从所有益智类的节目形态分析，我们发现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以知者为本体。无论是第一阶段处于雏形的单纯知识竞赛，还是到第二阶段发展期的结合娱乐休闲的益智类节目，节目策划者或编导都没有将视线他移，即紧扣主题，围绕“知识益智”而进行，当然，这里的所“益”之“智”，也只是围绕“知识”的全面、回答问题的敏捷、口才的流利以及运气的最佳。其核心始终没有绕开“知识益智”的圈。一种思维定式的出现，使得节目虽是花样迭出，但万变不离其宗，对于艺术形态而言，也只是停留在雕虫小技和拼盘上，实质上的“益智”再是“冲浪”也不过是点点浪花而已。 20__年初，由英国C制作的高水准名牌益智类的节目《最薄弱环节》，以授权个别地区制作的形式在我国大陆登陆，命名为《智者为王》，获奖者最高奖金可达20万。这档节目，不仅是奖金极高，更主要是节目形式的出新，十分有吸引力。 《智者为王》的出现，可以说是从“知识益智”的“冲浪”游戏，进入到一个综合性的“航天”计划。虽然节目从表面上看仍然沿袭了发展期益智类节目的知识性、平民化、高额奖金刺激等众多特点，但是节目的竞赛规则、淘汰机制、获奖方式、参与者之间的关系等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参与者必须有知识、技巧、速度以及顽强的生存能力———他们要团结成一个团队进行比赛，但同时彼此又是竞争对手，最终只有一人能够胜利并拿走全部20万的奖金。 这个节目最本质的变化就在于，节目现场提供的“拟态环境”，把现实生活中“适者生存”的理念悄然引入，这一富有创意性的节目形态与其说是在进行一场“知识秀”，不如说是在进行一场“本性秀”、“生存秀”。这时的益智类节目已不仅仅是一场游戏,其中也夹杂着参与者复杂、多元的心理活动层面。主持人冷若冰霜的表情与发展期益智类节目主持人轻松活泼、嬉皮笑脸的做派形成鲜明对比，再加上现场冷蓝色追光和阴森恐怖的亮白光束配合，急促的音效营造了“剑拔弩张”的气氛。 因此，《智者为王》从严格意义上讲，不是在进行知识竞赛，而是在进行一次模拟生存的竞赛，是将“知识”本体转化成了“人性”本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革命。它从平面的游戏切入生活的岩层进行深度的人性开掘，展现人性的侧面。与其说这是选手在场上进行的生存竞争，不如说是向人们展览人性的善恶。因此，大众传播学者约翰·费斯克指出：益智类节目通过游戏的形式巧妙地重现了社会竞争，每个人被视为享有同等的竞争机会，但个体能力的差异造成了最终物质与社会成就上的不同。 从受众心理角度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受众在观赏《智者为王》的时候，总是被节目中自然流露出的戏剧性所吸引，仿佛在观赏着一部春秋战国时期雄霸一方的诸侯各国之间，上演的瓦解吞并、合纵联盟的活剧。节目进程中受众更注意的可能不是答题对错本身，而是选手将如何运用自己的策略确保自己不被淘汰出局。节目始终使受众处在兴奋点上，受众会不自觉地为参赛者或拍手叫好、或幸灾乐祸、或哀其不幸、或怒其不争。虽然场上并无互动设备，但节目过程的悬念迭起、竞赛结果的扑朔迷离已经足以激发受众的主动自娱性的收视热情。 三、对我国益智类节目的发展趋势的思考 中国大陆的益智类节目从发展模式上看，目前还基本停留在模仿阶段，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同类节目无疑给了中国的电视人以深刻启迪，但形式的模仿最终导致了克隆后的变异，异型的恐惧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也许，将节目的形式创新和大众文化心理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寻找出一条既符合电视本性，又符合大众观赏习惯的节目策划之路，是所有中国的电视人研究不尽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华民族的审美习惯是喜好欣赏具有较强情节性和故事性的文本，故事往往成为欣赏者的焦点，这种欣赏习惯和审美要求也不断地校正着艺术的创作。 从益智类节目的本体认知角度看，我们也许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不能将“益智”单纯地认知为“知识”甚至“常识”，而应该将“益智”视为以“智”为主 的宏观课题，将以“知”为主体转向以“智”为主体，“智”更关注着人性的种种呈现，而且必然将逐渐走向益智类节目策划的焦点位置。 从传播知识为主体，到传播知识、提供娱乐并重，再到以生存竞争为主，在“拟态环境”中凸现“智”的建构；从被动参与到竞相报名、层层淘汰选拔的主动参与；从受众被动的观赏性参与到传授双方互动的竞争性参与再到受众主动的自娱性参与，益智类节目在不断的自我革新中带领着中国受众经历了其自身发展的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推进都体现了一个“变”字，推陈出新便成了中国益智类节目得以发展的基础和关键了。 电视论文:论电视电影的艺术流变 数年以前，当我们刚刚听到“电视电影”(TV movie)这个陌生名词的时候，还把它完全当作一个遥远的舶来品；今天，当我们再度说起电视电影时，你或许会惊喜地发现：它竟离我们这么近了。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已经熟知了众多外国的电视电影作品，而且，还因为我们也有了国产的电视电影作品。伴随着艺术家们的辛勤探索，电视电影作为影视合流新型的艺术形式，已经或正在成为现代电视传媒和电影艺术整合发展的新亮点。 一 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电视传媒业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越来越多的受众被电视的魅力所吸引，电视成为当时公众最为时尚、最为普及的大众文化消费标志之一，在不断地改变着亿万受众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以及接受心理等。那些形式各异的电视播出台，以及各种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电视栏目和节目，深深滋养了美国电视传媒业的茁壮成长，也更加刺激和悬吊起美国乃至整个英语世界亿万观众的欣赏期待。为了满足观众的热切期待，也为了提高电视节目的收视率，许多电视台除了制作大量日常适时新闻报道栏目、电视专题栏目外，把竞争和吸引观众的焦点聚集到利用电视播出电视剧和电影上来。然而，迅猛发展的电视业，大量空白的时间段，即便庞大的、年产数百部影片的好莱坞生产厂商也似乎难以满足其胃口。当然，好莱坞电影业出于同已显峥嵘的电视市场竞争的原因，在电视播出电影问题上设置了种种限制，致使观众在电视上收看到的电影，一般多是早已超过放映档期的影片。此外，好莱坞电影由于制作成本颇高，致使其将收回成本、赚取利润的目标紧紧盯在影院票房上面，而对电视播出电影多带有抵制行为和轻视情绪。迫于无奈，美国一些电视台、电视制作机构便着手自己拍摄一些成本颇低、但又兼具电影故事片艺术特质的节目在电视上播出，于是，一种被称做“电视电影”的影视艺术形式就这样在电视与电影的“竞争夹缝”中应运而生了[1]。 事实证明，这种影视合流的艺术形式，后来竟被越来越多的电视观众所看好。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商业电视网黄金时段的节目几乎全部是电视电影，观众平均一周能看到5部，每年可看到约200多部电视电影[1]。英国自20世纪80年代出现电视电影后，也迅速成为电视传媒业一个突出的新增长点，产生了众多优秀的电视电影作品[2]。中国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栏目中的“正大剧场”，曾于90年代系统引进了一大批制作精良的美国电视电影作品，这对国人了解和接受电视电影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中国电视观众熟悉的《神探亨特》，其实也是一部电视电影系列片，主演“亨特”的美国演员福莱德·德雷尔(Fred Dryer)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90年代享誉国际影坛的法籍波兰电影艺术大师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也曾于1988年执导拍摄了轰动欧洲影视界的电视电影系列片《十诫》，他又根据其中的《第五诫》和《第六诫》改编成增长了的电影版《关于杀人的短片》和《关于爱情的短片》，两部影片再度轰动了世界影坛，基耶斯洛夫斯基从此跻身于国际电影艺术大师之列。此外，美国好莱坞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也十分重视电视电影的拍摄，他曾于2001年与好莱坞著名影星汤姆·汉克斯(Tom Hanks)合作拍摄了反映二战题材的电视电影《兄弟乐队》，投资1亿2千万美元，此片被公认是当今世界最昂贵的电视电影。 二 中国电视电影产生的原因和背景，与美国当年电视电影产生的原因和背景大致相近。自1995年起，中国中央电视台第六频道——电影频道开播，这一专业化电影频道迅速吸引了全国亿万电视观众关注和期待的目光，并逐渐培育着观众在电视上收看电影的接受方式和接受习惯。来自各方面的调查已经显示，中国当代电影观众的主体已经在向家庭方面转移，中国观众观看电影的最主要方式已经变成从电视里收看。调查还显示，一部中等水平的影片在电影频道播映的收视率高达2000万人次，远远高于同等影片在电影院的观众上座人次。因此，电影频道此举，无疑对于传统意义上的电影观看方式和习惯是一次重大的挑战，抑或是变革与创新。据有关部门1998年的统计数字，全国能够收看到电影频道的观众约达4.3亿人，占全部电视家庭的40%以上。白天平均有1900万人，晚间有4600万人收看电影频道。为了满足广大电视观众收看电影的需要，电影频道仅在1995年底到1996年底的一年时间里，就购买了建国后拍摄的3600部国产影片总量的61%，约为近2200部影片。虽然国内各电影制片厂每年都有不少佳片新作，但与电影频道每天近20个小时的节目播出时间、日吞量约10部影片，年吞量约3600余部影片的“海量”需求相比，无疑是杯水车薪。更何况国产影片同样也存在先争取影院票房、争取收回成本、赚取票房利润的“首要任务”，因此无暇顾及电视也就理所当然了。于是，电影频道于1999年起开始自行制作电视电影。为此，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每年投资6000多万元拍摄电视电影。截止2002年上半年，短短3年多时间里，电影频道已经摄制完成了350部电视电影[3]。 为了促进电视电影事业的健康发展，也为了树立品牌、明确导向、奖励先进、鼓舞士气，经国家广电总局电影事业管理局批准，电影频道于2001年设立并举办了电视电影“百合奖”，并启动了首届电视电影“百合奖”评选活动。 首届电视电影“百合奖”从1999年、2000年两个生产年度的影片中，分别评选了一等奖10部、二等奖10部、儿童片奖1部。其中有塑造一代伟人领袖风范的《少奇专列》，表现当代军人群体形象的《劲舞苍穹》，反映高校知识分子人际与爱情的《杨守敬与吕贝卡》，关注北京外来人口生存状态问题的《上车，走吧》，描述古代著名诗人在帝制政权下不幸遭遇的《王勃之死》，展示当代农村一对年轻小夫妻在奔小康路上性格成长历程的《公鸡打鸣，母鸡下蛋》，重新演绎经典英雄心灵与品格的《杨子荣》，凸现市场经济下小人物人性光彩的《大戏小戏》，叙述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而不得不深思的风俗闹剧《礼尚往来》，等等[4]。这些作品，题材广泛丰富，手法新颖独特，构成了一幅幅鲜活、逼真的历史与现实生活的艺术画卷。 2002年6月1日，电视电影“百合奖”二度绽放。这次评奖又从2001年度生产的102部电视电影中，评选出了5部一等奖影片，5部二等奖影片，1部儿童片奖影片，3部评委会奖影片。其中，《大沙暴》，表现了人民空军在灾难救援中一往无前的英雄主义精神气质。影片取材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中一段真实的故事，编导努力尝试类型片中灾难救援片的表现手法，情节紧张，悬念迭起，尤其将新型特技和传统特技手法结合起来，大大加强了影片的视觉冲击力。《情归天尽头》描述了革命老区妇女对革命默默无闻的奉献故事。影片精致、流畅，感人至深。《古玩》则根据曾经轰动一时的同名话剧改编，仅此一举，首开电视电影改编话剧艺术的先河，从而为电视电影这一年轻的影视艺术形式注入了一分厚重的文化底蕴。系列片《刑警张玉贵》多层面、立体化地塑造了公安干警的 艺术形象。影片追求真实、自然的艺术风格，无论是镜头语言还是表演手法上都显示出新颖、独到的魅力。《咱得有个家》反映了城市旧房改造中老百姓自立自强、通过奋斗改变自身生活状况的故事。影片视角平和、贴近生活，宛如平常一首歌，令人回味久长。此外，展现名将陈再道事迹的《血浴羊山》，表现农村教师和学生为理想奋斗的《半碗村传奇》，展示少数民族历史与爱情的《白魂灵》，充满西部风情、动作性很强的《黑风暴》，表现基层官兵生活的《我的连长》、《兵哥》，表现下岗职工自强不息的《一介平民》，表现农村法制建设的《法官老张轶事》，表现城市生活和爱情的《爱情是蓝色的》、《8点35分》，表现青少年成长的《我真棒》等，均可圈可点，透露出向上、创新的时代气息[5]。 电视电影的优秀作品不仅受到了电影频道的重视，而且，还于2001年度首次在电影“华表奖”、“金鸡奖”等国内重要奖、节上亮相，《劲舞苍穹》、《杨守敬与吕贝卡》双双获得2001年度“华表奖”优秀电视电影奖；《上车，走吧》、《王勃之死》获得2001年度电影“金鸡奖”优秀电视电影奖，《杨守敬与吕贝卡》、《情归天尽头》同获该奖提名奖；2000年，《阿桃》还在上海电视节上获得“白玉兰”奖[4]。仅此一斑，便可见出电视电影的不俗“成绩”和辉煌未来。 三 尽管从“历史”的角度来回溯，电视电影的“历史”似乎并无悠久可言，尤其国产电视电影短暂的三年多几乎更无“历史”可回溯，但是，电视电影迅猛发展的道路，正说明了影视合流、互动、互补的国际化发展方向和美好前景。 随着全球电视传媒业的飞速发展，电视的先进科技手段，如数码技术、高清晰度影像等，大大丰富了电影艺术的表现能力，而电视也借鉴了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法，从而大大提升了自身的艺术品位和表现技能。电视电影作为电视传媒与电影艺术结合直至整合的一种特殊的影视艺术形式，既体现出了影视艺术在新传媒时代强烈的整合需求、现实的可能性、必然性以及新型的整合形式，同时又反映出了影视艺术同宗同源而又殊途同归的深层美学特质。 100余年的电影艺术发展史和近70年的电视传媒发展史，似乎令我们感受到电影与电视在美学特质中的共通之处，即二者都要运用摄影机或摄像机进行拍摄，二者都要运用镜头语言、画面语言完成造像性，都要运用音响要素进行组合，都要遵循蒙太奇的画面与画面、画面与声音、声音与声音的组接关系，都要用光影、色彩来突出造型，都要体现出镜头的运动性和画面的造像性来……等等。 同样，影、视的分流发展，也使我们愈来愈感觉到二者之间的内容与形式、意指与文本的巨大差异：电影在逐渐向艺术化、娱乐化的方向发展，而电视则已成为时下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首选传媒。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视，它承载着泛文化的功能，它是我们这个资讯异常丰富、多变时代的信息承载体和传播者，其构成要素、意指单元似乎要比电影复杂许多。 因此，如果从电视的传媒特征来看电视电影的话，那么电视电影无疑首先侧重和发挥的就是电视作为重要传媒的功能与作用。电视电影以电视作为当前自身的传播载体，它要借助电视的制作、传输、播出技术，它要借助电视沟通传播者与受众的特殊网络，从而完成对电影艺术作品的终极传播。前文所述电影频道收视数据，足可以说明电影借助电视传播的巨大业绩。 基于这样的传播环境和路径，电视电影的重要特征就是要依从和符合适应电视制作、传输和播出的技术，寻求适应电视化的表现方式和手段。目前，我国电视电影普遍应用磁带拍摄、16毫米胶片拍摄等。国外早已实行高清晰度、数码摄像技术，这种技术不仅已被应用于电视电影的拍摄，而且也已在大型电影故事片中被应用。2002年5月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的参赛影片中，有5部使用了高清晰度，数码摄像技术，其中包括美国著名导演卢卡斯(Lucas Georges)的科幻片《克隆人的进攻》[3]。据悉，电影频道已于2002年开始转向用高清晰度摄像机拍摄[3]，这一举措不仅会对国产电视电影的品位提升大有裨益，而且还会对未来电视电影的多渠道延展埋下伏笔。 虽然，目前电视电影的传播途径主要是电视媒介，但伴随着互联网宽带技术、数码影像合成技术、高清晰度摄像技术等的飞速发展，未来电视电影的多渠道传播路径将愈来愈宽阔。 四 与电视电影在形式上颇为接近的是电视单本剧。一般电视单本剧可以是上下集，也可以是上中下集，大体相当于一部电影故事片的时间长度。电视电影也多为上下集结构形式，在上下集之间便于电视播出台插播广告。近些年来，我国[:请记住我站域名/]的电视剧艺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长篇剧和中篇剧已经成为电视剧创作的主力军。由于受电视剧播出反馈效应、商业操作和经济利益等因素的驱动，时下电视剧创作者们均将目光投向长篇剧和中篇剧，忽视甚至放弃了“出力不讨好”的电视短剧。尽管中央电视台1996年底至1997年初曾一度强力推出了全国优秀电视短剧展播活动，起到过一定宣传和倡导作用[6]，但大势所趋，市场无情，电视短剧或单本剧几乎已到了“门可罗雀”的地步。 目前，电视电影的兴起，似乎正从另一方向弥补了电视短剧创作极其匮乏的缺憾，甚至从某种角度来看它正在替代电视短剧尤其是单本剧的功能。基于这样一种现实，现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副主任的著名影视评论家仲呈祥指出：“电视电影作为近年电影频道大力扶植的新艺术形式，已经成为中国影视剧创作当中短片剧的主导力量，扭转了中国电视剧短片创作每况愈下的情况。我认为这不仅对中国的电影艺术，也对中国的电视艺术作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在电视剧语言形态的日益完善、审美能力的日益发现当中，短片创作起到探索的作用，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电影的一个实验基地。甚至我现在感觉，在一定意义上，可能将来电视电影这种形式要取代电视剧创作里面的短片创作。”[7]仲先生所说的“取代”问题，的确是当前电视短剧创作所遭遇到的尴尬局面，但又是电视电影旺盛生产力和艺术生命力所表现出的强劲势头。 如果要从电视电影为何能够“取代”电视短剧或单本剧的深层因素来看，那么，不可否认，电视电影所具备的与电影艺术特征的亲近性是电视短剧或单本剧所无法企及的。北京电影学院倪震教授认为，“电视电影的一个特征是造型和影像需要较高的表现力，需要一定的电影味儿和影调效果。它不像长篇连续剧主要用情节和台词去吸引观众，影像方面平淡化处理亦能奏效。电视电影虽然由于成本限制，但它们需追求一部电影的所有艺术指标，只是要躲避大场面、奇观化、超惊奇的视觉效果。”[2] 尽管对于电视电影的艺术特性问题目前尚难有完全划一的准确界定，但就其技术标准和艺术标准方面来看，理论界和制作者基本已经形成了一些共识：首先，从技术标准方面来看，相对于一般电视剧，电视电影应该是更精美的制作。它应该比一般电视剧的影像更清晰，这首先是一个技术手段和材料介质问题。为了使电视电影达到应有的清晰度，以区别于其他电视节目，电视电影应该更多使用电影胶片或数码技术来拍摄。这样既可保证电视播放时的清晰度，又可择其优者制成拷贝在国内城市或农村放映，还可以送到国外进行影视节目交易，同时这也是电视电影之所以叫做“电视电影”的基本技术要素[2]。 其次，从艺术标准方面来看，专门为电视电影创作的剧本既要区别于电影的题材，又要有电影剧本那样严谨的结构和独特的电影语言及较高品位的内涵， 有比电视剧更深化的主题；电视电影要找到自己本土化的民族文化的空间，注意发挥艺术的个性，在叙事方式、节奏和文化含量方面向电影靠拢；选材方面还应具有平民视点与国民视角，避免庸俗化。电视电影是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电影艺术文本的一种补缺，甚或是电影艺术文本另一种形式的再生。所以，对电视电影的艺术要求必然趋近于电影艺术的普遍标准[2]。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浅谈 引言 民间文学艺术具有广泛的内涵，在现实社会中，那些在生产、生活、组织制度、精神信仰等各个领域以具体形态体现的民俗，因着某种程度的审美性而具有文化和商业价值，均有可能被认为是民间文学艺术”。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如口头文学、传统工艺、风俗等多种多样的民间文学艺术，这些都是我们的民族传承下来的宝贵财富，是集体族群的独特标志，是需要给予特殊保护的财，对于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具有重要的经济和人文价值。正是民间的存在，才为民间文学艺术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才为热爱、创新和传播民间文学艺术的个体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然而，由于多种原因的影响，很多民间文学艺术受到了现代信息电子的冲击，有的甚至没能继续传承下来。所以，必须加大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力度，切实维护好民间文学艺术生存发展的环境，使得民间文学艺术得以长期传承。关于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问题的研究存在着法理学、政治学、经济学以及人文学等多种观点，之所以确定它的权利归属，是为了使民间文学艺术的所有者得到更好的保障，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和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激发民间文学艺术创作者更好地创造和传播民间文学艺术，从而使民间文学艺术得到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从而实现其应有的艺术价值。 一、该如何确定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 民间文学艺术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民间这一特殊土壤，很多流传多年的民间文化艺术都是民间集体智慧的结晶。在确定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问题时，需要充分考虑以下因素：一是要保障利益的均衡。民间文学艺术的产生、发展和传播大多涉及多个个体，他们在其中都扮演着一定的角色，承担着创造、表演、传承、记录等职责，都为民间文学艺术做出过不同程度的贡献。这就需要在确定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过程中采用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依据规定确定到个人头上。但是在确认权利归属过程中，一些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难以确定到个人，要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给予保护，但是要把握好保护程度,因此,必须确保公平,确保利益均衡。二是保障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对民间文学艺术成果保护的意识日益提高，这就需要高度重视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以此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所有者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三是保障促进民间文学艺术的发展。民间文学艺术作为多年以来流传下来的重要文化遗产，是宝贵的文化资源和财富，确认其权利归属必须以保障民间文学艺术的发展为前提，促进它在新时期新环境下继续发扬光大。 二、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分析 理论界始终未停止对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问题的争论，一直以来存在国家主体论、集体主体论和个体主体论三种观点。个体主体说作为民间文学艺术的早期理论，其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问题的研究也处于启蒙状态。个体主体论认为传承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人对其保存和促进其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应将主体难以确定的民间文学艺术归传承人所有。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存在着一定的狭隘认识，这是因为所有的民间文学艺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都是集体协作而产生的，其在传承的过程中很可能出现传承人的变化，也就是传承人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甚至存在多个传承人，且每一个传承人也都是在固定的范围内经过认真挑选产生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一些学者在对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问题争论的过程中又提出了国家主体论。他们认为民间文学艺术具有较强的公益性和广泛的拥有性特点，而且一直以来，民间文学艺术都是在共有领域使用，因此认为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人应为国家。这样既可以使存在的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的争夺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又可以使民间艺术真正实现让每位国民共同享有。但是笔者认为，这种确认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问题的方式实质上并未明确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属于公权还是私权的问题。不利于民间文学艺术所有者真正行使自己的权利。近年来，集体主体论逐渐兴起。这一理论提出的观点是，对于主体难于确定的民间文学艺术，应由它的集体族群作为它的所有者。这一观点认为民间文学艺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较为封闭的环境，由整个集体族群掌握。集体族群中众多成员都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存和发展做出贡献。基于此，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应为集体群族，而非某个个体传承人，也非国家，这种观点更加科学，也更加符合民间文学艺术的特性，有助于民间文学艺术得到有效保存和传承发展。那么集体群族作为民间文学艺术所有者具有什么可行性呢？它可以成立民间文学艺术的专门管理组织-社团组织，承担本群族内民间文学艺术的保存、传承和发展职责，促使民间文学艺术得到长足发展和进步。社团组织作为诸多民间文学艺术群体的代表，便于组成社团组织联合体，共同发挥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作用；社团组织对于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在法律体系中的实现具有促进作用，它可以作为主体进行诉讼维权，确保其被合法利用。 三、结语 总之，民间文学艺术作为集体创造的财富，其权利归属应为集体群族所有，这符合民间文学艺术的艺术特点，也有利于民间文学艺术的弘扬和传承发展，更好地实现民间文学艺术的经济和人文价值。 作者：刘也畅 王昊 郑学来 单位：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省唐山市机场路小学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教学改革现状分析 一、“口头诗学”式的美学渗透史诗 以声音为媒，创作、传递与接受在同一场域。一场史诗的演述中，歌手在全身心投入的演唱（或讲述）中，有着特定的仪式背景。歌手往往处在与神灵相通，与他界无相隔的状态，因而，歌手的演述引导听众超越现实种种局限。民间文学讲授者——教师的讲述，若能对史诗歌手演述的精髓进行新的演绎，怎不会把同学们带进美妙的民间文学殿堂呢？以史诗的演述为例，民间文学课堂的口头演述的再演绎就有了明确的活蓝本。史诗通常在人生重大仪式中演述。北方的英雄史诗常在生老病死等人生重要仪式上演唱，《格萨尔》在藏族的人生礼仪习俗中演唱——新生儿降生的时候，吟唱史诗中格萨尔王从天国降生人间的段落；丧礼上则吟唱格萨尔王功德圆满、重升天界的段落。蒙古卫拉特人举行婚礼时，请江格尔奇演唱《洪古尔的婚礼之部》，求家庭幸福和睦。南方的史诗演唱同样与人生仪式紧密相连。海南乐东等地的黎族当孩子还在襁褓里的时候，就以“摇篮曲”的形式给孩子哼唱民族史诗《褪祷跑》。广西巴马等地壮族男方到女方家接亲的那个晚上，男方接亲的人要在女方家唱《布洛陀》中的“造婚姻”、“造风俗”、“造礼仪”等内容，从而显示男方这一家的人懂历史，懂古训，有知识，有教养，让女方家放心。广西巴马壮族在六旬以上、德高望重的老人死后，要举行较大的丧葬仪式，在仪式上要吟唱全篇史诗《布洛陀》送魂。 由上可见，在人生礼仪中吟唱民族史诗，除了有某种呼唤祖灵的功能以外，更多的是在一个人人生每一个阶段的起点和终点传授民族历史和民族传统，培养民族的认同意识。这些活动场合大部分庄重肃穆，一部分也渗入比较轻松活泼的气氛，显示了一种从实用到渐带娱乐性质的倾向。民间文学教学与史诗讲述有许多相似之处，因而，民间文学教学的美学渗透有了一个全新演绎的契机。笔者以彝族的史诗演述为蓝本，对照讲述《民间文学概论》的“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的“民间文学概念”，“民间文学的价值”、“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等内容，笔者就以庄谐并用的演述方式，精炼与个性化的语言，民间文学音像的运用，把灵魂深处的深层热爱忘情地融进民间文学的讲述，从而把同学带进了一个如同史诗演述的境地。在课堂里，不是单一的知识讲授，而是对民间文学的欣赏、投入，把激情投进其中以后，再以理性的眼光讲述其中的知识点，让同学们能够在一种忘情的情境中，认识到民间文学的“瑰宝”特质。为何课堂的知识讲授与史诗的讲述存在着类似的美学特质呢？我们以史诗的演述的主要因素与民间文学课堂的若干要素作一个对比，可看出民间文学演绎史诗演述之美的可能性：史诗演述与课堂讲述的比照，可知，课堂讲述与史诗演述有一些不同点，史诗演述背景是重大民俗事件，讲堂的讲授背景是高校的人文素养培养。史诗的演述以唱为主，而课堂以口述为主。但两者也存在着诸多相同点，最大的一致性是以声音传递为基本要素。课堂以口头讲述为主不用赘言，史诗的演述同样以口98头传递为主。正如美国人类学家丹尼斯•泰德洛克（DennisTedlock）所说：“口头诗歌始于声音，口头诗学则回到声音。”因而，强调语言的生动性与现场效果；此外，两者同样以传承民族文化，加强民族文化自觉意识为理想；同样需要讲述者全方位的素养；强调讲述者与接受者因时因地而产生的“神来之笔”的瞬间心灵共鸣。在这个意义上，民间文学的教学对讲授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讲堂讲授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传道、授业、解惑，而是在一种心灵感应、发自灵魂深处之热爱的状态下，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激发民族文化自觉意识，培养文化多样性观念，增加人文素养，提高文化创造力。具体到教学过程而言，这不仅要求讲授者有民间文学的知识，还要有热情与灵魂的投入；讲授者不仅要准备教案，还要化知识为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口头语言；不仅要把知识点讲授清楚，还要把民间文学的多元文化精神传递给学生。笔者以史诗演述的观念渗透到课堂教学中去，取得了较好的美学渗透效果。在神话的讲授过程中，把流行歌曲的激情与神话的激情作对比，让学生耳目一新；对民间谜语的讲授过程中，以充分发挥各自的知识储备，师生互动，本人能迅速地猜出学生出的谜语，让师生的角色互换，达到了口头传递的另一种效果；让学生看民间小戏等视频，起到了增加讲述情景的作用，辅之以自己的深入体会与情感归依，加强课堂沟通的感染力。 二、美学渗透与学术性的交融 民间文学讲授不能脱离民间文学的学术性。本科生教学与研究生教学的学术性要求不一样，后者侧重培养思辨力与创造力，前者侧重于民间文学情怀及文化自觉意识的培养。民间教学要让学生领略其“本真之美”，民间文学之美不因为即兴的感受而消失，而是从心底追求它，把它当成自己知识与信仰的一部分。这需要讲述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当今的大学生大多沉迷于流行文化，容易被流行文化所蒙蔽，把流行与主流，把流行与唯一选择划上等号。讲授者以学术的理性，让学生认识文化多样性对于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于大学生素质提升和人格完善的重要性。民间文学教学运用恰当的思辨性讲述必不可少。以福柯的话语权来分析种种流行话语、政治话语对民间文化的遮蔽，让学生认识民间文学本真之特质：不管你说不说它，它就在那里。民间文学，如广西的史诗与民歌，因为流行文化的冲击而受到了较大程度上的冷落，但它的文化多样性价值，以及对于人类文化多样性的贡献，却永远不会消失。因而，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文化旅游的兴起以及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回归等学术增长点，可以让大学生感悟民间文学的永恒魅力的实质。另外，民间文学因其作为对象，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也可以此激发学生对它的热爱。如对谚语、俗语的学习，从一般的认识角度，它只是一种的民间文学体裁。但由于民间文学的多重学科价值，因而它也具有了独特的认识功能。民间文学既浓缩了人类情感的真善美，也是社会情感的缩影，从中可以提炼出传统文化的总体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民间文学起到了社会文化研究的实验室的作用，对于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因而，谚语等民间文学又具有原材料的价值。如有的学者以民间文学中的谚语为例，阐述中国社会的“气”，并将之归结为“以忍御气是主流，以气立人是补充，任气行侠是特例。”对民间文学至真至善的认识，可进一步促进学生对美的情感认同。当今社会很多美学理念（特别是后现代的审美追求）往往因为走得太远而偏离了人之初的本性。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的口头文学可为当代社会注入新的血液，对于人性的偏差是有力的补救。民间文学可以为大文学注入力量。笔者以大文学观的文学人类学理念，指出“于人类学的本土文化自觉立场，提出对西学东渐以来中国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以及在此基础上建构出的‘中国文学’学科，做批判性的反思，质疑其西化的现代性范式的普世合法性，揭示其遮蔽、割裂本土文学特性和丰富性的负面作用，并针对性地提出‘活态文学’等三组具有还原性的认识策略，打破随着西学东渐而在现代大学制度中建构出的学科本位主义，倡导一种着眼于‘地方性知识论’的本土观点，论说重建适合本国国情的文学和文学史观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以文学人类学的新理念阐释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对于提升学生的认识，起到了理性带动情感、求真带动求美之效。笔者讲授中既参考教材的知识点，也跳出教材的框框，查阅相关内容的最新学术成果，选取可深入浅出的、适宜于本科教学的学术视角与同学共分享，以期达开拓视野，打开思路，促进情感提升与认识能力的提高。 三、美学渗透与本土文化自觉 民间文学的教学，除了培养人文素质，还担负着文化自觉的责任。国家与国家的竞争，最终归结为文化的竞争。当前中国文化的危机之一，其根源不在于因为开放而带来的西式文化的影响，而在于吸纳新的文化时，随便屏弃民族文化。人文学科应担负起加强民族文化自觉的责任。“‘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并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空想，它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且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同时，‘文化自觉’指的又是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在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的基础上，了解其他文化及其与自身文化的关系。”文化自觉由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现在已被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作为民间文学讲授者，最有可能把这一主张审美化地传递给学生。其原因有二：第一，文化人类学与民间文学有着天然的联系。人类学家在考察文化模式，总结文化演变规律时，通常从较为封闭的传统文化中提取材料，因而，传统文化就成了文化研究的天然“实验室”。民间文学恰恰是传统文化中最富于审美化与知识化的内容，因而，民间文学本身是民族文化自觉的最好对象，亦即是对自身文化“自知之明”的最好对象。第二，在提倡文化自觉时，文化人类学也强调体验、调查为手段，论证“自知之明”的重要性。由于口头传统文学的审美性特质，它以真挚的情感内容与精炼的审美形式让学生认识地方知识、民族文化，从而积累成民族文化自觉。笔者的讲述对象主要来自广西，因而，要激励他们的文化自觉，首先要让他们体验家乡的民间文学，进而关注广西的、全国的民间文学。笔者在讲授中，注入了自己个人的情感，以家乡对自己的熏陶为例，从而从热爱家乡，进而热爱广西，更进一步热爱全国的民间文化与民族文化，达到了文化自觉的意识。笔者在讲授中，也引导学生从家乡的民间文学出发，进而加强本土文化自觉意识。当然，笔者在加强本土文化自觉意识时，也充分让学生明辨本土文化与广西文化、全中国文化甚至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做到“自知之明”与“他知之明”相结合。以广西本土神话为例，阐明各地的盘古神话与广西总体盘古神话的关系，再明晰它与中国盘古神话的关系，进而了解它与世界上其它创世神话的关系，就可能让学生做到文化的自明，从而避免对西方《圣经》创世神话的片面认识，对自己文化因子的漠视与缺失。民间文学教学的美学渗透，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本文就史诗与民间文学教学的美学渗透的关联性，作了初步的探索。讲述民间文学应关注、挖掘其能为大学生接受的学术增长点，在美学渗透中，引发思考，提高思辨能力；在传授口头文学传统中培养文化自觉意识。若更多同行投入到对民间文学教学的探索，定能促进学科教学水平的提高。 作者：林安宁 单位：广西师范学院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教学论文 一、丰富学生的知识结构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为社会培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高技术应用型人才,它的主要内容集中在企业岗位所需要的能力培养上,这有别于大学本科教育侧重于对学生的知识培养和科研培养。因此,高等职业院校在根据各自的人才培养方案进行课程设置时,大多呈现出这样的趋势: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把学生的职业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作为课程目标的基本要素;课程设置与市场需求、行业标准接轨;强调学历教育与职业资格培训并重等等。不难发现,高等职业院校把学生技能的培养作为首要任务,其在进行课程体系的开发与设置时更多的将重心倾向于专业课程,而对于基础性的公共课程却重视不够。这些无疑对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起到了促进作用,使学生毕业后进人企业时能快速地融人工作岗位,胜任自己承担的工作,但在另一方面学生其他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却无法得到加强。民间文学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结晶,其内容博大精深,形式丰富多样。高等职业院校的学生通过大学语文、文学鉴赏等课程中民间文学的学习和鉴赏,不仅可以了解我国古代想象丰富的神话传说(例如女蜗造人、后界射日、夸父追日等),还可以领略许多情意缠绵的爱情故事(例如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不仅可以学习寓意深刻的童话寓言(例如愚公移山的故事),还可以感悟慷慨悲壮的爱国篇章(例如屈原忧国忧民的爱国故事,花木兰代父戍边的故事)等等。这些不仅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拓展学生的知识面,使他们的知识结构更加丰富,同时可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帮助学生把专业知识学得更扎实、更牢固。 二、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 本雅明说过:民间文学是人类的第一位导师。对于民间文学,我们并不陌生,只不过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罢了。从我们唯呀学语开始,我们的父母和老师就给我们讲述各种各样的神话、传说和故事,吟唱一些熟知的民间歌谣,这些都是民间文学的组成要素。民间文学除了充当我们的启蒙教科书之外,它还是我们人生道路上不可缺少的一本指导书,对我们的人生起着指引的作用。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谚语等中渗透着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这对我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俗话说:要学做事,先学做人。高等职业教育的目的是要培育出合格的技能型人才,健全的人格无疑是保障。因此,高等职业院校的教师们可以充分利用民间文学中这些具有启发教育意义的素材,引导学生正确地看待身边的人和事,帮助学生建立起健全的人格。例如,大禹治水的故事讲述大禹为了治理洪水,三过家门而不人。不仅展现了古人在面对自然灾害时的勇气和才智,更体现了一种舍小家为大家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这恰恰是现在许多企业对青年从业者的一种期望。另外,民间文学中许多关于爱情的经典故事,对青年学生尤其是女性学生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具有很好的教育和审美意义。例如,中国四大古典爱情故事,即牛郎与织女的爱情故事、孟姜女哭长城、白娘子永镇雷锋塔,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既歌颂了忠贞不渝的爱情,又给我们传达了“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等这样的爱情观,对于帮助学生正确处理大学期间学习与恋爱的关系有很多的指导作用。同时,民间文学的教学还可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马克思曾经说过:“民间故事书还有这样的使命:同圣经一样培养他的道德感,使他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换气他对祖国的爱。’由此可见,民间文学中所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任何作品也替代不了的。高等职业院校的学生正处在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阶段,作为基础课程教学的大学语文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富含思想的文学载体,在课堂上因势利导,对学生进行民族精神、爱国精神的培养与熏陶。例如花木兰代父戍边的故事,给我们塑造了一个巾帼不让须眉的爱国主义女英雄的形象,花木兰质朴、勇敢、坚强的高尚品格,时至今日对现代的青年学生仍然有启发教育意义。 三、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 所谓的职业能力是指一个人从事某种职业所具备的多种能力的综合,它既包括了胜任某一职业的必备能力(任职资格),同时也包括进人职场之后的职业素质和职业管理能力。作为教师,不仅需要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更需要具备组织教学、管理学生、参透教材、研习教法等多种与教育教学相关的综合能力。作为高等职业院校的学生,除了需要掌握熟练的职业能力之外,还需要进一步的拓宽自己的知识面,提高自己的职业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竟争中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甚至是为自己谋取到更好的二次就业的机会。例如,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与本科生相比,高职高专的学生大多呈现出这样的特点,文化基础差,人学成绩普遍偏低,有些甚至是刚刚上专科线投档线的学生,对于他们来说写作是件让人头痛的事情。而通过民间文学的教学,如神话传说中的超凡脱俗的想象,可以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这有利于学生的写作水平的提高。另外,许多的民间文学作品语言质朴清新,且使用较为丰富简练的口语,这对于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也是大有卑益的。 四、总结 总而言之,民间文学无论是在知识传授,还是在道德塑造;无论是在礼俗伴生,还是在娱乐休闲方面的作用都是显而易见的。钟敬文教授曾这样说过:“民间文学所能给予人们教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是重要而不可缺少的。这种自发的教育内容和形式不但在民族非正统教育起着经常的和巨大的作用,它在我们新时代的教养中,也是不可缺少的有效手段的一部分。”因此,高职职业院校可开设相关课程,利用民间文学教学,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帮助学生启迪智慧、净化心灵,从而为社会培养出合格的综合素质全面的高技能型专业人才。 作者：陆时红刘娟单位：湖南高尔夫旅游职业学院 民间文学论文:非遗保护理念与民间文学教学 （一）民间文学教学理念的拓展 1.从民间文学作为民间文化到民间文学作为非遗课程——课程属性理念的拓展在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中，我们一般把民间文学归为民间文化或民俗的一部分，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提出后，部分民间文学作品就顺理成章地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之一。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中国进行文化应对的现实选择，同时也促生新的文化现实，是文化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动力，是经济转型的强大支撑，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经成为政府、学者和广大的民众争相参与的全民运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要求我们必须转变传统的把民间文学作为文化知识传授的教学理念，而积极采用民间文学作为遗产的教学理念。具体来说，民间文学作为非遗的教学理念改革，主要包括教师身份理念的改革、学生角色理念的改革。 2.从民间文化的讲授者到民间文学保护的组织者——教学主体理念的拓展在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中，民间文学教师往往作为民间文化的讲授者，在为学生宣讲民间文学的知识和民间文学文本，而在非遗保护理念下的民间文学教师不仅仅是文化的宣讲者，更是民间文学的保护者和组织者。在非遗保护理念下的民间文学课堂上，教师要把自己的身份定位为民间文学的保护者和传承者，在传授民间文学基础知识的基础上，积极组织民间文学传承的主体即学生参与到民间文学各种活动中来，最终实现民间文学在传承中保护的效果。 3.从民间文化的接受者到民间文学的传承者——教学对象理念的拓展在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中，学生往往作为学习文化知识的接受者，是整个教学活动的观众或听众。这种教学客体化的理念深刻影响了民间文学的活态化传承，几乎使民间文学丧失了巨大的很有潜力的优秀的民间文学传承群体。从广义上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并不是某个个体，而应是一个“群体”。在这个“群体”中可以划分出不同的层次：核心传承者，重要传承者，一般传承者。当代大学生完全可以作为民间文学一般传承者或重要传承者参与民间文学活动，并在活动中享受民间文学的情感道德熏陶和艺术感染。郑土有先生曾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儿童意识’——从日本民俗活动中得到的启示》一文中呼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应强化“儿童意识”，“如何使濒临消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活态’的生命形式得以继续传承，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通常的做法是对少数掌握技艺的传承人进行保护，但本文认为仅限于此是远远不够的。在对核心传承人进行重点保护的同时，还应该重视‘群体’传承人的培养，而‘群体’传承人培养的核心是儿童，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应强化‘儿童意识’”。虽然当代的大学生早已不是儿童，但作为整个未来社会的文化精英群体，如果能在民间文学学习过程中认识民间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习得民间文学遗产资源，将为未来社会的民间文学传承和保护，甚至为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积累巨大的能量和资源。 （二）民间文学教学内容的拓展 1.从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模式到开放的民间文学活态资源的应用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内容往往是围绕民间文学教材讲授整个民间文学的学科体系，从民间文学概述即民间文学的概念、发展历程、基本特征、价值和研究方法等逐一进行介绍开始，再到民间文学的类型即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史诗、民间俗语的讲述，最后，阐述民间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如与民俗学的关系，与人类学的关系，与社会学的关系等等。这些都是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说的“课本知识”。如果仅仅讲解这些书面的知识，那么教师课堂教学的意义就不大了，因此，费孝通先生“当时在大学里讲课，不喜欢用现存的课本，而企图利用和青年学生们的接触机会，探索一些我（费孝通先生）自己觉得有意义的课题。”非遗保护理念下的民间文学教学内容不能局限于传统的教学模式，而应该以更开放的民间文学活态资源作为民间文学的教学内容。“民俗学、民间文学教材不是学生唯一的学习资料，教师要把视野投向更为广阔的世界，利用可用的学习资源丰富教学内容。如博物馆、科技馆、科研机构、社区服务机构等都可以成为师生可利用的资源，让学生通过参观、访问、讲座、讨论和见习、实习等途径来扩大教学内容的‘广度’。师生可利用相关的文化网站、公共数据库等网络资源的信息共享来进行收集资料和学习，教师要向学生介绍一些相关网站，指导学生学习。”如“中国民间文学网”、“中国民俗学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等网站有着丰富的教学资料，如中国民间文学网设有“解梦故事”、“民间故事”、“传奇故事”、“越剧”、“黄梅戏”等栏目以及相关民间文学、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网站的链接，这样的网站和博客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更便捷接近民间文学的空间。 2.从传统民间文学文本阅读到民间文学活态表演情境观察的应用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一直侧重书面知识的传授，而非遗保护活态传承理念下的民间文学课堂应该突出民间文学田野语境中的活态的表演方面的教学内容。平面的民间文学知识在学生平时的阅读中完全可以掌握，而在民间文学课堂上尽量让学生领略到鲜活的、立体的活态表演，毕竟很多民间文学作品都是立体活态的表演形式存在，对活态表演教学内容的添加不仅有利于增加学生学习民间文学的积极性，更能让学生在田野语境中了解民间文学作品的原貌、领略民间文学作品的丰富内涵和鲜活魅力。如讲到《格萨尔王传》时，可以带领学生到演唱现场去感受《格萨尔王传》的艺术魅力，了解藏区民众对《格萨尔王传》的情结。 3.从静态的民间文学教材到动态的民间文学教学数据库的应用已有的民间文学教材，如钟敬文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刘守华、陈建宪主编的《民间文学教程》、段宝林主编的《民间文学教程》、万建中著的《民间文学引论》等，可以满足民间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了解基础知识的需要，但这种静态的民间文学教材已经不能满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下的民间文学活态教学内容的需要，建立动态的民间文学教学数据库就显得很有必要。好在现在许多高校和科研机构正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这方面的工作，相信不久的将来这些数据库就可以运用于民间文学的教学实践。 （三）民间文学教学手段的拓展 1.从单纯的文本话语分析到语境中田野调查的拓展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往往以对民间文学的话语分析为主要手段，当然，这是民间文学课程学习所必须的环节，但田野调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主要的工作方法和前提条件，必须引起民间文学教学者的注意。“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讲授田野调查方法无疑就是授学生以“渔”。“田野调查有助于学生感性体验与真正理解民间文学的概念与范畴；了解民间文学的传承环境，认识民间文学的特征与功能；体会民间文学的价值、意义及民间文学课程的重要性。当然，田野调查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在培养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方面的意义更是毋容置疑。”因此，积极地组织学生走向民间文学的情景语境的田野，把课堂教学和田野调查有机结合起来，一定会让同学们在调查过程中感知到民间文学的价值和民间文学的无穷魅力。 2.从民间文学知识的学习到潜移默化的习得传承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一般把学习和掌握民间文学知识作为教学的主要目的，很明显，把民间文学理解为一种静态的文献知识，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下，部分民间文学作品不仅是活态的文化，而且是需要现代民众不断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习得”本为语言学术语，是指在日常交际环境中通过自然的运用第一语言能力而逐步地、下意识地发展这种能力。民间文学的习得传承即是在潜移默化的情景语境中无意识地获得民间文学文化知识，进行民间文学的传承。民间文学知识性学习往往理解记忆为主要手段，而潜移默化的习得传承则以参与表演或参与体验为主要手段，如民间故事教学部分，可以请民间故事的传承人来讲课或者带领同学们直接参与民间故事传承人的表演活动。“民俗文化视频观摩、故事会、讲座、歌舞与戏剧表演等都是深受学生欢迎的形式。” 3.从单向讲授到多向参与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方式往往是教师单向输出知识，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即在整个民间文学教学中，学生往往以观众或听众的身份学习理论知识。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活态性、传承性理念启示我们，必须注重作为民间文学主要传承群体的大学生改变以往观众或听众的身份，而成为整个民间文学的演员或传承者。这当然需要民间文学教师的积极倡导和有效的组织。如在神话教学中，可以要求每一个学生先从家长那里学习到至少一个神话故事，然后再讲给同学们听，在这一教学环节中，学生、家长、教师等都实际参与了民间文学的传承。使大学民间文学的课堂影响到更多的人，从而扩大民间文学的传承范围。当然，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出发，对民间文学教学进行改革也面临着种种目前难以克服的问题和现实困境，比如学生的成绩如何客观地评定、田野调查或参与民间文学活动的经费如何解决以及在此过程中学生的安全问题、如何与量化的教学管理模式对接等。这些都是目前民间文学教学改革面临的困境。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地断然拒绝借鉴非遗保护理念，放弃对民间文学教学进行改革尝试。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发展和民间文学教学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民间文学教学工作一定会突破目前的困境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作者：王凤娟单位：复旦大学池州学院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教学的心得 为了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笔者在讲授民间文学课程时，会适当地增加一些再生态或新生态的例子。比如说，当讲到民间歌谣这章时，我发现一些教材中所列举的歌谣的例子离现实较远。像华中师范大学版的《民间文学教程》中的时政歌谣，就有载于晋代《抱朴子》中的一首“桓灵时童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还有载于《明季北略》中的一首明代歌谣：“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3]121。这些例子固然也能说明歌谣的特点，但由于距离现实太远，所以会使学生感到隔膜。所以，当讲到这些歌谣时，我除了讲课本上的歌谣以外，还特地增加了一些能体现我们当代时代特色的歌谣，即再生态的民间文学作品。这样，与学生一起分享当代歌谣给我们带来的乐趣和感触，体会其中所传递的民间智慧和创造力，就可以让学生更好地体会时政歌谣针砭时弊的特征和情歌质朴纯真的情感。这些新生态作品中有讽刺权力机构中的腐败者的时政歌谣，如“握着上司的手，点头哈腰不松手；握着纪检的手，浑身上下都发抖；握着财务的手，拉起就往餐厅走”“一心想上，两眼望钱。三餐公费，四处游骗。五毒俱全，六亲不认。欺上瞒下，八面玲珑。九居要职，十足贪官”。还有贴近大学生情感生活的直白且直率的情歌，如“妹妹妹妹你真美丽，温柔美貌你数第一。真想说一声我爱你，却一直没有好时机。情人节是否能约你，爱情的玫瑰在等你”。这类歌谣由于它产生和流传于当代学子的社会生活中，所以就能激发起学生们的极大的学习兴趣。 再如在讲到民间说唱中的“相声”这一内容时，我会将相声发展史上的朱绍文、李德锡、张寿臣、侯宝林直到现在的郭德纲等都向学生作一番介绍。郭德纲的相声是将传统相声在有大众传媒造势的情景下转变成一种被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的成功范例，是再生态民间文学的典型例子。很多学生都很喜欢郭德纲的相声。在了解到学生的兴趣点之后，我在课堂上和学生一起鉴赏了郭德纲的代表作——《不让播的相声》。通过这种鉴赏，一方面进一步向学生讲解相声艺术的特点，另一方面也借助民俗学中关于表演的理论，借助对相声中的语境、观众和表演等层面的分析，让学生思考郭德纲走红背后的大众文化的语境。 在教学方法上通过多种形式引导学生关注当下的生活，启发学生独立思考 钟敬文先生曾说：“民俗文化是一种传统文化，它如果不能与民众的现实生活保持联系，那它早就被民众淘汰了。”[4]同样，对作为民俗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文学的教学，如果我们在教学中不能将它与当下的大众文化相结合，并赋予其以新鲜的时代气息，那么就必不能充分激活学习主体学习的主动性，必不能使主体（学生）与客体（课程内容）相融合。因此，在教学实践中，笔者往往会设法通过讨论或辩论等形式来引导学生使之关注当下生活，引导学生进行独立思考。例如在讲解民间传说时，笔者就以《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例探讨了传说资源的现代转化问题。《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我国著名的四大传说之一，在千百年的发展与演变中，梁祝传说以鼓词、歌谣、戏曲、音乐等多种形式广泛地流传于民间。随着大众传媒的介入和市场经济的冲击，这个家喻户晓的传说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资源，目前已被不断地加以现代化的改造。以此为题材的动画片、电影或电视层出不穷，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与我国台湾合拍的动画片《梁山伯与祝英台》更是受到了广大青年的关注。那么，民间素材的文学作品被大众文化再加以利用，其中究竟是利大还是弊大呢？针对这个问题，笔者曾在课堂上组织学生进行过讨论。学生们积极踊跃，众说纷纭。有学生说是利大，因为民间文学由此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有学生说是弊大，因为种种改编与保持民间文学的原生态性是相违背的。对于这些各不相同的看法，我并没有马上做出结论，而是给学生留下了进一步思考的机会，并且针对大众传媒对民间文学的利用，开展了一系列的以“现代传媒的介入对民间文学的影响”为主题的课堂讨论。比如讨论这样的问题：“黄梅戏被加到了通俗歌曲里面，皮影戏被改编成了动画片，大家认为这样的改编对于民间文学在现代的传播和传承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对此，学生们虽然也兴趣盎然，但讨论的结果还是莫衷一是。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对之进行了总结，告诉学生，这是文艺理论中备受关注并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即民间文学的当代应用研究问题。一方面，民间文学与大众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另一方面，对民间文学的改编也不能滥改。之后，不少学生反映，这样的讨论很有意义，因为它能引导他们关注现实生活，能启发他们独立思考，能使他们在相互交流中实现共享和共进，对他们进一步深造和习作论文都有很好的启发作用。再如在讲解河南坠子《偷石榴》时，笔者也在学生中组织了一场辩论，论题是：河南坠子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保护是否还能走向辉煌。对此，正方学生持肯定观点，他们从河南坠子的起源及其艺术魅力以及政策保证等方面进行了阐释；反方学生持否定观点，理由是河南坠子所演唱的内容老套，和时代脱节，因而必将被新的艺术形式所代替。同时，由于缺乏继承者，河南坠子还会面临后继乏人的危机。其实，这也是很多传统艺术形式目前面临的一个带共性的问题。通过激烈而精彩的辩论，使学生形成了一种主动探究的意识，也促使他们试图对民间文学的出路作进一步的思考，即能使学生用其所学知识深入而辩证地思考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就做到了学以致用。 在教学手段上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如今，电影、电视、互联网、手机等这些影响力超越了纸质传媒的电子媒介的话语权在不断地膨胀，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以至审美方式。这正如加拿大媒介学巨擘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言：“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而是要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5]这对于民间文学的教学而言，就是要充分地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要优化教学过程，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比如，在讲解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集体性时，如果教师只以文献典籍和已有的研究成果等书面材料为例证对之加以论述，学生对之可能就会难以有较深入的理解。如果能借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通过从网上下载的青海民歌花儿等来进行教学，就能生动地再现出广大民众集体创作出来的生活场景，就能使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再如在讲解史诗这章时，由于学生对史诗这种结构庞大、格调庄严的鸿篇巨制缺乏认识，所以仅用黑板加书本的教学方式就很难向他们展现出这种口头史诗的鲜活性。因此，笔者在授课时就借用了电视上对“当代荷马”——居素普玛玛依老人的报道及史诗艺人的表演录像，从而就生动地展现了我国少数民族史诗的迷人魅力。至于讲解谚语、谜语，可以借用经典影视作品《红楼梦》和《走西口》等的例子；讲解民间故事，可以延伸至影视作品对“巧女故事”的化用等[6]；讲解民间小戏，可以综艺节目中火热的东北二人转为例。总之，立体地呈现出民俗语境中的民间文学，越来越成为高校民间文学教学改革的新方向。在这一领域，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显示了它的强大的优势，正确而恰当地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能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 结语 评论家雷达在论及大众文学时曾说过：“面对大众文学的浪潮，面对种种阅读分化的现象，我们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只知固守传统纯文学的立场，眼见传统文学被边缘化，备感痛惜，认为传统文学的中心价值受到威胁，就是一种人文精神的滑坡甚至丧失、堕落，却看不到大众文化中新力量的蓬勃向上。我们的立足点应该更高一些，应从时展和文明发展的高度，从全民文化素质和国家软实力提高的角度，从艺术走向千家万户的角度，从文学再也不是少数精英们的专利的角度，来看今天文学的现状，也许更为合理。”这段话用于我们审视和探索大众文化视阈下的民间文学的教学，对我们不无启发。以前，笔者总是痛心在商品经济和大众文化的冲击下，民间文学的发展举步维艰，民间文学教学的处境同样艰难。现在看来，这其实也是将传统文化与大众文化、将传统文化与现代传媒对立起来的一种看法。因此，如果我们能换个思路，那么大众文化对我们的民间文学教学的改革就不但不是负能量，而且还能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作者：张敏单位：河南科技学院人文学院 民间文学论文:简述民间文学情境探讨 论文摘要：旧范式下的民间文学研究主要关注民间文学的口头性以及主体性，但忽视了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万建中《民间文学引论》借鉴西方最新理论成果，构建民间文学的生活理论，重视情境和表演之于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性。 论文关键词：范式；生活属性；情境；表演；民间文学批评 一、旧范式下的民间文学书写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发轫于“五四”时期北大歌谣征集活动。最初的民间文学研究以及对民间文学的界定都受到过西方民俗学研究的影响真正作为高等院校一门学科的民间文学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什么是民间文学?几十年来中国学术界一直援引俄国作家高尔基的观点．认为民间文学“主要是劳动群众的口头创作”．并称“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从其劳动和社会经验中抽取出来的知识总汇”。在一些辞书中，“民间文学”也被界定为“人民的口头文学创作指以劳动人民为主体创作并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的口头文学作品”。这一理论判断基本符合历史的实际．尽管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定义。 这样的界定注意到了民间文学的口头性、集体性以及知识性特点．把民间文学的创作和享受的主体界定为“人民”或“劳动人民”．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只有“知识总汇”才与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有关．但没有被强化突出。所以说。这一阶段有关民间文学的定义都是照搬前苏联模式的结果．整个理论框架没有根本性的突破．要做的仅是把本土的内容填充进去此体系对中国民间文学书写所产生的影响至今犹有余波．以致国内民间文学教材之问基本上差别不大：较早的教材明显带有阶级斗争论的观念．较近出版的把“人民”或“劳动人民”置换为略显中性的“民众”．吸收了新发掘整理的民间文学材料期间虽有段宝林先生主张对民间文学要做立体研究，以及杨利慧、黄涛诸学者重视民间文学的语境等富有新范式雏形的观点．但相关研究对这样根深蒂固的民间文学书写体系还是反思不够．鲜有从学科体制本身进行批判性重构。因此．大多数民间文学教材都没有很好地显示出学科本身的深度．以致形成民众的文学就应该是这样浅显的心理暗示。另外，随着文字、图画、音响、影视、电脑等媒介的出现与运用．民间文学的传播空间获得空前拓展．其传承手段也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尤其是进入国际互联网时代之后．伴随着新媒介的不断启用．民间文学的概念也面临着重新思考与界定的任务。 二、民间文学书写的新范式 万建中先生的《民间文学引论》无疑是此种情境下的“另类”书写．在学科本身的理论深度建构上大大超越于以往任何一部民间文学教材。虽然也有部分理论阐述与民间文学现象还不是那么水乳交融，但著者的理论探索意识和充满安全感的论述，都昭示着迥异于以往民间文学书写的新范式。其《民间文学引论》中的情境、生活属性、表演、民间文学叙事等概念都是第一次在民间文学教材中被论及或强调。把民间文学还原到生活世界中去。使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凸显．从而有力地强化了民间文学学科本身的属性．至少初步拥有了与作家文学对话的底气民间文学的立体性特征从而获得彰显． 也为民间文学研究展示了新范式。相比较而言．以往教材多注重对被文字记录凝固后的文本分析．忽略了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情境性．其美学和批评话语系统愈来愈显得不堪重负．这是现代民间文学发展逼迫出来的民间文学不只是作家文学的资源，我们可以更广泛地看待民间文学，把它当作生活的技艺．是传统的或者本地的实践活动的整个范围——包括语言的、物质的和习俗的活动，是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作家文学中之所以有民间文学．是因为它是现实生活世界里的基本组成成分。民间文学是面对面的直接的表演，表演者和观众是互动的这种情境是被凝固在文字中的民间文学文本所缺乏的万建中先生的《民间文学引论》首先抓住了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语境．去展示或表演生活世界中的各种民间文学样式：理论建构意识贯穿全书始终美国著名文论家艾伯拉姆斯所提出的文学研究四要素即作家、作品、世界以及读者，也在万著中得到创造性的体现．不过这里的“作品”是生活世界中的活态的文本．与程式化的生活和程式化的审美紧密联系在一起．让民间生活世界充满民间文学的动感、质感如果说以往的民间文学研究是韦勒克意义上的内部研究．即仅仅关注文字记载后的文本中的民间文学，那么，万著《民间学引论》似乎更强调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有机结合。在某种情境下更强调民间文学的书面文本返回到生活中去．以获取其原本的活态性，与生活世界水乳交融：研究、体验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审美情境性研究．或者说生活态的民间文学重新回到生活世界。万著中把前者称为“民间文学的文学文本”．后者被称之为“民间文学的生活文本” 我们要想理解并欣赏生活世界中的民间文学．了解创造并表演民间文学主体的生活方式的知识是必需的在非洲东部的牧牛民族丁卡人是这样形象地描写了隐匿在云层背后的月亮——“雨季之黑公牛从月亮的牛栏中解脱了。”很明显．假如没有创作和吟唱这首歌的那些人的生活方式的知识．就无法真正理解这类形象著名人类学家巴克曾经依靠田野调查所获得的生活知识抨击了一个自以为是的流行观点——史前时的雕塑和壁画之所以夸大女性的乳房和腹部．就是因为他们的生殖崇拜观念在作怪他提到的一个例是在中非莱加很普通的雕像．即一个鼓起腹部的女人。她的意味远远不是引起赞赏．而是对其与人通奸而怀孕的惩罚．但在博物馆和艺术画廊中．这个形象常常被当成生殖崇拜的例证来加以解释。他还提到另一个普通的莱加雕像．一个人举起一只胳臂：这个姿势有时被解释成向天帝祈求。但是巴克认为．莱加人与天帝没有关系：对他们来说，这个姿势表示一种禁忌。因此，“民间文学将生活呈现出来并使生活成为审美的现场”，或者说民间文学美在情境。 其次．在万著中我们发现民间文学研究已经回归到声音的层面，即对民间文学口头性的重视．也是与万著对生活属性的重视相关的。相对于视知觉所拥有的认识——思维定势．听觉以及由此形成的节奏感总是侧重于我们的情感体验之维所以著名德国美学家施莱尔马赫提出：“语言有两个要素：音乐和逻辑：诗人应使用前者并迫使后者引出个体性的形象来。”这样。撇开关于“语言的两种用法”的争议我们发现．与通常给人以“概念等价物”的印象截然不同．语言实质上首先是诗的媒介．或者说是民间口头诗歌的媒介。事实上．当语言学家萨丕尔强调，“语言主要地是一个听觉符号系统．正常人的语言冲动首先发生在听觉印象的范围”当评论家帕克据此而坚持．“只有在具有音乐性也具有形象性的表达中，才能发掘出语言表现的全部潜力”两：当文学枭雄王尔德在谈到诗性写作的奥妙时断然表示：“我们必须回归到声音上去．这是对我们的考验”：都无疑可视为是对海德格尔“语言本身就是根本意义上的诗”这个命题的不同诠释。虽说对于要求精确限定的科学表达而言．语言的这种诗性品质常常成为问题但对于侧重经验交流的艺术活动来讲．这不仅并非语言媒介的劣势．恰恰相反是它的优势所在。 放眼全球背景下的民间文学研究．西方是走在前列的：重大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几乎都是西方学者完成的。作家文艺学的研究也启发着民间文学的研究。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严重滞后．一时半时难以走出消化吸收西方理论资源的阴影“五四”时期对西学的借鉴与启蒙救亡联系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研究也像政治一样全面倒向前苏联的怀抱．构建本土化的民间文学理论的主体性都丧失了，遑论创新。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苏联体制下受到压制的民间文学理论也被当时的中国学者拒绝了。真正的民间文艺学大家如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研究成果只有在改革开放后才逐渐介绍到国内。本土化的民间文学研究一直笼罩在西方的阴影里。可喜的是．这样的借鉴和吸收有了重要进展。万建中的《民间文学引论》视野开阔．广泛吸收最新成果．尤其是对西方的理论资源或相关学科的理论兼收并蓄。因而赋予其专著以很浓的理论思辨色彩，这是以往同类教材中所缺少的．也是中国民间文艺学中亟待建构的内容。从这个角度说．《民间文学引论》作为一本高等院校的民间文学教材无疑显得有点“另类”，作为颇具个性的专著可能更合适。 三、民间文学研究的展望 毕竟，万建中先生的《民间文学引论》给我们今后的民间文学研究带来很多启发．例如．如何把用来分析作家文学文本的叙事学．成功转换为分析民问文学的文学文本和书面文本的有效工具．就很有挑战性和前瞻性。诚然，如何做到理论闸释与研究对象的妥帖吻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次．在众多民间文学教材中一——包括万建中的《民间文学引论》——民间文学批评一直缺席。既然我们的民间文学研究可以借鉴作家文艺学中的理论和方法．民间文学也应该拥有自己的批评．而不仅仅是民间文学研究在笔者看来．民间文学研究不等于民间文学批评民间文学批评的缺席就很有探究的必要．相关研究迄今还未见到。若结合民间文学的特点和功能．我们可能会厘定出民间文学批评的原则或维度。 民间文学本身的品味或品质到底如何获得提升．民间文学批评不失为一种重要而有效的途径即使我们通过对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表演情境的强调，初步拥有了与作家文学对话的实力．明确了民间文学非文学的～面，但民间文学若被封闭仅靠自身去补给营养．缺少新鲜艺术的介人和影响，这样的民问文学的前途会是黯淡的。实际上．自作家文学出现后．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总是互有影响如此才能保证民间文学自身的精神品质得到不断提升．否则不论我们多么强调民间文学的重要性和艺术性，受众终将不愿回到那样的生活现场．却愿意反复咀嚼欣赏作家文学．因为后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更耐人寻味。正如我们人类既是集体的一员，又是拥有个人性情和尊严的鲜活个体“根据费尔迪南．索绪尔(FerdihandSaussure)关于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方法．民间文学应属于前者而文学属于后者。属于语言的民间文学以社团为基础，是口头的、集体的：而属于言语的文学则是个体的、永久的书面记载” 第三．民间文学的生态环境走向虚拟化．身体几乎被悬置。民间文学原本与生活世界血脉相连．具有现场性和原生态性．如今却脱离了生活世界．被各种媒介所再现或表现．使民间文学艺术又增加了某种表演性．从而具有了双重的表演性．因此又反过来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和生命体验这种历史情境有利有弊．若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无疑是人类生活走向虚拟等荒诞处境的真实征候所以有学者曾经著文强烈呼吁重视史前艺术研究的思想在此凸现其重要价值传统如何与现代结合?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继续探究的问题金耀基从古城海德堡寄给董桥的信上说：“其实我就是喜欢这种现代与传统结合在一起的地方：有历史的通道．就不会飘浮；有时代的气息，则知道你站在那里了!” 传统的民间文学和新兴的民间文学都是民众所需要的．后者总会或多或少拥有传统的毖础。前者至少能帮民众认识自己的文化身份。 另外．在当今社会步入“技术世界”、信息时代之际，在民众与精英、乡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口头语言与大众传播媒介、迷信与理性、落后与现代等诸多二元对立的冲突交织中．民间文学类型的消长、内容题材的更替、传播途径的变化．都是值得民间文艺学家和民俗学者关注的新问题这些建构民众审美认知方式的民间文学将继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艺术 摘要民间文学艺术是我国重要的知识产权资源。文章着重从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价值分析入手，重点比较分析民间文学艺术的著作权保护模式和单行法保护模式的优劣；在此基础之上，对我国未来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之立法提出了若干具体的建设性意见。这些立法建议对我国未来相应法制之改造及利用民间文学艺术促进民族竞争力的提升等都将有所助益。 关键词民间文学艺术；价值分析；保护模式；制度建议 民间文学艺术(expressionoffolklore)是指“来自于某个群体或者由某个群体的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群体期望的文学或艺术创作，这些文学或艺术创作通过不断模仿、口传心授或其他方式世代相传，并为整个群体所保持和发展，从而成为该群体文化和社会特征的表现形式”。我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民间文学艺术资源原本非常丰富。但是，今天，我国非但没有展现出在民间文学艺术上的国际利益优势，相反，民间文学艺术在我国正呈一种枯萎的态势。个中原因除了经济大潮和全球一体化使文化多样性发展受到严重冲击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缺少一个有效的法律保护机制。尽管1990年《著作权法》首次确认了民间文学艺术享有著作权并受法律保护，具体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是时至今天，这一规定仍未出台，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和利用的进程。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我们十分有必要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问题作一番理论上的探讨，以期将来我国进行相应立法时有所借鉴。 一、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选择分析 民间文学艺术对其创作群体以及国家的重要作用毋庸讳言，这在学术界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即我们不能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不符合现代知识产权客体和主体确定性等特征就拒绝对其给予保护。而这里尚需要我们继续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究竟是基于怎样的价值立场来对民间文学艺术加以保护的?对该问题的回答，不仅关涉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的正当性，同时，它还是我们在众多的保护模式中进行选择的重要理论依据，甚至从更进一层意义上说，它还直接影响着我们构建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机制的具体制度设计。 在该问题上索有这样两种价值主张。一种认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就是在保护人类创作之“源”，民间文学艺术与现代文化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如果人们仅仅注重各种智力创作之“流”的保护，而忽视对它们的“源”关注，则对知识产权保护而言，不能不说就是一个严重的缺陷。而另一种观点则是2002年3月25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政府间委员会关于“知识产权、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的第三次会议中，绝大多数国家所持的一种价值主张。这些国家认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目的主要在于：其一，就是要控制民间文学艺术的公开和使用；其二，就是要激活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价值和财产属性；其三，就是通过保护，激励以传统为基础的创新；其四，就是有效认证民间文学艺术，并确认其归属；最后，即通过保护以有效防止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减损、诋毁和滥用。 笔者认为，不管对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立场有什么样的分歧，以下两点是我们必须牢牢把握的：第一，从国内来看，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主要是为了使我国宝贵的民间文学艺术能够永久地流传、世展下去，而使其不至于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淹埋。这种目的，我们可以从国际文献中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和对其他知识产权的“保护”用语上的差异得到证明。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通常使用的一个词是“conservation”，而对其他知识产权客体的“保护”使用的则是“protec，tion”。这种用语上的差别恰好反映了两者在立法目的上的区别。对传统知识产权的保护，侧重于通过赋予特定主体以财产权利和精神权利，来调动主体的积极性，使更多的科学和文学艺术作品得以不断地涌现出来，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而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则侧重于使客体本身得到存留、维持、传承，不因人们的行为而消亡。我国民间文学艺术资源相当丰富，但由于受到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民间的文学艺术正以可怕的速度在消亡和灭失。因此，我们立法的当务之急是将“保持”视为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最直接的立法目的，鼓励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整理和传承，并以此为中心，构建相应的制度，尤其是确立整理者和传承者的地位和权利。第二，从国际上看，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主要是为了增加我国在国际文化贸易中的砝码，促进我国的文学艺术和相关产业的繁荣和发展，防止其他国家无偿地使用、歪曲、篡改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事实上，广大发展中国家逐步要求加大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力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大量无偿地使用、开发其宝贵的民间文学艺术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两类国家之间利益上的严重不公平。而从发展中国家内部来看，民间文学艺术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也正日益地彰显。据统计，我国的对外贸易中利用民间文学表达形式的纺织品、美术品和其他轻工业产品在我国出口产品的比重越来越大。仅1991年一年我国利用民间文学艺术造型生产之产品出口创汇就是37亿美元。而近年这个数字还在继续上升。因此，在我们进行相关的制度设计的时候，确保我国在国际贸易中能够取得适当的“对价”就成了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时另一十分重要的价值关注点。我们认为，只有牢牢把握了上述两点，我们将来的制度设计才能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导向，也才能使我们的立法在实现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同时又能很好兼顾我国在该问题上的国际利益。 二、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模式选择 前面，我们主要探讨了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价值选择问题。以下我们将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即是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具体模式问题。在该问题上，学者们的主张也是见仁见智。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范式观点：其一就是主张采用著作权法模式进行保护，具体来说就是在著作权法之下由国务院另行制定特别法规的方式加以规定；其二，就是进行特别立法保护，也即确立一个与知识产权体系相关的一个专门部门法来对民间文学艺术加以保护。以下，我们对这两种观点逐一评析。 (一)对采用著作权法保护模式的评析 1、著作权保护模式的肯定主义 主张用著作权法模式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是大多数学者的主张。学者们认为，如果排除作品只能是个人创作这一固有观念，将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理解为集体或群体创作，那么就可以对民间文学作品进行著作权保护。其中的民间故事、诗歌和方言等就类似于口述作品；歌曲和乐曲等音乐表达形式以及舞蹈、游戏和仪式等就类似于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民间建筑与建筑作品，民间雕塑与美术作品都很相似。且在利用著作权法中已有相关原则、制度的基础上，利用著作权法加以保护也许是诸多方式中最为便利的。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中的大部分具有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相类似的特征。比如说它们都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智力创作；都具有独创性、可复制性和非物质性等特征。当然，主张采用版权保护的学者，也是承认民间文学艺术与一般作品的区别，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与版权保护的某些不协调之要求的。但他们认为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调整现行规则予以解决的。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对民间文学艺术版权保护的一些不和谐因素就全盘否定版权保护的合理性，毕竟版权是历经了上百年的考验而成为现今较为系统完善的保护途径，且其丰富的权利机制和制度原理是有很大灵活性的，能够适应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之需要。2、著作权法保护模式的反对主义 鉴于民间文学艺术与文学艺术作品之间的高度契合性，版权法的保护模式的确成了国际社会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最初选择。然而是不是说，用版权模式来对民间文学艺术提供保护时就一定没有任何问题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如果我们仔细加以分析的话，就会发现二者之间实际上是存在着诸多的实质性差异的，而这种差异不但显示出了文学艺术作品与民间文学艺术间的本体性区别，而且该种区别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反对者否定著作权保护模式的致命原因，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著作权法的本质限制性决定了它与民间文学艺术难于融合。我们都知道，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是建立在西方制度基础上的，发达国家一般不赞成将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准用于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三百年历史的知识产权经过不断的发展“已经成为一部服务于现代工业、信息社会的严密的法律机器，其制度上的秉性决定了它不能成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主要手段”。而且，其中的著作权法也不是回答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或传统知识问题的。因此，采用传统知识产权保护并不能实现促进和弘扬民间文学艺术的目的。 其二，著作权法保护单一作者的禀赋也与民间文学艺术不相为谋。著作权法的核心是通过确认智力创作者对其创作成果的控制权，来鼓励和激发个人的创作能力。然而，民间文学艺术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群体性，个体的因素在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流程过程中没有凸现出来。在民间文学艺术中，根本无法找到一个著作权法意义下的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作者。著作权法保护的核心是作者的权利。而民间文学艺术没有明确的作者，那么用著作权法来保护，就会使权利因为没有一个落脚点而落空。著作权法通过激励机制来实现人类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持续繁荣的神圣目的也将因为主体性缺位而变得子虚乌有。 其三，著作权法“独创性”要求也很难与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特征相吻合。“独创性”是作品获得著作权保护的前提。一般认为。“独创性”是指作品应该体现作者的个性，体现作者智力火花的烙印。对独创性的最低要求是作品须由作者独立完成，而不是抄袭的结果。但民间文学艺术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其间，即使某个个体在模仿和传播的时候加入了一些个性化的表达，但这终将因为其慢慢被吸收为民间文学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最终无法分辨出个体的特性。因此，无论从何种视角来看，反对者都认为，利用著作权保护并非是民间文学艺术的最佳保护途径，如果我们执意地要把把民间文化艺术表达的保护糅合到版权的框架下进行的话，其结果就是在破坏了版权自身和谐系统的同时也使民间文学艺术得不到很好的保护，可谓两全而不能齐美，这与人类立法理性是根本背道而驰的。 (二)单行立法模式的分析 从以上对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模式的分析来看，运用著作权法来保护有诸多弊端，因此，我们认为采取特别的单行立法模式较好。因为，从目前国际上的最近发展来看，对民间文学艺术予以著作权之外的“特别权利”保护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示范法条》就是这种发展趋势的产物。但在究竟如何构建这样一个行之有效的规范群上，笔者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建构一个群体“民间文学艺术权”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群体所享有的权利应当是一个具有类似著作权性，但又不完全等同于著作权的权利。在国外，有人提出以“等同(quid－pro－quo)”理论来支持非正规创新者的权利主张。依据这一理论，既然在特定对象上的正规创新者会产生新的知识产权，那么与相关或相似的对象相关的非正规创新就应该导致一种类似权利(cognaterights)的产生。有人将这一权利称为“民间文学艺术权”，并认为“将‘民间文学艺术权’作为特别的和独一无二的而不是类似于著作权的权利或许会更好一些”。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政府问委员会关于“知识产权、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会议的国家也普遍认为民间文学艺术是群体发展、传播、分享的，所以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不能充分地满足传统群体对集体权利或社区权利的需要。虽然，集体创作和集体所有不是所有民间文学艺术的共同的特征，但是成员国仍然已经意识到了建立法律解决措施来满足群体认可的集体权利和集体知识的愿望和需要。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在制定单行法时，可以考虑借鉴这一概念。当然，这一经我们建构起来的民间文学艺术权虽然在性质上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但与传统知识产权相比，它还具有自身的显著特征。即它具有集体性、时间上的永久存续性和不可转让性等特征。而这些特征的存在从根本上说是由民间文学艺术自身客观特性所决定着的。 2、应特别强调公法手段的保护 由于民间文学艺术受群体生存环境的影响甚大，任何群体生存环境改变、生活习俗变迁和传统文化断裂，或者传承人物质生活匮乏、后继乏人和观念改变，都将导致民间文学艺术从活的文化形态褪变为死的文物。因此，保障群体的传统生活状态不遭受破坏性冲击，保障传统来源地的文化生态保持可持续发展，保障传承人的生活水平和精神上的荣誉感，这些除了需要我们从私法的视角加以重视外，它更需要运用公法手段来加以保护和调整。我们可以通过相关的行政主体介入的方式，从公权保障的角度确立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范围、保护方针、物质资料归属等；建立起对外国团体和个人考察、收集民间传统文化资料出境管理制度及相关的保密制度，防止民间文学艺术的流失和毁坏。笔者坚信，在私法和公法的协同保护下，利用两种保护手段的各自优势，我们一定能在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上达到理想的结果，在保持和传承文化的同时也得以很好维护在该问题上的主权利益，为我国在未来的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外国文学论文 一、加深对外国文学中民间文学对作家文学创作影响的认识 自古以来，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民间文学先于作家文学出现。在作家文学出现之前，民间文学的一些体裁形式，诸如神话、传说、歌谣、故事等已经出现。这些体裁类型的作品已经为作家文学的产生做好了内容、体裁、语言等方面的准备。在作家文学出现之后，民间文学又为作家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民间文学成为作家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作家的创作受到民间文学的影响，例如屈原、李白、刘禹锡、鲁迅、郭沫若等。在外国文学中，不少作家也是从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或吸取其题材内容，或受其创作风格、创作方法的影响，或吸取其语言养分，创作出不少优秀的作品。荷马、维吉尔、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莎士比亚、普希金、克雷洛夫、拉封丹、高尔基、泰戈尔等作家，在他们的创作中都深受民间文学的影响。例如，荷马的两大史诗，就是盲诗人荷马根据流传在小亚细亚一带的有关歌颂特洛伊战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一些神话、传说、歌谣进行整理、修订和改编而成的。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荷马史诗只能算是一部民间文学作品。但是，从荷马对作品形成的贡献来看，他把众多的神话、歌谣、传说进行搜集整理，最后按照一定的主题安排情节，剪裁结构，对作品的最终定型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来看，荷马的两大史诗也可以说是一部作家文学作品。在外国文学中，民间文学对作家文学创作的影响主要有几方面的表现： （一）在题材和思想内容上的影响 纵观欧美各国的文学创作，不少作家都从民间文学中吸取题材，创作出传世佳作。这类例子可谓不胜枚举。例如，古希腊三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希腊神话故事。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安徒生童话、王尔德的《快乐王子》、让•拉封丹的寓言、克雷洛夫的寓言、莎士比亚的戏剧《雅典的泰门》、高尔基的《鹰之歌》《伊则吉尔老婆子》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从民间文学中吸取素材营养。正因为如此，这些作品都充满了浓郁的民间文学色彩。有一些民间文学的题材，历经不少作家的引用、整理、再创作，推陈出新，使民间文学的题材和作品中的人物以另一种面目出现，令人耳目一新。例如，在西方文学中，像唐璜、浮士德这些民间传说中的人物，一经作家之手进入文学创作领域，往往会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诗剧《浮士德》是歌德以毕生心血完成的一部杰作，从构思到创作完成，历时六十年之久。作品取材于德国16世纪的民间传说。浮士德是当时一个跑江湖的魔法师，懂得炼金术、星相术、占卜等。他死后，在德国流传许多关于他的传说。1570年开始就已经有人记载这些传说。1587年，德国出版了故事书《约翰•浮士德的一生》，叙述浮士德与魔鬼订立盟约，漫游世界，满足各种欲望，享受各种人间欢乐，最后惨死魔鬼之手的故事。浮士德的形象表现了宗教改革时期资产阶级思想的要求，深受人们欢迎。文艺复兴以来，不断有人用这一传说作为创作题材。歌德在少年时期就看过有关浮士德的木偶戏和故事书。上大学时，有了创作《浮士德》的想法。1773年开始构思，几经中断，几经提笔，创作时间长达六十年，贯穿于歌德的全部写作生涯。《浮士德》以诗剧的形式写成，共分两部。全剧没有首尾连贯的情节，以主人公浮士德的思想发展为线索，写他探索真理的一生。诗剧通过浮士德的一生探索，反映了文艺复兴以来资产阶级进步人士思想探索的历程，也通过他的一生总结了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可以说，民间传说中的浮士德，成就了歌德的不朽巨作《浮士德》。在欧洲文学中，唐璜也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他原本是西班牙民间传说中一个只会追逐女性的好色鬼、登徒子、纨绔子弟、浪荡儿。法国的古典主义喜剧家莫里哀、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都以民间传说中的唐璜作为蓝本，创作出独特的艺术典型。在莫里哀的喜剧《唐璜》（又名《石宴》）中，唐璜是一个贪淫好色的贵族，引诱不少名门闺秀，还要诱骗救了他性命的两个农民的未婚妻。他花天酒地、挥霍无度、寡廉鲜耻，作者借这一人物反映了17世纪法国贵族的经济开始衰落和他们的道德沦丧。拜伦未完成的优秀长篇叙事诗《唐璜》同样也取材于民间传说中的唐璜的故事，被歌德誉为“一部天才无穷的作品”。长诗通过西班牙贵族青年唐璜曲折离奇的冒险故事，展示当时欧洲各国的社会生活和道德风尚。在诗中，唐璜已经不是一个只会追逐女性的花花公子形象，而是一个勇于追求爱情、积极上进、奋发有为的青年。作者赞美了纯洁的爱情和为自由而斗争的英雄气概，抨击统治者的专横、御用文人的无行和商业资本的猖獗，广泛评论了欧洲的社会现象。情节惊险动人，富有吸引力，充满了异国情调。唐璜与少妇的恋情、海上漂流、与少女海甸的田园牧歌式的爱情、海盗劫掠的刀光剑影……离奇惊险，引人入胜。在艺术上也表现得多姿多彩，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二）在艺术形式上的影响 在外国文学中，很多作家学习民间文学，从民间文学的艺术形式中吸取养分，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艺术效果。例如，在借鉴民间文学的结构形式上，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人文主义作家薄伽丘的创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代表作《十日谈》就是模仿了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的框型结构创作而成的。《一千零一夜》又译作《天方夜谭》，是一部流传甚广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它以浓郁的东方情调和瑰丽的传奇色彩受到人们的喜爱，是世界文学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据阿拉伯原文版统计，全书共有大故事134个，每个大故事又包含若干小故事，组成一个庞大的故事群。这部民间故事集以宰相女儿山鲁佐德给国王山鲁亚尔讲故事作为发端，把大大小小不同主题、不同背景、不相关联的故事组织在一个框架中，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十日谈》的开端写10个青年男女，为逃避黑死病在乡下住了十几天，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10天共讲了100个故事（祈祷日不讲故事）。通过这些故事表达了反教会、反禁欲主义的主题。很显然，《十日谈》在结构上效仿了《一千零一夜》，使用框形方式，由一个故事串联出另外一个故事，每十个故事形成一组，由一定的主题来统领。该作品开欧洲近代小说之先河，为不少作家所效仿。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家乔叟也从《十日谈》的框形结构得到启发，写成了《坎特伯雷故事集》，可以说这也是不同国家的作家对《一千零一夜》学习和模仿的连锁效应。在学习民间文学的创作方法上，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家拉伯雷的《巨人传》就运用了民间文学中奇特的想象、夸张的手法。在神话、传说、故事这一类的民间文学作品中，巨人往往就是一种自然力或超自然力的象征，幻想、想象、夸张等都是民间文学惯用的手法。高尔基就曾经指出：“在故事里，人们坐着‘飞毯’在空中飞行，穿着‘千里鞋’走路，用死水和活水向死人洗一下，就会使他复活，一夜之间会把宫殿建好。”［3］《巨人传》中讲到巨人国国王格朗古杰的儿子卡冈都亚从母亲的耳朵里出生后，每天喝一万七千多头牛的奶，穿一万七千多米布做的长袍。体形高大，体魄强健，能文能武，智慧超群。长大游学巴黎，把象征天主教信仰的巴黎圣母院的大钟，取做马铃以为笑乐。为了反击侵略，他随手拔起千年大树作兵器，放一泡马尿淹没无数敌人。作者借助巨人形象，歌颂了新兴的人文主义者反宗教禁欲主义，勇于追求知识，追求理想，追求爱情，具有乐观开朗、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 （三）在语言上的影响 语言是构成文学作品的首要因素。在外国文学中，不少作家在创作时，都有意识地运用民族民间的语言，例如意大利诗人但丁就提倡用本民族的语言进行创作，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家薄伽丘的《十日谈》中就用到很多的意大利的俗语、俚语、谚语。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语言，为各国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无尽的语言宝藏。法国的拉伯雷在《巨人传》中也大量使用了成语、谚语、格言、俚语、俏皮话、双关语等民间语汇，使其作品词汇生动丰富，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二、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资源越来越丰富，知识也在不断地更新，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如何利用较短的时间获取更多的知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困惑。在各种快餐文化、网络文化充斥市场的今天，如何使我们的传统教学发挥更大的潜力，加强学科之间、课程之间的合作，整合资源，探索学科之间的渗透性、互补性教学，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民间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相互渗透性教学，让学生不仅认识到外国文学中有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作品，也深刻领会到民间文学是作家文学的摇篮。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民间文学，都孕育了各自的作家文学。可以说，在民间文学的沃土上，各国各民族的文学创作都开出了灿烂之花、结下了丰厚的硕果。在教学中，利用民间文学知识对外国文学的作家、作品进行鉴赏和评析，加深对外国文学的理解和认识，可以使两门课程都能够学有所长，相得益彰。 作者：刘丽琼 单位：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儿童文学论文 一、从儿童视野出发，为民间文学写导读 导读，顾名思义就是指导阅读，其源于20世纪80年代上海特级教师钱梦龙提出的语文导读教学法:“‘导’，指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指导、引导、辅导、因势利导;‘读’，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的阅读实践。‘导’和‘读’的结合，勾画出语文教学过程中一幅‘师生互动’的图景，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教师滔滔讲授，学生默默聆听’这种单向的‘授—受’格局”［4］。本文所说的导读并非教学方法，而是一种体裁样式，即写于作品后面，指导读者有目的地阅读文章的一段文字，也叫“作品提示”或“阅读提示”、“作品评析”。周作人认为儿童文学:“内容与形式不但多与原始人的文学相似，而且有许多还是原始社会的遗物，常含有野蛮和荒唐的思想”［5］。因此，实践理念下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整合的第一步就是从儿童视野出发，为民间文学写导读。对于导读的写作，钦州学院的做法有三:第一，导作品主题。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一样，内容体现着人们对真、善、美的赞赏与追求，导读作品主题时，应抓住这一点进行分析。如钦州民间童话《金沙奇源》，讲述看牛仔六哥与谭财主丫环三妹遇仙发财，被谭财主陷害的故事。故事主题是好人有好报、坏人受处罚。在写导读时要注意从儿童心理出发，抓住童话的幻想特征，说明六哥与三妹如何遇仙，如何得到金银，又如何被财主陷害，财主如何受到处罚，分析过程中要突出六哥与三妹的善良与勤劳、财主的贪婪与丑陋。通过分析主题，引导儿童做一个善良、勤劳的人。第二，导人物形象。民间文学中的人物大都没有具体名字，但人物的性格特征非常突出，在写导读时应注意把人物的这些性格特征描摹出来。如《傻姑爷》，讲述一个傻姑爷娶了个聪明的老婆，一次岳父过生日，夫妻俩回去拜寿，路上老婆说什么，傻姑爷也跟着说什么。到了岳父家里，大家都想看傻姑爷的笑话。厨子有意看傻姑爷出洋相，给他舀了碗没苡米、没鸡蛋的糖水，也没有给他勺子。傻姑爷把途中跟着老婆学的三句话说出来，居然误打误撞被认为是最有学问的人。在写导读时，要对表现傻姑爷傻样的句子进行分析，通过他的语言、动作、神态等表现出来。第三，导语语言特色。民间文学的语言质朴、生动、简练，易于理解，叙事结构与方式与儿童文学非常相似，在写导读时要把作品的这些语言特点找出来。如钦州儿歌《倒卷珠帘》:“年三十晚月光光，贼上屋顶偷粪缸。盲婆看见惊失魂，聋公听到吓出汗。哑仔大声喊捉贼，跛佬快快走出屋。一抓抓到贼头发，一看原来系和尚”，写导读时应说明这是一首颠倒歌，用了较多的叠词，如“月光光”、“快快”、“一抓抓”等，儿童念这首颠倒歌，不仅接受了一定的思维训练，而且体会到“胡言乱语”的谐趣。从学生所写的导读看，基本都能根据以上步骤来写，但也有“偏题”现象，把导读写成读后感，究其原因就是语言表述上不是“导”，而是“感”，教师要注意引导。 二、把民间文学改编为儿童文学 民间文学属于原生态文学，表现的生活面极为广阔，囊括了劳动人民的思想、观点、道德、习俗、宗教信仰和生产劳动等方面的内容。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拉法格说民间文学是人民灵魂的忠实、率真和自发的表现形式，是人民的知己朋友，也是人民的科学、宗教和天文知识的备忘录。这种包容性使民间文学往往良莠交织，精华和糟粕并存。面对这种情况，钦州学院的做法是:首先对改编的民间文学进行筛选。南京师范大学刘晓东教授认为:“儿童教育，特别是幼小儿童的教材，应当主要以原型和母题为主要内容和永恒不变的内容，这些内容主要集中在神话、童话、传奇、民间故事等原始文学题材中”［6］。因此，改编民间文学，要从儿童的培养教育与审美需求出发，在内容的选择上要符合道德感化、智力开发、美育感染等要求，体裁上可选择有利于儿童健康成长的神话、童话、民间故事等。钦州民间文学有些也属于糟粕，如《好人死得早》、《懒人福》、《驼背娶亲》等，改编时要舍弃。其次，理清主要情节、明确线索。作为口传文学，民间文学大多描述故事轮廓，由于集体创作、世代传承的特点，很多作品在流传过程中，增加了讲述者的创造而横添了枝叶，使民间文学作品情节杂乱无序，甚至故事杂糅。因此，改编时要理清主要情节、明确线索。对只有简约故事轮廓的民间文学作品，应从故事讲述的需要出发，按情节发展的规律展开合理想象，进行情节和细节的补充和丰富，变概括的故事梗概为具体而有变化的故事情节。而对情节繁芜的作品，则应删繁就简，以故事的完整性、变化性和丰富性为核心，大胆剔除与故事无关或关系不大的旁枝末节，从而变芜杂为明晰，使情节具体生动。如钦州幻想故事《鞋沓鱼的嘴为何歪》，用了很长的篇幅讲述小白鱼骗鲸鱼的过程，而主要角色鞋沓鱼嘴变歪的过程只用几句话就讲述完毕，与题意相差甚远，改编时删减小白鱼骗鲸鱼的情节，增加鞋沓鱼嘴变歪的情节，突出主要情节。第三，规范语言。民间文学以口头讲述为主要传播方式，在传播过程中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在口语化的表述中不自觉地注入了方言或习惯语，印上了明显的民族性、地域性色彩。对于儿童来说，文学的接受过程也是一个学习语言的过程，语言的规范与否直接影响他们对作品的理解，以及对语言的运用。因此，对民间文学的改编，必须规范语言，要注意对话语方式的运用，消除方言，以文学口语为故事的叙事手段;对句式结构的安排，要多用短句、简单句，少用长句、复句或复杂句式;对语汇词汇的使用，要多用实词、浅词，少用虚词、深词，不用生僻词。如改编钦州生活故事《三太公请客》，这是一则吝啬鬼的故事，有太多的方言俗语，改编时要注意把方言改为普通口语，如把俗语“赖账是乌龟野仔”改为“赖账就是王八蛋”，方言“得”改为“行”或“可以”，“为内”改为“好友”，“东看看，西瞄瞄”改为“东看西看”，“头壳”改为“脑袋”，等等。在叙述方式上，把文中过多的对话改为叙述性语言，突出主要情节。 三、在儿童文学课堂开展感受 民间文学魅力的专题活动德国教育大师斯普朗格认为“教育的任务就是传递文化，体验文化价值，并培养能创造文化价值和人格。”儿童文学课程的开设对象是学前与小教专业的学生，他们是未来的幼儿园、小学教师，地方文化的传承很大程度依赖于他们。地方文化的很多内容都体现于民间文学，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又有着天然的联系性，因此，把民间文学内化到儿童文学课程中便成为两者的最佳结合。所谓“知识内化就是把教材中的外部知识经过学生的认知活动重新组合转变成其内部的知识，也就是使教材新知识与学生主体认知结构中原有知识建立内在联系，形成其新的认知结构”［7］。 (一)角色扮演 社会心理学认为“每个人在社会中都要扮演一定的角色，它是一个社会成员的思想、情感、行为和责任的集中体现，反映个体与自己、周围人群和客观事物之间发生作用时独特和一贯的行为方式”［8］。角色扮演的教学模式是心理学家谢夫倡导的一种以社会互动理论为指导的教学模式。概括地说，就是让学生表演问题情境，然后讨论表演，借此引导学生共同探讨情感、态度、价值、人际关系和解决问题的策略，并且形成处理这些情境的恰当方法。民间文学作品以角色表演教学，可以加深学生对内容情节的记忆与理解。但并非所有的民间文学都适合表演，只有那些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突出的民间文学才适合表演，因为“圆滑的故事性，具体的行动性，人物性格的明确性。并且使事件具体的展开，把原因、结果交待清楚，然后加上简洁一贯的架构，动听的音乐和富有韵律感的台词，就可以达到理想的境界了”［9］。在进行角色扮演时，钦州学院的做法体现如下:第一，创设情境。创设情境是角色扮演的起点，也是表演取得成功的保证。创设情境最重要的就是情境介绍，把故事发生的环境最一个简要介绍，人物的动作、神态要符合故事的发展。第二，分配角色任务。要根据学生的参与热情、表演能力进行挑选“演员”，不能敷衍了事，因为表演效果会影响接下来的分析与讨论。第三，确定表演框架。确定人选后，学生形成“演员”小组进行讨论，筹划表演内容，确定角色的台词，教师要动员其他同学帮助他们准备表演所需的场景、道具等。第四，训练“观众”。在角色扮演中让不参加表演的学生进入状态，也是一项不容忽视的任务。要引导与培训他们与“演员”互动，并布置一些观察性的问题，如角色表演是否真实?情节发展是否合理?有没有更好的选择?等等。只有大家都进入情境，才能营造出一种活跃的气氛，获得真实的体验。第五，进行角色扮演。这是表演的核心环节，“演员”按照计划进行表演，教师在观看的过程中切忌苛求完美。由于心情的紧张或产生新的想法，学生在表演过程中发生忘词或改台词的现象实属正常，教师应给适当鼓励。第六，组织学生进行评议。由于对故事情节的理解不一，学生对角色的行为取向有差异，教师要分析表演的真实性与合理性，深入挖掘表演的内涵，将评价集中在角色所作的决定上。 (二)游戏活动 《中国大百科全书》认为:“游戏是儿童的主要活动形式，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儿童在游戏中反映着周围的现实生活，通过游戏体验着周围人们的劳动、生活和道德面貌，同时也理解、体验着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游戏是实现儿童与周围现实联系的特殊形式、特殊活动”［10］。游戏具有灵活性、积极情感、非精确性、内部机动性等特点［11］，在儿童文学课堂上以游戏形式感知民间文学，可以调动学生的参与兴趣，使学习者主动探求知识。学生在游戏过程中不仅体验到民间文学的魅力，而且有重拾童年时光的感觉，身心得到娱悦。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钦州学院归纳出民间文学设计形式的两大原则:第一，娱乐性与认知性相结合。给游戏者带来情感的娱悦是游戏的基本特征，并不是目的本身，对民间文学的认知才是游戏的目的。只有将民间文学转化为游戏内容，才能让学生在获得游戏体验的同时也获得对民间文学的认知。如钦州儿歌《打叉叉》:“打叉叉，卖咸虾。咸虾臭，留俾阿侬送宴昼”，进行游戏时教师在前面进行操作示范，学生跟随教师一起游戏，游戏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思考:这则儿歌反映钦州的哪些生活习俗?体现什么样的语言文化?边游戏边思考，学生很容易了解这首儿歌的文化内涵。第二，自由选择和全面参与相结合。“自由在何处止步或被限定，游戏便在那里终结”［12］。有自由选择的情感是游戏的心理学基础，因此，是否参与游戏应根据学生的意愿来决定。但并非放任自流，而是在指定的游戏中学生有选择的自由，但在一些团队游戏中，则要求全体学生参与。如要让学生了解钦州文学中的传说人物，如刘永福、冯子材、冯敏昌等，设置为“你说我猜”的游戏，第一环节可采取自愿报名的形式来决定游戏者。开始游戏时，“说”者只能说与人物有关的事迹，但不能点出他的姓名，“猜”者根据所说的事来判断。第二环节则采用团队合作的形式。按自愿组合原则组成几个团队，团队成员排成纵队，主持人把写有人名的卡片给纵队的最后一位成员看，要求他用动作把所猜的人名告诉相邻的队员，相邻的队员再把他的理解示范给下一位队员，最后由第一位队员猜。误解与错解使这个游戏妙趣横生，使学生轻松学会描述人物就是要抓住人物的典型特征来显示谜底的方法。 (三)举办故事会 中山大学教授高小康认为“人是讲故事的动物”［13］，故事不仅对儿童，而且对整个人类文化都有极为重要、不可或缺的价值。美国心理学家布鲁诺就认为，我们用逻辑和抽象的规则来认识物理的世界，用故事来认识人文的世界。讲故事无论是东方或西方都是古已有之。对于儿童来说，喜爱故事、热衷于了解故事情节是其阅读的天性。现代儿童文学诞生之前，儿童就是凭借着对故事的直觉与喜爱，从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中选择具有浓郁故事性的作品作为自己的读物。因此，举办民间文学的专题故事会，不仅是学生未来工作的需求，也是学生了解民间文学的重要途径。那么，如何讲好民间文学里的故事呢?钦州学院的做法如下:第一，整理加工，规范文稿。民间文学诞生之初并不是为了娱乐或教育儿童，而是为了在神秘的自然力量之前，建立人际间的公众纽带。但其内容体现着对真、善、美的追求与赞赏，与儿童文学培养目标一致，且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在思维与语言上也有相似之处。但民间文学在传播过程中受地域文化的影响，有很多方言俚语夹杂其中，增加了阅读的难度。因此，在讲述中应注意把这些方言俚语变为简单易懂的口语，如钦州民间故事中的“重耷耷”改为“沉甸甸”，“一轮火”改为“一古脑儿”，“五泪耙沙”改为“眼鼻嘴都流出泪水”，等等。第二，语音造形，塑造形象。所谓语音造形就是通过讲故事者富有角色感的声音来塑造角色的性格，这就要求讲述者通过情节揣摩角色，做到同一句话不同的角色有不同讲述，使听众闻声知人。如《想成龙的扁蟹》这个故事，讲述了扁蟹跳龙门的过程，有扁蟹、红鲤、海龟三个角色。刚开始扁蟹对跳龙门抱以极大的热情，声音应急促、高昂，充满激情。红鲤对跳龙门不感兴趣，只顾着去找朋友，声音应急燥、不耐烦。海龟跳龙门五百次都没过，对龙门已失去兴趣，声音应低沉、无耐，有沧桑之感。在叙述性语言与角色语言之间要注意“变口”，如扁蟹第一次没跳过龙门，却摔得浑身发疼，正在大口喘气的时候，看到一条鲤鱼从远远的地方飞快地游过来，然后哧溜一声，向龙门飞去。这给扁蟹极大的启示:“我真笨，怎么没想到要助跑呢?这样一跃就过了嘛。”在讲述这段的时候要注意“变口”:叙述语言要平实自然，扁蟹的语言则要显示出懊恼之感，不能混淆。第三，讲演结合。讲故事时为了生动形象，要有姿态、动作、表情等辅助，才能讲得生动有趣、引人入胜。一般来说，讲故事都是站姿，除了故事情节的弯腰、侧身外，脚步也要适当移动，如向左或向右移动45度来表现人物对话。动作要掌握用上区(肩以上)表示积极情感，中区(肩至腰)表示中性情感，下区(腰以下)表示消极情感。眼神和面部要表情根据情节与角色变换而变化。如《三个滑贼》有三个角色:比油滑、滑过油、跌落油缸不沾油，讲述者以自然姿态站立，当讲述到三个贼对话时，以自然站立姿态表演比油滑，向左与向右移动45度表演滑过油与跌落油缸不沾油。讲述到比油滑与滑过油吊箱子上来时要以半蹲之态，咬紧牙关往上拉绳子。箱子拉上来后要把两人决定独吞的神情表现出来，可通过眼神与手势表现两人的决定。最后，跌落油缸不沾油把比油滑与滑过油吓跑后的得意之态要夸张地表演。这样，通过姿态、动作与神情把这个故事展现出来。总之，实践理念下把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课程整合起来，可以使民间文学的传承更为深远，得到越来越多人的理解与接受，儿童文学的实践性特征也将得到更充分的体现。 作者：黎爱群 单位：钦州学院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幼儿教育培养思路 一、培养幼儿对民间文学的兴趣，帮助幼儿从中获得愉快的情感体验 我国民间故事以它神奇的想象和引人入胜的情节吸引着每一个孩子，幼儿对文学作品表现出的兴趣和态度是十分重要的。它是一切审美心理活动的开端，如何将幼儿引入对民间文学学习的意境，使之产生学习的愿望呢？1.根据作品所表达的内容、情感，设计引导语及不同的情境，激发幼儿对民间文学的兴趣。例如，学习民间故事——《兔子三瓣嘴》时，我们设计的指导语是：“老师请来了一位小客人，这位小客人是谁呢？请小朋友闭上眼睛，客人马上出来了。”出示标本小兔子，可爱的小兔子一下子吸引了幼儿，自然也产生了想认识和了解它的愿望。接着利用观察感知法、讲述学习法，讲故事，丰富词汇，理解故事内容。孩子们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积极的态度，情绪高涨，听得非常认真。设计引导语，要注意结合幼儿年龄特点，语言生动形象，简单明了，努力做到为幼儿创造一个轻松、愉快的语言氛围，激发幼儿对民间文学的兴趣，这样能收到好的效果。2.根据幼儿年龄特点及实际情况，设计适合幼儿的民间文学教育活动，让幼儿始终保持兴奋的状态。根据幼儿活泼好动、注意力不易集中的年龄特点，在民间文学教学活动中，我们利用生动有趣的语言引导、实物引导、图画引入法等引出主题，利用不同的电化教学手段、教具的辅助讲述故事，最后在游戏中巩固练习、进行品德教育等几部分教学构成，在欣赏故事时，让幼儿感受故事的形式美、结构美，培养幼儿对故事的节奏、音韵及表现手法的敏感性。这种教学方法使幼儿在民间文学的学习过程中始终保持兴奋的状态。 二、组织形式多样的教学游戏活动，帮助幼儿体验不同的情感 游戏作为幼儿的主导活动，不仅是智力、创造力、交往能力和活泼开朗性格的发展，同事也为审美感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游戏活动是开展民间文学教育活动的关键。结合民间文学内容设计不同形式的教学游戏活动，帮助幼儿产生与作品情感一致的情绪体验或在游戏中宣泄自己的情感，可以满足幼儿不同情感的需要。以民间传说故事《聪明的阿凡提》一课为例，作品表现的是幽默、聪明、善良的情感。这个民间传说故事适合表演。我们组织幼儿玩“故事表演游戏”，边讲述故事内容边表演，调动了幼儿多种感官去体验幽默、聪明、善良。当幼儿听到故事中，皇帝要杀阿凡提时，孩子们都非常恨皇帝，同时也为阿凡提捏了一把汗。当皇帝对阿凡提说：“你千万别死啊！你顶好再活一万年我给你许许多多金银财宝。”孩子们高兴得大笑起来。他们已完全沉浸在作品的意境之中，产生了身临其境的感受。审美情感经常是在联想和想象中向两方面转移，情感由客体向主体转移，称为情感移入；主体情感情绪投射倾注于客体，使审美对象具有自己相通的情感，称之为情感移出。“移情”现象说明幼儿在审美活动中可以被主体情感所感化，同时也使自己情感得到宣泄。我们结合教材，组织多种形式的教学游戏活动，均注意在游戏中渗透情感教育。如在学习民间童话——《花边姐姐》故事后，我们设计了一个智力游戏：“看谁说得对”，将童话中的公鸡、小龙等画在白纸上，贴在活动室里。用形象生动的语言激励幼儿参与游戏，请幼儿讲述公鸡、小龙等是怎样变活的。孩子们完全沉浸在游戏的情景之中，忘记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约束，完全按自己的意境、自由发挥、宣泄扩张自己的情感，从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满足。 三、引导幼儿从对作品情节及人物的情感意识中，学会做人的哲理，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的发展 情感教育是做人的基础，也是人的社会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民间文学无论是诗的意境，故事的主题和寓言的寓意，都是向真、善、美的方向引导和影响幼儿。我们注重通过民间文学教育，引导幼儿从对作品情节及人物的情感意识中，学会做人的哲理。一是培养幼儿克服困难的勇气。有一名幼儿，从小比较娇惯。有一次手被玩具划破一点点皮，就大呼小叫的，吵着去医院。教师看伤处没什么大问题，简单地给他处置了一下。可他却害怕得不得了，哭了大半天。后来，我们在学习神话故事《精卫填海》时，重点对他进行了启发教育，教育他向海力布学习，做个勇敢的孩子。二是教育幼儿要热爱学习，树立远大的志向。当孩子们讲述民间故事《岳飞勤学》后，教师积极引导幼儿向故事中的人物学习，并以他为榜样，引导幼儿要多读书，从小就树立远大的志向，长大了为国家做贡献。使幼儿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了品德的培养和情操的陶冶。幼儿良好的情感发展，是推动他们走成长之路的强大动力。它能改善幼儿心理活动，增强道德和智力活动效果及影响幼儿的个性形成。在民间文学教育活动中，发展幼儿审美情感，使幼儿接受良好的情感教育，有助于幼儿身心全面和谐的发展。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幼儿情感教学分析 一、培养幼儿对民间文学的兴趣，帮助幼儿从中获得愉快的情感体验 我国民间故事以它神奇的想象和引人入胜的情节吸引着每一个孩子，幼儿对文学作品表现出的兴趣和态度是十分重要的。它是一切审美心理活动的开端，如何将幼儿引入对民间文学学习的意境，使之产生学习的愿望呢？ 1.根据作品所表达的内容、情感，设计引导语及不同的情境，激发幼儿对民间文学的兴趣。例如，学习民间故事——《兔子三瓣嘴》时，我们设计的指导语是：“老师请来了一位小客人，这位小客人是谁呢？请小朋友闭上眼睛，客人马上出来了。”出示标本小兔子，可爱的小兔子一下子吸引了幼儿，自然也产生了想认识和了解它的愿望。接着利用观察感知法、讲述学习法，讲故事，丰富词汇，理解故事内容。孩子们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积极的态度，情绪高涨，听得非常认真。设计引导语，要注意结合幼儿年龄特点，语言生动形象，简单明了，努力做到为幼儿创造一个轻松、愉快的语言氛围，激发幼儿对民间文学的兴趣，这样能收到好的效果。 2.根据幼儿年龄特点及实际情况，设计适合幼儿的民间文学教育活动，让幼儿始终保持兴奋的状态。根据幼儿活泼好动、注意力不易集中的年龄特点，在民间文学教学活动中，我们利用生动有趣的语言引导、实物引导、图画引入法等引出主题，利用不同的电化教学手段、教具的辅助讲述故事，最后在游戏中巩固练习、进行品德教育等几部分教学构成，在欣赏故事时，让幼儿感受故事的形式美、结构美，培养幼儿对故事的节奏、音韵及表现手法的敏感性。这种教学方法使幼儿在民间文学的学习过程中始终保持兴奋的状态。 二、组织形式多样的教学游戏活动，帮助幼儿体验不同的情感 游戏作为幼儿的主导活动，不仅是智力、创造力、交往能力和活泼开朗性格的发展，同事也为审美感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游戏活动是开展民间文学教育活动的关键。结合民间文学内容设计不同形式的教学游戏活动，帮助幼儿产生与作品情感一致的情绪体验或在游戏中宣泄自己的情感，可以满足幼儿不同情感的需要。以民间传说故事《聪明的阿凡提》一课为例，作品表现的是幽默、聪明、善良的情感。这个民间传说故事适合表演。我们组织幼儿玩“故事表演游戏”，边讲述故事内容边表演，调动了幼儿多种感官去体验幽默、聪明、善良。当幼儿听到故事中，皇帝要杀阿凡提时，孩子们都非常恨皇帝，同时也为阿凡提捏了一把汗。当皇帝对阿凡提说：“你千万别死啊！你顶好再活一万年我给你许许多多金银财宝。”孩子们高兴得大笑起来。他们已完全沉浸在作品的意境之中，产生了身临其境的感受。审美情感经常是在联想和想象中向两方面转移，情感由客体向主体转移，称为情感移入；主体情感情绪投射倾注于客体，使审美对象具有自己相通的情感，称之为情感移出。“移情”现象说明幼儿在审美活动中可以被主体情感所感化，同时也使自己情感得到宣泄。我们结合教材，组织多种形式的教学游戏活动，均注意在游戏中渗透情感教育。如在学习民间童话——《花边姐姐》故事后，我们设计了一个智力游戏：“看谁说得对”，将童话中的公鸡、小龙等画在白纸上，贴在活动室里。用形象生动的语言激励幼儿参与游戏，请幼儿讲述公鸡、小龙等是怎样变活的。孩子们完全沉浸在游戏的情景之中，忘记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约束，完全按自己的意境、自由发挥、宣泄扩张自己的情感，从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满足。 三、引导幼儿从对作品情节及人物的情感意识中，学会做人的哲理，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的发展 情感教育是做人的基础，也是人的社会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民间文学无论是诗的意境，故事的主题和寓言的寓意，都是向真、善、美的方向引导和影响幼儿。我们注重通过民间文学教育，引导幼儿从对作品情节及人物的情感意识中，学会做人的哲理。一是培养幼儿克服困难的勇气。有一名幼儿，从小比较娇惯。有一次手被玩具划破一点点皮，就大呼小叫的，吵着去医院。教师看伤处没什么大问题，简单地给他处置了一下。可他却害怕得不得了，哭了大半天。后来，我们在学习神话故事《精卫填海》时，重点对他进行了启发教育，教育他向海力布学习，做个勇敢的孩子。二是教育幼儿要热爱学习，树立远大的志向。当孩子们讲述民间故事《岳飞勤学》后，教师积极引导幼儿向故事中的人物学习，并以他为榜样，引导幼儿要多读书，从小就树立远大的志向，长大了为国家做贡献。使幼儿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了品德的培养和情操的陶冶。幼儿良好的情感发展，是推动他们走成长之路的强大动力。它能改善幼儿心理活动，增强道德和智力活动效果及影响幼儿的个性形成。在民间文学教育活动中，发展幼儿审美情感，使幼儿接受良好的情感教育，有助于幼儿身心全面和谐的发展。 民间文学论文:旅游文化下的民间文学 一、唱哈的借用 京族的歌曲曲调繁多，有海歌、小调、舞歌、祭祀歌等，共30多种。据京族哈妹苏海珍介绍，在哈节的仪式上，哈妹以京语歌唱，唱词包罗万象，有向神灵为京族百姓祈福的，如《向神求财又求子》、《人人都平安长寿》、《敬神乐鼓》、《出入亭门迎五福》、《村民年年求富贵》等；有颂扬美好姻缘的，如《谁送姻缘到村来》、《真正姻缘难解散》等；有感念父兄恩情的，如《父母育儿情意重》、《父辈栽树儿乘凉》、《父母话儿记在心》、《同结日月义同天》等；有关于中国历史人物的唱词，如《一统山河刘伯温》；有歌颂对美好生活的，如《美好生活全靠党》、《美好生活人追求》；有关于哈节的唱词，如《一年一度庆哈节》、《建设雄伟新哈亭》、《哈节回家来助兴》、《哈节祝词》等；有关于智慧锦囊的唱词，如《有益寄语牢记心》、《不靠天地靠自己》、《让后代人永铭记》、《积善奉善》等。哈妹苏海珍认为唱哈不仅能让更多的人知道京族，更能让京族的民族文化艺术传播得更远。 二、文化语境中广西京族民间文学 民间文学不是纯文学，其与人们的生活状态息息相关，反映人们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情趣，是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诚如法拉格所说：“民间文学是人民灵魂的忠实、率直和自发的表现形式；是人民的知心朋友，人民向他倾吐悲欢苦乐的情怀；也是人民的科学、宗教和天文知识的备忘录。”②透过民间文学，可以寻找到京族人的思想感情、风俗习惯、语言特点和历史故事。 （一）服饰文化 京族的服饰沿袭了越南京族传统服饰的特色。1945年的《防城县志》中记载：“安南（即现在的越南）人的服饰，男衫长过膝，窄袖袒胸，腰间束带；女衫长不遮臀，裤阔……”③京族民间文学《米碎姐和糠妹》中，后母虐待米碎姐，母亲化鸟护女，天子在哈亭选美，米碎姐正是穿着鸟儿提供的绸衣和花鞋赶到哈亭和天子对歌。故事中的绸衣正是京族的传统服饰。目前，京族人的服饰已和汉族日趋相同，只有在参加节日庆典时才着传统服饰，即奥黛（AoDai）。京族的服饰透露出浓浓的异国风情，在哈节时，京族人往往着盛装前往海边迎神，令人驻足观望。 （二）歌舞文化 京族人民在哈节时载歌载舞，通宵达旦。从迎神到祭神、乡饮，再到送神，“哈妹”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祭神中，需要由六个或者八个“哈妹”进香，并跳进香舞，还要齐唱《神灵灵》。之后跳天灯，即哈妹需在头顶上放置一个倒置的大碗，碗上叠碟，碟上点上三支蜡烛。向神明敬灯时，她们需要不停地前后走动，按逆时针方向绕圈，左右换位。这时，亦需要唱起敬灯歌。乡饮和“听哈”是哈节的重头戏。歌曲的内容主要为民间传说、汉文古典诗词、哲理佳话和爱情故事、道德观念，以颂扬海神和祖先，祈求人畜兴旺，对族人进行道德规范教育。在送神中，“哈妹”则跳起有浓厚宗教意味的“花棍舞”，舞者两手各持一根花棍，频频将花棍转动于身体的上下前后，向东南西北各舞一次。“花棍舞”的动作繁多，或以两棍相互敲击，或不断转动花棍。哈节中多种多样的歌舞仪式不仅让外族人大开眼界，了解京族的民族文化，而且对京族民族歌谣和舞蹈的传承大有裨益。 （三）海洋文化 京族长期临海而居，以打鱼、养殖和加工渔业为业，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孕育了独特的海洋文化。在京族的民间故事中，有关很多大海里的海神和动植物神化的故事，如动植物的故事和寓言有《海龙王开大会》和《海白鳝和长颈鹤》、《山揽探海》等；反映世态人情的动物故事《白牛鱼的故事》、《鲎的故事》；京族三岛来历的传说和寓言故事有《三岛传说》、《日月分道》；海神传说如《镇海大王》和《珠子降龙》等；关于京族传统乐器———独弦琴的众多传说中，有其中一个传说是独弦琴是龙宫传来的宝物。除了民间故事外，京族有很多的歌谣与大海有关，如《出海歌》、《摇船曲》、《问明月》、《思乡情》、《海上钱银取不尽》等；甚至于京族的儿歌中也有很多题材是与大海有关的，如《螺儿甜》、《七月思》；京族亦有很多谚语与大海有关，常见的如“近山知鸟性，近海识鱼情”、“潮退不留鱼，光阴不等人“等。 （四）崇拜文化 京族人的信仰体系主要受到越南京族人的影响和汉族人的影响。京族人崇拜祖先，崇拜自然，并相信神灵的存在，因此在京族人的崇拜信仰中，道教、佛教和巫教交错，其中以道教为主。京族民间信仰的主体为：祖先、镇海大王、海公、海婆（围红公主、围珠公主、水晶公主、海底公主）和龙皇天子、水口大王、观音、伏波将军。从中可见，海神崇拜在京族民间信仰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与京族临海而居而形成的海洋文化有关。其中，镇海大王被京族人尊崇为众神之首，京族人将其牌位放置在哈亭的中央，哈节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将镇海大王从海边迎回哈亭供京族人祭拜。此外，京族在外出打鱼前，总要祭拜镇海大王，祈求出海平安，鱼虾满仓。本文来自于《安徽文学》杂志。安徽文学杂志简介详见 三、结语 在哈节中，京族民间文学经过改编，结合独弦琴和唱哈曲调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众人面前。从对京族本地人的调查问卷中可以看出，在参与调查的200人中，知道十个以上京族民间文学的有156人，通过学校教育的占了21%，祖辈的口耳相传的占了56%，参与京族民间活动的占了29%，其中年龄在50岁以上的人占了总数的40%。在200人中，参加过哈节的有178人，周末看电视台娱乐节目的有186人。在对前往京族地区旅游游客的调查中，调查人数为100人，其中对民间故事略为了解的为56人，了解的渠道是导游的讲述和通过参加哈节；参加哈节的人数为93人，参加哈节却不了解京族民间故事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语音障碍所导致的。在上述的两种调查中，90%的人知道“天天向上”、“快乐大本营”、“非诚勿扰”、“中国好声音”等节目。无疑，随着人们娱乐方式的多样化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口耳朵相传的传统方式传承的民间文学保护和传承工作阻力很大，但旅游活动对于人们了解京族民间故事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此外，京族民间文学中所传递的民间文化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并认识京族。虽然，目前针对京族民间文学的旅游开发还不多，但是哈节确实能让游客接触到部分京族民间文学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民间文学传承的空间，成为传播京族民间文学的新媒介。 作者：莫明星 李兴 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京族学校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与影视开发综述 一、青岛民间文学影视开发与青岛影视产业 影视作品是城市文化的极好载体。很多城市知名度的提高都得益于影视作品。如电视剧《上海滩》与上海，电影《唐山大地震》与唐山，动画《水漫金山》与镇江等。就青岛影视产业发展而言，已出品了不少以青岛历史为题材具有浓郁青岛特色的影视作品，如《青岛之恋》、《青岛往事》、《跑马场》、《风雨劈柴院》等。尤其是2009年4月青岛市委宣传部与青岛凤凰世纪传媒有限公司、北京九州同映国产电影院线公司联合拍摄的公益电影《寻找微尘》取得令世人瞩目的骄人成绩。影视动漫作品则有登陆央视的青岛本土动画《小牛向前冲》。这些影视作品对打造青岛城市文化品牌，促进青岛影视文化产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相对而言，从青岛文学尤其是民间文学中取材的青岛影视作品却很少见。目前较有代表性的影视动漫是根据城阳区民间文学作品《童恢传说》改编而成的《不其清官童公传》。中国影视作品历来承继着从民间文学中汲取丰富题材资源与艺术灵感的良好传统。中国著名的民间文学作品几乎都进行了成功的影视改编。如中国四大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白蛇传说》、《牛郎织女》等都被高频率改编成影视作品。鉴于此，笔者认为，青岛在打造影视之都的当下，在发展影视文化产业的过程中，既可以从青岛历史中选材，如电视剧《青岛往事》，也可以从青岛民间文学中寻找灵感，将青岛民间文学中较为优秀的代表性作品进行影视开发，制作成影视动漫作品。或者在制作影视作品的同时，创造性采用青岛民间文学元素，融入到影视作品当中。以电影《红高粱》为例，《红高粱》取得的辉煌成就与其成功运用民间文学元素不无关系，如民间故事叙述方式、民歌、民谣、俚语、谚语等都为影片《红高粱》增色不少。［3］这对青岛民间文学的影视改编无疑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青岛民间文学的影视开发一方面对青岛民间文学与文化起到宣扬作用，一方面对打造青岛影视文化品牌，提升城市文化内涵起到很好的作用。与此同时，青岛有着良好的影视资源，作为影视剧组的天然摄影棚，青岛接纳了大量影视作品到青岛取景，如《恋之风景》、《美人依旧》、《盛夏晚晴天》、《海洋天堂》、《珠光宝气》等。青岛的都市丽景在这些影视作品中一一闪现，营造了独特的影像青岛的奇特景观。而青岛籍当红明星众多，如唐国强、林永健、黄渤、黄晓明、陈好、朱媛媛、白百合等。他们共同构筑了青岛影视产业的宝贵资源。比如，在著名公益电影《寻找微尘》中，有45位青岛籍演员同时出演，共同演绎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其他还有电视剧《青岛往事》邀请黄渤、林永健主演，《青岛之恋》则由黄晓明主演。 二、青岛民间文学影视开发的途径探析 1．与地方高校联手，制作青岛地域特色影视动漫作品在对青岛民间文学进行影视开发时，可与青岛地方高校联手，制作出具有浓郁青岛特色的影视动漫作品。地方高校在地域文化保护与传播、影视动漫产业发展过程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比如具有浓郁东北特色的《白山神》就是由东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等单位联合创作的。闽北首部原创动画片作品《大红袍传说》、《大王玉女之传说》则由福建武夷学院艺术系动漫专业师生挖掘武夷山本土文化，根据地方民间故事“大红袍的传说”和“大王玉女之传说”改编而成。具体到青岛动漫，目前很多青岛高校都设立了影视动漫专业，如中国海洋大学、青岛科技大学和青岛农业大学等，在这三所学校分别设立动漫文学创作中心、动漫科技研发中心和动漫培训中心。还有像北京电影学院现代创意媒体学院、青岛上海戏剧学院艺术学校落户青岛，以及中国动漫集团文化产业、中国传媒大学落户青岛开发区，华强科技文化产业园和中视动漫城落户城阳区都将对青岛影视动漫产业发展起到很好推动作用。目前正在制作的动画电影《崂山道士》就由青岛数码动漫研究院等共同打造完成。青岛数码动漫研究院由青岛农业大学牵头，联合中国海洋大学、青岛大学、山东科技大学、青岛理工大学等高校共同组建。 2．与知名导演、影视制作公司、动漫企业联手，制作青岛地域特色影视动漫作品 地方政府参与影视制作早有成功先例。动漫作品在传播地域文化方面占据先天优势。地方政府在宣扬与保护地域文化过程中，如能巧妙借助动漫艺术形式，往往会取得很好的艺术与社会效果。如中国第一部体现中华传统武侠的动画作品《虹猫蓝兔奇侠传》就是由张家界和宏梦卡通联手制作完成的精品，该剧的故事背景发生在风景秀丽的张家界。观众在收看《虹猫蓝兔奇侠传》之后，对张家界的山水风光都会留下深刻印象。再比如52集动画连续剧《盘瓠与辛女传奇》是由泸溪县政府与长沙殷氏卡通制作有限公司合作拍摄。2010年《盘瓠传说》已被列入国家级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名录，泸溪县政府为保护与传扬盘瓠与辛女古老的传奇故事和泸溪悠久的历史文化，借助现代动漫艺术形式，制作出专题画册、电视专题片、主题歌曲等，取得很好的宣传与保护效果。这种开发方式对青岛民间文学的影视开发无疑有着较高的参考价值。在电影领域，有唐山市政府入股6000万，参与制作冯小刚的电影《唐山大地震》。在电视剧领域，则有福建莆田政府参与大型神话剧《妈祖》的制作。具体到青岛，青岛地方政府已经有成功的合作案例，如著名公益电影《寻找微尘》由青岛市委宣传部与青岛凤凰世纪传媒有限公司等合作完成。而反映青岛历史上第一代青岛移民的创业之路的电视剧《青岛往事》也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汇集了鲁剧创作精英，力图打造反映青岛历史与文化的艺术精品。 3．青岛名山民间文学与青岛影视产业开发 从青岛名山文化入手，选取与青岛名山文化相关的民间文学作品进行改编。具体到青岛名山文化，可以借鉴泰山文化的影视开发。根据泰山文化、泰山民间传说等创作完成的大型动画片《泰山》已于今年三月份在山东电视综艺频道首播。该片“意在用大型动漫系列片的形式，将泰山的景致和泰山文化做一个全方位、多角度的呈现，影片把泰山文化中传播广泛的历史典故、民间传说和相关史料，用动画艺术形式进行全新的演绎。”［4］相关影视动漫作品还有《泰山石敢当》等。青岛市内名山林立，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崂山，其次还有青岛市区的信号山、浮山、信号山、太平山、观象山、小鱼山，青岛郊区的山如即墨的马山，平度市区的大泽山，黄岛区的大小珠山，胶州市区的艾山，莱西市区的大青山等。纵观青岛市境内的名山发展历史，会发现几乎每一座名山历史积淀甚厚，有无数动人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名人佚闻或遗迹。比如平度大泽山与大泽山民间故事，胶南大珠山与大珠山民间传说，胶南琅琊台与徐福传说，即墨驯虎山与童恢驯虎传说，即墨小龙山与秃尾巴老李的传说，即墨灵山与灵山老母的传说，胶州艾山与石耳争奇的传说等。以即墨马山为例，翻开即墨民间故事，会发现其中有很多关于马山的民间传说，在这些神奇的民间传说当中，又有很多是关于马山狐狸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构筑了马山独特的狐文化。如此众多的狐狸故事与瑰丽多姿的狐文化，无疑都构成了影视开发的极好来源。 4．青岛海洋民间文学与青岛海洋影视产业开发 青岛正在建设滨海文化名城，挖掘蓝色海洋文化内涵既是建设海洋文化名城之必需，也是其重要表现。作为青岛蓝色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岛海洋民间文学当中有大量关于海洋、海洋生物、海洋地理、海洋特产等的民间传说故事。它们广泛分布于青岛市辖属的七区五市的民间故事当中，具有浓郁的海洋文化特色。青岛海洋民间文学为青岛海洋影视产业提供智力支持。青岛作为知名沿海城市，应大力发展海洋影视产业。2013年年初在CCTV－8热播的大型海洋神话电视剧《妈祖》就是将海洋文学与海洋文化结合的成功案例。青岛海洋民间故事是一座巨大的题材宝库，有些海洋故事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好这些海洋故事，将大力推动青岛海洋影视产业的发展。在具体开发过程中，应着力于凸显海洋文化特色，包括故事的背景发生地，故事的主人公等都可以以海洋为主体，或创造或改编出与海洋相关的影视动漫作品。 5．从青岛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选取代表性民间文学作品进行影视开发 青岛民间文学是国家与青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07年青岛市公布的青岛市第一批27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青岛民间文学占据5项，它们是崂山民间故事、秃尾巴老李的传说、胶州民歌、琅琊台的传说、徐福的传说。在青岛市第二批2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民间文学有7项。它们是胡峄阳传说、田横民间故事、灵山老母的传说、金口民间故事、大珠山传说、大泽山民间故事、徐福传说。其中徐福传说被列为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面对如此丰富的青岛民间文学资源，可以选取代表性作品进行影视动漫改编，如著名的秃尾巴老李的故事、崂山民间故事系列。在青岛民间故事当中，崂山民间故事占有重要地位。2006年崂山民间故事被列为国家级和山东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早在1981年由虞哲光导演改编的木偶动画《崂山道士》曾经风靡一时，成为经典。随着崂山民间故事被列为国家级、省级和市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崂山民间故事日益成为关注的焦点，对崂山民间故事的影视产业开发也随之受到业界瞩目。由青岛数码动漫研究院等机构共同打造的3D动画电影《崂山道士》就是一个成功案例。作为山东省首部动画电影和3D动画电影，该剧将成为“崂山传说系列动画电影”的开篇之作。主创人员“计划通过市场化的运作，以每两到三年一部的节奏，争取用十到十五年的时间，打造出五到六部‘崂山传说系列动画电影’”［5］除了备受瞩目的崂山民间故事之外，在青岛民间故事中还有很多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很高的民间故事。比如在青岛即墨地区流传的《秃尾巴老李的故事》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些良好的民间故事资源完全可以为青岛影视动漫产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尽的艺术灵感。因此，影视制作者从资源丰富的青岛民间文学当中选取一二，进行精心改编研发，都可以开发出一部不俗的影视动漫作品。比如人龙恋故事，之前早有香港电视剧作品《人龙传说》，该剧讲述了凡间男子与龙女的爱情故事。而这种人龙恋爱情故事在青岛民间故事当中可谓数不胜数。除了人龙恋爱情故事，在青岛民间文学当中，还有很多神奇婚姻故事，如人鱼恋、人狐恋、人花恋，以及人与海螺、刺猬、小羊等之间的神奇婚姻，这些神奇婚姻故事大都情节曲折离奇，人物形象生动鲜明，比较适合改编成现代影视作品，当然在改编过程中需要将现代创新意识注入到这些相对古老的民间故事当中，以期得到现代观众的认可与喜爱。 作者：宫爱玲 单位：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问题研究 [摘要] 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的保护方式，国际上、国内的许多学者都有过一定的讨论。本文试图在分析、借鉴国际及其他国家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的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理论，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方式进行一些探讨，以飨读者。 [关键词]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著作权　保护方式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其来源地群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其来源地群体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共同劳动中集体创作的，在世代相传的过程中不断地得到修改、加工、完善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知识的宝库、生活的教科书，是认识历史、研究科学的宝贵资料。国家利益、来源地群体的利益、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性质等都决定了法律对其保护的必要性。但是具体应采取哪种保护方式对其进行保护，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 一、外国司法实践以及学界提出的保护方式 在曾经立法、已经立法和准备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家中，对于应该通过什么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才比较合适，存在着比较激烈的争议，尽管在已经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家、国际条约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通过版权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随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问题探讨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著作权法并不是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适当形式。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制订的《示范条款》和起草的《民间文学表达形式保护条约》(草案)都已经体现出这种倾向，即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提供类似于著作权但又独立于著作权之外的一种智力成果的保护。1997年在曼谷召开的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的国际会议，也明确提出著作权并不能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提供充分的保护，应该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予以特别立法。在澳大利亚，由于未经授权的土著原始艺术品复制品的出现，引发了对版权是否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的恰当机制的考察，为此而专门成立的工作小组于1981年得出的结论是：目前澳大利亚的版权法没有提供适当的保护，依据1968年版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在原创性、权利归属、固定和保护期限方面存在着障碍，仅仅对版权法进行修改无法取得满意的结果。也就是说版权法被认为在原则上是不适用的。著名的版权法专家米哈伊・菲彻尔也指出：著作权法似乎不是保护民间文艺的合适的方式。国内外的许多其他学者也纷纷表示，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纳入著作权法保护体系之中，不但会破坏现有著作权制度的一些基本原则，而且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也不充分。 基于上述疑问，许多学者纷纷提出了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其他可能方式。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单独立法保护方式。我国学者张辰认为，民间文学艺术自身的一些特点使之有别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现行著作权法体系不适合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与其打破现行著作权法体系，不如为民间文学艺术“量体裁衣”，在知识产权领域采取特别立法加以保护。 邻接权保护方式。韦之学者认为，应将整个民族作为一个传播者来对待。郑成思先生也曾建议，在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中借鉴国际上提供的以邻接权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经验。 公有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保护方式。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顾问、瑞士音乐作品著作权协会前总干事乌里奇・乌腾哈根博士认为，在世界范围内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最合适的解决办法莫过于对公有领域作品的有偿使用。实施或曾经实施这一制度的国家有：保加利亚、前苏联、西班牙、法国、匈牙利、葡萄牙等。其中利用这一制度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家有智利、玻利维亚、哥斯达黎加等国。例如，玻利维亚的1992年著作权法规定民间文学艺术和传统文化产品进入公有领域。可以以任何形式和任何方法自由使用，但使用者应向国家支付使用费，用于促进和传播本国的文化产品。 那么，究竟哪种方式才比较适合用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呢?这还得从各种方式的性质、优缺点谈起。 二、对各种主要保护方式之评析 (一)版权保护方式 版权保护方式也就是指通过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者对其创作的作品所享有的权利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提出通过版权保护方式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理由。 1　版权保护的客体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相同 第一，版权法是保护作者和其他著作权人对其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作品所享有的专有权利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其作者在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领域内的作品，与版权法所保护的客体的范围是一致的，显然属于版权法保护的范畴。 第二，版权所保护的客体的表现形式、使用方式、防止歪曲及其他侵害、权利限制等也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相似，如：民歌、民乐、民间曲艺、民间戏剧与音乐作品，口头流传的民间故事、民间诗歌与口述作品；民间建筑与建筑作品：民间雕塑与美术作品，都很相似。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使用方式与一般作品的使用方式也有相同的地方，如复制、发行、改编、表演等。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也要给予经济上和精神上双重保护等。所有这些特点，使得通过版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会有太多的障碍。 第三，版权只保护作品的表现形式，不保护作品的思想内容。这就使得版权不具有很强的垄断性质，它不妨碍他人利用现成作品思想进行再创作，也允许独立创造内容相同、功能一致的作品。同时，在取得版权保护的形式方面，作品只要具有独创性即可，而不管作品本身价值的高低、作者创作水平的高低、思想观点是否新颖等。版权的这些特点一方面有利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另一方面也不会断绝任何创作之路。 2　版权是现在世界上最为发达的知识产权制度 国际版权保护制度是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为支柱构造的。他们的核心内容是国民待遇原则，即作者在起源国以外的缔约国应享有与被要求给予保护的国家的国民所享有的同等的权利。至2003年7月止，这两个公约的成员国分别为151个、98个。由于有这两个公约，可以使作者的著作权在全世界主要的国家中都受到保护。这样广泛的一个保护体系是知识产权法其他领域所不具备的。因此，如果通过版权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就可以使得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很快地在国际知识产权领域中获益，这正是版权的最大吸引力所在。 3　世界上已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家，几乎都是采用版权法来保护 已经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家，例如最先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突尼斯，以及第一个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区域性国际公约《班吉协定》，都是通过版权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因此，如采用版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仅不会脱离自己的实际，也有利于与世界接轨，在世 界范围内早日实现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跨国保护。 但是，在现有的版权体系中，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版权制度也存在着一些；中突。如：在保护期方面，版权所保护的客体都有一定的保护期，保护期届满则作品自动进入公有领域。而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来说，由于其不断地处于创作之中，其资源价值实现预期在时间上的不确定性等，即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可利用性处于自然延续状态之中，相关主题何时及在何种程度上会被异地利用，属于未知数。因此，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应该是没有期限的。如采用版权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必须针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一些特有的特点做出一些特别的规定。 (二)单独立法保护方式 单独立法保护方式是指在版权法之外专门制定一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来说，单独立法保护方式不能不算是一种比版权保护方式更为理想的方式。就版权保护方式与单独立法保护方式相比较而言，前者比较保守，后者则更为激进。这是因为前者由于局限于传统的框框、体系，能针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特点作一些特殊规定的余地总的说来是比较有限的，不能像单独立法保护方式那样完全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性质出发作全面而细致的规定。因而说到底，理想的保护来自单独立法保护方式。但实践证明，理想的并不一定是现实的。 1　制度的选择隐含着社会成本问题。一种制度的有效建立和贯彻，依赖于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每个国家都在理论与现实、国内与国际的矛盾中选择自己的出路。美国在决定对计算机程序进行法律保护时，最终没有走上部分法学家们为其设计的专门立法道路，毅然采用版权法来保护计算机程序，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2　新技术的进步，会不断地创造新的智力成果和工商业成就，也会使得原来不需要保护的智力成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现在需要立法保护，就像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一样。若对每一种需要保护的客体都单独立法保护。就会使法律体系变得杂乱无章，庞大无比。从而不便执行和管理，这与立法保护的初衷相悖。 3 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家以及有关的国际条约都采用了版权保护方式。因此，我国的立法者在考虑国内利益时，不得不兼顾国际因素。因为科学和经济的一体化要求法律尤其是与科技、经济联系非常密切的知识产权应当尽可能地向国际通行做法靠拢，以利于知识产品在国际范围内的有效流转。 (三)邻接权保护方式 邻接权保护方式是指通过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传播者所享有的权利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本身。 诚然，相当一部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通过相关民族或部落的各种“仪式”上的“表演”加以实现和正常利用的。为此，有关保护表演者权利的邻接权规范就有可能在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但这种保护至多只能是一种“间接保护”，因为它只能为少数特定的人提供保护，而不可能保护一个民族或部落的整体利益。更重要的是，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目的是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本身及其来源地人们的利益：而邻接权保护的主体则只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使用者，而且可能获得主张这种保护的大多又都是发达国家的表演者、唱片制作者与广播组织等，因而无法实现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真正目的。正如有些学者所言：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罗马公约》的价值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为那些向国外传播其文化遗产的人提供了保护。 笔者认为，邻接权保护方式不适合用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以下几点理由： 1 邻接权游离于两大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之外 《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都不包括邻接权，如果采用邻接权保护方式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就不能很快地从现在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获益。虽然有些学者认为可以比照现有的两个邻接权公约――《罗马公约》、《录音制品公约》缔结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另一专门公约，但是要在短期内缔结这样一个新的公约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制定一项国际文件确实有现实意义，那么眼下它也只能是一项建议而已。 2 邻接权所具有的特点不利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 首先，与权利内容复杂的版权相比。邻接权的权利内容简单得多，只有复制权、禁止权等几种。即使在禁止权方面，邻接权也不能完全满足以法律禁止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不合理使用的需要，因为它们不能防止对那些未被表演、广播或录制在录音制品中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复制等。 其次，邻接权中除了表演者享有一定的精神权利外，其余的都不享有精神权利，这必然与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目的相违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之所以要保护，除了使其来源地群体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商业化过程中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外，更重要的则在于防止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商业化过程中，商家为了更多地获取利润，迎合消费者的口味，而随意地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形式加以“改造”、“渲染”与歪曲，从而割断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其来源地群体的联系，伤害其来源地群体的尊严、感情。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来源地群体来说，其精神权利比经济权利要重要得多。 最后，邻接权的保护期总的来说比版权的保护期还要短。就版权保护方式而言，已经有许多学者因为其保护期短的问题而提出版权保护方式不是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适当方式，更何况保护期更短的邻接权保护方式。笔者认为，这是对邻接权保护方式最好的反驳。何况从广义上讲，邻接权实际仍属于版权的范畴。基于上述理由，我们有什么理由舍弃更能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版权保护方式而取邻接权保护方式呢? (四)公有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 公有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亦即进入公有领域作品付费制度。所谓进入公有领域作品付费，就是使用某些保护期已过的作品或者原先根本不受保护的作品，仍然要向著作权管理机关或者作者权利保障组织支付使用费。 公有作品有偿使用制度被誉为是具有最大社会文化意义的制度上的内涵和具有高级的法律上和概念上的形式，在政治制度很不同的国家中均有实施。这种情况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更为明显。但是，笔者认为，公有领域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同样不适宜用来保护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主要理由如下。 1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属于公有领域的作品 每一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都依附于一个特定的民族群体，在一定的地域，一定范围的人们中流传、发展。如《刘三姐》在改编成戏剧、电影以前。只在广西的罗城、宜山、柳州一带的壮族群众中流传。篇幅浩瀚，拥有一百万行、一千多万字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在公开出版之前也只是在藏族和蒙古族群众中流传。这种封闭性的民族内部的传播，其实质 是作者在使用自己的作品。因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区别于作者将自己的作品向社会公开，超过著作权保护期限后即属于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 澳大利亚的版权法和外观设计法规中没有涉及任何形式的民间文学或民间音乐或任何形式的民间艺术。卡马尔・普里文博士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认为，土著人的作品没有被排除在保护之外，但也未被给予任何专门的保护。其中隐含的意思是，这类作品不包含在“公有领域”中的一般作品之内。 可见，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既不属于保护期已过的作品，也不属于原先就根本不受保护的作品，自然也就不属于公有领域作品的范畴。 2　采用公有领域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不利于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 首先，这一制度与我国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有关公有领域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因此，如采用这一制度保护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仅在理念上人们难以接受，容易造成与其他作品的使用相混淆，不利于人们树立知识产权的观念，亦会阻碍我国的法制建设进程：而且立法机关也必须就征收、管理费用的机构及所得费用的分配使用等作出详细的规定。这一立法工作将是非常耗时、耗力、耗财的。 其次，这一制度将不利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发展。从已经实施公有领域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的国家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品所收取的费用基本上由国家所有，由国家进行再分配。这样，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来源地的群体来说，著作权的丧失、分配中的不公平现象等，必将大大地打击他们传承、发展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积极性，从而严重影响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发展。这一现象必然与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初衷不符。 三、我国应采取的基本保护方式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现阶段，我国应当采取版权保护方式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法律保护，其他几种保护方式都是不适合的。 (一)版权的性质及其所固有的优点决定了版权保护方式应当是我国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最佳方式 前面已详细论述的版权保护方式的性质及其所固有的优点，决定了其为我国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最佳方式，我国的立法者们应该果断地采取版权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使民问文学艺术作品可以很快地享受到传统文学作品历经几百年才得到的保护。在这一点上，美国的立法者们做得可毫不含糊。在决定立法保护计算机软件时，美国的立法者历经犹豫的痛苦后选中版权法也主要是因为版权是最为发达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将计算机软件纳入其中，就可以使它一跃而享受到传统文学作品历经几百年才得到的保护。虽然美国现在也开始感到这件旧衣裳有所不适了，但由于版权所固有的优点，在找到可以替代版权的更好的制度之前，美国至今仍然初衷未改。美国的立法选择可以为我国立法所参考借鉴。 (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际保护决定版权保护方式应当是我国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基本方式 前面已经提到，无论是最先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突尼斯，还是第一个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区域性国际公约，都是通过版权法来保护。我国采用版权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既容易与世界接轨，也不会脱离自己的实际。 1 从国际形势来看，目前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在努力，试图通过国际条约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并且也取得了一些进展。1967年，在修改《伯尔尼公约》的斯德哥尔摩外交会议上，与会者们为民间文艺的著作权的国际保护做出了努力。结果是，《伯尔尼公约》斯德哥尔摩文本(1967)和巴黎文本(1971)的第15条第4款中都包括了如下条文：“甲对于作品未曾发表，作者身份未详，但却有足够理由推定该作者系本联盟成员国国民的情况，该成员国可自行以立法指定代表作者的主管当局，以便在各成员国中保护及行使作者的权利。按本款作出上述指定的本联盟成员国，须以书面声明通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详细开列被指定的当局的全部情况。总干事须立即将声明送达所有其他成员国。”根据修订会议的意图，《伯尔尼公约》的这一条规定意味着有可能对民间文艺的表现形式进行保护。当然，也有许多学者对《伯尔尼公约》的这一款规定持不同看法，认为这个规定并不能说明《伯尔尼公约》对民间文学艺术表达提供了一定的保护。 笔者赞成肯定的说法。因为从《伯尔尼公约》1967年、1971年这两次修订来看，修订的动力正是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迫切地要求给予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公约的第15条第4款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修订的。因此将此款规定解释得与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保护的民间文学艺术表达毫无关系，于情于理都是不合适的。 2　从中国的实际来看，通过著作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也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一是我国的著作权法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著作权法基本一致。有利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跨国保护：二是我国的著作权法第六条已明文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这表明我国已决定采用著作权法来保护民问文学艺术作品，只是具体的实行办法要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而已。自从著作权法颁布以来，国家版权局、文化部和中国社科院在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做了大量深入细致调查与研究的基础上，已经着手起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条例》。已有的著作权保护的规定和经验，无疑会给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带来很多方便。如果又改用其他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且不说制定出来的法律、法规是否适合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就该项工作从头做起，也必将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民间文学论文:论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 摘 要：“安顺地戏”案被誉为“中国非物质遗产第一案”而受到了社会广泛的关注。这种关注不仅源于电影《千里走单骑》本身，更多的是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的反思。该案件暴露出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存在一定问题，并影响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发扬。从“安顺地戏”案中可以看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我国《著作权法》中“作品”存在差异，这使得对其的法律保护陷入了困境。因此，应当从国内外法律保护现状出发，探寻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特殊法律保护方式，从而有效促进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和发扬。 关键词：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安顺地戏”案 2011年9月14日，“安顺地戏”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这个当选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1年十大知识产权典型案例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纠纷案以败诉告终。在“安顺地戏”案中，主要争议的焦点有：第一，“安顺地戏”是否属于我国法律所保护的“作品”。第二，“安顺地戏”和作者的关系又是如何。第三，贵州省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是否主体资格适格。对于这些争议的焦点，法院却多采取了一种回避和矛盾的态度。 从“安顺地戏”案中，我们不难发现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我国《著作权法》中传统的“作品”在特征上存在诸多分歧，然二者却采取相同的法律保护方式，这就使法律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陷入了困境，而这种困境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弘扬和发展。 一、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之法律保护困境 （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创作主体独具群体性和不确定性 我国《著作权法》第11条对作品的作者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我国《著作权法》上的“作者”范围是明确的，即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如同其他私权一样。 反观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主体却独具群体性和不确定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由少数民族或者一定范围内地区的人经过传承所创造出来的，因而其浓厚的地方或者民族特色，这种传承的过程无法由个别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独立完成，它需要世代相传的特定群体在不断模仿的过程中再创造而得到发展完善。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确定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主体，进而很难确定其权利主体，即如“安顺地戏”案中贵州省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很难认定。 （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独具延续性和表现形式多样性 我国《著作权法》当中的“作品”一经作者创作即可产生，其创作周期较短，作品形式明确。 相较之该种作品，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和兴盛的过程，其创作而成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间文学衍生作品不断改造和更新，从而不断地丰富，因而具有延续性。同时，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由某个地区或者民族中的不同的人创造出来的，其形式并不拘泥于一般的作品，所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较我国《著作权法》中的“作品”具有更为丰富的表现形式。根据199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条例》（征求修改稿）的第2条指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以概括为：“有形的表达形式，如建筑形式、民间艺术片等;语言的表达形式，如谚语、传说、诗词等;活动的表达形式，如礼仪、舞蹈、杂技、技艺等;音乐表达形式，如民歌、民族乐器等。”可以说，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也是得益于其延续性和形式多样性。然而，亦是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这种特性的存在，导致很难界定什么作品以及作品的哪一种形态属于我国《著作权法》中保护的对象，即产生了“安顺地戏”作为一种思想剧是否具有权利客体资格的疑问。 （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有别于民间文学艺术衍生作品和民间文学艺术再创作作品 民间文学艺术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和民间文学艺术元素的合集。从我国立法来看，我国《著作权》所保护的更多的是民间文学衍生作品而不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本身。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除了“安顺地戏”案，也出现了不少民间文学艺术再创作作品侵权的案件，例如《刘三姐》署名权纠纷案、白秀娥诉国家邮政局等等。这些案件的作者权益虽然得到了一定的保护，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该著作权的保护并非是针对民间文学作品本身，而是针对民间文学艺术再创作作品。民间文学艺术再创作作品虽然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发扬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但是在表达方式、表现内容等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该类案件的解决，并不能认为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法律保护。 （四）我国《著作权法》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过度 我国《著作权法》最大限度地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任何人未经许可使用该作品将构成侵权。在2007年国家版权局起草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修改稿）》第3条中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经济权利包括复制权、销售权、展览权、公开表演权、播放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以及摄制权;除另有规定外，以上述方式使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或者经编改、翻译、汇编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应取得授权并支付报酬。”这一规定是出于对著作权人私益的包装，但是非常不利于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再发展和创作。我国的法律忽视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本身的延续性，只注重对著作权人的保护，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传承和发展。 二、国内外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现状 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国外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研究的不断深入，不少国家和组织意识到其与《著作权法》中“作品”的差异，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始通过分析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一般作品的特殊之处来摆脱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的立法困境。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为发展中国家制定了《突尼斯样本版权法》，专门规定了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条款，其中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划归到“其他形式”。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召集政府专家委员会，正式通过了《关于保护民间文学表现形式，防止不正当利用及国内法示范条款》，该示范条款没有使用著作权领域的“作品”概念，而使用了“表现形式”。1971年《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为了满足越来越多公约成员国关于维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权利的需要，在修订文本中把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作为“无具体作者”处理。修订本中第15条第四款规定：“各成员国在书面通知了伯尔尼联盟总干事的前提下，可以给不知作者的、未出版的而又确信属于本公约成员国作品的那一部分作品提供法律保护。”国际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和公约内容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对于我国的立法来说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我国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最早出现在1990年颁布的《著作权法》上，该法第6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2001年《著作权法》修订，保留了这一条款。随后，国家版权局在其他部委的支持下，于1996年起草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第一稿，2002年又起草了第二稿。2007年，国家版权局在北京召开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立法工作会议，会议就国家版权局起草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修改稿）》进行了讨论。由此可见，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立法保护已经纳入日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3月，在国家版权局面向社会征求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8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这与2001年修改的《著作权法》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相比具有明显的区别：以民间文学艺术表达代替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以保护办法取代著作权保护办法。这在一定程度预示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或将成为知识产权体系当中一个独立的调整对象并通过特殊的法律予以保护。 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立法完善 鉴于上述我国《著作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出现了一定的困难，笔者建议，应当将其作为一个特殊的客体，针对其特点进行专门的规定，同时，在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下设立专门法律制度，在仿照我国《著作权法》相关规定的同时，突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群体性、延续性和表现形式多样性等特征。 第一，确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主体。应当承认其群体性的存在，不排斥“群体”作为权利主体。我国可以仿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出的《示范条款》中的规定，在“主管部门”和“有关居民团体”二者中选择，作为有权授权使用民间文学艺术的主体。 第二，确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范围。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范围的界定一般都较为抽象，具有很大的弹性，然而这种界定缺乏其合理性。这一方面不利于司法机关对案件的认定，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法律有针对性地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特殊保护，因而我们应该采取更加科学的定义方法。立法机关应尽可能采取列举的方式，这不仅有利于明确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范围，也可以防止出现法律遗漏。 第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期限应不受限制。我国法律对著作权客体的保护期限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这对于一般的作品而言是合理的。但是，考虑到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本身具有不可忽视的特殊性，对其保护期间的设置不该一概而论，笔者认为，保护期限不受限制，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其继承和发展。 第四，以鼓励创作、维护创作主体权益作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立法保护的核心原则。在制定相应法律时，我们不应该忽略基本价值的追求，我们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一方面是为了创作主体的合法权益受到保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鼓励创作，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基础之上进行再发展和再弘扬，用更加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来继承我国传统民间艺术文化的精髓。 “安顺地戏”案虽然败诉，但对探寻如何通过法律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却具有极强的意义，它反映出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通过立法机关完善立法予以改善。不过，我们也应当清楚地认识到，立法不能一蹴而就，法律规定更不可能一次齐备，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也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因而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会越发完善，进而促进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发展和繁荣。

