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前言 汽车电子集成化、网联化、智能化是世界汽车发展的主流趋势，各职业类技术院校的汽车专业基本都开设了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相关方向的课程，该类课程的技术相关概念复杂、深奥、抽象，学生根本无法深刻理解其本质含义。本文尝试使用目前主流的软硬件仿真系统Tinkercad与Proteus进行联合仿真，基于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车载超声波雷达测距[1]模块教学案例，仿真实现基本的车载超声波雷达测距系统测距功能，使学生能透彻地理解其测距原理。Tinkercad仿真系统连线简单明了，界面友好，通过几根简单的电路接线即可形象地显示雷达测距原理与各模块之间地逻辑关系，特别适合于没有专业基础或专业基础薄弱的学生入门学习，Proteus软件则侧重于实践开发，如具体硬件模块选型、元器件种类的选择、各元器件参数的设置及具体的电子系统布线图，而且可以完成整个超声波雷达测距系统从硬件系统到软件系统的细节基础设计。显然，整个教学实践过程主要分成两大步骤，即先进行Tinkercad仿真实践，然后再进行Proteus仿真实践。 2车载超声波雷达测距原理Tinkercad仿真 Tinkercad是世界著名图形设计公司Autodesk（AutoCAD为其代表产品之一）近年来新推出的一款开源软硬件电子仿真设计系统，该设计系统提供了许多市场上典型的开源硬件处理器及电子元器件，可以进行电子电路设计及单片机或嵌入式系统仿真设计，并支持C或C++语言进行系统编程。在Tinkercad网站完成Autodesk账户的注册之后，如图1所示，进入Tinkercad电子电路设计界面，界面简单明了，只需把右侧“基本组件”的元器件拖拽至左侧”电路设计区”，采用简单的连线即可完成车载雷达系统硬件设计。其中，微处理器芯片采用ArduinoUNO，雷达传感器采用HC-SR04型号。在教学过程中，重点向学生阐明雷达传感器四个引脚的物理意义，分别是电源引脚VCC、地引脚GND、Trig引脚为超声波触发引脚、Echo为雷达反馈信号接收引脚，引脚物理意义阐述清楚，学生即可初步理解超声波测距原理，与蝙蝠探测食物昆虫距离类似，超声波测距雷达系统只需计算发射的超声波信号与接收的超声波信号时间间隔，声波速度乘以间隔时间除以2即为汽车与障碍物之间的距离。如图1所示，Arduino单片机[2]的5V电源引脚接到面包板的正极，Arduino单片机板的GND引脚接到面包板的负极，雷达传感器HC-SR04的VCC与GND引脚再分别接到面包板的正负极，即Arduino单片机通过面包板给雷达传感器HC-SR04供电。Arduino单片机的9号引脚通过面包板连接到HC-SR04的Trig端子，用以触发HC-SR04工作，8号引脚通过面包板连接到雷达传感器HC-SR04的Echo端子，用以接收超声波反射信号，该反射信号为高电平，高电平持续时间即为超声波从发射到探测到障碍物后反射的时间间隔。同时，在8号超声波信号接收引脚外接一个简易示波器，用以直观显示超声波传感器的返回高电平信号持续时间。其中示波器的分辨率设置为10ms（具体分辨率参数设置可根据不同的系统实测后设定）。在连接完成硬件电路之后，点击“图标菜单栏”右侧的“代码”按钮进行程序编辑，编辑完成右侧所示代码区代码。车载雷达测距仿真案例采用Arduino单片机，该类型单片机具有强大的函数库功能，在编程过程中避免初学学生陷入复杂的单片机寄存器编程操作，使得编程更容易上手，软硬件结合方便学生更好地理解车载雷达测距原理。如图2所示，在代码区，Arduino单片机核心函数有两个，一个是setup函数，该函数主要用来设置Arduino单片机引脚工作模式，根据前述硬件连线方式，采用pinMode函数设置8号引脚为接收雷达测距传感器反馈信号引脚，9号引脚为雷达测距传感器触发信号引脚。Arduino单片机第二个核心函数为loop循环函数，该函数主要实现具体的系统功能，在每一个循环内，利用digitalWrite函数先设定9号引脚为高电平，然后利用延迟函数delayMicroseconds令9号引脚的高电平持续10微秒，只有这样，雷达传感器才能触发工作，最后利用digitalWrite函数设置9号引脚为低电平，这样便完成一次雷达传感器SR04的触发工作。最终，每一个循环，9号引脚高电平持续10微秒一次，雷达传感器SR04触发工作一次。在每一个循环最末尾利用delay函数延迟100毫秒，以避免雷达传感器触发工作太频繁，影响示波器信号的采样与显示。点击图1中Tinkercad上方菜单栏里的“开始模拟“按钮，进入Tinkercad仿真环境，在仿真状态下，如图2所示，点击超声波传感器，在其图形的上方出现一个带有绿点的扇形区域，该绿点即为障碍物，通过鼠标拖拽该绿点，使其与超声波传感器的距离不停变化，雷达传感器SR04上的距离数值也不停变化，同时，示波器的电压脉冲信号宽度大小将随着绿点障碍物的远近发生变化，学生通过Tinkercad的简单仿真，即可充分理解障碍物距离、超声波发射与返回间隔时间、超声波传感器返回高电平信号持续时间三者之间严密的逻辑关系。 3车载超声波雷达测距系统Proteus仿真 Proteus仿真软件界面较复杂，菜单栏与工具栏功能强大，对学生专业基础知识及操作技能要求较高，学生通过前期Tinkercad软件系统仿真，已经理解了车载雷达系统的基本原理、核心雷达传感器SR04的测距原理及主要端子的功能及信号特点，对车载雷达测距系统的编程逻辑也有了一定了解。以此为基础，学生可以细致全面地在Proteus仿真软件实现车载雷达系统的硬件设计及软件仿真，如图4所示，与Tinkercad软件仿真类似，Arduino通过IO2与IO3引脚分别连接雷达测距模块的ECHO与TR端子相连，即IO2引脚接收雷达传感器的反馈测距信号，IO3引脚控制雷达传感器工作触发。同时，IO2（ECHO）引脚连接到示波器模块的A通道，IO3引脚（TR）引脚连接到示波器模块的B通道，在程序仿真运行时，能实时显示SR04雷达模块的工作时序，显示曲线明显比Tinkercad示波器更加详实细致，SR04雷达模块的触发信号与输出回想信号（反馈信号）在Proteus示波器动态数据显示中具有更强的对比度与可调整性。在授课过程中，Proteus仿真比Tinkercad仿真更能说明如图3所示的雷达模块SR04工作时序原理图，即Arduino通过IO3（TR）引脚持续输出10微秒以上高电平触发雷达模块SR04工作，SR04模块连续发出8个40KHz雷达脉冲，Arduino通过IO2（ECHO）收到SR04模块反馈回声信号，回声高电平信号持续时间与所测障碍物距离成正比。得益于Proteus元器件库的系统全面，学生更能细节掌握LCD显示模块[3]的硬件电路布线及LCD基于Arduino的软件编程函数库。如图3所示，Arduino的IO8号引脚连接LCD1602模块的数据/指令寄存器选择控制端，IO9引脚连接LCD1602模块的R/W读写选择控制端，IO10引脚连接LCD1602模块的使能端E。Arduino的IO4～IO7四个引脚分别连接LCD1602模块的D4～D7端，使得LCD1602模块工作于4位显示模式下。Proteus程序代码比Tinkercad程序代码更加详实具体，全面细致。在Proteus仿真编程中，除了要求学生更加熟练掌握利用digitalWrite函数与delayMicroseconds延迟函数触发雷达模块SR04工作的编程技能，还要求学生掌握利用pulseIn函数读取雷达反馈信号高电平脉冲宽度，从而通过计算获得雷达测距数值。此外，还要求学生掌握关于液晶显示模块LCD1602的Arduino库函数库LiquidCrystal里面常见的显示参数与显示模式设置相关函数的编程。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学生需掌握的Arduino软件编程库函数如表1所示。至此，分别通过Tinkercad仿真与Proteus仿真，学生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掌握了车载雷达测距系统测距原理、系统硬件电路设计及布线、软件系统编程。 4结论 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相关课程概念深奥难懂，硬件化实现困难，采用仿真系统不仅可以大大降低硬件成本，把深奥抽象的概念理论转化成看得见的可视化的仿真结果，使学生不再局限于理论知识的粗浅了解，对车载雷达测距系统有了深刻的理解与认知，大大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与教学效果。Tinkercad电子电路仿真软件特点是界面友好，操作极其简单。所以在本教学案例中，主要用该软件来进行简单的系统原理仿真，使无理论与实践基础的学生对车载雷达测距系统有初步理解及概念。但其不足也较明显，其核心芯片及元器件种类有限，芯片与元器件硬件资源库远远比不上Proteus的全面系统，具体的芯片引脚及端口不如Proteus标注详实具体，不能体现系统连线布线细节，且Proteus能直接生成PCB图，更贴合实际嵌入式系统设计情况。但Proteus对学生操作技能要求较高，要求学生必须掌握所设计系统基本原理，相关微处理器芯片及核心元器件主要信号物理意义及布线原理。两款仿真软件的结合，更能优势互补，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基于超声波雷达的自动泊车自适应测距与定位设计[J].张海焕,陈彩霞,马逸.科技视界.2020（28）. [2]基于Arduino的智能家居控制系统设计[J].李宗峰.信息技术与信息化.2021（06）. [3]TFT-LCD源驱动电路设计和仿真[D].申国辉.上海交通大学.2015. 作者:陆人定 单位: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语文教师论文:谈语文教师应具备的品德修养和学识修养的研究 【摘 要】作为语文教育教学工作者,注重提高自身的品德修养和学识修养非常重要。较高的学识素养能提高自身的品德修养;较高的品德修养也能提高学习语文知识的能力,从而使学识修养也得到提高。语文教师的品德修养和学识修养,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并最终实现教书育人的目的。 【关键词】品德修养;学识修养 通过不断的教育教学实践,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作为新时期的人民教师,应该真正地把师德修养贯穿在自己所从事的教育工作中。在具体的工作中我们应该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亲身去实践崇高的师德修养对教育工作的积极促进作用。明确较高的师德修养能够优化教育工作者的素质结构,提高教师品德、学识方面的修养,以适应学生在不同文化背景、经济条件及健康状况下发生的各种变化,适应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现实与未来需要,做到“为人师者”。不仅在学识上,更重要的是在师者的风范上,以学教人、以德育人。 笔者作为语文教育任务的承担者,常常在思考:新时期师德修养怎样结合在自己的教育工作中? 首先,谈一谈下语文教师的品德修养。 语文教育职业道德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一名语文教育工作者的生活目标、人生理想、道德标准、审美观念、兴趣爱好、情感、意志等等。 从事语文教育活动,是语文教育工作者为社会服务的具体形式,其教育对象是一种最为复杂的客观存在。谁能否认,在这个世界上,教书育人是真正艰难的工作?真正能做好教书育人更是难上加难。从语文教育角度把人的发展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要付出大量的劳动,而且,语文教育的工作劳动成果一般较长时期地表现为潜在形态,最终还要借助他人的成果,以语言、文字等形式间接地表现出来。这就要求语文教师具有甘为人梯的献身精神,具有经济、名誉、行政规定所不能替代的高尚道德。同时也看到,从事语文教育也是发挥个人才能、参与社会文明进步、达到自我完善、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形式。创造社会文明正是教师最崇高的道德准则。 语文教师与学生的各种关系中渗透着广泛的道德内容。热爱学生反映了师生关系最为本质的必然联系和语文教育事业的需要,决定着语文教师的行为选择和趋向,是语文教师对待学生的最基本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只有热爱学生,才能以民主、尊重、合作与鼓励、肯定、赞赏的态度去关怀语文教育对象的成长,以对学生及人类未来的睿智预见和坚定信念,负责地乃至忘我地投入语文教育工作。“诲人不倦”“循循善诱”、“因材施教”、“教书育人”等,都是热爱学生的具体表现,是千百年来形成的教师对待学生的良好师德规范。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否认,一个人格健全、胸怀宽广、道德高尚的人,能够让我们从中汲取生命的养分。如果学生在成长的过程能有一个道德修养高尚的老师,那对他们将会产生怎样的积极影响?每一个教师都应该立足本位,认真思考自己的职业价值。回到自己,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更感到崇高的道德修养对所从事的工作、对工作对象的重要性。语文学科,其中延续和发展了中华五千年的博大精深,将古代中华文化的深邃、经典传世不古的人文典范和时代精神显现其中。因此,语文教师更要以崇高的道德品质与道德精神来要求自己,努力从各个方面提高自身的素养,用健康的人格和深厚的修养去塑造属于人类未来的一代新人。 其次,谈一谈下语文教师的学识素养。 语文教师要掌握语文专业知识,如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史、文学理论、写作学等等知识。语文教师首先要对各种语文教育影响的价值做出正确的判断,吃透语文教学大纲和语文教材的精神实质,熟谙各种现代语文教育方法、手段,深知自身的语文教育素养,在语文教育过程中有选择地引进各种有价值的语文教育影响。 我曾听到这样的一种说法:现代的教师不必再拥有“一桶水”,因为学生的“一碗水” 可以通过现达的信息工具获得,老师最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获得知识的渠道。对于这样的说法我不敢完全苟同,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每一个教师只要会上网就够了。不过即使这样,恐怕也难以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因为学生熟练掌握或快速掌握电脑技术的程度可能比很多教师要强。再者,不钻研学识,网上的好文章又从何而来?因此,作为一名教师,无论何时都要深知,较高的学识素养才能成就自己的事业,才能真正促进学生,成就他们的理想。 作为语文教育教学工作者,注重提高自身的品德修养和学识修养非常重要。较高的学识素养能提高自身的品德修养;较高的品德修养也能提高学习语文知识的能力,从而使学识修养也得到提高。语文教师的品德修养和学识修养,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并最终实现教书育人的目的。 语文教师论文:语文教师教学体会 作为语文老师，经常接触学生的作文，每每感叹学生作文的空泛、虚伪，因为其作品中的观点、论述和其现实行为相对照时，不得不对学生的这种“人文分离”现象产生思考呀！ 我说的“人文分离”，其实就是言行不一致，主要是道德行为方面。大道理，学生懂得很多，说来头头是道；好品行，学生了解很多，写来处处皆是。但考察他们平时的言行，往往令人大失所望。可能刚刚还在作文中大侃特侃社会责任心、历史使命感呢，这会儿却早已钻进网吧享受游戏世界了；你看那在车棚中碰倒一大排自行车却扬长而去的学生，可能他还常常在自己的文章中虚构舍己为人的感人故事呢；还有那曾经嘲笑过与人比丑的阿Q的，却正以顶撞家长、不睬老师而显示自己的威风呢……之类的种种现象极为常见，我不知道应该算我们思想品德教育的成功呢，还是悲哀呢。就连小学生亦懂得要宣扬正面的，拔高自己的思想境界。 有一次，我上二年级的小侄子问我怎样写一段“在雨中”的情景作文。于是我就引导他回忆其所经历的雨中情景，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和小伙伴玩过了头，以至下雨了还冒雨玩耍，结果淋湿了衣服，回去后挨了妈妈的训斥。我就鼓励他可以把着一段写上啊！可是他却连忙否定：“不行，老师会骂我的，这不是好事。我就写一次在雨中碰到一位老奶奶没带伞，我送她回家吧。”我就问他是否真做过这样的事。他倒理直气壮地辩白：“这是写作文！” 我苦笑。回想起自己小的时候，学写作文时这个题材好像也写过很多回。有时是“我”，有时是“小明”抑或“小红”；有时是送“老奶奶”，有时是送“小弟弟”抑或“小妹妹”；还有时是直接自己淋雨而把伞让给他人……这样从小学一直写到中学，越写越生动，越写越感人，也越写越觉得太假、没意思，却仍然这么写着，甚至现在这么教着自己的学生。我们自己都在说着谎话，甚至教学生各种各样的“窍门”去弄虚作假，现在想想，是否因急功近利而有违师德呢？ 我们的教育从小就将这些好人好事印在了学生的心上，可却只强制成他们的道德言语，而未内化成他们的道德行为，以致出现这种“人品”与“文品”分离的现象。 怎样才能解决这一问题呢？通过这次深入的师风师德学习，我对自己的教学行为作了相关的反思，更加深切地认识到身教育人的重要性。要育人，先得“正己”，教师的一言一行，学生都看在眼里。教师的言行不一致，教育学生时，学生必然嗤之以鼻；教师的言行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率性行事要考虑到是否对学生负责了。而且教育带有延展性、传播性，暂时影响的可能是某一人，将来这一人又会将这股风气传递给更多的人，贻害是无穷的。所以“教书”的同时，要格外注意自身思想品行对学生造成的影响。 我以为教育公平，不仅包括宏观上的区域公平，微观上的对每一位学生公平，更包含对师生要求的公平。一个好老师眼中的每一个学生都是和自己人格平等的人，对学生提出某种要求，教师也应该能够做到，否则难以服众。这一点，很长时间我都没有很好地认清，常常仗着自己的师道尊严压制学生，虽然暂时未招致学生的不满，但现在会过头来设身处地地反思一下，很多时候也许以自己的实际运动来垂范、打动学生会是更好的问题解决方式。 前段时间，班里一位学生经常对我有抵触情绪，我也看他越来越不顺眼。直到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起哄惹得我大发雷霆。我很气愤：“一直以为你是个勤奋老实的学生，没想到会变成这样！”事后我才了解到原来他误以为我歧视他。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那天课堂上一生不舒服，我很关切地让同学送她去医务室。而这时他也正巧无精打采地趴在课桌上，我误以为是犯困睡觉，于是就拍醒了他，转身继续讲课。当我转过身来再次看到他居然又趴倒在桌上时，又再次拍起了他，并且训斥道：“你怎么上课老睡觉！昨晚干啥去了？”面对着他的怒目而视，我也没理睬。其实那天是因为该生身体不舒服的缘故，我非但没有像关心前一位同学一样关心他，还责骂他，加之由于默默无闻，我也很少关注他，所以事后他心里有了郁结。 一开始了解到这个情况，我还觉得自己挺委屈：人人都有判断失误的时候，再说我提醒他认真听讲不也是为他好吗？这样的学生这么小肚鸡肠，以后尽量少管他。可是当我看到师德中“正己、敬业、爱生”这六个字时，我立刻否定了自己这一不负责任的想法，对自己当初的行为又重新做了反思：学生和自己一样都是一个活的“生命体”，他们有属于自己的感受和要求，我们这样只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任性行事，是否也是在给学生树立一种不良的例子呢？再说了，因为一时的负气而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业成绩，或是形成固执狭隘的心理，这都是身为教师所于心不忍的。如何解除这一误会呢？正人先得正己！当我再一次看到他赌气在我的课上懒洋洋地趴着的时候，我不再愤怒地置之不理，而是走过去关切地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当时他的神情挺不屑，但还是坐直了身子。下课后我又和他做了诚恳的单独交谈，询问他的“病情”，并且提及了自己上次的误会，为自己的鲁莽向他表示了歉意。这倒弄得他不好意思了，他也诚恳地向我表示理解，并坦言了自己的狭隘。从此以后，师生关系更加友好了。同学也认为我坦诚，并没有因向学生低头而丧失威信。 我们常常抱怨现在的学生太自私、任性，不能理解自己，实在是教育不来。可仔细一想，为何从小到大我们灌输给学生的都是正面的东西，而他们却最终形成这么多不良行为习惯呢？为什么学生的“检查书”上大道理头头是道，行为反思深刻、慷慨，而却仍然屡犯过错呢？也许，我们平常太注重言传，而对身教不够重视；或是有时自身充当着反面的教例。一个敬业的老师，要爱生，要对学生负责，不光对他的分数负责，更要对他的立身为人负责；他要先正己，因为“身教胜于言传”。 就说这次自己“因祸得敬”的事吧。一场小车祸让我头破血流，挨了机针。几位学生去探望我，见我挺憔悴，纷纷表示愿为我分忧，让我别去上课了，在家好好休息。我非常感动，但当即亦表示，自己大脑完好，腿脚也还灵便，上课绝对没问题，只是头上带了块“手表”挺不好意思的，但转念一想，倒很有一种英雄气概呀！学生们都被我逗乐了。第二天我按时去上课了，学生们都很吃惊，随即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这倒让我更加地“勇猛”了。课堂效果出奇地好，学生格外认真。而且事后请病假的学生似乎都少了些。教师的本职敬业，换来学生的尊敬好学，也是一种欣慰和幸福呀！以师生要求的公平来感召学生吧！ 语文教师论文:中学语文教师如何"下水作文" 教师"下水"作文，作为提高作文教学效果的一种手段，已为广大中学语文教师所重视，但仅仅偶然湿湿身子，未必能很好地把握学生。因此，本文就如何"下水"，如何利用"下水作文"引导学生写作并进而提高写作水平的问题提几点建议： 一、整体规划。 在每学期开学前制订学期作文教学计划时，就应该同时考虑"下水"作文计划，选择好"下水"的场合、"下水"的方式等，使之与作文教学计划融为一体。 二、悉心垂范。 垂范作文往往是在充分准备之后进行的，有时间收集素材，立体思维。垂范作文，深辟的题目要立足于精，力求浅显易懂。例如，有一位教师写寓言《"执竿进城"的启示》，学生只感到寓言故事可笑，却说不出多少道理（启示）。这位教师分析了众多的启示角度，考虑到写出新意，"下水作文"劝赐教和领教"这一角度分析事物的内因和外因。指导时他把自己的思考告诉大家，后来不少学生选取了"眼前与将来"的角度，写就的文章既有道理的阐发，又有对事例的分析，提高了分析深层问题的能力。又如这位教师写《〈爱因斯坦制作小板凳〉的启迪》，他把角度定在"不以成败论英雄"上，避免了谈毅力，恒心，自尊和胆量等老生常谈的话题。指导时他还注意介绍其它角度和写法，以便学生根据材料和自身的特长有所选择。 三、同步急就。 中学作文一般都是限时的，教师"下水作文"如能和学生同步完成，学生愈加信服。同步急就文章最棘手的是一时难觅许多材料，没有筛选的余地；即使有，一时也难以分析、组合，话说不到点子上。把这种感受告诉学生，促使学生平时注意积累，注重分析的习惯的养成。同步急就中。要摸索、总结出一些快速审题构思的方法，对指导作文取得更多的发言权。 四、蜻蜓点水。 所谓蜻蜓点水是指对新授写作技法的关键部分"下水"示范，而无需写作完整的篇章。学生习作一般都是每周一篇（大小间隔），要求学生习作一篇，教师?quot;下水"一篇是不现实的，也无此必要。教师在关键时刻下水，不失为事半功倍之法。例如议论文的反向切题、释义切题，结尾的篇末点题、卒意显志等都作出示范，学生最感实惠。 五、评改鉴别。 王充说过："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篇无补"。这显然是对成功之作而言:请记住我站域名的。利用不成熟的文章，从反面晓喻为文之道，来个"疑义相与析"，也可以起一点"为世"而作的作用。再说，将"下水"文章交给学生评改鉴别，还能鼓励学生敢于"班门弄斧"，善于"吹毛求疵"，提高鉴别能力，促进自改能力的提高。 语文教师论文:语文教师教学论文 《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阅读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的对话过程。”把“阅读教学”定位为是一种“对话”，无疑是对传统教学的突破，折射出素质教育的理念之光。对话教学，是生本、师生、生生基于平等的立场，通过言谈、倾听或感悟而进行的多向交流、共同学习的教学方式，也是一种以对话为原则、对话精神为主导的教学形态。如何领会对话教学的真谛，并有效实施于课堂教学实践之中，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探索。 1.课堂对话的文艺学意义。作品的意义并非是文本产生于作家手下时就凝固了的，而是由读者参与逐步发掘出来的。而不同的读者，由于时代、地域、阅历以及个性的差异，会对作品的意义有不同的理解，这就要求阅读主体不能被动地、机械地接纳文本，而是调动自己的生活积淀，与文本展开对话，并充分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力去填补文本意义的空间，进而获取属于自己的情感体验和精神享受。 2.课堂对话的教学论意义。现代教学论认为，教学是教与学的交往、互动，师生双方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启发、相互补充。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与学生分享彼此的思考、经验和知识，交流彼此的情感、体验与观念，丰富教学内容，求的新的发现，从而打到共识、共享、共进，实现教学相长和共同发展。 3.课堂对话的社会学意义。从社会学观点来看，学校是一种社会组织，班级是这种组织中的基本单位，而课堂既是个人学习知识的场所，又是人们相互交往的舞台，课堂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课堂教学的主要过程。 1．对话主体的平等性。对话教育认为，教师与学生是教学的双主体，教师只是“平等的首席”。 2．对话过程的互动性。教学的实质是师生对话交流，对话的过程是师生、生生间积极互动、共同发展的过程。 3．对话信息的生成性。教学中，书本向生活回归，学生的个人知识、直接经验、生活经验也将成为重要的课程资源。为此，教师既要引导学生走进教材，与教材平等对话，又要让学生超越教材，培养创造性的学习意识。 3．对话结果的多元性。个性化阅读结果实质上是作为阅读主体的个人对阅读材料的一种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理解、感悟和体验，必然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这就使得课堂教学中的对话内容更为鲜活，空间更为广阔，情态更为开放，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和结论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 在阅读教学中，主要存在着学生与文本、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这三种对话形式，其中，学生与文本对话是主要的，是阅读教学的中心，师生、生生对话必须紧紧围绕这一中心而展开。所以，课堂上表现出的三种对话形式往往不是界限分明，相互孤立，而是互动联系、融为一体的，并贯穿于教学的各个内容、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这就要求教师要善于把握时机，引领学生进行多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课堂对话：1.在理解性阅读中对话；2.在体验性阅读中对话；3.在批判性阅读中对话；5.在发展性阅读中对话。 语文教师论文:小学语文教师怎么运用课堂语言论文 生动形象的教学语言,能使学生乐于学习听讲,同时,也易于吸收课堂所学;具有丰富情感的语言,能够感染学生,能唤起学生注意、启发深思,而且能使学生得到美的享受。 教师的课堂教学语言,是教师进行教学工作最主要的手段。一位出色的语文教师,应该用优美语言渲染创设课文美好的意境,用真情激起学生心灵的震撼,用启迪拨开文本的重重迷雾,用诱导引发深远的思考,小学语文教师的课堂语言要符合以下几点要求。 一、标准正确,教师的语言要具有规范性 教师的课堂教学语言应当是学生语言的样板,直接影响着学生的语言、语感训练。所以,教师教学时必须使用标准的、规范的普通话,在语音、语调、吐字、音量、语速、词汇、语法等方面都要符合要求,吐字清晰,表达流利。新课标也提出要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朗读是综合素养之一,既可以装饰文雅的门面,又可以锻炼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因此,老师一定要以自己的示范性朗读指导好学生的朗读,要让学生读准、读顺,读出个性,读出风采,让诵读成为滋养学生素养的一道美味佳肴。 二、抑扬顿挫的美感性 教师在运用语言“传道、授业、解惑”时,要充分驾驭课堂语言,善于发挥汉语的优势,注意语言的抑扬顿挫、轻重缓急。讲课时,语言要有音乐节奏感,优美生动,当高必高,当急必急,当缓必缓。关键之处应有重音,重点之处应有反复,难懂之处应仔细咀嚼。教师应从课堂语言的声调变化之中,显示出课堂内容的重点与难点、深度和广度。要较为熟练地运用语言的整齐美、错落美、节奏美,使学生从课堂中得到意想不到的乐趣。这样,学生在老师美而和谐、悦耳动听的朗读声中,走进作者,走进文本,感悟作品形象,理解文章作者要表达的主题,体会品味文章中的精妙之处。 三、客观机智的评价语 在新课程标准中,教师评价用语的地位越来越高,因为它不但能使学生明确自己在学习中的优缺点,而且能发挥教师在课堂中的引导作用,更能激发学生进一步学习,可谓一举三得。目的性的激励语言,能够诱发学生的学习动机,通过各种外部刺激诱因,激发内部动机和需要。将课堂整个教学目标分解为许许多多的小目标,有利于学生参与其中,发现解决途径,得出经验,从而轻松地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整体教学目标。鼓励性的激励语言,能够让学生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学习活动中,并从中得到快乐,找到自信。课堂中老师用亲切温和的语言去鼓励,增强了学生的自信心。表扬性的激励语言,在教育中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每个学生都希望自己被别人关注和赞赏,他们会以不同的方式引起我们的注意。教师要面向全体,无条件地接纳学生,让他们在我们的赞许声中发奋图强。对于每一个学生的每一次进步,适时地予以表扬和鼓励,从而使这些优点和进步得到巩固和发扬。但赞许的语言不能过于频繁,要设置一定的高度,使行为目的具有一定的挑战性,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前进欲望,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四、以情激情,教师的语言要具有幽默性 要让学生坚持听完一堂四十分钟的课,教师就要努力驾驭好课堂语言,化抽象为具体,化深奥为浅显,化枯燥为风趣,尽量用生动有趣、幽默的课堂语言来弥补教学内容本身的枯燥,使学生从课堂中得到意想不到的享受和乐趣。 课堂教学应根据教学内容,灵活运用幽默语言。这是一种含蓄精练、诙谐有趣、意味深长、富有哲理的语言,又是一种能给人启迪的语言,它是教师智慧的结晶。教师在言谈、神态、举止等均可以表现幽默感,它的正确使用会大大增强语言的感染力。在课堂教学中如能运用得当,便会使教学语言具有针对性、情趣性、启发性,提高语文教学的有效性,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的效率。 语文教师论文:小学语文教师内观策略的创新 课改十多年来,教师专业发展步履维艰。为了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高教学效率,多年来有了大量的形式方面的探索,建构者希望以丰富多彩、不断改进的形式来保持教师的学习、探究兴趣,调动其积极性。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局限于外在的改进与推动,最终则可能会收效不佳。河南省在小学语文教师的专业发展中,突出强调教师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内因在事物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即采取内观策略,注重教师的自我培育。这种内观策略有助于教师实现自我发现,进而有效促进其专业发展。 在大量实践与调研的基础上,针对教师的具体情况,我们认为指向教师发展的内观策略包括以下七个层面。 第一,自我诊断。要开药方就要查找病因,对症下药才有疗效。教师在自我培育中,必须明了哪一块是自己的短板,唯此才有可能使自身发生质的变化。一般可以将相应的诊断领域划分为情(包括教师职业信念、职业情感、职业理想等)、知(包括理念、本体性知识、文化素养、心理学、生理等专业性知识)、行(包括教学设计、实施、评价等行动智慧)三类。教师可以根据这三大领域中的具体要素做有针对性的观照,通过自我诊断,了解个人短板,并以此为依据制定相应的行动方案。自我诊断是内观的基点,是教师自我培育的基础与前提,做好自我诊断,后续的自我改进才会更具针对性与实效性。 第二,思维批判。它指向对目前教学实践中教师思维方式存在的问题的分析、甄别与修正。正确的思想是正确行为的先导,教师的思维品质对教育实践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教师将一些实践问题或理论问题简单化、片面化、机械化及表象化处理。譬如,对“讲授与自主、合作、探究”“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关系”“三维目标”等,表现出简单的“二元思维”的特点,非对即错,非此即彼,缺乏缜密的思考与探究,以致在实践中遇到了很多问题和困难。二是教师的思维封闭、保守、僵化。譬如,某教师教《蜗牛的奖杯》一文时,大部分学生接受了课文“那只获得了冠军奖杯的蜗牛由于骄傲而背上了重重的壳”的观点,只有一个学生质疑到“书上说一只蜗牛获得了冠军,为什么后来所有的蜗牛都背上了重重的、坚硬的壳呢”,教师却没有注意到这个生成性的、可贵的问题,学生批判思维的火花熄灭了,教师也错失了一个对于自己和学生都难得的深化对课文的理解、加强思维训练的良机。因此,教师要注重思维的独立性、辩证性、发散性与开放性,用正确的思想有效地指导教学实践。 第三,思潮的反动。实施课程改革以来,社会上各种教育思潮云涌,盲目跟风、拿来主义、生吞活剥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严重阻碍了课程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比如在教学设计上玩语言文字游戏,换汤不换药;掺杂着各种时髦论调的、五花八门的学案和导学案等令人眼花缭乱;巡课、阅课等未经实践论证的模式与经验到处传播;某些脱离实际的所谓好课的若干条标准、好教师素养的若干条标准令人无所适从;过度运用多媒体、技术至上的现象屡见不鲜……教师对各种流行的思潮应该独立思考、批判鉴别,要披沙拣金、审慎选择,切不可全盘接受、盲目崇拜。 第四,学习者的追问。语文课程标准强调教师要做学生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合作者、引导者,要求教师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个体差异,那么如何做好引导者呢?好的“引导者”,首先要做一个好的“学习者”。在终身学习的社会,学习和怎样学习应该成为教师职业关注的重要方式。在芬兰,教师必须要有终身学习的能力与意愿,因为有能力学习、研究,才有能力创新教学;芬兰教师的研修比较常态化,是职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他某些发达国家,自律、自发、自我的研修方式也同样普遍。作为一种学习和借鉴,我们也许需要追问:“我是不是一个学习者,是不是一个足以做引导者的学习者?” 第五,研究者的追求。20世纪70年代,芬兰已经有了“中小学教师为研究型人才”“教师是基于研究的职业”等相关规定,这体现了“研究应该是教师职业的重要特性之一”的观点。教育教学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大量的实际问题,需要教师持续不断地思考、研究、行动,而富有成效的研究会使教学实践事半功倍。但目前,朴素的研究之风尚未盛行,教师对研究意义的认识有待提升,研究的实效性有待加强。树立研究意识、提高研究能力是教师专业化的需要,也是时代的要求,教师应结合自身实际,通过课例研讨、教学反思、课本解读、课题研究等多种方式,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探索,使实践、反思、再实践的过程能够真正有效地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 第六,实践者的反思。教师作为一个实践者,应该使反思成为教学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反思不是外在于教学的附加任务,它就是教学实践本身。教师要有自我解剖的勇气、能力与智慧。教后的反思要成为习惯和常态,教师还可以通过教学切片、课堂实录等照镜子的方式找到一条更有力量的途径以自我改观。 第七,理念的距离。理念与实践本为一体,但实践中却往往是“两张皮”,贴标签的情况普遍存在。理念与实践之间的差距,虽然在课程改革进程中不可避免,但仍是现阶段应该直面与深思的。理念不是阳春白雪、远在云端,理念其实有时候就是一种态度、一种习惯、一种方法。教师可以经常性地自我反问,自己的教学中学生是问还是被问?是回答还是被回答?是合作还是被合作?是学习还是被学习?在课堂上,学生生态环境如何?他们是否有实质意义上的快乐、幸福、惊喜或好奇?他们整体表现出什么精神气质,昂扬向上抑或消极萎靡?他们视课堂为乐园抑或其他?……在纷繁的各种表象被剥离后,所剩的便是真实的教育景象,教师可以清晰地丈量出理念离实践到底有多远,这距离会令我们不断地反思并走向深入。 以上从七个层面谈了教师内观策略的运用。内观策略能够帮助教师正确地看待自己、评价自己,自我修正、自我培育,是教师专业进步的重要策略之一。 语文教师论文:中学语文教师在网络环境下的任务和策略 中学语文教师在网络环境下的任务和策略 福清第三中学 王钦法 [内容摘要]中学语文教师必须正视网络环境下阅读和写作方式的变革，积极探索基于网络环境的新型教学模式，大力促进信息技术教育与语文课程的整合；应当尽快认识网络，熟悉网络环境，充分调动网络教学资源为我所用；应当以同步提高学生语文能力和信息素养为己任，以网络环境下的阅读和写作指导为突破口，身体力行，教会学生高效学习。 [关键词] 中学语文教师 网络环境 任务策略 （一） 2000年10月26日，教育部决定从2001年起利用5到10年时间在全国中小学基本普及信息技术教育，全面实施"校校通"工程，以信息化带动教育的现代化，实现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并提出要加快信息技术教育与其它课程的整合。网络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实践和研究，业已拉开帷幕。网络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巨大动力推动着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技术以及教学过程中的一切因素进行革命。随着网络技术在学校教学中的广泛运用，网络环境中的教学以其特有的科学性和高效性，成为现代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显示出独特的内在魅力。 语文，是人们从事学习、工作，赖以思维并进行交际的基本工具。当信息化成为当今人类社会的重要特征，信息高速公路上的WWW（全球信息网）、E-mail(电子邮件）、Archie(信息查询）、Netnews(网络新闻）等多种服务正在明显地改变着人类交往、学习乃至工作、生活方式的时候，传统的语文教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网络环境下阅读和写作方式正在发生巨大的变革：在阅读方式上，将从文本阅读走向超文本阅读，从单纯阅读文字发展到多媒体电子读物，并在同电子资料库对话中进行高效率的检索式阅读；在写作方式上，将从手写走向键盘输入、扫描输入和语音输入，从传统纯文本写作到超文本结构的谋划与写作，并在与电子资料库对话中走向阅读与写作的一体化，以及在远程交流中阅读与写作的协同化和群体化（如上传、下载、聊天等）。网络环境下阅读和写作方式的这些变革，是不以传统的经典的语文教师的意志为转移的。 目前，我国大多数中学语文教师计算机应用能力还不强，掌握网络技术和学习新的阅读及写作方式都存在着很大的困难，语文教育者对于现代信息技术与本学科教学整合的争论多于行动，因此，我们必须正视现实，转变观念，认识网络，积极探索基于网络环境的新型的语文教学模式，大力促进信息技术教育与语文课程的整合。 （二） 所谓网络环境，是指构成国际互联网（Internet）以及与国际互联网相连的局域网络物理空间的各种硬件设备，以及形成网络正常运行空间的各类软件。网络信息，是指网络上储藏着的各种形式的信息的集合，包括信息内容本身、记录信息的载体、信息的表达形式、信息组织的结构和信息传播的手段等要素。网络教育信息资源是指经过人们选取、组织、序化后的有用信息的集合。网络信息资源的内容特点，在数量上具有海量性，在种类上呈现多类型、多媒体、跨地域、跨语种的特点；在分布上是分散、开放但具有独特的超文本链接和模糊检索关联的统一体；其形式特点则凸显出交互性，基于电子平台、数字编码基础上的多媒体超越了传统的信息组织方式，集中了语言、非语言两类符号，能从一种媒介流动到另一媒介，能以不同的方式述说同一事件，能触动人类的不同感官经验，在本质上成为人机互动的共享媒体；在效用方面，具有共享性、时效性、强转移性、强选择性和高增值性等特点。网络信息资源的上述特点，决定了网络环境下的教学过程的开放性、学习过程的交互性、学习内容选择的自主性，这就恰恰应合了人本主义和素质教育倡导的主旨。当不少语文教师正在对传统的CAI课件欲做不能、欲罢不舍的尴尬局面中，基于网络环境的语文教学，已经展现出更广阔的天空。一位具有时代感和责任感的语文教师，不能不对此予以强烈的关注和积极的投入。 语文教育信息资源是网络信息资源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据它在网络计算机上的存储位置，可分为泛在资源、导航资源和本地资源。泛在资源即未做过信息的学习网站，包括大型网站的搜索引擎以及其它广泛存在的网络信息资源。导航资源一般作为学习的辅助材料，它通过目录的形式已完成了非本地资源的信息工作。P2P导航资源，是页面到页面的组织方式。它主要以标题的形式组织信息资源，点击标题即可到达文章的真实IP地址；S2S导航资源，则是站点到站点的组织方式，如网站首页的友情链接等。本地资源是指存在本地服务器或计算机上的信息资源，内容经过深度加工，结构良好，如CSC电子备课系统、K12教学资源等也属于此类资源。语文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的不同阶段，结合学校的网络硬件环境实际，选择利用不同的教育信息资源。 近两年来，中文网络教育资源与日俱增，以语文教学为主题的教育网站也有了一定的数量。过去语文教师中只有极少部分的先行者费时费力封闭式地制作课件辅助教学的状况，将由于网络环境中教学资源的日益丰富和开放而得到根本的改变。如下列的教学网站（页）就蕴藏着极为丰富的语文教学资源。 （三） 近年来，随着当代信息技术向基础教育教学领域的迅速扩展，信息素养 （Information Literacy)及其培养在各国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美国对中小学信息素养的要求，简而言之有以下八条：1、具有信息修养的学生能有效和高效地获取信息。2、能熟练地批判性地评价信息。3、能精确地创造性地使用信息。4、能探求与个人兴趣有关的信息。5、能欣赏作品和其他对信息进行创造性表达的内容。6、能力争在信息查询和知识创新中做得最好。7、能认识信息对 民主社会的重要性。8、能实行与信息和信息技术相关的符合伦理道德的行为。语文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其根本的教学目的，就是要训练学习者的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以信息论看理解能力，它应当包括高效获取信息，熟练、批判性地评价信息，有效地吸收、存储并快速提取信息的能力；而表达能力，则应当包括运用文本和超文本表达信息、创造性地使用信息，并将以上一整套驾驭信息的能力转化为 自 主、高效地学习与交流的能力。基于上述的理解，现代信息技术与 语文学科教学的整合，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在语文的理解和表达体系中，阅读与写作是最重要的板块。如前所述，在信息社会的网络环境下，阅读和写作方式正在发生重大的变革。因此，我们必须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大力培育学生的信息素养，指导学生学会网络环境下的阅读和写作。 中学语文的阅读教学大致有五种类型：一是为大体了解读物内容的浏览性阅读，二是为透彻理解读物内容的理解性阅读，三是为获得审美愉悦的鉴赏性阅读，四是为提高写作能力而进行的借鉴性阅读，五是为研讨特定问题的探究性阅读。从当前的语文教学现状看，浏览性阅读（博览）和探究性阅读（精读）未能受到重视。因此，网络环境下的阅读应以博览精读为目标，使学习者以现代化的开放性的阅读心态，适应网络信息全方位、高密度的资源特征和呈现方式，适应信息社会对新一代公民文本表达并兼具超文本表达能力的要求。 浏览性阅读要求是经常浏览书报杂志和网络信息，能快速提取主要信息，准确筛选所需信息。探究性阅读则要求围绕专题搜集、整理相关材料，并能针对专题提出自己的某种见解。阅读过程中的浏览与探究，整体教学过程中的阅读与写作，都是一个有机的结合体。在方法上，可以指导学生围绕一定的主题，按照点圆式信息传输路径阅读大量的有关文本，并进而开展探究性的系列活动。在教学过程上，湖北省李克刚老师设计过如下的学习流程：1、明确方向，提出建议。如在教学《记念刘和珍君》时，组织学生在Internet环境下，以"传记文学"为方向进行阅读，进而要求学生在网络上把该文改写成《刘和珍君传》。2、主题搜索，制作卡片。在明确方向的基础上，要求学生搜集某一主题的相关资料，制作电子读书卡片，初步筛选 、收集信息。如在开展《祝福》阅读教学时，有的学生就通过搜索引擎在网上寻找相关信息，把鲁迅笔下的女性形象集中在一起进行分析。3、归纳整理，分析理解。即引导学生对各种资料进行归类，发展学生整理归纳信息的能力。4、展示观点，深入认识。在占有大量信息并进行初步归类加工后，引导学生继续完善、加深对阅读主题的认识，对重点信息进行深度加工，从不同角度去认识、理解事物事理。在网络环境下可以组织学生在聊天室里写作，发表看法，交流意见，衍生创造出新的信息。 网络环境下以博览精读为目标的阅读，是以信息论为理论指导，以围绕阅读目的准确、快速、有效把握文章相关信息为基本原则，不断提高学生语文能力和信息素养的教学模式。学生的阅读对象除了传统的书籍报刊外，还有更为丰富的即时的网络资讯、多媒体信息。通过博览精读，学生将获得大量的感性材料，为联系生活提供更多的条件，从而扩大学习时空，激发写作兴趣，有效地强化作文能力的培养和综合素质的提高。时下的网络空间已经为学生发表作品提供了极为自由和广阔的阵地，学校、学科、班级、个人主页正层出不穷，E-mail(电子邮件）、ICQ+Netmeeting(网络寻呼+聊天室）、BBS（电子公告栏）等也都可以成为学生发表作品交流信息的良好载体。学生对作品发表欲的满足，将直接激发创作欲，形成良性循环，促进语文能力和信息素养的同步提高。 我国教育技术专家桑新民博士指出："中国网络教育模式必须完成教师灌输为主向学生自主与协作学习为主的历史性转变"。教师有各自不同的专业，但各专业教师共同的使命则是教会学生如何学习。网络技术当然不是包治教育百病的灵丹妙药，但毫无疑问网络环境下的学习是一种高效的学习。要教会学生如何学习，包括语文科在内的各专业教师首先必须自己先学会高效地学习。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语文教师论文:新大纲需要语文教师更新哪些教育思想 1．从“传授语文知识，培养语文能力”到“着力于学生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学习态度、情感、习惯、方法和文化底蕴等基础素质的培养”。 过去，教育教学中存在“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的现象，后来，有专家提出“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并重的”的观点。现代教育理论认为，学生素质的提高，智力因素起决定作用，非智力因素起重要作用，新大纲强调知识、能力素质的同时，要求培养学生正确的学习态度、习惯、方法和对语文学习的情感。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规定“小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是 ——培养热爱祖国语言文字和中华优秀文化的思想感情，——养成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养成勤查字典词典的习惯”，“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养成留心观察，认真思考、勤于动笔、认真修改自己作文的良好习惯”，对于写话有兴趣，乐于把自己想说的话写下来”等等。 2.从“高要求高效益”到“适当降底要求，留有发展空间”。 原教学大纲存在要求偏高，难度偏大的问题，如要求小学生划分段落，归纳中心思想，理清句与句、段与篇的关系，这样的要求无疑会加重小学生负担，影响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新大纲站在可持续发展的高度，适当降低教学要求，让学生有自主学习语文的时间。作为一名小学语文教师应该树立“着眼学生终身发展，培养学生全面语文能力”的教学观念，通过自己的教学，使学生装掌握适当的方法，摸索语文学习的途径，不断形成独立学习语文的能力。通过自己的教学，培养学生学习语言文字的兴趣和习惯，使其一生中能够主动地探求教师未教过的知识，不断为啬自己的语言文字储藏量去搜寻和积累知识，厚积薄发，适应各种工作实际的需要。 3.从“思想道德教育”到“全面提高人文素养”。 传统的语文教学的思想性往往局限于“政治思想道德灌输”，这种教育又游离于语言文字的教学之外，使语文教学与思想教育变成“两张皮”，效果较差。同时，现实的语文教学中大存在“繁锁机械分析，缺乏人文精神”的倾向。新大纲结合语文学科的特点，提出“全面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人文素养”包括“爱国主义精神、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品质”、“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思维品质”、“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语文作为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其蕴涵的人文素养，民族精神和历史底蕴熏陶、感染、促进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人文精神应该成为语文的灵魂，失去人文精神的语文教学是干瘪的，毫无意义的，强调语文教学的人文性，是对语文教学本质的追溯和回归。将思想教育纳入人文素养培养的范畴，就是将思想教育纳入了语文教育本身，思想教育的实效性也落到了实处。 4.从“传授、被动接受”到“注重学生主体、培养创新精神”。 语文教学是一门富有创新内涵的学科。语文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其字、词、句、段、篇的教学法，听说读写的要求，都包含大量思维能力和创造力培养的因素，语文教师在教学法过程中积极挖掘，系统训练，不仅能培养学生运用语文知识的能力，还能培养学生不断自我完善的能力和适应社会发展的主观能动性。语文教学中创新精神的培养主要表现在尊重学生主体，创设和谐氛围，建立良好的合作学习机制，鼓励学生发表与别人不同的见解，敢于打破常规，培养创新精神；重视思维训练，给学生以思维活动的时间和空间；把握教学环节，培养创新能力。 5.从“繁锁分析”到“重视积累、感悟、熏陶、运用、迁移”。 这里就牵涉到一个学习语言的规律问题。过去一段时间认为语言的学习跟自然科学一样讲究序列化、科学化、程式化、认为语法是语言学习的关键，“授之以语，莫如授之以法”，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原本充满情趣和活力的语文课堂变成了枯燥乏味，不厌其烦的分析课，考试变成了标准化试题的天下。在语文教学高耗低效、走进死胡同的情况下，人们开始回头看看，思考从传统的语文教学经验中涉取养分：自上古直至解放前夕，除了识字阶段有较多的耳提面命之外，从刀笔小史到国学大师，基本上都是自己读出来的。70岁以上的人大都知道，30年代的小学生写的作文，比于今一般的高中生写的作文要通顺、实在、活泼得多。以前的老师都是“学究”，都“照本宣科”，“教学法”几乎未之尝闻；解放后，这“方法”，那“模式”成为注意中心，唯独无视自身学养这个根本。1995年，浙江师大王尚文教授出版了他的《语感论》，周有光先生认为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领域”，“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其实，文言也好，白话也罢，古典诗词，现代诗歌，凡操作过而有所成就的过来人都心里有数，是得之于语感，而不是语法。著名特级教师张庆说过：“学文如积沙，学理如堆塔。”也是说语言学习是一个不断积累、模仿、内化、感悟、运用的过程。全国著名特级教师于永正的“以学为本，以读书为本、以创新为本”、“重积累、重感语、重熏陶、重情感、重迁移”的语文教学应该说是抓住了语文学习的根本，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6.从“以客观题为主的评价”到“以主观题为主的评价”。 以客观题为主的评价最初为“舶来品”，即后来的“标准化命题”，它是随着人们对语文知识体系的认识和现代教育技术对评价方式的要求而产生的，但人们发现这种评价方式并不能涵盖汉语文所有的内涵和外延，特别是不能容纳和聚敛创造性思维，灵感思维的意象和风采。西方文化讲逻辑，讲条理，讲构件；中国人讲“水乳交融”，讲“参伍以变，错综其数”，讲“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那么，汉语文的知识、能力体系到底是什么？钱理群先生根据“四种能力与人的精神、思维发展的关系”，提出了一个较新的分析框架。除了“态度”和“习惯”的追求以外，他认为听与读应包括：(1)理解与感悟力，审美力；(2)归纳力；(3)内化、扩大与深化的判断力、联想力、创造力、批判力。说与写应包括：(1)感知力；(2)正确运用语言文字表达自己的能力；(3)正确地与“他者”交流的能力；(4)自我审视、质疑的能力。] 作为博大精深的汉 语言文化不是轻易可以理成“体系”的，即使成了所谓的体系，也不一定科学。当然，也不是无规可循，以来掩盖规律探索的苍白无力。 语文教师论文:对语文教师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方法研究 一、活用教材,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 教材只是为教师提供一个思路、一个模式。新课程倡导教师对教材进行创造性的处理,运用教学机智进行反思性教学,提升教学情境的适应性和教学实践的合理性。 因此,教师在备课时,一定要准确把握教材的科学体系和逻辑结构,把握教材的重点内容和非重点内容,把握教材的难点和疑点。然后对教学内容进行教学重组和整合,选取更好的内容对教材进行深加工,结合教材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求新求奇。在我们的课堂教学中,教学的方式要尽量多一些,活一些。讲述、读书、讨论等形式交替进行,千方百计地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感到有新意。有新意才能让学生兴奋起来,才会让学生感觉到学习过程的美妙,就好像步入百花盛开的花园到处能够闻到鲜花的清香。教师要想方设法使每一堂课充满新意。比如:讲童话故事时,可以让学生演一演;讲到诗歌,可以在教室开展诗歌朗诵会;泛读课文时,可以夹杂着录音及录像等。这种教学方法会让学生产生无穷的乐趣,从而引起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 二、关注过程,优化小组合作的学习方式 新课标倡导自主是、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小组合作学习在课堂教学中已凸显出多方面的优越性,然而我发现在教学中,有的语文教师把小组合作学习当作是"活跃课堂"的一种方式。课堂上热热闹闹的,可在热闹之后一些问题却随之而来:诸如"滥而不精"、"学而无效"等方面。那么如何让小组合作学习真正有效,让学生真正合作学习呢?首先要对教材进行深入的、整体的研究,去除那些繁琐杂乱的或者易懂的无必要的合作。其次我们在明确合作探究目标的基础上,小组分工要明确。教师必须先分配好小组的成员,小组长,小组组员的分工,要让每一个学生在小组学习中都有事可做:发材料,做实验、记录、发言、总结、汇报等等分别由不同的学生承担,让每个人在小组学习中都有表现自己的机会,让人人都成为小组学习的主人。然后建立合作机制。教师必须有意识的强化"学习小组"的集体荣誉感,让每个成员感到自己的行为会影响整组的学习效果,引导学生学会倾听别人的述说,尊重别人的意见,从而使组内出现"互动、互助、互勉、互进"的局面。最后还要教师适时引导。由于在合作过程中学生活动相对分散,干扰因素相对增多,教师要成为学习小组的一员,参与学习活动,并通过提示、点拨等形式,保证合作为提高课堂效率服务。 三、重视个体,运用激励性的评价 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着重是通过对某一问题的研究,让学生了解研究问题的方法,培养研究问题的意识。由此探究性学习的评价是一种形成性的评价,并能够如实地反映学生的成长发展历程。它突破了长期来,在各种教学中重结果、轻过程的不良现象,促使语文教师全面的、多层次的看待学生,积极采用多维、多极的评价方式,适应不同个性和能力的学习情况,并以鼓励、表扬等积极评价手段,从正面加以引导,使每个学生在自己原有的基础上都有所发展。在课堂上常用的评价方式有: 1、口头语言、体态语言评价。及时的语言评价具有针对性、激励性、情境性、发展性的特点,应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课而异。对于学生的回答,不论正确与否,老师都能及时做出评价,评价要细致全面,不能简单生硬。一个赞赏的眼神,一个表扬的手势,一句鼓励的话,都能使学生心潮澎湃,对他们产生积极的影响。 2、物质奖励。通过评选"合作之星""课堂发言人"、"爱动脑筋星"等活动使学生感到参与活动的乐趣,使其他同学有所向往,有所期待,从而更加踊跃地参与到教学中来。 3、也可采用简单易操作的量化表评价。评价可以对学生的课堂表现、学习效果等方面进行量化评价,采用班级张贴量化表,积累评价得分或图案,贴近学生的生活,这样才能反映出学生的实际,做出客观的评价。无论采取什么样的评价,都应有利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和发展,建立促进每个学生全面发展的评价机制,将评价贯穿于语文教学的全过程,灵活运用。 总之,提高语文教学的有效性是深化课程改革的关键和根本要求,是语文教师教学中需要面对的一个长久的、棘手的又必须要关注、要解决的问题。这需要我们广大语文教师在不断的实践总结中不断地完善,让我们在整体把握教材的基础上,活用教材,关注学生的活动过程,做好合理适时的评价,让语文教学真正做到有效。 语文教师论文:对语文教师“学情分析”的个案研究 “学情分析”是从“学”的视角重构语文课堂的一个着力点,由此出发对语文课堂加以考察,一些长期困扰语文课堂教学的深层次问题可以得到较为有力的解释。 一、语文教师“学情分析”的现实图景 长期以来,语文教师的备课流行着“三备”的说法,即“备学生,备教材,备教法”。其中“备学生”是指备课过程中“了解学生”,其主要内涵是“了解他们对一定学科的有关知识、技能掌握的范围和质量;了解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态度;了解他们的思维特点、自学能力和学习习惯等……在了解学生的基础上,预测他们在学习新教材中可能出现的问题……”[1]对学生的基本特征和学习基础进行了解与分析,是教师寻找学生学习起点的主要措施,也就是“学情分析”。为了了解广大语文教师对“学情分析”的基本理解和实际做法,笔者采取个案统计分析和问卷调查两种方法对语文教师的“学情分析”现状作了研究。以下呈现基于本次调查数据的分析与解释,力图勾勒出我国语文教师“学情分析”的现实图景。 (一)语文教师“学情分析”总体呈明显上升趋势 从近十年主要的语文教学期刊发表的教案和教学设计的分析来看,含有“学情分析”的教案(115个样本)在总教案数(605个样本)中所占的比例,逐年分析数据如右图。 图中的折线表明,近十年来“学情分析”在中学语文教案和教学设计中总体呈上升趋势,关注学情分析的教师越来越多。同时也表明,开展“学情分析”的教师所占比例仍不够高(最高比例为43.6%),仍有超过半数的教师在备课阶段没有作“学情分析”。 (二)学情分析由宏观背景逐步落实到具体层面 长期以来,语文学科教学论受一般教学论影响,学情分析仅停留在对擎生的基本特征作出整体性描述,使学情分析显得空洞、模糊。近十年来语文教学实践中的学情分析,虽然仍有相当多空洞、模糊的学情描述,但也有不少教师已意识到学情分析应该走向具体化。语文教师“学情分析”主要涉及分析方法、分圻内容、分析结果等三个基本层面。 1.关于“学情分析的主要方法” 在学情分析中,只有3.5%的教师说明了自己所使用的分析方法,换句话说,96.5%的教师没有学情分析的方法意识。在说明了学情分析方法的少数教师中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说明了自己的分析方法属于“经验判断”,如有位教师这样分析:根据几位教过这篇课文的老师的反映,加上我本人的教学经历,得知学生在学习本课时有以下特点……[2]这位教师的学情分析主要是依据自身和其他教师的教学经验而作出判断的。二是说明了自己使用的学情分析方法是问卷调查法,如下面这位教师的分析:我们在同学中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对这篇小说“喜欢”“态度一般”“不喜欢”的同学分别约占20%、60%和20%。[3] 此外,教师在关于自身的学情分析方法的陈述中,还涉及以下一些方式方法:一是课前布置预习思考题,上课前询问学生是否看了课文,与课文有关的内容掌握了多少,或者让学生提出问题,或者请学生事先递交对课文的书面质疑,或者让学生谈初读作品的基本感觉。二是在课堂上,通过交谈、提问等方式了解学生的知识结构、知识水平、学习兴趣,在教学互动中及时把握学情的变化。三是通过作业反馈、提问、谈话等手段,就作业布置及上交情况,与课代表及个别学生进行交流,征求意见。四是根据学生的语文考试成绩进行判断,对每一次测试的试卷进行分析。还有的教师定期作学情调查,例如有的每月进行一次学情调查,随机征求学生对教师教学的意见。有的教师会在每学期初做一个学情调查,了解学生的学习习惯及需要。 同时,调查也发现,教师对学情分析方法的认识含混不清。例如:有的教师说“注意与学生平等交流,让学生可以大胆说出想法”,有的教师说“结合不同学力的学生,在上课内容及相关的练习中有所选择,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调节学生学习状态,经常鼓励学生,不断与学生交流”,还有的教师说“针对大部分学生水平,确定难点、重点,并有针对性地辅以练习”等等。这些内容均把教师根据学情评估结果而作出的促学决定与学情分析方法混在一起,似是而非。 2.关于“学情分析的主要内容” 教师在学情分析中到底涉及哪些内容,主要分析了哪些学情,这是学情分析的“内容”层面的问题。从调查与分析结果来看,近十年来语文教师的学情分析内容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对学生“学习需要”的分析,包括对“学生与课文有距离”的分析、“学生对课文学习有困难,缺乏兴趣”的分析等;二是对学生“学习准备”的分析,包括关于“课文内容比较易懂”的分析、关于“学生的知识基础”的分析、对“学习兴趣”的分析、“认知特点”及情感特点的把握、对学生实际基础和差异性的了解、关于“学习习惯”的分析、学校及班级背景的介绍等。 3.关于“学情分析的基本结果” 从教师对学情分析结果的表述来看,其基本内涵指的是“分析结果的使用”,也即主要包括学情与教学设计之间关系的陈述。如一位教师在教学《说“木叶”》时的分析: 面对班内学生的学习现状,那种原地打转、周而复始的学习肯定不能满足他们学习成长的需求。因此,我更多地着眼于学生对文艺随笔章法的领悟、对诗歌语言暗示性的传统理解,这样,既可以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也不会盲目“挣脱”教材本身设定的重要内容而游离于语文课程之外。[4] 更多的个案表明,教师已经意识到应该结合具体的课文教学进行学情分析,有许多教师分析了在具体的教学中自己所面对的学校性质和班级学生状况,有的甚至已触及学生的个别学情。从“学习需要”分析和“学习准备”分析的样本来看,教师的学情分析不再满足于学生语文学习的宏观背景,逐步向具体的学习层面转移,开始聚焦于语文课堂教学的具体形态。 (三)“语文教学内容”逐渐成为学情分析的核心参照要素 十多年来的学情分析,教师们虽然用的是实践话语,表述也有所不同,但都是将学生的学情与具体要学习的教学内容联系起来加以考虑,把教学内容作为学情分析的核心参照要素。 例如在分析“学习需要”的时候,有许多教师能够以教学内容为参照对象揭示学生在具体课文学习中的学习需要(learning needs)。在 教学设计中,学习需要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指有关学习者学习的目前状况与所期望达到的状况之间的差距。即当“现状是”与“应该是或必须是”两者之间存在差距时,就产生“学习需要”。“学习需要”分析的目的在于寻找教学中的问题所在。而这些问题的寻找是需要以具体的教学内容为参照的。近十年来教师关于“学习需要”的分析主要体现为: 1.围绕“学生与课文有距离”进行分析 一些教师认为,部分文言文及古典诗词曲类作品因年代久远,与学生产生了距离;因学生自身阅读水平的限制和时尚潮流的影响,对于中外经典作品,学生感到有隔膜,阅读难以深入;鲁迅的作品与学生有距离;生活在大都市的学生对描写乡村的作品缺乏直接的感受,有距离。例如,有的教师在执教《林黛玉进贾府》时是这样进行“学习需要”分析的: 这些学生比较单纯,没有什么社会阅历,大多为“不更事的少年”,对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不太了解,所以对于作者刻画王熙凤的一些精彩语言,学生可能不容易领悟,这样也就不容易领悟到作者的用语之妙。毕竟,文中三个主要人物,尤其是王熙凤的性格,蕴涵了太多的社会学、心理学意义,这不是年纪轻轻的学生所能把握的。[5] 2.指出“学生对课文学习有困难,缺乏兴趣”的状况 有的教师认为,学生对一些文言文学习感觉有些难,兴趣不大;学生理解鲁迅杂文有难度,缺乏兴趣;对古典小说、戏曲和现代派小说,学生缺乏兴趣。例如,有的教师执教《窦娥冤(节选)》时是这样做“学习需要”分析的: 由于理科生对语文的重视程度相对不高,再加上近几年高考中戏曲几乎成为高考试题的盲区,因此对本部分内容学生在思想上重视不够。[6] 在众多个案中我们可以看到,有的强调学生与课文内容之间存在较大距离,有的指出学生对课文理解不成问题,有的通过描述学生与课文之间的距离来确定教学的重点和难点,有的从课文教学内容出发分析学生的学习起点,有的甚至根据学生与内容之间的差异性进行分层设计。这都充分说明,“教学内容”(大多数教师表述为“课文内容”)已经成为学情分析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1.分析手段比较单一 从教案和教学设计中反映的学情分析状况可以看出,教师的学情分析大多数采用经验判断的方式,115个学情分析样本中,只有三位教师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方式,其他都是经验判断。可见,语文学科的学情分析手段需要进一步探索,需要通过加强学情分析的专业化来提升学情分析中的技术含量,一些比较成熟的分析手段,如问卷调查、观察、谈话、前测、后测、作业分析等方法亟待在语文教学设计中有针对性地加以运用。 2.学情分析过程比较粗疏 从具体样本的分析内容来看,学情分析过程基本上是粗线条的,三言两语的简单评判式分析居多,大多没有结合具体教学语境和学习状况展开分析,分析的内容不分层次,应然与实然不区分,各种学情要素杂糅在一起,在简短的篇幅内试图把所有要素都呈现出来,导致“只见判断,不见分析”,“只见结论,不见过程”的现象。 3.学情分析的深度不够 十多年来的学情分析虽然涉及了四大方面、十一个学情点,但蜻蜓点水式的分析居多,尤其是对学情与教学内容之间的关联性缺乏具体分析,有相当多的教师只强调“学生与教材有距离”,“学生学习有一定的难度”或“学生读懂课文没有问题”等初步判断,没有进一步去寻找学情与课文具体内容的“契合点”。这样的分析是一种表面的“浅度描述”,是一种印象式的判断,较难深入到课程与教学内容的具体事实层面。缺少具体事实内容的学情分析势必使本应是课堂核心“构件”的学习基础与经验状况沦落为课堂教学中的一种背景式的“点缀”,难以把教学设计中的“学情依据”转化成教学实施中的促学手段,致使学情分析的结果游离于具体而真实的课堂现场。 二、对语文教师“学情分析”的深层追问 调查研究发现,语文教师在教学设计时做的学情分析与实际的课堂教学之间体现的学情状况并不一致。具体来说,就是教师认为自己的学情分析是有效的,但在实际课堂教学中体现出来的状况揭示出教师的学情分析并不是有效的。这种发现来自两个方面的追问:一是对教师学情分析与其课堂教学之间的关联性追问;二是对学生在课堂上的感受的追问。 (一)对学情分析与课堂教学之间的关联性的追问 从调查样本的整体情况来看,教师对学情分析与课堂教学之间关联性的认识还存在较大问题。多数教师缺乏从语义教学的全过程来把握“学情分析”的意识。 在进行了学情分析的115个教学设计样本中,陈述了教学目标的仅占43.5%,未达半数。表述了教学过程与所分析的学情有关的(即在教学设计的“教学过程”内容中有针对所分析的学情的表述)仅占40%,也未达半数。教学设计中有“作业布置”这个环节的占58.3%,还有41.7%的教学设计缺少了“作业布置”这个环节。从学情与这三方面内容的关联性来看,问题比较大。 教师对学情的分析结果只有融入具体教学目标、教学过程、作业布置之中,才有可能发挥作用。但从115个语文教学设计的统计分析来看,教师在教学设计时大多未能把“学习起点”分析的结果与教学实施过程、教学评估(作业布置)较好地关联起来,这势必造成“学习起点”分析的空泛性。 语文课堂上的“学情分析”是教师为了有效指导学生学习而开展的对学生学习情况的诊断、评估与分析,其作用是为教师的有效决策提供准确的信息和证据,便于“改进学习”。因此,正如前文引述的备课理论所言,寻找“学习起点”,最关键的是“预测学生在学习新教材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不言而喻,“预测可能出现的问题”应该贯彻在教学各环节的设计中。也就是说,学生可能在课堂上出现的问题是有具体情境和具体内容的,教师应该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及其呈现方式加以分析与预测。 但实际情况却是,大多数教师在教学设计中把“学情分析”处理成一个单独的备课环节,使“学情分析”与整体教学设计产生游离。例如,在分析“学习需要”时,很多教师都能从整体上看出学生与课文之间有无距离,学习课文是否有难度,但仅此而已;在其设计过程中看不出教师为了拉近距离、激发兴趣、降低难度而采取的具体措施。又如,在分析“学习准备”时,有些教师已认识到学生对某些课文一读就懂,课文本身没有什么难度,但设计时仍然按部就班把课文从头教到尾。或是已分析到学生的实际基础和差异性,但在设计过程中却看不出其为了适应基础和差异而安排的教学举措。 概而言之,教师按照旨在改进学生学习的备课模式去分析学情、了解学生,但所分析的学情却难以融入教学过程中,教师难以依据“学情”预测学生在实际学习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难以真正确立切合学生实际的“学习起点”。 (二)对学生的课堂感受的追问 问卷和访谈结果显示,认为语文课收获较大的学生仅占21.6%。学生认为语文课堂学习收获不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认为自己语文成绩的提高主要靠自己通过课外阅读获得的知识,教师在课堂里讲的东西大多是没有用的,不能帮助自己增强语文能力;二是认为语文课上自己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看课外书或做理科的作业,但成绩依然不错;三是认为如果不是为了高考,语文课可以取消,因为语文课上所学的东西对自己将来的发展没有用;四是语文课基本不用费力去学,上语文课是一种休息与放松;五是自己上了语文课和没上语文课一样,没有什么进步;六是只要自己先看一遍课文,就不用听讲,老师所讲的内容都在自己的理解范围内。下面一组关于课堂状态的数据可以佐证: 对语文课感兴趣的学生仅占28.5%; 经常预习的学生仅占9.7%; 在课堂上不举手发言的占54.7%; 在课堂上经常听同学发言的占42.0%; 在课堂上时常走神的 学生占66.4%; 只有5.1%的学生认为老师知道自己对每一节课内容的学习情况; 79.5%的学生认为在课堂上时常存在“你懂了的内容老师反复讲,你不懂的内容老师偏偏不讲”的现象; 60.7%的学生认为不需要老师对一篇课文的方方面面讲得很详细。 学生对语文学习状态的上述表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的语文课堂教学状况。学生的兴趣状况、预习情况、课堂参与度、课堂发言、课堂注意力等情况直接影响着课堂氛围。从调查情况可以看到,语文课堂学习状态出现了许多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从学生的回答中我们听到了一种“沉默的话语”——对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的诉求。这些来自课堂深处的诉求表达的是对教师学情分析与教学方式之间关联性的质疑。 三、从“学”的视角重构语文课堂的基本路向 笔者认为,语文教师唯有从“学”的视角重构语文课堂教学的内容与方法,才有可能让课堂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重构的基本路向是通过对“学情分析”公用平台(框架)的重建,拓展学情分析的空间,促进课堂上“学情”诸要素的互动与关联,使“学情分析”的功能在促进学生学习的过程中得到最佳发挥,真正建立起以“学”为基点的丰盈而润泽的语文课堂。 (一)“学情分析”的公用平台(框架)的建构 从积存的大量语文教育研究文献来看,教师和研究者在使用“学情”这个词时,“能指”相同,但“所指”差异过大,有的采用“学习论”中的“学习”内涵,试图让“学情”无所不包;有的指向过程中的学习状态;有的指向学情的基本特征;有的指向学习过程中的个体差异;有的指向学习中的情意状态。 “学情”在“所指”上的差异反映的实际是教师对课堂中具体“学情”的认识不一致。这种“不一致”直接导致的可能是“学情”分析上“关注点”的差异和公用平台(框架)的丧失。教师在学情分析时缺乏一个公用平台(框架),就难以在学情分析的结果与具体的教学过程之间建立有效的关联,这势必造成学情分析结果的空泛与虚无。 为此,我们需要在现有“学情”研究的基础上,对“学情”内涵加以整合,使笼统而抽象的“学情”内涵变得更加清晰具体。笔者依据语文教师课堂教学的基本流程,区分出三个基本的学情分析单位:“学习起点”、“学习状态”、“学习结果”,形成以“学习起点—学习状态—学习结果”为框架的学情分析连续体。这个连续体作为语文教师的公用平台(框架),以较为成熟的公共知识为学理基础,贯通了语文课堂教学设计、语文课堂教学实施、语文课堂教学评估的整个过程,使一节课的各阶段之间甚至“这节课”与“下节课”之间都能建立相应的关联,学生在课前、课中和课后的学习情况都进入了教师的学情分析范畴,他们的语文学习经验发展状况得到了教师的动态性关注。 “学情分析连续体”这个公用平台(框架)的建立,必将打破一种旧的备课模式——把“学情分析”作为独立环节的备课模式,为重构学情分析提供一个合理的路向。 (二)“学情分析”连续体的循环建构 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对“学情”的关注与了解虽然有阶段性,一般分为课前、课中、课后,但这三个阶段实际上是相互关联的。教师在教学设计阶段所作的“学习起点分析”,既需要根据学生的平时活动情况,更需要依据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学习状态的观察,还需要依据对学生学习结果的评估信息。而从学习起点出发的课堂教学实施,更是关联着学生的学习状态和学习结果。学情分析连续体需要在互动与关联中加以循环建构。 以下以一个教学案例加以说明。这是一位教师在教学梭罗《神的一滴》(选自《瓦尔登湖》,课文见苏教版高中语文教科书必修一)时形成的一个案例。①我们整理这节课的“学情分析”连续体如下: 1.根据“学习需要”确定教学内容 这里主要对“学习需要”的两个层面加以分析:一是依据文章体式特征,分析学生需要学习哪些内容;二是依据学生已有的基础和对这篇课文的理解程度,分析学生需要学习哪些内容。而核心教学内容的确定则是这两方面折中的结果。 依据文章体式,任课教师认为这篇美国作家梭罗写的以瓦尔登湖为题材的散文,体现的是梭罗的独特语言风格以及他对生存方式的独特见解,瓦尔登湖已成为梭罗笔下的一种生存隐喻,并不能还原为一个客观的风景点。 依据学生的基础和理解程度,任课教师认为学生在学习这篇课文时可能会有两种偏颇:一是可能把作者对瓦尔登湖的描写内容还原成一个“自然客观的风景”,而把“作者”弃置一旁;二是把文章主题简单理解为保护环境、与自然和谐相处。 综合上述两方面的分析,任课教师认为应该引导学生通过文章独特的语言风格去深入理解梭罗在文中表达的独特见解,而不能当做一般的写景散文来教。于是把这节课的核心教学内容确定为?“品味关键语句,体会梭罗自然观对我们生存方式的意义。” 2.参照教学内容确定学习起点 要确定学生的学习起点,关键是找到学习的困难所在,即找到在核心教学内容中,哪些是学生难以理解的内容。这样才有望生成一条循序渐进的教学路径。 围绕核心教学内容,教师在课前对学生的学习困难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42.2%的学生认为如何理解“神的一滴”是困难的内容;46.7%的学生对课文中的“小诗的理解”有困难。这两项学习困难,实际指向的是同一个内容,这首小诗中“我不能更接近上帝和天堂,甚于我之生活在瓦尔登”,与课文结尾“神的一滴”意旨是一致的,都反映了作者在文中要表达的生存方式:人通过像瓦尔登湖这样的环境可以洗净尘俗的污浊,重返神性的纯净境界。这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宗旨。这实际上也是核心教学内容最后的落脚点。学生在这里遇到了困难,说明我们这节课要解决的教学重点与难点均在这里。 学习困难找到了,教师接下来对这个困难的内容进行了分解,发现要帮助学生正确理解“神的一滴”,体会梭罗的生存方式之意义。需要在语言表达层面进行分析与品味。于是文中的三个比喻进入了教师的视野:“大地的眼睛”—“圆形剧场”—“神的一滴”。三个比喻恰成一条由浅入深、由具象到抽象的解读路径。 这样,一个围绕核心教学内容、以学习困难为基点的教学框架就形成了。这个框架把理解第一个比喻——“大地的眼睛”作为学习起点。 3.沿着学习起点关注学习状态 教学实施之后,教师沿着学生对这三个比喻的学习线路,去把握学习状态的发展路径。不断地观察学生是否在往前学习,哪些地方较为顺利,哪些地方遇到了阻碍。对困难的内容理解到了何种程度,还需要深入推进的地方在哪里。 具体来说,学生的学习状态经历了三个环节。 起点环节:从“大地的眼睛”出发初步把握瓦尔登湖的表情与姿容,重点讨论这个比喻的妙处,这是学习起点。教师让学生辨认这个比喻修辞,11人次发言,学生大多能够找到本体、喻体,以及两者的相似性。但对这个比喻在表达上的妙处,学生则回答不到位。针对这种情况,教师对学生的发言作了纠正,并重点分析了“湖”可以“测出人性的深浅”,引导学生去体会这个比喻背后“隐含的作者”,进而帮助学生建立起这个比喻与下面“圆形剧场”之间的链接。 推进环节:凭借“圆形剧场”的比喻进一步触摸“湖”与“人”的关联。讨论这个比喻中分别有哪些人或动物在表演,理解作者在这里所享受到的一种“简单中的富有”。19人次发言。教师本安排了让学生用笔描绘圆形剧场,但观察到学生所写内容是一种带有自己主观想象的环境,与作者的感受相去甚远,于是放弃了“描绘”,改成了师生口头交流,并补充了梭罗生活观和自然观的相关材料,以推进学生的理解。通过这个环节的学习,学生对梭罗笔下的瓦尔登湖有了细致而深入的了解。这为进一步理解“神的一滴”奠定了基础。 深化环节:突破“神的一滴”理解上的难点。有了前面两个环节的学习,学生已经能够从具体场景描写中领悟到作者在湖中所获得的快乐与富有。但大多 数学生的认识仍停留在“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层面,未能更深地触及作者的沉思。教师意识到真正的难点就在这里,于是组织学生讨论作者的“新发现”,引导学生去沉思作者的沉思:“圆形剧场”遭到破坏,作者的情感为何从“厌恶”到“喜悦”?许多学生在讨论之后茅塞顿开,原来作者发现瓦尔登湖虽遭破坏,仍然保持着原来的生机与活力,由此产生一种喜悦与崇敬之情。这种喜悦来自作者的发现,他发现湖的巨大的净化功能,可以净化世俗中的物欲与污浊。因此他用了一首小诗来表达这种情感。这首诗歌的主旨实际就是“神的一滴”的内涵,即人应该在像瓦尔登湖这样简单纯净的环境中生存才有希望洗净污浊,而“接近上帝与天堂”,这是走向救赎的唯一途径。15人次参与了讨论,从讨论中教师发现学生虽然缺乏基督教背景,对“神”、“上帝”、“天堂”等未必有多少深切的体悟,但就课文所涉内容的理解来看,学生较好地突破了“环保”、“和谐”等套板效应,大致理解了作者的意旨。 4.评估学习结果 为了弄清学生是否到达了核心教学内容的终点、学习困难是否得到了解决,教师让学生写了一段感受性文字:学了这篇课文,你认为梭罗的生存方式对我们有哪些意义。从学生完成的作业样本来看,他们对本文主旨的理解已达到了一定的深度,较为充分地体会到了梭罗写瓦尔登湖的用意,并领悟到他的独特生存方式对改善我们今天生存状况的意义。之后,教师又作了教学后测和学生访谈。后测结果显示,认为这篇课文的学习困难(主要是对“小诗”和“神的一滴”的理解)全部解决和大部分解决两项加起来的学生占72.7%,这表明大部分学生的学习困难得到了解决。在访谈中,多数学生表示原先对课文主题的理解是保护环境、与自然和谐相处,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明白了作者所要表达的是自然可以净化人的心灵,人可以在简单的生活中提升自己的境界。这也表明学生较好地掌握了这节课的核心教学内容。 语文教师论文:语文教师的影视艺术修养 [作者] 李泱 [内容] 【编者按】 电影和电视是20世纪迅猛发展起来的大众传播媒介，也是最富有生命力的现代综合艺术、影像艺术。语文教师应当具有什么样的影视艺术修养？语文教学与影视艺术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影视艺术如何着重培养中学生“看”的能力和“蒙太奇”思维能力？《影视艺术简论》（北京等省市开设的高中语文选修课）如何教好等问题，正摆在深入进行教学改革的语文教师面前。 我们先请首都师大中文系影视文学教研室主任李泱老师给这个栏目开个头，欢迎大家供稿。36年前，当我在北京29中跟随辛联珠老师实习时，辛老师告诉我：做一个称职的中学语文教师，要注意两点： 一是要开个为学生服务的虽不起眼但很实惠的知识“杂货铺”； 二是要敏而好学，不断学习新知识，增长新本领，把学生摆渡到我们年轻时未曾去过的新文化新学术天地里去。 掐指一算，我在大学中文系已从教35年了。这些年来，特别是1983年我国电影界前辈夏衍先生倡导电影理论课进入普通大学课堂以来，我是在按着辛老师的教诲去做的，不避艰辛，不揣浅陋，为首都已在岗的或将上岗的中学语文教师开设了《电影艺术概论》、《电影文学引论》等课程。教学实践使我认识到，影视艺术理论知识、影视文化素养，对高师中文系学生和中学语文教师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对此若无清醒认识，既不能适应当前基础教育学校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新形势，更不能胜任未来21世纪语文教学现代化的重任。 我们强调语文教师如今必须具有良好的影视艺术修养，主要有以下三个理由： 第一，影视在当今人类社会生活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电影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问世，电视从本世纪30年代诞生，在不长的时间里，随着电视机、录相机、VCD机等的普及，随着“家庭影院”在寻常百姓家的“建立”，随着中小学有了可以用电影和电视来配合语文等多门学科教学的成套设备，语文教师必须赶上时代潮流，提高自己对影视艺术的重要社会功能的认识。在人类艺术发展史上，影视是现代化的综合艺术、影像艺术，它们是开放在现代科技之树上的艺术新花，它们利用了人类文明长期积累的成果，因而显示了后来居上的明显优势。我国现在故事片年产量在150部以上，电视剧年产量在10000部（集）以上，是举足轻重的影视生产大国。影视不仅是大众传播艺术，也是文化信息丰富的大众传播媒介，它们的影响不比广播、报刊差。不识字的人，观赏影视的要求往往更为迫切。影视集多种媒介的优点于一身，声图并茂、视听兼顾，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能收到雅俗共赏的好效果。再加上大群体或小群体观赏，观众之间相互感染、相互交流，又能进一步强化欣赏效益。影视艺术具有以审美为核心的认识、教育、娱乐、信息等多种社会功能。影视是以生动具体的银屏幕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的面貌、本质，人们在观赏影视艺术的过程中，可以得到思想的提高、知识的增长、眼界的开阔和心灵的愉悦，从而受到了以美感为前提的特殊的启迪、教育。 第二，当今的青少年，是在银屏幕前成长的。 他们从学前时期，就接触了影视。他们每天看电视的时间，在2至6小时之间。据马来西亚一个消费者协会的统计，这个国家的儿童每年在学校上课的时间为1040小时，而他们每年平均看电视的时间，竟然多达2000小时，几乎是上课时间的一倍。这说明青少年的精神文化生活中，电视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青少年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观众层，他们精力充沛，好奇心强，阅历尚浅，可塑性大。在影视欣赏方面，需要教师、家长进行正面引导。否则，一些格调不高的、有害的影视作品，可能对他们产生消极的影响：诸如厌学、吸烟、早恋、比阔、赌博、拜把兄弟、打架斗殴等。结合语文课在中小学进行影视欣赏指导，开设影视艺术讲座、选修课，开展倡优拒劣的影视评论活动，以期端正中小学生的文艺观、人生观，提高他们的影视文化水平，已成为有事业心、责任感的语文教师的燃眉之急。由于当今的中小学生是自幼接触影视的，他们的画面读解能力、蒙太奇思维能力，相对来说较为活跃、发达。近年来有的语文教师进行的看电视、看电影、看录相做作文的实验，适应了教学对象的新特点，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蒙太奇本是法语montage的音译，原义是构成、装配，是建筑学中的术语，借用到电影学中来，指的是剪辑、组接、组合的意思。简要地说，所谓蒙太奇，就是把电影创作中的零散镜头（画面），按照编导的严密的艺术构思，组接成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一件完整的银幕作品的结构方法、手段、技巧。蒙太奇是影视艺术再现生活的独特手段、美学基矗语文教师必须锻炼自己的蒙太奇思维，掌握这方面的原理、知识。 第三，当今的语文教学，不仅要求语文教师要有语言学、文章学、文艺学、文 化学方面的坚实基础，还应具有良好的教育学、心理学、艺术学方面的理论素养。当今世界上不少教育发达的国家，都把影视教育和音乐教育、美术教育、戏剧教育、舞蹈教育视为基础教育不可缺少的内容。上海市教委已为中小学编写了影视鉴赏、影视常识方面的教材，北京市教委也编了高中选修课试用教材《影视艺术简论》。语文教师和音美教师一样，要齐抓共管、各尽所能，为把我国的亿万青少年培养成有良好的各种基本艺术修养的跨世纪的人才而勇敢探索、共同奋斗。影视是在综合了多种艺术因素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银屏幕艺术、影像艺术。影视文学是影视艺术的基础，影视文学蓝图决定了影视成品反映生活的深刻程度和艺术质量的好坏。像《人生》《红衣少女》《开国大典》《焦裕禄》《鸦片战争》《十六岁的花季》《校园先锋》等深受人们喜爱的优秀影视作品，都是得力于高水平的影视文学剧本。影视文学已经成为新的文学体裁，理应成为中学语文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学语文教材自粉碎“”后，曾节选过《创业》《林则徐》《高山下的花环》《开国大典》等电影文学剧本的片断，还选过一些影评。当然，这方面的课文，与戏剧文学的相比，还显得薄弱了些。从语文教学的目的和能力培养来说，不能仅仅限于多年以来所明确的“听、说、读、写”四个方面，加上“看”显然是发展的必然趋势。人们观看、欣赏、读解影视作品的能力，自然不是先天的，而是需要专门的培养。影视都是群体观赏的“一次过”的影像艺术，当今的影视艺术，随着它们步入成熟阶段，它们的发展趋向，可以用社会化、哲理化、生活化、内心化、多元化来概括，它们不再是远离现实的“银屏梦幻”，它们贴近现实生活，挖掘人生哲理，展示了内心奥秘，它们不仅采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还采用了现代主义（意识流、生活流、荒诞派戏剧、魔幻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等）的创作方法。影视现象的复杂化、影视内容的深刻化，要求基础教育、艺术教育增添影视教育的新内容。语文教学手段的现代化，既要求语文教师能够操纵、使用电视机、录相机、VCD机（甚至是电影放映机、电视摄像机、电视编辑机），也要求语文教师懂得影视文学剧本的编写要领，自己能为电视小品、教学短片写脚本，还能指导学生写好影视评论。语文音像教学参考资料，目前已经出现。有的单位编写或摄录了“中学语文课本剧”；有的单位拍摄了诸如《中国石拱桥》这样的教学片，解说词大量采用课文中的语句。实践证明，语文教学现代影视手段的适当使用，必定提高语文教学的质量。 语文教学的深入改革，要求语文教师在继续教育中，自觉地主动地想方设法提高自身的影视文化、影视艺术修养。自学近些年来艺术院校或高师编写的影视艺术理论教材，注意收看电视台播放的影视艺术欣赏、影视拍摄动态的专题片，进修所在区县教师进修学校安排的影视艺术理论（作为继续教育的内容）课程，参加当地举办的电影周、电影展、电影节、电视节活动，经常阅读影视报刊，养成写观看影视作品的笔记的习惯等，都是行之有效地提高自己影视修养的好办法。只要肯于下苦功夫，入门不难，深造也是做得到的。 语文教师论文:语文教师教学论文 摘要:教学语言的生动化并不等于在课堂教学中运用纯粹的生活语言, 而是要求语文老师无论是解读作品还是评点习作，都要有一种联系生活的意识，到生活中去寻找自己话语的源头活水，注重语言的口语化和通俗性，追来幽默、明快、含蓄的话语风格。 关键词:语文教学 智力落后儿童 语言生活化 素霍姆林斯基说：“教育是一种生活方式，语文教育首先是一种语言的生活方式。”语文课堂话语确实需要文学性，但又不能脱离生活。语文与生活须臾不可分离。 教学语言的生动化并不等于在课堂教学中运用纯粹的生活语言, 而是要求语文老师无论是解读作品还是评点习作，都要有一种联系生活的意识，到生活中去寻找自己话语的源头活水，注重语言的口语化和通俗性，追来幽默、明快、含蓄的话语风格。因为智障儿童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智力发育问题，有些还伴有多种身体残疾，这些客观因素构成智障学生在接受和理解过程中的障碍。这一点在培智学校的语文课堂中恰恰是至关重要的一点。 我认为如何使语文课堂教学语言生活化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所以教学语言的生活化在一定程度上对智障学生可以起到辅助作用。因此，我建议做到以下几点： 1、导入语的生活化 俗话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导语，是引入新课的第一个重要的课堂教学环节。导语的心理任务在于激发兴趣和情感，产生学习动机，把学生引进课文的情境中去。”可见，导入语与文章开头一样，目的重在吸引。只有把学生吸进课堂教学中去，提高教学质量才有最可靠的基础条件。所以说，成功导入是教学成功的重要催化剂。在培智学校的语文课堂中，导入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教育对象是一群智障儿童，他们的注意力容易分散，思维上存有先天的惰性，对学习很难产生兴趣。所以，要保证课堂40分钟教学质量，教师必须把心思放在任何拴住学生的思想，把他们引到课堂教学中来，这就要讲究精彩的导入。这种具有一定模式的教学语言对智障儿童来说理解上是相当困难的。如果从整堂课一开始就不能很好地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的话，接下来教学任务的完成几很困难。因此，我们应该多运用一些学生在平时生活中经常运用的生活语言，加以一定的组织整理，运用到导入语中，让学生体验到一种亲近、自然的感觉，他们自然而然的就会降低抵触情绪，投入到下一环节的学习过程中。 2、课堂提问语言的生活化 课堂提问语言是体现教师教学基本功的一个重要方面。课堂提问语言一要语调悦愉，声音亲切柔和，感情丰富，能吸引学生集中注意力；二要语汇丰富。提问和解答妙语横生，流畅自如，形容得当，措词清新，必要时画龙点睛，一语道破；三要语言风趣。富有幽默感和诙谐性、含蓄性；四要语言精练。对每个词句都能加以斟酌推敲，言简意赅。五要语言质朴。做到诚恳和实事求是，不是夸夸其谈，华而不实，哗众取宠。六要语言机敏。为顺利答疑解惑，要善辩，具备随机应变的能力。以上是对教师基本功的一个高标准的要求。作为站在不同教育战线上的教师，所面对的教育对象的不同，就要求教师根据要求灵活调整作用于实际教学。 特教工作者面对的教育对象更加具有特殊性，教育的对象是一群有大脑，但不能正常思考和运作的智障儿童。在问话上，要特别注意所提问题必须明白简练，以学生熟悉的生活语言为源泉，使语言通俗易懂，使学生明确地知道教师提问的内容。而且提问语言要简洁清楚，干净利落，恰到好处，那种啰啰嗦嗦的冗长叙述，只能让学生昏昏然，抓不住提问的要领，增加学生的理解难度。这样不但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会产生反效果。在听觉上就让学生产生一种抵触情绪。因为智障学生是很情绪化的，喜怒哀乐在他们身上表现得很明显，可以说这是群“单纯”的孩子。所以这就要求我们教师必须时时刻刻考虑到学生，从学生的角度为起点，采用学生乐于接受的这种介于教学语言和生活语言之间的生活化教学语言提问，似乎更受学生的欢迎。 教学主要是通过语言的表达和交流来实现的，教师语言的清晰度、美感、创造性与学生的数学学习成绩直接相关。简洁、形象、生动、准确的语言有利于学生对数学知识的了解和掌握，节省教学时间；富有魅力、学生爱听的语言能吸引学生认真听课，开动脑筋积极思考。 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利用课间时间，深入到学生中，用他们觉得最亲切、最熟悉的家乡方言和他们沟通、交流，这时候我发现原来这些孩子的眼睛也能发出如此有神，如此自信和欢快的光来。所以在今后的课堂提问中，我运用了介于教学语言和生活语言之中的生活化教学语言，然后提高学生回答问题的质量。一个月下来，课堂回答问题的气氛活跃了，孩子回答问题的声音响亮了，回答问题的用句也完整规范了很多。 3、小结语的生活化 课堂小结是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它的作用主要在于：（一）能有效体现语文课堂教学过程的完整性。（二）突出教学重、难点，为学生复习巩固提供导向。 （三）为学生进一步学习架设桥梁，埋下伏笔。 世间万物都是唯物而又辨证地存在着，有头便也有尾。我们习惯了一节课走上讲台的开场白：“这一节课我们主要学习……”结束时用“这一节课我们主要学了……”进行小结，这样首尾呼应，结尾点题，使整堂课结构完整。一节课下来，无论采取何种方式，自己口述也好，引导学生归纳也罢，其小结的最终目的之一不外乎表现在：简单回顾这一节的学习内容，突出教学重点、难点，为学生及时复习巩固提供导向，为学生亡羊补牢提供机会。一节课三十五分钟，学生怎能分得清重点和难点，再加上智障学生的生理上缺陷直接导致他们的认知能力和认知水平低下，注定他们注意力不集中，遗忘速度快的遗憾。那么该如何解决课堂中无法避免的遗憾呢？最佳的方法莫过于借助画龙点睛的“课堂小结”。我个人认为课堂小结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因此课堂小结语言的生活化也至关重要。它不仅在为学生的进一步学习提供导向，更为主要的是，恰如其分，亲切熟悉的课堂小结语言，还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求知和交流欲望，从而变被动的接受为主动的索取。 总言之，中国的特殊教育才刚刚起步，特教工作任重而道远，我们必须脚踏实地，努力工作，寻找最优的培智语文课堂教学方法。 语文教师论文:新课程下语文教师的新观念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新课程像那清新的春风吹遍了大江南北，新课程那崭新的理念犹如春风化雨，滋润了教师的心田。这次的课程改革是一次全面的、根本性的改革，其内涵十分丰富，洋溢着时代的气息，充满了创新精神，它标志着我国语文课程的改革与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教师是课程改革的实施者，更是参与者。那么，对一位语文教师来说,如何面对这次课改呢？ 首先，要对课程改革充满期待，倾注热情，努力去研究新课标，从理念上准确把握理解新课标的精神。然后，要积极地大胆地去实践，只有实践才能把新课标理念变为课改的实际行动，也只有实践才能把新课标转化为活生生的教学成果。“人生能有几回搏？”我们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执着地研究，不断地实践，立志在为课改作出贡献的同时，把自己锻造成新世纪优秀的语文老师。 其次，要更新观念，对《语文课程标准》倡导的理念，要准确理解，并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全面体现。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重新认识教学内容。要改变教科书是教学的唯一内容的狭隘认识。教科书是教学的基本内容。语文教学资源无时不有，无处不在，而且会不断再生。作为新世纪的语文教师，要有开发语文教育资源的意识，有整合包括教科书在内的语文教育资源的能力。课前引导学生观察、调查、查阅相关资料，为学习课文做好准备；课中引进相关文字、音像资料，特别是适时、适当地结合课文进行补充阅读；课后适当拓展、延伸，或引导进行实践活动。今后的教师，不应是照本宣科的教书匠，而应当是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者，语文课程的建设者。 二是重新认识语文教学。要改变以往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式。新课标倡导“要构建自主、开放、探究的学习方式”，“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的对话的过程”等这些富有时代特征、与时俱进的教学理念。这就要求我们教师，在教学中树立学生是教学主体的思想。教学的参与者是教师和学生，其中学生应为主角。在对话的过程中，师生不仅是平等的，而且应凸现学生主体的地位。在课堂中，教师首先是参与者，与学生平等交流，其次才是组织者、引导者、促进者。课堂是学生主动学习的场所，学生应畅所欲言，自主互动，让学生充分地说出他们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所疑、所惑。问题让他们去提，问题让他们去议，答案让他们去辩，结论让他们去得。只有这样，学生才会享受到学习的乐趣，获得成功的喜悦。这才是新课程下充满生命活力的新课堂。今后的语文教师，不应是“授之与鱼”，终年辛劳而收效甚微的塾师，而应是“授之与渔”，教导孩子拥抱生活，在游泳中学会游泳的教练，是引导学生学会学习，使语文素养得到全面提高的智者。 新课程期待着老师们重新审视对职业角色的定位，把自己从“神坛”中请下来，能与生为善；把自己从“经验”中请出来，敢自以为非。期待着老师们正确地发掘其内涵，变通地实践其要求，给学生烹调出丰盛的素养套餐。期待着老师们来关注孩子们的学习方式，在教法上少一些墨守成规，多一些不拘一格；在课堂上少一些“话语霸权”，多一些百家争鸣。 “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发展”为21世纪教育的“四大支柱”，是未来人才的培养目标。面对这个大课题，面对新课改，让我们大胆地去实践，留下我们共同探索的足迹吧！ 语文教师论文:音乐素养在中学语文教师中的表现 一古代关于文学与音乐关系之简论 文学与音乐,自古以来关系密切。有典籍为证。《尚书?尧典》记载,帝舜命夔主管音乐时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1]1《周礼?春官?钟师》也有“以钟鼓奏《九夏》”[2]的记载。西人毕歇儿在研究劳动、音乐和诗歌的相互关系时也说:“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上,劳动、音乐和诗歌是极其紧密地互相联系着的。”(《劳动与节奏》)[3]这就告诉我们,人文之初,诗(文学)歌(音乐)是合为一体的。只是后来由于生产的发展,产生了社会的分工,棒打鸳鸯,文学与音乐才分道扬镳,各自为政。尽管如此,文学与音乐的关系仍是藕断丝连,难分难解,如戏剧、歌曲等。两者的发展相互渗透,协调影响,合之则双美,离之也两全。 2500多年前的孔丘老先生,作为一代教育教学的大宗师,是非常重视音乐素养的。孔老先生自身音乐素养颇高,堪为晚辈后学之楷模。这位教育教学界的泰山北斗,为提高自身的音乐素养颇下过一番功夫。他不耻下问,请教音乐于周苌弘,学习弹琴于晋师襄,因而“《诗三百篇》,夫子皆弦歌之”(《史记?孔子世家》)[4]38。孔老先生不无骄傲地自诩道“吾自卫返鲁,《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5]38。这位老先生深谙文学与音乐关系之重要,列音乐为“六艺”之一。《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4]33他把音乐作为教育教学的一个重要项目,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5]33,从而培养出3000余弟子,72贤人,教育教学之质量可谓高矣。 高中《语文》第5册有篇课文,其题为《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待坐》,写孔门四弟子各述其志,子路、冉有、公西华均志在官场,唯有曾晳深受乃师之影响,志在教育教学之师业。“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为能继师之志,承师之业,作一名合格、称职的好教师,他努力修炼音乐这门重要的必修课。当孔老夫子问志于他时,他“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古代教师尚且如此重视自身的音乐修养,现代教师焉能仅仅自愧不如? 二中学语文教材中的音乐元素 现今通行的中学语文教材,涉及音乐的篇章或文句颇多:既有直接描写音乐的,也有间接描写音乐的,还有关于音乐理论问题的。直接描写音乐的,如高中《语文》第6册之白居易的着名长诗《琵琶行》,此诗写琵琶女弹奏技艺之精彩,琵琶声音之美妙,极尽比喻之能事: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轻拢慢捻抹复桃,初为《霓裳》后《六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不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渐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 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又如高中《语文》第4册刘鹗的《明湖居听书》,该文描写白妞说唱水平之高超绝伦,将空灵的听觉形象转化为有味有形的味觉和视觉或其他感觉形象,曲尽其妙:声音初不甚大,只觉入耳有说不出来的妙境:五脏六腑里,像熨斗熨过,无一处不伏贴;三万六千个毛孔,像吃了人参果,无一个毛孔不畅快。唱了十数句之后,浙浙的唱越高,忽然拔了一个尖儿,像一线钢丝抛入天际。间接描写音乐的,如高中《语文》第1册之刘白羽的《长江三峡》:“这一天,我像在一支雄伟而瑰丽的交响乐中飞翔。”这里明写“交响乐”,实写作者坐船航行的愉快感。同一篇文章又写道:“绿茸茸的草坂,像一支充满幽情的乐曲。”这里表面上写“乐曲”,实际上是喻草坂之美。又如高中《语文》第1册之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中描写道:“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 这里的“渺茫的歌声”是比喻缕缕荷香;“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中的“梵阿玲上奏着的名曲”,比喻光与影和谐的旋律。还有关于音乐理论问题的,如高中《语文》第3册之《庄暴见孟子》:“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这其中隐含了儒家的音乐美学理论。又如高中《语文》第5册欧?亨利的《警察与赞美诗》,写流浪汉苏比在赞美诗的乐声中反省自新,表现了音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的“善民心”(荀子《乐论》)功能:“动人的乐音飘进苏比的耳朵,吸引了他”,“一刹那间,新的意境醍醐灌顶似地激荡着他”,“管风琴庄严而甜美的音调使他内心起了一场革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三中学语文教师应该具备音乐艺术素养 语文教师要有音乐素养,这是“教书育人”职业的需要。教学中碰到涉及音乐的篇章或文句,教师有无音乐素养,其教学效果是大相径庭的。试举几例,以见一斑。《琵琶行》诗中“轻拢慢捻抹复挑”一句是描写琵琶女弹奏琵琶的指法的,音乐门外汉对此只能照本宣科地按注释解释:“拢,叩弦。捻,揉弦。抹,顺手下拨。挑,反手回拨。四者都是弹琵琶的指法。前两者用左手,后两者用右手。”有音乐修养的教师就不是这样,他(或她)可以弹奏琵琶或与琵琶相类似的乐器来现身说法,这样,学生就会对“轻拢慢捻抹复挑”弹琵琶的指法有具体形象的直观感。 高中《语文》第5册之《荆轲刺秦王》一文中有“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变徵之声”到底是什么样的乐音?缺乏音乐修养的教师只能求助于注解,鹦鹉学舌地解释:“发出变徵的声音,古时音乐分宫、商、角、徵、羽五音,变徵是角、徵二音之间接近徵音的声音,声调悲凉。”但学生却不知“变徵之声”为何物。有音乐修养的教师却不同,他(或她)知道古代宫、商、角、徵、羽五音即现代1(多)、2(来)、3(米)、5(索)、6(拉)五音,“变徵之声”是角、徵二音之间接近徵音的声音,即“4#”(升发)的乐音。这样一解释,学生就豁然开朗了。 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中描写月影朦胧之美时写道:“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光与影”的“和谐的旋律”,与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有何相通之处呢?缺乏音乐修养的 老师当然不知其然。《中学语文教学参考》是这样解释的:“光与影组合的和谐与小提琴奏着的名曲相似”,这等于什么也没解释。看来,编写参考书的教师也是音乐门外汉。有音乐修养的教师却知其所以然:月影的朦胧之美是由深浅不一、参差斑驳的“光与影”构成的,而优美的音乐旋律也是由高低不同的音符构成的。这样的解释就能化抽象为具体形象,而使学生易于理解。 在《庄暴见孟子》一文中,当孟子问齐王是否喜欢音乐时,齐王“变乎色。”孟子却说:“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为什么齐王闻“乐”而变色?为什么孟子说齐王喜欢音乐可以说明齐国就治理得差不多了呢?缺乏音乐素养与国学修养的教师可能对此无能为力而束手无策。而有音乐素养和国学修养的教师则知个中真谛:春秋战国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些学派对音乐的作用不了解,极力反对音乐,如墨家“非乐”:“子墨子言曰:……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耳之所乐,……以此亏夺民衣食之时,仁者非为也。是故子墨子所以非乐也,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日:为乐非也。”[1]26道家对音乐也有微辞,老聃说:“五音令人耳聋。”[4]26庄周说:“五声乱耳,使耳不聪。”[1]在这种“非乐”的文化氛围中,很多人对音乐无所适从,所以,当孟子问齐王是否喜欢音乐时,齐王惶惑而“变乎色”,就情有可原了。而孟子看到齐王谈乐色变时,却又安慰齐王说:“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孟子的这句话在文中相继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对庄暴说,一次是对齐王说。这种重复或曰反复,是在强调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儒家认为,音乐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与政治关系重大:“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礼记?乐记》)[1]61儒家虽然肯定音乐,但它肯定的只是“尽善尽美”的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的“雅颂之声”,如《韶》、《舞》等乐,而对“郑声”之类的民间音乐则又排斥,《论语?卫灵公篇》说:“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阳货篇》说:“恶郑声之乱雅也。”因此,儒家肯定音乐是有原则的。教师如果对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历史文化背景不甚了解,其教学效果肯定要打折扣的。 马克思在谈音乐时说:“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本质力量的确证,也就是说,它只能象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而自为地存在着那样对我存在着,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说来才有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6]2这说明: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他还说:“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你本身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6]18所以,语文教师的音乐素养对于教育教学的作用和效果是不言而喻的。 荀子说:“乐者,乐也。”[6]52有音乐素养的语文教师,会使课堂气氛变得更加活跃,寓教于乐,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兴趣。有位语文老师在上《芙蕖》一课讲解“顶真”的修辞格时,学生对“顶真”修辞的枯燥定义甚感乏味,好在这位教师的音乐素养较深,他灵机一动,马上教学生唱了一曲《弯弯的月亮》①,整个课堂顿时活跃起来。唱完歌之后,学生们轻而易举地掌握了“顶真”的修辞格,而且印象深刻,因为《弯弯的月亮》的歌词就是用“顶真”的修辞格写成的。当然,语文课中的唱歌与音乐课中的唱歌是截然不同的。在音乐课中,唱歌是目的。而在语文课中,唱歌只是手段,是语文教师传授知识培养智力的手段。综上所述,文学与音乐之关系非常密切,语文教师应该具备音乐艺术素养。当然,语文教师的素养包括诸多方面,音乐素养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教育学术论文: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摘 要 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研究，无论对于具有综合职业能力的现代职业人的培养，还是对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国内外研究者分别在整合的概念、历史、模式以及教学实施方面有着不同程度的贡献，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未来研究应从“为什么整合”、“整合什么”、“怎么整合”以及“谁来整合”四个视角作出前瞻性思考。 关键词 职业教育；学术课程；职业课程；整合；回顾；前瞻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快速推进，职业世界逐渐成为一个极具整体特点的相当复杂的系统。未来职业人要成功胜任某一职业岗位，不仅需要具备独立的职业能力，还需要具有凸显整体特点和全局视野的综合职业能力。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需要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互融合，而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是前者融合的核心内容。因此，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研究，无论对于具有综合职业能力的现代职业人的培养，还是对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的基本内容回顾 （一）基本概念的研究 “学术课程”（academic course）是指学校课程里反映传统学术兴趣的那些课程或课程的有关部分，其往往被视为“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理论基础的课程，与职业教育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形成对照”[1]。其与旨在培养完整人的“通识课程”、传授必备综合知识的“博雅课程”、传授必备基础理论知识的“基础课程”和传授普通文化知识的“普通文化课程”有着基本的同质性，皆强调所传授知识的基础性、必备性、总体性和普通性特点。“职业课程”（vocational course）是指“同具体工作或职业对口”的“在普通中学高年级或大专院校开设的从事于某种工作的职业课”，“使学生毕业后便于就业”[2]。可见，该课程在本质上具有就业的功能，这种就业是指向某种工作或职业岗位的，其与“专业课程”有着相通的内涵。“整合”是指通过整顿、协调及重新组合[3]，以实现结果的更为优越性。整合（integrate）的英文解释有两层涵义：一是将两种不同的事物相互融合，形成一个整体；二是将一种事物与另一种事物结合，成为后者的一部分[4]。 关于“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有美国学者认为它是指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的教师协同工作，以确保两个领域的课程内容更具有相关性和对学生更加有意义，这种整合需要通过在职业课程教育中渗透学术内容或在学术课程教育中渗透职业内容的方式实现，整合有利于学生同时获得相关的学术和职业能力，以便毕业后能够更好地进入职业并在工作世界中获得成功[5]。这里的整合显然只体现出“整合”的第二层涵义，即要么具有学术课程的主导性，要么具有职业课程的主导性。而事实上，这种整合完全可以以全新的综合型课程的形式呈现，即将学术课程知识与职业课程知识相互融合而形成一种新的综合型课程形式，这也就是整合的第一层涵义。因此，“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不仅指其中一方整合另一方的过程，也包括二者相互融合形成一种新的课程模式的过程。但对于二者的整合，有研究者指出：一是并非所有的普通文化知识（学术知识）都能与专业课程（职业课程）相融合；二是不能在普通文化知识（学术知识）与专业课程（职业课程）之间建立机械性的联系，否则效果将适得其反[6]。 “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不同于“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整合”。正如有学者所言，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整合是指通过改变课程、重构组织、促进教师合作、加强与就业的联系等措施使得两类教育融为一个有序整体的一系列活动[7]。可见，“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是实现“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整合”的一种具体方式，但不同的是前者实施的主体是单边的职业学校，实施的核心工作是课程建设，是在职业学校内部通过各种课程模式的运作而实施的两类课程知识的相互渗透与融合，以课程的形态出现，如综合课或模块课；而后者实施的主体是教育行政部门或各类教育机构，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与协调下，通过参与教育机构的共同努力或内部组织方式的变革，而实施的两种教育内容的融合，可以以学校的形态出现，如综合高中。在这种综合高中的实践模式内部，可以有相互独立的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也可以有二者整合的课程形式。 （二）整合的历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我国职业教育的课程改革先后经历了“拿来主义”、“国外经验、本土化探索”和“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创建中国特色”三个阶段[8]。在这一历史发展中，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基本思路就是从学科本位向工作过程或工作任务本位转换，从三段式纵向课程模式向综合型课程模式转换。在上述思路的引导下，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探索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课程模式。在应用过程中，这些课程模式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职业教育理论教学与实践应用之间的关系，加强了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培养了学生市场需求的职业能力。但是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尤其是职业院校开设的文化课程往往形同虚设：一方面是因为没有得到教师的重视，另一方面是因为学生不感兴趣，认为文化课程与以后的职业生涯没有任何联系。 在美国，为满足后工业社会对具有综合职业能力的劳动者的需求，20世纪80年以来的一系列职业教育法不断加强对职业教育学术性与职业性课程整合的导向力度。例如，《1984年柏金斯职业教育法》与之前的职业教育法相比增加了富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条款，即要求职业教育在实践中通过传授基本数学和科学原理的课程或特殊战略的设计来增强职业教育的学术基础；《1990年柏金斯职业与应用技术教育法》关注的最为重要内容即是学术与职业课程的整合，其强调职业教育要通过设计一系列课程来实现学术教育与职业内容的整合，以便使学生能够同时获得学术能力和职业能力；《1998年柏金斯职业与应用技术教育修正法》要求，职业教育通过学术课程的整合促使毕业生获得面向新世纪所需的基本能力；《2006年柏金斯生涯和技术教育完善法》进一步强调，要通过各种教育活动和服务整合严格的和富有挑战性的学术和生涯与技术的教学，促进中等和中等后职业教育学生对于学术和生涯与技术能力的更为充分的掌握[9]。一系列职业教育法的颁布及其对课程整合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职业教育实践中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比如，从1994年开始，美国伊利诺伊全州49所社区学院普遍推行以应用学术课程模式为重点的学术与职业课程整合的课程改革实践[10]，并取得了一定效果。 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中等教育阶段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改革措施。面对80年代英国中学学科课程不断加深的危机，产生了两种改革主张：其一认为中学课程应该职业化，这主要体现在1983年在普通学校实施的“技术与职业教育行动计划”（TVEI）和1985年推行的职前教育证书制度（CPEV）等措施；其二是在传统的学术科目方面设立全国性课程，并把技术课程作为学生必修的核心课程之一，这主要体现在《1988年教育改革法》中。90年代，为进一步推动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整合，在1991年的《面向21世纪的教育和培训》白皮书中，宣布推行普通国家职业资格（GNVQ）制度框架，将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相结合，兼顾就业和升学的需要；1996年，容·迪尔英爵士发表的报告明确指出，应建立一种更为统一的全国性资格制度框架[11]。这一系列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职业课程中普通教育内容的渗透以及学术课程中职业教育内容的融合。但是，在英国课程论专家麦克·扬（M.Young）看来，这些改革并没有实质性地实现学术资格与职业资格的融合。为此，他从“批判的职业化”视角，提出了未来课程在课程原则、课程策略、课程目标和资格制度四个方面的具体改革主张。 （三）整合的模式研究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历程中，逐渐形成了一批体现中国特色的典型的职业教育课程模式。例如，从80年代开始借鉴德国双元制经验而形成的综合化课程模式和“职业基础培训、专业培训、职业岗位培训”三段式课程模式，90年代开始借鉴加拿大能力本位（CBE）理论而形成的模块式课程模式和新时期借鉴德国工作过程导向理念而形成的项目课程模式，以及体现中国特色的“宽基础、活模块”课程模式和就业导向课程模式。这些课程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整合的基本理念，其中包括学术知识与专业知识的整合。这些课程的共同特征在于打破原有的学科导向的课程体系模式，以专业领域中职业岗位和工作任务的需求为导向，通过建立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综合课程、模块课程、案例课程或项目课程，来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其中，“宽基础、活模块”课程模式是一种典型的模块式课程模式，该模式一方面以广泛的职业集群为基础，通过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广泛的职业适应能力或关键能力；另一方面以特定的职业岗位为导向，培养工作任务所需的职业知识、技能和能力。项目课程则是以完整工作过程为导向，通过打破职业任务之间的界限，将不同类型的知识和技能整合在一体化的课程体系中，培养学生完成完整工作过程所需要的一系列能力。 虽然上述课程模式对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有着不同程度的贡献，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反对传统学科课程模式的基础上建立的指向工作任务的课程模式，而不是特定指向学术知识与职业知识的整合方面。为此，有些研究者专门从整合的视角探讨了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问题。例如，有研究者指出，无论是学科导向课程还是工作过程导向课程都有其固有的弊端，进而从“健全职业人格”培养的视角提出了“多元整合型课程”新模式。纵向的学科课程模式因其目标性导向不适于职业需求，横向的项目课程模式因其过程性导向不适于发展中的职业个体，因此必须沿着“职业—学科”或“学科—职业”的方向，建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纵横交错”的“多元整合型课程”[12]。至此，这种课程模式也就同时融合了学术课程知识和职业课程知识。同样建立在既考虑社会的发展需求又照顾个体发展需求的双重视野基础上，另有学者在分析了我国当前职业教育课程设置价值取向存在的基本问题后，提出了横向交叉课程和纵向螺旋课程相结合的课程体系[13]。其中，横向交叉课程是基于课程整体效益大于局部之和原理，通过打破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实现不同学科知识整合而形成的课程体系；纵向螺旋课程就是打破原有的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直线设计的逻辑顺序，将不同内容和性质的知识从简单到复杂实现螺旋式上升的课程结构体系。这一模式也是一种可以借鉴的融合学术知识和职业知识的、立体化的整合课程模式。 在国际上，不同的国家与机构也积累了一些经典的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如加拿大的CBE课程模式、澳大利亚的TAFE“培训包”课程模式、英国的BETC课程模式、德国的“学习领域”课程模式以及国际劳工组织的MES课程模式等。这些课程模式虽然大多数也以工作任务为导向，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提供了经验借鉴。而在具体的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实践中，美国的经验值得学习。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职业教育法所倡导的学术性与职业性的整合进一步推动了实践领域职业课程与学术课程的整合，并形成了一批典型的课程模式。对此，美国国家职业教育研究中心经过深入调查与系统梳理，总结提出了中、高等层次课程整合的8种模式。其中，在中等教育阶段，主要有融合学术内容的职业课程模式、学术和职业教师协同提高学术能力模式、学术课程职业相关模式、学术与职业课程联合模式、高级项目模式、学院模式、职业中学和磁铁学校模式以及职业集群和生涯路径模式[14]；在高等职业教育阶段，主要有通识教育课程模式、应用学术课程模式、融合学术能力的职业课程模式、融合学术模块的职业课程模式、融合学术视野和职业关照的多元学科课程模式、串行和集群课程模式、校中校模式以及具有职业导向的补习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课程模式[15]。对于这16种课程模式，有国内理论研究者进行总结归纳，形成了融合职业内容学术型课程、融合学术内容职业型课程、综合型课程和模块型课程等4种模式[16]。这些课程整合模式对于当前我国职教课程改革实践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四）整合的教学实施研究 理论上，职业教育中的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应分别由两类不同知识类型的教师承担，即学术课程教师（简称学术教师）和职业课程教师（简称职业教师）。但在职业教育的现实实践中，为了实现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进一步整合，则需要两类教师的共同协作。现有研究表明，学术教师和职业教师的合作不仅体现在课程的实施中，还体现在课程的前期设计中。例如，在美国，有一种通常在最后一个学期开设的、被称为顶点课程（capstone course）的整合型课程。这种课程主要培养学生面对未来复杂性工作环境时的问题解决、项目执行、团队协作以及展现自我等方面的综合职业能力。因此，其需要项目小组所有课程教师的共同参与。例如，在特拉华州的一所职业技术高中，在第一学期由广大教师通过数周的对话识别出未来毕业生所需的各方面能力，进而协同设计出一个由研究论文、产品设计和口头报告组成的项目课程[17]。之后安排在最后一学期由所有教师共同参与实施。事实上，大多数综合型课程模式的设计与实施都需要双方教师的共同协作，不过对于有些课程，这种合作的效果并不理想。例如，有研究者调查发现，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应用学术课程一般很少由学术教师和职业教师共同合作来完成，而往往是由单独一方来进行，从而造成学术课程教师偏向于纯学术基础课程的教学方式，显得较为抽象；而职业课程教师执行的效果则相反[18]。在国内大多数职业院校，由两种教师合作的课程实施也并不理想。例如，有研究者通过对部分省市的中职学校教师调查后发现，有一半以上的专业课教师不太了解学生文化课的学习情况，有2/3的文化课教师对相关的专业课程知识不太了解[19]。原因之一就是这些专业课教师和文化课教师缺乏相互沟通与协作。 此外，双方教师没有能够成功实现彼此课程知识融合的原因是他们缺乏“双师型”的视野。这种“双师”是指兼有学术课程知识和职业课程知识的双重视野，而不是传统的兼有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双重视野。也就是说，需要这些教师成为兼有学术课程知识和职业课程知识的双重学科视野的“双师型”教师。研究发现，在这方面国内外都有成功的案例，尤其体现在学术课程教师具有的“双师型”视野，他们在实践中有意识地将特定的专业知识引入到自身的学术知识教学过程中。在美国芝加哥一所职业学校建筑专业的阅读课上，该课程教师通过让学生阅读课文《芒果街上的小屋》，使他们认知和领悟建筑环境和材料选择对房屋建筑以及个人生活的重要性[20]。在国内，也有部分成功的案例。例如，为激发学生对文化课程的兴趣，渗透相应的专业内容，有的学校的烹饪专业通过拼冷盘来让学生掌握图形知识，通过名人的饮食文化来改造语文课程[21]，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学术教师努力的结果。此外，面对数学课程与专业知识的脱节，有研究者为广大职业院校的数学教师如何改进数学课程教学提出了一定的策略性建议。比如，有学者指出在数学算法应用的题目中应使用专业知识来陈述题目条件[22]；另有研究者提出了“以专业知识为载体，优化课堂导入”和“创设专业应用情境，优化教学内容”的课程整合思路，并通过实践进行初步验证，效果较为明显[23]。这就进一步证明了在职业院校的课程设计与实施中，学术教师或职业教师不仅要注意与对方的协同合作，还需要他们具备双重的知识视野，从而更好地实现学术课程知识与职业课程知识的融合。 二、研究的反思与前瞻 （一）为什么整合 “为什么”是回答任何问题的出发点，是研究任何课题的缘起。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意蕴着研究者的理论视角和价值观，而且反衬出现实实践的问题所在。但是，在现有的相关研究中，似乎研究者们并没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有的仅从单个的视角分析整合的必要性，而没有从更加全面的视角解读为什么要整合的问题。事实证明，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不仅是社会快速发展的需求，也是个体终身完善的需要。就社会发展而言，无论是和谐社会的构建还是复杂职业世界的应对，都要求个体实现健全的发展，达成综合的职业能力；就个体发展而言，完满发展是个体追寻的终极目标。与此同时，为什么要整合还应反映教育的现实问题，一方面要考虑最新的职业教育政策导向，另一方面要分析在课程整合过程中存在哪些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当前，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是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的一项系统性工程，而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融合是其内容之一，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乃是解决后者的具体方式之一。然而，在现实的职业教育课程整合中，仍然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都需要后续研究进行深入探讨。 （二）整合什么 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到底整合的是什么，相应的整合模式仅仅为课程整合提供了基本骨架，而丰满这些骨架的血肉是什么？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必须澄清什么是学术课程，什么是职业课程，它们在现行的职业院校课程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在我国现实的职业教育实践中，虽然有着与这两种课程本质相对应的课程名称，但这些类似的课程名称却并不统一，存在一课多词、一义多词的现象。例如，对应于学术课程，有普通文化课程、文化基础课程、公共基础课程甚至通识课程、博雅课程的称谓；对应于职业课程，有专业课程、技术课程等称谓。对于这些名目繁多、称谓多变的课程类型，在研究整合之前很有必要对它们的名称进行统一。本研究暂且将两种不同类型的课程统一为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在统一名称之后，就该研究这些课程的内容，究竟要整合这些课程的什么内容，是知识还是技术，是抽象的价值观还是具体的动作技能，是否包括职业道德、职业审美等基本素养，这些都需要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三）怎么整合 “怎么整合”就是研究课程如何整合并最终成为什么形态课程的问题。从已有的研究得知，在国内外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实践中，已经积累了一批有代表性的课程模式，如加拿大的CBE模式、澳大利亚的TAFE“培训包”模式、英国的BETC模式、德国的“学习领域”模式以及我国的“宽基础、活模块”模式。但是，这些课程模式都不是直接针对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思路进行构建的，而是在反对传统学科课程模式的基础上，为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一体化而设计的。在已有的课程整合模式研究中，只有美国研究者将本国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基本模式进行了系统梳理，而事实上也只有美国明确提出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战略，并在实践中得到了较好贯彻。在借鉴些许经验的基础上，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界如何根据我国实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基本模式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根据相关经验，课程整合的模式有很多种，如整合学术内容的职业课程、整合职业内容的学术课程和综合型课程，那么适宜我国的到底有哪几种，这几种的比例关系如何，都是值得研究的重要内容。 （四）谁来整合 “怎么整合”只是为课程整合提供了基本思路和方向，那么由谁来贯彻这种理念并付诸行动，从而使课程模式得以呈现和实现，这就涉及到整合的主体要素。一般而言，主体既有人的要素，也有机构的要素。在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过程中，人的要素的核心主体是学术教师和职业教师，也包括旨在协调双方和相关资源的管理人员和学生；而机构的要素主要就是职业院校，另外还有不同级别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后者提供思想性和政策性的引导。不过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只有涉及到学术教师和职业教师两种人的力量，对于其他人员的力量以及机构的力量涉及甚少。因此，要想更好地促进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不仅要加强双方教师的合作，还应调动更多力量，如使学校的行政管理人员、教务管理人员都参与到课程合作的协调中去，并积极争取学生的课程改革意见。与此同时，相应的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如教育部职成教司还要制定有针对性的纲领性文件，对课程整合提供整体的思路和导向；相应的地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也应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对辖区内职业院校的课程整合实践提供具体指导。最后，职业院校应结合本校的各种资源优势，统一协调各方力量，对课程整合进行具体部署和实施。这些都需要广大理论研究者进行建言献策。 教育学术论文:试析日本比较教育学的学术研究动向及启示 [摘 要] 自1965年日本比较教育学会成立以来，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本文从平塚奖的获奖作品、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的关注点、共同研究课题的主题变迁、年度大会个人自由发表的关注主题的变迁等几个方面对日本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动向及特点进行初步的探讨与分析，以期对我国的比较教育学科建设有所助益。 [关键词] 日本；比较教育学；地域研究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独特的学科理论，而任何学科理论都是在学术实践中逐步发展并完善起来的，比较教育学也是这样。自法国学者朱利安发表《比较教育的研究计划和初步意见》以来，比较教育学已经走过了近200年的历史。20世纪70年代以来，比较教育学走过短暂的低迷岁月，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比较教育学著作以及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可以说，如今的比较教育学研究已是蔚为大观。同样，二战后日本比较教育学学科理论构建也是由无数次的实践积累而成的。其间经历了社会科学方法的冲击、比较教育学研究方法论争、研究方法的转换、研究地域重心的转换、研究基础弱化等一系列的考验，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依然在执著地探索与前行。本文将从平塚学术奖的获奖作品所体现出来的研究动向、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的关注点、共同研究课题的主题变迁、年度大会个人自由发表的关注主题的变迁等几个方面对日本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动向进行初步的探讨与分析。限于篇幅所限，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会刊《比较教育学研究》中的研究动向与特点将另撰文加以分析，在此不再赘述。 一、平塚奖与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动向 为了纪念平塚益德教授，同时也是为了促进日本比较教育学的发展，培养国际化的日本研究者，为学会培养优秀的后备人才，1982年，日本比较教育学会设立了平塚学术奖励基金。1990年，在平塚基金的基础上，学会设立了比较教育学会平塚奖，以鼓励更多的年轻学者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这一奖项是日本在教育类学会中的首次尝试。平塚奖的设立对于比较教育学的研究者来说，尤其是对年轻研究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励与支持。可以说，平塚奖是日本比较教育学界最高奖项，是对年轻学者研究能力与研究水平的一个高度肯定。截至2012年，平塚奖总计评选出20篇获奖论文，通过对这些获奖论文的考察与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具有如下的特点。 （一）研究者对亚洲教育的日益青睐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社会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即逐渐从“脱亚”向“协亚”的回归。这一趋势反映在比较教育学的研究领域，即是日本研究者对亚洲教育问题的关注。从表1中我们不难发现，1991～2012年平塚奖的获奖论文所涉及的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老挝、韩国、德国等国。除了德国和澳大利亚，其余的国家均属于亚洲，而且关于泰国及马来西亚的研究论文均在3篇以上。这些论文研究遍及了亚洲国家的少数民族教育、女子教育、教育政策、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留学生教育等教育的多个层面。 （二）研究方法更注重实地考察 比较教育学在与其他学科进行有益合作的同时，也保持了独有的特色。90年代以来，作为重要研究方法的实地考察法（或称之为田野研究法）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日本研究者针对世界各国的各种教育现象、教育实际情况，在当地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实地考察和准确的资料收集，从而进行国际比较与调查研究。长时间地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进行实地研究，对于比较教育学研究来说，无论是通过共同研究进行多国之间教育问题的比较，还是学者个人进行某一文化圈的教育问题的深入研究，都是十分必要的。它有助于比较教育学研究者从全球的视野把握世界教育动向，突破时间、语言、方法等方面的局限，对教育实际问题进行准确地分析与研讨。我们从这22届平塚奖的获奖论文中不难发现，有多篇论文都是在进行较长时间的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撰写而成。例如学者服部美奈的《印度尼西亚的近代女子教育》一文，就是作者在当地两年半的学习及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而取得的研究成果。 （三）对少数民族教育愈加关注 正如日本学者杉本均所指出的那样，近年来，少数民族教育问题已经成为了日本比较教育学的一个核心研究领域[1]。通过表1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论文研究的问题一栏中有6篇获奖论文是关于少数民族教育问题的，足见日本比较教育学界对少数民族教育问题的重视。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各国教育问题的共同点及普遍性理应倍受瞩目，然而我们却惊讶地发现，与此同时各国自身社会及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多样性所带给教育的影响却更加倍受关注。在这6篇论文中所涉及到的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老挝等均为亚洲国家，可见日本比较教育学者对亚洲的少数民族教育尤为重视。这些论文对少数民族教育中的女子教育问题、民族平等、民族差异、教育政策等均有涉及，对不同国家、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少数民族教育从多个层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其中也不乏对教育中的弱势群体及性别差异问题的关注。 二、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研究主题所呈现的研究动向及特点 自1965年3月召开第一届年度大会正式宣告日本比较教育学会成立以来，年度大会作为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一项重要活动已经成功举办了45届（数据截至2004年）。年度大会为日本比较教育学者乃至国内外的教育学者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氛围，为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的开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毫无疑问，自1968年在第四届年度大会上增设了课题研究以来，课题研究成为了此后历年年度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本文将通过对年度大会课题研究中主题变迁的梳理来对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的特点进行尝试性的探析。 如表2所示，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年度大会顺应时代的变迁来选择相应的研究主题，其研究课题的主题涉及比较教育学科理论、国际化与国际交流、教师教育、道德教育、中等教育、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等许多教育领域，对课题研究的主题选择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如1965～1980年的主题较多涉及教育研究体制、教育传统与革新、幼儿教育、教育与宗教及国际理解教育。细究其中，我们不难发现，这种主题的选择趋向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来的世界教育改革的热潮并没有消散，世界各国对教育改革的热切期待导致了研究者对教育改革的关注，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课题研究主题深为国家意向所左右。 80年代以后，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的主题发生了一些变化。在1981～1990年这10年中，年度大会课题研究的主题涉及比较教育学科理论、国际化与国际交流、教师教育、道德教育、义务教育与基础教育、教育课程、留学教育、高等教育以及教育个性化与自由化。我们不难发现，随着教育国际化的推进，有4年的研究主题都涉及国际化的问题，教育国际化一举成为80年代比较教育学研究的热点。随之而来的留学教育、教育个性化等问题也倍受关注。与此同时，在世界各国加强基础教育的呼声下，义务教育与基础教育、教育课程的改革问题也相继倍受瞩目，分别有3年的课题研究主题关注这两方面的内容。另外，还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即高等教育问题被提上了日程，因此，有两年课题研究的主题关注这方面的问题。 90年代以来的课题研究主题主要涉及比较教育学科理论、国际化与国际交流、教师教育、中等教育、少数民族教育、义务教育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多文化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心的教育、教育开发等。仔细观察，我们不难看出，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推进，课题研究的主题愈加多元化，涉及的方面愈加广泛。如少数民族教育、多文化教育、社会主义教育、教育开发等新问题被提了出来，可以说，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的课题研究已经涵盖了教育领域的方方面面。这阶段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对高等教育问题的关注急剧上升，有6年的主题关注高等教育。而且，对比较教育学科自身的反思与探讨也进一步深入，其中有7年的研究主题关注比较教育学科理论问题，可见，日本比较教育学者愈加关注学科自身的发展与完善。当然，对国际化问题、义务教育与基础教育的关注依然继续，而且在这一阶段还加入了中等教育。总体说来，1990年以来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课题研究的主题特点为：对比较教育学自身的课题以及研究方法的探讨；对国际性及全球性教育课题的关注；对特定教育领域及教育现象的比较等。细论其详，研究动向及特点主要表现为： （一）这一阶段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的显著变化之一，即在研究中已经开始尝试进行理论分析，对比较教育学自身的课题与研究方法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可见，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对学科自身的发展与完善日益关注。 （二）第二个显著的变化为研究的对象国不再仅限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研究对象开始涉及亚洲、大洋洲的国家及地区。我们可以发现，日本比较教育学会中以亚洲国家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者逐渐增多，尤其是研究东亚及东南亚各国的学者逐渐增多。然而，对拉丁美洲及非洲等地区的教育问题仍没有学者触及。 （三）课题研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如高等教育问题的研究显著增多。随着高等教育市场化、国际化潮流的急剧推进，越来越多的日本学者对高等教育问题及教育实践的课题抱有浓厚的兴趣。对基础教育、中等教育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多文化、多样化的发展变化等情况进行相应的课题分析。随着冷战结束及世界格局的变化，社会主义教育也成为了比较教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共同研究主题所呈现的研究动向及特点 日本比较教育学会自成立以来广泛开展了学术领域的共同研究，在1965～1980年这一段时期，共同研究所涉及的科研主题包括高等教育、中等教育、教育研究体制、教师教育、道德教育等相关问题[2]。如表3所示，从1968年开始，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共同研究的主题涉及高等教育、中等教育、教育研究体制、教师教育、道德教育等问题。可以说，1980年以前的共同研究主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世界各国对教育改革的重视，促使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对教育问题的关注，可以说，这一阶段的研究主题的选定深受国家及提供资金援助财团的影响，从而具有一定的功利性。 1980年以后，随着教育国际化的逐步推进，学会的共同研究主题也选择了“教育国际交流与援助”等具有时代特色的问题。此外，还开展了涉及比较教育学科特性的自身理论与实践的相关课题研究，即以“比较教育学的授课调查”为主题的研究。此后，高等教育又再一次成为了共同研究的主题。并且，在世界各国加强基础教育的呼声中，义务教育也成为了共同研究的主题。至此，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共同研究已经涉及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这几个教育阶段的问题，研究领域的扩大以及研究课题具有时代特色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 1990年以来，随着世界格局的变换，共同研究的主题更加多样化。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推进，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对亚洲国家及地区的教育问题日益关注，这一变化也明显地反映在共同研究的主题中。如“日本教育对亚洲国家的影响”、“亚洲各国教育国际化”、“亚洲中等及高等教育市场化”等都成为了共同研究的主题。此外，研究主题还涉及了教育风俗、大学评价、多文化教育、英国教育政策、家长参与学校教育、学校与企业的合作等相关问题，从而使共同研究主题更加多元化。 此外，日本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国际研究合作部所涉及的课题也体现出了类似的特点。如表4所示，2000年以来，日本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国际研究合作部所涉及的课题包括了从宏观到微观多个层面的问题，从教育政策、全球化冲击下的教育改革，具体到中等教育、家长参与活动、授课时间等学校教育实际中的问题，可见，教育实践的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另外，该研究合作部所研究的课题除了接受文部科学省（简称文科省）委托的课题外，其自主研究的课题更突出了国际性与时代性。 四、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自由发表的数量及主题变迁的特点 在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年度大会上，“自由发表”{1}一直是年度大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图1所示，1965年前后，自由发表的数量一直保持在4、5篇左右，而到了1980年，自由发表的数量已经徘徊在20篇左右了。由于1980年日本比较教育学会成功举办了第四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的发展。1981年年度大会的自由发表数量一举突破了30篇，而1986年，自由发表的数量又突破了40篇。1981～1990年这一阶段的自由发表中，关于亚洲教育问题的报告数量自1983年以后一直保持在11篇左右，可见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对亚洲教育的重视。而1990年以来，年度大会上自由发表的数量又实现了新的超越。1993年的自由发表数量一举突破了60篇，此后一直保持在60篇左右，直到2002年又一次突破了80篇，而2003年自由发表的数量更是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95篇。随着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的不断增加，年度大会上的自由发表数量也不断攀升，这一方面反映了关注比较教育学研究的学者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的独立研究水平不断提高。 （资料来源：日本比較教育学会編.日本比較教育学会40年の歩み[M].東京：東信堂，2004.p17～61.） 从年度大会上自由发表所涉及的内容来看，可以发现，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1993年年度大会上的自由发表内容涉及比较教育学理论、学前教育、初等及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多文化教育、异文化教育、教育交流史、亚洲教育史、开发与教育、中国教育等，其中多文化教育问题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而在自由发表中关于亚洲教育的研究也不断增加， 1991年的年度大会上自由发表为31篇，其中关于日本的10篇，北美的13篇，欧洲的8篇，而关于亚洲、大洋洲及拉丁美洲的共计只有6篇。而1993年的自由发表中关于亚洲、大洋洲教育的研究迅速增加，甚至有赶超欧美之势。而且，在年度大会的自由发表中，留学生会员及海外会员不断增加，增强了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的国际性。 总之，历经了四十几年的风雨，日本比较教育学会逐渐走向成熟，同时，她也为日本比较教育学界及教育学界培养了大批的人才。正如著名的西班牙学者何塞·加里多（Jose Luis Garcia Garrido）所说：“在亚洲国家中，比较教育无论在教育水平还是在研究水平上有了较大发展的，无疑是日本。”[3]的确，在其发展历程中，日本比较教育学会从最初只有94名会员（其中学生会员12名），发展壮大为已经拥有会员近900名的这样一个较大的学会组织。在学会发展的过程中，历经了数任会长的薪火相承，从而不断地发展完善，日本的比较教育学研究已经蔚为大观。然而，在研究者队伍不断壮大、学术著作层出不穷的背后，日本比较教育学会乃至日本比较教育学界正面临着一个潜在的隐忧与困境，理论研究和方法论层面难有创建、研究基础的弱化、学会的边缘化及学科的危机是日本比较教育研究者挥之不去且必须直面的棘手问题，同时这也是新时期发展中日本研究者们一直在苦苦思索解决对策的问题。 五、对我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启示 反观我国比较教育学的发展状况，自1965年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正式成立以来，我国的比较教育学已经走过了四十几年的历史。但是，历经了十年浩劫，直至改革开放，比较教育学科才迎来了发展的春天。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比较教育学获得了飞速的发展，成果比较显著。与日本相比，我国的比较教育学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亟待解决。首先，时至今日，中国比较教育研究会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学会组织，不能不说这是比较遗憾的，而且对于学会的发展壮大乃至学术研究的开展都是十分不利的。与之相对，日本的比较教育学会是一个独立的学会，并且于20世纪80年代设立了平塚奖励基金，大力支持与鼓励年轻学者开展研究，对于开展与推进比较教育学术研究大有裨益。其次，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研究的问题涉及的范围也比较广泛，而我国开展比较教育研究比较晚（真正实现发展是在20世纪80年代），因此我们的比较教育学的学术研究还处于发展过程中，而日本的比较教育研究已经相对比较成熟。第三，“理论研究和方法论层面难有创建”这一问题，是中日两国比较教育学界所共通的问题，我国比较教育学界的研究者们也在不断探索，试图有所突破和创建。对于一个学科来讲，在创建初期、发展中期、成熟时期等不同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有所不同。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今天，如何面对难题、解决难题，从而让我国的比较教育学术研究走向成熟，这是我国比较教育学界的研究者们共同面临的挑战。 谈教育学术团体在地方教育发展中的作用 2010年7月，在市社科联的推荐下，我有幸参加了省社科联举办的社科类社团负责人研讨班的学习活动。在这次会议上，会议的组织者为每位参会人员发了一本书，是辽宁省社科联主席杨路平所著的《中国社会科学类社团科学发展的战略选择》。在这次会议上，杨主席对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讲解。讲解的内容涉猎了社科类社团全面的知识，这些知识都是我们在日常工作中需要掌握和正确运用的，会使我们社团工作更有政策性和导向性。会议结束后，我利用一些时间，又仔细的研读了这本书，我感觉对于从事社团工作的人来说，应该掌握有关社团的知识，应该知道对我们国家关于社会团体工作的相关政策和法规，因为只有知道和了解这些知识，才能更加有利于工作的开展，才能使我们在工作中做到有章可依，有法可循。 本书从中国社科类社团的现状、发展趋势、内涵、功能到与国外的比较研究，从社团的管理体制研究、法律制度研究到与其他社会组织关系研究，都进行了详尽的叙述，是为社团工作者提供的一本知识涵盖全面，相关政策到位的一本好书。学习了之后觉得受益匪浅。 教育学会是社科类社团中一支重要的生力军，它汇集了广大教育工作者，针对教育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教育科学研究，努力为教育行政部门决策咨询服务，为学校发展服务，为教师的专业化成长服务。通过学习，我感觉到我们在工作中应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学会组织制度建设，在管理上创新，树规范化管理品牌 加强组织制度建设、创新管理机制，是团结广大会员、凝聚群众力量、激发发展动力和充分发挥作用的根本保障。 首先做到明确办会思想，提升办会理念。我会在工作中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为依据，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三个面向”为指针，贯彻教育方针和“双百”方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组织和团结有志于教育科学研究的广大教育工作者，学习教育理论，开展教育科学实验，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发展教育事业服务。 健全组织网络，完善规章制度。强烈的创新意识来源于工作的高标准，学会在组织网络和管理制度建设上突出“严”字，努力创规范化管理品牌，形成了组织网络健全、层层有管理、校校有机构的良好局面。各项规章制度的健全和落实带来了科学、扎实、有效的管理，严格按制度办事，学会和各分会的工作有章可循、有效运转。经过几年的建章立制，教育学会已成为规范化管理的国家及省市标兵学会。 坚持学术标准，规范成果管理。在学术成果评审中，我们以提高广大教师（会员）教育学术研究能力为目标，坚持按组织机构渠道申报，逐级把关。坚持学术标准，成果由学术委员会讨论审定。论文证书实行双章制，网上管理，保证了教育学会系统学术评审的科学性、严肃性和权威性。 二、扎实开展教育科研活动，在研究上创新，提升教师理论素养 开展群众性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学会的根本任务，是学会工作的核心和灵魂，是学会工作生命力之所在。我会提出要坚持正确的科学方向，做到四个服务，即坚持为本校、本县、本市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服务，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服务，为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服务，为师生服务。具体地说，就是围绕教育局的中心工作，积极开展教育热点难点研究，在提高教师教育教学理论水平上下功夫。 坚持科研原则，提高研究实效。我会长期遵循的科研原则是“立足实践、重在应用”，研究的方向是当时当地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实践证明，教育科研是学会工作的核心任务，其中应当特别强调“以应用为主”的研究是学会的科研宗旨。学会抓教育科研是要帮助教师把教育教学经验加以归纳、验证、上升到理论高度，让这些经验成为我地区的教育财富。为课程改革走向深入，为提高我区广大教师的学术研究水平搭建了广阔的平台。 完善课题管理，增强服务意识。课题研究是否能取得实效，管理和指导是重要的环节，这也是我们创新的一个亮点。我们下发了《教育学会科研课题管理办法》，从多侧面、多角度完善课题的管理，使各分会各施其责。为提高科研的实效性，我们从管理入手，加强培训、辅导、指导和检查的力度。我们采取了集体辅导和个别辅导相结合的原则，从申报开始就帮助学校积极解决课题研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周密做好课题的前期论证，梳理课题研究的清晰思路。学会举办了科研培训班，详细讲解了在课题研究过程中会出现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专家的讲解和学校介绍的经验为教师们提供了可供学习和借鉴的方法，教师们感觉到很多问题得到了澄清和解决，受益很大。 三、经常组织丰富学术活动，在形式上创新，带动教师专业成长 学术活动是学会工作的重要工作，也是学会工作的亮点，学术活动的开展可以起到凝聚广大会员的作用。几年来学会注重在活动形式上创新，以吸引更多的会员参与到学术活动中来。 着眼教师需要，展示教师风采。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开展，广大教师对学习、运用先进的教育理论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学会是广大会员学术研究的基地，是信息交流的中心，学会应为教师提供和营造学术的氛围。学会利用各种形式向广大教师传播教育理论，提高教师的理论素养。 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积极参与市区立项调研课题的研究，对调研活动，我们做到四有：有计划、有培训、有报告、有奖励。我们每年都制定周密的调研计划，并利用会议进行培训，讲解调研的操作方法，使基层学校对调研活动不仅认识到位，而且还操作规范。对基层学校完成的调研报告，我们进行评比，择优奖励，发给单项奖和优秀组织奖，极大的调动了基层学校的积极性，同时也很好的发挥了为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建言献策的作用，教育学会真正成为了教育行政机关和学校的桥梁纽带。 从工作中我们体会到，社科类社团是党和政府联系与团结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精神文明和社会文化的重要生产者和传承着，是社会利益表达的重要载体。教育的育人作用在当今社会和谐发展中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教育学会作为广大教师汇集的学术团体，应进一步扩大对教师服务的范围，用教育人的执著、智慧和奉献精神，引领广大教师为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为地区的振兴、为教育强市贡献力量。 教育学术论文:我国远程教育学术期刊文章的计量分析 [摘要]学术期刊是学术成果与交流的重要平台，对其所刊载的文章的研究，能从一个侧面反映该学科的学术研究动态。采用文献计量法和内容分析法，对CNKI中国引文数据库中收录的远程教育领域多家学术期刊自1990年至2011年期间刊载的全部学术论文，从文章所属学科类别、期刊所属类别、资助基金项目、研究层次、前40位高产作者、前40个高产机构的作者来源、各年份发表文章数量等角度进行分析，并对其中的高被引论文的来源期刊、发表年份、第一作者和作者的合作性、下载频次等进行分析。这些分析有助于远程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合理评价我国远程教育期刊、研究机构的学术实力，并从侧面反映我国远程教育学科学术研究现状。 [关键词]远程教育；学术期刊；文献计量；内容分析 一、研究的必要性 作为学术成果和交流的重要平台。学术期刊至今依然保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对学术期刊的研究，也一直是相关研究者、编辑们关注的焦点。 考察近年来对学术期刊的研究，大多从如下角度对某学科的某一份或几份杂志做相关分析。 (一)对学术期刊所载学术论文的被引相关情况的分析 此类分析主要包括：某学科相关学术论文的数量、文章被引频次、载文被引的主题类型分布、被引文章的年代分布、被引半衰期等。如：李小敏分析了《大学教育科学》杂志从2003年到2006年的载文被引情况；姜志静就《教育与经济》杂志的载文被引情况作了分析；尹兰研究了《情报学报》杂志1994年至2006年所刊载学术论文的被引情况：崔薇等开展了中国网络舆情研究文献的计量研究。并对被引文章的年代分布做了分析；陈彬、王义娜四分析了《教育与经济》杂志近5年的学术论文及引文，在一般的计量分析之外还讨论了被引半衰期。 此外，还有对高被引文章的分析，此类相关研究较多，如：金梅、熊爱民研究了某机构2000年至2006年所发表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论文中的高被引文章：李延延等参照CSSCI所提供的数据研究了《电化教育研究》杂志的高被引文章：宋伟萍同样基于CSSCl2004年至2006年的数据，分析了心理学期刊中的高被引文章：钟玉杰等回顾并分析了我国护理教育10年的研究热点，重点分析了护理教育相关学术论文中的高被引文章；王菊香、宋春燕研究了《护理学杂志》1998年至2007年所刊载的学术文献中的高被引文章：许云研究了《大学图书馆学报》期刊，重点分析了该期刊的高频被引论文，并基于此分析了作者情况；吴卫华等对《教育与经济》期刊2003年至2008年所刊载的学术文章进行了被引定量分析。其中重要的一个分析维度就是高被引文章的分析；周仕德、张明富基于CSSCll951年至2006年的数据，分析了我国历史教育类学术论文中的高被引文章，进而梳理了我国历史教育研究的发展脉络：姜华等对我国2007年至2009年的高等教育期刊进行了文献计量与可视化的研究，关注了我国高等教育期刊高被引文章的分布和特点：在徐婷对《教育研究》杂志1994年至2007年所载文献的被引分析中。对高被引文章的分析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角度：孟秀丽也针对《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十年内的高被引文章的情况作了统计分析；刘兰桂、李超运用CSSCll998年至2007年的相关数据，分析了教育信息化研究文献中的高被引文章；蒲艳春等则分析了《高等农业教育》杂志的高被引文章。 关于某一个或某一类机构所发表的学术文章的专门研究也可以归入此类，此项分析可以从一个重要层面判断机构学术研究的实力和现状。如：金梅、熊爱民通过对发表文章的计量分析，研究了贵州教育学院人文社科类研究的状况：杨波对我国民办高校近年来的研究论文做了计量分析：陆根书、刘敏则从发表文章的计量分析角度剖析了我国高校的学科竞争力及学科建设成效：刘婧等圈基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对江苏广播电视大学科学研究概况做了简要的分析：龚放基于CSSCI 2005年至2006年的数据，提出了我国教育学研究领域机构、地区的学术影响力报告。 (二)对学术期刊所载学术论文的作者的分析 对学术期刊所载学术论文的作者的分析，包括对被引文献作者分布、作者合作意识、第一作者累积被引情况、高频被引作者等的分析，以及对某学科核心作者及其影响力的分析，等。如：李小敏在对《大学教育科学》杂志2003年至2006年所刊载文章进行被引分析时，关注了该杂志被引文献的作者分布情况，发现了一批被引频次较高的作者及来源机构；李延延等采用CSSCI的数据分析了《电化教育研究》杂志的学术影响，其中重点关注了高频被引作者及其被引频次；尹兰从第一作者人数、第一作者人均被引量、第一作者累积被引情况、作者合作意识等角度分析了《情报学报》杂志1994年至2006年所刊载论文的作者情况；金梅、熊爱民分析2000年至2006年贵州教育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状况时，关注了该机构人员所发表的人文社科类学术文章的作者被引频次、高被引作者等：许云在其研究中重点分析了《大学图书馆学报》的高频被引论文和作者情况；王义娜等计量分析了《现代大学教育》近五年的载文及引文；司林波、赵晓冬在评价《比较教育研究》杂志的学术影响力时，关注了第一作者的来源机构：孟秀丽在其研究中分析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1999年至2008年高被引作者的分布；周仕德、张明富在研究我国历史教育五十五年历程的过程中，利用高产作者、高被引作者数据分析了《历史教学》杂志的作者学术影响力：姜华等在研究我国高等教育期刊文献时，利用文献引文网络分析的Gite SpaceⅡ可视化软件，进行了包括作者共被引分析在内的分析，揭示了2007年至2009年间高等教育学研究领域的热点研究问题及权威人物等；龚放、白云则通过对2000年至2004年间我国教育研究领域学者“发文量”和“成果被引”两方面的统计分析，进一步分析了我国教育研究领域学者的影响力：魏顺平等在研究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研究人员科研绩效时，采用的数据有第一作者中的高产作者及分文数、第一作者文章的总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频次，进而计算了所有作者的h指数。 (三)对期刊所载学术论文所属学科的分析 对期刊所载学术论文所属学科的分析包括：通过对文章的关键词、所属学科类别和研究层次、语种分布等的分析来剖析该学科的相关情况。如：钟文娟研究了《教育与经济》杂志1985年至2009年所刊载的学术论文，测定并分析了这些学术文章的核心作者：孙毅等基于对相关学术文章的分析，开展了基于知识图谱的工程教育前沿成果的研究。 (四)基于学术论文。对学术期刊本身的分析 对期刊本身的分析涉及对被引文献的期刊分布的分析，以及对某一期刊所刊载论文的总量、被引用情况、载文作者地区分布和载文文献类型、影响因子等的分析。亦包括对共 被引分析等的分析。如：崔薇等在对我国网络舆情研究类文献进行计量分析时，实际上分析了刊登网络舆情研究文献的期刊在某些方面的总体特点：刘晋飞基于CSSCl2000年至2010年的数据，分析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刊载论文总量及被引用情况、载文作者地区分布和载文文献类型等；尹兰Ho在分析1994年至2006年的《情报学报》杂志时，把关注点放在被引情况分析上，包括发文及被引情况、被引论文频次、被引论文作者、受各类基金资助的被引论文等：蒲艳春等统计分析了《高等农业教育》杂志载文的被引文献数量、历年被引文献情况、被引文献作者和被引文献作者机构等；王义娜等对《现代大学教育》杂志五年的载文及引文进行了计量分析，分析涉及载文量、作者、基金资助、引文率、篇均引文量、引文语种、引文类型、引文年代等来源期刊指标以及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立即指数、被引半衰期、期刊他率等被引计量指标：龚放利用CSSCl2005年至2006年统计数据中的被引总量、影响因子和被引广度等指标分析评价了我国教育学期刊的影响力：司林波等同样利用CSSCI的数据，从总被引次数、影响因子、即年指标、论文地区分布、基金论文数、高频被引论文等多个角度分析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的学术影响力；史素梅、何小凤对《教育探索》杂志2005年至2009年刊载的学术文章进行了引用频次分布、选题分布、被引论文年代分布、引用核心期刊分布等方面的被引统计分析；兰天、何小凤则对《职业技术教育》杂志2005年至2009年刊载的学术文章进行了载文被引分析：许振亮等开展了基于知识图谱的国际高等工程教育学科前沿的研究。他们研究的依据是对国际高等工程教育研究的17种期刊进行的科学计量分析：胡玥分析了CSSCl2004年至2006年统计学期刊的影响因子、被引次数、被引速率等指标，基于此整体评述了统计学期刊的学术影响力；李小娟、唐云富也利用CSSCI的数据，比较研究了《比较教育研究》与同类期刊在综合引证指标上的差异；赵韬、陈富定量分析了近十年《教育科学》杂志载文的被引情况。 如果集中关注关于远程教育学科及相关学科(如：教育技术)的学术期刊和学术论文的研究，相关文献表明，目前这类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人员科研绩效的评价，学科国际化程度，被引文献、作者与引文年代的分析，以及对关键学者的研究。如：梁振辉、魏顺平采用Hitch指数(简称“h指数”)方法以及与之相近的w指数方法。通过对中国知网(CNKI)中国引文数据库收录的教育技术学领域的CSSCI来源期刊在1998年至2007年所刊发论文的被引用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对1998年至2007年10年间中国大陆地区教育技术学领域研究人员的科研绩效进行了评价，分析得到了1998至2007年中国大陆地区教育技术学领域最具科研绩效的前30位研究人员：朱祖林基于Thomson Reutem公司开发的学术文献信息检索平台ISI Web of Knowledge。采用计量分析和内容分析方法，从论文和引文两个侧面，测度中国远程教育在国际视野里的显示速度、显示广度和显示深度；魏宁统计分析了电教两刊关于教育技术文献的引用情况：路秋丽嘴的研究通过中国知网(CNKI)和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的若干数据库对教育技术研究领域的研究者进行发表文章数、被引文献数、被引文献比例、被引频次等多项指标的计量分析。从中分析出16位最具影响力的关键学者。并进而对这16位关键学者的工作单位、指导硕士论文数量、历年数进行调查和统计分析，从而试图展现这16位关键学者的学术表现。 二、研究数据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择了1990年至2011年公开发表的、刊载在远程教育期刊上的，远程教育或相关领域(如：在线学习、E—learning、网络学习等)的中文学术论文作文献计量学分析和内容分析。 研究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CNKI中国引文数据库中被引次数排名前4万的期刊文献，获取文献时采用的关键词为“远程教育”。根据CNKI所提供数据的情况，分析中凡是涉及分组的数据主要来自于前4万条记录，凡是涉及排序的数据只在800万条记录以内有效。研究数据查询和获取的时间为2011年10月26日。 参考已有的相关研究，在本研究的计量学分析中，选择的计量分析数据包括一般性的学术论文特征数据(如：文章所属学科类别、期刊主办单位、资助基金项目、高产作者、前40个高产机构的作者来源、各年份发表文章数量)和高被引文章的特征数据(如：高被引文章的来源期刊、发表年份、第一作者、作者合作性、下载频次)。内容分析则是基于以上数据展开。 三、对全部远程教育学术论文的分析 首先，对全部远程教育期刊刊载的学术论文，从文章所属学科类别、期刊所属类别、资助基金项目、研究层次、前40位高产作者、前40个高产机构的作者来源、各年份发表文章数量等角度进行分析。 (一)所有文章所属学科类别分析 据统计，远程教育学术论文主要集中在表1所示的学科当中。其中。文章数量排名前16位的学科当中，6个是与教育密切相关的(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成人教育与特殊教育、高等教育、医学教育与医学边缘学科、中等教育、职业教育)，与之相关的论文9177篇，占55.3％：其次是与技术相关的(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互联网技术、电信技术)，涉及的论文为5950篇。占到35.9％：两厢合计达到了91.2％。这一结果清晰表明，远程教育类的学术论文与教育和技术密切相关。的确，远程教育始终是和现代信息技术密切结合的教育形式。 而从图1可知，远程教育类学术论文集中分布在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成人教育与特殊教育这三个学科当中，这三类学科中的远程教育论文占全部远程教育论文的78.6％。可见，远程教育研究在技术方面主要围绕着计算机及其应用展开，理论的研究和管理的研究占到了很大的份额，而成人和特殊需要人群是非常需要远程教育的人群。远程教育类学术论文分布在多学科类别中，这表明远程教育是一个综合的、跨学科的学科，各个学科门类都对远程教育的研究和实践的发展有贡献。学术论文在成人教育和特殊教育相关学科上的集中，体现了远程教育应用范围广，在成人教育、特殊教育和高等教育中都有广泛的实用价值，远程教育天然地需要关注成人学习者和弱势人群的学习需求，目前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但依然有更多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其次。体现了远程教育中的技术发展脉络，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对远程教育的影响至关重要，信息技术在远程教育中的应用从最早的单纯应用，到后来结合教育学、心理学理论的综合性应用，逐渐走向科学化、系统化。从现在远程教育学术论文的组成来看，技术应用和教育理论已经是并且还将继续是远程教育研究的两大支柱，对实践的关注和进一步的研究是以这两大支柱为倚靠和基础的。 (二)期刊主办单位类别分析 本研究统计了刊载远程教育类学术文章数量排名前40位的学术期刊。结果表明，作为我国远程教育中坚力量的广播电视大学系统(包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地方各级广播电视大学)，目前拥有较成熟的远程教育类学术期刊(含学报)共25种，在1990至2011年期间刊载了3846篇远程教育学术论文。其他单位主办的远程教育相关期刊同期共刊载远程教育学术论文2069篇。由图2可见，中央和地方广播电视大学主办的学术期刊是远程教育学术成果发表和交流的重要平台，这些学术期刊已经成为远程教育学术成果发表和分享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当然，数量与质量并不能绝对地画等号，质量上的追求是学术期刊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数量与质量，孰重孰轻?如何在追求质量的同时兼顾数量?值得期刊主办单位思考。 (三)资助基金项目分析 在本研究所采集的远程教育学术论文中，334篇文章属于国家级／部级基金项目的成果(占标注基金项目文章的74.7％)，110篇文章属于省级基金项目的成果，3篇文章属于其他类别的基金项目(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基金)。从这些数据可见，远程教育类学术论文所属基金项目主要集中在国家级／部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远程教育研究课题的水平：和基金项目相关的文章还不多，属于国家级／部级基金项目的课题也不多。这既需要远程教育研究者努力提高研究水平，也需要国家提高对远程教育研究的重视，多为此类研究提供资助。 (四)高产作者分析 本研究统计分析了所有远程教育相关学术论文作者中的前40位高产作者，这40位作者发文数量都大于(或等于)10篇。最高的达到71篇。其中，有19位高产作者来自普通高校，21位高产作者来自各级广播电视大学。可见广播电视大学是我国远程教育研究的重要力量。但就高产作者的作品数量来看，来自普通高校的高产作者贡献了404篇文章(57.5％)，来自各级广播电视大学的高产作者贡献了298篇文章(42.5％)，从这个方面来看。来自广播电视大学的作者们还需要继续努力。本项分析只按作者目前所在机构来统计，未考虑作者发表文章时所在机构是否是其目前所属机构，因此研究数据可能会有偏差。 (五)前40个高产机构的作者分析 前40个远程教育学术论文高产机构，贡献的远程教育学术论文均超过或等于47篇。研究发现，普通高校共18个(45％)高产机构，发表了1492篇(40％)论文；各级广播电视大学共22个(55％)高产机构，发表了2223篇(60％)论文。从这些数据来看，高校平均发文量低于广播电视大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普通高校对远程教育研究的关注，更多的是受到我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推动：自1998年该项工程启动以来，普通高校的网络教育学院纷纷成立，由此在高校中聚拢了一批远程教育实践人员，加之高校原有的学术研究沉淀，使得高校远程教育研究力量不容忽视。而我国各级广播电视大学。自创办以来，已经在远程教育教学和研究方面积累了数十年经验，出现较多高产作者也是很自然的。 (六)各年份发表文章数量分析 根据CNKI数据，统计了1990年至今的远程教育学术论文数量。1995年之前规范的远程教育学术研究文章极少，故不在分析范围之内。从数据来看(图3)，从1997年起，我国远程教育领域的学术论文开始激增，到2003年出现了高峰(1414篇)，之后文章数量呈现平稳态势，在小波动中略有下降。因为开展本研究时，CNKI并未采集到完整的2011年数据，因此2011年的数字不能代表这一年的情况。近几年来。论文数量的稳定，表明该领域的研究进入阶段性的成熟期，研究人员队伍和产量也趋于稳定。这一发展趋势是跟近年来远程教育实践的发展密切相关连的。未来该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文章的质量与数量的发展，应当还是跟当时远程教育的实践发展态势密切相关。 四、高被引文章的分析 本研究采集了远程教育领域被引频次排名前500名的文章，以此作为“高被引文章”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相关分析主要从高被引文章的来源期刊、发表年份、第一作者和作者的合作性、下载频次等角度来展开。 (一)来源期刊 表2列出了刊载高被引文章数量大于或等于3篇的23份期刊。由表中数据可知，这些期刊与远程教育、教育技术、计算机相关度最高，可见高被引文章的来源期刊都集中在这三个领域。其中，刊载高被引文章最多的是《中国远程教育》杂志(共131篇，在500篇高被引文章中占到了26.2％)。刊载高被引文章数量排前五位的期刊共刊载高被引文章261篇，占500篇的52.2％，可见这些杂志是支持远程教育学术文章发表的核心力量。此外，发表过远程教育类高被引文章的期刊，有些并不是远程教育领域专业期刊，可见，远程教育学术研究成果的发表还是有一定的分散性的，多样化的来源也带来了成果分享的多元化。 (二)高被引文章发表年份分析 表3统计了各年度的高被引文章数量。1998年之前，没有高被引文章，这也反映了1998年之前的远程教育研究还在初创期，各方面的实践也都不成熟，反映在研究成果的呈现上，就是缺少高质量的、值得后来者多次引用的学术文章。自进入1998年，我国远程教育实践完成了最初的系统构建，相关学术研究也逐步展开。2001年高被引文章数量达到峰值(82篇)，并在2002年、2003年继续保持在高峰状态，直到2004年开始慢慢下降。2004年及其后的下降态势，可以从一方面说明我国远程教育经典理论构建的一个阶段接近结束。我国远程教育学术研究经过早期关注新技术的应用，到后来，借鉴外来经验和理论同时基于本国实践构建本土化理论框架。再到目前，在原有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反观实践，开展了实践与研究的互动。这一系列过程，反映在学术论文的发表上，在数量和主题上都有可以对照的趋势变化。 另外，由于对文章的引用将在文章发表后多年内持续进行，因此目前的数据并不能说明2004年后的文章质量不如从前，还需要在今后继续关注。2008和2009年高被引文章数量偏低，也说明这一点。 (三)第一作者分析 据统计。发表超过2篇高被引文章并署名第一作者的作者共12位，见表3。另外还有21位作者各有2篇文章、380位作者各有1篇文章为高被引文章。表4中排名前几位的作者，目前已然是该领域的知名学者。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高被引文章比较集中在几位作者名下，而大部分高被引文章分布较为分散，这说明远程教育领域的科研力量群体较大，成员数量较多，一方面体现了远程教育研究宽广的“群众基础”，后继有人；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尖端的科研力量有待锤炼，还需要更多能撑起该领域科研大旗的领军人物。 (四)高被引文章作者合作性分析 在前500篇高被引文章中，仅有一位作者署名的文章有218篇，两人或以上合作的文章有282篇。从图5可以看出，单独写作与合作写作各占半壁江山。从目前科研发展的趋势 来看，合作完成科研课题并共同发表科研成果将是一个重要的趋势。单人单枪的力量毕竟有限，未来将是一个合作共赢的时代。 (五)高被引文章下载频次的分析 分析500篇高被引文章的下载频次(见表4)，被下载次数超过2000次的文章有2篇，1000到2000次的文章2篇，大部分文章的下载次数集中在500次以下，下载次数在100到300次的文章最多，共267篇，占到了53.4％。文章被下载的次数能从一个侧面表明该文章被关注的程度。结合对被引率和下载频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高被引率和高下载频次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但不是呈现绝对的正相关。 五、我国远程教育学术期刊文章计量分析的几点结论 综合以上对我国远程教育学术期刊文章的计量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由我国远程教育学术论文的学科分布可知，我国远程教育研究是集中在教育领域。并与计算机、网络等信息技术密不可分。这一特点还将在未来继续保持下去，未来的远程教育研究仍将扎根在教育的土壤中，并紧扣技术发展的脉搏。从所分析的学术论文在“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等技术类学科上的分布和“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等教育类学科上的分布来看，技术和教育将是远程教育学术研究的两大支柱，由此也可以自然推论：技术和教育还将是远程教育实践的两大支柱。 其二，分析我国远程教育全部学术文章和高被引文章的来源期刊，同时分析各相关机构发表远程教育学术文章的数量。以及高被引作者的来源机构。都可以看到，我国各级广播电视大学已经成为中国远程教育学术研究的重要力量。尤其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随着我国远程教育事业的蓬勃开展，广播电视大学系统在远程教育学术期刊的数量、学术文章的数量、学术文章作者数量方面。都有不可忽视的贡献。未来，广播电视大学系统自身值得在远程教育相关学术研究方面投入更多精力，培养中坚研究力量，贡献更多优质的学术研究成果，同时也要专注于办好学术期刊，打造优质高效的学术成果交流分享平台。当然，外界也应当在各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 其三，综合考察全部远程教育学术论文和其中的高被引文章。可以发现，2001年到2003年都是远程教育学术研究文章发表的高峰年度。这几年间，远程教育学术论文总体数量不断上升并在2003年达到高峰，高被引文章数量也同时保持在峰值状态。可以认为这段时期是我国远程教育研究成果发表的一个黄金时期。从已有数字也可以看到，通常是在远程教育实践开展一段时间之后，相关研究成果才陆续推出并逐步达到高峰。而在高峰年度之后，将进入稳定中略有下降的时期。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启动，极大地推进了我国远程教育实践，由此带来了几年后(21世纪初期)我国远程教育学术成果的丰富呈现。未来远程教育学术研究成果的发表也将是一个平稳发展的阶段，在经历了这个阶段之后，有可能迎来又一个黄金时期。如何在平稳时期踏踏实实积累研究经验。如何迎来下一个黄金期，自然是远程实践者和研究者要关心的，但这也是远程教育学术期刊发展和培育选题的契机：如何在积累期挖掘和关注有价值的选题，如何引导和聚集研究者，这都是学术期刊可以做的。 其四，若分析远程教育学术论文的第一作者，可以发现。高被引文章比较集中在少数几位专家级作者名下。除此以外的高被引文章分散分布在众多作者名下。这一方面说明远程教育研究有宽广的“群众基础”，未来后继有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尖端的科研力量有待锤炼，还需要更多能撑起该领域科研大旗的领军人物。若分析作者的合作性，可以看出，高被引文章中单独写作与合作写作的论文数量接近。如何培养远程教育研究人员，是远程教育实践机构和研究机构共同关注的课题。而如何扶助相关机构培育远程教育研究队伍。则是远程教育学术期刊需要下大力气琢磨并切实推进的事情。 其五，本研究在考察远程教育学术论文与所属基金项目时发现：与基金课题成果相关联的文章还不多；但在标注了基金项目的文章中，74.7％的文章是国家级／部级基金项目成果。这一方面说明远程教育学术研究还可以努力争取更多的基金支持。借助外力为研究注入活力：另一方面也说明已有的和基金项目相关的研究成果的水平还是比较高的。总的来说，远程教育学术研究相对整个教育研究来看，实力有待继续增强。 六、结语 本研究基于1990年至2011年10月公开发表在我国远程教育或相关期刊上的学术论文，从多个角度展开了分析。限于CNKI收录期刊的限制，以及本研究收集文献时使用的关键词的限制，本研究还存在很多不足。后续研究可以扩大期刊范围，用更多关键词或变更选择角度，收集更大范围内、更全的远程教育学术文章，进行更科学地分析，将能更全面地剖析我国远程教育学术文章发表的现状，进而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远程教育学术研究现状。 教育学术论文: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学术研讨会综述 为进一步推进《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贯彻落实，在庆祝建所70周年之际，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举办了所庆系列学术论坛活动。2011年9月2日，所庆系列论坛之二“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学界、教育行政部门、教育科学研究院（所）和中小学校的120余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代表们围绕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专家组起草的《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指导纲要》（建议稿），结合自己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就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有关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一、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面临新形势 总的来看，大家都认为加强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意义重大、任务迫切。 有代表指出，当今国与国之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国内社会思想多元多变，加之新媒体这把“双刃剑”，致使我国传统价值观念遭遇强烈冲击，一些曾经普遍认同、共同遵守的价值观念正在被消解、被曲解，崇尚功利、利益驱使、追求特权的社会风气正在向校园蔓延。由此而来的结果是，一些中小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国家意识淡薄、对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淡漠、勤俭自强精神淡化等问题；不少中小学生思想困惑，虽然认可正确的价值观，但知行脱节；不同学段价值观教育的目标不具体、内容不衔接；教育方式简单，以说教为主，学生不喜欢；满足于学生对价值知识的记忆，对价值背后的道德推理关注不够；学科教师育人水平有待于进一步加强。这就迫切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有代表认为，要客观、辩证、全面地分析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形势，价值多元化不仅是挑战，也是机遇，因为人不是在真空中成长的，复杂的环境对中小学生的成长也是一种历练。 多数代表指出，分析形势时要总结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成绩和经验，从总体上看，广大中小学生精神世界的主流是积极向上的。这是加强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起点。 大家还针对中小学到底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关键阶段还是奠基阶段展开了讨论。持关键阶段论的代表认为，中小学生处于价值观形成中，可塑性强，判断力不强，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可以有效地使他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持奠基阶段论的代表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中小学只可能是初步的、奠基性的阶段。 二、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 内容要分层细化 2006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内容，即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相应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就是这四个方面的教育。其中，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教育是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是主题，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教育是精髓，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是基础。 有代表认为，这些内容是上位概念，要把这四个方面的教育分层细化，明确每一个方面的教育在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的具体内容。在细化的时候，要注意把握区分度和衔接度，既要分得开，又要连得上。有代表指出，内容实施的关键是两个“转化”：从政治话语转化为教育话语，从教育话语转化为学生话语。 也有代表认为，要从总体上来把握四个方面的教育，它们之间不是平行并列关系，其中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教育这个灵魂，是贯穿到其他三个方面教育始终的，不能机械地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有代表进一步认为，四个方面的内容不应是并列关系，应是一个同心圆的关系。 在内容安排逻辑上，有代表建议，为方便学校操作，可采取以学段为主线，在每一个学段中集中呈现四个方面的内容。有专家提出，尊重小学生、中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可按照学段由低到高的顺序，分别实施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教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教育，由浅入深，由感性到理性，形成一个层次递进、结构合理的内容体系。 此外，还有专家建议，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应该包括公民意识教育。 三、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 实施关键是融入 关于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实施途径，有代表指出，把课堂教学作为学习途径，把校园文化建设作为渗透途径，把社会实践作为体验途径，把主题网站作为宣传途径，这四个途径各具功能。有代表进一步强调，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关键是“融入”，融入课程教材和课堂教学，融入校园文化建设，融入社会实践。 在融入课程教材和课堂教学上，有代表认为，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主阵地，不仅要融入思想品德类课程和课堂教学，也要融入其他课程和课堂教学。融入课堂教学时，有代表强调，要改进教学方法，注重采集生动的实例，创设相应教育情景，力戒灌输，通过对话协商、角色扮演、干预引领等，调动学生参与，引发学生感受。关于课程问题，有代表提出，要构建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课程体系，要通过核心课程培养核心价值选择能力，核心课程包括公民素养、健康与环境、文化与哲学、政治与经济、金融与创业、全球视野，核心价值选择能力包括与他人合作沟通、主动性与负责任、危机干预与排解、信息收集与筛选、数字运用与解释、逻辑判断与推理、改善学习和规划、思辨与价值澄清等，最终目的是使学生成为大写的人。 关于融入校园文化建设，有代表认为，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潜移默化的重要渠道，除了在常规的校园文化建设活动中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外，还应注重以学习优秀中小学生事迹为重点，引导学生开展同伴教育，学习身边的道德榜样，充分发挥优秀学生的榜样示范作用，引导学生学先进、做先进。 在谈到融入社会实践时，有代表指出，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内化的关键环节。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的原则，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开展社会实践，在社会大课堂中增强学生的感受和体验，只有学生感受到了，体验到了，他们才可能牢固树立、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了让学生有更多时间接触社会，参与社会实践，有代表建议要减少课堂教学的课时数，减少知识学习的数量。 与此相关，多数代表认为，家庭是学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学生的第一位老师，要充分重视家庭教育的作用，形成学校、社会和家庭的教育合力。 也有代表指出，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学校管理服务中，在学校管理中体现科学、民主、人本、诚信和公平正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与解决学生成长成才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结合起来。 除此以外，还有代表强调，现在是信息时代，应突出新兴媒体的作用，充分利用网络、手机、微博等方式，形成主流价值舆论强势。 代表们一致认为，除了明确实施途径外，要研究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策略和方法。有专家认为，要尊重价值教育的规律，把国际通行的价值教育的方法，如榜样教育、价值两难、价值澄清等，用活，使中小学师生可懂、可用。甚至有代表认为，可把途径和方法揉在一起，把价值教育的方法作为明线，把德育工作的几大块作为暗线。 四、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是德育的核心 讨论引出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与德育的关系，是另起炉灶，还是融入现有德育体系？大家担心，如果二者关系不清楚，没有处理好，变成总是做加法，那么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就很难有效贯彻实施。 代表们从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分析入手，认为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是学校德育的核心，甚至是学校德育的全部。这个定位有助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把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放在学校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 说到德育，有代表认为要处理好几种关系：部分与全部的关系，即德育是教育的全部；灌输与感受的关系，德育的效果不在于向教育对象灌输了多少知识，而在于教育对象的感受；知识和方法的关系，用学生最容易接受的方法教育学生；实效与实在的关系，过于讲究实效会产生负效果；内容与重心的关系，德育的重心一定要降低，紧密联系学生的生活；教师与导师的关系，教师要做学生的人生导师，指引学生健康成长；课堂与社会的关系，社会对学生的影响超过课堂；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要关注现实，但不要拒绝历史上的德育成果。 此次研讨会，多种思想碰撞，多种话语互动，澄清了一些模糊认识，提出了若干建设性意见，对深化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研究具有重要帮助。 教育学术论文:当代中国教育学研究生学术研究的泰势与问题 【摘要】学术研究就其纵向结构来看，包括确定研究的价值取向、研究过程和撰写研究成果三个步骤。对于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研究生来说，他从事研究的个人价值取向不外乎完成学位论文和投稿两方面；而就其研究过程来看，主要有书斋式研究过程和实证式研究过程两种；形式的相近、语言表达的模仿倾向、对同一研究的文献综述的大同小异，都是撰写研究成果时表现出来的共性。但在共性之外我们也窥见到了某些问题，即偏重国外理论的直接移植而非自身理论的建设、国家教育政策或文件的导向性过重、重对前人提出理论的补充与丰富而非新理论的创建等。 【关键词】教育学研究生学术研究问题 从1958年开始提倡建立中国人自己的教育学开始，国人对于教育的科学研究就一直没有间断过，正如裴蒂娜教授的一问“什么时候能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教育学?”但当代中国教育的后继之人学术研究的实际情况怎样?在向共同的目标奋斗的过程中又表现出了哪些值得大家思考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呢?学术研究就其纵向结构来看，包括确定研究的价值取向、研究过程和撰写研究成果三步。本文即从这三方面来谈中国教育学研究生学术研究泰势与问题。 价值取向，是价值哲学的重要范畴，它指的是一定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倾向。价值取向具有实践品格，它在决定和支配主体的价值选择方面有突出的作用。确定研究的价值取向是指先为整个研究确定目标方向。以使后期的整个研究遵循着获取目标价值的方向而前进，最终获取既定价值目标。 对研究生来说，投稿和完成学位论文是他们进行研究的两个必然价值取向。相对于本科生“重知识与实践能力培养模式”，研究生的培养模式更倾向于科研能力的养成与提高。把科研成果以论文或报告的形式发表在权威杂志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一个研究生的科研水平，也是获得同辈和导师认同的最简单方式之一，大多研究生都乐于采用这样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的科研才华。但教育类杂志的质量参差不齐，在核心期刊(特别是学科级核心期刊)上发表一篇文章相对来说比较困难。每个期刊创刊时都会将自己的期刊划为几个版块，在每年的开始时，由杂志社标示出本年的选题指南，投稿人可以根据杂志社的这一选题指南去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确定自己的研究课题(有人会问，一个研究者的研究不是要根据自己的兴趣而定吗?怎么会根据杂志社的选题指南而定呢?)，其实这样做的目的是保证自己研究出来的成果，投稿后被录用的机率更大。因而，以所投杂志近期所关注的研究方向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是现在研究生们确定研究课题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学位论文是指为了获得所修学位，按要求被授予学位的人所撰写的论文。完成学位论文是毕业时拿到学位证的硬性条件之一。但学位论文的撰写和投稿的论文又有一定区别，首先，学位论文要求新颖性、理论性、系统性和阐述详细，其次，学位论文的参考文献要求全面且数量多，这样才有助于对相关文献进行追踪检索。因而学位论文的写作更具难度和挑战性。现在不少研究生为了能尽快完成学位论文趋向于做对某一教育现象或问题的现状研究，现状研究是指研究者先对现象的描述，然后针对现状的特征和出现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或看法，从研究所用时间量和精力方面讲，这是一种相对简单的研究过程，而且大多选择现状研究的研究生都会采用量化的问卷调查表去收集数据，然后运用SPSS系统去分析收集来的数据，得出关于数据的特征，分析特征后的深层生成原因，最后以此为基础来论述现状，提出针对现状的改进意见。不过更有甚者，都懒得用SPSS去分析数据，直接采用了平均数这一集中量来描述、分析和判定数据的特点，这其中的科学性和可信度的值得考究的。 从研究的类型维度看，可将研究过程分为书斋式研究过程和实证式研究过程两种。中央民族大学的滕星教授写到“从我国新时期教育研究20多年来的历史来看，我国教育研究的方式相当大一部分或者绝大部分是文献和思辨式的书斋研究”。但这里所说的书斋式研究过程与传统的思辨研究过程还有一定的差异，传统的思辨研究过程是指运用逻辑推理、演绎等方式从一个假设出发来推论出一定理论的过程。这里的书斋式研究过程是指：研究者通过查阅文献和浏览国外网站等方式，寻找国外对于某一教育现象的理论阐释，然后通过介绍这种新的教育理论，主要是对这种理论的内涵、特征和心理机制等做详细的阐述，再结合当前中国教育教学的背景提出某些建议。正如《学会生存》中说到：学院模式过分的依赖理论和记忆，它给予书面的和复述的表达方式以特殊的地位，损害了口语的表达、自发精神和创造性的研究，还表现出对抽象思维的偏爱。理论的直接移植是造成中国到现在都没有自己的教育学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很多的研究生都说：教育学虽然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但经过几千年的人类不断探秘之后，要想在教育中找出一块还未被发掘的研究领域是特别困难的或者可以说是不太可能的。于此，我们就会自问那后来的研究者要做什么事呢?特别是对于正处于理论积淀期的研究生们。所以认为当前的研究工作无异于补充或丰富前人提出的理论。因此先引进国外的某一前沿教育理论，然后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某些教育教学建议或总结实践经验来丰富引进的理论，这样的文章即好写，也比较好发表。毕竟在当代中国人心中，与国外沾上边的都是先进的、有底气的东西。这种媚外的情结特别在教育心理学研究领域中最能体现。因而这种“坐着做学问”的方式很受欢迎，至少到现在为止还使不少研究生受益不少。 在学位论文中，实证式研究运用得比较多，主要是相对于现在普遍的书斋式研究来看。实证式研究过程是指需要研究者亲自收集观察资料，然后去证明或检验提出的理论假设。但现实中，现在的研究生们把实证式的研究过程简化了以利于自己研究工作的开展，一般采用的实证式研究过程是：以某一国外引进的或是国内某位权威专家已编制好的问卷作为调查的基础，通过问卷调查，分析收集的数据资料(我见过最粗糙的分析数据方式是只用平均值来说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发展的整体情况)得出结论。但“统计是用来表达总数和平均数的，而这种总数和平均数就必然掩盖了其中的差别和差距，这种差别和差距也许是很大的。不管统计是多么客观，它们的价值只不过是供那些提出统计和研究统计的人们使用而已”，因而只有问卷调查的量的研究而没有对整体深入的个案的质性分析。其数据的准确性是得谨慎对待的。 形式的相近、语言表达的模仿倾向、对同一研究文献综述的大同小异。都是撰写研究成果时表现出来的共性。在撰写研究成果的形式方面，他们倾向于“述――评”式，而在“述――评”式中又分为两类，一类是“述”一种国外前沿的教育理论，然后在国内背景下对其有用的成分进行褒性评价；另一类是通过问卷调查的数据对某一教育现象进行现状描述，然后议论其产生的原因，再针对性的提出一些改进意见。在语言文字表达方面。现在的研究生们喜欢直接摘录某一名人或某一名著的一个句子或一段话，而非概括性的总结他们所要gI用的人或书的主要议点或观点。特别是在直接引用国外的理论观点时，由于翻译上的种种原因，会导致一些撰写的教育科研论文的表达方式不符合中国人的言语习惯，不仅非专业人员读不懂，即便是专业人员也很难读下去，最后给读过的人一种云里雾里的感觉，而不是豁然开朗。中国人在做学问时习惯于独立研究。缺少团队的合作意识，但往往我们在很多的文章中总是看到一篇文章的署名很多是两个人一起的，更有甚者是5―6个人一起署名，这种“一个人干活全家吃饱的”的现状很可能会破坏严谨治学的氛围。文献综述是在对选题涉及的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广泛阅读和理解的基础上，对该研领域的研究现状，(包括主要学术观点、前人研究成果和研究水平、争论焦点、存在的问题及可能的原因等)、新水平、新动态、新技术和新发现、发展前景等内容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整理和评论。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研究思路而写成的一种文章。综述属于三次文献，专题性强，涉及范围较小，具有一定的深度和时间性，能反映这一专题的历史背景、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但现在国内出现的一种情况是：对于同一研究领域或对象的文献综述基本大同小异，不管是时间靠得近的文献综述还是年陈久远的文献综述，它们所罗列的主要文献条数，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都是相近的，没有体现时间上的延续性，而且新的研究水平、动态和发现较近期的文献综述中都找不到，给人一种这个研究问题的研究在他之前的某个时间段里是被搁置了的。 总之，我们有必要清楚地了解当代中国教育学研究生学术研究的现状，比正视其出现的问题，为实现建立我们自己的教育学这一目标，培养后继之人才，认清前进路上的障碍! 教育学术论文:英国中等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研究 摘 要： 受传统教育价值观的影响，英国在中等教育阶段向来注重学术课程，相对轻视职业课程，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属于典型的分轨模式。政府认识到这种模式的弊端，采取了很多措施，仍未能消除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的对立状态。英国课程专家麦克・扬在《未来的课程》一书中深刻地分析了英国分轨模式的不足，并从课程原则、课程策略、课程目标、资格制度四个方面论述了整合中学阶段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主张。 关键词： 英国 中等教育 学术课程 职业课程 整合 英国素有崇尚精英教育的传统，政府对学术教育过于偏爱，而给予职业教育的支持却很少，尤其表现在中等教育的课程设置上。英国在中等教育阶段实行典型的分轨制，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几乎是完全彼此隔离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作组织的变革，特别是职业结构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界限的打破，使得以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划分为基础的中学课程设置越来越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一、政府改革措施述评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中等教育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沟通与衔接的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为二者的联系创造了条件。 （一）80年代：学科课程改革。 80年代末，保守党政府对中学课程主要提出了两种批评意见。第一种意见可以追溯到1976年拉斯金演说，该演说认为英国中学课程不能适应工商业发展的需要；另一种批评意见是：学校选择课程的自由是导致大多数学生成绩较差特别是数学和自然科学课程成绩差的主要原因。① 上述两种批评意见都可以看成是对学科课程不断加深的危机的反映，从这些批评中，以及与经济上更成功的国家例如德国、日本的教育成就的比较中产生了两种改革的主张。第一种主张认为中学课程应该职业化，使得学生离开学校时更容易就业。这种职业化的主张体现在1983年开始在普通学校实施的“技术与职业教育行动计划”（TVEI）和1985年推行的职前教育证书（CPEV）等政策措施中。第二种主张表现在《1988年教育改革法》中，在传统的学术科目方面设立全国性课程，并设立7、11、14、16岁考试，而且第一次把技术作为学生必修的核心课程之一。 但是，这一时期的改革措施主要是针对传统的学术课程的改革尝试，并没有对学术课程加以根本改变。其实，这些措施都只是局限于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自身的某些变动，或者在职业课程中增加普通教育的内容，或者在学术课程中融入职业教育要素，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没有根本变动。 （二）90年代：资格制度改革。 到了90年代，职业教育和学术教育各自为政的状况受到更多的批评。课程专家批评学术轨的狭隘性和排他性，以及职业轨的质量差、可选择性少，建议应建立统一的资格制度，结束教育与培训之间的分离。 1991年政府白皮书《面向21世纪的教育和培训》推行普通国家职业资格（GNVQ），这是一种兼顾就业和升学需要的资格，与指向具体职业领域的国家职业资格（NVQ）不同，它将学历教育同职业培训相结合、相沟通。白皮书强调要建立现代学术和职业资格体系，这两种资格应该一视同仁，青年不应该再受到已经过时的“区别对待”。不过，事实上政府并没有结束这种区分，而是建议以高级水平证书、普通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及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为基础，建立三轨制教育资格制度。1996年，容・迪尔英爵士发表最终报告，标志着英国16―19岁学生的资格制度到达了一个新的阶段。该报告的中心议题是“需要建立一种更为统一的全国性资格制度框架”。但该报告既有走向统一课程的建议，如调节机构的合并、GNVQ分成六种或三种单元模块，从而为建立一种更统一的、更灵活的课程奠定基础，又有更加分离课程的建议，如报告强烈支持使三种资格途径更加清晰，其实是扭转了三种途径逐渐融合的趋势，后退一步使三种途径变得更加具有特殊性。因此，该报告“并不必然使得我们的学校向更加统一的制度迈进”。② 英国一系列资格制度的改革也存在很多问题。这些改革都是在保证学术资格的标准不被动摇的前提下进行的，除了迪尔英报告中关于设立核心技能AS-Level的妥协性建议之外，学术资格没有任何变动。另外，设立统一国家职业资格的目的在于结束英国众多职业资格证书冗繁无序的杂乱状态，然而NVQ和GNVQ实施后，原来的很多资格授予和认可机构及它们所管理的资格证书也都保留了下来，并没有达到减少资格数量、刺激学术资格和职业资格融合的目的。③ 二、整合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麦克・扬《未来的课程》中的观点 美国自由主义哲学家杜威和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葛兰西关于教育与工作世界关系的论点，构成了麦克・扬整合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理论的基础。他提出了“批判的职业化主张”，明确了整合学术科目与工作世界之间分离的一种途径，这种途径就是开发学术科目的“职业层面”。与80年代课程改革所体现的新职业课程观的考虑相反，他认为，学科课程不但不应该减少，反而应该面向所有学生，并与对劳动世界的理解和经验相结合。使学校科目的职业层面更加清晰的方式是：这些科目不但可以使学生接触概念和思想，而且应该使学生理解成人工作世界的变化。 在此基础上，麦克・扬从未来课程的课程原则、课程策略、课程目标及资格制度四个方面论述了具体的改革主张。 （一）课程原则 职业的高度专业化是现代社会国家和经济的内在属性。麦克・扬区分出了经济上两种不同的专业化形式：分化的专业化和联系的专业化。分化的专业化是经济发展到大规模生产制度时期的产物，在生产过程中表现为生产中对任务的认识和执行的分离；联系的专业化是经济发展到灵活的专业化生产制度时期的产物，在生产过程中表现为生产过程要最大限度地所有雇员的最大潜力，强调团队工作。 在他看来，不同的专业化形式在课程上具有不同的意义或表现形式。分化的专业化在课程上表现为学术课程的高度专业化和职业课程的狭隘化，继而导致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的分离。而联系的专业化表明了不同专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它强调不同的专家都要形成某种整体意识，即意识到他们的专业化和整个课程的关系。它力图超越“做人的教育”与“做事的教育”之间的传统分离，④要求在课程中建立知识和技能的联系，并使课程与更广泛的教育民主和社会目标相联系。于是，以联系的专业化为基础，麦克・扬提出了构建未来课程的基础原则：具有宽广的知识面和灵活性；建立核心内容和专业学习、普通（学术）学习与应用（职业）学习之间的联系；提供个人进步和学分转移的机会；对课程总体目标的清晰认识。这些原则可以视为麦克・扬基于当前经济的变化而提出的构建未来新型课程的基础。 （二）课程策略 麦克・扬所认为的课程策略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课程内容组织方式。在评判原有两种相关的课程策略――以结果定义课程的方式和模块化方式――的基础上，他提出了所谓的“联系”的策略作为未来课程内容组织的方式。 模块化方式，是指灵活地把课程内容分成多个小的学习单元，这些单元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它是一系列地方性行动的产物，目的是改革中学的学科课程，适应TVEI鼓励的新型学习。以结果定义课程的方式实际上就是强调对学生先前学习经验的承认，课程内容能够并且也应该根据可测量的学习结果来组织安排。但是，这两种方法都存在缺陷：它们片面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观念，忽视了对新的教育方法的需要，以及对教师的新的专业能力的需要；按照这两种方法组织的课程内容例如教学大纲、知识体系等与具体的学习目标之间存在对立。 麦克・扬认为需要一种新的课程组织方式，将模块课程、结果课程与学习者的志向和需要、系统的整体目标联系起来。“联系”的概念首先认识到学习是一种有目的性的社会过程，这种过程有意无意地是在与其他学习者一起建立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发生的。它强调需要把学生和教师的目的和活动联系在一起，并与更广大的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教师可以根据自己和学生的知识经验，在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设计特定的模块，开发什么样的模块取决于现存的工业政策。它强调学校或学院整个课程及其组成要素的相互依赖，这些要素包括：学术科目和职业计划，学习者支持与指导，与更广大社会发展的关系，等等。以上可以视为麦克・扬在以联系的专业化为基础的课程原则或框架内对未来课程策略的设想。 （三）课程目标 在这部分，麦克・扬试图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每个学校应该怎样确定自己的课程目标；第二个问题是每个学科的教学应该怎样与学校整体的课程目标相互结合。 关于第一个问题，他认为中等教育不只是让学生接触各种基本的专业知识领域，也不只是学习适应特定工作的知识和技能，它也应该注重培养学生作为未来成年人和公民的个人教育和社会教育，关注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培养学生“对现在和未来世界的理解、把握及其相应的技能”。 麦克・扬关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在批判传统中学课程的科层制整合的基础上提出的。在科层制模式下，科目教学占据主导地位，个人和社会教育作为特定的课程目标受到忽视。然而，随着全国性目标和排名制度的建立，科层模式受到了挑战，“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他接着提出了课程整合的联系的方式，这种方式通过两种形式把个人和社会发展目标整合到课程中去：首先，它不从具体的科目开始，而是从更广泛的课程目标开始，并考虑这些科目怎样实现这些目标；其次，它不从全国性课程的要求出发，而是先考虑每个学校怎样确定课程目标，并考虑他们怎样才能达到全国性课程目标的要求。⑤ （四）资格制度 在此部分，麦克・扬在分析政府已有改革措施特别是在评判迪尔英报告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学习社会资格制度的设想，并进一步明确了未来高级水平课程的改革方向。 麦克・扬认为迪尔英报告中关于资格制度改革的建议没有意识到资格制度变化的过程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层面组成的，包括政府、条例、认证、证书和测验；仅仅通过管理机构的合并统一不意味着必然会运作一种更加统一的认证制度和证书制度；它忽略了影响到未来资格制度发挥新的作用的背景的变化，没有认识到学习化社会要求不能把资格制度看成是一种学习结果的标志，而应该把它看成是能够胜任持续学习过程的标志。 在此基础上，麦克・扬提出了改革构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更强的框架和观点。提出改革的前景是在18岁以上学生中建立一种总的证书，作为体现未来资格制度特点并有助于达到那种目的的一种方式，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共同的测验方式、模块课程、核心技能等。（2）扩大层面。建立统一的资格制度不能仅仅停留在管理机构合并的层面上，应扩大改革层面。例如，建立学术和职业资格的共同的测验和评分制度。（3）重塑学习化社会的资格制度。为了适应人们终身学习的要求，迪尔英报告的四种水平应该与高等教育的进一步提高水平联系起来，并成为鼓励人们在横向涉猎不同领域、在纵向寻找新的职业机会的手段。以课程的单元化为基础，学分转移、学分累积，在面向终身学习的资格框架中变得更加重要。 三、结语 近几十年来，英国政府和学术界努力消除中学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的分离、对立局面，尽管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但他们在改革过程中所获得的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确实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特别是麦克・扬对于学习化社会中课程的设想和分析，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探讨课程是非常有价值的，对于我国新课程的建设，特别是课程理论的发展，也大有裨益。 教育学术论文:陈友松电化教育学术思想研究 【摘要】陈友松先生是我国电化教育的拓荒者，在课程开设、电教刊物创办等方面均有开拓性作为。陈友松对媒体技术和电影教育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独特的解读，为我国早期电化教育在国际视野下的本土化创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早期电化教育；历史研究；陈友松 陈友松先生是我国电化教育的拓荒者。陈友松先生对媒体技术和电影教育深刻的认识和独特的解读，不仅为我国早期电化教育在国际视野下的本土化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而且对当今教育技术中国道路的探索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价值。 一 陈友松及其对我国电化教育的开拓性贡献 陈友松博士（1899-1992年），湖北京山县人，当代著名教育学家、翻译家。他早年留学菲律宾、美国，师从杜威等大师。1935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任南京中央教育电影检查委员会委员，并在大夏大学任社会教育系主任，开设教育电影课。之后，他先后在西南联大、湖北省立教育学院等高校任教或任职。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陈友松调至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后先后任全国比较教育学会顾问、全国陶行知研究会顾问等。陈友松被杜威誉为“东亚第一流学者”。晚年，被王震副主席赞扬为“国家的宝贝”。[1] 陈友松“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综合型的教育学者、终生以学术为祖国全民普及教育和建设完善的现代教育学制而呼号奋斗的战士。”[2]他在教育的诸多领域，如电化教育、教育财政学、苏联教育、比较教育等方面均有开拓性的贡献。电化教育是陈友松在民国时期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其开拓性贡献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 首次在大学内开设教育电影课程 陈友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过视听教育课程，1935年回国后即在大夏大学开设教育电影课，每班约百多名学生，学生经常去上海各电影制片厂参观。按孙明经的考证，这是我国大学开设最早的教育电影课程。[3] 2 发起创办“唯一国人组织之中国电影教育用品公司” 1936年，加入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陈友松与卢时白一并联合吴铁成、褚民谊、潘公展、方治、郭有守、彭百川、徐悲鸿、徐公美等发起成立全国电影教育用品公司，并在《电化教育》期刊显著位置处声明，该公司是“唯一国人组织之中国电影教育用品公司”，“以诚与信为电教服务！以谨与慎谋出品精良！”该公司与中央电影摄影场与金陵大学展开合作，以推进电影教育和无线电教育为宗旨，其业务偏重电影教育，有：（1）自制非常时期教育及教课影片。教课片每卷仅二三十尺，内容包括一课之材料，售价仅一两元。（2）译售并出租外国制教育及教课影片。（3）缩制有教育意义之小型长片。特约工厂自制小型机而以分期付款办法出售。[4] 3 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电教类期刊《电化教育》 1936年底，由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上海分会编辑、中国电影教育用品有限公司出版的《电化教育》期刊问世，陈友松任主编，共出版了6期，抗战开始后停刊，这是我国第一个以电化教育为名的期刊。之后，专门以电化教育为内容的期刊陆续出现，标志着教育电影、视觉教育和播音教育的研究者初步组成比较独立的电化教育研究领域。[5] 《电化教育》期刊封面上标明，该刊为非卖品，“每期万份赠送全国教育机关”，宗旨是“促进电教，挽回利权，杜塞漏扈”。封底则用大字宣明：“唯一国人创办的中国电影教育用品公司，采用国人出品是我们教育界的光荣，提倡国人出品是我们中国人的义务。”从中可以看出创办者浓郁的爱国情怀。该刊有电化教育之研究与讨论、电教技术、教育部法令及电影新闻以及教育影片推荐等栏目。 4 编著我国第一部有声教育电影著作《有声的教育电影》 陈友松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视听教育课，授课教师为著有美国第一本有声教育电影著作的教育电影专家亚恩士倍杰博士（V C Arnspiger） ，回国后陈友松根据讲义，并结合中国教育电影现状与需求，于1937年2月出版了《有声的教育电影》，在引进和传播美国视听教育理论以及本土化创新方面做出开拓性贡献。 《有声的教育电影》亦是我国第一部有声教育电影著作，该书在回顾视听教育发展、介绍各国电影教育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教育电影的制作、鉴别、实施、行政以及建筑设计、机器选择等，还介绍了如何在中小学、大学和成人教育中实施电影教育。 5 对我国“电化教育”定名有所贡献 关于“电化教育”的来由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就是陈友松和戴公亮的说法，即1936年他们看到美国联邦政府教育署出版的《学校生活》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把视听教育统称之为Electrifying Education。他们认为可译为“电化教育”，但视听教育通称之为电化教育也不太合适，决定从视听教育工具中挑选出效果较好的、各有特点、既能单独使用，又可组合使有的4种“利器”――幻灯、电影、播音、电视，并将采用幻灯、电影、播音、电视作为辅助教学工具的教学方法称之为“电化教育”。[6]我们在此不对其他说法进行讨论，也无意于辨清孰先孰后，但是陈友松为我国“电化教育”定名做出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二 陈友松的媒体技术观 1 媒体技术的工具性：电影是教育的新“利器”，可以消除“教育的惰性” 陈友松是把电影等新媒体技术看作是推动教育文化发展的工具。陈友松[7]认为，“它（电影）在人类的教学与娱乐的可能性上是这样的浩大而悠远”，“文化的进步是跟着工具走的，教育的效率也是一样。中国的教育工具依然停滞在书本、黑板、粉笔时代，急需一种利器来鞭策我们的教育的惰性。”陈友松用“教育的惰性”来形容当时中国教育发展的现状，透露出他的担忧与急迫心情。他认为，要增加学习效率，必须改良教学工具。“20世纪的教与学当用20世纪的方法与工具，这是一个激变的时代。如魔术一般的科学发明，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新的知识浩如烟海，新的技能经纬万端，新时代的教育机关要应付新文明的要求，传统的方法与工具，不足应付了。教育者因不满意于文字教育、书本教育，于是采用视觉教育的工具。所要学习的东西日益增加，所以要求学习效能的增加，要增加学习的效率，当然也要继续不断地改良教学工具。”[8] 可以看出，陈友松对媒体技术的认识属于工具主义，这种观点具有明显的时代印迹。但是，与同时代对新技术的万能期待热情相比，陈友松[9][10]则有着比较清醒和冷静的认识，认为，“电影声片虽妙，然而美中不足必须要一切其他视听教育的用品或用具来扶持，这样总算是完备的视听教育。”“教育有声影片是教学的媒体物。如果要用有声影片为教学的媒体，须了解此教学媒体的性质与功用，认清其固有的长处与缺陷。例如切身的现在经验是学习者最好的直观教育，无论是静默的或有声的影片胜不过它，影片仅能刺激学习者，但不能使学习者有直接经验的适应。所以利用声片于教育的有效方法就是在它的特长处下手。”此外，陈友松[11]特别强调研究对电影教育的重要意义，“研究是教育有声影片的重要基础。有效力的教育有声影片，不是空中掉下来的东西。” 2 媒体技术的双重性：技术重在“用它的方术”，要“为特殊学习情境而制造” 陈友松[12]对技术的双重性有充分的认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铁能做十字架，也能做刀剑，所以决定一个伟大的发明，对于我们的利益，在我们如何使用它”。他[13][14][15]强调对媒体技术要善用，“电影的魔力譬如水火，其利害不在它的本身，而在乎它的用途和用它的方术。”“影片像图书一样，必须要精于选择，并适用于各种程度的观众。”“教育有声影片需为特殊学习情境而制造，这是显而易见的。” 陈友松对媒体技术的应用是从设计教学的角度入手的，他更强调教育的需求与目标，强调学习的情境。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陈友松在制订教育电影的考核标准时，强调影片要符合教育目标和教育需求。具体来说，陈友松[16]认为教育影片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考核：（1）目标；（2）内容；（3）内容之发展；（4）视听方面的之技术；（5）对于其他课程资料之贡献；（6）影片的普通效力与价值。 陈友松以及之后四十年代舒新城等学者关于善用技术的主张与观点[17]，为扼制当时的技术万能倾向、维持早期电化教育的教育定位和走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 媒体技术与教师：电影不能取代教师，教师必须接受系统训练 正如上文所说，陈友松对新媒体技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因此，与美国试图用技术取代人的自动化教育主张[18]不同，陈友松[19][20]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技术万能的高涨热情中冷静地多次强调，“电影教育也决不能取教师而代之”，“电影既不可取图书与教师而代之，也不可以取其他视听教育工具而代之。”这与四十年代孙明经的集体教学观是基本一致的。 难能可贵的是，陈友松[21]进一步提出了师资培训的问题，提出“凡是应用影片教学的教师必须受有系统的训练。”这与当时仅对技术人员进行培训的思路是明显不同的。后来的实践发展证明，教师应用新技术的能力培训的确是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方面之一。 三 陈友松的电影教育观 1 电影教育图解：门户观、工具观、比较观与三面观 正如前文所说，陈友松认为，电影的利害重在“用它的方术”，因而根据用它的方术的不同，电影教育有不同的领域和使用维度。“因电影或影片的种类或进步程度不同，或因教育的种类、内容、目标与方法的不同，而有许多种类的电影教育或教育电影。”陈友松用图解方式对电影教育进行了详细阐释，详见图1。 陈友松从门户观、工具观、比较观与领域三面观四个方面对他绘制的电影教育图解进行了说明：[22] 第一，从人类知识的门户观来看，人类知识的门户就是官觉，包括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等。视觉教育是官觉教育最重要的部分。其次是听觉教育，二者合并为视听教育。陈友松介绍道，视听教育“在美国最近才成为一个崭新的名词。Audio-visual education是一切声片、默片与其他视听直观教育的领域。”图解中侧重实物示范的部分就是门户观的解释。 第二，从人类知识的工具观来看，陈友松认为“要增进他们的知识和控制环境的能率，就要继续不断的改良他们的工具……图书虽然一向是最大的助力，然偏于抽象的符号知识，这是中国过去教育的缺点……必须要借重一个能普遍化的工具，唯有电影能之。电影可以征服空间与时间，能把一切现代的工具所能获得的知识都表白出来，把一切实物实事表现得活动如真。总而言之，电影是一个集大成的教育工具，不仅是知识的工具，也可以说是情意的工具。” 第三，从电影教育与其他教育的比较观。“电影教育限于视听教育，不能包括其他官觉的教育，所以劳作教育不可偏废。劳作教育，见图解即知是一切官觉都运用的教育。电影教育在放映时，似乎偏于注入的形式。劳作教育，则为启发的形式。所以劳作教育不可偏废。劳作教育的短处，就是限于某种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恰好用电影教育补其不足。”“电影限于实物实事的代表，究竟不如实物实事的真实，所以直观教育如参观、旅行、博物院、展览会、科学实验与模型等不可偏废……图书文字不可偏废。最紧要的是具体与抽象的均衡一贯……总之，电影不过是一个最有权威的教育工具罢了。” 第四，从电影教育的领域三面观来看，“第一从图解中的圆圈看去，它的领域是视觉与听觉影响及大小脑、全神经系与全人的有机体。第二个从圆圈下的长方形内的对象看去，它的领域就是实物实事的代表。第三从教育的范围与种类看去，它的领域就是各种各色的教育，大致可分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广义的是指文化电影、娱乐电影、宣传电影，属社会教育。狭义的是专为学校课室之用，与学程教学法有密切关系。” 陈友松[23]在详细阐述后总结道，“电影教育是用电气电光机械将实物实事的形体、关系或动作，或声音颜色或故事中的事物表现在银幕上，籍视听的官觉做各种目标不同，方法不同，对象不同的经验改造的过程。教育电影就是应用于这种过程的电影活动与设备。”陈友松[24]认为，电影教育是视听教育的一部分，“电影教育应与其他视听教育并行”，“除了电影声片、映放机、银幕、发音机等外”，还有科学实验、黑板示范、学校旅行、游行表演、学校博物馆等视听教育辅助用品。他认为，“有时其他视听教育工具，在某种特殊教学过程上，竟能比电影优胜。电影和其他视听教育工具的效率之比较，及应如何相辅而行。” 陈友松关于电影教育的门户观、工具观、比较观与三面观是他对新媒体技术及其进入教育后所生成的新领域的全面思考。门户观主要是对新媒体技术的思考，可以把新媒体技术看作是人类官觉特别是视觉和听觉的延伸。知识工具观主要是从知识的角度对新媒体技术与教育结合过程进行思考，认为电影教育使得知识传递从抽象走到具体。领域三面观是对媒体技术与教育结合后所生成的新领域的深入解剖，揭示出电影教育以及之后以电影教育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电化教育的领域特性：交叉性、应用性和广泛性。从交叉性看，这个领域涉及脑神经学科、新媒体技术发展、学程教学法等多个学科与领域的知识；从应用性来看，新媒体技术可以应用于“各种各色的教育”，广义包括娱乐的、社会的和宣传的电影，狭义专指教学的和学校的电影；从广泛性看，对象可以是成人，也可以青年和儿童。内容可以是科学的、卫生的或是生产的……比较观则是从整个教育的视野审视电影教育在大教育中的地位，这不仅明确了电影教育的教育定位（而非技术定位），也清醒地指出了新媒体进入教育后的优势与不足。 2 电影教育的领域定位：教育、技术与相关领域的统整 尽管陈友松并未直接对电化教育的领域定位与性质进行过讨论，但是从他的文献中，我们可以感觉到陈友松对电化教育的交叉性、应用性有着清楚的认识。如前文电影教育图解中，陈友松认为电影教育需要脑神经学科、新媒体技术发展、学程教学法等多个学科与领域的知识。再如，在论述如何摄制教育影片时，他[25]认为“自大处着眼包括以下各方面：（1）拟定各科教材领域的声片；（2）摄制声片及其继续不断的改良之研究程序；（3）教育者与技术人才的学识与经验之统整；（4）推销制度之设立，使制成了的声片能得其所用，而且能普及到各机关。”“影片制造的程序之发展，须明白教育的需要和影片的可能性。除此之外，一切有关系的事物须统整得法。”这说明陈友松认为，电化教育应在教育需要与媒体特性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同时还要统整其他“一切有关系的事物”，如推销、普及与管理。我国早期电化教育之所以繁荣，也正是因为我国电教先驱对“一切有关系的事物”进行了有效的统整，特别是在教育需求与媒体功能耦合过程中找到平衡点，对美国的替代式自动化教育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和超越，形成了补充式和支持式的中国特色。[26] 四 陈友松理解电化教育的独特视角 由于陈友松具有多学科背景，且有留学经历，所以，陈友松对电影教育以及以电影教育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电化教育的理解具有比较独特的视野，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 国际视野与本土结合 陈友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关于教育以及电影教育的学习经历，使其在从事电化教育相关研究与实践中能够立足于国际视野，同时又注意结合国内本土需求。这一点从其文献论述思路中可以看出。他的研究结论和实践建议均是通过大量介绍国外相关做法并进行中西比较，再结合中国国情而提出的。 如，在论述教育工具发展时，陈友松[27]认为，中国仓颉造字、蔡伦造纸，以及活字印刷术，“比起同时代的西洋人的教育工具要先进多了”，但是忽略了“具体先于抽象、图在书先这一点。图的工具未见发展。”而西洋正好相反，“15世纪古登堡发明印刷术以前，传达知识的首要的是壁画、蜡板书和中世纪盛行的鹅毛管所抄写的书卷等”，后来西方发明了照相术和电影。陈友松从人类文化发展的角度，基于中西方思维与表达方式的不同，对新兴的电影教育进行解释，这样的见解在早期电化教育发展过程中是鲜见的。 再如，在论述有声影片时，陈友松[28]首先介绍俄、美等电影教育情况后，“电影在苏联曾以之为实施民众教育的利器，藉以灌输公民必具的知识。在帝俄时代电影院不过一O四五所，且多设于大都市中。到1932年却有三二OOO所。此外学校中有四一二六校设备有电影。”之后专门论述有声影片在中国采用的问题。他认为，尽管中国教育经费困难，但是“有声电影教育确是有收获的投资”，特别是“在国难如此严重的时候，必须要在最短时间内使大多数民众获得日常生活所必备的知识与技能，识字教育是抽象的，是不足的，最有效的最迅速的方法还是视听的电气化的教育。”此外，他[29]十分赞同郭有守关于教育电影官营模式的主张，“教育电影事业……亦须由国家文化教育当局积极主持，斯发达可期。”陈友松结合中国国情所提出的立足民众教育、以生活知识与技能传授为主、官方主营等等主张，正是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本土化创新模式，亦是我国早期电化教育之所以繁荣并独具特色的重要缘由。 陈友松把对电影教育中国式发展的思考通过大学授课、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相关工作和创办电教刊物等形式广为传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此外，陈友松对播音教育方面亦十分重视。陈友松[30]介绍了苏联播音教育情况，称“教育播音在苏联颇为发达，曾有播音大学的设立，内分经济、普通、共同组合三学院，每周有两小时的课程，二年毕业”，“全俄的学校约占四分之一是有无线电的设备”。陈友松[31]提出，播音教育在中国很有发展的需要。“中国的播音电台已经很多了，收音机的行销也一天多一天，如能善用将能成为一个很有权威的教育工具。”“无线电教育既这样发达，可与有声电影合并，由一个教育机关管理，以节省行政及技术的费用。”这与早期电化教育包括电影教育与播音教育的范围认定是一致的。1940年，陈友松倡议并指导昆明广播电台设置“空中学校”专题节目，该节目内容充实，讲稿通俗，很受听众欢迎。[32]在国际比较中探索中国电影教育的定位及发展方向，这样的考量亦是本世纪我国教育技术本土化创新的探索思路。 2 学科视野下的电化教育领域特性探讨 正如前文介绍，陈友松是一个综合型学者，因而陈友松对电化教育的理解并未受学科壁垒的影响。上世纪三十年代末，陈友松集中出版了《各国社会教育》、《图书馆》、《有声的教育电影》等著作，把社会教育、图书馆和电化教育发展有机地加以整合。这是陈友松在国际比较研究后结合当时中国现状而做出的深入思考与实践建议。 陈友松[33]认为，图书馆与电化教育等均是当时中国社会教育的重要方式，同时也可以把图书馆看作是“社会教育的总汇”。他[34]强调要“活用、普用图书馆为工具以推进全民众、全生活、全人生之教育”，并提倡流通图书馆的形式，强调电化教育手段在流通图书馆中的作用。他详细介绍了1934年黄警顽等发起的汽车图书馆游行情况，“汽车三面开门，藏书为开架式。除选择通俗读书数千册外，又有留声机、唱片、无线电的装置”，汽车图书馆走遍江浙两省，在社会教育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陈友松[35]称汽车图书馆为“流通图书馆开一新纪元”。 从电化教育发展的角度来看，陈友松把电化教育置身于整个大教育领域，特别是社会教育领域，并敏感地意识到电化教育与图书馆的密切联系。后来事实发展也证明，教育技术的确与图书馆领域在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有着共同的使命。美国的教育资源信息中心（ERIC）即是由大名鼎鼎的雪城大学教育技术专家伊利教授创建。我国的教育技术学与信息管理界多年来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学术联系。陈友松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敏锐地发觉了电化教育与图书馆的共同使命与不可分割的联系，对之后的电化教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四十年代，杜维涛、孙明经等学者对电化教育的信息资源功能进行了继承与发扬，把电化教育看作是经济有效的“新图书馆”[36]。 陈友松的多学科视野使其充分认识到电化教育的交叉特性和应用特性，他把社会教育作为电化教育的应用场域，并从资源开发与利用的角度把图书馆与电化教育紧密联系。作为我国电化教育的拓荒者，他关于电化教育的准确定位与正确理解为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教育学术论文:思想政治教育学术性探讨 摘要：思想政治教育学有自己的特殊研究范围和规律性，对它们的研究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立足点，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术性的鲜明特征。长期以来，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研究过多，而忽略了它的学术性研究，政治性和学术性矛盾凸显，政治性主导作用因学术性研究的缺乏而面临失语，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性，加快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是当前的迫切任务。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学术性；文化性；实践性 1　汲取前人文化成果 “中国古代教育是灿烂辉煌的中国古代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国古代文化赖以延续和发展的基础，是中国古代文化不断创新的动力。因为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是靠中国古代教育一代代地传递下来的……没有中国古代教育。中国古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难以创造、延续和发展的。”文化一方面借助教育得以更好的传播和保存，另一方面也赋予教育以更宽广的领域来面对社会的多方需求。不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教育，生生不息、源源流长的社会文化都是其重要内容。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特性使得它对于优秀文化资源的利用更是其他学科无法比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主要在于人的正确思想政治素质的形成和发展，但是，思想政治教育在促进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发展的同时，也能够促进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发展。确实，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政治性较之文化性，是更为根本、更为深刻的本质规定性。否则，思想政治教育则将与智育、美育等无异，并无以在众多的教育形态中以其独特性而存在。”思想政治教育正是通过对人们的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培育。以促使人们养成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导向，坚定社会主义信念。要实现这些教育目的，不论是文学、艺术还是哲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可以吸收借鉴的地方都很多。“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家。更把‘诗教’看成最重要的政治教化活动之一……到了魏晋时代，文学已经觉醒且被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和，包括人与人之和、人与社会之和、人与宇宙之和。中国的艺术自觉追求表现天地之心，拟太虚之体，因而也把和作为最高境界。自古以来，中国人对宇宙的看法，对人生的看法，他们生活的意义，他们的价值信念，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终极根据，都是透过中国哲学加以反映凝结核提升的。”主动吸收来自这些学科的丰富内容，紧跟时代潮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和有效性，才能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应有的价值。密切联系优秀传统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鲜明学科特色。 2　经理论严密论证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它的理论基础。有了理论基础，学科的理论体系才能在它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自然也有其特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科学体系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坚实的理论基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作为先进的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全人类精神文明最优秀成果的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没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就没有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学也就不能真正成为一门科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的解释了人们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物质动因。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观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与物质利益相结合。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结合经济工作一道去做，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的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为思想政治教育规定了根本目的和任务。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人们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思想作为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是社会意识中相对比较稳定的一部分。社会客观存在的多样性，反映在人的头脑中，就必然形成各种思想观点，造成人的思想复杂性。因此，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就必须全面考察教育对象在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周围所处的人际环境和文化氛围以及身心发展的特点。以便把握其思想形成、变化的外部客观环境。由针对性地组织与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同时，人的思想发展不仅依赖于社会存在，对社会存在也具有能动作用。依据这一原理，教育者的任务就是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先进的思想、理论，一次武装人们的头脑，指导社会实践活动，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是早就和培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代新人的理论。因而，它必然成为对人们实施思想政治品德教育的重要理论来源。社会主义意识不会在群众中自发产生，我们必须不断地向群众灌输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才能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指导群众参加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也是确立思想政治教育战略地位、目的任务、内容方法的重要的理论依据。 此外。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为指导，正确对待社会矛盾，科学地分析和把握每一社会矛盾引起的物质原因和社会条件，从而引导人们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有针对性地做好矛盾的化解工作。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对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科学理论体系。有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3　对实践经验的抽象提升 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这是一个已被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了的真理。但历史和现实也表明，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体现不出来，思想政治教育就走不出经验主义和盲目主义的窠臼，就很难提高水平和效益，其作用就势必受到怀疑，并进而使其价值和地位难以得到社会的承认。 伟大的社会实践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回顾党的历程，从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夺取全国政权，从长期的革命斗争到社会主义建设，由于我们党总是适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因而能够使广大党员干部在环境非常严峻和物质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坚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旺盛的革命斗志，使全党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很快的取得统一认识，从而把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性，说到底是来源于社会生活实践并从实践中抽象提升，形成真理性的认识，最终反过来指导人们的实践。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内容及相关理论。正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正确认识。同时，思想政治教育一旦形成，又会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人、培养人和提升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具有广泛实践性的科学理论，要根据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的要求，引导并提升人的精神生活，开发人们的智力水平。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特色。同时，以人为实践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应该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立足于现实，根据各种变化的因素。不断调整自身，超越旧的理论，形成新的理论，以更好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教育学术论文:打造专业学术交流平台 服务高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 摘 要：培育科学研究环境是当前普通高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的内容之一，但是匮乏的专业学术成果展现、交流平台抑制了国防教育者投身科研的积极性，成为该学科建设的“短板”。因此，适时创办国防教育专业期刊，打造学术交流平台，成为该学科建设者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为探索，首先，引导从业者正确认识学术交流平台对学科建设、发展的积极作用；其次，鼓励有条件的国防教育集体考虑单独或联合创办专业的学术交流期刊，并逐步落实相关工作。 关键词：国防教育 学科建设 科学研究 学术平台 经过20多年的探索和努力，普通高校国防教育从无到有，建设层次也在不断提高。进入21世纪以来，国防教育已经逐步从课程建设中走出，开始向更高层次的学科建设迈进。但是，回顾国防教育建设历程就会发现，科学研究与其他方面想比较，始终是一个“软肋”，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间专业学术成果展现、交流平台缺乏是一个常被忽视的因素。很多国防教育者在进行科研时都有这样一个体会，即自己的学术成果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平台展现，且大家的学术成果也比较分散，缺少一个长期固定的、可以集中交流的文字媒介。久而久之，从业者投身科研的积极性降低，科研水平难以提升也就逐步成为国防教育体系建设的“短板”。因此，无论是现实还是长远地看，国防教育都需要创办一个专业的学术交流平台。因为这既有助于解决科研人员在工作当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又有助于行业学术成果的交流和科研学术水平的提升，还能更好地服务于学科建设。那么，打造国防教育专业学术交流平台，应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一、正确认识专业学术交流平台对学科建设、发展的积极作用 首先，创办专业期刊，打造学术交流平台，是国防教育学科建设的需要，也是课程建设向学科建设跃升的必然结果。根据教育学理论，从课程建设转向学科建设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趋势，是一种质的飞跃，相应地对学科从业者的认识和实践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普通高校国防教育亦然。通常，“学科建设（disciplinary development）”就是“指学科主体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学科发展的规律，结合自身实际，采取各种措施和手段促进学科发展和学科水平提高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1}学科建设的内容涉及广泛，主要包括：学科布局调整、学科组织完善、学科制度建立、学科建设方向确立、学科基地建设、学科的学术成果建设、学科队伍建设、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学术环境建设，等等。{2}可见，与科学研究相关内容的建设也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而相应地，对于科研成果的展现也比课程建设时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课程建设时期强调的是科研的孕育、生长，而学科建设时期则要求对科研做整体规划布局，成果的展现是布局中的重要一环，其他成熟学科拥有的众多专业学刊就是例证。国防教育要想“知识领域实现专门化”{3}，即成为“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4}，专业学术交流平台显然不可或缺。 其次，创办专业学术交流平台（有可能的话，出现多个），不仅能帮助科研人员解决工作当中面临的学术成果展现和交流的难题，而且还会从整体上激励和提高全国国防教育科研的水平，进而推动和完善国防教育学科建设。教育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2006年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要求国防教育者投身科研，“积极参加……学术研究……开创教学科研工作新局面”{5}，努力成为教学与科研的双优人才。但是，在实践中，国防教育者不约而同地发现自己处在发文章难和难以交流的窘境当中，要么不少期刊编辑部不认可国防教育学科科研成果，要么已有的成果分散、凌乱，最终国防教育者不得不各自为战，交流沟通的渠道偏少，这些都制约了学科科研水平的提升。而专业学术交流平台一旦创办成功，并且出现多份，显然有助于国防教育者走出当前窘境，调动和激发后者的科研积极性；反过来，国防教育科研成果通过专业期刊等平台集中展示，使从业者在了解整体学科成果和水平的同时，还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可以就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如国防教育学科建设当中遇到的问题展开专题讨论，在这一过程中既可以解决实际问题，又能实现共同进步。显然，此举有助于国防教育行业整体科研水平不断提升，无疑对当下的学科建设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鼓励有条件的国防教育集体单独或联合创办国防教育专业期刊，打造学术交流的平台 创办国防教育专业期刊，打造学术交流的平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千头万绪。考虑到刊号的审批、编辑人员、资金等一系列切实问题，创办的难度不小，这是远非一般国防教育集体所能承担的重任。担当重任的单位必须有多年的国防教育经验，雄厚的科研基础和较高的科研水平，相当的人员的编制，充沛的资金保障，以及顺畅、广泛的行政和学术关系，等等。即便如此，在创办过程中，考虑到工作的难度，这些单位在自身努力的同时，还需要积极争取相关方面的大力协助。那么，创办专业期刊，打造学术交流平台具体应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1.具体工作的落实。首先，如前所述，基层单位要意识到创办专业期刊，打造学术交流平台的重要性，以及对促进学科发展的积极作用，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共识，并且还要尽可能地扩大这种共识，最终促成行业共识，以期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共同推动学术平台创建工作。其次，创办专业学术期刊面临许多现实的问题，如前文提到的刊号的审批、内容编审、人员的选拔与编制问题、资金的保障等，这就需要各方面的支持与合作。具体操作中，承办单位要克服困难，努力争取上级主管部门的理解与支持，解决工作的外在条件需求，其间既有政策方面的支持，也有资金、人员配备方面的保障；同时，内部更应积极行动起来，统筹各方面的具体工作，调动和激发成员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落实各方面的工作。只有内外合力，才能有效地促进学术交流平台创办工作的顺利推进。 2.内容设置。首先，在专业学术交流平台内容设置问题上，要贴近和服务于普通高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在内的各项工作。