文学艺术论文:民间文学艺术著作权保护路径分析 关键词: 民间文学 艺术 ；权利主体；著作权；保护 内容提要: 民间文学艺术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瑰宝，然而，对民间文学艺术的 法律 保护犹如法学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主体制度的构建是民间文学艺术著作权保护的最大障碍。为此，我们应在保存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明确民间文学艺术的立法宗旨，完善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主体制度，充分保护传承人的合法权益，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传承活动可持续 发展 。同时，确立 科学 的民间文学艺术价值评估机制，构建民间文学艺术权利流转制度保障体系，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民间文学艺术被誉为人类 历史 文化的“活化石”，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瑰宝，是进行文学及科学技术创新的源泉。我国存在着丰富的民间文学艺术资源，然而，现实生活中对民间文艺作品存在一些不当使用的现象。一些发达国家的采风者也疯狂地掠夺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资源。例如，“木兰从军”是其一，确立科学的民间文学艺术价值评估机制。民间文学艺术价值评估的目的在于相对准确地确定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这对于民间文学艺术的知识产权管理、贸易及侵权保护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比较流行的评估知识产权价值的方法有三种。其一，成本法。成本法主要是指依据开发一项知识产权所花费的成本或者是重置一项知识产权所需要花费的成本。这种方法不反映从资产的所有和使用中带来的 经济 利益，相反，它只反映资产的最小价值。申言之，成本法给与知识产权所能够带来的市场收益关注不够，即它未能反映资产潜在的收益。故成本法经常适用于技术使用的萌芽期或者没有适用市场或没有获得收益的资产。其二，市场法。市场法是指无形资产通过比较在相似的市场环境下，相似资产的近期销售或其他交易方式的差别而进行的价值评估。这种方法如果在一个活跃的市场环境中是最适宜的。但大多数无形资产的交易不够频繁，无法建立以市场为评估基础并可与其他资产比较的价值评估。由于缺乏充分竞争的知识产权市场，所以无法形成有效的价格机制。其三，收益法。收益法是根据知识产权未来所能够产生的收益来进行估价的。这种方法应用最广，因为使用收益法进行价值评估所必需的信息通常相对精确并且很容易获取。根据收益法，一项资产的价值是指给资产所有者带来的未来经济收益的现有价值。这种方法要求对由于知识产权而产生的未来收益流的预测，对未来收益流期限的估价预测，以及对收益流相关风险评估。虽然收益法由于包含多项评估，看起来没有成本法精确，但是评估需要的信息可以被精确地开发和确定。这种方法额外的好处是它具有通过参数调整进行的敏感性分析，这样可以更好地理解在特别情形下价值评估各种因素的重要性。[15] 由此可见，成本法和市场法都有较大的局限，成本法只适用于某些特殊的资产，市场法则依赖于较为充分的信息披露，而收益法的应用范围更广，更为适合知识产权价值的评估，[16] 自然 也适合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评估。但是，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评估相对于专利权和商标权而言较为复杂。专利权和商标权一般涉及两种贸易形式，一是整体转让，二是许可使用，所以专利权和商标权的评估一般只涉及专利权和商标权整体价值评估或者许可使用权价值评估。而民间文学艺术权利的内容和交易形式都要丰富的多，它涉及权利人的精神权利和财产权的问题。以财产权为例。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人既可以进行著作财产权整体转让或许可使用，也可以选择财产权当中的一项或几项进行转让或许可使用。如果将每一项权利（或者与其他权利一起）的转让或许可使用作为一种交易形式，按照数学中排列组合的 计算 方法，著作财产权一共可以呈现中的交易形式将令人惊奇，这是商标权与专利权所无法比拟的。而每一种交易形式都涉及评估问题。由于著作权中不同权利的赢利模式不同，在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时，应根据不同的赢利特点进行计算。 其二，引进集体管理制度。民间文学艺术集体管理制度，是指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人授权有关组织代为集中管理著作权、邻接权的制度。民间文艺集体管理制度是实施版权法的重要手段。 网络 数字技术的 发展 引起了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形式的载体形式、使用方式和传播手段的巨大变化，权利人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对其权利不能控制或难以控制的情形。多数情况下，权利人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网络侵权事实的存在，即使知道侵权事实的存在，出于讼累及诉讼成本的考虑，也很难逐一去主张权利。采用集体管理组织的形式无疑可以弥补以上的不足。可以说，如果没有集体管理，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人的权利行使有一半以上将会落空。 从性质上讲，著作权集体管理是一种民事权利管理制度，是信托的一种具体形式，[18]即权利人将自己作品的版权一并转让给集体管理组织。采取信托方式的最大优越性在于，集体管理组织根据著作权人的授权，能够以自己的名义来行使所管理的权利；同时，集体管理组织具有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向侵权人进行包括诉讼、仲裁在内的 法律 交涉，这对于维护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人及其传承人的正当权益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需要指出的是，前述的法定制度表面上似乎与集体管理制度相冲突。其实，法定制度所要解决的是权利主体民事行为能力欠缺的问题，集体管理制度则是权利的具体行使方式问题，两者的目的和价值取向不一样，但是二者结合起来，能相得益彰，充分保障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人权利的实现。 结 语 当前，我国学界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存在“综合保护模式与单一保护模式”、“直接保护模式与间接保护模式”、“著作权保护模式与特别权利保护模式”及“现行著作权模式和经有限修改的著作权模式”[19]等理论分歧，争议的焦点则集中在“特殊权利保护”与“著作权保护”这两种模式的选择上。从法理层面来分析，我国《著作权法》第6条回答了两个问题：其一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实行著作权保护；其二是授权立法的问题，即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办法或措施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据悉，我国《民间文学艺术著作权保护条例》已纳入了国务院立法规划。诚然，即便将来有了民间文学艺术的著作权保护条例，但民间文学艺术毕竟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存在诸多不同。同时，民间文学艺术也不同于一般的财产权客体，它既包含有形资产，又包括无形资产，既包括个人财产利益，也牵涉到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还需要理论研究的更加深入和司法实践经验的进一步积累。 文学艺术论文:研究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立法保护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得到越来越大的重视，拟就内涵、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办法予以分析，希望能够为我国民间文学艺术相关制度的出台有所裨益。 关键词：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著作权法　法律保护 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内涵分析 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第6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创作成果。”我们发现作品的定义是要求“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这些要求显然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界定有很大的难度。 我们知道大部分知识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但其不断地发展和创新出新的知识。以民间文学艺术的历史题材创造出来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和原先的素材是分开的，具有确定的创作主体和特定的表达形式，但是这两者之间有时重叠性比较大，界限模糊，难以区分。这是我们探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我们进一步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规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刘春田认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指由某社会群体（而非个人）创作的流传于民间的歌谣、音乐、戏剧、故事、舞蹈、建筑、立体艺术、装饰艺术的文学艺术形式[1]。笔者认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指特定民族或区域的社会群体集体创作，通过口传心授、模仿等方式，在本区域内世代流传的、反映本地域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群体特征、自然环境等特有成分，又不断的为群体发展的文学艺术作品。列举式规定可吸收和借鉴《示范法条》的典型表现形式，具体表述为：1）故事、诗歌、谜语、谣谚、传说、寓言、神话以及其他口头或书面民间文学作品；2）民歌、戏曲、器乐以及其他以音乐形式表达的民间艺术作品；3）舞蹈、游戏、民俗活动以及其他以活动形式表达的民间艺术作品；4）皮影、剪纸、绘画、书法、服饰、器具、代表性建筑以及其他以有形形式表达的民间艺术作品。 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一）不确定的权利主张主体 民间文学艺术体现的智力创造成果是一个群体的，而不是任何特定的个体，它“最原始的创作者可能是某个人或某几个人，但是随着历史的推移，它逐步变成了某一地区、某一民族整体的作品，其作品所有权和著作权应该属于产生这些作品的群体，而不是任何特定的个体”[2]，这会导致谁是真正的权利主张者的问题。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整个民族或地区的文化财富，“有些民族或群体认为属于本民族的作品或宗教仪式是神圣的，不愿为外人所知，若随意发表，不论其赢利与否都会严重损害该群体的精神利益”[3]。 （二）保护时间不易确定 现在各国是对于一定的知识产权予以一定年限的限制，但是民间文学艺术由于其自身价值形成的特殊性，简单地规定一个期限非但不能给予保护，这样会使相关的权利合法地被免费使用，原因就在于其在时间上的续展性和主体的不确定性。我们知道民间文学艺术是世代相传的，民间文学艺术所形成的价值是一个集体在漫长的时间跨度内形成的，每一历史单元都是文化的传播时期，也是再创作时期，因此很难认定它的保护期的起始点和终结点。 (三)保护存在很大局限性 首先，民间文学艺术就是一个民族的人创造出来并在发展中不断完善的，它存在和发展的根基就是它的广泛性、开放性，民间文学艺术更多所体现的是其群体的文化特征，注重这种文化能否得到持续存在并受到他人的尊重和认可，不被歪曲和随便利用。另外，运用知识产权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核心就在于经济权利的确立、合理的商业利用及市场价值。民间文学艺术作为特定群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又无法行使专有权是令人遗憾的，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所提出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乃至于传统知识和遗传基因等传统资源的初始意图不同。 （四）新作品与原作品的差别性 第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有集体性质，创作主体具有不特定性，但是运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再创作的作品其权利主体是明确特定的，他们根据其对民间文学艺术的理解，经过改编整理，创作出的作品在表现形式上区别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体现出创作者的个性特征。第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形成于民间，具有长期性，而再创作作品是“作者在运用已有的民间文学艺术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产生必须依赖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4]，它们是源与流的关系。第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在经历几代人的发展完善过程中，不断地注入新的内容，虽有创新，但还保留着原有风格特色，而再创作作品想要受《著作权法》保护，必须具备一定的独创性。因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根据其进行再创作的作品的区分把握也是需要解决处理的一个问题。 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建议 （一）明确著作权的主体 针对主体不确定的问题，我们可以在民族聚居地或地方设置例如××民族理事会、研究会、××地区会所等形式，来研究整理本民族本地区的民族文学艺术作品，从而使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得以保护并发扬光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内容广泛、博大精深，根据其内容、表达形式、体现的特色等可以明确属于某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如某个民族特有的民间习俗、故事传说，像属于全体赫哲族群众的《想情郎》等，可以由该民族的理事会、研究会来代为行使整个民族对此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等权利，国家可以规定文化行政部门主管该项工作，各民族理事会可以将本民族特有的文化遗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等经过整理，报经文化行政部门登记备案。 （二）明确改编者的权益 我们可以由国家文化行政部门负责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受任何人的歪曲、篡改和丑化，鼓励改编整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但是改编者和整理者对其改编整理后形成的新作品必须注明来源出处，并且要向一定的部门支付一定的许可使用费。任何人都不得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据为己有，也不得反对他人对其重新进行改编和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基础上进行再创作的个人或组织，应尊重产生该作品的民族或群体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不得歪曲原作品，不得给产生该作品的群体造成精神伤害。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或经改编创作而形成的作品不得向外国人卖断著作权。同时私人、集体所有的非常重要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料和实物，坚决禁止出售或转让赠于给外国人。 （三）无期限保护 《著作权法》第2章第3节“权利的保护期”中规定了权利保护期为作者生前及死后50年，合作作品到最后死亡的作者的死后第50年的12月31日，这都有明确的期限。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它在历史长河中不断的经人们改进，再创作流传数年，认定它的起始与终结不易，以至无法从事实上来确定它的最后一个创作者，来确定它的保护期限了。而且，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一个民族、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不能抛弃丢失它，更不能确定一个期限来保护它而其他时间任由他人任意践踏它。因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从事实上和民族感情上来说，它的保护期限都应该是无期限，无期限保护我们丰富多彩、宝贵的文化遗产。 （四）使用上采取许可使用和收费制度 让文化行政部门实行行政许可制度，它也可以将其部分权利下放由各民族理事会、研究会来许可，但是要向有关部门备案登记。另外，还应根据不同情况进行收费。明确属于某民族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使用费用由该民族理事会收取，提取其中少量部分上交国家文化行政部门，该许可使用费除支持理事会的基本运作外，主要用于宣传和弘扬民族民间文化，组织专业人士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整理和研究，采取各种方式进行传播，使更多的人知道了解它，还可以与地方政府等联手搞项目，像建旅游基地、度假村，让游人身临其境感受某个民族的民族风情等。 面对保护传统的民间文化这一公众性课题，一方面，要利用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在传统知识和知识产权相结合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另一方面，应积极地在知识产权制度以外，运用多种法律诸如文物保护、旅游管理等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以及公共政策的扶持如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民间传统文化资料的收集、整理、保存等项措施，更重要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不仅是商业上的开发和利用的，而是以保持、尊重与弘扬为直接目的。 文学艺术论文:从语言的模糊性看英语文学艺术作品的翻译 1. 前言 在古往今来的文学艺术作品中，但凡经典美文都不乏模糊性的语言，而且语言的模糊性在当代翻译界也是众多研究学者热切关注的重点课题。从总体上来看，无论是在文学艺术作品当中，还是在人们日常的交际用语中，语言的模糊性均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特别是在英语文学艺术作品的翻译过程中，由于受到多种多样因素的影响，很容易会造成翻译者在翻译英语文学艺术作品时，无法将原文的主旨精确地翻译出来。所以，研究语言的模糊性，使翻译者能够采用正确的英语翻译策略来应对因语言的模糊性所引起的歧义，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2. 模糊性语言的涵义 语言的模糊性有着悠久的历史，而定义语言的模糊性的历史第一人是皮尔斯。皮尔斯认为，当对同一种事物有着几种可能性的理解时，即便讲话者已经进行了十分周密和认真的思考，但是却仍然无法对这个事物的归属性进行确定，那么就可以说这个失误是模糊的。实际上在人们日常的交际用语当中，模糊性通常是指不明确性，极易使人产生多种多样想法。虽然语言的模糊性具备着显著的不确定性，但是因为人们长期的使用，因而已经逐渐地形成了一种自觉，而且语言的模糊性地使用并不会对交往目的的实现产生影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响。所以，语言的模糊性也可以这样定义：语言的模糊性是语言自身所具备的属性，是长时间人类社会使用语言不断积淀所形成的认识方式，而且属于不确定的一种表达方式。 3.模糊性语言的主要类别 作为一种语言本质属性的模糊性语言，其在各种语言形式中极为常见，比如词、短语以及句等等。一般可以把模糊性语言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别。 3.1言外之意所造成的语言模糊 在很多英语文学作品当中，有些英语原文在字面含义以外都有着一定的弦外之音，必须借助于上下文的结合才能这些弦外之音推断出来，这些迫切地要求英语翻译人员必须十分熟悉原语的文化。有些看起来表达十分准确的话语往往也极有可能因各种原因而造成语言模糊。在人们的日常交际用语中，人们通常会在不知不觉中对语言附加言外之意，语言的模糊性便由此产生，但是这并不会影响到说话者的表达，相反还会使得语言的表达显得更为生动。 3.2模糊性语言的使用造成信息模糊 3.2.1模糊词 几乎所有词性的词基本上都可以具备一定的模糊性，比如模糊形容词包括“漂亮的”、“清晰的”和“年少的”等；模糊名词包括“早晨”、“将来”等；模糊数词包括“部分”、“好多个”等。从这些模糊词当中，可以看出要想使用模糊词，那么就必须有一个确定的参照物。 3.2.2模糊限制语 就模糊限制语而言，其使用范围是十分广泛的。模糊限制语往往会与精确的语言结合使用，以便于使得语言的精确性有效地转变为语言的模糊性。模糊限制语与模糊词有着很大的不同，模糊限制语本身的语义较少，对语言情景有着较大的依赖性。历史上使用模糊限制语最早的学者是拉可夫，在拉可夫《语义标准和模糊概念逻辑的研究》一书中，拉可夫把模糊限制语定义为：将事情弄得更不模糊或者更加模糊的词语。比如，he is two years old. he is about two years old. 在这两个句子中，正是因为使用了“about”，使得本来对年龄表述非常精确的语句转化成为了模糊的句子。英语语言中有着非常多种类的模糊限制语，比如a little bit， more or less， a kind of等等。所以，翻译者必须对英语语言当中的模糊限制词加以全面地掌握。 4.英语文学作品中模糊性语言分析 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文学语言非常重要的特点在于其形象性。读者是通过头脑中的再造想象来欣赏文学作品的，而这种再造想象正是以模糊性为特征。文学作品中模糊语言的使用大大拓展了读者的视野和想象空间，也彰显了文学作品的魅力。《王子复仇记》中“to be， or not to be”短短几个单词引起了读者无尽的揣测和解读，或许正是这六个单词如此有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中国文学作品中成功运用模糊语言的例子可谓俯拾即是。以经典文学作品《红楼梦》为例，曹雪芹在描写小说中的主要角色时，常常借助模糊语言向读者展示人物形象，同时也展现了模糊语言的魅力。例如，宝玉：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鼻如悬胆，睛若秋波，虽怒时而似笑，即嗔视而有情；项上金缡缨络，又有一根五色丝绦，系着一块美王。 模糊性作为语言的本质属性，可以在语言的不同层面即单词、短语和句子中得以展示。本文拟从单词和短语两个层面来分析模糊语言的翻译策略，有关模糊句子的翻译策略将会另作论述。其原因之一在于英语句型和句法结构复杂多变，这就决定了仅是通过三种翻译策略很难达到翻译好模糊句子，尤其是复杂的模糊句子的目的。另一方面，对于句子的翻译，很大程度上要落实到单词和短语这两个基本语言层面的分析上。 世界各民族文化中必不可少的精粹便是文学艺术作品，文学艺术作品是文化艺术的一大瑰宝，而对文学作品的原汁原味翻译是广大翻译者长期以来的最大心愿。就英国知名小说家萨克雷的作品《名利场》来说，它充分地向人们展示英国十九世纪中上层社会的景象，当前我国已经有许多部小说的翻译版本，但是被翻译学界公认为最好的翻译版本就是杨必所翻译的。因为《名利场》一书中有着非常多的模糊性语言，因此这本书的翻译难以准确地进行把握，而杨必却很好地对此书中的模糊性语言进行了处理。所以，下文我们将结合杨必对《名利场》的翻译对语言的模糊性加以探究。 4.1糊词语的翻译 举例1：guff goes home every saturday， but can not this， because he has 2 black eyes.此句当中的black一词是属于颜色词。在英语翻译中，颜色词所表述含义的界限相对来说较为模糊，因为颜色自身就属于一个整体。所以，不同的民族都会对不同的颜色有着不尽相同的理解，所使用的词语也是不同的。原文当中的眼睛因被打而变得“black”，而若翻译为黑色的话，那么就难免有歧义的产生，比如中文当中的眼睛变黑，既可能是由于熬夜所导致的，也可能是由于长时间缺乏睡眠所导致的，而被打“黑”，中文中一般用“青”来进行形容，比如中文词语“鼻青脸肿”。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存在着非常多类似的例子，比如black coffee表示的是清咖，dark tea表示的是浓茶，green man表示的是新手等等。 4.2模糊语义的翻译 通常很多句子看起来翻译很容易，但是在这些句子中一般会潜藏着一定的言外之意，我们将这种类型的翻译称为模糊语义的翻译。比如“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日行千里”等，这些语句当中的“千”并非指的是我们平常说的一千，而表示的是模糊性的含义，表示的是距离长、多的意思。模糊语句的使用能够使得文学艺术作品更加地富有表现力，对模糊语句进行翻译能够考量出翻译者的实际翻译能力和翻译水平。 5.结束语 总而言之，语言的模糊性虽然对英语文学艺术作品的翻译造成诸多的障碍，但是合理地运用语言的模糊性能够使作品更具特色，并且使读者对作者的意图更为理解。所以，必须结合文学作品自身的特点及作者意图、文化背景、时代背景对等情况文学作品进行翻译，以便于使英语文学作品实现其自身的艺术魅力。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多元化 【摘要题】问题与思考 【关键词】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多元化生 文化，是当前学术界持续思考的热点之一，牵涉到历史与现实、中国与外国、古典与现代、全球与地方、政府与民间、精英与公众等许多方面，因而不无道理地一再引发种种讨论或争论。这些探讨对于我国文化的发展是有益的，不过，其中留下了一个有待我们去填补的空白：当前中国文化的层面。在一种特定的文化内部，总会存在着若干种不同的文化层面，它们之间组合成为一个相互对立而又相互共生的整体。梳理这些文化层面，考察它们之间的具体关系，对于这种文化的整体发展是有益的，这尤其会有助于建构这种文化的基本价值系统。那么，就当前我国文化的基本构成来看，我们的文化中究竟有哪些层面呢？它们之间结成何种关系？问题就提出来了。我在这里不打算普遍地纵论文化层面，而是着重从文学文本的文化层面角度来加以分析，即透过文学的文化层面而为揭示普遍文化层面提供具体的想象性模型和个案。因为，文学是文化中最富于表现力的想象性形态，完全可以承担透视普遍文化层面的任务。 一、文化及其层面 文化(culture)的定义历来很多，这里仅仅采纳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cassier,1874-1945)的界说：文化是人类创造和运用符号(symbol)的领域，包括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和科学等形态，它主要处理人类生存的意义问题（注：参见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81、288页。）。也就是说，文化是人类的符号表意系统，人类通过自己创造的符号系统去表达生活的意义。而文化是一个历史性概念，每个民族及其特定历史时段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状况。一定时段的文化应是一个容纳多重层面并彼此形成复杂关系的结合体（并不一定就是统一的整体）。而就中国目前的情形来说，这种容纳多样的文化结合体往往有4个层面或形态（注：我自己在过去一度将审美文化分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种（见《从启蒙到沟通》，《文艺争鸣》1994年第5期），后来认识到不能忽略民间文化的存在。）：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从文化价值看，这4个层面之间本身是无所谓高低之分贵贱之别的，关键看具体的文化过程或文化作品本身如何。每一层面都可能出优秀或低劣作品，无论它是主导文化和高雅文化，抑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上面的4个文化层面往往会渗透或显示在具体的文学艺术文本中，这就有文艺文本的文化层面。具体说来，这4个文化层面有可能同时并存于同一个文本中，这要求我们细心分辨各种文化层面在文本中的存在状况及其相互关系；但是，更有可能的是，它们中的某一种会在文本中居于相对主导的地位，这就使得我们有可能划分出文艺文本的文化层面：主导文化文本、高雅文化文本、大众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 1.主导文化 主导文化文本是指体现特定时代的群体整合、秩序安定或伦理和睦需要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文本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教化性，也就是直接或间接地传达统治群体制定的社会规范，以便教育、整合或感化社会公众。每个时代的统治群体都会有意识地书写或制作这种文本，并大力鼓励原来属于高雅文化的文人作家来参与这种旨在巩固统治性规范的书写工作，再借助行政手段加以传输和推广，以便更有效地利用文学特有的审美感染力去达到教化公众的目的。自汉儒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统治群体对文学的控制或支配作用就获得了明确的合法性，从而推演出文学承受主导文化引导的历史。需要注意，主导文化文本并不一定只要直接的或者甚至赤裸裸的教化性，而可以把教化性掩映在富有感染力的审美表现中。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正是古典主导文化的典型范本。《前出师表》首先陈述了蜀国的“危急”情势，表达了一下自己“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的忠心，提出“开张圣听”、“亲贤臣，远小人”等等一系列的社会整合以及国家安定的方针政策。接下来，他又坦诚地表述了自己对君王的耿耿忠心，发出“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铮铮誓言，从而近乎完美地表达了一个臣子为报答主子的知遇之恩而全力以赴的忠诚之心和献身精神。最后他在《后出师表》里立下誓言——“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在这里，主导文化所追求的群体整合、秩序安定和伦理和睦等目标，以及个人的尽忠报恩之心都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就当代来讲，影片《生死抉择》(2001)也可以说是当代主导文化的代表性文本。它讲述了当今中国公众普遍关心的“反腐倡廉”故事。主人公海州市长李高成在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后回来，立即被卷入自己工作过的中阳纺织厂工人的集体请愿风波中，由此引发出自己也被牵连进去的重大腐败案件。李高成面临一个“生死抉择”：是把自己交给廉政还是留给腐败？作为一个关键人物，他的自我抉择确实成了事件进展的关键：只有他作出正确的抉择，才能确保廉政一方的成功。他在市委副书记杨诚的协助和省委万书记的支持下，经过短暂而艰难的思索，战胜了自我，作出正确的抉择，起来斗倒了以郭中姚为首的“腐败集体”，并由此挖出了其后台省委副书记严阵等，从而夺取了反腐败斗争的胜利。这部影片鲜明地反映了当今主导文化关于社会群体整合和秩序安定的要求。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主导文化历来扮演着群体整合等重要角色，至今仍然如此。不过，主导文化也需要不断更新、发展，体现**性，并且让自身的权威不是强制而成为令人倾心服膺的感动。 2.高雅文化 高雅文化，有的称“精英文化”，是指主要表达知识分子的个体理性沉思、社会批判或美学探索旨趣的文化文本。这种文本往往从知识分子或文人的个体立场和视角出发，去从事独特的形式变革，以便在这种新形式中传达对于社会生活的理性沉思、社会问题的批判性观察。这种文化文本的主要特征有三点：形式创新、社会批判和个性化追求。 第一，形式创新。高雅文化文本总是善于总结前人的形式惯例，并从现实生活和民间文化传统中吸到资源，创造出新的原创性形式。因而在高雅文化文本里，形式上创新的特征往往格外突出。例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于说“我轻轻地来了又走”，而诗人徐志摩在《再别康桥》(1928)里则打乱了这一日常语言顺序，转而说：“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把状语“轻轻”前置，先说“走”，而后说“来”，并破例出现三次重复。这种形式创新有什么意义？下面不妨完整地感受全诗，尤其注意体会志摩式“轻悄”：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后面几节注意选用与“轻轻”合拍的表述轻柔妩媚事物的词语，如“金柳”、“新娘”、“波光里的艳影”、“软泥”、“柔波”、“水草”等，而且结尾还有“悄悄”的三次重复，造成首尾呼应的效果。这就使得全诗都呼应着“轻轻”和“悄悄”，带来了语言形式上的整体创新，使本来司空见惯的日常表述语句竟突然间获得了新奇而别致的意义。我把这种语言形式称为志摩式“轻悄体”。读者因为志摩式轻悄体而可以获得一种新奇的意义体验。文学史和文化史容易忽略“我轻轻地来了又走”这类平常的陈述，但却可能永远地记住独特的志摩式轻悄体。其实，这里的“康桥”对诗人本人来说可能是确定的，但对读者来说却可能无限丰富而不确定。每一个读者都可能有自己心目中的永远留恋的“康桥”。他们用自己的活生生的生存体验去填充形式独特的“轻悄体”，从而形成了内心深处的深切共鸣。这可能正是这首诗得以长久流传的一个原因吧？ 第二，社会批判。知识分子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以强烈的责任感自觉地关心社会问题，大胆针砭时弊，揭露社会的痼疾。当然，知识分子作家创造的高雅文化文本，不仅体现出对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怀和忧思，同时还可能展示出他们的社会乌托邦构想。他们有时可能不合时宜，甚至不见容于当世，但历史却会永远记住他们独特的文化贡献。杜甫的许多诗正是这样的杰作。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把批判的锋芒指向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现实，无情地揭露其中隐伏的复杂矛盾，产生了深刻的社会批判效果。现代诗人臧克家的诗《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1949)这样说：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有的人／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有的人／情愿做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有的人／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有的人／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它摔垮；／给人民做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把名字刻入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是青青的野草。／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群众把它抬举得很高，很高。 这首诗的语言明白如话、通俗易懂，但字字铿锵有力，如匕首或利剑令“有的人”胆寒，如春风化雨令“有的人”获得慰藉。既是一支崇高人格赞歌，更是一篇声讨一切“人民公敌”的战斗宣言，产生出明显的社会批判效果。 第三，个性化追求。与主导文化文本突出教化性不同，高雅文化文本着力书写知识分子的个性化追求。个性或个性化是高雅文化文本的显著特征之一。知识分子当然要关注社会问题，但这种关心往往是从他们自己的个性角度出发的。他们以独特的个性化心灵去体验生活，解释他们所“发现”的生活真相，展示他们对未来的想象和幻想。他们有时当然可能有个人偏见，但这正是高雅文化文本的一个必然伴随物。有时，这种偏见或者“刻薄”正可能具有独特的历史深度。而如果没有这种鲜明而又独特的个人伴随物，高雅文化就失去其独特魅力了。例如，鲁迅在《狂人日记》里这样写道：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坚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借“狂人”之口喊出的这些“疯话”，初看起来极不“真实”。因为，似乎任何一位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同意说，中国数千年历史的特点就只是“吃人”。人们会质问说这是对中国历史的“歪曲”、“丑化”或“全盘否定”。但如果联系当时的文化语境看，就可能不得不承认：这些表面看来充满偏颇甚至“别有用心”的疯言疯语，其实正是鲁迅以其个性化视角对“五四”时期中国历史症候的冷峻地“诊治”。中国文化传统当然有值得肯定的“灿烂”之处，但对当时的鲁迅来说，要紧的却不是去歌颂而是去剥露。可以说，“狂人”形象及其“吃人”表述，充分地体现出鲁迅的形式创造和社会批判的个性化特征。高雅文化可以集中代表特定时代文化中的理性元素和创造性力量，体现真善美的运行方向。但它也容易流于僵化或神秘化。 3.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文本是指工业化和都市化以来运用大众传播媒介传输的、注重满足普通市民的日常感性愉悦需要的文化文本。 大众文化文本具有自身的与主导文化文本、高雅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不同的特征。 第一，信息和受众的大量性。利用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如电影和电视）成批地制作和传输大量信息并作用于大量受众，是所有大众文化文本的一个基本特征。“大量”是其优势，但贪多图大往往对公众造成传媒的“暴力”。 第二，文体的流行性和模式化。一种大众文化文本在开初总是善于吸收高雅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等的某些特点，创出原创性新模式，随即迅速地通过批量化生产而流行开来，从而变得模式化了，并引来众多摹仿之作，如《一封家书》之后有《祝你平安》、《常回家看看》等一批仿作。流行是大众文化文本的必然特征，但流行的结果就是模式化，而模式化则又距“老化”或“僵化”不远了。 第三，故事的类型化。在一部电影剧本或电视剧剧本中，好人与坏人、情人与情敌、由顺境转逆境或相反等故事，都是按大致固定的类型“打造”的，从而有武打、言情、警匪、伦理、体育等众多类型片、类型剧。这与高雅文化文本注重“典型”或“个性”是不同的。不仅影视甚至流行音乐，往往都是按明星的类型化特点“定做”的。 第四，趣味的日常性。与欣赏高雅文化文本带有更多的个体精神性不同，公众对于街头广告、电视剧、流行音乐、时装、畅销书等大众文化文本的接受，是在日常生活的世俗环境中进行的，往往与日常生活过程交织在一起，满足公众的日常生活俗趣。这种日常性固然可以使艺术打破神圣或神秘性而与公众亲近，但又容易使艺术变得低俗、庸俗或媚俗。 第五，效果的愉悦性。大众文化文本无论其结局是悲或喜，总是追求广义上的愉悦效果，使公众的消费、休闲或娱乐渴望获得轻松的满足。影响《红衣女郎》通过一个事业成功、家庭美满的中年男性与一个红衣女郎的恋爱经历，带给公众一场日常趣味的满足。冯小刚近年拍摄的贺岁系列影片，《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和《大腕》，就是当前大众文化的一个典范实例。它们都围绕葛优这位戛纳影帝而编造故事，打造出由他扮演的类型化系统形象，满足公众的时尚趣味。 我们不妨来看看近年广泛流行的通俗歌曲《常回家看看》。这首歌是在1998年创作出来的，在1999年的联欢晚会上进行表演，从此风靡大江南北：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着笑容，／带上祝愿，／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给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总操心就奔个平平安安。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歌词很是普通，用高雅文化的经典看法来讲，真可以说是一点“诗意”或“审美”意味都没有。大家不妨把这其中表述的“回家”的含义与朦胧诗中的“回家”比较一下。 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那是十多年前，／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我跑到郊外的荒野上欢叫，／后来，／我的钥匙丢了。／／心灵，苦难的心灵／不愿再流浪了，／我想回家，／打开抽屉、翻一翻我儿童时代的画片，／还看一看那夹在书页里的／翠绿的三叶草。／／而且，／我还想打开书橱，／取出一本《海涅歌谣》，／我要去约会，／我向她举起这本书，／作为我向蓝天发出的／爱情的信号。／／这一切，／这美好的一切都无法办到，／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天，又开始下雨，／我的钥匙啊，／你躺在哪里？／我想风雨腐蚀了你，／你已经锈迹斑斑了。／不，我不那样认为，／我要顽强地寻找，／希望能把你重新找到。／／太阳啊，／你看见了我的钥匙了吗？／愿你的光芒／为它热烈地照耀。／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那一切丢失了的，／我都在认真思考。 在这里，“家”代表着高雅文化诉求的精神家园。那里有“儿童时代的画片”、“翠绿的三叶草”，还有德国浪漫诗人海涅的歌谣。这种精神富足是他征服爱情的制胜法宝。实际上，在高雅文化系统里，“家”常常就是那种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而又弥足珍贵的至高精神境界的象征，相应地，“回家”成为寻找或追求那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而又弥足珍贵的精神境界的行为的象征。 但在《常回家看看》里，“家”却早已“丢失”了这种至高无上的“精神”含义，而转变成一种日常家族亲情的象征。“回家”，是日常家族亲情的实现的象征。这首歌完全没有了高雅文化那种内在精神性，那种经典“诗意”；甚至也没有《涛声依旧》那种对于经典诗意的怀旧式宣泄，而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诉说的是日常家族亲情。但是，为什么它会流行开来呢？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常回家看看”，一声充满亲情而又温和的规劝或鼓动，胜过千言万语、千呼万唤，煽动起、催动着千千万万男男女女的无定焦虑和思家情怀，使得他们不远千里万里排除千难万难也要奔回父母的身边实现短暂的团圆。“回家”是来自过去的生活地点及其固定生活记忆的无意识召唤，表面看来构成对当下无地生存与流动性格的一种否定和一种回归，但实际上却是对流动性生存形成一种肯定。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对无地生存、流动生活的否定，恰恰是通过地点流动本身来完成的，从而就形成以流动否定流动的奇特悖论，结果是使地点流动无尽地再生产下去。同时，“回家”而不是“在家”，“回家看看”而不是“在家呆着”，表明无地焦虑以及流动生存注定了会循环往复地持续下去，从而不停顿地再生产出人们的“常回家看看”这一日常生活欲望。道理很简单：愈是流动在外的游子，对“家”的记忆才会愈益珍视，他们的“常回家看看”的无意识渴望才会因被压抑而变得愈益强烈，从而推演出“常离家生活”又“常回家看看”的互动型生存轨迹，形成流动——回家——再流动的循环圈。诚然，这首歌并没有在字面上特别强调地点的重要性，但实际上，整首歌在其字里行间都在述说着人们的一个日常现实——流动、流动、再流动，以及由此而生的种种生存体验。无论如何，在《常回家看看》的旋律中，这种无地焦虑和流动生存已经推演成为当前中国人的一种普遍命运和自主选择。这首歌曲让公众在轻松的愉悦中体验到渗透于日常生活的无所不在的无地焦虑和流动生存现实，其作为大众文化作品的效果已显露无遗。 流动人口是指在某一时间范围、居住地发生跨越一定地域界限变动的人。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了每个人的常住地及其户口登记地，从而统计出全国流动人口已达到1.2107亿，这个统计数字显示了流动人口在中国社会的强大比重，从而为我们理解《常回家看看》得以深入人心的原因提供了有力的社会学证明。《常回家看看》的歌词很是普通，它的流行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家庭温情对于流动人口的召唤。它使得很多打算回家看看的人的回家行为变得合理化和合法化，使得本来没有计划或无法回家的人产生出回家看看的强烈冲动，也使得实在没有办法回家的人选择在电话或者在想象中满足自己回家的愿望，同时，它也可能使正在回家路上的人们的漫长而艰辛的旅程中变得充满家庭的温馨。显而易见，大众文化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的娱乐趣味。 上面的特征，规定了大众文化文本的社会功能：以大量的信息、流动的和模式化的文体、类型化的故事及日常氛围来满足大量公众的愉悦需要。使大量社会公众获得感性愉悦，让他们安于现状，这是大众文化的基本功能。大众文化在当代可以集中代表文化的日常性、感性和稳定性，是文化趋于稳定的重要因素；但另一方面，它本身也容易自我复制，以至于丧失创造力。 大众文化是否只是具有消极作用？持这种看法的人常常依据如下论点：普通公众完全受到大众文化的欺骗性操纵或暴力强制，无法进行任何反抗。下面一种不同观点值得我们注意。 与法兰克福学派全盘否定大众文化不同，英国“文化研究”代表人物斯图尔特 #183;霍尔(stuarthall)提出一个著名观点：公众对电视节目可以有三种解码立场。一是统治性－霸权性立场(dominant-hegemonicposition)，完全受制于制作者的意图控制；二是协商性符码或立场(negotiatedcodeorposition)，可以投射进自己的独立态度；三是反抗性符码(oppositionalcode)，站在对立面瓦解电视意图（注：斯图尔特 #183;霍尔：《电视话语的编码和解码》，据西蒙 #183;杜林(simonduring)编《文化研究读本》(theculturalstudiesreader)，伦敦1993年版，第100-103页。）。这表明大众文化决不是铁板一块，公众既可能淹没也可以寻求自己的主体性。 一个合适的例子是，2001年春夏之交，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连续剧《笑傲江湖》。这引来全国电视观众的各种各种反应，批评、指责、讽刺、谩骂充斥着网上和其他媒体，这是制作者们始料未及的，也是媒体事前所无法预料的。观众的如此激烈的反对声浪，在中国电视剧的播映史上应是空前的，而各种媒体的重点报道也是前所未有的，这突出地证明了观众对于大众文化文本解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折射出此时的社会文化心理状况。所以说电视剧《笑傲江湖》好，好就好在对制作者意图的抑制和观众能动性的揭示上。这典范地说明，大众文化文本的社会功能和反响是复杂多样的，应具体分析，不能单凭制作者意图而断定它的优劣好坏。这同时也可以提醒那些轻视或否定大众文化的人们：公众中有可能蕴藏着对于大众文化进行反抗的能量，而这种反抗并不简单地来自大众文化之外，而就存在于它之中。也就是说，大众文化本身就可能是自反性的，即它可以自己反对自己、自己解构自己。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大众文化总想投观众所好，让观众有一种主人翁的感觉，显得比故事中的人物高明，从而使观众有时可以轻易地看穿制作者的意图或把戏，并站出来毫无顾忌地以常识为武器加以揭露。相比而言，高雅文化文本在语言、形象及其意义等方面要复杂一些，接受起来要艰难一些。 4.民间文化 民间文化文本是指体现普通民众日常通俗趣味的、带有传承特色和自发性的文艺文本。民间文化虽然与大众文化在通俗性和娱乐性方面颇为相似，但却不是像大众文化那样采用大众媒介、按市场行情和流行趣味成批生产的，而是往往与前辈具有传承关系，从日常生活中自发地生长出来，带有自娱特点。普通民众没有多高的文化教养，关注的主要不是知识分子标举的那种个体意识、自我实现欲望，而是日常生活过程及其自娱效果。 南朝民歌《三峡谣》说：“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注：见《水经注 #183;江水注》，引自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下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3页。）说的是早上开船看见黄牛，晚上停船也看见黄牛，走了三天三夜，还是看见黄牛。“黄牛”在这里直接代指“黄牛滩”，是长江三峡西陵峡西边的险滩，滩边峭崖上有石纹如人背刀手牵黄牛，所以得名。《三峡谣》正鲜明地体现了民间文化文本的特点：所用语词都是日常生活常用的，讲究上口易记，注重日常生活氛围的渲染。长达三天三夜的行船生活，本来是可以丰富多样的，但这里却只能在同一时空区域里重复进行，这可以说清晰地显示了船夫日常生活的单调性和重复性。当然也可以换个角度看，得出另一层理解：三天三夜的艰难的逆水行船生活，竟然不过是围绕着同一个“黄牛”峭崖进行，终究无法走出“黄牛”的眼界，这难道不是对日常生活及人的命运的一种有趣的发现？这一发现难道不可以给原来单调乏味的行船生活增添一点自娱效果？而吟唱《三峡谣》本身，正可以说是积压在心底的情感体验的激情宣泄。在这种发自内心的情感宣泄中，吟唱者本人体验到一种轻松和愉快。 民间文化有怎样的功能？恩格斯说得好：“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作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硗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注：恩格斯：《德国的民间故事书》，《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401页。）民间文化在平时可以在普通民众中起到安定、自娱等作用，而当着主导文化、高雅文化或大众文化分别面临各自的僵化和衰微困境而亟待脱因时，民间文化往往可能成为一种出奇制胜的激活的力量，甚至是革命性力量。 二、文化层面的多元互渗 上述分类只是相对的，而实际上，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总是渗透到这4种文化的具体文本形态之中，而每一种具体文化文本都可能包含其他多元文化因素的互渗，从而形成更复杂多样的文化状况。多元互渗，在这里是指多种文化元素交叉渗透于具体文本中、使得不同文化层面之间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难以清晰地分辨的情形。重视这种多元互渗是重要的。如果只看到文化层面的分别而看不到这种多元互渗，就会把问题简单化，从而无法真正认识文化状况。 例如，主导文化影视作品往往注意吸收大众文化的一些东西。电视剧《导弹旅长》以很大的篇幅去讲述江昊、石志雄等几个主要人物的情感纠葛，以满足普通公众的娱乐需要。高雅文化文本中常常渗透进主导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元素。王蒙的小说如《季节》系列就充满了主导文化的政治话语。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开篇第一句就写“白嘉轩后来引以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这句话在语言上是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百年孤独》的摹仿，而在效果上则试图仿效大众文化去迎合普通公众的阅读趣味。莫言的近作《檀香刑》显然从民间说唱艺术中吸取资源。大众文化中的互渗就更为鲜明。《北京人在纽约》和《不见不散》在结尾都不约而同地让漂泊纽约的主人公回归祖国母亲的怀抱，体现了主导文化的制约作用。电视剧《桔子红了》在人物语言、行为举止、服装、布景和音乐等方面都体现出高雅或“唯美”趣味，显示高雅文化已成为大众文化争取公众的制胜法宝。还有一种互渗情况：大众文化常常在调侃的意义上戏拟高雅文化以便取悦于普通公众。 《射雕英雄传》第30回《一灯大师》写郭靖护送黄蓉去寻找一灯大师治伤，一路闯过“渔樵耕读”四大高手中的前三个。面对最后的高手书生，小说这样写道： 黄蓉……见那书生全不理睬，不由得暗暗发愁，再听他所读的原来是一部最平常不过的“论语”，只听他读道：“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读得兴高采烈，一诵三叹，确似在春风中载歌载舞，喜乐无已。黄蓉心道：“要他开口，只有出言相激。”当下冷笑一声，说道：“‘论语’纵然读了千遍，不明夫子微言大义，也是枉然。”那书生愕然止读，抬起头来，说道：“甚么微言大义，倒要请教。”黄蓉打量那书生，见他四十来岁年纪，头戴逍遥巾，手挥折叠扇，颏下一丛漆黑的长须，确是个饱学宿儒模样，于是冷笑道：“阁下可知孔门弟子，共有几人？”那书生笑道：“这有何难，孔门弟子三千，达者七十二人。”黄蓉问道：“七十二人中有老有少，你可知其中冠者几人，少年几人？”那书生愕然道：“‘论语’中未曾说起，经传中亦无记载。”黄蓉道：“我说你不明经书上的微言大义，岂难道说错了？刚才我明明听你读道：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五六得三十，成年的是三十人，六七四十二，少年是四十二人。两者相加，不多不少是七十二人。瞧你这般学而不思，嘿，殆哉，殆哉！”那书生听她这般牵强附会的胡解经书，不禁哑然失笑，可是心中也暗服她的聪明机智…… 这种“胡解经书”的方式，显然属于当今大众文化惯用的经典戏拟，就是用戏谑的方式拆解经典，造成化雅为俗和以俗戏雅的效果。解读儒家经典以及对对联、猜谜语等，原是中国古代文人阶层的高雅文化传统的一个显著特征，这里却以戏拟这一特殊形式移置到现代大众文化文本中，并且与黄蓉和书生等人物的具体生活境遇密切结合起来，既有助于刻划黄蓉和书生的性格或特点，又可以向现代读者显示高雅文化传统的独特魅力。这样做，意味着使武侠小说这种大众文化形态趋于“高雅化”，从而可以跨越通常大众文化的水平而进入优秀的高雅文化的行列。事实上，金庸武侠小说具有多面性，既可俗读也可雅读，既可视为大众文化也可视为高雅文化。原因并不复杂：某些优秀的大众文化文本是可以超越通常分类的限制而兼具其他文本特征的。 三、从多元互渗到多元化生 上面只是介绍了一些文化的多元化生的例子。然而，我认为，仅仅有当前的文化层面的多元互渗是不够的。多元互渗当然比“”时那种一元独尊好，因为它尊重不同的文化因子，呈现出开放、进取和活跃的态势。然而，多元互渗毕竟没有进一步梳理出明确的文化价值系统，这就是：在这种多元文化结构中，哪些文化因子在文化价值系统分别承担着各自的使命？ 我以为，需要从初级的多元互渗走向更高的多元化生境界。多元化生，意味着多元文化因子按照理想的和合理的尺度组合成一个相互化合和生成的互动结构。我在这里提出有关具体步骤的几点初步考虑： 第一，多元共存。应当承认这种多元共存格局的合理性。这4种文化因子都需要存在，不能简单武断地以此代彼甚至以此灭彼。谁灭谁呀？ 第二，各行其道。这4种文化因子各自按照各自的规律和类型特征去发展，各自承担自身的文化功能。 第三，优化组合。在这里，主导文化中的伦理和睦、高雅文化中的个性品质、大众文化中的感性愉悦、民间文化中的群体娱乐等因子，可以着力组合起来并且加以突出，使得我们的文化既注重伦理和睦又不忘群体娱乐，既突出个性性格又注意感性愉悦。当这些多元文化因子在文化中凝聚为一体时，我们的文化是否会逐渐地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第四，个性彰显。在如上过程顺利进展基础上，也许可以进一步展望一个目标——这就是使得中国现代文化在保证内部多元化生的基础上寻求新型个性特征的彰显。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如何重新凸显中华文化的独特个性？这种凸显是否可能在21世纪实现？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影视管理 论文关键词：文学艺术；影视传播；金庸小说；文化意义 论文摘要：文学艺术通过影视传播，不但使传统艺术被广泛接受，获得创新发展的契机，而且还能弘扬民族文化，开拓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公众精神空间，重建现代人文传统。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和深刻的人性光辉，又因影视艺术的科技特征，获得更为持久的生命力。影视改编使金庸渲染的文化思想、艺术氛围成为当前重要的公共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金庸影视剧也同时成为一种公众艺术。金庸小说影视剧改编，已经不单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业性艺术形式转换，而具有振兴民族文化的战略意义。 从电影的发明到现在，一百多年，人类借助影视形象表达思想、情感，获得审美愉悦，也已经百年。电影从19世纪末传入我国不久，出现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影片《定军山》就是对京剧《定军山》片断的影视改编。一部中国传统舞台艺术从此可以脱离时空限制，得以更广泛的传播。此后，随着影视业的蓬勃发展，到今天，人们通过视听接受文化信息，借助影视传播艺术，已经成为当前一种文化生存状态和人们日常生活方式。传统艺术形式经过影视传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文化意义，金庸小说的影视改编可谓典型的范例。 一、传统艺术被获得创新发展的契机 我们知道，一些传统的艺术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其生存都已经发生了危机，特别是传统艺术地方性很强，没有快捷的传播手段，一些悠久而又优秀的民族艺术不但不为人知，大有自生自灭的趋势。这里不单是一个借助影视会很有效地传播的问题，而是把传统艺术形式与现代科技密切结合，促成一种新的艺术创造过程，从而寻找传统艺术焕发新生的立足点，做到艺术形式和艺术观念的更新换代、美感特征和价值标准的与时俱进，真正以“拿来主义”的文化发展原则，对传统作出突破和创新。 拿戏剧文学来说，以河南的豫剧为例，像其他地方戏曲一样，在多元艺术思想、价值观念的文化背景下，本来已经日趋萎缩，成为亟待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戏曲及其民俗文化所孕育的民众情感和朴素的艺术趣味，怎样与当代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结合，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河南电视台1994年10月开播“梨园春”节目以来，可以说让陷入困境中的戏曲，走上了开拓新的艺术领域和审美空间的宽广道路。特别是1999年，随着电视文化产业和音像艺术产业日益成为民众日常文化娱乐的主要方式，“梨园春”应时改版，推出“戏迷擂台赛”，让观众与影视戏曲制作互动，以观众的审美期待为“卖点”，由此激发的群众文化参与意识和社会反响之大，是其他地方戏曲无以相比的。“播出一年多，即已收到观众来信30多万封，每期拨打168热线电话者都在五千个以上，擂台赛已有近两万人报名。“梨园春”不仅受到河南及北京、山东、河北、安徽、江苏、陕西、山西、湖北等周边省、市观众的热爱，就是新疆、甘肃、内蒙、黑龙江、贵州、青海、四川、西藏等边远省份也有不少热心观众。据中视收视率调查，“梨园春”栏目平均收视率已达到25.85％。 再拿小说创作来说，它是文字抒写的作品，而“作为动态影像的艺术，电影能够给受众带来比文学强烈得多的直观快感。因此，当电影不再谋求基于自身形式特质的自主性，并进入传统上为文学独占的表征领域的时候，它就带来了一场意义深远的艺术革命。在这场美学革命中，电影以其逼真性对于艺术的规则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在经济资本的协同作用下，作为艺术场域的后来居上者，它迫使文学走向边缘。在此语境压力下，文学家能够选择的策略是或者俯首称臣，沦为电影文学脚本的文学师，或者以电影的叙事逻辑为模仿对象，企图接受电影的招安，或者以种种语言或叙事实验企图突出重围，却不幸跌入无人喝彩的寂寞沙场”。也许这种看法还有争议，但起码在多元艺术形式共存的文化生态中，影视艺术的发展速度日益呈现出人类文明加速发展的特征，文字作品表达手法的进步和更新相对而言并不显著，所以小说在当前和未来文化语境下，是经典艺术形式也是传统的艺术形式。那么，与影视传播相结合，从而获得更广泛的接受群体，最大限度地实现其文化价值也是发展创新的必然选择。 金庸小说历时半个世纪的阅读接受，造成了奇异的阅读景观，是现当代任何作家的作品所不能与其比肩的。从小说与影视剧互动情况看，金庸小说改编的影视剧收视率不会低于小说读者数量。十多年前，有人做过统计，金庸小说“自出版36册一套的单行本以来，到1994年止，正式印刷发行的已达4000万套以上。如果一册书有五人读过，那么读者就达两亿。必须注意的是，金庸小说无论在台湾还是在中国大陆，都有许多盗印本。这些盗印总数，可能不在正式出版数以下”。由此我们可以推知，目前，看过影视作品的观众数量按1994年小说读者的两倍计算，可以说从影视作品知道郭靖、黄蓉、乔峰、小龙女等生动鲜明的影视形象，知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精神的观众数量不会在四亿之下。伴随着广泛的传播，人们对金庸小说创造性的“误读”，也充分体现在改编、演出、产品制作过程、观众接受中，对原著精神内涵和艺术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发展，已经成为集体创造的文化景观。 二、弘扬民族文化，开拓全球化背景下的公众精神空间 人类的生存空间由物质生存空间和精神生存空间构成。人们对艺术的追求，所创造的审美愉悦空间，以特有的审美感染力，最容易成为超越时空和民族界限的共同的精神生活领域。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和深刻的人性光辉，在当代公众精神生活中，既有针砭时弊、匡正风俗、重塑灵魂的精神力量，又因影视艺术的科技特征，获得更为持久的生命力。影视改编使金庸渲染的文化思想、艺术氛围成为当前重要的公共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金庸影视剧也同时成为一种公共艺术。“就其实质而言，公共艺术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体现艺术家所创造的艺术风格和样式以及形成的艺术思想，而是体现一种群体性的精神空间，是人类改造自身生存环境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在每一个特定的地域中，特定的历史文化决定着特定的公共艺术特质，同时，特定的公共艺术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特定的艺术观念和审美模式。因此，可以说，我们从艺术的角度来认真地思考公共环境问题，是人类改善生存状态、延续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所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也许是金庸小说影视改编的核心价值，也是深远的意义所在。所以，人们并不顾忌改编对原著思想与艺术有机性的解构，而继续改编，观众尽管对改编产生了诸多不如意，但难舍银幕上那惩恶扬善的快事，难舍那侠义精神和美好人性给予心灵的启迪和慰藉。从而，在观影的期待、焦虑、振奋和争论中，传达着公众的社会理念，选择着一种符合当前历史文化生存所需的艺术观念和审美模式，进而达到一种和谐的人文生存环境的形成。 目前，公认好莱坞影视业居世界影视业之最，而能与之抗衡的两类影视作品，一是印度的歌舞片，然后就是中国的武侠片。如果说金庸小说由于传统文化浓厚，语言的民族化色彩鲜明，对其他民族来说接受相对比较困难些，那么金庸影视作品以其直观性、真实现场性，正在随中国武侠片的走向世界，逐步产生了国际影响。例如，日本NECO电视台2006年用了一年多时间，每周两集的速度播出了大陆版《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和《笑傲江湖》，并发行DVD，一批日本金庸武侠迷诞生了。而此前，金庸小说在日本陆续出版的历史已经有10年之久，也没有产生如此被接受的盛况。在相同的现代影视技术条件下，民族之间的文化艺术更容易沟通、互补，彼此弘扬。 在当今，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西方文化以先进的科技手段为辅助，扮演着主导文化理念和价值取向，逐步形成以其为中心的全球化，一种文化侵略的态势给民族文化发展造成威胁。民族传统文化思想和古典文学长期孕育的艺术思想，在当代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有丰富的渗透和体现，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传承和发扬必将与现代先进的传播技术相结合，创造出新的具有民族特色、内涵新颖深刻的艺术新品，才能将民族文化理念不断扩展和延伸，使传统艺术获得新生，构建新的与全球化接轨的公共艺术空间。在此，金庸小说影视剧改编，已经不单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业性艺术形式转换，而具有振兴民族文化的战略意义。 三、重建现代人文传统．促进影视艺术长足发展 “相对而言，中国电影的致命弊端，在于一些电影人对电影的技艺或许驾轻就熟，但对电影的人文维度即人类的自我认知水准则多半懵懂无知。最差的中国电影，仍然停留在对电影人物的神圣化与妖魔化的两极化认知状态，即停留在原始思维状态或者说停留在儿童认知的水准线上。好人与坏人，善良与邪恶，总是一目了然。近年来的中国电影虽然大有改观，但总体上对人性的了解即人类的自我认知水准依旧十分有限。一些水准较低的电影中人物虽非过去式的红脸和白脸截然相对，但却仍然有许多人物不做人事、不通人情，甚至也不说人话。”传统文学中的“载道”思想，现当代文学思潮中长期的意识形态干扰，文学史构建过程中关于“人性论”的一次次批判，于是艺术作品对人性内涵的揭示禁忌颇多，对人性的普遍性视而不见，期间，极左电影也推波助澜，所形成的艺术价值判断中忽视个体存在的思维定式，很难在短期内彻底改变。长期以来，影视形象塑造缺乏人格独立意识和主动性，影视制作仍然是一种思想观念的传声筒。所以，苦心经营的影视作品与眩人视听的影视科技的发展不能相适应，影视艺术审美空间中的人文精神并没有得以张扬。 金庸小说创作在香港20世纪50、60年代，相对于大陆，那是一个特定的时空背景，现代科技发展与自由多元的艺术追求，造成一个色彩纷呈，个性突出、揭示人性的艺术空间。金庸小说影视改编可以说是同步进行的，不但金庸本人参与现代电影的制作，而且《射雕英雄传》在创作过程中就被长城电影公司改编成影视作品了。金庸小说的人性深度，生活化倾向、形式的独创性、对传统文化的深邃理解和合理扬弃，给予影视改编以极大的艺术再创造空间，也形成了极大的接受群体。上个世纪90年代，金庸影视改编逐渐成为大众艺术中的热点时，也正是文学界关于创作中人文精神的讨论、引起广泛社会关注的时期，金庸影视剧对人文精神建设的导向作用，不容忽视。直到今天，金庸小说改编的影视形象揭示的人性深度和构建的人文气息，在当今众多的影视艺术制作中，还没有大的突破。另一方面，日益推陈出新的影视技术和文学艺术影视传播方式，借助金庸小说的影视改编，充分体现了影视手段重建人文精神、培育先进文化意识的载体功能。 也许，传统文学形式与现代影视技术结合，成为当代人们日常生活中一种新生的公众文化形态，早已成为有目共睹的文化现实。 文学艺术论文:民间文学艺术 摘要民间文学艺术是我国重要的知识产权资源。文章着重从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价值分析入手，重点比较分析民间文学艺术的著作权保护模式和单行法保护模式的优劣；在此基础之上，对我国未来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之立法提出了若干具体的建设性意见。这些立法建议对我国未来相应法制之改造及利用民间文学艺术促进民族竞争力的提升等都将有所助益。 关键词民间文学艺术；价值分析；保护模式；制度建议 民间文学艺术(expressionoffolklore)是指“来自于某个群体或者由某个群体的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群体期望的文学或艺术创作，这些文学或艺术创作通过不断模仿、口传心授或其他方式世代相传，并为整个群体所保持和发展，从而成为该群体文化和社会特征的表现形式”。我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民间文学艺术资源原本非常丰富。但是，今天，我国非但没有展现出在民间文学艺术上的国际利益优势，相反，民间文学艺术在我国正呈一种枯萎的态势。个中原因除了经济大潮和全球一体化使文化多样性发展受到严重冲击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缺少一个有效的法律保护机制。尽管1990年《著作权法》首次确认了民间文学艺术享有著作权并受法律保护，具体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是时至今天，这一规定仍未出台，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和利用的进程。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我们十分有必要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问题作一番理论上的探讨，以期将来我国进行相应立法时有所借鉴。 一、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选择分析 民间文学艺术对其创作群体以及国家的重要作用毋庸讳言，这在学术界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即我们不能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不符合现代知识产权客体和主体确定性等特征就拒绝对其给予保护。而这里尚需要我们继续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究竟是基于怎样的价值立场来对民间文学艺术加以保护的?对该问题的回答，不仅关涉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的正当性，同时，它还是我们在众多的保护模式中进行选择的重要理论依据，甚至从更进一层意义上说，它还直接影响着我们构建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机制的具体制度设计。 在该问题上索有这样两种价值主张。一种认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就是在保护人类创作之“源”，民间文学艺术与现代文化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如果人们仅仅注重各种智力创作之“流”的保护，而忽视对它们的“源”关注，则对知识产权保护而言，不能不说就是一个严重的缺陷。而另一种观点则是2002年3月25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政府间委员会关于“知识产权、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的第三次会议中，绝大多数国家所持的一种价值主张。这些国家认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目的主要在于：其一，就是要控制民间文学艺术的公开和使用；其二，就是要激活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价值和财产属性；其三，就是通过保护，激励以传统为基础的创新；其四，就是有效认证民间文学艺术，并确认其归属；最后，即通过保护以有效防止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减损、诋毁和滥用。 笔者认为，不管对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立场有什么样的分歧，以下两点是我们必须牢牢把握的：第一，从国内来看，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主要是为了使我国宝贵的民间文学艺术能够永久地流传、世展下去，而使其不至于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淹埋。这种目的，我们可以从国际文献中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和对其他知识产权的“保护”用语上的差异得到证明。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通常使用的一个词是“conservation”，而对其他知识产权客体的“保护”使用的则是“protec，tion”。这种用语上的差别恰好反映了两者在立法目的上的区别。对传统知识产权的保护，侧重于通过赋予特定主体以财产权利和精神权利，来调动主体的积极性，使更多的科学和文学艺术作品得以不断地涌现出来，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而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则侧重于使客体本身得到存留、维持、传承，不因人们的行为而消亡。我国民间文学艺术资源相当丰富，但由于受到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民间的文学艺术正以可怕的速度在消亡和灭失。因此，我们立法的当务之急是将“保持”视为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最直接的立法目的，鼓励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整理和传承，并以此为中心，构建相应的制度，尤其是确立整理者和传承者的地位和权利。第二，从国际上看，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主要是为了增加我国在国际文化贸易中的砝码，促进我国的文学艺术和相关产业的繁荣和发展，防止其他国家无偿地使用、歪曲、篡改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事实上，广大发展中国家逐步要求加大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力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大量无偿地使用、开发其宝贵的民间文学艺术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两类国家之间利益上的严重不公平。而从发展中国家内部来看，民间文学艺术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也正日益地彰显。据统计，我国的对外贸易中利用民间文学表达形式的纺织品、美术品和其他轻工业产品在我国出口产品的比重越来越大。仅1991年一年我国利用民间文学艺术造型生产之产品出口创汇就是37亿美元。而近年这个数字还在继续上升。因此，在我们进行相关的制度设计的时候，确保我国在国际贸易中能够取得适当的“对价”就成了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时另一十分重要的价值关注点。我们认为，只有牢牢把握了上述两点，我们将来的制度设计才能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导向，也才能使我们的立法在实现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同时又能很好兼顾我国在该问题上的国际利益。 二、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模式选择 前面，我们主要探讨了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价值选择问题。以下我们将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即是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具体模式问题。在该问题上，学者们的主张也是见仁见智。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范式观点：其一就是主张采用著作权法模式进行保护，具体来说就是在著作权法之下由国务院另行制定特别法规的方式加以规定；其二，就是进行特别立法保护，也即确立一个与知识产权体系相关的一个专门部门法来对民间文学艺术加以保护。以下，我们对这两种观点逐一评析。 (一)对采用著作权法保护模式的评析 1、著作权保护模式的肯定主义 主张用著作权法模式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是大多数学者的主张。学者们认为，如果排除作品只能是个人创作这一固有观念，将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理解为集体或群体创作，那么就可以对民间文学作品进行著作权保护。其中的民间故事、诗歌和方言等就类似于口述作品；歌曲和乐曲等音乐表达形式以及舞蹈、游戏和仪式等就类似于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民间建筑与建筑作品，民间雕塑与美术作品都很相似。且在利用著作权法中已有相关原则、制度的基础上，利用著作权法加以保护也许是诸多方式中最为便利的。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中的大部分具有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相类似的特征。比如说它们都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智力创作；都具有独创性、可复制性和非物质性等特征。当然，主张采用版权保护的学者，也是承认民间文学艺术与一般作品的区别，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与版权保护的某些不协调之要求的。但他们认为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调整现行规则予以解决的。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对民间文学艺术版权保护的一些不和谐因素就全盘否定版权保护的合理性，毕竟版权是历经了上百年的考验而成为现今较为系统完善的保护途径，且其丰富的权利机制和制度原理是有很大灵活性的，能够适应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之需要。2、著作权法保护模式的反对主义 鉴于民间文学艺术与文学艺术作品之间的高度契合性，版权法的保护模式的确成了国际社会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最初选择。然而是不是说，用版权模式来对民间文学艺术提供保护时就一定没有任何问题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如果我们仔细加以分析的话，就会发现二者之间实际上是存在着诸多的实质性差异的，而这种差异不但显示出了文学艺术作品与民间文学艺术间的本体性区别，而且该种区别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反对者否定著作权保护模式的致命原因，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著作权法的本质限制性决定了它与民间文学艺术难于融合。我们都知道，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是建立在西方制度基础上的，发达国家一般不赞成将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准用于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三百年历史的知识产权经过不断的发展“已经成为一部服务于现代工业、信息社会的严密的法律机器，其制度上的秉性决定了它不能成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主要手段”。而且，其中的著作权法也不是回答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或传统知识问题的。因此，采用传统知识产权保护并不能实现促进和弘扬民间文学艺术的目的。 其二，著作权法保护单一作者的禀赋也与民间文学艺术不相为谋。著作权法的核心是通过确认智力创作者对其创作成果的控制权，来鼓励和激发个人的创作能力。然而，民间文学艺术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群体性，个体的因素在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流程过程中没有凸现出来。在民间文学艺术中，根本无法找到一个著作权法意义下的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作者。著作权法保护的核心是作者的权利。而民间文学艺术没有明确的作者，那么用著作权法来保护，就会使权利因为没有一个落脚点而落空。著作权法通过激励机制来实现人类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持续繁荣的神圣目的也将因为主体性缺位而变得子虚乌有。 其三，著作权法“独创性”要求也很难与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特征相吻合。“独创性”是作品获得著作权保护的前提。一般认为。“独创性”是指作品应该体现作者的个性，体现作者智力火花的烙印。对独创性的最低要求是作品须由作者独立完成，而不是抄袭的结果。但民间文学艺术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其间，即使某个个体在模仿和传播的时候加入了一些个性化的表达，但这终将因为其慢慢被吸收为民间文学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最终无法分辨出个体的特性。因此，无论从何种视角来看，反对者都认为，利用著作权保护并非是民间文学艺术的最佳保护途径，如果我们执意地要把把民间文化艺术表达的保护糅合到版权的框架下进行的话，其结果就是在破坏了版权自身和谐系统的同时也使民间文学艺术得不到很好的保护，可谓两全而不能齐美，这与人类立法理性是根本背道而驰的。 (二)单行立法模式的分析 从以上对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模式的分析来看，运用著作权法来保护有诸多弊端，因此，我们认为采取特别的单行立法模式较好。因为，从目前国际上的最近发展来看，对民间文学艺术予以著作权之外的“特别权利”保护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示范法条》就是这种发展趋势的产物。但在究竟如何构建这样一个行之有效的规范群上，笔者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建构一个群体“民间文学艺术权”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群体所享有的权利应当是一个具有类似著作权性，但又不完全等同于著作权的权利。在国外，有人提出以“等同(quid－pro－quo)”理论来支持非正规创新者的权利主张。依据这一理论，既然在特定对象上的正规创新者会产生新的知识产权，那么与相关或相似的对象相关的非正规创新就应该导致一种类似权利(cognaterights)的产生。有人将这一权利称为“民间文学艺术权”，并认为“将‘民间文学艺术权’作为特别的和独一无二的而不是类似于著作权的权利或许会更好一些”。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政府问委员会关于“知识产权、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会议的国家也普遍认为民间文学艺术是群体发展、传播、分享的，所以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不能充分地满足传统群体对集体权利或社区权利的需要。虽然，集体创作和集体所有不是所有民间文学艺术的共同的特征，但是成员国仍然已经意识到了建立法律解决措施来满足群体认可的集体权利和集体知识的愿望和需要。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在制定单行法时，可以考虑借鉴这一概念。当然，这一经我们建构起来的民间文学艺术权虽然在性质上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但与传统知识产权相比，它还具有自身的显著特征。即它具有集体性、时间上的永久存续性和不可转让性等特征。而这些特征的存在从根本上说是由民间文学艺术自身客观特性所决定着的。 2、应特别强调公法手段的保护 由于民间文学艺术受群体生存环境的影响甚大，任何群体生存环境改变、生活习俗变迁和传统文化断裂，或者传承人物质生活匮乏、后继乏人和观念改变，都将导致民间文学艺术从活的文化形态褪变为死的文物。因此，保障群体的传统生活状态不遭受破坏性冲击，保障传统来源地的文化生态保持可持续发展，保障传承人的生活水平和精神上的荣誉感，这些除了需要我们从私法的视角加以重视外，它更需要运用公法手段来加以保护和调整。我们可以通过相关的行政主体介入的方式，从公权保障的角度确立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范围、保护方针、物质资料归属等；建立起对外国团体和个人考察、收集民间传统文化资料出境管理制度及相关的保密制度，防止民间文学艺术的流失和毁坏。笔者坚信，在私法和公法的协同保护下，利用两种保护手段的各自优势，我们一定能在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上达到理想的结果，在保持和传承文化的同时也得以很好维护在该问题上的主权利益，为我国在未来的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 文学艺术论文:数字化时代和文学艺术 【内容提要】以网络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数字化时代为文学艺术的繁荣和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艺术的审美思维、文学创作、语言形象、文学批评等一系列文学课题在新的社会语境中都发生相应的变化。本组笔谈从不同侧面为数字化时代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新的认识和理解，希望能引起读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讨论。 【摘要题】数字化时代与文学 【关键词】数字化时代/文学/审美思维/仿真 【正文】 文学艺术是时代的花朵。每个时代都会培育出自己时代所独有的绚丽多姿的奇葩。文学艺术又是时代的镜像。莎士比亚在他的著名悲剧《哈姆莱特》中就借主人公之口说过：“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嬗变发展的模型。”[1](p68)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总是映显出时代，以其独特的神韵和风采而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1](p58) 我们正在走进一个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 高科技的发展，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运用，多媒体网络的逐渐普及，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使一个拥有60亿人口的世界逐渐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信息化、数字化的高度发展，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它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和文学艺术都已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信息化、数字化使整个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指出：“倘若我们沉思现代，我们就要追问现代的世界图像。”[2](p81)“现代的基本进程乃是对作为图像的世界的征服过程。”[2](p90)信息数码图像进入我们的储存、检索、阅读、欣赏、传送的工作平台并显示在电脑的屏幕上，它的快速、清晰、变化多样，给接受者带来了无穷的愉悦和享受。 数与美有着历史久远的关系。早在公元前六世纪，毕达哥拉斯就把数与美联系起来，将数看作是美的本源，认为“事物由于数而显得美”，一切艺术都产生于数，甚至整个天空都是一个音乐的音阶和一个数[3](p113-114)。我们今天所说的数字化是建立在0-1的二进制的数的关系的基础之上。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对美的创造、美的欣赏和审美教育，对文学艺术的发展，创造了古人无法想像的有利条件。它使歌德、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和论述的“世界文学”的预言变成了生活的现实。人类在几千年创造的文学艺术珍品，真正成了世界各族人民的共同财富。这给作家、艺术家、美学家相互学习、相互对话交流、相互吸取融合，提供了广阔自由的空间。信息数码图像的创造、掌握与普及，大大有益于读者大众的审美素质和鉴赏水平的提高，读者日益提高的审美需要又可给作家、艺术家创造艺术美以强大的动力，进一步促进文艺的发展与繁荣。 数字化一方面使世界图像化了，另一方面，又使文学艺术这面时代的镜子，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审美特征。 1.各种艺术的交融性和审美的共通感。这是经过数字化处理的文艺作品的一个鲜明特色。 在当今时代，我们经常可以欣赏到由卫星传送，在电视屏幕上出现的世界各民族的艺术精品。卢浮宫的绘画、西安的兵马俑、歌剧《茶花女》、悲剧《哈姆莱特》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电视剧《三国演义》与《西游记》等等，通过多种媒体，使艺术的各种成分，如声、光、色、画、语言文字交融成一体，从而给人一种审美的共通感。这种共通感是我们单纯在书面语言的文学作品中无法获得的。 2.作家和读者互为主体，相互之间具有一种互动性。 作家是创造的主体，读者既是接受的主体，又是参予创造的主体，他可以直接参加到文本的创造过程之中。读者与作家之间形成一种全新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对话、交流关系。多媒体互联网打破了传统的独语局面，它给世界带来了一个真正称得起是复调的、多声部的丰富多彩、万紫千红的局面。互动性是数字化时代在网上创作、批评、交流、对话的根本特性。正如保罗·莱文森所说，“网上的文本使我们有能力进行迅疾的互动。”[4](p166)互动既有同一时间的互动交流，又有不同时间、地点的互动。“非同步的互动在网上的节奏是几分钟、几小时、几天，而不是几天几个月”，这种非同步性的互动，可以在网络上强化混合媒介的冲击力[4](p167)。 3.文学镜像呈现出多维性与立体化的特点。 在电视或电脑的屏幕上显示出的文学艺术图像本身就是多维的、立体化的。美国学者埃瑞克·戴维斯指出：“电脑、媒体和远程通讯技术正在不断收集、控制、储存和传播着一个日渐庞大的数据流，这无疑建立了一个新的维度：信息空间。这个繁殖力极强的多维空间是虚拟的、网络密集并十分复杂的，是一个广阔而又至高的王国，它是由我们的想象力和技术的表述来调节的。”[5](p114)传统的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阅读鉴赏的方式是线性的由点到线到面，而数码图像艺术则是格式塔式的，具有直观性、整体性。由数码图像建立起来的信息空间，不是一维、二维、三维，而是爱因斯坦所说的那种包括时间维度的“四维空间”。图像显示出的文学艺术作品是以四维空间存在着并给接受者以审美感受。20世纪最后两年中，《泰坦尼克号》通过影响、电视、因特网，创造出了艺术领域的神话般的奇迹。尽管在此之前已经有35部电影和一百多部小说反复地叙说着泰坦尼克号豪华客轮因撞上冰山而沉入大西洋海底的故事，但都没有产生通过数码图像显示出的泰坦尼克号那样的艺术魅力。 4.超越时空的开放性和自由性。 数字化时代，是一个真正走向开放和自由的时代，它彻底冲破一切封闭的牢笼。人们能够以超越时空的方式，向地球的各个角落，向宇宙的星空去搜寻知识和传送信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已经不是笑语，而是生活的现实。马歇尔·麦克卢汉明确地宣称：“在瞬时信息的时代，时间（按视觉和切分计量的时间）和空间（统一的、形象的和有周边密封的空间）已不复存在。在瞬时信息时代，人结束了分割性专门化工作的职责，承担了搜集信息的角色。”[6](p180)现在世界各国的科学家联合绘制人类的“生物基因图谱”，许多发达国家已经或正在着手建立“数字图书馆”。这样以来，不仅关于人类自身的基因构成及其谱系，可以为世界各国科学家所共享，推进生命科学的发展，而且人类几千年创造的艺术珍品和全世界的“文化基因库”，同样成了人类共同享用的财富。这对文学创造和艺术鉴赏水平的提高，无疑是一个福音。 5.数码图像的复制性与仿真性。 数字图像高速、清晰、直接、仿真是前所未有的。它的复制功能与印刷术、照相术相比，也进入了一个全息、多维、具有创造性的新阶段。在发达国家正在建立的数字图书馆中，我们看到，它不仅能复制、储存古今中外海量的文化珍品，而且可以制成光盘、VCD、轻便地携带，长久地保存。在复制过程中，适应受众的需要，还可以配上音、光、色、电、图画、语言，生动地表达出艺术作品的高远深邃的意境。如经数码图像复制显示出的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贝多芬的《英雄》、《命运》、《田园》的交响乐章等世界文学艺术珍品，比我们仅仅从诗集、散文集和听音乐会得到的审美感觉，丰富得多。数码图像的复制者的具有创新性的制作，自然会在情感上引起受众对作品的共鸣。 数与美绘制的时代镜像是丰富多样而又迷人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忘记，数字化本身是一柄双刃剑。如果我们仅仅看到它给世界带来的福音的一面，而忽视它的负面效应，那就会陷入一种新的陷阱。为此，《技术帝国》一书的作者特意发出了一个警告，他说：“我们所面临的21世纪将越来越受制于世界的数字化。”[7](p103)就文学艺术的发展来讲，有几个问题应特别引起我们的重视。 1.复制性、标准化与独创性的矛盾。 文学艺术作品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它的独创性。艺术最忌雷同化、标准化、模式化、理性化。爱德华·杨格在《试论独创性作品》中指出：“独创性作品是最最美丽的花朵。模仿之作成长迅速而花色暗淡。……有些作品比别的更有独创性；而且，我认为，它们越有独创性越好。独创性作家是、而且应当是人们极大的宠儿，因为他们是极大的恩人，他们开拓了文学的疆土，为它的领域添上一个新省区。”[8](p82)杨格认为，模仿的、机械工艺复制的作品，永远无法超越蓝本，因为原作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它们个个“都是独特无二的：没有两张面孔、两个头脑是一模一样的，一切都带有自然的区分的鲜明标记。”模仿的、机械工艺复制的作品泛滥的结果，使文学界不再是独立特行之士的结合，而是一大杂烩，乱七八糟一大群，出了一百部书，骨子里只不过是一部书[8](p95-96)。复制性和标准化是通过数码图像制作的作品的一个重要特征。瓦尔特·本雅明指出：“即使在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中也会缺少一种成分：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9](p84)他还说，“原作的即时即地性组成了它的原真性(Echtheit)。……完全的原真性是技术——当然不仅仅是技术——复制所达不到的。”在数字化虚拟世界中显示出的一幅幅法国卢浮宫保存的艺术珍品，的确非常逼真，然而人们总是还想去卢浮宫亲自欣赏一下大师的原作。因为再好的复制品，也无法表现原作的神韵（本雅明称之为“光韵”)，无法表达出原作的那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具有独一无二的深邃的意蕴。数字化的世界是一个技术世界。“技术世界是能相容的标准化的世界，如果没有标准，那么既不能发射也不能传送。”[9](p85)对于网络世界来说，技术的标准化是必需的，对于文艺创作来讲，标准化则是与艺术家追求的独创性相左的。 2.数字世界的全球化与艺术的民族性、本土化的矛盾。 数字化世界，打破了地方的和民族的局限，使整个世界都进入了因特网之中。从而，“将地球变成了一个互连或者内连的整体，并不断提高其相互依存性的必要过程。”[10](p207)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使民族文学走向了世界文学，同时，又不可否认出现了一个全球化与民族化、本土化的矛盾问题。数字化的进程，运用的是一种二进制的0-1的世界性的语言。仅从使用的工具来说，数字世界的全球化与民族性、本土化就产生了矛盾。关于这一点，《技术帝国》的作者已经感触到了，他说：“技术标准的复杂化和提高必然意味着：更好，更多！这是技术与文化的第一个矛盾，第二个矛盾是文化总是保卫本土的：它总与界限、区域、归属相关联。只有带地方色彩的文化，与地域相关的特性，用自然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根据定义，任何自然语言都不是宇宙的也不是世界的。某些技术语言是世界性的语言，比如二进制语言，0和1的语言。不过自然语言不是由什么人发明的，因此不是技术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一种珍贵的无法磨灭的诗意的东西，即区域性的东西。技术相反，一种语言相对于另一种语言来说，没有必要一定是可译的：它应该保留某种只能被翻译但并不等同于翻译的东西，技术与文化的不一致，造成了一种紧张状态，让我们感到难过和痛苦。”[10](p206-207)在数字化世界上，各民族文学的自然语言所保留的诗意的无穷的韵味显然是世界性的技术语言中难以表达的。 3.技术理性与审美情感教育的矛盾。 数字化本身是技术理性的结晶。它与被称之为“美育之父”的席勒所倡导的通过审美教育培养感性与理性统一的完美的人是相悖的。在技术理性指导下的技术决定一切、控制一切的社会中培养的人，马尔库塞称之为“单面人”。当着技术成为物质生产的普遍形式时，它就制约着整个文化，直接影响社会生活，结果，“异化的主体为它异化了的存在所吞没。只有一面，它无所不在，形式多样。”[11](p212)理性得到空前的张扬，而感性和情感的因素则黯然失色。在数字化的虚拟世界中，“是没有什么强烈感觉的，只满足于自己干净、简化、经济，也就是吝啬到极点的形象，它会切断我们与真实世界的联系。”[12](p119)就现实中青少年喜欢看的卡通片，如《猫和老鼠》、《米老鼠与唐老鸭》等，都是经过数字化处理而创造出来的。它们虽然有其趣味性，但对陶冶青少年的审美情感，则是意义不大的。至于那些含有不健康因素的、格调低下的卡通片，那就更是有害无益了。 特别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是文化上的新殖民主义与审美情感教育的矛盾。《技术帝国》中有一段讲得很好，说：“今天真正的问题是第三世界中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人都被图像技术逮住了，美国化了，他们的文化很像是环游世界的人的文化，美洲印第安人、法国人和英国人都属于同一个世界，都说着洋泾浜英语。随后，你会发现，在暗处，有一群被遗弃的人，他们想退回到从前的信仰中去……这一意愿中有某种可敬的东西。“[12](p119)在当今世界，真正掌握信息技术的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而其中最主要的又是美国。美国不仅是经济上、军事上的超级大国，也是掌握信息技术的超级大国。他们利用因特网等信息数码图像技术，极力地在各个领域推行其价值观和新殖民主义。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利用手中掌握的数字图像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的殖民主义文化与各民族的文化形成尖锐的冲突，它与美育建设的目的、内容和方式，都是根本不相容的。18世界末席勒发表《审美教育书简》的重要目的，是要消除社会的严重异化现象，培养全面发展的审美的人，技术帝国推行的新殖民主义文化，不是要消除异化现象，而是要进一步制造更加严重的社会异化现象和人性异化现象。 文学艺术论文:英国茶文化与英语文学艺术分析 摘要：茶原产于中国，可以说中国是最早形成茶文化的国度。在过去中国对英贸易的过程中，茶叶和瓷器、丝绸一样作为重要的出口货物，逐渐俘获了英国人的心，在英国流行开来。在这个过程中，英国也形成了自己的茶文化，并因其子民对茶叶的如痴如醉，演变成了西方国度茶文化最有代表性的国家之一。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带来的影响在英国方方面面都有映射，在英国人的母语文学———英语文学中其影响更为显著。本文主要从茶进入到英国以及茶文化在英国的形成与衍变进行分析，探讨茶文化对英语文学的影响。 关键词：英国茶文化；英语文学；艺术研究 从开始进口茶叶至今，英国人爱茶的形象已经维持了长达400多年，茶也从最开始只属于贵族的奢侈饮料逐步进入寻常家庭，成为英国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利用属于舶来品的茶，英国人不仅孕育出了独有的红茶文化，还开创了优雅的下午茶，形成了带有自己特色的茶文化。而英语文学作为英语语言及反映英语国家社会风情的集大成者，是进行英国茶文化的研究有效渠道。 1茶叶在英伦土壤的生根 茶叶最早来自中国，在很早之前，除了中国其他国家不出产茶叶，更别说出现茶这个词语，在茶叶出口到其他国家的同时，“茶”也逐渐被引入到印欧语系当中，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外国语言中与茶相关的词汇都是由“茶”的汉语发音或者地方方言发音演化而成，比如英语中茶的单词Tea都是从厦门的方言中演化成英文单词的。虽然英国已经有400多年的饮茶历史，但是具体英国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茶叶的，还存在争议。由于英国既不生产茶叶，也没有重视茶叶交易的发展，早期英国人饮用的茶叶完全依赖从中国进口，进口的茶叶数量十分有限，加上政府对进入英国市场的茶叶征收的税收率高达119%，普通市民没有经济实力承担，因此最开始茶在英国只是流行于其上层社会。其中查理二世的妻子凯萨琳皇后更是因为喜欢喝茶被称为“饮茶皇后”，创造了极富英国特色的英式下午茶。直到1826年，英国在其殖民地印度发现野生茶树，并在茶树种植上取得成功，英国人开始在印度进行茶园种植，将茶叶运回英国本土，市场流通的茶叶增多，茶叶价格下降，茶叶才进入普通人家。进入维多利亚时代后的英国，人们越来越关注饮食等生活质量问题，茶得到进一步推广，茶文化也开始成型完善。 2英国茶文化及其演化 2.1英国茶文化的主要形式 在英国，茶的身影遍布，英国人的一天是从饮茶开始，从饮茶结束的。它主要以以下几种形式出现： 2.1.1Earlymorningtea。即英国早茶，是英国人在早上起床之后进行的饮茶活动。在弥漫着茶香的茶杯中根据个人口味，添加适量的牛奶或者柠檬，借助茶中的咖啡因保持头脑清醒，开始一天的生活。早茶多饮用红茶，精选的红茶多来自阿萨姆等红茶产地，无论是色泽口感还是气味，都相当讲究。2.1.2上午茶。英国人无论是上班与否，都会在上午11点的时候进行小憩，来一杯茶，作为工作生活中间的一种调剂方式。因为上午茶时间并不长，只有20分钟左右，这就决定了它在英国茶中最不讲究，也最简单，少为外人知晓。 2.1.3英伦下午茶。在英国茶中，下午茶是最重要也是最考究的一部分，凭借其丰富的内涵和优雅的形式，承载了英国茶文化的内涵。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英国人都能获得半小时的时间。在这个时间段里，英国人会备上三层茶点，配上伯爵茶，大吉岭等传统茶饮，在优美的音乐中度过美好的下午茶时光。如今茶会除了是英国人休闲的重要时光，也是人们进行社交的重要时机。 2.1.4高茶。高茶也叫晚餐茶，在傍晚时分进行，通常是与晚饭一起进行的，虽然经常有人会把高茶与下午茶混在一起，但是比起下午茶，高茶更具平民色彩，配茶的茶点并没有过多的讲究。 2.2英国茶文化的内涵 经过长年累月的渗透，茶在英国逐渐衍生出带有英伦风范的茶文化。无论是将享用茶品的时间固定化，还是对饮茶时的服装进行严格规定，又或者是成套的使用精美茶具，英国人将饮茶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考虑周全，甚至连茶点的食用次序都有着细致的讲究，英国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英国人对优质生活方式的不懈追求。 2.2.1从健康角度衍生出的饮品文化。在茶叶刚传入英国本土之际，人们对于茶叶的认知还停留在中国的一种具有一定药用价值的药草的层次，认为其能促进人体健康，驱除人体的邪气，解除宿醉。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把茶叶当成来自中国的仙草。随着茶叶浸入普通大众的生活，人们对茶叶的研究增多，对其认识也逐步深入，人们渐渐将茶当作一种日常饮品，并创造性的添加糖，柠檬，牛奶等物质，茶已经不再简单的只是一种解渴或者药用的东西，而是经过英国本革后形成的一种既营养又好喝的饮品。 2.2.2从休闲角度衍生出的典雅生活方式。几百年的时间里，茶成为英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直到维多利亚时代，茶摆脱过去纯粹的饮食地位，演化成一种融合了饮食，礼仪，休闲等因素在一起的生活方式，成为英伦生活的一部分。尤其是英伦下午茶，随着活动内容的不断丰富，他已经不再是过去为了解决生理需求而进行的餐饮活动，而变成一种对活动环境要求高，融入英伦古典文化，集合审美与使用与一体的娱乐休闲方式，同时也是民众进行社交会友，交流思想的场所。 2.2.3从艺术角度衍生的茶道文化包含了泡茶技艺和品茶艺术两个方面，而在英国，饮茶已经不仅仅是过去为了生理需求而不得不进行的活动，而是升华到另一种更高层次的艺术境界。和中国与日本的茶道不一样，英国赋予了茶道更为开放的内涵，甚至比其他国家更尊重茶道。 3英国茶文化对英语文学的影响 和中国人爱茶从而颂茶一般，英国茶文化对英国文化产生的影响在英语文学中也表现得很突出。 3.1茶文化对英语语言的影响 在茶越来越多的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之际，茶文化不断形成，在英语语言体系中也开始出现一系列与茶相关的词汇语言。正如前文所说，英语体系原本是没有茶这个单词的，tea是从福建厦门的方言中音译过来的。同时teacup,teacake,teagarden等英语词组相继出现，极大的丰富了英语词汇体系。在英语词汇不断多样的同时，不少与茶相关的俗语也相继出现。比如说“That’snotquitemycupoftea.”直译为“那真不是我喜欢的东西”，甚至还被引入中国，翻译为“那不是我的那杯茶”。 3.2茶文化对具体文学创作的影响 除了英国语言体系中茶文化的身影越来越密集，在英语文学中，不少作家和诗人都用各自的方式去表达自己对茶的喜爱。诗人喜欢用诗意的语言来传达对茶的喜爱。济慈是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他就曾用“一点一点地吃着烤面包，在叹息中等待凉茶”的诗句生动的对人们等待喝茶的情形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而与他处在同一个时期的大诗人雪莱则用一首长达300多行的诗歌这样写道，“那药师医士抱怨的饮品，而我会不顾劝诫大口痛饮，当时神来临，我们将抛硬币决定为饮茶而死谁第一。”茶事在英语文学作品中从不少见，作家在写作过程中对于饮茶也从来不会吝于笔墨。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家狄更斯在其知名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中使用“茶”这个单词多达80次，并通过生动细致的场景描写给读者展示了许多非正式场合的英国茶会是什么样子。而世界名著《傲慢与偏见》中，对于主角们用茶的生活场景并不少见，用晚餐后必然会出现一场英伦范茶会。“那些太太小姐们都挤在桌子周围，贝内特小姐在桌旁沏茶……茶具收走，牌桌摆好知识，太太小姐们都站起身来……”诸如此类的细节描写片段几乎贯穿了整部作品。而法国作家安•莫洛亚笔下的英国诗人拜伦爱茶成狂，在《拜伦传》中，他还详细记录了拜伦爱茶的各种趣事。茶从中土西传，进入英国，渗透进英国人的生活，形成茶文化，并演化成英国文化的一部分，甚至影响到英语文学，给英语文学家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写作素材，成为著名英语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这些文学著作也成为今人详细研究了解英国茶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 4结束语 茶叶漂洋过海从东方进入西方世界，在不断的征服人们味蕾的过程中，英国人的生活已离不开茶，茶文化已经进入内心深处。即使是在当今繁忙的社会生活和工作的压力下，英国人依然没有放弃对茶的痴迷，甚至已经将下午茶发展成英国的一张特有的名片，变成人们眼里英伦风的一部分，不管是英国红茶还是水果茶，又或者是香草茶，都深为众人喜爱。茶里来茶里去，这样的生活方式日复一日的被英国人重复着，各种名义的茶会让英国人将许多时间都花费在饮茶过程中。这样的生活虽然在英国出现不过几百年，却让英国文学家对茶衍生出浓烈的感情，茶文化更是深深融入到英文文学当中，出现在各种文学著作之中，成为英国文化难以分割的一部分，为英语文学增添了一抹艳丽的色彩，更是展现了茶文化在英国的重要地位。 作者：王新灵 单位：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活动与旅游文化建设探索 一、旅游文化渗透于旅游的全过程 渗透于吃、住、行、游、购、娱等诸多旅游要素之中。文学、艺术，也属于旅游文化的一部分。丰富多样的文学、艺术形式，如小说、散文、诗词、楹联以及戏剧、音乐、电影、绘画、书法等，在旅游文化建设中，发挥着独有的功效。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活动，对于促进罗平旅游文化建设，提升罗平旅游知名度和美誉度，具有特殊作用。罗平县各级政府非常重视、支持和关心文学艺术活动，致力扶持、培养罗平本土作家、艺术家。罗平作家、艺术家们创作的文学精品，丰富了罗平旅游的文化含量，提升了罗平旅游文化的品位。与曲靖其它各县市相比，罗平是曲靖文学艺术的高地，已经形成了文学艺术创作的传统，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罗平的文学艺术活动十分活跃，文坛盛事不断，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屡获殊荣。罗平文学既有领军人物，如县文联主席何晓坤，是国内知名的作家和诗人，著作丰厚，新作不断;也有群体性力量，罗平县文联旗下的文学期刊《多依河》是广大文学爱好者展示身手的平台，并培养了一批颇具实力的作家、诗人。罗平本土作家、诗人，在全国各级各类报刊发表了大量的小说、散文、戏剧、诗歌等文学作品。罗平县文联连年相继出版了一系列丛书，如《罗平文学艺术丛书》(中国文联出版社)十卷本，与旅游文化和地方文化相关联的就有《罗平景区优秀楹联选》、《走进罗平》、《罗平风情录》、《罗平景区景点传说》等4本。近期，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迤东诗丛》首发，而且召开了研讨会。《迤东诗丛》一共5本:《空杯子》(彭翕霖著)、《行云流水》(马绍稳著)、《叶脉诗丛》(罗光茂著)、《荒芜与安宁》(九光著)、《我看见太阳》(张诚著)。《迤东诗丛》的出版，是近年来罗平诗歌创作成绩的一次集体性展示，也是对罗平文学百家齐放的未来的展望和期许。在罗平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搜集整理方面，尤其是对罗平布依族文化的搜集、整理、研究，扎实推进，成效斐然，《罗平旅游文化丛书》(中国文联出版社)其中就有一本《云南布依族文化研究论文选》。近年，《罗平文苑》网站开通;罗平文学艺术馆开馆;云南省文学创作基地、摄影创作基地落户罗平。在影、视、剧等多媒体艺术方面，依托罗平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和秀丽山水，先后已有《翠火》、《大学生村官》、《多彩季节》、《千机变》、《翠香》、《纪委书记》等多部电影(电视剧)在罗平拍摄。尤其《布依姑娘》，就是第一部反映罗平本土民族特色的电影。 二、罗平旅游文化，必须要内涵罗平的地方性、民俗性、民族性等因素 也就是自然地理景观与人文性完美融合，旅游文化才具备独特性和生命力。罗平本土作家、艺术家的作品，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反映了罗平的自然景观、风俗人情以及时代社会变迁，起到了旅游开发的部分作用。但是，罗平旅游文化建设，罗平文学艺术，还面临着一个重大课题，即旅游文学的研究、整理、开发、创作。中国文学有旅游文学的优秀传统，如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诗词、游记，有很多就是千古名篇，现当代的很多关于风景名胜的篇什，也已经成为文学经典，旅游文学自古至今，就是中国文学重要的一个类型，而且非常繁荣、发达。旅游活动产生旅游文学，而旅游文学又深化了旅游文化，促进了旅游发展，旅游文学本身也就具有了旅游资源的属性，对景点具有文化渲染和包装开发作用，对游客的旅游动机是一种强大的驱动。旅游文学在推动旅游发展，建设旅游文化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即旅游文学成了旅游景观的免费广告，是促销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重要载体，并以其独特的方式影响着潜在的游客，而且，这种影响完全可能是久远的。从这方面的意义而言，罗平旅游文学才开始起步，是罗平文学艺术的不足之处，也是罗平旅游文化的短板，因而也就大有文章可做。更为重要的是，应加大力度塑造排他的、独特的，具有罗平气派的旅游文学。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只要定位准确，群策群力，合理规划，集中优势创作资源，罗平旅游文学的空间十分宽广，既然已在路上，相信不需要太长时间，就能够产生可观的成果，重要的一点是，打造精品，持续发展。积淀深厚的罗平地方文化，丰富多彩的罗平文学艺术活动，生机勃勃的罗平文学艺术创作，发展中的罗平旅游文学，在推进罗平“文化大县”建设，提升罗平旅游文化内涵，提高罗平旅游的知名度，促进罗平旅游事业的全面发展等方面，大有可为。 作者：蔡焱 单位：曲靖师范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当代文学论文 一、中国式当代文学性观念分析 （一）将文学性引向消费化、娱乐化 中国式当代文学中所体现的文学性已经逐渐向现实展示一种特有的文学视野，且在消费化与娱乐化的引领下与当代生活方式实现统一，尤其是近年来出现的消费文学、网络文学等具有更强的消费性与娱乐性。消费文学与网络文学不但是一种新型文学形式，也可以为人们带来新式文化体验。消费化与娱乐化的文学性体现了文学对于当代生活中新感觉、新品味的追求，同时也适应了现代人构建标新立异式生活的需求，从而使现实生活变得具有艺术化。另一方面，文学性的消费化不仅是生产形式、生产结果，同样也反映了文化的符号性。消费文化出现后，人们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与文学发生深度连接的桥梁。此外，当代人在理解文学性时，也会受到现实生活方式的影响，在消费化与娱乐化的生活体验中，对文学性的理解也更倾向于消费化、娱乐化。在这样的文学性观念影响下，文学性将可能会逐渐失去统一性、自足性的立场，但同时也使文学性在现实中的研究领域实现了扩大化，审美体验、文学体验不仅仅局限于符号性与情感性，更具有一定的现实性，这就为当代文学性观念的重构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二）体验文学性的方式变得多样化 当代社会的信息传播速度较快，在体验文学性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多种媒介，互动性体验、多向交流体验或双向交流体验已经成为主要的趋势。再加上信息交流方式的多样化也使体验文学性的方式变得非经典化、大众化及个体化，因此文学性可以得到多种体验。在当代文学中，网络文学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网络文学逐渐深入人心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相对于其他形式的文学而言，网络文学体验逐渐拉近了文学性与阅读性之间的距离，并进一步解开了文学性神秘的面纱，使文学性逐渐成为文学艺术自由精神的一种体现及文学艺术生命活力的象征。另一方面，文学消费与文学市场的不断延伸也逐渐将文学性的东西转变为一种享受性明显的载体，这就可能造成传统式文学性中的精英意识、经典意识被逐渐削弱。当精英意识与经典意识被削弱时，就会对文学性知识的重构带来许多难题。为了避免传统观念中的文学性意识被不断弱化，则需要高度警惕当代中国文学中娱乐性文学观念不断蔓延的趋势，以避免因体验文学性的方式变得多样化而造成文学性变为娱乐性，并由此阻止文学彻底沦为一种社会需要的商品，保证文学具有一定的审美性、情感性及符号性。 二、结束语 综上所述，文学性是文学艺术得以存活与发展的根基，深入探讨当代文学所具有的文学性有助于建立起批评及褒奖当代文学艺术的准绳。如中国式当代文学缺乏一定的问题性与批判性，则可能难以产生具有启示性或独创性的文学艺术作品，也难以保证当代文学可以在世界文学中独占一席之地。 作者：康小红 单位：西安外事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古典园林的文学艺术研讨 园林的文学形式一般以诗、词、曲、赋、散文等诗文形式，为园林、景区甚至一草一木题名，并撰写丰富多彩的楹联。创作者往往通过园林中的匾额、楹联、题写诗词歌赋等来直接衬托出相应风景的意境，而很多园林也会加入一些与园林相关的文学、绘画、书法、理论等创作，借此更好地表现园林的文学艺术气息。在中国古典园林中，常常会穿插一些以景寓情、以景怡情、以景抒情、情景交融的手法来增加园林的无形的“意境”及内涵。让游园的人在游览园林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园林所包含着的“诗情”，所包含着的“画意”。因此，不仅仅文学是对园林的反映，园林同时也是对文学的表现，文学与园林之间相互交融、相互渗透。 园林文学艺术的发展 我国的园林文学历史源远流长，春秋时代的《诗经》不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而且是最早的园林文学。《诗经》中早有关于“囿”的记载。而在我国关于园林的赋中，必须要提的是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和杜牧的《阿房宫赋》，从水景、石景、植物、动物以及建筑等多个方面表现了当时园林设计的巧妙。还有很多园林的散记，比如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唐代白居易的《冷泉亭记》以及宋代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等，将人、景、物紧紧结合，表达高超的思想境界。例如，在东晋大文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描述了人们向往的人间仙境，对造园艺术和文学发展都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2］。 到了元、明、清，中国的园林文学已经发展到了精益求精的阶段。这个时候的很多文人都在自己的剧曲作品中通过写园林写景色来抒发一些咏史、叹世、怀才不遇的情怀［3］。在元朝马致远《天净沙•秋思》的曲词“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中，通过秋天、西风、瘦马、老树、枯藤描写得萧瑟来呈现出羁旅荒郊的凄凉。 到了明清时候，已经将造园工艺和文学艺术的融合推向了新的高度。这在很多的文人作品当中都是可以见到，例如袁宏道的《满井游记》、李渔的《闲情偶寄》、李斗的《扬州画舫录》等。在曹雪芹的《红楼梦》中，园林的布局、园林的题名及园林的诗赋等都融入了特有的价值观和审美观。 综上所述，古典园林从构园、造园到题园、咏园，都是与园林文学紧紧相随的，因此，古典园林的发展与园林文学的发展相随相伴的。另外，通过园林中景物的题咏，使得游园的人们不仅欣赏到园林的美景，更能感悟到造园者赋予景物的思想内涵。 文学艺术在中国古典园林中的应用 （一）成景 在中国古典园林中，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独到的匾额、优美的楹联、精湛的书法篆刻。我国古典园林也多是主题园林，多以典故和内涵来突出园林的主题。例如清代初期文学家张岱的园子，取名为“不二斋”。而在古代“，斋”代表园子不大，比较小，而“不二”二字主要是指“可以直接入道、不可言传的法门”之意。另外有一些园子的面积比较小，常常取名为“残粒园”、“寸园”“、半园”“、芥子园”或者“壶中天地”等，也常常暗含主人家淡泊名利、闲情逸致的超脱性情。这些标题往往有画龙点睛的功效，主人家需要很用心才能确定园名。而对于游园的人来说，首先要通晓这其中的意义，才能够很好地欣赏园内的景观，通晓主人的用意。也正如曹雪芹在《红楼梦》的第十七回中道出了书画在构园造景中的重要性———“若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任是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在我国古典园林中，随着骈文和律诗的发展，楹联也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这同时也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民族文学艺术形式［4］。古典园林中的楹联丰富多彩，从一字一音一义中反映人们的认识和客观规律，以及一些亘古不变的哲理。一般由古典诗文的对偶以及押韵演化而来的楹联，它在内容上不仅引入了类似诗词曲赋等的长处，而且往往从形式上表现出对仗工整，把散文的气势与韵文的韵律很好地配合在一起。如我们熟识的位于苏州古城的“拙政园”，在它的“雪香云蔚亭”中有一副对联写道“蝉噪林更静，鸟鸣山更幽”。又比如扬州瘦西湖月观中一副楹联为“月来满地水，云起一天山”。再有就是有名的回联———“风风雨雨暖暖寒寒处处寻寻觅觅，莺莺燕燕花花叶叶卿卿暮暮朝朝”，使人读起来连绵不绝，柔情尽洒。此外，这些楹联和匾额不仅文字隽永、文书美妙，而且意寓深远、情境含蓄。园主也往往通过文字和书法来点明景点的精华，抒发自己的情怀。而在我国古典的园林中，篆、隶、草、行、楷五大类书体都有，每种书法都有其独特的特点，使得两者相得益彰。 （二）点景 点景往往以最凝练的词或字来点出景点的环境特征、景观境界［5］。古典园林非常重视意境，至今还保留的古典园林不少，比如苏州的“网师园”和扬州的“个园”。网师园一开始是由南宋文人史正志兴建的，到了清代由宋宗元将网师园买下并重建。宋宗元自比为渔人，号网师并以此号来为花园命名。因为网师有“渔隐”的含义，都有归隐的意思，因此园内的格局布置和题名都带有很浓的隐逸情怀。盐商黄应泰在明代寿芝园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个园，因为黄应泰本人喜欢竹子，借鉴了苏东坡“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诗意，在个园中种植了很多的竹子。另外，个园的“个”字就是“竹”字的一半，以表现竹子的坚贞不屈。 （三）拓景 拓景点出了园林的主题和景色意境，但是为了增加园林对主人思想感情的表现和寄托，往往需要发挥联想、想象来扩大意境表达的外延。通过借助诗词、散曲、匾额等文学形式来营造中国古典园林的深邃意境，并以此丰富其思想内涵。 总而言之，在营造园林的情境中，以题名、楹联、诗歌、散文等园林文学发挥园林景观的神韵。园林的意境与文学的意境通过园林与文学的相互融合来达到最佳的统一。文学与造园二者结合起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将此情、此景表达得淋漓尽致。（本文作者：王义兵 单位：渤海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古代文学艺术审美研究 一、审美惊奇的文字学考察 拨开历史的风尘迷雾，汉字的象形和会意显示出直逼本相的简洁与明快。《说文解字》解释惊(驚):“驚，马骇也。从马敬声。”所谓“马骇也”，意为马因害怕而受惊鸣叫或狂奔不受控制，也可以聚焦于马受惊而扬蹄欲奔的刹那。无论是鸡犬相斗，还是老虎和熊举起前爪要扑人的“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的动作，①这一时刻画面感极强(莱辛认为，画家表现动作应选择发展顶点前的那一顷刻，这一顷刻包含着过去，也预示着未来，可以让想象有充分发挥的余地)。另外，汉字符号“驚”本身也浓缩了马腾空而起将欲狂奔的这一极富张力的动作画面，体现了汉字画、形、意相通的特点。《说文》释“奇”为:“奇，異也。不群之谓，一曰不耦。从大从可，会意。”这里有几点可以注意，其一是“不群之谓”，即不同凡响，奇异超群;其二是“一曰不耦”，此处“奇”与“偶”相对，本意为“奇特、奇异”，无可与之相匹配之物;其三为“从大从可”，可解释为“大可”，现代汉语里称之“非同小可”，本义是奇异、特出之物;最后，“奇”可释为“珍奇”、“稀奇”，言珍贵罕见之物，可训“珍”。 《说文》云:“珍，宝也”;“宝，珍也”，本意指珠玉等宝物，皆指有罕见价值而受到追逐和珍爱。可见，无论哪种说法都透露着“奇”(不凡)超越“常”(一般)的品质，泛指一切奇特、异乎寻常的人或事物。由此，“惊奇”可释作“为奇所惊或因奇而惊”，诉诸审美活动，即是“为奇异之美、惊奇之美而惊而奇或因奇异之美、惊奇之美而惊而奇”，谓之“审美惊奇”，它通常是指主体心理的审美效果而言，是一般美感的极致状态，可称之为“极度美感”。以上是在探究“惊”、“奇”本义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可以训“奇”的一些汉字的研究，解读其背后潜伏的共通特征以及这些特征何以能引起主体的惊奇美感。研究表明，审美主体能从象征着珍奇、稀有、罕见、奇特、奇异、神奇等特征的非常态事物中获得审美感受。当然，同“珍”(怪)或“奇”(异)之于审美惊奇一样，相近的还有“新”、“变”。两者无论作为名词抑或动词，都有引发主体审美惊奇的潜能。但是，“新”不等于“奇”，“创新”也不等于“创奇”;“变”亦非一定指向“奇”。“新”、“变”提供了惊奇之美产生的可能，它们之于审美惊奇的产生是或然性的而非必然性的。 二、审美惊奇的重要构成因素———至大至刚 对“至大至刚”进行讨论并不意味着它是惟一的构成因素，也不是具有“至大至刚”特点的文本都能带来审美惊奇，因为这和主体的审美经验密切相关。但从审美效果角度看，“至大至刚”在引起审美惊奇时最为明显和常见。作为一种有独特内涵的审美原则，审美惊奇也反映了以古老的诗性智慧为根基的思维方式的深层要求，因此，与“自然”、“雄浑”等范畴一样，贯穿了中国古代诗学发展的历史，并在漫长的迁变过程中得到持续的丰富与发展。从历代文学艺术作品中，也约略可以窥见这一古老审美原则愈发明晰的演变轨迹。对“奇文郁起”的屈原，刘勰说:“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又说，“《远游》《天问》，瑰诡而惠巧……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文心雕龙•辨骚》)因此屈原的《楚辞》为我国古代的审美惊奇观念赋予了奇伟瑰丽的形式美特征。审美惊奇在“义尚光大”(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的汉赋里有更精彩的表现，仅以枚乘《七发》为例:“疾雷闻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溰溰，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六驾蛟龙，附从太白。纯驰浩蜺，前后骆驿。颙颙卬卬，椐椐彊彊，莘莘将将。壁垒重坚，沓杂似军行。訇隐匈磕，轧盘涌裔……此天下怪异诡观也。”观涛为《七发》中著名的一段，涛形雄奇奔放，雷奔云走、铿锵镗踏，让人目不暇接，魂驰魄荡，冲击力极强;且文字里夹杂着许多难读字体，表现极其奇异、诡谲，具有陌生化特征，延长了理解和感知的时间，增强了语言的弹性和审美表现力;多种修辞手法尤其是比喻、排比的运用，使文章气势不凡，一泻而下，审美主体的直觉能力也得以全面张扬;显示了极为摄人魂魄、动人心弦的心理震颤特点。 一般而言，以“至大至刚”为构成要素的审美惊奇多是在短暂的时间里与我们的生命相遇，这瞬间的震撼与迷狂、灵感与兴象，万千齐发，伴随着生命的狂喜与激荡，如此真实、又如此难以把捉，如此短暂、又如此执拗地盘踞在我们心中，每每想起，总不免让人怦然心动。它是惊心动魄的审美强音，在美感经验的制高点与我们的生命不期而遇。然而，人类的审美感知并不是数学中的某个常数，它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审美经验的不断增加而发展变化，文学艺术提供给参与审美活动者的是:在发展和变化着的审美经验里，发现并重新建构新的审美心理图式。审美主体调动已有的审美心理图式，置于当下的审美经验里，过滤掉芜杂、散乱、废旧的信息残留，重新加工、整合，形成新的认知体系和审美心理图式，以全新的姿态向未来时间沉潜，通过反思与重构，为审美惊奇的再次发生创造可能。 三、审美惊奇的连续性 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理论中，审美惊奇理论表现了一定的连续性。“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诗序》)这段话常被用来阐释“诗”与“情”、“志”的关系，即通常所谓“诗言志”和“诗缘情”，也有学者用以把握“艺术创造与审美体验的内在关联”。①笔者认为，《毛诗序》的这段文字可谓生动、准确地描述了审美惊奇发生的全过程，并且几乎调动了与审美主体相关的各种要素。其中包括“情”、“志”、“心”等精神因素，还包括了“言”、“手”、“足”等物质因素，在紧张剧烈的心理体验中，尽可能地运用多种载体来呈现审美主体所能经验到的极致美感状态。朱光潜认为:“诗歌、音乐、舞蹈原来是混合的。它们的共同命脉是节奏。”②此话洞见甚深。应该注意到，这56个字，以情感为动因和主线展现了一个逐层递进的链条:志情动言嗟叹永歌舞蹈诗。“志”在心中不安游走，具有要求实现自我的言说冲动;“情动”是审美活动开始的契机也是终极动因，要求审美活动持续进行;“言”是物质载体，要求符号化的情感表达;“嗟叹”诉诸声音，彰显了“言”的局限性;“永歌”是自然之声向审美之音的提升，开始了美感的具体化;“舞蹈”是肢体的符号语言，借助有节奏的肉身的旋转、跳跃、飞腾，实现了审美活动由“志情动言嗟叹永歌舞蹈”到“声、乐、舞”一体的完整表达。至此，审美惊奇全面呈现，表现为手舞足蹈的忘情狂欢;此过程付诸文字，“诗”便真正产生。即由“声、乐、舞”转变为“诗、乐、舞”三位一体的交响合鸣，审美惊奇的符号化据此诞生，而此符号化也恰恰见证了审美惊奇的激荡表达。历代有关审美惊奇的论述较多，仅举两例如下:“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韩公诗，文体多，造境造言，精神兀傲，气韵觉酣，笔势驰骤，波澜老成，意象旷达，句字奇警，独步千古，与元气侔。”(方东树《昭昧詹言》)以上两例，或作为创作的艺术理想追求，或作为评鉴的艺术价值标准，都对审美的惊奇效果给予很好的描述与论断。这种极致美感给审美主、客体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它是不易企及的审美标准，散发着不同流俗的审美之魅。显然，引文都很好地表达了审美惊奇应有的属性，也显示了审美惊奇理论的连续性。 审美惊奇是审美心理体验的极致状态，这也决定了惊奇美感体验具备审美体验的一般特征，只是两者的表现形式、审美心理效果等有所差别而已。从美和奇异之美或惊奇之美的关系而言，惊奇之美是美的高级形式或极致状态。这说明惊奇之美首先是美的一种，在心理效果上，审美惊奇是一种极度美感，是建立在审美基础上、对惊奇之美的体验，某种程度上可喻为审美的“接着讲”。综上所述，审美惊奇不同于一般审美，无论是思想内容(如立意、题材等)还是表现形式，都对文学艺术文本要求甚高，同时亦与主体审美心理结构与审美经验密切相关。在审美惊奇中，个体生命暂时摆脱了庸常与烦闷，获得惊奇美感体验的补偿，这使之不断保有对审美惊奇的探求与追问，并在对惊奇的思慕和对庸常的反抗中，体验到审美惊奇而倍觉安慰，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的审美惊奇，也亦因此永恒之思而多姿多彩。主体辗转于永不停息的追问之中，这不但是审美惊奇理论发展的驱动力，也是其所以存在之原因。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对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作用 大学生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是祖国未来的希望，因此对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将大学生培养成为综合素质极高的全面型人才是高校的重要使命，也是现代社会的需求。文学艺术对于人们情感、道德、智慧、品格、审美等的形成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将文学艺术运用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会促进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更好地服务于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 一、利用文学艺术开展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必要性 思想品德教育对于大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能够促使大学生的思想健康积极向上，文学艺术具有饱满的感情与美感，能够陶冶大学生的情操，文学艺术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向大学生传达一些积极向上的情怀，净化大学生的心灵与思想，将文学艺术融入到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整个过程，能够有效地激发大学生对思想品德教育学习的兴趣与动机。 (一)文学艺术是促进大学生全面综合发展的需要 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培养综合素质极高的全面型人才是当代社会发展的需求，大学生德、智、体、美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需要借助于文学艺术使其能够达到理想的境界。在培养大学生德智体美综合发展的过程中，要将大学生德智体美教育与文学艺术教育的做法、理念以及内容在运用上相互借鉴与相互渗透，使思想品德教育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不仅包含了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品德教育、素质教育、心理教育以及法制教育等，还包括了心理、人文等各方面全方位的综合教育。文学艺术与思想品德教育的有效结合，能够使大学生充分地领会与感受思想、道德、品格等方面的美，使大学生的思想感情更加丰富饱满，最终使大学生形成高尚的情操以及较高的素养，成为现代社会需要的综合型的高素质人才。 (二)文学艺术能够提升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 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在大学生的教育阶段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要提高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必须要不断地创新与丰富思想教育的途径与方式，将文学艺术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是非常有必要的。思想品德教育与文学艺术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思想品德教育的过程就是要把文学艺术融入其中，运用艺术的魅力与美好意境使思想品德教育更加的丰富与生动，这样才能使大学生更易于吸收并接受。运用文学艺术的方式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能够使大学生感受到真善美的切实存在，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并体会思想政治教育的真正内涵。将文学艺术充分地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可以避免思想品德教育的抽象与生硬，更加有利于思想品德教育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进一步提升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 (三)文学艺术满足了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现实需要 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中有效地运用文学艺术题材是非常有必要的，文学艺术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能够满足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现实需要。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文学艺术是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社会化发展趋势的需要。所谓的思想品德教育社会化就是指思想品德教育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地靠近现实与生活，并与社会教育相互渗透。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能够体现出高尚的道德情操，它在社会生活中对人们的思想以及行为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21世纪的今天，高校大学生的生活逐渐社会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优秀的文学艺术作用能够渗透到大学生的思想中，给大学生带来巨大的作用。第二，文学艺术是大学生精神文化需求多样性的需求，大学生处于心理发育并逐渐成熟的阶段，但尚未完全形成完整的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他们逐渐走向社会与社会接触，生理上与心理上都具有较大的可变性和可塑性，随着信息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大学生的精神方面的需求也日趋多样化，不同形式的丰富多样的文学艺术作品在大学生的生活中占据了很高的地位，一些优秀的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学艺术作品不仅能够满足大学生多元化的精神需求，还可以帮助大学生逐步形成一个正确的思维观念和价值观念，能够不断地完善大学生的人格与思想。 二、文学艺术在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中的作用 (一)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激励与感染大学生的精神世界 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给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经典的文学作品中不仅能够折射出人性的美丑，体现人类的生存价值，还包含着丰富的人文情怀与精神，感染与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影响与激励大学生的思想与行为。传统的思想品德教育形式单一枯燥，没有充分地体现出精神的感染与人文的关怀，而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包含了人性、知识、道德、艺术、历史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将这些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能够丰富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使大学生从中吸取正面积极的东西，从而促进自身健康人格的形成。经典的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以及讲述的经典故事，能够感染人与教育人，使人们在陶冶自身情操、净化心灵的同时，也能够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道德境界。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一经典的文学作品讲述了一个艰苦奋斗、坎坷的人生经历，作品中主人公的故事以及精神感染影响了许多人，鼓舞激励着人们勇往直前。因此，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帮助大学生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价值观，有助于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音乐作品能够为大学生营造积极向上的思想教育氛围 音乐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元素，人们可以通过音乐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音乐是人们的一种精神寄托。对于大学生来说，音乐可以丰富他们的大学生活，表达他们内心的情感，将音乐作品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会使大学生更乐于接受思想教育。音乐可以净化人们的心灵，可以消除大学生产生的各种不良的负面情绪。当大学生遇到困难挫折时，一些积极向上的励志音乐作品能够激励大学生积极地面对困难，当大学生处于低落郁闷的情绪中时，一些优美的旋律可以消除大学生低沉的情绪，净化他们的心灵。音乐能够使人们的思维更加的活跃，让人们处于丰富的想象中，激发人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优秀的音乐作品可以完善大学生的人格与心态，减轻大学生的心理压力，使他们能够健康地发展。慷慨激昂的音乐作品不仅能够震撼人们的心灵，还能够鼓舞激励人们勇敢前进，将音乐作品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使大学生们在欣赏音乐艺术陶冶情操的同时，也感悟人生的真谛，对人生有更深的了解与体会。丰富多样的音乐作品可以为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提供更广阔的天地。 (三)影视艺术作品能够增强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感染力 文学艺术包括散文诗歌、音乐、绘画、雕塑、电影等，无论是哪种题材与形式的文学作品都具有自身独特的感染力和艺术魅力。其中，电影电视能够给人们最直接的视听感受，它所具有的艺术感染力能够极大地影响人们的思想行为，因此在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要充分地利用那些积极向上且优秀经典的影视作品，使其辅助于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影视艺术是将音乐、美术、文学、舞蹈、雕塑等各种艺术整合在一起的一种艺术形式，其多样性与丰富性能够丰富以及感染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能够生动形象地向大学生灌输人生的哲理与价值观，其作用与效果要远远大于长篇大论的说教，大学生可以在欣赏影视艺术，放松身心的同时，从中吸取一些人生的哲理，感悟人生的意义，可以使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利用影视艺术作品进行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时，要坚决抵制那些含有不良内容以及传播不健康信息的影视作品，要将更多含有积极正面内容的影视作品引入校园，一方面丰富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另一方面净化大学生的心灵，提高大学生的素质，为大学生营造一个积极向上、健康的文化氛围。 (四)绘画作品能够为大学生创造思想品德教育的育人环境 绘画作品在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大型历史题材的经典绘画作品是我国非常宝贵的文化财富，它记录了我国各族人民建设祖国的历程，其中一些关于战争题材的绘画作品，表现了中华民族在战争年代所经历的苦难，展现出了战士以及人民在战争时期勇往直前、不屈不挠、顽强抗争的伟大精神，这些绘画作品给人心灵上的震撼以及视觉上的强烈的冲击。将历史题材的绘画作品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能够使大学生们深入地了解并体会历史，拉近与历史以及战争英雄的距离，使大学生们主动地了解历史，并向英雄人物学习他们坚强不屈的精神，这将会对大学的思想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在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过程中，应注重绘画作品对大学生思想教育的作用及影响，尤其是历史题材的绘画作品，以此来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以及民族自豪感，将大学生发展成为综合素质极高的、全面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接班人。 三、结语 文学艺术是提高人们素质、丰富人们精神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艺术对于现代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能够激发大学生的创造力与想象力，能够使大学生逐步形成完善的人格以及思想观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及价值观。要确保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实施的效果，必须将文学艺术有效地融入其中，力求培养出更多德智体美综合发展的全面型高素质人才。 作者：张爱萍 张赣 单位：南医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新疆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探究 一、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行政保护实践 我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起端于2003年，2005年承接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被列入国家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十个试点项目”为标志，拉开了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建设的序幕，已形成了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格局。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制和队伍建设 新疆成立了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领导小组、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在领导协调、专家咨询、保护研究三方面形成了区、地、县三级系统化的工作机制。同时，于2008年经自治区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在文化厅增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当前，除自治区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并新增了7个全额事业编制外，新疆已有90％的地州、县（市）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构。截止到2009年底，新疆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人员已达557人。 （二）建立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系 首先，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从2006年开始，新疆各级文化部门投入本系统人员1896人并吸收社会力量9063人参与，经过三年的全面普查，获得阶段性普查成果3772项，初步掌握了各地、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问题等基本情况。其次，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目前新疆已形成了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其中，世界级3项，国家级70项，自治区级293项，地（州、市）级535项、县（市）级2480项。13个世居民族都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入国家级和自治区保护名录。2012年计划建立“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名录项目”，实施分类保护。再者，注重扶持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目前，新疆已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47名（共3批），中央财政每年给予每人传承补助8000元；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427人（共3批），自治区财政每年给予每人传承补助3600元。各县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共登记各民族传承人17483人，给予一定的传承补贴。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科学有效的传承机制和对代表性传承人传承工作的考核机制，贯彻落实权利义务和奖惩制度。这些措施不仅提高了各民族优秀民间艺人的社会地位，而且充分调动了他们传承、教习的积极性。最后，积极开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通道。以维吾尔木卡姆的保护传承为重点，逐步开拓了五种传承通道。一是坚持原生态传承，统一规划建设10个木卡姆传承中心，已建成投入使用3个，4个在建，实行民间艺人就地传习、教学、展示；二是专业传承，积极支持新疆木卡姆艺术团做好维吾尔木卡姆的收集、整理、规范、展示等工作；三是文本传承，《十二木卡姆》已有3个版本，《哈密木卡姆》已有2个版本，《吐鲁番木卡姆》、《刀郎木卡姆》各有一个版本出版，经过深入研究，还将出版更为完整、严谨的木卡姆版本以传之后世；四是教育传承，区内有关大专院校开办维吾尔木卡姆传承班、招收木卡姆专业研究生，编写维吾尔木卡姆的普及型乡土教材，推动其进校园、进课堂；五是多媒体传承，出版有关维吾尔木卡姆的多种图书和音像制品，编制《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的数据库。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与传播 由新疆艺术研究所和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头编撰的《中国戏曲志•新疆卷》、《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新疆卷》、《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新疆卷》、《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新疆卷》、《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新疆卷》、《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新疆卷》、《中国曲艺志•新疆卷》、《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新疆卷》、《中国民间歌谣集成•新疆卷》、《中国民间谚语集成•新疆卷》“十大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已出版面世，该套志书始于1985年，历时24年，是全面搜集、整理新疆各民族优秀民间文学艺术浩大工程的标志。此后《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图典》等陆续面世，2012年“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正式启动。从2006年起每年“文化遗产日”系列展示活动、“新疆民间文化艺术节”、“第六届国际木卡姆研讨会”、“首届哈萨克族阿依特斯全国学术研讨会”等活动，全方位多渠道展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 （四）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生态保护区 依据“十二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规划，拟在新疆13个世居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对集中、传统文化生态保持完整并具有特殊价值的街区、村落或特定区域，建立莎车县“维吾尔木卡姆生态保护区”、布尔津县“哈萨克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锡伯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等4个自治区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加强在地整体性保护，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活态传承和发展。 （五）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 2011年吾库萨克乡热合曼•阿布都拉传习所———民族乐器制作技艺（维吾尔族乐器制作技艺）列为文化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2012年第七个文化遗产日举办了“2012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成果展”。目前正在落实设立4个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保护实验区，推进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文化产业发展、文艺创作繁荣，促进其在民间的保护和活态传承。① 二、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立法保护实践 最早对民间文学艺术给予立法保护始于1985年1月1日文化部颁布实施的《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和《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实施细则》。1997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是对民间文学艺术立法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目前拥有“新疆美术工艺大师”126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3名。1991年6月1日颁布实施的《著作权法》第6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其间国家版权局曾于1997年草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2012年推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立法进程被列为2012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同年，国家版权局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8条为：“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2013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列入“开展‘民族民间文艺知识产权保护研究’项目，将知识产权保护管理内容纳入中国民间文艺基础资源管理系统，形成可操作的中国民间文学数据库的知识产权解决方案”的工作措施。我国2004年8月加入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此后国务院先后颁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见》，并于2011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出台，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法制保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2005年批转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管理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级非物质文体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2008年4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实施，2010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保护条例》施行，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入法制轨道。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颁布，2010年4月19日新疆颁布实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加强传统知识、民间艺术、传统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促进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的发展被列为专项任务，以知识产权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成为地方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新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和新疆地理标志保护等地方性法规及政府文件被列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2011～2015）的工作措施。 三、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司法保护实践 新疆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所引发的典型纠纷为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积累了有益的司法实践判例。 （一）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纠纷 新疆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之争引发人们的关注最早要追溯到“西部歌王”王洛宾与西部民歌版权纠纷，这也是我国最早关于民间文学艺术的纠纷。1992年王洛宾在台湾与晏茜茜女士签订协议，将《达坂城的姑娘》、《在那遥远的地方》、《半个月亮爬上来》等十首民歌作为个人的著作财产由台商买断。期间王洛宾指控罗大佑推出的《情歌纪念日》专辑，侵犯了他的著作权和署名权。罗大佑就此在上海召开记者招待会，希望通过学术界、音乐界、文化界和法学界弄清这些“根本是民族遗产的新疆民谣，究竟版权归属什么人”。此事件在音乐界引起一片哗然，在西部也引发了许多关注。1994年《人民音乐》从第6期开始开辟专栏，展开了持续一年针对王洛宾和西部民歌版权的讨论。 （二）民间文学艺术再创造作品著作权纠纷 代表案件之一是关于王洛宾多曲民歌权利归属问题出现的多起案件。在新疆洛宾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等与哈力旦•乌甫江等侵犯著作权案中，涉案歌曲《高高的白杨》经过鉴定与原告《我的花园多美丽》的曲调在音高组织、旋律骨干音及旋法节奏形式、句式结构等主要方面基本相同，在节拍形式、具体的润腔及结构细部有所差别。两首歌曲中曲调的母体均源自同一首维吾尔民歌，只是歌词不同而已，因而无法认定《高高的白杨》是由原告作品改编而成的作品。因此，在王洛宾生前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不能被确认为侵权作品的情况下，王洛宾应享有《高高的白杨》的著作权。①代表案件之二是万志民诉葛顺中等侵犯著作权案。歌曲《相爱》是原告万志民在原始民歌的基础上整理后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司法实践认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权利一方面归属于某一区域内的群体，但为促进民歌的进一步传播与发展，应允许公众对民歌进行合理改编和使用。被告进行改编不需经过原告许可，形成的《送我一枝玫瑰花》的作品著作权应归有独创性贡献的葛顺中。判决多次提及两首歌曲改编自民间艺术作品，在署名上仍应注明民间艺术作品的来源。② （三）民间文学艺术元素纠纷 新疆近年来民间文学艺术标示纠纷以“刀郎”之争为最。首先是广东飞乐影视制品有限公司诉罗林侵犯著作权及姓名权纠纷案，受理法院认为：尽管“刀郎”一词具有新疆少数民族文化等含义，但因罗林以艺名方式推出其歌曲作品为公众所认知，“刀郎”一词不仅带有原有含义而且亦兼具“演唱者罗林”的特定署名含义。飞乐影视制品公司与潘晓峰专辑在其包装上标示演唱者时，弱化使用“西域”，突出放大“刀郎”，构成对罗林“刀郎”艺名的使用和演唱者身份的假冒，侵犯了罗林的作品署名权和表演者权。③此后的“刀郎”商标被热注成为酒、刀具和服装类商标，早先被注册为酒类商标的“刀郎”商标行情看涨，据称将以3000万元的底价拍卖。④“刀郎舞之乡”新疆阿瓦提县县委宣传部注册了daolang．cn、“刀郎”等近10个域名。⑤类似的争议还有“木卡姆”注册商标专用权⑥以及“阿凡提”注册商标纠纷案等。⑦ 四、新疆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的制约评析 从行政、立法和司法来看，对新疆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在行政保护方面，新疆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整体框架下，扎实推进工作机制和队伍建设，传承体系的建立健全，遗产整理与传播以及生态保护和生产性保护的推进。在立法保护方面，新疆在全国列位于较早开展地方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省区，开辟了我国专就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进行省级地方单项立法的首例，并首创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地方立法保护的初步尝试。在司法保护方面，新疆多起相关案件，既有较为普遍的民间文学艺术再创造作品权利案件，更有全国首例民间文学艺术纠纷案件，在司法保护方面具有积极有益的判例作用。通观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现状，可见一条这样分明的脉络：法制层面从国家到地方，《著作权法》第6条勾画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制路径，201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保护条例》第22条“利用木卡姆艺术从事经营活动或者其他活动，应当依法保护木卡姆艺术传承人的知识产权，并尊重木卡姆艺术传统样式和特定习俗，不得对其歪曲、滥用”的规定首开知识产权保护的地方立法尝试。但这两条关于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规定都是原则性的，缺乏具体法规与之配套，其实际的法制效用是非常有限的。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保护现有民事法律机制架构实际就是一部国家法律和一个地方条例的相关条款，除此之外的法制依据，从《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保护条例》均是行政法规。行政立法保护与行政政策的保护是互为因果的，从这个视角来看，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行政保护与立法保护实际是在同一行政法律机制架构下展开运行的。而在司法实践层面，大量的民间文学艺术权属异议关乎的都是知识产权制度：除了民间文学艺术再创造作品可以直接适用著作权法的条款之外，民间文学艺术、民间文学艺术元素在“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未出台之前事实上处于民事法律调整视阈之外，充其量依托极特殊个案判例，①或现有可援引的法条来展开运行，而后者方是民间文学艺术的本体。由此，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呈现出法制层面事实上的不均衡、法制与司法事实上的脱节：行政法律机制丰沛而民事法律机制单薄；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面临大量的民事案件无法可依，现行法律捉襟见肘的局面。在这样的法律框架中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事实上遭到了忽视。新疆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的这种状况也正是我国整体状况的一个缩影。 五、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的出路探析 文化的本质使民间文学艺术既是精神智力文化、又是经济文化、也是政治文化，这客观需要将其视为文化人权与主权，也需要将其视为经济产权；民间性使民间文学艺术具有突出的公共属性，客观需要将其视为公共利益；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维持族群与其文化间的互力，维持族群与其他文化利用者之间良好互补，客观需要将其视为群体私益。公权与私权、公益与私益的交织客观决定了保护机制的非单一性出路。知识产权民事保护机制是以市场为环境的交易制度保障，以权属的厘清为市场行为的基本前提，遵循市场法则并呈现市场调节的特点。其优势在于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注重激励、自发淘汰，形成微观经济体的竞争活力；其劣势在于利益至上、两级分化、宏观失调。民间文学艺术是体现价值创造和精神需要的智力成果，凝结着民族的价值、信仰，传递着民族的历史、知识，承载着民族的精神、灵魂，实际上无法也难以以市场价值来衡量其价值。①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权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二位一体权利；其主体二元统一，体现出浓重的公共品格；民间文学艺术的族群人权性要求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私权与人权协调；市场机制全球化将民间文学艺术的意义从族群生存发展需要，扩展到维护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关系国家的文化安全乃至政治安全。这与产权机制目标存在一定的差距，行政保护机制高效、统筹、均衡的特点，能对市场机制实行有效互补，方能维护民族文化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并利用优势资源后发赶超，增强文化软实力。行政法律机制是借助行政法规与行政政策，将管理者宏观目标通过被管理者贯彻落实。以国家管理组织结构为网络，遵循政府管理法则并显现宏观调控的特点。其优势在于总量控制、调节分化，形成宏观经济环境的健康；其劣势在于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指导滞后，导致活力不足。在新疆实地调研中可以深切感受到行政法律机制是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卓著成效的巨大推手，其效用持久与政策力度成正比，这对行政管理部门的投入荷载是严峻考验。行政法律机制外在的善意在极大提升族群文化自尊自信的同时，族群自身应对环境的能力建设依旧滞后，这种差距使族群总体缺位于主动的文化保护和促进，并引发文化传承内核虚化、文化开发内涵空化。深层次的问题开始浮现：第一，当前法律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主体仅涉及到代表性传承人，更多的普通传承人、民间文学艺术族群主体的权利搁置，这在实践中已经引发矛盾纠纷，削弱了族群成员个体文化传承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第二，整理者的权利义务缺乏相应规定导致争端；第三，利用民间文学艺术进行新创作对原作品与素材的权利尊重问题；第四，商业性演出以及改编民间文学艺术中的歪曲、不当使用造成精神伤害问题；第五，开发利用民间文学艺术，来源群体获益有限，主体缺位难以实现对保护利用的有效监督；第六，跨境共有民间文学艺术申报与归属问题。这些问题都根源于缺乏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认定，尚未建立相关群体、个体传承人与再创作者之间合理利益分享机制，尚未设置保障公众使用的权益机制。而这些正是知识产权机制努力的方向。无独有偶，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最重要的两个国际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近年来的相关立法活动，表现了在探索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侧重点发生变化和保护传统文化的不同视角，走向民事法律机制的私法保护与行政法律机制的公法保护二位一体的进路。WIPO于2000年成立了专门机构“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政府间委员会”（WIPO－IGC），其工作主要围绕遗传资源、民间文学艺术、传统知识等三个主体展开。着手探讨传统文化保护问题，推动各国相关立法，继续发挥知识产权国际立法的主导作用。UNESCO所辖的诸如国际组织和国际论坛，对传统文化保护的国际制度安排进行了有益探讨，发动了超越WTO体制的“软法”造法活动：一是颁布保护传统文化的一系列国际公约；二是鼓励各国尽可能利用《知识产权协定》的弹性条款和开放性条款，在协定的“总轮廓之内型塑权利和权力的结构”，“以满足缔约方政治、社会、经济和其他政策目标”。②先后通过了《文化多样性公约》、《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为国际社会保护传统文化、保护文化多样性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法律行动框架。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具有经济和文化双重属性。①从文化产品与服务的经济属性出发，其权利形态是私人产权，这即是WIPO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从文化产品与服务的文化属性出发，其权利形态是集体文化权利，这即是UNESCO的非知识产权保护模式。WIPO主张的著作权或专有权，都是授权性的保护措施，即是以赋予产权的方式对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提供保护。UNESCO在其公约中所提出的“保护”，包括“保存”、“维护”和“加强”等9种方式方法，主要是行政性的保护措施，即是国家从文化主权出发对传统文化资源所采取的文化政策和措施。可以说，两种保护方法分属于民事法律机制和行政法律机制的不同领域。②回观新疆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的轨迹与现状，也是这种需要和进路的翻版，这与民间文学艺术非实现国际保护不能成就其真正保护不无关联。概观国际、国内保护脉路，在知识经济、信息时代，综合保护、全球协调是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必经出路。 综上，就一国国内法而言，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应采用二位一体的综合保护模式，即公法与私法结合，行政法律制度与民事法律制度结合的保护模式。在立法操作上，由于法律属性的区别，可以将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置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这一部行政法律制度统领下，同时宜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客体的属性分别建立传统知识、遗传资源和民间文学艺术的民事法律制度。以民事法律制度注入私权动力，以行政法律制度实现利益均衡，实现市场机制与国家宏观调控的互补，私权与人权的统一。民间文学艺术综合保护机制在不同阶段的倚重点是有区别的。就民间文学艺术发展的现状来看，存续是第一要务，法律保护的首要目标是维持存续，而不是明晰产权，激励发展。因此法律制度保护的路径，首先是通过政府行政法律制度实现存续保护，这是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前提基础。其后才是民事法律制度发展保护的逐步介入和深入，最终走向以存在推动发展，以产权激励发展，以发展促进生存，提升综合法律制度保护机制，培育民间文学艺术自身“造血”功能，促进和实现民间文学艺术自主良性发展。应当客观看到，民间文学艺术的生命寄托于它所在的生产方式，而不是善良的意愿，社会生产方式变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民间文学艺术会在与生产方式的互动中实现新陈代谢，那些失去依存环境的部分必然会退出历史舞台，那些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部分将会被不断地再创造。 作者：吕睿工作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工农兵文学艺术奉献 由倡导的工农兵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受到的赞扬和贬否都最为激烈的文学思潮和文学样式。赞扬它的人，从上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之前，完全是从政治着眼的，如1947年8月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特地召开了一次文艺座谈会，把赵树理树为边区的“方向性”作家，边区的文联副主席陈荒煤还写过《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一文[1]。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下半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则是在政治的语境中，给某些作品以艺术上的肯定，比如有人对工农兵文学的代表作品《红旗谱》评价说：“在‘红色经典’作品里，我个人认为，在精深的程度，在文本的精粹程度，在艺术的概括力程度，在人物刻画的丰满度上，《红旗谱》达到的水准确实堪称杰作，而且它在阶级叙事里面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2]贬否它的人，则从“”开始至今21世纪，尚且抛开“”时期不说，即就上世纪80年代而言，不但从政治上而且从艺术上对它进行彻底的否定，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上世纪80年代的“‘十七年’文学研究”，“认为这一时期文学（指以赵树理小说为代表的工农兵文学）便被视为政治的‘传声筒’和‘吹鼓手’”。[3]当今，因为政治而否定它的人仍然不少。这样一来，似乎工农兵文学只有特定时代的政治价值（当然，这是指文学不应追求的政治宣传“价值”），而缺失艺术价值。因此，一个问题便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诞生于上世纪40年代绵延至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长达30余年的工农兵文学，究竟有没有艺术上的成就和贡献？站在21世纪今天的时间点上，以“文学”的眼光来看待几十年前产生于战争年代的工农兵文学的整体，准确地评价它的艺术价值，进而确定它的文学地位，这无论是对于历史还是对于未来，都是非常必要的，因而这是摆在我国学术界面前的迫切任务。在探讨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之前，必须弄清工农兵文学的含义。笔者认为，所谓工农兵文学，应该包括两种：一种是“严格意义”的工农兵文学，以赵树理的小说为代表，要求不但反映工农兵群众的生活，而且要表达工农兵群众的思想感情，还要采用工农兵群众的语言和他们喜爱的体式；另一种是“非严格意义”的工农兵文学，以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为代表，只要求反映工农兵群众的生活，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而并不要求采用工农兵群众的语言和他们喜爱的体式。[4]笔者在谈论工农兵文学时，又曾经指出它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的建国前阶段、中期的建国后至“”前阶段和后期的“”阶段[5]。其中以中期的成就最高，所谓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主要就是指这一时期。下面，我们具体来论述一下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 工农兵文学的贡献之一是塑造了一批崭新、独特的典型形象，丰富了我国乃至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在西方现代派出现之前，独特的典型形象和独特的思想感悟，一直是衡量文学作品艺术成就最重要的标尺；而在西方现代派出现之后，对社会、人生的独特思想感悟被视作最为重要的成功标志，但塑造典型人物依然是研究者和其他许多读者的重要期待。直到今天，那些古今中外的名著之所以能够长久留在人们的心中，其活生生的典型形象，是至为重要的原因。诚然，中国文学有重视典型人物塑造的传统，古代戏剧和古代小说都塑造出了许多独特的典型，如崔莺莺、杜丽娘、李逵、林冲、贾宝玉、林黛玉、曹操、孙悟空等一大批人物形象，而工农兵文学显然也是在努力继承这一传统。我们可以看看那些早期的工农兵文学作品，包括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以及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以及王希坚的《地覆天翻记》等等，都在尽力地描写人物性格。但是应当承认，它们都还没有塑造出一个真正够得上“典型”的人物形象，它们所写的人物，虽有某些性格特征，但作为典型形象应有的独特性和概括力，那种具有深厚文化意蕴的厚重感，都还明显不足，即使那位赫赫有名的杨白劳，依然显得单薄，且和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有某种相似之处。而后期的工农兵文学，即“”期间的工农兵文学，其许许多多的人物，往往只是一种思想意识的符号，谈不上什么艺术典型。当然，那些至今还留在许多人记忆之中的样板戏，其中的阿庆嫂，有独特的个性，也具有文化的意蕴，可惜描写得不够充分，和“典型”的要求仍有一些距离。在人物塑造上最有成就的是建国后至前的工农兵文学，对于其中的典型人物，我们可以点出一大串：朱老忠、梁三老汉、林道静、江姐、杨子荣。按照中外的典型理论，典型形象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融合型典型形象和类型性典型形象。《红旗谱》中的朱老忠和《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属于融合型典型人物；而《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红岩》中的江姐以及《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则属于类型性典型人物。值得称道的是，无论哪一种、哪一个，都不但是活生生的，性格丰满、独特的，而且是具有时代特点、地域特点和历史积淀，因而充满文化厚重感的人物。以往的文学史著作和评论文章，在评论这些人物的时候，都只从政治的角度着眼，只注意他们无产阶级的阶级特征，或者只注意其个性，这是不够的。实际上，这些人物身上远远突破了阶级的局限，而透露出文化的意蕴。具体说来，他们的性格体现出以下的特点： 1.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说：“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6]74因此，阶级性当然是工农兵文学典型人物的重要特征，比如作为融合型典型形象的朱老忠是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对于封建地主的仇视和憎恨，无疑是他性格的主要特征。但他和地主冯兰池之间的关系绝不仅仅是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关系，而是社会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冯兰池为了霸占黄河堤下农民们的大片土地，受到农民们的阻挠和抗拒，他竟然指使狗腿子打死了领头抗拒的朱老忠的父亲朱老巩，同时还要对朱老忠斩草除根。如此，他的品行就不再是作为地主的一般的贪婪与凶恶，而且还是属于非正义的灭绝人性的邪恶，这却不但是农民而且是全人类都要憎恨和仇视的，因而也就让朱老忠对他的憎恨变成了对邪恶的憎恨，而朱老忠的报仇和反抗也就超越了阶级性，而具有了社会性，朱老忠的性格中也就添加了憎恨邪恶、追求正义的社会、文化意义。梁三老汉作为农民，他的阶级性表现为思想上的保守、怯懦和憨厚，这表现在他在加不加入合作社的问题上长久犹豫徘徊，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但是在由封建思想长期统治的中国，这种保守和怯懦以及憨厚，却又不是农民所独有，而是老一代工人、农民甚至其他老人普遍所具有的，因而，他的保守、他的犹豫也就有了社会性。而作为类型性典型人物的林道静，她是在革命中成长的青年的代表。但她的成长进步，并不只是表现为由一个不满封建军阀统治的青年成长为一个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革命战士，而且是由一个向往公平正义的青年成长为一个愿为人民谋幸福的人，她既是一个青年共产党员，又是具有社会正义感的社会青年，因而也具有了社会性。杨子荣当然是一个无产阶级的侦察英雄，但因作品中具体描写了座山雕等匪徒对夹皮沟普通民众的作恶多端，所以，杨子荣对他们的清剿，并不只是表现出他是清剿国民党残匪的英雄，而是一个为民除害的英雄，这同样也给他的思想性格赋予了社会性。同样，江姐并不只是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狱中英雄，她面对的是与人民为敌的凶狠无比、丧失人性的国民党特工，因而，江姐与反对人民的势力斗争到底的大无畏精神也有了社会的意义。 2.时代性与历史性的融合工农兵文学是在大变革的时代格局中审察、认识人物的，因此这些典型人物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这是非常明显的。但同时工农兵文学又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塑造典型形象的，做到了时代性和历史性的融合。比如朱老忠，他是一位大革命时代的人物，一方面他受到当时大革命时代的革命浪潮的影响和裹挟，具有革命的觉悟和要求，所以他才会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另一方面，他的革命意识又是历史上农民造反意识的延续，在他身上，既有水浒英雄的粗豪气息，也有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时代的勇猛精神。梁三老汉既有上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历史大变动时代的心理波动，又有历史所造成的下层人民的胆怯和固执。林道静既有大革命运动时期的革命冲动，又有历史上知识分子的先锋意识。杨子荣既有解放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时一往无前的气概，又有历史上革命志士坚忍不拔的英气。江姐既有革命胜利前夕的坚韧，也有历史上革命者舍生取义的文化积淀。 3.地域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成中国地缘广阔，各地的生活风俗、精神气质有不少的差异。工农兵文学的典型人物塑造很注意这一问题，努力表现人物的地域特点。但是中国又长期形成了大一统的传统文化。工农兵文学在塑造典型人物是注意把地域性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朱老忠在他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坚持的“出水才看两腿泥”的坚韧中，显现出“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凄清而沉稳的燕赵风骨，而这又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苍凉之风；梁三老汉身上的保守，既体现出终南山的封闭，又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林道静身上既有北方学生的率直和执着，也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识分子君子骨气。杨子荣既有东北军人的豪爽和勇猛，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武侠气。江姐身上既有巴蜀地域的坚韧和沉敏，也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的深沉和韧性。总起来说，朱老忠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有仇必报、勇于反抗的，寻求翻身解放、追寻公平正义的，豪爽、坚韧、凄清的、时代大动荡中理性的农民英雄，在他身上寄托着广大底层民众的理想和愿望；梁三老汉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憨厚、怯懦而守旧的，在社会变革面前犹豫、徘徊的普通农民；林道静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执着、率性，充满远大理想的革命青年；杨子荣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英勇机智而又豪情满怀、为民除害的革命侦察英雄；而江姐则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从容、沉敏，为了最广大人民利益甘洒热血的无产阶级的狱中英雄。 这些典型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独特的。同是农民的典型，朱老忠明显的不同于《水浒传》中的李逵，虽然两者都具有反抗精神，但后者的反抗是本能的反抗，充满了蒙昧、鲁莽的色彩，相比之下，即使是在接受党的教育之前，前者也显得理性得多。梁三老汉更是完全不同于阿Q，虽然两者都是种地的农民，但后者懒惰、奸狡，前者勤劳、憨厚。后者愚昧，而前者清醒，只是保守而已。林道静当然也不同于古代作品中的知识分子比如吴用，吴用参加起义是以封建时代知识分子个人的眼光看待天下的不平，而林道静则是以追求远大的革命的理想的心胸来感受革命浪潮的汹涌。她也不同于鲁迅笔下的狂人和夏瑜，后两者虽然觉醒，但脱离人民大众，而前者却是和人民共同斗争，她身上体现出一种亲民性。江姐更不同于历史上的造反者，她的从容坚定是由远大的理想所支撑的，而历史上的造反者当然没有这种思想和胸怀。这些典型形象也不同于世界文学史上别的典型人物。西方古典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中的典型，大多数是王孙贵族，或者资产阶级人物，只有少数平民百姓，同时因为“欧洲和地中海的北部和西部地区”在中古“以后漫长岁月里，农业社会的基本特征逐渐消失”，“中古欧洲发生了工商业革命，导致了一个工业社会的兴起”[7]34，原本样式的农村和农民已基本不复存在，所以以农村生活为描写对象的文学作品不多，真正的农民形象更少。即使有，也同朱老忠、梁三老汉大相径庭，如19世纪初英国作家瓦尔特.司各特小说《艾凡赫》中的罗宾汉，他虽然反抗封建压迫，但又充绿林好汉，有百步穿杨的绝技，是个传奇式的人物，“表现出他狭义的性格”[8]；巴尔扎克小说《农民》中的尼雪龙是“热诚地信仰者共和主义理想，严格说，不过是小生产者模糊的向往和追求”的、“坚硬如铁，纯净似水”，不谋私利，“忠肝义胆”的、“寻常中的优秀人物”，这一形象“不免显得有些苍白”，只能作为“一个道德象征”[9]；《堂吉诃德》中的桑丘则是一个朴实善良、机灵乐观、目光短浅、自私狭隘的普通农民形象；前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中的青年农民潘苔莱是“勤劳作，爱家园，具有一些善良本性，却又被虚荣弄得错头错脑，其灵魂卑鄙恶劣”[10]的小人；还有印度作家普列姆昌德小说《戈丹》中的农民何利，是一个虽有同情心，但愚昧麻木、毫无反抗意识的农民。这些人物和朱老忠相比，在于朱老忠那种追求人民群众彻底翻身解放的思想愿望，是外国文学中所有的农民形象绝对没有的。而梁三老汉那种在新事物面前表现出来的中国式农民的守旧和犹豫，特别是由个人发家致富到集体富裕的历史性向往，更是外国文学中的农民形象所不具备的。作为知识分子的林道静和法国作家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于连，也完全是不同的人物，前者是不断追求广大人民的共同理想的革命青年，而后者则是只图个人利益、一心向上爬的人物。