在国防教育学科建设范畴内，宏观上，可以将学科布局调整、学科组织完善、学科制度建立、学科建设方向确立、学科基地建设、学科的学术成果建设、学科队伍建设、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学术环境建设等众多学科建设的内容涉及其间；微观上，以教学内容为例，国防教育分为军事理论教学与军事技能训练两部分，因此内容设置最起码应顾全两个方面。其次，主编应及时把握各时段的学术热点或突出问题，以卷首语征文等方式，引导国防教育者认真思考，并以论文的形式阐述各自见解，以期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再次，设置一个固定的交流、辩论平台，为大家就某一问题发表不同见解提供空间，以期在交流甚至辩论中提升整体的学术研究水平。最后，预留其他内容的空间。 3.严把质量关、科研风气关。首先，严把质量关是任何一个学术平台生存、发展的关键，国防教育专业期刊也不例外。期刊的质量关观念必须从一开始就坚定的树立，并且要一直抓下去，时刻不得松懈。期刊上刊登的文章一定要高水准，必须经过专家的认真评审，该修改就修改，严格要求，并且始终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确保将最优秀的论文呈现在读者面前，进而促使国防教育科学研究在较高的起点上扎实推进。“高标准，严要求”，既关系到期刊的长期发展，也影响到整体学术水平的提升，各方必须加以重视。其次，树立科学严谨的科研风气，培育良好的学术氛围。科研风气和学术氛围必须从学术平台创立伊始就要树立和培育，并且在以后的日子里要不断地强化。“科学严谨”是对任何一个科研工作者、机构最起码的要求，学刊也不例外，后者要勇于与破坏学术规范的行为作斗争，引导、监督集体和个人科学研究工作的正常、有序和健康进行，着力营造、维护和保持科学严谨的学术风气与氛围，并使其成为一种集体的规范，进而配合学科建设，将科学研究规范在正确的道路上行进。 综上所述，在普通高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的大背景下，正确认识，并适时引导有条件的国防教育集体创办专业期刊，打造学术交流平台，既可以解决本学科科研工作中的部分现实难题，激发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还可以提升国防教育整体科研水平，消除学科建设当中的潜在“短板”，且源源不断结出的理论硕果又会服务于学科建设。 教育学术论文:论教育学术的批判与解放品性 作者简介：王巨光（1965-），男，湖北荆州人，教育学博士，广西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从事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学研究；南宁，530004。 摘要：教育学术必须致力于实现教育本体价值。这规定了批判与解放性是教育学术本质品性。张扬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建构关于教育及发展人性的新知和真识，教育学术才能使自己获得坚实学术合法性。新时期，如何走出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的问题不是我国教育学术的根本性问题。如何突破对教育学术自由探索的各种束缚，如何强化教育学术工作者及教育学术界批判与解放精神和能力，乃是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根本性问题所在。教育学术本质品性的张扬要通过每个教育学术工作者以哲学之才为价值尺度，进行主体自我批判，强化主体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的精神和能力。这种主体的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往往需要结合教育学术工作者身处的具体历史文化和自身状况而真实展开。 关键词：教育学术；批判与解放；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哲学之才 关于教育学是不是独立学科是自其产生以来就一直困惑着教育学术工作者的难题。我国教育学术界在反思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三十年多来教育学术时，围绕该问题，不时展开热烈讨论。赞成者与反对者各执己见，针锋相对，都难以说服对方。在笔者看来，我国教育学术危机并不是由教育学学科独立性缺乏造成的。本文尝试探索教育学术的本质性特征，并以此为基础，认识和解答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根本性问题所在。 一、批判与解放性：教育学术的本质品性 由必须致力于实现教育本体价值所决定，教育学术的本质品性即为批判与解放性。教育本体价值就是在德智体诸方面发展包括知情意在内的人性。[1]151为成功履行探索、发现、建构教育及其发展人性的新知真识之天职，教育学术工作者必须以发展人性之最高价值尺度作为标准，对一切束缚人性发展的东西进行批判，并为把人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付出理性甚至行动上的努力。在德国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哈贝马斯看来，批判是认识与解放旨趣的统一。[2]200-201我们据此认为如果不立足于人的本真解放和自由，本真批判有可能沦为伪批判；如果不进行甄别真伪、区别善恶的本真批判，本真解放和自由也有被滥用、被扭曲的危险。[3]批判与解放是具有同一性的一体两面。 教育具有服务改造自然，发展生产力的作用；具有建构人与人之间平等对话关系，实现主体间和谐交往的社会实践功效。诚然，教育学术也具有服务于促使这些教育工具价值实现的功能。但不立足于发展人性之本体价值，教育工具价值也往往容易被扭曲。教育学术必须以教育本体价值为本，才可能有效防止教育工具价值被扭曲、被异化。因此，保持自身批判与解放的本质品性，是教育学术促使本真教育工具价值实现的需要。 按照哈贝马斯对人类认识旨趣的三种划分，我们认为教育学术的根本旨趣就是解放。哈贝马斯把人类认识旨趣区分为技术旨趣、实践旨趣和解放旨趣，并认为自然科学、精神科学和批判的社会科学分别是以这三种旨趣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其实，解放旨趣终究是人类认识的最为根本和一以贯之的旨趣。首先，如果说“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是人类的命运，那么，打破“枷锁”获得解放就是人类永恒的高贵追求。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首要地取决于解放旨趣。其次，哈贝马斯所说的其他两种旨趣归根到底也是以解放旨趣为基础的。试图通过技术及其活动支配外在客观自然世界的技术旨趣，其根本的意向是把人类从自然界的强制中解放出来；建立和维护人际间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的实践旨趣，其本身与把人从相互反对、相互敌视状态中解放出来的意向具有同一性。而且，以下严酷事实的存在更凸显了直接追求自由、独立和主体性的解放旨趣及其以此为基础的批判的社会科学的突出地位和至关重要性。在当今社会，技术旨趣所创造的成果被统治集团滥用给人类带来不幸和灾难；实践旨趣所追求的人与人之间平等对话关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阻扰和破坏，达成共识的途径仍然被掌握着政治经济大权的少数人所操控。[2]12-14在此背景下，教育学术需张扬自身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正好回应了需要变革的当今时代对现代学术的真切呼唤。 教育学术具有以其他学科及其成果为基础，可以进行多学科、多视角研究的特点，但只有张扬其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才可能显现这种研究特点之长，并在建构关于教育及发展人性的新知和真识中使自己在现代学术园地里取得不可动摇的合法性地位。随着传统学科研究领域相互重叠的出现，多学科参与的各种专题研究的兴起，打破传统学科分野的新的研究趋势日益明显，不可逆转。[4] 顺应这种趋势，教育学术张扬自己本质品性，能焕发自身更旺盛的生命力。杜威超越19世纪末20世纪初另一位促进美国学术和教育进行重大改革者霍尔的地方，就在于他秉持更为深刻的批判与解放精神，不仅从心理学，而且适应促进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当时美国的教育改革，从而，把需要多学科参与的教育改革学术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5] 王巨光:论教育学术的批判与解放品性 教育学术以批判与解放性为本，立足于人的理性自主性，反对人间一切或隐或现压迫、压制力量及其意识形态，反对一切不合理的支配、束缚、操控，反对一切放弃主体性的依赖、顺从、奴性。并诉诸于社会及其意识形态批判，诉诸于文化深层结构批判。因为批判本身蕴含反思性，完整的教育学术批判必然包含指向对自身的批判。当然，具有不同背景的教育学术工作者，总要依据自己所处的国情特点、时代及具体历史条件，构建具有不同内容的批判与解放主题，并开展创新性研究。在革故鼎新、大胆尝试和敢于实验成为美国社会的金科玉律，皮尔士、詹姆斯开创的实用主义哲学开始兴起之时代背景下，适应当时美国教育改革的需要，杜威对保守主义教育哲学进行批判，发展自由主义的教育哲学，并掀起了一场席卷全球而影响深远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德国的解放教育学和批判建构教学论遵循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思路，主张通过对个性在后工业社会中的批判和解放，达到改变不合理社会现实的目的。”[6]巴西著名教育家弗莱雷为广大被压迫的拉美民众代言。为了启发他们的觉悟，实现他们的解放，他以非凡的勇气、过人的胆识进行彻底的社会及其意识形态批判。并以高超的智慧、渊深的知识创建了被压迫者的解放教育学。“保罗•弗莱雷的思想反映了他对周围的被压迫者所遭受的极端困苦和磨难的创造性思考和敏锐意识。”[7]堪称被压迫者教育圣经的弗莱雷的代表作《被压迫者的教育学》超越了它自己的时代和作者的时代。以陶行知、晏阳初为代表的民国时期中国一些著名教育家及教育学术工作者，为实现“民族再造”，对升官发财科举教育余孽进行彻底否定，对当时脱离中国社会实际的“误教”现象进行无情批判，高扬解放人性的民主主义教育伟大旗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新民教育实验，对我国具有健康民族性的民主教育建设事业做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如何建构批判与解放性主题是必须研究的重大课题。 二、新时期教育学术根本性问题：强化批判与解放精神和能力 改革开放新时期里，我国教育学术界关于教育学学科独立性与否的讨论实质上是关于教育学是“学”还是“术”的争论。为教育学是“学”的辩护，似乎有利于建立和维护教育学术工作者的学术自尊，但如果为所谓的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而迷惘、甚至苦恼，实际上是错置了新时期教育学术的根本性问题。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并不是教育学术危机所在。如果我们把握住教育学术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我们有望超越教育学是独立学科还是作为其他学科应用之“术”的争论。因为只要存在关于教育及其发展人性的新知和真识需要去探索、发现、建构，教育学术工作者又能张扬批判与解放精神，并能成功履行自己的天职，那么，就不存在什么教育学术危机问题。相反，教育学术的真正危机就在于其失却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教育学术工作者在履行天职上的无能为力、无所作为。 据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的根本性问题不是如何走出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而是如何挣脱、突破束缚教育学术自由探索的各种外在和内在的支配及控制，强化教育学术工作者及教育学术界批判与解放精神和能力。反思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教育学术研究现状，可帮助我们认识问题所在，并引导我们发现我国教育学术研究不如人意的深层次原因。 在改革开放前特殊年代里，当时的教育学术根本上受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支配，实际上没有真正的教育学术及其批判可言。其所谓的“教育批判”和“教育革命”不过是以颠倒的标准进行伪批判和假革命而已，其实质是为各种阶级斗争活动合法性做辩护，为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正确性进行论证和做注解。这种被扭曲的“教育学术”甚至成为倒行逆施的帮凶。改革开放后，随着思想大解放运动的开展，中国迎来了文化教育的春天。我国的教育学术逐步摆脱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支配成为可能。但是，“极左”的思维方式往往无孔不入，比如对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的批判就一度深刻影响了教育学术界。当我国全面现代化的帷幕拉开并逐步深化后，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才真正退出历史舞台。 那么，在全面现代化进程逐步深入推进后，我国教育学术界是否在总体上逐渐摆脱了被支配的地位，确立了自己的主体性及独立自主性，进而张扬了批判与解放的精神和能力呢？事实难以令人做出乐观的回答。我们不难看到，我国教育学术在取得摆脱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支配的胜利后，却又开始受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这种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把发展生产力、繁荣经济作为现代化的重中之重，认为只要把生产力增强了，把经济搞上去了，其他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严酷的历史事实表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畸重畸轻的做法必然会使人类付出沉重的代价。 剖析改革开放新时期持续十七年之久的关于教育本质的大讨论，可以看出我国教育学术界是如何受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其自主性及批判精神是如何再次丧失的。在这场大讨论中，共有300多篇，洋洋洒洒共200多万言，林林总总形成25种关于教育本质之说。但正如郑金洲所认为的，“这一切，仍未能令人满意。各家各派虽力求论之有据、言之成理，但几乎都包含难以克服的悖论，对来自各方的批评之声不能做出令人心悦诚服的回答”。[8]192教育学术界本应该回过头来反思其研究与讨论的前提预设是否存在问题，开始意识被引以为“金科玉律”的东西是否已演变为某种错误的意识形态。可惜的是他们却并未这样做，而是仍然在概念框架里兜圈子，希图从关于本质与质、本质与规律、本质与功能等等的关系之辨析中，从对所谓事物内部矛盾或其与外部矛盾关系的分析认识中，求索走出迷宫之路。[8]193-207更为令人遗憾地是，当教育产业化市场化运动掀起，乱象丛生的学校教育遭到有识之士痛切批判之时，却未见中国教育学术界主流反思与质疑，并运用理性的力量，对其进行严肃、彻底批判。 众所周知，教科书中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原理演变成社会生活中政治或生产力（经济）决定文化、教育，物质文明决定精神文明之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所隐含的决定论思维模式实质上为文化、教育领域的独立自主性被任意侵蚀之错误行为提供了可以借以进行辩解的潜在理由，甚至为一个活动领域及其权力者支配、操控、压制另一个活动领域及其人员提供了某种“合法性”论证。关于教育本质的大讨论及关于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大论战不仅没有进行前提性批判，反而把以上所谓的原理及价值观念作为“真理”而设置为研究的前提和出发点，从而使我国教育学术曾一度陷入某种深刻危机。 对于这场教育本质大讨论，涂又光先生有独到见解，他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正本清源的解读，发现教科书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简单认识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误读。[9]他以建国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遭遇的严重挫折和所蒙受的巨大损失为事实根据，通过深刻哲理性的分析雄辩地论证人类政治、经济、文化之不同性质活动及其领域之间不能搞相互决定论，而平等互动律才是人类这些不同性质活动及其领域之间相互作用规律及关系原理。[1]152-153涂先生的深刻批判及正确认知是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的重大成果。 三、主体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教育学术本质品性张扬之道 教育学术要张扬自身批判与解放的本质品性，至关重要的与其说是如何进行理性思维的问题，毋宁说是教育学术工作者对教育学术采取什么样态度和秉持什么样学术精神的问题。是把追求学术自身内在价值作为学术活动目的，还是把学术仅仅作为谋生与晋升的手段是对待教育学术的两条根本对立的活动路线。毫无疑问，我们应取的是前者。也就是说教育学术工作者应该是席勒所倡导的哲学之才，而非利禄之徒。我国每个教育学术工作者以理想型哲学之才作为价值尺度，自觉进行主体自我批判，强化主体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的精神和能力，方是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张扬其本质品性之道。 席勒在1789年耶拿大学任职演讲《什么是世界史及为何要学习世界史》中分析认为，利禄之徒斤斤计较自我的得失。他们不是从内在精神财富中，而是从别人对自己认可、所给予的名誉和待遇等方面寻找报偿，他们做任何事情的动力来自外在的刺激和鼓励。哲学之才恰恰相反，他们不懈追求更新更好知识，永远走向更加完善的境界。他们在研究对象和孜孜不倦追求本身中获得激励和报偿。[10]我们可以认为利禄之徒学术活动受工具理性支配，[11]31-32也即他们为达到个人狭隘的功利目的而权衡如何利用所谓学术的手段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利禄之徒把工具理性极端化就会使学术活动沦为反人道的手段和工具。二战时期，德国一些人类学家为讨好和效劳于法西斯政权而用他们的所谓人类学“知识”服务于法西斯种族大屠杀，这些人类学家及其所谓的人类学“知识”成为纳粹杀人机器的一部分。他们在世界学术史上写下了耻辱的一页。哲学之才学术活动受价值理性支配。[11]31-32他们崇尚探索真理、建构美善，而不计较自己的学术活动可能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功效或危害。哲学之才为了追求真理甚至可以把自己生命安危置之度外，宁死不屈，视“为真理而斗争是人生最大乐趣”，被罗马宗教裁判所烧死在鲜花广场的布鲁诺就是如此。这样的哲学之才显然是最勇敢最有力量的人。巴西著名教育家弗莱雷因为自己激进的教育思想和行动，遭到巴西军人政府逮捕监禁并被驱逐出境，经历了长达16年流亡生活。但他矢志不渝，历经磨难，在自己流亡生活中，加深和升华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终于铸就成影响深广的被压迫者的解放教育学。就理想类型而言，哲学之才是追求真善美的人，是具有独立主体自主性，不断自我超越的人。而利禄之徒在斤斤计较自己偏狭而非正当私利时不可避免地沦为假恶丑弱的懦夫。毋庸置疑，远离利禄之徒而成为哲学之才，在追求完美境界中而不断自我超越应成为我国教育学术工作者的自觉追求。以理想型哲学之才为价值尺度，结合历史文化和教育学术工作者自身等方面的实际，我国教育学术工作者的主体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可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批判自己精神深处文化负面性东西，突破“二人”关系法则的规制，把自己从异化的人际关系中解放出来 美籍华人学者孙隆基在《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一书中分析指出，中国人用“二人”关系给人下定义，正好把明确的自我疆界给铲除掉。[12]我们认为，生活在多重“二人”关系之中的中国人往往由各种“二人”关系中的强势一方来定义自己。按照孙隆基的分析，中国文化重视营造温情的 “二人” 的“和合性”。我们不难看到，在富有所谓“人情味”的“二人”互动之中，弱势一方在追求安逸地顺从及舒适地依赖中轻易放弃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和自治性。我们的确不时能发现掩盖在温情“二人”关系下的是人与人之间不同程度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被这种关系所笼罩，个体灵魂的自我超越性也就无从谈起。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二人”关系性质与法则。教育学术工作者必须在自己与各种优势力量之间，特别是与直接掌握自己切身利益的威权者之间习以为常的互动中，洞察“二人”关系性质，并分析“二人”关系法则对自己隐蔽的规制作用。在他们与威权者的“二人”关系结构中，前者自觉不自觉把自己作为对方的“自己人”，并通过后者未必是以哲学之才的标准对自己的肯定和赏识来对自己加以认同并建立自尊。同时，后者也的确很有可能把前者作为“自己人”，更多地在物质生活、荣誉待遇方面给予温情和照顾，而对他们主体的独立自主性、精神超越性并无什么真正兴趣。就这样，在互以对方为重的过程中，前者对思想自由、学术自主原则及教育学术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可能被侵蚀不设防。更为严重的是，前者把后者视为“长者”，对其有严重的孙隆基所谓的“母胎化”依赖，不仅哲学之才的自我意识被压抑，树立不起独立自主人格，而且时常在后者面前，其行为表现为成年人的“儿童化”。因此，根据中国文化“二人”关系法则，我们可以推断这样的教育学术工作者可能会因为像中国家庭里孩子被家长所对待那般，被“温情”、“善意”管理得太多、限制得太多而抱怨，但他们并无什么大的决心要坚决割断与“母体”相联系的“脐带”，以使自己“心理断乳”而健壮成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一般而言，他们要对需要变革的现实保持合理的距离，并对其采取某种程度的超然态度将会是困难的。但是，必须努力揭示中国“二人”关系法则是如何隐蔽而“甜蜜”地扭曲健康人性的，暴露畸形的“母胎化”依赖是如何严重影响健康的学术思想工作的。否则，教育学术工作者主体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也就根本谈不上。 （二）立足于普适性价值，批判追求短视利益的狭隘性，打破思维定势惯性，把自己从思想与精神的僵化中解放出来 第一，警惕权势的异化力量，不可为各种“霸权”所支配并为其代言。很难设想不重视普适价值，能有对真善美的真正追求。为实现普适价值的努力与对真善美的追求是一致的。教育学术工作者以哲学之才要求自己，必须重视人作为人的尊严，不管性别、种族、国别、民族等因出身而产生的人的先天性差异而同情人间一切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弱势者、被不公正对待者。对人间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压制型权力及其意识形态保持高度的警觉。新时期教育学术工作者必须具有人类普遍尊严、普遍利益代言人的高尚情怀。认同于此，他们才有可能把自己从思想与精神的僵化中解放出来。 第二，确认教育学术工作者之天职，打破学科独立性思维定势和情结的羁绊。“知识分子也许靠思想生活，但他们也必须为思想而活”。 [13]29教育学术工作者要靠思想与真理而活，就必须首先为思想与真理而活。其实，我们不难明白他们成功地履行自己天职，就是对他们自己合理的世俗利益最好保证。研究新时期关于所谓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及如何走出危机的讨论，我们不可否认为教育学是“学”的辩护而所做的努力具有发展教育学术的良好动机，但也暴露教育学术界不少人这样的恐惧心理，即害怕因教育学学科独立性的失去而影响教育学在大学学术体系中的独立建制。因为这种情况果真存在，在他们看来，不仅会影响从业者的职业认同，而且会更直接地影响他们的切身利益。我们固然不可否认教育学术工作者为了自己正当的利益，对学科独立性进行某种程度辩护的合理性。但同时必须明白的是按照传统学科分类标准而成立的学科独立性不是教育学术工作者成功履行自己天职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充分条件。教育学术工作者应该以追求真理的思想者为志职，持之以恒、坚韧不拔地探究高深学问。他们应该既积极投身于丰富生动的教育实践活动，扎根于教育实验，获取宝贵的研究材料；又以哲学之才的宽广胸襟，海纳百川，吸收一切有益的思想和知识成果，并张扬批判与解放精神，勇于和善于进行知识创新、理论创新。这才是教育学术工作者成功履行自己天职的充分必要条件，才是他们自我实现之道，是他们自我认同的根源。 （三）批判脱离实际、空疏的学术作风，走出象牙塔获取更为广阔的学术研究空间，把自己从自我营造的狭小研究空间中解放出来 诚如弗兰克•富里迪所认为的“成为知识分子意味着社会参与。很难既为思想而活，又不试图去影响社会”。 [13]32因为教育学术及其成果毕竟要触发、指导和服务于对人发生积极影响的教育活动。因此，教育学术工作者就不能完全躲在象牙塔里做书斋式的学术。为获取人性解放与自由发展的新知、真识，教育学术工作者就不仅需密切关注、积极参与丰富生动的社会生活和教育实践，而且有时还需要深入社会，扎根于其中，深度开展如何发展不同教育对象之人性的教育实验活动。教育学术与积极影响社会、影响民众的社会参与活动在此有机统一起来。民国时期，以著名教育家晏阳初为领袖的一群教育家及乡村教育工作者，无情批判当时学术工作者高高在上，脱离社会、脱离实际的空疏的学术作风，毅然深入乡村，在艰苦的环境中，坚忍不拔地开展乡村教育实验活动，探索乡村教育的新知真识而获得丰硕的学术成果，并以此为基础对全国的乡村教育运动给予了很好的指导，影响深广。他们融主体自我批判、教育学术、民族再造于一体所从事的“真理的政治” [13]34对当今我国教育学术工作者如何进行主体自我批判，实现自我解放富有深刻的启示性。 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研究存在两大颇引人关注的现象，其一是令有识之士忧虑的学术批判精神和创新能力弱化；其二是关于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问题的大讨论。把这似乎没有什么关联的二者联系起来加以思考和研究，可帮助我们洞悉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的根本性问题。我们认为教育学术批判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弱化是当下教育学术危机所在，而在关于教育学学科独立性讨论中，人们在各执己见的热闹争论中而遗失教育学术工作者的天职，恰恰就是教育学术危机的某种表象。拯救教育学术于危机之道还在于每个教育学术工作者能勇敢地、不断地进行主体自我批判，增强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的精神和能力。 教育学术论文:一名教育学研究生的学术苦旅 摘要：长期以来，我国教育学研究者具有浓厚的“学科情结”。这种情结深深地扎根于教育学的地位窘境，它使大量的教育学研究生陷入迷惘和尴尬之中。笔者通过回顾和反思自身八年研习教育学的经历后认为，教育学的地位困境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教育学知识在积累、独立性、逻辑特征等方面的独特性决定了它的“宿命”。教育学研究者一方面应意识到基础学科的价值和局限，并至少掌握一门基础学科；另一方面应认识到教育学的价值和限度，努力贡献出自己的洞见，从而树立学科自信。 关键词：教育学；教育学研究生；学科情结；学科地位 前不久，笔者偶然在西南大学主办的“教育学在线”中看到一篇题为“教育学研究生是豆腐渣”的帖子，[1]标题本身便足以激起每位教育学人的愤怒。该帖指出，考研大军中流行的口头禅是“考研究生上不了学，那就考教育学。”平心而论，文中所列理由大体属实：内容不多，好掌握；专业方向多，招得多等。事实上，国内外对教育学、教育系科及其教员、学生、课程等批评和讽刺不胜枚举。这些文献表明，在许多人眼中教育学的地位不高，价值不大。这种处境不仅令初入教育学之门的本科生、研究生感到困惑，甚至一些“登堂入室”的学者有时也免不了迷惘。教育学界前辈胡德海教授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对此深有体味[2]： 我在几天的会上，亲耳听到不少老教授、老专家激昂慷慨的发言，……总的是谈教育学的困惑和迷惘多一些，教育学的尴尬局面依然挥之不去。有的说：“我教了几十年教育学了，现在可越来越觉得不知道怎么教了。”有的说：“当年我如果不是选择了搞教育学专业，而是从事别的专业，我此生的成就肯定要大些。”一种无奈的心情溢于言表，困惑与迷惘的情绪扑面而来。……我想我们这些老教授老专家其职责本是解我们的学生，其中包括大学教育学院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在学习、研读教育学专业中的种种困惑的，而现在倒好，在他们的头脑中倒说有这许多不解之惑，他们怎么能够解学生之惑呢？ 在不少研究者看来，当代研究的趋势是打破界限，展开交叉和跨学科研究，探讨教育学的性质、地位和价值是一个陈旧的话题，是落伍的“学科情结”在作祟。在他们看来，作为学科的教育学早已终结，研究者理应抛弃“学科情结”，将其作为多学科交流和对话的舞台。然而，对教育学研究者而言，这绝非转变观念那么简单。因为，目前知识生产和学术人才培养仍以学科形式为主，学科情结是研究者在学术生活中形成的自然情感。 笔者与教育学结缘已八年，经历了从局外人无知到局内人迷惘、怀疑、理解的过程。期间，我在教育学的学科认同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由此而来的困惑和痛苦也是许多教育学研究生正在经历的。在此，笔者愿回顾自己研习教育学的学术苦旅并与诸君分享我的思考。这也许对那些处于迷惘中的教育学学子不无裨益。 一、遭遇教育学的困惑 我于2005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的教育学原理专业。之前，我没有读过多少教育类的书，居然能够考中，感觉颇为意外。如今想来，当初报考教育学专业时潜意识中未尝没有“教育学容易考”的想法。虽读过《围城》，但我未留意书中对教育系的嘲讽。[3]也许华东师范大学的教育系地位还不算低，我没有感受到其他学科的敌意和轻视。总之，我对教育学知之甚少。 张建国：一名教育学研究生的学术苦旅硕士期间，我对教育学有四点比较深的印象。首先，每年五六月份，我都会旁听本专业的学位论文答辩，其中最为答辩委员诟病的是论文撰写中的“两张皮”现象。教育学研究中的“两张皮”系指论文利用来自其他学科的理论，用相当大篇幅阐述其原理，而后依该理论从中推演出相应的教育命题，后一部分篇幅较小。问题在于，两部分不仅比例失调，且往往难以融为一体。其次，教育学研究生似乎严重缺乏共同的专业知识。除所有学生必修的数门基础课程和若干教育名著外，研究生们在学习中共享的专业知识很少，常见的是依托“人头”的现象。所谓依托“人头”就是借用其他领域（主要是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的学者的理论来探讨教育问题。在我的同学中，有人钻研狄尔泰（W.Dilthey）、伽达默尔（HG Gadmer）等人的诠释学，也有人倾心于布迪厄（P.Bourdien）、吉登斯（A.Giddens）等人的社会学理论，而我则醉心于马克思（K.H.Marx）的著作。人类知识的海洋仿佛是教育学的素材库，任其取用。那时，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读愈多教育学之外的书，便愈发对“科班的”教育学著作敬而远之。第三，我发现，对人类理解教育作出重大贡献的学者一般都来自相关的基础学科，且很少接受过教育学训练。后来，我才知道皮亚杰（J.Piaget）在1965年便指出：“为什么教育学却很少是教育学家的著作呢？这是一个严重的，永远存在的问题。”[4]第四，教育学的著述中经常充斥着大量正确的废话、弥漫着矫揉造作的道德热情、混杂着模糊难懂的“外来”术语。著名教育学家陈桂生先生曾抱怨：“教育学陈述中，既有过多的常识和自然语言、同时又常常冒出缺乏常识的提法和令人费解的语词。”他以国外一本关于课程的教育学著作为例[5]： 这本书中，充斥着像“课程建构（curricular construction）”、“反省水平（level of reflection）”、“分类学（taxonomy）”、“革新（innovation）”、“革新策略（innovation strategy）”、“操作化（operationalization）”、“最优化学习顺序（optimized learning sequence）”……“隐含的背景（implicational context）”、“可演绎的假设（deductive hypothesis）”、“复杂性还原（complexity reduction）”等术语，其中有不少令人难以捉摸的词语。……如此陈述，除表明不让人懂得的决心而外，不知还有什么高明的见地？ 很多不同学科的朋友初次见面，彼此介绍各自的专业。当我报出“教育学”这个专业时，人们活跃的表情立刻变得木然，接着是一段短暂而又漫长的沉默。他们的沉默有充分的背景和理由，但就是这些理由令我寝食难安，不由得替“教育学”生出些悲哀来。 教育学界前辈孙喜亭教授曾不无心痛地感慨：“我们不笨，不懒，也不乏悟性，可是我们怎么了？我们所从事的教育学怎么了？它们是那么地被人看不起！”[18] 对一名教育学研究生来说，最大的尴尬和痛苦莫过于承认：自己的学科地位不高，价值不大，且前途渺茫。这的确是不少教育学人内心难以回避却又不愿承认的残酷事实。但是，接受这个事实只是意味着，在学科的“地位游戏”中，教育学处于不利地位，绝不表示其没有价值，无深入研究之必要。可以说，在人类知识的等级中，某类知识地位的高低和价值的大小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例如，神学在中世纪何等尊崇，而今却一落千丈；自然科学在近代之前只是在大学之外才得到发展，现已占据主导地位。也许，教育学研究者的工作很琐碎，且价值有限。也许，“卑微的”教育世界激不起雄心勃勃的研究者的兴趣和热情。但是，只要教育，以及研究教育的学问即教育学还有存在的必要，他们便要继续与教育有关的“卑微”事物打交道。 在不利环境中，也许教育学研究者应降低对教育学的期待和承诺，少一些喧嚣浮华，多一点埋首苦干，少一些不着边际的宏论，多一点有关教育的知识。正如普通人无需因不能成为大人物而自轻自贱，有志于教育学的研究者也不应因教育学地位不高、价值不大而妄自菲薄，亦不应因其难以成为“显学”而失望。教育学研究者承认自己必须掌握大量来自其他学科的知识，但也知道它们仅仅构成教育学研究的基础；他们承认教育学对改善教育的意义有限，但仍然愿意努力贡献出独属于教育学的洞见；他们明知治教育学之途的艰辛，但毅然选择以此为志业。这也许是一名教育学人应有的立场。 教育学术论文:中国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发展现状及其趋势展望 摘要：中国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是教育学类集刊的初创期；二是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这是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低迷期；三是21世纪以来，这是教育类学术集刊的复苏和发展期。今天，学术集刊在推动学术研究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时间尚短，教育类学术集刊在学术规范和影响力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应当从管理制度、专业化发展和评价制度入手，全面提升学术集刊的办刊水平。 关键词：学术集刊；教育学；影响力；学术规范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学术研究已经走过了60多个年头，如何系统梳理学术研究的发展历程及其内在规律，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课题。而学术集刊就是一个风向标，通过对不同时期学术集刊的归纳分析，能够从一个侧面真实再现中国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和特点[1]。基于此，笔者试图以教育学类学术集刊为突破口，全面梳理中国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发展规律和内在特征，以期在新时期为进一步推进对教育学问题的研究和反思，提供一些有益思考。 一、中国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发展历程与回顾 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相适应，中国教育类学术集刊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是教育学类集刊的初创期。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共有5种教育类集刊创立。在这里，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形成了崭新的教育体制，但为什么教育类学术集刊的创办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呢？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这一时期，仿照苏联模式建立了与计划经济完全适应的高度集中的教育管理体制，它过分强调行政指令的权威性，在一定程度上了压制了高校的自主性和创造性[2]。第二，给中国的教育事业带来了沉重灾难，在一定程度上严重抑制了学术研究的发展。 总体上讲，这一时期的集刊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因而呈现出了极其鲜明 的时代特征。（1）从内容看，这些集刊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集刊，而是为了服务于某些政治运动特意创办的，体现出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比如，1958年，全国发动了轰轰烈烈的运动，为了给这一运动提供支撑，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推进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了一份独特的集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会会刊》。再比如，为了服务于，先后创办了《教育革命通讯》、《教育革命文选》等集刊。（2）从创办主体看，分布相对均衡，行政机构2个、高校1个、学会组织1个、科研院所1个，基本符合这一时期的特征。（3）从地域分布看，这些集刊主要集中于北京和上海地区，其他地方则非常少，这可能与北京、上海的政治地位相关。（4）从学术规范看，这些集刊还存在很大不足，出版周期不固定，发行数量和区域也非常有限。这些集刊都是应政治需要创办的，注定了它们生命的短暂性，随着政治运动的结束，它们也走到了尽头。 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这是教育学类学术集刊发展的低迷期。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总共有4种新的学术集刊创刊。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犹如一声春雷，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也开始进入改革期、阵痛期，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学术研究机制也已无法适应新时期的要求，中国学术集刊的发展陷入到暂时的低迷和困境之中。这一时期，集刊的创办主体主要集中于行政机构、高校和科研院所，区域主要分布在上海和北京，这也反映了当时学术研究力量相对集中的特征。从内容看，这一时期的集刊已经开始摆脱传统的政治干预，转变为对教育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实现了研究对象的学术转向，其中一个集刊在后来取得了刊号，转变为正式期刊。 第三阶段是21世纪以来，这是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复苏和发展期。20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是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学术集刊呈现出全面复苏和蓬勃发展的态势[3]。首先，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学术研究已从前期的困境中走出，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新景象，再加上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这些都为学术集刊的复苏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其次，从1999年起，教育部启动了重点基地建设，先后在全国高校建立了11个教育学重点研究基地，并从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这为学术集刊的复苏和发展提供了稳固的制度保障。再次，一批高水平的研究学者和专家纷纷加入到学术集刊的创办之中，为提升学术集刊的质量和研究水平提供了队伍保障。最后，为了进一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国家实施了众多战略工程，这也为学术集刊的大规模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总共有20种新创办的集刊。按照学术集刊的创办年份，统计如图1。从创办主体看，这些集刊的分布相对集中，如表1。 从图1和表1可以看出：第一，从创办主体看，高校已经取代其他机构，成为学术集刊创办的主力军。第二，从区域分布看，北京和上海依然是学术集刊的集中地，其他地区并没有打破北京和上海地区的垄断地位。第三，从内容看，这一时期的学术集刊主要围绕教育学一级学科展开，少量涉及到二级学科或跨学科问题，这也表明，当前的教育学类学术集刊尚未突破一级学科的垄断局面，形成集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和跨学科为一体的多维度、多网络的学术集刊群。 二、学术集刊的出版规范及学术影响力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教育类学术集刊获得了重大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术集刊已经实现了高质量的规范化发展。由于这些集刊创刊时间相对较短，因而在出版规范、影响力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在此，笔者以2000年后新创办的20种集刊为例展开全面分析。 从学术规范看，目前这些集刊都能按照《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在论文格式上达到学术期刊的基本要求。然而，总体上还存在许多问题：（1）在审稿制度上，虽然许多集刊都宣告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制度，但由于财力、人力等方面的不足，这一制度并没有得到有效贯彻和执行，最终只是流于形式。（2）许多集刊的稿源并不是很充足，存在着“自产自销”倾向。更为重要的是，一些集刊发表的文章并非都是原创性的，而是在别的期刊上已发表过的二次文献，这显然离真正的学术规范还存在一定差距。（3）在出版周期上，一些集刊并没有形成稳定的出版周期，而是以不定期出版物的形式出版，这显然不符合学术集刊的出版要求。另一方面，一些集刊曾先后更换过出版社，在出版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稳定因素，这也是摆在当前学术集刊发展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4）从更高要求看，一部分集刊虽然达到了国内学术期刊的出版规范，但离国际通行的学术惯例还存在一定差距，许多集刊缺少英文目录、英文摘要和关键词等等，这还有待进一步完善。（5）一些集刊没有形成自己的编辑部，也缺少专职的编辑人员，基本上都是靠教师和学生兼职完成，这是限制当前学术集刊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影响力看，根据南京大学中国社科评价中心公布的CSSCI（2012-2013）集刊来源目录显示，共有3种集刊入选，占总集刊的15%。它们分别是《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中国教育政策评论》和《中国教育法制评论》。根据CSSCI被引文献篇数和次数（2005-2012）统计，排名前七位者见表2。 从表2看，第一，在20种新办集刊中，入选CSSCI来源集刊的只有三种，这表明当前教育类学术集刊的总体影响力还非常有限。第二，从总体引用看，在8年的CSSCI期刊引用中，只有7种集刊被引用到，而且引用的总篇数才91篇，总次数才102次。按照平均值看，平均每个集刊每年被引1.63篇、1.82次，这一数据非常低。考虑到这只是排名前七的学术集刊，如果将所有20种集刊全部计算在内，这个数据会更低。第三，从集刊自身的影响力看，前三种集刊差距不是很大，属于“第一方阵”，但从它们的数据看，这种影响还非常有限，每个期刊的最高引用篇数和次数尚不足30；而后几种集刊的影响力显然无法与前三种集刊相比，除此之外，其他集刊还尚未产生引用数据，这更充分表明学术集刊的总体质量还参差不齐。 总之，随着中国教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学术集刊已经作为一种新生力量异军突起，成为推动教育学研究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然而，由于这些集刊的创办时间还很短，缺少相应的制度规范和办刊经验，因而难免会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4]。随着中国社会科学的持续性发展，这些集刊必然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推动教育学研究的繁荣发展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三、建议与反思 任何新生事物都存在一个成长和发展过程，作为一种新形式，学术集刊也不例外。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国家财政投入的不断加大，学术集刊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针对当前的现状，应当从制度和政策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为学术集刊的良性发展提供一个可靠的制度保障。 第一，从国家层面看，应当正视学术集刊的理论价值，将它们放到与学术期刊一样的地位，加大对学术集刊的政策和财政支持力度。从当前学术发展的现状看，学术集刊在国内学术界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它们在理论地位和学术价值上还无法与正规的学术期刊相抗衡，这种观念上的错位直接影响了学术集刊的发展。2011年，教育部制定并下发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呼吁进一步加大对学术刊物的建设力度，而学术集刊作为一种以书代刊的连续出版物，应当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国家首先应当破除观念上的误导，将学术集刊与学术期刊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一视同仁，这样才能为学术集刊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其次，为了全面提升学术期刊的办刊质量和学术水平，国家专门设立了“国家社科基金学术期刊资助项目”，同时，教育部也启动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这无疑为推动学术期刊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财政支持和制度保障。然而，这些政策和工程都只针对学术期刊，因此，如何打破制度上的壁垒，将其推广到学术集刊的评选上，就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这样一方面可以形成以学术质量和研究水平为核心的评价导向，提升学术集刊的办刊质量；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学术集刊的良性发展提供宽裕的财政支持，从而使集刊在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第二，办刊部门应当积极推进学术集刊的专业化，不断提升集刊的稿源质量和学术水平，扩大学术集刊的影响力。当前，中国教育类学术集刊不论是主编、编辑人员还是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兼职，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术集刊的发展。作为主办单位，应当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推进学术集刊向学术期刊的专业化发展，建立独立的编辑部，形成自己的专职编辑人员，积极提升集刊的专业化水平。此外，在稿源上，学术集刊应当加大征稿力度，避免自产自销或旧稿新发的不良现象，形成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办刊导向，全面提升学术集刊的学术水平。 第三，主管部门应加大对学术集刊的管理力度，建立持续性的评价体系，为学术集刊的健康发展提供制度支撑。当前，由于缺少有针对性的激励机制，导致学术集刊缺少活力。因此，主管部门应当建立长效的评价、监管和激励机制，为学术集刊的良性发展创造可持续的发展空间。 教育学术论文: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比较研究 摘 要：全日制教育学硕士是从2009年开始正式招生，距今发展六年，不可不谓之稚嫩，所以当今在研究全日制学术型教育学硕士培养方案的学术领域里并不完善。文章围绕全日制学术型教育学硕士培养方案进行分析，对湖南拥有全日制学术型教育学硕士招生点的五所高校的培养方案进行比较研究，期望能弥补某些高校全日制学术型教育学硕士培养方案的不足之处，进而对教育实践产生一定指导意义。 关键词：培养方案；全日制；教育学硕士；湖南高校 引言 21世纪，世界已正式迈进知识信息经济新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综合国力竞争越来越落到人才竞争上。为了让中国在这场新的竞争中取得优势，我们势必得在人才的质量上把好关，下功夫。而培养人才的大计始终要归于教育。 一、研究意义 教育学目前在我国逐步拥有了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比较教育学、教育史、高等教育学、体育训练教育学等二级学科。我国全日制教育学硕士是从2009年开始正式招生。目的是为了培养拥有扎实理论基础的教育研究人员。高校往往其以学术研究为导向，偏重理论和研究，培养出大批的大学教师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1]。在未来，随着全日制教育学硕士的规模渐渐扩大，关于如何培养高质量的全日制教育学硕士也显得日趋重要。本文主要是通过分析湖南五所具有全日制教育学硕士点的高校的培养方案，以此进行比较研究。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1.湖南大学。湖南大学的教育学硕士点下分七个二级学科。包括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史、比较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成人教育学、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2.中南大学。中南大学教育学硕士点包括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高等教育学三个二级学科。 3.湖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是湖南省高校中教育学的领军者。拥有湖南省唯一的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教育学下分十一个二级学科，分别为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比较教育学、教育史、学前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成人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学、特殊教育学、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教育技术学。 4.湖南农业大学。湖南农业大学的教育学，包括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学，心理健康教育，体育教育学的硕士点。对于职业教育和教育生态学的研究独树一帜，成果颇丰。 5.湖南科技大学。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学拥有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比较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教育心理学等全日制学术型的硕士点。 （二）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通过对研究全日制教育学硕士的文献资料，阅读、收集、借鉴和分析已有的研究资料和成果，在联系各学校培养方案的视域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2.统计分析法。对搜集来的资料进行整理并展开研究，运用统计方法分析研究对象的有关资料，拟用图表对所得数据进行处理，从定量与定性的结合上对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进行有效的分析研究。 3.比较分析法。以客观的、系统的、统计的方法对湖南五所高校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各个高校培养方案中的培养目标、主要有研究方向、学制与培养方式、课程设置等方面。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五所高校培养目标高度统一 培养目标是指教育目的在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机构的具体化。经过对各校的培养目标进行总结分析，五所高校的培养目标虽描写文字不尽相同，但是其目的高度一致。均为了培养适应我国教育实情，熟练掌握系统教育学理论知识，热爱祖国，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工作作风和良好职业道德的、有一定的创新意识和独立从事实际工作的专门技能，能在科研岗位做出创新研究的人才。均要求研究生掌握行业内扎实的理论知识和了解国内外教育前沿动态，善于发现问题并能独立解决专业问题。 （二）五所高校主要研究方向各有所长，湖南师范大学覆盖最广 这五所高校的研究方向不尽相同，各有所长，其中涉及最全面的是湖南师范大学，基本覆盖了教育学下的所有二级学科，除此之外，湖南大学在教育史、成人教育学和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方向上独树一帜，湖南农业大学在职业技术教育学方向研究最为深入。在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高等教育学、体育教育学这些较为成熟的研究方向上，五所大学基本都有覆盖。 （三）五所高校均实行弹性学制，培养方式均注重实践 湖南这五所高校对于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的培养均实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为3-5年。湖南师范大学的培养方式主要包括常规学习制度、导师指导制度、社会实践制度。在学分和分期考核制度上把握学生的学习进度情况，由导师进行具体指导，注重研究生的实践教育。中南大学教育学学科实行指导教师负责的指导小组培养工作制，导师个别指导与指导小组集体指导相结合的培养方式。导师指导研究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选学课程、查阅文献资料、参加学术交流和社会实践、确定研究课题、指导科学研究等。导师对研究生的业务指导和思想教育应有机结合起来，全面培养提高研究生的综合素质[2]。湖南大学、湖南农业大学、湖南科技大学的研究生的教学内容均强调理论性与应用性课程的有机结合，突出案例分析和实践研究，要注重培养学生研究实践问题的意识和能力。注重创新能力，注重吸纳和使用社会资源，积极探索人才培养的供需互动机制，对研究生的实践教学中进行全方面地监管与评价测量，保证培养质量，并要求硕士研究生在完成实践教学后提交实践学结报告，做好教学结果的反馈工作。 综合五所高校的培养方式，对于全日制教育学硕士的培养，均采取学分制，中期考核制度。这些做法都很看重对研究生的实践能力的培养，这体现高校都在逐渐与社会实践接轨，纯理论学习时代已经远去，导师的作用日趋重要。 （四）五所高校课程设置分布研究 教育人才的培养主要得益于学校教育，课程的学习是学校教育的中心环节，因此五所高校的教育学硕士生课程设置的比较研究是研究的重中之重[3]。分析比较湖南这五所高校的相关具体课程设置之后，可以一窥利弊，取长补短。期望能对提高全日制教育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起到一定作用。 通过分析各个高校相关的课程设置，发现五所高校的教育学研究生课程设置大致分为学位课（公共学位课和专业学位课）、选修课（含限选课和任选课）、补修课等。均允许研究生跨学科选修课程。均要求跨学科或以同等学力考取的研究生必须加修所考取学科专业本科生阶段的专业基础课。这是提高跨专业的研究生的专业素质的必要措施。 五所高校的公共学位课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硕士生综合英语。 关于专业学位课的设置，各个学校有所不同。如图1所示 其中，教育原理、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导论、教育心理学和教育史在五所高校均属于专业学位课，而德育专题与教育社会实践专题却仅有一所学校即湖南师范大学设置，其中湖南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都设置了教育管理学，中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都设置了社会调查与统计课，湖南农业大学和湖南科技大学都把教育名著导读设置成了专业学位课，这与这两所学校跨专业学生居多不无关系，在研究生一年级阅读多本教育名著对快速提高其专业素养有很大的益处。实际上，德育是对于教育工作者极其重要的课程，为师者无德便教不出好学生。虽德育不是所有高校的专业必修课，但是笔者认为，德育是教育工作者一生的最重要的必修课。 关于选修课的课程设置，笔者搜集了五所高校的限选课与任选课课程，总结如表1所示。 总结出五所高校都设置的选修课课程有教育哲学、教学论、高等教育学、教育经典研读、国外教育文献研读、教育质量与评价、德育理论与实践。湖南大学独特地设置了教育改革与发展专题研究课，彰显出其对教育改革敏锐的嗅觉，紧靠时展的前沿。湖南师范大学作为省内师范教育的领军者，所设课程覆盖面最广。湖南农业大学在职业教育中颇有特色。但是湖南农业大学和湖南科技大学的选修课课程设置数量上稍稍显少，覆盖不够全面，可以适当参考其余院校的选修课程，丰富本院研究生的课程选择。 四、思考与建议 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涉及硕士生教育的各个方面，硕士生培养的行动指南应该根据时代和教育发展的进程，在实践中不断修订。本文从湖南五所拥有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点的高校培养方案的各个方面，对湖南省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进行了分析，发现有的高校的课程设置存在些许问题，建议各个高校多多参考其他学校的优秀之处，取长补短，并发展出自己的特色。期望本文对我国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的研究进程能有一定的帮助。 教育学术论文:ACG国际艺术教育学术总监刘镇:信息化时代需要更多跨界思维人才 本科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2004年远赴英国利物浦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其后就读于拉夫堡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作为英国皇家特许建造学会CIOB会员、英国皇家特许废料管理师学会CIWM会员，英国皇家特许建筑技术师学会CIAT亚洲中心唯一中国委员的刘镇于2014年学成归国，现任ACG国际艺术教育学术总监 作为英国皇家特许建造学会CIOB会员、英国皇家特许废料管理师学会CIWM会员、英国皇家特许建筑技术师学会CIAT会员及CIAT亚洲中心委员会委员，刘镇在专业设计领域具备丰富的教学研究与实践经验，10多年国内外产品与可持续设计决策及项目管理工作经验。曾任职香港理工大学副研究员两年、英国拉夫堡大学教师四年。其后获英国拉夫堡大学土木及建筑工程学院全额博士研究奖学金，并于2014年取得该大学博士学位。 此外，刘镇还是Andrew Baldwin教授（工程项目管理领域的国际知名专家，曾任英国拉夫堡大学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第四任院长、创新建设和工程研究中心总监以及香港理工大学建设与地政学院院长，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协会杰出会员，现为重庆大学低碳绿色建筑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副主任）在英国的关门博士弟子。曾获全球建筑建造信息化领域英文核心期刊常务副主编、国际科学与技术期刊主编特邀担任该两份期刊论文评审。刘镇为国际钢铁协会（International Iron and Steel Institute，后更名为World Steel Association）所研发的基于真实钢铁厂的虚拟现实钢铁厂和数字教育在线游戏这一项目曾连续获得2004年“欧洲学术软件奖”和2006年英国皇家工程学院教育创新奖。为全球建筑设计和商业咨询公司所开发的交互性模型和数字化模拟内容的英国曼彻斯特Ancoats区中心区域信息模型项目为其赢得了2006年英国皇家城市规划师协会奖。 除在专业领域内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外，刘镇在学术理论研究方面也颇有造诣。曾为拉夫堡大学召开的国际BIM学术研讨会作主题学术演讲，在华南理工大学设计学院、西南交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广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作主题学术讲座。至今，刘镇荣获了英国各建筑相关学会及组织所颁发的8项BIM培训证书。12月5日，刘镇在重庆召开的英国皇家特许建造学会中国西部区第十一届会员大会暨2015年学术年会上作特邀主题演讲“英国建筑信息模型技术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ling （BIM）的发展现状，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和对中国建造产业的影响”。 留学生：你觉得英国在建筑方面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刘镇：诺曼・福斯特所成立的Foster and Partners是全球第一的建筑设计公司，在中国上海也有分公司。我在读博期间，有幸采访过这家公司的合伙人。通过接触我发现他们对整个流程化设计都有一个很精确的控制。每一道工序流程、每一个设计细节，他们都抓得很紧。并且他们对我们所强调的建筑设计里面“知识的可循环利用性”已经管理得很好了，就是会把上一个项目所做的知识信息用到下一个项目中去或者存储起来。他们的这种信息管理是我博士研究的一部分，也是我认为值得借鉴和学习的一个方面。 留学生：你为国际钢铁协会所研发的一个项目曾连续夺得两项大奖。能谈谈该项目的设计吗？ 刘镇：其实帮助国际钢铁协会获得的这些奖项，我们只是用技术的手段帮助他们实现了一个在他们当时看来是无法实现的项目。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钢铁厂它是多么的混乱、多么的肮脏。甚至有些钢铁专业的博士生他自己都从来没去过钢铁厂。所以，我们做这个项目的目的就是要把钢铁厂三维虚拟化（也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虚拟现实技术），用在线的方式使没有去过钢铁厂的人都能够体会到钢铁厂的环境、钢铁加工的流程。这个游戏上线的时候，因为中国的几大钢铁公司都派出了员工加入到这个游戏的竞赛中，所以他们也是这个游戏的一部分。 留学生：你个人对可持续设计有什么看法？ 刘镇：关于可持续设计我必须要强调一下，我在华南理工大学做过一个讲座，当时我说可持续设计在（国内）名词概念上有一些混淆，我觉得我有责任把它清晰化一下。可持续设计 是一个很广的层面，它包括三层：第一层绿色设计、第二层生态设计、第三层可持续设计。当你回看这三个词时，会发现有些杂志，甚至是设计期刊会把它们三个混淆而论，其实这是错误的。绿色设计只解决单一问题，如材料、能源和减费;强调你用的材质或材料是不是可循环、是不是环保、是不是对生态环境危害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生态设计解决一系列的关键环境影响因素，如材料选择、能耗、可回收和耐久性，在这个层面又加入了我们所说的“生命周期”里面的所有阶段对以上环境因素影响的考量及成本，质量和外观需求。可持续设计加入了一个社会层面（即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的影响），它是和可持续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留学生：你能简单谈一下你眼中的英国教育吗？ 刘镇：其实我之前在香港理工大学做副研究员的时候也有教过香港学生。然后我在拉夫堡大学任教期间，就拿香港学生和英国学生作了一个比较。香港学生也是用英文上课的，他们很喜欢揪老师的毛病、挑战权威、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言论。而英国学生，如果你给他们一个方向的话，他们也会很有自己的想法，但他们不会那么顶真，还是会非常的有礼貌。所以在这一层来说，英国学生还是比较好的，这也可能与英国比较轻松的社会氛围有关。 此外，英国教育体系在教育本科学生时，以拉夫堡大学为例，它会要求我在上每一门课时都要有一个很书面性的东西，我们称之为“质量保证”。因为学校认为老师一定要有这个质量保证体系，才能确保自己的教学是符合大纲、符合学生需要的。这也意味着每一堂课，我都要对自己的东西进行评估。我在批改学生的课程作业或者考试作业的时候，也必须提出这样一个体系的问题。也就是说，我必须要告诉学生他哪些地方错了、哪些做得比较好、哪些需要改进，并且在旁边还要写出“我建议你……去改善”。我觉得这个点很好，它是以如何改善学生做得不足的地方为目的的（因为对与错有的时候只不过想法不同而已）。 留学生：你认为未来的设计人员所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刘镇：现在已经是信息化的互联网时代了，设计人员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在互联网信息化时代生存下去，如何以传统艺术与设计理念去和电脑技术抗争。但是我个人觉得不管怎么样你头脑中的想法、你的Idea才是最重要的。因为电脑科技不管如何发展，它永远代替不了你大脑中的艺术创造力。电脑只会按照程序的流程来运行，它不会以一种知识沉淀、文化修养的方式去建造一个Idea，这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设计人员是无法被替代的。 留学生：你在产品设计方面，对自己的工作有哪些要求？ 刘镇：产品设计包括的层面比较广，像日用消费品、工业品等都是产品的一部分。如果是面向未来的话，我们一般认为最前沿工业设计的发展方向是以客户体验为导向的产品设计。也就是说，产品设计的层次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领域（如平面）或是具体的产品构建上，它是基于信息化主导的、内容定义的产品设计。 以日常家用电器为例，在设计家庭用户体验和中央智能（我们所说的智能家庭、智能大楼等）相互对接的一些信息化家电产品时，设计师必须要以人为中心，以解决个人家庭问题为导向，创造满足用户需求的产品设计。 留学生：你个人是如何看待“跨界”这一现象的？ 刘镇：就我个人来讲，我其实也跨了很多界。我一开始是做产品的，然后去做产品管理、虚拟现实，最后在读博期间又从事建筑工作。这些工作看起来并无很大关联，但实际上却都有着一个联系，而我就是抓住了这些工作的共同点――信息。像产品中的产品信息模型和读博期间的楼宇信息模型，这中间就是它们交集的部分。宏观上来说，建筑其实就是件“大”产品，最终是给人用的，要用做产品的心去做建筑，用产品的信息去丰富建筑的信息。所以，只有你在一个领域里找到一件东西（即它可以与其他学科有交集的部分），然后你才能跨到另一个界里面去。如果你从事领域和跨界的工作没有任何关联，那你就很难跳到另一个领域。 我的个人经验就是当你跨界到另一个领域之后再回到原来的领域，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想法。通过对两个领域的接触你会产生更大的思想碰撞并从中受到启发。我现在所从事的工作就是这样的一种性质，它会用各个专业的知识为跨界人才提供或创造一个场所、一个平台。 教育学术论文:我国高等教育学术自由的现状及对策 摘 要：学术自由是科学繁荣的必要前提。近年来，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作为现代大学制度重要内涵之一和大学发展重要条件之一的学术自由逐渐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热点问题。本文就目前我国学术自由所面临的问题进行原因分析，并提出我国大学实现学术自由的若干措施。 关键字：学术自由　去行政　学术权力 在以知识经济为背景的当代社会，科技水平决定着国家的综合竞争力和国际地位，而科技的发展很大程度上由人才的质量与数量来决定。因此，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既肩负着为社会输送高素质人才的责任，又担负着为社会提供丰富科研资源和成果的重任。 一、我国高等教育学术自由的现状 （一）高校办学受行政干预过多。 大学校长任命行政化。我国公立院校领导的任命人选及职务变动大部分由中央和国务院指定。这种任命方式有一些明显特征：在公立大学中，大学校长不是从本校教师中选举产生，而是"空降兵"居多；整个任命的过程，没有公开透明的遴选，行政指令取代了繁杂的公选程序。 对大学进行行政级别的划分。目前我国高校行政级别如下：第一类是教育部和国务院部委直属副部级高校。第二类是教育部直属普通本科高校，属于正厅级。第三类是国务院部委直署本科高校，也属于正厅级。第四类是省、自治区、直辖市署的本科高校，属于正厅级。第五类，省与部门和地市共管的高职高专院校，属于副厅级。全国政协委员邵鸿指出，高校行政级别区分这一做法客观上强化了高校的官本位意识，严重制约了大学的改革和发展。[1] （二）学术权力使用欠妥。 学术权力行政化。学者"双肩挑"现象在当代大学中普遍存在。"双肩挑"是指管理干部以管理工作为主，同时兼任教学、科研。[2]这种管理方式，带来的后果有两方面：其一，导致学术资源分配不合理；其二，无助于实现大学内部行政管理专职化。 学术权力功利化。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教师工作考核指标体系过于注重量化，使教师在教学和科研中变得急功近利，视教学过程为完成工作量的一种手段；背离高等教育规律，忽略学校定位和实际，盲目扩大办学规模、提高办学层次；忽略基础科学研究，为了追求"立竿见影"的成效，热衷于应用性科学研究，盲目追求科研的商业性；　[3]这些现象实质上是对传统大学本质的异化，偏离了大学的根本属性。 （三）保障学术自由的法律制度体系不健全。 我国《宪法》和《高等教育法》对学术自由都有明确规定，但仅是一种原则性保障，没有通过禁止性规范来限制学术失范，也没有保障学术自由的单行条例，缺少具体的实施方法和细则。 （四）学者欠缺独立意识和创新精神。 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的"钱学森之问"是呼唤我国大学学者创新意识的最强音。钱学森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是钱学森发出的疑问。 二、原因探究 中国传统文化宣扬的是以君权、父权和夫权为核心的封建等级制度和依附关系，强调牺牲个人自由与权利。中国人把学术当作服务现实的手段，强调学以致用。因此，社会倾向于把学术机构视为经济发展的附属物。 （一）传统文化是制约学术自由的思想因素。 传统文化中强烈的政治目的，影响着研究者的学术动机。儒家文化强调"学而优则仕"，官本位的教育思想，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根深蒂固，知识分子往往将自己的命运押在日后能否"仕途通达"上，教育与学术研究成为政治的附属品。　[4] （二）教育体制是制约学术自由的现实因素。 高等教育体制是指高等教育事业的机构设置、隶属关系和职责、权益划分的体系和制度等。它反映了高等学校与社会、政府，以及高等学校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首先，外部环境对学术自由的制约。为了自身发展需要，大学必须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服务来获得经费，因此，研究课题必然会更多的倾向于满足社会、政府的需要，从而影响了学术活动的独立性和自由度。其次，内部关系对学术自由的制约。大学内部关系对学术自由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的矛盾上。在大学实践中，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是相互联系的，这两种管理在实际运行中会产生矛盾和冲突，其结果往往是管理重心向行政倾斜，进而导致行政权力越位，致使学术权利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学术自由得不到保障。[5] 三、保证学术自由的措施建议 （一）转变政府职能，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 国家对教育的管理主要是进行宏观调控、制定大政方针和方向路线、负责统筹规划。职能部门对高校的行政管理应转变为用法律、经济、评估、信息、政策等行政手段在法定范围内进行管理。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就是政府要减少对高校内部事务的直接干预，更不应代替学校行使本属于学校的职权，政府的行政职权和学校的办学权必须分离。[6] （二）在法律保障完善和人力、物力支持充足的前提下，取消行政级别。 如今，取消大学行政级别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行政级别的取消必然会导致大学内部人员社会地位的下降和大学发展所需人力、财力资源保障水平的下降。取消大学行政级别，要在构建起大学另一种制度和法律保障的前提下进行。因此，大学必须在得到健全法律保障和人力、财力充足支持的前提下，改变以行政级别为依据来区分大学等级的现实。[7] （三）逐渐淡化"官本位"思想，强化"学本位"思想。 长期以来，我国大学在内部管理上主要沿袭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大学内部各级管理人员套用政府机关行政级别。大学毕竟不同于政府部门，它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　[8]。大学应以教学和学术为中心，内部的行政组织也要树立为教学和学术服务的理念，其行政服务应做到尊重和保护学术权力。 （四）健全法规体系，依法保障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立法的具体内容应包括：学术自由内涵界定，学术自由权利主体和行使范围，学术自由权利义务的具体内容和法律关系，如何在政治上、经济上、精神上保护学术自由权。还应针对侵犯学术自由权或滥用学术自由权的行为制定具体的制裁措施，[9]　对学术腐败行为进行严肃查处，把学术腐败问题提高到违法层面，用法律惩罚来约束、制裁不端行为。 （五）重建学术规范，培育学术道德。 重建学术规范，不仅要依赖于学者对学术规范认识的提高，还要依赖于学术规范的制度化。公开、公正以及合理的沟通机制，是建立有效学术制度所必需的。一方面，制度的制订必须充分尊重学术研究规律，要有利于学术正义和学术道德的培养；另一方面，要有利于调动广大学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在职称评定、科研立项、成果鉴定等方面，要根据各学科、专业的特点制定科学的评价标准。 教育学术论文:基于主成分分析和熵的教育学期刊学术影响力研究 摘要：选取17个期刊计量指标，分析2011年我国教育学期刊的学术影响力。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得到4个主成分因子。采用熵值法，计算得到2011年教育学期刊的学术影响力。研究结果显示：教育综合类期刊学术影响力最高，高等教育类期刊第二，教育技术类期刊第三，远成职继类期刊第四，基础教育类期刊第五。《中国高等教育》学术影响力最高。 关键词：熵；主成分分析；教育学期刊；期刊影响力 教育学学术期刊是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发表学术成果的重要平台，也是教育科学研究成果传播的重要载体。对教育学学术期刊学术影响力的评价，是教育科研评价的重要命题。期刊评价工作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单一指标相对综合指标而言在评价期刊的学术影响力时缺乏全面性。为了突破单一指标的不足，笔者拟选取综合指标对教育学期刊的学术影响力进行评价，以期深入了解我国教育类期刊出版状况。 一、指标与方法 （一）指标与数据 1.期刊引用计量指标 期刊引用计量指标包括总被引频次、扩散因子、影响因子、即年指标、他引率、引用刊数、学科影响指标、学科扩散指标、被引半衰期、H指数。即年指标和被引半衰期两项指标反映期刊时效性；影响因子反映期刊有用性和显示度；总被引频次、他引率、引用刊数、H指数反映期刊被使用程度；学科影响指标、扩散因子、学科扩散指标衡量期刊扩散范围。 2.来源期刊计量指标 来源期刊计量指标包括来源文献量、平均引文数、平均作者数、地区分布数、机构分布数、基金论文比、引用半衰期。来源文献量、平均引文数、平均作者数、地区分布数、机构分布数反映期刊数量和规模特征；基金论文比衡量期刊论文获得资助情况；引用半衰期体现作者利用文献的新颖度。 上述17项计量指标的具体解释，详见《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本文不再赘述。数据来源于2012年《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选取37种CSSCI教育学期刊，详见下页表1。远程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类期刊简称为远成职继类，包括4种；高等教育类包括10种，基础教育类4种，教育技术类3种，教育综合类16种。 （二）研究方法 1.主成分分析方法 从原始多个指标变量变换为少数几个主成分指标的统计分析方法，主要目的是进行数据的压缩与解释。通过线性变换选出较少个数的新变量代替原来较多的变量，并使这些少数变量尽可能多地保留原来较多变量所反映的信息。 计算步骤如下：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求出样本的相关系数矩阵；计算特征值、主成分的贡献率及累积贡献率；求出主成分荷载矩阵，选出能反映绝大部分信息（一般方差的累积贡献率应大于80%）的前n个主成分。 2.熵 （1）计算第i种期刊在第j项因子占所有期刊因子和的比重： （2）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 （3）计算各因子的权重：为统一化后的权重系数。 （4）计算各期刊的综合得分：根据值大小对期刊进行排序。 二、教育学期刊学术影响力评价 为消除期刊计量指标量纲的不同，需要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分别按公式（5）和（6）对来源类指标、被引类指标进行处理。 通过SPSS 22软件进行分析，KMO值为0.739（大于0.7），意味着变量间的相关性较强，原有变量适合作因子分析。笔者根据SPSS软件计算结果进行整理，如表2、下页表3所示。根据选取主成分特征值大于1 的成分数的原则，提取4个主成分进行分析，对原变量的累计解释力达到80.523%。因此，提取的公因子对原始变量的解释能力强，能够充分描述学术期刊来源指标与被引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原来的17个指标被压缩成4个指标。 总被引频次、引用刊数、学科影响指标、扩散因子、H指标、来源文献量、机构分布数、地区分布数、基金论文比，在第一主成分上有较高载荷，相关系数高达0.7以上， 说明第一主成分基本反映了以上9项指标的信息。他引率、被引半衰期、平均作者数、引用半衰期，在第二主成分上相关系数高达0.6，说明第二主成分主要反映以上4项指标信息。影响因子、即年指标、平均引文数，在第三主成分上相关系数较高，说明第三主成分主要反映这3项指标信息。第四个主成分，主要衡量他引率、扩散因子、被引半衰期、学科扩散因子。前三个主成分基本反映了16项指标全部信息（贡献率占74.1616%），加上第四个主成分更符合主成分提取的基本要求（大于80%）。 根据下页表4可以得到主成分1的表达式，主成分F2、F3、F4计算方法同主成分F1。F1=0.137×总被引频次+0.068×影响因子+0.009×即年指标+0.044×他引率+0.137×引用刊数+0.11×学科影响指标+0.054×学科扩散指标+0.017×被引半衰期-0.107×扩散因子+0.131×H指标-0.126×来源文献量+0.083×平均引文数+0.064×平均作者数-0.091×地区分布数-0.119×机构分布数+0.089×基金论文比+0.022×引用半衰期。 将主成分F1～F4代入公式（1）-（3），计算得到四个主成分因子的权重系数，如下页表5所示。通过公式（4）计算得到37种期刊得分，如表6所示。可以发现，第一主成分因子权重最高，值为0.3102。第二、第三、第四主成分因子权重分别为0.2263、0.2297、0.1938，四个主成分因子权重依次降低。 从期刊分类来看，其平均得分，教育综合类16种期刊为0.03，高等教育类10种期刊为0.029，教育技术类3种期刊为0.025，远成职继类4种期刊为0.021，基础教育类4种期刊为0.020。教育综合类期刊总体学术影响力最高，教育技术类期刊居中，基础教育类期刊学术影响力最低。 从综合得分看，学术影响力排名前五的期刊中，高等教育类期刊占3种，教育综合类期刊占2种。《中国高等教育》得分最高，表明该期刊学术影响力最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得分第二，《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中国高教研究》分别位列第三、第四、第五位。学术影响力排名居中的期刊主要有：《大学教育科学》、《复旦教育论坛》、《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课程・教材・教法》、《现代大学教育》。学术影响力排名后五的期刊中，远成职继类占1种，《开放教育研究》学术影响力最低；基础教育类占3种，分别是《学前教育研究》、《中国教育学刊》、《中国特殊教育》。教育技术类期刊中，《现代教育技术》排名倒数第五位。 三、结论 选取《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中的17个期刊评价指标，分析教育学期刊学术影响力。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提取4个主成分因子。通过熵值法对主成分因子进行赋权，计算得到2011年教育学期刊的学术影响力。研究显示：教育综合类期刊学术影响力最高，高等教育类期刊第二，教育技术类期刊第三，远成职继类期刊第四，基础教育类期刊最低。《中国高等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中国高教研究》学术影响力位于前五名，《开放教育研究》《学前教育研究》、《中国教育学刊》《中国特殊教育》《现代教育技术》学术影响力位于后五位。 教育学术论文:广东教育学会度学术讨新理念下尝试新型教学策略之我见 摘要：随着新课程标准的推广与实施，音乐教学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新课程理念下的小学音乐教学，更注重音乐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的改革，追求回归音乐本真，追求音乐本色的教学目标。这就要求教师要改变原有陈旧的教学方式，从教学方法上要更加灵活。 关键词：尝试 新型 教学策略 音乐教学以审美为核心、以兴趣爱好为动；强调音乐实践，鼓励音乐创造；突出音乐特点；关注学科综合，弘扬民族音乐；理解音乐文化多样性；面向全体学生，注重个性发展评价机制五条基本理念。这些新理念为我的教学提供了新的设计，实施中提供了新的方法。 一、启发学生表现美，激发唱歌的兴趣 唱歌最大的目的是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感染。我们不能只满足于教学生唱会一首歌，重要的是要启发学生准确地表达出歌曲的感情和艺术形象，进入歌曲的意境，用自己的真情去演唱和体味。只有这样，学生才能进入表现音乐的最佳状态，唱出的歌声真挚动听，从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生命力。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使学生充分理解歌曲的内容。对于理解能力差的低年级学生来说，如果教师仅用抽象的语言去引导学生理解歌曲是远远不够的，教师要把音乐同学生的生活融为一体，结合他们生活中熟悉的事物和词语，作形象的比喻和讲解，把歌曲蕴涵的丰富情感和艺术美挖掘出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引导他们将整个身心投入到唱歌中去，正确地、创造性地表达出歌曲的情感和艺术美。 二、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表演，增强学习音乐的兴趣 表演与音乐是紧密联系的，表演是教学中备受学生喜爱的内容之一。一年级的小朋友活泼好动，每学一首歌曲，我都根据歌词内容启发他们进行律动或表演，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歌曲，记忆歌词。在启发学生表演时，我是这样做的：①启发学生进行即兴表演；②根据学生表演编排一套好的动作教给学生；③个别检查。在个别检查时，学生常常会被一些漂亮的动作和优美的造型所吸引，教学里常常会自发地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台下的“观众”纷纷举手要求上台表演，连平时最胆小的学生也跃跃欲试，台上的表演者因此更加起劲，课堂气氛达到高潮。这样一来，不但培养了学生的表演能力，加深了学生对歌曲的理解，而且也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自制乐器练伴奏，提高学习音乐的兴趣 学生学习打击乐器的演奏，不但可以培养他们的节奏感和识谱能力，而且还能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为了激发孩子动手能力，增强课堂教学的氛围，使课堂教学取得更好的效果，我发动学生在家长帮助下自制打击乐器，如用易拉罐或小瓶子装人沙子作沙捶；用铁丝将酒瓶盖儿串在一起当串铃；用两个香脂盒对击做小镲，用铅笔敲纸盒当小鼓等。学生们用自制的乐器边唱边奏得意极了。我在教学生学唱《过新年》时，做了这样一个集体练习：全班学生分为4个组，第一组敲小鼓，第二组打小镲，第三组唱歌，第四组手持彩绸表演。寓艺术熏陶于表演之中，使学生体会到自己是课堂的主人，这既培养了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又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四、图、讲、演结合，诱发欣赏音乐的兴趣 欣赏音乐，不仅需要形象思维能力、逻辑思维能力，而且需要欣赏者用自己经历过的生活阅历和经验去感知体验。一年级的小朋友正处于从具体形象思维向抽象逻辑思维过渡的阶段，生活阅历浅，经验积累少，要使他们真正理解音乐，达到陶冶性情、培养情操的目的，就必须根据他们的思维特点，通过形象活泼的画面、生动有趣的故事、简短的启发谈话等形式，运用听觉和视觉同步感知的方法来帮助他们理解作品，然后再让他们在动听的乐曲声中自由充分地想象、体验，使其根据各自对音乐的理解程度，及直接、间接和形象的记忆，用不同的颜色、线条、文字、动作表现出来。例如，管弦乐曲《小鸭和大灰狼》是一课“音色”要素的学习，节选了交响曲《彼得与狼》中的带有情节的音乐片段。于是在欣赏时，我采用风趣幽默的故事描述情景；为了让孩子在视觉与听觉结合，在欣赏的同时，我先结合插图讲了小鸭和大灰狼热烈场面，然后初听音乐一遍，复听音乐时让学生说说自己的感受。为使学生更好地感知乐曲的情绪，再听音乐时便让几名学生进行角色扮演，同学们兴高采烈、情绪高涨，表演得非常精彩。在这个从感知到体验的欣赏过程中，学生如闻其声，如见其形，从而更准确地把握作品，深刻地理解音乐，充分欣赏音乐鼓励创新贯穿音乐教学始终 五、采用鼓励式评价，增强信心，提高学习音乐的兴趣 鼓励式评价对学生学习具有激励作用，能增强学生的自信心，激发学生的创造欲望。教师的评价对学生的创新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鼓励创新的评价能够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培养提高创新素质和创新人格；专断死板的评价则会压抑和泯灭学生的创造性。所以，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涉及到对学生的评价时，一定要慎言谨行。努力运用好评价的艺术。 以上是本人通过学习2011新版课程标准解析与教学指导后，进一步实施采纳的几点做法，通过以上的几点做法，我发觉我在课堂教学中的行为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单一的注重知识传授转为更加关注学生的学习方式、学习愿望和学习能力的培养。记得陶行知先生曾说过“处处是创造之地，时时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让学生获得成功的体验，增强学习的兴趣，提高学习效率。同时，培养了学生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和与他人合作相处的良好的人文素养，为推进素质教育的实施作好有力的保障。同时，我也感到提高自身素质的重要性。为了使实验工作更加有效，作为新课程改革下的一名音乐教师，更要集思广益、开动脑筋、积极探索、勇于实践，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学习音乐的氛围，让学生在音乐课堂上扬帆起航。

新闻传播类论文:体育新闻传播特征 网络体育新闻传播的特点分析新闻内容更新快。新闻的最大特点和魅力在于及时性,且已成为新闻不可缺少的构成要素。新闻传播与新闻事件发生之间,时间的距离越小,新闻价值就越大,这是新闻传播的一个客观规律。而体育新闻的时效性则表现得更强烈,对于体育受众来说,一场比赛的结果,一个比分的输赢,都牵动着无数人的心。体育比赛始终充满悬念和变数的特点要求体育新闻的传播更加快捷迅速。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站对体育新闻的更新速度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网络的时效性有目共睹,传统媒体的出版周期可能是几天,而网络媒体的更新速度则是几分钟或几秒钟,速度之快,令人震撼,这恰好满足了体育新闻传播快捷迅速的要求,因此网络体育新闻与其他传媒相比,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新闻内容量大且保存期限长。互联网拥有强大的数据系统,信息承载量是传统媒体的无数倍。而传统纸质媒体的信息承载量受版面的影响,电视、广播则受时间和信息容量空间的影响。但网络媒体则没有这个限制,因为网络的超链接功能使它方便快捷地汇总信息和整合信息,它既能横向集纳最广泛的多元信息源,又能纵向保存历史信息,且在查找文献和资料时更为快捷。在一些重大体育事件产生或经过以后,网络媒体还能多方位多角度地回放赛事、分析赛事,最大程度上满足受众不同层次的信息需求。另外,网络媒体对于新闻信息的内容保存时间较长。体育赛事和新闻可以轰动一时,而传统媒体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受众只能在有限的时间获取新闻价值,而网络媒体像人的记忆一样将其储存起来,其先进科技的应用更可以长时间地保存,以供不时之需。互动方式———全民参与。互动性是网络的一个重要特征。网络传播的信息传输方式呈现“双向互动交流方式”,网络为受众与传者之间、受众与受众之间搭建了信息共享与思想交流的平台,这种交流不分时间、空间和诉求对象,只要具备一定条件,传受双方都可以进行自由交流与沟通。受众和传者的纵向互动,受众和受众之间的横向意见互动,把原本仅限于人际传播的交流放到了一个宽泛的媒介平台上进行,让每个受众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让网民参与形成互动已经成为各网站提高点击率和注意力的重要手段,其中表现最为抢眼的就是“网络论坛”BBS。另外,运动员博客的开设使受众对运动员的了解更加深入,通过留言,人们对运动员更多了一份关怀与鼓励,还让全民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提高了体育在百姓心中的地位,加速了体育的发展。多媒体:全面调动视听。众所周知,报纸通过纸质媒体利用文字和图片传递新闻,广播以声音发送信息,电视则借助音频、视频信号来达到信息传播的目的,这些媒体大多采用单一的方式来传播体育新闻,而网络新闻却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于一身,成为高科技的多媒体,与这些传统媒体只采用一种或几种传播形式相比,互联网集纳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体的表现形式,展现出丰富多彩的新闻内容。而且,其功能强大,还可以将这些媒体组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传播手段,然后进行运用,满足不同阶段受众的需求。 高度的情感性。随着现在社会体育事业的飞速发展,体育新闻不再只是单纯地对体育赛事进行追踪报道,而是以人为核心,通过对赛况的报道,来宣扬一种迎难而上、不屈服不服输、奋力拼搏、团结进取的体育精神,是对国家、民族以及未来的一种情感寄托。网络体育新闻传播展现了对人的情感的尊重,揭示了新闻背后人的内心世界的那层神秘面纱。例如,在第28届奥运会期间,体总网专门针对我国每一位奥运冠军进行了网络独家报道。在报道中,我们可以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运动员的生活中,了解他们平日里艰苦训练的经历,体验他们夺冠瞬间的欣慰和幸福,让受众与运动员一起为失败难过,为成功高兴。网络体育新闻发展策略分析加强深度报道,把握新闻中的“度”。什么是深度报道?它的定义是:“围绕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把新闻事件呈现在一种可以表现真正意义的脉络中的一种报道形式。”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研究生教程谈到新闻报道的三个层次时称:第一层是事实性的直接报道;第二层是发掘表象背后实质的调查性报道;第三层是在事实和调查基础上做出的解释和分析报道,也称深度报道。要平凡中见深度,体育新闻深度作为一种新闻深加工产品,所选题材如果关涉名人,是热点、焦点,具有社会敏感性,那就容易引起读者关注。这类题材深入挖掘的空间较大,报道的价值和意义也较大,自然也就成为体育深度报道的首选。刘翔在北京奥运会上的退赛事件触动了社会的敏感神经,人民网就发表了一篇题为《谁懂刘翔之痛》的深度报道,全篇以“请放过刘翔吧”为主要切入话题,对刘翔的病情康复、心态、个人发展做了全面深刻的报道,文章一经刊出,引起很大反响,被各大门户网站转载。另外,突出体育报道的娱乐性是大势所趋,但它带来的弊端却不得不令人重视。在一些网络媒体的体育新闻娱乐化后,报道内容开始热衷于追逐和挖掘体育明星的秘史、艳闻。作为网络媒体的编辑,在日常工作中,如何正确理解与对待体育新闻娱乐化,把握好体育新闻娱乐化的度,是急需解决的新课题。不可否认,当今新闻竞争日益激烈,体育新闻也是如此,这给体育报道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体育新闻涉及体育明星的个人隐私等,其曝光需要把握好度,体育明星私生活的透明化可以让受众深入了解该明星背后的光环,从而更加喜欢体育明星。相对来说,如果把握不好“度”,会让受众产生反感,给媒体带来一定的影响。但是如果一味报道运动员、教练员及其相关人员的私生活,甚至是绯闻,以满足一部分人的偷窥欲,那就走向极端了。如雅典奥运会上,炒作诸如姚明“胡子”的长势、日本乒乓球运动员福原爱“暗恋”王励勤等“花边新闻”就显得很庸俗和无聊。这种“娱乐至上”的最终结果,恐怕就是“娱乐至死”。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媒体在选择新闻的判断中更倾向于市场的卖点,而不是原先新闻价值必须严守的社会责任感。体育报道突出娱乐性是大势所趋,但绝对不能把娱乐化和虚假新闻、恶性炒作混为一谈。 网络体育新闻要以人为本。在网络时代,由于网络技术的特点,使得体育新闻的资源很丰富,没有任何时间和空间的约束,在眼球经济的背景下,就更容易导致体育新闻人文关怀的缺失。体育运动的主体———人是体育新闻传播的对象,人是具有人性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生意义的,而新闻媒体“以人为本”理念的实质就是对人的关注、尊重,是对人的主体性的弘扬。因此,在报道角度和内容上,要改变过去体育新闻多以体育事件为中心的观念,将媒体视线向“人”身上转移。这样不仅可以丰富体育报道内容,开拓体育新闻的报道领域,同时还可以满足受众多元化的接受心理,更重要的是使人文精神回归到体育新闻中。从“人”的角度出发,关注一个体育事业参与者的生命,表现个人命运的成败与悲欢,表达对个人生命的感知和对生命与世界的领悟,把探讨运动变为探讨个体生命,使报道成为对生命的探索和追问,把“运动中的人”变为“人在运动”,使人成为体育运动的真正主角。在体育报道中要注重运动员作为普通人在运动中的真情实感,表现其自然的喜怒哀乐,使体育报道与受众的心理产生情感共鸣,这样的报道才会产生更好的传播效果。体育新闻具有明显的情感性,这也体现了传媒“以人为本”的追求。体育新闻是以人为核心的新闻,既然是以人为核心的报道,就应该充分展现对人的情感的尊重,对新闻背后人的内心世界的揭示。如果在体育新闻报道中“见物不见人”、“见事不见人”、“见人不见情”,从传播方式和态度来说,都有悖于媒体追求的“以人为本”。另外,还要打造网站新闻特色与接受传统新闻媒体获取新闻的受众比较,通过网络获取新闻的受众更注重网站新闻风格和新闻的质量。因为从我国国情来看,这类受众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这种现状要求网络体育新闻编辑在新闻风格和质量方面当好把关人。对于同一个新闻事件,不同的媒体可能有不同的报道方式,我国的许多新闻网站,往往采用的是罗列式新 闻浏览方式,即将相关题材的报道归于一个专题中,让受众自己阅读,然后作出判断。这样的做法,看上去内容客观翔实,报道面宽泛,实际上却使新闻质量良莠不齐、杂乱无章。 《新民晚报》网络版的做法独树一帜,让人耳目一新。《新民晚报》的网络编辑新闻把关意识非常强,他们吸取了报纸新闻标题吸引人的特色,不仅在内容上求精,更在标题上下工夫,求新、求亮,从而使网络新闻标题打破了仅仅作为链接的功能,一下子使新闻标题的做法“跳”出了网络新闻的弊端,这种把关人意识值得在其他网站新闻编辑中借鉴,而网络体育新闻的创新更应如此。加强网络法律制度建设,规范管理。社会的健康发展需要强有力的法律基础,网络化的体育新闻市场也是一样的。网络体育新闻没有强调个人或者集体的约束,所以要依靠广泛教育引导和加强网络自律。首先,网络传播作为新生事物进入我们的社会,必然要给人们一个不断认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加强法制建设、依法治理网络当然是最根本的保证。依法治理网络是体育新闻可以健康发展的前提,加强对网络使用者的宣传教育和引导,充分发挥网络自律的作用也同样不可忽视。只有当全体网络使用者正确认识了网络传播的作用和价值之后,才会自觉地抵制网络传播违法行为的发生。其次,要加强对网络传播行为的监管。针对网络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控制难的特点,要建立制度化的网络监控体系,完善市场监督管理体系,对于网络传播的各个环节进行监督,严格管理体育新闻传播中的各个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力争将网络违法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不使其扩散,创建体育新闻发展的健康环境,保障体育新闻正常、顺利发展。最后,也是最根本的,是要针对网络传播的特点和网络时代新闻传播违法行为的特殊性,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结合体育新闻的传播特点,强制法律措施,保障网络传播健康发展。在保护体育新闻市场的同时,也保护广大受众的基本利益,提高新闻从业者的道德素质,网络传播中的体育新闻要严格把关,将和谐发展的思想潜移默化地传播到受众及国人的思维中,为建设和谐社会作出巨大的贡献。 结语 随着经济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体育新闻内容越来越丰富,技术手段也越来越发达,必将成为人们选择的一个重要新闻获取方式。但不可否认,网络体育新闻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比如新闻的失实问题、娱乐过度问题,因此如何规范和引导网络体育新闻的发展方向,促进其健康发展,是我们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重要课题。毫无疑问,体育报道在追求轻松娱乐的同时,更应该注重其品位和深度,增强社会责任感,树立新闻的精品意识。 新闻传播类论文:新闻传播学发展脉络的回顾和展望 一、初始期(1978年-1982年) 在历史变革下,新闻传播学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歇过,在早期刚成立的时代没有一本关于新闻传播学的学术专着。1976年,的结束对新闻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以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解放传统思想,构筑新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学术大繁荣的背景促进了新闻传播学的推广,极大了检验与验证了新闻传播在社会主义发展与变革中的重要作用,为新闻传播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外部环境和空间。 二、发展期(1983年-1988年) 80年代初期,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并审议通过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宏图,提出了改革、发展、创新的重要举措。随着1989年的政治风波,全国上下进入了一个以新闻为视角和突破点的政治热潮,在这种发展环境下,新闻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缩影,舆论、媒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与推进,国家新闻总署对我国170余家报社进行了调查统计,发现目前多种经营的报社占到全国报刊总署的50%,说明新闻已经引领和走入了大家的生活,并成为时代进步与发展的重要传播途径。 三、上升期(1989年-1991年) 80年代末,咋在政治舆论与风波的背景下,部分新闻媒体工作出现了认识上的片面错误,导致社会舆论与传播的导向性偏离,促使党中央对新闻传播行业进行了整治。1989年各省市和自治区对新闻行业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先后出台了《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和《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等重要方针政策,重点阐述了新闻工作的内容、本质、功能、作用等。各级政府领导也积极根据党中央和各省市的要求进行落实工作的安排,特别是对人民生产生活中遇到的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构思和布置,强调新闻传播行业要起到表率与模范的作用。198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压缩整顿报刊和出版社的通知》,并明确提出了要整改新闻行业的具体实施策略,对过滥的报刊和出版社严厉打击,并颁布相关措施,奖励各级各类新闻出版行业的先进单位。 四、巩固期(1992年-1996年) 在对新闻传播行业整治与重组后,随着邓小平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南巡”讲话,新闻传播迎来了展现的开端,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主体的改革正在加大进一步力度。在1992年,召开的十四大中明确要求我国应根据现有体制对社会主义市场进行在组合,对新闻传播、教育学术等方面进行平稳过渡和发展,特别是要加强对新闻传播领域的导向安排和战略部署,从而提高新闻传播行业在国家发展中的重大战略地位。此外,国家根据转型后的社会主义经济整合了一部分报刊社和出版社。距不完全统计,《广州日报》、《华西都市报》等出版行业的日均发行量已在全国遥遥领先。非常适合我国在发展中的需要,随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下发了《关于书报刊音像出版单位成立集团问题的通知》,以文件的形式对接下来新闻传播的可持续化发展指引了方向。1996年,和中组部以《广州日报》等出版行业为代表进行了试点工作,采用网络化和实体化的方式,对外传输新闻信息,通过新的形式为我国现在新闻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五、繁荣期(1997年-至今) 1997年后,我国颁布了《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并在文学类基础上,下设了新闻传播学和传播学。从此,新闻传播学和传播学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对促进学科发展树立了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义。当前,新闻传播已得到国家的高度认可,是传播学交叉和呈现多元方式的重要环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到了繁荣与发展的促进作用,为我国迈入21世纪与国际上的对接和联系指明了方向,成为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学科。 六、结论与建议 新闻传播学时传播学的重要分支之一,新闻传播学在我国的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发展脉络可分为初始期、发展期、上升期、巩固期、繁荣期等。当前我国新闻传播正在迈向新的历史舞台,未来的发展会有更加广阔的天地。 新闻传播类论文:浅论媒体融合对新闻传播的影响 媒体融合是新媒体时代媒体发展的最终结果，其对具体社会的舆论格局、媒体格局、文化与思想状况、使用信息的形式，甚至社会的运转方式，都具有重要影响。 一、媒体融合的发展现状 虽然我们还很难想象新一代媒体的详细模样，但是我们似乎已经看到了媒体融合的宏伟蓝图。媒体融合之后可把手机、电脑、电视机、收音机、报纸等媒体的特点与功能融为一体，借助无线传输技术，成为不久的将来人们阅读新闻信息的新终端。我国在媒体融合对新闻传播影响方面的研究比较落后，但是媒体融合的趋势已经出现端倪。详细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各类新媒体参与新闻传播，从各个门户网站到搜索引擎，融合的媒体利用以往媒体生产新闻的能力，集合新闻信息，在当前传播各类新闻中具有重要作用。 第二，手机在新闻传播及行政部门公共信息中的作用也备受关注，自媒体，例如微博、微信、MSN、QQ、BBS等媒体在传播新闻中的积极作用也不可轻视。 第三，传统媒体借助新媒体在传播新闻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将微博、微信、博客内容转发到传统媒体、网站与手机为受众提供了参与各类直播节目的机会、收集信息获得新闻线索、计算机协助报道新闻等。 第四，传统媒体借助网络途径与数字技术，衍生出了新兴媒体，比如网络电视、移动电视、网络广播、电子杂志、手机报、电子报等。可见，当新一代新闻接收终端随着媒体融合的出现，媒体新闻势必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融合新闻”也会成为新闻传播的主体。 二、媒体融合对新闻传播的影响 媒体融合对新闻传播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信息主体、接收终端、组织形式、经营模式、产权结构几个方面详细分析媒体融合对新闻传播的影响作用。 （一）信息主体多元化 在网络传播与数字技术的共同推动下，一般公众享有了前所未有的参与传播新闻的能力，他们利用微博、微信、MSN、QQ、BBS、博客、手机、播客等工具，已经形成了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的传播模式，可以随时表达观点、新闻，使得新闻信息的主体表现出多元化趋势。媒介融合速度不断加速，使得信息传播主体多元化趋势更加明显，并且接受者与传播者一体化是新闻传播的典型特征。依据CNNIC（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14年7月的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2014年6月，我国网民达6.32亿，较2013年底增加1442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6.9%，较2013年底提升了1.1个百分点。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5.27亿，较2013年底增加2699万人。手机上网的网民比例为83.4%，相比2013年底上升了2.4个百分点。我国域名总数1915万个，网站总数273万个，我国网民的周上网时长达25.9小时，相比2013年增加0.9个小时。每天都有海量的微博、微信、短信、图像、图形、文本、音频、视频，庞大的信息源都可作为传统媒体利用与开发的对象。虽然信息的提供者主要为个人、企业、社会团体及政府等，但是承担与采集新闻信息的还是职业的新闻一线人员。专业的媒体在新闻信息传播中占据主要地位，但必须承认的是，新媒体已经在改变大众传媒格局，在世界区域内，很多“草根记者”在一些突发的、重大事件的现场多的最新消息一次次引起轰动效应。 （二）接收终端统一化 接收终端一体化，其实就是将接收终端进行融合，这一过程是建立在数字聚合技术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这里所说的终端融合是指设备终端的融合，也可称为3C融合，涵盖消费型电子产品、计算机、电信等。借助某种协议，可实现消费类电子产品、通信、计算机这些信息的互通互联与共享。比如，电视与电脑的有机融合，数码相机、MP3等影音设备和电视、电脑、手机的融合等。融合接收终端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消费者对新闻信息的一体化与多样化需求，当前单一形态的新闻内容已经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了，他们现在需要的新闻信息可能同时涵盖视频、音频、图像与文本等。在该要求下，新型的接收终端必须能够提供多种形式的服务，并能将各种形式的新闻信息有机整合，最终展现到消费者跟前。接收终端的有机统一，从表层看就是硬件设备的融合，其实涵盖了三个内容：1.接收终端硬件的有机融合。2.构成了多种类型媒体信息的统一平台。3.以终端设备为载体的服务于内容的融合，及以在线虚拟终端为载体的服务于内容的融合。比如，部分牌子的MP3能大量下载歌曲，生产厂家可在音乐服务器上为客户提供下载服务。 （三）组织方式一体化 在媒体融合环境中，新闻传播的形式颠覆了以往媒体间的壁垒，有效整合全部媒体，实现统一规划，构建了一体化的组织形式。该组织形式其实就是打破了传统的行业管理与区域管理，借助各种媒体制造流程的控制与设计以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机构重组，实现各种类型媒体的集体运作。融合与集中后的组织形式，借助各种媒体的介质特点，在新闻信息的传播中达到产品各异与资源共享，变竞争关系为合作关系，强强联手做好区域市场，落实聚能效应，扎实保护好媒体市场。比如，美国的媒介综合集团，在21世纪初斥资四千万美元，在佛州坦帕市建成了一栋传媒大楼，名叫“坦帕新闻中心”，把旗下的电视台、编辑部、坦帕论坛报、集团网站都汇聚在一起运营。组建了“新闻总编部”，全面管理三种媒体所生产的新闻报道，在新闻信息采集与编辑上倡导三种类题共同操作完成。我国在类似问题上较为落后，在组织形式上尚未实现一体化，但已启动了整合新闻生 产流程的实验。比如，某省日报报业集团就和当地的移动通讯等媒体合作，开发出《某省手机报》，推出了国内第一家数字报纸，和科技公司合作推出了“跨媒体与数字报刊出版系统”，实现数据库、光盘出版、数字报纸、传统报纸等产品的多元化出版及一体化生产工作。借助报刊与网络互动，颠覆了传播的行业与区域限制，创造了统一平台，大大提升了融合媒体的影响力。但是，由于我国媒体融合的研究较为落后，要想实现组织形式的一体化，还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 （四）经营方式综合化 媒体融合背景下的经营，是多个媒体的共同运作，特别是在新闻信息的与采集上，均是联合行动，该方式可大大降低设备、资金、人力上的投入，减少新闻加工的成本。并且，各种类型的媒体联合运营，可有效保护已经覆盖的媒体市场。和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传媒相比，媒体融合与之有着本质区别，该区别就是经营方式的综合化，这种本质区别为创新新闻传播方式创造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由于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一般民众都可借助发短信、写博客、写日志、发起个人对个人、多人对多人、个人对多人互联网聊天，从社会全局来看，该新闻传播形式已经从传统媒体占主导作用的单项式转变成了专业媒体发起和一般民众集体参与的互动式、分享式，使得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密切结合汇流与结合。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媒体的融合能力不断提高，与接受新闻的方法与手段也更加多样化，传播新闻信息将广泛借助多媒体形式，最后在新型终端上录、说、写、看、读、听等方法的自由组合与选择，新闻循环播展现出更为便捷、人性化、自由的特点。但是随着新闻传播方法和手段的日趋变化，对新闻传播信息的加工与整合的难度也更大，怎样精确定位内容、选择恰当表现形式、管理与控制传播流程等，将是媒体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中必须思考的问题。 （五）产权结构多样化 当前手机、互联网、电视、广播、期刊、报纸等媒体的融合就成为媒体产权的融合。信息技术已经成功打破了媒介间的壁垒，使得相同内容呈现多市场、多渠道、多介质传播有了可能，为媒体的有效融合创造了条件。产权融合的多样化，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企业重组，而是展现了新媒体时代新的运营理念。传媒企业借助合并、收购等方式，进行产品整合、内容共创、内容重整、整体策划、组织重构，构建了产权结构多样化的大规模传媒集团，运营高效益大规模的媒体业务，落实一加一大于二的发展目标，为传媒企业带来高利润高效应，践行低成本运营。比如早在21世纪初期，美国与时代华纳在线合并，借助控股、参股等运营手段实现媒体产权的有机融合，构建了跨媒体产权的媒体航母。不但可以扬长避短，还可大幅降低重组成本，更有利于开展合作。但是，当前我国的传媒企业产权还没有正式进入市场，尚且归属于政府部门。我国自加入世贸组织后，出版分销与广告市场慢慢开放了部分市场，但产权还具有浓厚的政府气息，因此我国媒体产权在融合上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目前主要集中在一些民营媒体中。在信息技术的促使下，媒体融合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在中国的民营媒体企业频繁并购与国外媒体产权高度集中的呼应下，我国的新媒体、网络、电视、光比、期刊、报纸利用集团化道路以实现扩大规模。同样在本世纪初期，我国的6大合并成立了当前的中国光比电视电影集团，是局台合一的经营模式，从该事件可以看出我国的传媒业在产权融合上又迈出了一大步。 总之，在信息技术的影响下，媒体融合成为必然趋势，并在全球范围内快速蔓延。为满足消费者不断提高的信息需求，我国的媒体必须顺兴发展趋势迈出转型的脚步，这也是新媒体时代媒体经营的新理念。所以，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媒体融合对新闻传播的各种影响，坚持融合，在融合中革新，在革新中前进，不断推动新闻传播的法制化、多样化、民主化、真实化、客观化与实效性，使新闻传播能更好地为社会、市场及群众服务。 新闻传播类论文:受众心理对新闻传播效果的影响 一 、受众心理的作用 在当今日益发展的社会里,“传播研究最中心的战场还是在新闻学领域内”; “新闻事业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信息交流中的主要途径,在传播活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① 受众作为信息传播的接受者,他们分散且大量,随时变化,相互之间的关系复杂,那么又是如何对新闻传播效果产生影响的呢? 文字图像在特定接收部门的接收下,才能把具有特征的表面信号转化为相应的神经刺激,才能对新闻传播内容作出相应的反应,才可最终外化成言行。他的作用是隐形的,所以在很长的时间它成为了新闻宣传工作者认识上的一大盲点。 受众心理的意义渐渐凸显了出来。报道者渐渐认识到了解受众心理的必要性。发现以前只讲传播不讲效果的形式主义传播方法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了。便鼓励了当代的新闻报道者寻找更加科学的编辑撰写的方法。 二、受众心理对新闻传播效果的影响 (一)从受众的潜意识看 潜意识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受众从接受到信号的刺激,到转变成信息被人脑解读,其实就是人的意识和浅意识相互作用的结果。受众的接收行为比较随意,然而媒介宣传者意在吸引受众,从而引导受众形成符合传者意图的思想和行为,之间便形成了矛盾。所以新闻就是要千方百计的吸引受众,使受众从不清晰的潜意识状态上升到意识层面,这里的这个从潜意识到意识层面的转化,是在受众大脑中的有趣的过程。 一名美国的记者在采访民众于白宫前聚众抗议这一事件时,采集到了警察将他们拖入警车中的珍贵画面,然后把镜头摇向白宫上空的国旗,令受众产生思考,并且用自己的经验试图对此信息进行解读,产生了美国警察的行为究竟是否合适,是否不尊重人生来的权利的疑问。这便达到了传者的意图。所以新闻工作这应当做好“引导”这门艺术,使得作者可以更加准确的了解传者的意图。 (二)从受众的需求层次看 马斯洛所提出的闻名于世的需求层次理论即指人的需求呈阶梯宝塔状,首先是一般的吃喝需求的满足,然后是感觉自己不受威胁不危险的需求,然后是对爱和被爱的渴望,最后是实现人生价值的要求。② 受众在接受新闻的心理活动中会产生不同层次的心理,如有的人习惯关注看似抓人眼球的标题,如“明星绯闻”、“连环凶杀案”。而有的读者,会关注每天的天气还有物价。更有一部分受教育程度高的受众,习惯性的关注国内外重大的经济政治事件,以及和自己未来的发展以及职业方向有关的信息,还有国内外知名的学术调查与研究。分析目前最有名的世界着名的纸媒体,如《科学》、《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自然》。这些杂志和报纸主要内容包括人文社科领域以及自然科学领域的新发现和进展,是为了满足读者的求知欲望既自我实现欲望的。 (三)从受众的认知心理看 认知心理学这一科学主要研究方向为人类心理活动。当然大众传播活动中的传受者心理活动也属于认知心理学。受众的感官是通过不同的媒介信息起作用的,但是很多受众对于这些并不苛求。例如台湾的很多粗制滥造的电视剧,如《家有仙妻》,《阿郎》等虽然在道具、演技、后期制作上非常粗俗,但是由于情节设置十分吸引人,人物塑造个性十足一样可以吸引观众。 (四)从受众人格看 大多数受众具有优秀的人格特质。其中一部分受众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关注祖国在世界上的声誉,关注世界的战争和粮食问题,关心他人的精神和生活状况,关心下一代的教育,并且表现出强烈的参与感和实际行动。2010年4月20号的早晨,四川省雅安市发生了7.0级地震,随即各大新闻媒体网站报纸均迅速在第一时间报道了这一消息,引起了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积极反响。 受众人格对大众传播效果的影响还表现在另一方面。 埃里克森作把人格分为了若干阶段,各个阶段在成长过程里都有不同的心理矛盾以及特有的品质。《新闻袋袋裤》节目就是非常适合在校的小学初中学生看的新闻节目,《夕阳红》的目标受众是离退休人员,是新闻、生活、娱乐性节目。《新闻联播》是全国最知名,带有鲜明政府性和意识形态的新闻节目,它是针对全国各年龄段的受众的新闻节目 (五)从受众的选择记忆看 受众在接受到新闻的信息所刺激之后再一定时间内会形成印象,然后会产生短期的记忆,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恢复受众在受到新闻报道的刺激以后会先形成感觉记忆,只有在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了以后才可以形成短期记忆,如果在脑海里反复回忆复述就可以形成长期记忆。受众主动从信息流中选择了少量的信息并且记住了他们。 无论什么层次的受众对自己所感兴趣的方面都会更加的感兴趣,而且可以结合自己的所学,从自己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中去合理解读新的信息。选择性的记忆和现有的观点基本相同的信息。有意或无意的忽视重要但和自己原有观念不相符的新闻。这一活动在受众的潜意识中进行着,不受现有情绪的影响。如2000年巴西队和中国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相遇,在此之前中国绝大多数球迷都是巴西队的粉丝,可是一场比赛下来,所有人只记得住巴西队的犯规动作,忽视了他们的出色表现。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选择记忆的例子。 (六)从受众的心理效应看 在传播过程中,控制受众心理过程的因素还有逆反心理和遵从心理。 在当今这个可以自由表达自己意志的环境中,人们渴望获得自由,对刻意的指挥,试图改变自己原有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的说教性新闻产生反抗,这就是逆反心理。这种反抗最直接的表现在了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如同在对典型人物进行描述的时候,这些人都是在一定的地区和领域具有可学习性的人物。有的是见义勇为的百姓,有的是脚踏实地的工人,有的是科技先锋与模范,有的是技术精湛的科学家,有的是勤工俭学照顾妈妈的学生。对报道人物的选择没有固定的标准,只要有净化心灵和学习的意义就可以。受众在学习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逆反心理。对他们的无私奉献以及奋斗的过程产生质疑,觉得是媒体刻意夸大事实,对这些所谓的典型人物产生负面情绪。 遵从性心理表现为从众和随大流。人是具有社会性的人,会要求自己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与环境保持高度一致。受众所在的群体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惯例,以及其他人大多数人的态度,会成为自己的行为依据。如同在60年代的时候,有一篇轰动一时的文章,叫做《伟大的战士》。其中所宣传的雷锋平凡而又伟大的精神,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形成全民效仿雷锋的局面。历经了三十年的变迁,雷锋精神早就成为 文化,保留在民族文化的历史长河当中。 三、提高新闻传播效果的具体方法 (一)从受众潜意识角度 作为新闻媒体,应该对社会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或走向进行前瞻性的预测。在新闻报道中应做好充分的估计与准备,并且深入把握各方受众的利益需求,积极改善民生,为政府决策提出舆论支持,科学地实施新闻传播策略,提高新闻的社会价值。做好“引导”这门艺术,促使受众通过潜意识的经验更好的理解新闻的内容。 (二)从受众的需求层次理论角度 新闻节目也应该体现以人为本的观念,尊重每一位受访者的个体差异,去准确的展现平凡小人物的真实生活需求,根据百姓的利益去选择热点焦点。积极宣传具有温情色彩的感人故事,传递互帮互助互爱的价值观念。满足受众爱和归属感的需求得满足,并且加强法制意识,保护被报道人的隐私权,使受众感觉到安全和尊重的需求。及时公开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始终保持公平公正才可以实现事情的发生发展结束的平和安稳。不但要考虑受众的心理需要,而且要从政府的角度,充分思考类似矛盾对社会公众的影响。只有基层需求都满足了,受众才可能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三)从受众的认知心理角度 受众按男女、年龄大小、汉族还是少数民族、蓝白金领、中国还是外国、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支持何政治派别分为很多类别。新闻媒体着重考虑两性间不同的思考方式,军事以及政治新闻应该突出男性的直接以及渴望刺激的特点,制作上更加大气,特效上更加酷炫。时尚以及休闲类新闻女性收视率比较高,在新闻的采集上应该更加符合女美、崇尚享受的生活方式等心理,制作上以轻松愉快的气氛为主。尊重受众不同的理解和接受新闻的习惯,充分考虑观众们内部的异同,使得他们在多种形式的新闻中均可以达到满足。 注重新闻传播的精心设计。借助电视网络等兼有图像、声音的传播手段,调动受众的视觉和听觉神经,并且内容要在吸引人的基础上严肃权威。尤其是当事件发生发展的原因不明的时候,社会主要的权威的新闻媒体,不应该有任何形式的主观臆断和下定论的行为,更不应该没有理由的猜测理由,然后不根据任何科学系统的调查以及询问就随意的杜撰事件的发展方向,防止报道失实矛盾升级。政府应该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提升受众的信息处理能力,提高受众的文化素养。促进媒体交流和接纳环境的形成,从而形成相互影响的人际交流群体,促进受众的新闻接受行为。 (四)从受众人格角度 大部分受众对社会现状及发展充满热情,应该重视这些人的热情,鼓励他们参加各种有利社会发展的活动,给予这些人格高尚者最大程度的支持和鼓励。他们主动吸取新知识,努力提高文化道德水平,传者因积极争取能行为同步,从而加速新闻事业的进步。 新闻的传播者要做的是对节目受众的年龄定位问题有更清楚的认识。而且针对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中老年人,离退休人员的新闻报道应该有区别对待 (五)从受众的选择记忆角度 新闻媒体从业者应该积极调动受众的感官,争取在吸引观众注意力的同时,使内容符合受众的需求,形成提取复述,使受众感兴趣并且记住,在人际关系之间形成有效传播。受众的根据自己的喜爱来观看新闻,这已经成为了人们的行为习惯。人是有感情有生命的个体,不是电脑。所以新闻从业者如果想改变受众的这一习惯,基本是不可能的,只能在了解这一情况之后,有计划的调整新闻报道方法。 (六)从受众的特殊心理角度 新闻从业者应该对特殊心理持积极的态度,对受众充分尊重。增加新闻的时效性,向大家描述最新出现的事实,在最开始的时候就向公众实时情况。时刻记得抓紧时间,保证新闻质量。新闻结构讲求清晰有序,强调新闻的逻辑性,以及分析性,公正性。坚决杜绝引发暴力事件,煽动叛逆情绪,干扰政策落实,影响优秀价值观念的行为发生。 保证遵从心理可以向积极的方向发展,新闻传播活动应该提高并充分利用受众的可信度,注意受众之间的个体心理特征和差异,重视在群体中地位较高、不易被影响,但是对别人却有领导作用的一部分人,实现新闻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四、结语 这篇文章通过对受众心理的多个因素,如受众的潜意识,受众的需求层次,受众的认知心理和人格,以及受众的选择注意和选择记忆,还有特殊心理等不同方面,具体的分析了心理活动在新闻传播效果过程中的作用。而且就这几个方面对新闻从业者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及解决方法,望予以重视。 新闻传播类论文:负面新闻信息传播的积极作用浅议 论文摘要:新闻报道必须坚持弘扬主旋律,但也应通过积极有效的传播使一些负面新闻信息发挥正面的作用。只要坚持新闻的党性原则,准确理解和切实把握新闻信息的负面性,就能够使一些负面的新闻信息传播成为国家政策和制度层面的一种完善,并通过有效的警示和激励发挥大众媒体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 论文关键词:新闻;负面新闻信息;信息传播 无论是正面信息还是负面信息,都是客观存在的。在信息媒体日益普及以及通讯手段日显便捷的条件下,如何正确看待和运用负面信息,并使其发挥正面的和积极的效应,这应引起各级政府、新闻媒体及社会公众的广泛重视。特别是通过由达赖集团一手策划的分裂祖国、阻扰奥运火炬传递的事件,对我们进一步加强对负面新闻信息的研究和引导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一、负面新闻信息的涵义及其表现 负面新闻信息作为信息的一种原始状态,就其本身的价值判断而言是负面的,比如地震、塌方、洪水等自然灾害;社会上种种违法乱纪和有悖于道德的行为,如贪污腐败、徇私枉法、坑蒙拐骗、色情暴力等丑恶现象;还有交通事故等人为的灾难。而“负面新闻”则通常是指经过人加工而成的新闻报道,实际上是指那些消极层面的新闻报道。在这种情况下,它—般有两种理解,即一种为报道的内容是负面的,产生的影响也是负面的;另一种则是报道的内容本身并不是负面的,但由于记者在认识上的偏颇或媒体操作上的不慎而未能加以客观真实的报道,以致产生消极的影响。 对负面新闻信息的概念,目前尚无专家学者给予固定的形诸文字的定义,单就其文字表述层面理解,负面的就是不好的、消极的或者反面的,负面新闻就是坏消息或反面消息。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所说的负面新闻常常是笼统的,有时候是指负面新闻信息,有时候则是指“负面新闻报道”。在进行学理研究时,对此有必要加以科学甄别。 负面新闻信息和负面新闻的主要区别,在于负面新闻信息是指一种处于原始状态的消极变动的事实,而负面新闻是指经过人所传播的新闻或是产生消极影响的新闻。就其在社会上的效应来看,负面新闻信息可从三个方面加以辨别。 首先,就是坏消息或者不好的消息;其次,是会影响到执政党和政府形象乃至威信的新闻信息,即在大众意义上的负面新闻;再次,是与国家现行的大政方针相违背、破坏社会安定团结大局的新闻信息。对负面新闻信息的传播,既可以产生消极的和负面的影响,也可以产生积极的和正面的影响,其关键在于如何去正确认识与有效运作,这也为我们对负面新闻信息传播进行正面引导的研究与操作提供了可能。 二、正确理解和把握新闻信息的负面性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事物总有在矛盾中运动的两个方面。有负面则就有正面,负面新闻信息也当然是与正面新闻信息相对而存在的,但不能把负面新闻信息简单地等同于坏的和消极的新闻信息,这就需要我们对负面新闻信息加以正确的理解。到目前为止,国外媒体或学界对此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研究,至少还没有专门的着作深入探讨这一问题,而只是局限于一些灾害新闻和犯罪新闻等的具体讨论之上,尚未形成在学理上的系统研究。据称日本有关于灾害新闻报道方面的专着,遗憾的是国内还没有翻译过来。从澳大利亚归来的新闻学博士张威教授在澳讲学多年,也谈到尚未见过这方面的有关专着。许多外国记者,他们虽然没有系统地研究和学习这方面的理论,但在关于战乱、饥荒、贫困、事故、自然灾害等事件的报道过程中,操作上往往自觉地应用了一些比较好的处理手法,其中一些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也可从他们的报道实践中汲取一些相应的教训。 (一)准确把握负面新闻的“负面”性 国内外新闻界都有着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即对负面新闻的报道通常被受到限制,其原因不外乎很多人均认可这样一个假设,就是负面新闻将会产生负面的效果,而大量地报道负面新闻更会使民众对这个政府或社会失去信心。在一个民智未开和闭目塞听的社会,这个假设也许能够成立,但在当今民主进程不断加快、电视和网络普及、社会开放、国内外交往日趋频繁的环境下,这样的假设是很难成立的。 在很多时候负面新闻并不负面,它却有着比正面新闻更为强大的正面影响力。从新闻传播学角度来看,一是新闻报道的效果首先要考虑到受众的接受心理,要看受众需要什么样的信息,而不能单单以传播者的角度一味地让受众被动接受。受众是具有心理辨别力和分析力的,并非是媒体说什么就会认同什么,他们会对媒体报道的内容加以分析,然后加以自己的判断。如果媒体刻意回避负面新闻信息,它在受众心目中的可信度必然将大打折扣,而一个没有可信度的新闻媒体,就算它传播多少好消息或正面的新闻信息,读者同样要对其不具信任度和亲和力,因而使媒体借以正面宣传达到正面效果的目的也将难以实现。长此以往,媒体在公众心目中的威信也将会荡然无存。二是过多的正面宣传易使大众产生“正面审美疲劳”,形成严重的逆反心理。这种逆反心理,只有在媒体依照新闻规律进行适度的负面报道回应时,才能加以冲淡或纠正。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即不管正面新闻是真是假,许多人先抱三分怀疑的态度,而激进点的人甚至一概否认,认为这是在唱赞歌、吹牛皮或拍马屁。当真实的正面新闻得不到受众的普遍认可时,这种正面宣传所取得的宣传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三是具体到某条新闻,负面与否并不能准确地加以判定。笔者认为,在更多的情况下需要对其加以时间和空间限定,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准确的分析。 如针对社会下层极端贫困人口生活的报道,读者或观众当接收这一信息,他们的反应必然是多方面的。不同的读者会按自己的知识和经历而做出不同的反应,对之大部分人能够理解,因为任何社会都存在着贫穷,这不一定是谁的过错。有同情心的人甚至会采取积极的行动帮助贫困人口,这要比只是抽象地喊扶贫的效果要好得多。再如“矿难”一度也被当作负面新闻而加以限制,但解禁之后我们听到的并非骂声一片,反而促使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关爱生命和注重安全的共识,意识到在能源开发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并积极支持政府采取强硬措施,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和改善矿工工作生活条件。 (二)负面新闻的价值判断应符合新闻准则 众所周知,新闻的生命在于真实和及时,并不在乎其正面和负面,只要是真实的新闻就能得到受众的欢迎,没有受众在接受到新闻信息时先去判断它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大家所关心的只是新闻本身。而新闻若被套上正面或负面的枷锁,则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丧失其真实与及时。 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对新闻进行预先的价值判断而使新闻丧失真实和及时,这对新闻的真实性、及时性乃至对社会受众心理所带来的伤害,其实远比被判定为负面所带来的伤害要严重得多。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做到两个方面:一是系统化,即用辩证的与多维的视野透视负面新闻信息传播对政治、伦理、法律和审美等方面将产生的影响;二是历史化,即对负面新闻信息进行一些历史的比较和梳理。负面新闻信息的传播并不是现在才有的,也不是只在某个地方才有的,这是一种古今皆存的普遍现象。如传说中神农氏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等,甲骨文上也有许多负面新闻信息的记载。问题的的关键在于如何辩证地认识这些新闻资源,并加以充分而有效地利用。 三、发挥负面新闻信息传播的积极作用 实践证明,只要坚持新闻的党性原则,辩证且准确地把握负面新闻信息的负面性,就能够使之传播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积极的和正面的效应。 (一)负面新闻信息的正确传播能够促使国家政策的调整和制度的完善 负面新闻信息本身所反映的事实的好与坏、对它如何认识与表现、其传播的环境以及受众等方面的因素,都会直接影响到它所传播的效果。1998年8月,我国长江流域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洪水尚未消退且灾情隐患犹存,举国上下正万众一心地投入到全力抗洪的特殊战斗之中。然而,地处长江上游四川省部分地区的许多原始森林却遭到了不法分子的乱砍乱伐,对此新华社记者采写了题为《长江上游仍在砍树》的新闻报道。消息披露之后全国上下一片哗然,各媒体及社会大众纷纷表示强烈谴责。国家领导人和有关部门也为此先后进行了重要批示和政策调整,时任总理朱镕基要求有关部门立即行动起来,严厉打击非法砍伐活动;时任副总理李岚清及四川省委书记谢世杰等分别就此予以批示;国家林业局还向全国长江上游天然林一株也不能砍伐的决定;国务院调查组也适时赶赴四川省视察并指导工作,并从9月1日起提前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就是这样的一篇报道,引起了我国在护林政策方面的重大调整。由此可以看出,一则负面新闻信息及时而有效的传播,能够引起全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并促使国家及有关部门加以政策上的适时调整,它对社会进步与文明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二)负面新闻信息的正确传播能够成为一种积极而有效的激励手段 一些负面新闻信息的适时传播,能够使人们在心理和认识上感到某种挑战,并产生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从而激励人们奋发应战并主动投身于解决所反映问题的实践中,进而进一步推动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在享受高度文明的同时也正在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如、恐怖活动、环境污染、人口膨胀等。这些现实的威胁都是媒体所关注的社会问题,并时时提醒着人们引起注意并加以解决。1999年10月12日,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都广泛报道了届时世界人口超过60亿这样一个事实。这原本是一则喜庆的消息,然而各大媒体报道所注重的视点在于它向世界再次敲响了人口警钟,人口的急剧膨胀不仅加重了地球的负担,使地球资源的消耗加快,扩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而且它将严重地影响到人类文明的进程。媒体的这一报道,不仅没有使人们就此而感到悲观,而是令全世界进一步加深了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共识,并激发全球共同寻求合理使用资源、保护自然环境、消除贫困、实现可持续发展良策的热情。可见,只要媒体准确地把握负面新闻信息传播潜在的社会价值,其激励意义便是不言而喻的。 (三)负面新闻信息的正确传播能够成为媒体发挥自身舆论监督职能的有效形式 负面新闻信息的传播具有舆论监督的警戒功能,它能够通过对社会现实中消极污浊现象进行揭露和抨击,给社会和社会大众以一定的警醒与告诫,以抑制不良行为的扩张和蔓延,从而推动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在社会实践中存在的大量消极活动诸如腐败现象等,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见不得人、偷偷摸摸且不敢登大雅之堂而谋划于密室。媒体将其揭露出来告白于天下,就能掀起社会舆论广泛谴责的强势。 我国有党纪、国法、政纪等具有强制力和约束力的监督,但主要是追惩于后。加之一些人对信息所具有的控制加工或处理权,且本身又不甚注重监督,进而往往致使这些人违法乱纪且有恃无恐,但他们对新闻舆论监督心存余悸。新闻舆论监督虽然不具前几种监督手段的强制性,但也具有其自身无以比拟的优势。一是广泛性,社会各阶层、各组织和公民作为监督的对象,是媒体发挥舆论监督职能的主体;二是及时性,消极腐败现象被由媒体揭露出来,就能很快引起司法和行政部门的关注和介入;三是公开性,媒体曝光使丑行者原形毕露并声名狼藉。因此,新闻舆论监督不仅可以惩治于后,而且也可以防范于前,它具有其它监督所不能及的重要作用。如央视《焦点访谈》等媒体栏目所产生的监督效应是公众有目共睹的,朱镕基同志还曾为《焦点访谈》作“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改革尖兵,政府镜鉴”的题词及肯定。 (四)负面新闻信息的正确传播能够在国际关系中成为维护国家利益的有力盾牌 尽管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对外政策,不像它的国内政策那样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直接和深刻关注,但在维护国家利盖方面,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依然需要国内外民众的广泛支持。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是其对内政策的延续,它最终为维护国家安全和促进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外交关系的成功与否常常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媒体对有利于本国利益的负面新闻信息加以正确的传播,就能使民众更为全面地了解国家意志,甚至将影响当事国双方的政策。 在科索沃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空军悍然用导弹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这一暴行震惊了全世界。我国新闻媒体对此迅速反应,及时报道了我国政府的严正声明和向美国政府提出的强烈抗议,并配以大量的事实报道、新闻分析和新闻评论,使广大中国民众清楚而全面地了解到事实真相以及我国政府的立场,从而给予我国政府以坚决的支持,并对美国政府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尽管美方对此以“误炸”搪塞,但仍不得不承认这是影响中美关系的消极事件,美国政府和克林顿总统本人多次公开表示道歉,随后还进行了赔偿。从事件本身来看,这是对我国主权的公然挑衅,它也是一个明显的负面新闻信息,如果媒体报道偏颇就可能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消极后果。但是,媒体的正确报道使之成为维护国家主权、激发民众爱国热情以及全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正义呼声,从而有力地维护了我国的国家利益。 最近发生在拉萨的“3·14”打、砸、抢、烧事件以及后来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发生的“藏独”分子骚扰奥运火炬传递事件,属于典型的负面新闻信息。对这一事件的不同报道,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西方一些国家新闻媒体肢解事态甚至歪曲报道,对此不仅激起了国内民众和国外华人的强烈谴责,而且也引发了国际上一切富有正义、爱好和平国家及其人民对我国的声援和支持。而国内主要媒体在这一事件上全面、客观的报道,使人们更加清醒地看到了达赖集团长期假借民族宗教问题分裂祖国的本质,看清了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无知、偏见甚至仇视,也进一步看清了西方一些媒体及其国家所标榜的所谓“民主”、“自由”和“人权”,从而更加坚定了我国各族人民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对这一事件正确报道所产生的良好效应,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并总结其宝贵的经验。 总之,在信息化时代深入发展的今天,任何刻意掩盖负面新闻信息的做法无疑是掩耳盗铃,且最终使事态更加恶化并背离初衷。我国政府及新闻媒体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已经更趋理性且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因此,只要全面、客观地看待和运用负面新闻信息并加以正确引导,就能使其发挥正面的积极效应。 新闻传播类论文:浅论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的四大转型趋势 为了适应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新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将呈现以下四大转型趋势:学科融合,大学需要优化内部的所有资源,通过学科的融合推动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媒体融合,如果一则新闻能够用30种不同的方式、以30种不同的技术形式来讲述,我们需要帮助学生理解新闻的本质,并使用最适合的媒体报道新闻;科技创新,高校应该成为新闻传播的创新引擎,而不是创新的跟随者,应加强针对新媒体环境的应用性研究,推动产学研一体化;理解生态,只要我们身处的媒介环境发生了变化,我们报道新闻的方式就没有理由不变,我们新闻教育的模式也没有理由不变。 关键词:新闻传播教育;新媒体;转型趋势; 2006年,也就是Twitter诞生的那一年,美国《时代周刊》将“你”(YOU)列为年度人物。在数码文化方兴未艾的今天,那些曾经被称为受众的人们变身成为信息生产的积极参与者。正如Bradshaw(2007)所言,我们所处的世界已经从一个公众必须依赖专业媒体获取信息的社会,变成一个“人们可以自己获取并且生产信息的社会”。《时代周刊》预言,为数众多的用户生产内容平台,如YouTube、MySpace、Wikipedia以及Twitter,“不仅会改变世界,而且还会改变世界变化的方式”(Grossman, 2006)。迅速变迁的媒体环境对新闻传播教育提出了挑战。为了适应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新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将呈现四大转型趋势。这四大趋势概括起来就是:学科融合,媒体融合,科技创新和理解生态。在当前几近相同的技术环境里,这四个方面不仅是西方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的课题,也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需要重点思考的发展方向。今天,我想围绕这四大趋势,立足于世界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前沿,并结合浙江大学的探索,谈谈想法。 一、学科融合 先说个案例。最近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似乎被推向了风口浪尖。他们也许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家被校方“关闭”的新闻传播学院。当然,校方并不主张用“关闭”这个词,他们用的是“重组”。该校高层表示,现有的学院太小,太孤立,太受约束,以至于无法为学生提供他们所希望的新闻教育,也无法使教师从事他们所希望的教学和研究。在重组期间,新闻教育仍然以课程的形式继续,不过必须是双主修,或主修其他专业加辅修新闻专业。请注意,是辅修新闻专业。面对学院教师、学生和校友的质疑,校方强调此举将是提升该校新闻传播教育的一大契机,未来可能建立一所融合信息、传播、媒体和技术等多种相关学科和资源的新学院,并可望成为美国最好的。 科罗拉多大学或许只是个案,它有许多内因,如原来学院的内部管理比较混乱等等。但这一个案传递出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面临每天都在改变的媒介环境,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也需要改变。在这个媒介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而且人人都是媒介的时代,新闻(Journalism)和新闻工作者(Journalist)本身的概念受到挑战,需要大大拓展。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新闻教育仅仅依靠新闻学院是否足够?科罗拉多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被重组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校方认为它没有很好地与其他学院合作,从而无法提供适应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因此,如何优化大学内部的所有资源,通过学科的融合推动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成为新闻传播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议题。 这一目标有不同的实现途径。科罗拉多大学是比较极端的一种。目前,浙江大学2+2的本科教育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新生进校都按人文或社科两大类划分,前两年打通培养,主要是通识教育,没有具体专业。学生在很大程度上可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课程。从第三年开始,学生进入自己确定的专业院系学习。用校方的话说,就是一种“宽专交”(拓宽基础、专业培养、学科交叉)的人才培养模式。这样,就弥补了原有单一化专业教育的不足。当然这一模式在新闻传播专业也面临一些问题。例如,大块的实习时间使得本来就被压缩的专业课程进一步压缩,导致学生感到在校受到的专业训练不足。进入专业较晚,也使学生难以找到专业感觉。头两年通识阶段选课太随性,有些课程感觉用处不大。总的来说,这种“宽专交”的培养理念是适合新环境下的新闻传播教育的,但具体模式还有待进一步优化。 二、媒体融合 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家普尔教授提出。他认为,媒体融合就是传统上需要依靠多种媒介技术来提供的内容和服务被整合在一种媒介之上,而这种媒介通常就是数字网络媒介(Pool, 1983)。同样来自MIT的媒介融合研究专家、比较媒介研究专业的创始人杰金斯教授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展开。他将媒介融合定义为三方面的整合:跨越多个媒介平台的内容流动,多种媒介产业之间的合作,以及媒介受众的主动信息获取行为(Jenkins,2006)。从这个意义上讲,媒介融合并不单纯是一种技术现象,而是包括技术、产业、文化和社会变迁等多种因素的复杂过程。 媒体融合的大潮同样席卷中国。不论是中国政府大力推动的三网融合进程,还是每个媒体内部争先恐后规划的全媒体蓝图,都体现了这一趋势。一线的新闻工作者,则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媒体融合的压力。从前,报社记者只会写文字稿就行了。但现在,越来越多的记者被要求在新闻现场同时以文字、照片、音频、视频的形式通过微博等方式新闻。一些记者为新技术带来的新可能而欢欣鼓舞,还有一些记者则更多地感到不知所措、力不从心。如埃里克?牛顿所言,“如果一则新闻能够用30种不同的方式、以30种不同的技术形式来讲述,我们需要理解新闻的本质,并使用最适合的媒体。(Newton, 2010)”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挑战。 面对日趋融合的媒介环境,新闻传播教育如何培养未来的新闻工作者?传统新闻理论对于新闻现象的归纳和解释是否仍然准确?传统按媒体划分的采写编评课程是否还适应当前的融合新闻报道?如果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又该如何改变或重组现有的课程设置?目前,大多数高校选择的是增量改革的途径,即对现有课程进行修正的同时,增加一些新的课程。浙江大学也是如此。2011年上半年,浙大增设了《媒体融合》本科课程,我是主讲教师。在教师讲授相关理论和技能的基础上,要求学生调研国内外融合新闻报道的前沿案例,最后独立完成一项融合新闻报道任务。同学们在学习中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收获不少。但初次探索,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如课时太少,未能与实验课结合,平 台不够完善等等。 三、科技创新 一直以来,新闻传播教育,包括研究,与业界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断层。理论研究保持独立性固然无可厚非,但如果应用研究也与业界脱离就值得反思了。在新闻传播学科,高校喊产学研一体化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事实却是说的多,做的少。常见的情况是,业界在前面尝试,学界在后面观望。业界有了成绩,或出了问题,象征性地请学界来总结一下,仅此而已。结果就是,业界觉得无关痛痒,学界感到疲于应付。双方仍然未能找到一个有效的连接点。 要改变这种局面,高校应该成为新闻传播的创新引擎,而不是创新的跟随者。举两个例子。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刚刚建立了一个Reese Felts 数字新闻项目,旨在通过实验研究探索新闻传播的新形式。其中一个重要尝试是,建立一个由学生设计、开发、制作和运营的新闻网站(),然后利用这一平台试验各种不同的报道和叙事方式,通过对用户数据的实时监测和分析,测量不同方式的传播效果。一方面,网站为所有相关课程提供了实践基地,另一方面,网站实验研究的结果也可用于指导专业媒体的新闻实践。另一个例子是前面提到的科罗拉多大学,他们也建立了一个名为“数字媒体实验厨房”(Digital Media Test Kitchen)的实验室,从新闻技术、技巧和商业模式这三个方面进行创新研究。 中国大陆的新闻传播学院在这方面虽然整体上尚未起步,但也不乏开拓者。比如南京大学金陵学院新传媒系于2008年建成媒体融合未来实验室,并与多家媒体和IT企业开展了多种合作,初显“媒体硅谷”之势。浙江大学最近也利用学校投入巨资升级传媒学院实验室的契机,重点建设新媒体实验室,由认知研究实验室、数字影视与文化产业实验室、电子编辑与数字出版实验室组成。其中,认知研究实验室配备全球最先进的眼动仪和脑电仪,旨在利用认知科学的研究手段为新闻科技创新提供更加准确的数据支持。 四、理解生态 我们所处的世界已经不是原来的世界,我们所面对的人也不再是原来的人。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所处的媒介环境发生了深远的变化。不论是新闻传播教学还是研究,都必须时刻把握不断变换的媒介环境,方能与时俱进。理解媒介生态的关键是理解我们周围的人,理解那些我们曾经称之为“受众”的人们。新媒体环境下,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例如思维方式上,新媒体的出现使人们具有更强的批判能力,不再认为传统的主流媒体是唯一的、甚至可信的信息来源,对新闻的理解也不再是单一的、静止的;行为方式上,Web2.0的出现使人们不再是消极的接受者和消费者,也成为主动的参与者和生产者。同时,人们的习惯也发生了变化。例如,浅层阅读逐渐取代了过去印刷媒体时代的深度阅读;多任务(multitasking)逐渐取代人们一个时间只做一件事情,等等。面对变化的环境和其中的人们,新闻传播教育不能熟视无睹。我们要通过各种手段,弄清楚现在的人们究竟喜欢什么样的新闻。以情感为例,传统的新闻报道不能掺杂新闻人的任何情感,记者编辑必须冷静客观地报道新闻。但研究表明,带有情感的新闻更容易受到人们的关注,也更容易被人们记住。记者不隐藏自己的情感倾向,反而会使读者更愿意相信。而且,在博客、微博这样的新平台上,带有个人感情的报道更容易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人称。第三人称毫无疑问是新闻报道的叙事方式。但人们发现,用第一人称讲新闻,会使受众感到更有人情味,感到是在跟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媒介进行交流。当然,这些都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帮我们进行决策。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只要我们身处的媒介环境发生变化,我们报道新闻的方式就没有理由不变,新闻教育的模式也没有理由不变。 新闻传播类论文:微博改变新闻事件的传播格局 微博时代,热点事件的发酵不再仅仅依靠传统的媒体和记者,话语权也不再只掌握在社会精英手中,每个人都有了自身的表达空间,并且利用新兴自媒体的圈子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响应者”。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日益普及,其交互性的特征已经影响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改变着我国社会的信息和舆论传播格局,传统媒体时代的旧有传播体系正在逐步瓦解。微博时代,热点事件的发酵不再仅仅依靠传统的媒体和记者,话语权也不再只掌握在社会精英手中,每个人都有了自身的表达空间,并且利用新兴自媒体的圈子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响应者”。在社会化媒体参与“追踪”与“围观”的过程中,新闻事件的各个传播环节都有了全方位的转变。 自媒体成事件传播源头 在互联网引爆的“大众麦克风”时代,微博上每一个人都可以便捷地与别人分享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以及情绪、观点的变化,这些内容就有可能成为新闻事件的起点。任何一个个体都可以在微博上设置议题,把自己了解、关心或者认为不正确的事件线索公诸于众,从而引发其他人的兴趣,进行再次传播,最终使得事件升级,成为热点。此外,在一些突发事件中,在场的微博用户也可以第一时间现场图片、消息,他们被称为“公民报道者”,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传统的记者,成为了很多事件公开的第一源头。 早在《2009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中》,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对当年77件影响力较大的热点事件进行分析表明,由网络爆料而引发公众关注的有23件,占总数的近30%。2010年后,随着微博等社会化媒体的发展,这一比例继续上升,2011年热点事件中,自媒体设置议程、影响话题走向的比重已经超过传统媒体,甚至互联网信息“倒灌”传统媒体的态势已经很明显,传统媒体往往从微博上寻找焦点,再进行二次挖掘和报道。2012年以来,陕西省安监局原局长杨达才、重庆市北碚区委原书记雷政富、山东省农业厅原副厅长单增德等“问题官员”被揭发并免职,无一例外不是在自媒体中率先发酵。 在社会化媒体大发展的背景下,很多传统媒体从业者也把微博作为披露事件的第一工具。如“毒胶囊事件”中,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赵普在加V认证的实名微博上率先爆料,“不要吃老酸奶(固体形态)和果冻”,这条微博转发近13万次,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打假行动。然而,赵普的微博引发了新闻界内部的严肃思考,对于食品、药品安全这样的大事,媒体人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审慎把关,其微博的言论如何自律和他律成为新的难题。据悉,人民日报社和中央电视台目前都已制定记者网络发言的守则。此外,《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网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等传统媒体也已经进驻微博,改变了传统媒体对网络热点迟钝和失语的状态,延伸了其舆论引导能力。 “微博直播”极大提高事件传播速度 2012年12月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抵达深圳考察工作,作为就任总书记之后首次离京考察活动,他这次深圳之行的信息和照片最早和最多见于的不是传统的报纸、电视等媒体上,而是在微博上,很多深圳本地网友通过微博进行了“直播”。据不完全统计,微博中关于深圳之行的条数超过10万条,传播速度和信息量远超过传统媒体。 微博具备“快传播”与“私传播”的特性。“快传播”指微博省去了传统媒体的后期编辑、排版、制作、发行等周期,可以以电脑或手机联网等进行同步传播,后期加工时间趋近于零,这是最多每天出版一期的平面媒体无法达到的,有所提速的广电媒体也望尘莫及。2011年重大突发事件在事发当天发酵的超过半数,这恐怕只能依靠微博等社会化媒体。“私传播”是指新闻现场的所有亲历者无须以强大的公共传播途径为依托,也可以和专业记者一样具有优先传播权,那就是利用微博进行事件直播。 在2011年的“7·23”甬温线特大铁路交通事故中,微博就起到事件直播的作用。7月23日晚,摄影师“小刀”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在微博上直播着事件的发展;网友“Smm_苗”用手机微博发出最早的信息后又陆续发表了数条在事故现场的目击图文记录。还有其他众多网友发出的求助、寻人信息,汇集在一起,成为当晚最活跃的信息源。资深媒体人吕焕斌曾评价:“仅以此事件(温州动车事故)最初的6小时观察,以传统电视媒体对比微博这种新媒体来看,电视还是完败,无论是时效、更新速度、社会动员还是各种功能,新媒体打败了传统媒体,自媒体打败了公众媒体。” 此后,2011年9月27日上海地铁追尾事故,网友“安默然lucky”微博做了最早报道,当时在车厢最后面的网友“季法师”在微博发出了第一张现场图片;2012年7月21日北京特大暴雨,网友和北京市各级官方微博一道,微博直播路况和救援信息。人人参与的“微博直播”极大提高突发事件传播速度,成为了公众快速了解信息的首选平台。 网状传播扩大事件传播范围 微博实现了新闻资讯的无障碍式传播,与其他媒体相比,微博传递信息更加自由,也更容易引发“连锁反应”,每个人的信息和观点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受众群体逐级扩散,通过网状的传播模式进行扩张。微博转发可以迅速为重大事件提供信息支持,网民信息共享,在很短的时间内可以将一条信息传遍网络世界。 2011年1月25日,一个名为“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微博账号悄然诞生,随之引发了一场全民解救被拐儿童的风暴。这一行动主要通过微博平台进行互动及传播,“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粉丝突破了20万,网民纷纷转发相关信息,其所 带来的社会影响得到几何级数的放大。虽然它的成功与传统媒体后期的跟进和政府相关部门的介入密不可分,但微博传播平台在此次行动中毋庸置疑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微博平台的发展,为热点事件或话题的传播带来了新模式与新方向。 作为社会公共事件,其最终目的在于积聚各方关注与力量,使影响力达到最大化,微博平台的多级传播使很多事件的覆盖面不断扩展。2011年以来,以微博平台为依托,越来越多的事件或话题为更多人知晓,涌现出如免费午餐、给孩子加个菜、大爱清尘、解救白血病女孩鲁若晴、加油小伊伊、西单奶奶、救助小传旺等一大批微博话题。在微博传播中,“简单”降低了参与门槛,“高效”则提升了参与热情。 话语“多元化”改变单一传播主体 在传统的传播渠道中,媒体和记者是传播的主体,他们通过自己掌握的大众媒介向公众提供各种信息,并且拥有较高的公信力,而普通民众只能作为“受众”接收信息。互联网时代,事件传播的轨迹日益多元化,信息的主体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在热点事件的议程设置和传播过程中,网络“意见领袖”和网络名人对舆论走向产生的影响日益显现。在微博时代,“意见领袖”和网络名人甚至比传统媒体更具有可信度,更容易成为热点事件中发声的主体。 以2012年8月湖南“永州唐慧案”为例,在事件传播、发酵的过程中,虽然主流媒体后期积极介入,但不再是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意见领袖”、网络名人的微博信息导致了事件的多点引爆、链式反应或拐点出现,产生了巨大作用,甚至引导了传统媒体的报道角度和尺度。 网上“意见领袖”粉丝众多,信息传播力强,在网络舆论场具有强大的议程设置能力。在唐慧案中呐喊的,有律师、记者、学者、作家、商人、官员等,“意见领袖”多由各行业专业知识丰富的精英人群组成,具有名人效应和“羊群效应”,他们的意见在热点事件的公众传播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不可忽视的作用。 新闻传播类论文:民间新闻传播崛起促使舆论引导策略转变 近些年来,在突发公共事件的舆论引导上,当事方往往处处被动,疲于应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引导策略没能根据传播环境变化做出适当调整。民间新闻传播崛起并与大众传媒共荣互动,已经成为当下传播新变中最突出的特点之一。这强烈冲击着既往的舆论引导策略,迫使其做出必要调整。 民间新闻传播是人类固有的社会现象之一,是前印刷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新闻传播方式。到了近代,印刷术在欧洲推广导致报刊产生,人类这才进入大众传媒时代。和民间新闻传播相比,报刊等大众传媒具有快速准确、无远弗届等诸多优点。传播技术的进步使大众传媒逐步占据了新闻传播的主导地位;民间新闻传播虽然还无时无地不在,却在大多数情况下已经对社会影响甚微。 建国后较长时间内,我国媒体环境上述特征在尤为明显。所以,既往的舆论引导对象主要是大众传媒;其价值取向是“堵”,即压制信息,正面引导;其具体措施是指通过阻断大众传媒和新闻源的接触来遏制信息传播。它和大众传媒主导下的传播环境是相适应的,因此,长期行之有效。 首先,受众主要是通过大众传媒知晓亲身经历以外的新闻的。这就意味着,新闻存在与否不是取决于发生与否,而是在于报道与否。不报道就等于不发生,当迫使大众传媒放弃报道时,新闻在受众端就被消失掉了。缺少了外界信息刺激,受众自然无从和遥远的新闻形成共鸣;事件则得以被控制在较小的传播范围内。这时的信息传播处于严格管控下的有序状态,这是有利于当事者进行处理的。当然,处理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 其次,不管遏制实施的多么成功,总会有一定量的信息从新闻源溢出,经民间传播到受众那里。但民间新闻因其传播系统的孱弱消解了自身力量。这里的孱弱一是指传播速度迟缓,一是指信息流量微弱。民间新闻或是口耳相传,或是书信往来,等传递到遥远受众那里时,大多距离新闻发生已经相当长时间。又由于其信息流量较小,受众群体也处于相对孤立状态,这就进一步阻碍了新闻的再传播和聚合。所以,民间新闻多是明日黄花,是不会对事件产生较强干预力量的。 一切拜技术所赐,在被印刷及电子技术边缘化几个世纪之后,近十几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民间新闻传播重焕生机。博客、论坛、QQ、MSN等,尤其是微薄的出现,不但使民间新闻异常活跃,更让它重返传播中心舞台。大众传媒和民间新闻传播共生共荣的传播新格局已经形成。这就要求要具体分析新变化,进而调整舆论引导策略了。 首先,民间新闻传播速度和信息流量空前增强。在公共事件刚刚发生时,甚至超过了大众传媒,这从近些年来的报道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几乎事件一发生,就有大量现场信息通过民间渠道得到传播。民间新闻传播之所以如此活跃,得益于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发达的网络技术培育了新闻源和受众之间强烈的双向沟通意愿。在新闻源那里,人们力图突破压制,主动信息:在受众那里,主动探寻新闻已经成为常态。同时,受众之间自发的新闻再传播和聚合能力也因传媒技术的发展而强大。因此,新闻总有途径传播,通过隔离传播源和大众传媒来阻断信息传播的方法将无法取得实效。而结果的无效将宣判策略的非法。 其次,既往的舆论引导策略导致大众传媒和民间新闻传播的恶性互动。其一,是迫使受众疏离大众传媒,亲近民间新闻。发达的传播技术已经打开了信息需求的欲望魔盒,当大众传媒不能提供足够新闻时,受众必将转向民间。这刺激民间新闻传播,使其更加活跃,却会进一步弱化大众传媒的权威。当大众传媒被边缘化的时候,民间新闻也将失去参照,其局限性则可能被受众忽视而接纳。民间新闻最大的诟病是其必然伴随大量流言。当因为没有参照而不能对其有所辨别时,真相的探寻将变得更加困难。其二,出于追寻新闻的本能,在无法接近新闻源的情况下,诸多大众传媒将选取民间新闻进行报道。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如果说前述问题只是让受众放松了对流言的警惕,这里则很可能使流言华丽转身,成为事实。流言一经大众传媒报道,就披上真实的套装了。接下来,民间新闻会将“被真实”化的流言再传播。这样,一个流言自证的循环就出现了。 显然,以“堵”为取向的舆论引导策略,最大的弊端不再于伤害了谁的“权利”,而在于它使信息传播陷入一片“混乱”。“混乱”对事件的处理百害而无一利。新的传播环境需要新的策略。新策略的终极目的是重建信息的有序传播!这就应该在承认民间新闻传播与大众传媒共生共荣这一现实的基础上,致力于于两者的良性互动;其价值取向是“疏”。所谓的“疏”是指积极主动向大众传媒开放新闻源。在介入报道的速度上,民间新闻往往领先于大众传媒。但由于民间新闻的自发性质,其权威性和可信性并不高。受众更需要相对专业、权威的信息。只要能得到翔实的新闻素材,客观公允报道,大众传媒自然会成为为民间新闻传播的引领者,两者的良性互动也会自发形成。反之,就可能转向恶性互动。 当然,民间新闻传播崛起不是舆论引导策略调整的唯一原因。政府管控媒体方式的悄然转变以及媒体市场取向等因素共同导致的媒体功能取向从以“正面引导”向“舆论监督,的变迁,受众公民意识的觉醒等同样是策略调整的时代背景。但有什么比媒体自身格局变迁的力量更大呢? 新闻传播类论文:论新闻媒体传播作用在社会管理工作创新 当今社会,媒体对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辐射日益加强,对人们思想、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的影响日益深入。社会是人类生活的共同体,是特定土地上人们的集合,而这个共同体、集合的粘合剂,就是新闻媒体。正是新闻媒体提供了监测环境、告知消息的工具,提供了人们彼此间交流意见的公共平台。社会生活空间的大小及其发展水平,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其信息传播的发展水平。口头传播与原始部落民主相适应,手抄文字、马车驿站与民族国家相适应,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网络传播与全球政治相适应。在网络环境下,消息弥漫于整个的社会空间,无孔不入,无处不在,它不仅影响到人们的精神生活,更影响到人们的行为和社会的运行。社会管理的实质是对人的管理,必然涉及到管理者和人民两个基本要素,管理者要认识人民,理解人民的心声,人民也要了解管理者,审查管理者的资质。在这两者之间,其沟通、联系的主渠道,非新闻媒体不可。在当前这个媒介化时代,要创新社会管理,建设良好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离不开新闻媒体。 一、现代社会呈现多元化、多样化等新特点 1、人口流动频繁。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成员的“单位”属性逐渐减弱,大量“单位人”转为“社会人”。户籍制度的改革使大批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一步推动了农村人员流动。走南闯北,出现了单位用人、社会管理人的新形势。 2、人的价值取向多元化。改革开放,多种经济成份并存,跨体制的人员流动,带来了人们心理素质、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深刻变革。社会在主流价值之外,又有许多价值观出现。如自立、竞争、互动、风险、信用等价值观正在确立,还有一些不良的价值取向也凸显出来。如个人主义、拜金主义、腐朽无耻、低级趣味等。人们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 3、社会阶层多元化。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的不断推进,计划经济时期决定人们社会经济状态的政治性、制度性或行政性标准(如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档案身份等)逐渐为一些新的因素所取代,职业分化、收入差距扩大和资产私有形式的出现促使社会阶层分化日益明晰。尽管目前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还在持续,并未完全定型,但其基本的分化形态和规则正在形成。多年前,学术界提出了十大社会阶层的划分,原先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变成了十大阶层,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4、民主化进程加快,社会越来越公开透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推进, 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日益增强。人民群众要求政府更加公开透明,在更广领域、更深层面上有序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参与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这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要求和具体体现。 上述社会变化,也形成许多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如利益问题,过去强调是整体利益, 现在开始重视个体利益,同时新的群体形成产生诸多群体利益。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之间难免产生利益冲突。如何协调群体的利益冲突,化解矛盾;如何进一步公开透明,让群众更多地参与到公共事务管理中来;如何引导人们形成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建立起新的社会管理机制,这种新的社会管理机制也必须适应多元化、多样化社会的要求,遵循多元社会治理理念。既要有“硬”的手段,也要有“软”的手段。“软”的手段主要是通过某种形式影响人们的行为,指导或告诉人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以及应该怎么做等等。在这方面,新闻媒体显然有其独到的作用。 二、媒体在多元化社会管理中有其独特的作用 1、宣传功能。新闻与宣传都同属于传播范畴。宣传是一种传播活动,可以通过任何传媒进行。在社会主义国家,新闻媒体是宣传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还有法律法规等重要阵地。还能通过它的信息筛选和散布功能,直接影响百姓对社会的感受,由此直接影响老百姓对党和政府的认可程度。调查显示,现在 90%以上的群众都是通过新闻媒体了解党和政府的决定、实施的政策以及法律法规。如每年的全国“两会”、省“两会”,人们都是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渠道进行关注。新闻媒体在宣传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强。 2、引导和教育功能。我们目前所处的社会是信息社会。媒体成为我们获取信息和获取思想的重要来源,特别是对社会主流思想,对社会的价值观的选择,都起主导作用。人们世界观的形成,有家庭、学校的因素,但是更重要的是媒体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媒体传播信息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强烈的社会性、生动性、知识性、思想性,它往往通过真人真事、具体情节和潜移默化的方法来表现事实和思想,来对舆论进行引导,因此较容易为公众接受。 3、沟通协调功能。现代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媒体扮演着各方信息沟通平台的角色,在社会系统的运行中发挥着重要的信息枢纽作用。政府、市场、非政府组织与公众、社会各个方面都可以在媒体上进行沟通。这些年,政府部门通过媒体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事例多了起来,很好地发挥了媒体的沟通作用。 4、社会组织功能。新闻媒体通过对新闻信息的选择、解释与评论,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与策略,并呼吁社会共同关注某一事件或某一问题,从而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某一事件或某一问题上,形成统一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媒体就充当着一种社会组织者的角色。 5、舆论监督功能。舆论监督历来是新闻媒体的一项重要功能。舆论监督,既是实现民主监督的重要形式,也是反映百姓诉求的主要渠道之一。党和政府一直强调新闻媒体要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在统一思想、修正错误、凝聚力量和促进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中的积极作用。 信息服务功能。新闻媒体不断向人们提供各种事件信息,如对于那些来自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威胁,新闻媒体能及时地向人们发出警告,让人们采取防御措施。此外,新闻媒体还提供有关人们生活环境的信息,如关于公共事业、经济状况等,这也是新闻媒体满足人们日常信息需要所具备的功能。 新闻媒体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中的重要力量,将发挥正确导向、聚合智慧、动员教育、沟通协调、上传下达、化解矛盾的重要作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一方面为媒体的新闻报道提供了一个全新空间与视角,另一方面也让媒体重新审视自己,完善做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调整思维,从而增强媒体与社会 的“互动性”与“粘合度”。责任与担当:媒体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核心价值所在新闻媒体在创新社会管理中担负着重要的职责,必须坚持职业伦理,弘扬专业精神,恪守社会责任。唯有严格要求自己,践行道德规范,善尽社会责任,大众传媒才能在创新社会管理的进程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2011年发生的谣“盐”事件,给媒体如何参与社会管理留下了许多思考。2011年3月16日,全国不少地区出现“抢盐潮”,众多新闻媒体沉着冷静应对,在重要版面、时段、页面,第一时间及时准确地传达政府部署,积极稳妥地做好食盐供应新闻报道,满足群众的信息需求,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消除了民众对核辐射影响的疑虑,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营造了有利的舆论环境。 具有社会管理功能的新闻传播活动,是人类的一种有明确目的的社会活动。新闻传播社会管理功能的价值,就在于通过传播者与受传者的传递信息,沟通情况,交流经验,协调行为来达到管理的目的。因此,新闻传播活动从一开始,就暗含着对管理效果的设定。按照人们通常的说法,效果是投入与产出的比较。在资源投入量一定的情况下,产出越多,该转化过程的效果越好,在产出一定的前提下,投入越多,则其转化效果越差。新闻传播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行为,必然要耗费一定的资源才能产生一定的管理效果。而这一效果的产生,又是贯穿于新闻传播活动的全过程,始于传播之前,显现于传播之后,即总是受众在收受新闻传播之后才会表现出来的。由此,新闻传播社会管理功能的效果,可以被理解为新闻传播者(即管理者)在实施自己的管理行为所消耗的一定的资源与在此基础上所得到的新闻受众(即被管理者)接受信息传播后在感情、思想、态度和行为方面所发生变化收益的比较。 新闻媒体的社会功能与社会管理息息相关。结合我国当前社会的特点,发挥新闻媒体的功能作用以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进而促进社会公正、保持社会稳定,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这需要两方面的努力:一是媒体本身应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二是政府等管理部门要善于运用媒体,管理好社会。 由此可见,媒体参与社会管理,首先应该是建立在真实、可信的基础上。媒体必须在第一时间向公众提供事件的真相,并让公众获得充分的有效信息。谣言止于智者,公信源于诚意。这次谣“盐”事件发生后,新闻媒体及时、真实、准确、全面、客观地传播新闻事件真相,达到了很好的舆论引导效果。因此,媒体应强化社会责任,加强对公共信息的公开、公平、公正的报道,畅通人民群众的权利表达渠道,努力减少因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各种社会分歧。这样才能把好舆论引导的闸门,真正维护人民群众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良好秩序,有效应对社会风险,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营造更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总之,新闻媒体对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新闻媒体是传递信息的载体,这种传递的信息与人类事先储存的信息不同。传媒传递的信息更多地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最新变化有关,通常被人们称为新闻。无论世界发生何种事,如战争、疫情等,一旦经新闻媒体传播,这种信息就会对人们的社会生存和命运产生影响,一定会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这是一般的信息所不具备的。如在地震中遭破坏的日本福岛核电站的一系列经新闻媒体传递的信息,引起各国政府对核电站安全的高度重视。这就是新闻的力量。 新闻传播类论文:论微博对负面新闻信息传播的性质 一、草根“麦克风”发出的自媒体时代强音 2012年9月15日,新浪微博用户主页右侧的热门话题榜中增设了一个新词条——“理国”,与之相关的微博成为继宜黄强拆案、7·23动车追尾事故等话题后的又一起传播速度极快且的热门话题。新浪微博的“热门话题榜”,是通过对影响力、转发及评论数等因素的整合评估形成的,数目庞大的草根用户往往在相关信息传播的选择上呈现聚合状态。一般地,一个热门话题,仅靠坐拥上万粉丝的加V用户自娱自乐其实不易形成,更需大量草根的互动传播作为助动。 事情是这样缘起的:由于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不断升级,西安等城市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后演变为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一时间微博上对此事件的实况报道大量涌现。新浪微博一位仅有300余粉丝的西安用户“@田维Paolo”于15日当天16︰37发出一条微博“刚接到我爸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西安玉祥门数十辆日系车被砸,局势失控,一位车主下车阻止爱车被砸,被一棍击中头部,生命垂危!!!!”这一新闻快报型微博因得到多名加V用户转发从而获得一定程度扩散。后“@田维Paolo”亲临现场拍摄实况照片,其中一张被砸日系车车主收拾残骸的图片被商界新媒体事业部财视网新闻中心主任“@SJ翔宇”转发,获得逾120条转发。 对于西安9·15事件,新浪微博上大量类似“@田维Paolo”草根用户皆转型为“战地记者”,躬亲现场直播暴力事件,他们在9·15事件期间制传的新闻报道数量远远超过媒体官微对相关事件的制传量,成为信息传播的主力军。这次草根网民向新闻记者的转型,佐证了“自媒体时代”的题中之义(根据百度百科):以个人传播为主的媒介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新闻传播者。这种媒介基础凭借其交互性、自主性的特征,使得新闻自由度显着提高,传媒生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 微博传播新形态。在中国,自媒体的集中形式以及自媒体新闻产品的制传载体即为“微博”。微博一直没有权威而精准的定义,根据维基百科的释义,“微博又称微型博客,是一种允许用户及时更新简短文本(通常少于140字)并可以公开的微型博客形式。它允许任何人阅读或者只能由用户选择的群组阅读。”李开复则解释为,“微博就是每次不超过140个字的微型博客。”微博传播与传统媒体传播呈现出以下区别: 相对比之下,微博是唯一一种互动性与开放性兼强的媒体。 二、西安之“殇”——“9·15事件”背景介绍 2012年,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升级,以8月15日香港14名登岛保钓人士被日方逮捕事件最激烈地引发了中国民众对日本当局的仇恨。9月15日,西安众多爱国者于钟楼、小寨等地游行示威,表达主权诉求与仇日情绪。但游行者在拉横幅、喊口号之余,竟对日系车、日本产品专卖店等展开了打砸抢的大规模暴力犯罪行为。 日系车主李建利颅骨被打骨折是9·15事件中暴徒施暴的典型案例。媒体人江雪在《“九一五”:西安之痛》中写道:“那是在9月15日下午5点多,李建利开着自己家那辆白色卡罗拉经过环城西路……车到玉祥门和西门之间的路段,走不动了。这时,对面路中间来了一队游行的人……一个穿白色T恤的男子,跳了过来,举着手中的U型钢锁,向他头顶猛砸……这一击是致命的,导致颅脑开放性严重骨折。从医院的透视片子能清晰地看出,李建利的一块颅骨断裂凹了进去。在长达4个多小时的抢救手术中,医生取出了一大块和一小堆被砸碎的颅骨……” 打砸抢的暴力行为被认为已然异化了爱国主义朴素诉求的原始初衷。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学教授王天定于10月2日发微博说:“西安的9·15事件,呈现明显的组织化特征,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有人专门组织了一些烂仔肆意打砸抢,组织者与烂仔各有所求,前者是制造混乱,后者都是烂命一条,先拿三瓜俩枣,乱中还可乘机抢劫。所以,打击那些烂仔是必要的,但重点是要抓住那些组织者。”除了王天定等专家学者、江雪等媒体人对此事件的学理性解读和专业化报道外,其他网民亦积极表达观点。如网友“@不要让我吃香菜”在微博上发表评论说:“我大西安9·15那天的抗议活动显然已经成为不理国行为的典型了。”草根用户的积极关注与活跃表达促成了这起事件备受瞩目的效果。 三、关于“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的问卷调查及案例研究 (一)负面新闻信息释义 根据丁柏铨、陈相雨《“负面新闻”及相关概念辨析》一文的释义,西安“9·15事件”应属“负面新闻信息”。 该文称,“它(负面新闻信息)与负面新闻殊异。在语义表述上,负面新闻中的负面,将报道题材与报道效果相混杂;而负面新闻信息则明白无误地说明只是制作成新闻作品的事实带有负面性质。就此而言,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一定要使用负面新闻概念,那么就须特别说明究竟是报道题材属于负面,还是报道效果属于负面,以免产生歧义。负面新闻信息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发生的、不可抗拒的事实[1]。信息可以是事实,而事实具有原生质的特点,其本身不包含人们主观的价值判断。信息也可以既是事实又包含人们一定的价值判断。关涉自然灾害、犯罪等的新闻信息,无疑都属于负面信息。负面的新闻信息所表达的意思是明确的,根据新闻事实存在的状态就可以判断。[2]” 由此可知,9·15事件属于“负面新闻信息”。它广泛引起了民众的负面情绪,达到了破坏功能(如破坏西安的城市形象、市民间的和谐互信)、瓦解功能(如瓦解西安人的地域优越感、凝聚力、外地人来西安的旅游意向等)、腐蚀功能(如腐蚀了公民对于一部分人的信任度,使人产生道德倾斜),以及煽情功能(如煽动起一部分人的爱国热情、公民个体间的相互仇恨等),这皆符合丁柏铨、陈相雨在文中所谓的“事实携带的负面性质”。 (二)本地问卷调查分析 横向来讲,西安在9月1日至10月1日间发生了不少“正面新闻事件”。如:9月2日西安PM2.5数据达优极天标准;9月26日,陕西卫视改版仪式启动;9月29日,深圳直达西安的高铁开通;9月29日,西安市推出1亿元科技创业种子投资基金;10月1日,陕西省图书馆“换书市集”正式开张等。 纵向上讲,西安在近年亦不乏正面事件。最有名者如2010年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的召开、曲江观光轻轨的竣工(2012年10月)等。相比于“9·15事件”在微博上的传播,上述新闻并未在微博上产生可以相提并论的轰动效果。为证明这一结论、了解获知“好事”与“坏事”各自的人数及其获知途径,我向100位非西安本地市民的游客发放了问卷,以期获得直观、可靠的数据。 问卷调查地点为西安市回民街、大唐通易坊、大雁塔北广场以及骡马市步行街等四地。问卷调查对象为在西安旅游或长期工作的外地户籍人口。问卷涵盖问题有三:(1)是否听说过西安“9·15打砸抢烧事件”?从何得知?(2)是否听说过西安曲江轻轨竣工事件?从何得知?(3)是否听说过西安世园会?从何得知?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1)有86人知道西安“915事件”,其中72人通过“微博”得 知;另14人中,有2人通过“电视”,12人通过“人人网”(人人网是与Facebook传播形态相似的自媒体)。(2)仅有16人听说过西安曲江轻轨竣工之事,其中6人通过“电视”得知,6人通过“微博”,其余4人未填写得知途径。(3)有57人听说过西安世园会,主要通过传统媒体和微博双向得知。 从问卷结果可知,86位“坏事”知晓者中有72位通过微博得知,占这部分样本总数的83.73%;而“好事”知晓者中,只有不到40%是通过微博获知,遑论好事的知晓者人数本身仅占总样本的16%。知道“坏事”者数量远超知道“好事”者数量,且“坏事”得知渠道主要是微博等自媒体。 由此我先预设一个假想:微博“偏爱”负面新闻信息。通过下面的媒介内容分析进一步对此证明。 (三)外地媒体报道分析 我选取《潇湘晨报》与《重庆时报》的官方微博作为研究样本,以期获得对该议程的佐证。 《潇湘晨报》与《重庆时报》均为综合性都市报,前者以长、株、潭为中心,面向湖南全省城镇发行,其官微则贴近“综合性”定位、涉及各地新闻。后者也以本地市民为受众群,新闻内容综合性强。选择这两份报纸的官微作为案例,主要出于以下考量:1.两者对西安来说均属“外地媒体”,更利于观察外地媒体对“9·15事件”的关注度,从而挖掘微博传播者甄选信息的标准;2.两份报纸均属综合性都市报,虽分别为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及重庆市总工会(投资体系为人民日报华闻控股华商报业)等行政机关主管,但不属“党报”范畴,其新闻在编辑和采写方面呈现多元化、宽口径、接地气特征,利于实务研究;3.两报官微均有大量粉丝,分别为177万和71万(截至到2013年2月上旬)。 首先研究《潇湘晨报》。在2012年9月1日至9月30日之间,《潇湘晨报》官微包含“西安”二字的微博共17条。其中:7条是关于“9·15事件”的报道,其中正面新闻信息1条(《西安青年李昭街头举牌:前方砸车 日系调头》,这条新闻属于以负面新闻信息为背景依托的正面新闻信息)、负面新闻信息6条。其余10条无关西安“9·15事件”的微博中,负面新闻信息2条(分别为《上万学生冒雨参加校庆 校方称学生强烈要求》以及《左右不分?患者右脚骨裂左脚被手术》);正面新闻信息5条,分别为《湖南妹子获2012年环球旅游小姐国际大赛中国赛区季军》(比赛在西安举办)、《国庆长沙-西安坐动车6小时搞定》、《西安酒店申请更名为“钓鱼岛酒店”获批》,以及《英国“活雷锋”卖家产来西安做慈善7年 给流浪汉发包子》。其余4篇为中性新闻信息,分别为《西安一小学让近3000学生躺在课桌上午睡》、《西安“造湖运动”:拟投百亿造28个湖》、《长颈鹿算什么,这是坐货车的“乔布斯”》,以及《长沙乘高铁到西安二等座票价592元》。 通过整理数据可知,《潇湘晨报》官方微博在2012年9月1日至30日的所有报道中,正面新闻信息、中性新闻信息、负面新闻信息的数量比例为5︰4︰8。负面新闻信息最多,占近一半。 再来看《重庆时报》。在2012年9月1日至9月30日之间,《重庆时报》官方微博包含“西安”二字的微博共8条。其中,正面新闻信息2条,分别为《正能量!"洋雷锋"卖家产去西安给流浪汉送饭7年》和《西安一酒店申请更名“钓鱼岛酒店”获批》;中性新闻信息2条,分别为《西安惊现坐货车“乔布斯” 被调侃视察iPhone5业务》和《大学生活宅在床上过?》;负面新闻信息3条,分别为《上万学生冒雨参加校庆 校方称系学生强烈要求》《西安公布保钓游行9名打砸者照片 敦促投案自首》,以及《患者右脚骨裂左脚被做手术 院长:这没啥事》。剩余一条《国庆你准备去哪里“看头”?》属《重庆时报》官微的#午间分享#栏目,是服务类信息。不属于硬新闻范畴。 通过整理数据我们可知,《重庆时报》官方微博在2012年9月1日至30日的所有报道中,正面新闻信息、中性新闻信息、负面新闻信息的比例为2︰2︰3。负面新闻信息最多。通过对《潇湘晨报》和《重庆时报》官方微博在同一时段对于西安的新闻报道正负面属性分析可知,负面新闻信息占到所有新闻中的最大比重。 (四)本地媒体报道分析 本地媒体,选取西部网(陕西新闻网)的官方网站与官方微博进行对比。西部网是在陕西省委、省政府领导下,由省委宣传部主管主办、陕西电视台承办的陕西新闻门户网站,是省级主要新闻媒体。 在2012年9月1日至9月30日之间,西部网官微中言及“9·15事件”的微博共5条,均为负面新闻信息:分别为《勿以爱国之名 行害民之事 》、《西安警方公布9名打砸者照片劝其投案自首》、《多家保险公司称被砸日系车主暂无法索赔》、《西安警方微博公布砸日系车砸穿颅骨嫌犯正面照》,以及《央视:西安被打日系车主维护财产属于正当防卫》。 新闻传播类论文:新闻传播学论文写作的规范化问题 摘　要　本文归纳了近年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九类问题，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于社会科学成果的一系列评估标准。作者认为，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需要借鉴这一评估标准，以提高论文质量。中国大陆的大学新闻传播院系要求论文以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获奖、来自较高的课题级别等等作为学术评价标准，是存在缺陷的，不能全面证明论文的价值。 关键词　学术论文　评估标准 近年中国大陆招收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数量急遽增长，重点大学新闻传播学系招收硕士研究生的数量，已经与本科生相当；而研究生导师，即使破格提拔，增长也是有限的。初带研究生的生手导师较多，如何保障研究生的教学质量，特别是毕业论文的水平，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这里谈谈常见的论文写作中问题，以及评估论文学术水平的标准，交流一下，供同行们讨论。 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九种问题 我近年评阅硕士和博士论文近百篇，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九种： 一，将论文写成教材或普及读物。虽然处于学习阶段，但硕士、博士论文无论如何属于学术论文一类。而现在一些论文，有的很像教材，将某一论证对象从定义、重要意义开始说起，方方面面都讲到，讲完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的很像普及读物，对某一别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外国的），方方面面做了介绍，介绍完全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一篇关于探险报道的硕士论文初稿，从什么是探险、什么叫探险报道、探险和探险报道的历史开始写起，然后是详尽的关于探险报道的写作要领、注意事项，直至采访时要穿什么衣服等，全写到了，相当全面。写完了，文章结束。另一篇关于世界性通讯社的博士论文，叙述了各大通讯社的历史，只在各章最后有一数百字的段落“论证”几句，论文就算写完了。没有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新发现，也没有研究的新视角。这样的论文每年所展比例不小，是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二，将论文写成了工作经验总结或理论宣传文章。可能有的作者在读研前是做宣传工作的，或者担任领导干部的文字秘书，这种工作经历使得作者写的论文，文字流畅，话语是成套路的，诸如：在……形势下，在……领导下，为了……，以……为基础，以……为指针，做到打实几个重点……、突出几个……、落实几个……等等。读了文章，好象在喝白开水，除了有些词句漂亮外，实际上并没有提出新观点、新发现、新视角。例如有一篇关于舆论监督的论文，作者为了在第一章显示论证的理论性，三个小标题分别是：舆论监督是……生命、舆论监督是……旗帜、舆论监督是……保证。但是舆论监督本身到底是什么，反而没有说出来。因为作者真心诚意地以为，这就是“理论”论证，报纸上理论版确实尽是这类“理论文章”，有些还是级别较高的党政领导人的文章。有一篇论述某报纸论文，本来是可以写成学术论文的，但是作者陷到这个媒体里太深，进去出不来了，没有站在客观的立场用学术眼光来观察问题，当谈到这家媒体存在的意义时，小标题是“……的理论意义”，内容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分别为该单位的题词。作者误以为，高级领导人题词，就是“理论”。 这种情况与中国大陆的新闻工作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宣传、商业公关与新闻报道混同有关，每年在论文中这种类型的所占比例也较大。除了学生的问题外，这与部分导师本身就在具体的新闻工作领导岗位，对于学术研究不够熟悉也有关。因此，需要强调区分学术研究论文与政治宣传、企业公关文章，有时它们都叫“理论”，但所指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三，论文中缺乏基本的学科基础理论知识。一些论文，分析太缺乏本学科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仍然在使用诸如“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中学时代学的大众哲学常识，来“分析”问题。不能说他们说的不对，但是实在没一点学术研究的味道。这种情况到了写论文的时候再纠正，已经晚了。这反映出研究生的学科基础理论教育较为薄弱。从入学就应加强学术理论思维的训练，将文科的基础知识打牢，真正懂得什么叫“研究”。 四，论文的理论前提不可靠或是错误的。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即使行文、具体论证和结构不错，由于论文的立论不成立，全盘皆败。例如一篇论述古代文论对现作启示的论文，将韩非谈到“文章”如何的一段文字作为“纲”，展开来写。显然，作者误将引文中的“文章”的概念理解为现在的“文章”（先秦文献中的“文章”是“文采”之意）了。这个理论前提一错，后面再怎样写都没什么意义了。另一篇论文，阐述舆论学的发展历史，谈到18世纪西方第一部使用现代“舆论”概念的著作，根据别人的介绍，将作者对舆论的划分（“公意”与“众意”），抄写中误为“众意”与“民意”，没有再看原著，就论证起这两个抄错的概念含义如何不同。一开头就出现这种理解错误，后面的论述自然跟着错。 这与学术研究存在不同意见是两回事。不同学术争论是正常的，但是基本的事实，包括事实本身和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公认的原因，总要正确。理论前提起码能够自圆其说，也就是能够“成立”，不然就没有共同的讨论基础了。 五，把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作为理论依据。不少作者在讨论论文的基本概念时，并没有理论根据，常把字典、词典作为论据，试图证明什么。我们写的是学术论文，不是小学生学习一个字词时查字词典那种情形。为了理解一个概念，论述中可以涉及这个词汇的语法构成和意义解释，但这只是这个基本学术概念的技术性解释，读者将等待着关于这个概念的真正学术性阐述。然而，常常查了字词典后，关于基本概念的解释就算完成了。现在新闻传播学文章中常出现“××性”的概念，创造和使用很随意，缺少科学内涵，这是造成论文学术价值评价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不会写绪章。任何文章总要有一个开头，学位论文的开头通常要求有一篇绪章（叫序、序言、前言、绪论、绪章等等均可），这篇绪章的任务是交代自己的选题、论文的主攻方向、文献检索过程和情况（即前人这方面已经做了些什么）、自己的论文在哪些方面有所创新（或所有整理）、使用的研究方法、论文大致的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关于论文的问题。但是现在不少论文的绪章，写什么的都有，或是感谢之类，或者是发表感想，像散文而不是论文。对绪章提出一定的规范要求，就是逼着作者必须考虑自己是否做了文献检索，论文是否提出了新观点。 七，忽视论文最后的“参考文献”。往往有这种情况：论文的“参考文献”没几篇，但是文章却提出了大胆的假设，说得头头是道。这是由于知道得太少，胆子越大的缘故。这样的论文中通常矛盾很多、别人（但是作者不知道）已经论述过的东西较多（但是往往有明显漏洞），可是作者自己感觉良好。 “参考文献”不是论文的形式主义的部分，而是论文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可以考察作者在写作这篇文章时看了哪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否本学科的代表作，也可以从侧面考察学生的治学态度是否严谨。如果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没有开列出几篇东西，已开列的也不是代表作，而且编排没有规范，那么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这篇论文的水平高不了。 八，非必需地引证和论述自己导师和可能评议论文的老师的论著。如果恰好论文涉及导师的研究领域，而且导师确实在这方面有独到的观点，学生引证是正常的。但是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即不少论文的选题与导师或其他相关老师的研究没有直接联系，或者他们的论著并不是学界的代表作，学生却千方百计要引上几段，有些引证的内容就是大白话，谁都会说，甚至连导师论著中的“俗话说……”都引上了。 关于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是复杂的，F.索恩（Thorne）曾归纳了六种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情况如下：为阿谀某人引用；以自诩为目的引用；为相互吹捧而带有偏见的引用；为支持某一观点牵强的引用；为维护某一学术研究派别利益的不正常引用；因迫于某种压力的引用。[1]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类非正常引用不可能反映与研究对象的真实联系，最终影响论文分析结果的客观性，玷污学术研究 九，写作中缺少“假设论敌”的意识。于是，写作时只考虑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一面，有意无意地回避不利于自己观点的材料。这很容易被别人抓住作者论证中的缺口。如果每论述一个问题，自己多想想，别人会就这个问题给我挑什么毛病，如果每一个问题在写作时都这样自我提问，文章就会论证得较“圆”，逼着自己治学严谨些。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 鉴于以上存在的问题，我建议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采用“社会科学成果评估指标体系”[2]，对学术论文进行较为科学的评估。若了解了其结构要素，我们在写作论文时就会有一种学术标准进行自我衡量，以保证论文至少像个论文，多少有些创造性。 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是由一系列指标构成的。首先考察论文的规范性。这里的规范性，不仅指引证的规范，而是指研究者对研究资料的占有、分析深度、遵循学术引证规则这三方面的情况如何。是否充分占有资料，这本身就是论文的最大规范问题。不充分占有资料，特别是不占有最新的资料，无法保证观点的创造性，有些结论可能是许多年前就已经有的了；或者造成论文低水平的重复。这种情况下当然仍旧可以写上许多话，但这无论如何算不上有水平的论文。 这三方面的论文“规范”，从一开始就将那些不占有研究资料而拍拍脑子随意想出若干“××性”，或随意地从个别事例推出整体的文章，从学术论文中予以排除。资料的占有和分析，实质上是要求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或对现实有所了解，防止研究者因某些局限而忽略必要的事实，疏漏某些可能的逻辑关系。当然，这些关于论文的规范性考察，并不等于论文就具有科学性了，但是它会影响到论文结论的科学性；而且，规范的论文也能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较为清晰的学术发展脉路。 第二，对论文的难度作出评估。假如第一关过了，可以认定算是学术论文了，那么马上就面临第二个问题，即这篇论文实际付出的精力有多大？一般地说，付出精力大的研究，其成果的质量也较高。这里的指标有两项，一是论文的规模，一是论文的复杂程度。 这里的“规模”，不是指参与人数的多少，而是指研究本身所要操作的概念、事实要素或实证研究中的变量等的多少。需要处理的因素越多，规模越大；反之越小。这是考察作者研究能力的一种指标，并非文章越长规模越大。有时一篇论文并不长，但是需要很多论据，必须论证得当，它的规模就属于较大一类。例如关于北京“新疆村”的研究论文，涉及人口、经营规模、材料来源、语言和文化生活、社会管理系统、雇佣关系、同胞关系、家庭、生育、宗教、民族政策、法治、饮食等等，必须处理这样多的因素。因此，可以认定该项研究的规模较大。 这里的“复杂程度”，不是指涉及面大（有些选题涉及面较宽，但是逻辑关系简单，分析起来并不困难），而是指需要处理的因素之间逻辑关系复杂。有些看起来不大的选题，如果其中要说明的各种关系较难把握，那么应当说其复杂程度较高。例如“我国的地下色情产业”这个社会学选题，它似乎算不上重大选题，但是真正研究起来，要处理的各种因素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关系越复杂，需要运用的知识量、知识深度、研究能力等的要求就越高。 第三，对论文的研究成份进行评估。一篇论文，不一定完全是研究性的，有些成份属于是在普及某些知识，或者仅仅提供了一些资料。根据智力对材料加工程度的差异，研究性质成份是指论文中提供了新的认识的那部分。 因此，需要先对论文的研究成份的多少下一个判定，这里提供了四种选择：25％、50％、75％、100％。看来还是简单了些，但重要的不是划分研究成份占多少的讨论，而是要在观念上学会区分研究、普及、资料这三种不同的成份，努力使自己的论文增大研究成份。一般地说，硕士论文如果有50％属于研究成份，可算是相当不错的了。这里需要说明：并非只要属于研究成份就好，同样属于研究成份的部分，水平高低差异很大，这里还要有其他的衡量标准。 第四，考察论文的科学性，即可靠性。这需要根据对论文研究性、普及性和资料性成份所作的划分，分别评估。如果确定成果全部或部分属于研究类，就要首先对成果研究部分的科学性进行评估。这里有五项标准。 1，基本理论依据或前提的可靠性。提出这一对论文的基本要求，在于经常存在这样的情况：论文中具体概念没有发现不成立，论据也颇有力，论证不能说不严密，方法也有效，但是由于理论前提不可靠，实际上一切皆不能成立。例如若有人提出“太阳黑子活动决定经济发展”的假设，这完全可以通过计量经济分析证明该假设成立，而且在统计学上确有明显性。但是这在经济学方法论上是完全错误的，错就错在没有可靠的理论前提。 2，概念使用的科学性（明确、严谨、有效）。概念是任何论文的基本单元，将概念的“明确、严谨、有效”要求联系在一起，是针对这样的情况：概念需要很好地反映特定事物的范围或本质，仅仅做到“明确”是不够的。有的很明确的概念，不具备处理、解释其定义范围内事实的能力，不能有效地说明结论。一些文章中常见的脱口而出的一连串“××性”，就属于这种情况。 3，论据（理论或事实）的可靠性和充分性。这里的“可靠、充分”是对论据说服力的衡量标准。“权威人士”的话，可以作为辅助的论据，但不宜单独作为论据，就在于它虽然通常是可靠的（这里是指真实），但不能作为“充分”的论据。 4，论证逻辑的严密性和完备性。这里实际上涉及两个标准，一是具体论证中要做到滴水不漏；一是论证的整体充分，没有空缺。 5，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这里的两个标准，前者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是科学的。例如考证某一事物为历史上的第一，方法上就要保证是对全部资料进行了检索和分析，而不是只依据部分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论；实证调查的推论，则不能超越原抽样的总体范围，否则便不可信。所谓“有效”，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正好能够说明作者要证明的论点。显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不在于它是否复杂和新鲜，而在于能否有效地说明论点。 当然，并非每种研究成果都适用于这五项，前四项一般适用于理论型论文；实证型论文需要重点考察第五项，而前几项可能不全适用于对它的评估。 第五，对论文的价值进行评估。这里也包括五项标准。这是对该论文满足主体需要程度的判断，包括论文对学术发展的贡献程度----学术价值、论文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程度----社会价值。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同行专家组可以对论文的学术价值提出若干评估的衡量标准，但是社会价值是难以具体分解的，因为人文－社会科学论文不是“社会价值”需要的“主体”。因此，这里涉及学术价值的前四项较为具体，关于社会价值的后一项相对抽象。 1，问题提出或选题对学科发展的贡献。某个学科的学术发展，提出问题本身如果带有启示作用，常常有力地推动学科整体的发展。为什么说论文的选题很重要，原因也于此。 2，所提供的新事实、新知识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某一类人文－社会科学的论文的，它们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新事实或提供新知识，例如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学的论文中，有一部分也需要用这个标准衡量。 3，所获得的新认识新结论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另一类论文的，它们主要在观念领域有所创新，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对世人和学科有启迪作用，例如哲学、文论、政治学、法学、方法论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的论文中，有一部分需要使用这个标准。 4，所提供的分析角度或研究方法对学科建设的贡献。这是针对所有论文的。我们很难要求每篇论文都能提出新观点、新事实、新知识。但不少论文的研究视角较为新颖，或者研究方法与众不同，给人以启示，那么这类论文也应该肯定它对学术发展的贡献。 5，论文的社会价值。社会价值在这里的含义是：对论文所取得的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或作用的可能性作出综合判断。这只适用于纯应用性的论文。 一篇学术论文，如果在以上五项中有一项能够作出一些贡献，应该是很成功的了。因此，在衡量自己成果的价值时，要有自知之明，感觉在某一项可能作出些贡献，就努力在这方面下功夫，争取有所收获。全面追求“贡献”或追求很大的“贡献”，很可能结果是完全没有“贡献”。特别在自我感觉非常好时，更需要正视这五项衡量的标准。 第六，关于论文中普及性成份和资料类成份的评估条件。普及性知识和资料类成份，并非没有价值，但不应在学术论文中占主导，不然，就很难说是论文了。如果自己的论文中有普及性和资料类内容，也要尽可能使之可靠和严谨。下面是关于这两方面的评估标准：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对原成果概括和转述的准确性。2，介绍阐释的清晰性。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的价值评估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解决某一具体学术问题的贡献。3，论文普及性成份的社会价值。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所提供资料的可靠性。2，资料选取的必要性和充分性。3，资料处理的科学性。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价值评估的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满足学术研究需要的贡献。3，论文资料类成份的社会价值。 “核心期刊”发表、评奖、课题来源能否作为论文的衡量标准 现在中国大陆有新闻传播院系的大学，对教师的论文和硕士、博士论文的衡量标准中，发表在所谓“核心期刊”上，或者评委成员大多认为达到在这些期刊发表的水平，或者发表的东西获得了什么级别的奖，或者研究本身是某一级别的课题的一部分，会在论文的评价上给予特别看待。有的学校硬性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才能够作为毕业、晋升的条件。新闻媒体给予了报道，往往也会加重对论文评价。这些衡量标准，在现在中国的国情下，是不科学的，也没有国家法律法规的依据。 由于现有的国情，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新闻报道或评价，以及课题来源等不一定来自科学共同体（指本学科最具权威的专家组）的判断和决定；目前中国大陆的学术刊物是否“核心期刊”，并不是科学共同体公认的，它们的认定受到较多的非学术因素的制约；学术评奖中或多或少地存在非学术因素，某些有价值的论文，恰恰可能存在争议，而评奖通常给予了争议较小的；课题来源和级别只反映政府管理机构对社会科学的需求和导向，难以证明论文的学术价值；媒介的报道或评价不能反映论文的价值，因为记者的评价是非专业的。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这一评估体系，暂时不采用这些间接指标。 学术同行引用频率本应当成为评价论文的重要标准，但鉴于目前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界尚无社会科学引证系统（例如美国有《社会科学引证索引》），并且研究者尚未普遍遵循研究规范，现在暂时也没有将同行引证作为评估标准。 既然现在不少大学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要求获奖、要求较高的课题级别和媒介报道等等评价要素，论文的作者很难不去追求。但在舆论上，我们需要做一些工作，至少在认识上要清楚，这些标准是存在缺陷的，不能全面证明论文的价值。 回过头来再看这一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估体系，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现有的评估指标体系可以解决一般情况下对论文的评估，效果是令人满意的。但这要以社会环境整体宽松、人们的心态较为正常为前提。如果只允许一种意见存在并且人们都一致赞同这样的做法，或者人们普遍地处于某种激昂和偏执的状态，再完美的评估方案也会评出十分荒谬的结果，因为可能会出现密尔（J.S.Mill）所说的“多数的暴虐”现象[3]。另外，为了保证这一评估体系的公正，需要评委的数量相对多些。如果委员人员太少，每个评委的权重就会过大，自然影响评估的公正性。 新闻传播类论文:从传播学角度看高校媒体新闻同质化现象 目前，媒体市场竞争激烈，无可避免地进入了同质化竞争时期。报业同质化现象表现在内容层次和报业运营层次两个层次。有学者认为，通常所指的报业同质化是针对报纸的内容方面来说的。而高校媒体既不属于政治性报纸，也不属于商业性报纸，它是否也存在着同质化现象？ 从规模来看，仅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闻传播百科全书》中，就收录了239份高校校报的名录和简介。再加上电视和网络媒体，高校媒体规模甚大。然而，与大规模相对的是，高校媒体传播效果的有效性比较低。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但从传播内容来看，新闻同质化现象仍然是影响受众的一个重要原因。高校内的各种媒体，包括校园内的各种报纸、网络、广播、电视等媒体上的新闻内容往往相同或相似。借用报业同质化概念，高校媒体的同质化主要是指校园媒体中存在的新闻内容‘你有我有全都有’的局面，即指新闻的内容雷同。 有学者认为，报业同质化现象是报业竞争白热化的必然结果。报业趋同可以区分为良性趋同与恶性趋同两种类型。对于报业竞争而言，良性趋同具有积极意义。与此相反，恶性趋同则是消极性的。因为，恶性趋同是一种单向性的移植性模仿，没有提供什么值得学习借鉴的东西。笔者通过比较发现，对于高校媒体的同质化，各媒体之间在新闻题材、结构、内容上高度的相似甚至雷同，这种相似或雷同之间并没有表现出媒体自身的创新和进步，而往往是相互之间的简单抄袭，即恶性趋同。这种新闻的同质化现象使得受众容易对新闻产生厌烦，长此以往，校园媒体在受众群体中的影响减小，起不到其所应有的传播思想、引导舆论的作用。这种现象的存在，最直接的后果是导致受众对所传播内容的厌烦和抵触，阻碍了传播效果的实现。 现今媒体市场存在的同质化，多因媒体之间激烈的竞争。那么，在思想活跃、开放自由的大学校园内，高校媒体本应是百花齐放，为何会出现同质化现象？笔者认为，高校媒体新闻同质化现象不同于媒体市场同质化现象成因，高校媒体由于管理体制的特殊性，它们之间虽有竞争，但竞争并不是一种常态，也不存在你死我活的白热化竞争状态，高校媒体之间更多的是平安共存。可以说，恰恰是因为竞争的真空状态，致使媒体缺乏创新意识，并产生很强的惰性和相互之间的依赖性，从而导致同质化现象的产生。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 一、校园媒体作为媒体角色的严重缺失 当代中国媒体身份的角色由以下几部分构成：1、政府“喉舌”。中国媒体的一项中心的使命就是充当党和政府的“喉舌”。“喉舌”不仅是党和政府长期以来对新闻媒体的明确要求，得到过新闻界和学术界的认同和肯定，也体现在具体的传播行为中。2、经营主体。市场经济要求中国媒体既要追求社会效益，也要追求经济效益；既是传播主体，也是经营主体；既是事业单位，也是企业机构。作为经营主体，它必须通过特殊的生产营销模式获利，并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下去。3、全球媒介。媒介全球化是指媒介的一种超越地方性的各种活动和自我认知定位。4、社会公器。媒体作为一个信息和文化传播的中介，一直是以公正的“人民”代表的角色自居。5、传播角色。任何媒体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一些基本的普遍意义上的功能性要求和角色扮演，它报道新闻被称为“社会哨兵”，它传递知识被称为“人民教师”，它揭露丑恶被喻为“社会医生”，它丰富生活，愉悦身心被比作“娱乐工厂”，等等。它们从不同层面丰富和充实了媒体身份的社会内涵。但是这些称呼并不具有真正社会学意义上的身份特征。它们的意义由“政府喉舌、市场主体、全球媒介、社会公器”等身份要素决定。ⅲ反观高校媒体，作为经营主体、全球媒介、社会公器的角色基本缺失。校园媒体虽然很大程度上行使着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功能，但由于未脱离计划体制，在整个报业追求市场化和差异化的同时，校园媒体仍然很大程度上扮演着党委喉舌的单一化的导向角色。就经营主体而言，虽然目前媒体市场进入战火硝烟的竞争时期，但高校校园的媒体却因经费来源的稳定性以及非营利性而置身于竞争之外。毫无竞争意识的校园媒体不用绞尽脑汁地挖掘独家新闻来吸引受众的眼球，也不用想方设法用独特和不同于其它媒体的新闻视角来进行报道，受众也不依赖于这些信息来做出决策，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同质化在所难免。 二、传播过程中传播元素的缺失 所谓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既要有“传”，也要有“受”，即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互动。传播者把信息传播出去，需要受众的消费和反馈。同时，受众也是需要媒体的，需要从媒体了解信息，表达自己的心声，在媒体上获得一定的表达空间。但高校媒体显然是只考虑“传”而很少考虑“受”，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缺少互动，传播者甚至不了解受众需要什么样的信息消费需求。所传播的往往是传播者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或传统的模式进行的新闻报道，这样的新闻要么结构相同，要么人云亦云，容易造成同质化现象。 三、传播范围和传播对象的限制 一般而言，校园媒体的传播范围局限于校内，受众群体也多限于校园内的师生，在媒体的读者定位上，各媒体往往相同或差异不大。这直接导致校园媒体在传播内容上的趋同。校园媒体在内容上主要是校园新闻，即使是少量的综合新闻，也大都与校园和学生密切相关。因此，传播内容的限制，加上校园传媒工作者的专业素质问题，使校园媒体新闻呈现同质化现象。笔者从事高校的校报编辑工作，有幸能看到全国很多高校的校报，笔者发现，在不少高校，一条完全相同的新闻，在校报上出现、在校园网上出现、在校园内的一些报刊或简报上也出现，重复出现的频率比较高。 如何规避高校媒体新闻同质化？ 一、引入竞争机制，斩断高校媒体产生同质化的经济根源。 高校媒体首先要转变思想，开拓“市场”，广开“粮路”，拓宽经费来源渠道。学校和有关组织全额拨款是高校媒体的绝大部分经费来源，经费来源的唯一断ⅱ稳定性使高校媒体缺乏危机意识和竞争意识，更不愿意去挖掘自身的独特性。因此，作为高校媒体，避免新闻同质化首先要转变依赖于拨款、不求“市场”的思想，而树立广开“粮路”的思想，积极拓宽受众面，增加受众数量；多关注社会热点焦点，把新闻推向社会和企业。 同时，学校也应该建立起完善的评价体系，激励媒体不断创新，自动规避同质化。高校媒体普遍缺乏科学的评价体系，做好做坏都一样，媒体怎能主动去挖掘独家新闻呢？因此，高校有必要建立完善的评价体系。做得好的进行奖励，做得很不好的甚至可以惩罚，以此来激励媒体进行创新。 二、提高高校媒体从业人员的传播意识和专业素养 高校媒体普遍存在从业人员非专业人员的现象，由于培训力度不够，这些采编人员缺乏应有的传播意识和新闻专业素养。如何改观这一现实状况？首先，从业人员自身应提高认识，增强传播意识，掌握与工作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用扎实的政治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另外，学校也应采取一些措施提高媒体从业人员的素养，通过加大对采编者的培训力度，加强与其它高校媒体和社会媒体的交流与学习等方式来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 三、树立质量意识和受众意识，在可读性和选读性上多下功夫。 新闻内容事实上可以分为三个基本的内容层面：一个是必读性的内容。二是可读性的内容。三是选读性的内容。就高校媒体而言，对于必读性内容，如总书记来学校等重大新闻并不强求它们表现出差异性，而主要是在可读性和选读性上多下功夫。 在可读性和选读性上下功夫，一些大型媒体在这方面比校园媒体做得出色。如针对一个硬新闻进行多角度解读，给受众提供开阔的视野；在同一主题下，把不同的新闻组合在一起，形成传播强势；引用华尔街日报体，在非事件性新闻或深度报道的开头采用故事性描述的写作技巧，通过讲述一个与新闻主题密切相关的人物故事，引出所要报道的新闻，以吸引受众，等等。高校媒体需开阔眼界，多向外界媒体学习，借鉴一些好的报道方式，为我所用。