杨子荣一身正义，他是为民除害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化身，而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则是维护正义的个人英雄。江姐是“为天下劳动人民的解放”而奋斗的狱中英雄，而爱尔兰作家伏尼契笔下的牛虻则只是同情下层人民的志士。总的说来，工农兵文学同以往中国文学以及外国文学中的其他典型形象最重要、最根本的差别，在于胸怀和理想上面，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还是为了自己或者所在的利益群体，这是他们思想意识的分水岭。正是在这一点上，充分显示了工农兵文学典型形象的独特性，确立了工农兵文学典型形象的无可代替的重要地位，从而丰富了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彰显了工农兵文学的艺术成就和艺术贡献。否定这些形象的人往往认定这些形象是用作政治宣传的虚假人物，其实从这一时代过来的人都可作证：这样的人物形象是真实的，因为那一时代就是那样。 工农兵文学的贡献之二是确立了反映底层民众生活，并表现底层民众情怀的写作规范，为中国和世界文学展示了表现底层民众生活的一种新的内容样式。由于文学（此指书面文学）是一种以文字表达能力为基础的精神活动，而具有这种能力的底层民众极为有限，所以在世界范围内，真正的底层民众作者是极少的。同时又由于文学作品对作者生活体验的依赖，所以真正反映底层民众生活的作品并不多。即使有，也是以上层阶级或知识分子的眼光来审察和反映底层民众生活，表现上层阶级或知识分子情怀的作品，我国封建时代的市井小说就是如此，西方那些粗俗文艺亦是如此。而工农兵文学则不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表现工农兵群众”[6]59，这“工农兵群众”就是指底层民众。所谓“表现工农兵群众”，就是要以他们的生活为题材。但又不止这些，因为这“表现”是可以持不同的立场和不同的感情的，为此，又说：我们“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6]49，“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要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6]52，这实际上是要用底层民众的眼光来审察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生活，要以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思想感情来表现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生活。当然，这“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眼光”是指觉悟了的底层民众的眼光，实际上是代表底层民众整体利益的眼光，这“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思想感情”也就是觉悟了的、代表底层民众整体利益的思想感情。而进一步说，所表现的就是底层民众自己感受到的、表现底层民众自己利益的生活。简言之，就是底层民众自己表现自己。我们看看，不但是赵树理小说以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种谷记》、《吕梁英雄传》等早期的工农兵文学作品，就是建国后《红旗谱》、《保卫延安》、《创业史》以及其他众多的工农兵文学作品，也都是这样的作品。比如赵树理小说就是以觉悟了的底层民众的眼光和思想感情来审察、来描写青年男女的婚姻爱情的，所以才会有对二诸葛、三仙姑阻挠小二黑和小芹自由恋爱的不满和反叛；《红旗谱》是以觉悟了的底层民众的感情和利益要求，来看待大革命时期农民对封建地主的反抗，所以才会有作品对朱老忠们的赞颂；《创业史》是以觉悟了的底层民众的情怀和利益要求，来看待和描写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农村合作化运动，所以才会有对梁三老汉的怨艾和惋叹。同样，正是因为以工农兵群众的眼光来看待新中国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生活，以工农兵群众的情怀来感受新社会的新人物，所以才会有王汶石《新结识的伙伴》（1958）中张腊月、吴淑兰这两个喜气洋洋、充满自豪感和生命活力的妇女形象；正是因为以觉悟了的工农兵群众热切的眼光和心胸来关注、体察上世纪50、60年代新生活、新变化，所以才会有李准《李双双小传》（1960）中李双双这一崭新的妇女形象，才会有她敢于同落后思想作斗争的行为，以及她内心的喜悦和自豪。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上，那些表现底层民众的理想和生活态度的，只不过是些原本为口头文学的民间故事。直接描写底层民众生活的书面文学，不用说古代极少，就是有，如《水浒传》也不具有底层民众的情怀，而是以封建统治阶级的眼光来审视生活的，所以才会认为造反的农民必须招安。再比如对于李逵的描写，既写他的造反，同时又以把玩、嘲笑的心态写他的鲁莽，这都是缺少底层民众思想感情的结果。看看世界文学，哪里会有以底层民众的情怀来审视和表现民众生活的作品呢？上面所谈到的西方描写农民的作品，都是以上层社会的眼光来审视的，如《堂吉诃德》所写的桑丘，他的目光短浅、自私狭隘，是饱含着作者对他的嘲笑和嫌弃的，这和农民自己的情感不同。所以，即使是在世界范围内，工农兵文学的内容也是独特的。世界文学是由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学共同组成的，多样性应该是它重要的特征。而工农兵文学的这种以底层民众的眼光和情感来审察和表现底层民众生活的内容范式，就不但为中国文学，同时也为世界文学展示了一种新的表现生活的新的内容样式，是为世界文学已有的内容作了重要的补充。 工农兵文学的贡献之三是树立了大众视角下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并与作家的不同艺术风格相结合，为中国和世界文学提供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式样。在1942年2月写的《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曾经强调要建立“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1]。在1956年，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他又说：“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6]147还说：“语言、写法，应该是中国的。”[6]151“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6]153应该说，此前他还没有明确地提出个人风格的问题。但是在1951年，他在为中国戏曲研究院的题词中，提出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在1956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他又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6]143在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们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还说：“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6]158这就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艺术风格可以多样化的意思。他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在和“洋化”的比照中提出的，是在世界的格局中强调中国化；而艺术上的不同风格是在作家之间提出的，是强调作家作品的特异性和多样性。他对两个方面的同时强调，是要求工农兵文学作品，既要有个人风格，又要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要把两者很好地统一起来。所谓“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实际上就是中国的民族风格。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问题是，就文学而言，上层社会和底层民众的文学口味是很不相同的，正因如此，所以才会有泾渭分明的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之别。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通俗文学是遭到蔑视和鄙视的，因而也是遭到压制的。因此，中庸性质的“平和、雅致”就成为上层社会的作风和气派。那么，提出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到底是指底层民众的，还是指上层社会的呢？当然是指底层民众即工农兵群众的。因为特别的强调是“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他一再提醒文艺工作者要重视工农兵的墙报、民歌、民间故事[6]93，以及秧歌、春联、年画[6]107，这些都说明所说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以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喜好为准则，是大众视角下的，不是以上层社会视角下的作风和气派。所以，所谓“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既是指民族化，又是指大众化。换言之，即大众的民族化。 还是回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和作家个人风格的统一问题上来。我们可以看看那些工农兵文学作品，赵树理小说的朴实、平易和大西北的泥土味，是他的个人风格，而这又是工农兵群众的平朴、通达、亲切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具体体现；周立波《暴风骤雨》所表现出来的激越、豪爽和幽默感，属于他的个人风格，然而其中又表现出亲近土地的情怀——这也是中国底层民众的作风和气派。孙犁《荷花淀》等作品表现出来的沉静、优美、充满诗意的个人风格，也透露出中国民众追求安定、和谐生活的作风和气派；同样，梁斌《红旗谱》的大气磅礴也表现出中国民众的豪情；柳青《创业史》所表现出来的稳健、沉静风格也表现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平稳、宽宏的气韵。强调个人风格，这是中国文论的传统。历代的文论家们都十分注重对作家风格的推崇，并以对作家风格的认识作为他的学术眼光的标识。但是，我们也完全可以看到，古代的文论并不十分强调中国的民族风格。这大概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最本质的特征是大一统”[7]42。民族风格本已存在，所以没有必要强调；而西方国家地缘并不那么广阔，国家之间来往频繁，“欧洲的法国、英国、德国、俄国、意大利以及丹麦、西班牙等国在相当久远的年代，彼此间的文化就开始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作用”[7]1，因此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差异并不突出，由此，也就不可能强调各个国家的民族风格。同时由于西方自封建社会解体之后，就强调个性解放，极为重视个人的权利和特性，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就是极为注重表现作家的个人特点。而又由于西方特别重视思维，注重哲学，所以在文学作品中重视作者对社会人生的的独特感悟和作品的哲学意蕴。相比之下，对于作家个人的风格，并不那么强调。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工农兵文学这一民族风格和作家个人风格统一的风格式样，都显得非常特别。试问，赵树理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新儿女英雄传》、《红旗谱》、《创业史》、《林海雪原》、《红岩》，有哪一部像是古代的白话短篇小说，或者《水浒传》？《水浒传》虽然由其情节、结构、语言所表现出来的平朴是大众化的民族风格，但作品所写的造反者们对宋江的意见既想不通而又照办，唯“好官”、“兄弟”宋江是从，宁愿含冤负屈的思想作风，以及全书所表现出来的含混不清的混沌氛围，就与大众喜闻乐见的豪爽、通达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相违，和《红旗谱》所表现出来的坚韧而奋勇向前的气势大相径庭。而《王贵与李香香》既与李白、杜甫诗歌不同，也与白居易诗不同。白居易的叙事诗如《卖炭翁》，其语言的平易、朴实，固然有大众化的民族风格的成分，但其居高临下的对人民的同情和怜悯，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哀怨和愁丝难断的心境，这就与大众喜闻乐见的追求正义、豁达勇猛的民族气派不同，与《王贵与李香香》所表现出来的虽然屡陷困境却勇往直前的气概有别。与国外相比，应该说，西方无论哪一个作家，其风格都不是大众化的个人风格。所以从世界范围看，工农兵文学为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独特的民族化、大众化统一的文学风格式样。 上面所谈的是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不但是从横向（世界）着眼，而且是从纵向（历史）着眼的。笔者认为，无论是从世界文学的角度看，还是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看，中国的工农兵文学都是非常独特的。作为学术界，不能以西方文学特别是西方现代派的眼光来看待它，也不能以中国古典文学的标准来要求它。因为它并不是西方现代派文学，也不是中国古典文学。它就是它，不是别的什么。它是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更具体、更准确地说，是一种不同于前苏联文学的政治斗争文学。正是在这里，表现出它的独特性。而正是这种独特性，才使它对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作出独特的艺术贡献。世界文学应该是多元的，既然西方可以有各种“主义”的文学，为什么中国就不能有独特的政治斗争文学呢？在谈论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时，笔者同时也认为，它存在着好些文学方面的失误，形成了以故事情节诠释公众意识的模式，导致了文学的浅露化和趋同化；对个人独特情感的轻视与漠视，减弱了情感的震撼力和作品的感染力；把思想引导变为行政领导，影响了文学的自由度等等。而这种失误，也是独特的。当今学术界的好些人正是以此为依据，对它作彻底的否定。只看失误，不看贡献，笔者认为这不是唯物主义的、科学的态度。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现代性及分期 当前人们所讨论的关于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忽略了其基础性的重要作用，新时代的背景下关于文学现代性的讨论应该立足于现代性的“地面”等客观问题之上，人的现代性生存体验是构成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归根结底现代性指的是人的生存体验感受，而文学现代性的分期我们可以将其划分成为现代1和现代2两种意识形态。 一、文学的现代性 (一)文学现代性的“地面” 关于文学现代性的话题已经成为时下我们讨论的热点。无论在论文答辩，还是现代文学、文艺学专业的论文题目当中都涉及了许多关于文学现代性的问题。这就不得不让我们思考现代性对于文学创作和研究而言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与此同时现代性通向文学的桥梁在何处。文学史通过语言描述的方式，形象生动而又具体地向我们阐述了现代性的客观意义，这属于思维层面的问题。文学现代性拥有着独特的审视问题的角度和回答问题的方式。深入地说，笔者认为，文学现代性实际上是一种体验，也就是人对于他所生存环境的一种敏锐和特殊的直觉。文学创作来自于生活，是作者对于日常生活的感悟和体验的呈现方式，与此同时它也是文学现代性的重要桥梁。这里所提及的体验，与传统意义上的心理学思维模式不同，不是我们心理学意义上的思想和心理行为过程，而是在日常生活和大自然体验中所产生的包括感受、情感、欲望、想象、幻想和理智的统一结合体，贯穿了整个人的生存直觉思维方式，是人们对于人生意义的思考过程。就是这种现代性的体验方式，构成了现代性的基本地面，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现代性的思想、理念、情感和艺术审美方式和特点。我们在对文学现代性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有两个方面的问题是不能够回避的，首先，要深刻认识到现代性并不仅仅只是精英人物的现代性体验过程，而是属于广大普通民众的现代性特征。其次，现代性并不仅仅局限在思想的层面上，还包括了日常生活中的点滴累积，是人类整个生存方式的现代性。 (二)文学现代性的基调 思考文学现代性体验可以为现代性文学创作提供一个更加严谨和系统的思维模式和参照系。从民族的生存境遇和环境来看，文学的现代性体验主要指的是由于全球性和地方性共生境遇的演变和生成过程而产生的，也有人形象地将其称为全球地方性。与它相比较而言，中国古典型体验的最基本特征和内涵是由于中国中心而产生的一种幻觉行为。中国的现代性自始至终都与全球性拥有着紧密的联系。与古典型文学相比较而言，现代性则体现的是在新的全球性世界地图当中探寻自我、体现自我价值和完成自我需求的一个过程，体验着从自身以及中心边缘的现实世界。 二、文学现代性的类型 文学现代性体验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惊羡体验、感愤体验、断零体验。惊羡体验指的是又惊奇又羡慕，与此同时还涉及一个新生的概念的过程，属于未来的新维度，而感愤体验主要充满的是怨恨和愤怒，它是一个主流的思维方式，属于现在维度。断零体验则更加侧重于人们对于过去、现实以及未来的那种绝望和无助，更多的倾向于断裂绝境所产生的感受。首先，惊羡体验。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近代著名的政治评论家、文学家王韬。当人们提及现代性这个问题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提到他。他是在康有为、梁启超之前就已经对中国现代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研究的代表性人物。1874年他主编了《循环日报》，这也是当时中国人创办的最成功的一份中文报纸。王韬是这份报纸的主笔，写了大量的政治评论散文，梁启超的启超体或者是新文体都是在王韬之后出现的，他的视觉独立、自由，他提出的变革思想激进有力。不久之后他的文章不胫而走，深受欢迎，穿越过清朝政府的边关封锁，受到了李鸿章、丁日昌等人的重视，他在大多数文章当中都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观点，比如怎样加强边防，通过怎样的方式来振兴中华等。在他的许多作品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独到的观点，比如中国当时所处的历史是数千年未有的创举，从“器”的同一走向“道”的大同的体验过程之旅等。其次，感愤体验。这个词来源于梁启超评论黄遵宪的一句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基调是干冷的、悲伤的并伴随着些许的愤怒。面对支离破碎的祖国大好河山，衰败的社会文化，有识之士挺身而出。现代文学里尽管有不少是激昂的，然而更多的是低回的声音。黄遵宪在他的大量作品中都记录了自己对当时历史社会变迁的看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在1885年创作的《八月十五日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最后，断零体验。它主要指的是人们对于过去、现在、未来的深刻体验，这其中夹杂的更多的是悲怆和愁苦，这也是在前面两种现代性文学体验过程中我们所感受不到的。零断体验的代表作品当属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在这部作品中，苏曼殊通过对主人公绅士的描述再现了中国现代性的悲惨境遇以及自己所产生的断零感受。我们可以看到后来鲁迅在《药》《祝福》《阿Q正传》等作品中都流露出了自己内心的迷茫与焦虑。“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从郁达夫的作品《沉沦》中我们更神奇地倾听到了那一句句撕心裂肺的呐喊和呼唤，也可以感受到怨羡情节带来的沉重痛苦以及随之而来的绝望和失望的感受。这些都注定要在后来的文学中产生深入的变化。 三、文学现代性分期 关于文学现代性的体验过程并不需要我们从现代性体验理论体系的角度出发进行深入的探索，而是需要我们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过程中运用系统的理论寻找出使用的阐释框架的过程。中国近代、现代、当代文学都一度被称为中国现代性体验的最佳诠释方式。从这个层面上来看，中国现代文学的三分法的观点已经不成立了。长期以来我们几乎已经默认应该把文学分成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形式，这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现代文学三分法，然而它却深受政治思想和时代特点的影响，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而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在建立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联系过程中，我们很容易忽略20世纪开始前的几十年间的晚清文学在文学现代性发展上的重要价值和作用。至少从1874年王韬开创现代政治评论散文文体的那个时候开始，文学现代性的变革就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如果仅仅只用20世纪这个概念进行文学时期划分就不能深刻地体现这一点。除此之外，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文学史的概念的背后仍然缺少相应的系统性文化概念，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现代性体验理念的支撑与辅助作用，从内容上面来看显得过于空洞。因此，如果想要更加全面系统地体现现代文学与现代性体验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我们就需要对文学分期提出新的看法和理念。笔者认为，就好像中国文学古典性经历了从先秦时代到清代上千年超长时段的历史发展过程一样，中国文学现代性也包括了一个很长的演变过程。可以说，从晚清时代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学现代性时期，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中国文学现代性1期，而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我们就可以将其划分到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第二个时期，即文学现代性2期。这两个划分了较长历史时间段的时间可以形象具体地展现出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全过程，而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二者之间的那种微妙的转型体验轨迹方式。当然，这里我们所提及的文学现代性1期和文学现代性2期的划分理念，首先就强调了文学现代性本身的划分特点，文学现代性1期和文学现代性2期之间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风貌特点，尽管这样我们仍然可以从整体上将文学现代性1期和文学现代性2期划分为不同的维度。前者的最重要的特点在于从地球体验的角度来进一步取代天下体验的层面，也就是说从天下之中央模式到地球之一国模式。相对应的，现代中国人在地球上应该通过怎样的方式和付出，怎样的努力才能够实现大一统，与其他民族和谐友好的生存和相处，以及这种生活价值的系统是怎样构成的，这就是文学现代性1期最重要的讨论议题。黄遵宪的《八月十五日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就描述了从内陆到太平洋语境转换过程中诗人在月亮的提示下的情感体验转变过程，这也解释了文学现代性的新内涵和重要特征。在否定和认同的矛盾中希望能够探寻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地位和世界身份地位。 四、结语 文学现代性2期的侧重点则在于动感的全球体验过程，它成功地取代了静态的地球思维体验方式，也就是说从地球的某一个国家到全球的某一个地区的思维体验过程，进而形成了全球地方性的体验之旅。这个时候的中国文学创作再也不像文学现代性1期那样过于强调寻求地球化和世界化的思维模式，而是希望在成人存在地球化的基本前提之下寻找出属于中国特色的力量，展现现代中国人在世界中独特的魅力与个性。这并是那种自以为是的地方超越性和狭隘的世界性幻觉思维，而是一个从自律和自觉的角度出发去观赏世界性之中的地方性的特点。现代中国人在全球性境遇的过程中究竟怎样才能够更加完美地展示出具有东方魅力的独特个性，成为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文学艺术论文:影视动漫产业文学艺术构建 一、中国的影视动漫产业分析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中国的影视动漫产业也在迅速的发展，转眼间，中国动画片年总产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然而，在这种高速发展的背后，我们却发现，中国目前的动漫产业在形式、内容、技法上大都缺乏文学的积淀。面对今天喧嚣的动漫，作为产业前沿的经济价值和大众的关注度是动漫产业发展的基石，但要真正作为具有艺术的作品形式，影视动漫就必须以文化的标准来重新打量它在纵的历史与横的比较中的优劣。然而今天中国的影视动漫，其作品大有泡沫多于内容的意思，大有动漫人缺乏灵魂观照的窘境。回顾中国的影视动漫，曾经经历过辉煌期，比如熟悉的《大闹天宫》、《阿凡提的故事》、《哪吒闹海》等等都是世界动画史上数得着的动画片，（如图1）这些由水墨动画以及民间剪纸、皮影、木偶等作为美术表现的动画片曾经构成了“中国动画学派”，是至今令世界动画人所称道的对象。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如果拥有清晰的中国动漫观，我们首先就会发现目前中国动漫在文学上的素养其实并不是很好。从宏观讲，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以及新世界知识体系的衔接有关，即中国动漫同中国的文学、哲学、绘画等一样，遭遇着旧文化不深入、新文化少创造的阶段，我们目前阶段有的恐怕也就是如何拉动经济，而不是文化话语权的优势。从创作者的小环境来讲，我们则可发现中国大量的动漫人对经典文学是不阅读、不熟悉，多从纯粹的绘画和计算机专业出身，专业空间比较狭隘，兴趣上也比较难博采众长。此外，动漫编剧人才的匮乏造成了中国动漫不会讲故事，讲了也不生动、缺乏文学性的原因。所以，要完成一部优秀的影视动漫，只有动漫专业技能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动漫创作人员具有综合的素质，具有团队协作能力、具有很高的文学功底，具有每个动漫人都是导演的想法。例如当年万籁鸣先生制作《大闹天宫》时曾经说过“我在这部《大闹天宫》中是总导演，你们每个做原画动漫的都是小导演。我出题目你们做文章，来丰富我的想象力”，于是关于每一个人物的相貌特征、表情特征和动作细节被不断地细化、夸张，从而富有了故事性、戏剧性，由此可以看出这种导演和原画作者的关系其实就是一种编剧团队的关系，它对导演和原画作者的要求其实是溢出于美术之外的良好的文学感悟力和想象力。这也说明了动漫是一门交叉学科和交叉艺术，制作人员需要复合型人才和具备团队协作能力的特点。图1中国早期影视动漫作品由此可见，影视动漫是一门真正的艺术，而非愉悦大众的影片，影视动漫在当今社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的观看人群也逐渐由以往的儿童发展为成年甚至中老年。当人们习惯于直接去阅读屏幕上出现的东西时，我们对文学内涵和作品真正的内容是否有所冷落；影视动漫艺术与文学艺术到底应该呈现出哪种关系才较为合理；影视动漫与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能否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有自主品牌的、快速发展的道路，这些都是我们所应该关注的内容。 二、影视动漫艺术与文学的关系 影视动漫和文学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都有其合理存在的一面，而存在的同时都会起着双刃剑的作用。影视动漫直白的表现情感和故事发展情况，带来的情感共鸣可能是一时的悲哀或者恐惧或者欢乐，但是时间久了人们便会发觉那种快餐式的文学累积会使情感变得苍白无力。文学的抽象而发人思考，只有真正地把心境投入其中，才能领悟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怀。在观众集体式的欣赏上，影视动漫艺术有时不能把作者的倾向性赋于形象性，不能把大段的议论的文字对冲突双方的或对生活的评价表现出来。影视动漫艺术必须在短时间内用具体的，塑造性的原画主角和各种镜头的转换给观众视听的综合性审美。（如图2）影视动漫比文学拥有更多的群众性，是任何文学作品不能比拟的。文学的表现工具是文字，有相对的限制性；影视动漫艺术有无比的精确性和敏锐性，能较好的反应一切复杂的生活现象。对观众直接诉之于形象，使观众得到的是完全逼真的感受。另外，影视动漫艺术具有空间和时间的魔力，我们可以看到同代人的生活景象，也可以看见一切动人心弦的历史的重演，因此影视动漫它必须具有震撼力和表现力。图2动漫原画镜头转换诚然，作为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影视动漫从艺术手段、表现内容等多方面受到了文学的滋补；反过来，影视动画也在无声无息之间补给了文学，影视动漫的视觉性表现方法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途径，包括一般电影的表现手法——蒙太奇，也大量于无意之间进入了文学创作。文学，这一艺术领域里的文字王国，面对今天的读图时代，多少有些落寞了。然而，影视业的发展在“挤兑”文学的同时，也为文学添上了新的翅膀，受其滋养，甚或依赖于它提升着自我。所以，影视动漫艺术与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二者在当今信息时代彼此促进、彼此发展。 三、中国影视动漫作品需要文学性构建 人们看影视动漫作品，有时是怀着一种期待和被感染的心态，但一部影视动漫作品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学性和传承性，是很难打动观众的心灵的。这就需要文学影视动漫的诞生。所谓文学影视动漫，指的是富有文学性的影视动漫，是具有一定教育意义的影视动漫。这标志着此类影视动画更加注重品位、创造力、艺术感和有质地的动漫美学以及其实验性探索。影视动漫应该向艺术电影学习，向更多的文学作品靠拢，使影视动漫编剧接触古今的经典故事和小说，不断锻造好的故事和深厚的内涵，使好玩的故事和有创意的想法进行结合。只有这样才能造就中国动漫的层次差异，这种层次差异指的是“生态观”。坚持生态观对任何环境包括文化构建来说都是非常有益的。回顾中国影视动漫，目前缺乏多彩斑斓以快乐为本的商业动漫佳作，更缺乏独树一帜以创造力为标志的艺术动漫佳作。作为信息时代的前沿产业，从这个角度来说，动漫在这个时代正是我们文化整体实力的一个呈现，而发展具有文学性的影视动漫也是中国影视动漫的一个合理的发展方向。换言之，无论技术如何变迁并呼唤我们紧紧跟随，但人性的应对和满足依旧是所有艺术要回答的主题，动漫与文学在这个意义上，必须紧密合作与交融，求其在中国动漫产业中的贡献。 四、小结 作为新兴的影视文化艺术，影视动漫不仅综合了声、光、化、电等现代科学技术，也综合了文学、绘画、音乐、雕塑等古老艺术经验，还综合了编、导、演、录、美等不同的创作人员，更不必说它的镜头、景别、蒙太奇等等。在技术层面上，它比较复杂。这是它的特征，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优势，它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为艺术开辟了一片新的领域。影视艺术不低于文学，不等同于文学，也不依赖于文学，但是影视动漫必须深入文学，文学所能表达的深度和广度并不是影视动漫所能做到的，而电影所表现的光影与声音的互动也是文学所不能及的。中国的影视动漫必须结合中国民族文化特点来发展，深入中国文学艺术，掌握中国文学知识，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影视动漫作品。文学是影视艺术要吸收的一个重要方面，充分把握文学艺术在中国影视动漫中的作用，是中国影视动漫人设计具有中国特色影视动漫的重要手段。 文学艺术论文: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弱化创建 随着人们对传统民间文学艺术的社会与经济价值的不断了解，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利用越来越广，使用主体也由此获得丰厚的利润。如取材于我国民间文学的美国卡通片《花木兰》在全球票房收入超过5亿美元，改编自非洲祖鲁族民歌的动画片《狮子王》配乐的版权使用费收入在2000万美元左右。然而，这种商业利用却没有给相关利益主体带来利益。花木兰民间故事属于无偿使用，改编狮子王配乐的非洲祖鲁族歌唱家林达只拿到了象征性的1英镑。从利益平衡的角度来说，民间主体也应从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使用中获得回报。那么民间主体获得回报的依据是什么？如何从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使用中分享利益？这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利益分享是我们构建私权体系的基点利益分享的基础是利益平衡原则。任何一种“现代”的科技与文化成果都有其发展的根基，都离不开传统文明的铺垫。 任何创造、创新或创作都离不开前人的贡献，现代许多绚烂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有民间文学艺术的影子。民间文化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创作资源，是现代社会赖以进步的源泉。尤其对那些千百年来未离开故土的民族而言，传统的自然与人文财产仍然在其生产与生活中发挥着巨大而不可替代的作用。②带着这种认识重新审视国际经济秩序，就会发现众多不公平之处。西方国家有些科技文化产业的创新，很多都是在我们古老文化成果基础上的创新，他们从这种使用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无需支付任何代价；反过来，我们要使用在我们文化技术基础上发展来的最新成果就要支付高昂费用。而现代社会的知识资源也是匮乏的，知识资源的储备和传承也要花费巨大代价，所以应该建构一种机制，让所有参与知识资源创造和传播的相关主体共同分享利益，使资源提供者也能从中获得利益分享。利益分享能激发持有群体的传承动力。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仅仅靠持有群体的兴趣与责任感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切实的经济回报，很难激励持有群体进行传承，更别说创新了。所以为了更好地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也需要对其持有主体的利益予以维护，激发他们传承民间文学艺术的热情。从以上可以看出，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持有者权利正当性的论述，主要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讨论。希望在民间文学艺术商业化使用过程中，创作、传播主体的利益都能得到实现，而不是通过制度限制外来者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使用。鼓励外来使用是权利构建的原则对于那些依然根植于其原生境的传统知识而言，鼓励原生境人民充分利用并因此而受益应当是传统知识保护的首要目标。但是，如果原生境保护显然存在障碍，或者事实表明已经不可能使传统知识得到发扬光大，借助外界力量加以保护，并使其得到有效利用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外来者的使用有利于民间文学艺术的繁荣。民间文学艺术价值的发掘需要外来者的参与。其实，很多当地原住民并不认同本地区、民族的文化，这些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是被外来世界的人们源源不断地发现，并在外部世界被不断商业化使用并广为传播。如赫哲族民歌经过郭颂的改编，成为人人传唱的乌苏里船歌。江苏六合民歌经过采风者改编成茉莉花，被认为是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一首歌，不仅在我国广阔大地上传唱，并且通过悉尼奥运会走出国门传向世界。经过外来世界的改造和使用，民间文化焕发了耀人的光彩。民间文学艺术的创新更离不开外来者的参与。持有主体大多处于经济信息落后的地区，不掌握现代的高新技术手段和管理经验，不掌握现代的营销渠道，很难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现代化的改造。而不经过现代文明改造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很难在市场中立足，并取得长足的经济效益。如贵州蜡染，很多人都喜欢，但不经过现代工艺的处理，不解决褪色问题，很难成为人们日常消费的对象，大多只是作为装饰，消费量有限。如前两年红极一时的土家族掉渣饼，一上市就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但由于缺乏连锁经营的现代经营理念，缺乏对产品秘方的知识产权保护和产品质量的精细化管理，结果如昙花一现，很快消失了。较多的事实表明，多年来，虽然存在着外来世界对民族地区民间文学资源的肆意掠夺，但外来世界对民间文学艺术的研究和再创造，以及各种形式的利用，其硕果累累已超过原生境地区，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经过外来世界使用、改造后的民间文学艺术其生存空间扩展了，而民间文学艺术只有被市场化，持有主体才有可能依据私权益进行利益分享。鼓励外来使用有利于文化交流。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意味着将本民族的发展置入世界发展的大循环圈中，在这种发展状态中，互通有无、分解争端。而不同种类的文化交流融合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客观要求，民族民间文化应当是这种交流的促进剂，其执法的措施与程序不应成为世界文化交流的障碍。 民间文学艺术毕竟承载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使用成本的增加会给文化的传播与输出带来障碍。为了保持文化多样性，也应鼓励民间文学艺术的利用。对民间文学艺术私权保护的初衷在于利益分享，并非是通过私权，保持本民族地区在民间文学艺术上的支配地位，使其流动完全按照本民族设定的途径和程序来进行。限制外来者使用的思路与民间文学艺术的使用传统也不符，我们现在使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需经过任何人的许可。而且民间文学艺术属于集体权利，实际当中也很难控制文学艺术的流传，反而会给一些使用者造成不必要的障碍。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体系构建在对民间文学的保护时要考虑到所涉不同主体利益的平衡，通过知识产权制度使民间文学艺术的使用和发展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权利体系构建的的政策取向。一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和目标的评估，可能选择促进、容忍或阻止民间文学艺术的利用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政治决定，而非技术问题，但是该决定具有重要的法律和技术含义。⑤如果一个国家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打算阻止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化使用行为，可以以加强管理为目的设置更多的程序，采取广泛而复杂的管理制度，为私权所有者规定更多的权利。如果一个国家决定，为了保持文化多样性，鼓励民间文学艺术的应用，则建立的制度必须相对简化，而不应涉及过于沉重的交易费用和官僚化的烦琐手续。我们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民间文学艺术流失严重，而民间文学艺术的保存、保护和利益分享依托于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化利用，更需要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进行挖掘、整理、传播和弘扬。所以根据我国的现实国情，我国应当确立促进和鼓励民间文学艺术的国家政策，尽量降低使用者的利用门槛，提供宽松的制度环境，方便他们的使用。 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体系的内容。注重利益分享，鼓励作品的使用是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体系构建的原则和核心。对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制度的设计、权利的构建也应围绕这一目标进行。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与版权的客体具有契合性，民间文学艺术表达与作品有很多共同点，可以仿效著作权的权利内容去构建：民间文学艺术的持有群体有权利要求使用者标明创作主体，并禁止他人不正当使用。民间文学艺术的生命力在于相关的生态环境的配套存在，在于其所属群体表现出来的生命力，它们与土地、文化遗产和环境紧密相联。所以民间文学艺术的持有群体应享有人身方面的权利。很多民间文学艺术如民间剪纸的图案、民歌的曲调、民间建筑的风格等等等体现了当地人民的情感、思想、信仰、追求等，在使用时应考虑这些民间艺术作品的使用环境。但是现在出现很多有悖于群体习惯和原创目的使用的现象。经过外界的使用后，原先的民间文学艺术往往变得不伦不类，有的与原先使用的环境、意义完全相反，极大地伤害了当地人民的思想情感。在这种情况下，持有群体有权禁止其不正当使用。不建议规定修改权。民间文学艺术的原生作品一般是采用言传身教的方式进行传承，往往具有不稳定性。同时，在作品的传播过程中，由于受到时间、地域、民族民俗生活的变化等因素影响而显现出变异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也应该“与时俱进”，才能实现其价值。 如果由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主体控制作品的修改，不符合使用的现状与传统。民间文学艺术本来就是在民间流行的，也不存在发表权的问题。民间文学艺术主体财产权的内容则应与一般作品有很大的不同，不具有控制作品传播的权利，但享有获得报酬权。有权从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化使用中受益，可以根据后续使用的不同情况、不同程度收取一定的使用费。其财产权可以由集体管理机构代为行使。

传播学论文:探析网络电影流行的传播学 摘 要:该文从传播学的角度阐释了网络电影的流行的四个特点:参与性、自主性、个体性和匿名性,及其所带来的个性的伸张与自我的释放,由此刺激作品的丰富,引发观赏的热潮等效应。 关键词:网络电影;传播;电影 网络电影,也称“网上电影”,顾名思义,是在网上放映的电影。但是,仅仅在网上放映电影,还不能称之为网络电影。2000年5月,据称是全球第一部网络电影《量子计划》出炉。《量子计划》是全部数码制作,片长只有32分钟。2000年5月5日在全球首映。同年6月,好莱坞全数字影片《405:惊魂时速》上网首映。仅一周时间,便有25万人次下载观看了该片,尤其在与iFilm公司签约之后,《405:惊魂时速》更是创下了100万次下载的空前纪录。iFilm公司程序设计部主任称,《405:惊魂时速》堪称个人制作网络电影的开山之作。 2000年8月18日,另一部声称是“第一部真正的网络电影”《175度色盲》在我国台湾正式诞生。这是一部兼具多重实验性的电影,在播放方式上增加观赏者自主,并配合网络互动性。网友可以依照顺序正着看、倒着看、跳着看。2000年9月14日内地第一部互动式网络电影《天使的翅膀》正式开拍。每个网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对《天使的翅膀》的故事、人物及对话和细节提出自己的创作想法。创作人员和网民实现全方位实时的互动影片采取在网上边互动、边拍摄、边播出的方式,以吸引有志于从事影视创作的网民。 网络电影,不是指以网络故事为题材拍摄的影片,比如《网络时代的亲密接触》。也不是指放到网上发行、播放、宣传及付费下载的传统电影。那网络电影究竟是什么? 陈思之在《何为网络电影》一文中,对网络电影下了这样的定义:“所谓网络电影,是指专为在网上播放而制作的电影短片,一般播放时间为5分钟,最长不过30分钟。”子荫、白木的《网络电影:为电影插上翅膀》一文中,也认为:“网络电影是特指专为在网上播放而制作的电影短片一般长度为5分钟最长也不过30分钟。”而陆琼在她的论文《谈网络电影的人性化互动》中,一方面承认当下流行的网络电影的定义是:“指在网上观看的电影”,但同时,她认为这只是“所谓的”网络电影,与真正的网络电影不同,她给“真正的”网络电影以不同的定义:“真正的网络电影参与性极强,首先可以从网上下载标准化的电影软件,然后根据自己的喜好修改剧情。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电影制作。有兴趣的人甚至可以通过扫描仪输入本人影像扮演戏中角色。其次可以上载自己拍摄的电影与网友共享,不仅满足了影视爱好者,培养了电影观众,也把人从固有的接受模式中解放出来。” 综上所述,网络电影又称网络短片,一般意义上而言,网络电影是指专为在网上播放而制作的电影短片,它寄生于网络,与一般的电影院电影不同。同时,如果超越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定义,网络电影特指那些在网上发行的,超越了简单的观赏性,而增加了更多的参与性与互动性的小影片,这是网络电影的发展方向。 1.参与性带来个性的伸张 网络电影的传播者不分阶级不分阶层,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网络电影的传播者,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网络电影的影评家。网络电影如同众多在网络上的事物一样,有巨大的传播与评价空间。任何人只要想传播,便可以把链接到网络的任何地方;任何人只要想评价,就可以将自己的评价在网上出来。至此,文化之间不再有上下游的分别,网络电影的传播者之间,也不再有阶级和阶层的分别。 网络电影的传播突破了国家与地域的限制,任何地方的人都可能点击、观看、传播、评价。可以这样说,在互联网上,如果没有语言的障碍,那么,没有国界与地域的明显界限。我们在中国,可以点击大洋彼岸的网页,观看美国或韩国制作的网络电影,并将它的链接在自己的网页上,或在即时对话框中传给对话的远在非洲的朋友,还可以同时在网页上留下自己的评价。这种突破国家地域限制的自由使网络电影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网络电影的传播带来了电影评论的自由参与。一方面,网络电影带来了电影评论的时间、空间的自由,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表自己的评论,不受时间的限制,你可以将评价在论坛、博客,可以投票,还有各种网站、电影公司甚至个人举办专门的网络电影比赛或影评活动。另一方面,网络电影的评论还突破了评价方式的限制。过去的简单的文字评论的方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网民丰富多彩的想象力了,网络电影的评论夹杂了文字、图像、音响、视频剪辑改编等等形形色色的方式。 2.自主性引发观赏的热潮 没有固定的播出时间,不论是凌晨,还是深夜,只要想看,就可以放映。因为自己就是网络电影的放映者。利用那些毫无用处的零散时间,上网欣赏一段网络短片,可以帮助释放工作上的重压,单调枯燥的日常生活也就不显乏味了。这种最为前卫的艺术也许是最适合明快而紧凑的休闲方式了,再不需要受影院放映时间的限制,自由自主,是观看网络电影最轻松的选择。不用走进影院,不用坐在影院固定的座位上,网络的普及带来了网络电影播放空间的进一步加大,无论是在家中、网吧、旅店、机场,只要有网络的地方,就可以看网络电影。 除了上述时间空间的自主外,网络电影的播放内容也是自主的。有人把网络上被整合的电影资源比喻为一种超级文本,并指出:“超级文本提供了一种可无限重新定位的系统,该系统的临时中心点取决于读者,从另一种角度讲,读者成了真正主动的读者。超级文本的基本特点之一是它由许多相互联接的文本本身组成,这些文本不存在组织结构上的主轴。”网络电影的观赏在人们的轻点鼠标中,就轻易地实现了中途的任意切断、播放进度的随意控制、画面的随意停止与放大、不同电影中的任意切换。 3.个体性刺激作品的丰富 与传统电影的大投入大制作不同,网络电影的制作往往依赖数码技术。完成一部网络电影,只需要简单的人马,甚至只需要一己之力。数码技术的成熟使网络电影可以仅仅依靠数字技术,就完成所有过去无法想象的特技。随着软件技术的越来越发达,视频、音频的剪辑与制作越来越简单、容易操作,于是网络电影制作的个体性就越来越有可能成为现实。如今我们可以看到,火爆网络的很多网络电影都是网民独立创作的结果。因此,不同的个体拥有不同的技术、不同的 教育背景、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喜好,也制作出不同的网络电影,这极大地刺激了作品的丰富。 网络电影的不需要大公司的支持和巨大的财力支撑,只要能制作出来,就有数不清的网站、论坛可以随意地。如果说网络电影的制作有时候还需要人们的通力合作的话,那么网络电影的,则绝对是个体性的行为。对影片制作者来说,互联网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好媒介来公开自己的作品。网络提供给了网络电影制作者们以展示自己天才的最广阔的舞台。 除了制作、的个体性,网络电影的观看更是个体性的。对于传统的电影来说,一部电影可以同时放映给1000个观众,而对于网络电影来说,却是1000部不同的影片有1000个不同的观众。网络电影的播放者与观看者合而为一,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网络电影自己播放给自己观看,这就是网络电影的观看模式。由于各人的偏好兴趣不同,也有了不同的选择,这也使得不同的网络电影能够分别得到不同人的点击观看。这也促进了网络电影作品的丰富。 4.匿名性给予自我的释放 网络电影寄生于网络,网络的特性赋予了它独特的匿名性。 网络电影的制作者具有匿名性,网络电影的制作者们不必过分地在意创作的种种规则与约束,他们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和方式来制作,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用网络电影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不必过分地在意制作水平的优劣和作品的得失。不论制作者是想在网络电影的制作上小试身手,还是想达到释放自己某种观点的目的,他们都藏在电脑屏幕的背后,在隐藏的身份下,不受创作条款的管制与束缚,也正因为如此,网络电影的作品才越来越丰富。 网络电影的观众同样是匿名的。这使得人们在这个社会时时处在“看”和“被看”的地位暂时被改变,人们卸下“被看”的包袱,可以完全轻松的选择自己想要看的网络电影的内容。不必在意某些片子恶评如潮被定性为违反了什么纲目,就因此而放弃观看它的欲望。只要想看,就可以选择观看。这使网络电影进一步流行。 网络电影的评论同样是匿名性的。这种匿名性使得网民在发表自己有关某些网络电影的评论的时候,可以把自己愿意表达的内容通通表达出来,不必像日常生活中那样,顾忌自己因为表达了与别人相同的观点,而被认为是奉承巴结或无能,也不必顾忌自己因为表达了与别人不同的观点,而被与自己持不同观点的人所敌视。这样,网络电影的评论者可以得到情绪的彻底宣泄和自我的释放。这也促使了网络电影的热度越来越高,使网络电影不断传播和评论。 总之,网络电影于网际的流行,已经成为了一种不争的事实。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的结语以“乐观的年代”为标题,他认为,“每一种技术或科学的馈赠都有其黑暗面,数字化生存也不例外。……但是不管怎样,数字化生存的确给了我们乐观的理由,我们无法否定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随着网络社会的不断成熟与发展,作为新生事物的网络电影,也在不断地成长、变得更为成熟。有全球电影人的共同努力,网络电影必将推动一场新的电影文化的革命。 传播学论文:新闻传播学论文写作的规范化问题 摘　要　本文归纳了近年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九类问题，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于社会科学成果的一系列评估标准。作者认为，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需要借鉴这一评估标准，以提高论文质量。中国大陆的大学新闻传播院系要求论文以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获奖、来自较高的课题级别等等作为学术评价标准，是存在缺陷的，不能全面证明论文的价值。 关键词　学术论文　评估标准 近年中国大陆招收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数量急遽增长，重点大学新闻传播学系招收硕士研究生的数量，已经与本科生相当；而研究生导师，即使破格提拔，增长也是有限的。初带研究生的生手导师较多，如何保障研究生的教学质量，特别是毕业论文的水平，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这里谈谈常见的论文写作中问题，以及评估论文学术水平的标准，交流一下，供同行们讨论。 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九种问题 我近年评阅硕士和博士论文近百篇，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九种： 一，将论文写成教材或普及读物。虽然处于学习阶段，但硕士、博士论文无论如何属于学术论文一类。而现在一些论文，有的很像教材，将某一论证对象从定义、重要意义开始说起，方方面面都讲到，讲完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的很像普及读物，对某一别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外国的），方方面面做了介绍，介绍完全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一篇关于探险报道的硕士论文初稿，从什么是探险、什么叫探险报道、探险和探险报道的历史开始写起，然后是详尽的关于探险报道的写作要领、注意事项，直至采访时要穿什么衣服等，全写到了，相当全面。写完了，文章结束。另一篇关于世界性通讯社的博士论文，叙述了各大通讯社的历史，只在各章最后有一数百字的段落“论证”几句，论文就算写完了。没有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新发现，也没有研究的新视角。这样的论文每年所展比例不小，是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二，将论文写成了工作经验总结或理论宣传文章。可能有的作者在读研前是做宣传工作的，或者担任领导干部的文字秘书，这种工作经历使得作者写的论文，文字流畅，话语是成套路的，诸如：在……形势下，在……领导下，为了……，以……为基础，以……为指针，做到打实几个重点……、突出几个……、落实几个……等等。读了文章，好象在喝白开水，除了有些词句漂亮外，实际上并没有提出新观点、新发现、新视角。例如有一篇关于舆论监督的论文，作者为了在第一章显示论证的理论性，三个小标题分别是：舆论监督是……生命、舆论监督是……旗帜、舆论监督是……保证。但是舆论监督本身到底是什么，反而没有说出来。因为作者真心诚意地以为，这就是“理论”论证，报纸上理论版确实尽是这类“理论文章”，有些还是级别较高的党政领导人的文章。有一篇论述某报纸论文，本来是可以写成学术论文的，但是作者陷到这个媒体里太深，进去出不来了，没有站在客观的立场用学术眼光来观察问题，当谈到这家媒体存在的意义时，小标题是“……的理论意义”，内容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分别为该单位的题词。作者误以为，高级领导人题词，就是“理论”。 这种情况与中国大陆的新闻工作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宣传、商业公关与新闻报道混同有关，每年在论文中这种类型的所占比例也较大。除了学生的问题外，这与部分导师本身就在具体的新闻工作领导岗位，对于学术研究不够熟悉也有关。因此，需要强调区分学术研究论文与政治宣传、企业公关文章，有时它们都叫“理论”，但所指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三，论文中缺乏基本的学科基础理论知识。一些论文，分析太缺乏本学科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仍然在使用诸如“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中学时代学的大众哲学常识，来“分析”问题。不能说他们说的不对，但是实在没一点学术研究的味道。这种情况到了写论文的时候再纠正，已经晚了。这反映出研究生的学科基础理论教育较为薄弱。从入学就应加强学术理论思维的训练，将文科的基础知识打牢，真正懂得什么叫“研究”。 四，论文的理论前提不可靠或是错误的。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即使行文、具体论证和结构不错，由于论文的立论不成立，全盘皆败。例如一篇论述古代文论对现作启示的论文，将韩非谈到“文章”如何的一段文字作为“纲”，展开来写。显然，作者误将引文中的“文章”的概念理解为现在的“文章”（先秦文献中的“文章”是“文采”之意）了。这个理论前提一错，后面再怎样写都没什么意义了。另一篇论文，阐述舆论学的发展历史，谈到18世纪西方第一部使用现代“舆论”概念的著作，根据别人的介绍，将作者对舆论的划分（“公意”与“众意”），抄写中误为“众意”与“民意”，没有再看原著，就论证起这两个抄错的概念含义如何不同。一开头就出现这种理解错误，后面的论述自然跟着错 。 这与学术研究存在不同意见是两回事。不同学术争论是正常的，但是基本的事实，包括事实本身和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公认的原因，总要正确。理论前提起码能够自圆其说，也就是能够“成立”，不然就没有共同的讨论基础了。 五，把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作为理论依据。不少作者在讨论论文的基本概念时，并没有理论根据，常把字典、词典作为论据，试图证明什么。我们写的是学术论文，不是小学生学习一个字词时查字词典那种情形。为了理解一个概念，论述中可以涉及这个词汇的语法构成和意义解释，但这只是这个基本学术概念的技术性解释，读者将等待着关于这个概念的真正学术性阐述。然而，常常查了字词典后，关于基本概念的解释就算完成了。现在新闻传播学文章中常出现“××性”的概念，创造和使用很随意，缺少科学内涵，这是造成论文学术价值评价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不会写绪章。任何文章总要有一个开头，学位论文的开头通常要求有一篇绪章（叫序、序言、前言、绪论、绪章等等均可），这篇绪章的任务是交代自己的选题、论文的主攻方向、文献检索过程和情况（即前人这方面已经做了些什么）、自己的论文在哪些方面有所创新（或所有整理）、使用的研究方法、论文大致的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关于论文的问题。但是现在不少论文的绪章，写什么的都有，或是感谢之类，或者是发表感想，像散文而不是论文。对绪章提出一定的规范要求，就是逼着作者必须考虑自己是否做了文献检索，论文是否提出了新观点。 七，忽视论文最后的“参考文献”。往往有这种情况：论文的“参考文献”没几篇，但是文章却提出了大胆的假设，说得头头是道。这是由于知道得太少，胆子越大的缘故。这样的论文中通常矛盾很多、别人（但是作者不知道）已经论述过的东西较多（但是往往有明显漏洞），可是作者自己感觉良好。 “参考文献”不是论文的形式主义的部分，而是论文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可以考察作者在写作这篇文章时看了哪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否本学科的代表作，也可以从侧面考察学生的治学态度是否严谨。如果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没有开列出几篇东西，已开列的也不是代表作，而且编排没有规范，那么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这篇论文的水平高不了。 八，非必需地引证和论述自己导师和可能评议论文的老师的论著。如果恰好论文涉及导师的研究领域，而且导师确实在这方面有独到的观点，学生引证是正常的。但是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即不少论文的选题与导师或其他相关老师的研究没有直接联系，或者他们的论著并不是学界的代表作，学生却千方百计要引上几段，有些引证的内容就是大白话，谁都会说，甚至连导师论著中的“俗话说……”都引上了。 关于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是复杂的，F.索恩（Thorne）曾归纳了六种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情况如下：为阿谀某人引用；以自诩为目的引用；为相互吹捧而带有偏见的引用；为支持某一观点牵强的引用；为维护某一学术研究派别利益的不正常引用；因迫于某种压力的引用。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类非正常引用不可能反映与研究对象的真实联系，最终影响论文分析结果的客观性，玷污学术研究 九，写作中缺少“假设论敌”的意识。于是，写作时只考虑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一面，有意无意地回避不利于自己观点的材料。这很容易被别人抓住作者论证中的缺口。如果每论述一个问题，自己多想想，别人会就这个问题给我挑什么毛病，如果每一个问题在写作时都这样自我提问，文章就会论证得较“圆”，逼着自己治学严谨些。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 鉴于以上存在的问题，我建议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采用“社会科学成果评估指标体系”[2]，对学术论文进行较为科学的评估。若了解了其结构要素，我们在写作论文时就会有一种学术标准进行自我衡量，以保证论文至少像个论文，多少有些创造性。 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是由一系列指标构成的。首先考察论文的规范性。这里的规范性，不仅指引证的规范，而是指研究者对研究资料的占有、分析深度、遵循学术引证规则这三方面的情况如何。是否充分占有资料，这本身就是论文的最大规范问题。不充分占有资料，特别是不占有最新的资料，无法保证观点的创造性，有些结论可能是许多年前就已经有的了；或者造成论文低水平的重复。这种情况下当然仍旧可以写上许多话，但这无论如何算不上有水平的论文。 这三方面的论文“规范”，从一开始就将那些不占有研究资料而拍拍脑子随意想出若干“××性”，或随意地从个别事例推出整体的文章，从学术论文中予以排除。资料的占有和分析，实质上是要求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或对现实有所了解，防止研究者因某些局限而忽略必要的事实，疏漏某些可能的逻辑关系。当然，这些关于论文的规范性考察，并不等于论文就具有科学性了，但是它会影响到论文结论的科学性；而且，规范的论文也能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较为清晰的学术发展脉路。 第二，对论文的难度作出评估。假如第一关过了，可以认定算是学术论文了，那么马上就面临第二个问题，即这篇论文实际付出的精力有多大？一般地说，付出精力大的研究，其成果的质量也较高。这里的指标有两项，一是论文的规模，一是论文的复杂程度。 这里的“规模”，不是指参与人数的多少，而是指研究本身所要操作的概念、事实要素或实证研究中的变量等的多少。需要处理的因素越多，规模越大；反之越小。这是考察作者研究能力的一种指标，并非文章越长规模越大。有时一篇论文并不长，但是需要很多论据，必须论证得当，它的规模就属于较大一类。例如关于北京“新疆村”的研究论文，涉及人口、经营规模、材料来源、语言和文化生活、社会管理系统、雇佣关系、同胞关系、家庭、生育、宗教、民族政策、法治、饮食等等，必须处理这样多的因素。因此，可以认定该项研究的规模较大。 这里的“复杂程度”，不是指涉及面大（有些选题涉及面较宽，但是逻辑关系简单，分析起来并不困难），而是指需要处理的因素之间逻辑关系复杂。有些看起来不大的选题，如果其中要说明的各种关系较难把握，那么应当说其复杂程度较高。例如“我国的地下色情产业”这个社会学选题，它似乎算不上重大选题，但是真正研究起来，要处理的各种因素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关系越复杂，需要运用的知识量、知识深度、研究能力等的要求就越高。 第三，对论文的研究成份进行评估。一篇论文，不一定完全是研究性的，有些成份属于是在普及某些知识，或者仅仅提供了一些资料。根据智力对材料加工程度的差异，研究性质成份是指论文中提供了新的认识的那部分。 因此，需要先对论文的研究成份的多少下一个判定，这里提供了四种选择：25％、50％、75％、100％。看来还是简单了些，但重要的不是划分研究成份占多少的讨论，而是要在观念上学会区分研究、普及、资料这三种不同的成份，努力使自己的论文增大研究成份。一般地说，硕士论文如果有50％属于研究成份，可算是相当不错的了。这里需要说明：并非只要属于研究成份就好，同样属于研究成份的部分，水平高低差异很大，这里还要有其他的衡量标准。 第四，考察论文的科学性，即可靠性。这需要根据对论文研究性、普及性和资料性成份所作的划分，分别评估。如果确定成果全部或部分属于研究类，就要首先对成果研究部分的科学性进行评估。这里有五项标准。 1，基本理论依据或前提的可靠性。提出这一对论文的基本要求，在于经常存在这样的情况：论文中具体概念没有发现不成立，论据也颇有力，论证不能说不严密，方法也有效，但是由于理论前提不可靠，实际上一切皆不能成立。例如若有人提出“太阳黑子活动决定经济发展”的假设，这完全可以通过 计量经济分析证明该假设成立，而且在统计学上确有明显性。但是这在经济学方法论上是完全错误的，错就错在没有可靠的理论前提。 2，概念使用的科学性（明确、严谨、有效）。概念是任何论文的基本单元，将概念的“明确、严谨、有效”要求联系在一起，是针对这样的情况：概念需要很好地反映特定事物的范围或本质，仅仅做到“明确”是不够的。有的很明确的概念，不具备处理、解释其定义范围内事实的能力，不能有效地说明结论。一些文章中常见的脱口而出的一连串“××性”，就属于这种情况。 3，论据（理论或事实）的可靠性和充分性。这里的“可靠、充分”是对论据说服力的衡量标准。“权威人士”的话，可以作为辅助的论据，但不宜单独作为论据，就在于它虽然通常是可靠的（这里是指真实），但不能作为“充分”的论据。 4，论证逻辑的严密性和完备性。这里实际上涉及两个标准，一是具体论证中要做到滴水不漏；一是论证的整体充分，没有空缺。 5，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这里的两个标准，前者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是科学的。例如考证某一事物为历史上的第一，方法上就要保证是对全部资料进行了检索和分析，而不是只依据部分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论；实证调查的推论，则不能超越原抽样的总体范围，否则便不可信。所谓“有效”，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正好能够说明作者要证明的论点。显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不在于它是否复杂和新鲜，而在于能否有效地说明论点。 当然，并非每种研究成果都适用于这五项，前四项一般适用于理论型论文；实证型论文需要重点考察第五项，而前几项可能不全适用于对它的评估。 第五，对论文的价值进行评估。这里也包括五项标准。这是对该论文满足主体需要程度的判断，包括论文对学术发展的贡献程度----学术价值、论文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程度----社会价值。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同行专家组可以对论文的学术价值提出若干评估的衡量标准，但是社会价值是难以具体分解的，因为人文－社会科学论文不是“社会价值”需要的“主体”。因此，这里涉及学术价值的前四项较为具体，关于社会价值的后一项相对抽象。 1，问题提出或选题对学科发展的贡献。某个学科的学术发展，提出问题本身如果带有启示作用，常常有力地推动学科整体的发展。为什么说论文的选题很重要，原因也于此。 2，所提供的新事实、新知识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某一类人文－社会科学的论文的，它们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新事实或提供新知识，例如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学的论文中，有一部分也需要用这个标准衡量。 3，所获得的新认识新结论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另一类论文的，它们主要在观念领域有所创新，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对世人和学科有启迪作用，例如哲学、文论、政治学、法学、方法论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的论文中，有一部分需要使用这个标准。 4，所提供的分析角度或研究方法对学科建设的贡献。这是针对所有论文的。我们很难要求每篇论文都能提出新观点、新事实、新知识。但不少论文的研究视角较为新颖，或者研究方法与众不同，给人以启示，那么这类论文也应该肯定它对学术发展的贡献。 5，论文的社会价值。社会价值在这里的含义是：对论文所取得的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或作用的可能性作出综合判断。这只适用于纯应用性的论文。 一篇学术论文，如果在以上五项中有一项能够作出一些贡献，应该是很成功的了。因此，在衡量自己成果的价值时，要有自知之明，感觉在某一项可能作出些贡献，就努力在这方面下功夫，争取有所收获。全面追求“贡献”或追求很大的“贡献”，很可能结果是完全没有“贡献”。特别在自我感觉非常好时，更需要正视这五项衡量的标准。 第六，关于论文中普及性成份和资料类成份的评估条件。普及性知识和资料类成份，并非没有价值，但不应在学术论文中占主导，不然，就很难说是论文了。如果自己的论文中有普及性和资料类内容，也要尽可能使之可靠和严谨。下面是关于这两方面的评估标准：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对原成果概括和转述的准确性。2，介绍阐释的清晰性。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的价值评估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解决某一具体学术问题的贡献。3，论文普及性成份的社会价值。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所提供资料的可靠性。2，资料选取的必要性和充分性。3，资料处理的科学性。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价值评估的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满足学术研究需要的贡献。3，论文资料类成份的社会价值。 “核心期刊”发表、评奖、课题来源能否作为论文的衡量标准 现在中国大陆有新闻传播院系的大学，对教师的论文和硕士、博士论文的衡量标准中，发表在所谓“核心期刊”上，或者评委成员大多认为达到在这些期刊发表的水平，或者发表的东西获得了什么级别的奖，或者研究本身是某一级别的课题的一部分，会在论文的评价上给予特别看待。有的学校硬性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才能够作为毕业、晋升的条件。新闻媒体给予了报道，往往也会加重对论文评价。这些衡量标准，在现在中国的国情下，是不科学的，也没有国家法律法规的依据。 由于现有的国情，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新闻报道或评价，以及课题来源等不一定来自科学共同体（指本学科最具权威的专家组）的判断和决定；目前中国大陆的学术刊物是否“核心期刊”，并不是科学共同体公认的，它们的认定受到较多的非学术因素的制约；学术评奖中或多或少地存在非学术因素，某些有价值的论文，恰恰可能存在争议，而评奖通常给予了争议较小的；课题来源和级别只反映政府管理机构对社会科学的需求和导向，难以证明论文的学术价值；媒介的报道或评价不能反映论文的价值，因为记者的评价是非专业的。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这一评估体系，暂时不采用这些间接指标。 学术同行引用频率本应当成为评价论文的重要标准，但鉴于目前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界尚无社会科学引证系统（例如美国有《社会科学引证索引》），并且研究者尚未普遍遵循研究规范，现在暂时也没有将同行引证作为评估标准。 既然现在不少大学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要求获奖、要求较高的课题级别和媒介报道等等评价要素，论文的作者很难不去追求。但在舆论上，我们需要做一些工作，至少在认识上要清楚，这些标准是存在缺陷的，不能全面证明论文的价值。 回过头来再看这一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估体系，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现有的评估指标体系可以解决一般情况下对论文的评估，效果是令人满意的 。但这要以社会环境整体宽松、人们的心态较为正常为前提。如果只允许一种意见存在并且人们都一致赞同这样的做法，或者人们普遍地处于某种激昂和偏执的状态，再完美的评估方案也会评出十分荒谬的结果，因为可能会出现密尔（J.S.Mill）所说的“多数的暴虐”现象[3]。另外，为了保证这一评估体系的公正，需要评委的数量相对多些。如果委员人员太少，每个评委的权重就会过大，自然影响评估的公正性。 传播学论文:关于深化国际传播学研究的思考 【内容摘要】 国际传播学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其学科来源主要是传播学、新闻学、国际关系学等，其研究具有迫切的现实性，但目前国内研究存在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等问题。本文认为深化国际传播学研究应从国际传播本体研究、国际传播史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研究等几个方面展开。 【关键词】 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主权：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①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②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③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④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⑤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主权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⑥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 Keith,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American Attitude, 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 NShelt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 Symposiumon the Language Problem, London 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⑦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 Political Analysis, 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72）。⑧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国际传播技巧主要研究国际传播现状和对策论方面的问题，也是国际传播学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应该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方面更需要重视的是观念的变化，应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转换到报道和经营的角度，注重对象研究，收听率、收视率的研究。再好的宣传没有听众和观众只能是空谈。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经济技术原因外，经营方式和观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国际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是一项不断带有总结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国际传播能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分支学科或问题研究而生存发展的关键。它所包括的内容至少有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认识、研究对象和目的、带有理论抽象性的国际传播史和现状分析、国际传播各种理论介绍、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及控制、国际传播技巧概述以及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学的理论框架，国际传播学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台，从而在众多的分支学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传播学论文:从传播学视角浅析手机媒体的公共信息平台作用——基于对厦门PX事件的分析 【论文关键词】：传播学 手机媒体 公共信息传播 厦门PX事件 【论文摘要】：手机媒体开始作为大众传播工具逐步走向公共信息传播的历史舞台，在2006-2007年度的厦门PX事件中手机媒体的公共信息传播表现则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本文运用传播学相关理论探讨手机媒体在厦门PX事件的不同发展历程中所体现的特点和作用，揭示手机媒体作为公共信息平台的潜力和优势，为开拓民意表达和政府信息寻找一个崭新的渠道。 近年来，手机媒体迅速发展,手机媒体传播已经逐步走向了从人际传播到大众传播的历史进程,从而成为新兴的公共信息传播平台。 随着人类社会的逐步发展，“信息社会”成为人类文明的新时代, 而“信息时代”则是指社会个体在生活、工作中可以及时得到所需的所有信息, 这样的社会可称之为“充分告知的社会”( sufficiently informed society) 。[1]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 需要好的制度, 还需要有相应的信息平台保障。 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发展到“第四媒体”—互联网的崛起，公共信息平台逐步表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而尚在争议中的“第五媒体”—手机媒体也因其强时效性、信息落点明确、交互性等特点开创了民主社会意见表达的新渠道和官方与民间良性互动的新方式，当仁不让的成为“信息社会”公共信息平台的有力承担者，尤其是在近些年来一些突发性公共信息传播的表现来看，手机媒体的应用将成为实现“信息社会”的必然选择。 我们将从传播学的角度,以2006—2007年的厦门PX事件为例分析手机媒体在公共信息传播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作用和特点。 一、手机媒体与公共信息传播 手机最初的功能只是通话的工具, 是人际交流中重要的传播媒体。然而, 随着手机用户的快速增长以及手机技术的迅猛发展,手机逐渐显现出大众传播的性质和特点。时至今日, 从人数来说, 全国已经有超过4.6 亿的手机用户。[2]从技术来说, 手机也已经昂首进入了“3G( 3Generation) ”时代。3G 手机是手机发展的国际化趋势, 它能够轻松完美的在手机上实现文字、图片、音频、视频、Web页、电子邮件、实时影像、实时语音等各种多媒体功能。3G手机堪称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媒体, 它融合了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的诸多特点, 同时还具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优势:便携、互动、定向。因此, 有学者将手机定义为多媒体的、交互的, 可以随身携带的大众媒体。[3] 手机媒介基于其锁定目标受众精确,信息抵达率高,传播速度快,可信度高等特点,实现了新闻信息在社会中的迅速传播。因而,在传播学视野中,我们将手机定义为有意识的或专业化的传播者,以多媒体为表现手段,向特定的或数量众多的对象大规模传播信息的电子媒介。[4]伴随着使用人群的扩大和功能的多样化,手机突显出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的传播特点,建立起独特的信息传递模式。 从手机媒体的产生到手机媒体的逐步发展，它作为大众传播工具在公共信息传播领域的作用开始逐步为人们所认知。 2003年，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坠毁、伊拉克战争爆发、非典疫情蔓延，许多人出于及时获得信息和远距离交换声像的需要，普遍使用手机短信，并将数码摄像机（DV）与网络传播结合起来使用。从那时起，一个主要用来说明手机媒体的新名词“第五媒体”便在我国迅速流传，手机媒体开始被看作是继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后正在兴建的公共信息传播高速公路。 2007年3月起所发生的厦门PX事件引发了社会的普遍关注。PX原指厦门海沧二甲苯(Para-Xylene)化工厂,其延伸意在于该种化学元素对厦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以及对厦门和邻近区域人民所构成的健康危害。然而，随着事件的近一步发展，PX被解读为“保护厦门”（Protect Xiamen）的第二含义。在此事件中, 政府决策与民意表达这两个因素之间发生了较大的冲突。当官方信息渠道如报纸、广播、电视等不足以满足信息需求及传播需求，而“第四媒体”互联网所谓的“完全自由表达”也受到了限制和质疑的时候，手机媒体成为了公共信息平台的承载者。 为传播学者所关注的是，在厦门PX事件中，不仅民间力量的大声疾呼选择了将手机媒体作为其民意表达和广泛传播的重要手段，在作为官方力量的厦门市政府从最初的信息解释、与民间力量的沟通、组织民意调查以及项目缓建的暂时决定到将化工厂迁至漳州古雷半岛的最新决策，也都选择了将手机媒体作为公共信息传播的重要平台。 通过解析这一事件的发展进程，我们将对手机媒体所起的作用进行梳理，可以看到这一公共信息平台对于建立官方和民间的良好互动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为公共事务的民意参与、社会动员以及纠纷解决、失误救济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样本。从而体现出手机媒体在应对公共信息传播中的特点和优势。 二、从厦门“PX”事件中的不同阶段，解析手机媒体在公共信息传播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1、传统大众媒体的失语及原因 2006年5月起，居住在厦门市海沧区大型楼盘——未来海岸的业主们开始发现“未来海岸”成为了“味来海岸”，不远处开始飘来浓重的酸臭味。业主们通过询查惊讶的发现，在他们的居住区旁边将形成一条庞大的石化产业链——一座年产80万吨的对二甲苯(Para-Xylene)化工厂将开始兴建。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运用QQ联系和团结附近户主，在当地的两家房地产论坛上不停发帖以示抗议，但帖子一发出去就被立刻删除了。他们随即向海沧区政府和环保局发去投诉信，无效。2006年7月他们给国家环保总局、国家发改委寄去投诉信，得到了《关于腾龙芳烃（厦门）有限公司80万吨/年对二甲苯（PX）及配套工程项目的核准的批复》。与此同时，他们还拨打了多家媒体热线但答复均为不予报道。随即，传统大众媒体开始“一边倒”的为政府及企业辩护，宣传“PX无害”的环评观点。 根据大众传播学中对于媒介控制的相关理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国家和政府的媒介控制是媒介控制的主要方面，其中包括限制或禁止某些信息内容的传播。[5]在厦门PX事件中，业主们的呼声得不到有效的传播，集中表现在传统的大众媒体，如：报纸、广播、电视等不予报道上。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大众媒体因与政府之间保持着密切的从属联系：由政府领导、受政府监管。因此，必然将保证在舆论导向上与政府的高度一致。反而言之，当政府的决策和管理出现了失误和漏洞时，传统媒体不能够及时的表现出监督和纠错的能力，即使该能力得以发挥，也存在着很大的滞后性。 利益群体和经济势力的控制则较多的体现在房地产网站和相关网站上，当标榜“自由表达”的互联网也受到了牵制和束缚的情况下，“意见的自由市场”成为了虚幻的“乌托邦”。 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中引以为傲的“把关人”则成为了制约言论自由的樊篱，在保证新闻质量的取舍过程中，传媒组织所形成的“关口”也成为了迎合主观的报道方针，舍弃和拒绝某些新闻素材的关键之所在。 2、手机媒体的运用开创了新的媒介格局 在传统的大众媒体集体失语，而互联网的信息传播也受到严格限制：禁止或删除反面意见的情势下，手机媒体成为了“自由”及“自主”发言的唯一渠道，成为实现“言论自由”的唯一手段。当民意诉求再次陷入困境的时候，短时间内一条短信的广泛传播引发了该事件的关注升级，“百万市民共发一条短信”导致PX事件迅速走向白炽化。“知情权”（与表达权）的冲突引发了官方政府和民间力量的对峙。 尽管早在两会期间，就有《中国经营报》和《中国青年报》等多家媒体对厦门PX项目提议迁址一事做过报道，而舆论的强势则肇端于2007年5 月28 日前后，厦门市民手机里突然出现的一条短信。短信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这种巨毒化工品一旦生产，意味着厦门全岛放了一颗原子弹，厦门人民以后的生活将在白血病、畸形儿中度过。国际组织规定这类项目要在距离城市一百公里以外开发，我们厦门距此项目才十六公里啊！⋯⋯” 由于短信内容事关自身的健康和安危，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和急迫性。这一信息在厦门市民间不断转发、流传，据称有百万厦门人收到并传播了这条短信。尤其在当地媒体传达着同一个声音，为PX 项目的合理及合法性做竭力的申辩的时候，手机媒体成为可以容纳异议和争辩的重要场所。希布坦尼的研究表明，有关危机和谣言的传播会对之产生影响，“尤其在媒介来源被剥夺或减少的情况下，不确定性将导致人们更积极地去从非媒介信源寻找信息” 。[6]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信源成为公众信息获取的主要途径。 麦克卢汉曾说“媒介是人的延伸”。报刊、广播、电视事实上是和人分离的, 以电脑为终端的互联网, 实际上是把人给“淹没”的。手机媒体的诞生真正实现了人和媒体在时空中的无缝连接, 让人感觉拥有和控制媒体的能力:媒介既不是和人分离也不是主宰人, 而是“ 人的延伸”。[7]手机媒体作为一种完全以个体为中心构造的媒体，在传播公共信息中体现了突出的优势，如：（1）传播主体的自主性。当其他媒体面临壁垒和被动时，手机媒体的自主性则实现了信息的自由传播，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的延伸”。（2）高度的便携性。手机媒体与人之间几乎相伴相随的密切联系是其他媒体望尘莫及的。这也实现了手机媒体所传递信息的高时效性。实现了人与媒体的高度合一性。 正是在这种举步维艰的信息传播进程中，手机媒体的应用推动了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另辟蹊径，开创了民意表达和舆论力量显示的新途径。 3、“意见领袖”在手机媒体中的力量显示 在这一事件中以人大代表曾华群为代表的公众舆论、以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赵玉芬为代表的专家意见、以连岳为代表的民间组织和倡导言论的作用都体现出了在手机媒体的信息传播中“意见领袖”同样非凡的力量。而更为重要的是，“无名氏”通过手机媒体完成了信息传播以及民众组织的行为。 两会期间，105位政协委员（包括人大代表曾华群、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赵玉芬）齐声呼吁，联名签署了“关于厦门沧海PX项目迁址建议的议案”，而这一消息和“议案”的详细内容则在第一时间通过手机媒体进行了民间传播。专栏作家连岳通过连续在博客上发表文章，呼吁厦门人打破当地的信息封锁，展开自救。而著名的“厦门市民12条”也是通过手机媒体进行广泛传播的。当所有的积极力量开始着力于冲破信息防线时，社会各个阶层的“意见领袖”当之无愧的成为了这场革命的急先锋和领导者。 6月1日,当几千名厦门市民汇聚在“散步”现场,以“有纪律、无组织”的温和游行示威行动表达争取权利的决心和凝聚力时，厦门市民、乃至全国更广大地区的民众，表现出了完全具备推行更充分民主政治必须的公民素质。而这次大规模的“散步”活动也是在手机媒体的平台之上，由无数“无名氏”推行并号召的。 在12月中旬举行的厦门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公共座谈会”中，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代表的厦门市民踊跃发表了理性而专业的意见，让人们见识了惯为官方忽略的民间智慧。在此背后，是手机媒体、网络媒体公共搭建的交流和互动平台，削减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阶层距离，从而实现了“智慧”与“力量”的联合。 4、手机媒体的信息传递有效性 手机媒体信息落点明确,极大地提高了传播效率，手机的私人拥有使手机媒体传播信息论点明确, 可以直接关系，从“百万人同发一条短信”和“六一散步”事件的高号召力中就可见一斑。 受众接触和使用媒介对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具有一定作用,但信息在多大范围、多大程度被接受或吸收,即信息有效性,则取决于它与特定受众之间的匹配。[8]手机是私人工具,在十分相知的人们之间最能发挥功能,因此,传受双方通常依附于原有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或原有人际关系的延伸) ,这种非制度性传受关系使得其可以跨越大众传播中存在的社会障碍和心理障碍,具有高可信度的心理优势。而手机媒体的传播活动又具有极强的随意性和可控性,可以随时根据对方的反应,修改、补充传播内容或改变传播方法,这也是手机传播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它大幅度地影响了信息传递的有效性。 可信性（credibility）包含两个要素，第一是传播者的信誉；第二是专业权威性（expertness）。[9]在厦门PX事件中，手机媒体作为公共信息的重要传播平台，恰好具备了“信源的可信性效果”的两个要素。手机媒体的传播大多具有社会关系的相关性或者身份的可识别性，在“传播者的信誉”上具有别的媒体所不具备的亲和力，而“意见领袖”尤其是专家学者的介入，使“专业权威性”得到了最广泛的信赖和认可。 手机媒体所进行的传播活动还具有反馈及时、互动高效的特点，这一特点加剧了信息传播者之间的意见交换，形成了“意见的自由市场”，从而有利于达成共识，形成“舆论”。 5、手机媒体所开创的自由表达空间 当政府运用各种媒体表达一方观点，如：《厦门日报》等重要大众媒体发表相关评论、政府公开网站的通知、公安局公告和政府发放的宣传册等方式企图压倒反方观点时，手机媒体打破了“沉默的螺旋”理论，实现不同声音的意见表达。 手机的普及创造了打破信息垄断格局的可能性,信息工具向个人手中转移,手机用户个体的交流空间日益延伸为社会信息交流的公共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传播格局。而如果“去中心化”的个体“众声喧哗”,无疑将动摇传统大众媒介的权力基座。[10]在厦门PX事件中手机媒体信息的迅速及大量扩散表明,手机短信虽然“同样不具有大众传媒的权威性,但其传播途径沿着扩展了的人际传播网络进行,具有较强的说服性,而且由于发送效率增加,一个信息接受者可能收到多人发出的相同信息,更增加了信息的感染性。”这也警示了如果大众传媒与大众社会自我绝缘,最终将难以胜任媒介公共产品所应有的职能。 在“散步”事件之后，厦门市公安局迅速做出反应，要求游行组织者三日内自首，否则追究刑事责任。同日，《厦门日报》发表名为《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评论，厦门的其他媒体也相继动作，发出反对信号。 当代表社会普遍声音的传统大众媒体通过营造“意见环境”来影响和制约舆论的时候，当 “意见气候”和“多数意见”对“少数”或“劣势意见”产生压力的时候，“沉默的螺旋”却失效了。这是由于手机媒体信息的传播者身份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从而保证了意见信息的独立性和持续性。 6、民间及官方运用手机媒体所做的“议程设置” 随着关于“PX有害”的短信在以厦门为中心的区域内广泛、迅速的传播，“议程设置功能”理论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以厦门市民为核心的公民维权意识开始萌发，人们逐渐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并形成了反对在海沧地区建立化工厂的共识。 麦库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salience）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以及其重要性的判断。[11]5 月28 日至6 月8 日期间《南方都市报》、《成都商报》以及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都对厦门PX事件做了相关的报道和评论，手机媒体也传达了与这几家媒体较为一致的公共信息。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介特别是新闻、时事与评论的生产有能力将公众的注意力聚焦于一系列获得解释与受到限制的、经过选择的问题，同时忽略其它的问题”。[12]在与厦门PX事件相关的手机媒体消息中，人们的目光开始集中于“环保”和“民意”这两大主题。从而引发了政府和民众关于民主政府、议事程序、决策论证和媒体沟通的共同思考。 否认剧毒传言，平息舆论纷争是官方议题建构的两大主题。官方机构通过运用手机媒体进行公告和声明，随时通知关于项目决策的相关信息和论据，掌握在手机媒体上的主动权，建立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打破手机媒体上的单方面信息传播，以信息的对等和客观尽量争取公众的认可和支持。 三、手机媒体在公共信息传播中的应用。 手机大大拓展了现代人的生存空间,社会中离散个体的多元化和“去中心化”进一步消解了“大众”的概念,提供了媒介使用者发挥自我能动性的可能,传统传播中“中心—受众”二元结构因而受到了深刻的影响。[13] 在手机引领的交互时代,个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因交互而得到改变,进一步促进了传播格局的变迁。传播权的普及有利于公众得到更多更全面且多元化的信息,并能向公众传达自己的意见，更主要的是,它意味着公共信息政策的相应变革。 手机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的大众传播平台上传播控制与传播层级的划分。手机的信息传播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人际传播的基础上,其私人化和隐秘性的本质使得信任度高,传播效果明显。而互动性则使用户既是接收者又是传播者,单向的传播方式开始转变为网状的交互性模式。参与式的信息交流环境使手机用户处在信息传播权与信息接受权平等的位置上,而传播权的普及有利于公众能够得到更多全面的多元化信息,品头论足、针砭时弊都变得简便可行。这些优势使手机在行使大众传播的模式时必然带来巨大的影响力。 手机建立起了一种平面化、无层次、无壁垒的传播环境，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层级划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诸如国务院各部门公开发言人名单及包括手机号码在内的联系方式,“市长短信”的出现,不仅代表着原本高不可攀或者隐秘的社会管理层级走向社会公众可以触及的领域,同时意味着迅速沟通的契机,一种公众信息至下而上,快速流通渠道的建立。[14] 基于手机传播的特性，手机信息平台在引导舆论方面，比传统媒体更人性化，具有更强的亲和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其他大众传媒的不足。手机公共信息平台的作用，也并不只局限于特殊时期、特殊事件时的运用，事实上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制度化建设推动政府工作的改进，特别是政府的信息公开，促进信息社会的健全。 而手机平台提供的公共信息服务也必然会向移动电子政务方向发展。移动政务意味着公众也可以在各种场合利用移动通信终端随时办理各种事务。有专家称，移动政务是电子政务发展的必然趋势。建设一个“充分告知的社会”是信息社会的一个目标，而被充分告知的个体，还有责任做出自己的反馈，对政府的决策发表自己的意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15]作为一种高互动性、高参与度的媒体，手机在公共信息平台建设方面，其功能显然不是单向地提供政府信息，它也可成为公众意见的一个汇聚渠道，一个民意的调查渠道。 如果可以充分开发手机公共信息平台的互动功能，那么，不仅可以促进政府决策的民主化，也可以促进社会个体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与习惯的形成，这种作用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但手机媒体作为新兴的大众传播工具，也逐渐显露出自身的一些弊端和不足。如：“把关人”功能的弱化所带来的信息权威性和可靠性的质疑；手机大众传播信息的定向性违背了人际交流对于“安全”和“隐私”的需要；“手机病毒”和“手机流言”也是削弱手机信息有效性的重要因素。 总之, 对于手机媒体, 我们应对其进行合理的引导和有效监管,使这一媒介成为传播公共信息、建立官方和民间的良好互动的渠道，在实现公共事务的民意参与、政府信息公开、失误救济、维权活动中起到积极作用，从而体现出手机媒体在应对公共信息传播中的特点和优势，使其扬长避短, 趋利避害,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服务。 传播学论文:浅析从传播学角度浅析影视文化对社会文化的重构 论文关键词：电视剧《手机》　影视文化　社会文化　重构 论文摘要：社会文化重构是受到大众传播冲击的普遍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影视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影响较为强烈。本文以电视剧《手机》为例阐述剧中传播的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主张受众在观看电视作品时应该以一种理性的态度对待影视中传播的文化，以便更好的去构建社会文化。 电视剧版的《手机》热播后，使得信任危机、谎言、工具奴隶、文化工业等等引得受众再次思索，同时一些剧中一些“经典”的台词，比如“囤”、“很牛彩”、“没我扛不住的事儿”“要做一个好人不难，但是要做一个不说谎的人，难”、“男人出轨，女人出门，这就叫中年危机”、“人在江湖飘，手机是把刀，有些电话就是不能接”等等再次成为为生活流行词汇。 电视剧版《手机》是对电影《手机》和小说《手机》的再次诠释，也是一种文化重构的过程。文化重构，即对于已有的某个文化现象的再加工，也是人们对于已有的文化现象的再次认知。视觉时代意味着所有视觉的表达方式都是对世界的重述，重述或重构的含义是指向视像与事实世界的关系。电视本身重构的话语方式和表现力使它成为世界的最真全面且富个性的观重述与传播者。现代大众传媒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人们不自觉地将媒体所营造的环境当做了解世界的重要参照，尤其是电视剧中的一些“真实”剧情更是人们了解“现实”的一种重要途径，人们在收看电视剧过程也是对一种文化现象的一种思索的过程，我们以电视剧《手机》为例浅析电视剧中的人物和所传播的理念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电视剧中，严守一主持的“有一说一”是一个受欢迎的电视谈话节目，“真诚的沟通”是这一节目的宗旨。镜头面前的严守一在受众的心目中是个有知识和文化的主持人，而生活中的他则成为一个现代工具手机的奴隶。在观摩严守一这个角色时候我们是作为电视剧里人物的旁观者的角度来解读的，“有一说一”的受众是把媒介提供的信息环境下的严守一和客观现实中的严守一混淆起来。绝大多数人只能通过大众媒体去了解世界，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做出的反应，而是对大众媒介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手机》中的剧情只是社会现象的一个缩影，但是也有力的用隐喻的方式暗示定义了现实世界，仿佛剧情诠释了现实世界存在的现象，这就使得我们按照“剧情”作用于现实世界，去翻查手机、对婚姻充满恐惧、甚至觉得谎言充斥着世界。影视剧中表达的虽然反映了客观现实的一些现象，但是同时受众对电视剧创造的影像世界作出了客观反应，深深地影响了客观现实存在的人们的生活和社会文化的构建。 费墨，“有一说一”策划人，他坚持做有深度的节目，坚持传递主流的价值观，不愿趋附权势和大众口味，坚持精英文化传播。费墨作为“有一说一”的策划，也是把关人，话题、问题和语言由他编辑，严守一表达的大部分是费墨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和文化理念。节目背后的集团由于经济驱使和收视率的压力，让严守一和费墨把“有一说一”变成娱乐性节目时，严守一选择了屈服于权势和现实，而费墨选择去别的节目讲国学，结果是费墨得到了爱戴，而严守一因绯闻和收视率等原因，被他的媒体组织和受众所抛弃。在我看来，费墨是一个在文化工业时代并没有被完全异化的一个人物，他想通过大众媒介这一平台来影响大众，来引导主流文化的传播，想解除商业化社会中人的社会主体价值失落的惶惑。今天，媒体的影响力日益增强，现代传媒在为人类提供更多信息以满足人们需要的同时，也不断强化着媒介所营造的信息环境对现实生活的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变化。所以像剧中“有一说一”这样的节目提供的话题、理念、价值观等等一系列传达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受众的思考方向和价值理念，对受众的生活和文化有重大的影响。 牛彩云，剧中一个特别出彩儿的角色。一个从农村出来没有任何特长的女孩，怀着明星梦来到北京，穿着和妆容夸张地向明星靠拢。牛彩云去考电影学院时，引以为豪将一个生活中的剧情（她和他妈妈吕桂花以及于文海卖饺子时候被城管人员逮到，牛彩云用哭和撒泼的演技骗过了城管人员）搬到了考场，却没有考上。她的妈妈吕桂花说：“喜欢戏的人，如果真干了这行，那就得把戏和生活分开，演戏是演戏，生活还是生活”。这样一段话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思考，在大众传媒参与我们生活的今天，我们能分清戏和生活吗？在牛彩云的理解当中，明星要带大墨镜要有博客，明星的生活应该和电视上塑造的那样光鲜亮丽，但是当最后明白了什么事演戏，什么生活时，真实爽朗地说出生活的真相，就是这样一个土的掉渣的人给观众深深一击。大众传播媒介混淆了现实与媒体提供的“现实”之间的距离，使大众对现实感知变得愈来愈混沌和麻木。牛彩云的明星梦和开通博客的行为也让我们联想到，娱乐化趋势的今天，一些年轻人希望通过选秀和大众传媒的平台迅速实现梦想。电影电视明星是电影电视产业利益、大众传播媒介、偶像崇拜和大众审美尺度等综合相结合的产物，他们是普遍社会心理活动的外化合象征。观众对意义的解码活动有赖于某种反复进行的消费模式，即一部又一部地观看由同一演员露面的影片或者关注同一个人的大众传媒塑造的形象。牛彩云不停地找露脸的机会，比如去试镜、串场儿、参加“有一说一”选秀、开博客等，这样的一系列行为说明在当今社会大众传媒已经成为实现个人价值和梦想的重要平台，也从一方面说明大众媒介提供的影响力对受众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对受众的文化层面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 《手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现实负面生活的反拨，这部电视剧用逼真的生活场景营造了一个类似现实的“真实生活”，在传达的过程中，包括了小说作者的思想，导演的、演员的演绎还有镜头的选取等等，它的每个切面都想表现出与生活的相同之处，同时剧中加入的幽默的成分更发人深思，剧中传达的社会道德、知识、社会规范等等，在潜移默化中会被模仿和认同。电视文化理论中有一个核心的命题，即电视信息的“拟真性”导致了观众将电视信息完全等同于现实世界的真实，大部分人会相信电视剧中画面真的存在，进而也会相信画面背后所蕴含的思想内涵，电视剧虽然是虚构的，但它往往可以按照“可能的社会”的标准塑造一个近乎完美的意识形态观念。，众可以从人物角色的解读,从中吸取人物生活经验并用于现实生活中，但是也希望受众在解读电视剧人物和剧情的时候，用一种理智的态度去对待，从而有助于现实生活问题的解决和社会文化的建构。 传播学论文:浅谈以建构跨文化观为旨归的跨文化传播学教育探议 论文关键词:传播　跨文化观教育　运行机制 论文摘要:本文探讨了传播专业学生应拥有的跨文化观在其个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进步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提出探索建构跨文化观教育良性运行机制,引导传播专业学生形成科学跨文化观,以合理而有效的交往形式优化自身生存状态,迎接跨文化交往时代的挑战,最终完成肩负的传播使命。 教育无论其自身发展还是其所涉及到的对象的发展都是动态可持续的,都应当有一个良性的运行机制来保证这一发展趋势,传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观教育亦不例外。传播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及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传播更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一、跨文化观与跨文化观教育 根据笔者的检索结果,类似跨文化观念、跨文化意识、跨文化思维之类的表述散见于各类刊物,但学术界目前尚无“跨文化观”这一明确指称,笔者迄今只在郑庆庆的《站在边缘的女勇士——对汤婷婷〈女勇士〉的跨文化观读解》一文中看到了这一表述,但该文未对此概念做出明确界定,只在文中将其归结为“通过平等交流与对话、互补互通、和谐相处的跨文化交际思想”。很显然,这里的跨文化观被简单地等同于跨文化交际原则或意识了。这里,笔者试对跨文化观(intercultural concepts)概念定义如下: 任何一个人类个体在与他者(个体或群体)接触或交往的过程中,为达至交往的和谐目标而逐渐习得并逐步确立起来的一种观念形态,由此确立该个体对于它文化的态度,形成其跨文化交往的能力。 本文将跨文化观教育界定为: 跨文化观教育(education on intercultural concepts)是对某一文化(acertainculture)的受教育者进行的对于人类整体文化的观念、态度等的教育实践活动,主要通过学校的教学计划、课程或实践活动进行,并通过家庭、文化机构和各种传播媒体等社会教育途径开展,以此引导受教育者获得丰富的跨文化知识,理解异民族文化,形成开放、平等、尊重、宽容、客观的跨文化态度,具备有效的跨文化认知、比较、取舍、对话能力,尽可能遏止跨文化对抗(尤其是战争形态跨文化对抗)的出现,建构和谐的跨文化交往社会,保护与促进人类文化丰富多彩的多样性共存,促进人类不同文化的和睦共存与相互学习和借鉴,倡导跨文化交往致力于走向注重人的终极关怀的和谐层面,促进人类各民族文化的和谐发展与共同繁荣,最终实现由构建和谐社会走向构建和谐世界的终极目标。 由此可见,跨文化观教育主要涉及不同国家文化之间的教育活动,也包括同一国家内不同民族文化间的教育活动(即多元文化教育或跨民族文化教育),并延伸至同一国家内不同社会群体文化之间的教育活动。跨文化观教育的立足点在于使受教育者确立起一种理念——态度——能力三位一体、持续发展的动态机制。基于这一点,笔者认为,跨文化观教育应当是跨文化传播学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传播专业学生跨文化观的建构 关世杰教授在其题为《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十年回顾与反思》的文章中指出:今后十年我国与世界国际传播强国的差距不在传播的硬件,而在传播的软件。人员素质是关键,在外宣人员素质中,跨文化传播的素质是薄弱环节。 (一)批判继承借鉴,提高跨文化价值判断水平 列宁曾指出:“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文化发展史也证明:继承借鉴是手段,革新创造是目的,没有继承借鉴,革新创造就失去了条件;而没有革新创造,继承借鉴就失去了意义。新陈代谢、推陈出新,既是宇宙发展的规律,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历史局限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难以同今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完全藕合。中国传统文化要走向现代,发挥作用,就必须根据社会发展和时代要求,进行创造、更新与升华,消除自身同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内容,在超越自我中获得新生。说:“我国几千年历史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做到古为今用。”“我们讲继承、讲借鉴,目的是通过继承和借鉴,使民族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精华,同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有机结合,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里,把立足于本国实际的继承借鉴看作是社会主义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源泉,这一深刻见解为在跨文化观教育内容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吸取中国文化的精髓提供了思想指南。 中华文化在其长期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难免有封建文化的杂质混杂其中。因此,它既有光辉灿烂、催人奋进的一面,也有沉滞抑郁、腐朽落后的一面。这要求我们分清精华与糟粕,经过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原则批判改造后,使之向现代转型,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血肉。传播专业学生在分清本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同时,还应增强对异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鉴别力,从而在跨文化交往实践中,既不妄自菲薄也不迷失自我。 (二)推动文明对话,形成文化认同的有序机制 社会哲学认为,对话以人类相互交往、沟通、理解的实践旨趣为导向,目的在于通过对话,培植社会共识,形成主体间性,从而促进社会的有机团结与有机整合。“对话重视对话者之间的理解,并以理解作为进一步对话的基础。理解被视为解释者在心理上重新体验他人心理或精神的复制和重构过程。”理解也是一种情感和生活的再体验,体验他人的情感和生活的同时,也体验着自己的丰富人生,因为理解他人总是在自己的生活经验中进行,总是与自己对于生活的感悟密切联系。 因而,基于平等、尊重态度,以交往、沟通、互动为实践旨趣的传播专业学生跨文化观教育,一方面,将促进未来传播人按照社会需求去了解社会、参与社会、按社会发展的要求顺利实现社会化;另一方面,必将有利于社会以发展的视角来理解大学生,进而使社会发展反映大学生的需求。在开放的世界背景下,构建新时期的传播专业学生跨文化观教育,就要从本国国情出发,突出本国特色和适用性,同时必须充分考虑国际性,符合国际规范和时代潮流,只有二者兼顾,才能有利于未来传播人的社会化与个人的全面发展,有利于以制度和规范来引导其跨文化观的发展与更新。 传播专业学生跨文化观教育要立足于国际战略,培育学生的国际眼光。要着眼于引导学生了解世界上所发生的各种热点问题和发展态势及其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可能会产生的影响,在世界变化中审时度势,保持清醒头脑和坚定信念。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学生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有了一个国际参照,就能准确把握世界发展的新趋势,努力学习,积极迎接挑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以此为自己的神圣职责、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为自己的最大光荣、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时代的最高认同。这种认同自然是不同文明平等对话的结果,其核心是理解,强调的是心灵沟通与视界的融合。 (三)不断创新发展,增强中国先进文化的感召力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看到,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过程中,不断应对着来自不同文化的挑战,历史上有过三次重大的文化综合创新,第一次是公元前500年前后,中华文明古典定型期上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其结果是形成了以老子、孔子、孙子为代表的中华文明三大源头,完成了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整合创新;第二次是一千年前后的两宋时期,通过儒释道三家文化近千年的磨合、交流、冲突与融通,最终实现了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综合创新;第三次则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形成了阶段性的综合创新成果,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过程尚未完结,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融合与创新正在继续。 时代的不断发展要求文化不断创新。只有与时俱进,根据时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坚持对文化进行创新与整合,重新构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充满生机活力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的文化整体,增强文化的时代吸引力和感召力,才会在大学生的文化选择中保持应有的位置。 增强中国先进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要求我们以创新的文化成果去吸引和凝聚人民群众。要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积极创新,用创新的文化成果吸引人、感召人。增强中国先进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还要敢于正视和解决矛盾。马克思曾经说,每个时代总有属于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并解决它,就会把理论、思想和人类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主流文化要真正占领思想文化阵地,把广大未来传播人凝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就必须同各种错误思想文化进行斗争,在解决矛盾、克服困难中不断增强自身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四)整合中西文化,引导形成科学跨文化观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基本态度就是整合中西、综合创新。科学合理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是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是成功开掘其现代意义的理性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一方面植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一方面又渊源于中国五千年悠久的传统文化。脱离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不会具有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和先进的精神内涵;而脱离了五千年传统文化,就会失去生长的根基和中国特色。所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一个关键。我们应遵循所说的:“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 同时,要切实掌握鉴别、区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基本方法,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剖析、鉴别、评价传统文化,并要结合当代中国实际,用科学发展观来审视、考察传统文化,将历史的与当代的两种视角有机贯通、结合起来,才能对传统文化做出客观评判与选择,实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明确指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于2004年1月27日在法国国民议会的重要演讲中指出:“文化交流是各民族深入交往的重要渠道,也是各民族和谐相处的重要基础。不同文化的相互借鉴与融合,对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十分重要。”2004年1月30日,在参观埃及国家博物馆时又说:“我们既要坚持和发展中华的优良传统,也要积极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化,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贡献。”一个民族的文化需要在与世界上其他文化模式和文化类型的交流和发展中获得生机与活力。 当前,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正处于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社会生活的质和量都在发生嬗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商品经济与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步入正轨,这些生生不息的变化,不仅促进人们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和思维定势产生变革,而且要求社会主义的文化与之相适应,实现文化范式由旧到新的根本转换。因而,我们正在建设和发展的中国先进文化,是一种崭新的文化形态,它是“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的文化,它是既具有独特的民族品格,又与我国当前的具体国情和社会发展实际紧密相连的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特色。中国先进文化的这些特性,决定了我们对中西文化的整合创新,将是一个伟大的实践,而其主流实践者——当代大学生当然而且应该首先在这一伟大实践中确立起科学的跨文化观,传播专业的学子则更是首当其冲。 (五)加强实践环节,探索跨文化观教育有效途径 跨文化观教育的实践应能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展现人文关怀的理念,使这一实践过程真正地成为充分肯定人、尊重人、关注人、关怀人、发展人、完善人的教育过程,从而更好地服务人、影响人、引导人。因而,我们探索形成传播专业学生科学跨文化观的有效途径,就应当在加强实践环节上下功夫,通过融合、互动、实践等诸方法在实践中使受教育者逐步确立起科学的跨文化观。 首先是融合,就是在相关各学科的教学实践中将跨文化观的知识目标、态度目标、能力目标等全部系统地融入,让受教育者自然而然地受到跨文化观的教育。 其次是互动,就是师生以不同文化的表现者形象出现并展开教学,让受教育者在跨文化互动中感知外来文化。如师生共同探讨某种文化现象,在开放式的、平等性的、交流式的讨论中,使学生在讨论中自觉地形成开放、平等、尊重、宽容、客观、谨慎的跨文化态度。当然,教师在讨论过程中也应当以开放、平等、尊重、宽容、客观、谨慎的态度来组织讨论,这样地态度渗透于教学实践地全过程,才最终真正有益于受教育者正确跨文化态度的形成。当然,在讨论中,教师应组织适宜引起讨论的材料且不直接给出观点。 再次是实践,就是让学生在参与跨文化交往的亲身实践中去获取跨文化知识、形成跨文化态度、培养跨文化能力。实践法可以引导学生对跨文化实践进行分析,特别是对跨文化实践中的热点如新闻事件,难点如历史问题等展开专项分析,也可以使学生在以各种形式与外国人进行的交往的成功与失败中形成合理的跨文化认知、比较、取舍、参照、传播和对话能力。为充分利用与外国人直接交往的跨文化观教育的有效性,在这种直接交往进行之前,教师应辅以必要的知识、意识及能力准备;而这之后,教师应组织学生进行相关专题讨论,及时总结、提高,发现问题并予以解决。 笔者认为,外籍教师在这一实践中所起到的作用应引起足够的重视。随着各高校国际化水平的提高,来华任教的外籍教师越来越多,无论其任教何种课程,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文化的因素总是无法不起作用的。限于篇幅的原因,本文就不再展开了。 综合以上教育实践方面的途径,笔者以为,面向传播学专业学生的跨文化观教育的相关理论研究应当得到足够重视,应当研究和借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导开展的跨文化交流活动的成果;在传播学教育的各个领域、层面,全面倡导跨文化观教育思想;在传播学教育的各门具体科目中,全面加强跨文化观教育,明确不同科目具体的跨文化观教育目标,优化教学内容和方法,倡导未来传播人在社会、学校、家庭氛围中参与的跨文化观教育实践活动。 传播学论文:关于文化传播学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电视节目形态探析 论文摘要：本文从当代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面临的困境入手，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置于电视传播的理论语境中考察，分析了其在现代社会中电视传播价值。按照其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从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四种类别，并从优化传播效果角度就四种类别提出了各自适宜的电视节目形态。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节目形态 文化传播是文化从一个系统影响另外一个系统的活动，其实质是文化价值的传播。在体育文化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整体发展与传承面临危机，而这种危机与电视传播的缺少不无关系。目前就电视对我国传统体育的传播的研究成果甚少，本文试对电视传播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节目形态作一探析。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价值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社会价值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值得电视珍视的社会价值在于其在全民健身、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方面的功能。文明的基本动力来自于社会基层。自古以来，中国传统体育都在民间自由自在地生长，天然地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连。“体育的本质功能与核心内容就是健身。体育所表现出来的强身健体的基本特征以及对身心的自我培育、锻炼和养护过程，无不包含着健身的客观规律。” 在当下制约中国全民健身活动开展的体育场地、设施短缺问题短时期难以解决的情况下，中国传统体育相对于西方现代体育而言对场地、器材要求不高，花钱不多，在各族人民群众中具悠久历史与深厚基础。汉族地区的秧歌、腰鼓、太极拳、木兰扇等，少数民族地区的霸王鞭、跳竹竿、民族摔跤等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已超越民族，为更多的群众所喜爱。根据一项对粤、湘、桂、黔、滇少数民族参加体育运动的调查显示，2000年5省区少数民族16岁以上城镇居民仅有48．5％参加过不同程度的体育活动。少数民族居民所参加的休闲体育运动大部分为静态的棋牌。对于广大农村以及沙漠、山地、丘陵等地形复杂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现代体育缺少可行性，所以因地制宜地发展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方便易行，而且可以与民俗、文化、艺术有机结合，缩小我国群众体育发展差距。 近年来，中老年人口在我国体育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中老年人普遍对运动量大、技术要求高、对抗激烈的西方现代体育项目兴趣不高，而更偏爱节奏舒缓、刚柔相济、群体参与、缓解寂寞、延年益寿的各种传统体育项目。有关资料表明，我国群众体育锻炼中80％的内容是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强身健体功能所吸引。2006年，河北邯郸市为了纪念简化太极拳推广50周年，举办了“国际太极拳交流大会”，共有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44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余名太极拳界人士汇聚邯郸，进行太极拳交流、比赛和联谊活动。“中国功夫”在欧洲的影响近年来剧增，据德国联邦多元文化局的数据统计，目前在欧洲学习中国功夫的学员近100万人。各种中国武术、气功和太极拳的协会层出不穷，仅德国就有500多个。正如北京体育大学教授任海接受笔者访谈时所讲，对于电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一座巫待开掘的“富矿”而非“平矿”。 (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经济价值 传媒经济学认为，大众媒介的经济效益主要来源于媒介产品的销售以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等支撑的广告收人以及衍生品销售收人。从调查来看，西方竞技体育的受众群主要为青年男性，而中国传统体育的主要受众群为中老年群体，还有大量的青年潜在受众。在当今健康文化、生命文化的时代特征之下，这个受众群无疑更为庞大。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促进健康、群体参与、大众娱乐的功能对于中老年群体有很强的吸引力。按照“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法则，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国外具有相当广阔的潜在市场。如果策划得当、传播得法，其电视传播不仅会带来巨大的广告收人，而且会通过面向国外的电视产品与衍生品的多级销售为电视创造良好的经济价值。在访谈中，研究舞龙舞狮的卫志强教授和研究体育新闻传播的郝勤教授都认为，在消费主义的时代大背景下，一定要研究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能为电视创造的经济价值，否则要求电视关注便是一种奢望。据《光明日报》报道，2005年8月至2006年1月，作为中国功夫(武术)首次与现代舞、芭蕾、杂技等艺术完美结合的《功夫传奇》在国际演艺市场上演出150场，观众1l万人次，总收入300万美元。在民族地区，一些民族将自己的民族体育文化与风情旅游结合在一起，通过举办民族特色鲜明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探索出一条传统体育产业发展的新路。如贵州的“国际芦笙节”上表演的苗族、侗族特有的斗牛等体育活动，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中外游客和省市电视台记者。每年除了地方电视台全程转播外，还会吸引日本、韩国等国外电视台前来报道。然而，相当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却因为政府缺乏策划、广告文化传播公司参与不够，电视等大众媒介传播缺席，没有产生太大的经济收益。如青海土族每年都举办的历时数月的号称世界上最长的民族狂欢节“纳顿节”等便不太受电视关注。 二、电视传播视阑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 按照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由强至弱，笔者从文化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为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和已经消亡与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一)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 竞技表演类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指经过种种实践与改革，逐渐与西方体育模式近似的竞技表演类体育文化项目，其除了竞技性外，多数融体育和艺术于一体，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性，并充分体现了本民族的特色。 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的表演项目多达149种，其竞技性强、表演价值高，特别适合电视传播。项目主要包括武术套路与散手、舞龙舞狮以及巧种竞赛项目(花炮、珍珠球、木球、墩球、毽球、陀螺、龙舟、秋千、射弩、押加、高脚竞速、板鞋竞速、武术、民族式摔跤、马术)和藏族马术表演、蒙古族马术表演等。这些项目具备比较完善的竞赛规则，符合电视动态阐释、立体审美、凸现过程、追求悬念的媒介特性。 (二)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 健身娱乐类体育文化是指本身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旺盛的生命力，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广泛基础，健身、健心、娱乐、益群等功能突出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通常与民俗与传统节日文化融为一体，具有较强的广场文化与庆典文化特色。这些项目部分是在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中普遍开展的，具有普适性的文化特点;部分是在特定的民族之内开展的，其民族文化特色较浓。前者如拔河、放风筝、斗鸡、扭秧歌、荡秋千、跳绳、跳皮筋、踢毽子、抖空竹、中蟠、健身武术、太极拳、舞龙舞狮、大众健身操等;后者如瑶族的“跳八音”，蒙古族的打布鲁，苗族的爬竿，黎族、苗族和京族的跳竹竿，羌族等少数民族的推杆等。其中许多项目是在民族传统体育节日里集中举行，如内蒙古的“那达慕”节日大会、高山族的拔河节、汉族元宵节的舞龙舞狮、朝鲜族秋夕节举行的摔跤、荡秋千、跳板，侗族“芦笙会”节日里举行的“芦笙踩堂”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虽然不及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那样适合电视传播特点，但由于其在全民健身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积极作用，而且在民间具备相当的受众基础，电视应该大力传播与推广。 (三)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 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最能体现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重文轻武、修身养性、身心一元、主静尚柔、中庸和谐的整体文化特性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其竞技性弱、益智性与养生性强，肢体动作舒缓，强调以意驭气，以精神肉体的合一观为指导，强调“身心合一”，也强调“生命在于运动”的重要，在运动量上追求无过而无不及的中庸适中性，受中国儒家、道家、玄学等文化影响较深。典型的文化项目有围棋、象棋、木兰扇、五禽戏、八段锦、易筋经、大雁功、五行掌、金刚气功、鹤翔庄气功、五田运气法、武当龟息功、少林达摩气功、站桩功等。这一类型的传统体育文化因整体主静少动，与电视媒介动态阐释、声画结合、强调动感、立体审美等特性有相悖之处。但由于其在后现代生命文化、保健文化、智力教育等时代背景下的存在价值，按照“使用与满足理论”，在国内外中老年人群中具有大量的目标受众与潜在受众，同样不能被电视所忽视。为了优化传播效果，需要对此类体育文化的电视传播形态按照市场规律与受众需求进行探索创新。 (四)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那些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已经消亡或丧失活力、处在濒危状态，对现代民众没有多少吸引力，却是民族风俗、民族心理、民族伦理、民族宗教等文化的载体，具有历史保护与学术研究价值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其中已经消亡的被一些学者称为“化石型”传统体育文化。如已经消亡的传统体育项目马球、十五柱球、跳鞠、木射、击壤以及投壶等。而濒危类是指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自我更新的生命力薄弱，相对其起源，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内容和形式上无明显改变，大多数保留有较多的早期原始风貌，往往依附宗教祭祀或封建遗俗中，处在原始文化的混沌状态下，封建迷信色彩浓厚。如迄今仍在一些少数民族中存在的宗教舞蹈、祭祀性体育活动等。 三、不同类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节目形态的策划与探索 “电视节目的形态和影响力，成为电视体育传播的‘主流媒介’表达的两个向度。”中国传统体育项目种类繁多、文化特色各异、群体参与性强，是人民群众节日中的主要活动内容。优化传播效果的关键是按照适合各自体育文化特点的电视节目形态进行针对性传播。 (一)竞技表演类 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适合电视传媒特性，新增量传播。其中竞争激烈、动感强、节奏感强的传统竞技项目(如散打、蒙古摔跤、技击武术等)，与现代西方体育文化接近，可通过赛事直播、录播、电视体育新闻等节目形态传播;观赏类、表演性强的艺术体育项目应充分利用电视的视觉效果，以体育文艺活动，体育庆典活动直播、录播，体育人文纪录片，后期加工的艺术专题片，电视体育杂志栏目等进行体育结合文化的传播。栏目采用“体育新闻”、“媒体扫描”、“减肥纪实”、“体育彩票”和“今日心情”5个版块构成，集资讯、服务、参与、娱乐于一体，.收视率很高。竞技表演类的传统体育文化可以采用“赛事”、“人物访谈”、“故事”、“项目历史文化”、“练习技巧”等子栏目结合的电视体育杂志来传播。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的崔乐泉教授认为，应该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适合电视传播的部分开始，分类、分批、分特点、按步骤进行传播。先传播竞技性强、观赏性强的项目，然后带动其他项目及文化的传播。 (二)健身娱乐类 按照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秧歌、秋千、跳绳、踢毽子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是融运动与文化于一体，身体与精神共同释放、解放的狂欢体育。电视介人传播时，可以采用广场直播或录播形式、强化节目的群众参与性。也可以借鉴“电视真人秀”的节目形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比赛。对于秧歌、舞龙舞狮、龙舟竞渡等具有广泛民间基础的休闲娱乐、节日庆典体育文化，应以纪录片、旅游风光片、专题片或比赛类“真人秀”节目进行传播。2007年出现了许多格调高雅、健康娱乐、收视率较高的此类节目，如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奥运舵手、火炬手选拔”和“脚斗士”。这些都是策划健身娱乐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电视真人秀节目值得借鉴的范本。 (三)益智养生类 由于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以静态为主，与电视媒介的视听特性有一些相悖。所以电视在对此类传统体育的传播量上要控制，并且应积极策划效果明显的节目形式，以电视的“动”改良项目的“静”，巩固目标受众、争取潜在受众，变“窄播”为“广播”。以围棋传播为例，中央电视台对围棋不可谓不重视，但效果不佳的重要原由即节目形式太过单一。“围棋被电视传媒逐渐忽略与电视节目的贫乏不无关系。简简单单的新闻报道，千人一面的电视采访，难见新意的大盘讲解，电视在画面冲击、图像再现的优势被大大降低。”对棋类项目的电视传播，除了强化比赛时解说员讲解的娱乐生动性以外，也可从项目的历史与文化价值、教育意义角度，制作文化专题片进行传播。太极传播可适当融人娱乐元素，在不损害太极文化本体的前提下，可适当采用故事、人物、悬念、细节的大众传播文本。 但目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纪录片的拍摄范围和题材仍较为局限，不够全面和均衡，主要集中于武术文化领域，缺乏内容的综合性与历史文化的深度感，对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内涵挖掘不深。 (四)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要借助电视传媒挖掘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进行抢救性保护 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有些是因为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而被淘汰或面临淘汰。但有些并不是因为其本身丧失了生命力、而是由于其局限于宫廷或不被当时的统治阶层重视，没有在民间传播发展开来等其他原因而消亡的，如我国唐代盛行于宫廷的马球。但马球近年来在西北地区文化旅游产业中成为重要的文化标志而被成功利用，展现了这类体育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 对于此类传统体育项目，体育文化界和电视传媒界都应进行系统的梳理。对于濒临消亡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也要研究其电视传播的价值，“对那些依然附着在民风民俗中的体育活动，对那些活动方式有着较大的随意性，缺乏有机联系与规则而稳定性差的民间游戏进行整理、提炼，完善其规则，促使其从民风民俗或生产生活中逐步分离出来，走上系统、稳定、独立的发展道路，经过专家和民间艺术家的润色和改良，充分表现其民族特色，使之逐渐成为本民族的一个象征;而对那些发展比较成熟的练功或健身手段，有待进行综合研究，克服其神秘化倾向，使其大众化、通俗化，缩短其由“潜”到‘显”的过程。”笔者以为，电视传媒对此类传统体育文化传播可借鉴美国“国家地理频道”、"discove可’频道等的运营与传播经验，以“民间文化旅游”节目、“探索发现”纪录片等进行传播，此外，对于这类传统体育文化，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应借鉴音乐频道的“民间音乐电视采风”，策划、制作、播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电视采风”系列节目进行传承。当然，这些节目在传播初期应该首先以社会效益为主而不能过度强调经济效益。 总之，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凝结着各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承载着各民族的文化血脉，是维系民族心理认同和社会团结的重要精神纽带。因此，深挖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电视节目形态具有凝聚社会、融和情感、增强人民群众体质、构筑和谐的重要功能。 传播学论文:与时俱进的广告教育——对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模式的探析 论文关键词：广告传播学，症结，创新教学 论文摘要：许多高校的广告教育与时代脱节，广告传播学教学与教育部倡导的素质教育错位。广告传播学教学存在学科不成熟、内容泛化、手段老化、师资落后等问题，所以要实施走出去、请进来，大系统、小专题，多媒体实验室等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模式。 目前，广告专业的课程设置和学科归属尚未定论，各科教学处于不断地摸索之中。面对“两难”(广告公司招人难，高校广告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广大教育界人士认识到:教育拉了广告业的后腿，广告教育必须面对市场，课程教学必须为培养目标服务。高校广告专业，课程教学改革迫在眉睫。作为广告专业的惟一基础学科，广一告传播学必须围绕市场做文章，改进传统滞后的教学模式，进行新型的富有时代特色的教学改革，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以适应广告实际操作程序的复杂性和多元化的市场要求。 一、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症结 现行的)’一告传播学教学，存在许多违背高校教育规律和广告行业市场规律的弊端，已成为培养学月创新能力的掣肘。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症结主要表现在: (一)广告传播学不是一门成熟的科学。广告传播学归属于传播学，而传播学是从国外引来的“舶来品”。如果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粗具规模的译著算起，传播学在中国也只有区区20年的历史。20年中，传播学在中国经历了“放眼看世界—引进与起步”、“投身改革潮—纸上谈兵和介人实际”、“洋为中用—中国化和本土化”三个阶段，召开了6界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1982年、1986年、1993年、1995年、1997年、1999年)，出版了一批著作(例如:居延安的(信息、沟通、传播》，邵培仁、戴元光、龚炜的《传播学原理和应用》，周晓明的《人类交流与传播》，徐耀魁的《大众传播学》，张隆栋的《大众传播学总论》，李彬的《传播学引论》，张国良的《传播学原理论》，胡止荣的《传播学总论》)，似乎蓬勃发展。但是，中国传播学者研究的主流还是引进和介绍西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还没有建立，在为我所用、自主创新方面做得不够，与传播实践之间也存在距离，尤其缺乏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即便上面提到的书籍和教材，也多以“概论”形式出现，专门研究传播学中某一重要传播理论或专论传播模式、传播研究方法的学术专著至今尚未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传播学仍处于初级建设阶段。 广告传播学源于传播学，是传播学在广告领域中的发展，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广告传播学内容及课程体系有多种解释:有的认为，广告专业仅讲授传播学理论即可，没有什么广告传播学;有的主张，广告传播学应充分结合广告学和传播学二者内容，建立自身体系;有的提倡，广告传播学以应用为主，少讲理论;有的认为，广告传播学是独立的，不应与其他学科发生任何联系。此外，广告传播学的著作较少，至今只有几种。相对于传播学教材，胡卫华编著《广告传播》(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也仅是一本小册子。可见，广告传播学离成熟学科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 (二)教学内容泛化，重理论轻操作。广告传播学没有自己的体系，往往沿用传播学的章节内容，造成知识理论的泛化，违背了知识的普遍性和个别性的辨证统一的原则。尽管传播学是实用性较强的学科，但是，中国的传播学教学则是注重介绍西方的传播理论和研究方法，忽视传播学的实用性。广告传播学与传播学教学有着共同的缺陷。教学中，较少考虑广告实际操作程序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单纯地“就理论言理论”，忽略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实践对理论的检验”唯物辨证理论，往往犯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错误。重理论轻操作的教学，往往导致学生混固吞枣的死记硬背理论，不能灵活地应用于实践，教学效果很差。 (三)教学手段老化，重课堂轻实践。在许多高校，广告专业的教学多采用课堂教学的形式。课堂教学具有可以系统地传授知识，受教育对象较多，容易量化管理等特点。但是，课堂教学往往忽视学生的个性，不能因材施教。信息时代，是个性张扬的时代。没有个性和专长的人，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也谈不上为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也很难想象，一个课堂教学口径培养出来的广告人才能够在实际操作时体现多元化的广告行业的人才特征。此外，当前广告传播学教学多采用教师拿着讲义授课，学生下面记笔记的形式，较少采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缺乏活泼的感性材料。教师辛辛苦苦地讲授，学生却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事倍功半，教学效果较差。因此，“大一统”的传统课堂教学已成为当前的广告业发展的栓桔，丰富多彩的现代化教学形式堕待提倡和实施。 (四)师资队伍落后，素质参差不齐。整体来讲，广告专业师资队伍较落后。主要缘于广告业是新兴的行业，高校广告专业非常年轻，专业归属呈多样化，广告师资多半路出家。高校广告专业，有的隶属于新闻传播学院，有的隶属于财经学院，有的隶属于艺术学院，还有的隶属于历史系、管理系等。专业归属的多样化，直接导致师资来源的多渠道。他们的学科来源大部分为:新闻学、文学、美术，少量为市场营销、心理学等相关学科。同样，广告传播学师资来源也呈多样化，有的源于新闻专业，有的源于中文专业，有的源于历史专业，有的源于管理专业，学术观念、思维视角和科研能力差别较大，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倾向也有所不同。此外，日前从事高校广告传播学教学的教师，除了个别曾到过日本、美国或在一些跨国公司中接受过国际化广告实务培训外，大部分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广告学专业教育。因此，广告传播学教师很难有效地传授时代前沿的专业知识。广告行业流行的“高校培养不出真正的广告人”、“上大学，不在于学习知识而在于熏陶”的论断，多少也显示了高校广告教学的无奈和滞后。 二、创新教学改革措施 加人wto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人高效快速发展时期。中国)一告业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正朝着全球化和本土化两个方向一匕速发展。而高校培养的广告人才与市场需求错位，广告教育与时代脱节，教育改革到了一个难以回避的关节。面对广告教学的种种弊端，高校广告传播学改革也势在必行。 (一)教学理念改革:观念教学。高校广告传播学教学从单纯地传授知识应转变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包涵可持续创新和白主创新两层含义，是广告人才不可缺少的能力。 1.创新能力的培养〔1)从培养学生的怀疑意识着手，鼓励学生多角度、多层次、s_体复合的发现和解决问题，时刻提醒学生各门科学和权威都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2)传授学生创新思维的基本理论。创新思维的运行过程，就是“化无穷为有穷”。具体来说:创新思维就是思维过程中首创或独创地选取对象，抽象、舍象对象的属性，动态截取对象时空。(3)让学生充分认识到创新思维的结果往往是“似是而非的”。创新思维的结果为概念、学说、观念、对策等，这些结果是头脑中的东西，与客观现实有一定的距离。它们并非纯粹客观，也达不到彻底全面，其本质和主流也不是惟一不变的。创新思维结果的“似是而非性”往往缘于思维观念的一般性、科学的非纯粹客观性、理论难觅“彻底客观”、本质和主流的凸现等。本质和主流是多方面的，不应停留在现有的本质和主流的表象上，要进一步挖掘新的木质和主流，创新随之而来。 2，努力建立学生思维的多种创新视角。创新视角，是用不同寻常的视角观察寻常的事物，使事物显示出某些不寻常的性质。广告传播过程中，要求视角变化。单一视角泛化，产生不同寻常的创意。创新视角一般有几种相对类型:发散与收敛、求同与寻异、肯定与否定、顺向与逆向、自我与非我、有序与无序等。 3.要消除妨碍创新思维的惯常定势。思维定势是特定思维框架，受实践目的、知识储备、价值标准的影响，往往新定势的形成慢，而旧定势的消亡难。尽管思维定势有利于处理惯常、照例的事物。但是，当事物变化时，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往往束缚创新思维的开展。思维定势，包括一般权威定势、从众定势、唯经验定势、唯书本定势、非理性定势。 4广告传播学教学中，创新思维观念的培养主耍有两个目的:(1)为培养具有再生能力的全息广告人才着想。广告业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的行业。广告策划、广告创意是瞬间万变，日新月异的。因此，全息广告人才必须有独特思维视角和首创思维成果。(2)为透彻理解和把握广告传播理论孕育力量。一告传播学是发展、开放的学科，其理论有待进一步的开发和挖掘。创新思维的建立为透彻理解和把握广告传播学理论提供了资本和财富。 (二)教学模式改革:走出去，请进来。“走出去”包含两层含义:1.教师走出去。教师大多局限于学校，对社会各方面的理解往往是理想化和学究化，较少全方位的把握社会。广告传播学是一门实用性较强的学科，广告传播实践是复杂、多变的。因此，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很容易造成“就理论讲理论”，脱离实践。教师走出去，走进火热的广告行业，走到缤纷的媒介实践中，获取宝贵的实践经验。教学中，才能将理论和实践杂揉到一起，讲得生动，学生学得有趣。但是，现实生活中，广告传播学教师很少出去实践。主要缘于两个方面;(1)目前的广告学系师资缺少，广告传播学专职教师很少。即使有专职教师，也往往兼授其他课程。这种情况下，广一告传播学的教师一年两个学期授课，不能抽出时间外出实践。(2)高校往往侧重于传统的重点学科建设，树立名牌战略。而广告专业是新兴专业，各方面力量薄弱，难以受到学校重视。广告专业的教师外出学习和实践基本卜不一予以批准。.这样，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只能低层次重复，教师疲惫于繁重的课堂教学，教学质量每况愈下，培养的1、一告学生自然不能适应广告行业的发展。 2.学生走出去。学生走出课堂、走出学校，投身于真枪实弹的广告实践。(1)广告专业必须建立高规格的实习基地，为学生实践提供条件。高校广告专业应利用人才优势、科研优势、技术优势、学科优势，加强与名牌广告公司和媒介联系，作到校企联合、系企联合，优势互补，充分利用。学生有了实践经验，学习有的放矢，针对性更强。同时，学生对教师的要求更高，也能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2)学生应有实践的意识。很多学生存在惰性和依赖性，安于现状，不敢走向社会。教师必须灌输实践的重要性以及“走出去”的好处。教师也要鞭答学生，锻炼他们的“野外”生存的能力。(3)学生“走出去”，选择的广告媒介应是多层次、多品种的。既可以选择电视台、电台、网络媒介，也可以选择报社、期刊、出版社;既可以尝试党刊，也可以尝试商报;既可以尝试综合频道，也可以尝试专业频道……多方面的亲密接触，往往造就学生丰富的感性知识、旺盛的求知欲望和科学的学习方法。 3.请进来，指聘请在广告传播方面有特长的人才到课堂传授知识。这些人主要指媒体经营人员、广告公司精英、高校广告传播学知名学者。媒体经营人员、广告公司精英大多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了解广告传播的现状，把握广告市场的走向。他们的讲授往往生动活泼，具有实用性和引导性。高校广告传播学知名学者，了解广告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现状，引导广告业的健康发展方向。他们的授课，往往具有启迪性和先导性。二者的结合，既可以缓解本校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狭隘，也可以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更主要的是，将课堂教学与当前的广告业发展情况结合起来，使广告传播学的教学走在时代的前列，解决了广告教育的滞后问题。 (三)教学内容改革:大系统，小专题。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内容不能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内容，也不能脱离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应立足于广告专业，开创新的体系。1.讲授传播学的主要内容，即大系统。传播学包括传播史、传播业务和传播理论，即“史”、“术”、“论”三部分。针对广告专业实践性强的特点，广告传播学教学内容的“大系统”应侧重于传播理沦和传播业务两部分。传播理论主要讲授“传者研究”、“内容分析”、“媒介研究”、“受众分析”和“效果研究”五部分:传播业务是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一些实务问题，诸如传者社会影响、内容的窄广、媒介经营、受众的文化品位等。传播业务应杂揉到传播理论中。这样，既有理论的传授，又有经验的分析，广告传播学的“大系统”讲授往往产生良好教学效果。 2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内容应体现广告专业的特色，开设专题讲授。“大系统”体现传播学内容的完整性，“小专题”表现出专业特性。专题与“大系统”内容是同步的。同时，专题为了深化内容，将传播学的“一般”与广告的“特殊”相结合。讲授过“传播内容”，笔者尝试开设了专题，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笔者讲授“传者研究”、“控制分析”时，开设了“广告传播的导向研究”专题，学生反响很好。“广告传播的导向研究”专题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广告传播过程中，“星”、“性”、“腥”、“洋”等内容泛滥，影响广告业的健康发展;广告传播的社会化功能(向公众传播有关的价值观念、生活理念，倡导一定的行为准则和行为习惯，影响和改变社会生活方式等);广告传播倡导的导向，包括文化导向、价值导向、消费导向及政治导向等;广告传播任何坚持健康导向。这样，讲授内容“博”和“专”结合，学生乐于接受，教学效果自然提高。 3教学手段多样化也是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的重点。广告传播学教学中，我们不应完全摒弃传统的教学手段，而应扬长避短，汲取传统课堂教学的优点。同时，更应充分利用新时期的科技成果，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增强知识传授的科学性、娱乐性、实践性和有效性。制作教学课件，采用多媒体教学，枯燥的理论往往变得有趣生动。建立广告传播学实验室，有利于对广告信息传播进行定量研究，尤其对传播效果、受众反馈研究及学生动手实践能力都是大有裨益的。广告传播学实验室实验中，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一目了然，个案研究更加客观、科学。利用广告传播学实验室进行教学，不仅具有较强的直观性和实践性，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传播学论文: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综述——从传播学的视域试论 论文关键词：文化传播　传播主体　媒介　传播内容 论文摘要：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内地学界对“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历经三十年，在传统文化传播的主体、媒介和内容三个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在史料梳理、理论建设和成果的实践应用方面存在不足，未来仍具备较大的拓展空间。 “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课题。尽管历史学、社会学甚至文学研究者对于文化传播的相关现象早已有所关注，但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西方传播学被引内地以来，大陆学者才开始尝试以传播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固有文化传播的历程，历经三十年已取得一定成果，为这一课题开辟了新的天地。 作为传播学研究的分支，文化传播研究有自己的边界。所谓“文化”，指的是以观念形态为核心形成的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文明体系，即钱穆所谓:“文化”是关乎人类群体生活的精神层面，由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的东西川。“传播”则是传播学最基本的概念，按照施拉姆的定义，指的是信息经过社会信息系统运行而实现的交流及其影响。传播学视域下的“文化传播”研究把社会信息的传递视为文化保存、传承、蜕变、增殖的过程，关注文化通过社会信息系统得以传承的问题。事实上，“文化”与“传播”关系密切，有文化则必有传播，传播是文化得以存在的首要条件，有传播则必有文化要素的交流互动，人类正是通过文化的代代相传，构建自己赖以生存的精神和物质世界，文化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类型。 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完整的传播活动需要五个基本要素:传播者、受传者、媒介、传播内容和反馈，其中传播者(主动进行信息传递的人)和受传者(接受信息并作出反映的人)是传播活动的主体，传播媒介是承载信息的载体和渠道，传播内容指的是传播活动具体传递了什么性质的社会信息，它们涵盖了传播活动的基本方面，传播学者在文化传播史领域的研究也可以这三个维度来概括。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对新时期以来大陆学者的研究情况作一总结，并例举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一)传播主体研究方面，大陆学者关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较具特色的文化传播活动，特别是活动者的身份、在何种传播思想的指导下如何进行，造成何种社会影响，试图以此另辟蹊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特点重新评估。 其中，文化传播活动主体的社会身份及其方式研究可谓关注者众，成果也较多，不乏有意义的创见。1988年出版的吴予敏的《无形的网络一一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一书堪称内地最早从传播学角度进行这一课题研究的尝试之一。该书在运用西方传播学理论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上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例如作者指出不同于西方，作为古老的农业文明，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特有的社会组织如家族、乡社、职业社团、信仰团体等等通过家教、社祭、乡帮行会的活动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传播和维系着传统文化。李彬的《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成书时间亦较早，作者将目标聚焦于唐代，指出其时的社会信息传播分为官方、民间和士人三个层面，与它们密切相关的官方主导文化、大众民间文化和士人经典文化由此形成。毛峰的《文明传播的秩序—中国人的智慧》05年出版，对中华文化独有的精神内核与传播方式进行了深人辨析，例如作者总结传统中国的特色之一即在制度中特设纳言之官主管审查政令，三礼之官总掌祭祀，典乐之官主管全国教育学术文化，司徒之官负责敦风化俗协调人际关系，“四官”不但负责实际事务，同时都担负着传播文化，在精神上引领民众的作用。九十年代以后大陆出版了数部中国传播史，如李敬一的《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及《中国传播史论》、周月亮的《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王醒的《中国古代传播史》、赫朴宁与陈路等合著的《中国传播史论》，尽管在侧重点上与前几部专著不尽相同，但大多史论结合，不但向读者介绍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的现象，还对它们进行了一定的总结。其中在关于传播者的身份研究方面，多能对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现象加以特别关注，例如李敬一特别指出，中国社会向来重史，史官制度完备，史官记事对于纪录和传承文化具有特别的意义;王醒亦提醒读者，中国的邮骤官员及其系统自夏商周时代即已有之，作为官方所建立的社会信息系统一直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传播者如何进行文化传播活动由其传播思想决定。就文化传播而言，先秦阶段的中国文化轴心时代辉煌灿烂，儒、道、法等诸家不但创立了诸多原创性的思想学派，亦注重强调以不同的方式把它们传播出去，或游说或著书或官方化或转向民间，于无形中开创了中国传播思想之源因而探讨这一方面的文章数量较多，较早的如陈力丹的《子的传播思想—读吴予敏 无形的网络一一从传播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 》既是对前一时期吴予敏专著内容的回应，还指出孔子思想本身即是为己存在的社会毛序赋予了合理的灵魂，使强硬的权力关系转化成自上而下合伦理顺从，即伦理权力化，中国传统社会以政治权力为核亡的结构由此而起。其它对诸子传播观的专门研究也比较多例如余晓莉认为不能简单地把道家思想理解为“愚民”，道家之“无为”是针对需索无度的统治者提出的，事实上道易提倡“爱民治国”，也从未放弃以言载道的努力，只是他们弘调语言的暖昧和模糊性，提出“行不言之教”，提醒人们非言传播的重要性，谢清果则集中探讨道家语言传播的才真意向和求美旨趣。张翅、刘亚玲仁川关于法家传播思范的评估亦有一定交集，只不过角度有所不同，张翅总结更多地关注法家自身的特点，指出法家重视“法”的大力传播和普及，而对其它文化传播活动主张实行极端的控制政策，刘亚玲则认为儒家和法家看似水火不容，但在传播思想上却有札似之处，比如都有明确的传播目的及高明的传播技巧。200年金冠军和戴元光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推思想史》古代和近代传播思想共三卷(现当代部分为一卷)体大虑周，以时代为背景勾画出中国古代传播思想发展的轮廓。 (二)传播媒介研究方面，学界查考中国文化传播活动中不同的媒介所起的作用，怎样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媒介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其对传统社会的影响。 据此，相关研究内容可以分为三个方面:1.关注承载文化信息的各种传统符号形式:例如1990年沙莲香主编的《传播学一一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世界之谜》即以相当篇幅论及中国传统的文字符号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如认为西方的字母文字纯粹是声音符号，而汉字取象为主、声形相拼，乃是音义结合的符号，因此具有超强的保存与整合文化信息的能力，几千年来汉字一脉相承从未中绝，不论任何地域而文字一直保持了同一性，造就了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广大但文化始终完整统一的局面。2.区分传承传统文化的各种物质载体: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孙旭培、王怡红、阂大洪等在两岸三地学者合作的《华夏传播论》，中全面总结了从声音到服饰、建筑等多种作为主要的传统文化载体的物质形式，例如王怡红指出中国古代的官式建筑以作为专制权力象征为己任，扮演着传播皇权至上意识形态观念的角色，古代民居的布局、朝向等特征则可以视为伦理秩序观念的具体表现。毕跃辉《论文献载体对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影响》以古代文献为研究对象，指出文献是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以文献的物质载体论中国古代常见的种类有甲骨、金石、简犊、嫌帛和纸，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的不同情况，甲骨和金石在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后一直是最主要的文献载体，简犊的使用时间介于前者至公元5世纪，缴帛则为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5世纪，而纸张自公元1世纪至今仍是文献保存和传播的最佳介质。事实上作为最早使用纸质文献的古老文明之一，纸质文献对于中国社会意义重大，而中国古代的纸质文献种类与作用亦各不相同。于翠玲的《传统媒介与典籍文化》以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特征和它存在的意义，并深人社会背景，考察不同时代和种类的典籍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所造成的影响，亦有学者探讨时事传播的纸质载体一一邸报，较早的文章包括尹韵公的系列论文《南宋都城临安的“卖朝报”与“消息子”及其他》和《明代邸报与明代历史》，徐枫的《宋代对出版传播的管理和控制》等。3.总结文化信息传递所依赖的媒介技术: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李敬一在《中国传播史论》辟专章探讨活字印刷、蔡侯纸的发明在传播技术史上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基于传播技术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纸和活字印刷技术的出现在世界传播史上都是无可置疑的重大事件。王醒亦详列从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的历史，特别是活字印刷在中国古代于毕异外尚有木活字、泥活字等技术出现，指出活字印刷的意义在于信息的批量生产而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已经部分做到，但由于社会条件所限中国古代的印刷事业一直停滞不前。 (三)内容研究以中国传统文化不同领域传播活动的内容为主，尤其是那些中国传统社会中发展充分、独具特色的领域，总体说来，内地学界对政治传播、文学传播等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较为充分的领域着力较多。 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的研究自上个世纪即已经开始，直是传播学界关注的热点。吴子敏指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领 域的传播事关君主专制政体如何运作，其中内容不外乎君临之术和臣奉之道，他和周月亮均认为封建社会高度集权的制度结构具有对于政治信息和社会舆论超强的控制能力。后来的研究者更进一步细化了对此课题的研究，例如黄鸣奋的《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专门考察中国古代社会君臣之间的讽谏传播，从讽谏传播的主体、传播手段、方式和内容进行了专门考证;陈谦的《传播学视野中的中国古代政治—“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传播观为例》则认为在历代王朝的政治实践中，由于向来是政权兴衰系于君主一人、君尊臣卑和严格控制信息传播使得“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传播观的基本表述。李晓瑞的《政治谣谚:中国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舆论形态》则发掘了历来多被视为民间文学的谣谚，指出政治谣谚具有严肃的政治内容，是民间心态和意愿的非正式表现，是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舆论形态。 在文学传播的研究方面，虽然过去对某一种文学题材的流变史研究在古代文学的学科范围内早已有之，但是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相当一批具有文学学科背景的学者开始尝试使用传播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加人了传播研究的领域，甚至有人提出建立。文学传播学”王兆鹏06年发表的《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的思考》《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即已实践了这种设想。目前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研究者主要集中分析于文本之外的促使文学作品流行的要素，例如白贵的(略论诗话传诗中的“意见领袖”现象》提出在中国古代社会传媒不发达的条件下，诗歌作品的流传范围有限，诗话作者作为评介者对于诗歌的品评往往就左右了人们对相关问题的看法;陈大康的《熊大木现象:古代通俗小说传播模式及其意义》指出人们过去往往忽略了在古代通俗小说的流传中，书商所起到的主导作用;宋莉华的《插图与明清小说的阅读及传播》明清小说评点的广告意识及其传播功能》认为古代小说特殊的包装形式—插图、评点，对于增加读者兴趣宣传通俗小说有着很好的效果;郭浩帆《清末民初小说与报刊业之关系探略》、刘永文(晚清报刊小说的传播与发展》等则指出晚清大众传媒的出现才引发了近代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转型。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现当代文学中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接受研究也渐渐多了起来，这种研究集中于传统文化对于今人的影响，例如樊星的《在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之间探索》即试图寻找当代中国作家身上的传统文化之根。 总体而言，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在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化传播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绩，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得到了共识，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自己的传播模式和特点，并深深地影响了自古及今的中国社会。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领域的研究毕竟刚刚起步，总体而言还存在着相当的不足。仅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考量，中国文化传播研究的基本框架尚未完善，在以下三个方面尤有缺憾: 1.文化传播史的史料梳理: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但中国自古至今的文化传播史料方面仍存在着相当多的空白点。尽管以往其它学科对纵向的千年文化传承史和横向的文化交流史(即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也有所关注，但是从传播学角度进行“传播”本体的考察，势必产生新的发现。 2.理论建设: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规律性总结仍然有待继续，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三种传播结构”侧，还是“政治的大一统格局下文化传播的垄断性、封闭性”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传播制度、媒介、传播方式和传播观念等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探索刚刚起步。通过比较中国的文化传播史与西方之异同，学界从中得到的理论成果必将对推进来自西方的传播学本土化有所帮助。 3.实践应用:探讨过去是为了今天与未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中国正面临着的全球化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文化冲突和竞争的时代，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播历史中所总结的经验定能促进人们对传统的认识和反思，也应该能为我们今天的文化传播事业提供特别的经验和智慧。 传播学论文:洋务派体育行为选择的文化传播学分析 论文关键词：体育史；洋务派；文化传播；解读 论文摘要：囿于文化中心主义和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洋务派选择了类似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揭示传播路径(本研究姑称“汤氏定律”)——由表及里、由易到难的“渐进式”——接受西方近代文明，即以本国文化为底蕴来消化西方近代文明的近代化之路。汤氏认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文化是文化的外层，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器物文化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差，价值变动较少，给人们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因而文化穿透力最强，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所以，反观洋务派的体育行为选择：先是了解“制器”，引入枪洋炮；继而学习“洋操”，亦即西方的军事体育，以便获得与洋枪洋炮相匹配的战术素质；近代体育从器材到观念亦紧随“洋操”之后接踵而至。可见，以“汤氏定律”为参照来解读洋务派的体育行为选择的路径，当会对中西体育文化传播现象及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有所启发。 在中国近代史上，洋务派“练兵制器”和引进“洋操”的主张与实践揭开了大规模西学东渐的序幕，中国近代化历程由此起航。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是我国学习西方加速现代化之路的30年，“同样也是新西学东渐的30年”。反思和总结这30年的辉煌成就为学界热议。故本研究拟从文化传播学视角解读中国近代化何以从“练兵制器”始，“练兵制器”为何选择西方体育。无论在近代还是在当代，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依旧，文化传播规律未变，解读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无疑有益于加深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包括体育在内的辉煌成就的认识，从而使中西体育文化交流和中国体育现代化更为理性。 1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 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被打败，国门被迫打开，列强纷至沓来，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迫使清政府通商、割地、赔款，导致了中国主权不独立、领土不完整，再加之国内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清政府统治受到冲击，危机四伏，中国面临着“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走出“内忧外患”的困境是当时国人急需解决的历史课题，洋务派顺应历史潮流，自觉地承担起这一重任。洋务派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与壮大起来的、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教育且付诸实践的清朝统治集团内的一个政治派别。洋务派虽然成分十分复杂，但是奕诉、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是主要代表，均为具有深厚传统文化根底的儒臣、学士。面对“内忧外患”的事实，洋务派认为中国应该“随局变而变革”，但“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局变，扭于目前苟安。”他们意指，祖宗走惯的老路已远远不能应付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必须探索新的出路，寻求新的对策，方能维持统治。 洋务派选择了向西方学习的自强之路，以挽救统治危机，并提出自强首先要“练兵”。洋务派总结了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洋务派选择了“外敦和好，内要自强”的策略，即对外要以信义笼络列强，与列强和好，对内要学习西方，自图振兴，以求“自强”。奕诉等上奏说“窃臣等酌议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洱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深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曾国藩提出“使彼西洋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李鸿章认为，“欲使西人长技中国皆能睹悉，然后可图自强。困”左宗堂说:“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和不师其长以制之。”洋务派所说的“西人长技”是指以“坚船利炮”武装起来的西方军队。 当处于弱势文化中的人们遭遇强势文化时，对强势文化会产生潜意识的向往。所谓强势文化，主要是指代表了更高生产力水平，能够向其他文化单向流动并产生强烈影响的文化。强势文化的传播特征主要是从高文化区向低文化区单向流动。文化本身具有流动性，它一经形成，就会与其他文化发生交流，强势文化更是如此，由于它代表了更先进的生产力水平，其外溢性就更加强烈，在文化之间的交流中，主要体现为它朝生产力水平更低的区域单向流动。用近代科技文明武装起来的“坚船利炮”相对于“弓马骑射”无疑是强势文化，在两次鸦片战争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洋务派惊羡不已，决心要训练一支与西方军队一样的新式军队。中国自古就重视军队中的体育，早在西周时就有“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体育在练兵中的作用对于饱读经书的洋务派来说，不可谓不知晓。中国传统体育已不能适应以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新军”训练的需要，李鸿章说:“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操练洋枪必须步伐整齐，号令纯一，才能达到施放有准的目的(所谓步伐整齐，就是队列、队形等方面的操练;号令纯一，即“立正”、“稍息”、“开步走”、“托枪”之类口令;所谓枪炮精良、施放有准)。洋操可助操练洋枪洋炮，于是“洋操”符合洋务派“练兵制器”的口味，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 2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的文化学解读 文化传播规律揭示，强势文化必然征服弱势文化，弱势文化必然自觉地学习和接受强势文化。鸦片战争及以后，西方文化的强势和中国文化的弱势已显现，洋务派为了“御侮图强”不得不作出学习西方近代文明走近代化之路的选择。洋务派学习西方走近代化之路有四种思维方式可选择:“中体中用”、“中体西用”、“西体西用”和“西体中用”。四种思维方式概括起来说是两条近代化道路:一是日本式的全盘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以西方近代文明为中心来融合本国文化走近代化之路;二是汤 氏定律式的渐进地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以本国文化为底蕴来消化西方近代文明走近代化之路。洋务派选择了第二条道路。任何文化的历史都可作为文化价值、文化理想及文化行为的起源。历史可帮助回答像为何采取一种而不是另一种活动方式这一类的问题。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和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制约着洋务派的文化选择行为。 第一，维护儒家“价值道统”的神圣职责要求洋务派选择第二条道路。在中国历史上早就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自成一体的根基深厚的大陆性文化，正如有些学者所说，中国在文化上是早熟的。因此，中国早就确立了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等相传所确定的、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被中国士大夫认为是无比优越的“价值道统”。正因为“价值道统”是“无比优越的”，所以士大夫们把“道统”奉为“圣教”，亘古不移，“道统”高于“法统”，因而王夫之说，“无恒器而有恒道”。并且把维护“道统”视为自身庄严而神圣的职责。为此，为了能够从不断变化的时势中吸取文化资源来维护自认为无比优越的“道统”，中国士大夫们还创造了经世致用的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作为具有中国士大夫血统的儒家知识分子，洋务派理所当然地负有维护“道统”的历史使命，李鸿章说，中国的“文物制度”远比外洋优越，不仅不应摒弃，而且“欲求驭外之术，唯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名无实”。虽然洋务派也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强势和先进性，但是，他们要坚守儒家知识分子的使命，如若选择第一条近代化之路，也就意味着丢弃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放弃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是洋务派无论如何不愿去做的。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自古就有主动学习强势文化的传统，日本曾13次派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文化，并按中国文化改造日本社会，因而有学者说，日本文化像洋葱头，每册开一片都可以看到与外来文化融合的影子，剥到最后，找不到日本文化的核。 第二，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以及由此而生的“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驱使洋务派选择第二条道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两种观念;一是把文明由内向外辐射传播视为文化扩展唯一形式的观念;二是视文化有高低、轻重、内外、优劣有别的文化中心主义观念。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催生了中国士大夫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他们认为，中国所以为中国，即在于中国有其不可企及的文化中心地位，而历史上中国文化对于周边民族文化的强势，无论是少数民族人主中原还是佛教东来最终都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同化了，更加强化了这种文化优越感，明末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曾这样评价说:“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作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相伴于文化优越感而生的是“以夏变夷”文化心理和“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在西方强势文化冲击面前，中国文化中心地位受到威胁，“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受到冲击，在此背景下，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但是学习西方的根本动机仍然是要维护中国文化的中心地位，薛福成说:“诚取西人之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张之洞也说:“泰西之器以卫中国圣贤之道”。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人没有沉重的文化中心主义包袱，很少有“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 洋务派为何选择学习西方的科技等器物文化，而不是制度文化或精神文化?我们认为原因在两个方面。 第一，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人们首先感知和理解的是文化的外层。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一个整体，由三个层面构成，最外层是器物层面，文化价值密度最疏;中间是制度层面，文化价值密度较密;最核心的是内层，是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也是文化价值最密集的一层。 当两种文化发生交融时，文化是以整体形式出现的，但是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文化是文化的外层，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当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虽然西方文化以一个整体形态大规模传人中国，但魏源首先感知到的是西方的军事，他说，西方强于中国在三个方面:“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由于国人被文化中心主义意识麻醉，陶醉在“天朝上国”美梦里，因而他的呐喊没有得到国人的认同和共鸣，变成了无声的呐喊，所以国人对西方文化认识没能进一步深人。洋务派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看到的或亲身感受到的仍然是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我们从1874年12月李鸿章的一份奏稿不难看出，李鸿章说，西方“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第二，科技等器物文化的文化阻力最小，文化穿透力最强，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在《文明经受着考验》一书中写道:“当一根运动着的文化射线被它所碰撞的外在机体的衍射成科技、宗教、政治、艺术等学科成分时，其科技成分比宗教成分易于穿透得较快和较远。……文化辐射中各种成分的穿透力通常与这一成分的文化价值成反比。在被冲击的社会机体中，不重要的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小于决定性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因为不重要的成分没对被冲击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造成那么猛烈或那么痛苦的动乱的征兆。这种对辐射性文化的最小成分作最广泛传播的自动选择，显然是文化交流运动一条不幸的规律。”大意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器物层面文化价值密度最小，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也最差，对生活在被冲击文化中的人们因价值变动较少而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因而文化抗阻能力最弱。 器物本身是中性的，只不过是由于人们在使用的过程中赋予了它们文化的意义，所以才会有价值意义，如射箭，它是一项运动项目，本身是中性的，中国人可以开展，外国人也可以开展，但是，有价值取向的人赋予它特殊目的时，射箭就有价值意义了，如孔子用它来作为“扬礼达仁”的工具，于是射箭就有了“射礼，’;军事家利用它来为战争服务，射箭就有了军事价值。然而这些价值意义是依附性的，不是科技等器物本身所固有的，因而，对人们原有价值体系冲击不大，受到的抵抗力最小，文化穿透力也最强。而制度层面文化和精神层面文化就不一样了，任何制度的产生都有一定的文化土壤，制度自身的演变过程是沿着由习俗性产权规则(文化)到多边声誉机制(规范，隐含合同)及正式的第三方实施机制的逻辑线索而展开的，也就是说制度是人们基于一定价值取向而制定的，并随人们价值取向的变动而变迁的，制度文化本身就包含价值体系，是价值体系的外化。