历史教育论文:现代教育技术在历史再现教学中的应用 【关键词】再现教学、教育技术、教学目标 文章摘要:在历史课的再现教学中,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创设一个特定的历史情境,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培养学生处理和分析感性材料的能力,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和培养爱国主义精神,从而圆满完成教学任务,进一步达到教学目的。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旭麓先生曾非常精辟地指出:“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正在进行的历史。”而历史教学则是借助各种手段使历史现象再现,然后再从各种历史现象中总结出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历史教学我觉得一般可以分为两个步骤。首先是再现教学,其次是总结规律。本文即是探讨在历史再现教学中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 历史教学必须遵循认识历史的基本规律,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学习能力,增强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究的能力”,首先就必须运用各种材料和手段激发并引导学生通过想像在头脑里再现有关史实的具体情景,形成生动的历史观念,以便他们经过自己的分析得出正确的认识。实施历史再现教学,这是由历史学科的特点决定的。而在实施的过程中如果仅仅依靠老师的讲解,恐怕学生很难会形成具体的感性认识,这时候就需要现代教育技术的帮忙。 现代教育技术对于历史再现教学的作用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更好地再现历史,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教师”,将现代教育技术引进课堂,是目前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有效而实用的手段之一。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用多媒体课件创设声、像、图文并茂的教学情境,唤起学生强烈的好奇心和旺盛的求知欲,使学生的注意力和求知欲与课堂教学融合在一起,来思考和探索历史知识的奥秘。例如:高一历史必修一第四单元《近代中国反侵略、求民主的潮流》中有一节书讲到了重庆谈判,我们不仅可以利用多媒体课件来帮助教学,还可以播放资料短片《重庆谈判》,并且在播放的过程中穿插一些具体思考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反复邀请到重庆谈判?明知道是龙潭虎穴为什么还要去闯?并且还可以结合我们自己来考虑,假如换了我们自己会怎么做?结合书上的知识,更进一步懂得决策的正确性。这样学生的学习兴趣被激发起来了,提高了学生的参与意识,而且现代教育技术又能较好地实现课堂教学的最优化,突破时空的局限,变静态为动态,好象一下子就把学生,把我们自己都拉回到了历史事件发生的那个时代,更能够设身处地考虑当时的情形。在说明历史事件、概念、史实时简明准确,省时省力,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课堂教学环境,也能够提高学习效率。 二、培养学生处理分析感性材料和辨别真伪材料的能力。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于历史再现教学主要是通过播放历史记录片和影视资料等等形式,在这个过程中就涉及到一个处理和分析资料的能力,这种分析能力的培养对于学生的成长发展是十分有利的。例如:必修一第一单元第4课《明清君主专制的加强》里讲到宰相制度的废除和内阁制度的形成,关于宰相制与内阁制的区别,历来就是学生理解的一个难点。这个时候就可以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播放影视资料《宰相刘罗锅》中的一些场景,并结合电视剧《唐太宗李世民》中的情节,把两者结合起来考虑,让学生自己来分析其中的区别,还要提醒学生注意宰相制度存在的时间范围,从而辨别影视资料中的错误之处。这样的做法比枯燥乏味的解说更能吸引学生的眼球,也能吸引学生参与讨论的积极性。 三、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成为学习的主导者。 学生按道理说应该是学习的主体,但是现实情况是,在很多历史课的教学过程中,学生都处于被动地接受知识的地位。如何改变这种状况,一直是广大历史教师在思考的问题,我觉得应用现代教育技术进行历史再现教学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方法。在新课程改革的要求之下,教学再也不是教与学的简单相加了,它逐渐被师生互教互学所取代,历史课堂应该成为对话和交流的平台,教师需要以一种比较民主的心态善待学生。再现教学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历史尤其是古代史,毕竟是过去很久的现实,再现起来非常困难,仅仅靠历史教师一个人肯定是难以胜任的,因此调动学生的主体作用也就显得更为重要。比如在讲到必修二第24课《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的时候,就可以让学生们观看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的变化,然后让学生自己分组讨论,分析全球化趋势对我们的影响,这样的教学效果明显要好得多。 四、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发挥德育教育功能。 历史学科是一门具有较强的思想教育作用的学科,在历史教学中一定要带有爱憎分明的情感,进行爱国主义精神教育是历史教学的灵魂,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应该寓思想教育于历史知识的传授之中,同时,通过师生感情交流,创设特定的历史情境,培养学生的高尚情操。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再现”已消逝的历史现象,调动起学生的听觉、视觉等感觉器官,使学生感受到历史氛围,从而进入历史角色,受到感染和教育,做到以史动人,以史育人。例如讲到必修一第23课《新中国初期的外交》的时候,首先播放历史记录片《外交风云》,让学生初步了解新中国初期的外交状况,因为新中国初期作为第一任外交部长,直接或间接参与了所有外交活动,他的外交风云实际上就是当时中国外交的缩影。 总而言之,在历史课的再现教学中,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创设一个特定的历史情境,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培养学生处理和分析感性材料的能力,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和培养爱国主义精神,从而圆满完成教学任务,进一步达到教学目的。 作者:何平,毕业于徐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在校期间热爱写作,曾多次获得优秀论文奖,并成功申请到 学校的科研立项。 历史教育论文:历史教学中的传统美德教育 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优良道德品质、优良民族精神、崇高民族气节、高尚民族情感、良好民族礼仪的总和，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精髓。如何让这些民族传统美德在新时期发扬光大，是今天学校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历史教学中着力于传统美德教育，可强化学校德育工作。 一、让学生认识教材中蕴含的传统美德内容中化民族传统美德的内容十分丰富，它渗透在历史教材中，教师应充分发掘这些因素，提高学生的认识水平。这些内容大致可归纳如下：1．忠心报国，勇赴国难。这一美德的行为表现是把民族和国家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其深刻的社会责任意识是中华民族性格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戚继光组织“戚家军”英勇抗倭，并赋诗明志：“封候非我愿，但愿海波平”；甲午战中的爱国将领邓世昌、林永升“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为反对外来侵略浴血奋战；张自忠“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在战斗中，他身负重伤，仍高呼“杀敌报国”，直至壮烈牺牲；共产党员吉鸿昌就义前高歌“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他们所展示的就是这样一种美德。 2．国而忘家，公而忘私。这一美德的本质是把“天下为公”作为崇高的理想人格。如教材中大禹治水，前后13年，风里来雨里去，三过家门而不入；范促淹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孙中山提倡“天下为公，大同世界”；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等，都是以天下为已任，为国为民无私精神的体现。 3．勤劳俭朴，艰苦奋斗。中华民族向来以勤劳勇敢，吃苦耐劳，富于创造力而著称于世。所谓“奉公以勤，律身以俭”，“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等，集中体现了这一美德的内涵。教材中，墨翟主张“节用”、“节葬”、“非乐”，反对统治者穷奢极欲、挥霍无度的生活；隋文帝身体力行，崇尚节俭，形成隋初良好的社会风气；马钧发明翻车，李春营建赵州桥，黄道婆改进、推广先进的棉纺织技术，都是这一美德的杰出代表。 4．不畏强暴，自强不息。这是中华民族独立意识、自我意识和自觉能动性的鲜明标志。在历史教材中，具备这种美德的也不乏其人。如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司马迁被处宫刑后，15年著成《史记》；徐悲鸿公开表示“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决不趋炎附势；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这些都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历尽艰难并不断走向强盛的巨大动力。 5．文明礼貌，仁者爱人。我国是礼仪之帮，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帮助人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又一个鲜明特性。历史教材中介绍的李冰父子为民修建都江堰，变水害为水利的事迹；名医扁鹊周游列国，为民治病救命善行；爱国志士林觉民“将爱你（妻）之心去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心愿；罗盛教为抢救朝鲜落水儿童而英勇牺牲的壮举，都充满了对人民的关心、热爱之情，表现了民族的传统美德。 二、历史教学中传统美德教育的主要方法1．正面诱导。教师应坚持正面教育原则，准确而鲜明地向学生宣传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要启发学生积极思维，从具体、生动的历史材料中悟出真谛。如针对学生中的高消费现象，可讲述隋文帝提倡节俭、隋景帝爱惜谷物的事例，启发学生认真思考，引导他们自觉调节自己的行为。 2．情感熏陶。“情贵于真”。教学中，教师要运用具体生动的历史材料或实物，辅之以充满情感色彩的语言去影响学生，引起学生的共鸣。如通过讲述屈原、岳飞、杨靖宇等杰出人物可歌可泣的事迹，激发学生强烈的报国情感，振兴中华、富国强民的决心。 真挚的道德情感，来自于教师本身的道德修养，因此，教师要通过“自我塑造”来达到塑造学生的目的。 3．现场教育。牋各地丰富的德育资源是进行传统美德教育的“活教材”，教师要充分利用。我在述抗日战争的历史时，带领学生走出课堂，探寻常德会战的历史踪迹，参观我校校园北城墙堤上保存完好的抗日碉堡，凭吊常德会战五十七师阵亡将士纪念坊，并现场介绍余程万部八千将士英勇抗战、勇赴国难的民族形象，让学生深切感受民族传统美德的巨大精神力量。 历史教育论文:谈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国情教育 历史教学是向学生进行国情教育的一门重要学科,特别是在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中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国情教育内容。历史教学中的国情教育主要是以下诸方面。 一、进行五千年灿烂的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教育,我们伟大祖国有着五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从人类告别愚昧迈入文明时起,到公元15世纪以前,我国一直是当时世界上为数很少的几个先进国家之一。中华民族以高度的智慧和能力,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由中国人民培植的优秀文明传统,从古至今,一代代相传,一脉相承,因此它与我们正在建设着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分不开,割不断的。我们要积极地从古代文明中汲取营养,同时借鉴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不断前进,创造出更加光辉灿烂的当代社会主义文明,以崭新的面貌重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要进行这方面的国情教育。 中华民族具有优秀的传统,她以刻苦耐劳着称于世,又培育了为世人称道的道德风尚。到社会主义阶段,这些优秀传统被继承和加以弘扬,与社会主义思想相融合,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以我们在历史教学中也应进行这方面的国情教育。 二、进行五千年中国人民奋斗史,特别是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教育。中华民族是一个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在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革命精神,在中国历史上闪耀着永不磨灭的光辉。在近代,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造成了中国近代的落后。出路何在?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励,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许多求进步的先进思想人物,提出了不少济世图存的主张,企图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但都没有成功。“五四”运动后,随着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真正救国救民的责任落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人阶级身上。历史已经证明,唯一的出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经过28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近百年来历史所证明的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过去搞革命是依靠了党的领导,现在搞建设,搞四个现代化,同样也离不开党的领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只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西方的多党制领导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我们要在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中,向学生进行光荣革命传统的教育,特别是要向学生进行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教育,从而使学生自觉继承革命传统,热爱党,在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三、进行社会主义必然性的教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而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痛苦摸索,从多次失败中找到的,我们要教育学生应当珍惜这一正确的选择,?“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在我国的建立,实现了我国历史上空前的全国(除台湾外)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祖国的富强。我们要在中国现代史的教学中教育学生,让他们了解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和只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才有光明的前途。因为在我们这个底子雹人口多、生产不发达的国家,如果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资本主义,将会产生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少数人富裕,大多数人受穷。在生产不发达不富裕的国家”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搞社会主义,才能使大家都有饭吃,都能生活得好。 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教育。在中国现代史的教学中,要同学生讲清讲足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使他们了解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和前途的无限光明。4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十多年来,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由一个极端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综合经济实力大为增强,我国已建立了比较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农村经济走向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提高,11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教育、科学文化等各项事业也得到很大发展。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学生了解到了我国的社会建设的巨大成就之时,他们就会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而树立起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将来自觉地献身于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但是我们还要使学生了解,我国是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虽然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我们的生产仍然落后。经济不发达,我国当前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个国情,教育学生深刻理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改革事业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要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还要广大青少年学生艰苦奋斗,努力学习,以便将来担负起社会主义建设的重任。 在历史教学中进行国情教育,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 1、从思想上要明确认识在历史教学中进行国情教育的重要性。进行国情教育,是广大历史教师义不容辞光荣使命,要认真钻研《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学习国家教委颁发制定的《中小学加强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教育的总体纲要》、《中小学历史学科思想和政治纲要》,认真钻研历史教材,充分挖掘教材中的国情教育因素,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在教学中运用。国情教育必须寓于历史教学活动之中,紧密结合历史教材,以便得出结论,要对学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在国情教育中,教师在讲授时,要充满感情,表现出主观上的爱和憎,赞美和批判等鲜明的阶级感情,只有这样,才能以生动的历史事实感染学生。 2、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国情认识国情。 历史唯物主义是认识国情、分析国情的基本方法,也是认识、分析国情的基本原则,是正确认识国情的前提。进行国情教育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对历史国情知识,进行科学分析,去教育学生认清国情发展的真正规律,预见其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样,才能使国情教育对客观世界及事物的发展以正确地反映。 以真实的历史,真实的国情教育广大的青少年学生,就能使广大的青少年学生,正确认识我们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无比正确的。 3、运用比较方法进行国情教育。有比较才有鉴别。通过比较,求同存异,或者求异存同,从而探寻正确的道路和适宜的措施。国情教育要进行历史的纵向比较,这样才能认识中国现实社会所处的阶段,才能看清中国的历史进步,发展趋势和前景。国情教育只有将它 放到同一历史时期内,进行不同国度的横向比较,才能找出国情中的长短差距,探求适合本国国情的各种问题的答案,才能发人深省,催人奋起。 4、向学生进行国情教育,要以正面教育为主,要使学生从多方面、多角度地认识我国的国情。在历史教学中,在讲国情中的积极有利因素方面,可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在讲国情中消极不利因素方面,要深刻分析产生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使学生心理能够产生出一种民族的紧迫感和忧患感,归纳到一 点,通过认识国情,增强青少年一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使命感。 5、从实际出发,进行国情教育。国情教育必须从教育的对象学生出发,必须从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解决学生思想与现实存在的一些不够正确的认识问题。 从而使学生能够正确地认识我国的国情。 6、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国情教育。向学生进行国情教育时,要采取丰富多彩的形式。除课堂讲授外,还可组织一些其它的活动。如参观、调查、访问、搞专题报告会等等。在教学中要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如使用教学挂图、幻灯、录像等,使之真正把课内外的教育有机结合起来,从而达到向学生进行国情教育的目的。 历史教育论文:浅论心理健康教育在历史学科中的渗透 摘要: 心理健康教育是现代化教育的必然要求,在历史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能突破传统教学,锻炼学生的心理,为其今后的学习、生活打下扎实的基础。 关键词: 心理健康教育 历史学科 心理问题 渗透 当今社会日新月异,当代中学生赖以生存的社会、学校、家庭的客观环境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升学的压力,父母对独生子女的溺爱,离异家庭增多带来的单亲家庭子女教育问题,使中学生心理问题比以往更为突出。 一、当代中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 心理问题是当今人们面临的重大课题,有人预言心理疾病将是21世纪之患。有调查表明,当前中小学生中存在心理问题和心理障碍的比例相当高。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王极盛教授历时多年,对北京500多个班、两万多名学生进行测试所得出的结果表明:当今中学生三个人中就有一人存在各式各样的心理问题。如:由于现在独身子女居多,父母整天以孩子为中心,过分关爱或溺爱孩子,往往致使中学生们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延伸到性格上,表现为自私、自大或自卑。当学习中碰到困难,生活中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时,他们就表现出悲观、失望,甚至退缩、意志崩溃、经不起挫折的考验等。 学校教育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各门学科都应当担负起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任,当然历史学科也不例外。作为新时期的历史教师,也应不断提高自身各方面的素质,利用历史教材和历史课堂教学实践中丰富的资源,使心理健康教育在历史学科中能充分施展其功能。 二、心理健康教育在历史学科中的渗透 一部悠久的人类历史蕴含着丰富的心理健康教育素材,在历史教学中我注意充分挖掘其有利因素,努力把握历史学科教学的要求与学生心理需求的结合点,并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和发展规律,精心设计教学过程,有计划、有步骤、分层次地实施心理健康教育。 (一)开展“你说、我说、大家说”活动。 1.开展“开心一刻”活动。让学生准备一个历史故事、笑话、谜语,然后与大家一起分享。 2.开展“答记者问”活动。预先选定一位学生,由他面向全体同学,回答其他学生的提问,就犹如一场别开生面的“记者招待会”般你问我答。 3.开展心理知识小讲座。例如:积极暗示的应用,自我激励的六个步骤,积极心态与消极心态的区别等,可通过小讲座、小训练,培养学生心理教育的参与意识,提高其自我心理调节的能力。 (二)寓心理教育于历史教学之中。 历史教材中的许多内容都可以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通过创设历史情境、史论结合、古为今用等策略,充分利用历史知识与心理健康教育的最佳结合点,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健全的人格、独立的个性。 1.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自信心,增强民族自尊心、自豪感。 心理健康的标准之一是情绪健康,而情绪健康的特点之一是自信、乐观、有主见。在中国古代史的学习中,创设有效的教学情境,能让学生“亲临其境”,“融入”其中,体会古代繁荣的经济和灿烂的民族文化,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例如在学习“元代的社会经济和中外交往”时,我是这样设计的:(1)老师导入:让我们穿越时空来到元代,假如你是一位元代的公民,你会怎样生活?(2)学生自主探究学习(提示:假如你是皇帝、地方官、农民、商人、旅行家……你会怎样做?)(3)学生交流:“皇帝”说:“我们是游牧民族,放牧的收入有限,应重视发展农业。”“地方官”说:“我会注意发展人口,增加户数,鼓励百姓多开垦田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农民”说:“我会多种植粮食、棉花。”“商人”说:“我会到大都经商,从事漕运和海运。”“旅行家”说:“我会到大都、泉州游玩,到欧、亚、非各洲旅行,去认识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并与他结为好友。”等等,这样一节课让学生“经历”历史,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学生心中一股对祖国的热爱,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也油然而生。 2.培养学生良好的意志品质,形成健全的人格,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学生意志品质的培养对他们健全人格的形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良好的意志品质包括正确的自觉性、果断性、坚持性和自制力。在培养学生良好的意志品质时,我主要进行了以下教育: (1)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历史是人创造的。在历史课中历史人物的教育,最能深化学生的情感,以古今中外历史名人为典范,如邓世昌以不屈之精神抗击日本;孙中山以不懈之毅力引领中国民主革命……让学生找出自己内心最崇敬、愿意立志仿效的对象,点燃学生立志的热诚,建立坚定的信心。 (2)培养学生顽强的意志,树立学生接受挑战的意识。当代中学生在学习中碰到困难,生活中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时,他们就表现出悲观、失望,甚至退缩、意志崩溃。曾经有一位学生看到历史内容很多于是很烦,没有坚持多久就放弃了,但他对古代的战争很感兴趣。于是,我让他去了解关于官渡、赤壁、淝水等以少胜多的战役的史实,并教育他实力弱的一方之所以取得成功,最重要的先决条 件是他们没有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放弃希望,没有悲观退缩,这使该生真正从具体的事例中汲取自己所缺少的东西。 3.培养学生承受挫折、适应生存环境的能力。 在平时的历史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挫折教育,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渗透,使学生在学习历史知识的同时,接受承受挫折能力教育,以积极健康的心理状态去面对各种挫折,从而消除失落心理,增强适应学习、生活环境的能力。 (1)充分利用历史名人史事,教会学生正确面对挫折,百折不挠,英勇奋斗。例如:孔子为宣传自己的思想,周游列国,处处碰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张骞出使西域,一百多人出发,十几年后,仅两人而归,仍然坚持的精神,等等。通过这些历史上名人史事的学习,学生能从中受到感触,进而增强对学习、生活挫折的抵抗能力。 (2)充分利用名言警句,激励学生应对挫折。如:牛顿“如果你问一个善于溜冰的人如何学得成功时,他会告诉你:跌倒了,爬起来,便会成功”;鲁迅“伟大的胸怀,应该表现出这样的气概——用笑脸来迎接悲惨的命运,用百倍的勇气来应付自己的不幸”等,以及文学、历史都可用的“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不是一番寒彻骨,哪有梅花扑鼻香”等。 通过历史知识学习过程中耐挫折教育的渗透,学生在情感上受到熏陶和感染,进而能勇敢地面对挫折、战胜挫折。 在历史学科中充分渗透心理健康教育是时展的必然要求。历史学科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必须与时俱进,担负起应有的历史使命。历史教师则要能动地开发学科与自身的潜能,推动历史学科不断向前发展。 历史教育论文:谈历史教师的素质与历史课堂教学素质教育的实现 素质教育要求教育者以人为本,强调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而作为历史课教学,理所当然也应注重对学生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做人和创新。 一、对历史教师素质的要求 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在历史教学中对教师的素质要求应侧重以下几方面: 1.改革与创新的意识。 现代社会发展推动着教育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从理论观念上、办学体制上、考试评估上、课程教材上、教学方法手段上不断推陈出新。历史课堂教学的改革则出现了推理式、辩论式、程序、图示等多种多样的教学法。改革与创新意识已成为现代历史教师应具备的重要素质。 2.具备广博的学识及敏锐的思维能力。 历史教师除了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以外,还应具备其它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和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并且要有敏锐的思维能力。教师思维能力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对学生素质的培养。 3.准确、丰富的语言表达能力。 历史教师的语言既要准确无误地表达教学内容,又要丰富生动,紧紧抓住学生的心。历史事件的发生常常具有一定的情节性,对于基本历史史实的讲述,可以抛开教材,融入教师的声情语调,用趣味性的、幽默的语言像讲故事那样进行绘声绘色的描述,把学生带入教师所设定的历史时空中,而对于难以理解的部分,如历史事件的横向比较、经验教训的总结等,则运用简练、严谨的语言加以阐明。 二、发挥历史学科的德育功能,提高学生的道德素质 素质教育要求历史教师深人挖掘教材中的思想含义,恰当地进行思想品德教育。首先,结合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来介绍做人的道理,会对学生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如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高度责任感;司马迁“人固有一死,或重如泰山,或轻如鸿毛”的人生价值观;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治学品质;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铮铮铁骨;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充分挖掘教材中的这些内涵,启发、教育、感染学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其次,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的学习,使学生受到爱国主义教育。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外国资本主义侵华史、中国人民的斗争史和探索史。 近代,中国人民遭受了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等几次大规模的侵略,中国人民为此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涌现出了无数民族英雄和可歌可泣的斗争事迹。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和“辛亥革命”都以失败告终,只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终于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通过以上史实的讲述,同学们懂得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一深刻的道理,从而更加热爱共产党、祖国和人民。 三、实施素质教育要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 现代化教学手段能将一系列有关的表象融合在一起,创造图文并茂、生动真实的环境,并能构成一幅新的景象,用具体、生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现出来。同时它的直观、可视也会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且具有信息量大、范围广、摄取便捷和资源共享的特征。在课堂教学中可以从多个角度,跨越时空提供声、像、图示等信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以利用感知的手段自由地获取信息,从而有助于丰富他们的想象力。教师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创造性地为学生构建多途径、多方式和开放式教学环境,学生借助现代化教学手段主动参与教学过程和进行自主学习。初中历史教师如能正确使用这些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来辅助教学,必将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四、改变学法,教会学生学习 学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学生获得经验的方法的总和。素质教育认为:学生是教育的主体,学习应该是主动的,方法应该是富有创造性的。在课堂教学中,如何使学生学得高兴,学得快乐,并学有收益,确实是每位老师经常探索的问题。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讲,乐学常把学生带到愉快的心境,使教和学产生共鸣、产生动力和主动性,这既符合教育规律又符合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例如,初二中国近代史课当讲到“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时,让学生自己讲一讲我国劳动人民营造150余年的艺术结晶——皇家园林,为什么会被英法联军劫后一火焚之,成为一片废墟,至今不能修复。为什么鸦片战争后,英国侵略者会强迫清政府签订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为什么帝国主义列强伴随各国瓜分和抢夺殖民地的高潮,通过战争,通过不平等条件,通过租借的手段,步步紧逼,抢去或租借了我国大片的领土,并不断扩大势力范围,逐步控制了我国的经济命脉,直到解放前夕,我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呢?学生听后,不言而喻,动力和激情并存、愤怒与仇恨并举。运用此法,引导学生自己学习,自己教育自己,要比老师一味的说教效果好,他们不但学到了书本中的知识,还学到了怎样做人、怎样做事。 总之,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不仅是要让学生掌握历史基础知识,还要增强学生对历史、对人类、对未来、对现实社会的理解、感悟和关心程度,让学生从前人活动的功过得失、经验教训中汲取到智慧和力量,从而学会生存、学会交往、学会创造。并且要认识到实施素质教育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实践过程,才能形成历史学科素质教育的科学体系。 历史教育论文:谈历史学科渗透德育教育的实践探索和体会 2010年3月威宁县县委书记杨兴友在教育工作会议上针对全县德育现状,要求全县开展“五心教育”的提高学生素质的教学活动,主要包括“三生、四爱、五心、五好”等德育和法制教育内容。 新课改和新课标理念要求历史课堂不仅是传授知识、培养能力的地方,也是塑造学生品德的场所。充分挖掘历史素材,寓德育和法制教育于历史教学中,培养出德才兼备,有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懂法制和身心健全的现代型人才,是今天学校教育当务之急。 历史学科贯穿古今中外,涉及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外交等领域,挖掘历史素材,寓德育和法制教育于历史教学活动中,充分体现历史课德育德育优势。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文化等历史素材活生生的德育素材;“德主刑辅、为政以德和以德服人”的治国思想,“利民、富民、爱民和惜民”的民本思想,“忠、信、仁、义、礼、义、廉、耻”的道德规范思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位卑未敢忘忧国”和“苟利国家生死矣,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主义思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修身立志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格意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要有那股不甘落后的天生傲气”的积极进取精神,“制天命而用之”、“小国寡民、清静无为也,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的和谐社会思想,“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博爱平等教育思想等,这些中外历史文化中德育精髓,充分体现出先贤哲人的超群智慧和德行操守。灼古照今,对当前和今后学生德育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三生(生命、生存,生活) 人的一生一定要去过三个地方:一去过医院,才明白健康的重要;二去过监狱,才晓得自由重要;三去过殡仪馆,才领悟“活着真好”,生命只有一次。通过《鸦片战争》学习,让学生知道吸食的危害,明白“拒绝、规劝他人吸食,从我做起”和“反对邪教,不迷信,信科学”的道理。在历史课堂透过历史事件和人物宣讲“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全班同学都是兄弟姐妹”,“中华灿烂的五千年文明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要求学生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和和谐的班集体。在《昌盛的秦汉文化二》中,讲解司马迁在遭到耻辱刑罚后忍辱负重,以坚强的意志最终写就《史记》,完成父亲的遗愿,名垂千古,彪炳史册,让学生领悟司马迁面对挫折,不幸和苦难选择的不是退缩气馁自残,而是珍惜生命,学会生存,懂得生活。 二、四爱(爱祖国、爱家乡、爱学校、爱师长)和五心(忠心献给祖国、爱心献给社会、诚心献给他人、孝心献给父母、信心留给自己) 1.挖掘历史科素材,寓德育于历史课 “忘记历史,就是意味着背叛”,中学生正处于人格塑造黄金时期。历史学科可以通过历史英雄人物,历史事件渗透“四爱”教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屈原纵身跳入奔流直前的汨罗江、文天祥抱着小皇帝投入汹涌波涛的大海、邓世昌与日舰同归于尽、钱学森放弃了高薪优越的工作条件毅然回到祖国怀抱、邓小平“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切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等都是鲜活的爱国主义题材。历史课上组织学生观看电影《冲出亚马逊》《钱学森》《仰望天空》《开国大典》等爱国影片,寓爱国主义教育于影片中,教师运用历史知识给学生解说影片,学生认真写观后感。要求学生会唱几首爱国歌曲,比如《中国人》《我的中国心》《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等。明白国歌国旗国徽的含义,举办“知我中华,爱我中华”历史课读书会等等,使德育“和风细雨,润物细无声”,使学生身为中国人而骄傲和自豪。 2.挖掘乡土历史教材,亲近德育环境 利用乡土历史让学生知道我们威宁县情,了解家乡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地理环境等,强化乡土历史认识。开展“祖国好,家乡美”主题班会活动,落实“爱家乡,爱学校”演讲和书法比赛,出好黑板报,列举家乡和学校历史上名人及其事件,唱几曲家乡歌曲,写几篇颂家乡散文,带领学生参观石门坎柏格里传教遗址,让学生知道柏格里在石门坎“丰功伟绩”。组织学雷锋活动,到养老院送祝福,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等,使学生明白“爱心献给社会”内涵。带领学生参观马摆大山、百草坪等景区,陶冶情操,增强爱家乡,爱学校情感,深化为家乡,爱学校动力。 三、五好(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 历史就是一面镜子,可以知兴衰和得失。中国现代史既是一部屈辱史,又是一部抗争史,面对民族危机,各阶层有识之士奋起反抗,寻找救国救民之路;地主阶级“洋务运动”,资产阶级“”和“辛亥革命”都宣布他们选择的道路不能挽救民族危机。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独立自主的新中国,人民成为当家做主的主人,真正掌握自己命运,说明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四、法制教育 依法治国是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马加爵事件、望安事件等都体现了一部分学生是法盲,把学生培养成知法、懂法、用法的人,也成为教育紧迫任务之一。历史科要充分运用得天独厚优势渗透法制教育。在上《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中孔子“有教无类”教育思想时,可以渗透《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让学生有意无意间通过历史学科学习到相关法律知识,可谓一举两得。 只要广大教师坚持在历史学科中渗透“三生、四爱、五心、五好、法制”德育教 育,一定能培养出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才。 历史教育论文:的历史教育思想与实践 历史教育,从来就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与人类走向文明紧密相联的一种永恒的教育课题。的历史教育思想,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有着既不同于传统历史教育思想,又不同于西方历史教育的特征,它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学习和研究的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需要。 一 人类历史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统治阶级就把历史教育作为培养训练本阶级的继承人以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重要手段。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非常重视历史教育。秦朝至汉朝初年,就设立了“掌通古今”的“博士”官。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博士专掌儒家经学传授,把孔子修的《春秋》和专门解说《春秋》的“三传”(即《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等史书奉为儒家主要经典之一,列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学校的必修课。唐朝时,史学和历史教学空前繁盛。廿四史中,有1/3成书于唐朝前期。“鉴古知今”,“循古训”,在中国士大夫中一直奉为公理。纵观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的内容,是儒家学说的附庸。历史教育的目标,完全是培养忠于封建统治者的人才。 西方近代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主张改革历史教育。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提出:要让青少年读自己国家的历史,使祖国的辉煌业绩和着名人物的形象,保留在他们的心灵中,使之成为一个民主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高潮中,资产阶级当权者于1893年下达的国家命令中规定:历史教学内容分为三步,第一、第二步均为革命本身的历史;第三步是各族概况及法国美术和工业史。 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以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和政府就着手讨论和制定苏维埃教育计划。1920年10月,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指出:“只有用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的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我们需要用基本事实的知识来发展和增进每个学习者的思考力”[1],列宁这里所讲的“知识”、“基本事实的知识”无疑包括历史知识。1920年底,列宁在评注一份关于教育工作的提纲时,这样写到: 在所有的职业技术学校里增设普通课程 列宁这里说的“职业技术学校”相当于我国的初中。列宁强调增设普通课程的设置,是“为了(使学校——笔者注)不变成培养手艺人的学校”,“避免过早地专业化”。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把历史学科视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必不可少的知识素养,是列宁关于教育的一个重要思想。前苏联党和政府接受了列宁的意见。1920年以后历史学科一直被列为前苏联学校的重要课程之一。 在战争年代,就多次强调学习历史的重要性。1938年10月,他在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的报告中就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他还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的一系列论述,给历史教学指明了方向。在老解放区的干部教育中,规定了要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现代史》等。在一般学校中,也规定了学习中国历史。在运动中,还规定学习《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和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这些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历史教学的滥觞。 二 是我国古代文化传统的杰出继承者,素以爱读书、爱学习着称于世。他读书广收博览,从经史子集到稗官小说,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他几乎无所不读。在对中国古籍的阅读中,尤其偏爱史学和古典文学。他从历史书中学文学,从文学书中学历史,并巧妙地将其精华运用到自己的着作中,以及革命事业的实践中。有人统计,已经公开出版的着作中,运用古代成语典故的就有2000余处,[3]这就构成了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的一大内容。具体地说,的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指导中国革命。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的重要目的,是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实现历史的超越。比如,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他通过总结历代农民战争经验,特别强调吸取黄巢、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因为没有建立根据地而失败的教训,坚决地批判了流寇主义,提出了建立工农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的路线。 为了防止党内腐败现象的发生,利用历史上农民起义取得胜利后领袖人物发生腐化和宗派斗争而导致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告诫全党要时刻警惕腐败现象。1944年郭沫若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的历史文章,给予了高度重视。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4]建国前夕,告诫身边的卫士李银桥:“小心,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牢记的告诫,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干部教育。一向重视干部教育,他的历史教育实践,注重从才、德两个方面对干部进行教育。1958年,向罗瑞卿推荐读《吕蒙传》说:“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请记住我站域名了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我们现在的高级军官中,80%~90%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周瑜鲁肃吕蒙合传》。”[6]赞赏吕蒙虽然年长仍然发奋读书的精神,对我军高级干部提出读书学习的要求,这对改善我军的文化结构,提高军事素质,都起到了推动作用。吕蒙虽然是一位历史人物,他的读书精神却有借鉴意义。 《南史》的《韦睿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睿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 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在这段话旁批注:“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此类批注还有不少,如“躬自调查研究”,“干部需和”,“仁者必有勇”。[7]这些称赞韦睿的话,正是我党的干部应当学习的。 3.青年教育。注意用历史人物对青年进行教育。1951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会见几位在北京的湖南教育界人士时说,办学校要重视青年学生的体育锻炼。不要学《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和林黛玉。贾宝玉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连吃饭、穿衣都要丫头服待,这种不会劳动的公子哥儿,无论如何是不会革命的!林黛玉多愁善感,常常哭脸。她脆弱,她多病,只好住在潇湘馆,吐血、闹肺病,又怎么能革命呢?我们不需要这样的青年!我们今天需要的是有活力、有热情、有干劲的革命青年。 认为,青年是国家的精华,民族的至宝,是革命事业的未来和希望。他对青年的期望值很高。1958年5月8日下午,在北京怀仁堂讲“破除迷信”的问题,一连举出近40个古今、中外、历史、神话和现代人物,用以说明“自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人,开始的时候都是年轻人,学问比较少的,被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并以相对肯定的口吻设问:“这是不是个普遍(客观)规律?不能肯定,还要调查研究。但可以说,多数是如此。”对青年人的教育、信任和鼓舞,激励着全国青年在艰苦的革命道路上奋斗不息,勇往直前。 4.家庭教育。在与子女、亲属的团聚和谈话中,常常鼓励他们学好历史,热爱祖国。1947年9月12日,在《致》的信中指出:“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明以前笔记不必多看)”。[8]意在要求对中国的历史,对中国的国情有所了解。的爱人刘松林读书时,有段时间历史学得不好,亲自为她开列了学习历史的书目,指点她从《资治通鉴》、《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开始学起。的次子毛岸青是在原苏联读书的,常常嘱咐他多读些中国历史方面的书,多了解一些中国的国情。 不但对自己的子女教育十分严格,还运用《战国策》中触龙说赵太后的故事,教育领导干部对子女应作长远之计,让他们到艰苦的环境中去磨炼,在实际斗争中增长才干,不能让他们“恃无功之尊,无劳之俸”,“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语重心长地说:“如果我们不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利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7]目前,指出的这种危险性并不是不存在。天下为人父母者,作为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在家庭教育上,是应该很好地向学习的。 5.爱国主义教育。继承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教育的优良传统,在他的讲话里、着作中用爱国主义的事迹、人物铸造民魂,激励人民的事例是很多的。1917年11月,举办湖南第一师范工人夜校时,亲自讲授历史。据《夜学日志首卷》记载:“历史常识出席,教历朝大势及上古事迹。”“教以历代之大势及近年关系最巨之事迹,所以粗养其历史的观念及爱国心。”[9] 1937年,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为了争取每一个有良心的炎黄子孙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写了《祭黄帝文》。他赞美这位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兴起过程的神话祖先:“中华民族,民族轩辕;赫赫始祖,吾华肇造;建此伟业,雄立东方。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5]并根据“世变沧桑,中更蹉跌,”的时代形势,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保卫民族主权的战斗誓言。 神话传说中的黄帝,因对华夏民族的统一和进步有着极大的贡献,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在《祭黄帝文》中,把对神话先祖的认同、赞美,同他的爱国主义激情和为民族解放而战的信念,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而激发了民族生存发展的动力,提高了人们的进取精神。 三 “古为今用”是历史教育思想的主要方法,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援引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言论。在的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中,引用古代思想家的言论有很多。比如,他引用孔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10]告诫全党要采取谦虚的态度,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实事求是。他引用孟子的“取长补短”,[4]教育我们的党员和干部要以谦虚的态度,虚心学习别人的优点,以弥补自己的不足。他引用司马迁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4]并给予新的解释。从而阐明共产党人和每个革命者树立起为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甘愿牺牲自己一切的献身精神。对古代思想家的言论信手拈来,涉笔成趣,这种援引不是原封不动的照抄照搬,而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和选择来说明马列主义的理论,并赋予其新的内容,使人感到亲切朴实,清新明快,易于被人民阅读和接受。 2.运用古典文学中的故事。历史教育思想实践中大量运用了包括古代神话、民间传说、文学作品、传统剧目中的故事。比如,他运用京剧《法门寺》里贾桂的故事,[11]批判某些人崇洋媚外的思想,号召人民提高民族自尊心,增强民族自豪感。他借用《聊斋志异》中“狂生夜坐”的故事,[5]教育人民不要怕鬼,要同现实政治斗争中的敌人针锋相对。他运用《水浒传》里林冲等人被“逼上梁山”的故事,[11]说明要发动起对建设方针的研究探讨,就必须有一种相当的压力。将中国民众喜闻乐见、耳熟能详的故事运用到自己的讲话和着作中,使千姿百态的历史人物栩栩如生,用这些故事去阐发革命道理,寓情于理,寓庄于谐,从而增强了他写文章和讲话的宣传效果。 3.使用古代的成语典故。古代语言中的成语富有生气,它集中表达了劳动人民的经验和智慧。简洁精炼的成语里,蕴涵着意味隽永的哲理。的讲话及其着作中使用的古代成语俯拾皆是。在使用中,他赋予古代成语新的意义,古语新用,从而使他的讲话和他写的文章更加新颖别致、情趣盎然。比如,他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上用“愚公移山”[4]来号召全党同志发扬“愚公精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奋斗,去争取胜利。他在《致蔡和森等》信中,运用“人心不知足,得陇又望蜀”[8]来说明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军国主义者,除非被推翻,是没有肯自己退出历史舞台的。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用“叶公好龙”的典故,揭露之流口头上讲革命,实际上是畏惧革命、反对革命的丑恶面目。对成语典故的大量运用,使的讲话、着作形成了抑扬顿挫、起伏跌宕的独特风格,引人入胜,发人深省,从而起到了激励壮志,振聋发聩的重要作用。 1956年,毛泽 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提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12],“古为今用”是这一思想的高度概括。无论是在民主革命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很重视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吸取有益的营养,充分发挥“古为今用”的作用。难怪历史学家周谷城曾钦佩地赞叹:“‘古为今用’是没有人能企及的。”[7] 总之,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它对提高民族自尊心,促进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当前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如何像那样,用历史教育来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激发人民的进取精神,加速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以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历史教育论文:多方激趣学历史 趣中求知受教育 瑞士着名教育家皮亚杰说:“所有智力方面的工作都要依赖于兴趣。”当一个人对某种事物发生兴趣时,他就会入迷地去追求,去探索。学生一旦对学习产生兴趣,必将成为他学习的内在动力。学生对学习有无兴趣,既是反映学生学习效率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教师教学成败的重要因素。因此,如何增强课堂教学的趣味性,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就成为众多教师不懈追求、不断探索的重要课题。我就新编初中历史第一册的教学实践,浅谈几点在课堂教学中激发学生兴趣,增强课堂教学效果的体会。 一、 讲究开头,激发兴趣 “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每节课能否都有个好的开头,直接关系到这节课的成败。如果教师一上课就照本宣科,平铺直叙,就会成为催眠曲,因此必须讲究开头艺术。要达到一开始就引人入胜这样的效果,教师必须依据教材内容和学生实际,精心设计好每一节课的开讲导语,用别出心裁、平中有奇的导语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积极主动地投入学习。如我在认真分析教材第1课《历史告诉我们什么》时,通过认真分析教材内容和结合当前形势的特点后认为:这一课首先要告诉学生如何做人的道理以及应做怎样的人。所以讲这一课时,我这样开头:“同学们,你们一定听过或读过许多历史故事,看谁能讲出秦始皇、曹操、秦桧、刘胡兰分别是什么时期的人物?他们是怎样的人?”这一问题的提出,顿时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不少学生七嘴八舌在议论。我先后叫了几个学生来回答,但他们的答案都不够准确。这时,我先指出以上人物分别属于那个时期。在学生聚精会神地听时,我板书第1课课题《历史告诉我们什么》导入新课:“历史上的人物形形色色,有的光耀千秋,象英雄刘胡兰,受到了世世代代人民的崇敬;有的遗臭万年,象奸臣秦桧,长跪地上向人民请罪。”这时我指导学生看课文《刘胡兰》、《秦桧》的插图。进而激励学生:“我们学习了历史,就应懂得怎样做人。我们应当做象刘胡兰那样的人,有远大的理想,高尚的气节,将来才能为建设祖国多作贡献。”这样的开头,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又受到了教育,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二、 讲好插图,引发兴趣 新编历史教科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插图多,直观性强,形象生动。但在教学中,由于插图很多,限于课时,教师不可能每图都讲,只能根据教材要求和讲课需要选择讲解。有些与课文内容密切相关的插图如果没有向学生讲解,就会使学生似懂非懂或一知半解。经过教师讲解,既引发了学生的兴趣,又使学生进一步掌握了知识。如第8课《战国七雄》中的《商鞅舌战图》。因为“商鞅变法”是这一课的重点。战国时期封建社会的形成,是通过以商鞅变法为代表的各国的变法或改革来实现的。讲好《商鞅舌战图》,既可以使学生了解商鞅作为改革家的气魄和才华,又可让学生懂得改革的不易和改革又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而提高学生对商鞅变法带来的历史作用,即“秦国的封建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加强,逐步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封建国家”的认识,也为以后理解秦灭六国,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打下基础。为起到这个作用,我在讲课时,让学生看《商鞅舌战图》的同时向学生讲解:图中就是当时商鞅舌战大臣的情景。中间席地而坐的是秦孝公。商鞅,这个历史上着名的改革家,正在跟反变法的大臣辨论。你看他手拿竹简,引经据典,振振有词。他说:只要对国家有利,对百姓方便,就不必效法古代。他响亮地喊出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变法口号。坐在他对面的是两个保守派大臣甘龙和杜贽,被商鞅驳得张口结舌,坐不安席。这一场历史性大辩论,最后由秦孝公作决定:他说:“商鞅说得对,就按商鞅说的去办”。在讲述这个故事的过程中,学生全被吸引往了,达到了引发学生兴趣的效果。 三、 巧设疑问,以疑激趣 学习新知识,实际上就是设疑、解疑的过程。教师在教学中要有意识地设置一些疑问,把它摆在学生的面前,使他们先感到“山重水复疑无路”,后激励他们去寻求“柳暗花明又一村”。当学生找到“又一村”后,就会产生一种快感。这种快感又能激发学生进一步学习的兴趣。我在讲授第19课《昌盛的秦汉文化》第一目 “纸的发明和蔡伦改进造纸术”时,为了让学生能够更进一步地认识到我国发明的造纸术对人类文化的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和对世界文明作出的巨大贡献时,我作了这样的设计,我先提问:“同学们都知道,纸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哪个同学能够说出首先发明纸的国家和时间?”当学生作出“中国”和“西汉前期”的正确答案后,我又提出第二个问题:“有谁知道我国在纸发明以前用什么作书写材料?”有同学回答 “龟甲、竹木简或帛”后,我简要向学生介绍在纸张发明前我国书写材料的变革:殷商-主要是龟甲和兽骨,也有铜器和玉石器;西周——主要是铜器;春秋——竹木简盛行,并开始用帛书写;东汉——竹木简和帛仍是重要的书写材料。我又指着《蔡伦》图说:“东汉宦官蔡伦在公元105年改进了造纸,造纸原料请同学们在书中找出。”这样一环扣一环的设疑解难,把学生引向似如柳暗花明又一村中的“又一村”的境地,这样既激发了兴趣,又掌握了知识,也更好地理解了造纸术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的伟大意义。 四、 创设情境,以情求趣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建议》中说:“让学生体验到一种自己在亲身参与掌握知识的情感,乃是唤起少年特有的对知识的兴趣的重要条件。”在教学中,依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特点,坚持情感教育,即在教学中创设能激发学生情感,有吸引力的环境,把学生引入课文内容所描述的情境中,使学生在感情上受震动,从而达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目的,又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这是很重要的。如在讲第18课《两汉经营西域和对外关系》一课时,我告诉学生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是为了联络大月氏,东西夹击匈奴。在讲到张骞带着100多人刚走出汉朝边境,就被匈奴兵抓住时,学生为张骞的安危担忧;当听到匈奴人想让张骞投降,把他拘留了十几年,而张骞始终保持汉节,忠于祖国时,学生被张骞临危不惧,忠心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继而听到张骞终于找到悔会逃出时,学生又为之欢欣鼓舞;当再次得知张骞历尽千难万险,从大月氏返回汉朝的途中又被匈奴人捉住并扣留一年时,学生又一次为张骞的命运担忧;当知道张骞好不容易在经受13年的磨难之后,终于和另一个人回到了长安时,学生的高兴之情溢于言表。对这个故事具体情节的生动描述,不但使学生产生了极大兴趣,尤如身临其境,为张骞的命运时忧时喜,同时又加深了对张骞这个历史人物的了解,深深地被张骞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这时我又强调张骞是中国历史上着名的探险家和外交家。在他二出西域后,汉朝和西域的经济文化得到频繁的交流,并为后来西汉政府设置西域都护府,使新 疆地区正式归于中央政权的统治之下和开辟“丝绸之路”打下了坚定的基础。这样以情感人的教学,使学生对张骞在历史上作出的重大贡献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也就能更好地回答课文中提出的“张骞对我国历史上作出了什么贡献”的思考题。 捷克着名教育家夸美纽斯说:“求知与求学的欲望应该采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去在孩子们身上激发起来。”激发学生学习历史兴趣的方法和途径还很多,如 巧讲典故,以奇引趣;精读诗词,以诗牵趣;编写歌谣,以歌导趣;设置图表,以图增趣等等,只要经过教师精心设计,巧妙安排,就一定能在教学中充分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使他们的学习化繁为简,变被动为主动,从而在充满兴趣的教学中,既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又增长了知识,提高了教学质量,真正达到学史明志,知史做人的目的。 历史教育论文:历史教育应张扬人文素养大旗 人文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两千多年前的《易经》就提出了人文的概念:“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西方,其拉丁文词源humanitas,意即人性、教养。中西旨意相类,作为人文科学的历史教育,从根本上讲其实是一种人性化的教育,是通过授予受教育者以历史知识,使其在认识自我世界、认识和适应社会、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能力和审美能力等方面得到发展,通过历史的濡染与涵化,提高其自身修养与素质,学会做人。 一、历史教育的困惑 教育最终要解决的是人的发展问题,诚如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所说:“教育的艺术就在于。要让受教育者把周围的东西‘人化’,……从这些物品中感到人性的东西——人的智慧、才干和人对人的爱。”但是我们目前的教育却被不断地肢解化、工具化。 回眸20世纪人类社会,一方面是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另一方面是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并由此带来发展性危机。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类征服自然和创造财富的能力,也强烈地激发了人的贪欲和功利意识,伴随着现代文明发展的是技术理性的片面膨胀和价值理性的相当程度的失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灾难空前的两次世界大战和至今未散的核恐怖阴云,出现了极端残暴的法西斯主义和希特勒式的人间恶魔。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空前程度的环境和生态危机,大众文化冲击下的人文和精神危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市场经济全面实行,经济生活发生了根本变化,市场经济带来了物质产品的丰富,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世风日下、人情淡漠、人们的价值观与道德观面临危机。有人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鄙弃道德、崇尚财富的“唯物”主义时代,有人感叹人文精神的失落,有人呼吁重振人文精神。由此文化界、教育界发生了一场关于“科学、人文与当代中国教育”的大讨论。 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物质与精神、科学与人文的不平衡也反映在历史教育上,一方面,历史和历史教育受轻视,在社会文化事业和教育体系中被置于边缘地位。经济利益的考虑左右着人们对知识的选择,历史课被视为小儿科,可有可无,历史教师也只能做个三等公民,处境尴尬。另一方面,历史学科和历史教育被扭曲、被异化,技术性功能替代了人文性功能。在学科设置上重理轻文的同时,还把所有的学科都纳人了专业人才的培育轨道,历史学科同样赋予明确的 专业特性,淡化了历史学科的公民素质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的功能。20世纪50年代以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历史教育受苏联的影响,片面强调历史教育的政治教化功能,其人文精神往往被异化为对某种政治理论的诠释,而且这种诠释又是随着政治斗争需求而变化的。时期的儒法斗争史的学习运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历史教育的工具化目前最突出的表现在应试教育中,针对高考需求的中学教育具有最直接的功利性,考试的得分是衡量教育水平的主要标准。历史教育之所以还能在中学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除政治教育的需要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高考的需求了。固此,目前中学历史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应试的工具,对试题的钻研和应试技能的训练几乎成了历史课的主轴。 二、历史教育的本质 美国教育家杜威讲过一段非常有名的话:“知识具有人文主义的性质,不是因为它是关于过去人类的产物,而是因为它在解放人类智力和人类同情心方面做出了贡献,任何能达到这种结果的教材都是人文主义的,任何不能达到这种结果的教材连教育意义都没有。”历史教育的本质是人文素质教育。首先,从历史学科的内容看,历史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历史学是记载人的功业,以人及其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有人称之为“人学”,它不同于以物为研究对象 的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研究、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主要的问题和最终目标是解答事物的“是什么”和“为什么”。而历史学不仅要求说明:“是什么”和“为什么”,还要求判断“该怎样”,即不仅仅要有事实性认识的层面,还需要价值性评判的层面,以一定的价值取向和理想 目标为依据,对研究对象做出是非善恶的价值和道德的评判。优秀的教育家往往善于灵活运用历史上的人物与事例,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的熏陶。翻检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教育文集,这种以史育人的实例,几乎俯拾即是。他介绍东汉杨震的“四知”告诫学生严于律己,弘扬“慎独”精神;以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颜元为榜样,激励学生“宁为真白丁,不做假秀才”;他用意大利无线电发明家马可尼“拿着他的无线电发明,向帝国主义投效”,充当了墨索里尼的科学“刽子手”,以此强调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和人才的价值取向等等。 其次,历史学习与研究的方法与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相比,更强调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交流与沟通,强调在理解、体验之中来实现对历史事物的认识。这是历史学方法上的人文性。历史教学在本质上就是要以活生生的历史事实的再现为依托,通过科学的解释和分析形成历史知识,由此拓展受教育者的精神世界,磨练学习主体的精神品质。 再次,中学历史教育面对的是正值花季的青少年,他们的世界观和人文精神所达到的高度决定着未来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历史作为人类以往实践的集体记忆,能够更全面、更综合的为人们提供价值理性的累积经验,并从历史上因价值理性的缺失而导致的社会发展失衡中为人们提供深刻的教训。这就要求我们;能够从中学生的心理特征、思维特征、情感特征出发,让历史教学浸润在人文的氛围之中,带着丰富.的情感色彩,并给予他们精神上的磨砺和馈赠,以取得知识、思想、能力与情感教育合一的效果。 另外,与过去的教学大纲相比,国家研究制定的新历史课程标准更加突出了“以人为本”和“人文精神”的培养。在教育理念上,改变了过去过分注重智育和传承历史知识的倾向,强调历史课程要促进每个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培养良好品德、培养终身学习的愿望和能力。在学科体系上,打破了历史学科的王朝体系,从历史发展的客观真实过程出发,将历史发展过程划分为若干时期和阶段,注意初高中的区别和衔接,建构新型的中学历史学科体系,更好地体现了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体现了少而精的原则,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能力和素质。在学科内容上,避免了中学历史课的专业化、成人化的倾向,以贴近中学生,贴近现代生活为导向,适当减少历史理论的阐述,降低教学的难度,重视社会生活史、文化史、宗教史、法律史、科技史等内容的教学,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人文精神和道德素养。在师生关系上,强调从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心理特征出发选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避免脱离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心理特征的实际,背离历史教学的真正目标。在教学方法上,改变了过去重视机 记忆而轻视理解记忆,过分重视学 习结论而轻视学生的独立思考,过分重视历史知识的再现而轻视历史知识迁移能力培养的倾向,将实地考察与调查、课堂讨论、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作为历史学习的重要方式,注重归纳学习与演绎学习的有机结合,鼓励学生积极探究历史问题,形成主动学习历史的态度,从而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科学态度、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综上所述,必须给中学历史教育恰当定位,使其回归本质——主要承载人文素质教育功能的基础性教育,以适应当代社会的要求。 三、培养人文素养的策略 我国着名的教育学家袁振国教授曾概略地诠释过科学教育和文科教育各自的特点:科学教育的工具性价值超过目的性价值,文科教育的目的性价值超过工具性价值,科学教育更主要的是为了传授知识,为了提供一种工具,是启智的过程。文科教育虽然也要传授知识,也为人们提供一种生活的工具,但它更是情感、人格的陶冶过程。他指出文科教育的过程,“是精神享受的过程,是提高生命质量的过程;是体验和提升生命价值的过程;是感悟自由精神的过程。”对此,我们在历史课堂教学中如何培育学生的人文素养呢? 1.将情感、态度、价值观放到教学目标的首位。从学生发展的角度讲,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与教育比多掌握一些具体的历史知识更为重要。道理很简单,一个人只要没有阅读障碍,如果他有学习历史的心理需求,一生中随时可学,而青少年时期正是情感、态度、价值观逐渐形成的关键时期,作为施教者必须把握良机。因此,我们的历史教学目标设计首先确定的不是知识目标,而应是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的目标。 例如《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大业》一课,我们把“一国两制”确定为教学重点,引导学生认识这个前无古人的伟大的创造性的构想,是邓小平从历史与现实出发,做出的理论创新,把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及改革意识和创新精神,引导学生从顺应历史潮流、推动社会进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角度去认识人生的价值,作为本课的首要目标。教学中围绕教学目标,巧借诗歌人课堂,以国民党元老、辛亥老人于佑任临终前的悲歌《望大陆》导人新课,“未成曲调先有情”;在讲香港回归时,引用林则徐的后裔,曾任我国驻 联合国大使的着名外交官凌青的诗:“粤海销烟扬我威,但悲港岛易英徽;百年国耻今昭雪,只缘华夏已腾飞”创设问题情境,分析香港得以顺利回归的原因;最后朗诵台湾诗人余光中的诗《乡愁》结课,使整堂课浸润在浓郁的情感氛围之中,达到情感、知识、思想、能力 教育合一的效果。 2.教学内容的安排着眼予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面对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和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当代青年既要有走向世界,参与全球竞争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更要有立足于民族自身的独立意识和主体意识,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创新精神为己任。这些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素质教育目标,如何通过展示和分析以往人类的经历有效调动生动活泼的历史资源,以符合中学生心理特点和认知规律的形式,在历史课堂的教学内容中得到体现,是历史教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恰当选择与重组教学内容。 我们在教学中对教学内容的选取,主要遵循以下这些原则:①有利于对学生进行社会发展观的教育,使学生形成正确的历史意识;②有利于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国情教育、民族团结教育,使学生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树立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为祖国的现代化事业做贡献的责任感;③有利于培养学生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观察和认识历史的能力,以及对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特殊性的理解;④有利于学生学习和继承人类的传统美德,从人类历史的曲折过程中理解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逐步形成真诚善良、积极进取的品格,健全的人格和心理,以及健康的审美意识和情趣,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⑤有利于引导学生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所创造的文明成果,正确看待国际社会的发展变化,初步形成正确的国际意识,养成积极参与改革和国际竞争的意识。 在学习世界历史《第二次工业革命》一课时,我们做了这样的安排:首先,通过列表梳理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科学技术新成果,认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其次,以科学家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激励学生的积极进取、持之以恒、吃苦耐劳的意志品质;第三,,科学是一把双刃剑,既可造福人类,也可遗害人类。诺贝尔发明是为和平利用,马可尼却拿他的无线电效忠法西斯;第四,科学家有国界,科学无国界,抓住机遇可以后来居上,日本就是典型。这样,历史教育中充分运用丰富多彩的历史资源,恰当重组,再现历史,展开与历史的对话,提炼精神财富,形成历史认识,从而陶冶学生的品格与情操,启迪他们的历史智慧,达到“注之以爱,启之以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的目标,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3.教学过程运作以学生的主体参与为主。设计以学生发展为目标的教学过程,明确教师的教是为学生的学服务,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正如《学会生存》一书中所说:“教师的职能现在已经越来越少地传授知识,而越来越多激励思考;除他的正式职能外,他将越 来越成为一个顾问,一个交换意见的参加者;一位帮助发现矛盾焦点,而不是拿出现成真理韵人。”这就要求历史课堂教学必须摆脱过分注重知识结论的僵硬式灌输,忽视探究式学习过程的模式;以学生的发展作为终极目标,摆正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以生动活泼的历史知识和学生的亲身体验为载体,不断地诱发学生主动探究的动机,通过开放性的教学过程,循序渐进地培养综合能力,逐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调动学生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就要使学生有参与的热情和勇气。教师要创造平等、民主、和谐、合作、互动的课堂氛围;教学语言要富于激励性、启发性;问题的广度和深度要切合学生的实际水平;采用多种让学生参与的形式,如谈话、讨论、辩论、角色扮演、材料研 习、调查访问,以及采用国际上流行的案例教学的方式来组织教学活动等。 如学习《鸦片战争》,我们围绕“鸦片战争是否可以避免”这一问题,让学生搜集资料和组织活动,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更加深刻地认识19世纪中国的基本国情和世界趋势,增强全球化的民族意识。步骤如下:第一步,提出课题,将学生分成“中国组”和“英国组”,分别研究鸦片战争前的中英两国概况;第二步,各组拟订调查纲要,分头搜集资料,着眼于中英双方国情综合比较,注重政史地知识综合,从地理、人文环境比较;第三步,课堂上“中国组”和“英国组”陈述两国概况,大家讨论中英两国情况说明了什么?中英鸦片战争是否可以避免?第四步,课后进行资料成果展览,突出国防意识和与时俱进、富国强兵的主题。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成为“导师”,他不是文化、真理的施与者,不是教给学生什么准绳,而是促使学生去发现这些准绳,激发学生对探求知识的责任感,唤醒学生的潜在力,促使学生从内部产生一种主动的力量。这样的教学活动才是合乎人性的要求和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 4.建构兼顾认知、技能、情感的多元化的教学评价模式。教学评价也要从促进学生的发展出发,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为学生的自主发展和人格完善创造条件。历史教学的效果不仅仅体现在学生记住了多少知识点,更体现在他们是否感受到历史的真实存在,是否在历史的塑像前悟到了历史认识,获得了主体化的历史;体现在学生面对感性的历史能否体验到一种历史情怀。缘此,历史教学的评价,不单是对学生掌握知识状况的评价,而且要对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情感态度等学习目标达到的程度进行综合性、发展性的评价。 评价的形式和方法应多样化,可采用提问、作业、口试、笔试等形式,方法可采用办故事会、做文摘卡、绘制历史题材的图画、编辑历史题材的小报或板报、编演历史剧、设计历史题材的软件、撰写历史考察报告或小论文等。摆脱过去单一以考试为形式,以 分数高低为 衡量标准的模式,实现由终结性鉴定转向发展性评价。 理想的历史教育理念,首要的问题在目标定位上的纠偏;改变以往过分突出其工具性的偏谬,使历史教育回归其本质,即承载人文素质的教育功能,在素质教育中起着人格养成和文化熏陶的基础性作用。因此,我们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评价须契合这种理念。 历史教育论文:初中历史教学与素质教育发展研究 一、确立历史教育的素质观 历史是对过去人类社会的现象进行和规律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它立足现实,了解过去,具有以史为鉴、展望未来的特点,我们在教学中要根据历史学科的特性,实现素质教育的总目标。 1.学习历史能加强青少年的德育教育。德育在历史学科的教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包括爱国主义教育、历史使命感教育等。许多历史人物与事件中可以对青少年的德育教育发挥积极的教育作用,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能在学生的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对其平时的为人处世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 2.学习历史能使青少年获取丰富的财富,陶冶思想情操。中华民族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前人留下的精神(物质)遗产能帮助后人树立民族自豪感、坚定的信念,弘扬民族气节和精神。同时,在平时的教学中还要学习世界上各民族文化的优良成果,对不同地域、不同民俗文化进行比较,从而优化学生的素质结构,如古代埃及文明、西亚文明、欧洲的爱琴文明等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 3.了解历史能促使青少年在逆境中成长。二十一世纪,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人类愈发进步,社会竞争与挑战愈来愈激烈,每个人都面临困难和挫折、成功与失败,新世纪的劳动者必须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具有挑战性和战胜危机的顽强意志。生活现实告诉人们:人生除了平淡无奇的重复外,给人们带来的不是机遇就是困境,而未来社会能使每个人的生命变得波澜起伏,关键要有承受挫折与战胜危机的意志和自信心。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告诉我们,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国门被资本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后,中国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了不懈斗争,先后发动了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等,均以失败告终。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抗争,以至最后的胜利,中国人民经历了百般挫折,战胜了重重困难,顽强意志使他们完成了祖国解放和民族独立的事业。 二、探求适应历史教学与素质教育相统一的教学方法 传统的教学大多采用克里夫的教学模式:“组织教学—复习旧课—教授新科—巩固新课—作业布置”。未免过于保守,禁锢了老师在历史教学课堂上的主观能动性。而素质教育是一种创造性的教育,追求的不仅是历史知识的传承,而且着眼于学生学习方法的转变。历史教师的最高追求不再是学生对历史信息的机械存储,而是培养学生的搜索分析能力。因此,在历史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主动观察分析,形成概念,掌握新工具以解决前人尚未解决的问题。 1.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自觉学习。学生的学习过程是主动探索知识的过程,若是在老师的逼迫下学习,则显然有悖素质教育的理念,而且学生不能很好地掌握知识。只有学生对历史课程感兴趣,愿意为之学习,然后才能学好历史。同时,要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在教学方法上,从解决“问题”入手,紧密结合教材内容,有机地渗透教育目的,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为祖国的未来发展而学习奋斗,使学生产生强有力的学习原动力。 2.教给学生学习方法,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优秀的历史教师教给学生的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习方法,在当今素质教育环境下更应如此,随着我省文综高考自主命题,教师在平时的教学和学生学习中,更要把学习历史知识的规律和方法教给学生,让学生在学习中自我认识、自我发挥、自我培养、自主发展,从而学会做人、学会生活、学会劳动。托夫勒说:“未来的文盲不是目不识丁的人,而是没有学会学习的人。”可见,新时代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性。教师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要针对不同年龄、不同年级的学生制定不同对策,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地实施培养。 新世纪,在历史课堂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对历史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要不断学习和研究素质教育理论,吸取研究成果,渗透在教学过程中。素质教育首先是实践教育,需要通过大量的教学活动,积累丰富的经验,然后使之上升为理论,最后形成素质教育的理论体系,从而指导教学实践。 历史教育论文: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促进历史教学 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是一种综合运用声音、文字、图像、动画、视频影像等多种媒体的现代多媒体技术。在历史教学中，运用多媒体技术创设教学情境，从多方位刺激学生的感官系统，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陶冶学生的情操，培养学生的多种能力，强化学生的记忆，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的有效途径。下面就现代多媒体技术在历史教学中的运用所产生的效果，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运用多媒体技术创设教学情境，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人们常说：兴趣是生活中最好的老师。有了兴趣，学生才能积极主动、愉快地学习，才能在课堂教学中真正发挥其主体作用。而兴趣是一种积极作用的情绪，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和情感相联系，总是在一定的情境中产生。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深入了解学生的心理特征和认知规律，运用多媒体技术创设赏心悦目的情境，使学生产生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身临其境的感觉，激发出学生积极探索的活动，调动起学生对历史学科的学习兴趣，从而大大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完成教学目标。 如我在讲授《共产党坚持敌后抗战》中“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内容时，先播放一首学生熟悉的革命歌曲《南泥湾》，让学生在优美的歌声中感受到南泥湾由“草莽丛生、野兽出没”被开辟成“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的过程。听完后，教师问学生：这首歌曲反映了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什么阶段？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正面临什么困难？面对这种困难，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哪些措施？结果如何？以此引入教学。又如讲《鸦片输入和禁烟运动》一课时，先播放电视纪录片《拒绝，远离毒害》让学生明白鸦片之害；再放电影《林则徐》中有关“禁烟”、“销烟”的历史背景及林则徐采取的禁烟措施片断。进而引导学生看书思考：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向中国输入鸦片？清政府对待鸦片的态度如何？鸦片战争的爆发因何而起？让学生看书展开讨论，主动发言，教师给予辅导补充，这样课堂气氛活跃。把以前被动的学习变成了主动、愉快地参与。很好地完成本节的教学任务。 二、运用多媒体技术，以突破教学难点。 历史教材中有时某些内容比较抽象或复杂，年代久远或地域空间概念强，学生感到陌生，教师也难以用语言讲清，使用传统的教学手段很难突破这些难点。而运用多媒体教育技术，可以变抽象为具体，变无声为有声，调动学生各种感官共同作用以强化感知，或帮助其建立起地域空间想象能力，解决了过去许多教师无从下手的苦衷。 如讲“新航路的开辟”内容时，对于迪亚士、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四位航海家的航海路线，学生往往难以记住。我在课堂上使用下载的多媒体课件（FLASH动画）分别演示了四位航海家的航海过程。经过的地域用画的小帆船在经过的路线上行走,在路经重要地点时，能自动、醒目地显示所经地点的名称，展示出时间和人物画象，学生看了演示动画后效果很好，大多能讲清楚四位航海家的航海路线，且能记住时间和航海家。起到了其它教学手段不能达到的效果。 又如讲授“西安事变”内容时，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内各派的态度是学生难以掌握的难点，我播放了记录片《西安事变》中的五个片断：（1）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扣留；（2）宋美龄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而斡旋；（3）亲日的何应钦兵围西安，派飞机轰炸渭南、华县；（4）率中共代表团去西安调停；（5）张学良送到南京。进而提问学生：张、杨既然实行“兵谏”，但为什么不处决蒋？宋美龄和何应钦同属国民党人，为什么宋庆龄希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而何应钦则要用武力解决西安事变？是中国共产党最凶恶的敌人，大革命时屠杀大量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为什么共产党还要派代表团去西安调停，也希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学生联系五个电影片断，经过看书思考，就很容易回答上述问题，弄清了国内各派别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及目的，从而解决了难点问题。对中国共产党的高瞻远瞩，从全民族利益出发的伟大决策有充分了解。 三、运用多媒体技术，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思维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概括和间接的反映，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内在的规律性联系。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是素质的基本要求。多媒体表现力强，信息量大，可以在课堂再现历史场景，学生通过观察直观画面，展开丰富的想象，进行积极思维，从而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想象能力、综合分析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思维向纵深发展，最终形成一种能力。 如讲“古代埃及的金字塔”内容时，先播放有关介绍金字塔的录像，引导学生观察：金字塔外观宏伟、庄严；内部结构复杂，装饰精致；工程坚固耐久。进而引导学生思考：金字塔象征着什么？在地处沙漠地区、没有任何现代机械设备的前提下，金字塔是如何建造起来的？它的建造体现什么？学生展开丰富的想象，积极发言，提出了多种多样的建造方案。既学到了知识，锻炼了思维，又使思想得到升华。 又如讲《甲午中日战争》这一节内容时，播放电影《甲午风云》中的这样几个镜头：邓世昌等北洋水师官兵海上奋勇抗敌，壮烈烈国；李鸿章下令北洋水师“避战自保”；慈禧太后筹备六十大寿庆典，大肆铺张；挪用海军军费，建造公园；北洋水师在威海卫全军覆灭。进而引导学生思考：北洋水师为什么在短时间里，就毁灭在日本侵略军手里呢？学生通过思考，联系李鸿章退缩避战、慈禧太后铺张浪费的镜头，得出结论：清政府的腐朽统治是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战败的根本原因。通过不断的思考，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四、运用多媒体技术创设情境，陶冶学生情操，塑造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 历史课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国情教育的好教材，它在培养和塑学生具备良好的品德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作用。培养学生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是学校教育的首要任务。我们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把思想品德教育摆在重要的位置，要挖掘历史教材中蕴含的思想内容，对学生进行马克 思主义基本观点教育、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国情教育。但是，在传统的教学方法中的课堂教学，单靠语言来描述，缺乏情景和环境渲染，往往不能使学生产生共鸣，难以发挥历史学科的思想教育优势引起学生情感共鸣，自觉地接受熏陶。而利用电教手段，就能解决上述难点。现代化教学技术的应用，最佳情境的创设，形象地再现历史场景，有利于强化学生的情感，使学生感受到历史氛围，从而进入角色，受到感染和教育。如讲“鸦片战争“内容时，可播放电影《林则徐》中的几个镜头：官兵吸食鸦片，精神不振，战斗力削弱；政府白银外流，影响清政府的财政入；人们吸食鸦片，造成家破人亡。短短几个镜头，不仅形象地再现了鸦片输入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灾难，而且增强了学生对的认识，了解了的巨大危害，使学生在接受历史知识的同时也自觉地受到防毒反毒的教育。 五、运用多媒体技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随着新一轮课程改革的来临，在教学中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使学生会自主学习成为教学中的重点问题。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多媒体技术的应用能起很大的作用。利用多媒体，创设情境，导入新课，列出阅读提纲，指导学生阅读，教师再针对提纲提出的问题，检测出学生的阅读情况，久而久之，学生就能形成很强的阅读能力。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提高观察、分析、思维等高层能力的基础。许多学生不能掌握知识，乃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学会流畅地阅读、有理解地阅读，还没有学会阅读的同时进行思考。 总之，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为教育改革提供了条件，各种现代化科技成果被用于教学中，既推动教学手段的更新，而且促进了教学方法的改革。现代教育技术通过声、光、形、色、音等多种信息作用于学生，既提高了学生的兴趣，又能在在他们的大脑皮层中留下了很多较深刻的历史现象痕迹，从而加深了学生对所学历史知识的印象，便于学生记忆历史知识和形成良好的品德，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现代教育技术与不断改革的教学手段相结合，一定会为学生的全面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 历史教育论文:浅议历史教学与马克思主义教育 提要 本文指出,在历史教学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教育,必须讲清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正确认 识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引导学生掌握阶级分析的方法。 历史教学应当通过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讲授,以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来 教育青年一代,培养他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提高他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来观察 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因此,在历史教学中必须把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贯穿其中。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教育,就必须讲清楚“人民群众是创 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 、住以及其它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唯物史观 认为,劳动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没有劳动人民从事生产活 动,就不能解决人们的物质生活问题,人类就不能生存,更谈不上社会历史的发展。因此,社会发展史归根到 底是生产力、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物质资料生产者即劳动群众的历史。 有了这个基本认识,再进一步结合史实引导学生认识,劳动人民从事生产活动所提供的物质生活资料是创 造精神文化财富的物质基础,一切科学文化艺术的创造和发展,追根溯源,都来自群众的实践。 历史上,劳动人民直接创造了大量光彩夺目的精神文化财富。语言和文字是劳动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创造发 展的;历史上许多优秀的建筑、雕刻、绘画、诗歌、音乐、舞蹈的创造,都出于劳动人民之手。同时,在劳动 人民中,还涌现了许多杰出的科学家、思想家、发明家、文学家、艺术家。教师在教学中利用这些生动的历史 事实,引导学生认识劳动群众是科学文化的真正主人。 在历史教学中,还必须结合史实,着重指出劳动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这种“决定”作用,在社会大变革时 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和突出。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代谢,总是 通过人民群众社会革命来实现的。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新兴剥削阶级也加入革命运动,甚至成为革命的领 导者,但革命的根本力量,推动社会变革的主力,始终是广大劳动群众。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教育,就要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杰出人 物在历史上的作用 杰出人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顺应时代的需要、阶级的需要、群众斗争的需要而出现的。随着社会 生产实践和阶级斗争的发展,当历史进程提出要求,特别是提出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的斗争任务时 ,代表历史发展方向或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先进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为了同维护旧制度的反动阶级作斗争, 需要在先进的思想、理论指导下,动员和组织起来,形成强大的革命力量。这就要求有杰出的领导人物把这个 发动组织和领导群众斗争的任务担当起来,而这样的杰出人物必然会或迟或早地应运而生。 杰出人物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起重大作用,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和活动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 ,代表着先进阶级和集体的利益,在不同程度上反映或客观上符合了广大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任何杰出的人物 ,不管其个人特点如何,也不管其作用多大,都不能超越一定的历史时代,不能脱离所属的阶级,不能脱离群 众斗争的实践,更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在引导学生评价历史人物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历史观点,坚持辩证的分析方法。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对历史人物进行具体的、深入的、全面的分析,对于以往的杰出人物,要分清其成绩与缺点、 主流和支流,把握他的主要倾向。既要肯定他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同时又要指出其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只 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对历史人物作出正确的评价。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必须引导学生掌握阶级分析的方法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似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 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观察社会历史现象就是阶级分析方法,这个方 法也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矛盾分析方法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运用。在课堂教学中可以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引导学生根 据已经掌握的历史知识去理解新的历史知识,引导学生透过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培养分析、综合历史问题的能 力。 总之,在历史教学中,要想使学生透彻地掌握规律性的历史知识,教师必须注意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 的基本观点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必须在历史教学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教育。 历史教育论文:有关对历史教学中创新教育的探索 一、转变教学观念,培养学生主动探索的能力 创新教育要求教师树立新的教育观。叶圣陶指出:“师当然须教,尤宜致力于导,多方设法,使学生能逐渐自求得知……教是为了不教。”因此,我在传授历史知识的同时,还注重加强学生能力的培养,尤其是自学的能力、综合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主动探索能力的培养。例如:我在学习“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老师在讲台上给我们讲授其爆发的原因、过程、影响,而我们在下面似懂非懂地听,听完后只记住了里面的“重点”。所以当我讲授这一课内容时,就没有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而是把“教”变成了“学”,简要过程如下:导入新课后,为了培养学生概括能力和疏理知识的能力,引导学生自学完成如下作业:1.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的原因是什么?2.革命过程中主要有几件事?3.革命的影响(国内、国际)是什么?革命过程有何特点及其说明了什么?等等。学生完成后,公布自学结果,我再对学生自学讨论中出现的问题及教材中的重点、难点进行串联讲解,最后,鼓励学生向课本质疑,向我质疑,把思维的触觉点升华到理论高度,营造一种宽松的教学双向交流的气氛。这样就把教学活动真正变成活跃学生思维、启发学生思考、引导学生创新的过程。 二、打破传统教学方法,创造想象驰骋的空间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才能使他们有最大的学习主动性,以满腔热情和坚强的意志努力获取知识,对于学习中的艰辛也不再感到苦涩。然而并非每个学生都对学习有兴趣,学习中的挫折、困难会使一些学生由害怕变为厌学。教师应善于帮助学生认识到知识竞争的新形式,学好知识,培养多方面的能力,这既是学生实现自身价值的需要,又是社会生存的需要。教师应引发学生求知的欲望,让学生真正把“要我学”变成“我要学”,促使学生从畏难发愁、望而却步转变为跃跃欲试、知难而进。例如:在讲《美国独立战争》一课时,当学生按照我教给的方法进行自学,对战争爆发的原因、经过、结果有了较深了解后,我及时抓住这一时机,引导启发学生编小故事,要求与本课内容相符,可以以旁观者的身份,也可以以一个美国人的身份,还可以以美国总统华盛顿的身份……通过编故事让学生发挥想象力,学生既对本课内容有了深刻的理解,又得到了快乐,更训练了创新意识,培养了创新能力。 三、质疑解疑,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 “学起于思,思源于疑”。疑问是思维的火种,是创造的动力。北宋张载曰:“有不知,则有知;无不知,则无知。”“于无疑处有疑,方是进矣。”不难看出,任何知识的取得,能力的培养和形成,需要由有疑到无疑,再由无疑到有疑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这就要求教师在全面把握教材的基础上结合学生实际,精心设计每一个问题,要求题目难易适中,深浅适度,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点到面。例如,学了《法国大革命》后,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是17、18世纪两次重要的历史事件,它们有哪些相同点和不同点?”问题一提出,学生的思维马上活跃起来,立即联系前面所学的知识对革命的每一个方面都进行比较,积极回答问题,并且提出新问题,这样既能锻炼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又能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 四、精心设计练习题,促进创造性思维的发展 练习是学习理解知识、运用知识和形成技能必不可少的重要方面,科学有效的练习能提高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例如,我在讲《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这一课时,在学生对本课有了较深刻的理解后,设计了这样的练习题:八国联军的侵华过程是“一路顺利”还是“毫不费力”?这说明了什么?2.抗击八国联军斗争英勇的义和团结局如何?为什么?3.结合《辛丑条约》内容谈谈这个条约给中华民族带来哪些危害?针对这些问题,学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后得出了满意的答案。这样的问题,既锻炼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又培养了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总之,创造并不神秘,“人人即是创造之才,时时即是创造之际,处处即是创造之地”。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贯穿于教学的整个过程,有利于打破一些学生固定不变的思维定势,训练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开发学生的智力。只要教师在教学中转变角色,变单纯的教学传授者为教学活动的组织者、指导者,以科学的方法训练学生,学生的创新意识就会逐渐形成,创新能力就会逐步提高。 历史教育论文:历史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的思考 摘要:实施素质教育的首要问题是转变教育思想,更新教育观念。历史课程实施素质教育,应树立素质教育的课 程地位观、目的任务观、教材观、课程结构观、教法体系观、教学评价观和学习动力观。 关键词:历史教学 实施 素质教育 思考 历史课程实施素质教育,就是要在向学生传授历史知识的同时,充分挖掘这些知识的文化价值和教育价值,充分利用教学等其它方式的教育功能和社会功能,充分发挥历史教师作为多种角色的榜样和影响作用,通过历史知识的学习,养成遇事具有自觉性、果断性、坚持性等意志品质,并具有自我调节、自我控制的能力。 一、树立素质教育的课程地位观 历史课程实施素质教育,首先要确保历史课程的应有地位和课时计划的落实。中学历史课程是国家基础教育课程计划中规定的必修课程,是义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历史教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反复重申了对青少年进行历史教育的重要性。因此,历史教师应认真上好历史课,确保历史课程应有的地位和课时计划的落实。 二、树立素质教育的目的任务观 全方位地认识学科教育的功能,辩证地理解历史教学的目的任务。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是通过多门学科的课程的实施来实现的,但并非一门课程只承担某一种素质的培养。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任务,要求每门课程在确定目的任务的时候,应全方位地认识学科的教育功能和素质教育的要求。以往,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学科教育的智育功能、德育功能以及美育功能而较少涉及到形成具有统摄作用的观念、意识等深层次的文化教育功能和养成良好个性品质的心理培养功能。这种文化教育功能是由学科本身的文化价值所决定的。历史学科教学内容的广泛性、丰富性,决定了它在素质教育中具有重要的文化教育价值。历史教学作为一个实践过程和人际交往过程,还具有心理培养的功能。因此,在确定历史课程的目的任务时,要全面地辩证地理解历史教学传授知识、培养能力、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三项任务之间的关系。 三、树立素质教育的教材观 教材是实现教育目标的媒体。从素质教育目标出发,要树立多元的、主体的教材观和灵活处理教材的使用原则。历史教科书是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媒介,学生通过学习教科书的内容来了解和掌握历史知识。因此,不能教材仅仅视为教科书。除了教科书以外,有关的音像制品、文物、历史纪念场馆、历史遗迹等也都是学习历史的好教材。有条件的地方,教师要善于吸收“在统一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实行多样化”的各种不同版本教材的优点。 在教材的使用上,要改变传统的“忠于教材”的陈旧观念,要根据义务教育的要求,并结合实际,灵活地处理教材。为了使历史教学更好的体现素质教育的要求,在教学内容上可以突出以下几个着重点: 1.要重视和加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特别是传统美德的教育,以帮助学生从历史上认识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提高其思想道德修养和民主法制观念。做一个合格的公民。 2.要重视和加强中外改革史的教学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的教学。帮助学生从中外历史上加深理解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提高学生对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适应能力,为积极投身于现代化建设奠定思想基础。 3.要重视和加强乡土历史教学,以帮助学生从历史上了解家乡,从而更加热爱家乡,增强为家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献身的感情和一定能建设好家乡的信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增强爱国主义的情感。 4.要重视和加强人类历史发展中自然环境与社会发展关系的教育,以帮助学生从历史上认识加强环境保护、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意义,从而树立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观点。 四、树立素质教育的课程结构观 要树立全面的历史学科课程观。课堂教学是历史教学的主要形式。历史课堂教学要充分体现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指导思想,使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地学习。课堂教学要努力体现“谈古论今”的原则。在继续加强课堂教学改革的同时,要积极探索学科活动的内容、方式,有计划地组织各种形式的课外历史教育活动,真正把学科活动作为整个课程的有机部分,树立全面的历史学科课程观。 五、树立素质教育的教法体系观 素质教育的主体性和全员性特点,决定了素质教育强调启发式原则和因材施教的原则。素质教育上述原则决定在教法上注重组合。历史教学为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在教法改革上似可做如下表述:依据实际(即教材、学生、教师以及教学环境四要素的实际)。发挥优势(即充分发挥教师教学技能技巧和教学特色方面的优势),优化选择(即从多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中选择最优的方法,做到教学有法无定法),优化组合(根据教学四要素在教学中的变化,相应调整教学方法的组合形式,以求达到教学方法的选用与组合,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是符合教学四要素实际的最佳组合,实现教学最优化)。 历史教育论文:试论历史教学中的创新教育 一、创设和谐课堂氛围 学生的创新思维并不是教师直接培养或给予的,而是在适宜的教学环境下自主发展的结果。为此,转变旧的教育观念,树立民主、科学的教育思想,给学生营造一种个性化、民主化的学习氛围是创新思维的保障。 1 历史课对学生树立创新意识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历史课中,有古今中外着名的政治家、发明家、科学家、艺术家等,他们所进行的奋斗,对学生创新品质形成具有启发教育作用;他们的崇高声望,往往会转化为学生巨大的创新动力。 2 营造平等的师生关系。构建一个民主、宽松、平等的课堂教学氛围,使学生在轻松的气氛中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教师要鼓励学生大胆发言,认真倾听学生的意见,积极保护学生的奇思异想。这才有利于学生创新思维的萌发与发展。 二、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历史教学中,发展学生创新思维就是要激发学生“问题”意识。教学中,一些教师先设疑后解疑,往往不能引起学生的积极思考,原因就在于教师提出的问题引不起学生的兴趣。我们应当把质疑的权力还给学生。“要相信孩子”这是苏霍姆林斯基的一个重要主张。质疑的氛围一旦形成,思路一旦打开,他们就会像鱼儿寻食一样去追求知识。而且,他们不只满足于课堂上质疑、解疑,还会把自己的疑问带到课外去解决,长此以往,就会形成自主学习能力。历史教学中,激活学生的“问题”意识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教师的提问,二是学生的发问。 1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提问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历史教师的提问,要在深入研究教材的基础上,准确地把握重点和难点,同时理清各部分知识的内在联系,精心设计、环环相扣,从而使学生去思考、联想、探究,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发现历史的本质,进而明白历史发展的阶段特征,把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达到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目标。例如:在讲“北魏孝文帝改革”时,先问“什么叫民族融合?北魏民族融合的重点是什么?”再问:“北魏孝文帝改革的背景是怎样?有哪些主要内容?改革有何重大的意义广最后要求列出简表与商鞅变法对比,找出异同点、加深印象。 2 鼓励、诱导、启发学生发问也是培养学生产生“问题”意识的重要手段。回答问题固然是一种能力,善于提出问题更是一种能力。孔子云:“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只有培养学生善于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能力,才能激励学生创新的冲动。 三、训练学生求异思维能力 教学中,教师除了要让学生知道“是什么”之外,还要启发学生思考可供选择的还有什么。不要把学生的思维限制在“一”上,而是努力促使学生去探索“多”。如在复习《中国历史》关于中共在各阶段实行的土地政策问题中,教材只给了当时土地政策的内容、影响,没有涉及到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及其他问题。教学中教师应启发学生思考,要求学生结合所学知识进行讨论,鼓励学生大胆求异创新。在学生思考、讨论并充分发表自己意见的基础上,教师总结指出:第一,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实行“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耕者有其田”的做法,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必要手段,是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包括地主阶级)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这一时期,中共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有利于团结地主阶级,共同抗日。这种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手段,虽然是权宜之计,但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二,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旧中国,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是获取财富的主要来源。旧中国绝大多数人是农民,中共实行的土地政策,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样就丰富了教学内容,使结论更加科学、完整。同时教师还要充分肯定学生大胆求异、不盲从的精神。这就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有意识地培养了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 四、课后练习宜布置开放性题目 课后练习是巩固课堂所学知识、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有效途径。但是,考虑到不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练习题应少而精,要以开放性题目为主,给学生留有实践、创新的广阔空间。如在学习《世界历史》中有关工业革命的影响时,教师可让学生结合所学的历史、地理知识进行评价,要求学生在评价时各抒己见,但要言之有理,自圆其说。这样,不仅帮助学生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而且进一步推动了学生积极思考、主动探究。这就既培养了学生动脑的习惯,又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试论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 一、“超文学研究”的性质及与“跨学科研究”的区别 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研究方法，是指在文学研究中，超越文学自身的范畴，以文学与相关知识领域的交叉处为切入点，来研究某种文学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它与比较文学的其它方法的区别，在于其它形式的比较文学是在文学范畴内进行，而“超文学研究”是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的研究 这里所说的“超文学研究”与已有的大量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著作中所说的“跨学科研究”，并不是一回事。 什么是“跨学科研究”呢？我国现有各种比较文学学科著作对“跨学科研究”的解说，大都全盘接受了美国学派所倡导的“跨学科研究”的主张，认为“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通常的解释是：“跨学科研究包括文学与其它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研究，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不过，我们在认可“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之前，首先必须解答这样的问题：第一，“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抑或只是文学研究中的研究方法？第二，“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还是文学研究中的特殊方法（只是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 对于第一个问题，众所周知，“跨学科研究”是当今各门学科中通用的研究方法，并不是文学研究的专属。科学的本意就是“分科之学”，分科就是一种分析，然而光分析还不行，还要“综合”，而“跨学科”就是一种综合。自然科学中的数、理、化、生物、医学等学科的研究，往往必须“跨学科”，以至产生了“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新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中，也有“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历史哲学”、“宗教心理学”这样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许多情况下，需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哲学、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才能解决一个问题。如我国最近完成的“夏商周断代研究”的课题，就是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数学、物理学、化学、文艺学等跨学科的专家学者联合攻关的结果。 对于第二个问题，回答也是肯定的：“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而不是只有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文学是人学”，一切由人所创造的学问，都与文学有密切的关联，这是不言而喻的。而研究文学势必要“跨进”这些学科。例如，我国读者最熟悉的恩格斯对巴尔扎克创作的评价。恩格斯从经济学、统计学看问题，这就使文学与经济发生了关系；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谈到了巴尔扎克与传统贵族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的态度，这就使文学与社会学发生了关系；又谈到巴尔扎克对法国风俗史的描绘，这就使文学与历史学发生了关系。可见，文学评论与文学研究，势必会不断地涉及到纯文学之外的各种学科——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然而，虽然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的时候跨了学科，我们也决不能把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论视为“比较文学”。再如，我国研究《红楼梦》的“红学”，王国维的研究角度是叔本华的悲剧哲学，俞平伯等“索隐派”用的是历史考据学的角度与方法，等人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现在更有很多人从宗教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佛教、道教的关系，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之“梦”及人物的变态心理，从性学角度研究男女两性关系，从医学角度研究林黛玉等人的病情和药方，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宫廷政治，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中的经济问题，从语言学角度使用计算机统计《红楼梦》中的用字用词规律。《红楼梦》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可以因为红学研究都跨了学科，就把“红学”划归到比较文学学科中来吗？当然不能！凡有一些文学研究经验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一旦提笔写文章，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跨学科”，“一不小心”就“跨了学科”。对文学研究来说，最容易“跨”的，是社会学、心理学、艺术学、哲学、宗教学、民俗学、历史学等。有很多文学研究的文章，仔细分析起来，就跨了许多的学科。前些年文学研究和评论界提倡的“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观照作品，其实质就是提倡用“跨学科”的广阔视野来研究文学现象，而不能一味胶着于某一学科的视角。可见，如果我们单从“跨学科”来看问题，则大部分文学评论、文学研究的论著和文章，特别是有一定深度的论著和文章，都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能把这些文章都视为“比较文学”的成果吗？都视为比较文学研究吗？当然不能！文学研究，除了纯形式的文本研究（像当代英美有些“新批评”理论家所做的那 样，尽管纯粹的形式的、纯文本的研究极难做到“纯粹”）之外，即使纯粹的字句分析那也是跨学科的——从文学“跨”到了语言学，更不必说字句和形式之外的研究了。可见，“跨学科”是文学评论的文学研究中的共同途径和方法。文学与其它学科的这种“跨学科研究”，甚至形成了若干新的交叉学科，如“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美学”、“文学史料学”等。但是，恐怕很少有人赞成把“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或“文艺美学”等看成是“比较文学”，尽管它们是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因此，我们在学科理论上必须明确：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必须是同时又是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的研究，那才是比较文学，才是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的研究；单单“跨学科”不是比较文学。例如，在宗教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中，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学、基督教与中国文学、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因为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对于中国来说，是外来的宗教，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同时也是跨文化的研究，属于比较文学研究；而关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的研究，还有某一国家的政治与该国家的文学的关系研究，某一国家的内部战争与文学的关系研究等，都不是我们所说的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这种研究没有跨文化、跨国界、跨民族，这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而不属于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在这里，“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跨国界”应该是比较文学学科成立的必要的前提。换言之，有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属于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是“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而另一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则不一定是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没有“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总之，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是将某些国际性、世界性的社会事件、历史现象、文化思潮，如政治、经济、军事（战争）、宗教哲学思想等，作为研究文学的角度、切入点或参照系，来研究某一民族、某一国家的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与文学相关的有关社会文化现象或学科领域的“国际性”。 可见，我们不使用“跨学科”或“科际整合”这样的概念，而是使用“超文学”这一新的概念，是表示不能苟同美国学派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尽管这种看法已经为不少人所接受。使用“超文学”这一概念，有助于对漫无边际的“跨学科”而导致的比较文学学科无所不包的膨胀和边界失控加以约束。它可以提醒人们：“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也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因此，我们不能把“跨学科”研究等同于“比较文学”。 二、“超文学研究”的方法及适用范围 现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教材和专著，绝大部分都在“跨学科研究”的专章中，列专节分别论述文学与其它艺术、文学与哲学、与历史学、与心理学、与宗教、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诚然，搞清这些学科之间的关系对于跨学科研究是必要的。但是，这些只是文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研究，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的原理层面上的东西，还不是我们所指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不是总体地描述文学与其它学科的一般关系，而是要在一定的范围内，从具体的问题出发，研究有关国际性、全球性、或世界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运动、经济形势、军事与战争、哲学与宗教思想等，与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某一时代的文学、甚或全球文学的关系。“超文学”的研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前提下建立自己的方法，确定自己的适用范围的。 同“跨学科”的研究相比，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的范围是有限定的，有条件的。与文学相对的被比较的另一方，必须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这是比较文学“超文学研究”得以成立的前提和基础。什么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呢？“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不同于所谓“学科”。“学科”本身是抽象的、人为划分的东西，“学科”是科学研究的范围与对象的圈定，而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与课题本身。而“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可以被划到某一学科内，但它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东西。例如，对文学影响甚大的弗洛伊德主义，可以划归“心理学”或“哲学”学科，但弗洛伊德主义作为“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又不等于“心理学学科”或“哲学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们所说的与文学关系密切的“国际性事件”之一，可以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划到“军事”学科，但它显然不等于“军事”学科。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所涉及到的正是这种具体的“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它们不是被圈定的学科，而是在一定的时空内有传播力、有影响力的国际性的思潮与事件。这些思潮和事件大体包括政治思潮、经济形势、跨国战争、宗教信仰、哲学美学思潮等。在这样的界定中，自然科学作为一个学科与文学学科的关系，不在“超文学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之内。而与自然科学有关的、具有传播力的国际性思潮，如唯科学主义思潮与文学的关系等，则属于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范围。 例如，在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所谓“红色三十年代”的共产主义政治思想对欧美文学、对亚洲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的影响。那时，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左翼政治思潮，极大地改变了那个时代世纪文学的面貌，而且，左翼政治思潮从欧洲、俄苏发源，迅速地波及了包括日本、朝鲜、中国、印度、土耳其等在内的亚洲国家，并影响到文学，形成了文学史上所说的颇具声势的“无产阶级文学”。同样的，六十至七十年代中国的“”运动，不仅对国际政治本身产生了影响，而且对于不少国家的文学也产生了影响。在美国、在英法等欧洲国家，在日本，甚至在黑人非洲的一些国家，都出现了呼应中国的“”的“文学作品”，出现了规模不等的青年人的“造反文学”，出现了歌颂的诗歌；相反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出现了反对中国“”的文学作品。另外，虽然有些政治事件并没有国际性的影响，但对比较文学而言也有价值。如，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歌功颂德的文学，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深刻的相似性，很值得进行超文学的比较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的所谓“冷战”时期，在某些敌对国家出现了具有强烈冷战色彩的文学，如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国家的“反美”文学，中国的七十年代大量出现的“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文学，作为政治与文学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都相当具有研究价值。但是，上述提到的这些课题，目前的研究均非常薄弱。在我国，艾晓明博士的博士论文《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1]是研究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学与国际共产主义政治及国际左翼文学的不可多得的力作。而上述其它方面的研究，则基本是空白。 在国际经济形势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中，也存在着许多诱人的研究课题。例如，历史上的经济活动、商业活动对文学的影响，商人在文学的国际传播中的作用，如古代的“丝绸之路”是闻名的连接东西方重要的国际商业、经济通道，“丝绸之路”的经济活动对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对中东地区乃至古罗马帝国文学有何影响？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而描述“丝绸之路”的各国文学作品，也非常值得加以收集整理和系统研究。在古代文学中，反映经济活动的作品有不少，如阿拉伯的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大部分故事以商人为主角，以商业活动为题材，我国阿拉伯文学专家郅溥浩先生在其专著《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2]中，有一专节，从国际商贸的角度，对《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做了独到的分析，并把它与中国的“三言二拍”中的有关作品做了比较，是经济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成功的例子。日本 十七世纪的作家井原西鹤的作品中，有一类小说称为“町人物”，即经济小说，笔者曾在《井原西鹤市井文学初论》[3]中，以当时的东西方经济状况为大背景，对他的经济小说作了分析。到了现代社会，经济与文学的“联姻”现象越来越突出，例如法国十九世纪大作家巴尔扎克，被英国作家毛姆称为“认识日常生活中经济重要性的第一个作家”（毛姆《巴尔扎克及其〈高老头〉》）；马克思也认为巴尔扎克在其作品中所提供的经济材料，比那些职业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还要多。在现代世界中，经济的全球化对各国文学的影响，越来越成为全球化的文化现象。如1929年的那场世界经济危机就在中国文学中留下了印记，茅盾、叶圣陶、叶紫等在三十年代初写作的反映农村凋敝商人破产的作品，都以当时的世界经济危机作为大背景。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对我国的港台地区的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七十年代以来，在日本文学中产生了“经济小说”、企业商战文学这种类型，并影响到了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的文学。看来，商品经济与文学活动、文学作品的商品化等问题，已经成为比较文学“超学科”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文学与战争、与军事的关系，历来密不可分。古代世界文学的史诗，是以描写部族之间、民族之间的血腥战争为基本特征的。可以说，没有战争，就没有史诗，而这些战争往往是“跨民族”的、没有国界的战争。到了现代，除了一个国家的内战之外，所有大规模的战争都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或国际集团与国际集团之间的战争，因此，战争本身往往就是“跨国界”的人类行为，战争对文学的影响也往往是跨越国界的影响。从战争、军事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现象，很多情况下就是揭示战争与文学关系的“超文学研究”。特别是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两次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对作家的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刺激是空前的。可以说，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二十世纪“战争文学”的繁荣。要深入研究以世界大战为背景、为题材、为主题的“战争文学”，就必须立足于战争与文学的关系，在“战争”与“文学”之间，在不同的交战国之间，找到独特的契合点、交叉点和问题点。一方面，研究战争及战争史的学者，应该重视并充分利用“战争文学”这一不可替代的材料，重视战争文学所特有的对战争的形象、细致的描写，以补充战争史文献的缺欠和不足；另一方面，研究文学的学者，面对战争文学作品，不能只逗留在作家作品的审美分析、人物性格的分析、作品形式与技巧的分析等纯文学层面，而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家的立场与观点，例如作家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人道主义思想，抑或是作家的法西斯主义思想，作家的好战态度与反战态度；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品的人物形象，战争与作品中的人性、战争与审美、战争与文学的价值判断等问题。但是，在目前的文学研究中乃至比较文学研究中，关于战争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还很少见，还没有被展开。笔者的《“笔部队”与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4]一书，是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尝试；倪乐雄的专题论文集《战争与文化传统——对历史的另一种观察》[5]中的有关论文，如《武亦载道——兼谈儒文化与战争文学》？〈诗经〉与〈伊利亚特〉战争审美背景与特征之比较》等，从中外文化比较的开阔视野，成功地展开了中外战争文学的比较研究。但是，迄今为止的大多数研究战争文学的论文和著作，还都局限于“战争题材”本身，局限在国别文学内部。这种研究也有战争与文学的“跨学科”意识，但是，却往往没有把视野进一步扩大为跨国界的、跨文化的广度，因而它还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的研究，还不是真正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另一方面，将反法西斯主义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进行总体的比较的研究，就很切合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途径；同样，对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法西斯主义文学的研究，也必须具有跨国界的世界文学的总体眼光。对中国的抗日文学的研究，仅仅站在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内部还不够，还必须有自觉的中日文化的比较意识，必须将中国的抗日文学与日本侵华文学置于一个特定的范围，进行必要的对比，研究才可能深入。 宗教是最具有国际传播性的一种文化现象。文学与国际性的宗教的“超文学”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揭示宗教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彼此共生的关系。这种研究有两个基本的立足点。其一，是在宗教中看文学，所谓“在宗教中看文学”，就是立足于宗教，去寻找和发现宗教如何借助文学，如何通过文学来宣道布教。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宗教性的文学作品，亦简称“宗教文学”。如起源于印度、流传于亚洲广大地区的佛教文学，包括本生故事、佛传故事等；起源于犹太民族，而流传于全世界的圣经故事、圣经诗歌等。其二，是在文学中看宗教。所谓“在文学中看宗教”，就是立足于文学，看作家如何受到宗教的影响，作家如何借助宗教意象、宗教观念、宗教思维方式来构思作品、描写人物、表达情感和思想。这两种不同立足点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揭示外来的宗教文化如何影响和作用于文学。在以往的比较文学研究中，文学与外来宗教的比较研究受到了重视，涌现出了大批的成果。在我国，关于印度传来的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的研究，已经相当广泛和深入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就陆续有梁启超、鲁迅、胡适、陈寅恪、许地山、季羡林、赵国华、孙昌武、谭桂林等重要的研究家。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佛教及佛教文学对于激发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对于志怪小说、神魔小说的形成，对于汉语声韵的发现及诗歌韵律的完善与定型，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佛经的翻译，对于大量印度民间故事传入中国，对于引进和丰富中国语言中的词汇、语法，对于文言文体的通俗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学‘特别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光这个课题的博士论文，就出版了五六种。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特别是与我国的回族和维吾尔族等西北部少数民族文学，也有深刻的联系。近来面世的马丽蓉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6]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具有开拓性。 哲学与文学的关系也特别的紧密。外来哲学思想对某一本土文学的影响和渗透，可以改变本土作家的世界观，可以影响作家对世界、对人生及文艺的认识角度与方法，从而使作家的创作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在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中，外来哲学思想与某一本土文学的关系，有大量的课题需要研究。如，在东亚文化区域中，中国的哲学思想曾影响到了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中国的老庄哲学的自然、无为的观念和儒家哲学中的忠孝观念等，对日本历代文学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晚明时期的“实学派”的哲学思想影响到了朝鲜，使朝鲜产生了“实学派”文学。对阿拉伯文学造成很大影响的“苏菲主义”神秘哲学，受到了印度的吠檀多派哲学和欧洲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影响。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思潮对东方文学的影响特别明显。如尼采的“权力意志”及“超人哲学”，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哲学等，在东方文学中，或引发了相关的文学思潮，或出现了相关的文学流派，或出现了表现相关哲学思想的作品，或促进了文学批评观念与方法的变革。应该说，二十世纪东方各国的先锋派的文学，无一不同西方的哲学思潮有关，换言之，外来哲学思潮是东方现代文学发展嬗变的重要的外部推动力之一。 看来，作为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之一，“超文学研究”在谨慎规定自身的同时，也可以在许多丰富的、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中韩近期比较文学研究 在东方比较文学领域中,中韩近代文学研究部分是一片“净土”,尤其是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领域受到了长期的冷遇。虽然中韩新小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比较系统的研究着作。韩国文学专家赵杨的《中韩近代新小说比较研究》(以下简称《中韩新小说》)一书的问世,意味着填补了中韩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的空缺。尤其对于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而言,具有开垦意义。作者先从整体上把握了中韩新小说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两国的具体的作品———勾勒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发展轨迹,这是本书中的亮点。《中韩新小说》无疑为中韩近代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中韩近代时期的小说发生了“新”的变化,正如康有为说:“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1](P288)随着人们意识的开化,具有了“从乡下人到国人到世界人”[2](P1217)的眼光,逐渐形成了“世界”及“世界文学”意识。 中韩近代新小说的发展历程也是如此,我们清楚地看到中韩的小说观念、文体、叙事方式及新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关系等方面都受了外国小说的影响,不仅如此,中韩两国近代新小说发展也有影响关系,又有各自新小说的特点,因此,本题具有一定可比性。全书有“中韩新小说的萌芽”、“中韩新小说的历程”、“中韩新小说观念和形成的变化”、“中韩新小说个性与共性的内外因素”、“承前启后的中韩新小说”共5章,着者借鉴了中韩两国文学研究成果及其研究角度,书中指出:“中国学者惯于在新小说中寻找现代小说的源头,而韩国学者喜欢挖掘新小说从传统中承继了什么,一个向前看,一个回头看,似乎在打通整个小说史的研究中都没能做到两者兼顾,这也是双方需要相互借鉴之处”。与此同时,着者还利用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结合宏观比较文学的视角,揭示出了中韩两国的近代新小说的形成、发展及其思想上的特点、艺术上的特色等诸多问题。为我们清晰地整理、概括、分析出了中韩近代新小说历程足迹。《中韩新小说》对于新小说类型方面有新颖的见解,着者主要论述了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共三个方面。 《中韩新小说》的研究对象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大致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着者认为:“中国新小说开始于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止于五四小说兴起;韩国新小说起于1906年李人稙《血之泪》的发表、止于1917年李光洙的《无情》,时间上大体相当”。从上述时间来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出现盛行退潮”只不过用了11年(韩国)、17年(中国)的时间,可以说,中韩新小说在近代文坛上是“昙花一现”式的。在这短短十几年间之所以出现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是与中韩两国的近代小说观念变化有关,而其观念的变化来缘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外部因素的“冲击”,一个是小说自身发展的规律。外部因素中,以梁启超对韩国近代文学家的影响为甚。着者在第二、三章的部分章节做了详细的论述。例如:梁氏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897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等一系列主张“小说界革命”的文章影响了韩国近代文人申采浩的《近今国文小说着者之注意》(1908年)、《小说家的趋势》(1907年)的小说观,和李海朝的《自由钟》(1908年)等作品———分别产生以下的小说观:“小说之国民之魂”、“小说是先导国民的精神”和“批判旧小说”等等。 他们都受到了梁氏的“小说界革命”的影响,注重和强调小说对民众的教化作用。虽然这些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忽视了文学作品该具有的“审美感”,但是,从近代小说观念变化的角度来看,这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与此后产生种种的“新小说”有着重要的联系。由此可见,带启蒙意识的政治小说,如:中国的《新中国未来记》《狮子吼》等对于韩国的《自由钟》《禽兽回忆录》等开了中韩新小说的先河作品具有一定的启迪,梁氏《新中国未来记》倒叙的手法对韩国新小说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的,可见,中韩近代新文学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接着,着者在《中韩新小说》第二章第二、三节中,对中韩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政治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慢慢退出中韩近代文坛之后,新小说中的社会小说逐渐占了上风。众所周知,中韩两国的社会小说之所以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受到各自传统文学的影响。着者认为:“韩国的社会小说《鬼之声》《雉岳山》《鬓上雪》等也都反映了新教育、反迷信、两班贵族的没落等(社会现实),可以说融入了一些近代化的元素,洋溢着对旧道德、旧制度的批判,但仍然沿袭了一些惯用的传统小说主题,如妻妾争端、继母虐子等,围绕着家庭问题展开社会批判。 而中国以清末四大小说为代表的社会小说对《儒林外史》的借鉴则是非常明显的,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揭示某种社会弊端作为小说的创作中心,由种种社会问题直接构成情节矛盾,引领读者进一步认清面对的黑暗和无奈”。同样的,在中韩近代文坛上,稍晚出现在中韩的作为新小说的言情小说也具有了各自的特点。中韩两国的言情小说都对“婚姻爱情”自由恋爱等进行了新的探讨。但是,中国的言情小说常常是“郎才女貌”式的恋爱观的模式,而韩国的言情小说结局也没能摆脱“大团圆”的俗套。如上所述,通过两国的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澄清了各自的特点。如果将政治小说和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做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后者大大强调了其“娱乐性”和“商业性”。鉴于此,着者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此时的小说观念价值取向是政治思想的启蒙宣传和社会问题的揭露,小说的审美需要和人物情节等的安排都是次要的。当制约小说观念的政治因素消弱之后,小说又回到它的本色中来,消遣娱乐功能得到了强调。这一时期的中韩新小说不再是单纯的政治附属品,小说家们开始注意小说自身独特的价值和艺术特征,追求形式的创新,两国小说从注重政治性转向注重艺术性。” 可想而知,新小说经历的种种历程,亦遵循着社会的发展规律,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粉墨登场。在强调真实历史地写作的时期,政治小说应韵而生,而在随后的发展中,社会及读者对于其观赏性、艺术性、生活性的作品呼声日涨,对于新小说的进步,言情小说的出现可谓是众望所归。从此,中韩新小说的主题慢慢与通俗性、娱乐性靠拢,这虽与有近代出版媒体商业性操作分不开,但不可否认,到了近代末期中韩新小说的“虚构性”、“娱乐性”、“商业性”都加快了他们的普及,随之越来越受广泛民众的青睐。新小说的这种发展趋势,无疑对“纯小说”发展有积极影响的。着者在解释了新小说的观念渐变之后,又谈论了新小说的文体渐变问题,着者通过中韩两国重要历史事件与其主旨相对的思想来比较晚清的“白话运动”和韩国近代的“彦文一致”运动。从而发现了其主旨的一致性:通过“革新的文体”让更多的平民百姓接受“新思想”,借用小说这一工具来启蒙思想乃至改良社会。中国的“半白半文”的文体和韩国的“韩汉混用体”都是“文体革新运动”的结果,虽然它们都不是在现在意义上的“白话文”和“纯韩文”,但是,废除科举考试后出现的“过渡期”文体可以看作是一种突破。《中韩新小说》另一个独特和新颖的分析是在“承前其后的中韩新小说”章节上。在本书的末尾处作者从整体上研究了中韩新小说的“旧”与“新”问题。中韩两国的新小说不约而同的重要作用是承前启后、衔接古今。[3]所谓的“旧”是在中韩两国新小说中的“传统的继承”部分,所谓的“新”意味着新小说开始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的道路。 如上所述,从文学观念上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虽从批判“旧小说”开始,但仍然沿用传统文学观念中的“文以载道”思想,只不过所载道由“忠孝节义”改为“爱国之思”罢了。[4](P7)从文体方面看,在中国,林纾用“文言文”翻译外国小说,后来也流行“旧文体”骈文,而韩国新文学也由于受到传统文学的影响,往往在小说重要的起转关尽文辞铺排之能 事,韵文的色彩仍然比较浓厚。[3]在具体的创作方面,中国的新小说注入了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但是“作者长期浸其中的传统写法还是在不经意间流露了出来”[3]与中国新小说相比,韩国新小说的审美更趋于传统。当中国新小说、特别是言情小说已表现出自觉的悲剧意识时,韩国新小说仍保持了对‘大团圆’的偏爱。[3]另一方面,着者认为新小说的“新”(文学成就)成了后世文学的“养料”。对此,陈平原也认为:新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起点”。中韩现代文学的大家鲁迅、李光洙等人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他们正因为汲取了新小说的“养料”才能创作出了一系列不朽之作。当然,用现代的审美观点评价中韩现代小说,恐怕不能打高分。但是,它(新小说)尽到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期”文学的责任,中韩近代新小说无疑推动了中韩各方面的小说的发展。虽然真正踏入“现代文学”时期之后,中韩小说开始“分道扬镳”,各自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中韩近代新小说共同发展的足迹。 纵观全书,逻辑严谨,在宏观把握整体面貌的基础上,再微观细致地分析———中韩新小说重点观念、文体、新文学中的“旧文学”传统等问题。着者在新小说的核心问题上深刻而系统地揭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蕴涵”,理论概括性非常强,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必将对中韩比较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是,相对而言,文中涉及到的当时的文学评论、批评文的小说理论比较少———尤其是韩国新小说的序、跋。虽然着者重点论述了李海朝和李人稙二人的“小说观”(韩国新小说的代表观点),不过,除了这两位作家的小说观之外,还有着名近代作家崔瓒植之父崔永年写的《序》(1907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3年),《后记》(1914年),《后记》(1915年)等文章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也是我们日后在中韩新小说这一领域继续要做的功课。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内容摘要: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17)。 译介学客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是翻译文学史。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聚讼不已,争论不下。有些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对相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国文学’”(王树荣12)?“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施志元28)。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原作相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译作,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可以介绍、传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帮助作者认识原作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源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被忽略作品的价值。翻译文学不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决定了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翻译家和作家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入认识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也要体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然后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第二,从写作的语言和作品的接受者来看,译者使用语言翻译与民族文学家使用的语言创作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译作和原作一样,都要面临读者的检验。第三,翻译文学不仅与民族文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和影响,有时候它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还大大超过了民族文学的作品。对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厘清,意义重大,它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到了家园,也为文学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别文学史的书写。 该书是作者在大量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智慧结晶。全书纲目清晰、新意迭出、语言畅达淋漓、论述通透可见。学科学认为凡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知识系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任务并能据此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译介学以“文化意象”、“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为研究任务,并且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对译本不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具备了独立学科初步形态。全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述,从而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窗口,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把翻译文学定位于民族文学的范畴,这种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为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 一、“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 学者王元化也被推重为“时代的思者”①。虽然作为学者或思想者,王元化都难以完全纳入“比较文学”论域,后者却可能是感触前者独特风貌的一个有效视角,而前者也可能为后者提示“中国气派”的启示。就王元化学术方面而言,一位前辈文艺学者将之梳理概括为八个方面后写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不少学术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鲁迅、胡适、郭沫若等”。而及至21世纪,“王元化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意义和价值,似乎还不曾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揭示”②。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比较文学”学科领域中,着名法国文学研究者钱林森《缅怀远去的智者———王元化先生与〈跨文化对话〉二三事》中写道:“国际双语论丛《跨文化对话》自1998年创刊至今,已迈过10年历程了。……不久前离世的王元化先生,他为《跨文化对话》留下的思考和文字,更值得我们珍惜、怀念”③。王元化被推重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开拓者的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该书在全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中获“荣誉奖”④。学者赵毅衡当年评论:“一九七九年或许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自觉期’的一年:钱钟书《旧文四篇》、《管锥篇》前四卷、杨绛《春泥集》、范存忠《英国文学语言论文集》、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这些解放后出版物中中西比较文学内容最集中的书籍,都出现于一九七九年。”①季羡林先生在更早的1981年写道:“应该把中国文艺理论同欧洲的文艺理论比较一下,进行深入的探讨,一定能把中国文艺理论的许多术语用明确的科学语言表达出来。 做到这一点真是功德无量。你在这方面着了先鞭。”②王元化另一部代表作《思辨随笔》于1995年获第二届中国国家图书奖。着名翻译家萧乾先生在《〈思辨随笔〉不可不读》中写道:“这里论述的真是从中至外,从古至今:从孔子、刘勰到鲁迅、胡适,从莎士比亚到普希金,没有冗长引句,更不见老生常谈,全是作者的思绪和心得。他对莎剧有些评论如译出来传到国外,估计必会赢得西方莎学家们的赞赏,因为其中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③如果说萧乾评语中对“东方人智慧”的强调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是先着一鞭,那么其所思所见与王元化本人同时期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主导思想之强调是不谋而合:研究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需要以西学作为比较的参照系,但又不可以西学为主体,用中国文化去比附。恕我再一次借用正在受人指摘的余英时的直率说法:“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文化又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④并非偶然的是,十年后日本学者将《思辨随笔》作为《王元化着作集》之一而完整译介⑤。《思辨随笔》于2004年增补修订为《思辨录》⑥。有的高校教师开始将之作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学时必读的教科书”⑦。最近一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年轻学者在《王元化〈思辨录〉的方法论意义》专题论文中提出:“《思辨录》体大思精虑全、圆融中外古今,对其展开全面研究是一门大学问。”⑧笔者初步考察统计,《思辨录》全书出现的外国作家与文学人物姓名不下三百之数。如果以外国文学作为“比较文学”参照系,则该书内涵之丰富也可见一斑。 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还可追溯到其历年乃至早期着述中。例如文艺评论集《向着真实》初版于1952年,其中所及的外国文学家不仅有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罗曼?罗兰、果戈理、卓别林,还包括法国作家左拉、美国作家考德威尔、捷克作家伏契克,以及委内瑞拉诗人等。该书再版后记回顾道:“我写下了对自己所喜爱的某些作家的一些感受。其中有些看法现在虽然已有所变化,但对于这些引导我认识生活和怎样对待文学事业的先驱,我始终怀着青年时代的崇敬心情。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的心中仍激起当年的感情波澜。”⑨一位年长学者回忆八十年代末读到《向着真实》与《文心雕龙创作论》二书时的心情:“那时,我在一些前辈鼓励下,正起步于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并开始招收比较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相遇王先生这两部着作,对我而言,真是不期而遇的‘机缘’。《向着真实》这部处处充满真知灼见的评论文集中,最引起我注意和兴趣、且对我产生影响的,是他评论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两篇文章,先生对罗兰作品认识独到,见解高远,我不仅在自己的论作中加以征引,也在对研究生授课中多次介绍过。”①王元化青年时代最初论文是1939年发表的《鲁迅与尼采》。他晚年自述该文“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其中有“机械论的痕迹”②。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叙事中,迄今它依然不失为“三十年代关于鲁迅的最有分量的论文之一”③。《鲁迅与尼采》的标题与今天“比较文学”研究的通常模式相契。该文作为王元化最初发表而产生影响的论文,意味着其学术生涯中的某种潜在基质。如果说这种基质与后来引进的“比较文学”研究视阈和方法不谋而合,那么王元化自1939年迄至去世的2008年,在近七十年中先后出版的四十余种着述中,都可能包含“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独特因素和资源。 二、“比较文学方法”与“综合研究法” 原初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基于两个要素:一为文学对象,二为外文研译。前者是比较文学的特定对象,后者是赖以成立的前提。就此而言,王元化学术至少包含若干原初意义的“比较文学”因素。例如他的莎士比亚研究包括对西方莎剧论文的译介。他的《文心雕龙》研究,前期成果之一是对西方“文学风格”代表性论文的译介,后者成书为《文学风格论》④。此外,王元化还与父亲王维周教授合译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⑤。然而在中国语境中,比较文学研究通常也以中译本为对象。即便在这一场合,研究者是否自觉意识到外文原文与中文译文之间可能存在意味差异乃至歧义,这无疑会影响到他所作判断和所下结论是否中肯合理。这种差异乃至歧义尤其表现在一些专门术语上。因此,至少就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而言,对中外术语意味之差异的清醒认识,以及基于 这种认识的追溯考辨斟酌等,理应是研究者的必要条件和基本素质。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也蕴含于他对汉译西方着作的研读和阐释中。这方面他所提供的启示之一是,对于西方着作中的一些关键性理论术语,必须结合外文语源和语境而尽可能充分辨析、追溯和考量。例如他的《读黑格尔》中多处研讨了黑格尔术语的中译问题。诸如:“情志”、“情致”、“情欲”三者相对于黑格尔原着中古希腊词“”何者更为恰当;“知性”较之于旧译“悟性”或“理解力”为什么更能妥切传达德文原着“Verstand”之旨;“总念”、“概念”之于德文“Begriff”的孰所优劣;中国古典美学“气韵生动”、“生气灌注”与黑格尔美学“beseelt”的汉译关系;被英译为“sense”(感觉)的德文“sinn”是否可以译为“艺术敏感”;为什么应该用“宁静”来替代中文旧译的“静穆”,等等⑥。这里我们以《读黑格尔》用“情志”翻译“”的一例观之。 后者在黑格尔德文原着中就是一个源于古希腊的外来词,并且黑格尔本人认为它在德文中很难找到确切译词。而据《读黑格尔》对“”词的考察:它在英文中译作“Pathos”(意为悲哀,哀愁,动情力,悲怆性等),在拉丁语中译作“Qual”(意指本原的痛苦),在恩格斯着作中被解释为“苦闷”,在中文旧译中转成“情致绵绵”。这些译词相互歧异,究竟如何汉译为恰?王元化考辨的结论是:“”这个词不仅涉及情感方面,也潜在“志”的意蕴,它指谓的是一种“合理的情绪方面的力量”;中文旧译“情致绵绵”未能传达该词的“志”意,英译“Pathos”(悲怆情感)也遗漏了该词的伦理意味①。这个例子至少表明,王元化对黑格尔术语的把握是经过多方考究和反复斟酌的。一方面,其结合黑格尔理论体系背景而辨析的方法是超出了一般语言翻译家的关注所及;另一方面,其对该词语源的尽可能追根溯源,亦足为重思想而轻学术的年轻后辈有所借鉴。就外来的“比较文学”方法而言,通常认为主要有“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两种。而这两种方法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这里仅就平行研究方面管窥一斑:在我读过的剧作中,我把具有这种特点的剧本称作是“散文性戏剧”,将它与“传奇性戏剧”相区别。……我对散文性戏剧和传奇性戏剧所作的比较说明,在我过去所写的文字中曾留下了痕迹。②王元化以“散文性戏剧”与“传奇性戏剧”来概括契诃夫与莎士比亚作品的不同特点,这显然可纳入“平行比较”。据考察,我国建国初戏剧界关于戏剧结构的分类,有开放式、闭锁式、人物展览式的三类型说;至上世纪80年代有纯戏剧式、史诗式、散文式、诗式、电影式的五类型说,其中将莎士比亚戏剧作为史诗式结构的典型,契诃夫戏剧作为散文式结构的典型;同期又有论者以“非戏剧化倾向”来指谓契诃夫戏剧的特征。 由此回瞻,王元化五十年代对契诃夫戏剧与莎士比亚戏剧之异同的概括至少可谓先着一鞭③。比较文学界通常所谓“平行研究”主要限于将A与B两个不同国别的文学对象加以比较(例如阿Q与唐?吉诃德之比较)。这一方法无疑来自国外。相对于此,王元化的方法另有其独特之处:即比较的对象常常不限于A与B,而是A、B、C乃至更多。例如在被评赞为中国比较文学“开拓”之着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比较所及的外国文论包括马克思、黑格尔、歌德、威克纳格、契诃夫、别林斯基等;其所涉国别则包括德国、英国、法国与俄罗斯等。这种比较显然超出了通常以两个国别文学为对象的“平行比较”模式。这种不拘常套的“平行研究”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下面是另一例:《雷雨》充满浓重的传奇色彩,《北京人》只是生活的散文:平凡、朴素,好比一幅水墨画,……我不想判断传奇的悲剧好,还是散文的悲剧好。莎士比亚式的悲剧我喜欢,契诃夫式的悲剧我也喜欢。不过,传奇的悲剧容易渲染过分,以致往往有失真之弊。雨果的《钟楼怪人》是伟大的作品,可是我个人的口味更喜欢史坦培克在《人鼠之间》中所写的莱尼。这是一个力大、粗鲁、丑陋的壮汉,在粗糙的灵魂中同样充满了人性和柔情。他更平凡,也更使我觉得亲切。以上这些就是我当时的看法,其中许多观点,我至今未变。但是任何一种正确观点,如果固执地推到极端,作为审美标准的极致,就会产生片面化,从而使自己的眼界狭窄起来。……前人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话,确实是有道理的。④其中比较所及对象除了莎士比亚与契诃夫外,还包括曹禺的《雷雨》、《北京人》,雨果的《钟楼怪人》、史坦培克的《人鼠之间》。 英文中,两个对象之间的比较与三个以上对象之间的比较,在语言表述上需要分别使用不同的介词,即“between”与“among”。其差异表述如下:(1)totelldeference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相通)(2)totelldeferenceamongA,B,C.(比较A、B、C三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amongA,B,C.(比较A、B、C三个的对象相通)如果将上述两种比较分别称为“between型”与“among型”,则王元化着述中的“平行比较”方法,如上所见是两者皆有,而构成其独特之处的则是“among型”①。这种独特的“平行比较”并非出于纯方法的创意,而是与王元化探究的问题有着潜在逻辑关联。就上举《文心雕龙创作论》而言,其目标是要探寻文艺创作规律;而“规律”是普遍的,因而必需尽可能广泛地比照中外文论而分析概括揭示之。该书所及诸多对象和国别的中外文论正是缘此而被纳入比较视阈。至于王元化当年之所以要探究“文艺规律”,不仅因为“在文艺领域内,长期忽视艺术性的探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由于“那时候人们似乎丧失了理智,以为单单依靠意志,就可以排山倒海”②。值得注意的还在于,八十年代中国背景中的“比较文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然而当《文心雕龙创作论》在八十年代末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荣誉奖”后,王元化却公开承认:“老实说,我对比较文学没有研究。在撰写本书时,我也没有想到采取比较文学的方法(例如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等)”。他回顾当初首先想到并尝试的是“综合研究法”,其具体途径则是“三个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他还特别强调其中“古今结合”一端尤其受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方法论的“极大启发”③。由此约略可见,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的原因,不仅与其所研究问题是有逻辑关联,也不仅是基于中国特定时代和语境中的重大问题,而且在方法论本身的思想资源方面,也包含着其独立思考探索的结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同时也表征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某种“中国特色”。 三、独特风貌与思想关怀 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的另一显着特色在于贯穿始终的思想关怀。仅以他本人所说生涯中“三次反思”为焦点稍作考察可见,其思想轨迹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谓是进入和不断深入“比较文学”研究的历程。第一次反思发生在抗战时期的一九四年前后:那时我入党不久,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在四十年代读名着的诱发下,很快就识别了自己身上那种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还要补充说,当时一些朋友,特别是满涛,对我这次反思起过很大作用。④这次“反思”对象包括苏联文艺理论、日共藏原惟人艺术观等。这意味着反思主要涉及当时新进的外来文艺思想之偏颇。而据以反思的资源包括“读名着”(主要是读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与满涛(《别林斯基论文学》翻译者)的影响。这又表明他的反思是以某种外来文学来比照另一种外来文学。换言之,贯穿这次反思之思路的是将两种不同类型的外国文艺思想进行比较。该时期王元化读得最多的是契诃夫文学:“一九三八年我认识了满涛。他从俄文译出了契诃夫《樱桃园》,……读了《樱桃园》,我马上再去找契诃夫的其他剧本。”契诃夫吸引王元化的首先是“情节上都平淡无奇”,“但是契诃夫把这些平凡的生括写得像抒情诗一样美丽”;王元化从中领悟到的是“柔和的、含蓄的,更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的”魅力①。这种魅力与他原先所接受的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即“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是迥然别趣。 这次反思的标志性成果是数年后发表的小说《舅爷爷》。据王元化当年一位学生后来回忆,《舅爷爷》发表后,时任上海地下党文委委员的作者曾遭到老文委 书记的指责:“为什么写童年时代的东西?为什么不为政治服务?”②可见该小说与当时另一种文艺观有所抵牾。而当年另一位地下党文委长者却赞扬作者“真的脱胎换骨了”;王元化从此也成为“满涛所喜爱的契诃夫作品的爱好者”③。《舅爷爷》的主人公有种种缺陷,例如喜欢赌钱喝酒,被大人们看不起,受小孩们嘲笑,妻子谩骂也不敢回嘴。但是惟独他,在涨大水时不顾危险跳入急流去救溺水小狗;惟独他,在童年“我”发烧昏睡时整夜不合眼看护;惟独他,在赌博赢钱后高兴得带“我”去看戏。小说叙事主人公说:“舅爷爷使我觉得这个世界是这样温暖、光明和可爱!”这个“舅爷爷”既不是英雄人物,也难以用善恶分明的阶级论方法归类,但是该形象蕴涵着对契诃夫文学“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之魅力的认同却是显然④。就该小说在当时所触及和反思的问题而言,也是当年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文艺观焦点所在。第二次反思发生于一九五五年因受胡风案牵连而被隔离审查的时期。其间王元化所读书目首先是、列宁、斯大林、苏联哲学、马恩着作等,几乎囊括了当时“马克思”系列的所有着作家:当这一切进行完毕,我把我的全部攻读集中在三位大家身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黑格尔《小逻辑》、《莎士比亚戏剧集》。有关前两种,我写了数十本笔记。其中《资本论》是马克思最主要经典,黑格尔是马克思思想主要来源之一,莎士比亚戏剧则是马克思着作中引用文学典故最多的对象。 因此可以说,读这三位大家的过程,某种程度也是“比较研究”的过程。这里我们仅观其读莎士比亚方面。中国最早翻译莎士比亚者梁实秋的《丹麦王子汉姆莱脱之悲剧》于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元化在1938年读过该书;至六十年代初,他先后写过论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佩斯的四篇论文,编集为近十万字的《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手稿(“”中迫于情势而烧毁了)。然而当时王元化对莎剧的魅力并不十分推重。他自述原因之一是受“五四”流行观念的影响。当年文学思想多重功用,更关注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如胡适),以及弱小民族的文学等(如鲁迅)。另一原因是“对于三四百年前的古老艺术觉得有些格格不入”。因此,当年偏爱契诃夫的王元化与夫人张可(莎剧汉译者之一孙大雨先生的学生)之间,在艺术观念上形成有趣比照:那时我常和张可谈论这个问题。她并不赞同我的意见。她不善于言谈,也不喜欢争辩,只是微笑着摇摇头,说莎士比亚不比契诃夫逊色。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⑤王元化对莎士比亚真正产生爱好是在五十年代下半叶的隔离时期。其时“无论在价值观念或伦理观念方面,我都需要重新去认识,有一些更需要完全翻转过来”。在这样的困厄中,王元化重读奥瑟罗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奥瑟罗的绝望这样震撼人心;因为他由于理想的幻灭而失去了灵魂的归宿。伟大人文学者笔下的这个摩尔人,他的激情像浩瀚的海洋般壮阔,一下子把我吞没。我再也不去计较莎剧的古老的表达方式……如果说西方莎学研究中鲜有把奥塞罗悲剧原因解读为“失去理想”,那么王元化的所感所悟可谓中国新论。 这个新论缘何产生?王元化自我分析道:我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理想主义。尽管不少人后来宣称向理想主义告别,但毕竟不能超越从小就已渗透在血液中,成为生存命脉的思想根源。……这种对于奥瑟罗失去理想的共鸣,终于改变我对莎剧的看法,引导我重新进入他的艺术世界。仅此可见,王元化读莎士比亚的新认识,不仅缘起于他所遭遇的中国语境中的政治磨难,而且相当程度上表征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样的莎士比亚观,意味的应该不仅是艺术趣味方面的新见解。第三次反思主要见于《九十年代反思录》,作者称之为自己“最好的思想劳作”①。然而以现在“学科”观念视之则该书大都超乎“文学”范围,下面且举数段与文学关系比较直接者(标题为笔者所加)。1、汉译西方名着的“奇迹”(五十年代末)我在书店看到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不少汉译西方名着,这些书的质量远远驾凌在过去商务印书馆出的同类书的水平之上,只要将同一原着的前后不同译本作一比较,就可以立判高下。解放后形成了一支优良的翻译队伍,他们工作认真负责,在掌握母语和外语的能力上,在专业知识的修养上,都属上乘,不仅超迈前人,而且(恕我遗憾地说)也是现今许多译者不可企及的。……这些译着的出版似乎是个奇迹。(第286页)2、“至今仍在沿袭那套陈词滥调”情志既非思想又非感情,同时既有思想的某种性质又有感情的某种性质。一般文学教程从来没有像这样来探讨问题。黑格尔的情志说不仅发人所未发,而且将艺术作品中表现思想感情的问题置于更深入更合理的地位上加以解决。遗憾的是在黑格尔提出情志说后,很少有人重视这一说法。我们的文学教科书至今仍在沿袭那套文学既表现感情又表现思想的陈词滥调。(第231页)3、“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我要和朋友们一起讨论的不仅是理论,还有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特别是狄更斯的《双城记》、罗曼?罗兰的法国革命悲剧系列:《七月十四日》、《丹东之死》、《群狼》、《爱与死的搏斗》等等。这些书我在青少年时期读过,但近来它们给予了我过去未曾领受到的一些新意蕴。(第108页)王元化(1920-2008)生涯中的“三次反思”先后发生于中国现代史以来的三个三十年。依次为:1、“五四”初期至新中国成立(1920-1949),反思“左的教条倾向”;2、建国至改革开放(1949-1978),反思“极左思潮”;3、改革开放至新世纪初期(1978-2008),反思的是范围更广的“激进主义”与世界蔓延的“物质主义”②。在这个意义上,王元化的思想历程具有持久的连续性、现实的针对性和时代的标志性。从而,王元化“比较文学”独特风貌的底蕴,与中国现代思想史并非无关。 四、推重“王国维读《资本论》”的启示 二十多年前获首届中国比较文学“荣誉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迄今依然有一个鲜为学界注意的特点。这就是同时推重王国维学术与马克思《资本论》。该书对王国维学术的推重至少有四方面表征:(1)引鉴王国维的文字考证成果,并称颂其“义据甚明,可为胜解”;(2)评赞其文艺美学观点,并结合古典美学而阐发其文论史上的现代新意;(3)运用其首倡的地下文物与地上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并率先得出相关新结论;(4)称颂其为在近现代学术方法史上“开拓新境界”的首要代表,并循此方向而继续努力①。就推重《资本论》方面而言,《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写道:“从我开始写作本书的那天起,我就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的最后一段话作为鞭策自己的良箴”。据笔者对该书各章考察所见,其中直接引鉴后者之处计数16条。《文心雕龙》与《资本论》两部经典,年代上有古今之隔,文字上有中外之别,内容上更有文艺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截然异域之归类。缘此之故,虽然二书传播历史长久,研究文献积厚,而迄今罕见相互关联而切实研讨的文字。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研究是唯一特例②。王国维曾长期被视为顽固反动,或落后守旧、冬烘迂腐的代表;王国维与《资本论》之关系通常还被认为风马牛无涉乃至对立。然而以今日中国学界通识观之,王国维已然堪称中国传统学术价值的守护人和维新者;《资本论》的作者则已被西方知识界推为“千年第一伟人”。由此可见,早在六十年代《文心雕龙创作论》手稿中就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的王元化,在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可谓先着一鞭。 2007年王元化在新编《王国维全集》序言中③,引录了王国维写于上世纪初的如下一段话: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谓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国学丛刊序》)这段话的意义在今天无疑不限于比较文学界。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目标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隐蔽规律”,以打破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幻想;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的最初目标是揭示“文艺规律”,以破除教条主义文艺观的迷妄。《资本论》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文心雕龙创作论》最初是深切感应中国语境中 文艺与政治的时代性问题。《资本论》在当时欧洲政治经济学领域属于异端;《文心雕龙创作论》与当初中国文艺潮流迥异。马克思是在类似“下地狱”和“坟墓边徘徊”的艰难条件下从事研究;王元化最初撰写该书是在沦为“政治贱民”的六十年代。马克思以毕生精力从事《资本论》研究;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经历了三十年以上的“漫长历程”④。如果说马克思学说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标志性特征之一,那么王元化在研究《文心雕龙》的同时借鉴《资本论》,当亦可谓是“中国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之开拓者。王元化晚年写有《王国维读〈资本论〉》专文。笔者循此考查发现,王国维读《资本论》时间是在1902-1907年之间,比通常认为中国最早读《资本论》的学者早了近十年(是在1914年留学日本后开始研读《资本论》)。因而前者可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早接触《资本论》的学者之一①。 然而《王国维全集》始终未见谈论《资本论》的文字。这意味着王国维与《资本论》之间存在隔阂。就此而言,王元化率先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倡导的是一种打通隔阂,继往开来的新思路。王元化在《王国维读〈资本论〉》中感叹:“那时的学人阅读面极广,反而是后来的学人,各有所专,阅读也就偏于一隅,知今者多不知古,知中者多不知外。于是由‘通才’一变而为鲁迅所谓的‘专家者多悖’了。”②如果说这番感慨连同王元化“比较文学”的独特风貌,启示了一种“思通博雅”的人文境界③,那么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文学”具有走近这一境界的相对优越性,而后者也可能为前者提示并丰富“中国气派”的内涵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技巧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需要一个更为广阔与充满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需求,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再者,就是教学对象的自发需求。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尽管现有体制下的语文课程一定程度融会了比较思维,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单元的组合上已经显示出学科整合的倾向,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升和更大范畴的比较文学视野。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在语文课程中开拓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独立学科,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影响研究法 影响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国学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注重材料,讲求考据,实证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综合运用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方法,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影响的类型分为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超越影响。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变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三)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又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学学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共通性,彰显文学之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它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论,即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或艺术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2)平行比较,即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在结构因素、创作规律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异同;(3)追溯影响,考证事实,探讨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间的孕育、融合、影响等关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运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文明之间。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理解,包括作品阐发、理论阐发等。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发;(2)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西方作品进行阐发、解读。事实上以西释中常多于以中释西。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价值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1]这种“比较”并非表面的类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做跨文化的比较,是开放、开阔、开拓的比较,避免了传统语文教学仅限于同类文体、相同主题、相似情节等的狭隘、封闭、保守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在讲解初中语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语文的《守财奴》两篇课文时,可将中西文学史上的五大“吝啬鬼”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学形象——“被金钱扭曲的奴隶”。但同时,又因时代、民族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凶狠,葛朗台的狡黠,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严监生的薄情,构成了他们各自最显着的气质与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啬鬼身上体现的不同时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敏锐把握。这种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组合起来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起一个横向比较的知识平台。同时,将外国文学中类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下去进行对比阐释和理解,也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发现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差异。 比较文学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文本比较,还强调通过比较,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将《愚公移山》与《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愚公移山》讲“挖山”,是关于山的文学;《老人与海》讲“闯海”,是关于海的文学。两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思维相对保守,精神乐观,讲求安稳,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开放,追求冒险,充满激进,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环境导致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比较学习让学生学会思索,将自己融入到多样性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分体验文学的乐趣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深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们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来看待中外文学、文化现象。通过文学比较学文化,这既加深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强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深入辨析同异。这样的比较学习既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鉴别能力,还丰富和充实了知识系统。当然,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的科学对比与分析都必须是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切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顾中西文学特质的迥异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几首写饮酒之乐的诗,而“常常被称为浪漫诗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学,而“总是被贴上古典诗人的标签”。[2]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着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着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 【摘 要】本文探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四种类型：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文章探讨前三种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试图在学术论文写作范围内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有所指导、帮助。 【关键词】当代文学 比较文学研究 运用 就大多数情况而言，文学研究就是文学评论，文学研究方法就是文学评论方法。各个学科有着共同的基本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而针对具体学科，又都有专业性的研究方法。下面我就简略谈一下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众多专业方法中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运用。 二十世纪，是整个世界在各民族及其文化的急剧碰撞、交流中走向对话和交流的重要历史阶段，而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尤其经济全球化更促使各民族文化跨出国门，世界文化交流更是频繁。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在文学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代社会，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强烈关注。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不少学者在比较文学的研究框架中，还运用心理学、文化学、形式分析等多种方法，使文学比较研究深入全面。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四种类型：最早的源于法国的“影响研究”，继而又有美国首倡的“平行研究”，苏联创造的“历史类型学研究”，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主要运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这三种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研究中“影响研究”的法国学派注重国别影响，也就是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影响，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来印证有关“影响”的假设，凸显作家作品之间的精神联系。某个作家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对外国作家及其作品有所了解，并且自己在写作中可能受到他们的影响，如鲁迅的有些小说就是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出了和传统小说不同之处。这种研究方法目的在于寻找作家作品跨文化相互影响的规律，研究作家接受外来影响与个性创造的辨证关系，影响发生的原因、条件以及变化过程。“比较学者们对影响所作的界说大都强调它的外来性和隐含性。”在当代文学研究中，题材处理、主题原型、艺术风格、技巧等艺术创造的范围内都可以运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展开研究和比较。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很多作家受西方文学的影响，王蒙是比较突出的一位。我们都知道,王蒙作品中的幽默是一种“中西合璧”式的幽默，他从西方的“黑色幽默”里吸取了“浓缩的荒诞性”和“黑色的”戏剧性。并且我们知道，王蒙在十七年的创作中，在作品的结构方面独树一帜地采用意识流动结构法，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的这种写法与西方的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有着深刻的联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运用“影响研究”的方法研究西方文化对王蒙创作的影响。这方面论著如《论王蒙小说的文学空间》李珠鲁(韩国仁济大学中文系)就重点考察了王蒙小说所展现的文学空间形态及其性质,探讨王蒙在艺术创作中如何运用现代主义的意识流交错手法来结构作品，强调了西方意识流手法对王蒙小说创作的影响。再如许子东《当代小说探索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就探讨了西方文学流派对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影响，《沈从文与精神分析学说》注重研究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当然，影响都是相互的，在看到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影响，要找到文化影响对作家作品影响的普遍规律。在当代文学中这样的影响俯首皆是，我们要用发现的眼光更深入研究当代文学。 美国学派提倡的平行比较方法研究，提倡文学跨国界“共时性”研究，是“将那些相似、类似、卓然可比，但是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两个民族（或几个民族）文学，两个（或多个）不同民族的作家，两部（或多部）属于不同民族文学的作品加以比较，研究其异同，并导出有益的结论。”也就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比较方法。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和影响的文学现象进行跨文化的对比研究，将不同的文学现象贯穿起来，揭示它们之间的逻辑和理论联系，以探索世界文学创作的共通规律。平行比较方法包括两种类别的研究，一是探讨作品的类同，一是探讨作品的对比。它并不是将两种文学简单地相比，而是在主题、题材、类型诸方面建立比较关系：以文学作品的主题为中心，考察同一主题在不同国家的文学里表现的异同点；以题材为中心，分析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文学中的不同处理；按照文学的不同类型进行分类比较，如风格比较、情节技巧比较、人物形象比较等等。如《〈天龙八部〉的原型分析（从〈俄狄浦斯王〉谈起）》,这两个作品乍看上去毫不相干，但作者通过深入研究从作品表层的巨大差异中找出了它们之间深刻的内在一致性。《不同国土上的荒野：中西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同语境》、《廖辉英〈盲点〉与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母亲角色》等，都为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有效的研究方法。对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也可以采用这种比较分析的方法。 在运用平行比较方法时，对比研究注重在某类现象的比较中寻找差异时，较多采用演绎思维方式，如对中西文学中吝啬鬼形象的比较研究;类同研究在差异中寻找共同点时，则更多使用归纳思维方式，从个别中见一般，分析文学的社会、历史土壤和文化条件的研究，如《〈莫须有先生传〉与〈堂吉坷德〉之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方法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在更广大的空间中来研究文学，是大有裨益的。 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也就是用西方的理论阐发中国文学。这种研究方法在近十几年受到学者相当的重视，并作出了相当的成绩。比如用精神分析法来分析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可以更加透彻地看到狂人的无意识行为中隐藏的心理动机，能够更好地理解狂人形象，进而为理解作品找到突破口。《艺术心理与政治心理的冲突——矛盾小说理性化倾斜的心理学阐释》运用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分析矛盾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从非传统研究方法中挖掘出作品更多的内容，让我们看到了作品内容的更多层次。二十世纪西方在文学理论方面大有收获，文学的各个环节，不管是作家、作品、读者还是文学创作过程，都有一系列的理论，这些理论传到中国，对当代文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结构主义理论，新批评理论、存在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等，我们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可以运用这些理论来寻找与当代文学的契合点，用它们的理论来分析文学作品，可以融会贯通，更加细致地解剖作品。《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对比研究》就是运用女权主义的理论来分析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异同。《须一瓜小说中的荒诞性》则是从存在主义的理论出发，看到须一瓜作品中的荒诞的性质。当然，不管我们运用什么理论去阐述文学作品，研究之前都要对一种理论模式做分析和选择。另外我们还可以在寻找文学创作与历史、宗教的联系中，加深对文学的认识，如当代作家的宗教信仰对创作的影响，当代作家创作与佛教、道教文化的关系等。如贾平凹、孙犁等作家作品中传递出浓重的道家文化，就可以研究他们的创作与道家文化影响的关系等。 我们对中外的文学作品、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同时我们也不要忽略了在历史纵向范围内的对比研究，可以探讨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可以将不同时期的作家的创作行为及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如《张爱玲、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市民意识比较》《异中有同的两种中国味：观照赵树理和汪曾祺》等，可以加深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加深对文学的认识。 总的说来，新时期文学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容易出新的批评领域。借鉴新观念、新方法，剖析比较研究对象，作出新颖而深入的发现、体现出鲜明的当代性特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作者：姜旭 单位：黑龙江工业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语文课本中比较文学研究 笔者所从教的中学语文课本选有一定数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初中计14篇，高中计10篇，其中不乏脍炙人口、情文并茂的名篇佳作，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据一定的地位。编者基于“文道统一”的原则，一方面使学生通过学习能领会作品的艺术特色，另一方面于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深意给学生以启迪。作为教学活动主导者——教师，怎样才能教好这些外国文学作品，并通过这个“窗口”来开阔学生的视野，使其对庞杂的世界增加感知和了解，一直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比较文学定义 比较文学是一门独立学科，最早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比较文学既不是“比较”，也不是“文学”，它是一门开放性、多方位的动态学科，其定义为：研究两种语言、两种民族关系之间，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和相互关系的学科。学习这门学科，掌握比较文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对于中学语文教师既可以扩大视野、丰富知识，又可以在课堂上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导学生通过学习作品来了解世界，并把课内讲授与课外阅读有机结合，培养学习的兴趣，拓宽学生的思维，使其具有全球意识。这种隐性作用，一旦发挥出来，这些经过培养的21世纪人才，不论在专业还是在建设上都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做出更大的贡献，从而落实了教育的目的。 二、比较文学研究 在教学中，我们可以把主题相同的作品加以归类分析，进行平行研究：第一，将杨沫的《坚强的战士》与伏契克的《二六七号牢房》进行比较，两文都是以反抗殖民者和法西斯的压迫而在狱中斗争为主题，通过详细而具体的狱中人不屈不挠的斗争历程，赞扬了革命者的顽强意志和勇于献身的精神。两者不同的是，伏契克的作品属于报告文学，真实动人；杨沫的《青春之歌》则是长篇小说。结合历史的学习可以使学生了解当时风起云涌的斗争情况以及法西斯必然灭亡的规律。第二，学习都德的《最后一课》，可指导学生课外阅读郑振铎的《最后一课》。它们反映的都是外族入侵使本国语言禁教的故事，叙述了在沦陷区上最后一堂国语课的感人情景。作者细腻刻画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及思想斗争，充满着对祖国的挚爱之情以及对侵略者的切齿仇恨。文章在生动处，催人泪下。学习这样的作品，能使学生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第三，在入选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不少篇幅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本质，批判了它腐朽的金钱制度。如《最好的顾客》《竞选州长》《我的叔叔于勒》《警察与赞美诗》等文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冷漠的人际关系和堕落腐败的制度作了曝光。作者虽然不属一国，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却是一致的。通过这些文章，学生对所谓“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就能有正确的认识。平行研究的题材学是研究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中的发展变异，运用这种方法，讲授巴尔扎克的《守财奴》时可联系各国形形色色的同类人物，像果戈里的《死魂灵》的泼留希金，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等，分析作品便可以发现特殊时代背景造就特殊的守财奴，有资本主义初期的，有封建社会末期的，有封建社会中期的，他们都具有贪婪、吝啬的本质，但他们也各不相同，如泼留希金呆板地守财，以致所有的家产都毁掉；葛朗台视金钱甚于生命，毫无夫妻、父女之情；严监生吝啬到令人发噱的地步。经过类比分析，学生对“守财奴”形象系列就会具有全面的认识，并于理论的高度加以批判。再如高尔基的《母亲》叙述了二十世纪初一个由逆来顺受，备受压迫的普通劳动妇女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英雄的过程。母亲叶尼夫娜就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作为同种题材的叶圣陶的《夜》塑造了一个由悲痛到愤怒、由怯弱到勇敢的母亲形象。反对派的疯狂屠杀，普通家庭的悲惨遭遇，人民群众经受的深重灾难是母亲转变的原因。两文都热情讴歌了母性宽广伟大的心胸，反映了正义的革命必胜，同时也阐发出斗争使人坚强的真理。用影响研究的方法，从渊源学的角度，我们发现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受了果戈里作品的影响。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在主题、人物、情节、风格和语言诸方面成了鲁迅作品的渊源。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说过：“但《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庭制度和礼教的弊害，都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就是说两篇同名作品分别塑造了两个时代的狂人，而鲁迅笔下的狂人要比果戈里笔下的狂人“忧愤深广”，也可以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救救孩子”作结，喊出了时代的呼吁，令人不由猛然警醒。让学生了解两篇作品的内容，理解其中的渊源并着重分析鲁迅作品的现实意义，对于认识鲁迅的短篇创作是大有裨益的。 三、结束语 经过课外的阅读就会发现世界各国的文学，无论在主题还是风格上都有相同或者同中有异的特点，这是世界文学的规律。运用比较文学，可以系统的把外国文学作品和中国文学作品加以比较，这就以理性的角度使学生对世界有了更深一步的感知。对于中学生来说，要学好课本中的外国文学作品仅仅满足于课本是不够的，除了要读一些辅导书、参考书之外，还要尽可能地多读些外国文学作品。时代需求更多的人才，因此掌握科学的方法，通过作品来了解外国，对于中学生不啻为一条捷径。 作者：周琳 单位：宁夏石嘴山市光明中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全球化背景下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 比较文学的产生及发展对于文学研究有不可取代的贡献和意义 1.拓宽视野，扩展研究领域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跨民族的包容性极强的学科，它跨越和打破了民族，语言，文化的障碍，双边及多边的事业取代了单一的文学视角，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更能广泛地理解各文学及文化之间的差异及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视野。比较文学的研究体系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阐发学研究，跨学科研究等。影响研究的范围包括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平行研究的范围包括主题学，形象学，文类学，比较诗学等；文类学是对于文学种类，文学体裁的比较研究；主题学是研究同一主题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不同表现形态及其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包括题材，人物，母题等的比较研究；比较诗学是对各民族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其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如何构建它种文化的现象。这样，比较文学涉及及涵盖了许多领域，角度，跨越了多种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领域和视角。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涉及广泛的领域，但仍然以文学为中心，但文学与众多学科都有联系，也可以跨越众多学科，与艺术的其他门类紧密相连，如音乐、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等等；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相互渗透，如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与自然科学也彼此关联。 2.百家争鸣，促进多元文化并存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越国家的学科，它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文学现象，仔细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特征和规律。不管作家作品的水平高低与名声多响，不受国际，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使各种文学形式，文化形式相互了解，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比较文学这一跨越与包容的学科，使百家争鸣，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现象得以实现。它曾突破了法，美学派的二元对立，改变了欧洲中心论的文化僵局，将对历史与金泰的多种国家与民族间交流的认识及思维模式打开，使各种文化平等交流得以实现，使百家争鸣的局面得以实现，促进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局面的实现。 3.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 比较文学是在各国家，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各种文化相互交流之上发展起来的。反过来，比较文学也将会促进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比较文学的跨越性，跨越了文化，民族，学科，语言，是一个开放性的宽领域，大视野的研究学科。在其研究过程中必然会对不同的文化，文学及其它文学，文化现象加以比较进行研究，这样就会使两个不同的文化群体对对方有一些清晰深入的认识，这种认识和理解就是一种文化交流，并在某种成都市反映到文学上，不知不觉中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易陷入的误区比较文学有两个易陷入的误区需要注意一下 1. 认识的误区 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就是比较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作家作品，或者不同文学文化现象之间的异同。他们认为只要找到了两者或多者的异同，并挖掘出原因，他们的研究就成功了。但有些学者认为真正的比较研究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文化和学术背景，说明为什么要选择做这样的研究课题的原因及做了这样的研究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所以说要想做好比较文学的研究，就一定要对着一门学科有个正确的认识，对所研究的课题有个深入的认识和挖掘。 2.比较的误区 有些学者认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文学现象只要存在相似性就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有些论文只要找到了一些相似点就匆忙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得不出什么结论，或者得出的结论没有说服力和意义。这样的比较研究只能说是浅层次的研究，因为没有得出有价值性的结论。对于文学或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对作品及文化有深入地了解并精读，品味才得出的可比性，而不是在表面上看有相似性或差异性就进行对比研究的，要注意差异性不等于可比性。对精细品味之后对可比性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才是比较文学的真谛了。 三、结语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比较文学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也愈加显现，不仅开拓了比较的视野，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共存，还加强了各民族各种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但在进行研究的同时要注意两个误区，深入认识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及研究方法，并作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作者：王文静 单位：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大学语文比较文学研究 一、影响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首创。所谓影响，并不是在一个民族内部文学或者作家的相互影响，而是一个民族内部所不具有的外来因素。影响研究就是要运用充分可靠的材料来阐明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借鉴的事实，探讨其中的规律。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形成性的影响。《大学语文》中有许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名篇，可以采用影响研究的方法来分析。比如用影响研究的方法分析教材中涉及的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王蒙的《语言的功能和陷阱》、戴望舒的《萧红墓畔口占》和冯至的诗歌《为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等，主要探讨西方文学的艺术特点或者文化思想对我国现代文学造成的影响。 （一）分析外国文学艺术上的影响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许多文体均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包括在我国古典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诗歌和散文。通过分析这种影响，可以加深学生对文学作品艺术特点的认识。以《语言的功能和陷阱》为例。这是王蒙在2004年受聘南开大学兼职教授时发表的演讲，可以看成是一篇论述语言功用的论文。笔者在分析这篇文章的艺术特点的时候，有意引导学生将这篇文章的论说方式与中国古代文论中诗话、词话的形式进行了对比。王蒙的文章是以逻辑分析为主，而传统文论中的诗话、词话则是主要采用感悟的方式。王蒙采取的这种言说方式，其实就是西方文论的言说方式，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诗论》已经采用了这种言说方式。许多同学认为，这样的讲解方式加深了他们对中西方文论的认识，也使他们认识到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文论言说方式的不同。 （二）探讨外国文学思想上的影响 汉语不仅是文学形式的载体，在更深层次上它是思想的载体。西方文学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特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新的思想。通过分析现代文学中某些篇章的思想渊源，可以使学生更深刻地明白作者或者作品的深刻思想。笔者在讲授张爱玲、钱钟书和冯至等名家作品的时候，分析了西方文艺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在张爱玲一讲中，以《倾城之恋》为例，与学生共同探讨了西方个人主义对张爱玲的影响。张爱玲在其小说名篇《倾城之恋》中现身评论说：“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总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队平凡的夫妻”。我们就以这句话为由头，讨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不是个人主义者。大部分同学认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个人主义者，因为两个人都是自私的人，在恋爱的过程中机关算尽。在学生发表完意见之后，我给学生分析了个人主义的渊源以及个人主义的本质。通过我的分析和讲述，学生明白了张爱玲在某种程度上误读了西方的个人主义。真正的个人主义，不仅是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强调自我支配的个人或自我，而且是建立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的。通过影响分析，学生不但加深了对中国作家作品的认识，而且认识到了各种思想来到中国之后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二、平行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平行研究是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理论基石。平行研究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比较其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引出有价值的结论。相对于影响研究而言，平行研究摆脱了“事实联系”的限制，具有更大的自由性。在大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既可以将文中的某些内容拿来进行平行比较，也可以将整部作品与其他民族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 （一）课文局部内容的平行分析 大学语文教材中有一些篇章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所创作。在这些文章中，学者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的立场上，将中西文化进行了对比。其中一些言论是这些学者多年思考和深入体味中西文化的结果，因此是振聋发聩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论者没有将一些观点进行进一步论述。在教学中可将一些观点作进一步解释，以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思想。《序二篇》是季羡林和陈省身为范曾所作诗剧《庄子显灵记》写的序。季羡林在序文中说，中西方在处理人和大自然关系的时候采用了不同的态度，西方主张“征服自然”，而中国则主张“天人合一”。这个论点无疑是非常深刻的。为了让学生理解这个观点，我们在分析这两种态度时，将爱琴海的地理特点、黄河中下游的地理特点与中西文明的产生联系起来。爱琴海的地理特点导致了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而黄河中下游一马平川、适合耕作的特点，则导致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发达。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使人们倾向于“征服自然”，而中国农业社会使人们更倾向于“天人合一”。接下来还分析了这两种态度在文学上的表现。深入分析季羡林、傅雷等学术大师对中外文学、文化的看法，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了解大师们的思想，也可以进一步引发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 （二）作品的平行比较 作品的平行比较是一个较为自由的研究范围，它既可以把不同民族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也可以将它们的艺术思想进行比较。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引入作品平行比较，将大大增加教学的信息量。许多学生觉得《诗经》里面的许多诗歌已经耳熟能详，《诗经》的艺术特点已经烂熟于心，因此对学习教材中所选《蒹葭》不怎么感兴趣。为此，笔者尝试了一种新的方法。在讲述这篇诗歌的时候，将它与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的《严重的时刻》进行对比。我将两首诗歌诵读之后，许多学生凭直觉发现这两首诗歌具有不同的美学特色，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篇诗歌风格的迥异。当学生急切想知道原因的时候，我展开了层层分析。最终学生认识到，《严重的时刻》表现了生命的真实存在状态———人生的荒谬，而《蒹葭》则体现了一种虚无缥缈的审美意境。《严重的时刻》表现的是生活的“真”，而《蒹葭》反映的是生活的“审美”。教学中运用平行比较的方法，可以使学生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而提高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同时也可使学生加深对具体作品的理解，深化对不同民族文学特性的认识。 三、跨学科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中后起的一种研究类型，它以文学研究为中心，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20世纪后半叶，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如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人类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其他艺术等，已有长足的进步。中国语言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着或隐或显、或大或小的关系。从这种关系入手，可以使学生触类旁通，深化对课文的感悟和认知。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可从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关系、语文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入手。 （一）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打通 在中国古代，诗、乐、舞三者是紧密结合的。音乐、舞蹈、美术的变迁往往也影响着语言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许多大学语文老师在讲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只是考虑到了文学的艺术特点与思想主旨，而淡化或者忽略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之间的联系，因此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应当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联系起来。比如讲解《诗经》，就可以适当分析《诗经》文本与音乐之间的关系；讲授《春江花月夜》，可以将诗歌与音乐、绘画、舞蹈联系起来。笔者在讲授《春江花月夜》的过程中，先朗诵诗歌文本，接着让学生初步分析这首诗歌的艺术特色，然后让他们听同名的民族管弦乐曲、欣赏同名的舞蹈、观看同名的绘画。同学们发现《春江花月夜》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下，呈现出形态各异却又大致相似的艺术特点。于是，引导大家共同寻找它们的相似点。最后，同学们终于发现各种形态的《春江花月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意境美。这样，通过学习《春江花月夜》，同学们不但深化了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特点的了解，而且明白了意境美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共同特点。 （二）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打通 大学语文教学中，不仅可以打通语文与艺术科学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打通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仅仅局限在文学作品本身，认识的境界就不大宽广。将文学与哲学、历史等学科联系起来，大学语文的讲授就会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使学生觉得既生动又深刻。讲解教材中的许多古代文学名篇，都可以从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等角度去挖掘它们所蕴含的社科内容。比如讲授《庄子•秋水》，不仅分析它艺术特点和思想主旨，而且还应该进一步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分析庄子思想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使学生看到道家思想的积极意义。 总之，在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将文学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可以增强课堂的趣味性，深化学生对文学作品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的认识。四、结语在当今信息空前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大学语文的教学不能局限在文学作品的字词知识、段落大意、艺术特点等方面，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需要与时俱进。比较文学是一门以跨越与打通为宗旨的学科，将它的一些研究方法运用于大学语文教学中，可以使大学语文的课堂产生更多会意的微笑和深沉的思考，可以使学生的思维跨越学科、民族之间的界限，做到融会贯通，从而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学与哲学 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基于人类文化各子系统的互渗及各学科门类的混生而提出的，它应和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历程及知识系统的发展规律，是对比较文学“跨越性”的新阐释。正式的跨学科研究概念是1961年，由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提出的，他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ComparativeLitera-ture，ItsDefinitionandFunction)一文中说:“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1］文学与哲学同属社会科学，在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诸多领域中尤其重要。哲学探索的是关于知识、真理、理性、现实、意义、精神和价值的问题，文学也以此为中心，两者关系密切。正如王国维所说:“诗人之所悲歌，哲学者之所瞑想，与夫古代诸国民之传说若出一揆。”［2］16“哲学”一词，在西方意谓“爱智慧”，在中国也与智慧相关，“哲，智也”(《尔雅》)，“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诗经•大雅•瞻卬》)。西方传统中的譬喻“镜”与中国古代的“文以载道”都说明了文学与世界及对世界之反思的关系，当然也包括与反思之抽象结晶———哲学的关系。因此，对文学与哲学展开跨学科研究既有学理依据，也有重要意义。 一、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可能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学科分类不明晰的古代，文学与哲学都是混生互渗的关系，表现为哲学的文学化或文学的哲学化。远在古希腊时期，学者们就从与哲学的混生互渗中研究文学。毕达哥拉斯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为“数”，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毕达哥拉斯学派从数量比例关系角度探寻文学艺术，提出“美是和谐统一”。赫拉克利特用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文学艺术，提出“艺术模仿自然”，艺术与自然都在对立排斥中追求和谐，“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美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最美丽的猴子与人类比起来也是丑陋的……最智慧的人和神比起来，无论在智慧、美丽和其他方面，都像一只猴子”。德谟克利特认为宇宙万物是由不可分割的原子构成的，原子流放射出来造成影像，作用于人的感官与心灵，形成人对事物的认识。根据这一朴素的唯物认识论，德谟克利特建立了自己的文艺观，认为“文艺模仿自然”，“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而追求和创造美“是一个神圣的心灵的标志”［4］4。苏格拉底哲学的中心是神学目的论，认为宇宙、自然、人和艺术都是由神创造的，神创造自然和艺术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从这种神学目的论出发，他认为判断美的标准应是对人是否有用，有用即美，无用即丑。柏拉图的文艺理论是其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把理式设定为宇宙的本体，认为理式世界是真实的，现象世界是对理式世界的模仿，文学艺术又是对现象世界的模仿，“他们的产品和真实体隔着三层”，“在我看，他如果对于所模仿的事物有真知识，他就不愿模仿它们，宁愿制造它们，留下许多丰功伟绩，供后世人纪念。他会宁愿做诗人所歌颂的英雄，不愿做歌颂英雄的诗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哲学家是最高等级的人，是理智的化身，而诗人以虚构的谎言亵渎神明、贬低英雄、摧残人的理性，投合人性中低劣的“无理性部分”，应该被逐出理想国。“我们现在理应抓住诗人，把他和画家摆在一个队伍里，因为他有两点类似画家，头一点是他的作品对于真理没有多大价值;其次，他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这就是第一个理由，我们要拒绝他进到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来，因为他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一个国家的权柄落到一批坏人手里，好人就被残害。模仿诗人对于人心也是如此，他种下恶因，逢迎人心的无理性的部分(这是不能判别大小，以为同一事物时而大，时而小的那一部分)，并且制造出一些和真理相隔甚远的影象”。留在理想国中的诗人只许描写公民的诚实、勇敢、节制等美好品行，歌颂神灵和英雄的美好性格，“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如果你让步，准许甘言蜜语的抒情诗或史诗进来，你的国家的皇帝就是快感和痛感，而不是法律和古今公认的最好的道理了”。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文艺模仿自然”的思想，但反对柏拉图对现象世界和文学艺术的贬低。他认为现象世界是“第一实体”，文学艺术反映现象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富有哲学意味:“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写的事带有普遍性，而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古希腊这种哲学与文学的混生状态被维柯称为“诗性智慧”，他说:“最初的哲人们都是些神学诗人，任何产生或制造出来的事物都露出起源时的那种粗糙情况。我们只应该根据这种粗糙情况来考虑诗性智慧的各种起源。至于流传到我们的诗性智慧起源所享有的那种巨大而崇高的尊敬，则起源于两种虚骄讹见，一种是民族的，另一种是学者们的，更多的是第二种。因为正象埃及高级司祭曼涅陀(Manetho)把埃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翻译成为一种崇高的自然神学，希腊哲学家们也把希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译成哲学。”［6］中国古代文史哲也是一体的，如《论语》《庄子》等先秦典籍探索宇宙人生、进行哲学思辨，或深刻平实、含蓄隽永，或说理明晰、词约义丰，既是哲学文本，也是文学文本，“文化呈现一种综合的形态。先秦有些文学作品是史学或哲学著作。史学和哲学著作也富有文学意味”［7］。《论语》从文学角度讲是纯语录体散文。它的语言或者简练而用意深远，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或者诙谐风趣、和平愉悦，如“割鸡焉用牛刀”(《论语•阳货》);有的浅显易懂、接近口语，如“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论语》还是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孔子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论语》还是一部深刻的哲学著作，以形象的语言表现对天、天命等的思考。如孔子将王孙贾所问“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解释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孔子对自己的表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同时代之人更是认为孔子受命于天，“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此外，《老子》韵散结合，采用排比、对偶、比喻等手法，以诗意的语言探讨玄妙的形而上问题，犹如辞意洗炼的哲理诗;《孟子》巧用逻辑推理方法迂回曲折地表达哲学思想，长于譬喻、排比、叠句，文气磅礴，是对话式论辩文;《庄子》“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天下》)，通过虚构的世界表达深邃的哲学思想，想象奇崛，是哲理抒情散文的瑰宝。在古代哲人看来，文学艺术陶冶性情的审美功能与哲学伦理功能可以一起实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可见，从根源上哲学与文学就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学理分析 文学和哲学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都表达了人们对人的存在、世界的本质的认识，都要借助语词，并且依据语境进行阐释才能被接受。因此，在对世界、语言、语境、阐释的依赖上，文学与哲学是一致的。不过，从对世界的把握方式来说，哲学是对整个世界抽象化和理性化的认识，希望透过现象见到本质，而文学是对世界或人生具体问题的审美把握。从表现方法上看，哲学强调通过概括与判断等对世界进行理性的考察、逻辑的论证，文学则强调通过想象、比喻和象征等对世界进行审美表现，不要求作出逻辑判断，而主要与读者形成共鸣。从内容上看，哲学探究思想或事物的本质，如宇宙的起源、世界的本质等，是对思想的思想，即黑格尔所谓“反思”，它力求客观、理智，“不过具有为思维所决定所浸透的情绪和表象是一回事，而具有关于这些情绪和表象的思想又是一回事。由于对这些意识的方式加以‘后思’所产生的思想，就包含在反思、推理等之内，也就包含在哲学之内”［8］，而文学关心的是思想的具体化，是用审美的方式表现思想，带有浓厚的现实性、形象性和情感性，“对诗人来说，文字不主要是‘符号’或一望而知的筹码，而是一种‘象征’;它本身和它的表现力都具有价值，一文字甚至可以是一‘物’或一‘事’，贵在有声音和有色彩”［9］94。从文学的内部研究看，文学尽管是对生活的感性表现，却包含着理性认识，有些甚至达到了哲学的高度，是在审美的感性形式中追问抽象的哲理。而在文学的外缘研究中我们又会发现，哲学作为独立的思想体系也会影响文学，有些文学作品就是对某种哲学思想的反映、反思或反驳。如康德哲学对唯美主义文学的影响，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哲学、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克罗齐的直觉主义、海德格尔和萨特等的存在主义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正如韦勒克及沃伦所说:“文学可以看作是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一种记录，因为文学史与人类的理智史是平行的，并反映了理智史。不论是清晰的陈述，还是间接的暗喻，都往往表明一个诗人忠于某种哲学，或者表明他对某种著名的哲学有直接的认识，至少说明他了解该哲学的一般观点。”［9］123文学批评也会受到哲学的影响，尽管韦勒克和沃伦对某些特殊情况有所不满:“那些认为社会因素是文学产生的决定因素的人往往是最激进的决定论者。这种激进主义的根源在于他们与19世纪的实证主义和科学有着哲学上的亲缘关系;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那些坚持思想史研究法(Geistesgeschichte)的唯心论者，在哲学上与黑格尔体系或其他形式的浪漫主义思想有亲缘关系，这些人士也是极端的决定论者，甚至是宿命论者。”［9］74文学与哲学彼此渗透、互相影响:哲学启发作家按照一定的价值观表现世界，赋予了文学深刻的思想;文学对哲学也产生了影响，有些哲学思想的提出就源于对文学现象的考察;帕斯卡尔、施莱格尔、克尔凯郭尔、伏尔泰、叔本华、尼采、瓦雷里、海德格尔、萨特、加缪、马尔库塞等都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这一课题的研究如周国平的《诗人哲学家》、刘小枫的《诗化哲学》等。 三、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实践 在对文学与哲学进行具体的跨学科研究时，必须以文学为中心，或至少以文学与哲学两者同为中心进行研究。可以对两种学科的规律进行相似性与差异性的比较研究，也可以以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为中心，研究其中的哲学影响，或者以哲学理论为工具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应该注意的是，虽然文学也会影响到哲学，但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研究不应被视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只应被视为两学科跨越性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立足哲学为中心，应属于哲学研究的范畴。 (一)文学与哲学的学科“间性”研究文学不是把哲学转换一下形式，塞进意象和诗行，而是要表达一种对生活的认识。对命运与自由、偶然与必然、精神与物质、生命与死亡等问题的思考贯穿于文学和哲学之中。如古希腊的克列安提斯(Cleanthes)所说，诗是传达哲理的有效工具，“韵律、歌词和节奏唯有在默想神圣的哲理时，最接近真理”［10］。薄伽丘认为文学的本质即哲理:“为了使真理因难得而显得更可爱，因而记得更牢固，诗人们往往把真理隐藏在表面看来好像与真理相反的事物之下。因此，他们就用寓言而不用别的方法隐藏真理，因为寓言之美能吸引哲学家论证或雄辩之词所不能吸引的人们。”［11］锡德尼(PhilipSidney，1554—1586)在《诗的辩护》中也说:“凡是哲学家说应该做的事，诗人就假定某一个人做了这事，给这过程画了一幅完美的图画来，因而把一般概念和个别范例结合到一起。我说一幅完美的图画，因为诗人给人心的各种能力提供一个具体形象，因而哲学家为着说明这形象的内容，却只提供了冗长的描写，这种描写决比不上形象那样能打动、深入并且占领读者的洞察力。”［12］比较研究文学与哲学这两种学科在思维方式、表达手法、思考主题等方面的同与异，以及它们发展道路的互渗影响、相合与分离，也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文学作品中“包裹”的哲学思想研究“哲学是文学的思想背景。哲学乃理性的思考，它所建立的完整的思考体系可满足人类知识上的好奇心，同时哲学可使人与人之间、人与宇宙之间，亦即人的大环境、小环境有所配合。……文学家在致力于反映人生，描摹人生，提出人生的理想，把自己的情感思想表达出来的时候，显然都会受到哲学影响。事实上，文学家就是一个哲学家，而其表现方式则是多面的而更具体的，与生活及现实更为接近。”［13］文学作品中的哲学可能是作家本人的思想———有的作家本身就是思辨哲学家，他们写的诗可以称作哲理诗;也可能是作家接受影响而表现于作品中的哲学思想———这种影响可以是同一国家、民族、文化体系内的，也可以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体系之间的。前者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一般被看作既是文学家又是哲学家、宗教思想家，其作品中包含着对人性、罪恶、拯救、正义等哲学命题的思考:《罪与罚》就是以拉斯柯尔尼科夫哲学思想的形成、实践、失败为线索构筑而成，作者借以反思青年人中流行的哲学思想及其危害，并表达其宗教拯救思想;《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兄弟四个是不同思想意识冲突的象征，同时也含有个人内在的冲突。此外，爱默生、梭罗、霍桑等作品中的超验主义思想，麦尔维尔作品中的神秘思想，斯宾塞《仙后》中的“无常”与“自然”的争执，马洛作品中的无神论与怀疑论，萨特作品中的存在主义，加缪作品中的荒诞哲学等都属此类。后者如中国哲学对东西方文学的影响，如托尔斯泰曾说:“我曾竭力要理解我所读到的一切，尤其是中国人的宗教的智慧的宝藏:孔子、老子、孟子的著作，以及关于他们的评注。我也曾探究过中国佛教状况，并且读过欧洲人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14］卫礼贤(RichardWilhelm，1873—1930)、荣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德布林(AlfredDoblin，1878—1957)等人先后译介过庄子的著作，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以拥有一部《南华真经》而自豪，因为道家思想对德国文学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表现主义运动中。［15］在东南亚，“中国古代典籍和各种著述大量输入越南”［16］，最突出的是贯彻整个越南文学创作进程的思想一直是从中国传入的儒道并重的精神，“为士大夫者非尧舜之道不陈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张汉超《北江关严寺碑文》)，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成为衡量社会道德的标准，文学中的正面形象都是节义兼全、忠君孝亲的典型人物。同时，老庄思想也较为普遍地被吸收，在知识分子中间则表现为遗世绝俗，消极退避。［17］这样的跨学科影响还有西方存在主义和荒诞哲学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经院哲学对邓恩的影响，东方思想、柏拉图主义对弥尔顿的影响，普罗提诺、斯宾诺莎哲学对歌德的影响，康德、谢林哲学对湖畔派的影响，费希特、谢林哲学对施莱格尔、诺瓦利斯的影响，斯宾诺莎、柏拉图思想对雪莱的影响，悲观主义和无神论对哈代的影响，费尔巴哈和施特劳斯哲学对乔治•艾略特的影响，勃特勒、尼采哲学对萧伯纳的影响，维科哲学对詹姆斯•乔伊斯的影响，神秘主义对叶芝的影响，唯灵论对波德莱尔的影响、克尔凯郭尔对卡夫卡的影响等。同一位哲学家对不同作家可能产生不同影响。如杰克•伦敦受尼采影响长于描写在弱肉强食的险恶环境中个人奋斗者的形象，卡夫卡最爱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对《悲剧的起源》一生推崇备至，中国现代作家对尼采哲学又有不同的变异。乐黛云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对尼采哲学在中国的接受作了翔实的分析。乐黛云首先介绍了尼采哲学及其在西方的评价，然后分四个阶段分析其在中国的接受:“五四”前有王国维、鲁迅、陈独秀，“五四”后有傅斯年、田汉、沈雁冰、郭沫若，1925年以后有以高长虹、向培良为首的狂飙社和郁达夫，40年代有战国策派。四个阶段侧重不同:“辛亥革命前，人们从尼采找到的是具有伟大意志和智力的‘才士’，希冀雄杰的个人可以拯救中国的危亡。‘五四’前后，人们心目中的尼采是一个摧毁一切旧传统的光辉的偶像破坏者，他帮助人们向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挑战，激励弱者自强不息(虽然这并非尼采本意)。1927年后，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进步思想界已经很少提到尼采。到了四十年代，为适应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政治需要，尼采又在国统区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广为传播，这时对于尼采思想的介绍无论是目的、方法，还是社会效果都与‘五四’时期截然不同。”最后总结出文学影响的规律:“一种外来思潮要发生影响决不是偶然的、盲目的，它必然按照时代和社会的需要被检验和选择。……任何外来思潮发生影响的过程都是一个选择、鉴别、消化、吸收、批判、扬弃的过程。”可以说，这是基于影响关系而做的哲学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三)以哲学为文学批评的工具对于没有事实联系的哲学与文学，有时也可以进行研究，因为它们可能对同一命题有相近的表现，即通过第三方产生迂回的联系。例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即是运用叔本华哲学来研究《红楼梦》的成果，其中兼及《老子》《庄子》《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浮士德》《神曲》《创世记》《佛国记》《诗学》等中外哲学、宗教、文学、文论名作，可说是在跨学科研究中糅合平行研究、阐释研究的典范。全书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以《老子》“人之大患在我有身”与《庄子》“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开启，重点介绍了叔本华哲学。“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佰。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怎么解除痛苦呢?王国维转述了艺术的路径:“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王国维还引用中国古籍辅助说明叔本华哲学:“濠上之鱼，庄惠之所乐也，而渔父袭之以网罟;舞雩之木，孔曾之所憩也，而樵者继之以斤斧。若物非有形，心无所住，则虽殉财之夫、贵私之子，宁有对曹霸、韩干之马而计驰骋之乐，见毕宏、韦偃之松而观思栋梁之用，求好逑于雅典之偶，思税驾于金字之塔者哉!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以叔本华哲学对《红楼梦》进行了演绎式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欲”与痛苦，“《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痛苦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提出解脱之道是“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而非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故金钏之堕井也，司棋之触墙也，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也，非解脱也，求偿其欲而不得者也。彼等之所不欲者其特别之生活，而对生活之为物则固欲之而不疑也。故此书中真正之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何以这样区分?乃是因为他们的解脱又有不同，一种如叔本华所谓“断念”，一种为文学艺术。“前者之解脱，如惜春、紫鹃，后者之解脱如宝玉。前者之解脱，超自然的也，神明的也;后者之解脱，自然的也，人类的也;前者之解脱宗教的也，后者美术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壮美的也，故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鹃而为贾宝玉者也。”《红楼梦》正是描写宝玉由“欲”所产生的痛苦及解脱，宝玉与浮士德相比，“且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于人之根柢者为独深，而其希救济也为尤切”。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提出，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相比，《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也”，且为“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的人生悲剧。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论说拒绝“生活之欲”而达到“解脱”乃是伦理学的终极目的。第五章“余论”批评了清代考证学影响下对《红楼梦》的索隐派研究，认为贾宝玉指向的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 四、余论 毫无疑问，跨学科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和理论视野，而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研究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跨科学研究应以文学为出发点和归宿，追溯文学与哲学间的关系，特别是哲学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以哲学为理论工具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综合研究，而非以哲学为中心进行研究。在这方面，我国学者做出了许多颇有建树的努力，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绩，如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高旭东的《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郭延礼的《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等。其次，相对于丰富的研究实践来说，对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建构稍显不足，这点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如对于同一文化系统中文学与哲学概念进行认真梳理，才能更准确地界定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及哲学对文学的影响。在中国语境中，文学与哲学不仅互相影响，而且与宗教、艺术等其他学科门类也有交叉关系，因此概念的梳理就更显重要，何云波先生就说:“在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中，首先便需要清理其概念范畴，有哪些是共通的，哪些是各自独特的。以中国文学艺术理论为例，由于它们的研究对象分别是诗文和琴棋书画，研究对象的差异，便构成了各自的一套概念体系。而它们同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很多话语又是相通的，如道、气、形、象、意、阴阳、机、玄、妙、神、仁义、动静、虚实、奇正、理数、心数、象数、体用……问题是，同一范畴，在不同的艺术门类，其具体内容又是有差异的。就像中国艺术中的‘虚实’之‘虚’，在画论中可能是指‘空白’，在乐论中可能是‘此时无声’，在棋论中是‘空虚’、‘虚势’甚至就是一种空间的存在，在诗论中是‘意在言外’，但它们又都与中国哲学的‘无’有着亲缘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在跨学科中寻求话语的沟通时，先作一番细致的辨析。” 最后，在运用某种哲学思想研究具体的文学现象时，要认真考察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避免做无限度的阐释。虽然文学与哲学都是对人类生存的思考和表现，但不是所有的哲学理论都可以运用于文学分析。那些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如尼采哲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关系，克尔凯郭尔哲学对卡夫卡创作的影响等，可以进行具体的事实分析。而那些没有明确的影响关系，或者根本不可能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虽然也可以进行研究，但是，在进行这类研究时要注意联系历史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寻找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并做出有理有据的分析界定。其实，早在跨学科研究提出的时候，对于其研究领域是否应限定在影响关系上，就引发了诸多争议。韦斯坦因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探讨了法、美、德等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普遍争议后，提出跨学科研究可能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研究，主张用影响研究中注重事实联系的“规范”来限定它，认为这种研究最好首先从“事实联系”开始。虽然关于跨学科研究的界定尚不清楚，但学者的研究实践已经表明，没有影响事实也可以进行跨学科研究，不过要注意其可比性及得出恰当可信的结论。 作者：孙彩霞 单位：河南大学 文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浅析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 20世o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 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 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 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 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 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韩国文学作品教学中的运用 内容摘要：韩国文学作品是中国高等院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也是学生理解韩国历史和文化的最佳途径。但韩国文学作品本身具有的时代特殊性、以及作品中出现的各种修辞手法和复杂的句式结构使得韩国语专业学生无法走出韩国文学作品这一困境。若只是一味地阅读并讲解韩国作品，会造成课堂内容枯燥，学生也失去学习的兴趣。因此如何有效并有趣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成为高校韩国语专业所面临的问题。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中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也是一种趋势。运用其中的平行研究方法去解读不同作家的作品，对改善课堂氛围、加强学生的理解能力、提高学生思考能力将有显著的作用。 关键词：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历史在流淌；教学 G633.3 一、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与韩国文学作品 韩国文学作品是高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它有助于学生理解韩国文化内涵、提高鉴赏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课程的改革，单纯地阅读并讲解韩国文学作品的传统方法已不能适应高校发展的要求，因此寻找一个恰当的方法去进行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教师的首要任务。中韩两国相似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文化传统，使得教师将中国的作品纳入韩国文学作品的比较对象范畴。随着中韩交流的快速发展，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一种趋势。比较文学是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它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并希望相互怀有真正的尊重和宽容。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影响研究注重各民族文学的相互接触和交流，强调实证和事实联系；而平行研究则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对相互间没有直接关联的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进行研究，准确地指出作品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解释其原因。因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是从零基础阶段开始学习韩国语，到高年级学习文学作品时，接触韩国语也不过几年光景，考虑到现阶段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的能力，比起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方法更加适合也更加有效。将韩国作品和学生所熟悉的中国作品相比较的过程中，学生可通过寻找作品中的异同点及其原因来消除国界的隔膜，达到理解和鉴赏的目的，增进文学知识。同时通过比较中韩两国文学作品，可发掘出两国相似的文化底蕴和内涵，而通过发现的不同点，对于学生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学习待人接物的礼仪也有积极的作用。 二、平行研究方法在作品《历史在流淌》教学中的运用 韩戊淑的小说《历史在流淌》是一部历经朝鲜时代到光复时期的历史长篇小说，勾画出朝鲜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过程。根据小说和戏剧的近邻关系及处在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时代背景下的典型的女性形象繁漪和朴玉莲，挑选出具有可比性的中国作品就是曹禺的《雷雨》。在教学过程中，女性形象、不同人生结局之主客观因素和作家视角是比较的重点。 1.叛逆的女性形象：曹禺曾说过：“繁漪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 繁漪以恶魔般的形象和毁灭性的杀伤力造成了同归于尽的悲剧。朴玉莲则是主人与仆人的私生女，但却在坚强勇敢的性格下，做出了勇敢的反抗，跑出家门求学，最终成为人人尊敬的女校长。两者虽都生活在父权制时代，但与生俱来的叛逆的性格下做出的反抗，使两者都成为迥异于传统道德规范的女性。 2.不同结局之客观因素：繁漪和朴玉莲都生活在男人掌权的时代，男权制的压迫使得两者都做出了反抗，成为不同结局的客观因素。繁漪的反抗结局是在傀儡婚姻中挣扎、在周氏父子的打击下爆发、面对儿子和惨死和爱人的自尽最终发疯；朴玉莲的结局则是在赵氏家庭为了生存挣扎、成功逃离赵家、求学成功最终成为女校长，为祖国光复做出贡献。两者都做出了相应的反抗，但结局却截然不同，这一切归根于主观因素。 3.不同结局之主观因素：繁漪尽管受过西方教育，接受先进的思想，但中国式封建思想已在她骨子里根深蒂固，因此她的反抗处处显露出她的懦弱与卑微。例如她顶撞周朴园却不曾与周公馆决裂、卑微地爱着周萍，视他为全部，同时她缺乏自我意识，无法独立生活，将自我的幸福从周朴园转移到周萍身上，等矍橥嗜セ丽的外衣露出狰狞的面目时，她的世界也随之倒塌，带来了毁灭性的杀伤力。朴玉莲作为大家庭中的下人，受尽侮辱与蔑视，但她却做到了自尊和自爱。打破只有男人才能读书的社会制度，接受了新教育，用新思想武装自己，明白幸福要靠自己争取，成为开创性的人物。 4.不同性别作家视角的影响：性别视角就是作家在创造作品的时候，以作家的性别为基础，对文学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由于作家性别不同，曹禺和韩戊淑直接影响了两位女性人物的结局。男性视角是建立在男权制的基础之上对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形成的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批评观念和方法。 曹禺毕竟不是站在女性的角度去看待女性，他终究逃不过性别的束缚与限制，在潜藏意识的影响下，繁漪只能变成男权社会不能容纳的悲剧形象。女性视角指的是从性别入手来审视人类文化遗产和文化创造的一种批评观念和批评角度。 因韩戊淑是女性，了解当时女性艰难的困境，在她的女性意识下，作家将自己的梦想融入到作品中，创造出了父权社会的颠覆者，实现自己追求获得新生的女性形象。 三、结语 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是帮助学生读懂韩国文学作品、理解韩国历史文化的最佳途径，也是有效适当的教学方法。其中平行研究方法对于学生找出作品异同点、理解作品内容来说有较强的操作性。学生通过平行研究方法，从熟悉的母语作品出发，根据母语作品的相关内容有针对性地找出具有可比性的韩国作品，并找出可比项。在比较分析可比项时，归纳存在的异同点及其原因，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将两国文学知识融会贯通，开阔视野，提升思考能力和学术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摘要：20世纪的比较文学出现了重重危机，法国的影响研究注重事实考据而否定美学评论，美国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关注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学科联系而忽视社会历史和学科独立性。随着21世纪的到来，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应运而生。本篇文章将以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危机》为出发点，研究网络新媒体时代下比较文学面临的新的危机与机遇。 关键词：比较文学；网络时代；危机与机遇 一、20世纪比较文学的危机 20世纪的比较文学经历了一系列危机。1958年，雷内・韦勒克发表了论文《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国学者黄源深把韦勒克文中的观点归纳为三点：第一、没有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第二、机械地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渊源和影响，以至于比较文学降到了附属学科的地位。第三、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民族主义动机，使研究本身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而成为本民族“争夺文化声誉的舌战”。 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提出：“20世纪末的比较文学进入了灾难性阶段，这种研究在西方已经在危机之中， 这是无可置疑的了。”这可以看作是比较文学第二次危机的宣言书。对一门学科有不同的认识是正常的，但如果一门学科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后再次出现危机，确实值得警惕。 二、21世纪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网络时代带来的研究危机 半个世纪以来，互联网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革命。对于比较文学研究者来说，互联网带来的挑战是全面而深刻的，不仅许多新问题不断浮现。而且传统问题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又面临新的追问。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研究带来了一系列危机，首先表现为文学的经典性被日益弱化。网络的持续发展使得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创作变得越来越自由随意，也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纷繁复杂的文化中地位越来越轻。对于许多的年轻学者而言，传统的纸质小说、散文、诗歌已经不再是他们研究的重点，大数据时代下的传媒研究、女性研究、后殖民研究早已经占据了历史舞台。更多的人习惯于通过网络搜集资料，通过电影研究情节。 网络给受众带来话语权实现的场所和空间，促进公众话语权实现的同时也导致任何个体都可以成为网络空间里的自由话语者，所以，信息错误流传c资源荒诞存在便成了不容质疑的事实。此外，网络也为学术抄袭提供了工具。网络的普及使得一部分学者从宁静的书斋中转移到了喧闹的网络空间，并由此失掉了研究活动的独立性，而妄图以速成的形象来成就自我。 （二）网络时代提供的研究机遇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机遇。首先，网络可以为比较文学研究实现资源共享。乐黛云说：“世界进入信息时代之后，高速信息网络、电子邮件等媒介使快速的跨文化传递成为现实，全世界各种文化的地区和人民，都可以在同一时间接受到同一信息，以至于任何自我封闭、固守自隅、逃避交往的企图都可以受到成功的抵制。”网络作为一个中介，能够使得比较文学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西方文化体系内部，而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异质文化的对比和共存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研究者们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使自我的研究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为研究活动的进一步提供保障。 网络运用的普及和网络技术的开发有力地促动了文学翻译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翻译的空间。翻译文学作为中外文学交流的主要媒介，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译者而言，一方面文学传播的渠道得以拓展，不同国度的作家由此获得一种世界文学在场感，有利于共时性的世界文学语境的形成；另一方面网络翻译软件的改进增强了机器翻译的效能，令翻译变得更加迅捷高效。对于读者而言，网络负载的世界文学资源远远大于纸媒传播的文学信息，读者在网上既可以阅读译作，也可以借助翻译软件和电子词典来直接阅读原著。按照网络技术的发展趋势，文学翻译的发展必将出现新的景观。 三、总结 网络时代的各民族文学正走向整体文学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21世纪的人们更加渴望美与自由，比较文学将逐渐走向一条重情感体验的新批评之路。人们将发现跨越时空、语言、文化的界限后，人类情感世界的更多相通点。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开发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另一方面也隐藏了意料之中的危机。只有当比较文学研究者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仔细甄别，网络才能为比较文学研究的繁荣提供更好的平台。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案例分析 【摘要】朱光潜先生以其敏锐的艺术审美眼光，加之诗歌、绘画、音乐方面的良好修养，在中西比较诗学研究领域做出了非凡的贡献。本文拟以他的一篇文章《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关键词】中西诗 情趣 比较诗学 平行研究 朱光潜的诗歌美学思想主要集中在《诗论》中，《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是朱光潜先生研究诗学里一主题论文，主要针对中西诗题材中关于“情趣”的平行比较，平行研究是比较诗学中一种常用的方法，朱先生通过严谨的分析和逻辑的归纳，鞭辟入里地论述，形成自己独特的视角。文章以中西诗中最普遍存在的三大题材即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为主体架构，具体深入到诗中的情理上，阐明中西两大不同文化领域的诗学同点和异点，直观简洁，层次分明，具有启发性意义。本文将以这篇主题论文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一、审美比较的特点 总的来说，朱光潜先生对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主要运用了平行研究的方法，文章的阐述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主次分明，可比性突出，把问题提到一定范围之内，准确地支出不同体系下诗作的联系和区别。平行研究里有三种基本的功能模式：一、连类比物、相类相从的类同研究；二、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的互衬式的平行研究；三、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的对比式、反比式研究。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里可以清晰看到：以“题材”的连类类同为框架，具体的内容里则以对比式的分析归纳，突出中西诗的异质性。 