精神层面文化之所以是文化的核心，是因为精神层面文化是价值体系的代名词，是该文化存在的根本，是该文化体系下人们安身立命之所在。如果该文化的精神层面文化发生严重危机时，这一文化的命运也就岌岌可危了。所以，由于文化价值密度细疏程度不同，在文化的三个层面中器物文化最容易穿透，其次是制度文化，最后是精神文化。 洋务派作为清王朝的臣子，有维持清王朝统治的责任。若要挽救“内外交困”的时局，再不能默守陈规，李鸿章说:“吾国墨守旧法，不适于今世，为有识者所公认。”必须承认中西方的差距，向西方学习，走西方式军事近代化之路，方能维持统治;作为儒士，有维护儒家价值道统的职责。中国文化的弱势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已显现，洋务派自觉地运用中国儒家知识分子为维护儒家价值道统所创造的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寻找“夷技”的“致用性”，补中国文化之不足，以维护儒家价值道统;作为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政治派别，有巩固和发展自己集团势力的需要。清政府视人民反抗为心腹大患，“防民甚于防夷”。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曾国藩、李鸿章等处于绝对的决策地位，满汉矛盾的历史阴影和现实，使清王朝既要借助曾、李等来维持封建统治，又要设法加以制肘，以防尾大不掉之势。曾、李等既要巩固和发展自己集团的势力，又不能突破清政府藩篱，不得不进行精心选择。所以，洋务派选择了既不违背传统又能吸收新知识的“中体西用”思想方法，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学习西方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层面的外层文化，因为这样的选择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差，价值变动较少，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文化阻力最小，文化穿透力最强，因而，既能得到清政府的支持，又维护了儒家“价值道统”的中心地位，还可减少顽固派的反对，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 “在一种文化冲突中，一旦在被冲击的社会防卫中打开一个最小的缺口，一个事件就会不屈不挠地继续引发另一事件。”文化的变动不会永远停留在器物层面，器物层面文化的变化必然继而引起制度层面文化和精神层面文化的变迁。历史的演进按照规律有序地进行着，中国近代化之路按规律安排的正常轨道由洋务时期的“练兵制器”到维新时期的“制度变革”再到五四时期的“文化观念转型”有序地展开，中国体育近代化之路也不例外。 3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的历史地位 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表面看来带有随伴性，洋操是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的，实质上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产生的必然结果。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在中国体育文化发展史上可以说是转折性的，对促进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和中国体育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体育文化功能认识的深人均发生深刻的影响。 第一、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促进了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体育文化是以身体运动为载体的文化，身体运动文化虽属外层文化，但受运动主体的价值取向支配，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传统文化重礼轻利，因而造成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向来都缺乏竞争意识，耻于竟争，形成了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型体育文化。洋务派被西方强势的军事文化所吸引，大规模引进洋操，从而开始引进西方体育文化。虽然洋务派初识西方体育文化，还不知西方体育文化究竟为何物，但西方体育文化中的重竞技、讲平等、求实效的体育理念伴随洋操的引进而传人中国，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随着“学然后知不足”(梁启超语)的深入，以西方近代文明为标杆走近代化之路的中国人由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价值层面不断认同西方体育文化，中国体育文化不断由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型向以重视生命价值、追求平等竞争为核心的竞技型体育文化转型。 第二，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开启了中国体育近代化的航程，从此建构了中国体育社会中西两种体育文化对立与融合的格局。学者汪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间题》一文中说:“自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历史反思集中于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和为什么中国未能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因此，我们认为洋务派引进“洋操”是洋务派思考中国如何实现现 代化的自觉选择。“由于积极倡导西化者经常很难考虑到本国 强大的传统结构改变的艰难程度而片面地、过分地引进以工业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尤其是没有认识到西方化背后隐藏着边缘化，这样就把对本国的西方化改造表面化、肤浅化，其实质是在西方化的同时，民族传统文化边缘化程度也在加深。”洋务派以及继往者不是融合两种体育文化，而是复制西方体育，并不断强化西方体育功能，中国体育社会民族传统体育一元结构被打破，使中国近现代体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西方近代体育与中国传统体育在相互排斥、相互吸收中并存’，的格局。以至于中国传统体育逐渐被压缩至农村，被赶出了学校，越来越被边缘化，造成了今天的人们思想深处已形成“体育就是田径、篮球、排球、足球等”的思维定势。 第三，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重拾体育在教育中的功能，揭开了近现代学校体育的序幕。虽然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中曾重视体育的教育价值，如古代教育的“六艺”有射和御，比较注重“身体的运动”在教育中的价值，但至东汉时期始，先秦时期、秦皇时期和汉初之年的尚武风格从此变成了地道的“重文轻武”，这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从此，体育从教育中隐身，仅注重体育的养生、军事、娱乐功能。虽然洋务派根据练兵自强需要有选择地引人西方的“洋操”，独注西方体育的军事价值，造成了我国近代体育的具有强烈的军事性质。但洋务派为培养洋务所需的人才，先后办了不少军事工业学堂和军事学堂，如京师同文馆、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福州船政学堂等，在这些新式学堂中，仿照西方学校课程设置，一般都设体操课，体育从此走进了近现代学校，日渐成为学校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在列强侵略和国内危机四伏的背景下，洋务派立足中国文化传统，白觉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创造了“中体西用”理论，它架起了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揭开了中国文化走向了世界和中国体育文化近代化的序幕。正是有了洋务派按照汤氏定律学习西方选择“练兵制器”的不足，才会有维新派、革命派、五四先贤们的“知不足”，才推动了中国社会及体育文化现代化的进程。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虽然是随伴性的，却揭开了中国体育史的重要一页。 传播学论文:与时俱进的广告教育——对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模式的探析 论文关键词：广告传播学，症结，创新教学 论文摘要：许多高校的广告教育与时代脱节，广告传播学教学与教育部倡导的素质教育错位。广告传播学教学存在学科不成熟、内容泛化、手段老化、师资落后等问题，所以要实施走出去、请进来，大系统、小专题，多媒体实验室等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模式。 目前，广告专业的课程设置和学科归属尚未定论，各科教学处于不断地摸索之中。面对“两难”(广告公司招人难，高校广告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广大教育界人士认识到:教育拉了广告业的后腿，广告教育必须面对市场，课程教学必须为培养目标服务。高校广告专业，课程教学改革迫在眉睫。作为广告专业的惟一基础学科，广一告传播学必须围绕市场做文章，改进传统滞后的教学模式，进行新型的富有时代特色的教学改革，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以适应广告实际操作程序的复杂性和多元化的市场要求。 一、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症结 现行的)’一告传播学教学，存在许多违背高校教育规律和广告行业市场规律的弊端，已成为培养学月创新能力的掣肘。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症结主要表现在: (一)广告传播学不是一门成熟的科学。广告传播学归属于传播学，而传播学是从国外引来的“舶来品”。如果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粗具规模的译著算起，传播学在中国也只有区区20年的历史。20年中，传播学在中国经历了“放眼看世界—引进与起步”、“投身改革潮—纸上谈兵和介人实际”、“洋为中用—中国化和本土化”三个阶段，召开了6界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1982年、1986年、1993年、1995年、1997年、1999年)，出版了一批著作(例如:居延安的(信息、沟通、传播》，邵培仁、戴元光、龚炜的《传播学原理和应用》，周晓明的《人类交流与传播》，徐耀魁的《大众传播学》，张隆栋的《大众传播学总论》，李彬的《传播学引论》，张国良的《传播学原理论》，胡止荣的《传播学总论》)，似乎蓬勃发展。但是，中国传播学者研究的主流还是引进和介绍西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还没有建立，在为我所用、自主创新方面做得不够，与传播实践之间也存在距离，尤其缺乏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即便上面提到的书籍和教材，也多以“概论”形式出现，专门研究传播学中某一重要传播理论或专论传播模式、传播研究方法的学术专著至今尚未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传播学仍处于初级建设阶段。 广告传播学源于传播学，是传播学在广告领域中的发展，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广告传播学内容及课程体系有多种解释:有的认为，广告专业仅讲授传播学理论即可，没有什么广告传播学;有的主张，广告传播学应充分结合广告学和传播学二者内容，建立自身体系;有的提倡，广告传播学以应用为主，少讲理论;有的认为，广告传播学是独立的，不应与其他学科发生任何联系。此外，广告传播学的著作较少，至今只有几种。相对于传播学教材，胡卫华编著《广告传播》(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也仅是一本小册子。可见，广告传播学离成熟学科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 (二)教学内容泛化，重理论轻操作。广告传播学没有自己的体系，往往沿用传播学的章节内容，造成知识理论的泛化，违背了知识的普遍性和个别性的辨证统一的原则。尽管传播学是实用性较强的学科，但是，中国的传播学教学则是注重介绍西方的传播理论和研究方法，忽视传播学的实用性。广告传播学与传播学教学有着共同的缺陷。教学中，较少考虑广告实际操作程序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单纯地“就理论言理论”，忽略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实践对理论的检验”唯物辨证理论，往往犯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错误。重理论轻操作的教学，往往导致学生混固吞枣的死记硬背理论，不能灵活地应用于实践，教学效果很差。 (三)教学手段老化，重课堂轻实践。在许多高校，广告专业的教学多采用课堂教学的形式。课堂教学具有可以系统地传授知识，受教育对象较多，容易量化管理等特点。但是，课堂教学往往忽视学生的个性，不能因材施教。信息时代，是个性张扬的时代。没有个性和专长的人，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也谈不上为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也很难想象，一个课堂教学口径培养出来的广告人才能够在实际操作时体现多元化的广告行业的人才特征。此外，当前广告传播学教学多采用教师拿着讲义授课，学生下面记笔记的形式，较少采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缺乏活泼的感性材料。教师辛辛苦苦地讲授，学生却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事倍功半，教学效果较差。因此，“大一统”的传统课堂教学已成为当前的广告业发展的栓桔，丰富多彩的现代化教学形式堕待提倡和实施。 (四)师资队伍落后，素质参差不齐。整体来讲，广告专业师资队伍较落后。主要缘于广告业是新兴的行业，高校广告专业非常年轻，专业归属呈多样化，广告师资多半路出家。高校广告专业，有的隶属于新闻传播学院，有的隶属于财经学院，有的隶属于艺术学院，还有的隶属于历史系、管理系等。专业归属的多样化，直接导致师资来源的多渠道。他们的学科来源大部分为:新闻学、文学、美术，少量为市场营销、心理学等相关学科。同样，广告传播学师资来源也呈多样化，有的源于新闻专业，有的源于中文专业，有的源于历史专业，有的源于管理专业，学术观念、思维视角和科研能力差别较大，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倾向也有所不同。此外，日前从事高校广告传播学教学的教师，除了个别曾到过日本、美国或在一些跨国公司中接受过国际化广告实务培训外，大部分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广告学专业教育。因此，广告传播学教师很难有效地传授时代前沿的专业知识。广告行业流行的“高校培养不出真正的广告人”、“上大学，不在于学习知识而在于熏陶”的论断，多少也显示了高校广告教学的无奈和滞后。 二、创新教学改革措施 加人wto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人高效快速发展时期。中国)一告业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正朝着全球化和本土化两个方向一匕速发展。而高校培养的广告人才与市场需求错位，广告教育与时代脱节，教育改革到了一个难以回避的关节。面对广告教学的种种弊端，高校广告传播学改革也势在必行。 (一)教学理念改革:观念教学。高校广告传播学教学从单纯地传授知识应转变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包涵可持续创新和白主创新两层含义，是广告人才不可缺少的能力。 1.创新能力的培养〔1)从培养学生的怀疑意识着手，鼓励学生多角度、多层次、s_体复合的发现和解决问题，时刻提醒学生各门科学和权威都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2)传授学生创新思维的基本理论。创新思维的运行过程，就是“化无穷为有穷”。具体来说:创新思维就是思维过程中首创或独创地选取对象，抽象、舍象对象的属性，动态截取对象时空。(3)让学生充分认识到创新思维的结果往往是“似是而非的”。创新思维的结果为概念、学说、观念、对策等，这些结果是头脑中的东西，与客观现实有一定的距离。它们并非纯粹客观，也达不到彻底全面，其本质和主流也不是惟一不变的。创新思维结果的“似是而非性”往往缘于思维观念的一般性、科学的非纯粹客观性、理论难觅“彻底客观”、本质和主流的凸现等。本质和主流是多方面的，不应停留在现有的本质和主流的表象上，要进一步挖掘新的木质和主流，创新随之而来。 2，努力建立学生思维的多种创新视角。创新视角，是用不同寻常的视角观察寻常的事物，使事物显示出某些不寻常的性质。广告传播过程中，要求视角变化。单一视角泛化，产生不同寻常的创意。创新视角一般有几种相对类型:发散与收敛、求同与寻异、肯定与否定、顺向与逆向、自我与非我、有序与无序等。 3.要消除妨碍创新思维的惯常定势。思维定势是特定思维框架，受实践目的、知识储备、价值标准的影响，往往新定势的形成慢，而旧定势的消亡难。尽管思维定势有利于处理惯常、照例的事物。但是，当事物变化时，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往往束缚创新思维的开展。思维定势，包括一般权威定势、从众定势、唯经验定势、唯书本定势、非理性定势。 4广告传播学教学中，创新思维观念的培养主耍有两个目的:(1)为培养具有再生能力的全息广告人才着想。广告业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的行业。广告策划、广告创意是瞬间万变，日新月异的。因此，全息广告人才必须有独特思维视角和首创思维成果。(2)为透彻理解和把握广告传播理论孕育力量。一告传播学是发展、开放的学科，其理论有待进一步的开发和挖掘。创新思维的建立为透彻理解和把握广告传播学理论提供了资本和财富。 (二)教学模式改革:走出去，请进来。“走出去”包含两层含义:1.教师走出去。教师大多局限于学校，对社会各方面的理解往往是理想化和学究化，较少全方位的把握社会。广告传播学是一门实用性较强的学科，广告传播实践是复杂、多变的。因此，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很容易造成“就理论讲理论”，脱离实践。教师走出去，走进火热的广告行业，走到缤纷的媒介实践中，获取宝贵的实践经验。教学中，才能将理论和实践杂揉到一起，讲得生动，学生学得有趣。但是，现实生活中，广告传播学教师很少出去实践。主要缘于两个方面;(1)目前的广告学系师资缺少，广告传播学专职教师很少。即使有专职教师，也往往兼授其他课程。这种情况下，广一告传播学的教师一年两个学期授课，不能抽出时间外出实践。(2)高校往往侧重于传统的重点学科建设，树立名牌战略。而广告专业是新兴专业，各方面力量薄弱，难以受到学校重视。广告专业的教师外出学习和实践基本卜不一予以批准。.这样，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只能低层次重复，教师疲惫于繁重的课堂教学，教学质量每况愈下，培养的1、一告学生自然不能适应广告行业的发展。 2.学生走出去。学生走出课堂、走出学校，投身于真枪实弹的广告实践。(1)广告专业必须建立高规格的实习基地，为学生实践提供条件。高校广告专业应利用人才优势、科研优势、技术优势、学科优势，加强与名牌广告公司和媒介联系，作到校企联合、系企联合，优势互补，充分利用。学生有了实践经验，学习有的放矢，针对性更强。同时，学生对教师的要求更高，也能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2)学生应有实践的意识。很多学生存在惰性和依赖性，安于现状，不敢走向社会。教师必须灌输实践的重要性以及“走出去”的好处。教师也要鞭答学生，锻炼他们的“野外”生存的能力。(3)学生“走出去”，选择的广告媒介应是多层次、多品种的。既可以选择电视台、电台、网络媒介，也可以选择报社、期刊、出版社;既可以尝试党刊，也可以尝试商报;既可以尝试综合频道，也可以尝试专业频道……多方面的亲密接触，往往造就学生丰富的感性知识、旺盛的求知欲望和科学的学习方法。 3.请进来，指聘请在广告传播方面有特长的人才到课堂传授知识。这些人主要指媒体经营人员、广告公司精英、高校广告传播学知名学者。媒体经营人员、广告公司精英大多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了解广告传播的现状，把握广告市场的走向。他们的讲授往往生动活泼，具有实用性和引导性。高校广告传播学知名学者，了解广告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现状，引导广告业的健康发展方向。他们的授课，往往具有启迪性和先导性。二者的结合，既可以缓解本校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狭隘，也可以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更主要的是，将课堂教学与当前的广告业发展情况结合起来，使广告传播学的教学走在时代的前列，解决了广告教育的滞后问题。 (三)教学内容改革:大系统，小专题。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内容不能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内容，也不能脱离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应立足于广告专业，开创新的体系。1.讲授传播学的主要内容，即大系统。传播学包括传播史、传播业务和传播理论，即“史”、“术”、“论”三部分。针对广告专业实践性强的特点，广告传播学教学内容的“大系统”应侧重于传播理沦和传播业务两部分。传播理论主要讲授“传者研究”、“内容分析”、“媒介研究”、“受众分析”和“效果研究”五部分:传播业务是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一些实务问题，诸如传者社会影响、内容的窄广、媒介经营、受众的文化品位等。传播业务应杂揉到传播理论中。这样，既有理论的传授，又有经验的分析，广告传播学的“大系统”讲授往往产生良好教学效果。 2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内容应体现广告专业的特色，开设专题讲授。“大系统”体现传播学内容的完整性，“小专题”表现出专业特性。专题与“大系统”内容是同步的。同时，专题为了深化内容，将传播学的“一般”与广告的“特殊”相结合。讲授过“传播内容”，笔者尝试开设了专题，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笔者讲授“传者研究”、“控制分析”时，开设了“广告传播的导向研究”专题，学生反响很好。“广告传播的导向研究”专题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广告传播过程中，“星”、“性”、“腥”、“洋”等内容泛滥，影响广告业的健康发展;广告传播的社会化功能(向公众传播有关的价值观念、生活理念，倡导一定的行为准则和行为习惯，影响和改变社会生活方式等);广告传播倡导的导向，包括文化导向、价值导向、消费导向及政治导向等;广告传播任何坚持健康导向。这样，讲授内容“博”和“专”结合，学生乐于接受，教学效果自然提高。 3教学手段多样化也是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的重点。广告传播学教学中，我们不应完全摒弃传统的教学手段，而应扬长避短，汲取传统课堂教学的优点。同时，更应充分利用新时期的科技成果，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增强知识传授的科学性、娱乐性、实践性和有效性。制作教学课件，采用多媒体教学，枯燥的理论往往变得有趣生动。建立广告传播学实验室，有利于对广告信息传播进行定量研究，尤其对传播效果、受众反馈研究及学生动手实践能力都是大有裨益的。广告传播学实验室实验中，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一目了然，个案研究更加客观、科学。利用广告传播学实验室进行教学，不仅具有较强的直观性和实践性，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传播学论文:关于文化传播学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电视节目形态探析 论文摘要：本文从当代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面临的困境入手，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置于电视传播的理论语境中考察，分析了其在现代社会中电视传播价值。按照其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从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四种类别，并从优化传播效果角度就四种类别提出了各自适宜的电视节目形态。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节目形态 文化传播是文化从一个系统影响另外一个系统的活动，其实质是文化价值的传播。在体育文化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整体发展与传承面临危机，而这种危机与电视传播的缺少不无关系。目前就电视对我国传统体育的传播的研究成果甚少，本文试对电视传播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节目形态作一探析。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价值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社会价值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值得电视珍视的社会价值在于其在全民健身、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方面的功能。文明的基本动力来自于社会基层。自古以来，中国传统体育都在民间自由自在地生长，天然地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连。“体育的本质功能与核心内容就是健身。体育所表现出来的强身健体的基本特征以及对身心的自我培育、锻炼和养护过程，无不包含着健身的客观规律。” 在当下制约中国全民健身活动开展的体育场地、设施短缺问题短时期难以解决的情况下，中国传统体育相对于西方现代体育而言对场地、器材要求不高，花钱不多，在各族人民群众中具悠久历史与深厚基础。汉族地区的秧歌、腰鼓、太极拳、木兰扇等，少数民族地区的霸王鞭、跳竹竿、民族摔跤等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已超越民族，为更多的群众所喜爱。根据一项对粤、湘、桂、黔、滇少数民族参加体育运动的调查显示，2000年5省区少数民族16岁以上城镇居民仅有48．5％参加过不同程度的体育活动。少数民族居民所参加的休闲体育运动大部分为静态的棋牌。对于广大农村以及沙漠、山地、丘陵等地形复杂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现代体育缺少可行性，所以因地制宜地发展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方便易行，而且可以与民俗、文化、艺术有机结合，缩小我国群众体育发展差距。 近年来，中老年人口在我国体育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中老年人普遍对运动量大、技术要求高、对抗激烈的西方现代体育项目兴趣不高，而更偏爱节奏舒缓、刚柔相济、群体参与、缓解寂寞、延年益寿的各种传统体育项目。有关资料表明，我国群众体育锻炼中80％的内容是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强身健体功能所吸引。2006年，河北邯郸市为了纪念简化太极拳推广50周年，举办了“国际太极拳交流大会”，共有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44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余名太极拳界人士汇聚邯郸，进行太极拳交流、比赛和联谊活动。“中国功夫”在欧洲的影响近年来剧增，据德国联邦多元文化局的数据统计，目前在欧洲学习中国功夫的学员近100万人。各种中国武术、气功和太极拳的协会层出不穷，仅德国就有500多个。正如北京体育大学教授任海接受笔者访谈时所讲，对于电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一座巫待开掘的“富矿”而非“平矿”。 (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经济价值 传媒经济学认为，大众媒介的经济效益主要来源于媒介产品的销售以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等支撑的广告收人以及衍生品销售收人。从调查来看，西方竞技体育的受众群主要为青年男性，而中国传统体育的主要受众群为中老年群体，还有大量的青年潜在受众。在当今健康文化、生命文化的时代特征之下，这个受众群无疑更为庞大。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促进健康、群体参与、大众娱乐的功能对于中老年群体有很强的吸引力。按照“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法则，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国外具有相当广阔的潜在市场。如果策划得当、传播得法，其电视传播不仅会带来巨大的广告收人，而且会通过面向国外的电视产品与衍生品的多级销售为电视创造良好的经济价值。在访谈中，研究舞龙舞狮的卫志强教授和研究体育新闻传播的郝勤教授都认为，在消费主义的时代大背景下，一定要研究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能为电视创造的经济价值，否则要求电视关注便是一种奢望。据《光明日报》报道，2005年8月至2006年1月，作为中国功夫(武术)首次与现代舞、芭蕾、杂技等艺术完美结合的《功夫传奇》在国际演艺市场上演出150场，观众1l万人次，总收入300万美元。在民族地区，一些民族将自己的民族体育文化与风情旅游结合在一起，通过举办民族特色鲜明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探索出一条传统体育产业发展的新路。如贵州的“国际芦笙节”上表演的苗族、侗族特有的斗牛等体育活动，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中外游客和省市电视台记者。每年除了地方电视台全程转播外，还会吸引日本、韩国等国外电视台前来报道。然而，相当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却因为政府缺乏策划、广告文化传播公司参与不够，电视等大众媒介传播缺席，没有产生太大的经济收益。如青海土族每年都举办的历时数月的号称世界上最长的民族狂欢节“纳顿节”等便不太受电视关注。 二、电视传播视阑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 按照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由强至弱，笔者从文化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为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和已经消亡与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一)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 竞技表演类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指经过种种实践与改革，逐渐与西方体育模式近似的竞技表演类体育文化项目，其除了竞技性外，多数融体育和艺术于一体，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性，并充分体现了本民族的特色。 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的表演项目多达149种，其竞技性强、表演价值高，特别适合电视传播。项目主要包括武术套路与散手、舞龙舞狮以及巧种竞赛项目(花炮、珍珠球、木球、墩球、毽球、陀螺、龙舟、秋千、射弩、押加、高脚竞速、板鞋竞速、武术、民族式摔跤、马术)和藏族马术表演、蒙古族马术表演等。这些项目具备比较完善的竞赛规则，符合电视动态阐释、立体审美、凸现过程、追求悬念的媒介特性。 (二)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 健身娱乐类体育文化是指本身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旺盛的生命力，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广泛基础，健身、健心、娱乐、益群等功能突出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通常与民俗与传统节日文化融为一体，具有较强的广场文化与庆典文化特色。这些项目部分是在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中普遍开展的，具有普适性的文化特点;部分是在特定的民族之内开展的，其民族文化特色较浓。前者如拔河、放风筝、斗鸡、扭秧歌、荡秋千、跳绳、跳皮筋、踢毽子、抖空竹、中蟠、健身武术、太极拳、舞龙舞狮、大众健身操等;后者如瑶族的“跳八音”，蒙古族的打布鲁，苗族的爬竿，黎族、苗族和京族的跳竹竿，羌族等少数民族的推杆等。其中许多项目是在民族传统体育节日里集中举行，如内蒙古的“那达慕”节日大会、高山族的拔河节、汉族元宵节的舞龙舞狮、朝鲜族秋夕节举行的摔跤、荡秋千、跳板，侗族“芦笙会”节日里举行的“芦笙踩堂”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虽然不及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那样适合电视传播特点，但由于其在全民健身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积极作用，而且在民间具备相当的受众基础，电视应该大力传播与推广。 (三)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 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最能体现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重文轻武、修身养性、身心一元、主静尚柔、中庸和谐的整体文化特性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其竞技性弱、益智性与养生性强，肢体动作舒缓，强调以意驭气，以精神肉体的合一观为指导，强调“身心合一”，也强调“生命在于运动”的重要，在运动量上追求无过而无不及的中庸适中性，受中国儒家、道家、玄学等文化影响较深。典型的文化项目有围棋、象棋、木兰扇、五禽戏、八段锦、易筋经、大雁功、五行掌、金刚气功、鹤翔庄气功、五田运气法、武当龟息功、少林达摩气功、站桩功等。这一类型的传统体育文化因整体主静少动，与电视媒介动态阐释、声画结合、强调动感、立体审美等特性有相悖之处。但由于其在后现代生命文化、保健文化、智力教育等时代背景下的存在价值，按照“使用与满足理论”，在国内外中老年人群中具有大量的目标受众与潜在受众，同样不能被电视所忽视。为了优化传播效果，需要对此类体育文化的电视传播形态按照市场规律与受众需求进行探索创新。 (四)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那些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已经消亡或丧失活力、处在濒危状态，对现代民众没有多少吸引力，却是民族风俗、民族心理、民族伦理、民族宗教等文化的载体，具有历史保护与学术研究价值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其中已经消亡的被一些学者称为“化石型”传统体育文化。如已经消亡的传统体育项目马球、十五柱球、跳鞠、木射、击壤以及投壶等。而濒危类是指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自我更新的生命力薄弱，相对其起源，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内容和形式上无明显改变，大多数保留有较多的早期原始风貌，往往依附宗教祭祀或封建遗俗中，处在原始文化的混沌状态下，封建迷信色彩浓厚。如迄今仍在一些少数民族中存在的宗教舞蹈、祭祀性体育活动等。 三、不同类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节目形态的策划与探索 “电视节目的形态和影响力，成为电视体育传播的‘主流媒介’表达的两个向度。”中国传统体育项目种类繁多、文化特色各异、群体参与性强，是人民群众节日中的主要活动内容。优化传播效果的关键是按照适合各自体育文化特点的电视节目形态进行针对性传播。 (一)竞技表演类 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适合电视传媒特性，新增量传播。其中竞争激烈、动感强、节奏感强的传统竞技项目(如散打、蒙古摔跤、技击武术等)，与现代西方体育文化接近，可通过赛事直播、录播、电视体育新闻等节目形态传播;观赏类、表演性强的艺术体育项目应充分利用电视的视觉效果，以体育文艺活动，体育庆典活动直播、录播，体育人文纪录片，后期加工的艺术专题片，电视体育杂志栏目等进行体育结合文化的传播。栏目采用“体育新闻”、“媒体扫描”、“减肥纪实”、“体育彩票”和“今日心情”5个版块构成，集资讯、服务、参与、娱乐于一体，.收视率很高。竞技表演类的传统体育文化可以采用“赛事”、“人物访谈”、“故事”、“项目历史文化”、“练习技巧”等子栏目结合的电视体育杂志来传播。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的崔乐泉教授认为，应该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适合电视传播的部分开始，分类、分批、分特点、按步骤进行传播。先传播竞技性强、观赏性强的项目，然后带动其他项目及文化的传播。 (二)健身娱乐类 按照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秧歌、秋千、跳绳、踢毽子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是融运动与文化于一体，身体与精神共同释放、解放的狂欢体育。电视介人传播时，可以采用广场直播或录播形式、强化节目的群众参与性。也可以借鉴“电视真人秀”的节目形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比赛。对于秧歌、舞龙舞狮、龙舟竞渡等具有广泛民间基础的休闲娱乐、节日庆典体育文化，应以纪录片、旅游风光片、专题片或比赛类“真人秀”节目进行传播。2007年出现了许多格调高雅、健康娱乐、收视率较高的此类节目，如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奥运舵手、火炬手选拔”和“脚斗士”。这些都是策划健身娱乐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电视真人秀节目值得借鉴的范本。 (三)益智养生类 由于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以静态为主，与电视媒介的视听特性有一些相悖。所以电视在对此类传统体育的传播量上要控制，并且应积极策划效果明显的节目形式，以电视的“动”改良项目的“静”，巩固目标受众、争取潜在受众，变“窄播”为“广播”。以围棋传播为例，中央电视台对围棋不可谓不重视，但效果不佳的重要原由即节目形式太过单一。“围棋被电视传媒逐渐忽略与电视节目的贫乏不无关系。简简单单的新闻报道，千人一面的电视采访，难见新意的大盘讲解，电视在画面冲击、图像再现的优势被大大降低。”对棋类项目的电视传播，除了强化比赛时解说员讲解的娱乐生动性以外，也可从项目的历史与文化价值、教育意义角度，制作文化专题片进行传播。太极传播可适当融人娱乐元素，在不损害太极文化本体的前提下，可适当采用故事、人物、悬念、细节的大众传播文本。 但目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纪录片的拍摄范围和题材仍较为局限，不够全面和均衡，主要集中于武术文化领域，缺乏内容的综合性与历史文化的深度感，对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内涵挖掘不深。 (四)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要借助电视传媒挖掘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进行抢救性保护 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有些是因为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而被淘汰或面临淘汰。但有些并不是因为其本身丧失了生命力、而是由于其局限于宫廷或不被当时的统治阶层重视，没有在民间传播发展开来等其他原因而消亡的，如我国唐代盛行于宫廷的马球。但马球近年来在西北地区文化旅游产业中成为重要的文化标志而被成功利用，展现了这类体育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 对于此类传统体育项目，体育文化界和电视传媒界都应进行系统的梳理。对于濒临消亡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也要研究其电视传播的价值，“对那些依然附着在民风民俗中的体育活动，对那些活动方式有着较大的随意性，缺乏有机联系与规则而稳定性差的民间游戏进行整理、提炼，完善其规则，促使其从民风民俗或生产生活中逐步分离出来，走上系统、稳定、独立的发展道路，经过专家和民间艺术家的润色和改良，充分表现其民族特色，使之逐渐成为本民族的一个象征;而对那些发展比较成熟的练功或健身手段，有待进行综合研究，克服其神秘化倾向，使其大众化、通俗化，缩短其由“潜”到‘显”的过程。”笔者以为，电视传媒对此类传统体育文化传播可借鉴美国“国家地理频道”、"discove可’频道等的运营与传播经验，以“民间文化旅游”节目、“探索发现”纪录片等进行传播，此外，对于这类传统体育文化，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应借鉴音乐频道的“民间音乐电视采风”，策划、制作、播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电视采风”系列节目进行传承。当然，这些节目在传播初期应该首先以社会效益为主而不能过度强调经济效益。 总之，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凝结着各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承载着各民族的文化血脉，是维系民族心理认同和社会团结的重要精神纽带。因此，深挖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电视节目形态具有凝聚社会、融和情感、增强人民群众体质、构筑和谐的重要功能。 传播学论文:洋务派体育行为选择的文化传播学分析 论文关键词：体育史；洋务派；文化传播；解读 论文摘要：囿于文化中心主义和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洋务派选择了类似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揭示传播路径(本研究姑称“汤氏定律”)——由表及里、由易到难的“渐进式”——接受西方近代文明，即以本国文化为底蕴来消化西方近代文明的近代化之路。汤氏认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文化是文化的外层，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器物文化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差，价值变动较少，给人们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因而文化穿透力最强，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所以，反观洋务派的体育行为选择：先是了解“制器”，引入枪洋炮；继而学习“洋操”，亦即西方的军事体育，以便获得与洋枪洋炮相匹配的战术素质；近代体育从器材到观念亦紧随“洋操”之后接踵而至。可见，以“汤氏定律”为参照来解读洋务派的体育行为选择的路径，当会对中西体育文化传播现象及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有所启发。 在中国近代史上，洋务派“练兵制器”和引进“洋操”的主张与实践揭开了大规模西学东渐的序幕，中国近代化历程由此起航。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是我国学习西方加速现代化之路的30年，“同样也是新西学东渐的30年”。反思和总结这30年的辉煌成就为学界热议。故本研究拟从文化传播学视角解读中国近代化何以从“练兵制器”始，“练兵制器”为何选择西方体育。无论在近代还是在当代，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依旧，文化传播规律未变，解读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无疑有益于加深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包括体育在内的辉煌成就的认识，从而使中西体育文化交流和中国体育现代化更为理性。 1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 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被打败，国门被迫打开，列强纷至沓来，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迫使清政府通商、割地、赔款，导致了中国主权不独立、领土不完整，再加之国内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清政府统治受到冲击，危机四伏，中国面临着“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走出“内忧外患”的困境是当时国人急需解决的历史课题，洋务派顺应历史潮流，自觉地承担起这一重任。洋务派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与壮大起来的、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教育且付诸实践的清朝统治集团内的一个政治派别。洋务派虽然成分十分复杂，但是奕诉、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是主要代表，均为具有深厚传统文化根底的儒臣、学士。面对“内忧外患”的事实，洋务派认为中国应该“随局变而变革”，但“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局变，扭于目前苟安。”他们意指，祖宗走惯的老路已远远不能应付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必须探索新的出路，寻求新的对策，方能维持统治。 洋务派选择了向西方学习的自强之路，以挽救统治危机，并提出自强首先要“练兵”。洋务派总结了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洋务派选择了“外敦和好，内要自强”的策略，即对外要以信义笼络列强，与列强和好，对内要学习西方，自图振兴，以求“自强”。奕诉等上奏说“窃臣等酌议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洱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深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曾国藩提出“使彼西洋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李鸿章认为，“欲使西人长技中国皆能睹悉，然后可图自强。困”左宗堂说:“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和不师其长以制之。”洋务派所说的“西人长技”是指以“坚船利炮”武装起来的西方军队。 当处于弱势文化中的人们遭遇强势文化时，对强势文化会产生潜意识的向往。所谓强势文化，主要是指代表了更高生产力水平，能够向其他文化单向流动并产生强烈影响的文化。强势文化的传播特征主要是从高文化区向低文化区单向流动。文化本身具有流动性，它一经形成，就会与其他文化发生交流，强势文化更是如此，由于它代表了更先进的生产力水平，其外溢性就更加强烈，在文化之间的交流中，主要体现为它朝生产力水平更低的区域单向流动。用近代科技文明武装起来的“坚船利炮”相对于“弓马骑射”无疑是强势文化，在两次鸦片战争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洋务派惊羡不已，决心要训练一支与西方军队一样的新式军队。中国自古就重视军队中的体育，早在西周时就有“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体育在练兵中的作用对于饱读经书的洋务派来说，不可谓不知晓。中国传统体育已不能适应以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新军”训练的需要，李鸿章说:“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操练洋枪必须步伐整齐，号令纯一，才能达到施放有准的目的(所谓步伐整齐，就是队列、队形等方面的操练;号令纯一，即“立正”、“稍息”、“开步走”、“托枪”之类口令;所谓枪炮精良、施放有准)。洋操可助操练洋枪洋炮，于是“洋操”符合洋务派“练兵制器”的口味，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 2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的文化学解读 文化传播规律揭示，强势文化必然征服弱势文化，弱势文化必然自觉地学习和接受强势文化。鸦片战争及以后，西方文化的强势和中国文化的弱势已显现，洋务派为了“御侮图强”不得不作出学习西方近代文明走近代化之路的选择。洋务派学习西方走近代化之路有四种思维方式可选择:“中体中用”、“中体西用”、“西体西用”和“西体中用”。四种思维方式概括起来说是两条近代化道路:一是日本式的全盘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以西方近代文明为中心来融合本国文化走近代化之路;二是汤 氏定律式的渐进地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以本国文化为底蕴来消化西方近代文明走近代化之路。洋务派选择了第二条道路。任何文化的历史都可作为文化价值、文化理想及文化行为的起源。历史可帮助回答像为何采取一种而不是另一种活动方式这一类的问题。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和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制约着洋务派的文化选择行为。 第一，维护儒家“价值道统”的神圣职责要求洋务派选择第二条道路。在中国历史上早就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自成一体的根基深厚的大陆性文化，正如有些学者所说，中国在文化上是早熟的。因此，中国早就确立了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等相传所确定的、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被中国士大夫认为是无比优越的“价值道统”。正因为“价值道统”是“无比优越的”，所以士大夫们把“道统”奉为“圣教”，亘古不移，“道统”高于“法统”，因而王夫之说，“无恒器而有恒道”。并且把维护“道统”视为自身庄严而神圣的职责。为此，为了能够从不断变化的时势中吸取文化资源来维护自认为无比优越的“道统”，中国士大夫们还创造了经世致用的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作为具有中国士大夫血统的儒家知识分子，洋务派理所当然地负有维护“道统”的历史使命，李鸿章说，中国的“文物制度”远比外洋优越，不仅不应摒弃，而且“欲求驭外之术，唯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名无实”。虽然洋务派也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强势和先进性，但是，他们要坚守儒家知识分子的使命，如若选择第一条近代化之路，也就意味着丢弃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放弃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是洋务派无论如何不愿去做的。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自古就有主动学习强势文化的传统，日本曾13次派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文化，并按中国文化改造日本社会，因而有学者说，日本文化像洋葱头，每册开一片都可以看到与外来文化融合的影子，剥到最后，找不到日本文化的核。 第二，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以及由此而生的“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驱使洋务派选择第二条道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两种观念;一是把文明由内向外辐射传播视为文化扩展唯一形式的观念;二是视文化有高低、轻重、内外、优劣有别的文化中心主义观念。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催生了中国士大夫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他们认为，中国所以为中国，即在于中国有其不可企及的文化中心地位，而历史上中国文化对于周边民族文化的强势，无论是少数民族人主中原还是佛教东来最终都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同化了，更加强化了这种文化优越感，明末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曾这样评价说:“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作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相伴于文化优越感而生的是“以夏变夷”文化心理和“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在西方强势文化冲击面前，中国文化中心地位受到威胁，“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受到冲击，在此背景下，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但是学习西方的根本动机仍然是要维护中国文化的中心地位，薛福成说:“诚取西人之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张之洞也说:“泰西之器以卫中国圣贤之道”。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人没有沉重的文化中心主义包袱，很少有“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 洋务派为何选择学习西方的科技等器物文化，而不是制度文化或精神文化?我们认为原因在两个方面。 第一，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人们首先感知和理解的是文化的外层。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一个整体，由三个层面构成，最外层是器物层面，文化价值密度最疏;中间是制度层面，文化价值密度较密;最核心的是内层，是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也是文化价值最密集的一层。 当两种文化发生交融时，文化是以整体形式出现的，但是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文化是文化的外层，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当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虽然西方文化以一个整体形态大规模传人中国，但魏源首先感知到的是西方的军事，他说，西方强于中国在三个方面:“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由于国人被文化中心主义意识麻醉，陶醉在“天朝上国”美梦里，因而他的呐喊没有得到国人的认同和共鸣，变成了无声的呐喊，所以国人对西方文化认识没能进一步深人。洋务派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看到的或亲身感受到的仍然是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我们从1874年12月李鸿章的一份奏稿不难看出，李鸿章说，西方“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第二，科技等器物文化的文化阻力最小，文化穿透力最强，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在《文明经受着考验》一书中写道:“当一根运动着的文化射线被它所碰撞的外在机体的衍射成科技、宗教、政治、艺术等学科成分时，其科技成分比宗教成分易于穿透得较快和较远。……文化辐射中各种成分的穿透力通常与这一成分的文化价值成反比。在被冲击的社会机体中，不重要的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小于决定性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因为不重要的成分没对被冲击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造成那么猛烈或那么痛苦的动乱的征兆。这种对辐射性文化的最小成分作最广泛传播的自动选择，显然是文化交流运动一条不幸的规律。”大意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器物层面文化价值密度最小，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也最差，对生活在被冲击文化中的人们因价值变动较少而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因而文化抗阻能力最弱。 器物本身是中性的，只不过是由于人们在使用的过程中赋予了它们文化的意义，所以才会有价值意义，如射箭，它是一项运动项目，本身是中性的，中国人可以开展，外国人也可以开展，但是，有价值取向的人赋予它特殊目的时，射箭就有价值意义了，如孔子用它来作为“扬礼达仁”的工具，于是射箭就有了“射礼，’;军事家利用它来为战争服务，射箭就有了军事价值。然而这些价值意义是依附性的，不是科技等器物本身所固有的，因而，对人们原有价值体系冲击不大，受到的抵抗力最小，文化穿透力也最强。而制度层面文化和精神层面文化就不一样了，任何制度的产生都有一定的文化土壤，制度自身的演变过程是沿着由习俗性产权规则(文化)到多边声誉机制(规范，隐含合同)及正式的第三方实施机制的逻辑线索而展开的，也就是说制度是人们基于一定价值取向而制定的，并随人们价值取向的变动而变迁的，制度文化本身就包含价值体系，是价值体系的外化。精神层面文化之所以是文化的核心，是因为精神层面文化是价值体系的代名词，是该文化存在的根本，是该文化体系下人们安身立命之所在。如果该文化的精神层面文化发生严重危机时，这一文化的命运也就岌岌可危了。所以，由于文化价值密度细疏程度不同，在文化的三个层面中器物文化最容易穿透，其次是制度文化，最后是精神文化。 洋务派作为清王朝的臣子，有维持清王朝统治的责任。若要挽救“内外交困”的时局，再不能默守陈规，李鸿章说:“吾国墨守旧法，不适于今世，为有识者所公认。”必须承认中西方的差距，向西方学习，走西方式军事近代化之路，方能维持统治;作为儒士，有维护儒家价值道统的职责。中国文化的弱势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已显现，洋务派自觉地运用中国儒家知识分子为维护儒家价值道统所创造的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寻找“夷技”的“致用性”，补中国文化之不足，以维护儒家价值道统;作为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政治派别，有巩固和发展自己集团势力的需要。清政府视人民反抗为心腹大患，“防民甚于防夷”。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曾国藩、李鸿章等处于绝对的决策地位，满汉矛盾的历史阴影和现实，使清王朝既要借助曾、李等来维持封建统治，又要设法加以制肘，以防尾大不掉之势。曾、李等既要巩固和发展自己集团的势力，又不能突破清政府藩篱，不得不进行精心选择。所以，洋务派选择了既不违背传统又能吸收新知识的“中体西用”思想方法，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学习西方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层面的外层文化，因为这样的选择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差，价值变动较少，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文化阻力最小，文化穿透力最强，因而，既能得到清政府的支持，又维护了儒家“价值道统”的中心地位，还可减少顽固派的反对，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 “在一种文化冲突中，一旦在被冲击的社会防卫中打开一个最小的缺口，一个事件就会不屈不挠地继续引发另一事件。”文化的变动不会永远停留在器物层面，器物层面文化的变化必然继而引起制度层面文化和精神层面文化的变迁。历史的演进按照规律有序地进行着，中国近代化之路按规律安排的正常轨道由洋务时期的“练兵制器”到维新时期的“制度变革”再到五四时期的“文化观念转型”有序地展开，中国体育近代化之路也不例外。 3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的历史地位 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表面看来带有随伴性，洋操是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的，实质上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产生的必然结果。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在中国体育文化发展史上可以说是转折性的，对促进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和中国体育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体育文化功能认识的深人均发生深刻的影响。 第一、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促进了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体育文化是以身体运动为载体的文化，身体运动文化虽属外层文化，但受运动主体的价值取向支配，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传统文化重礼轻利，因而造成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向来都缺乏竞争意识，耻于竟争，形成了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型体育文化。洋务派被西方强势的军事文化所吸引，大规模引进洋操，从而开始引进西方体育文化。虽然洋务派初识西方体育文化，还不知西方体育文化究竟为何物，但西方体育文化中的重竞技、讲平等、求实效的体育理念伴随洋操的引进而传人中国，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随着“学然后知不足”(梁启超语)的深入，以西方近代文明为标杆走近代化之路的中国人由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价值层面不断认同西方体育文化，中国体育文化不断由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型向以重视生命价值、追求平等竞争为核心的竞技型体育文化转型。 第二，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开启了中国体育近代化的航程，从此建构了中国体育社会中西两种体育文化对立与融合的格局。学者汪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间题》一文中说:“自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历史反思集中于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和为什么中国未能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因此，我们认为洋务派引进“洋操”是洋务派思考中国如何实现现 代化的自觉选择。“由于积极倡导西化者经常很难考虑到本国 强大的传统结构改变的艰难程度而片面地、过分地引进以工业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尤其是没有认识到西方化背后隐藏着边缘化，这样就把对本国的西方化改造表面化、肤浅化，其实质是在西方化的同时，民族传统文化边缘化程度也在加深。”洋务派以及继往者不是融合两种体育文化，而是复制西方体育，并不断强化西方体育功能，中国体育社会民族传统体育一元结构被打破，使中国近现代体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西方近代体育与中国传统体育在相互排斥、相互吸收中并存’，的格局。以至于中国传统体育逐渐被压缩至农村，被赶出了学校，越来越被边缘化，造成了今天的人们思想深处已形成“体育就是田径、篮球、排球、足球等”的思维定势。 第三，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重拾体育在教育中的功能，揭开了近现代学校体育的序幕。虽然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中曾重视体育的教育价值，如古代教育的“六艺”有射和御，比较注重“身体的运动”在教育中的价值，但至东汉时期始，先秦时期、秦皇时期和汉初之年的尚武风格从此变成了地道的“重文轻武”，这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从此，体育从教育中隐身，仅注重体育的养生、军事、娱乐功能。虽然洋务派根据练兵自强需要有选择地引人西方的“洋操”，独注西方体育的军事价值，造成了我国近代体育的具有强烈的军事性质。但洋务派为培养洋务所需的人才，先后办了不少军事工业学堂和军事学堂，如京师同文馆、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福州船政学堂等，在这些新式学堂中，仿照西方学校课程设置，一般都设体操课，体育从此走进了近现代学校，日渐成为学校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在列强侵略和国内危机四伏的背景下，洋务派立足中国文化传统，白觉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创造了“中体西用”理论，它架起了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揭开了中国文化走向了世界和中国体育文化近代化的序幕。正是有了洋务派按照汤氏定律学习西方选择“练兵制器”的不足，才会有维新派、革命派、五四先贤们的“知不足”，才推动了中国社会及体育文化现代化的进程。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虽然是随伴性的，却揭开了中国体育史的重要一页。

东方电影论文:东方文化与西方电影的悖论 [摘要]电影文化是由电影艺术建构而成的一种文化形态，由电影作品、电影形态、电影理念、电影技术、电影现象、电影影响力、电影创作者与电影受众等要素构成，通过电影传播所产生的精神价值和物质价值的总和，具有综合性、科技性与跨文化性。东方文化与西方电影对话问题的提出在全球化、大众化与娱乐化大潮中，有助于人们更为广阔的了解世界文化的差异性与交融性，逐渐意识到强势文化侵袭以及本土文化的危机问题。 [关键词]东方文化；西方电影；后殖民主义；对话 电影文化主要研究电影的大众文化形态、电影的意识形态、电影的消费与审美、电影文化的怀旧思潮、电影与性别、电影的宗教与哲学诉求、电影与科技、电影的后殖民文化、电影的民族性与多元性等内涵。电影艺术的全球化扩散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文化大同与文化多元的方向与速度。 一、西方电影中的东方文化 西方电影在东方成功的原因在于迎合了东方观众的本土文化理念，换句话说，西方电影中的东方文化是西方化了的东方文化，是替换了西方本质的东方文化外衣，这也是美国好莱坞电影工业能在原有自然生成的体系下轻松挪移文化元素，再加以组织性的运作的根基。众所周知，《花木兰》《2012》与《功夫熊猫》除了本身所具有的魅力之外，在中国造成巨大轰动效应的重要原因是电影中融入的中国元素，正是这些经过“西化”的中国元素吸引并打动着无数中国观众。再如《功夫熊猫》这样一部以中国功夫为主题的美国动作喜剧电影，以中国古代为背景，其布景、音乐、服装以至食物均充满了中国文化元素，带有浓郁的中国风，把中国功夫打斗场面表现得淋漓尽致。更让中国人大惑不解的是美国好莱坞电影工业再度信手拈来中国文化元素，这带着洋味的中国文化居然比“中国更中国”。 好莱坞如何才能全方位地把握与表现这种跨文化主题？好莱坞的解决之道是采取文化融合的方式即删繁就简与东西兼顾，在保留故事线索的同时大量植入西方文化的内核。首先，熊猫阿宝的原型是中国的国宝大熊猫，电影删除了特有的东方民俗文化甚至道德伦理上差异较大的细节，代之以西方观众容易理解与接受的故事内容与细节表现，植入西方道德价值与文化内核。其次，从西方的审美观出发重新设置人物并构建故事全局，充分尊重西方观众的审美喜好，变细腻抒情为曲折动人，充分发挥好莱坞的歌舞与喜剧等特长。最后，特别关注东西方不同的哲学观、审美观与价值观，力求表现西方文化的普适性，进而如教徒布道一样传播西方文化精神。值得特别关注的是，熊猫的父亲鸭子的形象部分起暗示作用，部分影射文化“杂交”现象——唐老鸭表征着西方是东方“文化之父”。 二、东方文化在西方电影中的地位与功能 东方文化在西方电影中的文化殖民状态与边缘地位，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西方对东方的偏见。西方人首先设定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其他的一切成为被边缘化的“他者”，殖民主义文学与后殖民主义电影之间的密切关联在野蛮与文明中相遇。其实，殖民主义文化批判主要是在非洲大陆进行的，西方电影表现的东方文化元素是与“东方主义”相关联的。在萨义德看来，“东方”向来只被看作欧洲的“他者”，对于理性、民主、平等、人道、文明的欧洲而言，反常、专制、落后、愚昧、低级的东方只是其文化的对立面。 1984年，英国导演大卫·里恩根据福斯特的小说拍成了《印度之旅》，昭示了三组文化矛盾即女性与男性、东方与西方、自然与人类的对立。电影的主人公东方男性亚薛思的形象被殖民者赋予了种种劣根性，他是西方人眼里传统的东方人集合体的代表：感性、热情、无理性。他主动带领两个传统的英国贵族女子即摩尔太太与桂斯特参观神秘的马拉巴古洞事件后，当西方女子在关键时刻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救了亚薛思时，表明的是西方理性保护或者挽救了东方感性，同时西方女性也超越了东方男性，隐含着西方女性主义诉求的成功与优越。电影通过摩尔太太死于回国的船上，又暗示了东西方文化之间并未也不可能达成沟通。 另外，美国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根据康拉德小说《黑暗的心》拍成电影《现代启示录》，用优美的电影语言渲染的却是非洲史前的蛮荒，“因为美是一种令人喜爱的东西（我们不知道此外还有什么别的美），这种人类经验并不是某种独立存在的东西，而是一种随着不同的种族、时代和文化而变化的机能”[1]。 东方文化在西方电影中的点缀、衬托与对比作用。无论西方拍的影片以哪些文化元素为基本，西方电影志在表现的仍然是西方文明，这表明那些改装后的东方文化元素与裹着“糖衣炮弹”的西方电影的目的不单单是为了吸引东方观众以增加票房收入，这也是文化侵略趋动的结果。西方观众理所当然地将他者文化当成边缘、衬托与补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东方曾经有——现在仍然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民族，他们的生活、历史和习俗比西方任何可说的东西都更为悠久”[2]。 西方电影中的东方文化元素的运用也在表明西方有能力掌控东方及其文化，电影的创作者不是为了找到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平衡点与交汇点，而是完全倒向西方，以西方人的眼光观察东方，在野蛮、原始与神秘的东方与西方形成的对比中，扭曲或模糊东方形象，忠实于自己高东方人一等的西方文化身份，彰显西方人比东方人更明智、更文明、更团结并且更有力量。例如《2012》中的俄罗斯元素与中国元素，当中国版图被当作拯救世界的归宿时，影院里的中国观众的哄堂笑声足以表明审美主体对于这种商业的目的是理解与明了的，“笑是电影院里的观众的第一个防御反应。观众利用笑来对抗干扰其习惯的诗意，银幕将诗意使劲地扔到他们脸上，以至于他们不可能不对其加以重视，又因受到打击而起来反抗”[3]。至于那些难免有些洋洋得意的中国观众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三、东方文化促成了西方电影的文化目标 西方各国在经济上的强势地位导致了其价值观念在传播能力上的强势地位，以电影、电视、流行音乐及因特网为代表的文化借助商业机制和高科技手段，大举对东方各国进行渗透，其价值观随电影渗透而影响东方人民，其中西方电影在传递着西方文化，宣传着其文化的“先进与文明”。以美国电影为例，影片以高超的技术、纯熟的技巧与渲染的幻觉，让影片传递的美式生活及意识形态经潜移默化，灌输入观众的脑袋与血管，进而转化为思想与行为，同时为了源源不断地向东方输入其意识形态，西方电影擅长采用续集系列策略。 西方电影中的种族主义渗透。第三世界与后殖民主义电影批评是一个把第三世界国家的电影置于其文化和政治及其后殖民身份等背景中的批评方法。后殖民主义则认为西方的思想文化模式及其文学价值与传统始终贯穿着一种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因而西方的思想文化总是居于主导地位，而非西方的第三世界或东方的文化传统则被排挤到了边缘地带，仅仅扮演一种“他者”角色，“可是，永远存在着抵抗，尽管这种抵抗有时是那么无效”[4]。抵抗西方影片无限地表现英雄主义和个人主义传统，抵抗西方经济与文化的霸权地位。 西方电影恣意地扭曲、丑化其“眼中钉”国家的形象，对第三世界国家横加歪曲，刻意将东方人民诡秘化与妖魔化，聘用东方人出演丑化自己民族的角色。另一方面，第三世界电影批评的奠基之作是弗尔南多·索伦纳斯与奥克泰维尔·杰体诺的《走向第三种世界》（1969），论文谴责了使拉丁美洲从属状态合理化的文化殖民主义，以“第三种世界”的宣言提出了一种另类的、独立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电影，更强调战斗性而不是作者的自我表达和消费者的满足，这不仅将第三世界主义的新电影和好莱坞对立起来，也将他们自己国家的商业传统看作是“资产阶级的异化”与“殖民化”的工具。 西方电影呈现“西式”种族主义批判。西方电影融入了西方人的文化视野，蕴涵着西方深层的文化价值立场，传播着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影响着全世界电影爱好者文化价值观的形成，而且西方的高科技助长了电影征服全球的竞争力。西方电影以各种视觉造型与高科技手段打造了西方的独特文化，不仅仅是一种西方文化，更大程度上的要求是普适的，体现了西方电影无限的文化反思能力、创造力与话语霸权。如英国克里斯·门杰斯导演的《分离的世界》就是抨击黑白种族隔离政策的影片，剧情透过白人新闻记者戴娜的女儿莫莉的眼光，揭示了当时南非社会非人道的特殊状况，以文化差异引发的感情场面烘托出种族歧视的严肃主题。 西方文化价值传播与认同策略。西方电影是西方文化在银幕上的重要表达方式之一，西方具有全球视野的电影文化观念与形态决定了西方电影能在世界范围内取得更为优越的地位，表现出多元性与包容性的文化形态。西方电影之代表为美国电影，美国电影基本主题都是爱、民主、平等、正义、家庭与亲情等，而这些既是西方所乐于标榜的完美价值观，“表面上看来，好莱坞电影似乎表达了人类普适的价值观念，受众在其中总是可以找到某种与自身文化的关联与相似之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一味追求完美样式的好莱坞影片和影星才可以风行世界，在电影、电脑或电视信号所达之处就必然能够找到其追随者。”[5]《阿凡达》的导演卡梅隆在充分展示美国超凡的科幻想象力和卓越的机械创造力的同时，还在人与自然的冲突中巧妙地将“潘多拉”森林的命运与纳威人的命运融合为一体，观众在导演的引导下凭借直觉获得生态危机的集体认同，影片透露出的“圈地运动”“殖民扩张”“越战”与“破坏生态平衡”等很多人类社会现实问题的残酷影子，使得本片赢得了全球观众的价值认同，似乎唤醒的不是一个民族的记忆而是全人类的文化根基。 由此，电影文化是一种多元的文化，表现为具有极大的包容性的文化形态，致使电影作品最终成为最易跨越文化边界的文化商品。电影文化不仅快速吸纳、反映文化全球化的追求，而且也将本国、本地区与本民族的文化迅速传播至全世界。问题的关键却是求同存异及寻求融合之后达成相互了解、信任与尊重，不要以西方视角看待东方问题，要以东方人能接受的观念讲述东方文化故事，“全球性”使电影传播的风格、技巧不仅要满足本地区的需要，也要适合全球潮流与国际化趋势，促进了人类文化间的对话与交流。 东方电影论文:叶锦添“新东方主义”电影美术意象构成 [摘 要] “新东方主义”美学观念的提出源于中国艺术主体性的崛起，最先在电影艺术中得以体现。在当代中国电影美术的发展进程中，叶锦添的“新东方主义”美学观念无疑是独树一帜的，在他担任美术指导的影视作品中都渗透着“新东方主义”的审美意象，体现了新时期电影美术的东方文化独立与交融的特征，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声誉，甚至正逐渐影响到其他艺术创作形式。本文将从“东方意蕴”“包容胸怀”“情感回归”三个主题阐述叶锦添“新东方主义”电影美术的意象构成及美学内涵。 [关键词] 叶锦添；“新东方主义”；电影美术；意象构成 电影美术追求的意象构成不仅满足了电影本身的叙事要求，更是在流动的影像中给观者留下瞬间的记忆，凝聚成既融合又独立、既封闭又开放的文化特征。从中国电影新时期的发展历程上来看，造型、色彩等艺术元素所构成的意象形态，在电影本体语言的阐释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从叶锦添所参与创作的影片中可窥一斑，《橘子红了》《诱僧》《卧虎藏龙》《无极》《夜宴》《赤壁》，等等，一部部享誉海内外的影视作品，无不体现着浓郁的东方意蕴，不仅为影视艺术注入了“新东方主义”的美学观念，甚至逐渐在影响着其他的艺术创作形式。在中国艺术主体性崛起的当代，叶锦添所倡导的“新东方主义”无疑是未来中国艺术发展的有效途径。叶锦添在电影美术、服装设计、环境艺术、视觉艺术等领域创作出许多震撼人心的作品，从他的创作中我们感受到东方文化博大的精神内核和包容力量，无论是《夜宴》的华丽，还是《卧虎藏龙》的儒雅，抑或是《赤壁》的壮美，源自东方文化积淀下的意象成为诠释电影主题最震撼人心的和弦。叶锦添的艺术创作源于民族文化，通过赏析他的影视作品可以看出其艺术风格具有他自己独特的诠释，叶大师对艺术创作的感悟和对民族文化的感情以及商业责任感建构了艺术良知与商业智慧兼容的艺术文本世界，取得了商业和艺术双丰收的业绩。他提出的“新东方主义”这个艺术观点就是最好诠释民族文化对我们未来艺术文化发展的启示，也为世界了解中国民族文化开启了新路程，同时也让中国影视作品能够在世界艺术殿堂独具艺术魅力。 一、美轮美奂的东方意蕴 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言：“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也就是说，主客体不仅仅是视觉可感知的客观存在，更体现着物我之间的关系，这种理论也蕴涵在叶锦添的“新东方主义”美学观念中，他曾给“新东方主义”下过非常具有禅意的定义：“我最喜欢找到一些没有话好说的理论句子，就是什么都说不了、什么说了都不是我想说的，这就是新东方主义。”①富于哲理的艺术见解，这是一个伟大艺术家的艺术境界，这不仅是对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传承，更是他电影美术创作中意象构成的准则，明丽繁复、黑白交融、变幻多样，都显示了他对电影主题的掌控力，仿佛让我们穿越了时空的界定，感受着历史的积淀和文化所释放出的张力，成就了叶锦添在电影美术创作上独特的新东方主义意象。凭借着美轮美奂的东方意蕴，叶锦添的作品荣获了美国电影学院奖之“最佳艺术指导奖”、英国电影学院奖之“最佳服装设计奖”及多项国际大奖的提名。 叶锦添的“新东方主义”意象为电影叙事平添了许多神秘的色彩，这些体现在电影的服装、场景、道具、化妆等诸多方面，正如他定义的新东方主义概念，因为所有都不是他想说的，于是在意象形态的营造上才会有多种多样的，具有典型东方意蕴的艺术风格，在“简与繁”的转换中，东方文化的含蓄撼动着观者的视觉，使人不知不觉中走进电影故事，与角色形成了心灵上的交汇。叶锦添崇尚意象的“简”，“简”到只有“黑与白”，好像是一幅水墨画，在墨的“黑”与宣纸的“白”之间体现着影片浓郁的文人气质。比如李安导演执导、叶锦添担任艺术指导和服装设计的《卧虎藏龙》，“墨分五色”的美学追求体现在电影的服装与场景设计中，为表现影片主角的儒雅之风，李慕白的服装被设计成没有任何其他色彩掺杂的“白色”，这种极“简”的表现反而凸显了人物的性格和丰富的情感。而“繁”则是叶锦添“新东方主义”意象的另一个典型特征，“繁”并不是元素无度的堆砌，而是呈现细节的一种秩序，从中体现着角色的人物特征和心理状态。电影《夜宴》中的皇后有一套服饰，整体红艳至极，局部以金色的挂饰及银色的花纹点缀，与场景共同呈现出内敛的色彩对比，在交相辉映中对整个剧情起到了烘托的作用，在繁复的色彩中体现着女主角复杂的心理变化。叶锦添在色彩意象构成的处理上，将色彩与场景、服装、材质、灯光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释放出一种具有张力的能量。叶锦添的成名作《诱僧》则呈现出极具东方色彩的“魅惑”，小说中有这样的一个描写，“她已改穿轻薄透明纱，外批水红披风，袒了领子，里面不穿内衣，装束十分随意，似是浴后光景。一个堕马髻，还有几绺游离的发丝散乱着。”②女主角红萼服装的色彩便呈现出了“魅惑”之感，叶锦添在服装色彩上做了大胆的尝试，红萼服装的色彩以一身诱惑般的红色出现，这样的红色具有喜庆与性的隐喻特征和象征意义，完美表达了红萼内心对爱的憧憬与渴望。 二、融贯中西的包容胸怀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文化的发展不仅要守住传统的精华，更要以开放的胸怀，接纳外来文化的参与和影响，叶锦添是最早倡导“新东方主义”美学观念的艺术家，他在东西方文化的精髓中游走，寻求着“新东方主义”艺术观念的突破口，“新东方主义”不是表现文化的冲突与矛盾，而是在包容与吸纳的过程中对本土文化不断创新，他所营造出的意象形态，不论是造型还是色彩，都是以东方文化精神为主线，再融入西方的、现代的形式感，正像卢铿先生所言：“集传统意识与现念，汇东方哲学与西方艺术观为一体的新东方主义艺术观，将可能成为中国人在世界上说话并感动世界的一种重要‘武器’。”“新东方主义”所释放出的意象审美引导着人们去感悟中国电影独特的美学内涵。 从叶锦添“融贯中西”的电影美术创作来看，所有的艺术形态都不是在一个孤立的空间内营造的，而是将不同风格特征的艺术形态构建在一个新的视觉空间中，这种融合力与特定空间内的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电影《胭脂扣》以时空交错的视觉语言讲述了一段哀怨缠绵的故事，在20世纪80年代与20世纪30年代之间的情感穿越中，将现在与过去、回忆与联想、幻觉和现实巧妙融合在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中。叶锦添在处理这部电影时，通过对电影人物、服饰、场景、道具等的美学塑造，形成了兼具中西韵味的视觉形象。如“如花”和“十二少”两个人在床上吸食鸦片的场景，从整个视觉来看，整个房间的色彩处理具有东方古典韵味，而在家具的色彩搭配上面又有西方的“摩登”，由于电影主要表现的是20世纪30年生的故事，当时的上海是接纳西方文化最直接、最广泛的中国城市，东西方文化在这个特定时期和区域形成了特有的文化形态。叶锦添将东方与西方特有的色彩符号进行重构，形成了具有包容性和可识别性的东方艺术气质。《胭脂扣》中这种通过东西方文化交融，实现不同时空的视觉与精神的汇合，同样在电影《夜宴》中被再次升华，浓烈与清雅的色彩转换，将东方的柔美与西方的迷幻隐喻在故事的叙事中，唤醒着人们视觉注意和情感共鸣。“婉后”与“青女”的服饰色彩具有明确的隐喻特征，在宫廷与民间、欲望与本能、嫉妒与爱慕的情感交织中，兼具东西方色彩意象的红与黑，凝练出厚重的时空感和超现实感。 三、至真至性的情感回归 台湾导演吴兴国曾经说过：“看叶锦添的戏服，如同读一本书，摊开的是一种文化经历。一种视野，一场心灵的对话和精神探索。一件衣裳，代表一个人物的背景、处境、阶级、年龄、性格和心理状态。”③叶锦添的作品中无不透露着一种情感的释放与传递，表达着叶锦添对角色的真情体验和角色情感的把握。在他任美术指导和服装设计的电影《阿婴》中，其意象构成被倾注了浓浓的情感，特别是主人公阿婴的服装色彩，与故事情节、人物特征在情感上形成互动与解释。他借助服装传达的是一种悲剧式人物的悲伤情感。在阿婴父母遭到杀害时，全身的素白表现了她内心的孤苦无望，影片结尾时的黑色服装，带有强烈压抑感甚至是绝望的颜色，让观众感受到阿婴的孤寂与恐惧。正如叶锦添所说，黑色永远以“远”的方式存在，黑色可以留在记忆中思考。④这样的色彩让人们在欣赏这部作品时，将自身的情感趋向与阿婴的悲惨命运无形连在一起，情感在此刻不是对电影本身的审美终结，而是无限的延伸与丰富。周迅主演的《橘子红了》在初播时，便有这样的评价，电视剧的服装设计太美了，有一种厚重的油画感，甚至拿它与陈逸飞的油画《夜宴》所形成的艺术风格相媲美。在周迅出演的影视作品中，叶锦添是带着对周迅本人的那种情感的挖掘，使得周迅无论是在电影还是电视剧中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在此后的诸多作品中，如电影《风声》中顾晓梦的骄纵、可爱和才气，叶锦添在设计顾晓梦穿的旗袍时虽然以黑色为主体，但是这种颜色却展现了女性的深邃与妩媚，旗袍上的点点小花，俏皮又有女性的柔美，周迅在这个角色上独特的女人韵味尽显出来。叶锦添自己说，他在创作作品时总带有一种激情，是因为兴趣爱好才进行的。在创作之始，对角色的性格特征做总体性的评价与研究，并将其演员本身的性格特征进行梳理，情感的深度挖掘需要有至真至性的情感回归才可以实现，带有浓郁“新东方主义”的审美意象在“情”的驱动下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四、结 语 叶锦添所倡导的“新东方主义”艺术观念，既有东方的韵味又有西方的灵气，并且对中国传统美学进行了丰富的诠释，这源于叶锦添对传统美学独有的情感和理解。对每一个角色准确、独特的把握，才会有多姿多彩的意象形态，与电影主题有效地整合在一起，为观众奉献了极具文化性的视觉盛宴。总之，叶锦添的“新东方主义”美学观念是建立在兼容东西方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在意象构成中，为观众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体验。东西方对美学不同的理解，使得叶锦添的电影美术创作在不断碰撞、借鉴和融合的过程中，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新东方主义”视觉体验。 东方电影论文:从北京国际电影节看如何打造“东方影视之都” 摘要：在北京市第十一次党代会闭幕后，北京市广播电影电视局提出要将北京打造成“东方影视之都”。 因此，在北京出品的影片屡获国际大奖时，北京审时度势,打出“国际电影节”这张文化品牌。北京就是要通过举办国际电影节,搭建国际化交流平台,将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竞争力和文化影响力,在互动交流中提升北京的国际影响力，实现打造“东方影视之都”的愿景。“北京国际电影节”成立的初衷就是想从电影节出发将北京打造成“东方影视之都”。而通过中西文化的碰撞，艺术与生活的交融，地域情结与国际视野的结合,必定会打造出一个中国特色、北京风格、世界品位、非同凡响的北京国际电影节。通过高质量的举办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定能打造成像好莱坞那样首屈一指的影视圣地。 关键词：北京国际电影节 东方影视之都 好莱坞 北京 一、对北京打造“东方影视之都”的可能性分析 （一）“影视之都”应具备的优势 好莱坞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影视圣地，北京要想打造成像好莱坞那样的影视之都，我们首先需要学习一下好莱坞在影视业方面的优势。下面从投入和回报两个方面来分析。 1、电影产业投入方面 充足的电影资源 直至今天，随着电视的普及，好莱坞始终是世界影视业的中心，聚集着美国六百多家影视公司，环球电影公司、华纳公司、环球哥伦比亚、迪斯尼公司等世界有名的电影业公司在这里都设有摄影棚,美国的90％的影片和电视片都在这里拍摄和制作，常被用作美国影视业的代称“旅游地”。好莱坞环球影视城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影工业中心。 一个地区的银幕数量，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该地区的电影普及和电影消费。截至２００９年初，美国大约有4万个电影屏幕，其中有10%可以支持3D影片的播放。目前全球2K/4K数字电影（D-Cinema）银幕数已达8310块，美国拥有5242块，高居世界第一。 完整的产业链 从生产方式上来说，好莱坞电影是工业化的制作，流水线式的生产，从事电影业的有24万工人，其中电影工会的演员有25000人。制片厂的人员主要实行合同聘用制，合同期在三年以上，有的长达15年，故人力资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相对稳定的。好莱坞电影公司还十分重视影片的宣传和推广。到目前，一般电影的营销成本更是制作成本的20倍。对于电影的发行，美国的电影实行非常严格的分级制度，能有效处理好电影“娱乐”和“教育”两项功能的关系，对青少年的身心发展和社会风气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 有独特的影视文化 好莱坞电影无论是讴歌真挚永恒的爱情、展现铮铮铁骨的英雄、烘托恢宏场景的科幻电影都以自由民主思想为根基。好莱坞的主打影片，一是警匪片，二是科幻片，都在像全世界展示美国的高科技，宣扬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电影一直都是举足轻重的棋子，它承载着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有世界顶级的电影盛事 学院奖（Academy Awards），通称奥斯卡金像奖，是每年由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颁发，旨在鼓励优秀电影的创作与发展的奖项。半个多世纪来一直享有盛誉，不仅是美国电影业界年度最重要的活动，也倍受世界瞩目。电影艺人们把获得奥斯卡奖作为莫大的荣誉，是从同行那里获得的最高赞美，是他们事业的终极目标。正如索菲亚?罗兰曾说：“不管是好是坏，获奥斯卡奖已经成为选择电影题材的一项重要动力，标准就是那些电影具有‘奥斯卡潜质’。” 政府的大力支持 由于电影是美国创意产业的主要形式，所以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护美国电影业在国际上的优势地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从从立法的角度来保护版权。美国政府也为制片商的电影制片项目提供了各种激励政策，例如，税收抵免证券资助、税收现金偿付资助、补助金资助等。美国加州为挽留好莱坞制片商还制定了庞大的减税计划。根据这项减税计划，好莱坞制片商们可以在计划实施的头3年内总共节省税收支出2.3亿美元，其中第一年节省5000万，第二年8000万，第三年1亿美元。此外，那些参加低预算影视片拍摄工作的工人，其工资收入中的2.5万美元可享受减免税收15％的优惠。 2、电影产业回报方面 票房和衍生品收入 毋庸置疑，好莱坞的票房号召力是十分巨大的。美国的电影产量只占世界电影产量的6%-7%，但好莱坞电影却占据了世界电影市场份额的90%以上。2010年，美国每部影片平均票房收入为0.6亿美元。美国每人每年平均看４部左右电影。 在美国，一部影片的收入来自影院的只有20%-30%，更多的是来自电影版权的转让和形象产品的开发。例如：美国电影《星球大战》三部曲全部票房收入为18亿美元，其衍生品入账却超过45亿美元。迪斯尼动画电影《狮子王》前期投资仅4500万美元，却收获了7.8亿美元票房，衍生品收入更高达20亿美元。 GDP创新 在好莱坞，电影从业人员每年给洛杉矶经济带来354亿美元的收入。洛杉矶其他工业也依赖好莱坞电影业。比如，旅游业是南加州最大的产业，每年前来参观的游客有1300万人，给南加州带来240亿美元的旅游收入，而这些人来洛杉矶旅游的主要目的就是看好莱坞。此外，好莱坞的娱乐业推动了洛杉矶的服装业。这里每年举行全球金像奖和奥斯卡奖颁奖典礼，全球观众关注女演员们穿的时装。尽管有些时装不是在洛杉矶设计的，但人们认为洛杉矶是时装之都。时装每年为洛杉矶带来10.6万人的就业机会和329亿美元的收入。电影业给洛杉矶的经济直接或间接带来的好处加起来有960亿美元。 （二）北京成为“东方影视之都”的优势 1、政府的大力支持 “东方影视之都”一词是北京市广播电影电视局在北京市第十一次党代会闭幕后，召开局领导班子会时提出的，既契合了中国电影国际化的梦想，充满“中国风”和“北京味儿”，又彰显了世界城市的胸怀。因此，北京打造“东方影视之都”这一目标从上台之日起，就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 东方电影论文:东方主义视角下西方电影的显与隐透视 面对西方对东方各种文化形态的偏见和误解、诋毁和污蔑，以美籍巴勒斯坦人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对西方的后殖民主义行为进行了抵制和批判。1978年出版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成为后殖民批评的经典著作。在该著作中赛义德用“东方主义”概括了西方世界与东方世界之间的后殖民关系，该概念所关涉的是“西方”表述“东方”的理论和实践，敌视与异域西方将东方对立化的两大表现形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影片中或隐或显的东方主义叙事模式正是西方表述东方的一个媒介。 一、 “东方主义”概述 “东方主义”一词，原指西方对东方社会语言、文化及人文的研究，也可以用来指对方文化的同情欣赏。20世纪以来，“东方主义”却如一个弥漫在西方世界的幽灵，成为西方对东方文化带有偏见的理解。通过对福柯的“权力话语”以及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的综合研究，赛义德“揭示出东方主义，是文化霸权主义，是一种霸权话语，它的目的是谋求西方对东方在精神文化上的控制”。[1]作为一种企图主宰东方的政治性话语，“东方主义”无一例外地对东方进行对象化、刻板化以及本质化的处理，是一种西方对于东方的宰割、重建和话语垄断。 赛义德认为，“东方主义”是西方世界在不了解东方的前提下对东方元素的武断挪用，是一种西方藐视东方文化，并任意虚构“东方文化”的一种偏见性的思维方式或认识体系。[2]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通过超剂量的影视作品输出以及作品中或隐或显地表现出来的东方主义，正是其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实施文化霸权的手段，是其话语表达的一种有效途径。 二、 西方电影中的“东方主义”解读 “‘东方主义’不仅存在于西方的文学、音乐、建筑、戏剧里，而且广泛存在于文化产业的衍生物――影视作品中。”[3]作为一种适合在全球广泛传播的媒体，西方的电影作品承载着太多的东方文化假想的色彩，试图以其拥有的话语权，用西方的个体文化，推行其东方主义的思维模式，它常以显性和隐形两大特征表现出现。 （一）显性的“东方主义”：敌视和异域 前文所述，敌视和异域是西方国家实施东方主义的两大表现形式，而影片中显性的东方主义就是通过妖魔化东方、丑化“他者”来敌视东方国家，或者通过展示东方国家的异域一面从而为西方进行文化殖民寻找合理的借口。正如萨达尔（Ziauddin Sarder）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构成东方主义的是那些西方所希望之事，而非其能知道之事。”[4] 19世纪末20世纪初，“黄祸论”（The Yellow Peril）曾在西方社会喧嚣一时，时至今日依然大行其道。这种宣扬黄种人对白种人是威胁的极端民族主义理论，在西方早期的电影中已经寻得其生存的空间。1916年由奥布雷・肯尼迪（Aubrey M. Kennedy）执导的美国电影《黄祸》（The Yellow Menace）就是“黄祸论”早期的一部代表作，它是西方世界强加给黄种人的丑陋与侵略的意象。19世纪30年代英国小说作家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创作的“傅满州博士”（Dr. Fu Manchu）的系列小说被搬上荧幕。傅满洲，一个被刻画成清装打扮、阴险狡诈的中国人，善用各种野蛮的谋杀手法，成为西方世界对东方存在的偏见。 二战以后，西方的电影喜欢用“冷战”的思维在电影中折射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关系，反共是这一时期西方电影的主题之一。1962年约翰・弗兰肯海默（John Frankenheimer）导演的《谍影迷魂》（The Manchurian Candidate）这部电影把个人的命运有趣地结合到了当时冷战的背景之中，它讲述了一个西方人被“魔鬼”俘虏并加以洗脑的故事。这里的“魔鬼”就是朝鲜士兵，这部影片充斥着西方冷战话语和“东方主义”的叙事模式。 随着冷战的结束，西方电影中有了更多的东方元素。1985年，米高梅公司拍摄的《龙年》（Year of the Dragon），讲述了新上任的华人黑帮头目乔伊・泰 （Joey Tai）野心勃勃要成为赢家，而越战老兵斯坦利・怀特（Stanley White）新任警察之后，誓要将黑帮连根拔起，试图以一己之力改变唐人街的积弊。《龙年》选取纽约唐人街为拍摄现场，以东方主义的叙事模式，拿华人当靶子来重建美国神话，其恶毒用心昭然若揭。 获得第85届奥斯卡最佳影片的《逃离德黑兰》（Argo）通过镜头为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古老沦落的伊朗，呈现出一种异域世界的神秘感，对充斥着杀戮与混乱的伊朗社会的塑造，其实质就是为了反衬西方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并为其对东方的伊朗进行后殖民寻得合理托辞。 在西方影片的任何阶段中，这种东方主义的书写都有着娴熟的表达方式和丰富的文本。《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中，呈现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烦冗腐朽的恶习、连《纽约时刻》（New York Minute）这样一部喜剧片，也是以中国人制作盗版音像制品为情节主线的；《赤色黎明》（Red Dawn）中，入侵美国小镇的是朝鲜人民军，几个美国青年凭一己之力击“敌人”；《真实的谎言》（True Lies）中，祸害人间的是疯狂的阿拉伯首领、《重见天日》（Rescue Dawn）中，俘虏美国大兵并将其关在老挝的一个战俘集中营进行百般折磨的是越南士兵；《贫民窟的百万富翁》（Slumdog Millionaire）中，让人触目惊心的贫民窟和残酷的宗教冲突的是印度；《木乃伊》（Momia， La）系列电影中，来自西方文明世界的欧康纳夫妇等人是与一个邪恶的东方大魔头在斗智斗勇。 此类影片常以东方主义的叙事手法将东西方作明显的对比，影片中充斥着大量的东方元素，通过对东方形象的直接丑化与歪曲，将东方的“他者”塑造成具有威胁性和可憎性的暴君、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或者通过东方神秘世界异域风情的展示，关注东方他者的另一面，试图让东方产生“自认劣等意识”，从而达到其“文化霸权”的目的。 （二）隐性的“东方主义”：暗藏着意识心态的腹语术 为最大程度上占领庞大的东方电影市场，从而更加便利地推行“东方主义”，西方的影片越来越注意策略的改变。这种改变，一种是貌似完全和东方无关，只是在影片中将西方人塑造成无所不能的强者，地球的拯救者，世界秩序的重建者等等；另一种是影片中虽有东方的元素，但不再将之直接丑化或歪曲。相反，还呈现了刻意向东方文化示好的一面，但是这种有意隐藏自己的政治偏见电影幕后，是一种暗藏着意识心态腹语术的新东方主义，更像是一种对东方赌气式的书写方式。2016年取得巨大成功的好莱坞动画片《疯狂动物城》（Zootopia）中兔子的“逆袭”与绵羊的“反转”，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产业兜售价值观隐晦手法，“靠‘看不见的手’搞‘看不见的宣传’，淡化了背景、掩饰了立场。”[5] 1.塑造完美自我形象进行文化入侵 西方尤其是美国在影片中的个人英雄主义以及自由民主平等的普世价值观传到东方，影响着这些国家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想象，这种更加隐蔽的东方主义使得世界各民族文化出现“同质化”趋势。从而达到西方对东方文化殖民的目的。 从20世纪20年代的《铁骑》（The Iron Trail，1924）（一部西部铁路开发史）、30年代的《壮志千秋》（Cimarron，1931）（赞扬了主人公的正义感和献身品德，褒扬了西部开发精神）开始，到1939年的《关山飞度》（Stagecoach）（主人公突破印第安人的围攻并以一敌多击毙了仇人），再到由60年代的《007》（James Bond）系列（邦德总能在最危难时化险为夷，也总能邂逅一段浪漫的爱情）、70年代由罗伯特・怀斯（Robert Wise）执导《星际旅行：无限太空》（Star Trek： The Motion Picture，1979）（对抗外星人对地球的大规模攻击的故事）、80年代的《蝙蝠侠》（Batman）系列（令罪犯闻风丧胆的黑暗骑士）、90年代尼古拉斯・凯奇（Nicolas Cage）主演的《勇闯夺命岛》（The Rock，1996）（又一部个人英雄主义的大片）、以及2005年的《世界大战》（War of the worlds）（又是对抗外星人的入侵）、2008年的《全民超人》（Hancock）（超级英雄的故事）以及近年来为大家所熟知的《蜘蛛侠》（Spider-Man，2012）（蜘蛛侠守卫纽约的故事）等等，这些影片，无一不体现对个人英雄形象的塑造和对西方神话的续写，它实际上已经成为能够反映西方基本意识形态的文化现象。 这种对个人英雄主义的完美塑造常常让东方的影迷认同和接受影片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却忽视了后殖民语境下影片中的“东方主义”。实际上，过度的个人英雄主义是对世界历史是整个人类创造的一种否定，是突出自我价值而否定“他者”在历史中的创造作用，是一种遮蔽性的东方主义以及隐藏在其背后的文化入侵。 2.向东方文化示好背后的东方主义偏见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交流的深入，当西方再也无法忽视东方庞大的电影市场，西方的电影制片商一改最初具有明显迎合西方意识形态的东方主义色彩，在电影中尽量加入更多的东方元素：如在东方取景、选取东方的演员、植入东方的产品广告、减少丑化东方反面角色，发掘东方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等等，这些向东方文化示好的元素的背后，实际上是更为隐性的“东方主义”的成型。 2009年由罗兰・艾默里奇（Roland Emmerich）执导好莱坞灾难大片《2012》（Farewell Atlantis），为了更好地打入中国市场，制片方在影片中大力打造“中国牌”，空前正面表现诸多的“中国元素”，甚至连拯救人类的方舟计划也在中国进行。这种向东方文化示好的做法有些牛头不对马嘴，为了票房收入刻意穿插中国元素的做法其实缺乏文化上真正的感召力。所以，当《2012》中出现了“这样的（造诺亚方舟）任务只有交给中国才能完成”的“表扬”语时，中国的观众也被逗乐了。其实，这更像是对东方文化的一种不尊重和反讽，依然是一种隐性的东方主义思维在作怪。 好莱坞1999年摄制的《安娜与国王》（Anna and the King）是一部泰国题材电影，影片中讲述了讲述19世纪中叶泰国国王与英籍女教师安娜之间的跨国恋情。然而，在这一唯美浪漫的异国恋情背后，东方主义的思维并未剔除。在文化冲突的交锋之中，最终是来自西方的文化传统教育方式完成了对东方国王的启蒙和教化，这其实就暗含了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俯视。 好莱坞银幕上的东方形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它们跟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局势有着密切的联系。透过好莱坞电影对东方形象的塑造，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多年来在影片中根深蒂固的东方主义偏见。 在21世纪的今天，旧有的东方主义表现方式已经有所松动，至少在赤裸裸的敌视或偏见方面有所削弱。然而，西方电影，尤其是美国的好莱坞电影，从根本上来说，乃是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最重要媒介。 结语 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已经不是单纯的西方对于东方的学术性话语，而是西方描述、殖民与统治东方的一种控制与重建方式。西方凭借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学术著作和在文艺作品里，向全世界推行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电影，作为极为形象逼真的影像传播方式，更容易收到观众的喜爱，也自然成为西方妖魔化、丑化和固化东方的一个便利载体。 在论述赛义德“东方主义”的基础上，本文对西方影片中存在的东方主义进行了解读，指出无论是直接丑化、弱化东方还是通过表现西方的理性光辉和完美的道德世界来反衬东方野蛮落后，都难逃文化霸权之讥。东方要积极辨认西方电影宣扬的价值观和种种神话，通过对引进影片的合理翻译、制作优秀的民族电影以及清理内部“自我东方化”等种种策略，解构西方电影中东方主义的叙事方式，积极主动地在影片中重塑东方的真正形象。 东方电影论文:中国电影市场成海外公司的东方“金矿” 2014年中国电影以令世界震惊的速度高速增长，全年创造票房296亿，观影人次达8.3亿，中国电影拉动了全球电影的增长，各种资本和互联网以不同形式涌入，为中国电影带来源源不断资金。 今年初，艺恩咨询正式《2014年中国电影市场影响力研究报告》称，2014年由电影所带动的整体产业规模超过687亿元，间接提供不少于50万个就业岗位，随着中国电影的快速发展，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将会愈加重要。 印度电影为中国量身定制 对一直关注中国电影市场的海外制片商而言，印度导演拉库马.希拉尼执导的《我的个神啊》可能是他们期待已久的一个转折点。 据印度《经济时报》网站近日报道，这部由阿米尔・汗主演的电影在中国票房市场吸金10亿卢比（约合9000万人民币），这再次坚定了他们对中国电影市场潜力的信心。 中国为全球电影提供了巨大机遇。印度“丛林居民”电影公司总裁普里蒂・沙哈尼表示：“中国影院的平均票价为8美元，任何一部在中国市场受欢迎的印度电影都会获得全球票房收入的显著增长。”该公司将拍摄下一部在中国公映的印度电影。 印度福克斯―星空电影制片公司执行总裁维贾伊・辛格说，《我的个神啊》取得的成绩表明，宝莱坞好的故事片在中国有市场。辛格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市场将向更多印度电影开放，这会重新定义宝莱坞的经济学。” 一个重要因素是印度根据中国观众的口味，量身订制内容。《我的个神啊》的预告片被重新剪辑，希拉尼制作了一个更加吸引中国观众的新版本。 俄罗斯电影寄望“东山再起” 自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电影在国际上就一直难有立足之地，不过现在，俄罗斯电影也计划打入了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电影票房市场。 据俄罗斯《莫斯科时报》网站报道，2013年，大制作战争电影《斯大林格勒》成为首部在中国大规模上映的俄罗斯影片，上映头4天票房收入就达830万美元。这部影片也成为俄罗斯历史上票房最高的电影，在俄罗斯本土的票房收入约为5100万美元。 自那之后俄罗斯电影开始重整旗鼓，在5月的戛纳电影节上，中国共购买了11部俄罗斯电影，比其他国家都多。报道称，中国还拥有庞大的电影院网络，全国的银幕总数超过2万块，而俄罗斯只有3780块。 《莫斯科时报》的报道称，去年中俄加强了政治和商贸关系，因为乌克兰危机导致俄罗斯与美国和欧盟出现政治僵局，俄罗斯正努力加强其在国际上的地位。 随着中俄外交关系的加强，两国电影公司也在尝试合作，这对俄罗斯电影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投资来源。 根据俄罗斯电影基金会的数据，目前正在进行的合作影片包括科幻冒险题材的《中国游记3D》和《冰雪女王3》以及动画喜剧片《嘎嘎叫的假期 3D》。 负责俄罗斯电影海外推广的俄罗斯电影公司负责人亚历山德拉.莫杰斯托娃说，将于明年在中国上映的《嘎嘎叫的假期3D》是首部获得大笔中国投资的俄罗斯电影。 这笔投资对俄罗斯电影业来说是“史无前例”的，莫杰斯托娃说。 报道称，现如今，俄罗斯的电影制作人和政府都把目光投向了东边的这座“金矿”。 好莱坞开始向东方倾斜 诚然，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北美电影市场全球规模仍然最大，但是这个市场正在萎缩。一家电影行业网站估计，2014年北美市场售出的电影票的数量为12.4亿张，为1995年以后的最低水平，当年的数字为12.2亿张。 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的报道称，这一数据的高点是在2002年，当年卖出的电影票达到15.8亿张。此后，电影票的销量逐年减少，表明电影行业在这个曾经的核心市场遭遇了麻烦。 对于电影制作公司来说，好消息是它们现在更多地依赖海外市场的收入，而海外市场正在飞速发展。 报道称，说得更清楚一点：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而且很快会成为全球第一。中国单是在2014年就新增了5000多块银幕，全年总票房接近50亿美元。美国本土市场的规模约为100亿美元，不过以前还没有哪个市场接近过美国的一半。而且中国的票房还在以每年近1/3的速度增长。 据日本外交学者网站报道，影片《速度与激情7》今年4月在中国上映首日就进账3.91亿元人民币，几乎是之前纪录保持者《变形金刚4：绝迹重生》的两倍。中国市场成为与北美市场同等重要的市场，《速度与激情7》和《变形金刚4》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甚至比在美国还高。 好莱坞电影中更具代表性的是产品植入。而这些植入并不打算让非中国观众理解。比如，在《变形金刚4》中，出现了用中国建设银行的银行卡取钱的场景，中国观众能够立即注意到这点。但这个画面如此迅速地掠过，以至于不是中国观众也许不会注意到卡上有中文。 好莱坞还利用中国希望学习“商业”的愿望，因此许多伙伴关系为美国电影提供了其非常需要的先融资方式，以及帮助确保在中国国内上映。 此外，美国影视制作公司已经开始提交剧本内容让中国当局审批。2014年，《变形金刚4：绝迹重生》在中国收获了约3亿美元的票房，刷新了外国大片在中国的票房纪录。《好莱坞报道》称：“派拉蒙影片公司为确保在中国取得成功作出了很多努力，在北京、香港等地取景，邀请了包括李冰冰在内的众多中国演员。”所以，事实上，中国正开始从远方影响好莱坞影片的内容。 东方电影论文:从电影《红高粱》的二度创作评析被“东方化”的中国 摘 要：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是一部具有浓厚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主义作品，导演张艺谋将小说改编成电影后，更是升华了该小说的东方主义特性，因而备受西方媒体的关注。《红高粱》在搬上银幕的过程中，无论是影片表达出的西方对于东方的想象，抑或在声光影领域所进行的实验与开拓，都体现出现代中国参与了自身的“东方化”。 关键词：东方主义 西方 《红高粱》 张艺谋 电影《红高粱》在国际影坛上取得了显著成就;作为电影艺术家，导演张艺谋的作品在国际上也受到广泛关注――这种现象是对将小说改编成电影的肯定，而张艺谋热衷于将小说进行创造性的改编已是不争的事实。众所周知，在把小说改编成电影的复杂过程中，编剧会对小说进行符合电影创作规律的二度审美和重新把握，也就是所谓的“再创造”过程 。电影《红高粱》之所以广受好评，除了故事情节本身引人入胜外，也跟张艺谋在对小说进行二度创作时，强化了电影中的“东方主义特性”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电影《红高粱》完美诠释并演绎了神秘的中国民族文化，面对西方世界的好奇与窥探，大方铺开了沟通展示的桥梁。 一、电影中所创造的东方世界 东西方的地域文化差异，使得西方对东方有一种本初的欲望和想象;而这种强烈的欲望在东方没落及西方兴起的背景下便愈发膨胀起来，这种强大的征服欲促使西方文明不断地了解和接触东方。那么，西方人眼中的东方究竟是怎样的呢？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写道：“有些特殊的物体是由大脑创造出来的，这些物体，尽管表面上是客观存在的，实际上却出自于虚构。一群生活在某一特定区域的人会为自己设立许多边界，将其划分为自己生活的土地和与自己生活的土地紧密相邻的土地以及更遥远的土地――他们称其为‘野蛮人的土地’。换言之，将自己熟悉的土地――称为‘我们的’、将‘我们的’地方之外不熟悉的地方称为‘他们的’，这一具有普遍性的做法所进行的地域区分可能完全是任意的。”[1]“东方主义”便是在这样一种充满无知想象与偏见的认知下，被创造了出来。 电影《红高粱》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东北高密的传奇故事：在黄土飞扬的高密大地上，作为杠子头的“我爷爷”喜欢上“我奶奶”，血气方刚的他干脆利落地了结了“奶奶”的准丈夫，并与“奶奶”在高粱地里野合。虽高粱地里的野合场景让《红高粱》一度成为禁片，然而这既包含着编剧对于原始生命欲望的大胆想象，也满足了西方世界对东方性本能的猜测。漫天的黄沙、简陋的窑洞，以及夜空中那轮如诗如画的明月，这些对小说原景的夸张叙述虽使人略感陌生，却迎合满足了西方观众的猜测与臆想。 初看《红高粱》，就连中国人自己都不免诧异――不仅因为整部电影的荒诞离奇，更是由于我们所熟悉的中国被导演披上了一件带有浓烈西方色彩的外衣;与其说这是该片刻意营造出的一种蛮荒的神秘感，倒不如认为是导演为观影者量身打造出的一个未经开发的中国。“东方主义”是西方世界“以自我为中心”创造出的东方，他们心中的“东方”并非是客观的东方，而是带有明显主观色彩的想象。电影《红高粱》所创造出的东方可谓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在西方文明看来，“自古以来东方就是不同于他们的‘他者’，是处于边缘地位的客体，东方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和非凡的经历。作为客体的东方应该是落后的、野蛮的、愚昧的、非理性的，等等”。[2] 那么，为什么说“电影《红高粱》所创造出的东方可谓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呢？首先，从时间上看，倘若不是影片最后出现的抗日情节，很难想象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在20世纪30年代。这个在真实历史上剧烈变革的转折时期，在影片中却并未做过多描绘，仅仅是一笔带过。影片对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采取刻意淡化的处理方式，并不做详尽的正面描述，使西方观众看到更充满异域风味的中国。该片的镜头初始就呈现出由大片的红色和黄色交织构成的画面。其中，尘土飞扬的十八里坡深刻展现了当地的贫瘠荒凉，烘托出生存环境的艰难，营造出一种远离现实生活的历史沧桑感;而影片中如止水般寂静的夜空与黄土地的组合又显得那么难以捉摸，就像是神秘东方的缩影――影片对时空背景刻意淡化的处理，使我们立马就能感受到其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因此一开始就不可能将电影中故事背景与真实的中国社会环境画等号。 其次，电影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都是单一平面的。无论是人物的语言抑或着装都被简化到极致，影片的主人公“我爷爷”被刻画成一个“一根筋”的角色;而在表现“我奶奶”以及十八里坡伙计的性格特点时，也多以行为替代语言的方式进行诠释。如简陋且略显破旧的衣着（酒坊的伙计大多赤裸着上身，小豆g的出场只穿着一件肚兜）、孔武有力的臂膀、在高粱地里尽享欢愉的“我爷爷和奶奶”都体现出简单粗暴的原始生命力，而这些恰恰符合西方人对东方“未经完全开化”的理解和想象。“我奶奶”身着红袄、红裤、红鞋和红盖头，加上那红头绳、红耳坠、红脸庞，将旺盛的生命力与原始冲动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些红色基调的画面再同影片最后血肉模糊、叠股枕臂的场景联系起来，使得整部影片都沉浸在一股亢奋冲动的氛围中，这时继而响起豆g那稚嫩嘹亮的呼唤：“娘，娘，你上西南，长长的大路，宽宽的宝船……”观众的情绪被瞬间调动起来，好似某种原始的内在生命冲动与压抑至深的痛苦在那一刻几近喷涌而出，使观众猝不及防地陷入一种纯粹的情节体验中去。张艺谋在改编小说进行二次创造的过程中，将人物形象、语言特征及时代背景都简化到了极致，使西方观众看到一个被“提纯化”、甚至是“符号化”的中国。在经过提纯后，故事的寓意虽单纯，然却使西方观众了解到一个神秘而丰富的东方世界，这恰巧印证了他们对于东方文明的最初设想：即原始、冲动且混合着野性特征。 二、《红高粱》自身对于“东方化”的参与 “东方主义”就其本质而言，可谓是西方对东方的歪曲想象。但与此同时，萨义德也指出：“现代东方，参与了其自身的东方化。”[3]面对西方世界对东方的丰富想象，处于逐渐“被边缘化”地位的东方人自己又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事实上，大部分东方人逐渐认同并接受了西方对于东方世界的想象;就某种意义而言，甚至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迎合西方世界的审美胃口。 近年来，中国影坛热衷于拍摄类似《神话》《无极》《黄金甲》之类充满“东方元素”的大成本制作电影，目的在于冲出亚洲、走向国际。电影里无不充斥着动作机械划一的士兵、面目模糊的人群以及落后且甘受压迫的愚民……实际上这些影视元素，都是为迎合西方对中国“愚昧专制落后”的固有思维而特设的场景。相对于东方文明而言，西方世界认为自己是具有独立“自我”的主体，是进步、文明、科学和理性的代名词。中国对于西方潜在优越感的默认，实质上也是东方自身对于“他者”从属地位自我接受的一种表现。除此之外，中国对西方人眼中东方文化形象的接受，还集中表现在对西方审美观念和价值标准（即意识形态）的接受上;如张艺谋早期导演的电影《红高粱》《一个都不能少》等，国内观众看到这些电影都被片中所展现出的贫穷和夸张化的落后所震撼，以至关于“张艺谋就是喜欢把贫穷落后中国拍给外国人看”的议论声不绝于耳。与其说《红高粱》之类的电影因揭露出中国的封建文化而备受西方媒体的好评，倒不如说是因其迎合了西方长期以来认为中国封建落后的固执偏见，这种迎合就是接受西方审美观念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种对西方审美误区的接受以及对西方优越感的默认，就是东方世界自身参与“东方化”的一个显著表现。 随着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在西方影坛一炮走红，近年来具有东方色彩的国产电影更如同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争相踏入国际殿堂。然而，之后的东方电影在国际影坛上并没有延续《红高粱》的火热，国内观众也不予好评，观影后纷纷表示“不知所云”。《红高粱》的成功，既源于其满足了西方世界对神秘中国的想象，也在于对原著故事情节的还原，在纯化人物及故事背景同时却并未放弃“民族传统”的文化核心。所以一部优秀的民族电影绝不仅仅是单纯的“东方色彩”的镜头组合，最重要的仍旧是故事本身的内涵与灵魂。 东方电影论文:论电影《巴黎圣母院》的东方审美色彩 [摘要]电影《巴黎圣母院》改编自法国文学巨匠雨果的同名文学作品，影片围绕一个吉卜赛姑娘的生活遭遇而展开了叙述，除却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外，影片还通过刻画独特东方审美性的色彩画面来凸显出人物命运的多舛，进一步揭露14世纪法国封建统治和天主教会的昏暗，对底层人民给予了人文关怀。本文通过对电影《巴黎圣母院》的故事情节进行分析，并分别从色彩浓烈的画面、幽暗色彩意境的营造以及“彩蝶”式的悲剧审美三个方面来剖析影片对色彩的构建与东方审美色彩具有一致性。 [关键词]电影《巴黎圣母院》；审美色彩；彩蝶；幽暗色彩 色彩在电影创作中的运用主要依附于场景空间，并为人物形象的塑造、情节的渐入、主题的凸显起到浓墨重彩的一笔。电影通过植入多种色彩共同讲述故事情节，且与影片人物、背景等融为一体。甚至有时候电影色彩的强烈凸显的作用要比直白的电影台词更能触动观众的心底世界。电影《巴黎圣母院》把经典名著搬上银幕舞台，影片通过营造浓烈的色彩对比来凸显厚重的历史感，且跟随色彩画面的转变让观众更加深刻感受到爱情的伟大与人性的丑陋。这部影片在色彩的构建过程中符合东方的审美特性，透过色彩画面营造的悠远意境，我们可以看到影片中的审美色彩与中国传统文化推崇的“中庸”思想相一致。 一、电影《巴黎圣母院》 维克多・雨果是法国杰出的文学作家，他几乎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文学创作，他在戏剧、小说等文学领域大放异彩，通过沉稳的笔触展现出令人惊叹的文学才华。1831年，雨果发表了大型小说《巴黎圣母院》，小说汇集了他一生中的思想精髓和文艺价值，是浪漫主义典型代表作。正因为《巴黎圣母院》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所以它曾多次被改编为电影艺术，通过影像化的表达直观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同名改编电影《巴黎圣母院》的背景设置在由路易十一执政的巴黎社会，并围绕故事发生的地点巴黎圣母院而展开叙述。克洛德・费罗洛是巴黎圣母院的祭司，他不断地向社会宣扬性欲是不可饶恕的，会吞噬人的心灵，一旦触碰了它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当他第一次看到了美丽女孩埃斯米拉达后就克制不住地想要占有她，被压抑许久的欲望顿时爆发，狂热追求这个女孩，甚至不顾使用卑劣的手段也要一心抢占美貌的她，于是在性欲的侵袭下，他从对爱的疯狂追逐转化为迫害，甚至亲手毁灭了埃斯米拉达。故事中的卡西莫多也对埃斯米拉达怀有真挚的情感，他的外貌丑陋不堪，但他的爱是纯洁且无私的，甚至宁愿奉献出自己的性命，这与费罗洛的私心占有是截然不同的。费罗洛的灵魂是黑暗的，当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得不到埃斯米拉达的爱情时，他残酷地把自己的罪恶行径嫁祸给他人，把埃斯米拉达推入了万劫不复的绞架。卡西莫多难以忍受主人的残暴行为，于是他为了拯救爱人，不惜把费罗洛从高处推下去。 电影《巴黎圣母院》映入观众眼中的第一个画面就展现了肃穆的圣母院，在整个镜头画面中只能从几只白鸽看到一丝的生命力，随之就出现了几个希腊字母，通过“倒叙”的方式展开了爱恨交杂的故事，且在开篇之处就给观众设置了一个悬念，使观众的心底埋藏了深深的好奇感，很想去挖掘其背后的故事，于是故事内容就缓缓地呈现出来了。电影中刻画的巴黎社会的景象，我们可以感受到浓郁的历史气息，原著中对法国封建君主制度的泯灭人性和教会的表里不一进行了沉痛的阐述，影片也着重描写了生活在巴黎底层社会的穷苦人民，他们只能默默地承受上层社会赋予的残酷和暴行，同时影片也深刻展现了波旁王朝击毁巴黎圣母院的暴力，从这些赤裸裸的画面中使观众如同身临其境一般体验了法国混乱时期的沉重感和历史感，耳边不断地响起反对封建专制、抵抗天主教会的呼喊。虽然影片展现的是法国的历史题材，并融入了人性的反思，但这种历史的厚重感和深刻思想的展现主要借助细腻的色彩彰显出来，无论是色彩浓烈的画面，还是昏暗意境的构建，都富有东方独特的审美特性，凸显出色彩的“抒情写意”功能。 二、电影《巴黎圣母院》的东方审美色彩 （一）色彩浓烈的画面 电影《巴黎圣母院》在开篇之处就刻画了几组鲜明的色彩画面，影片聚焦于巴黎圣母院，且当时《圣母的审判》正值演出，画面中充斥着街头乞丐在祈求馈赠的声音，在街头的另一处有许多群众在欣赏吉卜赛女郎的优美舞姿，还有巴黎人民在狂欢，大肆庆祝的浓烈色彩画面。一眼望去，仿佛让人真实地看到了15世纪巴黎社会的真实景象，色彩的强烈对比和浓墨重彩，仿佛历史画面的再现。同时，影片正是通过这几组简单的画面，独具匠心地把故事的主人公纷纷展现出来，热舞的姑娘埃斯米拉达、负责敲钟的卡西莫多以及副院主费罗洛。其中女主人公埃斯米拉达是一个美貌的姑娘，具有开朗的性格和善良的心灵，她对周围的人们具有同情心，在影片中进一步刻画了她的美善，为了能拯救诗人走向绞死的命运，她当众宣布做他的“妻子”，解救了他的生命却不计较往日的丑恶；怜悯被鞭鞑的卡西莫多，亲手把水递送到他的嘴边，为他送来生命之泉；她甚至把自己辛劳赚来的钱分给周围的孩子们。但正是这样一个心灵高尚、令人怜惜的姑娘却因为费罗洛觊觎她的美貌而遭到了陷害。在她身心痛苦的过程中，卡西莫多为了解救她的生命而把带到了教堂，虽然教堂具有不可侵犯的权利，但因为教会和宫廷之间的利益勾结，最终还是无法保住埃斯米拉达的生命。这一事件激发了广大群众对她的同情，让市民真正认清了费罗洛的伪善和封建制度的残酷不堪。电影创作者在进行故事叙述和画面呈现的时候主要运用了夸张手法，在东方的影像审美中，反映埃斯米拉达的壮烈和费罗洛的丑陋心灵往往会借助浓烈的色彩对比来凸显出人物心中的强烈情感，且进一步把人物的矛盾和阶级的冲突扩大化，从而通过一幅幅鲜明色彩的画面来深化影片的主题思想，揭露特殊时代背景下统治制度的腐朽和群众的愤怒情绪。 （二）幽暗色彩意境的营造 电影《巴黎圣母院》的审美色彩还反映在幽暗色彩意境的营造方面，借助灯光的映衬下，似乎看到了中国古典艺术中的意境，例如，影片在刻画埃斯米拉达被卡西莫多藏在钟楼的那一处情节中，当时的埃斯米拉达独自一人承受着内心中的惶恐和孤独，她只能凭借悲伤的曲调来惦念心中的爱人，即卫队队长。影片的背景是幕墙，在幕墙的左上方有一块石头的漏洞，所以创作者就借助这块视觉空间的漏洞采用闪现了许多星星的黑色幕布，仅仅是色彩背景的一点变化就使画面中的空间产生了鲜明的变化，就好像是在魔术双手的作用下由室外的景象转化为室内。同时，为了凸显出埃斯米拉达当时内心孤助无缘的心情，画面中呈现的幽暗色彩并没有其他布景的点缀，只有一束光投射到埃斯米拉达的身上，把她的影子映射到幕墙上。在这个紧张、昏暗的画面中，观众的情绪也被带到埃斯米拉达身处的这间小屋，且屋外是一片黑暗，她能看到的仅仅是那一角透露的星光和若隐若现的烛光。随着埃斯米拉达充满忧郁的歌声的响起，观众仿佛深刻体验到了她此时的心情，一同与女主人公一起感受着命运的难以捉摸和绝望的生活，虽然镜头画面对这处情节并没有做过多的停留，但仅仅几个色彩画面就把埃斯米拉达身处的幽暗环境生动刻画出来了，同时把她内心中的恐惧、害怕心理淋漓尽致地通过色彩的构建展现出来了。 （三）“彩蝶”式的悲剧审美 电影《巴黎圣母院》的结局笼罩上了一层颇具东方审美性的悲剧色彩。影片最后讲述了在故事结束后的两年里，人们来到了墓穴寻找奥利维埃・勒丹的尸体，他是在两天前被绞死的，他的安葬也是得到查理八世的恩典。在这些恐怖的骸骨堆中有两具非常怪异，且一具缠绕着另一具，其中一具的尸骨很显然是女的，因为上面还残留一些白色裙子的碎布，且挂着项链，而另一具缠绕在这个女子身上的是男子的尸骨，可以简单判断出男子并不是绞死的，很有可能是自己在临死之前跑上来抱着这个女子的，当人们试图把这两具尸骨分开的时候，男子的尸骨突然就化成了尘埃。影片的结局给观众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这种结尾的安排饱含了创作者对人物遭遇的同情和人文关怀。这种悲剧性的结局与往常西方的死亡结局并不相同，西方的创作观念中往往把最后的死亡设置为悲壮的，无论是哈姆雷特的身亡还是安娜的自杀，都让观众感受到决绝的悲凉。但在中国的古典艺术中推崇的是“中和”的审美思想，电影《巴黎圣母院》的化尘式的悲剧结尾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梁祝》，因为《梁祝》中的主人公在人世间不能圆满结合在一起，因此作者描写了他们为爱殉情，并且化作了一双彩蝶，自由自在飞翔。于是电影《巴黎圣母院》的结局与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天人合一”相一致，是灵魂世界的最高审美。飞舞的蝴蝶代表了新的生命，也是中国人审美思想中的最高意境，在雨果笔下描写的“化尘”，与我国的审美思想不谋而合，都对有情人寄予了美好的希望。从中无疑可以看出，电影《巴黎圣母院》的结局与西方式的悲壮、惨烈的死亡结局并不相同，且彰显出如同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彩蝶”的审美色彩。 三、结语 综上所述，《巴黎圣母院》可以称之为一幅浓烈色彩的浪漫主义油画，在色彩的映衬下，电影故事汇集了荒诞的情节、壮美的场景画面、生动形象的人物。整部影片采用了对比的手法来映射现实，展现由封建统治下的巴黎社会充斥着暴力和阴暗、天主教会的伪善和泯灭人性的暴行激发了广大市民的愤怒。电影创作者采用了细腻的色彩勾勒来凸显出大的时代背景，鲜明的色彩对比让观众感觉到刺目，浓烈的色彩与昏暗的社会现状无疑形成了具有讽刺意义的对比，影片整体情调较为压抑沉闷，好像所有人的命运都被圣母院的钟楼在无形之中掌控着。除却沉重的色彩画面描写，影片中也有一些浪漫的色彩画面，例如女主人公埃斯米拉达与甘果瓦一起玩耍的时候，这些短暂的情节画面在整片沉重的情感氛围中得到凸显，同时也是巨大灾难来临前的宁静。 东方电影论文:“东方影都”对我国电影事业及产业的影响 摘 要：东方影都的投资和建设使我国电影的产业链进一步成熟、完善，其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也将为我国电影事业的拍摄、制作、发行、营销等各环节带来巨大的转型契机，凝聚更强的实力，开拓广阔的国际视野。此外，青岛东方影都还将经由对我国电影产业的影响来辐射山东省及附近区域，进而可能对全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助力。东方影都的建立所带来的影响虽以正面为主，但也存在一些负面影响，值得我们关注。 关键词：东方影都；电影；整合资源；产业结构 2013年9月22日，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区正式开工。青岛东方影都是以影视产业为核心，涵盖旅游、商业等多种功能的大型综合性文化产业项目。万达预计总投资超过500亿人民币，文化旅游投资超过300亿，预计占地37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540万平方米，包括影视产业园、电影博物馆、影视名人蜡像馆、文化旅游城、度假酒店群、游艇俱乐部等项目，将打造影视拍摄、影视制作、影视会展、影视旅游综合功能的全产业链。 笔者认为东方影都的投资和建设将对我国的电影事业造成巨大的影响，引发我国电影事业的革命性转型，使我国的电影事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和黄金时代，并进而对我国产业结构造成巨大影响。东方影都的建立所带来的影响以正面为主，同时也存在一些负面影响，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一、整合国内外资源，促进国际合作 目前中国电影的世界地位逐年提高，但与欧美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这与我国电影事业起步晚、市场化程度较低有关，同时也是由于没有一个明确的领军团队，影视资源缺乏整合有关。因此，我们总是很难将已拥有的资源发挥利用到极致，更难将没有的资源通过合作等方式来共享和合理利用。东方影都的建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整合国内电影市场的资源，并吸引国际电影制作团队前来合作，利用传统与现代、国内和国际资源，整合多方优势出大片。此外，依托万达集团的资金实力、人才优势，成片的销售渠道将更为成熟和多样，产业链的打造也将更为完备，因而可以更有效地实现国际传播和销售，并以音像制品、纪念品授权制作、文化旅游等完备的产业链形式来为制作方获取更高的利润率，并将影视资源利用到极致。关于整合资源主要可分以下三点： 1.整合我国传统文化资源。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历史从未中断的国家，拥有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悠久历史和辉煌文化。历史的积淀是丰厚的资源宝库，给予我国电影人以丰富的题材和资源，也让“生于斯长于斯”的电影人拥有与生俱来并日益加深的独有的文化气质。然而以目前电影市场的影片来看，我国电影人并未充分利用好这些独有而又珍贵的资源。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尹鸿教授曾分析中国电影的三个时期。其中在第二个时期，张艺谋等导演挖掘了许多具有乡土气息的资源，拍摄了许多本土影片，比如《大红灯笼高高挂》、《红高粱》等。这些影片曾在许多国际影展上多次获奖。然而，正如尹鸿教授所分析的，这些影片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审丑的色彩，披露的大多是落后、封闭、负面的信息，借以引起国外评委、受众的好奇心理，会对我国形象造成损害。与此相对，李安等导演也拍摄过一系列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如饮食、太极等）的影片，比如《喜宴》《推手》《卧虎藏龙》等。其构思和拍摄手段都巧妙地融中华传统文化元素于影片之中。但是，这类优质影片的数量还是较少的，而且没有充分利用、整合我国传统文化资源，更没有全面、立体、多样地展现我国的传统文化资源。而东方影都可以作为一个优势集结点，将我国的悠久历史和辉煌文化转化为“生产力”，在新的时挥、重塑其不朽的生命力。 2.整合我国现代文化资源。目前，展现我国当代社会、生活的影片虽然很多，但真正能够准确体现我国当代文化、主流价值观、时尚潮流的影片却少之又少。大多影片仅仅是浮于表面，仅仅展现形式上的都市、乡村生活、人们的现实生活和心理状况等等，却没有深入挖掘，在思想性和艺术审美方面都有所欠缺。因而，这些影片没有充分发挥传播我国当代气象、时代风貌的作用，也不具备在国际上传播我国价值理念、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作用。东方影都的建立，可以有效扭转现有的状况，将我国现代文化资源充分整合，凝聚最有传播力和传播价值的资源，加以制作和传播。 3.整合国内外拍摄制作、发行资源，优势互补。目前我国电影事业在技术方面与国际高水平制作团队的差距正日渐缩小。笔者认为，相比技术，人才资源是更具竞争力的资源，也是我国实现反超的重要路径。目前，我国拥有一批水平较高、国际影响力较大的导演、编剧、演员、制片人、发行公司，但在总体上仍然是零散的，没有形成合力。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在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铁腕人物”来加以整合，而东方影都则堪当此任。此外，东方影都还可以借助其拥有的国际资源和与国际高水平制作团队的联系实现跨国制作和联合拍摄。我国电影在传统文化资源、劳动力资源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优势，而在拍摄、制作技术和营销传播方面则存在较大的不足。我国的优劣势与以好莱坞为代表的高水平电影制作方存在明显的互补，而互补则蕴含着合作的契机和高效率。实现跨国制作、传播，不仅有助于吸收先进理念、技术，降低投资成本，还可以有效降低投资风险、获得海外发行的优势渠道，为投资带来更多票房保障。有了海外发行等保障，吸引各类风险投资者投资也会变得越加容易。可以说，东方影都将为我国电影事业带来新的发展契机和转机。中国电影将拥有一流的拍摄团队、强大的制作及发行、营销团队，可以更好地把握世界电影的潮流，进而影响世界电影的发展方向。此外，东方影都还将实现对以往拍摄、制作、营销方式的革新。仅就营销方式而言，目前我国电影的营销传播正努力与世界接轨，然而在一定程度上仍趋于简单化、传统化，没有充分将电影产品进行包装、营销，市场开拓的力度也不够大。虽然目前电影市场已经引进了整合营销传播的理念，但大多还是停留在理念的层面，真正落实在行动上的很少，更少有成功案例。简要对比国际高水平大片的成功营销和我国少数电影的成功经验可以发现一些端倪。2012年由漫威电影工作室制作、华特・迪士尼电影工作室发行的《复仇者联盟》是漫威电影宇宙系列的第六部影片。经之前几部电影《雷神》《美国队长》《绿巨人》的成功铺垫，以两亿两千万美元的制片成本取得了超过十五亿的票房收入。而我国的电影，比如《杜拉拉升职记》《失恋33天》等小成本电影，也是进行了较为成功的营销，取得了过亿票房的好成绩，却明显与漫威存在较大的差距。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电影具有成功营销的潜力，也已经具备了相应的条件和一定的经验，只是缺乏形成“套路”的模式化运作。可以说，东方影都将为我国与世界电影之间搭建起交流的平台和桥梁，有助于增加我国电影的对外开放性，促使我国电影更多、更好地走出国门。马克思曾有一段著名的论述：“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个方面的互相来往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有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东方影都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电影事业进入“世界交往”提供了道路和方向。 二、电影产业对区域和产业结构的影响 笔者认为，东方影都的建立将会在我国的电影产业中引发革命性的革新，同时，还将经由电影产业对青岛、山东省及附近区域产生巨大影响，并进而对全国的产业结构造成影响。而在短期内，这一影响将主要波及青岛、胶东半岛及山东省周边区域，对我国整体产业结构的影响不会非常明显。但从长远来看，我国整体产业结构极有可能会受到较大的积极影响，东方影都将为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供助力。 长久以来，青岛在经济发展方面主要依靠其石化等重工业和海尔、海信等轻工业企业，其产业结构也主要以工业为主，第三产业、服务业的比重不高，这一比重在全国二线城市之中排名较为靠后。与此同时，伴随这样的产业结构而来的是相应的以石油、电力为主的能源结构和以体力劳动和技术工种为主的劳动力结构。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现代化城市的未来发展，对自然环境和城市环境的负面影响也是比较大的。而其劳动力结构也不符合现代化城市的要求。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都在倡导低碳、减排和“绿色GDP”等理念。随着东方影都的发展，并辅以其他方面的科技进步和第三产业其他部门的促动，区域的产业结构一定会日趋合理，环境的质量也会得到改善。而电影产业是朝阳产业，经由东方影都的整合，将通过院线收入、音像制品、产品授权制作、拍摄地旅游等产业链上的众多环节为青岛和整个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和外汇收入。 马克思曾敏锐地预测未来社会的特点，陈力丹教授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程》一书中概括为以下四点：生产结构发生变化，信息产业居主导地位；劳动力结构发生变化，劳动中智力的支出将超过体力的支出；资源结构发生变化，知识生产力成为社会财富增长的极其重要的资源；科学的组织和决策机构处于社会的中心地位。我认为，东方影都的建立对上述四方面均有影响，而对劳动力结构和资源结构的促动作用尤为巨大。与此同时，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和知识生产力的增长也将为青岛、为胶东半岛、为山东省吸引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资源，大大提升其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能力。 三、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东方影都的建立所带来的影响以正面为主，同时也存在一些堪忧的负面影响，是值得我们警惕和加以关注的。 首先，过于注重出“大片”，可能会压缩小制作、文艺片等小众影片的市场和发展空间。其次，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形成的垄断现象可能会压制青年导演、编剧、演员的发展，进而可能限制中国电影未来向更广的方向发展。第三，跨国、跨地区进行的联合生产，可能会流于形式，变得尾大不掉，失去合作的意义，亦可能在拼凑和流水生产中失去艺术的美丽，迷失了文化的本意，泯灭掉人文的气质。此外，关于影视基地涉嫌圈地的担忧也始终存在。此前长影集团的“环球100”电影主题公园、浙江华策影视的“海宁中国武侠（影视）文化产业基地”等影视基地的启动和投资也都受到了涉嫌圈地的批评和指责。一些业界专家认为，万达的做法，更像是以文化为由头开发房地产，是文化搭台、地产唱戏的做法。 电影在今天已经不仅仅是纯然的艺术作品了。在更大的程度上，它是文化产品，是精神消费市场的商品，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拉动经济的一大引擎。同时，也是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文化传统的载体和传播者。基于电影在大众传播媒介中的重要地位，也基于东方影都的规模和规格，我们有理由相信，东方影都的投资建设将为我国电影产业、整个产业结构都造成较大的积极影响。同时，由此可能引发的垄断、涉嫌圈地等问题也值得我们继续观察和探讨。 东方电影论文:好莱坞电影中东方女性形象的解读 摘要：本文研究了好莱坞电影中的东方女性形象，认为这些女性形象是好莱坞电影制作者眼中的形象，是他们的主观镜像，是被“建构”和“想象”出来的，它们是西方话语权力运作的结果。 关键词：好莱坞电影 女性主义电影理论 形象学 一 从比较电影学的角度看，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历史也就是好莱坞电影影响中国电影的历史。鉴于好莱坞电影在世界电影格局里的重要地位，一部好莱坞电影史或者一部中国电影史，也可以被看作是一部好莱坞电影影响中国电影的历史。众所周知，美国文化中有消灭和吞并他人的历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事实。美国是电影王国，电影一直是美国推行文化霸权极为重视的一个文化领域。好莱坞电影尤以其强烈而形象的视听语言，引人入胜的叙事方法，众多耀眼明星的加盟，影片的高投入、大制作吸引着大量观众。 美国学者约翰.耶马在《世界的美国化》一文中指出：“美国的真正‘武器’是好莱坞的电影业、麦迪逊大街的形象设计和马特尔公司、可口可乐公司的生产线。美国制作和美国风格的影片、服装和‘侮辱性的广告’成了从布琼布拉一直到弗拉迪沃斯托克的全球标准，这是使这个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美国化的重要因素。”[1]文化产品是美国最大的出口产品，每年的出口额达600多亿美元，超过了航天航空和电子产品的出口额。其中好莱坞电影占据了较大份额，仅《泰坦尼克号》一部电影自1977年公映以来就创造了18亿美元的利润。好莱坞电影在美国已成为投资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支柱产业之一。美国的电影业处于世界霸主地位早已是不争的事实。20世纪20年代，好莱坞电影已经在全球4/5电影院上映。20世纪90年代后期，全世界电影市场的总票房大约每年155亿美元，美国就占据了这个市场的2/3，即105亿美元，美国好莱坞影片的票房收入有一多半是从国外的电影市场上获得的。好莱坞电影现已占世界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到1998年，美国电影业近百亿元的收入竟有超过50%来自海外。1998年全世界最受欢迎的39部影片来自美国。2001年票房前十名仍都是好莱坞作品。2002年到2003年初的情况也是一样，29部国际票房最佳电影都是美国片。2006年，美国国内电影票房达94.9亿美元，基本和2004年的历史最高点95.4亿美元持平。在制片和发行领域，美国全年电影产量继续保持连年来的高增长态势，2006年再创历史新高，投入发行的影片共607不，打破了2005年的记录，增加11%。美国2007年全球电影票房收入达267亿美元，其中海外票房171亿美元。 好莱坞电影所形成的这种极具冲击力的文化攻势，就连一些西方国家也感到焦灼不安。欧共体一些著名人士大声疾呼：“美国电影就像恐龙一般，正把它的利爪伸向‘世界公园’，要是欧洲国家再不联合行动，欧洲文化就濒临灭绝。”[2]好莱坞电影不仅具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它所蕴含的社会政治理念、价值理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通过观众的耳濡目染，其影响力是无法估计的。它不仅是经济武器，更是文化武器。好莱坞出身的里根总统都把好莱坞称作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宣传基地”，好莱坞是一个你不能从地理上定义的地方，我们并不真的知道它在哪儿。好莱坞电影，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语言，进入人们的潜意识。 放眼世界影坛，一方面，美国好莱坞依然雄踞霸主地位，侵占着世界60%以上的市场，电影已然成为美国排名第四的经济支柱产业；另一方面在美国全球化的趋势中，各国名族电影试图在逆境中生存、发展，像伊朗、中国、韩国、日本、巴西等国力求找到新颖的视角和独特的表达方式与好莱坞抗衡，这些国家的电影作品也在世界各大电影节上纷纷获奖。于是，东方与西方各种话语与价值体系相互冲撞与对话，呈现出多元共存、语言杂多、众声喧哗的局面。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变化最大的时期，选择好莱坞电影中的东方女性，关注西方导演是否注意到了中国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否反映在他们的电影中。 二 巴柔认为对异国形象或描述的研究即是形象学。文学形象就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运作过程中对异国看法的总和。好莱坞电影中的东方女性形象，具有形象的个性与丰富性，又具有原型的普遍性与一致性，其意义并不表现在指涉现象之外的现实世界，而在自身结构通过观念与形式的关系而创造的意义。好莱坞电影中的形象不是西方文化关于东方女性的想象与表现，而是好莱坞想象与表现“东方女性”的方式与角度。 女性主义电影理论与批评的思潮死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后结构主义兴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它对发达的好莱坞电影工业及制作方式采取了批判的、解构式的立场和态度，其目的在于瓦解电影业中对女性的压制和剥夺。它通过对西方主流电影视听语言的剖析，揭露其意识形态深层的反女性本质。 在梳理好莱坞东方女性时，看到东方女性就在天使形象与妖魔形象之间摇摆，成为西方人想象中的香格里拉或食人坟场。本文尝试在这些纷繁复杂的形象中加以整理归类，揭示这些幻象的生成机制，把存在于好莱坞电影制作者神经系统中的潜意识抑或有意识挖掘出来，让它见光.这是一块银幕中的银幕，透过这块银幕，看穿好莱坞在想象东方女性时隐秘的心理动机与传播期待，看清“想象性的东方”是如何被西方强加于东方，并纳入西方中心的权力话语，从而成为文化语言上被殖民的过程。 好莱坞影史中约有以下15种东方女性形象：蝴蝶夫人形象、妓女形象、龙女形象、娜拉形象、木兰形象、天使形象、妖魔形象、婢女形象、女奴形象、小妾形象、蜘蛛女形象、公主形象、地母形象、家庭妇女形象。我在此文中将根据几部有代表性影片来分析其形象。 （一）天使的向往 好莱坞电影《美梦成真》或译作《飞越来生缘》，曾获过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奖。影片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克里斯与安妮年轻时相识，婚后育有两个孩子，但两个孩子在车祸中不幸丧生，而克里斯也在一次车祸中意外身亡。他的灵魂到了另一个世界，而安妮也因对生活绝望而自杀。克里斯置身于地狱，寻找妻儿…… 在这部影片中，由华裔女星阮兰丝饰演的仙女，她引导克里斯来到了一个仙境：这里莺歌燕舞，鸟语花香，像是一个世外桃源，宛如《消失的地平线》中的香格里拉的影像版。克里斯和仙女所到的地方仍保持着天堂的纯洁与爱：这里富饶丰腴、和平宁静、魅力无穷，逶迤绵亘的精美的草坪与花园，溪水边点缀着茶亭，民居村舍精致亮丽；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温文尔雅、落落大方、无忧无虑。这里充满着东方式的自然灵性的美与神圣，宛如传说中美丽的香格里拉。 这部电影中的一个细节更是发人深省。其实东方仙女正是克里斯的女儿玛丽。在影片的第49分钟处，仙女对克里斯说：“我本来不是长这样的，我们有次坐新航的时候，我爸对空中小姐微笑，她就长这个样子，戴着这个名牌‘李昂娜’。我爸说亚洲女人都很美丽而且优雅、聪明……我当时想，等我长大了，我要变成那样。”东方天使说完这番话后，克里斯才意识到她就是自己已死去的女儿玛丽。克里斯/影片编导的东方天使情结在此暴露无遗。“东方天使”和“香格里拉”的组合使得这部影片的“美梦”得以“成真”：克里斯在天堂见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女儿，她已变成一位天使，影片同时也满足了西方人对东方“香格里拉”的向往。 “香格里拉”是一个美梦，梦乡就在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国。那些经常想“生活在别处”的西方人，在梦中做客总来到中国。香格里拉，与其说是中国的，不如说是西方人纯粹幻想出来的。 （二）蝴蝶君的悲剧 而在1933年出品的电影《蝴蝶君》中，编导聪明地反用“蝴蝶夫人”的典故，塑造了一个利用洋人的“蝴蝶夫人情结”向西方复仇的东方形象。东方/中国在《蝴蝶君》里被写成一个文化和性别的大骗局，而西方意欲征服他者却玩笑般解构了自己，是“东方主义”的新产物。 影片中西方人的东方情结、“”中国、间谍疑云、蝴蝶夫人传奇、男女奇恋、混血激情等元素相交织，讲述了一段跨越种族性别界限的变色爱情，掀起了了本世纪最惊心动魄的情欲风暴。1964年的一天，法国外交官高仁尼在人民大会堂观看歌剧《蝴蝶夫人》，对地方文化一直怀着好奇心和神秘感的高仁尼完全被散发着浓郁东方气息的“女子”宋丽伶吸引住了，他主动找过宋多次，半年后被提升他仍旧来宋家并真诚地向宋求爱。他与从不在他面前宽衣的宋终于确定了情人关系。 其实，高仁尼的主要任务即是收集中国的有关情报给法国当局。殊不知，中方同样为了获取美国的情报，派了男扮女装的戏子“宋丽伶”来接近高仁尼。开始后二人因多重原因分开。 1968年的一天，高仁尼在巴尼歌剧院又听到《蝴蝶夫人》中的咏叹调，这时他更怀念远在他乡的宋丽伶。让他意外的是宋竟来到巴黎并找到他，二人旧情复燃。后来，高仁尼因泄露情报而被捕，没想到站在法庭上指证他的却是男子宋丽伶。高仁尼在囚车看到宋男儿身时才真正明白自己爱上了一个美丽的谎言。最后高仁尼在狱中自杀身亡。 《蝴蝶君》是一出悲剧，片中反复运用的《蝴蝶夫人》中的咏叹调也强化了影片的抒情味和悲剧感。其中最大的悲剧集中体现在了法国人高仁尼身上。作为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神秘感和捉摸不定感，使高仁尼在长期的接触与自我理解中，构建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东方想象。他遭遇的东方情调浓郁的“宋丽伶”恰好满足了他的想象――是他心里早已浇铸好的那个完美的东方女性“幻象”的对应物。影片的最后，恍然大悟的高仁尼与其说是痛苦不如说是绝望地选择自杀。他自尽时脸上涂满了油菜和胭脂，留着冷艳的红指甲。这一形象行为艺术般地动摇了西方一贯持有的主体性，揭穿了西方内在的身份危机，也是“西方文化中心论”面临自身崩溃的隐喻。 （三）“地母”的建构 在1937年1月在美国公映的好莱坞大片《大地》是好莱坞历史上第一部用现实主义认真描写中国的重要影片，也是中美文化交流的一次有益尝试。影片成功地塑造了一位沉默、善良、隐忍、不屈不挠、忍辱负重、任劳任怨、无私奉献、勤劳勇敢的“地母”形象――阿兰。在影片中，阿兰/大地作为一种意象，让我们注意到叙述和意象表层之下的原型结构：阿兰对应着中国地母形象“女娲”。 阿兰是一个命运悲惨的女人，也是一个充满悲怆感的女人。她自己从六岁起就被走投无路的父母卖给了大户人家，受尽了羞辱与折磨。婚后接连的生产、孩子的不幸夭折还有逃难岁月给她带来无尽的痛苦。后来即使在家庭逐渐富裕起来后，肉体的痛苦减轻了，她又陷入更深一层的精神痛苦。丈夫王龙成为地主之后便去，并将妓女娶回家当妾。可以说，王龙与荷花带给她的伤害是致命的。但在这一切苦难面前，阿兰都默默地承受下来。她没有在荷花面前发泄自己的恨与嫉妒，只是坚决不踏进荷花的院子，不与她说话来表达自己对她的蔑视。她变得越来越憔悴越来越枯萎，尤其是发现二儿子和荷花有染时，她近乎崩溃，面对常人难以忍受的磨难，她把眼泪往心里流，忍辱负重，用虚弱的病体撑起这个家庭的体面。在儿子的婚礼之后，在悔过的丈夫身边，四十多岁的阿兰安详地死去。阿兰的这种隐忍、包容、圣母般的高洁与自我牺牲精神，使她拥有了一种宗教感，也使影片散发出史诗般的光辉。 东方电影论文:论陈英雄电影的东方艺术 [摘要]陈英雄把恬淡冷静的东方文化理念同西方电影艺术，通过独特的思维方式相结合。他的代表作中，既带有故乡情结也带有欧洲式的东方情节中对越南文化的捕猎。他讲求诗意的描述，运用电影语言，打动观众心灵，如诗一般。即使是面对饱含着苦难、泪水和绝望的土地，陈英雄依然葆有诗意。本文从陈英雄的电影文本出发，通过对陈英雄的文化背景的探究分析其电影文本和文化内涵，从而在更高更广的领域里加深了对陈英雄导演风格的理解。 [关键词]东方文化；越南电影；导演风格 越南，这个曾被称为“印度支那”的中国近邻，长达几十年的战争，使它远离了我们的视线，也使世人对它产生了误解与好奇。90年代以后，越南又回到了我们的视线中。殖民地题材电影成为提供美丽幻象和慰藉现实的电影潮流。在《情人》《印度支那》等异国情调的影片引起西方电影界关注的同时，一部《青木瓜之味》让我们看到了更接近真实的越南。而这部电影的导演陈英雄虽然是法国文化培养出的电影导演，但是他具有越南传统文化中的静谧、羞怯的气质，从而形成其独特的观察、表现事物的电影思维以及表现手法，一种恬淡静谧、文雅敦厚的东方艺术。 一、陈英雄的文化背景 陈英雄导演是当今国际影坛上一位颇为著名的亚裔法国导演。他出生在越南，14岁移民到法国。最初研读哲学，而后偶见一部让他感动的越南裔导演拍摄的影片后，便决意改学电影。而这一决定开启了他的电影人生。于是，陈英雄进入著名的专门培养电影摄影师的路易卢米埃尔学院，学的是摄影技术，因为他认为导演的场面调度能力应该从观看影片中学习。就这样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后开始了他的电影导演生涯。陈英雄在影视作品中逐渐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影像表现手法。他在20年的时间里，仅拍摄了5部电影，但这却毫不影响他成为亚洲电影界的著名导演，这得益于他的影片散发出的浓烈的个人风格。 电影在越南并不发达，以往越南电影也很少受到关注，提起有关越南的电影，不禁会想到美国经典电影《阿甘正传》和杜拉斯镜头下的异国恋情――《情人》，然而这些影片的故事情节却与越南无关，越南只是这些异国电影中的背景而已。不同于其他电影中那个硝烟弥漫、穷苦落后的越南，法籍越南裔导演陈英雄用他的镜头让我们看到一个色彩斑斓，柔美恬静的越南。树隙中倾泻下来的细碎阳光、中式庭院中枝繁叶茂的芭蕉树、娇媚惹人的木棉花、棚架下青翠剔透的青木瓜……除了殖民、除了战争、除了贫穷，这里的越南以其独有的诗意与让人慨叹的生活气息，宛如一位身着奥黛的越南姑娘散发着东方女性的淡淡清香。 作为一位身在异乡的越南人，陈英雄带着对于家乡怀有的一份乡愁，在他的镜头下把越南拍摄得宛如其儿时梦境中一样隽美。但是在其勾画故乡美好梦幻般的回忆的同时，依然不忘关注越南的社会现实，刻画越南社会残酷狰狞的现实，他把镜头对准泛着恶臭的街道，滋事暴力的地痞流氓等越南的底层社会生存现状，从而引发人们对于现实的思考。在陈英雄最为著名的“越南三部曲”――《青木瓜之味》《三轮车夫》《夏天的滋味》中，始终执著地书写着其对越南的情绪和情感，从恬静日常生活的审美观照、怀想期盼中如诗般的画面语言、时而轻快时而沉郁的诗情隐喻中抒发着陈英雄电影中特有的东方文化气息与东方哲学，形成其鲜明的个人风格。 二、陈英雄导演的影片风格 （一）人物：普通人和东方女性 恢宏的历史题材和激昂的伟大情怀从来都不是陈英雄影片的主题，在其作品中没有众人仰视的英雄，只着眼于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因为事实上这些卑微但坚韧的底层人物才是生活中真正的主角。如《青木瓜之味》中脸上永远是满足的微笑的女佣梅，在一幕幕尖锐狞厉的境遇中依然温性犹存的“三轮车夫”以及遭遇痛苦婚恋却从容生活的三姐妹，这些人物都是生活中的普通人，他们最为真实的日常生活才是生活中简约、朴实的温情。陈英雄作品体现新现实主义电影的风采，他追求朴实坚韧的生活氛围，他把镜头始终对准现实中的普通人的生活境遇，从小人物对待生活的态度中，诠释着自己处事的东方哲学。《青木瓜之味》中静静地看着这个庭院里所发生的一切悲欢离合，脸上永远是满足的微笑的梅，《三轮车夫》里对暴力和死亡的默默凝视的三轮车夫，《夏天的滋味》里，将所有的家庭矛盾和秘密平静地消解、超然掩盖的三姐妹，他们都诠释着陈英雄面对一切超然坚忍的生活哲学。 陈英雄不仅愿意瞄准普通人，在他的镜头中也赞美着着坚韧宽容、坚忍、平和、宁静的东方女性形象。在其作品中，男性阴柔软弱，而女性是生命的主人：坚定聪慧，镇静隐忍。其影片中画面无时无刻不表露着对这种女性的依恋。《青木瓜之味》中的梅、梅的女主人，《三轮车夫》中的姐姐、老板娘，《夏天的滋味》中的三姐妹，无一例外是具有鲜明气质的东方女性形象。这些影片中，陈英雄对女性的欣赏和赞美正是他对于儿时家乡无限乡愁的一种转化，这些女性身上柔美、宽容、坚忍、沉静、内敛的东方品格，体现了创作者心目中理想的东方女性形象。同时，他用这种崇敬和赞美无声地抗议男权社会中男性的懦弱无能和不负责任。 （二）情节：温馨与残酷的交织 陈英雄这个离国多年的游子从西方世界的观影期待出发，又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自我的文化自觉意识结合，冲破西方世界对越南主观垄断的揣测和想象，通过影像向世人展示了越南的传统与现代、温情与残酷、坚硬与柔软。这是陈英雄以自己的方式回想着祖国的过去，也凝视着现在，更是深切关注着明亮的未来。温馨过往与残酷现实的交织，其影片中所有湿热、阴郁和狂躁不安让陈英雄以诗意的沉郁，超脱的胸怀所平息。用沉静来平息痛苦，让温馨与残酷交织。 正如《青木瓜之味》中镜头从身着金黄色的高领长裙幸福地读书的女主角梅身上向上摇，出现的是一尊安详的佛像。在这里，陈英雄以自然与和谐、清净与祥和描述了另一种观念与理想。以绝对虚静的心灵进入到精神的最高境界：绝对的自由，在时间与空间的双重拘束瓦解后，逻辑、理性已成负累，没有了对物质欲望、对功名的角逐，于是，最终感悟到了生存意义和精神上的愉悦。 在影片《三轮车夫》的结尾，辞旧迎新的除夕，一夜之间，一切都已改变，生活恢复了往昔的平静。镜头掠过外面的断壁残垣，转向高墙之内的网球场游泳池和身处其中的人们，又再次回到外边突然变得阳光灿烂的城市街道，人流之中，三轮车夫骑着满载全家幸福的崭新的三轮车向前滑行，然后镜头渐渐上升，还有那一群在教室里专注地学习弹琴的孩子们。貌似突兀的结尾让人沉思，是什么东西让这些命运多舛的人在面对苦难时如此安稳，是什么东西使得他们在辗转流离的混乱中各归其位？很显然，这是一种沉默地生存状态，不是通常的绝望的血泪交错，而是属于生命意义上返乡之途中淡淡的忧伤，又是知其所来知其所终的安天知命。 《夏天的滋味》中三姐妹中最小的莲与弟弟出门为给父亲的周年祭祀而准备，正好呼应着影片开头中的他俩为准备母亲的周年祭祀而出门，就连接下来的悠远的钟声都一样，仿佛一切的爱欲纠缠都未曾发生过。导演没有沉迷于对人生的痛苦、对社会的愤怒的宣泄，而是以一种浪漫主义的风格作为影片的结尾，这无疑是东方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审美理想与思维意识的形象体现。爱与死，幸福与痛苦同时并存，一切都是自生自灭，自然而然。在灿烂明媚的阳光之中，再阴暗再无望的生活，再悲伤再恐怖的历程，都能够以人的胸襟和对生命的热爱将它包容。 这其实就是陈英雄的人生之道。从佛像到钟声，早已暗示着东方式的圆满。这样一种诗意的描述，非线性的写作，这种悲悯的情怀、达观的精神超越了现实的苦难，使陈英雄的影片沉郁而不凝重、压抑而不绝望。 （三）画面：画意与诗情的结合 陈英雄的电影中充满了诗情画意，他更像一位诗人将心中的故事转化为淡雅的文字一样，把他电影画面如诗般温雅细致地表现了出来。东方诗画色彩对陈英雄的影片视觉画面的影响很深，并且陈英雄十分善于以表现唯美含蓄、意境深邃的画面来替代人物的语言，以唯美的视觉画面和富有诗意的场景氛围传达不必言说之美，在有限的画面内传递着无限的神韵。例如，他的作品中刻意使用原生态描绘手法表现出乡村生活自然诗意，用饱和度较高的色彩画面和慢节奏的平摇镜头，来展示画面中环境和人物的每个精致细节，从而使人物每一个简单的动作都显现出一种朴实自然的魅力，镜头中也就让一种赞美和诗意始终洋溢其中。在影片《青木瓜之味》中，流落着宁静而自然的诗情画意的古朴的庭院等情境，如诗如画地表现生活中的自然状态，如随风而动的翠绿树叶、阳光下的木瓜树、陈旧的石板等。 三、东方文化在陈英雄电影的展现 陈英雄把恬淡冷静东方哲学同西方艺术电影的个性意识，以意象为主的思维形式，常采取象征、隐喻的手法，借以流畅的电影语言完美地相互融合并完美呈现，使影片中的对于现实的揭示与世事的说教潜隐在毫不张扬的诗意镜语中，东方哲学自然的富含于作品之中，形成陈氏影片中独有的风格。电影中把政治背景和教育意义隐秘在诗一般的镜头之中，东方传统理念、佛家的因缘色彩、道家的无为思想自然的融会贯通，陈英雄以自己的东方哲学理念叙述着他的情感，同时也用他心目中的越南诠释了自己的东方文化理想。例如，《三轮车夫》中本是对立的两种生活状态，面对苦难的阴郁和狂躁不安与无奈平息痛苦的从容沉静，在陈英雄的电影世界中被优雅地融合在一起，东方人对于人生境界的至高追求，即以出世的超脱和平静刻写入世的情怀，世事云淡风轻，时刻保持一份平常恬淡的心境，泰然处之。陈英雄电影中最直接使用干净、明亮、简单的电影画面来塑造电影观感，以安静、平和的意境，表现对自然与生命的感悟，赋予影像画面独特的人性关怀，这也正体现了陈英雄思想中以恬淡虚无为本的道学思想和以万事皆空为本的佛学思想。 东方的文化背景与西方文化的熏染使得陈英雄在观察越南时拥有独特切入角度、观察视点，同时对于文化的不同理解与本土情结的混杂性，也使其作品中的文化内涵和历史积淀要远远多于单一民族性的表述和极端地域色彩的彰显，从而获得了一种具有更大的文化兼容性和世界性的文化自由的隐性空间，是其能够以一种独特的视角述说一个全新的越南，挖掘出越南不为人知的另一面，陈英雄使东方传统艺术精神在电影这一最现代的艺术形式中得到张扬。他的电影在国际上频频获奖，而且在越南国内，除被指责“阴暗面表现太多”，也是广受欢迎。这些也都表明他不仅掌握了国际电影语言，并且抓住了属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命脉。 总而言之，陈英雄的东方文化背景以及后来的西方文化教育，使他把东西方文化和看似毫不相关的事物有机地融为一体，并成为他电影中的闪亮之处。如阿巴斯之于伊朗电影、侯孝贤之于台湾电影一样，陈英雄成为越南电影的一面大旗，猎猎飘扬。虽然他的作品被少数人指责“阴暗面表现太多”，但是这并不能把陈英雄在电影艺术上特别是对东方艺术的完美诠释给否决掉。他的电影在国际上频频获奖说明了他的电影作品的艺术价值。陈英雄以敏锐的艺术感悟力和对乡土文化的真切感怀赋予了电影浓郁的东方色彩，编织成了一个柔美纤细的东方童话。陈英雄巧妙地将东西方文化相结合，其将世界电影艺术中的养分融合于东方传统艺术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不一样的越南，探索出富有现代意味的东方哲思电影的形式与风格。他的影片所表现出来的东方艺术之感，依旧在漫漫电影长河中熠熠生辉。 东方电影论文:从东方式的电影构思浅析日本社会与文化 日本电影《情书》独特的唯美日式抒情及娓娓道来的清新之意，均可表现日本大和民族的民族心理及社会文化。岩井俊二说他自己只不过是在影片中加入了许多个人化的东西。所谓“个人化”，我认为既是他的个人艺术风格，也是日本民族心理、情感的表达，更是一种东方式的电影艺术构思。《情书》就像一首清新的小诗悄悄唤起了人们对青春、对爱情的憧憬与回忆，并且日久弥醇。 一、细密的蒙太奇结构，即日本人谨慎严密的思维逻辑 在世界各国的许多影片中，男女之间形形色色相互爱恋的故事早已司空见惯，有的直率坦诚，有的明争暗斗，有的成人之美，有的夺人所爱，或悲或喜，不一而足。故事尽管千差万别，各不相同，但其中的共同点是：铺陈人物情感发展变化的历程。然而，岩井俊二的《情书》却独辟蹊径，在众多爱情影片中脱颖而出。其实，严格地说，《情书》算不上是真正的爱情片，因为影片中男女主人公并没有真正相爱过，所谓“情书”也不是男女主人公互诉衷肠的书信，而是两个女孩之间唤起回忆的媒介。这正是岩井俊二东方式电影构思的秘密所在。 《情书》简单的叙事文本若采用一般的结构模式，很可能衍化成一部毫无特色的爱情片。然而，岩井俊二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特意舍弃了三个主人公之间爱情的悲欢离合，而把重点集中在对往事的追寻和回忆上，从而形成了《情书》错综复杂的电影结构文本。两个女主角都不善于表露自己的内心，并将真情深深地隐藏了起来，直到她们通过镜像式的审视对方从而了解自己的内心后，才不得不面对悲伤的事实，这种钩沉复杂的反射式心理描写将日本人内心的保守、沉默、严谨尽显无疑。 影片情节发展以博子探寻男友藤井树的爱情真相作为推动力，引发了另一女主人公藤井树的回忆；再以女藤井树的回忆作为次动力，不断推进博子的情感转变，从而共同完成了两个女孩子情感蜕变的过程。 该片在现实时空中的情节采用外视角的形式，按照编导者的理性思维和情绪变化，表现两个女主人公在共同寻找“情书”之谜的过程中，由于某些外在因素的影响，致使两者或贴近，或远离，或若即若离的状态。在回忆时空中的叙事则采用内视角形式，情节的进展完全遵循男女主人公的心理逻辑和行为规律。从片中我们不难发现在《情书》结构中的现实与回忆两个层面里至少有四组不同时空的人物行动线，编导者使它们互为因果、互作经纬、交错递进，细针密线地编织起来，做到了天衣无缝，精妙之至。这正是岩井俊二细致入微的思维方式在电影结构中的体现。由此，我不禁联想到中国戏剧家李渔所说的话：“编戏有如缝衣，其初则以完全者剪碎，其后又以剪碎者凑成。剪碎易，凑成难，凑成之工全在针线紧密。一节偶疏，全篇之破绽出矣。”可见，中国戏剧结构的美学原则与日本导演岩井俊二在电影蒙太奇结构中的美学实践，实则是异曲同工，都是纯粹东方式的审美意识。 二、细腻而哀婉的日式民族情感表达 影片《情书》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优美抒情中蕴涵的淡淡哀伤，这正是日本民族特有的情感表达。这种民族情感的形成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在世界各国中，日本无疑是种族构成纯粹、文化同质性高的民族之一。它独特的历史和地理环境塑造了日本人敏感细腻的内倾型性格。环海的地缘，狭窄的国土，曲折的海岸线，形成了日本湿润的气候。因此，有学者称日本文化为“湿气文化”。该文化与内倾型性格相结合，使日本人更倾慕清净、素雅，更崇尚“清明心”“心情道德”的执著和坚韧。这种民族情感在岩井俊二的《情书》中表现得格外浓郁绵长。影片最后博子面对皑皑无垠的茫茫雪原一遍又一遍哭喊着：“你好吗？”以倾吐对男藤井树的思恋和哀伤。此时，躺在病床上的女藤井树也一遍又一遍自语似的回答：“我很好。你好吗？”同一时间，不同地点，两个女孩共同的心声交相呼应。她们呼唤着男藤井树，呼唤着彼此，也深切地呼唤着自我。至此，她们完成了漫长而艰辛的情感蜕变和升华，由“过去”的我过渡到“现在”的我，并预示了超越自己情感的“永恒”。岩井俊二如此地表现人物心灵的敏锐和情感的细腻，正是影片看似平淡如水实则动人心魄的魅力所在，也是日本人特有的情感表达方式，这在西方影片中是难以见到的。 博子不惜一切地探寻男藤井树的爱情真相，女藤井树对昔日暗恋情人的淡淡回忆，不正是追求感情的“纯”与“真”吗？不正是表现了向往理想中的美好事物的执著精神吗？不正是日本民族格外崇尚的“清明心”“心情道德”的形象表达吗？如果把追求真情的执著精神置于当今商品社会的大背景下，不难发现编导者努力寻找和赞扬的其实是一种超越物质利益诱惑、潜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真挚感情。因此，可以说《情书》中细腻哀婉的情感是对今天金钱物欲的间接否定和批判。 三、日本特色的人生感悟 樱花之所以成为日本的国花、民族之花，是因为细腻的日本人以敏锐的心灵触角从樱花“开得适时，谢得利落”中感悟到了人生的真谛：壮烈中相伴着伤感。日本茶道中“一期一会”的观念，实际上就是人生“转瞬即逝”的“无常”观的体现。因此，日本人极为珍视有限的生命，珍视生活中的第一次机缘。这种把自己和对象同一化，与对象产生一种共鸣，或者说在对象中发现自己、观照自己，是一种无常美感和无常哀感的调和。日本人正是从这种哀愁的艺术哲学中感悟世界、感悟人生，以达到“闲寂”或“寂”的人生境界的。 樱花性格、茶道精神浸透在《情书》的整体艺术构思里，带出了浓浓的日式情怀，表现出岩井俊二的东方式艺术风格。男藤井树英年早逝，他带着对女藤井树的暗恋去了，带着把博子当做女藤井树的替身却又无法对真爱表白的遗憾去了；女藤井树把男藤井树这段纯真的爱恋情愫深深地留在了心底；博子在明白男藤井树把自己当做女藤井树的替身之后，虽然感到怅然若失，但与男藤井树相处的那一段快乐时光，却成了她一生最美的回忆……这不正如同樱花一般开得灿烂，而又谢得令人哀伤吗？这不正是他和她们年轻的生命里难得的“一期一会”吗？他和她们的美好的情感经历将成为女藤井树和博子一生永久的怀念。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就体现在这一段又一段的情感历程中。他们对纯真的感情、理想的情操、美好的境界的追求，正是对生命、人生深切的感悟。 岩井俊二的《情书》表面上似乎没有阐释什么哲理，然而，那一段段淡淡的回忆，充满了淡淡的哀伤，更值得人们珍惜和怀念，人生的况味正在于此。影片清新之中蕴涵着浓郁的日本民族特色，也值得我们深深揣度。那一封情书，寄到了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东方电影论文:东方传统美学内涵在电影中的嬗变 [摘要]百年中国电影发展史中，东方传统美学内涵在电影中的营造和嬗变，对电影艺术在中国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电影艺术形式引进中国的百年时间内，中国传统美学因素在电影中不断渗透，从追求东方意境之美、到追求含蓄典雅之美，追求壮美激越之美和追求简洁象征之美，中国艺术电影实现了与时代的和谐共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电影的发展将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在固守传统文化的根脉中实现不断完善发展、吐故创新。 [关键词]美学内涵；电影；意境；嬗变回首中国电影发展，艺术电影虽然在繁荣的影坛上不能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其对电影艺术在东方发展却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在电影艺术形式引进中国的百年时间内，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电影发展过程中的思想源泉。中国传统美学因素在电影中不断渗透，并实现了与时代同步的融会贯通。在中国电影发展中从第一代导演的《女神》和《大陆》到第五代导演的《英雄》《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在东方美学内涵上有明显相通之处，但也不断地借鉴、移植和创新。 一、追求东方意境之美 意境理论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是一种对审美的追求。意境概念在中国文学史上获得了漫长的孕育和发展，是在艺术部类获得完美发展基础上提出的。在中国诗歌创作中被最早提出，王昌龄提出物境、情境和意境；皎然在《诗式》中提出了取象、取义和取境的问题。境界的概念在哲学和宗教中都有论述，以禅喻诗等被归纳为一种艺术审美概念。 意境是一种品评美学作品的境界。对中国美学来说其精髓在于诗，而不是进行叙事，这在中国早期电影中被全面融入了。20世纪30年代的《神女》始终以一种无声和黑白色调演义生活艰辛。从夕阳后万家灯火到惨白灯光，以慢镜头方式对屋内摆设、必需品和旗袍等进行引导和对比，形成一种自然的疑问和设喻，镜头并没有停留，而是转向主人公――一对母子。虽然仅仅是简单的几个镜头对故事已经做出了充分铺垫。惨淡的意境与影片的批判性紧密结合，透射一种希望和绝望中的苦苦挣扎，展现了母亲爱与心血的倾注。影片是一种对现实的折射，是一种时代音符，是一种审美意境。《女神》以景物的转化揭示家庭破败，增添了情感因素在景语的寄托，是一种对母亲的颂扬。 《城南叙事》采用情景交融艺术手法，将传统意境美展现的淋漓尽致。在三段故事叙事中不断追忆童年，并紧紧扣住小英子对往事的怀旧。在老北京风貌背景下，不断地撩拨久远的故园情怀。在小英子纯真视角下，老北京的胡同、会馆、骆驼、驴子，井台、卖唱，甚至于小油机和童谣等镜头形成串联。童年的眷恋、回忆和神往的过程给人留下了无限暖意，在观众心中激起一种深邃情感。童年是一场伤感的离别，也是一种视觉冲击和情感力量的酝酿。满山红叶不仅仅是一种情思，也是一种难言的哀婉，情中有景，景中有情，是一种久远意境的追求。 虽然从早期电影来看《渔光曲》较为简单和稚嫩，在影片中运用画面镜头和音乐，却成功地塑造一种淡淡的诗歌意境。东海的早上，苍翠中红日东升，朝霞掩映动感的波涛，渔民在海上捕鱼。在长镜头横移中接木桶破冰，在《渔光曲》主题曲配合下，呈现一副烟波浩渺的宁静和优美意境，在歌声中展现出渔民家庭的悲惨故事：小猫小猴出生，在天地苍茫中穷困中的婆婆的病重；其后是婆婆故去以及小猴和小猫长大；东海上渔帆点点，小猴和小猫的面部特写；再后在近景描画小猫凄苦，以及小猴奄奄一息；在长镜头横移中画面淡出，东海的天色越来越暗。《渔光曲》在叙事上没有强烈冲突，但是舒展的背景音乐，大量长镜头和遥拍的运用之下，对影片故事实现了精准展现。虽然是一种生离死别，但是在悲哀之余，并不会感到愤怒。从个人遭遇扩张到时代悲惨，是一种对时代人群的思索以及对生存的拷问。 二、追求含蓄典雅之美 在中国近现代电影中追求一种含蓄和隽永，那是超凡脱俗、飘逸、超脱于物象之外的美丽。在含蓄隽永的刻画中，看似简单的画面和镜头，其中却传达一种富于美感的力量。在每一个意象、每一个场景和每一个造影中展现出一种绵绵不息的张力和诗意。《柳堡的故事》以一种细腻、动人、抒情风格引起了社会反响。作品虽然是战争题材，但是却突破了战争题材框架，清新和优美的格调像是一首抒情诗。在电影中情感疏散、婉约抒情，板桥、风车、流水与爱情故事融合，配合优美的音乐，显示了浓郁的抒情色彩。 影片《巴山夜雨》是一部温情政治、结构雅致、回味“”的作品，虽然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但是后台却隐藏着历史。表面看不到丑恶，但是却对人生、人性和历史进行不断反思。影片中对传统道德主义，从知识和理性的角度切入，片中主人公公石秋形象像一个符号，一种诗人和囚徒的结合。主人公本是一种对文明的囚禁，但是却在言语中展示着自己的“真”，在救人中显示出“善”，而在诗句中飘逸着“美”。导演情感化、诗意化的感性形式，既是一种对“”的回索，也是一种对现实的反思。叶楠认为自己在《巴山夜雨》创作中，没有准备塑造传奇和脂粉，也不准备重复微雨和疏雨，而是将十年的狂风暴雨写成巴山蜀水的无声细雨。 《人鬼情》中是一种诗歌化情感结构和历史主体意识的呈现。影片中引入了女性视角和女性意识。从公秋芸戏曲武生的生活和事业入手，体验女性丰富和细腻的情感生活。在女性视角发掘历史，并内化为一种细腻情感、温婉情绪和女性体悟。在诗化的历史中，导演将自己的思考融入感情结构中。在双重凝视和双重跟进中，中国当代历史电影中塑造出一幅诗化意境。随着中国电影的不断发展以及数代导演的积极努力，中国电影不断开掘意境新篇章，在电影中展现着东方美学内涵，继承传承和嬗变在悄然进行着。传承是一种血脉中的精神，虽波澜不兴，但却意义深远，嬗变润物无声，却势不可挡。 三、追求壮美激越之美 进入20世纪90年代，时代主旋律发生变革，精英文化成为时尚的背景下，中国电影在艺术性和思想性方面都产生了革命性变化。在对中国诗化传统意境塑造过程中，进入了全新的语境时代。电影中淡化情节和人物，在结构情节中追求影像的逼真。中国电影实现了从戏剧化向纯粹银幕的转变，在欣赏完整故事框架基础上向意象美学转变，其中的东方审美艺术风格和民族韵味震撼了世界影坛。 张艺谋的电影中充分运用视听语言，以流动画面推动情节，在表达感情中运用民俗等。运用大量视听元素来增强整体效果，而在音乐运用中充分展示地方和抒情特色。在深层表达意境中给电影提供了多渠道展示机会。画面刻画中张艺谋运用色彩对世界进行还原，并配合人物主观情感，在影片中完成寓意走向。《红高粱》和《菊豆》中色彩炽烈和绚烂，红色代表勃发的生命力。《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满眼红色是对宗法制夫权社会的控诉。《有话好好说》中刻画的是一种调色板颜色，光怪陆离和五花八门的颜色杂糅在一起，是一种都市本质刻画，在本质上达到一种和谐的惊人，而张艺谋以一种观者姿态，隐秘内心世界。 陈凯歌在《黄土地》中拍摄时间选定在黄昏，或者是早上，在大地色调上，追求一种浑厚和宽广的暖色。在画面造型上，选取一种充分发挥造型的手段。其中仰拍镜头和俯视镜头相互结合，构图饱满富有表现力，尤其是在大远景镜头中展现着一种苍凉和博大情怀。在劳作和休憩中将黄色土地和民族文化进行有效结合，其中静态摄影方式高度切合黄土地的生命风格。在拍摄窑洞时巧妙运用室内外光线的对比，促进人物造型的生动化和真实感。而在光影和油灯照耀下，人物实现了立体感和真实性，并且对民族苦难和沧桑思想内涵进行了展示。而在黄河拍摄中并没有追求波浪滔天，而是选择性拍摄，目的是精准表达民族之根。 四、追求简洁象征之美 简洁朴素是一种美感。在对结构、人物和情节展示中可以带来一种特殊美感。在电影中是一种对丰满和厚重情感的追求，是一种清纯、典雅和优美。在《城南旧事》和《我的父亲母亲》中情节并不复杂，在相对质朴的环境下对细节进行精准性描绘，注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对人物情感世界和思想进行观察积累，以一种细腻手段，回味无穷地渗透于全部影片中，观众在自然而然的情感中融入电影故事中。 结构、人物、情感的简单化，并不是片段化，也不是对内容的割裂，而是一种特殊的美感追求。电影艺术简洁不是戏剧和小说中的简单，不追求丰满和厚重，而是追求一种清纯和典雅，产生一种优美动人的感受。《那山 那人 那狗》散发的是一种云雾般清香感觉。在翠绿画面中散发着朴实美感，远景镜头描摹出青翠的山和孤寂的邮路。在大量远山描摹中，山被赋予生命，一个普通邮递员的生活理念和职业理想，通过护送儿子上岗得以展开，全部承载于那山。在山依旧、狗依旧的情况下，人却换了。虽然在父子之间实现了交接，但是在感情上，尤其是职业情感上依然是存在沟渠。在山、狗、人之间实现了生命的内涵体现，诠释了人生真谛。虽然在画面上简单，但是却可以产生一种淡淡感动，像阳光、空气和土地一样，留存着意蕴深厚和平实感动。 与中国传统诗歌追求的意境含蓄之美有所差异，中国电影逐步借鉴了象征表现手法。《巴山夜雨》充分利用了象征表现手法，夜航船意象就是一种社会现实的缩影、人性方向和国家政治象征。其中夜雨也是一种悲怆怀恋意象，在大娘祭江镜头中就是一种夜雨交加和天公作悲。其中有哀告和绝望，也有雨过天晴的光明和灿烂。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大红灯笼象征男权为中心的性文化标志，成群妻妾在大红灯笼明灭中，经历鲜活生命被吞噬、被异化。其中中国性文化被大红灯笼展现了出来。 总之，具有东方传统美学的电影被称为诗电影，或者被称为意境电影，不管是哪一种称呼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颂扬和肯定。在东方文化背景下，信息化时代新媒体不断涌现，电影得到广泛传播同时，东方美学内涵在电影中被不断塑造和再塑造。中国电影结合传统，固守文化根脉，追求东方意境，或含蓄典雅，或壮美激越，或简单象征，在文化精神上与美学风范高度切合，促进了东方电影民族化。东方美学内涵被融合进入电影艺术，实现了中国电影不断吐故纳新和创新发展。 东方电影论文:论许秦豪爱情电影中的东方意蕴 摘 要：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因其特有的历时背景、文化风俗，影视作品也体现出独特的民族情感和文化特点。韩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已有千年之久，他们的电影往往能体现出厚重的民族文化特色和深刻的人性思考。文章以韩国著名导演许秦豪的电影为例，对其影视作品的主题、情节、声音，画面所体现出的传统文化和美学进行分析。看看他是如何运用自己特有的风格将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展现出来的。 关键词：东方意蕴；传统文化；儒家文化；韩国电影 20世纪90年代后期，韩国电影开始在世界电影舞台上崛起。历经十余年的蓬勃发展，一方面成功击退了好莱坞电影在国内的主导地位，为本土电影的生存发展争取到难得的机会；另一方面创造并发扬了具有本国民族特色和文化传统的电影风格，赢得世界各国广泛的关注和认可。越来越多的电影人才随着韩国电影的崛起迅速涌现出来，许秦豪便是其中一位。他的作品都是对生命和情感历经积累沉淀后产生的，是能够发人深思，引起广泛共鸣的不可多得的佳作。在他的作品中往往能看到对本国传统文化的发扬。能做到这一点，在商业气氛愈加浓厚的电影界，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美国著名剧作家罗伯特·麦基曾说过，在艺术和受大众欢迎之间并无必然的矛盾，在艺术和艺术电影之间也并无必然的联系[1]。由此可见，许秦豪不仅实现了个人的艺术追求，也得到了大众的欢迎，并在这两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一、叙事风格 1.主题——芸芸众生的爱恨离别。电影史上许多脍炙人口的爱情故事总是力图展示爱情的某种超越性，通过书写爱情神话来证明爱情的伟大。如《泰坦尼克号》对等级秩序的超越，《人鬼情未了》对生死的超越，《罗密欧与朱丽叶》对家族仇怨的超越[2]。这些作品都体现了爱情面对困难，哪怕是死亡时所散发出的强大的力量。 许秦豪的《八月照相馆》讲述了身患绝症的摄影师在生命行将结束的日子里邂逅可爱的交通局女孩的故事；《幸福》讲述了两个身患重症的人相爱的故事；《外出》中的男女主人公因爱人的背叛而相识并产生感情，却在最后不得不承担起对家庭的责任而分道扬镳。从这些简单的故事中，体现出了爱情和生命珍贵美好的一面，却没有刻意展现爱情的某种超越性，反而表现出爱情在面对困境和死亡时的无奈。许秦豪的爱情电影突破了传统爱情影片既定的模式，更真实更理性地体现出了爱情与生命的常态。始终着眼于普通人的生活状态也是许秦豪电影主题的一个特点，这十分符合东方民族更注重现实世界中世俗关怀的秉性。《八月照相馆》讲述的是摄影师与交通局记录员的故事；《春逝》讲的是录音师与电台主播的故事；《外出》讲述的是舞台灯光师与家庭主妇的故事……他们因家庭的和睦而幸福，也因生活的琐事而争吵；因爱情的降临而喜悦，也因爱人的背叛而痛苦；因生命的逝去而恐惧，也因苦难的来临而坚强。在许秦豪的电影中，时刻体现出一种现实主义的人文关怀，讲述普通人群的生命与爱情是许秦豪爱情电影永恒的主题。 2.情节——唯美含蓄的诗意表达。韩国电影往往回避尖锐的戏剧冲突，注重挖掘和呈现生活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既着力在人物外在美上下工夫，又不遗余力地展现人物美好的精神世界。许秦豪的影片继承了韩国电影的这一特点：他乐于以细腻的情感表达方式，追求的是真实，简单的故事情节。一切就像对日常生活的还原，静静地流淌出东方美学的独特神韵，把影视作品中经常探讨的爱情、死亡等话题演绎得凄美、透彻。《八月照相馆》中，郑元和德琳的爱情发展过程里没有山盟海誓，没有热情相拥，甚而连一次勇敢的表白都未曾有过，但甜蜜的爱意在两个人日常交往的细节中慢慢展现出来。整个影片以一种有节制的方式来传达平静生活中最细腻的情感，以高度写实的方式，把爱情的甜蜜和无奈，生活的美好和残酷传达出来。 美国导演鲁本·马摩里安说：“一个艺术家的风格，实际上就是他对世界、对人生的观点，他是如何看待世界、看待人生的，他是如何理解世界、理解人生的。[3]”融入死亡却又淡化死亡，对于死亡这样残酷主题诗意般的表达是许秦豪的特点。影片《八月照相馆》中，当郑元骑着摩托车摇头晃脑的穿梭在大街小巷时；当他在医院走道做鬼脸吓唬对面的孩子时；当他在照相馆热情地接待形形色色的顾客时，谁会想到他是一个身患重病将不久于人世的人呢？影片最后，郑元坐在相机前，随着自拍功能的启动，“咔嚓”一声，熟悉的笑容定格成为郑元的遗像。导演没有用生离死别的场面来表现郑元的离去，就像中国绘画中的“留白”一样，把领悟和感受的空间留给观众。许秦豪摒弃了人们面对死亡的痛苦和恐惧，巧妙的通过一个镜头，一个具有象征性的符合将残酷的死亡诗意般的表现出来。这种淡化死亡的处理方式，看似轻描淡写，实则给人强烈的心灵震撼，具有浓烈的东方特色。 二、声画语言 1.画面——东方美学的真实再现。“文贵含蓄”是东方艺术中的传统观点。老庄思想对这一审美传统的形成有重要的启迪作用。老子的“大音希声”和庄子的“至乐无乐”，都很自然地引伸出了“无言之美”的审美理论[4]。这一系列美学传统在东方电影中也有所体现。许秦豪不是一个热衷电影技巧和特技特效的导演。在他的电影中，我们看到的是大量平稳、静观的镜头，但在那些简单的镜头下却往往能够营造出唯美的意境。场景选择上，许秦豪十分注重与自然的亲近，他通过这些场景的构建，体现一种返璞归真的美好。《春逝》中，尚优和恩素的爱情产生于美丽的大自然中；《幸福》中，导演将城市和自然两个场景进行了对比：与城市相关的镜头中充斥着炫丽的色彩、耀眼的光效、凌乱的构图、晃动的镜头，画面中的人往往处于一种极度浮躁，迷失的状态；反观自然界的镜头，淡雅的色彩，柔和的光效，简单的构图，平稳的镜头，生活在自然界中的人也体现出一份乐观、超脱的人生态度。在许秦豪的电影中，这样的镜头已经不单单是对情感的叠加，讲述故事的手段。他的镜头已经和影片的主题思想高度的融合为一体，往往一个镜头就能体现出世间百态，人情冷暖。在那些安稳平静的镜头构造了和谐的视觉效果，影片始终沉浸在一片温柔的情绪之中。 长镜头的大量运用对许秦豪影片风格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在电影批评家巴赞看来，电影要做到从多义的现实事物中，让观众“悟出”其“确切含义”的话，只有不被剪断的景深镜头，才能给观众这一权利[5]。《八月照相馆》运用了大量的长镜头体现人物的情感流露。影片高潮部分，郑元坐在咖啡馆里最后一次凝望德琳，他将手贴在窗玻璃上，深情抚摸着映在玻璃上德琳的轮廓。长久以来积蓄的爱瞬间爆发，但郑元也只能以这样的方式目送远去的德琳，不敢有任何的表达。平静的镜头下，郑元隐忍的情感慢慢散发出来，冷静的背后却是汹涌的情感。《春逝》的结尾处，在一片樱花的大景深镜头前，尚优和恩素友好握手，以证明彼此感情已到尽头。恩素转身离开，慢慢往画面后景处走去。之后她又回过身，看着一脸遗憾的尚优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便向尚优挥手告别，恩素渐行渐远，在前实后虚的镜头下只留下一个模糊的轮廓。这个镜头也预示着尚优内心对恩素的淡忘，对这段感情的释怀。 2.声音——温柔动人的情感升华。电影的表现手法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更丰富多样。自从声音元素融入影像以后，就更加提升了电影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情积累。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曾说：“当电影开始加入声音时，是最令人兴奋的。在那时候，我会因兴奋而颤抖。”如此来看，声音的魔力便是对视觉形象的补充，是对电影整体的升华[6]。 在许秦豪的电影中，往往没有丰富的人物对白或者辞藻华丽的经典台词。人物间的对话简单明了，甚至在一些段落选择了静默处理方式，高度的还原了生活的常态，也完成了情感的抒发。《春逝》中，尚优因十分想念恩素，在喝醉以后大老远的驱车前去看望恩素，恩素则一直在空荡的马路上等待尚优的到来，尚优下车后，两个人相视而笑，没有互诉衷肠，紧紧的拥抱胜于一切；再如《外出》中，舒英在仁秀房间聊天，却因仁秀岳父的到来，不得不尴尬的躲进洗手间，仁秀提出与岳父外出吃饭，出门后，仁秀又借口忘了拿东西回到了房间，他推开卫生间的门，看见舒英还站在那里，上前紧紧的抱住了舒英。在这组镜头中，两人什么话也没有说，但观众却可以感受到两人感情的真挚和面对这份特殊爱情时的压抑。“音乐的韵律、节奏、旋律、和谐度与乐器使用，都能影响观众的情感反应。此外，一段旋律或乐句也能与特定的角色、背景、情况或意念相关。[7]”这一点在许秦豪的电影中也是有显现的。当然，坚持唯美温婉风格的许秦豪，在配乐的选择上也秉承了他一贯的风格。在乐器的选择方面，许秦豪多选取钢琴，提琴，吉他。虽然相比交响乐配乐显得过于单一，但在这些简单、轻柔舒缓的旋律中，常常给人以空灵的感觉。唯美的画面， 配之轻柔的旋律；哀伤的画面，配之忧伤的旋律，观众的情绪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随音乐所散发出的情感就像一股涓涓细流一样，慢慢地涌入观众的心田。 三、结 语 侯孝贤曾经说：“我觉得总有一天电影应该拍成这样子：平易，非常简单，所有的人都能看。但是看得深的人可以看得很深，非常深邃。[8]”1998年正逢亚洲金融危机，韩国民众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恐惧彷徨之感。而在此时，许秦豪的电影慢慢的走进人们的视野。《八月照相馆》的问世，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他们内心的苦闷和压抑。此后许秦豪的电影始终着眼于普通人的生活，并坚持自己的艺术风格和人生思考。通过电影展现韩国的文化历史，民族精神。文化上的同根同源，深受儒家、道家等经典文化的耳濡目染，许秦豪能够成功的排斥好莱坞等西方电影的主导作用，成功的发展出具有本民族文化特色和精神的电影。他始终着眼于平实的生活，普通的人群，通过细腻的情节描述和丰富的情感抒发来成就电影本身，用民族的、本土的文化精神充实电影的灵魂，在票房和艺术上取得了双赢的结果。韩国电影发展的蓬勃之势应该值得华语电影进行深刻的反思。 东方电影论文:西方文化与东方电影的对话 [摘 要] 电影是没有国界的艺术，世界电影都在使用同样的影像语言，表现各自不同的文化，目的不仅在于满足全球观众的文化需求，而且彰显了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东方电影通过广泛吸收西方电影技巧，用以表达东方人的文化情感、审美意识与价值观念。因为东方电影与西方文化没有平等地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东方电影对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展示影响了观者的文化价值观，所以，当下的东方电影不仅要考虑到市场化，更要兼顾民族化与全球化。 [关键词] 西方文化；东方电影；全球化；对话 21世纪是全球经济与文化一体化时代，每一个国家与民族要保持生机活力与先进性，都必须与整个世界保持全面开放、充分交流状态。针对影响民众精神的电影文化而言，在数字化、高科技的“后电影时代”，第三世界国家要么“望影兴叹”，要么与西方合作“借技拍影”；另一方面，“网络文化霸权”的存在与多媒体技术的反文化倾向，既巩固也有可能颠覆东方社会认同和西方文化霸权结构的形成。 一、东方电影中的西方文化 东方电影与西方文化的交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成就。实际上，东方电影主要借鉴的是西方技术而不是其文化，但伴随着电影国际化市场的扩大，东方电影不论是在商业、艺术与技术方面，都受到西方文化的广泛影响。全球化视域中，东方电影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迎合”西方视角获得西方认同的道路，这选择即使是出于商业目的，但仍然代表着某种文化上的倾向，这种选择是以牺牲本土化为代价的。以香港电影为例，美国电影学者大卫·波德威尔认为香港电影作为娱乐大众的艺术具有跨文化吸引力，他甚至认为影响西方文化最深的亚洲电影就是香港电影，因为作为英国的殖民地的香港地区是世界第三大电影工业基地，素有“中国的好莱坞”之称。早期香港电影的体制、制作、叙事方式都受到美国与欧洲的影响与启发，香港电影的优势在于吸收东西方的文化营养，探索香港电影的发展之路。然而，香港市民关注自身的生活多于国家与民族利益，香港人日渐倾向西方的思想、生活方式，香港电影反映的日常生活恰恰是西化了的，并且加快了融合西方与东方的影响。因此，在语言表现上，香港影片大多使用英文与粤语，由于香港明星与影片在大陆的影响巨大，因此，也就造成了英语与粤语在大陆的流行。纵观香港电影史，香港电影虽然根植于中国文化，又吸收了世界各地的文化元素，充分显露出文化的混杂性。 东方电影以西方文化为中介，迎合与抵挡西方电影的文化侵略策略。那些带有西方文化色彩的东方电影，名为东方大片实为没有东方文化内涵的“形式电影”。在中国，《夜宴》之类的商业大片之所以备受指责，其原因在于此。然而，反观东方各国的民族电影业，东方观众对西方电影的迷恋即为西方文化侵略的入口。同样，对吸收过多西方文化营养的香港电影而言，“21世纪的香港电影需要根植香港，对香港的历史文化和现状与将来同样给予关怀”[1]。事实上，东方电影迈向世界市场的努力未必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恰恰是开发国内市场，推动国内市场电影工业的发展。 西方文化在东方电影中的迎合作用可以起到沟通与交流的目的，增加东方电影在西方获得国际大奖的机会与筹码，同时，也占据了东方电影的话语权。正如诺贝尔文学奖一样，不容忽视语言与文化的作用与制约，否则电影将毫无意义，“文化是每个纪元在一卷卷的文本中藏匿着的价值，除此之外，文化还是什么？档案和卷宗有着无数的条目，有的编好目录，有的已经丢失，文化能以某种方式、带着某种力量来阅读和理解那些条目。因此，从本质上讲，意义并不属于电影，反而是意义的传统赋予了电影意义。”[2]可见，无论对东方还是西方而言，文化之于电影即为电影的灵魂，东方电影一味地追随大奖与西方认同，就会存在逐渐失去民族文化灵魂的危险。 二、东方电影的文化目标 东方电影把东方元素融入西化故事，为“东方”与“西方”观众提供文化认同与陌生的快感，把东方文化源扩展至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追求全球电影与大片现象即大投资、大制作、大营销与大市场目标。如中国电影的题材上选择那些容易被海外观众理解，而又脱离具体历史与现实的人性、人情与动作；形式上忽略故事节奏和人物塑造，依赖动作、场面与造型等去塑造场景空间以减少文化差异对观众带来的理解障碍；只选择那些最被电影市场认可的演员；最终结果导致中国电影的民族性越来越含糊，其实是西方视阈中的“中国文化”。然而台湾电影的乡土写实派别却真实深刻地表现台湾本土下层民众的生活，具有浓郁的本土气息。 东方情节电影的含蓄、罗曼蒂克、纯真、历史观、怀旧、幻想情结与本土化故事开始吸引更多的西方观众，但东方电影要调整制作、发行与放映策略，以求进一步减低制作与营销成本，不陷入穷国拍大电影与大电影亏本的窘境。我们以伊朗电影的成功为例，“伊朗新电影打破了伊斯兰原教旨与国家政体的桎梏，在夹缝中寻求突破，以深切的情感体验、温暖的人文话语打动了世界范围内的观众，寻找到一条将民族性与世界性、个性化与本土化出色结合的发展之路。”[3]如在《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中，影片通过孩子送作业本的小事反映出伊朗普通人的生活传统、教育方式、宗教信仰、家庭观念与艺术传承等文化观念。 东方电影的文化目标是争夺东方的话语权，要完成三个任务即发出东方声音、沟通世界与弘扬东方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民族语言及其言说方式在各国家与各民族的电影中都应该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具备了开放的文化自觉，民族语文也终于作为特定民族内向的族群记忆，引发着各民族观众的普遍共鸣。”[4]就中国电影而言，要加强与各个国家与地区的交流，努力向世界展示中国深厚的优秀文化底蕴，以便能够在多元化的全球舞台上占据自己的文化位置，开创中国电影的文化时代。 东方电影文化的民族性与国际性。电影作为一门文化艺术，其意义在于体现出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价值观、道德观与文化观。中国电影是中国文化的载体，表达民族形象、文化精神和意识形态。各民族的电影作品往往都是致力于反映本民族的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致力于选择具有民族特色的主题与题材，民族特点的山川风貌与地域风光，将镜头对准具有民族色彩的民情风俗与风土人情，塑造出具有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的人物形象，追溯民族文化渊源与民族文化心理成为电影作品弘扬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全球化语境中的国际电影文化工业把双刃剑，全球化对弱势文化与电影民族性的影响表现在文化霸权与话语方面。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虽然造就了人们对电影不同的表现与理解，但思想、语言、道德观、价值观与信仰等一个民族最为本质的东西不可能被另一个民族的完全取代，而只能是对话过程中的共同存在与发展。因此，电影如何既能保持本土内容，又能超越地域文化局限，已然成为世界电影主要解决的问题。 东方电影与西方文化作为人类整体文化具有一致性，但在其发展路径上存在众多差别。如今，电影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如何达成两者的对话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三、全球时代的电影文化对话 在全球文化对话中，任何一种文化为了影响他者文化或更新自身文化，都可能无法避免地会失去一些东西。但文化的交流与对话又是必要的，哈贝马斯坚持对话的必要与可行。全球化语境中需要的不是对抗而是对话，在不平等的文化对话过程中，处于劣势的文化最初可能会失去的多得到的少，但从长远规划来看，文化对话能够促进双方的发展，达成文化共存与共荣。 文化对话的必要前提是差异原则即不同的声音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差异的前提则是独立性、未完成性、内在自由性与动态性。巴赫金认为每个主体都有权发出声音，因为主体间的关系是平等的，虽然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但每个声音都有其合理性，其中的争吵、商议甚至妥协在所难免，这是相互理解的基础。福柯认为话语的运作就是权力的运作，话语是构建、掌握并应用权力的关键，不同阶层话语的价值与权力体现形式不同，世界不应只有一种声音，每一种文明与文化都有其话语权利，每一种话语有其存在的理由。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的话语机制源于欧洲人的想象，也是西方描述、殖民与统治东方的一种控制与重建方式，这就消解了东西方的二元对立的文化存在状态，从而倡导了文化的民族性与多元性。 反思全球化视阈中的电影文化策略，电影文化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国际性。电影文化的民族性主要是指各民族的电影作品以反映本民族的社会生活与民族精神为主，因而必然带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与民族特色，电影文化产业已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文化现象与经济现象，而且成为国家或民族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现在，文化被视为社会活动中的一个决定性部分而不仅仅是一个被决定的部分，所以，对社会权力不平等状态的再生产而言文化是个重要领域。”[5]电影文化的国际性主要是指电影语言是世界性的艺术语言，电影艺术也是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电影艺术必须置身于世界文化氛围中才能取得真正的发展。事实上，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形式不仅跨越不同国家、地区与疆域，而且也跨越不同民族、文化与历史。因此，民族文化价值的差异必然要在电影中展现出来，如果要发展电影艺术，就要继承和借鉴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同时也要学习、借鉴和汲取国外电影艺术创作的优秀成果，这样，才能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创新。 事实上，全球化使东方面临经济与文化的双重困境，“如今港台电影在东南亚已风光不再，就是在本地也面临好莱坞的挑战，人们似乎有一种流水落花的苍凉感。”[6]反过来说，正是西方的科技发达与资金雄厚，才能够使电影在技术上超越并控制东方。总而言之，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应该尊重电影文化传播的独特性，东方电影要有勇气让一部分电影承担起面向国际市场的任务，表达全人类共通的核心价值观，因为电影既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产物。

传媒专业论文:自媒体背景下高职传媒专业创业素养培育路径分析 【摘 要】微信、微博、贴吧、论坛等自媒体形态迅速发展，为个人观点的表达和传播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自媒体的影响力和商业价值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重视，人们开始将自媒体平台当作个人品牌工具进行运营，自媒体创业进入井喷时代。本文通过分析高职传媒专业创业素养培育的现状，为学生在创业素养的培育路径上提出了可行性分析。 【关键词】自媒体；高职传媒；创业素养；培育路径 自媒体又称“公民媒体”或“个人媒体”，是指私人化、平民化、普泛化、自主化的传播者，使用信息化手段，向不特定的大多数人或者特定的某个人传递规范性或非规范性信息的新媒体的总称。常的自媒体平台包括博客、微信、百度官方贴吧、论坛/BBS、头条号等。近几年来，微信、微博等自媒体平台为个人提供了广阔的表达自我观点的空间，自媒体逐渐由纯粹的个人表达工具发展成了以个人品牌为核心的商业手段。越来越多的人运用自媒体开展商业活动，并进行自媒体创业。 高职院校的传媒专业应该根据自媒体平台的发展需求，正确认识高职传媒学生就业创业的现状，有效引导高职院校大学生开展创业，从而培养出具备自媒体创业素养的应用型专业人才。 一、高职传媒专业创业素养培育现状 大学生的创业素养既包括大学生的创业能力，又包括其创业意识、创业精神、创业实践等。自媒体发展现状下，高职传媒学生创业素养有如下表现。 （一）自媒体创业盈利模式概念不清，创业意识薄弱。当前运用自媒体创业的盈利模式有以下几种。 第一，双边市场模式，即自媒体平台一边被设计成免费的内容、产品或服务来吸引用户，另一边则通过销售广告来产生盈利。如当下较火的著名自媒体脱口秀节目《罗辑思维》定位为“大家身边的读书人”，倡导受众独立和理性地思考，成功吸引了大量粉丝。这使得广告也向分众聚拢。此种商业模式的关键业务是内容生产，收入来源主要是定向广告。 第二，免费增收模式，即通过新媒体手段招募付费会员，构建自媒体社群，向付费会员提供专享内容及权益。该模式最初从分享免费的知识、观点与资讯等基础服务开始，以课程和讲座的形式聚集社群，继而提供增值的优质服务。此种商业模式收入来源主要是会员收入，重要合作则是一些相关商家的线下合作。 第三，多边平台模式，即“付费会员+广告商+电商”的形式，这类组合的自媒体不但是一种社群的信息平台，还是在线交易平台。它可同时将微信公众号、微博、APP等作为载体，获得最大效益。 近年来，尽管相当比例的高职传媒学生均表示有自媒体创业的想法，但对即将创业的行业领域认识不清，对创业现状缺乏基本的调查了解，更不用说如何去科学规划了。 （二）自媒体创业技能滞后，相关师资缺乏专业经验背景。很多高职传媒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刚刚进行了新媒体方向的调整，还没有适应自媒体商业模式的变化，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实践体系、师资结构还停留在以往的人才培养模式的窠臼里，也影响到了专业现有的知识结构，导致大学生对创业发展方向定位不清。而且，很多高校的创业指导教师都是由就业指导教师或学生工作负责人来兼任，而这些教师往往不具备相关的创业经验，只能根据教材或文件照本宣科地灌输创业知识，传媒专业知识和自媒体创业知识储备缺乏，指导学生开展创业的能力严重不足。 （三）创业教育在高校地位不高，自媒体创业指导缺乏平台支撑。国家对创业教育可谓高度重视，教育部也多次要求高校将创业教育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将创业教育作为必修课进行开设。但因为学期短，学时少，师资缺乏等诸多原因，只有部分高职院校开设了创业教育的选修课，大部分高校人才培养方案中缺少与专业相关的创业教育的具体内容，这说明创业教育在高校课程体系中的地位不高。 另外，高校相对于开放的行业和市场，在对新兴媒体的认知上相对比较滞后。学生没有系统而全面的平台获得自媒体发展的动态信息，从而影响了他们的创业积极性。 二、高职传媒专业创业素养培育的路径 对大多数有创业意愿而尚未付诸行动的高职传媒专业学生来说，要理清自媒体盈利模式，系统分析自身的传媒专业特长和创业优势，加强自媒体创业素养的培养，为自媒体商业模式创业开展科学和理性的规划；有效提升专业教师的师资结构；高校本身也应丰富自媒体创业方式的培养，同时为学生获得创业信息提供全方位的网络支持。 （一）准确定位自媒体创业素养的培养内容，提升学生的创业能力。高职传媒专业要充分开展行业调研，修改现有的人才培养方案，在课程体系中加强自媒体创业技能的培养，根据自媒体盈利模式的内容分析，教师要增加优质内容生产的教学，如在《新媒体文案写作》《文案策划和写作》等课程中，培养学生的自媒体撰稿能力，加强内容生产的原创性、品牌化、趣味化、视觉化。结合《数字视频语言》《网页设计与制作》《视频剪辑基础》等课程，培养学生在自媒体平台上运用图像、动画、多媒体等多种手段丰富用户视觉体验的能力。还可以整合现有资源，充分利用实训设备，成立自媒体工作室，开设微信公众号、校园贴吧、个人微博等，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打造校内大学生创业平台，提升学生的创业能力，培养其创业意识。另外还要加强校企合作，鼓励中小型传媒企业参与大学生自媒体创业实践基地的建设，参与创业教育的教学标准、教学模式与方法、考核标准与方法的制定及实施，全方位提升高职传媒学生的创业素养。 （二）加强自媒体创业师资培养，夯实学生创业技能。由于目前各高校普遍缺乏创业教育教师，这类课程基本由职业规划课教师或辅导员兼任，创业素养的培养质量难以保证。因此，各高职院校应该出台相关的政策，一方面鼓励传媒专业教师利用校内微信公众号、微信服务号、个人微博、专业贴吧或者头条号等自媒体平台进行创业实践，同时带领学生借助这些自媒体平台增加用户社群，锻炼创业技能；另一方面，要聘请优秀的自媒体创业者辅助大学生创业素养的培养工作，以便他们能及时了解行业动态，开拓其创业视野，活跃其创业思维。 （三）丰富传媒创业教育培养方式，建立自媒体创业信息网络。大学生创业素养的培养，其根本任务是专业人才的系统培养，教师可以通过“以赛促学”，鼓励传媒专业学生参加自媒体创业竞赛或者行业竞赛，在比赛中锻炼学生在文字、图片和视频等内容制作上的创新意识。另外高校还可以引进相关的自媒体创业项目，比如企业公众号、商家服务号等，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运用传媒专业技能为行业和企业服务，提升学生的创业能力。 高校除了利用招聘会为学生提供创业的“线下”支持外，还可以利用学生“机不离手”的特点，为他们提供自媒体创业信息的“线上”内容推送，如在校园官方微博、官方微信、贴吧、微信群等互动平台上就业和创业内容，通过构建一个为大学生就业和创业服务的网络体系，引导高职传媒学生了解创业方向，提高创业素养。 传媒专业论文:德国双元制教育对我国高职传媒类专业教育的启示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100） 摘要：德国是世界工业强国，近年来，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已不断发展与完善。本文主要分析了德国职业教育的主要特点，并着重对德国双元制教育对我国高职传媒类专业教育的启示进行了阐述。具体包括如何进行合理的课程教学设计以培养学生传媒职业能力；改革教学评估方法以保证教育质量；社会的支持与企业的参与共同促进传媒职业教育发展。 关键词：双元制；高职；传媒 德国是世界工业强国，二战后，德国制造业高速发展，德国的职业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质量就是生命”的德国，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对提升我国高职传媒类教育质量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德国职业教育概况 德国大学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职业学院（BS和BA）；一种是颁发学士和硕士学位的应用型大学（FH），还有一种是可以颁发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的研究型大学（University）。1969年，德国颁布《职业教育法》，从此确定了职业教育在德国的重要地位。 三类学校中的学生，FH与University的学生需要在入学前参加全国统一考试，类似于我们国家的高考。通过了考试的学生才可以进入到FH和University学习。每年中学毕业生中有40%左右学生参加高考，其中70%的学生进入到FH和University。University的学生淘汰率占一半左右，其中文科淘汰率较低（20%―30%），工科淘汰率相对来说高一些（50%以上），淘汰后的学生可以进入到FH再继续学习。 职业学院BA的学生可以选择毕业后进入已签订合同的企业学习，也可以进入到FH再继续学习相应的硕士课程。FH淘汰的学生可以进入BA继续学习，在德国人看来，读完硕士、博士后所从事的职业与从BA毕业的学生从事的职业也没有太多不同，前者是以知识性为主的职业，后者是从事生产性的职业，两者只是工作重点不同而已，工作难度一样。 二、德国职业教育的主要特点 德国职业教育体系中，双元制与全日制教育几乎各占一半。双元制的学生一半时间在企业或是跨企业培训中心学习，以实践为主，理论学习为辅；一半时间在学校学习，以理论学习为主，实践为辅。学生在这种体系下学习，一方面能够更加快速的掌握实践能力，另一方面还能获得企业给予的劳动报酬，减轻家庭负担，因而受到德国家庭的认可。一半学生从上中学开始，他们在社会或是家长、老师的影响下，已经知道自己将来是从事职业技术工作还是知识性工作，一般从中学开始就进行分流，上实科中学的学生，也就是普通中学的学生毕业后选择职业学校学习，上文理中学的学生为会考做准备，毕业后进入FH或University学习。在中学学习过程中，如果改变了想法，可以进行转学。德国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比较如表1。 1.双元制，学校和企业两套教学计划。德国属于穷政府，福社会。德国所有的职业学校都属国有，德国办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为经济发展服务，促进经济发展。双元制是职业教育中运用比较广泛的教育模式，在所有的BS和一部分BA中都采取的这种教育模式。所谓双元制，指的是在学校和企业同时进行职业人才培养，核心是两套教学计划，一套是学校的教学计划，一套是企业或培训中心的培训计划或规则。一般有两种培训中心，一种是由中小企业委托的跨企业培训中心，一种是类似于化工实验的外部企业培训中心。学生在学校的学习，以理论学习为主，实践为辅，在培训中心的学习，以实践为主，理论学习为辅。在学校的教学内容制定上，由专门的各专业专家组织进行考试，教师只负责教学。在跨企业培训中心，由专门的监督机构IHK（工商联合会）与HWK（手工业联合会）共同审核企业与学生的培训合同，从而做到维护学生权益，监督企业进行有效的培训和提供工资。职业学校没有寒暑假，只有休假制，一般每年会有6周左右的休假时间。 2.具权威性的IHK与HWK。德国的IHK（工商联合会）与HWK（手工业联合会）具有重要地位，具体表现在：首先，确定企业是否具备培训资格。IHK与HWK会考察企业负责人是否人性化，企业和负责人是否有不良记录，以及企业的硬件设施。其次，确定是否有合格的培训师，一方面看监督培训师是否具有专业资质，另一方面看培训师是否具有职业教育教师资格。 3.专业化的师资队伍。在德国，要成为一名职业院校的老师，除了要经过大学专业课程的学习和至少两年的教育学学习，还要具备在企业工作的经验。德国对职业教师的审查资格非常严格，很多职业院校教师都是非常有经验的企业工程师和技术员，他们在工作很多年以后再次进入大学学习职业师范专业，经过严格的审查后再成为职业院校教师，因而所有的职业院校教师都具备极强的企业实践经验。因为激烈的竞争，他们享受的社会待遇和经济待遇也较高。在上课前，教师会准备详尽的授课计划；在实施授课和教学时，分析和评估授课；在授课结束后，根据教学对象，进一步修订授课计划，针对授课情况改进教学和学习过程。 4.严格规范的教学评估。在德国高职教育体系中，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估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在授课过程中，检测和评定学习成绩的作用主要分为教育教学方面的功能和社会性功能。教育教学方面的功能主要有：为教师提供反馈；作为授课计划和规划的基础（情境规划和中期规划），促进教师的自我评估；能为学生提供反馈，例如促进学生对自身学习行为的评估，有利于培养生成自我评定的标准和尺度，有利于激活学习过程。此外，τ谏缁峄咕哂刑峁┬畔⒌墓δ堋 德国教育体系将检查学习成绩的行为种类分为如下几类： 5.BA院校。BA是介于BS与FH之间的能够颁发文凭的院校，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我国的高职，但它能够发本科文凭，并且学生毕业后可以进入FH继续学习硕士研究生课程。申请进入BA学习的学生，首先要与企业签订用人合同，递交相关的申请材料，才能获得在BA的学习资格。BA的学生一部分来自下岗再就业的，一部分是希望能够获得继续教育的，由于FH的高淘汰率，还有一部分来自从FH辍学的。在BA学习的学生，每年一部分时间在学校学习，一部分时间在企业工作，同时每月能够拿到企业给的薪水。他们大多都是对专业有兴趣的学生，由于不守纪律企业会扣工资，因而不会有太多不遵守纪律的问题，在BA课堂上，学生与老师可更多的关注理论教学。由于有工资补贴，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普遍比其他性质的学生积极性要强，并且一入校即有明确的学习目的。 政府对BA的支持力度大，能够促进资金和新技术的推广。对于企业而言，人力成本大大降低，培训成本也低，能够拥有足够技能的新员工，并且能够减少员工流动。对于学生而言，学生学习时能够获得工资，具有更多技能与机会，收入随着熟练程度而不断提高，并且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工作环境。通过学士学位后，拿到本科文凭，还可进入FH继续攻读，因而具有高社会认可度。与BS相比，BS是由政府制定教学大纲，BA没有教材，是由教师自己制定教学大纲，交相关部门审核。 由于学生在企业工作，因此，BA的老师不需要负责实践指导，只需要进行理论课程的传授，这样，老师有更多的精力放在理论教学上。 当然，双元制教育也会有其不足。例如对企业的^度依赖。如果一旦企业因经营不善或其他原因倒闭，那么很有可能导致学生没有办法继续学业。在德国，GDP深刻影响着职业教育。当GDP上升时，企业需要更多人力，因而更多的对职业教育进行投入。反之，当GDP下降的时候，对职业教育的投入也会相应减少。在社会上进行再教育的成人也会减少，因而学生的数量也会下降。 三、对我国高职传媒类专业教育的启示 1.进行合理的课程教学设计，培养学生职业能力。要进行合理的课程教学设计，首先要了解职业行为能力的组成要素，包括专业知识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三点。专业知识是为开展职业行为提供了必要的信息性条件。方法是用于实施职业行为。社会能力是促进职业行为中的各种沟通和交流，创建各种社会关系网。在课程设计中，以项目教学法为例，从教学论的角度出发，项目教学法要注意的几点有：必须是一个现有的项目；使用项目反映出解决问题的结构；项目应针对学生自身的经验和兴趣；通过完整的行为完成项目；学生自我组织、自我负责的完成项目；集体学习是项目教学的主导形式；项目是跨学科的；项目的结果应有客观的或主观的使用价值。以高职电视节目制作专业为例，其综合实训是一部电视专题片的拍摄。在拍摄过程中，要求学生综合运用电视的策划、拍摄编辑和制作的能力；在与被摄者及团队成员的沟通中，需要运用到交流沟通的社会能力；在遇到天气情况或不确定因素时，如何解决问题，达到拍摄制作的目的则需要用到抗挫折等社会能力。这样的课程教学设计，不仅仅局限于知识能力的培养，而是更加注重了传媒职业能力的培养。 此外，教学时应遵循几点的原则有：首先，教学的有效性，要对教学的结果进行检验；其次，教学的学术方法原则。教学的内容应该是学术最前沿的知识，也应该是现代社会需要的知识。第三，教学时应具有方法性和系统性，能够有科学架构并且能够为某些决策作出指导。第四，教学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原则。教师不需要把所有的事情全部都完成，要注意学生是独立的个体，学生可以利用机会决定哪些该做哪些不需要做。例如学生进行视频作品编辑时，先以项目形式让学生独立或团队形式完成。当学生遇到问题时，老师可进行指导，但一定要让学生自己完成项目。第五，说明原则。利用一切感官的和正确的渠道来说明阐述课程内容。现在传媒教学方法多样，除在学校学习外，还可带领学生到传媒公司或电视台进行近距离的接触。第六，理解力原则。尝试多种方法进行切实可行的教学以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教师可采用任务驱动式、小组讨论式、案例分析或角色扮演的形式使学生掌握技能知识。 2.改革教学评估方法，保证教育质量。德国对学生的课程考试形式多样，有口试、笔试、实践技能操作考试案例分析和项目工作等。学生的毕业作品还会以海报的形式张贴出来，教授看到这些后可以与学生进行讨论，其他学生看到后也可以进行讨论。多样的考试形式都是能相对全面的考察学生的理论和实践能力，老师在采取何种形式考试时也会跟学生沟通。采取灵活的考试形式与内容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全面衡量学生的学习效果。传媒类专业的学生创新能力强，作品成果形式多样，也可采用海报或作品展映的形式展示出来，或是邀请企业用人单位来参与活动，促进供需双方交流了解，从而为学生就业提供渠道。 3.社会的支持与企业的参与共同促进职业教育发展。1969年，由德国政府颁布的《职业教育法》规定了校企双方的权利义务，并建立了配套的法律法规，如《职业教育促进法》、《青年劳动保护法》、《企业基本法》等。在这些制度中，德国政府要求企业切实对学生负起培训的责任。在我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尚未立法，加上由于长期以来的传统意识，在整个社会对职业教育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企业不敢对职业教育进行大量投入，主要原因是担心万一在学生毕业后学生没有选择自己企业而是另有东家。德国学生学生在入学前，需要先与企业签订合同，以“准员工”的身份进入学校学习和企业实训。这样对企业对学生都有相互约束的效力。在高职传媒院校，可采取引入电视台或制作公司进入校园。以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为例，湖南卫视广播电视生产基地就建在该校园，使在校学生有机会与湖南卫视的节目近距离接触。学生可以在该节目生产基地进行顶岗实习或轮训，有机会参与播出节目的拍摄于制作。不过，仍然会存在学生人数过多、实训时间冲突、岗位对接不适合等问题。 传媒专业论文:传媒专业网络平台发展浅析 2003年7月28日，经济日报报业集团主办、国家8家重点新闻网站之一中国经济网正式开通，这也成为今年我国第6家开设传媒频道的全国性综合网站。在此之前，商业门户网站新浪和搜狐、综合性新闻网站千龙新闻网和新华网、人民网，都先后创立或改版推出了自己的传媒频道。这些网站在推出传媒频道时，都表达了为传媒业和传媒人提供服务和交流平台的宗旨，这反映了中国传媒业在新世纪初的蓬勃发展，也促进了中国传媒专业网络平台的壮大。 一、传媒专业网络平台的类型 中国传媒专业网络平台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是伴随着网络传播在中国的兴起而兴起的。网络成为信息传播的新资源后，敏锐的传媒人利用近水楼台的优势，逐步在互联网络上建立起了交流沟通的新平台。总的来说，这些平台包括了印刷媒体的电子版，论坛、专业性学术网站和综合性网站的传媒频道等多种形式。 1.印刷媒体的电子版 一些专业性的新闻传播理论报刊，以电子版的形式将其印刷版的重点内容或全部内容上网。比如，《新闻记者》杂志由上海东方网提供技术支持，推出电子版（http：／／）不仅提供最新一期杂志的全部内容，还能查看2000年以来过刊的内容。类似的还有《新闻战线》、《中国记者》、《新闻实践》、《青年记者》等专业杂志。这类网络平台形式上比较简单，功能也比较单一，可以看作印刷版的补充与辐射。 2.专业性传媒研究网站 专业性新闻传播研究网站的出现，使学术理论研究走上了更广阔的公共舞台。这类网站在综合性和全面性上，更表现出了网络媒体资源整合力量的强大和互动技术的优势，信息容量明显增大，内容设置更为全面和清晰，不少网站还具有资料检索、点击率记录等功能，特别受到新闻研究者的欢迎。这类网站中，中华传媒网（http：／／／）、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cn／）、传媒观察（／）等都有比较大的影响。 专业性新闻传播研究网站中，还有一些是传媒人出于个人兴趣和对传媒事业的热爱，创建的个人学术站点，其中比较有代表性且至今运行良好的有：紫竹2000年创立的紫金网（／），尹大强2001年创办的我写新传播资讯（／）等。由于个人网站的维护和管理，大多只靠创建人自己的业余时间和精力，可以利用的资金也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其进一步的发展，有不少这类网站也因此开张不久就进入“休克”状态。 3.传媒论坛 传媒专业论坛充分利用了网络的互动性优势，为天南海北的传媒人构筑起跨时空交流的平台，对同行间交流信息、探讨问题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西祠胡同“记者的家”讨论版（／board／bdh ome.asp？id＝6775）和斗牛士“评报论刊版”（／）是业内比较著名两个传媒专业论坛。传媒论坛允许不同级别的网友发贴和跟贴，以传递各媒体动态和信息为主，也包括对大家关心的传媒问题发表议论，学术性不强，但是现实性和针对性很强。因为网上言论具有匿名性，许多贴子或披露内幕，或尖锐批评，引起很多争论的同时也聚集了人气。西祠胡同“记者的家”版主牛吃草认为，记者的家正是以一种人文的、平等的、战斗的、思考的形象出现，才深得网友的喜爱。 另外，在很多传媒研究网站和综合性网站的传媒频道也专门辟出了论坛板块，供传媒人或对传媒感兴趣的网友讨论交流。如中华传媒网的传媒社区就活跃着一批高校新闻专业研究生，一些评论颇有见地。 4.综合性网站的传媒频道 综合性网站正式开通“传媒频道”的时间集中在2003年上半年。如国内最大的商业门户网站搜狐和新浪全新开通了搜狐传媒频道（http：／／／）、新浪传媒观察频道（http：／／.cn／media／）。具有强大传统媒体支持和官方背景的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经济网、千龙网也新推出或改版了传媒频道。 与上述几类传媒专业网络平台相比，综合性网站的传媒频道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资源整合能力更强。借助网站丰厚的信息资源积累和技术保障，传媒频道在业内信息收集和梳理上表现得更专业、更敏感。比如，《纽约时报》假新闻事件被曝光后，新浪传媒频道很快组织了一个专题页面，链接了事件始末的报道、评论、国内外假新闻层出不穷等相关信息近百条，并辅以网友评论、网上调查等形式，充分展示了网络媒体的优势和魅力，让人获得更全面、生动、立体和直观的感受。 其次，影响力更大。出于网站定位的考虑，综合性网站传媒频道更注重追求高读者流量、高点击率和高访问量的人气维持，他们将业界、学界以及对传媒发展感兴趣的网民全纳入读者对象的范围，在保持传媒专业性的基础上，努力适应大众和市场的需求。千龙网传媒频道也正是从前身“专为新闻从业者服务”的新闻社区，发展为“为普通网民提供一个了解传媒的频道，做大众化传媒”的专业频道。因此，这类网站更注重信息提供，而不是理论探讨。 第三，商业气氛更浓。出于商业化生存的考虑和多年市场化运作的经验，综合性网站的传媒频道通过各种形式扩大影响、聚集人气、获得利润。比如搜狐传媒频道的“传媒沙龙”活动几乎每月一期，邀请业内人士、媒体投资商、专家学者等纵论行业发展全景、评点热门话题，显示出很强的策划能力。伴随着中国传媒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传媒频道不会满足于仅仅作为沟通桥梁的“平台”作用，而将介入到传媒业改革之中，谋求更大的发展和收益。 二、推动传媒专业网络平台发展的因素 我国新闻传媒专业网络平台的迅速成长，是在多重因素推动下产生的。 首先，近年来出现的“传媒热”是基础。从世界范围来看，传媒产业是一个规模巨大、利润不菲的产业，在我国的特殊国情下，传媒产业更被称为暴利时代的“最后一块蛋糕”。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大批业外资本酝酿进入传媒产业，传媒投资热潮一浪接着一浪。正是顺应了传媒业兴盛发展的大趋势，才有更多的投资商关注传媒业和传媒人，热衷于搭建网络沟通的平台，积极介入业内市场，希望从“传媒热”中分得一杯羹。 其次，网络平台的良好运行是技术支持。网络经济经历了萎缩和震荡后开始复苏，我国三大商业门户网站陆续扭亏为盈，证明了网络的发展空间。同时，我国上网用户一直保持着较强的增长势头，截至2003年上半年，我国网民数量已经攀升至6800万，互联网成为很多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网络技术的数据库、超链接、互动等功能，又形成了专业传媒网站得天独厚的优势，大大延伸了传统新闻专业报刊的服务功能，同时也拓展了专业研究论文的读者范围，降低了参与的门槛，形成了一个数量巨大的阅读群体，支持了这些网站的发展。 第三，传媒研究要求理论与实践结合是强大推动力。传媒业的实践性和应用性极强，脱离传媒实践的新闻传播理论是毫无意义的。因此，以新闻实践为主的传媒人需要理论上的充实，专业研究人员更需要跟上传媒实践的迅速发展。传媒专业网站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构筑了交流的平台。比如，现在无论专业性学术网站还是综合性网站的传媒频道，占据醒目位置的都是对近期传媒界热点问题的专题讨论，比如，对《纽约时报》假新闻事件的解读、对央视“新闻频道”的解析等，这种结合典型的媒体案例进行学术解析的研究方式，因其针对性强、可读性强，受到许多媒体从业人员和研究者的喜爱。 三、传媒专业网络平台发展的不足之处 尽管传媒专业网络平台在短短的时间内，构建了不错的形式和内容，但是由于刚刚起步，还处在摸索阶段，传媒业和网络媒体的优势还没有被充分挖掘，平台的整体运营情况还不够理想。作为一个新生事物，目前阻碍传媒专业网络平台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形式单一，内容趋同。很多网站从栏目设置到页面形式，好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无鲜明个性。其实，除了大段大段的论文外，网络媒体更适宜用图表、视频音频，甚至是FLASH动画等多种表现形式，可以开掘的资源也很丰富，如美国新闻博物馆（）每天都将全世界各地主要报纸的头版甚至部分版面的PDF版面上网，供读者浏览、下载、打印。 第二，原创内容少。专业传媒网络平台的大部分内容转载于平面媒体，并且是你转我摘，原创内容非常少。究其原因，还是专业传媒网站还没形成气候，还没形成传媒研究的强势地位，难以争取丰富且高质量的稿源。很多网站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千龙网传媒频道主编张国伟提出，原创内容以及话题策划等独家内容是一个频道最为重要的内容，因此，千龙正在努力开拓思路，争取打出差异化，做特色栏目和特色内容。 第三，网络版权保护不力。网络的开放性及对著作权的漠视，使网上侵权问题十分严重，专业传媒网站同样如此。例如一家打着“中国新闻研究中心”旗号的网站在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时除极个别的文章外，绝大多数不注明出处，且标榜来源为该“中心”，多次受到同行和作者的指责，却依然我行我素。版权保护不力，不仅令作者和原载媒体蒙受损失，也会严重影响网络平台本身的声誉。因为这个问题，国外一些学术研究项目甚至禁止在注释中以网络媒体为引用来源，认为这是一种偷懒的做法，必须找到引用内容的原始出处。我们的理论研究也在走向规范，网络版权保护的问题将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第四，人才匮乏。传媒专业网络平台所需人才既要真正了解传媒业，又要对网络技术相当熟悉，而目前这方面的人才相当稀缺。例如，“中国新闻传播评论”责任编辑从创办至今只有一人，千龙网传媒频道从原先的“新闻社区”开始也只有一个人在总体操作。人才匮乏，将成为制约传媒专业网络平台深入发展的重要因素。 传媒专业论文:“互联网+”背景下地方高校传媒专业实践教学的转型发展之路 摘 要： 2014年9月S冈师范学院被湖北省教育厅列为全省转型发展首批试点高校，新闻与传播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为试点改革专业之一。随后，总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互联网+”这一新兴概念，使“互联网+”成为热点话题。这一新兴的理念提升了传统行业的层次，而教育在此背景下将如何变化呢？信息技术早已走进课堂，却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未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教学理念和方法。 关键词： 互联网+ 传媒专业 实践教学 一、“互联网+”改变传媒教育生态 教育要紧跟时代潮流，“互联网+”对教育的影响不可忽视。它促进了文化传媒行业的发展，同时对影视文化内容的生产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说传统的教育理念是在做加法的话，那么如今要达到的是“1+1 2”的整合效果，打破传统守旧的教育生态，重塑一个开放创新的教育生态。如今传媒行业发展迅速，在“互联网+”及国务院提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的大背景下，我校提出了“两转两改”的发展战略。长期以来，我院以“形象好、气质佳、能说会写强制作的应用型传播人才”为人才培养目标。转型发展之下，借助互联网资源提升品牌意识及影响力;提高实践教学的科学化、系统化;构建课堂教学与专业赛事实践相结合的一体化教学模式;既契合重在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又进一步推动学校的转型发展。目前我院结合传媒专业的特色和优势，从培养应用技术型人才的角度出发，在具体的实践教学中引入互联网思维，利用大数据手段等实现社会人才需求与学校人才培养、学生兴趣爱好三者间的深度契合，改变以往理论教学偏多实践教学少而不规范等问题。现与多家媒体深度合作，深化校企、校地融合，加强课堂教学与专业赛事的结合，增强学生自我认同及就业信心。如今不仅大四的学生有校外实习教学环节，针对大二及大三的学生也进行轮岗轮训，让学生感受一线的传媒工作，增强社会责任感，加强对传媒行业现状及发展趋势的认识，熟悉工作岗位及工作流程，同时在实践中，学生会深刻感受到自身专业知识、实践技能等方面的不足，进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此外，我院也邀请实践经验丰富的传媒精英走进课堂及大力开发实习实训的教育基地，给更多的学生提供实践的机会，大力支持学生创新创业等。 二、传媒专业实践教学转型发展的创新策略 “互联网+”渗入教育，必定要改变我们的教育理念及教育模式才能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对于传媒专业而言，实践教学是非常重要的环节，然而目前大多数地方高校传媒专业都存在教学内容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学生缺乏学习主动性、实验设备的缺乏、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手段单一、评价模式不规范、师资力量匮乏等多方面原因，使实践教学的效果不佳，这与现代传媒发展的需求严重脱轨。因此，转型发展迫在眉睫。 （一）整合课程资源，构建课堂教学与专业赛事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大多数地方高校传媒专业学生的实践仅限于课堂，而且是完成老师已经设计好的实验项目，这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学生的创造性。同时，重理论轻实践及多门课程的交叉重复不利于学生能力的提高，所以整合课程资源，构建课堂教学与专业赛事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是可取之道。无论是课程内容还是师资力量的整合，在教与学上都会得到发展。以我院的学位课程《电视节目策划》，方向课程《电视广告策划》、《电视栏目与专题》、《经典电视栏目策划分析》等为例，教师在授课前进行研讨，归纳每门课程的侧重点，进而做到教学内容的不重复，不断将内容深化、细化，这样有利于学生能力的提升，更能提高学习兴趣。在不断修订的人才培养方案中可以看到，《电视节目策划》这门课程由32学时增加到48学时，《摄影技术与艺术》由16学时增加为32学时，而增加的均为实践课时。可见，理论与实践的融合是发展方向，实践锻炼才能更好地提高学生的技能。通过实践操作，使学生熟练掌握电视节目策划行为的基本步骤、技巧和方法，让学生的编、导、摄、制等能力在实践中提升，真正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在实践课的安排上，我们不再局限于基本的课堂练习，而是结合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摄影大赛、DV大赛等专业赛事进行实战，针对赛事命题运用策划学、传播学、社会学、营销学等理论对参赛作品进行创作，在近两年的比赛中获得省级及国家级奖。真题真做的理论与实践结合不仅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创造相互激发智慧和创造力的学习环境，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教学模式有利于新时期复合型传媒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二）以影视大赛为契机，创新实践教学评价体系。 2016年是国家“十三五”规划发展的开端之年，也是高等教育结构调整、规范创新的关键时期。目前国家教育部提出各大高校开展创新创业课程并记入学分，鼓励大学生创新创业，同时媒体市场对新型传媒人才的需求推动传媒教育的改革。目前，网络已成为大学生群体学习、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新媒体平台传播校园文化建设，提高校园文化品牌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同时借助互联网资源关注专业的影视大赛，如全国大学生广告大赛、科讯杯、CCTV公益广告大赛、微电影大赛、电视节目创意大赛、摄影作品大赛等，将赛事要求与教学实践紧密结合，学生有针对性地策划及制作相应的影视作品，激发学生的创造力。近年来，经过师生的努力创作的《守望》、《疯狂的钱包》、《大医》及《国画》等多部纪录片和DV剧荣获全国“科讯杯”大奖。《懂爱篇》、《“宠”爱零距离》、《亲情篇》、《一启魔力》等30多个作品在第七届及第八届全国大学生广告大赛中获奖。 2015年10月14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如何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文艺如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营造良好创作环境？”等系列问题。在实践教学中，我们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开展丰富的专业赛事活动，如11.8记者节系列活动、以地域文化即经济发展为主题的电视节目策划大赛、品味红色经典的朗诵比赛，展现青春、梦想的主持人挑战赛、传承孝道文化的摄影作品大赛等，不仅提升了学生的专业素养，同时提升了专业的品牌，扩大了社会的影响力。参与专业赛事的比赛及创办专业赛事活动都是考核学生实践技能的方式，这比以往凭借简单的平时出勤成绩、实验报告成绩等进行评定更能激发学生的热情。创新教学评价体系，如《摄影技术与艺术实验》、《电视画面编辑》等课程，采用专题摄影比赛及微电影或微栏目比赛的方式进行评价。《电视节目策划》的考核方式我们将借鉴暨南大学谭天教授此课程的评价方式，考核会上邀请电视台的专家和专业教师共同担任考官，模拟电视台的节目策划立项评审会，学生通过方案陈述和现场答辩完成考试。这样的考核遵循了电视节目策划的规律和方法，采用课堂理论教学和实践化教学相结合的方式，给学生创造了一种更有成效的、更有创造力的学习环境。创新实践教学的评价体系，我们追求的是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角，从实践作品中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在评估及反思中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 传媒专业论文:人参频道专业化传媒走势 吉林省抚松县是久负盛名的人参之乡，抚松电视台开办专业频道――人参频道，一方面搭建起宣传抚松、推介抚松的平台；另一方面，媒体亦可借“人参”这一特色符号，打造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有影响的频道品牌。吸纳商家注入的资金，得到政策上的扶持。从这种意义上说，人参频道将是极具发展潜力的特色频道。 一、开办人参专业频道的客观要求 1．从定位的角度看：抚松县是全国著名的“人参之乡”，世界最先荣获人参第一枚金牌的是抚松县，抚松县人参产量居全国之首，以人参为题材形成的诸多文学作品在国际上广为流传。抚松县被批准为全省人参产业园，人参业是“十一五”期间全省经济发展的希望产业之一。抚松县的人参种植、产量、出口量均在中外享誉盛名。 2．从市场的角度看：全国最大的人参产交易市场“长白山人参市场”就在抚松县的万良镇。每年人参丰收季节商贾云集，洽谈人参贸易，年均成交额25亿元。市场是推动地域经济发展的杠杆桥梁、纽带。我们要花大力气宣传人参市场，让大市场浓缩在小屏幕上，让世界人共睹中国的人参交易市场。人参频道要对人参制品的质量、价格、信息传递、诚信程度、金融、电信、交通服务等进行分门别类的细化宣传，增强可感性、可信性和可看性。 3．从受众的角度看：从事人参种植产业和经营人参的人群，将近占抚松县总人口的1/4，全国上下有许多人关注抚松县人参发展势态。这部分人需要有专业化、系统化、深层次、滚动式、高频率传介人参的专业频道，需要内容详尽，涵盖知识丰富，感染力强，可看点多的电视节目。这就必然要求广播电视要调动主要力量，精心策划，认真实施，使人参频道形成抚松电视产业的拳头产品，服务于参乡经济建设。 二、开办人参专业频道的视野追求 展现当地优越的自然环境资源，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纯朴的民俗、民风和广泛的投资开发前景，搭建抚松与全国乃至世界交流的平台，让世界了解抚松，让抚松走向世界，激发人们建设家乡的热情，同时成为抚松人传递科学致富经验的平台，为打造快乐和谐抚松发挥媒体功能。频道栏目定位在传承百年参乡文化，传递科技致富技能，打造快乐和谐抚松。 1．大力开展人参文化宣传 抚松县有丰厚的人参文化，这是参乡人历展人参经验和智慧的总结，是人参与民俗风情，人参与文化艺术，人参与生活等方面的展现，是对栽培、加工人参等科技知识的传承。我们要把人参文化理论变为活体，融进多体裁节目中进行宣传，让受众在鲜活的影像、有声语言中领略人参文化的魅力，提高对参乡、对人参综合价值的再认识，增强建设参乡的主人翁意识。 人参文化是参乡人劳动物化的精髓。人参文化不仅是特有的文化现象，它还渗透到其它领域。民间文学、诗词歌赋、书画摄影、影视剧、剪纸、石雕、都洋溢着人参文化的芳香。在节目编排中，要大胆创新，把节目办到观众心里去，给人以审美享受，推进参乡精神文明建设。 旅游业应该是参乡很大一笔财富。长白山是我国八大名山和五大山水风光旅游区之一，推介以长白山为旅游主体，把长白山的神奇，人参之乡独一无二的自然景观，设法通过人参频道打到全国各地乃至国外去，拓展旅游空间，吸引中外游客，推动参乡旅游业的发展。 2．大力宣传人参科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参频道要把推广人参科技作为主要内容，本着“解决本土化问题”，引进国外（韩国、日本、加拿大、美国等）、国内先进的人参种、管、加工技术。 解决看真摸实问题。扶松县在人参栽培、管理、加工运作中，技术独到之人已形成队伍。我们要典型引路，现身传技，请行家里手，上镜演示，传授识别人参制品真伪技巧，并与观众建立联系，使科技传出成效。 解决参土再利用问题。保护森林与老参地不能在短时间内再栽植人参这一矛盾急待解决。作为中国人参之乡，我们应该有信心探讨、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县人参研究学会，民间老参农，部分科技人员等都在不断寻求解决办法。人参频道对他们取得的经验要跟踪报道，引进推广成功经验，为人参发展寻求后续资源。 3．加强对人参使用的宣传 科技推进了社会进步，人参的各种有效成分逐步被人们认识，人参得到了充分利用。人参制品上千种，食品饮料系列，茶叶药膳系列，菜肴名酒系列，美容护肤、洗涤净化系列琳琅满目。人参频道要加大宣传力度，对平面广告、立体广告人参制品厂、名牌、名人、名厨主灶大力宣传，各种产品使用方法，分析利弊，鉴别真伪等都要宣传到位，让人参利用范围扩大到每个人。让人参和人参频道一起伴随人们生产、生活。通过频道的整体冲击力、影响力，促进人参出口和内销，形成人参频道推动参业发展，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舆论氛围。 三、开办人参专业频道的展望 人参频道还应当放开思路，将人参的定位符号化，小到人参种植，大到参乡巨变，均在人参频道的涵盖之列，使其拥有广阔的空间，最大限度地发挥电视媒体娱乐大众、推介城市、宣传政策的功效。 办成政府行为代言的频道。我们领先在全省乃至全国开办人参频道符合县委、县政府的意愿。参业是抚松县的支柱产业，电视竭尽全力为参业服务，就是紧跟了县委、县政府的主要工作。人参频道将通过多种表现方式和节目形式，系统、完整、系列化地反映全县参业及参农的生产状况，为广大参农和政府部门提供参谋．并为全国部分省、市提供优秀节目，把参乡宣传辐射到祖国各地，提高人参之乡抚松的知名度。 办成经济价值热线频道。人参频道要努力实现品牌频道。通过媒体，把人参产品变为商品。参乡人也可以在大量的信息中获得经济价值。我们还可以在人参频道中招商引资，请在外地的故乡人、友人和名人上频道节目，吸引观众拾柴点燃抚松经济发展的圣火。 办成观众喜闻乐见的频道。人参频道依托于观众的细分化。我们播出的节目由过去整体研究观众，变为深入细致地研究观众心理需求，这是专业频道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同时我们在实践中发现，专业频道的人才队伍建设，直接决定着频道产品的质量，因此，我们着力提高主持人及节目创作队伍的素质和创新精神。节目编排要针对频道定位的受众群的收视习惯、收视爱好和收视时间展开分析、研究，满足其消费需求，在体现人际互动的传播模式上下功夫，努力提高受众群对频道的满意度和忠诚度，实现与受众的心灵互动、情感互动，进入其心智。同时，逐步改善频道的传输覆盖状况，提高对目标受众的频道到达率，从而实现目标市场份额，把握观众特定的收视行为，兴趣和需要，抓住观众的心理特征，制作出最贴近他们的节目。 栏目是频道的生命。没有精品栏目，频道形象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我们要加强频道栏目的创新、创优工作，追求栏目特色化、节目精品化、主持人魅力化，提高栏目的收视率和美誉度，形成品牌效应，塑造频道形象。 人参频道将在设计、包装、形态、内容上，扩大信息量，丰富节目内涵，提高节目传播效果。 开办人参频道，是抚松县委、县政府依据地域特色做出的决策，从2006年11月25日试播以来，以其丰富的科技含量，精彩的节目内容，得到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人参频道将以多种形态的节目，赢得参乡人的信赖和认可，把节目办出水平，让人参频道走进观众心里，走出县门、省门，久盛不衰。 传媒专业论文:浅析中职数字传媒类专业人才培养现状与改革设想 【摘 要】作为一门以视觉形态与技术表现形式为研究对象的专业，数字传媒可以说具有非常久远的发展史。而相对作为新兴发展专业的数字传媒，包含了影视、动画、交互等众多极具技术含量的展现形式，对于从业者有着较高的综合素质要求，不仅要有操作相应软件、工具、设备的能力，更需要从业者有着与数字传媒专业相匹配的特殊素质，在审美方面要有区别于一般大众的鉴别能力，非常多的数字传媒从业人员，构成了创意产业领域中的精英主力，用各种形式攀登着人类想象力的一个又一个高峰。 【关键词】数字传媒；人才培养；改革设想 中职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职业技术教育中层次最高的教育，是技能型、应用型和订单式人才培养的主体，是一种具有较强职业型和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育模式。中职教育主要为培养某一特定职业或职业群所需的实际应用能力和操作能力，这种能力包括技能和知识，有别于以学术型、学科型和研究型为培养目标的普通高等教育。而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是一门集文理、艺术、技术综合型的专业，需要有相关专业的知识作为理论背景来进行艺术创作，许多院校开设了大量的软件操作课程，专业学习过多停留在技术层面上，而忽视了在艺术层面上的艺术创作，难以深入从事数字艺术和设计本质的研究和学习；种种因素制约着我国数字媒体艺术教育的发展。 在中职数字传媒基础教育阶段以及学习之后的时间，为了激发学生内心深处更加自我的创造力，教师们遇到了一些难题。在此，笔者做出一些归纳并提出一些措施，希望能为传媒类职业教育带来可供参考的理论支持。 一、行业发展的现状 数字传媒类行业发展潜力巨大，是发展兼具智力密集、劳动密集、科技密集以及资金密集等方式的新兴产业，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尤其在重视知识产权，第三产业成熟的发达国家中占据重要地位。以动漫为例，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动画生产和动漫产品输出国，包括动漫业的文化产业早已名列6大支柱产业之一，在其国内产业结构中仅次于军事工业，位居第二，动漫及其衍生产品的出口额甚至超过了汽车和航空航天工业的出口。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动漫生产国，动漫产品出口额是其钢铁出口额的4倍，包括动漫业在内的文化产业成为仅次于旅游业的第二大支柱产业。由于目前我国与传媒类相关的产业起步不久，相关人才的培养还没有完全跟上，所以数字传媒产业出现了优秀人才不足的状况，在今后几年内，从事传媒设计、交互设计等产业中高端人才需求都将持续旺盛，其薪资也将保持较高水平。 笔者为此走访调研了一些传媒类一线的企业作为参考。ARMED FORCES（武装游戏美术）工作室是调研中的第一站，工作室的教师团队均具备游戏行业4年以上的从业经验，在公司里担任组长以及主美等职务。成员来自维塔士（VTS）、无极黑、唯晶科技、英佩EPIC、GameStar（迪士尼全球第六家工作室）以及预言软件等著名游戏公司。 通过对AF武装游戏培训的走访，其中的冯忠亮主任就提出了自己对目前行业人才需求的一些见解。就目前的市场需求看，精通艺术与制作技术的复合型数字艺术人才最受企业欢迎。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数字化产业的发展重点在渐渐转向中国，对于数字媒体艺术应用需求的企业必然会增多，对数字媒体艺术人才的大量需求也成为必然趋势。 本次调研中重要的一站还有熹微文化创意，这家公司以其独特的设计语言已经在上海市多个创意产业领域崭露头角，更难能可贵的是，这家公司安身立命的资本是优秀的作品，而非营销。通过走访创意总监徐宸熹，本人也得到了很多新的信息。但当今中职乃至高职对数字媒体艺术人才的培养方式、定位都与市场有所差距，市场上人才的定位两极分化明显，从业人员多以低端制作、熟练操作工和纯研究人员为主，而未来需求量最大的中高端层复合型人才却是较少的。 二、传媒专业实训与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在大量的人才需求之下，培养适应市场的优秀数字媒体艺术人才，就成为职业教育的重要任务。我们认为优秀的数字媒体艺术人才应有“科学+技术+艺术+团队合作”的特点，因此，数字媒体艺术人才的价值定位就不能等同于技工，而应提升为既有科学创造精神又有审美能力和艺术创作能力的复合型应用人才。 根据走访调查各位相关从业人员得到了许多来自一线岗位的信息反馈：学校培养学生更倾向于技术培养，但在创意产业领域不适合学生后期的晋级发展；学生对于专业领域内，美学与形式感的把握能力基础较弱；团队配合意识较弱。 其他院校教师也反映了一些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学生学习兴致不高；部分学生在学习当中仍未掌握一定的技巧与方法，导致对专业的学习效率和学习效果一般，影响了其在职业发展中的基础；教材适应性不强。 （一）教学内容缺乏专业的实践性。 中职教育专业课程的实训课程中，对于学生的知识点更多局限于教材中操作类案例，以案例制作成功与否作为评判标准，但教材相对市场一线制作案例有一定的滞后性，加上学生个体不同也限制了学生的创造性，教学过程更多将精力放在工具与软件的使用上，难以模拟实际工作流程，教学质量也与预期差距较大。 （二）传统教学模式带来的局限性。 职业教育很重要的一个特点便是以职业为导向，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多教与学的环节，都还停留在传统的“填鸭知识学习”思维当中。教学案例与实际生产脱节；教学过程“紧扣”大纲限制学习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创造能力；这种学习的过程方式能够让学生学到“知识点”，却不能让学生学到行业实践中的做事思考方法；难以建立学生对于行业的基本认识。 （三）评价标准缺乏对应的专业性。 专业课程设置应当及时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要快速适应，从而能为学生学习提供更具时效性的学习环境。但很多课程的评价仍然只是基于所谓的知识“点”，缺乏对于学习的过程性评价，最后得出的评价有些片面，不能综合反映学生的学习成效，也容易挫伤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四）学生个体差异，也为数字传媒专业的学习实践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 1.被动的学习态度。大部分学生并不具备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掌握专业课程所涉及的知识结构，并将其融会贯通到设计实践中的能力。多数学生习惯于被动接受知识而不是主动探索专业。 2.较弱的分析与再创造能力。由于原因1，造成部分学生多数情况下更愿意“有样学样”，制作一些“现成”的作业，无法创作出富有个人烙印的作品，对于学习的认知也更多停留在软件操作的阶段。 三、对中职传媒类制作人才培养工作的建议 职业教育归根到底是以职业为导向，培养内容和方式要以企业和行业需求特点作为依据，最终的毕业生若想更快适应职业需求，学校的教育方式就要及时调整。笔者试着从以下几点提出教学方式变革的建议。 （一）反向定制，制定以企业需求为依据的考核标准与专业定位。 对于学生真正对接市场的职业能力培养，应是职业教育的重点。作为紧跟商业经济趋势，又与科学技术发展紧密相关的数字传媒行业，它的教学要求考核与人才培养标准一定要由市场和行业主导。企业行业对人才需求的描述更能提高教学目标实现的效率。特别是实际实训项目的案例引进，应当更具系统化，而非简单软件操作。这也是更能培养学生具有专业与职业思考方式的方法。 同时专业方向定位相当重要，应当明确以企业人才的需求为导向，注重近期行业发展趋势，使得所培养的学生更加符合相应岗位群的需求。在“实用，够用”的原则指导下，根据对应的岗位能力需求，对教学内容进行精简、整合。减轻学生的学习压力，将学生有限的精力尽可能地集中到本专业、本方向的核心课程、核心技能的学习中去。 （二）真实实训，建设基地培养学习专业工作方法。 中职学校对于人才的培养需加强教学当中的实践操作环节，这个环节更多是在校园当中开展，因此校内的实训基地建设需要注重专业性，以满足学生开展相应的摄影、摄像等专业学习的需求，为学生提供专业的技能训练打下良好的硬件基础，同时增加实验实训课时和训练强度，引进企业真实案例、真实项目作为实验实训课题，使得实践内容紧追行业最新发展和应用。 此外，稳定优质的校外实训基地能为教学带来更接近真实的工作环境，这一过程中，“产学结合”不仅针对学习的学生，相对应的教师也可以积极投入，以学习的姿态参与其中，开展实践锻炼。校企合作的关键在于寻找双方的优势，以及多方的利益平衡点。 （三）“双师”建设，提升连接学校与企业的教师素质。 由于数字传媒类是基于技术发展的新型专业，对于师资的培养与传统有别，一方面部分教师是从纯艺术专业转型到数字媒体艺术领域的，相对缺乏媒体艺术较高的专业水准；另一方面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按照传统的艺术设计教学模式进行教学活动，大部分院校教学设备和新软件不能更新换代，缺乏对教学执行的强有力保障。 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可以采用轮训的方式将专业教师推荐到企业中去煅炼，这是迅速提高教师专业水准的一种方式，同时紧密跟随市场变化，而且除去技能外，更重要的是对于企业思维方式的学习；教师本身也应当制定明确的发展计划，明确个人成长目标，全方位增强自身素质。聘请经验丰富的企业教师进行兼职授课，也是增强教学力量的重要手段。 （四）适应变化，建立多种形态的教学标准考察形式。 教育需要实践，但也需要加强考核，没有正确的考核方式，教学结果将无法得到保障。传统的考察方式难以满足新兴的传媒专业教育。因此，必须针对专业特点，制定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评价标准，这一标准应注重考察本专业中知识技能、学习过程、思维方法以及更多体现数字传媒专业职业需求的能力，并循序渐进，对不同的学习阶段开展考察。 数字传媒类的艺术专业是以技术为主，艺术为辅，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新专业。它充分体现了社会分工的细化、融合和时代的进步与发展。职业教育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加强校企合作，走向市场，不断对教学进行改革，确保我们培养的学生能为社会所用，努力成为让学生、家长、社会满意的专业。 传媒专业论文: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高校传媒类专业人才就业对策分析 【摘要】“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趋势为河北传媒类毕业生带来良好的就业契机，但就目前情况来看，河北高校在培养传媒人才的过程中存在突出问题，本文在对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以调整人才培养模式为主要方式的就业对策。 【关键词】京津冀协同 传媒类专业人才 就业对策 一、京津冀协同发展：传媒类人才的良好就业契机 （一）协同发展加强对河北人才的需求 继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经济圈形成之后，2014年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并提出具体目标。其实早在2011年，京津冀三地联合的《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宣言》中已经提出，三地人才一体化发展将使京津冀合作形成三地联动机制，加快发展。而今三地多项基础设施的建设、多项合作任务的下达，多项合作协议的签署，使得人才发展的步伐也亟需加快。 （二）传媒类人才迎来就业良机 在人才需求方面看，从京津冀三地的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可窥见一斑。北京的人才需求为“聚集一大批教育、科技、文化、艺术等领域的世界级大师”。天津也提出“在教育卫生、文化艺术、宣传思想等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培养和引进一批急需的紧缺的专门人才”。 京津对文化类人才的需求都存在较大程度的渴求，因此河北毕业生向外输送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带来的趋势。 传媒产业本身更是文化产业中的朝阳产业，随着三网融合的深入研究，3G技术的逐渐成熟，传媒行业的数字化和网络化进程加快，受众也将由原来的被动变为主动参与媒体内容的传播。与传统传媒行业的人才饱和相比，人才稀缺已成为中国数字媒体产业发展的软肋，河北高校在转变培养模式的基础上，必将迎来传媒人才就业良机。 二、河北高校传媒类专业人才培养中的问题 （一）人才需求与河北传媒教育水平相对落后的矛盾 传媒领域里全媒体时代的兴起，使传媒人才需求领域、结构、类型、规格、层次、数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为传统媒体提供和制作单一形态内容产品的采编人才急需向全媒体化转型；另一方面，涵盖全媒体运营和全媒体传播各个领域的，以创新精神和知识服务为特征的，以新技术和融合技能为手段的创意、策划、经营、管理等各类复合型高端人才正成为市场的翘楚。 而河北传媒教育在转型的过程中并未走在行业发展之前，仍存在传统传媒专业扩大规模、盲目扩张，新兴传媒专业鲜有出现的状况。 （二）专业设置不合理 （1）专业不专。2015年3月，导演冯小刚录制一档电视节目时，评价一名选手在中国农业大学读传播“都哪跟哪啊”，演员张国立也在一旁调侃农大传播系应为“播种系”，引发观众不满。该节目组负责人回应称，二人并非恶意攻击选手，而是从专业角度做客观点评。这从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高校在专业设置中的问题。 （2）专业陈旧。河北省内设置传媒类专业的河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河北经贸大学、石家庄学院等，在专业设置方面仍偏传统，如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播电视编导、播音与主持艺术等专业盲目扩张，供大于求，而适应新媒体和全媒体发展的新专业发展缓慢，教育规模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 （3）专业差异性小。有些高校专业门类虽丰富，差异性较小也是突出问题。例如，某高校在十余个传媒类中，设立诸如动画、动画特效、影视动画等专业，与其划分如此细致，不如将专业设置在传媒类专业的其他新兴领域。 总体来看，河北高校在传媒人才培养规格与层次上开始出现错位、落差与断层。 三、河北高校传媒类专业人才就业对策分析 （一）教育观念的转型 人才就业与人才培养密不可分。2014年2月，国家提出“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随后各省相继确定了转型大学名单。其中河北、四川等地均把传媒类院校列入其中，这种做法考虑到传媒类专业的专业特点，更加注重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最终目的是力求毕业后学生与用人市场实现零距离对接。 （二）建立公开公平的教学平台 （1）学生“走出去”实习。上文中分析了河北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在教育资源持有方面是弱势，因此高校人才培养可以选择“走出去”的方式。河北省目前有多个高校都设有国际交流中心，促进省内高校与国外一些大学联合开发，资源互助。我们也同样可以联合北京和天津的高校，通过合作办学等方式，输出我们的优秀学生，到京津的高校实地学习，共享他们丰富的资源和优质的师资，快速提升学生的学业和综合能力。 （2）利用“慕课”等教学平台。慕课指的是“大规模、开放式在线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由高校提供课程。通过注册，全球人士都可学习，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高校资源共享，而且成本低廉。 这样的教学平台尤其合适传媒类专业学生。因为新媒体实务课教学陷入困境，而现实恰恰需要他们掌握这些行业内新技术进而成为就业的敲门砖。 （三）大力发展自主创业 近两年，国家围绕“大学生投资创业优惠政策”推出一系列具体措施。 各省市纷纷行动起来，石家庄市政府在2015年出台《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实施意见》，明确允许在校大学生休学从事创业活动，允许高校毕业生创办企业首次出资额为零。高校也通过启动创业空间、创办产业园等方式鼓励学生创业，甚至获得高额资助。 笔者在《当前河北省传媒类专业就业现状分析――以河北某高校为例》这篇文章中阐述到，传媒类专业毕业生兼具文科专业与艺术专业素质，具有就业面较宽泛的特点，这使得他们在自主创业中独具优势。以笔者所在的学校为例，创意园启动之后，在校大学生开办了播音主持信息网站、传媒文化公司等结合专业特色形成的创业团队，为自身发展带来机会，为自身以及其他同学的就业带来契机。 传媒专业论文:论媒介伦理学课程在传媒专业中普及的必要性 摘要：在如今全媒体自媒体飞速发展的科技洪流中，作为媒体人，一定要有道义担当而非只会哗众取宠。高校作为培养媒体人成长的摇篮，除了有学术知识及专业技能的授课以外，更应加大对传媒学生职业素养的教育和重视。因此，本文着眼于探讨大学当中媒介伦理学课程普及的必要性，以此对未来的媒体人才和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有一个全新的期盼和展望。 关键词：媒介伦理学；拟态环境；人性价值；高校教育 1拟态环境下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传播学当中有一种叫作“拟态环境”的理论，主要是指人们没有对客观环境直接做出行为反应，而是依据媒介机构遴选和的信息形成对事物的脑海影像，从而被动地构建出受媒体“再加工信息”影响的思维意识。李普曼提出这种理论重点是要说明在很多情况下媒介传播对公众甚至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和是非判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媒体人对大众传播的责任之重大。 媒体在社会舆论传播中既能起到正面作用，也能带来负面影响。2013年12月轰动国内的“老外撞大妈事件”“2015年十大假新闻事件”等都引起了社会的诸多关注和谴责，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媒体人并没有将事实本身还原给大众，而是让原本客观公正的“镜子式再现”消息变成了虚假谬误的“非真实性存在”。 造成这些虚假新闻报道的根本原因就是媒介机构过分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而忽略了自身所承担的社会使命。随着传统纸媒的逐渐没落，媒体人受市场利益驱使，将更多精力放在了电视、网络和手机公众平台上。随之而来的就是行业的恶性竞争屡禁不止。不少媒介机构时常选择一些粗制滥造和博人眼球的媚俗题材传播给大众，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媒介传播为了迎合大多数受众的需求，甚至忽略了什么样的题材和内容才是真正有益于受众和整个社会的。因此，当前媒介伦理所面临的严峻考验应该是如何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做出权衡与取舍。 2人性价值与道德标准 人性价值和道德标准是维护社会文明向前发展的基本法则。无论科技如何变革，都不能以侵蚀人类的精神净土为代价。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因此，行业律令和法规可以让媒体更懂得自我约束。 在把握媒体职业道德尺度时，有几个重要的因素：第一，寻求真相。每个从事媒体行业的人员都该正确对待“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真正优秀的新闻报道应当着眼于实事求是。第二，职业道德不能迁就利润底线。很多人在学校或者走上工作岗位之初都满怀信心，誓愿怀揣公平正义之心。但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由于市场利益的诱惑而逐渐失去媒体道德良知。第三，掌握好艺术和娱乐的伦理尺度。最近还未播出便被迫下线的《太子妃升职记》，就是因为画面和部分情节内容有伤风化，被广电总局勒令整改。所以，视觉滥觞已成为媒体传播的弊病，亟待扶正传播之风。 3媒介伦理学与高校教育 伦理学属于哲学范畴，而现代教育应该融合伦理学知识形成交叉专业学科。关于媒介伦理方面的教科书，目前看到的最早版本是威尔伯・施拉姆在1957年编写的《大众传播的责任》。路易斯・阿尔文・戴在2004年写过一本《媒介传播伦理：案例与争论》。之后，2006年菲利普・帕特森在他自己的专著《媒介伦理学》当中提出了信息伦理学、图片和视频新闻伦理学、媒介经济学以及如何能够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等方面的种种思考。2014年克利福德・G・克里斯琴斯和马克・法克勒也编写了一本关于媒介传播伦理案例教学的专著。国内相关方面的主要代表著作有2009年郑根成写的一本《媒介载道：传媒伦理研究》，书中论述了传媒伦理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还有2010年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王军编写的《媒介法规与伦理》。该书十分具体地从媒介与国家安全、媒介与社会秩序、媒介与司法程序、媒介实务等诸多方面探讨了媒体行业的职业素养和应该遵从的法律法规。除此之外，还有展江和彭桂兵编写的《媒体道德与伦理：案例教学》等。在卓越亚马逊搜索“媒介伦理”这个关键词，相关著作总数也不过区区十余本。同样在中国知网上按篇名搜索这几个关键字，学术文章总数也只有不到180篇。可见，媒介伦理学研究目前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专门研究此类专题的相关教科书及论文数量较少，可以说明专门的媒介伦理研究目前在世界范围内都不算十分普及。第二，国内此类专题的研究和普及时间相比于国外较晚，也就仅仅是从最近的五年左右才开始逐步兴起的。 同样的，作为教育机构，学校依然未能克服浅表式教学的困境，学科教育仅仅成为一种工具和手段，还无法渗透到品德和操守的专门性、强化性理论。大多数本科生甚至研究生仅有专业及学术知识，没有足够的职业素养教育和培训。所以，弱化功利思想、加强道德教育亟须成为今后高校教学当中的一个侧重点。无论任何学科，大到航空航天领域，小到人文社交范畴，都应该开设针对本专业的相关伦理学课程。尤其是作为对社会舆论影响力最大的传媒专业后备人才，广泛普及媒介伦理学的任务更加迫在眉睫。目前，国内开设媒介伦理学相关课程的主要高校有中国传媒大学、浙江传媒大学和苏州大学等。很多大学都未专门开设有关媒介伦理学方面的课程。早在2009年，浙江传媒大学就拟定了媒介伦理学的5个学术方向，具体分为媒介伦理学的历史与理论研究、媒介法的历史与理论研究、媒介生命伦理与生命教育研究、思想传播与大众伦理研究以及媒介传播的伦理学批判研究。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牛津大学媒介政策与法研究中心合办的“‘媒介伦理与法治’理论与实践”高端论坛在北京召开。 4结语 海德格尔指出：只要思想还没有上路，还没有踏上那条由返回步伐指示给它的道路，那么，一个依然到处流传的谬误就还会胡作非为。因此，现代教育不能简单地成为信息工业化大生产的流水线，而是应当被唤起它的原始灵魂。这是全球媒介伦理与技术划时代的大挑战。曾说过：“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正是当今媒体人应该肩挑重任的职业信条。只有在学生走向工作岗位之前就具备和熟悉媒介伦理学方面的知识与相关法律法规，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正确地向社会公众传播积极的正能量。 传媒专业论文:影视传媒类专业艺考必备指南 编导专业实际上是影视传媒类专业的统称，它包括导演、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文学、电影摄影、图片摄影、电视摄像、广告导演、影视学、文化产业管理、影视制片管理、文化经纪人、国际文化交流等专业。考生不要把自己局限到一个狭隘的小分类里，编导专业的可选择性是非常大的，因此考生需要多了解一些相关情况，以便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专业。影视传媒类专业艺考的报考条件也会因为专业和院校的差异有着不同的要求，例如身高、视力等。 备考时间 高二升高三的这个暑假是专业课学习的黄金时间。一年一度的高考刚刚结束，高考的影响还在校园中弥漫，这时学校往往会为准高三的学生安排补课。同时，电视媒体、校园横幅、家长里短等都会跟高考有关，再加上高温天气，文化课的学习效率处于最低状态。若在此阶段选择学习专业课，接触新鲜的领域，往往最容易入门和提高。自信心建立起来后再回到学校学习，目标和定位同时具备，学习文化课也会更有劲头。 很多考生会问，如果错过了专业课学习的黄金时间，那么是不是就没有机会了呢？当然没有这么绝对，毕竟很多考生在高三甚至报名前才决定参加艺考。无论怎样，只要你决定参加艺考，就要尽快进入专业课的学习，根据自身的情况科学备考。 培训现状 近年来，开设影视传媒类专业的院校大量增多，院校水平、专业考试的难度参差不齐，由此簇生出大量艺考培训班，其中不乏鱼龙混杂之徒，教学质量难以保证。不少艺考培训班打着各大著名艺术类院校或名师的名号，但实际上连老师都是临时招聘的。许多艺术类院校也为此发表过声明，不会办任何艺考培训班。相比在师资上的投入，很多培训机构更愿意花大价钱购买搜索引擎的排名，从而在搜索结果中占得先机，赚取家长和考生的信任。 例如北京的一些艺考培训机构，其招生简章写得天花乱坠，不断强调拿证的情况，实则无处可查，并且为了让考生觉得其教学环境优异，他们将教学地点安置在四五环外，看上去装修豪华、设施齐备，但事实上交通极不便利且安全无从保证，更不用提所谓的艺术氛围了。因此，建议考生和家长睁大眼睛，通过高质量的社会化媒体渠道求证，并根据培训机构招生资料的质量来判断其优劣。 考虑到影视传媒类专业艺考的特点，在保证良好课堂互动气氛的情况下，只有会议式的课堂才能使老师和学生进行充分交流，使教学质量最优化。因此，选择培训班时，小班制最佳，人数不宜超过八人。不少地方性的培训班价格低廉，每班招生五六十人，甚至有招生二百人的，课堂占据整个阶梯教室，没有互动，只有填鸭式的授课，像这样的专业课学习如何专业？ 近几年，部分培训班试图向考生赠送书籍资料，表面上免费赠送，实则只为获取考生的联系方式，从而进行课程的推广。其书籍没有合法的书刊号，内容以拼凑及生搬硬套为主，有些书籍错误的地方太多，校对不足，内容九成年年相同，只增添了当年新的热点分析而已。 学前准备 很多考生在艺考论坛里问，学习影视传媒类专业平时应该做什么、看什么书、看什么电影等。考生们恨不得有人给他们推荐的书和电影全是一些专业书籍、名家名作、大师电影，但我希望大家不要把专业考试和名校都想象得太过神圣化，这仅仅是一次入学考试，老师的选拔标准并不是你懂多少专业知识、看过多少大师的电影、看上去多么文艺等等，你在考试中所要表现的仅仅是作为一名高中生应有的真实面目。 就业前景 相比普通类考生的就业情况，影视传媒类考生的就业选择范围要更广，我国仅电视台、电台就有几千家，其中各大栏目与广告的人才缺口与日俱增。很多大学毕业生希望能够留在大城市发展，甚至非北京、非中央电视台不去，因此造成了人们的一种误解：艺考生就业难。 影视传媒类学生毕业后主要有以下就业领域：全国近千家电视台以及节目制作公司，全国每年上万集电视剧以及相关制作公司，全国上万家各类广告公司、各大型集团公司，全国数千家娱乐媒体，全国各著名网站、各动漫公司以及网络游戏公司、演艺经纪公司、制作公司、发行公司、跨国影视公司、电影院发行、经纪、制片、企宣等。 艺考优势 1.很多考生都有一个关于影视艺术的梦想，影视传媒类艺考为此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追逐和实现梦想的机会。 2.影视传媒类专业不像美术、音乐、舞蹈等对专业基础要求甚高，一般高中生在经过一至三个月的专业学习就可具备考入专业名校的实力。 3.影视传媒类专业的学习可以提高考生的综合素养，使考生在就业时具有一定的优势，与此同时，影视传媒行业的就业前景广阔，考生可以在多个领域施展自己的才能。 4.影视传媒类院校大多属于艺术类提前批次录取，不影响普通文理高考录取，所以该专业的艺考生就比普通文理考生多了一次选择人生道路的机会。 传媒专业论文:工作室教学模式在传媒策划专业技能培?养方面的作用探究 摘 要：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传统的教学模式逐渐被淘汰，出现了一些新型的教学模式，推动着教育的发展，而工作室教学模式就是新型教学模式中的一种。传媒策划专业更加注重实践和理论的结合，工作室教学模式以其鲜明的特征，能够更好地满足传媒策划专业教学的实际需要。本文主要通过对工作室教学模式进行分析，进一步探讨这种教学模式在传媒策划专业技能培养方面的作用。 关键词：工作室；教学模式；技能培养 1.工作室教学模式的概述 工作室教学模式起源于德国包豪斯设计学院，包豪斯在教学中采用这种教学模式，让学生真正参与到教学设计制作过程中，将理论教学与实践相结合。与此同时，包豪斯还与企业以及各界实践单位积极联系，学生掌握了专业知识技能之后，就能够进入企业跟着教师进行实践研究，从实践中来提高自身的技能。这种知识与技能同步发展的教学模式在教学领域得到大家的认可，随即便在世界各国教学中逐渐得到推广应用。 工作室教学模式的驱动力是项目设计，其中起导向作用的是市场，该教学模式的核心是为了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以及综合素质，所以说，这是一种集教学、实践和研究于一体的教学模式。工作室教学模式通过弱化传统教学形式，进而为学生营造一种自由、轻松的教学环境，学生可以将工作室作为自己的实习基地，可以参与到每一个实践环节中，针对教学实践提出自己的独特意见，从而展示学生自身的个性魅力和创造能力。这样的教学模式在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增强了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其注重知识与技术相结合，理论与实践同步的教学特征更符合传媒策划专业的发展和需要。 2.工作室教学模式在传媒策划专业技能培养中的作用 （1）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工作室教学模式的应用为学生进行教学实践提供了专业平台，这种教学模式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例如，项目教学法、讨论教学法等，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需要为他们提供实践题材，让学生能够在策划中不断创新，在实践中不断进步，利用不同学科知识丰富自身的知识体系和综合能力，提高他们的专业策划技能。学生逐步脱离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在具体的实践中能够自主学习，不再被动地接受知识，在具体的项目中遇到问题能够自己想办法解决，发现问题能够自己独立解决。工作室教学模式可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其独立思考的习惯。 （2）丰富学生的艺术想象力。传媒策划专业技能人才要从事婚礼策划以及影视策划等创作工作，必须具备创新意识和开拓思维，需要丰富的文化艺术素养才能够使策划的作品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厚度。策划专业人才需要有严谨的理性思维，掌握相关技术，同时还需要丰富的感性思维表现艺术，具备灵活的商业头脑，以促进市场运作，这些思维能力的培养都需要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入手。工作室教学模式通过项目设计对学生进行全方位培训，在项目设计中主要通过调查、信息收集以及实际分析、方案设计等过程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同时也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工作室教学模式中有作品展出经验交流环节，这一环节是工作室与外界的交流，传媒策划人员所策划的作品可以通过展出的方式实现与外界的交流，这一过程也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通过对作品的探讨能够增强学生的自我认同感，从而激发他们的学习主动性。学生通过对展出的作品进行评价，可以让他们看到别人的思维构想，有利于提高他们的思维能力，丰富其艺术想象力，从而促使学生能够策划出更有个性特征的作品。 工作室教学模式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同时还能够提高他们的团队协作能力，丰富学生的创作思维。传媒策划作为一项实践性技能要求极高的专业，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是教学的根本所在，其教学过程中采用工作室教学模式，能够让学生将理论教学与实践经验相结合，从而创作出具有时代特征的新作品，可以大大增强传媒策划专业人才的职业竞争力。 传媒专业论文:高校传媒专业学生党员发展质量保障机制探究 摘 要：高校学生党员是我国党员队伍的补充与承继。文章从高校传媒专业学生的特点出发，分析了其学生党员发展现状与问题，并提出了保障传媒专业学生党员发展质量的对策。 关键词：高校；传媒；学生党员；质量保障机制 高校学生党员作为一支重要的队伍，在我国党员发展中起到很重要的补充和继承。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在研究部署加强新形势下党员发展和管理工作中强调，要按照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的总要求，不断提高党员发展和管理工作科学化水平[1]。“长期以来，大学生党建工作在高校人才培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和高校改革的不断深入，高校党建工作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任务，大学生党建工作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大学生党员的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一、高校传媒专业学生的特点 新媒体技术日趋成熟的今天，学生获取信息的方式也日渐丰富，学生的思想动态变得复杂。传媒专业学生的个性和基本特征总结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敢于担当，有爱国情怀，追求上进、积极入党 “作为未来的媒体从业者、作为优先掌握公众话语权的传媒人，传媒专业大学生身上担负着极其重要的使命，对国家社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产生着极其重要的影响。”[3]90后的大部分群体是敢于担当，具有爱国情怀的青年。当有人落水时，几个大学生勇敢地站出来，不顾生命危险，完成生命的接力。面对身边孤寡老人的无助，他们及时伸出援助之手。例如，传媒专业的学生能够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在焦裕禄干部学院义务担当讲解员，参加暑期“三下乡”等社会实践，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思维活跃、易受冲击，见解深刻、易走偏锋 传媒专业的学生思维活跃，做节目和新闻传媒类的策划往往需要突破原有的思维模式进行大胆创新，不受约束地激发创意灵感和工作热情。但是这种性格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提出了很大的难题，他们不太愿意接受原有既定的管理方式。比如受到批评时，不虚心接受并改正，不服从管理。但是这一类学生思维敏捷，对政治、新闻具有很强的敏感性，凭借传媒专业的专业特性对一些社会现象，关注热点，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一旦从事传媒行业工作的话，很容易创造出新点子，能很快适应工作，以极饱满的热情高效率地投入到工作中。 （三）受社会负面现象的影响大 传媒专业学生会有很多实践的机会，尤其是播音主持、广播电视等与社会实践挂钩较多，利用专业优势兼职主持晚会、现场活动，出入各种企业单位和商业现场，而这些工作是与社会联系较为密切的。学生长期在校园里生活，思想比较单纯，容易受到外界诱惑。自身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很容易受到影响，出现的负面现象极易干扰自身的判断。比如，有些学生遇见事业成功的人奢侈消费，他们很可能就会走入误区，扭曲自身的价值观，从而形成拜金主义的心理。 二、高校传媒专业学生党员发展现状 （一）质与量的矛盾 在我国开设新闻传播类专业的大学有600多所，传媒专业学生党员数量也不少。在发展党员的过程中，质和量的矛盾尤为突出。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员都是优质的具有优秀品格、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的。总体上说，教育部门还是以“把优秀的大学生吸纳到党员队伍中来”为原则[3]，高校规模逐渐扩大，作为代表学生的青年党员队伍也在逐年扩大，高校不仅有专科生、本科生，更有一部分研究生。研究生相对来说更为复杂，年龄和阅历都比较丰富，思想也比较复杂，“信息时代的到来，给高校思想建设带来新的冲击。” （二）入党程序不规范 部分学生在入党方面存在人情因素，通过熟人减少入党的程序，利用自身的人脉资源为自己入党谋取私利，入党动机不够纯洁，缺乏党性思想，思想偏离正确方向，认为入党能为个人未来增加筹码。传媒专业学生的专业性和善于交流沟通的性格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人情因素破坏了大学生入党机制的权威性和信任性，践踏了入党必须履行的神圣程序。 （三）学生个性与党员立场持久性的矛盾 传媒专业学生富有激情，充满理想，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比较强，但同时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在实践的过程中与理想发生冲突时，很可能会无法坚持原有的规则。经常与社会上的人和事接触，难免会受到一些物质诱惑和思想偏离的影响。个性对他们来说很重要，能够打破常规进行革新，但也容易走偏路。崇尚自由的个性很容易与党员的坚定立场的持久性产生矛盾。比如有的主持人长期以正面励志的形象激励人们，但是由于没有党性原则而犯了错误，前途毁于一旦。 三、保障高校传媒专业学生党员发展质量的对策 （一）夯实大学生党员发展工作的基础 “前移工作重心，做好新生入党启蒙教育，夯实大学生党员发展工作的基础。”[6]必须做好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教育、考察，其次密切关注老党员的生活学习情况，实现前期工作发展党员的标准，和后期老党员坚持模范带头作用的监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严格控制党员队伍的数量，必须紧跟时代潮流，掌握新媒体技术，根据不同年级的情况和专业特色，对传媒专业学生多接触、多了解他们的诉求，在生活上、学习上、思想上进行适时引导。 （二）完善考察机制 坚持“团推”制度： 推荐优秀团员做党的培养对象，保证积极分子的选拔质量。建立党支部小组，实现老党员带新人的模式。定期开展党课学习制度：在培养考察入党积极分子期间，定期开展党课学习，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实行入党积极分子量化考核制度：在思想方面，定期向培养人汇报自己生活学习方面遇到的问题，预防思想偏离正确的路线。在政治素养方面，关注国内外热点时事，与老党员交流并发表自己的看法。在学业方面，保证学习成绩的优异，积极参加党组织开展的各项活动。最后，根据各方面的综合成绩，量化成分值，成绩合格者通过。 （三）规范党员发展程序 基层党组织尤其要重视党员发展程序的规范性，坚决抵制个人情感用在发展党员过程中。实行发展对象公开答辩制，就是要进行党的理论知识、时事政治的考察，了解综合表现严格把关；党员发展公示制，在发展党员时，做到公开透明，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的监督；表决制，根据党内小组成员的推荐，综合评议表决通过；谈话制，定期与发展的学生党员谈话，了解其心理变化，及时引导党性思想的正确方向；承诺制，记录党员入党前后的承诺，保证学生党员对党性立场的坚定，控制党员数量，确保党员质量。 （四）党员的再培训学习机制 提高党员发展质量，不仅发展前、预备党员考察期需要重视学习，成为正式党员后的培训学习也显得尤为重要。首先，在发展学生党员之前，注重综合能力的培养，包括思想政治方面是否具有坚定的党性修养，学术成果等；其次，预备考察期间注重跟进思想进度，老党员关注新成员的思想动态，时刻向党组织汇报情况；最后，转正后还要加强定期做思想汇报制度，更要和培养人定期谈话，长期考核党员，终身学习。也就是说，“学生党员的教育要贯穿于培养、发展、管理的全过程”[7]。 （五）创设网上文化思想阵地 “目前，大部分高校都有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题的网站，大多数只是新闻信息，内容综合性不够强，学生对网站关注度低。”[8]以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为 例，该院利用微信公共号开展了一系列活动：1.在微信平台中设置“学生党员先进性教育”专栏；2.微信在线互动活动，如“我向党旗许个心愿”、“学院模范青年党员推选”等，并定时进行在线问答；3.向有关专家、学者约稿，收集学生党员先进性教育的有关文字素材，并在微信平台上进行专题推送；4.约访本院优秀的青年教师及学生党员，以人物专访的形式呈现其事迹，宣传其精神；5.成立党员教育微信宣传小组，实时采访、跟进本院及学校的线下党员活动，如群众路线专题教育活动等，在微信公共平台上进行图文直播。将微信公共平台纳入基层党建的工作范畴，更加贴近青年党员及党员后备军，更有利于沟通和开展工作，利用网上活动形成文化思想的阵地建设，引导学生和学生党员的思想方向。 高校传媒专业的学生党员的发展不同于一般的党建工作，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处理好数量与质量的关系。避免入党程序中的人情因素，把传媒专业学生的个性同党员的立场的持久性结合起来。夯实大学生党员发展工作的基础，坚持团推优完善培养考察机制，公开透明规范党员发展的程序，注重党员的后续学习制。在新媒体时代，根据现实需要建设网上文化思想阵地，让基层党建工作贴近学生党员的学习生活，保证党员思想的先进性，保障党员的发展质量。 传媒专业论文:传媒艺术专业群工作室化教学及考核评价体系研究探析 摘 要 合理有效的规划配置高等职业教育资源，设置当前和今后适应国民经济发展，满足社会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需求的教育教学制度是今后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方向，传媒艺术专业群工作室化教学模式的实践和探索正是顺应这种改革的有益尝试。 关键词 高等职业教育 传媒艺术专业群 工作室化教学模式 1重要性 专业群工作室化教学体系是指以真实项目为载体，将真实项目引入课堂，以工作室为单位，借鉴企业的管理流程，建立专业标准、课程体系标准、教学模式、师资标准，并以此进行课堂管理、教学设计和教学评价考核的教学体系。合理有效的规划配置高等职业教育现有资源，设置当前和今后适应国民经济发展，满足社会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是今后高等职业教育在专业设置及考核评价体系改革方面的重要目标。我院艺术设计系传媒艺术设计专业群工作室化教学考核评价体系如何进行定位与建设，构建既符合高等职业教育，又符合传媒艺术设计专业教育规律的全新教学体系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紧迫的。 2目标计划 （1）项目工作室制的教学体系是应对高等职业教育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新的要求而探索、实施的。目前，市场对传媒艺术设计人才的要求在不断变化。传媒设计行业、企业的岗位在不断地细化，各岗位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处于相对独立的态势，甚至有些企业为降低运行成本，将一部分岗位的任务进行外包完成，整体的项目实施由项目负责人进行各岗位的协调与整合，待所有岗位任务完成再整合为一个完整成果提交给业主。由于设计行业的特殊性，设计企业越来越倾向于一种非集约形式，这意味着岗位点不断细分的同时，设计企业还要求设计从业者具备整体的设计能力、项目操作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市场和企业人才需求的变化，给予了我们新的命题。因此，构建新的传媒艺术设计专业标准，成为我院传媒艺术设计专业建设和发展的重中之重。 （2）建立“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课程标准成为整个教学体系改革的关键。项目工作室的设立应以艺术设计行业、企业的岗位点作为依据，每个项目工作室及一个岗位点，为应对设计行业、企业分工日益细分的趋势，我们必须将整个设计工作流程按工作实际解构成为多个岗位点，并按照其岗位点能力培养作为课程内容的标准，从而形成岗位能力点课程，再将各岗位点能力课程构建成为整个项目工作室课程体系。项目工作室课程体系是以真实项目作为课程载体，作为课程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真实项目的储备成为课程开发的重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真题真做”；由于项目的时效性（例如，每年的项目工程都是从春季开始），一些项目的引进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可能与课程同步。从而，也就要求我们每一个工作室必须具备相关项目的深度开发能力，完善项目工作室的课程体系，即能够做到“真题假做”。 （3）在新的专业标准和课程标准建立的同时，我们还要建立相匹配的教学模式。 在课堂管理上，改变以往传统教学模式中常见的“教师讲，学生听”的单向传统现状，通过“小组教学”的模式强调教师和学生的一种交互式、互动性教学。一方面，“小组教学”模式符合现代设计企业的日常管理方式，即依据项目来组织团队进行设计，这对于学生提前感受企业工作氛围有很大的帮助。另一方面，在“小组教学”模式下，学生的自主性和团队精神得到训练。而老师置身于学生之中，参与讨论、研究，师生的感情在教学过程中进行交流，师生之间不再是单纯的“教与学”的关系，而是相互交流共同学习。“小组教学”模式需要教师坚持“赏识教育”，即用信任、尊重、激励、理解、宽容、提醒的操作原则来发现学生的优点和发掘学生的潜能，充分提升学生的自信心。 在教学设计上，教师要摆脱以往照本宣科地布置作业的形式，而是用任务书的形式将课程内容合理地分解为一个或数个项目，用导入真实项目的手法开展教学。真实项目的导入必须是针对相应职业工作岗位的典型工作任务，与企业实际工作过程有直接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能够产生经济效益。此外，一些有针对性的设计竞赛也可以导入，来调动学生的学习情绪。教师在项目教学中可以成为设计公司的经理，引导学生组成的设计小组进行项目设计，也可以成为甲方的设计顾问，督促和监督学生组成的设计小组的项目设计，给予指导。学生在项目教学中成为设计师，需要在团队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为项目的完成贡献智慧。在这里，工作室的空间氛围为实现教学设计提供了环境保证。 在教学评价上，一是采用课程展示制，将一门课程完成后学生所做的项目作业集中展示出来，用以评价教师的教学水平。二是采用“学生自评，小组互评，教师点评，客户选择”的方法，进行学生的教学评价，这侧重于让学生表达、分享自己都学会了什么，总结项目工作室对他们的意义。这两个方面的评价都基于发展性教学评价观，包含过程性的评价和终结性的评价。过程性评价应包含工作态度的评价、工作过程步骤与方法评价、知识的应用评价等。终结性评价应包含项目所涵盖的应知部分的评价、应会部分的评价、设计成果的评价等。 （4）作为一个以真实项目为载体的教学体系，要求的是一支“专兼结合”的师资队伍。我们对专任教师的要求是，不但要具备扎实的理论水平，而且要具备较高的实际项目操作能力。对专任教师的培养是整个教学体系得以实现的基础和关键，兼职教师是学校与社会企业沟通的优质通道，我们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引进企业优秀设计人员作为兼职教师，我们所需要的是相对稳定的、高规格的，在行业有影响的兼职教师队伍。 3构想与策略 围绕我院传媒艺术专业群的内涵建设，构建传媒艺术设计专业群的专业标准、课程体系标准、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模式、师资标准、以及考核评价体系，从而实现培养学生由“适应能力”向“建构能力”的战略性转变，使之成为具有较强职业素养的高技能型职业人才。随着我院职业教育教学的改革发展不断推向深层，传媒艺术专业教育已从基础硬件设施的建设转向教学体系、培养模式等内涵建设。教学体系内涵建设围绕的是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模式、师资培养等整个教学体系的建设，随着“传媒艺术专业职业素养教育体系”、“传媒艺术专业职业发展教育体系” 、“传媒艺术专业职业技能教育体系”计划的落实和完善，就此，艺术设计系传媒艺术专业群工作室化的教育教学已初步建立了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以及专业素质培养的体系，进一步完善了以学历教育和职业资格证书引领专业教育核心课程体系的初步建立，形成以专业群工作室项目化教学过程为导向的专业教学和专业课程体系设置标准，培育打造一支“双师型”具有较高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高素质教师队伍等。传媒艺术专业群工作室化教学体系的初步建立以及在今后的专业建设和实践教学中将逐步得到检验和完善，专业的教育教学和实训教学体系建设与研究还将进一步探索和发展。 艺术设计系传媒艺术设计专业群工作室化教学模式及考核评价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应该借鉴优秀专业建设的经验，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一个成功的专业体系的建立和发展都是经历了初步建立转向深化发展的过程。在现有条件下，如何尽快建立和形成符合我院职业教育发展规律的传媒艺术设计专业群工作室化教学体系，成为我们传媒艺术设计专业建设的重点任务。构建我院传媒艺术设计专业群项目工作室化教学体系涉及到两个核心概念，即专业教学群体系和工作室化教学实训。对传媒艺术设计专业群教学体系我们已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已初步得出研究结果，即我院传媒艺术设计专业群教学体系应面向职业岗位，与企业相结合，以提高学生就业能力为目标，这是符合当前我院我系发展现状的，传媒艺术设计专业群关于项目工作室化教学实训的研究也已展开。在专业群的整体教学体系中，工作室教学应该逐步加大比重，使其具有重要地位。课程设置上应该先进行专业基础教学，后进行专业设计教学，专业教学大多是以项目化的教学模式进行，工作室化教学是开展项目化教学最好载体。构建传媒艺术专业群项目工作室化教学体系，是一次新的定位。构建既符合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规律，又符合现代艺术设计教育规律的全新教学体系是一项紧迫且富有挑战的艰巨任务。营造与实际工作岗位高度一致的学习实训环境和氛围，从而激发学生内在的潜能，实现学生由“适应能力”向“建构能力”的战略性转变，使之成为具有较强职业素养的高技能型人才。 4目前进展 （1）专业群初步建立。组建的传媒艺术专业群由广告设计、摄影摄像技术、等专业组成，核心专业为广告设计专业。通过重点专业的建设，提升专业群的整体水平，带动相关专业的建设和发展。概括起来说，就是“资源共享、重点突出、优势互补、灵活发展”。 （2）公共课程组初步建立。专业群公共课程组主要有： 广告文案与策划、 字体与版面设计、 计算机应用基础、广告设计、印刷工艺、图形创意、 基础摄影、 商业摄影等。各个课程组根据专业特点， 开设不同的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 （3）专业群教研室成立。专业群教研室主要负责专业课程的教学、 专业技能培养、 专业实验实训室的建设和管理等。 （4）工作室化实训中心初步建立。专业群现有四个工作室和一个多功能展示厅，分别是摄影摄像工作室、数字影像工作室、图形图像工作室、广告设计工作室、多功能教学展示厅。 传媒专业论文:多元智能理论在传媒专业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摘要]根据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人类的智能分为九类。不同的个体具有不同的个性特征和智能组合，每个个体都有各自的强势智能及强势智能组合。本研究着重探讨多元智能理论在传媒专业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探讨如何充分发挥传媒专业学生的特点及强势智能，进行优化的教学设计，从而提高教学效果，提高传媒专业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 [关键词]多元智能 传媒专业大学生 大学英语教学 教学设计 一、关于多元智能 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家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1983）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Multiple Intelligences，简称MI）于20世纪90年代被引入中国。他提出：智力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以语言智能和逻辑数理智能作为核心评判标准，而是多元化的、能够彼此独立的各种智力组合。加德纳将其归纳为九个种类：语言智能、数理逻辑智能、视觉空间智能、音乐节奏智能、人际交往智能、自觉内省智能、肢体运动智能、自然观察智能和存在理念（加德纳后来加上的）。加德纳还认为，智力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培养和发展的。现实生活中，每个个体都同时拥有以上八种智能，并且都有各自的优势智能类型。个体之间的差异也不在于智商的高低，而在于不同的智能类型以及组合方式。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智力表现方式，每一种智力也有多种表现形式。我国的素质教育被教育工作者们总结为“让学生学会做人，学会自律、学会学习、学会思考、学会乐群、学会审美、学会创造、学会健身、学会生活、学会劳动”。可见，多元智能的整体性、情景性、发展性、多元性和开发性与国内的素质教育理念不谋而合。 二、多元智能理论与大学英语教学 近年来，一些教育理论工作者借鉴多元智能理论，探讨大学英语教学的改革思路，为我们改革大学英语教学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多元智能的开发过程，实际就是学生素质的培养过程。大学英语教学是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环节，但我们不能因为重视发展语言能力而忽视其他智能。全面发展学生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是大学英语教学的目标之一。如果语言学习者能善于发现并运用自己擅长的智能或智能组合来学习语言课程，会取得更为理想的效果。多元智能的丰富活动形式可以用来激发学生兴趣，提高教学效果，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译的综合能力。而教师作为学生的引导者、协作者，应充分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想方设法激发其潜在的能力，将其强势智能中的优势迁移到弱势领域中，从而促进其弱势智能的发展。利用智能组合及智能优势互补来促进学生语言能力的提高，能够使语言教学得到较好效果。相应地，在英语课的教学实践过程中，学生的各种智能也会得到开发。 在外语教学中，教师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学习语言的能力低下并不意味着智能低下，这一点十分重要。人的各种智能是以复杂的方式在人脑中运作的，由于没有一种智能会单独存在，只有当各种智能被积极地运用时，学习语言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因而，多元智能理论给外语教学带来很大的启示。 以多元智能理论为工具，教师能了解学习者的知识和技能，并能从学习者的长处和潜能方面去看待每个学习者，能认清学习者以不同的方式展现的对学习材料的理解。认清个体的优势智能，可以让学生更易于接受非传统的教学活动，让学生感受成功，从而建立自信。多元智能理论为大学英语教师提供了系统的方式、多元的方式。对于某个主题或技能，教师可以通过一系列活动让学生进行探讨。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各种智能会通过搭档的采访、需求的评估等方式自然呈现出来。当有多种多样的活动时，更多的学生能找到参与学习语言的方式。有了多元智能理论的课程设计，学生们能明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长处，每个人都能做出各自的贡献。这也跟任务型学习法正好相吻合。在任务型学习法中，小组里的各个学生根据各自的特长完成不同的任务，比如说一个人可能喜欢做计划，另一个人更喜欢写作，还有一个人则擅长在全班汇报小组的任务。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教师也会遇到习惯了传统教学方法的学生的抵制。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教师可以选择让学生关注通过这些活动训练的语言本身而不是理论。 在课程设计中运用多元智能理论，教师将会对学生的学习喜好及特长有更深刻的认识。多元智能理论为学习者提供了多元的学习方式和展示方式。而学生运用与他们的强势智能一致的学习模式和学习方法，也更利于学生对学习的专注。此外，学生定期对学习进行反思，拓宽了他们对于有效的教学活动的定义的内涵。学生逐渐增长的学习热情和成功愿望，也能激发教师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从而提高他们对学生的期望值，营造出一种有效的“期望―回馈”的良性循环，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教师也可以调整语言教学活动，以此满足学习者在课堂上的需求。 三、多元智能理论在传媒专业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一）传媒专业大学生的特点 传媒专业学生和其他艺术专业学生一样，都是经过艺考和普通高考选拔出来的。在大学英语教学中，他们有与其他专业学生不一样的个性特点和学习特点。传媒专业（如播音、编导等专业）的学生大都思想活跃、情感丰富、观察力强，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但也会显现出容易冲动、欠缺理性、忽视现实等方面的不足。由于基础教育阶段强调艺术素质的发展、忽视文化素质的发展，传媒专业的学生普遍存在重专业课、轻文化课的现象。英语作为他们的文化基础课之一，普遍基础很差，总体水平偏低。传媒专业的学生在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上还有注重自我、彰显个性、强烈直露、善于表现自我等特点。 长期以来，传媒专业学生对英语学习没有足够的重视，导致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远不尽如人意。本研究旨在抓住传媒专业大学生这一群体的智能发展特点和学习风格差异，运用多元智能理论的教学理念，对大学英语教学进行深入研究，以期构建传媒专业学生个性化的英语教学模式，提升其英语综合应用的能力。 （二）多元智能理论在传媒专业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多元智能理论给教师在选择教学策略时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它引导教师设计出更多的作业形式和教学活动。教师必须设计各种教学活动来满足所有学生的需要，而不仅仅是那些擅长读写的学生。教师要结合传媒专业学生的特点，以多元智能理论为导向，进行大学英语教学设计。教师要充分发挥传媒专业学生的优势智能，以此带动弱势智能。他们普遍在音乐节奏智能、人际关系智能、自觉内省智能及身体运动智能等方面比较突出，而语言逻辑智能和逻辑数理智能等方面则处于相对劣势。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这些特点，来发展他们的能力。 1.利用视觉―空间智能，发挥创造力与想象力。编导专业的学生创造力、想象力丰富，结合这一特点，可以让学生把课文内容改编成短剧进行表演，正是这类学生的兴趣所在。如学习《新视野大学英语1》第二单元课文《Deep Concern》，就可以让学生把母女间的对话改编成短剧并表演出来。在绘声绘色的表演中，学生不仅掌握了新的语言知识，并且对代沟、对父母与子女的爱，有了更深切的体会。 2.利用音乐―节奏智能，增强语感和语言文化的熏陶。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擅长演讲、音乐、表演，擅长模仿，可以说多才多艺。教学中可采用英文演讲、演唱英文歌曲、模仿电影片段表演配音等形式，既充分发挥了学生的才艺，也能在模仿中使所学语言知识内化吸收，并训练听说等语言技能。 3.结合身体运动智能，在英语教学中体现“在做中学”。听、说、读、写等技能的活动及大量的信息的获得，都是通过与肢体动作相关的活动实现的，因而，在课堂设计中我们应尽量为学生创造动态的学习环境，让学生运用运动智能，通过多种渠道吸收、接纳知识。如经常采用游戏、讨论等形式，运用眼、耳、口，以及肢体来感受及操练语言，让学生至始至终真正参与到课堂中，成为课堂的主体。 4.利用人际关系智能，开展合作学习。传媒专业学生由于受专业影响，本身就重视人际关系的培养，加上这类学生本身性格开朗，所以适合发挥这一优势智能，开展合作学习。任务型教学是合作学习的基本形式。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在完成个人学习与小组合作学习任务中，运用所学语言，使语言的形式和意义相结合，使语言学习更有交际意义，符合语言学习和运用的规律。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译各方面的英语技能，还应传授交际策略，因为语言学习的最终目的就是交际。 5.发展自觉内省智能，积极开展自主外语学习。在自主学习中，积极引导并启发学生对不同阶段的学习进行深刻的认识、分析及反省，并引导学生了解学习任务类型、明确学习目标，让他们主动认识并剖析自己学习活动的过程，培养计划、监控和调整学习策略及学习行为的习惯，以提高自我认知智能，同时带动自主学习能力的发展。 四、结语 多元智能理论的提出对传统智力及人才的评判标准是个巨大的挑战，科学的和以人为本的教学探索为我们提供了教改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方针，为我们研究教学策略和实践以人为本的理念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值得广大英语教师进一步深入实践、探讨。在针对传媒专业学生进行英语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掌握学生的个性特点和智能状况，灵活运用多元智能理论，进行多元的教学设计以及相应的教学评估方式，创造良好的、个性化的学习环境，因材施教，持之以恒，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相信学生们一定能在英语运用能力方面有很大的提高。

旅游经济论文:扬人文资源优势做旅游经济文章 我镇南接姜堰城郊，北连古镇溱潼，是泰州、姜堰到溱湖风景区的必经之地。这里是世界珍稀保护动物麋鹿的故乡和最后的野生消失点，有建于唐代的太平桥和被列入航空标志的参天银杏，又是清代“一门五都督、三科两状元”名噪一时的刘氏状元的诞生地。为此，我们把发展思路定格为水乡生态旅游镇，从放大人文优势效应角度出发，围绕“状元”品牌，“麋鹿”金牌做好开发文章，让人文资源这种无形资产转化为有形资产和对外招商资本。一、多渠道挖掘，突出体现一个“全”字 由明到清，桥头的豪门旺族—刘氏家族先后有数十人中为举人、进士，5人官任都督，2人为武状元，高官、名流煊赫乡里五百年之久。特别是同胞弟兄同为武状元在中国科举史上实为罕见，堪称绝代双骄。因此，有诗赞誉“一门五都督、三科两状元”、“青黎高照无双阁，皇榜连标第一家”。由此可见，研究刘家的兴衰沉落，开发刘家的人文资源有着极高的史学价值和前景看好的旅游经济价值。基于这一指导思想，前几年，我们已经会同市政协文史工委一道对刘状元有关史料进行了搜集整理。在此基础上，市文史委还编印了《刘氏兄弟状元世家》、《刘状元捉拿扫帚星》等相关的文献资料。通过梳理，有关刘氏状元的人文资源有以下三个方面：①目前可以开发的景点主要14处，它们分别是状元衣胞住址、养马厅、栓马屋、土地庙、状元府址、廒屋垛（屯粮处）、溜马场、武书房、关帝庙、马路、红牌沟、黑牌沟、刘家洼饮马池、状元墓地；②现存的遗址文物有状元府遗址、状元盔甲、弓箭袋、大刀、练功石、石鼓、栓马石、红木床（状元床）、诰封圣旨五件、刘氏家族（族谱）、《刘状元捉拿扫帚星》唱本、府址水井2口（其中一淡一咸）；③流传的轶事传闻有：刘状元捉拿扫帚星、刘国庆御前殿试、刘公府异母神童、高员外爱才提亲、刀挑碌碡、刘氏与丁楚玉、土地神跪拜、刘状元改道、关帝庙征前许愿、宝烛、住客栈拿妖捉怪、选葬地、刘国庆病逝。下一步，我们还从保护和利用现有的人文资源角度出发，进一步加强对人文资源工作的领导，成立镇人文资源工作领导小组，由党政主要领导任组长，下设人文资源工作办公室，明确专人具体负责人文资源的搜集、开发和保护工作，尽可能地搜集更多、更全、更详实的历史资料。确保人文资源得到充分的挖掘，合理的开发利用。 二、高起点规划，突出体现一个“武”字 刘氏状元因武闻名，以武著称，在民闻特别是在东南沿海一带享有较高的知名度，至今仍有不少老百姓对传说《刘状元捉拿扫帚星》乐不津道，因此，这为我们打造状元品牌，叫响状元品种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市场基础。为了更好地开发资源，我们将聘请相关专家担任旅游产业开发顾问，在广泛征求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由专业院校按照高起点规划，分年度实施的原则，对恢复状元府原貌进行修编规划。整个修编规划，在以明清史料为依据，以英武、勇猛为魂，力求再现昔日刘氏家族的辉煌的基础上，与产品开发延伸结合。一是与武警或体协联合创办形式独有的武校，进一步拉长产品开发产业链，不仅有利于推动旅游业的健康发展，而且为社会培养输送更多的实用型人才。二是把旅游与实用有机结合起来，积极策应风景区的开发，主动与溱湖大道沟通连接，在状元府东侧、溱湖大道西侧兴建一个休闲健身俱乐部，其中分设状元射击场、状元健身房、状元溜冰场，进一步做大状元品牌。三是与发展经济开发旅游产品结合起来。一方面把现有的状元茶项目做大，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产品质量和档次，力求利用旅游推动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围绕状元的饮食起居等生活习性，有目的地开工状元酒、状元鸭、状元服饰、状元兵器等相关的旅游产品，把武状元精神发扬光大。 三、市场化运作，突出体现一个“活”字 开发状元府，做大状元品牌，需要一大笔资金投入，鉴于桥头实际，仅仅依靠自身财力十分困难，因此，我们将采取多条腿走路的办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一是在景点开发上。一方面，对现有的人文资源进行保护，把现存的刘状元遗物与当地农户签订保护协议，同时加强对民用建筑的控制，减少日后规划建设时拆迁难度和费用。另一方面，坚持量力而行的原则，分步实施14个景点。二是在资金筹措上。我们采取两手抓的办法，一方面积极申报重点三产发展项目，争取上级的支持和扶持，同时争取专项资金贷款。另一方面，积极走以资源招商的路子，形式上允许独资、合资、参股或者出让项目经营权；方法上灵活多样，可以整体承包经营也可分项承包经营，或者先运作后规范；条件上不受限制，只要有投入都可以协商合作。三是在市场炒作上。要想做响旅游品牌，必须加强对外的宣传推介。为此，我们将从三个方面做好推介文章。即加强与旅游公司的联手合作，主动与相关著名旅游公司接轨，请他们出面帮助宣传推介自己的旅游项目，借他们的优势，克服自己先天不足的困难。加强与艺术影视界和企业界的联手合作，以状元史料为题材，创作状元题材的影视作品，通过大众传媒提高状元知名度，扩大状元对外影响，增加状元品牌叫座率。加强与武术界的联手合作，力争把状元武校办成武术人才培训基地，积极创造条件，举办定期武术或中华武术研讨联谊会，走借力造势，借梯登楼的路子，全方位扩大对外影响。四是在利益分享上。总的原则是让投资者受益，根据投资额的构成比例大小和资金渠道，确定利益分享办法，可以按股分红，也可以一次性出让经营权，还可以买断经营。其目的就是为了降低推介门槛，鼓励有实力的企业、个人参与加盟开发状元旅游项目，为致富的方百姓大开方便之门。 以上仅仅是我镇开发状元府的初步设想，还有许多不成熟之处有代进一步完善，但是开发状元府势在必行。今后我们将围绕发展思路，强力推进，强势打造状元品牌，积极走资源产业招商路子，为发展地方经济拓宽思路，拓 展平台创造条件。 旅游经济论文:经济转型期乡镇旅游发展问题 1河北省环京津农村游发展的战略意义及发展现状和前景 1.1发展河北省环京津农村旅游的战略意义因河北省环京津带地区承担着为京津地区阻挡风沙、净化水质和供给水源的任务,当地的工农业生产和资源开发受到限制,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个环京、津100km的贫困带。在不改变当地继续作为京津生态保护屏障的前提下,逐步转变当前传统单一的种植业开发模式,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开发高附加值的新型农业产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当地经济成为迫在眉睫的战略任务。国内外诸多实践证明,农村旅游则是当前农村经济中最具附加值的产业之一。河北省大力发展环京津带农村旅游能够充分挖掘当地农业资源的价值和作用,把良好的农村生态环境和其独特的民俗文化以及区位优势等无形资产转化为合理的经济收入,并产生立体式的乘数联动效应:可以使环京津贫困带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民在不离乡土的情况下就业;可以使当地特色农产品减少流通环节而直接面向都市消费者;可以推进当地包括旅游、饮食、住宿、购物第三产业发展;可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和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加速当地精神文明建设,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因此,顺应经济转型的时展潮流,通过政府规划和扶持,运用现代手段和技术,大力发展环京津带农村旅游产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2河北省环京津农村旅游现状及发展前景经济发展规律和发达国家实践经验表明,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旅游业进入爆发式增长阶段。2011年我国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而一项最新的假日监测数据也表明,70%城镇居民选择乡村作为出游目的地,尤其是在当前房、车发展受限,股市不景气的情况下,农村旅游日益成为都市居民休闲消费的重要选择。河北省农村旅游也因而得到飞速发展。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年底,河北省开展乡村旅游的乡镇达300多个,1400多个村落发展乡村旅游,带动就业30余万人,年接待人数4000万人次,总收入突破100亿元,年均增长25%以上[1]。在河北省农村旅游市场中,据京津两小时车程的包括廊坊、保定、张家口等7个市所辖的57个县(市)的河北环京津带农村旅游具有具有区位优势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市场前景。统计数据显示,北京2011年人均GDP达到1.2447万美元,天津市达到1.3391万美元,两地均接近富裕国家地区水平,拥有较高收入水平的客源市场和效益优势。环京津带是河北省旅游资源富集区,有坝缘山地、森林草原、天漠和沙漠草场等特色资源,还有凉爽的避暑气候、清新的空气、优质的雪场和良好的温泉资源等,除此之外有传承并保存下来的地域乡土文化,如红色革命遗迹、历史文物古迹、农村民俗风情等,为河北省发展环京津乡村旅游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河北省环京津带农村游发展的问题及制约因素 2.1经营特色和市场定位存在偏差河北省环京津农村游主要面向京津的现代都市人群,提供都市人休闲、度假。农村旅游的特色就在“农家”和“休闲”。但现实中,众多行为却体现了其在定位上的明显偏差。往往“农味不浓”,一些农村旅游项目盲目追求城市化、现代化,模仿城市餐厅或娱乐城的经营内容和经营方式,淡化了农村游的特点。片面强调规模而忽视自身经营特色,将京津大都市游客重新置身于喧嚣的都市环境,无法满足京津都市游客对农村旅游越来越高的品牌化、多样化、内涵化、人性化消费需求。 2.2经营产品同质化严重河北省环京津农村旅游缺乏河北省乡土文化、农耕文化、饮食文化、民俗文化的支撑,产品同质化严重,特色品牌项目较少,没有与京津形成错位发展。从功能上讲,主要以观光、餐饮、住宿为主;从类型上看只是局限于爬山、打牌、钓鱼、按摩、温泉、滑雪等单调的娱乐项目;乡村文化展示方面也只是对常见的农业生产和生活的器具进行展示,没有体验性旅游内容。缺乏农家旅游的独特魅力特色,旅游开发项目低档次、重复性,同质化现象严重。依靠“低质低价”路线、小规模经营,同时受到京津竞争性压抑和区域性屏蔽。京津本地农村游由于同城效应和交通优势以及较为完善的旅游配套服务,使之在类似旅游项目的选择中成为京津游客的首选市场。最终使得同类产品竞争中京津地区对河北省农村游产生了一定的替代效应,对其发展构成了较大的生存压力。 2.3大旅游理念缺乏河北省环京津带包括环京津57个旅游重点县(市)。由于受到地方政府管理各自为政及知识结构、经营管理能力、传统小农意识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部分农村旅游景点孤立发展,整合意识、品牌意识淡漠,缺乏长远的发展眼光,不注重对文化内涵的挖掘,品牌形象不突出,资源与资金没有在有限的范围内形成合力,总体上尚未形成河北省农村旅游自身的产品特色,建成的精品较少,产品品质不高、特色不突出、规模体量小、建设水平低、功能设施差等问题普遍存在,致使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发展受到影响。 2.4基础与服务设施及旅游环境建设薄弱河北省环京津地区与京津优越的交通条件相比,存在路面窄、弯道多、路况差、易堵车等问题,公共交通不发达,缺少集约化的旅游集散及咨询中心,旅游公路沿途的休闲服务设施配套不足,目前远没有达到旅游交通的“舒适、快速、顺畅”的要求。河北环京津地区农村游接待村镇的其他基础设施建设也较为薄弱,如电力供应的紧张、自来水供应的不足以及垃圾及时清理的困难等,其规模难以扩大到游客需求的水平。河北环京津的一些县城和旅游景区“脏、乱、差”的面貌也急需进一步改观。环境脆弱、生态承载力有限,也是河北省环京津农村旅游所在地的共同特点。 2.5组织管理水平不高河北环京津带农村游具有明显的家庭管理的特点。一些农村游开业、停业还很随意,经营的随意性和招待客人的不周直接影响了人们农村游休闲的层次和情趣。由于缺乏权威、统一的协调管理机构,部分农村旅游开发管理较为混乱,小范围内 产业要素重复配置,创新项目少,形成了市场开发重复、产品单一的现象,在游客数量增长有限的情况下,造成导致拉客、抢客、宰客现象的发生,恶化了行业竞争环境。经营户在经营管理上缺乏管理方面的技能,由于农村生活状况相对封闭、经济落后,很难吸引外地人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业的整体发展。 2.6营销手段和品牌建设落后旅游营销渠道在旅游市场开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河北省环京津带农村旅游景区无论是政府旅游主管部门主导的营销,还是农户主导的营销,一般都过于迷信“回头客”和口碑宣传,仍存在着“先等当地旅游发展起来,再拿钱来宣传促销旅游”的落后观念。所采用的促销方式大多为广告、人员推销等,而且力度不大,有少数经营者在互联网上设立了宣传网页,取得了一定的营销效果,但由于网页的知名度有限,再加上信息量少、功能简单等原因,还无法对乡村旅游形成强有力的支撑。目前,河北省环京津带农村旅游品牌的塑造及推广不足,大部分农业旅游景区(点)普遍知名度不高,缺少品牌营销意识,从而使得河北省环京津带农村旅游产业缺乏应有的竞争优势。 3经济转型时期河北省环京津农村旅游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3.1变观光型、同质化产品为特色化、差异化发展河北省环京津带农村旅游面对的主要是京津市场,在旅游资源上京津冀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应强化与京津休闲旅游同源异质的互补功能。同质化的资源需要差异化的产品,类同化的市场需要错位化的经营。既要积极与京津进行实质性合作,整体策划,互利共赢,更要在环京津农村旅游精品的设置上扬长避短,打造产品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开发培育能够代表河北农村旅游形象的标志性产品。充分发挥环京津农村地域内蓝(海滨海岛)、绿(自然生态)、红(革命圣地)、白(冰雪)、黄(皇家文化)5大特色农村旅游优势资源,联合打造海洋、避暑、草原、温泉、冰雪、运动、皇家、狩猎8个旅游特色资源,这些资源就是河北面对京津的差异化资源,实现和京津的错位发展,塑造独特的竞争力。另外河北省环京津带各县市,还应当结合当地区位和资源,积极培育新型业态,开发不同消费时段和不同消费内容的农村旅游系列产品,推动其旅游产品转型升级。根据距京津地理位置距京津地理位置和双休日、“黄金周”、寒暑假、带薪假期等不同时段设计开发农村度假旅游产品[2]。例如在京津冀城乡结合部可以建设商务会议型农村旅游区,也可以根据地位优势大力发展会展旅游。在京津城市近郊,建设休闲娱乐型农村旅游,在保持现有的棋牌、歌舞、体育、垂钓等常规休闲娱乐活的基础上,拓展以河北乡村特有的民俗文化、农业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休闲型旅游;开发各类型主题农业游乐园,设计供游客参观游览、进行参与性活动的游乐型旅游,改变目前旅游产品以静态观赏田园风光为主,设置情境让旅游者感受农家人和农家生产、生活的乐趣,获得全新的农村旅游体验;丰富以当地农村绿色、特色食品为主的特色农产和风味小吃等美食品尝旅游活动;开展农业文化考察、特色农业考察、农业技术培训农业知识学习等农村研修性旅游活动;借鉴海南、云南发展经验,加快环京津带农村养老旅游项目开发,促进当前的“银发旅游”向养老休闲型转型升级[3]。 3.2变门票经济为综合经济全面提升目前河北环京津农村旅游总体上处于观光型阶段,以门票经济为主,旅游景点和旅游产品的层次、档次还不够高,旅游产品单一,缺乏整合联动,远不能提供吃、住、行和游、购、娱等一站式的体验。应该围绕京津游客高层次、多元化农村旅游消费需求,充分发挥旅游业综合性强、关联度高的作用,系统谋划大旅游产业发展,把农村旅游与生态农业、度假、娱乐、商务等活动结合起来,不断延伸产业链条,不断放大旅游产业的规模效应和辐射效应,积极开发旅游衍生产品和服务,提高附加值。寻找当地农村土特产品、饮食、文化新的增长点,把音乐、影视动漫、重大体育赛事等都可以作为旅游产业经济增长点。易县清西陵摇滚音乐节、张北草原音乐节、河北动漫节等都是将文化产业与旅游紧密结合获取社会和经济效益的范例。另外,也可以开发和利用河北环京津带特有的区位优势和山水资源,引进或合作承办大型会展活动,以会展经济带动旅游消费功能的提升,逐步实现农村旅游产业由“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的转变。 3.3变初级的粗放服务为现代化标准化服务河北省环京津农村游的服务要有进一步的完善和提高,做到让游客吃得开心、住得舒适、游得便捷。为此应尽快完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改善交通道路基础设施,提升旅游咨询服务,建立旅游标识系统,加强旅游安全救援等设施;进一步推进农村旅游标准化建设,推行GB/T19000质量管理认证体系。在景区的环境保护和管理方面,推广GB/T24000环境管理认证标准。建立涵盖酒店、餐饮、娱乐、交通、旅行服务等完善的服务标准化体系,切实提高农村旅游的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构建环京津带农村旅游诚信体系,建立和实施旅游企业的诚信评价制度,利用媒体和群众监督,规范农村旅游经营企业和从业人员的经营行为;建立有效市场监督制度,严格落实环京津旅游市场监督的属地管理原则。对非法经营、非法旅游小广告、社会旅馆非法揽客和购物商店的欺客宰客行以及游区内各类餐饮和纪念品质量问题等,属地的农村旅游管理部门应会同公安、工商、质量监督、卫生管理等相关部门进行有效治理,完善旅游市场秩序。 3.4 变单一的景区发展为拉动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模式河北省环京津带的57个市县区要积极开展跨地域、跨行业、跨景区的合作,谋求市场合力,做大做强河北农村旅游的品牌。切实发挥河北省政府在培育市场主体、规范市场秩序、创造良好环境和整体宣传促销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应进一步发展创新乡村旅游景区的管理体制,加快市场化运营步伐,有效整合环京津区域的旅游资源,实现统一规划、统一开发、统一管理、统一促销和统一保护,避免区域内低端无序的不良恶性竞争。努力形成河北省区域内资源共享、产品互补、配置合理、区域分工明确的局面,进一步实现河北环京津农村旅游的“无障碍”化,提高旅游产品的整体竞争力,发展大旅游,进而带动河北省局部经济的发展。 3.5变传统单一的营销宣传模式为现代化营销手段进一步整合现有的各种传播渠道,开展多种多样的营销宣传活动。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进行广告或形象片的宣传,以举办重大文化节庆活动为载体,借助举办各种农村旅游推介会、交易会、农产品博览和展销会等[4],重点宣传河北省农村旅游的突出特色,打造整体品牌形象。加快建设旅游电子商务网络,建立以“数字旅游”为平台的宣传促销和日常管理系统。提高农村游经营者的网络营销水平,通过网络宣传,推动旅游产品网上销售。建立农村旅游电子商务环境,实现网上结算。依靠专业网络公司技术支持,依托行业协会规范管理,形成政府倡导和组织,企业参与,银行介入,以网络公司为构架,由行业协会来推动的现代的旅游信息化组织模式。 3.6变开发掠夺式为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方式逐步转变环京津带农村旅游经济增长方式,重视农村旅游的环境保护,从对农村资源的浅层掠夺性开发转向资源的深度利用,促进其可持续发展。强化环京津带农村的环境保护、资源保护、景观保护建设,保障和修复农村生态环境的完整性、真实性和稳定性。坚持“保护优先、永续利用”的方针,在科学规划、有效管理、合理开发、和谐发展的前提下,正确协调环京津农村旅游中游客与自然的关系、旅游产业与相关产业的关系。通过“传统的资源,现代的市场;传统的文化,现代的解读”,为河北省环京津带农村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5],推动河北省环京津带新农村建设及和谐发展。 旅游经济论文:对国内旅游经济绩效研究阶段特点的理论 从当前国内对旅游经济、绩效的评价的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大都是在引用和借鉴了国外的先进研究方法和思路,并套用了相关的主流的实证模型,定量为辅,定性研究居多。从评价的范围看大都将注意力放在了宏观层面的经济效应上,微观层面的研究较少,对旅游业自身绩效的关注也很少。由于旅游业是一个牵涉面很宽泛,涉及部门诸多的综合性产业,其中离不开大量数据的支持,而这些数据很难获得,因此旅游经济的定量研究很困难。从现有文献的总结说来,大致按照使用的研究方法和内容的不同倾向,本文总结了当前国内旅游经济和绩效评价的研究内容,对国内旅游经济绩效研究阶段及其特点进行述评。 一、起步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 在这一阶段,国内主要是集中对旅游经济的定性分析探讨,研究的成果很少,缺乏足够的准确数据,大都是靠研究人员的主观经验判断,所取得的成果也相对缺乏说服力和科学性。 二、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90年代末) 这一阶段对该主题的研究步入了飞速发展的时期,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丰硕,在研究方法上也开始较多的使用定量方法,通过搜集相关的数据,采用数学模型和统计学方法实证分析研究旅游经济和绩效的评价,与简单的定性研究相比,大大提高了成果的科学性和说服力。保继刚、楚义芳(1999)是国内第一个全面分析评价旅游经济这个主题的学者,为该主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极大的参考价值,他们运用相关统计数据对我国国际旅游的创汇效应、收入效应和就业效应及旅游产出乘数进行了初步的估算。陆林(1996)、潘景胜等(1998)都是通过选取国内的某一城市或地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运用各种分析方法和相关数据讨论了旅游经济的相关情况,其中陆林使用了季节差异分析、旅游者消费水平比较分析和投入产出分析等方法研究了黄山的旅游经济状况,而潘景胜则采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对旅游业进行了类别细分,同时运用了专业化指数和结构变化指数研究了上海国际旅游效益问题。李江帆等(2001)认为旅游给予当地的总收入并非总产值,在这一过程中有许多的中间消耗,将此部分消耗扣除后的增加值之和才是国内生产总值。因而旅游总收入并不等同于国内总产值,两者不具有可比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他们还从第三产业中与旅游密切关联的五个部门中,把其增加值按照一定的比例剔除旅游者消费的部分,纳入旅游增加值中,并由此得出了旅游消费的剥离系数这一概念。然后运用该系数估算了19个省市的旅游增加数值,定量分析了旅游对GDP的贡献。之后,又选取了广东省作为实例,计算其旅游业的中间投入比例、分配比例、就业系数、价格波动指标、中间需求率等。 三、提升阶段(2000—现在) 这一时期,学者们的研究也愈加深入,逐步开始使用较为复杂、更加完善的数学模型,并开始对国外的相关成果进行评价,发现其不足,采纳其优点,不断完善自己的研究成果,这段时期的关注点在于整体上评价和把握区域旅游业的经济绩效。宋子千等(2000)通过对相关行业的重新划分,单独细分出旅游相关行业、基本行业和间接相关行业等,并提出了产业和行业增加值的概念,通过合理构建完备的评价指标来评估旅游业的经济地位,他认为旅游业产值的增加对GDP产生了积极的贡献,并可以运用旅游生产总值来评估某地区旅游发展对GDP的贡献,也可以看出旅游产值的增值拉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薄湘平和薛晶晶(2001)采用经济效益指标和社会效益指标对中国旅游业绩效进行了综合评价。资源并不是影响旅游业绩效的关键因素,经济发展水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旅游资源赋存对旅游业绩效的贡献度更大。张帆等(2003)以秦皇岛为实例,深入研究了当地旅游业发展对经济的贡献度,通过使用投入产出模型和TSA的相关研究方法从对经济总量的贡献、对财政收入的贡献和提供就业机会、拉动相关产业发展等方面计算当地旅游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鲁明勇等(2005)在以旅游基本部门为基础的前提下,运用投入产出的关联分析法,结合TSA,合理构建了旅游业对经济发展贡献的评价指标体系,更全面、系统和科学地展示了旅游业对相关产业发展的积极影响。 游达明和许斐(2003)采用旅游收入、旅游就业人数、旅游投资效果系数、旅游利润回收率等指标,提出了区域旅游经济效益的模糊综合评价模型。薄湘平和杨帆(2006)从产出角度出发,构建区域旅游业经济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我国31个省市作为区域研究单元,对我国2004年省际旅游业的经济绩效进行了评价对比研究。研究发现,我国区域旅游业经济绩效的整体水平偏低,区域间发展极不平衡,两级分化较为严重。各区域在旅游经济规模、旅游经营水平及盈利水平上差异较大,从而决定各地区发展旅游业的目标、方向,途径也各不相同。陈海波等(2006)选取了江苏这一实例,研究了该区域接待游客人数与旅游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为了提高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说服力,使用了面板数据模型,通过构建合理的模型,选取合适的指标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江苏各个地级市中游客每递增一万人对旅游收入的影响存在显着差异,通过聚类分析指出苏州、无锡、南京和泰州属于第一类,即游客数量的增加可以较大幅度提高旅游收入。王凤(2007)对我国典型旅游上市公司的绩效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旅游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间存在显着相关关系。资本化率与公司绩效呈稳定的显着正相关关系,但过高的财务杠杆水平却包含着巨大的财务风险,理应积极开拓多种提高业绩的路径。陆相林(2007)应用DEA方法中C2R模型,选取相关指标,从效率和规模收益两个方面对山东省17地市旅游发展进行评价,根据分析结果把这17个地市划分4类,针对不同类型提出相应的对策。徐晓娜,翁钢民(2007)运用SOM神经网络模型对我国城市居民的旅游需求进行聚类,选取7个反映旅游需求发展情况的特征指标,将39个城市聚为6大类,最后分析了6个类型各自的旅游需求特征及其区域差异。生延超,钟志平(2009)借鉴 物理学耦合度函数,构建了旅游业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模型,并以湖南省为例对旅游业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发展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郭金海,韩雪,罗浩等(2009)通过经济空间差异分析方法ESDA技术,对1997-2007年我国省域入境旅游经济的时空演化格局进行研究。分析主要发现:①省域总体空间差异缓慢扩大;②至2007年我国省域入境旅游经济已形成“三阶梯、两顶峰”的空间发展格局;③省域间明显表现为一种“先进带动后进”的发展模式;④各阶梯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并由于主导作用的不同而表现为不同的发展趋势。朱承亮,岳宏志,严汉平等(2009)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对2000~2006年我国区域旅游产业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区域旅游产业效率呈现出一种稳步上升趋势,但总体水平偏低,全国均值仅为0.632,可见在现有技术进步不变的前提条件下,我国区域旅游产业还有很大的增长潜力。同时指出我国旅游产业效率区域差异明显,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且在全国平均效率水平之上,而中部地区又略高于西部地区且均在全国平均效率水平以下,但从变异系数来看这种区域差异正在逐步缩小。 从上述国内旅游经济绩效研究阶段特点来看,总体上相关研究呈现从偏重定性分析到注重定量分析,从研究方法单一到多种方法全面开花的趋势。研究内容也逐渐从相对空泛的宏观研究转变为比较深入的针对专门问题而进行的微观机理分析,研究成果也越来越丰富,与我国区域旅游逐渐兴盛的发展轨迹相吻合。 旅游经济论文: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研究 [论文关键词]关中—天水经济区 旅游 一体化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旅游合作已成为各地旅游业参与市场竞争、实现联动发展的重要途径。关中—天水经济区在旅游资源、经济基础、交通设施、产业政策等基础条件方面具备比较优势,为区域内旅游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和可能性。关天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应从加快旅游资源整合,共同打造精品线路,构建无障碍旅游区,建立共享信息市场,实现区域旅游整体促销,鼓励区内各地市民互访等方面展开。 关中—天水经济区范围包括陕西省的西安、咸阳、渭南、铜川、宝鸡、杨凌、商洛(部分区县)和甘肃省天水市所辖行政区域,总面积7.98万平方公里。该经济区旅游资源丰富,经济基础较好,交通设施比较完善,旅游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在《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指导下,在经济区内培育一体化旅游市场,实现区域无障碍旅游是其旅游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的背景及理论基础 (一)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提出的背景 1、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共同体联合组织”成立。2008年8月,由天水市旅游局发起,经西安、咸阳、宝鸡、渭南、铜川和天水等六市旅游局共同协商,就关中—天水经济区六市间建立旅游友好合作关系事宜达成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在六城市间成立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共同体联合组织”,西安市旅游局为常设执行主席方。这一组织的成立,使关天旅游一体化发展问题被提上议程。 2、《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正式出台。2009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发改西部[2009]500号,以下简称《关天规划》)正式出台,标志着关天经济区的发展上升到全国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层面。《关天规划》明确要求:加强精品旅游景区和精品旅游线路建设,完善配套设施和服务功能,提升旅游资源产业化经营水平;加强旅游管理机制创新,大力发展旅游经济,把经济区建设成国际一流的旅游目的地。为了贯彻落实《关天规划》提出的这一产业政策,经济区内各大旅游城市展开联合行动。 3、西安、天水两市签署战略合作和旅游合作协议。2009年9月,西安市政府和天水市政府正式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两市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和《旅游合作协议》。根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两市将建立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本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地开展交流与合作,构筑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格局。《旅游合作协议》的主题是:着力打造西安—宝鸡—天水丝绸之路旅游走廊,力争开通两市旅游专列,逐步推进区域内无障碍旅游,积极探索两地旅游一票制。 (二)关中—天水旅游一体化发展的理论基础 1、不平衡增长理论。不平衡增长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1958年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提出的。赫希曼认为,发展道路是一条“不均衡的链条”,从主导部门通向其他部门。首先选择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部门进行投资,可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增长论主张集中有限的资金,扶持具有较强产业关联度的产业部门。从关中—天水经济区的资源状况来看,必须用有限的资源优先发展具有优势的产业,而旅游业就是这样的产业。旅游业具有较大的综合关联效应,其发展不仅可以带动与之相关联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事业、住宿业、房地产业的提升,而且可以推动与之相关联的铁路运输、餐饮、航空运输、批发和零售等产业的发展。 2、增长极理论。增长极理论最初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提出(1955),后经布代维尔(法)、弗里德曼(美)、缪尔达尔(瑞典)等人丰富和发展。增长极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实施平衡发展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因此,应选择特定的地理空间作为增长极。推动空间经济极化发展。建设增长极的根本目的在于释放极点能量,以带动外围地区的经济增长。在关中—天水经济区内,通过旅游一体化的发展,以西安作为增长极,通过区域之间的合作,释放核心区西安的经济能量,从而带动区内其他城市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3、“点—轴”开发理论。完整提出“点一轴系统”理论的是我国着名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先生。该理论认为,社会经济客体在区域内总是处于相互作用之中,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大部分社会经济要素在“点”上积聚,并由线状基础设施联系在一起而形成“轴”。“点”是指一定区域内的各级中心城市,是区域内重点发展的对象。“轴”指由交通、通信和能源通道连接起来的基础设施,对附近区域有很强的经济吸引力,而轴线上集中的社会经济设施通过物质流和信息流对附近区域有扩散作用。“点—轴系统”理论是区域开发的基础性理论。已经在我国国土开发和区域发展中广泛应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区域旅游开发同样具有非常 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4、核心—边缘理论。核心—边缘理论由弗里德曼(美)在1966年提出。弗里德曼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由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核心区域和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边缘区域组成,核心与边缘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发展关系。核心居于统治地位,边缘在发展上依赖于核心,但这种空间结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区域的空间关系会不断调整,经济的区域空间结构不断变化,最终达到区域空间一体化。从关天经济区的实际来看,西安依靠其丰富的旅游资源,便利的航空、铁路等交通条件及其在陕西省的重要政治地位,成为区域内旅游发展的核心城市,周围的咸阳、渭南、宝鸡、天水等城市为西安旅游业发展的边缘区域,表现为一个典型的“核心—边缘”模式。 二、关天经济区旅游一体化的合作基础 (一)旅游资源基础 关天经济区旅游资源类型丰富,包括地文景观、水域风光、生物景观、天象与气候景观、遗址遗迹、建筑与设施、人文活动等类型,既具有统一性和完整性,又有差异性和互补性。众多的资源类型为旅游一体化整合、提高整体吸引力提供了基础,而其中最具优势的资源集中于历史人文方面,是国内典型的人文旅游资源富集区。旅游资源中的文化要素包括伏羲女娲、炎帝、黄帝等中国始祖文化,大地湾、北首岭、梁带村、半坡等原始遗迹文化,周秦汉唐等中国盛世文化,麦积山、法门寺、大雁塔、楼观台、龙门洞等宗教文化,以及关山、秦岭、渭河等山水文化。关天旅游一体化发展可以根据区域文化特征,在产品及线路设计、形象塑造、营销宣传等方面,从大区域整体文化入手,形成独具特色的整体性旅游形象。 (二)社会经济基础 关中—天水经济区是继成渝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之后我国西部第三个国家级经济区,是我国西部经济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各地在经济发展上各有所长。西安是陕西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铜川境内矿产资源丰富,煤炭、石灰石、油页岩资源储量大;宝鸡工业基础雄厚,是西部工业重镇,装备制造业优势突出,重型汽车、数控机床、精密磨床、电子仪器仪表、石油钻采设备、铁路桥梁及钛材等60多个产品销量居全国或世界同行业前列;咸阳被誉为“中国第一帝都”,拥有深厚的传统医学文化积淀,历史上名医药师荟萃,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医学文化遗产,素有“医药保健城”的美称;渭南是陕西“粮仓”、“棉库”,农业产业化水平较高,是陕西最大的果品冷藏群和全国最大的果汁生产基地,也是陕西乃至全国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杨凌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祥地,而今已成为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1997),突出的农业优势使其被誉为中国“农科城”;天水有“陇上小江南”之称,是西北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目前已形成了具有一定实力和特色的区域工业体系,天水也是西北最大的天然林基地之一,发展种植业和农林产品深加工业前景广阔。各地区经济发展上各有所长,优势互补,为整个经济一体化奠定了基础。 (三)交通设施基础 便捷的交通条件是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基础。关天经济区交通设施良好,贯通东西的陇海铁路是这一区域的铁路交通动脉,随着宝天高速的开通,高速公路也横贯这一地区。目前关中地区已经形成了以西安为中心的畅达的交通网络,基本实现了区域内部通道和对外交通干线网络化。特别是西宝、郑西高铁的开通和对高速公路的改造,以及各重点旅游景区线路的完善,使经济区的旅游交通更为通畅。根据《关天规划》方案,关天经济区下一步将继续大力发展公路及铁路交通,扩建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新建宝鸡机场,迁建天水机场。到2020年,实现区域内所有县(市、区)通高等级公路,形成以西安为中心的“两环三横四纵六辐射”高速公路网络。 (四)产业政策导向 国家在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关中一天水经济区”,旅游业是经济区重点发展的特色产业之一。陕西是我国现代旅游发展最早的区域之一,而关中地区的旅游发展一直是陕西人文旅游的核心。随着旅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关中地区各地都出台了支持旅游发展的产业政策。西安市以建设国际一流旅游目的地城市为主线,通过放宽旅游市场准入、创新体制机制、加大政府投入和金融支持等保障措施,加快把旅游业培育成为第一主导产业;渭南市发改委深入市内各景区景点调查研究,学习借鉴旅游产业发达地区的经验,结合渭南实际,提出了《旅游业发展专项规划》;咸阳与西安合作建立“大长安国际古都旅游圈”,以提高自身旅游价值;宝鸡市在2009年初出台了《关于加快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意见》,并成立文化旅游发展的专门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与旅游有关的招商引资项目;天水市通过制定高标准旅游规划、加强营销宣传力度、加大对旅游的投资来确保旅游业的支柱产业地位,并且主动与关中地区各城市联系,构建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经济合作共同体。地方政府种种积极的产业政策成为旅游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保障。 三、促进关天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对策 (一)加快旅游资源整合,共同打造精品线路 关天经济区内各城市旅游资源丰富、互补性较强,要想充分发挥其旅游资源优势,区内各方必须用“大旅游、大发展”的思想指导旅游一体化发展,共同编制区域旅游发展规划,打造统一的关天经济区旅游品牌,树立关天经济区旅游的整体形象。在旅游空间竞争与合作时,既充分体现各自的特色又能整合共同的优势,既有特色项目又不会产生近距离的替代产品,借对方的资源优势来弥补自己的资源缺陷,共同打造精品旅游景区、线路,以达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目的。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条件,完善差异化的旅游产品体系,构建互补的旅游产品群,满足不同层次旅游者的需求。 (二)构建关中—天水无障碍旅游区 无障碍旅游是各旅游区为了消除区域壁垒,达到区域间旅游经济合作,旅游资源、产品、市场和信息的共享,实现旅游价值最大化的一种新型的区域旅游合作形式。构建关天无障碍旅游区需做到以下几点。实现游客在关天经济区旅游过程完全无障碍,在食、住、行、游、购、娱等各方面都能达到同城旅游的效果;允许经济区内其他城市的旅行社在自己的区域内开设分支机构,鼓励优秀旅游企业跨城市连锁经营;逐步取消关天经济区内的国内旅游地陪制、跨城市旅行 社组团及其他旅游壁垒和进入障碍;在交通上,要突破行政区域界线,优化区域交通网络,实现区域内主要景点、景区之间的高可达性,从而真正实现无障碍旅游和区域旅游的—体化。 (三)建立经济区共享信息市场 区域旅游合作主体的行为决策是否有利于双方合作的展开,依赖于各合作方信息的对称性。因此,为了使区域旅游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各城市之间经济政策和相关措施要尽可能公开,以增加区域旅游合作的可预测性,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相互信息封锁而导致的合作风险。各地应加快建设区域信息化交流网,加强与国家以及国际相一致的电子商务规则标准和法规等方面的建设;建立区域信息交流协作机制,加强区域信息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实现区域内公共主干信息传送网、卫星传送网、信息应用系统的联通;联合出台电子政务信息和信用体系信息的共享方案,尽快建立跨省区、覆盖整个区域的旅游信息平台,保证游客在异地可直接了解到区域内任何一地的住宿、旅游产品等方面的信息,使各旅游城市互为旅游客源地、互为旅游接待地,通过高效的信息平台,做到旅游信息共享,实现多方互利共赢。 (四)实现经济区旅游整体促销 要加强关天经济区内各城市之间的交流,推动各市旅游共同发展。以提升区域旅游形象为目的,建立政府、企业联合的宣传促销机制,把一些品位度较高的旅游景点进行打包宣传促销。各市应积极组团参加对方城市主办的线路推介会、旅游文化节、旅游论坛等活动,相互加大旅游宣传促销力度,在可能的情况下,联合组团参加国内、国际旅游展览会,共同编印旅游地图、旅游指南、旅游画册,制作旅游光碟,合力打造区域旅游品牌;积极利用政府信息网和旅游网,实现各市旅游网站友情链接,不定期区域旅游协作信息;对区域内各城市间旅游宣传片进行置换播出,让本市市民能够了解区域内其他城市最新的旅游资讯,激发市民旅游动机,实现客源互动;实现旅行社、星级饭店、景区、交通等宣传促销互动,使旅游线路推介宣传品进大堂、宣传音像品进客房、旅游工艺品和土特产进商场、菜肴风味小吃进餐厅;在本市旅游咨询服务中心设立区域旅游宣传咨询专柜,在星级酒店互相摆放对方城市的旅游宣传资料,扩大旅游宣传促销的覆盖面。 (五)鼓励区内各地市民互访 为积极营造关天经济区旅游快速发展的氛围,尽快形成“中国国家地理中心之旅”(首届关—天经济区各市旅游局长座淡会中提出,2010)的热潮,区内各大城市应共同实施市民互访旅游计划,即在政府的主导下,指定专业旅行社,通过工会、妇联、教育、老龄委、共青团等组织和部门以及街办、社区,组织行业职工、学生、老年人和市民,开展以两市互为旅游目的地的各种奖励游、疗休养游、修学游、夕阳红游、休闲游等形式多样的市民互访旅游计划,以此引领旅游导向、实现旅游互动;在政府主导下,由旅游、文物、交通等部门与旅游企业携手,以优惠价格、优良产品、优质服务,互推惠及民生的旅游产品,以此激发民众的旅游动机、刺激旅游消费 旅游经济论文:印度尼西亚经济的新支柱：旅游业 印尼是一个旅游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美的自然环境，丰富的海洋，火山与湖泊等自然景观，遍布各地的名山古刹，以及多姿多采的民间文化,使印尼在发展旅游业方面有着许多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长处和优势。印尼旅游业起步较晚，但70年代中期以来发展迅速，外国游客和旅游外汇收入与年递增。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不仅为国民经济建设带来了大量的外汇收入，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尤其是为商业、酒店业以及旅游商品的生产带来了生机，而且解决了大批社会闲散人员的就业问题。旅游业已成为印尼国民经济的一项支柱产业。 一、迅速崛起的旅游业 1976年印尼接待外国游客40万人，1979年上升到50.1万人,1981年为60万人，1982年为59．2万人。在1983～1989年期间,赴印尼旅游的外国旅游者人数以年均15.6％的速度增长，印尼接待的外国游客人数由1983年的64.4万人增加到1987年的106万人（首次突破百万大关）、1988年的130．1万人和1989年的162万人。旅游业直接创汇也由1983年的4．4亿美元上升到1988年的10.6亿美元和1989年的12.8亿美元。进入90年代以后，印尼旅游业继续呈现勃勃生机。1990年印尼接待外国游客217万人，旅游外汇收入18．9亿美元,分别比上一年增长33.9％和47.3％。1991年印尼政府举办“1991年印尼旅游观光年”，欢迎世界各地游客到印尼观光旅游，结果当年到印尼旅游的外国游客达到250万人，外汇收入25．2亿美元，首次超过橡胶业，成为仅次于石油天然气、纺织成衣和胶合板业的第四大创汇行行业。1992年和1993年，印尼吸引外国游客分别为320万人和340万人，外汇收入进一步上升至32.7亿美元和36．4亿美元。1994年到印尼观光的外国游客突破400万人大关，超过政府原定的390万人目标,外汇收入46亿美元,比1993年增长17.8％。1994年12月31日，苏哈托总统宣布1995年为“印尼共和国独立半世纪之年”，旨在进一步提高印尼观光旅游业的吸引力，使更多的外国游客到印尼观光。预计1995年印尼将吸引外国游客450万人。据印尼旅游与邮电部长预测，在1999年以前，旅游业很有可能取代油气、纺织和胶合板业而成为印尼赚取外汇最多的行业。到印尼旅游的国外游客主要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和澳大利亚。国外游客在印尼的停留时间平均为12天，超过大多数亚洲国家。每个外国游客在印尼的消费是逐年提高的，1990年每个外国游客在印尼的平均消费额为966.81美元，平均每天81．79美元；1994年每个外国游客的平均消费额提高到1194．43美元，平均每天115．63美元。 二、政府的政策措施 印尼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不仅得益于自然、地理条件和文化传统，而且更多地得益于政府为发展旅游业而采取的有效的政策措施： 1．简化手续 1983年4月印尼政府作出关于东盟、欧洲共同体28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逗留2个月以内的，进入印尼可免签证的决定。到1993年底为止,印尼政府已先后宣布对45个国家的游客免办签证，这些免签证的游客占印尼接待外国游客总数的90％以上。 2．成立专门机构，将旅游业列入国民经济发展总体规划,并对旅游业投入巨额资金 印尼从1969年开始重视发展旅游业，成立了旅游、邮政和电讯部,下设专门负责旅游业的旅游局；从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印尼把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正式列入国家的经济发展计划，此后，印尼政府制订的几个五年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都对旅游业的各项发展指标作了具体的规定。1990年10月，印尼颁布了《旅游法》。为了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印尼政府每年都拨出大量资金发展旅游业。政府对旅游部门的投资，1992年为13亿美元，1993年和1994年分别为5.52亿美元和4．05亿美元。政府还鼓励私人投资旅游业，加速旅游设施的建设。 3．积极发展国际航空事业 从1984年开始，印尼国营鹰记航空公司开辟了国际航线，目前该公司已同世界上的28个城市有定期的航班往来业务。此外，印尼还允许28家外国航空公司开通至印尼的航线,为了更多地吸引外国游客,印尼1989年宣布开放雅加达的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棉兰的婆罗尼西国际机场、巴厘的乌拉莱国际机场和万鸦佬的萨姆拉杜朗宜国际机场。 4.兴建旅游宾馆，加强人员培训,提高服务质量 印尼政府最近几年对旅游业的投资主要用于兴建旅游宾馆。印尼目前共有623家国际标准的宾馆酒店,其中29家为五星级，51家为四星级，客房总数57389间。据预测，到2005年,印尼必须再兴建14万间客房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需要。印尼已在全国建立35所旅游学院、60所旅游中等专科学校以及30多个旅游和饭店员工培训中心，旨在为旅游部门输送合格的人才，提高服务质量。 5.与周边邻国开展旅游合作 印尼已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达成协议,共同投资5．7亿美元，将三国沿海地区开发成国际旅游度假胜地，建成“东方加勒比旅游区”。印尼还与泰国和马来西亚的旅游机构协商，建立具有协调功能的常设旅游联盟机构，以加强三国旅游业之间的相互合作、联合促用和共同开发。印尼还与缅甸签订了旅游合作协定，准备帮助缅甸培训高层次 旅游管理人才和服务人员，进而推动两国的旅游合作。 三、发展趋势 印尼虽已跻身于世界20大旅游强国的行列，但仍远远落后于其东盟邻国—泰国和新加坡，即使与马来西亚相比也有不少差距。由于印尼国内对石油需求日益增加，很有可能在2000年停止出口石油，印尼纺织品出口则已面临中国、越南、巴基斯坦等国同类产品的激烈竞争以及欧美各国贸易配额的限制，胶合板的出口增长速度也已开始下降。因此，旅游业在印尼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将日益重要。为此，印尼政府提出今后开拓旅游业的几项新举措：加强宣传活动，进一步提高民众的旅游意总值；增建旅游设施，提高服务质量；开发新的旅游景点；增设新的旅游项目，发展会议旅游和海洋旅游；加强旅游专业化，等等，以推动印尼旅游业再上新台阶。 在加强对外宣传方面，印尼政府准备在海外设立更多的办事机构。目前已在新加坡、东京、法兰克福、悉尼、洛杉矶等地设立了印尼旅游促销中心，今后拟在荷兰、法国、加拿大也设立类似机构。印尼还准备利用各种机会，推出各种形式的旅游观光活动，政府继1991年举办“印尼观光年”之后,又于1992年1月发起一场为期10年的“欢迎到印尼旅游”的运动。作为该活动的一部分，印尼1995年在日惹主办了国际旅游文化会议，在泗水举办世界帆船比赛大会，并全年在欧洲举办印尼文化活动。同时，印尼还计划派出更多的艺术代表团出国访问演出，在国外举办文化艺术展，宣传印尼旅游业的魅力。 印尼政府已意识到发展“会议旅游”的重要性，并将此作为推动今后旅游业发展的重点。为此,政府为到印尼举行的国际性地区会议提供现代化的会议场所、配套的先进通讯设备、训练有素的服务人员、便捷的交通等，并为与会者安排丰富多彩的会间节目及会后娱乐。90年代以来，印尼政府先后在雅加达举办了“1990年印尼旅游展览会”“1991年贸易与旅游展览会”和“亚太旅游协会论坛”，在万隆举办了“亚洲旅游业讨论会”，在巴厘举办了“亚太旅游协会第40届年会”以及“世界旅行社代表大会”等。1993年，印尼作为东道主承办了世界旅游组织第10届大会和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1994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非正式首脑会议在印尼的茂物举行。据统计，1993年在印尼共召开了642个国际会议,与会者共计12万余人。1994年印尼共接待了有14万多人参加的753个国际会议。这些会议不仅为印尼带来大量的外汇收入，而且大大提高了印尼的国际知名度。现在印尼政府正致力于兴建国际会议中心，并计划将雅加达、棉兰、万隆、三宝垄、日惹、泗水、登巴刹和乌云潘当等八座城市逐渐发展成为会议旅游中心。 印尼政府希望到“六五”计划结束时的1999年，到印尼的外来观光客增加到600万人，2000年上升到700万人，到2005年进一步增加到1100万人，届时印尼可能超过泰国，成为东南亚地区接待外国游客最多的国家。 旅游经济论文:刍议生态旅游的经济意义 【摘要】 在旅游业成为许多国家或地区的重要经济产业部门乃至经济支柱产业的今天,生态旅游作为一种理想的形式,已在我国取得了一些进展,并成为许多地方和部门规划中不可缺少的项目。开发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旅游业形式,将经济效益,生态保护和社会效益三者结合起来,对于避免急功近利的发展模式具有重要意义。近二十年来,国内外的业内人士、学者们定义了生态旅游,并研究指出必须依照可持续发展战略,注重资源长期培育生态旅游,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倡导生态旅游的观念。本文在原有的生态旅游研究基础上对其定义进一步地探讨,并对生态旅游的经济意义加以分析。 【关键词】生态旅游 定义 经济意义 一、生态旅游概念的再定义 "生态旅游" (ecotourism) 一词是由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特别顾问、墨西哥专家Ceballos-Lascurain(1996)在20世纪80年代初首次提出的。它的含义不仅是指所有游览自然景物的旅行,而且强调被观赏的景物不应受到破坏。直到1992年"联合国世界环境和发展大会"的召开,在世界范围内提出并推广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原则之后,生态旅游才作为旅游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形式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的研究和实践。Hetzer认为所谓"生态上的旅游"应具备四个内涵:环境冲击最小化(minimum environmental impacts)、尊重当地文化并将冲击最小化(minimum cultural impacts)、给予当地最大经济利益的支持(maximum economic benefits to host country)、以及游客满意最大化(maximum recreation satisfaction)(Miller, 1993)。 Ziffer(1989)从当地社会参与出发,认为生态旅游隐含了地方社区参与观光发展的模式,目的在于使得地方旅游的发展合乎地方的需要,使社区能适当地行销、设定旅游规范与产业经营规范,以及合理取得财务来源,用以支持提升社区的资源与环境品质。 世界银行环境保护署和生态旅游学会给生态旅游的定义是:"有目的地前往自然地区去了解环境的文化和自然历史,它不会破坏自然,而且它会使当地社区从保护自然资源中得到经济收益。" (山 禾,2004) 日本自然保护协会(NACS-J)对生态旅游的定义(山 禾,2004)是:"提供爱护环境的设施和环境教育,是旅游参加者得以理解、鉴赏自然地域,从而为地域自然及文化的保护,为地域经济做出贡献。" 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新的旅游形态,已经成为国际上近年新兴的热点旅游项目。以认识自然,欣赏自然,保护自然,不破坏其生态平衡为基础的生态旅游具有观光、度假、休养、科学考察、探险和科普教育等多重功能,以自然生态景观和人文生态景观为消费客体。旅游者置身于自然、真实、完美的情景中,可以陶冶性情、净化心灵。 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弗朗加利在世界生态旅游峰会的致词中指出的"生态旅游及其可持续发展肩负着三个方面的迫在眉睫的使命:经济方面要刺激经济活力、减少贫困;社会方面要为最弱势人群创造就业岗位;环境方面要为保护自然和文化资源提供必要的财力。生态旅游的所有参与者都必须为这三个重要的目标齐心协力的工作。" "生态旅游"这一概念经由国外传入我国并逐渐被接受,1993年9月份在北京召开"第一届东亚地区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会议"通过了《东亚保护区行动计划概要》的文件,标志着生态旅游概念在中国第一次以文件形式得到确认。在过去的十年中,有关生态旅游研究的大量文献和资料都集中在对生态旅游概念的界定、内涵的解释、功能的探讨、特征的描述等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很多的专家和学者根据中国国情,赋予"生态旅游"概念以中国特色(马聪玲,2002)。国内出现的"生态旅游"的定义达几十种之多,如"生态旅游是以生态学原则 为指针,以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为取向展开的一种既能获得社会经济效益,又能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边缘性旅游生态工程和旅游活动。""生态旅游是到大自然中去的,将自然环境教育和解释寓于其中的,受到生态上可持续管理的旅游。" 《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管理暂行办法》中将生态旅游定义为:"以吸收自然和文化知识为取向,尽量减少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确保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将生态环境保护与公众教育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的旅游活动。" 目前,生态旅游一词虽已得到广泛应用,但是对其概念的定义仍存在很大争议,有的定义仍沿续绿色旅游和自然旅游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一种旅游产品。而新的观点则认为生态旅游是在自然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方面达到可持续旅游目标的有效手段和途径。关于生态旅游的概念可分为三个范畴: 一、 从旅游发展战略上对生态旅游进行定义。这一定义将可持续发展目标为生态旅游核心概念,把生态旅游看作一种旅游发展模式,将旅游发展与社区发展、环境保护紧密结合,认为只有同时具有保护资源和促进社区经济发展功能的旅游是生态旅游。 二、 基于旅游主体行为对生态旅游定义。这一概念倾向于市场和消费行为为生态旅游核心内容,将生态旅游做为一种旅游产品向市场推销,向旅游者提供没有或很少受到干扰和破坏的自然和文化旅游环境,如自然旅游、文化旅游、科学旅游、探险旅游等旅游类型。这种类型的旅游活动相对一般旅游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较小,并可以增强旅游者的环境保护意识。 三、 从旅游资源价值观的角度定义生态旅游。这一定义强调旅游管理者、旅游者和当地居民的行为规范和旅游规划与开发的资源价值观,通过旅游活动和旅游教育使旅游者和当地居民建立环境保护和环境道德观。 总之,生态旅游定义应包涵两个基本内容:首先,生态旅游是一种以自然环境为资源基础的旅游活动;第二,生态旅游是具有强烈环境保护意识的一种旅游开发方式。中国生态旅游实践的研究上形成了两个热点:一个是对我国开展生态旅游条件的判断和注意问题的研究,一个是针对特定区域的生态旅游规划案例研究。 二、生态旅游的经济意义探讨 从以上生态旅游的定义中我们发现,旅游资源与景观环境,人文资源紧密相关。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地理学者 Kirk(1951) 即指出:在被人类感知之时,环境被赋予了形状、内聚力与意义的整体,一旦意义被赋予后,便会代代相传(Johnston,1986)。近期研究指出,在旅游景观的概念里,除了早期Carl O. Sauer (1925) 所关注的物质面向之外,尚存在其它不同异义,例如象征(symbolic) 或美学面向等隐喻的景观概念陆续被学者们提出。他们对于文化在景观描绘及意义赋予上所扮演的角色以不同的定位,并对于文化和意识形态而具有选择性对景观观赏行为作出分析。景观是人类周遭可见的实体环境,也是一种可以提供人类利用的资源,因此它提供的利用功能就成为人类保护它的理由,生态旅游理念的提出就具有其特有的经济意义。 (一) 生态旅游是对不可再生性资源的保护。作为一种资源从架构上进行分析,旅游景观不仅是一种有限的资源,而且遭到破坏就无法复原,具有不可逆性。不论是人口、科技、交通工具的发展,还是经济全球化使得旅游的"加速增长",或随成长而来的并发症(冲击),地球上有限资源所受的压力日增,大量消费的结果,使旅游资源日益趋于匮乏。从物质循环的观点来看,物质循环是地球循环系统中的一部份。由于地球的岩石圈所含的物质惰性最大,因此在一定时间内,对人为物理变化最具抗拒性,换句话说,旅游景观的改变具有持久性,因此也就使它具有非再生性资源的性质。 (二) 生态旅游能够满足人类对生活品质的不断需求。马斯洛(Maslow,1968;1971)提出的人类需求层级中,最高层次是自我实现 (Self-actualization),以及求知、求美的需求。无疑的这是真善美的境界。旅游活动包括在大自然环境中的自然欣赏以及在文化环境中,对人文景观的欣赏。从这种活动中不仅获得适当的身心运动和锻炼体魄,使身体更加健康;更因为活动中的静态休闲活动以及净化心灵满足人们生理上及心理上的需求,获得的各种感受 (feeling),而使他感觉幸福(Sense of well-being),培养人们高尚的情操,自尊的情怀,以及对精神上的追求。这些都是人类经验(experience)的有益面,强烈的使人获得满足感,强烈的使人感到幸福,使人快乐。除了这些身心所获得的感受之外,同时也获得知识、记忆、价值、态度、信仰、感动、欲望、情调等内心的成长。这些感受的获得正是情意教学的目标,也正是德、智、体、美、劳五育并行追求的成果。再者,旅游资源所提供自然实习是大众教育与学校教育的最好教材与教学环境,也是对书本教材的有益补充。最后,由于从事旅游活动的增加,人们对于生态旅游和环境品质重要性的普遍了解,人类要求清新的空气和纯净的水源,以及减少对旅游资源和环境破坏的诉求。由此可见,人类的生活需要生态旅游进行调剂,为了满足人们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需求,人类情愿花钱去获得更好的旅游质量。总之,不管时代多么进步、工商业多么发达,人类对生态旅游的需求是不可能降低的。 (三) 生态旅游是对历史资源的传承和延续。当我们在西方文明的侵袭下慢慢失去民族传统特点的时候,属于我们的旅游资源也渐渐地消失,如果我们不能以生态旅游的理念开发和保护旅游资源,那么民族的文化也就真的没落了!旅游资源是经由中华民族祖先的血汗、智能以及梦想改造而成的,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相当的重要的遗产。从旅游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各个历史阶段的痕迹,这些痕迹使我们具有不可替代的教育意义、象征意义和潜作用力,生态旅游也后世子孙留下最好的宝贵财富。 (四) 生态旅游的社会生态价值链。大自然是一切科学发展的泉源,提供科学研究的环境。无论是生物科学﹑自然科学﹑或是工程科学都可从自然中找出法则。同时,旅游资源提供了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场所。由于无限制地不当开发及大型的人类社会活动,因此生态旅游将有助于集水资源保护、生物的保护、人文形态的保护﹑历史与古迹的保护﹑原始环境的保护﹑游览观光资源的保护,以及土地资源的保护等。可以避免许多人为因素所引起的灾害,而成为安定的自然环境。 (五) 生态旅游的经济影响体现为三个方面:直接、间接和交叉影响。直接影响反映在单个旅游者会由于生态旅游环境和行为支出增加,而间接影响体现为提高其它的旅游 消费行为,交叉影响是生态旅游带来的诸如"口碑效应"等潜在影响。生态旅游具有的可持续发展观能够不断地促进区域的经济活动,通过经济利益的再分配过程可以使社会分工达到合理化,扩大社会就业机会。正如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秘书长艾杜阿尔多·佩德罗斯在第二届国际生态旅游论坛(2004)上指出的包括生态旅游在内的旅游经济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就业方面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尤为显着。世界旅行与旅游理事会总裁让-克劳德·鲍姆加腾认为,私有企业进行生态旅游开发除盈利外,还要保护环境,取得社区的支持。同时,厄瓜多尔学者奥斯瓦尔多·马吉奥研究得出一颗50年古树发挥生产氧气、清理污染、保持水土流失、为动物构建家园等作用,其价值为19万美元的结论。可见,生态旅游构筑的价值链不仅仅是现实经济意义上的,也是潜在的,长期的(聂晓民,2004)。 三、结论 研究生态旅游的经济意义的目的所在是为了更好地开发和利用我们人类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旅游资源是人类可能利用的自然界和人文的物质;环境则是资源的状态;而旅游生态就是在旅游过程中人与自然界中各种资源之间的相互关系。可持续发展的旅游资源观就是资源的持续利用。通过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节约使用、防治污染,保护环境,维护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实现地区经济和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应该维护生态平衡,可持续发展要求维护生态平衡。人类不可能不发展,生态不可能不改变。生态平衡既然不可能恢复,只有树立生态动态平衡维护观才是科学的,才能为旅游资源开发和利用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服务。 当我们追溯历史,人类的文明发展史是基于自然资源的不断开发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古国,人类才有了今天的发展。尽管人类开始懂得理解自然,亲近自然,明白自然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但更加应该形成热爱自然、尊重自然的理念。现在,我们在发展生态旅游中应该回报自然,在原生态保存完好的景区景点,应采取开发单一旅游线路、不要过多地搞人工建筑、限制游客数量、规定活动范围等方法来尽可能地减少发展旅游业给当地生态带来的不利影响,遵循自然法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在开发资源、增加当地收入中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旅游经济论文:体验经济下旅游者需求转变和消费决策层次分析 一、当今我国旅游者需求分析 (一)传统旅游者与当代旅游者特点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由服务型经济模式向体验型经济模式转变,当今旅游者的出游心态、出游行为与出游目的都与传统旅游者有所不同,而旅游者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态度,也逐渐开始向体验产品和体验服务方向转移(邵炎,2012)。传统旅游者与当代旅游者的特点对比,详见表1。 当代旅游者相对于传统旅游者对野外活动更具自主性和积极性,注重在野外游玩过程中的自身体验,地方特色对当代旅游者较之传统旅游者更具吸引力。总体上来看,当代旅游者已经由不成熟向成熟逐渐转变,其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旅游者出行独立化;对旅游消费品的选择需求个性化;对旅游路线不再局限,偏向于随性出游;对一些具有观赏价值的旅游景点能够细心观察游览;在旅游过程中开始亲身参与,且懂得保护景点(贾丽霞等,2012)。 (二)当代旅游者的消费需求转变 随着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相应提高,广大消费者消费水平的提升带动了我国旅游产业的飞速发展。2011年,我国旅游产业较之往年有明显复苏迹象,全年旅游收入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全年接待入境游客1、35亿人次,同比增长1、24%,全年入境旅游收入484、64亿美元,同比增长5、78%;国内旅游人数26、4亿人次,收入1、9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2%和21%;旅游业总收入2、2万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18%(王海莉,2012)。从数据上可以看到,旅游产业在我国市场不仅巨大,且发展速度快。如何抓住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消费爱好,对旅游产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当代旅游者的思想逐渐开放,旅游独立化、个性化、自由化成为几大新特点,人们对于旅游产品的要求也发生了基本的改变,旅游者不再只是以到达旅游终点为目的,旅游途中的体验和经历也成为他们关注的重要部分。 消费结构改变:传统旅游者在旅游途中较注重物质需求,而当代旅游者较之于他们,更多的倾向于体验情感,对于旅游产品能否满足他们的情感需求更加重视。传统旅游者旅游只是单纯为了在景点留下足迹,这是与当代旅游者最大的不同,当代旅游者更多的注重在旅游过程中对本身情感的释放(曹杨等,2011)。所以当今旅游产业要想继续拓展旅游市场,其旅游产品不应仅仅局限于保质保量的原则,应将产品与旅游者紧密联系,充分考虑当代旅游者的情感需求和个性化追求,满足旅游者在体验经济的背景下对旅游产品的各种审美标准。 消费内容改变:传统旅游者喜欢组团旅游,较为大众化;而当代旅游者更喜欢一个人单独旅行,追求自由与个性。由于旅游业发展速度快,导致很多旅游工作者来不及对旅游产品重新规划,不能满足当代旅游者的体验需求和消费欲望,这是很多旅游景点不景气的主要原因(江杉等,2011)。当代旅游者的体验经验以及对景点的认知度较之以往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对旅游产品的审美眼光也有了质的改变,普通的旅游产品已经不能再满足他们对消费品的体验需求,自然不能引起他们的消费欲望。近几年的旅游消费者开始倾向于年轻化、独立化以及个性化,很多旅游景点开发的旅游项目诸如探险、极限运动、美食旅游、景点一日游等,满足了大部分当代旅游者的心理需求和体验需求(张玉香,2011)。 消费方式转变:传统旅游者倾向于随大众旅游,所以在旅游途中进行消费的时候,大部分旅游者都会有一种被动接受消费的心态。当代旅游者更喜欢主动参与,随自己的喜好和情感需求去消费。在体验经济背景下,旅游产业的消费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当代旅游者作为旅游产业的消费主体,充分考虑了个人的个性化需求、精神需求以及物质需求。这种情况下旅游产业应当更积极主动的迎合旅游者的意愿,满足他们在旅游途中主动参与体验的欲望,实现他们对自我情感释放和自我价值肯定的最终旅游目的。 (三)体验经济背景下旅游的特征 1、旅游消费情感化。人类的需求,可将其分为五个层次,分别为:生理上的需求,安全上的需求,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人类经过几千年的文明进化,在生理上的需求和安全上的需求基本已经得到满足(许建,2010)。依据我国的经济发展特色,对于人们在情感和归属上的需求,主要体现在小康阶段。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主要体现在富裕阶段。有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小康社会实现程度超过80%,虽然还未达到富裕阶段,不过由于多元化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我国消费者在消费思想和观念上都能够跟国际接轨,所以在这一阶段,消费者在考虑情感需求的同时也逐渐开始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 2、旅游消费个性化。每一个旅游者都不属于相同的消费层次,这就需要旅游产业对旅游者的需求提供多层次性。现在的旅游群体已经由传统的中年化向年轻化转变,旅游消费主体的转移也直接导致了旅游产品的结构特点发生改变,当代旅游者更愿意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制定旅游路线,旅游过程也不再像传统旅游者那样固定的旅游模式,自由化、多元化、个性化以及体验化是当代旅游者旅游中的主要追求。 3、旅游消费参与化。经济模式由服务经济向体验经济过度,消费者的消费观念自然也有所转变。作为旅游者以往只是被动跟随,而当代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显然主动性更强,能够自主规划参与,且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将旅游行程变得丰富多彩。很多当代旅游者会主动参与对各种消费产品的生产环节甚至设计环节,当旅游者自己文秘站:成为产品生产者,价值创造者后,实现自我价值的感觉会油然而生,这是他们实现自我价值的阶段,也是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结果的一个缩影。现在旅游者越来越多的参与到旅游过程的各种互动项目中,不仅正面推动了旅游产业的发展,同时也使旅游者的身体得到锻炼。 旅游经济论文:弘扬海洋文化 发展旅游经济 21世纪将是海洋经济时代，而海洋旅游业则是前景广阔的海洋产业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旅游业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海洋旅游作为旅游业的一种主要的实践形式，被认为是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之一，因而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遍重视和迅速发展，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主流。据有关资料介绍，在发达国家，海洋旅游业产值一般都占到整个旅游业产值的2/3左右。在我市，随着八仙过海口、海洋极地世界、蓬莱水城保护开发等景区（点）的相继投入使用和动工，海洋旅游业也已占据了蓬莱旅游业的主导地位。如何进一步弘扬我市悠久的海洋历史文化，发展现代海洋文化，丰富海洋旅游资源，促进整个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是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新的课题。 一、海洋文化的概念 海洋文化是世界性的文化现象，有关海洋文化的定义也多达几十上百种，至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有的认为：海洋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源头之一，是人类拥有和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人认为：海洋文化是一种泛文化意义和文化现象，是海洋生态环境所提供的对人们生活、生产、价值观念、性格、习俗的物质的精神的总体文化现象和表现。西方学者认为：古希腊及地中海的文化就是典型的海洋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源头等等。 当代海洋文化学科建设的积极倡导者，青岛海洋大学教授曲金良在其《海洋文化概论》中表述：“海洋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和体系，就是人类认识、把握、开发、利用海洋，调整人和海洋的关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的总和。具体表现为人类对海洋的认识、观念、思想、意识、心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生活方式”。 海洋文化是相对于大陆文化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商业文化。海洋文化在任何时代都代表了当时的一种先进文化，其显著特点就是开放、开拓和进取。它是千百年来沿海人民顶狂风、战恶浪、不畏艰险、勇于拼搏、敢于冒险的精神的结晶。 二、我国海洋文化与海洋经济的发展情况及相互关系 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不仅创造了灿烂的大陆文化，也创造了辉煌的海洋文化。早自秦汉时期，我国就已开辟了与东南亚、印度和阿拉伯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往来。 然而，由于根深蒂固的重陆轻海思想和闭关锁国的政策，再加上近代列强的侵略以及其他各种原因，近几百年来，中国的海洋文化和海洋经济衰落了。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海洋经济和海洋文化的发展，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海洋文化和海洋经济的发展才真正迎来了自己的春天。我们党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首先惠及包括我市在内的东部沿海地区，使得这些地区的海洋经济得以迅速发展，海洋文化得以逐步发扬光大。改革开放为弘扬海洋文化提供了机遇和动力，反过来，先进的海洋文化又促进了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也正是改革开放，才使得我国海洋经济得以快速发展，使得海洋文化得以重新振兴，从而在提高海洋意识、开发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使海洋事业得以快速发展。2003年5月19日由国务院印发施行的《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奋斗目标，为我国海洋经济今后一个时期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华民族繁荣复兴的伟大战略任务。要想把中国建设成为海洋强国，必须有强大的综合国力，必须有坚强的经济基础，也必须弘扬先进的海洋文化。 海洋文化和海洋经济是不可分割的孪生兄弟。海洋文化和海洋经济都是以濒临海洋为前提，以海上交通运输和商品贸易等为基础的。海洋文化和海洋经济是共生共荣、相辅相成、互相融合、相互促进的。海洋经济是海洋文化的基础。没有海洋经济，就不会产生海洋文化；没有海洋文化的繁荣，也就没有海洋经济的发展。只有大力弘扬海洋文化，提高全民族的海洋意识，才能促进海洋经济的繁荣，带动海洋产业和沿海各涉海行业的发展；海洋经济发展了，反过来又会促进海洋文化的繁荣，二者相辅相承。 三、我市海洋文化的主要特征 我市的海洋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海洋资源丰富，独具特色。具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积淀深厚的海洋历史文化 研究蓬莱的海洋历史文化，不能不研究古老的登州海道和独具特色的港口文化。早在新石器时代，蓬莱的航海活动就已兴起。地近辽东、中贯群岛、补给方便、航行安全，这些适应古代航船逐程推进航行的有利条件，使古老的登州海道闻名于世。春秋战国时期之后，登州古港一直是历代王朝开展海内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便捷通道。齐桓公在此大兴鱼盐贸易，秦皇汉武在此寻仙求药，汉代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在此发轫，日本遣唐使在此整备转航。作为中国古代南北海运交通的重要枢纽，登州古港曾与扬州、泉州、明州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通商口岸”，享誉海内外。港盛城兴，登州古港的繁盛直接拉动了蓬莱的兴起，登州蓬莱被长期作为州、府所在地，成为胶东半岛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时间长达千年之久。 蓬莱人杰地灵，人文荟萃，名人辈出。有明代民族英雄戚继光、甲午抗日将领宋庆、晚清名医张伯龙、民族实业家丛良弼、一代枭雄吴佩孚、爱国将领于学忠、现代教育家杨振声等等。蓬莱有众多名人遗迹，朱处约、袁可立、戚继光王世贞以及冯玉祥、董必武等著名人士都曾留下诗文篇章。宋代诗人苏轼曾在蓬莱任过五日登州知府，写下了“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 的著名诗篇《海市诗》。 （二） 浩气长存的海洋军事文化 北宋中期，登州古港的军事建设得到了不断加强。宋庆历二年（1042年），登州军民实施了大规模的港口改建工程，在登州古港入海口处筑沙堤以护战船，在港口东西两侧建寨城以安军营，建成了一个在古代难得的海防军事要塞，名曰“刀鱼寨”。以此为标志，登州蓬莱变成了北方最著名的海防要塞，登州古港的港口性质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自然港变成了人工港，繁华的商贸港口变成了威严的军事重地。“刀鱼寨”的海防建设不仅体现在港口建设上，同时也体现于常备水军的建设上，登州水师是北宋时期京东地区唯一的水师。明洪武九年（1376年），在“刀鱼寨”的基础上环筑土城，增设军事设施，名曰“备倭城”，俗称蓬莱水城，是国内现存最完整的古代水军基地。明代伟大的军事家、杰出的抗倭民族英雄戚继光曾在此操练水师，人称“戚家军”，为以后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独具魅力的海洋旅游文化 蓬莱拥有良好的海洋生态环境，蓝天、碧海、金沙以及离蓬莱近在咫尺的长山列岛，构成了蓬莱独特的滨海旅游资源。境内有国家4A级风景名胜景区蓬莱阁和蓬莱水城、亚洲展示面积最大的海洋极地世界、拥有我国最大的海上园林和最长的海上长廊的八仙过海景区、在建的妈祖文化艺术公园以及与蓬莱隔海相望并一起被列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海上仙岛”长山列岛等，构成了蓬莱丰富的海岛、海洋旅游文化资源。自2000年以来，蓬莱市连续成功举办了5届“和平颂”国际青少年文化艺术盛典，同时还成功举办了全国帆板赛、沙滩手球赛等体育比赛，以及1988年、2005年两次海市蜃楼的全程拍摄和电视连续剧《八仙过海》的拍摄等文体活动，进一步丰富了蓬莱的海洋文化内涵，开拓了发展海洋文化的新领域。 （四）多姿多彩的海洋民俗文化 蓬莱的海洋民俗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渔灯节”。“渔灯节”是流行于山后初家、山后陈家、山后李家、山后顾家等渔村的节日，节期为每年的正月十三和正月十四。“渔灯节”是渔民的狂欢节日，规模最大的属山后初家和芦洋村。届时，渔民纷纷给龙王庙送灯、上供，祈求出海平安和渔业丰收。建国后龙王庙渐废，改为设供祭船、送渔灯、放鞭炮，近年又同时举行娱乐活动，场面壮观、热闹，吸引远近众多的游人前往参观，充分展示了蓬莱海洋民间民俗文化的魅力。此外，蓬莱的民间艺术渔民号子、大秧歌、剪纸以及蓬莱的饮食文化和土特产品等也都极富海洋文化特色。 四、我市海洋旅游经济的发展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市海洋旅游经济的发展情况 旅游业是蓬莱的传统产业和主导产业，是蓬莱市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经济增长点。2004年，旅游直接收入达到1.2亿元，综合收入达到15亿元，对地方财税贡献率超过30%。