第二，朱光潜先生列举了许多中西诗的具体诗学例子与现象，并用多种实例详细陈述中西文学现象的同或异，很少用孤证说明问题。但他并没有只停留于表面的现象，而是进一步深入分析产生这些差异的社会原因、历史原因伦理和道德原因等等，在纷繁芜杂的事实中寻求异同之根源。例如，对比中西的人伦叙事诗朱先生就用了许多例子说明中西的交谊观，如诗人苏李，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诸人，在西方诗人列举了歌德和席勒，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济慈和雪莱，魏尔伦与兰波等。又例如，如何说明中国诗有‘怨’的特点？他例举：“中国爱情诗最善于“怨”，《卷耳》《柏舟》《迢迢牵牛星》，曹丕的《燕歌行》，梁玄帝的《荡妇秋思赋》以及李白的《长相思》《怨情》《春思》诸作是“怨”的胜境”。这些都是用大量实例来说明诗歌现象，在双方的多方面对照中既加强了相互的认识，也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 在实例现象后，他更进一步深化现象探索成因：如在第一部分“人伦”的探讨，恋爱在中国诗中不如在西方诗中重要，朱光潜先生认为原因有三：一，西方侧重个人主义，中国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强调群体意识。二，中西女子受教育的程度不同造就与男子的契合度不同。三，东西恋爱观相差也甚远。这些分析简洁，准确，到位。除了对自身民族充分了解，还需要一个宏观、非常开阔的全球文化视野和现代方法论的自觉意识，这体现了朱先生学术研究的基本立场。明确基本立场，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他的主题论文，分析其中如何进行的平行研究。 二、比较的价值和意义 平行研究的基础在于文化、文学的普适性与差异性。完全相同，甲等于乙，没有比较的必要；甲与乙不相干，没有比较的可能。正是文化和文学的这种普适性与差异性使平行研究具有了可行性。根据比较文学的理论原则：“事物在比较之中，才能显示出它的特性与价值”，②朱先生表现的态度也与之相符：“一切价值都从比较得来，不比较无由见长短优劣。现在西方诗作品与诗理论开始流传到中国来，我们的比较材料比从前丰富得多，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研究我们以往在诗创作与理论两方面的长短究竟何在，西方人的成就究竟可否借鉴”。③ 《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经过这样的比较，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差距，从而促使人们在诗歌创作时超越现实因素的羁绊，赋予诗歌深沉而永久的生命，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中国正在兴起的“纯诗”实践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此外，平行研究打破了影响研究局限于放送源与接受者的关系限制，从而扩大了比较文学的范围，开辟了比较文学新的研究领域，使其不再受时间、空间以及地位、水平等各种条件的束缚。它以文学性、审美性作为其自身规范的基础，虽然平行研究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但它又强调，可研究的平行关系必须出自或围绕文学的审美特征。在这种条件下，朱光潜先生作为一个对中西哲学、文学、美学等学科具有渊博学识的学者，虽然不是专门从事比较文学，但是他又不自觉地运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意识和方法，聚焦中西共同诗现象，严谨地对中西诗歌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进行比较、归纳和总结，从而在现代文化的语境下重新诠释它们的价值，思维的触角伸向更广阔的天地。 但是，不可否认，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仍然存在它的局限性，在朱光潜先生生活的年代比较文学在中国更是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有待蓬勃生机，故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认为有以下的几点不足： 一，可比性的范围受较大约束。文章以三大题材为中心展开的论述显示出比较强的针对性，但是中西的人伦诗和自然诗不同的深究原因还是以哲学和宗教的为主要根源，可以说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以“哲学和宗教”这个影响因素为主，因此比较的范围放在哲学和宗教里即显范围之窄，中西诗歌的可比与参照也局限于此。 二，相似性分析略显不足。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西诗歌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是如何滋养出不同类别的花朵，但由于民族文学缺乏共同的基础，相似和交集的范围相对较为狭窄，朱光潜先生在此文对这方面的分析也相对缺乏。相似性其实是平行研究里的一个重点，有利于对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文化特征和规律做更深入的了解。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在语文教学中应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作用 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间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英语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摘要] 比较文学的性质及其研究方法为英美文学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为英美文学的教学提供了借鉴。尤其是英美文学这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采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比较文学方法；英美文学教学；教学与研究 “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比较文学首先是一种胸怀和视野，是一种对文学的思考和把握方式”[1]。其研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和科际研究等。就英语人才培养来说，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重要作用。 一、夯实学理基础，发展和谐主题 比较文学研究强调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文学，从国际的角度俯视各种文学现象，具有开放性、宏观性和理论性的特征。各国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学，是相通的，互相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运用比较文学原则，可以勾勒出英美文学、尤其是世界文学发展的线索及其文化动因。在此情况下，单单学习某一个外国文学史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一个英美文学专业的学生，只知道“贝尔武甫”而不知道法国的著名民间史诗《罗兰之歌》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那他将来如何能愉快地担任文学教师这一职务呢？我们知道，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欧洲18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和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象征主义文学以及后来的现代派等文学运动，这些不同的文学潮流都席卷了当时欧洲许多国家的文学领域，有的甚至还跨越了洲际，成为了全世界的文学潮流，影响了当时的许多国家。如果一个外语系学生只了解自己专业国家的文学史，而没有更加广阔的整个欧洲和世界文学的视野，那么他的文学知识就是不完整的。如果我们在英美文学中讲到《圣经》时，我们不仅要告诉学生它一经传入西方后，对西方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时还要介绍它在东方文学史上的地位，从而加深学生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认识。再如英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尽管它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产生于近代，但也必须把它放到古代、近代乃至现当代的世界文学中去分析，只有这样方可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它的实质与内涵、进步与局限。否则，离开了宏观的角度，离开了整体的观照，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国外传统大学教育，强调“通才教育”，让学生首先具有各种综合的文化背景，然后再进一步求“深”求“专”。实际上人类文明的发展一直有相互影响交流的特征，如我国古代文化对日本、朝、韩社会发展建设的影响。因此时代要求现代文明下的学者应有全人类的眼光与视野、胸襟与气魄，只有了解了全局，从整体出发，夯实了学理基础，才能更好地把握全球化和多元化背景下英美文学教学的和谐发展规律。 二、拓展知识领域，丰富教学内容 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大都局限在文学课本范围内，就文学讲文学，就思潮讲思潮，就作家讲作家，就作品讲作品，教学方法都比较程式、固定，学生接受的知识面相对窄，学的知识也比较死。而在英美文学教学中适当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则大大地克服了这一局限。由于比较文学的研究不受时间、空间和学科的限制，也不受著名作家与普通作家、经典作品与通俗读物的限制，只要通过比较研究能够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即可。“一个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往往都是以他从语言和文化上能够较为深入把握的少数国家文学和理论为研究基础和出发点，进而去展开成功研究的。”[2] 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如果教师启用平行研究的方法，通过比较讲授，就既能概括出它们公有的本质特征，又能清楚地揭示出其区别之点。如教师在讲英国文学时，就可以把《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这一“吝啬鬼”的形象和阿巴公、葛朗台、泼留希金以及严监生等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点以及产生的原因就会显得十分清楚，易于学生理解掌握。像这样类似的文学形象在中外文学中比比皆是，诸如中外文学中的“个人奋斗者”形象、“父爱”形象、“仆人”形象、“僧侣”形象、“多余人”形象、“淑女”形象等。如果在教学中能运用一定的标准，恰当地进行比较分析，在有限的课时内，给听者勾画出世界文学间的相互影响与接收，都会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另外，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科际研究方法，在英美文学教学中也是有用的。本来世界各民族的文学由于各国之间的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其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必然会产生，因此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可能忽视这种影响的作用。如在介绍16世纪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时，就必然要谈到他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巨大影响。在介绍美国作家惠特曼时，也会论及到他对中国现代作家尤其像郭沫若之类的大作家的影响。至于科际研究用于英美文学教学也是很有必要和行之有效的。因为文学和历史、哲学、心理学、宗教、艺术乃至自然科学等其他学科之间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单就文学与哲学而言，可以说在整个欧洲文学发展的长河中，每一时期一种文学思潮的形成都与那一时期某种哲学思潮或者某种哲学思想紧密相关。除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外，在英美文学中还涉及到跨学科的问题。如中世纪的文学与宗教、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启蒙运动与启蒙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与佛洛依德的心理学理论，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对音乐上的四重奏在结构技巧上的借鉴等，所有这些比较研究，无疑大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领域，丰富了英美文学教学内容。诚如托多洛夫所言：“文学既是小说，也是宣传手册，既是历史，也是哲学，既是科学，也是诗。”[3] 三、增强学术意识，激发主动思维 文学是人类心灵的产物，关乎于人的情感，“是民族的表征，是一切社会活动留在纸上的影子”。[4]将文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对于以推进人类思想进步为己任的大学教育来说，必将是重中之重。一般说来，我国高校英语专业在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上，除了以强化听说读写等基本语言技能以外，现都已为高年级学生开设了与英美文学研究入门相关的若干选修课，基本涵盖了小说、戏剧与诗歌三个文学体裁，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点时也提高了对文学语言的感性认识，加深了对英语国家文化和思维方式的认知，这对增强学生的学术意识和激发他们的主动思维都是不可或缺的。 过去，学生在学习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停留在对一般知识的被动接受和死记硬背上，对学术理论问题不感兴趣，因而缺乏主动思维，人云亦云。教师怎么讲，学生就怎样记；教材上说什么，学生就信什么；少有独立钻研和怀疑精神。因此在学习中难于发现和提出问题。这既不利于教师的提高，也无益于学生成才。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纳入比较文学方法之后，由于开阔了学生视野，拓宽了他们的思维空间，从而也就增强了他们的学术意识，调动了他们的主动学习、积极思考的自觉性。如在讲授艾米莉的《呼啸山庄》时，就可把它的结局和亚力山大・大仲马的抗鼎之作《基督山恩仇记》的结局进行比较，完全否定了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即基督山伯爵正直、勇于反抗，足谋多智，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反抗的英雄。而希斯克厉夫性格倔强、善良正直，更像一个英雄，一个类似于拜伦式的英雄。然而无论是邓蒂思还是希斯克厉夫，他们都是所生活的那个文明社会的受害者。他们的爱和恨、复仇和死亡，无不渗透出斑斑血泪，无不铭刻着资本主义社会残酷的标记。这种比较研究使学术很有兴趣，使他们认识到，对学术上的很多问题，不能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要善于发现问题，勇于提出问题，大胆探讨问题。更何况英美文学这门学科在过去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对其中的不少问题的认识和评价难免存在一些偏颇之处。基于这样的认识，不少同学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自己认真读书和深入研究，对教材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主动与老师商谈，在课堂讨论中提出自己的见解。如西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爱情描写”问题、“个人奋斗者形象”问题，李尔王的“父爱”问题，以及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等人物形象的评价问题。其中不少都运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表现出较强的学术意识。这种科研意识的增强，无疑能为学生将来从事英美文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奠定较好的基础。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概述 摘要：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的发展模式。学者们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集中于梳理比较文学学科史、开创比较文学理论范式。以跨文明和变异学为核心的比较文学新理论，直接推动比较文学科学理论建设。中西比较诗学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独树一帜。面对中国文论“失语”困境，学者们提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等出路。比较文学实践研究渐渐摆脱传统“X+Y”式的肤浅比较，走上跨学科、跨文明、变异学研究。对前人学术的传承与发展，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和比较文学学术史意义重大。 关键词：比较文学学科史；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西比较诗学；跨文明研究；变异学 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迅猛，已经渐渐成为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学科之一。一大批杰出学者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卓有成绩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前赴后继，优秀教材、理论著作、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面对如此红火的研究现状，及时有效的阶段性总结意义重大。本文根据近年出版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两方面，概述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状况。 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离不开理论探索。理论研究作为风向标，决定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走向和历史进程。 1.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首先体现在对“中国比较文学史”及“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1996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徐志啸的专著《中国比较文学简史》。贾植芳先生在序言中说道：“他对比较文学在我国的历史渊源、发展流变以致蔚然成为我国一门有独立的学术地位与价值的学科，做了一个全景式的叙述和描绘。……为我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增加了新的学术积累。”①全书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分为史前期、发轫期、初兴期、发展期、滞缓期、复兴期等，各时期内以富有代表性的个人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为论述对象。 乐黛云、王向远所著的《比较文学研究》虽然没有以“史”命名，但对“比较文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有详细论述。“中国的比较文学并非欧美比较文学的分支，也不像欧美比较文学发端于大学讲坛。它是中国文学发展本身的要求，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②全书有意区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两个概念。前者是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要求，后者是在西方比较文学学科影响下建立的一门学科。学科化促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更加系统，人才培养呈阶梯式发展，效率提高，成绩斐然。不过，《比较文学研究》对此问题的探讨尚局限于理论层面。2007年，严绍璗、陈思和主编的《跨文化研究：什么是比较文学》则以“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为依托，立足于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重点讨论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问题。首届论坛以“关于比较文学学科的范畴、观念和方法论的理解问题”为讨论核心，第二届论坛则以“比较文学的学科界限和学科身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者的关系”为议题。全书所呈现的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建言，特别是学生培养、教师教学以及学位论文规范等方面的讨论，启发性很大。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必须以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为根基。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关键期，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学科史》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书第一编“欧洲的曙光”，以法国学派影响研究为中心，兼及英国、德国及北欧，意大利及南欧，俄国及东欧比较文学学科史，分别阐明其基本理论、学科发展史及学科史地位。第二编“欧洲北美的崛起”，以“美国学派”平行研究为中心，论及加拿大比较文学学科史以及当代欧洲（法国、苏俄、英国、德国等）比较文学学科史。第三编“东方的回应”，以“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为核心回应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同时，梳理了港台、印度、日韩和阿拉伯、南非的比较文学研究情况。比较文学研究须有世界眼光，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洞悉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才能够明白：继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之后，跨文明研究将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主流。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在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阶段所肩负的重任。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 2.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承前启后的关键期。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是“承前”，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则是“启后”。一直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秉持着以学派理论为框架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此体系造成学派与研究领域隔阂，容易产生误解，认为法国学派只有影响研究而没有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只有平行研究而没有影响研究。为了打消隔阂，消除误解，曹顺庆在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中果断打破学派理论体系，概括出一个全新的学科理论范式。该书明确提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四大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包括跨国、跨学科、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总体文学研究”。特别是“变异研究”的提出，拓展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一举解决了比较文学研究中不少令人困惑的难题。“比较文学的变异学将变异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文学交流的变异状态，来探索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③比较文学理应蕴含“跨越性”和“文学性”，在跨越过程中，受到文化因素、心理因素等影响和制约，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变异。文学变异学主要从五个层面进行：语言层面变异学研究、跨国与跨文明形象的变异学研究、文学文本的变异学研究、文化的变异学研究以及文学的他国化研究。其中包括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文学的他国化研究等。 曹顺庆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经验，将“译介学”从“媒介学”中抽离，置于“变异研究”名下，亦属首创。在《比较文学教程》中，曹顺庆指出：传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只注重文学传播和交流过程中的实证性影响关系，故将译介学划为媒介学。这种观点忽视了接受者主观选择的能动性和心理文化因素。这些因素会导致文学在传播和交流过程中发生变异，因此，译介学关注的是文学在被翻译过程中的变异关系，理应被归入“变异学”。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科学或一门学科，不能沉溺于学派隔阂。中国比较文学想要创新，首先要打破法国学派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影响研究、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三位一体”的学派构成论。曹顺庆的《比较文学教程》以四大研究领域划分比较文学新学科理论体系，将比较文学研究按研究领域分门别类，领域有交叉，方法可通用，既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系。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的建立，迫切需要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作支撑。《比较文学教程》适时而出，“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教材的一个新体系”④。 3.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 张宏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就理论与实践结合做出了积极尝试。全书先总论比较文学的学科形态，肯定比较文学的超越性，得出“从根本上说，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知识学科”⑤。比较文学不是专讲理论的学问，具有很强实践性。作者在第二编分论比较文学的方法体系。在第三编中，作者将学科理论融入实践研究，用“美国文学中的中国人和中国”阐释形象学实践研究，用“《白鹿原》和《静静的顿河》的比较”明晰主题学实践研究，用“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剧作的比较”讲述历史类型学实践研究，用“20世纪文学观念的演化”考察跨学科研究。当然，书中依旧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第五章论述“接受过程的选择与阐释”时，作者持传统观点，认为译介学是影响研究的重要分支。 张隆溪的《比较文学研究入门》利用国际视野审视中国比较文学，力图在国际比较文学发展历程中为中国比较文学找到准确定位。全书先论述中西比较文学所面临的挑战，如民族主义造成的东西方对立、文学和文学研究政治化等，然后对中西比较的可能性给予肯定回答。在作者看来，只要能正视、迎接并战胜这些挑战，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将成为“国际比较文学一个无可置疑的重要部分”⑥。根据个人经验，作者在书中开出“重视语言和文学阐释”的“药方”。从语言出发可以看出中西方在哲学思想和文学批评中怎样讨论语言、表达、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注重阐释就不会将西方理论机械套用于东方文本，也可以避免把中西作品随意拼凑，做牵强附会的肤浅比较。第三章讨论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有影响的著作。第四章专论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成功范例。全书虽秉持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立场，对中国学派不置可否，但从理论与实践结合角度上看，依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二、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比较诗学在我国萌芽较早。王国维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运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分析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认为是中西比较诗学的起点。此后，裘廷梁、蔡元培、鲁迅、梁宗岱、宗白华、朱光潜、钱钟书、王元化等人，为开拓现代性诗学的中国视野做出了重要贡献。198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曹顺庆的专著《中西比较诗学》，标志着“中西比较诗学”这门学科在大陆正式确立。全书从艺术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五个方面对中西文论中的具体概念和术语进行梳理和比较，互证互释，双向阐发，求同存异，确认中西文论的不同文化背景和理论特色。从学科史的角度上看，《中西比较诗学》无疑“为学科史上纲领明确的奠基之作”⑦。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中西比较诗学》，可见此书的影响经久不衰。 2000年，王晓路的《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出版。由于中西诗学交流过程中“以西释中”为主流，不对等关系造成中国文论的全面“失语”。王晓路试图打破不对等，与西方文论展开平等对话。首先，作者从中国古代文论输入英语世界的历史轨迹和接受语境两个方面概述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状况。随后，用“他者的眼光”、“迁移的变异”、“诗学的对话”三章，阐释中国古代文论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理解，明确语言作为中介在交流过程中的“牢笼作用”。全书在翔实材料的支撑下，洞悉中国古代文论在英语世界中的生存困境，如理解与阐释不成体系、散点式研究多于全面思考等。由于语言障碍，英语世界对于中国古代文论术语的译介和接受存在困惑。因此，王晓路认为，应该“将中国古代文论中富有生命力的术语加以整理和翻译，不断地，有系统地推出，使西方世界对此有所了解并逐步熟悉”⑧。中西文论间的对话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对话。消极的对话只会停留在大原则的反复讨论中，结果只能是一厢情愿。我们只有做好具体工作，将中国古代文论加以梳理、转型、译介和推出，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对话，才能逐渐改变中西诗学对话的不平等局面。 饶芃子的《比较诗学》是一本论文集，共25篇，融汇作者20年潜心研究比较诗学的主要成果。其中，不仅涉及理论探索，还关注中西戏剧、海外华文文学等问题。赖干坚的专著《二十世纪中西比较诗学》旨在探讨20世纪“中西诗学的融汇如何推动中国诗学的现代化进程，同时揭示某些文艺思潮和理论流派的渊源流变”⑨。全书将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中国现代文论的创始、转型及嬗变与西方文论的传入、接受过程紧密结合，侧重于外国诗学对中国诗学的影响和渗透。作者发现中国现当代诗学的建立、成长、繁荣与西方文论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紧密相连，但没有意识到中国诗学已经全面落入西方“窠臼”。西学传入既为中国诗学带来繁荣，也造成中国文论的“失语”。 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刘介民在《中国比较诗学》一书中提出“重建中国比较诗学”，直言根本动力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自身要求”⑩。他认为：要想重建中国比较诗学，必须从西方文学理论所造成的压抑和羁绊中解脱出来，与西方文论展开跨文化对话。全书从比较诗学本体论、发生论、方法论、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实践论、概念论等方面，概述从古至今中西方重要诗学家和理论著作的主要观点，厘清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第十章“概念论”，列举了50个比较诗学术语，深层剖析诗学内涵，明白晓畅，意义非凡。 杨乃乔的专著《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从对中西诗学“本体”的考察入手，将“经学中心主义”（如第三章第四节“儒家诗学的内在批评精神：经学中心主义”）作为中国诗学的“本体”，将儒家作为中国诗学的中心，利用“解构”和“建构”理论解释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互补”现象。受德里达影响，作者进一步将中国诗学传统定义为“书写中心主义”（第八章第三节“东方诗学的书写中心主义与一个颠倒的形而上学等级序列”），认为中国诗学传统书写优于说话。从语言学角度，作者又将中西诗学语境分别概括为“写意”和“写音”。整体看来，《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一书站在本体论高度，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打破传统中西比较诗学范畴式研究方式，探讨诗学本源，对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全书共23章，32万字，纷繁复杂，一些定义和结论未免主观。但这些问题不能抹杀《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作为中西比较诗学本体论研究优秀著作的事实。 中西比较诗学研究走过二十余年风雨历程，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也进入了研究瓶颈期。面对全球化冲击，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中西比较诗学领域急需一部总结性与指导性兼备的著作。在此背景下，曹顺庆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史》应运而生。全书不仅从学科史层面梳理了中西比较诗学的萌芽期、前学科期、学科创立以及港台和海外汉学界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概况，还为文论失语、中西文明交流与碰撞、全球化语境等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困境指明出路。《中西比较诗学史》不是一部浅尝辄止的学科史著作，它对中西比较诗学现状和未来的论断鞭辟入里。如第六章“诗学话语的论争与中西比较诗学的拓展”，经过缜密分析，指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才是中西比较诗学的真正出路。面对全球化带来的交流与碰撞，中西比较诗学必须明确文明之间的异质性，以本土文化为本位，寻求与西学的沟通，通过跨文明研究，主动置身于全球化语境。只有展开积极对话，中西比较诗学才能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中“适者生存”。 三、比较文学实践研究 理论与实践研究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斯蒂芬·托托西的《文化研究的合法化——一种新实用主义：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文学与文化研究方法》一书讲述了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整体化认为文学是一个拥有开放、多元系统的综合体，文学研究由于作家、文本、读者均起作用，因此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这一观点为比较文学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经验主义将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包括写作、出版、发行、阅读、翻译等在内的社会活动系统来考察，其研究步骤是提出假设、投放实践、测试和评价，其使用的观点多从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中吸取，力图使文学研究更科学化，更联系社会。斯蒂芬·托托西坦诚地指出，目前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研究正在被边缘化，正在越来越远离社会主流。要想使文学合法化，文学学术界必须建立起自身的学术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多学科整合。 斯蒂芬·托托西的理论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对文学与文学研究整体化和经验主义的认识，促使研究者打破传统“X+Y”式的研究模式，逐步走向跨文明和跨学科的全新视角。 1.跨文明视野下的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走过30年风雨历程，曹顺庆教授关于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吴格非的专著《当代文化视域下的比较文学研究》。该书有两大特点：一是从中西文化视角研究比较文学，二是整体论述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前者站在不同文化立场，重新审视外国文学、翻译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与界限问题，并进行有关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实证—影响研究，平行—对话研究，跨文化阐发研究和文化渊源研究。后者先整体论述一个研究领域，再提供两个专题研究作为示范，理论与方法兼备。全书旨在讨论西方作家、理论家及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影响，借此论述当代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比较文学。跨文明必须以异质性基础进行双向交流和平等对话，否则，永远摆脱不了“X+Y”式的浮泛研究。杜进的《跨文化视野中的比较文学》根植于理论研究。承袭传统“三派一体”结构，重点论述媒介与译介、翻译研究、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跨文化文类学研究和中西叙述文类的比较。作者试图利用跨文化视野打破比较文学“三派”三分天下的局面，但这种尝试因为自身定位不清而显得淆乱无章。跨文化是一种明确文化异质性特征基础上的综合比较，不是简单的中西对比。 姜智芹的《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以理论为先导，主要叙述他者视角、学科边界（跨学科）、经典阐释、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变异学）等。实践研究涉及两方面：一是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作者从卡夫卡的中国情结谈起，论及其作品对中国现当代作家如宗璞、残雪、余华、刘震云等的影响。这次跨文明对话是积极的对话，中国作家在卡夫卡作品中找到了灵感和共鸣。余华、刘震云等将卡夫卡的创造性叛逆、精神的真实追求、文本的哲学意义、跨越时空的精神聚合等吸收、改造并运用到叙述中国文化和社会现状中，取得了显著效果。二是中国形象、作家及作品在外国的研究状况。中国文学不能关起门来研究，借助“他者的眼光”可以拓宽视域。研究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首先，有助于从文化层面上寻找中外表面冲突的深层原因。……其次，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其他国家的民族性格、社会发展及其文化潜意识中的某种心理结构”B11。跨文明对话是“迎进来”与“送出去”相结合的互动过程，对中国新时期作家及作品在国外传播与研究状况的考察，为中国比较文学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东西方碰撞与交融，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文学思想上，还发生在文学理论领域。作者以跨文明视角探讨比较文学，却对比较诗学三缄其口，为全书留下了遗憾。不过，这点瑕疵不足以影响《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成为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2.比较文学视域下的中国古典文学 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结缘已久。随着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逐步成熟，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联姻展现出新活力。周发祥、魏崇新在《碰撞与融会：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一书中共选编20世纪国内外有关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20余篇，分为“文海汇流”、“殊质映照”、“出位之思”、“诗学互鉴”和“西论中用”5个部分。由此书可以看出20世纪从比较文学视角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状况。编者试图按照文章内容分门别类，但由于这些文章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彼此间关联性不强。2009年，魏崇新出版专著《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该书主要是个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分为“原型与母题”、“性别批评”、“叙事研究”、“比照与借镜”四编。前三编运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如主题学、形象学、叙事学等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第四编关注中西比较，如“三言”、“二拍”与《十日谈》文学精神的比较等。该书论述最精彩的部分是“性别批评”。面对以男性话语为主宰的古典小说，作者精确地分析了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失语性”，为她们翻案。不过，该书虽命名为《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但全书只论及了明清小说、戏剧、话本等，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诗文”避而不谈，颇有舍本逐末之嫌。全书采用西方理论重新阐释中国古典文学，新意有余，但深度不足。作者如果能在现有基础上，总结出中西文学发展规律的异同，兼及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一定会为全书增色不少。 3.中西戏剧比较研究 蓝凡的《中西戏剧比较论》是中西戏剧文体比较研究的扛鼎之作。此书由其1992年出版的专著《中西戏剧比较论稿》扩充所得，共12章，68万余字。第一、二章为总论，从本体角度论述中西戏剧的异同。如第二章，作者指出中国戏曲艺术在形式美上遵循“以一求多”，由共性见个性，在统一中求变化的规律。西方戏剧则“以多见一”，由个性见共性，在变化中求统一。这便是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最根本的内在差异。第三章以下是分论，从美学和哲学层面对中西戏剧的舞台时空、表演体系、导演风格、结构观念、语言性格及悲喜剧等进行比较。如第四章“戏剧舞台的时空观”中，作者指出，任何西方戏剧，其舞台时空都是可见的、纯粹物质的。中国戏曲的舞台时空有时却与演员的唱念做打共存，非独立存在。不同文化背景决定戏剧在中西不同文明体系内的发展道路、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均不同。纵观全书，作者从“比较”入手，熔戏剧美学、观众心理学、史学、社会学以及音乐、舞蹈、绘画等于一炉，将中西戏剧艺术放在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内，寻找中西戏剧的基本特征和规律。如西方戏剧重再现、写实，中国戏曲重表现、表意。蓝凡先生凭借丰富的学识、广阔的知识面、严谨的治学精神，冷静观察西方戏剧，认真思考中国戏曲，理性比较二者的异同，最终推出这本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著作。《中西戏剧比较论》虽为新作，多为旧谈。蓝凡先生关于中西戏剧比较研究的成果一版再版，充分说明20余年来，在中西戏剧比较领域尚没有其他著作与之比肩。 4.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的其他表现 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还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对西方理论的形成、传播及其在中国的影响进行系统研究。如西惠玲的《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作家批评》对女性主义的研究。全书充分运用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跨文明研究等，打破学派与方法的隔阂，是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有益尝试。第一、二章为总论，具体介绍女性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在中国大陆的传播。第三、四章分论女性主义对中国女作家创作的影响。最后一章探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立足于异质文化背景，作者认为：“女性主义文学在诞生时起，并不属于世界”B12，它在人性较为自由的西方产生，最终成为极富个性的“时代文学景观”。西方女性主义思想是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空前活跃的动因，“我们的女性文学研究者选择‘开放和吸纳’不仅没有造成女性文学的发展的困境，而且提高了中国女性创作的主体意识”B13。随着创作和批评实践的发生，女性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新变化，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和批评，作为世界女性主义研究的一部分，必然与西方女性主义走上全面对话的道路。全书基于此总结出一条“吸引——影响——融合——发展”，最终走向对话的理论研究道路。 二是将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王虹的《中日比较文学研究》是其中的典范。作为国别文学比较研究，中日文学比较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与中日两国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关联密不可分。王虹此作以多年来个人研究的部分成果为基础，共分八篇，采用中日双语形式，运用历史考证、作家论、作品论等多种研究方法，针对日本近代的文学作品和中国近代著名作家的作品进行较为详尽的比较分析，如《蜜柑》与《一件小事》的比较、芥川龙之介与郁达夫的比较等。该书虽然是一部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但既适用于对外汉语研究教学，也适用于中国日语专业学生研读，是一部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优秀作品。 四、传承与发展——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 学术传承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大批学者为此付出的努力。他们用尽一生心血，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推动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留下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无论是“旧学”还是“新知”，都是前人筚路蓝缕的足迹。今人在重估和评价前人学术成果的同时，更应该从前辈学人勤勉的学术实践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中汲取丰富的学术营养。对于前人著述的整理再版，无论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还是比较文学学术史，都意义重大。 2009年，《宗白华中西美学论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与一些著作等身的大家相比，宗白华先生的著述少得可怜。该书虽不是鸿篇巨制，但却是宗白华先生数十年学术生涯的缩影。他从“艺术人生观”立场出发，以“审美”精神和“唯美”眼光，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的审美智慧及生命体悟与德国生命哲学的浪漫精神相结合，进而孕育出独特的生命本体论。以此为基础，以审美为内核，宗白华先生进一步生发出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解读。宗白华先生中西比较美学之路以两点为根基：一是他对中西美学的冷静态度；二是他的文化主义视野。前者表现为对中西两种文化的同样尊崇，这使他可以用超功利眼光客观看待两种文化各自的优劣之处。后者主要以文化的视角切入，探索出贯穿于中西文化的精神内核，并在现代及本土视野的关照下对两者加以超越。从这部“论集”中，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宗白华先生的“艺术人生观”，还可以明晰青年时代先生的一腔热血和社会责任感，更可以体悟他对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深刻见解。全书散篇居多，有很多讲稿和随笔，虽不成体系，但字字珠玑。即使时过境迁，宗白华先生对于中西美学和中西文化比较的相关观点依旧不落陈套。 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王佐良的《文学间的契合：王佐良比较文学论集》，该书由王佐良先生1985年出版的《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英文）》一书扩充而得。王佐良先生是著名学者，在多个研究领域成绩卓著。本论集精选王先生有关比较文学的论文15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契合”共8篇文章，主要研究20世纪中西方文学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第二部分收录王先生讨论翻译的7篇文章，其中有对翻译家的比较和评价，有对近代翻译理论的回顾和分析，也有对翻译中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解剖。王佐良先生著述颇丰，精品尤多。他善于思考，立足于教学和翻译实践，很多学问即由此而来。他巧用“契合”，列举不同文化之间多种相互渗透现象，如中西文学之间的关系、前人对后人的影响（例如查尔斯·兰姆对詹姆斯一世时期英国诗剧的兴趣）及作家之间的关系（例如美国现代诗人詹姆斯·赖特与中国古代诗人白居易）。在《Two Early Translators》（《两位早期翻译家》）中，王佐良先生对严复和林纾的翻译实践做出品评。在《严复的用心》一文中，王先生用翻译实践检验严复“信达雅”理论，认为“信”是指准确传达原作的内容，“达”是指尽量运用习见的表达方式，“雅”是指通过艺术地再现和加强原作的风格特色来吸引读者。为此，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辩证地看——尽可能顺译，必要时直译，任何好的译文总是顺译与直译的结合；二是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同样作为翻译家，王佐良先生以自己的翻译实践和心得预见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互动发展，并丰富“信达雅”观。翻译的作品既要可靠，又要可读。王先生的论文既高屋建瓴，又明白晓畅，堪称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五、小结 近年，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史、学科史的梳理证明：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独特的学科特点和理论特色。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是顺应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的必然结果。学派与方法间的隔阂已经严重影响比较文学的进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打破传统“三位一体”的学派理论体系，创造一个在比较文学跨越性基础上，综合运用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的全新理论体系。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跨文明研究和变异学在中西文化、文学交流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西比较诗学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只有立足自身，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平等对话才是真正出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每个历史节点，面对每一次挑战，唯有认真思考、仔细梳理、勇于开拓、努力实践才能保持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旺盛生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收获 杨玉珍同志在高校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已有多年，是一位很有成绩的青年学者，看到她的这部《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著作（北京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６年），我为沈从文研究领域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新收获，感到非常高兴。 熟悉比较文学的人都知道，这个学科自１９世纪下半叶诞生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以影响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法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欧洲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范围局限于欧洲，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欧洲中心论”；二是以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美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北美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突破了欧洲的范围，但它仍然局限在欧洲和北美之间，只不过“欧洲中心论”变成“欧美中心论”罢了。目前是以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或文明为基本理论特征的新阶段。这种基本理论是中国学者乐黛云先生提出来的。杨玉珍同志的《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就是比较文学发展第三阶段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实绩。它突破了“欧洲中心论”和“欧美中心论”的框框，这是书稿的一个重要价值。 书稿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在沈从文研究中开辟了一个新的层面。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沈从文研究的开展，世界语境中的沈从文研究也搞得有声有色。这种比较视野下的研究涉及的外国作家有福克纳、哈代、梅里美、乔治・桑、兰盖、卡拉姆津、屠格涅夫等。令人遗憾的是，在比较研究的文章中，除个别文章涉及川端康成等作家外，沈从文与东方作家的比较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作为沈从文重要研究基地――吉首大学的一名教师，杨玉珍同志向读者奉献出《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一书，正好弥补了上述缺陷。正如作者在书稿的《前言》中所说：“笔者拟将沈从文置于‘东方’视域中，审视其创作个性、创作风格与文学成就，用文化学、美学、比较文学等研究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看这个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风格卓异、个性突出、被论者称为‘中国现代罕有其匹的艺术家’，在文学的历史链接上所具有的东方特性和世界意义；并通过将他与东方其他几位著名作家如泰戈尔、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的比较研究”，“审视他与‘东方审美文化’、‘东方乡土文化’、‘东方宗教文化’的关联互动，在共时与历时的层面凸显东方文学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性。”应该说，书稿的主旨是非常明确、很有创意的。 书稿分上、中、下三编。上编着重从与民族传统的关系、理想主义倾向、女性形象与作家自我、“死亡的东方之美”等方面对沈从文与泰戈尔、川端康成进行比较；中编主要从立足乡土的边缘文化立场和原乡追寻的美学建构对沈从文与大江健三郎进行比较；下编则主要探讨沈从文与佛教和《圣经》的关系。可以看出，书稿主要是对东方国家同质文化的比较研究，但同时也指出了沈氏在各个问题上与三位东方作家的差异，以及沈氏和三位东方作家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既揭示了沈从文文学的独特风貌，也展示了２０世纪东方文学对人类的特异贡献，这是很有价值的。 如果说，过去“发现东方”的主角是西方，那么现在，这种角色正在逐渐转换，即“发现东方”的主角正在由西方变为东方。杨玉珍同志的这本著作正是在东方人自己“发现东方”和中国比较文学“又有新的开拓与创获”这一大背景下出现的一个成果。它不仅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而且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障碍的分析,并结合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提出了解决比较文学研究中障碍的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 比较文学 障碍 对话理论 一、引言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为了研究关于交往的一般理论,对于交往的媒介与条件──语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1976年发表的《什么是普遍语用学》一文中指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即确立“交往行为的一般假设前提,以促成主体间的相互理解”。①他认为,言语行为是以理解为目的的,相互理解以取得共识,达到认同为旨归。为了确立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他提出了凡是参与言语交往行为的人所必须遵循的四项基本要求,即对于言语的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的要求。这四种有效性要求缺一不可。 二、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只有参与言语行为的人才能够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互相认同,才能形成主体之间的认同和协调。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西文学对话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偏颇与失误,都是由于忽视了上述某种有效性要求而造成的。概括地说,当前主要有以下三种障碍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 (一)文化客观主义 持这种主张的人自认为能够对西方文化作出全面和准确地领会,他们也期望西方人同等地对待中国文化。对文化交流中出现的任何误解和误读,他们都横加指责。他们主张有一个客观现实的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并且具有我们能够洞悉的确定的本质和属性。“外在”(客体)的东西被假定为独立于“我们”(主体),知识是在主体正确地反映并呈现了客观实在时所得到的。因此,在文化客观主义的认识论中,我们得到的是一种主─客体的认知模式,换言之,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目的论的主─客体关系。这样一种关系无疑与交往理论所追求的主体之间的双向的交流和选择的关系背道而驰。 (二)文化中心论 如果说在文化客观主义中作祟的是主体性,那么,左右文化中心主义的则是人类(自我)中心论。这在现代西方社会具体表现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对于这种“主义”的揭露和批判由来已久,至尼采为一大转折。到了当代,德里达(Derrida)在《人的终结》一文中将其看成是已消逝的神话。但是目前学术界仍有两种倾向值得提防,一种是自愿地接受西方文化话语的控制;另一种则认为西方中心已成为历史,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也该让我们尝尝“中心”的滋味。然而,这两种倾向都有损于中西文化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因为,就语用学而言,任何一方持有中心论的观点,他都无法真诚地表达其意向,让对方欣然地接受他。 (三)文化相对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在英国兴起,其主要观点是认为土著地区有其独特的文化特性。该理论的核心人物美国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认为,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批判甚至摧毁那些与自己原有文化不相吻合的东西。简单地说,就是承认并尊重不同的文化,并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表面上看,文化相对主义颇具说服力,但实际并非如此。文化作为人类的一种创造,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式,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在实际过程中我们不应该走极端,把对话双方完全隔离开来,导致绝对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或极端文化相对主义。 总而言之,以上三种主义的表达不具备可领会性,使对话双方不是落于主―客体的关系中,就是处于游离状态,无法真正达到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的目的。 三、对话理论 对话理论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概念是由前苏联文学批评家巴赫金(Bakhtin)提出的。从1920年的《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1935年的《小说话语》,到1961年的《论陀斯妥耶夫斯基一书的改写》,经过逐步的补充、深化和拓展,他建立起了自己的对话理论体系,这是他哲学思想在文论中的具体体现。他指出:“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②换言之,相对与包容是对话主义的基本立场,他性与差异是对话主义的基本条件,互补与创新是对话主义的最终目的。 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语境下,对话理论的意义在于: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操作方法,它是一种话语形式,即用“非我的”和“他者的”眼光来看待所研究的对象,把不同民族的文学视为各自独立的、各具特色的、相互平等的、能够展开对话的双方,破除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促进当今世界的文化发展,最终实现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友好交流。 四、文化对话――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那么,我们该运用何种理论才能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呢?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对话理论是绝对必要的。巴赫金(Bakhtin)认为,一般说来,文化在定型的时期,基本上由统一的“独白话语”所支配,而转型时期的标志就是“独白话语”的中心地位的解体和语言杂多局面的鼎盛。也就是说,各类语言和文化在转型时期只有通过互相对话与交流,才能同时共存。虽然对话不能完全消除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不能彻底地取缔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但是,对话能够帮助我们采用商谈的形式,来对待这种差异或冲突,从而克服民族的片面性和时代的局限性,最终通过对话达成相互了解。 具体而言,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只有进行跨时代、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才能冲破一切人为的界限,在各种边缘的重叠交合之中,在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视野融合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发展突破口,创造出新的未来。 五、结语 总而言之,我们正在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逐步走向一个相互理解、平等交往和对话的时代。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需要建立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我们要克服以上三种障碍的影响,就要以平等的态度去对待各种不同的语言与文化,主动地把他者作为主体来看待,并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另一个自我,然后在“我们”这个集合中寻求共同的生存。

商品经济论文:略论明清时期长江流域商品经济发展的区域性特点 明清两代，中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是东部地区，而沿海的江、浙、闽、台，又占有重要的地位。 从社会经济区域的结构来看，江、浙、闽、台的社会经济区域组合，在历史上经历过很大的变动，发展出多个社会经济区域板块。但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上，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传统联系，在宏观上，组成一个大的社会经济区域──东南区。这也是现在华东经济区的主体。 东南社会经济区域的开发，可以远溯到人类文明的黎明期。考古发现证明，这一地区是中国古文明的一个源头。这里也曾独立发展着古越族的文化。秦汉以降，随着北方中原汉人一批批南移垦殖，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带进本区域，实质性的大规模开发从而开始。唐宋之际，这一地区内的主要江河流域，形成大小不一的农业区，生产力相继赶上中原老农业区的先进水平。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手工业、商业加速发展，城市经济也日趋繁荣。两宋到元代，本区域内大致形成若干不同特色的板块，其中最主要的有江南、浙东西、闽东南等。而以长江三角洲和钱塘江三角洲为核心的江南，是全国主要的农产区，也是全国经济最为富庶，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 明清时代，在江南继续保持龙头地位的基础上，闽东南社会经济区域扩展到台湾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海上贸易的联系，本区域形成了活跃的东南沿海贸易圈。因此，把江、浙、闽、台视为一个社会经济区域进行多视角的研究，是可行的，也是很有必要的。 一 在选择明清东南区域作为研究对象之前，有必要对明清东南区域的经济变迁，作为一个粗略的估计。 明清时代，东南区域的经济，除受战乱和特大自然灾害影响的年代外，一般都保持增长的势头。这一时期的经济变迁，呈现了如下的特点： 一、在传统的老农业区，即己开发区，主要指沿海、沿江、沿河的平原和河谷地带，土地的农业开发几已饱和，粮食的增长主要依赖深耕细作或新作物（如蕃薯）的引进，但由于人口的繁衍速度超过粮食增长的速度，这些地区相继经历了从粮食输出地到粮食进口地的转变。与此同时，传统农业内部结构也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因地制宜，发展商品性的经济作物，成为一种趋势。商品性农业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家庭以副补农的需要，也刺激了专业市镇的兴起，后者又为一部分农村人口提供了新的出路。 二、农业区向半开发的山区地带或海岛伸展。大批流动的"棚民"，进入皖南、闽浙边，闽赣边、闽粤赣边山区，开发了玉米、番薯等粮食生产和兰、靛为代表的经济作物生产。以闽南移民为主力，开发了台湾岛南部的平原埔地，并渐次向北部拓展。到清中叶，台湾新农业区已成为东南的粮仓。传统的北方人口南迁现象基本中止，出现本区人口向中西部与海外迁徙的两大流向。山区和海岛的进一步开发，虽然带有粗放性，甚至带来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但在当时，它是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为维系区域经济在全国的领先地位，保障粮食供应和经济发展，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三、传统的手工工业继承前代而有所发展。在行业布局上，从沿海向山区延伸，开辟了新的基地或新的行业，资源、劳力、资金的配置出现了新的调度，区域性的专业分工更趋合理。在内部结构上，以生产外销产品的"外向型"手工业比重增大，发展较快；家庭副业型的个体生产单位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民营手工业发展蓬勃，手工工场已在某些地区、某些行业出现。 四、市场网络仍以地方性的初级市场为主渠道，墟市、庙会是基层社会经济交换活动的中心；各地之间的货物流通仍通过传统的水陆商路进行，自然环境造成的交通阻隔没有明显的改善，内陆贸易的闭锁性仍十分突出。海上交通和海外贸易的传统优势，曾因禁海而受挫，又因开放而焕发新机。冲破海禁限制而成长起来的海上私人贸易，在明代后期发展到相当规模，月港与太平洋航路的接通，为中国商品进入世界市场，间接地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作出了积极贡献。郑成功曾一度遏止西方早期殖民主义者的海权扩张，执东西洋贸易之牛耳。这一发展趋势虽为明清之际的鼎革所打断，清代前期海外贸易中心南移广州，但本区域仍是出口外销大宗商品湖丝、棉布、茶叶的主要供应地，上海、厦门诸口是南北沿海航运主要的中转港。由海路联系的国内外市场，是市场网络中最活跃的一端。 五、海洋经济利益加大，沿海居民进行海上走私、下海通番，屡禁不止。明代中后期，从海商、海寇发展起来的海洋势力，到郑成功时代，造成了中国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的雏形，揭开了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帷幕。作为海洋社会经济产物的海外经济性移民，在海外建立移民社区，并与东来的西欧资本主义掠夺型海洋经济的先锋队相遇、冲突。早期中国的海洋势力，从明清社会经济的全局看，还只是传统经济体制外的循环，但在本区域内已是一股重要的经济推拉力，对区外的内陆经济（特别是联系沿海与内地的水陆商路所经地区）也产生一定的刺激。 六、消费水平有所提高，奢侈性的高消费从官僚缙绅下移到一般地主、商人和富裕市民，从生活消费、科举官场消费延伸到宗族消费、文化娱乐消费、民间信仰消费等，导引风俗由俭入奢的变化。这一变化又反过来刺激了民间工艺、建筑、旅馆、青楼、文艺等服务行业的发展。但沿海与山区，城市与乡村，消费水准进一步拉大，形成不同特色的人文景观。 总之，东南区域在传统农业社会的格局下，农业、手工业都与市场发生愈来愈紧密的联系，商品化倾向带动的经济变迁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加强烈。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中国近代以前经济变迁走向的一个最佳观察点。因此，中外学术界投以广泛的关怀，成为长期盛而不衰的研究热点，是很自然的事了。 二 五十年代以来，我国史学界对明清东南区域变迁关怀的重点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长达三十余年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学术讨论，大量的举证来自东南地区，特别是江南，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分析，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研究成果清晰地重建了明清东南地区城乡商品经济发达以及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图像，而且清楚地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时期出现的新事物，在中国也有类似的现象。这是这场大讨论取得的最大的历史贡献。 从新生事物生长历程观察明清经济变迁，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视角。随着讨论的深入，对于什么样的经济现象属于新事物或新因素？这些新事物或新因素在社会经济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一系列的研究课题摆到了学术界的面前，引发了新的思考。大致可以说，借助于这场大讨论，中国学术界逐渐摆脱了简单性把商品化生产等同于资本主义的错误，重新审议了经营地主、雇佣劳动的性质，同时又把学术关怀从单纯的生产关系层面扩大到生产力层面，以至于与经济变迁相关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变迁；从线性描述进到立体观察，从宏观的通论进入区域研究、个案研究、计量研究和比较研究，在更广泛的领域进行学术积累。这是这次大讨论带来的正面效果。与此同时，从旧事物的衰落变化过程来观察明清社会经济变迁的研究，也被带动起来。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老问题，也赋予新的内容，进行新的考量。 用资本主义萌芽概括明清东南区域经济变迁的特点，在国内外均有众多的赞同者和反对者。国内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意见认为：资本主义萌芽论并不是和封建经济──传统经济论相对立的理论，它承认鸦片战争前的明清社会仍是封建社会，处在出现互解征兆，发展与停滞并存，"死的抓住活的"的晚期阶段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尽管只是稀疏的存在，有的夭折，有的中断，有的则和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有继承的关系，这反映了明清社会前进的方向，"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1]。明清时代存在发达的商品经济，明清东南区域经济变迁属于"传统内变迁"，这是大家可以接受的。问题是，明清社会没有通过自身的内部变革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并不必然导向资本主义已为许多国家的历史所证明，马克思本人也没有把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当作一般发展道路[2]，那么，用资本主义萌芽概括明清东南区域经济变迁的特点，是否妥切？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有的依据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等著作，从理论上否定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存在的可能[3]，有的借助西方学术界提出的某些理论框架，寻找或探求取代资本主义萌芽论的新模式[4]。 尽管从学术理论、研究方法到史实的诠释都还存在许多争议，还没有形成得到学术界普遍公认的解释模式，但八十年代以来，围绕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而展开的多视角的研究，正扎扎实实地推进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化。在这一大背景下，明清东南经济变迁的研究也走上一个新阶段。以长江三角洲、杭嘉湖和福建等沿海地区为重点的区域经济研究，主导着新一波的研究方向。 厦门大学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是在傅衣凌教授"必须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现象一起研究"[5]的学术思想指导下展开的。八十年代以来，循着学术潮流的发展，研究课题也作了重要的调整，以专史研究和区域史研究为重点，社会史与经济史相结合的特色更为凸显了。通过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一批新人的投入，不仅壮大了学术队伍，也注入了新的活力。出版的学术著作，有傅衣凌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1982)、《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1989)、《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1989)、《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1992)；傅衣凌、杨国桢主编《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1987)，傅衣凌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七册(1988)，傅衣凌主编、杨国桢、陈支平著《明史新编》(1993)；杨国桢著《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1988)，杨国桢、陈支平著《明清时代福建的土堡》(1993)；陈支平著《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1988)、《近500年来福建家族社会与文化》(1990)；郑振满著《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1992)；和外单位合作撰著的有《清代全史》第五卷(1991)、《中国十大商帮》(1993)等。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有刘敏（秀生）的《清代商品经济与商业资本》(1985)、李伯重的《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力六论》(1985)、陈支平的《清初赋役财政制度演变论丛》(1987)、陈春声的《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十八世纪广东米价分析》(1989)、郑振满的《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1989)、李长弓的《明代驿传役研究》(1991)、张和平的《文化的夯实：对晚明反传统现象的再认识》(1991)、郭润涛的《清代地方行政幕府研究》(1991)、曾玲的《明清福建手工业经济研究》(1991)、周翔鹤的《清代台湾农村经济的计量研究》(1991)、罗一星的《珠江三角洲传统工商城市的发展形态──明清佛山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1992)、刘正刚的《清代四川的闽粤移民研究》(1993)、刘淼的《明清沿海荡地开发研究》(1993)、王日根的《明清会馆史研究》(1994)。我们还以群体的力量，进行福建社会经济史和福建、台湾社会文化比较研究的计划，前者是国家"六五"、"七五"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项目，后者是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的合作项目。 这不仅仅是研究课题的伸展，而且在学术关怀上，更加注意社会生活、民俗文化的层面，把以民俗、乡例证史的传统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准；更加注意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把研究东南区域社会经济史的传统提升到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视角之中；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上，更加注意科际整合，努力吸收其他人文科学的有用理论和方法，透过田野调查对契约、族谱等民间文献和遗俗、遗制等口头资料的搜集，丰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内容。 以上这些研究，虽然角度、层面有所不同，却都是紧紧围绕明清东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这一主题的。所做的工作，一方面是对学术传统的继承、总结与反思，另一方面是寻找发展学术传统的新的方向，新的视野。 在长江流域经济变迁的历程中，由于地理环境不同，以及生产力水平、资源状况、历史文化传承等诸方面的差异，明清时期长江流域的经济变迁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点，不同地区之间，同一地区的不同部分之间，在经济变迁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本文试图揭示明清时期长江上中下游商品经济发展总体趋势和共同特征背后的差异和特色，以期对今天长江流域新一轮的经济开发热潮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市场网络型商品经济及其特点 长江下游经济区特别是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盛况学术界研究成果颇丰，这里不作重复。透视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过程，可以发现，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商品经济具有以下特点： 1.这种商品经济产生于传统自然经济结构的内部，是下游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促成下游地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主要原因，一是由于明中叶以来农业生产力的回升、手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二是由于人口的增殖，人浮于地，使大多数的小农家庭面临着生存压力，同时也在农村中出现了过剩的劳动力。三是由于江南地区自唐宋以来一直是国家的重赋区，到了明清时期，在农业资源和技术资源充分利用的情况下，重税浮粮已成为江南人民的一大负担，为了交纳"比限日严"的国家赋税，小农们不得不用有限的土地从事多种经营，或者把家内自给之外的剩余纺织品推向市场，最终在市场经济利润的刺激下，人们开始以经济作物排挤粮食作物，出现了"每村庄知务本种稻者，不过十分之二、三，图利种棉者，则有十分之七、八"的现象（注：皇清奏议卷61，奏请海疆禾棉兼种疏。），同时心灵手巧的农村妇女们也"通宵不寝"，尽可能织出更多的剩余纺织品。 2.这种商品经济以下游经济区强大的农村基层社会需求为基础。长江下游经济区内部"自生"的商品经济在它孕育、产生的过程中，耕织结合的传统经济结构经历了多层次的分化瓦解，这不仅表现在农产品商品化和手工业产品商品化趋向的扩大，而且表现在商业性农业内部出现了地域分工、集约经营；手工业商品生产内部出现了行业分工、专业分工，几乎社会的每个角落都有小商品生产者在进行着种类有别的小商品生产，小商品生产原料的获得，生产工具的添置和生产的各个环节几乎都和市场发生关系，城乡之间、手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之间，手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内部的交换进一步扩大。广泛存在于长江下游经济区内的这种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和交换，在农村基层社会形成了强大的生产和消费需求，下游经济区的市场网络型商品经济正是建筑在这种强大而广泛的有效需求之上。在这里，小商品生产者生产和消费需求的满足、商品交换中心的兴起和发展，不再单纯地表现为大都市的集中化发展，而是以小城镇和以农村为依托的集市的兴起为主要特征。明清时期，下游江南地区这样的市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它们的种类也各异，有的是当地的手工业中心，如嘉兴的濮院镇、王江泾镇；吴江的盛泽镇、黄家溪市；湖州的双林镇、南浔镇等，都以某种手工业品的生产而闻名。有的是原料集散地或商业中心，如湖州的乌青镇、菱湖镇，太仓鹤王市，海盐的沈荡镇等，"五谷、丝布、竹木、油坊、贸店、大贾往往云集"（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市镇数量之巨，以及市镇种类的多样性充分体现了基层社会需求的广泛性和多样性。 3.在这种商品经济中，各种层次的市场相互交织，形成了密集的商品市场网。明清时期，在市镇和农村集市广泛发展的基础上，长江下游经济区原有的城市也在扩大规模和增强经济功能，这些大、中城市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大的范围内满足人们的需求。这样，从中心都会到农村基层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由农村市场、小城镇市场、中小城市市场和大都市市场等一系列多级层次的市场连结成的市场网络，这些市场在不同层次上发挥着交换流通功能，又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从而使整个区域的社会经济连成一体，整体走上商品经济的发展道路。 总之，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商品经济是区域内部"自生"的，它以农村基层社会广泛的生产和消费需求为基础，并且形成了市场网络，因而这种商品经济比较稳固，能够持久，不会因较小的外力作用而大起大落。 二、长江上游经济区的"特产型"商品经济及其特点 明清时期，在长江上游经济区这个封闭的地理单元里，同样也存在着因区内自然经济内部结构的变动而产生的商品经济，特别是清中叶后，四川等地的商业性农业和手工业都有了较快的发展，经济作物的种植在农村中较为普遍，家庭手工业也出现了"机声轧轧常彻夜不休"的火热场面；商品交换也有所发展，据四川有关方志的记载，四川省明代共有集市场数1000多个，到了清乾隆年间已有3000个（注：高王凌：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专题1994年第6期。）。但总的来说， 上游经济区小农经济商品化的规模和程度远不如下游经济区。在有限的商品经济总量中，源于上游经济区区域内部需求的商品经济所占的比重很小。上游经济区商品经济的主要方面体现为因外部市场需求刺激而发展起来的"特产型"商品经济。它的特点是： 1.从进入市场的主要商品来看，大多数为本省特有的产品或优势产品。长江上游经济区是我国主要的农业区，粮食作物是本区的一大优势之一，糖、麻、桐、茶、药材等经济作物更是本区特有的优势。明清时期，随着长江下游及其他地区城镇的繁荣，非农业人口的增多以及全国商品市场的形成，上游地区的粮食成为全国市场的急需品，各类特有的经济作物及其加工品也成为外部市场的抢手货。上游川省人民便顺应这种需求，将粮食和山货转化为商品。重庆是四川粮食的集散地，凡外省到四川买米之商贩，皆"接踵而至"，然后，"外贩、又运下江，络绎不绝"。据记载，乾隆十八年四川运往江苏、浙江的粮食达40万石，乾隆二十三年运往山东的粮食亦达40万石（注：李龙潜：明清经济史。）。一些县志也有大量的本地物产运往外地的记载。如綦江县所产之山丝、枳桔、桐油、竹纸、药材、靛蓝，岁销本省及楚、黔等地，"易外属之钱，不可以数计也"（注：同治綦江县志卷2。）； 南川县"邑产除稻、椒、麦、黍及寻常日用，足供一邑取携外"，药材、茶、笋、漆、蜡、煤、铁、硝、磺、桐等"较他处为良者，不一而足，邑人力农之余藉资贸易，负贩络绎于途，岁获其利"（注：光绪南川县志卷2。）。 2.商品生产结构受外部市场需求的调节。在外部市场需求吸引下，上游经济区总是选择具有区域优势的物品投入市场。明清以来日益强大的外部市场需求促使上游地区扩大原有优势物产的种植和生产规模，或者因地制宜，拓展新的生产优势，从而改变商品生产结构。乾隆以来直到清末，四川省在稻米等粮食作物优势之外，经济作物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具有一定规模的商品种植（生产）优势。一些地域产生了棉、桑、蔗、菸、茶、果等专业种植区，如，潼川、顺庆等府形成了养蚕区域，"蜀中墙下种桑，宅内养蚕以为常业"（注：皇朝经世文编卷40。）；成都平原的一些府县多种烟草，新津"邑人业烟草者甚多，良田熟地种之殆遍"（注：道光新津县志卷29。）。以本地特产为原料的手工业形成一定规模，如隆昌、荣昌一带"比户皆绩"所产夏布"富商大贾购贩京华，远逮各省"（注：光绪荣昌县志卷16。）。道光以后四川省开始大量种植鸦片，鸦片的种植和贸易成为近代四川商业性农业的主要方面，尽管这是一种罪恶的畸形状况，但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种现象也正体现了外部市场对上游地区商品生产结构的调节作用。 3.商品的流通对商人和商路依赖性大。长江上游经济区地形的复杂，地理环境的封闭性，使该区的商品流通受到很大限制。该区的商品外运以水路为主，长途贩运往往以一些河流为依托，与一些城市相连，形成了一些固定的贩运路线。如成都府16州县的盐、白蜡等物品靠岷江运出；重庆、合州等城市则靠嘉陵江、渠江、涪江的河道输出茶、桐油等，这些物产依靠木船由支流集中在长江干流而下，运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全国各地市场。四川盆地也有几条通往外地的陆上运输线，分别是北大路、西藏路、云南路、两湖路，但是这些山路运输条件非常艰苦，只能靠挑夫和驮畜组成的商队，翻越盆地边缘的山道（注：彭泽益主编：中国社会经济变迁。）。封建政府为谋取暴利，往往加重长江水运路线的商税，迫使许多商品的运输由便利的水运转向艰难的陆运，这种流通渠道的畸形现象从反面说明了上游地区"特产型"商品经济对商路的依赖。 同时，由于这种商品经济主要面向外地市场，商品的流通主要经过长途贩运，商品生产者不能直接完成交换的全过程，而是经过一些商人或商帮的采办。在长期的商品流通过程中，一些重要商品的采办也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相对固定的商帮或商人。如：四川的生漆，清以前采办者主要为西帮，到清代广东帮及川帮均有采办；川东秀山的桐油，清初由陕帮商人购运，以后湖北、江西两帮商人来得较多；四川的黑木耳，乾隆时由汉口帮采办（注：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版。）。这种采办方式说明上游地区"特产型"商品经济对商人也有一定的依赖性。 三、长江中游经济区的"口岸型"商品经济及其特点 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商品经济发展最引人注目的是沿江口岸城市商业贸易的繁盛。以"九州名镇"汉口为中心，包括沙市、汉阳、武昌、宜昌在内的一批沿江口岸城市，利用交通便捷的地利，形成了一个对外连接全国市场，对内沟通广大内陆腹地的商品流通体系，从而使这些口岸城市成为全国的转运中心，转运贸易经济盛极一时，这种口岸型经济的特点是： 1.这种商品经济的形成以优越的地理位置为依托，以全国各地商品经济持续发展为条件。长江中游的口岸都是四通八达的交通要塞，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转输"（注：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沙市"蜀舟吴船欲上下者，必来此贸易，以故万舫栉比、百货灯聚"（注：孔自来江陵志余卷4。）；宜昌则"扼荆襄之门户， 川楚之咽喉"（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这种地理位置的优势，一旦遇上社会经济进步、商品经济发展的机遇就极容易转化为商业贸易优势。明清时期正是我国商品经济的高涨期，这为长江中游口岸型经济发展创造了机遇和条件。明洪武年间，汉口一带还是一处芦苇丛生的荒洲，到明末及清代，这里已是"五方杂处"、"商贾辐辏"，一跃而成为明清四大镇之一。这一过程正是地理优势转化为商业贸易优势的真实写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支撑口岸型经济的是全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长江中游地区口岸型商品经济不仅依托于中游地区的社会需求，更是以全国的消费需求为基础的。 2.这种商品经济的活力主要凝聚在商品流通领域，以集散、转运各地商货为基本的商业活动形式。以湖北的汉口为中心的长江沿岸口岸城市在明清时期全国商品经济大潮中扮演了全国的"商品仓库"、"商人俱乐部"的角色。汉口镇"九州四海之物，殊形异状，来自远方者旁溢露积"（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宜昌"商旅云集，百货充韧"（注： 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 期。），沙市"列肆百货充韧，津头则万舫鳞集"（注：光绪荆州府志卷4。）。 当时广东的铁制品、糖、苏木、蜡，福建的蔗糖、烟草，河南的棉花，江西的瓷器、蚕丝、纸张，云贵的木材，湖南的竹木，四川的粮食、药材等都云集于以汉口为首的这些沿江口岸城市。商品的去向大致有两个，一是由来自各地的客商经过交换后，各取所需，将异地商品运回各地市场；二是与中游腹地的商品相交换后，由中游地区的中、小商人再运回中游腹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覆盖中游腹地，连接四面八方的庞大的市场交换系统，流通领域迅速扩大，商货运销千里之外，转运贸易空前活跃，形成了中游地区有特色的"口岸型"商品经济。 3.在这种商品经济中，商人和商业资本发挥了主导作用。明清时，长江中游沿岸的口岸城市不仅是全国商品的集散地，也是各地商人、商业资本集中的区域，特别是汉口镇，被人叹为"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其各省商贾无不有本店或支店设于其间"（注：民国夏口县志·商务志。）。当时全国各地的商人和商帮都前来汉口等口岸城市进行商贸活动，著名的有川帮、潮帮、广东帮等，这些商人控制了商品，掌握了商品流通和销售的主动权，全国各地的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要凭借这些商人和商业资本的中转才能完成各种需求的交换和满足过程，因而商人和商业资本在口岸型商品经济中起了主导作用。 这种主导作用还体现在商人和商业资本对中游内地商品经济的带动和控制上。长江中游经济区得"中"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繁荣的口岸经济使得中游经济区的广大内地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上也得之机先。依托以口岸城市为中心的商品转运网，中游地区以棉纺织业为特色的地方商品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许多地方大面积种植棉花，棉区农村"乡民家勤纺织，贸布贩棉"（注：光绪汉阳县志·地理志。），"机杼之声相闻"（注：光绪蕲水县志·风俗。），"民皆持此为主"（注：光绪孝感县志·土物。）。中游地区的棉花和棉布深受外省的欢迎，如汉川布"近而襄楚南，远而秦晋滇黔，咸来争布"，葛仙布、阳罗布、黄州大布等也在全国拥有很大的市场（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在中游地区适应形势抓住机遇发展地方商品经济的同时，外地商业资本也开始向中游腹地渗透，推动和控制该区的小商品生产，如山西商人控制了蒲圻羊楼洞茶叶的生产和流通，山西和陕西的客商将汉阳县的布买到汉口加工染造，以应"远贾之贸易"（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等， 所有这些都说明商业资本的无孔不入和强大的控制力。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长江流域上、中、下游经济区分别呈现为特产型、口岸型、市场网络型的商品经济形态，分别以其封闭性和滞后性、过渡性和流动性、开放性和领先性标示出区域经济变迁的差异。这种区域经济变迁的差异又带来了农村经济结构（包括农业结构、家庭手工业结构、人口与土地的搭配结构）变迁的差异，具体表现为：中、上游经济区是传统经济模式在新开发地域、新的开发水准上的重建和扩展，商品经济已经产生并逐步扩大影响；下游经济区则是农业、手工业的商品化趋向日益扩大，自给自足的传统模式遭受的冲击日益严重，新的商品经济体系正在构建。 商品经济论文:略论明清时期长江流域商品经济发展的区域性特点 明清两代，中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是东部地区，而沿海的江、浙、闽、台，又占有重要的地位。 从社会经济区域的结构来看，江、浙、闽、台的社会经济区域组合，在历史上经历过很大的变动，发展出多个社会经济区域板块。但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上，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传统联系，在宏观上，组成一个大的社会经济区域──东南区。这也是现在华东经济区的主体。 东南社会经济区域的开发，可以远溯到人类文明的黎明期。考古发现证明，这一地区是中国古文明的一个源头。这里也曾独立发展着古越族的文化。秦汉以降，随着北方中原汉人一批批南移垦殖，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带进本区域，实质性的大规模开发从而开始。唐宋之际，这一地区内的主要江河流域，形成大小不一的农业区，生产力相继赶上中原老农业区的先进水平。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手工业、商业加速发展，城市经济也日趋繁荣。两宋到元代，本区域内大致形成若干不同特色的板块，其中最主要的有江南、浙东西、闽东南等。而以长江三角洲和钱塘江三角洲为核心的江南，是全国主要的农产区，也是全国经济最为富庶，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 明清时代，在江南继续保持龙头地位的基础上，闽东南社会经济区域扩展到台湾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海上贸易的联系，本区域形成了活跃的东南沿海贸易圈。因此，把江、浙、闽、台视为一个社会经济区域进行多视角的研究，是可行的，也是很有必要的。 一 在选择明清东南区域作为研究对象之前，有必要对明清东南区域的经济变迁，作为一个粗略的估计。 明清时代，东南区域的经济，除受战乱和特大自然灾害影响的年代外，一般都保持增长的势头。这一时期的经济变迁，呈现了如下的特点： 一、在传统的老农业区，即己开发区，主要指沿海、沿江、沿河的平原和河谷地带，土地的农业开发几已饱和，粮食的增长主要依赖深耕细作或新作物（如蕃薯）的引进，但由于人口的繁衍速度超过粮食增长的速度，这些地区相继经历了从粮食输出地到粮食进口地的转变。与此同时，传统农业内部结构也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因地制宜，发展商品性的经济作物，成为一种趋势。商品性农业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家庭以副补农的需要，也刺激了专业市镇的兴起，后者又为一部分农村人口提供了新的出路。 二、农业区向半开发的山区地带或海岛伸展。大批流动的"棚民"，进入皖南、闽浙边，闽赣边、闽粤赣边山区，开发了玉米、番薯等粮食生产和兰、靛为代表的经济作物生产。以闽南移民为主力，开发了台湾岛南部的平原埔地，并渐次向北部拓展。到清中叶，台湾新农业区已成为东南的粮仓。传统的北方人口南迁现象基本中止，出现本区人口向中西部与海外迁徙的两大流向。山区和海岛的进一步开发，虽然带有粗放性，甚至带来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但在当时，它是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为维系区域经济在全国的领先地位，保障粮食供应和经济发展，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三、传统的手工工业继承前代而有所发展。在行业布局上，从沿海向山区延伸，开辟了新的基地或新的行业，资源、劳力、资金的配置出现了新的调度，区域性的专业分工更趋合理。在内部结构上，以生产外销产品的"外向型"手工业比重增大，发展较快；家庭副业型的个体生产单位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民营手工业发展蓬勃，手工工场已在某些地区、某些行业出现。 四、市场网络仍以地方性的初级市场为主渠道，墟市、庙会是基层社会经济交换活动的中心；各地之间的货物流通仍通过传统的水陆商路进行，自然环境造成的交通阻隔没有明显的改善，内陆贸易的闭锁性仍十分突出。海上交通和海外贸易的传统优势，曾因禁海而受挫，又因开放而焕发新机。冲破海禁限制而成长起来的海上私人贸易，在明代后期发展到相当规模，月港与太平洋航路的接通，为中国商品进入世界市场，间接地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作出了积极贡献。郑成功曾一度遏止西方早期殖民主义者的海权扩张，执东西洋贸易之牛耳。这一发展趋势虽为明清之际的鼎革所打断，清代前期海外贸易中心南移广州，但本区域仍是出口外销大宗商品湖丝、棉布、茶叶的主要供应地，上海、厦门诸口是南北沿海航运主要的中转港。由海路联系的国内外市场，是市场网络中最活跃的一端。 五、海洋经济利益加大，沿海居民进行海上走私、下海通番，屡禁不止。明代中后期，从海商、海寇发展起来的海洋势力，到郑成功时代，造成了中国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的雏形，揭开了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帷幕。作为海洋社会经济产物的海外经济性移民，在海外建立移民社区，并与东来的西欧资本主义掠夺型海洋经济的先锋队相遇、冲突。早期中国的海洋势力，从明清社会经济的全局看，还只是传统经济体制外的循环，但在本区域内已是一股重要的经济推拉力，对区外的内陆经济（特别是联系沿海与内地的水陆商路所经地区）也产生一定的刺激。 六、消费水平有所提高，奢侈性的高消费从官僚缙绅下移到一般地主、商人和富裕市民，从生活消费、科举官场消费延伸到宗族消费、文化娱乐消费、民间信仰消费等，导引风俗由俭入奢的变化。这一变化又反过来刺激了民间工艺、建筑、旅馆、青楼、文艺等服务行业的发展。但沿海与山区，城市与乡村，消费水准进一步拉大，形成不同特色的人文景观。 总之，东南区域在传统农业社会的格局下，农业、手工业都与市场发生愈来愈紧密的联系，商品化倾向带动的经济变迁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加强烈。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中国近代以前经济变迁走向的一个最佳观察点。因此，中外学术界投以广泛的关怀，成为长期盛而不衰的研究热点，是很自然的事了。 二 五十年代以来，我国史学界对明清东南区域变迁关怀的重点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长达三十余年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学术讨论，大量的举证来自东南地区，特别是江南，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分析，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研究成果清晰地重建了明清东南地区城乡商品经济发达以及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图像，而且清楚地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时期出现的新事物，在中国也有类似的现象。这是这场大讨论取得的最大的历史贡献。 从新生事物生长历程观察明清经济变迁，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视角。随着讨论的深入，对于什么样的经济现象属于新事物或新因素？这些新事物或新因素在社会经济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一系列的研究课题摆到了学术界的面前，引发了新的思考。大致可以说，借助于这场大讨论，中国学术界逐渐摆脱了简单性把商品化生产等同于资本主义的错误，重新审议了经营地主、雇佣劳动的性质，同时又把学术关怀从单纯的生产关系层面扩大到生产力层面，以至于与经济变迁相关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变迁；从线性描述进到立体观察，从宏观的通论进入区域研究、个案研究、计量研究和比较研究，在更广泛的领域进行学术积累。这是这次大讨论带来的正面效果。与此同时，从旧事物的衰落变化过程来观察明清社会经济变迁的研究，也被带动起来。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老问题，也赋予新的内容，进行新的考量。 用资本主义萌芽概括明清东南区域经济变迁的特点，在国内外均有众多的赞同者和反对者。国内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意见认为：资本主义萌芽论并不是和封建经济──传统经济论相对立的理论，它承认鸦片战争前的明清社会仍是封建社会，处在出现互解征兆，发展与停滞并存，"死的抓住活的"的晚期阶段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尽管只是稀疏的存在，有的夭折，有的中断，有的则和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有继承的关系，这反映了明清社会前进的方向，"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1]。明清时代存在发达的商品经济，明清东南区域经济变迁属于"传统内变迁"，这是大家可以接受的。问题是，明清社会没有通过自身的内部变革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并不必然导向资本主义已为许多国家的历史所证明，马克思本人也没有把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当作一般发展道路[2]，那么，用资本主义萌芽概括明清东南区域经济变迁的特点，是否妥切？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有的依据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等著作，从理论上否定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存在的可能[3]，有的借助西方学术界提出的某些理论框架，寻找或探求取代资本主义萌芽论的新模式[4]。 尽管从学术理论、研究方法到史实的诠释都还存在许多争议，还没有形成得到学术界普遍公认的解释模式，但八十年代以来，围绕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而展开的多视角的研究，正扎扎实实地推进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化。在这一大背景下，明清东南经济变迁的研究也走上一个新阶段。以长江三角洲、杭嘉湖和福建等沿海地区为重点的区域经济研究，主导着新一波的研究方向。 厦门大学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是在傅衣凌教授"必须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现象一起研究"[5]的学术思想指导下展开的。八十年代以来，循着学术潮流的发展，研究课题也作了重要的调整，以专史研究和区域史研究为重点，社会史与经济史相结合的特色更为凸显了。通过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一批新人的投入，不仅壮大了学术队伍，也注入了新的活力。出版的学术著作，有傅衣凌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1982)、《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1989)、《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1989)、《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1992)；傅衣凌、杨国桢主编《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1987)，傅衣凌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七册(1988)，傅衣凌主编、杨国桢、陈支平著《明史新编》(1993)；杨国桢著《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1988)，杨国桢、陈支平著《明清时代福建的土堡》(1993)；陈支平著《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1988)、《近500年来福建家族社会与文化》(1990)；郑振满著《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1992)；和外单位合作撰著的有《清代全史》第五卷(1991)、《中国十大商帮》(1993)等。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有刘敏（秀生）的《清代商品经济与商业资本》(1985)、李伯重的《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力六论》(1985)、陈支平的《清初赋役财政制度演变论丛》(1987)、陈春声的《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十八世纪广东米价分析》(1989)、郑振满的《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1989)、李长弓的《明代驿传役研究》(1991)、张和平的《文化的夯实：对晚明反传统现象的再认识》(1991)、郭润涛的《清代地方行政幕府研究》(1991)、曾玲的《明清福建手工业经济研究》(1991)、周翔鹤的《清代台湾农村经济的计量研究》(1991)、罗一星的《珠江三角洲传统工商城市的发展形态──明清佛山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1992)、刘正刚的《清代四川的闽粤移民研究》(1993)、刘淼的《明清沿海荡地开发研究》(1993)、王日根的《明清会馆史研究》(1994)。我们还以群体的力量，进行福建社会经济史和福建、台湾社会文化比较研究的计划，前者是国家"六五"、"七五"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项目，后者是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的合作项目。 这不仅仅是研究课题的伸展，而且在学术关怀上，更加注意社会生活、民俗文化的层面，把以民俗、乡例证史的传统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准；更加注意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把研究东南区域社会经济史的传统提升到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视角之中；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上，更加注意科际整合，努力吸收其他人文科学的有用理论和方法，透过田野调查对契约、族谱等民间文献和遗俗、遗制等口头资料的搜集，丰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内容。 以上这些研究，虽然角度、层面有所不同，却都是紧紧围绕明清东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这一主题的。所做的工作，一方面是对学术传统的继承、总结与反思，另一方面是寻找发展学术传统的新的方向，新的视野。 在长江流域经济变迁的历程中，由于地理环境不同，以及生产力水平、资源状况、历史文化传承等诸方面的差异，明清时期长江流域的经济变迁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点，不同地区之间，同一地区的不同部分之间，在经济变迁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本文试图揭示明清时期长江上中下游商品经济发展总体趋势和共同特征背后的差异和特色，以期对今天长江流域新一轮的经济开发热潮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市场网络型商品经济及其特点 长江下游经济区特别是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盛况学术界研究成果颇丰，这里不作重复。透视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过程，可以发现，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商品经济具有以下特点： 1.这种商品经济产生于传统自然经济结构的内部，是下游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促成下游地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主要原因，一是由于明中叶以来农业生产力的回升、手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二是由于人口的增殖，人浮于地，使大多数的小农家庭面临着生存压力，同时也在农村中出现了过剩的劳动力。三是由于江南地区自唐宋以来一直是国家的重赋区，到了明清时期，在农业资源和技术资源充分利用的情况下，重税浮粮已成为江南人民的一大负担，为了交纳"比限日严"的国家赋税，小农们不得不用有限的土地从事多种经营，或者把家内自给之外的剩余纺织品推向市场，最终在市场经济利润的刺激下，人们开始以经济作物排挤粮食作物，出现了"每村庄知务本种稻者，不过十分之二、三，图利种棉者，则有十分之七、八"的现象（注：皇清奏议卷61，奏请海疆禾棉兼种疏。），同时心灵手巧的农村妇女们也"通宵不寝"，尽可能织出更多的剩余纺织品。 2.这种商品经济以下游经济区强大的农村基层社会需求为基础。长江下游经济区内部"自生"的商品经济在它孕育、产生的过程中，耕织结合的传统经济结构经历了多层次的分化瓦解，这不仅表现在农产品商品化和手工业产品商品化趋向的扩大，而且表现在商业性农业内部出现了地域分工、集约经营；手工业商品生产内部出现了行业分工、专业分工，几乎社会的每个角落都有小商品生产者在进行着种类有别的小商品生产，小商品生产原料的获得，生产工具的添置和生产的各个环节几乎都和市场发生关系，城乡之间、手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之间，手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内部的交换进一步扩大。广泛存在于长江下游经济区内的这种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和交换，在农村基层社会形成了强大的生产和消费需求，下游经济区的市场网络型商品经济正是建筑在这种强大而广泛的有效需求之上。在这里，小商品生产者生产和消费需求的满足、商品交换中心的兴起和发展，不再单纯地表现为大都市的集中化发展，而是以小城镇和以农村为依托的集市的兴起为主要特征。明清时期，下游江南地区这样的市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它们的种类也各异，有的是当地的手工业中心，如嘉兴的濮院镇、王江泾镇；吴江的盛泽镇、黄家溪市；湖州的双林镇、南浔镇等，都以某种手工业品的生产而闻名。有的是原料集散地或商业中心，如湖州的乌青镇、菱湖镇，太仓鹤王市，海盐的沈荡镇等，"五谷、丝布、竹木、油坊、贸店、大贾往往云集"（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市镇数量之巨，以及市镇种类的多样性充分体现了基层社会需求的广泛性和多样性。 3.在这种商品经济中，各种层次的市场相互交织，形成了密集的商品市场网。明清时期，在市镇和农村集市广泛发展的基础上，长江下游经济区原有的城市也在扩大规模和增强经济功能，这些大、中城市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大的范围内满足人们的需求。这样，从中心都会到农村基层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由农村市场、小城镇市场、中小城市市场和大都市市场等一系列多级层次的市场连结成的市场网络，这些市场在不同层次上发挥着交换流通功能，又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从而使整个区域的社会经济连成一体，整体走上商品经济的发展道路。 总之，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商品经济是区域内部"自生"的，它以农村基层社会广泛的生产和消费需求为基础，并且形成了市场网络，因而这种商品经济比较稳固，能够持久，不会因较小的外力作用而大起大落。 二、长江上游经济区的"特产型"商品经济及其特点 明清时期，在长江上游经济区这个封闭的地理单元里，同样也存在着因区内自然经济内部结构的变动而产生的商品经济，特别是清中叶后，四川等地的商业性农业和手工业都有了较快的发展，经济作物的种植在农村中较为普遍，家庭手工业也出现了"机声轧轧常彻夜不休"的火热场面；商品交换也有所发展，据四川有关方志的记载，四川省明代共有集市场数1000多个，到了清乾隆年间已有3000个（注：高王凌：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专题1994年第6期。）。但总的来说， 上游经济区小农经济商品化的规模和程度远不如下游经济区。在有限的商品经济总量中，源于上游经济区区域内部需求的商品经济所占的比重很小。上游经济区商品经济的主要方面体现为因外部市场需求刺激而发展起来的"特产型"商品经济。它的特点是： 1.从进入市场的主要商品来看，大多数为本省特有的产品或优势产品。长江上游经济区是我国主要的农业区，粮食作物是本区的一大优势之一，糖、麻、桐、茶、药材等经济作物更是本区特有的优势。明清时期，随着长江下游及其他地区城镇的繁荣，非农业人口的增多以及全国商品市场的形成，上游地区的粮食成为全国市场的急需品，各类特有的经济作物及其加工品也成为外部市场的抢手货。上游川省人民便顺应这种需求，将粮食和山货转化为商品。重庆是四川粮食的集散地，凡外省到四川买米之商贩，皆"接踵而至"，然后，"外贩、又运下江，络绎不绝"。据记载，乾隆十八年四川运往江苏、浙江的粮食达40万石，乾隆二十三年运往山东的粮食亦达40万石（注：李龙潜：明清经济史。）。一些县志也有大量的本地物产运往外地的记载。如綦江县所产之山丝、枳桔、桐油、竹纸、药材、靛蓝，岁销本省及楚、黔等地，"易外属之钱，不可以数计也"（注：同治綦江县志卷2。）； 南川县"邑产除稻、椒、麦、黍及寻常日用，足供一邑取携外"，药材、茶、笋、漆、蜡、煤、铁、硝、磺、桐等"较他处为良者，不一而足，邑人力农之余藉资贸易，负贩络绎于途，岁获其利"（注：光绪南川县志卷2。）。 2.商品生产结构受外部市场需求的调节。在外部市场需求吸引下，上游经济区总是选择具有区域优势的物品投入市场。明清以来日益强大的外部市场需求促使上游地区扩大原有优势物产的种植和生产规模，或者因地制宜，拓展新的生产优势，从而改变商品生产结构。乾隆以来直到清末，四川省在稻米等粮食作物优势之外，经济作物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具有一定规模的商品种植（生产）优势。一些地域产生了棉、桑、蔗、菸、茶、果等专业种植区，如，潼川、顺庆等府形成了养蚕区域，"蜀中墙下种桑，宅内养蚕以为常业"（注：皇朝经世文编卷40。）；成都平原的一些府县多种烟草，新津"邑人业烟草者甚多，良田熟地种之殆遍"（注：道光新津县志卷29。）。以本地特产为原料的手工业形成一定规模，如隆昌、荣昌一带"比户皆绩"所产夏布"富商大贾购贩京华，远逮各省"（注：光绪荣昌县志卷16。）。道光以后四川省开始大量种植鸦片，鸦片的种植和贸易成为近代四川商业性农业的主要方面，尽管这是一种罪恶的畸形状况，但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种现象也正体现了外部市场对上游地区商品生产结构的调节作用。 3.商品的流通对商人和商路依赖性大。长江上游经济区地形的复杂，地理环境的封闭性，使该区的商品流通受到很大限制。该区的商品外运以水路为主，长途贩运往往以一些河流为依托，与一些城市相连，形成了一些固定的贩运路线。如成都府16州县的盐、白蜡等物品靠岷江运出；重庆、合州等城市则靠嘉陵江、渠江、涪江的河道输出茶、桐油等，这些物产依靠木船由支流集中在长江干流而下，运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全国各地市场。四川盆地也有几条通往外地的陆上运输线，分别是北大路、西藏路、云南路、两湖路，但是这些山路运输条件非常艰苦，只能靠挑夫和驮畜组成的商队，翻越盆地边缘的山道（注：彭泽益主编：中国社会经济变迁。）。封建政府为谋取暴利，往往加重长江水运路线的商税，迫使许多商品的运输由便利的水运转向艰难的陆运，这种流通渠道的畸形现象从反面说明了上游地区"特产型"商品经济对商路的依赖。 同时，由于这种商品经济主要面向外地市场，商品的流通主要经过长途贩运，商品生产者不能直接完成交换的全过程，而是经过一些商人或商帮的采办。在长期的商品流通过程中，一些重要商品的采办也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相对固定的商帮或商人。如：四川的生漆，清以前采办者主要为西帮，到清代广东帮及川帮均有采办；川东秀山的桐油，清初由陕帮商人购运，以后湖北、江西两帮商人来得较多；四川的黑木耳，乾隆时由汉口帮采办（注：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版。）。这种采办方式说明上游地区"特产型"商品经济对商人也有一定的依赖性。 三、长江中游经济区的"口岸型"商品经济及其特点 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商品经济发展最引人注目的是沿江口岸城市商业贸易的繁盛。以"九州名镇"汉口为中心，包括沙市、汉阳、武昌、宜昌在内的一批沿江口岸城市，利用交通便捷的地利，形成了一个对外连接全国市场，对内沟通广大内陆腹地的商品流通体系，从而使这些口岸城市成为全国的转运中心，转运贸易经济盛极一时，这种口岸型经济的特点是： 1.这种商品经济的形成以优越的地理位置为依托，以全国各地商品经济持续发展为条件。长江中游的口岸都是四通八达的交通要塞，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转输"（注：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沙市"蜀舟吴船欲上下者，必来此贸易，以故万舫栉比、百货灯聚"（注：孔自来江陵志余卷4。）；宜昌则"扼荆襄之门户， 川楚之咽喉"（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这种地理位置的优势，一旦遇上社会经济进步、商品经济发展的机遇就极容易转化为商业贸易优势。明清时期正是我国商品经济的高涨期，这为长江中游口岸型经济发展创造了机遇和条件。明洪武年间，汉口一带还是一处芦苇丛生的荒洲，到明末及清代，这里已是"五方杂处"、"商贾辐辏"，一跃而成为明清四大镇之一。这一过程正是地理优势转化为商业贸易优势的真实写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支撑口岸型经济的是全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长江中游地区口岸型商品经济不仅依托于中游地区的社会需求，更是以全国的消费需求为基础的。 2.这种商品经济的活力主要凝聚在商品流通领域，以集散、转运各地商货为基本的商业活动形式。以湖北的汉口为中心的长江沿岸口岸城市在明清时期全国商品经济大潮中扮演了全国的"商品仓库"、"商人俱乐部"的角色。汉口镇"九州四海之物，殊形异状，来自远方者旁溢露积"（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宜昌"商旅云集，百货充韧"（注： 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 期。），沙市"列肆百货充韧，津头则万舫鳞集"（注：光绪荆州府志卷4。）。 当时广东的铁制品、糖、苏木、蜡，福建的蔗糖、烟草，河南的棉花，江西的瓷器、蚕丝、纸张，云贵的木材，湖南的竹木，四川的粮食、药材等都云集于以汉口为首的这些沿江口岸城市。商品的去向大致有两个，一是由来自各地的客商经过交换后，各取所需，将异地商品运回各地市场；二是与中游腹地的商品相交换后，由中游地区的中、小商人再运回中游腹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覆盖中游腹地，连接四面八方的庞大的市场交换系统，流通领域迅速扩大，商货运销千里之外，转运贸易空前活跃，形成了中游地区有特色的"口岸型"商品经济。 3.在这种商品经济中，商人和商业资本发挥了主导作用。明清时，长江中游沿岸的口岸城市不仅是全国商品的集散地，也是各地商人、商业资本集中的区域，特别是汉口镇，被人叹为"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其各省商贾无不有本店或支店设于其间"（注：民国夏口县志·商务志。）。当时全国各地的商人和商帮都前来汉口等口岸城市进行商贸活动，著名的有川帮、潮帮、广东帮等，这些商人控制了商品，掌握了商品流通和销售的主动权，全国各地的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要凭借这些商人和商业资本的中转才能完成各种需求的交换和满足过程，因而商人和商业资本在口岸型商品经济中起了主导作用。 这种主导作用还体现在商人和商业资本对中游内地商品经济的带动和控制上。长江中游经济区得"中"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繁荣的口岸经济使得中游经济区的广大内地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上也得之机先。依托以口岸城市为中心的商品转运网，中游地区以棉纺织业为特色的地方商品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许多地方大面积种植棉花，棉区农村"乡民家勤纺织，贸布贩棉"（注：光绪汉阳县志·地理志。），"机杼之声相闻"（注：光绪蕲水县志·风俗。），"民皆持此为主"（注：光绪孝感县志·土物。）。中游地区的棉花和棉布深受外省的欢迎，如汉川布"近而襄楚南，远而秦晋滇黔，咸来争布"，葛仙布、阳罗布、黄州大布等也在全国拥有很大的市场（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在中游地区适应形势抓住机遇发展地方商品经济的同时，外地商业资本也开始向中游腹地渗透，推动和控制该区的小商品生产，如山西商人控制了蒲圻羊楼洞茶叶的生产和流通，山西和陕西的客商将汉阳县的布买到汉口加工染造，以应"远贾之贸易"（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等， 所有这些都说明商业资本的无孔不入和强大的控制力。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长江流域上、中、下游经济区分别呈现为特产型、口岸型、市场网络型的商品经济形态，分别以其封闭性和滞后性、过渡性和流动性、开放性和领先性标示出区域经济变迁的差异。这种区域经济变迁的差异又带来了农村经济结构（包括农业结构、家庭手工业结构、人口与土地的搭配结构）变迁的差异，具体表现为：中、上游经济区是传统经济模式在新开发地域、新的开发水准上的重建和扩展，商品经济已经产生并逐步扩大影响；下游经济区则是农业、手工业的商品化趋向日益扩大，自给自足的传统模式遭受的冲击日益严重，新的商品经济体系正在构建。 商品经济论文:在商品经济下的发展及社会效应 众所周知，美国是全球演讲业最发达的国家，每年仅“直接演讲业”的产值就高达二十几亿美元，可见其演讲商品化的发展程度。我国的演讲活动虽然并未形成一种产业，也尚未出现职业演讲家，但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推动下，演讲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态势。具体如下： 一、商品经济意识的介入客观地说，在商品经济意识的作用下，今天的人们在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都在发生着新的变化。这就不可避免地促使社会实践活动中的演讲者，重新以商品经济的眼光观察社会、透视人生、辨析复杂的人际关系，阐发深刻的思想哲理，以把握和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例如： “改革开放的大潮一浪高过一浪，竞争已进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才的竞争，在优胜劣汰中，每个有识之士都会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重新认识自己的价值。然而人才何在？在于发现、寻找，更重要的还是在于自我推销。” 这是陈驹在题为《时代需要推销你自己》的演讲中说的一段话。演讲者以充满商品意识和竞争观念的“推销”一词立论，深入阐述了在人才竞争中勇于“自我推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当我们翻阅报刊的时候，常常会看到诸如《市场——一所新大学》《幸福未涨价》一类的演讲题目。由此可见，商品经济意识的介入，使演讲这一现实活动，体现出了多么鲜明的时代特色。 二、商品经济活动的介入随着市场经济的日趋活跃，无论是商品广告、市场营销，还是商贸洽谈、交易论辩，都离不开信息的传播和交流。演讲作为一种有效的媒介手段，在商品经济活动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无庸置疑，正是一些商品经济活动的广泛参预，使之成为现代社会生活中一片独具魅力的风景所在。例如： “恩格斯说过这么一段话：‘庸人把唯物主义理解为贪吃、酗酒、娱乐、肉欲、虚荣、爱财、吝啬、贪婪、牟利、投机，简言之，即他本人暗中所迷恋着的一切龌龊行为……’公司经营从根本上是服务于顾客，但绝不能以‘庸人’暗中所迷恋着的一切龌龊行为来迎合与满足之，用这种方式赚来的钱也必然是肮脏与不洁的，因为它损害了人类至高无上的尊严！” 这是胡平在公司开业典礼上以《商道与尊严》为题发表的一段演讲。演讲者引述恩格斯的言论，旗帜鲜明地鞭挞了在商业经营活动中损害人类尊严的“一切龌龊行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给人以强烈的警示。这类商品经济活动的广泛参预对演讲业的发展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商品经济语汇的介入演讲是一种语言艺术，随着现代社会经济文明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大量传播商品经济信息的语汇已介入到各种商务演讲中来了。同时，随着对外开放的经济交流不断扩大与深入，许多体现现代商品经济色彩的外来语汇也被大量地吸收过来，并派生出各式各样的新语汇，从而极大地增强了社会交际语言的实用性与表现力。这种符合语言发展客观规律的文化现象，也就成了演讲业发展的一个强力推动剂。例如：“在当前我国经济仍面临着生产建设资金投入短缺问题的同时，消费品的生产量和进口量的强势增长却偏偏要处处挤投资，争原料，抢能源，占市场，形成难以抑制的、居高不下的膨胀刚性，而这又恰恰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初始阶段的大忌。难怪一些海外朋友曾不客气地指出：国内的进口狂热和超前消费简直就是‘破产行为’！” 这是史策在题为《快从集团消费中警醒》演讲中的一段话。演讲者在分析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和矛盾的基础上，深刻地揭示了“集团消费”的严重危害。语势强烈的表达中融入了不少经济语汇，鲜明地体现了具有时代信息的语言特色。 四、新形势下演讲的社会效应那么，新形势下演讲的这种新的发展态势将会产生哪些积极的社会效应呢？ （一）交际效应。演讲是一种社会性的交际活动。它采取商业性实践活动方式的意义，不仅反映在扩展的交际领域上，而且表现在获取的交际效应上。不管是开业庆典、公益赞助，还是商务宴请、经贸馈赠，演讲者的致辞都将产生特定的社会交际效应。这种效应，既可以调节人际关系，又能够增强社会效益。 （二）广告效应。演讲是一种公开性的现实活动。它势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领域发挥作用。强烈的广告效应，就是这种影响的一个重要体现。在竞选、应聘、营销、义卖等社会活动中，人们就是充分利用了演讲的广告效应，为自己或企业树立起良好的公众形象的。这不仅可以向社会展示个人的才智，而且能够为群体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 不要采集我的 （三）信息效应。演讲是一种交流性的信息活动。它的社会作用的增强，适应了现代信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在演讲的商业性实践活动中，信息的传播和反馈，就成了演讲者语言表达的动因和现场交流的实效。正因为这种信息效应体现了演讲的巨大优势，所以，这种优势又反过来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 （四）价值效应。演讲是一种功利性的社会实践活动。演讲者运用演讲的方式，向听众传播思想、学识、经验、技术等等，其目的就是促使听众提高认识，努力行动，为社会创造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这就是演讲的价值效应。目前，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听取著名经济学家的学术演讲和成功企业家的事迹演讲报告，就反映了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实践表明，在现代社会中，演讲已经开始采取商品式价值实现手段，因为这不仅是市场经济规律使然，也是自身发展的实际需要。 商品经济论文:对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性的再认识 摘 要：作者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这一论断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在逻辑上也是不矛盾的。 文章从四个方面分别说明生产者之间相对独立经济利益的存在不是公有制本质特征的表现，社会分工不可能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的事实不能说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相容的，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的理论依据并不是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相容的，以论证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公有制 私有制 商品经济 相容性 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论证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如何解释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之间的相容性在当时被认为是完成这一任务的关键所在。因为在马克思的商品经济理论中，社会分工和私有制被认为是商品经济存在的条件，资本主义经济被认为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则被认为是非商品经济性质的。也就是说，公有制被认为是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在重新认识商品经济的过程中，解决所谓传统理论与现实之间这一矛盾（笔者认为这一矛盾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基本思路可以归纳为两种：一种思路是将商品经济的存在条件解释为社会分工和生产者之间存在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而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既可以表现在不同的私有者之间又可以表现在不同公有者之间，还可以表现同一公有范围内部。另一种思路是认为商品经济的存在条件就是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从表面看，这两种思路似乎都可以解决生产资料公有制或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商品经济是否相容这一难题，得出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的结论，从而可以在此基础之上说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当初，这种新的商品经济理论也确实对于推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两种所谓新思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之间的相容性问题，因为这里有两个深层次的关键性问题被掩盖了：一是生产者之间相对独立经济利益的存在与公有制的本质特征是否相一致；二是社会分工是否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另外，上述关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性的新理论或新观点最具有说服力的依据是所谓事实证明或实践检验，即以当代社会主义的现实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现实说明其正确性。而这又涉及到两个有待解决的更为重要的深层次问题：一是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的事实是否能够证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相容的；二是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是否只有在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相容的这一大前提之下才能加以解释或说明。 笔者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是不相容的，而这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在逻辑上并不矛盾。本文拟对上述的四个深层次问题逐一进行分析，分别得出否定性结论，以最终说明自己的观点。 一 生产者之间相对独立经济利益的存在，使得他们之间只有通过等价交换才能实现互通有无的需要，从而使社会经济具有商品性，这种说法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这种所谓新观点既不是什么对马克思商品经济理论的突破，也不能说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 马克思认为，私有制条件下生产者之间互通有无的需要之所以必须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得以实现，就是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不一致性。所谓商品交换关系实际上就是一种经济利益关系，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的。”我国现阶段公有制实体之间以及公有制实体内部劳动者集体或个人之间所存在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是由于他们在生产资料的占有或使用上所存在的差别所决定的，人们对此也没有异议。但是，这种由于生产资料的占有或使用上的差别所导致的人们在经济利益上的差别的存在，并不是公有制本质属性或基本特征的表现，而是我国现阶段公有制经济必然包含私有制因素的表现。‚ 在公有制条件下，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是平等的，这种平等关系表现为人们之间不存在由于生产资料占有或使用上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也就是说，任何人都不能凭借生产资料的占有或使用而获得特殊的或直接的经济利益；在私有制条件下，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关系表现为人们之间存在着由于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也就是说，有人可以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获得特殊的或直接的经济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之间是否存在着由于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不一致，是区分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国现阶段两种公有制形式之间和集体所有制内部各经济实体之间是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关系，这是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将这种不同所有者之间所存在的商品交换关系看成是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相容的一个重要依据，则是一种误解。因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特征，即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平等关系，或人们之间不存在由于生产资料占有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只可能体现在一个有效的公有范围之内，而不可能体现在其之外。超出一个具体的公有范围，人们之间就是一种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也就必然存在着由于生产资料占有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而这种不同所有者之间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平等关系，与各个所有者自身的所有制性质毫无关系。也就是说，不管各个所有者本身的所有制性质如何，不同所有者之间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所表现出的只能是私有制的特征——人们之间存在着由于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而不可能是公有制的特征。 我国现阶段全民所有制内部或国有企业之间所存在的商品交换关系的性质又如何解释呢？国有企业对其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并没有所有权，改革开放之后，各个国有企业之间出现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是由于其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上的差别所导致的。笔者认为，国有企业之间存在的这种由于其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上的差别所导致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也是其自身包含着私有制因素的一种表现。 私有制的因素，即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平等关系，虽然不可能存在于抽象的或理论上的公有制内部，但完全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于具体的或现实的公有制实体内部。在现实生活中，具体的经济实体的所有制性质，并非要么是百分之百的公有制，要么就是百分之百的私有制。这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果在一个具体的公有制形式或实体的范围之内，劳动者个人或集体之间事实上存在着由于生产资料的使用或占用的不同而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是否意味着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仍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平等，即：是否意味着这种公有制本身包含着私有制因素。笔者认为，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因为，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必然表现为一定的经济利益关系，否则所谓占有就毫无意义。单纯的生产资料使用权（如奴隶使用奴隶主的生产资料），不能给其使用者带来任何特殊的或直接的经济利益。反之，如果个人或集体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事实上给他们带来了一定的特殊或直接的经济利益，那么，无论他们在形式上、名义上或法律上是否占有这些生产资料，他们对于这些生产资料所拥有的就不仅仅是单纯的使用权或占用权，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实际占有了这些生产资料，也就是说，这种公有制事实上包含着私有制的因素。 人们经常说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资料公有制本身还不成熟，所谓生产资料公有制还不成熟本来就应理解为其本身还带有私有制的痕迹或包含着私有制的因素。所以，我国现阶段全民所有制内部或国有企业之间仍存在的商品交换关系就是由于现实的公有制形式或公有制实体本身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所决定的，而不是由于它们所具有的公有制的基本属性或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同样道理，在实行承包、租赁等经营方式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内部的劳动者集体（如实行内部独立核算的车间、班组之间）或个人之间（如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户之间）在一定程度上所存在商品交换关系，其根本原因也在于这些劳动者集体或个人对其所使用或占用的公有生产资料事实上仍具有特殊的或直接的经济利益，即现实的公有制实体本身包含着私有制的因素。 总之，无论是从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看，还是从现实的公有制形式或公有制实体自身的不成熟性看，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根本原因均在于由生产力发展状况所决定的、在一定范围内和程度上客观存在的私有制因素，而不是公有制本身的基本属性或本质特征。生产者之间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虽然既可以表现在私有者之间又可以表现在公有者之间及私有者和公有者之间，还可以表现在不完全的公有者内部，但其在实质上所反映的都是私有制的特征而不是公有制的特征。在原始社会的末期，最初的商品交换关系发生在原始部落或氏族公社之间（即不同的公有者之间），后来又逐渐渗透到部落或公社内部（即同一公有者内部），但马克思并没有因此而将商品经济的产生或存在与生产资料公有制联系在一起，而是将商品交换关系的出现与私有制的产生或萌芽联系在一起。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将商品经济与私有制联系在一起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并不存在什么失误或过时的问题。而我们仅以现实的公有制实体之间及其内部依然存在着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这一事实为依据，就认定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相容的，则只看到的问题的表面现象。 二 一些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谈到商品经济的存在条件时往往强调社会分工仅仅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前提条件或必要条件，在此前提下，商品经济是否存在则取决于是否存在着私有制（过去的说法）或生产者之间是否存在着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现在的说法），似乎有可能出现一种虽然存在着社会分工但不存在商品交换关系的状况。如果确实存在着这种可能性，也就可以认为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或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没有必然联系。但是，这种状况至今为止尚未出现过。在原始社会末期，当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时，在畜牧部落与农业部落之间产生了最早的商品交换活动。这种简单的或偶然的商品交换活动的产生是因为两个部落之间存在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尽管最初两个部落内部由于生产资料公有人们在经济利益关系上是完全一致的，但正如前面的分析所说，在两个部落之间所体现的却是私有制的特征，即人们在经济利益关系上是不一致的。后来，这种人们在经济利益关系上的不一致逐渐由原始公社或部落外部渗透到其内部，商品交换关系也就逐渐在原始公社或部落内部产生。从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看，它与社会分工和私有制或人们在经济利益关系上的不一致的产生和发展进程是同步的。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分工就是指社会上不同的人专门从事某一种劳动，而这种从事不同性质的社会劳动的人们之间必然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不一致，因此，在他的理论中，社会分工的出现与私有制的产生是密切相关的，而社会分工的消亡也是与私有制的消亡联系在一起的。所谓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必要条件、私有制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充分条件之说，将两者完全分离开并非马克思的本意，而是我们对其商品经济理论的一种误解。 有人将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分工称之为旧的社会分工，认为社会分工本身并不会消亡，旧的社会分工随着私有制的消亡而消亡之后将出现新的社会分工。这里的问题是：所谓新的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或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之间是否存在着相关关系。显然，我们不能定义旧的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密切相关而新的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完全无关，因为，既然所谓新的社会分工被认为产生于私有制和旧的社会分工消亡之后，就不能说这种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而只能说它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不相容而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相容。如果将旧的社会分工定义为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分工，分工各方在经济利益上是不一致的；将新的社会分工定义为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分工，分工各方在经济利益上是一致的，在逻辑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在此前提下，所谓新的社会分工的存在却不能解释为商品经济存在的条件。因为，既然分工各方在经济利益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之间就没有必要通过等价交换来实现互通有无的需要。 所以，只要承认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密切相关，就不可能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论证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 有人认为决定商品经济存在的唯一条件是社会分工，而这种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所以商品经济的存在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毫无关系。因此，只要存在着社会分工，商品经济当然既可以与私有制相容又可以与公有制相容。在此前提下，如果认定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社会分工，就可以说明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如果认定社会分工将永远存在，则可以得出商品经济万岁论的结论。然而，这种完全与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不相干的社会分工为什么能够成为商品经济存在的条件或原因呢？假定在这种社会分工存在的条件下，生产者之间并不存在由于生产资料的占有或使用上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或者说，他们之间并不存在着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那么，他们之间互相取得对方产品为什么还要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来实现呢？如果人类社会已进入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在“各取所需”的按需分配的条件下，商品交换关系难道还有存在的余地吗？相反，只要生产者之间存在着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不管我们如何定义社会分工，他们之间要取得对方的产品就必须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实现。所以，即使我们可以定义社会分工的存在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这种定义是否科学或合理这一问题与本文没有直接关系故不在此涉及），也不可能由此而认定商品经济的存在与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无关，进而说明商品经济与公有制是相容的。 如果认定社会分工与生产者之间经济利益关系有关，而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情况又会怎样呢？有人认为商品经济之所以永远存在，其原因就在于社会分工和生产者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不一致将永远存在。社会分工和生产者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不一致是否有可能永远存在，这一问题没有必要在此进行讨论。这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是否有可能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这个问题不是仅靠自我定义就可以解决的。如果两个生产者之间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差别，从而导致他们之间必须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来取得对方的产品，那么，这种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就不可能与他们实际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无关。因为，如果他们对其实际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没有特殊的经济利益关系，即可以在他们之间无偿调拨生产资料，那么，他们之间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取得对方产品的必要性也就不存在了。改革开放之后，正是由于否定了国有企业之间生产资料的无偿调拨，承认了各个企业对其实际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具有特殊的经济利益，才使得国有企业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得以确立。所以，生产者之间对其产品所具有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从根本上讲是由于他们之间对其生产资料所具有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所决定的，即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所决定的。既然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所决定的，而社会分工又与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相关，那么社会分工也就必然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相关。 生产者之间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是否会永远存在，这个问题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是，有人认为，通过论证生产者之间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将永远存在而得出商品经济万岁论的结论，是对马克思商品经济理论的突破，这种看法却是不准确的。前面已经说到，马克思正是将商品经济与生产者之间经济利益的不一致性联系在一起，才提出社会分工和私有制是商品经济的存在条件。他所说的社会分工是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密切相关的，而生产者之间在经济利益关系上的不一致则是生产资料私有制本质属性的必然表现。只是他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并不是永恒的，它最终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被生产资料公有制所替代，因而生产者之间由于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将随着私有制的消亡而消除，与生产者之间经济利益的不一致密切相关的社会分工也将随着私有制的消亡而消亡。所以，马克思认为商品经济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可见，从生产者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不一致的角度论证商品经济存在原因并不能认为是对马克思商品经济理论的突破，真正可以称得上对马克思理论有所突破的是认定生产者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不一致将永远存在，进而得出商品经济万岁论的结论。而这种突破如其说是对马克思商品经济理论的突破，不如说是对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或人类社会发展总趋势理论的突破。对于每一个彻底的商品经济万岁论者来说，都必然面对这样一个必须解释的问题：商品经济与按需分配是否相容，即，在各取所需已经实现的条件下等价交换是否还有存在的余地，或者说，在等价交换关系依然存在的条件下各取所需是否还有可能实现。 总之，尽管我们可以定义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但仍然不可能由此证明商品经济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进而得出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的结论。 三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种似乎无懈可击的说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充分证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不错，我国现阶段确实存在着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状况，但是，两种经济现象的并存并等于它们之间在本质上是相容的。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并存了几千年，难道我们可以说实践证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与自然经济是相容的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这种检验是有针对性的，即作为检验标准的实践和作为检验对象的理论在逻辑上必须保持一致。例如，不少人在论证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经济时，都引用了恩格斯的这样一段话： “一旦社会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消亡。”并声称实践证明他的预见不符合现实。恩格斯的这段话确实是在其《反杜林论》的“社会主义”篇中说的，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社会主义一词是共产主义的同义词。因此，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指的是我们所说的共产主义；我们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指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共产主义的第一或低级阶段；而我们正在建设或所经历的社会主义则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显然， “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将消亡”这一论断是否正确，与“社会主义”一词具体含义密切相关：如果按照马、恩的习惯社会主义社会是指共产主义社会，那么，我们起码现在还不能说实践证明这一论断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并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实践。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实现过“社会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哪怕是强行实现的，我们凭什么说实践证明恩格斯的设想不符合实际呢？ 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是否能够证明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的相容性，关键在于我国现阶段与商品经济并存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否完全成熟的公有制，或者说，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的现状到底是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自身的本质属性或特征所决定的，还是由于我国现阶段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不成熟性即其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所决定的。当我们作出“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的这一判断时，所谓公有制应当是指完全成熟的公有制，而所谓相容也应当是指二者在本质上是不矛盾或不排斥的。因此，要以实践来检验或证明这一判断正确与否，实践中的公有制就必须是完全成熟的即不包含私有制因素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谈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或第一阶段时指出：“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他所说的在经济方面的“旧社会的痕迹”，包括私有制的痕迹、社会分工（或旧的社会分工）的痕迹和商品经济的痕迹等。我们不能因为新社会的萌芽产生于旧社会就认定这些新社会的萌芽在本质上与旧社会是相容的，如，我们不能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于封建社会末期就认定它与封建生产关系在本质上是相容的。同样道理，我们也不能因为旧社会的痕迹存在于新社会就认定这些旧社会的痕迹在本质上与新社会是相容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正在建设或经历的社会主义还不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或第一阶段（即我们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或低级阶段，“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而它所带着的“旧社会的痕迹”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不是直接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而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产生出来的。所以，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所带着的“旧社会的痕迹”，不仅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而且有封建社会及自然经济的痕迹。这就是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之间最根本的区别。然而，这一根本区别却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了。例如，有人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的论断提出异议，认为社会主义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其基本逻辑是：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目前不仅存在着商品经济而且还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既然商品经济在资本主义之后还要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就不可能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因此，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从表面上看，这种说法也是无懈可击。但是，问题在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已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商品经济不发达正是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必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并不等于在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阶段也必然要发展商品经济。资本主义是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个理论问题完全可以讨论的，但是，我们现在就断言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恐怕还为时过早。只有当我国进入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之后或当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之后，确实仍有必要发展商品经济，我们才能理直气壮地说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 同样道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的事实也不能证明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本文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在我国现阶段，从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看，商品交换关系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同所有者之间所体现的私有制特征，即不同所有者之间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平等关系；从现实公有制形式或实体自身的不成熟性看，商品交换关系产生的根本原因则在于现实的公有制形式或实体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即在一具体的公有范围内劳动者集体或个人对其所使用的或占用的公有生产资料事实上仍具有特殊的或直接的经济利益。 因此，我国现阶段不完全和不成熟的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的事实不仅不能证明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而且为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理论观点提供了更为充分的事实依据，从而进一步说明马、恩关于商品经济与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之间关系的论断是正确的。除非真正实现了“社会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之后商品经济依然存在，我们才能说实践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关于商品经济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之间关系的论断是错误的或已经过时。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实践检验或事实证明作用只能是单向的而不能是双向的，即：当我们以实践中某一客观存在的现象对相应理论观点的正确性进行检验时，不能同时又将被检验的对象作为说明或解释实践中这一客观现象存在原因的理论依据。例如，一方面以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的事实来说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是可以相容这一理论观点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又以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是可以相容的这一理论观点来说明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之所以能够并存的原因。这在逻辑上叫做循环论证。 四 有人认为，只有彻底否定或转变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传统观念，才能说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从而推动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坚持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理论观点，并非就无法说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要正确说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关键在于必须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而不能从抽象的社会主义概念出发。中共十五大强调：“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从“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的实际”出发，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我国现阶段并不是完全成熟的公有制与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并存，而是不成熟的公有制与不发达的商品经济并存。这就是说，我们需要说明的并不是马克思所预见的、建立在商品经济已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将继续存在商品经济的必然性和还需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而是我们正在实践中的、建立在尚未经历商品经济充分发展阶段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商品经济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否定马、恩关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论断并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当然这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可能还是有意义的），因为我国现阶段的实践并没有提出这一要求。相反，在我国现阶段正确理解马克思的商品经济理论，并将其运用于说明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进而说明坚持改革开放的必要性，才是真正具有现实意义的。 改革开放前，“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将消亡”等观点确实曾被当作消灭商品经济、强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论依据。但是，当时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误认为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建立在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从而将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当作我国现阶段的具体特点，进而将马、恩有关理论或观点当作教条照搬。正如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所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显然，只有在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误认为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这一大前提之下，“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将消亡”等理论观点才有可能成为消灭商品经济、强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依据。 改革开放之初，尽管建立在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基础之上的所谓新的商品经济理论曾经对于推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是极其有限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这一理论自身的缺陷及其对于发展商品经济、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阻碍作用就暴露得越来越充分。我们发展商品经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发展生产力，如果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我们就没有必要打破公有制形式的“一统天下”建立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没有必要放弃“一大二公”的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必要打破国有企业的“大锅”将其改造为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经营者,……；如果我国现阶段并存的是完全成熟的公有制与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或者说，我国现阶段的商品经济是比资本主义更发达的商品经济，我们也没有必要重新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早已完成的历史任务，没有必要屈尊去与什么国际惯例接轨，没有必要主动要求加入wto去受落后者制订的规则的制约，……。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表明，真正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的，并不是以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为基础的所谓新的商品经济理论，而是马克思的商品经济理论与我国现阶段实际的结合。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由生产力发展状况所决定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和现实公有制自身的不成熟性，以及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分工（或旧的社会分工）依然存在，而不是“社会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和旧的社会分工已经消亡；我国现阶段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根本原因则在于我国没有经历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而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这就是结合我国现阶段实际对马克思的商品经济理论的运用和发展。 事实上，我们真正应当彻底抛弃的传统观念就是那种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误认为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改革开放前这种思维方式的表现是将马、恩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当作我国现阶段的具体特点，因而对马、恩的相关理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改革开放后这种思维方式则表现为将我国现阶段的具体特点当作马、恩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因而轻率地以我国现阶段的具体特点为依据否定马、恩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和社会发展总趋势的论断，如前面所提到的那些所谓“实践证明”。正因为这种脱离我国现阶段实际的传统观念及其影响依然存在，中共十五大强调：“面对改革攻坚和开创新局面的艰巨任务，我们解决种种矛盾，澄清种种疑惑，认识为什么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关键还在于对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 对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性问题的认识，关键也正在于对我国现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的认识和把握。 总而言之，从理论推导看，马克思关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论断是符合逻辑的；从实践检验看，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理论与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现实是不矛盾的；从现实意义看，坚持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论断对于正确说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是有重要意义的，从而对于进一步推动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相反，如果继续坚持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说不通而且也越来越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相脱离，并将阻碍我国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 商品经济论文: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论文 一、拜金求利观念的突兀奔腾 当商品经济把社会上的一切都卷入交换漩涡中时，金钱对社会的支配，从而拜金主义的观念也就达到顶点。因此，商品货币经济必然带来拜金求利观念的泛起。这是一个历史必然趋势。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势头。地域性的商帮如徽商、晋商、江右商、闽商、粤商、吴越商、关陇商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们拥有巨资，“藏镪有至百万者”[2]，“非数十万不能称富”。而“商人对于这样的社会是革命的因素，……现在商人在这个社会上出现了，这个世界的改变，就是从他那里出发”[1](177)。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拜金求利观念突兀奔腾。明代中后期，礼拜金钱之风颇为强盛。利益所在，上至皇帝下至臣民都趋之若鹜。他们“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3]，从正德年间始，官员们竞相“营产谋利”已不足为怪，就连神宗皇帝也“以金钱珠玉为命脉”，把内府之藏，“拥为己有”[4]。皇帝尚且如此唯利是取，唯财是图，不能律己，何以严人！因此，当时“天下水利，碾硙、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并且“相以为常事”[5]。难怪顾炎武曾大发感慨道：“自神宗以来，黩货之风日甚一日，国维不张，而人心大坏数十年于此矣”[5]。上层社会为此，下层可想而知。“凡是商人归家，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为你所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犹如读书求名的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般”[6]。《二刻拍案惊奇》所描写如上情形在《辽阳海神传》中得到印证：“商在外率数岁一归，其妻拏宗党全视所获多少为贤不肖，而爱憎焉”。温情脉脉的家庭情爱，为利欲冰水所严重侵蚀。正是在这股强烈的礼拜金钱之风下，各阶层对商人观念发生变异。人们羡慕在现实物质生活中“甘其食，美其服”的商人生活，感叹他们“嗟峨大船夹双撸，大妇能歌小妇能舞，旗亭美酒日日沾，不识离别苦。长江两岸娼楼多，千门万户恣经过，人生何如贾客乐，除却风波奈若何”[7]，传统思维趋向的变迁，使明中后期的社会涌现出崇商弃农、崇商弃儒、崇商弃官的趋势。在商品利润的刺激下，许多农夫、农妇开始从古老的荒原上走出来，走进了商品经济的洪流中，遂形成了“弃本争毫末利”的社会风气。在浙江西安（即今浙江省衢州市）“舍贱民贫，恒产所入，不足以供赋税，而贾人皆重利致富，于是人多驶鸳奔走，竟习为商，商日益众”[8]。徽州休宁县“百姓强半经商”[9]。可见人们的谋生手段已经大大改变。不仅农夫弃农从商，而且连“耻于言利”的士人，亦经不佳金钱财利的诱惑，也放弃了皓首穷经的正统途径，转而从商，据范濂记载苏松一带从事“田产交易”的，“初犹无赖小人为之，今年则士类效尤，然不顾名义矣”[9]。这种情况很快形成风气，甚至山西的俊秀之士也“弃仕从商”[9]，怪不得黄宗羲喟叹道，晚明士大夫“大概多市井之气”[10]。士人从商，提高了商人的素质，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时期文人的文章字画也沾染了商品经济的味道。据说，“以财岂文，俗谓润笔之资”。这虽非起源于明代，但到了明代中后期，文士们开始抛弃以往那种忸怩作态，他们开始理直气壮地向岂文者大量索要资财。有人求文于桑思玄，“托以亲昵无润笔”，桑竟然说：“吾平生未尝白作文字，可暂将白银、锭置吾案间，鼓吾兴致，待文作完，并银送可也”。号称江南第一才子的唐寅还“有一巨本，录记所作文字，簿面题利市二字”。与唐寅齐名的祝允明也如此。“写怀祖尝为人求文字于祝枝山，枝山曰：‘是现精神否？’俗以银钱为精神也。马曰：‘然’。祝则欣然捉笔。”[11]由此可见，传统的伦理道德已经被金钱和实际利益所代替，金钱已经在当时社会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支配着人们的生活，也支配着人们的命运。因此此时的拜金之风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盛行。有人曾对此加以讽刺说：“古时孔方比阿兄，今日阿兄胜阿父”[11]。万历时黄省曾也慨叹道：“金钱之神，莫甚于今之时矣”[12]。毋庸置疑，也正是这股拜金之风的盛行，才有力推动哲学上求利意识到涌现。李贽是晚明士大夫中“异端之尤”。他首先反对董仲舒“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认为儒者也是“谋利”的，也是讲究“利”的，只不过他们的利表现为道德上的追求。李贽继而认为，“圣人不能无势力之心”，追求财与势是“秉赋之自然”，也是圣人所不免的。与李贽差不多时代的三一教主林兆恩，也认为“天机”就在“嗜欲”中，对“嗜欲”这种人的本能也作了肯定。稍后的顾天竣不讳言“功名富贵”，承认自己是一个热衷功名富贵的人，并进而断言，从来圣贤豪杰都是“功名富贵”人[13]。所以我们可以说，晚明反传统的义利观产生，与这一时期社会上求金拜利思潮弥漫，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也从另一侧面上反映了这一现象广泛存在和巨大的影响。所以说，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力推动了拜金求利思潮的崛起。金钱的魅力，无处不在，无人不媚，趋利拜金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社会心理和世风。 二、家庭伦理道德的动摇和传统家庭组织的裂变 中国传统的家庭内部比较普遍家庭形式是社会学家称之为“扩大家庭”的形态，其特征是：一对老年夫妇与他们已婚孙子们及媳、孙辈同居公财，构成家族内部的财产、劳动和生活单元或细胞，与此相应，就有强调父家长权威，和子女对父母孝敬及家庭成员之间悌睦相处的伦理规定，而其中心则是所谓“孝道”这一旨在维护父系大家族和家族组织的意识形态成为保其稳定不变的重要社会约束。这种状态在商品货币经济不太发达、贫富差距不太悬殊的情况下，尚能相对稳固存在。但当商品货币经济获得较高发展时，商品与货币就成了瓦解传统共同体观念及其组织的强有力的腐蚀剂。这一现象在明中后期表现得非常突出。我国传统封建伦常秩序最重视孝行。“人之行莫大于孝”，而晚明时竟有儿孙焚祖坟，焚祖尸，“鬻其他，利其藏中之物”。而人们对此竟“视为故然”，“未有以为不义而众诛之者”[14]，为了一个“利”字，对“长辈”尚且如此残害，兄弟之间相残更不言而喻。鄢陵人戴廷栻在其《先稿存遗》卷3里说：该县“盖至天启以后，而邑之风气大变矣，即明允（苏明元）之论一覆，按之骨肉之恩薄；其由所谓为逐兄之遗孤而不恤，与孝弟之行缺；其由所谓多取先人赀用欺其诸孤子，与礼让之节废；其由所谓为其诸孤所讼，与嫡庶之别混；其由所谓以妾加其妻，与闺门之训哀；其由所谓笃于声色欢哗而小严，与廉耻之路塞；其由所谓黩财无厌，惟富为贤”。这里，不仅论述天启以后该县兄弟家室中的变化，还分析产生骨肉之恩薄的原因。这种互相凌夺、骨肉相残的现象，我们还可在族谱对族人的劝导获悉。安徽祁门《方氏族谱•凡例》中列有“有兄弟”和“一代父职”，二则：“兄弟犹手足也，母得份情失谊以贻父母之忧。然阋墙之变有二：非听信手枕也，即溺情于财产。夫争财之心生，只致败亡之祸；枕边之言入，顿起离间之端，家门之大不幸也。嗣后余族兄弟当念同气连枝之重恩。古人推梨让枣之义，勿启争端为外人笑”；“凡代父职掌务者，无论冢子、庶子，择其贤能者，使之每日钱谷出入都要至公至慎。登载账簿切不可存私利己，伪陈增除以欺父兄，更不宜大秤小头并用，以伤阴骘。若有犯者，一经败露，举家责罚。纵不败露，天地鬼神讵能瞒昧乎”。这二则《凡例》说明：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兄弟阋于墙是普遍现象，古人的推梨让枣之义已难得见到。兄弟之间“争财之心生”，各自“存私利己”，已使二代以上共居共财的扩大家庭已难于维持，家庭结构处于不断裂变之中。诚然，晚明不乏资本雄厚的富商巨贾，所谓下贾二三十万，中贾四五十万，上贾有“藏强百万者”，他们并非没有能力维持一个扩大家庭，但是，在“贪婪罔极，骨肉相残”的世风下，难免会有“溺情于财产”的大家庭成员，产生“争财之心”，以至招来“败亡之祸”。俞樾《右台仙馆笔记》中有汗翁散财一则，讲的便是大家庭败亡的事情。许翁是歙县汗氏尚义门四房的家长，“家故巨富，启质物之肆四十余所，江浙间多有之，至翁犹然”，“其子家弟中，则有三四辈，以豪伤自喜，浆酒霍肉，奉养逾王候。家僮百数十人，马数十匹，……炫耀于乡间。一日忽郡吏文书来，太守以其豪横欲逮问之，乃凶惧，上下行贿求免，所费无算，始寝不问”。这些子弟于是出游江浙，“凡其家没肆之处，无远不至。至则日以片纸至肆中，取银钱无厌足。主者或勒之，辄怒曰：‘此故吾家物，何预公事’，使所善娼家，自至肆中，恣所取”。许翁自度不能约束其子弟，决定把所有典铺关闭，发给上下伙计二千余人遣散费。结果，许翁之钱罄矣。十数世之积，数百万之赀，一朝而尽，亦可骇也。”有鉴于此，巨商在兄弟长成或家庭人口增多时，使亟亟乎析财分居。关于兄弟析财的记载很多，如大盐商汪应亭，“父令析著，先诸兄弟后其身”[15]。又如婺源汪方锡，“业渐鹾，时父老弟幼，经营十年，积巨赀，与弟分之，不有私财”[16]。因析财不均而兄弟构讼者也时有之。如万历时，盐业巨贾养春兄弟析家分财时，为争夺黄山地二千四百亩而构讼。天启时，魏忠贤利用黄山旧案兴起大狱，勒索巨款助工，吴养春兄弟父子三人俱死狱中。析财不均尚且构诉，可知兄弟同居“不可存私利己、伪陈增除以欺父兄”更难做到了。析财分居不仅可减缓家庭内部的矛盾，而且也利于商业经营。兄弟析财分居时，各自独立经营，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各人的积极性。也有兄弟分家后又合资经营的。如婺源人董桂照，“后析居，与兄合赀，业本姑苏”[17]。兄弟成了合作的股东，利权分明，各司其责。这样兄弟关系就成了商业伙伴关系，从而避免了大家庭中劳逸不均和利益不均所造成的矛盾。可见，家庭规模的缩小正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侈靡之风的盛行 明王朝和历代王朝一样是一个等级统治的社会，它以礼制的形态保障封建统治，不仅以三纲五常为道德的信念，还以消费品的等级分配作为物质性的内容，规范社会各阶层的待遇。所有的成员无一例外都处在尊卑有别的社会序列中，按照不同的规模，过着相应的生活。诚如晚明的著名学者朱舜水回忆说：“仆之冠服，终身不改。大明国有其制，不独农工商不敢混冒，虽官为郡卒，非征途出身亦不敢服”[18]。《阅世编》的作者描绘这种景象为“贵贱之别，望而知之”。因此，在这种礼制的严格约束下，社会秩序是循礼蹈规，安分守己，世态民风也就相应地俭约、淳厚、守成。但是，这样的民风不会持之长久，在国初经济恢复，或者励精图治时期，尚能维持。一旦社会生产复苏，商品经济发展，民众生活改善，人们享受欲望膨胀，就要不可抑制礼制的约束，改变刻板的生活程式。晚明的社会情形也正是如此。明中后期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一反明初“非世家不架高堂，衣饰器皿不敢奢伤”的“简质”风尚，靡然向奢，“以俭为鄙”[19]，当然，在社会风尚演变中“导奢导淫”，扮演先导人物是缙绅士大夫。他们的住所必有绣户雕栋，花石园林；宴饮一席之间，水陆珍馐数十品；服饰一掷千金，视若寻常；日用甚至不惜以金钱做溺器。缙绅士大夫的放纵声色，影响深广。首先是“婢妾效之”，继之“浸假而及于亲戚，以逮邻里”[7]。流风所及，一般市民也莫不奢侈为荣，“群相蹈之”。在冠巾，万历以前官戴忠静冠，士戴方巾，犹以朴谨。怠至万历时期，“殊行诡制，日异月新”。仅以冠巾款式便有十多种，时人对此叹道：“首服之侈汰至今日极矣”。妇女的服饰更绚丽多彩，“首髻之大小高低，衣袜之宽狭修短，花细之样式，渲染之颜色，鬓发之饰，履纂之工，无不易变”[20]。在服装的衣料上，宗锦、唐锦、汉锦、晋锦先后流行一时，不久“皆称厌物”，改兴千钟粟倭锦、芙蓉锦。这种衣冠服饰上的追求华丽之风，使得贫乏单调的常服布袍自然被“鄙为寒酸”，即使“家无担石储”者，也“耻穿之”[21]。有些自认“最贫，最尚俭朴”的儒生也在“习俗移入”的冲击下，“强服色衣”，卷入“靡然向奢”的大潮。在住房、肩舆和日用品方面，明中后期奢伤之风也日益强盛。在交通工具上，“国初进士皆步行，后稍骑驴。至弘（治）、正（德）间，有二、三人共雇一马者，其后遂皆乘马”[9]。何良俊亦言：“祖宗朝乡官虽至任回家，只是步行，宗庙时士夫始骑马，至弘治，正德间皆乘轿矣”[22]。怠至晚明，“至优伶之贱，竞有乘轩赴演者”[21]。在饮食器具上，“设席用攒盒，始于隆庆滥于万历，初止士官用之，近年即仆夫、龟子皆用攒盒饮酒游山。郡城内外始有装攒盒店”[9]。消费生活的高度发展，造成了城市风貌的大改观。当时的苏州，号称“奢靡为天下最”[21]，而杭州在民谣中被称为“花簇簇”[22]，即使像浙江桐乡县青镇这样一个乡间小镇，也为奢靡之风所卷席：“余生长青镇，独恨其俗尚奢，日用会社婚葬，皆以俭省为耻。贫人负担之徒自不必言，妻多好饰，夜必饮酒”。南方如此，北方也莫不如是：山西太原居民“靡然向奢”，山东滕县“其人竟相尚以靡侈”。与城市高度消费生活水平相适应，旅游业也在一些城市蓬勃发展起来，如在苏州“山水园亭多于他郡，游具则载酒嘉肴，画舫箫鼓”[23]。在南京，“秦淮灯船之盛，天下所无，两岸河房，雕栏画舫，绮窗丝障，十里珠帘……薄暮须臾，灯船毕集。火龙碗蜓，光耀天地。杨槌击鼓，踏顿波心”。都市中秦楼烟花亦颇为繁盛。谢肇制《五杂俎》云：“今时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偏州僻邑，往有之”。在江南城镇，茶楼、茶社日益增多，商贾游食之徒，“遇不平事，则往茶肆争论曲直，以凭旁人听断，理屈者则令出茶钱，以为罚，谓之听讲茶”[24]。侈靡之风的发展，有力地突破传统礼制对于衣食住行的森严井然的规范，诚如《松窗梦话》所云：“人皆志于尊崇伤富，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如在服饰上，明初对于服装的色彩和用料限定甚严，士庶不准用黄色，民妇限用紫、绿、桃红和各种浅淡颜色，对红色和金绣闪光灯锦罗丝缎带服用禁止更严，违用者本人、家长和工匠都要治罪，但到明后期，小康人家“非绣衣大红不服”，大户婢女“非大红裹衣不毕”。服饰中的龙纹，向为人君至尊的象征，洪武八年，德庆候廖永忠僭用龙凤花纹，被处以死刑，但至晚明，寻常百姓已开始用“困龙立龙之饰，泥金剪金之衣”了。住房上，明初严禁庶民厅房逾三间，但到明后期，则“江南富翁，一命未沾，辄大的营建，五间七间，九架十架，犹为常耳，曾不以越分为愧”。这种不为封建禁令所囿、无所顾忌的逾礼，僭礼现象，反映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奢华风气汹涌澎湃不可阻挡的态势。这股洪流，无疑是对封建禁欲主义和封建礼法的反叛。晚明社会消费突破旧的等级禁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社会消费发展的必然结果，具有历史性的进步意义，但也给中国封建社会带来严重不良的后果。它极大地刺激了地主腐朽、奢侈性消费的恶性膨胀，亦破坏了社会经济的正常积累。当时南京市民虽然“生计日蹙，生殖日枯”，但却“俗尚日奢”，这种情况对社会的发展与稳定都十分不利。“朝华夕零，变泰立见”。明人徐三重说：“盖侈则耗财，财耗则人穷，人穷则奸纵怀乱，世道遂以多故”。这种看法虽然有其片面性，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综观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世风的各方面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变化，有的代表着时代进步的趋势，有的则是社会黑暗腐败的现象。明中后期的社会是一个蕴涵着守旧与更新的矛盾统一体，世风的各种变化是社会即将动荡变迁的迹象，在矛盾统一体内正在蕴孕着近代文明的曙光。 作者:张哲溶单位:中南大学 商品经济论文:律学发展的商品经济论文 一、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概况 宋代的商品经济处于全面发展的状态，表现为商业政策的改变、手工业的繁荣、城市商业的发达以及海外贸易的发展。首先，在商业政策上，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与过去历代王朝都迥异的重商政策。中国封建社会发端于农业社会，从春秋战国封建制度萌芽起，农业都是作为国家统治发展社会繁荣稳定以及军事经济发达的基础，因此对农业格外的重视。在思想层面，汉代以后，董仲舒改革的新儒家思想更是为了体现帝王的统治目的，而将重农抑商思想融入进去，因此此后的历代帝王都鼓励发展农业，控制甚至打击商业活动。而这一点到了宋生了改变，宋初太祖赵匡胤认为“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享天年”，以博民富。在宋太祖之后，宋太宗赵光义也号为“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宋神宗在位时“尤先理财”，令众“政事之先理财为急”这样的重视经济的思想一直贯穿于宋朝，这是保证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其次，宋代的手工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达到了封建社会最为繁荣的程度。与唐代相比，宋代的坑矿、茶盐、造船、造纸、制糖、纺织、制瓷等有较为明显的进步。从特点上看，宋代的手工业产地逐步扩大，出现了区域性的手工业企业和家族式的规模企业。手工业产品的产量也随着生产区域和交易范围的扩大而增加。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当时的手工业技术水平提高非常明显，在制糖业、采矿业、陶瓷制造业等方面都有所提升，比如制糖业出现了“糖冰”（冰糖）的生产技术，宋瓷的技艺手法融入了多种艺术元素。另外，宋代经济发展还体现在宋代城市贸易的繁荣。在宋代之前，不仅国家不重视发展商品经济，而且在城市格局上体现了重农抑商的思想。宋代以前的城市中，严格限制工商业活动的范围，将城市划分为坊和市“，坊”是指居民居住区“，市”是指商业活动区。同时还规定，所有的商业活动都必须在“市”区进行，不得在“坊”区进行商品买卖活动“，市”的经营时间也被限制在白天有限的时间内。这种规定大大限制了城市商品买卖活动的时间和范围。而在宋代，这一界限被消除了。北宋的都城汴梁城突破了市坊的界限，街道两旁和居民区都有商业活动“，坊巷桥头及隐僻去处俱是铺席买卖”，显示出商业的高度繁华程度超过了长安城。北宋的都城汴梁城还出现了早市和夜市，呈现出了全面繁荣局面。同时，商业城市和市场数量在这一时期也急剧增多，除了北宋都城汴京和南宋都城临安两个最为著名的繁华都城外，成都、建康、镇江及扬州等城市也十分发达，人口规模也逐年增加，汴京和临安的人口大致有170万和120万左右。除了大都市商品交换异常活跃外，众多商业性集镇也如雨后春笋般遍及全国各角落，这些集镇多集中于海上贸易繁荣的沿海镇市或水陆交通枢纽的内陆商镇，甚至在农村也打破了往日的寂静，于频繁的货品交换中逐渐形成了“草市”或“墟市”,使得整个国家的商品贸易活动都十分活跃，深刻反映了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发达。 二、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律学发展的影响 1.商品经济对律学思想的影响。 不同的时代都有着不同的立法思想，不同的经济水平之下的法律思想和法律研究思想也有很大差异。作为经济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发达，也使得宋代的律学研究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封建法律思想从西汉董仲舒确立新儒学以后而确定，经过魏晋南北朝、隋代、唐代的发展，到宋代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在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就需要一种新的世界观来适应这一变化，理学作为律学的思想基础就在这种情况下得以发展。理学名称的起源来自于宋代儒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它是以儒家的伦理思想为核心，糅合佛家思想和道家思想而成的一种理论形态，其核心内容是强调“理”的先天的存在，把抽象的“理”提到永恒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学习的目的就是“即物穷理”。理学思想肯定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关系，认为“：夫天之生物也，有长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安可使小者亦大呼？天理如此，岂可逆哉？”关于法律他们认为礼与法都是“理”的体现，是为了管理和统治人民而设置的工具“，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法者，天下之理”，“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助于教化”。因此，认为治国就需要礼法合一，同时要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制定不同的领域的法律规范。在理学思想之下，任何事物都有其发展规律，法律要依据这些规律进行，因此对待农与商他们都保持了同等的客观的态度，在商品经济有所发展的情况吸取也加大了对商品经济的调整。立法上统治者调整了历代立法中重刑法轻民法的传统做法，开始探索民事立法和经济领域的立法，专门研究施行了盐法、酒法、茶法等法令。为了顺应商品经济的规律，宋代立法制定了一系列的经济民事法律，统一了国家与经济活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同时，立法的科学性也将政府的政策导向更好地促进了商贸发展和手工业的繁荣。 2.商品经济对应用律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律学十分注重法的应用，在法的解释和刑事技术方面的研究最多，形成的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宋代商品经济的发达，客观上使得社会财富得以积累，民间财富的积累让民众可以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律学研究活动。从国家层面来说，也加大了对律学研究人才的培养，设置了律学博士专门进行律学研究，涌现出了《刑统赋》、《律文音义》、《律令释义》等一些著名的律学研究著作。其中《刑统赋》就是律学博士傅霖编制的，他在研究时认为《宋刑统》不便阅读和记忆，于是将《宋刑统》的全部律文的要旨，用韵文体裁撰为律学读本，并自行作注，解说韵文含义。受到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理学的繁荣，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也更为客观，不再仅仅看到统治秩序的维护，而更加注重对社会个体正义的维护，突出人的个体价值，在司法实践上更加注重刑事科学技术的应用，出现了诸如《折狱龟鉴》、《棠阴比式》、《洗冤记录》等法律应用领域的著作。其中《洗冤集录》使得法医学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法医学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结语 法律是政治统治的工具，也是政治统治的上层建筑，它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宋代的商品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它对律学发展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思想方面，商品经济的繁荣促进了人们对人的个体价值的重视以及对经济和民事领域的关注度，因此产生了大量的律文解释、刑事科学方面的著作以及经济、民事方面的立法；在物质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国家和社会都有更强的经济实力进行律学研究，从而提供了其发展的物质基础。可以说，宋代的律学发展之所以能够达到中国古代律学研究的最高峰，其决定力量就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 作者：谭正李超单位：河北大学 商品经济论文: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文化变迁 一、沈庄的背景 因此这里并没有发达的宗族组织或祠堂，也没有像样的能号召全村参加的公共活动。虽然各个姓氏之间有直系或旁系的亲属关系，但是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在此地并不凸显。各姓氏之间及同姓之间并没有复杂的利益关系及冲突，评判“在理不在理”的标准也不会因为是“大姓”和“小姓”而有所改变。这里的“在理不在理”主要是指是否遵循孝顺、善良、克己、忠诚等传统价值观念。这里饮食以小麦为主，玉米、高粱为辅，加上自家耕种的蔬菜、花生、芝麻基本上能满足家庭消费。不但消费能满足自给，而且生产要素也基本上是自给，以人力和畜力为主。加上该地区高密度的人口，农民精耕细作，把耕作集约性发挥到极点，从而形成了一个十分苛刻而有独特的的农业体系。总之，知足、安分、克己这一套价值观念和传统的匮乏经济相配合（费孝通，2012），共同维持着这里的社会生活静止的状态。 二、经济作物的生产、交易和分配 （一）西瓜和辣椒的广泛种植 90年代初，沈庄引进西瓜种植。由于西瓜和辣椒的种植面积占沈庄种植面积的比例较大（占全村总面积的90%左右），故本文只选取种植西瓜的流程来说明村民生产要素的自给性。每年刚过完年，村民就开始为西瓜种植忙碌起来。整个流程是瓜棚正月十五过后，村民开始为养育西瓜苗作准备。男劳力把水、泥和在一起，垒一个半人高的三面围墙，上面蒙上厚的塑料布，叫瓜苗棚。瓜苗棚的大小根据种植西瓜的亩数而定。在棚里的地下挖三道火坑，中间那个与棚外的洞相连，用瓦或者木柴盖上火坑，然后用土覆盖上。这样做是为瓜苗加热。瓜苗棚整好之后，村民开始筛土，把肥料拌进土里，用塑料碗一个个的装满土，洒上水，盖上塑料布和草苫子开始在棚外烧火加热，加热一天一夜之后开始下瓜芽。瓜芽是在整理瓜棚期间用温水加热培育出来的。建造瓜苗棚一般至少需要2—3个劳动力。播种瓜芽则女性为多，一般3—5个男女劳力皆可，需要村民间的互相帮忙。在瓜苗生长期间，村民就开始翻地、施肥，弄成较宽的田埂，田埂上打上眼，覆盖上塑料薄膜，用小竹竿握成一个弓棚，上面再覆盖上厚点的塑料布，整个过程复杂而细致，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瓜苗移植到地里之后，村民开始整理瓜枝，一个月左右，开始每天给西瓜授粉，如果天气好的话，没有碰到连阴雨天气，大概持续半月到20天左右，所以这个时候村民是非常害怕下雨。等到每颗瓜秧都结出一个西瓜一直到西瓜成熟。这段时间一直是村民的农忙季节，从农历1月份到5、6月。从开始培育瓜苗到西瓜成熟一直到西瓜全部卖掉，整个过程都需要村民耐心而细致的劳作，这期间村民间的合作非常密切。劳力的自给性在村里内部就可以完成。由于村民的普遍贫困，生产技术和机械化并没有在沈庄推行。随着西瓜嫁接技术的引进和科学选种，西瓜产量大幅上升，逐渐成为村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西瓜之后是辣椒，大概一两个月后，村民开始忙种辣椒、反季节番茄等纯经济作物。 （二）经济作物的交易 在经济作物丰收的季节，出现了部分专门自收或者代收的群体。由于交通条件的便利，这些人与外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农产品的价格受天气或者市场因素的影响较大，尤其是市场。西瓜交易一般持续一个月左右，辣椒持续的时间更长，从农历7月份到10月份，但主要集中在7、8月份。西瓜成熟大概在农历5月份左右，这时候已经是夏季，天气炎热，西瓜的市场需求量大，大量外来商贩涌入李口镇。这样，每个家庭开始以家庭为单位进入忙碌阶段。由于每个西瓜的重量在15—20斤左右，西瓜的每亩产量在1万斤左右，整个过程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时村民间又出现随机性的合作关系。这些外来商贩由于不熟悉当地的环境，必然会与当地村民合作，在利益的驱使下，必然增加商贩合作对象之间的竞争性和矛盾。代收者的人品、威望、和人际关系非常重要，与其说村民把西瓜卖给商贩，还不如说卖给代收者这一“中间商”群体，这时候的交易村民所考虑的并不是完全的利益最大化，而是以自己为中心向外扩散的亲疏关系，离自己越近，交易成功的次数越多。西瓜从收获到卖掉，看似是经济行为，实际上是村内整个内部关系网络在其作用，也可以说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到收满车时（一般在10吨左右）“，中间商”会找和自己关系较近的人装车，而不分什么姓。装车付费之后，这些外来商贩把西瓜拉到湖北、湖南等地，有些是在省内出售。比如在省内，从村民收购的价格是每公斤一元左右，到消费者手中却是每公斤三元左右。如果遇到连阴雨，需求量相对减少，无论批发商或者商贩在赚取利益不变的情况下，都向村民压价。辣椒的交易和西瓜还有点不太一样，虽然也有外来商贩，像湖北、江西、广东等地，但以当地人自负盈亏的收购为主。这些小商贩大都是当地的村民，每次收购几千斤，到二三十公里外卖掉。辣椒的收获不像西瓜，需要不断的成熟，不断地摘取，每隔两三天摘一次，时间会持续数月之久。这是一个非常细致的活计，有些劳力不够或者做中间商的家庭会雇佣本村及外村的村民，给予一定的雇佣费。在消费上，村民会把大部分钱存起来：一是攒钱备不时之需；一是供子女上学。村民只拿出一小部分供日常的开销。在经济活动中，村民间的互动对象较随机，关系不太密切，村民回报别人帮助的方式也不像传统的在家里请人吃饭，回报方式多样化。在整个交易的过程中，老人和孩子只是做辅助性的工作，参与的主体是20—50岁之间的青壮年人。这样，在村民间或者在与外界互动的过程中，老年群体被“边缘化”，实际上在村里，老人只是长辈的“象征”而失去了传统的权威。 三、社会文化的变迁 经济作物的种植改变了沈庄原有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改变了沈庄原有劳动力的分布格局。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使得村民的生产和生活逐渐缩小到以家庭为中心，而不太注重村庄内部村民间的亲密关系。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加强了村民对市场的依附性，增加了风险性，村民在面对这么多不确定因素时，仍然要求助于他人，以获得保护。然而，沈庄内部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由于各姓氏内部之间并没有形成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团体，各姓氏之间也没有较突出的利益矛盾，因此，这就为村民间的交往以及村民形成一套自制体系创造了条件。人与人之间不是以血缘关系而区分亲疏，而是以“人情世故”建立起彼此的交际范围。这种范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扩大，扩大的范围并不主要的是以传统的“人情世故”的观念为主导，而是兼有商品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指导。比如说在传统的村落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以“感情投资”为主的互帮互助，而商品经济的到来使得沈庄出现了短期的雇佣人员，雇佣人员并没有因为拿到“雇主”的劳动报酬而心理会愧疚，相反的是，雇佣费用越高越好。在费孝通先生看来，中国的农村经济是匮乏经济，在匮乏经济中，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在位育方式上是修己以顺天，控制自然来应付自己的欲望。当商品经济袭来时，知足、安分、克己的传统价值观念被搁置。这种搁置造成了沈庄村民思想的混乱，原因是各种不安份的思想在这里交织，在传统的“人情世故”的自律性已不能满足当前村民的需要时，一种新的可替代的统一价值观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也可以说明沈庄在富裕了之后，反而在思想上出现多神灵的信仰（专门的基督教堂，白奶奶庙等）。商品经济的发展打破了沈庄社会原有的社会结构，并没有造成沈庄的村民生活秩序的混乱，这是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加了村民的物质享受，“多神”信仰暂时把这种状况维持在一种平衡状态。这是当地人的一种生存智慧。 本文作者：李河星工作单位：西南民族研究院 商品经济论文:商品经济与刑法观念的创新 本文作者：高铭暄王勇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 长期以来被视为社会主义“异端”的商品经济,正以壮阔的气派,在中国大地上勃然兴起,它如同一股强劲的冲击波坪然冲击着各种传统的观念。使那些旧的思想观念日益显示出落后和衰弱,放眼全国,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所有领域几乎都因为商品经济的兴起而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化。这其中,就包括着刑法制度和刑法观念上所发生的一些变化。为了使刑法更加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为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工作提供理论上的根据,我们在此想就商品经济条件下刑法观念应作如何转变的间题谈‘些粗浅的看法,并就此请教于刑法学界的同仁。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刑法观念上最迫切需要加以转变的是有关经济犯罪的一些观念。同志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主义进入更高一级的历史阶段创造物质条件。过去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认识不深、理解不够,所以忽视了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一定时期内的重要地位,超越生产力的发展水乎去搞产品经济,但是,由于我们的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技术落后,所以我们所搞的产品经济实际带有浓厚的自然经济的色彩。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产生了一种与这种经济形态相适应的刑法观念,尤其是在有关经济犯罪的一些间题上更是反映了这一经济形态的特点,例如把长途贩运看成是投机倒把犯罪等等。现在,我们提出要搞商品经济,而商品经济无论是在性质还是表现形式上都是与产品经济和自然经济有很大区别的一种经济形态,因此,随着产品经济和自然经济的被摒弃和商品经济的确立,在刑法观念上,尤其是在经济犯罪的观念上也要确立一种能够反映当前商品经济特点的思想观念。我们认为,这种新的思想观念主要应当表现在以下 (一)确立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之重要补充的私营经济也是我国刑法所保护的客体的观念。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确立并保护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私营经济,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必不可少的一环。因为我国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在生产方式上既有现代化的大生产,也有落后的小生产。既有机械化、自动化操作,也有大量的手工劳动。即使就现代化生产力的发展来说,它也不是单纯朝着大规模统一集中的单一方向发展,而是出现了集中化与分散化的多种趋势。一般来讲,社会化、集中化程度较高的大生产适宜于采取公有制的r形式,而分散化的小生产则比较适合于个体或私人经营。因此,一定程度的私有制的存在,在我国是具有其客观依据的。它对于促进生产、搞活经济、繁荣市场、方便人民生活、扩大就业门路、维护社会安定等都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此情况下,保护私有制的私营经济,尤其是保障这些私营经济组织的私有财产权,就应当成为刑法的一个重要任务。但是,应当看到,由于长期以来只保护公有制的思想观念已经在人们的头脑中深深自讨L下了根,所以要想一下子转过弯来,把私有制也放到一个重要地位加以刑法的保护,就不那么容易。在实践中也常常发生私有制的个体经济得不到刑法保障的事例。例如,私人企业中的任职人员利用职权侵吞雇主或其他合伙人的财产,由于主体不符合贪污罪的要件,因此有时就往往作为债务纠纷予以处理,又如,私人企业任职人员接受他人物质利益,利用职权为他人非法谋利,造成本企业财产严重损失,也常常得不到刑法上的处理;还有,破坏私人企业生产的行为,由于刑法无明确规定,因此有时也就不了了之。以上情况的发生,固然有法律不完备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人的思想上的间题,即认为社会主义的刑法只应当保护公有制,而对于私有制,管不管都无所谓。这种认识是十分错误的,它对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是十分不利的。因此,应当改变观念,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私有制也放到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加以必要的刑法保护。 (二)为适应商品流通、搞活市场的需要,应当改变过去那种不分情况,把所有经济交易中的居间中介行为都视为投机倒把的观念。商品流通是商品经济的二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商品经济得以发展的中间环节。因此,商品流通渠道是否畅通,往往是决定商品经济能否得到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而要开拓流通渠道,促进市场交流,必要的商品中介活动是极为有益的。例如,目前我国社会上涌现了一大批在市场上穿针引线.帮助买卖双方实现各自目的,然后领取一定佣金的居间经纪人。这对于搞活流通、扩散商品信息、发挥市场的导向作用,无疑是具有很大意义的。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常发生把这种人作为投机倒把犯论处的情况。这样的处理结果显然是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不相符合的。当然,由于我们的商品经济发展起步较晚,加上法律又不完备,所以在经纪人的居间活动中也就难免会出现一些不道德的或违法的情况。但只要经纪人不进行买空卖空的投机诈骗活动,不采用行贿的手段拉拢企业采购人员,不逃避国家的税收或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我们一般应当给予积极的引导,而不宜动用刑罚予以处罚。因此,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我们必须摒弃那种把商品交换中的居间中介活动和投机倒把活动划等号的思想观念。 (三)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市场的涵义在扩大,商品的外延也在扩大,因此刑法观念必须与这种现象相适应。过去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只有消费品才是商品。实践中只有那些不是凭票证配给的消费品才受市场规则的支配;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至于技术、图纸、房地产等更是绝对地被排斥在商品的范畴之外。因此,盗窃技术图纸、发明专利不构成犯罪,就成为当时条件下的一种观念。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的概念在逐渐地扩大。现在,不仅消费品而且生产资料都被承认是商品,不仅承.认作为商品的物品市场,而且承认资金、技术、房地产,甚至信息等也可以形成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过去的那种旧的刑法观念就要自觉转变。否则,就有可能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阻碍的作用。例如,湖南衡阳市王某在大学读书时曾为某乡镇化工厂生产“氨基甲酸按”提供技术服务。获得成功。领取了酬金780元,却被定为受贿罪(后来二.审改判无罪)。又如,浙江晋云县江某通过调查和博览信息,把几十家厂家生产的二百多台需要调剂的设备编成一本目录。然后在需要和供应的厂家之间牵头拉线,并收取一定的酬金,结果被当成投机倒把起诉(一审法院宣告无罪)。很明显,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还是因为旧的思想观念在作怪。若是从商品经济的角度看,技术和信息本身就是商品,提供技术和信息就是一种劳动支出,理应取得报酬。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的思想观念要来一个大的转变。(四)摒弃“为富不仁万的观念,保障劳动者正当的合法利益。具有浓厚的自然经济色彩的产品经济在分配原则上是主张平均主义的。正是因为这一点,“大锅饭”制度在我国存在了三十余年。而在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分配原则必然由“大锅饭”转向劳动者有收人差别的“按劳分配”。这种收入上的差别正是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的实现,符合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方由于多劳多得,先富起来。”¹但是,在我们某些司法人员的观念中,平均主义的思想并未完全克服,“为富不仁竺的观念还常常使他们干出把无罪作为有罪的傻事。例如,四川德阳市某厂总工程师姜某根据合同承包某项工程,他按照合同规定履行了义务,并对承包所得的盈余作出了分配。在4340。元的盈利额中。自已分得9100元,结果差一点被定上贪污罪。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主要就是因为姜某既拿工资,又额外得钱,在某些人眼里肴来,这有点“胃富”了,是不公平的。这种思想不符合商品经济条件下“多劳者先富”这种客观规律的,因此应当从我们司法人员的观念中彻底清理出去。只有这样,才能调动人民群众生产和工作的积极性,才能确保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实现。总之,在经济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经济犯罪的概念也要随之发生变化。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间题。我们以上列举的儿利视念的变化肯定是不全面的。从产品经济到商品经济,在经济领域中来讲,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它涉及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因此,与此相适应,我们也应当对发生在社会经济各个领域的现象和活动,从发展商品经济的角度来确定其属于犯罪还是无罪,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确立特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经济犯罪观。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进一步树立社会主义民主的观念,不仅是商品经济自身的要求,而且也是发展商品经济必备的条件。列宁曾经指出,自由、平等和民主实际上ttR映着商品生产关系的概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公有制的建立而使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有了可靠的保障,在此情况下,我们应当把民主的观念贯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法律上,民主不仅应当同宪法紧密相关,而且也应当同包括刑法在内的其他部门法紧密相关,因此,破除旧有的一些思想观念,树立社会主义民主的刑法观念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从理论上来讲,我国刑法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原则,并对社会主义民主起着一种保障和促进作用,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实际上,在我们许多同志的观念中,刑法的概念似乎应当是血淋淋的,似乎应当成为“专政”和”打击”的代名词。在我们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只看到刑法在对敌专政和打击犯罪分子方面的作用,而忽视了刑法在反映和保障社会主义民主方面的作用。由于这种观念的影响,一旦某类犯罪上升,有的人首先想到的便是要求通过立法来狠打一次。而在执行法律时往往只顾打击的一面,忽视民主保障的一面,尤其是保障被告人合法权利的一面。于是,这也就导致了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情况的不时发生。这样一来,虽然犯罪状况有所改观,但在这种改观的同时,却在社会主义民主上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这样的改观其社会效益又当如何呢?我们认为,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应当是相互统一的,而不应当以牺性一个方面去换取另一个方面。所以,应当转变那种只把刑法看成是“专政工具”和“打击手段”的观念,切实地把刑法在保障社会主义民主中的作用提高到一个应有的地位。确立社会主义民主的刑法观,当然也应当利用刑法来同种种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行为作斗争,并以此来保障公民民主权利的实现。因此,刑法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约束作用不仅不应被削弱,相反应当加强。从我国现行刑事立法来看,它贯穿了国家工作人员犯罪要从严惩治的精神。这是符合社会主义民主要求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刑法对于某些发生在国家机关内部的有害行为还没有提到犯罪的高度,例如,最近有人提出立法建议,要求把情节严重的滥用职权的行为规定犯罪。就证明了这一点。再就是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以官当刑”、“以罚代刑”的观念也还没有消除干净。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有一些领导干部犯了罪,往往只给予党纪政纪上的处分便草草了事,而没有使其受到应有的刑事上的追究。这些情况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都是不相称的,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b、在刑法中牢固树立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观念,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然要求。从总的情况来看,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是体现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的。但是,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在我们实行刑法人道主义的过程中也还存在一些障碍。例如,在某些情况下,对罪犯的人格尊严保护还不够,、个别监管人员有打骂、虐待服刑犯人的情况,有的地方在枪决犯人时搞游街示众、暴尸等等。这都是违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原则的,应当严加禁止。在贯彻执行刑法的过程中。与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相违背的另一重要表现就是有些司法人员在解释刑法、适用刑法时,总是朝着不利被告人的方面进行解释。例如,对于扑克牌的计算,我们通常都是以副为单位的。但是,有些法院为了显示行为人行为社会危害性的严重并达到定罪的目的。在计算裸体扑克牌的数量时,竟以张为单位进行计算。这样,即使行为人只贩卖了一副裸体扑克,法院照样可以以他贩卖了54张裸体画为名而予以定罪。这种朝不利于被告人方面进行解释的情况,不仅在司法界存在,就是在刑法理论界也同样存在。例如,有些同志为了论证盗窃罪和诈骗罪在量刑上进行协调的必要,建议立法上对诈骗也规定可以判处死刑。那么,我们在此反问“下,为了协调量刑,为什么就不建议立法上取消对盗窃罪的死刑呢?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它说明从不利于被告人方面解释刑法已成为某些人一种传统的习惯。厂解释刑法,应当根据立法精神,坚持实事求是,而不能只是从不利于被告人的方面来进行,否则就有可能使公民的人身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这对于贯彻社会主义民主是十分不利的。刑事司法活动的两个中心环节是定罪和量刑,因此,定罪量刑活动应当以什么为基础也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间题。过去,我们在这一方面的做法是不很稳定的。有时候,我们在定罪量刑时片面强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忽视了罪犯的人身危险性,使刑罚纯粹成为一种还报的手段;而在另外一些场合下,我们在定罪量刑时又注重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忽视了其行为对社会危害的程度,使刑罚变成一种仅仅为达到社会威慑效果而使用的工具。这两种绝对化了的倾向都是不正确的,都是同商品经济的要求相违背的。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存在着一条十分重要的规则。即等价交换规则。这一规则充斥在商品社会的每一经济领域之中。人的思想总是要受到共所处的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因此等价交换规则也就必然在人们的思、想上打下深深的烙印。使刑罚的严厉程度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挂起钩来,做到罪刑的等价性,正反映了经济领域中等价交换这一客观规则。这种罪刑关系的等价性一般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犯罪加以处罚的行为必须是达到一定社会危害程度的行为,假如行为没有达到这一危害程度或根本就不具备社会危害性,就不应对之施以刑罚;二是在对犯罪裁量刑罚时,应着眼于它的社会危害程度,一般来说,罪行越严重,所处的刑罚就应当越重,反之,则应当轻b但是,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有时却做不到这一点,例如,个别司法人员为了显示“政策攻心”的威力,把犯了较重罪行本应处以较重刑罚的罪犯处以轻刑或干脆免予刑事处分,或者为了达到t’惩一戒百”的效果而把本应处以轻刑的罪犯处以了重刑,这都是不符合罪刑的等价性这‘规则的,是同我们整个社会的反映了商品经济特性的等价观念不相一致的。其结果,必定会增加群众和被告人对刑罚的不公正的感觉。因为在商品社会里,公正的概念一般是建立在等价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按照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来适用刑罚,坚持罪刑相适应原则,即罪刑的等价性原则,在当前来讲还是十分必要的。当然,在坚持罪刑的等价性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刑罚的有效性。坚持刑罚的有效性,也是商品经济的必然要求,因为在商品经济社会中,效益问题也是一个一切工作都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在刑法的问题上树立效益的观念,主要就是指刑罚的运用会带来一定的客观效果,即主要是能达到预防犯罪的效果。所以,我们在对罪犯定罪量刑的时候,也不应忽视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因为罪犯的人身危险性越大,就说明他再犯的可能性越大,对他的预防也就越困难,所以在量刑时可适当考虑从严,‘反之,则可适当考虑从宽。只有这样,才能最有效地显示刑罚存在的价值。应当看到,罪刑的等价性和刑罚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如果不能正确地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就有可能只偏重一个方面而态视了另一方面。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在坚持罪刑的等价性的基础上考虑刑罚的有效性。也就是说,定罪量刑的基础是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但在此基础之上,还要考虑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只有这样,才能把两者很好地统一起来,使商品经济的观念在定罪量刑活动中得到全面的反映。有一种观念在我们的头脑中己经根深蒂固,即刑法是国内法,因此不应当规定有关国际犯罪的任何条款。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际间交流与合作的日益扩大,’这种观念也应当被打破。 _马克思曾经说过,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因此,对外开放,促进国际间的交流,并不是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国际犯罪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日趋严重的社会新间题。事实对此已经作出了证明。但是,我们现行的刑法和刑法观念却仍然停留在过去的那种闭关自守的经济条件之下。没有把国际犯罪问题作为一个商品经济条件下必然出现的新问题而在刑法观念上体现出来。例如,我国早在1980年就加入了《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简称《海牙公约》)和《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简称《蒙特利尔公约》)。这些条约都规定,各缔约国应将非法劫持航空器、危害国际民用航空安全等行为定为国内法上的罪行,予以惩罚;有关缔约国应采取必要措施,对这种罪行行使管辖权,而不论罪犯是否其本国人、罪行是否发生于其国内。我国一旦加入这类公约,便承担了对犯有公约规定的罪行的罪犯实施管辖的义务。但,遗憾的是,我国目前的刑法并没有把这一点反映出来。首先,在我国刑法中只规定有反革命劫机罪,而没有明文规定一般的劫机罪多倘若罪犯劫机不是以反革命为目的,我们在法律上就很难找到对其定罪判刑的根据。其次,我国刑法所确立的刑事管辖原则是以属地原则为主,兼采属人原则和保护原则的,这样一来,对于那些不在我国发生的、罪犯不属我国国籍的、且也没有危害我国国家和公民安全的劫机行为,我们对其予以管辖就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可见,我国目前的刑法已经不能适应国际间日益扩大的刑事合作和交流以及国际刑事斗争的需要,应当加以改进。有鉴于此,我们提议应当注意解决以下几个间题:第一,确立我国刑法的普遍管辖原则。.即对于某些我国承认的普遍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破坏国际社会良好秩序和损害人类利益的罪行,不论罪行发生于何地,也不论犯罪人具有哪一国籍或者没有国籍,我国均有权对该罪行适用我国刑法予以惩罚。这一管辖原则在我国刑法学界曾长期被予以否定,理由就是,这是有利于帝国主义的一项原则。但在国际犯罪日趋严重的今天,我们应当重新来评价这项原则的价值。那种对国际犯罪视而不见、不加干涉的态度,实际是封闭和保守社会的一种普遍观念。它同我国目前开放的社会之要求是格格不入的,因此我们应当把普遍管辖原则提高到一个新的位置来加以认识。王987年6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作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其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行使刑事管辖权的决定》,其中等于也承认了我国刑法的普遍管辖原则。所以,我们认为,今后在修改我国刑法条文时也应当体现这一原则。第二,应当在我国刑法中规定引渡和司法协助等条款。引渡和司法协助均是与管辖密切相关的间题。许多国家都在定自己的刑法中规定有引渡和司法协助的条款。例如,巴西在其刑法典第7条中就规定依一定条件承认外国的刑事判决,其条件之一就是“依据同发生判决书的同法机关的国家间的引渡协定”。为了保障我国刑法规定的管辖原则的实现,我们也应当考虑在刑法中对诸如此类间题作出确切的规定。第三,在我国刑法中设立相应的国际犯罪。如果我国缔结或加入的国际条约的国际犯罪在我国刑法中得不到体现,那么我们也就无法对这类犯罪行使管辖权。例如,我国刑法没有明文规定一般的劫机罪。那么对于那些不以反革命为目的劫机犯,我们也就很难找到予以惩罚的法律根据。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求之于类推适用破坏交通工具罪的条文来对它判刑,比较牵强。可见,这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应弓I起我们的重视。总之,商品经济在发展,我们的刑法观念也应当随之而发展。如果商品经济发展了,而我们的刑法观念却仍在原地踏步,那么就无法使刑法和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并达到保障它的目的。 商品经济论文:小议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征 摘要：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是商品经济史研究中一个首要的重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应以对其本身的研究为基础，而不能将中国的封建地主制与西欧的封建领主制作简单对比。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它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高峰，并形成了多层次和多元化发展格局。在此过程中，商品经济一方面受政治干预极其强烈，另方面则从根本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 关键词：商品经济、中外比较、中国特点 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乃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消长的过程。（注：李埏：《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6～15页。）因此，要全面而又科学地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必须大力开展对商品经济史的研究。随着近20年来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点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商品经济问题是重新正确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突破口，应强调重视商品经济的研究。 大力开展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史的研究，首要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认识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因为这关系到我们从什么样的角度出发和以什么样的思想为指导去研究商品经济问题，并进而科学认识整个社会的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最近，宁可先生强调："从中国社会形态的研究，寻求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不能不注重中国经济形态的特点，这里包括了商品经济的特点和作用，而寻求中国经济形态的特点，商品经济的特点和作用也许能给我们以线索和启示。"（注：宁可：《中国社会形态中应当注重的一个方面－商品经济》（"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再认识笔谈"），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其意盖在于此。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揭示。但这并不能说明该问题已无探讨的必要，而恰恰说明这只是一个重新认识的开端。下面，试就此问题略抒管见。 我们先从对已有的特点的分析谈起。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研究商品经济问题和探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关系的论著中，都曾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问题。其中，姜守鹏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注：见《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是有关此问题的专文。限于篇幅，以下围绕此文做出分析。 在该文中，姜先生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概括有三。第一，"土地私有，土地较早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重要特征。"单从时间上看，中国在公元前359年商鞅变法之时，就确立起了"民得买卖"的地权原则，土地买卖逐渐盛行起来；而在西欧，到公元11世纪之后，"在大多数国家内，起初不能让渡和不能分割的''''贵族''''土地，渐渐变为可以让渡和可以分割的；实际上，它已被分割到漫无止境。"（注：［法］P•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44页。）土地买卖才发展起来。显然，中国历史上土地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确实比西欧要早得多。进一步来看，在中西方土地可以买卖之前，土地都是不能任意买卖的。在中国，西周就确立起了"田里不鬻"的地权原则；而在西欧，由于土地处于高度稳定状态，不能买卖，马克思曾称之为"不动产"。 然而，分析土地的买卖不能离开它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形态。结合社会形态来分析，在西欧，土地不能买卖的时期是领主制阶段。伴随着土地的买卖，领主制解体，整个社会进入了地主制阶段；在中国，土地不能买卖的时期恰好也是西周至春秋战国的领主制阶段。伴随着领主制的解体和地主制的到来，土地买卖发展了起来。换言之，土地买卖是地主制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经济现象；从地主制产生之日起，就会有土地买卖，并无此先彼后之分。认为土地较早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一大特点的观点，主要是将中国的地主制与西欧的领主制作了对比之故，故而这种对比显然是不妥的（详后）。如果用中国的地主制与西欧的地主制作对比，那么，根本就无此一说。因为，土地买卖与地主制是同步的，并无此先彼后之分。 第二，"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生产者主要是农民。"其根据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包括自耕农和佃农）具有较大的人身自由和经营自主权，具备成为小生产者的必要条件；而西欧庄园制下的农奴则情况完全相反，并且，农业是领主庄园制经济，属自然经济范畴，其商品生产主要是居住在城市里的手工业者。我们知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是简单商品经济，交换的发达和商品生产的不发展是其基本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这里，正是商业使产品发展为商品，而不是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6、371页。）也就是说，当时虽然有城市手工业者生产的商品，但大多数商品则是来自于各生产部门的产品。由于封建社会生产的主体是占社会劳动力绝大部分的农民，尽管中西方农民在人身自由和经营自主权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他们都应是社会商品的主要生产者。 市场上商品的种类充分说明，农民均是中西方封建社会里主要的商品生产者。在中国，除盐、铁等大宗商品是来自于手工业部门之外，很多商品都来自农业部门，出自农民之手。粮食、纺织品、茶叶等农产品都成了大宗商品。西欧的情况与此相差无几，大多数商品是庄园中人身并不自由的农奴生产的产品。据12世纪留传下来的商税税则记载，市场上的主要商品有牛、马、腌肉和熏肉、腌鱼或熏鱼、麦及其他谷物、蔬菜、葡萄酒、蜜、油、干果、盐、金属、毛皮、武器、颜料、羊毛、线、磨石等。在中世纪最为著名的香宾集市上，主要商品除手工业品和来自东方的丝绸及珍奇品外，还有粮食、饮料、皮革、各种木材、木炭、羊毛原料和生丝、丝棉、大麻、亚麻、棉花、牲畜以及其他东西，这些东西大多应是农业部门生产的产品。（注：参见［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年）》中译本下册，第23章"中世纪的商人旅行、市场和市集、香宾市集、贸易管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96～199页。）那种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生产者主要是农民，而西欧则是手工业者的观点，不仅与以上事实不符，而且有悖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农民始终是社会生产的主体这一基本规律。 第三，"货币较早地介入交换，商业比较发展是我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另一重要特征。"得出这一结论，其推论前提是：中国自夏商周以来就流通贝币，春秋战国进入金属铸币阶段，宋代出现纸币，白银逐渐成为货币，货币经济一直较为发达；而在西欧，交换经济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没有出现发达的货币经济。其实，西欧的货币经济虽然在日耳曼蛮族的入侵下一度有所衰落，但到11世纪时，随着捷克、西伯利亚以及俄国的银矿的相继发现和大量开采，货币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很快出现了高度发达的信用业和金融业，形成了十分发达的市场网络。试想，没有高度发达的货币经济，西欧怎么能够率先发展到资本主义？而且，即使在西欧中世纪的初期，蛮族的入侵也没有立即使商品经济衰落，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渐衰退的过程，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有商业活动。那种认为西欧中世纪交换经济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的观点，大大低估了西欧货币经济的发展水平。更何况中国在商周时期，不也是处于"抱布贸丝"的交换水平之中吗？ 再者，从货币介入交换这一角度来看，货币是从交换中分离出来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所以，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必然会出现货币。尽管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因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币材会有所不同，但这并不能改变货币的本质。中国从商周之时起开始用贝币。在西欧，进入封建社会之初，甚至在此以前，日耳曼蛮族已用亚麻布条作为货币，后来还一度铸行硬币。（注：［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年）》中译本第8章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84页。）因此，把货币较早地介入交换看作中国封建社会有别于西欧商品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并不妥当。 以上的分析表明，在如何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特点的问题上，从据以分析特点的基本思路到具体概括出的诸多特点，都还值得进一步商榷。其中，较为普遍的问题是，往往将中西方封建社会作简单的类比，并由此推衍出结论。这是研究中的一大缺陷，应加以避免。 众所周知，特点是通过比较而得出来的。讲到比较，自然就有一个比较对象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都是将西欧的领主制社会与中国的地主制社会作对比，从而得出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些基本认识。但实际上，这两者之间是缺乏可比性的。 关于封建社会的形态，历来有"典型"和"变态"之争。一种观点认为领主制是封建社会的"典型"形态，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的"变态"形态；一种观点则与之相反，认为领主制是封建社会的"变态"形态，而地主制才是"典型"形态；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领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相继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对此，我们应如何看待呢？大家知道，任何一个社会，在它的生产力没有全部发挥出来以前，它是不会自行消亡的；相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的生产关系都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这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把奴隶社会分为早期不发达奴隶制阶段和发达奴隶制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分为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和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分为社会主义阶段和共产主义阶段。难道封建社会会例外吗？而从封建社会土地所有权、劳动者人身依附关系、地租形态的演进以及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对立消长来看，从领主制到地主制，都显示出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充分说明领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相继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注：林文勋：《试论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刊《东陆学林》第1辑，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随着封建社会发展史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证明：世界各国、各地区封建社会的发展一般都经历了领主制和地主制两个阶段。以我们本文所讨论的中国和西欧来说，中国西周为领主制社会，进入战国，伴随着领主制的解体，中国进入了地主制。在西欧，马克思说："虽然在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在这个时代来到的地方，农奴制早已废除，中世纪的顶点--主权城市也早已衰落。"（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4页。）例如，"在英国，农奴制实际上在14世纪末期已经不存在了。"（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4页。）西欧领主制（农奴制）解体后，并没有立即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发展到其它的历史阶段，而是进入了地主制。