随着2004年9月亚洲展示面积最大的蓬莱海洋极地世界正式开业，我市海洋旅游经济收入已经达到了全市旅游直接收入的一半以上，占据了旅游业的半壁江山。无论是从经济收入方面，还是从对蓬莱旅游业的拉动发展方面，可以说，海洋旅游在我市的旅游业中已经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海洋旅游资源开发方面，近两年的开发力度不断加大。2003年，拥有我国最大的海上园林、最大的海上奇石林、最长的海上游廊、最高的海上楼阁的八仙过海口景区投入运营；2004年，拥有世界最大的展示圆柱缸、亚洲最大的热带雨林馆、国内最大的鲨鱼馆和海龟馆、亚洲展示面积最大的海洋极地世界投入运营；投资5亿元、国内现存最完整的古军港——蓬莱水城明代古军港保护性修复工程目前正在顺利进行，预计2006底可全部完工并对外开放；国电聂家沙滩室内海水浴场项目开发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之中，预计2006年底投入运营。随着以上项目的逐步投入使用，以不同历史时期的海洋文化为题材的海洋旅游项目极大地丰富了我市的海洋文化内涵，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我市旅游业的整体快速发展。 （二）目前我市发展海洋旅游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 1、海洋旅游项目不够丰富，海洋旅游资源的开发力度有待于进一步加大 目前，我市的海洋旅游项目主要有蓬莱水城、海洋极地世界、八仙过海口等景区（点），以及部分海上观光和沙滩休闲娱乐等一些小项目。这些项目的成功开发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我市的海洋文化内涵，促进了我市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海洋旅游经济要想达到一定的规模，仅靠这几个项目是不够的，在海洋旅游资源开发方面必须进一步加大力度，向海岸景观要效益，向海岛景观要效益，向海上景观要效益，向海底景观要效益，全方位、立体化地利用好各种海洋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优势，创造海洋旅游经济的规模效益。 2、对庙岛群岛的海岛景观资源未能充分利用，与长岛在旅游业发展方面的合作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海岛景观资源是海洋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市虽有丰富的海岸景观、海滨山岳景观、海洋历史文化景观等海洋旅游资源，但唯独缺少吸引力很强的海岛景观资源。长岛在中国版图上称为庙岛群岛(古称沙门岛),共由32个岛屿组成，总面积56平方公里.,海岸线总长146公里，享有“中国的夏威夷”之美誉。这里一岛有一岛之奇，一景有一景之丽，因海蚀地貌形成的各种奇礁异石，古朴清幽，玲珑剔透。而其丰富的海岛景观资源正是蓬莱旅游资源中所欠缺的。如何进一步加强同长岛的合作，利用好长岛的岛屿景观，丰富我们蓬莱的海洋旅游资源，形成旅游经济的双赢，是需要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与研究的课题。 3、海洋旅游淡季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如何做到“淡季有活动、旺季有高潮”有待于进一步加强研究 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存在较大差别，这种差别强烈地吸引着久居大陆和城市的人们，纷纷走近大海，分享大海带来的无穷乐趣。蓬莱悠久的历史文化、丰富的海洋资源、纷繁的神话传说、优美的山海风光、众多的名胜古迹等旅游资源，每年吸引大约二百万的中外游客前来旅游观光。但由于北方地区气候等方面的原因，这二百万游客大多集中在4－10月份的旅游旺季，而在其它月份的旅游淡季游客数量相对较少。如何解决旅游淡旺季问题，做到“淡季有活动、旺季有高潮”，使我们蓬莱的海洋旅游资源在淡季对游客同样具有吸引力，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加强研究。 五、加快我市海洋旅游经济发展的建议和探讨 （一）发挥优势，整合资源，全力打造海洋旅游精品 1、以游艇俱乐部为核心，推进海洋旅游资源开发 （1）游艇业的发展现状 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世界游艇年消费额高达400亿美元，如果加上相关的维修、管理、娱乐等费用，全球每年的游艇经济收入将超过500亿美元。全球发达国家平均每171人就拥有一艘游艇，挪威、新西兰等地更高达每8人拥有一艘，就连内陆国家瑞士也达到每69人拥有一艘。中国虽然海岸线总长3.2万公里，其中大陆海岸线1.8万公里，岛屿海岸线1.4万公里，但游艇俱乐部的数量却寥寥无几。在造船上，中国已占领5%的国际市场，但游艇产业却几乎是一片空白，每年游艇出口仅有1700多万美元。 据统计数据表明，在当今世界船舶市场上，游艇工业在国际上有着巨大的市场份额。仅休闲豪华游艇一项，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每年的销售总额基本上保持在1600亿元上下，而最近几年更是上升至2000亿元左右，加上游艇配件和水上运动器材，年贸易额基本上达到3000多亿元，甚至超过商船和远洋发达国家的销售总额。因此，从未来发展来看，中国游艇业发展的潜在市场空间非常巨大。 （2）我市游艇业已具备了较为成熟的发展条件 从发展游艇娱乐业的条件来看，我市已具备了发展的物质条件和消费群体基础。蓬莱是全国著名的海滨度假旅游胜地，海岸线长65公里，与由30多个岛屿组成的庙岛群岛相距仅6.6海里，海岸景观和海岛景观资源丰富，为游艇娱乐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蓬莱市2004年人均GDP水平已达到30000元(3628美元)，人均可支配收入9649元。同时，蓬莱也汇集了相当规模的外商投资群体、企业成功人士和每年约二百万左右的游客，这更为我市海洋旅游业的大发展、游艇消费步入到中产阶段家庭提供了消费群体基础。可以说，目前我市发展游艇娱乐业的时机已经较为成熟。 （3）以游艇俱乐部为核心，开发系列海洋旅游产品 A、观海旅游产品。蓬莱海域风光秀丽，景色怡人。南望可看到“仙阁凌空”的蓬莱阁、怪石嶙峋的田横山、山峦叠障小泰山，北望可看到群岛罗列的庙岛群岛，运气好的话还可以看到虚无缥缈、亦真亦幻的海市蜃楼。在开发上可以“游艇俱乐部”的形式向俱乐部成员推广专门设计的旅游线路产品，向国内外游客宣传各种形式的观海旅游。 B、海洋体育竞技旅游。蓬莱沿海海岸线漫长、海洋资源丰富，发展海洋体育竞技旅游条件优越。可以发展海钓、游泳、帆船、帆板、摩托艇、冲浪、滑水、划船、水上飞机和沙滩足球、沙滩排球等运动。游艇俱乐部会员一般为事业有成的成功人士，在长期的商场、官场生涯中，培养了一种敢于正视挑战的冒险精神，而海上体育竞技活动具有较强的参与性、刺激性和娱乐性特点，正符合了游艇会俱乐部会员的消费品味。并且，海洋体育竞技旅游符合国际旅游潮流，海上体育赛事具有轰动效应。可利用游艇俱乐部会员的名声、资源，迅速提升游艇俱乐部的知名度，使游艇消费更深入到普通消费者的心中，起到很好的示范效应，同时还能够迅速在全国甚至全世界塑造蓬莱海洋旅游的品牌效应。因此，应优先将其开发成为蓬莱海洋旅游的拳头产品。 C、海洋夜生活。旅游夜生活是当代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游艇俱乐部会员生活中的一块重要空间。开发海洋夜生活文化旅游，除了在游艇俱乐部建造和完善具有现代气息的舞厅、卡拉OK厅、高档夜总会以外，还应从蓬莱特色出发，开展具有海洋特色的夜生活文化旅游产品，营造一种蕴涵着丰富海洋文化内涵的夜生活氛围。 D、海洋渔业旅游。蓬莱海洋渔业旅游业的开发，可以开展参与性旅游。一方面，可以游艇俱乐部为核心，举行各种形式的钓鱼、钓蟹等活动，另一方面，也可让游人随船出海，开展垂钓和养殖旅游等活动。还可以兴办海洋渔业展览馆，陈列各时期的渔船、渔具等实物模型，使游客全面了解蓬莱海洋渔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E、海洋食文化旅游产品。品尝风味餐饮是旅游不可缺少的内容，具有海味特色的食文化应该成为吸引游客的旅游资源。蓬莱海域盛产鲍鱼、对虾、海参等各种海珍品，用这些海产品制作出具有蓬莱地方风味的海鲜佳肴，还有驰名中外的加吉鱼，更是蓬莱的传统拳头水产品。“食”是旅游的主要内容之一，但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其目的不仅为大饱口福，更重要的是体会异国、异地的风情与文化。 F、以游艇俱乐部为核心，开展各种形式的品牌宣传活动。可以游艇俱乐部为核心，组织“游艇俱乐部发展与海洋旅游业开发国际研讨会”和“国际游艇拉力赛”等各种形式的品牌宣传活动。发挥蓬莱市游艇业的消费带动作用，为沿海地区游艇业的发展塑造良好的形象作用，将游艇俱乐部精心打造成蓬莱海洋旅游的一张名片，吸引海内外的游客在蓬莱享受全方位的海洋旅游服务，并为在蓬莱的成功人士和外商提供集休闲运动、办公、商务、联谊于一身的高档次的游艇消费活动，使游艇俱乐部成为一个成功人士业务交往的俱乐部，事业发展的平台。 2、开发水下潜艇观光旅游项目 海上蓬莱的秀美景色早已为世人所目睹，海底蓬莱是什么样呢？水下潜艇观光无疑对游客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据　新浪网六月十九日报道，我国首艘民用全潜式观光潜艇在大连完工并通过国际论证，而这艘被誉为“水下豪华客机”的民用观光潜艇造价仅为200万美元，远远低于国外同类潜艇，但其安全系数与在陆地几乎无异，技术性能优越。观光潜艇的国产化为乘坐潜艇观赏蓬莱海底的神秘景色提供了充分的可行条件。据有关资料介绍，目前国内只有海南三亚有一艘自芬兰引进的全潜观光艇，每位游客水下观光50分钟，收费近300元。我市如果能抢抓机遇开展水下潜艇观光旅游，必将成为胶东半岛乃至北方地区的又一个旅游热点项目。 3、以蓬莱水城为依托，建立海上影视基地 蓬莱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名胜古迹众多、民间风情浓郁、神话传说纷繁、滨海特色鲜明的“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拥有蓬莱阁、蓬莱水城、戚继光故里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百个省、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旅游资源丰富。登州古港曾与扬州、泉州、明州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通商口岸”，享誉海内外。北宋中期，蓬莱变成了北方最著名的海防要塞，登州古港也由繁华的商贸港口变成了威严的军事重地，是国内现存最完整的古代水军基地。目前，投资5亿元的蓬莱水城明代古军港保护性开发修复工程正在顺利进行，预计2006年底可完工并对外开放。工程完工后，蓬莱水城将重现明代古军港的原貌。以蓬莱水城为依托，结合蓬莱阁、戚继光故里、八仙过海口以及蓬莱和长岛海域的海洋景观资源，把旅游文化与影视文化结合起来，打造一个海上影视基地具有优越的条件。基地可以影视拍摄和旅游观光为主要功能。既可以拍摄以古代港口商贸和海洋军事为题材的影视作品，也可以拍摄反映现代海洋文化的影视作品。游客除了可以在片场看到明星拍戏外，影视基地还可以不定期地举行明星与影迷的见面会，让游客"零距离"接触明星。观影视拍摄，邀明星合影，请明星签名，与明星互动，以明星的名人效应来宣传蓬莱，推动蓬莱旅游业的加速发展。 （二）加强与长岛的合作，充分利用庙岛群岛的海岛景观丰富我市的海洋旅游资源 长期以来，长岛与蓬莱在社会发展的各方面有着广泛密切的联系，尤其在旅游业方面，长岛对蓬莱的依存度较高。由于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原因，长岛与外界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蓬莱。蓬莱丰富的海洋旅游资源与长岛的海岛景观资源呈互补关系。蓬长双方应该在旅游业的发展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特别是在对长岛的岛屿资源开发方面，更应该开展深入、有力的合作。蓬莱可以借助长岛的岛屿资源开发丰富自己的海洋旅游资源，长岛也可以借助蓬莱巨大的旅游市场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形成旅游经济的双赢局面。 （三）划分淡旺季重点促销区域，强化旅游宣传促销工作针对性 蓬莱具有丰富的海洋旅游资源，既有适合夏季海洋旅游的海岸和海岛自然景观资源，又有适合冬季海洋旅游的室内人文海洋景观资源，如海洋极地世界和在建的聂家沙滩室内海水浴场等。在旅游促销方面，可以根据季节的不同，划分区域、突出重点进行宣传。如旅游旺季可以内陆地区为宣传重点，让久居内陆的人们亲身体会大海带来的无穷的乐趣；旅游淡季可以沿海地区为宣传重点，让常年生活在海边的人们体验到冬季在海水中嬉戏的享受和观赏海洋极地动物带来的乐趣，做到“淡季有活动、旺季有高潮、年年有创新”，有效地解决淡旺季海洋旅游旅客严重失衡的问题。 旅游经济论文:简述旅游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论文关键词:旅游产业 区域经济 相关产业 论文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旅游产业的特性,认为旅游产业是后发展地区最具比较优势、具有率先实现对外开放和跨越式发展条件的产业。旅游产业作为一个经济性的产业,具有关联度大,综合性强,能极大推动经济的增长,我们需要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树立发展旅游产业的观点。最后,作者指出旅游产业的发展也必须注意旅游产业的发展的落脚点、盲目扩大景区产业规模以及旅游产业小圈子等方面问题。 一、旅游产业是后发展地区最具比较优势的产业 贫困问题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世界许多国家都十分关注并提出了不少解决此问题的对策与措施。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贫困落后地区多数是少数民族地区和西部地区,但同时也多是旅游资源富集的地区。根据比较优势原则,落后地区应该选择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而放弃机会成本较大的产业重点发展,西部的农牧业和采掘、原料工业长期以来处于粗放经营的状态,其存在的基础是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对自然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很大,而这一部分成本既没有从经济的角度进行量化考核,也没有从社会的角度进行环境保护的考察。现在看来,其实际的机会成本是非常高昂的,不具备继续作为先导产业的条件。 西部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且具有独特性,旅游产业是西部真正的优势之所在。从自然旅游资源来看,目前西部12 省区拥有的国家自然保护区占全国总数的35 %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占总数的34 % ,国家森林公园占总数的18 %;从人文旅游资源来看,西部12 省区拥有的历史文化名城占全国总数的32 %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占总数的28 %。同时,西部还是我国最主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拥有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西部地区的旅游资源品位高、种类全、有特色,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旅游业本身以及它带动的相关行业能够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尤其是从一、二产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从而为西部贫困落后地区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提供一个适当的结合点,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通过开发贫困地区旅游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不仅有利于充分发挥贫困地区旅游资源富集的优势,开发特点鲜明、品位较高的旅游产品,而且能够通过旅游开发及旅游业发展,带动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的脱贫致富,摆脱以往部分地区因贫穷而破坏生态,越破坏越贫穷的恶性循环,促进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 二、旅游产业具有率先实现对外开放的产业优势 旅游经济本身是一种开放型经济,一个地区独特的旅游产品可以吸引大量的境外游客前来观光游览,从而使旅游业一步成为对外开放的外向型产业,这不像其它产业发展外向型经济那样需要较长的整体水平提高过程。旅游产业总体上看不是高技术产业,对人才、技术的要求也低于其它高创汇产业,只要其旅游产品具有特色,对外知名度高,吸引力、竞争力就强,就可能使其国际旅游在旅游产业整体水平尚不高时能得以快速发展,同时在发展过程中促进整体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旅游业的发展自身也需要对外开放。这是因为,一个地区发展旅游尤其是国际旅游,必然要建设一批符合国际水准的旅游接待设施,如宾馆、餐馆等,这些设施,一开始就必须按国际旅游的通用标准进行建设,与国际接轨;这些设施的建设和管理,一开始就引进外资和外国的管理方式与模式,促进了与国际的接轨,从而使得旅游产业成为了不少地区率先对外开放并推动地区对外开放整体步伐加快的先遣队。旅游业的发展等于向外国人开了一个窗口,比较全面地展示该地区的面貌促进外国人对该地区的了解,同时也促进了当地对外国人需求和国际惯例的了解并对各相关要素加以改进,促使旅游地区尤其是经济欠发达的旅游区的投资环境得到迅速而有效的改善,加快其对外开放的力度与步伐: 首先,旅游业建设发展的蓬勃兴起,可以并且在很多地方己经带动了欠发达旅游地区基础设施、配套设施及相关产业的同步发展,为旅游地区发展新兴产业,如生态农业等绿色产业奠定了良好的产业发展基础,也为外来投资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实际上,贫困地区多数是少数民族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但同时也多是旅游资源富集的地区。与发达地区相比,这些地区往往存在着基础设施差,进不来、出不去等问题,从而严重制约了当地的经济发展。自中央确定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后,各级政府加大了对西部地区优势产业的支持,尤其是对旅游业等产业的支持,其中发行国债的相当一部分将投入到对西部地区旅游业基础设施的建设中来,这是西部旅游地区难得的发展机遇。 其次,从旅游业的微观组成部分一一旅游企业的发展来说,也会对旅游地区投资环境的改善起到积极的作用。在我国国民经济各行业部门中,旅游企业率先走向国际市场,领风气之先,引进外资、人才和境外先进的经营方式,实现了与国际惯例接轨。发展旅游业,尤其是引进各类旅游企业,通过这些企业先进而规范的管理理念和运作模式,将对旅游地区当地政府部门和当地企业的管理和运作起到良好的示范效应,从而促使旅游地区总体投资环境的改善。 再次,旅游业的发展可改善旅游地的生态环境,提高旅游地的地区形象和城市形象。旅游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保护、绿化工程、退耕还林等同时进行,协调发展,它不但可使以往的山川更秀丽,也带来接待地环境形象的根本改变,绿化档次越来越高,环境也越来越好。这对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对外开放,是个极大的推动。 最后,加快旅游业的发展,不仅有对基础设施等硬环境方面的要求,也有对良好的旅游环境和社会风气等软环境的要求。因此在旅游业的发展中,旅游地区还需要通过不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使旅游经营服务者、旅游接待地居民文明礼貌,旅游环境整洁优美,旅游活动健康高雅,这样便为旅游业的发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同时也为旅游地区的总体投资软环境的改善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尤其是国际旅游的发展,能够带动旅游地区人们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的转变和创新,使旅游地区在观念上进行超前思维和创新思维,这对推动地区的对外开放,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和作用。同时,旅游在引来人流的同时,还会引来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例如被国际风筝协会推选为"世界风筝之都"的山东潍坊,过去只是一个手工业小城,自美国西雅图风筝协会主席赴潍坊旅游从而引发了山东潍坊的国际风筝节以来,不但吸引了大量游客,利用外资也硕果累累,第五届风筝节总成交额达10·66 亿元。 三、旅游产业是具备跨越式发展条件的产业 有关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从摩尔根的人类文化论到马克思、恩格思的历史唯物论,都论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是生产工具。在通常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不能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发展的阶段不能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但是,我们通过以下对旅游业本质、内涵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旅游业最具条件超越整体生产力发展水平而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这并不违背上述理论和原则。 旅游业发展所需要的生产要素与通常工业生产产品所需要的要素不同,对生产工具的要求与工业产品生产也有较大不同,旅游业不需要生产的厂房,不需要对所生产产品的粗加工和深加工,不需要相应的机器和工业产品生产完成后必须的物流配送体系,旅游业所需要的只是在旅游产品形成后为游客消费(参观、欣赏) 这些产品时提供服务的劳动者,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可由制度化和规范化的人力资源培训来解决。旅游业所需要的资源与工业生产所需要的矿产资源、能源资源也不相同,更注重资源的整体组合,生态环境旅游资源各项重要的组成因素在某些情况下,就直接成为旅游产品的一个组成部分。旅游业更加需要管理和服务要素,不光是为调整旅游业的中间环节(旅行社、饭店、旅游交通企业) ,更重要的是对旅游消费者多样化的、不断提高的需求能做到更好地满足。由此可见,旅游业所需的生产要素与以往各种产业所需的生产要素有所不同,这说明旅游业发展本身具有的特性与人类生产力发展阶段,与生产力发展的时代性、阶段性可以不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旅游业的发展可以超越本国、本地区生产力发展的阶段。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对旅游业发展所需的生产要素必须加以有效整合,提高要素的发展水平。 四、旅游产业能够通过自身的加速发展带动区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在促进社会生产力飞跃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全球生态环境危机,工业化对环境的破坏己是一个无可争辩、无法逃避的事实。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己进人到后工业化时代,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点己转向以低成本、低消耗、低环境破坏为特点的绿色经济和以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为特点的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太空技术为主的高科技经济,也就是着力于生态社会、知识社会的发展,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也在紧跟世界发展趋势,致力于追赶甚至某些领域的超越。但是,对于广大的不发达地区尤其我国西部地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非常落后,它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要实现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由贫困向温饱的转变。而实现这个转变,面临的将是项目如何选、资金人才哪里来、市场哪里找等一系列对于他们而言非常艰难的"哥德巴赫猜想"以及对生态可能造成的严重破坏。那么,对于那些旅游资源富集的欠发达的非工业地区,能否找到一条捷径绕开工业文明的道路而直接跨越到生态社会、知识社会呢? 答案是肯定的,捷径之一就是发展相对而言投资较少、招商较易、市场风险较小,同时又是典型的绿色经济产业的旅游业。从中国旅游业的发展优势、发展阶段和发展前景来看,我国西部地区的旅游业发展是具有促进经济跨越式发展可能性的产业。我们知道,我国西部地区一些省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现在基本上还处在农业社会阶段,刚刚进人工业化初期,如果按照传统的思路就是工业化一步一步发展,但很难有超越。所以,必须以也完全可以以新的观念进行发展创新,大胆地提出并努力推进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使这些省的总体经济发展实现一个跨越,从工业化发展初期直接跨越到生态社会、知识社会。 旅游产业的发展,不仅可以带动区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而且还可以使贫困地区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水平而率先实现人民生活方式和消费水平的跨越式发展。如果说国际旅游可引起旅游客源国的财富向旅游目的地国的转移,在一定程度上使财富进行再分配,那么,国内旅游则能把国内财富从旅游客源地向旅游目的地转移,使国内财富在地区间进行再分配。一般地说,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外出旅游的人数较多,经济欠发达地区外出旅游的人数较少,当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旅游资源足以吸引经济发达地区的居民前往旅游时,这些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的旅游消费对当地的旅游生产显然是种外来的刺激。这种刺激,不仅对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是个促进,而且由于旅游业的联带性,对当地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也是个促进。经济欠发达地区通过兴办旅游产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做到一业兴而百业旺,可以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缩小自己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近年来,中国一些整体经济发展基础较差、水平较低而旅游资源比较丰富的老、少、边、穷地区(即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穷困地区) ,走向旅游脱贫、旅游致富之路,就取得了较好的效益。如贵州省紧靠黄果树景区的黄果树村,1992 年全村人均吃粮200 市斤,人均年收人130 元,随着黄果树景区的开发,许多农民投身其中,到1998 年全村人均吃粮400 市斤,人均年收入增至2000 元,一步由贫困迈入了小康,黄果树村也因此而实现了贫困地区经济的率先跨越。 旅游作为一个产业,不仅可以"治穷",一个景点富一个县,一个景点富一个村,一片景点富一个镇;而且可以"治愚",可以提高人的素质。在四川阿坝州旅游景区开发初期,游客去后,老百姓都不好意思去卖东西,卖的时候也不会讨价还价。但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一些头脑灵活的当地百姓,不仅习惯了做买卖,而且逐渐由生疏变得嫡熟。可见,旅游给阿坝州老百姓带来的,并不只是金钱收入,更具有意义的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烙守了几辈子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这其实并不难理解。旅游业必然带来地区的开放,随着游客而来的是新的信息、观念和文化,在碰撞、交流与融合中,人们的视野会更加开阔,思想会更加解放,也会因此走向更加文明。"治穷"是经济效益, "治愚"是社会效益,旅游产业将"治穷"与"治愚",将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有机地融为了一体。 五、旅游产业带动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应注意的问题 既然旅游是一个经济性的产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关联度大、综合性强,能极大地带动和拉动区域经济的增长、财政增收、老百姓致富,因此,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旅游发展中,首先要注意一开始就把旅游当作一种产业来抓,树立起发展旅游所需要的产业观念。 一是旅游产业是一个新兴的产业,它具有综合性,一业举百业兴,同时又具有依托性,百业托才能举一业。综合性和依托性决定了抓旅游产业发展就是抓结构调整、产业联动、投资环境改善、城市管理及知名度提高,实质是抓了持续发展。因此,一定要站到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经济跨越式发展培育支柱产业的全局高度,来看待旅游产业的发展,首先要为它的发展创造出良好的环境,百业托其一业,使其迅速发展壮大,培育为支柱产业,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其一业举百业兴的带动效应。为此,必须充分认识旅游产业自身的发展规律和阶段,如旅游产业功能的阶段、旅游发展模式的阶段、旅游产业投入产出的发展阶段、旅游业增长速度的阶段等,按不同阶段的不同规律性要求做好产业发展的相关工作,充分发挥其不同阶段的不同作用,从而既促进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又带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实现二者间的相互协调相互促进。 二是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必须转变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走集约化经营之路。要把区域旅游发展的落脚点放到旅游的产业化发展上,放到使其做大做强带动区城经济社会的发展上,实现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化经营的转变。 目前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尚处于高速增长的粗放化经营阶段,管理方式也是粗放化的,就产业本身来讲还处于出售资源的阶段,即把景区景点当成了旅游业的全部,没有"加工"增值,没有把旅游业涉及的食、住、行、游、购、娱充分连接、带动起来。为此,应着力把这些相关要素发展起来,增加游客的人均停留时间,增加游客的人均消费文出,从而大幅度提高旅游总收入,实现旅游收入主要靠门票收入的粗放型增长向旅游产业总收入的集约型增长转变。 1. 景区景点只是旅游发展的载体而不旅游发展的全部,要把旅游发展的落脚点放到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上,促进产业联动从而形成产业链。这样才能提高旅游产业的综合效益而不仅是景区效益、门票效益,才能形成辐射、扩散效应,才能使旅游资源大县、旅游资源大市、浪游资源大省变为旅游经济强县、旅游经济强市、旅游经济强省。 2. 不要盲目扩大景区的产业规模。要协调好城市建设与景区建设的关系,依托城市服务设施,增强城市产业功能,防止脱离城市己有设施、功能而景区重复另搞一套,从而"热"了景区"冷"了城市。要把景区接待区的建设与城市建设相结合,通过旅游的带动,不断扩大城市规模,提高城市现代化水平,切实避免景区"城市化"的趋向。 3. 出旅游点的小圈子,形成旅游点、旅游线、旅游板块、旅游中心城市的区域结构,促进区域旅游的综合发展,从而最终推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旅游经济论文:刍议生态旅游的经济意义 【摘要】 在旅游业成为许多国家或地区的重要经济产业部门乃至经济支柱产业的今天，生态旅游作为一种理想的形式，已在我国取得了一些进展，并成为许多地方和部门规划中不可缺少的项目。开发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旅游业形式，将经济效益，生态保护和社会效益三者结合起来，对于避免急功近利的发展模式具有重要意义。近二十年来，国内外的业内人士、学者们定义了生态旅游，并研究指出必须依照可持续发展战略，注重资源长期培育生态旅游,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倡导生态旅游的观念。本文在原有的生态旅游研究基础上对其定义进一步地探讨，并对生态旅游的经济意义加以分析。 【关键词】生态旅游 定义 经济意义 一、生态旅游概念的再定义 "生态旅游" (ecotourism) 一词是由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特别顾问、墨西哥专家Ceballos-Lascurain（1996）在20世纪80年代初首次提出的。它的含义不仅是指所有游览自然景物的旅行，而且强调被观赏的景物不应受到破坏。直到1992年"联合国世界环境和发展大会"的召开，在世界范围内提出并推广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原则之后，生态旅游才作为旅游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形式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的研究和实践。Hetzer认为所谓"生态上的旅游"应具备四个内涵：环境冲击最小化（minimum environmental impacts）、尊重当地文化并将冲击最小化（minimum cultural impacts）、给予当地最大经济利益的支持（maximum economic benefits to host country）、以及游客满意最大化（maximum recreation satisfaction）（Miller, 1993）。 Ziffer（1989）从当地社会参与出发，认为生态旅游隐含了地方社区参与观光发展的模式，目的在于使得地方旅游的发展合乎地方的需要，使社区能适当地行销、设定旅游规范与产业经营规范，以及合理取得财务来源，用以支持提升社区的资源与环境品质。 世界银行环境保护署和生态旅游学会给生态旅游的定义是："有目的地前往自然地区去了解环境的文化和自然历史，它不会破坏自然，而且它会使当地社区从保护自然资源中得到经济收益。" （山 禾，2004） 日本自然保护协会（NACS-J）对生态旅游的定义（山 禾，2004）是："提供爱护环境的设施和环境教育，是旅游参加者得以理解、鉴赏自然地域，从而为地域自然及文化的保护，为地域经济做出贡献。" 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新的旅游形态，已经成为国际上近年新兴的热点旅游项目。以认识自然，欣赏自然，保护自然，不破坏其生态平衡为基础的生态旅游具有观光、度假、休养、科学考察、探险和科普教育等多重功能，以自然生态景观和人文生态景观为消费客体。旅游者置身于自然、真实、完美的情景中，可以陶冶性情、净化心灵。 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弗朗加利在世界生态旅游峰会的致词中指出的"生态旅游及其可持续发展肩负着三个方面的迫在眉睫的使命：经济方面要刺激经济活力、减少贫困；社会方面要为最弱势人群创造就业岗位；环境方面要为保护自然和文化资源提供必要的财力。生态旅游的所有参与者都必须为这三个重要的目标齐心协力的工作。" "生态旅游"这一概念经由国外传入我国并逐渐被接受，1993年9月份在北京召开"第一届东亚地区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会议"通过了《东亚保护区行动计划概要》的文件，标志着生态旅游概念在中国第一次以文件形式得到确认。在过去的十年中，有关生态旅游研究的大量文献和资料都集中在对生态旅游概念的界定、内涵的解释、功能的探讨、特征的描述等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很多的专家和学者根据中国国情，赋予"生态旅游"概念以中国特色（马聪玲，2002）。国内出现的"生态旅游"的定义达几十种之多，如"生态旅游是以生态学原则为指针，以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为取向展开的一种既能获得社会经济效益，又能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边缘性旅游生态工程和旅游活动。""生态旅游是到大自然中去的，将自然环境教育和解释寓于其中的，受到生态上可持续管理的旅游。" 《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管理暂行办法》中将生态旅游定义为："以吸收自然和文化知识为取向，尽量减少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确保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将生态环境保护与公众教育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的旅游活动。" 目前，生态旅游一词虽已得到广泛应用，但是对其概念的定义仍存在很大争议，有的定义仍沿续绿色旅游和自然旅游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一种旅游产品。而新的观点则认为生态旅游是在自然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方面达到可持续旅游目标的有效手段和途径。关于生态旅游的概念可分为三个范畴： 一、 从旅游发展战略上对生态旅游进行定义。这一定义将可持续发展目标为生态旅游核心概念，把生态旅游看作一种旅游发展模式，将旅游发展与社区发展、环境保护紧密结合，认为只有同时具有保护资源和促进社区经济发展功能的旅游是生态旅游。 二、 基于旅游主体行为对生态旅游定义。这一概念倾向于市场和消费行为为生态旅游核心内容，将生态旅游做为一种旅游产品向市场推销，向旅游者提供没有或很少受到干扰和破坏的自然和文化旅游环境，如自然旅游、文化旅游、科学旅游、探险旅游等旅游类型。这种类型的旅游活动相对一般旅游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较小，并可以增强旅游者的环境保护意识。 三、 从旅游资源价值观的角度定义生态旅游。这一定义强调旅游管理者、旅游者和当地居民的行为规范和旅游规划与开发的资源价值观，通过旅游活动和旅游教育使旅游者和当地居民建立环境保护和环境道德观。 总之，生态旅游定义应包涵两个基本内容：首先，生态旅游是一种以自然环境为资源基础的旅游活动；第二，生态旅游是具有强烈环境保护意识的一种旅游开发方式。中国生态旅游实践的研究上形成了两个热点：一个是对我国开展生态旅游条件的判断和注意问题的研究，一个是针对特定区域的生态旅游规划案例研究。 二、生态旅游的经济意义探讨 从以上生态旅游的定义中我们发现，旅游资源与景观环境，人文资源紧密相关。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地理学者 Kirk(1951) 即指出：在被人类感知之时，环境被赋予了形状、内聚力与意义的整体，一旦意义被赋予后，便会代代相传（Johnston，1986）。近期研究指出，在旅游景观的概念里，除了早期Carl O. Sauer (1925) 所关注的物质面向之外，尚存在其它不同异义，例如象征（symbolic） 或美学面向等隐喻的景观概念陆续被学者们提出。他们对于文化在景观描绘及意义赋予上所扮演的角色以不同的定位，并对于文化和意识形态而具有选择性对景观观赏行为作出分析。景观是人类周遭可见的实体环境，也是一种可以提供人类利用的资源，因此它提供的利用功能就成为人类保护它的理由，生态旅游理念的提出就具有其特有的经济意义。 (一) 生态旅游是对不可再生性资源的保护。作为一种资源从架构上进行分析，旅游景观不仅是一种有限的资源，而且遭到破坏就无法复原，具有不可逆性。不论是人口、科技、交通工具的发展，还是经济全球化使得旅游的"加速增长"，或随成长而来的并发症（冲击），地球上有限资源所受的压力日增，大量消费的结果，使旅游资源日益趋于匮乏。从物质循环的观点来看，物质循环是地球循环系统中的一部份。由于地球的岩石圈所含的物质惰性最大，因此在一定时间内，对人为物理变化最具抗拒性，换句话说，旅游景观的改变具有持久性，因此也就使它具有非再生性资源的性质。 (二) 生态旅游能够满足人类对生活品质的不断需求。马斯洛(Maslow，1968;1971)提出的人类需求层级中，最高层次是自我实现 (Self-actualization)，以及求知、求美的需求。无疑的这是真善美的境界。旅游活动包括在大自然环境中的自然欣赏以及在文化环境中，对人文景观的欣赏。从这种活动中不仅获得适当的身心运动和锻炼体魄，使身体更加健康；更因为活动中的静态休闲活动以及净化心灵满足人们生理上及心理上的需求，获得的各种感受 (feeling)，而使他感觉幸福(Sense of well-being)，培养人们高尚的情操，自尊的情怀，以及对精神上的追求。这些都是人类经验(experience)的有益面，强烈的使人获得满足感，强烈的使人感到幸福，使人快乐。除了这些身心所获得的感受之外，同时也获得知识、记忆、价值、态度、信仰、感动、欲望、情调等内心的成长。这些感受的获得正是情意教学的目标，也正是德、智、体、美、劳五育并行追求的成果。再者，旅游资源所提供自然实习是大众教育与学校教育的最好教材与教学环境，也是对书本教材的有益补充。最后，由于从事旅游活动的增加，人们对于生态旅游和环境品质重要性的普遍了解，人类要求清新的空气和纯净的水源，以及减少对旅游资源和环境破坏的诉求。由此可见，人类的生活需要生态旅游进行调剂，为了满足人们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需求，人类情愿花钱去获得更好的旅游质量。总之，不管时代多么进步、工商业多么发达，人类对生态旅游的需求是不可能降低的。 (三) 生态旅游是对历史资源的传承和延续。当我们在西方文明的侵袭下慢慢失去民族传统特点的时候，属于我们的旅游资源也渐渐地消失，如果我们不能以生态旅游的理念开发和保护旅游资源，那么民族的文化也就真的没落了！旅游资源是经由中华民族祖先的血汗、智能以及梦想改造而成的，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相当的重要的遗产。从旅游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各个历史阶段的痕迹，这些痕迹使我们具有不可替代的教育意义、象征意义和潜作用力，生态旅游也后世子孙留下最好的宝贵财富。 (四) 生态旅游的社会生态价值链。大自然是一切科学发展的泉源，提供科学研究的环境。无论是生物科学?自然科学?或是工程科学都可从自然中找出法则。同时，旅游资源提供了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场所。由于无限制地不当开发及大型的人类社会活动，因此生态旅游将有助于集水资源保护、生物的保护、人文形态的保护?历史与古迹的保护?原始环境的保护?游览观光资源的保护，以及土地资源的保护等。可以避免许多人为因素所引起的灾害，而成为安定的自然环境。 (五) 生态旅游的经济影响体现为三个方面：直接、间接和交叉影响。直接影响反映在单个旅游者会由于生态旅游环境和行为支出增加，而间接影响体现为提高其它的旅游消费行为，交叉影响是生态旅游带来的诸如"口碑效应"等潜在影响。生态旅游具有的可持续发展观能够不断地促进区域的经济活动，通过经济利益的再分配过程可以使社会分工达到合理化，扩大社会就业机会。正如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秘书长艾杜阿尔多·佩德罗斯在第二届国际生态旅游论坛（2004）上指出的包括生态旅游在内的旅游经济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就业方面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尤为显著。世界旅行与旅游理事会总裁让-克劳德·鲍姆加腾认为，私有企业进行生态旅游开发除盈利外，还要保护环境，取得社区的支持。同时，厄瓜多尔学者奥斯瓦尔多·马吉奥研究得出一颗50年古树发挥生产氧气、清理污染、保持水土流失、为动物构建家园等作用，其价值为19万美元的结论。可见，生态旅游构筑的价值链不仅仅是现实经济意义上的，也是潜在的，长期的(聂晓民,2004)。 三、结论 研究生态旅游的经济意义的目的所在是为了更好地开发和利用我们人类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旅游资源是人类可能利用的自然界和人文的物质；环境则是资源的状态；而旅游生态就是在旅游过程中人与自然界中各种资源之间的相互关系。可持续发展的旅游资源观就是资源的持续利用。通过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节约使用、防治污染，保护环境，维护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实现地区经济和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应该维护生态平衡，可持续发展要求维护生态平衡。人类不可能不发展，生态不可能不改变。生态平衡既然不可能恢复，只有树立生态动态平衡维护观才是科学的，才能为旅游资源开发和利用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服务。 当我们追溯历史，人类的文明发展史是基于自然资源的不断开发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古国，人类才有了今天的发展。尽管人类开始懂得理解自然，亲近自然，明白自然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但更加应该形成热爱自然、尊重自然的理念。现在，我们在发展生态旅游中应该回报自然，在原生态保存完好的景区景点，应采取开发单一旅游线路、不要过多地搞人工建筑、限制游客数量、规定活动范围等方法来尽可能地减少发展旅游业给当地生态带来的不利影响，遵循自然法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在开发资源、增加当地收入中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旅游经济论文:浅谈青岛市旅游经济优劣分析与对策 [论文关键词] 青岛市 旅游需求 旅游供给 [论文摘要] 本文以旅游经济的供求机制作为切入点，结合青岛旅游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了青岛市旅游经济存在的优势与不足，并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在2008年，青岛市迎来奥运会的同时也迎来旅游经济发展的又一次飞跃。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青岛的旅游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崂山风景区的尝试性开拓、即墨温泉的开发、沿海一线风景区的改良以及城市容貌的改进，都给青岛的旅游经济带来了勃勃生机。近年来，青岛的旅游业始终以平稳的步伐向前发展，2002年，青岛市旅游业总收入达到150.52亿元，相当于全市GDP的10%，而到了2006年，青岛市旅游业更是持续快速增长，接待海内外游客2886.45万人次，增长14.7%；旅游总收入达325.2亿元人民币，增长百分之26.7%。旅游业收入在青岛的GDP中占据了极大比重，且仍然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这给青岛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无穷动力。但与先进城市相比，青岛的旅游经济还存在不少差距，其自身还存在诸多问题。 一、旅游经济的供求机制理论 旅游经济学中采用旅游需求与供给均衡的分析方法是最常用的。本文将对旅游经济的供求机制理论做简要阐述： 旅游需求产生的最基本决定变量包括旅游支付能力、充足的余暇时间和旅游动机。在这三个变量同时得到满足的时候，旅游需求就表现为现实旅游需求。要增强旅游需求的有效性，也应当从以上三个方面入手：首先，旅游需求需要有更多、更长、更集中的余暇时间。自我国实行周五工作制及三个黄金周假期后，国内旅游的蓬勃发展的现实表明，有充足集中的余暇时间对旅游需求的市场化十分重要。其次，要增强居民的旅游支付能力，这需要政府在收入分配制度上进行改革。以上提到的两点，旅游从业者依靠其自身根本无法实现，使得这两个因素成为外生变量而无法掌控。然而旅游动机却可以通过旅游从业者在旅游供给上的努力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 旅游供给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以一定价格向旅游市场提供的旅游产品的数量，具体包括经营者向旅游者提供的旅游资源、旅游交通、旅游设施和旅游服务等。发展旅游产业必须有与旅游需求相适应的旅游产品。旅游产品的核心依托是旅游景点的开发。而不同类型的旅游景点会形成不同的旅游体验；即便是相同的旅游景点，不同知识架构和审美背景的旅游者也会形成不同的旅游体验和评价。因此，旅游景点的开发既要注重数量，更要注意满足不同的游客对旅游景点的不同要求。旅游交通是出行的前提，一方面游客更愿意到容易到达的地方度过自己的闲暇时间，另一方面，良好的交通条件使得游客不必将时间浪费在路上，同时提高了城市的整体形象。住宿设施包括饭店、旅馆和近几年流行起来的家庭旅馆等。住宿设施的数量以及舒适程度和价位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旅游供给的有效性。 通过对旅游供给与旅游需求的内含层次分析，可以发现，并不是所有的需求和供给都能进入旅游经济循环，有些不良的旅游供给不但不能促进旅游需求的实现，而且可能搅乱旅游供给市场，抑制旅游需求的形成。要想使旅游经济能够有一个持续、有效、快速地增长，必须保证旅游供给增量的有效性，推动旅游供给存量的有效化。 二、青岛旅游经济的供给及优劣势分析 本文提到了旅游需求是一个外生变量，其需要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游客具有相应动机才能使得旅游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增加，而旅游从业者无法直接决定其增加与否。然而，从业者可以通过完善旅游供给间接影响旅游需求，从而带来旅游经济的增长。我们结合青岛旅游业发展的现状着重从旅游供给上分析青岛旅游经济的优劣势： 1.青岛旅游产品的供给。青岛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以及后天培养的一系列人文旅游资源成为青岛发展旅游经济的优势力量。2002年、2003年及2004年，青岛市重点旅游项目投入资金分别达到30亿元、34亿元和33亿元。2003年4月，海尔集团、青岛啤酒博物馆、青岛港、华东葡萄酒酿酒有限公司一次性通过国家旅游局专家组进行的示范评审，获得首批“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称号。仅2004年，青岛市的4家工业旅游示范点就接待海内外游客53.6万人次，旅游收入达到854万元。工业旅游已经成为青岛大旅游格局中的独特一翼。同时，2003年至2006年，青岛还“生产”出了度假旅游、观光旅游、海洋旅游、节庆会展旅游、体育健身旅游、文化旅游、生态旅游等7大系列产品。正是旅游产品的日益丰富，使青岛的旅游品位得到提升。据有关统计研究表明，2006年，海内外游客在青岛的平均停留天数已达到3.5天，比2005年整整多出一天半。近两年来青岛市推出新旅游景区（点）22个，从而使青岛市旅游景区（点）总量达到88处。一系列旅游资源的有效开发，都极大地促进了青岛旅游业的发展。 但是在旅游产品的供给上青岛也存在一些不足，其主要表现在： (1)缺乏具有特色的旅游纪念品品牌。富有纪念意义的旅游商品是体现旅游特色的最好凭证。从青岛旅游商品发展的历程来看,居多的是日用品和一次性消费品。 (2)青岛市的旅游环境不理想。首先，青岛的夜生活不发达。在冬季往往七八点钟街上就少有人来往，一些商店也早早关门，在春夏的旅游旺季，一些主要景点营业时间仅维持到八点，通宵休闲可供游客游玩的旅游景点屈指可数。其次，个别景区服务态度差，欺诈游客的现象屡有发生。饮食、旅行社、近郊游等行业每年都会不同程度的出现欺诈顾客的现象，2007年5月1日执法人员仅在一个景点就抓获30多起“黑照相”事件。这一系列与青岛美丽风景不符的现象必然会阻碍青岛旅游经济更快的发展。 2.青岛市旅游交通。近年来，青岛的交通设施也在不断完善。青岛公路交通十分发达，已建成济青、胶州湾、西流、双流、潍莱、栖莱、青银等7条高速公路，成为全国副省级城市中拥有高速公路通车里程最长的城市。2004年4月“新”青岛流亭国际机场启用，青岛与韩国之间国际旅游新航线开辟，2004年崂山风景区太清大通路段改造及太清至八水河步行栈道等工程建成，随着全市主要道路的通畅，青岛交通也带动了青岛旅游经济的增长。 然而，青岛的交通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的，其主要症结在于： (1)夜晚的城市交通并不完善。青岛的公交车在20∶30左右基本上就不再发车，有少部分公交线路营运的22∶30，在此之后路上很难遇到公交车。而出租车在夜晚收费比日间更贵，这就使得一部分低收入游客丧失。 (2)交通要道环境美化力度不够。流亭机场作为青岛惟一的民航机场，其所在的城阳区周边环境并不理想，不是煤炭场地，就是破旧的老楼，从机场驶往市区的必经的李沧区，环境更是脏乱差，不仅绿化上与市南区存在差距，就连最基本的城市市容的整洁都不能保证。这给青岛的旅游经济带来很坏的影响。 3.青岛的住宿设施。应当说青岛的住宿设施已日趋完善。现在，青岛拥有包括香格里拉、颐中皇冠大酒店、海景花园大酒店、丽晶大酒店在内的近百家星级酒店，可以向国内外的中高层的消费者提供充足的住宿服务。此外，青岛还拥有以农家宴为主要经营方式的家庭旅馆，既可以满足一些游客渴望接近大自然的需求，又可以缓解旅游高峰期游客入住困难的问题，极大地拉动青岛旅游经济的供给。 三、青岛旅游经济存在的问题的解决对策 针对上文提到的青岛旅游经济供给中存在诸多问题，笔者提出了以下相应的对策建议： 1.规范旅游市场运行秩序。当前规范旅游市场运行秩序应着力抓好三个重点:一是加快建立旅游投诉联动网络,完善由旅游、公安、工商、物价、交通、城管等有关部门组成的旅游综合执法体系,健全执法监督、社会监督、义务监督、舆论监督“四位统一”监督网络,加强旅游市场综合治理。二是建立和健全导游计分制度、导游劳动报酬制度、旅游行业佣金收受制度、导游服务机构市场化等四个机制,大力推进旅游行业标准化建设。三是加强旅游市场跟踪调研,切实解决旅行社、旅游饭店、景区景点存在的诸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交通工具不足等现实困难和突出问题。 2.大力开发郊区旅游。青岛市区的开发已经没有更大的空间，然而像莱西、平度、即墨、胶南这些郊区仍然有很多有文化底蕴或风景优美的景区可以开发，从而形成青岛大旅游的格局，而不是旅游一线的一个中间站点。 3.开发形式多样的旅游纪念品。青岛在开发旅游纪念产品方面有很大欠缺，旅游从业者应当开拓思维，充分结合青岛山、水等各项特色，不断开发真正具有青岛特色的旅游纪念品，提高纪念品档次，注重纪念品的质量，并不断完善购物环境，从各个方面调动游客购买产品的积极性，以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 4.丰富青岛夜生活文化。其重点在于适度的延长主要旅游景点的开放时间，延长一些大型购物中心的营业时间。 5.加强铁路沿线、机场到市区沿线的美化工作。要给外地旅客一个美好的第一印象，这两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前若要青岛投入巨资，改造铁路沿线、机场到市区沿线，操作上并不现实，但是可以考虑将景致不错的地方空出来，让外地的旅客欣赏，在有碍观瞻的地方，树起5米高的广告牌，让旅客们看到的是形象生动的广告。如此，既可以给外地游客一个美好的形象，又可以宣传青岛企业和产品；既促进了青岛旅游业的发展，又带动了广告业的发展。 旅游经济论文:浅谈经济落后地区学生对红色旅游的认知和意向行为特征研究——以永州为例 论文关键词：经济落后地区；红色旅游；认知；意向行为 论文摘要：基于调查得知，经济落后地区学生对红色旅游的认知和意向行为特征表现为：知晓率低，主要的了解渠道是电视；学生外出进行红色旅游主要受到景点服务质量、讲解水平和知名度的影响，在红色旅游方式友情彰显，喜欢和同学朋友一起，其外出旅游时间集中在寒暑假期，以增长见识和放松休闲为主要目的，消费水平低，但其意愿消费比实际消费高，有一定的拓展空间，在下次红色旅游景点选择上，以韶山和长沙的相关景点为主。据此，提出相应的营销对策。 一 研究背景 潜在旅游者行为特征研究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国外对其的研究始于20世纪6o年代，主要以旅游者的人口学特征为基础来探讨旅游者本身的属性，重视理论意义，1967—1969年英国地理学家罗杰斯(H·B·Rodgers)主持了第一次试验性全国游憩调查，获得了有意义的旅游流规律资料；随后1978年，波兰学者A·Szwichtenberg采用问卷方式对旅游者进行调查，找到了相应的旅游行为特征。80年代后的研究注重指导性和实用性，并将心理学内容引入进来，主要侧重于对旅游需求模型和旅游流形成机制的探讨，如Shih(1986)提出了价值与生活方式的概念，他认为感知和形象是目的地选择的决定因素，Joseffink和AlfredKobsa(2002)基于潜在旅游者的行为和特征，提出了一个个性化的服务模式。 从国内情况来看，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针对客源地居民的行为特征进行的研究：保继刚早在1987年以行为科学为指导揭示了北京市居民的旅游动机、动力、决策、偏好等方面的特征，其后他还对旅游者空间行为规律对宾馆选址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吴必虎对中国城市居民关于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4条基本规律；许春晓采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长沙居民周边休闲旅游和出游特征；王家骏研究了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选择及旅游决策行为，得出了两点推导结论。其二是潜在游客类型或旅游形式入手探讨其潜在市场的规律：李丽梅、保继刚(2000)研究了中山大学大学生旅游行为特征”。吴峰山(2005)调查了山西体育旅游潜在客源市场并提出发展对策。 我国学者对红色旅游的研究成果颇多，大量集中对红色旅游基本问题的研究基于红色旅游资源，提出发展对策，最近一段时间关于红色旅游的区域合作问题讨论热烈，以红色旅游客源市场为研究对象的文献相对较少。 无可否认，学生是红色旅游的主体对象，然而，从研究内容来看，目前却难以找到研究学生红色旅游的行为特征的相关文献，针对落后地区学生红色旅游行为特征的研究更是鲜见，因此，对其的探讨将是红色旅游研究的一个有益补充；从时间来看，自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后，迄今红色旅游发展已逾三年，今年正好处于纲要的中期阶段，在这个时候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对红色旅游的发展作一个回顾性的评价，意义重大。 永州市位于湖南省南端，五岭北麓，湘粤桂三省区结合部，改革开放以来，永州经济发展同全国虽亦步亦越，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整体水平仍落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和周边先进地区，而且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可能”，因此，将其作为经济落后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　研究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子2007年4月对永州市九中、永州市三中、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及湖南科技学院的学生进行抽样调查，涉及初中、高中、大专及本科层次，共发放问卷640份，回收580份，回收率90．6％，剔除非永州籍问卷及其它无效问卷，共整理出有效问卷488份，有效率为84．1％。问卷设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为人13统计基本资料，二为对红色旅游的认知、消费、评价等行为特征资料，为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其中有关红色旅游的意向行为特征等问题以多选为主。 基础数据经SPSS13．0软件处理。共分三个步骤，第一步，对背景数据进行分析，统计出永州学生的人171特征；第二步，采用交叉分析和卡方检验，针对学生对红色旅游的知晓状态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第三步，主要运用描述性统计对永州学生的意向行为特征进行阐述。卡方检验是用于检验两个名义变量之间是否存在联系的统计分析方法。P值表示检验的显著程度，P值越小，说明显著程度越高，本次卡方检验中所设定的显著程度为0．05。 三　数据分析结果 (一)背号数据分析 统计表明：男女比例分别为41．6％和58．4％；来自农村的学生占75％，来自城镇学生的占24％，其他占1％；初中生10．o4％，高中生26．7％，中专生19．67％，高职生15．4％，大学生27．66％；家庭人均年收入在200元以下占3．29％，200—500元占3．48％，500—1000元占11．89％，1O01—2000元占8．2％，2001—3000元占7．79％，3001—5000元占8％，5000元以上占14．34％，不知道的占43．03％。以上数据男女、年龄、学历背景结构合理，来自农村的学生多、家庭年收入较低，均符合永州目前以农业为主、农村人13居多的客观情况，调查数据真实可靠。 (二)学生对红色旅游认知研究 1．了解程度分析。调查对象中，了解红色旅游的占45．8％、不了解的占54．2％。数据说明，不了解红色旅游的比了解红色旅游的学生更多，红色旅游宣传的效果堪忧。作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显著度为0．05下，将性别、学历和户籍来源分别对红色旅游了解程度作卡方检验，检验值列入表1。 表1显示，仅学历和户籍来源地的P值小于0、05，即统计上认为，性别在红色旅游的了解上无显著差异，不同学历或户籍来源的学生对红色旅游的了解呈现显著差异，分析卡方检验的统计量得出，初中、中专和高职学生对红色旅游的了解的实际频数大于期望频数，而高中和本科层次的实际频数小于期望频数；来自城镇的学生比其它户籍来源的学生更了解红色旅游。 2．信息来源渠道分析。通过电视来了解红色旅游知识的比例最高，达到了60．1％。其它媒介按选择比例高低依次为他人介绍(17％)、网络(12．1％)、广播(5．8％)、杂志(2．7％)、报纸(2．2％)。 进一步经交叉分析得出，虽然学生获取红色旅游信息的主要渠道是电视，但在次要渠道的选择上有较为明显的分异：性别上表现为女学生更偏向于他人介绍和报纸；学历上表现为高巾和大学生偏向于报纸和广播媒介，初中生、中专和高职学生则偏向于他人介绍，高中生主要通过网络途径；从户籍来源来看，来自农村的学生对红色旅游的了解渠道集中于电视，其它的媒介选择频率很小。 (三)学生红色旅游市场的意向行为特征分析 1．影响红色旅游出行因子的均值比较分析。影响红色旅游出行的因子共设计10个，采用里克特五点量表法，其中1分～没有影响，2分～有点影响，3分～一般，4分～很重要，5分～特别重要。经均值计算后按大小顺序将有关数据列入表2 一般而言，里克特量表1～5等级评分在1～2．4之问表示反对，2．5～3．4之间表示中立，3．5～5之间表示赞同。从表2可以看出，永州学生进行红色旅游最为重视的是服务质量、讲解水平和知名度，其余因子均处于中立。 2．红色旅游目的和旅游方式的特征分析。受测对象中，了解异地文化和休闲成为了学生红色旅游的主要目的，分别占47．6％和42．8％，这与学生处于受教育阶段渴望知识、紧张学习之余想放松这一现实情况比较吻合。 在旅游方式的选择上，成为首选方式的是和同学朋友一起外出旅游，占了57．1％，其次才是选择和父母亲戚一起(32．9％)，最后是自己单独出游(10％)，旅游方式的选择表现为友情彰显。 3．消费行为特征分析。将学生的红色旅游实际花费与意愿花费的数据经统计后列入表3，可以看出，学生的实际花费和意愿花费水平都较低，且选择频数按花费的多少顺序依次减少，说明学生无收入来源，对待旅游花费持慎重态度；再比较学生的实际花费和意愿花费可知，在100元以上的消费空间里，学生的意愿花费要高于实际消费，这说明，永州红色旅游学生市场的花费有拓展的可能。 4．旅游时空特征分析。有72％永州学生在红色旅游出游时间上选择寒暑假期，26％的人选择五一、十黄金周旅游，仅0．8％和1．2％的人选择了双休周一和周一到五外出，永州学生能理性地避开旅游高峰期，大量集中选择寒暑假外出进行红色旅游，而极少选择学习时间外出，这一方面表现出学生有要充实假期生活的愿望，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永州学生以学习为重的心态。 在下一次出行的红色旅游景区的选择上，韶山以70．7％的选择频率遥遥领先，紧跟其后的是长沙的红色旅游景区，这说明景点的知名度对学生的影响较大，省会长沙对学生也有着较大的吸引力。 四　结论 学生对红色旅游认知特征可表述为：第一、了解程度低，有一半以上的学生选择了“不了解”；第二、学生了解红色旅游的主要渠道是电视。说明尽管红色旅游曾经一度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茶地宣传，但在经济落后地区的效果却不理想，因此，要达到中央和政府的对红色旅游发展的要求，加强宣传是当务之急。经过卡方检验和交叉分析发现，学历和户籍来源地对学生了解红色旅游有显著影响，高中与本科学历的学生对红色旅游了解的实际频数小于期望频数，来自农村的学生知晓率相对较低，因此在实践中，除了继续强化电视的宣传功能外，通过报纸和广播加强高中与本科学历层次的红色旅游的宣传和教育，采用报纸或老师介绍等方式提高农村学生的知晓率是较为明智的选择。 学生对红色旅游所表现的意向行为特征可总结为：第一、学生外出进行红色旅游主要受到服务质量、讲解水平和知名度的影响；第二、学生红色旅游出旅游时间集中在寒暑假期，偏向于采取和同学朋友一起的旅游方式，以增长见识和放松休闲为主要目的；第三、旅游消费水平低；第四、在下一次红色旅游景区的选择上，以韶山和长沙的相关景点为主。因此可以推测，在永州学生的心中，韶山和长沙的红色旅游景点的服务质量、讲解水平和知名度相对较高，各旅游企业可以考虑在寒暑假时组织学生以班级为单位前往这些旅游目的地，选择水平较高的讲解员进行讲解。鉴于景点的知名度影响永州学生的出行，红色旅游的意愿消费较实际消费高，红色旅游从理论上应该有一定的拓展空间，因此，应注意加强本地红色旅游的宣传，提高知名度，培养高素质的红色旅游从业人员，为本地红色旅游发展打下基础。 本研究的目的是全面展现永州学生红色旅游的认知和意向行为特征，重在“是什么”，对“为什么”等问题未能深入探讨，需要另文阐述。未来还应对永州学生红色旅游认知和意向行为特征做时间序列上的动态研究，揭示其历史演变规律。

文化软实力论文:浅谈重视网络文化软实力 创建网络和谐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和谐　舆论引导 论文摘要：网络在我国迅猛发展的同时，既带来了社会的进步，也随之带来网络虚拟社会文化的畸形发展，我们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下，找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加强引导，建设和管理，趋利避害，使之健康发展，成为弘扬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载体。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正在深刻地改变人们的生产，工作和生活方式，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我们已日益不能脱离网络而生存。同时，互联网在发展中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尤其由于网络不易监管的特征，各种分歧和挑战日益聚集，将对我们的社会生态，文化生态产生越来越大的冲击。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如何让互联网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一、网络的特征和进步作用 网络是利用信息技术，数字技术，通信技术手段进行信息传播的工具，具有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快，影响大，扩散性，交互性，隐秘性等特点，我国自1994年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我国的互联网取得了蓬勃发展，根据CNNIC(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报告，截至2010年3月底，我国网民人数已达到4.0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0.2%，截至去年12月底，全国网站达323万个[1]。 网络具有的传播功能，使人们更加热衷于从网上汲取信息，互联网上信息量大，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使人们享受到交流的便利和获取信息的高效便捷。 网络的交互功能，特别是新技术的应用，使互联网成为人们表达民意的重要场所，人们畅所欲言，相互沟通，讨论社会热点问题和时事。 网络的娱乐功能，使互联网成为人们娱乐的重要方式，人们在网上写作，游戏，互联网成为人们的精神家园。 我国十分重视互联网络建设，互联网在中国也取得了迅速的发展，给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巨大的影响。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了我国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拓宽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交流沟通，使我国的对外交流合作进一步加强。 网民这个新群体的产生，使得网络成为人们及时诉说自由的场所，特别是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更是得到网民的大力推崇，人们各抒己见，对一些社会不公现象，更是齐力口诛笔伐。每年的“两会”期间，相关议题也在网民中间热炒。通过网络议政，网民也更加关注现实，关注民生，近年来很多重要社会问题的发现，处理，走向都有网络的参与。像南京某官员天价烟事件，云南“躲猫猫事件”，都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2005年，湖北佘祥林“杀妻”冤案曝光，网络舆论大哗，促使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2007年，山西黑砖窑事件在网上披露后，迅速引起媒体关注，带来整治非法用工专项行动。使这些不公正和腐败现象及时得到处理，得到了大家的认同。2008年奥运圣火事件，更是激起了网民空前的爱国热情，纷纷通过实际行动，维护国家尊严。应该说网络上的这种适度的言论自由对于化解社会矛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和谐社会是很有帮助的[2]。 二、网络文化发展带来的问题 在互联网繁荣的同时，虚拟的网络社会对现实社会也产生了一些不利信息影响。网络成为一些不法分子行骗获取不当利益的工具，使网络充斥了大量虚假信息，欺诈和不良信息，人们很容易被这些信息所蒙骗。一些人利用网络开展网络赌博，网络色情，宣扬邪教，毒害青少年。敌对势力利用网络这些新的手段恶意炒作社会热点问题，蛊惑群众，煽动群体性事件。 而且，网络上的言论作为一种匿名化的交流手段，网络上的发帖和跟帖，都可能在直抒胸臆的同时，掺杂个人的喜好，表达自己的不满，使一些怨恨批评的情绪发散。任何美好和真诚的事情，在网络上都可能受到质疑和诅咒。虽然我们不否认网络交流和批评的价值，但让我们感到成为问题的是，网络上经常弥漫着一股怨毒之气[3]，而且从中国网民的构成来看，其中尤以低收入的年轻人居多，他们大多拥有高中以上学历，受过良好教育，胸怀理想主义而又口无遮拦，确实容易发出过激的言论，他们推崇个人奋斗，当在现实面前屡屡碰壁的时候，会感到无能为力，缺乏有效和正式的表达渠道的时候容易在网络上形成怨恨和批评，借助于网络传播的便捷特性，形成广泛性的怨恨氛围。 网络写作和网络言论在表达民意，遏制腐败的同时，有可能与现行法律条文不相符合，越过言论适度自由的边界，对他人的隐私和自由造成危害。近来出现的类似“人肉搜索”等网络暴力事件，给当事人和网络空间带来了负面的影响，个人的隐私在网络上成为买卖的标的，人们受到各种垃圾信息的侵扰，人们甚至感到网络的可怕。 三、网络文化问题出现的原因 （一）现实社会的影响 网络虽是一个虚拟的社会，但它与我们的现实社会是密切相关的，每个网络的参与者首先生活在现实社会中，必然会把现实社会中的问题带到网络社会中。网络参与者整体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了网络社会出现的种种不和谐现象。网络中的一些违法行为反映了民众法律意识的淡薄和社会道德意识的扭曲。 （二）法治的不健全 我国的网络法制建设相对滞后，跟不上网络的迅猛发展，并且在执行中对某些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缺乏法律依据和可操作性，从而为网络犯罪和侵犯隐私行为留下了法律漏洞。 （三）主管部门对不良事件处理的经验少，工作滞后，遇到问题首先是极力掩盖，造成民众对相关机构越来越不信任 传统新闻媒体主办的网站运营观念滞后，很多网站的正面宣传还是一味灌输，形式单调，语言死板，影响了舆论引导的效果。 （四）对虚拟世界存在误区 一些网民主观上认为网络是虚拟社会，产生不受限制的错觉，可以任意放纵自己，我行我素，全然不顾什么社会伦理道德，失去了自我定位和道德评判标准，将极端的自我充分暴露出来，将在现实社会中尚能遵守的道德规范忘之脑后。 （五）片面追求商业利益 一些网站为追求访问量，利用不正当竞争的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忽视对网站内容的管理，对一些发帖和跟帖不进行审核，任由网友随意发言，是一些负面舆论和不良信息在网络上肆意流传。 四、网络文化建设的措施 我们应该在享受网络带来便捷的同时，遏制其负面作用，积极倡导健康和谐的网络空间。加强网络文化的建设和管理，营造良好网络环境，离不开政府，行业，网民，公众的共同参与。 1.政府及监管部门应加强互联网法规建设，对现有网络法规进一步细化，增强可操作性，通过出台规章制度，严厉打击利用互联网犯罪行为，有法必依，违法必究，遏制有害信息、腐朽文化的传播，通过内容审查，内容监管等制度，净化网络文化内容，积极推进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和谐网络建设，使网络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渠道。依法管理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网民，维护网民在网络社会中的权利，使网络法规的建设得到广大网民的支持和拥护。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广泛征求民众的意见，使决策更具科学性，有着更广泛的群众基础。 2.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要求，开展文明网络的宣传教育活动，开展网络社会道德建设，面对各种社会思潮和敏感事件，加强主流思想引导，传播先进文化，倡导科学精神，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出最强音。政府部门还要加强与网民的沟通交流，提高引导网络舆论的能力和水平。 3.建设特色鲜明的网络文化,培养网络文化产业。我们应大力鼓励创作网络文化产品，把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作为网络文化产品的源泉，建设有民族精神，爱国主义精神的网络文化产品。通过“绿色游戏”使人们在娱乐的同时丰富精神和文化内涵。 4.网络媒体及网站应该秉承文明办网，传播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营造维护社会稳定的良好舆论氛围，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营造良好的氛围，努力维护网络和谐。使网络成为儿童，青少年学习娱乐的一片净土，成为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的美好乐园。尤其是在社会突发事件和热点问题传播上，成为社会和谐的助力。成为国民健康精神的塑造者和社会健康文化的弘扬者。 5.网民也要发挥自己的特点，发挥积极性，主动性，既是网络信息的接收者，也是参与者，通过博客，网页，论坛等抒发自己的爱国热忱，质疑社会不公现象，反对低俗化，面对一些不良网络信息，进行举报，由相关部门进行核查并处理，共同营造和谐网络环境。将相互分离的个别人的智慧，转化为更高层次的组织智慧、国家智慧和人类智慧。维基百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让每个人都成为百科全书的编撰者，贡献出自己在某一领域的专门知识。维基百科收录的词条数，是大英百科全书的15倍。与后者相比较，维基百科容量更大，更具时效性，而且在许多主题上更加深刻。 十七大报告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4]。现代社会在不断的进步过程中，产生了很多社会与文化的问题，既是一次挑战，也是一次契机，网络作为一种传播载体，跨越国家与历史，创造出以人为本的公众活动氛围，为公民创造出一个虚拟聚会的空间，一个虚拟的社区和文化活动中心，人们可以讨论，争论，辩论，广泛的讨论能够促进互相理解与包容，和解原有的社会问题，使网络文化这种大众性文化在树立国家形象、发扬光大中华文明、培育网络文化产业等方面，都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扮演着传统媒体无法替代的重要角色，从而促进社会更加和谐。 文化软实力论文:浅谈培育企业文化软实力 论文关键词：企业文化；企业软实力；企业团队；人才队伍建设 论文摘要：文章通过对企业文化的分析，进一步阐述了企业软实力在企业发展中起到的独特作用。并指出如何培育企业软实力增强企业竞争力。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软件，也是企业的软实力。企业文化对提升员工素质，提升竞争力，提高内部竞争力有重要的作用。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文化软实力”这一概念并强调：“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可见“提高文化软实力”已经被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 一、企业软实力的内涵与表现形式 “软实力”一词最早由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边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提出，他认为实力是指影响别人以达到你想达到目的的能力，实现方式有三种：威胁(大棒)；利诱(胡萝卜)；吸引(自由选择)。其中第三种就是软实力。软实力包括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民心指向、思想文化吸引力、国际影响力与形象等，其核心在于价值观。 企业软实力是相对于企业设备、厂房、资本、人员、经济规模等以物化形式存在的硬实力而言，而以企业组织模式、行为规范、价值理念、科技实力、管理能力、品牌商誉、企业文化、企业社会公信度、企业内外部环境和谐指数所构成的影响企业发展的长期性、基础性和战略性的要素。 “软实力”的表现方式更多的是突出体现在对内：企业文化具有较强凝聚力，充分凝聚企业团队中每一个员工的智慧，充分发挥企业团队中每一个员工的创造力，充分释放企业团队中每一个员工的潜能，从而达到增强企业团队的凝聚力、激发企业员工的创造力、提高企业整体战斗力、内强素质的目的。对外：通过大量生动形象、扎实具体的工作，对公众利益、生态环境、社会进步、社区和谐负责任的良好的企业社会美誉度、公信度，拥有为社会广泛认知的名牌产品，较高的产业集成能力和自我创新能力，获得有利于推动企业发展的政策扶持环境，公众评价环境，人际和谐环境等。在全社会和广大消费者心目中形成强势持久的影响力、感召力和辐射力，从而达到外塑形象的目的。 二、企业培育软实力的重要意义 市场竞争环境中的企业，必然要把提高自身实力作为重要使命。在竞争过程中，根据不同竞争要素在竞争中发挥的作用不同，又进一步区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范畴。有专家分析过，由于受体制和发展阶段的影响，中国企业历来有重硬件。轻软件；重生产设施建设，轻技术创新投入；重生产经营，轻人力资源开发；重规模扩张，轻企业文化的倾向。实质就是重硬实力打造，轻软实力建设。在企业规模小的时候，把积累硬实力作为第一要务，这是不可逾越的必然过程。而在硬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则必须重视并加强软实力建设，否则，软实力的欠缺弱化将成为企业做不大、做不强、做不优、走不远的“硬伤”。 重视企业软实力的打造，是由它在企业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决定的。 第一，企业文化是企业的基础和灵魂。企业文化成为企业软实力的核心内容，是企业长远发展的精神动力，世界顶尖企业成功背后都有一个独特的企业文化作支撑，比如通用电器推崇的三个传统“坚持诚信，注重业绩，渴望变革”；沃尔玛的基本信仰“尊重每位员工，服务每位顾客，每天追求卓越”；诺基亚的价值观“科技以人为本”，等等。企业文化像基因一样植入到企业组织中，渗透到每位员工的意识中。硬实力容易复制和替代，而以文化为基本构成要素的软实力却是看不见、摸不着、无法复制和替代的。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基于企业文化的企业软实力在参与国际竞争方面的作用和意义正在超越传统硬实力而成为制胜的关键。例如，随着买方市场的到来，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传统竞争逐渐由有形产品竞争转向品牌竞争、服务竞争。而品牌和服务的竞争力正是由企业创新力、文化力所决定的。缺乏优秀企业文化的企业很难铸造出持久的一流竞争力，一流竞争力的获得和维系往往植根于优秀的企业文化。 第二，品牌是企业宝贵的无形资产。对于具体的一个企业而言，品牌即意味着竞争力。市场竞争从初级到高级阶段分别是成本、技术和品牌。品牌竞争已经是企业间竞争的高级阶段。而我们目前大多数企业似乎还处于低成本竞争的初级阶段。虽然，廉价重组的劳动力符合我国企业目前的比较优势，但是，如果一直满足于贴牌生产，满足于成为世界的加工厂，那么，我国企业始终只能在这一水平上徘徊。国际品牌联盟副主席弗朗希斯·麦奎尔就曾说过，如果一个企业仅仅试图利用廉价劳动力，为别人贴牌生产，同样可以快速成长，赚取许多利润，但是这样做不可能建立起优秀的企业文化。也不可能塑造出一个伟大的品牌。他考察中国后说：“中国企业在品牌建设方面最大的误区是低估了自己的实力，中国有能力生产优质产品，缺的恰恰是品牌的塑造。”品牌意识是软实力的重要内容。一个企业的品牌就是这个企业的市场名片，缺乏自主品牌，是目前我国企业竞争力不强的致命弱点。因此，加紧打造自主品牌是我国企业的必由之路。品牌不是孤悬于企业之外的招贴，而是企业内在素质的外化形式。从经营产品、经营资本到经营品牌，是企业软实力发展的必然过程。从创造产品名牌到创企业名牌，是企业软实力上升的必然趋势。 第三，人才队伍是企业的重要支撑。市场竞争中的比拼，说到底是在比拼人才。只要有了人才，没有实力可以创造实力。拥有人才，就拥有了实现既定目标的条件。流失人才，已有的实力也会丧失。因此说人才是企业软实力的根基。 第四，管理能力是企业的根本保证。企业管理能力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是企业发展的加力器，是社会关注企业实力的一面镜子，是企业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企业竞争的武器要靠适销对路的产品、用户信得过的质量和有竞争力的价格，这些无一不同企业管理密切相关，可以说企业成功一年靠促销、十年靠产品、百年靠管理。 第五，科技创新是企业的活力源泉。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一个企业的软实力，关键是科技创新的软实力。划分时代进步的标志，不再取决于能生产什么，而在于用什么生产。企业运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技术工艺的过程，是科技兴企的过程，同时也是对人的思想观念、时代意识、科学素质进行改造更新和升华的过程。营造出崇尚科技、崇尚创新的良好企业风气，企业软实力就获得了生长因子。增强企业硬实力十分重要。按照物质第一性原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硬实力都是衡量企业做大做强的客观标准，增强硬实力，是企业的第一要务。增强企业软实力也很重要。按照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辩证关系原理，软实力是硬实力的灵魂，是企业做大做强，尤其是做久做优不可或缺的支撑。要使企业持续发展、基业长青，必须把建设软实力摆在重要战略地位。 三、如何培育企业软实力 培育软实力比培育硬实力更为重要和艰难。现在，许多国内大企业都有进军世界500强的梦想，但注重的往往是产值规模。与世界优秀跨国公司相比，我国一些企业特别是通过“拉郎配”拼凑起来的“企业航母”，从表面指标看差距似乎不大，但以企业文化为主要内容的软实力则有天壤之别。经验表明，增加产量易，提高品牌知名度难；做大易，做强难。培育优秀企业文化，打造一流竞争力，是一项系统工程。 一方面，须扭转偏重硬件、忽视软件，注重生产、轻视文化的传统思维惯性和做法，把培育企业文化当做企业做大做强的力量源泉和关键环节。 另一方面，不断学习、积极创新是企业文化之树长青的根本所在。时移世异，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经营条件等均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企业的应对策略乃至思维方式、组织方法等也需相应调整。因此，建设学习型组织，不断学习，积极创新，是企业文化积累和完善所必须的。否则，企业就会落后、倒退，甚至被淘汰。 硬实力派企业之间的竞争，总是沉醉于对抗的强度，而软实力派的企业不单打独干，则更注重文化适应性，与供应商、竞争者和客户结成双赢联盟，竟而不争，和成天下。事实证明，现代商业的成功越来越取决于软实力的微妙作用 文化软实力论文:试析文化全球化视野下中国“软实力”的构建:聚焦中国传统家庭养老模式 论文关键词:文化全球化　软实力　孝文化　家庭养老模式 论文摘要: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文化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作为中国最古老的道德规范，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中国“软实力”构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中国传统家庭养老模式正是传统孝文化的集中体现。因此，对中国传统家庭养老模式进行研究，分析其产生的文化渊源、自身优势，对于中国软实力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伴随科技的发展，人类已经步人经济全球化时代，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文化全球化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令世人瞩目，人们聚焦经济数字这类“硬实力”的同时，也开始关注中国文化这一“软实力”。费孝通先生指出:“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要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且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 “一“面对全球化的语境，如何保持自身的民族特色，使发展不脱离民族之根具有重大的现实和历史意义。一度受西方话语掌控而被归人“封建”一词的中国传统文化曾遭受沉重的打击。近年来，人们逐渐意识到: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宝库。而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以孝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传统家庭养老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是维系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国家长治久安的瑰宝。 一、文化全球化与中国“软实力” 对于文化全球化，迄今为止都没有一个一致的、明确的定义，但人们更倾向于这种观点，即文化全球化是指世界上各民族文化经过长时间的交流、交锋与融合，最终形成一种共同的或者单一的文化。这种观点认为，西方文化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传播手段上，都居于绝对强势地位，必然会对其它不发达国家的文化产生不可抗拒的向心力，从而使世界文化演进的方向趋同。作为一种历史潮流，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无法回避。文化全球化会对不同民族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面对文化全球化的挑战和威胁，如何保持民族文化的自主性，成为了备受各国关注的问题。 “软实力”是约瑟夫·奈提出的，主要包括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对外政策、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等。当某种文化被广泛认同和接受后，文化主体的实际力量就会被放大，或者说无需动用物质性力量，只需凭其无形的影响力即可实现某些政策目标。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文化主权意识开始觉醒，面对咄咄逼人的西语霸权，开始追寻自身的文化防卫，注重维护和发展中华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并将其作为维护本民族权益的有力武器。激烈的国际竞争，不只是经济实力等“硬实力”的较量，也是以文化为主导“软实力”的抗衡。因此，人们在分析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越来越多地关注并将其归因于中国的“软实力”，正如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外交学院教授吴建民所言，“中国的‘软实力’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中国“软实力”的构建，目前谈得比较多的主要有两种:一是挖掘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二是总结中国的发展模式，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验。 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有三方面的贡献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认同，那就是稳定、发展与和谐，这无不得益于我国厚实的传统文化底蕴。在中国，国与家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统一体，自古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和才能万事兴，在中国这么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尤为如此。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它凸显家庭地位，重视个人的伦理关系与义务，中国的传统文化正是围绕着这一出发点而展开的。 二、中国家庭养老模式的文化渊源 家庭历来是中国社会的生活重心，家庭伦理精神指引下的家庭角色的扮演、家庭成员的关系伴随中国人的一生。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而一个和谐的家庭必然是有孝道、充满爱心的家庭。因此，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家庭伦理精神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定位的基点，无论朝代更替、社会变迁，养老敬老始终是人们应遵守的伦理道德。家庭养老模式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由家庭成员承担责任的一种养老模式。我国家庭养老的特点是建立在血源亲情基础之上，主要由配偶、子女、孙子女及其他亲属等为老年人提供养老资源和在家养老，体现出较强的以家庭为纽带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共济和互助。 家庭养老模式的特征:首先，家庭养老模式体现一种文化模式。养老的理念、饮食文化、护理文化、制度文化等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独有的养老文化。其次，家庭养老所独有的养老理念、养老行为方式、养老职责和义务等构成了家庭养老的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不仅反映了家庭内代际间的互动，也反映了价值观和情感模式的继承。再次，家庭养老模式的核心是道义血缘。 中国的家庭养老是孝文化的体现，孝是中华民族最为古老的道德规范，作为一种伦理道德观念，它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社会基础。 “孝”字最早出现于三千余年前的殷商甲骨卜辞，《尔雅》中对“孝”的解释是“善事父母为孝”。西周初年，孝文化开始形成，并成为当时人们普遍接受和遵循的道德原则。春秋末期，大兴孝文化。子曰:“孝梯也者，其为仁之本也。”孔子明确把“孝”看作是“仁”的根本，人生道德修养的首要方面，而养老敬亲，即家庭内部的养老敬亲是传统孝道的基本内涵。在古代典籍的记载以及人们的传统习惯中，总是把“孝”与“养”密切联系起来。《说文》中有“孝，善事父母者。”孟子在《孟子·离篓下》中说道，“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不孝者五，其中三不孝均为“不顾父母之养”，明确指出不养父母即为不孝。 三、对中国家庭养老模式的再认识 早在1982年，世界老龄问题大会秘书长就指出“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方式，是全世界解决老年人问题的榜样!”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方式即是指中国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它主要具有以下优势: (一)有利于保证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孝经》有言，“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决定了为人子女者不应长期远离健在的父母，即使远行也要保证父母能召之即来，以免出现父母无人照料的情况。孝是我国传统家庭养老思想的核心，家庭养老与传统社会的和谐统一，将充满令人陶醉的儿女绕膝、其乐融融的幸福晚年景象。家庭是传统文化传承最初的场所，老人对晚辈有意识的教导，生活经历、生活经验的分享，对晚辈具有相当的指导作用。父慈、子孝，仪礼、情感代代相传，家庭养老模式的继续保持有利于家庭文化、社会文化的传承的延续性。 (二)有利于调节和规范家庭成员行为，维护家庭稳定，促进家庭健康发展 长期以来，家庭生活都是中国人第一重的社会生活，亲戚邻里朋友等关系是中国人的第二重的社会生活。这两种社会生活，集中了中国人的要求，范围了中国人的活动，也规定了其社会的道德条件和政治上的法律制度。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将中国传统社会称为是伦理本位的社会。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有了与之相关的人，包括父母、兄弟、朋友等等，而这种种关系就构成了伦理。“由是乃居此社会中者，每个人对于其四面/又方的伦理关系，各负有相当义务;同时，其四面八方与他有伦理关系之人，亦对他有义务。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相互连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 (三)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孝不仅仅是家庭伦理范畴，也是政治社会范畴。我国自古就有家国同构的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见，个人、家庭和国家社会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在孝的指引下，个人道德修养不断地提升，以此促进家庭的和谐，而家庭的和谐又是国家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国家社会的稳定是家庭幸福的基础前提和保障。 此外，我国老龄化速度加快，在我国经济水平还不高的状况下，社会养老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养老问题，而且会给老年人造成精神上、心理上的负担，有违伦理道德。发展养老机制并不是为了取代家庭养老，而只是作为家庭养老的经济支持和有益补充。因此，分散的家庭养老不仅更适宜老人的生活需要，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压力。目前在我国，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地区，家庭养老模式仍占主导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 四、结语 养老问题事关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民族以致国家。纵观历史和现实，中国应该继续发掘传统的养老模式的潜力，建立和完善有自身特色、适合自己国情、有利于家庭、国家长远健康发展的养老模式。置身文化全球化的洪流中，稳住自己而不随波逐流，关键在于具备费孝通老先生所说的“文化自觉”意识。我们需要对自身文化的发展历程和其未来走向有充分的认识，而且在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的基础上，了解其他文化及其与自身文化的关系。因此，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不同的思想价值漫天飞，何为益、何为害、接受什么、拒绝什么都值得认真思考。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不是时间数字的简单堆砌，而是悠久文化的深厚积淀，因而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的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对孝文化及其支撑下的家庭养老模式的再认识意义重大。21世纪的中国，以孝为核心的家庭养老思想仍然是处理和协调亲子关系、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维护家庭和睦、保持社会稳定所不可或缺的方面。孝文化体现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体现一种感恩回报的意识与行为。因此，弘扬“孝”文化将有助于解决目前危机四伏的人类社会诸多矛盾，是人类社会和谐相处，持续发展的前途所在。 文化软实力论文: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 在改革中提升“软实力” 在威海这个城市进行的文化体制改革，充满朝气和活力。 2009年，威海被增列为全省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地区后，一场大刀阔斧的文化体制改革拉开大幕——把文化作为“转调”的着力点，通过体制机制创新，解放文化生产力，创造发展新优势，使威海进入文化引领经济、经济丰富文化的新阶段。 文化行政管理和执法体制改革率先突破、全面完成；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稳步推进，活力迸发；文艺院团改革成效显著，经验可鉴……踏着改革的鼓点，威海以灿若星辰的文化魅力冲击着人们的视野，再次奏响了“文化强市”战略的最强音！ 破坚冰勇创新，突破文化体制束缚 文化体制改革是科学发展的要求，是调整结构的方向，是加速威海发展的内在动力。这是我市各级领导的共识。 2009年4月，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我市敲定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一个涵盖宏观文化管理、新闻媒体、文艺院团等方面的综合改革方案出台。 同年2月，文化行政管理和执法体制改革率先破题，由此拉开了全市文化体制改革的序幕。 ———本着调优机构设置的原则，我市采用“政事分开、政企分开、管办分离”的模式，将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三个局的行政职能合一，以原市文化局为基础，组建了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为实行统一执法，解决职能交叉、多头执法等问题，我市对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行政执法职能和人员队伍进行调整归并，在原市新闻出版局的基础上，组建了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 循着这一思路，各市同步成立了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和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荣成市把体育局并入，成立了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 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领域，我市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也有声有色，大步迈进。 ———原威海市广播电视台（局）摘下广播电视局的牌子，按照局台分设、管办分开的原则，向影视媒体及相关产业挺进，积极向现代企业制度过渡； ———按照编发分开的原则，威海日报社增挂威海报业集团的牌子，实行报社统一管理下的事业及印刷、发行企业分别运营机制，在确保发挥喉舌作用的前提下，着力发展报媒及相关产业，并积极向现代企业制度过渡。 去年1月7日，威海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威海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威海报业集团、威海市广播电视台集中挂牌，标志着我市的文化行政管理和执法开始按新体制运行。 文艺院团改革是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这方面，我市早已开始探索，很多工作已经走在了全省乃至全国的前列。梦海公司就是一个成功范本。 我市将市群众艺术馆舞蹈队、民乐团、杂技团改组合并，成立梦海演艺有限责任公司，将原属市文化艺术活动中心的威海剧院划归公司使用，并逐步对公司内部机制进行理顺和创新，使公司真正成为了一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法人实体。 2005年9年，梦海演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时，所有演职人员均为企业编制，全面实行演出签约制和人员聘用制，形成了全员聘任、市场运作、团中有团、分合自如的机构创新机制。 而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伴随发行放映体制改革，我市电影发行放映单位就完成了事改企。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威海印刷厂、文登印刷厂、荣成印刷厂等企业打破“铁饭碗”，走上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新路子。 释潜能激活力，催生文化新天地 梦海剧院新排环保音乐情景剧《地球大乐园》已巡演20多场；投资3.2亿元的大型山水实景秀《神游华夏》场场爆满；纪录片《天赐》荣获第四届德国科隆电影节“观众最喜爱的影片”大奖，被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确认为“中国首部原生态鸟类故事片”……近两年，是我市文化精品创作最多、影响最大、回报最高的时期，而这正是文化体制改革带来的新风。 文化的发展需要体制的支撑、管理的深化、机制的保障。而文化体制改革，恰好激活了文化蓬勃发展的引擎。 “改革后，文广新局职能更加明确集中，工作更加规范高效，公共服务水平大幅提升。”市文广新局负责人如是说。 据了解，文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成后，文化市场的行政管理职能和综合执法职能得到强化，人员配备数量增加了两倍，逐步形成了政府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文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文化执法体系。 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培育和造就了我市大批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的文化市场主体，给文化产业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 转企改制后，梦海演艺公司生机焕发，先后推出了大型山水情景演艺《梦海》、《东海霞光》和大型音乐剧《地球大乐园》，在国内演出的同时，还应邀赴韩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演出1000多场，成为我市文化旅游演艺的一大品牌。 作为全省最早转企改制、最早实现全市网络整合的股份制公司，威海广电宽带网络公司发展势头迅猛，成绩斐然。去年，公司实现纯利润3224万元，居全省前列。 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下属的联通影城和农村院线两个股份制公司，去年实现营业收入170万元，成为全省市级电影发行公司转轨增效的佼佼者。 以改革促发展，以改革保繁荣。文化体制改革的丰硕成果，正焕发着夺目的光彩，推动着全市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去年，我市被评为“全省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市”，今年又被评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地区”。 文化软实力论文:坚定文化自觉自信 提升企业发展软实力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的自信源自精神的力量。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是百万石油工人的共同思想基础，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之一。辽河油田的文化与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同根同源，辽河油田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弘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历史。因此，必须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按照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要求，深入学习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积极运用企业文化建设的经验成果，用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引领思潮、凝聚共识，使辽河石油文化真正成为支撑油田发展的软实力。 一是引领完善发展战略。企业战略是一个企业的发展规划和经营谋略，是企业“硬”管理的基础，具有较强的显现性；企业文化则是指导企业战略制定，调动全体职工实施战略的保证，是企业“软”管理的核心，具有很强的潜隐性。国内外实践充分证明，优秀的企业文化往往能形成有效的企业战略，并且成为实现企业战略的推动力量和重要支柱。辽河油田在40多年的创业发展中，以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玉门精神为底蕴和源头，解放军文化、院校文化、辽西南文化等不同群体、不同地域的文化相互融合激荡，创造了丰富的精神财富，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辽河石油文化。面对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大力推进文化强企战略，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贯彻落实集团公司《企业文化建设“十二五”发展规划》和《企业文化建设工作条例》，坚持企业文化“六统一”，以弘扬“爱国、创业、求实、奉献”企业精神为重点，认真总结“四创”精神、“家”文化经验成果，制定完善科学合理、便于操作的企业文化建设规划，明确目标，明确措施，明确责任，大力推进辽河石油文化建设。通过不断提高企业文化建设科学化水平，完善和推动油田发展战略，提升油田核心竞争力，助力双千企业、百年辽河建设。 二是助推经营管理升级。企业管理的最高层次是实现文化管理，即通过企业文化来改进和提升企业管理，增强企业凝聚力、竞争力、影响力，实现企业战略发展目标，保障企业永续发展。辽河油田不断加强企业文化管理和企业管理文化的研究、探索、实践，结合油田发展战略、发展目标、科技创新、管理创效等方面的重大决策部署，用核心价值观、企业精神、企业宗旨、核心经营管理理念等引领和指导企业管理，大力推进安全文化、质量文化、廉洁文化等专项文化建设，实现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的有机融合，逐步使企业文化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力量。注重把企业文化理念融入各项管理制度、行为规范和操作规程，渗透到生产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变为企业制度、流程和标准，成为职工的行为规范、作风习惯，使文化植入管理、管理形成文化。注重发挥企业文化的引导、规范和凝聚作用，用宏伟的目标鼓舞人，用发展的事业凝聚人，用科学的机制激励人，用和谐的环境陶冶人，强化内在驱动、提倡自我完善，实现制度刚性约束与文化柔性自律的统一，增强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人本化水平，不断提高企业发展质量和效益。 三是凝聚职工队伍合力。企业文化是一种粘合剂，能把来自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不同、成长环境不同、个人经历不同的企业职工团结在一起，形成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以目标激励凝聚人，通过年度工作会议、形势任务教育等多种形式，将油田制定的长、中、短期发展目标进行广泛宣讲，并把目标层层进行分解，使每名职工的个人职业规划目标与企业发展目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一步增强职工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蓬勃发展的油田事业凝聚人心，激发广大干部职工的创业激情、强烈的进取精神和不懈的追求动力。当前，油田进入发展的关键时期， 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也蕴藏着巨大的机遇，辽河油田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办企业的方针不动摇，积极引导广大干部职工把实现企业持续有效发展作为共同事业，为那些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人提供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实现企业与职工的共同发展。以真情关爱凝聚人，情感管理作为当前一种全新的管理观念，强调只有对职工的情感进行有效的“感情投资”，才能把情感这一无形资产转化为巨大的有形财富。始终坚持把职工视作企业最宝贵的财富，坚持以人为本，真情关爱职工，通过思想聚心、帮扶聚情、惠民聚力等途径，畅通心理疏导，展现人文关怀，努力营造和谐融洽、共享共进的情感氛 围，切实增强职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和忠诚度。 四是提升企业整体形象。良好的形象是企业宝贵的资产。只有发挥文化的辐射和渗透功能，将无形的文化价值转化为有形的价值，才能把文化财富转化为竞争资本，为企业形象注入更多含金量，创造更大附加值。以卓越业绩树立油田新形象，面对油气资源接替不足、老区稳产难度加大、经营成本严重不足的实现困难和挑战，油田上下紧密围绕“双千”目标，全力打好“原油千万吨持续有效稳产、未上市企业解困扭亏、天然气业务快速发展、管理增效与科技创新”四大攻坚战，取得了一系列骄人的业绩，实现了油田连续27年保持千万吨以上稳产。以优秀品牌构筑辽河新形象，积极培育品牌意识，坚持以精湛的技术、过硬的质量、优质的服务打造辽河品牌、发展辽河品牌，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的形象，并在产品和服务中注入更多的文化基因，使辽河品牌在市场中形成独特的文化优势，实现创造产品、服务名牌到创造企业名牌的转变。以过硬队伍支撑辽河新形象，在继承企业优良传统，发挥队伍固有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通过教育引导、制度强化、典型示范，使每名干部职工都树立正确职业理想，恪守高尚职业道德，掌握娴熟职业技能，遵守严格职业纪律，不断增强责任心，提升执行力，展现出广大干部职工的良好精神面貌。同时，借助权威媒体、主流渠道，采取多种手段，讲求艺术，提高效果，不失时机地加大油田的对外传播力度，不断扩大辽河油田品牌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文化软实力论文:长春文化软实力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摘要］对长春文化软实力进行系统、深入的探索，是本文主要的研究内容。本文试图通过对长春文化软实力的调查和评估，为中国城市软实力建设提供积极的建议和发展对策，进而为国家软实力的建设提供可能的经验，以期为我国软实力的建设贡献一些力量。 ［关键词］长春 文化软实力 指标体系 如何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实现和谐、可持续发展，使经济能在文化中汲取不竭动力，使文化成为经济的内在支撑，是摆在长春面前的现实课题。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文化软硬件条件都有很大改善，成就斐然，但与全国其他城市相比，长春城市软实力的发展还有待进一步提升，这也是本文的宗旨。 一、长春文化软实力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一）贯彻科学发展观原则 在测评体系的设计过程中，课题组在测评长春文化软实力硬件指标的同时，特别注重长春文化软实力的软性指标，并注重长春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协调发展。在测评项目设置上，课题组分别对长春市的公共管理、人口素质、区域文化、人居环境等四大方面，进行了逐一考量。在测评内容方面，课题组对每一大类指标涉及到的各个子指标，进行了符合实际的计算并最终确定了科学的权重。 （二）可操作性和科学性原则 在设计测评体系过程中，课题组非常重视整个测评体系的科学性，对如何筛选长春文化软实力指标、如何量化主观指标、如何合理配置分值等一系列难点问题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分析，最终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测评指标体系，保证了整个测评工作的公平性，减少了主观上的随意性。 （三）前瞻性原则 在长春文化软实力测评体系的设计过程中，课题组考察和借鉴了国际上关于软实力的最新研究成果，也借鉴了发达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成功经验，并结合中国城市的特色，对评价指标进行量化和完善，保证了测评体系对中国以及中国城市软实力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四）针对性强原则 我们要做的就是选取的每一个指标都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某个要素，以保证其具有针对性。 （五）系统全面的原则 指标体系应能全面反映城市文化软实力涉及的每个方面，不能只从一点出发。 （六）互相独立原则 每个指标要代表要素每个方面的特质，而某个特质要尽可能用少而精的指标来反映。 （七）有代表性原则 指标本身不仅是所反映要素的代表，而且必须能反映其所代表的要素特性。 （八）便于获取原则 必须确保所选指标的数据能够准确地收集。从理论上看有些指标虽然非常理想，但从实际操作考虑，可能会有成本和获得的难度大的不足，所以只能放弃。 （九）动态变化原则 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关注重点，会随着长春城市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指标应能反映长春城市动态的过程，保证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内依然适用。 二、长春文化软实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长春城市文化软实力一部分是通过数字、实物和具体的状态体现出来。例如，长春市的文化产业值、长春市学校的数量、长春市的文化机构数量，都是用数字来体现软实力的。另外，长春市的图书馆、博物馆都是以物的形式体现软实力的。而长春市每一个人的精神面貌、生活态度又是以一种具体的状态体现软实力的。最为难以测量的就是人的思想、情感、动机和智慧等主观因素，这就需要我们制定相对客观的指标，这种指标不是完全的客观，它是在研究人员的设计下使其量化。 三、长春文化软实力的评估方法 指标体系是区域软实力评估的重要工具，如何将其合理利用，最关键的就是选择科学的使用方法。在区域软实力的评估过程中，价值判断的两种形式是：定量与定性，相应的评估方法应有定性和定量两种。通过数学计算得出评估结论的称为定量方法，不通过数学计算得出结论的方法称为定性方法。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相结合是区域软实力评估的基本思路。 （一）定性评估方法 定性评估方法使用的资料多是源于评估者主观的鉴定和评审得出的，定性评估的结论一般不是量化的计算结果，往往是描述性的话语。当然，有时也可以将定性问题作定量化处理以表达得比较明确 也就是说，定性评估结论的表达方式取决于项目评估的目标、内容和要求。 （二）定量评估方法 综合评估定量方法的数学理论是一种最优化理论，它应用数学工具对评估项目进行定量描述和分析综合。常用的综合评估的定量方法是层次分析法。这种方法是用于求解层次结构或网络结构的复杂评估问题。它是采用指标成对比较的方法构造比较判断矩阵，通过对判断矩阵的计算，进行层次单排序和一致性检验，最后进行层次总排序，得到各因素的组合权重，并根据最低层次各指标权重和指标值对区域软实力做出综合评估。 文化软实力论文:媒体在提升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中的作用及对策 引言 “文化软实力”这一名词，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深入，经济与文化日益融合，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指标性概念。尤其是在21世纪“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国与国之间的较量不单单是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等“硬实力”的较量，更多的是文化感召力和创造力等“软实力”的较量。党的十八大不仅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五位一体的高度来定位国家文化软实力，而且对如何提升我国当代文化软实力进行了重要论述。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起步较晚，由于外国文化的冲击和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其现状不容乐观。媒体作为文化传播的介质和载体，对受众的意识和行为都有深刻的影响，在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过程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从媒体角度探讨如何提升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化软实力的内涵 只有准确理解事物的内涵，才能理清思路，明确方向，有效地实施发展战略。要提高文化软实力，首先要准确把握文化软实力的内涵。 （一）软实力的概念 简单地说，软实力（soft power）是指某个国家依靠文化和理念方面的因素来获得影响力和竞争力的能力。最早提出“软实力”这一概念的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政治学者小约瑟夫·奈。奈指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表现出来的“软实力”。他认为在权力相互依赖的时代背景下，要突破只将综合国力定位于硬实力的狭隘思维，拓宽人们衡量国家综合国力的视野。 （二）“文化”是软实力的核心 文化是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资源。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对外是国家的名片，对内是民族的灵魂。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一种推动个人、国家乃至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内在驱动力量，它比经济、政治、军事具有更强大的牵引力。一个文化影响力和辐射力强的国家，更容易获得其他国家的认同、理解和尊重。可以说文化是软实力中最基本却也是最重要的力量，是软实力的核心。 二、媒体在提升文化软实力中的作用 媒体一词来源于拉丁语“medium”，音译为媒介。媒体是指传播信息的媒介，是信息得以宣传的载体或平台。传统的媒体主要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出现了许多新媒体，如移动电视、互联网、手机短信、手机报、iptv、电子杂志，以及博客、微博等自媒体。 文化软实力的提升离不开媒体的传播。在当今信息化、网络化、开放化的时代背景下，媒体对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影响越来越重要。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在当今信息社会，凡是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的国家，其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就能广为流传，就能掌握影响世界、影响人心的话语权。”一个国家的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媒体的传播力。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所传播的信息包含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丰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引领着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走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行为。 （一）媒体在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中的作用 以传统媒体的代表电视为例，《亮剑》《士兵突击》等军旅题材的电视剧对唤起人们对正义的渴望和对英雄的崇拜，弘扬民族精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儿女情长》《金婚》《亲兄热弟》等家庭伦理剧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百家讲坛》《走进科学》《动物世界》等科教节目提高了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满足了人们对高层次文化追求的渴望。而上海世博会的报道不仅强烈地调动了中国人的关注程度和参与热情，更为国际了解中国、认识中国打开了一个新窗口，为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社会文化、价值理念以及外交思维提供了一个大舞台，提升了中华文化的凝聚力、感染力、说服力。七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宣传与弘扬了我国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唤醒了我们对中国美食的骄傲和感动。 随着互联网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各种新媒体相应出现，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各种网络媒体集中了传统媒体的各大优势，还因其及时性、海量性、全球性、互动性、多媒体性等特点在传播文化方面比传统媒体的影响力更大。尤其是近年来出现的微博，如新浪微博、腾讯微博等，因其时效性强，受众广泛的特点，其传播力和影响力不容小视，可谓是“小微博大力量”。越来越多的政府机关、名人、新闻媒体纷纷开通微博与网民展开互动。很多社会热点事件均是通过微博而广泛传播。可以说，微博引导了人们的舆论导向，深刻影响了人们的意识和行为。《凤凰周刊》的编委、记者部主任邓飞认为，以前的人可以通过文字去影响社会，而现在则是通过行动来改变社会。他说，“微博通过改变我，进而改变我的国家。” （二）媒体在提升美国、日韩国家文化软实力中的作用 目前，美国是利用电视、广播、杂志、互联网媒体来传输文化最成功的国家。美国控制了世界大部分电视和广播节目的生产和制作，每年向国外发行大量的电视节目。美国两大通讯社——美联社、合众国际社，使用100多种文字向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万多家用户新闻，与美国的《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等一起垄断国际新闻来源。美国之音用52种语言每周播放时间超过1200小时，每周拥有世界各地的听众8600万，成为美国文化扩张和文化渗透的急先锋。互联网使美国的文化扩张和文化渗透无处不在，几乎人们一进入因特网就进入美国文化的环境之中，提高了美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日本主要通过动漫向他国发起文化攻略，对外推销、灌输自己国家的政策和价值观。《名侦探柯南》《机器猫》《火影忍者》等一部部风格各异的动漫，不但使得动漫人物深入人心，还日积月累地影响着青少年、大学生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甚至使得许多年轻人产生对日本的崇拜。日本动漫不但改变了一代人的观念，还让更多的人对日本文化产生认同感。 而韩国主要借助具有韩国特色的“韩流”传播韩国文化，提高国家的影响力。韩国政府把中国大陆看作“韩流”文化产品最有潜力的市场，他们的理念是“以中国文化打败中国人”、“以中国文化开拓中国市场”。韩国将传统文化背景融入到现代生活中，如筹划了10年的韩剧《大长今》，专门研究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和喜好，在中国两岸三地热播，屡屡创出收视率新纪录，使得中国“韩流”滚滚，兴起了学习韩语热。 三、媒体在提升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中的对策 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是扩大文化传播力和辐射力，而传播力的增强关键在于媒体。为了让世界更深刻地了解中国，从而提升我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我国应该充分利用媒体，使其发挥应有的效用。 （一）传播先进文化 媒体为信息、文化传播的平台，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把传播先进文化放在首要的位置。传播中国的先进文化，就是要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民族精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我们要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使中华文明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并从中吸取世界文明的水分，最终开枝散叶，开花结果。例如，各种新闻报道和媒体活动的文化引领，积极影响着中国先进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因此要想具有大众性、普遍性、实效性就必须通过媒体来实现。 （二）塑造国家形象 国家形象既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上的外在形象，又是国家综合国力与民族精神的集中表现。国家形象的塑造离不开媒体传播。因此我们应遵循国际通行的标准、规范去追踪人类共同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并突出个性特征、塑造国家形象。比如说，中国的白酒虽然在国内被大家所认同，但国际上的影响力却微乎其微。我们可以从酒文化这一点突破，使其不断地标准化、正规化、国际化，最终达到突出个性特征、塑造国家形象的目的。 （三）引导舆论导向 正向舆论能够对社会发展起到推动和促进作用，而负向舆论则对社会发展起到破坏和阻滞作用。媒体是舆论引导的主力军，对推动热点事件、促进改革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媒体要承担起引导舆论导向的责任，引导人民正确地看待和分析热点事件，让主流意识形态在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 （四）树立模范典型 模范典型是人们学习的榜样，要充分利用媒体的宣传力树立模范典型。比如现实中“雷锋”郭明义，他带动了当今中国“雷锋”精神，并使其不断传承，并发扬光大。我们要树立类似的模范典型，打造中国精神。 文化软实力论文:舞蹈艺术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的重要性 摘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文化体制改革”中，改革的目标指向“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本文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角度，分析论证了舞蹈艺术作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中坚力量，以它具有的娱乐性、对民众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它强大的表现力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传播过程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为舞蹈艺术的从业者，更好地打开探寻各自专业领域的思路。 关键词：舞蹈艺术；文化；软实力；重要性0前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五个体制的改革内容。而文化体制改革中，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为主要的改革目标。改革目标的提出，使我们文化产业的从业者，也应该从自身的专业角度，认真思考本专业可以为改革目标的实现，做哪些具体的工作。作为一名舞蹈教育工作者，在实际落实这些工作之前，应该客观认识到舞蹈艺术在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所担任的重要角色。对于审视本专业的发展、合理规划专业改革的方向、目标是最为务实的选择，也为更快、更强的展现我国文化软实力提供了可供参考和探讨的角度。 1现代社会，舞蹈艺术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具有重要作用 现代社会中国家文化软实力在诸多方面都得到了体现，比如文学、电影、音乐、舞蹈、设计等等。文学是从文字的魅力来诉说，电影用光和影记录，音乐用音符的跳动来传达，设计用线条和结构来体现，这些文化类型都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国家文化的软实力。舞蹈艺术区别于其他艺术，它从自身的特点出发，用肢体动作在传播艺术魅力的道路上不断发挥自身功能。它传达出的国家文化的特色和实力从以下几个方面得以体现： （1）舞蹈艺术娱乐性易于民众对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吸收。现代社会文化的发展层次纵向是加深的。舞蹈艺术有在剧院、舞台上演出的表演性剧目，也有综艺节目中的表演性，也是作为娱乐节目参与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这些形式，都无形中传播了国家文化的概念与风格；这种特性，也影响了除本国之外别的国家与民族。也正因为舞蹈的娱乐功能，它更容易被民众所认识、吸收和喜爱。比如现在社会在青少年当中很流行的街舞，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外来文化，但是它在我们国家的发展速度很迅速。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综艺节目，还是广场公园，从7、8岁的小朋友到70、80岁的大爷大妈，热闹非凡的跳着、开心着。虽然并没有真正探寻过作为外来文化它所具有的特征，以及表达形式。但是不约而同地在实际的表达过程中，与街舞所要表达的精神是那么吻合。另外风靡我们国家很多地方的拉丁舞，也同样吸引着众多的爱好者。各种培训机构，各种比赛层出不穷。不同年龄阶层的人伴随着舞蹈动作的节奏、力度，充分张扬肢体，达到娱乐身心的目的。这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也是别国文化软实力对于我国文化的影响。而这影响，也正是因为舞蹈文化的娱乐性，更容易被他国的人们所认识和吸收。舞蹈的娱乐性使得我们国家的民众对于并不来源于本国艺术土壤的表达方式，展现的那么自然、和谐。通过表演者的艺术加工，他们的表现形态也在逐渐的本土化。我想任何艺术的交融是避免不了了，但是如何在交融中保持我们本身所特有的风格与特色，坚持发展我们本国家的舞蹈艺术特点，这点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 （2）舞蹈艺术对民众意识形态的影响利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传播。在社会发展中，政治、经济的发展变革影响着民众的意识形态。政治是思想上直接的干预，而经济是从生活的点滴潜移默化的影响。政治、经济的不同，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艺术表达手段和方式，他们影响了艺术的发展和传播。比如中国舞蹈体现出的内敛、含蓄的体态特征和美国现代派舞蹈表现出的直接、力量的体态表象就是不同政治体制下产生的不同意识形态作用后的结果。无论何种结果，艺术的感染力是同样存在的，而它所传达出的艺术魅力和表达出本国民众的意识形态会伴随着它的感染力的扩散而逐步影响他国民众。从影响得到了现实回应的过程，也是国家文化软实力传播过程。这个传播过程借助的就是舞蹈艺术的娱乐功能。舞蹈艺术的娱乐性直接的作用便是在娱乐的过程中影响了人们的意识形态。比如说大众传播媒体的综艺节目，观看这些节目的人很多，这些节目所体现的节目内容也在不断地挑战着人们的审美和意识。综艺节目中出现的舞蹈画面，很 多是流行、时尚、动感或者性感的内容。在80、90年代，我们在电视节目中看到的伴舞节目中，舞蹈演员基本都是以端庄稳重装扮的。而现在打开电视屏幕，各种综艺节目中的舞蹈演员造型多是以性感为主。我们的审美和意识形态，也在不知不觉中包容了这样的变化。意识形态影响了舞蹈艺术的创作，而舞蹈艺术的传播过程也自然地表达了意识形态。如果需要加强意识形态的形象力，则需要充分利用舞蹈艺术的传播特点。所以在传播国家软实力的途径当中，应该注意到舞蹈对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舞蹈对于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很大的。 （3）舞蹈艺术丰富的表现力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传播。舞蹈是一种表现力很强的艺术形式，因为它调动了全身心的力量来表达内在的情绪，它所表达的情感冲击力是巨大的。正是由于它有这么强的表现力，才能在文化的交流与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形势，达到传播文化软实力的目的。由于地域的辽阔，在我们国家当中产生了很多不同风格和特色的舞蹈形式。在本国的各民族之间，这种舞蹈艺术丰富表现力的展现也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比如在我国西南地区的四川省，就产生了有藏族、羌族、彝族等多个民族的舞蹈形式。这些民族在生活中的交集和文化的交流中，舞蹈丰富的表现力使得各民族之间的舞蹈艺术有很多的联系和融合。比如四川羌族和彝族，这两个民族舞蹈的动率和体态特征就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从一个国家民族之间的舞蹈艺术传播过程可以看到，即使在国家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较量中。舞蹈艺术丰富的表现力仍是加强了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有效途径。我们国家像这样舞蹈风格表现力强、特点明显的民族还有很多。过去由于交通不便导致文化传播闭塞，很多舞蹈风格没有被大家认识，现代社会传媒技术不断加强，更多舞蹈形式也在不断涌入我们眼睑。这么多艺术形式，占有这么强大的表现团队，通过适当的传播，我们的文化也同样会受到各国人民的关注与喜爱。 2结语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我们国家的改革和发展走上另一个台阶，改革的步伐也越来越响亮。在舞蹈艺术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这些从业者也应该认真思考我们专业改革和发展的内容与方向。为的是能更好地“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我们国家本身就具有强大的内涵和实力，而舞蹈艺术作为其中独特的一支更应该引起重视，因为它具备了这样的能力。这需要我们对本国家的文化有客观的认识，坚持本身所固有的特色，自信的向世人展示我们的文化。虽然在这个过程中避免不了各国、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只要我们有信心，任何交融都不可怕，它有助于我们的发展。舞蹈艺术将会在历史中继续担任传播者的角色，和其他艺术门类一起向世人展示我们国家的实力。 文化软实力论文:加强公路文化建设，提升行业软实力工作研究 摘要：目前加强公路文化建设，是提升行业软实力的支撑，它以一个动态的过程在不断的发展。需要持之以恒、不断学习和发展，切合实际出发，稳步推进，形成富有特色浓厚公路文化氛围，使它成为推动公路事业不断发展的精神动力。 关键词：公路文化 切合实际 科学技术 一、公路文化的特征 目前，提升行业软实力，必须要有相对应的公路文化建设做支撑，根据实际的情况不断的更新，使公路文化建设与行业相吻合，能够促进公路事业可持续的发展。公路文化和其他行业文化相对比，它更具有鲜明的特征。 （一）公路文化是“网络文化”。我国不断的步入科技的时代，社会在飞速的发展，大多数地方的公路建设都已经形成了四通八达，安全快捷，环境优美的通道了。例如：苏州阳澄湖，它的水质清澈、风景秀美，吸引了很多的游客来旅游。因此为了防止阳澄湖的污染，昆山公路处实施相石公路界桥水源保护的改造工程，在2013年年底工程完工，不仅对阳澄湖的污染进行了防控，也方便了人们的交通，不但给如今文明经济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且本身也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环境文化。 （二）公路文化是“活力文化”。科学技术和人们的劳动智慧造就了公路文化的建设。我国的交通行业发展的过程中，很多的高速公路和桥梁，在技术与科技上都具有全球先进水平。这几年中我国公路桥梁建设还在不断进行完善，为人们提供了安全、便捷的道路，不但将人们的视野开阔，改变了一些老观念，促进了人们创新精神，还加速科技进步，社会发展与实现小康生活的现实活力。 （三）公路文化是“公益文化”。公路是每个地方的基础设施，是各个行业和每个人都需要利用。公路的作用，可以直接的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增长。曾经有经济学家计算过，对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增加一个百分点，就可以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四个百分点。公路是一种基础的社会公益产品。，因此公路的环境、面貌、建设都是一种无形的效益，是社会财富。 （四）公路文化是“服务文化”。服务一词是具有很广泛的概念的，在众多的服务行业中，公路行业的服务，就是保证公路的安全和畅通。在公路的基础建设中设计、施工、管理、施救等一些方面，都是必须围绕着安全和畅通来进行。公路的施工人员，需要在工作中，以“畅、洁、绿、美、安、优”的理念，来进行打造，建设有特色的公路文化。 二、公路文化建设的途径 公路文化的建设，是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必须要确定目标，不断的努力、探索、积累才能够将其实现 （一）突出个性，弘扬公路精神。每个公路部门在对于公路文化的建设中，都需要将自己的个性突出，加强对精神的弘扬。例如昆山公路：争创一流的拼搏精神，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团结和谐的大局精神，服务社会的奉献精神。再弘扬精神的其中，可以加强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主动性。激发工作中的责任和使命感，推动公路的安全、畅通的可持续发展。以奋力助推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全面实现公路事业更好更快发展，始终坚持更好更快思路，率先建成现代公路样板为工作目标。 （二）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增强敬业爱路意识。社会中的不良影响，使公路职工中也出现了消极的因素，因此加强职工的职业道德是非常必要和迫切。让职工认识到公路交通在经济和社会中的地位；进行传统的道德教育；在业内树立起先进的模范人物，引导职工不断的完善自己，能够从小细节上来提升自己，向社会展现出公路职工的精神，让人民更加的理解、关心、支持公路；开创一些评创活动，引入奖励制度，提高基层职工的工作热情；利用多种方法，尽可能的增加职工的收入，缩小公路行业与其他行业的收入差距，跟上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重视人 才，建立培养、使用、激励并举的人才工作机制。尊重公路职工的精神，将职工参加议政的积极性提高；开展内部竞升发展模式，形成尊重知识、人才的良好氛围；对职工加强岗位上的培训，利用继续教育对公路职工中人才的知识和素质进行提高；使职工对公路文化建设的意义和公路事业发展充分的认识，需要加大资金的投入，加强对职工培训的工作，构建全面的职工培训制度，结合实际需求利用教育资源，提高全体职工的素质和技能。 （四）继承传统，创新方法，进一步加强职工政研工作。要实现“三个文明”与公路文化建设的发展，需要做好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对职工的思想政治加强的时候，需要结合公路管理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在公路的建设、改革、发展等各项工作中都需要贯穿着职工的思想政治，为公路的事业发展，提供有利的精神动力和智慧的支撑。对职工思想政治加强的同时，必须在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面，努力的将教育的内容和方法等方面进行创新，增强教育的有效性。 三、结束语 加强公路文化的建设，才能更好的将行业的软实力进行提升。加强公路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是以动态形式进行发展的，它没有办法一蹴就行和一劳永逸。因此公路文化的建设者们，需要经过不断的学习、实践、创新、自我提高。按照实际的需求，发展的原则，建成有特色的公路文化，提高行业的软实力，促进公路事业的发展。 文化软实力论文:试析班组文化建设的软实力 论文摘要：班组是企业的细胞和基石，是公司从事生产、管理和服务的基本单位，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主战场。搞好班组建设，发挥班组作用，是提升公司执行力的重要举措；是实现员工与公司共同发展的有效途径。本文阐述了班组建设中文化元素涵盖的形象、心理和精神三个层次。围绕“诚信、责任、创新、奉献”的核心价值观，在实践中从诚信、沟通、尊重着手，努力提升班组文化建设中的软实力，并对发展软实力的差距作了简要分析。 论文关键词：班组建设；软实力；文化元素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抓市场、抓管理、抓质量、抓队伍的激烈竞争中，企业注重文化和自身形象影响力的策略越来越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一个实体，通过文化理念的展示和吸引来增强自身形象和影响力，向社会推介一个和谐有文化的企业的能力，称为“软实力”。从一定意义上讲，一个企业要做大做强，文化理念、技术质量和管理创新必须同步加强。企业再大，总是由班组这一个个“细胞”组成的，基层班组是企业管理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加强班组建设，增强其活力和执行力，是企业实现科学持续发展的基础工程。本文就班组建设中的软实力提升作一粗浅分析。 一、班组建设中的文化元素 1.塑造形象是前提 国家电网公司制定了以价值观、品牌战略、发展目标、管理标准“四统一”为基础的优秀企业建设体系，首先是塑造企业形象。在班组建设活动中，要以《国家电网公司员工行为规范》为标杆，塑造统一的员工形象。一是外在表象的约束。统一标识，统一着装，微笑服务，5s管理等。给人留下一个整洁、干练的总体印象。二是内在心态的自律。树立国家电网公司“诚信、责任、创新、奉献”的核心价值观，抵制妖魔化的“三俗”理念；弘扬“努力超越、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克服浮躁、浅薄的心理取向，凸显一种积极、阳光的工作状态。 当然，自律必须以教育和培养为先导。在班组文化建设中，开展诚信教育，培育创新精神，遵守《员工守则》，规范职业行为，倡导爱岗敬业，表彰积极奉献，努力把规定的目标要求转化为员工的文明习惯。 2.提升素养是关键 修养素质是企业文化人才战略的核心。班组文化建设同样要抓住这一主线。如果说形象的塑造尚是注重外化于形的层面，那么素养的提升就是侧重于内化于心的层面。从心理学上讲，引导、使用、成就和赞赏更能激发人的激情和活力。人文思想、人本理念、人性化交流是营造人格魅力的不二法门。在“创建学习型团队、争做知识型员工”的活动中，提倡每月读一本经典名著、每季交流一篇读书心得。要体会到读好书的益处：读哲学使人睿智，读历史使人知荣辱，读文学使人懂雅俗。在进行法制教育、荣辱观教育中，介绍中国传统的仁义礼智信的“五常”精髓，赋予其与时俱进的解读，培养员工的公民意识、责任意识，树立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 针对一些基层班组年轻人较多的特点，要多用赞赏的眼光看他们；多用包容的胸怀呵护他们，和他们一起探讨职场定位、适应环境、努力坚持的奋斗基础；多用开拓的视野引导他们，要广闻博览，兼收并蓄，储备知识，积累经验。 3.凝练精神是根本 制定班组共同愿景和个人愿景。紧扣国家电网公司的总体发展目标，结合本单位具体要求，围绕自身工作实际，提炼具有合理性、先进性和可操作性的班组愿景和个人愿景。一是作为班组精神，时时对照激励员工；二是作为员工个人的座右铭，经常思考反省、鞭策自己。“涓涓细流、汇聚大海”，“始于客户需求、终于客户满意”，“平凡的工作，也能做出非凡的成绩”，这些浅显朴实的语句，已不是束之高阁的恢弘口号，也不仅是员工表述个人心理诉求的多样性，这就是增强企业形象和影响力的软实力。 开展争当文明员工的活动，培养文明习惯，提升员工的道德修养和文明素质；组织员工参加义务献血、爱心捐助等活动，使员工懂得感恩和奉献，收获知足和快乐；开展争先创优活动，搭建展示个人魅力的舞台，享受获得成功的喜悦。 在班组建设中，要有意识地将提升文化理念影响力作为凝练企业精神的战略步骤。其实企业在文化影响力方面并不缺乏软实力储备，我们扎根的祖国，有着厚实的文化基础、几千年的文明史、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无限的创造力。毫无疑问，班组建设中软实力必将转化为发展经济的生产力。 二、班组建设软实力的提升 1.诚信是内外兼修的基本功 诚信，意指诚实、守信。为人真诚、待人坦诚，恪守承诺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优秀品质，也是当今社会政治、经济交往中的行为准则。人无信不立，企业无信必亡。讲诚信、重承诺，增强责任感。 在班组建设中，倡导诚信，营造一种友善融洽的工作氛围。班组同志间心无芥蒂，团结坦诚蔚然成风。面对浮躁、功利、推诿、不负责任的人间世态，员工守着自己心中的一片宁静，勤奋踏实地做着平凡而有意义的工作。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当诚信化为班组员工的基本素质时，面对社会服务自会产生吸引力。“基础决定高度”，诚信虽是个人修为，但拥有大批诚信员工的企业必是强大而有竞争力的。 2.沟通是增强团结的黏合剂 根据需求层次理论，在满足了人的基本生存、安全需求之后，人们还有自我实现的需求、自尊的需求、社交和情感的需求。有员工会认为，自己身处公司最底层，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只要工资、奖金不少就行了，班组建设与己无关；也有人会觉得，除了工资、奖金等物质待遇外，自己总感到工作的意义不是太充实，人生似乎还缺乏一些应有的光彩。这些现象和心理会影响团队的执行力与创新精神，会涣散人的斗志，削弱团队的战斗力。针对这些情况，要积极采取措施，努力满足员工的心理需求，使之产生强烈的归属感，从而构建出一种和谐的氛围。 首先，通过学习交心，提高员工对班组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其次，营造宽容和谐的工作氛围，重视、信任员工的工作能力和发展潜力，让员工感受到他们被认可、被赞誉，获得工作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再次，引进竞争机制，让一批素质高、事业心强，富有团结意识、热爱班组工作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给他们提供施展才干的舞台，搭建攀登事业高峰的阶梯。 3.尊重是为人处事的立足点 企业管理的核心是人，班组建设的核心是人的理念、心智、责任和抱负的建立健全。这就要求在工作中把对人的尊重放在显著位置。领导尊重职工，要改变“居高临下”、“我管你从”的思维方式；职工尊重领导，要怀有对企业、对社会的感恩之心；员工之间互相尊重，既体现了自身素质，更表达了友善、谦逊和欣赏的心态。同样，对客户的尊重，不仅向社会展示企业形象，更是对社会的一种回馈。 美化工作环境，关心员工生活，也体现了对人性的尊重。在员工过生日时，送上一盒蛋糕，寄上一张贺卡，他收到的不只是物化的礼物，更是值得珍惜和体味的关爱和尊重。 不管时代的潮流和社会风气怎样，人总可以凭着自己优秀的品质，超越时代和社会。盐城供电公司电费管理中心凭借对信念的坚守、对工作的执着、对员工的热忱、对诱惑的抗拒，在抓班组建设工作中，通过文化和理念吸引力来获取团队所需的软实力，是一种尝试，也是一种升华。企业的创新发展始于员工素质的一点点提升。2010年，电费管理中心被江苏省电力公司授予“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这是继获省“先进集体”后的又一荣誉。2009年，公司电价电费各项专业指标处于全省领先行列，同业对标所有指数均为满分。全年电力销售67.68亿元，同比增长12.81%，全年应收电费回收率达到99.997%。在这一组组无声的数字面前，使人明显感受到电费管理中心进取、奉献和超越的企业精神，明显感受到领导能力、执行能力和软实力的综合效应，更感受到抓班组建设、激励员工、提升自我、发挥才干的巨大威力。 三、发展软实力的差距 发展提升软实力，需要理顺几个关系。 1.长期与短期 文化和理念的影响力，一个形象的建立和展示，是一个日积月累的沉淀过程。重短期的奢华渲染而忽略长久的规划、厚重的文化储备，是不可能形成有效的软实力的。在这里，坚持尤显重要。 2.追求与追逐 在一般意义上讲，追求关乎灵魂，追逐多涉名利。当追求变成追逐的时候，理想就被欲望所代替，甚至会被物欲所湮灭。软实力的提升不能急功近利，也不会一蹴而就。况且，这种欲速不达的状态正是发展软实力的天然克星。 3.被动与主动 发展软实力，贵在提高自身素养。人生的魅力和难度，都在于选择太多。前者使人对生活、工作、未来等充满乐趣和遐想，而后者却使人面对时尚、流行难以作出正确的选择。敏锐的目光决定你人生征途的长度，宽阔的胸怀决定你事业发展的宽度，哲理的思考决定你挖掘宝藏的深度。具有读书学习的主动性、自觉性，才能不断地充实心灵、升华境界、提升自我，形成正确的价值理念和人格力量。“知识就是力量”，是指知识要通过心灵的消化和释放，才能形成巨大的感染力和影响力。被动只能外化于形，主动才能内化于心。正如那句广告词所说：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4.品牌和载体 世上没有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不但软实力的形成要根植于厚重的文化沃土中，而且软实力的影响和发挥更要凭风借力，踏浪而行。 韩国通过釜山亚运会，用泡菜拉近了与世界的距离。国内多少人，尤其是青年人，看韩剧、穿韩装，仿佛韩国就是一个邻家小孩。美国的薯条、可乐和大片，形成向全世界展示其霸主地位的文化三叉戟。我国的中医药、武术、儒学、书画和五千年的文明史等文化元素，其质其量远超韩美，但品牌效应和影响力与其高质高量极不对称。特别是美国推出的卡通大片《功夫熊猫》，在全球受到青睐和追捧，使我们感到心痛和深思。功夫与熊猫，是典型的中国元素，却造就了展示美国软实力的经典之作。《功夫熊猫》让观众在视觉和悬念上欲罢不能，又能与观众心有灵犀，有效达成智慧与情感的沟通。以我国“国宝”为主角的好莱坞卡通大片，却不是我国拍摄的，这很值得我们深思和反省。 文化软实力论文:论当代中国电影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论当代中国电影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后金融危机时代，电影越来越成为广大群众紧张工作之余喜爱的文化娱乐形式，电影票房不断创造奇迹，电影娱乐业逆市而上，由此带来人们对电影文化和电影产业的重新审视和关注。经济走低，文化被视为新的带动力，当今世界各国纷纷展开文化软实力的竞争，电影更被视为非常重要的文化力量。美国电影协会前主席威尔·海斯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骄傲地宣称，世界范围内，每英尺胶片的美国电影带动了一美元的美国其他商品销售。贸易已经不再紧随美国国旗，而是紧随“电影”了。[1]我国政府出于增强文化软实力的考虑，也提出了中国电影“走出去”的战略，但是，在世界电影产业呈现出全球化合作的格局下，中国电影业的力量还非常弱小。如何加速提升我国电影文化软实力，使中国电影真正能够起到对内凝聚人心，对外塑造国家形象的作用，我们有必要进行认真的梳理、审视和思考。 一、当代中国电影文化软实力提升的研究缘起 “软实力”概念是1990年3月，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先提出，他认为：“由资源实力、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科技实力四大因素构成的硬实力，始终是有限的，而真正具有无限张力的动力力量，是软实力。”[2]并指出软实力“是一个国家造就一种情势、使其他国家仿效该国倾向并界定其利益的能力；这一能力往往来自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国际机制的规则和制度等资源”[3]。在2004年，他又把“软实力”明确定义为“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它源自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 是“让别人也想要你所想要”的能力。[4]概而言之，任何一个国家在提升本国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同时，提升本国文化软实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文化软实力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软实力必须借助于特定的媒体形式才能够进行有效的传播。[5]作为艺术与商业的结合，电影具有文化性和商业性的双重属性，电影不仅是一种产业，也是一种传播语言。作为 “软实力”构成的电影文化直接影响到国家形象的传播。国际经济学家指出电影产业是国家综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合软实力的体现，影视作品反映出的民族精神、渗透的社会价值观以及随之带来的强大经济效益，使得众多现代国家把提升电影文化软实力作为塑造国家形象和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 二、提升中国电影文化软实力的意义 “文化因素是世界性流动的因素，它构成的软实力难以垄断，文化可以通过跨国界传播成为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基本价值或主流文化，发源这种文化的社会自然就获得巨大的软实力。”[6]作为具有全球辐射力的现代媒体，电影对建构国家形象与增强民族主体性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是国家形象传播的重要载体。我们说，国家形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国家实力，在客观上是国家整体实力的重要体现，但更离不开现代大众媒介的想象性建构，而电影作品的广泛传播，电影产业的繁荣发展，是帮助世界了解中国、认可和接受中国文化的有效途径。电影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对内可以凝聚人心，对外可以塑造国家形象，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虽然我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还有限，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正通过中国影视文化的对外输出开始有兴趣学习中国普通话，开始关注中国功夫、中国文化，来我国留学、工作，愿意和中国企业合作。可见电影作品的繁荣能有效地促进中国软实力的提升，电影的传播形式在增强民族凝聚力国家形象的构建上，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 三、提升中国电影文化软实力的策略 （一）对外：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国际传播能力 中华民族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在软实力竞争中有较强的优势，是我们提升软实力开发不尽的宝藏。当前，中国电影频繁参加各类国际电影节，走出国门面对国际受众的机会也越来越多，“让世界了解中国、中国走向世界”不仅仅是一种潮流，还应是中国电影的责任，中国电影应立足中华文化，提高自身质量以争取更多的国际国内观众认可，在全球竞争中表达中华文化应有的自信。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的文化“软实力”现状和经济“硬实力”的发展存在着差距，中国电影现在还不能够平等地与美国好莱坞电影进行对话。要想通过电影弘扬民族优秀品质、增强民族凝聚力，展示中华文化神韵，达到文化外宣的目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事业。 中国电影只有立足本国文化基础，呈现丰富的“中国元素”，才能展示出中国文化的特殊魅力。我们可以采取有效的文化立场和策略，那就是“中国立场，国际表达”来展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积淀。同时，中国必须融入世界才能影响世界，自立于世界之林而不是世界之外，中国文化才能有影响力。中国电影在塑造中国国家文化形象差异性的同时，也要努力表现勇气、尊严、平等、自由、英雄、博爱等这些人类共通的情感。通过电影传达东方式家国文化、儒道文化及中国人独特的生活方式，展示东方文化的柔韧、博大。不过，传统文化的精华需要与时代特征相适应，只有经过创造性转化，并与人民生活和国家行为联系起来，才能真正对世界产生吸引力和号召力，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二）对内：学习好莱坞运作经验，努力多出优秀作品 美国好莱坞电影风靡全球，好莱坞电影至今仍雄踞世界电影工业金字塔的顶端，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美国通过好莱坞影片，巧妙地将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等，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世界和当代中国，通过好莱坞影片展示出美国是自由、平等、博爱、公平的世界，世界的发展方向在于美国。美国电影既是美国出口的文化商品，也堪称美国的文化大使。它用其光影魅力为美国创造了一种独特“形象”，弘扬美国的生活方式、文化乃至意识形态。如大卫·普特南所指出的，美国电影所创造的美国形象极其有效又极其易于辨认，是一种富足的、充满机会的、令人激动的、科技发达的、而且至少在大多数时间都开放自由民主的，这种形象对于推销美国价值和美国商品同样成功。[7] 美国好莱坞影片《功夫熊猫2》全球热映，曾在国内引发大讨论，这一现象是中国文化输出，还是美国文化入侵？好莱坞电影在中国市场的盛行，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长此以往，必然影响我国的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以及正在形成发展之中的先进文化。我们应该思考，中国的电影人守着中国文化巨大宝库，却无从下手，无法传递，这是谁的错呢？国产电影如果不反思自己，一味指责对方，显然是狭隘的。当前，最不该的是盲目抵制，而应该是学习。也许换个角度来看，好莱坞其实还帮了我们。我们一分钱没花，好莱坞就免费给我们做了一个全球广告。这比拿巨额外汇去做国家形象广告要好得多。同时，我们也应该警醒，《功夫熊猫》是我们的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中可以看到我们丢失的“软实力”，中国文化资源和中国元素拥有广阔的国际市场，我们的电影缺乏的是开拓全球市场的能力。 （三）自身： 遵循文化发展特殊规律，不断完善监管体系 提升电影文化软实力需要考虑电影自身的特点，遵循文化发展特殊规律。电影其自身拥有的特点使之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不仅体现商业价值，还体现文化价值；不仅具有娱乐性，还具有精神性；不仅满足人们感官的享受，还给人心灵以震撼与启示，更能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发展电影文化产业需要遵循文化发展特殊规律，不断完善监管体系。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影视产业发展，国家相关部门应给予政策扶持。美国是这方面的突出案例，美国政府一直致力于维护好莱坞电影等创意经济产业的全球利益，发展至今，已构建了一套完善的国际性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在国内，美国政府构建了一系列严密的知识产权保护法规体系，并设立了众多的知识产权保护部门。在国外，美国政府不断积极促进国际性知识产权保护条约的缔结，并通过多种手段促使其他国家加强对美国知识产品的保护。[8]制度的支撑是规范影视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我国政府可以学习美国经验，尽快建立完善电影文化产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例如出台有效的版权保护措施；相对宽松的电影审查机制；调整电影制片方、发行、院线的分配比例等相关配套政策。总之，我国政府只有加大对电影业的扶持力度，建立权责一致、监督有力的电影行政管理体制，才能为电影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有效提升中国电影文化软实力。 四、结 语 据新华社2012年2月18日消息，中美双方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根据协议内容，中国政府同意将在每年20部海外分账电影的配额之外增加14部分账电影的名额，中国内地观众将在未来的日子里看到比现在多一倍的好莱坞进口大片。[9]协议的通过迅速得到不少好莱坞电影公司的积极回应，好莱坞大公司纷纷计划登陆中国，设立工作室。 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从当前看协议对中国电影业是严峻的考验，但从长远看将会带动中国电影文化产业的发展进步。70年代的日本电影，90年代的香港电影，2000年后的韩国电影没有一个是靠封闭自拍达到辉煌的，都是学习借鉴美国经验然后形成自己的风格。中国走向国际，提升文化软实力，已经不是简单的口头文章，在合作中学习，才能走向前沿。古语说 ：是骡子是马溜着看。只要你有真功夫，还怕别人在你面前摆擂台？我们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体系与文化战略目标，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电影文化软实力实现路径。 文化软实力论文:简析中国文化软实力及其建设 【论文关键词】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论文摘要】将文化软实力界定为一国的文化内容对他国形成的吸引力，使他国自愿效仿、学习、追随，从而对他国的国家政权产生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文化软实力现状进行总体评析，最后针对其中的优势与劣势提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相关建议，以求为当前及未来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工作有所助益。 一、文化软实力的内涵及意义 (一)软实力、文化软实力的内涵 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发生了深刻变革。就其本质而言，国际政治的性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使其无形的力量变的更加重要”，全球权力的强制性因素在减少，软性因素在逐步增加。最早明确提出“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的是美国著名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去·奈。他认为软权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制的方法使他者满足自己欲达到的目的的能力。软实力与硬实力不同，硬实力是一种对抗性权力，是建构在具体的物质资源之上的硬命令式权力，软实力是一种吸引力而非强制力，它通过让他人做想做的事情而达到预期的结果，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软实力包含三方面内容，即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念的吸引力，以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软实力的运用，则表现为通过自己的思想的吸引力或者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让其他国家自愿效仿或者接受体系的规则，从而间接地影响他人决定自身的偏好。 在软实力三个方面中，文化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奈认为，文化是“一种相对廉价和有用的软实力资源”，并以美国文化为例论证，认为美国文化虽非万能，但是“蕴藏在产品和交流中的美国流行文化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奈指出了文化在软实力中的重要地位，却没有明确界定文化软实力的边界，没有很好地解释什么样的文化在怎样的条件下能够被转化为软实力。关于文化，至今没有统一的界定。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则排除了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和结果，专注于人类的精神财富，包括语言、电影、价值观念、传统习俗、文学作品等方面。“文化并不都是软实力，也并不是所有文化都已经成为或可以成为软实力”。本文认为，软实力中的文化要素指的是一国的文化内容对他国形成吸引力，使得他国自愿效仿、学习、追随，从而对他国的国家政权产生影响。文化要成为软实力必须要同化他国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形成强大的说服能力、渗透能力，以有利于本国国家目标和国家利益的实现。 (二)文化软实力的意义 虽然文化在软实力化时的模糊性和复杂性，以及文化本身及传播过程中的某些特性，使得“文化的很多作用或多或少脱离于政府的控制之外”，“倾向于对外部世界产生漫射性作用，并不容易控制以获得特定结果”，但是文化软实力在国际政治 中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可以说，“软实力的说服作用、渗透能力和吸引力主要是通过文化来展现”。文化本身虽然无法像物质性资源一样为我们用肉眼所见，但是文化的作用却是无时无刻不存在的，文化因素可以作用于人，从而间接地改造客观世界。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根基，被视为国家推行战略 目标的重要渠道。文化要素发挥着“培育”作用，它可以潜移默化地塑造一国的价值观念、发展模式、国内政治等，同时向他国传播或宣扬，使本国可以通过吸引力让他国用符合本国意愿的行为方式达到国家目标，使其行为更加具有合法性，遭到更少的抵制和反对。 文化软实力作为软实力的一种重要形态和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己经成为国际力量平衡对比的重要因素。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极为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建设，认清中国文化软实力现状、将文化软实力建设上升到国家对外战略层面，对于国家实现其对外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文化软实力现状评析 (一)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文化因素也发挥出了其应有的作用，“和’咬化建设受到了高度重视。中国一贯提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和’，为基础，强调同周边国家和谐相处，不仅为中国的硬实力发展提供了和平的周边环境，而且为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提供了文化基础。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逐渐强盛，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被中国文化所吸引。截至2005年，中国接受的海外留学人员己达到884315人。同时，中国不遗余力的加强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共同促进文化的繁荣。到2006年底，中国己与145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文化合作协议，其中在46个国家设立了108所孔子学院和12所孔子学堂，增进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了解，为中国正面国家形象的树立做出了贡献。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于2009年1月17日《中国现代化报告2009—文化现代化研究》，依据2005年世界各国的各项指标数据，认为中国的文化影响力指数己跻身全球第7位，排在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之后。由此可见，中国文化软实力已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增强。 (二)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不足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发扬不足，优良传统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巫需完成。在吸收国外优秀飞文化的同时，要保持自身文化的特质，不能被吸收的文化所同化，只有在立足于本国文化的基础上，融合其他民族文化的精髓，发掘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之处，才能形成国家强大的软实力。其次发扬中国文化离不开现代化的传播途径，建设现代化的文化传播途径意义重大。近代以来，中国由于特殊的国情发展史，文化软实力建设起步晚，文化现代化程度相对较低，影响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相对于美国美联社、英国路透社、法国法新社和俄罗斯俄塔社，中国新华社的世界话语权相对不足:中国的电影等传媒产业发展也不健全，中国文化的现代传媒手段需要进一步发展。 三、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构想 (一)发掘传统文化，构筑普世主义文化体系 文化转化为软实力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这种文化要具有吸引力，二是该文化中所蕴含的价值、精神能得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人们的效仿、追随并转化为他们的价值、精神。正如李光耀指出:“只有在其他国家羡慕并期望模仿一国文化时，其软实力才得以实现。’所以，进行国家软实力建设，我们不能只是单纯的弘扬传统文化，更要深度挖掘其精髓，对原有的制度性文化进行必要的调整或发展，寻求具有普世意义的东西，以适应时代的需要。我们须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在延续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大力推进文化创新，使中国优秀文化推陈出新、焕发生机。通过文化开放，使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有机结合，提升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发掘同源文化、地缘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作用，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维护多元文化交融的有益性，建构一种更具生命力的良性循环的文化环境，建构一个普世主义的文化思维框架，向世界展示中国富有感染力和包容性、能被世界普遍接受和理解并取得共识的文化体系，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 (二)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当前，中国社会正在加速向着以现代经济和现代科技为先导的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模式跨进，面向全球社会，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研究应当立足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之路，确立全球视野。我们应坚持文化独立和文化主权，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不可在全球化进程中迷失自我，与传统隔离、脱节，“不能进入文化自恋和自我自足化的误区，要重新发现、探索、阐释东方思想”，“中国文化不仅应该成为东方文化的重要代表，而且应成为新世纪世界文化中的强音”;确立全球视野，谋求文化对话的对等地位，重新寻找自己的世界文化秩序中的位置，同时吸取其他文化的优点，用以治理和调整我们的社会生活，使之不断趋向公正、合理、繁荣与昌盛;立足东亚，推动东亚传统的当代重构;秉持“和谐”观念，参与全球伦理的构建，寻求不同国家间的互助合作与和谐发展，以及不同文化的核心价值与人类共存之间的平衡，为全人类的福社而努力。 (三)扩大汉语国际影响，增强文化传播能力 我们应该抓住“汉语热”不断升温的契机，提高汉语的国际声望。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很多国家都在有计划的实施自己的语言战略。法国努力协调有34个国家和3个地区构成的法语区的语言问题;西班牙利用“西班牙语世界”这一概念向世界进行语言传播;日本、韩国建立基金会不遗余力地推进日本语、韩国语的国际传播。中国政府应进行长远规划，制定符合国情的汉语推广政策，大力推动汉语的标准化、规范化使用，并将其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目标;并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以此来加强汉语的国际影响力，维护中国的语言文化利益;形成科学有效的传播机制，扩大在国际传播中的份额，实现中文信息的全球性传播与分享，把我们的优秀文化介绍和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提高中国文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四)加快文化产业化发展，打破‘文化逆差”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十分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先后出台了(冷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等，这对于中国文化产业化发展是十分有利的。促进中国文化产业化的当务之急是发展跨国文化企业。其次要完善产业运作机制，改革文化产业投资体制，完善文化产业投资政策。再次要打造响亮的中国品牌。国家应制定扶持政策，扶持文化支柱产业的启动，支持重点项目的开发。充分利用现代高新技术，加速文化产业实现两个转变的步伐，打造中国文化产业的品牌。此外，还应注重发展非物质文化的产业化。要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传统技艺的保护和传承工作;要进一步创新传承方式，对面向市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作为文化产业予以支持;要积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发掘传统技艺，再现传统生产技术和工艺流程;要广泛深入地发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人物，支持他们以各种方式培养传承人，完善对他们的激励机制。最后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的文化产业理念，逐步缩短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文化产业方面的差距，迅速建立起自身的文化产业体系并据此实现文化产品的升级换代。国家应对那些投资文化产业的个人或实体采取免税、减税、贴息贷款、税利返还、差别税率等经济手段，鼓励向文化产业领域的投资，使得有逐利性的资本转向文化产业，从而从总体上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四、结语 化竞争是21世纪国际竞争的一个战略制高点，提高文化软实力是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中国文化需要积极应对回归传统和实现现代化之间的巨大张力，一方面通过自身建设增强自己的软实力，把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与现代高科技和信息传媒手段相结合，形成世界上最具优势的文化竞争力之一;另一方面加大对外交流力度，抵御文化霸权主义，维护国家文化主权，不断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在提倡文明多样性和文明之间平等交流中推动国际文化新局面。 文化软实力论文:浅论跨文化传播与提升中国软实力 论文关键词:跨文化传播　提升　中国软实力 论文摘要: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各国之间的跨文化传播与交流必将越来越频繁。从中国日益扩大的对外交往、对外开放的需要出发，探讨跨文化传播的规律，对提升中国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世界形势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在这种大背景下，各国之间的跨文化传播与交流也必将越来越频繁。从中国日益扩大的对外交往、对外开放的需要出发，探索跨文化传播的规律，以指导我们更好地向世界说明中国，并通过对相关问题的研讨，深化对中国软实力建设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一、跨文化传播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影响与制约 (一)文化是构成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因素 “软实力”( soft power)是近年来风靡国际关系领域的最流行关键词，最早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中提出。约瑟夫指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参考其表述，我们可以将软实力集中归纳为四个方面的影响力，即文化影响力、意识形态影响力、制度安排上的影响力和外交事务中的影响力。 文化软实力是国家软实力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在信息时代，“硬实力”依然重要，但软实力的重要性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国家软实力的提升，有助于促进国家、民族间的交流，增进其相互了解，有助于提升国家形象，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有助于提高国家综合国力和增强国际竞争力。 从目前我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状况来看，我国在提升文化软实力方面尚存在不足。主要表现是:目前核心价值观引领和整合多样化文化的能力不强;政府机构实现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意识较弱;、文化产业满足日益增长市场需求的能力低下;文化产品的市场传播能力、跨文化和社会影响力微弱;文化发展的制度创新体系滞后;文化发展的政策体系繁杂且刚性不足等。但是，由于近年来党和国家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问题非常重视，上述问题有望得到解决。同志在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文化软实力”这一概念，并把“提升文化软实力”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可以预见，经过全国人民努力，我国文化软实力一定会得到较大提升。 (二)跨文化传播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系 国家文化软实力属于国家综合实力范畴，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我国的各行各业都要围绕着实现这一战略目标而奋斗。 跨文化传播属于新闻传播或国际新闻范畴。“跨文化传播”一词最早见于爱德华·霍尔1959年出版的《无声的语言》一书。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最初范式成形于霍尔提出的一系列概念和美国国务院外交事务学院在1951年至1955年期间的一系列研究成果。跨文化传播活动是我国新闻事业和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它与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关系上看，它的发展应当服从服务于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战略。因此，应当从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战略的高度重新审视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提升我国的跨文化传播能力与效果。 (三)跨文化传播对本土文化的影响 迅猛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对各个民族和地域的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它们原有的面貌。但是，不同民族文化的各自特点依然存在，呈现出百花齐放、丰富多彩的繁荣局面。各种文化正是在相互的吸收借鉴中去粗取精，获得新的生命力。在这种情况下，“本土文化可能在表面上发生变化，但很难改变它深层的特征，因为人的文化认同与他们的血缘、土地和信仰息息相关。本土与外来的文化可能是此消彼长的，也可能是形成新的混合文化。”所以，在跨文化传播中，每一种文化都同时面临机遇和挑战。如何把握机遇，战胜挑战，使自己的文化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得以弘扬和发展，是我们需要重视和研究的重大课题。 二、全球化、信息化对我国文化的挑战与机遇 (一)全球化、信息化对我国文化的挑战 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使国际传播秩序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不平衡态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强硬政治力量和文化、信息传播优势，将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向其他国家渗透。他们不仅对他国文化造成一定程度的侵蚀与削弱，甚至威胁其他文化的生存发展。他们利用自身传播优势，攻击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制度，干涉他国内政，试图在媒体传播的狂轰滥炸下，同化他国文化、政治、思想等。例如，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和主流媒体，就以其自己理解的民主、人权和自己的意识形态、政治模式为标准，衡量别的国家、别的民族文化与制度的优劣，把一切不符合自己文化或意愿的国家看作“无赖”国家或敌对国家，利用各种方式加以攻击、低毁、丑化和打压，这对我国文化的发展构成严峻挑战。 (二)全球化、信息化给我国文化带来的机遇 任何一种文化，只有不断注人新鲜血液，才能获取持久的生命力。当今时代，国际间跨文化交流活动的日益频繁，为我们学习先进文化、改造优化本土文化创造了条件。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人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我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活跃和重要的角色，例如成功地加人世贸组织，成功地举办奥运会等，这都为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带来更多机遇。 三、通过跨文化传播提升中国软实力的相关对策 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文化软实力已经被置于国家战略高度，如何构建并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 (一)建设中国主流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建设中国主流文化是我们应当关注的一个问题。什么是中国主流文化呢?中国资深外交官，现任外交学院院长、国际展览局主席吴建民认为，大体上应当包含三个部分: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二是来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创造的许多好东西;三是中国从国外学习的好东西。 笔者基本认同吴建民先生关于中国主流文化的理解，并认为这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一是许多事物的构成要素都有主次之分，中国文化也有主次之分。主流文化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是一种影响决定文化发展方向的文化。二是中国主流文化是指一种优秀的文化，它是中华民族能够繁衍发展的基因，也是未来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精神财富。那些被证明不好的文化不能纳入中国主流文化范畴。三是中国主流文化并非纯而又纯的中国人文化。它在发展的过程中会不断的吸收外来的优秀文化，把它改造融合为对自己发展有用的文化，并纳人自身的发展之中，变成自己的文化。例如佛教、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优秀思想都成为中国主流文化的构成要素之一。四是中国主流文化并非一成不变。它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在不同的时代，中国主流文化的发展状态和发展要求会是不一样的，人们对它的认识也会是不一样的。实际上每个时代或每个社会发展阶段，每个国家、民族都有重构主流文化的任务，即坚持自己的核心理念和符合时展要求的理念，吸收别人的先进理念，破除不合时宜的观念，创造新的理念。近年来西方国家兴起的政府文化再造和企业文化再造的浪潮，都反映了在新的时代促进自身文化发展的要求。面对知识经济、信息技术、全球化和国内改革开放迅猛发展的新变化、新世界、新机遇、新挑战，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任务，中国文化如何保持自己的优秀传统，抛弃自己不好的东西，吸收别的文化长处，创造符合时展要求的理念，建设和发展自己的主流文化已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五是当代的中国主流文化包含着我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包含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的传承，对人类其他文明成果的借鉴、吸收、改造、融合和对符合时展要求的理念的创造。 在21世纪，我国要成功地从文化大国转变为文化强国，构建中华主流文化是必由之路。笔者认为，构建中华主流文化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 首先，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1988年1月，全世界当代诺贝尔奖获得者云集巴黎。巴黎会议宣言的第一句话是:“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向两千五百年前回首，去吸收孔子的智慧。他们认为，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东方文明，重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他人与自己的和谐等，其中有着治疗西方各种社会病症的良方。 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包含许多具有普适性的优秀成分，它们不仅造福炎黄子孙，也是其他民族甚至全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因此，要想构建中华主流文化，就要从我们的传统文化精髓中汲取养分。 其次，回顾历史，分析现状，总结经验教训，从我们自身的实践和事业中挖掘中华主流文化因子。中华民族的近代史，既是遭受侵略与屈辱的血泪史，也是觉醒和奋斗的光荣史。这段历史带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是书本上无法学到的，是更加深刻而实际的。正是在这段历史中，我们迎来了人类最伟大的思想果实—马克思主义;我们找到了中华民族独一无二的发展道路一一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学会了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我们更开创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这一切为我们在新世纪构建中华主流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 再次，吸收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分。世界是多极的扩文化是多元的。文化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我们只有立足国情看世界，吸收借鉴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同时把中国置于全球化背景下，用与时俱进的眼光审视自身文化，才能够开阔视野，参与到世界的文明进程中，才不会固步自封，不会因外界的变化无穷而不知所措。 (二)挖掘传统文化中的软实力之源，注重对世界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利用 我们应当以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为依托，博采众长，注重对世界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利用，形成既包含我国特色又能引发异域共鸣的跨文化传播风格，以国际化的方式打造具有民族特色的国际化品牌。 (三)借鉴国际经验，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从国际经验看，文化产业的发展对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很有帮助。因此，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增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多个国家都通过政府的计划以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相形之下，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没有得到很好的弘扬与传播，西方文化品牌在我国文化市场上所占的份额较多。我们必须认识到发展文化产业，对于传播中华文化，对于提高跨文化传播效果，对于提升我国软实力不可或缺。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的看到，我们在发展文化产业上存在的优势与不足之处，并扬长避短，打造出既有民族特色，又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牌。 (四)注重传播方式和技巧，制定完整有效的文化发展战略 尽管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传播中不可缺少的信息源和举足轻重的发言者，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对外传播的话语体系和话语方式相对陈旧单一，与外部世界缺乏共同的诉求点，这使我们发出的声音常常得不到预期的回应，甚至带来反面的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是我们在跨文化传播中缺乏传播的方式与技巧，并且没有完整有效的文化发展战略作指导。 长期以来，我们的跨文化传播活动都局限于文化交际的经验教训，而没有清醒认识到面对不同文化背景受众时的定位差异，没有充分考虑其需求和心理，传播方式不够灵活。因此，在跨文化传播方面，我们仍需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明确目标，形成针对性较强的系统科学的战略指导。 文化软实力论文:建设特色文化名城提升保定文化软实力 提要保定作为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拥有丰富而独特的文化资源，如何利用这些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从而提升文化软实力成为当前迫切解决的重大课题。 关键词：文化名城；特色文化；文化软实力；创新策略。 近年来，保定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工作。面对文化主导的新形势、新机遇，如何把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显然打造富有地域特色的名城文化，无疑是保定建设历史文化名城，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有效途径。 一、注重凸显特有历史文化内涵，有效利用历史遗产的文化效应。 对于历史文化名城而言，其特色体现更多地取决于历史遗留所蕴含的特有文化内涵，在对历史文化古迹的保护和修缮上，不仅要在原有的古建筑间修缮仿古建筑，尽可能不破坏历史原貌而尊重特有的历史风格，更要注重挖掘出保定历史文化有别于他城的特有文化，凸显保定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 保定老城区以明清风格著称，尤其是裕华路沿线，集中了市区90%以上的文物古迹，是保定历史文化遗产的集中体现。 在修缮老城区主体建筑的同时，应树立永久保护思想，拟定长期保护修缮计划，不断完善配套设施，使这一区域的历史原貌和周边环境越来越完美的融合，从而使其成为展示保定特有历史文化风格的重点区域。如，以西大街—总督署—古莲池—大慈阁—钟楼为轴线，可开拓富有古韵特色的“古城历史文化风貌游览黄金区”，以突出展示古城历史古迹和特色产品为主，成为集文化、艺术、建筑和景观于一体的经典游览场所。沿线从事的活动都与传统文化有关，要打出一些保定老字号招牌以弘扬保定特色，尽可能减少现代商业气息。现代商业经营、机动车流和商业购物可规划移至新区，明确区分历史古城和现代新城的城市功能，这样文化氛围分明，既可保持历史文化景观宝贵的整体性、规模性和协调性，更加突出古城浓郁的古韵文化意蕴，使游客真正感受保定独特的清末明初历史文化，擦亮保定“历史文化特色牌”，又可有效改善保定市区中心的交通压力和卫生环境，提升城市整体形象。 对历史文化遗产要始终坚持“保护与开发结合”的原则，多方恢复与开发文化名城内的可观历史文化景点。目前，城内景点开发的还少，游客来到保定一般只能参观总督署和莲池两处，城内的旅游事业远不能与满城汉墓、白洋淀、野三坡等外围相比。而事实上，城内的旅游资源还有很大的开发空间。因此，凡史料上记载的能体现保定文化特色的历史景观，均应努力恢复与开发。如结合总督署和正在修缮的清河道署，可开发体现保定官府中的“官署休闲文化”；结合古莲池，可开发体现保定书法艺术特色的莲池书法文化。此外，可打造老保定特色美食字号，尤其打出一些保定历史上享有盛名的美食老字号招牌，如原位于直隶总督府东边口碑甚佳的老字号“马家老鸡铺”，原位于古莲花池对面、保定历史上的名店、凭窗可以眺望莲池美景的“望湖春饭店”，还有白云章的包子、老马号的羊杂汤、白肉罩火烧等。 这些历史上曾经闻名一方的老字号，都是悠悠岁月留给保定的宝贵财富，若得以恢复名号，无疑可吸引着人们前去品味、回忆，成为古城游览的一大亮点。 再比如，西大街两侧房子多建于民国时期，是最具老保定特点的商业文化街，若把西大街原汁原味的民国特色加以修复，重现历史风貌，保存延续其鲜明的时代建筑特色，考虑建造成“中国保定西大街影视城”，兼或开辟以展示保定历史文化名人、历史事件、古城传说、名称来历等主题的古城历史文化展览馆，借此开发民国特色旅游专线等，可成为吸引国内外游客的游览亮点。同时，整顿所有与其历史风貌严重背离的商业店铺，进行合理商业开发，多打出一些老字号招牌，如有百年老字号之称的“槐茂酱园”、“万宝堂”、“稻香村”、“乐仁堂”等，还有曾享誉古城、肉香味美的“六味斋”、膳食业四大名园“宴乐园”、各自成派的书法名家题写的各种商业牌匾等，这些老字号招牌既体现了西大街历史上商业文化的特点，更是保定历史文化名城显现其独有历史文化内涵很重要的方面。若考虑加以恢复光大，即可成为保定文化名城建设的又一特色对外窗口，进而扩大知名度和美誉度，为文化效应转换为良好的社会效应、经济效应创造条件。 二、整合文化资源优势为品牌优势，重点打造保定特色文化品牌，强化品牌带动效应。 就保定而言，当前要重点打造好三张文化特色品牌：第一张文化特色品牌———“中国生态电谷，全国首座新型低碳”之城，引领未来城市建设新趋势的示范城品牌。确立“生态电谷、低碳新城”特色品牌，建设节能低碳城市，是保定建设文化名城进程中的重要举措。目前，保定在实现特色发展之路上已经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随处可见的太阳能电池板，高新区所有的辅路路灯采用太阳能发电，所有的路口采用太阳能交通指挥信号系统，全球首个也是唯一的电站式酒店———电谷锦江国际酒店等等，都走在了全国前列，显示出强大的发展潜力。 “生态电谷，低碳新城”的理念正与当今全球发展低碳经济的趋势相契合，顺应了国家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潮流，预示着发展低碳经济是当前城市建设所面临着的重大发展机遇。一个好的机遇对于建设文化名城的长远发展影响是不容小觑的，保定要建设具有特色的文化名城，就要凭借自身独有的新能源产业优势，抓住机遇，继续打好节能低碳的特色品牌，推动文化名城建设向着更高层次加快发展。 第二张文化特色品牌———“冠军摇篮”之城，打造大型体育活动特色品牌。保定被形象地誉为“体育冠军的摇篮”、“体育之城”。保定成功举办的篮球文化节、空竹艺术节、狼牙山登山节、敬老健身节等系列文化活动说明，打造一批文化内涵丰富的大型体育特色活动是展示文化名城形象的重要策略。一要全面提升活动的文化品位，注入保定特有的体育文化精神，突出展示保定作为“体育之城”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彰显朝气蓬勃、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扩大美誉度；二要把篮球文化节、空竹艺术节、狼牙山登山节、敬老健身节等文化节庆作为重要的文化资源，形成文化节庆的长效发展机制，牢牢扎根于古城，常抓不懈，同时汲取经验，增强创新意识，不断注入新的文化活力，开拓更新更完善的文化节庆品牌项目；三要加强国内外体育项目交流，建立高水准综合性能的“中国保定体育活动交流中心”，成为国内外进行大型体育交流的重要活动场所，承办国内、国际大型体育赛事活动，充分利用“冠军效应”，邀请保定籍冠军或国内外知名运动员参与大规模宣传保定、推介保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体育活动，扩大影响力，全面提升保定体育特色形象；四要加大各方投入，完善基础设施，形成全民参与的良好风气，定期展开各种体现保定体育文化特色的全民健身节活动，打造全民健身活动品牌。规划建设适应不同人群、不同用途的多种体育场馆，重点健全学校、社区、广场等配套的文化体育活动设施，真正形成全民健身运动的风潮，突出名副其实的“冠军之城”特色。同时，成立多种体育项目高水平培训基地，普及体育技能，建立选拔、培养、输送配套体系，为“冠军之城”储备大量优秀的后备人才。 第三张文化特色品牌———“中国优秀旅游”之城，打造全国旅游中心特色品牌。 保定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素有“中国优秀旅游城”之称。保定要建设文化名城，就要打好特色旅游的文化品牌，在“四个不断”上做文章。一是不断打造以弘扬保定特色文化为主题的精品旅游线路，争创全国优秀旅游线路；二是不断推出和精心策划富有保定文化特色的大型旅游文化艺术节知名品牌，除推出“中国保定红色旅游文化艺术节”“、华北白洋淀旅游文化艺术节”之外，还可结合总督署文化内涵开发“中国保定官署文化艺术节”、结合易县燕昭王建黄金台招贤纳士和荆轲南渡易水刺秦的故事以及涿州“桃园三结义”的三国文化，开发“燕赵传统美德文化艺术节”等，多方位地展示保定文化独有魅力；三是不断提升旅游点的文化内涵，在各旅游点建设有保定文化象征意义的标志性人文景观。组织高素质专业旅游人才进行策划、经营和管理，提高保定文化旅游在国内外的美誉度；四是不断挖掘历史旅游资源，开发旅游新思路。对于未开发的或开发力度不够的特色景点，要不断加大开发力度，努力提升海内外知名度，增加旅游前景发展空间。对于位于一些保定县区的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却至今仍然处于飘零无闻状态的旅游景点，如同样作为长城重要关隘的紫荆关却远不像八达岭、居庸关那样闻名海内外，需要加大资金投入，扩大宣传。对于保定丰厚的近现代历史文化资源也要深入挖掘，像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定县平民教育实验、高阳勤工俭学运动等近现代史上影响深远的有旅游价值的近现代历史文化遗存，可开发成“中国保定近现代旅游文化”专线，增加新的旅游亮点。 三、关注文化民生建设，注重发展古城特色大众文化，提升文化品位。 提高城市文化软实力要关注文化民生，在很大程度上，文化民生的建设和实现就是城市文化软实力提升的重要支撑。 （一）市民对建设文化名城的自觉参与意识是建设名城振兴保定的重要保障。 通过文化政策宣传、电视专题、报纸网络等方式加强认知和宣传力度，在全社会广泛宣传建设特色文化名城的重大意义，普及古城历史文化，不断增强全体市民的文化认同感、归宿感和自豪感，从而产生热爱保定、献身保定、发展保定的自觉思想，提升整个城市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二）加快文化公益设施建设，兴建种类齐全、布局合理、适应不同层次不同年龄段百姓需求的公益性文化场所。保定是著名的长寿之城，要特别关注建设老年人晚年精神需求的场所，如太极剑类健身馆、书法音乐艺术馆、花鸟鱼虫养殖馆、棋类娱乐馆、茶艺养生馆等，打造特色夕阳红休闲文化，使敬老爱老思想蔚然成风，成为保定古城特色文化一大亮点。 （三）大力繁荣大众文化，组织举办各种特色文化系列主题活动，丰富百姓文化精神生活，提升文化品位。尤其对于流传于民间的大众特色文化要大力扶持，倾力打造让百姓当主角的真正属于古城百姓施展才艺的“百姓文化舞台”，使名城文化具有百姓特色。 （四）重视社区文化，使弘扬保定文化活动走进社区。如举办文明规范进万家活动、社区彩色周末健身娱乐活动、社区读书角、编唱保定文明道德红色歌曲会、戏曲票友会、消夏老电影进社区等系列活动，聘请专家顾问为社区举办健康养生、法律咨询、理财投资等各种主题的专题讲座，举行花卉种植、剪纸刺绣、围棋象棋、绘画书法等技能切磋交流活动。组建社区居民文艺队，举办社区文化艺术节，树立典型社区，以点带面，推动社区间相互学习交流，区区联合共同打造和谐社区，兴建居民幸福生活家园。 （五）发展保定地方特色的夜文化。以弘扬保定文化底蕴为主，丰富夜文化内容，提升夜文化质量，摒弃“酒吧”、“迪厅”“、网吧”之类的传统模式束缚，而发展集知识、健身、艺术、休闲为一体的多元化、高品位的文化消费领域，如学习研究型、健身养生型、修身养性型、艺术娱乐型、社交沟通型、购物休闲型，等等。适时延长各大商场、图书馆、博物馆、青少年宫、体育馆、游泳馆等公共场所的开放时间，为夜文化创造充分发展的环境，逐步形成具有规模效应的夜文化发展经济圈。 提高各大文化广场的利用率，举办不同年龄、不同行业、不同文化层次群众广泛参与的各类主题文化活动，打造保定文化广场活动特色，成为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传承保定悠久灿烂文化的纽带。 四、加强文化创新理念，推进文化体制创新，增强特色文化活力。 创新是建设特色文化富有生机与活力的动力源泉，也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保障，当前要着力在文化的内涵创新、理念创新、体制创新、产业创新、传播创新、管理创新等多方面做文章，构筑保定特色文化创新体系。 （一）融文化创新于文化景观中，提升文化品位，于细节处凸显文化个性。城市个性显示城市的竞争优势，也是城市的魅力。建设文化名城要着意于细节中彰显城市的文化个性。首先，在城市建筑的设计上要避免千城一面，可在造型、图案、用材、色彩上寄寓保定某种独特文化意蕴；其次，通过增设各类文化景观，如文化雕塑、文化长廊以及文化墙等，把保定特有的历史文化名人、历史纪念性事件、民间传说、典故由来、名胜古迹等文化内容巧妙地融入其中，重点增设一批高品位、具有文化象征的经典标志性雕塑，使之成为文化名城极具特色的有机组成部分。保定历代名人层出不穷，也不乏重大历史事件，在城市的主要路口、主要建筑、文化广场增设反映保定重大历史事迹和文化名人的纪念性雕塑，突出历史文化意蕴；在图书馆、博物馆、校园增设励志性名人雕塑，突出学术文化氛围；在街道社区、超市商场、公园增设现代性雕塑，突出现代文化气息。此外，还可在城市环境景观上，比如在各道路绿化带栽种保定市花，配以四季花卉加以点缀，而不是千城一色的长青灌木，这样既美化环境，又凸显保定特色，加深对保定的了解和热爱。 （二）促进文化创新元素与经济的融合，加快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发展以创意为核心引擎的创新型特色文化产业群，增强文化软实力。一要加强文化创新理念，构建完善的文化创新体系，使各类文化要素结合经济思路，加快向经济领域的渗透，培育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企业文化论文" target="_blank" 企业文化、商业文化、产品文化，走具有创新模式的产业化道路，开辟城市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二要开阔发展思路，制定保定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长远目标、总体规划和具体实施措施。结合保定文化产业现状，依托高新区中国生态电谷国家级开发区的良好产业发展环境，积极建设保定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创办国家级文化创意产业中心；三要以创新带动文化产业的集群式发展。建立文化产业改革试点，鼓励文化创新，加大自主创新力度，以其为龙头，汲取成功经验，以点带面，逐步推广，加强相关资源的最优配合利用，形成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产业集群，从而打破各自为营的孤立局面，降低文化产业的发展成本，以提高保定文化产业整体竞争力。例如，可以以县域文化产业为依托，加大科技含量，深入融合文化元素，促进产业升级，把安国的“中药之都”、容城“中国男装名城”、白沟“中国箱包之都”、留史“中国皮毛之都”等优势产业整合创建成既传承历史传统特色，又具有浓厚的新文化元素的大规模县域特色的文化产业集群。通过增加产品品种、扩大产业规模，加强产业集群之间的信息经验交流和互利合作，拓宽发展途径，推动经营性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利用各种优势合力做大做强保定文化产业，提升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共同维护好保定文化产业主权和城市利益；四要发挥驻保定高校、科研机构的智力资源优势，形成政府、高校与企业联合打造的“创意-生产-应用”为一体的特色文化产业链，将创意成果迅速转化为经济效益，加快提升文化软实力。 （三）注重增加创新文化的份额，保持保定“老字号”招牌活力。对于一些现存的保定“老字号”招牌，要注重在产品的生产、包装、风味等环节上都要增加诸如“老字号”的来历、文化涵义和历史积淀等创新文化份额。如，在产品的生产上，融入富有象征意义的特有文化内涵，使产品成为文化的载体，触动消费者的购买欲。在包装设计上，设计各种包装材料、图案、色彩、造型，有意识地把文化要素融入其中，不断提升文化艺术品位，赋予产品不同的风格。在产品风味上，在主打风味的基础上，设计多种适应不同地域的风味，拓宽“老字号”消费市场，从而产生文化附加值，发展壮大保定老字号招牌。 （四）建立创新型人才培育和引进机制。必须以创新型文化人才为根本，促进人才工作机制不断创新。要积极创造条件，有计划地培育有文化素养、懂文化经营、会文化管理的复合型专门人才。同时，注重保定高校文化软实力的创新建设，充分依托各高校的科技人力资源和优势，以校促城。积极构筑文化经营管理人才高地，引进创新人才、策划人才，为文化名城的可持续性建设储备充足的中坚力量，努力做好培育人才、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工作，实现保定文化名城建设的大发展，全力提升文化软实力。 （五）构建特色文化建设创新机制，促进文化建设主体多元化。各级政府部门要把特色文化建设作为重点工作常抓不懈，要整合资源，建立部门协调机制，实现特色文化资源的最优配置，形成文化共建的合力，实现文化建设与城市软实力发展的同步进行。

比较文学论文:试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 论文摘要：比较是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是比较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影响研究与社会历史批评，平行研究与新批评、符号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接受美学、女性主义批评、文化批判等无不渗透着比较文学思维特性。重视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不容小觑。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文学批评；方法论；意义 在大学中文专业本科教学中，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归于外国文学学科领域，而文学批评则是文艺学中与文学理论、文学史共同构筑“三足鼎立”基本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不争的共识是：“‘比较文学’中的‘文学’，单指文学研究而言，不包括文学创作。所以，比较文学属于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明确了这一点也就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归属和基本属性。比较文学也就有了质的规定；而文学批评是一种以文学欣赏为前提、以文学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为对象的研究、评价活动。既然如此．比较文学就应该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学界对于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探讨，更多地是分而论之，对两者的天然联系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乐黛云、陈悖等比较文学界的前辈都不失时机地强调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融通，并呼吁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拓展，但未能引起批评界应有的响应。在文学批评领域，人们论及方法，更多地关注的是文学批评本身的内在方法和外在方法等方法论体系，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之关涉以及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的研究还属于薄弱环节。本文正是针对这一点，尝试着讨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之意义。 一、比较与比较文学 任何存在物都无法独自存在，任何事物都处于与别的事物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比较的意识应该是随着人类意识的产生而产生的；有意识的比较思维在人类思维的历史上也会找到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学理基础；比较的方法作为人类思维的基础，其运用也可以一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指出：“用比较法来获得知识或者交流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和思维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并将比较称之为支撑人类思维的“原始的脚手架。” 从学理上推论：比较意识的产生，比较思维的形成，比较方法的运用，似乎一脉贯之，清晰地勾勒出“比较”概念的生成。《辞海》这样解释“比较”：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可见，察同辨异是“比较”的基本特性；而察同辨异也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 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梵第根早就意识到比较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种心智的产物是罕有孤立。不论作者有意无意，像一幅画一座塑像，一个奏鸣曲一样，一部书也是归入一个系列之中的，它有着前驱者，它也会有后继者。”马克思、恩格斯对比较文学产生的背景作了极为科学的说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他们的预言很快被证实。19世纪上半叶，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直至成为一门显学。 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而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 比较文学研究尽管各有侧重，以致形成不同学派，但其共同点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与人类思维中早已存在的比较的方法在具体操作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异，然而，比较文学又并非单纯的比较，有时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具有某种特异的东西，这种特异性在于：进行比较文学研究，需要处理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时作为研究主体的‘我’无法超然于研究对象之外。而往往先在地认同于两个要素之中的一个．这样我们要处理的就不仅仅是两个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还包括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见。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总之，比较是一种思维过程和方法：有意识的比较思维体现于人类思维的发展进程之中：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有其特定的内涵，是一种跨民族、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沦的意义。撇开文学批评而泛谈比较文学方法论．抑或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忽略比较文学方法，这些都必不能探骊得珠，甚至会南辕北辙。 二、文学批评中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 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如果单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比较文学作历时性的追溯，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由于各个时期比较文学观念的不同，它的理论背景和指导思想的不同．因而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的应运而生就是很好的说明。我们还可以发现，比较文学基本的研究方法都与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有着天然的关联，即文学批评中渗透着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思维，诸如：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批评与比较文学，文化批判与比较文学等等。 陈悖等学者在《比较文学》中指出：历史的实证的方法和审美的批评方法．是比较文学史上存在的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并对其流变作了梳理：在l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上半期，比较文学被看成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影响研究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几乎成了唯一的方法这类研究在理论上发展到极端，就是梵第根所主张的，把比较文学看成历史科学，只作事实的搜索考证，研究因果联系，而排斥审美批评。50年代之后，美国学者提倡平行研究，他们的理论背景是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因而在实践上强调审美的批评方法．强调“文学性”。这种梳理，实际上触及到了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历史批评、原型批评、新批评、符号学与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关系问题。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都注重事实的考据，强调实证分析，探微索隐地辨析、说明文学现象之间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都运用审美的批评方法，致力于发掘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的美学价值，体现了法国学者金伯勒的思考：文学的比较研究不应当局限于“事实联系的研究”．而必须尝试把研究导向对作品的价值的思考。 文学批评中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主干是接受美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它将读者置于批评的中心，为考察文学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接受理论强调读者的参与和创造，重视读者的接受过程；比较文学关注作品的“创作经过路线”。考量比较的放送与接受，两者有颇多接近之处。接受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尧斯为了论证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曾经讨论了“歌德的《浮士德》与瓦莱里的《浮士德》：论问题与回答的阐释学”。将德国的歌德与法国的瓦莱里的作品相比。这显然是比较文学的视野；而其中叉涉及到瓦莱里对歌德的接受问题，这又属读者反应批评的范畴。尧斯正是领悟到了接受理论中的比较意识以及比较文学中的接受因子，才强调：“我们研究《浮士德》时，所提出的问题，一定要针对歌德的《浮士德》和后来瓦莱里的《浮士德》所回答的问题，对症下药。”他还通过比较和接受研究发现：“歌德以他的人性戏剧回答浮士德神话的原始问题时，已经作r些改动。瓦莱里也发现歌德的《浮士德》的回答已不能满足他。于是他提出浮士德神话中蕴涵的另一个问题。”尧斯的批评实践，充分证明了随着比较文学创作活动、放送者、接受者关系网的渗透，接受美学、读者批评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层面．并由此开辟了文学研究新的探索途径。 符号学成为西方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坚实的理论支撑，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都直接从中获得灵感。符号学研究力图借鉴语言符号分析法和代码理论，从意义建构的“零框架”上寻求人类文化的同一性．这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文学与语言学联姻)、跨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异同)研究如出一辙。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有一种间接比较称为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俗称“西论中用”)。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学者杨牧和大陆学者周英雄先后对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六中的一首小诗《公无渡河》的分析，就是借用西方文学批评中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原则和符号学原理解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典型案例；论者从形式因素人手，创造性地从语音层次的分析上升到语义层次的分析，由此传达出对生命的喟叹，进而揭示悲剧精神，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的理论移植方法与文学批评的符号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融合；这种批评实践，是结构主义诗学中国化的开拓性尝试，并显示出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不解之缘。 女性主义批评由于其性别的独特性、理念的多元性、视角的开放性，自然与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许多契合点。当今世界女性主义批评运动千姿百态．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使发生在不同国度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活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注重社会实践而轻视理论化的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理性而多元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法国流派、争取女权强调本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东方女性主义批评。新见迭出，不乏胜解，各领风骚，形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阈。并昭示人们：无论是社会学女性主义批评、符号学女性主义批评，还是心理学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一旦跨越民族、跨越国界、跨越文化．就具有了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意义。 此外，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文学和社会学、文学和心理学的传通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到原型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甚至精神分析批评等文学批评方法的特质。 辨析文学批评方法与比较文学方法之关涉．使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比较文学学科的边缘性决定了它必然要与其他学科发生紧密的关系，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而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是文学研究．也就决定了它在文学批评的视野中必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此，将比较文学方法论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是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 比较文学是比较思维与比较方法结合的产物。它以理解不同文化和文学问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思维为主导，其研究方法也因此超越形式的异同类比，而包括了各种文学的不同研究方式，从而展现各种文学的特征和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 问题在于，处于当下这个多元参照和学科整合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历史性地从方法论、认识论和学科本体论的不同层面，去理解和认识“比较”的不同内涵及其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去思考和探寻这种比较的价值目标将如何影响到比较文学学科方法和文学研究范式的有效性?有学者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在当下所谓现代性视域和多元文化语境中，比较’只能建立在坚定不移地拆解文化中心主义、肯定多元文化共生权利、坚持价值倾向和发展担当互补共存的意识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这些价值理念的支撑，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方法．甚至是跨越文化、语言、民族的比较研究，同样不能保证得到这个时代的文化对话所期待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方法论的探索，许多学者致力于新时期文学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考求；在一致推重“比较”作为比较文学的出发点、思维方式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学界还就“阐发法”、“异同比较法”、“寻根法”、“对话”等研究方法进行了有效的尝试：实践证明，它们无论是在比较文学领域还是在文学批评范畴，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阐发研究既是一种研究类型．也是一种比较方法。它是中国学者的一个创造。王国维、胡适、闻一多等现代学者曾尝试这种实践；1976年台湾学者古添洪把“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的研究，称作“阐发”研究。这种间接比较实质上属于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而一国文学理论是从该国文学创作总结、抽象而来，在被用于另一国作品阐释时，无可避免地隐含着两种作品的比较：理论移用中的逆与顺，折射出两种作品的异与同。 平行研究中根据性质类型可分为类比研究和对比研究，称为“异同比较法”。这是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在异质异源的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进行的比较。它要求从求同出发，进而辨异，进而探究其深层原因；同时，在异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独特价值，寻求相互的了解、沟通和融合。 “寻根法”即“文化模子寻根法”，它是跨文化研究中文化冲突、文化碰撞的产物，是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提出的。他主张在进行不同类型文化背景的文学比较研究时．以文化模子的寻根作为基础．而且必须从两个模子的叠合处察同辨异，寻根探源，并认为，只有这样．方能穷究事物的本来面貌．达到两者的融合。叶维廉的思考．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对话”是比较的重要路径，也是文化传通的有效方法乐黛云从对话的角度反观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点和研究范式，提出了文学对话这个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础．并深刻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的实质：比较不是理由，比较中达成直接或间接的对话并且通过对话产生互补、互识、互鉴的成果．才是比较文学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正是巴赫金所憧憬的境界：在两种文化发生这种对话性相遇的情况之下．它们既不会彼此融合，也不会相互混同，各自都会保持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性的完整性，然而它们都相互丰富起来。 当我们用“比较”的眼光审视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深感两者需要的是学理的渗透和方法的融合．还发现无论是比较、阐发、对话等一般方法。还是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实证批评、审美批评等具体方法，都能找到许多契合点，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重视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为比较文学方法留出一席重要之地，正在情理之中。 比较，需要一个“他者”。“他者之梦．也许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之梦，他者向我们揭示的也许正是我们自身的未知身份，是我们自身的相异性。他者吸引我们走出自我．也有可能帮助我们回归到自我，发现另一个自我。”在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的视域中，这一番言说，既充满诗意，又耐人寻味。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中的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作为科学、客观方法的实证是与纯属精神活动的审美批评相对立的。其实，实证方法绝不是纯然地只关注事实的求证而排斥审美的批评方法，实证过程就包孕着一定的审美批评成分。同样，真正的审美批评又是包含着实证精神的批评。缺乏实证的审美只能使批评滑入主观臆断的泥潭，从而使研究失去扎实稳健的可信度。对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关系的片面理解，与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关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观念的划分与看法不无关系。 法国实证主义哲学的创立者孔德在其《实证哲学教程》中鲜明地提出，哲学的基点就是“实证”，即科学的精神和方法。从本质上说，就是以“确凿的事实和这些事实之间确实的稳定关系为基础”，“强调事实，强调对事实的观察分析，强调寻找事物的变化规律，强调发现同类事物的共性” ① 。这种实证的思想精神和方法对此后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对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它不仅对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兴起与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成为法国学派影响研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以至于人们一提到法国比较文学，首先想到的便是实证方法。其次，实证方法不再仅仅为法国文学研究所独有，而是成为超越国界的一切学术研究所必不可少的方法之一，“不再是严格的国别概念，而是体现一种空间性或区域性的概念，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方法论的属性概念” ② 。 就比较文学而言，实证能够成为法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最重要的方法，除实证主义传统的影响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众多学者对以往文学比较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对比较文学学科理性认知的结果。法国学派第一位代表人物巴登斯贝格在《比较文学:名称与实质》的著名论文中，对他之前150年里人们对文学“比较什么”和“如何比较”的问题提出了质疑。他明确指出:“仅仅对两个不同的对象同时看上一眼就作比较，仅仅靠记忆和印象的拼凑，靠一些主观臆想把可能游移不定的东西扯在一起来找类似点，这样的比较决不可能产生论断的明晰性。”这种比较不过是“那种没有价值的对比”，是“那些隐约相似的作品或人物之间进行对比的故弄玄虚的游戏” ③ 。用今天的话说，他坚决反对把比较文学变为不同文学作品之间无原则的瞎比，更反对不同文学作品之间进行空泛的无来由的所谓审美分析。为了使比较文学不致陷入不着边际的空谈，巴登斯贝格开始身体力行地进行欧洲各国文学之间渊源与影响的实证性考察，认为只有这种对细微迹象的实证考察，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获得的切合实际的结论，才能把比较文学整顿为一门科学的、符合文学史的最严格的要求的学科。这一做法为此后诸多法国学者所推崇。梵·第根明确提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 ④ ，并把精细和准确的考证规定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坚信如果没有这种精细的考证，比较文学便只能给人们一些近似之说和空泛的概论。梵·第根所以持比较文学属于文学史的分支的观点，除了想避免研究中的“近似之说”和“空泛的概论”的毛病外，还基于下面这样的考虑:“它可以在各方面延长一个国家的文学史所获得的结果，将这些结果和别的诸国家的文学史家们所获得的结果联在一起，于是这各种影响的复杂的网络，便组成了一个独立的领域，它绝对不想去代替各种本国的文学史:它只补充那些本国的文学史并把它们联合在一起。同时，它在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之上，纺织成一个更普遍的文学史的网。” ⑤ 伽列也强调“并非随便什么事物，随便什么时间地点都可以拿来比较”，如果仅把相似的东西罗列在一起，就有可能造成任性的、虚构的、空洞的对比，而不是从文学作品本身去寻求它的发展过程与发展规律。他宣称，比较文学重在研究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作家和作品之间“曾存在过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文学不是文学的比较” ⑥ 。基亚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比较文学是国际间的文学关系史” ⑦ 的著名观点。上述认识决定了法国学者对实证方法的看重。 客观地说，法国比较文学有其自身无法避免的局限性，但法国学者在实证方法的引导下对比较文学学科体系的完备与规范上所做出的扎实稳健的种种努力，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与科学严谨的学风，于比较文学的规范发展贡献巨大。难怪美国学者勃洛克不无感慨地说，没有巴登斯贝格、梵·第根、阿扎尔与伽列这些“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在半个多世纪内作出的努力”，“可能今天就不会有叫‘比较文学’的一门学科”，更“不太可能有比较文学研究近年来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蓬勃发展” ⑧ 。 然而，正是这种实证方法，又不断受到挑战和质疑。早在20世纪初，意大利著名美学家克罗齐就对实证方法提出过质疑，认为“每件艺术作品是件独特而个别的结构，是精神的表达，因此是一种创造，而不是一种模仿” ⑨ 。假如企图用事实联系来说明影响，最多只能停留在作品的外缘，因此他倡导价值的判断，而不是让作品淹没在渊源和影响的简单历史综合之中。20世纪50年代末期，实证方法更是遭到了以美国著名学者韦勒克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尖锐批评。韦勒克在那篇被称为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宣言书的《比较文学的危机》的著名报告中，把法国学派运用的实证方法列为比较文学出现持久危机的三大症状之一加以痛斥，认为有必要对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进行重新探讨。之后，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和《今日之比较文学》两篇文章中强调指出，他的文章“所针对的不 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方法” ⑩ 。那么，韦勒克何以对实证方法如此深恶痛绝呢?韦勒克认为，法国学者“把陈旧过时的方法论包袱强加于比较文学研究，并压上十九世纪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的重荷”，这样，比较文学“只能研究渊源与影响、原因与结果，而无法从总体上研究单独一部艺术作品” 11 ，这种方法除了可能说明一个作家熟悉和阅读过另一个作家的作品之外，再不可能为作品研究提供更有价值的东西。在他看来，“艺术作品不只是渊源和影响的总和，它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从别处衍生出来的原材料不再是毫无生气的东西，而是与新的结构融为一体了” 12 ，“真正的文学研究所关心的不是毫无生气的事实，而是标准和质量” 13 。如果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两国文学之间的“贸易交往”，“使比较文学变得仅仅注意研究外部情况”，那么比较文学只能成为“研究国外渊源和作家声誉的附属学科而已” 14 。原来，韦勒克所以对实证方法深为不满，究其根本是由于它把文学研究引向了对文学外部的研究，而对文学外部的研究则偏离了文学的审美批评原则，从而造成无视或排斥文学价值判断与美学分析的结果。这位新批评派理论家为了将比较文学研究导向“文学性”的内部研究，也为了打破法国学派一统天下的垄断局面，不惜把实证方法摆到了与审美批评截然对立的位置而加以批判。显然在这一点上，韦勒克的观点与克罗齐是一脉相承的。但是，韦勒克的批评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研究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精神交往与相互关系，并不能说明审美批评的缺席，更不意味着对“文学性”的忽视。对“文学性”的考察，原本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审视。韦勒克的新批评身份使他在很大程度上看轻、贬低了法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暴露了不应有的狭隘与偏见。 那么，以实证为圭臬的法国学派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真的只注重资料考据、事实联系和因果关系，而完全忽视或根本不讲审美批评吗?换言之，作为一种科学的、客观的实证方法与纯属精神现象的审美分析真的水火不容吗? 历史地看，我们注意到，法国学者们从未反对或排斥过文学研究中的审美介入。被同时誉为法国“比较文学之父”的维尔曼和安培，都十分关注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和对美的本质的研究。安培就认为，“文学科学”是由文学哲学与文学历史两个部分构成，它既要把“文学提高到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范畴的水平”，又要“对作品的美发表意见” 15 。在圣伯夫的身上，更是交织着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浪漫主义三种不同的倾向。他“一方面是理论上倡导实证批评，追寻一种‘文学的科学’，旨在为‘精神的自然史’服务;另一方面，其具体的批评实践，则把注意力集中于‘作家的性格特征’上，强调一种‘趣味’批评和历史批评，他要去探寻‘天才的火花’，‘诗人的精髓’” 16 。瑞士比较文学专家弗朗西斯·约斯特曾精辟地指出:“在十九世纪，比较文学既成为学术上的一门学科，又是一种批评的体系，这多半是由现代批评的奠基者之一的圣伯夫首先承认的” 17 。法国文艺批评泰斗丹纳在《艺术哲学》中申明他“从事实出发”、“不提出教训而寻求规律、证明规律”的主张，并用文化“三要素”即“种族、环境和时代”来匡定文学发展的动因，这些无疑都是典型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表现出了鲜明的“惟事实主义”和“惟科学主义”的特征，但同时他又注重时代精神的探寻，辉映着黑格尔的历史观与美学观的星光 18 。文学史家朗松在其《科学精神与文学史方法》一文中提出，在文学研究方法论上，要坚持“客观的求知精神”，“服从事实的立场”;而在《文学与科学》一文中又明确指出，在批评原则上，不能把文学与科学混为一谈，否则就等于把文学分解为生理学、心理学或社会学来运用，这是不足取的。总之，上述学者“学术思维的双重性，不仅是法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兴起与形成时期理论与实践样态上突出的标识” 19 。 当然，20世纪30年代法国学派理论集大成者梵·第根的理论表述，似乎让人们感觉到了他对文学审美的排斥。他指出:“‘比较’这两个宇应该摆脱全部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这反映了他的实证主义倾向和立场。这也正是美国学派指责、抨击法国学派实证主义的最确凿的“罪状”。但是，梵·第根又接着说:“比较文学的性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性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 20 请注意，梵·第根在这里同样讲得很清楚，比较文学研究并不止于“把尽可 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也不仅仅是“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而是在这一过程中还要“充分地”将“采纳在一起”的“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既然研究者在尽可能多地收集、考证、鉴别、归纳和梳理事实的过程中还要“解释”，就必然会有所取舍，必然带有不容怀疑的判断和价值取向，必然关注作为“终端”的接受者在接受、消化、过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新生点”、“创造性叛逆”及其意义和价值，怎么可能会“摆脱全部美学涵义”呢?也许，梵·第根“摆脱全部美学涵义”的表述过于极端，却也正说明了他担心比较文学陷入混乱的无边界的状态及其对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科学性、公正性的维护的初衷。稍后的伽列虽然也强调比较文学“主要不评定作品的原有价值，而是侧重于每个民族、每个作家所借鉴的种种发展演变” 21 ，但是他在用语上显然非常慎重，“主要”和“侧重”所强调的都只是研究重点，而并不能说明是对审美介入的排斥和否定，因为对“作家所借鉴的种种发展演变”的揭示，例如对影响作家人格、思想、人物塑造、艺术手法、表现技巧等的渊源研究，不可能不涉及审美分析与价值判断。对此，美国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雷马克已敏锐地洞见到许多法国学者的比较研究中处处可见微妙的、有见地的精美篇章，“显示了对文学作品美学价值的直觉的洞察力”，而且这种“清晰的、吸引人的风格具有一种艺术的魅力”，“正是美国同行们有时似乎缺少的东西” 22 。勃洛克也认为，阿扎尔的鸿篇巨著《十八世纪欧洲思潮》、《从孟德斯鸠到莱辛》等至今仍是比较文学的经典著作，因为它们“对于文学价值，表现了同样的敏感性”，“为我们指出了比较文学的一种可能形式” 23 。这些都证明了审美因素在法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存在。 20世纪60年代后期，法国学者更注意强调了实证研究中的文学批评和美学鉴赏。这一发展趋势既是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彼此对话、相互补充的结果，同时也是其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艾金伯勒的名著《比较不是理由》（1963），被美国学者认为是在一场学术论争的暴风雨过去后象征着学术界和平的彩虹。他明确地提出比较文学要将“历史方法与批评精神结合起来”，“案卷研究与文本阐释结合起来”，“社会学家的审慎与美学家的大胆结合起来”，从而最终“赋予我们的学科以一种有价值的课题和一些恰当的方法” 24 。这三个“结合”十分突出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研究中实证与审美批评缺一不可的关系。布吕奈尔等著的《什么是比较文学》（1983）也认为:“比较文学是从历史、批评和哲学的角度，对不同语言间或不同文化间的文学现象进行的分析性的描述，条理性和区别性的对比和综合性的说明，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作为人类精神的特殊功能的文学。” 25 这部学术专著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更具有开放性和宽容性，它广泛地吸收了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新成果，反映了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新趋势。可见，法国比较文学并非一味地只关注事实的求证而不讲批评;它所倡导的实证方法是几代学者理性探索后所达成的共识，于比较文学研究有其内在的学理价值，绝不会随时代的前进、学科的发展而时过境迁。 以审美批评为特色的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研究离不开实证的事实，也反证了法国学派与审美批评并非水火不容的关系。美国学派是在法国学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法国学派研究领域的拓展。它认为，比较文学既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同时又可以将文学同人类其他表现领域进行比较。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中，既包括了无影响关系的平行比较研究，又含有影响关系的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要求确立平行比较对象之间的相似性，即可比性，而这个可比性有时是显而易见的，有时则隐藏在事物的内部。找不到可比性，平行审美比较便失去了依据和理由，必然滑入主观臆断的泥潭。因此要找寻可比性事实的存在，实证精神和方法就无法缺席，这种实证的精神和方法突出体现在对比较双方差异背后的共性事实的令人信服的发现和挖掘上。在文学与诸如哲学、宗教、艺术、心理学等跨学科研究中，依然离不开确凿的事实和这些事实之间确实的关系这个基础。我们无法想象，不找寻文学与哲学、宗教、艺术、心理学等学科之间的联系事实，这种跨学科研究将何以展开?审美批评的基础将何以建立?可见，在平行比较研究与跨学科研究中，同样要求事实说话，强调对研究对象共有事实的观察分析，强调寻找事物的变化规律，强调发现同类事物的共性，这一切都离不开实证的方法。事实上，一切文学研究乃至学术研究都离不开实证的方法，正如艾金伯勒所说，“美学的一切都要从确凿的研究那儿获 得” 26 。因此，审美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方法，也必然是包含着实证精神的批评。 就国内而言，长期以来，我们由于过度强调了法国学派的实证和美国学派的审美的差别，所以不大注意并重视法国学派比较研究中的审美因素与美国学派比较研究中的实证因素的实际存在。这种情况的产生，从更深的层面上说，与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关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观念的划分与理解不无关系。众所周知，文学研究一向被划分为“文学史”、“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三个不同的主要领域。尤其是其中“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划分，对于我们理解这两个领域的不同性质与任务，无疑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但也毋庸讳言，这种划分在具体实践中所产生的弊病也是不容忽视的。其突出表现就是实际上造成了不少人对“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互不关涉的误解。这种误解和模糊认识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国内不少文学史著作和教材的写作模式，致使这些著作和教材大都成了单向度的作家作品与思潮流派的简单罗列和梳理，而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批评精神的缺失。这大概是目前国内文学史著述虽然多如牛毛却少有个性特色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作为被划入“文学史的分支”的法国比较文学，就自然而然地被认为是缺乏审美批评的学派。这种认识是有害的。事实上，大凡优秀的文学史著述都不只是作家作品与思潮流派的简单罗列和介绍，同样贯注着鲜明的审美批评的原则。夏志清写于上世纪50年代的颇具比较文学视野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就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他的小说史写作尽管在某些方面我们不能苟同，但其中因包孕着鲜明深刻的审美批评成分而显得生机勃勃，别具一格。他将优美作品的发现和评审视作文学史写作实践的一大要务，从而突破了“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之间人为的樊篱，难怪有学者称他的文学史写作“是一种文体上的创新” 27 。其实，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就曾对“文学史”与“审美批评”两者的密切关系从理论上给予过充分肯定，甚至认为“文学史和艺术批评之间不存在着任何界线”，“即使是文学史中最简单的问题也需要判断的行为”，“不确定筛选的原则、不在典型化和评价方面作出努力，就不可能写成文学史” 28 。他还指出，在文学研究中，理论、批评和历史必须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它的描述、阐释和评价文学作品的中心任务 29 。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就是这位如此通明的学者，却对作为文学史分支的法国比较文学的实证方法作出了那样绝对的苛刻的责难，这不能不说是他自身观点的矛盾性显现。这也是他的文章在当时受到众多欧美学者赞誉时又同样遭到不少学者批评的原因之一吧。笔者认为，就法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而言，我们无须斤斤计较或纠缠于它的文学史分支或文学研究的性质和身份，只要它的结论有益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有益于拓展对文学作品自身主动影响或接受影响的事实及其特点的认识，就是有价值的研究。 当下，我们重提比较文学研究中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的话题，就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对审美批评的过度偏重造成了对实证的某种轻视。结果，实证的空疏造成了不少研究言而无据、信口开河的混乱事实，也是造成当下被称为x+y式的或阿狗与阿猫式的瞎比乱比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并由此败坏了比较文学的声誉。陈思和先生曾举一本目前通行的比较文学教材里的一段话为例，指出实证空疏所带来的弊病。他认为其中“关于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被接受的论述几乎每一句话都需要仔细商榷”，因为“既然创造社成员是以感伤情绪来取舍外国文学，为何不喜欢感伤小说《新爱洛绮丝》而喜欢愤世嫉俗的《忏悔录》?创造社成员何时何地说过对《浮士德》时代的歌德不感兴趣?如果真是这样，郭沫若为何后来翻译这部文学名著?他们选择介绍雪莱是否就意味着拒绝拜伦?他们什么时候表示过对雨果不感兴趣?如果不感兴趣为什么王独清要自称是‘雨果第二’呢?” 30 他认为，如果没有第一手资料来证实，以不经过考核的结论为前提，然后推断出不负责任的证据的方法是站不住脚的。可见，缺乏实证的文学史和审美批评势必偏离事实并使批评导向主观臆断性，从而使话语和结论失去扎实稳健的可信度。我们强调、提倡实证，并非是要把文学等同于科学，而是因为它体现出了一种科学求真的精神与严谨务实的学风。这种科学求真的精神与严谨务实的学风是一切学术研究所必不可少 的。这种精神与学风在今天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这一点，在后现代主义思潮颠覆、解构科学和理性的语境下更应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 总之，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一切学术研究，虽然重点各异，方法有别，但都存在着实证与批评交融的研究格局:实证中有批评，批评中含实证。过分强调一端而忽视另一端存在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中的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作为科学、客观方法的实证是与纯属精神活动的审美批评相对立的。其实，实证方法绝不是纯然地只关注事实的求证而排斥审美的批评方法，实证过程就包孕着一定的审美批评成分。同样，真正的审美批评又是包含着实证精神的批评。缺乏实证的审美只能使批评滑入主观臆断的泥潭，从而使研究失去扎实稳健的可信度。对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关系的片面理解，与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关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观念的划分与看法不无关系。 法国实证主义哲学的创立者孔德在其《实证哲学教程》中鲜明地提出，哲学的基点就是“实证”，即科学的精神和方法。从本质上说，就是以“确凿的事实和这些事实之间确实的稳定关系为基础”，“强调事实，强调对事实的观察分析，强调寻找事物的变化规律，强调发现同类事物的共性” ① 。这种实证的思想精神和方法对此后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对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它不仅对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兴起与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成为法国学派影响研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以至于人们一提到法国比较文学，首先想到的便是实证方法。其次，实证方法不再仅仅为法国文学研究所独有，而是成为超越国界的一切学术研究所必不可少的方法之一，“不再是严格的国别概念，而是体现一种空间性或区域性的概念，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方法论的属性概念” ② 。 就比较文学而言，实证能够成为法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最重要的方法，除实证主义传统的影响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众多学者对以往文学比较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对比较文学学科理性认知的结果。法国学派第一位代表人物巴登斯贝格在《比较文学:名称与实质》的著名论文中，对他之前150年里人们对文学“比较什么”和“如何比较”的问题提出了质疑。他明确指出:“仅仅对两个不同的对象同时看上一眼就作比较，仅仅靠记忆和印象的拼凑，靠一些主观臆想把可能游移不定的东西扯在一起来找类似点，这样的比较决不可能产生论断的明晰性。”这种比较不过是“那种没有价值的对比”，是“那些隐约相似的作品或人物之间进行对比的故弄玄虚的游戏” ③ 。用今天的话说，他坚决反对把比较文学变为不同文学作品之间无原则的瞎比，更反对不同文学作品之间进行空泛的无来由的所谓审美分析。为了使比较文学不致陷入不着边际的空谈，巴登斯贝格开始身体力行地进行欧洲各国文学之间渊源与影响的实证性考察，认为只有这种对细微迹象的实证考察，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获得的切合实际的结论，才能把比较文学整顿为一门科学的、符合文学史的最严格的要求的学科。这一做法为此后诸多法国学者所推崇。梵·第根明确提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 ④ ，并把精细和准确的考证规定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坚信如果没有这种精细的考证，比较文学便只能给人们一些近似之说和空泛的概论。梵·第根所以持比较文学属于文学史的分支的观点，除了想避免研究中的“近似之说”和“空泛的概论”的毛病外，还基于下面这样的考虑:“它可以在各方面延长一个国家的文学史所获得的结果，将这些结果和别的诸国家的文学史家们所获得的结果联在一起，于是这各种影响的复杂的网络，便组成了一个独立的领域，它绝对不想去代替各种本国的文学史:它只补充那些本国的文学史并把它们联合在一起。同时，它在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之上，纺织成一个更普遍的文学史的网。” ⑤ 伽列也强调“并非随便什么事物，随便什么时间地点都可以拿来比较”，如果仅把相似的东西罗列在一起，就有可能造成任性的、虚构的、空洞的对比，而不是从文学作品本身去寻求它的发展过程与发展规律。他宣称，比较文学重在研究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作家和作品之间“曾存在过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文学不是文学的比较” ⑥ 。基亚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比较文学是国际间的文学关系史” ⑦ 的著名观点。上述认识决定了法国学者对实证方法的看重。 客观地说，法国比较文学有其自身无法避免的局限性，但法国学者在实证方法的引导下对比较文学学科体系的完备与规范上所做出的扎实稳健的种种努力，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与科学严谨的学风，于比较文学的规范发展贡献巨大。难怪美国学者勃洛克不无感慨地说，没有巴登斯贝格、梵·第根、阿扎尔与伽列这些“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在半个多世纪内作出的努力”，“可能今天就不会有叫‘比较文学’的一门学科”，更“不太可能有比较文学研究近年来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蓬勃发展” ⑧ 。 然而，正是这种实证方法，又不断受到挑战和质疑。早在20世纪初，意大利著名美学家克罗齐就对实证方法提出过质疑，认为“每件艺术作品是件独特而个别的结构，是精神的表达，因此是一种创造，而不是一种模仿” ⑨ 。假如企图用事实联系来说明影响，最多只能停留在作品的外缘，因此他倡导价值的判断，而不是让作品淹没在渊源和影响的简单历史综合之中。20世纪50年代末期，实证方法更是遭到了以美国著名学者韦勒克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尖锐批评。韦勒克在那篇被称为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宣言书的《比较文学的危机》的著名报告中，把法国学派运用的实证方法列为比较文学出现持久危机的三大症状之一加以痛斥，认为有必要对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进行重新探讨。之后，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和《今日之比较文学》两篇文章中强调指出，他的文章“所针对的不 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方法” ⑩ 。那么，韦勒克何以对实证方法如此深恶痛绝呢?韦勒克认为，法国学者“把陈旧过时的方法论包袱强加于比较文学研究，并压上十九世纪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的重荷”，这样，比较文学“只能研究渊源与影响、原因与结果，而无法从总体上研究单独一部艺术作品” 11 ，这种方法除了可能说明一个作家熟悉和阅读过另一个作家的作品之外，再不可能为作品研究提供更有价值的东西。在他看来，“艺术作品不只是渊源和影响的总和，它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从别处衍生出来的原材料不再是毫无生气的东西，而是与新的结构融为一体了” 12 ，“真正的文学研究所关心的不是毫无生气的事实，而是标准和质量” 13 。如果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两国文学之间的“贸易交往”，“使比较文学变得仅仅注意研究外部情况”，那么比较文学只能成为“研究国外渊源和作家声誉的附属学科而已” 14 。原来，韦勒克所以对实证方法深为不满，究其根本是由于它把文学研究引向了对文学外部的研究，而对文学外部的研究则偏离了文学的审美批评原则，从而造成无视或排斥文学价值判断与美学分析的结果。这位新批评派理论家为了将比较文学研究导向“文学性”的内部研究，也为了打破法国学派一统天下的垄断局面，不惜把实证方法摆到了与审美批评截然对立的位置而加以批判。显然在这一点上，韦勒克的观点与克罗齐是一脉相承的。但是，韦勒克的批评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研究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精神交往与相互关系，并不能说明审美批评的缺席，更不意味着对“文学性”的忽视。对“文学性”的考察，原本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审视。韦勒克的新批评身份使他在很大程度上看轻、贬低了法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暴露了不应有的狭隘与偏见。 那么，以实证为圭臬的法国学派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真的只注重资料考据、事实联系和因果关系，而完全忽视或根本不讲审美批评吗?换言之，作为一种科学的、客观的实证方法与纯属精神现象的审美分析真的水火不容吗? 历史地看，我们注意到，法国学者们从未反对或排斥过文学研究中的审美介入。被同时誉为法国“比较文学之父”的维尔曼和安培，都十分关注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和对美的本质的研究。安培就认为，“文学科学”是由文学哲学与文学历史两个部分构成，它既要把“文学提高到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范畴的水平”，又要“对作品的美发表意见” 15 。在圣伯夫的身上，更是交织着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浪漫主义三种不同的倾向。他“一方面是理论上倡导实证批评，追寻一种‘文学的科学’，旨在为‘精神的自然史’服务;另一方面，其具体的批评实践，则把注意力集中于‘作家的性格特征’上，强调一种‘趣味’批评和历史批评，他要去探寻‘天才的火花’，‘诗人的精髓’” 16 。瑞士比较文学专家弗朗西斯·约斯特曾精辟地指出:“在十九世纪，比较文学既成为学术上的一门学科，又是一种批评的体系，这多半是由现代批评的奠基者之一的圣伯夫首先承认的” 17 。法国文艺批评泰斗丹纳在《艺术哲学》中申明他“从事实出发”、“不提出教训而寻求规律、证明规律”的主张，并用文化“三要素”即“种族、环境和时代”来匡定文学发展的动因，这些无疑都是典型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表现出了鲜明的“惟事实主义”和“惟科学主义”的特征，但同时他又注重时代精神的探寻，辉映着黑格尔的历史观与美学观的星光 18 。文学史家朗松在其《科学精神与文学史方法》一文中提出，在文学研究方法论上，要坚持“客观的求知精神”，“服从事实的立场”;而在《文学与科学》一文中又明确指出，在批评原则上，不能把文学与科学混为一谈，否则就等于把文学分解为生理学、心理学或社会学来运用，这是不足取的。总之，上述学者“学术思维的双重性，不仅是法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兴起与形成时期理论与实践样态上突出的标识” 19 。 当然，20世纪30年代法国学派理论集大成者梵·第根的理论表述，似乎让人们感觉到了他对文学审美的排斥。他指出:“‘比较’这两个宇应该摆脱全部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这反映了他的实证主义倾向和立场。这也正是美国学派指责、抨击法国学派实证主义的最确凿的“罪状”。但是，梵·第根又接着说:“比较文学的性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性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 20 请注意，梵·第根在这里同样讲得很清楚，比较文学研究并不止于“把尽可 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也不仅仅是“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而是在这一过程中还要“充分地”将“采纳在一起”的“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既然研究者在尽可能多地收集、考证、鉴别、归纳和梳理事实的过程中还要“解释”，就必然会有所取舍，必然带有不容怀疑的判断和价值取向，必然关注作为“终端”的接受者在接受、消化、过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新生点”、“创造性叛逆”及其意义和价值，怎么可能会“摆脱全部美学涵义”呢?也许，梵·第根“摆脱全部美学涵义”的表述过于极端，却也正说明了他担心比较文学陷入混乱的无边界的状态及其对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科学性、公正性的维护的初衷。稍后的伽列虽然也强调比较文学“主要不评定作品的原有价值，而是侧重于每个民族、每个作家所借鉴的种种发展演变” 21 ，但是他在用语上显然非常慎重，“主要”和“侧重”所强调的都只是研究重点，而并不能说明是对审美介入的排斥和否定，因为对“作家所借鉴的种种发展演变”的揭示，例如对影响作家人格、思想、人物塑造、艺术手法、表现技巧等的渊源研究，不可能不涉及审美分析与价值判断。对此，美国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雷马克已敏锐地洞见到许多法国学者的比较研究中处处可见微妙的、有见地的精美篇章，“显示了对文学作品美学价值的直觉的洞察力”，而且这种“清晰的、吸引人的风格具有一种艺术的魅力”，“正是美国同行们有时似乎缺少的东西” 22 。勃洛克也认为，阿扎尔的鸿篇巨著《十八世纪欧洲思潮》、《从孟德斯鸠到莱辛》等至今仍是比较文学的经典著作，因为它们“对于文学价值，表现了同样的敏感性”，“为我们指出了比较文学的一种可能形式” 23 。这些都证明了审美因素在法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存在。 20世纪60年代后期，法国学者更注意强调了实证研究中的文学批评和美学鉴赏。这一发展趋势既是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彼此对话、相互补充的结果，同时也是其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艾金伯勒的名著《比较不是理由》（1963），被美国学者认为是在一场学术论争的暴风雨过去后象征着学术界和平的彩虹。他明确地提出比较文学要将“历史方法与批评精神结合起来”，“案卷研究与文本阐释结合起来”，“社会学家的审慎与美学家的大胆结合起来”，从而最终“赋予我们的学科以一种有价值的课题和一些恰当的方法” 24 。这三个“结合”十分突出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研究中实证与审美批评缺一不可的关系。布吕奈尔等著的《什么是比较文学》（1983）也认为:“比较文学是从历史、批评和哲学的角度，对不同语言间或不同文化间的文学现象进行的分析性的描述，条理性和区别性的对比和综合性的说明，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作为人类精神的特殊功能的文学。” 25 这部学术专著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更具有开放性和宽容性，它广泛地吸收了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新成果，反映了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新趋势。可见，法国比较文学并非一味地只关注事实的求证而不讲批评;它所倡导的实证方法是几代学者理性探索后所达成的共识，于比较文学研究有其内在的学理价值，绝不会随时代的前进、学科的发展而时过境迁。 以审美批评为特色的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研究离不开实证的事实，也反证了法国学派与审美批评并非水火不容的关系。美国学派是在法国学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法国学派研究领域的拓展。它认为，比较文学既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同时又可以将文学同人类其他表现领域进行比较。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中，既包括了无影响关系的平行比较研究，又含有影响关系的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要求确立平行比较对象之间的相似性，即可比性，而这个可比性有时是显而易见的，有时则隐藏在事物的内部。找不到可比性，平行审美比较便失去了依据和理由，必然滑入主观臆断的泥潭。因此要找寻可比性事实的存在，实证精神和方法就无法缺席，这种实证的精神和方法突出体现在对比较双方差异背后的共性事实的令人信服的发现和挖掘上。在文学与诸如哲学、宗教、艺术、心理学等跨学科研究中，依然离不开确凿的事实和这些事实之间确实的关系这个基础。我们无法想象，不找寻文学与哲学、宗教、艺术、心理学等学科之间的联系事实，这种跨学科研究将何以展开?审美批评的基础将何以建立?可见，在平行比较研究与跨学科研究中，同样要求事实说话，强调对研究对象共有事实的观察分析，强调寻找事物的变化规律，强调发现同类事物的共性，这一切都离不开实证的方法。事实上，一切文学研究乃至学术研究都离不开实证的方法，正如艾金伯勒所说，“美学的一切都要从确凿的研究那儿获 得” 26 。因此，审美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方法，也必然是包含着实证精神的批评。 就国内而言，长期以来，我们由于过度强调了法国学派的实证和美国学派的审美的差别，所以不大注意并重视法国学派比较研究中的审美因素与美国学派比较研究中的实证因素的实际存在。这种情况的产生，从更深的层面上说，与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关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观念的划分与理解不无关系。众所周知，文学研究一向被划分为“文学史”、“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三个不同的主要领域。尤其是其中“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划分，对于我们理解这两个领域的不同性质与任务，无疑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但也毋庸讳言，这种划分在具体实践中所产生的弊病也是不容忽视的。其突出表现就是实际上造成了不少人对“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互不关涉的误解。这种误解和模糊认识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国内不少文学史著作和教材的写作模式，致使这些著作和教材大都成了单向度的作家作品与思潮流派的简单罗列和梳理，而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批评精神的缺失。这大概是目前国内文学史著述虽然多如牛毛却少有个性特色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作为被划入“文学史的分支”的法国比较文学，就自然而然地被认为是缺乏审美批评的学派。这种认识是有害的。事实上，大凡优秀的文学史著述都不只是作家作品与思潮流派的简单罗列和介绍，同样贯注着鲜明的审美批评的原则。夏志清写于上世纪50年代的颇具比较文学视野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就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他的小说史写作尽管在某些方面我们不能苟同，但其中因包孕着鲜明深刻的审美批评成分而显得生机勃勃，别具一格。他将优美作品的发现和评审视作文学史写作实践的一大要务，从而突破了“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之间人为的樊篱，难怪有学者称他的文学史写作“是一种文体上的创新” 27 。其实，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就曾对“文学史”与“审美批评”两者的密切关系从理论上给予过充分肯定，甚至认为“文学史和艺术批评之间不存在着任何界线”，“即使是文学史中最简单的问题也需要判断的行为”，“不确定筛选的原则、不在典型化和评价方面作出努力，就不可能写成文学史” 28 。他还指出，在文学研究中，理论、批评和历史必须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它的描述、阐释和评价文学作品的中心任务 29 。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就是这位如此通明的学者，却对作为文学史分支的法国比较文学的实证方法作出了那样绝对的苛刻的责难，这不能不说是他自身观点的矛盾性显现。这也是他的文章在当时受到众多欧美学者赞誉时又同样遭到不少学者批评的原因之一吧。笔者认为，就法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而言，我们无须斤斤计较或纠缠于它的文学史分支或文学研究的性质和身份，只要它的结论有益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有益于拓展对文学作品自身主动影响或接受影响的事实及其特点的认识，就是有价值的研究。 当下，我们重提比较文学研究中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的话题，就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对审美批评的过度偏重造成了对实证的某种轻视。结果，实证的空疏造成了不少研究言而无据、信口开河的混乱事实，也是造成当下被称为x+y式的或阿狗与阿猫式的瞎比乱比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并由此败坏了比较文学的声誉。陈思和先生曾举一本目前通行的比较文学教材里的一段话为例，指出实证空疏所带来的弊病。他认为其中“关于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被接受的论述几乎每一句话都需要仔细商榷”，因为“既然创造社成员是以感伤情绪来取舍外国文学，为何不喜欢感伤小说《新爱洛绮丝》而喜欢愤世嫉俗的《忏悔录》?创造社成员何时何地说过对《浮士德》时代的歌德不感兴趣?如果真是这样，郭沫若为何后来翻译这部文学名著?他们选择介绍雪莱是否就意味着拒绝拜伦?他们什么时候表示过对雨果不感兴趣?如果不感兴趣为什么王独清要自称是‘雨果第二’呢?” 30 他认为，如果没有第一手资料来证实，以不经过考核的结论为前提，然后推断出不负责任的证据的方法是站不住脚的。可见，缺乏实证的文学史和审美批评势必偏离事实并使批评导向主观臆断性，从而使话语和结论失去扎实稳健的可信度。我们强调、提倡实证，并非是要把文学等同于科学，而是因为它体现出了一种科学求真的精神与严谨务实的学风。这种科学求真的精神与严谨务实的学风是一切学术研究所必不可少 的。这种精神与学风在今天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这一点，在后现代主义思潮颠覆、解构科学和理性的语境下更应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 总之，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一切学术研究，虽然重点各异，方法有别，但都存在着实证与批评交融的研究格局:实证中有批评，批评中含实证。过分强调一端而忽视另一端存在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比较文学论文:从“外国文学”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摘要：1997年学科调整后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在信息一体化的全球化氛围中，再现勃勃生 机，很快从原来的危机状态下走出，经过几年发展，硕士、博士、博士后流动站三级体制得以完善，全面拉 动了该学科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的深层进展。但学科合并后的高层次整合并不理想，两个老学科之间的关系 多有争议，教学中的具体问题依然不少。文章就学科合并及合并后的外国文学教学改革的理论依据、理念目 标、教学新模式建构以及近年来的教学改革试验谈一点自己的认识和思考. 关键词：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整合；教学改革 1917年周作人以北京大学文科教授的身份首先开设欧 洲文学史，1918 年第一本《欧洲文学史》教材问世。1930 年朱自清主持清华大学国文系后，明确提出从“比较”高 度认识“西洋文学”。1938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对大学课程 进行调整，中文系课程设置沿用清华思路。1946年，按照 闻一多的设想：把中国语言文学系和外国语言文学系分解 重组文学系和语言系，后因争议较大未能实施。1952年新 中国高校学科大调整后，“外国文学史”作为规范的学科 名称替代“欧洲文学史”、“西洋文学”。1997年国务院社 科规划办公室为适应新世纪的发展需要，本着减少旧学 科、发展新学科的宗旨，将高校讲坛上存在了80年的外 国文学与20 世纪80年展起来的比较文学实施学科合 并，合并为“文学”学科之下新的二级学科——“比较文 学与世界文学”，原有学科只能以专业性质（专业方向） 存在. 一、学科整合背景及内部关系明确 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本是该学科两个重要的概念. 1827年歌德从“各民族文学间的相互容忍”和“作品具有 普遍的全人类意义”两方面提出“世界文学”（德语复合 词weltliteraur）的构想：“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 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 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①研究者据此认为文学是不断进化 的有机体，从民族文学到世界文学，体现了人类文学的伟 大进步，论者确信，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日益临近，相互影 响日益深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文学正在形成. 韦勒克·沃伦认为世界文学除歌德赋予的涵义外，还指全 球各民族文学的总和，或指那些享有世界声誉的优秀作 品，他较早认识到世界文学对于比较文学的重要性，他这 样界定比较文学：从一种国际的角度研究所有的文学。从 中我们看到两种涵义的世界文学：一个着眼于文学发展前 景的理论构想；一个立足于划定比较文学的对象和角度. 而在国内“世界文学”却没有在学科的理论构建中真正发 挥作用，起支配性作用的是“文学关系”说。比如陈?? 刘象愚著《比较文学概论》给比较文学下了一个相当完整 的定义：一种开放式的文学研究，它具有宏观的视野和国 际的角度，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界限的各 种文学关系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和方法上，具有比较的意 识和兼容并包的特色。把比较文学界定为对各种“文学关 系”的研究，这是中国学派较为一致的观点，而“文学关 系”是一个差异性概念，在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国别、民 族、文化差异等外部因素是其关注的中心，对它的强调消 解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系统性和内在的 同质关系. 由于新学科的诞生，进入核心课的外国文学在大学中 文系的地位获得极大改善。“外国文学”在“中国语言文 学系”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得以根本解决。但学科合并 后，学科内部与比较文学的矛盾却凸现出来。从新学科的 命名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不能够彼此替代，而应该保留各自本原特性，在更高层次上进行整合，以达至文学研 究的新境界，但实际情形却不全然如此。硕士研究生招生 方向一贯是学科发展的晴雨表，通过互联网，仅就2002 年全国有硕士招生资格的50所大学进行了调查。结果发 现，各大学的招生方向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如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原先没有世界文学 专业，在新学科的招生方向中，也没有世界文学方向，而 全是中外文学关系的方向。第二类如北京师范大学、华东 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原先有世界文学专业，在学 科合并后，世界文学方向的重要性降低，把重要精力转向 中外文学关系的方向。第三类如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 等，在二级学科下，没有设具体方向。这些学校以前有世 界文学专业，学科合并后在发展方向上尚不明朗，现有师 资以世界文学为主。第四类以上海师大、苏州大学、武汉 大学为代表，他们在招生方向上，有中外文学关系方向， 也有世界文学方向，二者并重。新学科在研究方向的设置 上，应该是比较文学理论、中外文学关系、世界文学并 重，上海师大一类大学的做法较接近这种理想状态。② 在大学中文系，世界文学就是外国文学。它包括外国 单一作家、作品本身的研究，包括国别文学的研究，包括 区域文学(如欧美文学、东方文学、拉美文学等)及总体 外国文学的研究，同时，它也包括含有中国的世界范围内 全部的文学的研究。从19 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一百多年 间，外国文学研究在中国取得了空前的实绩，而中外文学 关系的研究只是近20年才形成规模的，在新的学科中， 需要有中外文学关系的维度，也需要有纯粹外国文学的维 度。从学科的整体发展来看，世界文学无疑是比较文学基 础，而比较文学则是世界文学的研究方法，二者之间的确 存在着知识平台与方法论的互补性。世界文学在新学科中 不仅要维持它的存在，更要推动它的发展，因此，我们需 要在更高的层面上认识世界文学的意义。不论世界文学作 为对象还是角度，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就像聂珍钊在 2002外国文学年会所说：外国文学史本身就有比较文学的 特点和内涵，外国文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在本质上 是一致的. 二、课程设置及知识体系的完善 按教育部的部署，从1999年起，师范院校逐步以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取代原来的“世界文学”或“外 国文学”。因此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 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其中有很多需要研究的问题。本专业 课程设置、专业方向、教学的内容和方法等都要进行全面 改革。但迄今为止，很多条件不具备的大学和师范院校都 还没有开设“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我们还是按原 有的外国文学教学计划、教学内容运作。课程怎样设计， 如何安排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如何调整，教学方法如何改 善，这正是我们需要探讨和急需解决的问题. 根据教育部有关课程教学的要求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 学教学内容的需要，我们按照现有师资和在中国文学教学 的基础上，认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课程设置可分这样 几个科目实施教学：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外国文学史 （欧洲部分至一战前）；东方文学经典选读；20世纪诺贝 尔文学选讲。并在这些课程中贯穿中外文学关系比较研究 的具体内容. 1 、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分二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比 较文学的各个层面及研究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平行研 究、科际整合研究等方法；使学生认识比较文学的本质以 及研究比较文学的途径和方法，侧重理论的说明，学习和 研究比较文学的方法。第二部分讨论比较文学的各种范畴 以及不同的流派和文学运动与思潮，兼及个案示例，通过 案例的分析可使学生知道怎样以比较的思维阅读世界名 著，从事鉴赏和研究. 2 、外国文学史（欧洲部分102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通过选读外国文学名著 的重要作品，使学生对世界文学有系统认识，帮助学生理 解中西方文学的异同。学生通过从不同角度审视中国文学 在现代世界文坛的位置，在对世界文学有认识之余，也可 以对比较文学及其研究的趋向作出更全面的沉思。本科目 将会通过选读外国文学名著（诗歌、小说、戏剧等）使学 生掌握西方文化观念下的重要文学现象、主要作家、作品 和评鉴能力。授课时可以刻意引介所选文本背后的文艺思 潮、文学运动来培养学生的比较性思维观念. 3 、东方文学经典选读（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重点学习东方文学的经 典作品，作为外国文学史课程知识体系的必要补充，使学 生了解世界文学发展历程中东西方文学的差异化及相互影 响。接受中国以外的其他东方文化背景中的作品信息，形 成更为广阔的比较文化视野。本科将会通过选读国外东方 文学名著诗歌、小说、戏剧等使学生掌握东方文化观念下 的重要文学现象、主要作家、作品，提高评鉴能力，进一 步强化学生的比较性思维观念. 4 、20 世纪诺贝尔文学选讲（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重点学习20世纪诺贝 尔文学获奖作家的代表作品，作为外国文学史课程知识体 系的必要延伸，使学生了解世界文学的最新发展及现代主 义、后现代主义文学与传统文学间的继承和反动。接受更 接近于我们的生存时代的文学作品精神信息，并对我们现 代意识培育和生存观念更新产生直接影响。本科将会通过 选读20世纪产生了广泛而深刻影响的诺贝尔文学名著， 使学生掌握作为20世纪重要文学现象的现代主义、后现 代主义文学观念，并理解主要作家、作品，对学生创新意 识的培养予以启迪. 三、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与具体方法 面对学科合并后的挑战，面对校园的人文精神冷落， 面对大学生群体中名著阅读量极小的现实，面对教学内容 作品多、地域广、时间跨度长的特点，如何在21世纪的新时代条件下搞好外国文学教学，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昔日拿着纸页发黄的讲稿“满堂灌”的教学模式、习惯了 的“文学背景——作家简介——作品分析”的讲授模式， 必须代之以充满锐意创新精神的全新外国文学教学模式. 因此，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改革迫在眉睫. 1、教学改革新探索及思路 （1）强化人文精神，重视非智力因素。当代教育首 先表现为综合素质培养，而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单纯的 知识，而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非智力因素。这是衡量大 学生道德品质、人格完善和文化学识等方面成长的基本标 准。正如启蒙思想家洛克所说：一个只要科学不要人文精 神的人，是只有知识没有智慧的人。人文精神是大学教学 永恒的主题，外国文学积淀着西方人文精神的深厚内涵， “自立自强自尊”和崇尚个性自由的人文关怀与当代大学 生息息相通。从古希腊以人为本的理念到文艺复兴的人文 主义，从卢梭对人性的张扬到雨果、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 及其20世纪文学对人性回归的呼吁给我们提供了人格修 炼的丰富营养。因此，弘扬人文精神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 质应该成为外国文学教学的基本价值理念. 在外国文学教学中，注意培养个体意识的健康发展. 对于生长在重群体而轻个体的中国文化之中的中国青年学 生的健全人格培养，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教学中，要 使青年学生通过文化比较认清：西方文化重个体而轻群体 的传统的优点和弊端，懂得如何从体现个体自由精神的西 方文学中获得可贵的借鉴，同时也认识到西方个体自由传 统的实质及其消极因素，以及经过现代诠释后的中国重群 体的传统所具有的积极价值. （2）优化教学内容，实施“精品”教学。外国文学 内容十分广阔、流派纷呈、名家灿若星河、佳作汗牛充 栋。教学内容选择要根据全新的理念、全新的标准和学生 的实际：一是理清线索，帮助学生获得整体的文学发展观 念，这是教学的基础；二是大胆舍弃，压缩重点作品数 量，提升作品分析的广度和深度，在大家中选更具类型代 表和艺术价值作家且只选一部作品（具有深度和文化含 量）探讨分析。三是注意学术动态、开拓发现视界，讲授 自己的科研发现和研究方法。因此，注重创新思维和方法 论启迪就成为外国文学教学的制高点。四是对研究对象资 源几近枯竭、研究资料沉积太多的作家作品可引导学生在 课外学习整理，以减轻教学负载量. 在优化教学内容的同时，切实突出教学内容的重点、 难点。就整个外国文学的发展而言，古代是原点，近代是 重点，现当代是难点。讲授的重点部分再分出次重点。如 希腊神话、人文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 学，其中神话原型、莎士比业、塞万提斯、拜伦、托马 斯·哈代、雨果、巴尔扎克、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等， 应是重点讲授和学生重点学习、掌握的作家，而像《圣 经》、《罗密欧与朱丽叶》、《傲慢与偏见》、《简·爱》、《罪 与罚》等这些阅读性较强的作品可视为次重点。而20世 纪文学，重点是现代主义文学，现实主义作品为次重点. 现代主义文学离我们的时代生活距离远，人们对各种艺术 鉴赏还未能拉开时空距离，很多问题少有结论，这是我们 教学的难点。教师把重点、难点讲深讲透，学生深刻领 会，能举一反三。略讲部分，教师精心设计“作业与讨 论”，督促学生自己来完成. （3）增加批评方法在外国文学教学中份量。首先， 用文艺理论准确地为作家作品定性定位，作为学生阅读作 品前必要的知识准备，也是深入理解作品的基础。作家的 创作已有了某种标签或是受到某种文学思潮的影响，决定 了他的艺术思维和表现视角，只有理解了这些内容作品分 析才能落到实处。其次，针对不同的作品选用适当的评鉴 方法。譬如用马斯洛人格理论分析《哈姆莱特》，用基督 教教义理论分析《巴黎圣母院》，用女性主义理论解构 《简·爱》等，尤其是现代主义作品已很难再适应社会历 史批评，而必须选用适合于它们的新批评方法。选有代表 性的作品作为个案，用适当的文艺批评方法指导作品分 析，不仅教给学生方法，也激发了学习兴趣、提高了课堂 教学的量和质。再次，增进与外界的交流，增强观念的包 容性，兼收并蓄容得下多种不同的声音。随着中外文化的 交流的深入，东西方观念撞击和相互解构，我们走进一个 思想与方法多元的世纪，我们不能再以国人特有的思维方 式用中国文艺理论理解外国文学作品中的现象和问题，应 该用外国文艺理论解读外国文学作品，更能准确地理解外 国文学中难以理解的内涵。引导学生向文艺理论之门迈 进，培养他们对文学和文艺理论的兴趣，提高理论素养， 这也是大学高年级外国文学教学的重要任务. （4）打破学科界限，丰富文化含量。比较文学与世 界文学的学科整合为外国文学教学打开了新的视界，教学 中应该打破学科界限，注意文学与历史、哲学、心理学、 宗教、艺术、自然科学等的联系，丰富外国文学课的文化 含量。特别注意把各民族的文化与文学融为一体，使学生 在学习外国文学知识的同时，提高文化素养，达到拓宽知 识领域、强化素质教育的目的。在教学中，注意寻找契合 点，挖掘品德培育和人格提升的内容，如通过《被缚的普 罗米修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加强人生理想教育； 通过《罗兰之歌》、《羊脂球》等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通过 《高老头》、《美国悲剧》等强化社会批判意识；通过《荒 原》、《等待戈多》等理解现代人的信仰危机；通过文学作 品中的爱情诗，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爱情观等等. 2、教学改革的手段与方法 （1）网络资源运用。置身于网络时代，现代化教育 技术在城市中学开始全面普及，近年来高校的教学评估和 教学成果评审对网络技术及多媒体教学格外看重，迫使已 经走在了中学后面的高校加大投资完善设施，为学生提供 更多的机会更好的条件。外国文学教学面对图书资源严重 不足和缺失，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来辅助学习和研究不失为 一种较为理想的选择：一是到三年级学生掌握了这方面的知识和技术；二是数字信息资料全面，使用方便；三是能 节省时间；四是作为教学内容的大作家及经典作品网络资 源非常丰富。面对一部作品选择好话题和角度，学生尽可 以各显神通，从不同渠道搜集到大量材料，再经自己整理 消化在精心组织的讨论中见仁见智的阐述。 所有这些窗口为外国文学教学提供了便利，只要运用得当 使用熟练必然是“别有洞天”. （2）现代教育技术运用。“人脑”＋“电脑”的多媒 体课堂教学实现了图文声像兼具的理想模式，为课堂教学 营造了一种民主、宽松、和谐的教学气氛，使学生的主体 意识在生动活泼的、自由民主的氛围中得到全面激发，在 一种新颖的、多维的思维空间展示进程中，教师和学生都 成了积极的参与者，真正使从记忆型教学向思维型、创造 型教学转变。学生不再是知识的储存器，而成为学习的主 人。现代教学采用多媒体的辅助手段，如重要场景、精彩 片断的音频、视频材料的运用，有渲染气氛、烘托作品人 物和主题的作用，使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作品；再像播放 一些诗词音乐、配乐诗朗诵会使学生对罗伯特·彭斯和普 希金感受得更真切更深刻；cai课件教学使教学内容密集 的知识点予以很好的空间压缩，图表处理与文本的超级链 接，更加方便实用而且功能强大；利用多功能教室的现代 化摄像监控系统，尝试学生在教师退场的教学情境中，通 过精心准备，实施自主组织教学或讨论，然后师生共同评 点分析，实现真正的教学互动. 当然，手段不是目的，从以人为本的现代教育理念出 发，在外国文学的教学过程中，适当灵活地运用多种现代 教学媒体的辅助，不能搞成电脑“满堂灌”淡漠了教师激 情，眼花缭乱之中使学生应接不暇，失去课堂教学师生间 必需的情感陶冶. （3）英语诗歌“双语教学”试验。外国文学的教学 内容本来应该涉及“原语文学”，像外语类的国别文学就 是针对某语言专业的原语文学作品，由于新升本科院校缺 少相应的师资，也就没有这类课程设置。中文专业的“外 国文学”严格意义上也包括了“原语文学”，像解放前的 北京大学国文系外国文学课程全由外文系教师担任，但问 题是苦于语种太多，授课者无师能通，后来多用本系教师 上课，自然“外国文学”也就变成了“译语文学”. 现今提倡“双语教学”（非民族地区的汉语化提升）， 这是高校课程建设英语化与世界接轨，而对于英语国际化 时代的“外国文学”来说，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我们 在通过研究生教育积极培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双语 教师的同时，可与外文系文学研究者合作进行英语诗歌的 双语教学试验。像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英国浪漫主义诗 歌以及现代英语小说（节选）赏析等。笔者近年在专科班 做过一点尝试，将莎士比亚、彭斯、拜伦、雪莱的原诗拿 来师生共同学习，大部分学生的接受理解都没有问题，少 部分学生甚至能熟练背诵。当然，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双语教学，仍受母语思维的局限，无法根据需要在双语之 间自由切换。基于双语教师奇缺，培养难度大时间长，又 很难聘请到合适的外籍教师，目前的选择只能是降低标 准，走具有中文特色的双语教学之路. （4）“精彩片断”模拟表演和英语诗歌朗诵。中文系 有着丰富的“课本剧”表演经验，对此历届学生都表现出 浓厚兴趣和参与的积极性，教师可根据外国文学教学实际 的需要，引导学生进行“课本剧”名著改编和“精彩片 断”的模拟表演，甚至采用洋泾浜杂语对白，开展系际交 流，与外文系学生联手活动并请外文系老师指导，像2002 年《罗密欧与朱丽叶》片断表演就有过非常好的效果，其 他名剧名片通过影片观摩，细心演练都可能有意外收获. 随着学校向本科全面过渡和学生英语水平的逐年提高，举 行英语诗歌朗诵比赛条件已经成熟，而且非常有必要。这 样的课外活动学生有兴趣参与、教师有必要参与，不仅拓 展了教学空间，也提高了师范技能，还能为大学生素质教 育活动科目提供优秀范例.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学科界限及比较文学学科定位 [摘要]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学科合并带来了许多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关于学科范围的纷争。本文引入释义学视角试图 解决这一问题,并进一步对比较文学学科方法与研究程式进行探讨。哲学释义学认为一切阐释都是从前结构出发,是基于前结构的 创造活动。本文指出由于传统的变迁,当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并不一定就是文化交流,这构成 了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分野的基础。在面对他者本文时,调动他者文化对他者本文进行阐释属于外国文学研究;而充分调动前结构 中的传统文化阐释他者本文,从而跨入阐释学的横向地带,在问答逻辑中达到视域融合是比较文学的学科特征. [关键词]学科界限;前结构;视域融合 1998年,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在中国高 等院校中文系诞生了,成为中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学科合 并一方面使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人成倍增长,比较文学的地位 得以提高;另一方面,也给比较文学界和外国文学界带来了诸多 烦恼,激发了许多学者对其深思、探讨。2000年,《外国文学研 究》杂志设置了“学科建设研讨专题”的专栏,对“‘比较文学与世 界文学’学科的有关问题开展了讨论”[1];2002年,在中国外国 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期间,几位学者就“学科建设与教学研究” 进行了座谈[2];2003年,第二界“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 坛”对学科合并及带来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3];2004年,在 首届中国比较文学高层论坛中,学者们继续就此话题进行讨 论[4]。对于学科合并,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对合并表示 了认同,不过认为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是两个有各自不同特征 的学科[5];有的学者认为外国文学就是比较文学[6];另外一些 学者则对合并带来的问题忧心忡忡[7]. 学科合并带来的比较文学学科界限的模糊、教学的混乱、学 术质量的低下[8]等等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由学科定位以及身份 问题所决定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其前身就是外国文学)身 处同一屋檐下,各自的身份和地盘如何界定、划分?两者错综复 杂的关系是否会导致彼此消融,乃至同一?解决这些问题的关 键在于能否在学理上将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区别开来。本文将 引入哲学释义学中前结构的概念,对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进行 身份界定,并进一步探讨在释义学的视角下,比较文学研究如何 在一开始就与外国文学分道扬镳,并怎样一步步在视域融合中 展开自身. 一、前结构对于阐释学的意义 传统阐释学以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为代表,他们认为理解 就是重构,是诠释者通过本文达到作者的方法。“对狄尔泰来 说,本文是其作者思想和意图的表达;诠释者必须把自己置换入 作者的视界以便使创造活动获得新生。”[9]这种思想基于阐释者 和作者心理同构的基础之上,即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 以对本文意义的通达不仅可能,而且是释义学追求的目标. 海德格尔将前结构引入理解活动,从而真正改变了释义学. 他认为,解释从来就不是从一张白纸开始,或在真空中进行,“一 切解释都活动在前已指出的‘先’结构中。对领会有所助益的任 何解释无不已经对有待解释的东西有所领会。”[10]海德格尔将 解释前对事物的领会称为“先行具有”;将先行的解释角度或取 向称为“先行视见”;将对事物预先的概念上的把握称为“先行掌 握”。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和先行掌握构成了领会的先结构或者 前结构。[11] 伽达默尔进一步开辟了哲学释义学空间。他认为,释义学 不仅仅是人文科学方法论的问题,也不是主体认识客体的主观 意识活动,而是人类基本的存在活动。理解的过程就是世界向 人类展开的过程。“解释开始于前把握,而前把握可以被更合适 的把握所代替;正是这种不断进行的新筹划过程构成了理解和 解释的意义运动。”[12]人类就是在对世界的不断理解中揭示了 自身存在的可能性。伽达默尔的释义学理论“由哲学为中心源, 迅速辐射到文艺批评、美学、法学、历史学、神学、政治学、社会 学,甚至科学史领域,并由欧洲大陆向美洲和东方蔓延,掀起了 一个世界性的学术潮流。”[13]如果我们采用释义学的视野对比 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分野加以观照,也许会对问题有全新的理 解. 二、前结构中的传统概念与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范畴。比较文学 是基于“‘跨文明’和‘跨文化’的‘文化语境’”中的比较思维之上 的对世界文明互动及文化和文学发生的研究。[14]而“世界文学 (外国文学)不可能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只能落实到具体的国 别、民族文学中去,诸如‘美国文学’、‘英国文学’、‘俄罗斯文学’ 等。”[15]然而,在看似明显的区别背后,却隐藏着陷阱和误区. 聂珍钊先生认为,“无论从定义上看,还是从发展历史、课程 设置和教材内容上看,外国文学在本质上就是比较文学”。[16]聂 先生做出这一判断的主要支撑点是认为我国外国文学最基本的 特点是“把许多国家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这一看法值得商 榷。不可否认,外国文学研究中,有一部分是把许多国家放在一 起进行比较研究的。以外国文学史教材来说,张玉书主编的《二 十世纪欧美文学史》的概论部分即考察了整个欧洲范围内政治、 经济等因素对文学思潮的影响以及各国文学的互动[17]。此类 研究确实具有比较文学性质。但是,外国文学中还有大量的研 究并不具有跨越性,将外国文学视为比较文学,就把外国文学的 一大片领地划走了,并使其失去归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 学研究所资料组编的2003年上半年《全国主要报刊外国文学研 究文章索引》,将外国文学的研究文章分为四类:文艺理论、比较 文学、总论和国别文学。其中,文艺理论类共收文章44篇,比较 文学类26篇,总论类12篇,国别文学类91篇。[18]从以上数据 可以看出,文艺理论类与国别文学类在外国文学研究中占有很 大的比重,而这些研究并非如聂先生所说“把许多国家放在一起 进行比较”。勿庸置疑,外国文学研究中存在着与比较文学重叠 的部分,但是只看到这一部分,显然是一叶障目,以偏概全。与 具有跨越性的比较文学相对应,外国文学还是应该将主要目光 投入到单个的国别文学当中去. 然而,另一个问题又隐约出现了:既然比较文学是跨越性 的,那么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是否具有跨越性质呢?这种跨越 性是否决定了外国文学就是比较文学呢?这种想法是以释义学 理论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历史存在,中国人必然 有不同于他者文化的前结构。在本文解读过程中,前结构必然 会发挥作用,这就是一种交融,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而不同 民族、国别和语言的文学之间的对话与联系正是比较文学的特 征,因此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必然属于比较文学的范畴. 这种观点很令人怀疑。其中不合理之处首先在于对传统概 念的理解。传统文化是否一成不变,只是一种自在自为的存在 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传统一直处在不停的变动当中。正如 伽达默尔所说:“甚至最真实最坚固的传统也并不因为以前存在 的东西的惰性就自然而然地实现自身,而是需要肯定、掌握和培 养。传统按其本质就是保存,尽管在历史的一切变迁中它一直 是积极活动的。”[19]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是保留最完整 的文化之一。但是到了近代,由于现代性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 开始遭到破坏。五四时期,传统文化受到了近乎 的打击,这种打击一直延续到建国以后,时期达到高潮。在 庸俗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下,传统被无情抛弃,占据了统治地位的 则是西方的近性。“这一文化时期一个重要的特征是文化 发展的共时轴与历时轴出现严重的倾斜和不平衡,历时轴萎缩, 共时轴取得优势地位。历时轴的萎缩导致历史深度感的丧失, 历史深度一旦被消解,剩下的就只是众多平面的堆积和拼 贴。”[20]当前,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价值观、对人的理解、对科学 的态度更接近于西方的现代性,而不是传统文化。加之,传统文 化赖以存在的本文是用与口语有较大差距的文言书写的,这进 一步加大了传统与我们的隔阂。在我们的阐释前结构中,传统 文化能够占据多大的比重呢? 从小接受传统文化滋补的严复,很自然地用传统文化前结 构来理解外来本文。美国学者哈茨在为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 与西方》一书撰写的序言中说:“严复站在尚未经历近代化变化 的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一下子就发现并抓住了这些欧洲著作中 阐述的‘集体的能力’这一主题。”[21]但是严复并不仅仅局限于 对西方的观察,他一直在努力找寻中西思想的一致性。他的努 力也许是在“使用一种教学手段,旨在以熟悉的词汇解释人们尚 不熟悉的事物,以可敬的古代经典来解释可疑的新颖”,或者是 “对本民族的才智感到自豪”,但他“确实感觉到了两种文化的相 同之处”。[22]林纾同样以“中国传统文人文学———具体说是史传 和唐宋派古文———作为‘前理解’,在西方小说中寻找审美契合 点”[23]。他用古文义法来比附、阐述西方小说,称赞《黑奴吁天 录》“开场、伏脉、接笋、结穴,处处均得古文家义法。可知中西文 法,有不同而同者。”[24] 可以看出,严、林虽然并非有意进行比较研究,但是他们前 结构中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使他们在面对西方文化这一他者的 时候,自觉不自觉地将西方文化放在自身传统中加以观照。他 们对于中-西契合点的准确捕捉,体现出人类精神的关合之处, 这正是比较文学的目的和任务之一。然而,我们当下还能具有 严、林的前结构吗?传统文化的知识可以保留下来,但是我们的 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可以令生产力大幅提升从而极大 改变世界的现代化挟带其现代性意识形态汹涌而来,现代中国 三种主要意识形态进化史观、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不是在本 土产生。虽然传统与现代对立二分的观点是不足取的,而且中 国人对上述意识形态的接受和理解也是本土的,“融入了传统的 因素”,但是融入的传统因素已经“不太容易辨认”[25]。中国的 现代性固然有其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特点,但它是来自于西方 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变种,这一点勿庸置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 是否还有信心说,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就是不同质文化的交流, 属于比较文学范畴? 理解必然是在前结构之中进行的。“解释者无须丢弃他内 心已有的前见解而直接地接触本文,而是要明确地考察他内心 所有的前见解的正当性,也就是说,考察其根源和有效性。”[26] 就比较文学学科来说,对前结构的根源和有效性的考察就更为 重要。在阐释外来本文之前,首先需要阐释传统,厘清传统在前 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考察其在现代语境下发生的变异,以及这种 变异在本文阐释中可能的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 加强传统文化的传递和教育。虽然我们不可能返回传统,但是 我们可以透过传统经典本文,体察传统的思维方式,寻求失落的 自我,在自我的历史存在中返视自我。也许只有这样,比较文学 研究者才能够在面对外来本文的时候,应用已经相对储备完善 的传统前结构与之进行对话. 然而,具备了适当前结构的中国人从事的外国文学研究就 一定是比较文学吗?要对这个问题作出恰当的解释,还需要考 察前结构在阐释中发挥作用的方式。在对前结构发生方式的考 察中,也许能够发现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真正分野. 三、视域融合与学科界限 前结构在阐释中会在两个层面上发挥作用。第一个层面是 对于本文的即时反应,这是一种初步的、不成熟的,也许是下意 识的反应。比如说,受制于传统前结构,中国读者也许认为外国 小说太冗长,心理描写太繁复,或者叙事结构不太合理,或者对 基于宗教情绪的行为感到难以理解等等。这种情形在国外小说 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特别明显。林纾在翻译《黑奴吁天录》之时 就说:“是书言教门事孔多,悉经魏君节去其原文稍烦琐者。”[27] 傅东华在译《飘》的时候也说:“还有一些冗长的描写和心理的分 析,觉得它跟情节的发展没有多大关系,并且要使读者厌倦的”, “就老实不客气地将它整段删节了。”[28]阐释者的这种反应是由 其前结构中的传统因素所决定的,但是这种阐释并不能达到真 正的视域融合。耀斯指出跨视域的三种经验:第一种是“隔阂 感”,“会让人产生一种排斥的情绪”;第二种是“诱惑感”,“想把 自己置身于新的东西之中去冒险”;第三种经验是“发现”,“通往 他人的视域有可能成为彼此间的联系”。前两种经验“还只是在 表面上跨越了视域:如果某人仍然带着自己的视域,仍然想保持 自己的视域,或者只是对陌生的视域表示惊叹而并不想置身于 其间的话,那么他就不可能理解、不可能从不同的视域中获得别 的不同于自己的经验。”[29]耀斯列举的前两种经验是对本文的 即时反应。这种初步的、下意识的阐释经验并不能带来有意义 的文学研究. 如果要对本文的世界做真正的思,从而达到第三种经验,就 必须使前结构在第二个层面上发挥作用,即有意识地使用、调动 前结构与本文进行对话。在对话中,前结构会从蛰伏状态中显 现出来。前结构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由不同内容组成的拼合 板。中国人前结构构成中的传统不再是没有变样的传统,而西 方文化也绝不是原味的西方文化,但是它们在互相交融中基本 面目还是隐约可见。阐释者要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内容与本文 对话。此时,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分野就出现了,如果调动的 主要是西方文化的前结构来阐释西方本文,显然不属于比较文 学的范畴。只有调动传统文化的前结构(当然需要同时调动相 关的西方文化前结构),来同西方本文进行对话,才是比较文学 研究. “流传物对于我们所具有的陌生性和熟悉性之间的地带,乃 是具有历史意味的枯朽了的对象性和对某个传统的隶属性之间 的中间地带。诠释学的真正位置就存在于这中间地带内。”[30] 伽达默尔在此所关注的是对于传统的理解,但是对跨文化理解 同样适用。阐释就发生在前结构与本文之间的中间地带,对前 结构不同内容的调动决定了离开前结构以后的方向。如果从异 域文化前结构出发阐释异域本文,阐释就处于纵向地带之中,属 于外国文学范畴。比如,王佐良先生的《英国散文的流变》,[31] 它以平易散文为主线、结合语言分析和文学阐释,考察了英国散 文的发展、流变,揭示了散文的本质特征。这主要是以英国文学 的前结构为依托对英国文学进行的阐释。比较文学则在自身传 统前理解与异域文化之间的横向地带中存在。如果把本文阐释 看成带着前结构外出探险的话,不同的装备与方向将决定步入 不同的区域,从而带来不同的经验融合。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 在出发时就由出发者的方向选择决定了. 步入比较文学的横向地带之后,如何与他者展开对话呢? 前结构与他者本文如何发生关系?伽达默尔指出,“一切阐释学 条件中最首要的条件总是前理解,这种前理解来自与同一事物 相关联的存在。”[32]传统中必然有对他人本文所关切事物的阐 发,而我们在理解他人本文之前,必然会对这一事物有所理解. 这种相关联的存在就是文学、文化之间对话的平台,是对话得以 存在的基础。钱钟书先生作为我国老一辈比较文学学者,其煌 煌巨著《管锥篇》被陈思和教授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不朽之基 石”,“应该成为不论哪个方向的比较文学学生的必修教材”。[33] 我们来看钱先生是如何在阐释中构建对话的平台的。在论《老 子》开篇之语“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节中,钱先生 首先考察了传统对于“道”,“名”,主要是“名”的解释:“名”为“名 字”。在提出反对意见“‘名’之与‘字’,殊功异趣”之后,进一步 论证“可名非常名”的道理,列出大量中外人士,包括刘禹锡、陶 潜、刘勰、黄庭坚、黑格尔、尼采、斯宾诺莎、霍柏士、边沁、但丁、 歌德等人论语言与其所指事物的差距的观点。他接着又援引古 希腊文“‘道’(logos)兼‘理’(ratio)与‘言’(oratio)两义”、海德格 尔称“‘人乃具理性之动物’本意为‘人乃能言语之动物’”,来阐 释“道”,指出该句“首以道理之‘道’,双关而起道白之‘道’,道理 之见与道白者,即‘名’也,遂以‘有名’、‘无名’双承之。”至此, 《老子》首句得到了完美的阐释。结尾他再次引用柏拉图“早谓 言语文字薄劣,故不堪载道,名皆非常”,以“译注《老子》”。[34]钱 钟书先生的研究揭示了如何构建中西对话的平台,即寻找传统 前结构与他人本文之间“相关联的存在”,并进一步在平台上展 开对话,从而实现文化的真正交融。最后一个环节也是非常重 要的一个环节是采取什么样的方法进行研究。中国人研究外国 文学固然称不上是比较文学研究,而在不同文学、文化之间进行 的随意比附同样不属于真正的比较文学。谢天振教授在十年前 就批评了x+y的研究模式[35]。美国比较文学学者宇文所安也 指出,“当我阅读在它们各自的文学历史语境中对一首中文诗或 者英文诗作出诠释时,我往往能学到一些东西,”“但是与此同 时,我也发现,当我阅读一篇比较中文诗和英文诗(或者其他欧 洲诗)的文章时,我常常对于其中任何一个传统都一无所获。”比 如称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并将其与华兹华斯、拜伦等人相比 较,这就使“浪漫主义”成为一个普遍的范畴,放弃了“特殊历史 语境”。“这种比较文学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36] 释义学经验是一种对话,而对话则具有一种问答逻辑的形 式。“理解一个意见,就是把它理解为对某个问题的回答。”[37] 他者本文成为理解的对象,意味着它问了阐释者一个问题,而答 案就在他者本文之中。他者本文提出的问题是一种挑战,为了 回应这种挑战,我们必须在自己的视域中重新构造本文提出的 问题。重新构造的问题的答案不可能停留在外来本文的视域 中,它必然是阐释者的视域。“提出问题,就是打开了意义的各 种可能性,因而就让有意义的东西进入自己的意见中。”[38]使有 意义的东西进入自己的视域中就是视域融合。重新构造问题的 过程就是突破两个视域、产生一个新的更大的视域的过程。这 个新视域的产生正是比较文学所追求的目标. 四、结语 现在,我们可以试图为比较文学下一个阐释学意义上的定 义了,那就是,“充分应用本国(民族、语言)文化的前结构对其他 国家(民族、语言)的文学进行阐释和解读的研究工作。”这一定 义首先将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区分开来。在外国文学研究中, 理解调用的是外国文学、文化的前结构,而比较文学则调用自身 传统与他者本文进行对话。其次,这一定义对从事比较文学研 究的工作人员提出了本学科的基础要求:不断充实、完善自己的 理解前结构。只有具备了不同背景的前结构,才有可能在阐释 过程中搭建交流的平台,进一步激发研究者探寻各种意义的可 能性。最后,在比较文学的学科范围内,或者接受了比较文学学 科训练的人必须在与他者本文的接触中认识、反思自己的前结 构,并且敞开自身,使他者本文在我们的前结构或者存在中得到 表现,从而在问答逻辑的不断推进下,在永无止境的视域融合中 发现理解的可能性。 比较文学论文:试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历史与发展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　世界文学　跨文明研究 论文摘要：比较文学是一门研究跨越国界和超越同一文化背景的文学思潮、流派、运动、作家、作品以及和文学发展有关的各种现象的学科。纵观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累进式发展的三大阶段,即影响研究的欧洲阶段(法国)、平行研究的北美洲阶段(美国)和跨文化研究的亚洲阶段(中国)。 在当今世界学术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无疑是最引人瞩目的学科之一。自它在中华大地上复兴以来，发展迅猛，至今仍然方兴未艾。 一、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概念 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卡雷在他的《比较文学》艺术中对比较文学进行了定义：“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研究国际间的精神关系，研究拜伦与普希金、歌德与卡莱尔、司各特与维涅之间的事实联系，研究各国文学的作品之间、灵感来源之间与作家生平之间的事实联系。比较文学主要不考虑作品的独创价值，而特别关怀每个国家、每位作家对其所取材料的演变。” 美国学派代表人物雷马克对比较文学进行定义：“比较文学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和其他知识领域及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 我国学者季羡林先生对比较文学曾下定义：“顾名思义，比较文学就是把不同国家的文学拿出来比较，这可以说是狭义的比较文学。广义的比较文学是把文学同其他学科来比较，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钱钟书先生的说法是：“比较文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则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更具体的说，就是把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文学现象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它们在文艺理论、文学思潮，具体作家、作品之间的互相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比较文学定义为：比较文学是以世界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 比较文学作为一种专门的学科，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中西比较文学是否也能成为一种专门的学科，犹如“红学”之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鲁迅学”之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我们认为，把中西比较文学从比较文学中独立出来，进行专门的、深入的研究，有着特殊而重大的意义。固然，对于中外文化交流，取异域文学之长，补我国文学之短，中国文学与朝鲜、日本、越南文学的比较，以中国文学为主体的东亚文学与以印度文学为主体的南亚文学的比较，乃至中国文学与中东文学、拉美文学、非洲文学的比较等等，也都是有待深入开发的研究领域。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来说，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文学像西方文学那样，对我们民族的文学冲击那么大，发生过那么无孔不入的影响。直到现在，世界各国的文学传统仍在受欧美文学传统的冲击。我们现在的文学教科书，甚至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在内的教科书，都在使用着欧美文学的概念。我国当代的作家，仍在自觉或者不自觉、直接或者间接的接受着西方文学的影响，我国一般大学的外国文学课实际讲授的是欧美文学课。因此，作为专门学科的中西比较文学的建立已迫在眉睫！ 中西比较文学，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大的研究领域。一是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二是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前者应侧重于法国学派正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即影响研究，后者应侧重于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不长，而古代又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和丰富的文学遗产，这个传统总在有形无形地对中国新文学发生影响。因此，随着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应该把研究的重点从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移道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上来。 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历史与发展 曹顺庆在《比较文学史》中谈到“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实施，就是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一个个‘人为圈子’的不断被冲破，一堵堵围墙的不断被跨越，从而构成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走向。”[1]纵观全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较为清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学术之链。这条学术之链历经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三大阶段,呈累进式的发展态势。 第一阶段，在比较文学历史上，法国学派是最早出现的一个学派，从19世纪末开始至20世纪20年代已具雏形。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巴尔登斯贝格、梵第根、伽列及基亚等人。法国学派所进行的影响研究可以概括为：其一，在研究方向上，注重国与国之间文学的事实联系和实际的影响关系，在有些学者那里，对这种联系和影响的研究甚至被严格的限定在两国之间，如梵第根就持有这种观点。所以法国学派学者严厉，比较文学一词是一门系统而科学的学科没有起好的名字。其二，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实证主义。认为要使学科建立在坚实的科学性上，只有对文学关系的事实联系进行细致的、慎重的考察求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主张把比较文学看成为文学史的一个分支。 法国学派对比较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它在比较文学形成之初就为学科发展开辟了一条科学、严谨的研究道路，为学科理论和研究范式奠定了最初的基础。虽然法国学派在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偏狭的观点，但影响研究至今，认识比较文学研究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而且也是一个始终充满生命活力的研究领域。 第二阶段，1958年9月在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二次大会上，耶鲁大学教授韦勒克做了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的发言，向法国学派的理论观点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挑战。这个发言被认为是美国学派的宣言书，此后不仅打破了法国学派的一统天下，也确立了美国学派在世界比较文学领域中的地位。 美国学派对文学进行的平行研究在与法国学派争论中确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其理论重点和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可小结如下：第一，扩大了研究的领域，把不同学科引入到文学研究中来；第二，把比较文学研究的目光转向了文学的内部，更加关注作品的结构、语言、层次等方面的问题；第三，开拓了多元的研究方法，主张针对不同作品、不同问题运用不同方法，或综合运用多种方法。 在第三阶段，学科自我发展的又一次机遇是东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崛起。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台港及大陆比较文学研究的迅速崛起，为开拓比较文学的领域，尤其是东西方文学的跨文明比较做出了实绩。这种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将全世界比较文学引向了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为比较文学拓展了更加宽广的视界，将比较文学导向了又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学术界正在探索甚至正在建构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新体系。台港学者对于东西方文化“模子”的比较文学研究和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探索，已迈开了比较文学新的学科理论建设的步伐。而近年来中国大陆学者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跨文明”的提出及其方法论体系轮廓的初步勾勒，更进一步奠定了学科理论建设的坚实基础。可以说，全世界比较文学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战略性转变，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正如旭日般冉冉升起，这是一个更加广阔的视界，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阶段。 中国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今后迈向何方？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跨文明研究”，或者说着眼于在中西文明冲突、对话与交流的跨越东西方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将是中国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比较文学论文:试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 论文摘要：比较是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是比较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影响研究与社会历史批评，平行研究与新批评、符号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接受美学、女性主义批评、文化批判等无不渗透着比较文学思维特性。重视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不容小觑。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文学批评；方法论；意义 在大学中文专业本科教学中，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归于外国文学学科领域，而文学批评则是文艺学中与文学理论、文学史共同构筑“三足鼎立”基本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不争的共识是：“‘比较文学’中的‘文学’，单指文学研究而言，不包括文学创作。所以，比较文学属于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明确了这一点也就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归属和基本属性。比较文学也就有了质的规定；而文学批评是一种以文学欣赏为前提、以文学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为对象的研究、评价活动。既然如此．比较文学就应该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学界对于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探讨，更多地是分而论之，对两者的天然联系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乐黛云、陈悖等比较文学界的前辈都不失时机地强调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融通，并呼吁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拓展，但未能引起批评界应有的响应。在文学批评领域，人们论及方法，更多地关注的是文学批评本身的内在方法和外在方法等方法论体系，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之关涉以及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的研究还属于薄弱环节。本文正是针对这一点，尝试着讨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之意义。 一、比较与比较文学 任何存在物都无法独自存在，任何事物都处于与别的事物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比较的意识应该是随着人类意识的产生而产生的；有意识的比较思维在人类思维的历史上也会找到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学理基础；比较的方法作为人类思维的基础，其运用也可以一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指出：“用比较法来获得知识或者交流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和思维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并将比较称之为支撑人类思维的“原始的脚手架。” 从学理上推论：比较意识的产生，比较思维的形成，比较方法的运用，似乎一脉贯之，清晰地勾勒出“比较”概念的生成。《辞海》这样解释“比较”：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可见，察同辨异是“比较”的基本特性；而察同辨异也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 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梵第根早就意识到比较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种心智的产物是罕有孤立。不论作者有意无意，像一幅画一座塑像，一个奏鸣曲一样，一部书也是归入一个系列之中的，它有着前驱者，它也会有后继者。”马克思、恩格斯对比较文学产生的背景作了极为科学的说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他们的预言很快被证实。19世纪上半叶，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直至成为一门显学。 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而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 比较文学研究尽管各有侧重，以致形成不同学派，但其共同点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与人类思维中早已存在的比较的方法在具体操作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异，然而，比较文学又并非单纯的比较，有时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具有某种特异的东西，这种特异性在于：进行比较文学研究，需要处理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时作为研究主体的‘我’无法超然于研究对象之外。而往往先在地认同于两个要素之中的一个．这样我们要处理的就不仅仅是两个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还包括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见。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总之，比较是一种思维过程和方法：有意识的比较思维体现于人类思维的发展进程之中：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有其特定的内涵，是一种跨民族、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沦的意义。撇开文学批评而泛谈比较文学方法论．抑或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忽略比较文学方法，这些都必不能探骊得珠，甚至会南辕北辙。 二、文学批评中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 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如果单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比较文学作历时性的追溯，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由于各个时期比较文学观念的不同，它的理论背景和指导思想的不同．因而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的应运而生就是很好的说明。我们还可以发现，比较文学基本的研究方法都与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有着天然的关联，即文学批评中渗透着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思维，诸如：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批评与比较文学，文化批判与比较文学等等。 陈悖等学者在《比较文学》中指出：历史的实证的方法和审美的批评方法．是比较文学史上存在的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并对其流变作了梳理：在l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上半期，比较文学被看成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影响研究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几乎成了唯一的方法这类研究在理论上发展到极端，就是梵第根所主张的，把比较文学看成历史科学，只作事实的搜索考证，研究因果联系，而排斥审美批评。50年代之后，美国学者提倡平行研究，他们的理论背景是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因而在实践上强调审美的批评方法．强调“文学性”。这种梳理，实际上触及到了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历史批评、原型批评、新批评、符号学与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关系问题。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都注重事实的考据，强调实证分析，探微索隐地辨析、说明文学现象之间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都运用审美的批评方法，致力于发掘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的美学价值，体现了法国学者金伯勒的思考：文学的比较研究不应当局限于“事实联系的研究”．而必须尝试把研究导向对作品的价值的思考。 文学批评中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主干是接受美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它将读者置于批评的中心，为考察文学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接受理论强调读者的参与和创造，重视读者的接受过程；比较文学关注作品的“创作经过路线”。考量比较的放送与接受，两者有颇多接近之处。接受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尧斯为了论证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曾经讨论了“歌德的《浮士德》与瓦莱里的《浮士德》：论问题与回答的阐释学”。将德国的歌德与法国的瓦莱里的作品相比。这显然是比较文学的视野；而其中叉涉及到瓦莱里对歌德的接受问题，这又属读者反应批评的范畴。尧斯正是领悟到了接受理论中的比较意识以及比较文学中的接受因子，才强调：“我们研究《浮士德》时，所提出的问题，一定要针对歌德的《浮士德》和后来瓦莱里的《浮士德》所回答的问题，对症下药。”他还通过比较和接受研究发现：“歌德以他的人性戏剧回答浮士德神话的原始问题时，已经作r些改动。瓦莱里也发现歌德的《浮士德》的回答已不能满足他。于是他提出浮士德神话中蕴涵的另一个问题。”尧斯的批评实践，充分证明了随着比较文学创作活动、放送者、接受者关系网的渗透，接受美学、读者批评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层面．并由此开辟了文学研究新的探索途径。 符号学成为西方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坚实的理论支撑，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都直接从中获得灵感。符号学研究力图借鉴语言符号分析法和代码理论，从意义建构的“零框架”上寻求人类文化的同一性．这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文学与语言学联姻)、跨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异同)研究如出一辙。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有一种间接比较称为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俗称“西论中用”)。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学者杨牧和大陆学者周英雄先后对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六中的一首小诗《公无渡河》的分析，就是借用西方文学批评中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原则和符号学原理解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典型案例；论者从形式因素人手，创造性地从语音层次的分析上升到语义层次的分析，由此传达出对生命的喟叹，进而揭示悲剧精神，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的理论移植方法与文学批评的符号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融合；这种批评实践，是结构主义诗学中国化的开拓性尝试，并显示出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不解之缘。 女性主义批评由于其性别的独特性、理念的多元性、视角的开放性，自然与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许多契合点。当今世界女性主义批评运动千姿百态．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使发生在不同国度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活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注重社会实践而轻视理论化的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理性而多元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法国流派、争取女权强调本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东方女性主义批评。新见迭出，不乏胜解，各领风骚，形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阈。并昭示人们：无论是社会学女性主义批评、符号学女性主义批评，还是心理学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一旦跨越民族、跨越国界、跨越文化．就具有了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意义。 此外，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文学和社会学、文学和心理学的传通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到原型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甚至精神分析批评等文学批评方法的特质。 辨析文学批评方法与比较文学方法之关涉．使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比较文学学科的边缘性决定了它必然要与其他学科发生紧密的关系，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而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是文学研究．也就决定了它在文学批评的视野中必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此，将比较文学方法论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是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 比较文学是比较思维与比较方法结合的产物。它以理解不同文化和文学问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思维为主导，其研究方法也因此超越形式的异同类比，而包括了各种文学的不同研究方式，从而展现各种文学的特征和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 问题在于，处于当下这个多元参照和学科整合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历史性地从方法论、认识论和学科本体论的不同层面，去理解和认识“比较”的不同内涵及其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去思考和探寻这种比较的价值目标将如何影响到比较文学学科方法和文学研究范式的有效性?有学者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在当下所谓现代性视域和多元文化语境中，比较’只能建立在坚定不移地拆解文化中心主义、肯定多元文化共生权利、坚持价值倾向和发展担当互补共存的意识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这些价值理念的支撑，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方法．甚至是跨越文化、语言、民族的比较研究，同样不能保证得到这个时代的文化对话所期待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方法论的探索，许多学者致力于新时期文学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考求；在一致推重“比较”作为比较文学的出发点、思维方式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学界还就“阐发法”、“异同比较法”、“寻根法”、“对话”等研究方法进行了有效的尝试：实践证明，它们无论是在比较文学领域还是在文学批评范畴，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阐发研究既是一种研究类型．也是一种比较方法。它是中国学者的一个创造。王国维、胡适、闻一多等现代学者曾尝试这种实践；1976年台湾学者古添洪把“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的研究，称作“阐发”研究。这种间接比较实质上属于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而一国文学理论是从该国文学创作总结、抽象而来，在被用于另一国作品阐释时，无可避免地隐含着两种作品的比较：理论移用中的逆与顺，折射出两种作品的异与同。 平行研究中根据性质类型可分为类比研究和对比研究，称为“异同比较法”。这是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在异质异源的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进行的比较。它要求从求同出发，进而辨异，进而探究其深层原因；同时，在异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独特价值，寻求相互的了解、沟通和融合。 “寻根法”即“文化模子寻根法”，它是跨文化研究中文化冲突、文化碰撞的产物，是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提出的。他主张在进行不同类型文化背景的文学比较研究时．以文化模子的寻根作为基础．而且必须从两个模子的叠合处察同辨异，寻根探源，并认为，只有这样．方能穷究事物的本来面貌．达到两者的融合。叶维廉的思考．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对话”是比较的重要路径，也是文化传通的有效方法乐黛云从对话的角度反观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点和研究范式，提出了文学对话这个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础．并深刻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的实质：比较不是理由，比较中达成直接或间接的对话并且通过对话产生互补、互识、互鉴的成果．才是比较文学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正是巴赫金所憧憬的境界：在两种文化发生这种对话性相遇的情况之下．它们既不会彼此融合，也不会相互混同，各自都会保持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性的完整性，然而它们都相互丰富起来。 当我们用“比较”的眼光审视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深感两者需要的是学理的渗透和方法的融合．还发现无论是比较、阐发、对话等一般方法。还是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实证批评、审美批评等具体方法，都能找到许多契合点，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重视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为比较文学方法留出一席重要之地，正在情理之中。 比较，需要一个“他者”。“他者之梦．也许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之梦，他者向我们揭示的也许正是我们自身的未知身份，是我们自身的相异性。他者吸引我们走出自我．也有可能帮助我们回归到自我，发现另一个自我。”在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的视域中，这一番言说，既充满诗意，又耐人寻味。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 【摘 要】本文探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四种类型：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文章探讨前三种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试图在学术论文写作范围内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有所指导、帮助。 【关键词】当代文学 比较文学研究 运用 就大多数情况而言，文学研究就是文学评论，文学研究方法就是文学评论方法。各个学科有着共同的基本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而针对具体学科，又都有专业性的研究方法。下面我就简略谈一下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众多专业方法中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运用。 二十世纪，是整个世界在各民族及其文化的急剧碰撞、交流中走向对话和交流的重要历史阶段，而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尤其经济全球化更促使各民族文化跨出国门，世界文化交流更是频繁。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在文学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代社会，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强烈关注。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不少学者在比较文学的研究框架中，还运用心理学、文化学、形式分析等多种方法，使文学比较研究深入全面。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四种类型：最早的源于法国的“影响研究”，继而又有美国首倡的“平行研究”，苏联创造的“历史类型学研究”，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主要运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这三种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研究中“影响研究”的法国学派注重国别影响，也就是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影响，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来印证有关“影响”的假设，凸显作家作品之间的精神联系。某个作家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对外国作家及其作品有所了解，并且自己在写作中可能受到他们的影响，如鲁迅的有些小说就是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出了和传统小说不同之处。这种研究方法目的在于寻找作家作品跨文化相互影响的规律，研究作家接受外来影响与个性创造的辨证关系，影响发生的原因、条件以及变化过程。“比较学者们对影响所作的界说大都强调它的外来性和隐含性。”在当代文学研究中，题材处理、主题原型、艺术风格、技巧等艺术创造的范围内都可以运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展开研究和比较。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很多作家受西方文学的影响，王蒙是比较突出的一位。我们都知道,王蒙作品中的幽默是一种“中西合璧”式的幽默，他从西方的“黑色幽默”里吸取了“浓缩的荒诞性”和“黑色的”戏剧性。并且我们知道，王蒙在十七年的创作中，在作品的结构方面独树一帜地采用意识流动结构法，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的这种写法与西方的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有着深刻的联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运用“影响研究”的方法研究西方文化对王蒙创作的影响。这方面论著如《论王蒙小说的文学空间》李珠鲁(韩国仁济大学中文系)就重点考察了王蒙小说所展现的文学空间形态及其性质,探讨王蒙在艺术创作中如何运用现代主义的意识流交错手法来结构作品，强调了西方意识流手法对王蒙小说创作的影响。再如许子东《当代小说探索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就探讨了西方文学流派对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影响，《沈从文与精神分析学说》注重研究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当然，影响都是相互的，在看到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影响，要找到文化影响对作家作品影响的普遍规律。在当代文学中这样的影响俯首皆是，我们要用发现的眼光更深入研究当代文学。 美国学派提倡的平行比较方法研究，提倡文学跨国界“共时性”研究，是“将那些相似、类似、卓然可比，但是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两个民族（或几个民族）文学，两个（或多个）不同民族的作家，两部（或多部）属于不同民族文学的作品加以比较，研究其异同，并导出有益的结论。”也就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比较方法。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和影响的文学现象进行跨文化的对比研究，将不同的文学现象贯穿起来，揭示它们之间的逻辑和理论联系，以探索世界文学创作的共通规律。平行比较方法包括两种类别的研究，一是探讨作品的类同，一是探讨作品的对比。它并不是将两种文学简单地相比，而是在主题、题材、类型诸方面建立比较关系：以文学作品的主题为中心，考察同一主题在不同国家的文学里表现的异同点；以题材为中心，分析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文学中的不同处理；按照文学的不同类型进行分类比较，如风格比较、情节技巧比较、人物形象比较等等。如《〈天龙八部〉的原型分析（从〈俄狄浦斯王〉谈起）》,这两个作品乍看上去毫不相干，但作者通过深入研究从作品表层的巨大差异中找出了它们之间深刻的内在一致性。《不同国土上的荒野：中西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同语境》、《廖辉英〈盲点〉与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母亲角色》等，都为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有效的研究方法。对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也可以采用这种比较分析的方法。 在运用平行比较方法时，对比研究注重在某类现象的比较中寻找差异时，较多采用演绎思维方式，如对中西文学中吝啬鬼形象的比较研究;类同研究在差异中寻找共同点时，则更多使用归纳思维方式，从个别中见一般，分析文学的社会、历史土壤和文化条件的研究，如《〈莫须有先生传〉与〈堂吉坷德〉之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方法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在更广大的空间中来研究文学，是大有裨益的。 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也就是用西方的理论阐发中国文学。这种研究方法在近十几年受到学者相当的重视，并作出了相当的成绩。比如用精神分析法来分析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可以更加透彻地看到狂人的无意识行为中隐藏的心理动机，能够更好地理解狂人形象，进而为理解作品找到突破口。《艺术心理与政治心理的冲突——矛盾小说理性化倾斜的心理学阐释》运用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分析矛盾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从非传统研究方法中挖掘出作品更多的内容，让我们看到了作品内容的更多层次。二十世纪西方在文学理论方面大有收获，文学的各个环节，不管是作家、作品、读者还是文学创作过程，都有一系列的理论，这些理论传到中国，对当代文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结构主义理论，新批评理论、存在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等，我们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可以运用这些理论来寻找与当代文学的契合点，用它们的理论来分析文学作品，可以融会贯通，更加细致地解剖作品。《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对比研究》就是运用女权主义的理论来分析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异同。《须一瓜小说中的荒诞性》则是从存在主义的理论出发，看到须一瓜作品中的荒诞的性质。当然，不管我们运用什么理论去阐述文学作品，研究之前都要对一种理论模式做分析和选择。另外我们还可以在寻找文学创作与历史、宗教的联系中，加深对文学的认识，如当代作家的宗教信仰对创作的影响，当代作家创作与佛教、道教文化的关系等。如贾平凹、孙犁等作家作品中传递出浓重的道家文化，就可以研究他们的创作与道家文化影响的关系等。 我们对中外的文学作品、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同时我们也不要忽略了在历史纵向范围内的对比研究，可以探讨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可以将不同时期的作家的创作行为及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如《张爱玲、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市民意识比较》《异中有同的两种中国味：观照赵树理和汪曾祺》等，可以加深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加深对文学的认识。 总的说来，新时期文学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容易出新的批评领域。借鉴新观念、新方法，剖析比较研究对象，作出新颖而深入的发现、体现出鲜明的当代性特征。 比较文学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中文化研究的概况与问题 一、关于比较文学研究转向的合理性问题 （一）国际文学研究“向外转”趋势必然指向文化研究 文学研究的“向外转”自然都指向了文化。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几乎是当代文学研究各派别的共同趋势。比较文学的开放性决定它向来都能对学术研究的变化做出敏感的反应，更何况它本身就有着文化研究的性质。20世纪80年代初期比较文学的“理论化”倾向就是这种“文化热”的开始，而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趋势变得更加明确更加自觉。 （二）比较文学的研究视域决定了文化研究的合理性 随着全球趋势的日益迅猛，从比较文学的本体论—比较视域来看，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必然成为比较视域的基本内涵，而跨民族与跨学科是比较视域中的两个基本要素。比较视域具有联系及流动的特点，使比较文学不断打破自身的局限，拓展自身的领域，并使这一学科超出文学研究的范畴，进而从文化的角度进行文学研究。与比较视域的联系性特征相联系，比较视域始终持一种多元的，开放的研究态度，随时间变化和时代变迁调整自身，这是比较文学研究最重要的特点之一。随着全球化的到来，比较视域走出了欧洲中心，进入了一种在多元文化语境中进行文学研究，在多元文化语境下相互参照、相互阐释的时代。大家熟知的美国学者厄尔•迈纳、加拿大学者米列娜•多列热诺娃等，都积极地对中西文化、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再从比较文学安身立命的基点———比较视域来看，在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中文化研究的兴起和发展也是符合这一学科自身的学理特征的。 二、比较文学中文化研究的概况及问题 “二战”后，文化研究在英国逐步兴起，80年代传到美国并形成多元发展的趋势。它主要关注当代的非精神文化及大众文化，提倡一种跨学科、超学科的态度，把文本分析与其他研究方式，诸如结构学、人类学、心理学相结合。它所运用的多学科、多维度的方法给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东西比较文学的兴起，比较文学研究要求彻底打破“欧洲———西方”占据世界文化中心地位的观念。于是结构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等学说，有了施展理论价值的天地。比较学者用这些理论来说明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学之间的平等关系，说明文化交流中的对等原则和互补、互惠关系等等。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引入包括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在内的后现论，有效地调整了比较文学近十几年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偏颇，大大拓宽了比较文学的疆域，为比较文学输入了新观念、新术语，形成了文化人类学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与比较文学等颇具特色的研究领域。通过上述文化理论的研究，有利地推动了东西文化的对话与沟通。中外许多著名学者都把目光投向本民族以外的其它文化体系，并对之进行研究，如艾田伯的巨著《中国的欧洲》、美国学者厄尔•迈纳出版了《比较诗学———东方与西方》等。 另一方面，比较文学的具体研究中引进文化比较，这也是比较文学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的需要。文学是人类文化这一庞大有机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创作总是在既定背景之下进行。反过来，文学又是人类文化成果的一种富有独特价值的载体，包含丰富的文化内涵，而这种内涵又只有联系文化背景才能发掘。东西比较文学兴起后，文化研究显得更为必要，更加迫切。东西方文学分属不同的文化体系，在许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别。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引进文化研究，对东西文化的异同进行内在的、深层次挖掘，同时把东西文学研究置与广阔的文化研究的背景之下。这样才能把东西文学比较中出现的不同现象和共同规律，诉诸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体系，并在其中寻找原因。这就需要东西文化加强沟通和对话，按照互识、互证、互补的对话模式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和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吸收对方文化中的长处为我所用，从而更好的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同时，我们必须看到，文化研究本质上是一种具有非边缘化、解地域化等特征的非审美性文学批评。它重在揭开大众文化形式和实践中意识形态的机制。因此，文化研究是反精英的，它的视野里自然没有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低俗与高雅之分，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文化研究越来越对精英文学研究意味着挑战。文化研究的这种倾向也对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首先，比较文学研究中出现了经典文学研究衰微的趋势。大众文化和文化研究相互推进，瓦解和虚化了自律性和思想性的经典文学的价值和文化意义。因而在比较文学中甚至出现了以欧美与中国的影视文化、饮食文化的研究代替了对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经典文学的比较分析，抛弃了古典文学和精英文化。社科院文学所所长杨义指出文学研究在追求学术现代性的同时，要对浩繁而灿烂的古典智慧进行深度的现代转化，开展一种汇通中外、有容乃大的文学学术工程。他的话对我们应对上述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一方面，要运用现代文化理论重新审视、解读传统经典文学，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运用21世纪的新人文精神所倡导的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尽量扩大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商谈、讨论和宽容的空间。双方要同等尊重彼此的尊严和存在的权利，互相学习对方的长处，补充自身的不足，缓和近年来二者出现的严重冲突与交锋。这也有利于比较文学在一个更为宽松、广泛、平和的文化语境下，从文化理论和政治权利话语的角度研究文学现象，使文化、文学相互沟通、利用。 其次，比较文学研究中出现了“泛文化”研究趋向，忽视了比较文学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学研究。从最近几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及地域性的会议讨论的中心题目可以清楚地看出，学者门热衷的话题似乎不是文学自身，而是文化差异、人类学、宗教等不同的文化领域。针对当前比较文学界出现的“泛文化”倾向，我们应该如何保持对比较文学学科的清醒认识？如何体现比较文学的文学性？简言之，要对比较文学这门学科有一个正确的定位。比较文学本质上是一种文学研究，它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应该是文学。文化研究是为了丰富和深化比较文学研究，作为它的背景和补充，只能居于次要的位置。比较文学工作者要以文学文本为出发点，并关注文学作品的内在价值，同时要正确处理文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关系。刘象愚教授说得好“比较文学工作者无论在不同文化和学科的领域里跨出多远，研究的立足点应该始终在文学上，强调‘文学本科中心论’对于保持比较文学的生命力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三、21世纪的比较文学展望 比较文学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今天已经蔚为大观，被认为是21世纪的一门“显学”。21世纪的比较文学研究，既要树立一种文化全球化与多元文化意识并重的文化观念，又要成为人类精神相互对话和沟通的语境和操作平台。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它实际上已经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文学与文化中介与交流媒体的角色。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碰撞、文化交流过程，都在作自觉或不自觉的比较、鉴别，而比较文学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以其自身独特的方法法或思路，让人们即认识了自己———本国本族的文学与文化，又认识了“他者”———他国他民族的文学与文化，甚至还可以在此基础上把握世界文学的共同走向与共同规律，这是国别文学或民族文学研究所无法企及的。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乐观地预见，比较文学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21世纪将有更大的学术空间，对世界文学和人类文明将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文作者：何玉 单位：山东科技大学国际交流处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的内外研究 一、国外比较文学是一种真“外部”、伪“内部”的文学研究 文学研究的内外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在比较文学发展史上，所谓的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之争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之争。在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理念中，基本原则就是去寻找和实证确实存在过的“事实联系”，能够实证的事实联系是法国比较文学的基石。如卡雷对比较文学下的定义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研究国际间的精神关系，研究拜伦和普希金、歌德和卡莱尔、司各特和维尼之间的事实联系，研究不同文学的作家之间的作品、灵感甚至生平方面的事实联系。”卡雷的定义对法国学派影响深远，他基本奠定了法国比较文学注重文学外部关系的基调。其后梵•第根的定义更突出了法国学派注重外部研究的特点。梵•第根指出:“比较文学的目的实质上是研究不同文学相互间的关系。”显然，“国际间”“不同文学的作家之间的作品、灵感甚至生平”“不同文学”“事实联系”这些字眼，充分表明法国学派注重的是文学外部因素的研究，注重的是事实关系，探讨的是不同文学现象间的影响与传承。或者说，体现在量上，法国学派研究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文学现象之间的事实关系。 美国学派针对法国学派的外部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他们反对法国学派重视外部联系，忽略文学内部关系的做法。但美国比较文学并不仅仅就是后来的美国学派，在美国学派崭露头角之前，美国已经有不少学者从事相关研究。真正把美国比较文学推到世界学术前台的是韦勒克。他在《比较文学的概念》中对法国学派提出批评，认为“他们过于重视‘事实关系’，对比较文学定义的解释比较狭隘，忽略了对艺术作品的美学分析”。在此基础上，美国学者着力于平行研究，即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两种或两种文学现象以及进行平行的跨学科研究。从此，美国学派开始发出自己的最强音，这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正是韦勒克。而韦勒克作为“新批评派后期的核心人物，也是西方学术界公认的二十世纪最博学的文艺批评家之一”，“是一个执著于对文学进行内部研究的批评史家”。他的重要贡献是把文学研究划分为“内部批评”和“外部批评”，并更钟情于文学“内部研究”。但这里的问题是，不能因为韦勒克的“内部研究倾向”，而想当然地认为美国学派倡导的比较文学本质上是一种内部研究的比较文学。“实际上，他虽然身为该学派的元老及平行研究法的主将，但却未曾盲目地局限于这种方法，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超越。”而且美国学派的其他领军人物并不完全赞同韦勒克的主张。我们考察美国学派对比较文学的定义也不难发现，美国学派的比较研究并没有分清楚韦勒克式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 在韦勒克那里，内外之分不仅仅指的是文学要同社会历史批评脱钩，不仅仅指的是文学要脱离政治、脱离历史赋予的“因果性”联想，还指的是文学研究要“区分文学作品的‘本体存在’与‘经验存在’，并由此确立这样一个理论论点: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作品的‘本体存在’，即一种‘符号与意义的多层结构’”。韦勒克认为，文学作品建立在语言基础之上，但又不局限于语言，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声音层面、意义单元和世界层面”，是一个“符号与意义的多层结构”。“内部研究”就是对这一现象学意义上的“本体结构”的研究。而“外部研究”则主要涉及文学作品的“经验存在”，诸如它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作家的心理情感状态以及读者的接受印象，等等。由此可见，韦勒克“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二元区分最主要的话语功能就是要突显文学作品这一超越一切经验现实的“本体存在”由语言构成的“符号结构”，并进而对其进行审美的分析。因而，所谓的内部研究就是指对文学本体结构的研究，关注的是文学语言的符号性，而外部研究则指的是对文学经验层面的研究，包括我们想当然地认为会影响到文学的种种外部因素，如社会历史背景、作家创作心理、读者接受情况等。再来看美国学者对比较文学的界定，以雷马克为例，他指出:“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及信仰领域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 雷马克的定义如此粗糙，但奇怪地是，国内学者在写作比较文学教材时竟然没有人对这样一个内涵和外延几乎都不确定的定义进行责难和质疑，而是想当然地把它作为美国学派的代表性定义接受和吸纳。殊不知，美国学者在比较文学上的贡献要远逊于他们的法国同事。除了众声喧嚣地进行所谓的理论变革之外，他们在比较文学上的贡献可谓少之又少。从雷马克的定义里，我们除了能感觉到新批评的一大弊端———不负责任地乱联系之外，几乎感受不到它的精髓所在，更不用说韦勒克的“内部研究”了。韦勒克的重要贡献就在于其对文学批评的重新解释和定位，但是他的“文学性”研究方法，除了在文学批评上卓有成效外，在比较文学领域几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回响。美国学派号称进行了比较文学的内部转向，从事实联系转向了对文学审美性研究上，以至于国内学者把平行研究的可比性界定为审美价值关系，但是从美国学派的定义和研究中，很难感受到其价值和审美究竟体现在哪里。 因而，其实可以下这样一个论断，美国学派的平行转向，实际上是把比较文学的外部研究扩大化了，并没有解决文学审美关系研究这一问题。我们热衷于翻译各种各样美国学者的理论，实际上如果我们清醒一点就可以发现，即便是在理论建设上，美国学派也是少之又少。除了反叛之外，他们几乎一无所有。从比较文学研究文学外贸到无所不包的大“跨越”，国外比较文学注定打上了在文学外部关系兜圈子的理论缺憾。 二、中国比较文学的理论尴尬及其越陷越深的理论沼泽 反观中国学者，我们缺乏对国外学者批判的力度，并没有意识到国外比较文学研究的真正问题所在。