恩格斯在论述西欧封建社会走向末路时说："在大多数农村中，虽然还存在着古老朴素的自然经济，但已有许多整片的地区，比如在荷兰、比利时和莱茵河下游，农民都不用徭役和实物献纳，而以货币向领主交付；领主及其臣民完成了把他们自己分别变成地主和佃农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个步骤，……。"（注：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50页。） 既然领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相继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那么，将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社会与西欧的领主制社会作对比就显然是不正确的。如果要进行比较的话，只能用双方的领主制阶段与领主制阶段进行比较，地主制阶段与地主制阶段进行比较。否则，对比研究只能得出一些不正确的认识。 另外，还要注意的是，商品经济是一种经济形式，在研究其特点时，无疑需要认真研究它的经济结构、经济要素。但是，仅此还远远不够。作为一种经济形式，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它都不是单独地发生作用，而是与其它经济关系乃至政治、军事、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密切相连，共同作用。因此，在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时，还需要克服就经济关系而言经济关系的局限，置于整个社会发展之中去加以认识。这也是本文特别偏重从发展的过程去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特点的重要原因。 本着上述基本思路，通过与其它国家和地区同一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相比较，我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在下列四方面具有明显的特点： 第一，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高峰，呈现出螺旋式上升发展的态势商品经济何时出现于中国社会，还需要探讨，但在商周时期，它的发展程度还是较为有限的。进入春秋战国，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社会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在此基础上，市场不断拓展，交换空前扩大；金属货币广为流行；商人和商业资本迅速发展。商品经济迎来了它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发展高峰。经秦进入西汉，商品经济始终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当时，富商大贾不仅名著竹帛，而且左右地方政局，反映出商品经济力量无所不在，确乎达于极盛。 商品经济的发展，严重地动摇了封建统治。到西汉武帝时期，统治者全面推行控制和干预商业的政策，商品经济遭到沉重打击，发展势头嘎然而止。汉武帝的政策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根本原因是当时商品经济的基础还较为脆弱。盐铁为大宗商品，这本身就表明了这一点。同时，汉武帝的政策体系完整，从生产到流通全面控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此外，汉武帝任用得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历东汉至魏晋南北朝，连续不断的战乱又使商品经济失去良好的发展环境。商品经济急剧衰退，竟出现了实物货币取代金属货币流通的反常情况。直到唐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又一次大发展，城市坊市制崩溃，草市镇兴起；货币流通不断进步，并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商人和商人资本再度崛起。商品经济步入了第二个发展的高峰。在这一时期，茶叶迅猛发展为与盐铁相伯仲的大宗商品，草市镇遍及全国，海外贸易取代了传统的陆上贸易，等等。种种迹象表明，与第一个高峰相比，此时商品经济的基础更为广阔，发展水平更高。 到了元代，由于蒙元入侵所造成的影响，唐宋发达的商品经济遭受一定的影响，曾一度发展迟滞。进入明代，商品经济不仅很快恢复了唐宋时期的水平，而且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形成第三个发展高峰。这时，交换进一步扩大，市场在更高的程度上整合，商人和商业资本的力量迈上又一新台阶，形成了商帮。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点。 第二，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受政治力量的影响较大我们知道，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专制体制。大一统的形成，消除了原来的封建割据，统一了全国的币制、度量衡及文字，有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一面。《史记•货殖列传》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讲的就是大一统对商品经济的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大一统封建中央集权的形成，又使得统治者可以利用中央集权的强大政治力量，干预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其产生不利的作用。 在整个封建时期，大一统中央集权对商品经济的干预极为突出。主要是通过重农抑商和禁榷制度对商品经济实施干预。所谓"重农抑商"，就是通过采取贬低、压制商人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政策及措施，限制从商人数。其目的是防止农民大量弃农从商，保护农业的优先发展地位。自战国商鞅、韩非等人提出重农抑商的思想主张后，部分诸侯国及继起的秦汉王朝就推出一系列困辱商人的政策措施。如禁止商人穿丝织衣服，禁止商人骑马，禁止商人仕宦以及谪发商人戍边等。而后，由这些政策措施又衍化出一种抑商、轻商的观念意识。重农抑商形成一个从政策到思想再到观念的有机整体，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一项根深蒂固的基本国策。到了唐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重农抑商受到一定的冲击，但从根本上还没有完全动摇。即使到了明清，重农抑商仍然不时推出。明清两代都还曾重申商人不得穿丝绸衣服及不得仕宦的旧规。重农抑商的实施，抑制了商人阶级的发展。如宋代成都"席帽行范氏，自先世贫而未仕，则卖白龙丸，一日得官，止不复卖；城北郭氏卖豉亦然，皆不肯为市井商贾或举货营利之事。"（注：陆游：《老学庵笔记》卷9。）类似例子不在少数。这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禁榷制度是封建统治者干预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政策，很多人往往将它归入重农抑商政策之中，这是不对的。禁榷制度的目的是，国家通过官营商业，与商人争利；它是官府充当大商人的结果，与重农抑商有着根本的不同。这项政策起源于春秋齐国管仲的"官山海"。到了西汉中叶，汉武帝任用桑弘羊等人，相继推出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政策措施，将禁榷制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为历代封建王朝所遵行。历代统治者对市场上的大宗商品，大多实行专卖，攫取高额垄断利润。如果说重农抑商政策是通过压制商人而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的话，那么，禁榷制度则是通过官府控制大宗商品的产运销，将商品经济的发展纳入自己所允许的范围和轨道。 不过，虽然这两项政策的出发点不同，所要达到的目的也不同，但就所起到的作用而言，却是异曲同工，都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这两项政策双管齐下，使商品经济的发展始终置于封建政府的控制之下。 第三，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多层次性和多元性中国是一个疆域十分辽阔的国家，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其显著特征。这其中，由于各地区和各民族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先有后，起点有高有低，发展速度有快有慢，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多层次性和多元性。 这种多层次性表现在许多方面，主要有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别；内地与边疆的差别；城市与农村的差别；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别；等等。以内地商品经济的发展来说，同处于中原内地的南北两方，长期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就相当悬殊。至于城市和农村，在唐宋时期，一些大城市已发生了市场革命，处于较发达的状态，但许多乡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十分幼弱，尚处于自然经济之中。而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别就更大。 唐代货币史上有所谓"钱帛兼行"之说。其实，除铜钱和绢帛这两种货币外，在四川和岭南的部分地区，还流通着实物货币；实际情况比"钱帛兼行"还要复杂。单以铜钱和绢帛来说，铜钱是形态较高的金属铸币，代表的是商品经济处于较高的发展层次；而绢帛只是一种形态较低的实物货币，代表的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处于较低的层次。可是，就是这两种形态不同的货币，竟然在同一时代、同一社会中长期共存，流通上百年。这集中地反映出中国社会商品经济是高低层次的共同发展。这种多方面的高低共存，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多元化的特征。 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多层次性和多元性的特征，应作为正确估价中国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基本思路。长期以来，在对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估价上，不论是从整个历史时期来看，还是就某个朝代而言，分歧都是不小的。一部分人根据某些材料得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很高的结论，而一部分人则举出了商品经济不太发展的诸多证据。其实，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很多人只注意了一个方面，难免以偏概全。鉴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多层次性和多元性，在估价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 第四，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商品经济在社会变革和转折的关头都起到了革命性的决定作用马克思曾经指出："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作用。"（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1页。）这是对世界各国历史深入分析后得出的一个普遍结论。换言之，在世界各国和各个地区，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会对原有的社会结构产生一定的分化瓦解作用。但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来看，这种作用又更为明显和深刻。 与商品经济发展的三个高峰相呼应，春秋战国、唐宋、明清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三个重大转折和变革时期。这三个时期，虽然社会变革的内容不同，但从其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来看，则有很大的共同点。即，商品经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变革是由商品经济引发的。 春秋战国是中国封建社会由领主制进入地主制的变革转折时期。在地主制到来之前，到处都是井田制这种农村公社。在井田制下，土地分成公田和私田两部分，由农奴耕种，但土地所有权均属最高统治者所有，实行层层分封，"田里不鬻"。广大农民生活在井田制公社内，互耕互助，共同构成一个经济单位。村落与村落之间，"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即几乎不与市场发生交换关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的拉动下，农民逐渐走出井田，"以粟易械器"。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市场交换关系也就在这一过程中从井田制公社之外逐渐渗入到公社内部。起初，公社成员用于与外部交换的商品主要是一些农产品和土特产品；而后，在交换的席卷下，土地逐渐卷入交换。于是，"田里不鬻"的制度被打破，商品经济最终摧毁了井田制公社，领主制解体，地主制确立和发展了起来。 对于地主制与商品经济的关系，过去认为地主制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是对立的关系。近十多年来，这一问题的研究取得了很重要突破，人们开始辩证地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但目前普遍的看法是，商品经济是地主制经济的重要补充形式。从上述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来看，我们认为，商品经济应是地主制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及基础；没有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就没有地主制。也就是说，商品经济不是地主制经济的重要补充形式，而是它的内在经济成份。 唐宋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又一大转折阶段。国内学者更多地将其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而国外则有不少学者认为，这个时代是中古时代的结束和近世的开端。无论如何，这一时期显著的社会变化特征是，原来较为稳固的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力量开始流动起来，重新组合，使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面貌。深究其根源，那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了财富力量的崛起。中唐时，曾第一次出现了"至富敌至贵"（注：李冗：《独异志》。）的说法。在政治力量对社会发展影响较大的封建时代，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变化，它表明经济力量已从此崛起，与政治力量相抗衡，在左右着社会的发展。财富力量的崛起，势必要求按经济力量重新规范社会关系。于是，原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发生改变，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门阀士族等级制崩溃而代之以新的庶族地主等级制度；土地制度从原来的立田制、抑兼并转而"田制不立"、"不抑兼并"；人们的价值取向由过去的求贵转而求富。与此同时，封建国家的法律、政策也出现重大调整。这样，以唐宋为中界点，整个社会呈现出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进一步瓦解着封建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则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市场，积累了充足的资本，准备了大量的雇佣劳动力。在此基础上，在江南部分行业，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预示着中国社会将出现又一次更为重大的转折和变革。 商品经济论文:小议商品经济下广告传播 摘要：在我们这个时代，绝大多数商品都是通过广告的方式接触顾客，广告是沟通商品与消费者的重要媒介，同时广告已经涉及人们生活的所有方面，在引导消费、繁荣市场、塑造流行文化价值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推动全球经济的重要行业之一。实际生活过程中广告的传播在视觉、环境等方面存在着自身的利弊，对于广大广告工作者来说，牢记广告是商品经济的产物，贴近商品、宣传商品、促销商品，让群众了解商品、购买商品，这样在商品经济中产生的广告，就会在市场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关键词：商品经济；广告传播；视频传播 人类社会生产的商品除了基本的消费使用目的以外盈利也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因此充满竞争意识的商品经济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商品经济已经演变为集产品、宣传、竞争为一体的综合型经济，更新换代快、同类产品数量多。商品生产者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使其能占有一席之地想尽一切办法，借助一切可以利用的传播媒介绘声绘色的宣传自己的产品这种发展过程逐渐形成了一种可称之为的“广告艺术”是商品经营者激发消费、促进市场营销、谋取利润的重要手段。由此而言广告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市场促销的一种有力手段，是随着传播媒介的发达、市场经济与销售学理论的发展和广告制作技术的提高而不断发展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绝大多数的商品都是通过广告的方式接触到顾客广告是沟通商品与消费者的重要媒介。无论是一住多年的住房还是几秒钟下肚的饮料难以计数的商品.随之而来的是难以计数的广告。大街上街道两旁广告板成行成排车身广告穿梭在马路中央到了晚上.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广告充斥着城市的每个角落走进超市、商场面对的是雪片似的各类打折促销的传单在家中信箱里总是塞满各类直销传单甚至于骑着自行车在街上走也会有人把广告扔进车筐里任何一份报纸或者杂志都离不开大大小小的各类广告打开电视无论什么节目都会有一定时间段的插播广告在网络上各类网络广告更是时时地以不同的方式展现在屏幕上;广告不仅应用于商品宣传也应用于电影、音乐会、展览会、运动会、演讲会、旅游业等等为内容的宣传……广告已涉及人们生活的所有方面，在引导消费、繁荣市场、塑造流行文化与价值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推动全球经济的重要行业之一。 我们的广告设计应体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日新月异的变化和人民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体现社会卞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抵制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对广告的污染将产品的宣传与丰富文化生活和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有机结合起来也要与美化环境的工作结合起来。广告设计者除了要有一定的造型和装饰技能还必须具备广泛的文化修养，丰富的社会知识，懂得商品心理学，对生活时尚和时代节奏有敏锐地感觉，才能更准确地设计出群众喜闻乐见、易于理解的广告宣传。 从视觉的角度来讲，在我们这个时代广告已经成为城市环境中最有影响力的视觉流行文化，你穿什么衣服、喝什么酒、开什么样的车、住什么样的房子买什么品牌的电视等等很多方面，大都是通过观看、收听广告后才能做出决定，于是广告在潜移默化之中塑造着我们的外观与心灵。不良广告所传递出的消极堕落的价值观、人生观、低级趣味却毒化了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与儿童的心灵，给社会、家庭、学校等方面带来负面影响。如何能在满足商业目的的同时让广告体现出正确的价值观、审美观、艺术格调、人生的智慧感已成为有责任感的广告设计者的新思考与努力方向。 从环境的角度看富有个性化的景观形象使城市形象具有特色在现代化的城市环境中，合理的、有特色的户外广告可以提升城市形象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现阶段一些企业基于狭隘的商业利益考虑.户外广告与城市景观的冲突正在加剧部分户外广告设置存在着与空间景观不协调，视觉效果凌乱与建筑物功能类别、性质不符占用人行空间灯光照明影响行人安全制作的材料、工艺较差;广告的位置、方向、密度的选择等问题，均缺乏科学性与环境意识广告从业人员的职业水准与素质的普遍偏低使得户外广告灯箱、路牌的设计缺乏合理性与美感不同程度的损坏着型代城市的形象。从规划角度来看众多户外广告灯箱、路牌的大小不一形状各异彼此互相千扰、冲突缺乏从城镇景观的整体高度出发的科学规划事实上只要集中城市规划、景观设计、工业造型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广告设计等诸多行业专家协同作业.就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户外广告与城市景观的协调问题科学合理的设置户外广告，恰当的把户外广告和不同城市环境结合起来构成不同区域的城市广告环境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系统化的城市广告文化。 从视频传播的角度看现阶段的无处不在的视频媒体，百花齐放从各种角度展示着商品、引导着消费。经过调查.电视媒体传播仍旧是最具实力信誉最好的大众传播媒体在宣传企业形象和产品形象提高产品的知名度方面有着不可摇撼的地位。但是在这种多方位、大力度的宣传下部分广告信息传达越来越受到观众、听众的厌恶与抵制看见、听到插播广告信息就调整频道是几乎每个观众、听众的本能反应了于是广告信息传达的有效性就大打折扣其负面意义就其根源就是广告信息的低效所造成的。广告如何能从单向的’‘强制观看‘’的传统模式中走出来做到让观众、听众喜闻乐见.从而推动社会经济增长.是摆在广告这一行业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广告的行业特殊性决定了它在操作运行过程中的不规定性但是只要我们广大辛勤劳作的广告工作者牢记广告是商品经济的产物贴近商品、宣传商品、促销商品让群众了解商品、购买商品，这样在商品经济中产生的广告就会在市场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理学经济理念对商品经济发展障碍 理学经济伦理是适应并维护封建生产方式和扼制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建立在宗法家族主义农耕文明基础之上,与具有中国特色的封建经济基础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从总体特征来看,它与商品经济伦理分属于两种不同的价值体系。它在中国古代的基本作用是适应并促进了封建小农经济的发展,阻碍了商品经济发展,使之长期处于稚嫩状态。它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在明代中叶前后是不同的。在明代中期以前,中国还没有产生新的生产关系,中国的封建生产关系并不落后,生产力仍在发展,这期间理学起着维护封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理论价值,理学经济伦理还能适应并促进封建生产方式的发展,因而具有进步性。明代中期,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新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了萌芽,面对新的社会变化,程朱的后辈理学家们不是努力建设一个合理的经济秩序,更新社会、国家的管理方式,以疏导、培育日益苏醒和增长的新经济因素的幼芽,而是仍然坚持天理的封建说教,企图以扼制“人欲”为代价,用强化道德秩序的办法来达到稳定政治经济秩序的目的,理学经济伦理对新生产方式的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阻碍作用日益显露出来。也就在这时,中国的种种问题和危机开始充分暴露,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开始趋于落后,中国封建制度仍在农业文明的发展方向上,继续缓慢行进,走向烂熟。毋庸置疑,中国社会经济由先进滑向落后,经济伦理没有突破是一个重要因素。到了近代,它的保守性和危害性更加明显。历史事实证明,理学经济伦理不可能促进中国的近代化,随着历史的发展,它作为一种文化类型的存在,与封建王朝一样被抛到时代的后面去了。 中国的商品经济千回百转、步履维艰地发展了三千多年,直到中国封建社会灭亡都还非常嫩弱;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比西方迟到三个世纪,直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庞大舰队杀气腾腾地闯进平静的中国南海,也未能从小农经济的大海中脱颖而出。究其原因,这期间作为封建统治思想的理学经济伦理对商品经济的阻碍不能不说是一个深层次的根源(难辞其咎)。 一、理学经济伦理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的阻碍 理学经济伦理,作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正统的意识形态,其主要的文化功能在于维护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及其经济制度,扼制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传统社会趋于瓦解、新的生产方式初步兴起的时候,有力地阻滞新生产方式和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理学经济伦理与专制等级制度相结合的封建政府管理体制,不可能领导和组织人民走向社会化大生产。在文官政治的运作体系中,礼仪是根本。皇帝与臣子通过礼仪确定君臣的“名分”(从宋代开始,“名分”思想对人们的支配作用,明显超过了“天命”思想),政府各部门、中央与地方,也主要依赖礼仪的程序进行协调、沟通和节制。而拖沓疲软、推诿扯皮、虚应故事等官场病,因表面上的合乎礼仪而得以合理的存在。从宋到明、清,王朝礼越来越烦琐,礼典越编越厚重,可官僚体制的低效率,以及种种积弊反而愈益加重,这样的国家政府及其管理体制不可能领导和组织国民走向社会化大生产。 第二,抑制私利使得商品经济的发展失去了原动力。求利是人的本性,是驱使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最根本的动力,赢利思想是推动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凯恩斯认为,至少在100年内,我们还必须把贪婪、高利贷等等奉为我们的信条,并借此把我们从经济必然性的黑洞里引导到阳光丽日中来。但理学家将人性中求利的本能欲望和经商赢利的行为一概视之为“私欲”,使之成为应“去”、应“灭”的对象。而且宋代以后,统治者提扬、护持的“天理人欲之辨”使得义利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以致在此思想的重压下,元明清三代都没有人斗胆敢于提出如英国重商主义者约翰·海乐斯在《关于英格兰王国公共财富的讨论》一书中所提出的“人是追逐最大利润的”这种思想。虽然人人求利,但就是不敢承认。 第三,伦理价值导向制约了平民文化的发展和平等自由思想的滋生。理学经济伦理以实现封建等级人伦关系的和谐为终极价值取向,因而统治者和儒家文人有意识地通过强化礼教思想,来约束、影响世态人心的变动。他们加紧制定和推广民间的行为规范,有关的著作大量涌现,涉及家礼家法、家训家诫、乡规民约以及理学各个方面。强调躬行践履的宋儒,把传统思想中宣传“三纲五常”的言论抽取出来,加工改编成修身要诀、治家要诀,向社会传播,向大众灌输。如果说先秦的礼主要用于规范和协调贵族之间的行为,南北朝时期又被突出地用作维护门阀的特权和地位,到宋代礼的重心已向民间教化倾斜。形成于宋代的民间礼教,在明、清二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保守性、落后性、腐朽性更趋突出,严重地禁锢和扭曲了人的心灵,阻碍了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使得宋明时期已经相当活跃的平民文化始终不能形成为中国近代市民社会的基础。“庶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始终被局限在“皇帝与宗室—品官—庶人”的礼制等级结构中,处在一个与品官(官户)有着不同户名(民户)、以示地位低下的位置上。这种深深根植于国家礼制和法律土壤之上的“官本位”,不仅使平民文化的发展受到制约,也使近代意义上的“民主”、“平等”等思想不可能滋生。没有“平等”意识,真正的自由竞争也就不可能形成,而在缺乏竞争机制的社会,商品经济是不可能蓬勃发展的。 第四,倡导宗法家族制度,使得商业资本根本不可能转化为工业资本。宗法主义是理学经济伦理的灵魂。理学家企图通过倡导恢复宗法家族制度以振兴纪纲。张载、程颐、朱熹都热心于宗法,对家族制度进行过系统研究,并就如何重建家族组织殚精竭虑,精心规划,尤其是朱熹,为家族组织的发展规划了一个相当完整而又十分细致的方案,除了后来形成的家谱外,大凡祠堂、族田、祭祀、家法、族长等体现明清家族制度形态结构的主要内容,他都提到了。这一肇始于宋代、极盛于明清、延续至近现代,以“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宗族系统(族权)”为基本特征的宗法家族文化,显然是与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向相背离的,在这样的社会组织和人文背景下,不用说商业资本根本不可能转变成为工业资本,就是商业资本本身也得不到进一步的充分发展。这只消看一下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情形便可知晓。正像有的学者指出的,“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宗族制度的强化,使徽州社会成为一个二律背反的混合体”。而这种“二律背反”就其本质意义而言,是一种全国性的现象。 第五,崇俭黜奢消费观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理学反对食而求美,衣而求丽,限制了消费对生产的作用,使生产停滞不前;使市场变得狭小,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这种伦理思想的笼罩之下,其理想的经济形态只能是循环往复的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始终只能作为其补充和附庸艰难地波动发展。形象地说,崇俭黜奢消费伦理是经济的稳压器,而不是加速器,它维护了小农经济,却阻碍了商品经济。 二、理学经济伦理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 理学因清统治者忌讳其中的言“华夷之辨”、重“民族大义”思想等原因,到乾隆时开始遭到贬抑,从此,程朱理学作为一个学派开始衰落,但其思想(包括经济伦理)的影响却并未中绝。而且由于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取得完全胜利,曾经为封建社会服务的程朱经济伦理等道德意识形态,得以拖着长长的辫子穿过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 从19世纪60年代起,在中国领土上出现了外国资本主义、清政府国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这三种资本主义形态。资本主义已不是处在萌芽状态,而是作为社会经济的一个成分而存在。理学经济伦理在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中主要起着消极、保守作用。第一,理学经济伦理维护传统社会尊卑贵贱的社会经济关系,压抑了人的个性解放和“资产阶级”的崛起,阻碍了私有制及其雇佣劳动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在理学经济伦理下,中国个体经济以及整个社会经济制度都蒙着一层脉脉含情的伦理外衣,于是经济实体以实现其成员生活上的自给自足和道德上的和谐融洽而不是以赢利为主要目标;经济实体内部人与人之间是一种尊卑贵贱、长幼亲疏的道德关系而不是各自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的契约关系;在经济管理中片面强调道德教化而不注重契约和法理制度。显然,这种经济伦理观念同近代企业制度下的利润最大化原则及契约雇佣关系都是尖锐对立的。第二,理学经济伦理从维护自然经济出发,排斥和阻滞商品经济、机器大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例如,它引导人们走仕途经商之路和采取作官食禄、衣租食税的剥削方式而排斥别的发财方式和致富途径;它劝勉人们男耕女织、自给自足而反对人们弃本逐末以工商赢利;它强调安乡重土而压抑社会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它重视既得财富的等差或平均分配而忽视乃至压抑生产效率的提高。 商品经济论文:对商品经济异化的思考 内容摘要：商品经济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也有一个逐渐消亡的过程。现代社会商品经济已经发生异化：部分商品已经异化为公有产品；商品交换关系中的“等价交换”法则已经扭曲；追求价值的生产开始异化为追求使用价值的生产；生产商品的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对立在某些方面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商品经济之所以发生这些异化，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变化，直接原因是生产关系的调整，而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是其必然结果。 关键词：商品 商品经济 公有产品 等价交换 商品经济异化的主要表现 （一）商品本身异化为公有产品 在商品经济中，人们通过劳动交换的方式获取自己所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即人们所需要的一般不是自己或本经济体生产的，人们所生产的不是直接满足自己或本经济体需要的。商品生产者是独立的利益主体，不同的利益主体之所以要提供产品和服务，即商品是为了获取货币然后用货币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商品交换遵循“等价有偿”原则。商品经济是随着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生逐渐形成的。随着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和发展，商品经济也不断发展，商品的范围不断扩大。但物极必反，先前的商品也可能发生异化，转化为非商品。 今天我们确实在某些方面能免费或者以较低的价格获取他人的产品和服务。我们知道，无论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在基础教育领域都存在着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在私立学校接受教育需要支付高额的学费以弥补教育成本乃至必要的利润，因此私立学校提供的教育是商品。但在公立学校就学无需支付任何学费，甚至不少公立学校还提供免费营养午餐。显然公立学校提供的教育、营养午餐不是商品。笔者把国家、各级政府免费提供这些产品或服务称之为纯公有产品。在现代社会中，还有一类产品，比如我国的经济适用住房，廉租房，其购买者或承租人需要支付一定数额的货币，但他们支付的价格或租金明显地低于市场价格和租金。同样，笔者把国家、各级政府以低于市场价格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可称之为准公有产品。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公有产品是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公共物品。在西方经济学中，公共物品是与私人物品相对应的一个经济范畴。通常是从消费是否有竞争性和排他性来区分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公共物品是消费者可以共同消费或享用的物品。一旦把这种公共物品提供给消费者，便难以防止其他人消费或享用”。私人物品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特点。所谓竞争性是指某人消费某个物品，则他人就不能再消费该物品了，而所谓的排他性是指消费者不支付价格，可被拒绝消费该物品。通常将不具备消费的竞争性的物品称之为公共物品，比如电视广播，人们打开电视广播不影响他人的收听。如果某公共物品同时还不具备排他性，则被称之为纯公共物品。公有产品是与商品相对应的一个经济范畴，商品是平等经济利益主体提供的，商品交换遵循“等价有偿”的原则，而公有产品是国家、各级政府免费或者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提供的，一般不遵循“等价有偿”原则。 （二）商品交换的“等价交换”法则发生扭曲 商品交换表面上是物与物的交换，本质上是商品生产者互相交换劳动的关系。在交换过程，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谁都不想吃亏，因此只能“等价交换”。在简单的商品经济社会中，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商品的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本质是追逐利润，资本和生产要素能够在不同的部门之间自由转移，大量资本从利润率低的部门向利润率高的部门流动，因此不同部门之间的利润率趋于一致形成了平均利润。此时，商品的价格不再以价值为中心，而是以生产价格为中心上下波动；在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垄断资本凭借其垄断地位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规定垄断价格。从简单的商品经济发展到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尽管“等价交换”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但交换双方在交换过程中都不想吃亏这种主观愿望并没有改变，买卖双方仍然可以通过市场自主确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 然而，今天不少商品的价格不再单纯由市场形成，买卖双方有时不能自主决定买卖商品的价格，政府有形之手从方方面面影响到商品的价格。比如，在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中，劳动力事实上都成为商品，雇主和雇佣工人通过市场确定劳动力商品的价格，或者说雇佣工人的工资。在这种情况下，雇主或者说资本家在购买劳动力商品过程时是不愿吃亏的，很想且有时确实可以以低于最低工资的价格购买到劳动力商品。然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我国都通过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最低工资标准，低于最低工资水平的工资是非法的，资方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三）商品生产的私人劳动直接“异化”为社会劳动 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是商品经济社会的基本矛盾。一方面，商品生产者是独立的利益主体，有权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也有权决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以何种方式提供服务。因此，商品生产者的劳动明显地具有私人属性，是私人劳动；另一方面，商品生产者生产的产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不是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是通过交换满足他人的需要，且不同的商品生产者之间通过各种交换关系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商品生产者的劳动是社会总劳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明显地具有社会属性，是社会劳动。商品生产者有权决定生产什么、提供何种服务，但没有权力强迫别人一定购买他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且即使把商品卖出去，也无法保证一定不赔本。这表明私人劳动可能无法转化为社会劳动、或者可能无法全部转化为社会劳动。“私人劳动在事实上证实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交换使劳动产品之间、从而使生产者之间发生了关系”。 然而现代社会，私人劳动在某些方面可以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为防止某些产品价格暴跌，保证生产者的利益，国家和各级政府对于特定种类的产品，比如我国对农民生产的水稻、小麦实行国家最低保护价收购制度。对于这些产品而言，由于存在着国家收购制度，不存在私人劳动无法转化为社会劳动的问题。同样由于是最低保护价收购，私人劳动即使不能全部转化为社会劳动，但至少能以一定的比例转化为社会劳动。 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商品生产者是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有权决定如何进行生产。为了生产，他必须以市场价格从市场上购买所需要的生产要素，仅仅是市场提供的经济信号对他的决策产生影响。但是现代社会，这种情况有所改变，某些劳动一开始就并不是商品生产者纯粹的私人劳动，在某些方面就直接表现为社会的劳动。比如在我国，为了调动种粮农民的积极性，鼓励农民使用良种，国家对于农民购买良种给予补贴。因此，国家对农民的生产过程产生了影响，农民购买良种从事农业生产的活动不再是纯粹的私人劳动，一开始就具有某种社会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和社会的意愿。这表明在一定的程度上农民用良种进行生产的私人劳动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 （四）追求价值的生产“异化”为追求使用价值的生产 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商品生产者直接的目的是追求商品的价值，商品生产是追求价值的生产。然而现代社会，某些生产并不是单纯的商品生产，其生产的直接目的很难说就是追求价值的生产。从微观角度看，各级政府事实上是某些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比如国防、敞开式道路，廉租房，这些是免费或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社会提供的，不存在等价交换或者说在交换过程中各级政府必然“赔本”。显然，就各级政府提供公有产品和准公有产品而言，追逐的决不是价值而是使用价值。从宏观角度看，经济管理职能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社会管理职能。资产阶级政府为了自己统治的长治久安，必须促进经济增长、保持物价的相对稳定，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从这一角度看，作为一个国家整体不得不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或者说社会财富。对我国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点尤其明显。我们知道，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目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了解决该矛盾，为了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必须生产更多、更好的物质产品，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实际上也就是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 商品经济异化的原因分析 （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商品经济异化的根本原因 商品交换表面上是物与物的交换，实际上是商品生产者互相之间劳动的交换。商品本质上不是物，而是一种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本身不是凝固不变的，必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商品经济本身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也必然随着生产力发展而变化。 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客观上使国家和社会有能力免费或者以低于市场价格提供产品和服务。我国9年制义务教育的实施、在免除种粮农民农业税的基础上向农民提供各种农业补贴，以及向农村60岁以上老人每月发放基础养老金等都依赖于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提高。很难设想，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经济落后的年代，国家和社会会有能力实施这些惠民政策。 生产力的发展加剧了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加剧个别经济利益主体内部生产的有计划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性，这在客观上要求国家协调各种经济利益主体的经济活动，对各种经济活动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这种干预必然使某些私人劳动直接具有社会劳动的属性，同时使商品经济交换的“等价交换”法则扭曲。 （二）完善社会生产关系是商品经济异化的直接原因 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性，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具有周期性，当经济不景气，在市场供求法则的作用下，资本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压低工人的工资，甚至使工人的工资低于劳动力商品的价值。然而，工人的工资低于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就无法满足本人和家庭必需的生活资料的需求，劳动力只能在萎缩的情况下生产，劳动者的体力与脑力就得不到恢复与提高。而人始终是生产力的主体，显然这种分配关系或者说生产关系是阻碍生产力的发的展。正因为这个原因，许多国家制定了最低工资制度。 教育是现代社会一笔很大的开支，同时也具有很大的正的外部性，基础教育期限长，短期内不可能得到回报。如果不实行免费的基础教育，一些贫穷的工薪阶层就可能不愿把孩子送进学校去接受基础教育。现代社会科技日新月异，旧的产业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新的产业不断出现，这要求劳动者必须转换劳动方式，一个文盲、半文盲的劳动者很难适应这种转换。因此，在现代社会，要由国家来承担义务教育的费用，使基础教育成为公有产品。从本质上，国家提供免费教育是再分配的一种形式，是主动调整生产关系的一种举措。 （三）社会进步是商品经济异化的必然结果 商品经济是通过价值规律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的，在单纯的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必然导致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从而影响到部分低收入群体的生存和发展。维护基本人权，保障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主要体现。然而单纯的商品经济对此是无能为力的。 社会保障制度是维护基本人权，保障弱势群体的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措施。在市场经济中，雇佣工人失业是难免的，经济不景气，问题会更严重。如果社会上有大量的工人失业，必然给社会的稳定带来隐患，因此建立失业保险制度这个安全阀是十分必要的。雇佣工人在工作、生活中都存在不确定的风险，可能遭受意外，丧失劳动能力，也可能身患疫病需要巨额的医疗开支。无论哪一样，普通的雇佣工人及其家庭是无法承受的，因此建立医疗保险制度也是十分必要的。住房应该是生活的必需品，尽管不少国家实行了最低工资制度，一些低收入群体也很难在大城市有能力购买到一套宜居住房。所以，随着社会的进步，现在不少国家实施了住房保障政策。各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表明政府有形之手已经深入到商品经济的各个领域，加快了商品经济异化。 商品经济论文:试论商品经济发展与唐代均田制的瓦解 【摘要】本文从商品经济发展的角度论述了唐代均田制瓦解的原因。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快了土地兼并的步伐，促进了劳动力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对均田制的瓦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关键词】商品经济 均田制的瓦解 均田制在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颁布，唐德宗建中元年（780）杨炎两税法实施后彻底被破坏，存在了近三百年。为什么均田制会在唐代中叶以后走向全面崩溃，很多人作过探索。均田制是一种在中国历史上存续了几百年的土地制度，导致其瓦解和终结的原因很复杂。大部分学者从土地兼并、人口增加、户籍紊乱等方面进行分析[1]；郭庠林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唐代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变化需要新的土地制度，统治者并未制定这种制度[2]；杨际平、霍峻江认为均田制的内在矛盾是均田制瓦解的原因[3]。徐德麟、唐任伍等先生曾提到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均田制瓦解的影响[4]，惜未作展开阐述。本文力图从商品经济发展的角度稍作申论，阐述商品经济发展是如何对均田制的瓦解产生影响的。 随着唐代前期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水陆交通状况的改善，大量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进入流通领域，大量的日常用品商品化，商业日趋繁盛。《唐国史补》卷下载：“凡货贿之物奢于用者，不可胜记，丝布为衣，麻布为裹，毡帽为盖，革皮为带，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大量的商品进入了寻常百姓的生活，各行各业与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南北间的物资交流愈加普遍。经济发展有赖于便利的交通，进而会促进交通的发展。武则天时，“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洪舸巨舰，千舳万舰，交贸往来，昧旦永日”[5]，水路交通的发达、商业的繁荣可见一斑。对唐代商业的盛况，杜佑有很生动的描述，“东至宋汴，西至歧州，夹路列店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诸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6]交通之便捷，店肆之众多是盛唐商业繁盛的一个侧影。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击着相对凝固的中古田制社会，自然经济条件下相对封闭的状态有所松动。唐代前期实行的是承继北魏以来的均田制。葛金芳先生认为，“均田制在较长时间内维持，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国家对人口的严密控制，二是地权流转速率的相对迟缓；”[7]商品经济的发展亦摇撼着均田制的两大基本支柱，土地所有权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频频转移，均田小农因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增多地离开土地。商品经济发展充当了均田制走向末日的催化剂，以下分而言之。 一、商品经济发展加快了地权流转速率 （一）商品经济发展使土地经营利润率提高，刺激了官僚、地主、商人的土地兼并欲 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的扩大，城市人口的增多，粮食商品率有所提高。在洪州（今江西南昌）有“胡氏子……农桑营赡，力渐丰足……其家令其子主船载麦，溯流州市”[8]。北京房山云居寺写经题记中反映开元天宝间范阳（治今北京）有“米行、大米行、粳米行”[9]。杜甫的诗中有“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10]的句子。这说明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粮食的集市贸易已有所发展，“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的经营线条已经被打破。粮食商品率的提高推动了碾等粮食加工业的发展，“永徽六年，壅州长史长孙祥奏言：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顷，今为富商大贾等大造碾，堰遏费水，渠流梗止，只溉田一万许顷。”[11]唐资粮食加工业的除富商大贾外，还有贵族、官僚、权宦等，他们大建磨房的原因在于市场对粮食加工和商品粮的需求增加。磨房的发展也是粮食商品率提高的表征之一。 粮食生产的发展为经济作物的种植经营奠定了基础，茶叶生产异军突起，成为唐农业商品性生产中的后起之秀。玄宗时，张守圭“仙君山有茶园，每岁召采茶人力百余人，男女佣功杂处园中”[12]，可见，当时已开始以一定规模种植经济作物。这种规模经营的动力源于茶叶生产的可观利润，“蜀、楚、闽、粤，依山之民，畦种（茶）而厚其利，有十倍于农桑之所获矣”[13]，很显然，种茶叶比种粮食更有利可图。不仅如此，茶叶贩卖亦开始走上经营日程，“天宝中，有刘真清者，与其徒二十人于寿州作茶，人致一驮为货”[14]，茶商已成为商人队伍的成分之一。种植茶叶等经济作物获利不菲，同样增加了土地经营的诱惑力。 另外，交通便利的地方，土地因改作它用而身价倍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土地兼并欲。唐玄宗《禁赁店干利诏》称：“南北卫百官等，如闻昭应县两市及近场处广造店铺，出赁与人，干利商贾，莫甚于此，自今以后，其所赁店铺，每间月估不得过五百余文，其清资官准法不可置者，容其出卖，如有违犯，具名录奏。”[15]唐政府对官吏经商是持否定态度的，而一些清资官竟然也造店出租，可以推断，他们是受到了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社会上类似的现象应不在少数。虽然不可排除不付地价建房的可能，但大多数情况下，土地应该是有偿转让的。唐贞观中，“有裴明礼者，……于金光门外，市不毛地，舍诸牧羊者”[16]，不毛之地尚需“市”，何况一般的土地呢？这种城郊或交通要道等处占区位优势的土地往往会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不断增值，比用于农作的土地更有吸引力。 综上所述，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粮食商品率提高，经济作物种植发展迅速，交通便利的地方的土地不断增值，土地成为有较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土地兼并欲，在一定程度上对土地兼并起了推动作用。 （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崛起的商人地主成为土地兼并的生力军之一 在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兼并通常有两种形式，“富者有资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17]，在唐代均田制被破坏之前，前者占主导地位[18]。尽管如此，入唐以后，商人已成为土地兼并的一支重要力量。高宗时富商邹凤炽“邸店园宅，遍满海内”[19]，既经营工商业，又广占良田。玄宗时的诏书中有“贫人失业，豪富兼并”，“工商富豪兼并之家”[20]等词句，反映了当时工商之家以资买田已相当普遍。代宗宝应元年（762）四月诏书曰：“百姓田地比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并”[21]，这些殷富之家应包括商人。由于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长期延续，中国商人多半信奉“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圭臬，在经商获利之后往往转而买田置地，从而具有了地主兼商人的双重身份。“良田兼百顷，兄弟犹工商”[22]，就是当时这类人的写照。 （三）商品经济的发展将越来越多的土地卷入流通领域 随着经济的发展，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封闭状态逐渐被流动状态所取代，许多产品和生产要素进入流通领域，不断增值的土地作为财富的主要代表，也在所难免。这一点从政府关于土地买卖的规定中可以略知一二。北魏的均田令早有规定，“诸桑田皆为世业”，“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23]；北齐时“露田虽不听卖，卖者亦无重责”[24]。可见，在唐以前被称为露田的口分田原则上不许买卖，只能有限度地买卖永业田。到唐朝，土地买卖的禁令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被土地买卖的洪流所冲决，从而不断松弛。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初定的租庸调法规定：“凡庶人徙乡及家贫无以供葬者得卖世业田，自狭乡而徙宽乡者，得卖口分田，已卖者不得复授。”[25]口分田已经允许进入流通领域。法令开一条小缝，现实中就会开一个大口子。由于越来越多的均田小农的土地被买卖，永徽（650―655）中不得不再下禁令，“禁止买卖世业口分田”，但效果如何呢？“其后豪富兼并，贫人失业，于是诏买者还地而罚之”[26]。同样的一幕在开元二十三年（735）重演，这一年玄宗下诏曰：“天下百姓口分、永业田频有处分，如闻尚未禁断，贫人失业，豪富兼并，宜更申明处分，切令禁止，若有违犯，科违敕罪。”[27]一方面国家在三令五申，另一方面，永业、口分田却“频有处分，未能禁断”，禁者自禁，卖者自卖。经济发展总是不断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使政治权力采取相应措施来适应经济发展。唐代土地买卖的禁令一再被突破，政府一再重申禁止地权流通的法令，正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强大威力。到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又补充了几条规定，“卖充住宅、邸店、碾者，虽非乐迁，亦听私卖”；“若从远役外任，无人守业者，听贴赁及质”；“其官人永业及赐田欲卖及贴赁者，皆不在限”[28]。在这些日渐松弛的律令的背后，大量的世业田、口分田、赐田在进行买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量土地被用来建造住宅、邸店、碾等，流通中的土地数量和类别不断增多，经济发展将越来越多的土地卷入到了流通领域。 土地经营利润率提高是权流通的内在动力，土地作为生产要素不断突破政府的禁令而进入流通领域，而商人地主加盟助则长了土地兼并的气焰，各类兼并势力一起疯狂吞并土地，玄宗时已是“田亩转移，非旧时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29]。因而杜佑说“开元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并兼之弊，有愈于汉成哀之间”[30]。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流通量的增多，国家手中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均田制的基础被动摇。 二、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均田小农的流动性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流动的最深刻原因，唐代经济的发展使魏晋以来社会的凝固状态逐渐松动，流动机会日益增多。随着经济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日趋活跃，均田小农内部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贫富分化，涌现了出了少数据“高户之位”[31]的地主，但大部分小农则不堪重荷，剔屋卖田，背井离乡，武则天时“天下户口，逃亡过半”[32]。安史之乱以后逃亡更甚，到肃宗乾元三年（760）编户总数仅193万户，只占天宝十三载962万的20%[33]。其中绝大部分应是以“不课户”、“逃移户”形式而存在的脱籍农户，商业的繁盛则为这些脱籍的破产小农提供了新的谋生渠道。 （一）部分脱籍农户以佣作自资，以出卖劳动力为生 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破产小农大量进入工商业等非农领域谋生。他们或受雇于豪富之家、邸店、茶楼、酒肆、车行等处，或服务于来往舟船，求得一线生路。在经济发达的地方曾出现过集中的劳动力市场。“有茅山陈生者……偶至延陵（今江苏镇江），到佣作坊，求人负担药物。”[34]劳动力市场的出现，一方面表明在城市聚集的后备劳动力之多，另一方面也说明城市对佣工的需求增多。随着经济发展，城市中除了王公百官、军队、文化人等居民以外，许多富贾亦聚居城市，《开元天宝遗事》中有“长安富民王元宝、杨崇义、郭万金”等的记载。城市人口的增多必然会增加对家庭服务的需求。“唐萧颖士，开元十九年擢进士第，……常使一佣仆杜亮”[35]，区区一进士尚使仆，何况家累千金的富豪之家呢？前引杜佑对唐代商业的描述，重要的交通沿线，邸店、酒肆很多，这些场所无疑能够容纳大量的服务人员。另外唐代有专门租赁车或驴的场所，这里也需要一定的劳动力。“扶风马震，居长安平康坊。正昼，闻扣门，往看，见一赁驴小儿……”[36]当时，人们赁驴，往往由一小儿随往，返回时顺便牵驴，取回雇值。随着水路的畅通，富商阶层，特别是南方的大贾皆以船为交通工具。《唐国史补》卷下载：代宗、德宗年间，江淮名贾俞大娘仅操驾之工就有百余人之多。同时商船也需要搬运工为之服务，唐天宝中就有以搬运为业的“佣力负运者”[37]。这些行业都为流民提供了一定的生存机会。 （二）有些流入城市的小农从事个体手工业、服务业，或为公私手工业所吸纳 唐代史籍中此类事例所在多有。“则天时，僧仪光之乳母曾以鬻女红自给”[381；有个叫王承福的人，“世为京兆长安农夫，……天宝之乱，丧其土田，手镘（做泥水匠）衣食，佣以偿之。”[39]在失去土地之后，王承福进城，靠给人粉刷墙壁为生；大历中，有专门为坊市居民清厕所的“除溷者”[40]；天宝初，在洛阳“有郭大娘以当垆为业”[41]。这些人以自己的一技之长为城市居民提供服务，换取微薄的收入，为自己讨一条活路。“定州大户何明远有织机五百张”[42]，这种大规模的私营手工业一定需要相当多的人手。在官营手工业中也使用愿意从业的流民，唐肃宗乾元元年（758），第五琦任盐铁使，“创立盐法……其旧业户并浮人愿为业免其杂徭，隶盐铁使。”[43]除了出卖劳动力以外，部分流民以自己的一技之长，或独立经营，为城居民创造生活上的便利，或受雇于随商品经济发展而兴起的手工业中，在城市找到了生存门路。 （三）在城镇做小商小贩也是许多离开家园、流入城市农民的选择 唐代弃农经商之风颇盛。高祖在武德二年（618）下诏称：“趣末者众，浮冗尚多”[44]；永隆二年（681）高宗曰：“如闻游手堕业，此类极多。”[45]中宗神龙初，宋务光认为，当时“稼穑之人少，商旅之人众”[46]；睿宗时，“正朔所及，封疆无外，虽户口且增，租赋不益。莫不轻去乡邑，共为浮堕”[47]。民户抛却田园，以商贾为业的现象在全国各地都不在少数，安史之乱以后，经商小农队伍自然更为庞大。大历中，苏州常熟县元阳观的单尊师“常往嘉兴，入船中，……遍目船中客，皆商贩之徒”[48]。可见，农民改作小商小贩在唐代已非常普遍，这种投资少、回报快的经营方式是小农在异地求生的重要门径之一。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城市人口的增多，城市邸店、楼肆，还有富贾之家处对服务性行业的需要增多，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也创造了一定的就业机会。那些流落城市的小农或出卖劳动力，或独立经营手工业、服务业，或当小商小贩流落江湖。可见，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就业途径，同时也为农民提供了衣食之资。部分流民从事游惰之业，不复归田野，从一定程度上讲，它增加了人口的流动性，使部分劳动者挣脱了中古田制框架束缚。随着人户的流移，政府不得不对逃户的流动性予以承认。这表现在对逃户的政策上，强制的行政控制因素日趋减弱，劳动者的自由度增大。杨际平先生对此作过研究，“开元以前，勒令逃户回原籍；开元九年宇文融括户起，比较灵活：原则上应回原籍，但也允许就地附籍；安史之乱以后，就地附籍”。[49]均田小农大量脱籍外出谋生，政府不得不对起其附籍权予以承认。 综上所述，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人们的土地兼并欲，将更多的土地卷入流通领域，使商人地主成为兼并的主要力量之一；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增强了社会的流动性，提供了更多的谋生手段，许多破产小农不必回归田野照样可以生活下去。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土地流转速率，另一方面加强了均田小农的流动性，动摇了均田制赖以存在的两个基本条件。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均田制的瓦解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商品经济论文:战国时期商品经济飞速发展的原因初探 【摘要】 战国时期，我国商品经济发展繁荣达到了历史较高水平，主要表现在商品交换的地域范围广阔，出现了一批繁荣的商业城市和拥有雄厚商业资本的富商大贾。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是这一时期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本文结合相关经济学理论，对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原因作出初步探讨。 【关键词】 战国时期 商品经济 农业 手工业 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商品经济是战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诸侯国为实现富国强兵目的推行的重商政策对商品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保护和促进作用，使商品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商人的身份得以确认，并取得了与士、农、工同等的社会地位，其所从事的商业贸易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生产活跃起来，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成长，形成了那个时代令人关注的明显景观。 一、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突出发展的表现 1、手工业的繁荣 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这一时期的私营手工业有制陶业、制漆业、编织业、木器制造业、酿酒业、制酱业、屠宰业、矿冶业等等。其经营形式既有独立的个体家庭手工业生产，也有匠师与多个学徒所从事的作坊手工业生产，还有大规模的工场手工业生产。当时个体家庭和作坊手工业生产普遍存在，故出现了“百工”阶层。大规模工场手工业生产比较少见，往往在开矿、冶铸、煮盐诸方面才有所发现。战国时期的这种私营手工业构成，奠定了中国古代私营手工业生产方式的基本格局。 2、商业城市的出现 战国时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批繁荣的商业城市。“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其中，最为著名的当首推“陶”，被誉为“天下之中”。齐国都城临淄也因商业发达而闻名天下。史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其商业发达和繁荣景象跃然纸上。 3、商品市场的完善 商品经济发展繁荣的表现之一就是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春秋时期，为适应商品经济发展，“市”的数量明显增加。这时各诸侯国的都城都设有市。如《左传》中记载的周“王城之市”，楚国的“蒲胥之市”。甚至出现了“齐桓公宫中七市”的现象。都城以外的其他城邑和城乡之间也都普遍设有市场。但是到了战国时期，“市”的建立已经成为普遍，商品种类更为丰富，所有“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以及东西南北的土特产品，在中原市场上都可以买到。商品交换的地域范围更广，“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纡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商品经济之发达由此可见一斑。 二、经济学视角下战国商品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分析 1、社会分工及所有制的变更 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社会分工。它是商品经济产生的基础。因为社会分工，才提出了进行交换的要求，也才有了进行交换的可能。我们知道，商品的基本前提是发生于不同所有权之间的分工。具体来说，商品的直观前提是社会分工，一些人可以生产出超过自己需要的某种产品，而另一些人需要从别人手中得到这些产品，于是发生交换，产品转化为商品。也就是说，分工所导致的生产与需求的对立统一，是商品形成的必须前提，生产和需求二者不可或缺。当然，仅仅有分工并不足以形成商品，它的基础是不同所有权的对立。马克思多次讲过，“在古代印度公社中就有社会分工，但产品并不成为商品”。这种所有权的对立可以是私有权之间的对立，也可以是私有权与集团所有权的对立，或集团所有权之间的对立，正是由于这种对立，产品交换才成为可能。 春秋以前，是一种奴隶制的“工商食官”的格局。工商业严格控制在官府手中，生产的产品完全是为了满足奴隶主贵族的需要，很少用于交换，即使民间有一些交换，也只不过是“抱布贸丝”的原始的物物交换，根本谈不上商品经济。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促进了社会分工的扩大和交换的发展，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为了满足多方面的需求，生产者便必然要相互用自己生产的产品去交换自己不生产而又需要的产品。战国时期，就出现了以生产商品为主的私营手工业者和专门从事商品经营的商人阶层。所谓“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这些手工业者在城里开设作坊，从事独立的手工业生产。 第二是所有权。它是商品经济产生的前提。因为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属于不同的所有者，由此才发生了交换行为。战国时期出现的这些以生产商品为主的私营手工业者和专门从事商品经营的商人阶层，他们的生产过程就成为以直接交换为目的商品生产过程。他们生产的产品，或是由自家销售，或是交给专门从事贩运的商人去销售。随着私营手工业的发展，社会需求的扩大，又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货物贩运和销售的商人队伍。他们有的“居肆列货，以待民来”，在城里开设店铺，销售商品，故被称为“坐贾”；有的“负任担荷，服牛招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这些被称为“行商”。独立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出现，打破了奴隶制时代“工商食官”的格局，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2、生产力的发展促进商品交换 商品经济的繁荣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主要标志就是铁器的普遍使用。春秋末期就出现了用于农业生产的铁农具。随着冶铁技术的提高，战国时期，铁器已经广泛应用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有利于水利的兴修，保证了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哀公9年，吴王夫差开凿了运河邗沟，目的是为了北上争霸，运送军队与军粮，但后来却使运河两岸收获了灌溉之利。除此之外，魏国开通了鸿沟、建造引漳水溉邺的工程，齐赵魏在黄河两岸修建堤防，李冰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等，都对当地的农业生产和水运交通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牛耕的采用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及一些大型水利工程的兴修与生产技术的改进，提高了生产效率，开垦了大片荒地，保证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农业生产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农作物单位面积的产量也得到了大大的提高，从而为商品交换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 与此同时，尽管农业生产力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农民仍然必须拿出一部分产品投入市场，参加交换。因为他们必须从外界获得盐、铁等自己不能生产的生活和生产用品，也必须从市场得到货币以支付国家的税收。因此，尽管农民生产的基本目的是维持自己的生存，并不是主动、积极的商品生产者，但为了自己的生存，必须拿出一部分产品用于交换，而仍然保留一部分产品投入市场。根据市场供需关系可知，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增加使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均向右移动，商品市场在资源配置的作用下达到了新的平衡，但是交易次数相较过去更加频繁，从侧面反映出商品交换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商品经济的繁荣。 三、战国商品经济突出发展的直接原因分析 1、重商政策推动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 战国时期诸侯国实行的重商政策为商品经济发展繁荣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重商政策，是指统治者出于政治和经济目的，采取的有利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相互兼并，为求得生存与发展，诸侯国推行重商政策，以发展经济，巩固统治。 随着战国时期的“通商宽农”政策的实施及各国之间互通有无的社会需要，商业活动越来越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分工的扩大和细分，加之生产活动所具有的很强的区域性，客观上也要求商品交换存在，“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使“四民”之间和地区之间互通有无，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保证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延续。在重商主义的政策下，农民不从事手工业，可“以粟易械器”；而手工业者不耕田，也能“以其械器易粟”，农民和手工业者各自可以自己的劳动产品通过市场交换获得自己所需要的商品。而且，战国时期商人的身份得以确认，并取得了与士、农、工同等的社会地位，其所从事的商业贸易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贸易和农业、工业生产一样成为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经济活动。正如司马迁所说：“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2、小农经济的盛行推动着商品经济的繁荣 在战国时期的各种农业经济形态中，小农的自给程度最低，市场依赖性最强，因此在小农经济占据社会经济主导地位时，就会给商品经济提供最有效、最强烈的需求，从而推动市场发展到一个较高水平。 小农的盛衰决定了市场的盛衰，市场的盛衰决定了国家农业税收形态，因此在小农兴盛的战国时期，我们不仅看到了商品经济的繁荣，也看到国家赋税的极大货币化。在整个战国时期，自耕农始终是农业领域主导性的生产者，而佃农除了需租种地主土地外，其经营模式与自耕农并无二致，因此，小农经济在这个时期仍然是社会主导性的经济类型（见表1），它的盛行必然推动着商品经济的繁荣。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笔者主要依托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战国时期的商品经济发展进行初步的探讨。文章首先从经济学中的社会分工和所有权的角度分析了战国商品经济产生的条件和必要性，在此基础上，主要对战国商品经济繁荣发展的原因作出探讨。其一，重商政策推动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使得商人的身份得以确认，并取得了与士、农、工同等的社会地位，其所从事的商业贸易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二，小农经济的盛行推动者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在整个战国时期，自耕农始终是农业领域主导性的生产者，而佃农除了需租种地主土地外，其经营模式与自耕农并无差别，因此，小农经济在这个时期仍然是社会主导性的经济类型，它的盛行必然推动着商品经济的繁荣。 商品经济论文:近代中国商品经济思想与意识浅析 摘 要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洋货开始侵入中国市场，特别是“五口通商”以后输入中国的商品不断增加。到19世纪末，外国资本开始在中国设立商行，这种趋势不断瓦解着中国的自然经济，使之逐渐解体。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人们渐感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不合时势，出现了商品经济的思想和意识。 关键词 商品经济 思想 意识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天朝大国和地上的世界接触，从此中国被强行推入世界近代化的历史过程之中。近代化的过程，一般是指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巨大的社会变迁过程。本文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在西方商品经济的冲击下，近代中国社会对商品经济的认识和反应。 一 近代中国社会的商品经济思想，是指在西方商品经济的强力冲击下，在中国社会形成的一种重视商业、发展商业和保护商业的经济思想。它的形成遵循了一个由高到低，由浅到深、由表及里的过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反抑商思想。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洋货开始侵入中国市场，特别是“五口通商”以后输入中国的商品不断增加。净增值从1864年的4621万海关两增加到1874年的6436万海关两。到19世纪末，外国资本在中国设立的商行已达到千家。这种趋势不断瓦解着中国的自然经济，使之逐渐解体。在商品经济的冲击面前，人们渐感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不合时势，出现了反抑商的思想。如清代著名学者包世臣提出“本末皆富，则家给人足”，①农工商“三者缺一，则莫人生”②的思想。在禁烟运动中林则徐表明欢迎遵纪守法的外国商人来中国经商。魏源主张把工商业放在优先地位。在实际改革中他们也注意维护商人的利益，起用民间私商。他们的反抑商思想，虽未摆脱“本”、“末”的限制，但与重农抑商政策已经有了本质的不同。 2、重商思想。这是19世纪50到60年代早期维新派知识分子王韬、郑观应等提出来的。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的关口越开越大，依恃不平等条约，西方的商品潮水般的涌入，激烈地冲击着中国的自然经济和人们的封建观念。这些早期维新派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出使过西方，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有一种切身的体会，思想较一般封建士大夫开明。他们大张旗鼓地宣传“重商”思想，批判和否定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指出“民以农为本，国以商为本”，马建忠在1890年提出“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则以先致富”，主张大力发展商业。他们的思想集中反映出以商本取代农本的观念。 3、工商并重的思想。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击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同样撞击着清政府的统治。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发起了洋务运动。19世纪70到90年代，洋务派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旗帜下，先后办起了二十多家民用工业和军事工业，采用了西方的雇佣劳动关系和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这种情形的出现，反映了洋务运动兴起后，“工商立国，工为体，商为用”③等思想为更多官僚士伸所接受。民族资本主义也是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张之洞的“以铁路为龙头，以军功为基地，以民用为重心”的“工为本，商为未”的思想。张骞的发展新式工业，带动农商实业救国的思想等代表了当时的工商并重的思想趋势。 4、成立商会，保护商业发展的思想。《马关条约》签定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加深了对中国的侵略，在中国开矿山、办工厂、修铁路，由商品输出转为资本输出。中国的民族危机也空前严重。在救亡图存的影响下，“重商”“商战”由原来的一种口号变为一种思潮，一种抵御外侮的手段。许多官员绅士开始热心于经商办工厂，一时秀才工厂、生员工司林立，出现了一个投资办厂的热潮。在这种趋势下，人们的思想从重视商业、参与商业上升到成立商会，保护商业的方向发展。到1911年，全国的商会已有50多家，800余处成立分会。商会是商人立足于社会的依托，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须要求。商会的出现也反映了近代中国的商品经济思想又提高了一步，更体现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已在中国成长起来。 二 近代中国社会的商品经济意识，是指在西方商品经济的冲击和商品经济思想的影响下，社会民众的生活观念、行为准则、价值取向等方面表现出的一种商品时代的心态观念反映。这种反映呈现出一个由淡到浓，由南到北的发展过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崇喜洋货的消费观念。西方的洋货初入中国市场时曾受到自然经济的抵御而不能畅销，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这种抵抗势头就减弱了，人们对洋货不再陌生，也不再敌视，而是表现出来了一种对洋货的向往和追求。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用它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最野蛮的最顽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到19世纪未，越来越多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喜欢用西方的机制品，到清未时一些官僚士伸在生活上的洋化逐渐成为一种风气，与洋有关的一些日常用品走进千家万户，它以其物美价廉、方便耐用为一般民众所接受。 2、羡慕商人的价值观念。在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之下，商人一直是“富而不贵”，位于“四民之末”，没有社会地位。但到近代中国，在商品经济的强烈冲击和重商思潮的侵染下，商人的地位不断提高。19世纪60年代，东南沿海一带崛起了一批近代商人，他们以特有的地位投资近代企业，而不是投资土地，很快成为既富且贵的上层人士。最突出的如状元出身的张謇投资创办企业达50多家。甲午战争以后，他了却宦途生活，“志意于实业、教育二事”。在这种风气的引领下，商人已不可能再居于“四民之末”了。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价值变化的明显反映。 3、趋于务实的择业观念。在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挤进社会的唯一途径就是科举取士之路。随着封建社会逐步走向没落和衰败，科举制也越来越腐朽，以致“乡里之弟读书十年，而不能作一书札”，“通人学士，或有问一里之长果几许？不能答者”。④随着经济的发展，要求将这些无有实用，无补于国家危亡的词章之学都束之高阁。到19世纪末，东南沿海一带，一些知识分子不再拚命挤身于科举仕途，越来越多的人由重科举变为重外语、重科技，“士多志在通英算，锐志科学，讲求实用”。⑤1905年科举制寿终正寝，不少知识分子或在近代企业中选职，或挤进一些新式学堂学习技术。人们选择职业主要考虑其实用价值以及利益所在。 4、公开趋利的生活观念。公开讲趋利、言利在近代中国是一个涉及实际生活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哲学和道德问题。义利是中国划分君子和小人的分界线，“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到近代中国社会，在商品经济的作用下，人们一反传统公开言利、趋利。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投资办厂的人有增无减。生员公司、秀才工厂在甲午战争以后不断出现，除了“救亡图存”、“实业救国”的爱国思想之外，言利、趋利成为当时人们行动的基本出发点。“各行各业的人，无不蝇蝇趋利”。⑥ 近代中国社会的商品经济思想和意识，也不是一个有十分明显区别的两个方面。因为，在方向上两者同时并进，在层次上相互交织，在进程上新旧交替甚至中西混杂。有的人有思想无行动，有的人有行动无思想。不少为工商权利呼号的，自己又不去逐利，保持清高。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只在于商品经济思想意识的提高与集中方面。意识是思想形成的前提和反应。在近代中国，思想是迅疾的，往往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发展商品经济，又深入到对民主政治的追求，往往是来不及消化，囫囵吞枣。而作为意识又平静地、迟缓地消然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之中。“社会结构的裂变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一般进程中逐步实现的，不论社会变革的最终爆发形式和裂变如何，事实上它的爆发力量和变动趋向，早在社会生活的一般进程中缓慢的聚积和体现着。只有通过对日常生活及其关系的演化变迁，才有可能真正把握时展的脉搏”。⑦总之，近代中国社会商品经济思想和意识，均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态的反应，其意义和影响将是十分深远的。 （作者：任职于甘肃张掖市委党校， 本科、学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历史） 商品经济论文: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中国化及其当代思考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过程。其中对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认识的深化，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点又是难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依据，然而，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种种问题又要求我们进一步思考其中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艰苦探索的过程，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是一个全面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和生产的方方面面。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如何看待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中国要不要发展商品经济以及如何发展商品经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点和难点，随着实践的发展和人们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加深，我国在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中国化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是否存在商品经济的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预测并没有像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做详细的描述，而是立足于科学的立场和方法，揭示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在所有制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未来社会生产资料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而商品经济是以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前提的，消灭了私有制这一根源，商品经济也随之消亡，即在未来社会不存在商品经济而实行产品经济。因此长期以来人们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当做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把计划经济当做的共产主义特有的经济形式。 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经济这一认识是有理论依据的。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P.286）私有制是商品经济产生的决定性条件，消灭了私有制就是消灭了商品经济的根源。其他著作中也不断深化这一思想，马克思在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2]（P.303）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2]（P.633）总之，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每个人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任何人都不能凭借占有生产资料而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间的矛盾也彻底消除。这时，个人劳动无论其特殊的有用性质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直接成为社会劳动，无需经过商品、货币的迂回转化，这样商品经济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必然退出历史舞台。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十分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只要未来社会实现了全社会的公有制，商品经济必然消失。应当明确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未来社会指的是共产主义社会整个阶段，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自然也是不存在商品经济的。可是，马恩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经济是有理论前提的，即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在这一基础上商品经济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然而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还不具备马恩所设想的消灭商品货币的条件。如何对待商品经济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二、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中国化的发展进程 中国究竟能不能搞商品经济，如果不能，中国要走怎样的经济发展模式？如果能，又该走怎样的商品经济道路。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对苏联经验的借鉴阶段 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崭新的课题，马恩由于历史的局限并没有亲身体验社会主义建设，不可能具体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举措。而苏联在十月革命之后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她的建设模式和经验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事实上，苏联模式和经验对中国影响深远，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左右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列宁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人，他对商品经济关系的认识与马恩是一致的，即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1906年他在《土地和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指出“只要还存在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行、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有可能消灭剥削。”[3]（P.124）在《19世纪俄国的土地问题》中说得更明确：“至于社会主义，那么大家都知道，就是消灭商品经济。”[4]（P.111）在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列宁曾设想利用战时共产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战时军事共产主义的形成，虽然具有特殊性，但总的来说是一种自觉的选择，是按消灭商品货币的原则构造现实的社会关系。”[5]结果很快证明，这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于是产生了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列宁开始恢复和利用资本主义的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社会主义，并公开承认资本主义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帮手，“第一，地方流转在目前具有头等意义，第二，有可能通过私人资本主义（更不用说国家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6]（P.514）列宁将商品经济看作是向共产主义的迂回过渡，是“强攻”（指消灭商品经济）的“退却”和转入“围攻”，是用资本主义的办法来奠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是向资本主义的后退，因此在利用商品经济的同时必须要警惕它。“新经济政策所造成的情况，如小型商业企业的发展、国营企业的出租等，都意味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看不到这一点，那就是完全丧失了清醒的头脑。不言而喻，资本主义关系的加强，其本身就是危险性的增强。”[6]（P.607）尽管列宁对商品经济的论述还存在某些局限，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商品经济的危险，但他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提出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有一个利用商品、货币的过渡阶段，为以后我国发展商品经济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借鉴。 列宁逝世后，随着农业集体化的逐步实现和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比重的增加，30年代以后，反对商品经济的观点日益抬头。斯大林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种不同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一角度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商品经济的原因。又指出要分清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区别，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在一定时期能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不会引向资本主义。应当说斯大林对于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的探索有一些成果，但其商品经济思想仍有很大的片面性，是极不彻底的，商品经济只能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生存。 （二）商品经济理论探索阶段 继承和发展了斯大林的商品经济观点。首先，突破了斯大林两种公有制论的观点，提出商品经济的存亡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息息相关，“两种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7]（P.977）这对于科学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否要发展商品经济提出了一个基本的衡量标准。其次，承认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指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1962年进一步提出，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阶段必须严格遵守的马列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最值得一提的是，正确区分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上，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是他在科学社会主义史上第一次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根本区别作出了科学的说明。”[8]人们最容易困惑的问题是商品生产是否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或是商品经济是否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说清这一问题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中国化的关键和核心。指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9]（P.439）他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存在本质差别，提出我国发展商品生产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则是资本家为了追求剩余价值。并进一步提出判断商品生产的性质的标准：“商品生产，要看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9]（P.439）言外之意就是，商品生产不是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准，这同邓小平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可惜的是这一正确的思想并没有贯彻下来，而后他又主张限制、取消“小自由”，并且批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始终坚持“计划第一，价格第二。”他既希望解决计划的主观性和客观实际相脱离的错误，又要坚持那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特征之一的计划经济，对待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必然具有一定的反复性。 总之，在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许多珍贵的思想观点，虽然由于某些局限，许多正确的思想没有在实践中一以贯之，虽然的探索并没有突破传统计划经济的体制，但超越了斯大林，为邓小平理论创新积累了经验，也为当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教训。 （三）邓小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阶段 邓小平借鉴并总结了以往的经验和教训，重新阐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理论正确解决了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把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第一，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社会，明确我国最大的实际。建设社会主义，前提是要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对于这一问题，邓小平提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10]（P.213）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远没有达到马恩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因此，中国的最大实际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然要利用资本和市场。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的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只要符合这一标准的都应该而且必须用来发展社会主义，这就为我们发展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前提。 第二，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方式和手段，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发展市场经济。在《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中，邓小平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市场和计划都是方法嘛。只要对生产力发展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说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10]（P.203）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更加明确了这一观点，“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0]（P.373）这就解决了长期以来把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把计划等同于社会主义的认识误区。从根本上说明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能够而且必须发展商品经济。 第三，计划和市场相结合，“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10]（P.373）在明确社会主义可以发展市场经济的重大问题之后，另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协调市场和计划的关系。邓小平看到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各有优点， 因而主张把二者结合起来。他说：“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10]（P.148）在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问题上， 从讲以计划经济为主， 到不要再讲以计划经济为主， 这是一次重大变化和突破，打破了苏联模式下计划经济为主导的传统框架，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第四，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不会导致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外舆论纷纷质疑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甚至不少国外媒体宣称中国搞的市场经济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这也是邓小平想得最多和讲得最多的重大问题。邓小平指出发展市场经济不会导致两极分化，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并一再强调“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总之，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10]（P.138）这里，邓小平牢牢地把握住了保证改革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不会走向资本主义的两个根本条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消灭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在任何时候只要抓住了这两个根本条件，社会主义就不会导向资本主义。 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它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把社会主义的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现了中国的高速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是毕竟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理论和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是也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只有逐步积累在每一个具体历史阶段上获得的并经过实践检验的认识，不断推进，不断深化，才能逐渐接近于科学真理。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思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显著成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展，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首先，如何正确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邓小平理论打破了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这个传统观念，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实践证明，在中国搞市场经济是正确的。然而有些人在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上认识模糊，甚至叫嚣马克思主义过时了，认为商品经济将存在于整个社会主义包括共产主义的始终，甚至要求实现全面私有化。这种荒谬的论点对当下和未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是十分有害的。因此，我们必须理顺二者间的关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基础。 其次，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解决了把市场经济引入社会主义制度当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同时提出要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走共同富裕之路 ，这些都从根本上保证了社会主义的大方向。然而在现实的发展中，剥削、两极分化这些本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的特征，是社会主义要消灭和消除的东西，却现实地存在于我国的市场经济当中。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我们的市场经济毕竟是从资本主义引进来的，在引进市场经济体制时，有没有同时把资本主义的某些制度性因素也引进来？当前，我国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哪些因素是非社会主义性质的，是与社会主义制度冲突的？……再则，在市场经济日益发展和完善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市场经济的规则究竟应该在什么范围内推广？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是否存在着过度市场化的问题？”[1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真正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消除而不是扩大非社会主义的因素，这些都应该引起我们深入地理论思考。 第三，如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引进外资是发展市场经济的重大举措，如今通过外资形成的制造业、加工型企业遍布中国，这些工厂、企业的引进确实活跃了国民经济，给我国的增添了不少活力，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就业危机。然而加工制造业毕竟处于产业链的最底端，技术含量低，所依托的主要是廉价的劳动力。在这些企业中，劳动者所从事的是大量简单机械的重复劳动，普遍存在劳动时间长、强度大，工资低，劳动者缺乏系统的职业培训、发展后劲不足等一系列问题。生产力系统中，人是最核心的因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重要的是提高人的素质，在这一产业结构中又该如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市场经济理论贯彻到农村即实行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这一政策执行初期确实解决了农村人与地、产与收的矛盾，但一家一户的家庭式耕作毕竟没有走出传统小农经济的束缚，也阻碍了工业化的成就及时应用于农业生产。目前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农村空心化、农民收入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三农问题尤为突出。农村生产力如何解放也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重大问题。 第四，如何协调市场与宏观调控的关系？中央多次强调要把市场和宏观调控结合起来，努力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并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资源的配置应当建立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而当市场调节无能为力或调节得不完善时，就需要由政府进行必要的宏观调控，来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一方面，市场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有趋利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在完善生产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方面缺乏力度，市场也无法解决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这就必然要求宏观调控介入。另一方面，宏观调控也要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不能过度。目前的国企问题，很大程度上的争论就在于政府职能超越了一定的度，把本来应该由市场决定的事情纳入了调控的范围内。现实生活中，如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效果最优化，同时又能把宏观调控的优势发挥在适当的范围和程度内，真正实现市场与宏观调控的完美结合，这是现实提出的又一个重大问题。 当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种种思考的关键在于如何使之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尤其是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市场经济伴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始终，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我们要正视市场的作用和优势。另外，市场的天然逐利性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贫富差距甚至是两极分化，对市场经济不能放任，无论何时都要加以引导，明确发展的目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市场经济发展中的种种问题都是围绕着如何协调、引导和发展市场经济使之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相一致这一根本立场而展开的，对此要明确两个基本要点：一是明确发展为了什么，我们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的重要手段但绝不是目的，任何时候都不能把手段上升到目的的高度；二是明确怎样发展，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还是很不发达的，没有完成经典作家所说的社会主义基本任务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以奠定物质基础是我们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市场经济对发展生产力有重要作用，要发展多种非公有制经济，同时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要坚持。现阶段下，不论是公有还是非公有制经济，其发展都有一个度的问题，要实现的二者的有机统一就要把握这个度――既要发展生产力，又要不断的增进社会主义因素，尤其是改善人民的生活。 总之，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立场、方法是我们的行动指南。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是停滞不前的，任何有生命的理论都是发展的理论，马克主义从诞生其就要求各国共产党人结合本国实际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随着时展永葆青春活力，并在实践中不断的丰富、发展和完善自己。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结合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发展和完善，它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完善、永无止境的过程，任何时候都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它。始终要把时展的特征、历史发展的阶段、中国发展的国情融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之中，以更好地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汉语国际教育论文: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的普适性与针对性 摘要 教师是汉语国际教育“三教”（教材、教师、教法）问题中的关键，汉语国际教育硕士是国际汉语教师的重要组成部分。汉语教育师资的培养中，如何理解普适性与针对性的关系非常重要。普适性与针对性的关系是：普适性为第一性，针对性是第二性。明确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培养汉语师资中才能处理好从培养理念到教育培养方式、课程设置等问题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汉语师资 普适性 针对性 一、教师培养的重要性 崔希亮（2010）提出，汉语国际教育的“三教”（教材、教师、教法）问题中，“教师”是问题的关键，解决了“教师问题”，其他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学位的设置，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了解决教师问题而采取的措施。事实上，教师问题也一直是汉语教学界关注的焦点，只是随着汉语国际推广如火如荼地展开，师资问题显得日益突出，以至于它可能成为汉语国际推广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此时汉语教师问题也就成为热点问题。 几年以前，我们还在用“对外汉语教师”来指称针对母语非汉语教学的师资，现在人们日渐趋向于用“国际汉语教师”来指称。在学界印象中，一般认为前者立足的是国内汉语教学，后者则是立足于国际视野，这样理解当然无可厚非。吴应辉（2010）提出要建设国际汉语教学学科，但是将汉语国际传播与之区分开来，指出国际汉语教育包括传统的对外汉语教学，含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这一意见无疑是正确的，因为现在有一种或隐或显的意识，那就是传统的对外汉语教育师资培养只是针对国内留学生的汉语教学，已经不能满足或适应汉语国际推广的需要，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学位的设立，好像就是对此观点的佐证。 传统的对外汉语师资培养模式不能满足或适应当今汉语国际推广的需要，这是事实，但在师资培养问题上，如何理解汉语教学师资培养中的普适性与针对性的关系非常重要，这对解决汉语国际教学中的“师资瓶颈”问题具有积极意义，尤其在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研究生实际培养的操作上更具指导意义。 二、教师培养回顾 我国自2007年设立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学位以来，汉语国际教育硕士身影就在国际汉语教学中屡屡出现，每年派往海外担任汉语教师的志愿者，汉硕是重要组成部分。怎样才是一个合格的汉语教师？这个问题是多年以来关于师资培养的核心问题，汉硕是不是合格的国际汉语教师？以往的研究和讨论可以概括为“意识说”、“素质说”、“能力（知识）说”、“技能说”几种观点。各种观点说法不一，多因为视角或立足点不同，但各种说法却又大同小异，如从业的个人基础就被描述为“专业意识”、“专业素质”、“专业能力”、“专业技能”等不同说法，内容实质其实没有太大差别，只不过落脚点不一样，如“意识”、“素质”、“能力”属于个人内涵，而技能则是体现在行为上的素质。张和生多年来关注汉语教师的培养问题（张和生、鲁俐，2006），在论述汉语教师素质培养时就认为汉语教师基本素质最重要的三个方面是汉语本体知识、中华文化知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第二语言教学技巧，这实际上又是从素质角度打通了上述几个层面。 国家汉办颁布的《国际汉语教师标准》，可以说是上述各种说法的集大成，它对国际汉语教师的要求有知识、有技能、有方法、有素质，涵盖了上面各种说法。《标准》的“前言”明确说，《标准》就是“针对从事国际汉语教学工作所应具备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全面描述”。 无论是各种说法还是《标准》的描述，对汉语教师的业务要求实际上可以用“体”与“用”两个方面来概括：专业知识（能力）是“体”，教学技能乃至跨文化交际、对外交往与协调等是“用”。汉语教师既要具备扎实的“体”的功底，又要掌握灵活可行的“用”的技能，才是合格的汉语教师，这也是有效实施汉语国际推广战略的关键。“体”、“用”兼备的汉语教师，适应各种环境下的汉语教学，我们认为这就是国际汉语教师的普适性。所谓各种环境，不仅从大的方面指国内、国际的环境，也指某些具体的环境，如学习者母语背景环境、不同教学类型环境等等。 目前国内汉语教师培养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对外汉语方向），二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前者有硕士、博士两个层次。现在一般印象都认为前者是立足国内，后者针对的是国外。我们认为这种理解是失之偏颇的：两者的不同是学位性质不同，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是“学术型”或“研究型”的，后者是专业学位，目前也只有硕士层次。然而，二者有一个很大的相同点就是“出口”。可能的话，毕业以后他们都要从事汉语教学，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这样在认识上和实践中又出现一个误区，那就是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在培养中重“体”，汉语国际教育硕士重“用”。如果单从教学上看，只有“体”不会“用”的教师不是合格的教师；同样，“体”不强又何以“用”呢？在此情形下，要培养出优秀国际汉语师资只能是空谈。所以，当前汉语师资培养的症结是没有培养出“体”、“用”兼备的普适性师资。“学术型”研究生教育缺乏统一的教学计划，因师设课，培养方案普遍缺乏实践环节，所以不能满足需求。而专业硕士在培养中大量课程是实践性的，而且有一年时间的实践要求，但学生专业知识不够或功底不扎实，光有技能也不能满足高端需求，对汉语国际推广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李晓琪（2011）在考察了英美国家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专业研究生课程设置后发现，这“普通语言学与英语语言学”等“体”类的课程也占有相当比例（约占20.17%），由此给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课程提供了参照，认为“语言学”类课程的地位是基础必修课，因为语言学和汉语的知识是教学成功的先决条件。 综上，无论什么途径，都应该培养出既具备“体”的能力又掌握“用”的技能的普适性汉语教师。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环境，无论母语是汉语背景教师还是海外本土汉语教师，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的培养都必须符合这一要求，否则就有违设置这一专业硕士学位的初衷。 三、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的普适性与针对性 汉语教学中当然也有特殊情况，如学习者母语背景、不同媒介语、本土教材、特殊教学对象与环境乃至特殊国情与文化等等，教师根据普适性教学原则、方法、手段，并调整自身教学经验，以适应特殊情况，却仍难以完成教学任务，必须通过专门的培养与训练才能满足教学要求，这种满足专门需求而对教师进行“体”与“用”的培养与训练，就是汉语教师培养的针对性。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在培养中就应该根据需求进行针对性训练。 通过上文我们对汉语教师普适性的讨论，现在可以明确，以往语言学专业的对外汉语方向与汉语同际教育专业硕士的培养并不是普适性与针对性的矛盾，当前汉语国际教育教师的数量和质量问题也不是针对性不强导致的结果。我们认为，应该梳理清楚普适性与针对性的关系，这对国际汉语师资队伍具有重要意义。 普适性与针对性的关系，可以这样概括：普适性是第一性的，针对性是第二性的：普适性属于基础层面，针对性属于提高层面；普适性要满足普遍要求，针对性是满足特殊要求。明确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培养汉语师资中才能处理好从培养理念到教育培养方式、课程设置等问题之间的关系，而不至于纠结于学科概念与范畴等形而上的观念上。 现代教育理论认为，作为一名第二语言教师，除了要具备语言教学的“体”与“用”的基本功之外，更重要的还应树立现代语言教学理念、教师自我反思意识，并能对自己的职业发展进行规划。所以，汉语教师的培养首先就要基于这样的普遍认知，培养出来教师就是要放之四海皆可用，而不是只能用于某种特别环境与适用某种特别对象。过去“对外汉语”方向的培养主要是立足国内，今天全世界有3千万人在学汉语，国内最多只占其中1%，汉语国际教育大视野是必须树立的，这也更突出了普适性的重要性，不能再区分出着眼国内和立足国际，只有拥有了大批合格的普适性教师才能满足国际汉语教学的需要。所以，普适性在汉语教师培养中是第一性的，针对性作为对特殊情况需求只能是第二性的。 如果把教师培养形象化的话，那就是一座塔，普适性是塔基，针对性是塔尖。普适性是基础，只有具备了汉语教师基本的“体”、“用”，才有应付各种特殊需求的基础，才有可能在特殊情况下完成教学任务，否则就是空中楼阁。也可以说，没有普适性就不会有针对性。另一方面，从教学需求来看，无论在什么环境、对什么对象、开展什么教学，都会具有很大的普遍性，所以，普适性是满足普遍性教学需求的前提，而针对性是对特别需求做出的反应，是在普遍性原则下对特殊性进行的处理。对这两方面的认识决定我们培养方式的处理。在一般状态下，我们只能按照普适性原则培养汉语教师，在此基础上根据特殊需求来培训和培养针对性师资，前者是常态的、按部就班的、长期的，后者则是非常态的、定向的、短期的。后者的实施，如果针对性项目或任务非常清楚，也可以采取“订单式”培养方式乃至“本土化”方式培养。但无论怎么“定向”，普适性也是基础，针对性只是特色更突出，不可能脱离普适性，只考虑针对性。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的培养，客观上具备开展针对性训练的条件，如已经掌握作为国际汉语教师的能力及教学技巧，具备对象国的语言与跨文化交际基本素质。尤其是后一点，是其他专业出身的汉语教师不擅长的。所以，在普适性与针对性的完美结合上，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具有天然优势。 汉语国际教育论文:基于情境创设法的汉语国际教育口语教学模式探讨 摘要：随着汉语言文学在国际上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群开始关注汉语教学并参与其中。汉语在国际语言的学习中具有一定的难度，因此，针对汉语教学模式的研究和探讨一直在汉语教育工作中保持着不小的热度。其中，情景创设法是在语言的听与说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的，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语言、行动和情境的三者合一，其教学模式已经成功应用在英语学习领域中，但在汉语国际教学中的应用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其理论体系的发展也比较缓慢。本文将根据目前汉语国际教育的背景，将情境创设法应用于教学模式进行讨论和研究，希望能为今后的汉语教育提供一定的有参考价值的资料。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 情境创设法 模式探讨 随着汉语应用范围的逐步扩大，汉语国际教育已经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对众多的汉语国际教育从业者来说，如何保证学生将自己所学习的汉语言转化为自己的语言技能，是教学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目的。传统的汉语教学模式是停留在词语讲解和语法解释运用的基础上，其实际应用效果不大，为了提高汉语的应用水平，将情境创设法引入到教育工作中，将会极大地提高学生将知识转化为语言表达的能力，有利于学生形成整体的汉语思维。通过情境创设，可以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语言的技巧和环境，可以将所学知识灵活运用。 一、情境创设法的理论基础 （一）情境创设法的概念 情境创设法，也就是在语言教学的过程中，有目的、有计划地引起或者建立一些带有情感标志的场景，其主要特点是生动、形象，便于理解，可以引起学生的体验共鸣，从而促进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理解程度与实际运用能力，并通过场景练习加深学生的知识印象和使用技能。 情境创设的核心就在于建立符合教学需要的情境，要建立这样的场景，仅仅通过语言表述是不可行的，还需要通过一定的物质作为场景建立的媒介，对教学的流程进行详细设计，激活学生参与情境的积极性。通过老师在课堂中所建立的情境，参与学习的学生置身于以汉语为主的语言环境中，加强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 （二）情境创设法的研究 汉语国际教育是从上世纪末期伴随改革开放才逐渐开展起来的。在我国，情境教学的发展较晚，理论也大多来自国外的语言学派的学说。情境教学被引入中国也是首先被运用到语文教学领域，而后是其他学科。 二、情境创设法的分类 情境创设法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分类，按照不同的形式，可以划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一）直接形式的情境 直接形势的情境，根据表达媒介的不同又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直接形式。首先是实物直接情境；也就是通过课堂中的实物，比如桌椅、实物等，可以将这些最直观的实物纳入到汉语教学中，产生最直接的效果。其次是图片直接情境：图片的来源可以包含照片、剪辑的图片或者互联网上的多媒体图片，在汉语教学中如果具体地讲到地名或者人物时，就可以通过图片情境的方式，加深学生的记忆和理解。除了图片和实物，多媒体情境也是直接形式情境的一种，可以通过音乐和动画制作等方式对自己讲解的内容加以复述，或者通过其他形式加深理解。 （二）问题情境 在任何学习工作中，提出问题都比解决问题要重要。对于汉语教学更是这个道理。将引入问题的方式纳入到课堂中，促进学生思考能力的提升，问题的提出和回答都需要以全汉语模式为基本要求。通过学习的汉语情境而提出相对应的问题，可以使教学内容具有一定的新奇性，保持在学生中间的吸引力，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提高汉语教学的效率。 （三）故事情境 我们每个人都是伴随着不同的故事成长，故事对每个人都具有持久的吸引力，几乎每个人都有爱听故事的习惯。在汉语口语教学中，适当地穿插一些小故事，同每节课的教学内容相结合，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课堂中每个学生的参与程度， 可以在听故事和讲故事的过程中强化对语言知识的掌握与转化。故事创设不是目的，通过创设的故事情境让学生达到对语言表达的掌握才是最终目的。 （四）活动情境 语言的学习可以说是复杂而枯燥的，如何能够在沉重的学习负担中找到乐趣，对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学习效果都有重要的意义。通过活动情境的建立，可以提高课堂的多元性建设，让学生在活动参与的过程中掌握对应的意义，在头脑中加深每个语言的完整涵义和具体应用的场景。加强词语和知识之间的关联性，提高学生的汉语思维能力。 三、情境创设法在汉语国际教育口语教学中的应用 采用情境创设法，一定要对教材内容有整体的了解和掌握，根据教材内容设置场景，要符合教学目的的要求，也要具体针对学生的性格特点。 （一）根据教材内容创设场景 首先，通过直观的实物在课堂中创设情景。上述分类中曾提到，实物是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通过课堂中存在的实物进行情境创设，激发学生的态度体验。实物可以给学生最直观的视觉感受，可以调动人的各种感官的运用，是一种综合性很强的方式，在汉语口语教学中，实物是最简单效果最直接的一种情境创设的方法，应该广泛穿插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老师在每节课之前要提前备课，根据课堂中出现的教学内容，提前将需要的实物准备好，在讲解的过程中可以随时举例。 另外，根据教材内容创设的场景，可以通过问题情境来创设。话题类的情境创设一般在课堂开始的阶段引入效果最好，可以通过一个案例、一个话题引入要学习的内容，激发学习的兴趣。例如在讲解节日的时候，可以提问学生是否知道中国的节日习俗，建立学生课堂上的思考和讨论，通过来自不同国家的不同认识进行讨论，提高学生对新课程的接受程度。 （二）通过多媒体拓展情境 多媒体技术包含了声音、文字、动画等多种信息，可以根据教材内容提供动画式的动态情境，给枯燥的课堂增添一些不同的形式和新颖的内容。可以为课堂的教学提供多种不同的训练方式，增加教学的信息量，优化教学过程并且提高学生的接受知识量。根据多媒体丰富信息含量和多种表达方式的特点，老师可以制作不同的图文信息，在调动学生积极性的同时，寓教于乐，提高学习的效率，在难点和重点的记忆上效果尤其显著。 （三）通过活动激活场景 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可以模拟生活中的真实情景，分别由老师和学生扮演其中的角色，这个过程学生可以自己独立选择，也可以根据学生的特点由老师安排。当故事的情境真实地展现在自己面前时，每个学生都会不由自主 地进入到老师所设置的场景中，会自主地按照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去揣摩人物心理，按照人物所处的环境去思考和表达，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四、结语 汉语国际教育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在逐步发展和扩大规模，随着学习汉语人数的增多，传统的汉语教学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代汉语国际教育口语教学的需要。本文通过对情境创设法的理论进行阐述和分析，对情境创设的各种模式和特点进行研究，结合汉语国家教育口语教学的需要和内容，对情境创设法在口语教学中的应用提出相应的措施和探讨，希望能为今后的汉语国际教育工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相信随着教育模式的不断发展，未来的汉语国际教育必将逐步加强和完善，我国的传统文化和汉语言文化也将持续发扬光大。 汉语国际教育论文:新形势下民办高校汉语国际教育本科学生就业前景的思考 [摘要]随着汉语热的不断升温，开设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的民办高校不断增加，本文以国内某著名民办高校为例，对其在校三个年级，共270位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本科学生进行调查，从而对其就业前景进行思考，并提出建议。 [关键词]民办高校；汉语国际教育本科；就业前景 自1985年，国家开设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原对外汉语专业）以来，截止2016年，全国共有近300所高校获批开设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特别是近些年来，汉办不断开设境外孔子学院，外派大批汉语志愿者，不难看到国家对于该专业的重视，人们对此专业的热捧。如果上网搜索对外汉语，首先映入眼帘的大多为，缺少师资，急需专业人才，学科发展迅速，蓬勃发展的态势等积极意义的形容词。 笔者认为，网络的热议，国家的宣传只是侧面反映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发展的现状，若要更全面了解该专业的发展，特别是专业的就业前景，则应该以学生为中心展开更为真实，客观的调查。因此笔者通过问卷调查与访谈的形式，对国内某民办高校在校三届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展开了调查，旨在了解在校学生对本专业的认识，未来的就业规划，并力求为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发展提出些许建议。 一、问卷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卷调查内容 问卷共三道问题，分别为： （1）是否选择考研？ （2）是否选择从事与对外汉语专业相关工作？ （3）是否选择与本专业无关的工作，如果是，你会选择哪种工作，并试给出原因。 本问卷通过问卷网形式进行发放与回收，共计收回有效问卷270份。 （二）调查结果 随着学生年级的增加，其对本专业的考研热情随之减少，对从事与本专业相关工作的追求也不断降低。 在校大二学生考研热情最高，两个班级考研人数分别为48%，58%，几乎超过班级总人数的一半。 在校大一，大二学生考研热情，与日后希望从事本专业相关工作的热情基本持平。 在校大三学生考研人数与从事对外汉语先关工作人数比例相距悬殊。 在校大三学生选择日后从事对外汉语相关工作人数偏低，两个班级分别为8%，9%。 （三）学生访谈结果 笔者随机选择三届在校学生，每届共10人，共计30人进行访谈，访谈内容主要涉及学生对本专业的热爱程度，对专业的理解以及个人就业规划等问题。笔者发现，学生们对个人就业前景的认识与选择有着强烈的共性。例如，10位大一学生对个人就业前景抱着非常乐观的态度。几位学生纷纷表示，报读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就是因为近年来网络，电视的积极宣传，更笃定地认为，如果实在没有出路，就加入汉硕考研大军。10位在校大学二年级的学生表示，通过一年的系统学习，还是比较喜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因此大多选择考研，或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相关工作。10位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则对专业的热情不高，这也反映在了他们的问卷调查数据中，笔者遗憾地发现，大三的学生选择考研与从事对外汉语相关工作的人数极少，所占比例不足本班人数的10%。在访谈中，学生们都提到了，其实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发展并不像外人认为的那样美好，网络的宣传与炒作更是不可信的。学生们从已经毕业的大四学生处了解到，找工作的时候，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非常尴尬，很难找到与专业符合对口的工作，考研成功率其实也不高，尤其是民办高校，没有保研的资格，知名度也不及公立院校高，即使过了初试，复试时大多是毫无优势的。 二、现状分析 （一）学生人云亦云，就业规划扎堆现象严重 笔者调查的270位学生中，出现了严重的个人就业前景规划扎堆现象。这在上表中有所体现，例如大一学生考研率极高，大二学生无论是选择考取本专业硕士研究生还是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相关专业工作的人数均较多，大三学生考研率偏低，选择从事对外汉语相关专业就业的人数也极少。造成这样较为一致的职业规划现象的原因是多样的。比如学生们缺乏自身个性化职业规划的能力，从众心理较强。 （二）学生对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科定位并不了解 2012年，国家教育部颁布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中，指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旨在培养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的专职人才，或将来从事新闻出版，文化交流工作，文字工作的专门人才。换言之，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科定位从来不是培养仅可以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相关工作的人才。而正是由于大部分开设该专业的学校，将学科定位为培养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专门性人才，忽略了另外几个方向的均衡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曲解了该专业开设的本意，也误导了大部分学生。由于学生对本专业的学科定位不了解，所以在就业前景的规划上，感到自己未来可以做的工作除了汉办志愿者，考取本专业研究生，各大汉语教学机构的教师，高校汉语教师等，再无他路。 （三）选择考研学生，目标不明确，对个人能力评估不准确 笔者统计了准备考研学生的目标院校与专业，但是惊讶地发现，有超过30%的学生在目标院校一栏中写着不确定，近30%的学生把目标定成了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这样的调查结果，引起了笔者的关注与担心。1.虽然学生们选择了考研，看似已经对未来做出了一定的规划，但是实则不然，连要考哪里，考什么专业，怎样准备，都一概不知。这其中也不乏学生指出，既然不一定本科毕业就可以找到与本专业相符的工作，那么就考研，这样的决定未免太过草率。2.近30%的学生把个人目标定的过高，当看到学生们选择名校作为考研目标时，笔者是非常欣慰的，毕竟有志向的学生值得鼓励。但是当问及其平时成绩时，大多数学生表示，平时专业课成绩不稳定，更有学生指出，选择考名校，不是因为能力强，而是因为，既然考研了，就选一个自己都觉得难考的学校，锻炼自己。笔者认为，如若不能根据个人能力，正确评估自己，选择合适的院校，专业，有充分的准备，翔实的计划，那么别说考研的成功率，就连是否具备考研的资格，都应另当别论了。 （四）学生就业选择较为集中，就业渠道颇窄 在调查的270位学生中，学生们选择的职业较为一致。这其中包括最多的几类：汉办志愿者、中小学教师、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教育机构或培训机构教师。除去公务员与企事业单位人员外，学生们选择的职业，都仍然围绕汉语教师这一职业，这里并不是说从事汉语教师一职不好，试想若全国近300所开设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本科高校的毕业生都选择上述几类工作，学生们面对的将是无比残酷的竞争。虽然本文调查的仅是这300所之一的学校，但是笔者相信，调查结果至少可以代表一部分在读学生的想法。 三、民办高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生就业前景的思考与建议 根据本次调查得到的数据与结果，笔者认为当前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生的就业前景并不乐观。崔希亮早在2005年就曾表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发展与该专业提供的职位并不成正比，李晓琪也曾撰文指出，虽然我们需要的是大批汉语国际推广事业的先行者，但是似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并没有感到就读该专业的优势。陆检明（2014）也指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现在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专业成长过快，大批毕业生没有合适的出路，而从事汉语国际教育事业推V的一线教师，又大多不是该专业出身，这样的尴尬情景似乎愈演愈烈，让人担忧。这次笔者对某著名民办高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在校三届本科生的调查，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三位学者的担忧与焦虑。因此针对调查的结果，笔者对调查学校提出以下几点建议，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一）细化学科定位 前文提到根据国家教育部颁发的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培养方案指出，该专业旨在培养从事对外汉语教育的专业人才，或日后从事文字、新闻出版等工作，中外文化交流等工作的专业人员。也就是说，学生们不要陷入学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日后一定要考取汉语估计教育硕士，或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相关工作，才是该专业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出路。因此，学校应该认真解读教育部的指示，细化学科定位。 （二）加强职业规划教育 加强学生的职业规划教育，做到针对性强，个性化强的职业规划服务，让学生们真正了解自己的优势劣势，明确个人能力，清楚认识到大学四年结束后，个人的定位与职业的选择，不要人云亦云，随波逐流。 （三）科学分流学生 在细化学科定位的同时，为有不同职业选择的学生提供一些相应的选修课。选修课不要集中于中华才艺，对外汉语教学法等仍与汉语国际教育相关的专业选修课上，而是提供与中小学语文教育，涉外秘书，贸易，新闻出版，中外文化交流等几个方向相关的选修课上。这样既符合教育部颁布的汉语国际教育大纲的要求，也符合学生们的个人选择。我们甚至可以对在校及已经毕业的几届学生，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分析学生的就业取向，并结合其兴趣，重新调整选修课教学大纲，在不影响主干课基础课的同时，多提供一些对学生就业真正有帮助的选修课，使学生们在学校可以学到日后对工作有帮助的专业知识。 汉语国际教育论文:汉语国际教育中国春节词汇、日期表达与书写方式教学设计 摘要：对学习汉语的外国人来说中国的春节在他们心目中占有重要位置，本文以泰国中学生为例，从春节相关词汇教学中又引申出汉语日期表达与书写方式教学，以提供汉语国际教育工作者作为参考。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中国春节词汇；日期表达；书写方式；教学设计 一、中国春节词汇教学 1.教具 春节对联、毛笔、红包、“福”字、笔记本电脑。 2.教学过程 （1）课程导入：询问学生是否过中国的新年，是否知道中国的新年叫什么；（2）给学生讲中国的新年叫“春节”，并书写在黑板上；（3）讲授“春节”的“春”是“春天”的意思；（4）依次给学生看春联、毛笔、红包、“福”字，并且讲春联是用毛笔书写的，询问学生是否还记得“毛笔”；（5）慢速度将生词写在黑板上，并让学生跟着抄写；（6）给学生讲授春联、红包和“福”字等都是红色是因为中国人喜欢红色，红色代表中国节日的喜庆，代表中国人对新年的美好愿望；（7）用笔记本电脑给学生播放有关中国春节的图片；（8）带领学生朗读两遍词汇；（9）提醒学生重点掌握“春节”的读法和写法；（10）教师抽点学生朗读词汇并纠正学生的发音错误。 3.教学总结 给学生展示实物和图片形象直观，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所学词汇；将“春联”和“毛笔”联系起来有利于学生在学习新词汇的同时对已学词汇进行复习巩固，能够加强学习效果；利用词汇的讲解导人中国文化：“中国人喜欢红色。”这样能够让学生在学习汉语词汇的同时了解中国文化，也有助于学生加深对所学词汇的理解。 4.跨文化思考 中国的春节对泰国影响也较大，尤其在泰北地区，笔者所在的清莱府位于泰国北部边境，在地理位置上离中国较近，再加上这里的华人华裔也较多，所以中国春节的时候节日气氛也较为浓重，华人华裔会在春节的时候贴春联、挂灯笼、给红包等，这也对当地泰国人产生了影响，久而久之他们也就知道了春节的这些习俗，有学生曾经在春节的时候向笔者要红包，说明他们已经知道这个习俗。这节课是春节后的第一堂课，所以想到了设计教授学生一些春节的习俗。 二、汉语日期表达与书写方式教学 1.发现问题 中国的春节一般在公历一月或者二月，春节相关词汇教学后泰国学生对日期的书写与表达产生了兴趣，泰国学生喜欢在作业本上写出上课日期，笔者发现在他们的汉语作业本上他们也会写出当天上课的日期，而泰语中书写日期的顺序和汉语正好相反，如：学生在作业本上所写日期为：21/8/55，表达的是2555年8月21日（2555/8/21），与汉语的日期表达顺序正好相反，笔者发现学生在日常用泰语说时间的时候也是和他们的书写顺序一样与汉语相反。 2.分析问题 泰国是一个以信仰佛教为主的国家，全泰国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泰国人都信仰佛教，因此佛教对泰国人民的生活有深远影响。虽然泰国也用公历纪年，但由于受到佛教的影响，泰国主要采用佛历纪年的方法，泰国自1913年沿用佛历至今，佛历是从涅时候算起的，佛陀80岁涅，即公元前543年，加上公元2012年，因此2012年是佛历2555年。汉语的日期书写顺序是：“年、月、日”，而泰语则刚好相反，日期书写顺序是：“日、月、年”。如汉语中是“2012年8月21日（2012/8/21）”，而泰语中的写法就是“21/8/2555”，或者是“21/8/2012”。 3.教学设计及实施 （1）设计内容 由于学生在之前学过“星期”和“昨天、今天、明天”。所以将这些时间名词也加入新的内容，同时教授学生“日、月、年”，并在学生学过的简单数字基础上教授汉语月份的说法，让学生学会简单的日期表达的同时也让其了解汉语书写日期和表达日期的顺序与泰语的不同，这也有利于帮助学生避免因受到泰语的影响而把汉语的日期表达顺序弄错。 Q）实施过程 教学内容：时间名词：“日、月、年”；“一月”一“十二月”；汉语的日期书写顺序与表达顺序。 教具：教师设计制作写有汉语生词和相关泰语翻译的A4纸、黑板笔。 教W过程：①课程导入：用泰语问学生“今天是几月几日？”；②学生回答后根据板书设计按顺序写出泰语的“日、月、年”并写出相应的汉语名称；③带领学生按照顺序朗读“日、月、年”；④提醒学生汉语的顺序与泰语不同，不是“日、月、年”的顺序，而是“年月、日”的顺序；⑤在“月”的基础上教授学生“一月”到“十二月”；⑥先让学生依次数数，从“一”数到“十二”，然后在数字后面加上“月”；⑦让学生练习“……是某年某月某日，星期……”的句型，如：“今天是2012年11月22日，星期四”；“昨天是2012年11月21日，星期三”；“明天是2012年11月23日，星期五”；⑧教师板书当天的日期并让学生再跟读一遍；⑨让学生也跟着板书当天的日期并再一次提醒学生汉语的日期书写顺序和表达顺序。 教学总结：在简单数字的基础上教授“月”的说法有利于让学生理解与接受；用汉语和泰语进行比较，指出汉语表达日期的顺序与泰语的不同，在对比中有利于加强学生的记忆；句型练习加入了上节课所学的生词，这样有助于学生在练习所学新词的同时也对已学知识进行复习巩固。 4.复习巩固 在教学中应该遵循“教学内容循序渐进、螺旋式提高、高重现率的原则，无论是语言知识还是言语技能的训练都是由浅入深、先易后难、由具体到抽象、从简单到复杂的循环往复，逐步加强的过程，保证了教学的循序渐进、螺旋式提高以及高重现率。”笔者认为对于初学者来说尤其如此，需要通过高重现率来帮助其巩固知识，为深入学习打好基础。由于笔者的课时不足，所以让学生复习巩固的时间相对较少，为了帮助学生进行复习巩固以加强学习效果，笔者曾经尝试在学习新内容之前给学生进行复习巩固，但学生提出他们想要学习新内容，那样他们才会更有兴趣。因为课时较少，为了满足学生需求和保证课程进度，所以笔者所设计的教学内容大都是一个课时就完成，将给学生复习巩固的环节穿插在学习新内容的过程中，比如，笔者给学生复习汉语日期书写顺序就采用让他们将每节课的上课日期都写在作业本上的方法，这种方法能够提高知识点的重现率，笔者认为是一种弥补课时不足的好方法，同时也能够帮助学生对所学过的知识进行反复练习，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汉语国际教育论文:任务型教学:汉语国际教育师资培养的新出路 伴随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有力提升，全球“汉语热”日益升温。汉语学习者日渐增多，孔子学院已经遍及全球。汉语国际发展迅猛，师资培养已经成为汉语国际事业推广的重要环节。然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师资力量却无法满足海外所需汉语教师的需求。因此，不断加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人才的培养，创新汉语国际教育师资培养方式就显得极为迫切了。 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王丕承撰写的《汉语国际教育师资任务培养方式》一书，针对汉语国际教育师资人才培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明确地提出采用任务型教学的方式来培养汉语国际教育师资人才的汉语课堂教学能力。该书认为，只有加强汉语国际教育师资人才课堂教学的实践经验和实际操作能力，才是汉语国际教育师资人才培训的关键，所以要增加被培训者的实践机会。而欲达此目标，即必须提高实践的机会与效率，任务型教学方式是最佳的出路。 该书共分为六章。第一章首先阐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以及其对师资人才要求的特殊性，而传统汉语国际教育师资培养方式渐渐地已经不能满足教学的需要。很多人更喜欢用自己受教育的方式去教别人，过分重视语言形式的教学，导致了在师资培训时过分重视语言知识的掌握，而忽视了教学能力的掌握。传统汉语国际教育师资培养方式暴露的问题及实际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表明了，如果师资情况不佳，那直接的后果可能就是灾难性的。 汉语国际教育是全新的事业，因为在海外开展的汉语教学在许多方面都与国内不同。因此，第二章提出了新型汉语国际教育师资人才培养的目标及任务不再是掌握教学所需的“万灵药”，以便“包治百病”。其关键则是要培养师资人才灵活应对各种教学情况等多方面的能力，以适应国外语言的教学标准、教学观念。对教学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对于教学者来说也应重新适应新的要求。那么，在培训新教师的时候就更需要适应这种新的要求，相应地改变和调整培养方式。 在这些前提下，任务型教学方式不失为一种可行、能够解决当前教学问题、使培训对象适应海外教学环境特点的教学方式。该书第三到五章就提出了采用任务型教学的方式培养汉语国H教育师资人才的必要性、优越性及其具体措施。国内外许多中小学早已采用任务型教学方式，所以，采用学习者熟悉的方式，也可以使他们容易和乐于接受，取得良好的教学成果。任务型教学方式是与真实的教学相联系的，面对的并不是茫然不可知的海外汉语国际教育情境，它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更加突出了实践的重要性。这一部分具体介绍了以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讨论的方式、案例教学的方式、以问题为基础的方式、以项目学习为基础的方式来具体开展任务型教学，来培养汉语国际教育师资人才。而通过这样的任务型教学的方式我们可以实现培养汉语国际教育师资人才的教学实践能力、多方面适应能力、文化教学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要求。总的来说，任务型教学方式所能够呈现的完成任务的活动是一种复杂的活动，同时也是一种丰富的、接近实际的活动，达到了“拟真”“近真”的程度。 该书的最后一章则简单阐述了在汉语国际教育师资培养中采用任务型教学方式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毕竟任务型教学方式是对师资培训的创新和变革，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很多需要培训的师资对象自己去探索。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在传统和创新之间，我们都需要把握一个度。 《汉语国际教育师资任务培养方式》给我们提供了任务型教学的方式，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式转变中起到的创新作用，不能仅仅是传授一些新观念、新方法，而要与教学实习的实践相结合，让他们不是从概念上而是真正能够落实于行动中去贯彻所掌握的新观念、新方法。在汉语国际教育师资培养过程中必须直面新形势下的海外汉语教学现状，结合既有的教学经验与现阶段海外汉语教学实际，以期能日益完善汉语国际教育师资培养体系，更好地为汉语国际推广事业服务。 总之，汉语国际教育师资培养工作涉及到诸多领域，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的工程，需要多方协同努力。在制定科学合理的培养计划的前提下，加强海内外相关部门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探索与汉语国际教育相适应的师资人才培养新模式，才能为汉语国际推广事业提供更多实用的人才，促进汉语国际推广事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作者系青岛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汉语国际教育论文:汉语国际教育中的文化教学 内容摘要：汉语国际教育即为对于本族语不是汉语人群得语言教授。它旨在增加本国汉语全球化普及水平，促进汉语面向全球，推广民族知识，文化教学于汉语国际教育里具有重要的地位。我们民族文化丰富多彩，怎么建立文化授课部分，以求迅速并完全的推广中华文化，此为所有致力于汉语国际传播人员都应该高度重视的矛盾。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文化因素 一、汉语国际教育中的文化定位及文化内涵 汉语国际教育地全新定位让其不但异与从前地对外汉语教育，并且细致及具体地汉语文化普及。所以汉语国际教育里地文化成分就需要另外定位。即使对外汉语教育里地文化条件总是有分歧，也大致同意了和语言教育及语言交往紧密联系地某些文化。如此定位于肩负宣传中华文化职责地汉语国际教学而言，就小气许多。文化为繁杂并丰富地，涵盖物质及精神文化，它的关键为价值理念。给别国学生亟需得所有文化成分均是汉语国际教育得教育部分。由于汉语国际教育地受众早就不单束缚于学校里的留学生，也涵盖进行和汉语相关得所有职业得他国国民，还有既和汉语并不存在联系，只为于亚洲文化大国存在期待得老年人。 二、汉语国际教育中文化教学的具体内容 从前得对外汉语教育将文化部分得研究丰富，然而因为汉语国际教育不同与对外汉语教育，所以汉语国际教育里地文化教育部分同样要从头定义。在前文将汉语国际教育里地文化定义可知。总而言之，文化内容涵盖处在语言和非语言种类里地所有文化条件及较为独立地文化内容。分为下面这些部分： （一）语言中蕴含的文化因素 关键是处在语言体系所有阶段里得文化涵义及语言利用得社会条例。这大部分隐于发音、字词、语法、语用及其他体系里。是语言地文化条件的一部分。 1.语音中的文化因素 语音给文化交往得作用为很明显得，所有语言地语音均存在本身特殊地构成体系，像汉语地声、韵、调体系，此项体系为社会慢慢接受得成果，包含着许多特殊地文化内容。像汉语里有着许多地同音及近音字，所以大家在很多谐音联系上设定一些祝福语和忌讳词。 2.词汇中的文化因素 汉语中用到地字词里地文化情况非常多。特别为很多较少可以用外语翻译地字词。就像汉语里意为亲戚称呼地字，超过很多别的语言，它表示中华文化重视家庭、血缘联系。还有词语里地文化涵义也可以凸显整个民族地心理系统及思考方法。像名字地法先后为姓前名后，信封上地区得写法规则为前大后小。也显示中华文化里重家庭轻个人地民族素质，前总体后部分地思考行为。在字词得组成体系上来说，双音节较多，有着许多地四字词汇，而且这里还有相互对称得并排及组合词语。 3.语法中的文化因素 汉语语句得构成为将意思做首要因素，用意思规范形式得。抛弃拘束得外语中语法得种种构成变换去展现语法联系及语义消息。并且为按着某些约束，一旦于前后环境里叙述符合事实，便能够连词成句。汉语里多话题句便为此原因。于成句心理方面凸显为重情境重形象；描绘景物要做到将景物传达感情，寓情于景物；叙述事实要做到言语简单、表述清晰。并且不要求构建得全面到位，但要求意蕴得荡气回肠。汉语语句于产生程序里把情境、情景和交往对象背景文化存在极大得依靠性。因此于体会语句上不单将语言记号进行表面剖析及整理，还有尽力掌握语境得领悟，把握情景得体会，还要使用记忆于头脑里有关得背景文化。此为汉民族重理解但不重体系得哲学和思考行为得表现，为汉语稳固得文化宗旨地显现。这涉及汉语所有范围得所有部分都综合表现于语法中。 （二）非语言的文化因素 比较位于语言体系里得文化因素来说，非语言地文化因素具有形式超出语言体系。不包括平时知道得和语言对立得体态语，再就是记载语言得标记即文字，就是汉字本来即为一项文化标记。 1.文字 文字为记载声音语言地写字记号体系。汉语言得写字记号即为汉字。其不单存在文字地普通能力，也有着奇妙得文化水平。尤为汉字得书写美感及其构成根源隐藏得深厚得文化涵义。同样为中华文化具有巨大得关键因素其一。汉字得写法机器有内涵。即使所有得汉字均为特定得基础笔顺构建形成，可是只要汇聚我们得解释及感情去解释得汉字就形式丰富，格调迥异，所以构建出多种门类得书法名作。汉字得构建和它得由来也同样显示出汉文化得美感。《说文解字》这本书具有说不完得美好。跟随时间得流逝，时代得进步，汇聚到每个人生活领悟里说文解字更是丰富多彩。 2.体态 语体态语为一种非语言得消息联系方法。关键是利用神及行为去输出消息。体态语于交往里较真切得表达某个民族得文化消息。拱手为我国独特得见面和离开时表达得礼貌行为，它从我们古代墨客相见时作揖变化形成得。当你的老师、上级及其他长辈见面，应当保持某些距离行坐稳当，表示谦虚礼貌，来表达向长辈得敬畏及仰慕，不能在此时。 汉语国际教育论文:改善汉语国际教育国别化的对策 内容摘要：汉语国际教育为涉及本国知识软能力构建之关键环节。探究本国汉语国际教育之成长，注重国别化于汉语国际教育里地进行为相当关键得。把汉语国际教育国别化进行剖析，应该在课本、讲课方法、课程设置、师资这些方面去剖析，达到给汉语国际教育标准性、正确性成长做概念扶持。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国别化 汉语国际教育有一个相当关键得特点即国别化，什么是国别化？即为汉语于所有国家地表达方式应该为各为不同得，它得教学时期、教学方法、教学情况依据地区差别，内容同样有差别。处理汉语国际教育国别化矛盾，不单应该在语言学这一块探索，也应该剖析本国得语言特点、文化特点、思想特点及其他情况。想把汉语汇进国别化教育不一样得概念里，把中华文化之精华汇聚教学环节里。 一、汉语国际教育与汉语国际教学的区别 即将剖析汉语国际教育国别化之际，应该经教育之涵义与教学之涵义进行分别。彼此进行对比，教育之涵义较为渊博，关键说得是在全方位发展人得社会行为水平。汉语国际教育得普及应该将世界教育得习惯做参照，将德智体美做到整体成长得全面素质教育。同样由于如此，汉语国际教育得职责不仅仅为讲解某种语言，同样涵盖教育理论、教育规则、教育文化本身、教育思考及众多情况。 二、汉语国际教育的现状 汉语国际教育于10年前开始进行稳定得成长，了解汉语得群体同样出现每年增长得状态，教学体系朝着准确性、标准性状态进步，然而，于很多得国家，汉语还是非普遍教授语言。它得语言普及范围还存在某些得束缚。汉语国际教育得关键普及场所即孔子学堂，它统计到二零一五年末，于全球区域里建接近五百家，广布全一百三十四国。它得完美普及证实汉语得打开国门策略得正确，为汉语国际教育之关键扭转力。经过二零零四年到现在得进步，孔子学堂得教学关键把想教学方式革新为专业，剖析汉语国际教育之国别化矛盾，来保证汉语教育朝良好方向成长。汉语国际教育之关键从以前单一得语言授课朝着给中小学和文化普及方面进展，为汉语国际教育得关键转换阶段。 三、汉语国际教育在国别化方面的表现 （一）教材影响教学效果 教材为同学们学习得用品，为老师讲课及学生学习得连接，于编写汉语国际教育课本之际，应该完想到国别化层次得情况。例如美国授课得教材，其于课程构建之际假如忘却将平等、人权这些加入M去，就容易使学生造成文化不同感，阻碍学生得学习兴致，也阻碍汉语教育得教学效果。教材给汉语国际教育于国别化方面起到机及其关键得作用。 （二）社会文化上的差异 本国现代汉语国际教育种类丰富、包含多样。于操作汉语国际教育之际，应该完全想到国家社会文化方面得不同，分类做课程构建，尊重其得特别之处，构建有区域特点得教学方法。 四、改善汉语国际教育国别化的对策 关于汉语国际教育国别化情况，本国汉语国际教育得关键部分有：课本得编制、讲课方法、信息化资源消耗详情、汇聚本国文化状态及其他情况。 （一）国别化教材 现在运用得部分优质教材仍要求更加完备，像重视学简识繁、讨论得延伸与减少、教材部分得标准填充和解释、繁杂笔顺难字得对待等。目前特别紧缺得为汉语读书教材，还能写成某些口诀及其他。阅读课本得编制要表达当今生活得情况，应该为简单得，并且有级别。 （二）教学安排 把握各种语需要，汉语国际教育能够设置不同阶段班次，它标准得，要求将运用得课本做到独立策划；对于学习情况有差异得学生，课程设置方面同样应该活泼一点，像能够遵循学生得喜好建立书法、器乐、口才及更多班次。汉语国际教育于课程建构方面应该更多重视加入学习得国家特点、学习及文化习惯及其他。 （三）教学方式 想分别和本国得讲课方法，使用本地讲课方法，将本地讲课思想做课程构建。利用延伸授课和拓宽练习，把字构成语句，利用将词语得构建使用，能够发展很多得语句，充分引起学生得喜好，构成优质得学习环境。 （四）利用信息化资源网络 优质网络语言学习需要涵盖将学生做核心得学习体系及植根任务得学习体系。网络授课上老师应该具有全部网络授课里交流用品得利用，还要带领学生利用全部用品。于教学里应该和学生做到优质沟通，辅助学生彼此配合一起提升。建议完备汉语资料储备，字为常用得，应该有级别，存在解释，体系三维性得，字词表能够介入网络。字库应该有字形音意；词库有单双音及骈语；句库有各种语句。 （五）融合地方文化开展汉语国际教育 把地区做角度，将汉语国际教育加入一个地区得语言和文化情况，汉语国际教育得进步并非削减学生自己得社会文化特点，却为讲解我国得社会文化特点，和世界人民做到社会文化层次得沟通。 汉语国际教育论文:浅谈“后方法时代”理念对汉语国际教育师资的启示 摘 要：在汉语国际教育师资培训中，“后方法时代”教学理念有助于教师自主探索更为适合他们所面对的具体教学情境的教学方法。教师们根据教学环境的具体情况，通过自主探索形成自己的教学理念，在正确教学理念的指导下使他们真正摆脱对以往他人提出的教学方法的依赖，自主开发出适合自己教学使用的方法，从而具备根据具体的教学情境开发适用的教学方法的能力。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师资培训；“后方法时代”；教学方法 在“后方法时代”教学理念的指导下，汉语国际教育师资培训工作应更加突出培养教师的自主性，即这是教学理念的“核心”：“后方法t以教师的自主性为核心，倡导教师超越教学法的束缚，注重研究具体的教学语境，强调教师形成自己独特的个人实践理论以指导教学。因此，语言教师也从居于‘外围’的教师而转型为具有‘个人实践理论’的学者型语言教师，从而从根本上改变语言教师的边缘化状态。”（沈岚，2014（1）：190-191）在汉语国际教育师资培训工作中应当重视培养自主创新型的语言教师，使他们能够目标明确地、自觉地探索富有和适合个人特点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 一、“后方法时代”理念给汉语国际教育师资培训带来新的启示 “后方法时代”教学理念的提出，不仅对迫切需要自我更新的第二语言教学有着引导作用，而且对培训语言教师的方式和内容的革新也有着许多启示作用。有学者就提出：“‘后方法时代’下的教师教育也将从方法时代的信息传授转向教育者与未来教育者的探究共建。教育者和未来教育者之间应进行互动型的对话。Bakhtin在1981年曾提出一种叫responsive understanding的互动模式，从而形成后方法视角下的对话型教师教育，及基于参与者互动的自下而上的教师教育新模式（引自王卿，2009）。”（沈岚，2014（1）：190）这种在“后方法时代”教学理念启发下形成的新型的教师教育模式，是适应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新情况并顺应时代的潮流而形成的。 在汉语国际教育师资培训中借鉴“后方法时代”的教学理念，创新师资培训的方式，可以使我们的培训工作跟上时代的发展和语言教学的发展。有学者就强调了教师自主性的重要：“第二语言教学现在处于所谓的‘后方法时代’（post method era）（Kumaravadivelu，1994、2001；Richards Rodgers， 2001；Brown， 2002）。‘后方法时代’的教师是一个自主性的个体（an autonomous individual）， 自主性教师应能根据他们所处的教育环境和社会政治条件下的独特性建立和实施他们自己的教学理念，从而为这种独特性服务（Kumaravadivelu， 2001：548）。”（孙德坤， 2008：76）“后方法时代”实际上给了教师们更多的自主权，但是同时也对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寻找到自己正确的教学理念，因为要想合适地运用各种教学方法，就必须有正确的教学理念做支撑。 二、“后方法时代”教学理念有助于汉语师资形成新的教学理念 实际上，每个教师在开展教学时必然具有自己的教学理念，但问题的关键是教学理念是否适合需要面对的、不断发展变化的新教学形势，以及具有特殊性的具体教学情境。与此相关，相应的教学方法也存在特殊性，“教学法的特殊性要求教师充分考虑教学过程的制约因素以及社会政治环境，考虑教学对象的特点和认知规律，使教学效能达到最大化。”（赵扬，2014：448）具体到汉语国际教育，被培训的教师们所面对的具体教学情境往往会溢出以往在学习过程中所接触到的教学情境或以往从事教学所遇到的情况。 对大多数师资而言，汉语国际教育是一种特殊的、全新的教学情境，他们必须重新对此进行适应，重新建构自己新型的、有针对性的教学理念。至于如何进行这种建构，“后方法时代”语言教学理念倡导者Kumaravadivelu提出：“为了培养日常教学实践的模式，教师们应对教室中所发生的一切形成整体性的认识。他们需要系统地观察自身的教学，解读不同的课堂情形，评价可能产生的结果，确定问题所在，找出解决之道，并反复检验究竟何种方式、方法更为有效。也就是说，教师们不仅应成为策略的实践者，还应成为策略的思考者。作为策略的实践者，他们还需要扩充知识、开发技能，以满足针对自身教学行为所作的自我观察、自我分析和自我评价。”（库玛， 2013：引言1-2）教师们显然不应盲目地照搬现成的教学经验或他人的教学理念和方法，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思考和探寻在教学中应采取的教学方法，经过这种思考和探寻的过程才能发现正确的教学理念，从而使自己的教学有正确的教学理念来自觉指导。 三、“后方法时代”教学理念帮助汉语师资自主开发适用的教学方法 在当今的“后方法时代”，教学中的方法需要教师自己在教学实践中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去自主开发。“教师们如果能以自身的语言学习和教学经验作为个人知识的基础，以对宏观策略的理论性思考作为专业知识的基础，以所提议的微观策略作为示范性的例子，以探索性项目作为调查性工具，那么他们就能够开发出具有自身特点的教学方法。”（库玛， 2013：引言3）这段论述实际上提示给了汉语国际教育师资很好的自主开发具有自身特点的教学方法的路径。自主性的建立也可以使教师们真正摆脱对以往他人提出的教学方法的依赖和照搬，使他们具备根据具体的教学情境自主开发适用的教学方法的能力，由此也才能使他们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有能力顺利地完成他们的教学任务，取得教学的成功。 “后方法时代”教学理念提倡充分发挥教师们的自主性，实质上是着眼于激发起教师们的主动性并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教学质量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教师主动性和积极性的自觉发挥。有国外学者从教师主动或被动的角度对教师进行了分类，将教师们分为了三类：“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可以从现有普通教育学和语言教学的文献中总结出三种认识：①教师是被动型的技术工；②教师是反思型的实践者；③教师是转换型的知识分子。”（库玛， 2013：3）这里所提出的“转换型知识分子”，意为能够有能力把自己的或他人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自主转换为自己的教学理念和方法的具备知识分子研究和探索的精神和能力的教师。汉语国际教育师资培训也应以此为目标把受训者塑造成能够自主探寻更为适合的教学方法的教师。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论文: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课程设置调查与研究 摘要：在古代，汉文化的传扬起始于西汉，由张骞出使西域而开始。21世纪，历史最为悠久的中华文化的代表之一――汉语更加面向国际。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与机遇之下，我国对于文化传播这项事业的发展更为重视。其中，在各大地区的高校里开设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对其课程进行了合理的设置。接下来笔者会对全国部分综合类、师范类、语言类以及三本类院校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进行调查与研究。通过网络查询，参考专家的研究，走访其他院校本专业同学的方式，按照调查收集开设本专业的综合类、语言类、师范类的高校有哪些――再对不同类院校开设的课程进行收集资料――进而对课程进行分类，浅析优势与不足――最后对调查研究进行总结的这些步骤我们可以了解到不同类院校开设的不同类课程，并浅析这些课程设置的科学与否。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院校分类；课程分类；科学与否 一、师范类高校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开设的课程 1.陕西师范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基础英语、英语写作、现古代汉语、中外文学、西方文化与礼仪 从以上开设的课程中并不难发现陕西师范大学的主干课程是以语言的学习为主，同时也没有忽视实践教学，而大多数课程都是以文学文化为主，以基础专业课程为主辅以实践性教学为课程模式。陕西师范大学近几年对外汉文化交流迅猛发展，已经深入到对海外教学的研究层面上。 2.上海师范大学 现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对外汉语教学概论、中国现当代文学、英语听说、英语阅读、英语写作和翻译等。 上海师范大学的培养目标是通过系统的对外汉语专业和双语化文化交际、涉外礼仪等氛围的熏陶，使学生能够胜任多层次的对外汉语教学工作或其他涉外工作。在他们的课程设置中实践课程非常少，多为语言文化。 二、语言类高校所开设的课程 1.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语系列的课程、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语言学概论、现代古代汉语、中国古代现代当代文学、文学概论、外国文学、中外文化交流史等。 在课程设置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它所缺乏的是实践性课程。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培养目标是：能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进行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培养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工作的复合型专门人才。 2.天津外国语大学 现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修辞学、语用学、应用语言学、世界文学等。 第一外语（英语）课程的开设贯穿四年，第二外语（日语、法语等）课程学时适量，并与国外多所大学建立了互派学生交流的合作体系。在这些课程中发现他们所学的大都是为了互派学习交流所需的基础，同样并没有将实践性课程纳入所学课程中，这一点需要重视。 三、综合类高校的课程设置以及特色。 1.武汉大学 现代古代汉语、汉语国际教育概论、第二语言习得导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中国文化概论、跨文化交际、第二语言课堂教学、汉语国际现代教育技术、英语等。 武汉大学以双语、双文化复合型人才为培养模式，切实提高学生实践与创新能力，例如开设的第二语言课堂教学和汉语国际现代教育技术课程。在他们所设立的培养目标和课程中可以看出他们并没有忽略实践的重要性。 2.西北大学 古汉语、现代汉语、英语写作、英汉互译、对外汉语教学法、语言教育理论、对外汉语教育概论、涉外文秘等。 西北大学开设有涉外文秘，由此可以看出西北大学借助办学历史悠久、综合类的大学这个优势，着重培养一批进入公司或商界的综合性人才。 四、三本类院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突出的特色 1.西安培华学院 语言学概论、现古代汉语、对外汉语教学引论、中国文化概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英语口语、教育学、对外汉语教学法、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等 2.西安外事学院 现古代汉语、文学概论、普通写作、中国古代文学、实用h语语法、语言学概论、实用汉字学、普通话语音、汉语口语语法、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外汉语教学教案设计等。 以上三本类院校虽较为年轻，但是他们的汉语教学实力非常强。他们分别从语言文化以及实践应用两大方面出发培养实践教学的人才，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西安培华学院的培养方向为美国汉语教师，能力不容小觑。 总结 以上对语言类、师范类、综合类高校以及三本类高校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的调查和研究，笔者发现语言类高校更加注重语言文化的学习与应用，真正让学生实践教学的课程非常少，同时也缺乏自身才艺进一步学习的相应课程。师范类高校是以实际教学为主，但是在调查中发现实践课程所占比例相比基础知识的课程小很多。其实，这样的课程设置兼顾了学生基础知识应用与实际教学的能力，在掌握一定基础知识的前提下才能够更好地，有质量地去教学，课程比例相对不平衡是有一定道理的。而综合类高校将课程分为基础课程、文化课程和实践课程。它坚持的是循序渐进的学习原则，在初学中要夯实基础，其次在掌握基础的条件上接受文化熏陶，最后进行充实的实践教学。这是综合类高校课程设置的最大特点，也是不同类高校中尤为显著和较为合理的课程设置。同时，三本类院校也吸收借鉴综合类高校课程设置的原则，然后注入自身特点：提供更多交流实践的机会。三本类院校更多的是实践应用，在知识并不完备的情况下，注重技能的训练，做到了扬长避短，这在课程设置中体现得很机智。 同时笔者也发现各类学校在课程设置中存在相同点以及特色。 这些高校里开设的课程都包括基础英语，说明英语的基础问题对目前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来说算是突出的，所以它是各大高校开设的一门重点学科。还有几所学校也都开设了英汉互译这门课程，表明学校对学生在语言的实际应用能力和发散性思维上下了一定功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的开设说明几乎所有高校在重视英语的前提下也不忘学习汉语的重要性。 专业必修课更能体现本专业的特点，而不同类院校侧重点也是不同的。例如，综合类高校它侧重实践课程；语言类偏向于语言文化的学习；师范类高校则侧重实践课程与文学文化课程。 同时也发现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一定的建议： 1.一些师资力量薄弱的院校，课程的设置并不能完全确保质量。近年来很多高校不再引进只有本科学历的教师，而研究生以上学历的高级人才非常缺乏，这一情况使得对外汉语专业师资问题也尤为严重，所以好的课程开设需要有充足的师资力量。 2.部分高校没有正确处理汉语与外语的关系。突出英语特色没有错，但是如果把英语放在与汉语平等的地位或者是置于汉语之上就是错误的。应当对汉语课程和外语课程做相应的调整。 3.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比例不合理。对外汉语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使用汉语的交际能力，它侧重于实践层面。要实现培养目标，还必须重视对学生进行基本的技能训练，应适当的增加中华才艺课程 汉语国际教育论文:汉语国际教育面临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 现阶段，汉语国际教育刚刚兴起，还是一门新兴的学科，社会上对汉语国际教育的理解还不够全面，对此学科的认识也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目前，汉语国际教育面临的问题还很多，涉及到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本文就把汉语国际教育作为研究的对象，分析和探究它面临的两方面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汉语国际教育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汉语国际教育”是一个刚刚兴起的学科，社会大众对此学科的认识和理解还不全面，还处于不断探索的阶段。汉语国际教育这门学科在现阶段非常受欢迎，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个学科是对外国人进行教学，让外国人学习汉语，认为此学科与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汉语志愿者有着紧密的联系。目前，有许多学者都对汉语国际教育进行了研究，对于它发展的相关理论和实践给予了很高的重视度。 一、汉语国际教育面临的理论问题 （一）汉语国际教育学科理论研究 当下，我国的汉语国际教育被分成两个部分：“对外汉语教学”和“海外汉语教学”，但居住在中国的海外留学生只有少数人会学习汉语，这仅仅占整个世界学习汉语的人数的百分之一，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汉语国际教育主要指的是海外汉语学习。可当下汉语国际教学研究的着重点却与当前的现状不相符，对海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较少见，海外教学的相关资料大都是一些从事海外汉语教学的教师或志愿者写出的心得，具有研究意义的文章较少。这主要是因为现阶段我国的汉语国际教育大多是在国内进行汉语教学，并没有太多人从事海外汉语教学，缺少经验，可借鉴的资料甚少。 （二）汉语国际教育学科理论体系建设 许多家都非常重视学习一门外语，汉语也作为第二语言在非使用汉语的国家中受到了重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国力日益强盛，汉语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汉语国际教育学科理论体系，阻碍了汉语国际教育的不断发展。所以，在进行汉语国际教育的过程中，要不断创新教学方式，总结经验，挖掘自身的特点，形成一套完整的汉语国际教育学科理论体系。此外，国人要对汉语国际教育充满信心，发挥自己的优势，为汉语国际教育贡献一己之力，最大程度地促进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 二、汉语国际教育面临的实践问题 （一）汉语国际教育教材方面存在的问题 整体上来看，我国的汉语国际教材还存在不少问题，供给和需求失去了平衡，结构也不合理。供大于求的状况非常严重，且教材的质量和数量也参差不齐。教材的供给还比较单一，但海外对教材的需求却越来越多样化，供给与需求存在脱节的现象，不能满足学习者的实际需求，导致供求失去了平衡。 （二）汉语学习者兴趣的调动问题 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人们开始越来越重视自己兴趣的培养。随着汉语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使得外国人对汉语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兴趣，但也有许多人由于汉语比较难学，发音和语法都比较复杂，且现存的汉语教材针对性不强，失去了学习汉语的兴趣。这就要求我们要采用多种手段不断提高汉语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必须从主体上入手，对教师和学生进行分析和研究，不断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增强学习的趣味性，培养学生正确的学习态度和思维方式。 （三）汉语国家教育学科的认识问题 我们应从经济全球化和文化融合方面去理解汉语国际教育。汉语国际教育应同英语的外语教学一样，不断适应全球化的需要，让学习者深入理解所学语言的国家文化。教师也要不断创新自己的语言教学方式，把中华文化丰富的内涵融入实际的教学中，让学习者有更多的机会了解中华文化，增强他们对语言的理解。 三、结语 本文搜集了汉语国际教育相关的信息和资料，针对其存在的实践和理论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希望能为汉语国际教育这门学科的发展提供建设性的意见。 （湖北工程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论文:戏耍五禽,活跃汉语国际教育文化课堂 摘 要： 五禽戏是我国传统文化宝库中最经典的文化样式之一，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适学人群广，容易引发学习者的兴趣，具有良好的健身效果，非常适合引入汉语国际教育文化教学中去。 关键词： 五禽戏 汉语国际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 文化教学 语言教学在汉语国际教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汉语国际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借助语言教学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多种文化进行交流，以促进人类社会的良性发展。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曾多次指出：“汉语国际教育事业是一项以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了解、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关系、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建设和谐世界为宗旨的高尚事业。”①因此，除了语言教学以外，中国传统文化教学也是汉语国际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容忽视。 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宝库博大精深、蔚为大观，我们应该选择什么传统文化样式丰富汉语国际教育文化教学课堂呢？笔者认为有两条标准，首先必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其次必须符合学习者的兴趣和学习能力。而五禽戏正好符合这两大标准，如果将五禽戏引入汉语国际教育中，将使传统文化课堂更丰富、生动。 一、五禽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之一 五禽戏是我国著名的传统健身方法之一，历史悠久，在民间广泛流传。据《三国志・华佗传》记载，五禽戏是东汉末年神医华佗在前人导引术的基础上结合中医学基础理论的阴阳、五行、脏象、经络、气血运行的原理，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生活习性和神态编创而成。五禽戏中任何一戏的演练，既主治一脏器的疾患，又兼顾其他各脏器，寓医理于动作之中，寓保健康复效益于“戏”之中，最终达到祛病强身、延年益寿的目的。据《三国志・魏书方技传》记载，华佗的弟子吴普因长年练习五禽戏至九十多岁依然耳聪目明，牙齿坚实。2011年5月23日经国务院批准五禽戏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五禽戏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集运动、保健、医疗等功能于一体，具有非凡的魅力。不仅如此，五禽戏还深刻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更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区别于西方文化、反映我中华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而这种民族特质和风貌与我国丰富的哲学思想体系密不可分。 （一）五禽戏深受五行学说、阴阳学说和中医气血理论等影响 1.五行学说 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对我国哲学思想、政治制度、中医理论、语言文学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产生深刻的影响，是形成我中华民族特质的一个重要因素。五禽戏的产生可谓深受五行学说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中医理论中，五行金、木、水、火、土一一对应的是五脏心、肝、脾、肺、肾。神医华佗根据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创制出虎鹿熊猿鸟五禽之戏，每一禽戏与人的五脏及五行都是一一对应的。虎式动作主练肝脏，肝主筋，开窍于目，故练的是肝，五行属木；鹿戏使得腰身得到充分锻炼，故练的是肾，五行属水；熊戏强调锻炼人的脾胃功能，练的是脾，五行属土；猿戏突出猿猴的机警、灵敏，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练的是心，五行属火；鸟戏突出练气，练的是肺，五行属金。显而易见，五行学说是五禽戏重要的指导思想。 2.阴阳学说和气血理论 阴阳学说成为我国传统养生理论与实践的思想渊源，中国现存最早的医学经典《黄帝内经》指出，阴阳平衡是人体健康的根本，认为人类要健康，必须在阴阳协调的状态下，使之身体与精神达到和谐正常的状态。而人体内的阴阳平衡是通过筋脉舒和与气血通畅的状况表现出来的。若气血失畅，脏腑经络之气闭阻不通，日久则百病丛生。因此，应该通过运动达到气血通畅、筋脉舒和、阴阳平衡的健康状态。 五禽戏是一套动静结合的功法，它强调以“动”治病，以“静”治心，动势有刚有柔，静气有阴有阳，在“动”和“静”相互配合之间，使身体达到阴阳平衡。练习五禽戏可使身体气血运行，打通任督二脉，联系身体各大经络，调理脏腑，达到身体的阴阳平衡，这是“动”；五禽戏的“静”体现在练习过程中使习练者必须保持心无杂念，意念专一，心平气和，身体自在放松，呼吸自然顺畅，用意识配合呼吸引导气血运行于全身，使肢体运动协调身体的阴阳，从而达到阴阳平衡。以“虎扑”为例，“虎扑”中的动作要抬头、塌腰、尾闾上翘，两手尽量前扑，是体前屈的最大动作。先是身体站直紧腰收臀，双手虎爪平举，屈膝后仰，然后身体慢慢前屈，直到身体与地面成平行状态，此过程能锻炼背部的肌肉，同时使任脉和督脉都得到疏通，运血通气，进而促进气血循环，改善体质，强身健体。 （二）蕴含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道家创始人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②这句话含义深广，味之无穷，但很鲜明地指出了人是宇宙自然的一部分，人应该效法天地之自然，应该自然而然地以事物自身规律之“道”为法。“道”是化生宇宙万物的本原、本根和本体，是统领支配天地万物和人的总规律、总原则，“道”是普遍的宇宙法则，遵循“道”法自然，必然将人天相联系，实现天人合一。而五禽戏这项传统运动是以“道法自然”为根本指导方法，模仿自然界的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自然行为习性和神态特征，创编仿生养生的象形之戏。在练习五禽戏时，要求习练者全身心投入，放弃偏执的想法，做到保持淡泊，心平气和，感受意识与五禽融为一体，感觉自己就是五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柳宗元曾有诗云：“闻道偏为五禽戏，出门鸥鸟更相亲。”③诗句说的是柳宗元练习五禽戏之后，与鸥鸟等自然界的事物倍觉亲近，体现出自然万物和人的生命活动相依相成“天人合一”的精神。 五禽戏以五行、阴阳等学说为理论依据，以个体的健康、延年益寿为其价值追求，在养生中追求个体的平和与自然的协调，强调人与自然、社的和谐，在宁静、冥想中悟自然之道，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心与行的统一，是我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典型文化样式。 近几年，在汉语国际教育事业中，开始陆续有人将五禽戏引入教学实践中，比如一些汉语志愿者的培训课程中就安排了五禽戏这样的课程，也有少数国际汉语教师进行五禽戏教学。笔者已经在2014年印尼支教团中和2015年海外华裔青少年春令营中进行五禽戏教学，教学效果好，反响强烈，获得外国师生的肯定。但是近三十多年关于五禽戏的学术研究，都属于中医、体育、养生保健等研究领域，鲜有人将五禽戏纳入汉语国际教育的学术研究之中。 二、五禽戏受众广泛 与相关研究空缺形成对比的是，一些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得者们对中国的传统武术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2013年1月，当代受到社会各界广泛认可的五禽戏传承人、安徽省政协委员陈静说：华佗五禽戏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不仅在中国广受人民喜欢，同时也被许多外国友人喜欢，五禽戏在美国纽约州还被编入九年级体育课程中。据调查，已有日本、韩国、加拿大、美国、挪威等多20个国家的外国友人在练习五禽戏④，显示出国外友人对五禽戏的喜爱及五禽戏在国外良好的发展势头。 而以太极拳为首的中华武术文化教学实践，受到业内教学单位和研究者的重视。国家汉办与孔子学院总部编写的《国际汉语教学通用教程大纲》从指导国际汉语教学实践的角度出发，对课程目标及学习者所应具备的语言知识、语言技能、策略和文化意识等方面，进行了分级分类描述，并附录了《中国文化题材及文化任务举例表》，在二级文化题材及文化任务举例中，将了解太极拳并辨别太极拳与其他武术形式作为一个文化任务⑤。因此太极拳教学广泛出现于汉语国际教育的课堂上。 事实上作为一门传统健身气功，五禽戏和太极拳一样，都非常适用于文化教学，因为它们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样式，都具有良好的健身效果，都具有亲身演练的实践特色。太极拳、五禽戏是武术，是运动，只有在实践中亲自演练，才能学会；反复地联系，才能牢固地掌握，因此具有非常强的实践性。语言教学及其他一般文化教学，大都是采用相对传统讲授法，教与学相对静态化。借助太极拳、五禽戏等中国武术的文化内容和活动方式，会让学习者从“一看见汉字就头晕”变得享受丰富有趣的课堂。 但是较之于太极拳，五禽戏教学还有不同的特点： （一）更具有趣味性 兴趣乃是注意的内在动力，要使教学对象保持持久的注意，教学内容就一定要有趣。“五禽戏”，顾名思义，“戏”有玩耍、游戏之意，五禽戏是模仿虎、鹿、猿、熊、鹤五种动物的神态与动作特点而编排的一种仿生健身操，教学内容本身充满趣味性，自然能让学习者保持学习的热情和专注力。相对太极拳来说，学习者从模仿他们喜闻乐见的动物入手，更贴近生活，更容易激起他们的兴趣，在教学过程中也更加容易引入，更容易接受和理解。 （二）动作简单易学 五禽戏相对简单易学，现在国内外流传最广的国字派五禽戏是动作最简单而功效最突出的习练版本，五种戏功，十个动作。一种动物，两种神态，虎举、虎扑；鹿抵、鹿奔；熊运、熊晃；猿提、猿摘；B伸、鸟飞。相比之下，太极拳难度则大了不少，即使是最简易版本，也是二十四式，相对五禽戏来说，难度大了许多。 （三）适应人群更广 五禽戏动作姿势优美大方、简单安全、运动量适中，一般身体没有缺陷的人经过努力都可以做得到。五禽戏动静结合，刚柔相济，练习时间较为短暂，也比较符合现代人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和当代审美观。因此适应人群比较广泛，无论老人还是小孩，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具备学习的能力。而太极拳入门要求较高，因为这项中华经典运动更强调练习过程中心态的虚静，动作的柔和、缓慢、连贯、协调，故而练习者大多是中老年人，许多血气方刚的在现代流行文明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不太能够做到，非常容易半途而废。 综上所述，五禽戏无论是从它的精神内涵来说，还是从它的教学特征来说，都非常适用对外汉语文化教学。 三、结语 通过上述研究，五禽戏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璀璨明珠，作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因素是毫无争议的。实践表明，五禽戏与对外汉语教学相结合的新型教学是十分受欢迎的。两者的结合既能实现对外汉语教学的创新，又能推广中华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实属难得。最后希望五禽戏教学与对外汉语教学这样一种创新的相辅相成的教学模式可以帮助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在世界各国广泛传递，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汉语国际教育论文:“金庸热”和汉语国际教育中的文化教学 摘 要： 汉语国际教育不仅需要传授语言知识，而且需要传播中国文化。本文运用文化视野从内容、语言和思想三个方面分析金庸武侠小说，认为其语言生动形象，雅俗共赏，内容丰富，情节引人入胜，批判地继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时代精神，适合作为汉语国际教育中传播中国文化的工具。 关键词： 金庸武侠小说 文化传播 汉语国际教育 汉语国际教育在传授语言知识的同时，传授中国文化也是十分必要的，这已经成为学者们的共识。许嘉璐在谈到汉语国际教育现状时指出：“如果只教汉语，不传播中华文化，不能算是成功的。”崔希亮指出：“语言教育与文化传承和传播是相辅相成的，语言为津梁，文化为舟楫。”[1]汉语国际推广事业应该服务于国家文化战略，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提升文化软实力服务。汉语加快走向世界，是形成世界多元文化格局的客观要求。许琳指出： “语言是载体，教学是媒介，走出去的是文化，是这个文化所反映出的各国的价值观。”[2]世界主要国家都十分重视本国语言的推广，把语言输出作为国家战略，以提高本国语言的国际地位，传播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使本国的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 我们应该向外国学习者传播什么样的中国文化？以怎样的方式传播中国文化？这值得思考。 在内容上，既要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又要反映时代精神；在形式上不能采取灌输的方式，要先培养外国学习者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在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中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潜移默化地接受中国文化。以金庸武侠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作品能很好地承担这一使命，既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又有很强的可读性。 本文将从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观、金庸武侠小说中体现的中国文化及金庸武侠小说的语言特色三个方面论述其适合汉语国际教育中的文化教学。 一、 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观 “金庸热”不仅在于金庸武侠小说拥有的读者多，还在于持续时间长、覆盖地域广、读者文化跨度大及超越政治思想的分野[3]。对于金庸武侠小说的批判，多是批评金庸一味地迎合大众审美，不能达到新文学应该具有的警醒世人、给人们以当头棒喝的效果[4]。 文学创作与现存文化的结合，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文学以批判、审视的眼光看待现存文化，对现存文化做出反思；另一种则是文学对现存文化的利用[5]。 坚持趣味主义的金庸武侠小说本是为报纸服务的，最初的写作动机是为报纸招徕读者。姑且不论鸳鸯蝴蝶派的作品算不算真正的文学，其对文化的传承，对人们喜好的揣摩和挖掘都是成功的，有群众基础的。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通过以金庸武侠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激发外国学习者对中国、χ泄文化的兴趣，这对于汉语的国际传播、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是大有裨益的。 韩国的韩剧，日本的动漫，美国的好莱坞大片，对国家文化的传播都起到助推作用，我们需要充分开发武侠小说这一资源，如同功夫电影能够获得外国友人的喜爱一样，武侠小说也应成为中国的一张名片，和功夫电影一起向世界展示神秘古老的中国文明的独特魅力和博大精深。 我们的民族的确需要拿着“人血馒头”切中时弊时刻警醒人心的新文学作家，但也需要手持“倚天屠龙”能让读者产生无限乐趣的作家。汉语国际教育中的文化传播需要像金庸武侠小说这样文化性和趣味性并存的作品。 “金庸武侠小说，当然也是值得研究的，但不是千方百计地从中发掘出高深的思想性、伟大的艺术性，而是从中看出今天的华人读者，还在喜欢做哪几种白日梦”。这种批判金庸武侠小说的话语，恰恰从一个侧面说明，金庸武侠小说反映了当代中国人的审美，为汉语学习者开启了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思想的大门。 二、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中国文化 基于金庸的创作背景和写作目的，其作品中蕴含着迷人的文化气息，作者以“义”为核心，寓文化于技击，借武技较量写出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又借传统文化阐释武功修养，乃至人生哲理[3]。下面将从传统文化、时代精神和文化艺术三个角度分析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中国元素。 （一）传统文化 儒、释、道、诸子百家的思想精髓在武侠的世界里被娓娓道来。 《雪山飞狐》感人肺腑地写了苗人凤和胡一刀之间惺惺相惜的义气；《神雕侠侣》借郭靖之口阐述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道理；《射雕英雄传》借郭靖与成吉思汗的对话强调“自来英雄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依我之见，杀的人多却未必算是英雄”。这些都很好地体现了儒家思想中仁、义的核心。 在“神雕重剑”一回中，剑魔独孤求败留下的剑和自述武功的文字代表着武功的四种境界：第一种“凌厉刚猛，无坚不摧，弱冠前以之与河朔群雄争锋”，此时可谓锋芒毕露，争强好胜；第二种“紫薇软剑，三十岁前所用，误伤义士不祥，乃弃之深谷”，此时已知以柔克刚，但仍易冲动；第三种“重剑无锋，大巧不工，四十岁前恃之横行天下”；第四种“四十岁后，不滞于物，草木竹石均可为剑。自此精修，渐进于无剑胜有剑之境”，此时已做到道法自然，随心所欲，出神入化，到达完全自由的境界。这既是剑术的四重境界，又是人生的境界。独孤求败留下的剑谱生动形象地解释了老子《道德经》中“大象无形，大音稀声”、“大辩若讷，大巧若拙”的道理。 金庸在武侠小说中选择“少林寺”作为佛家文化的中心，着重描述其对人的度化作用。《天龙八部》的“王霸雄图 血海深痕 尽归尘土”一回中，藏书楼中深谙佛法精要的扫地僧，先分别杀死慕容博与萧远山，并用高超医术又使两人起死回生，以佛法感悟二人，使之摒弃戾气，明白家国仇恨、生死离别都如梦境，放弃仇恨、大彻大悟，皈依三宝，不再过问世间恩怨。《倚天屠龙记》也写到经过三位高僧的点化，杀人如麻的谢逊诚心悔过，皈依佛门清修赎罪。 （二）时代精神 金庸武侠小说对传统文化批判地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就使其具有时代精神。 金庸武侠小说的时代精神体现在他对传统的扬弃，例如他借黄蓉之口表达了对迂腐儒生的嘲讽：“乞丐何曾有二妻，邻家焉得许多鸡。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 仪琳和令狐冲在石壁旁的对话，显示出佛法对小女孩身心的束缚，借令狐冲之语表达对佛门清规戒律的蔑视：“何必念念不忘那些清规戒律，菩萨要是每一件事都管，可真忙坏了他。” 金庸笔下人物是丰满的，不同于传统的武侠小说中好与坏的绝对对立，杀人如麻的女魔头李莫愁，在看到小婴儿郭襄，捕捉母豹子给她喂奶时流露出的母性光芒熠熠生辉；为了私欲不择手段的欧阳锋在面对儿子欧阳克的时候情愿代他赴死，其伟大的父爱让人感动不已。正是这种人世间最常见、最朴素的情感，引起全世界人们的共鸣。 （三）文化艺术 琴棋书画、诗词曲赋是古代文人必备的学识修养，这些在金庸武侠小说中也有所体现。 金庸武侠小说中写琴的地方很多，通过精彩的描写，传达出中国传统乐器――古琴的魅力。 在《笑傲江湖》的“授谱”一回写到刘振风和曲洋的琴箫合奏，既向读者们展示了“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的如大珠小珠落玉盘般的美妙音乐，又表现出了两人高山流水遇知音般的超越生死，超越正邪情谊，琴箫合奏之音是心灵碰撞的绝响。 在《书剑恩仇录》的“琴音朗朗闻落雁”中陈家洛初遇乾隆也是被琴声吸引，金庸笔下的琴声能表达心声，乾隆所奏，陈家洛能听出平和雅致，陈家洛所奏，乾隆能听出金戈之声，所谓知音便是如此。 《倚天屠龙记》的“天涯思君不可忘”一回，描写昆仑三圣何足道抚琴与鸟语互相应答，间间关关，婉转啼鸣，亦能以琴声集鸟，“琴声平和中正，隐然有王者之意”由此又呈现出一种美妙的境界。 中国文人是含蓄矜持的，弹琴便是表达情感、寻觅知音的好方法之一。通过金庸武侠小说中关于“古琴”描写的专题学习，对中国的琴文化有感性的认识。 金庸武侠小说中对“棋艺”的描写十分精彩。 《天龙八部》中“虎[龙吟”一回，黄眉僧和青袍客之间的棋艺较量中蕴含着武力较量，融文斗与武斗于一体；虚竹误打误撞破解了困扰诸位围棋高手的“玲珑局”，是寓人生哲理于棋局之中。 金大侠的生花妙笔把书法艺术与武功融为一体。《神雕侠侣》“英雄大宴”一回中，朱子柳持毛笔与霍都比武，一场恶斗中展示了楷书、草书、篆书等多种书法艺术，将一阳指与书法熔为一炉，武中有文，文中有武，文武俱达高妙境界，雄伟中带有一股秀逸的书卷气。 中国画注重气韵和神似，着重表现诗情与画意。这一点在金庸武侠小说中有所展示。《射雕英雄传》中“新盟旧约”一回，借黄药师之口点评水墨画和题画诗：“岳武穆这首诗写的是池州翟微山，画中这座山却形势险恶，并非翟微。这画风骨虽佳，但少了含蕴韵致，不是名家手笔。”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中国画精髓点出。 《笑傲江湖》中的江南四友，黄钟公，黑白子，秃笔翁，丹青生；《天龙八部》中的函谷八友，琴颠康广陵，棋魔范百龄，书呆苟读，画狂吴领军，神医薛慕华，巧匠冯阿三，花痴石清露，戏迷李傀儡，以命名的方式将中国文化融入其中，让人耳目一新。 三、金庸武侠小说的语言特色 金庸武侠小说的语言形态，经历了《书剑恩仇录》的从雅，经历了《雪山飞狐》、《飞狐外传》的从新，自《射雕英雄传》开始走向成熟，至《天龙八部》而趋大成[6]。总体来说金庸武侠小说的语言雅俗共赏，生动形象，这是他拥有众多读者的重要原因之一。《天龙八部》的开篇寥寥几笔就描绘出惊心动魄的打斗场面，十分引人入胜： 青光闪动，一柄青钢剑倏地刺出，指向中年汉子左肩，使剑少年不等剑招用老，腕抖剑斜，剑锋已削向那汉子右颈。那中年汉子竖剑挡路，铮的一声响，双剑相击，嗡嗡作声，震声未绝，双剑剑光霍霍，已拆了三招。中年汉子长剑猛地击落，直砍少年顶门。那少年避向右侧， 左手剑诀一引，青钢剑疾刺那汉子大腿。 金庸武侠小说运用典故，化用诗词，使作品洋溢着浓浓的人文气息，如《神雕侠侣》中“生死茫茫”一回描写杨过寻小龙女不得时的心情： 刹那之间，心中想起几句词来：“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这是苏东坡的悼亡之词。杨过一生潜心武学，读书不多，数年前在江南一家小酒店壁上偶然见到题着这首词，但觉情深意切，随口念了几遍，这时忆及也不记得是谁所作，心想：“他是十年生死两茫茫，我和龙儿却已相隔十六年了。他尚有个孤坟，知道爱妻埋骨之所，而我却连妻子葬身何处也自不知。 以苏轼悼念亡妻之悲痛衬托杨过心中之悲切，感人至深。 四、结论及其对教学的启示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和启示： （一）汉语国际教育绝不仅仅是对外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提高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文化的传播不能只靠单薄的说教，要善于引导外国的汉语学习者阅读极富中国文化特色的文学作品，潜移默化地了解、接受中国文化。 （二）在选择文学作品的时候，需要考察作品的文化含量，需要向世界展示优秀的、富有时代特色的作品，不能仅仅满足于灿烂的古代文明，还要注重与现代文化交相辉映。 （三）长篇小说不可能全篇引入教学，首先要做好节选工作，选择可读性强的片段，或形成诸如“古琴主题”、“儒文化主题”等模块，先培养学习者的兴趣，再引导他们阅读全文。

中国美术史论文:中国美术史研究中文献系统与图像系统二重关联问题 摘要:中国美术史研究将美术史的性质归列到历史学的范畴,其目的在于重构美术历史。美术史研究应以图像为主干,尽力摈弃以文献为主导的研究格局。但在实践中,对图像的解读仍需依凭文献的记载,形成了文献系统与图像系统的既相互契合又相互悖离的二重格局。在“昭君出塞”这一典型个案中,历史记载与故事传承这一文献系统直接诱发了其图像系统的产生与形成,同时图像系统又极力超越文献系统形成的思维定势,产生新的图像系统格局。在中国美术研究视域中,这种文献系统与图像系统的二重关联是一种普遍现象,值得认真研究。 关键词:中国美术史;历史研究;文献系统;图像系统;昭君出塞 对于几乎每一个美术史家而言,他们都包含着许多重要的、潜在的“已有观念”。这种“已有观念”是一种知识体系的先验存在。这种已有观念虽然可以通过某些图像系统获得,但是,毫无疑问,其绝大部分是通过文献系统获得的。对于美术史研究而言,图像系统是其研究的主干,图像的色彩、绘画技法等因素是其研究的根本对象,美术史学的研究回归到图像本体上来,才是美术史学研究的目的。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图像复制的困难及图像独立审美功能的缺失,图像在真正的美术史研究中所处的地位相对尴尬。因此,还原美术史研究视域中图像系统应有的地位,结合文献系统与文图关系的实际,方是美术史研究应有的立场。有鉴于此,本文以“昭君出塞”这一典型个案为中心,探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文图关系,以期为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一、文献系统:“昭君出塞”的历史记载与故事传承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杜甫《咏怀古迹·其三》)王昭君当年出塞和亲,而今在茫茫大漠上只留下矗立的青冢,她的哀婉、悲怨以及为国为民的大义成为两千年来文人题咏与画家刻绘的重要题材。在此过程中,围绕王昭君的出塞,衍生出各类不同的民间传说、历史故事与文学创作,呈现出内容不断丰富,情节不断延展,形式不断变换的状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多种文献系统。 一是历史文献。昭君出塞和亲,是正史载记的真实历史事件,有历史文献的依据。根据班固《汉书》的《元帝纪》和《匈奴传》的记载,王昭君,名嫱,字昭君,西汉南部秭归人。王昭君本是“良家子”,汉元帝时被选入宫。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汉朝见,请求与汉朝和亲。汉元帝将“待诏掖庭”未被皇帝御见的宫女王昭君赐给呼韩邪单于作为阏氏。建始二年呼韩邪单于死,前阏氏子代父立为单于。王昭君依照当时匈奴的习俗,嫁给后单于。这就是昭君故事的简单史实。 其后,南朝刘宋史学家范晔撰写《后汉书》时,又在《南匈奴传》中写入王昭君的事迹。他在史书中明说:“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也就是说,王昭君因入宫多年未得皇帝恩幸,而主动请求去匈奴和亲,并非《汉书》所言被动地被汉元帝赐给呼韩邪单于。《后汉书》不仅写明王昭君的态度和心理,而且对她的仪表也有生动的描绘:“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在这里不但有对王昭君容貌衣饰、风采仪态的描绘,同时也描述了汉元帝欲赐不忍,欲留不能,既爱怜昭君国色天姿,又不肯失信于匈奴的矛盾心理。此外,《后汉书》还交代了昭君在呼韩邪单于死后,不愿嫁给继任单于的继子,曾“上书求归”,但“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的情形。 由上可见,《后汉书》所记载的昭君故事,已经不像《汉书》那样简略,可能吸收了部分民间传说,而且加上了一定程度的文学描写,王昭君已初具悲剧人物的雏形。 东晋葛洪所撰《西京杂记》也记录了王昭君的事迹。与《后汉书》相比,《西京杂记》的杂史记载更具传奇色彩。在此书中记述了王昭君之所以多年未被元帝宠幸的原因:“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于是,王昭君故事中又增添画工索贿的情节。及至“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娴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被斩画工共有毛延寿、陈散、刘白、龚宽、阳望、樊育等六人。 二是音乐文献。与《西京杂记》几乎同时的音乐文献《琴操》一书中也记载了王昭君的故事,与《后汉书》、《西京杂记》相比,《琴操》虚构成分更多。其中最明显的一点便是,该书记述王昭君不肯依“胡礼”再嫁,“乃吞药死”。这是从封建礼教的贞操观念出发,对《汉书》所载王昭君史实做出的重大改动。此外,《琴操》还写王昭君死后葬于匈奴境内,“胡中多白草,而此冢青”,交待了“青冢”这一说法的文献由来。 王昭君出塞事迹与音乐文献关涉的,还有创作于《西京杂记》与《琴操》之前的西晋石崇的《王昭君辞》,在该辞序文中,石崇曾说:“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触文帝讳,改焉。”为避晋文帝司马昭之讳,王昭君从西晋始又被称为明君或明妃。石崇还写道:“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声。”从此,王昭君又与琵琶结下了不解之缘。 至此,在历史文献与音乐文献系统中,后世昭君出塞故事的所有元素均已基本具备,如入宫、不见御、画工毛延寿索贿、昭君心存怨恨、和亲、再嫁、思乡、琵琶、青冢等,一个比较成熟的故事开始形成。加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分裂,国势颓败,北方边疆又饱受异族侵扰,许多家庭离散,不少人被掳而离开家园,在动荡中惨死他乡。所以,王昭君的命运便得到民众的深切同情,他们纷纷在昭君故事中倾注他们自己的爱憎,从而使昭君故事得以广泛流传。 三是文学史文献。到了唐宋乃至元明清时期,昭君出塞的主题元素又屡屡被文人利用,并以诗歌、小说、戏剧的形式敷衍传承。唐宋时期,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人在内,几乎所有著名的诗人,都有歌咏王昭君的诗作。与此同时,《王昭君变文》为后世昭君故事小说化开了先河。元明清时期戏剧的隆兴,使昭君出塞的故事又被大规模地搬上了戏剧舞台。据《录鬼簿》载录,元有关汉卿《汉元帝哭昭君》、吴昌龄《月夜走昭君》、张时起《昭君出塞》杂剧,皆已亡佚。现存剧作只有马致远的《破幽梦孤燕汉宫秋》。马致远的《汉宫秋》是一部著名的悲剧作品,也是昭君出塞故事系列中最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同时也是迄今为止能见到的最早的昭君戏。这部杂剧集中了前记小说、文人诗词和民间讲唱文学的成果,根据时代的需要,使昭君出塞故事有了重大的发展。明代以昭君出塞故事作为题材的剧本有陈与郊的杂剧《昭君出塞》(现存《盛明杂剧》本)、无名氏的传奇《和戎记》(现存明万历年间金陵富春堂本),以及《青冢记》三种。清代以昭君出塞为主题的戏剧有尤侗的《吊琵琶》杂剧、薛旦的《昭君梦》杂剧等。不过,明清时代,昭君戏曲虽广为流行,但多歌颂昭君与元帝爱情,昭君自杀,既为朝廷殉身,又为元帝尽节,这些戏曲主题统一于爱国、忠君观念中,皆与史实背离。独《昭君梦》,以梦境结构全剧,并遵照史实令其和番,下嫁呼韩邪单于,与众剧迥异。 中国美术史论文:从“四个认同”的高度谈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 【摘 要】在新疆，高等教育的使命更重，它关系到新疆的长治久安、和谐发展，关系到祖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民族的文化传承。对新疆的未来而言，培养什么人、传承什么文化才是新疆教育的重中之重。当前，我们要紧紧围绕“四个认同”教育主线，将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渗透到艺术教育中去，引领广大青年学生胸怀祖国、建设边疆，为新疆的跨越式发展、为新疆的长治久安、和谐进步，为各民族团结奋进的大美新疆的到来努力奋斗！ 【关键词】四个认同 新疆高校 艺术教育 教学改革 新疆古称西域，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千百年来新疆与内地经济文化相互影响，潜移默化，形成了难解难分，血肉相连的内在联系。同时，新疆各族人民长期共处、相互学习，成为推动新疆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历史证明，新疆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一个多民族共居共建的家园。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对新疆来说，近些年国际敌对势力和境内“三股势力”对新疆不断渗透破坏，妄图将新疆从祖国大家庭中分离出去。此时，“四个认同”理论的提出及如何贯彻学习“四个认同”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知道，“四个认同”即是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而 “认同”又称“归属感”，没有认同感，就不可能有凝聚力。 我们认为，“四个认同”是爱国主义的基础，是解决新疆民族关系、维护祖国统一、保持新疆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治本之策。纵观世界许多国家的分裂，都是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道路认同出现危机，进而造成国家民族的危亡。 新疆处于反分裂前沿，青少年由于受地域、宗教、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价值观的培养和塑造就显得更为重要，这就等同于与敌对势力争夺未来。当前，新疆各高校在青年学生中都开展了“四个认同”教育以及新疆地方史、马克思主义“五观”教育等理论课程的学习，这对青年学生正确树立国家观、民族观意义非常深远。针对“四个认同”教育，新疆各高校也建立了切实可行的评估体系。多所院校的教师及理论研究人员对“四个认同”教育的落实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研究并发表了相关的论文。如新疆师范大学吴常柏教授的《新疆高校坚持“四个认同”教育的经验》一文，新疆农业大学的寇新华、何建忠教授的课题《新疆高校马克思主义“五观”“四个认同”教育现状的调查与分析》，该课题先后在新疆多地三十余所高校进行了调研，掌握了有关“四个认同”教育的第一手翔实资料。 新疆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院的李瑞君、贺金瑞教授也撰写了对《新疆“四个认同”教育的思考》一文，对新疆高校“四个认同”教育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同时，新疆各高校抓住重要纪念日、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等契机，举办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增强各族学生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但是，落实“四个认同”教育，仅仅通过理论教育这一途径，对于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形成及对其行为倾向的引导是远远不够的。 鉴于此，如何在学习“四个认同”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大量的实例、历史资料、考古发现来引导教育学生加深对“四个认同”的更深入理解，切实增强新疆青年学生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这一点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有关新疆与祖国内地政治、经济、文化从历史的角度不可分割的考古发现、现存历史遗迹、文化遗存数不胜数，但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在利用此类视觉历史资料完善“四个认同”教育方面的探索和尝试尚属空白。针对这种情况，特别是新疆特殊的区情、政情，如何在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课程教学中引入此类教育就具有既迫切又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性 我们知道，美术史课程的学习是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增强各学科学生对古今社会的认识，提高修养，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获取高尚的精神享受的重要途径之一。对于新疆高校的学生来说，在中国美术史课程中充实、完善新疆与祖国关系内容的学习，目的就是强化“文化认同”， 明晰“归属感”。而这种“认同”的学习是直观的、可视的、有翔实史料可查的。这种学习就是对“三股势力”分裂新疆图谋的正面回击。从而使学生从艺术史学习的角度观照新疆的历史文化以及与祖国几千年的脉络关系。这是“四个认同”教育的需要，同时也是新疆未来长治久安、民族团结、和谐发展的需要。再者，新疆高校中的教育类专业毕业生主要就业于新疆各中小学。教师队伍的价值观认同，直接关系到新疆未来人才的培养、塑造，关系到孩子们正确国家观、民族观的形成。因此，在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中从艺术教育的角度导入新疆与祖国关系内容的学习是十分必要的。 二、充沛翔实的视觉资源为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提供了条件 新疆与祖国内地的文化联系源远流长，从先秦时期，中原文化在西域就已经开始传播，这种传播丰富和发展了西域文化，从各个侧面影响了西域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的形成。它不仅包括语言文字、儒家思想、典章制度而且还包括生产技术、社会习俗等，从而奠定了西域与祖国密不可分的政治、文化关系。这种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权建制 众所周知，从公元前60年汉设“西域都护”开始，整个西域地区就处于中央王朝统辖之下， 新疆从此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大量的考古挖掘史料也有力地证明了新疆和祖国内地的关系，这为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二）中原绘画艺术在西域的传播 中原绘画艺术在西域的传播可谓源远流长，盛唐时期乃至魏晋南北朝都有传播，它主要体现在新疆现存的大量佛教壁画中，这些壁画作品如在美术史教学中加以利用、学习，势必大大增强新疆大学生对祖国文化与新疆关系的认同。 （三）中原生活方式、习俗在西域的体现 随着中原地区人民与西域人民不断加强往来，中原内地的生活方式、习俗在西域也得到传播。这种传播从日常生活到丧葬习俗都有体现。不仅如此，中原彩陶、丝织工艺品以及中原书法、建筑艺术在西域也大大得到普及。这也足以证明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已由物质领域深入到精神领域，从上层扩展到了民间。总之，丰富的现存及考古艺术资源为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提供了必要条件，为“四个认同”学习的实践性教育提供了翔实的客观依据，为新疆的长治久安、青少年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中国美术史论文: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方法 按 语：巫鸿（Wu Hung）教授是著名的美术史家，芝加哥大学教授。早年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在1972-1978年间一直在故宫博物院书画组、金石组任职，1978年回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攻读硕士学位。1980-1987年就读于哈佛大学，获美术史学与人类学双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人文学院美术史系任教，于1994年获终身教职，后受聘芝加哥大学“斯德本特殊贡献教授”讲席教授，并于2000年建立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并任主任，兼任美国古根海姆（Guggenheim）基金会研究员，是美国在中国美术史研究领域享有盛誉和权威的学者。他在方法论上兼具中国传统美术史和美国美术史的研究方法的优点，重视人类学和美术学的跨学科融通，并且推陈出新，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方法论。他还致力于推动对中国当代美术的研究，有力地促进了这一领域的发展。巫鸿教授著述甚丰，目前我们国内的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出版社，迄今已翻译出版了他的《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礼仪中的美术》、《时空中的美术》、《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等学术专著十余种，对中国美术界、美学界和相关人文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鉴于此，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朱志荣博士于2011年5月5日下午一点在美国芝加哥现场采访了巫鸿教授，并就美术史研究的方法等问题请巫鸿教授作了深入阐述。本刊欣闻此举，特地全文刊发本次访谈的相关内容，以期望学界在有关美术史、论研究领域与巫鸿教授进行更进一步、更深入的研究与对话，以使本学科领域内的学术探讨更加细致、透彻。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学术为公，文以载道，站在推动中西方文化交流、塑造国家艺术形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基点上全力促进学术研讨的深入展开，既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同时也是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重塑中华艺术精神，尽到《艺术百家》应有的责任和力量。 朱志荣：陈寅恪将王国维的考古与文献相互参证归纳为“二重证据法”，在中国大陆产生了广泛影响。您认为中国美术史研究应当如何利用考古发现？ 巫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王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在史学研究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我们应该注意，文献研究主要是研究古代遗留下的书籍，考古学则研究出土的文物。王国维当时研究注重的主要是文字材料，也就是文献文字。他所谓的“考古”因此基本上指的是安阳出土的甲骨文、还有青铜铭文等材料。他想通过二重证据的考证，得出一个历史研究的更为可信的结论。这些结论一般都是和历史事实相关的，比如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历史人物行为等。 用两种方法互证，这在中国近代学术研究中非常重要，在今天也很重要。但是一百年之后再来看二重证据法，我们会发现它给人以一种现代性的思维启示：一个结论不是一个证据就可以论证的，而需要多重视角的检验。虽然王国维当时只提出二重视角，但这种学说已经显示出多重视角的潜能——二重可以发展到三重，也可以发展到四重。现在我们看问题就不只二重了，这种新的思考和王国维、陈寅恪的思想有一定的关联性。 如果说二重证据法主要还是作为史学研究的方法，现在我们研究的问题就更多了，学者们对美术史、文化史等历史书本以外的问题有了更多的兴趣。作为证据的考古材料的定义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过去所说的考古证据主要还是甲骨文、铭文一类，现在由考古提供的“证据”种类就多多了，比如城市空间、实物、中西文化交流、人的审美习惯等。虽然历史考据在我们现在的研究中仍然很重要，但除此之外历史研究中还有很多别的问题。研究这些问题仅靠文字材料是不能够完全说清楚的。比如说如果要研究古人的审美习惯，除了文字材料，我们还要使用器物、图像、墓葬等材料，所有这些都有证据意义。 所以，在精神上我们还是要继承两位先生的二重或者多重证据法。但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是证据，什么东西可以构成证据；另一个是：使用证据想要证明的是什么。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是连在一起的。 朱志荣：古代美术史的研究要运用和借鉴考古学的成果。您认为在研究出土文物的时候，应当如何使用历史材料和文学材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巫鸿：我刚才已经提到一点。美术史研究主要涉及的是视觉问题、看的问题、美感的问题，也涉及到物质性的问题，比如艺术品的材料构成、空间等。中国历史考古学中，墓葬是一个重要部分。墓葬里面有很多器物、图像——对这些个体进行研究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方法。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墓葬内的空间安排和一些消失了的东西，比如当时摆的食物、香料、灯火等。这些东西在考古中已经看不见了，但是可以根据其留下的痕迹、空间安排，重构当时的视觉或者物质的环境。 考古学者有自己的一套学术规范，比如如何发掘、如何记录等。如果有些材料不属于这种研究重心的话，他们就不一定记录了。特别是如果对象牵扯到墓葬设计者的主体感觉、审美感觉、世界观等内容的时候，就比较难于进入考古报告。还有，如果对有些东西无法进行直接的考古分类的时候，比如“空间”——考古报告也容易忽略。但是这些信息对美术史研究却非常重要。这就需要在考古发掘和记录的时候，由美术史学者和考古学者进行学术互动。 朱志荣：在美术史研究中如何利用“重构”的方法分析材料？ 巫鸿：对历史状况的“重构”现在变成美术史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或目的。这和历史研究的学术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在西方。现在的历史研究，已经从研究一个重要人物和宏大历史事件转移到更为具体的、空间的和物质性的向度。甚至在研究一个人的时候，也要和他的整个的生活环境、文化环境联系起来，而不像原来那样做著名人物的传记性研究。 这种史学转向在近些年中对美术史的影响非常大。我在《武梁祠》一书里面对以前的汉画研究做了一个梳理，想看看不同时代的学者是怎么看问题的。经过这种研究我发现，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对每张画发生兴趣，所关心的是这张画的出处何在，那张画画的是什么。但后来就有人开始对整个的祠堂中的画像程序和结构有兴趣了。我写这本书时的希望就是 把武梁祠中所有的画像连在一起考虑，希望知道这些画像之间到底有没有一个叙事结构，其背后显示的又是怎样一种逻辑思维。这也就像是研究《史记》，其中的每篇都可以单独来读，但是也可以作为整部书的组成部分来看。后面这种读法所发掘的不但是司马迁对全书的想法，也可能反映出当时历史的某种观念。这种研究方法是首先重构一个基本的建筑体，然后通过这个建筑内的整体图像程序重构当时的审美和思想，其中包括家庭关系、君臣关系、政治观念等。 “重构”有不同的层次。首先，美术史研究离不开实际的东西，因此还是得从具体的图像、建筑、器物入手。然而，我们继承下来的往往是一些离开了原来原境（context）的历史碎片。因此我们需要从这些很具体的碎片出发来重构原来的实体。特别是我称为“礼仪艺术”的碎片，它们原来都是为了某种宗教、政治目的服务的，背后往往都有一个建筑体。因此我们需要探讨的是：这些碎片能不能重新拼起来？它们背后的建筑体是怎样的？如果这种重构能够做成，就可以接着去想，接着去重构更高层次上的东西。比如像武梁祠，我们就可以进而考虑武梁祠和武氏墓地中别的祠堂的关系，考虑武梁祠石刻的大环境，甚至整个东汉时期墓葬的理念。这都可以算作是“重构”。很多领域，像物质、社会、政治和宗教的原境——实际上都需要重构。但是在美术史研究中，研究者需要将这些领域分得比较清楚。有的时候学生会操之过急，还没把第一步做好，没把完整的、具体的东西做好，就一下子跳到很高的层次去谈政治、历史的问题，显得缺少中间环节。 中国美术史论文:中国美术史文献的搜集、解读与利用 主讲人：陈智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地 点：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 我已经多年没来南京了，这次来南京，黄惇教授邀我给南京艺术学院的老师、同学作一次讲演。能有机会同大家就艺术史的问题进行交流，很高兴。 要认真研究中国艺术史的某一个具体问题，也同研究中国历史一样，需要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经历一定的阶段，达到一定的标准。我想用三个环节、三句话、三个字、三个个案来概括我今天的演讲。 三个环节，指历史研究的三个阶段，也就是史料的搜集、史料的考证和解读、史料的运用。 三句话，是与上述三个环节对应的：一是“竭泽而渔”，对应史料的搜集；二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对应史料的考证和解读；三是“正确而充分”，对应史料的运用。 三个字，是上述三句话的概括：全、真、准。“竭泽而渔”就是求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就是求真；“正确而充分”就是求准，准确地反映历史。 三个个案。原则有时并不复杂，但要实践这些原则，达到对历史的正确认识，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我今天要就先辈的经验和个人的实践，说明艺术史的研究如何求全、求真、求准。在这里还需要说明，历史研究的三个环节或三个阶段，在时间划分上不是绝对的，比如史料的搜集，即使已经比较完备，随着研究的深入，到第二甚至第三阶段，还可能会有新的发现、补充。我这里举的三个例子，也不是全面论述研究的全过程，因为这样一来，时间会拖得很长，而是各有侧重。 一、陈垣先生关于吴历的研究 明末清初，常熟一带出现了“四王”、“吴恽”六位著名画家。他们是太仓王时敏（字逊之，号烟客，1592～1680年）、太仓王鉴（字圆照，1598～1677年）、常熟吴历（字渔山，号墨井道人，1632～1718年）、常熟王翚（字石谷，号耕烟，1632～1717年），武进恽寿平（字正叔，号南田，1633～1690年）、太仓王原祁（字茂京，号麓台，1642～1715年，时敏之孙）。 吴历不但是著名画家，还是一位天主教神父。20世纪初期，陈垣先生因为研究中国基督教史，开始注意到吴历的神父身份，写了《吴渔山与王石谷书跋》，说明两人都有天主教信仰，只不过王翚是信徒而吴历是神职人员。到了20世纪30年代，随着他对书法的兴趣与钻研，他对中国书法与绘画的关系有了深厚的认识，不止一次地提出：“书画是相因的，能书能画是大佳事”，在1931年10月23日家书中就有此论。在他1939年作的《汤若望与木陈忞》说：“以书为美术，与画并称，舍中国日本外，世界尚无此风俗。”他开始收藏书画，并从宗教史和艺术史的双重角度来研究吴历。1936和1937两年，他集中发表了有关吴历的多篇论著。这其中，有（一）文献的考订。包括《墨井书画集录文订误》、《墨井道人传校释》和《墨井集源流考》；（二）图像的订正：《清代学者像传之吴渔山》；（三）专题研究：《吴渔山入京之酬酢》；（四）集大成者：包括《吴渔山生平》和《吴渔山年谱》。这两者各有侧重，前者类似纪事本末体，分专题论述，并有考证。后者类似编年体，是陈垣先生关于吴历研究的总结。两者至今仍然是研究吴历必须参考的著作。它们在历史文献学方法论上的意义，更为后人提供了许多极富教益的启示。 首先，他深知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应从哪里去搜集有关史料，怎样才能做到没有遗漏。他搜集的史料，包括吴历本人的诗画，各种画录，吴历同时人的文集，以及教会方面的文献。在二万五千字的《年谱》中征引的文献就有八十种之多，搜集以后经过考订而没有引用的史料更远多于这个数字。 其次，是他对史料的精细考订。就以《吴渔山生平》的第一章《吴渔山之家世及生卒》为例，这一章共考订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吴历的家世。陈垣先生首先从不同文献的记载中发现了矛盾，也就是发现了问题。《墨井诗钞》所收的陈瑚《从游集序》和张云章的《墨井道人传》说吴历是都御史吴讷的七世孙；而《朴村文集》本的《墨井道人传》说吴历是吴讷的十一世孙，陈瑚《确庵文稿》与此相同。陈垣先生认为后者正确而前说错误。理由是：（一）张云章所作吴历传记《墨井道人传》有三个版本，各种版本文字上有差异，吴历家世的差异就是其中之一。陈垣先生仔细研究过这三种版本，他根据的是康熙末年张云章自刻的《朴村文集》本，当然应该以此为准。（二）《从游集》是吴历的诗集之一。收入陈瑚《从游集序》的《墨井诗钞》是吴历死后陆道淮所编。但陈瑚自己的文集《确庵文稿》（汲古阁本）并没有收入这篇《从游集序》，却收录了他为吴历母亲所写的《吴节母王孺人墓志铭》，其中说到吴历父亲是吴讷的十世孙，吴历当然就是十一世孙了。如果陈垣先生没有深厚的版本目录学造诣以及深入的研究，是不可能得出这样确凿无移的结论的。而他表述这个问题，仅仅用了不到两百字。 第二个问题是，吴历是否是孔子弟子子游（言偃）的后代。明人冯复京所作《常熟先贤事略》说吴历是子游后代，他的先辈“坐事亡匿”，因为子游封于吴国，所以改姓吴氏。吴讷取名“讷”，是藏“言”于“内”的意思。陈垣先生根据吴讷自己写的《吴氏谱图序》否定了这种说法，同时指出，这种说法也不是空穴来风。吴讷的五世祖迁居常熟子游巷，和子游巷的言子故宅紧邻。他还根据雍正初年衍圣公孔传铎所作《复言子宅记》指出，言子故宅在明末变成了天主教堂，雍正二年禁止天主教，各地天主教堂被废，言子故宅才得以恢复。吴历长期与天主教堂紧邻，这和他晚年信奉天主教可能大有关系。这虽然是推论，有待证明，但可能性很大。 《吴渔山生平》类似这样的考证不少，值得我们认真学习。这里还要介绍陈垣先生在1939年3月26日的家书中说的一段话：“凡撰年谱，应同时撰一二人或二三人，因搜集材料时，找一人材料如此，找三数人材料亦如此，故可同时并撰数部也。若专撰一人，则事多而功少矣。吾撰《渔山年谱》时，本可同时撰“四王”并南田年谱，以欲推尊渔山，故独撰之，其实找渔山材料时，各家材料均触于目也。竹汀先生撰二洪及陆王年谱，亦此意，然知此者鲜矣。”这段话给人以很大启发，如果我们要编艺术家年谱，可以同时编相关数人；写艺术家传记，也可以同时写相关数人。一句话，既要下苦功，也要讲方法，苦干加巧干。 二、石破天惊之作《元西域人华化考》 《元西域人华化考》全书不过八万字，字数远远少于现在的博士论文，甚至不如许多硕士论文，但它是陈垣先生前期的代表作，同时也奠定了他作为世界级学者的地位。它也是现代中国元史研究的开拓性著作之一。 《元西域人华化考》作于1923年，用陈垣先生自己的话来说：“此书著于中国被人最看不起之时，又值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之日。”作为一位有强烈爱国心和责任感的中国史学家，他写这部书，就是要“证明西域人之同化中国”，以此唤醒国人的自尊和自信，振兴中华文化。 “西域”一词最早见于汉代。元代的西域，范围比以前扩大了许多，不但包括玉门关、阳关以西的新疆，更推广至葱岭以西，甚至到达东欧。元朝统治者把人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在公文中称西域人为“色目”，在一般著述中多称“西域”。《元西域人华化考》中的西域人就是指色目人。陈垣先生还解释什么叫做“华化”：“以后天所获，华人所独者为断”，所以“先天所赋，本为人类所同，均不得谓之华化”。他从儒学、佛道两教、文学、美术、礼俗五个方面论证了在元朝大一统的局面下，大批过去被隔绝的外国人以及西北的少数民族来到了中国，来到了中国的中原地区，接触了中华文化，受到感染，为之同化的历史事实。 陈垣先生元代西域人华化的这个论断，是建立在全面搜集、严格考证史料的坚实基础上的。这部八万字的著作，引用的史料就达二百二十余种之多，还不包括没有引用的。该书引用材料的特色是，除了一般史学家常用的正史、方志等等，光是元、明人的诗文集就有近百种，所以有的评论说，材料“如此的繁富而多样，仅有晚年的陈寅恪和顾颉刚差堪匹敌”。而这时的陈垣先生不过四十三岁。 《元西域人华化考》的主要论断，发人之所未发，讲的是历史，但极富时代特色，有现实意义，所以蔡元培先生称之为“石破天惊”之作。 下面着重介绍《华化考》中美术篇的史料搜集与考证。 各位老师、同学从事的都是艺术的教学与研究，对美术篇应该会更感亲切。陈垣先生根据中国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不同的特点指出：“书法在中国为艺术之一，数千年来，遂蔚为艺术史上一大观”，而“中国画有中国画特色”，与书法同源。因此，他将书法、绘画和建筑作为美术篇的内容。把美术提到文化的高度，并说“文化之感人，其效力比武力为大”，用今天的话来讲，文化就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 《华化考》美术篇在史料的搜集与考证上有它的特点。他关于书法和绘画部分充分利用了两部现成的文献，因此可以不用“遍览群籍”。这两部书就是陶宗仪的《书史会要》和夏文彦的《图绘宝鉴》。《华化考》关于西域人中国书家和中国画家两章，就是以上述两书为基础，钩稽而成。当然，他的利用并不是全盘照搬，对这两部书的许多错误和遗漏，他利用《元史》、《佩文斋书画谱》、《西湖竹枝词》、《录鬼簿》、《寰宇访碑录》、宋濂等人的文集、《普陀山志》、《画旨》等各种各样的文献，以及故宫博物院的藏画等，加以纠正和补充。 怎样才能找到最有用的史料，怎样才能充分吸取前人的成果？又怎样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加以发展？陈垣先生为什么能在上述几个方面左右逢源、游刃有余？有心的读者如果能根据上述提示认真学习《华化考》的有关篇章，定会得益匪浅。 三、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考释 这批信札包含了许多艺术史的史料。关于这批信札的考释，我已经出版了三大册的专著，今天只能着重从信札的考证和确认收信人的问题谈谈我探索的经过。 1997年我作为哈佛大学和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到了波士顿。哈佛燕京图书馆吴文津馆长和善本部沈津主任都向我介绍了他们图书馆珍藏之一的七百多通明人手札，并建议我进行研究。 在初步检阅了这批信札之后，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促使我下决心的是这样一些事实。第一、这批信札共有七百多封，是海内外现存最多的一批明人信札，其次是上海图书馆的五百多封。第二、收信人基本上是一个人，这就大大增加了这批信札的史料价值。第三、这批信札先是在19世纪流传到了日本，又在二战后的1955年入藏哈佛燕京图书馆，是流传海外的我国珍贵文献。 信札和刊本不同，刊本用规范的字体雕板，基本没有辨认的问题。信札也同抄本不同，抄本一般都用楷书，也不难辨认。信札和甲骨文、金文、简牍等类似，首先需要辨认。这项工作有相当难度，这也是信札多作收藏而少利用作史料的原因之一。 我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把这一批不同笔迹、不同字体的信札作出释文，也可以说是“认字”的工作。因为不首先作出释文，怎能读懂它的内容？怎能为别人利用？当然这一批四百八十多人写的733封信札、190通名刺的释文，直到我的书出版后，也还有热心的读者加以补正，至今也还有极少数字没有认出，但绝大多数释文已经确认。 我的第二步工作就是辨伪。在这里我要借用“有罪推定”这个法律名词，就是说，凡是新出现的历史文献，在未经确证它的真实性之前，必须先推定它是虚假的、伪造的赝品。所以先要辨伪，反过来说就是要考证。 具体到我要考释的这一大批信札，如果它们是赝品，无非是收信人伪造了一批别人写给他的信，特别是名人写给他的信，以抬高自己的身份，求得经济上或政治上的好处。 从常理出发就可以否定这批信札作伪的可能性。因为要达到炫耀自己的目的，伪造几封名人信札就够了，而这批信札写信者达四百八十多人，其中固然有不少名人，但更多的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物。要伪造四百八十多人的笔迹，编造九百二十多封不同内容的信札和名刺，而且还要一一符合写信人的身份地位，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这叫做理证。 不仅如此，我还从核对笔迹、考察信件内容等方面进一步求证这些信札的真实性。王世贞是写信人中的第一名人。王世贞来信的笔迹同故宫博物院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所藏他的墨迹完全相符。来信中说“黎少参书久已题讫”，我考证出，黎少参指黎民表，是王世贞的诗友，“续五子”之一。“黎少参书”指黎民表为收信人写的一幅隶书陶渊明诗。此事见于汪道昆和方弘静的文集。收信人和王世贞交往的可能性及途径，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这样，这批信札中王世贞信的真实性就得到证实。 到目前为止，经过我的考证，这批信札的绝大部分的真实性已经证实，也就是说，这批信札总体的真实性已经证实。 下面要着重谈一谈确定收信人的问题。在我到哈佛大学之前，有一位访问学者在1995年发表了一篇专门介绍这批信札的文章。文章一开头就明确说，收信人是“万历间兰溪人方太古”。这个判断好象有一定根据，因为这批信札的上款，有的称“黟江”，最多的是称“元素”，还有一些称“元素方老丈”，而兰溪方太古确实字元素。但当我不断收集有关方太古的资料，并将这些资料同信札的内容联系起来考察的时候，一连串的矛盾就显现出来了。 首先是文献记载的方太古的众多友人，包括王守仁、陈献章、沈周、文徵明等人，竟然没有一个人的信件出现在这批信札中；而另一方面，这批信札的有些写信人，例如王世贞和汪道昆，根本不认识方太古，也没有给他写信的可能。 其次是时间的矛盾。这批信札有绝对年代可考的，最早一封是嘉靖三十四年（1564年），最晚的一封是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方太古生于成化七年（1471年），死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也就是说，这批信札中已知年代的，最早一封写于方太古死后十七年，最晚的更在他死后五十一年。可以确证，兰溪方太古绝不是这批信札的收信人。 这篇文章由于一开始方向就错了，因此整篇文章错误百出，误导读者。“他山之石，可以为错”。我们从“方太古说”的失误中可以汲取重要的教训。作者在确定收信人这个关键问题上，仅仅从某些工具书中查到明代方太古字元素这样一点线索就下结论，而没有细考方太古的生平，也没有稍为认真地翻阅这些信札的内容，更没有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考察，也没有考虑出现同姓同字的人的可能性，总之，在运用材料和思辨两方面都显得草率，失误就不可避免了。 否定了收信人为兰溪方太古，并不等于就可以自然而然的找到真正的收信人。茫茫人海，怎样才可以找到真正的收信人呢？我们不能凭空假设，只能从已经掌握的事实出发，而我们所掌握的事实，就是这批信札本身，包括它的内容和一大批写信人的名单。经过反复考虑，我确定从两个方向努力：一是从信札内容中确定收信人的籍贯，以缩小搜寻的范围；一是查阅写信人的诗文集或其他著作，从中发现有关线索。 细读这批信札，不但知道收信人是徽州人，还可以更具体的知道他是徽州歙县岩镇人。歙县今天是安徽黄山市徽州区。我还发现信札中有两封是收信人的亲友为他写的介绍信。因为是介绍信，所以一定要称他的名，知他姓方名用彬。沿着这条线索，我在写信人汪道昆、方弘静、胡应麟、欧大任、姚舜牧等人的文集中找到了有关收信人方用彬的许多重要材料。1999年，我根据掌握的一点线索，到安徽省博物馆查阅馆藏的几部方氏族谱，果然在康熙十四年（1701年）刻印于扬州的歙县环岩《方氏族谱》中找到了收信人方用彬的确凿资料：“用彬，字元素，号黟江，国学生。生于嘉靖壬寅（二十一年，1542年）八月廿六日丑时，卒于万历戊申（三十六年，1608年）四月廿八日。娶汪氏、樊氏，合葬上荫山。二子彭龄、龄。”这些记载同这批信札的内容以及收信人、收藏人（方用彬的曾外孙）所写的识语可以相互印证。收信人方用彬的确认，为我进一步考释这批信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今天先讲到这里，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很愿意同大家继续交流。 中国美术史论文:中国美术馆藏民间玩具精品展再现民间玩具历史面貌 遗产日”，由中国美术馆特别策划的“大器‘玩’成——中国美术馆藏民间玩具精品展”，于2012年5月30日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共展出约370组八百多件民间玩具精品，将于9月3日结束。此次展览的作品均是从中国美术馆六千余件（套）藏品中精心遴选而出，一件件异彩纷呈、稚拙可爱的玩具精品将为观众带来一次视觉盛宴。据中国美术馆介绍，该展既是中国美术馆首次举办的大型民间玩具专题陈列展，也是中国美术馆多年征集、收藏民间玩具的研究成果的一次较大规模的集中展示。展览按照儿童成长和认知能力的发展顺序，以“成长”和“成才”主线分为“希冀”、“启智”、“尚德”3个部分。从婴幼儿的生命呵护、祝福祈愿，到低龄儿童的智慧开启、创造力、观察力的培养和少年儿童的知识学习、树德立志，3部分内容紧密相连，层层递进，将“寓教于乐、玩中启智”的展览主旨不断深化。我国民间玩具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距今约6000至10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就有陶响球、陶连环等玩具出现。千百年来，民间玩具以其造型的稚拙可爱、色彩的鲜明亮丽和内涵的丰富多彩，成为我国民间美术资源中最独特和最有趣的类别之一。 中国美术馆是国家级造型艺术博物馆，征集、收藏、研究、展示我国优秀的民族民间美术作品，是其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重要工作，有计划、大规模的收藏民间玩具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历经30年的积淀与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中国美术馆宏大而丰富的民间玩具收藏体系已具规模。中国美术馆的民间玩具收藏内容十分丰富，既涵盖泥、陶瓷、竹木类的民间玩具，也包括风筝、花灯、小脸谱、面人和彩塑；既有名家名作，如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陕西凤翔胡深的泥塑作品，也有偏远山区佚名艺人的天才创作，如中国美术馆收藏的云南建水与贵州牙舟的陶瓷玩具。因而，中国美术馆的收藏既体现了我国现当代民间玩具的发展历程，也系统的保存与再现了民间玩具的历史面貌。 此前，结合“从延安走来——纪念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美术作品展”，中国美术馆公共教育部推出“从延安走来”专场少儿赛”颁奖仪式的少儿代表、指导老师及家长，在“从延安走来”展厅现场参与了一次艺术体验活动。参与此次活动的少儿，是来自中国儿童中心、北京市少年宫、思奇培训学校、艺格文化艺术工作室等20余家北京校内、校外教育机构的“绘画大赛”获奖少儿代表。（杨子） 中国美术史论文:中国美术史研究的中西方比较 摘要：中西方传统文化的差异作用于中国美术史的研究，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新的时代背景下，面对各种新的史论课题，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更应该了解和借鉴西方的研究思想和方法，把美术史研究的现代观念融入进来。 关键词：文化差异；思维方式；学术分科；身份；造神模式 一、中西方文化差异 首先中西美术史研究的差异性，根本的是文化的差异导致。西方崇尚理性哲学，而中国思想以儒道释为主要代表。其中禅宗讲究：不利文字、得意忘言；儒家“天人合一”等思想，映照了中国的传统思想追求。在宗教观上，西方认为宗教是文化语言、精神方向，比种族更重要；中国的宗教非常世俗化，在近现代社会革命中建立无神论之后，事实上我们更加容易自己“制造”无数的“神”。这也是中国传统思想影响的一种体现。 二、学术分科的传统 中国古代历来不分科的学术传统，导致了一种“模糊”状态，中国美术作品的图像库也呈混乱状态。中国的佛教徒认为：“抄写”是一种美德。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的书画界中也尤为盛行。后人多对前人名家的临摹与复制，并仿造其风格进行创作，而且往往并不署名，这也导致原作与摹本流传中，“真与假”的界限更加模糊，加上后人理论著述的“造神”行为，使得对作品真实情况的研究变得更加困难。 中国古代美术史论家和美术家经常变换着自己的身份，或者说是集二者与一身。以董其昌为例，其提出的“南北宗”画论，对中国花坛影响深远。董其昌是著名的书画大家，收藏家，又位居官位，集多种身份于一身。这种状态延续至今，在20世纪中国美术的发展过程中，美术史论家和美术家也经常变换着自己的身份，这或许反映了中国美术的传统。其中表现为几种不同的情况。 一种是双重身份的兼备。即美术史论家兼画家，或画家兼美术史论家，这一部分人较多，特别是国画界的居多。 一种是身份的转换。原来是画家或雕塑家，后来成为专业的美术史论家；或原来是美术史论家，后来成为专业的画家。 三、中国美术史中的造神模式 种种的问题也导致了目前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困境。“英雄主义情节”和“神话色彩”在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中屡见不鲜，对艺术家的研究容易落入“神仙模式”。中国在艺术上讲究游“戏”，而不重“术”（美术），遵从“乐趣”即价值的观念。这种独特的思想导致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与西方相比，在观念和方法上有很大不同。 传统美术史方法论上英雄美术史观，其主要特征是用神话传说解释美术的起源和以线性发展的历史观描述美术史。 中国美术史“造神”模式： 二王（找代表） 皇家装点（政府操作） 正统地位 文人神化 “书圣”。在这种操作模式中造假不可避免，并贯穿在艺术品的收藏和理论的建设中。 四、西方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进步性 西方近现代的史论学术的发展，受其哲学、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考古学等等突飞猛进的发展所带动影响，自身的学科建设已经远远的走在中国之前。西方的美术史研究具有：讲究理性、学科的界限和跨学科、与经济分开等特点。注重材料学，并与考古学相结合，注重实证，细致入微的考察艺术各个方面的情况。通过实证、材料、环境研究等，更真实的探寻艺术家生存环境条件，从琐碎的细节入手，并将之置于整个时代的文化架构中考察，关照艺术家各个方面的情况，来进行研究。树立更加科学的方法，自然的打破“造神”的美术史书写模式，更希望去发现流派之外，并引领观念的东西。 例如，著名史论家白谦慎的著作《傅山的世界》中，并不是孤立地探讨傅山的书法，而是将之置于整个时代的文化架构中，藉由学术思想、物质文化、印刷文化之发展史的角度，由经历了明清易代之痛的遗民情结的角度。来观察、诠释傅山的生活，以及由之生发的学术观念与艺术创作。 西方的中国美术史界有着许多杰出的人物，如：高居翰(James Cahill )、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克鲁纳斯（Craig Clunas）、方闻（Fong，Wen）、何惠鉴（Wai-Kam Ho）、徐小虎（Stanley-Baker, Joan）、李慧闻（Celia Carrington Riely）、Yukio Lippit等。 美术史的研究书写，需要带有情感的去表达我们想要表达却表达不出的东西。这也是其真正的智慧所在。 五、结语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面对各种新的史论课题，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更应该了解和借鉴西方的研究思想和方法，需要把美术史研究的现代观念融入进来。这样才能在与“西方”学术界的交往中建立自己的途径。使中国美术史研究，既带有西方实证色彩，又能深入的理解中国艺术精神，或许这样才能逐渐树立中国自己的研究体系，把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带进新的纪元。 