再不客气一点说，我们是在美国学派大而无当的泥潭里继续深陷不出。这种情况不是比较文学独具的特点，整个外国文学研究似乎都存在这一问题。在貌似客观和真实的学术研究立场上，我们集体性盲从，集体性不敢说“不”。一旦有人对国外理论提出某些质疑，马上就有相关人士从各种角度进行辩护和还原。这种情况暂时不会改观，惯性思维的存在促使一批人仍然靠外国理论活着。试看国内学者对比较文学性质的一些界定。学者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刘象愚先生。在《比较文学的不变与变》中，他指出:“比较文学的不变，在于标志它本质特征的那些东西。我想，至少有三点是它必然要坚持的:第一是跨界性。由此出发，比较文学的研究要跨越不同民族文学的界限之类，因而比较学者也需有两种以上语言、文学与文化的学养;第二是方法论上的比较性。也即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有效方法;第三是文学性。由此出发，比较文学的研究，无论跨越了什么样的界限，总须把文学性也就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那些基本性质置于自己的核心。舍此三者，比较文学则将丧失自我而不复存在。”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界的代表性人物，刘象愚先生对中国比较文学进行了最精彩的总结。但是这三个方面存在的问题依然是内外不分。我们不是强调文学研究一定要进行内部研究才算高层次，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缺少内部研究，文学研究的价值肯定会大打折扣。从国内比较文学的理论建设和实际研究来看，其关注焦点仍然是外部研究。 首先来看“跨界性”。“跨”意味着越界，一旦越界就必然出现参照物。在比较文学相关论述中，这种参照物往往以“他者”面目出现。按照相关学者的看法，中国文学只有跨出去，在“他者”参照中才能显示自我的价值和存在意义。因而，相关学者在进行论述时，基本上都会采用或提到“他者”这样的观照视角。比如孙景尧教授的《简明比较文学———“自我”和“他者”的认知之道》(属于较早的比较文学教程)明显地具有这种倾向。但“他者”尽管可以彰显“我”的特异性存在，从而可以更清晰地确定“我”的特点和意义，但假若“我”本身的特点和内涵并不明晰，或者说，“我”缺乏足够的力量与“他者”进行对比时，“他者”很可能越位取代“我”的存在。 而且，回顾“他者”理论的学术发展史可以发现，最早对“他者”进行过阐释的黑格尔，是把“我”与“他者”的关系放置在主人与奴隶这一对应性关系中进行思考的。所以，“他者”一开始就打上了奴隶的烙印。在后殖民理论中，“他者”就是边缘化的弱势群体。换而言之，按照这种理论，中国实际上是处于“他者”这样一个范畴里。如果我们忽略“他者”的这种文化劣根性，想当然地变“他者”为“我”，试图用一个带有西方学术话语权色彩的词语构筑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难免会导致策略上的失误，甚而言之，会中了西方文化的一个圈套。因而，在跨界性中，中国比较文学试图站在一个客观的“我”与“他者”立场上去讨论问题，去面对世界文学、世界文化，天然地存在一个缺陷，即主体本身的不完善以及“他者”过于强势。词语的转换并没有太大意义，反而掩盖了一个“敌强我弱”的事实。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进行研究，很可能由于“我”自身的缺陷，导致间接或者无意地证明了“他者”(主要是欧美文化)的优越性，而由此导致“我”的瓦解和崩溃。 值得注意的是，比较文学学界为什么会一边倒地在“他者”问题上兜圈子，甚至连一点点微弱质疑的声音也没有呢?我认为主要原因就在于国内学者对世界环境的定位过于宽泛。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相信西方现代哲学讲述的就是真理。换言之，立足于世界大环境，我们相信需要对话、需要交流;立足于现代西方哲学，我们相信哲学已经发展到了“他者”证明“我者”的时代。全球化的背景以及文化相对主义的潮流，在某种程度上抹杀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前提，导致了相关学者的盲目乐观和理想主义。 究竟该怎么看待这一问题呢?全球化究竟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一定要参与对话吗?不对话可以吗?我们的对话到底有多少说服力?时代对学术的影响是必然的吗?我们是不是在宏观地谈论世界形势而缺乏微观地合理分析呢?一味追赶西方的“流行风”可行吗?真的是当前最新的研究就是最有价值的参考吗?“他者”真的就具有绝对的魔力吗?比较文学在说明自己存在理由时有意无意地制造了一种宏大叙事———空谈世界形势、空谈全球化、空谈文学交流的日益频繁化，并宣告“世界文学”的时代快要或已经来临。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大都相信交流无可避免。交流当然无可避免，即便没有全球化这个世界依然需要交流。但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究竟有何实际意义，除了在理论上表明民族文学之间交流日益频繁，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上它的价值有多大?至少在当前的研究中并没有体现出来。与此同时，对于比较文学的本土立场上，中国比较文学很少涉及。我们只是空谈一些历史问题，空谈一些源流问题，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真正应该关注的中国现实问题很少涉及。 这样的学术立场决定了根本无所谓对话不对话。我们的立场跟西方的立场没有差别，都是对西方生存环境的宏观回应。唯一区别的是，对他们而言，这个宏观现实场是真实的，对我们而言，我们只是在想象世界的处境，想象他们的立场，进行迎合性研究。至于对我们自己的推介，则少之又少。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我们很少能让外国人了解我们自己，反而是我们在向他们表明我们到底了解了他们多少。这样的情况就决定了“他者至上主义”的过分与“我”的彻底失语。所以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世界大环境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就想当然地认为这个时代就一定会对我们发生巨大作用。对于建立在上述立场上的“跨”，就不能不重新进行审视。我们是不是跨的有点太写意，跨的有点太脱离中国国情，“跨”得太超越学科发展的速度。同时这种无边无际地向外跨，很容易就使得文学研究变成一种无法约束和界定的研究。我们经常批判“x+y”式的比较文学研究，但是仔细研究一下相关论文，有几篇不带这样的比附?在这样的跨上，我们很容易就会把文学研究变成一种“他者”研究，很容易造成比较文学的“向外转”，从一种本位主义变成一种他者主义。 再看比较文学的“比较性”和“文学性”。比较，顾名思义，面对的至少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对象。结合前面所讲的跨，不管这种“跨”是跨语言、跨国家、跨民族，还是跨文化、跨文明、跨学科，一旦比较与这些“跨”相结合就注定造成一种文学外部研究的假象。这也是当前比较文学研究执着于文学外部研究的一个原因。在历史上某段时期，我们已经受够了文学外部研究的摧残，当然这并不是文学外部研究的问题，而是因为不知道如何处理二者关系的问题。现在我们一方面畸形反对、极其厌恶这种外部研究，另一方面又从骨子里摆脱不了这种研究方法和视角。而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应该不太在意是否是外部还是内部研究，而看重的是其能否让我们领略文学作为艺术带给我们的美感，以及文学能否作为思想研究的自由领地，催发出新的有益于时代的思想。因而所谓的文学性就在于以上两点。但是比较文学的文学性究竟何指?我们一般认为比较文学的文学指的是文学研究，可究竟什么是文学研究中的“文学”?究竟什么是文学，对比较文学而言是一个致命的问题。中国学术界对文学的理解基本上还停留在康德、黑格尔阶段上，强调美的理念与感性形式的统一，认为美具有无功利性、无目的性等，认为文学的文本性存在是文学的正统，承认经典永久性，执拗于追寻文学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尽管我们引介了那么多西方文学理论，但我们仍然坚守着自己的文学观念。现实主义仍然是中国学界比较认可的一种文学创作方式，也是学者们进行研究时有意无意地一定要到此一游的必经之地。之所以这样，主要原因还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德国血缘。马克思没有系统的文学美学理论，因而德国古典美学起到了替代作用。再加上苏俄文学实践的影响，整个中国文学美学研究现状也就不难理解了。整体而言，我们的文学审美观念仍然是近代的，带有很深的传统印记。 但是我们所处的现实情况是，文学已经在发生种种变化。无论从作家群体还是作品存在形态，无论是从读者接受群体还是作品传播媒介，全方位的变化已经改变了文学的本质。但是充斥在大学中文系教科书里的“文学”很多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尽管我们承认传统的文学观念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但是比较文学真的就能承担起审美价值关系研究的重任吗?至少在当前的比较文学研究和实践中，我们没有看到太有说服力的成果。对“文学”重质轻文的认识改变不了，对文学本身的定位依然停留在貌似“重内部”实际依然“重外部”上，中国比较文学的“文学性”必然找不到立足之处。就此而言，中国文学本身的定性和定位，直接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文学性”的解读和展开。诚如有学者所言，比较文学在国别、总体层面构成另外一种文学研究逻辑。但是假如承认这一点，是不是要成立国别文学和总体文学这样的学科。有人可能会认为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即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别文学，但是对于中国文学而言，其内涵外延非常明确，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模糊;或者存在模糊也并不影响其学科的合法性。而比较文学显然不具备与之并列的明确性和合法性，更不用说总体文学了。同时，国别文学中的“文学”，不仅指的是文学研究，还可以指文学现象，而比较文学的“文学”如果强制性地界定为文学研究，显然是与国别文学这一概念不能形成并列和互补关系，两者逻辑联系并不严谨。 三、结语 从文学的内、外部研究这一角度来分析比较文学的“文学研究”性质就可以发现，比较文学仍然处于一种暧昧不明的状态。究竟是外部研究还是内部研究，究竟是走向世界还是固守中国本位，这些问题依然需要进行思考，特别是后者。在一个本位主义极度薄弱的民族文化和文学里，奢谈走向全球化，奢谈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只能造成中国比较文学更加积重难返。比较文学的内外部研究，表面上显示的是文学研究的内外之分，从本质上讲，反映的也是本位主义与外来主义之间的冲突。 本文作者：许相全 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比较文学论文:小议比较文学的形象学理论 一、整体总论 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形象学突破了原有的文学阵地，从文学形象转向文化形象的研究，异国形象的文化问题也因此备受关注。如吴鸿志、蔡艳明的《异国形象的文化误读》、姜智芹的《文化过滤与异国形象》、姜源的《异国形象研究中的文化意义》、杜平的《异国形象创造与文化认同》等文章探寻了异国形象在不同文化中的认同、误读、过滤等现象，揭示了这些现象形成背后的文化根源和动机，阐释了不同文化中异国形象的复杂性和多元性。需要指出的是，形象是对文化现实的一种描述，本身就包含着文化的成分，形象学的文化转向和异国形象的文化研究只是一种文学的文化审视，二者都不能脱离“文学性”这个根本。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理论体系的建构决定着学科的定位。具体来说，国内的形象学理论体系主要表现出三种形态:一是基本沿袭欧洲形象学理论。这是国内早期形象学研究的常见形态，并被大部分比较文学教科书所采纳。二是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一些观点的确为形象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如周宁的《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也有一些观点表面上充实了形象学理论，但缺乏坚实的个案研究，经不起深入推敲。三是在形象学文本研究和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见解，如孟华等著的《中国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这种个案研究对形象学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代形象学对传统理论进行革新，从对形象真伪的辨析转向形象建构者的讨论，从实证主义“是什么”的关系考证转向审美批评“为什么”的本质探求，从注重求同的个体研究转向注重差异的总体研究，这需要我们坚持经验和批判并重的立场，在一种宏观的视域中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对形象学给予全景式的关照。 二、基本问题探究 理论体系的建构离不开学科基本问题的探究。形象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主要包括形象学的定义、研究内容、范畴、方法、意义功能、学科归属等问题。 形象学的界定是形象学理论的首要问题，而形象学定义的核心在于对“形象”的理解。国内对形象的定义和理解或者直接沿用法国学者巴柔的形象学定义:“形象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或者是对此定义的进一步阐释，如李勇的《形象:想象的表意实践》、王瑜嘉的《中国之“形象”与西方形象学之“形象”比较》，褚蓓娟、徐绛雪的《“他者”在注视中变异———论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张月的《观看与想像———关于形象学与异国形象》等论文都对形象有所界定，观点大同小异，大多是对巴柔定义的替换和延伸，形象学的不同定义直接影响着研究对象的理解和研究方法的选择。一些教材有时将研究对象和方法相互包含，有时又将研究范畴和研究对象混为一谈。如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一书认为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他者”形象，“研究领域不再局限于国别文学范围之内，而是在事实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跨语言、跨文化甚至跨学科的研究。”实际上，形象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它们之间往往呈现出一种交叉渗透的形态，需要我们仔细地辨析。在研究内容上，中国文学中的外国形象、外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普遍为人熟知，但一些论述忽视了自塑形象、游记、地域文学形象、少数民族形象等也是形象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在研究方法上，文本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是最基本的方法，方法比较单一，有待新方法的探寻。在形象学的功能和目标定位上，学界观点不一，综合起来就是在考察异国形象在异质文化中产生的原因、机制和复杂表现。而目标的实现，则必须审视和辨析形象的功能。 套话、想象、互动理论等形象学基本问题也备受研究者关注。孟华的《试论他者“套话”的时间性》一文对巴柔的套话理论提出质疑，认为套话具有时间性，“套话都只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有效，其使用‘期限’远不像欧洲人彼此使用的套话那样恒久。”孟华以时间和历史为经纬，论述了套话与时间的关系，言他人未言，对于形象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针对当代欧洲学者对形象学研究偏重于“言说自我”功能的弊端，孟华在《言说他者，言说自我———序＜中日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一文中强调形象研究不能忽视形象“言说他者”的功能，应该同时注重对形象“言说他者”和“言说自我”功能的研究。刘雅琼的《形象与文化携手———论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他者与自我关系》一文认为要建构“他者”与“自我”之间的深层对话模式，就要在审视他者的同时也要审视“镜像化自我”，实现文化的双向交流态势。杨叶的《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互动性理论》一文主张“注重建构者与被建构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建构者、被建构者和第三方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形象与社会集体想象物之间的互动关系。”文章若能进一步分析从双方到多边是如何互动的，结论将会更有说服力。颜梅的《当代比较文学中“想象”设定的问题及其解决》一文紧密围绕“想象”的设定，认为想象植根于创造性和虚拟性，但与当前的创作和研究实际产生了裂隙，解决的办法是尝试运用中国古代想象理论。形象具有“想象”和“再现”的认知功能，若以“再现”为参照研究“想象”，或许可将问题谈得更细致。 形象学在比较文学理论体系中的位置和坐标问题，即形象学的学科归属也是研究者颇有争议的问题。国内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大多数学者沿袭法国学派传统，将形象学归于传统国际文学关系的实证性影响研究。这是将历时性的理论体系相互重叠后的一种归属。二是一些学者则认为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如何构造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是如何构造他种文化的形象。”由此将形象学归于平行研究。三是曹顺庆教授认为在文学交流过程中，异国形象在由起点经由媒介到终点的流传过程中，在诸如审美、心理等难以确定因素的作用下，必然会发生信息的失落、变形等现象，由此将形象学归为变异学研究。四是王向远教授受形象学概念启发提出了“涉外文学”的概念，他认为涉外文学的内涵和外延都大于形象学，涵盖了异国形象及异国想象，“包含了一个国家涉及到另一个国家的所有形式的文学作品以及该作品的所有方面。”还有一些学者有意无意地模糊了形象学的学科归属。归属研究反映出中国学者对形象学的思考和定位，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形象学归属的难处所在。问题的焦点和原因在于人们对形象学理论研究不深入和没有找到真正合适的归属标准。 世变时移，形象学的定义、性质、特征、理论范畴、研究内容、方法等已经在部分或整体上发生质的变化，这需要我们在反思中重新审视中国当代的社会文化和文学语境，在超越中构建新的形象学范式，使其更加适合当下的形象学研究。 三、学科互涉研究 20世纪以来，随着学科之间的频繁交流和多元对话，学科互涉逐渐成为知识整合和更新的显著方式，形象学也出现了学科互涉的研究趋势，使形象学在历史研究之外又具有了诗学特性。 一是形象学与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融合。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理论大潮影响着形象学研究，一些学者认为形象学的当展得益于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后现论。后殖民主义对形象学的影响颇大。美籍学者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通过剖析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揭示了形象背后隐藏的帝国意识和种族主义，在方法论上与形象学不谋而合。而“后殖民理论催生的族群研究重视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关系、多数民族与少数族裔关系在各种文本中的复杂表现，这些研究和形象学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周宁在八卷本著作《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和传说》中，引入后殖民理论对西方的中国形象进行研究，是形象学领域一次有意义的尝试。同样，女性主义理论对形象学也有所影响。在高旭东主编的《比较文学实用教程》中，编者依据英国比较文学学者苏珊•巴斯奈特对旅行者描述异族时的性别隐喻与想象的研究，指出其理论基础是女性主义。“强势的文化和种族总是男性化的、阳刚的，弱势的种族和文化总是女性化的、柔弱的，如此种族歧视和性别优越之间就有着惊人的对应关系，这对具体分析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从理论的生成来看，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本身就表现出明显的学科互涉的特征。而“形象”所蕴含的符号结构、隐喻、套话等特点，又特别适宜于这些理论的阐发和应用。刘洪涛在《对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几点思考》一文中说:“现在的情形是，形象学的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绕过法国学者精心建构的理论规则、术语，直接从各种后现论中寻找武器，展开自己的研究。……‘东方主义’、‘异国情调’、‘西方主义’、‘中心与边缘’、‘族群认同’等等话语方式在逐渐挤占形象学原有的空间。就像比较文学一样，形象学的面目也越来越难以辨认。”目前，研究者更多地将关注点放在形象学如何受到了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而没有在理论和方法上使二者达到真正的有机融合。要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寻找理论契合点是关键。同时，也要预防将形象学的一些元素程序化和编码化，忽视形象的情感性和独创性，使形象学研究陷入模式化的弊端。 二是形象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理论关联。从文学和其它学科的关系来看，文本材料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文学与心理学、传播学、历史学等跨学科研究促使人们在形象学研究中越来越重视学科之间的关联，积极地吸取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学科内部之间的关联上，张晓芸的专著《翻译研究的形象学视角》以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为个案，研究了“他者”形象在文学翻译中的处理及其变异问题，认为“在译介的过程中，原语文化在译语文化中的形象，往往取决于作为中介的翻译。对他者的态度，决定了在翻译时所采取的态度，而翻译活动又反过来决定了他者在‘我’处的形象。”该书从形象学角度进行翻译研究，阐释了形象翻译与形象建构的关系，以及翻译活动中形象的主体形态。李红、张景华的《在形象学视角下美国华裔文学的汉译问题》一文以美国华裔文学的汉译为研究对象，认为“汉译者在做好传递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民族形象的同时，应加深了解美国文化，努力减少翻译过程中产生的变异，以促进中美文化的交流。”论文从翻译研究上升到民族文化交流的高度，重点分析了如何减少翻译中的变异问题，对异国形象的翻译很有参考价值。在学科的外部关联上，李晓娜的《呼唤感性回归，重回审美之维———审美文化学对形象学研究的启发》一文从审美文化学与形象学的关系入手，阐释了审美文化学对比较文学中形象的解读、异质文化的交流和沟通在方法论上的启发意义，并尝试用审美文化学的方法或理念去分析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形象，以及如何用感性的方法审视艺术作品的问题。石黎华的硕士论文《传播视野下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问题初探》立足于跨学科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大胆借鉴传播学理论，借用传播学的“议程设置”、“说服理论”等理论术语，分析了传播视野下形象的传播过程，阐释了形象在此过程中是如何形成、传播、接受、改造的，解构了形象的形成、接受和改造，总结出形象传播过程的基本规律，以传播学理论研究形象学，开拓了形象学的理论视野。 学科互涉为形象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但在实际的研究中，学科互涉大多还停留在观念层面，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实践层面并没有得到真正地运用。因此，形象学如何恰当借鉴和有机融合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将会是形象学理论研究大有作为的一个领域。 总体来看，国内形象学理论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学术特色。我们应当在接受和整合其它学科理论的基础上，弥补现有形象学理论的不足，拓展形象学的理论空间，为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和文化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指导。 本文作者：宋虎堂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学科范式转换问题研究 一、法国学派的“欧洲文化中心的历时性范式” 比较文学在自然科学的影响下得到命名,进而在进化论与科学实证主义的指导下不断将比较文学学科规范化精确化。学科理论与方法得到奠定后,法国学派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圈定在了欧洲文化中心之内。然而在成熟的“欧洲文化中心的历时性范式”内存在着大量的异常现象,由此导致了美国学派所声称的“比较文学的危机”。正如巴登斯贝格所言,“生物学方面的‘比较’科学,在十九世界前三分之一时期内形成了专门的学科,文学史自然会效法它的方法。”后来韦勒克在考证“比较文学”这一名称的时候也谈到这一问题:“这个词的产生显然受到了居维叶(Cuvier)的名著《比较解剖学》(1800)或德热朗多(Degerando)的《哲学体系的比较史》的启发。”自然科学的影响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的借用问题,而是一种范式的借鉴。因此韦勒克先生才说:“浪漫主义思想丧失了信誉,从自然科学引进的思想大获全胜,连在文学史上的撰写工作中也是如此。”其实事实远不像韦勒克想象的那样简单,科学作为一种进步的神话,也作为一种范式的霸权几乎支配了当时乃至现在的所有人文学科。正如伽达默尔所言:“科学的方法论精神渗透到一切领域。”然而当时的文学研究不仅没有做出任何反叛科学范式的姿态,反倒主动迎合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其中影响最大的除了进化论之外就是实证主义哲学。 进化论的观念让当时的研究者将文学史看作不断进化的历史。比如法国学者布吕纳介耶就非常熟练地运用了这种理论分析法国的文学史。后来比较文学第一本教材波斯奈特的《比较文学论》便是具体运用进化论的观念将整个文学史的演绎分成了氏族、城邦与国家三个阶段。这些文学史研究者基本上按照进化论的观念奠定起了文学史研究的历时性范式,打开了文学研究的国际视野,也为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研究奠定了基本方向。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法国学派在科学实证主义的指导下确定了相应的领域,即欧洲范围内的文学交往历史事实。这在梵•第根的规定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比较文学的对象是本质地研究各国文学作品的相互关系。在那么广泛的定义之下,如果只就欧洲而论,它便包含希腊、罗马文学之间的关系,以及从中世纪以来近代文学对于古代文学所负的债,最后是近代各国文学之间的关系。”后来的伽列与基亚都在力图圈定比较文学研究的领域。无论是伽列为比较文学所作的定义所包含的研究领域,还是基亚在《比较文学》教科书中指定的研究书目,他们都明确地将“国际文学关系史”定格在了欧洲。由此法国学派在“欧洲文化中心的历时性”范式之内确定了比较文学的基本理论、研究模式、基本方法及研究领域,比较文学的发展似乎步入了一个常规时期。然而“常规科学不会产生目标之外的任何新现象,事实上这些与盒子不合的现象根本就不会被发现。”这些与盒子不合的,范式之外的现象便是库恩先生所说的“反常”(Anomaly)。所谓“反常”就是现象与范式的预期不相符合。比较文学也是如此。在法国学派的范式之内,大致出现了这样几种反常现象,这是他们无法在范式内解决的,也是引起美国学派诟病的地方。即文学历时性之外的共时性问题,即没有事实联系的相似性问题;科学实证主义之外的美学价值问题,即以文本为中心的文学性问题;欧洲文化范围外的文学现象问题,即西方国家之间的平行文学现象问题。 二、美国学派的“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时性范式” 美国学派的出场首先是在危机的呐喊声中掀开比较文学新范式的序幕的。最先发出洪钟般呐喊的是捷克裔学者韦勒克。他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中首先便挑明了比较文学所面临的危机状态:“我们学科的处境岌岌可危,其严重标志是,未能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论。”接着在后文中以严密的逻辑性与火药味十足的论战历数了法国学派的各种罪状,诸如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历史相对主义、文化贸易主义与沙文主义等等。这场论战虽已过去六十多年,理智地客观地运用范式理论的分析我们发现,法国学派的这些“罪状”其实是他们在建构比较文学学科的初始阶段不可避免的,也是其范式必然导致的问题。祛除美国学派的意识形态背景,我们关注的是比较文学到了美国学派的手中会走向何方?这便是我们要论述的以美国学派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时性范式”。通过前面的分析,法国学派从科学实证主义范式视域将比较文学定性为“国际性的文学关系史”,其实就是从时间性维度来分析文学现象。也正因为如此,法国拒绝或放弃了对文学本身的美学价值分析。而共时性范式则主要从横向对比分析出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要素,也即是俄国形式主义所提出的“文学性”。文学性问题成为自新批评以来整个西方文艺理论所关注的焦点,它将文学研究导致了关注文本的“内部问题”,着重从文学本身的形式要素去研究文学的本质性问题。(具体请参见朱立元在《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前言)美国学派的第一背景是新批评。正是以韦勒克为代表的新批评理论家首先强调文学的文学性问题,然后以此为契机在雷马克、韦斯坦因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才建构起了一个共同的美国学派。 国际性的文学现象是法美学派的一致的研究领域。然而之所以有论战,主要在于他们持有不同的范式视域。法国学派秉承的是历时性范式,以科学实证主义眼光将比较文学的国际性文学交流事实进行了追根溯源式的汇总,以达到一种“文化的清算”。而到了美国学派认为“必须正视‘文学性’这个问题,它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是文学艺术的本质。根据这样的文学学术观,文学艺术作品本身便成了必要的研究中心。”在韦勒克开创的共时性范式下,雷马克及韦斯坦因等美国学派学者建构起了一整套平行研究体系,主要来讲包括了这两大研究体系:本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在本学科研究体系中包括了比较诗学、主题学、文类学与类型学;在跨学科体系中主要包括了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宗教、历史、哲学,文学与社会科学,文学与自然科学。与法国学派一样,确定了学科理论与方法也开始圈定研究范围,继而形成西方文化中心范式。韦勒克声称:“关于赞成提‘比较文学’,还是‘总体文学’……至少西方文学是统一的,它形成一个整体。……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包括整个欧洲、俄国、美国以及拉丁美洲文学的紧密整体。”科修斯也认为:“文学运动和文学评论也证实了西方文学这个基本的统一体。比较文学建立在对西方文学的这一看法上。”当然,韦斯坦因也不例外,他在肯定比较文学研究西方文学的同时否定了东方研究比较文学的可能性,固执地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圈定在西方文化版图。通过归化吸纳或排斥拒绝,美国学派的“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时性范式”最终确立起来。然而范式的确立最终让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一样陷入了不可挣脱的范式悖论之网。在美国学派所持的范式内同样出现了这样几类反常现象:比较文学与文艺理论、与文化研究的问题;西方文化中心之外的东方文学问题。其实美国学派将比较文学从历时性的追求国际文学关系史拉回到文学本身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然而在规定比较文学的定义时则完全不同于前者,前者是人为收缩而后者则无限放大,导致后来比较文学研究大有被文艺理论大潮、文化大潮吞噬的危险,由此导致了比较文学的另一次危机。因此才有了苏珊巴斯奈特的“死亡论”:“比较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走向死亡”,“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过时。”为什么会如此呢?共时性的研究范式一方面要求打破时间界限,从横向研究跨越性的国际文学现象,另一方面也混淆了比较文学与文艺理论、文化研究的界限。雷马克的定义所涵盖的内容大概只有“文化”一词才能包含。从1994年加拿大埃德蒙顿召开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14次大会到后来伯恩海默的《跨世纪的比较文学》学科现状报告,比较文学还是比较文化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比较文学的学术身份到底是什么?比较文学学科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即使存在又该怎么处理这种文学与文化的问题?很多学者都表示出了焦急的心态,甚至自愿放弃。美国著名学者乔纳森卡勒认为,如果将比较文学扩大为全球文化研究,比较文学学术身份必然走向消失,因为“照此发展下去,比较文学的学科范围将会大得无所不包。”卡勒还只是有点焦心而已,而勃洛克面对这种纷然杂陈危机四伏的比较文学干脆表示放弃:“如果我们想给比较文学下一个严密的定义,或者把它归纳在一种科学或一种文学研究体系里面,我们必然得不偿失。”最后他决定将比较文学学科取消! 不仅如此,当美国学派的共时性范式遭遇学科身份泯灭的危机之时,由西方文化中心范式所带来的反常现象也困扰着美国比较文学文学学者。当韦勒克、雷马克与韦斯坦因将比较文学研究局限在西方同一性文化中心的时候,各种文化研究的热潮打破了这一范式,使其完全不能处理由于文明所带来的异质性与变异性现象。因此伯恩海默才在报告中审慎地提出了“放弃欧洲中心论,将目光转向全球”的号召。即便如此,旧范式已经失衡,新范式尚未出世,全球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也显得有些苍白无力,伯恩海默只是在范式内看到了反常现象而已,因其无法打破原有的“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时性范式”,全球化的号召最终就蜕变成一种口号! 三、中国学派的“东西文明对话的异质性道路” 范式作为一种悖论话语,不仅建构着学科也解构着学科。法美学派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地在拯救中将比较文学推向危机,究其原因在于法美学派都以西方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元范式”影响下以追求“同质性”为旨归。而这一点却是范式理论本身也无法看到的。因为范式理论本身便建立在科学主义的话语体系之中。因此库恩先生一方面声称所有人文科学根本还未进入一个成熟范式的阶段,另一方面在他看来,自然科学成就属于西方。因为“只有从古希腊时期发展而来的文明才拥有最基础的科学。”鉴于范式理论本身的唯科学主义倾向,我们根据李凯尔特有关文化科学的异质性理论来进一步描述法美学派范式的局限与中国学派的合理性。德国著名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李凯尔特认为,科学有两种分类方法即质料的与形式的分类法,由此形成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二者的对立主要源于形式的分类原则即“现实的连续性和异质性原理”。“每一个占有一定空间和一定时间的形成物,都具有这种连续性。我们可以简要地把这一点称为关于一切现实之物的连续性原理。”通俗地讲,所谓连续性原理就是说自然的万事万物都是流动的连续体。然而另一方面“至少任何人都不能说,他在现实中曾经看到某种绝对同质的东西。一切都是互不相同的。我们可以把这一点表达为关于一切现实之物的异质性原理。”连续性与异质性构成了现实的非理性。然而自然科学“只有通过在概念上把差异性和连续性分开,现实才能成为‘理性的’。(科学)我们把每个现实中的异质的连续性,或者改造为同质的连续性,或者改造为异质的间断性。……数学采用的是头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是从排除异质性开始的。”自然科学的形成是通过对异质性的同质化或排除异质性而达到,而文化科学则直接关注异质性。然而比较文学要实现真正的“世界文学”,要走向新的发展阶段,必须摆脱自然科学的同质化范式而强调异质性。从现实而言,东西文明的异质性也是全球化的时代里必须认识到的文化现象。当比较文学在美国学派那里遭遇到各种文艺理论思潮,尤其是自德里达以来的各种带有解构性理论流派(如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及族群主义等)之时,就应该发现他们用人文主义反抗科学主义,用边缘解构中心,实际上是在追求一种“异质性”。因为现实的东西方世界的发展正在面临这一问题。亨廷顿在《文明与冲突》一书里从学理方面探究了东西方在今后发展中所面临的文明异质性冲突。虽然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但他指出现在世界文化发展必须要关注的东西方文明的异质性问题。然而因为法美学派所持有的西方中心的科学同质性范式长期地遮蔽了这种异质性,当然也就解决不了比较文学在面对文化大潮与东方文明的时候所带来的危机。 当比较文学传播到中国的时候,因其东西方文明的异质性的强烈冲突,因此中国学派从一开始就有很强烈的自觉意识。然而中国学术长期以来也笼罩在西方的科学同质化范式的阴影下,企求通过“求同”来缩短与西方学术的距离,最终导致中国学界的“失语”。比较文学的研究也是如此,从最初台港学者提出的中国学派到大陆积极响应,一直都以“求同”心态在进行着理论与方法、研究与实践的探索,其结果是不仅理论特色与立场缺失,甚至学科学派也常常遭到学界诟病。后来在学界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之后开始了论争与探讨,以期总结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可持续化发展道路。曹顺庆先生率先在总结中国学派的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长期以来在西方的科学同质化范式下所遮蔽的“异质性”问题。根据中国文学实际与东方文明独特性,结合当今世界政治文化及学术的走向,曹顺庆先生具体地论述了“异质性”作为比较文学的可比性问题,并且于2005年在比较文学第八届年会上正式提出了“文学变异学”理论。正是通过异质性的变革,不仅在跨文明的立场上运用文学变异学的方法理清了法美学派的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形成了一套比较文学中国模式以互补对话交流沟通为宗旨的理论体系,从而避免了法美学派范式所遭遇的范式悖论性。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曹顺庆先生所倡导的比较文学中国模式充分地关注了李凯尔特所提出的文化科学的异质性原理在现实学术与东西方文明中的呈现,才找到了比较文学第三阶段发展的真正动力,才彻底地打破西方自然科学同质性范式的壁垒,比较文学也才能达到真正的“和而不同”,才能最终寻找到世界文学“共同的诗心”! 本文作者：周仁成 单位：长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课程改革浅谈 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比较文学发展的历程还十分短暂，自1998年国务院将其与世界文学合并为一个专业以来，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获得了比较大的发展，并归为中国语言文学类的二级学科。目前国内许多高校争相开设比较文学课程，其重要性也在教学过程中逐渐凸显出来。虽然其作为高校文学专业必修课开设已久，但是与其他主干课程相比，无论是从学科体系方面，还是教学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讲授这门新兴学科的时候，如何处理好“教学内容”与“教学重点”的关系，“采取何种教学方法”等问题成为教学过程中面临的难点和挑战。本文拟就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比较文学专业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问题提出些自己的观点，以期对比较文学课程的发展有所帮助。 一、比较文学课程的背景与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文化不断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挑战，面临两方面的危机：一方面是全球一体化所产生的对于文化多元化的冲击。经济与科技的发展使得全球一体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这种趋势的冲击下，有的民族文化被其他民族文化所同化，丢掉了本民族的精神实质和内涵，而有的民族文化则被彻底遗忘、抛弃，成为历史；另一方面，有些民族则为了保护本身文化的独立性而采取封闭、孤立的态度，他们拒绝与外界文化交流、接触，以此来维护本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纯洁性。面对这种趋势，当务之急就是增强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对话，使其能够面对全球化的冲击，适应新的发展需要，这些现实都为比较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和发展平台。按比较文学所建构的比较视域来看，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需要其他文化的存在，而一旦有了“他者”的对比，“自我”才能更加明确自己的存在意义。尤其是在这种全球化语境中，采取何种态度对待文学是关系到我们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问题。将“比较”纳入到文学领域，可以给予其以新的视角审视本土传统文化，并保护边缘文化免遭文化同质化的侵蚀，对于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意义十分重要。 二、确立切实的教学目标 虽然比较文学学科表现出了巨大的生命力，但其又时时存在着危机。一方面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冲击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和领域，许多之前属于比较文学领域的问题现在正逐渐被其他领域所侵蚀，特别是文化研究的兴起，使得其研究范围从政治文化、影视文化，直至大众文化等方面无所不包，渗透到任何一个学科领域之中，比较文学的范围也逐渐模糊。另一方面研究方法上的改变也给这个学科带来极大的影响，泛文化的研究方法使得比较文化与其他学科很难区分，其合法性受到挑战。目前我国高校本科教学的现状是，比较文学教学无论是从教学效果还是重视程度上，都无法得到教育部规定的其作为必修课的地位，教学模式更多的是直接复制研究生的成功经验，而缺乏针对本科生所需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目标不清楚导致的后果一则是教师在讲授本门课程时目标过高，本着“学贯中西”的目的，这就导致学生对比较文学产生畏难情绪，部分学生干脆敬而远之，或者应付了事；二来部分高校教师过于重视理论课程而轻视实践课程，导致课堂变成了定义和基本理论的堆砌，学生很难从中真正体会到比较文学的美感与实际意义。教师这种“灌输式”教育往往忽略了学生能力的培养，这种教学方法很明显不适合这门新兴学科教学。根据笔者在高校中的任教经验，我非常赞同一些专家学者对于比较文学课程的看法和观点，其认为比较文学在本科中的教学目标应为初步确立打通意识，以一种开阔的视觉审视问题，即“比较视域”。所谓“视域”，在比较文学中指的是“一种多元观察的、多视点透视的研究视野”。对本科学生来说，能够把握“打通”、“融会贯通”等能力，熟练的用其来比较两种不同文学之间的差异和共同点，或者是比较本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知识的异同，这才是学生学习本门课程应具备的能力。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有更加开阔的视野，他们的心智得到扩展，更具有同情心与移情力。就像某位教育学者所说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方式使我们心智更具弹性，能使我们超越自己狭隘的界限去看待其他关系。正是比较文学的这种特性，使得其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显得更加重要。 三、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 “比较视域”的教学目标决定了高校本科教师不能再以传统的教学模式来组织教学，不应将理论与学科史作为教学内容的重点来把握，而是应该及时调整、充实教学内容，增加本科生实践能力与文学思维的培养。目前高校比较文学课程设置很多还未达到高校必修课的要求，更多的还是以选修课形式存在，不仅形式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课时安排上也相对较少，而这门课程包罗的内容又比较多，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完成所学知识，提升观念显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因此，教师在教学内容上应注意把握重点，有选择、有针对性的组织教学，与其笼统的讲授理论，不如着重强调个案的举例教学。个案教学的好处显而易见，可以将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让学生产生具体可感的知识内容，从而更好的理解比较文学，有利于学生比较视域的培养。例如在讲到中外文学对“复仇主题”的表现手法及人物性格刻画时，可以以《赵氏孤儿》与《哈姆雷特》的对比来展开，虽然二者都是采取复仇作为作品的主线，中间故事情节也有部分重合或相似之处，但由于二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与人文景观不同，导致了其无论从戏剧冲突、主题思想或人物性格刻画等方面均有不同，体现了不同文化观念下的文化价值差异。通过比较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差异及深层原因，使学生能够真正感受到中西不同文化内涵，从而能贯通中外文学知识，并深入到未来的学习中。在确定了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之后，如何将其贯穿到教学过程中变成了关键因素，特别是教学方式方法会影响到教学目标的达成，更应针对不同的学校、不同教学对象等具体情况考虑教学方法。笔者认为比较文学课程可采取如下方式进行，已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一）组织好课堂教学，奠定扎实基础知识 时至今日，课堂教学仍然是最基本、最常见的教学组织形式，通过课堂教学可以让学生掌握基本的理论知识，对比较文学课程有大致的了解与认识。但是，教师的任务并不仅仅是将基础知识传授给学生，而是应该在介绍基础知识与理论的同时，指导学生将所学理论与脑海中已储备的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相关知识联系起来，扩展自己的思路。正如杨周翰先生曾经说过的那样：“研究外国文学的人必须要有一个中国人的灵魂。”那么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在学习比较文学的过程中，应立足于我国文化，以中国文化作为根基，体现中国比较文学的特色。在当前的比较文学教学、研究领域存在一种偏颇，即对西方文学的注重而对中国传统文学忽视。不少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在谈起外国文学时如数家珍，对于外国文学理论也能侃侃而谈，而一旦谈到中国文学理论，则知之甚少，缺少扎实的中文功底作为支撑，因而很难把握到这门课程的重点和精髓。 （二）增加课外阅读量，拓展思维 大量的阅读能够给予学生足够的素材和内容，让学生通过自己在阅读中的感悟来更深入的理解比较文学。在比较文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引导学生在学习完相关理论后，应以比较的视域去重读经典、阐释经典，学生在此过程中不仅对基础理论理解的更加透彻，对经典文学也有了个人更深的见解。就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必要的阅读量是其应该具备的能力，而本科生的比较文学不是以“精英”培养作为教学重点的，教师在教学中应注意到这一点，努力让学生通过学习，拓展自己的思维，开拓文学视野，从而能用比较的、联系的、平等的视域看待事物和现象，为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奠定基础。 （三）促进学生交流沟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教师可利用课堂活动时间，组织学生进行相关理论的讨论，具体资料的查阅学生可在课下完成。例如在讲到“主题学”这一章内容时，由于其有不同研究角度和内容，教师在组织课堂教学时可分步进行。首先抽出一节课进行基础知识的讲解，之后指导学生将理论与示例范文结合，让学生把握具体的研究方法，随后组织课堂辩论与讨论。以此为话题，学生可结合所学材料，也可根据在网上搜集到的内容来进行“主题学”大讨论，交流各自的心得体会，并在交流过程中相互启发，碰撞思想的火花。对于师范院校比较文学课程教学来说，理论如何与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是决定教学效果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为此，学校可以通过组织优秀毕业人才或专家来学校参与教学活动和组织讲座等形式，结合各自的经验现身说法，促进学生更好的领悟这门学科的实际应用与意义，并能自觉运用到未来的科研写作中去，提高实际运用能力。 作者：郭志清 单位：集宁师院中文系 比较文学论文:地方师范比较文学教学危机研究 摘要：地方高校比较文学陷入了教学危机，危机首先源于比较文学学科自身定义不清，其次因理论化倾向导致晦涩难懂，师生均不易把握，第三是教学手段落后，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为此教师要加强自身知识和理论学习，同时贯彻理论结合实际的方针，并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关键词：地方师范；比较文学；教学危机 比较文学在地方师范院校开设产生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既有诸如学科自身危机带来的普遍性教学难题，又有地方师范学情带来的授课难题。 一、学科自身危机带来教学困难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一称呼没有凸显出“比较文学”学科特征，反而模糊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界限，甚至有将比较文学淡化之嫌。这样一种称呼加重了比较文学学科危机，带来了比较文学教学的危机。学生对学科本质误解严重，教师陷入正本清源的辩解之中，不得不大量讲授学科史。然后，再以具体的学科研究理论与实践为主要授课内容，而这些理论与实践往往涉及世界文学内容。很容易让学生以为比较文学只是世界文学学科范畴下的一个研究方法，而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误以为本学科没有独特的方法论给教学带来了困难。学科定义不明确让师生均难以适从，研究方法不规范让教学难以说服人。比较文学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危机不断，“一个多世纪以来，各国学者为了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争论，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圆满的权威的结论。”①正因为学科概念不清，导致学科危机不断。克罗齐认为“比较方法不过是一种研究方法，无助于划定一个研究领域的界限……看不出有什么可能把比较文学变成一个专业。”②针对这一发难，比较文学专家们纷纷提出自己策略。祭出了“比较文学不等于文学比较”的口号，指出比较方法不是比较文学的本质属性，“比较的真谛，在于跨越和打通既定的界限；比较文学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跨界线的文学研究。”③这时候在课堂教学中就出现了一些问题：这种仅仅把没有跨越的文学比较研究切割出去的学科主张不够严谨，跨越的文学研究依然是用比较方法来研究。学生写作的时候依然会套用某外国作家与中国某作家之间，或外国某作品与中国某作品之间的比较等诸如此类模式。对于写作依据往往语焉不详，不能找到科学有效的可比性来比较。等教师回过头来再讲什么是比较文学的可比性时又套用各种各样的理论，而这些晦涩的理论难以激发青年学生的学习激情和探索研究的热情。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多样，大致上可从学科内部研究、跨学科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三个角度去把握。④学科内部研究又分为若干个研究范畴，如：文类学、主题学、译介学、形象学、类型学等。跨学科研究又分为：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宗教、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历史等几个范畴。总体文学研究则以跨越文明界限的各国文学为关照，寻找总体文学规律为旨归，主要包括阐发研究、比较诗学、文学人类学等。这些研究方法自身研究范畴不清，如对王国维的两部作品《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的研究归属问题。陈惇等《比较文学》将之归入“比较诗学”，认为阐发研究和对话研究则是比较诗学的研究方法。⑤而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教程》则将阐发研究与比较诗学并列同属总体文学研究下的研究类型，“跨文明阐发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类型，它是指运用生成于甲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产于乙文明当中的文学作品、文学理论。”⑥这样势必会造成学生阅读专业基础书籍时即产生种种困惑，教师答疑解惑也只能如实相告专业现状，无法择一确切回答。 二、学科知识理论化倾向导致师生沟通不畅 地方师范院校通识教育滞后导致学生知识视野均偏向某一专业，而对相关领域的了解不够，因而研究起来如盲人摸象。教师本身对许多学科内部研究方法尚不能应用自如，更不能进行深度理论开拓。难以在全面建立师生互动基础之上的教学相长。学习比较文学需要大量的知识储备，不然难以把握宏大的理论体系。仅就文学理论与比较文学之关系而言，20世纪60年代大量理论著作问世，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符号学、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理论汹涌而至。比较文学界在学科自身危机尚未涤除的情况下又要应付理论围剿，以及吸收、利用这些理论来应用于自身实践研究。这样不仅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范畴交融，而且使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学味道淡化。文学内在的美学价值不被重视，而是过度强调与前沿理论的契合。笔者并不是主张去理论化，而是指明课堂教学中理论化倾向对授课的负面影响。在只喜欢阅读图画的浅阅读时代，眼花缭乱的理论难以找到知音。个中原因，除了理论艰涩之外，大学生阅读量不足的因素也不容忽视。“一份来自中智的最新调查显示，我国青年‘没时间读书’的比例高达57%，‘不习惯读书’的占44%。调查还显示，只有14.04%的青年人在业余时间以读书来休闲，而上网(59.65%)则取代了阅读，成为青年人最主要的休闲方式。”⑦据笔者调查，在本人所在的河南某师范学院，除了个别目标明确、立场坚定的大学生在认真阅读专业书籍外，更多的同学把时间投入到了网游、兼职和社交活动上。课程作业虽然布置了，但多数同学总会在交作业期限前一天才开始动手查资料，动笔写文章，目的只是为了交差，结果只能是令人失望。这样的阅读现状是我们时代的无奈，更是地方师范院校的无奈。这样的学情让理论教学变成了自话自说，不能在课堂上达到共鸣，不能启迪学生思索、创造。 三、教学方式落后导致学习兴趣低落 学科自身的危机加上偏爱宏观理论，往往使研究显得空泛.没有“文艺学”那样清晰的脉络，也没有“文学史”那样生动的内容。这样的课程对授课教师是一种极大的挑战，教师除了需要具备扎实的学科功底之外，还需要巧妙把握教材结构，合理设计讲授内容。根据笔者本人的实践和观察，令人遗憾地发现，我们在授课时往往是填鸭式教学，带着自己整理好讲义，按照填好的教学进度表逐一讲授。这一责任不能全怪教师，因为地方师范院校的教务部门对教学要求非常细致，要求每个教师都要严格依照教材内容授课，严格按照教学进度表内容上课。教师们为了达到管理部门的要求，发现问题也难以抽出时间去化解，只能寄希望学生琢磨后与自己交流。而当代大学校园的师生关系也不如中小学的师生关系亲密，教师上课时才夹着讲义走进教室，学生放学后就匆匆收拾书包去做兼职。师生之间鲜有课堂互动，更别提课下答疑解惑。教师教学内容缺乏创新也是导致学生学习兴趣降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知识大爆炸背景下的多媒体时代，人们对知识和信息的获取十分容易，一台电脑，一根网线，鼠标一点就能搜集到许多信息。同学们可以很方便地从网络上下载到别人已经整理好的课堂笔记来参考，而不必花费心力去把知识点一一写到笔记本上。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师仅仅把学科知识归纳出来让学生记笔记备考的教学方式必然会受到学生抵触。如果说知识点是无法避免的重复的话，那么教师对知识点的个性化梳理与讲解点评应该是教师授课特征的体现。遗憾的是许多教师的教学案例雷同，且并不能做到与时俱进，实时更新。教学内容无法满足信息多元化时代青年学生的求知愿望。 四、对策及建议 要解决这些危机，教师要负起责任。首先应强化专业知识学习，对学科历史、学科知识体系了如指掌，掌握学科前沿理论和研究动态，使自己立足在一个坚厚的知识基地上。这样便于应对教学中出现的学生对学科危机的疑问。“比较文学概论”作为一门课程已是地方师范院校常态，然而尚难以找到权威的教材，教材之间存在着观点争锋。甚至对什么是比较文学这一基本概念都大相径庭，容易让学生无所适从。这时候教师不宜作某一种观点的宣传员，也不能当调停的好好先生。而是能以科学的态度和客观的原则告诉学生学科现状，帮助学生认识比较文学，甚至鼓励他们去参与这一“显学”的探险，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储备优秀的人才。其次，教学中应注意理论结合实践。面对理论汹汹，要以恰当的案例来帮助同学们理解某理论对科学研究的帮助。比如说在讲授平行研究时，重点落在对可比性的寻找上。甲乙双方的异同罗列难免会有随意之嫌，而把问题上升到各自所处的文化传统背景中去考察就能找到异同的原因。这里我们常把方平先生的《王熙凤与福斯塔夫：谈“美”的个性和道德化思考》作为案例，方平先生把两个异时空存在文学形象的可比性落脚在将现实丑转化为艺术美这一特定角度，力求探寻中西方审美的共性与特殊性。⑧这样把优秀的研究成果当做教学案例来讲授，既能解决理论困惑，又能指导学生如何进行学术研究。第三，教师应积极探寻适宜教学内容的教学手段和方法。比较文学课程理论性强，又具有很大的跨越性。教学过程中应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学习兴趣。不仅授课内容采用理论加实践的方式，而且要求同学们也要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仅要把理论知识消化吸收，而且要能应用到实践研究中。教师应充分利用多媒体时代的便利解决当下教学难题。可通过网络来教学内容、设立讨论主题，组织学生结合各自的学习心得和读书经验进行讨论，让大家畅所欲言并把自己的观点形成文字发给教师，教师择优到网络空间供大家点评。这样既可以调动学生把理论与实践结合，又扩展了课堂教学内容。比较文学概论课程课时普遍较少，这样做也为本科争取了学生一定的课外学习时间。比较文学教学难题摆在同行教师面前，需要大伙儿群策群力，以集体的智慧应对时代挑战，应对学科挑战，应对理论挑战。如果教师都对学科理论了如指掌，并对相关学科广泛涉猎，如果教师怀着答疑解惑的使命投入教学中，那么，比较文学教学的难题也会迎刃而解。

音乐教育毕业论文:试论音乐教育在思想教育中的应用 [论文摘要]学生是民族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对于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方面需要从传统的“两课”教育入手，加强理论说教工作，另一方面需要加快校园教育体制改革，不断优化组合新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而音乐教育无疑在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笔者认为：音乐教育与思想教育的紧密相融，是教学成功的新的导航标。 [论文关键词]音乐教学　思想教育　应用 一、音乐教育在思想教育中的作用 1.音乐艺术的潜移默化作用。我们知道，人心灵和智慧的净化、升华是通过感知来完成的。而音乐最本质的特点就在于用最直观、最强烈、最动人的形式，将发自内心深处的感情直抒胸怀。音乐家们通过音乐作品，将自己的崇高的理想、信念、情感溶入其中。人们通过听觉和心灵来感受、欣赏音乐作品时，从音乐中欣赏到的不仅是音乐本身的美和震撼力，还可以体会到音乐家的崇高品质、顽强的生命力和对生活中美的解释。通过对音乐家及其作品的欣赏，人们从中理解、认识、并认可音乐家的崇高理想和信念，从而使自己的思想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2.音乐艺术对学生思想的陶冶作用。对于新世纪的大学生，我们应该引导他们通过欣赏高雅音乐来境化心灵，塑造完善的人格，使其成为既具有创新能力，又具有优雅气质的高素质人才。高雅音乐体现出的健康、向上、热情、奔放的情感，会使新世纪的大学生们，更加具有青春的活力和巨大的创新精神，他们的高尚理想必将在未来社会中放射出灿烂光芒。他们应该是纷纭繁复的社会大交响曲中最和谐而又最独具特色的音符，并能以他们的特色来引导并编织成一个统一的、和谐的音乐织体，最终使我们的民族素质得到完善。只有这样才意味着社会的真正进步和走向文明。 3.音乐艺术是为学生导航的“灯塔”。音乐教育其根本目标是以音乐艺术的独特形式来培养全面发展的情趣高尚的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教育实践活动，其目的在于对人们进行意识形态的教育和影响，以期转变人们的思想，进而指导人们的行动和社会行为。马克思主义认为，艺术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在阶级社会里，音乐具有社会意识形态的属性。音乐作为人类社会一种文化现象，它又是审美意识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当通过音乐教育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时，将会促进大学生个性的和谐发展和精神境界的升华，从而达到启迪灵魂、情操的作用。 二、音乐教育在思想教育中的应用 1.开设音乐课堂，正确引导大学生的音乐需求。根据对学生的抽样调查，100%的人认为音乐能引起情绪的变化，有91%的人认为音乐能调节心情，部分人选择听音乐时的心情多为平静、烦恼或苦闷，79%的人听音乐的目的就是为了调节心情。可见，音乐对学生思想、情绪的影响普遍受到大学生的认可，当学生处于某种情绪的情境中时，很多人自觉不自觉地或有意识无意识地都会选择用音乐来调节自己的心情。学生中认为有必要开设音乐课程的占88%，主动选修音乐课程的占50%左右，不选原因主要是与其他课程冲突，或认为现行音乐教材没有新意，教学不灵活等。这说明大学生们普遍希望获得音乐知识，希望能够在教师的引导下多欣赏不同形式的音乐作品，尤其是时下流行的音乐。这就要求我们的音乐教师，应加强了解、研究大学生对音乐的兴趣差异，积累丰富多彩的音乐作品，及时对流行音乐进行分析讲解，以满足学生的音乐欣赏要求。 音乐教育的目的不仅是音乐知识、技能、技巧的传授，更应注重学生素质的培养和思想的升华，通过音乐课堂教育正确引导大学生的音乐需求，培养学生们对音乐的兴趣，使之成为一个具有欣赏能力的音乐爱好者，从音乐中享受快乐，提高审美能力，从而塑造完整的、全面发展的人格，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 2.创建音乐校园，形成音乐教育氛围。精巧雅致的园林设计，飘逸着浓厚的文艺气息，拥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艺术教育和文体活动，是每位大学生都向往的大学校园和大学生活。音乐是一门听觉艺术，校园的音乐背景是烘托校园环境和文化氛围的良好资源。校园的音乐背景要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防止音响污染。用不同时期、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音乐营造丰富的校园环境和文化氛围。创建音乐校园，形成音乐教育氛围，可以使学生得到全方位的音乐熏陶，从思想、心灵上得到提升和净化，对思想政治教育起到较好的辅助作用。 3.提供音乐网络服务，深入学生生活音乐教育适用于网络教育中，网络教育给音乐教育开辟了新的空间。通过在校园网上建立音乐网络服务器，将好的音乐作品推荐给学生，引导学生选择积极向上、高雅健康的音乐进行欣赏。利用网络丰富的资源，对音乐作品的推荐内容和推荐形式可以更加丰富，可以包括：交响乐、流行音乐、爵士乐、音乐剧、舞剧、电影作品及乐评等。教师将推荐资料放在服务器上，学生可以通过网络资源更加直接、直观地欣赏到适合自己的音乐。网络还缩短了老师与学生的距离，打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使老师能够直接深入到学生生活当中，及时地了解学生的思想变化，消除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心距。综上所述，音乐艺术在对学生的思想教育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我们每位音乐教育工作者，都应该在平常的教学中循序渐进的渗透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以求春风化雨般的滋润学生的心灵，让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不断结出丰硕的成功之果。 音乐教育毕业论文:浅析新课程改革下中学音乐教育出现的问题及对策思考 论文关键词：中学音乐教育；高师音乐教育；教学改革 论文摘要：文章首先分析了新课改下中学音乐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而从与中学音乐教育密切相关的高师音乐教育提出改革的建议，以寻求可能的应对策略。 当前，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深入，人们越来越关注新课程改革的成效究竟如何？本文基于笔者带学生实习的经验，对当前的中学音乐教育问题作一再度审视，并据此从与中学音乐教育直接相关的高师音乐教育提出一些改革建议，以寻求可能的应对策略。 一、新课改下的中学音乐教育存在问题 （一）不少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仍然对音乐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 由于仍然受应试教育的影响，音乐课被视为“副科”,有的学校不开音乐课。稍好一点的学校，音乐课程也开，但挤占现象严重。 （二）相当一部分音乐教师的业务水平和教学能力不高，教师资源匮乏 “我国初中音乐教师6.7万人，学历合格率为55％”，多数音乐教师的备课，确切地说就是抄写教师参考用书的过程，整个教学过程缺乏创新性，上课不够灵活，仅仅局限于书本知识。有许多学校没有专职音乐教师，同时由于中学对音乐课的重视程度不够、音乐教师待遇不好，而不愿意去做一位中学教师，这使得中学音乐教师人才匮乏。 （三）“一专多能式”综合型音乐教师缺乏 一部分音乐教师所上的音乐课就是唱歌课，其伴奏都是单一的和弦伴奏，使曲目的风格韵味一扫无余。自弹自唱也是薄弱环节，唱了就不能弹，弹了就唱错。这些音乐教师只能做些最基本的教唱和基本乐理的讲授，至于音乐欣赏方面，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尚不透彻，更无法给学生讲授。相关问卷调查显示，84％的学生认为，他们希望老师在课堂上能唱歌、感情处理得好；74％的学生希望老师除能弹一手好钢琴外，还能会一两件其他乐器，能伴奏好，能自弹自唱，能指挥学生处理好歌曲，82％的学生能够欣赏老师优美的舞姿，并希望老师能为学生编排简单舞蹈。而事实上，现在的音乐老师是不能满足学生这些要求的，“一专多能式”综合型音乐教师非常缺乏。 （四）教学方法和模式的不科学性 在教学过程中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填鸭式”“、接受式”教育教学模式仍然严重。不能充分调动学生积极主动性和对音乐的兴趣。有的教师甚至仍然以培养一两个高考生而沾沾自喜。还有的一些教师甚至仅以能否参加地方文艺演出来衡量教师的水平。当然，以上所谈大多指农村等落后地区的状况。尽管是一些农村地区，但仍然不容忽视，这与我国80％地区是农村的特点决定的。只有解决了这些地区的问题，特别是看起来是最基本的问题，新课程改革才能说有进展。 二、对策思考 不容否认，有些问题不是我们一般研究者能解决的。如，一些领导不重视问题等。笔者仅就与培养中学音乐师资密切相关的高师音乐教育课程设置方面谈一点看法，以便从一定层面间接地去改变中学音乐教育的现状。 导致以上现象的众多原因中，高师音乐教育课程结构不合理、与中学音乐教育脱节、与高师音乐教育培养目标相脱节是主要原因。因此，应及时加强对高师音乐课程设置的改革。 高师音乐教育专业开设的课程内容应包括： 1.音乐感受与欣赏方面，开设如基本乐理、中外音乐史、民族民间音乐欣赏等课程。 2.基本技能技巧，表现方面，要开设视唱练耳课程，以使学生具有较好的识读谱和听辨能力。另外，学生在学好钢琴、声乐、即兴伴奏、舞蹈、指挥的同时选修两件以上的中外管弦乐器，在钢琴必修2年基础上加修手风琴。有些学校条件不好，没有钢琴，有时演出排练钢琴不如手风琴携带方便，此时手风琴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同时还应加强自弹自唱这项重要技能的训练。 3.在音乐创造方面，高师可开设诸如歌曲作法、复调、曲式、作品分析、配器等课程。 4.注意音乐与相关文化、相关学科的内在和外在综合。在中学音乐教育中，学校综合性体现得越来越明显，这要求高师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必须作相应的改变，要求学生在掌握专业基本功的同时选修一些美术鉴赏、舞蹈鉴赏、戏剧戏曲鉴赏、影视文化鉴赏等课程，注意音乐与人文社会科学、历史、社会、自然的综合。加强“三字一话”的训练。 5.音乐教学法，“中学教材教法”、音乐教育学、音乐教学论等重要的应用课程，是作为一名音乐教育者所必须掌握的。在当前中学中，经常有一些音乐教师钢琴弹得水平很高了，但教起学生来却不知从何教起，歌唱的不错，却听不出学生歌唱的毛病，听出来了也不知道怎么纠正一些错误。这就要求高师音乐教育专业开设 “中学教材教法”、“钢琴教学法”、“声乐教学法”等等重要的应用课程。加强对这些课程的重视程度，以中学音乐教材为内容，使学生尽早熟悉中学音乐教材，开设一些“中学音乐教学内容”的讲授课。同时，应该加强教育实践能力，课堂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 6.现代化多媒体教学也是高师学生所必备的基本技能：现代化多媒体教学能激发和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有效地调动其学习主观能动性，使课堂变得更加生动形象而有趣。简单的投影以及课件省去许多麻烦的板书，从而减轻教师和学生的负担，同时，可以从互联网上获取很多学习资料和音像资源，从而节省教学资源用费开资！ 7.高师音乐教育专业对民族音乐教育、本土音乐文化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高师音乐教育应视弘扬民族音乐文化，振兴民族音乐教育，提高民族音乐、本土文化在高师音乐教学中的比重。要开设诸如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民族音乐欣赏、中国音乐史、民族音乐理论、民族舞蹈、民族器乐等课程。 显然，存在的问题不能掩盖中国中学音乐教育所取得的成绩。但是，我们确实也应该清晰地看到在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这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大环境下，中学音乐教育在一些地区仍然存在的一些急需解决的基本问题。同时，在考虑高师音乐教育与中学音乐教育接规时，不能仅考虑与先进地区接规，更多的要考虑如何如农村地区音乐教育的接规问题。惟有这样，才能使理论落到实处，政策走向基层。 音乐教育毕业论文:探析普通高校中的音乐教育与素质教育 摘要：本文阐述了音乐教育和素质教育的涵义，并指出了音乐教育的本质特征，对音乐教育在普通高校素质教育中的作用进行较全面的论述，而且从实践的角度提出了在高校中加强音乐教育的对策和建议。 音乐教育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强以音乐教育为主要内容的艺术教育，是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需要，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需要，更是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和水平的需要。因此，加强素质教育中的音乐教育，提高学生的音乐素质，对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音乐教育　素质教育　作用　对策 一、音乐教育的涵义与本质特征 1.1音乐教育的涵义 音乐教育是指通过传授与学习音乐知识、技能来培养受教育者的审美意识，陶冶情操，开拓思维，促进其素质全面、自由、和谐发展的教育活动。其最终目的是通过音乐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具有开拓精神和创造力的高素质人才。 1.2音乐教育的本质特征 音乐教育最基本的性质就是审美性，它是通过音乐进行的一种审美教育。音乐教育的全部过程应体现为以审美为核心的育人过程。它具有唤醒、联系和整合人格的力量，通过对人审美能力的发掘和培养，通过建构人的审美心理结构达到人的心灵陶冶和人格塑造[1]。 二、素质教育的涵义 素质教育是指依据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全面提高全体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以尊重学生主体性和主动精神，注重开发人的智慧潜能，注重形成人的健全个性为根本特征的教育。人的素质可大致分为生理素质、心理素质和社会文化素质，与之相对应，则有生理素质、心理素质和社会文化素质教育。若详细划分，人的素质可分为思想道德素质教育、文化科学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审美素质和劳动技能素质等，与此相对应，则有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科学素质教育、身体素质教育、心理素质教育、审美素质教育和劳动技能素质教育等。 三、音乐教育对素质教育的作用 3.1音乐教育对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培养的作用 音乐与思想道德教育的关系极为密切。音乐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紧密结合的艺术形式，蕴含着真、善、美的深刻内涵，它通过艺术手段抒发人们真实的情感，表现人们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思想情感。一般思想道德教育，单以说教形式要求人们的言行符合社会道德行为和客观社会价值标准。这种方式太空洞、太抽象，要使人们的日常言行、思想意识等自觉遵守道德规范的要求，还需诉诸情感而音乐的特点恰好是“以情动人”。音乐对人有着道德教化作用。音乐教育是以审美为核心，以学生愉悦感受和积极参与为出发点，寓教于乐，它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使学生明白是非、善恶，真切地在内心深处孕育真诚、善良、美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音乐艺术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音乐作品是一种特殊的精神产品，在思想道德教育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这种教育不是生搬硬套的灌输，而是在潜移默化中，犹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般，起到其作用。音乐以其出神入化的艺术形象、发自肺腑的美好情感，叩击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激励人们奋发向上。 3.2音乐教育对学生文化素质培养的作用 从生理学角度看，人的大脑是由左右两个半球组成的。左大脑半球“语言脑”主要担负着语言、阅读、书写、运算逻辑推理等功能，右大脑半球主要担负着音乐、美术、体育、舞蹈等信息处理的功能。我国的传统教育由于偏重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只强化了左大脑半球的作用，而对右大脑半球的开发和运用严重缺乏。现代科学研究证明：一个人的右大脑半球如果能够经常得到锻炼，他的观察力、想象力、创造力和思维能力就能经常得以不断的强化、提高。音乐教育对发展大学生的形象思维，开发其右大脑半球的潜在功能，提高智能素质有着重要作用。 在音乐教育中，特别是器乐演奏时，手、脑、眼、耳互相协调和配合，能提高大脑反应能力和耳手的灵敏度。在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基础上，提高学生理解力、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创造力。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创造能力，更有利于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为培养学生的智能素质打好基础。 3.3音乐教育对学生身体素质培养的作用 音乐具有陶冶情操、保健身体的作用。音乐传入人的耳膜，刺激脑中枢神经，会使人的身体分泌多种有益的生化物质，如激素、酶等，产生抗疲劳、助消化、调理神经等作用。清畅性的音乐既可以解除疾病，又可保养心性，有益于身体健康。 优美的音乐可以使人心旷神怡，有益于身心健康。当悦耳的音乐通过人的听觉器官传人大脑皮层以后，美的旋律能刺激神经系统，使人产生高尚的情操和完美的品质，产生坚强的意志和对生活的热爱，促使人身心和谐、情绪振奋、心情愉悦，同 时起到加强血液循环、增加内分泌、促进消化、解除疲劳的作用。音乐起伏的旋律、欢快的节奏能使学生身心得到愉悦和锻炼。 3.4音乐教育对学生心理素质培养的作用 音乐是美的集中体现，它既可饱含着优雅纯洁、积极向上的高尚情操，又可蕴藏着歌颂人类、赞美生活的美好愿望。 音乐艺术，不论是演唱、演奏还是欣赏，要求人们精神专注，而且要引起记忆、想象、思维等一系列心理反应。音乐结构的对称性、旋律的流畅性、节奏的规律性、音色的可感性、内容的情感性和随意性，可以有效地启发和锻炼人的感知能力和思维想象能力。 从生理和心理的意义上讲，美妙动听的旋律能与人发生和谐的共振，从而改善和调整人的情绪，消除和缓解外界及心理因素对人造成的紧张状态，保持愉悦的心境，热情欢快的音乐可以使人心胸开阔、精神焕发；安逸宁静的旋律可以使人心平气和、安定沉静；深邃、博大、宏伟的旋律可以使柔弱的心灵变得刚毅和坚强；抒情温暖的旋律可以改变人烦躁与孤寂的情绪；气势磅礴的旋律可以鼓舞人们的斗志，产生向上的力量。 由于音乐作为与人类情感息息相关的一种精神活动，充分体现了情感的体验性、调节性和传达性，因而音乐实践活动必然使人们的情感体验能力、调节能力和传达能力得到培养、提高和发展，能有效抑制个人的不良欲望和浮躁情绪，养成良好的情感体验，净化心灵。 3.5音乐教育对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作用 总书记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素质教育的重点是“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发掘创新能力的途径很多，音乐教育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个。 创新实质教育，就是全面培养学生创新实质，使之成为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教育活动。素质教育培养目标的核心就是突出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 音乐作品本身就是人创造的产物，音乐艺术的美其魅力就在于能扩展人的心理空间，大大激活人的创造性心理活动。 而音乐艺术又能培养人们对完美的追求，对丰富多彩、面貌迥异的统一体的追求，这势必会激发起一种创造性的想象，继而表现为创造的行动。因此，学生可以通过欣赏音乐作品增减观察力；通过创作新的音乐作品培养思维能力；通过作品背唱培养记忆能力；通过音乐创新和音乐实践培养实际操作能力和综合能力。 3.6音乐教育对学生审美能力培养的作用 音乐教育是以审美为核心，以音乐为媒介，培养大学生正确的审美情趣和感受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的教育。音乐美是属于意识领域的东西，是对现实美经过艺术加工得来的，它比现实美“更高，更强烈，更集中，更典型”。音乐的特点是从感性入手，以情动人，以美感人，能直接进入人的情感，净化学生的心灵世界，培养学生健康的情感体验。 在音乐欣赏过程中使学生逐步了解节奏、旋律、调式、调性、速度、力度、曲式、风格等在音乐形象中的表现，把握住音乐的情调，丰富学生的音乐知识，让学生充分感受音乐的美，正确理解音乐，由此提高自身的鉴别能力，自觉抵制那些粗制滥造、情调低下的音乐作品，多去接触优秀的、民族的、高雅的音乐作品，扩大其审美视野，提高审美素质。 通过对音乐审美活动的激发、培养与引导，正确反映人们的思想、情感以及社会生活，教会学生如何认识生活、感受生活并在一定意义上创造生活，从而促进学生健全情感，完善情操，继而促进学生朝着健康、美好、高尚的方向发展，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四、进一步加强音乐对素质教育影响的对策及建议 综上所述，高校音乐教育对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重视和加强音乐教育势在必行。音乐素质教育作为高校全面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可以使学生的感情世界和艺术想象力得到丰富和发展，使他们用新的眼光去看待自己的未来和整个世界，同时，对他们创新精神的形成和创造能力的提高、综合素质的提高以及身心的发展等非智力因素起着非常重要的促进和补充作用。针对当前高校音乐教育现状，以下几个方面有待考虑提高： (一)转变音乐素质教育的观念，提升音乐教育的实效性加强音乐素质教育的关键在于教育者观念的转变 培养21世纪高素质人才，音乐素质教育的作用不可低估，它是人才素质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音乐素质教育是运用音乐美、社会生活美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点和感受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塑造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个性，促使受教育者全面、和谐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健康的音乐会使人道德高尚，心灵纯洁，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了解和热爱祖国音乐文化，增强学生们的凝聚力和爱国主义情怀。音乐素质教育在陶冶人的情操，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确定人的理想信念，丰富人的文化生活，和谐人际关系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进一步完善当前高等院校音乐素质 教学方案，提升音乐教学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质量和水平 教学内容应当适当考虑多元化的方向，同时在主旋律内容上有所引导和侧重。当然音乐教学内容应选择有益于民族、国家、社会和大学生身心健康的音乐理论、技术、知识和作品。以古今中外科学理论、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知识技术，具有较高思想性、价值、品位的古典音乐、流行音乐、民族歌曲、革命歌曲、影视歌曲、港台歌曲等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内容。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他们打下良好的音乐素质基础。运用讨论式、互动式和实践式等多种教学方式，充分运用现代化教学设备、技术和手段，加大视听器材、现代化音响技术、多媒体等手段的投入，使大学生在创作、表现、欣赏音乐中感受音乐的美和魅力。 (三)加强音乐教师队伍素质培养工作 在加快推进高校艺术教育工作向纵深发展的今天，构建符合艺术教育要求的教师队伍势在必行，这是更好的实施与高校音乐教育工作的关键所在与必然要求。 能否全面完成与素质教育目标相适应的音乐教育任务，关键在于是否拥有称职的施教者，建设一支高素质的音乐教师队伍是目前提高音乐教育的当务之急。教师必须有广博精深的知识结构，有创造性地获取、加工、传授、创新知识的能力，全面的文化修养，很强的敬业精神，才能更好地把音乐的素质教育效能充分地释放出来。因此，在稳定现有音乐师资队伍的基础上，要多渠道、多途径、多形式地培训培养音乐师资队伍，根据目前师资队伍现状，除着力巩固现有专职教师队伍，充分发挥他们作用外，学校还可确定一些有音乐特长的教师兼抓学生的合唱队、乐队排练。 加强教师职业道德建设，提高教师素质教育理论水平和专业知识以及运用现代教具的技能。逐步解决教师队伍缺口问题，确保大学扩招后音乐教师的数量和教育质量。 (四)开展丰富多彩的音乐课外实践活动 举办各种音乐专题讲座、名作欣赏会，组织有能力的学生举办乐器演奏会，承办音乐会。支持学生成立音乐社团，举办校园歌手比赛，突破音乐教学时空限制，为大学生提供接触音乐的广阔天地。 第一，开展丰富多彩的艺术节、文化节，让学生沐浴在浓郁的民族艺术文化氛围之中，也为学生提供展示才艺的机会组建各种专业性较强的学校代表队，参加校外的各种文化交流活动和比赛，展示学校艺术教育水平，同时也带动整个学校的艺术热情开展各种类型的教学成果汇报演出等。不但提高了同学们的鉴赏能力，而且活跃了校园文化发挥学生自主组织的艺术社团和俱乐部的重要作用，提高学生的艺术实践能力等。 第二，开设高水平的各类音乐讲座。为满足广大同学对音乐热爱的多方面要求，结合师资不足的实际情况，定期请一些专家或一些有社会影响的音乐家来校作专场讲座。邀请和观摩高水平的艺术团的演出，积极开展与周边院校在音乐教育方面的交流和协作。让广大同学更能体会各种音乐艺术的独特性和审美性，更能加深学生对音乐艺术的向往和认识。 五、结论 音乐教育是实施高校素质教育的重要手段，音乐教育在高校素质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李岚清副总理所说：“音乐的魅力，在于他能使学习更有实效，思维更有创意，工作更有效率，领导更有艺术，生活更有情趣，人生更加丰厚。[2]”重视音乐教育就是充分肯定艺术教育在学生素质教育，乃至整个国民素质教育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普通高校加强音乐教育，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审美体验；有助于激发学生多种感知和认知能力；有助于培养学生丰富的想象力、表现力和创造力，从而提高和完善他们自身的综合素质。 音乐教育毕业论文:加强学校音乐教育的民族化 内容摘要 ：文章结合当前我国音乐教育中民族音乐作品选择的不足，提出强调发挥母语音乐文化优势的重要性，指出我国音乐教育应该针对我国自身特点，尽快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特点的音乐体系。 关 键 词 ：师范院校 母语 民族音乐 师范院校是以培养中小学音乐教师为宗旨的，如何在学校里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强化对学生的民族音乐教育是当务之急。应当看到，目前统编教材无论是在调式旋法、和声复调以及视唱配器上仍然沿袭欧洲音乐教育体系，虽然黎英海先生早已出版了《汉族调式及其和声》，但是，在现在院校以键盘乐器为主的基础教学中，学生对民族音乐体系仍知之甚少。中国传统音乐往往是用宫、商、角、徵、羽来称谓调式音阶，以板腔体系来称谓节拍，学生对此是陌生的。特别是在中国传统音乐中往往采用“音腔”，演奏中往往采用即兴，这对于习惯于钢琴学习的学生来说不仅不适应，还错误地认为中国传统音乐中的“音腔”不准。此外，中国传统音乐中“紧打慢唱”以及“加花”演奏、“摇板”“滚板”“流水”的程式对学习键盘乐器的学生来说更是不可思议。 一位科学家在取得了关于人脑与母语关系的新发现之后讲道：是母语将人们接受、处理、感觉和理解声音的方法和外界环境区分开来，母语与脑内情感功能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在这里，我们首先要了解“母语”这个概念的含义，母语是各种文化传统的根基，与当今全球化后殖民批评语境中各种文化传统争取独立自主的历史背景部分相似。 著名哲学家卡西尔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言语活动决定了我们所有的其他活动。我们的知觉、直观和概念都是我们母语的语词和言语形式结合在一起的。要解除语词与事物间的这种联结，是极为艰难的。然而，当我们开始学习一种新语言时，我们就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努力，把这两个因素分离开来。”一个民族将自己的文化、历史以及对环境作出的反应的各种体验都凝聚在自己的语言内，也包含在音乐语言里，并代代相传，维系着整个民族群体生命的延续。简单地说，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是以中华各民族、各地区不同音乐风格内容所组成的，并有着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心理、行为、艺术、思维方式、审美理想及价值观念等深厚的文化哲学体系基础。当然，“母语音乐教育”并不是以简单的或按西方人的教学方式把中国民族音乐编成教材纳入课堂。从世界各地的各种文化母语语言的教学来看，任何完整的体系性的语言教学，则必须包括听、说、读、写、译。然而，目前我们中国音乐教学的听、说、读、写、译基础是没有的，所进行的听、读（如视唱练耳）训练，说、写（演创概念、语法结构）概念和译（音乐音响的思维、文化哲学解读）都是西方音乐体系的。所接触到的中华民族音乐作品仅为音乐教学中的“佐料”或“装饰”。我们提倡的中华母语音乐的教学，其本质就是要将与西方音乐语法的不同规律分离开来，进行自身音乐语言智力结构、文化结构的探索，打破以西方音乐本体结构为标准的认识框架和课程体系及教学法等的制约，进行自己较独立的、系统的课程建构。例如，开设中国乐理课、音乐方言课与音乐语言听辨、音乐诗、词、曲和创作课、中国音乐风格课等。因此，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不同于“民族化教学”的本质在于：“母语”教学必须是体系性的，是独立完整的，而不是西方音乐体系的附属或补充。 综上所述，本文意在说明建立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应尽快列入教学日程、教学课程建设，为此笔者有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将现在通用的“民乐”概念修定为“国乐”，这个概念不仅仅是一字之差，而是在国民音乐教育中强化民族意识的举措。强化国乐的概念和教育，是提高学生爱我中华、弘扬民族音乐教育的必要手段。 第二，尽快组织专家学者将音乐家们的科研成果编写成教材，推广到国民音乐教育中去。20世纪，我们对东方音乐传统文化认知与审美体验模式的现实性意义有所忽视，中国国民音乐教育中根本没有东方音乐的课程设置。这有一些是历史原因所造成的残缺，但是有一大批国内的音乐家已发现了此问题，在这方面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也已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母语音乐的教学在不同民族、地区、院校都具有不同层面的特点。例如，小学注重感性，中学注重知识与参与，大学注重较深理性层次的文化、美学修养方面的知识学习与积累。音乐母语体系的重建将与现今学校音乐教育的体系形成双语教学，形成一种新的平等的音乐文化关系。 第三，尽快组织专家学者就中国音乐教育民族化的建立进行广泛讨论，从而制定出今后的音乐教育大纲。目前的音乐课程结构没有摆脱以西方音乐语法或音乐形态学的理念来理解中国音乐，包括概念、听觉、审美体验模式，这不合乎语言学习本身所固有的系统性，而且音乐概念系统的互相混淆使我们不能够真正去相互沟通，而认识中西音乐语言结构及审美体验行为模式的差异，更不能够进入两种文化音乐语言各自所固有的“语境”，我们应使中国音乐与其他音乐文化系统获得一种共时性与现代性，制定出今后的音乐教育大纲。 第四，增加民族音乐的视听欣赏，特别是对一些少数民族音乐的欣赏。在音乐课堂上，我们的学生连京剧都很少听，更不用说是“昆曲”等一些古老剧种的音乐，而56个少数民族音乐更难以在课堂中得到欣赏。这种现象正是音乐教育中所存在的弊端，不能不引起音乐家、教育家们的关注。 目前，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改革的实践，以及社会生活对艺术教育提出的要求，都提出了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的这个深远问题。建立以中华文化为母语音乐教育体系需要一段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逐渐加强民族音乐的教育，从思维观念中转变，从教学内容上充实还是可行的。音乐教育家们应该尽快转变历史形成的教学模式，从全方位的角度审视以往的教材，开拓视野，为振兴中华、弘扬民族文化做出我们的贡献。 音乐教育毕业论文:浅谈音乐教育对高校校园文化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音乐教育 校园文化 论文摘要:校园文化具有多方面功能,在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中引入音乐教育,开展音乐审美活动,对提高大学生全面素质,促进校园文化建设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校园文化是一个学校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校园文化作为一种历史和空间总构成的教育资源,体现了学校的人文底蕴的厚度和广度,对学生的学习和健康成长会产生较大的影响。高校校园文化是先进文化的创新源头和重要基地,具有强大的育人作用。建设校园文化的终极价值就在于创设一种大学生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和氛围,以期陶冶学生情操,构建学生健康人格,全面提高学生素质。 校园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在文化设施、制度规章等方面很容易设立,而作为校园文化核心价值的人文精神则需要经年累月、潜移默化的逐渐形成。审美教育是培育人文精神的一项重要内容,能够在提高个人审美情趣的同时,增强人文素养,体认人类的终极关怀,知道自尊自爱,关怀自然、社会和他人。音乐教育是审美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施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实施多样的教育教学模式,开展多种形式的音乐教育活动,能够使大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陶冶情操,纯净心灵,完善人格,从而促进身心和谐、健康的发展,有利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全面发展的高层次人才,促进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 一、音乐教育能够促进校园文化的育人和导向功能 高校校园文化的功能归根到底是育人,目标就是教育教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增长知识、培养能力、陶冶情操、提高综合素质等等。教育的本质是文化知识的传递,使广大学生通过对文化知识、文化价值的不断摄取,逐步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生活,亦即不断社会化的过程。音乐教育以音乐作品生动鲜明的旋律和艺术意象感染人,以内容丰富、感情真挚的音乐主题教育人。一部好的音乐作品,对形塑青少年学生思想品德能够产生较大的影响。热爱祖国、热爱自然、热爱和平、热爱人类等文化主题是国民精神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是校园文化的核心主题,因此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和爱心是校园音乐文化教育中的重点。高校的音乐教育可以采取灵活多变的教育教学模式,向学生传播此类人类传承的文化精髓。比如选择一些思想性较强的时代歌曲,开展歌咏活动,通过歌曲的艺术形象和丰富内涵来感染和教育学生;通过乐器独奏、齐奏、合奏等表现形式,在给予学生音乐艺术熏陶的同时,学生思想观念上也得到启迪和感染,让他们在器乐表演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教育,并能逐渐内化为自己的价值、理想和信念;通过音乐欣赏,加以教师的讲解和诠释,引导学生领会作品的深刻含义,感染和教育学生。通过这样一些音乐教育活动,在审美育人的同时,也将校园文化的正面导向功能充分体现出来。通过音乐教育,积极引导学生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抵制社会上不良风气的影响和侵蚀,既统一了学生的思想,面向统一目标,又一致了广大学生的价值理念。 二、音乐教育能够增强校园文化的凝聚和激励功能 在高校校园文化中,音乐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除了通过音乐课程教学的形式,在大学生中普及音乐乐理等基础理论知识之外,还可以通过学生艺术社团音乐指导的方式,对那些有一定的音乐技能基础和热爱文艺表演的学生,进行系统、专业的辅导,使他们成为校园文化活动中的积极分子,活跃校园文化生活。在校园文化活动中,无论是学生社团联合会举办的各种活动,还是学生自发组织一些兴趣小组,在诸如迎新晚会、中秋晚会、联谊会、校园卡拉ok歌手大赛、街舞大赛、校园主持人大赛、合唱比赛、音乐剧展演等等活动中,音乐是这一校园文化的常规表现形式。在这些活动中,加强对学生的音乐审美和思想性引导和训练,以主题性音乐表演来统一大学生的思想认识,增强凝聚力;以催人奋进、健康向上的励志音乐作品,鼓舞学生,让好的音乐作品和音乐主题活动激发大学生的内在驱动力,强化他们的学习和生活积极向上的动机。通过内容丰富、格调高雅、主题鲜明的系列校园音乐活动,在提升校园文化品位和活力的同时,也将会很大程度上增强校园文化的凝聚和激励功能。 三、音乐教育能够增进校园文化的协调功能 校园文化的协调功能是指其能够促进学生生理、心理素质、人文素质、科技文化素质等方面的协调发展。特别是在当前提倡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时期,意义尤为重大。在大学校园这个小社会,和谐校园的构建就是要达到学校各种发展要素间的一种均衡有序、协同发展的和谐状态。和谐校园的本质属性是文化和谐,和谐校园建设的根基在于校园文化建设。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科技改变自然、经济和社会的力量也越来越强大,随之也带来一系列包括伦理道德、生活方式、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方面的所谓“人的异化”问题。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加强和关注高等院校大学生人格的完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德国著名心理学家荣格认为:“文化的最后成果是人格”。塑造大学生健康的人格有多种方式,但就音乐审美教育的特点和作用来说,有着其他教育方式无法比拟和替代的作用。音乐教育是人格教育的一个重要方式,对人格教育具有重要作用。音乐教育是以具体的音乐作品呈现出来的,大量的音乐作品主题是以情感为纽带,强调欣赏作品时人的知、情、意等心理因素的和谐统一,通过自身的情感体验,获得自我的教育和情感升华,在艺术氛围中不知不觉就陶冶和完善了自我的人格。 当前,大学生们往往强调自我意识、彰显个性,易受外部社会的多方面影响,社会阅历缺乏,遇到困难和挫折,又常常会出现困扰和焦虑,甚至产生心理障碍和心理疾病。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越来越受到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的重视,但专职教师的职业化程度不够,处理大学生心理问题也往往流于过去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教俗套。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是音乐在大学生的生活随处都在,特别是流行音乐。从这样一个文化现象的侧面也可以说明,音乐对大学生心理需求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所以,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重视音乐审美教育,正确引导学生的音乐审美需求,抵制不良音乐作品给大学生带来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关键,也是非常必要的。音乐艺术活动是个人参与的审美历程,而按照美学的一个流行定义“审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对美的规律的能动建造、美的理想自觉追求、美的标准的积极实践。音乐审美教育可以使学生的内在情感与外部形象形成相应的交流,通过认知、情感、意志在反复交流中所达到的统一,有助于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从而让学生亲近社会、亲近自然,增进人际交往,促进形成和谐的校园文化。 四、音乐教育能够增进校园文化的创新功能 一个时代的新思想、新观念、新发现往往都是在具有文化精英意识的校园中产生,校园文化具有创造创新的功能。高校校园里各种文化思想聚集,相对容易受到各种文化思潮的冲击,同时作为人类获取知识的高等学府,承载着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具有批判和创新的思维意识。进入知识经济时代,随着国家创新战略的实施,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需求提出了前所未有的紧迫要求。高校作为培养人才重要阵地,不仅仅向国家和社会输送具有专业理论知识的毕业生,更要培养出需要的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 有关音乐和创新关系的研究文献很多,无不明确地指出音乐审美活动对开发潜能和培养创造力具有独特作用。一个流传很广的例子,是说爱因斯坦就是在他弹钢琴时把“一个奇妙的想法、一个美妙的想法”变成了举世闻名的相对论。经过教育科研论证,音乐教育和技术训练能使学生的双手同时活动,促进大脑左右两半球的积极思维,锻炼大脑,提高能力。音乐是一种声音的艺术,它以和谐、有节奏、富于形象的声音来反映现实生活。音乐审美活动中,通过听觉产生音乐形象,唤起人的大脑中相关的视觉印象,听觉和视觉的通感效应,促使人想象丰富,进而调动储存的表象,进行重新组合更新,构成现实生活中没有的新意象,从而开发智力,增强创造力。因此,在校园文化活动中,积极开展音乐审美活动,对增进校园文化的创新功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校园文化是高校发展的灵魂,音乐是美的灵魂,建设符合时代需要的校园文化,必须有效的利用作为主体的人的审美需求,在高等校园里,重视音乐教育和音乐实践活动,充分发挥校园文化的功能和作用,建设新世纪符合国际竞争力的大学,培养符合国家需要的创新型人才。 音乐教育毕业论文:浅谈高校音乐教育专业舞蹈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论文关键词：音乐教育专业　舞蹈　教学改革 论文内容摘要：舞蹈课作为高校音乐教育专业的基础学科之一，在传统的教学观念中仅仅是为辅助专业课程教学而设置的基本形体课。随着素质教育的发展和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舞蹈教育快速普及，走向社会，开始成为全民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就高校音乐教育专业舞蹈课程教学现状做了分析，提出了一些建议。 高校音乐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培养中小学校音乐教育师资、音乐表演人才、文化事业单位工作者及音乐专门人才的使命。面对当今中小学舞蹈教育改革的图景，该如何来加强和完善舞蹈课程的建设，这已成为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尽管现在大多数普通中小学没有专门开设舞蹈课程，但是在丰富多彩的少先队活动、载歌载舞的节日庆典以及各种文艺竞赛中，舞蹈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新课程标准的实施，舞蹈将成为音乐课程、艺术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尤其是发达地区中小学招聘音乐教师，往往将舞蹈表演乃至舞蹈创编能力作为重要的考评项目。这又给音乐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提高了一个门槛，值得我们重视。 一、现状分析 我国高校音乐教育专业正不断向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方向发展，而目前高校音乐教育中仍存在以下问题： （一）从生源质量看，高校音乐教育专业生源质量呈下滑趋势 首先，招生考试对舞蹈的要求降低了，一些学校的招生简章中没有舞蹈方面的相关考试要求。如江汉大学2011年音乐学专业招生简章音乐学（音乐教育）专业：满分100分，其中声乐、钢琴（器乐）两科中高分占45%、低分占30%，视唱练耳占15%，乐理占10%。音乐教育专业招生简章中没有舞蹈测试这一项，甚至连以前在专业面试中还能见到的律动测试也被取消。 其次，高校音乐教育专业的主要生源来自普通高中毕业生，少部分来自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入校前几乎未受过任何规范的舞蹈基础训练，短时间的集训效果在假期过后已经恢复如初，加之年龄较大，身体的软开度与柔韧性未曾开发，不少学生的身体条件又较差，仅凭自身具备的身高、五官等基本条件得以升学，这无疑会给舞蹈教学带来诸多困难。 （二）从课程设置看，舞蹈课课时比例小 就目前各大院校课程设置来看，高师音乐教育专业舞蹈课程所占比例极小，大概每周的课时数只有一次，也就两堂课。如何发挥舞蹈的教育功效？如何使舞蹈教育与现代教育发展相适应？如何使学生真正感受到舞蹈的魅力？如果仅仅只靠一周的两课时而没有其他形式和途径给予延伸和补充，舞蹈的教育功效无从谈起，更不要谈舞蹈的普及。 （三）从课程结构看，艺术实践的比重远远不够 在传统的高师音乐教育专业的教学计划中，艺术实践只是作为一个教学环节分布在每个学期，最大程度上也就是为学校的重大演出排练节目，并没有把艺术实践能力的培养看作是面向全体学生，导致一部分学生除了课堂的学习外，技能得不到磨练和展示，从而失去了学习的兴趣。 二、解决办法探讨 基础教育改革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坚持实践的观点，强调在教学中以学生作为主体，引导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实践中使学生实现对象与自我双向建构，为终身学习奠定基础。高校音乐教育专业舞蹈教学改革，必须通过课程改革这一重要手段作为改革先锋，要统一指导思想，与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目标相一致，要将教育部颁发的《纲要》和《标准》的课程理念渗透到舞蹈课程改革中。 （一）从生源质量抓起 近年来，舞蹈教育事业的发展日新月异，新的教育模式、教学方法、教育理念都为舞蹈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随着师范院校舞蹈学、舞蹈表演等舞蹈专业的扩招，音乐教育专业的舞蹈教育越来越不受重视。当今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多方面、多类别、多层次、多结构的，就业竞争的巨大挑战已非常现实地摆在每位毕业生的面前。 高校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在高考前都经过一些培训，但多数是以声乐、器乐、乐理等在艺术高考中比例较大的课程为主，而对舞蹈课程很少涉及。很多学生进入高校后，舞蹈基础相当薄弱，加之舞蹈训练本身就比较辛苦，学生由此会产生紧张、烦躁等不良反应，这给教学活动带来严重的消极因素。面对社会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各高校音乐教育专业应该从艺术高考做起，提高舞蹈课程在艺术高考中的比例，让考生在高考前引起足够的重视。除此之外，还要严把艺术高考关，选优质的生源进入高校学习。 （二）明确培养目标 作为高校音乐教育专业的一门基础学科，舞蹈教学是音乐教育专业课程教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有其独特的价值功能。尤其对于高校音乐教育人才的培养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高校音乐教育专业的舞蹈教学与专业艺术院校的舞蹈教学有很大区别，专业艺术院校的舞蹈教学注重高技能性和表演性。根据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目标，高校音乐教育专业的舞蹈教学要以舞蹈知识技能与艺术实践的高度统一为目标，同时有很强的师范性。学生既要掌握音乐相关的基本理论知识，具有声乐、键盘等基本技能，还要有编排舞蹈、策划文艺活动等基本技能，也要熟练掌握表达和传授这些知识与技能的能力。所以，我们以高校音乐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为指导思想，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从而真正实现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目标。 （三）合理设置课程，提高教学质量 为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合理设置舞蹈课程尤其重要。合理主要体现在系统性和逻辑性。系统性主要是让学生对整个舞蹈体系有总体认识，课程设置应相对全面，让学生了解每个舞种的特点。逻辑性即课程的安排要从易到难、从简单到复杂，便于学生消化吸收。 1.明确课程性质与课程目标 高校音乐教育专业舞蹈课作为一门基础学科，首先它是一种基本素质教育课程，其基本属性是教育。它的目标设定与专业舞蹈院校课程目标不同，舞蹈专业院校培养的是技艺技能精湛娴熟的专业艺术人才。而作为素质教育的高校音乐专业的舞蹈课程，应着眼于舞蹈知识技能和师范能力的整合发展，体现舞蹈课程与音乐学习、舞蹈课程与中小学音乐教育实际需要的互补，为学生全面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综合性的教育取向，舞蹈课程突破了传统的动作技能训练，向生理、心理、师范三维舞蹈观转变，具有促进学生身心协调发展和师范能力综合发展的全面效用。 课程目标以舞蹈课程价值的实现为依据，按照舞蹈知识技能与师范能力整合发展的逻辑进行设计。本课程教学使学生初步具有正确的舞蹈体态和基本的舞蹈技能，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应用能力，增强师范意识和献身中小学艺术教育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2.面向市场，开设相应课程 当前，热门专业的课程设置越来越成为专业招生的噱头，学科建设、教学改革等也成为吸引生源、扩大办学规模的优先手段。各高校在招生工作中都亮出了自己的“招牌”扩大招生规模，敞开“入口”，而忽略了“出口”的质量，也不够了解市场的需求。 流行音乐、街舞、爵士舞、国际标准舞等方面的社会办学力量已经走在多数高校前面。各种各样的艺术培训中心在全国各大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很多艺人、机构投资办学，培养音乐舞蹈艺术人才。而高校音乐教育要更好地适应社会需要，从根本上全面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规范校本教材的制定、了解学生的需求、课时量的多少等，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因此，高校音乐教育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需要考虑一些市场因素：目前，学生需要什么、最期待什么，教师自身的优势又是什么，学校条件和特色是什么，学生的基础怎样，制定的新课程标准又提出了哪些要求?我们应该多听听学生的意见，应该多听听基层教师的建议。充分了解这些问题之后，再因材施教地组织教学内容。一些私立学校在这些方面的做法值得我们效仿，如四川天一学院每年都派专人负责做社会调查，各系部每年都根据调查报告对教学计划加以修订，培养的人才能很快融入市场。而一些公办学校在这些方面较为滞后，有的教学计划多年不变，有的参照专业艺术院校的教学计划，忽略了培养目标。 3.课堂教学丰富多彩 根据教学目的、任务、学科性质、教授内容的不同，可以采用不同的教学模式。鉴于高校音乐教育中舞蹈教学的相对特殊性——“课时少、任务多”的特点，在实际教学中无法如专业院校那样将舞蹈学科的课程安排得更为系统化，因而一堂课往往不限于一个任务，而同一任务也不限于一种教学方法。比如，在授课内容的安排上，将基训与身韵、身韵与民族民间舞、少儿舞蹈的学习与创编、舞蹈剧目欣赏与舞蹈理论的理解、生活体验与舞蹈小品的创作等相糅合，避免课堂教学单一化，也使学生舞蹈学习的兴趣大大提高。 在教学中可以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将一些学生所喜爱的舞蹈形式融入到教学中。如用简单的现代舞动作组合或极富动感、酷劲十足的街舞做热身运动，以饶有兴趣的即兴舞蹈小品练习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等，这样不仅避免了单一舞蹈训练所造成的枯燥和乏味，而且开阔了学习的视野，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在有些课堂教学中，可以结合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设计一些较为有趣的课题。比如，在身韵课的“眼睛”训练中，要求学生将不同情绪的眼神（如含情脉脉、怒目圆睁、眉目传情等）以舞蹈即兴的方式，结合老师所给的音乐设计情境表演。这样的训练不仅培养了学生的表现力和创造力，充分锻炼了学生的即兴反应能力，而且增强了学生自主学习的愿望。 （四）增加艺术实践 舞蹈社团是高校舞蹈艺术实践最重要的阵地。参加舞蹈社团活动的学生一般都对舞蹈有较大兴趣，他们自发地组织在一起，学习、交流、创作，对学生本身来说是兴趣的提高、技能的磨练，也有了更多展示自我的空间和平台。对其他学生来说则是一种影响和吸引，给那些“徘徊在舞蹈边缘”的学生发出了一盏盏耀眼的信息灯。随着社团的发展和壮大以及实践机会的增多，学生们会越来越成熟，舞蹈的发展空间也随之广阔起来，进而对技能的要求也会更上一个新台阶。 学生在校期间有很多机会参加各级各类艺术比赛。学校应该鼓励学生参加这样的艺术比赛，并给予相应的学分。例如，学生在校学习四年期间，须参加舞台演出不少于8次才能获得学分。 毕业实习为学生的艺术实践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除了参与校内外的各项文艺活动外，中小学、幼儿园、企事业单位、社区等也都成为学生舞蹈实践的课堂。在这些地方（尤其是小学和幼儿园），他们不仅是演员也是老师，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自我，以各种方式证明自己。比如，组织幼儿、少儿编排节目，参加教师或单位的节目演出等。经过一次次实践的磨练，学生们无论是舞蹈的技术能力、创造力，还是组织能力都成长非常快。 综上所述，当前高校音乐教育专业舞蹈课程教学必须进行改革。研究当前高校音乐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式，高度重视音乐及舞蹈课程的设置，按照师范性与时代性、结合创造性与实用性的教学理念，构建符合当前音乐教育专业发展需要的课程结构体系。音乐教育专业舞蹈教学中的技术规范与艺术规格，可以通过制定课程标准来体现，即针对不同类型的舞蹈课程制定相应的内容标准与艺术评价标准，在具体标准的表述中体现一定的技术规范与艺术规格的要求，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培养全面发展的教育工作者。 音乐教育毕业论文:浅析普通高校中的音乐教育与素质教育 论文关键词：音乐教育　素质教育　作用　对策 论文摘 要：本文阐述了音乐教育和素质教育的涵义，并指出了音乐教育的本质特征，对音乐教育在普通高校素质教育中的作用进行较全面的论述，而且从实践的角度提出了在高校中加强音乐教育的对策和建议。 音乐教育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强以音乐教育为主要内容的艺术教育，是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需要，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需要，更是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和水平的需要。因此，加强素质教育中的音乐教育，提高学生的音乐素质，对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音乐教育的涵义与本质特征 1.1音乐教育的涵义 音乐教育是指通过传授与学习音乐知识、技能来培养受教育者的审美意识，陶冶情操，开拓思维，促进其素质全面、自由、和谐发展的教育活动。其最终目的是通过音乐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具有开拓精神和创造力的高素质人才。 1.2音乐教育的本质特征 音乐教育最基本的性质就是审美性，它是通过音乐进行的一种审美教育。音乐教育的全部过程应体现为以审美为核心的育人过程。它具有唤醒、联系和整合人格的力量，通过对人审美能力的发掘和培养，通过建构人的审美心理结构达到人的心灵陶冶和人格塑造[1]。 二、素质教育的涵义 素质教育是指依据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全面提高全体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以尊重学生主体性和主动精神，注重开发人的智慧潜能，注重形成人的健全个性为根本特征的教育。人的素质可大致分为生理素质、心理素质和社会文化素质，与之相对应，则有生理素质、心理素质和社会文化素质教育。若详细划分，人的素质可分为思想道德素质教育、文化科学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审美素质和劳动技能素质等，与此相对应，则有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科学素质教育、身体素质教育、心理素质教育、审美素质教育和劳动技能素质教育等。 三、音乐教育对素质教育的作用 3.1音乐教育对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培养的作用 音乐与思想道德教育的关系极为密切。音乐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紧密结合的艺术形式，蕴含着真、善、美的深刻内涵，它通过艺术手段抒发人们真实的情感，表现人们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思想情感。一般思想道德教育，单以说教形式要求人们的言行符合社会道德行为和客观社会价值标准。这种方式太空洞、太抽象，要使人们的日常言行、思想意识等自觉遵守道德规范的要求，还需诉诸情感而音乐的特点恰好是“以情动人”。音乐对人有着道德教化作用。音乐教育是以审美为核心，以学生愉悦感受和积极参与为出发点，寓教于乐，它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使学生明白是非、善恶，真切地在内心深处孕育真诚、善良、美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音乐艺术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音乐作品是一种特殊的精神产品，在思想道德教育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这种教育不是生搬硬套的灌输，而是在潜移默化中，犹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般，起到其作用。音乐以其出神入化的艺术形象、发自肺腑的美好情感，叩击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激励人们奋发向上。 3.2音乐教育对学生文化素质培养的作用 从生理学角度看，人的大脑是由左右两个半球组成的。左大脑半球“语言脑”主要担负着语言、阅读、书写、运算逻辑推理等功能，右大脑半球主要担负着音乐、美术、体育、舞蹈等信息处理的功能。我国的传统教育由于偏重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只强化了左大脑半球的作用，而对右大脑半球的开发和运用严重缺乏。现代科学研究证明：一个人的右大脑半球如果能够经常得到锻炼，他的观察力、想象力、创造力和思维能力就能经常得以不断的强化、提高。音乐教育对发展大学生的形象思维，开发其右大脑半球的潜在功能，提高智能素质有着重要作用。 在音乐教育中，特别是器乐演奏时，手、脑、眼、耳互相协调和配合，能提高大脑反应能力和耳手的灵敏度。在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基础上，提高学生理解力、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创造力。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创造能力，更有利于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为培养学生的智能素质打好基础。 3.3音乐教育对学生身体素质培养的作用 音乐具有陶冶情操、保健身体的作用。音乐传入人的耳膜，刺激脑中枢神经，会使人的身体分泌多种有益的生化物质，如激素、酶等，产生抗疲劳、助消化、调理神经等作用。清畅性的音乐既可以解除疾病，又可保养心性，有益于身体健康。 优美的音乐可以使人心旷神怡，有益于身心健康。当悦耳的音乐通过人的听觉器官传人大脑皮层以后，美的旋律能刺激神经系统，使人产生高尚的情操和完美的品质，产生坚强的意志和对生活的热爱，促使人身心和谐、情绪振奋、心情愉悦，同时起到加强血液循环、增加内分泌、促进消化、解除疲劳的作用。音乐起伏的旋律、欢快的节奏能使学生身心得到愉悦和锻炼。 3.4音乐教育对学生心理素质培养的作用 音乐是美的集中体现，它既可饱含着优雅纯洁、积极向上的高尚情操，又可蕴藏着歌颂人类、赞美生活的美好愿望。 音乐艺术，不论是演唱、演奏还是欣赏，要求人们精神专注，而且要引起记忆、想象、思维等一系列心理反应。音乐结构的对称性、旋律的流畅性、节奏的规律性、音色的可感性、内容的情感性和随意性，可以有效地启发和锻炼人的感知能力和思维想象能力。 从生理和心理的意义上讲，美妙动听的旋律能与人发生和谐的共振，从而改善和调整人的情绪，消除和缓解外界及心理因素对人造成的紧张状态，保持愉悦的心境，热情欢快的音乐可以使人心胸开阔、精神焕发；安逸宁静的旋律可以使人心平气和、安定沉静；深邃、博大、宏伟的旋律可以使柔弱的心灵变得刚毅和坚强；抒情温暖的旋律可以改变人烦躁与孤寂的情绪；气势磅礴的旋律可以鼓舞人们的斗志，产生向上的力量。 由于音乐作为与人类情感息息相关的一种精神活动，充分体现了情感的体验性、调节性和传达性，因而音乐实践活动必然使人们的情感体验能力、调节能力和传达能力得到培养、提高和发展，能有效抑制个人的不良欲望和浮躁情绪，养成良好的情感体验，净化心灵。 3.5音乐教育对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作用 总书记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素质教育的重点是“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发掘创新能力的途径很多，音乐教育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个。 创新实质教育，就是全面培养学生创新实质，使之成为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教育活动。素质教育培养目标的核心就是突出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 音乐作品本身就是人创造的产物，音乐艺术的美其魅力就在于能扩展人的心理空间，大大激活人的创造性心理活动。 而音乐艺术又能培养人们对完美的追求，对丰富多彩、面貌迥异的统一体的追求，这势必会激发起一种创造性的想象，继而表现为创造的行动。因此，学生可以通过欣赏音乐作品增减观察力；通过创作新的音乐作品培养思维能力；通过作品背唱培养记忆能力；通过音乐创新和音乐实践培养实际操作能力和综合能力。 3.6音乐教育对学生审美能力培养的作用 音乐教育是以审美为核心，以音乐为媒介，培养大学生正确的审美情趣和感受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的教育。音乐美是属于意识领域的东西，是对现实美经过艺术加工得来的，它比现实美“更高，更强烈，更集中，更典型”。音乐的特点是从感性入手，以情动人，以美感人，能直接进入人的情感，净化学生的心灵世界，培养学生健康的情感体验。 在音乐欣赏过程中使学生逐步了解节奏、旋律、调式、调性、速度、力度、曲式、风格等在音乐形象中的表现，把握住音乐的情调，丰富学生的音乐知识，让学生充分感受音乐的美，正确理解音乐，由此提高自身的鉴别能力，自觉抵制那些粗制滥造、情调低下的音乐作品，多去接触优秀的、民族的、高雅的音乐作品，扩大其审美视野，提高审美素质。 通过对音乐审美活动的激发、培养与引导，正确反映人们的思想、情感以及社会生活，教会学生如何认识生活、感受生活并在一定意义上创造生活，从而促进学生健全情感，完善情操，继而促进学生朝着健康、美好、高尚的方向发展，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四、进一步加强音乐对素质教育影响的对策及建议 综上所述，高校音乐教育对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重视和加强音乐教育势在必行。音乐素质教育作为高校全面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可以使学生的感情世界和艺术想象力得到丰富和发展，使他们用新的眼光去看待自己的未来和整个世界，同时，对他们创新精神的形成和创造能力的提高、综合素质的提高以及身心的发展等非智力因素起着非常重要的促进和补充作用。针对当前高校音乐教育现状，以下几个方面有待考虑提高： (一)转变音乐素质教育的观念，提升音乐教育的实效性加强音乐素质教育的关键在于教育者观念的转变 培养21世纪高素质人才，音乐素质教育的作用不可低估，它是人才素质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音乐素质教育是运用音乐美、社会生活美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点和感受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塑造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个性，促使受教育者全面、和谐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健康的音乐会使人道德高尚，心灵纯洁，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了解和热爱祖国音乐文化，增强学生们的凝聚力和爱国主义情怀。音乐素质教育在陶冶人的情操，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确定人的理想信念，丰富人的文化生活，和谐人际关系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进一步完善当前高等院校音乐素质教学方案，提升音乐教学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质量和水平 教学内容应当适当考虑多元化的方向，同时在主旋律内容上有所引导和侧重。当然音乐教学内容应选择有益于民族、国家、社会和大学生身心健康的音乐理论、技术、知识和作品。以古今中外科学理论、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知识技术，具有较高思想性、价值、品位的古典音乐、流行音乐、民族歌曲、革命歌曲、影视歌曲、港台歌曲等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内容。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他们打下良好的音乐素质基础。运用讨论式、互动式和实践式等多种教学方式，充分运用现代化教学设备、技术和手段，加大视听器材、现代化音响技术、多媒体等手段的投入，使大学生在创作、表现、欣赏音乐中感受音乐的美和魅力。 (三)加强音乐教师队伍素质培养工作 在加快推进高校艺术教育工作向纵深发展的今天，构建符合艺术教育要求的教师队伍势在必行，这是更好的实施与高校音乐教育工作的关键所在与必然要求。 能否全面完成与素质教育目标相适应的音乐教育任务，关键在于是否拥有称职的施教者，建设一支高素质的音乐教师队伍是目前提高音乐教育的当务之急。教师必须有广博精深的知识结构，有创造性地获取、加工、传授、创新知识的能力，全面的文化修养，很强的敬业精神，才能更好地把音乐的素质教育效能充分地释放出来。因此，在稳定现有音乐师资队伍的基础上，要多渠道、多途径、多形式地培训培养音乐师资队伍，根据目前师资队伍现状，除着力巩固现有专职教师队伍，充分发挥他们作用外，学校还可确定一些有音乐特长的教师兼抓学生的合唱队、乐队排练。 加强教师职业道德建设，提高教师素质教育理论水平和专业知识以及运用现代教具的技能。逐步解决教师队伍缺口问题，确保大学扩招后音乐教师的数量和教育质量。 (四)开展丰富多彩的音乐课外实践活动 举办各种音乐专题讲座、名作欣赏会，组织有能力的学生举办乐器演奏会，承办音乐会。支持学生成立音乐社团，举办校园歌手比赛，突破音乐教学时空限制，为大学生提供接触音乐的广阔天地。 第一，开展丰富多彩的艺术节、文化节，让学生沐浴在浓郁的民族艺术文化氛围之中，也为学生提供展示才艺的机会组建各种专业性较强的学校代表队，参加校外的各种文化交流活动和比赛，展示学校艺术教育水平，同时也带动整个学校的艺术热情开展各种类型的教学成果汇报演出等。不但提高了同学们的鉴赏能力，而且活跃了校园文化发挥学生自主组织的艺术社团和俱乐部的重要作用，提高学生的艺术实践能力等。 第二，开设高水平的各类音乐讲座。为满足广大同学对音乐热爱的多方面要求，结合师资不足的实际情况，定期请一些专家或一些有社会影响的音乐家来校作专场讲座。邀请和观摩高水平的艺术团的演出，积极开展与周边院校在音乐教育方面的交流和协作。让广大同学更能体会各种音乐艺术的独特性和审美性，更能加深学生对音乐艺术的向往和认识。 五、结论 音乐教育是实施高校素质教育的重要手段，音乐教育在高校素质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李岚清副总理所说：“音乐的魅力，在于他能使学习更有实效，思维更有创意，工作更有效率，领导更有艺术，生活更有情趣，人生更加丰厚。[2]”重视音乐教育就是充分肯定艺术教育在学生素质教育，乃至整个国民素质教育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普通高校加强音乐教育，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审美体验；有助于激发学生多种感知和认知能力；有助于培养学生丰富的想象力、表现力和创造力，从而提高和完善他们自身的综合素质。 音乐教育毕业论文:浅谈中学音乐教育中美育的实施策略 论文关键词： 中学音乐教育　美育　实施方法 论文摘 要： 音乐能维护人类的身心健康，开发潜能，陶冶情操，提高活动效率。音乐教学可以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提高创造力，提高道德修养，完善人格品质，让学生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作者根据多年来在工作中的学习与感悟，对中学音乐教育中美育的实施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分析阐释。 针对我国教育现状，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已经成为我国教育的首要任务。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要求我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已被教育界普遍关注，而艺术（音乐、美术）教育是美育的主要渠道，也是主要途径，充分发挥其重要作用势在必行。我作为一名中学音乐教师，根据多年来在工作中的学习与感悟，对中学音乐教育中美育的实施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分析阐释。 一、美育和音乐教育的关系 美育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音乐教育，音乐教学旨在培养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指导学生去感受和欣赏，掌握音乐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等等。音乐教学可以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提高创造力，提高道德修养，完善人格品质，让学生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对教育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国家教改也对学校音乐教育提出要求，学校音乐教育作为素质教育之一，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在音乐教学中实施美育教学可以让学生在美的愉悦中受到思想政治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等，学生音乐教材中有很多美的东西，在中学音乐教学中实施美育，可以让学生对于音乐艺术所表达的情感产生相应的联想，从而看到完美真实的生活画面，这种教育最容易达到陶冶情操，塑造学生心灵美和完善学生人格的目标。通过采用美育的手段，可以培养学生的真、善、美的情操和文明行为习惯，做高素质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1］。 二、音乐教育中构建美育的思路 音乐教育是对学生美育教育的一种重要方式，为让学生学习音乐的基本技能，运用艺术形式表现美、抒发感情，教师应尽量利用和发现中学音乐课本中所蕴含的美的因素，让学生在愉快的气氛中受到美的熏陶。学生接受了美育教育，便能初步掌握美学知识，以正确的态度去感受和鉴赏美而对现实生活作出评价，识别是非的标准，发挥艺术创造能力。如音乐形象非常鲜明的《保卫黄河》，以跳动起伏、生气勃勃声调特征体现了高昂的战斗精神，生动地刻画出英勇杀敌、保卫祖国的光辉形象，学生通过欣赏或者表演会受到难忘而深刻的素质教育。 三、音乐教育中美育的实施方法 1.注意语言和形体美 美育是靠美的形象来打动人的，音乐教育就是通过美的形象传达作品中的内容、形式、旋律等方面，打动人们的心灵，它可以提高个人修养，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体验，促进情感交流，等等。老师应该认识到言传身教对学生的重要影响，在课堂上应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如语言风趣、有幽默感等，这一点很重要。同时在日常的授课过程中引入思想品德教育，做到美中引善，让学生在享受美的过程中受到思想教育。在长期艺术形式熏陶下，学生积极参加音乐审美活动，就能更好地感受美，提高鉴赏美的能力，慢慢地培养表现美和创造美的能力。不仅如此，教师的言传身教还能带动课堂气氛，使学生更好地理解知识，让师生感情更加融洽。由此可见，在音乐教育中实施美育教育，能让学生在情感、素质、个人气质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2］。 2.创造美的环境 美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学校能够为学生创造美的校园环境，学校应该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可以常组织一些美化校园环境的活动，让学生参与其中。教学环境也是美育教育中重要的一点，音乐老师可以多开展丰富多彩的音乐活动等，创造好的学校文化氛围，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同时指导学生的艺术实践，引导学生自觉追求高尚文明的艺术美和生活美。如在早上学生进入学校时播放《春江花月夜》、《清晨》等中外名曲，使学生在不经意中受到熏陶；在学生课间活动时播放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或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可以振奋学生的精神；在学生用餐时播放《蓝色多瑙河》，可以缓减学生的压力，也可选择更多经典的音乐来丰富学生的校园生活。 3.从音乐作品中感悟美 音乐教育的主要方式和目的就是通过音乐的审美功能对学生进行美育教育。音乐是一门综合艺术，教师应通过音乐的艺术形象去激发学生的美感，使学生的情操和心灵受到音乐的熏陶和感染。在教学实践中，音乐老师也可以适当地把一些比较优秀的电影原创音乐带进课堂与学生共同鉴赏。学生往往对某部电影非常熟悉喜爱，但对该部电影里面很出色的音乐却很少关注，此时教师就可对此作出正确引导。对于那些优秀的原创音乐，教师可以把电影中的音乐部分结合故事情节、电影画面给学生作生动地讲解，此举能使学生同时获得视觉与听觉直接感观，加深他们对音乐及电影作品的印象和感受，更重要的是能让他们养成良好的审美习惯，提高音乐修养。另外对于一些大众的文化娱乐活动，也要对学生进行适当的引导，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种形式的音乐活动。 4.提高音乐审美教育 音乐本身就是一门情感艺术，任何形式的音乐都有它各自不同的感情色彩。贝多芬说：“音乐尽管千变万化，但归根结底是精神生活同感官之间的桥梁。它能够确切地反映个人和人民的精神品质并反作用于人的思想意识及整个情感世界。”音乐通过刺激人类的审美感观，能迅速影响人类情绪、调节情感，引起听者共鸣。因此音乐的审美教育不仅能激发学生对音乐的兴趣与热爱，而且能让他们的情绪感官随着音乐的节奏起伏而发生变化，这种情感交融与碰撞是达到审美教育最终目的的必然阶段。审美教育能让学生从形式、气质、形象、情感等各方面感受到音乐艺术的魅力，从而提高音乐鉴赏力，培养正确的审美观和高尚的情趣。音乐修养的提高，势必促进道德修养的提高，也可以说，音乐审美教育的功能促进了道德主体育德的养成。我国古代大教育家孔子将“乐”置于安邦治国的第二位，提倡“礼、乐、御、射、书、数”六艺教育，认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3］。由此可见，音乐审美教育自古以来就发挥着重要作用，被历代教育家、思想家所重视推崇。 5.组织活动创造美 学校应多组织一些开展一些课外的音乐活动，在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时，老师加以指导，可以引导学生学会鉴赏美，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鉴赏力，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达到美育的目的。 四、结语 中学美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不可能一蹴而就，音乐教育和美育教育相结合，在音乐教育中渗透美育教育，可以更加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教育者应探索更多更有效的方法，培养出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音乐教育毕业论文:新课程标准理念下的小学音乐教育 音乐教学已成为促进学生全身心健康发展、塑造“创造型”人才的一个重要途径。 为素质教育的音乐教学，必须舍弃一切单调、枯燥、令学生感到厌烦的内容和模式，必须是使受教育者在良好的心态、轻松的气氛和愉快的环境中潜移默化地实施的。 随着国家新课程标准的颁布及新课改的实施，传统的、单一的教学模式正逐渐被淘汰，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的主导地位也正发生着改变。 新课标本着“以人为本”的现代教育理念，以“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形成良好的人文素养”为内涵，更加关注“人”的发展。其中，《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则以“注重以音乐审美为核心、以兴趣爱好为动力、面向全体学生、注重个性发展、重视音乐实践、鼓励音乐创造、提倡学科综合、弘扬民族音乐、理解多元化文化、完善评价机制” 为基本理念。与传统音乐教育相比，“新课标”无论是从音乐教育的理念，还是教材的内容、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以及教学评价体系等方面，均作了全方位的改革。这对于已习惯了传统音乐课教学的广大音乐教师来说，无疑是一场“革命”。教师如何适应“新课标”，尽快成为“新课标”的有效执行者和积极建设者，将关系到“新课标”实施的成败。对此，我想谈几点粗浅的认识，与同行们商榷。 1．领会新课标的理念，转变音乐教学观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制约着人们的教育行为，影响着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任何教育行为的实施，都必须建立在正确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的基础上。人类需要音乐，人类的生活离不开音乐。按理，大多数学生应该是喜爱音乐的，事实也确如此。然而，多年来我们的音乐教育却屡屡遭到学生的排斥，“学生们喜欢音乐但却不喜欢上音乐课”的现象屡屡发生，甚至到了让学生觉得“音乐课的教室，简直就是我的刑场”的地步。有学生这样说：“一提到上音乐课，我就头痛。因为一上音乐课，就有无数个我根本不认识的音符迎面扑来，令我招架不住。更可怕的是，老师竟然让我全都记下来。这怎么可能呢?我又不是音乐天才，这么多的‘哆来咪’，看到都害怕，让我背下来，简直是谋杀……音乐课的教室，简直就是我的刑场！”——类似的现象比比皆是，不得不令我们深思！的确，长期以来，我们的音乐课内容单一、落后于时展的需求；教法死板、与音乐艺术的本质背道而驰。我们更多地注重音乐技能、技法的传授与训练而忽视了音乐艺术的审美特性；更多地关注教师本人的情感体验而忽略了学生的兴趣爱好及音乐情感……使得我们的音乐课文不文，理不理，在某种意义上等于抹杀了学生作为一个有着相对独立的、丰富的内心世界及情感体验、审美观念的个体的感受和创造欲望。我们应清楚地认识到，音乐教育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它首先是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它通过教授音乐这门听觉艺术，来反映人们的思想、情感以及社会生活，使学生对音乐产生浓厚的兴趣、爱好，具有对音乐美的感受能力、表现能力和初步的鉴赏、创造能力，教会学生如何认识生活、感受生活并在一定意义上创造生活，从而促进学生健全人格和健康个性的发展，以达到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目的。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本着一种“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 “让每一个学生的个性获得充分发展”的信念，通过教学，不断培养学生对音乐的浓厚兴趣，并以此为切入口，引导学生以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来认识生活、感受生活并在一定意义上创造生活，培养一种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个性。在新课改之后，我校的音乐教学更加关注学生作为“人”的因素，更加注重对“人”的培养，还音乐以其音乐艺术的本来面目，展现给了学生一个较为宽松的、和谐的、动态的、充满了美感与浓厚人情味的音乐学习的空间，而学生们则在教师的引领下步入了音乐艺术的美妙殿堂，在艺术殿堂里尽情畅游。“喜欢音乐却不喜欢上音乐课”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扭转。 2．教学实践中，教师角色的定位观念的转变需附着于具体的教学设计和操作之上。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角色的定位是否准确，直接影响着教学的成败。 2．1　尊重学生的兴趣爱好，变“指挥棒”为“引导者”音乐艺术有着其丰富的内涵与外延，是一种综合性较强的艺术形式。由于年龄特征、个性差异、知识层次等因素的制约，学生们对音乐的喜好千差万别。在教学中，教师不应将音乐教育只局限于在“知识”、“学科”等狭窄的范畴内来理解，而应把“让每一个学生的个性获得充分发展”的价值观视为根本，充分体现“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的素质教育的思想。丢掉传统教育中教师的绝对权威，洞悉学生的兴趣爱好，了解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并针对他们的兴趣爱好找准教学的切入口，因势利导，将手中的“指挥棒” 变成引领学生去探索美妙的音乐世界的“引路石”。 在这里，教师不再是喋喋不休的说教者，学生不再是教师思想、情感的复制品；课程也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单一的教材内容，相反，教师能够从学生出发、从学生学习音乐的角度出发，研究解决学生要学什么、怎样学等一系列问题；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也能积极地参与进来，愉快地学习。这样，教师和学生就都成了课程的创造者与开发者，成了最终实现教学目标的有机结合体。 2．2　尊重学生的情感体验，变“居高临下”为“平等相交”音乐教育的本质是美育，音乐教育的魅力在于以情动人，以情感人，以情育人。它的最大特点是通过艺术活动来调动人的兴趣，打动人的情感，让人愉快地受到教育。在教学中，我们往往容易忽略学生的情感体验，而把教师自身的思想情感强加给学生，结果呢？学生们在那种久而久之的固定思维模式和学习方式的演练下，渐渐丧失了人类与生俱来的那种源于心灵深处的音乐感受本能，欢快的，还是深沉的音乐，不论你在课堂上给他欣赏都会有不少同学无动于衷，毫无感觉。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对于学生来讲，最好的教师是在教学活动中忘记自己是教师而把自己的学生视为朋友、志同道合的那种教师”。的确，真挚的情感是不应有什么贵贱之分的，学生与老师一样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情感体验。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师与学生是平等的。鉴于这种平等，鉴于音乐艺术情感表达本身所具有的模糊性，对音乐艺术的感受与理解就不应该是绝对的，不应该只是一种简单意义上的相加。所以，在教学中，教师要乐于走下讲台，关注学生的每一分情感，倾听他们的心灵，多一些鼓励，少一些指责；多一些交流，少一些“命令”；多一些探讨，少一些灌输。惟有这样，学生才会变被动为主动，变接受为参与，我们的音乐课堂也才会成为一个充满情趣的、平等和谐的课堂。 2．3　培养学生对美的感受力，变“技巧性传授”为“艺术性指导” 审美是完美人性的闪光，审美活动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爱人类、爱自然、爱自己、爱生活的过程。人在审美中，往往把自己最善良最美好的情感，尤其是爱的情感赋予给了审美对象。审美意义上的“爱”不同于其他的道德意义上的爱，它更丰富，更具有广泛性和深刻性。一个具有丰富爱心的人必然是审美感受最丰富的人，反过来，一个审美感受越是丰富的人，他越是具有丰富的爱心；一个充满爱心的人必然是美的人，一个充满爱的社会必然是美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培养学生具有丰富的爱心，比培养学生技术上的才能更重要。“技术”教学是短暂的，是容易生疏甚而遗忘的；而“艺术”教学给予学生的则是永恒的，是能让学生终生受益的。 音乐教育首先并不完全是为了培养音乐家，而首先是为了培养人。所以，在教学中，教师应尽量避免那种生硬的、繁难的技巧技能性训练，而应从学生出发，多为他们营造一些发现美、创造美的自由空间，以激发起他们热爱美、传播美的热情，从而使美能在学生的心灵中生根、发芽、成长、壮大。总之，在教学中我们要以“以人为本”的现代教育理念为指导思想，关注“人”的发展，关注学生健全人格的养成，从教学观念、教学方法、师生关系等各方面逐步转变教师角色，尽快适应“新课标”，成为“新课标”的有效执行者和积极建设者。惟有这样，我们才能适应飞速发展的社会需求，我们的音乐教育也才能够真正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肩负起培养人、塑造人的神圣使命。 音乐教育毕业论文:论音乐教育中的学科综合 当代教育的主题是素质教育，而素质教育要求的是全面发展。音乐教育作为素质教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促进综合素质的全面形成和发展中有着重要作用。鉴于此，我们在贯彻素质教育理念的同时，应加强对音乐教育的重视。在此背景下，新的音乐教育改革（音乐新课标）提出了学科综合的理念。该理念以音乐为主导，通过学科的综合、交叉、融合来实现音乐教育的系统化与科学化，以便逐渐发展和完善音乐教育。在这里，笔者意欲探讨在音乐教育中实施学科综合的意义所在。 众所周知，教育理念仅仅只是教育的载体，学生才是教育的主体。一切教育理念的提出都是为学生服务的。那么，在音乐教育中实施学科综合又会对学生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概括来说可分为三个方面：首先它丰富了教学的内容，开阔了学生的视野，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兴趣。其次，通过学科的综合可以把一些抽象的东西具体化，更易于学生理解和消化。第三，学科的综合可以避免学生某一方面素质的缺失，实现学生人格的和谐发展。看似简单的三个方面，在具体教学中的作用却是举足轻重的。 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学生的学习兴趣。大家都知道，兴趣是一切学习的根源。相较于传统教育，素质教育更注重激发学生的兴趣，引导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以及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正因为此，现在的音乐教育摒弃了以往的教学理念，不再一味要求学生掌握某些乐器演奏的技巧和技能，而是通过对学生音乐兴趣的培养来调动学生学习音乐的积极性。换句话说，就是通过特殊的教育方式引发学生的兴趣，进而使他们热爱音乐并积极主动地去学习、运用音乐知识，这恰恰印证了那句话：“音乐的思维，音乐的创造，音乐的反应和音乐的学习都是独特的经验模式。” 其次，我们来探讨一下抽象的具体化。音乐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它的抽象在于你看不到它，也摸不着它，它的具体化在于它能够通过旋律或歌词等实现人们情感上的共鸣。而在实际的音乐教学中，我们尤其需要其他学科的加入来实现它的具体化，如通过物理知识来解释声音的产生与传播、乐器的材料性质、震动的模式、发声的原理等；通过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不仅可以使音、影、画整体地展现给学生，更能展现出我们不能用语言和行为表达出的东西；美术和舞蹈等姊妹艺术的综合，则更能够把音乐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第三，实现学生人格的和谐发展。音乐作为古老艺术的一种，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多元文化的结合体，它的综合性在完整的教育情境中被喻为学习的基础。音乐学习不仅是对音高、旋律、节奏的掌握，更是获取多领域知识的综合性学习过程。随着时代的发展和音乐教育的不断革新，音乐教育不再孤立。现代音乐教育在尊重音乐独特实践体验的基础上，通过多学科的综合，将音乐学习扩展到和音乐相关的文化领域，通过关联、整合、开放等学习方式为音乐教育营造出一个宽广的平台，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泛的文化环境，有利于发挥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实现学生人格的和谐完美发展。 通过以上的探讨，相信大家对学科综合的作用有了一定了解。作为现代音乐教育改革的丰硕果实，新课改中的学科综合理念确实意义非凡，已成为引领音乐教学的风向标。新课程改革强调学科综合，并以此来丰富音乐课程、拓宽学科视野、增加教育途径，让学生从不同方位、不同角度来感受音乐教育的真谛。在这样一面大旗的指引下，音乐教师应紧随时代潮流，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探索音乐课程改革的思路，特别是现代教学媒体在音乐教学中的广泛应用，让这一举措更具备实施的可行性。伴随着音乐教学内容和空间的延伸，历史、地理、舞蹈、美术等相关学科都步入了音乐课堂，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促进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然而，任何教育理念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在曲折中前进的。我们在看到光明的同时，亦不可忽略它的阴影。在新课改学科综合理念的实施过程中，一些音乐老师陷入了一个误区，认为课堂教学中涉及的学科种类越多，加入其他学科的元素越多，涵盖的知识面越广，就越能体现新课改的宗旨。殊不知，这恰恰是“过犹不及”的表现。要知道，简单的拼凑与粘连不仅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更偏离了学科综合的主题。对此，笔者认为在学科综合的过程中应尤其注意以下几点： 学科综合的过程中要凸显基础性。所谓的基础性是指学科综合的课程应以音乐学科的基础知识、基础理论为主。美国《艺术教育国家标准》的绪论中就明确表示：“在学习中，无论是相关、综合还是其他类似的方法，它们的基础首先是各门艺术学科本身的知识和能力。艺术学科本身的知识和能力的教学必须充分、完整、透彻。”因此，在基础学习阶段，不宜过早融入其他学科的专业性技能，而应以音乐的基本理论课程为主，为以后的学科综合打下坚实的艺术功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学科综合教学阶段，应注意学科综合的先后次序，应该先学习理论课，后讲授技巧课，以便于学生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而不至于本末倒置。其次，学科综合应具备综合性。所谓综合性是针对学科分科过细、缺乏整体性而提出的，学科综合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形成综合性的课程，因此不应过于细分音乐与其他学科的基础课程，而是应把音乐与其他学科中相似、相近或相关的学科知识融合到一起，加强学科间的渗透，以便于学生全方位、多视角地感受多学科融合的艺术魅力。最后，学科综合应重视均衡性。均衡性是指实施多学科综合时，音乐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课程应保持一种“度”，即保证音乐在具体教学中的主体地位不被动摇，应清醒地认识到其他学科只是辅助、促进与延伸音乐教学的手段，而不是音乐教学的主体。总之，音乐学科与其他学科的综合不可牵强附会，也不需要每一单元、每一节课都进行综合。应在确保音乐学科的完整性的前提下，实现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和渗透，万万不可出现喧宾夺主的现象。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是确保艺术教育具有强大后劲的关键。音乐教师的整体素质直接关系到学科综合的实施，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育者的主要责任是不仅要通晓环境条件所形成的实际经验的一般原则，而且要认识到哪些环境有利于引导生长的经验，以及怎样利用现有的自然和社会的环境，从中抽取一切有利于建立有价值的经验的东西”。想要完成这些责任，音乐教师必须具备“实践智慧”。具体来讲，就是“在教学实践中形成的、有关教学整体的真理的直觉认识。它来源于教学经验，通过对具体的教学情境和教学实践的关注和反思，将感性的、表面化的经验提升，使其内化为教师的实践能力。”相信有了这些夯实的基础，音乐教师在实施学科综合的教学中一定能够做到游刃有余。 音乐教育是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科综合并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这样一个简单的计算。它的科学性要求音乐教育对人的各方面的影响都有合理的、系统的安排。换句话说就是并非你想综合多少就能综合多少，要考虑综合的是否恰当，是否能被学生所吸收和消化。 音乐虽然带不来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却能净化我们的心灵、洗涤我们的灵魂、充实我们的生活。在此，笔者坚信随着音乐教育的深化与发展，音乐不仅会对学生各方面素质的提升产生积极的影响，更会推进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这是我们需要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亦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音乐教育毕业论文:音乐教育在学校心理教育中的应用 【摘 要】中专学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年龄正处在青春期开始的阶段，心理发展比较复杂，心理问题严重，学生积极热情但容易产生人生困惑，思维敏锐但却偏激易冲动。心理健康教育是减释学生心理负担的重要手段。音乐教育是不可或缺的，它对学生可以产生潜移默化的、深远的影响并促进学生德育、美育的发展。是培养学生良好心理素质、调整学生不良情绪的一种特效药。所以，音乐疗法作为最有效的心理治疗手段之一使受教者得到美的熏陶，提高自己的审美修养，培养学生的健康情感和协作精神，启发他们的心智，促进学生的自我表达，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 【关键词】中专学生；音乐疗法；学校学生心理辅导 随着社会的发展，音乐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内容。在闲暇的时候我们不仅可以到音乐厅去聆听音乐、大饱耳福，也可以在家中利用各种高科技的音响设备聆听音乐，增添生活乐趣，还可以和朋友到ktv去唱响音乐，释放工作的压力。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各种美妙感受的同时，音乐还可以调剂紧张、单调的生活从而减轻工作产生的疲劳使人们的神经得到放松，有益于健康。还可以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的文化修养。音乐在日常生活当中随时能够影响着我们人类的身心健康。作为一名卫生学校的教师，在使学生了解生理卫生的同时，更要使学生提高保持和调试心理卫生的能力，音乐疗法则对学校心理教育有着重要作用。 一、音乐对学生身心的影响 很多人在读书或工作的时候，喜欢听点轻柔的音乐，一方面可以缓和紧张的气氛，一方面缓和紧张的情绪，让自己可以专心工作。清代医家吴师机在《理瀹骈文》中指出：“看花解闷，听曲消愁，有胜于服药者也。”强调了音乐在疾病治疗与康复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音乐是种感受宁静，安逸而极少有歌词的音乐类型，它的重点在於营造出大自然平静的气氛和宇宙浩瀚的感觉，令人心平气和。rock和重金属音乐有时会给你一种宣泄的感觉，在你心情坏到想有一个地方可以来发泄，但又不想被别人知道的时候，这两种音乐的吵闹程序足以淹没你心中的不快，你可以随著音乐的爆发把自己所有的情绪都释放出来。音乐教育使学生掌握自我心理调节的能力及为病人提供更好的辅助性治疗的能力。 二、中专学生心理健康现状 对于中职学生而言，年龄在14-21岁，新入学的学生年龄较小在新环境下身心机能方面有发展障碍的，还有些学生在语言、情绪交流方面不适应，容易产生自闭症等。还有一部分年龄较大的学生因为恋爱问题情绪有心理障碍，都会存在因困惑产生严重的压抑、失眠等心理障碍。上述所列问题主要是中专生中较为常见的症状。 三、音乐疗法在学校心理辅导中的作用 （一）缓解压力，调节不良情绪 音乐可以放松大脑使人镇静安定、轻松愉快、并且使学生及时调整忧郁、沮丧的情绪，减轻心理心理的不安和焦虑。小提琴协奏曲，如《春江花月夜》、《江南好》及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等。对睡眠障碍的学生，可选用《催眠曲》、《梦》等。音乐是一种流动的景观，是校园一道亮丽的风景，　音乐能激起人的心理活动，促使人的情感变化。尤其是我们中专学校的学生正处于青少年的躁动期，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无微不至的爱护使得孩子具有很大的叛逆情绪，这些不良情绪导致学生各种情绪的控制，因为他们心理还不成熟，不能够进行自我调适。因此，在中专学校利用音乐对学生进行心理辅导，调适学生情绪十分重要。 （二）、丰富学生情感，促进学生成长， 音乐不仅能缓解人的情绪，释放压力，还可以音乐可以陶冶情操，净化心灵，使人从中获得力量。听音乐是一种美得享受，唱唱歌，跳跳舞，偶尔在朋友面前，展示一下自己的歌喉，把最美的旋律和最好的歌词与朋友一起分享，可以让我们活的快乐，活的潇洒。音乐可以成为一个人的自我表达的媒介，它为一个人和朋友及社会之间搭建了一个交流的平台，在我们学校经常发现一些表达障碍的学生，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自我表达障碍和自我评价的低下，不能和家人、同学及其外部世界建立正确的联系，因而采用音乐教育对他们进行心理辅导是一种很有效的方法。特别是在集体的音乐活动这种无威胁的、安全的人际环境中，人们可以通过音乐的语言因素（歌词）和非语言因素的途径来表达自己的情绪、情感、意念和思想。使用 音乐活动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程度心理障碍的学生，使他们可以在音乐活动中获得成功感的体验。 （三）、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群体意识 《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指出：“鼓励合作学习，促进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共同发展，促进师生教学相长。”在现代社会，是否具有合作精神，能否与他人合作已经成为一个人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音乐教育可以使学生在愉悦的心情下接受教育并得到锻炼，在音乐活动中有助于老师与学生之间建立一个良好的、平等互动的亲密师生合作关系，培养学生团结合作的精神。因此在音乐活动的过程中学会与他人合作和相处的能力和技巧，这种在音乐中的合作能力最终会泛化和迁移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 四、音乐教育在卫生学校的广泛开展 （一）学校重视音乐教育为学生开办音乐课程 近两年来我校充分认识了音乐疗法对中专学生，特别是职业卫生学校学生的重要性，音乐教育已在我校广泛开办，从2003年以来我校制定了音乐教学计划，根据音乐教学大纲和我校的多媒体教学资源专门为护理专业的学生开设了音乐欣赏课程使学生在课堂上了解中外著名的音乐，在心理上能调动和激活潜在的情绪功能、提高兴趣和爱好以及促进思维联想等。 （二）积极开办社团课外活动 自2010年以来在校团委的积极努力下我校开展了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并为学生开办了多种社团活动，如声乐社团、舞蹈社团、模特社团、语言社团、篮球社团和公益社团。特别是公益社团，通过学生到养老院为老人演出，免费为路人量血压、身高、体重，免费为我市儿童体检等关爱活动将学生的表达能力，心理素质发展起来，从社团开办的一系列活动把教育融入心理健康教育之中。 （三）开办心理咨询室。我校特别为学生装修一间专门的房屋做心理咨询室，室内布置按音乐治疗室的标准设计。心理咨询室建立了一个qq群为学生提供了畅所欲言的场所，学生之间可以谈，也可以和老师交流。因为网络是一个虚拟的环境，学生可以敞开心扉将她的不愉快、压抑的情绪说出来。释放自己的压抑心情，另外心理咨询师还提供了许多中小型的乐器，有口琴、笛子、葫芦丝、十三铃、腕铃、沙锤等小型乐器，有电子琴、吉他、手风琴、架子鼓等中型乐器。通过音乐帮助他们在各种活动中发挥自己的特长，增进交往，增强自信，积极调整心态。 贝多芬说：“音乐，有人将它比作花朵，因为它铺满在人生的道路上，散发出不绝的芬芳，把生活装饰得更美。”为了保持身心健康，让我们多听听音乐吧！在欣赏音乐中，听出人生的真谛，听出世界的善美，听出时代的意蕴，让我们成为高山流水的知音！ 音乐教育毕业论文:提升当前初中音乐教育质量之策略探讨 摘 要：对于音乐教育来讲，要实现“育人”的目的，必须提升自身的教学质量，注重学生个性的发展，充分体现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而对于如何提高初中音乐教育质量，促进学生音乐方面的发展已越来越受到重视，本人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并结合初中阶段音乐教育现状分析，探索出相关提高初中音乐教育质量的推进策略，为提升初中音乐教育质量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初中音乐；教育质量；教师；学生 一、促进教师专业素质的培养 （一）加强专业的学习 教师的专业学习不等于工作坊或培训课程，也不是单纯指达到专业资质认证的要求。它们都是重要的输入资源，都是知识专业学习解决方案的组成部分。即便这些方式能够有效实现既定目标，它们也至多占解决方案的三成。其余七成的关键取决于教师是否可以坚持每天不间断地学习、坚持不断共同提高业务水平。由于教师会与越来越多的学校外的人协作，新的技能、关系及导向将从根本上转变教师专业的本质。 音乐教师也不例外，更应该加强专业学习。在教学之余，阅读关于专业知识方面的书籍，武装头脑，开拓视野，以便提高教学质量，达到教学目标，实现教学目的。 （二）教学能力的掌握 对于音乐教师来说，知识固然重要，但掌握娴熟的教学能力尤为重要。在芬兰，评选优秀教师的评选标准为：优秀教师应掌握有效教学的能力。 有效教学，是每一位优秀教师必须具有的能力；有效教学，是教育的基石，是教育前进的不竭动力。时代在不断前进，我们面对的是千差万别的学生，我们的教学思想奥更新，教学方法要探讨，教学的有效性要锤炼。叶圣陶曾说过：“教是为了不教。”我们要追求课堂的有效教学，使课堂成为我们的生命，学生的精神家园，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知识。 （三）对教育事业的奉献精神 如果说有一种精神，无论古今，什么时候都需要，那就是奉献；如果说有一种精神，无论中外，都能感动所有人，那就是奉献；如果说有一种精神，永远闪耀出夺目的光彩，那就是奉献毋庸置疑，奉献已经成为评价一个人的人格魅力的重要标准，作为一名知识的传播者——教师，更因该具有这种崇高的奉献精神。 作为音乐教师，在学校组织的各种文体活动（艺术节、合唱节、校运会、市区文艺活动等）和学校社团活动等都应充当活动的主力，这就需要我们牺牲个人时间为学校的工作付出心血和努力，时刻持有奉献精神，做到舍小家顾大家，全身心投入工作，力争在活动中取得优异的成绩，使自己的特长得以充分的发挥，可谓劳有所值。 二、转变教育理念 （一）注重学生的自主发展 音乐教学中，自主发展非常重要。教师要尊重学生的观点，对好的观点要加以鼓励。 尤其是音乐欣赏，对于音乐的理解，每个人的欣赏角度不同，观点也会有所不同。作为教师，要正确引导学生，不要用固有的答案来束缚学生的思想。我在音乐教学中，经常跟学生用举例的方式鼓励他们，如：观赏一个粉笔盒，我把它放在讲台桌上，让学生说说自己所看到粉笔盒的角度，由于每个学生的座位不同，观察到粉笔盒的角度就不同，有侧面的、正面的、正左方、正右方等，音乐作品的鉴赏也是如此，由于欣赏的角度不同，观点肯定也有所不同，所以要勇敢的说出自己的观点，不要害怕出现错误，只要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就是成功的起步。教学中要做到尊重学生，理解学生，培养他们的自主能力。 （二）注重艺术教育的培养 艺术教育在学校教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艺术教育可以开拓学生思维，扩展创造空间，为培养学生良好的性格，塑造优秀人格打下坚实基础。 谈到艺术教育，特别是国外的学校教育，他们在艺术教育方面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宣扬的。例如：日本玉川学园，他们提倡艺术教育在于美，非常重视艺术教育。他们认为艺术教育在对学生人格塑造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玉川学园特别提倡演学校剧，认为学校剧是把国语、文学、历史、歌咏、体操、图画、劳作等学科集一体的综合艺术，是一门培养真善美和创造力的重要学科。 （三）注重学生审美素质的培养 美育既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又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音乐教育的重要体现。学校美育的主要任务是：陶冶学生高尚情操，帮助他们树立健康的审美观念和审美情趣；让学生学习掌握一定的艺 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开发学生的智力，发展形象思维，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在音乐教学中，加强美育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陶冶高尚情操，是学校教育中必不可少也是必须加强的教育之一。 三、加强家庭教育 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只有学校教育而没有家庭教育，或者只有家庭教育而没有学校教育，都不能完成培养孩子这一艰巨负责的任务。”家庭教育是孩子获得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容忽视。家庭是孩子成长的主要场所和重要环境，孩子的性格、品质、习惯等都是在家庭教育中逐渐形成的，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成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现在的父母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多才多艺，成为一个优秀的孩子。那么，如果让孩子学，一定要仔细观察，再选择一种比较适合孩子性情及兴趣的才艺。千万不要让他一下子接触太多，或强迫他学校没有兴趣的东西，破坏了他以后学习的信心和欲望。 家庭教育对每个孩子的成长都有很重要的意义。作为家长，在孩子成长道路中起到启蒙作用，家长的一举一动都将影响到孩子。所以，家长要严格要求自己，注重自己的仪表和言谈，为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树立孩子正确的价值观和良好的生活态度，在尊重孩子的教育中，培养孩子自主的能力，使其能够对事和物有正确判断力，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四、结论 音乐学科是大、中、小学极为重要的一门美育课程，它以音乐艺术为媒介，以审美为核心，陶冶情操，完善人格，培育灵感与悟性。它是素质教育实施过程中的重要学科。特别是对于初中阶段来讲非常重要。本文也是希望通过结合初中阶段音乐教育的现状，探索出有利于推进初中音乐教育质量提升的策略。 音乐教育毕业论文:浅析音乐教育和素质教育 论文关键词：音乐教育 素质教育 审美素质 心理素质 道德素质 身体素质 学生学习 教育家 审美意识 想象力 论文摘要：素质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既区别于应试教育、技能教育,又非空洞的理论说教。它是一种具有开发性的心理教育,是情感和意志道德的教育。素质教育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手段来影响人的心理素质,以推进人的全面均衡发展,而音乐教育则是其中一个有效的手段。音乐艺术的特殊在于它的非语义性、非概念性和非视觉性,这是其他科学所不具备的,可以说它是一种概括性很强而又相当抽象的艺术学科。同时,音乐本身又是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体验与想象、情感与理智、活动与思维的统一体。这些特殊性决定了它在训练人的心理活动能力、完善人格和激发创造力方面具有特殊功能。 中小学音乐教育是面向全面的基础素质教育。我们决不能偏离素质教育的方向。根据音乐艺术的特点,通过音乐教育进行素质培养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音乐教育对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发展有其独特的作用 音乐具有教化功能,自古而然。《乐记》记载:“乐也者,施也”,“先王之为乐,一法治人,善则形象德矣”,这说明“乐”有对人施行教化的作用,用得适当就能使人们的行为符合德行的要求。在当前音乐教育中,我们应采取艺术性和思想性融为一体的方式进行,这种影响和教育是潜移默化的。有的影响人的精神世界的巨大力量,在崇高美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崇高是音乐美的一个重要范畴,和赞美、歌颂等精神内涵密切相关,和英雄、正义、理想、信仰等对象相联系,如贝多芬的《欢乐颂》等作品表现出人类对和平幸福的祈求,对苦难和忧患的同情,对自由和光明的渴望,渗透着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崇高的巨大的感召力,使人们向往纯真,高临于平庸与卑鄙渺小之上。良好的音乐教育以美妙的音乐作用于人的情感,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使人接受某种道德情 操、精神品质、意识观念的渗透,乃至灵魂的陶醉,从而使人的修养提高,达到崇高的思想境界。 二、音乐教育能促进学生智能素质全面发展 音乐促进智能的发展已为全社会之共识。越来越多的家长给孩子买乐器,请家教进行各种音乐智能投资,目的是以乐器为手段开发孩子的智力。音乐是通过对声音的高低、长短、强弱、音色等因素有目的地选择和组织,从而构成一定音乐形象,以表达人的思想感情。音乐的声音形象作用于人的听觉,使感受者产生一定的想象和联想,进而在头脑中形成一定富有情感的意象,在情绪上受到感染和陶冶,同时还能促进注意力、想象力和思维能力的发展。许多世界名人都与音乐有密切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精通音乐,他们的论述中有许多涉及音乐的精辟论述。法国哲学家、教育家卢梭撰写过《音乐辞典》中的音乐条目;作家泰戈尔也是位作曲家,是印度国歌的曲作家;爱因斯坦同时也是小提琴家,他曾说:“我从音乐中获得的东西要比物理老师给得多得多。”可见音乐对于开启人们的智慧有巨大的作用。 三、音乐教育能提高学生文化素质 文化素质是指一个人具有的各类学科的知识水平及运用这些学科知识的能力。文化素质教育除了专业教育以外,还应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使人们具备本专业以外的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及文化艺术方面的基础知识和基本修养。而音乐艺术综合性强、知识面广,既有内容广泛的文学、地理、历史民俗等知识的传授,又有严格的节奏规范和发声、情感表达等技能训练,表达了涉及社会、生活、文化等各方面的内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音乐传统,总是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形态紧密相关的。在学习音乐的同时,学生可以体会到一个国家与一个时代的音乐流向文化导向,从而大大增强音乐欣赏能力,扩大知识面。在学校中,文化素质教育实际上是通过语文、历史、地理、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来实现的,并且通过音乐教育与这些课程协教学来提高学生文化素质。 四、音乐是进行美育的重要手段之一 美育是通过音乐、美术、戏剧、舞蹈等艺术形式,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给人以美德教育,从而达到培养人的审美观念、审美能力,发展审美感情,影响人的道德情操的目的。在美育诸手段中,音乐艺术具有强有力的感染力,并为古今中外大家所共认,《乐记》中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列宁也认为:“音乐是对人们进行教育的有利工具。”因此,音乐能直接地、迅速地通过高低抑扬有度、缓慢轻重有节的音响(即旋律美、节奏美、音色美、和声美)传进学生的耳朵,使之唤起美的感觉,引起心灵上的共鸣。从而产生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情趣,帮助他们形成高尚的革命情操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一首钢琴协奏曲《黄河》,无论是从艺术创作角度和演奏技巧上,还是从思想内容和教育意义上讲,足以让人精神振奋,热血沸腾,从中领略中华民族不屈不饶、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进而激发自豪感。 五、音乐教育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和良好个性培养 音乐教育具有怡情健身之功。一方面,音乐教育可以使人心旷神怡、愉悦性情,可以促进人的身心健康。音乐刺激大脑中枢神经,使人的身体分泌多种有益的生化物质,如激素、酶等产生抗疫劳、助消化、降血压、调整神经等作用。真可谓“一生来耳里,万事离心中,清畅堪销疾,有可保养心性,提升精神境界,有益于身心健康”。难怪元代名医朱震亨发出感慨:“乐者,亦为药也。”另一方面,音乐也能使人得到积极的休息。“不会休息的人不会工作”。休息有多种方式,结合自己爱好的音乐、有兴趣的活动就是一种积极的休息,除此以外,音乐教育也有利于培养人理想的个性。实践表明,人的气质有很大可塑性,后天生活环境对人的性格、气质影响很大。音乐教育对不同体质的人可以进行不同的教育。如对活泼好动的人,让他多听多唱比较安定、庄重的乐曲,以克服其傲慢的特点;对于不好动的人,让他多听比较活泼的音乐,以克服其保守的特点;对于容易暴躁的人,让他多听温柔和谐的乐曲,以克服其粗鲁的特点;对于过分胆小的人,多让他听激烈雄浑的乐曲,以克服遇事退缩不前的弱点,等等。有学生从中受益匪浅:“和音乐交朋友交流思想使我更加沉着、精神专注,对心绪很有帮助。”可见音乐教育不仅有利于身心健康,而且有利于人的性格、情趣、个性的形成。 音乐教育毕业论文:谈谈如何在幼儿园音乐教育中渗透民族民间音乐 以纳西民族民间音 [摘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高级专业人才、发展科学技术的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增强社会服务能力，积极推进文化传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先进文化”。民族传统文化艺术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珍贵的财富。作为民族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民间音乐承担着对儿童进行社会化教育重要职责。让幼儿在早期教育中接触少数民族音乐，对幼儿的启蒙成长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关键词]幼儿 音乐教育 民族音乐 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对音乐教育的意义和作用曾经作过这样精彩的描述：音乐是思维强用力的源泉。没有音乐教育，就没有儿童完全合乎要求的智力和思想情感等发展。音乐教育是儿童全面发展的有力手段。是实施素质教育中不可分割部分。是向学前儿童进行体、智、德、美全面发展的，使其身心健康和谐发展的教育。音乐是幼儿生活的一部分，对音乐活动最喜爱。为了丰富幼儿的音乐知识和技能，开阔音乐视野、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我认为民族民间音乐很有必要渗透到幼儿音乐教育活动。 发展民族音乐文化是一件打基础的具有根基意义的工作，作为参与基础教育的幼儿园教师，对根基的教育应该有一种责任意识。《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指出：“艺术是实施美育的主要途径，应充分发挥艺术的情感教育功能，促进幼儿健全人格的形成。要立足于我国民族民间艺术的学习，尤其要充分利用各地的艺术文化资源。同时，初步接触不同地区、民族的艺术文化，拓展艺术视野。从幼儿教育开始加强民族音乐的传承教育，是一件及具意义的工作。我们可以通过幼儿的生活和教育，从朗诵童谣、学习民歌、表演民族舞蹈开始，特别是通过一些比较贴近幼儿生活的、幼儿比较喜爱的、经典的、有特性的民族音乐的学习活动、表演活动和民族乐器介绍等活动，让幼儿从小接受民族民间音乐的熏陶，在培养幼儿对民族民间音乐的热爱和兴趣的同时，也提高教师对民族民间音乐的审美和热爱情趣。 民族民间音乐是各民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创造、发展形成独特的音乐，特别是滇西北高原上的丽江，除了得天独厚的、美不胜收的自然风景外，有称为国宝、民族之宝、世界人类之宝的纳西古乐，有我国少数民族古文字记载的舞蹈(东巴舞)；有纳西民间舞、纳西民歌、口弦调等民族音乐、民族民间器乐等形式。幼儿园音乐教育体现本土文化，这样可以增进幼儿热爱家乡情感、萌发幼儿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传统文化的尊重意识和丰富音乐认知，传承本民族宝贵的音乐遗产，加强幼儿的民族精神。这里谈谈在幼儿园的音乐教育实践活动中如何渗透民族民间音乐因素。。 一、民族音乐元素加入幼儿音乐欣赏教育实践 音乐欣赏（内容和表现形式多样化）是幼儿音乐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能有效提高幼儿对音乐的感受力、理解力并能丰富音乐想象力，开阔幼儿音乐视野，提高音乐听觉能力和音乐素质，音乐欣赏也是向幼儿进行美育的重要途径。幼儿通过音乐欣赏，能从中体会对生活的感受与理解，抒发情怀、愉悦身心，感受美，并且表现美。那么，再为幼儿园音乐欣赏教育活动内容的选材在考虑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同时，音乐作品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应体现丰富性和多样性。因此，在选择内容时从幼儿园实际情况出发，充分挖掘本土文化优势，以民族民间音乐为切入点，不断深化课革，把纳西族民族民间音乐渗透到音乐欣赏活动中，体现民族性特点、地方性这一特点。例如：《阿哩哩》及《纳西三部曲》这些民族民间音乐产生于乡间，流传与街头巷尾，具有很强的地方性，在丽江的旅游景点或周边地区旅游景点都可听到这些动听的音乐和可看到随乐的欢快的纳西打跳。同时，幼儿还可以从纳西音乐作品的节奏、速度、旋律中感受到浓浓的乡音、乡情，从而激发幼儿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情感。还有利于开阔了音乐视野，又满足了幼儿的情感需要。还有纳西古乐。它在纳西族的音乐文化中，有一种驰名中外的纳西古乐。据考证，这种古乐起源于公元14世纪，它是云南省最为古老的音乐，也是中国或世界最古老的音乐之一。 纳西古乐是纳西族人民在接受以儒道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明影响下而创建的艺术结晶。这样宝贵的民族民间音乐作品（世界文化遗产）配器都很成人化，曲子很长，结构较为复杂，学前儿童不易理解，这样需要深刻分析作品的特点，从音色、结构等方面进行处理，使音乐结构短小，符合幼儿接受水平，幼儿能够理解，教师组织活动也便于操作。通过组织实施，可使幼儿感受到这一音乐作品的内涵，体验民族文化。用民族音乐感染和熏陶幼儿，广泛的培养幼儿对民族音乐的兴趣、爱好，增强民族意识。 二、在歌唱活动中渗透儿童民族歌曲 歌唱，是人类音乐活动的重要领域之一。柯达伊曾说过，通过歌唱最容易接近音乐，歌唱也是最容易表达思想情感的音乐形式。有了歌唱的基础，更高层次的音乐教育才能得以发展。的确，歌唱是使儿童进入音乐天地的最自然的途径。歌声是儿童的亲密伙伴。在学前儿童音乐教育中，歌曲占的比重最大。因此，为幼儿选择歌唱材料是要注意到符合幼儿特点的同时，还要兼顾民族性这一特点。在丽江有著名的音乐家及许多音乐工作者，他们为儿童收集和创作了不少的优秀音乐作品，如：《放风歌》、《月亮歌》、《牧童歌》、《唱云雀》、《盼天晴》、《喊月亮》、等这些都是以儿童生以儿童生活为题材，反映儿童思想感情，体现儿童心理特点与审美特点的歌曲。第一：具有童心：指儿童的心情，孩子气。第二：具有童趣：指儿童的志趣与乐趣、情趣与意趣。儿童歌曲创作在充分表达童心的同时，还要充分体现童趣，即用儿童的视角和儿童的审美心理，行为方式，表现儿童的志趣、乐趣、情趣、意趣。第三：具有童言：就是儿童的语言。例如《盼天晴》歌词是这样的：乌云乌云靠边散散，蓝天蓝天出现来来，杀只小鸡请你吃吃，宰只小猪请你尝尝。是纳西族一首本土的原创音乐，它的乐曲结构简单，形象鲜明，音乐旋律欢快音域在六度之间进行，且用倚音和波音更显出纳西音乐的特点。歌词通俗易懂、美好、有趣、有意义，很适合幼儿进行歌唱活动。它不仅能够帮助幼儿对音乐情绪、内容进行体验感受和想象表现，而且对该民族有一定的了解与认识，知道这是一个热爱生活，快乐、起来勇敢的民族。通过对幼儿进行民族音乐教育，可以加强幼儿的民族意识，振奋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化。同时幼儿通过对民族音乐的学习，能够认识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感知人类文化的丰富多样，潜移默化地培养他们理解、尊重、平等的理念。 三、儿歌、童谣引进幼儿园整合教育活动中 我们国家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音乐是我们国家的瑰宝。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如何把我国丰厚的民族民间音乐世世代代传承下去，教育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和义务。中国的民歌文化财富流失严重，抢救民歌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音乐来源于生活，来源与文化，只有生活与文化的交融才会有真正音乐的交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劳动方式的改变，许多民间的原生音乐逐步消失和淡化。比如以前田间、地头经常流传的纳西歌谣《谷气》、《喂默达》、《阿丽哩》、《哦热热》，现在只有在偏远的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还能依稀听到；以前在校园能听到的一些儿歌童谣，现在也基本消失了。国务院 《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提出，中小学要“充分挖掘社会艺术教育资源，因地制宜地开展经常性的、丰富多彩的校内外艺术活动。社区和学校可以开展，幼儿园同样也可以开展。这里我要说的是纳西童谣。童谣是民间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万紫千红的文苑中很有特色的一束瑰丽之花。它经过民间长久流传，精炼爽口，和谐押韵，同诗歌一样具有音乐性，它从孩子们的心理、生活、游戏情趣、 童话世界意向，以及儿童语言的感受出发，口传而成，比起大人唱的山歌、朗诵的诗歌，要开放自由得多。更有利于培养幼儿节奏感和审美情趣。值得庆幸的是前不久幼儿园实施的“纳西母语传承项目”，得到了“陈一心家族基金会”的资助。这个项目聚焦在童谣的收集整理、教材的编撰和教学上，项目组的成员有来自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民、丽江白马龙潭小学、黄山幼儿园的和古城区幼儿园的等几个老师。他们不辞辛苦，走村窜寨，收集了丽江市古城区、玉龙县、香格里拉县三坝乡、四川省木里县俄亚纳西族乡等地的不少纳西童谣。用纳西拼音文字、汉字直译、意译的方式真理出来。这些童谣充满童稚之趣，天籁之美，尤其以人们与动物之间的对话和调侃的内容最吸引人，反映出纳西人的生活情趣，他们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以及和动物平等对话，将动物视为自己的朋友和家人似的那种生活审美、趣味和习惯。通过多次整理、研讨，多次组织教学（体育游戏、语言、音乐为一体的）活动，并请多方人员进行教育观摩、研讨。还拍摄了教学实景的录像。我们还组织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进行观摩学习。看到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对这些纳西母语唱的童谣非常感兴趣，真正的寓教于乐。我认为这是一件有意义、有价值的工作。对宏扬民族音乐、传承民族文化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我认为推广的面要更大些，使我们周边的幼儿园的小朋友在这些音乐氛围中，感受着不同音乐要素构成的优美旋律，丰富自身音乐认知、拓展音乐视野，增强民族自豪感。 四、了解和会演奏民族乐器、会跳民族舞蹈 纳西族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民族。有神秘的东巴文化、典雅的纳西古乐。在古乐演奏中，使用了板铃、板鼓、锣、钹和节奏乐器：苏古笃、波拨等。在幼儿园打击乐教学活动中，可逐渐的把这些节奏乐器与幼儿园常使用的木鱼、三角铁、沙球、碰铃、园舞板等配合起来，不仅体现了作品的思想，增强了幼儿的节奏感和声音的敏感性，更突出了幼儿园音乐教育的地方性和民族性特色。 喜欢跳舞是幼儿的天性。儿童用舞蹈动作表现美、创造美，而且在舞蹈中还能找到一种传达情感的最生动、最直接的方式。凭多年的教学经验和幼儿舞蹈所具有的特点，我认为可以把纳西族传统歌舞的基本动作（一步一撩、四步一撩、三步三退等）和打跳贯彻在幼儿园的一日活动的各个（早操、体育活动、音乐活动、游戏活动）环节中。可以使幼儿受民族民间音乐的感染和熏陶，还可以增强民族团结意识。 民族民间音乐引进幼儿园是很有必要的。《学前教育学》系列专业教材中讲到文化学前教育有关问题时指出：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世界优秀文化的精髓应在学前教育中反映出来，我国学前教育也应关注文化信息的传播。不断收入新文化，丰富教育，改善教育，在学前教育过程中，应根据国情、乡情来选择文化。我认为，这种引进方法，将产生深远的意义。 首先，把民族音乐引进幼儿园音乐教育是贯彻落实中央《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精神的举措。 音乐教育对儿童德育起重要作用。音乐教育不是以说理的方式，而是以音乐形象感染和影响儿童。幼儿通过了解掌握本民族音乐侧面，可增强对美丽的山川、悠久文化的自豪感，萌发他们去进一步了解家乡、热爱家乡，为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而努力拼搏的爱国主义激情。《民族民间音音乐理论》一书中提到：在幼儿启蒙时期进行民族音乐教育，可使幼儿从小具有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培养他们对祖国悠久的民族音乐文化的深厚感情。 其次， 弘扬民族音乐是我们国人的责任，需要大家都有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 乘丽江旅游业发展这一良机，作为参与基础教育的幼儿园这一阵地，应尽一份宣传丽江、让丽江走向世界的责任。千里之路始于足下，我们需要——行动！ 总之，幼儿园的音乐教学活动、在导向上要注意传承民族音乐文化的教育，在教材的选择上和文艺节目的编排上要注意选用适合幼儿的、经典的、民族的音乐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