中国美术史论文:中国美术事业发展的历史见证 1942年5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文艺座谈会，这是为促进党的整风运动的进行、促进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列主义、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而召开的。出席座谈会的作家、艺术家及文艺工作者共80余人。是日为第一次会议，讲了立场、态度、对象、工作、学习等五个问题。16日，举行第二次会议，、等中央领导同志认真听取了大家的发言。23日，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作“结论”发言。座谈会结束后，、、任弼时、王稼祥、博古、凯丰、徐特立等中央领导同志与参加座谈会的全体代表合影留念（图1）。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开宗明义地强调，文艺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对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文艺的普及与提高、文艺的继承与革新、文艺的源与流、文艺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等一系列重要范畴，作出了深刻而精辟的论述。 现在让我们回顾中国革命文艺走过的光辉历程，那些美术工作者以《讲话》中倡导的艺术观念，在时代（从《讲话》至1976年逝世）所创作的部分美术佳作，重温的《讲话》精神。这些作品包括版画、新年画、宣传画、中国画、油画等。中国美术从《讲话》开始即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讲话》精神指引下，美术作品弘扬主旋律，讴歌工农兵大众，讴歌新时代、新生活。 版 画 《讲话》“引言”指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讲话》发表后，其精神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并引起强烈的反响。当时的重庆《新华日报》接连发表社论和文章宣传《讲话》内容和美术家的学习体会。1942年秋，从延安带来一批木刻作品回到重庆，并于同年12月19日举办了“渝延木刻联合展”，给人耳目一新之感。1943年这批作品又到苏、美、英、印等国展出，促进了国际文化交流。延安美术是中国美术的排头军，也昭示了时代美术的未来走向。当时的古元、彦涵、肖肃、力群、沃渣、马达、罗工柳、李桦、荒烟、黄新波、黄永玉等，他们的作品都显示了个人的艺术风格，各以显著的个性色彩独步于版画界。如表现抗日民主政府发动灾民生产自救、安置灾民、组织移垦、帮助灾民渡过灾年的《移民图》（图2，彦涵1944年作），表现军民鱼水情的《给老百姓修车》（图3，力群1945年作）等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版画得到了很大发展，表现社会主义工农业建设、新人新事及带有宣传性的作品成为创作的主流。如表现人民获得幸福生活的《丰衣足食图》（图4，力群1949年作），表现西藏和平解放的《喜讯传到康藏高原》（图5，牛文、李少言1952年作），表现农民劳动情景的《春风又绿江南岸》（图6，李桦1963年作）等等，举不胜举。 “”期间，版画也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品。如表现知青上山下乡的《高原迎新》（图7，石虎1969年作），歌颂国际主义战士的《白求恩》（图8，李福来1973年作）等等。 《讲话》精神对版画作品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和深远意义，它体现了人民大众的意志和社会进步的趋势。 新年画与宣传画 《讲话》中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新年画是中国老百姓最喜爱的富有教育意义和生活情趣的一种艺术形式，在当时的解放区里就已风行，如表现群众学文化运动的《随时随地学文化》（图9，韩茂堂、张树德1944年作），表现农村生活的《丰收》（图10，聂云挺1945年作）等。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1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了经亲自修改的第一号文件《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要求把开展新年画工作作为“文教宣传工作中重要任务之一……应当宣传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众的伟大胜利，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传共同纲领，宣传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宣传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在年画中应当着重表现劳动人民新的、愉快的斗争生活和他们英勇健康的形象”。 《指示》发出后，得到了全国各地美术机构的重视和积极响应，由此所形成的新年画运动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化现象。《讲话》及《指示》的精神均成了画家的创作动力和目标，特别是参与创作的画家几乎都是当时国内的专业美术家及一流的美术家，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和喜爱。如表现各族人民团结在周围的新年画《全国各民族大团结》（图11，叶浅予1952年作），表现全国英模大会盛况的新年画《劳模会上的好姊妹》（图12，俞微波1957年作），表现在校学生边劳动边学习，即勤工俭学的新年画《半工半读》（图13，刘旦宅1960年作）等等。 “”时期，一些新创作的意识形态特征明显的新年画和宣传画，是为了迎合形势的需要。如表现革命样板戏深入人心的新年画《演革命戏做革命人》（图14，李中文1975年作），表现画家深入生活进行创作的宣传画《斗争生活出艺术，劳动人民是主人》（图15，王维新、王利国1973年作），表现社会新生事物的《农奴女儿上大学》（图16，潘世勋1975年作）等。 新年画与宣传画的创作，一直与的指示及《讲话》的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它以视觉图解的形式建构了时代的美术基础，特别是表现工农兵形象的美术创作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中国画 《讲话》指出：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1949年4月开始，对中国画改造的一系列来自美术界高层领导的文章纷纷在各大报刊媒体发表。如1949年4月22日的《人民日报·星期文艺》副刊发表了蔡若虹的文章《关于国画改革问题—看了新国画预展之后》（指4月，由北京80多位国画家的近200件作品组成的新国画展览会在中山公园举行。这次展览被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情，因为它标志着那供给有闲阶级玩赏的封建艺术的国画，已经开始变为为人民服务的一种艺术”），4月25日，江丰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了《国画改造第一步》的文章，说明国画改造运动是与延安以来的文艺方针相一致的。 中国画之人物画可谓陡然崛起。现代水墨人物画开拓者蒋兆和原本画西画，即从传统造型之人物结构入手，以水墨人物画技法进行创作。当时学西画的方增先、周昌谷，以及以速写、年画等技法擅长的黄胄、叶浅予、李琦等也以人物画进行创作，开了近千年中国画史前无古人之新篇章。如表现人民首次参加普选的《一辈子第一回》（图17，杨之光1954年作），表现农村青年劳动与爱情生活的《约会》（图18，黄胄1953年作），表现在和平的环境里，老人和儿童文娱生活的《第一回胜利》（图19，程十发1956年作）等等。 中国画之花鸟画除齐白石、陈之佛等的写意或工笔外，也努力选择生活或革命的题材。如表现人们热爱和平，以谐音传情的《和平》（图20，齐白石1950年作），表现革命圣地井冈山上杜鹃红的《东风朱霞》（图21，郭怡1962年作）等等。 中国画之山水画画家黄宾虹、李可染、傅抱石等，自新中国成立后，有不少作品都体现出高昂、健康和催人向上的激情，显示出新时代的特色。如描绘故居的《韶山》（图22，傅抱石1962年作），有些山水画则借用诗词句意而创作的，如《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图23，傅抱石1965年作）等等。 艺术源于生活，服务于人民，国画改造对中国画本身的视野拓宽具有积极意义。 油画与历史画 《讲话》“引言”指出：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 新中国成立初期，油画创作的主力队伍有徐悲鸿、刘海粟、吴作人、林风眠、董希文、周令钊、罗工柳等人，当时创作题材的主流为肖像、风景和静物等，而随着解放军部队中的美术工作者创作的油画，其主体均为解放战争、工农兵等革命历史，受到了油画家们的关注。 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开始有计划地组织油画家进行革命题材的历史画的创作，其中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曾先后四次组织画家进行历史画的创作。从作品中可看到创作者多是历史画中的亲身参加者，他们将《讲话》精神真正化作自己行动的指南。当然，对于历史画的创作，最注重的就是历史的真实，用绘画的语言去再现历史。如再现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图24，董希文1953年作），表现青年学生闹革命的《》（图25，周令钊1951年作），表现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解放南京》（图26，杨建侯1956年作），表现群众学文化的《给奶奶读书》（图27，吴作人1958年作），表现广大青年支援农业建设的《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图28，葛维墨1958年作）等等。 这些油画作品体现出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真实感人的革命激情，以生动的画技及形神兼备的形象描绘，给人以感动和力量，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著作为发展我国革命文艺事业指明了方向，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至今70年了，仍有其现实指导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美术界呈现出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绚丽局面。我们的美术作品始终与新中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和事件相关联。如表现社会文明新风尚的新年画《五讲四美开新花》（图29，何永坤1981年作），表现香港回归祖国的新年画《香江竞舟图》（图30，廖开明1997年作），表现将“非典”疫情坚决控制，全国人民共同抗击“非典”的宣传画《万众一心抗击“非典”》（图31，国家邮政局2003年设计），表现北京奥运会的宣传画《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图32，北京奥委会授权2008年设计选定）等等，举不胜举。 美术家们不论用何种技法从事创作，都以社会责任感和崇高的使命感，把自己的艺术献给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在他们的作品中具有鲜明的表现，今天仍令人神往。这些作品渗透着《讲话》的精髓，并具有了文献层面的价值和意义，被称作“红色经典”，在屡次的拍卖活动中最为引人注目，因为这些美术佳作是永恒的历史记忆。（责编：李禹默） 中国美术史论文:浅谈艺术创作的方法与中国美术史的关系 ［摘要］我的艺术创作方法，我的思维，我的人生正在迎接历史性的转变。随着顺利考上重庆大学艺术学院研究生，我的艺术生涯即将展开里程碑式的转变。随着更高的艺术殿堂的洗礼，把我本科阶段的单纯无知和稚嫩洗涤荡尽。反思总结我在之前的艺术创作，更多是纯粹的课堂习作、对前人的临摹和基础技法的练习。 ［关键词］艺术创作 中国美术史 创作上少之又少，属于自己的艺术创作语言尚未进行探索，就连毕业创作也是偶发的一念冲动和被动地进行加工，之后就没有进行深层次的挖掘以形成艺术创作的持续。历经一年的社会工作经历，再次回到艺术的怀抱，仿佛阔别已久，初次执笔，犹如年幼时咿呀画图，思绪万千。既然再次走上这条道路，我就要毅然地走下去，并且要有实质性的收获。 咋一谈到艺术的创作，感觉无从下手。再不能返回本科时期的盲目绘画中去，要想有实质性的突破，必须要结合自己对艺术的理解和自己现有的作画手段，探讨新的艺术创作方法。而对于艺术创作来说，创造性思维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但是之前的我，太多重视绘画基础，轻视了创造思维能力。这是一个很大的弊病。要想成为一个艺术家，只有绘画的技法，这和画匠、木匠、石匠等技师没有什么区别。那些真正有才能的艺术家，有对其所处时代的敏感、对当下文化及环境高出常人的认识、能对旧有的艺术从方法论上进行改造，并用“艺术的方式”提示出来，才能真正地创造出艺术的价值。就像上世纪80年代罗中立的《父亲》，90年代张小刚的《大家庭》等等。细细揣摩他们这些成功艺术家的创作方法，无一不是敏感地触摸其所处的时代，发现并提出“问题”，在自己的创作上结合当时艺术的发展对旧的艺术创作方法进行改造，最后通过自己的艺术语言进行阐释。这其中就介入了自己的创作方法和中国艺术史上下文的关系。 作为一个“80后”，我应当怎么去进行我的艺术创作呢？从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史来说，经历了“伤痕美术”“无名画会”和“星星画会”“85新潮”“新文人画”“实验水墨”“玩世现实主义”“政治波普”“观念艺术”“艳俗艺术”等等艺术观念，我应该走像罗中立、何多苓等等他们的乡土艺术？像80年代的一些艺术家搞抽象？还是去疯疯癫癫玩行为艺术？亦或是跟风中国当代艺术领军的诸如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和岳敏君等当代艺术F4的艺术道路模板？ 我想，这些都不属于我应该去走的道路。我没有生活在乡土艺术家们所处的年代，没有插过队，去乡村体验那种艰苦的岁月，不可能创作出《父亲》《春风已经苏醒》《西藏组画》那样的作品；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动荡的岁月，体验不到“”结束后带来的那种欢欣鼓舞，还有失意落寞和精神缺失的情绪，不可能创作出《1968年×月×日雪》《春》《大家庭》那样的作品；也没有亲身接触过“85新潮”，怎么会勇敢、真诚地用相应的视觉图式来唤起社会的感奋。 作为一个四川美术学院到重庆大学的学生，从本科到研究生，我是否应该转向“图式化”的创作方法，“卡通式”的画面表征，“肤浅性”的无聊心理这种新风格呢。身边的人都说，中国社会的创作风格正在发生转变，“卡通一代”势必雄起，你也走这条路子吧。 我观察了一些和我相同从事当代艺术创作的同龄人，他们正在进行的艺术创作不完全像书面上对“80后”描述那样，80年代出生的人从事当代艺术创作并没有一种统一的性格，也不存在一种完全相同的生活方式。因为这种差异，他们所持的艺术观是多元化的，进行创作的形式和方法都不尽相同。有些人如沈桦、黄淋是两位出生在70年代的艺术家，但他们不同于朱其等人对70年代人以青春残酷、卡通等的定位，而是将自己的视角转向社会，展现了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都关注社会矛盾；有些人走向抽象与观念，何桂彦在2006年策划了“无中生有，超越抽象”的展览中，我们可以看到抽象绘画正在不断扩大自己在川美的影响力，为我们展示了“70、80后”一些艺术家的另一种创作状态；有些人则跟风“卡通一族”，“卡通”一时间成为“过街之鼠”。 我要怎样进行我的艺术创作呢？要有一个怎样的方法呢？ 首先，我要尽可能地忠实自己，做能够真实表达自己感觉的作品。我会避免让自己产生8：“我要做一件让世人惊讶的作品”。之前我做作品，脑子里总想着一鸣惊人、惊世骇俗，或者是想“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个动机肯定是值得质疑的。“忠实自己”是忠实自己加以反思过的某种真实，是从独立意识中出来的某种需要去试探的真实，这时候的自己也许成为了需要去判断的对象。“忠实自己”意味着一种关系的建立，是作品与“问题中的自己”的关系建立。为什么我们要在作品背后做如此长期的思考，就是要在常见的忠实中去寻访出“问题中的自己”来。这个寻访的过程，有时我把它视为自我批判的过程。我要贴近自身，表达自我的生活，无论是积极的还是颓废的，且不计较，这应该是我创作的主要题材。 其次，艺术是件独立的事，能够得到的只是内心的共鸣，因此我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艺术家的独立是艺术独立的前提。现实中，也许有许许多多能够引起内心共鸣的东西，而这种东西为何会让我最感动，我要用一个独立的思维去记忆并转化。然而，共鸣断然不是“瞎碰”碰出来的，“瞎碰”出来的共鸣断不能长久。都说与我们相关的，可以说更多的是物质而非精神，而这些又要依靠自己的父母、亲人的支援，从这个层面上说，我们是无法独立的。但是在此又有必要指出，这并不能说明我们“80后”就是堕落的。现在人生对于我们而言仅仅是开始，而在现代的生存压力之下，我们不关乎时代深刻的命题，找活命的东西，难道这是不能理解的吗？在这个环境下，我们就更应该独立。我要培养自己独立的人格精神，只有具有这种精神的人，才具有某种担当的意识，对自己的行为规范也有着别样的要求，看待现实的眼光也是独特的、锐利的。 再次，要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要想作为一个艺术家，就要敏感地触摸其所处的时代，发现并提出“问题”，寻找问题的根源和发展。许多人都评论我们这一代承担不了这个时代的变革命题，不会指望我们会像80年代的年轻人那样激烈地燃烧起理想的火焰，去预示、发现、再现着社会的问题。但是我们更现实，更现实地流露出了在这个即将属于我们时代的社会“自我”的重要性。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刻地发现“问题”。我要勇敢地阐述社会极端腐败的现象，或是人心的丑恶，或是社会的各种风气，或是其他的方方面面，用自己的作品去说明问题，给现代人一个启示。 1980年以后出生的人应该说都是年轻人，年轻人的行为举止、思想状况总能得到社会的关注，毕竟“少年智则中国智，少年强则中国强”。毋庸置疑，年轻人总为未来代言。我就要以我们这种年轻人的态度、年轻人的思维、年轻人的活力去创造出更好的艺术作品来回馈这个时代。 中国美术史论文:论中国美术史在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作用 [摘要] 素质教育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对教育制度进行改革的结晶,我们的祖先们创造了优秀的文化艺术财富,美术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学习和研究中国美术的发展史是与当代大学生素质教育的目的相吻合的。 [关键词] 素质教育 作用 知识结构 素质教育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对教育制度进行改革的结晶,在1982年党和国家为了坚决反对片面的追求升学率即反对应试教育,提出了坚决实施素质教育以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1993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第七条规定:“中小学教育要从‘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办出各自的特色。”至此,素质教育模式开始在中小学实行。1996年3月1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指出:“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由‘应试教育’向全面素质教育转变。”1996年4月10日颁发的《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中指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素质教育模式逐渐影响到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国民整体教育体系。素质教育是党和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新型教育模式所提出的,是指一种以提高受教育者诸方面素质为目标的教育模式,它重视人的思想道德素质、能力培养、个性发展、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教育。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度,我们的祖先们创造了优秀的文化艺术财富,美术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学习和研究中国美术的发展史是与当代大学生素质教育的目的相吻合的。素质教育模式的人才培养目标和要求是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素质培养、能力培养、个性发展、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教育等,而中国美术史也能为高等学校的素质教育提供教育素材和资源。 一、中国美术史是学生了解我国历史的一个窗口 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作为一个大学生,了解我国的历史发展是自身所要具备基本知识素养之一。试想之,一个大学生对自己国家的历史都不了解,谈何热爱国家,谈何建设国家?而这些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都无不打上了美术的烙印。远古时期的石器工具、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工艺、秦砖汉瓦、魏晋南北朝的佛教造像、唐三彩、宋元时期的瓷器、明清时期的园林建筑等,古人们创造出的这些优秀的文明成果是供我们当代人欣赏的一道文化大餐,也为我们研究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的发展提供着信息。 美术能陶冶人的情操。所谓情操指的是人对具有一定文化价值或社会意义的事物所产生的复合情感。而美术重要的特性之一就是情感性,人们利用美术来宣泄自己的情感,是人类情感表现的方式之一,也是人类情感升华的重要途径。人的情操属于人的情感中特殊的一类,如道德感(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荣誉感等)、美感(对美的感受、欣赏与追求等)、理智感(与满足认知和解决问题相联系的情感)。情操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条件等的制约,人的心理发展的过程也是人的情操产生的过程。通过美术,人们的情操不断的得以陶冶,从而增强对自然与生活的热爱和责任感,形成创造美好生活的愿望与能力。同时,美术又是集历史学、文学、美学等多学科知识的综合体。美术创造必须要有生活基础,所以,在我国历史中出现的和美术相关的文物及文献都是当时人们社会生活的再现,有着历史研究价值,对于我们今天了解古代时期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学习中国美术史能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民族自豪感就是国民在日常生活体现出的一种民族精神,优秀的民族精神是本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所谓民族精神,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为本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道德规范、精神气质的总合。 闪耀着劳动人民勤劳、勇敢、智慧光辉的中国美术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如中国画中意境的表现方式影响到了19世纪欧洲的现代设计艺术,再如以中国园林艺术为代表的东方园林深刻影响着东亚各国的园林及城市规划建设,这些影响也表明了中国美术不仅是中华文明中的瑰宝,也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美术中也是独树一帜的。 三、学习中国美术史能丰富当代大学生的知识结构 所谓知识结构,是指个人所掌握的知识体系的构成情况及其结合方式。它与知识掌握程度的结合形成一个人的文化素质,全面反映了个人所拥有的由诸多要素组合而成的有层次、有序列的整体知识信息系统。而中国美术史的学习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审美教育的过程,能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的。 审美教育能帮助人们形成健康的审美趣味和正确的美学观念,提高人们欣赏美、感受美和创造美的能力,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在进行审美教育的同时,也教会学生学习和思考的方法。科学的审美教育能使我们形成良好的分析问题的能力,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原理和方法论,站在历史的角度和辩证的角度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可见学习中国美术史不仅有利于丰富当代大学生的知识结构,而且有利于大学生运用正确的思维和方法来处理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理解到,学习中国美术史是和当代大学生素质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成为大学生了解我国历史的窗口,增强民族自豪感,丰富知识结构有巨大的帮助。在高校中除了与美术相关的专业外,其他专业开设中国美术史的欣赏和学习,是当前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给素质教育注入了新的内容,充满着新的活力,将会对我国素质教育模式的发展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中国美术史论文:试论刘海粟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贡献 摘要：刘海粟是中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中国新美术教育的奠基人。他为中国美术教育事业做出杰出的贡献，在绘画上成就卓著，在美学思想和美术史论造诣上为中国现代绘画美学的开创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刘海粟 美术教育 美学 作为20世纪美术和美术教育的拓荒者、艺术大师，刘海粟除以杰出的艺术成就彪炳画坛，又以其独特而完整的美学思想体系和美术史论造诣，为中国近代绘画美学和美术史论的开拓、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中很多著作，观点新颖独到，详细而精确地论述了艺术的本质和艺术表达的内容与表现形式，分析了艺术的审美标准与价值。刘海粟的理论在现代绘画美学上具有超越和创新精神，尤其是他所强调的艺术所具备的主观表现、艺术情感和艺术个性。 一、为中国的美术教育事业做出杰出贡献 刘海粟是中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新美术教育的奠基人。1912年，刘海粟创办上海美专，也就是南京艺术学院的前身。为了上海美专的生存发展，他多次向亲戚借钱，参加义卖资助办学，把香港画展中100万港币的画款全部捐献给南京艺术学院。刘海粟坚持走自己的教育之路，努力摆脱传统的学院主义的束缚，坚决反对禁锢学生的艺术思想，提倡个性发展。主张兼容并蓄，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他十分重视外出写生，强调艺术创作要尊重自然，贴近生活，师法造化。课堂上，他严格要求学生通过各种写生活动来深入了解自然世界，尊重客观，在对静物、人物和风景写生时，不能照搬原物，要根据自己当时的感受去灵活生动的表现它们。刘海粟始终坚持艺术实践，曾经多次上黄山写生，每次都把对黄山的不同感受都表现的淋漓尽致，以表达他心目中黄山的永恒之美。这就是至今仍值得我们钦佩的“黄山精神”。这精神就是尊重客观世界，结合主观表现，不断创新，突出个性。我们从他一系列的黄山作品中，能够深深地体会到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刘海粟首次倡导在中国使用人体写生，实行男女同校。他的关于人体艺术的美学思想精论是对传统伦理美学思想的超越，在民国绘画美学史上有重大影响，为开创西方式的美术教育作出了贡献。 二、倡导中西融合，注重创新和个性的发展 刘海粟倡导中西融合，反对“全部西化”。1929年刘海粟首次赴欧学习考察两年半。在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努力汲取西方绘画真谛，同时不忘介绍、宣传中国美术。他的油画作品能使人感受到一种中国气息，因为他把中国传统的国画元素运用其中，包括中国画的笔触，线条，表现形式等，所以他的油画作品风格独特，具有国画的意蕴。早年刘海粟的油画写生中明显带有中国画的笔画，如《前门》、《向日葵》、《休息》、《在此》等优秀作品。而他创作的国画，又是在传统国画的基础上，巧妙地结合了油画的空间感和独特的质感。尤其是刘海粟晚年的作品，形式新颖，主题突出，色彩强烈，突破了传统国画的表现形式。这正表现了他所坚持“融合中西以创新”，“发展东方固有艺术，研究西方艺术蕴奥，从创新中得到美的统一”。 刘海粟的绘画注重个性发挥，无论国画或油画都充分展示他特有的性格。在70年的艺术生涯中，他“始终是自己走自己要走的路，自己抒发自己要抒发的情感”。他的作品是由自然、生活所激发，真切而实在的主观思想情感的表白，体现了时代、民族特性。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刘海粟特别强调在尊重客观的基础上结合个人的主观意识，突出艺术家的个性。1982年10月，他和南京艺术学院学生谈话时说：“黄山有永恒的美，但她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使我永远画不尽，要知道学无止境，艺术无止境，每上一次黄山，就是跟大自然较量一次，也跟自己较量。我画黄山，每次都有那么一点新意。”因此，“客观与主观相结合”和“主观表现和个性发展”并重是刘海粟所遵循的艺术创作原则。他认为表现就是艺术家强烈的渴望用独特的、极具个性的艺术语言表达自己的生命和人格。 三、为中国现代绘画美学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通过系统的研究中国古代绘画美学，刘海粟形成了自己独特而完整的现代绘画美学体系，其精髓就是情感、个性和主观表现说。他发表了许多论著和译著，如《日本新美术的新印象》、《梵高》、《高更》、《欧游随笔》等一系列著作中，渗透着他的表现主义美学观，可以说，中国美术表现主义体系及其理论的进一步确立是由他开始的。刘海粟也是一位出色的美术史论家，是中国近代美术史论的先驱之一。他对艺术史见解独到，认为“一部艺术史，即是一部创新的历史”。刘海粟的观点洒脱，对艺术的抒发强调创新，从统摄艺术史趋势入手，敏锐把握美术发展的时代脉搏。刘海粟的美学思想体系，为中国现代绘画美学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艺术多元化的今天，回顾刘海粟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贡献，使我们从他积极进取和实践创新精神中重新找到创作的动力，我们不会忘记他在艺术上的创造性成就和为祖国美术教育事业作出杰出的不可替代的贡献。 中国美术史论文:海外的中国美术史研究概况 摘要：本文主要在悠久的中国美术史学传统之外，简要介绍了海外的一些研究者在古代绘画史方面的成就，他们从异域的角度开辟了新的治学道路，尤其集中在几位有典型代表性的学者作品上。如高居翰和苏，立文，从早期汉学研究的格局逐渐分化出来。凭借扎实而有份量的著作使中国画学的独立性得以彰显，他们的方法既有考证严格的优点，又具备方法论的自觉，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外研究中国画学的学术群体。 关键词：中国绘画 形式风格　外部因素 从国人眼光来看。中国美术(古代美术)的文献资料已蔚为大观，即便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也不为过，学院建制和中国美术史学科发展业已多年，这一基本事实构筑了中国美术史学的初步框架，至少在中国美术史学的文献搜集、资料分析、画作风格研究、画家生平介绍等几个方面从现代分科的角度进行了详细而富有成效的搜集整理，而且更在日益发展的图像学研究上从形式分析角度吸收了当今海外学者的新进方法，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新月异的中国美术研究不再停留在搜集材料的初步方法上，以往“中国”这一词汇只是地理文化范畴上的对象，即研究的对象必须是中国从古至今的艺术品，包括绘画作品、礼器艺术、建筑雕刻等类别，而现今研究者则涵括进了本土之外凡有志于中国文化且浸润其中经年有日的海外群体，且他们的研究成果已经受到了国内相关专业领域的重视。如果在中国美术史学的教学过程中对此现象毫不加以关注的话，无异于抱着本土的研究目光固步自封。本文就拟从中国美术史学中传统绘画的角度谈谈海外近几十年来中国美术研究的一些概况和突出的表现，以期得到一点启示。 绘画在中国传统美术中取得的尊贵地位与传统文人观念的发展密不可分，并且自有画史记载的作者始，就已经纳入了一个延续有脉的承传系统。海外很多学者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就把眼光和精力从对青铜礼器的研究转到了对绘画的极度关注上，从而把中国画这个概念在文化内涵的界定上与西画作为两个独立发展的范畴来加以观照，由此构成了一个中国本土传统，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保持着稳定性。中国绘画在历史文化中的脉络和中国文人在特殊历史现象中的精神展现就成为一些西方学者所着重处理的一个主题，也就是说，他们在具体接触画家作品时，不会仅仅论述风格形式上的特点，在展开与前代作品关系的阐释基础上会引入画家当时文化社会史的面貌，甚至是画家和赞助人之间的关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美术史研究者高居翰(James Cahill)教授就是这一研究潮流中一位杰出的专家，应该说他的名字对于国内同行研究者来说是相当熟悉的。高居翰研究中国晚期绘画史的三本巨著《隔江山色》、《江岸送别》、《山外山》中文译本已经出版，其中对元代和明代绘画着力甚深，而山水画又成为高氏所特别关注的一个领域，他审慎而又精彩地阐述了那一历史阶段的画家之间无与伦比的关联性和画史上的复杂性，尤其是《气势撼人》一书由他在哈佛大学的讲座讲稿结集而成，主要讲述17世纪中国绘画史中的一些画家和他们的作品，对董其昌在晚明画史中的重要性与复杂性，重新给予了定位和介绍，还从新的角度驳斥了以往画史中对一些职业画家的习惯性偏见所造成的盲目判断。可以看出，高居翰除了对中国古代绘画史极为熟稔之外，本身在价值意义系统和“方法论”方面保持着高度的自省态度，从不人云亦云，没有从传统认知的角度和简单的视点去看待历史上的创作者，而是从相关语境尽力挖掘创作者在面对庞大传统遗产时所采取的回应方法和选择上的困境，同时涉及到对他们作品的品评和分析。 高居翰教授在美国研究中国画学史领域应属第三代学者，就像有的论者指出第一代研究中国美术的学者应属于汉学家，言下之意指的是早期欧洲影响下的凡属“中国学”研究范畴的专家行业，包括像语言、文学、历史学方面的研究，那个时候美术学还没有从“汉学”领域中独立出来：第二代学者则是二战后具有影响的对美术史学科独立性有相当自觉的研究者，像罗樾(Max Loehr)等，他不仅懂中文，而且对中国艺术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加上吸收了德国美术史学家沃尔夫林的图像学成果，即对作品形式风格的演变持有自足说的论点，好像不太会受到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罗樾在此基础上针对青铜器纹样的研究发表了很具影响的论文。高居翰就是罗樾的学生，但是他没有完全按照老师的方法去对待艺术史的写作，而是在广泛参询画家对于社会历史的反映。把当时创作者和地域文化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结合起来，做出了既宏观又带有很精微特质的画家个人情绪对于画作影响的论说方法。 海外学者凭籍着他们的语言写作优势和很好的研究环境(比如很多国宝级书画藏于海外博物馆)提出了一些国内学者所不易看到的问题，加上他们不忽视对文献资料的细密考证，也研读了很多先辈学者的著作，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定声势的海外中国美术学研究群体。由于本文篇幅所限，不可能都有涉及，论述中多有挂一漏万的嫌疑，像很多这方面有特色的专家，比如美国的李铸晋、方闻、包华石，班宗华等，所治领域和观察角度多有不同，像包华石近来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系列论文来看，他侧重于在相对政治文化环境下，海外中国美术史学领域存在的一些偏见和“盲视”，甚至是权力关系下存在的文化歧见和“误读”，其重点并不在于分析某个画家作品的精妙(就像很多论著那样)，而在于受到西方学术大环境影响下新的研究角度的阐发，不着力于通史和断代史的长篇论说，构成了当前中国美术史学研究中的新趋势，同时也冲击了固有的“学科”边界概念。 方闻作为普林斯顿大学荣退教授，长年来对中国传统画史的研究形成了很有影响的“东部学派”，近几年方闻也调整了自己的方法构架，以回应各种新出现的问题。由是想来。这一“内”一“外”之别只是相对和方便的命名，并无绝对界定的必要，任何画史对画家和作品的研究都要有“内外”的兼济才行。实际上，中国传统画史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并不与这种方式矛盾，只不过比较零散和不系统，不像西方学科那样分门别类而极具理性法式，它们之间相互还可以借鉴对方的优势而体察自己的不足，不然的话，别人说的老拿西方的方法去研究中国，把“中国”仅仅当成了材料和解析的范本，才是我们在学习海外学者成果时应该引起反省的地方。 中国美术史论文:案例型教学在中国美术史教学中的应用 [关键词]案例型教学；中国美术史教学；教学改革 中国美术史是美术学科本科生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同时也是专业理论的主干课程。而在21世纪以素质教育为核心的教育改革的大潮中，美术史作为高校艺术学子必须掌握的一门理论教育课，越来越显示出它的潜能性和前瞻性，同时对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也在充分发挥着其特有的作用。著名的美术教育家陈传席说：“只有技能学习，没有理论学科的学习，不能叫美术教育，文化才能提高学生的素质，而技能则不能。”他的这一理论更是精辟地阐明了美术理论教育在美术教学中的重要地位。 一、传统教学方式的弊端 美术类专业人才的社会需求及培养模式改革，要求优化课程结构，加强美术史论和相关人文知识教学。但是，长期以来，美术史论课程与教学总是处于陪衬地位，不少学生对这类课程缺乏起码的兴趣与热情。这主要是由教师的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不当造成的。因此，加强美术史论教学要从改革教学方法入手。 我们在美术教学中都有这样一个共识，有许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一直是重专业技能的训练而轻视理论学习，认为不学美术理论同样可以画好画。这种现象也是现今美术教学的现实且严峻的话题。为什么美术专业理论课引不起学生的重视与兴趣？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这些教学工作者的思考。多年来，我们的美术理论教学基本都在套用一种相同的模式，即教师在授课时对美术理论讲授较多，对艺术作品分析不深入，学生的参与程度不够，导致对学生的思辨能力、创造能力培养不足，不能很好地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和审美鉴赏能力，对艺术作品的鉴赏也是人云亦云的状态，并且学生也容易忘记所学的美术史论知识。有些教师习惯于按时间顺序讲解美术发展的历史，以美术发展的历史作为讲授的重点。这种方式，可以将美术发展演变过程讲得很详细，但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对艺术作品的分析。这样枯燥乏味的理论教学只适用于一般常识的欣赏课，这样的授课方式对学生的艺术认识没有多大的积极意义，同时也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这也就必然形成学生对美术理论学习的轻视和学与不学都无关重要的心理。如何激发学生学习美术理论的热情以及对它产生浓厚的兴趣呢？ 二、案例型教学的构想 (一)“以学生为主体”的互动 提倡“以学生为主体”就是要强调在培养学生过程中给学生自主权，注重发展学生鲜明的个性，保护学生的创造性，激发其展示自己才能的欲望，进而发挥其潜力。这样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很好地完成教学任务。中国美术史课程的教学目标不仅是让学生掌握基础知识，更重要的是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和艺术鉴赏能力，增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做到和教师及时沟通，同学互相学习，教学真正做到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 （二）“从实验中获得知识” 在美术史论教学中，如果加强艺术作品的鉴赏，用直观的艺术作品直接刺激学生的视觉，必然会引发学生积极思考问题的主动性，调动学生在艺术鉴赏活动中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使师生处于一种急于交谈的良好教学氛围之中。这样的教学环境不仅有利于教师传播知识，有利于教师有效地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提高学生的艺术鉴赏能力，更有利于提高学生审美文化素质目标的实现。因此，我们要改革美术史论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就一定要重视和加强实验教学,因为这是诱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关键环节。让学生在不断的尝试中发现科学事实和概念， “重要的是让他们去做”、“要通过实验来解决问题”，将实验放在十分基础和重要的位置上。 三、“案例型”教学方法与传统授课方式的有机融合 （一）基础性和直观性的融合 “案例型”教学方法与传统授课方式的有机融合首先是教学内容的基础性和直观性的融合。所谓基础性，是指授课时要讲述美术本体所包含的绘画、书法、工艺、雕刻等等，但又非只是客观地介绍材料，而是史论结合，以论带史，使趋于感性的视觉经验上升至理论高度。这既可提高学生的艺术鉴赏水平，同时也能够促进他们专业理论水平及创作理念的改善与提高；直观性是指讲课时尽量展示可视形象。大量的视觉形象展示，使授课内容生动、直观，使学生在尽情领略中国古代美术杰作的同时，掌握中国古代美术发生、发展及美术本体的特殊规律，从而激发起学生对古代美术杰作和杰出美术家的崇高感情。 （二）传统教学与新成果的融合 传统教学观念滞后，缺乏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培养。受传统应试教学模式的影响，现在的试论教学往往偏重于基础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培养。 “案例型”教学方法充分注重吸收和利用最新考古资料和美术理论界最新研究成果，力求授课内容的时代性和前沿性。授课过程中，注意传统艺术与当代艺术的比照，启发学生思考其现实意义；对美术史研究的空白点和热点加以重点提示，并对观点不同的研究成果进行简明扼要的比较，提出教师自己的看法，启发学生独立思考；课堂讨论中，鼓励学生畅所欲言， 各抒己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性思维。 （三）传统授课方式和教学实践相融合 传统教学方式中，教学内容严重脱离实际生活，理论和实践相脱节。这种教学方式往往是以书本为中心，很少能把书本知识和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案例型”教学在这里主要体现在授课方式和教学实践当中。以课堂教学为主，以课堂讨论和实地参观考察等为辅进行教学。其中将课堂讨论作为关注的重点，使之成为师生互动的纽带，并以此来提高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实地参观考察的教学方式突破以往较为单一的课堂教学方式，使教学内容形象化、具体化，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促进了师生之间的交流。 四、案例型教学的实施效果分析 在“案例型”和传统教学有机融合的过程中，启发学生独立思考，鼓励学生畅所欲言， 各抒己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开拓了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的艺术鉴赏水平，同时也促进了他们的专业理论水平及创作理念的改善与提高。 作为一门专业基础理论课，加强了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创造性思维渗透到其中，提高学生对视觉艺术作品的形象思维能力、审美感受能力和艺术创新能力。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研究，在教学中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主体实践为主，培养了学生创新素质和健全人格、特别是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教育思想，学生的整体素质得到了有效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得到稳步提升，为学生将来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美术史论文:许江在呐喊 将可能性还给历史“八五”85中国美术学院校庆 依旧波光潋滟的西湖，晴方正好的南山路217号，中国美术学院迎来了它的85岁华诞。本次校庆特别安排了“八五” 85，展览作为最主要的内容。而让历史告诉未来的的展览宗旨更是拨动着人们的心弦。开幕式上，身为艺术家和美院院长的许江先生慷慨激昂的讲话给在场的每一位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讲话与其说是讲话毋宁说是呼号。多年来多次我看到许江先生的讲话总是慷慨激昂，侃侃而谈，这一次，我特别深切感受到许江先生作为一个艺术家和院长，他是用自己的生命和激情在为中国的艺术教育和艺术勃兴在鼓呼和呐喊。 校庆期间，我同众媒体同仁采访了许江先生，他依旧是激情四溢给我们回顾了那段激情的岁月无数的故事...... 许江院长围绕 1985年那个难忘的岁月回顾了学院85年的发展历史、结合展览的内容阐述了学院的精神。他说，屏幕上放映的短片，由85年前真实的影像剪辑而成，我们在此重温历史，重温激情，感受三十年来生命与校园的巨大变迁。历史的浓缩总是在用某些“不变”或者是“骤变”的因素，令我们怦然心动，仿佛一下子面对家园。 这次展览的策划和实施主体是70、80后的年轻人，他们在去年夏天就提出以1985年作为岁月考古的平台，采集85位亲历者的人生片段，改校庆的典礼为学术的追问。他们冒着酷暑去捕捉历史兴怀的可能的现场。将可能性还给历史，将历史还给岁月。让亲历者在现场说话，抚今追昔，去钩沉那段曾经经历的岁月，重叙那段岁月于上下文之前涌动的意涵，以此来彰显我们学校85年来的学脉精神。年青一代对整个展览的创意和他们在执行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坚忍、所兴怀的记忆、所秉持的求真的理想，是这个展览的亮点之一 “85”是一个横轴，让我们重返那些难忘的现场。在那些坐标式的往事当中，回溯大时代变革的踪迹，揣想历史的发生及其可能性。85位受访者则是一条竖轴，每个人的记述都与“85”的往事相对照，每一个书桌里面都存有那个时代各自不同的思想和生活的工具箱。这横轴和竖轴结成一个“十字”，成为我们回望岁月的生动的、纠结的十字坐标。我们每个人将在这个坐标里、这次展览中，找到中国变革时代的精神地图，找到学院能历85年不衰的学术脉络。 许江先生还说，在众多的亲历者的记忆中，那段岁月有两个突出的征候是之前甚至之后的很多年代所不具备的：一个是开放。打开国门，打开历史之门，众多久违的东西蓦然出现，尤其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西方前卫艺术的变革浪潮，及其蕴藏着的新学思想，走马灯似地影响着中国的学院，仅仅1985年就有美国史学教授维罗斯柯的持续十六讲的讲座，赵无极绘画讲习班及其展览与学术活动，万曼壁挂艺术初来学院掀起跨媒介的艺术运动；与此同时，以学报为核心的编译者们正加快阅读与译著一系列揭开形式思考和艺术诘问的西方名著。另一个突出的状态就是解禁。学院的开放可谓步步为营，但每一步都以某种思想和学术的解禁方式突破出来。正是这种解禁深深地诱发着一代青年的叛逆者和趋新的风向，也诱发着那种源自民间、源自底层的自我解放的力量，具体地、持续地给予每个创造个体以变革驱动的活力。虽然那个时代的开放程度远不如互联网时代的今天，但解禁仿佛是向思想解放、人性解放的无边大地不断地开拓，时代的思想者们仿佛垦荒者一般被赋予那个时代特有的顽强而丰沛的实验激情。所以，“八五”往事中记忆犹新的有关于油画系创业创作的论辩，学院中青年创作组的展览，关于素描教学、新水墨画教学的论争与探索，同时还有燎原全国的关于艺术形式的自觉与讨论，清理人文热情的观念端倪，各种后来被称为“八五新潮”的新艺术大爆发。 在谈到当年的八五精神在当下的意义时许江院长说：历史还在继续“八五·85”的意义正在于让八五精神，让美院85年持续的精神，重新和不断地活在校园，让美院的历史活化为一个未竞的事业整体，让参加“八五·85”学术活动的青年艺术家们涵融其中，代代传承，梳理振兴，发扬光大。 讲到美院悠久的历史包袱和传承的关系时他说，1660年前，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慨然写道：“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悲夫！”我们今天也站在历史长河的一个点上，向另一个年代怀想致意，内心必然感慨而系之，此所以兴怀。但我们不悲观，而是努力将曾经的生命能量存留在那里，让将来的兴怀者，“有感于斯文”，有感于代代传承的时代精神。 许江院长还兴致勃勃地讲述了这次展览的对“八五”85概念的意义。我们选取了在美院发展历史上85为重要的人物，其中有艺术家、教授等，他们在85时期都发生过许多重要的作用，展场将85个人的故事制成道具箱，将构成一场贯穿85个 年头的影像戏剧：“论争”“突围”“历程”“新潮”四个“片场”，呈现1985年美院的集体记忆。第一场是“论争”，重现构建当年的毕业答辩现场。在第二场“突围”则包括中青年创作组、维罗斯科讲座、中国画教学座谈会、实验水墨、赵无极绘画系列讲座、万曼壁挂运动和编辑部七大版块，搭建起美院的地标性事件，唤起1985年美院人的集体记忆。第三场“历程”作为整个展览的思想库，以黑板报的形式呈现了自1928年建校至今都在扭结中的有关艺术革命与革命艺术的事件、潮流和论争，涵括了“艺术运动社”、“新兴木刻运动”、“倪贻德：从创造社到决澜社”与“艾青：革命文艺领袖”、“人民英雄纪念碑”、“革命历 史画”、“浙派人物画”、“人间思想”八个部分。第四场“新潮”，重点聚焦于对“’85新潮”的追忆，由“’85新空间·池社”、“谷文达”、“红色幽 默”、“厦门达达”、“北方艺术群体”、“三步画室”、“部落部落”、“最后的画展”、“新学院派”这九个内容的展开，重新勾画出了当时以浙江美院为策源地辐射全国的“’85新潮”路径图。 采访结束时，许江院长意犹未尽，向大家谈起了许多往事，一些源自中国美术学院毕业的学生与许院长谈到了各自的状况的人生目标。 中国美术史论文:海外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方法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的艺术史研究出现了新趋势，主要是从哲学层面上对艺术进行反思，在方法论上对传统的实证性艺术史理论进行批判。这些反思和批判从外在的视角审视艺术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艺术史的研究思路，德国艺术史家汉斯·贝尔廷的著作《艺术史的终结：当代西方艺术史哲学文选》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产生的。论说艺术史的终结未免偏激，但是艺术史学科的确处在一种危机中。《艺术杂志》1982年冬季号正式提出了艺术史“学科的危机”这一主题。奥立可·格莱巴的《论艺术史的普遍性》也发表于同期《艺术杂志》上。格莱巴指出：“当下艺术史家的工作，即是去发现各国或各民族文化的某种（不同的）视觉语言之含义。”11 发现各国或各民族视觉语言的含义，体现出了一种在方法论上对艺术“普适性”的认识，艺术史的这种“普适性”概念一经提出，立刻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在中国美术史研究领域，学者们普遍警醒这种“普适性”。芝加哥艺术学院埃尔金斯在《为什么不可能写出非西方文化的美术史》中表述的很明确：“不管多元文化的美术史如何做出无懈可击的努力，所有撰写非西方文化的美术史的尝试均导致为西方的目的服务的西方化的叙述。”12 他的《西方美术史学的中国山水画》一书就极力避免这种“普适性”，转而寻求新的突破。方闻对此问题做出了不同的回应，他在接受普林斯顿大学艺术考古系主任谢伯轲的访谈时谈到：“在我看来，不同的视觉语言各有其不同的族群文化意义，为获得一个可观照不同艺术史的公共视野，我们需一套共同、适时的现代分析和诠释工具。这些工具或许最初发展于西方艺术史，但也应借由研究非西方视觉作品所获得的洞识，加以修正和扩充。” 历史主义的强大力量使得艺术史家在黑格尔时代精神的启发下，确信艺术提供各种手段使人类精神以某种特有的历史化方式显现出来，历史乃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本质。在这种历史主义的引导下，19世纪和20世纪初许多文化史家和艺术史家便认为，一切艺术风格均是文化各个方面的反映，任何风格的创造、发展及其演变都是时代精神变迁的一种现象。当代社会艺术史家因此提出“艺术本身是历史吗”这样的命题，主张艺术史研究应进行从对风格史的关注向“片段历史”，或“微观历史”的研究转变。高居翰在2005年的《亚洲艺术档案》上发表了《中国绘画“历史”与“后历史”的一些思考》一文，其中反思了中国绘画史没有像西方绘画史一样建立起一门坚实、详尽的历史学。他借用西方后现代历史理论来研究元明清绘画，用“后历史”这个带有浓厚指向意义的词语处理中国艺术史。高居翰的这种处理方式割裂了中国绘画的完整历史，既忽略了中国艺术史中固有的师资传授系统，也没有遵循西方历史主义的研究现实。 面对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学科危机，方闻首先从理论的高度出发作出了回应。他在《为什么中国绘画是历史》一文中持有艺术史普遍性观念，并确信中国画的真正价值在于它表现方式的独一无二性。随后，方闻在文中从传统中国谱系的艺术史学和中国画中再现与超越再现的风格历史两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证。最后，方闻写道：“倘如问，中国或者日本绘画哪些方面的研究可为现代艺术史学提供理论基础？答案必然要看不同的视觉语言及其独特含义的历史性描述。”13 海外的中国绘画史研究，在经历了最初的迷茫和机械地借鉴之后，越来越多地具有了作为一门独立人文学科的精神特质，它开启了西方认识中国文化的一扇窗口，也对西方文化的未来走向提供了某种参照和思想资源。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应该为全球的学术合作提供一个契机和可操作的平台，中国美术史是一部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区域性和多元化的历史。 中国美术史论文:论中国美术史中的原始植物崇拜思维 摘 要：源于生产生活需要和精神向往两大要素，原始人类产生了对植物的崇拜，原始崇拜往往是原始艺术创作的现实驱动力，所以美术史上所呈现的植物艺术题材，通常牵系着原始人的心灵世界。本文将主要探讨原始植物崇拜思维在美术创作中如何摆脱“自然属性”而趋向于艺术，探讨其在中国美术进程中的发展规律。 关键词：原始；美术；植物崇拜 人类自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一直不断进行，在一个作用与反作用的过程中，“自然”无时不对人类的思想意识造成一定影响，而作为人类意识形态产物的美术，势必会和“自然”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远古时期生产力相对低下的状况，许多客观的规律不能被原始人理解，被蒙上一层神秘色彩，从而对原始美术创作产生崇拜驱动作用。这种原始思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并被原始人所接受，以致于它不能完全的在人类的文明进步中隐退，从众多美术绘画作品、纹样中我们仍能看到它的影子。原始人的植物崇拜情结就是一例。 在江苏省连云港发现的将军崖岩画上刻画着以植物茎叶连缀的人面和天体星象图案，创作于新石器时代，这是较能体现原始人对植物有着特殊感情的一件作品。岩画中人面造型奇特，夹杂着某些星象的元素，画上的人面与植物茎叶相连，而且人面形似果实，显然是有意识创造出的人与植物合一的艺术形象，是祈祷获得植物的力量？还是他们认为人是由植物而生呢？答案已经不得而知，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植物在原始人心中的重要地位。 原始人类认为万物有灵，“先秦时就有一种司木之神，名曰‘句芒’，为古代的树神。‘夸父逐日’弃杖化为‘邓林’，就是桃林有灵的记载。”①中国的许多古汉字，也都与原始人的植物崇拜相关，如“氏族”中的“氏”本意为木本，即植物之根；而与植物关联的“臬”字，则含“法则”的意思。“华夏文明是在植物文化的历史背景下孳生发育的，华夏民族的称谓本身，就保存着原始植物崇拜文化的信息。华、花二字在殷代卜辞里是同一个形体，便是佳证。至于本象花蒂之形的帝字，其最初语义的蕴涵的意念，即是对植物的原始崇拜，也是不言而喻的。就植物而言，开花结果，生生不息，花蒂是其根本。植物花蒂的这种带根本性的神异力量，很自然会引起人类的重视和崇拜，进而成为自然界至尊神的化身。”② 原始植物崇拜思维中对被神化的植物，并不像其他对象崇拜多有祭祀活动，而是主要表现为敬畏，禁忌折伤或砍伐崇拜物。《礼记·月令》中规定：孟春之月，禁止伐一切树木；季春之月， “毋伐桑拓”；孟夏之月，“毋伐大树”。③ 《搜神记》载：“建安二十五年正月，魏武在洛阳起建始殿，伐灌龙树而血出。又掘徙梨，根伤而血出。魏武恶之，遂寝疾，是月崩。”④这一描述给植物附加了人的机能， 进一步发展了崇敬心理。 原始植物崇拜思维的出现也并非偶然。远古时期大地上多覆盖广阔的森林，植物生长茂盛，原始人的生活与它们息息相关。制作棍棒弓弩狩猎，采摘果实，用树藤结网捕鱼；采集树叶制成衣服；燃烧植物获取、保存火种，御寒取暖、防止野兽攻击、驱走黑暗和恐惧、烤熟食物，原始社会两大主要的生产方式——狩猎和采摘，以及原始人文明进化的重要元素——火，都需要通过植物来实现。可以说，植物是原始人类衣食住行的基础。“人通过实践劳动创造了一个以他为中心、以实践为媒介的人类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一切都会被打上人的印记，不仅自然界的高山原野、河流星空成了人的无机的躯体，而且经过劳动实践，人进一步产生了思想和观念。”⑤在生产生活中，原始人会不自觉的将一些自然物与人类自身进行对比并能判断出异同。原始社会外出狩猎和采摘是非常危险的，时常可能面临野兽致命的袭击和一些突发的自然灾害，他们的生命相对脆弱而且寿命也很短，拥有强健的体格并且能够长寿成了一种最直接的愿望，于是植物此时起了必然的参照作用，树木的高大粗壮、长生不死都被原始人看作是一种神奇的现象；植物的枝干断了还可再生，原始人在同野兽的搏斗中和可能经常损失身体部位，“再生”也成了他们的渴求；原始人在狩猎追赶野兽很可能迷路，高大或者有特殊标志的树木植物就成了他们辨别方向的依据，由此产生信赖感；植物种子落地生根，强盛的繁殖能力也是原始人类所向往的；原始人类认为鸟和神是相通的，他们把鸟看成是神的使者， 而鸟栖息的植物这无疑会让他们觉和神有一定联系。可见，植物在原始人类的思维中是具有强大力量感的。一方面，在物质上他们必须接受植物的赠与、依赖植物生存；另一方面，在精神上他们羡慕植物并渴望获得植物的某些特殊能力。就如同人类的童年思维一样对那些自己不能控制的神奇事物生出一种又爱又怕的感情。由于长时间受这种情感的困扰，力量感很快变成了原始人类强大的心理压力，原始人屈从于这种力量之下，产生了植物崇拜。 植物作为美术创作的重要素材，在美术史中经常出现，而崇拜思维的影响则主要表现在植物艺术形象内涵的变化上。他们通常会不自觉的以某些方式再现他所敬服的这种力量。在许多原始绘画艺术都有所体现，显示为祝愿对这种力量更强大，并能为己所用、为生产实践活动服务，带有实用功利性。如“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遗址出土物中有的陶盆口沿部位装饰有稻谷禾苗纹样，反映了原始先民对丰收的向往。有一块陶片上刻有植物形态，五片叶子茁壮舒展，表现了蓬勃生长的状态。”⑥原始先人绘制着这些装饰和纹样，也绘制着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但这种憧憬只是源于对自然力量的崇拜。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原始人类在物质和精神上依赖植物，那么原始美术中的植物形象也应会随之减少或消失。所以早期的植物形象艺术作品实用意义多于审美意义。“原始人类在有意识的利用物质材料表达主观目的、主观精神时，其美感与想像、思维、情感、动机交织在一起而创作出的作品和创作过程具有多元意义。此时的创作和审美处在蒙胧混沌状态。”⑦ 人类度过漫长的蛮荒时代后，其美感意识得到发展和增强，审美活动逐渐独立和清晰起来植物崇拜思维也开始向“艺术阶段”过渡。此阶段的许多作品虽然仍含一些实用的指向意义，但都格外明朗的呈现出美感，而且还占主导地位。如汉代墓室画像石砖中常见的“扶桑树”，取材造型都隐去了原始功利的为生产生活服务的实用目的，仅作为一种吉祥物的象征，为祈求生命不朽和灵魂的安宁等。六朝时期崇尚清雅之风，主张复古，而此时植物纹样繁盛，卷草、忍冬等纹样流行，这些纹样造型生动、线条流畅，非常符合形式美法则的要求，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就是在这样反复的创作过程中，人类对原始植物单纯的屈从崇拜淡化了，对植物形象美感的意识渐进成熟。此时原始的植物崇拜思维在美术创作中开始发生演变。 现代社会客观规律通过科学方法得到合理解释，原始人所敬畏的神秘力量成为普通现象，而且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所谓的心理压力不复存在，经过长时间的变化和发展，植物形象开始具备独立的审美特征，成为一种艺术形象。在内外因都发生重大变革的情况下，原始植物崇拜思维的“自然属性”完全蜕变了，一种对大于本身的力量的屈从演变成了一种对于自己熟悉并带深厚感情事物的欣赏。 结语：自此，原始植物崇拜思维经由了从“自然”到“艺术”的上升过程，而且由于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等各类因素的影响，植物的艺术形象也完成了从实用性到审美性的过渡。在对自然事物的认识活动中人类的美感意识逐渐形成并不断完善，这种美感意识源于对巨大力量的崇拜，随着这种力量减弱，植物的形式特征开始成为人类的审美重心。

新闻评论论文:电视新闻评论的舆论引导作用 ［摘要］分别分析了电视新闻评论是如何通过议题选择、突发事件、社会热点事件这三个方面发挥其舆论引导的作用，以促进电视评论节目更好地引导舆论。 ［关键词］电视新闻评论；舆论；引导 当前，微信、微博、各家媒体的新闻客户端等各种新媒体充斥着我们的生活，使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变得更加快捷，与此同时也对受众的媒介素养提出了新的挑战。海量的信息呈现在受众面前，受众缺少权威声音的引导，大大增加了其选择信息和接受信息的难度。同时，在新媒体环境下传播的信息大多为碎片化信息，受众接收信息为浅阅读的方式。在这种阅读氛围里，很容易导致轻信和盲从，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受众对信息的批判能力。这时，评论节目就迎合了受众对信息解读的需求，同时在舆论引导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那么电视新闻评论是如何引导舆论的呢？我们将从电视评论对议题的选择、突发事件的处理、社会热点事件的处理这三个方面分析电视新闻评论的舆论引导作用。 一、通过议题选择引导舆论 1972年，麦库姆斯和肖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介是新闻的把关人。媒介虽然不能主导受众的思维但是却可以影响人们对哪些事件进行关注。大众传播议程设置的核心就是选定一个话题，引导人们对话题的关注，并强化话题在公众心中的重要程度。对于传统媒体的新闻评论而言，媒体选择针对怎样的新闻事件发表评论以及在评论时进行宣传的强弱程度，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新闻舆论中心的形成。例如，有关民生问题的电视新闻评论，民生议题不同于其他议题，受众对民生领域的关注度极高，导致民生议题很容易爆发成为公众领域的热门问题。如果没有对民生问题进行准确解读，受众对政府颁布的有关民生问题的政策与措施的理解就有可能发生偏差，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缺少理性的分析。这很有可能诱发更大的社会问题，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加剧了舆论引导的难度。所以，对民生议题的舆论引导应格外重视。 二、通过突发事件引导舆论 突发性事件比一般新闻表现出了更高的新闻价值，这就需要新闻媒体及时发声，在对整个事件做出报道的同时，做好相应的新闻评论工作。由于受众对突发事件表现出十分高的关注度，如果媒体的报道和评论不慎、不及时，有可能会导致更大的社会动荡和负面效应。那么，在对突发事件进行新闻评论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想真正提高新闻舆论的指导性，就要求新闻评论者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把握受众的需求，在第一时间为受众解答疑惑，阐明媒体的见解和态度。需要注意的是，“第一时间”并不意味着盲目抢发，及时的电视新闻评论也必须在新闻事实真实报道的前提下进行。如果媒体只是捕风捉影，未经核实就马上报道并发表评论，那么即使新闻评论做到了及时迅速地，也可能使新闻评论的媒体失去公信力，同时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团结，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其次，重大突发事件报道在揭示事件真相的同时，会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公众的信心产生冲击，可能引起缺乏安全感、恐慌心理加剧等问题。这个时候，新闻事件的持续关注和报道以及及时而深刻的新闻评论的解读就显得尤为重要。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电视媒体对突发事件的评论及时、准确、影响力大，它不仅发出了电视台权威、公平、正义的声音，也代表着中国媒体对相对敏感事件的敏锐的洞察力与鲜明的立场和态度。 三、通过社会热点问题引导舆论 社会热点事件是指一段时期内被社会公众广泛了解和传播，引起社会强烈的舆论反应的新闻事件。在当前的媒体环境下，社会热点事件的形成通常是由当事人或者网民通过网络等各类媒体将事件进行曝光，引起网民和受众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后，事件开始在社会上广泛快速地传播。之后再经媒体的传播、网民的议论，使受众的情绪、意见不断高涨，从而形成舆论，导致事件成为公共事件。那么电视新闻评论节目是如何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舆论引导的呢？首先，在热点事件的传播过程中，尤其是针对互联网上广泛传播的热点事件，传统媒体一定要有鲜明的立场和态度，不能盲目跟随网络舆论推动热点事件的传播。在面对不断升温的社会舆论时，作为主流媒体的传统媒体不能失语，而是应该思考该事件是否应该报道、应该从什么角度什么方向来报道，绝不能被事件牵着鼻子走。其次，当今社会受众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网络媒体的兴起的同时也带来了虚假信息日益泛滥的负面影响，新闻评论者应帮助受众对在社会群体中广泛传播的信息去粗取精、分类汇总，积极揭露虚假信息，澄清真相，进行电视媒体的“话语议程设置”。最后，新闻评论一定要“接地气”，倾听民意、反映民意，从受众的角度、立场出发，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老百姓接受和信服。电视新闻评论节目自从其诞生起，就赢得了观众的喜爱，电视评论节目以其深度的解析，对事件全面的分析以及声画并茂、形象直观的表现方式得到了受众的认可与青睐。舆论导向的正确与否事关重大，关系着国家和人民的切身利益。电视作为主流媒体，其舆论引导作用仍在不断增强，只有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才能够使人民安康、社会稳定。 作者：郭宇 单位：天津外国语大学 新闻评论论文:新闻评论微博化研究 摘要：针对新闻评论微博化的现象进行分析与研究，对新闻评论微博化所产生的问题和解决对策进行探讨并提出个人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新闻评论微博化；趋势；利弊 我们平时所说的微博其实就是指新浪微博，它作为一种人们分享和交流的平台，有着快捷性、时效性和随意性。近几年，微博在中国呈现出爆炸式增长态势，拥有微博的人也很多，人们经常通过微博来分享自己的观点和交流意见，截至2017年3月，微博月活跃用户达3.4亿，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微博用户世界第一大国，有网友将微博戏称为“围脖”，现在“织围脖”已成为网上最热的活动，深受广大网民的追捧。 1微博新闻评论的特点分析 新闻评论是媒体编辑或新闻评论员对新近发生的热点事件或有意义的事件，通过专业的理论分析，多角度观察，带有鲜明性和指导性的一种新闻文体，新闻评论也是当今新闻传播工具经常采用的社论、评论、评论员文章、短评、编者按、专栏评论和评述等的总称，换句话说，新闻评论就是就当时热点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发表权威意见以指导广大受众实践的一种文体。传统媒体评论都有其标准，相反，微博评论相对于传统媒体评论要相对自由，语言文字也要随意的多。微博评论的形式可以是一段简短的小文章，也可以是一句简短的话、一个词语或是一个符号一个表情，体现着“微”特色。微博评论较传统媒体上的新闻评论（报纸、电视）更具时效性、便捷性、受众多，电视媒体评论需经过采编播，最快需几个小时才能播出，纸制媒体需印刷最快也需一天时间见报，相比之下，微博评论只需在新闻事件发生之后，进行加工编辑，通过互联网就可以迅速传播。更重要的是相比于传统媒体，微博作为一个网友公共发言的平台，让普通民众尤其是长期缺乏话语权的老百姓们都有了畅所欲言的机会。相反，传统媒体（报纸、电视）由于权威性、规范性的要求，大多都会采用专业评论员、重量级机构或官员的言论为主，导致普通大众的声音无法传递。微博新闻评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互动性强。 微博的普及改变了这一个时代信息传播的方式，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组织、个人等都可以开通微博，微博的信息种类各有不同，形成了一个横纵向交错的信息网，不同社会团体、不同身份的人都可以在这个信息网格中发表言论，表达感情。微博新闻评论的再一个特点就是移动性强，进行微博新闻评论可以随时利用手机终端，针对某一感兴趣的话题进行即时地观点，形成碎片化信息表达的形式，而且微博的阅读和也不会限制的人的时间和地点。随着网络的发展，网络用语新名词也随之而来，独特的网络用语、符号也经常出现在微博新闻评论中，增强微博新闻评论的可看性。而观报纸、电视以及官方网站上的新闻评论，一般都是长篇阔论，大的信息量，小而密的字，使广大老百姓们看阅起来费时费事，而且想要进行网站评论时还需进行注册登录才能发表意见，就导致许多网友觉得费时费事从而放弃评论。而且报纸等新闻评论全无互动性。反观微博进行新闻评论不受时间空间的影响，只需通过手机等移动终端就可完成新闻评论的传播，操作简单、方便，更适合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微博让人们能随时随地了解、传播身边所发生的新闻，并发表个人的意见，实现了即时的信息分享。 微博的出现无疑是对传统新闻业的极大的冲击，微博传递消息的迅速、便捷是报纸等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微博近乎零时差的传播使报纸报道滞后性更加明显，人们通过网络、手机客户端就能得知一切消息，这就导致近年来报纸的销量正在迅速减少，读者的年龄也普遍偏大，报纸等传统媒体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微博是广大网民的言论平台，成为广大网民发表个人观点、抒发情感、进行社会言判的言论平台。它能容纳所有人的评论，也能使每个人都对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充分的表达民意，相比于正式的报纸评论，许多人显然更喜欢看富有人情味的评论。虽然微博上的评论好坏不一，但的确不乏一些有见解的评论，而且微博上的评论具有很强的互动性，这就使许多人不再关注传统媒体上的评论。传统媒体也在微博的影响下推陈出新，开始改变新闻传播的模式及新闻评论的形式，纸媒新闻评论受微博的影响出现了微博化的现象，例如原本严谨的报纸也开始活用网络用语，更加亲民。例如人民网2017年2月17日《人民网评：药价这么“虚”，应该“补”点啥？》、人民网2017年3月5日《人民网评：政府工作报告听下来，一“痛”一“爽”感受强》、人民日报2017年6月6日《富裕时代，不浪费才够帅》等，就利用《中国好声音》来吸引读者，贴近百姓的生活。评论语言即通俗易懂，又贴近百姓的生活。 2新闻评论微博化产生的问题与对策 新闻评论微博化为传统新闻评论增加了广泛的素材，使新闻评论更加关注社会热点问题，但同时也使新闻评论存在着关注点易转移，碎片化的弊端。在这个信息泛滥的时代，微博上的热门话题一波接着一波，这就很容易让受众转移关注点，一个话题很快就会被遗忘而导致一些有价值的新闻事件没能得到足够的重视，没能进行深度的评论，一些很好的新闻由头缺少后续的报道与评论，就被其他的热门话题取代。这种就难以达到靠新闻评论的力量推动社会进步的目的。受微博影响许多新闻评论变得过于短小，评论的数量多、来源广，却缺乏深度和系统的评论，这就使新闻评论有了碎片化的弊端。新闻评论微博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使新闻评论的选题和内容多元化的同时，也造成了受众定位不准的问题。传统的新闻评论都有自己固定的读者群，有自身的特色，而受网络的影响，许多报纸一味地追求吸引读者增加销量，对热门的话题进行评论，涉及各个领域，照顾的面广，却缺乏了稳定的读者群，缺少了自身的特色。新闻评论微博化广泛吸纳读者的评论和网友的评论，在体现百姓的声音，广泛集纳意见的同时，也使评论的公信力降低了。由于参与评论的是普通群众，不是专业的学者，所以对事件的评论就难以让人信服。受微博的影响，纸媒抛出论点，在获得时效性的同时，也失去了深度。而短小的评论也会造成缺乏深度的问题，传统的新闻评论写作，一般具备完整的论点，论据和论证，通过深入浅出的论述，对人们的思想造成影响，而太短的评论必然无法深入挖掘事件的内涵。 2017年6月3日凌晨，世乒赛男单第三轮比赛中，中国选手张继科1︰4不敌韩国选手李尚洙，无缘男单16强，爆出本届赛事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赛后，张继科接受采访时称，失利是因为自身没有调整好状态，与伤病并无关系，主要是因为对手拼得很凶，自己慢了一点，精力上也稍微差了一点。说完，他径直离开赛场，不再接受采访。赛事的爆冷，瞬间在网络上瞬间掀起了一波舆论。此条消息一经发出，很快就有十几万的转发量和评论。微博网友评论众说纷纭，有的说他是综艺节目参加多了，体育明星变娱乐明星的后果。还有的网友评论运动员有输有赢很正常；比赛起起伏伏很正常，没有谁是常胜将军，等等，这些言论迅速在网上铺开，可谓是各抒己见，都有着不同的观点。有人顶、有人赞，微博平台热闹非凡，还有前不久闹得沸沸扬扬的青岛天价大虾事件、哈尔滨天价鱼事件，网友们评论此起彼伏，瞬间转发被转发、评论再互动。现在是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有话语权，网友们通过微博发表自己对某一热点事件的言论，特别是那些热点新闻、关乎自己切身利益、重大事件等能够吸引更多的网友们进行评论互动。现在的微博新闻评论正值繁荣时期，其繁荣程度也可以说明现在的网友愿意参与进行，话语权的意识也在渐渐增强，而且希望自己发表的言论能得到其他网友的认可，成为名副其实的“意见领袖”。 3结论 虽然新闻评论的微博化促进了新闻评论的改革与发展，但也存在着缺乏深度、语言不规范等问题，需要加强管理，了解评论的选题及用语。纵观当前媒体评论，报纸等传统媒体新闻评论在新闻传播中的重要角色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分量更重。传统媒体应该在培育、发展有个性的新闻评论上下功夫。面对目前网络言论的冲击，传统媒体新闻评论一方面要发挥固有的优势，另一方面是要积极创新，适应传播的新形势。针对微博对传统媒体新闻评论产生的影响，新闻评论出现微博化的现象，笔者认为纸媒新闻评论应积极与微博等新媒体融合，努力发挥自身优势，以深度、权威并且亲民的评论提升报纸评论的公信力和竞争力，寻求报纸新闻评论发展的新的突破。 作者：梁媛 单位：农垦哈尔滨管理局宣传部广播电视文化中心 新闻评论论文:媒介融合背景下网络新闻评论的特点 【摘要】 进入“互联网+”时代，媒介融合注入互联网思维。澎湃社论发挥互联网特点，在评论独家、内容深广、版面设计和受众互动等方面有一定的改变和创新。 【关键词】 新闻评论；澎湃新闻；媒介融合 一、“互联网+”时代媒介融合产品：《澎湃新闻》 “互联网+”时代，新旧媒体的融合是一场全方位的突围，多层次的革新。媒介融合是传媒行业、电信行业、IT行业，从内容生产到网络渠道再到终端服务的融合。传统媒体通过互联网的力量推进现有传播媒介的深化改革，塑造新型传媒业态。喻国明说：“新时期媒体融合转型最重要的是要应用‘互联网思维’”。2014年8月1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第四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的指导意见》。“媒体融合”首次以国家战略的高度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澎湃新闻正是在互联网时代媒介融合的大潮中应运而生的。2014年7月22日，“澎湃新闻”（ThePaper）作为上海报业集团一个重要新媒体产品正式上线。其依托《东方早报》的采编队伍，“立志成为中国第一时政品牌”，搭建一个专注时政与思想的媒体开放平台。澎湃新闻由纸媒全面转型为线上媒体，在立足文字、图片报道的基础上，增加视频、音频、动画、互动媒体技术等报道手段，实现新闻报道的技术手段融合。上线仅一年多，澎湃新闻已迅速成长为中国现象级的新媒体产品。 澎湃新闻致力于打造互联网新闻与思想的最大原创平台，下设“时事”、“财经”、“生活”、“思想”四个栏目，并分设共四十七个子专栏。其中，“思想”栏目下设“社论”专栏，专栏简介为“19:30，告诉你我们最想说的话”。从2014年8月10日的《五论新常态：开放也需新思路》开始，以平均每天一篇的频率延续至今。澎湃社论代表《澎湃新闻》的立场，是澎湃编辑部就社会重大问题发表的评论。社论是传统媒体最为看重的新闻评论和舆论工具，代表整个媒体发声，代表整个社会发声，甚至代表整个政党国家发声。甘惜分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认为：“社论集中反映并传播一定政党、社会政治集团或社会群众团体对当前重大事件和迫切问题的立场、观点、主张。”《澎湃新闻》作为媒介融合较为成功的例子，澎湃社论也代表整个媒介融合背景下网络新闻评论的特点。 二、《澎湃新闻》社论的数据分析 （一）《澎湃新闻》社论《澎湃新闻》社论代表澎湃立场，“19:30，告诉你们我最想说的话”，自2014年8月10日社论栏目上线以来，一直是《澎湃新闻》的重要栏目，有着较大的影响力。《澎湃新闻》脱胎于《东方早报》，有着优秀的社论写作队伍。社论会在网页、客户端、微信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更新与传播，全媒体联动的传播策略让社论最大限度的抵达受众。特别是在《澎湃新闻》客户端吸引越来越多的用户群之后，这种高质量的符合移动阅读模式的社论将会更受用户欢迎。 （二）社论样本界定《澎湃新闻》从2014年8月10日开设社论专栏，到2015年6月1日社论平均每天一篇，稳定而不间断。本文选取了2015年6月1日 至2015年12月31日《澎湃新闻》所刊登的208篇社论作为样本分析。从时间和样本信息量考虑，7个月208个样本应该可以比较好的反映其社论的特点。（三）社论议题归属地对社论议题的归属地分析，结果如表1。社论主要选取国内议题，根据国内新闻事件、社会现象、重大节日等为素材发表社论。11%的国外议题基本上都是就国外重大新闻发表社论，其中大部分都是国外的政治事件。 （四）社论题材对社论题材的选择分析，结果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澎湃新闻》选题范围广，其中以社会民生题材为主，体现了澎湃对与国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问题高度重视。社会民生、科技教育、社会经济三方面是最主要的评论题材，三方面都是国民最关切，最能体现社会发展水平的指标。另外，很多媒体评论比较看重的政治题材，在澎湃社论中只占一小部分，对国家政策，国家政治事件，国家外事活动等关注较少，阐释得也不多。最后，文体娱乐、环境医疗、交通法律三种题材的数量差不多，不是澎湃社论关注的重点。 （五）社论价值取向社论的价值取向往往就是一个媒体的价值取向，所以社论的价值取向总是媒体最为看重的。分析《澎湃新闻》社论的价值取向，结果如图2。阐释类社论占据了社论的绝大部分，其次是建议类，批判类、歌颂类、纪念类只占很小一部分。可以看出澎湃社论采用比较温和的方式来评论国家和社会事件，重在阐释社会现象，政策法规，然后提出建议，引导大家解决问题。 （六）社论评论数量分析对《澎湃新闻》网页中每篇社论的互动评论数量进行统计，结果如表2。大部分社论的评论量都在100条以下，受众的评论较少，活跃度不高。 三、《澎湃新闻》社论的特点 （一）发声频繁，选题多元，关注社会民生社论是媒体针对社会中重大问题发表的评论，表明媒体对新闻事件的立场态度，在传统媒体时代，意义重大的社论使用并不频繁。但是，《澎湃新闻》的社论专栏却有着很高的发表频率。本文选取的7个月时间跨度内，《澎湃新闻》共发表了208篇社论，基本上平均每天一篇。《澎湃新闻》四个板块之下只有“社论”一个评论专栏，所以高密度的社论发表频率，似乎和一般的评论一样，让其重要性减弱。在高频率发表社论的同时，《澎湃新闻》社论的选题也十分多元。本文所选208篇样本中政治17篇、经济48篇、社会民生76篇、科技教育31篇、环境医疗11篇、交通法律11篇、文体娱乐14篇。其中选题最多的是社会民生方面，占到了36.53%。传统媒体社论关注较多的国家政治，《澎湃新闻》社论却关注得较少。澎湃社论发声频繁，选题多元，高密度多层次的社论覆盖社会方方面面，体现《澎湃新闻》的社会责任感。利用新媒体的优势使社论不受版面限制，每天发声，继承传统媒体长处使社论的写作更深入更广阔。 （二）评论严谨，态度温和，阐释建议为主评论的价值取向，态度风格关乎一个媒体的精神气质，评论的立场往往就是媒体的立场，是媒体立于社会的核心所在。过去传统媒体评论的理性思维强于新媒体的碎片化表达，在写作上更体现思维的深刻，论证的严密，逻辑的合理，在引发受众思考的同时往往表现出主流意识的权威性。媒体的价值观、风格、立场，是在一次次的新闻评论中累积形成，最后被受众慢慢认可的。社论是社会改革和政策变化的风向标，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更是不可替代。《澎湃新闻》社论的价值取向从统计的208篇社论来看，阐释性社论125篇，占60.10%，建议性社论50篇，占24.04%。评论风格严谨，态度语气温和，以阐释和建议为主是澎湃社论的最大特点。如2015年12月28日的社论《作弊入罪遭遇挑战》，以研究生入学考试泄题事件为素材，阐述作弊入罪的法律条文，最后提出建议应该重视维系社会公平的法律。社论文字严谨，态度温和，动情的阐释，坚定的呼吁基本可以代表澎湃社论的特点。 （三）语言亲民，排版简洁，具有媒介融合特点《澎湃新闻》社论的篇幅都不长，标题言简意赅，正文先简述事件由头，然后发表论述。社论大多从社会责任、社会意识等正面价值观去解读社会问题，并且把这种价值观体现在澎湃新闻所能把持的新闻阵地上，进而引导社会舆论导向。社论用平民化的写作方式，不讲大道理，不用说教式的评论方式，体现了亲民风格。例如，2015年10月18日的《吐痰》就“上海地铁吐痰事件”提出如何做一个社会文明人，文明人解决问题的方式，最重要的是培养社会的文明习惯。澎湃社论的媒介融合特点，一方面体现在交互式评论，另一方面体现在版面编排。交流互动评论是网络新闻评论的特点，是传统媒体评论不具备的优势。澎湃社论下设有“评论”和“追问”两个板块供受众互动交流，发表意见。“追问”板块受众的部分问题会得到一些受众或客户端的回复。打开“社论”专栏，页面简洁，蓝色格子稿纸上手写体的社论摘要，摘要下方是标题。一方面保持传统媒体社论写作特点，另一方面运用新媒体技术，丰富社论编排，使社论严肃厚重，又活泼简洁。在网页和客户端布局上，社论和其它栏目一样，采用卡片式布局，网页版用图片+题目+摘要的形式，客户端用图片+标题的形式，使得界面具有视觉冲击力，清晰简洁，形成良好的用户体验。 四、结语 澎湃社论把握住了互联网时代受众对新闻评论的需求，生产出题材多元，态度温和，，语言亲民，以阐释和建议为主的评论。频繁发声，重视社会民生，塑造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介形象。互联网时代受众获取信息的标准逐步提高，社会参与意识逐渐增强，发表言论、交流思想的积极性也明显上升。这一趋势，决定新时期的网络新闻评论必须帮助受众获得更多信息，解读媒体播发的新闻、分析现象之下的本质、挖掘新闻背后的社会问题、提供观点与服务大众等等。另外，媒介融合背景下的网络新闻评论较之传统的新闻评论已经有所变化。和澎湃社论一样，新时期的新闻评论注意从不同角度呈现受众关心的政策和信息，然后进行阐释和适当建议，最后经过受众独立思考，形成自己的观点。这一过程就使新闻评论的功能由舆论引导转向了言论表达，从传统的新闻评论方式过渡到新时期的新闻评论方式。互联网时代的受众，需要的不再只是媒体的观点态度、对错判断，而是把各种观点吸收整理后呈给受众，至于什么是对的，怎样做才是对的，受众会依照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做出判断。 作者：潘俊文 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研究 新闻评论论文:电视新闻评论类节目评论员探讨 【摘要】 新闻评论员的“收”与“放”指的是话语权空间的范围，有着诸多的影响因素，而一个国家新闻评论员话语权的空间也是这个国家新闻自由空间的反映。本文主要从节目的选题，大的舆论环境的影响，评论员构成，主持人的控制，“口径”要求，探讨当下影响新闻评论员话语权空间的因素。就目前来看，我们的新闻评论才刚刚开始，话语权空间的受限比较多，评论员还在探索中前进，寻找中国新闻评论的底线与上限。 【关键词】 评论员；话语权空间；舆论环境 在我国，以评论员观点为栏目观点，评论员为节目核心的新闻评论节目并不成熟，尚处于星星之火阶段。电视新闻评论类节目中的评论员，一部分来自媒体从业人员中的记者、主持人或主编，另一部分则来自其他领域的学者型评论员。全国有影响力的新闻评论类节目更是少之又少，而这星星之火能否燎原，又与舆论环境有着密切关系。电视新闻评论通过很自然的叙述技巧与视觉方式使观众成为新闻事件的旁观者，参与到多种形式的电视新闻语篇中。评论员的话语在多方面都是权威的、令受众信赖的。就目前而言，本文要探讨的评论员话语权空间，主要指评论员的评论方式和评论内容上的空间，而这个空间是受多个方面影响的。既有社会舆论环境的制约，也有评论员自身表达习惯的制约；既有节目性质的规定，也有主持人提问的控制；既有管理者的要求，也有媒体人职业素养的自律……种种因素构成了评论员的话语权空间。 一、评论员话语权空间影响因素 新闻评论表达观点和立场，关键在于它通过什么方式，怎样“说”。从节目的制作过程来讲，决定评论员话语权的因素方方面面，既包括有形条款，还涉及“无形意会”；小到选题方向，大到社会舆论环境空间；既有评论员自我底线，也包括主持人的现场发挥。 （一）选题是新闻评论类节目话语权空间的起始点选题作为节目开端，直接影响评论员。选题初期便考虑到评论员因素，本期节目评论员是谁？怎样将评论员的专业优势与新闻选题有机结合？怎样才能为评论员提供最大范围的话语权空间？1.编导前期策划对评论员话语权空间的“限制”。节目策划过程中，编导的前期调查采访，积累事实依据，为评论员提供“论据”，编导的“解读”角度，无形中影响到评论员的言论方向。评论员的话语权空间以编导所提供的事实依据来决定。评论员不能信马由缰地说“自己想说的话”，需要根据编导找到的点展开评论。2.评论员选题。《新闻1+1》采用的是“编导选题”与“评论员选题”相结合机制。“评论员选题”策略的使用考虑到，评论员敏感触角第一时间捕捉其最擅长的话题，有效发挥专长。评论员掌握着最大的话语权，原创性观点易成为节目的亮点。如今的新闻竞争“，独家”和“第一时间”早已不再是新闻遭遇战中获胜的法宝，而对新闻的深度解读，不同角度解读成为了各媒体占领制高点的有效手段。“观点新闻”时代已经来临。因此，评论员的选题更能突显这一优势，评论员从自己擅长的角度提出“独到的见解”。评论员的“观点”的唯一性、不可复制性成为了当下新闻竞争的砝码。 （二）评论员自主话语权空间的拓展在新闻评论类节目中，评论员作为传播者和把关者，评论员的话语权空间的大小对节目的传播效果有着直接影响。简单地说，就是在节目中，评论员能表达多少自己的看法，言论的自主权有多大，能否用最直接、最简单的话语说出自己的观点，这些因素对节目的收视有着直接影响。影响把关者的因素很多，“政策因素”是最重要的因素。在我国，大众媒介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评论员的言论表达的目的不是为了图一时之快，而是面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提出具有建设性的媒体意见。面对“口径”要求，很多某些时候为了“安全”而说出“话中话”，或者绕着弯子说话。白岩松从一个记者型主持人成长为新闻评论员，20多年的从业经验使得其熟知电视语言的表达规律，在央视的多年打拼更让他熟知自己话语权空间的范围，有人说他是“常在河边走，从来不湿鞋”。多年来他在评论员话语权的空间上进行着探索，“我觉得我要去为大家更多地去触碰一下我们的底线在哪，我们可以走多远。” 二、舆论监督节目评论员话语权的评论底线 监督的力量是无形的，为其无形，所以无处不在。新闻评论类节目的社会价值更多地在于舆论监督。从收视率的反映来看，舆论监督类的选题往往有更高的收视率。在中国电视新闻真正发展的十多年中（以1993年为起点），无数次的印证舆论建设在推进法律制度完善、社会制度建设、伦理道德树立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在目前的舆论环境下，新闻评论类节目处于夹缝当中求生存的阶段。节目性质的本身让其承载着社会责任，整体社会舆论氛围，又使其不得不在尖锐度上做妥协。很多新闻评论节目的同仁们，想得更多的是怎样给“危险”的题找到一个“安全”的出口，怎样在不失自己立场的情况下，通过平台传播我们的观点。而评论员话语权空间的探寻，是这个节目存在的意义。 在目前的评论员中，除了专家学者，更多的都是媒体的从业者或者新闻业界的人士。不可避免地，这些人担负起了捍卫“新闻的底线”、“评论的底线”的任务。这里的“底线”也分为从业人员的底线和管理者的底线。首先，对于从业人员来说，底线就是必须遵循新闻发展的规律，新闻事实的真实性是一切的基础和保证只有事实清楚，评论员的评论才成立。而脱离新闻事实的评论是危险的和不负责任的。没有事实的依据，评论员则变成了“空中的评论员”，飘得越高，摔得越惨。没有事实的观点，只能被定义为瞎说。而事实不清的新闻事件，也不适合做评论。优秀的电视新闻评论类节目的制作过程中“，核实新闻事实”是每期节目必须的工作，每一个数据的使用，每一句话的引用，都要做到有原始出处，而且是可信的，具有权威性的原始出处。“主观臆断”“、猜测”“、大概”“、差不多”等情况是绝对不能出现的。其次，要坚守新闻伦理道德的底线评论员作为媒体的一份子，必须遵守新闻伦理道德的底线，特别是在大众媒体这样一个极具影响力的播出平台上。评论员在“真实性”的前提下，必须考虑到自己言论可能会造成的社会影响。积极的、有建设性的言论是电视评论类节目的底线。而至于管理者的底线，在这里借用白岩松的话说是这样的：“这个底线就是,要有助于这个新闻是向前走而不是往回走，要有助于有理想的人不变成现实主义分子，现实主义分子不变成投机主义分子。随着时代的进步，（传统的新闻管理）它只会越来越宽松。” 三、结论 从现阶段来看，新闻评论类节目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来讲，或者说从节目样态上来讲，仅仅处于萌芽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评论员的话语权空间同样也是处于探寻的阶段。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我国的评论员“严重不足”，更加专业化的评论员队伍急需完善。目前处在社会转型期的评论员们，讲真话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还有智慧。发展中的中国需要批评的声音，更有勇气面对批评。发出批评是媒体的责任之所在，是评论员话语权的存在理由之所在。对于目前的现状，央视评论员白岩松在一次采访中这样说：“彩色的电视变得越来越花哨，能辨别黑白的人却越来越少，黑白问题将是电视人永远的问题。” 作者：富馨 单位：辽宁广播电视台 新闻评论论文:新闻评论教学模式创新思考 摘要： 在媒介深度融合、微媒体欣欣向荣的媒介环境下，新闻评论教学模式的改革也以“互联网+”为思路，将实践教学贯彻到理论学习中，提升学生在学习中的主导作用。此外，新的教学模式也要求教师增加新闻实践经历，掌握多媒体运用技能。面对日益严峻的新闻失范现象，新闻评论教学工作也需树立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职业观。 关键词： 微媒体；新闻评论“；互联网+” 新闻评论一直被视为媒体的灵魂，在观点制胜的传媒竞争氛围中，新闻评论更是作为媒介的核心竞争力，凸显着媒介特色和实力。不仅如此，新闻评论质量的高低一定程度上也体现着新闻从业人员的新闻理想和职业素养，反映出媒体的价值取向和社会责任感，提升了媒体的公信力。在新媒体不断发展的格局下，以微信、微博为代表的微媒体异军突起，形成了独特的信息生产、传播、接收和反馈方式，这在丰富新闻评论形式和内涵的同时，也对高校新闻评论教学格局进行了补充和更新。 一、微媒体环境下新闻评论的特点 （一）微媒体新闻评论更加具有“微”特征当下媒介融合趋势为新闻业发展构建了更为广阔的信息平台和新闻报道体系，信息的传播不再是单一的传播渠道，而是以多形态、多平台，全方位立体形式出现。碎片化的信息传播过程中，用户使用媒体浏览信息，时间短、频率高、注意力分散，阅读习惯呈碎片化特征，新闻评论形式也随之变化，向论点鲜明、论证精悍的“微”评论方向改进。基于兴趣和人际关系而聚成团体的微媒体环境中，信息的传播主要是朋友圈或关注人群间传播，其传播具有圈群式特征，由一个圈子通过交叉成员传播到另一个圈子中，评论风格更加灵活、个性化，内容也依用户群兴趣和观点的不同更加细分、多元。 （二）自媒体传播方式泛化了新闻评论边界［1］微信、微博信息的、传播以用户为主体，无论是传播方式还是传播内容都具有自媒体特征。自媒体传播模式下，传统媒体对信息渠道和话语权的垄断地位被削弱，新闻评论主体也由专业新闻媒体人扩散到大众。此外，微媒体传播手段中出现的跟帖、转发、朋友圈议论等形式也对信息进行了微评论，扩充了新闻评论方式，模糊和泛化了新闻评论概念界限。 （三）新闻评论发挥着社交货币的作用社交货币利用人们的求同心理和乐于与他人分享的特征来实现产品口碑塑造和思想传播。在微媒体平台上的新闻评论，既为表达观点，也为获得他人认同和构建自身形象。因而，微媒体环境中的新闻评论也在作为社交货币来购买其他用户的注意力和互动，为取得有效的传播效果，微媒体新闻评论向即时、个性、趣味的表达方式上转变。 二、微媒体环境下新闻评论教学现状 （一）新闻评论学院教育与媒体实践间的脱轨当下，新闻评论教学模式主要以传统的课堂传教为主。新闻评论的教学内容也大多沿用之前的评论理论和评论写作方法，学生对新媒体新闻评论特征把握不足，尤其是针对微媒体的“微评论”写作应用实践不足，与社会需求脱节。 （二）教师的理论素养与技能掌握间的不对等全媒体环境不仅对新闻从业人员的业务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间接对教师的理论水平、实践技能和新媒体技术应用等能力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新闻评论不再局限为文字创作，更是音、视、图的融合，新闻评论的教学内容也应相应转移到视频评论、音频评论等综合形态的评论上。 （三）新闻评论写作中网络暴力问题凸显受碎片阅读习惯和海量信息影响，受众对于了解新闻事件、新闻观点缺乏长久耐心，因此立场鲜明、语言犀利、观点独特的评论往往能够迅速抓住受众眼球，拥有高转载量，取得更大的社会反响。部分新闻评论员为了刻意追求眼球效应和个性化表达，步入了非理性评论误区，在对事实了解不清的情况下发表偏激看法，语言表达情感失控，缺失了对新闻事实的追问和对新闻事实的冷静反思，更对读者产生了消极的舆论引导作用。 三、微媒体环境下新闻评论教学模式探索 （一）推广“互联网+评论”的新闻评论教学模式在互联网深度渗透的今天，利用“互联网+”模式重新思考新闻评论教学模式具有启发性意义。事实上，不少高校的新闻评论教师已逐渐将微媒体评论教学法引入到新闻评论的课堂并取得良好效果。“互联网+”的教学模式符合了媒体融合发展潮流，从最初的评论构思到受众反馈环节，都能反映出学生在全媒体环境下，运用现代化手段对评论观点、语言、结构以及意见反馈方面的创新和重塑。在“互联网+”教学模式下，学生的应用能力，自主性、创造性和参与性被调动起来，纳入期末综合测评中。在新教学模式下，学习成果考察将被贯穿于整个学习过程中，期初由学生建立个人微媒体账号，定期选题，创造性地运用多媒体手段进行新闻评论制作，在对学生的成果进行评议时，除了考核学生写作能力和制作能力外，社会互动和社会反馈也应被纳入到衡量标准中。 （二）提升教师综合业务素养全媒体时代的到来，要求教师在授课之初必须具备熟练使用多媒体、跨专业评论写作和制作的能力；丰富教学手段，由学生被动的知识接收变为主动的知识汲取；更新知识储备，关注网络技术发展为新闻评论模式带来的新动向。此外，教师也应提升自身媒介实践能力，增加媒体体验交流经历，只有对不同媒体的新闻评论制作流程有实战体会，才能有能力指导学生完成多媒体新闻评论制作。 （三）注重新闻职业道德教育微媒体的低门槛信息特点虽然为学生进行新闻评论实践提供绝佳的平台，但是近年来基于互联网、微媒体平台的虚假新闻、新闻谣言、网络暴力等问题也层出不穷。针对当前鱼龙混杂、新闻道德失范的现状，新闻教学工作不能再依赖新闻职业道德课程让学生了解从业人员行为准则，应在每门课程中始终如一的对学生进行新闻职业道德教育。学生作为未来的媒体人，只有从学校教育中就树立起“把关人”、“守望者”的角色责任意识，在新闻实践中才能坚守职业道德底线。此外，在新闻评论作品衡量过程中，也应考察学生的价值观和对信息的分析批判能力，在教学工作中时刻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积极的新闻观和评论观。 作者：冯韶丹 单位：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新闻评论论文:报纸新闻评论的挑战及对策 摘要： 报纸作为一种传统媒介，在我国现代社会中一直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报纸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尤其在网络时代，网络新闻比报纸速度更快，内容更加丰富，大众对新闻评论的途径也呈多样化，报纸行业要想在网络时代更好地发展，就必须加大创新，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力。本文就网络时代下报纸新闻评论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分析，也提出了应对的方案。 关键词： 网络时代；报纸新闻；评论；挑战；对策 一、引言 报纸作为人们获取新闻信息的一种途径，这种传统媒介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通过报纸人们可以了解国家大事、社会新闻等众多信息。而报纸新闻评论在新闻传播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新闻评论是对所发生的新闻的一种观点、意见和看法，是报纸的灵魂所在。报纸行业中，关注社会热点，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是报纸新闻评论的重要工作，而在网络时代，报纸新闻评论却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网络时代，人们获取新闻的途径越来越广，评论新闻越来越便捷，而报纸行业要想更好地发展下去，就必须结合自身的发展情况，立足创新，更好地发挥报纸新闻评论的作用，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二、报纸新闻评论的介绍 在这个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里，社会每天都会发生各种新闻，报纸作为人们获取新闻信息的一种途径，可以第一时间向人们传达新闻信息，让大众更好地了解社会、了解国家政策。而报纸新闻评论在报纸新闻传播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报纸新闻评论是人们对新闻的一种看法，是评论作者思想的表达，它影响到了社会舆论。在报纸中，报纸新闻评论是报纸的主要声音，报纸通过评论来表达对某一事物的客观看法，通过报纸新闻评论，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并影响人们的行为，引导大众正确的舆论。同时，报纸新闻评论是对报纸新闻内容的精炼提要，它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对于报纸新闻评论工作而言，对新闻的评论必须客观，能够反应事物的本质，并对人们的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另外，报纸新闻评论必须与新闻内容相符，不能出现偏离新闻信息内容的情况，进而对群众造成不必要的错误引导，不利于舆论导向功能的发挥。 三、网络时代下报纸新闻评论面临的挑战 （一）管理观念的冲击在网络时代，只要具备一台计算机设备或者智能终端设备，就可以对新闻进行评论。网络的发展动摇了报纸这种传统媒介的垄断地位，人们获取信息、传播信息的途径也日益多样化，在网络环境下，评论内容也不再是以往老掉牙的传统媒体的观点，在网络上，可以有各种声音，而这种声音来源于大众，网络评论的出现更好地适应了受众的心理需求。而报纸新闻评论在这样的环境下，传统的管理理念俨然已经难以更好地引导报纸新闻评论，如果报纸行业依然沿用传统的管理理念，势必就会制约报纸自身的发展。 （二）时效性对于报纸新闻评论而言，评论是在新闻发生之后才有的，需要评论者在阅读新闻内容后进行科学的总结，报纸新闻评论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而在网络环境下，人们评论几乎不受时间限制，可以随时随地地进行评论，在这样的环境下，报纸新闻评论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即在速度方面，报纸新闻评论的时效性受到了巨大的挑战。 （三）评论内容的冲击对于报纸这种传统媒介而言，报纸新闻评论必须是专业传播者的评论，新闻评论必须经过加工后才可以发表，报纸新闻评论必须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而网络时代里，网络评论更加自由，尽管许多网络评论有失公平性、客观性，但也有相当一部分评论是出于交流目的，有感而言，符合当代受众心理。在网络时代，人们对新闻评论的参与性越来越强烈，而报纸行业要想在网络时代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认识到网络评论带来的挑战和冲击。 四、网络时代下报纸新闻评论应对策略 （一）转变管理理念网络时代下，传统的管理理念已经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报纸行业要更好地发展下去，就必须积极转变管理理念。首先，必须重视新闻评论工作，将新闻评论工作纳入到日常管理工作中来，在实际管理工作中要提倡人性化的管理，要树立质量管理的理念，进而更好地引导新闻评论的舆论，为受众提供更好的新闻服务。 （二）实现数字报纸新闻评论网络的出现使信息的交流越来越便捷，对报纸新闻评论工作要求越来越高。网络环境下，传统的报纸新闻评论工作已经难以满足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下，加大报纸新闻评论工作的创新势在必行。在网络时代里，数字报纸新闻评论是报纸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数字新闻报纸评论有效地提高了新闻评论的时效性。为此，报纸行业应当重视数字报纸的发展，实现数字报纸新闻评论。要善于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建立数字报纸，在加强报纸评论同时，拓宽报纸评论范围和内容，将报纸评论触角伸向网络。通过网络平台，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听取受众的意见，对受众的意见进行综合整理,实现互动；另一方面，可以将报纸新闻评论到网上，在网络上展开讨论，进而更好地引导舆论。 （三）改进报纸新闻评论形式，增加评论数量就当前报纸新闻评论来说，报纸新闻评论大多是由专业的评论者进行评论，篇幅较大，由于版面的限制，数量较少，新闻评论内容大多代表着评论者的个人观点，难以反映出受众的主流。但在网络时代下，评论形式日益多样化，报纸行业要想更好地发展下去，在新闻评论工作中，就必须对新闻评论形式进行创新，走出自己的特色。同时，要适当增加新闻评论数量，让更多的声音出现在报纸版面上。 （四）提高新闻评论质量，提高新闻评论的权威性如今，网络飞速发展，新闻评论越来越便捷，评论内容也越来越广泛。网络环境下，新闻评论中不乏有许多虚假的信息，一旦这些虚假的信息被广泛传播引起舆论，就会对社会造成不良的影响。故此，网络时代下，新闻评论质量格外重要，报纸行业必须高度重视，要不断提高新闻评论权威性。一方面，要加强新闻评论的筛选和审核工作，剔除那些不规范、不合格、不真实的评论；另一方面，要成立专业的新闻评论队伍，在新闻评论过程中要提高新闻评论的生动性，新闻评论要准确地反映事物的本质，要一针见血，进而更好地引导舆论。另外，还必须全面落实责任制，将报纸新闻评论的责任落实到评论人员的身上，从而更好地规范其行为，提高他们的专业评论能力。新闻评论人员要深切地认识到自身的职责，在工作中要雷厉风行，要不断学习，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进而确保新闻评论质量，从而更好地引导新闻舆论。 五、结语 报纸新闻传播过程中，新闻评论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闻评论揭示了事物的本质，能够更好地引导社会舆论。而在网络环境中，报纸新闻评论工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与网络评论相比，报纸新闻评论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无论是在评论形式上、内容上又或者是时效性上，报纸新闻评论都存在一定的劣势。网络时代的发展，使得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而报纸行业要想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更好地生存下去，就必须结合自身的发展，不断创新，重视新闻评论工作。在新闻评论工作中，要创新新闻评论形式，增加新闻评论数量，实现网络互动，确保新闻评论的时效性。在新闻评论中要加强报纸新闻评论质量的管理，要不断提高报纸新闻评论的权威性，进而更好地引导新闻舆论。 作者：徐洪霖 单位：遵义日报社 新闻评论论文:电视新闻评论节目微信平台运营研究 摘要： 微信公众平台是传统电视媒体拓宽传播渠道、衍生产业价值链的一个重要平台。然而，尽管当前许多传统电视媒体开通了微信公众号，但并未充分发挥其传播优势和资源整合效应。文章依据使用与满足论，以电视新闻评论类节目微信公众号为研究对象，认为其在借助微信公众平台进行传播时，应充分发挥其内容价值的优势，注意价值链的延伸，将微信公众号作为节目整体运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实现节目本身与微信公众平台的良性互动，提升节目的整体传播效应。 关键词： 微信公众平台；新闻评论节目；使用与满足理论 如今，各种各样的微信公众号雨后春笋般地增加，电视新闻评论类节目也不甘示弱。笔者以“央视”为关键词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栏中进行搜索，发现其中已经认证的电视新闻评论公众号有8个。这8个新闻评论节目的形式和播出时间各有不同，有周播，也有日播；有财经类新闻评论，也有综合类新闻评论；有主持人和嘉宾一起主持讨论的，也有主持人同时充当评论员角色的。但是这些微信公众号的关注度平平。运营得稍好一些的公众号如“央视财经评论”在2014年12月26日达到了20822的阅读人次，但该日期之前鲜有超过10000的。除此之外，其余几个公众号的阅读人次基本维持在1000到8000之间。①可见，相比于这些节目较高的社会影响力和关注度，其微信公众号的运营状况相去甚远。为何会出现如此大的落差呢？若要充分发挥微信公众号的优势，传统媒体就必须充分了解微信公众平台的功能，并结合本节目的特色进行有效运营。目前，微信为公众账号平台提供了用户分析、图文分析、消息分析和接口分析四方面的分析，其中前三个方面的分析对于各公众号的推广和消息生产及发送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一、用户分析： 精准分析用户来源，有针对性地推广宣传。用户分析是由用户增长和用户属性两个模块组成的。用户增长模块包括精确的数据和直观的图形，通过分析每日用户增减数量，可以推测出用户的偏好。新增功能“增长来源”一项可以帮助公众号直观地分析用户来源，有的放矢地进行公众号推广。以电视新闻评论类节目为例，其增加订阅户的渠道包括:（一）在朋友圈中看到朋友的分享，遂添加该公众号；（二）在电视节目中或官方微博上扫描该公众号二维码；（三）通过其他公众账号添加该公众号。在公众号后台对这三种渠道获得新增用户的多寡进行分析，之后便可有侧重的进行公众号推广和宣传。 二、图文分析： 深刻洞察用户偏好，击中用户深层次需求。图文分析由图文群发和图文统计两个模块组成。具体指标有：图文页阅读次数、原文页阅读次数、分享转发次数、微信收藏人数和阅读渠道等。通过阅读、分享、转发、收藏人数和阅读渠道的数据可以推导出哪些类型的文章更受用户的认可，哪种类型的文章会促使用户进行分享、转发与收藏，用户更倾向于从什么渠道来阅读推送文章等。电视新闻评论节目在了解用户的偏好之后，便可多做用户想要了解的新闻，并在微信公众号中以用户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内容分享。 三、消息分析： 收集用户反馈，结合电视节目实时互动。消息分析由消息分析和消息关键词两个模块组成。数据指标包括消息发送人数、消息发送次数、人均发送次数和消息关键词等组成。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可以知道用户感兴趣的主题以及用户对于节目内容的意见和观点，进而在公众号自身风格和用户偏好之间达到动态平衡。对于电视新闻评论类节目这种直播节目而言，相比于报纸、广播更易实现实时的、视觉感官的互动与观点切磋，电视媒体应该好好把握这一点，更好地发挥微信公众平台的功能。为了满足用户在接触媒介时的期待与需求，传统电视媒体在借助新媒体进行宣传推广时，要结合自身特色，充分了解用户需求，结合新媒体平台已有功能，实现实时互动。而相对于一般新闻节目，电视新闻评论类节目的特色在于其评论员评论部分，这是独立于新闻本身的人类智慧、经验和知识积淀。如果能够以此为契机，加强与用户的互动，再加上主持人的意见领袖作用以及节目的品牌效应，方可借微信这个平台更好地实现二次传播。如果再能将微信公众平台作为其节目生产、营销的有机部分，便可将传统品牌优势向新媒体领域延伸。基于用户对媒介的使用动机和需求满足方面的研究，美国社会学家E•卡茨提出了“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媒介期待—媒介接触—需求满足”的因果连锁过程，即“使用与满足”过程的基本模式。 一、媒介期待： 和用户相遇，有多种渠道。人们接触和使用传媒有两个条件，目的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其一是接触媒介的可能性。一个微信公众账号要想吸引人们订阅，必须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并给人们提供方便的订阅路径。传统电视媒体想做好微信公众号的宣传，可以充分利用其已获得群众基础的电视节目，甚至包括已经运营得相对成熟的官方微博，在上面投放二维码等。另外还可以和其他微信账号达成合作，互相在消息中附带对方的账号信息或二维码进行宣传。其二，媒介印象即受众对媒介满足需求的评价，是在过去媒介接触使用的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有数据统计显示，订阅号有非常多的阅读量来自朋友圈，这符合2/8分布原理，“20%的用户到订阅号里面去挑选内容，然后80%的用户在朋友圈里去阅读这些内容。”②由此看来，有着大规模粉丝号的账号如果不能生产有吸引力的内容，同样无法提升阅读数。因此，要想提高阅读量，则需要人们乐意转载的文章，而这类文章通常都是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共鸣，甚至是可以体现出用户的消息较为灵通和不俗品位的类型。 二、媒介接触： 深度互动是关键。接触之后，根据对文章的喜爱程度，以及对历史消息的浏览，用户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公众号进行订阅。要想变一次关注为长期关注，公众号必须定期生产出优质的内容并加强与公众之间的互动，同时也要加强节目本身和微信公众号之间的互动。首先，要提前预热。微信公众号的节目预告本质是良性的，但一定要避免形式单一、过度严肃和缺乏温度，而最好对新闻有一个大致的梳理。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够增加一些拉近主持人和观众之间的距离的信息，如选题过程、演播室实况、语音播报当天节目预告等就更佳了。其次，深度互动。在节目播出之后应及时收集用户反馈，包括对于选题的意见或建议，或是对节目的内容有不同视角解读等。刷选其中有价值的观点，集中起来在微信上进行分享，甚至可以加上一些主持人点评或意见切磋。这种对话的形式所形成的深度互动，以及每期节目本身所提供的天然讨论素材，可以将节目的价值链延长，将评论类节目的优势体现出来。除了微信上与用户的互动，更要将节目本身和微信有机的结合起来，直播节目可以尝试在节目中插入微信公众号收到的观点反馈。举一例，《新闻1+1》公众号在其2015年4月19日星期日的节目《南京虐童案，依法还是依情》中，就将其在微信投票中得到的结果和现场听证会得出的结果进行对比，结果反差极大，得以引发人们思考。第三，保质保量。目前，很多传统媒体微信公众号发送消息的质和量得不到保证，有些甚至接连数天不更新消息。要保证公众号消息发送的质和量，需要注意几点：其一，加强节目组新媒体方面的人才配备，包括上一点中提到的收集用户反馈并编辑成有效内容，也需要有足够的新媒体工作人员来保证。其二，在每期节目预告同时回顾上期节目内容，图文消息需含多种内容形式以符合不同用户的需求；整理节目文稿或新闻评论给那些有充足时间想了解节目内容却没有无线网络的人群；还有语音回复关键字给那些想快速了解节目的人群。其三，文章的质量和形式符合用户期待相对于文章数量更加重要。以公众号“假装在纽约”为例，该公众号一般每日仅一篇文章，就一个热点问题或现象展开思考，进行评论，言辞幽默，又引人思考，其每则消息基本都能获得60000以上的阅读人次。因此，传统电视媒体在推送文章时，可以尝试一些符合新媒体传播规律的方式，如以新闻评论的方式来替代原来的节目回顾。 三、需求满足： 用户态度直接决定其行为。用户接触使用媒介后的结果有两种：一种是满足需求，一种是未满足。无论满足与否，都将影响到以后的媒介选择使用行为，人们根据满足结果来修正既有的媒介印象，不同程度上改变着对媒介的期待。当一个公众号未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或者说它不能够为用户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时，当人们意识到自己已经信息过载，订阅了过多的公众号而没有时间去一一阅读时，人们对于下一个公众号的订阅显然会抱有谨慎的态度，甚至会取消已订阅公众号。信息到达率并不等同于信息接受率，用户的参与度并不意味着满意度。③只有以用户需求为基础来进行微信公众号推介内容的建设，才能真正使得该公众号的设立有益于节目的收视率和反响，公众号的设置才不会如同鸡肋。需注意的是，使用与满足理论都存在不足之处。因此，传统媒体在迎合大众口味的同时，一定要坚守自己的底线。电视新闻评论类节目具有社会性和政论性，要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舆论引导大众的作用，因此一定要在用户喜欢的言论和起引导作用的言论之间做一个恰到好处的平衡。传统电视媒体若能巧妙地把握住这一平衡点，并从观念上重视新媒体，将其渗透至节目研发、生产及推广各个环节中，和新媒体实现真正的媒介融合。当独到的观点插上技术的翅膀，电视新闻评论一定会如虎添翼。（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传播革命下传统媒体舆论引导的困局与管理体制创新研究”（14CXW008）以及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文化体制改革背景下广播电视体制‘中国模式’的建构”。 作者：吴静 张春华 单位：南京财经大学 新闻评论论文:电视新闻评论节目质量的提升 电视新闻评论，是运用电视传播手段做出的新闻评论，是电视传播媒介对当前重大新闻事件或重要社会问题发表意见，做出分析判断或述评的一种电视报道形式，是引导社会舆论，实行舆论监督，指导生活和工作的重要体裁。[1]国内，电视新闻评论节目从诞生到现在已经发展了十几年了，随着广播电视行业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的提高，人们对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创办于2004年的《新闻启示录》栏目想要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电视收视新格局中保有自己的话语权，势必要突破十一年老栏目的种种框架格局，让节目耳目一新。而这其中，栏目承接的大量政治倾向性很强的宣传任务，无疑让栏目面临更大的挑战。这类选题毕竟不如民生类或事件性新闻“好看”，如何才能让这些看似“沉重”的选题变得有吸引力，这就要求制作人员必须强化创新思维，掌握“举重若轻”的本领，让这些选题变成可视性强、生动活泼、信息量丰富的节目。为此，《新闻启示录》栏目做出了一系列大胆尝试。 一、重视节目选题的策划 电视新闻评论的选题策划工作，是做好电视新闻评论的先决条件，也是电视新闻评论众多操作环节当中至关重要的部分。一个优秀的电视新闻评论选题，不但能够引起广大受众的共鸣，并且能够有效提升新闻媒体自身的品质。《新闻启示录》栏目的定位，主要面对的是主题性报道（以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政策为主）的选题，而主题性报道一般都比较厚重，政治性强，敏感度高，表面看起来，不像民生类的社会性选题那样，与人们息息相关，因此很难吸引观众的兴趣。这个时候，重视并优化选题策划就显得尤其重要。优化新闻评论选题策划，重在抓“两头”：一头是深刻理解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宣传精神，并与从实际中调查掌握的具体事实有机地结合起来，起到宣传政策法规，让观众及时了解时政大局的作用；另一头，也是更重要的一头是，从观众关心的角度去考量，有效地进行议题设置，引导舆论，充分体现主题性报道的贴近性和服务性。2015年1月1日，新《环保法》正式实施了。《新闻启示录》栏目做了一期宣传新环保法的节目。看起来，这个节目无疑是一个政策解读的节目，那么，如何才能让节目不流于一般的政策解读，使观众欣然接受呢？首先，在着手选题策划的时候，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新《环保法》的精神实质和深刻内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关键“两头”中的“一头”。唯有如此，才能正确把握政策法规，才不至于“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为此，编导对新《环保法》进行了反复认真学习，并找来旧《环保法》进行比较阅读，不仅理解了新旧《环保法》的异同之处，同时也明确了新《环保法》在法律规约和处罚力度上，都是“史上最严”的环保法。其次，也就我们所说的更重要的一头，如何从观众关心的角度去有效地进行议题设置。如果仅仅对新旧环保法进行对比解读，同样会让观众觉得事不关己，无法吸引观众的眼球。经过反复斟酌，我们最终把议题聚焦在“违法成本”上。从这个既通俗易懂同时也是大家都感兴趣的点出发，对新旧环保法进行了比较解读，必将引起受众的极大关注。以南平市一家污水直排闽江的造纸厂为例，《新环保法》实施之前，环保部门立案查处，不仅下达了停产通知书，还罚款4万元；但企业对执法视若无睹，继续排污。而《新环保法》实施之后会有什么不同呢？记者采用图文形式，算了一笔经济账，按《新环保法》处罚成本将高达数十倍！这就让观众瞬间一目了然：原来“违法成本”如此之高！紧接着，主持人继续追问“新的《环保法》能不能改变这种尴尬的局面”，这也是从观众最关心的议题出发进行追问。到这里，观众最想知道的肯定是政策有了，执行是不是有难度，或者说是不是就能付诸实行呢？通过这种轻松而有条理的梳理，不仅政策解读到位，更重要的是让观众一目了然，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这样的解读贴近观众的视点和心理，避免了生搬硬套的说教，让观众轻轻松松地了解政府的政策。而当期节目省网的收视率达到2.4%，也说明这种方式为观众所接受。 二、深入挖掘新闻事实 主题性报道容易给人距离遥远的感觉，一般都比较难以吸引观众的兴趣。再加上地方台的弱势，如采访空间有限，难有轰动效应的大题材等等，因此地方台要办好新闻评论类的节目，必须另辟蹊径，深入挖掘新闻事实，并从中发现其内在的新闻价值和评论意义。如何深入挖掘新闻事实，对地方台来说，重在“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所谓“从大处着眼”，也就是着眼于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注重新闻事实的政策性和导向性，绝不可有半点背离；“从小处入手”，则必须从本土的新闻事态出发，敏锐地发掘新闻事实的贴近性和可看性。从“大”到“小”，再从“小”到“大”，如此循环反复，方能实现深入挖掘新闻事实的这一过程。为此，我们的主创人员必须更加贴近社会、贴近生活，从鲜活的新闻事实再出发，去芜存精，精益求精，在大量的新闻事例中筛选出最生动、最具说服力的“那一个”。正如柴静所说：“作为站在新闻工作最前线的人，职责本身要求我们找到‘带露珠的新闻’、‘冒热气的新闻’，我们的工作内容就是接近事实，从实地采访中全面、准确地掌握第一手素材，梳理清楚，传递出去。”[2]福建自贸区对福建人来说是一件大事。今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也用了专门的段落来表述“如何加快自贸区建设”。如何做好自贸区的宣传呢？显然，对普通观众来说，自贸区到底能带来什么好处，才是他们最关注的。《新闻启示录》2015年1月6日播出的《自贸区？淘的不仅是便宜货！》从一瓶进口红酒说起（“从小处如手”），具体解释为什么它能够比市面价便宜30%，甚至一半。它变得便宜的原因是，得益于厦门关区从上海自贸区复制推广的一项监管创新制度———保税展示交易。从这样一个具体生动的事例入手，由点而面，不仅贴近观众，而且也把本来十分复杂的自贸区政策解读得形象易懂，一下子就没了时政新闻给人的刻板印象。可见，对这类主题性报道，从生动形象的事例入手，通过典型细节，更容易打动人心。 三、注重动漫元素在节目中的应用 《新闻启示录》栏目改版后，为自己确立了一个新的指标，那就是着手打造轻松活泼的节目风格。为实现改版后的定位要求，改版后的《新闻启示录》加入了动漫元素，如动漫人物、动漫语汇等等，从而一改以往新闻评论类节目刻板、教条的面貌，增添了新闻评论的趣味性和艺术美感，从而激发起广大受众更大的收视热情和想象空间。动漫人物高小山，是改版后的《新闻启示录》栏目新的一员。让高小山参与其中，甚至用高小山的视角去体验去觉察，使新闻评论的叙事显得更活泼、更生动。以《闽塔合作：不仅是“龙虾牛肉”》为例。“海鲜牛肉哪里有，永辉超市走一走。没错，高小山要带大家去的就是熟悉的永辉超市……”由高小山带着观众去永辉，这种感觉就像邻居大妈去了超市发现有优惠特意来告诉我们一样，瞬间就能带动起大家的兴致来。之后再来一段“别的咱不说，高小山当场掏出计算器算了一下，就拿最诱人的澳洲樱桃来说吧，现在进口一斤要80多元人民币，卖价100元人民币，自贸协议生效之后，一免税，进价差不多只要60元，咱们普通老百姓七八十元也就能买到了。”改版后的节目，一下子没了时政节目的严肃和一板一眼。在这里不得不说，高小山变成了一个知心人的角色，让观众瞬间眼前一亮。而在一贯以严肃和理性著称的新闻评论节目中，使用高小山这样一个角色无疑是一种尝试和创新。同时我们也会发现，为配合高小山这个动漫角色，节目的解说词风格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工业化？上市？农业也逆袭！》是一期以现代农业为主题的专题，编导从一朵香菇的神奇之旅开始。解说是这样写的“在车间里，首先要对分拣出来的香菇进行去蒂、修整和清洗，之后，一身清爽的香菇们就被放入自动削片机，打磨出整齐好看的造型。……再配上各式各样好看的外包装，引人注目的‘白富美形象’一下子呈现出来，‘乡土气息’瞬间消失不见了！”再配以轻松欢快的音乐，从而生动活泼的展现了香菇的工业化流程。而这个过程不仅使小香菇们的逆袭之路形象生动，也让我们的节目瞬间活泼、生动了，可看性更强了。 四、强化节目评论的思想深度 电视新闻评论的社会舆论价值在于“深”。无论如何改版，深度报道和深度评论，始终是第一位的工作。那么，如何衡量新闻评论的思想深度？关键就在于，你的新闻评论是不是揭示了问题的根源？是不是剖析到事物的本质内涵？是不是及时反映了社会舆论，并正确地影响和引导社会舆论，真正起到党和人民“喉舌”的作用？马克思早在1849年就明确指出说：“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出当前的整个局势，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因此，新闻评论要达到一定的深度,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喉舌”作用，首先就必须加强节目的深度，使之能够在反映社会舆论的过程中给人留下深刻的思考。为了加强评论，《新闻启示录》栏目改版之后采用连线专家的方式，通过主持人与专家的互动，主持人的追问等方式来加强评论，提升节目的思想和理论深度。在《一本暂住证，办了一年多》中，节目首先梳理了吴女士为了办一本作为孩子入学材料的暂住证，在多个部门之间来回奔波了一年多更换了三张身份证，但这暂住证却始终没能办成的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谁应该为之负责？这些问题正是观众心里最想知道的。编导抓住了受众的心理需求，马上来了个连线。而专家给出如是回答：“这实际上是行政机关的责任……实际上你没承担起这个责任，而且最后是把责任转嫁给行政相对人，让他们千辛万苦跑来跑去，不断被踢皮球。”一下子清晰明了。然而，事实如此，作为普通老百姓的我们又该怎么办呢？这是观众最迫不及待想要知道的，毕竟每个老百姓都可能会遇到诸如此类的问题。这时候主持人又进行了追问。这时候连线的好处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因为主持人与嘉宾面对面的交流，容易梳理这些层层纠结的问题。而当吴女士一年多的奔波，终于有了结果。这把她感动得当场下跪。主持人又问：“看到这一幕，真是让人心酸！不知道林教授有什么感想？”嘉宾给出了这样的回答：“……实际上应该是相关政府部门的主官或者工作人员下跪，至少也要鞠躬道歉，因为是他们懒政造成的……”看到这里，相信引起了不少观众的共鸣吧。而这样的连线不仅能够引导观众思考，更能够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达到舆论监督的作用。 像这样有价值的连线和评论，在现在的《新闻启示录》里几乎每期都可见。我想，通过揭示问题的根源，剖析事物的本质内涵，反映社会舆论、影响社会舆论，这是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的作用，也是加强评论带来的效应。以上从各方面进行阐述，我们可以看到，改版后的《新闻启示录》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不断地进行创新和尝试，不仅反映着社会舆论，同时又引导着社会舆论。改版后的《新闻启示录》收视率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从省网全省十名之外，到进入前十名，前五名，甚至到前三名。这些数据说明这样的形式观众是认可的，改版是成功的。以上的总结只是试探性地做一些思考，如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则足矣。 作者：何艳娟 单位：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新闻中心新闻评论部 新闻评论论文: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的突围之道 对于电视新闻评论这个节目的实际含义，学界有着众多看法，认为新闻专题和评论间有差异存在，笔者认为，评论在节目当中会有观点出现，也是针对新闻所报导的事件而产生的看法，有着非常强的倾向性。譬如《：焦点访谈》主要就是追踪报道时事、分析新闻背景、透视社会上的热点、评说大众话题，虽然这大部分都是报道，但是其中有分析、评说，应该作为评论节目来看待。因此，本论文探微的评论节目包括社论、时评以及一些专题评论节目。 1电视新闻评论这一节目的发展现状 1.1传统媒体所具有的权威性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以前传统媒体垄断了话语权，广大受众没有表达的机会。随着Web2.0时代的到来，出现了博客技术平台、论坛技术平台、微博技术平台等，网络可以很容易的进行自我表达。因此，网上出现各种各样的言论和意见；除此之外，网民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大，改变了传统媒体主导舆论的现象，新媒体这种声音在社会热点事件当中发挥作用越来越明显。当发生新闻事件之后，很多网民会利用新技术在传统媒体之前发表自己的意见，通常还会被一些传统媒体所转载[1]。例如：深圳富士康当中发生的员工跳楼事件，在网上快速传播。笔者曾在网上以“富士康”作为关键字进行搜索，找到了2500条天有关结果。当这些微弱声音集中在一起的时候，实际影响力将会非常巨大，传统媒体和这一情况相比权威性以及影响力都减弱了很多。 1.2传统媒体对新媒体事件的反应不够及时人们应用新媒体可以及时对发生的新闻事件进行报道。当发生了热点事件之后，各大网通过写博文、发微博不断传播、转载以及扩散这些消息。而电视新闻评论这一节目想要报道和评论一个事件，要在固定的时间才能播出。通常都已经过了热点时期，当对旧事件还没有作出反应，又会发生新的事件，这样即使事件报道具有较强的深度，也不会被受众所关注[2]。可见，以往的节目模式致使媒体不能作出及时反应，这就是新闻评论节目所面临的生存危机。 1.3电视媒体的经营机制严重的冲击了新闻评论节目随着媒介的融合，媒体逐渐向着商业化方面发展，媒体与媒体间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致使媒体的急于求成，只关注眼前的利益。目前机制之下，电视台绝对不会允许节目收视率一直处在一个水平之上。所以，电视黄金时间通常都会被那些流行的节目取代。大部分电视台对版面进行调整，特别是各地卫视办众多娱乐、情感、相亲以及选秀等一系列节目。因为评论节目有着固定的收视人群，如果新闻事件不重大收视率就不会高，且评价权威性以及影响力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进行培养。所以，电视评论节目经常会被调整到冷僻的时间，有时却完全被取消。 2突围之道 2.1对节目结构进行调整，使节目更具时效性从存在于电视节目当中的缺陷而言，新闻评价节目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调整。首先，对节目类型进行调整，促使评论节目更具即时性，多播放一些日播评论节目。当然，要合理的搭配节目的结构，可以适当增加一些即时性非常强的评论节目，来回应社会上发生的热点事件，增加一些当天评论节目来解说重大事件，针对那些非常重大的新闻，可以将固定的节目中断，让评论员进行直播。也就是要根据新闻特点来明确它们的比重，然后对节目的结构进行调整，将反应不及时这一问题解决，使节目可以更具时效性[3]。例如：教育部所制定的教育改革试点，针对此话题，央视当晚就在《共同关注》这个节目当中邀请了杨禹作出了评论，此种及时的评论对于人们来说可算是“及时雨”。除此之外，央视新闻频道播出的《新闻1+1》这个节目快速的反应了社会上的一些热点事件，并作出及时的评价，如：针对警方查封北京“天上人间”这一事件，很快《新闻1+1》就播放了不论是“天上”还是“人间”都零容忍。在节目中当白岩松完评价之后，网络上作出了较强的呼应，第二天新浪上以“白岩松说天上人间已经被神化，且查封系挑战特权”这一标题被众多网民所转载。当时笔者以“天上人间”和“白岩松”作为关键词在网络上进行搜索，竟然搜索到31300多条相关的链接。在媒体融合这个时代当中，评论节目必须具备时效性，所以，新闻媒介一定要对时效性加强重视。 2.2构建一支专业评论新闻的队伍，将节目的特色凸显出来评论新闻节目的人员必须具备非常高的素质，不但要有渊博的知识，还要具备随机应变能力以及解读政治能力[4]。通过深入研究发现，如果想要将评论节目的特色展现出来，评论员还要坚持表达风格化以及个性化。例如：江西电视台播放的《传奇故事》这个节目，它并不属于新闻评论节目，可是金飞却在节目当中插入了一些点评，解说了一些重点内容，这使此节目变得非常受欢迎。所以，想要将电视评论节目办好，就应该培养一批评价新闻的人员，对专业人才进行挖掘。可以从本台记者当中、编辑当中、主持人当中挑选出具有潜力的人才，然后对他们进行专业性的培养，还可以邀请一些专家来评论新闻事件。当发生重大事件或新闻时，可以通过电话连线嘉宾，还可以请嘉宾到直播室中进行直播。 2.3积极结合新媒体，使节目更具互动性以往的评论节目，有着单一的形式，通常都是主持人一直的评说，这样就使节目变得枯燥乏味，这些不关注受众感受以及需求的节目，自然就不会有较高影响力和可看性[5]。如今受众有着多样的选择，假如想使节目吸引受众眼球，就应该具备创新的形式。在新媒介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节目完全可以按照所发生事件的特点，利用网上跟帖的方式进行相应讨论，让各个类型的观众都可以参与到讨论当中，应用手机3G技术方式、QQ视频连线方式等进行直播，引导更多受众积极参与到其中，让受众的意见可以在这里得到呈现与沟通。广大受众的积极参与不但会使节目增添了互动性，还增添了新鲜活力，使节目更具生命活力。 3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媒介融合这一背景之下电视评论节目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因此，笔者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突围之道，例如：对节目结构结构进行调整，使节目更具时效性；构建一支专业评论新闻的队伍，将节目的特色凸显出来；积极结合新媒体，使节目更具互动性等，希望电视新闻评论这一节目可以持续发展。 作者：丁婷婷 单位：北华大学 新闻评论论文:报纸新闻评论写作研究 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国家的大环境为网络媒体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相对宽松的良好环境。新闻评论是针对生活中近期发生的，具有普遍意义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议论，讲道理以及直接发表意见的一种媒体，是政论性媒体的一种新闻载体，同时也是新闻宣传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一、研究新时期报纸新闻评论写作的意义 跟随着时展的潮流，新闻媒体已经成为当前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重要的手段，与其他的新闻媒体一样，解决了生活中许多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新时期的报纸新闻评论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在研究报纸新闻评论的时候要换一个新的视角、新的形式去理解，只有这样才能够充分地发挥报纸新闻评论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研究新时期报纸新闻评论写作的意义在于，能够传播客观正确的信息，尊重事实，并且针对事实进行说理，发表意见，充分地还原社会真实形态。研究新时期报纸新闻评论写作的意义还在于明确新闻报道的思想政治意义，深化报道的主题，从更远更高的角度来全面地评价社会客观事实，对社会的发展有着积极、重要的发展意义和作用。 二、新时期报纸新闻评论写作的转变 （一）新时期报纸新闻评论专栏化的发展新时期报纸新闻评论写作的转变，首先就表现在新时期报纸新闻评论专栏化的发展。专栏发表评论的这种形式，其实在我国早期的报纸上就已经出现过，但是真正的报纸新闻评论专栏性发展是在七八十年代之后。专栏性的发展使得在报纸上有一种固定的新闻评论形式，并且有自己的特色，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活跃报纸的内容，在新闻评论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新时期新闻评论向专栏化发展，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稳定性。有着自己独特的和稳定的风格，备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再加上新闻评论在报纸分布上有一个固定的位置，也有自己的特点，更便于群众了解社会信息，关注社会动态。 （二）新时期报纸新闻评论在语言上的发展新时期，报纸新闻评论在语言上的发展有了很大的突破。主要在语言风格方面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这是在新时期新社会条件下促成的。新时期报纸新闻评论在新时期语言方面的发展，主要表现为：语言使用更加追求与形象生动相结合。虽然说，大部分的新闻评论是以政治舆论作为导向的，再加上新闻媒体本身具有严谨的语法修辞。但是在新时期，要使得一篇新闻评论有较强的合理性，并且质量还要高，就需要在新闻评论中加入一些生动的语言，让生硬的语言变得更加的通俗，同时，也增加了说服力，让人民群众更加容易接受，从而达到新闻评论本身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新时期报纸新闻评论在语言上的发展，还表现在要求一篇好的新闻评论不仅在语言上用得准确，而且在修辞手法上还要精炼，要讲究一定的大众化，这样广大人民群众才会更加容易接受，让新闻评论充分地发挥社会舆论的积极作用，客观地反映社会现实。 （三）新时期报纸新闻评论工作者的要求对新时期报纸新闻评论工作者，是有一定要求的。首先，要求新闻工作者要学识渊博，业务精通。也就是说，新闻评论工作者在工作的时候要不断地加强自己的思想政治修养以及自己对知识的积累，还有业务的训练，做到不仅要精通政治，而且还要懂得经济等，为新闻评论工作的质量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再加上新闻评论涉及的领域比较广泛，需要新闻工作者有很高的见识，知识丰富。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应该丰富自己的想象力，涉猎更多的领域，获取更多的知识，开拓自己的眼界。其次，要求新闻工作者还要有朴素的工作作风。新闻工作者要有朴素的工作作风，这样写出的新闻评论才具有一定的真实特点，能够客观地反映客观事物，根据客观的材料进行客观的分析，从而得出客观的结论，并且新闻工作者还应该深入实际，“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走群众路线，进行实地调查，解决实际问题。最后，作为新闻工作评论者还应该具备艰苦奋斗的精神，科学严谨、清廉的工作态度和作风，去一些条件艰苦的地方，这样才能够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素质。 三、结语 总之，新闻评论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有了一定的突破与进展。报纸新闻评论作为一种重要的宣传手段，其作用已经扩大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其写作方式以及语言风格，还有对写作的要求是迥然不同的。在新时期，新闻媒体评论有了重大的突破，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积极地发挥了新闻评论在社会中的积极作用。在国家的进一步领导之下，新闻评论也随着党的政策，在内容上有了很大的突破，并且在选材上也更加的广泛，还有在写作上也更加的规范，对我国现代新时期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作者：田文广 单位：吉林日报 新闻评论论文:电视新闻评论的创新 一、语态创新：人性化的视角 1.两位主持人说新闻。传统的新闻节目，都是由主持人读记者事先写好的口导内容，而《通天下》则通过两位主持人聊天的形式，引出节目内容。2015年1月16日有一条新闻《监拍老人为争抢座位激烈互殴》，当时男主持人对女主持人说：“下面要看到的这条新闻有些尴尬。”女主持人配合地说到：“哦？什么样尴尬的新闻呢？”男主持人揭开谜底：“都说这公交车上年轻人不给老人让座特别没教养，但是年轻人给老人让座后，两位60多岁的老人却因为抢座打了起来。”在两位主持人一唱一和的聊天中，自然引出了下面的新闻。主持人说新闻这种播报形式，顺应了当前话语类节目流行的趋势，迎合了当今观众的需求。观众在收看节目时，仿佛身处一种聊天的状态。两位主持人不仅以说的方式引出新闻，还以说的方式对新闻发表评论。2015年3月22日有一条新闻《河北一官员上班卧床接访》，男主持人先说“：群众来办事，作为官员，在办公桌前坐好，掏出笔记本，做好记录，根据诉求做好解释，这是最起码的流程了。而这位负责人居然在长达14分钟的接访过程中躺着就把工作完成，也难怪会让群众产生‘难道上访群众就连一点尊严都没有么?’这样的质疑。”接着女主持人说：“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总理掷地有声地提出‘有权不可任性’，而这‘卧床接访’不就是对‘权力任性’的生动注解吗？对这样的现象绝不能心慈手软，必须用响亮的耳光打醒，权力是用来服务的，不是用来‘任性’的。”这样的评论容易让观众产生共鸣，当主持人与观众观点一致时，就像观众在发表意见，而观点不一致时，又像是对方在与自己争论。在这种虚拟的聊天过程中，观众的心理需求和情感需求都得到了满足。所以，主持人说新闻，这种看似平淡的节目形式，成了《通天下》这档评论节目的最大特色。 2.犀利语言，个性评论。电视新闻评论节目有时是电视节目中的杂文，尤其是在面对丑陋和黑暗时，电视新闻评论必须如匕首般犀利，才能触动人心，警醒世人。《通天下》对新闻事件就事论事，不打官腔，不模糊概念，不笼统不敷衍，这些特质仅从节目标题就可见一斑。比如《明星吸毒凸显“偶像道德危机”！》、《无良保姆虐婴不能止于道德谴责》……这样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标题在《通天下》中有很多。节目通过标题表达立场，犀利泼辣。发问、追问、质疑、愤怒，这些都是节目的常态表达。在一条《官方推标准广场舞被指“任性”》的新闻中，主持人说：“广场舞国标可不是个小事啊，这可是关系到全国亿万大妈们的头等大事啊！你看，网友们的问题铺天盖地地跟着来了：有人说《小苹果》、《最炫民族风》等舞曲早已是大妈们跳熟的舞，非逼着她们改动作，大妈们能乐意吗？况且，既然已火得不能再火，还用得着推广吗？同时，广场舞经常举办‘舞会赛事’，如果大家跳得都一样，难道按动作整齐度来评判吗？哎呀妈呀，网友问题可真多，我总结了一下，汇成一句话就是广场舞到底需要国标吗？”《通天下》中诸多无官腔而有血性的评论，拉近了观众与节目的感情距离，节目愤怒着观众的愤怒，痛苦着观众的痛苦，快乐着观众的快乐，感染力强。有时，评论员一些个性表达既犀利又真实。2015年3月21日的节目中，在评论“滴滴快的专车再‘发力’，出租车行业‘狼真的来了’?”的话题时，特约评论员惠天博士说道：“改革是必须的。动手是要慎重的。改变利益格局，从来就得有一点愚公移山的精神。我们当然不相信哪天会来神仙帮我们搬走大山，但我们应该相信量变引发质变的基本规律。”评论是新闻的最高台阶，它起到了灯塔般的导向作用。电视评论员的价值有可能超过新闻报道，好的评论员往往能吸引一批固定的观众。在电视评论节目中，选好时事评论员至关重要。河海大学商学院教授陈钢、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成汉平、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田伯平、南京党校教授惠天、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朱强、南京名嘴言亮……这些都是目前活跃在《通天下》节目中的特约评论员，他们都在某一领域有深入研究，堪称某一领域的专家。他们的特色决定了评论节目特色。 二、传播模式创新：丰富的电视手段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将新媒体的媒介属性更好地融合到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的生产和传播中，是丰富电视传播手段、提升传播效果的重要方法。电视新闻节目的成功，不仅需要提高节目的内容和品质，更需要注重电视手段的运用。电视主要由画面、声音和音乐三个部分组成，电视围绕这三个组成部分进行表达，才能突出视听效果。《通天下》作为一档晚间档的创新节目，新颖处不仅在于其评论内容的多元化、深入性、媒介融合性，以及评论语态的不断突破，还在于其丰富的电视手段的运用，即在利用口播评论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图像评论的功能，并运用人物同期声、画面、字幕、现场连线等多种符号组合来凸显电视评论的功能意义。 2015年1月底，江苏省“两会”期间，《通天下》推出《全景“两会”》特别节目，其中运用到了多种电视展现手段。比如“图说‘两会’民生”小板块中，编导将老百姓关心的民生话题，用动画的形式一一展现，然后由大屏播出动画和字幕，配合主持人现场解说。这样的形式扭转了政府新闻枯燥乏味的旧态，让观众通过眼看动画、耳听讲解的方式，了解和自己密切相关的民生政策。2015年1月31日《全景“两会”》节目中，请来两位江苏省人大代表：南京市胸科医院副院长唐进、江苏海安高级中学校长吕建，一同探讨医疗和教育的话题，场外记者还连线到一名来自苏北县城的中学教师、省人大代表秦伯萍，畅谈如何让苏北的教育“跑”起来，场内场外通过视频连线进行互动。这样的节目形式有效增加了节目的立体感和参与度。除了代表委员建言献策，百姓也可以发表意见。“微信议政畅聊‘两会’”板块中，网友可以事先将观点发到节目的新媒体平台，编辑整合编排后，将这些观点呈现在电视节目中，实现了新媒体和传统电视的融合。 作者：莫妍坤 单位：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新闻中心 新闻评论论文:综合性门户网站新闻评论论文 1综合性门户网站新闻选择与数据筛选 1.1综合性门户网站及新闻选择我国有新浪、搜狐、网易和腾讯4大综合性门户网站。新浪成立于1998年12月，主要产品服务为新浪新闻、无线增值服务、博客、播客、邮箱、UC、爱问搜索等；搜狐成立于1998年2月，主要产品服务为搜狐新闻、搜狗输入法、校友录、房产网、图行天下等；网易成立于1997年6月，主要产品服务为网易内容频道、网易社区、电子商务、即时通讯（网易泡泡）、在线游戏、邮箱等；腾讯成立于1998年11月，主要产品服务为即时通讯、浏览器、电脑管家、邮箱、下载工具、词典等。虽然四者都提供新闻评论功能，但只有新浪和网易能提供全部的且基本有效的评论者位置信息，因此只能选择它们为对象。新闻选择基于3条原则：①在新浪和网易首页要闻区，且时间、标题和内容基本一致；②网民关注度比较高，即受众群体大但又不具有鲜明群体特征；③参与人数和评论数不能过少。笔者经过跟踪，最终选择总理于2012年11月20日对泰国进行正式访问，在离开机场后直接前往泰国中华总商会与泰国华侨华人代表会面并发表的讲话为对象。新浪网的标题是“:我还有几个月就归隐希望人们把我忘记”，转自长江网，时间为2012年11月22日上午8:44。其第1条评论出现在8:52:16，是湖北武汉的一位手机用户。评论日期不间断持续到了12月1日，共59099人参与，8175条评论。在新浪2012年11月18日～25日一周的所有新闻中，其点击率排名第4位，评论数排名第1位，具有高关注度和典型性。网易的标题是“谈退休:为清白也要死得诚实”，转自人民网，时间为2012年11月22日上午8:53。其第一条评论出现在8:58:42，是一位名为“雪夜百斩”的山东省济南市网友。评论日期不间断持续到了28日，共71014人参与，946条评论。 1.2数据筛选为了使研究更科学，笔者从5方面对数据进行了筛选。①只选择初次评论，对于初次评论的跟帖不予统计；②对于发自电脑的评论，只保留同一网名评论的第1条；③对于手机用户，根据评论内容和语气明显是同一网民的只保留第1条；④对于30秒内来自同一地区的手机评论一般只保留第1条，除非明显不属于同一网民；⑤地区显示为港澳台和外国的评论一律剔除。这样，就基本建立了评论与评论者的一一对应关系。经过筛选，新浪网确定评论7827条，网易799条。 2综合性门户网站新闻评论者的时间分布特征 2.1新闻评论数随天数的变化新浪和网易新闻评论数随天数变化（图1）具有3个特征：①两网站新闻评论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前两天，且以第1天最多。其中，新浪前两天的新闻评论数为6592和1195条，分别占总数的84.2%和15.3%；网易前两天的新闻评论数为732和53条，分别占总数的91.6%和6.6%。②两网站的新闻评论随天数的推移骤降，并从第3天开始基本趋于平缓，数量也都降到了11条以下。此外，由于新浪的评论数基数大且每天数量都比网易多，因此其变化较后者更为强烈。③两网站新闻评论时间都很短，新浪为10天，网易仅有7天。 2.222日新闻评论数随小时的变化由于新浪和网易新闻评论都以第1天为主体，因此对其随小时变化的分析针对这一天进行（图2）。此外，由于两网站新闻的时间都接近9点，8点评论数仅有13条和1条，因此分析从9点后开始。变化特征为：①两网站新闻的最高评论数都出现在9点。②二者整体变化趋势迥异，新浪呈现明显的“V”字形，最低点出现在15点，仅有231条，23点则高达577条，仅比9点的597条少20条；网易除了13点和17点略低外，基本处于逐渐递减的变化形态。③新浪在各时间段的评论数都比网易高出数倍，其变化幅度也较网易剧烈。 3综合性门户网站新闻评论者的空间分布特征 3.1新闻评论者涉及省级行政区变化新浪和网易新闻评论者涉及省级行政区变化（表1）的特征为：①两网站新闻评论者涉及省级行政区都主要是集中在22日和23日两天。新浪在22日和23日对大陆31个都涉及，网易则22日涉及了29个，23日涉及了16个。其中，网易22日未涉及青海和西藏（后来一直未涉及），23日未涉及福建、甘肃、贵州、海南、吉林、江西、内蒙古、宁夏、青海、山西、陕西、西藏、新疆、云南和重庆，其他均为二者共有。②从24号起到29日两网站涉及省级行政区数量都很少，新浪为11个，网易为8个。其中，仅有24日二者共有浙江，其他则都不相同；除了26日二者都只涉及了1个省区外，其他日期新浪都比网易数量稍多。③各省级行政区的评论数量也有较大差异。同等位序省区的新浪的评论数量都是网易的10倍左右，其中广东在新浪和网易都最高，评论数量为1844和164条；新浪排前5位的是广东、天津、江苏、陕西和浙江，后5位的是吉林、宁夏、海南、青海和西藏；网易排前5位的是广东、北京、山东、江苏和浙江，后5位的是贵州、内蒙古、海南、新疆和宁夏；各省区在两个网站的排名差别较大，只有广东、浙江和甘肃位序相同。 3.2不同省级行政区内涉及区域对各省级行政区而言，评论者的地区扩散也是不一致的（表2）。我们采用扩散指数帮助说明，其等于评论者涉及区域数量/省级行政区地区总数。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4个直辖市作为特例不加分析。分布特征为：①广东、江苏和河北的新浪扩散指数为1，而网易则没有1的，最大的为河北0.91。②青海和西藏的网易扩散指数为0，而新浪最小的为青海0.13。③在27个省级行政区中，新浪扩散指数在0.8以上共有8个，0.5以下的6个，以0.5-0.8区间的最多，达到了13个；网易扩散指数在0.8以上的有河北、福建、江苏和浙江，0.5-0.8区间的有10个，0.5以下最多，达到13个。④新浪扩散指数和网易扩散指数的相关系数达到0.77，二者在变化上具有较强的一致性。⑤扩散指数与省级行政区地区数量关系不大，但与地区有很大关系，东部地区除了海南以外，扩散指数都在0.7以上；中部地区新浪扩散指数都在0.6以上，网易扩散指数除了河南为0.76外，其他都在0.3～0.6区间；西部地区的四川和广西扩散指数都在0.5以上，陕西、四川、内蒙古和贵州的新浪扩散指数在0.6以上，其他都在0.4以下；东北地区扩散指数都在0.5以上。 3.322日新闻评论者的空间分布特征3.3.122日分时段新闻评论者空间分布特征22日分时段新闻评论者空间分布（图3）具有如下特征：①新浪和网易新闻评论者涉及区域数量和变化趋势都差别较大，9～23时新浪平均每小时涉及72.7个地区，网易则为29.9个，但同一时段都是前者多。②新浪和网易涉及地区数量都在9时达到最高值，新浪为89个，占全国地区总数的26.1%，涉及了除青海和西藏外的29个省级行政区；网易为55个，占全国地区总数的16.1%，涉及了除贵州、海南、江西、内蒙古、宁夏、青海和西藏之外的24个省级行政区。③在完整1小时时段内，新浪的最低点61个出现在16时，网易的最低点9个出现在23时。④新浪在8时共涉及了北京、广州、深圳、武汉、无锡、西安、成都、天津和杭州9个地区，而网易仅有济南1个。⑤22日新浪评论者共涉及了222个地区，占全国地区总数的65.1%，平均每个地区评论29.7条；网易评论者涉及了168个地区，占地区总数的49.3%，平均每个地区评论4.4条。⑥新浪和网易共有地区138个，占22日新浪地区总数的62.2%，网易的82.1%。3.3.222日时段累积的新闻评论者空间分布聚类为了寻找22日随时段后延新闻评论者空间分布的变化规律，我们对各省级行政区涉及地区数量进行了累积。从各省级行政区内涉及区域的变化情况看，新浪和网易不同，各省级行政区变化也不同。新浪对大陆内的31个省级行政区都有涉及，而网易则一直没有西藏和青海。新浪新闻评论者涉及地区的省区变化趋势归类结果是：①地区数量持续增长的是安徽、贵州、河南、江西、陕西、四川和广西；②快速增长后达到平衡状态的是广东、河北、湖北、湖南、吉林、江苏、辽宁、内蒙古、山东、浙江和新疆；③较短时间平衡后持续增长的是甘肃、黑龙江、山西和云南；④一直保持平衡状态的是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宁夏、海南和青海。网易新闻评论者涉及地区的省区变化趋势归类结果是：①地区数量持续增长的是河南、黑龙江、四川和辽宁；②快速增长后达到平衡状态的是安徽、福建、广东、广西、河北、陕西、吉林、江苏、山东、浙江和内蒙古；③较短时间平衡后又持续增长的是甘肃、湖南、山西、云南和贵州；④一直保持平衡状态的是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和宁夏；⑤较短时间平衡后持续增长，最后达到平衡态的是湖北、江西和新疆。 4影响综合性门户网站新闻评论者时空分布的因素 4.1网站平台不同网站平台是导致新闻评论者时空分布差异的重要因素。其主要通过3种途径发生作用：①网站定位特别是主定位。其会在该方面提供更多的信息和更完善的服务，从而形成网站优势，进而决定吸引的网民类型，如定位为C2C购物平台的淘宝网。对新浪和网易而言，前者的主定位是提供网络新闻及内容服务、微博，后者则为电子邮箱和游戏，因此网民看新闻的话一般更倾向于新浪。②网站长期形成的信誉和知名度。前者是导致网民访问过网站后重复登录并成为其忠实用户的基础，后者是吸引更多新网民的保证。新浪和网易在国内的知名度都很高，但前者更高些。③网站注册用户数量。由于很多网站只允许注册用户登录后才能发评论，因此注册用户数量就决定了潜在浏览并发评论的网民规模。目前，新浪和网易的注册用户都已超过了5亿人次。 4.2网民上网习惯网民上网习惯也会对新闻评论者的空间分布产生重要影响。这主要是因为网民本身是有空间分布的，所以其是否打开门户网站、登不登录、浏览不浏览新闻、发不发评论的行为习惯都会对评论者的空间分布产生影响。①对于门户网站具有高粘度的网民，会在网页收藏夹或地址栏保存有网站地址以方便登录，甚至很多网民在正常情况下会每天至少登录一次该网站。②虽然很多网民会经常登录某门户网站，但其有无用注册名登录的习惯，也会影响其发评论的几率。③网民登录了某个门户网站，其是否关注首页新闻、是否浏览新闻频道、对哪些新闻感兴趣都会影响到评论者的空间分布。④注册用户是否具有发评论习惯，也会直接影响其空间分布。门户网站新闻评价主要有点击率、参与人数和评论数3项指标。其中，点击率是指某条新闻被网民点击的次数，其不需要登录即可，显示的是网民对新闻的关注程度，门户网站一般都不提供该数据；参与人数是指网民针对其他网民发表评论所表示的支持态度，单击评论后面的“支持”按钮即可，不需要登录且对不同评论都可点击；评论数指注册用户登录网站后对某条新闻发表的具体评论，必须登录且可重复评论。对新浪和网易而言，注册用户都有几亿，因此对选择新闻的点击率应该是极高的，但参与人数都未超过10万，而评论数仅有几千甚至几百，事实上都是由网民上网行为习惯决定的。 4.3区域状况区域已有的自然、社会和经济状况应该会对评论者的空间分布有重要影响。为了寻找这种规律，我们分析了省级行政区的评论数与GDP、人均GDP、人口、城镇人口和网民数量的相关关系。结果发现：新浪和网易的评论数与GDP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71和0.83，通过了0.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与人均GDP的相关系数为0.44和0.43，通过了0.0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与人口的相关系数为0.51和0.62，通过了0.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与城镇人口的相关系数为0.70和0.82，通过了0.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与网民数量的相关系数为0.77和0.87，通过了0.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得出的结论是：评论数主要是网民数量、GDP和城镇人口的高度反映，和人口总量中度相关，和人均GDP关系较小。此外，各省区的扩散指数差异也说明了区域状况的作用结果。 4.4时间时间在新闻评论者时空分布当中也具有重要影响，其主要是通过作用于潜在评论者浏览新闻及发评论的时间长度，进而影响参与评论者的数量及其时空分布的。时间发生作用的3种途径：①新闻在网站首页保留的时间会直接决定其点击率、参与人数和评论数，进而对评论者的时空分布产生影响。因为很多网民习惯于浏览首页新闻，而较少进入作为二级网页的“新闻频道”。对新浪和网易而言，首屏出现的要闻保持时间一般不会超过24小时即被替换，除非进入“新闻频道”或是通过搜索引擎检索才能继续浏览。这也就是发评论主要集中在前两天的根本原因，实际上第2天的评论也主要发生在被替换之前的那段时间。②新闻在“新闻频道”的停留时间是决定评论持续时间长短的因素之一。其主要取决于新闻实效性和新闻更新率两者。③网民在现实中工作、学习和生活的作息时间规律也会对评论者的时空分布产生较大影响，但并不是说一定与作息时间完全相符。新浪网评论者的时间分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此规律，但网易是否因为评论数少而规律不明显尚待进一步检验。 4.5上网工具上网工具也是影响评论者时空分布的重要因素。目前，上网工具已经经历了由“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向“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的多元化转变。在无线通讯协议支持下，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突破了原来“地点固定”上网的时空局限，从而通过地点自由实现了对时间限制的减少，达到了影响评论者时间分布的作用。但必须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地点自由并未对评论者的空间分布产生影响，因为其绝大部分都是限定在本地区范围内进行的。对新浪和网易而言，前者电脑评论的比例仅有13%，手机则占到了87%；后者电脑评论的比例则高达60%。 5结论与讨论 通过上述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①新浪和网易两个门户网站新闻评论者的时空分布差别很大。②无论是对于新浪还是网易而言，其新闻评论者的空间扩散最初都是“散点式”扩散模式，即在极短时间内迅速扩散到全国的若干地区；之后呈现出“不完全填充式”扩散特征，即涉及地区不断增加，但绝大部分省区最终也未实现全覆盖。其不符合传统的地理衰减规律，也证明了网络空间的跨越空间和距离的特征。③从新闻评论者的空间分布来看，其呈现的是一种不平衡分布状况，即存在典型的地域差异。无论是在四大地区间，还是省级行政区之间；不仅包括评论者数量，也包括扩散指数。④虚拟网络空间并非是完全脱离现实地理空间的“超空间”，至少新浪和网易新闻评论者的省区分布是具有地理根植性的，网民数量、GDP和城镇人口是影响其省区分布的最重要因素。⑤网站平台、网民上网习惯、时间和上网工具也是影响新浪和网易新闻评论者时空分布的因素。在本研究中，虽然与新浪和网易的注册用户或是新闻点击率相比，发评论都是小概率行为，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得出一些值得推敲的结论的。其一是网络空间的确是具有跨越现实空间特征的；其二是不同网站事物的时空扩散差别较大；其三是空间分布是非均衡的。虽然很多网络空间中事物的时空分布规律还有待开展更多的实证研究予以揭示，但本文提出了一种研究网络空间中新闻传播的新视角，无疑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尝试。 作者：孙中伟任晓莹王伟娇赵丹丹段赛赛单位：石家庄学院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土地科学技术学院 新闻评论论文:媒介素养的新闻评论论文 一、新闻评论课的背景及属性 第八轮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课程观念与课程开发体制的同步改革，课改的重心是课堂教学改革，教师专业发展则是课堂教学改革的核心。如何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开发选修课不失为一条重要途径。它既能发挥教师自主性，又让学生享有选择权。基于对媒介时代背景和国家课程改革的认识，笔者认为高中阶段可尝试开设新闻评论选修课进行媒介素养教育。新闻评论课不仅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能力，还发展学生视、思、评能力，为其适应未来生活做准备。该选修课期求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表达需求，与必修课共建开放多元的语文教学体系。它可促进教与学的方式变化，提高学生表达能力，提升媒介素养。媒介素养教育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面对媒介信息时具备评判性、反思性的思维能力和创造力。新闻评论课在积极语用观理论指导下，以培养学生表达能力为目标，着重培养其独立评论能力。它借助网络、电视、广播等媒介，对当下发生的现象、言论等，通过观察、思考、判断、分析，表达个体独特的感悟、分析和判断。新闻评论课从属语文教育，通过问题设计、文本挖掘等环节熏陶学生情感，突出语文的人文性。它选择与生活紧密联系的文本，在特定的语文场域以思为枢纽，通过听、读、视与说、写、评的形式展开语用实践，培养语文应用能力，突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体现语文课程“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使学生具有较强的语文应用能力和一定的审美能力、探究能力”③的性质。 二、新闻评论课的设计和组织 新闻评论课文本选择打破传统教材选文的束缚，立足学生的兴趣和发展方向，考虑学生未来会接触到的个人应用、职业、教育、公共事业等方面信息，既选取文学性的连续文本，也虑及实用性较强的连续或非连续文本，如图画、音频等。由于媒介素材具备热点性、精短性、趣味性、丰富性、便利性特点，文本大多能消弭与阅读主体间的距离。只要合理选取或重组文本，挖掘语文元素，便可激发个体言语表达。新闻评论课学案设计借鉴PISA阅读素养测试样题和时评写作题例，采用“混合文本+问题模块”形式自主选取话题、设计问题，提供多样文本。个体在阅读中筛选信息，在比较中活跃思维，在思考中判断分析，形成看法，从而滋生评论萌芽。新闻评论课大胆合理取用媒介信息，以语用能力为基点设计学案。现以《解读莫言获诺奖及其他》（部分）为例：请采用你喜欢的方式（朗读、播报、采访等）演绎材料二，并从中选择漫画或新闻，谈谈你对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现象的看法。设计该学案着力于三个方面：一是设计混合文本激发学习兴趣。文本中有新闻连续性文本，也有图表非连续性文本，这些能“读”“视”“听”的材料，刺激并调动学生感官，点燃学习热情。二是设置情境问题催发多元思维。模拟广播员播新闻、记者采访群众、评论员评新闻等，这些情境问题中的角色转换不仅让学生有新鲜感，且促其思维不断运动，孕育迸发精彩言说。三是采用多种表达形式唤醒评论意识。学生在观看聆听中积累信息，在朗读播报中输出信息，在采访对话中体验着改写、再生信息的乐趣，在书写中感受思考的力量和享受表达评论的愉悦。新闻评论课的组织形式是自主开放体系。课堂组织采用小组围坐讨论式，按教学内容浅易和学生需求分组：可按学生对同一事件的态度同质分组；可根据问题难易、兴趣、能力、性格等因素编排异质混合小组；也可参照学生认可的标准自由组合。学生相向围坐，共同面对学习任务，同伴间面对面交流、讨论、分享。小组围坐的开放形式打破了个体心理和群体空间的藩篱，易产生亲近感和认同感，为学生提供了更多自由表达机会，激发其评论动机。“水尝无华，相荡乃成涟漪；石本无火，相击而生灵光。”小组讨论赋予个体言说机会，班级讨论给予组别代表表达分享的机会，言论在思维碰撞中迈向精彩。讨论亦使教师有更多时间步下讲台，与学生平等对话交流，了解把握每位学生的学习动态。生生、师生间沟通变单向模式为多向、网状模式，一言堂变群言堂。 三、新闻评论课教学程序与方法 新闻评论课“既有以‘思、视、听、读、说、写、评’七字能力为显性目标指向的共性内容，也有作为教学主持人的教师基于生本需求、‘节外生枝’的个性化拓展”；又旨在“打造言语主体的思维魅力和情意、文化品质，以作为每个言语主体表现力的内在精神支撑，从而赋予其积极语用的独特的精神力量，即语用的思想力、情感力和文化力”④。新闻评论课兼顾显性隐性教学目标，是基于媒介时代学生现实和未来的需求而拓展的个性化课程。它重在培养学生评论的独立性、真实性、批判性和创造性。新闻评论课通常两课时完成一份学案，一周一节，每两周为一单元时间。课前教师查阅资料，选定话题，根据学科特点与学情设计问题，编制学案。一份学案由四五则材料和四五个主问题组成。第一课时学生充分阅读学案，围绕问题思考讨论，表达评论，未尽之处课外完成。隔天上交学案，教师批阅并做好星级评价与归类，准备交流展示。第二课时师生共享典型言说（精彩或欠缺的），继续思考表达未尽之处，或适时抛出学生书面表达内容，再度激发言说评论。课毕，学生可重新思考，再次书面表达。教师再度星级评价，登记最高等级入册，期末据平时等级成绩作总体考评。新闻评论课教学主要采用以下几种方法：一是设计情境问题，唤醒生命个体的表达评论意识。当个体构建并体验虚拟的生活情境，从局外人切换至“我”的角色时，身临其境，会思考“这情境发生在我身上，我该怎么办？我要说些什么？我要做些什么？……”情境问题把个体角色从“类我”推向“个体的我”，学生表达“剧中人”的言语。角色切换让生命体验另一种情境，评论火花易被点燃。实践表明，用“如果……怎样……”“假如……”“你认为……”这些短语作为开头探问语句，可提高学生的思维认知水平。倘若一个问题能设置两种或两种以上角色，学生有多重体验，思维开阔活跃，表达评论更精彩。如针对《杜甫很忙》事件发微博，笔者设计问题：如果你是杜甫博物馆的宣传人员或河南诗歌协会的会长，收到这条微博后，请你以上述两种人物不同的角色名义发表看法。学生切换体验两种情境，不同的语境与角色催发学生的言语表达。一学生以诗歌协会会长名义发微博：杜甫是传统人物的代表，“杜甫很忙”只是大众娱乐的调剂，来得快也必将去得快，这样恶搞古人不仅是对古人的不尊敬，也是对传统文化的蔑视。另有学生表述，如果我是杜甫草堂的宣传人员，我会说：“‘杜甫很忙’是真是假，请来杜甫草堂，一睹真相。”二是教会学生思考，为其思维活动开辟渠道。积极语用教育观中“思”是内隐枢纽，连接信息输入和输出系统，启动言语表达。而教学中的时间留白是保证思维活动的前提条件。时间留白是“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教学艺术。一学案两课时的进度保证学生有充裕时间默读思考。当学生产生“愤”“悱”时，教师可构建对话平台，引导生本、师生、生生间沟通，在沟通中锻造思考力，助推评论能力。新闻评论课利用媒介优势拓宽了语用行为中“视”“听”的范围，丰富的输入形式有利于营造对话氛围。而朗读是生本对话的生动演绎，材料不同朗读形式也不同：大容量、高密度材料采用默读，静寂氛围利于信息摄取；容量适中、内容晓畅材料宜采用齐读，让声音叩响心房；而包含情感的材料采用诵读，自由或个别诵读，让声情并茂的表达演绎心情；新闻材料可采用播报形式，模拟电台播音员情境化播报，普通话、方言均可；演讲稿不妨现场模拟，让听众身临其境，点燃其表达欲望。师生对话也是教学的重要形式，是打磨评论能力的利器。教师可运用情境教学法、示范教学法、对比教学法、质询教学法启发学生思考、训练思维、打磨思想，使其能表达一己之见；可通过有效追问深化学生思维，如采用“如果……会怎么样……”“这则媒体信息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我已经知道了些什么？”“事实是怎样的？为什么这样报道？”“如何组织表达更具有说服力？”等句式追问，松绑思维限制，深化对话评论；亦可以评促评，穿插教师或网友评论，以一种思想撼动另一种思想，引发开放深入的思考评论。教师点评之于课堂对话，犹如春风之于蒲公英。共鸣式、呵护式、参与式点评都是切入特定语境推动对话进程的方法，可唤醒个体语用意识，呵护语用热情。教师无论采用何种方法点评，都应“以前瞻的眼光衡量学习者之今日语用、以开放的心态悦纳个体之语用落差”⑤。生生对话形式有讨论交流、互问互答、倾听辩论等，其中辩论最受学生欢迎，是提升评论能力的催化剂。辩论是冲击力极强的“头脑风暴”，可改变模式化、同质化的思维与表达，辩论参与者点染激化，辨疑问难、各抒己见，探究问题、表现自我，易形成民主个性的多元局面。不同观点碰撞活跃思维，锤炼语用品质，强化思维的逻辑性与深刻性。学生在辩论中体验流畅评论的欢愉、有力反驳的酣畅、争锋相对的刺激和自圆其说的机智。 四、新闻评论课的评价方式与实施 新课程背景下，选拔性评价转为发展性评价，因而新闻评论课仿照PISA分层等级评价方式，融合了星级评价法和二度评价法。星级评价法指教师分五等星级评价表达内容，二度评价法指教师对学生的二次表达内容再次评价,重新确定星级,采用最高星级。其操作流程图如下。流程图的关键环节是表达内容赏析和学生二度表达，这两环节整合了师生的思维与表达，通过交流整合，提高思维与表达能力，同时养成学生尊重与宽容的人文精神。学生的言语表达是多向对话的结果，渗透个体思想，是个性语用的表现。二度表达再次挑战学生的思维深度，个体在吸收他人表达的基础上再思考，思维更严密深刻，语言更有张力，评论更精彩。星级二度评价的实质是多一次提供表达和评价机会，增加一把衡量尺子，引导学生深入思考评论，提升语用品质。评价采用最高星级是尊重个体差异，注重自我超越，在个体纵向比较中悦纳自己，增强自信，突出评价的发展作用。星级二度评价比之于终结性评价，宽容度更大，发展空间更广，教师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这种多元评价方式能树立学生信心，激励其自由表达。 五、新闻评论课的反思与希冀 语文教学重在培养学生的言语实践能力。动态立体的语用实践是指导学生在具体语境中恰当地运用语言，独立自主地表达思想。新闻评论课开展语用实践活动，在活动中引导学生思考，提高言语表达力，打磨评论能力。教师设计学案时以语用为目标，用问题启发学生。高质量的问题既立足言语根基，又具备语用元素，能催发言语“火花”的绽放，引领表达，形成个人风格。新闻评论课与传统语文课最大区别在于自由表达，它能唤起生命个体的内在需求。语文教育天然担负着解放人的重任。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是顺应生命个体成长的需求，是学生未来发展所需。培养语用能力是新闻评论课的核心要素，也是这种创生性课型的主要特点。新闻评论课以开放的媒介素材为载体，聚焦表达力。其教学引导学生多角度看待问题，懂得评价事物不能只看表面现象，要深入思考分析；明白标准答案不是唯一，多种观点可并存。它代替不了常态语文课，但以其自由多元的形态吸引学生，能开阔他们的视野，提升独立评论能力。新闻评论课实践证明：它能唤醒学生内在的言语需求，学生在自由表达中能砥砺、提升评论能力；它也能提高教师整合教学资源、开发课程的能力，进一步挑战教师的语用素养。小组围坐讨论式的组织形式虽受学生欢迎，但分组规则与效果有待进一步调整加强。教学素材源自媒介，因其新鲜丰富的特点易激发学生兴趣，也由于内容与热点捆绑的特性，固定教学载体与明确课程纲要等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外国学者BenMoore曾提出，“如果媒体教育将作为新课程改革中的一个术语，那么我们就应该优先考虑将‘跨课程’的媒体教育的理念和策略渗透到各个学科和科目中。”⑥如何从语文学科的角度整合媒介资源？如何开发课程？如何培养学生评论能力提升媒介素养？这些都是今后跨学科教学继续研究的方向。对此，教师可探索多种教学方法，让学生独立思考所见所闻的信息，以批判性、反思性眼光理解媒体现象，表达一己之见。教师要成为媒介素养教育资源的组织者，必须具备创造媒介素养教育教学资源的能力，而这种创新能力恰能较快地提升语文教师的专业水平，有效锤炼教师的语用能力。 作者：陈瑛潘涌单位：浙江瑞安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新闻评论论文:教育新闻评论研究论文 一、教育新闻评论写作中的常见问题 通过阅评分析2010年、2011年度湖北省高校新闻奖言论类260余件参评作品，结合10多年选读校外各类媒体上的教育新闻评论积累的经验，笔者对教育新闻评论写作中的一些常见问题进行了梳理归纳。 1.体例不对。一是把只有标题和正文的简化版论文归为新闻评论。如某高校校报2011年参评作品《弘扬“延座”讲话精神，重建理想信念教育———从美术创作看高等艺术教育的社会功能》，仅看标题，该文就应属论文，而非新闻评论。二是将新闻评论与杂文，特别是随笔混为一谈。这一类问题在教育新闻评论中最为常见。众多作者、编辑常常把一些应归为杂文的文艺性社会评论，或者应归为议论性随笔的借事抒情、夹叙夹议的随手笔录，都视为新闻评论。也有一些作者、编辑把谈体会、提要求的讲话稿、发言稿误为新闻评论。 2.不够客观理性。最常见的是：作者在表发评论前不先核实“新闻事件”的真伪，不学习相关科学常识，不探询新闻背后的故事，而是只要有肤浅的表面“来源”，只要有“不平”、有“兴奋点”，就会快速板砖参与“群殴”，助推形成强势舆论。2010年轰动海内外的肖传国教授“锤打”打假名人方舟子案，从中央主流媒体到非时政报刊到网络媒体，以评论《从“抄论文”到“抄家伙”》为典型代表，迅疾不问青红皂白、一边倒地认定肖传国是因为抄论文遭揭露而雇凶抄家伙报复伤人，谴责他乃至学术界“学术道德沦丧”，直至质疑、批评国家的科技评价体制。科学允许、鼓励有意义的探索，肖传国的探索事实上也得到了国内和国际同行的认可。《从“抄论文”到“抄家伙”》等，评论员自我判定肖传国抄论文了，在立论上即成为了一个莫须有的伪命题。在这起媒体的极度喧嚣中，众多新闻评论的职业道德底线失守了。其二是失之浮躁或者带着成见，对新闻报道断章取义或者曲解原意进行评论。社会生活中群体和个体利益诉求出现多元化、复杂化已成为显性现象，评论者因而可以有法律规范内的，甚至逾规的评论；媒体市场化竞争也带来了发行量、流量、收视率等利益诉求导向，一些媒体的编辑、记者们愿意甚至乐于放行各类浮躁、带有成见的教育新闻评论，甚至推波助澜，做“标题党”人和在显著位置处理。其三是以偏概全，无限上纲，以不带有普遍意义的个案来诘责全部，来批评体制机制。一个大学生没钱上大学，评论者责难大学和国家高学费，教育投入、救助体制出了问题；一个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评论者责难大学和国家扩招，人才培养模式出了问题；一个大学生因心理问题坠楼，评论者责难大学和国家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出了问题……诸如此类问题，大学、政府管理部门和各相关方都应该反思、改善、提高，但有人、有人群、有人类社会的地方，就会有包括以上问题在内的诸多问题出现，评论者应客观地、结合历史的和世界的眼光来分析评论中国的教育问题。其四是评论过于学术化、理想化，现实性、系统性、操作性不强。 3.选题陈旧。主流媒体、校内媒体习惯于老生常谈、泛泛而谈教育时政、学风教风、师德师魂、社团发展、各种浪费、占座位等，都市类报刊及新媒体则常年比较关注考试、贫困、腐败、意外伤亡、亚文化行为等。二者叠加，很容易导致教育的主流声音、核心价值不彰，群口骂教育。 4.新酒入旧瓶。中国的各级各类教育，不断会有新政策、新举措、新成绩、新鲜事涌现，评论却时时找不到一个新角度、站不到一个新高度，时时落入“旧闻旧论”，而得不到受众的关注。比如，评论者习惯于做口号式、标语式立论，体现在标题上，如，“抓实抓好”“真抓实干”“重在落实”“为……叫好”“为……努力奋斗”“也谈”“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等等。 5.标题不点睛。标题是评论的“眼睛”和“灵魂”，它与评论立论的高度、论证的质量和传播的效果呈直接正相关。教育新闻评论，特别是时政类媒体、高校校内媒体上的评论，在做标题方面还很显不足。一是用辞陈旧不新鲜大气，二是把评论标题做成典型的消息标题，三是标题没有表明态度或立场，四是标题散文化、抒情化、情绪化。 6.不得其解。一些评论，受众读得很费力甚至读几遍也揣摩不出作者的意图。一是一些作者爱用网络潮语，或拿网络潮语来说事隐喻，但作者选用潮语时应先看看评论的受众定位人群，要有所针对性，非大众化的潮语不一定适合随意随心使用。二是一些评论用典过滥，让受众阅读吃力、理解费力，甚至晦涩难懂，似懂非懂。三是概念表达不清，同一概念在同一文章中指代的内涵不一样，让受众发懵或者产生文不对题的判断。某高校校报一篇《中医之魂在传承》的评论，文中的“中医”，在不同的地方，可理解为“中医学”“我校”“中医药文化”等，从而成为一篇不知所云、缺陷明显的评论。 二、教育新闻评论怎么写 1．紧扣关键词，区隔开杂文。在当代，一些文体的体例呈现出交叉交叠、界限模糊的现象。但新闻评论与论文、杂文之间的界限还是有迹、有章可作分隔的。教育新闻评论，属性是新闻作品，也包括社论、评论员文章、署名述评、短评、专栏评论等，是对教育领域发生、发现的重大或鲜活新闻事件、话题、现象的分析和说理。②它的关键词是“新闻性”。其他几种文体没有或者不讲求“新闻性”。论文是学术类作品，是用来描述科学研究和科研成果的文章。它是进行科学研究的一种手段，也是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③它的关键词是“学术性”。杂文是散文类作品，是短小的文艺性社会评论，多指现代散文中以议论和批评为主而又具有文学意味的一种文体。是随感录、短评、杂说、闲话、漫谈、讽刺小品、幽默小品、知识小品、文艺政论等文体的总称。④它的关键词是“文艺性+讽刺性”。议论性随笔，为散文的一种，有学者也将其归为杂文。是随手笔录，不拘一格的文字，一般以借事抒情，夹叙夹议为其特色。⑤关键词是“自由性+抒情性”。新闻界著名学者邵华泽先生曾列出了8种常用的新闻评论形式：一是以中央和上级指示为内容写评论。这种评论能起到传达上级指示精神的作用。二是配合中心任务和重大决策写的指导性评论。要求任务要明确，道理要讲清。三是针对一种错误倾向、错误思想或者是模糊观点来写的评论。要求问题要抓准，说理要透彻。四是为突出新闻的思想性为其配发的评论。要求结合紧密，要画龙点睛。五是总结推广先进经验的评论。六是有关节日、纪念日以及重大活动的新闻评论。七是对敌进行论战的批驳式的评论。八是对某个问题进行理论阐述的评论。⑥ 2．强化引导性，捕捉好题材。一是要心存敬畏，坚守底线。教育是一项管未来，涉及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每个家庭、每位公民最切身利益的神圣事业。评论者、编辑、记者从内心里应时时对教育存有敬畏感，爱护、支持、监督、促进教育的发展。可以监督、批评教育，但要客观理性、有的放矢、言之有物。要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改革创新写作思路方法，提高教育新闻评论的质量和传播效果，弘扬教育的主流价值，更多地释放出教育新闻评论和教育的“正能量”。二是要关注、用好四类题材。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先进典型、热点事件、教育（校园）新现象、改革新动态是教育新闻评论弘扬主流价值，释放“正能量”的永久题材，就看作者以何种角度去立论，去论证，去打动受众，引导舆论。 3．立论求新，做亮标题。立论新与标题亮二者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关系。立论新，即为思想新，思想新往往体现在标题上。标题亮，则意味着立意新、旗帜明，意味着“吸引人眼球”，媒体喜欢，受众喜欢，传播效果好，引导力强。 4．语言求准，言简意赅。评论作者及媒体编辑、记者都应善于学习，不断地增加相关学科的专业知识与科学素养，不立“谬论”，不说外行说；要勤于学习、补充新闻评论写作的专业技能，给受众不留紊乱的逻辑层次，不留多话、闲话、废话。做到立论科学，态度明确，逻辑严密，论证有力，言简意赅、吸引力强。 作者：周前进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文学学士 新闻评论论文:广播新闻评论论文 进入九十年代后，处于我国广播最前沿位置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各地方台也争相效仿。在我国广播业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中央台及一些发达省市的广播媒体走出低俗，重振雄风。但是我们也看到，这种王者归来的气魄不是对以往的简单重复，而是对广播节目进行的大胆创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新闻评论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在各电台的新闻频率，增加了新闻评论的份额和比重。并在新闻实践中积极探索，走出一条适合广播媒体自身发展，体现广播媒体特色的新闻评论发展之路。 从我国广播媒体目前的节目构架来看，广播新闻评论的形态大致有四种。 1．附着在新闻资讯后面的短评。这类评论篇幅较短，字数较少，与前面的新闻信息互为一体，互相补充，是对前面新闻资讯的深入剖析和解读，起到一语中地，画龙点睛的作用，并具有鲜明强烈的观点，入情入理的分析，正确及时引领舆论的作用，向社会传递主流媒体的声音和正能量。比如，我们现在经常可以听到，在中央人民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里对一些能够引起听众强烈反响的新闻事件，都要及时的配发短评，引导舆论，弘扬主旋律。但直到目前，有些地方台播出的这类短评，仍然无法做到生动晓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教成份严重，明显有报纸遗风，这种广播评论方式是比较传统的新闻评论方式之一。 2．以整档广播节目为主的新闻评论栏目。以评说社会上新近发展的新闻资讯为主。在这样的新闻评论节目里，主持人的话语代表媒体的声音，对在受众引起强烈反响的新闻事件进行评说。一般先由主持人叙述新闻事件原形，然后再对新闻事件进行简短的、富有特色的点评。比如我们呼伦贝尔人民广播电台推出的一档新闻评论节目《大飞说事》，主持人大飞首先对社会关注的热点、焦点资讯进行叙述，然后再运用具有个性化的口吻进行简短评说，以引导舆论。由于整档节目定位为新闻评论的风格，所以这是一档以主持人的声音传递媒体思想的广播新闻评论性栏目。 3．新闻调查式广播评论。广播记者对一起广受关注的新闻事件进行采访、调查、追踪，如剥洋葱皮一样，层层拨开新闻事件的迷雾，还原事件的真相和本质，然后再配以新闻记者鲜明的观点和对事件真相的解读，让听众随着记者采访的脚步，步步深入，对事件的来龙去脉有了清晰的了解和把握，对于新闻事件的是非曲直形成自己清楚明确的分析、判断，达到让受众了解新闻真相和本质，以正视听的目的，这类的广播新闻评论，大多是调查、监督类的报道，采取的是边叙述边评论的方式。 4．专家点评。专家点评式的评论节目可以说是近年来才出现的。现在我们每天都可以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中国之声，以及一些省市台的广播新闻节目，都有大量的评论员的声音，这些广播媒体都培育并拥有一支自己的新闻评论员队伍，在新闻发生的第一时间，立即到场，阐达对新闻事件的看法、态度和观点，引导舆论，告诉听众新闻事件的本质真实。听众对专家的解读更加信服和有说服力，从而增加了媒体的权威性和舆论引导作用。虽然经过几代广播人的不懈探索和实践，广播新闻评论正在日渐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色，但是距离让广播新闻评论真正能够成为媒体的号角、旗帜、灵魂的目标还是有一定的距离，这就需要我们在广播新闻实践多思考，多动脑筋，在撰写评论的过程中，更多的、创造性地展示广播媒体的特色和优势，让广播新闻评论更加鲜活生动，达到受众入耳入心的目的。在这里让我们共同探讨一下广播新闻评论的特点，广播新闻评论依赖广播媒体而生，所以，广播新闻评论离不开广播具有的鲜明的优势和特色，由此，广播新闻评论大致可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快、新、活、短。 所谓的“快”，在各媒体对新闻争夺激烈的今天，广播评论要做到第一时间发声，第一时间解读，每一时间表态，以便吸引更多的听众，及时引导舆论。广播人要对于社会上形成的新的热点资讯，在百姓莫衷一是，难辨真伪的时候，告诉受众新闻事件本身的真实情况，以及新闻事件所产生的社会意义和价值。广播新闻评论能够做到快字，就会很好的契合听众的心理需要，去伪存真，解疑释惑，让受众明辨是非，以正视听。 “新”是指广播新闻评论发出的声音是独特的，令人耳目一新的，论据充分，论点新鲜，在众多媒体中独树一帜，耐人回味，言之有物，经久不忘。所谓的“活”，是指的广播评论要写得鲜活，生动，通俗易懂，感情流畅，条理分明，能够感染人，鼓舞人。“短”是指广播新闻评论无论是短小精悍的短评，还是层层剖析的述评，其中评论的篇幅一定要精短，一语中地，不能长篇说教，言而无味。既然我们明白了广播新闻评论不同于其它媒体评论的特点，那么如何写好广播评论呢？要写好广播新闻评论，必须具备以下素质，首先，必须具备立足全局着眼长远的心胸，有客观公正的立场，有透过现象，窥视本质的敏锐，要对新闻事件的背景和来龙去脉有充分的了解和把握，要对新闻事件发生的领域有长期的关注和研究，并具备专业水准和眼光，这几种能力都具备，才能作到力透纸背，分析到位，观点正确，写出的评论才以令受众信服和满意。另外，在评论的表述上，要展现广播的特色，要有别于报纸和电视，体现一家之言。语言要通俗流畅，简单易懂，感情要充沛淋漓，能够感染受众，并且多用短句式，多用动词，让听众听得明白清楚。特别是在调查式述评中，还要充分体现广播媒体的特点，多运用一些典型音响，关键段落，要用大量丰富的现场音响和被采访对象的采访录音，增加新闻事件的真实性和可信性，使新闻评论更有说明力。 以上是对于广播新闻评论的一些粗浅的认识，相信在未来的岁月中，经过广播人的共同努力，广播新闻评论无论在形态上，还是在表述上，都会更加完善更加能够体现广播媒体的特色，让广播媒体真正因广播评论而增色生辉，受到受众的喜受。 作者：刘波崔蕾单位：内蒙古海拉尔区呼伦贝尔广播电视台

社会问题论文:经济社会问题整改情况工作汇报 年7月，省委巡视组在对我县工作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全面巡视后，在肯定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同时，中肯地指出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了3个方面9类问题的意见建议。县委对巡视组的反馈意见高度重视，专门召开会议进行研究讨论，并制定了整改方案，明确整改任务，细化分解整改事项，落实整改责任，狠抓整改措施的落实。在整改工作中，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将整改工作与推动各项日常工作有机结合，将整改工作贯穿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取得了较好的整改效果。 一、着力于思想大解放，作风大转变，努力营造共谋发展、齐心干事的良好氛围 针对巡视组指出的我县干部思想不够解放，干部队伍的管理教育力度还不够，我们主要抓了三项工作。 一是理清思路，锁定目标，形成了加快发展的强大共识。紧扣巡视组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县委常委会从有利于玉山“十二五”乃至更长时期的发展发力，审时度势，深刻反思，全面分析玉山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更加清晰地看到了玉山的后发优势和潜在发展后劲，继承和发扬历届县委好的工作思路上，一届接着一届干，在县第十二次党代会上鲜明地提出了“奋力跻身全省发展第一方阵，早日把玉山建成全省经济强县和全国旅游名城”的奋斗目标和“强化创新创造、进位赶超、绿色崛起三种工作理念；突出工业园区、旅游城市、农业农村三大发展重点；强化项目带动、科教兴县、统筹发展三大战略支撑”的发展思路。这一奋斗目标和发展思路，符合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建设富裕和谐秀美”和市第三次党代会“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的精神，符合玉山县情，得到了全县上下的广泛认同，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认识，激发了60万干群干事创业的激情与活力。 二是凝聚人心，真抓实干，形成了加快发展的强大合力。为了更好地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县委、县政府开展了重点工作“百日大会战”活动，把全县广大干部的思想迅速从换届工作氛中带出，投入到紧张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来。大会战期间，全县上下同心同德、和衷共济，真正做到了思想上合心、工作上合力、步调上合拍，做到了分工不分家，互相帮助、互相配合、互相补台，使城市建设、园区建设、计划生育、信访维稳、城市创建、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创造了许多令人振奋的业绩，进一步凝聚了人心，鼓舞了干劲，转变了作风，促进了发展。可以说，一个政通人和、风清气正，千帆竞发、百舸争流，人心思进、人心思干的和谐新玉山已呈现在世人面前。 三是整治懈怠，转变作风，形成了加快发展的务实作风。大力整治干部队伍精神懈怠现象，切实转变干部作风。由县纪委、县委组织部、县公安局、县电视台组成联合督查组，通过明察暗访、赴乡镇“走读”督查等系列作风督查活动，先后查出1名科级领导干部和12名财政、供电等单位股级干部、村组干部上班期间打麻将、上下班迟到早退等情况；县纪委、县委组织部对违纪人员做出了严肃处理，共免职副科级干部1人，其他干部免职11人，警醒了全县党员干部，大大扭转了“庸、懒、散”等懈怠作风，干部作风明显改观，干部用心想事、用心谋事、用心干事，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思干、思进、思发展、思跨越蔚然成风，全县上下已经形成你追我赶、竞相发展、勇争一流的良好氛围。 二、着力于园区大发展，城乡大建设，快速推进“三化”进程 在整改工作中，我们始终把坚持加快发展、科学发展作为重点，大力实施工业化核心战略和大开放主战略，坚持以项目为依托，以招商引资为手段，以改善环境为支撑，加大对外开放步伐，推进全县三大支柱产业协调发展。2011年，实现生产总值82亿元，增长13.5%；财政总收入完成10.1亿元，增长29.98%，其中一般预算收入完成7.22亿元，增长37.8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5亿元，增长35.2%；城乡居民储蓄存款64亿元，增长17.9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6亿元，增长19.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102元，增长12%；农民人均纯收入6912元，增长15.02%；工业园区主营业务收入145亿，增长43.6%；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2.6亿，增长14%；获得了省政府工业崛起奖、省产业经济“十百千亿工程突出贡献”奖、省利用外资先进单位及全市工业巡查第三名。 把工业园区建设作为工业发展的主平台，举全县之力强攻工业。不断创新园区发展体制，把园区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由县委副书记任园区党工委书记、副县长任管委会主任，通过授权、委托和设置派驻机构等形式推进各职能管理部门向园区集中，高位推动园区发展。抢抓机遇对园区进行修编扩容，园区规划总面积由11.8平方公里扩展到30平方公里。大力度推进园区建设，全年拓园1.23平方公里，新征土地1850亩；园区土地清理收回土地700多亩，追缴相关费用7000多万。大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对所有入园项目实行严格的联审制度，规定新入园企业必须固定资产投资达5000万元以上、亩均固投达80万元、亩年均纳税达8万元以上。创新招商方式，选派了16名乡镇正职到温州挂职招商，招商引资工作不断升温。共签约5000万元以上项目31个，其中亿元项目7个，合同利用县外资金30亿元。其中浙江致远集团投资12.8亿元兴建的年产10万吨电解铜项目和浙江聚美高分子材料公司投资8亿元兴建的年产5万吨压克力生产线项目，建成达产达标后年可实现主营业务收入70多亿元，上交税收6亿元以上。这些项目的建成，可为明年我县的经济发展积蓄强有力的后劲。培育壮大三大支柱产业。换届以来，我们在新型建材、有色金属、机电汽配支柱产业上下苦功。大力调整新型建材产业结构，成功引进大型国企—中国建材南方水泥、省碳酸钙行业龙头—炜达轻钙厂和水泥深加工企业跃达新型建材等10多家大型建材企业，提高产业市场竞争力。积极鼓励做大做强机电汽配产业，成功引进了投资达20亿元年产1000万只汽车轮毂和2000万只摩托车轮毂的昂大项目。同时，传统轴承产业也焕发青春。2011年，全县轴承产业产量、税利总额分别占全省总量的92％以上。着力打造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有色金属加工产业，采取上台阶奖励、增长幅度奖励、技改贴息、创新补助、规费减免等手段，重点培育富旺铜业、华瑞铜业等一批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做大做强，大力支持其关联配套企业发展，延伸产业链，形成产业群。2011年，我县新型建材、机电汽配、有色金属三大支柱产业呈现出强劲的发展态势。全年有色金属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9.49亿元，增长81.96%；新型建材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8.64亿元，增长42.8%；机电汽配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77亿元，增长43.05%。强化项目服务保障，通过落实“一对一”帮扶机制、“一条龙”服务机制、“一站式”办结机制、“一单清”收费机制，破除门户之见，冲破利益束缚，大大优化了发展环境。以推进昂大项目落户为突破，建立了重大项目建设督查调度制度，掀起了园区项目大建设的热潮。目前，园区杜马机械、万佳豪鞋材、建华实业、天美华等一批企业已建成投入试生产，昂大公司、岩端铜业、蓝宝新材料、新光源节能、上安机电、正大机电、华建橡胶、瑞祥织带等一大批企业正在加快建设。2011年开工建设31家企业中有9家是“当年建设，当年完工，当年投产”，园区投资环境美誉度明显上升。 把城市建设和旅游发展有机融合，加快了打造旅游名城步伐。以整改为契机，在县十二次党代会上，我们提出了要把玉山打造成“全国旅游名城”的目标，努力建成三清山重要的依托城市。按照这个工作思路，针对城市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我们以超前的思路、超常的举措、超凡的速度，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玉山。一是科学合理布局，彰显城市特色。明确城市发展定位，邀请了同济大学规划设计研究院专家对县城总体规划进行修编，对各片区和各乡镇规划进行了完善，实现了城乡规划全覆盖。重点完成了七里街冰溪河“一河两岸”旅游综合体的修建性详规。二是注重完善功能，提升城市品质。以最快速度推进了玉清大道、怀玉二路、博士大道东拓、玉京北路、玉虹路等项目建设进程，实现了全面通车，拓展了城东、城北新的发展空间。实施了湖塘沿改造工程、城东水厂改造建设等一系列工程；完成了人民大道路路面提升改造工程；对县城进行了绿化、亮化、美化。推进了中医院搬迁、博物馆、东门市场等功能性项目建设，带动了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三是破解拆迁难题，加速城区改造。完成了城建项目涉及的土地征用和农民房屋搬迁任务；利用一个月的时间开展了玉清大道、博士大道东拓、玉虹路等88户原拆迁遗留房屋的拆除工作；拆除了解放中路区块86户危房；完成了七里街棚户区424户搬迁工作。一年来，共征用城市建设用地623亩，搬迁房屋13.88万平方米，创造了征地、搬迁房屋的佳话。四是创新管理机制，提升管理水平。启动了“三城”同创活动，开展了卫生死角、车辆停放、占道经营、“牛皮癣”、学校周边环境等专项大整治，创建全国文明、卫生、园林“三城”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目前，县城主次干道和里弄小巷卫生环境明显好转，车辆通行、停放规范有序，城市占道经营、店外店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市容环境和城市秩序明显好转，县城面貌大为改观。 把农业农村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促进了城乡共同繁荣。在举全县之力强攻工业的同时，我们始终没有降低对“三农”工作的重视程度、支持力度和投资强度。进一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整合资金1.6亿元，推进了全县164个水利项目建设。投资911万元实施了下塘乡土地治理项目，改造中低产田项目3个，治理面积0.77万亩，其中园田化0.1万亩。投资4651万元对总长27.37公里的新东线、新仙线和飞青线三条农村道路进行了改造。进一步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完成“一大四小”工程造林3.75万亩，建成“一村一品”示范村14个。全县具有法人资格的农业企业家达130余家，从事产业化经营的个体工商户410余家，被认定为农业龙头企业的有43家，年实现产值18.2亿元，销售收入16.7亿元。进一步推进新农村建设。投资3200万元，完成了通村主干道62公里，村内主干道93公里，村内其它道路98公里；投资860万元，完成了5950户村（居）民饮水改造；投资485万元，完成了5520户村（居）民改厕工程；投资590万元，完成了农村旧房改造6010平方米。同时，推进了重点示范镇建设，打造了一批新农村示范点。进一步培育乡镇经济。大力核减乡镇财政水份，鼓励乡镇经济做实做优做强。目前，全县乡镇财政收入完成5.5亿元，占全县财政总收入的54.5%，其中过5000万元的乡镇达到2个，乡镇财政平均增幅达23.9%。 三、民生大改善，社会大和谐，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在整改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把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加大民生投入，让改革开放的成果更多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一是把教育当作最大的民生来抓。出台了教育“1+3”文件，从制度上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投入3500万元用于校安工程建设，启动了37个危房改造项目，拆除危房近5.6万平方米，维修危房10000平方米，新建校舍面积达15000平方米。首次在二中推行“三制”改革，设立了全县“高考贡献奖”和玉山一中“教育发展基金”，进一步激发了教育活力。大力开展了在编不在岗教师的清理工作，实施了千名教师招聘计划，保障了教师队伍健康发展。针对县城学校大班额问题，在城东和城北分别规划建设初级中学和端明小学。逸夫、瑾山、冰溪、明德等县城小学扩容提升工程有序推进。 二是把民生当作最大的事业来抓。坚持百姓为天，事业为重。全面落实了8个方面82项民生工程，各项考核指标均提前或超额完成全年任务，人民群众幸福指数进一步提升。进一步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狠抓社会抚养费征收、“两非”案件、非诉案件、党员干部职工和名人富人违反生育政策清理等工作重点，共立案查处党员干部职工违法生育案件40余件，查处名人富人违法生育案件22件。顺利接受了“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县”的考评验收，通过了省计生委对县级计生工作的年度考核。 三是把和谐稳定当作“一号工程”来抓。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查不足，找问题，解矛盾，保稳定”主题活动，排查各类矛盾纠纷案件1578件，着力解决了一批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突出问题和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认真落实领导包案责任制，健全领导信访接待日制度，结合“百日大会战”活动梳理确定了100个重点信访案件，实行县领导包案负责，目前化解率达90%，其中市联席办交给我县的24件重点案件，已经妥处23起，有效避免了信访积案的产生。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加大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社会治安保持稳定。去年，我县公众安全感位列全市排名第一，在全省排名位列第16名。 四、着力于用人大改革，执行大提高，全面加强了党风廉政建设 抓好整改，推进工作，关键在各级带头人。整改过程中，我们紧紧抓住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一主线，顺利完成县、乡、村三级换届选举工作，不断增强了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队伍的生机和活力。 进一步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县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政府抓落实的执行力、操作力、破解难题的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人大依法监督、政协参政议政的成效更加明显，形成了“一个声音决策、几套班子落实”的良好工作局面，发挥出了班子应有合力，也为推进玉山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树立选人用人“重德才”的导向，公开选拔了8名科级领导干部、“公开遴选”了16名乡镇党政副职和1名县工业园区副主任，变“伯乐相马”为“疆场赛马”。树立选人用人“重实绩”的导向，始终把实绩作为干部职务升降的重要依据，数十名在“百日大会战”活动中表现突出、在干部考核中公认优秀的先进个人都得到了提拔重用。树立选人用人“重基层”的导向，关心爱护基层一线干部，干部选拔任用向基层一线倾斜。调整使用了一大批乡镇换届待安排的干部，在服务园区发展、化解社会矛盾、加快城市征迁等方面都取得很好成绩，社会反响良好。 进一步创新“创先争优”活动载体。开展了“千名干部下基层、联户帮困促和谐”、全县窗口单位和服务行业“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提升了服务群众的水平。创新社区党建工作新机制，社区工作活力进一步提高。采取“三个一”措施，实行县领导挂点帮扶19个后进村，促进了后进村转化提高。 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并大力向基层推广延伸。深入推进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和公共企事业单位预办事公开，基层党务公开有序推进，使权力运行更加科学规范、更加公开透明。加大腐败查处力度，纪检监察机关受理群众来信来访148件（次）、立案43起，党纪政纪处分21人。 以上是我县针对省委巡视组提出的意见进行的阶段性整改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距离上级组织的要求和群众的企盼还有一些差距。今后，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以更深的认识、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更大的力度，力促全县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奋力跻身全省发展第一方阵、早日建成全省经济强县和全国旅游名城而贡献全部力量。 社会问题论文:构建和谐社会问题思考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为《决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原则、主要举措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是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这里，我谈谈学习《决定》的一些体会。 如何理解和谐社会 要理解和谐社会，首先要理解什么是和谐。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和谐的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原指乐律的调和。据《书·舜典》记载，舜曾要求其乐官做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对和谐的推崇在《周易》中也有所体现。《周易·乾·彖》云：“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由于乐律来自对自然之声的发现，所以古人推而广之，逐渐把和谐看作自然的法则，由此就有了史伯的“和实生物”、老子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等哲学命题。随着百家争鸣的出现，古人对“和”、“和谐”的认识也进入了新的阶段。如《论语·学而》云：“礼之用，和为贵”。《中庸》说得更清楚：“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对“和”的这样一种认识，使得古人在设计未来社会时，常常把“和谐”作为一个根本原则或者一种理想形态。 “和谐”作为一种社会状态，不是静止的，不是一潭死水，而是运动的、活跃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和谐”并不是没有矛盾，相反是在矛盾运动中实现的。我们必须树立唯物辩证的“和谐观”，必须用唯物辩证的方法论来指导和谐社会建设。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个和谐社会的大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各个要素处于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状态。社会的和谐，既包含稳定、协调，又具有生机与活力，是相对静止与绝对运动的统一；既体现公平，又促进效率，是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既包含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又包含社会发展的平衡机制，是社会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的统一；既是一种战略目标，又是一种不断推进的现实的社会历史过程，是长远目标与现实实践的统一。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经历一个很长历史过程一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需要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推进的长期历史过程，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是不断增加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促进社会和谐的过程，是一个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 和谐社会包括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三方面内容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必须整体推进、协调发展，任何一方面的不和谐，都会影响其他方面的和谐。比如，如果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和谐，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严重恶化，资源能源供应高度紧张，经济发展与资源能源矛盾尖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就难以实现。同样，没有人与人的和谐，也就无法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无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三者之中第一位的是人与人的和谐，而人与人和谐的关键是利益的和谐，核心是建立协调和谐的社会利益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建立一套保证经济资源高效利用、社会财富不断涌流、全体社会成员利益合理分配的经济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努力使社会各方面的合法利益得到保障，使社会全体成员各尽所能、各得其所。 和谐社会的提出既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十七大以来，我们党对社会和谐的认识不断深化，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实践不断取得新成效。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了全面部署，《决定》既是对我们党执政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国外一些执政党执政经验教训的借鉴；既是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如何构建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遵循正确的原则。《决定》提出了“六个必须坚持”：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民主法治，必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 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要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实现社会和谐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保障公民平等地享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地改善人民生活，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体现，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面对现实中存在的种种不和谐因素，我们要正视，要清醒，更要采取积极措施，统筹兼顾社会各方面的利益，理顺利益关系，把公平正义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根本尺度，确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使全体人民共同参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共同享受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也是解决和谐社会问题的关键。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也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物质基础。不发展就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为此，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五个统筹”，要转变增长方式，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推进节约、清洁、安全发展，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在发展中实现和谐，在和谐中促进发展。 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我们能有今天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得益于改革开放；创造中国更美好的未来，仍然要靠改革开放。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创新体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在改革开放、开拓创新中实现和谐。要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建立起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体制机制。要在改革开放中、在发展中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健康有序发展，实现社会和谐。 必须坚持民主法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人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使人民群众和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好地发挥出来，促进政党、民族、宗教、阶层、海内外同胞关系以及党群干群关系的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和保证。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要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坚持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建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的监督机制。要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传播法律知识，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形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自觉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 必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不稳定就没有和谐。稳定与否，不仅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而且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保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从总体上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以改革促进和谐、以发展巩固和谐、以稳定保障和谐，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确保社会安定有序和国家长治久安。 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必须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同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民群众的共同事业，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发挥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促进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建、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怎样建设和谐青海 加强领导，狠抓落实。推进和谐青海建设，关键在于进一步统一思想，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中央《决定》和同志的重要讲话，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加深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认识，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的部署上来，增强自觉性和主动性，提高使命感和责任感。各级党委要站在全局的高度，把构建和谐青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使思想观念、工作部署、工作方式更加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完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建立健全工作责任制，确保和谐青海的各项任务落实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各个领域，落实到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全过程。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正视现实社会生活的实际矛盾，正视不和谐、不协调的问题，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解决什么问题。切实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抓落实、办实事、求实效上，使构建和谐社会的成效真正体现到为群众排忧解难上来，体现到实现和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上来。 科学发展，促进和谐。青海属于比较贫穷落后的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偏低，就业率不高，贫困人口比重大，矛盾多，各种利益关系协调难度大等等。要解决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必须坚持发展这个第一要务，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在发展中不断增强社会和谐的物质基础，不断解决造成不和谐的突出问题，统一认识，集聚民意，凝聚民心，实现社会更加和谐。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要加快青海优势资源的综合开发，转变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提高发展质量，努力构建具有地区优势和民族特色的经济发展格局。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建立工农互动、城乡联动的机制，转移农牧民、减少农牧民、富裕农牧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加大对人力资源开发、生殖健康服务、人居环境改善、人口合理分布等方面的投资，加快发展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在全面实施生态保护建设工程的基础上，搞好人居环境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和谐青海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坚持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力求在解决突出矛盾和关键问题上，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把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构建和谐青海的重要抓手，重点抓好就业和再就业、社会事业发展、社会保障和扶贫开发等工作。要努力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要注重统筹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加快公共财政建设，注重增加向基层和困难群众的投入，努力在经济较快发展的同时，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要建立健全社会利益沟通协调机制，不断从政策上、法律上、制度上创造公平的社会环境，维护好各族群众生存、发展和民主权利，当前要注重解决好就业社保、教育卫生、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安全生产、环境污染和社会治安等方面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认真倾听群众呼声，坚持不懈地帮助群众解难事、办实事、做好事。 夯实基础，完善制度。和谐的主体是人，是人民群众。推进和谐青海建设，要坚持依靠各族群众，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注重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和共产党员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作用，把构建和谐青海的各项工作落实到各级组织中去，落实到群众中去。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都要善于听政于民、问政于民、谋政于民，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领。在立足当前、着力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同时，着眼长远，在制度建设和创新上多下功夫。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机制，为构建和谐青海提供制度保障。 认真做好民族宗教工作。青海是多民族、多宗教省份，各民族团结和睦，是构建和谐青海的基础和前提。要继续保持各民族干部群众团结共事、和谐相处的良好局面，共同把构建和谐青海的事情办好。要坚持巩固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的思想，提倡各民族相互尊重、相互交流、团结友爱，增进各民族群众的兄弟情谊。要牢牢把握“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进步”的主题，加快推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的生活水平。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开展“平安寺院”创建活动，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把广大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信仰不同宗教的群众团结起来，共同致力于构建和谐青海的伟大事业。 社会问题论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问题开展分析 ［摘要］高校大学生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与未来，如何利用社会热点问题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大学生群体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期，对大学生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深刻剖析及有效引导，不仅是提升大学生群体思想政治素养的需要，更是做好高校稳定工作的需要。 ［关键词］社会热点问题; 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在当今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各种信息的输入和输出如潮涌般涤荡着站在思想前沿的高校大学生。社会热点问题作为一定时期内具有较大影响的社会现象的集中反映，其存在与发展不但能够体现当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现实，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大众的利益需求［1］。当前的高校大学生多为 “90 后”，他们满腔热忱，有时候却也彷徨游移。社会问题影响着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影响他们的政治认同感。因此，如何对大学生进行社会热点问题引导，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严峻挑战。 1 大学生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 通过对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访谈，以及对高校论坛内容的统计分析发现，当代大学生通过媒体时刻关注着社会的发展状况，关注的问题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如诚信问题、国家安全问题、就业问题、三农问题、教育问题、反腐败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房价问题、环境污染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等。比如: 老人倒了扶不扶，雷洋死亡事件等都是大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都会对学生产生影响。 2 社会热点问题对大学生思想意识产生负效应的原因分析 2. 1 社会环境的影响 首先，全球化背景下各种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相互冲击、互相影响。 其次，我国当前所处的特殊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入到一个关键的时期，出现各种新问题、新情况。 再次，新生的各种社会利益团体、利益关系的多样性与冲突。 最后，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民主意识、人权意识也得到了提高，人们表达自己主张的途径随着新媒体发展不断拓宽，这从另一方面导致大量社会热点问题的出现。 2. 2 新媒体对大学生思维方式 “碎片化” 的深刻影响 通过对大学生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的途径调查发现，大学生关注社会问题的途径主要集中在 “浏览网站” “手机资讯”“网络电视”等新媒介，而通过 “读报刊” “听广播”等传统途径的学生非常少。这表明网络等新媒体已经走进了大学生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动向［2］。然而，网络媒介推出的大量都是 “碎片信息”，长此以往也造成了大学生思维方式的 “碎片化”，其结果就是对社会问题认识的浅显化和间断化。而且随着网络在大学生学习和生活中的盛行，大学生的视野也从现实逐步转向了虚拟的世界，其思想观念和思维极易在现实与虚拟的对立中产生扭曲和困惑，从而丧失对现实问题的独立思考和理性分析的能力。 2. 3 个人综合素质的缺失 受社会环境、功利性教育的影响，当代大学生普遍只注重专业课程的学习和专业技能的提升而忽视综合素质发展。他们认为社会道德修养和国家安全教育只是专业课程和专业技能学习中的 “调味品”，而与个体的成长和成才没有必然的联系。很大一部分大学生由于涉世不深，受到社会上利益的驱使，产生了严重的拜金主义。在他们的认知里，自我利益最大，只要是对自己有益的事情，甚至就算与道德与法律相悖也无妨。 3 基于社会热点问题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对策及措施 高校作为在校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在大学生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的研究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针对当代大学生在关注社会热点问题中出现的问题、特点及主客观原因，高校在教育教学中应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3. 1 将社会热点问题与理想信念教育相结合 进行社会热点问题教育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能偏离教育主题，而是要强化教育主题。并通过学校的主题教育活动，专题讲座，党员学习日，班级团日活动，学生干部政治理论学习等途径，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学习十八大精神，学主席系列讲话精神，帮助学生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强化大学生辩证看待各类热点问题，使之能够较好地理解国家政策方针，树立正确的形势观和政策观，同党中央和政府保持思想和行动上的一致。这是应对社会热点问题影响的思想根本。 3. 2 将社会热点问题与形势政策教育相结合 进行社会热点问题教育须选准时机具有针对性。时机会影响教育的质量和效果。由于社会热点问题对大学生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如果能够在大学生最为关注的时间及时搞好教育引导，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要根据学生的思想特点和现实的工作重点，以分析社会热点的方式来阐明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加强政治观、形势观教育，帮助学生在丰富知识的同时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看准问题的本质。要针对不同年级、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学生开展具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大学生理性看待当前社会热点问题。 3. 3 将社会热点问题与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 大学生深入社会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进行实地参观考察、调查研究，这些要比教师讲授更具有吸引力和生命力，更能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所以，高校应充分调动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其参与意识，鼓励大学生真正参与到社会实践中，让他们走进社会、观察社会、认识社会，了解社会热点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通过权威部门正确的渠道，寻找社会热点焦点问题的利益关系及矛盾根源，瞄准矛盾焦点及时进行疏导分流，独立思考，提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深入探究。 3. 4 将社会热点问题与解决学生的实际困难相结 当社会热点问题与大学生的切身利益叠加在一起出现时，解决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心理问题就成为解决大学生思想问题的前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只有时刻关注大学生的生活状况，切实解决大学生的实际困难，才能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实现对各种错误思想观念的正确引导与调适。 3. 5 发挥高校辅导员在对大学生进行社会热点教育中的独特作用 大学生在校期间，接触最多的就是高校辅导员，高校辅导员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高校辅导员可以利用网络的便利途径如 QQ、微博、微信平台、网站论坛 BBS、网络录像视频、教师邮件、在线留言、师生讨论专栏等方式了解学生关注的热点，还可以通过深入课堂、走访学生宿舍、召开学生座谈会等形式筛选出学生关注较多的、影响较大的社会热点问题，可利用各种资源，对大学生进行不同渠道的社会热点的教育引导。 社会问题论文:婚姻悲剧与婚恋的社会问题 摘要：民国上海，中西两种婚恋文化交织并存，开启了社会生活中婚恋生活的多元局面。这在紧跟时代潮流的同时，也造成了不少婚姻方面的社会问题。轰动一时的黄慧如与陆根荣婚姻案，即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例。通过梳理与黄陆案相关的历史文献记载，以及由黄陆案引发的社会讨论，可以探讨民国上海存在的婚恋社会问题。 关键词：近代上海；婚恋史；黄慧如；陆根荣 20世纪20年代末，黄慧如与陆根荣的婚姻案（以下简称“黄陆案”）在上海引起轩然大波，成为各大报刊竞相报道与言说的对象，甚至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该案件在众多文学、影视作品中持续存在生命力。学术界对“黄陆案”也不乏关注。前人论及黄陆案之时，多从以下三个视角出发：一是该案件的故事性和新闻价值，认为黄陆案不仅揭示了青年男女的恋爱新理念，而且也表明了当时女性追求爱情自由的道路崎岖坎坷[1]；一是该案历史文本的演变，认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黄陆案”被以不同的形式继续演绎，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变成人们的消费对象[2][3]；一是从观念史的角度，阐述该案呈现的民国时期婚恋观念、法律观念、社会观念冲突[4]。也有学者认为尽管他们的婚姻案曾获得广泛的社会关注，但却难以引起人们的共鸣[5]。这一婚姻案的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呈现了近代上海婚恋方面存在的社会问题。这也使得“黄陆案”存在继续探讨的空间。本文从“黄陆案”的婚姻悲剧出发，论述该案引发的社会讨论和呈现的婚恋社会问题。 一、“黄陆案”的婚姻悲剧 黄慧如与陆根荣的婚恋，被认为是当时上海主仆之间自由恋爱的先导。这一婚姻案的具体过程也充满了戏剧性。此案男主角陆根荣是当时沪上一男仆（茶房）；女主角黄慧如是湖州富商黄楚卿之孙女。黄楚卿在京病故后，黄家迁居上海，住在赫德路（今常德路）春平坊，黄慧如曾就读于启明女中。案发之前陆根荣受雇于黄家，构成了两者的主仆关系。这一号称沪上自由恋爱之先导的婚恋，起因却是婚姻的不自由。黄慧如到适婚年龄之后，时有为她作伐之人，但屡为其祖母所阻。后来，有人为曾任中国银行总经理的贝淞荪胞弟来黄家提亲。黄母对此婚事颇为满意，她考虑到黄之祖母对待婚姻的审慎，打算先令人算过两人的八字，并将婚事基本谈妥之后，再向黄老夫人禀明。至于黄慧如，虽然社交受限，但她也接触过不少描绘婚恋的小说，加之她到了情窦初开的年纪，对婚恋之事满是幻想。所以，尽管与贝家的订婚，一切全凭母亲做主，她并不参与其中，但她早已从母亲口中得知对方供职于银行，品貌不错，而且贝家经济雄厚，颇有名誉，心暗许之。因此，黄慧如对贝黄婚事充满了期待，并无异议。然而，黄之祖母得知这一婚事后，却以门不当户不对为理由，认为贝家有财有势，黄家与其身份地位相差悬殊，唯恐慧如嫁入贝家之后，难以融入贝家的生活，从而令其兄长设法拒绝此门亲事。黄之兄长即以黄慧如患不育之症为借口，迫使贝家主动解除与黄家的婚约。婚姻不成致使黄慧如郁郁不振，贝家悔婚的理由更使她羞愧难当。考虑到民国时期传统婚姻中有“祭祀”和“继嗣”这两大主题，黄慧如认为患不育之症的谣言传扬出去，已将自己陷于无法继嗣之十分难堪的境地，将不会再有人前来提亲，因而懊恼不已、闷闷不乐，欲自寻短见。黄家上下均无法开解其心中的积郁。为此，黄家认为家中男仆陆根荣为人机敏，深受雇主信任，遂令陆根荣前去劝说黄慧如，令其放弃寻死的念头。此外，慧如之兄长亦有若陆根荣能劝慧如放弃寻死的念头，可以将她嫁给陆根荣之说。至于陆根荣，据《黄慧如亲笔日记》记载，自从到了黄家之后，他与黄慧如多有互动：其一，协助其打发走胡搅蛮缠的黄包车夫，避免其受到祖母的责怪；其二，掩护其阅读坊间流行书摊所售之言情小说，使其得以摆脱兄长之责怪；其三，时常与其谈笑，并关心其日常所需，诸如买水果之类。此外，陆根荣心存“上进”，希望得到雇主的青睐而改变境遇。黄慧如一方面认识到不育之谣言已使自己无望再许配给门当户对之好人家，另一方面认为陆根荣为人和气，性格活泼，而且有情有义，可托付终身，对陆根荣渐生情愫。因此，黄陆二人以此事为契机，朝夕相谈，颇为融洽，并私订终身。到谈婚论嫁之时，他们考虑到黄之祖母婚姻观念之保守，料想在这一旧式大家庭中，难以得到理想的自由生活。另外，黄慧如已有孕在身，若继续留在家中，必定会被人发现其未婚先孕，从而有辱门风。于是，在某日清晨，他们先后离家，一同乘车出走松江，借住旅馆，希望组织家庭，结成夫妇。然而，事情却没有往自由恋爱获得美满婚姻的方向发展。他们不幸遭遇当地流氓的讹诈，不能在松江久居，随即前往苏州，租住在位于护龙街（人民路）的古董店楼上。虽然黄陆两人深居简出，但松江的流氓还是追踪到了苏州。同时，不知黄慧如行踪的黄家也在《新闻报》上刊登了寻人启事。松江流氓获悉后，便前去告知黄家。黄母得知消息后，立即赶往苏州，并向苏州警察厅报案。随后黄陆二人被抓获，并移解吴县地方法院检察处侦讯。法院在未细究详情的情况下，认定陆根荣诱奸黄慧如，以犯奸科罪论处，判有期徒刑3年。黄慧如则由黄母带回加以管束。陆根荣不服判决，延请律师宋铭勋提起上诉。尽管宋律师举证陆黄两人发生过恋爱关系，且当时两人均已成年，并未违背当时的刑律，但是开庭之时，法官仍认为此等自由恋爱之事为“伤风败俗”之举，并在询问词中充满等级观念的色彩，认为陆根荣一个小车夫，勾引良家妇女，是为大逆不道之事。法院不仅没有改正判罚，反而比原判多加了1年的刑罚。随后，陆根荣继续请宋律师上诉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查阅陆根荣申诉之力主婚姻自主、反对传统礼教，请求撤销原判并宣告无罪后，认为不无道理，便发还原法院“更新审理”。此时，这一案件已经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舆论对宋铭勋陈述的黄陆两人反传统礼教、保护工人利益和提高工人地位之言辞颇为拥护。检察官迫于外界舆论的压力，改判陆根荣未犯奸科罪，但是，因为他曾帮助携带黄慧如所盗家中衣饰，认定他犯了帮忙盗窃罪，判处刑罚2年。为此，陆根荣再次上诉，在律师宋铭勋和社会舆论的帮助下，终于历经3年取得胜诉，撤销了所有判罚[6]。由黄母带回家中严加管束的黄慧如，命运又如何呢？已怀有身孕的黄慧如回到上海后，决定前往陆根荣的乡下老家江苏吴县，看望陆根荣的亲人，并以陆根荣妻子的身份在陆家待产。产后随母回沪，黄家宣称其产后虚弱，经不住舟车劳顿，病逝而终。 二、“黄陆案”引发的讨论 黄陆案发生之后，引发了热烈的社会讨论，使其成为当时不同文化背景之人进行文化宣教的绝佳案例：守旧之人视其为等级不分的有辱门风之事，趋新之士认为这是“婚姻自由”和“打破阶级观念”的典范[7]。总体而言，对黄慧如的褒扬多于贬斥，以至于她在医院中待产之时，收到不少寄给她的书信，赞扬她为“女界革命的先锋，自由恋爱的勇将”。在这些被作为宣教范本的表象之下，有人开始思考黄陆案的归责问题，认为这既有社会风化之不良的原因，又有个人操守的原因，“决非一事一因”如此简单[8]。亦有人一分为二地看待黄陆案。如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邵力子，曾与戏剧专家洪深一同访问过陆根荣，他认为“黄陆之恋爱，原则未尝有差，而其行为则不尽可取”。他推测黄慧如之所以与陆根荣出走并甘愿在陆家待产，是因为“事后已至无可如何之地位”，“不得不出此一着，以示高洁”。因此，他指出社会上无论是攻击黄慧如之恋爱原则，还是褒誉提倡其恋爱过程之行为，均存在流弊，并不妥当[9]56。当时社会上，对黄陆案之本质剖析最深者，当属《生活周刊》编者邹韬奋。在参与黄陆之事讨论时，邹韬奋并不认同这是纯洁的恋爱，但仍对黄慧如深表怜惜之情。他认为陆根荣和黄慧如并不懂真正的恋爱，这是由“不良的家庭环境”和“不良的社会环境”造成的不幸又畸形的现象。首先，当陆黄两人被抓获受到解送之时，虽然黄慧如坚决不乘车前往，而是与陆根荣一同步行，承受与分担相应的“屈辱”与“罪责”，但是陆根荣仅仅心系钱财，三番两次对黄说他身边无一个铜钿；其次，陆根荣并未及时告知黄慧如他已有妻室；再次，陆根荣视黄慧如为被“高等人家”贝家摒弃，若不与“低等”的他“姘头”，便要终身搁置家中，并将责任推卸到黄慧如身上，在法院申辩时提出“是对方（黄慧如）要和他轧姘头，他不好意思拒绝”，而非社会舆论为其申辩的打破阶级观念与争取恋爱自由；最后，黄慧如亦未真正觉得陆根荣可爱，而是一失足而成千古恨，并深受传统从一而终思想之影响，即使早知走错了，亦打定主意走下去。正是由于家庭环境的保守与封闭，缺乏“高尚的男女社交的机会”，加之社会对不幸受愚之女子的冷酷，使得深受感情创伤的黄慧如遇到有人对其大献殷勤，便不慎失足，身陷囹圄[10]。其后，亦有评论认为黄慧如之事罪不在父母，而在社会环境之恶劣，并倡导青年男女联合起来打破重围。该评论提出，以婢为妻为妾之人并不会受到社会之谴责与非笑，而一位自愿嫁给仆人之女子，却会受到社会舆论之讥笑。这是男女不平等的表现，应加以注意[11]。无论是守旧者的谩骂，还是趋新者的推崇，都指向了黄陆案，成为当时众多知识分子进行趋新或守旧舆论造势的武器。这无法挽救黄慧如的人生，只能将其一步步推向无法逃脱的婚恋悲剧的深渊。以至于当时有人预测黄慧如的结果已至极其恶劣的境地，无论是否继续与陆根荣一起生活，都将了无乐趣[9]50-52。 三、“黄陆案”呈现的社会问题 从黄陆案的外在形式而言，代际矛盾与主仆之恋，象征着从家庭内部与社会阶级两个层面对传统礼教的反抗，颇具改革的意味。事实上，黄陆案是民国上海这一过渡时代的产物，以一位女子的不幸呈现了当时婚恋方面的社会问题。舆论对婚姻自由的宣传与社会对婚姻自由的接纳，仍存在错位与误解之现象。错位现象，即舆论宣传先于社会接纳，社会接纳滞后于舆论宣传；误解现象，即有些青年男女认为传统礼教下成立之婚姻事实不构成法律约束力，只需两两相愿，便可自由恋爱与同居，从而成立自由婚姻。这一现象在当时较为普遍，无独有偶，与黄陆案发生之年份相近，也发生了过渡时代的婚姻悲剧，尽管这一悲剧的主角没有阶级差别，因而未曾像黄陆案那样受到各大报刊的广泛关注，但是同样在婚姻问题上描绘了过渡时代的社会问题。1928年前后，浦东日华纱厂机器间工人川沙人顾德明与该厂女工金招弟发生自由恋爱、自由同居，并曾延请律师登报谓两人婚姻自由，他人不得干涉。招弟之母金吴氏和其赘婿金泉生得知他们同居于交通旅馆后，将此事报告给捕房，将招弟领回。因为招弟已经被许配给罗店施阿小为妻室，经过招弟与顾德明之事后，金吴氏难负重责，于1928年11月底送招弟至夫家，先行房，至1929年正月初五日再行结婚礼。然而，顾德明因为金招弟自愿为自己的妻子，却突然被他人夺取，心有不甘，遂延请律师向地方法院控告此事。法院宣判顾德明所主张之自由婚约，完全不合自由之真谛，只能鉴定为自由恋爱，无法鉴定为自由结婚。因此，不予所请，顾德明败诉[12]。对过渡时代近代上海存在的婚姻方面的社会问题，当时的电影作品也有所反映。1935年上映的电影《新女性》，同样讲述了一个争取婚恋自由之后的新知识女性的婚姻悲剧。也许因为婚姻之社会问题在艺术表演上具有张力，当时的艺术家在挑战传统、构建未来之时，也将其作为元素纳入艺术创作之中。它的悲剧性也更加真切地反映了过渡时代的多元文化，以及无法跟上文化变迁的社会生活环境，曾给当时人带来的困境，以至使人在思想追求与现实环境之间进退维谷，从而产生新的社会问题。对于当时上海存在的这一社会问题，外侨社会亦有所关注。他们认为婚姻自由给中国人带来了轻松结婚、轻松离婚的奇怪的婚姻形式。他们在争取婚姻自由的婚姻当事人身上寻找这一社会问题的原因，认为当时中国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社会问题，是因为寻求婚姻自由的婚姻当事人忽视了从父母等长辈处听取他们对婚姻问题的参考意见，忽视了婚姻之中家庭的重要性，以至于在婚前缺乏对对方家庭的调查[13]。在此处，被众多崇尚婚姻自由的人士多摈弃的父母等长辈的意见，摇身一变成了当时西方人眼中解决中国社会婚姻问题的密钥。在对待“婚恋自由”与“私奔”这一问题之时，中西社会存在差异。当时的西方社会，在婚恋文化方面，对女性给予更多的宽容与包容。1925年的某一天，发生了一起在沪西人的私奔事件，在海军上校查尔斯•马克斯•科克伦（Capt.CharlesMaxCochran）的主持下，女主角玛丽•约瑟芬•格拉布（MaryJosephineGrubb）和男主角美国地方检察官伦纳德•G•胡萨尔（Mr.LeonardG.Husar）在公海上结婚。最后新娘却从身在日本的新郎胡萨尔那里收到一封无线电报，声称他将在日本滞留三周左右，此后便再无其他信息。虽然这个戏剧性的结局将会震惊上海，但是他们的婚姻通告却并未让他们的诸多亲朋好友感到意外。此后，未见西方社会有追踪这一事情的后续报道。在当时中西方文化对比的语境下可知，黄陆案所代表的民国上海时期婚恋方面存在的社会问题，是多元思想文化交织并存，而又互相排斥的结果，也是思想文化的发展相对超前，而社会生活的变迁相对滞后的结果。 结语 黄陆案，以一位女子的不幸遭遇引发了社会的热烈讨论，有守旧者的口诛笔伐，有趋新者的热烈追捧，也有知识分子的理性分析。以黄陆案为着眼点，去进一步挖掘民国上海的婚恋报道，可以发现尽管案件主角的身份职业不一，案件的过程多样，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都呈现了民国上海婚恋方面存在的社会问题，即多元思想文化交织并存，其间有矛盾、有融合，导致婚恋观出现多元化，容易让青年男女迷失其中，无法正确看待“婚姻自由”与“父母之命”之间的关系。如果说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会剥夺男女当事人自主选择婚姻的权利，带来婚姻不能自主的社会问题，那么以民国上海为舞台上演的诸如黄陆案之类的婚姻自由带来的悲剧，同样会产生新的社会问题。这一问题值得当时人深思，并影响着当今之人对民国上海婚恋图景的构建与想象，也可以为当今的婚恋生活提供些许参考和借鉴。 作者：王瀛培 徐华博 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 上海图书馆 信息处理中心 社会问题论文: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问题研究 1贫困是导致该问题最深层次的原因 当地苗族农村的经济普遍落后，家庭贫困的情况很严重。年轻的父母为了生计，把孩子留给老人，奔赴现代化的大都市去打工。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有些年轻的父母不愿再回到贫困的家中，毅然决定抛弃自己年幼的孩子和年迈的父母。诚如法国著名的文学家巴尔扎克先生在《驴皮记》中提到的“在贫穷笼罩的地方，就谈不上贞操和罪行，也谈不上道德和智慧了。” 2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有效措施 2.1法律保护是有效的手段 ﹙1﹚加强婚姻登记教育。 “无证”婚姻脱离了当地习惯法的约束，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才使得部分外出务工者留下自己的孩子，让本就缺乏关爱的“留守儿童”处于更艰难的逆境。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应该重视此问题，在每年的全县人口普查时，对外出务工的人员婚姻状况（包括按照当地习俗的婚姻）进行详细登记，进行婚姻登记的教育宣传，对此前早婚未登记，再达到法定婚龄时劝其前往婚姻登记机关登记。 ﹙2﹚进行相关法律宣传。 加强相关法律的宣传教育是很必要的，让留守儿童的父母意识到，教育、抚养、关爱子女是法律规定的，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 2.2缓解贫困，是强有力的保障措施 贫困是最终导致留守儿童出现的根源所在。诚如著名英国诗人约翰逊在《致詹姆士.博斯威尔的信》中所言：贫困是人类幸福最大的敌人。缓解贫困的主导力量是当地政府，因地制宜发展地方特色经济，带动就业的需求，让当地人不需要外出务工也能挣钱，还能照顾父母和孩子。作为一线教育工作者，目睹留守儿童艰难的成长环境，却无能为力。在寒冷的冬天里，脚上穿着一双破烂的鞋，娇小的身躯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他们没有一天不在盼望，异乡的父母早日归来。 作者：代建英 陆绍军 单位：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城关一小 社会问题论文:地方营业税征缴的社会问题释解 1946年生产供给会议及1947年《营业税条例》的内容及实施 1946年边区政府召开生产会议，对工商业负担确定了两个原则:一是工商业负担应与农业负担看齐，二是工商业负担以其纯收入为标准，小商负担一般要占其纯收入20%，中商40%，大商60%。依此原则，制定了《1947年晋绥边区修正营业税暂行条例》，并于1947年3月公布。与以前的条例相比，其对营业税征收影响最大的是营业税征收范围和征税标准的变化。第一，营业税的征收范围。关于课税人的范围，该条例规定:“凡在本区境内经营工商业者，均须依规定缴纳营业税”;“凡在边区境内从事牲畜买卖者，不论公私均须交纳牲畜买卖税”;“凡在边区市场上买卖粮食者，不论公私均须经当地税务机关设立之过斗人员统一过斗，并交纳粮食买卖手续费”;“城镇兼营工商业与农业者，其工商业收入部分计征营业税，其农业收入部分，计征公粮”;“为逃避负担，不占门面，进行不定期之贸易者，应在其所在地做交易时征收营业税”。[4](P299－300)第二，营业税的征税标准。该条例规定:“营业税按其收入之多寡，本累进税率每年征收一次，不满一年者，按月计征。营业税之起征额为10万元，起征率为10%，最高率为42%，42%以上不再累进。但601万元以上之商户，与一般商户比较负担过轻者，亦可酌情增加税率。”[1](P712)条例公布后，3月20日执行，并限4月5日前完成任务，“执行中又提税率，从42%提到60%”。“各种牲畜(牛、驴、骡、马、骆驼、猪、羊)之买卖成交后，买主须从价交纳5%的牲畜买卖税。凡粮食买卖经税务机关设立之过斗员过斗成交后，卖粮人须从量交纳3%的粮食买卖手续费”。“地主、大商等富有者，其总收入不论多寡，均以最高税率征收之”[4]P300)。此时，已将地主和大商人的性质等同起来。与以前相比，1947年营业税征收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征收标准的变化上，征收额度和征收比率大大提高。征收标准为总收入按比例累进征税，改变了过去以纯收益征税的标准，并且大幅度提高营业税税率及累进幅度，实行了“高压强制”式征收。虽然该条例规定营业税最高率为42%，但条例于3月20日执行，竟要求4月5日前完成任务，因此导致了“执行中又提税率，从42%提到60%”。由于种种原因，边区政府不顾工商业发展实际情况，令各区连续增加任务，如“一分区原分配30000万元(系边区本币，下同)，增加后完成44037万元;三分区原分配63000万元，后提到1360000万元;六分区原分配30000万元，最后完成168800万元。全边区共分配171500万元，完成928417万元，超过原数的四倍半弱”。不仅如此，还提前预征1947年度营业税，这样的做法，无异杀鸡取卵，“造成了商人恐慌，商业倒闭，市面萧条的严重恶果”[4](P44－46)。工商业经济的急剧萎缩，造成货物奇缺，市场萧条，物价高涨，交易不便，数年来大力发展的自给自足经济受到严重损害。不难看出，1947年对征收标准、征收额度和征收比率的规定是错误的。究其原因，除了为解决庞大的军事开支，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共识外，还有以下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边区政府对不同经济性质错误的认识。将较大工商业者等同于地主，将中等工商业者等同于富农，然后根据套用的成分确定税率，从而“征收毁灭性的工商业税”[5](P296)。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在于领导者制定条例时，存在着对商人的报复思想。他们认为:“商人几年来负担太轻，生活水平比农民高，而且一部分商人又是地主富农转化来的，有些商人与地主富农分子，又时时钻我们的空子，投机取巧，盗窃情报，挖取革命财富。”基于这种认识，他们认为商人负担应该重一点。他们仇视商人，在做法上只注意收集赚钱获利一面，不管其消耗与缺损。 1947年营业税征收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边区政府对工商业者增加税收无可厚非，但不顾工商业发展实际情况，对工商业者实行杀鸡取卵式征收，不但直接影响到工商业的生存和发展，更为严重的是，它不可避免地导致工商业者对党和边区政府的不满，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一)工商业负担沉重导致大量破产倒闭在1947年，营业税征收虽然在边区政府带有强制性的说服动员下，超额完成了任务，但工商业者负担达到极点，导致大量工商业破产倒闭。负担沉重，一方面体现在税率方面。1944年的条例规定最高只征收纯收益的20%，1946年提高到25%，1947大幅度提高，最高征收其总收入的42%，但在实际执行中最高达到了60%。二是在数额上违反条例规定，屡次增加任务，有的增加半倍左右，有的增加了八倍半。[2](P211)据对崞县的调查，最初规定“营业税任务为2000万元，后来屡次增加，竟然增加到15000万元。结果20户较大商户负担12086万元，占总税税款的88．8%，致使7家较大商号停业”。然而，税务分局紧接着又布置征收1947年停业户的营业税，“并决定按各户财产70%征收”[4](P61)。如此税率，与没收财产无异。不仅如此，晋绥边区还进行预征1947年的营业税，边区分配的任务按去年负担数字(1100石米)预借1/3，共预借小米406石，还有约800石要负担，有些商户根本不敢做买卖了。“不几天工夫，就垮台二三十家。”据统计，“1947年因征收营业税而停业占总停业户数的41．8%，因惩治奸商停业的占总数的8．4%，因而停业者占30．7%”[4](P68)。可见，营业税的过度征收严重损害了工商业者的利益，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二)商民间负担不平等，影响工商业合理发展以崞县为例，为超额完成专署分配的30000万元，进行评议会评议。“20户较大商户负担12086万元，占总税款的88．8%;20户小商贩负担160万元，占总税款的0．9%。”代县在生产供给会议后，县政府领导把地主、商人并提，3月份分配任务2000万元，4月份增加到10000万元，不久又增加到20000万元。征收中专署又来指示，要完成40000万元，还要求不受此数字限制，征收结果完成数为65000万元。征收办法为，组织16名中小商的评议会，评时不宣布任务，只是暗示他们往高评。采取的策略是依靠小商，团结中商，打击大商户。并告诉评议员，如给大商户评不上去，就会加重中小商的负担任务。如此不断增加，中小商怕加在自己头上，便尽量往大商户头上加。当时评议员们说:“反正大商户是个垮，宁愿垮一家大商户，不愿垮10家中商。”这说明了当时一种不实事求是的精神，结果40户较大商户，即负担57277万元，占总负担的88%。但对小商则采取了一种不正当的态度，评的收入还比自报收入低。“如冀林山自报360万元，评为40万元;申其昌自报250万元，评为60万元。”这显然是有意偏袒小商，加重大商负担。这样一来，一般较大商户，均恐惧失望。有的商人均大散物资，向外面转移财产，有的财产转移以后即逃往敌区。总的来说，“大商逃跑停业，一部分化形隐蔽，观望风声，中商停滞不前，怕‘拔了高粱露出黑豆’，大商完了，负担就到他们头上，小商虽稍有发展，但货物骤减，市面已大为冷清”[4](P63)。(三)商民和党、边区政府关系紧张由于过度征收营业税，惩治奸商过程中错误粗暴行为以及一连串的压力所带来的负担，工商业大量停业。工商业者对党和边区政府怨声载道，不满情绪日益滋长。边区政府指示按总收入60%的高税率征收，并不断的增加任务，“各地商人由叫重而不敢叫重，有些负担户则死拖不交”。1947年税务局布置征停业户之总财产70%的税后，商人反映:“我们想垮也不敢垮了，垮时就按总财产征70%，等于全交了公家，不如还作着。”[4](P59－61)1947年预征营业税政策出台后，有些商户就不敢作买卖了，并说:“共产党是要农不要商”;“政策就是要把商人搞垮”;“地主商人田忠信、梁春生等数人在院内一面饮酒，一面大骂共产党，大商聚兴瑞全体伙友九人，每日卖多少，吃多少，恣意消耗，一文不留，直到剩下几件家具，然后散伙。”[4](P65)在所谓的“惩治奸商”过程中，由于什么是奸商也无明确条件，执行中未分清是非轻重，以为“无奸不商”。对奸商进行强制扣押，并严重损害了商人的人身权利。如“崞县上午计划了7家，下午便引上公安局人员去商家检查，被扣审讯11家37人，商人一时莫名其妙”[4](P66)。在评议分配任务时，为防止商人逃跑，“在代县县城，经调查评议决定各户数字后，即突然扣起大中商户42人，然后才给他们宣布任务。并对商人采取了肉刑拷打、逼缴税款的手段，王朝士、石东仁等便是如此处理”[4](P64)。如此做法，使边区商人不仅经济负担沉重，经济遭受重大损失，更为严重是造成了人身伤害，使社会上一般商人恐惧与不安，对共产党和边区政府不满情绪日益滋长，使党、边区政府与商民关系空前紧张。 问题的解决 晋绥边区在总结过去征收营业税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工商业政策》中指出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总方针，逐步纠正1947年营业税征收中的错误，并于1948年公布了《晋绥边区修正营业税暂行条例》，开始对营业税进行改革。(一)晋绥边区行署和晋绥税务分局作了检讨，纠正1947年营业税征收错误根据中央的指示和的报告，晋绥分局与行署对工商业政策均作了检讨。晋绥边区政府在1948年的《行署关于发展生产的指示》中说:“我们领导在反封建的潮流下，对工商业采取了冒险的政策;为了适应战争的要求，缺乏群众观点与财政观点统一的认识，也缺乏按照实际情况规定自己的工作计划的思想方法与工作作风。实际工作检查，证明了去年生产供给会议所规定的各种方针，除税收政策外，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在执行过程中，一些人认为，“抗战时期，商人生活舒服，对抗战没有贡献”;“商人不知亡国恨，商人没有民族意识，他们走私漏税，贩卖假货，应该严重惩处”。[4](P63)因此产生一种仇视报复心理，在做法上只注意收集赚钱获利一面，不管其消耗与缺损。在征收过程中又不按条例征收，任意加征，使工商业者负担沉重。晋绥边区在检讨的同时，指示各地区迅速检查纠正执行政策中的偏向与错误。“凡超过1946年所颁布之营业税条例而超征之税款，不论其经营者属于何种成分，均应一律退还。”为促进工商业负担的公平合理，对营业税的征收“改定以纯利为计征标准，确定1947年度营业税按最高不超过纯利的30%再折半计征;如某些工商业有特殊苦难，还可呈请行署免征1947年度营业税;各地不得预征营业税”。根据指示中所规定的原则和具体办法，估计共需退还本币1277325万元，合标准布51093匹，合小米42577．5石。以当时征到的营业税折成标准布与计划应退标准比较，则这次退布数占原征税布数的44%，即此次退还原征税的44%。[2](P214)(二)调整营业税征收政策，减轻税负，简化手续，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同等对待1948年公布了《晋绥边区修正营业税暂行条例》，开始对营业税进行改革。新条例的改革主要在于“取消了过去按总收入计算的累进比例征收制度，而代之以资本额多寡累进定分‘固定任务，平均分配’的民主征收办法。负担原则，对工矿业负担最高不超过纯收益20%，商业负担不超过纯收益25%”[4](P316)。改变过去查帐、翻底子、计纯利的做法，消除工商业者顾虑，调动他们生产积极性，大胆发展工商业。为了方便农村纳税并照顾平等定分的困难，新条例规定:“农村专营之各种作坊(油、粉、磨、毡房)与专营之小商贩、运输、手工业者之营业税，在征收公粮同时，由区村政府负责征收，但不平等定分，以其纯利不超过15%比例计征。属于专门贩卖业者，以其纯利最高不超过25%比例计征。”针对以前对地主、富农的偏激政策，为了防止再度侵犯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新条例还专门规定:“地主富农经营之工商业，应同样受保护，同样按条例征收，不得歧视。”[2](P200)(三)动员干部下基层，依靠群众和商人纠正错误，重新赢得群众和工商业者的信任根据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指示，各地的纠错工作一般首先是动员各级党政干部负责同志亲自深入下层，并配合工作团与下面干部积极分子从各方面进行宣传教育工作。然后召开各种商人会议，广泛深入地宣传我党工商业政策，同时组织群众性的调查讨论与纠正退款等工作。“如临县商人大会经过宣传教育后，商人活跃起来，有个商人便直接找到刘专员给他们解决问题。”为充分取得群众和商人的信任，在经过宣传教育后，“接着经过群众路线，组织商人的小组会、贫雇农会、市代表会、评议会和商人大会，进行调查评议与反复评议，把过去征税、惩奸和三项工作的偏向与错误加以研究，对商人处理不当或负担过重的，均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解决各种问题”[4](P72)。通过政府、群众、商民等共同的努力，“五寨城关经过宣传教育已退完，计退户为70户，占负担户的29%。代县共退两次，第一次已退一部分。进过宣传政策之后，即宣布1947年预借税全部退还，并分二期付给”。宣布后，群众皆大欢喜说:“共产党打人厉害(即征的重)，退的也周到。”[4](P73)当即有30户准备复业。通过以上努力，晋绥边区由“营业税”过度征缴而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也相应地得到了较为妥善的解决，党、边区政府与商人关系得到大大改善，使边区商业重新活跃起来。据临县税务局1948年《关于各市镇目前工商业发展情况的报告》说:“从2月10日到4月5日，55天中恢复与新增加的就有66家，榆林村高等云等，把数年来没人占而破烂了的六七间铺房都修整起来，至现在二道河与市场街两个主要市场已再找不出空房。每逢集日，街市上也拥挤得很。”[2](P214)再如“代城商人于1948年元宵节前后自动召开了三天繁荣市场大会，调剂物资，供给农民春耕必需品。……大街上，共计有226家，其中66家是整顿市场退款后才复业或新开的。小摊子共有181家，摊上尽摆的土布、山货、农具等农民实用的东西，四乡翻身农民盛赞这一新气象”。可见，工商业者积极性提高，市场得到重新活跃，不仅有利于农民和农业生产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 结语 边区政府为实现农商负担的公平合理，保证解放战争的胜利，加重对工商业者的税收负担亦具有合理性。对此两难问题，要做到既合理又合法，务必要把握好一个合理的尺度，始终坚持以发展民生为根本。尽管1947年对工商业实行“高压强制”式的营业税征收问题，只是党在某个地区局部执政时期发生的特殊事件，但其留给我们的教训和启示却是十分深刻的:民生问题是人民群众关心的最基本的问题。关系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发展状况事关民生问题全局，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过重税负不仅会影响经济体的活力和竞争力，更重要的是影响到民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问题，关系到民心向背问题。所幸的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不断走向成熟的党，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发现征税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后，能够及时纠正错误做法，从而使工商业重新恢复活力和生机。 作者：石攀峰 社会问题论文:贫困地区远程教育管理中的社会问题与措施 《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要“大力发展现代远程教育，建设以卫星、电视和互联网等为载体的远程开放继续教育及公共服务平台，为学习者提供方便、灵活、个性化的学习条件，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十多年来，我国远程教育的发展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高技能人才，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近几年来，远程教育逐步向欠发达地区辐射，许多主办高校通过在地方设立校外学习中心，为欠发达地区的在职人员提供了非常好的教育资源，受到欠发达地区社会各阶层的欢迎，但是，许多校外学习中心存在管理不够规范、管理人手不足等问题，让一部分学习动机不纯的人抓住了远程教育管理的漏洞，以不正当的方式获取远程教育的专、本科学历文凭，严重影响到远程教育的办学质量，损害了主办高校的社会形象，破坏了远程教育办学的社会公信力。为进一步了解这一问题，笔者通过走访和问卷调查发现远程教育管理中已出现较多不良现象，必须采用有力的措施加以整治，以维护教育的公平。 一、欠发达地区远程教育教学中心管理现状 为深入了解目前欠发达地区远程教育的问题，笔者所在的工作团队走访了15个由重点高校设立的远程教育学习中心，其中公办学校学习中心3个，占20％，民办学习中心12个，占80％；访谈了15个学习中心的部分管理人员，并设置了15道问卷调查题目，对学生发出了320份问卷，回收298份，回收率93．1％。在有效问卷中，男性167人，占56％，女性131人，占44％；有公职的社会人员197人，占66．1％，企业员工83人，占27．9％，其他人员18人，占6％。问卷的主要内容涉及学员的学习动机、学习态度、自我评价等，同时随机访谈了28人，访谈的问题是社会对远程教育的评价。调查反映存在如下问题： 1．管理人员不足，对学生管理不到位 在访谈的15个学习中心中，当问到一个部门的管理人员管理学生人数时（见图1），公办学习中心大多是一个管理人员管理200～300人，而12个民办学习中心中，一名管理人员管理200～300名学生的有6家，300～600人的有3家，600人以上的有3家。试想一个人要管理600名以上不同层次的学习者，无论多么负责任的管理人员，也肯定会出现管理不到位的现象，在调查中一些民办学习中心的管理人员也承认了这一点，这种管理模式必然带来远程教育办学质量的下降。 2．办学设备陈旧，教学条件落后 在访谈中，公办学习中心办学条件较好，完全符合远程教育中心的办学要求，学生满意度较高，而民办学习中心存在较严重的办学质量问题，主要原因是办学条件差、教学设备落后，从调查数据中分析，学生对远程教育的满意度低（见图2），满意的占28％，基本满意的占32％，不满意的占31％，非常不满意的占9％，而不满意的学员，95％是民办学习中心的。 3．部分学员学习动机不纯，学习态度存在严重问题 当问到参加远程教育的目的时，为了提升自我的占28％，因工作和单位需要的占35％，目标不明先拿个文凭再说的占7％，纯粹混个文凭的占30％，两者合计37％，再加上单位强制要求的，也难免会有一些是混文凭的，这说明不少学员参加远程教育学习的动机不纯（见图3．当问到对所学专业课件是否全程跟踪学习与作业完成情况时，有45％的学员表示全程跟踪学习，并自己独立完成作业，38％的学员偶尔上网学习，勉强作业完成，17％的学员从未上网学习，作业是其他人帮忙做的，这反映出学员的学习态度不积极，并存在较严重的学习态度问题（见图4）。 4．学员的学习质量及学习效果较差 当问到你参加远程教育的学习质量及学习效果自我评价时，回答很好的占18％，回答还可以的占45％，回答一般的占15％，回答基本上没学到东西的占25％，这说明学员的学习质量及学习效果不容乐观（见图5）。5．社会对远程教育办学质量的评价在访谈中，笔者随机问了28个采访对象，这28个采访对象中，有教师、有企业负责人、有政府官员，当问到对远程教育的办学质量信任度时，有15％的人认为很好，35％的人认为还可以，45％的人认为远程教育的办学质量不好甚至很差，5％的人回答不了解，这说明社会对远程教育的办学质量评价不高。6．社会对远程教育学历认同度的评价在28个采访对象中，当问到全社会对远程教育学历的认同度时，在国民教育系列中，对全日制学历认同度最高达100％，其次是对自学考试学历认同度达95％，对函授学历认同度75％，对远程教育的学历认同度只有71％，这说明社会对远程教育学历的认同度不高。 二、欠发达地区远程教育教学中心管理中折射出来的社会问题 1．大部分民办远程教育学习中心管理存在漏洞 从调查数据分析看，公办学习中心管理比较到位，学员的信任度高，教学质量有保证，社会认同度高，而大部分民办学习中心则存在较多问题，如乱收费问题，招生和管理中乱承诺问题，学生考试作弊问题等，这些问题的出现必然让一些投机者有机可趁，同时主办高校受招生竞争的影响，对部分学习中心管理不到位，管理的漏洞必然导致办学中各类问题的发生。 2．影响到重点高校的社会形象 目前举办远程教育50多家高校都是211工程院校，是社会各界仰慕的象牙塔，而它们在欠发达地区设立的校外学习中心出现的问题必然影响到公众对重点高校的印象，如果这种办学漏洞再进一步扩大的话，这些高校的良好社会形象就会轰然倒塌。 3．影响到社会公信力的提升 高校尤其是重点高校是社会的一方净土，当远程教育中所产生的不良现象进一步扩大化时，民众心中的偶像将不复存在，当重点高校的学历都可以通过不正当手段不劳而获时，当一部分人手中拿到的学历文凭与自身水平不一致时，社会就会对高校的公信力表示怀疑，这将导致整个社会公信力的进一步下降。 4．带来新的社会不公平 当部分人通过远程教育的管理漏洞成功获取学历后，他们必然会获取更多的发展机会，由此带来更多的社会不公平，这种不公平现象刺激更多的人去仿效，当这种趋势蔓延开来，必然会带来全社会对高等教育的不信任，这对高等教育的打击将是无法补救的。 三、提升欠发达地区远程教育质量的对策 要想解决欠发达地区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出现的问题，以维护教育的公正和社会的公平，使远程教育回归正常的轨道，就必须采取有效的对策，确保教学质量，以较高的质量来维护远程教育的形象，具体对策如下： 1．建立和完善现代远程教育ISO质量标准体系 笔者认为，要构建现代远程教育ISO质量标准体系，规范远程教育全过程的质量管理，并以此标准指导远程教育办学的各个环节，确保远程教育健康发展。具体而言，一是要关注质量：从理念上探究远程教育质量的概念、定位与发展，从实践上探究远程教育组织为确保质量而实施的质量监控与管理，这包括远程教育质量标准的制定、质量保证与质量评估的实施等。二是要提升理念，要将ISO9000标准的精髓即《质量管理体系———基础和术语》中提出的八项质量管理原则融入远程教育的质量体系中来。三要做好识别过程，包括远程教育的管理职责，资源管理，产品实现，测量、分析和改进四个方面，分析远程教育实践中与标准要求相对应的过程，探索ISO9000作为一般质量管理标准在远程教育这一特殊领域的运用。 2．以现代化技术保障、提升和控制远程教育的质量 远程教育是现代互联网数字化技术与传统教学模式相结合的一种新的教学模式，技术也是远程教育的保障之一，没有了技术或是技术不先进就会影响远程教育的质量。因此，要以现代化技术保障、提升和控制远程教育的质量，用现代化技术提高远程教育的课程资源配置与使用效率，提高远程教育的管理水平和效率，提高远程教育的质量评估与考核水平。对于远程教育办学单位而言，一是要做好技术的研究开发、引进和使用，二是要研究平台技术的使用方法和操作技术，确保有技术可用、会用技术和用好技术。 3．教育主管部门应加强对远程教育主办高校总体办学质量的监管与评估 目前对主办高校本部远程教育的监管和评估是有效的，所以一般情况而言，主办高校本部的教学质量是较高的，但对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的监管则不到位，所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必须修改现有的评估体系，加强对远程教育主办高校所有学习中心的检查，尤其是校外学习中心的检查，以确保远程教育所有学习中心的教学质量是一致的，从源头上杜绝不良现象的发生。 4．主办高校应以追求办学质量为举办远程教育的根本归宿 高校将办学目标定在办学规模和办学效益上，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社会现象，所以各主办高校一定要端正办学思想，不以规模和效益作为办学的根本目标，而是以提高社会影响力、公信力，以高质量的办学作为归宿，这也是使整个社会回归教育公平、公正，提高高等教育社会公信力的最根本办法。 5．严格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的审批与监管 这些问题大多出现在校外民办学习中心，这就要求主办高校在审批校外学习中心时，一定要逐条对照国家教育部对校外远程教育学习中心的要求进行审查，宁缺勿滥，对不符合条件的学习中心坚决不予批准开办，这就从根本上抵制了不良社会现象的发生，同时对已批准的学习中心进行重新审查，条件不足的必须补充条件，否则坚决撤销其办学资格，以保证教学质量。 6．加强对远程教育学生的诚信教育 以不当的手段取得远程教育的学历，是一种不诚信的表现，只有人人讲诚信，人人以诚信为荣，这个社会才有希望，才是一个公正、公平的社会，这就要求加强学员的诚信教育，教育他们诚信学习，诚信考试，诚信做人，调动每个学员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 7．全社会应树立能力本位的用人标准和风气 每一种社会不良风气的出现都有其导向标准，这种导向标准就是社会评价标准，当全社会都树立以能力和知识水平为本位的用人标准，全社会的学习风气必然逐步回归。让学习者学习的目标不是混文凭、混资历，而是真正为了提高自己的能力水平，全社会实行这种以能力为本位的用人标准是扭转不良学习动机的最根本手段。 8．借鉴发达国家远程教育管理经验 远程教育源于西方发达国家，他们有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这其中质量保证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其远程教育发展的根本保障，所以，我国必须由政府主导，高度重视远程教育的管理，学习发达国家远程教育管理的经验，以确保远程教育的办学质量。四、小结当前欠发达地区远程教育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高等教育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只有从政府到高校，从高校到各校外办学机构，从高校到学员，到用人单位，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维护远程教育的公正、公平，树立起重点高校的良好社会形象和社会公信力，这也是社会正常运转所必要具备的条件，所以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欠发达地区远程教育教学质量最迫切的时代课题。 社会问题论文:剖析世界贸易体制向社会问题领域外溢 摘要：世界贸易体制是最为发达的国际制度之一，拥有完备的实体性规范和发达的决策与争端解决制度。出于自身价值的考虑，社会问题领域积极牟取借用世界贸易体制，主要是通过借助世界贸易体制的立法制度来进行本问题领域的制度建设，也通过世界贸易体制的争端解决制度来保障制度的执行。然而，世界贸易体制向社会问题领域的外溢对于世界贸易体制自身的稳定和发展不利，而且对于发展中国家也会产生不公平的后果。 关键词：世界贸易体制；外溢；社会问题 界贸易体制无疑是当今最为发达的国际法律制度之一，其发达不仅仅表现在实体性规范的广泛与完备，还表现为包含在立法制度与争端解决制度中的非实体性规范的发达。在国际领域，发达的制度由于自身的需要和外部问题的需要，经常外溢到其他问题领域，世界贸易体制向社会问题。领域的外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制度建设较为落后的国际社会问题领域一些问题长期得不到有力的解决，然而通过成为世界贸易组织谈判新议题的方式，可以形式上成为世界贸易体制下管理的问题，然而在实质上借助世界贸易组织的立法制度与争端解决制度来追求其原本问题领域的价值或者政策目标。这是现阶段世界贸易体制向社会问题领域外溢的主要动力。 社会问题借用世界贸易组织的制度还存在一般制度借用所不具有的迫切性。在管理社会问题的国际法律制度中，有一定贸易制裁的规定作为强制守法的威慑手段和违法的制裁措施，但是由于这种制裁可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再加上由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种贸易制裁的实施国和对象国可能都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从而引起世界贸易组织下的争端并被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判定要更改为与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相符。这样的情况，等于剥夺了某些社会问题国际制度的威慑手段和强制措施，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非常不利，导致社会问题国际制度无法有效地维护其规范的权威。社会问题如果能够成功地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运用贸易制裁的强制手段来维护本问题领域的价值。 一、借用世界贸易组织的立法制度 非世界贸易组织问题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立法制度，有两个明显的好处：一是世界贸易组织的立法制度规定较为完善，再加上其成员众多，大大减少了达成为众多国家接受的国际协议的成本；二是对于因为利益分歧而很难达成协议的问题，可以通过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立法制度，与贸易问题进行利益交换从而达成协议。这样极大地节约了非贸易问题制度建设的成本，不但直接利用了世界贸易组织的立法规范，还帮助分歧较大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其实质性规范的形成，最终推动本问题领域价值的追求。 社会问题领域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立法规范当然也具有同样的好处。虽然知识产权问题不属于社会问题领域，但是由于知识产权问题是借用世界贸易组织立法规范最为成功的例子，本文先考察一下其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立法规范的情况。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生效以前，虽然存在关于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国内法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上还是具有较大的自主性，不发达国家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水平普遍较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生效以后，在一些方面提高了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而这种提高在非借用世界贸易组织立法规范的情况下是较难实现的。 以《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31条为例，该条的制定对各国国内法的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做了严格的限制，提高了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该条规定了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专利强制许可制度要遵守的12项条件，给强制许可的实施增添了困难。而且该条表述较为含糊，可能是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妥协的结果，但是含糊的用语也存在进一步加强该条对国内强制许可限制的可能。 在TRIPS生效前，国际知识产权制度明确规定了专利的强制许可。《巴黎公约》第5条是最为普遍适用的关于专利的强制许可的国际知识产权规范，其规范的内容主要是承认了专利的强制许可，并限制了专利的撤销。从专利的强制许可被国际知识产权制度承认开始，在国际知识产权制度框架下，针对限制或者禁止专利强制许可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但是一直没有对《巴黎公约》第5条中规定的专利强制许可形成实质性的限制，更不用说禁止了。一俟TRIPS协定生效，就对专利强制许可形成了非常严格的限制，大大提高了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度。在国际知识产权制度中不能产生的规范，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的立法制度产生了。 现实情况也说明了TRIPS协定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如在药品专利领域，TRIPS生效之前是有超过100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不保护药品专利的，但是在TRIPS生效之后，这些国家都要保护药品专利。而2000年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以《巴西工业产权法》违反TRIPS协议为由要求与巴西进行磋商，更是验证了TRIPS协定不但提高了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更是给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安装了牙齿。 环境问题是属于社会问题领域中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立法制度最为成功的一个问题，世界贸易体制在乌拉圭回合谈判提出了与贸易有关的环境问题。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世界贸易组织的总宪章《关于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喀什协定》在其前言确定不疑地将环境保护、稀缺资源的维护和可持续性发展列为世界贸易组织的目标。此外，各国部长同时还签署了《贸易与环境决议》，并在《服务贸易总协定》、《农产品协定》、《卫生检疫协定》、《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中提及环境问题。此后，世界贸易组织的部长会议产生的最后文件都要谈到贸易问题。然而，由于世界贸易体制下产生的关于环境问题的规范基本上属于不可适用的规范，很难说环境问题对于世界贸易组织立法规范的借用产生了实际的结果。 二、借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 世界贸易体制的争端解决机制最终就是依靠授权贸易减让的撤销来保障争端解决结果的执行。这种经过授权的贸易减让的撤销事实上就是一种贸易报复，争端解决机构在通过的专家组或者上述机构的报告之后，违法成员应该根据争端解决机构的决定纠正自己的违法行为，如果违法成员不执行争端解决机构的决定，那么就要面J临经过授权的受害成员的报复。。由于这种报复机构成员方全体授权，违反成员无法针对授权的报复进行反报复，否则就是对于世界贸易体制和成员方全体的挑战，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授权报复的有效性。再加上这种授权使得受害方可以在世界贸易领域包含的范围内进行交叉报复，使得受害方的报复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戳到违法成员的痛处，进一步增加了授权报复的有效性。如果社会问题制度借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制度、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报复制度，可以使得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制度为自己所用，加强保障本制度的执行。另外，如前文所述，如果不在世界贸易组织规范规定的例外范围内，实施贸易限制措施属于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范的行为，很可能引起世界贸易组织下的争端并被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判定要更改为与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相符。在这样的情况下，借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制度能够避免自身的贸易制裁强制措施被世界贸易组织判断为非法。 有人建议世界贸易组织不应该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在适用法律的时候，应该把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当作整个国际法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来看待。这种观点如果成立，就可以解决社会问题制度中的贸易制裁强制措施在世界贸易组织下违法的问题，使得社会问题借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制度不再显得那么迫切。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允许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来规避其在其他国际法制度下承担的义务，那么其他国际法制度中的强制手段无疑是形同虚设，其权威和效力无疑大打折扣。而且当这些其他的国际法制度所维护的价值高于贸易价值时，或者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国际强行法时，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对于其权威和效力的减损更是不能够容忍的。况且国际法分支数量越来越多，专门的争端解决机构也越来越多，整体确实需要一定的协调机制，以确保其相互衔接，化解其冲突和矛盾。 然而，在完备的协调机制建立之前，国际法的碎片化现象是不容否认的。而且国际社会并没有对不同国际法规则的位阶达成共识，国际强行法的概念和内涵也颇有争议(贾海龙，2008)。总而言之，现在还没有较好的办法来解决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与其他国际法规则的冲突。由于世界贸易组织的强势地位，就会出现本文导论中鲍威林所讲的“吸尘器”现象，凡是受到贸易损失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不管这种损失是否是由于其他合法原因造成，在很多情况下都会积极诉诸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制度，以求得贸易利益的保全。当然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其他国际法制度使用贸易措施的时候，很多情况下属于根据国内法使用贸易措施来贯彻一定的公共政策。而在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中加入与贸易关系比较遥远的新议题，则可能是一种逆向思维的结果，用以解决世界贸易组织与其他国际法规则的冲突。既然世界贸易组织吸人其他与贸易有关的争端，为什么不以“与贸易有关”的名义，把其他国际法规则、特别是社会问题制度纳入到世界贸易组织之中，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明确规定这些国际法规则与贸易规则的关系，这样反而能够维护这些国际法规则的效力，实现其要保护的价值目标。而且这种作法不仅仅使这些国际法制度摆脱了独立于世界贸易组织之外时无法利用贸易制裁作为强制手段的困境，而且在国际法整体协调机制建立之前，干脆使其他国际法规范“钻进”世界贸易组织的“肚子”里，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对较为完善的争端解决结果的强制机制，增强其规范的效力。 对于非贸易问题借助世界贸易体制的争端解决机制，除了知识产权问题有过几次不成功的尝试，基本上还没有出现过实例。非贸易问题中的社会问题在借助世界贸易体制的争端解决机制方面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成绩，不过由于前述借用世界贸易体制争端解决机制的动因的存在，相关尝试和努力是不会停止的。 三、世界贸易体制新议题的历史与命运 全面借用世界贸易体制的最为典型的尝试一直是通过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加入关于社会问题的形式进行的，由于这些议题不属于传统多边贸易谈判的内容，所以和其他一些过去多边贸易谈判没有涉及到的议题，被称为新议题。 在GATT的发展中，劳工权的保护一直是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在推动，但是一直遭到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所以在世界贸易体制中，劳工权问题根本没有被列人谈判的议题当中，其借用世界贸易体制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而环境保问题由于在20世纪70年代后引起国际社会的逐渐重视，作为致力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的世界贸易体制，不免要涉及到贸易与环境之间矛盾的问题。最初的接触是1972年斯德哥尔摩大会前夕。1971年11月，GATT代表理事会同意建立环境措施与国际贸易工作组(EMIT)，其成员资格对所有缔约方开放。贸易与环境的关系第一次在GATT内部被摆在桌面上。 1971年到1991年期间，环境政策对于贸易的影响逐渐增大，而随着贸易量的增加，贸易对环境的影响也日益广泛，这引起了一系列的讨论。如乌拉圭回合谈判提出了与贸易有关的环境问题，并在《服务贸易总协定》、《农产品协定》、《卫生检疫协定》、《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中提及环境问题。 不过，在环境保护问题上，各个国家的意见分歧也比较大，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着较大的利益冲突，所以在世界贸易组织内部讨论环境问题，一直也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后，就开始酝酿新一轮的多边贸易谈判，劳工权和环境权的保护再次作为候选议题被提出。 1996年在新加坡召开了世界贸易组织的第一次部长会议，由于美国和欧盟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坚持，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有所松动，《新加坡部长宣言》中写入了有关劳工权的内容。到了1998年日内瓦世界贸易组织第二次部长会议，美国总统克林顿发表演讲，强调在世界贸易组织新一轮谈判中要包括贸易与劳工标准的“新议题”。1999年，世界贸易组织第三次部长级会议在美国城市西雅图举行，在会议上，美国总统克林顿再次公开提出将劳工标准纳入新一轮谈判议程，并首次表示要对违反劳工标准的国家实行经济制裁。这与1996年世界贸易组织《新加坡部长宣言》中缓和的措词、中立的态度是严重不符的，因此泰国、印度、巴西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指出，发展中国家的权利不被尊重，美国等发达国家在用劳工问题向发展中国家施压，强烈反对把劳工问题纳入到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议程。由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劳工权问题上分歧太大，到了在多哈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次部长会议，发展中国家坚决反对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讨论劳工权问题，劳工权问题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文件中就再也没有出现了。从世界贸易组织第一次部长会议开始，环境与贸易的问题都出现在《部长宣言中》，根据启动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贸易谈判的《多哈部长宣言》，环境与贸易问题成为新一轮谈判的正式议题。关于这一议题的新一轮谈判将涉及：现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与多边环境协定规定的具体贸易义务之间的关系；世界贸易组织相关委员会与多边环境协定规定的具体贸易义务之间的关系；世界贸易组织相关委员会与多边环境协定秘书处定期交换信息的程序；减少或消除环境货物和服务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此外，宣言要求CTE对下列问题给予特别关注：环境措施对市场准入的影响，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TRIPS有关条款与环境的关系；环境标志问题。 随着多哈回合依然处于休眠期，世界贸易体制新一轮谈判暂时对于生命健康、劳工和环境等议题基本上不可能有任何突破。不过，多哈回合的屡次部长级会议对若干社会问题都有所涉及，所以不能说在非实在法层面以及对未来的影响方面，多哈回合发起和谈判过程中进行的新议题谈判努力没有任何作用。 当然，这种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对未来新议题加入世界贸易体制的影响上，还体现对于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的影响。以环境问题为例，从GATT时期的“金枪鱼——海豚”案到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的“汽油标准”案、“美国——海虾海龟”案及“欧盟——石棉”案，世界贸易组织／GATT的专家组与上诉机构明显朝着重视环境保护的方向发展。鉴于世界贸易组织／GATT在争端解决中对待这个问题态度的变化对缔约／成员国影响最直接，而且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常设的上诉机构对案件结果及后继类似案件影响巨大。。事实上，如果世界贸易体制的争端解决机构通过案例法确立了追求社会问题价值的规范，那么就等于通过法官立法的途径把社会问题纳入到世界贸易体制下，允许社会问题借助世界贸易体制进行制度建设(ThomasCottier，2003)。 四、结语 世界贸易体制的外溢固然体现了世界贸易体制的高度成功，就像欧洲一体化由经济贸易逐渐外溢到政治军事领域一样，体现了欧洲共同体的成功。然而，又如同欧洲一体化在世纪之交限于停顿，显示了制度外溢存在威胁制度本身的危险，世界贸易体制如果纳入复杂的社会问题，可能导致世界贸易体制受到拖累，甚至导致崩溃。那么，社会问题不但不能利用世界贸易体制解决自身的问题，而且原本得到较好促进的贸易价值也受到损害。这是世界贸易体制外溢的现实危险，值得我们注意。 而且，世界贸易体制向社会问题领域的溢出，还存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严重的利益冲突。一旦社会问题被纳入世界贸易体制，发展中国家就要被迫提高其社会问题的管制水平，其国内企业的生产成本就会相应提高，并因此对其国际贸易产生负面影响；而本来国内社会问题管制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则不会增加国际贸易的成本，相反其成本相对降低。从这个角度而言，社会问题被纳入世界贸易体制，等于世界贸易组织原来的谈判结果进行了有利于发达国家的修改，这是不公平的。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允许社会问题借用世界贸易体制，从自身的利益考虑，也是不明智的。 社会问题论文:娱乐业环境与社会问题 科学发展的理念，是在总结我国现代化建设经验、顺应时代潮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贯彻落实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为五大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为了解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人与自然的突出矛盾提出来的，是对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的积极探索。 一、从全面贯彻落实的高度认识和抓好生态环境保护 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抛弃了那种以人为中心、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念，并将人与自然相和谐的重要性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1、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和目标 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而坚持又好又快发展则是全面落实的本质要求。所谓又好又快发展，即是要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又好又快发展离不开良好的生态环境。 一方面，资源和环境是又好又快发展的物质基础。我国是一个资源大国，同时也是一个人口大国，按人均计算，我国的耕地、水、矿产资源的拥有量尚不及世界平均水平。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中国速度”令世界瞩目，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四位。但由于传统的粗放型发展和消费模式，我国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高消耗与高污染基础之上的，据有关资料，我国单位资源产出水平仅相当于美国的1/10、日本的1/20，而单位GDP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则是发达国家的8-9倍。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模式很难长期支撑经济的发展，更谈不上又好又快的发展。资源环境问题，不仅是我们的近忧，更应是我们的远虑。 另一方面，发展不能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又好又快发展包含着建设和谐良好的生态环境。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不仅造成资源难以为继，还带来生态破坏和环境恶化，这样势必会抵消部分发展成果、并严重制约发展。《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指出，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也就是说，当年10.1%的GDP增长率，扣除污染损失，就只剩了7.05%。又好又快发展是有机统一的整体，保护生态环境、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一项重要内容。 2、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和谐的生态环境 以人为本是的核心，人的生存和发展是的基本出发点。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表现为人的活动、需要和能力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以社会和物质条件为基础。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重要基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则为人们的生存发展创造更多物质财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们生存质量不断提高的重要基础，生存质量的不断提高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动力和条件。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与自然和谐的体现，也是和谐社会主要内涵，和谐的社会则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人的发展内涵。试想，一个处在恶劣的环境中、不断受到污染侵扰的人，其全面发展将从何谈起？ 3、加强环境保护是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和体现 生态文明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以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内涵，引导人们走上持续和谐的发展道路为着眼点。生态文明强调人的自觉与自律，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融。生态文明既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也追求人与人的和谐，而且把人与人的和谐作为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建设生态文明，一要努力形成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改变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发展方式，主动选择低消耗、少污染、高效率的生产生活方式，努力把经济开发活动控制在环境可承载的范围内，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二要大力推进可持续发展的体制建设，健全和落实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和严格的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完善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法律和政策。三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大对节能产业和环保产业的投入，开发和推广节约、替代、循环利用和减少污染的先进适用技术，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四要加强重点污染防治。 二、加强餐饮娱乐业的污染防治已成为我区生态环境保护的工作重点 江岸区是一个老城区，地处市中心，人口密度大，资源条件十分有限，产业结构和布局不尽合理，环境质量不容乐观。改革开放以来，全区经济快速增长，各项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也存在不少结构性问题，群众对环境污染问题的反映突出，尤其是餐饮娱乐业的污染扰民问题比较明显。餐饮娱乐业的污染防治，直接关系到江岸“两型社会”建设和现代服务业强区、和谐城区、生态文明城区建设的进程。 1、江岸区环境质量总体状况 江岸区环境质量的总体情况是：空气质量基本达标，地表水环境质量不容乐观，声环境质量较好，主要污染物排放逐步削减。具体如下： ——空气质量考核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和可吸入颗粒物（PM10）三项主要污染物，其中可吸入颗粒物（PM10）浓度年均值则略超过二级标准0.10毫克／立方米的限值，但有下降趋势。近几年的空气污染指数（API） 100的天数（即空气质量为优或良好）逐年有所提高，年为295天。 ——我区地表水体主要包括塔子湖、鲩子湖、长江、朱家河等自然水体，根据监测情况，除长江水质达到III类水体标准外，我区的两个湖和朱家河的水质分别按IV类和V类水体考核均超标。 ——我区域环境噪声55.7分贝，道路交通噪声为69.2分贝，均已达标，尤其是自采取禁鸣、道路刷黑等措施后，道路交通噪声改善明显。 ——年，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在年的基础上有较大幅度削减，工业废水中中化学需氧量（COD）削减29.6％、废气中二氧化硫（SO2）削减8.1％，均超过国家规定的削减进度目标。 2、各类生活源已成为我区的主要污染物来源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区以工业制造为主的二产业比重已不足30%，而三产业的比重已达到70%以上。通过多年的污染防治，我区的工业污染防治水平已处于较高水平，年，工业废水达标排放率为98%，工业废气达标排放率为97%。但是，三产业的污染状况不容乐观，尤其是其中的餐饮、住宿、娱乐等行业的污染负荷比重较大。 根据年开展的全国第一次污染源普查，2007年，我区复核调查口径的污染源1524户，其中工业源361户（包括制造业、水生产和供应企业），生活源1164户（包括住宿业454户、餐饮业522户以及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医院等）。 从表中可见，生活源的废水和废气的污染物排放量都远远超过工业源的排放量。同时可见，餐饮业无论事从单位数量还是从的废水污染物排放量，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生活源中的废气污染物主要来自机关事业单位、医院、浴池等单位的锅炉。由于噪声污染源没有纳入此次调查的范围，因此，主要产生噪声污染的卡拉Ok、KTV等娱乐业未作调查。 3、餐饮娱乐业污染的环境和社会问题 根据污染源调查和环境管理的工作实际情况，生活污染源的污染防治应作为我区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尤其是餐饮娱乐业的污染防治必须加强，应着重解决以下问题： 一是应加强餐饮废水的治理，综合处置餐饮废油残渣。由于餐饮经营单位分布广，且大多数规模较小、场地有限，餐饮废水大多未进行单独处理，而是排入排水管网到城市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但是，直接排放的餐饮废水中含有大量的动植物油、残渣等有机污染物，不仅造成水体污染、加重城市污水处理厂的负担，而且易造成排水管网的堵塞，同时，由于管理的不到位，部分餐饮企业的餐饮废油被不法分子非法回收加工再生食用油、餐饮残渣用作喂猪饲料，造成了严重的食品安全隐患。 二是应加强餐饮娱乐业产生的油烟噪声污染，减少油烟噪声扰民现象。由于我区是一个老城区，城市规划布局新老交错、功能区混杂，餐饮娱乐行业很难严格地与居民区区分开，因此，餐饮娱乐业的油烟噪声污染扰民问题比较突出。年，我局接受的环境信访投诉共1081件，其中关于餐饮娱乐业的油烟噪声投诉为658件，占全部投诉的60.9%。虽然油烟和噪声扩散和影响范围有限，但其感官影响明显，严重影响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城市景观。 三、按照的要求推动和强化我区餐饮娱乐业的污染防治工作 1、加快推进餐饮废水治理和餐饮废油残渣的综合处置利用。 随着餐饮业的发展壮大，其对环境的影响日益显现，尤其是其排放的废水中含有大量的有机污染物，会对水体造成严重的污染。由于我市居民的饮食结构及习惯等原因，直接排放的餐饮废水中含有大量的动植物油，其浓度一般可达到100－500mg/L，最高时可达到1000mg/L以上，是一般生活污水的数倍或数十倍，对水体污染十分严重，并在较大程度上增加了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负荷、影响其正常运行，容易造成城市排水管网的堵塞。 而且，排放掉的动植物油可回收加工成脂肪酸广泛应用于提炼生物柴油、生产洗涤剂等行业，具有较高的回收利用价值。因此，要求餐饮企业安装废水隔油脱油装置，对其废水实施脱油处理，并引进相关企业对废油进行回收加工，即可较少污染物排放，也可实现资源回收利用。计划通过2年时间，要求江岸区内有一定规模的餐饮企业安装废水隔油脱油设施，并引进相关企业，组建回收网络、建立加工基地，对餐饮废油和残渣进行回收和资源化利用，建立和完善餐饮废水治理——废油回收——废油提炼加工的循环产业链。 2、加大餐饮娱乐业油烟噪声的污染治理力度 一是以街道为单位实施区域整治。根据小餐馆多，且大多分布在居民区内的特点，以街道为单位，开展创建油烟噪声治理达标示范街道活动，并在部分街道进行试点，在试点的基础上加以推广。对街道辖区内的所有餐饮企业，无论有证还是无证，一律要求进行油烟治理。 二是加大财政资金对油烟噪声整治工作的支持力度。将油烟噪声治理资金纳入年度预算，采取按设备投入比例奖励的措施，对按要求实施了油烟噪声治理的经营户给予资金支持，通过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鼓励和引导经营业主们开展油烟噪声治理，从而有效地推动此项工作。 三是加大对占道早点、夜市排挡的整治力度。首先从经营时间和环境卫生予以规范，并逐步予以取缔。如对主次干道早点经营户和摊群要求9:30之前收摊入室，对社区内的早点经营户和摊群则要求10:30之前收摊入室；对夜市排挡摊群要求确保晚12时以前无占道现象，确保周围环境卫生。鉴于木炭烧烤的烟雾污染较大，尝试取缔夜市排挡摊群中的木炭烧烤，努力引导经营户改为电烤。 四是在餐饮油烟噪声污染的防治中注重区别不同情况、分类治理，对有证照、有一定规模的经营户，严格按照环保法规的要求进行油烟噪声的治理，安装和完善油烟净化设施；对于无证照的经营户不是简单地予以取缔，而是对具备一定条件的经营户，按要求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办理相关证件，促其规范经营，既消除了油烟污染，又防止了可能因此产生的不稳定因素；对存在严重污染和占道的经营户，则坚决予以取缔，劝其转向经营。同时，在实施过程中注意利益平衡，必要时通过行政调解，以项目福利对居民利益予以一定补偿，已解决油烟噪声污染问题。 3、完善和创新餐饮娱乐业污染防治的制度和机制 一是严格环保审批防止新污染的产生。严格执行环保法规，对新建的餐饮娱乐单位，从选址、污染防治措施等方面严格把关，防止新污染的产生。扩大公众参与程度，在选址、建设等审批过程中，充分听取和尊重所在社区和相关居民的意见。 二是建立和完善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机制。建议设立油烟噪声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副区长任组长，区政府办、环保、工商、卫生、城管、卫生、监察等部门为成员，强化各部门的职责，并且加强督察，增强各部门的责任感和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 社会问题论文:剖析三枪拍案惊奇看社会问题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封建道德规范体系仍旧影响着当代社会及公众的思想状态，其原因是未完成世俗化阶段，中国近现代没有哲学家及社会经济发展过快。这一状态的危害是当前中国社会大众不快乐，影响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电影《三枪拍案惊奇》是当前文化领域对中国社会世俗化进程的一次探索。 【论文关键词】社会道德规范体系世俗化电影 自宋明以来，程朱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与陆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学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统治了中国社会一千年。其核心是“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禁欲主义。 其后自明朝中叶起，先后有顾炎武、戴震．龚自珍、魏源等启蒙主义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改良主义思想家中山、章太炎等资产阶级革命家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先驱，纷纷举起“释放人性”的大旗，对这种极端禁欲的封建伦理道德进行揭露、批判与斗争。其后更经的涤荡，这一长达千年的道德规范体系终告瓦解，但残余尚存。 一、封建道德规范体系残余的原因分析 1、未完成世俗化阶段 从文艺复兴的历程看，重构一种道德规范体系，世俗化是一个必经阶段。甚至“文艺复兴的内在精神其实就是一种世俗精神”；甚至“文艺复兴的动机就是追求世俗享乐”。只有经过世俗化阶段，才能从思想与文化上瓦解与替代前一道德规范体系，消除最后一丝残余。而且相类似，中国近现代反的不是道德，文艺复兴运动反的也不是宗教，而都是极端禁欲的道德规范体系。 但是中能国的世俗化阶段一直未完成原因有二：一是之前反极端禁欲的道德规范体系的运动的主力是上层文化精英与知识分子，而普通社会大众由于缺乏必要的知识与教育，不能充分参与这一文化运动。二是中国长期处于积弱积贫的状态，普通社会大众没有必要的财富来催生与消费世俗化的成果。而世俗化的主体是普通社会大众。 2、中国近现代没有哲学家 这里不是指哲学学家，而是指能够先于社会历史发展为中国社会与社会大众提供发展方向与道德规范的哲学家。这是一千年来思想禁锢的必然结果，也是必须引入与践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 上层建筑的范畴可以引入外部哲学，但是组成下层基础的中国社会大众的思想、文化与道德规范则是必须“依靠这一块土地这一个国度”及“这一处水、这一条河、这一日泉”的。但由于中国缺乏哲学家来提供这规范，所以改革开放后处于二千年未有变局中的中国社会大众就表现“失范”了。 3、社会经济发展过快 依靠自我调适，改革开放后一千年来首次掌握了财富且摆脱了人身束缚的中国社会大众也可以慢慢摸索、借鉴、试验从而建立适应新形势的道德规范体系。但是社会经济发展太快。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走完了欧洲 二、三百年才走完的路，而在社会财富快速增长支撑下的中国社会大众对思想、文化与道德的巨大刚性需求则急不可待了。 二、封建道德规范体系残余的危害 1、中国社会大众不快乐 已经掌握了财富，但是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进行消费与享乐的道德规范体系，或者通俗地讲，已经每顿可以吃三碗饭了，但是现行的却是残余的道德规范体系却认为一顿吃一碗甚至更少才是道德的，才是一个高尚的人应该做的。可是人欲是特质主导的，所以中国社会大众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一边一顿吃三碗另一边却受着一顿只能吃一碗的据制约，所以很不快乐，进而形成了社会性的不快乐。 2、不利于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与封建社会土地创造财富的财富生成机制不同，现代社会的财富生成机制是消费创造财富。而享乐欲望催生消费，但是现行的却是残余的道德规范体系压制了中国社会大众的享乐欲望，进而也压制了消费，进而也必然制约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历史地看，道德规范体系是有工具属性的，对社会经济发展有明显的杠杆效应，或者说道德可能是一种成本最低而收益最大的工具，合理运用会极大地刺激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电影《三枪拍案惊奇》世俗化的标志性意涵 中国社会大众的这种思想空洞化在文化领域催生了巨大的社会需求，也催生了巨大的商机。具有高度敏感性的张艺谋、张伟平、赵本山，开始了既能够满足社会需求，又能够为自己带来巨大财富的积极探索。 电影《三枪拍案惊奇》是这一探索的标志性体现。之所以称之为标志性，或者之所以由且只能由张艺谋、张伟平、赵本山来实现这种标志性体现，是因为《三枪》具有三个特殊因素。 首先是张艺谋的巨大象征意义。奥运会开幕式的巨大成功张艺谋具有了国家与民族层面上的象征意义与巨大的文化影响力：屡获国际大奖形成的外部认可使张艺谋具备了足以以一已之身与从上往下与国内虽所谓精英但仍处“井底”的话语权掌握者相斗争的资本与支撑：长期的社会性话题纠纷使张艺谋具备了能够吸引社会各领域、各阶层的注意力与吸引力。这三个有利条件，放眼中国尚只有张艺谋一人具备.其次是张伟平的体制外思维方式。张伟平与张艺谋的结合用当下的任何一种规范来考察都是一件怪事，只做张艺谋一个人的电影，张艺谋去做奥运会开幕式新画面就停业三年，这不是～种体制内的思维方式，更不是体制内的获利方式。但是对任何一种新规范体系的探索其前提是对1日规范体系的逾越，而且从结果看，这种逾越、这种体制外思维方式不仅开创了一种新的获利方式与获利路径，也使张艺谋获利了坚强的资金支持，更使张伟平获得了巨大的资金回报。历史地看，这一结果是一种新规范体系替代旧规范体系的前期典型特征。 第三是赵本山先前的有效突破与实践基础。赵本山十几年的春晚小品与二人转的火爆，反映了中国社会大众对世俗化表演形式的巨大需求，在产生巨大财富示范效应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这为《三枪》的出台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与市场基础。 因此，虽然没有成熟的理论支撑与主导思想．但是三种特殊因素的交汇，在影片中强烈地体现出了工具性、导向性与规范性意涵。可以用俗、艳、义三个字来概括。 俗，二人转与小品都是俗的文化形式，但是并不庸俗。电影中既无暴露性镜头也无性的描绘与表达，因此对这种俗的准确定位是世俗。而世俗化是建立新的道德规范体系的必由阶段。这种世俗化表达了世俗的享乐需求，是对人的本性的回归。 艳，根植于自然界绚丽色彩的镜头中的绚丽色彩，很动人心神。用张艺谋的话说，这样“生理上让人愉悦”。但这种艳不是单纯的色彩调度与感官刺激，而是一种来自于自然界的，最根本、最朴实也最真实的色彩的挖掘与提炼，因此带给人的不是“生理上的快感”，而是“生理上的愉悦”。对掌握了财富的中国社会大众来说，起到了激发享乐追求与消费欲望的社会性功用，是对人的天性的激发。 义，小沈阳在片中扮演的李四，虽然有很懦弱的性格，但是既然与老板娘“好了”，就在关键时候挺身而出，非常敢担当，体现了当前社会急需的责任感与契约精神。这不仅是作为人的本质性要求，也是市场经济的本质性要求，是对人性的规范。 中国社会大众虽然不掌握话语权，但是潜意识里在强烈地呼唤回归本性、激发天性，而社会经济发展又强烈地呼唤规范人性。这些是《三枪》能够获得高票房的非张艺谋因素。 但是张艺谋、张伟平、赵本山们的这一探索必不为所谓文化精英所认同，甚至不为部分中国社会大众所认同。其一是因为这些所谓文化精英正是在现行的却是残余的道德规范体系中获得了财富、地位与话语权，张艺谋、张伟平、赵本山的探索使他们强烈感受到了财富获得路径将要转换的现实可能，进而使他们产生了强烈地危机感与恐慌心理，进而进行强烈反击也就是自然而必然的事了。其二是中国社会大众都是在旧道德规范体系残余中成长起来的，当前还受着一定的制约，而思想意识的转变需要一定的时间与空间。 但是在中国社会大众巨大需求与财富回报支持下的张艺谋、张伟平、赵本山，及更多的后张艺谋、张伟平、赵本山们的探索，中国社会的世俗化进程，新的道德规范体系的建立不会改变。 社会问题论文:因特网引发社会问题探要 因特网(Internet)在全球的迅速扩展与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热潮在全球的掀起，是世纪之交发生新的信息技术革命的最重要标志。因特网从开始建网发展到今天的国际互联网，始终保留一些基本的特征，体现出当今时代人类文化（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精神：一是因特网的建立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是让比特的存储、传输和应用不受地域、国界等限制，采用开放性结构，实现信息资源共享，这充分体现科学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和公有主义(communism)传统，使其具有开放性、普遍性（全球性）和公有性特点。二是因特网建立的核心技术思想是把网络设计成具有分散式的体系结构，没有传统中央集权控制，具有反集权的分散性。尼葛洛庞帝指出：“因为正是这种分散式体系结构令互联网能像今天这样三头六臂。无论是通过法律还是炸弹，政客都没有办法控制这个网络”。[1](P274)同时，因特网的一个核心技术思想，是使网络成为一个自主的和自动调节的互联网，它允许使用不同存储技术、不同操作系统的计算机互联，它采用传输控制协议和网际互联协议(TCP/IP)实现不同网络互联的标准，成功地解决了不同硬件平台、不同网络产品和不同操作系统的兼容性问题。因此，因特网具有很好的兼容性和独立自主性。三是因特网还为人与人之间自由、平等交流、实现“交流的民主化”提供合适的环境。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这种网络环境赋予个人更多的权利，它鼓励和刺激人们去参与想象和革新。”“在Internet网上不存在歧视，人们不可能依据你的长相和肤色做判断。Internet网不管你是一个500家大公司的总裁，还是一个农民，它都平等地对待每个人的意见，决定谁愿意听你说话的是你所说的内容有多大价值，而不是你说的主题。”[2] 因特网本身所具有的基本特性，如打破地域国家界限的普遍性、共享信息资源的公有性、人际交流的平等性和民主性、结构的开放性、兼容性、分散性和独立自主性等，可以说是现时代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技术上的表征，是现实社会文化在计算机通讯网上的映射(mapping)。产生于美国这一特定人文环境的因特网，由于其技术上的内在特质，的确是为一种更具开放性、自主性、多元性和全民性的、真正合乎人性、人人都得到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的建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但是也正是由于因特网本身所具有的性质和当今的人文社会环境，使得建立在这一技术基础之上的、正在形成的“网络社会”引发出一系列矛盾和冲突，提出了一系列人文、社会问题。只有从认识上、技术上、道德法律建设上正确、妥善地解决所提出的种种人文、社会问题，克服这些矛盾和冲突，才能使正处于形成中的“网络社会”和“网络文化”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一、维护网络安全与坚持网络的“自由开放” 因特网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具有自由和开放性与全民性，它发展到今天，已吸引了上亿人在网上相互交流、共享信息。它的用途也从军事、科研、教育发展到商业、金融等各个方面。今天，大量重要的数字化的信息在公用的因特网上传送，许多存储着重要信息的计算机系统也连接到了因特网上。但是随之而来的，因特网也吸引了一些窃贼、恐怖分子、色情分子、黑客等不法分子，从事种种危害网络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因此，防止和打击网络犯罪活动、保护网络的安全问题是“对全世界的所有执政者提出挑战”。[3](P6) 在网络社会中，人为地利用计算机及其网络实施危害计算机网络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可以说是形形色色。网络犯罪作为一种新的犯罪形式，具有高智能高技术、涉及面广、蔓延迅速、危害巨大、隐蔽性强、动机和目的复杂多样等特点。据有关方面统计，目前美国由于计算机及网络犯罪造成的损失超过100亿美元，法国约为100亿法郎。在硅谷，计算机犯罪正以每年400%的速度上升，能破获的，只10%。据报道，新千年伊始，在2000年2月第2周，黑客持续三天袭击了美国雅虎、电子港湾、亚马逊、微软网络等八家大型因特网站，造成短暂瘫痪，据估计，仅是黑客这一大规模攻击行动所造成美国信息产业的经济损失大约12亿美元。美国思科系统公司副总裁索尔维克在2000年2月15日由克林顿召开的网络安全会议上说，黑客袭击事件并不意味着我们面临着严峻的危机，但美国30%的经济增长由电子商务和信息技术带动，电子商务创造的产值到2003年将达到1.5万亿美元。因此，现在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和安全的基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这说明，如何防范黑客入侵和攻击，打击网络犯罪，维护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予以关注的重大问题。 解决网络安全问题时首先要注意的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维护网络安全与坚持网络的“自由开放”特色的关系。尼尔·巴雷特在《数字化犯罪》一书中指出：“对于黑客的防护仍是一个困难重重的工作，尤其是因为系统操作员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位置，他们既要把自己的系统向自己的用户敞开大门，同时又要防止侵入行为发生。如果系统的防卫措施太严格，系统就会变得太笨重而不便于使用，这样的系统设计本身就有问题。如果防卫措施太松或管理不善，就会给黑客造成可乘之机。”[3](P61)这里所说的就是网络的开放性和网络安全的矛盾，指出解决网络安全问题时决不要使网络封闭起来，要继续坚持开放性原则。有些人在谈到网络安全时，想到的就是将网络封闭起来，对进入“网络社会”中来的“公民”严加控管。但是如果没有了开放，没有了自由，因特网也就不可能存在了，因特网建立时提出的“资源共享”的宗旨也就成了一句空话。而且，持上述想法的人应该知道，因特网的技术结构本身就是一种“分散式体系结构”，这种结构使得人们无论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恐怕都难于将这一网络完全控制起来。克林顿在谈到加强世界互联网安全、防范黑客袭击时说，他希望互联网能继续保持“开放和自由”的特色。我认为这是正确的，而且也是十分重要的。 解决网络安全问题需要从技术、法律、道德诸方面入手进行综合治理。从技术手段方面加强对网络安全的研究无疑是十分重要的方面，各国都十分重视开发提高计算机网络安全性的技术，具体包括防止非法存取的技术、查明黑客来路的跟踪系统、计算机病毒的检测和消除技术以及数据密码技术等。但是网络犯罪等危害安全问题并不纯粹是技术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问题，还必须从法律、道德等方面进行治理。 网络立法是预防计算机网络犯罪的一个重要手段。法律作为道德规范的基准，使得大部分人可以在此道德规范内进行活动。由于在网络社会环境下，危害和破坏网络安全的犯罪活动具有高技术、高智能、跨国跨地区、隐蔽性强、动机和目的复杂多样以及危害性大等特点，带来了立法和执法方面的种种矛盾，出现了许多以前没有遇过的问题，需要认真解决。可以区分三种情况：一是一套已经存在而制定完善，原与计算机犯罪无关但不需作任何修改便可以应用于信息时代犯罪的法律。例如偷窃内存芯片等有形物品，利有假冒、伪造、仿造的手段进行诈骗等，原有的法律仍然是适用的。就偷窃来说，非法手段取得别人的信息，算不算偷窃呢？根据原有法律对偷窃的定义恐怕就不适用了，因为信息是无形的，而且并没有永远剥夺原来正当拥有者所拥有的信息。二是将现有法律加以适当延伸，如通过增加特别条款、修正案或依法官判决案例法加以扩展，再应用于信息时代的环境下。例如，关于计算机网上制作、传播儿童色情图片的犯罪行为，在英国1987年制订的《儿童保护法》中把拍摄或准许他人拍摄下流的儿童图片视为犯罪，而且视发行、出版这种图片或有发行目的的行为为犯罪行为。这条法规似乎并不适用于为了个人使用目的而拥有图片的情况。1988年在这些法律基础上制定的《犯罪制裁法案》则明确规定拥有下流的儿童图片的行为是非法行为，而且包括了所有在因特网或电子公告栏上存储、检索、发行或制作下流儿童图片的非法行为，被起诉人包括制作人、收件人以及助长存储或传播的因特网服务商或电子公告栏操作员。三是针对原有法律未能全面概括的、在计算机网络时代所特有的高技术犯罪，需要制定新的法律。比较突出的例子是有关反黑客法律的制定问题。黑客是英文"hacker"的译音，曾一度被人用作描述计算机狂的代名词，“黑客活动包括进入计算机系统中不允许进入的区域，或没有使用权的用户进入系统”。黑客作为一类行为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主要原因是操作系统（如UNIX）流行，许多年轻的学生可以随便使用和研究操作系统。他们当中一些人或出于好奇心，或完全出于娱乐性质，或者是出于想显示自己的计算机才能，向当局展示他们可以进入其系统。这些黑客大部分情况下攻击的目的是为了自我挑战，并没有任何犯罪动机。因此“在1980年初期的英国，黑客活动并不犯法。那些在自己计算机上企图读取其他人计算机或文件的人有一定程度的豁免权。”但是，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发展，数字内容的增加，黑客入侵的动机和方式愈来愈多样化，其造成的危害愈来愈严重。主要的有：修改网页进行恶作剧或流言恐吓；破坏系统程序或施放病毒使系统陷入瘫痪；盗用服务器磁盘空间建立自己个人网页或站点，传播黄色、反动信息；窃取政治、军事、商业秘密；发动“拒绝服务”的攻击；进行电子邮件骚扰；转移资金帐户、窃取金钱，甚至发展到超越一般贪婪的动机进行恐怖主义的攻击等。这样，黑客攻击，已经从一个天真无邪的、也许相当令人讨厌的、年轻计算机呆子的越轨行为，演变成了犯罪行为。这推动着英、美等国家建立他们的反黑客法律。1978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第一个通过了《佛罗里达计算机犯罪法》，这项法律对于计算机侵入、破坏或修改数据等犯罪及其惩处做了规定。随后美国47个州相继颁布了计算机犯罪法。1981年成立了全美计算机安全中心，198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禁止利用电子计算机犯罪法》。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计算机诈骗和滥用法》，这法案把黑客的非法活动分为四类。1990年英国制定的《计算机滥用法》，用更通用的术语定义了三种特殊的犯罪行为。在中国，自1981年起亦开始注意计算机安全问题，1984年初公安部成立了计算机管理监察局。1987年10月制定了《电子计算机系统安全规范（试行草案）》，1994年国务院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随后又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这些法律的制定，“对涉及到黑客行为的案件，从法律方面做了澄清，尤其是在那些过去曾作为新黑客滋生地的大学。它把这样的行为从简单处罚的道德范畴提高到打击犯罪行为的范畴。”[3](P116)这些法律的制定，为执法机关提供了执法的依据，以便使网络犯罪分子得到查处、逮捕和治罪。 法律虽然为防止和打击网络犯罪、维护网络安全提供了一个重要手段。但是正如前面所讲的，由于网络犯罪具有高技术高智能、跨地域跨国界以及特别隐蔽等特征，使得用常规的办法和法律手段往往难于制止这种犯罪活动。据统计，英国1990年制定《计算机滥用法》之后至1996年8月总共6年时间，只有40起法律起诉案。由于制止网络犯罪活动的难度如此之大，以致有些西方学者认为，制止犯罪惟一真正有帮助的力量是个人的良心和个人的价值准则。因此，在法制之外，强化道德观念的作用，提高人的道德自律和自我约束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在这一方面，中华传统文化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4] 二、信息资源共享与知识产权保护 “全球信息共享”是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和目标，“全民原则”是信息网络建设的首要的基本原则。但是在现实中真正实现人人利用信息资源的平等化，真正达到“信息共享”、“知识公有”的目标，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仅仅随着技术进步就能实现的事。“网络社会”不过是现实社会在计算机信息网络上的一种映射，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切，都将在这一网络上得到反映。有人认为，现实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种种不平等，也会反映到网络社会中来。进入信息高速公路，对于那些受过更好教育、更有文化、更加富裕的人们自然更加容易，它难免会造成人们利用信息能力的不平等，产生所谓的“信息隔离”，而且还可能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扩大信息贫富差距。如果信息和交流使用信息能力被垄断，信息高速公路将变成“信息高速私路”，这将是极不道德的。因此，如何在网络建设的决策和政策中，真正做到信息网络的平民化、全民化和普及化，这也是技术人性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问题。 强调“信息共享”，实现信息网络的平民化、全民化和普及化，并不是说可以忽视信息生产者、网上信息和服务提供者的正当权益。由于因特网上大量信息和服务被任意免费使用，而且越来越多地被用于私人目的，这就严重忽视了信息生产者与网上信息和服务提供者的正当权益，这一知识产权问题如果得不到合理解决，最终将影响到整个网络的正常运行。侵犯知识产权问题，是当今社会一个严重问题，而因特网这一特殊环境则加剧了其严重程度。对于一般社会上的知识产权保护，实际上所使用的版权法、专利法和商业秘密法等，在某些方面难于适应网络这一特殊环境的知识产权保护的需要，提出了一些有待解决问题，如： 知识产权的覆盖范围不够大。按现行规定，版权法只保护作品而不保护事实。问题是，信息网络中有大量的数据库。数据库所包括的事实与通常的事实有所区别：它便于检索，而检索算法是高智力劳动的成果；数据收集和加工也凝结着大量智力劳动。而且，现在从网络中拷贝下一些数据，将其改装成其他信息产品加以销售并不困难。这显然是对原数据库生产者的利益的严重侵害。因此，如何保护信息网络中的事实数据，是知识产权专家面临的新课题。现在法律呈现出扩大其保护范围的趋势，例如数据库的保护可能同时包括以下的内容：保护数据内容的选择、数据协调与安排、数据内容本身。 缺乏软件的保护方式。现行版权法规定，新软件必须有足够的新颖性（与已有软件差异很大），才有资格获得保护。对于用户而言，任何新软件如果包含一些人们已普遍采用的协议，使用就要容易得多。可是，软件设计者若部分拷贝别人协议就有侵权的危险，由于害怕侵权，新软件与老软件往往面目迥异，给实现信息高速公路的兼容性、互用性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为了适应这一新的网络化世界，需要重新研究软件保护方式。此外关于建立电子版权标志符，以区分哪些是受版权保护的内容与哪些是可公共享用的内容，这也是当前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保护提出来需要解决的问题。[5] 三、个人自由、隐私权的保护与必要的社会监控 个人通讯自由和个人隐私权是人的基本权利。保障个人自由和隐私不受侵犯应该说是网络社会健康发展所必须的。但是，由于因特网这一特殊环境，使得在保障个人通信自由和隐私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首先，个人通讯自由与社会责任的矛盾。根据多数国家的法律，每个人都有自由通信的权力，通讯是个人的事情，责任自负。由于历史原因，人们通常把入网者的网上行为（网络上传送信息）看作是属于个人通信范畴，对其传送的内容和数量没有给以限定，只有以大众传播媒介（如电视、广播）的传播内容和数量给予规定，进行必要的审查和监督，因为大众传媒具有更大的社会责任。但是，实际上在因特网上，已经很难区分个人通信与大众传媒，一个上网者可以通过网络上电子公告板、在线交谈、新闻组、建立个人和团体网页以及一对多电子函件等达到大众传媒的效果。个人网络行为的社会影响已远远超出个人通讯范围，其影响是社会性的甚至是国际性的。这就提出了个人在网络上的行为的社会责任问题，以及对个人的网络行为的必要监督。但是现有的法律，对于网络行为的各有关主体（如入网者、网络服务提供商、站点、论坛主持人、网络国际组织、政府网络管理机构等）的权利、义务以及应负的社会责任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当网络上产生和传送一些含有非法内容的信息时，谁应该为这一网络上发送的信息承担法律责任呢？这困扰着各国政府。英国企图通过寻求严格的“自我管理”方式来解决网络上非法内容的信息传送问题，而美国则寻求建立完善的法律保护措施。美国俄亥俄州爆炸案发生以后，当时所有政党的政治家和新闻界的评论家开始对网站和用户网新闻小组上所存储的大量恶意资料，诸如讲授如何自制炸弹、制造恐怖事件以及色情图片等，表示关注并进行了严厉的谴责。正是在这气氛下，1996年由克林顿总统签署了《美国通讯改革法案》，法案中包括了由内布拉斯加参议员詹姆斯·艾克森(JamesExon)所倡导的一条法令，试图控制因特网和电子公告栏系统上的色情图片和恐怖主义信息所造成的威胁。艾克森法令对在因特网上传送“明显下流”资料做出了限制，而且使因特网服务商(ISP)对管制网页内容负有直接的责任。对于触犯这条法律最多可以罚款25万美金，并且坐牢2年。这项法案签署后，ISP和民权自由组织立即发起了强烈的抗议活动。ISP认为通过ISP来执行这项限制法是不可行的，因特网和相关的电子公告栏系统上的数据量大得根本无法检查和检验所有数据的“正派性”，因此期望他们能明地里或暗地里控制他们的客户是很不切实际的做法，他们表示不愿充当Internet警察的角色。民权自由组织则认为，这样的控制侵犯了人权，这会导致ISP专制，作为成年人，他们在因特网上选择浏览的内容与其他人无关，对于青少年的保护则是父母的责任。为了证明这种严格的法律没有必要而且不切实际，一些ISP同时提供了家长控制软件，为家长提供技术手段，制止对那些已知含有不良信息的网站的访问。当时整个因特网上，成千上万的主页都装饰了蓝色带状图案作为对此法令的抗议标志。不仅如此，ISP、美国民权自由工会、电子领域基金会以及其他抗议组织还联合发起了上诉。结果在1996年6月，艾克森法令签署短短几个月之后，三个联邦法官支持这一联合上诉，宣布这项法令非法，其理由是因为这项法令是不符合宪法的。从这一法令引起的激烈争论以及最终被宣布为非法而取消的结果来看，如何在网络环境下既保护个人通讯自由，又使网络使用者和有关方面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对网络上传播的内容加以必要的监控和限制，这的确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看来同样需要从技术、法律、道德等多方面进行努力。其中努力提高“网络社会”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自律的能力，以及发展一种因特网自治的管理方式（一个用户的不良行为受到许多其他用户的谴责）是十分重要的。 其次，是个人隐私权的保护与社会安全的矛盾。信息时代个人隐私权保护问题比以往更加突出了起来。这是因为，由于电子信息网络深入到社会生活诸方面，人们在网络上工作、娱乐、交往以及购物消费等，而网络服务提供商和网络服务站点，为了收取入网费和使用费，需要详细记录其客户的行踪；商家也要详细纪录顾客为获取有效服务而提供的各种个人信息；而政府也总可以找到各种充分理由（如为了社会安全、为了更好的医疗保障服务等）要求公民提供个人信息。同时，由于电子信息网络信息收集的便利性而使得个人生活被全部细致地记录下来，若加以汇总和分析，个人身体状况、喜好、习惯等个人隐私将暴露无遗，这是件非常恐怖的事。如果这些个人数据不能有限制地使用，个人隐私权将受到极大侵犯。这是信息网络发达国家对个人隐私权保护特别关注的原因。为了抗衡滥用信息性权力对个人自由和隐私的侵犯，基本上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立法，二是加密技术。在立法方面，一些国家都从法律上设立了数据保护与隐私保护的规则，其基本原则是，在公共领域，处理个人数据应依法进行（因此也是基于民主一致）；在私人领域，处理个人数据应基于与个人协商一致。英国1984年的《数据保护法》规定数据使用者即收集、存储或使用数据的机关组织必须对他们收集的数据和相关资料注册，注册以后，数据使用者必须遵守八项保护原则。1995年10月的《欧洲共同体数据保护指导案》中对于原来的《数据保护法》中存在问题又给予了改进。这些法律对个人信息提供了一个比较全面保护的措施。美国由70多家有关公共利益的组织构成的、其宗旨在于帮助引导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通信圆桌会议也提出：“隐私权应该受到慎重的保护”，他们的观点是，把为特定服务需要收集的个人资料限制在最低范围内，与其他高速公路上的旅行者分享这些信息应该得到当事人的允许；任何个人都能够对以本人为主题的文件进行自由检索并加以更正。199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个人隐私保护法（代号HR184），该法案提出要成立一个国家隐私权委员会，负责监督隐私法的实施情况。这些法律都为正确解决好个人隐私权保护和社会安全的矛盾，协调个人隐私保护与社会必要监督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正确的原则。不过，在什么情况下公众和政府可以收集、存储、调阅网上个人信息？这些个人信息范围应多大？在实施中仍然有许多争议。在加密技术方面，是否应该通过加密技术来保护个人隐私，应如何运用加密技术，在个人和商业机构与政府之间存在着激烈争论。个人和商业机构需要隐私、保密和安全，极力赞同加密技术，而政府则借口为防止犯罪和保护国家利益不受侵犯而反对加密技术，或者主张由政府设计和提供的受政府控制的技术手段。白宫信息技术首席专家、加密技术政策起草者米歇尔·尼尔松(MichaelNelson)认为，公众用来保护隐私的较好的加密技术手段可能被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所利用，用于非法活动。为解决这一两难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让法律实施机构和情报机构能有效地进行工作，即对加密技术增强控制。美国国家安全局曾提出了一份“有条件加密标准”，希望通信和计算机行业遵守，设备制造厂将在设备上安装一块“剪刀芯片”(clipperchip)（通常称主加密芯片）作为标准加密器件，如此加密的信息要有两个90个数字的二进位数字作为解密码，标准规定一个解密码存储在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另一个存储在财政部自动化系统局。联邦调查局及其他联邦政府人员可以“窃听”你认为因加密而安全的电子通信。但这一建议立即遭到反对，有数万网络用户和其他用户联名签署请愿书，反对使用“剪刀芯片”。看来如何从技术上、法律和道德建设上既能使个人自由和隐私得到真正的尊重和保护，又能为社会安全或公众利益在适当的范围内，运用适当的方法和手段，实行必要的有效的社会监控，求得某种平衡，仍然是今后网络建设需要认真探讨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四、全球网络中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因特网的迅猛扩展，正在打破地域、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电子信息网络。通过这一网络，人类的交往扩大到前所未有的范围，大大增强了各国人民之间、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它正在为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上走向和谐、为各种文化走向融合以及为减少和避免彼此间的对立和冲突提供了现实的基础。但是，全球电子信息网络的存在和发展，相互交流的增加，只是为增进相互了解、寻求逐渐消除或缓和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方法提供了机会，本身并不意味着冲突的解决。事实上，各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某些矛盾和冲突，在网络全球化的环境下，比原来范围更加扩大，内容和形式更加多样化，出现次数更加频繁，而且某些方面的冲突的程度更加尖锐。以致有的人又十分敏感地在谈论着“文化帝国主义”、“信息殖民主义”和“新的一场网络世界大战”的危险来了。 究竟如何认识网络世界中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来处理这些矛盾和冲突？这对推动我国信息网络的建设和全球电子信息网络的发展，推动全球文明的进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网络世界中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可以说是原有的国家、民族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诸方面的矛盾的继续。他们有的是基于不同国家民族在经济或政治、军事方面的利害关系之上产生的冲突，特别是某些国家和民族，利用其在科技、经济、军事方面的优势，企图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谋取霸权所导致的冲突；有的是基于文化上的差异、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所产生的，其中有的是由于文化、语言等不同造成的隔阂、猜忌和冲突，有的则是某种文化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有意地宣传自己的信仰和思想，攻击与己不同的或敌对的信仰和思想，向非已的文化环境中“植入”自己的信仰、价值观所导致的冲突。这些冲突在信息时代，在网络世界中，以新的面貌、新的形式表现出来。这里大家谈论得比较多的就是所谓“信息殖民主义”问题以及西方文化与非西方的本土文化碰撞和民族文化的保护问题。 （一）关于“信息殖民主义” 近来，有的学者提出了在信息时代，在电子信息网络的发展中，国家、民族之间矛盾冲突的一种新表现，这就是“信息殖民主义”。何谓信息殖民主义？根据有关学者的说法，就是指某些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国家，利用他在信息资源及其相关产业的垄断地位，对信息技术领域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实行信息技术控制、信息资源渗透和信息产品倾销，以达到相应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目的，这就是所谓的“信息殖民主义”现象。在信息时代，信息已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信息产业已成为国家支柱产业，信息安全成了最重要的安全要素，谁没有信息安全，就没有真正的国家独立和主权，就没有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安全。因此，信息和网络成为代替武器的新型征服工具，技术、经济先进的国家和民族会通过这一新的征服工具对技术经济落后的国家和民族进行新式的“入侵”和“殖民化”。虽然我们不能说，新的一场网络世界大战就要来临了，我们马上就会沦为某些信息科技强国的殖民地了，但可以预计，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对信息的操纵与反操纵、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都会存在，而且会是十分激烈的。面对这种形式的“入侵”和渗透，信息技术和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如何充分利用全球信息网络，开发自己的信息资源、发展自己的信息产业，拓展自己的信息空间，争取在网络世界中的独立自主地位，就成了这些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因此，提出“信息殖民主义”这一问题，对于我们认识在现代信息科技革命中，在信息网络建设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提高我们的警觉，是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的。 （二）“文化霸权主义”与民族文化的保护 世界上各个民族在其所处的特定地区、特定环境中，在各自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形成了各自富有特色的本民族文化和文明，形成各自独特的生产和生活习惯，并作为传统相袭延续下来，使得世界文化花园呈现五彩缤纷万紫千红的景象。在具有多元文化的世界中，西方文化由于历史造成的格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处于“先导”和“主流”的地位。由此也产生出一种文化上的“西方中心主义”，不承认异质的文化的合理性和存在价值。在世界文化发展中也导致了西方文化与各国各民族的传统文化的长期冲突。 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倡导的文化，独霸网络世界的局面，在相当长时间内是不可避免的。美国是计算机信息技术发源地和最先进的国家，被称为信息高速公路雏形的因特网诞生于美国，英语是国际互联网的通用语和特别通行证。目前在因特网上用户最多的是美国，当今世界上拥有电脑最多的是美国。美国所处的这种特殊的信息优势地位，更激发了某些人独霸世界的野心。他们有的人毫不隐晦地声称，美国的信息优势是“未来的权力源泉”，“能为维持在联盟或特定联合体中的领导地位提供一种新的方式”。信息优势是“美国重要的力量放大器”，利用它能防止中国、俄国及其他大国“对美国产生敌意”，能“防止像伊朗、伊拉克这样一些具有敌意的国家变得强大”；“它还能支持生活在非民主国家的人们争取民主”。声称要“利用自己的国际商务和电信网络优势来突出美国的理想、意识形态、文化、经济模式和社会政治制度的吸引力”，“加强向剩下的共产主义和权威主义国家传播民主”，“防止新的脆弱的民主政权倒退”[6]。因此，在网络世界中，我们将会看到，文化霸权主义者，“会驾驶他的战车横冲直撞，对与他们异质文化横加鞭挞。他们会充分利用网络给他们带来的一切便利，到处去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风格，他们会毫不顾忌其他异质文化的特点，试图去‘说服’别人放弃自己的文化信仰而接受他们的文化理念。当遇到阻碍的时候，西方文明会采取各种方法去‘融解’它，同化它，直到摧毁它”。[7](P115)这样，对于处于信息劣势的非英语国家来说，面对着外来文化的冲击，民族文化和语言的保护，就成了一个必须十分注意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语言是特定文化的载体，是国家主权、民族尊严的象征。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民族的文化特色，失去了自己民族的语言，整个民族事实上也就不存在了。正因为此，在全球信息网络环境下，如何处理好外来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倡导的文化）同本土民族文化之间冲突，保护自己民族文化的生存和发展，正在引起发展中国家和某些非英语的发达国家的关注。有些学者提出了警惕“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的问题，主张在全球信息高速公路开通以后的网络世界中，各个民族的文化都应有权得到发展，共同为人类繁荣做出贡献。为了保护各民族文化的生存和发展，迫切需要创造一个有利于各民族文化发展的环境，建立公平竞争的规范，使各个民族的文化在相互竞争、相互推动下共同发展。 在全球信息网络化的环境下，中国同样面临着如何处理好外来西方文化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保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优秀成果并使之发扬光大的问题。这一问题愈来愈引起来国内学者的关注，并发表了许多值得重视的建设性意见。 谈到网络世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时，有两点须要提出来讨论：首先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信息网络时代中的巨大生命力要有高度的自信心。现在有一部分人面对信息网络世界中西方文化（或者说美式文化）强烈冲击，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生存表现出了过分的忧虑。这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生命力缺乏自信心的表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独特的部分，她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辉煌的贡献。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由于本身具有自组织能力而绵延几千年不绝。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着西方文化所没有的优点和特点，正因为此，使得今天西方某些有识之士目光转向东方，试图从中华古老文化传统中寻找引导人们走出“人类困境”的启示。况且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可以说是“融化于其民族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模式中的遗传基因”，是隐蔽在一个民族心灵深处的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宗教情绪、价值观念、民族精神等因素的总和，不会轻易被“连根拔起”。新晨 其次，我们要用开放的、兼容的心态来对待中西文化冲突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问题。正如金吾伦先生所说的：“保护民族文化，不是像对待一件古代文物那样把它与周围世界隔开来。相反，一种文化只有与时代相适应，不断地更新和发展，又不失去自身传统的特色，才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一种根深叶茂的文化。它需要在与外部环境、外来文化的不断撞击中得到锤炼、得到发展，亦即在发展中生存，在发展中繁荣。”[4]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历史上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过辉煌的贡献，但应该看到，由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某些局限性，在近代历史上，没有生长出现代科学技术、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现代西方文化发展中由于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失衡造成了各种现代病症，使得一些人的目光转向中华传统文化，固然说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对于推动人类当今和未来的文明进步仍有着积极的意义和宝贵的价值，但是对此也要有清醒的认识。“这一‘转向’并不意味着‘科学文化’失败了，需要用古老的中华文化取代之。而是说，它可以作为一种‘制衡剂’（或可以说是‘解毒剂’）而发挥作用。进而，在这两种文化的碰撞、相互作用和交融中，有可能展示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人类文化的发展前景。”“我们是在对西方理性之片面性予以补充，以致在碰撞融合中产生新的文化方向这一角度来谈论其意义的。因而，这只意味着开放、宽容而不可再投入到封闭的、愚昧落后的环境中。因为单有中华传统文化是不可能造就出现代文明的。在当前，我们着重需要的是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技术，吸收建设一个现代社会所必需的西方文明成果，使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紧密结合起来。”[4]这是我们在网络时代对待中西文化冲突，对待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所应采取的正确态度。 社会问题论文:对构建和谐社会问题 一、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 近年来,随着探索新形势下维护稳定工作的特点和规律的不断深入,切实解决了一批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平安建设工作得到强力推进,经济社会得到协调快速发展。但是由于目前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新情况、新问题也不断出现,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和潜在矛盾仍然存在,有的甚至还比较尖锐。归纳起来,当前不稳定问题呈现出面广量大、触发点多、突发性强、升级快、主体多元化、内容复杂化、形式多样化的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违法犯罪活动继续呈高发态势。一是刑事犯罪总量仍在高位运行。二是杀人、绑架、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增多。三是侵财犯罪和经济犯罪大幅增长。四是青少年犯罪、流动人口犯罪占相当大比重。 (二)信访形势不容乐观,信访总量仍在高位徘徊。一是数量上升,规模扩大。二是涉及行业多,主体成分多元化。三是集体上访、越级上访呈高发态势。四是城区上访问题突出。 (三)影响社会稳定的结构性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突出。一是企业改制进入攻坚阶段,难度进一步加大。二是城镇建设全面铺开,触动不同群体之间利益关系。三是经济发展与土地供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四是特殊群体情绪不稳,活动频繁。五是涉法涉诉反映的问题强烈。 (四)对敌斗争形势仍然错综复杂,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不可低估。“”等地下组织违法犯罪活动时有发生,互联网上影响社会稳定问题也十分突出。敌对分子围绕热点敏感问题大肆造谣煽动,企图将个别问题普遍化、经济问题政治化、局部问题全局化。操纵网上舆论,制造思想混乱。 (五)社会经济生活中不确定因素也对社会稳定造成潜在危害。 二、原因分析 影响社会稳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是: (一)改革措施不配套。随着社会的发展,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经济生活中深层次的问题逐步暴露出来,亟需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进行调整,但现在有些政策相对滞后,与基层的实际情况不太吻合。 (二)依法治理措施乏力。一些部门和行业依法管理无力,执法监督不严,给一些人以可乘之机,损害群众利益;一些干部和群众素质低,法制观念淡薄,要么不懂法,要么不依法办事。反映在干部身上表现在不依法行政,执法不公,或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处理事情有失公正。表现在群众身上为遇事不通过合法途径解决,而是意气用事,动辄上访闹事。 (三)有些党政领导不够重视。表面上看有些党政领导对调解工作重视,但实际上少数地方党委、政府工作只停留在开会、发文件等,没有很好地抓落实,对事关大局的矛盾纠纷领导同志不出面、不协调,忽视了抓早抓小和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不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以至于矛盾激化,影响了社会稳定。 (四)基层人民调解组织缺乏战斗力。虽然县、乡镇、村(居)、村民组四级调解组织已经建立,横到边、纵到底覆盖全县的调解组织网络已初步形成,但由于当前矛盾纠纷涉及的当事人多、部门多,往往靠一个部门、一个单位难以解决;另外,基层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权限、方式和效力都很有限,调解人员的素质与当前复杂的矛盾纠纷很不适应,加之调解组织无经费,调解人员无报酬,长期以来调解人员的积极性受到影响,调解队伍不稳定,制度得不到落实,作用很难发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第一道防线很薄弱,导致许多问题由小变大、积少成多。 (五)涉法上访案件的增多。个别案件在司法机关没有得到及时、公正、有效的处理,是涉法上访案事件发生和增多的直接动因。个别群众对司法机关处理程序、方式和结果的偏面认识,以及对信访工作上的错误观念,使得本应在司法机关处理的案件却通过上访渠道而大量流向党政机关。 (六)上访成本低。一方面群众利益受到侵害,如果起诉到法院解决,要交纳诉讼费,判决后如果债务人不履行,申请强制执行还需要再交执行费,成本较高;另一方面不少群众上访只需出单程路费,到省赴京上访还有专人接待、吃住费用全免,成本很低。加之近几年由于控制上访,加重了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责任,使群众通过上访解决问题期望较高,这也是造成有些地方上访量居高不下的一个原因。 三、对策及建议 为了消除各种不稳定因素,解决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强化各项工作措施的落实。 (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体性事件。一是认真做好信访工作。切实贯彻实施《信访条例》,积极探索信访工作新路子,变被动接访为主动开门接访,变群众上访为干部带案下访。继续集中力量解决好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违章建筑拆除以及涉法涉诉等方面的信访突出问题,健全、完善信访工作制度,加大对信访工作目标管理的考核、奖惩力度,力求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二是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建立更加通畅、更加多样的社情民意反映渠道。除进一步规范信访接待工作外,还应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积极发挥社团、行业和社会中介组织在反映诉求方面的作用,确保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沟通、联系渠道的畅通。三是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坚持依法行政,确保司法公正,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一项治本之策。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严格按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办事,正确行使权力,防止发生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认真抓好民商、行政案件的审判,依法维护公平交易和有序竞争,进一步解决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难”问题。四是注重对群众教育引导。通过多种形式的宣教活动,逐步使群众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心理状态和道德准则适应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引导社会大众正确对待各种利益冲突,自觉地以理性方式表达诉求,教育群众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时,不得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利益,自觉维护安定团结。对于极少数恶意破坏社会稳定且触犯法律的人,应依法予以制裁。五是建立健全工作机制。着力加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机制建设,建立健全矛盾排查机制、信息预警机制、应急处置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做到未雨绸缪、积极主动,为有效处置各类群体性事件提供制度保障。 (二)构建严密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一是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严厉打击杀人、爆炸、投毒、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以及“两抢一盗”侵财性犯罪,及时果断地惩处黑恶势力和有组织犯罪,依法严肃查办各类经济犯罪以及国家工作人员索贿受贿、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犯罪活动,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及时消除经济领域的不稳定因素。二是开展新形势下的对敌斗争。要切实加强网上斗争,深入开展同“”等邪教组织的斗争。对境内外敌对势力插手利用人民内部矛盾、利用敏感问题制造事端以及组党结社活动,加大打击和防控工作力度。三是全面强化治安管理。公安、工商、文化等部门相互配合、协调联动,加大对公共复杂场所、文化娱乐场所、出租房屋、特种行业、重点部位的管理。加强安全生产管理,预防和减少群死群伤重大事故的发生;加强对枪支弹药、易燃易爆物品的管理和重大活动、重要节日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及时排除各种安全隐患,妥善处置各类突发事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的能力。四是加强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坚持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相结合的原则,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村委会、社(居)委会要积极参与,不断提高调处矛盾、化解不稳定因素的效率和水平,筑牢社会治安“第一道防线”。五是高度重视对青少年的教育。深入贯彻《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全面落实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各项措施。社会、学校、家庭要共同参与,加强对青少年道德、法律教育;注重对中小学生结伙打斗、迷恋网吧等不良行为的矫正,防患于未然。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应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在惩治的同时,用爱心启迪他们心灵。 (三)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一是牢固树立“稳定也是政绩”的观念。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必须有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我们在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和加快发展是政绩的同时,也必须毫不含糊地确立稳定也同样是政绩的观念。二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一是要注意把握好各项改革的出台时机、做到因时、因地制宜;二是注意把握好推行力度和社会各阶层的承受能力,真正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以使三着棋子协调动作,避免一着不慎,全局受挫。三是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当前特别要解决好下岗职工再就业、社会保障、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看病上学以及增加农民收入等问题。真正把群众利益作为第一选择,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带着深厚的感情,诚心竭力地为群众办实事、谋利益,以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为维护社会稳定工作获取无穷的力量。 (四)着力做好基层基础工作。维护稳定工作的重心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大力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对于夯实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基础,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抓好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者、组织者和推动者,成为富裕一方百姓、确保一方平安的战斗堡垒。二是抓好基层安全创建活动。深入开展安全文明小区、村镇、单位、校园、企业和综治模范乡镇等多种形式的基层创建活动,有效消除各种不稳定因素。三是抓好基层防范网络建设。坚持专群结合,综合治理,有效整合和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加强乡镇、街道综治办和基层防范网络建设,充分调动派出所、法庭、司法所等基层政法综治组织的工作积极性,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群众自治组织、群防群治组织在维护稳定工作中的作用,大力表彰见义勇为的先进典型,努力形成多方齐抓共管,人人踊跃参与的工作格局。新晨 (五)切实加强党对维护稳定工作的领导。各级党委、政府应把维护社会稳定、开展平安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要严格实行维护稳定责任制,明确党政主要领导、分管领导以及各工作部门的责任,细化目标任务,抓好督促检查,严格考核奖惩。对于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要实行挂牌督办与领导包案制度。对因工作失职、渎职,导致发生严重影响社会稳定问题的地方、部门和单位,要严肃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努力形成全党全社会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促进维护稳定各项措施的落实,为实现中原平安崛起提供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公正高效的法治环境。 摘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作出的战略决策,对我们开展平安建设、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和谐社会社会稳定小康社会 社会问题论文:旅游管理的社会问题及整治措施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业的发展前景一派大好，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也给旅游管理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成为旅游行业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下面，笔者将和大家一起探讨旅游管理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解决的方案，使旅游管理更加规范，从而促进旅游行业的良好和谐发展。 关键词：旅游管理；社会问题；生态平衡；可持续发展；治理措施 1旅游管理中存在的主要社会问题 （1）旅游发展与生态保护不协调过去，很多旅游资源地在开发时，人们一味追求经济效益，没有生态保护意识，主要采取的是粗放型方式，使得资源开发和自然生态平衡产生消极影响，两者之间出现冲突，其中最严重的就是人们的大不合理开发破坏大自然的生态平衡。当今，旅游业并不是理想中的“无烟产业”，没有污染，人们在客观的经济效益的驱使下，往往会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丰厚的经济效益会造成生态自然环境的损坏，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也在逐渐地被侵占，城市建设破坏了旅游整体环境的和谐美。（2）旅游经营管理的水平较低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旅游企业也是越来越多，但是这些企业规模比较小，大都是个体经营，没有雄厚的实力，管理水平较低，其中存在很多的弊病。并且，我国很多旅游地的管理模式还是处于计划经济时代，不能适应市场竞争调节模式，经营权和所有权不相分离，导致旅游资源的开发效率低下，管理不规范，制度不完善，职责不明确，市场竞争不公平，管理系统利益关系错综复杂，这无疑加大了主观管理难度，降低了客观专业性。我国省市各个旅游协会都属于群众组织，相关的政府部门只是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但是旅游管理制度不完善和管理的脱节现象，造成旅游协会在监管过程中不能起到真正的调节内部矛盾的作用，从主观上，不愿意去管理，不敢去管理，也不会管理。不能实现其调解和协调的作用，因为，旅游协会在社会上的认可度逐渐下降，使其处于被动和搁置的状态，间接影响了旅游行业的发展。（3）旅游在线营销方法滞后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化的普及，旅游业的管理营销也随之网络化，逐渐向在线化趋势发展，从当下营销现状可以看出，虽然在网上订购机票、车票、门票的人越来越多，但是由于网络发展还不完善，在线营销还会出现很多的问题。第一，并不是每个国家，每个地区技术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第二，网络营销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其安全性不能保障；第三，在线营销服务水平还需提高；第四，各个旅游网站的设计缺乏特色，不能标新立异；第五，缺乏专业的在线网络营销人才；第六，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导致在线营销行为缺乏约束力，不能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旅游管理问题的主要治理措施 虽然近几年旅游业发展非常迅猛，但管理问题和社会问题也突显出来，为了使旅游业管理机制更加完善，市场秩序更加规范，管理更加有序，缓解并解决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而保证旅游业的良好发展，笔者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一些相关的解决措施。（1）将旅游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新《旅游法》的正式颁布和实施，旅游业的不良风气有所改善，但是，由于各个地区存在着差异性和特殊性，在实际旅游管理中，新的问题层出不穷，也有部分顽疾非常棘手，恶性违法侵害旅客权益事件时有发生。所以，在《旅游法》的规制下，各个地区旅游景点还需要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立法部门适时出台《旅游法》的实施细则。积极响应《旅游法》的相关精神，让《旅游法》真正成为人们旅游的保障，以促进旅游业的规范化和有序化，为有关部门的依法监管和游客的出行以及旅游企业的合法经营提供法律上的保障。（2）逐步完善监督，明确管理的相关责任因为旅游业管理工作比较繁重，存在的社会问题复杂而棘手，因此，需要把内、外部监督机制有机结合起来，赋予旅游协会一定执法权，并建立专门的政府旅游执法部门和执法队伍，高效率地解决旅游纠纷，处理突发案件或者群众投诉，共同维护旅游市场秩序，在景点上还可以设立管理委员会，使旅游管理服务体系更加完善，为游客和旅游企业营造一个安全、规范、有序、和谐的旅游环境，以促进行业的整体健康发展。（3）科学规划，实现旅游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不管是在开发旅游资源的过程中，还是在旅游管理的过程中，都要提倡绿色旅游和生态旅游的新理念，提高游客的环保意识，遵循自然规律。在一些节假日，我国各个景点都会迎来旅游高峰期，但是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在管理上忽视了景点能够承受的旅客容量，不但破坏了优美的环境，还降低了景点的服务质量，所以，要想真正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一定要做到科学规范和管理，积极倡导可持续发展理念，以保障旅游业的良性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旅游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高，间接地带动了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对于扩就业、增收入，促进生态环境改善等方面意义重大。 作者:张英英 单位:呼和浩特市商贸旅游职业学校 社会问题论文:我国社会问题形成的公共政策原因及反思 “政策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工具”，［1］当前我国社会是一个深受公共政策影响的社会。而任何公共政策的产生，不能不说都是由社会问题所引发的。当社会问题出现时，公众总是寄希望引起政府的足够重视并促使其采取相应的措施，而政府往往通过政策输出的形式实现对社会问题的消解。因此，公共政策被认为是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基本路径，是政府实现对社会有效治理的重要工具。公共政策研究者在论及公共政策时，基本都强调其对社会问题消解的功能和价值。然而，在实践过程中，随着一些公共政策的持续执行，我们却忽视了一个事实:公共政策也是社会问题产生的显著原因。公共政策在消解社会问题的同时，又制造次生社会问题的例子在我国普遍存在。例如，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为了防止草场退化和沙化所制定的“草场承包”政策，在执行后却出现草场资源碎片化的现象，难以实现对草场的统一管理，导致草场的进一步退化和沙化;随着我国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政策的执行，我国“失独家庭”和普遍“421家庭结构”的出现使得家庭的养老问题逐渐凸显;我国城乡二元户籍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流动人口管理问题和“三留人员”问题逐渐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除此之外，我国一些旨在消解社会问题的公共政策也都出现了引起新的社会问题的现象，如收入分配政策与贫富差距问题、城市化与“城市病”问题、产业政策与环境问题、土地政策与失地农民问题等等。可见，公共问题的产生与公共政策生成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从公共政策视角看待社会问题的成因，这不仅能够拓展我们原有对社会问题“何以形成”的知识图谱，也能够使我们更谨慎于公共政策可能蕴含的风险。当前我国公共政策理论研究中对此还未充分重视。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基于当前我国公共政策的实践活动，审视和反思社会问题的政策成因，剖析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共政策缘何又会引致新的社会问题的出现，而对此必须要从社会问题是如何被纳入我国政府的公共政策议程以及如何转化为公共政策内容以及如何被执行的政策过程中去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把握社会问题是如何在公共政策输出中被不断建构起来的或者是隐性蕴含在公共政策之中。 一、当前我国社会问题解决的政策路径 随着我国社会的改革变迁，尤其是进入转型时期以来，社会发展逐渐触及深层的体制和制度弊端，社会矛盾不断摩擦升级，同时科技进步给社会公众生活带来的未来不可预知性也不断增强，这使得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领域存在的风险和威胁呈现递增趋势，宣告着我国风险社会的来临。在风险社会中，社会问题突破了传统边界，变得更加纷繁复杂。传统意义上我国社会问题所产生的危害性后果，社会公众通过感官是能够自我体察和认知的，其危害性程度能够被每个遭受其后果的社会个体所定义，也容易被处于危害境遇之外的人所理解并引起共识，如失业问题、住房问题、犯罪问题等;而我国非传统意义上社会问题的出现，社会公众对其危害性的知觉就很成问题，“完全超出了人类的直接感知能力”，［2］需要依赖于相应的专业知识才能够发现其存在并判断其危害。但即便如此，受制于专业知识积累的限制，有些非传统社会问题所产生的危害也可能不会及时和完全地被意识到，即出现了社会学家贝克所说的“不知道的未知”，［3］如转基因问题、放射性问题和雾霾问题等。当前，我国社会问题就是传统社会问题与非传统社会问题的重叠交织，加剧了社会的可治理难度。总体来看，社会问题是“公众的问题，即不是个人的困扰，而是社会中许多人遇到的公共麻烦”，［4］这意味着社会问题的存在导致社会相当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挑战。基于此，解决社会问题就成为了社会公众普遍认可的必然选择。但是由于社会问题所产生的危害是群体性的，置身危害之外的社会公众或是漠不关心或是有限参与，而身处危害之中的社会公众则是力量松散且能力不够，这都决定社会难以聚合足够的能量实现对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在代议制的治理语境下，社会公众多仰仗政府机构这种“集体保护网”来应对各种社会问题。经过社会公众的不满、社会利益集团的呼吁、大众传播媒介的宣传以及社会有识之士的积极推动，社会问题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并演变为社会热点问题，促使政府加以解决。而政府中的精英们最为习惯使用的并最有效率的方式就是将社会问题纳入政策路径的解决过程中来。 二、政策过程视角下社会问题的政策成因 政策过程要经历政策议程设立、政策方案设计、政策方案抉择、政策方案输出、政策方案的执行、政策方案的调整与终结等阶段。政策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可能成为制造新的社会问题的环节。一直以来，我国的政策过程明显呈现出“党政主导”的倾向和态势，这是党政的地位和作用在我国谋求发展和稳定过程中不断确立和强化的结果。建国后，面对地理差异大、民族构成多样、发展程度低且地区差异高、社会秩序不稳等经济社会变革的现实基础，以党政为核心的治理结构成为了推动我国改革变迁的最强动力，也是改革变迁得以稳定开展的最重要保障。由于以党政为核心的治理结构在我国所取得的惊人发展成果，这使得我国的改革变迁逐渐惯性地依赖于党政力量。而作为推进改革变迁重要工具的公共政策，不可避免地就形成了“党政主导”政策过程的局面。因为这样，在我国的政策系统中，对于一个社会问题的认知和解决，往往体现出这样的特点:不仅是从纯粹的知识和技术层面进行的，强调对社会问题的知识和技术干预，而是还要兼顾政治因素的考量;不仅受制于社会各方力量博弈结果的影响，而且更多地还体现着党和国家的意志;不仅融入着公共伦理关怀，而且更受到“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治理思维的影响。政策议程的设立是公共政策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对社会问题的界定并将其纳入政策议程的阶段，是社会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的过程。反言之，“政策问题建构就是对社会问题进行认识和管理的过程。”［5］由于社会问题的纷繁复杂，因而必须要对进入政策系统的社会问题准确地进行界定，避免在相应的公共政策形成之前就犯下“问题建构错误”。若社会问题在界定过程中就存在偏差和错误，那么所形成的公共政策就很可能隐藏着政策风险，进而衍生出新的社会问题。而要准确界定社会问题，首先必须基于客观事实对其进行审视，包括对问题的成因进行归总、对问题的恶性程度进行判定、对问题的消极后果进行确认以及对问题解决的前景进行预期等。可以说，脱离以客观事实作为社会问题界定的基础，那么问题就可能被改变，或被夸大或被缩小，甚至是被隐匿起来，尤其对于非传统意义上的社会问题更是如此。实际上，政府往往具备更多地知识和技术优势能够准确把握社会问题的全貌，而普通的社会公众则缺少基本知识和技术途径的支撑，而在寻求知识和技术帮助时又因为成本高昂而被迫放弃，这往往导致有关社会问题的客观事实被政府所左右。建国后，我国一直片面把“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和“稳定压倒一切”作为指导一切改革发展的重要参照标准，并成为了决定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关键指标，进而不断内化成为各级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所追求的“元目标”。因此，在政策过程中，当所认为的社会问题的解决与所追求的“元目标”相互冲突时，各级政府官员在界定社会问题时就会故意忽视或隐瞒社会问题的恶性程度，或者回避有关社会问题的关键信息，其意图就在于即使存在社会问题也不会对经济发展构成阻碍，同时也不会因为引发社会的高度不安而导致社会的不稳定。虽然具有知识和技术力量的政府体制外的专家学者以及具有问题意识及信息传播聚集能量的新闻媒体同样是问题界定的参与者，能够补充和修正政府对社会问题的客观事实的界定结果，但是在“党政主导”的政策过程中政绩观扭曲的党政领导在问题界定上却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掌握着社会问题建构的话语权，这使其难有发挥作为和影响力的空间。基于此，对社会问题本身的“建构错误”基础上所形成的公共政策效果往往是差强人意的。一直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关于环境问题的界定以及所形成的相关环境政策，若放置在上述的反思之中，可以发现就是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而对环境问题不够重视的结果，忽视了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导致所形成的公共政策的治理效果也难以发挥真实作用。另外，要准确的界定社会问题，还必须要基于社会价值的角度对其进行诠释。“事实追问”决定社会问题的客观状况，而“价值追问”则决定看待和解决社会问题应该拥有的立场。从应然层面来说，在社会问题的界定中，必须要从社会价值角度对其进行审视，这直接决定着政府是否站在社会公众的立场来建构“他们的”问题，是否重视社会问题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并关注社会问题解决的社会意义，使得社会问题的界定最终能够禁得住“是否有利于公共利益”的价值追问。而在社会问题界定中社会价值的生成，不仅需要政府本身的价值自觉，更需要社会公众能够在问题界定中具备表达其价值立场并且不被忽视的充分能量。然而，由于我国一直缺乏成熟的公民社会，在“党政主导”的政策过程中社会公众对于社会问题的界定往往处于被“边缘化”状态，政府在问题界定中过大的权能导致其更多偏重从政治价值、经济价值和管理价值的角度来决定对待社会问题的立场，而社会价值在各种价值取舍中常常被忽视掉了。可以说，对于社会价值的忽视也是导致公共政策引致新的社会问题出现的成因。例如，基于我国城市外来人口问题所形成的外来人口管理政策，由于作为弱势群体的外来人口在问题界定中的“缺位”，政府更多地是基于秩序生成的管理价值的角度对城市外来人口问题进行认知，将其更多地与影响社会治安联系起来，却忽视了外来人口的基本权利保障问题，造成所形成的公共政策的初衷和目标多是针对对外来人口的管制。随着政策的不断执行，外来人口的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和平等就业等逐渐成为了不断被讨论和关注的社会问题。政策方案的设计、抉择与输出是政策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包括对解决社会问题各种备选方案的提出、从备选方案中抉择唯一的解决方案、政策方案正式向社会公布等政策环节，可以将其统称为公共政策的制定阶段。政策是解决问题的方案，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就是决定运用各种政策资源形成对社会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的过程。要探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为何会产生新的社会问题，就需要从过程维度的决策程序和结果维度的具体政策内容中进行分析。决策程序的合理性是保证政策质量的前提。犹如社会问题界定阶段一样，我国在公共政策制定阶段同样呈现出“党政主导”的局面，由政府自上而下产生相应的公共政策，对于政策本身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控性的认定往往是由政府单独做出的。由于缺乏多元化的政策风险评估主体，当政策存在严重的社会风险时，难以通过“社会倒逼”的方式在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对其进行纠正。目前，虽然在制定公共政策过程中采取了听证制度，但是有些地方政府在具体操作中却存在着“对听证会的动员宣传不够、听证事项及相关信息透明度不够、有可能被利益集团的成员不恰当利用、听证的临时性和随意性大且对听证意见缺乏成熟的回应制度等问题，听证会易于走过场，流于形式。”［6］ 因此，在公共政策制定阶段，由于决策程序的诸多不合理，常常导致有些政策风险在制定过程中没有被发现或被重视，甚至是在明知有风险的前提下政府仍将其付诸实施，而这样的政策一旦被实施，政策风险的存在就成为了制造或者扩大一些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另外，政策内容的合理性是保障政策质量的关键。面对一个具体的社会问题，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往往会形成不同的备选方案，这些备选方案是面向该社会问题的不同的解决思路和策略，其内容呈现出针对该问题解决的不同的价值取向、资源投入、预期收益以及政策弹性等。对于备选方案的抉择过程，就是对每个备选方案的利弊进行权衡后进行选择的过程，但可能由于政府官员的价值取向偏差、信息局限以及自身能力素质等原因导致所抉择的方案并非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最理想方案，甚至是与社会公众的长远利益相背离的，这样的政策出台就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同时也会引发新的社会问题。政策方案的执行、政策方案的调整与终结是政策过程的最后阶段，是与公共政策制定阶段相对独立但又相互衔接和依赖的阶段，是将所制定的政策方案付诸实施，实现对社会问题解决的过程。随着政策的不断执行，政策方案效果不断得以呈现和释放，而经过实践证明一些政策方案虽然通过执行过程逐渐实现了对目标社会问题的解决，但是由于在政策制定阶段的认知局限而出现未能充分预测和考虑到的因素和情形，或者由于在政策制定阶段的价值偏差所忽视或放任的一些潜在的隐患和后果，在执行过程中又不断衍生出诸多新的社会问题;而一些政策方案则由于在执行过程中的偏离或扭曲而致使新的社会问题的出现。从应然层面上来看，当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同时伴生新的社会问题时，基于政策现有的“收益—风险”的综合评估，必须对政策的可行性进行重新审视。如果政策所引致的社会问题形成的“风险等级高且可控性弱，同时社会公众对后果容忍度逐渐变弱时”，［7］这样的政策就必须及时进行调整甚至终结。然而，我国的实际情况却是:诸多被执行的公共政策，虽然早已经被人们发现与一些社会问题形成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且未来继续执行所形成的问题风险将更大，但是必要的政策调整或者终结在很长时期内始终没有实质性进展，政策依然在持续执行。为什么会如此?合理的解释是，在“党政主导”的政策过程中政策调整或终结的权力普遍掌控在党政主体手中，党政主体对政策效果的评判以及所秉持的政策价值立场是判断或决定政策是否调整或终结的依据。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当党政主体认定政策存在的合理性时，往往会利用科学和技术专家关于一项公共政策的综合评定报告或是统计数据为政策继续执行的必要性提供支撑，向公众传递和展示政策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并没有他们想象中严重。在价值中立的外衣之下，在科学和技术的神圣武装之下，科学和技术专家关于政策风险的“结论”往往使人不能质疑，甚至是利益受损的政策对象在“结论”面前也开始怀疑自己价值要求的正当性，这就使得政策得以继续执行。然而，当“价值中立”的科学和技术面对“不能摒弃掉价值判断”的公共政策时，让科学和技术理性完全排挤掉价值判断，让科学和技术专家的话语权掩盖和取代政策对象的话语权，对政策看似客观性的评价实质上就不够客观了。更何况是，有时科学和技术专家受制于党政主体的明示或者暗示，其对政策的评判或是统计数据也并不能完全呈现出政策的所有“事实”，而只是服务于党政主体政策意志的“道具”而已。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缺少话语权的政策对象，对于政策的调整或是终结始终是一个局外身份，社会问题随着政策的持续执行而不断恶化。 三、当前我国社会问题的政策成因反思 按照代议制治理的框架及其逻辑，公众在对社会问题治理不可行的情况下为了维护和增进自身的利益通过建立政府来承担相应的治理任务，而政府治理目的就在于利用自身的专业化完成公众关于社会问题解决的委托。可以说，在现代社会治理进程中，政府一直被认为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最基本选择。这意味着，政府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有着难以取代的优势，至少迄今为止是如此。而作为精英的政府人员在解决社会问题时最为习惯而且最行之有效的方式就是运用政策工具。那么，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如何理解我国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去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又在制造新的社会问题?当然，在政策过程中，我们不能说政府主观愿望上有不断制造社会问题的追求，因为这样无政府主义就会成为人们质疑和批评政府的理论武器，政府终将丧失合法性。但是，客观结果与主观愿望相反，这就表明“党政主导”的政策过程包含着某些自动引发和制造问题的机制。从代议制治理下公共政策所应追求的价值取向来看，作为政府治理工具的公共政策必须要能够代表和增进作为权力所有者的公众的公共利益。而要保障公共利益的实现，政府必须在政策过程中对政策全流程进行基于符合社会价值的必要性审查。但是，我国“党政主导”的政策过程所呈现出的党政主体牢牢把持和控制政策的局面，党政主体成为了政策过程建构的唯一主体，而作为权力实际拥有者的公众在政策过程中只是名义上享有政策建构权，但实际上却被排斥在政策过程之外，甚至有时缺乏能够对抗和反对不合理政策的充足能量和有效途径。如前文所述，由于垄断了政策过程建构权，党政主体在政策过程中的知识和技术霸权以及价值偏差的交织影响都常常致使政策价值和社会价值背离、政策效果与公众所期待的效果背离，而这样的政策过程又缺乏来自社会力量的有效修正，进而导致危害公共利益的社会问题通过政策而产生。由此可见，党政主体实质上唯一拥有政策建构权常常是我国因公共政策而形成社会问题的关键性致因。因此，要消解为解决社会问题所形成的公共政策可能会引致新的社会问题出现的消极后果，必须要实现政策建构权向社会的回归和扩展，强调政策过程的社会建构，拓展社会公众在政策过程中的话语权和行动空间。社会建构下的政策过程，就是要让社会公众成为政策过程的真正主体，使作为权力行使者的政府和权力拥有者的公众在合作行动中最终能够促成经得住社会价值拷问、符合解决社会问题实际需要以及充分考虑和抑制政策风险的公共政策的生成。对于我国而言，良好的政府质量和社会质量是社会建构下政策过程形成所不可缺少的支持性条件。政府质量是一个广义政府意义上的政府质量，包括“现代代议制度、现代行政制度和现代司法制度，在中国还包括现代政党制度建设。”［8］从政府质量角度思考社会建构下的政策过程，必须首先关注当下政府治理理念的改变，应该始终以社会价值作为衡量和抉择政府行为的前提条件，应重视和强调三点:社会利益的保护、社会利益的改善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实现。在政府治理理念转变之外，还需要在政府治理实践层面进行一系列以政府质量提升为目的的改革，重点是进行基础制度的完善和注重参与的政府治理变革。基础制度的完善强调广义政府在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众之间关系的建构上重视推进尊重公民权利和公民意愿的法律和制度设计、完善公共权力行使的违法审查机制和问责机制、加强政府权力社会监督的法治建设、将政策过程的社会建构纳入法治范畴等，在社会管理和建设过程中要重视与社会协同治理下社会力量的培育和壮大;注重参与的政府治理变革是指通过社会参与、社会意见吸纳、社会智慧利用等途径促进政府治理中共识、共享、秩序和策略的形成，为此政府需要不断通过提高治理的开放性和拓宽参与渠道为社会参与提供有力支撑。可以说，基础制度的完善和注重参与的政府治理变革，是经济社会转型期政府质量提升的关键，能够推动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使之符合现代政府的治理要求并具备现代政府的治理能力。有了政府质量的提升，当始终强调社会价值和重视社会参与成为政府治理的新常态，社会建构下政策过程的形成就有了现实的基础。从社会质量角度思考社会建构下的政策过程，是在实现社会整体进步和发展的条件下使社会不断获取影响和决定政策过程的话语权和行动能力。社会建构下政策过程的形成所要求的社会质量，内在的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社会参与积极性提升基础上政策参与的拓展、社会整合基础上社会能量的增强、社会智慧增长基础上政策过程的增效。社会参与积极性提升基础上政策参与的拓展是社会公众认知到在政治与行政生活中的主动参与是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的必然选择，从游离于政策过程之外对整个政策过程漠不关心的“消极参与”转变为“积极参与”，为此还能够不断在政策参与中主动培养自身的参与技能并积累参与知识，逐步形成品质保证和自觉遵守的参与模式，这就要求社会本身在公民社会成长下通过民主教育、权利意识的启发以及各种公共生活的参与等途径有意识地培养和训练公众的参与精神;社会整合基础上社会能量的增强是通过促进异质的社会个体在公共事务合作治理中的相互接触、交流、碰撞与融合，构筑起相互的认同感和信任感，使每个社会个体转变为“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和有社会公益感的社会成员”，［9］在合作过程中使松散社会越发趋向于整合，实现社会自身力量的不断积聚和壮大，进而在政策过程中能够以充足的能量与政府抗衡和博弈，不被政府所任意忽视或是排斥在政策过程之外;社会智慧增长基础上政策过程增效是随着教育水平提升、知识传播媒介广泛被社会利用、实践经验不断累积等过程使社会个体不断实现知识、技能和经验的增长和积累，在政策过程参与中通过社会智慧资源的融入，与政府共同形成最优的政策方案，或者及时洞悉和弥补政府所制定政策方案中的偏差和漏洞。可以说，在社会参与积极性提升、社会能量增强和社会智慧增长等要素推动下所带来的社会质量的提升，是社会本身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标志，更是社会建构下政策过程形成所不可或缺的。没有社会质量的提升，社会建构下政策过程的形成就只是一种治理的幻景和想象，即使政府将其作为治理策略和目标，而社会本身若是在政策过程中表现得力量分散、态度消极且智慧资源储备不充分，真正拥有和具备在政策过程中的话语权和行动能力则无从谈起，在政策过程中也就难以有所作为。 总之，社会建构下政策过程的形成为我国制定更能够规避政策风险的公共政策、减少公共问题的政策成因提供了一种有益的逻辑思路和行动框架。基于对政府质量和社会质量的状况依赖，社会建构下政策过程理想状态的达成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值得欣喜的是，各级政府已经开始越发关切社会公众的政策态度、重视社会公众的政策参与并强调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如在“决策前举行各种座谈会、听证会以及下基层调查研究收集民情、民意”，［10］在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中前置性引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在重大决策事项中建立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制度对侵害公共利益的决策行为进行问责等;就社会而言，非政府组织、民间智库和独立学术机构等社会团体和普通社会公众与各级政府在政策过程中互动博弈也越发频繁，如通过网络和媒体公开地批评政策不足或者政策过程的不合理，通过形成独立的政策研究报告、调查报告和政策方案等形式向政府提供政策建议，通过充分利用政府所提供的政策参与渠道和机会积极表达自身的政策立场等。这表明，当前我国被党政主体主导且封闭的政策过程已经打破，政策方案选项的优化“最终将取决于体制内外更广泛的协商和共识构建。”［11］可以说，政策过程已经显露出朝向社会建构的一些倾向和特质。随着政府质量和社会质量的提升，社会建构下政策过程形成的基础也将日将成熟和牢固。 作者:韩艳丽 单位:燕山大学

财经本科毕业论文:地方财经类高校会计本科教学团队建设的思考 摘 要：科研是高等教育的基本使命和主要的功能之一，是高等院校教师的责任。为实现科研对地方财经类高校会计本科教学团队建设的支撑与促进，从基层学术组织视角提出以科研成果进教材、入课堂；科研成果促教改；科研骨干上讲台等为切入点带动会计本科教学团队水平的全面提升。 关键词：会计科研 会计教学团队 教学水平 地方财经类高校由于其区域性、地方性特征，肩负着为地方经济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使命。而师资的建设是一个学校能否培养出高素质人才的最重要的主观条件。师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批人在某方面形成特色。因此，创建和打造卓越的教学团队，建立和完善优秀的教学队伍，成为地方高校应对大众化背景下教学使命危机的重要举措。 一、科研对地方财经类高校会计本科教学团队建设的促进作用 （一）会计科研是提高会计教师教学水平的重要手段 高校所有的教学都应该是有研究的教学。有了科研不一定有高质量的教学,但没有科研必定没有高质量的教学。没有科研依托的教学，可以把课讲得很漂亮、很花哨，但却因不了解会计学科的学术前沿而缺少内涵。这样的教师只能是“教书匠”，而不能成为“教育家”。由于会计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随着经济的发展，会计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会计制度、准则及处理方法也在不断更新，教师通过科研在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服务的同时，不但可以摆脱单纯进行基础教学的拘泥，了解学科发展的现状，了解学科发展的方向, 始终站在会计学科发展的前沿，推动会计专业的发展；而且通过不断接触新事物，研究新问题的科学研究，将最新的思想、方法、成果引入到教学中，引导学生在本专业内运用一些基本科学原则解决实际问题，真正教出高水平的学生。 （二）会计科研是形成会计教学团队合力的重要保障 长期以来，高校教师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基本上是独自面对特定的教育情境单兵作战，依照自己的思维能力和知识水平自行完成教学任务，同事之间缺乏合作交流的气息与氛围。这种孤立的、相对封闭的、缺乏团队协作意识的工作方式使地方性财经类院校的会计教育在缺乏领域内有重大影响力的学者的情况下，更难以产生重大标志性教学成果。随着会计教育的快速发展，学生需求多样化和教学平台日益增多，对教学的要求越来越高。通过科研纽带组成的会计教学团队不仅可以在协作的氛围中相互沟通，推动教学内容和方法改革和研究，促进教学经验交流，在教学、研究、社会服务的互动中整合教学资源、形成教学合力和凝聚力，成为综合解决“教什么”和“如何教”问题的高起点的教学组织，而且以教学的学术性作为团队融合的切入点、将研究性教学引入会计课堂教学可以提高会计教学团队的教学质量，并保障教学的发展。而在课程教学中产生的教学改革反馈信息则可以进一步促进会计科研和学科的探索。 （三）会计科研是促进会计教学团队提升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学术是大学的本质属性，也是高校教师的生命。因此，教学团队存在的价值是教学，但发展的源泉却在于研究。一个有竞争力和持续发展力的高水平教学团队，必须有高水平的科研作支撑。在教学团队中，由于团队成员组成的异质性、互补性以及团队成员之间的平等关系，成员之间不仅可以在及时交流会计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实践前沿的互相学习中取长补短，促进自己的教学提高，而且在让科学研究为提高教学水平服务的同时，又会进一步认真思考和深入研究各种问题，这会产生更高水平的理论成果，进而在本领域产生一定的影响力。因此，依托学科优势平台和科研实力，积极实施科研教学互动，扶持教师的成长，促进学科发展，是会计学教学团队建设的重要举措和途径。 二、基于基层学术组织视角加强地方财经类高校会计本科教学团队建设 （一）科研成果进教材、入课堂——推进团队教师校外实践与课堂教学的有机结合，并扩大科研成果影响力 地方财经类高校的教师所从事科研课题多来自地方经济并服务于地方经济，会计研究工作也不例外。为把科研成果转化成有效的教学资源，除了教师带领一部分学生参与研究过程外，在科研资源整合的基础上把成果入课堂是一种涉及面更广的实现科研资源的开发与本科会计人才培养融合的有效途径。团队教师可以将横向课题的研究成果作为实践案例等引入财务会计、管理会计、财务管理、财务报表分析等课程，甚至可以汇总整理为自编案例教材，作为课堂教学内容，使科研成果作为知识形态，在教学中得到进一步传播和证实，增强课堂教学内容的实践性。 为进一步扩大科研成果的影响力，在正常的课堂教学之余，可聘请校外专家学者或在职高级会计师就一些热点问题和新出台会计政策作会计专题报告和讲座，如在会计准则发生重大变化，而教材不能及时反映时，通过校内外专家学者的专题讲座可弥补这一缺陷。此外，打造“硕导论坛”、“创新群体论坛”、“博士论坛”等系列会计论坛；在学生中定期开展“学生学术沙龙”等学术活动。通过课堂内外浓厚的学术研究氛围的培育，能够开拓学生的视野，激发和引导学生参与科研活动的积极性，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沟通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 （二）科研成果促教改——集中团队优势开展教学改革项目，及时将研究成果应用到教学环节 应用型会计人才是一个具有立体感的时间性概念，社会对会计教育的需求直接影响到会计教育的发展。随着会计工作的客观经济活动发生变化,会计教育也将与之相适应。因此对会计教育而言,教改也是一个永恒的、常讲常新的话题。作为教师,要真正能够在教学改革中做出一些成绩,除了要有改革的意识,更重要的是要有改革的头脑和能力,要有正确的思路、要有可行的方案。而教师科学研究为教学改革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例如在培养学生运用会计理论和方法来解决会计实务问题的能力方面，会计学专业的实践教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探索在管理会计、财务报表分析、财务管理等课程的教学中中引入项目教学法，即以会计实务研究成果作为一个项目，教师带领学生共同实施该完整的项目工作完成整个教学活动。使学生在项目实践过程中,理解和把握课程要求的知识和技能,体验创新的艰辛与乐趣,培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在财务会计实验中引入模块组合法，将财务会计实验内容按企业一般工作岗位分工分解成不同模块,以模块为实验单位来组织实验过程等等。在此基础上团队进行相应的教学改革理论研究，打破传统的规则式教学模式，推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创新与改进。此外，团队成员可集中智慧，将多年关注的会计问题的研究心得，进行整理和提炼，集中优势力量开展会计教育教学改革项目，进行科研攻关，并进一步把会计教学改革成果应用于教学，改变“以教师为中心”的“灌输式”“填鸭式”教学, 提高教学效率,改善教学效果，提升学生的会计职业素养和会计职业水平。 （三）科研骨干上讲台——培育团队成员，并引领学生成长 育人以教学为先，教学以质量为重。教师是教学过程中的主导因素，其知识结构和业务水平直接影响学生的知识结构和业务能力。作为实务性很强的会计教育，通过科研骨上讲台，在教学中将与地方经济密切结合的研究成果以案例教学、演示教学等形式展示,使学生在了解自己身边企业情况的同时，直接从实践中掌握会计的精髓,必定会极大地激发学习兴趣。此外，通过科研骨干上讲台，把科研方法转化为教学方法，融入到教学内容的组织中，拓展教学方法和提高教学水平，如采取教师的精讲与学生的自学、共同探讨与学生总结、学生提问与教师解惑,学生限时发言与大家评论等的有机结合，在“教学相长”中让学生不仅动脑，而且动心、动手和动嘴，全身心的投入学习的过程，在关注现实问题的同时，不仅学到一些具体的会计理论和方法,更主要的是学会如何将这些理论及方法应用到实践中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刺激科研灵感与科研能力，实现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相结合。实现以学生为中心。以需求为动因，以问题为基础，进行发现式、探索性的学习的教学模式的转变。 讲台泛指课堂内外的一切教育途径。因此科研骨干上讲台，还可采取在各年级中结合班主任制度，推行科研年级导师制。具体由高职称、高学历、出国留学人员等具有良好科研素质的优秀教师组成科研导师队伍，采取定期的年级导师讲座、不定期的主题班会、师生面对面交流等方式，从人生规划、个性塑造、科研素质、会计职业资格证书考取等多方面引导学生，并对有科研潜能及科研兴趣的学生给予个性化指点和帮助，引领学生成长。 财经本科毕业论文:财经类高校工程管理专业本科教学培养方案探讨 摘要：工程管理专业是一个多学科融合性的专业，随着中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国内对工程管理专业人才的需求也快速增长。以财经类院校为例，分析了工程管理专业的学科属性、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设置，提出了逐步完善工程管理专业培养方案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工程管理；房地产；培养方案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的发展。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建筑业的规模和从业人员数量也在不断扩大，工程管理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也越来越紧缺，从而对高校工程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通过对财经类院校工程管理专业本科教学培养方案的分析，探讨现阶段培养方案存在的问题以及改进的建议，提高工程管理专业毕业生的市场竞争力。 一、国内工程管理专业概况 根据2004年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将“管理科学与工程”设为管理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并下设八个二级学科：工程管理、工业管理、管理科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房地产经营管理、项目管理、产品质量工程和工程造价（八个本科专业）。将工程管理专业设在管理学门类下面，即强调了其管理类学科属性，这与国际上多数国家将其归属在土木工程类专业的做法有所不同。因此，中国的工程管理专业偏重于管理类。目前，国内共有三百多所所高校开设了工程管理本科专业，主要分布在各综合性大学、建工类、矿业类、电力水利类、财经类等高校。中国工程管理专业目前还处于研究、探索和发展阶段。从全国开设工程管理专业的高校来看，基本上都是以管理学、土木工程等为主干学科，下设有工程项目管理、房地产经营管理、投资与造价管理、国际工程管理和物业管理等五个专业方向。不同高校培养的侧重点不一样，但都是培养具备工程技术、管理学、经济学及法律知识，能运用现代管理理论方法，在国内国际工程建设领域中，从事投资决策、工程项目建设管理、工程项目咨询、工程项目监理、政府部门宏观调控管理等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二、安徽财经大学工程管理专业课程的设置与教学内容 安徽财经大学是一所以经管法为主的多科性财经类院校，工程管理专业设置在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专业方向为房地产经营与管理方向。 1.专业培养目标：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具备管理学、经济学和房地产经营与管理的基本知识，掌握现代管理科学理论、方法和手段，接受房地产经营管理、工程项目管理基本训练，具备从事房地产经营管理专业技能与工程项目管理能力，适宜在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有关职能部门从事房地产和工程项目管理相关业务，以及在相关教学科研单位从事该领域教学、科研工作的高级复合型专门人才。从培养目标可以看出，由于学校的财经类属性，专业的设置偏向经济管理类。 2.专业特色与培养要求：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能力：（1）具备良好的政治素养和品德、健康的身心和创新精神；系统掌握相关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土木工程技术知识、相关的经济理论及其他相关学科知识；（2）具有综合运用本专业知识从事工程管理的基本能力；（3）初步具有进行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工程项目的投资、进度、质量控制、合同管理、信息管理和组织协调的技能；（4）具备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5）熟悉中国房地产经营管理、工程管理的有关方针、政策、法规以及国际工程管理的惯例和规则；（6）了解本专业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初步的教学、科研和实际工作能力。 3.课程设置。课程设置主要包括学科基础课、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等。学科基础课包括西方经济学、管理学原理、会计学、统计学、市场营销学、财务管理与财务报告分析、运筹学、管理信息系统、经济法、工程制图等。专业必修课包括房地产经济学、房地产金融学、房地产政策与法规、房地产开发与管理、工程概预算、工程项目管理、房地产估价、物业管理等。专业选修课包括工程技术监理、建筑材料、建筑技术、工程招投标管理、工程项目管理等。学制四年，学生学完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修满学分，经考核成绩全部合格，发给本科毕业证书。符合《安徽财经大学普通学科学生学位授予办法（学分制）》规定的，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三、工程管理专业主要课程教学内容 工程制图：制图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正投影原理：点、线、面、平面立体、曲面立体的投影；常用建筑曲面体的形成及画法；投影制图：三视图、六面基本视图、辅助视图；组合体视图的阅读、绘制及尺寸标注；各种剖视图；土木建筑工程专业图：房屋建筑及房屋结构施工图；钢筋混凝土及钢结构构件图；室内给水排水工程图；计算机绘图软件的应用。 房屋建筑学：房屋建筑学课程分为民用建筑和工业建筑两部分，每一部分又包括建筑构造和建筑设计原理。学习这门课程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掌握房屋构造的基本理论；初步掌握建筑的一般构造做法和构造详图的绘制方法，能识读一般的工业与民用建筑施工图；了解一般房屋建筑设计原理，具有建筑设计的基本知识，正确理解设计意图。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本课程以房地产开发与管理的全过程为主线，以加强对房地产开发与管理活动的全面理解为目的，结合中国房地产开发与管理的实际，对房地产开发与管理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实践要求加以介绍。主要内容包括：房地产开发与管理的基本概念、房地产的基本法律制度、房地产市场调查与预测、房地产项目的开发管理、市场营销策划、房地产交易的类型以及特点等。 工程项目管理：本课程是一门紧密联系工程建设管理实践的重要课程，它以工程项目为对象提出工程项目管理的概念和系统，从施工项目管理者或承包商的角度讲授项目组织与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强调管理的应用。其研究范围涵盖着工程项目投资前期，投资建设期直至项目投产的整个过程；研究内容包括决策、计划、组织、指挥、控制及协调的理论，方法与手段；研究目的是使工程项目管理在投资、工期、质量三大目标及其他方面均取得最佳效果，尽快发挥效益，最终收回投资并达到投资增值的目的。 房地产政策与法规：本课程以中国土地管理法和房地产法律制度以及房地产开发、经营与管理活动的法律规范为主要内容。具体涉及房地产法律的基本范畴、特点和制度演进；城市规划、房地产交易、转让、抵押、租赁等相关的法律规定；房屋拆迁的安置与补偿、市场管理、物业管理等相关的法律规定。 城市规划与管理：本课程主要包括城市规划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城市规划的基本程序，城市规划对城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过程的影响和作用，城市规划与工程建设项目之间的关系，具备城市、城镇和居住小区规划的基本知识，以及分析与解决城市、城镇和居住小区规划相关问题的解决思路和规划方法等。 房地产估价：本课程以房地产估价工作所必备的理论基础和基本知识为主线，结合中外房地产评估行业发展的现状，主要介绍了房地产估价的程序以及在熟练掌握房地产估价基本理沦知识的基础上，对不同房地产类型、在不同评估目的条件下进行房地产估价时能够选择运用房地产估价中的成本法、市场比较法、收益法等合适的估价技术来求取估价对象客观合理的价格或价值。 四、完善工程管理专业本科教学培养方案的建议 工程管理专业是管理类门类中重要的专业科目之一，随着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社会对房地产专业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中国必须逐步建立起满足市场需要的、与国外高校基本一致的房地产人才培养模式。为此应进一步完善工程管理专业本科教学培养方案。 1.由于财经类高校的特点，工程管理专业课程设置偏向经、管、法，而工程管理学科的研究方法是工程技术与管理理论的结合，必须具备一定的建筑行业背景知识。对于工程管理专业教育来说，在保留经济、管理以及法律平台现有课程的基础上，加强工程技术类课程的设置力度，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2.推动教学实践环节的开展。在工程管理专业本科教学实践环节的开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学生经验不足、动手能力不强等问题，从而影响了工程管理专业生产实践环节、毕业实践环节活动的开展。因此，要逐步加强学校和相关企业的联系与合作，推动产学研的发展，完善教学实践环节。 财经本科毕业论文:中外本科财经类教材比较研究 一、文献综述 一般认为，我国的教育制度，尤其是大学本科教育制度与西方国家相比较，差别很大。实际上，在教材方面，中外之间也是有很大差别的。国内已经有若干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相关的探讨。在教材内容方面，冯婉玲和孙宏斌分析了国外若干著名出版社出版的会计学、企业管理、技术管理的三个工商管理类二级学科下设的20多门核心课程共80种教材，归纳出国外工商管理教材在内容上有五大鲜明特点，在教材形式和视觉效果上有较为明显的十大特色。进而，对国内工商管理教材编者与出版社提出了八个方向性建议，即编写理念特色化，并围绕教学理念选择和组织知识点；对象定位明确化，即教材的知识面、深度、侧重点根据教学目的和要求明确；注重内容更新，即跟踪实践和理论研究发展，不断更新内容并推出新版本；提高案例质量，即从学校自建的案例库、MBA报告中，以及上市公司资料中获取素材；紧密联系实际；提供形式多样的教学辅助资料；充分利用“前言”表述教材特色；以及改进教材编排设计。徐丽萍对国外优秀大学教材特点进行了一定的探讨，提出了某些建议。在教材内容编排和设计方面，张恰和马云鹏对国外教材内容设计进行了探讨，从中找到可以借鉴的经验。在教材具体选用的权限方面，朱云仙和真虹对中美高校教材选用的决定因素进行了比较研究，也指出借鉴意见。还有学者分析了国外教材电子化的发展趋势。与纸质教材比较，电子教材有自己的优势。在价格上，电子教材一般比纸质教材便宜50%甚至更多，甚至许多图书馆免费提供电子图书。随着教育费用年年增加，这个价格上的优势越显突出。在编写方面，电子版教材更容易编写和及时修改、更新。上述文献开阔了国人的眼界，也激发人们进一步思考关于中外财经类教材之间的差别。 二、中外财经类教材的差别 （一）“教材”概念上的差别 中外高校对“教材”一词，各自有自己的理解。我们大陆所指的教材主要相当于美国的textbook（教材、课本教科书）,而美国大学教材的真正涵义是teachingmaterial（教学资料）,比textbook要宽泛得多。teachingmaterial包括textbook，也包括其他资料，以及有关资料的目录等。国内高校教学中所指的“教材”，一般指的是某门课程的教师和学生共同使用的教科书,是课堂教学的依据,也是教师讲课的蓝本和考试的范围。课堂教学有教学大纲或基本要求,教学大纲或基本要求与教材相吻合，甚至是高度吻合,基础课程更是如此。通常情况下,每门课程必须有一本教材,并且只能是一本教材，不可有两本、三本等。美国高校中只有基础性课程才有比较严格意义上的textbook,而且,与我国同类课程教材相比,其系列配套、各种媒体相当齐全。在本科层次和研究生层次,基础层次和专业层次,一般大学与名牌大学,一般教授和知名教授之间,使用教材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上面只是对一般情况的归纳。另外，电子版教材已成趋势。例如，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经济学》（Economics），到2005年，已经在全世界被翻译成41种文字，在无数国家的无数大学里用作教材。在2010年出版的第19版，也就是萨缪尔森修订的最后一个版本，也有了电子版（Economics19e）。 （二）教材内容方面的差别 首先，由于国外“教材”概念远比中国宽泛，所以国外教材的内容也是十分宽泛。一门课，可能有多种教材，甚至可能把与本专业有关的著名杂志和报纸也列为教材，如美国的《华尔街日报》、《财富》、《商业周刊》，英国的《经济学家》。而在中国大陆大学里，一门课只指定一本教材，其他只能是参考书目、阅读资料等。其次，在教材具体内容方面，包括选用的案例等，中外教材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别。国外教材在政策研究与评价、案例等方面，一般是讲本国的事情，而不是讲他国的事情，很少涉及到他国。例如，美国学者乔治·E·雷吉达（GeorgeE.Rejda）编写的教材《社会保险和经济保障》（SocialInsuranceandEconomicSecurity）（1999年第6版），通篇只有一处提到其他国家（加拿大），其余所有内容都是关于美国的，这本教材应该叫作《美国社会保险和经济保障》。而在中国大陆大学教材内容，不仅主要概念、原理、模式等是从国外搬来的，而且大部分内容，甚至大部分政策分析、案例等也是关于外国的。也有的大陆教材内容，基本上都是国外的，只是单独列出某一、二章，专讲国内方面。出于某些方面考虑，这里就不一一列出国内这方面的教材的书名了。 （三）教材编写方面的差别 国外教材编写基本上是按照专著格式编写的，十分严肃。这主要表现为：第一，引用文献，严格加注。第二，有带有页码的关键词索引，甚至包括人名、地名、国名。第三，有词汇表。词汇表基本是带有解释内容的。而国内教材，基本上看不到这些东西，许多教材只是在内容的最后，笼统的列出一些参考文献，看出在正文哪里引用的、引用的什么内容、引用了多少内容。（四）教材形式方面的差别国外大学教材在形式方面，有两个特点：一是形式灵活。如文图并茂，图表彩色印刷。以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2010年出版的英文版第19版电子版《经济学》为例：正文627页，本人粗略统计一下，其中与正文内容有关的图表有408个（一个图形中，包括A、B、C等多个图形的，按照多个计算），与正文内容无直接关系的图形有156个（这些图形仅是为了吸引读者眼球）合计564个，几乎每页都有图表；前言和附录中，还有5个较大的图表；在色彩方面，目录的章、节的标题都是用红色的；正文中的章节标题（即一、二级标题）则是黑色的，正文中的三、四级标题则是用红色的；重要词组用斜体表示，重要内容用红色表示；所有图表都是彩色的。二是纸张质量高，几乎是用相当于国内正规画报纸张印刷的（国内翻印的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经济学》英文版，仍然是普通纸张、黑白图表）。国内财经类本科教材的图表较少，彩色印刷的教材就更少了。 三、改进国内财经类教材的建议 （一）更新“教材”观念和讲课及考试模式 首先，必须更新我国财经类本科“教材”的观念。教材可以是一本教科书，也可以是基本教科书。教材可以是纸质的，但是在现代互联网时代，还应该有多种形式的电子版教材、资料等与之相匹配。其次，要更新教学与考试模式。应该看到，我国教材之所以单调、单一，是与满堂灌讲课模式相关的，也是与死记硬背的死板考试模式相关的。再次，按照课程属性区分考试方式。基础课必须实行严格的课堂教学，课时不得随意压缩，并且实行闭卷考试，如西方经济学、基础会计学、基础管理学等。选修课，可以不考试。操作性课程，必须提供操作条件和设备，实行严格的操作和训练，否则，这样的课程还不如不要。但是，操作性课程不应该有闭卷考试。 （二）改革教材内容 人们经常讲我国的教材和讲课内容与实际脱节，误人子弟。这个判断基本是对的，但是其原因还是较为复杂的，人们很少探讨为什么脱节。其原因可以分为两大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教材和课堂讲课方面的原因：如上所述，教材中大量充斥着国外的理论、模型、政策、案例等，却较少有国内的这些方面的内容，似乎“言必称希腊”。这必然造成与中国的实际脱节。教师讲得再好，也命中注定是脱节的。所以，我们的教材应该主要讲国内的内容，尤其是讲国内正在实行的政策、制度等方面的内容。第二方面是高校围墙之外的社会原因。我们的社会几乎是一个畸形社会:到处充满着潜规则，我们的教材和教师只能教育学生去遵守规则，而不会教唆学生去破坏规则，但是真正到了社会上，遵守规则就难以存活，这怎能不脱节！ （三）改进教材编写和选用的官僚化制度 第一，改进教材的内容，少写国外、多写国内。第二，提升教材的内涵，多分析政策、少罗列概念性的内容。有些教材为了讲一个概念，花费大量的篇幅，像是一篇研究论文。第三，教材也应该按照专著的写作要求来写，如参考文献应该是实注，应该有词汇表、关键词索引等。这一方面是尊重知识产权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潜移默化的培养学生严谨对待学习和学术的需要。第四，取消“国家规划教材”之类的官僚化教材制度。这也算是一种“另类”的中国特色了。实质上，教材编写得好不好，主要不在于是否是领导、名人主编的，而在于编写者是否真正了解社会需求。许多发达国家的财经类教材的编写，往往是由学校、政府和企业等多方共同参与下完成的。 （四）改善教材的外在形式 在文图并茂、彩色印刷等方面，我国的中小学教材早已进步，大学教材反而这些方面进步不大，似乎应该向中小学教材学习。 作者：王洪春 王东亚 单位：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财经本科毕业论文:财经大学本科教学建设与创新 一、课程体系设置 学校在既定的人才培养目标指导下，重视课程体系建设，本着“加强通识教育、夯实学科基础、凝练专业主干、灵活专业方向、提升实践创新”的原则，设置了通识教育与专业培养相贯通、科学教育与人文素养相融合、理论传授与实践能力相衔接的课程体系。在“平台+模块”培养模式的总体要求下，构建了四大课程平台:公共课程、大类课程、专业主干课程、实践教学课程等平台;两大课程模块:专业方向课程模块和素质教育选修课程模块，具体学分分配见表1。学校目前蒙汉双语授课专业有经济、管理、法学三大类，具体学分分配见表2。科学的课程体系设置有助于学生优良思想品质、人文素养、生态文明与健康人格的培育，有利于具有创新、创业精神的应用型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 二、本科教学建设实践 (一)专业建设学校切实加强专业建设，提升改造传统专业，扶持做强优势专业，保护巩固基础专业，稳步发展新兴专业，经过持续努力，我校的学科和专业体系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截至2011年底，我校有财政学、会计学、统计学、政治经济学、企业管理学5个学科被评为自治区重点学科，金融学、旅游管理2个学科被评为自治区重点培育学科，获准建设会计学、财政学、金融学3个国家级特色专业，经济学、财政学、统计学、会计学、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营销、旅游管理等16个自治区级品牌专业。 (二)课程建设为适应社会需求与教学要求，我校在课程建设中，结合人才培养方案修订，进一步优化整合课程结构，突出主干，删除重复，加强综合和学科交叉，引入学科发展新成果，使课程体系更为科学。2011年，开课总量2500门左右，其中双语(英汉双语、蒙汉双语)授课课程100门左右，课程资源上网达到100门左右，实践教学课程68门。2011年，资产评估、经济数学基础(微积分)、民族政策与民族理论、财务会计(高职课程)等4门课程被评为自治区级精品课程。截至2011年底，学校有27门课程入选自治区级精品课程，72门入选校级精品课程，200门课程入选院(系)级重点建设课程，形成了院级、校级、自治区级三个层次精品(重点)课程建设格局。目前《会计学》、《金融学》、《政治经济学》正在积极准备申报国家级精品课程。在课程改革方面我校也做了积极探索，计算机基础教学课程采取“3+X”的模式，公共英语教学采用了分级教学，在素质教育选修课中增设了个性发展模块。 (三)教材建设学校一贯重视以专业发展带动教材内容更新，以教学改革促进教材体系优化。在“十一五”期间，学校共支持出版教材265部，其中蒙汉双语教材10余部。引进了一批高水平外文原版教材，进一步丰富了网络教学资源(包含系列多媒体课件、电子教案、仪器手册、设计应用资料、设计应用方案、工具软件、电子书在内的立体化教学资源建设)。全校2000多门课程中选用国家、部省、校级规划教材约70%以上，选用近五年出版的新教材90%以上。对内容更新速度快的课程，自编教材讲义200多部，确保了教学内容的先进性。还特别重视民族财经教材的编写工作，如2011年，金融学院有5部教材获得教育部蒙文统编教材计划资助。 (四)实践教学学校重视注重理论与实践的教学融会贯通，通过加强实验教学、实习实训、毕业论文(设计)等环节的训练，着力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为落实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不断改革完善实验教学体系，构建由专业基础实验、专业综合实验、跨专业综合实验、创业创新实验为一体的实验教学体系，在不同的学习阶段，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专业基本技能、业务处理能力、专业综合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形成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实验教学体系，使学生的基本技能、专业素养和个性化能力通过实验教学得到培养。学校还重点建设了46门实验课程，并进一步加强了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的管理，建立毕业论文的奖励制度和“防抄袭系统”。为进一步推进民族班外语教学改革，提高民族班学生外语水平，初步建成了少数民族多语种资源库、少数民族汉语、英语语言训练中心。 (五)创新创业教育学校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整个教学过程中，一方面在课程体系中开设有创新创业的课程，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创新创业的有关系统知识。通过入学教育、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讲座和相关专业课授课中的有关案例向学生传授创新创业能力培养。另一方面多次聘请学校毕业成功人士进行讲座，以他们工作和创业的亲身经历展示了工作和创业的艰辛和快乐，使学生受益匪浅。鼓励学生参加学科竞赛、科研训练和各类创新创业活动，提升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具体事例如表3所示。 (六)师资队伍建设学校近年来坚持把师资队伍建设放在改革和发展的突出位置来抓。一方面出台了诸如奖励考研、高薪聘用等一系列培养、引进和稳定教师队伍的政策措施;另一方面，按照“相对稳定、合理流动、专兼结合、资源共享”的原则与“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思路，柔性引进高学历、高职称教师，并积极探索更加科学的教师队伍管理模式和机制，使师资队伍的整体实力不断加强。2011年，会计学、市场营销学2个教学团队被评为自治区级优秀教学团队，2位教师被评为自治区级教学名师;1位教师被评为自治区级教坛新秀。2011年，学校还积极开展校内教学名师和优秀教学团队的评选活动，组织第七届青年教师课堂教学技能大赛，加强蒙汉双语民族财经师资队伍的培训力度。 (七)国际合作教育学校不断扩大对外交流与合作，目前已与美国、加拿大、爱尔兰、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蒙古等国多所大学建立了学术交流和校际协作关系。为进一步加强与合作院校的交流，积极引进优质教育教学资源，拓宽办学途径，学校自2008年开始与澳大利亚阳光海岸大学签订了合作办学协议，招收工商管理、市场营销、旅游管理、电子商务及会计学等五个专业的本科中外合作办学学生(见图1)。 (八)校园文化建设在悠久办学历史和丰厚的校园文化积淀基础上，学校紧密结合当前形势，营造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提升学生的道德情操、文化艺术及学术修养。1．大学生读书活动积极贯彻执行《内蒙古财经学院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实施方案》以及相关配套文件精神，推进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工程，开展素质教育工程和大学生读书活动，实行素质拓展认证制度，提升我校大学生素质教育工作整体水平。学校制定了《大学生素质教育实施方案》，将读书活动列入学生必修学分，并设立专项资金。按照方案要求，从2008级学生起，向学生推荐100部经典著作，开展大学生读书活动，并将读书活动纳入学分制管理，且为必修学分。学生必须完成规定数量的精选书目，精读书目要撰写读书报告，由指定教师进行批阅，成绩全部合格者，取得2个学分。2．民族文化教育开展热爱内蒙古的宣传教育活动，做好民族团结教育工作。举办了内蒙古财经学院第四届“呼思乐”杯蒙语授课班学生基础知识竞赛，举办了内蒙古财经学院第二届“草原雄鹰”搏克大赛，举办了第三届“奥奇杯”蒙古族民歌大赛，举办了“天骄之声，唱响校园”蒙古族长调走进大学系列音乐文化活动，这些活动的开展，大大激发了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使广大学生倍加珍惜并自觉维护民族团结。3．学生社团活动本着“学术类社团、体育类社团、文艺类社团、公益类社团”的思路，调整了学生社团布局结构和规模。目前学校共有学生社团42个，各社团能根据自身特点，开展符合自身特色的亮点活动。社团联合会先后举办了“回忆四季放飞梦想”为主题的2011年毕业生歌会、社团联合会第二届体育节、内蒙古财经学院第六届电影节、社团联谊晚会等大型活动。萱原文学社举办的“学满萱原文扬财院”文学知识竞赛活动、星探天文社举办的“天宫一号”学术讲座活动、飓风话剧团举办的“放飞青春梦想，展现话剧魅力”主题汇报演出、爱心社的“爱心之旅”、马头琴协会的专场报告演出等活动都取得了成功。 三、本科教学改革实践 (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根据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学分制改革会议精神以及《内蒙古财经学院教育教学“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的要求，结合我校的实际情况，认真做好深化学分制管理改革工作。通过到区内、外兄弟院校调研，广泛汲取学分制改革经验，已形成《内蒙古财经学院深化学分制改革实施方案(草稿)》，成立学分制改革领导小组，明确各阶段工作任务。为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自主性、积极性，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原有的本科生专业分流办法，在2010级本科学生中实施“2+6”人才培养模式;采取了“2+2”的国际合作培养模式;针对本科三批学生招生范围仅限管理学学科门类现状，制定《内蒙古财经学院全日制本科三批学生专业分流实施方案(暂行)》;在财政税务学院推行“双证”、“双专业”培养模式试点工作。重新修订双学士学位管理条例，把双学士学位教育与副修专业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 (二)推进实践教学改革学校现有1个国家级实验室:经济管理实验实训中心;4个自治区级实验室:计算机实验中心、计算机硬件实验室、计算机网络实验室、会计实验室;1个联合实验室:内蒙古自治区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重点实验室———内蒙古财经学院3S联合实验室;3个校级实验室:语言训练中心、民族语言训练中心、职业学院教学实验中心;1个资源库:多语种经济管理资源库。此外，还有各学院实验室如测量工程实验室、规划与地理信息系统、旅游管理实验室、网络模拟审判实训室等等，还建设了大量实习基地、创新基地。学校特别重视“经济管理实验实训中心”在实践教学体系中的作用，2006年中心被评为自治区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007年被教育部确定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2011年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财经教育分会实验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单位。中心围绕学校人才的培养目标，细致地分析了民族地区、地方性院校的生源特征和区域社会经济生活对经济管理类人才的需求特点，深入研究我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和人才教育模式。树立了以学生为本，以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提高协调发展为目标的实验教学理念，明确了实验教学建设和改革的思路，即搭建以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现代通信技术为基础的信息化实验教学平台，运用信息资源和软件资源，进行开放式实验教学，为学生提供经济现象分析、业务过程仿真模拟的虚拟实验环境。构建起了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辅相成的教学体系。初步完成了与实验教学目标协调一致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并通过实验教学平台建设、实验课程建设、实验师资队伍建设、实验教学资源建设、实验教学管理等保证实验教学正常运行和实验教学效果，达到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培养目标。 (三)开展教育教学研究为推动教学管理改革的研究，积极采取课题立项、成果评奖、经费资助等措施，鼓励教学管理人员结合实际，更新观念，主动探索、研究教育教学以及管理规律，解决实际问题。2011年，共立项校级教育教学项目58项，其中重点项目13项;一般项目45项。在研1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一五”规划教育学重点课题———《以教育技术促进学校教育创新研究》子课题。从多学科视角，结合实践，逐步开展民族财经教育教学科研工作。目前，我校已有多项民族财经教育立项课题，有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西部地区民族财经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十一五”教育科学规划一般课题《少数民族财经类人才培养模式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2011年学校又有10项校级民族教育课题立项。组织相关教师继续申请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项目，从预科生培养、管理与教育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民族班教育教学改革的难点、民族班和预科班基础课程教学等方面进行相关研究。并加强与西部地区财经类兄弟院校的合作与交流，努力学习其民族财经人才培养的优秀经验;加强对这些院校的实地调查，搜集整理相关资料，了解和掌握少数民族财经教育领域的前沿信息，针对民族财经教育教学的更多问题进行认真研究，使我校民族教育教学工作，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健康推进。 (四)促进跨学科专业融合学校按照学科间相互支撑、协调发展的理念，促进跨学科的专业之间相互协调与融合，架构跨学科的边缘专业，集中力量办学。把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土地资源管理、资源环境与发展经济学这3个与资源学科、环境学科、技术学科、经济学科、管理学科交叉关联的专业统一起来，成立了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院，有益于学生多维的、综合的和跨部门思维的培养。 作者：吕君 窦建华 单位：内蒙古财经大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院 财经本科毕业论文:财经类专业本科经济法课程教学研究 目前高校财经类专业基本都开设经济法课程作为专业基础课，该课程是一门理论性与实践性都很强的课程，涵盖合同法、公司法、证券法、破产法、保险法等多部门法。财经类专业学生由于缺乏系统的法学理论基础，对于比较抽象的法律规范和高度概括的法律原则往往不易理解和掌握。如何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将抽象的经济法理论和多变的社会实际结合起来，让学生在掌握基本经济法理论的同时，能够很好地和实际结合起来，科学解释和全面理解生活中的经济法问题，实现学以致用，提升学生经济法理论知识，灌输学生遵法守法的观念，是每个法学教师面临的共同问题。 一、财经类经济法课程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认识误区:将法学类经济法与财经类经济法混淆 经济法学是法学专业十四门核心课程之一，经济法作为部门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是被法律界普遍认可和接受的，经济法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包括七个法律部门:宪法相关法部门、民商法部门、行政法部门、经济法部门、社会法部门、刑法部门、程序类法律。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经济法也是一个重要的法律部门，其主要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国家对土地、货币、税收等进行管理的法律，也归于经济法体系。目前，全国大部分高校财经类专业都开设了与经济法体系相关的经济法课程。与财经类经济法课程不同，经济法学主要是研究经济法及其发展规律的法学学科，主要包括经济法总论、经济主体法、市场监管法、宏观调控法等相关内容。［1］这一点与财经类经济法课程以“经济法与商法的一些部门法为主”有着本质的区别，财经类经济法主要包括总则与分则，总则内容主要讲述经济法的基本理论，分则主要讲述经济法与商法的一些部门法。该课程涵盖合同法、公司法、证券法、保险法、破产法等多部门法［2］，是一门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双重属性的经济法课程。所以不能把二者混同。实践中，多数高校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经济法课程的开设和讲授方面存在一定的随意性。 (二)教学误区:经济法课程内容的讲授侧重实践，忽视理论 法学类经济法一般都是在大二或大三开设经济法学，而财经类专业由于把经济法课程作为专业基础课，通常是在大一或大二开设，由于低年级财经类专业的本科生缺乏法学基础课程的学习，不具备或鲜少具备一般性的法学基础知识，例如民法的基本理论，关于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内容的理论，以及对民事行为的认识等，或商法的基本理论，这些基础的法学理论的积累是非常必要和关键的，没有这些知识的积累，会使原先就属法律门外汉的财经类专业本科生更加迷惘。在有些学校，财经类专业本科的经济法教学甚至由非法学背景的授课者来担当，由于教师本身欠缺法学训练，则把经济法教成经济学或把保险法教成保险学也就不足为奇了。有些教师认为，既然不是法学专业学生，在有限的学时里，是不可能使其在经济法理论上有过多的探讨和获得较深造诣的。通过一些案例介绍掌握一些基本知识就可以了，只重视实践运用环节，而不就一些法学理论做过多的讲解。法学的教学方法与其他学科的教学方法存在差异，大家一致的观点是法学的教学方法，逻辑推理、案例教学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三)开课误区:经济法课程不分专业，内容雷同 法学类经济法学包括的内容，国内不同的版本的教科书与学者的认识是大同小异，基本包括经济法总论、经济主体法、市场监管法、宏观调控法。面对法学类学生，授课教师主要根据课时的多少合理安排讲授内容即可。而财经类经济法由于不同的版本的教科书与学者的认识存在差异大，各个高校安排课时多少不一，内容的取舍不容易确定。不过无论何种版本基本都是侧重于经济法与商法的一些部门法介绍。对于财经类不同专业的学生，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该区分不同的授课对象因材施教，即使使用的教材相同，也应把握好不同的侧重点。而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往往忽视了这一点，相同的教案轮流适用于不同专业的学生。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也有客观原因，由于学校在课程考查、考试方式有一定的要求，特别是考试课，会出现不同专业用一张试卷的现象，这就不可避免地忽视了不同专业学生知识结构的差异性，而造成授课内容的雷同，如果这样教师就没有做到将学生最需要的知识传授给他们，收不到好的教学效果。 (四)考核误区:重视试卷成绩，轻视平时评价 对财经类经济法课程学习效果的评价，大多数做法是以闭卷考试作为主要的测评手段，考核中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考试形式单一，考试题型简单。经济法课程考试一般以闭卷方式进行，考试题目多为对知识的再现，客观题型较多，主观题型较少，由于考试题型以客观题为主，考试中容易出现作弊现象。二是注重学生的卷面成绩。这种考核方式就可能导致学生在考试前几天集中时间进行机械背题，达不到该课程设置的目的和意义。 二、财经类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的思考与建议 (一)合理取舍教学内容 对于一个大学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而人才培养包括各层次人才的培养，但本科院校的教育核心是本科生的培养，本科生的培养质量是大学的重中之重。因此，提高大学办学质量对于本科生的培养质量非常关键。财经类专业本科生培养不同于高职高专学生的培养，二者有一定的区别，前者应侧重一定的理论知识，是一种宽口径的培养教育;后者是以培养实用型、技能型人才为出发点，瞄准职业岗位群的实际需要，以职业能力训练为基础的教育。因此，财经类专业经济法课程的教学内容必须确定是经济法学的学习，还是经济法或商法介绍。如果是经济法学的学习不可避免地造成与法学类经济法学内容的一致，对于授课老师来说，在有限的课时里根本完不成任务;而对于财经类专业学生来说，由于缺少法学专业素养，接受起来的确有一定难度。如果是经济法或商法介绍则会造成与高职高专学生教学内容的一致，达不到教学效果。通常财经类经济法课程包括以下内容:经济法概述、企业法、公司法、破产法、担保法、票据法、证券法、保险法、金融法、知识产权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竞争法、劳动法。［3］ 综观以上内容，主要包括经济法或商法介绍，笔者认为经济法课程的设置与取舍应做到以下两点:第一，总体设置上必须坚持基础理论与实用性相结合，特别是理论内容的设置，而不是仅仅注重实用性。要构建一个结构清晰的经济法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不仅包括经济法内容，而且包括商法内容。然后按照这一体系，在部门法的学习过程中，一定要有理论内容，而不仅是法律、法规的介绍。例如关于公司法，一般的财经类高校经济法课程里都是作为重点内容介绍的，但事实上法学类专业经济法学是很少介绍该部分内容的，这部分内容是在商法里学习的。因此该部分就要求教师要介绍商法的基本理论。由此引申介绍公司的产生、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观点的异同，从而引导学生按照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思考问题，对经济立法的现实意义有更加深刻的认识。而仅从法律、法规的角度介绍，达不到该目的。第二，教学内容上针对不同专业要有所不同，经济法课程的教学内容应根据专业教学计划需求和其他课程内容适当增减，形成相互呼应的统一体。例如人力资源专业，经济法课程里关于劳动法的内容可以不讲或少讲。金融保险专业，由于学习货币银行学、保险学以及专门学习金融法律、法规，经济法课程里证券法、保险法等内容都可以删减，从而减少教学内容的重复。而市场营销专业就要以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合同法、担保法的内容为重点。在教学中，要根据不同专业需求适当增减教学内容，做到因人施教，而不是因教材施教，一本教材到处讲。［4］ (二)强调理论传授与案例教学并重 在经济法课程的概述里以及部门法内容介绍中，笔者认为对于财经类本科生不能忽视理论的内容，例如在总则里关于经济法的历史发展、经济与法的关系，经济法的各种学术观点等要给学生讲清楚。在分则里以产品质量法为例，要介绍产品质量法律制度、产品质量法的理论基础、国内外有关产品质量立方概况等内容，不能仅用几个案例介绍我国产品质量法的内容，而忽视理论的介绍，否则与本科生的培养目标不符。课堂理论讲授虽然重要，但案例教学、实践教学是法学教育不可缺少的环节，理论教学与案例教学在法学教育上是水乳交融的关系，没有案例的经济法课程是很难引起学生共鸣的。例如在讲授产品质量法时，可以结合当前食品安全问题，举三鹿奶粉事件的案例，分析该事件中所包括的各种法律关系以及各法律主体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在各种教学体系中，课堂理论讲授主要以口头的形式向学生宣讲经济法的有关内容，教学效果取决于学生学习兴趣、教师讲授水平、讲授技巧以及教师对经济法理论的把握程度。而案例教学是对理论教学的有效补充，是解决课堂教学中理论联系实际的有效途径之一，是现代法学教育的必然要求。案例教学客观上要求在教师指导下，根据教学目标的要求和教学内容的需要，通过一定的情景、设疑、引趣、启思来组织学生进行学习、分析、研究。一般选择的案例要本着生动逼真、故事性和可读性较强，能给学生造成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加深感性认识，从而形成对现实问题，或某一种特定事实进行交互式探索的过程。进而能诱使学生很快进入角色，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能够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模式。 课堂案例教学已成为目前多数高校法学教学的主要手段，也是巩固所学知识、加强实践教学环节不可少的环节，法学教育是实践性比较强的学科，只有通过理论讲授、课堂案例教学，才能使学生对案例分析得精、深、透。例如在讲授产品质量法律制度时，举三鹿奶粉事件的案例，要讲清楚以下几点:一是“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事故是一起重大的食品安全事故。二是三鹿奶粉事件涉及什么法律问题?三是三鹿奶粉事件应由什么法律来管?弄清以上三个问题，基本上对经济法的重要作用就会深刻理解。另外，经济法课程属于法学教育，理应安排学生到律师事务所、公司参与实践或到法院旁听案件审理，才能达到身临其境、学以致用。 (三)侧重考核方式上的理论与实践性结合 高校财经类专业经济法课程的考核，不能完全照抄照搬法学专业的考核方式，法学类经济法学考核，基本上都是以闭卷考试的方式进行，传统的试题内容主要是名词解释、选择、判断、填空、简答等主观题和客观题。笔者认为，闭卷考试不一定是财经类专业经济法课程的唯一选项。因为财经类专业经济法课程涉及十几部基本法律，而且领域广泛，条款繁多，要想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靠死记硬背掌握理解所学知识是难以想象的。一般应通过理论加实践的考核方式，平时成绩为主，闭卷考试的内容为辅。只对必须掌握的基本理论采取闭卷考试，其他可以通过案例分析形式对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考查，以便达到应有的效果。 财经本科毕业论文:新兴财经类本科院校实验室建设的探索 摘要：实验室不仅是传授知识的课堂， 更是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富有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人才的基地。实验教学，可以进一步巩固学生的专业理论知识，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综合应用能力，达到提高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的目的。实验室对高校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应用人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结合了合并组建后的广西财经学院为适应本科教学的需要，学院大胆对实验室进行了整合建设的情况。 关键词：财经院校；实验室整合；实验室建设 广西财经学院是一所新兴财经类本科院校，由原来的广西财政高等专科学校和广西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合并而成。在成立之初，学校的实验室也存在着和其他文科学院的实验室一样，存在着几个共性的问题。 1 合并存在情况 1.1 合并的几个校区有多个实验室，实验室设置重复雷同 在学院东区有16个计算机实验室，在西区有15个实验室，在各个系部分别有多个实验室。在各个实验室中，模式雷同现象十分突出。通常在计算机上安装相应的软件如用友财务软件、金算盘企业管理软件、股票行情观看软件、金算盘财务软件、金碟财务软件等，在系部的实验室中，由于管理隶属于教研室的传统做法，无法摆脱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从而忽视同类型实验室建设的整合，造成重复投资和严重浪费的现象。 1.2 实验室利用率过低 在实验室建设规划时各系部都是从本系部的课程实际出发， 提出各自的建设和设备配置方案。在建设时较少考虑设备的利用率与共享性，在硬件方面往往追求高档配置，并重复添置在学院其他实验室已有的各种设备。在软件方面往往由于购置时信息的不畅通而导致不同的实验室购买相同的实验软件，或者用户数仅能满足该实验室的现象。有的专业实验室计算机使用量很低，而有的专业实验室则很高。计算机是时效性很强的产品，不用就意味淘汰。同时，各实验室负担不平衡也将导致利用率高的实验室计算机过度使用而降低使用寿命。 1.3 实验技术人员缺乏，激励困难 在财经类院校中实验人员隶属于教辅系列。实验人员的地位和价值得不到充分体现，实验人员的考核难以激发积极性。实验员经常从早干到晚，加班加点，有参与实验指导也就没有课酬津贴。财经类院校的实验室大都是刚新建的， 实验员也大都是刚毕业的大学本科生，缺少高职称、高学历的实验学科带头人，教师与实验人员关系的不密切性，所学专业与所在二系部不对应，实验人员的科研开展困难重重，实验人员得不到有效的精神激励和物质奖励，创新性不强，积极性不高。 1.4 实验评估资料难以收集齐全 按照《本科教学水平评估要求》和《高等学校基础课教学实验室评估标准》的要求，实验室必须做好六大项实验相关资料和表格的收集工作，即体制与管理，实验教学，仪器设备，实验队伍，环境安全和管理规章制度的全部资料的收集工作。但由于实验室过于分散，而且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致使很多资料收集不齐全或找不到。 2 规划建设 在这两年，学院高度重视实验室工作，相继召开了几次大的实验室工作会议，部署实验室工作，使学院向专业类财经学院进军。 2.1 学院首先提出类双平台，多体系的工作策略 “双体系”即是指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的理论教学体系和实验教学体系。建立校一级管理的实验室。学院设立三个实验教学中心：基础教学实验中心、ERP实验中心和财经科学实验中心，把所有的实验室资源进行整合。所有的实验室全部整合在东区的实验大楼，实验室分布在大楼的7层里面，共有23个计算机实验室，所有的实验室有一个特点：通用功能。即实验室可以供全院所有系部的学生进行上课实验，突破了系部的限制，节约了大量资金，集中进行管理，使专业实验室也具备了上所有文科实验的要求。基础教学实验中心管辖全院所有基础课教学实验室；财经科学实验中心由以下7个专业综合实验室组成：经济仿真实验室、贸易与营销实验室、财政与税收实验室、银行与证券实验室、保险实训实验室、电子商务实验室、会计与审计实验室。ERP实验中心管辖ERP实验室。所有实验室都在一栋实验大楼进行统一管理，提高了计算机实验室的利用率。 2.2 实验教学的管理 学院设立实验室建设领导小组，负责对学院实验室建设与改革进行总体规划，对实验教学的重大改革作出决策，并制定相应的措施，研究讨论和协调解决实验教学改革过程中的重大问题，组织开展实验室评估等工作。其日常管理实行归口管理责任制。教务处负责制定学院的实验教学管理规定，审定实验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指导书，规范实验教学的各项要求，下达实验教学任务，核算实验教学工作量（或经费），对实验教学进行检查、评估等工作。现代教育技术部负责实验教学所需场地、设备的基础建设和规划、实验室安排，制定实验室规章制度，实验教学相关数据、材料收集以及建档等工作。学院各实验中心负责制定实验室建设规划、实验教学课程开发、实验课题研究以及日常的实验教学管理。在各实验中心的总体规划和总体规范要求下，各有关系（部）负责本专业实验室的规划建设和日常管理，负责实验教学计划、实验课程教学大纲、实验指导书、实习方案等教学文件的制定并组织开展实验教学，对实验教学进行检查、监督，对实验教学相关资料进行收集、归档等。为了提高实验室的利用率，各系（部）实验室的使用必须在安排每学期课程教学时提出计划报教务处，教务处对全院的实验室进行统筹安排使用。 2.3 在实验人员技术人员上 学院成立“重点实验室建设管理委员会”和“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实行院、系（部）二级管理的管理体制，在人员配备上给予优先地位;队伍建设。“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运行机制，制定优惠政策，引进硕士研究生以上高素质人才，每年补充一定数量的高职称高学历、科研能力强、教学水平高的人员充实实验室队伍，不断完善实验室人员的学历结构、知识结构、职称结构、年龄结构。实验教学队伍主要由专职实验人员和兼职教师组成，专职实验人员负责实验室规划与建设、日常维护和基本实验教学；兼职教师主要由各专业课程的主讲教师组成，实行流动编制，负责课程教学和实验大纲的制订，并同实验室专职人员共同完成实验项目设计、实验指导和实验考评等工作。目前，中心实验教学队伍结构合理，与理论教学队伍互通，骨干教师相对稳定，通过兼职实验人员的流动形成了动态平衡。 2.4 制度保障 学院批准并印发了《财经科学实验室2006-2010年建设规划》，制定了《重点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办法》等一系列的实验室管理规章制度，如实验室工作规范、物资设备管理制度、日常运行管理制度、岗位工作职责等。2006-2010年期间，学院计划每年投入财经科学实验室的建设经费预算为300万元，改建、新增实验室用房面积3000平方米，仪器、设备总值增至2500万元。发挥实验室在促进学科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利用重点实验室的学科背景。资源人才优势，促进优势学科间的联合和学科间的交叉发展。除了使原有优势学科得到交叉发展外，还对其他学科进行开放,辐射到其它学科，促进这些学科的发展和人才培养，学校把重点实验室当作推动学科发展。提高综合办学能力的大事来抓，以实验室的建设，发展带动学科建设与发展，形成实验室建设与学科建设间的良性循环。 2.5 设立网上实验教学与评估平台 实验室建立了专门网站，网站设有实验教学中心相关信息的，提供实验教学及实验室相关信息的查询，建立了实验室日常管理的网络平台，部分实验项目还实现了网上共享实验，比如：证券投资模拟实验、税收模拟实习、会计模拟实验、电子商务等实验学生可以通过校园网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进行自主选择做实验。采用CAI、网络教学、课外实验和演示、仿真等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形成多元化的、全面开放的教学环境，通过网络及实验室的对外开放，实现资源共享，为校内外师生提供实验教学服务，激发校内外学生的科研兴趣和实验学习的主动性。学校的教务管理、实验仪器设备维修管理和固定资产管理全面实现了网络信息化管理。 3 今后的发展目标 实验室建设在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后的几年中，我院将抓住本科评估的契机，以评促建，坚持“边建设、边研究、边开放”的原则。建设总体目标是：建设成为广西财经科学研究重要基地之一，成为财经科学研究中心、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服务社会及信息中心。 财经研究中心――依托实验室的人才优势和良好的硬件设施，重点开展财政基础理论与政策研究、广西及东盟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东盟各国会计政策研究；开展财政和金融理论与实现手段研究，会计与审计信息集成与分析实验，为各级政府提供决策依据。重点建设经济与社会系统仿真平台，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仿真经济与社会的运行与制度的演变，为各级政府和企业进行政策效果评估，为开展财经科学研究提供技术平台。培养一批既有理论水平又有实践经验的教师骨干队伍，积极引进实验室主要研究方向的高层次人才；积极申报承担区级和国家级财经类和实践性教学重点研究课题。发表具有高水平和具有一定影响的学术论文，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和技术，提升学术水平，增强创新能力并扩大在国内外的影响。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通过2到3年的努力将原来相对独立的各实验分室建设成为一个集会计、审计、金融、财政和税务等多个专业融合一体的实验平台。改革实验教学模式，形成一个多专业互相交叉融和、互相依托的全新格局，使得不同专业的学生能在同一个实验平台上进行探究性、实战性地实验，形成四个层次的创新性实验教学体系：(1)面向课程的验证性、单一性实验项目；(2)面向专业涉及多门课程和多种技能的综合性实验项目；(3)面向学科涉及几个专业的设计性、拓展性实验项目；(4)面向经济管理类涉及几个学科的探究性、实战性综合实验项目。 服务社会及信息中心――成立培训与服务中心，针对企业、社会及学校的需求，进行人才培训和技术服务。开展对企业进行管理咨询服务，进一步与国家、地方政府和企业合作，加大基础研究，完善项目实施。建设“企业家才能开发培育与管理团队培训中心”，为进行管理团队和企业家才能开发培育提供一个基于网络技术的综合性研究与模拟平台，为培育高端管理人才提供社会服务。利用基础研究收集到的资料和信息，为社会提供服务。开放实验室，为企业、机关和其他院校的会计、审计、金融、保险、财税的科研和培训提供实验服务。建立实验室研究人员的流动机制，鼓励院内和院外的科技人员到实验室从事科研工作，为社会和企业提供一个财经科学研究和财经人才培养基地。 4 结束语 财经类实验室的建设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建设，是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富有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人才的关键环节。我院坚持 “质量立校、人才强校、科研兴校、和谐建校”的办学理念，以培养具有学习能力、实践能力、持续创新能力和创业精神的创新型人才为目标，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积极开展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深化课程体系与结构、教学内容与方法、教学技术与手段以及教学管理和实训教学模式的改革，按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要求，加强教学基础建设，不断推进教学改革，更好地推动实验室的建设工作。 财经本科毕业论文:基于专业文化建设视角探析供给侧结构改革下应用型本科院校财经类特色专业建设 （山东管理学院经贸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特色专业建设是应用型本科院校走内涵式发展之路的必然选择，而专业文化建设则是特色专业建设的灵魂、核心和主要推动力量。应用型本科院校主要培养有一定理论素养的应用型人才，专业的建设要凸显行业性、职业性和多样性，建设具有鲜明行业特色的专业教学环境和体现专业、行业灵魂的专业文化环境。本文以山东管理学院经贸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文化建设为例，研究探讨应用型本科院校财经类专业文化建设的内容、方法及措施，阐释了专业文化建设必须立足于校园文化，紧密融合行业企业文化，通过一系列专业活动宣扬专业文化、培育专业理念、专业意识、专业精神。最后对该类院校财经类特色专业的建设从专业文化建设的角度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专业文化 建设 应用型本科院校 财经类 特色专业 作为全面深化经济改革的重要举措，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目的就是通过化解对有效供给的约束与抑制，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从而助推经济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投资、消费和出口”构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需求侧，供给侧则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近年来供给与需求之间的错配导致了国内经济增速的下滑，而这种错配的矛盾反映在人力市场上就是高校人才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高校毕业生看似“供过于求”，很多毕业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但很多用人单位也经常找不到合适的人才，甚至“一才难求”，人才供求的“结构性矛盾”相当突出。这就要求必须进行人才供给侧的改革。作为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重点培养适应行业、企业需求人才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其财经类特色专业的建设必须适应这种改革的需要。 一、专业文化建设的内涵和意义 （一）特色专业建设的内涵 特色专业建设是应用型本科院校实现内涵式发展、提升社会认知、打造品牌和形象的必然选择。特色专业的界定，主要有三个层面的内涵，一是从哲学视角分析特色专业的价值取向，二是从管理视角分析特色专业的建设，三则是从比较角度分析特色专业的优势。总体而言，特色专业的建设以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为切入点，以系统培养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技术创新需要的发展型、复合型和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为宗旨，人才培养目标必须符合行业企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区域经济的发展。通过特色专业建设，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培养出“高素质、高技能复合型人才”，提高就业竞争力。 （二）专业文化建设的内涵和意义 R滴幕是指在专业长期发展过程中积淀、提炼出的符合教育规律、具有专业特征和时代精神的一切精神、物质财富的总和，其核心是本专业师生同化的价值取向、行为准则和共同的作风，具有明确的导向性、约束性、规范性和陶冶性。专业文化不仅体现在该专业组织有关教育教学活动安排和人际交往的规约中，同时也体现于该专业组织成员思维方式、情感态度和自觉行为中和该专业组织的教学场所、教育环境中。浓厚的专业文化氛围有助于陶冶学生的职业情操，树立学生的职业理想，端正其职业观念，养成其良好职业习惯。 应用型本科院校特色专业的打造离不开专业文化建设，后者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特色专业建设的灵魂、核心和主要推动力量，能够形成一种良好的专业教育氛围，能驱使师生为自己的专业成长提供原动力和支持力。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要实现“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目标，必须依赖于专业文化的建设，以培养学生的专业价值观、专业意识和专业气质，奠定学生未来的从业素质，帮助学生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使学生最终成为“全面发展的人”。 二、专业文化建设的实践 专业文化不仅体现在建设具有鲜明特色的专业教学环境，而且更加注重建设体现专业和职业灵魂的专业文化环境。财经类专业文化具有鲜明的行业性、职业性和多样性，其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立足于校园文化，与行业文化紧密融合。笔者以山东管理学院经贸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建设过程中的专业文化建设为例，研究探讨应用型本科院校财经类特色专业的建设的内容、方法及措施。 （一）立足于校园文化建设，铸造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特色文化 学校重视专业文化的建设，根据ISO9000质量标准，制定了完善的教学规章制度，包括教师管理制度、教学过程管理制度、课程质量标准、教师考核制度等方面的一系列制度，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教学管理组织系统，从制度和体制上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的科学性和规范性。经贸学院在这种文化建设的背景下，经过专业文化培育，专业特色凝练、专业文化积淀，逐渐形成了“汇通国际经贸、重在经世致用”的学院文化。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文化的建设立足于校园文化，凝炼本专业的特色，培养的学生不仅具有扎实的国际贸易专业知识、娴熟的国际贸易从业技能和突出的专业能力，同时也强调对学生的专业素质、专业观念和专业精神的培养和塑造。本着“以就业为导向、素质为本位、能力为核心”的人才培养理念，从专业教学环境和专业文化环境两方面打造专业文化，以实现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修养的高素质、高技能的应用型国际经贸人才”的目标。 （二）聚力校企合作，共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文化 （1）结合行业企业特点，校企合作共同凝炼专业文化精神。专业文化秉承大学文化的精髓，着眼于培养学生的专业素质，帮助学生树立专业思想，坚定其专业信念，养成其专业气质。根据高等教育的历史使命和我院国贸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结合山东省经济发展对外贸人才需求的特点和外贸行业企业的特点，在专业建设平台的基础上，与多家外贸企业合作，共同打造专业文化，凝炼出本专业全体师生普遍认可和遵循的具有专业特色的价值观念、团队意识、工作作风、行为规范和思维方式的国贸专业文化精神：诚实守信、合作共赢、开拓进取、“乐贸”精神（LEMO：Love、Easy、Money、Open），通过专业文化建设，打造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素质体系。 为进一步加强专业文化建设，国贸专业教学团队在本专业的核心课程教学设计中融入专业文化精神，如在国际贸易实务课程中引入外贸企业专家座谈和为外贸企业制作报价单等环节，使学生加深专业认知，了解外贸行业的团队合作和契约精神的重要性；在国际市场营销课程中加入“外贸B2B平台实战”、“速卖通”创业实践等项目，帮助学生发扬“乐贸”精神，拚搏进取，培养创业意识；课程教学中采用小组共同完成任务的形式，帮助学生养成团结协作、合作共赢的职业素养。课程的改进使学生不仅能掌握外贸业务操作技能，更培养其养成优秀外贸职业人的素质，形成可持续发展能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注重对外贸技能和外贸职业能力的培养，更加注重外贸职业文化的渗透性教育，潜移默化地养成内心强大、全面发展的优秀外贸人。 （2）加大校企合作力度，融优秀的行业企业文化于专业文化建设之中。我院国贸专业积极推进校企合作，在与行业企业专家进行共同调研分析专业、论证专业的基础上，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建立协同培养的教学模式，共同编写教材、共同授课、共同考核。通过了解和学习行业、企业文化促进专业文化建设。与阿里学院、济南世纪天邦汽车进出口贸易公司等企业共同设立“阿里学院订单班”和“汽车贸易订单班”，对学生进行订单式人才培养，在原有专业教学内容的基础上，从企业选派有经验的外贸经理，给学生讲授与企业需求紧密对接的外贸实战知识，使学生的实践动手操作技能进一步得到提升，也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就业平台。目前我专业已与多家外贸企业共建实习实训基地，学生通过在企业实习接触企业文化之后，对外贸行业结构特征、外贸行业员工的价值取向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加深了对专业文化精神的理解，从而认真思考自己未来的专业发展方向并准确定位，为以后的就业做好铺垫。同时，工作中取得的经验和成就感，往往会激发创业激情，走上自主创业之路。 （3）与企业共建“大学生就业创业人才孵化基地”，实施“课岗融替”教学模式，加深专业文化认知，养成外贸职业素养。学校于2011年与阿里学院共同建立“大学生就业创业人才孵化基地”，采取学校提供场地，阿里学院提供业务培训，行业企业导师进行一对一指导，推动学生就业创业的具体运作方式，成功实现了“校中企、企中校”。基地内的“外语外贸人才就业创业孵化区”设置了200个学生工位，引进了13家外贸企业将外贸部设在学校，建设了外贸网络客户开发区、校企联合授课区、国际商务接洽区、外贸产品认知区、外贸单证实战区、礼仪形体训练区六大功能模块。通过入驻基地的企业实施“课岗融替”的教学模式，即学校、阿里学院、企业三方根据外贸岗位的实际需求，共同确定人才培养目标，依托“大学生就业创业人才孵化基地 ”，结合三方优势资源进行合理分工，根据外贸人才成长周期及外贸业务流程重新进行课程设计，对教学内容进行整合，“上午课堂授课，下午企业顶岗” 。通过实践加深对外贸知识的学习，提高学生外贸实战水平，养成外贸职业素养，实现校企共同培养“能够熟练操作外贸业务，具备一定外贸职业能力的外贸应用人才”的目标，进一步加深学生对专业文化的认知和认同，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入驻孵化基地的企业办公区域均张贴企业简介、企业标准、工作流程、行为规范等，每个工位张贴有学生照片和个人简介，学生顶岗上班时间要求穿西服套装，打卡上岗；加强对学生的组织纪律性教育，严格考勤，不允许迟到早退，一律按照工作规范上岗，为学生营造一个完整的职业文化氛围，塑造其专业品格，培育其专业精神，从而促进学生产生职业认同感。 （三）丰富多彩的专业活动，进一步深化专业文化建设 （1）组织参加专业竞赛，培养学生专业兴趣。为创设良好的专业氛围，我们积极举办国贸专业文化建设系列活动，丰富学生第二课堂。如举办专业辩论赛、外贸知识竞赛、外贸单证制作竞赛等，组织学生参加全国职业院校外贸技能竞赛、 POCIB全国大学生外贸从业能力大赛、“挑战杯”大学生创业大赛、全国商科院校技能大赛国际贸易专业竞赛、国际企业管理挑战赛等。通过这些活动进一步宣扬专业文化，向学生渗透专业精神，不仅激发了国贸专业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其专业意识和专业精神，也使得专业文化在全校范围内得以推广。 （2）建设专业团体组织，宣扬专业文化。将专业文化建设与学生团体组织建设相结合，融专业文化理念于扶持学生团体组织建设过程中。通过团体组织开展各类国贸相关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和专业精神，使优秀的学生得到进一步锻炼，传播专业文化。本专业先后扶持成立了“外贸SOHO俱乐部”、“乐贸”创业工作室和“模拟商务谈判兴趣小组”，并与阿里学院及阿里巴巴会员企业共建“国际商务礼仪培训基地”、“英语电影发烧友俱乐部”等专业社团组织，通过这些学生团体组织的建设，带动一大批同学积极投入到专业活动中，进一步深化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文化的建设。 （3）多渠道营造良好的职业氛围，培养学生外Q职业素养。新生入学之初，组织他们听取专业教研室主任为其做的专业介绍专题报告，使他们能够对专业和专业文化有所了解，从而产生专业兴趣；定期举办专业讲座，使其进一步了解专业，深化专业认知，培养其专业价值认同；不定期邀请优秀毕业生回校和在校学生座谈，听取他们汇报自己的就业或创业的经历，激励学生见贤思齐，树立专业精神。 在校园内设立“专业-职业文化长廊”，图文并茂地介绍国贸专业精神文化、专业理念、行业发展现状、优秀毕业生快报等内容，张贴企业最新招聘信息、国际经贸专题讲座海报、专业活动海报，进一步营造浓厚的专业文化氛围，激发学生专业兴趣，强化学生的专业意识和专业精神。 除了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外，认真负责的态度、团结协作的意识也是企业选拔人才时主要考量的因素。为了培养国贸专业学生的“职业性”， 专业辅导员定期组织主题班会，围绕“和谐发展”、“诚信意识”、“协作互助”、“职业发展”等主题展开讨论，加强学生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的培养。组织举办以“学习、友情、理想”为主题的宿舍文化节，倡导和谐、文明的宿舍文化，营造团结互助、和谐发展、积极向上、尊重他人、善待自己的文化氛围，提升学生的道德修养和人文素养，在建设良好学风、校风的基础上进一步培养学生的职业情操，强化学生的职业意识。 （四）多措并举，为专业文化建设保驾护航 （1）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加深职业认知，树立职业理念。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教育规划纲要（2010-2020）》中提出的“加强就业创业教育和就业指导服务”的要求，国贸专业成立了就业指导小组，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成才观、就业观，科学合理地规划大学学习与生活，指导学生撰写职业生涯规划书，帮助学生做好职业规划，提高学生的就业技能和实践技能；同时举办职业生涯设计大赛，逐步提高学生对职业的认识，提升学生职业能力。 （2）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促进人才的全面发展。利用假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使学生了解社会，体会个人价值的存在，培养学生终于职守、团结友爱、助人为乐的职业道德观，强化诚信、守纪、敬业等基本的道德要求。同时为学生积极创造条件服务社会，如组织学生参与全运会志愿服务，组织学生参加乳山中非论坛，负责外事接待工作，参加社区服务等。社会实践活动提高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自我价值认知，使学生能主动融入社会、全面发展，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 （3）成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教学改革委员会，促进专业文化建设渗透于教学过程。为了将专业文化建设渗透于教学过程中，保证专业文化及专业建设的质量，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成立由校内外专家学者、外贸企业专家、专业教师组成的专业教学改革委员会，对专业的人才培养进行准确定位，为专业文化建设把脉，并实施全方位评价和监督；定期邀请国际贸易方面的专家学者和外贸企业业务经理举行国际经贸文化专题讲座，为师生汲取新的学术思想、积累实践经验搭建平台。这些举措不仅保证了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文化精神渗透于教学过程，也为专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财经类专业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应用型本科院校财经类特色专业的建设要突出行业性、职业性和多样性，必须提高专业文化建设水平，为提升学生的专业素质、长成全面发展的职业人营造良好的专业文化氛围，实现专业文化建设引领专业发展。而专业文化建设必须提炼专业理念，注入企业先进文化元素，走校企合作之路，打造专业文化与行业企业文化深度融合的平台。 （1）强化职业道德观，培养职业情感。职业道德是应用型本科院校专业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职业道德的培养依赖于学生自觉遵守学校的校规校纪，依赖于良好的校风、学风的树立。人文课程的开设有助于提高学生的道德水准，帮助学生理性认识未来从事的职业，萌生职业情感，培养和形成良好的从事将来职业所需要的职业道德观。同时，为避免职业道德教育与专业教学相脱离，应在专业教学过程中融入职业道德培养内容，帮助学生树立爱岗敬业、诚实守信的职业理念和团队合作意识。 （2）进一步营造职业氛围， 融合专业文化与行业、企业文化，提升职业认同感。专业文化建设要引入先进的行业、企业文化，并融入专业的土壤中。学生快速理解并接受企业文化，树立正确的职业观、从业观，对其工作情绪、业绩和效率有深远影响，最终决定其社会竞争力。对于财经类专业建设来说，在加强学生专业知识学习的同时，需进一步细致思想教育，注重加强责任意识的培养，教育学生“欲做事，先做人”；组织、安排专业教师到优秀企业学习感受企业文化，进行相关行业及相关职业岗位的文化研究，向学生传递有关企业文化的内容，并进行与此相关的职业素质训练；结合学校的专业特点并根据行业、企业具体情况，共同制定“以就业为导向”的专业文化建设工作整体规划，不断拓展内容和视野，使专业文化与企业文化紧密融合。 （3）进一步加大校企合作力度，校企共建专业实训室。进一步加大校企合作力度，共建专业实训室。实训室的硬件和环境尽可能贴近行业、企业工作实际，营造真实的工作情境，使学生在实践操作的过程中，体会相关职业岗位的标准和要求，以进一步缩短就业时的适应期。实训室内墙悬挂本实训室功能介绍、各业务窗口的角色标牌、各岗位工作职责及工作规程、设备管理制度、实践操作要求、优秀企业和优秀师生的图片简介、学生实践成果的展示，以此传递企业的理念、价值观、道德规范、行为规范、企业管理制度和企业形象，从而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稳固其专业思想，激发其专业学习热情，进而使其产生专业学习的动力。 财经类特色专业的建设依赖于专业文化的建设，后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和文化素养，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端正其职业态度，塑造相关岗位迁移能力，培养其创新创业能力，最终培养全面发展的应用型人才，实现应用型本科院校育人目标。 财经本科毕业论文:财经类本科毕业论文指导与写作的现状及对策 摘要：文章在对财经类本科毕业生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指出财经类本科毕业论文指导与写作存在的问题，提出将科研能力的培养贯穿于本科四年的教学、改进本科毕业论文管理、加大本科毕业论文指导力度和监督审查力度等措施。 关键词：财经类 本科毕业论文 指导 写作 毕业论文写作是本科教学大纲规定的一项内容，是教学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培养目标不可缺少的重要教学环节。本科毕业论文写作要求本科生综合运用大学四年所学的专业理论知识发现、分析、解决企事业单位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培养本科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撰写本科毕业论文是对本科生从事科研活动和撰写论文的一个初步训练，使其掌握基本方法，为以后升学深造、参加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然而，在现实的本科教学中，由于种种原因，毕业论文质量不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本文对财经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与写作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探求改进方案。 一、财经类本科毕业论文指导与写作的现状 课题组对保定某高校2016届财经类专业的本科毕业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88份，有效问卷回收率达96%。通过对调查问卷结果进行统计与分析，大致了解财经类本科毕业论文指导与写作的现状。 （一）财经类本科毕业论文的选题。 1.选题与专业的一致性。调查结果显示，83.3%的毕业论文选题与专业相符，16.7%的毕业论文选题与专业不相符。 2.选题的来源与内容。课题组统计调查问卷时，将财经类本科毕业论文的选题来源分为几个方面：（1）对社会某个经济现象或热点进行调查分析，例如《大学生网购市场营销对策研究》《康师傅方便面大学生市场营销对策研究》等。（2）对实习单位的经营管理问题进行研究，例如《丰宁富兴大酒店内部控制问题研究》《L公司应收账款风险及防范》《XH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控制研究》《北京新姿服装服饰有限公司财务风险分析及建议》等。（3）对区域经济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例如《涉县花椒产业发展与对策研究》《顺平县桃林产业发展现状及应对措施》《满城县草莓产业化经营研究》《宽城满族自治县板栗产业发展问题研究》等。（4）根据统计年鉴数据或上市公司财务数据进行研究，例如《河北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及提升对策研究》《华谊兄弟融资问题研究》《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资本结构问题研究》等。（5）泛泛地对某一经济问题进行研究，例如《我国中小型企业无形资产评估的探讨》《人力资源政策对内部控制环境的影响》《中小企业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等。 上述调查结果表明，目前绝大多数财经类本科毕业论文的选题与专业目标相一致，而且绝大多数毕业论文是对社会经济热点问题、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或者实习单位经营管理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而撰写的，这与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对本科毕业论文的定位“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种教学形式”是相符的。 （二）财经类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1）实际数据资料的获得途径。调查结果显示，85.4%为互联网，44.8%为统计年鉴，39.2%为实习单位，16%通过问卷调查获得，11.5%通过政府部门获得，13.9%通过亲戚或朋友提供。（2）实际数据资料的获得难度。调查结果显示，23.3%的毕业生认为难度较大，74%认为难度不大，2.7%认为比较容易。（3）论文撰写时间的充裕情况。调查结果显示，49.7%的毕业生时间充裕，47.9%时间够用，2.4%时间不充裕。（4）撰写论文期间哪些事情耗用了毕业生的大量时间。调查结果显示，54.5%的毕业生认为是找工作，各种考试如考研、考公务员、考银行分别为24%、25%和11.8%，20.8%的毕业生选择其他。（5）对待毕业论文的态度。调查结果显示，79.5%的毕业生态度认真，17%态度一般，0.3%态度不认真，3.1%心有余而力不足。（6）论文的写作难度。调查结果显示，11.8%的毕业生认为论文写作难度很大，55.9%认为写作难度较大，31.9%认为写作难度不大，0.3%认为论文容易写。 上述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学生获取实际数据资料的难度不大，实际数据资料的获取过多地依赖互联网，撰写论文的时间充裕或比较充裕，对待论文的态度认真，感觉撰写论文有一定难度，找工作、参加各种考试等牵扯了毕业生的精力。 （三）财经类本科毕业论文写作的收获。 1.撰写论文的收获。调查结果显示，28.8%的毕业生收获很大，66%收获较大，5.2%收获较小，没有收获的毕业生为0。 2.撰写论文获得了哪些方面的收获。（1）论文编辑方面的收获。调查结果显示，90%的毕业生通过撰写毕业论文学会了排版，65%学会了制作图表，2%的毕业生回答没有收获，原因是自己早就会排版和制作图表。（2）论文写作方面的收获。调查结果显示，82%的毕业生学会了查阅文献资料，76%学会了拟定提纲，62%学会了写选题背景，64%学会了研究方法，15%学会了设计调查问卷，0.7%没有写作方面的收获。上述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学生撰写毕业论文有一定的收获，掌握了编辑文档的技能，掌握了查阅文献资料、构思论文提纲、收集实际数据资料、撰写开题报告、撰写论文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为以后升学深造或者参加工作奠定了基础。 （四）财经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为了解指导教师对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情况，课题组设置了几个问题。 1.指导教师对论文写作方法和要求的讲解。（1）撰写毕业论文前，指导教师是否讲了论文的写作方法和写作要求等内容？59%的毕业生回答详细讲解，40%回答进行了简单讲解，1%回答没有讲解。（2）指导教师讲的论文写作方法和写作要求对撰写论文是否有帮助？40%的毕业生回答帮助大，43%回答帮助较大，16%回答帮助不大，1%回答没有帮助。 2.教师指导论文的方式。（1）毕业论文的指导方式，74%的毕业生回答教师进行了当面指导，64%回答教师采取E-mail方式指导，48%回答教师采取电话方式指导，39%回答教师采取QQ方式指导，21%回答教师采取短信方式指导。（2）哪些指导方式效果好？85%的毕业生认为当面指导效果好，48%认为E-mail方式效果好，32%认为电话方式效果好，24%认为QQ方式效果好，10%认为短信方式效果好。 3.论文开题阶段的指导。（1）关于论文题目的确定情况，5.2%的毕业生回答论文选题是教师确定的，14.9%回答论文题目是自己确定的，79.9%回答是在教师的指导下确定的。（2）论文提纲的拟定情况，87%的毕业生回答论文提纲自己拟定后教师进行了修改，10%回答自己拟定，2%回答是教师拟定的，1%回答是亲戚或朋友帮助拟定的。 4.论文写作阶段的指导。（1）指导教师对论文修改的要求，67%的毕业生回答教师不仅要求学生逐字逐句修改论文，而且教师亲自动手逐字逐句修改论文，71%回答在修改论文过程中教师要求重写某些段落，38%回答教师要求修改论文标点，2%回答教师没有提出任何修改要求。（2）论文修改了几稿？6%的毕业生修改了一至两稿，81%修改了三至五稿，13%修改了六稿以上。 5.希望教师怎样指导下届同学。71%的毕业生希望教师多跟学生见面沟通，55%希望指导教师多付出精力指导论文，46%希望在拟定论文提纲时教师给予指导，46%希望教师严格要求学生，44%希望教师带领同学到农村或企业调查获取论文第一手资料，15%希望教师给毕业生指定论文题目。 上述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教师指导毕业论文的工作是认真的，在讲解论文写作方法和要求、指导开题、修改论文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教师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指导方式，当面指导和E-mail方式的指导效果较好。极个别教师付出的精力不够，体现在不讲解论文写作方法和要求、对论文不提任何修改要求、只要求学生对论文进行了一两次修改等方面。 二、财经类本科毕业论文指导与写作存在的问题 （一）毕业论文选题不当。调查中发现，少数毕业论文存在选题不当的问题。有的题目太大，例如《中国化妆品行业现状与发展研究》《中国邮政物流发展战略研究》《我国餐饮企业成本控制分析》等；有的题目没有针对性，泛泛而谈，例如《中小型零售企业物流模式的管理与策略》《中小企业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及对策分析》《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失真的成因及其治理对策》等；有的题目是纯理论研究，例如《电子商务会计研究》《公允价值在会计实务中的计量问题》《小额贷款公司风险及防范》等。选择这些题目的毕业生一般从年鉴、互联网、知网中查找资料，拼凑资料完成论文，论文的质量不高，毕业生的能力也得不到提升。究其原因，有的毕业生由于考研等原因没有去实习，无法收集资料，有的毕业生由于能力有限，收集不到资料。 调查中发现有16.7%的毕业论文选题与专业不相符，这影响了专业培养目标的实现。笔者通过访谈得知，一是毕业生实习工作不是所学专业时，选题与实习工作相结合，因而论文选题与专业方向不一致；二是本科生论文选题没有像硕士论文那样强调论文题目必须与专业方向相一致；三是财经类的某些热门专业学生人数过多，在专业教师指导不了的情况下，将学生分配给其他课程的教师指导，因而学生选择了指导教师所在专业的题目。 （二）过多地借助网络影响了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调查发现毕业生过多地借助互联网收集实际数据，只有半数的学生通过实习或问卷调查获得实际数据。虽然通过互联网获得论文所需数据省时省力，但是毕业生不接触社会、不深入生产实践、不与人沟通，无法实现通过毕业论文提高毕业生的实践能力、分析判断能力、沟通能力的目的。 （三）就业压力大影响了毕业论文质量。毕业论文一般安排在大学的第8学期，这个时候毕业生往往为就业参加各种考试和面试。尽管绝大多数毕业生回答撰写论文的时间充裕或比较充裕，但这些事情牵扯了毕业生的很多精力，势必对毕业论文质量产生影响。调查中3.1%的毕业生持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态度，就是就业压力大造成的。 （四）毕业论文的写作与指导难度大。调查中发现，超过半数的毕业生认为毕业论文难度较大。毕业生乍一接触毕业论文，对查阅文献资料、分析整理资料、选题、写开题报告等无从下手，不知道如何写选题背景、研究现状、研究方法、摘要等，感觉把心中的想法表达出来很困难。对教师而言，在指导毕业论文的过程中要教会毕业生做这些工作，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教师普遍感觉压力很大。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目前本科日常教学中没有对科研能力和撰写论文能力的培养，依然采用传统教学方法，教师讲学生听，注重知识的传授，忽视知识运用能力的培养。在传统教学中，学生缺乏收集整理资料、运用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等方面的训练，学生很少有社会实践的机会，学生缺乏思辨能力、写作能力的培养等。而国外许多一流大学非常重视本科生科研能力的培养，设立科研学分，例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在1969年就有“本科研究机会计划”、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20世纪80年代设立了“本科生研究中心”、伯克利分校于1997年成立了“本科生研究办公室”、耶鲁大学为一年级的本科新生设立了“指导研究”项目等。对我国的本科教育现状而言，在大学三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培养学生做科研写论文的能力，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指导学生完成毕业论文，难度大、压力大是可想而知的。 （五）少笛生不重视毕业论文。调查结果显示，有0.3%的毕业生对毕业论文持不认真的态度。教师普遍反映，每年指导毕业论文的过程中，总有一两个同学写论文拖拖拉拉，不积极想办法收集实际数据资料，不下功夫写论文，不认真修改论文，论文质量不高，教师三番五次督促也没有效果。而在论文评定成绩时，指导教师往往心软，不忍心由于毕业论文的缘故影响学生的毕业和就业，只要学生提交了论文，尽管论文质量不高也往往给予通过。 （六）教师指导毕业论文的时间不宽裕、个别教师不认真。 1.教师指导毕业论文的时间不宽裕。调查结果显示，74%的毕业生曾接受指导教师的当面指导，85%的毕业生认为教师当面指导论文效果好，71%的毕业生希望教师多跟学生见面沟通。调查结果说明指导教师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不充足。主要原因是，由于高校扩招，每位教师指导的学生数量多，教师在指导毕业论文的同时还承担着繁重的课程教学任务，因此，教师平均指导每个学生的时间和精力较少，教师跟学生见面的时间少。 2.个别教师不认真指导毕业论文。调查中发现，1%的毕业生回答指导教师没有讲解毕业论文的写作方法及要求，2%的毕业生回答教师没有提出任何修改要求，1%的毕业生回答修改了一稿。调查结果说明个别教师没有认真指导毕业论文。 三、加强财经类本科毕业论文指导与写作的对策 笔者认为，提高本科毕业论文质量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加强本科生科研能力的培养，提高本科生撰写论文的能力，二是改进本科毕业论文的管理，加大本科毕业论文指导力度和监督审查力度。 （一）将科研能力的培养贯穿于本科四年的教学。 1.课程教学要注重能力的培养。改革“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引进慕课、微课、翻转课堂等教学模式，增加案例教学和实践教学，教学中强调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起主导作用，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促使学生在课程学习中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沟通协作能力。 2.制定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计划。高校要制定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计划，为培养本科生科研能力做一系列工作。一是给本科生设立科研导师，本科生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就与科研导师接触，协助科研导师做科研方面的工作，跟随科研导师感受课题申报、调研、撰写研究报告、课题结题的整个科研过程。二是开设论文写作必修课，系统讲解选题、写开题报告、查找资料、制作调查问卷、研究方法等。三是要求学生在大学期间至少参加三次社会实践活动，学生自己选题、制定调查问卷、撰写调研报告。 （二）改进本科毕业论文的管理。 1.加强指导教师的管理。应制定指导教师管理制度，包括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教师的条件与职责、本科毕业生分配办法、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教师评价办法、奖惩办法等。通过这些制度，明确哪些教师有资格指导本科毕业论文，每位教师分配多少学生，对教师的指导质量进行评价并予以奖惩，以此促使教师提高指导质量。 2.建立本科毕业论文各个工作环节的操作规程并实行全程监控。本科毕业论文包括选题、开题、指导与写作、提交与评阅、答辩与成绩评定、论文资料装订与归档等多个环节。首先，学校要对每个工作环节制定具体的操作规程，使教师和毕业生明确如何去做。其次，建立本科毕业论文全程监控制度，学校或学院对各个工作环节定期进行检查，督促教师切实负起指导责任。 3.改变论文写作和答辩时间。由于毕业生大四阶段尤其是第八学期事情很多，影响了毕业论文的写作，建议把毕业论文工作提前到大三放暑假前即第六学期期末，进行学生与指导教师的双向选择，将毕业生分配给指导教师，指导教师开始毕业论文的指导；大三暑假里，要求学生进行论文选题，与指导教师沟通后确定论文的题目；指导教师指导学生确定调查提纲或调查问卷，要求学生利用大三暑假的时间进行调研，为撰写毕业论文收集实际资料；大四开学后的一两周内，组织学生完成开题报告工作；安排毕业生撰写论文初稿，年末前提交；元旦后以及放寒假的两个月时间，毕业生和指导教师闲暇时间较多，指导教师可以利用这段时间集中精力指导毕业生完成论文的修改；第八学期开学的一两周内，完成毕业论文的答辩工作。 4.加大本科毕业论文选题的指导与审核力度。选题是本科毕业论文的基础环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毕业论文的质量。首先，指导教师要加大对毕业生选题的指导，强调毕业论文选题要与所学专业挂钩，选题要针对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以及实习单位面临的突出问题，选题要理论联系实际，不要选择纯理论研究的题目，选题的难易程度要适中，选题宜小不宜大、宜具体不宜抽象、宜限制不宜宽泛、等等。其次，学院要加大毕业论文选题的审核力度。学生选定题目后，提交给学院，学院要组织专家对毕业论文选题的新颖性、实用性、可行性、深度等方面进行评审，要求选题不当的学生重新选题。 5.优秀本科毕业论文实行首位参选制。每位教师指导的成绩最高的论文，应该是该教师指导的质量最优的论文。因此，各位教师指导的成绩最高的毕业论文拿出来参选优秀本科毕业论文，学校或学院组织教师进行盲审，这样可以确保每位教师指导的论文都有机会评优，盲审可以杜绝评优中的教师面子问题，使本科毕业论文的评优工作做到公开公正，使评选出来的优秀毕业论文真正优秀。 6.对毕业论文实行末位审核制。毕业论文末位审核制，就是每位教师指导的成绩最低的毕业论文，提交给学校或学院进行审核，学校或学院组织教师进行盲审，审核不合格的，要求学生进行修改，修改后再次审核，毕业论文审核合格后，才给学生颁发学位证和毕业证。毕业论文的末位审核制对督促毕业生认真写论文、督促指导教师认真指导、杜绝教师给“同情分”、提高毕业论文质量有积极的作用。 7.建立本科毕业论文观摩学习制度。由于教师对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能力和宽严程度的把握参差不齐，因此建议在本科毕业论文资料装订归档后，学院组织教师相互观摩学习，使教师对本科毕业论文怎么写、宽严程度如何把握达成共识。 财经本科毕业论文:财经类院校本科生博弈论课程教学研究 摘要：博弈论是财经类院校本科生的一门必修课程。本文基于《博弈论》课程教学的特点，探讨了《博弈论》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博弈论》课程教学的建议，包括采用案例教学法；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相结合；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等。 关键词：博弈论；财经类院校；教学改革 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决策主体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的，也就是说，博弈论的研究对象是当一个主体，比如说一个人或一个企业的选择受到其他人或其他企业选择的影响，而且反过来影响到其他人或其他企业的选择时的决策问题和均衡问题。[1] 在经济学文献中对博弈论最早的研究是古诺（1838）、伯川德（1883）和埃奇沃斯（1925）关于垄断定价和生产的论文，但是这些都被视为特例而没有改变经济学家思考大多数问题的方法。约翰・冯・诺依曼和奥斯卡・摩根斯坦在他们1944年著名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一书中引进了博弈理论的思想，书中提出大部分经济问题都应该被当作是博弈进行分析。[2]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博弈论发展和研究的重要阶段。纳什在1950年明确提出了“纳什均衡”这一基本概念，解释了博弈论和经济均衡之间的内在联系。到20世纪50年代，合作博弈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包括纳什和夏普利分别提出的“讨价还价”模型以及吉利斯和夏普利提出的合作博弈中的“核”的概念。泽尔腾于1965年将纳什均衡的概念引入到动态博弈，提出了“精炼纳什均衡”的概念；海萨尼于1967年把不完全信息引入博弈论，并提出了“贝叶斯纳什均衡”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博弈论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博弈论的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泛，包括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公共选择等。 由于博弈论在经济和管理领域的广泛应用，《博弈论》已经成为许多高校的经济与管理专业的本科生的必修课。我校也开设了《博弈论》课程。然而，由于博弈论课程开设时间较短，而且作为运筹学的一个分支，它对数学基础的要求较高，因此有必要对《博弈论》课程的教学进行深入的探讨。 一、博弈论课程的教学特点 1.数学描述比较抽象。博弈论的标准表达是函数形式和集合形式的表达。博弈论作为运筹学的一个分支，它和数学的结合非常紧密，需要比较严谨的数学表达和数学证明。例如，20世纪50年代纳什在证明纳什均衡的存在性定理时就使用了泛函分析中的不动点定理。学习博弈论，通常需要具备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泛函分析等数学基础。[3] 2.教学过程通常浅入深出。由于博弈论的概念和定理均采用严谨的数学表达形式，学生理解起来较为困难。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通常从简单直观的例子出发，引出博弈的抽象数学模型。简单直观的案例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博弈的思想，但随着讲授内容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到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再到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最后到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均衡的概念得越来越复杂，数学定理的证明过程也越来越困难。 3.具有广泛的应用领域。现实生活中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这使得博弈论可以应用于多个领域，如商业、政治、外交等。在微观研究领域，交易机制的设计涉及博弈论；在中观研究领域，劳动力经济学和金融理论中都有关于企业要素投入品市场的博弈论模型。最后，从宏观的角度看，国际经济学中有关于国家间的相互竞争（或互相串谋）选择关税或其他贸易政策的模型；宏观经济学中也有货币当局和工资、价格制定者（厂商等微观单位）间的战略相互影响，最终决定了货币政策效果的模型。[4] 二、博弈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缺乏足够的案例支撑。在案例的选取过程中需要考虑到案例的趣味性、贴近现实生活的程度、学生参与案例的程度、与知识点的结合程度等。虽然博弈论的教材中提供了一定量的案例，但仍显得不够丰富。特别是对于财经类学校的本科生而言，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需要将其与自己对经济社会活动的观察和认识相融合，以提高分析经济社会现象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5]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选择丰富的案例是非常有必要的。 2.偏重于理论教学。以往的博弈论教学，偏重于理论教学。采取的教学方式仍然是传统的灌输式的方法，老师在讲台上讲课，学生在台下听课，而且老师的讲课内容也只是教材上的理论知识，较为枯燥乏味，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不高。因此，在重视理论教学的同时怎样提高教学的趣味性并增强学生的课堂参与度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3.考核形式单一。目前的考核形式仅限于笔试的方式，比较单一。由于博弈论是一门应用性比较强的学科，传统的笔试并不能很好地考察学生们对博弈论知识的掌握和应用程度。有的老师采取让学生做报告的形式进行考核。学生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论文，在课堂上进行讲解，教师根据学生的报告情况进行打分。这其中存在的问题是学生选取的论文的难易程度很难掌控。因此，教师需要思考如何丰富考核形式并且让考核更加真实全面地反映学生的能力。 三、完善博弈论课程教学的建议 1.采用案例教学法。由于博弈论的数学描述通常比较抽象，老师通过分析案例来说明博弈论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各种应用，既可以提高课程的趣味性，又可以帮助学生较深入地理解博弈论的基本原理。在案例的选取过程中，首先，要尽量选择简单的案例，使学生更加容易明白博弈的规则；其次，要注意选择契合现实生活的案例，有的案例不是学生的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学生理解起来可能较为困难；再次，要注意案例选择要尽量的多源化，由于博弈论在各个领域包括商业、政治、外交等均有应用，因此在选择案例的时候不要局限于某一个领域，应尽量选择不同领域的案例，帮助学生更加深入地理解博弈论的应用。 2.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相结合。传统的理论教学会让学生感觉枯燥乏味，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不高。我们可以将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相结合，设计丰富多彩的博弈实验，将学生分成小组，然后小组内进行角色扮演，小组内不同的学生扮演不同的博弈参与者，他们之间进行竞争、讨价还价或者合作。博弈实验可以提高课程的趣味性和应用性，增强学生的课堂参与度，这种互动式的教学将极大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效率。[6] 3.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由于博弈论是一门应用性比较强的学科，仅通过学习理论知识并不能很好地掌握博弈论的思想。因此，教师可以在笔试的基础上丰富考核形式。让学生针对现实生活中的博弈问题进行建模分析，在课堂上进行汇报并整理成小论文的形式上交。为了提高所有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对于课堂汇报过程中提问的学生给予适当的分数奖励，提出的问题质量越高，分数的奖励越大，被提问的学生回答地越好，课堂汇报这部分的分数也将越高。这一方面可以激励学生认真地进行建模分析，认真地准备课堂汇报，也将鼓励所有的学生参与到课堂汇报中。[5] 四、结语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问题将借助于博弈论进行分析。因此，财经类院校的本科生学习博弈论，掌握其思维方式和思想及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首先分析了博弈论课程的特点，然后指出了目前博弈论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给出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本文将为财经类院校本科生博弈论课程的教学提供有益的启示。 财经本科毕业论文:项目驱动式教学法应用于财经类本科专业课程的影响因素研究 摘要：项目驱动式教学法是解决我国财经类大学生实践能力弱这一难题的有效途径。本文分析了项目驱动式教学法应用于财经类专业课程的影响因素、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统计分析，提出了推广建议。 关键词：项目驱动式教学法；财经类本科专业课程；影响因素 目前财经类大学生普遍理论分析能力不强、实践动手能力弱，成为我国财经类高等教育面临的关键问题，这在就业形势严峻（2013年被称为大学生“最难就业季”，2014年就业难题并未明显缓解）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需要我们对财经类高等教育的培养模式及教学方法进行深刻反思。项目驱动式教学法是围绕教学任务，基于教学内容设计并实施教学项目（项目可以简单理解为需要完成的任务），将理论知识融入动手完成项目的实践过程中的教学活动。其价值在于，变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的被动式教学为“以项目为主线、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主动式教学，培养专业能力、岗位能力等实践能力，以及学习能力、社会能力等全面的综合能力。项目驱动式教学法在国外的多种教育，包括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中对学生实践能力的提升是显而易见的，且在我国职业教育、理工科类本科教育也获得了显著的成效。财经类课程有其特殊性，但在提高学生专业实践能力、综合能力方面与理工类课程的要求是相同的。鉴于项目驱动式教学法所具有的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综合能力的显著特征，在财经类本科专业课程中推行项目驱动式教学法，对于克服财经类本科专业课程教学实践性弱的弊端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 项目驱动式教学法萌芽于18世纪的欧洲，较为经典的理论主要有：Piaget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Dewey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Lave、Wenger等人的情境学习理论[1-3]。这些理论主张由学生参与实践，自己建构知识，夯实专业能力，全面提升各种综合能力，从而为立足于通过项目设计、实施等实践活动展开教学的项目教学法奠定了理论基础。美国教育家Katz与加拿大教育家Chard正式提出项目驱动式教学法[4]，并引入欧洲、日本、韩国等地，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中广泛应用，成功培养了大量人才。 项目驱动式教学法于2001年引入我国后，国内研究表明[5-6]，项目驱动式教学法在我国的职业教育、理工类高等教育取得了较大成功，逐步推广开来，但在财经类本科教育领域还未得到有效应用。 在我国大力提倡“创新创业”的背景下，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日益迫切，项目驱动式教学法愈发凸显其价值。财经类本科专业课程承担着为社会培养投资、管理、营销等财经类人才的任务，每一个知识点均可组织为项目来传授，有着应用项目驱动式教学法的天然土壤，但我国财经类本科专业课程推行项目驱动式教学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应用不足，流于形式，效果不高，缺乏系统性研究的支撑。辨析这些影响因素，探索将项目驱动式教学推广应用于法财经类本科专业课程的科学模式，是财经类本科教学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 二、项目驱动式教学法应用于财经类本科专业课程的影响因素 一是课程性质（理论性/实践性、基础性/应用性、一般性/专门技术性、定性/定量等属性）。一般而言，与现实应用接近的课程，“项目化”相对容易，而理论性越强的课程，将抽象内容“具体化”为项目的难度越大，增加教师在项目设计、组织等方面的成本。 二是教师因素（教师的教学方法、学历、策划课程项目的能力等）、学生因素（学生基础知识掌握程度、对课程的偏好程度、职业取向等）、用人单位因素（用人单位提供就业职位与课程内容的契合程度、对学生专业能力/综合能力的重视程度等）等。教师因素决定了项目驱动式教学实施水平的高低，对课程内容熟悉、具有理工科教育背景、参加过社会实践的教师，组织实施项目驱动式教学的能力相对更强。学生因素则决定了项目驱动式教学法接受方（参与方）的能力基础、主观偏好，学生理论基础越好、参与兴趣越高，则项目驱动式教学对学生实践能力的提升越明显。用人单位因素对项目驱动式教学法具有直接的导向性效应，与用人单位工作性质吻合程度越高的教学项目，培养学生面向用人单位的专业实践能力就越有针对性。 三、项目驱动式教学法应用于财经类本科专业课程的影响因素统计分析 （一）数据来源 对讲授财经类本科专业课程的大学教师、学习过相关课程的本科大学生、用人单位调研，分别回收问卷156、1342、393份，共1891份。 （二）统计分析 1.项目驱动式教学法在财经类本科专业课程中的应用程度和应用效果 （1）应用程度。教师问卷所涉及的213门财经类本科专业课程中（不同问卷的课程名称可能相同，此处只是把问卷列举的课程数目相加，学生问卷也是类似），授课过程中采用过项目驱动式教学法的课程有44门，占20.66%，约为1/5。学生问卷所涉及的6514门财经类本科专业课程中，包括产业经济学、公共部门经济学、企业投资学、公共投资学等，教师采用过这种教学方法的有1581门课程，占24.27%。可见，在财经类本科专业课程中，采用项目驱动式教学法的比例偏低，仅为1/5～1/4之间，有较大的推广空间。 （2）应用效果。将教学效果的评价分为“优（90～100分）”、“良（80～89分）”、“中（60～79分）”、“差（60分以下）”四个等级。156份教师问卷中，选择“优”有43份，占27.56%；“良”有97份，占62.18%。1342份学生问卷中，选择“优”有585份，占43.59%；“良”有646份，占48.14%。这意味着，有89.74%的教师、91.73%的学生认为项目驱动式教学法的效果在“良”以上，认可度较高，值得在更多的课程中推广。 2.项目驱动式教学法在财经类本科专业课程中的应用效果影响因素。 （1）课程属性。适合采用项目驱动式教学法的财经类本科专业课程，具有相对明显的属性特征。①理论性/实践性。74.36%的教师、66.13%的学生选择“实践性”（16.25%的学生认为两种属性兼有），76.08%的用人单位认为“实践性”更重要。②基础性/应用性。76.92%的教师、54.84%的学生选择“应用性”（13.65%的学生认为两种属性兼有），65.39%的用人单位认为“应用性”更重要。③一般性/专门技术性。69.23%的教师、52.09%的学生选择“专门技术性”（4.62%的学生认为两种属性兼有），64.12%的用人单位认为“专门技术性”更重要。④定性/定量。66.67%的教师、65%的学生选择“定量”（11.75%的学生认为两种属性兼有），而用人单位选择“定量”∶“定性”的比例是52.42%∶47.58%，几乎相等，意味着用人单位并没有明显的偏好。 这说明，一方面，多数教师、学生认为应用项目驱动式教学法的课程应是“实践性”、“应用性”、“专门技术性”的，与用人单位看重的专业课程属性相一致。从而，推广项目驱动式教学法具有直接的现实针对性。另一方面，多数的教师、学生认为应用项目驱动式教学法应侧重于“定量”的课程，但用人单位对“定量”、“定性”并无特别的要求，项目驱动式教学法即可应用于“定量”，亦可应用于“定性”课程。 （2）影响项目驱动式教学法效果的教师因素。按重要程度排序，156份教师问卷中，认为教师的“策划课程项目的能力”排第一位（最重要）的占56.41%（为反映多数人的看法，给出的是排第一位占比最大的因素，以下类似），认为“教学方法”排第二位的占51.28%，认为“学历”排第三位（最不重要）的占92.31%。1342份学生问卷中，认为“教学方法”排第一的占61.55%，认为“策划课程项目的能力”排第二的占55.59%，认为“学历”最不重要的占85.17%。这表明，教师的“策划课程项目的能力”及“教学方法”被认为高度相关，“学历”则关系不大。 （3）影响项目驱动式教学法效果的学生因素。156份教师问卷、1342份学生问卷中，53.85%的教师、50.07%的学生认为学生的“基础知识掌握程度”排第一位（最为重要），56.41%的教师、43.14%的学生认为“对课程的偏好程度”排第二位，71.79%的教师、61.33%的学生认为“职业取向”排第三位。这说明，由于学生对职业取向等未来的不确定因素可能缺乏清晰的定位，还是基础知识、偏好等当前的确定性因素主要影响项目驱动式教学法的效果。 （4）影响项目驱动式教学法效果的用人单位因素。结合已毕业的学生、媒体、用人单位等途径获得的信息，156份教师问卷中，48.72%认为“用人单位对学生专业能力的重视程度”排第一位（最为重要），43.59%认为“用人单位提供就业职位与课程内容的契合程度”居第二位。1342份学生问卷中，49.03%认为“用人单位提供就业职位与课程内容的契合程度”排第一，41.43%学生认为“用人单位对学生专业能力的重视程度”排第二。此外，41.03%的教师、39.27%的学生认为“用人单位对学生综合能力的重视程度”排第三位。这说明，如果课程与用人单位需求的相关度越高，培养实践专业能力的针对性越强，学生越重视，项目驱动式教学法的效果越好；而综合能力涵盖面宽泛，难以在一门课程中体现，“用人单位对学生综合能力的重视程度”相关度最低。 四、项目驱动式教学法应用于财经类本科专业课程面临的问题 （一）项目驱动式教学法的应用不够普及 依据调研资料，不超过1/4的财经类本科专业课程采用了项目驱动式教学法，有相当数量的学生表示未接触过，甚至未曾听说过。 （二）项目驱动式教学法未能形成适应于财经类课程由理论基础到应用的完备体系 与理工类课程不同，财经类课程具有显著的发散性，外延宽泛，项目的选择、设计、实施等流程随课程门类和课程内容不同而不同。目前项目驱动式教学法还仅限于按教材来构建教学思路，对案例、习题、现实问题等做一般性的分析，而非将完整章节的内容融合起来构建教学项目，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 （三）教师的教学项目策划能力有待提升 项目驱动教学法具有显著的跨学科特点，项目设计、实施、分析、评价等都带有典型的理工科教学的属性，逻辑性和流程性强，要求将理工科的教学模式与财经类的课程内容有机结合起来，所需的能力是财经类本科专业课程教师的软肋所在。 五、项目驱动式教学法在财经类本科专业课程中推广应用的建议 （一）建立健全理论基础及应用流程 基于项目驱动式教学法的特点，结合财经类本科专业课程的属性，构筑项目提出、设计、实施、控制等支撑理论。以此为基础，借鉴项目驱动式教学法的成功经验，建立适用于财经类本科专业课程的成熟流程。 （二）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 一是熟悉项目驱动式教学法，掌握相关交叉学科的背景知识，强化项目专业化能力；二是依据课程设计教学项目的流程链，完善实施环节，提升教学内容的项目化能力；三是立足学生的学科基础和专业特点，修正、补充项目方案，提升学生的项目融入度和参与积极性，增强面向不同授课对象的项目技巧化能力。 （三）完善教学方法 1.明确课程的教学目标，提炼教学项目。 2.组织教学内容，科学安排理论/实践的知识量，优化二者的匹配与衔接，防止当前教学中普遍存在的理论/实践两张皮、知识点脱节等现象。依据笔者的经验，理论知识点尽可能做到条理化和简单化，围绕理论以项目来引导学生的注意力。过多的理论会引起学生的厌倦，而过多的偏重实践则不能让学生领会到在本科层面应领会的理论知识点。 3.发现教学项目实施环节中学生的学习难点，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课前布置学生预习好需要掌握的相关知识。 4.丰富教学方式，探索课堂教学、课外活动、社会实践“三个课堂”的联动教学模式，推进课程实验、专业实训和综合实践“三类实践”的综合运用，提升教学效果。根据实验对比，采取以大作业完成项目、案例PPT制作、项目团队讨论及展示、学生课题申报、实地调研等方式，效果远胜传统的教师“满堂灌”授课。 5.科学安排学生的参与方式及参与节点，激发学生兴趣，引导学生成为教学的“主角”，将学生的专业能力、综合能力培养蕴含于项目的参与过程中，将抽象理论转化为具体的实践操作，达到教学目的。 6.本着项目选择与用人单位的实践运行越接近越好的原则，引导学生完成项目，培养其胜任实际工作的能力。笔者在讲授《企业投资学》时，将项目选择与企业现实运行结合起来，学生认为收益良多，参与热情高涨。 六、结语 项目驱动式教学法是提升财经类学生专业实践能力、综合能力的关键所在，但鉴于财经类本科专业课程的特点，这种教学方法的应用范围还很有限，面临系统的基础理论缺乏、规范的项目流程未建立、教师的项目化能力不高等问题，建立行之有效的应用模式还有较长的路要走。我们在遵循项目驱动式教学法特点的基础上，应分析财经类本科专业课程的属性，针对教师、学生、用人单位的影响因素，科学设计项目教学法的目标、流程、环节，引导学生实践参与，达到预期的提升财经类本科教育质量的目标。 财经本科毕业论文:新建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与实现路径研究 摘 要：新建财经类本科院校培养应用型人才是适应并促进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需要，也是新建本科院校提高自身竞争力的需要。因此，以哈尔滨金融学院的实践探索为例，探讨了如何建立和完善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体系，并对新建财经类本科院校对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实现路径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新建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体系；实现路径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新建财经类本科院校异军突起，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格局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其人才培养模式的设计与选择，不仅直接影响着这些院校的办学质量和长远发展，而且还从根本上影响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总体质量。新建财经类本科院校培养应用型人才是适应并促进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需要，也是新建本科院校提高自身竞争力的需要。2010年，经教育部批准，哈尔滨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升格为哈尔滨金融学院，成为一所新建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学院现有全日制在校生万余人，其设有10个教学系部，拥有涵盖经、管、文、法、工5个学科门类的22个本科专业和16个专科专业。学院升本以来，在教学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建立以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人才为主的培养目标 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既需要不同层次的理论人才，也需要不同层次的应用型人才。人才的层次和类型要有一个合理的梯度和维度，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如今，高等教育发展到大众化、普及化阶段，培养应用型、多样性人才也就成为了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之一。新建财经类本科院校应顺应时展规律，把培养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人才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和战略选择。 哈尔滨金融学院作为刚刚升为本科层次的普通高校，立足服务地方，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一方面，注重推进教育思想观念转变，引导广大教职工强化质量意识、特色意识、发展意识；另一方面，编制了《哈尔滨金融学院“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年）》，上上下下全员参与、分项落实，明确了学院的发展定位与方向。 二、建立和完善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体系 （一）理论教学体系 建立和完善财经类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理论教学体系，需要系统研究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针对财经类行业、专业的人才所需要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来组织、设计人才培养方案。理论知识、实践经验共同构成了学生职业能力形成的两大要素。在理论课程体系设计方面，要覆盖一定的“面”，使学生接受的专业知识体系相对完整，保证所培养学生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从而具有良好的发展后劲。一方面，构建基础教学平台，“公共基础+专业基础+素质基础”；另一方面，构建专业教学平台，“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职业拓展课”。在强化学生专业基础教育，提高综合素养的同时，不忘训练学生职业能力、实践应用能力。 （二）实践教学体系 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实践教学体系中，需要对学生分层施教，设计选修与必修相结合的实践教学内容。按照“基本技能-综合技能-创新技能”的梯度模式进行设计，采取课内实训、实验设计、毕业设计和课外专业实习、开放实践等多种教学方式，对学生进行专业技能训练。基本技能教学内容，可采用与理论教学相捆绑的课内实训或实验的形式，综合技能和创新技能的教学内容；可依托实验设计、专业实习、毕业设计和开放实践等形式，独立设置实践教学环节。学生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及未来职业导向自主选择不同的实践主题，甚至学校可以创造条件，鼓励学生在开放实践中利用所学的技术实施创业项目。 （三）素质教育体系 在学生成长的过程中，素质教育非常重要。其培养训练的模式相对灵活，包含的内容也十分丰富。例如，可以结合不同专业的学生开展学科研究方面技能的训练，辅导学生进行科研项目研究，鼓励学生参加各类学科竞赛；也可以组织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三下乡”活动，增加学生社会实践和志愿者服务经历；还可以通过党课、团课等方式培养大学生文明修身，还可以通过高雅艺术走进校园、各类文艺团体活动来培养学生文化艺术修养。 三、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的实现路径 （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优化人才培养方案 保障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制定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方案。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培养方案设置时，应体现行业的特殊性、专业设置的应用性以及教学过程中的实践性。要针对行业特点、学校师资和教学设备的实际情况，培养能够适应岗位需要、能够有效应对社会竞争的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毕业生。 哈尔滨金融学院自2010年升本以来，各系部围绕培养专业基础扎实、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应用型专门人才的目标定位，根据市场需求及适应情况，充分调研，广泛征求意见，调整课程设置，全面修订了各级人才培养方案，制订和完善了全部课程教学大纲，对部分专业课程开设学期、学时、学分、实验课学时等进行了调整，使人才培养方案更加科学合理、更适合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二）以校企联合为平台，创新培养模式 新建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应该加强与银行等金融企业的联系，积极利用企业资源建立教学基地、实习实训基地、科研基地、毕业生就业基地服务；同时，也可以利用高校本身良好的产学研合作条件，建立互惠互利的产学研合作教育基地，搭建校企共育平台，加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哈尔滨金融学院多年来一直坚持以产学研用结合为突破口，积极引导广大师生参与科研项目，共建产学研用联合体，寻求政府支持、拓宽服务领域等途径。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将“征信知识教育基地”等各类教学科研实践基地落地该院。该院与黑龙江省银行业协会签署培训合作框架协议，与银行业协会在前期培训、咨询业务等方面开展合作；与龙江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课程设置、专业建设、人才培养模式、科研合作等方面达成共识，为学校与政府、学校与行业、学校与企业建立了更广阔的服务平台。与广发银行信用卡中心共同创办金融人才培养基地，与龙江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中投惠民（北京）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公司、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金水木教育投资（北京）有限公司、北京中软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甲骨文（哈尔滨）实训基地等单位签署了3+1人才培养校企合作协议，为毕业生顺利择业就业打下了坚实基础。学院与招商银行深圳分行、深圳农村商业银行、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广发银行信用卡中心、北京中信金融服务中心、黑龙江省农村信用联社等单位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每年这些单位来我院选聘毕业生在500人左右。这一系列校企合作，实现了用人单位与学院的双赢。 （三）以实训改革为契机，强化实践能力培养 培养应用型人才既要有理论教学的逻辑思维能力训练，也要强化实践教学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使学生能够完成从知识理论向实践的跨跃。 为提高学生实践动手能力，推进实践内容和实践模式改革和创新，哈尔滨金融学院一直继承优势并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坚持在本科教育中实行“五能三好”即打字、点钞、识别假钞、书写、口才、服务礼仪职业能力等金融行业基本功训练。把银行等业界用人单位招聘人才的入职条件及新行员技能培训标准纳入到人才培养方案中来。同时，金融系的模拟银行已建成投入使用；管理系自主研发的跨系跨专业实习实训平台已连续两年投入运行，还推广到了金融、商务英语等四个系部进行认知实习的使用，取得了良好效果。模拟金融综合实训中心、会计审计综合业务能力实训平台也已经开始筹建。学院还采取校内外相结合的方式，组织本科生的专业认知实习；出台相关管理办法进行实习指导，将学生分组安排到金融机构、企业进行认知实习，使学生进一步了解了行业的发展前景及对从业者的基本要求，培养锻炼了实际工作能力和实用技能。 （四）以质量为生命线，改革教学管理 教学管理是保证培养人才质量的重要保障，教学管理方式的改革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随着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哈尔滨金融学院制定《二级教学管理实施方案》并进行试点，充分发挥系（部）在教学管理、学术活动、师资队伍建设中的积极作用。陆续出台并实施了20多项全新的教学管理制度，如《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校外实习基地管理规定》、《学生实习管理办法》、《学生参加学科竞赛学分和课程认定办法》、《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实施细则》、《辅修第二学士学位管理办法》、《教学经费核定与使用管理办法》和《教学名师和优秀教学团队评选办法》等规章制度，按照依法治校的原则，不断推进学风、教风的转变，真正意义上达到了现代大学的建设要求。为提升青年教师的授课水平，学院陆续举办了“教学公开课”观摩、教学能手及教学新秀奖评选、多媒体课件大赛和微课大赛等活动，实现了青年教师培养培训常态化、制度化，极大提高了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这些方式对于修正教育教学工作，促进与社会需要的深度融合，不断提升教学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学院从2011年开始陆续对全体本科生实行了英语、高等数学以及计算机基础课程的分级教学改革。经过试点和推广，发现分级教学在学生成绩提高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能够全面推动本科教学水平的提升。逐步推进小班授课，实行学业导师制，构建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以学习为中心的新型师生关系和教与学的关系。 结语 加快新建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高校发展，完善人才培养体系，有利于满足社会对财经类人才的旺盛需求。新建财经类本科高校能否乘势而上，制定和实施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体系至关重要。因此，新建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高校应当合理规划学校发展目标，注重办学质量的提升，创新和发展人才培养模式，走“约束性发展”、有内涵的特色强校之路。 财经本科毕业论文:财经翻译本科专业生涯规划教育路径探析 摘 要：2006年，教育部批准设立翻译本科专业以来，在学科发展和市场需求的双重推动下，翻译学逐渐从语言学、应用语言学中独立出来，开始自身的专业建设。本文以中央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职前课堂”为例，开发翻译本科专业生涯规划及职业素养训练的项目，探索学生综合能力培养的路径，为财经翻译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提供一定的实践指导。 关键词：翻译本科；生涯规划；职前课堂；职业素养 2006年，教育部批准复旦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河北师范大学三所高校试办翻译本科专业（Bachelo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简称BTI，专业代码：050255S）。截至2015年，已有近百所院校开始招收翻译专业本科学生，在校人数万余人。根据《高等学校翻译专业本科教学要求》的规定，高校翻译专业“旨在培养德才兼备、具有宽阔国际视野的通用性翻译专业人才。毕业生应熟练掌握相关工作语言，具备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较宽广的知识面、较高的跨文化交际素质和良好的职业道德，了解中外社会文化，熟悉翻译基础理论，较好地掌握口笔译专业技能，熟练运用翻译工具，了解翻译和相关行业的运作流程，并具备较强的独立思考能力、工作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毕业生能够胜任外事、贸易、教育、文化、科技、军事等领域中的一般难度的笔译、口译或其他跨文化交流工作”。因此，财经翻译本科专业是要培养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家经济发展需要的应用型、复合型口笔译人才。 季羡林先生说，“我国是翻译大国，但不是翻译强国”。随着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以及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社会对财经类翻译专业毕业生的需求从“金字塔型”转变成“枣核型”，需求量激增，同时也在职业胜任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财经翻译专业如何与社会需求相结合，在培养学生学好专业知识的前提下，提升自我的综合素质和核心竞争力，是外语类院校面临的重要课题。中央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职前课堂”项目就是针对这一需求，结合当前翻译本科专业学生特点而开展的实践研究项目。 项目概述 “职前课堂”项目是与翻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计划以及学生成长成才规律相结合的生涯规划教育训练项目。在高等教育体系中，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是一项重要的内容。而翻译专业的特殊性要求该专业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不但要早，更要规划得合理。这既需要理论作为指南，也需要实践的指导和经验的借鉴。 该项目是学院依托学校财经优势学科背景，结合学院人才培养特色开发的教育工作模式。它以第二课堂的“全球课堂”德育示范基地为主阵地，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创新平台等方式，分层次、分类别、分年级培养学生的生涯规划能力、专业综合素养和职业实践技能等，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翻译专业本科生能力培养体系，进一步挖掘学生的综合潜能、提升学生的核心竞争力，努力打造有创新能力、有文化素养、有财经内涵的复合型、应用型的翻译人才。 内容方案 该项目根据翻译专业“重基础、宽口径”的特点，从大学本科阶段学生能力培养的需求出发，依托第二课堂，协同校内外实践实训基地，对翻译专业学生的生涯规划能力、专业综合素养、职业实践技能等进行开发与训练。其中，生涯规划能力包括认识自我、了解职业、生涯规划等；专业综合能力分为专业能力和通用能力两部分，专业能力包括语言运用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等；通用能力包括创新能力、研究能力等。职业实践技能包括求职材料设计技术、求职渠道选择、招聘面试策略与技巧等。 1.生涯规划能力分析 这部分训练的目标主要是引导学生对自己的兴趣、能力、性格、职业价值观等内在条件以及区域经济发展、行业发展动向、岗位素质要求等外部条件进行分析，使学生逐渐形成客观的自我意识和职业认知；引导学生掌握生涯规划的基本思路与技能，具备制定适合自身实际情况且能切实指导自我职业发展生涯规划的能力。 2.专业综合素养分析 素质是对个人发展、企业未来成功以及获取持续竞争优势所要求的人的核心能力的描述。对于翻译专业学生而言，语言基础的学习关系到今后学习的深度。因此，包括听、说、读、写、译五方面在内的“基本功”是一切外语学习的基础。“翻译+财经”的复合型应用人才则要求学生必须具备良好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国际商务知识并能够灵活运用。而大学素质教育的重心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对于翻译专业高端人才而言，良好的调研能力、宏观思维能力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是不可或缺的。 3.职业实践技能分析 顺利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是个人职业发展的重要环节。大学毕业生求职成功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实力和水平，还需要有好的求职策略与技巧。求职的应聘策略涉及到应聘材料设计、求职渠道选择以及面试策略与技巧等。 训练路径 该项目的训练要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的学习成长特点按学期开展，从大学一年级贯穿至大学四年级。大学第一学期、第二学期、第三学期着重培养学生的生涯规划能力，第四学期、第五学期、第六学期注重培养学生的专业综合素养，第七学期、第八学期注重提升学生的职业实践技能。通过调查，最受学生欢迎的生涯规划教育方法有情境角色模拟、特定主题工作坊、职业体验实践活动，如考察实习、行业现状调查、职业人物专访、素质拓展训练、个体和团队咨询等，这也是该项目所运用的主要方法。 1.学生生涯规划能力的训练 学生生涯规划能力的训练主要通过组织训练营的系列活动来完成，需要借助专业的测评工具及量表，如生涯兴趣量表、价值观问卷等。通过自我剖析法、成就事件分享会及测评工作坊来了解自我；通过邀请行业专家讲座、校友及人物访谈分享等途径来认识职业社会；通过SWOT分析表、撰写规划书等活动对学习生涯进行规划设计。 2.学生专业综合素养的训练 学生专业能力主要由语言学习运用能力、跨文化交际和国际商务知识运用能力等组成。主要通过组织开展听、说、读、写、译等方面的语言训练活动，如英语角、语言基础类竞赛等来加强；通过举办“请进来、走出去”的学术讲座、选拔赛及交流活动等途径来开发跨文化交际等能力；同时，学院还建有外语学习网络资源库来辅助学生专业能力的提升。学院建有实验教学中心和学生社会实践基地，为学生提供实习实践平台，并通过开展创新创业系列讲座、“挑战杯”系列比赛、学生科研立项等活动锻炼学生的通用能力。 3.学生职业实践技能的训练 学生职业实践技能主要通过模拟训练的途径来开发，如组织模拟面试比赛、模拟商务礼仪比赛、简历及网申工作坊等，通过反复的模拟练习，强化学生对求职技能的掌握程度；通过组织毕业生经验分享会，总结求职招聘经验，加深学生对求职招聘的体验；通过组织参加校友论坛、企业和事业单位开放日等活动，了解职场从业经验，帮助学生完成从“校园人”到“职业人”的过渡。 除此之外，翻译人才的培养必须和翻译市场联系起来。该项目通过加强与社会上各翻译机构、行业协会的合作关系，并与中国日报社、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汤森路透公司等建立学生实习实训基地，打通教育渠道，共同培养符合经济发展需求、满足行业要求的翻译人才。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 财经本科毕业论文:非财经类高校会计专业本科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不断调整，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了会计学专业，一些非财经类高校看到社会对会计专业的巨大需求，也纷纷开设此专业，目前已形成了“校校办会计”的局面。但是随着经济结构不断转型和深化及整个社会大学生就业压力的不断增大，会计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也不容乐观，社会实际需求和学校人才培养不一致的矛盾日益凸显，尤其是非财经类高校本身缺乏学科优势在人才培养中的问题更是层出不穷。非财经类高校如何依托本校特色提高学生的人才培养质量和学生的就业能力，能够形成对财经类院校的有力竞争已是非财经类高校会计学科能够健康持续发展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关键词]非财经类高校；会计专业；本科教育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对会计专业毕业生的需求规模不断增大。会计专业毕业生曾经是非常抢手的，就业是非常轻松的。很多高校看到了会计专业的良好前景，纷纷开设了会计专业，甚至一些非财经类高校也开始尝试开设此专业，据统计，截至2012年已有将近1000所高校开设了会计学本科专业，又恰逢国家的扩招政策，全国高校会计专业的招生规模日益庞大。但是会计专业学生的人才培养质量并没有得到提升，而且目前，我国经济处于改革瓶颈期，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和深化，整个社会的就业压力不断增大，会计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和实际就业需求不一致的矛盾日益凸显，尤其是非财经类高校本身缺乏学科优势，其问题更加凸显。本文首先梳理非财经类高校会计专业本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其次就这些问题分析深层次的原因；最后为非财经类高校会计本科教育的改革和创新提供建议。 1非财经类高校会计专业本科教育现存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对会计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很多非财经类高校也开始尝试开设会计专业，自开设以来非财经类高校的会计教育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为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培养了大量高水平、高层次的会计人才。但是在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就业压力不断增大，非财经类高校在会计人才培养中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1培养目标不明晰 2001年以前，我们国家实行的是分行业会计制度，高校会计专业的人才培养也是分行业进行的，培养出来的是服务于不同行业的“专才”。2001年财政部颁布了统一会计制度，取消了会计制度的行业划分，会计制度不再分行业制定，在统一会计制度指引下，高校会计人才培养模式从“专才”转向“通才”，开设的专业课程不再考虑行业背景和特点。但是毕业生就业去向是分布在各行各业的，仍然要面对所处行业的特征和背景。会计制度的行业划分虽然取消了，但是各行各业的不同背景和特点还是存在的，不同行业的会计核算方法仍是有其特殊性的。然而在“通才”教育模式下，各个高校的培养模式大同小异，都未给学生讲授具有行业特色的通识知识，培养方案和培养目标的模式化和同质化削弱了会计的行业特色教育，培养出来的会计毕业生就与社会的实际需求相脱节。尤其是非财经类高校，本身缺乏学科优势，培养方案和培养目标又没有结合学校或所在地区的特色和优势，显然其培养出的毕业生很难与财经类高校的学生相抗衡。 1.2与市场需求不吻合 会计学是强调实践性的一门学科，跟理工类学科及其他经济、管理类学科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很多非财经类高校，并没有专门为会计专业老师制定考核标准，也是注重对科研的考核，这就导致会计专业教师仅把科研作为工作重点，轻视教学。另外，教育部等相关部门对高校的考核过分重视教师的学历、科研成果、留学背景等，导致高校在引进人才时并没有考虑教师的实务经验，培养出来的学生也缺乏实践知识。再加上，非财经类院校没有学科优势能够给学生提供的实习实践机会也较少，使得培养的学生与市场的需求不吻合。 1.3自身特色不明显 非财经类院校一般都会根据自己的学校背景制定自己的办学特色，课程设置一般也遵从学校背景。例如，海运类高校可以倾向于船舶、航运行业等人才的培养，在会计人才培养上，可以开设水运会计、航运会计等特色课程形成自己的人才特色。但是很多非财经类高校并没有立足自己的办学特色培养具有针对性、专门化的会计人才。有些理工类高校给会计专业学生多开设了几门理工科课程，人文类高校也给学生开设了文科课程，但是都没有结合会计学科，培养的学生并不能满足行业的会计人才需求。 1.4课程体系不完善 目前，我国的非财经类高校会计专业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基础会计学”“中级财务会计学”“高级财务会计学”“成本管理会计”“财务管理”“会计软件应用”等，但是对专业课程体系以外的拓展学生知识视野的课程体系重视不够，例如“财政学”“税法”“金融学”“数据库技术”“计算机技术”“信息管理”等课程，而这些课程在以后的工作中也是非常有用的。另外，基于学校硬件和师资力量的限制，非财经类高校普遍忽视会计专业的实践教学，专业课程大纲仅是围绕课本理论知识，只是就题论题，不利于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非财经类高校会计专业本科教育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非财经类高校会计专业教育存在问题进行原因分析。 2.1基础课程缺乏重视 非财经类高校会计学科由于缺乏学科优势，往往不能得到学校的重视，限于资金、师资力量投入不够，非财经类高校的专业基础课程基本都是100多名学生的大班授课。在此教学环境下，教师只能是单方向的对会计准则、会计制度进行罗列和解释，很难尝试使用案例教学、小组讨论等互动式的双向教学模式，学生只是在下面做笔记，缺乏创造性、主动性，学习热情很难被激发，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效果也不容乐观。 2.2实务经验丰富的教师资源匮乏 基于教育部等相关部门对高校的评估机制，使得学校在招聘人才时过分重视学历、留学背景、科研成果等，引进的很多博士、博士后教师虽科研成果很丰硕，但多是从“校园”来到“校园”，完全没有任何实务经验。另外，高校每年的绩效考核与教师科研工作量有很大关系，一些讲授会计核心专业课程的老师将大部分的精力放在科研工作上，忙于、课题研究，不重视专业实践经验的积累。会计学又是重视实践经验的学科，缺乏实务经验的会计专业教师很难培养出素质高、能力强的人才。 2.3学校投入不够 从硬件设施看，由于非财经类高校的会计专业没有学科优势，得不到学校领导重视，虽然大多数院校都配备了实验室，但从调查结果看，实验室资源还是比较匮乏，不能满足逐年扩招的需要，而且有些设备也都形同虚设，计算机设备配置过于老化，相关财务、审计教学软件与新的现行的会计制度不匹配。从师资投入来看，非财经类高校会计专业的专职教师数量过少，有些教师甚至一个学期身兼4～6门课程的教学工作，任课教师的“术业无专攻”直接影响到课堂教学质量的提升。 3非财经类高校会计专业本科教育的改进建议 3.1找准自身特色 目前非财经类院校的培养目标相差无几，均是培养出能在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会计实务工作、教学、科研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因此，各个院校的课程设置也没有较大差别，完全没有体现出学校的自身特色和行业背景。而这些特色、背景正是有些财经类院校所没有的，所以非财经类院校一定要将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学校的行业特色紧密联系起来，将普遍性的培养目标具体化。例如，如果学校不仅招收本科生，还具有硕士、博士的招生资格的话，在本科生的人才培养上，可偏重于对会计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科研能力的培养，为学生进一步的深造打下基础；如果学校的行业背景比较突出，由于大多数学生毕业后会在相关行业工作，所以在课程设置上可以多开设一些相关行业背景知识、业务流程和其特有的会计知识的介绍。例如，航空类高校可以开设航空概论、航空企业会计等。 3.2改革课程体系 一是强化基础课程的教学。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是高质量会计人才必备的条件，非财经类高校对于基础课程的教学应增加任课老师的数量，尽量做到30～50人的小班教学模式，强化学生的基础理论知识，才能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创新、创造能力。二是适量开设相关专业课程。开设的专业课程不能仅局限于会计领域，与会计相关领域的课程也可适当开设，如“金融学”“货币银行学”“数量分析法”等。三是加强实践教学。会计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学校应加大对实验室的投入，及时更新相关的财务软件，积极引进具有实务经验的师资。将课程重点从理论教学向实践操作和案例分析转移：通过开设实践课程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通过案例教学让学生置身其中培养他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另外，学校应充分利用所处的行业背景，加强校企合作，尽力多为学生提供校外实习的机会。 3.3加强师资建设 一是在引进师资时，不能仅看重人才的学历学位、科研成果等，应加大引入虽不具有博士学位但实务经验丰富的人才。二是由于会计学科较强的实践性和实务性，对于会计专业教师的业绩考核不能“唯科研论”。学校可以制定一些奖励政策引导教师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上，同时可以提供一些资金资助鼓励教师“走出校园、走入企业”，丰富教师的实务经验，进而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三是有条件的院校还可以定期邀请会计实务界的专家来校与师生做交流，使师生及时了解会计实务工作的情况及社会对会计人才的需求情况。 财经本科毕业论文:财经类应用型本科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核心能力的培养方式研究 摘 要：文中介绍了财经类应用型本科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核心能力的培养方式研究，主要从核心能力构建，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及理论实践教学体系构建、教学方式和方法改革、素质拓展体系构建和质量保障体系几个方面加以阐述，该培养模式为提升学生的就业能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关键词：应用型；人才培养；核心能力；计算机 0 引 言 我国本科生完成学业的标准是比较系统地掌握本学科、专业必需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掌握本专业必要的基本技能、方法及相关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这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标准，忽视了专业核心能力的构建与培养，因而导致各层次的本科大学都是一个标准。但现实并非如此，社会的行业与企事业单位各自有相应的衡量专业人才的标准。因而，对于高校来说，结合学科与专业的特点以及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通过厘定专业的核心能力来提升大学生的竞争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应用型大学区别于传统学术型大学的最主要特点是以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办学定位明确，办学特色鲜明。应用型大学无论是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还是师资选择，都将实践性和应用性贯穿始终。此外，在课程体系设置上，应特别重视学生的实践工作能力的训练和实践经验的积累，通过开设大量突出实践应用的课程，提升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是理论和实践结合非常紧密的一类学科，该专业学生不仅要具有广泛、扎实的理论基础，还要具有比较强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想。作为金融特色鲜明的财经类应用型本科大学里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明确培养目标，进一步细化专业核心能力，突出专业特色，是提升学生就业能力的强有力支撑，突出专业核心能力的人才培养模式是提升学生就业能力的强有力保障。 1 财经类应用型本科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核心能力的提炼 大学生的专业核心能力也具备类似特性：第一，大学生专业核心能力具有内在性。每个专业的学生必定要掌握不同于其它专业的专业能力，这种能力将伴随其从事专业工作的全过程，这种能力的强弱将直接影响其专业工作的成败；第二，大学生专业核心能力要具有延展性。在校期间学生可能掌握了某种或某几种现阶段比较专而实用的技术，但对应的面不广，这就不能算专业核心能力。也就是说专业核心能力可以确保学生能在专业的不同层次和方向找到其合适的位置；第三，专业核心能力还应具有独特性。专业核心能力的独特性主要从三个方面来体现，分别为培养目标定位，服务面向定位和学校办学特色。从这三方面考虑确定的专业核心能力使得竞争者无法模仿或模仿代价高昂，从而确保大学生能在某一专业领域保持领先地位。 本校作为一所金融特色鲜明的财经类应用型本科大学，始终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服务行业和地方经济为目标。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在人才培养核心能力构建的过程中，以京津冀地区为调研中心，通过走访多家金融机构，深入了解金融机构对IT人才的知识、能力、素质要求；通过走访多家互联网金融企业，参加中国计算机大会，全国互联网金融高峰论坛等各种会议，了解计算机服务金融行业的发展现状及计算机技术需求；走访软件开发及软件测试等IT企业和金融服务提供商，确定在软件服务行业所需的计算机技术；通过跟踪走访毕业生，分析毕业生的就业领域及就业岗位，了解我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毕业生的行业就业优势，凝练本专业特色为“IT+金融”，明确本专业的专业能力为计算机编程能力、算法分析与应用能力、硬件系统分析能力、金融信息安全技能、金融软件应用能力、软件开发与实施能力、软件测试能力；专业拓展能力为金融行业软件开发与实施能力及金融行业软件测试能力。 2 财经类应用型本科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核心能力的培养模式 2.1 构建与专业核心能力培养相适应的人才培养方案 本专业依托学校行业优势，结合学校办学特色，紧密围绕专业核心能力培养，明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是德、智、体全面发展，适应信息社会发展需要，系统学习计算机理论和专业技术，熟悉金融、会计的基本知识及业务流程，受到良好的实践训练，具有基本的金融信息安全技能，具有较强的金融软件开发与实施、金融软件测试能力，能够运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解决金融领域信息应用问题，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具有创新精神、国际视野和良好发展潜质的应用型人才。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人才培养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要求。 （1）知识要求：具备必要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具备金融、会计基础知识及金融业务流程规范知识；掌握计算机专业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掌握计算机软件及硬件的应用技术；掌握金融软件开发与测试的基础知识。 （2）能力要求：包括基本能力、专业能力和专业拓展能力，其中专业能力又包括专业基础能力和专业核心能力。基本能力为具有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思想境界和一定的审美能力；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具有科学的思维方法和较高的情商；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交流能力，具有职业适应能力；具有正确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英语的听说读写能力；具有计算机系统维护和办公软件应用能力；具有一定的文字表达能力。专业基础能力为具有计算机编程能力；具有算法分析与应用能力；具有硬件系统分析能力；具有金融信息安全技能；具有金融软件应用能力。专业核心能力为具有软件开发与实施能力及软件测试能力。专业拓展能力为具有金融软件开发与实施能力及金融软件测试能力。 （3）素质要求：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具有法律意识，遵纪守法；热爱本专业，注重职业道德修养；具有良好的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具有一定的文学艺术修养；具有紧跟国际先进技术发展的国际视野和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 2.2 构建与专业核心能力培养相适应的理论与实践教学体系 依据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经过广泛的人才需求调研和专家论证，在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知识、能力、素质进行细分的基础上，制定详细的专业核心能力培养路线图，并构建以“基本能力+专业能力+拓展能力”为核心的递进式能力培养体系，以期能真正达到“能力培养为核心”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 为实现基本能力培养构建课程群，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形势与政策、职业生涯规划与创业教育、大学体育、大学计算机基础、专业导论、大学语文、应用文写作、大学英语、大学英语网络自主学习、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第二课堂课外拓展教育。 为实现专业能力培养构建课程群，包括计算机程序设计、面向对象程序设计、面向对象高级编程、离散结构、数据结构、算法分析与设计、操作系统、数据库原理、数字电子技术、计算机组成原理、计算机网络、网络规划与配置、网络操作系统应用、金融信息安全技术、金融市场与机构、会计学、银行业务综合实训、网络数据库应用、企业级项目开发、C/S项目实训、云计算与虚拟化技术、移动应用综合实训、B/S项目实训、软件工程、项目综合实训。 为实现专业拓展能力培养构建课程群，包括金融业务软件设计、云计算与应用、移动金融应用开发、网络操作系统应用、金融软件测试。 人才培养过程构建了课内实验、实践课、专业实训课的实践课程体系，并结合校外专业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设计以及社会实践、社会服务和学科竞赛的形式，形成课上课下、课内课外、校内校外三大实训平台为支撑的实践教学体系。 2.3 开展与专业核心能力培养相适应的教学方式与方法改革 按照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办学定位，依托行业优势，紧密围绕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积极探索与人才培养相适应的教学内容、方法与手段。 （1）坚持“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始终秉持“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将学生作为教学活动中的第一主角，把课堂还给学生。教学过程采用小组协作学习的形式，注重学生的主动参与和主动学习意识的培养，极大的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2）运用“任务驱动、结果导向”等多种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在教学过程中，一改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将任务驱动教学法、案例教学研讨法、启发式教学方法、课题研究教学方法引入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主动学习、合作学习、主动探索未知的内在动力，针对不同教学环境，灵活应用这几种方法，达到互相取长补短的目的。 （3）依托金融特色案例，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充分利用专业实验室教学软硬件资源，以验证型、综合型和设计型金融教学案例为依托，以“带+练”的方式带领学生分析案例、练习案例，培养学生“认真听、仔细看、积极练、勤思考”的学习方式。将所涉及的知识点分散到多个验证型案例中，并在综合型案例中体现整门课程知识点的综合应用，最后在设计型案例中引导学生综合应用知识点的同时自学并扩充前沿技术。在整个教学实施过程中引导学生边听边看边练边思，既夯实学生的基础知识，又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4）以贴近学生生活的金融案例应用为切入点，引导学生由“被动学习”转向“主动学习”。在教学案例的设计过程中，注重以贴近学生生活的金融案例为切入点，使用学生感兴趣的支付宝、微信红包、P2P网贷平台、学生众筹、滴滴打车、美团等特色案例激发学生的兴趣，采用多种方式引导学生由被动式学习转向主动式学习。 （5）以“校企合作”为平台，实现学生与企业、行业零对接。依托学校金融特色，充分挖掘行业资源，发挥行业优势，为学生打造实战平台。聘请行业专家为专业指导教师，并参与授课、开展讲座、指导学生参赛以及指导毕业设计等人才培养过程，此外，还安排学生到相应的行业、企业参加校外专业综合实训和专业实习，实现与行业、企业对接。 （6）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打破时间和空间限制。将课程资源全部放到网络教学平台，学生通过学生账号登录后，能够查看课程的大纲、计划、授课说明书、课件、视频及教学案例外，还可以查看教师布置的实验，并能够按要求提交实验报告和实验结果，查看教师的评定成绩及反馈。教师可以通过登录网络教学平台，完成课程的大纲、计划、授课说明书、课件、视频及教学案例的基本资源的上传，同时可以完成对学生的实验下发、实验报告收集以及实验成绩评定的功能，此外还可以对学生进行在线答疑。 （7）积极推进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培养学生自学能力。任课教师将学习资料提前上传到网络教学平台，并为学生布置课前学习任务，教学过程以小组协作的形式，采用学生课前学习，课上学生讲，或老师提问题学生讨论，或学生问问题教师解答，或设置游戏环节及对抗赛等多种形式开展，课下学生复习、交流、总结，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8）课程考核加强学生过程评价环节，制定切实可行的评价标准。同时，对于应用性较强的专业课程，通过以团队合作的形式，设计开发具有一定实用性项目，最终以提交设计作品和设计报告并参加答辩的形式完成考核。这种考核形式既锻炼了学生对知识的应用能力，又提升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文档撰写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在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4 构建与专业核心能力培养相适应的素质拓展体系 专业核心能力不是狭窄的“技术能力”，与专业核心能力相适应的良好的综合素质也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素质拓展的内涵不仅包括有利于提高学生专业技能、技术创新的专业素养的拓展，还应包括社会综合能力的扩充训练以及身心品质的全面提升。 专业人才培养过程素质拓展体系将第一课堂和与第二课堂紧密结合，开展丰富多彩的竞赛活动，提升学生专业技能的同时，提升学生的素养。比如课程设计大赛、宿舍文化微视频大赛、指法大赛以及蓝桥杯软件设计大赛、全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挑战杯大赛等；组织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培养学生全面素质。此外，让学生参与教师的科研课题的研究或者横向课题研发，并对学生参与活动的过程给予相应的学分认定，提升学生对知识的应用能力。 2.5 构建与专业核心能力培养相适应的质量保障体系 应用型人才培养离不开掌握了本专业核心能力的理论和实践能力强的“双师型”教师，因此，通过选派教师在企业一线挂职、鼓励教师考取相关职业资格证书等不同形式，加强“双师型”教师的培养，将对老师们教学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的作用。 校内外实验实训基地也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学生通过到企业实习、参与实际项目的开发，能够将课上所学知识运用于实践解决实际问题，有助于使学生的专业核心能力真正落地，在实践中得到检验。 3 结 语 财经类应用型本科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核心能力的培养方式突出“IT+金融”的培养特色，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线下与线上相补充，校内与校外相对接的形式开展，提升了学生的就业能力。后序将继续研究如何有效的利用校外实践基地进一步开展深入合作。

中国电影史论文:一次对中国电影史的检阅 [摘 要]用自己的逻辑去剪裁历史，有什么样的电影观和电影史观就会相应的产生什么样的电影史。把中国电影史的书写放到一个大众传播的视野中来考查，它包括了三个层面的选择：信息传播者的选择、媒介守门人的选择和信息接受者的选择。以上三个层面的选择形成一股合力使得中国电影史的书写和传播出现了部分信息的不真实和部分信息的缺失。中国需要一部融入社会、经济、技术、艺术各层面，融汇内地和港台的综合的带有比较视野的“华语电影史”。 [关键词] 传播；选择；中国电影史 关于对历史的书写与研究，一些学者认为要“以史还史——它要求任何史家在主观上都必须像列宁所说的那样，‘正确地和准确地描绘真实的历史过程’，而不是任意用史著者所在时代的流行观念去裁剪乃至‘塑造’历史”[1]。这样固然好，然而，在具体的历史书写与研究中，这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不可能真正地“以史还史”，也不能做到历史的完全真实与客观。道理很简单，历史都是今人眼中的历史，历史是在被不断选择的过程。“当一个历史学家为了构建某种历史分析而利用某个‘事实’时，这个‘过去的事实’才成为‘历史事实’，历史学家在全部可用的历史资料中仅仅选择那些他们认为重要的历史事实；‘过去的事实’并不能自己说话，是历史学家把它们作为历史论据的一部分让它们说话。”[2]史学家们是在用自己的逻辑去剪裁历史、阐释历史。中国电影史的书写与研究也不例外，而这种对历史事实的选择又是相对复杂和多层面的。这里，我们把中国电影史著作当作一种传播媒介，从资料搜集、编撰成书到它的传播过程，去研究一个动态的中国电影史中所存在的选择性。 一、信息传播者的选择 传播学的编码理论认为，语言是静态的、抽象的，而现实是动态的、实在的，而且在信息编码过程中存在偏向因素。偏向就是信息的书写者、传播者存在着对所描述主体有利或者不利的选择。[3]在中国电影史的书写和传播过程中同样存在着由于语言的局限性所带来的各种对历史书写的缺憾和书写者对电影史各个时代各个细节的偏向性选择和按照编写者自己的逻辑或是当时流行的观念去做出的选择。 （一）书写者对历史事实认识的不同造成的选择 电影传入中国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而电影最早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也有着不同的说法。程季华等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之前的电影史如：“谷剑尘《中国电影发达史》认为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上海四马路（福州路）青莲阁第一次放映电影；郑君里《现代中国电影史略》却认为电影由香港转入中国到达上海的时间是光绪三十九年（1903年）的事。”[4]而1963年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的编著者们翻阅了大量的报纸等资料最终确定电影传入中国的时间和地点是在“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戏’，这是中国第一次电影放映。影片是穿插在‘戏法’‘焰火’‘文虎’等一些游艺杂耍节目中放映的”[5]8。到今天，对于电影何时传入中国这一历史事实还存在一些争议，有许多电影史家还在进一步考证，提出许多很有价值的看法。随着新的史料的发现和进一步考证，还会有不同的选择。这不只是对电影何时传入中国这一课题，而是对中国电影史的许多其他事实也会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而得到不同选择和更新的认识。 （二）电影和电影史观的不同造成的选择 前面我们说了，历史都是今人眼里的历史。所以电影史家的电影观和电影史观对电影史的书写和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就电影的本质而言，它应该包括社会、经济、艺术和技术四个层面的内容。那么相应的中国电影史的写作也应该有这么一种考虑并融入四个层面因素的综合的电影史观。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往往忽视了其他层面的因素，而无限放大其中的一个因素。 1.意识形态标准。在新中国“十七年”电影史中社会文化功能（意识形态）成为电影的惟一评价标准。当时在电影界流行的一句话叫：“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6]。程季华、李少白和邢祖文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就是在这么一种背景下诞生的。《中国电影发展史》自1963年出版以来，一直争议不断。正如李少白所说“有说好的，也有说坏的，好到捧上天，坏到踩入地；右至资产阶级‘反攻倒算变天账’，左至社会主义‘庸俗社会学’”[6]。在谈到该书的局限性时，大家常说的是，得考虑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其实也就是当时的主流的观念，当时的文艺观、电影观和电影史观。该书难免带上了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印痕，在史料的选择、史实的阐述评价上就难免带上了一些左的思想。例如：人们常提起的，根据吴祖光的《正气歌》改编的《国魂》被评价为反动的影片；由《火烧红莲寺》开启的“火烧系列”武侠片，该书评价为：“这股邪风一直狂吹了四年之久”[5]136；开创了中国式谍战片类型电影，引起较大轰动的《天字第一号》，该书评价为：“不仅内容极端反动，艺术处理也拙劣不堪，杂乱到无法再杂乱的地步”[7]。正是在这么一种背景下，一些研究“十七年”中国电影史的学者认为：“电影作为一维性的语言，即只是影片在‘说话’。一旦与新中国这一段意识形态起着超常作用的历史相结合，其结果必然是意识形态主宰一切，新中国电影史就其本质而言就必然成为一部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史”[8]。所以，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出现最多的两个词应该是：“进步”和“反动”。影片类型大体上有三种：进步电影、趋向进步电影和商业电影。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就整体而言，目前中国电影史著作还没有超过《中国电影发展史》一书的著作出现。该书的极左，大家都知道了；对一些影片的评价不当、漏评也知道了。谁敢保证今天你来评论，再来重写就一定公允？其实，治史只是一种选择，一些人或者一个时代的选择。 2.艺术标准。“”后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刚刚从“”中过来的中国电影一度特别强调电影的艺术性。这一时期以第五代导演为主体的中国电影人拍摄了大量探索性的艺术片，如《黄土地》《霸王别姬》《红高粱》《菊豆》等。在电影艺术、电影美学的探索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时，这一时期出现的许多电影史著作如：陈荒煤主编《当代中国电影》、郦苏元、胡菊彬著《中国无声电影史》等都特别看重电影的艺术性和美学追求。 中国电影史论文: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创作历史研究再思考 摘 要:1949-1966年的十七年是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创业和初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译制片事业从无到有,在极短的时间内成熟,并迅速地发展起来。本文尝试从历史研究的缺失、理论探索的传承、译制事业的展望等方面重新考量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创作历史,还原译制历史的真实。 关键词:电影艺术;电影译制片;艺术创作;历史研究;再思考 麦克卢汉将电影比作是“拷贝盘上的世界”,他认为,“我们借电影把真实的世界卷在拷贝盘上,以便像会飞的魔毯似的把世界放出来。”①电影制作人的职责,就是将观众从一个世界即他的自己的世界,迁移到另一个世界中去。而要完成这种“迁移”,译制无疑是最有效的方式。在中国,提到译制片,人们脑海中闪现的大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电影译制厂创作的经典影片、经典人物和经典情节,却往往忽略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电影译制片。诚然,对于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来说,它最初承担的主要还是政治任务,是教育民众、鼓舞民众的重要的舆论工具。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外国影片引进规模的扩大,电影种类的增多以及不同社会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影片的翻译制作,人们已经逐渐地接受并喜爱上了外国译制片,而译制片也从单一的政治教化功能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观念。如今,十七年电影译制片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是,无论是被淡忘,还是被遗弃,历史终究改变不了它的真实存在。可以说,没有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也就没有“”内参片的出现,更不会有新时期经典译制作品的诞生和辉煌。重新考量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我们认为,还原译制历史的真实,对于评判译制片的生存价值,探究译制片理论的传承以及客观地看待译制片事业的发展前景等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历史研究的缺失 在新中国60年的电影历程中,译制片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新中国成立之初,外国影片的引进、译制填补了当时国产电影严重不足的尴尬境地,满足了新生的中国观众在精神文化、娱乐生活方面的需求;同时,译制片的大量上映也适时地配合了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策略,发挥了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功用。作为新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译制片尽管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创作性质和生产方式,有关电影译制片历史的研究始终没能进入电影专业研究的视域。进入新时期以来,研究中国电影史的专著颇多,如钟大丰、舒晓鸥的《中国电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李多钰主编的《中国电影百年(1905-2004)》(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王晓玉主编的《中国电影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佐藤忠男的《中国电影百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李少白主编的《中国电影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 在这些电影史著作中,有关十七年电影译制片的文字寥寥无几,而系统地阐释、研究译制片的内容更是少之又少。罗列一下涉及到译制片的电影著作,主要有:丁亚平在《电影的踪影――中国电影文化史评》中,提到过“翻译片”: 除纪录片外,东影还随着形势发展,在1947年底至1949年上半年这一段时间里尝试拍摄、编制了其他品种。如木偶片《皇帝梦》、科教片《预防鼠疫》、动画片《瓮中之鳖》、翻译片《普通一兵》、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长故事片《桥》等。成绩颇丰,充分发挥了作为解放区电影主要基地的重要作用。② 李道新在《中国电影文化史(1905―2004)》中对十七年间引进的苏联电影作了如下评介: 在电影领域,苏联电影史上的许多优秀影片,……不仅被引进中国,而且成为中国普通观众耳熟能详的精神食粮,成为中国电影工作者学习研究的最好对象;正如陈荒煤在文章里谈到的:“新中国电影要成为党教育人民的得力的助手,要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电影来,我们必须很好地向苏联的优秀的电影艺术学习。” ③ 李多钰主编的《中国电影百年》中,也提到了苏联及东欧电影:……《大众电影》的创刊号,正好是6月1日国际儿童节,我们就以前苏联影片《团的儿子》中那个小男孩的照片做封面,……当时夏衍、于伶等人认为有必要做一份新式的电影杂志,多介绍苏联及东欧兄弟国家的影片和我们自己的国产影片,面向广大群众。④ 吴贻弓主编的《上海电影志》是较早也较为全面地介绍上海译制片的专著。书中专门列出“译制片”章节,概述了从1950年到1995年上海译制外国影片的基本概况、译制方针和译制准则等,并选择5大洲较有特点、较有代表性的上海译制的故事片加以介绍。胡昶主编的《长春市志•电影志》则系统地介绍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是东北电影制片厂)从1949年译制第一部苏联影片《普通一兵》开始到1988年译制片创作的基本概况,其中包括各个阶段引进影片的国家类别、影片种类、主要翻译人员、译制导演、配音演员等,较为全面地展示了长影厂40年译制事业的发展概貌。……与以上的电影专著相比较,由中国传媒大学资助的科研项目《中国电影译制片历史研究》算是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电影译制片历史的课题了。在2004年北京译制片研讨会上,这份有关《我国译制片的历史与现状》的报告明确地将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前1949年至1966年这十七年的创建和初步发展时期、1966年至1977年的十年“”时期、1976年“”结束以后,特别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25年大发展时期。 对于最初的十七年也就是译制片创业和发展时期,报告全方位概述了东影厂创办译制片的过程,袁乃晨如何译制《普通一兵》、以及上海电影译制厂创办译制片、改良译制片制作技术等情况,报告还指出了十七年间外国影片的大量译制和上映给中国观众的生活和观念所带来的深远影响等等。在研究中,我们还发现,作为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2005年度国家规划课题(国家级)――“中国电影学专业发展史研究”课题组,以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同立项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重点项目(省部级)――“中国电影学史论研究”课题组的最终成果,对各个电影专业学科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学术理论的总结,其中包括编剧、导演、表演、摄影、声音、美术、理论、文化、教育、技术、音乐、动画等领域,但是,有关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历史同样没能进入这样的研究课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二、理论探索的传承 半个多世纪的电影译制事业,传达给中国人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饕餮盛宴,更多的是在精神和文化领域的全新的转变。从根本上说,译制片的存在是中外跨文化交流的结果,“其根本的使命就是要打破语言的隔膜,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搭建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的桥梁。可以这样讲,译制片是交流的需要,是传诵的必然,是跨文化传播的自然产物,或曰终极产品表现” ,⑤“透过它,国人看见外部世界的面貌:有历史的风云、现实的精彩、未来的梦幻。译制片成了实现个人的乃至民族的自我文化认同、文化思考的一种途径。” ⑥吕晓明在《对“十七年”上海译制片的一种观察》中指出:“电影的跨国流传自然由商业动机驱动,却也是一种国际之间的文化交流。外国电影的引进除了满足本国观众的娱乐需求,也不可避免地会对该国的电影文化发生影响,即既影响到观众的观赏口味,也作为一种借鉴影响到本国电影的创作生产。这种情况尤其在电影业发展不平衡的国家间表现得特别明显。”⑦麻争旗在《影视译制概论》一书中认为,译制片是国人了解世界的窗口,是国际文化交流的必然选择,是保护民族语言的有效手段,更是传播艺术的追求。 它(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兴衰沉浮,它的结构成分的变化生动地记录了新中国电影与政治和社会及国际形势的密切联系;而观众对译制片的态度(喜爱、冷落)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某种社会的潜在的情绪和欲望。⑧真正意义上的电影译制,指的是将外国原版影片加工成中文配音的影片,具体来讲就是经过剧本翻译、配音、字幕、录音等加工手段,把一种语言的影片用另一种语言表现出来。从最初的“翻版片”到后来的“翻译片”再到“译制片”,有关译制片的创作理论经历了“从实践到理论,再由理论到实践”的过程。可以说,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创作为中国译制片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和理论基础。1949年,苏联影片《普通一兵》的译制成功,标志着译制事业的诞生,与之相应,电影译制创作理论也在实践摸索中逐渐形成。译制的过程是实实在在的艺术创作实践。每一个环节都是艺术家的活动:翻译视之为一种有特殊要求的文学翻译形态,导演视之为有特殊组织规律的艺术表演形式,演员则把配音看作是一门用声音进行表演的永恒艺术。可以说,一个译制班底就是一个创作集体,一部译制作品是整个集体的创造性的劳动结晶。⑨被誉为“中国译制片之父”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袁乃晨开创了译制片创作理论的先河。上海电影译制厂老厂长、译制导演陈叙一更是将译制理论推向了系统化、理论化的高度。他提出“剧本翻译要‘有味’,演员配音要‘有神’”,并要求从翻译到配音,必须以“上天入地、紧随不舍、转弯抹角、亦步亦趋”的精神,忠实地再现原片在语言和声音上的艺术创造。十七年的译制创作实践开创了译制事业的不同艺术门类的个性和特点。伴随着翻译片种的出现,译制片翻译逐步成为一种重要的翻译种类,需要“用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达形象思维中高超的艺术意境,应该说都需要达到信、达、雅。” ⑩译制导演是译制影片制作中的主要领导者,“主要任务是指挥配音演员,对照原版片画面反复进行排练,用逼肖的语调、口型重新配音,使译制后的对白、解说所传达的思想感情与原片相符合。”B11而配音演员是“专事配录台词的演员,……配音演员要深入理解剧本,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找准人物的语言基调、口型和气息状态。配音演员的台词处理必须与画面上人物的表演相适应,要忠实于原作,不可根据自己的理解另行创作。”B12作为一种美的追求和艺术的创作,译制片已经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品格,比如声画对位、性格再造、情感再现、口语会话、雅俗共赏等。新生代著名译制导演、配音演员廖菁认为,“翻译、导演、配音各显其能、相得益彰:翻译是基础,导演是核心,配音是关键。”B13这一论断与半个世纪前的译制理论惊人一致。由此可见,译制理论的探索和形成离不开十七年以来的传承和发展。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我国的译制事业已经拥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和市场,时至今日,已经形成了一个由专业机构、专职人员梯队、专门的学术团体(包括专门的网站)、大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发行销售网络,以及一大批支持、热爱译制片的观众群所共同组成的良性循环的有机的译制传播生态系统――这是一个有独立品味、独立思想、独立话语规则的知识结构和文化体系,或可称之为一个有共同兴趣爱好、共同群体身份、共同价值取向的译制文化圈。B14 三、译制事业的展望 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艰苦创业到蓬勃兴盛的过程。在走过了辉煌的1980年代后,译制片逐渐在1990年代中后期走向式微。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甚至有人认为外国原音原版电影时代的来临已经无可争议地将译制片这个“没落贵族”逼向了死胡同。著名学者、画家陈丹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当年的中国人只能通过有限的译制片了解世界,所以当时译制片是全民热爱的,但随着时代变迁,今天的年轻人不会满足于看配音片,就今天的审美来看,译制片很难成为大众追捧的热点。”B15他认为,“译制片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留下的只是美好的回忆,”并断言,“译制片一定是要死的。”持有相同观点的人认为,语言是理解文化的一把钥匙。经过译制的电影更多地损害了原声语言的神韵和意味,在引进外国影片时,“轻易地用本国语言去表达另一种语言传达出的意思时,在故事层面上可能损耗不大,但在文化意蕴上却是必然有所损失的。”B16其实,早在1953年,在北京的一次专门研究译制片的会议上,当时的电影局局长陈荒煤指出:“只要有语言差别,就有译制片的存在。”而当下对于译制片存亡问题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人对译制片的理解并不准确。 上海电影译制厂厂长刘风解释说,并不是配音片才是译制片,字幕片也是译制片的一种。“虽然现在精通外语的观众越来越多,但大多数人还不能观看原版。原版片的确是原汁原味,但它们引进时通常没有字幕或者只有原版字幕,中文字幕是译制片厂制作的,也属于译制片的一种。上字幕的速度很有学问,现在一些盗版片把字幕一股脑全都打出来,很多时候破坏了剧情,而上译厂译制的影片绝对不会出现‘提前泄密’这种破坏欣赏情绪的情形。”B17但是,能够真正看懂原版片的毕竟是少数人,即使采用原声加中文字幕的方式,观众在欣赏影片时既要看文字,又要看画面,往往顾此失彼,因此完全理解原版影片的神韵也是客观存在的难题。持不同观点的人则认为,经过译制的影片不仅不会影响破坏原有的电影,反而会给电影增添新的价值,并指出:译制片与原版电影的关系是互利的、一致的,而不是矛盾的、互相排斥的,观众既可以看原文电影,也可以看译制片,只是增加了一种选择而已。B18“活着,还是不活?”这原本是电影《王子复仇记》中的经典台词,现在竟然成为译制片尴尬生态状况的真实写照。2006年,在中国译制片问题研讨会上,译制事业的发展前景成为与会者讨论的中心话题。 然后,不可否认的是,译制片的创作队伍、人员观念以及制作方式和流程等等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影视数量的增加,棚虫一族的出现,流水线式的制作方式、经济利益的驱动等等因素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经典译制片的创作理念和模式。人们在呼唤经典的同时,又不得不认同和接受译制片的创作现状和窘境。学者顾铁军指出,掌握电影的不是艺术家,而是市场。市场是一只无形的巨大的手,在左右着电影,也左右着人们的收视习惯。“译制片是否该退出历史舞台,不是谁说了算,市场才是第一位的。”B19当然,译制片绝不像生存或者灭亡那样来得简单,要想解决问题或许还要从社会、文化、传统、传播等方面去找寻最根本和最内在的根源。 中国电影史论文:论历史题材电影未来趋向 对于这一年龄段的群体，拍摄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革命历史影片最合适，影片中战士们为保卫祖国冲锋陷阵、视死如归的勇气和胆量会激励他们努力学习，为国家的繁荣发达而奋斗。相信这类影片，一定会受这一年龄段观众的关注，其观后感更是其他类型影片不可替代的。社会工作群体社会工作群体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在他们的意识世界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文化所孕育的价值观念，受到了空前的、巨大的挑战。但是人类学家墨菲说过：“文化是人类智慧的产物，是不同社会独具一格的生活风尚和特征、行为样式和模式。”可见，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根基，也是区别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标志。对于这一阶段的人们，一定要增大对他们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让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渊源流长和博大精深。例如史上的唐朝丝绸之路，它是如何传播以及在传播过程中聪明的中国人是如何克服困难险阻、又是如何将当时的中华文化传到国外，这些类型影片的播出都反映出中华文化深远的影响，更反映出古代人民的勤劳与智慧，进而激励当代国人，唤起他们心中对中华文化的热情。 从观众角度展现历史题材影片的魅力效应 （一）文化传播：满足了观众涉猎新奇知识的心理有调查显示：文化程度不同最影响观众对历史题材电影的选择，而获取历史知识、了解历史进程是观众观看历史电影的第一需要。教育程度不同的观众对历史题材电影的兴趣度不同。首先，历史题材更吸引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其次，观众文化水平越高，对历史题材影片的接受程度越高。比起其他现实题材的电影作品，历史剧在题材上对观众而言最为陌生，不论是事件发生的时间和空间，还是人物生活环境、背景等都是现代社会中人从未感受和经历过的，人们总是对陌生的事物充满好奇心，根据这种心理可以推测，观众迫切想要了解和体验的心态，而历史题材影片便提供了最为便利的渠道。《花木兰》为我们细致地铺陈了木兰替父从军过程中所经历的艰辛，使我们深刻地记住了花木兰巾帼不让须眉的伟大之处；《鸿门宴》为我们全面地呈现出了盛宴上的危机四伏，让我们明白了沽名钓誉的霸王项羽为何功败垂成……如果不是这些历史题材剧，我们只能单纯地从文学语言中去想象人物的形象，只能从黑白的照片中想象着那些遥不可及的轰轰烈烈的场景，而电影这门艺术表现形式，巧妙地用影像将文学语言中的人物转化为荧屏形象,让观众在观赏过程中慢慢地品读这些人物的性格特征。所以，广大观众普遍认为，通过观看历史题材的电影，可以很轻松地学习相关知识，丰富历史知识，增加对我国文化的了解。（二）怀旧效用：补偿了观众重构历史传统的期望中国人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都有强烈的“怀旧意识”。而历史题材影片恰好满足了中国大众这一心理需求，这是其他类型题材影片无法替代的。《建党伟业》为我们讲述了一群中国共产党员在风雨飘摇的时代里，为祖国赴汤蹈火、誓死保卫国家的感人事迹，尤其是老一辈革命家们，他们对其战友的怀念之情是深刻的。当然对于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们，观看影片后，便会更加感念党的丰功伟绩，怀念为国牺牲的战士。此时，历史题材影片的怀旧效应就彰显出来了。（三）入世作用：替代了观众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中国民众有着传统且悠久的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人们学习求知不光是为了解释人对自然奥秘的好奇，更重要的是为了家事国事天下事。可以说，现代民众对于当代社会生活和政治是十分关注的。可现代社会中官员贪污、干部腐败等政治问题比比皆是，民众看到问题却找不到合理的解决途径，郁闷情绪无处发泄，只得在虚拟的世界中寻求正义。纵观近年来的电影市场，很多影片都与社会黑暗现象息息相关。例如《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看贪官污吏最终绳之于法，看英雄好汉为民除害，观众们看了都觉得扬眉吐气、大快人心。这就是这些电影的票房始终居高不下的一个首要原因，因而，也可以作为今后历史题材影片考虑的一个发展方向。 从观众接受角度预见历史电影未来的走向 强化各种类型影片的创作一个好的剧本是一部电影成功的一半，我们应该根据观众对历史题材电影的需求来选择一个好剧本。既要做到文化传播、能够满足观众涉猎新奇知识的心理，又要达到怀旧效用，能够补偿观众重构历史传统的期望，还要起到入世作用，能够替代观众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可是现实情况却是好剧本难求，这就要求导演们在寻找剧本时不能马虎应付，而应该坚持精益求精的原则。积极应用3D、4D技术根据观众对影片展示方式的要求，我们应该尽量做到提高影片的画面质量和增加电影的立体效果。而3D制作由于其独特的视觉效果和欣赏视角，越来越受到观众的欢迎。从国外的一些经验来看，3D制作是值得尝试和借鉴的有效模式之一。而4D电影相对于3D多的是灯光、音响效果以及水、雪、雾场景和适当震动感，其播出的影片真实感更强。未来中国历史题材影片的发展应该在这块下足工夫，相信前景会一片大好。 结语 翻看中国电影史，与其他任何一个艺术门类的发展一样，尽管中间都经历过一段崎岖坎坷的岁月，但令人庆幸的是，最终它还是生机勃勃走到了今天，其取得的成绩更是有目共睹的。其中历史题材影片的发展成就也是非常辉煌的，相对于其他影片，其更有一种厚重感，更肩负着还原历史原貌、达到教育后人的重任。在好莱坞电影的汹涌攻势下，中国电影人未来的路任重而道远！ 作者：王雪珺 单位：成都理工大学 中国电影史论文:电影史中强盗片女性形象 【摘要】强盗片是伴随着美国社会现实以及技术发展而诞生的一种类型片,在经典好莱坞时期便已形成其固定的模式,而女性又是强盗片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文章从精神分析学角度出发,分析强盗片中的女性形象观众,及其引发的观众观影心理机制和所产生的意识形态效果。 【关键词】强盗片；女性形象；心理机制；意识形态效果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美国有两大重要事件:一是禁酒令的颁布,从1919年至1933年处于禁酒时期,所有酒类饮料制造、销售和运输都被禁止;二是1929年至1934年的经济大萧条,全世界范围的经济崩溃导致商业下滑,造成了大量失业。正是这种社会背景造成了强盗价值的建立--为实现“美国梦”,强盗们来到大城市,期待能够一夜暴富。 对于主流意识形态来说,强盗的成功是不被社会容纳的。所以,强盗们的最后结局必然是死亡,主流意识形态正是通过这种类型片对那些想要通过暴力手段实现暴富的人们说一声“不”! 在强盗片中,强盗们用非法手段暴富,他们从社会的底层一跃而进入上流社会之后,女人和枪支、汽车一样成为他强盗生涯中必不可少的道具之一。Tommy(《人民公敌》)在做完第一笔私酒生意,穿上代表着绅士的西服,走进上流社会人士出入的酒店后,认识基蒂、艾伦;亨利(《好家伙》)不仅有爱慕他的妻子Karen,还在婚后拥有不止一个情妇;Tony(《疤脸大盗》)看上他老大的女人艾薇拉,这个女人在他成功后跟他结了婚。 强盗片中的女性以两种身份出现--亲人或者爱人:金娜是蒙大拿的妹妹(《疤脸大盗》)、汤米的母亲(《好家伙》)、康妮是教父的妹妹(《教父》)、苏利文的妻子(《毁灭之路》);伊迪是尼尔的情人(《盗火线》)、艾薇拉后来成为蒙大拿的妻子、艾波洛尼亚是麦克唐纳的第一任妻子(《教父》)、凯是麦克唐纳的初恋情人,后来他们变成一对貌合神离的夫妻(《教父》)。这些女人们在强盗们的生命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又或者她们仅仅是作为满足观众“窥淫癖”的“奇观”而存在吗? 一、男性观众的认同和满足 “在一个由性的不平衡所安排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分列为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起决定性作用的男人的眼光把他的幻想投射到照此风格化的女人形体上。女人在她们那传统的裸露癖角色中同时被人看和被展示,她们的外貌被编码成强烈的视觉和色情感染力,从而能够把她们说成是具有被看性的内涵” 在以父系文化为中心的好莱坞主流电影中,女人被作为奇观放入电影中,其目的是为了满足男性观众的窥淫癖。而男性不会对男性的身体产生兴趣,因此,女性在电影中的出现,不仅满足电影中男性人物的欲望,更是通过观众对电影中男性人物的认同从而满足男性观众自身的“窥淫癖”。 从强盗片中的女性角色看来,无论是Tommy的情人还是蒙大拿的妻子艾薇拉,或者麦克•柯里昂的妻子,又或者尼尔一见钟情的伊迪,无一例外都是很漂亮的。她们外型漂亮,衣着时尚,并和男主角相爱。而这些女性不仅成为电影中男性人物的色情对象,她们是强盗的情人--强盗用自己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财富满足这些女性的物质欲望,让她们过着像上流社会女人们一样的生活;她们满足了强盗们作为男人的一种征服欲和情欲,同时也满足了电影世界之外的男性观众的色情欲望。 “被展示的女人在两个层次上起作用:作为银幕故事中的人物的色情对象,亦即作为观众厅内的观众的色情对象,因此在银幕的两侧之间存在着不断变换的张力。” 影院作为一个封闭的环境,电影中的世界与银幕外的世界被相互隔绝,而影院中的黑暗也为观众制造了一种隔绝感,并成为满足他们的“窥淫癖”的温床。电影中的男性人物成为男性观众的银幕替代者,男性观众把自己的视线投射到电影中的男性人物,对其认同后,通过电影中的男性人物控制故事进程并进行色情的观看,满足感自己的窥淫欲。 《美国往事》,35年后已经年老的“面条”重新站在他少年时经常偷看黛博拉跳舞的马桶上时,视点的置换让观众也和面条一起偷看了黛博拉跳舞的过程。 1、客观镜头,从仓库里,透过墙孔拍摄一双眼睛的特写,是老年“面条”的眼睛。 2、“面条”的主观镜头,透过墙孔看见黛博拉在跳舞,镜头逐渐推进,后停在一点上。 3、切到黛博拉的近景,黛博拉看向摄影机 4、客观镜头,特写一闪而过的眼睛。 5、客观镜头,眼睛又转回来继续偷看,只是换成了儿时的“面条”。 跟着不断切换的视点,观众的身份也不停的在旁观者和“面条”之间不停变换。当镜头切换为面条的主观镜头时,观众也和“面条”一起偷看黛博拉跳舞,以及换衣服的过程。 二、女性观众的认同和满足 “在女性气质开始发展之前的某一时期--即所谓的阳具崇拜时期,即使在女性身上,想要变成男性的渴望,也是与她的自我相协调的。” 首先,在以父系文化为主社会中,影片中男性视点的快感是电影中占主导地位的快感。弗洛伊德认为,无论是男孩或者女孩都经历了男性(阳具崇拜)时期,女性气质是由男性气质产生的。女性在弗洛伊德所说的“阳具崇拜时期”本身就有一种变成想要变成男人的渴望;其次,在弗洛伊德《关于女性气质》一书中,“男性”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术语,而女性没有被建构为一种差异,只是被界定为男性“二律背反意义上的对立物”而存在,这一界定,使得女性在“主动”和“被动”之间摆动。大部分故事片依照的是“主动性/男性”这一成规来建构的,故事提供了一种主动性视点的认同,所以即便是女性观众也总能够适应这个成规,把自己当成男人一样与男主人公产生认同。 “那些故事的''''语法''''使读者、听众或观看者与男主人公站在一起,而电影院里的女性观众不仅有自身的记忆,而且古老的文化传统使她适应这一成规,以减轻她从本身性别转换到另一性别的痛苦。” 因此,当女性观众在观看被作为色情编码放入银幕上的同性时,首先从“男性”的角度来欣赏银幕上的女性形象,满足自己作为“男人”的偷窥欲望,女性观众甚至可能会同男主人公秘密地产生认同。 其次,女性观众会在“主动与被动”这一具有对立关系的两者之间不停转换,时而女性气质占优势时而男性气质占优势。当女性观众的“女性气质”占优势时,她又从强盗片中获得怎样的快感呢? 电影中的男主人公对女性(无论是亲人还是情人)都是有感情的,而且有责任心,同时又拥有权力和地位,他们不仅给女人提供金钱,还付出感情。而女主人公在男主人公强势的追求下投入他的怀抱,她们漂亮、柔弱的“女性气质”与阳刚的“男性气质”相契合,对男主人公同样付出感情,通常女主人公会答应男主人公的求婚。此时,在“女性气质”占优势的女性观众中,她们由于有着“正确的女性气质”而跟女主人公一样,与影片中的男主人公结合在一起。 karen受辱后给亨利打电话,亨利让她先回到自己的屋子去。karen从窗子里看到亨利用自己的枪把侮辱她的男人打得半死,当亨利把枪递给karen时,karen并没有像别的女人一样害怕,相反的她接受了亨利的并为其倾倒最后嫁给亨利。 BV当看到影片中男主人公为保护女友去揍人的时候,女性观众内心“女性气质”会在此刻占优势,女性内心渴望被强势的男性保护的欲望显现出来。而karen是得到保护的女性,因此女性观众把自己的愿望投射到karen身上并得到满足。 蒙大拿一成功之后就找到妹妹和母亲。他不顾一切的爱护自己的妹妹,看到一个男人对金娜意图不轨的时候,他把那个男人狠狠地收拾了一顿。当他在失踪几天的曼尼家里看到穿着睡衣的金娜时,他愣住了--他不希望自己的妹妹跟一个像自己一样的强盗结婚。于是,他开枪打死了自己的好朋友--金娜身边的曼尼。 让自己的愿望通过投射到银幕上的女性身上得到实现。女性观众正是通过自己银幕代替者--女主人公和男主人公谈了一次浪漫的恋爱。 尽管如此,黑帮电影中的女性仍然处于附属于男性的地位,她们也被摒弃在男性血腥的世界之外。Tommy对艾伦虽然有感情,但是一听说好友纳尔森被他自己的马摔死了后,二话不说离开艾伦家,去跑马场买下那头摔死纳尔森的马,把马杀掉(《人民公敌》)。麦克•柯里昂杀了妹夫卡洛,面对妹妹和妻子凯的责问,他拒不回答,在凯一再追问下依旧谎称自己没有派人杀卡洛。尼尔在认识伊迪之初编造自己的身份,他的身份揭穿后,伊迪打算和他一起离开,此时尼尔却看到跟踪而来的警探(艾尔•帕西诺饰),他转身离开了伊迪。 小结: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强盗片同好莱坞的其他类型片一样,仍然是以男性快感为中心,女性只是作为一种满足男性快感的色情形象放进电影中。 三、意识形态效果 根据苏姗•海瓦德在电影学关键词中论述强盗片中的女性“与男主角有浪漫关系的女人的作用在于赢得观众的心,他们爱屋及乌,甚至会同情和理解强盗:当武装到牙齿的执法者包围这对筋疲力尽的情侣时,强盗经常在她的怀抱中死去。” 通过对电影本文系统的分析可以看出,女性形象在强盗片中的出现并非仅只是作为一中色情编码而存在。事实上,她们的存在对强盗们的生活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代表着道德秩序给予强盗们关怀。 首先,在强盗的血腥生涯中,女性的出现为他们带来极少的宁静,成为强盗生命中最美好的一部份。 麦克为父报仇杀了索拉索后,为躲避风头而回到西西里岛。在这里,他邂逅了美丽西西里姑娘艾波洛尼亚,麦克对她一见钟情,并在她父母的见证下跟她恋爱,举行婚礼。这一段中导演使用意大利音乐家Ni?oRota创作的“lovethemeformthegodfather”,一首具有典型的意大利西西里岛塔朗泰拉风格的曲子,用意大利传统乐器曼陀铃演奏,节奏舒缓且深情。在充满阳光的西西里岛上,麦克过着或许是他一生中最为平静的生活,像普通人一样生活着--打猎、娶妻,远离血腥。然而,当艾波罗尼亚被麦克身边的奸细害死后,他平静地生活就此结束。麦克回到美国和凯结婚,成为新一代教父。 尼尔和伊迪偶遇,他们的交谈让一直保持警惕的尼尔放下戒心。在伊迪山顶上的家里,两个人站在阳台上俯瞰夜色笼罩下的城市,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谈论自己的家人。刚刚经历过一次生死搏斗的尼尔,得到片刻的安宁,这里没有城市里嘈杂的车声和人声,也没有枪声和打斗声。尼尔说菲济有一种会发光的海藻,每年会浮出海面一次,像极了这城市的灯光。 当尼尔请求伊迪和他一起离开这个城市,去新西兰,这样他可以到另外一个城市获得新生。伊迪答应了!(《盗火线》) 蒙大拿终于找到失散多年的母亲和妹妹,当他在夜幕下开着自己的豪华车来到她们的住处时,城市的灯光氤红了半边天,为夜晚增添了些许暖意。他的母亲和妹妹住在远离闹市的地方,这里同样很宁静。他的母亲了解到他这些钱是怎么得来之后,拒绝再跟蒙大拿来往。从此,他没有家可以回,金娜被带到他的社会中去。而蒙大拿回家时的这段音乐在后来的影片中再也没出现过。(《疤脸大盗》) 亨利、汤米、占米三人开车出去埋尸时,路过汤米的家。汤米家只有他的母亲。在汤米的母亲看来他们和普通人一样,过着规规矩矩的生活,丝毫看不出他们是刚刚杀完人。汤米的母亲给他们做饭,催促汤米赶快结婚,讲笑话给他们听,给他们看自己的画。依然是在一个远离城市的地方,亨利他们感受到了来自母亲的关怀。这时的情景与他们刚做过的事和即将做的事形成强烈对比,也和停在屋外的车里发出的碰撞声形成反差。这近三分钟的时间,在他们的生涯中似乎再也不会有了。(《好家伙》) 其次,女性还是强盗们所犯下的罪过的承担者--特别是帮派之间的火并行为。对强盗的所作所为几乎毫不知情的女性,往往仅只因为她是强盗的女人而被毁灭。 夜晚回到家的伊芙,看到床上有一个枪眼组成的人的形状。来追杀“面条”的人就躲在他家,他们再三追问伊芙都没有得到“面条”的去处,后把伊芙杀死了。(《美国往事》)新晨 麦克•苏利文和唐纳出去执行任务时,被藏在车内的苏利文之子麦克看到他们杀人的场面。为了避免泄漏消息,心狠手辣的唐纳趁苏利文不在家的时候,杀了苏利文的妻子和小儿子。(《毁灭之路》)亨利因为吸毒贩毒而被警方追捕,一家人陷入贫困之中。担心亨利成为警方的证人占米对他起了杀心。知道自己境况不妙的亨利让Karen代他去找占米拿钱,这让karen差点成为亨利的替死鬼。(《好家伙》) 蒙大拿深爱他的妹妹,他害怕自己的妹妹受到伤害。当看到好友曼尼和金娜在一起时,他没有听任何解释杀死了曼尼,这一行为让金娜接近崩溃。金娜穿着睡衣来到蒙大拿的房间时,他的对手也潜进他的房间,在他眼前杀死了金娜。(《疤脸大盗》) 艾波洛尼亚和麦克•柯里昂结婚后,就被前来西西里追杀麦克的人炸死在车里。(《教父》) 结论: 强盗们的成功方式--通过暴力实现自己“美国梦”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符合--注定他们要被毁灭。当看到强盗对女性--无论是亲人或情人无微不至的付出时,观众们也看到了嗜血如命的强盗们人性化的一面,也是他们人性中除了兄弟道义之外的闪光点。如果不是对妹妹极深的爱,蒙大拿也许不会死;尼尔留下伊迪一个人,是为了不把她卷入危险之中。不过强盗们通常死得都很孤单:Tommy被仇家杀死后,尸体扔在家门外;蒙大拿被对手乱枪射死在自己的豪宅里,死的时候他的妻子艾薇拉、妹妹金娜都离开了他;尼尔抛下伊迪在医院,自己在机场里被警察击毙;不可一世的柯里昂死时,身边只有刚学会走路不久的小孙子。就连《邦尼和克莱德》这对一起犯罪的雌雄大盗,被警察射杀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在汽车里,一个人在汽车外。尽管麦克•柯里昂没有死去,但他形影单只,精神孤独,这也是强盗片将强盗们推出主流社会的另一种方式。 中国电影史论文:电影历史文化变迁 电影是社会历史的晴雨表，文化变动的聚焦点。电影自诞生以来一百多年间，举凡影响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成为电影想象力的重要源泉。60多年前席卷全球、对人类历史及世界政治格局都产生重要影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世界各国电影创作的重要题材之一，并产生了诸如《倾听伦敦》、《意志的胜利》、《虎口脱险》、《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伊万的童年》、《辛德勒的名单》等能够代表各国政治立场、民族文化、审美趣味及影像风格的二战经典影片。 对于中国电影来说，20世纪30年代日本法西斯的入侵以及中华民族展开的自卫战争，也是自抗战爆发以来中国电影的重要表现题材。由于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经历了政治经济制度的巨大变革，不同历史时期抗战题材电影的创作者对这场民族战争的关注点和表现力都是不同的，因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抗战题材电影所呈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审美风格、影像语言也都是各异的。这其中，虽然贯穿着创作者较为自觉的艺术个性的追求，但几乎无一例外地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清晰地折射出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历史、政治经济以及文化风尚的变迁。 一、民族觉醒与成长的影像寓言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被卷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开始了抵抗侵略保家卫国的八年抗日战争。时势的要求，使得抗战八年这一阶段成为中国抗战题材电影比较集中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抗战的爆发对中国电影业的冲击是巨大的，尤其是“淞沪战役”之后，此前集中在上海的大部分电影公司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明星公司遭受的破坏最为严重，从此一蹶不振。战火不仅毁坏了很多摄影基地、制片机构，而且电影的创作人员和观众都处于流离失所的状态中。在国破家亡的危难时刻，电影的宣传教育功能必然得到空前的重视，中国电影自觉承担起宣扬抗战、鼓舞士气的责任。战争爆发后，电影界首先掀起了一股记录战争的新闻纪录片潮流，像《卢沟桥事变》、《空军战绩》、《淞沪前线》、《克复台儿庄》、《东战场》等等，及时记录抗战前线战争的进展，是中国抗战历史的真实记录和生动写照。除此以外，这一时期抗战题材的故事片也都呈现出一定的纪实倾向。比如《东亚之光》、《八百壮士》、《血溅宝山城》等都是把抗战过程中曾经发生的真人真事搬到了银幕上。其他一些影片像史东山的《保卫我们的土地》、何非光的《保家乡》都采用无声手段，所有场面均使用实景在露天拍摄，使得影片用比较逼真的画面展现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和暴行。尤其是何非光的《保家乡》，“影片令人惊异之处是采取戏剧与纪录手法的结合非常有效，可谓结合‘写实主义’与‘表现主义’美学的一次成功尝试。前段写沦陷区某村落被日军侵占后，遭到奸淫抢掠，日军掠杀平民、放火烧村，用刺刀刺杀婴儿、用毒针令平民变哑、以火刑对付反抗分子等场面，既有着震撼的实感，在构图和光影、动作处理上，又有着近乎表现主义的气派，而众职业演员混合着非职业演员的演出，并无生硬与不协调的痕迹；约略可以窥见战时重庆的创作虽然条件简陋，但创作人员能够善用环境突出简朴粗犷的美感，注入创作的激情，而提升到一定的艺术高度。”（注：罗卡《何非光侧影》，载黄仁编《何非光图文资料汇编》第11页，台湾“国家”电影资料馆2000年版。）还有一些影片，如《中华儿女》、《孤岛天堂》等，在故事片中穿插纪录片或新闻片的镜头来增强真实性。抗战时期纪录片的兴起及故事片纪实倾向的创作潮流，是抗战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电影现象，表现出电影人力求迅捷真实地反映抗战现实，传达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主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抗战题材的影片都设置了大致相同的故事线索，即主人公原有的平静生活被侵略的炮火打破，在目睹日军残害中国同胞的暴行或饱受苦难生活磨难的情况下，最终坚决地加入到抵抗侵略者的潮流中。例如，史东山编导的《保卫我们的土地》就表现了一个普通农民刘山一家的生存之地屡遭侵略者的掠夺破坏，走投无路的他们最后向侵略者冲杀而去的故事。而沈西苓的《中华儿女》通过四个独立的小故事，具体表现中国各阶层民众的觉醒和抗战。第一个故事就叫《一个农民的觉醒》，在南京郊区的农民刘二哥逃难回来，迎接他的是妻子被日军蹂躏致死、老母奄奄一息的惨状，亲人的死伤使刘二哥觉醒，最后走上了抗日的道路。第二个故事叫《老公务员之死》，刻画安徽某城一名老公务员在日军占领他的家乡后，以毒酒宴请日本军官最后同归于尽的抗敌壮举。第三个故事叫《抗战中的恋爱》，着重反映青年人在抗战中的思想转变过程，尤其是一位“中间人物”由于敌机轰炸而使自己的爱人惨死，亲人瞬间的离去使他觉醒，也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第四个故事是《游击女战士》，描写一个刚参加抗日队伍的年轻女战士机智完成任务的故事。再比如，孙瑜的《长空万里》表现的是青年人经受战火洗礼、报考空军为国抗战的故事。贺孟斧的《风雪太行山》表现的也是太行山区老矿工马老汉受尽日军摧残认清了他们的本质，最后和农民联合起来共同抗敌的故事。这些影片中的主人公无论是农民、矿工、公务员、青年学生，无论男女老幼，都是民族战争中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但他们的性格都经历了由软弱、犹疑到坚强、果断的过程。实际上，在抵御侵略的战争中，个人小家就是民族大家，“家”就是“国”，“国”就是“家”，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影片中这些普通民众在战争中的觉醒和性格的转变，实际上映寓的是中华民族在抵御侵略的战争中克服软弱、走向坚强的成长过程。这一时期的抗战电影，在爱国主义的主题中，构筑的是一个独特的、战争与人的命运、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的影像寓言。 抗战结束后，与当时的意识形态对峙的社会政治格局相一致的是，抗战题材的电影也呈现出对峙、分流的局面。一方面，“中电”作为当时国民党官办的电影制片机构，拍摄出《忠义之家》这样借用抗战时期一个掩护和支持“地下工作”的“忠义之家”的抗战故事，来传达包含明显政治含义、维护其统治利益的意识形态思想。另一方面，也更为普遍的是，一些具有民主主义进步思想倾向的艺术家则是通过这场战争表达对社会历史、民族文化的思考。史东山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将战争岁月与一支抗日救亡演出队中主要人物的聚散离合结合起来，运用对比的手法，真切地传递出民众悲苦生活的时代气息。而被认为是这一时期史诗巨片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注：柯灵《从郑正秋到蔡楚生——在香港“早期中国电影研讨会”上的发言》，《柯灵文集》第318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版。）以抗战为背景，不仅表现战争的摧残性，更从战争及历史的进程中透视家庭伦理、道德情感，厚重的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及对中国传统艺术手法的创造性运用，使这部影片成为代表那个时代的艺术经典。 二、新生国家意识形态下的赞颂之歌 抗战题材的电影创作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十七年”间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对于一个参与过抗日战争、紧接着又通过解放战争打败了国民党政权，经过28年艰苦奋斗而建立起来的新生政权来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对自己领导建立的这个新生国家历史认识的基础，因而表现战争成为这一时期包括电影在内的文艺创作的重要题材。仅在1949—1952年间，东北、北京、上海和文华这四家电影制片厂，就先后拍摄了《回到自己的队伍来》、《中华女儿》、《钢铁战士》、《新儿女英雄传》、《翠岗红旗》、《关连长》等包括抗日战争题材在内的战争片25部，占这几年全部影片数量的40％左右。总的来看，与30年代相比，“十七年”抗战题材电影的表现中心并非纯粹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而是将其整合在新生国家意识形态的宏大话语体系中。新生国家的权威话语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众建立国家的历史构成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史的全部内容，即中国现代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抵御外来侵略、推翻反动政权、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中的一部分，一个链条或者说是一个环节。 在这样的国家意识形态权威历史观的指导下，“十七年”有关抗战内容的电影从抗日主体、叙事结构、镜头语言、影片主题、审美格调等各个方面都显示出这一时期抗战电影所独有的特色。首先从抗战的主体来说，无论是《狼牙山五壮士》、《中华女儿》、《卫国保家》，还是《小兵张嘎》、《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这些影片无一例外地突出和强调抵御外来侵略的抗日主体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战士或游击队员，共产党是维护民族大义的代表，人民利益的维护者。其次，在影片的创作中，往往是以“二元对立”即“我军”和“敌军”的艺术形式来结构影片，塑造人物形象的。“我军”指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种军队和游击队战士，以及备受压榨的农民，他们出身贫苦，英勇善战，大公无私，忠实可靠，乐观开朗。这些人物也有显著的外在相貌特征：身材高大匀称，精神饱满，眼睛黑亮等等。“敌军”指的是日本侵略者，汉奸，国民党军队及其特务，以及地主恶霸土匪等。这些人残忍、自私、贪婪、愚蠢，最终走向失败或灭亡。身材矮小肥短、贼眉鼠眼、凶恶丑陋，是标明他们邪恶本性的主要特征。这种艺术结构形式很大程度上形成了这一时期战争题材影片的创作倾向。 英雄主义是“十七年”抗战电影的主题。抗战电影的创作者大多数来自解放区，比如凌子风、成荫等，他们既是战争的目击者，又是战争的参与者，特殊的战争经历和文化背景，赋予他们认识战争表现战争的特殊审美观念。这种观念，首先表现在这些创作者不再以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和视角去表现战争。如前所述，抗战进行时期的电影人虽然经历过战争但没有参与过战争，他们往往以知识分子启蒙的视角去表现民族战争中民众的觉醒。但在新的历史环境下，这一启蒙主题被迅速淡化或压缩到很不重要的地位，亲自参与过战争的电影创作者全心全意地赞颂和讴歌在战争中涌现出来的民族英雄。这种赞颂的激情是普遍存在于这一时期文学艺术创作中的时代情绪。比如郭沫若的政治抒情诗《新华颂》、胡风的大型交响乐诗《时间开始了》都将浓烈的赞颂之情熔铸在诗歌创作中。就连一向审慎的巴金也表示：“我的笔即使写不出振奋人心的‘热情的颂歌’，它也要饱蘸作者的心血写下一个普通人的欢乐和感激的心情。”（注：巴金《赞歌集·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与这些作家直抒胸臆对未来美好社会期待和想象的赞颂之情相比，经历战争风雨的电影人通过高山大川、蓝天白云、青松翠柏等中华传统文化所表征和认同的“宏伟崇高”物像，伴随激越高亢或深情婉转的民族乐曲，来表达他们对战场英雄英勇无畏、敢于牺牲、无私奉献精神的真实倾慕之情。《中华女儿》中，当八位抗联的女战士投江自尽、英勇牺牲之际，雄壮的音乐响起，画面上映现翻腾的江水，叠印崇山峻岭、蓝天白云物像，深情地传达出对英雄的崇敬之情。《狼牙山五壮士》还直接引用历史典故和诗词寓意寄托景仰赞颂之情。影片开始，阳光从云海中穿透，照射在苍茫的山川之上。此时，浑厚的男中音响起：“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接着介绍这首诗的典故，以古寓今：“岁月悠悠，两千年过去了，这儿的一草一木都没有向敌人屈服过；这儿的每一块石头都曾染过英雄的鲜血！”随着激情的朗诵，镜头从空中俯拍，画面横移，依次映现蜿蜒的河流、高耸的山峰、长城烽火台，岳飞题写的“还我河山”和狼牙山五壮士纪念碑，并在仰拍的纪念碑上叠印出片名《狼牙山五壮士》。这一过程中，景别越来越小、镜头尺数越来越短，传颂的情感也越来越强烈。 乐观主义构成了“十七年”抗战电影的审美基调。由于八年艰苦抗战是以最终辉煌的胜利结束的，紧接着解放战争胜利的结果又是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十七年”战争电影的创作者也是新生国家的建立者，他们并不在意战争过程的残酷和艰险，甚至回避战争的暴力和血腥，而是特别强调战争的最终胜利意义。与同时期西方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电影像前苏联电影《伊万的童年》等重在反思战争对人类生存命运的影响、观照战争中的个体生命价值所不同的是，50、60年代中国抗战题材电影表现的是共产党领导抗日队伍的群体风貌和战争的现实结果。此外，英雄的塑造也是为了突出集体主义的力量，英雄不会在战争中轻易死亡，即使死去也必须用更大的胜利场面或雄壮的气氛来冲淡它的悲剧性。也就是说，个体生命的价值在战争中受到的残害或损毁也因为集体最终的胜利而消解，其结果就是这种以道德价值的认识取代生命本体价值的认识也消解了“十七年”抗战题材电影的悲剧美学效果，形成昂扬乐观的审美基调。 “十七年”战争电影的繁荣不只体现在战争电影的数量上，还表现在对战争电影的艺术探索上。这种探索表现在艺术家对中国民间文化艺术元素的借鉴和发挥上。中国传统民间文艺素有所谓“游侠”、“绿林”、“侠义”等题材，其艺术结构和审美范式一向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十七年”电影艺术家自觉从民间文化中吸收活泼自由、洋溢着原始生命力的艺术营养并加以创新，打破了这一时期抗战题材电影一度过于刻板的叙述方式和审美风格，形成了中国特色战争惊险片的新类型。这类影片并不正面展现大规模的战争场面，而是主要选取游击抗战题材，设置非同寻常的情境和紧张曲折的情节，塑造性格鲜明类型突出甚至夸张的人物，极力渲染战争的传奇性和趣味性，也大大增强了战争影片的观赏性。比如电影《铁道游击队》中，那活跃在铁路线上让日寇闻风丧胆的游击队员，其性格特征更像民间文艺中的“游侠”，不仅个个身怀绝技、浑身是胆，而且他们莽撞好斗、喝酒赌钱的草莽英雄习性，让观众更真切感受到传统“侠义”的动人魅力。《林海雪原》吸引观众的不仅是那五位个性鲜明的侠胆英雄，更是“奇袭奶头山”、“智取威虎山”等一波三折、险象环生的情节。而在《鸡毛信》展现儿童英雄机智灵活抗日的影片中，也散发着民间文艺的质朴和清新。就连《地道战》这些当时原本是作为军事教学片的电影，也注重吸收活泼生动的民间口语、民谣等艺术成分，增加趣味性，“力求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注：任旭东《回顾〈地道战〉的创作》，《电影艺术》2005年第1期。） 三、思想解放潮流中民族记忆的文化反思 “”期间，除了几部“样板戏”之外，包括电影在内的文艺创作陷入荒芜的境地。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的“拨乱反正”，文艺界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潮流。一时间，朦胧诗、实验话剧、先锋文学、摇滚音乐等都纷纷活跃在文艺创作的舞台。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反思与批判，对人文理想的追求，推崇启蒙主义和理性主义，强调个性解放一直是这一时期社会文化思潮的中心主题。饱含着中华民族特殊历史记忆的抗日战争，自然进入艺术家的创作视野，并成为第五代导演吹响反叛传统、张扬个性的号角。这就是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与以往通常在激烈的战争场面中正面凸现英雄人物的优秀品质所完全不同的是，《一个和八个》并未涉及太多炮火纷飞的场面，而是把影片的主角，一个共产党员和几个土匪、逃兵、奸细置于相同的被囚禁的境遇中。在这里，正义与背叛、勇敢与懦弱、先进与落后曾经是截然对立、泾渭分明的形象被混同在一起。这种历史情境与人物关系的反常规设置，不仅体现出新一代创作者在思想解放潮流中对民族战争与过往历史的重新思考，更昭示出他们特立独行的创新姿态。导演自己说：“常有人问我：《一个和八个》为何要在历史观和电影形态上采取极端叛逆的态度？……我们只是本能地要求标新立异。想出这个东西，别人没整过，这是当时咱们确定的一条原则。这条原则在《一个和八个》自始至终全面贯串。”（注：张军钊《从〈一个和八个〉到〈弧光〉》，《电影艺术》1989年第1期。）这条原则还体现在创作者对战争本身残酷性的关注。整部影片在主要场景的选取中，原本生意盎然的田野几乎没有出现代表生命的绿色，这种处理意在突出战争对生命的毁灭。正如曾担任这部影片的摄影师张艺谋所说：“由于我们对以往中国战争片的那种矫饰感，那种贪花好色极为反感，于是走了一个极端，拍广阔的天和地，拍寸草不生，对民族危亡关头的严酷性进行抽象的表现。”（注：罗雪莹《红高粱：张艺谋写真》第32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年版。）而他在自己导演的影片《红高粱》中，“我奶奶”最后被日寇扫射而死的惨烈之状，在大片血色殷殷强烈视觉冲击的画面中，战争的残酷直面而来。 实际上，对于第五代导演来说，抗战题材只是他们特立独行的一个底色，在这个底色之上，探讨的是人的精神世界，张扬的是个体生命力的勃发。就以《一个和八个》为例，共产党员王金被怀疑被隔离的境遇，与其说是战争年代确认爱憎立场的一种特殊情境，不如说是对人类普遍的生存困境的真切传达。而全片最为人称道的影像造型也集中在对困境之中人的精神世界的表达上。“全片除个别场景外，画面都卡得很紧，人物都用中近景处理，几乎没有富裕空间，饱满得有胀破画框之感。人物很少处理在画面中心位，一般只占一个边角。”“压缩的空间表现，正是对精神层面、灵魂搏斗的有形揭示，正是对扭曲的非正常的心理状态的可视展现，从而给观众视觉和心理上造成强烈震撼。”（注：郑国恩《强烈的视觉冲击——中国新电影的造型突破》，载罗艺军主编《20世纪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下）第473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版。）尤其在影片的结尾，锄奸科长拄着拐杖，斜倚在王金身上，构成一个大写的“人”字。这个“人”字几乎占满画面，在高光背景下，产生剪影的效果。经过民族战争的洗礼，真正的人性得以张扬。作为第五代代表之作的《红高粱》，借抗战的背景、东方民俗的仪式，着力渲染的也是喷薄而出的生命强力，这已经成为评论界的共识。无论是《一个和八个》重在造型，还是《红高粱》着意色彩，第五代导演影像语言的大胆与创新，正契合了80年代人文主义的启蒙主题。 四、大众消费文化环境下的娱乐诉求 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了社会的中心地位。这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转型，给中国的电影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一方面，与整个中国经济体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电影业陆续被推向市场，开始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意识形态事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文化工业转变。在这种情况下，电影能否受到观众的认可并获得市场利润，成为电影能否生存的首要前提。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利益对人们的价值观念产生了深重的影响。80年代备受推崇的启蒙主义、理性主义受到了冷落，实用主义、消费主义得到了越来越多民众的认同。其结果是，中国的文学艺术开始从80年代的文化启蒙向大众娱乐的文化消费转型，正像有评论者指出的那样：“侃爷、丑角和明星占据着文化大舞台的中央，夸张、做作、神侃、混聊、故作轻松、充满噱头或者浅薄轻佻、卖弄风情的各路‘明星’充斥电视、电影、广告等传播媒介。这是一个小品的时代、侃爷的时代、明星的时代。百年来审美风尚在此明显地‘转了个弯儿’。它世俗化了，生活化了，享乐化了。大众消费的世俗趣味第一次成为审美文化的主导趣味。”（注：陶东风、金元浦《从碎片走向建设——中国当代审美文化二人谈》，《文艺研究》1994年第5期。） 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电影的认知功能、教育功能甚至审美功能都受到了抑制，电影的娱乐功能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和突出。于是，一向被认为是沉重严肃的抗战题材电影在90年代也注重电影的娱乐化取向，注重与世俗沟通。其中，张建亚的《三毛从军记》无论从片名立意还是叙述手段，都采用了戏谑的游戏化手法。影片中的主人公就是张乐平笔下的三毛，借用这个著名的漫画人物和大量偶然性的情节使战争游戏化。比如，三毛意在举枪杀敌，却朝空鸣放打下一只鸟；炮响过后炸出的却是水池中的鱼等等，此类细节贯穿全片。此外，影片还将京剧《沙家浜》的场面和《白毛女》的造型穿插在一起，把“西班牙斗牛曲”、京剧音乐、电子游戏“魂斗罗”的音乐混同在一起，通过这种拼贴、模仿和混同，增加了影片的戏谑性，在营造荒诞艺术效果的同时，也消解了以往的权威认识，重新表达了对战争、历史、英雄的理解。如果说《三毛从军记》是通过漫画、喜剧幽默调用观众的某种解构情绪的话，那么，姜文的《鬼子来了》则是通过设置人物的尴尬身份来试图颠覆曾经的集体记忆。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马大三，必须在日本军的眼皮底下看守一个日本人和一个汉奸，既不能让经常来村里扫荡的日本军知道，又不能痛快地杀了他们，甚至还得尽心尽力地款待他们。对于马大三和他的乡亲们来说，这样做的缘由也许只是出于生存的本能，但他们这些日本占领区的中国老百姓，本身就处于民族的、政治的尴尬处境中，无论认同什么，都摆脱不了注定悲惨的命运。影片运用黑白和彩色影像对比，在戏剧化的情境中引发人们对历史的思考。 除此之外，更多抗日战争题材的影片不是通过对艺术通俗化的探求来达到与观众、市场的沟通，而主要通过离奇的情节包装、甚至战争暴力的渲染以及色情的暴露，在诉诸大众心理及感官刺激的同时，迎合大众对娱乐消费文化的需求。比如，《南京大屠杀》虽然取材于抗日战争，但这部影片最令人难忘的也许仅仅是极端血腥的暴力场面，而刻骨铭心的民族记忆也在成贤医生那个中日混合的家庭悲剧的情绪化影像中失落；再比如，冯小宁的《黄河绝恋》与其说是抗日故事，不如说是异国男女相恋的爱情传奇；叶大鹰的《红色恋人》也如出一辙，他的另一部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背景的影片《红樱桃》更以直接的女性身体的裸露来满足大众的日常性欲望，并且取得了商业利益的成功：在《电影艺术》所列的1995年国产影片票房收入排行榜上，《红樱桃》以在上海、北京、广州三地创造1300万元的票房收入高居榜首。突出电影的娱乐功能、重视电影的经济收益，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仅仅以感官满足代替了历史思考，那么战争历史题材所具有的珍贵启示意义也就荡然无存。 在新的世纪，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电影进一步走向市场、形成产业化规模是其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必然出路。但在产业化的进程中，除了政府管理部门相关政策的进一步出台，来优化产业结构、规范市场秩序之外，电影创作者在追求市场效益、制作大量商业类型片的同时，更要注重娱乐电影的艺术探索。对于当前中国抗战题材电影的创作来说，如何走出好莱坞渲染暴力和色情的模式，积极借鉴以往创作的艺术经验，创作出具有民族文化、导演个性与时代特色有机融合起来的中国反法西斯的战争影片，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中国电影史论文:浅谈我国电影史学的建构 一、创一个时代：史学建构与传道育人 中国电影已走过百年历程，历经沧桑，在发展的道路上时而突飞猛进，时而步履蹒跚。它以影像的方式记载着华夏大地炎黄子孙的生存繁衍、政治更迭、文化兴变，折射出时代的悲欢和历史演进的轨迹。从我国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定军山》起，到今天互联网环境下的大电影研究，中国电影史学家们可谓鞠躬尽瘁，他们一边冷静客观地书写着中国电影百年巨变，一边又为其扼腕叹息或激动不已。这其中，就有李少白活跃的身影。李少白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中国电影史学家，对中国电影事业作出了开创性的巨大贡献，他撰写了大量历史、理论文章及专著，其中《中国电影发展史》《影心探赜》《影史榷略》《中国电影史》等均成为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必读书目。李少白提出的“史论结合”的电影史书写方法与他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影响了几代人。他对中国电影史始终怀有温情，将中国电影的发展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看待，对历史作出了较为公正的评价。作为《中国电影发展史》的作者之一，这部“官修”史曾经成为李少白人生的“污点”，在“”期间被指摘为“毒草”，但正是这样的“污点”成就了中国电影史研究的里程碑之作，《中国电影发展史》也成为中国电影史研究绕不过去的学术基点。同时，李少白还是《中国电影艺术史》写作的策划者和实施者，尽管这本历史巨著由于种种原因未能问世，但史料收集和思路框架都已完成，激励了无数后来的电影史研究者为着这一目标而奋斗。它的流产是李少白人生的缺憾，却开启了后世电影史研究的康庄大道。李少白同时又是一个电影理论家。20世纪80年代，西方电影理论大量进入中国，他积极参与了关于中国电影理论和电影美学的讨论，并发表了许多有分量的学术文章，比如《历史地看待电影的多元属性》《电影民族化再认识》《论电影艺术形式》《电影本性纵横谈》等。他从电影的本性、艺术性、美学、创作规律、历史与现代性等多个方面论及电影理论建构过程中所涉及的许多重要问题。李少白不但是中国电影史学专家、电影理论专家，也是一个教育家，他开创了中国电影学学科，培养了大批电影研究人员，为电影学人才培养构建了系统完整的学科体系。他也是我国第一批申报电影学硕士和博士培养的专家，并培养了一大批学者，如丁亚平、陆弘石、钟大丰、王汉川、鲍玉珩、李道新、高小健、赵小青、石川、秦喜清、虞吉等，这些专家学者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史学研究的中流砥柱和带头人。《电影史学的维度——李少白学识与人格研究》一书收录了大量研究李少白的史学观念、电影理论和教育理念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多为当前在中国电影行业从事电影学教育和研究的著名学者专家，如孟犁野、王人殷、郦苏元、陆弘石、陈墨、丁亚平、李道新等，他们或为李少白的同事朋友，或是他的学生后辈，对他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和教育理念等有着深刻的认识和见解，在生活中也与他有着深厚的情谊。他们试图通过本书向读者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学家，还力图透过历史的表象，对李少白的学术思想、教育理念和管理理念提供一个全景式的深入介绍和探索。以便读者对这位曾为中国电影史和电影理论的发展作过巨大贡献的学者，能够从本质上产生较为深刻的了解。 二、冰心一片：诗人之气与历史之魂 《电影史学的维度——李少白学识与人格研究》一书收录了李少白的集外文选、诗选49篇，这是他非常珍爱的文字。诗言志，歌咏言，世事浮沉，李少白将自己的人生感悟、心灵轨迹写进诗里，也透出几许对生活的无奈、事事不遂如人愿的感慨。但更多时候，他像一个站在古崖上的诗人，衣袂飘然，怀着几分时移世易的喟叹，一个人陷入深深的沉思，留给人一抹孤独的背影。板凳甘坐十年苦，文章不写半句空。半生辛劳，治史一生。李少白倾其一生研史、治史，直至病重，床头还放着他珍爱的电影史书籍。但他又是一个灵魂的诗人，他对这个世界的爱、对这个世界的眷恋深深地触动着人们。丁亚平在书中写道：“他平静地看着我，未必想太多。这个时候他走过的路，去过的地方，看过的书与文章，如何创一个电影学术时代，如何研究历史和人物，在脑海中已经逐渐模糊了。但我想象中这时的他心里会在燃着一堆篝火，灼热气体和星火在升腾，噼啪作响。他的最后岁月里，陪伴他的是诗词集，是电影史学上的三两本书。当自己研究过的电影史上的某些历史现象、人物变得面目不清时，缠绵病床多日的他偶或会翻看、回望、沉思；当很多重要的东西在有意无意间都丢了时，他愿意通过诗句来参研、雕琢、重新塑形。他也会让另一些事情在最后的生命凝眸中纹丝不动，比如想念，比如血缘亲情，比如爱。”作者写下这段感人至深的文字时，或许眼角噙着泪水，或许被记忆拉向了更悠远的历史深处。李少白的诗与他的史学研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有着诗人的孤绝与浪漫，也有着史学家的赤诚与执着。他的这种诗人之气和历史学家的灵魂也契合了中国电影史学书写的文笔要求。 三、看向历史的纵深处：血脉传承与电影史学史的建构 在李少白身上，既能看到中国电影史的建构过程，又能看到电影史学的一脉相承。这位成名于20世纪60年代的老知识分子，一生坎坷，几经漂泊，而始终没有放弃对电影史的研究。在那个大多数人还不知道电影史为何物的年代，他却能够从历史的纵深处看向未来，为电影这门历史并不久远的艺术门类书写历史。李少白的选择，实际上根植于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史学意识和历史传承精神，当时的社会政治大环境也许对这一选择也有过一定的影响。《电影史学的维度——李少白学识与人格研究》一书将这份血脉传承的过程记录下来，它与以往的传记类书籍有着很大的不同，不仅是一本人物回忆录，更是一本兼学术思想与史料结合的专业书籍，更重要的是对老一代史学家的史学观念、史学方法进行研究书写，本身就属于史学史的范畴，它将新中国以来中国电影史学研究的过程较为真实、客观地记录了下来。里面大量的采访和回忆类的文章、书信、工作报告等将电影史的研究过程生动地展现出来；丰富的史料、原点性的素材也为中国电影史学史研究提供了资料支撑。该书还秉持了治史一贯的严谨态度和一丝不苟的精神，收录了大量对李少白评论与缅怀的文章。可以说每一篇文章、每一个故事都是一篇人物的聚焦和特写，将李少白的点点滴滴、转瞬即逝的生活瞬间，用温情的笔触记载下来。这些从记忆深处“捡”来的生活片段本身就是一种对资料的运用、对历史的尊重。全书资料新颖、范围很广，各作者以与李少白直接交往的第一手资料写成，集几十位专家学者之回忆，大量而翔实的史料、朴素而真诚的笔触、深刻的思想和独到的见解使得该书具有巨大的史料价值和可读性。书中收录了大量研究李少白史学观念、史学方法、电影理论和教育思想的文章，对李少白进行历史的、客观公正的评价的同时，也将他的学术思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整理，有助于读者对其思想进行更加清晰深刻的认识。书中还收录了一些青年学生的文章，他们都是李少白的后辈学生，对老一辈电影史学家有着自己的看法和认识。在电影迅速发展的今天，他们为电影史的研究和书写注入了一丝新鲜的血液。李少白的史学观念也在这些青年学生身上得到了传承和发展。整本书散发着淡淡的哀思和深深的怀念。该书的三个主编都是中国电影史研究领域极具分量的人物，以文字书写的方式来纪念和缅怀自己的老师。丁亚平从事中国电影史研究已有20多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始终保持着一个学者的执着和热忱，笔耕不缀，先后出版个人专著《艺术文化学》《影像中国（中国电影艺术：1945-1949）》《老电影时代》《电影的踪迹》《影像时代（中国电影简史）》《中国当代电影史》等十余种，发表学术文章400余篇，获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奖，国家、省部级奖十余次，并担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第3版）电影电视卷主编。陆弘石曾先后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文艺研究室、影视研究所，北京电影学院理论研究室，《北京电影学院学报》副主编，现为国家广电总局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副主任，出版专著《中国电影史》（与舒晓鸣合著）、《中国电影史（1905-1949）——早期中国电影的叙述与记忆》等，是李少白学生辈的同事，两人共同经历了中国电影学学科创建的过程，亦师亦友。高小健则是中国电影史、电影理论和文化、戏曲电影方面的专家，出版著作《中国戏曲电影史》《新兴电影：一次划时代的运动》等，同时发表了许多中国电影史、电影理论、电影文化、电影剧作理论等方面的论文和影视评论。李少白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精神在他们身上得以传承和发展，中国电影史研究的血脉才如此生生不息，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成为“显学”。李少白一生治史不辍，却从未为自己著书立传，这本书则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使他的史学精神和人格魅力得以流传，同时也使得这位前辈史学大家的史学观念和治史方法得以传承。该书以最真挚的情感和史学家治史的专业精神淬炼而成，不但向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中国电影史学家，同时也为中国电影史学史的研究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作者:郭双丽 中国电影史论文:体育电影发展历史及落后原因 电影作为一种独特的视听手段，作为一种极具感染力的综合艺术，其发展已上百年，人类也竭尽所能地将其发挥到极致，而作为人类强身健体的体育与电影的结合就是其中颇具魅力的独特展现。从卢米埃尔尝试用胶片记录赛马运动到里芬斯塔尔伟大的《奥林匹亚》，再到奥运献礼片《一球成名》《一个人的奥林匹克》等，近一个世纪以来，凭借艺术与体育的双重影响，体育电影吸引了一代代观众，虽不是主要的电影类型，却已成为电影史上不可或缺的响亮音符。 我国体育电影发展历程在中国的电影发展史上，体育题材的电影也对我国体育文化传播和体育事业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纵观新中国体育电影史，我国体育电影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20世纪50到70年代，这一时期我国体育产业发展初见端倪，体育电影虽数量不多但体现了不俗的艺术品质，如《女篮5号》《冰上姐妹》《水上春秋》等。作为该时期的代表作之一，《女篮5号》采用对比手法，讲述了新旧中国对发展篮球事业的迥异态度，反映了新旧两代人的别样人生，该片不仅真实再现了篮球比赛的紧张、生动场景，而且对年轻运动员的心理情感刻画细腻，不愧为中国体育电影银幕上的经典之作，曾获得“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这一时期电影主要以弘扬民族主义和为国争光的精神，在社会上曾引起过强大的反响，也成为我国体育电影初步发展的基本模式。 2.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中国体育题材电影开始深入挖掘，将体育精神与人生意义相结合。代表作是《沙鸥》，影片中沙鸥为实现自己个人生命价值———夺得金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健康，同时推动中国排球事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该片通过对中国女排姑娘训练、比赛、生活的真实描写，反映了中国女排历经风雨终见辉煌的艰辛历程。此时，中国尚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各种思想潮流涌动，许多国人处于迷茫阶段。影片中女排姑娘心怀对祖国母亲、对排球运动的热爱，不畏失败，不怕挫折，永不言败的拼搏精神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女排精神，为国人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感召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积极进取，努力奋斗。此外还出现了《加油———中国队》《京都球侠》《一个女教练的自述》等一批体现爱国主义的电影。而体育故事片的佼佼者当推《一盘未下完的棋》《棋王》，两部电影以“棋”为媒介，揭示了不同的文化寓意。前者政治色彩较浓，体现了历经磨难，中日人民之间依然保持友好的政治主题。后者主要展现了象棋的文化内涵，通过对主人公“棋呆子”痴迷于棋的性格刻画，表现出主人公“贫贱如乞却又心融万汇，行于浊世而又超然物外”的处世哲理。它揭示了“十年浩劫”带给人们的精神创伤，是一部在当代中国电影史上具有某种经典意义的艺术片。［1］ 3.20世纪90年代，我国体育电影主题呈现多元化趋势。《女帅男兵》中，人物形象多面化，性格刻画真实，还涉及了体育竞赛中的一些黑暗现象，如假球等。此外，爱国主义的影片有《黑眼睛》;群众题材的影片有《赛龙夺锦》《我的九月》;残疾人体育题材的电影有《赢家》《跆拳道》，等等。［2］这一时期，借北京亚运会东风，体育开始逐渐影响到社会各行各业，中国体育电影人物开始多样化，不再仅仅局限于关注专业运动员，电影《我的九月》，围绕一群即将参加亚运会开幕式的小学生展开故事，通过他们的喜、怒、哀、乐展现了体育对青少年成长的教育价值。 4.21世纪初至2008年，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广州亚运会的举办，全国电影工作者以饱满的创作激情和热忱的爱国情怀，精心策划拍摄了一批以迎接奥运为主题的体育题材影片，向北京奥运会献礼，如《一个人的奥林匹克》《买买提的2008》等。这一时期可谓是体育电影的繁荣时期，体育与电影相辅相成，电影使体育传播更加广泛，体育使电影银幕更加绚烂瑰丽，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求。近年来，体育电影出现了很多如《女足九号》一类的优秀影片，但是因为在人物性格刻画及命运把握上不够深入和立体，所以这些影片的问世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主要原因是电影主题不够深入。纵观中国体育电影，其内容大多是运动员遭遇挫折，但是经过自己的努力拼搏，最终战胜困难，勇夺金牌，对人物性格、命运、影片主题没有做深入的挖掘，只是一味关注竞赛的最终结果，忽略了电影中一条主要的法则:讲述故事过程往往比告诉大家故事结果更有感染力。［1］我国体育电影发展现状纵观我国体育电影的发展，也曾有过辉煌，但是与世界体育电影相比，显得单薄许多。 体育题材影片数量少，优秀作品不多，与我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及体育文化的兴盛很不协调。其发展滞后的原因主要呈现以下几个方面。 1.主题挖掘不够，缺少好的剧本创作。体育电影往往含有励志的成分，这是它兴盛的一个主要原因:主人公在比赛中经历种种磨难，却并不退缩，经过顽强拼搏，最终战胜困难，取得胜利，夺得荣誉。这是大多体育电影的老套路，由于过分强调主角面对困难迎难而上，不屈不挠，最后获胜这一主题，而在对人物命运的把握上没有很好地设计，对人物性格刻画也不够深入:人物扁平化、主题统一化、模式固定化，成为大多体育电影的缺点。而这些方面，国际优秀影片向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如《百万宝贝》向我们展示了“追求生命过程本身远远比追求其结果有更大的意义”这一深刻道理。剧中麦琪笃信命运是自己主宰的，命运是可以靠自己改变的，只要你拥有生活的信念和不泯的激情，充分体现了体育电影励志的一面。麦琪在其事业高峰期，在一次比赛中被对手偷袭而成为全身瘫痪的植物人，由于无法承受要求安乐死，最后其教练弗兰基含泪拔下输氧管，麦琪面含微笑地安详逝去，让观众看到了体育电影中人性的光芒。好的剧本创作是电影成功的重要条件，也是电影主题深入人心的根本，我国的《一个人的奥林匹克》虽然继续民族主题，但是对个人价值的展现，对体育运动极限的挑战深得人心，堪称一部优秀的体育题材影片。但是这么优秀的题材竟然被埋没如此之久，这在美国体育政治体制下是不可能发生的，体育是美国文明与政治的象征，而我国体育政治体制未能充分认识体育电影在传播文化及政治文明上的重要作用，在政治层面上失去了繁荣发展体育电影的驱动力，体育题材剧本创作也就被边缘化，好的体育题材剧本就更是少见。 2.电影制作人员及演员专业技能欠缺。电影制作人在体育电影各个项目方面缺乏专业的认识，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影片在画面和细节上的描写和刻画，冲击力不够强，感染力也大大削弱。体育明星演技不够优秀，非专业演员的体育技能又不够专业，这些因素容易造成细节失真。同时，粗糙的情节设计，离谱的体育场景描绘也会影响电影质量。体育电影要的就是一种紧张的比赛氛围，强大的视觉冲击力，选手眼神动作传达出的内心情感，现场观众的积极反应等。所以在体育电影中对体育素质和体育精神要求相当高。我国的体育运动员更多地把体育当做一个职业来看，体育人生活的世界成为一个被隔离的区域，一般大众对其环境规格并不熟知，这在体育电影拍摄上需要极大的投入，才能为观众展现一种竞技的冲击力，强大的感染力，而我国电影界缺乏这样的电影制作人，作为非专业演员的技能训练也并不长久。美国《百万宝贝》电影女主人公在拍摄电影前每天技能训练三小时，持续长达5个月，最后拳击技能达到能与中量级冠军对决的水平，这为我国体育电影人树立了学习的榜样。［3］ 3.我国对体育电影的研究不够重视。体育电影发展至今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展现，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个人精神、体育精神甚至民族精神。体育电影在美国作为一种与政治文明挂钩的项目来展现，据不完全统计，在100多年的电影历史当中，体育题材的影片高达3000多部，而对体育影片的研究也是层出不穷。但是在我国，回顾电影史，至今让人们津津乐道的还停留在《女篮5号》《沙鸥》等20世纪50年代及80年代的作品，中国体育电影市场低迷，体育电影数量不多，优秀影片更是甚少，自古“弱国无外交”，而中国如今俨然已成为世界强国，也是公认的体育大国，但体育电影的发展却相对滞后，这不但不利于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对我国屹立世界也是一个不利因素，电影研究对2008年前后学术界调查结果显示，体育电影研究在2008年达到一个顶峰，有二十多篇，而在其前后每年均为个位数，甚至少到只有两篇，由此看出，体育电影作为一项传播民族文化弘扬体育精神的载体并没有被中国大众乃至学术界认可，更没有得到其应有的重视。这将成为我国电影学研究的一个缺陷。 4.体育题材特色不够突出。体育电影作为电影类别中最独特的一类，深受电影观众的热爱，因为其题材的独特性，竞技场面的真实冲击性更是得到广大体育运动爱好者的狂热追求。因为民族文化的差异，民族性格的偏差，不同国家其体育电影的侧重点也不一样，像美国，拳击、棒球、橄榄球、赛马等题材较多，其中拳击是美国体育电影中题材最多的，百年电影史中高达500多部，这与美国人崇尚暴力，追寻刺激，崇拜英雄的性格特征有关，当然部分原因是因为在美国大萧条时期，《洛奇》这部拳击题材影片的出现成了美国精神的寄托，鼓舞了美国民众走出困境，因而拳击运动也成为美国民间最受欢迎的运动项目。拳击题材影片已经成为美国特色的象征，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可以与其相媲美。中国的体育事业并不薄弱，越来越多的得奖纪录展现着中国体育事业的强大、体育健将的伟大，但是，回顾中国电影史，并没有哪一项体育运动能作为中国特色来展现，即使是被称为国球象征的乒乓运动题材电影数量也是少得可怜，也没有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 结合中国民族性格、民族文化，制作迎合大众需求，能与大众产生情感共鸣的中国特色体育影片成为扩大我国体育影响力，兴盛我国体育电影的一个有效途径。如今，奥运精神“更强、更高、更远”的展现成为世界体育电影互通的主题，中国在2008年奥运会上以“横扫千军如席卷“的磅礴之势取得大面积的丰收，如此辉煌的体育风景，蕴藏着众多为国拼搏的动人故事，人们期望电影予以展现，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更是需要优秀的体育电影来激发运动员及民众的昂扬斗志，真诚地希望中国电影界能以此为契机，为自身振兴注入新鲜活力，使得中国体育电影告别低迷，走向兴盛，涌现更多展现中国健儿自强不息的华美篇章。 中国电影史论文:电影历史研究论文 【摘要题】历史长廊 【正文】 一 2001年，美国学者格瑞·刘易斯(GregLewis)启动了一个叫做“新中国电影英译”的项目，迄今为止，已为15部时代的影片配译了英文字幕。为了制作影片的剧情介绍，他参考了各种版本的中国电影史著作，并采访了几位电影史编纂者和在世的老一代中国电影人。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中国电影史学者的描述和评价与活跃在时代的电影艺术家的回忆颇有不合之处，这引起了刘易斯的特别注意。他根据自己的阅读、采访与感受，写成了《毛时代中国电影的历史、神话与记忆1949—1966》(TheHistory,MythandMemoryofMaoistChineseCinema,1949—1966,AsianCinema,Vol.16,No.1,Spring/Summer2005)一文。 刘易斯所谓的“历史”，是指中国电影史学者有关这一时期中国电影的历史叙述，受到他关注的电影史著作有《当代中国电影》(1989，集体合著，十七年部分由张建勇撰写)、《中国电影史》(1998，陆弘实、舒晓鸣合著)、《新中国电影史稿1949—1959》(2002，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1949—2000》(2002，尹鸿、凌燕合著)以及两部电影史教材《中国电影史》(2005，倪骏)和《中国电影史纲》(2005，王晓玉)。关于时代电影的“神话”，是指对那个时代电影的正面颂扬与肯定。刘易斯认为，在过去10年间，传统官方的声音完全被上述历史叙述所掩抑。但近年来，民间开始出现这一神话的复兴，如崔永元在2003—2004年制作的《电影传奇》，再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编导王美彪的15集系列片《求索与创新——新中国电影1949—2001》，还有近年来电视剧对红色经典的再演绎。因此，刘易斯预言说，随着对中国电影百年的纪念以及对毛时代日益高涨的正面肯定，这些非官方的神话叙述将与史学新著及电影人的回忆一起，共同融入新的史学编纂当中。 中国电影史的编纂工作始于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史料丰富翔实，成为新中国最具权威性的电影史著作，但由于历史原因，该著作没有涉及建国后的情况，而是截止到1949年。随后的中国电影史编纂处于停顿状态，直至上世纪80年代后期，电影史特别是新中国电影史的研究和写作渐渐成为显学。作为《当代中国电影》的撰稿人之一，张建勇首次系统梳理了十七年电影，此后，如刘易斯所述，涉及这一历史时期各种版本的电影史纷纷问世。刘易斯尚未提到的相关著作，还有胡菊彬的《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1995)、舒晓鸣的《中国电影艺术史教程1949—1999》(2000)以及陆弘实主编的《中国电影：描述与阐释》(2002)。 在中国电影史中，十七年电影有着独特的形态特征，它以质朴的影像叙述着中国革命的经验与想象，它的曲折发展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复杂进程相交织。随着对中国革命历史与实践的不断再认识，新中国十七年电影史的叙述也将相应地更加深入全面。本文拟从思想方法的角度讨论十七年电影史叙述中的问题，或许能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若干思路。 二 上述电影史论著大多采取褒贬参半的策略评价那个时代。受到褒奖的自然是那些令人难忘的红色经典，从《南征北战》到《平原游击队》，从《红色娘子军》到《李双双》，从《林则徐》到《甲午风云》，还有《柳堡的故事》、《战火中的青春》、《五朵金花》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等，它们以成熟的艺术表现受到肯定；而受到贬抑、谴责、批判的则是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如批《武训传》、反右运动、拔“白旗”、、反右倾等，它们被认为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发展。由于这些政治运动的干扰，十七年电影呈现出波浪式的发展轨迹，因而便有了几次低谷几次高潮之说。但是，问题在于，每次政治运动之后总有优秀作品出现，如反右之后迎来1959年新中国电影的高潮，60年代初期的文艺整风也没有阻挡住《李双双》(1962)、《小兵张嘎》(1963)、《农奴》(1963)、《独立大队》(1964)、《英雄儿女》(1964)、《舞台姐妹》(1965)等优秀影片的问世。那么，在当时政治批判的苛责声中，为什么还能存在如此大的创作空间？艺术家还能保持饱满的创作激情？比如，在描述批《武训传》后的电影发展时，舒晓鸣说： 在批判《武训传》及此后的文艺整风运动中，不少著名的电影编剧、导演、演员都在检查思想，创作完全处于停滞状态。建国初期电影创作出现的蓬勃发展的繁荣景象，很快衰落下去，进入“荒年”。1951年电影产量严重下降，当年，除决定拍摄《南征北战》之外，几乎没有一部影片投入拍摄。（注：舒晓鸣《中国电影艺术史教程1949—1999》第11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版。） 既然创作完全处于停滞状态，怎么又能拍摄出《南征北战》(1952)这样非同寻常的史诗性影片？是批《武训传》运动造成的负面影响被夸大了？还是产量下降另有原因？抑或是这部作品的成功纯属偶然？孟犁野认为，影片的初衷在于阐明运动战的战略思想，“但艺术实践的结果却远远超出这个近于军事教科片的任务，而似乎并非出自艺术自觉地拍出了一部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可以称作‘准史诗’式的战争片。”（注：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55、5、5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版。）但实际上，该剧所调集的创作力量十分雄厚，编剧之一沈默君后来又创作了著名影片《渡江侦察记》，导演成荫和汤晓丹都是新中国最优秀的导演，前者是北影厂“四大帅”之一，后者30年代就在上海、香港拍片，执导经验非常丰富，还有著名摄影师朱今明的加盟，如此强大的阵容却“并非出自艺术自觉地”创作出了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影片，这样的说法显然难以成立。 那么，为什么十七年电影史叙述会陷入如此明显的逻辑困境？回顾“”结束以后的中国思想变迁，我们发现十七年电影史的写作基本上属于新时期思维的范畴，这一思维的核心是全面否定“”，进而全面否定十七年的政治批判运动。比如，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胡乔木同志否定对〈武训传〉的批判》，文中指出对《武训传》的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其他像反右、、“”前夕的文艺整风等等，都被认为是错误的政治运动，严重影响了电影事业的正常发展。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一些相对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被简单化了，从而导致历史叙述链条的断裂和逻辑的混乱。因此，十七年电影再反思的任务之一，就是暂时“悬置”新时期思维所提供的历史框架，用客观、中性的立场重新检视复杂的历史过程。 比如，《南征北战》的拍摄与当时电影指导委员会的支持有直接关系。1950年出品的《荣誉属于谁》和《内蒙春光》相继受到批评，前者被认为没有表现出中国革命的力量，后者则被认为在描写对待上层人物的策略时犯了错误。为避免类似情况发生，经提议，1950年7月成立了文化部电影指导委员会，目的是“对推进电影事业，及国营厂的电影剧本、故事梗概、制片和发行计划及私营电影企业的影片提出意见，并会同文化部共同审查和评议”。（注：《提高国产影片的思想艺术水平，文化部成立电影指导委员会》，载《人民日报》1950年7月12日，转引自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但在十七年电影史叙述中，该委员会一直受到学者们的诟病。孟犁野认为，电影指导委员会给起步阶段蓬勃发展的电影创作带了消极影响，它仅在一年多时间中，便“枪毙”了40多部电影剧本。（注：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55、5、5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版。）胡菊彬也认为，该机构在具体工作中“事无巨细、统揽包管，大至题材规划、生产计划，小到具体对话或字幕顺序，他们都一概不放过。这种严重违反艺术创作规律的做法束缚了创作人员的手脚，其结果是窒息了电影创作”。（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当然，否定电影指导委员会的另外一个原因，正如孟犁野所说，“在指导思想上置前述1948年《关于电影工作的指示》精神于不顾，违背艺术创作与管理工作规律，提出了不少脱离实际的主张，诸如要处于起步阶段的电影工作者写出具有‘史诗性’的‘重大题材’作品……”（注：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55、5、5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版。）讽刺的是，《南征北战》正是源于这种“脱离实际的主张”。1950年9月8日，电影指导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提出要拍摄军事影片，认为当时迫切需要巩固国防军、建立国防军的电影。委员会议还指出，有的片子确实故事性不强，但是这些军事斗争本身就很丰富，因此一样会感动人。经过反复筛选，最后剧本《南征北战》获得通过。事实上，《南征北战》基本验证了当时的判断，该片虽然不以人物刻画和戏剧冲突见长，但却以战争场面的宏大、惊险的阵地争夺以及整体战略思想的表现，成为新中国电影史上不多见的史诗影片。 也许确如孟、胡所说，电影指导委员会曾给中国电影创作带来过种种负面影响，如过分强调史诗性题材的创作，影响到其他题材影片的拍摄。但问题是，我们不能因为委员会在其他方面的过失而不承认它对《南征北战》的贡献。重新反思十七年电影，意味着要冲破流俗之见，以辩证的思想方法认识复杂的历史过程。 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充分肯定当时的政治信仰对电影创作提供的强大推动力，从而为十七年电影取得的成就找到思想和情感的基础。刘易斯对当年活跃在影坛上的导演、演员、剧作家、评论家的采访，从感性、经验的层次上弥补了电影史叙述的很多不足，也有助于校正电影史叙述中的偏见。老一代电影人对某些政治运动的宽容与理解，对工农兵电影的认同，还有对革命时代的热情，都与电影史编纂者的态度和立场形成反差。比如，批《武训传》受到学者的一致否定，但老一代电影人对它的记忆和评判却宽厚得多，当年他们也大多持正面、积极的态度来理解和参与文艺界的整风与思想改造。据谢晋回忆，苏里导演曾说过，1951年批《武训传》之后他投身到“思想改造”当中，那是他事业中最珍贵的一年。《大众电影》原主编王世桢也认为，应在新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下理解批《武训传》运动，因为当时发生的不仅仅是这一个运动，也很难说它就代表那个年代，“我们当时是乐观的，干劲十足，向往着变革”。（注：刘易斯在2004年对王作了多次采访。参见GregLewis:TheHistory,MythandMemoryofMaoistChineseCinema,1949—1966,AsianCinema,Vol.16,No.1,Spring/Summer2005,p.173.p.171.）应该说，这样的回忆相当真实地反映了电影人当时的精神状态。他们也许不能完全理解对《武训传》的批判何以如此严厉，但在思想感情上，他们愿意接受新时代的感召，并按新时代的标准要求自己。因此，批《武训传》及随后的思想整风在什么程度、什么意义上影响了电影人，影响了哪些电影人，其所导致的创作停滞达到什么程度，都需要做具体分析。这样，我们才能看到更接近历史原貌的十七年电影史。 三 重新反思十七年电影，还意味着要冲破新时期以来占主流的电影本体观，以把握十七年电影的人民性。我们知道，在新时期的思想背景之下，电影界在1979年曾就电影特性问题展开论争，从有关电影与戏剧、电影与文学关系的讨论，发展到有关电影语言和电影特性的讨论。这场围绕电影本体问题的讨论肇始于白景晟的《丢掉戏剧拐杖》和张暖忻、李陀的《谈电影语言现代化》，在当时实际上承载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这就是否定以往时代电影所承担的政治功能，它的潜台词是电影应该脱离政治，应该非意识形态化。郑洞天导演曾描述1979年及以后电影的变化，明确谈到电影不再是政治宣传的工具，而成为艺术家表现个人经验和思考的媒介，电影也从单一的“政治艺术片”分化出多元的形态。在新时期，电影的美学追求代替了电影的政治功能，“审美”也成为一种新意识形态。直到今天，这种电影观念依然占据主流。对十七年优秀影片的评价，也大多集中在电影语言的分析，很少考虑到十七年电影的观众，以及电影在当时整体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其实，除了影像特征外，十七年电影的特质还在于它与观众的密切联系及其独特的人民电影品格。 在为工农兵服务的信念下，十七年电影成为中国电影史上观众面最广的电影。《大众电影》(1950年创刊)这个刊名最准确地说出了那个时代电影的本质。 回顾历史，在1949年之前，除40年代官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曾在重庆、武汉、成都、北平有一些拍摄活动外，中国电影的制作基本上集中在上海一地，电影放映也集中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广袤的内地及乡村仍然是在戏园或村头的土台上寻找视听的快乐。而且，即使在城市，电影观众也主要来自那些经济收入稳定的人群。根据胡菊彬整理的材料，与其他物价相比，旧中国的电影票价是相当高的，特别是一些高档影院，如上海的大光明影院，最高票价是银元4块，约合大米2斗半。如此推算下来，即使是末流影院，也不是一般百姓能经常出入的场所。此外，上海的影院大多集中在商业区，工人集中的地区反而没有一所电影院。因此，早期中国电影的消费人群主要是富裕阶层，包括买办阶层、公司职员、教师、学生等，同以农业人口为主的主体人群相比，这一阶层是名副其实的“小众”。在新中国成立之初，4亿5千万人口只有600座电影院，而且还集中在几个大城市里。（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 新中国电影的第一件工作便是彻底改变电影为少数人服务的局面，通过2000多个流动放映队，电影被送到工矿企业和乡村，1954年全国电影观众达8亿2千2百万人次，其中工农观众占70％以上。（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而且，低票价为电影的普及提供了保证，当时城市影院的票价平均2角，农村电影放映队的收费平均5分。（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当时农村放映还发展出一套独特的观影方式，即“映前介绍”和“映间插说”，放映员在放电影前以幻灯片、快板书等说唱形式介绍剧情、人物和人物关系，在换本或其他空隙时间里见缝插针地进行解说，或阐释导演意图，或对电影中的人物和情节进行评论，或解释一些比较复杂的情节。据《光明日报》的一篇报道，河北省昌黎县农民放映员张子诚为了解说《槐树庄》，还特地学习了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怎样分析农村阶级》，银幕上地主崔老昆躲在后门偷看，张子诚就插话说：“这就是槐树庄的地主崔老昆，他像一只被打伤的狼一样，躲在这个阴暗的角落里。”狼被打伤了，可是伤好了还会咬人。把地主比作狼，起到了提醒观众提高阶级斗争警惕性的作用。（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我们用审美的、本体的电影分析方式，根本无法面对这样独特的观影经验。 而且，由于地区与接受群体的差异，十七年电影的传播与接受所包含的历史内涵要比简单的文本分析远为丰富。比如，当时上海与广大内地乡村在观影经验和审美习惯上存在很大差异。从上世纪初开始，作为半殖民地的上海便一直浸染于欧风美雨之中，西片一直垄断上海的放映市场，“就上海一地而论，在解放前美国影片的放映数占全部影片(包括国产影片和苏联影片)百分之八十以上，每月观众平均一百四十万人，占全部观众百分之七十五左右”，（注：顾仲彝《加强国产电影的生产，提高影片的质和量！》，载《大众电影》1950年第7期。）因此，好莱坞影片已培养起市民阶层的趣味。十七年电影中反映合作化题材的影片常常引不起城市观众的兴趣，就像钟惦棐在他著名的文章《电影的锣鼓》里说的，在上海，《一件提案》的上座率是9％，《土地》是20％，《春风吹到诺敏河》与《闽江橘子红》是23％。但必须强调的是，这一统计数字来源于上海，探讨票房低的原因也应考虑城市市民，特别是上海市民的趣味在其中的作用。有趣的是，陈荒煤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在城市中非难很多的《人往高处走》，在农村却有3300万观众。（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该片拍摄于1954年，也是合作化主题，描写东北某农村的老孙头，如何轻信挑拨，不愿参加合作社，后在自然灾害面前认识到合作化道路的重要性。在重述十七年电影史时，我们不能仅仅看到它在艺术上的粗糙直白，而是要从社会生活的角度理解它的影响力。 十七年电影完成了从市民电影到工农兵电影的转变，这一转变受到了电影人的认同。作为新中国电影的发祥地，东北电影制片厂(后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率先尝试将工人形象搬上银幕，拍摄了新中国第一部影片《桥》，讲述铁路工人如何苦干，在短时间内修复铁路桥，支援解放战争的故事。时任东影艺术处长的陈波儿指出，“《桥》的成功，是风格上的成功：它具备了工农兵的风格，新的文艺风格，新的电影风格。”（注：《陈波儿同志关于〈桥〉的发言》，载《东影通讯》总第34期，转引自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13页。）这种风格就是以朴素的影像突出表现工人阶级觉醒的历史主体意识。在创作过程中，艺术家们试图探索新的电影表现方式，新的分镜头方法，使影片通俗易懂。也许他们的尝试不十分成功，但这种探索工农兵电影新手法的设想，表达了一种强烈的自主和独立意识，对长期处于美国好莱坞电影影响下的中国电影来说，这种意识是弥足珍贵的。当时活跃在东影的电影人，如成荫、水华、吕班、凌子强、沙蒙、王家乙、王滨、苏里、武兆强等，都是经过革命洗礼的所谓“延安派”，具有部队文艺工作经验，了解底层百姓的生活，因此，在思想感情上实现了对工农大众的认同，正是在这样的创作队伍及其思想基础上，新中国的银幕上才出现了富于厚重生活质感的人物形象。 同时，来自国统区的上海老电影人也积极转型，以极大的热情从事工农兵电影的创作。比如老导演史东山，亲自深入白洋淀拍摄了《新儿女英雄传》；张骏祥拍摄了《翠岗红旗》、《白求恩大夫》；沈浮拍摄了反映北大荒军垦生活的《老兵新传》；老演员兼导演刘琼拍摄了革命历史影片《51号兵站》；原本气质儒雅文弱、擅长塑造城市小知识分子形象的孙道临曾亲赴朝鲜前线体验生活，从而在人物刻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在《渡江侦察记》中成功塑造了果敢、干练的李连长形象，后又在《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成功塑造了地下工作者李侠的形象。谢晋在接受刘易斯采访时说：“我们从东北电影制片厂那里学习了很多拍摄工农兵电影的方法。”（注：刘易斯在2004年对王作了多次采访。参见GregLewis:TheHistory,MythandMemoryofMaoistChineseCinema,1949—1966,AsianCinema,Vol.16,No.1,Spring/Summer2005,p.173.p.171.）应该说，在新型的工农兵电影创作中，中国电影人以新的价值观探索相应的艺术表现手法，完成了一次思想与艺术的新生。十七年电影史叙述应该给予工农兵电影以更恰当的评价。 环顾进入新世纪的中国影坛，我们似乎又重回到了“小众”的时代，曾经极力摆脱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束缚的中国电影，在经历了昙花一现的“辉煌”之后，加速度地坠入商业化的深渊，以探索沉重的文化主题而自豪的名导手忙脚乱地树起票房大旗，而中国电影却难逃小众化的厄运，点缀在大都市的豪华影院成为白领、小资的朝圣之地，广袤的乡村则告别了打谷场上露天电影的笑声。如今，影像与资本联手，艺术与财富联姻，在被铜臭味窒息的当代文化环境下，仍有人在追忆曾经的年代，流逝的纯真。正如刘易斯所注意到的，《电影传奇》等系列片的拍摄，弥漫着对十七年的怀旧情绪。但是，这种情绪不会像刘易斯所预言的那样，与十七年电影的新时期叙述相融合。十七年电影史叙述的新时期立场依然会延续下去，与此同时，红色的怀旧情绪也转化成严谨的学术立场，确立另一种十七年电影叙述。 中国电影史论文: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审美悖论 提要：历史剧创作中诸如历史的“真实”与“虚构”、“民族性”与“个人性”、“批判”与“认同”等矛盾，客观上注定了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要在充满悖论的历史命题中，谱写出一种适合时展需要的新的历史记忆。 关键词：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悖论 在人类的认识发展史上，悖论或矛盾往往随着思想的深化和认识的深入，而成为引导或产生新思维的明显标志。正如古希腊早期的“芝诺悖论”、德国古典时期康德的“二律背反”一样，人们发现，在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同样存在着诸多无法回避的悖论。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繁荣，客观上使得历史剧创作诸种悖论引起了人们更广泛的关注和争论，并由此折射出世纪之交中国影视话语人文理想、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观的嬗变。 悖论之一：历史的“真实”与“虚构” 在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所有悖论中，历史的“真实”与“虚构”这一矛盾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悖论关系。因为历史剧命名，本身就潜含着“历史”的“真实”与“剧”的艺术“虚构”这两个维度，而人们关于历史剧的争论，主要也就体现其创作究竟是以“历史”的“真实”为主，还是以“剧”的艺术“虚构”为主？ 自史学家司马迁天才性地创立了史传体的叙述模式后，史传式的叙述方式成为中国经典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甚至是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不二法门。毛崇岗在《读三国法》中认为，“《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中称赞“《水浒》胜似《史记》”。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干脆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史记》”。正是这种崇尚史传体叙述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左右，在经典历史剧创作中，史料的真实性远远比艺术的虚构性来得重要，“七分史实，三分虚构”也就因此成为人们用来指导和批评历史剧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吴晗1960年在《谈历史剧》等一系列文章中明确指出，“历史剧必须有历史根据，人物、事实都要有根据”，戏曲中诸如《杨门女将》、《秦香莲》等这些属于民间传说而缺乏史料依据的剧目，从严格意义上都只能称为“故事剧”或“古装剧”，而被排除在“历史剧”之外。（1）历史剧创作的真实性，也就主要表现为“尊重历史人物的公论”；“尊重历史人物基本的社会关系”；“尊重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 很显然，这种观点虽然注意到历史剧创作和历史叙事的不同，但仍坚持认为历史剧创作的最高目的，是帮助人们提高乃至深化对历史本质的认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谓“史家和诗家不同”，“诗人的任务不在叙述实在的事件，而在叙述可能的——依据真实性，必然性可能发生的事件”，被持这种观点的人所反复引用。因此，经典历史剧创作主要表现为剧作者剔除表面的偶然的历史事件，依据真实性和必然性的法则，典型地表现出决定历史发展的本质真实，并最终展现出人类历史的前途与命运。 但是，从新历史主义观点来看，人只是一个历史的存在。对当下个体生命而言，作为曾经存在的活生生的历史本身业已逝去，他所能面对的，只是作为历史文本的各种历史文献或历史话语。个体生命只能通过对历史文本的解释活动来选择历史，改变历史。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对历史文本的解码，都离不开解释者的主体想象，都可能演变为一种符合当下主流意识形态逻辑的胜利者的历史清单。与注重彼岸的西方人强调对宗教的信仰不同，注重此岸的中国文化一直具有强烈的历史情结。历史，不仅具有“资治”和“劝惩”的现实功能，而且还赋予抗拒死亡和终极审判的意义。青史留名或遗臭万年，成为中国人内心深处最大的理想或恐惧。明乎此，就不难明白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何以如此流行。在全球性时代的背景下，历史业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当然，文化的转型，客观上又使得这种历史寻根充满了一种传统与现实的矛盾冲突，本专辑论文中《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审美悖论》着重从理论上论述了历史剧创作中存在的诸种悖论《，作为东方奇观的新民俗电影》、《女性历史的个人话语》、《技术时代的武侠大片》等论文则分别从不同的维度，论述了当前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现象。因此，历史的本质是虚构的，历史剧的创作就更应该表现为一种想象的狂欢。正是在这种历史观念的影响下，从港台到内地，诸如《大话西游》、《唐伯虎点秋香》、《新白娘子传奇》、《还珠格格》、《戏说乾隆》、《戏说慈禧》等历史戏说剧，竞相粉墨登场。这些戏说剧彻底颠覆了经典历史剧那种“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的创作原则，拒绝了经典历史剧那种历史教科书般的刻板和严肃，甚至解构了长期以来一直横亘于“历史”和“当下”之间的时间界限，有意将“过去”与“现在”的时空代码相互重叠，叙述历史的动机不再是为了追寻历史的真实，而是成为对历史影像的一种消费，在历史的时空中尽情放纵宣泄着当下的各种欲望。 因此，历史题材影视剧的悖论在于，假作真时真亦假，任何真实发生的历史一旦转化为艺术的文本，它就不可避免地具有虚构的性质；而任何虚构的文本试图闯入历史的时空，它又容易造成人们对历史的真实想象。从创作上看，如果强调的是历史剧的认识价值，那么编导往往就会注意让其艺术想象尽可能吻合公众认可的历史“真实”；如果注重的是历史剧的审美价值和娱乐价值，那么编导就有可能把“虚构”这一维度推向极端。 在这个意义上，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真实”与“虚构”的悖论，所暴露的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想象的冲突，更是一种美学观念、文化观念的冲突。 悖论之二：历史的“民族性”与“个人性” 从文化的观念上看，历史剧的悖论在于，它既可以强化族群彼此认同的文化之根，而成为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又能够凸现家族的血脉渊源，而成为个人的精神还乡。 首先，在构筑民族想象共同体的历程中，编导往往喜欢采取一种作为“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的史诗叙事，追求一种时间和空间大跨度的叙述结构。诸如《开天辟地》、《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日出东方》、《长征》等国产影视剧，无一例外地以历史时空的巨大十字坐标作为其基本的叙述框架，试图透过、中国共产党成立、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这种历史大裂变中的时代风云，来透视民族历史的隐秘，把握历史中的民族灵魂，并最终再现出20世纪现代中国最惊心动魄也最激动人心的历史嬗变而成为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 与此相吻合，这些史诗性影视剧在叙述宏伟的历史战争场面时，往往以一种充满诗意的笔触，讲述在血与火洗礼中成长起来的英雄人物。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历史当然是人民创造的；但不可否认的是，集中体现特定历史时期民族理想的，却往往是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当史诗性影视剧使这些英雄人物重新复活并栩栩如生地走入人们的视野时，史诗性影视剧所展现的，就不再只是历史事件的实录，而且还是历史精神和历史理想的再现。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也就因为致力于刻画在重大历史事件和民族战争中洗礼出来的英雄人物，而成为“英雄”的史诗。 耐人寻味的是，在创作史诗性历史剧时，虽然编导们都竭力从现代的视野去解读历史，但都小心翼翼把这种解读局限于对历史的一种发现，而不是一种肆无忌惮的想象与歪曲，给人一种强烈的历史文献质感。这类影视剧在叙述历史时，往往采取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述人置身于文本之外，使得历史仿佛“客观”地呈现在观影者面前，观影者于是将自我体验为历史的“见证人”，将影像化的历史读解为实在的历史，从而极大地强化了影视剧所叙述事物的真实感和历史感，意味着这一事件业已定型、完成且不可改变，无论是作为一种历史的事实，还是作为一种意义和价值，它们都被视为一种“绝对的过去”，而成为社会公共生活和精神信仰的永恒的公共话语。 罗蒂认为，在后现代世俗文化的语境中，众神的退位，英雄从“知道一种大写的秘密”和“达到了大写的真理”的超人沦落为“只不过是善于做人”的凡人，（2）英雄虽然不会从此退出历史的舞台，但历史已不再被视为某种神的启示录，不再被表现为英雄的史诗，也不再只是一种历史规律的附庸，而成为一个没有基础支持、只是由个体欲望和感情之网编织的生活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以第五代导演为代表的新民俗影视剧在叙述历史的时候，虽然并不回避宫廷、战争、暴动等传统巨型历史景观，但其叙述的重心已不再是历史上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迹，并往往以一种内聚焦的限制叙述视角，来叙述隐藏在巨型历史景观背后个体婚丧嫁娶的世俗生活画面。如《黄土地》中编导煞费苦心地安排了八路军文艺工作者顾青下乡采集民歌，无意中目睹见证了为反对世代相传的“庄稼人规矩”而不惜以死抗争的农家女翠巧的婚姻悲剧。《红高粱》则索性在影片开始就确立了叙述人“我”的地位，“我给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还有人提起”。很显然，影片之所以极力突出叙述人“我”这一身份，其意图就在表明影片所叙述的历史是与“我”血脉相承的家族史，是由“我”来讲述的“我爷爷”、“我奶奶”的家族故事。这种对“我”个人身份的刻意强调，客观上表明影片所叙述的历史并不是作为民族想象共同体的主流历史，而是设法使之民间化、私人化，从而把“过去所谓的单数的大写的历史（History），分解成众多复数的小写的历史（histories）；把那个‘非叙述、非再现’的‘历史（’history），拆解成了一个个由叙述人讲述的‘故事（’his-stories）”，（3）使叙述成为一种“自己的来处”和“自己的归宿”的精神还乡，成为一种个人记忆深处的历史碎片。 但是，正如集体都是由个体构成一样，任何个体的历史同样逃脱不了民族集体的投影。历史话语这种“民族性”与“个人性”的悖论，决定了第五代导演在书写个体欲望的同时，折射出对民族集体历史命运的反思和批判，不少批评家甚至认为，第五代电影所演绎的专制秩序对个体欲望的践踏以及个体欲望对专制秩序的反叛与亵渎的民间历史话语，实质是一种按照西方“他者”视域逻辑演绎的关于压抑、迫害与毁灭的民族历史寓言，从而在西方视域中成为一处凄艳、动人的东方奇观，自觉不自觉中成为了一种跨国语境的“后殖民历史话语”。 悖论之三：历史的“批判”与“认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恰恰潜含着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另一个悖论。 一方面，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和接受的时代性，客观上要求任何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都不可能全盘接受传统的历史命题。在内忧外患的煎熬下，20世纪中国民族文化，不得不以西方现代文化作为参照系，进行“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4）的现代转型，传统的文化知识的性质及其合法性，都因此而受到根本性的质疑和颠覆。因此，“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首先把目光聚焦于民族历史，中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其目的就在于把传统放置在批判位置，通过对历史的批判，彰显出新知识、新思想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促使国人在心理上使自己尽快摆脱历史的羁绊而融入到新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 但另一方面，不论创作者如何赋予历史题材以新的文化命题，历史题材本身所烙印的传统意识形态性终究不可能被完全割舍。自20世纪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以来，对历史剧这种“新瓶装旧酒”的担忧与批评就一直不绝如缕，郭沫若20世纪20年代曾撰文强调他创作历史剧的动机，在于“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但是问题的关键恰恰也在于，孕育于农业文明的“古人骸骨”，究竟能否负荷产生于工业、后工业时代的现代意识？当现代意识借助于古人的历史题材来表现时，现代意识是否被削弱甚至遭到传统意识的侵蚀？世纪之交诸如《雍正王朝》、《康熙王朝》、《天下粮仓》、《汉武大帝》等表现封建帝王将相的历史剧，尽管编导极力赋予了治国、改革、惩腐等时代性思考，如陈家林认为：“拍《康熙帝国》剧时我脑中有一个想法：康熙值得拍。康熙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在中国历史所有的皇帝中名列前茅，抓鳌拜、平三藩、平葛尔丹、收复台湾以及清理朝政都反映出他的历史功绩，连中国版图之大也有他的一份功劳。”（5）但其思想性还是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康熙王朝》主题歌“‘我真的再想多活500年’”，更是激起不少人的强烈反感。有些人无不讥讽地感慨，眼下只要打开电视，要想不看见“顶戴花翎”就成了奢望，从吵吵闹闹的格格们到故作姿态的帝王们，从驼背的刘锣锅到铁嘴铜牙的纪晓岚，这里还没曲终人散，那里却又鸣锣开场，而这些帝王戏充其量只是在张扬所谓“明君”、“青天”之类的人治思想。 尼采在《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一文中认为，对于受难者和需要解放者，历史需要被时时审问、批判和裁决。唯其如此，他才能从苦难和压迫中站起来，求得生活与反抗的可能。然而，人总是前世代的结果，历史无法被割断和抛弃，结果人在批判着历史的同时，又自觉不自觉地认同历史，传统的历史也因此在这种“批判”的名义下得以借尸还魂。 因此，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悖论，既显现出转型期文化的日趋多元，客观上又提醒人们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答案。在全球性语境中，我们的历史影视剧创作注定要在充满悖论的历史命题中，重新界定传统和现实的关系，谱写出一种适合时展需要的新的历史记忆。因为从人类学的意义上理解，历史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所体现的，是人对民族身份和自我命运的关怀。从表面上看，讲述历史与倾听历史的行为，表现为对过去和他人历史的好奇，实际上这种行为的意义在于提供了过去与现在、他人与自己的一种联系，使得人们可以借助于历史的逻辑，来产生民族身份和自我命运的观念，并进而领会民族与自身的存在状况和发展可能。 中国电影史论文:网游影像精彩 微电影进化史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新兴手持设备功能的强大，一种名为“微电影”的新鲜事物走进了大家的生活。作为国内营销炒作最火爆的网游行业，当美女、酥胸、美腿一度成为网游营销主流的时候，微电影的出现又能给网游宣传带来一种怎样的风气？虽然微电影刚刚出现不久，但是却已被多款网游应用其中，并经历了几种“变迁”。 封印之剑 关怀至上 《封印之剑》并没有像传统网游微电影那样选择美女、搞笑或是贴近生活的清新元素，而是选择了倡导低碳生活的环保主题。看似与游戏风马牛不相及，讲述着一个网游玩家在游戏的同时该如何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并如何努力尽一部分社会责任。公益和关怀至上，《封印之剑》的微电影是别有风情。 神鬼世界 依旧低俗 本人印象中，已经不记得是哪款网游最先拍摄微电影的了。但是目前能查到最早的有关于网游微电影的记录是完美旗下打着暗黑名号的《神鬼世界》――“十国美女”。但这部微电影仍然没有脱离网游低俗的本质，十位所谓的外籍美女暴露的着装一开始就为其奠定了低俗的基调。 星辰变 清新低俗 《神鬼世界》微电影不久，《星辰变》也拍摄了一部名为“宅男送”的微电影。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微电影关于“宅急送”和“星辰遗忘者”的植入或多或少的能够深入人心。虽然片中美女并不暴露，但是着装难免让人遐想，算是一种隐晦的低俗吧。 古域 穿越高校 《古域》的微电影“少女就爱救宅男”则以一种搞笑的形式来讲述男女主角的穿越故事，虽然没有了裸露美女的助威，没有华丽的特效和精美的屏幕，但《古域》的这部微电影更能取得大家的认同。 Dota 还我男朋友 许多男性玩家因为着迷于dota而废寝忘食，甚至忽视了自己另一半的感受。而由玩家根据上述情况拍摄的微电影“还我男朋友”则以一种真实、感人并贴近生活的故事情节深深触动了无数dota玩家或是他们女朋友的内心。目前为止，这或许是最为成功的一部微电影。 当低俗营销一直是网游主流宣传手段时，我们在不经意中发现，微电影带给网游的不只是新的宣传手段，更有那清新脱俗的表现。期待它会这样一直下去。 中国电影史论文:历史人物的电影书写 [摘要]武则天是历史上惟一的女性皇帝，她的帝王之路荆棘密布、充满传奇。作为电影题材，《武则天》具有诸多先天优势，也有其难以驾驭之处。本文试图对电影《武则天》的编剧思想和人物形象塑造加以分析，以期历史剧《武则天》更具现实意义和市场价值。 [关键词]电影《武则天》；风格定位；人物形象；影片立意 武则天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空前绝后，她是历史上百余位皇帝中惟一的女性，她的帝王之路荆棘密布、充满传奇。她的功过是非、她的个人生活、她的谋略与智慧一再进入史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的视野中。史料中有关武则天的记载虽有语焉不详和中断之处，但对于其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太宗时代入宫封为才人，太宗驾崩后感业寺出家，高宗时代二次人宫受宠，争夺中宫之位，数次更易太子，平镇李敬业叛乱，登上帝位终又还位于李唐等。史料中的记载还是基本一致的。此后，这些历史片断作为基本故事元素，在各类文学艺术作品中以不同的逻辑和方法重新组装设计，就生成了不同观念和内涵的艺术作品。 作为电影题材，《武则天》具有诸多先天优势，也有其难以驾驭之处。优势主要在于历史人物自身的鲜明个性和传奇色彩。题材本身的跌宕起伏，故事情节以及恢弘壮丽的史诗气魄，人性、欲望、智慧、权谋可以在一部戏中得到极致表现，既富于历史质感，又不乏戏剧冲突，这对于历史剧来说是难得的创作条件。难以驾驭之处在于，武则天的故事对于中国观众早已家喻户晓，并一再进入各种通俗文学、影视作品中，观众对人物及其故事太过熟悉。使得再度创作难寻新意，难以在观众已经熟悉的历史中挖掘出仍具有新意和吸引力的故事情节，也难以建置一个既符合历史真实又富于深度并能让今天的观众普遍认同的人物形象和一个符合现代人文意识的主题立意。 本文是关于电影《武则天》编剧思想和人物形象塑造的研究。是影片进入剧作阶段的前期史料研究和方案策划，目的在于正式进入创作阶段之前，理清影片的创作目的、看点分析、受众定位以及剧作阶段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文章具体内容涉及以下几方面： 第一，风格定位。关于影片创作的所有研究展开之前，须先理清一个问题，即要拍一部什么样的《武则天》，是历史正剧还是戏说?正剧的标准是什么?在观众对历史人物相对熟悉的背景之下，正剧是否仍然具有看点和存在价值? 第二，截取历史。在武则天82年的生命历程中，可圈可点的重大事件很多，对两小时片长的电影来说，只能重点着眼于人物生平中的关键时段和事件，而不同的截取方式对应着影片剧作的不同方案和立意。 第三，影片立意。研究影片如何依从于史学家认定的基本历史事实，用现代的人文意识，来审视和理解历史人物的个性发展、行为逻辑和功过是非，进而获得现代观众的认同和接受。 第四，人物形象定位。参照史书记载以及已有传记小说中的武则天形象，研究武则天形象的历史流变，从前人对于相同史料的不同认识和处理上，发现合乎情理且富于人性的人物形象定位，挖掘人物行为表象中的人性深度，为影片寻求合乎情理、富于深度同时又被广泛认同的人物形象定位。 一、风格定位 影片风格贯穿影片创作始终，是影片策划和创作的基本前提。本文认为将《武则天》定位为历史正剧、人物传记片和史诗电影。更具有现实意义和市场价值。 这里涉及一个正剧的标准问题。即什么是正剧?一个相对通俗的标准叫作“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即历史正剧必须对要表现的那段历史故事做到主要事实和主要人物符合史籍记载，人物的思想和行为要符合时代背景、符合逻辑。在此基础上，可以以戏剧化手段，建置情节冲突和人物关系、放大细节和适度虚构。 前面提及，当下将武则天这个人物作为电影题材，最大的难度之一就是观众对这个人物及其故事相对熟悉，而正剧的原则是不能超越基本史实，那么这就意味着电影中的情节发展及其最终结局观众是知晓的，那么作为正剧的电影《武则天》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其价值和看点又在哪里?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在她之前，有不少掌握实权的皇后、太后，但都没有这样的胆略改换旗号正式称帝，在她身后，也有无数效颦者跃跃欲试。但即使是在妇女地位较高的唐代，也再没有人能问鼎成功。她的惟一，恰恰就是人们对她的兴趣点，也是武则天故事的卖点。反复研究不同时代人们编织的武则天故事，不难发现，对于后人而言，武则天故事的最大看点在于这样一个历史悬念：在那个时代一个女人何以登上帝王之位?她有怎样的自身条件(美貌、谋略以及智慧)，又有怎样的外部环境(当时的社会文化、政治背景、她的支持者与反对派，以及种种的机缘巧合)?她的身边，有祖父被她杀害却终身为她尽忠的上官婉儿，心向李唐但还是为武周尽心竭力的狄仁杰，与母亲心智酷似、却貌合神离的太平公主，这些人是怎样对待她。对她又怀有怎样的情感? 从好奇和释疑的角度。后人的确需要一个真实的武则天，然而，千余年来，武则天的历史经过了太多的涂抹。首先涂抹的是她自己――武则天以周代唐女主天下殊为不易，与儒家伦理传统道理相悖，为宣扬自，己的“君权神授”和“王者不死”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留下了大量真真假假的传说故事，无论是她的名字，还是出生。甚至死后的立碑，都流传着各种说法。甚至可以说她的一生都笼罩在神话和传说之中。其次是史家的涂抹――在武则天身后的千余年中，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儒家思想统治的男权社会中，一个女皇是难以为历史所包容的，大量妖魔化的记载、形形色色的传说，混淆了视听。服务于现实政治的陋习一再篡改着本已十分凌乱的历史，即便是近代之后，对于武则天的评价仍然变化无常、褒贬不一。武则天时而是“实无丝毫政绩可记”的昏庸帝王，时而又成为儒法斗争、推动历史发展的法家代表。时而又担当起妇女解放的代言人。但武则天其人究竟是什么样呢?或者是唐代社会对于妇女的宽容为她提供了条件，或者说是高宗身体不好给了她机会，或者是长期受压抑的庶族地主要夺取政权，所以把她推到了前台。但无可否认的是，她的成功至少有七成应归结于她自己非凡的才能和手段。 古人云：“读史使人明智。”历史剧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带着观众去回望那些曾经可能发生过的事情和情境，品味这些故事对于今人的启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凡剧都是戏，也就都是戏说，但我们所界定的历史正剧，是以严肃的历史态度去想象和再现历史的，所以它最接近历史真实，情境设计也最符合历史原貌，其中的人物性格也最合乎逻辑与情理。《武则天》的时代，国家安定，社会繁荣，民心向上，八方来仪，大唐盛世令人心驰神往。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个女人靠着她的智慧、权谋与种种机缘巧合神奇地升腾崛起，这正是今天人们 对于武则天故事的关注点。惟有作为历史正剧的电影《武则天》，才可以带领观众接近那段历史、那个人物，理解那个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是如何造就出来的。 这样的故事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任何编造的故事在真实的历史面前都暗淡无光。惟有最贴近历史的想象力，才能获得最有说服力和可信度的影片。 二、人物塑造――从历史人物到艺术形象 关于武则天人物形象的塑造，有两个方面的成果可以借鉴：史学研究视野中的武则天和文艺作品中描述的武则天。历史已然成为历史，今天的人们惟有沿着仅有的历史事实、以今天的观念去想象和诠释过去的故事。 中国历史上对于武则天的评价不一。唐中期，对武则天的评价较高，一方面是因为执政的帝王基本是武则天的直系子孙，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唐代初期，儒学思想在中国的影响还没有那样深入。南宋开始。对武则天的评价持续走低，主要原因是儒学思想和程朱理学在中国思想史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到了近代，随着新文化运动、女权运动的兴起，后人又为武则天翻案，赋予她妇女解放的象征意义。如此反反复复，武则天的故事一再被演绎、戏说。 历史上关于武则天的小说、戏剧(包括电影)为数众多，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武则天题材的文学创作和影视剧创作参与的人数之多也达到了空前状态，从“五四”新文化先驱宋之的、柯灵、田汉、郭沫若、林语堂，到新时期以来当代先锋作家北村、格非、苏童以及女性主义作家赵玫、须兰，还有众多的通俗作家及著名编剧导演纷纷投身其中。不同时代、不同作品对武则天这一人物的阐释各异，不同的阐释体现着不同时代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演变。这些人物形象大体归类如下： (一)淫荡女人或蛇蝎妇人形象 从南宋开始，程朱理学在中国占据了思想上的主导地位，世人对武则天的评价持续走低，明清时期甚至有“鬼神之所不容，臣民之所共怨”的评价。虽然到了近代，因为女权运动的兴起，人们赋予武则天妇女解放的色彩，对她的评价开始翻案，但或源于儒学文化的漫长影响，或出于以艳闻野史取悦受众的的低俗文化需求，各类史书和文艺作品中仍时时出现她滥杀无辜和与男人淫乱的记述。 (二)巾帼英雄形象 近代以来，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人们赋予武则天妇女解放的色彩，开始为他写翻案文章。当时一批左翼作家一方面深受西方先进人文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深切意识到封建礼教对妇女的压迫和摧残，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角度出发，把武则天塑造为一个反封建、反压迫的女性英雄形象。此类作品包括宋之的话剧《武则天》(1937年)、柯灵的电影剧本《武则天》(1937年)、田汉的京剧剧本《武则天》(1947年)，直至50年代郭沫若的《武则天》以及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如杨书案的《风流武媚娘》、李端科的《女皇武则天》、甄秉浩的《武则天登封传》、吴因易的“则天皇帝系列”等作品都不同程度延续了这一主题。郭沫若的《武则天》承袭了这一观念，但笔下的武则天以雄图大略、爱民如命的开明君主面貌出现，其形象被高度政治化，但基本回避了武则天作为女人，甚至作为人的亲情、爱情等富于人性内含的合理生命欲求和身体欲望。 (三)现代人文视角下的武则天――矛盾困扰中的女人与女皇 随着现代人文意识的影响，关于武则天的历史研究和文艺创作也转向对个体生命意识的关注，着重对其内心和情感意识的挖掘，尊重人的情感需要。注重解析人物的心路历程，立足于人是一个知、情、意、行并重的生命个体，把历史人物悖论性的生存处境和绝望孤独的情感上升到哲学层面进行探讨，提升为对普遍人类生存的关怀和思考。 相对而言，20世纪80年代之后关于武则天的文艺作品虽然延续了“十七年”时期对女性解放的理解。继承了郭沫若《武则天》的叙事逻辑，但这些作品大多开始试图摆脱歌功颂德式的叙述，努力表达一种人性的复杂和情感的挣扎。文本中不再回避她的私人生活，描绘了武则天的美貌，写了她与太宗、高宗、薛怀义、二张之间的情感纠葛。也不再因为肯定她的政治才华而回避她的残忍、狠毒，努力深入她的内心世界对她的行为逻辑进行分析，使其形象从符号向人靠拢。例如1984版的电视剧《一代女皇武则天》中提到，武媚娘幼年即熟读诗书，聪慧机灵，志向远大。14岁入宫，结识九王子晋王李治，李治淡泊名利，童心未泯，武氏也玩心甚重，两人经常结伴捕蛙捉蝉，戏水谈心，日久生情。二次入宫后，服恃李治以感恩报德，卑职屈礼以事皇后，但仍遭妒忌。独受专宠并大展才华后，才野心膨胀；再次受到攻击后，才变得猜忌善妒，极力排除异己。这实际上是强调了武则天从女人到女皇的蜕变，真实再现了她的纯洁与世故、性情与野心…… 以今天的视角看，武则天一生最大的特点在于她的矛盾性。在身份上，她既是女人又是皇帝。在性格上，她自信又迟疑，冷酷而又温情。在执政方面，既是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国库充盈。但同时又有均田制瓦解、民户逃亡造成的国家税收减少和社会不安定因素；既有任人惟贤的用人方略，又有酷吏政治打压异已；既促成了文化昌盛。也消磨了尚武精神；既推陈出新，又施以强大的政治干预甚至不惜血醒杀戮。这是一种站在现代人文立场上对武则天进行的诠释，正是有了这种矛盾性和多面性，才使得武则天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立体的人展现于人们面前，让人觉得亲切可信。 三、历史截取与影片立意 武则天出生于公元624年，享年82岁。这是一个一出生就有故事的女人。唐贞观九年(635)。利州都督武士镬之妻杨氏生得一位千金，传说中，神相袁天罡曾观其相，谓其：“口角龙颜，龙瞳凤颈，伏羲之相，贵人之极也”。之后，这个“伏羲之相”的女子14岁应召进宫，26岁被迫出家。28岁3L--度进宫，五年内登上皇后宝座，很快便铲除王皇后、长孙无忌等异己力量，稳定了后位，并逐步成为大唐帝国的实际主宰者。公元690年，66岁的武则天正式登基，在垂暮之年，她又将帝位归还于李氏家族。 历史地看，武则天一生的这些关键因素对于其人格形成以及人生历程各有意义。以电影剧作视角来看，人物在不同时段折射出来的人格特征、心理动机和行为倾向各不相同，这种差异直接影响到影片立意、人物建置以及可以挖掘的情节线索和矛盾冲突。 这里，我们把武则天跌宕起伏的一生分成三个阶段进行分析。 第一，“崛起”。指武则天从太宗的才人变成高宗的皇后这一阶段。中心事件：废王立武。 第二，“弄潮”。武则天入住东宫之后，与高宗并肩执政，通过亲蚕、移宫、封禅、泛阶、平乱等举措，建立威信，培植势力，使高宗形同虚设，最终登上皇位? 第三，“归去”。武则天称帝后，引发储位之争，内外交困中，武氏最终选择还位于李唐。核心事件：夺嫡大战。 武则天以一个女性的身份改朝换代，建立了 大周王朝，她上承贞观下启开元，把一代王朝治理为世界强国。武则天的一生是辉煌壮丽的一生，又是充满矛盾纠结的一生。在位执政时，经济在高速发展而均田制又导致民户逃亡；她任人惟贤，却同时实行了酷吏政策；促进了文化昌盛，又消磨了尚武精神。她充满自信，敢在男权社会立威；同时，她又高度的不自信，在位15年改年号23次。武则天身上矛盾性的根源在于她的行为背离了当时的社会传统。成为社会的不和谐音符，于是会和社会原有秩序和规则发生矛盾。这种矛盾冲突在她与权利交替之时，都会有激烈表现。对应于前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崛起”和第三阶段“归去”，都涉及与武则天有关的权力更替，是人物一生中冲突感较强的时间段。下文重点针对这两个时段的剧作方案进行分析。 四、方案分析――人物关系与情节设计 (一)“崛起” 1.立意 一般认为，武则天的前半生相对更具传奇色彩，从剧作角度看，历史事实本身契合了电影剧作要求的矛盾冲突和情节发展的启承转合――时而顺风顺水高潮显现(得太宗恩宠同时又有太子垂青)，时而又跌入低谷甚至陷入绝境(感业寺出家)，她不断地获得机会(二度人宫)又不断地受到挫折(觊觎东官不断受挫)。武则天26岁二次人宫并用五年时间登上皇后宝座阶段，是其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她个性张显最为淋漓的阶段――她野心勃勃、欲望膨胀，同时又聪慧过人，在内与王皇后、萧淑妃斗法，在外与长孙无忌等朝臣较量，以她为中心的人物关系错综复杂，但又清晰地分为敌友两大阵宫，她劲敌无数(王皇后、长孙无忌等)，但同时也不乏同盟(高宗)和帮手(许敬宗、李义府)。以电影剧作的视角看，这是历史事实赋予影片的戏剧冲突，甚至非常好地吻合了“英雄成长”式的剧情模式。武则天的成功和所有银幕英雄一样，武则天的成功是因为她有着杰出的才华、非凡的能力和永不言败的个性。 1939、1963年版的电影《武则天》都截取了女皇的前半生作为剧作的重点时段，1939年版《武则天》就是从其28岁二次入宫开始，写到她登上皇位。1963年版的《武则天》虽说是对武则天一生的全景展示，但重点还是武氏二度人宫到66岁登基称帝这段历史。 以今天的视角看，在人物塑造和立意上，可以挖掘的看点有两个方面：其一。人物永不言败的奋斗精神和不让须眉的极品智慧。今天观众眼中的武则天既非“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认定的扭转乾坤的巾帼英雄，也不再是男性视角下放荡不羁的蛇蝎美女，而是权力欲望主宰下智慧与勇气发挥到极致的普通女人。她如何在错综复杂的朝廷内外顽强挣扎并以非凡的智慧达到权力的巅峰，对现代人最具吸引力。其二，武则天与高宗李治在权力之争中交织发展的独特恋情和共同理想。选择这个段落作为剧作的主打段落，不利因素除了观众对这段历史包括细节都太过熟悉，还有一方面就是这是一段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历史，要让这样一个故事站得住脚，则需要找到一个为当下观众愿意接受和认可的立意，即为权力之争找到一个合乎情理的理由。写这部分戏，应该为人物找到这种复杂的行为动机，有环境的压迫和自保的需要，有权力欲望的驱使，也有才华施展的条件和契机。据《旧唐书・则天皇后纪》载：“帝自显庆以后，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自此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此时的武则天与高宗不仅是夫妻还应该是同盟，武则天与王皇后的后位之争，不仅是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也是高宗及武氏与长孙无忌等权贵大臣之间权力之争。不仅是尔虞我诈、争权夺利以及宫廷的倾轧和肮脏。更有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武则天如何在唐高宗和武后那个广阔的历史空间励精图治，为大唐走向隆盛奠定的坚实基础。以这个时段表现武则天。将展示一个智慧非凡的女人，一对励精图治的伴侣，一个昂扬向上的年代。 2.人物 (1)武则天 王皇后带武则天二次人宫，只是给她宫女的身份，用作打击萧淑妃，在她看来，武则天是根本不会有任何机会。要是一般的女人，从青灯古佛的寺院回到锦衣玉食的宫殿，已然是天大的幸运了，但武则天有所不同，这是一个既有见识又有才智且敢作敢为的女人。打击萧淑妃的任务轻而易举地完成，她低调拥有了皇帝。她也很快发现，与自己相比，地位高高在上的皇后无论才华、见识都不堪一击。于是她很快就不再满足于以无名无份的宫女身份侍寝了，而恰在此时，上天又给了她机会，生下龙子的她顺利升为昭仪。 武则天不是生来就想当皇帝的，她的帝王野心是渐渐积累起来的。她的美貌和才华有目共睹，作为皇帝的丈夫对她欣赏有加。公正的大臣们是敬佩她的。惟有报着偏见和一己之私的人才会排挤她。丈夫病痛带来的机会让她越发认识到自己过人的能力。也成就了她深埋于心底的勃勃野心。于是。这个才华横溢、聪慧过人的女人开始绝然反击，并一发而不可收拾。 (2)高宗李治 李治初出茅庐登基皇位。但并没有享受到皇帝应有的待遇。皇帝的舅舅、托孤重臣长孙无忌以及褚遂良等人的重重包围，让皇帝半点儿展不开手脚。在李治登极后的第三年，长孙无忌利用高阳公主诬告房遗爱的案件大开杀戒，硬是“审出”了震惊朝野的谋反案。皇帝的哥哥和叔叔也被诬陷进去，皇帝请求赦免他们的死罪，却被大臣们一句冷冰冰的“不可以”挡了回去。长孙无忌的志得意满和高宗李治的落寞无奈形成鲜明对比。最终酿出了灾祸。一场甥舅之战。拉开了大幕。偏偏这个时候，高宗得到了武则天这样一个绝顶聪慧的女人相助。高宗和武则天一起，借废王立武打击了前朝老臣的势力。所以，高宗与武则天不仅是恩爱夫妻，更是利益共同体。 高宗李治是一个宽容公允的男人。他是那个时代的模范丈夫，她对武则天欣赏有加。因此，武则天的机会很大程度上是他给予的。 (3)王皇后 王皇后的天然缺陷，简单地说就是骄傲自负。她败在太过轻敌。王皇后与唐高宗的问题。此前与萧淑妃的竞争，后来与武则天的竞争，其实质都是感情竞争。在这个激烈的竞争中，重要的条件及核心人物是唐高宗。但是，她的战略既考虑了唐高宗的感情，利用武则天就是看中了武则天与唐高宗的感情；同时又忽略了唐高宗的感情，他既然喜欢武则天，又怎么会舍弃武则天回头来找王皇后呢?与此同时，她更没有考虑武则天的感情。或者说结婚多年的王皇后对于感情问题还相当无知，她更相信，门当户对这些外在条件才是感情的基础。所以，在她看来，萧淑妃有南朝皇家背景，有萧璃这样的爷爷，在竞争中击败自己具有必然性；而武则天没有任何家世背景，父亲虽然是唐朝开国功臣，但是已经去世多年，武则天本人既当过太宗皇帝的才人，自身也年纪偏大，不该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或许。他还认为。武则天这样的人在内官找到一个安身之所已经是很大的奢望了。不该也不可能有更多的想法，不可能不对皇后大人礼让三分。她也从骨子里瞧不起那些以色恃君的女人，但事实上她错了。 (4)长孙无忌 在大唐帝国的臣子中。长孙无忌权位最高、权势最大。他既是太尉、首席宰相、顾命大臣，又是李治的亲舅舅。他的实权比李治还要大，他能一呼百应，风头甚至超越了李治，李治竟然惟他是从，不敢抗拒。虽然如此，但李治毕竟是一国之君，年轻气盛，所以，甥舅之间的矛盾从高宗当朝就暴露出来了。 (5)许敬宗 唐高宗永徽六年(655)，武则天与王皇后的争斗进入白热化，朝廷内的高官产生了分野，以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为首的一帮老臣是坚决的反对派，而以许敬宗为首的一拨人则为拥护派。许敬宗是贞观老臣，是“十八学士”之一。但在贞观时代始终没有得到重用。原因是他的人品让李世民很质疑。到了高宗一朝，许敬宗风生水起，二次创业成功。究其原因是李治和武则天已无李世民的道德判断标准，或者根基尚浅的他们还无法顾及这个标准，他们需要的是一个人的能力，一个人的权术，因此有才无德、做人没有底线的许敬宗得到重用。在这一点上，武则天的用人标准只能是但求有才，不求有德。 3.可以发展为影片情节的历史故事 (1)二次进宫 永徽元年(650)五月二十六日，是唐太宗去世的周年忌日，王皇后随丈夫及宫妃、文武大臣来到感业寺，为死去的公公祭酒祈福。唐太宗生前的嫔御自然也在队伍之中。仪式之后，王皇后看到一位俏丽的少妇走到丈夫面前，娓言倾诉着离别之情，泪珠夺眶而出，抽泣之声令睹者为之动容，更激起唐高宗的无限怜爱之情，使他凄然泪下。望着这旧情浓烈的场面，一个计谋在王皇后心中油然而生。王皇后接武则天进宫做了身边的宫女。决定利用她遏止萧淑妃的专宠。 然而，王皇后此举让长孙无忌等大臣十分不屑，武则天以为有机可乘，有意接近长孙无忌，但在长孙的眼中，武则天更不值一提。武则天发现自己虽有皇上专宠但依然势单力孤。 (2)低调做人，意外晋升 二次入宫的武则天，选择了低调做人的方式。一方面，她把王皇后当作救命恩人和再生父母，平日低三下四、无微不至地伺候她，在她面前尽情扮演着一个宫女甚至是奴才的角色，为的是让她在李治面前替自己美言几句。另一方面。武则天看到王皇后质朴实在，平常与身边的侍从很少交谈，她的舅父中书令柳贲出入宫禁时对宫内役妾们也无谦和之礼。于是，她专捡王皇后和柳贲不礼重的侍从和宫人结交，还常常把自己得到的赏赐送给她们，以求得她们的拥戴和保护。这样，那些得到好处的宫人们都成了武则天安插在王皇后、萧淑妃和唐高宗身边的耳目。因此，王皇后、萧淑妃和唐高宗的一举一动武则天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永徽三年(652)七月，武则天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李弘。武则天身价暴涨，李治大笔一挥，册封武则天为昭仪。这对武则天本人也是意外的惊喜。 (3)甥舅矛盾 永徽三年(652)，高阳公主谋反案的审理中，长孙无忌有意扩大范围，将李治的六叔、司徒、荆王李元景，李治的三哥、司空、吴王李恪等数十位李氏宗亲定罪。长孙无忌丧心病狂屠杀李治亲人，李治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因为事态的发展超出了他的控制能力。但是，他要救出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六叔李元景，另一个则是他的三哥李恪，这两个人位居司徒、司空。平时和李治关系亲近，于是李治哭着向长孙无忌求情，但是长孙无忌坚决不同意。李元景和李恪最终被杀。这使得李治与舅舅隔阂日甚。后宫里，从感业寺二次进宫、尚无名份的武则天开始与丈夫谋划如何排除异己、共建未来。 (4)万年宫大水 永徽五年(654)三月，唐高宗李治率领一班大臣前往万年宫。一天夜里，山上下了大雨。引发山洪。大水冲击万年宫的北大门(也叫玄武门)，宿卫的战士看见水势凶猛，四散逃命。这天夜里。值班将军是右领军郎将薛仁贵，眼看着士兵四散逃命、大水涌进宫内。正是大家熟睡之时，皇帝和武昭仪也在其中。在薛仁贵的帮助下，李治与武则天一起跑出宫殿，登上高处，大水已经淹进宫殿。高宗惊魂未定，太医报奏：武昭仪再次怀上龙种。数月后，武氏生下一位小公主。大水中高宗和武则天成为生死同盟。 (5)野心初现 独享专宠又生育龙种，武则天升昭仪，成为众嫔之首。美貌和聪慧一再得到高宗认可，但王皇后又显然不给她机会。对王皇后而言。武氏显然是功高盖主。于是武氏交心不成，起了野心。狡猾的武则天发现，唐高宗只是宠爱自己，却没有让自己取代王皇后地位的意思。于是，她心生一条毒计，嫁祸于王皇后。武则天所生女儿满月，王皇后出于礼节，前来探望。谁知王皇后刚刚离开，武则天竟偷偷地将自己的亲生女儿掐死，然后又照样盖好被子，若无其事地离开婴儿床，和宫女们谈天说笑。唐高宗回宫之后，她嬉笑撒娇，让丈夫去看看可爱的女儿。唐高宗怀着兴奋的父爱之心掀开被子，却见可爱的女儿死在那里。武则天号啕大哭。哭得死去活来。唐高宗逼问左右侍从，都说只有王皇后进过内室，看过婴儿。唐高宗大怒，认定王皇后因为嫉妒之心而丧失妇德，杀了他的爱女。武则天又乘机添油加醋，欲置王皇后于死地。由于王皇后对此事难以自明，矢口否认也无济于事。从这以后，唐高宗便产生了废立皇后的念头。 (6)争取长孙无忌 永徽五年(654)，后宫斗争进入白热化，李治倾向废黜王皇后，改立武则天，他想寻求舅舅长孙无忌的支持。李治和武则天为了得到长孙无忌的支持，专门御驾前往长孙无忌家中，不仅将长孙无忌小妾生的三个儿子全部封为五品朝散大夫，还格外奉送十车金银财宝。皇帝和武则天都下了血本，长孙无忌却岔开话题。顾左右而言他。武则天的母亲杨氏频频到长孙无忌家中请求帮助。长孙无忌也无动于衷。礼部尚书许敬宗在武则天的授意下频频游说长孙无忌，然而却屡遭长孙无忌的驳斥。 长孙无忌在奋力抵抗，他在维护皇室尊严和传统礼法，希望外甥李治能够明白他的苦心，然而一切都是徒劳。李治已经长大了，羽翼日渐丰满，他不再像以往那样仰视舅舅，甚至没有平视，他已经恢复了一个帝王惯有的俯视角度。武则天要的是皇后的名分，而李治要的是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手中的权柄。 (7)李义府奏疏 作为长孙无忌最反感的人，李义府在大唐的前景本来已经黯淡无光，长孙无忌更是准备把他赶出长安，从中书舍人贬到壁州(今四川省通江县)做一个小小的司马。由长孙无忌起草的诏书已经出台，只是还没有下达到门下省，一旦诏书下达，李义府就得乖乖地收拾行李前往壁州做一个可有可无的司马。李义府找来同为中书舍人的王德俭，向他咨询避难的方法。王德俭带李义府找到许敬宗并求得妙计：现在皇上想立武昭仪为后，如果能上书力谏武昭仪，方可避难。于是李义府连夜写好“废王立武”的奏疏，然后到内宫大门投递。接到奏疏的李治随即召见了李义府，进行了一番热烈的讨论，从李义府那里，李治得到了莫大支持。接见完毕，李义府得到了赏赐。 (8)改立皇后 永徽六年(655)，武则天得偿所愿，原来的王 性情感的复苏等。都促使武则天决心召回儿子，并立他为太子。可这一放弃江山屈服于血亲关系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5)赐太子姓武 圣历二年(699)，武则天突然采取了一个奇怪的行动：赐太子姓武，并召来武姓侄孙及李姓儿女在庙堂察告天地，顶礼宣誓，保证彼此相扶，共保帝业。 (6)盟誓 武则天终于想到了让儿子和侄子和平相处的方法，那就是盟誓。圣历二年(699)四月十二日，洛阳的明堂上，一场隆重的盟誓仪式如期进行。参加这场盟誓的有皇太子武显(不久前赐姓武)、相王武旦、太平公主以及定王武攸暨等武姓亲王。他们一起参加了这场隆重的盟誓仪式。在武则天的主持下，他们一起写下盟誓，然后一起焚香祷告，将盟誓内容写在铁券上，藏进了国史馆。 (7)恩宠狄国老 狄仁杰与武则天一起外出游逛，意外发生了。意外由一阵大风引起。狄仁杰的帽子被刮到了地上，而马也受到了惊吓，先前跑了起来，武则天见状，赶紧让太子武显冲上前去为其解危。 (8)默许的政变 太子李显趁女皇病危。在老臣宰相张柬之的鼓动下发动政变，逼她退位，是为唐中宗。中宗即位后，大赦天下，加封李唐皇族，铲除张易之、张昌宗余党，恢复唐制，史称复辟。武则天革命的痕迹和女性威权被逐渐清除。 武则天对此次政变洞若观火，此时的她已经超然，故意不动声色，以局外人的眼光审视着子孙们的所谓义举。 五、结语 以现代的人文意识观照武则天这一历史人物，她既不是单纯的巾帼英雄，也不是一味的蛇蝎妇人。而是一个在权力欲望与人性情感中纠结的女人。相对而言，第一阶段是人物的上升期，冲突感强烈，符合经典的英雄成长剧作模式，是较为理想的剧作时段。第二阶段外部冲突显得稍弱，但却涉及人物丰富的内心情感张力。饱含了人物一生的渴望与纠结，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剧作时段。相对而言。后者着眼于老年武则天，以传嫡为主线勾连起种种矛盾冲突和错综状况，能够集中体现人物一生的欲望和情感纠结，也更能突出她的智慧和胆识，使人物更具张力，同时也更具新意。参考2006年英国影片《女王》等，可以预见，在当今影坛。内敛、深度和智慧可能超过年轻、华贵与时尚，深入、真实地刻域一个人物可能胜于张扬地展示其外表的美貌与浮华。当然，如果剧作中能兼顾人物青年时代的场景，再加入太平公主等年轻女性，影片的可看性会大大加强。 中国电影史论文:中国电影史上那辉煌的一刻 桃李芬芳育英才，薪火相传六十载。2010年10月23日这一天，是我国目前高等艺术教育中唯一一所电影专业院校北京电影学院建校六十周年校庆日。六十年一甲子，为了迎接这隆重盛大的庆典和纪念活动，学院早在一年前就开始了筹备工作，筹办校史展、拍摄宣传片、联络海内外历届毕业的在电影业作出突出贡献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校友、准备三大奖项等等，本刊主编马宏锦先生作为北京电影学院1986级电影美术系进修班学员，也在去年第九期杂志推出了题为《春华秋实――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进修班风采录》的专刊，集中介绍和展示了同学们多年来在电影和美术方面的作品、工作成果、专业成就等，为校庆献礼，感谢母校的教育，报答母校的栽培。同时，马先生在校庆日也应邀回校，参加庆典，和众多校友、老师们欢聚一堂，并用他的镜头记录下这激动人心的时刻…… 成立于1950年的北京电影学院如今已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电影专业艺术教育高等学府，教学设施和人均拥有设备值等均已达到世界一流。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几代人成长的7000多部影片中，75%以上由该校毕业生主创拍摄，历届国家“五个一工程奖”、政府“华表奖”、“金鸡奖”、“百花奖”获奖作品中，电影学院毕业生主创作品达到百余部，该校毕业生的作品还在戛纳、威尼斯、柏林、东京电影节上摘得大奖。 风风雨雨走过了一个花甲之年，被誉为“中国电影工作者摇篮”的北京电影学院，在校庆那一天是热闹非凡的，是隆重庄严的，也是辉煌耀眼的。庆典活动在热烈的气氛中整整持续了一天。各级领导和来自海内外的校友们济济一堂。国务院总理和国务委员刘延东向大会发来贺信。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顾长卫、贾樟柯、韩三平、于洋、张铁林、张丰毅、蒋雯丽、袁立、黄晓明等许许多多从这里起步，从这里放飞电影梦想的大牌导演和一线明星们纷纷从各地赶来，为母校祝寿。 院长张会军在发言中说：建设世界电影强国是我们人才培养的奋斗目标，建设世界一流的电影学院是我们的根本宗旨，我们会始终牢记学院的校训：“尊师重道，薪火相传”，我们将共同创造北京电影学院一个崭新的历史，我们将用自己全部的精力为中国电影事业奋斗终身。 北京电影学院校友、著名导演陈凯歌在代表校友的发言中说：我们和在座的前辈、后辈，都在电影学院度过了难忘的岁月。我们是后第一批学生，那时校址在昌平的一个叫朱辛庄的地方。我对朱辛庄很有感情，那个地方很适合读书，每天课上完之后，或者从城里回学校的路上，都有一番自由的讨论。电影学院带给我们的除了专业的技能，除了作为一个行业的工作者的必要的知识，还有我们对电影的感情，让我们在其后的生涯中缓缓地展开，拍出一些比较精彩的作品。之所以说‘一些’，是因为后续的路还很长。感谢老师对我们的谆谆教诲，感谢母校的哺育。正是因为你们的教诲，有点一心向上，想把中国电影拍好。 听着陈凯歌此次温和的发言，现场许多校友不由得想起1993年，他在北京电影学院82届（78年恢复高考后招收的第一届学生）毕业生举行的“十年首聚”活动上，写的慷慨激昂的同学会宣言：“遥想当年朱辛庄内一百五十三同学少年无忌十足狂妄评点古今奋发向上欲与前人争短长十年过去世称‘五代’小有气象而今相聚白发有添豪情无减一笑仍是童颜热爱艺术忠实生命洞彻人生阐发人道再干十年还要再开风气先决不食言。” ，此宣言在电影圈曾一度传为佳话。 北京电影学院教师代表、摄影系主任穆德远教授在发言中说： 60年前，一大批活跃在中国电影创作一线，具备专业水平的从业者投身于中国电影教育事业，他们有三十年代参加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老艺术家，有延安电影团的精英，有中国电影教育的元老，有经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洗礼的战地记者，他们挺起了新中国电影教育的脊梁。 60年来，且不说在国际电影节上，所有获奖影片中几乎找不出一部没有学院师生参与的影片，就说在新中国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中，都有学院师生的身影。无论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庄严时刻，还是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还是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现场，还是在南极的科考队中，还是在唐山、汶川地震中，北京电影学院的师生中都会有人自豪地说，我在！穆德远教授说：都说教员是蜡烛，他们燃灭了自己，照亮了别人。我作为电影学院的教员，即便燃灭了自己，但并没有照亮了别人，我也无怨无悔。因为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员是中国电影教育事业的脊梁！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是中国电影的脊梁！我们深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同样是！ 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张丕民在发言中说：北京电影学院从创建开始就一直承担着为新中国电影事业培养电影专业人才的重任，60年来始终坚持以党的唯一路线方针为办学指导，以培育全面发展的电影高级专业人才，推动中国电影事业发展进步为己任，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电影工作者的摇篮，在国内外电影和文化艺术界享有盛誉，是培养中国电影专业人才的重要场所。从电影学院走出了一批又一批享誉中外的艺术家，有德高望重的老一代，有担当中国电影重任的年富力强的中坚力量，也有在舞台上崭露头角的年轻新锐，为繁荣中国电影事业做出了贡献，更为中国电影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造就了中国电影的民族文化品牌。 在随后的颁奖典礼上颁发的第一个奖项是“新中国电影开拓奖”，该奖项颁发给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做出特殊努力和贡献的优秀电影人夏衍、袁牧之、陈波儿、章泯、白大方、吴印咸、钟敬之等近三十位老前辈，当大屏幕上一一显示他们昔日的形象和风采时，学院党委书记籍之伟宣读的颁奖词说：“你们点燃了新中国电影事业的火炬，注入了那些年轻的心，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勃勃生机，必将永远镌刻着你们的足迹。” 在这一特殊奖项的颁奖过程中，主持人还讲述了新中国第一台摄影机的故事：1938年秋天，华夏大地风雨飘摇，为了表示对中国人民的敬意，电影《四百万人》的摄影师荷兰电影导演伊文思把自己的摄影机送给了中国电影工作者、后来成为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的吴印咸。这台摄影机让新中国的第一批电影人，携带着特殊的武器穿梭于祖国的各个战场，用特殊的方式战斗。年轻的他们不畏枪林弹雨流血牺牲，用一部部影片书写着共和国走向成功的辉煌。也就是这台摄影机成就了新中国的第一批摄影师，同时也点燃了新中国电影教育的火种。这台摄影机述说着中华儿女英勇抗战的历史，也记录了新中国成立的华彩乐章。 活动的第二个奖项“新中国电影教育杰出贡献奖”颁发给学院历年来在电影教学中作出突出贡献、培养了一代代优秀电影人的谢飞、郑洞天、齐士龙、马精武、谢铁骊、崔新琴等教师们，颁奖词说：60年的变迁见证了中国电影的成长，而一辈辈的先生把知识传授给一代代电影人，一代代电影人在这里起航。 第三个奖项“北京电影学院优秀毕业生奖”则几乎涵盖了新中国电影行业中近半的幕前幕后精英，其中包括张艺谋、陈凯歌、韩三平、黄建新、贾樟柯、顾长卫、霍建起、于洋、王小帅、陈坤、赵薇、蒋雯丽、唐国强、李少红、姚晨、陆川、余男、宁浩、叶大鹰、许晴、袁立、张丰毅、尤小刚、尹力、王小列、王丹戎、王兴东、王志文、冯小宁、宁瀛、艾丽娅、吕乐、孙周、安澜、米家山、何琳、吴天明、吴玉芳、吴子牛、沈丹萍、张建亚、宋春丽、张军钊、肖锋、邵兵、候咏、俞钟、陈国星、陈强、姜武、赵小丁、胡玫、夏钢、娄烨、郭宝昌、郭晓冬、富大龙、黄蜀芹、蒋勤勤等500多位知名影人 在颁奖典礼过程中，大屏幕上播放着历届毕业生拍摄的优秀电影片段，从《风雨江南》到《那人，那山，那狗》，到《童年往事》，到《香魂女》，再到《云水谣》；从《老井》到《暖》，到《梅兰芳》，再到《小城之春》，等等，在场校友再度感受了自己或自己的同学曾经创作出的那些让人激动万分的作品。 在代表校友上台领奖时，于洋说：今天是电影学院60周年的生日，我们老中青少聚集在电影学院里，不由得让人想起60年前热衷于电影教育事业的陈波儿、白大方和袁牧之同志，他们现在在天上看到我们电影学院到今天如此的辉煌，一定非常高兴。他们是我们电影学院的骄傲，是我们中国电影的骄傲。张艺谋说：中国的电影事业是由一代一代人传承过来的。今天，我心情特别激动，我祝母校60周年生日快乐。 活动期间，学院还在A 楼大厅举办了主题为“尊师重道，薪火相传”的60年校史展。展览分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前沿，包括学院的校址变迁、新中国教育的开拓者、学院历任和现任领导。第二部分为前史，主要展示了解放前中国电影教育的起步，包括电影公司的演员培养与左翼电影（最初的电影教育）、民国时期的教育电影及电影教育（电影高等教育的起步）、解放区的电影教育等。第三部分为学院起航篇（1950年―1976年）。第四部分为成长篇（1977年―1999年）。第五部分为腾飞篇 （2000年―2010年）。校史展中还专门开辟了三大块主题墙，包括人物历史墙、人才培养墙和创作实践墙。 除了平面图片展示外，还展出了延安电影团使用过的第一台摄影机、16MM摄影机、金陵大学时期孙明经教授电影教育的授课手稿和钟敬之老院长在学院创办初期的教育手稿等，还有学院早期的毕业联合作品分镜头剧本、1978年的招生简章等珍贵实物。同时，还展出了学院历届师生获得的国内国际奖项的奖杯，这些奖杯凝聚了学院历届师生的辛勤创作和努力拼搏，金灿灿的奖杯在灯光映照下犹如母校60年的光辉历程般熠熠生辉。 六十年的凝结与汇聚，六十年的灿烂与绽放，六十年的回顾与怀想，六十年华诞大庆这一天，对于北京电影学院来说，无疑是一个辉煌耀眼的时刻，对于中国电影史也是一个重要的值得纪念的日子。 中国电影史论文:走向新百年的《中国电影图史》 2006年12月24日，中国电影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耗时四年，由两岸三地学者共同完成的大型电影史著作《中国电影图史》宣告完成，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赵实、中国传媒大学校长苏志武、资深电影史学家程季华和中国影协名誉主席、著名电影导演谢铁骊等发表了讲话。李行、吴思远、王晓棠、谢芳、陶玉玲、黄仁、罗卡等一百多位来自祖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两岸三地的著名电影艺术家、电影史学专家，以及在京电影单位的有关人士出席了首发仪式。 统一中国电影史 赵实在贺词中高度评价了《图史》诞生的重要意义，它凝聚了众多专家学者的智慧，是两岸三地一次成功的合作范例。的确，多少年来，虽然中港台具有同根同源的文化血脉，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形成了三种各自孤立的政治文化形态。反映在电影史上，是长期的分歧。 现在三地流行的电影史，有三个版本最为人重视：大陆程季华、邢祖文、李少白所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台湾杜云之所著的《中国电影史》以及香港余慕云的《香港电影史话》。这其中，余慕云的著作囿于港岛一隅，自成系统；而程季华和杜云之的著作都以1949年以前的中国电影为主，可着力点不同，对立的观点更是比比皆是。考虑到两者皆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著述，存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同是难以避免的。 时间悄无声息间流过了三四十载，在多元开放的新世纪，一部全面、系统、客观地描述包括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等地电影发展、演变过程及其成果的“大中华电影史”，成了电影工作者心中共同的夙愿。 契机出现在2002年11月。程季华回忆道：“当时，我和李行导演在无锡参加金鸡百花电影节的时候相会。谈话中李行提出，是否可以集合两岸三地之力合作著书，以纪念中国电影百年。”李行先生为此特意提到：“两岸和平统一，那是政治家的事情，我们无能为力。但是在国家统一之前，让我们的电影史先统一起来!” 这正是耄耋之龄的程季华未了的心愿，两人当即一拍即合，统一电影史的工作得以迅速有效地展开。 四载磨砺成正果 无锡之行后，程季华返回北京，立即与有关人士进行商议。而李行则与香港著名导演吴思远取得联络，邀请香港电影工作者共同实施。经过北京、台北、香港之间频繁通信，决定将该著作称为《中国百年电影图史》，由程、李、吴三人担任召集人，推举三地电影史的专家共同组成编委会。 此时，他们得知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前身)正在筹划中国电影百年史研究项目，遂与北京广播学院商议，决定四方合作，以北京广播学院为主持单位，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华台北电影资料馆和香港电影资料馆为协助单位，鼎力支持。 据记者在首发式现场与香港著名影评人罗卡先生交谈得知，为了《图史》的顺利出版，香港电影资料馆几乎奉献出了所有的馆藏精品，大部分图片和文字资料都是第一次与大陆读者见面。而台湾方面的电影资料以前甭说是普通民众，即使是专业研究者也是知之甚少。这次《图史》可以说是填补了一个巨大的空白，主要编写者黄仁先生已八十有余，他精神矍铄地声称自己身体倍儿棒，“因为工作关系，好几回自己一个人拎着大箱子往来于海峡两岸之间”。 好事多磨，《图史》的出世也并非一帆风顺。2003年4月，原本预期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编辑会议，由于“非典”肆虐，被迫延迟到9月。其时，作为香港电影史元老级人物的余慕云先生也亲临现场。可惜，去年4月8日，余先生心脏病突发在广州去世。他没能看到《图史》一书的最终完成，不能不说是一个永久的遗憾。 再启百年新征程 其实，在前年12月，《图史》的撰稿工作便在两岸三地电影工作者的密切合作下顺利完成。如果赶一赶进度，完全可以将其作为中国电影百年华诞的礼物奉献出来。“但经过编委会和中国传媒大学领导审慎的考虑，本着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专家们再一次对已完成的书稿进行审核、修订和打磨，一年后才正式出版”，程季华说：“由于错过了百年庆典，遂将书名《中国电影百年图史》改为了《中国电影图史》。” 《图史》全书近千页，130万字，2700多幅图片，如此浩大而繁琐的学术工程，如果没有两岸三地专家学者的精诚合作，是根本无法想象的。面对这部真正完整意义上的大中国电影史著作，怎么能不令人感慨万千、欢欣鼓舞呢? 但也正如谢铁骊导演所言：“《中国电影图史》已经出版了，但是中国电影的新时期才刚刚开始。就让我们以此为献礼，献给中国电影所走过的100年的岁月，更献给它无限美好的明天。” 中国电影史论文:“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以民间视角书写当下或历史 [摘要]“第六代”电影包含关怀社会弱势群体生存境遇的记录精神，它以记忆和想象混合的普通人物的视觉来还原历史。“第六代”电影人物的边缘性则主要把握了社会底层的特点，其电影纪实风格建构强调当下和历史中普通人的感情和情绪，表达了一种新的电影精神。 [关键词]“第六代”纪实风格记录精神民间边缘 引　言 我们在“第六代”的电影中看到了地道的平民化叙事，看到了银幕上从伟人到凡人的回归，普通人的日常情感和微妙的心理体验得到诠释和表达。平民化叙事的另一重要视角就是强化人物的无奈与焦虑，表现小人物在各自生活中遇到的种种不幸和困难。显然，“第六代”电影的纪实风格以一种叛逆者的姿态，充分张扬自己的个性，以独特的表达方式，进行着与观众的心灵交流――平等的、宽容的和关怀的交流。影片中的中国社会的边缘人，或者说生存于都市和农村的小人物以真切的存在唤起观众的动情。 “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建构无意回避社会矛盾，当今中国社会逐渐地强化市场经济体制，竞争逻辑体系中的人们以胜者和败者来分类，使得边缘人群更加边缘化。“第六代”电影对之进行反思，今天的中国社会究竟是为了创造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的美好生活，还是盲目追逐所谓现代化的西方文化。“现代化繁华景观背后是无数具体的人的痛楚、无奈和辛勤劳作，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历史的意志不断改写个人生命意志的过程的话，我们就必须承认，新生代关注底层大众代表的平民现代性努力包含着中国大众最切身的现代经历和现代体验。”[1] 一、纪录精神[2]：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境遇 “第六代”电影在事件之中蕴含社会生活的‘寓意’，不仅无法忽略，更无法否认。在社会进步的历史过程中，社会代价与社会进步一样，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如实指出，承担社会代价的多是社会弱势群体(Ssocialvulnerablegroups)，没有话语权或很少有话语权的“沉默大多数”。[3]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弱者比社会强者为改革付出了更多的成本，承受着来自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更大的压力。思考减少社会代价的路径，从社会群体的角度看，就是思考如何减轻社会弱势群体所受的冲击、由于被边缘化而受到的种种损害。 “第六代”电影，与其说是哀悼“边缘”的挽歌，倒不如说是呼唤“边缘”尊严的呐喊。虽然他们的电影很难说是提出了一个社会发展变化的科学走向启人深思，但它们至少提出了中国当代社会存在的若干问题，启人深思。这一点恰恰是“第六代”电影所要表达的重中之重。对此，导演章明的话，犹如“第六代”社会性立场的宣言：“我们要拍的是普通中国人的事情，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伸手可触的世界之中。在我们置身其中的太平盛世，许许多多人的简单的情感得不到满足。这些电影，更关心这些基本的生命存在。”我们从《巫山云雨》、《十七岁的单车》、《小武》[4]、《哭泣的女人》、《扁担・姑娘》、《盲井》等作品能更清楚地看到“第六代”的纪录精神。 《巫山云雨》的故事发生在由于三峡工程开工而即将被淹没的地方――长江边的一座小城巫山。这个地域背景隐喻着人存在的空虚或虚妄。作为一部注重人的生活状态的电影，《巫山云雨海个人物的社会身份几乎不被彰显，而他们在生活中各自不同的生活状态是导演十分在意的。例如，吴刚作为警察，在社会生活中(现实中)；麦强作为信号台职工，在社会生活之外(非现实或抽象中)。生活在纷乱、复杂社会的人们，实际上各不相干。麦强和陈青偶然相遇，发生了关系，但这并没有使两个人的情感得到确定，他们似乎是不相识的人，重新回到原位，只剩下魔幻般的叫喊和期待一这隐喻着在当今社会情感的无家可归，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艰难。情感只存在于期待之中。与此同时，身体的结合等待着或回避着伦理的认同。麦强和陈青影片结尾时才再会，麦强和陈青是否会结合呢?全无交待。导演似乎要表明生活是在没完没了的期待中进行的，新的期待出现时镜头保持了沉默。由此，我们看到了人物在勇敢地面对现实和追求幸福中萌生的希望。 在王小帅导演的《十七岁的单车》中，从农村到北京打工的郭连贵和高中生小坚在一辆自行车的所有权上发生了纠纷，而他们使用同一辆自行车的目的不同，说明两个男孩儿生存处境存在差异。一辆自行车，成为两个17岁的成长中的少年不同意味的自我身份认同标志：对于郭连贵，自行车能使自己顺利完成从一个农村人向城里人的过渡，是绝对的生存道具(市场经济社会，要获得金钱(资本)，需要提高劳动效率已成了众所周知的事情)，也是心理依托；对于小坚，自行车是同龄群体中自我身份认同的象征物。无论如何，他们同样面对困境，同样在社会中处于弱势状态。 事实上在失去速递公司的工作之后，肯吃苦耐劳的连贵也许还能找到一份工作，然而他却放弃了换一种生存方式的机会，由于对自行车的过度迷恋，他短时间内无暇顾及其他工作。这反映了农村群体对都市物质文明的倾慕(影片中还有很多类似的情节反映着同样的心理：比如连贵亲戚兄弟关于天天喝红糖水、吃排骨面的向往：小保姆总是不停变换着家主人的衣着)。 对于连贵和小坚来说，自行车具有不同的意义。连贵对自行车的迷恋既来自对城市的向往，也来源于守卫“自尊”的下意识。因为那辆自行车是他用辛苦工作赢得的，是“苦尽甘来”应该得到的。对小坚来说，自行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同龄群体中心理优势的标志：女生提出要和小坚一同回家时，失去了自行车的小坚粗暴地回绝了。影片中的女生并未因为小坚失去自行车而改变对他的态度，但小坚在未被群体抛弃之前，却首先因为外在物质标识的缺失而完成了一次心理上的自我放逐。他主动放弃了成为群体中一员的可能性，偏执地用自行车这一外在物质作为自身价值的具体标识。诚然，这种身份认同方式与不健康的恋物癖(fetishism)有关，但也有社会性心理依据。因为他的同龄朋友大体上都对自行车过度地迷恋。没有自行车，他就觉得无法在同龄社会中表现自己，失去了群体的肯定(正因为这样，小坚才敢偷家里钱买一辆二手自行车)。在一个未成年人心中，外在物质标识的认同作用被无限夸大，以致形成一种错误的价值观，而这与当今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物质万能主义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贾樟柯导演的《小武》，故事与生活一样平淡无奇，它结构松散，情节平淡，叙述开放而流畅。扒手儿时的朋友小勇的结婚典礼没有邀请小武。对已经成为“著名”企业家的小勇来说，小武虽然是老朋友，但也是“手艺人”，请他来是很不体面的事情。正如社会学者所分析的：“在中国，一个人不给别人面子最有可能的原因是涉及道德问题，要么他过去可能伤害过此人的感情或自尊心，要么人们不认同他或她的资源的来路”[5]，小勇嫌 小武的“钱来路不明”，连小武的红包都拒绝接受。其实，在小武看来，小勇所从事的所谓贸易就是走私，所谓的娱乐业就是赚歌女的钱，他们同样是不道德的。 在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小勇在以违法的手段赚钱，利用法律的过渡期的漏洞积聚财富，他短时间内不会受到惩罚。而小武自始至终是一名小偷，一名警察眼中的罪犯。小武也许根本不愿意成为如小勇的“企业家”，也许他没有搞生意的资本，因而他始终是“手艺人”。他“手艺人”的身份来源于他的穷。小武失去了希望自己能做靠山的梅梅，[6]家里雪上加霜地冷待他，最后他被警察逮捕，于是小武在爱情、亲情上都受到疏离。也就是说，小武在坐牢前就受到一系列社会惩罚――“在金钱成为社会机制的基本动机和社会表象的实质性调节器的国家，小武可以说是这种社会现实的产物。金钱统治着今天的中国，而小武又被这一原则所统治。”[7] 从刘冰鉴导演的《哭泣的女人》，使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真实的生活。而我们越看到真实，我们就越想哭泣，因为我们看到的是整个价值体系的紊乱。在北京打工的贵州女子王桂香，偷卖的CD和VCD被警察没收，成为他们可心的玩意儿。丈夫因赌博而动手打瞎了别人的眼睛，结果被抓去坐了牢。王桂香被迫回到了家乡小镇，这个脆弱的女人开始独自面对困顿的生活。在面临严峻的生存压力下，她与在镇上做殡葬买卖的旧情人合作，当哭丧婆，死亡也成为生意的对象。而这时候，她所目睹的是――在葬礼中请“哭泣的女人”的体面(甚至有狗丧，也请哭丧婆)：为哭丧钱而吵架；监狱所的腐败和丈夫坐牢的痛苦。其实，“哭泣的女人”王桂香是错综复杂的善和恶的复合体：虽然她对小孩不温柔不多情，但还是养育着一个被遗弃的小孩：为了目标，王桂香什么事情都敢做出来，为了丈夫，她跟旧情人重新在一起：为了丈夫，她不顾一切赚钱给监狱长，甚至出卖自己的身体。作品揭露了警匪一窝的现实。我们可以认为，王桂香的婚外恋和越轨与其说是堕落，不如说是现实黑暗中的生存挣扎。影片结尾，王桂香听到丈夫在越狱后半路上被公安击毙的消息，她只是发呆，无声无息，该哭时，哭不出来了。但在之后，在一个老板的葬礼上，她哭得眼泪汪汪，这样哭泣让奔丧的人误以为她只是个“好泪女”，挣了不少红包――真正的眼泪也只能归于赚红包的生意中。好歹，这回她用不着像平时那样为钱吵嘴，斤斤计较。她的哭泣，不仅是她的生存方式，更是她的赎罪、自慰和解脱。 在王小帅导演的电影中，边缘生存境遇中的人们往往是暴力的施行者或受害者(例如《十七岁的单车》、《二弟》、《青红》)，在《扁担・姑娘》中也不例外。外来民工高平想在城市里取得超越于“扁担”的价值。他用一套西装将自己虚拟为“城市人”，而他所有的能力与手段，只有暴力。本来，城市对民工的需求是劳动力，而高平将它转变为暴力，将暴力转变为金钱。他这样执著地强行撬开通往城市的门，而这样的努力最终使他丧命黄泉。仍旧以扁担为生的高平老乡东子只好静静地看着高平寡不敌众，坠入江中。作品表达的是城市和农村注定了的隔阂，“扁担”一旦要对抗“城市的游戏规则”，就难以回避卷入其规则设置的陷阱的命运。一旦侵犯了社会，就很难逃脱相应的惩罚。[8]这是社会弱者在城市边缘中无法挣脱而出的现实体认。影片结尾定格在“扁担”东子对他心爱的“越南姑娘”露出的积攒许久的笑容。它预示着是虚弱而坚韧不拔的希望。 在当代中国，善与恶有时交叉，有时分立，但无论是善还是恶，都是扁平的，能清楚找到原因并且依照既定原则――劝善惩恶――予以判断。“第六代”电影人性批判是冷峻的，基本上可分成善(元凤鸣)、恶(唐朝阳)和亦善亦恶(宋金明)三种类型人物。《盲井》叙述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谋财害命的故事，它反映了底层社会面对经济起飞所产生的困惑，面对金钱的诱惑与困顿，人性的泯灭与复苏。《盲井》并非简单展现煤矿工人生活的悲惨，作品借影像媒介引发观众的思考：“人要过好日子，是否需要采取非法或灭绝良知的手段?”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虽然主人公是冷酷和邪恶的杀人犯，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把赚的钱寄回家的家长。因此，《盲井》给予我们展示的是贫穷产生邪恶，而穷人害死同样穷的人的残忍的人生断面。他们在“咋鸡巴走路呀！”骂人的开私家车的有钱人面前，没敢吭一声，面对金钱的力量时，他们委屈自己，这正反映了他们对金钱的盲目追求和信奉。两个贫穷的挖煤工丑恶的欲望和其中的混沌的故事《盲井》，在主人公看到腐败官吏被捕的电视新闻报道时聊天的场景中，他们看着新闻说：“矿上那点事，他们差远了”，“别说几百万，有几十万我都知足了。”底层人贫穷和邪恶的背后是这个社会的腐败，是巨大的贫富差距。此时电影探讨的焦点已从人性问题提升到社会问题层面的拷问。 在追逐下一个暗算目标――16岁的元凤鸣――时的犹豫，说明此时矿工宋金明的灵魂面临了严重考验。宋金明在贪欲和良心间愁苦徘徊时，使元凤呜丢掉了童贞，预备好万一他死了，自己内心能获得心理安慰。这个场景与前一段落唐朝阳和宋金明当嫖客的场景隐喻着性／身体的快乐，对不能够享受多样的文化生活的底层阶层而言，这几乎是唯一的发泄欲望的手段和得到快乐的通道。 两个矿工在“盲井”里的最终死亡，是人性两极斗争的必然结果。唐朝阳彻底地丧尽天良的拜金主义与宋金明在善恶之间徘徊的心灵冲突，表示出人性是懦弱的，但同时有微弱的希望。作品显示了现实社会的残酷――穷人一枕黄粱的暴富梦的破灭――生命凄凉的绝望。元凤鸣在煤矿办公室称宋金明是二叔，当时王矿长说“废话”，矿长本来就不在乎他们是否有真正的血缘关系，对他而言，死一个人给“亲戚”发3万元就一了百了了。在宋金明死后，元凤鸣作为“侄子”获得了赔偿金，也陷入了道德上的困境，而电影就在这里结束。作为观众只好设想元凤鸣会把本应是社会弱者宋金明孩子的学费钱好好珍惜或用在学费上。王矿长“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的话表达了当今社会现实中弱势群体真实的地位，影片贯穿着一种悲悯和讽刺。 二、记忆或想象：民间视角的历史还原 “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建构凝结着民间视角的历史记忆还原。姜文导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1995)和贾樟柯的《站台》(2000)都构造了基于个人记忆或想象的历史，以电影书写了一代人的“野史”。另一部姜文电影《鬼子来了》，脱离官方主旋律话语，从真正的民间的和人性的角度暴露日军的残忍性和农民的单纯，从而更鲜明地表达了战争带来的伤痕和恐惧。通过“三线建设”的国家政策背景下，小根和青红青春男女感情终究被彻底否定的故事，《青红》冻达着纠缠于国家话语、家长的意志和年轻人的情感欲望间的痛苦和茫然。 《阳光灿烂的日子》，从个体成长经验出 发，不去触及“”的伤痕、苦难，在姜文的视角下，“”是与浪漫、青春重叠的记忆中的痕迹，“与第五代的中年民族伤痕南辕北辙”[9]，“但这等年轻、这等激情却是‘’初期的底色”[10]。《阳光灿烂的日子》是根据王朔小说《动物凶猛》改编的，这是著名演员姜文的导演处女作，作品对时期青少年的生活状态和青春期困惑有着极为真实的描绘。影片使用了在当时中国较为新鲜的超现实手法，把青少年的暴力和爱情描写得朦胧和残酷。由于父母的日子也不好过，没有时间管“马小军”们。于是，在特殊时期，孩子们在混沌中长大了。影片试图逼真地描绘出青春和暴力的幼稚和无知，这种幼稚和无知恰好就是“”时代的特征。其实，幼稚和无知何止是正在成长的青少年，整个国家和社会当时都处于一种无知和暴力的时代。《阳光灿烂的日子》用青少年的眼睛和故事描画出一个时代和一个国家的混乱状态与成长中面临的考验。 姜文虽然没有亲历过日本侵华战争，但他觉得《鬼子来了》中的马大山也许是自己的前生。[11]他如此投入地演绎电影人物的命运，活生生再现了他所谓前生。《鬼子来了》不愿举着“全民皆兵”的爱国主义抗日电影的旗帜，[12]作品虽然融入了一些喜剧性元素(农民纯朴的思想和语言，决定处置两个黄麻袋日军过程中的阴差阳错等等)，却是一部敢于正视那段不愉快的历史，使观众深思历史真面目的佳作。《鬼子来了》表现北方偏僻山村村民出人意料地遇到灾难，它对中国军队和农民人性的客观冷静的描写，具有尖锐的反思历史的意味。正因为这样，姜文将忧患意识注入故事中，以更深刻地开掘日军残暴行为的反人性。在战争的复杂情况下，撤退的中国军队在村民马大三家里留下两个黄麻袋并说会回来取，而他们却迟迟不来，半年都不见踪影(共产党部队的缺席是这部影片大胆之处)。翻译官为了保护自己而误导农民(不让农民看到问题的实质)，于是事情开始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虽然他对死亡的恐惧是自然的，但他的中国人的身份使这部影片的批判性提升到中国人自身反思的层次上。另一方面，农民的纯朴人性使其始终害怕“杀生”，他们没想到日军在战争中的“残忍”，愚昧、盲目地相信日军，做俘虏和大米的一桩“以人换粮”的交易，这也是无依无靠的农民自己“当家作主”的选择及导致的灾难。影片的结尾，马大三被砍头的场面多多少少令人想起鲁迅先生所说的在日本留学时看过的幻灯片场景的意味。[13]马大三应该这样死吗?周围的人们好像在“看热闹”的欢乐之中，令人感到困惑――到底他们是怎么想，难道那么多人都盲目地认同对马大山这样的处死?[14]结尾的场景是姜文对新“鲁迅”的呼唤。通过历史的另类视角的还原，人们看到了历史的另一个侧面，对历史的思考也更深一步。 80年代，中国社会从封闭到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文化上渐渐出现了多元的态势，人们也有了日常生活上更大的自由选择的权利。《站台》是关于这时代变化的汾阳县文工团年轻人的“民间记忆”，[15]是一首散文诗似的历史书写。文工团适应市场需求要准备一台轻音乐节目，而团里的年轻演员，在接受生活、时代的变化上各有不同的态度。汾阳文工团的这群青春男女，暧昧的、若即若离的情感，一时是在浪漫中、一时是在无奈中，跟着《站台》和《成吉思汗》等流行歌曲一起飞翔的期待，是他们青春的宿命。钟萍和张军的离别，崔明亮和尹瑞娟的再会，说不清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还是岁月的安排。他们都满怀激情地期待着人生灿烂的时刻，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滑入了平庸的人生轨道。这部电影展示的十年岁月，是理想的冲动慢慢变为日常生活平常心的岁月。汾阳文工团在中国大地上四处游走，寻找一种单纯的信仰，但最终谁也无法走出生命的圆圈，城镇文工团也是一种“革命”时代的副产品，一旦遇到社会潮流的转变，就渐渐接近了破产。这时，他们回到了汾阳(也是他们的出发点)――“站台”。十年似乎就是一个轮回。 电影《青红》作为历史记忆和想象，别具震撼力。上个世纪80年代，青红等许多孩子们的家庭为了“三线建设”，随内迁的工厂，从繁华的上海等大城市迁移到了内地贵州的一个边远之地，无论“三线建设”是否存在着对人才的需要，青红的父母盼望着回“故乡”上海，他们已经等得太累了，这个移民家庭一直以“上海人”进行自我身份认同，感到贵州是早晚应该离开的地方。而青红毕竟生长在贵州，对当地有深厚的感情，青红父亲强烈的回乡意识，给觉得自己是“农村的”的青红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由于父亲严峻的反对和对她一举一动的监视，青红和当地工人小根情窦初开却只能变得若即若离，对于青红而言，徘徊于感情和家庭之间是难挨的青春考验。青红的好友小珍私奔的不幸结局使青红对自己感情问题的归居不免有太多怅惘。由于“三线建设”移民到贵州，是青红父母争吵的原因，国家发展的政治理想早已在枯燥和单调的现实生活中被淹没了，剩下的只是痛苦和焦虑。青红父女的矛盾；中突根本上来源于“三线建设”等大规模国家计划经济政策的强制导致的结果。小根向不得不离别的青红表白，欲望和现实的矛盾激发了他对青红的强暴，它证明了父亲对青红的担心和对小根的歧视。而青红面临的是情感的彻底毁灭，爱情变成罪恶是她难以接受的现实，她竞至自杀却未遂。在被青红父亲告成“强奸犯”的小根最终被枪毙的广播声中，青红的家庭走向上海的梦想在实现着，青红父母在年轻人的死亡中感到困惑和内疚，而青红只能发呆。这部电影是国家权力意志的运作给普通家庭带来痛苦和梦想的回忆。在特定历史环境中，不同背景的青春男女相亲相爱，遇到的是不同身份认同意识造成的激烈对垒。梦想只是在明天，今天只有无奈和忍耐。 结语 在“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的营建中，社会弱势群体里的人物占据了主要位置，许多观众不难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作品承担起了使我们回顾生活的作用――现实人生承受的压力和困惑生活中包含着的生命最普遍、也最真切的情感，变化飘移的命运――展现在银幕上。司空见惯的生活中往往蕴藏着触及人们情感底线的真诚与劫难，它打动着那些游走不定的灵魂。另一方面，“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中对被边缘化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既是纪录精神的体现，也是对部分阶层被异化的社会深层矛盾的发现。作为对当代中国社会整体上的大多数――弱势群体的关注，“第六代”电影显现了对社会的一种负责，也表明了对社会整体健康发展的期待。 显然，“第六代”电影不立足于主流意识形态，而着力于另类观点的阐发，由于敞开了多元视角的历史话语[16]空间，还原了民间的历史，它们都显现出新鲜的纪实风彩。并且，这些电影中的历史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渺小事件的漫长积累，把历史拉进“民间”的生活里，挖掘了历史中普通人们具体的存在感和生活经历，历史由此不再是宏大叙事中的国家或民族中心话语或权力话语。 中国电影史论文:是叙述历史,还是折射现实 [摘要]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已经有七十年的历史了。反思其吴学功能一定叙述历史：即人民抗战、政治抗战和民族抗战的三个阶段；二足折射现实：即中日冲突、国共对峙和台海关系；三是创造艺术：即悲剧风格、喜剧精神和象征意义。 [关键词] 抗战电影叙述历史折射现实美学反思 在中国电影一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抗战题材的影片始终是翻涌不息的惊涛骇浪，从1935年的《风云儿女》到2005年的《常隆基》，其间我们的银幕就不断映现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战斗身影，中国的影坛就一直回荡着“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时代强音-如果从1905年算起，中国电影已经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如果从1935年算起，抗战影片已经有七十年的历史，这100和70之比，大概就是在中国战争类型片中，抗战题材电影所占的比例-我们耳熟能详的有：《八百壮士》、《塞上风云》、《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血战台儿庄》、《烈火金刚》、《黄土地》、《红高梁》、《战争子午线》、《铁血昆仑》、《南京大屠杀》、《七七事变》、《太行山上》等等。 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著名电影评论家明振江少将说：“战争一经发生，便开始成为战争电影的表现对象。不同时代的人们根据各自的需要，将同一场战争不断地搬上银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已经百余次被我们不同时代的导演再现于银幕，它们已形成了有关“日本鬼子”和“太阳旗”、“中国军民”和“青纱帐”等类型化的记忆和概念，那么，我们的抗战电影究竟是要叙述历史，还是折射现实?抑或是其他、综观七十年的抗战题材的电影历史，笔者认为：它们呈现为三种类型，而每一种又分为三个阶段? 一、叙述历史：人民抗战――政治抗战――民族抗战 毫无疑问，借助现代科技电影是迄今为止记录历史的首选方式，可是这种记录决非是再现纯粹的客观真实，正如法国著名电影理论家马赛尔・马尔丹所说的：“电影给我们提供的现实是一种艺术形象，如果略加思考，我们就能发现这种艺术形象完全是非现实的(例如特写镜头和音乐的作用)，而且是根据导演本人在感性和理性上的表现意图再安排过的。”因此，用电影来叙述历史，只能是特定历史话语中的历史、抗战题材的电影也就经历了“人民抗战”、“政治抗战”和“民族抗战”三个阶段。 首先是“人民抗战”阶段。始于1935年“电通影业公司”出品，许幸之导演的《风云儿女》，终于1947年昆仑影业公司出品，蔡楚生、郑君里联合编导《一江舂水向东流》。其间著名的有：1937年费穆导演的《联华交响曲》，1938年史东山编导的“抗战三部曲”《保卫我们的土地》、《好丈夫》和《还我故乡》，同年应云卫导演自的《八百壮士》，他在1940年还导演了《塞上风云》，1947年史东山编导的《八千里路云和月》、这些影片以1945年抗战胜利为前后阶段，前期的记实性的居多，以《八百；隆士》为代表，紧紧追踪时代风云，反映战争事件，表现出了中华儿女不可屈服的伟大精神；后期的反思性的居多，以《一江春水向东流》为代表，表现了这场战争灾难给中国人民的普通家庭带来的无法愈合的创伤。 其次是“政治抗战”阶段。始于1951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史东山导演的《新儿女英雄传》，终于1975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董克娜导演的《烽火少年》，其间著名的有：《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柳堡的故事》、《东进序曲》、《小兵张嘎》、《地道战》、《鸡毛信》、《八女投江》、《沙家浜》、《红灯记》等等。这些影片的共同特点是用“共产党积极抗战，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战”，即以强烈而单纯的党派政治视角来看待八年抗战，取材的几乎全部是敌后战场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或者是东北抗日联军抗击日寇的故事，而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作战却被有意识地忽略了。因此，这一阶段的抗战电影，只能是共产党的政治意图抗战历史的写照，也正是这些电影几乎影响了几代人关于抗日战争的观念和记忆。 最后是“民族抗战”阶段。始于1979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李俊导演的《归心似箭》，终于2005年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出品，李俊导演的《常隆基》。其间著名的有：《血战台儿庄》、《铁血昆仑》、《吉鸿昌》、《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将军与孤女》、《南京大屠杀》、《七七事变》、《黄土地》、《晚钟》、《战争子午线》、《黄河绝恋》等等。以上电影抛弃了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思维模式，将“中国共产党单一的抗战”变成“中华民族集体的抗战”，淡化了国共党派的政治意识而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反抗精神，注重的是中日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尤其是这一阶段大量涌现的表现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抗战，就有效地弥补了以前在这方面的不足；还有即使是以八路军为主角抗战，也凸现的是两个民族的人性在战场上的较量，如《将军与孤女》、《晚钟》。 二、折射现实：中日冲突――国共对峙――台海关系 诚然，电影以其所创造的“在场感”与“想象性”的高度融合，最大限度地克服了人类艺术千百年来一直难以克服的空间与时间、视觉与听觉、表现与再现相互分离的美学矛盾，然而这一切的出发点决不是还原历史，因为历史早巳不可还原，那么任何历史题材的艺术作品，都要受制于创作的特定时代和现实，因为“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可以说“古为今用”是历史题材创作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电影理论家蓝爱国通过论证电影历程的由“影戏”到“电影”的演变，指出：“当我们今天改影戏为电影时，我们突出的是电影的机械化特征，一种现代化的传播方式，这种传播方式不同于任何传统既有的方式，从而也就具备了现代文化的独有特征――一种现代人的思想、文化、性格的表现手段。”中国电影的几代导演就借助“抗日战争”这一经久不衰的话题，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中国、亚洲和世界七十年的风云变幻。 首先是对应于“人民抗战”阶段的“中日冲突”的现状。从十九世纪末的“甲午海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日关系危机四伏。1925年日籍职员枪杀顾正红而引起的“五卅罢工”，1926年的“大沽口炮台事件”，1928年“济南惨案”和“皇姑屯事件”，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日本进攻上海的“一二・八”抗战，1935年日本侵占华北，直至1937年“芦沟桥事变”，抗战的全面爆发。如《保卫我们的土地》以东北流民刘山一家的流浪经历，记载了从“九・一八事变”到“八・一三抗战”，揭露了日本鬼子的烧杀抢掠，鞭打了民族败类的丑恶行经，表达了人民抗战的伟大决心。还有《八百壮士》是取材于1938年“凇沪抗战”中国守军谢晋元团长率部坚守“四行仓库”的悲壮战斗。《塞上风云》则以1933年中国军 队的长城抗战为背景，写出了蒙汉人民团结抗战的民族精神。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抗战电影都的紧扣“抗日救亡”的时代主题，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中日两国的敌对状态。 其次是对应于“政治抗战”阶段的“国共对峙”的状态、随着中国共产党1949年在大陆执掌国家政权，海峡两岸就处于紧张的对峙状态，为了从根本上肃清国民党反动派在一切领域的影响，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竭力将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消失殆尽，于是银幕上只有共产党抗击40％的日军的场景，而没有国民党抗击60％日军的情形，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敌后战场的抗日战争，而没有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抗日战争，如果有的话，也只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如《东进序曲》中的韩德勤、《沙家浜》中的刁得一。相反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和广大的人民抗日武装，活跃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如《狼牙山五壮士》、《回民支队》和《八女投江》。为了宣扬人民战争思想的正确，我们的电影还塑造了很多“游击队”的形象，如《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吕梁英雄》和《地道战》、《地雷战》等，也借此来强调“国民党几百万正规军在正面战场一触即溃”的抗战历史叙事。 最后是对应于“民族抗战”阶段的“台海关系”的形势。 二十世纪的后半段，中国大陆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世界主潮也呈现为和平与发展的新走向。从七十年代末国务院的《告台湾同胞书》，到八十年代初期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再到1995年发表的《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而继续奋斗》，尤其是九十年代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不断扩展，台海关系也发生了微妙而令人可喜的变化，民间的经贸、体育、文化往来和旅游探亲日益增多。我们的抗战电影日渐淡化政治意识，努力回归历史的真相，在这样两个方面折射出时代形势。一是，大量的描写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的抗战，如《血战台儿庄》、《铁血昆仑》、《吉鸿昌》、《南京大屠杀》、《七七事变》等，也塑造了一大批像李宗仁、杜聿明、宋哲元、唐生智、张治中、卫立煌、吉鸿昌、王铭章等爱国将领银幕形象，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二是，突出地刻画超越战争的人性意义，如《归心似箭》、《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将军与孤女》、《黄土地》、《晚钟》、《黄河绝恋》等，它们透露出强烈的反战情绪和人道情怀，通常意义上的胜负已经不重要了。 三、创造艺术：悲壮风格――喜剧精神――象征意义 抗战电影，如果说是叙述历史的话，那么它发挥的是电影的再现性美学功能；如果说是折射现实的话，那么它发挥的是电影的表现性美学功能!然而，无情的时间能改变曾经的事实真相和冲淡往日的恩怨情感，而今银幕上呈现的只是经过编剧、导演、美工、布景和演员模拟的场景、情态和形象，这就是电影的电影性――既再现又表现；既写实又写意的艺术特性所在。“作为画面和音响相统一的多维时空艺术，电影具有表达客观外在和人的主观世界的充分潜能和能力，艺术家的责任就是去发现和展示这种能力，”这些许许多多选取抗战题材来拍摄的电影艺术家们，究竟给我们创造来了哪些艺术美感呢? 一是，“人民抗战”阶段的悲壮风格。从近代以来古老的中国大地成了帝国主义列强冒险的乐园，一海之隔的日本更是捷足先登，先是侵占东北，继而蚕食华北，终于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最早的表现抗战的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为这一阶段抗战电影奠定了悲壮的风格。史东山1938年导演的《保卫我们的土地址映后重庆的评论界称赞它具有“崭新的取材，崭新的风格，前进的思想，用拳头代替了大腿，用呐喊代替了没落的歌声。”应云卫导演的《八百壮士》，塑造了在凇沪抗战中，孤军奋战，誓不投降，以血肉之躯坚守阵地的中国军人，还有上海各界民众尤其是女童子军杨惠敏穿越炮火向守军献上国旗的壮烈场景。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抗战电影正是以悲愤豪壮的气概、视死如归的精神和一往无前的勇敢，唤起了民族的觉醒，鼓舞了民众的斗志，这也是大战当前我们民族需要的精神力量啊! 二是，“政治抗战”阶段的喜剧精神、1949年至1975年大陆的抗战题材的电影，由于创作指导思想的“先入为主”导致艺术表现的“主题先行”，在贬低、忽略国民党抗战的同时，也一方面妖魔化了日本军人，如在称呼上的“鬼子”就可见一斑，另一方面神魔化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因此形成了美学意义上的喜剧精神。出现在银幕上的国民党都是假抗战、真反共的“摩擦专家”，如《东进序曲里的韩德勤、刘玉坤，《沙家浜里的胡传魁、刁得一，这些人说话阴阳怪气、做事诡计多端。那些日本鬼子几乎是凶残加愚蠢和好色加野蛮的典型，如《平原游击队》里的松井、《地道战》里的山田、《红灯记里的鸠山，《铁道游击队涯的岗村-至于正面人物个个都是威风凛凛、仪表堂堂、机智勇敢，《平原游击队》里的李向阳和《小兵张嘎里的罗金保几乎就成了传奇式的英雄典型，就连《铁道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里的民兵也是身怀绝技，神出鬼没。这些影片所体现出来的审美主体对惨烈的蔑视、对邪恶的嘲笑，无不充溢着胜利者以居高临下的心态和不屑一顾的神色，征服困难和压倒对方的喜剧精神。 三是，“民族抗战”阶段的象征意义。电影是艺术，那么就必然它要超越形象和声音的视听效果而进入审美的象征境界；战争电影要表现的生命极端状态，那么它就得透过生与死的际遇而参透生命的终极意义。这方面成功的事例如前苏联的《战舰“波将金”号》里的“傲德萨阶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色彩转换，美国《辛德勒的名单》那个即将走进焚尸炉的“红裙子小姑娘”，《拯救大兵瑞恩》的“七小于一”的不等式、进入新时期以来的当代中国电影，尤其是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影人充分开掘了电影艺术的审美空间。张艺谋的影片非常注重色彩的象征。《红高梁》突出了红色生命的野性，《黄土地》渲染了黄色文明的厚重；吴子牛的影片就格外关注战争中的人性问题，《喋血黑谷》讲述了国民党军长吴朝宗在日、蒋、共三方力量斗争中民族良心的觉醒；《晚钟》直面中国人民在抗战中付出的巨大牺牲，并肯定中国士兵的善良和宽厚和对和平的向往；《南京大屠杀隔开了人性与兽性的对比，呼吁对生命的尊重。冯小宁开掘了反战主题，《战争子午线》用战争中的小八路与和平期的小朋友的交错视角，《黄河绝恋》和《紫日》都是通过中、日、美(苏)三方来表现战争摧残美好、扼杀人性。 中国电影史论文:电影史教学的多元化初探 [摘要]本文试图通过对电影史教学实践的梳理，探讨影视教学中的一些手段，方法与途径。在影视教学理论上，提倡以审美教育为核心，主张培养学生对多种审美形态的鉴赏。通过多种形式的教学尝试，提高学生多元的思维方式和艺术感受力。 [关键词]电影史审美心理情感体验更新内容 影视教育作为当代最具发展潜力的一门新兴学科，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教育人士的关注与研究。在我国，影视教育已被纳入审美教育的范畴，正处于初期的探索与发展阶段。近几年，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影视院校，但是，对影视教育观念及教学模式的研究却刚刚起步，是一个有待于开拓的领域。 电影史是影视艺术学院各专业学生的必修基础理论课程。它对学生较系统地获取中、外电影发展史的基本知识、把握电影观念和电影艺术风格的发展变化规律，深入理解电影艺术的发展与各国政治、经济、民族历史、文化以及其他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全面提高学生的电影文化素养及艺术感受力，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作为人类的一种艺术形态，电影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也是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吸收了传统艺术的各种元素与成果，但又以其独特的审美方式――视听语言来把握世界。因此，在电影史的讲授过程中，就必然涉及到电影自身的艺术与技术不断完善、丰富、充实、变化的历史社会文化、心理、政治、经济、各门艺术……多种因素在电影中的表现与反映；电影创作者个人经历与性格、社会思潮、审美倾向、民族性格等因素对电影创作的影响等。因此，电影史的教学不可能只是将电影现象及其文本独立起来的封闭式的讲解，而应该是开放的、多方位的分析、体味与感悟。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应该在尊重电影史的基本体系的同时，力求贯穿电影作为一种艺术所独有的审美品格和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与生命内涵。 一、把握学生审美心理，体现人文教育观念 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育人”，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一个人的思想感情、理想追求、价值取向、文化素养、思维方式、审美情趣、行为习惯的培养，都是教育最基本的内涵。而高等教育更应把构建人文修养和人文精神作为最基本的职能。 所谓人文教育，就是在将人类文明的优秀文化成果传授给学生的同时，还要将这些知识所体现的价值，即人文精神，内化为学生素质，使他们的灵魂得以净化，情感得以陶冶，品格得以完善，心智得以充实，培养其健全的人格，使其身心得到和谐地发展。 电影作为艺术，其教学过程必然体现为艺术作品的接受过程。因此，在教学中，对学习的主体――学生的审美心理特点的了解与把握就显得十分重要。据有关专家的调查研究表明，当代中国大学生的审美心理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审美心理结构逐渐成型，但还不够稳定 (二)审美趣味多样，但发展不平衡 (三)审美评判自主，但带有盲目性 (四)追新求奇，但鉴别力尚差 (五)反传统意识较强。但仍带有民族审美心理特点 鉴于学生的上述特点，我首先在教学内容上，对教材进行了适度的调整与增添。如课程的《绪论》部分，是具有引导性的，关手整个课程的教学定位。我自拟了标题《感悟电影》。在对课程的目的、特点及学习方法作简要介绍之后，安排学生看一部电影。每学期放映的影片不固定，基本是根据学生的专业、年级及当时社会关注的一些焦点问题选片。比如：近两个学期我为学生安排的第一部影片是《迁徙的鸟》(又译为《鸟与梦飞行》)。这部由法国著名制片人、演员雅克・贝汉担任总导演的影片，是一部意境优美、寓意深刻、令人心灵震撼的作品。影片开始的第一行宇幕是：鸟的迁徙是一个关于承诺的故事。影片将侯鸟迁徙途中那无与伦比的风光展现无遗，大海、冰川、山丘、沙漠的无比壮阔的航拍景象让人如痴如醉；本片音乐更是堪称天籁，那如教堂里唱诗班一样的优美圣乐和声，将鸟类的迁徙的优雅与悲壮，升华到极限，传达着对鸟类的真切关怀……在影片的观赏过程中，我适时地向学生们介绍影片的拍摄情况：本片的拍摄是一个由300多名成员组成的摄制组，包括50多名飞行师、50多名鸟类专家组成，拍摄时间3年，跟踪候鸟的种类有27种，拍摄地点历经36个国家175个地区，行程近10万公里，所用胶片长度45万米(150万尺)，耗资4000万美元。作为一部展示自然奇观的记录片，它既是对电影写实主义传统的继承，更是对其在技术与艺术双重层面的延伸与拓展；影片不以盈利为目的，所有的创作者都满怀着对自然界深沉的爱，用纯美的目光关注着鸟的遭遇……学生们的目光被画面所吸引，心灵被鸟儿的命运所打动，当他们看到鸟们用生命的代价实现了对回归的承诺时，他们对影片的认识也便从对环境保护的意识上升到对其所蕴含的生命意义的思索与感悟。 这是一次心灵之旅，让学生在一部充满“鸟文主义”精神的影片中，理解什么是“人文关怀”，懂得生命是自由和平等的，应该学会尊重与关爱。艺术创作不能仅仅以票房为目的，还应有使命感、责任感；同时，电影艺术又是人类集体智慧与力量的凝聚，它需要各部门之间的默契与和谐……最后，我用雅克・贝汉的话对影片进行小结：“对人而言，美好的情感是惟一重要的东西”；“人们需要与自然界和平相处，因为人类不可能孤单地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教材的第一章是《电影的诞生》。为使学生对一些抽象的科技知识、原理有更生动形象的理解，我在向学生介绍了本章学习的内容、重点、难点、目标之后，便为他们放映一部表现英国电影发明家坎坷一生的传记片《魔盒》。对影片中涉及到电影发明的相关知识时，我采用回放加讲解的方式，让学生加强记忆和理解；影片结束后，又与他们探讨电影艺术发明的初衷是什么?影片的主人公是怎样一个人?你如何认识和评价他?通过学生的答案，我再给予提练、概括：电影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它是人类的一种审美需要，正如片中主人公所说的：发明“活动的照片”，是为了要“捉住动作，因为美就意味着要有动作”。其实，人类最初的渴望便是一种对生命现象的观照与审美表现――它最直接、最具体地展现了人类活动着的生存状态，是与人类的生命最密切相关的艺术。而影片主人公倾其一生所有，不为同时代人的冷嘲热讽所动摇，不断追寻着自己的人生理想，他用了15年的时间才完成了电影的发明，为了完善电影技术，他最终妻离子散，抱着新研制的彩色胶片，幸福而又满怀遗憾地死去……这种执着与坚韧的品格，是每一位电影专业的学生都应该学习的。 审美是交织在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相统一的关系中的互动的情感体验。因此，创设优美的教学语境，以趣味高尚的审美对象感染学生，引领他们在美妙的视听形象里、 在对人和自然的情感体验中走近电影的世界，以真、善、美相统一的审美理想激励学生――这样的教学鲜活而深刻。 二、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透视文化的差异、传承与融合 (一)中外电影的横向比较 在课程的第一阶段，主要讲授外国电影史。但为了使学生获得更大的思维空间，我打破了教材的编制顺序，将表现中国电影萌芽期的影片《西洋镜》与《魔盒》对比放映。从中既看到了我国电影观众与西方电影观众第一次看卢米埃尔兄弟的电影时的共同反9向，也看到了电影在刚刚进入我们的国土时所遭遇的从排斥、抵御到接纳的过程同时，外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电影《工厂大门》提对生活的重现，是写实主义的；而我国的第一部影片《定军山》，却是一部记录我国传统京剧表演的戏曲片，具有浓厚的表现主义风格。在比较中，让学生体会文化的差异性、民族性，而电影作为一种现代艺术，则充分体现了它的兼容性、世界性。 (二)本土电影的纵向比较 在讲授中国四十年代的电影发展史时，有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费穆导演的《小城之春》(1948年)。这部被人称为二十世纪中国第一部文艺片的非主流电影的代表作，体现了近代中国电影在人物心理刻画和民族风格探索上所取得的成就。因此，备受电影人的青睐。有意思的是，在2002年，我国第五代导演田壮壮重拍了这部电影，以示对此片及导演费穆的敬意。时隔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及文化经历了巨大的变迁，电影艺术的观念及制作技术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将两部影片进行比较放映，学生们兴味盎然地对其优劣成败展开讨论。其中有关风格的话题谈及最多，两部影片因导演生活时代的不同而形成了一定的文化差异：无论从审美观念、人性理解，还是视听语言的艺术处理上，都有所不同。大部分学生更喜欢田壮壮版的《小城之春》。对此，我也发表了个人观点：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艺术作品的产生有着自身的规律性和时代性，学习电影史，首先是要将作品放置在它所生产的那个年代去评说它的价值和意义其次，就是将其放到历史的演进历程中，用发展的眼光观照它之于这种艺术的承袭性与开拓性。并提醒学生：对这两部作品比较，不会有一个统一的答案。而是通过这种论辩培养他们对不同审美形态的鉴赏。艺术家要保有自己的个性，懂得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学会用自己的眼光去寻找和发现美，中国文化的精髓是――和而不同。 三、运用新思路，走进电影人的心灵 近两年来，有关重写电影史的呼声很高，许多电影理论家都在寻求新的研究方法，如：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丁亚平博士就提出了“人物志电影研究”的新观点。对于这种提法我很感兴趣，也效法着进行了一点尝试。 传统的电影史教材，基本上是以影片和导演为主线的，对演员往往提及甚少。而艺术创作是一个人生命体验过程的独特呈现方式。而作为未来的电影工作者，大学生的情感比较脆弱，呈受力不足。为了对学生的教学更有针对性和现实感，我在三十年代中国电影的教学中，重点介绍了电影演员阮玲玉及其在我国默片时代的地位。不仅为学生放映了关锦鹏导演的影片《阮玲玉》，而且还对阮玲玉之死进行了剖析。并让学生结合文艺界许多名人的自杀现象谈自己的感受，如玛丽莲・梦露、三毛、张国荣等。作为一种艺术现象分析，使学生在学习中逐渐树立起积极的人生观，懂得善待生命，珍惜美好的情感，学会坚强地面对社会、生活中的艰难困苦。这样，才能在将来的艺术活动中，经受住各种压力与不幸，和谐地与人相处，乐观而豁达地迎接社会与人生的挑战。 在讲授好莱坞三、四十年代的电影企业及制片政策时，我重点为学生介绍了好莱坞的明星制度，并为他们放映了《好莱坞百年百名超级影星》的记录片。透过银幕上神采各异的明星，让学生回答他们各自所代表的不同类型电影的艺术特点和审美趣味让学生了解，当电影以一种商品形态出现在观众面前时，演员的地位和价值就成为制片商不得不重视的问题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明星改变了影片的叙事，也由此创建了一种长盛不衰的“影迷文化”；从电影自身的发展来看，好莱坞把电影视为大众化艺术的一种传统，而类型电影则强调了艺术家与他的素材、素材与观众的关系。这种观念对于我们今天的电影创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也告诫学生，明星本身类型化意味着艺术的僵化，更是对他们艺术生命与心灵的一种扭曲…… 四、扩展课程容量，更新教学内容 近些年来，电影的国际化倾向愈来愈明显，许多小国家的电影创作异常繁荣，打破了好莱坞一统天下的局面。为此，有关这些国家电影业的发展及作品的研究也成为理论界关注的课题。为让学生更全面、系统地了解当代电影的格局，我补充了教材以外的相关内容。如增开了当代韩国电影、伊朗电影的专题研究等。例如：与阿巴斯同行――寻找心灵的家虱韩国电影配额制度及其思考，当代韩国爱情片赏析等。引导学生以开放的视野、多元地思维方式，关注不同民族电影所蕴含的独特的文化背景、审美情趣、语言形态，思考电影创作与时代的社会心理、审美倾向、民族性格的关系，感受不同审美形态所带来的不同的审美体验 五、关注新作品、新动态，为学生提供最新电影资讯 前面讲过，大学生这个群体喜欢追新求奇。作为电影教学，在保证教学理论体系的完整性、科学性的同时，还需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时代感。因为，相对于古老的传统艺术而言，电影太年轻了，它的演进过程是迅速而充满活力的。因此，密切关注当代电影的新动向、新作品，是教师必需要做的功课。利用网络和期刊杂志，查阅相关资料，并在课堂上将最新的创作动态、影视信息及时地介绍给学生，如：各大电影节的作品选送、获奖及相关评论；记录片热潮中所包含的深层的时代气息与文化审美意味每年一度的大学生电影节的活动内容及参赛作品、电脑特技与当前电影创作的关系以及最新影片的评介……等等，都成为课堂上探讨的话题。以此引导启发学生把握电影的发展趋势，加强危机意识，以便在专业学习中，更加明确自己的位置与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时，为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和学术意识，适时地在有些章节学习之前，为学生布置练习：课下利用各种媒介查找相关资料、归纳出自己的观点，并在课堂上组织学生进行辩论。如从“类型电影”观念的发展与演变，看当代类型片的延伸与创新；李安现象分析、如何看待“韩流热”等。在教与学的双向交流中，多视角地对某一论题展开讨论，让学生在理智与情感的交融中体会艺术的内在品质。 六、结束语 作为一种教学探索，实践才刚刚开始。面对现代化进程的挑战，影视教育欲求大的发展，必须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教学体系。在学术层面上，我以为，高校的影视教育，除对电影艺术进行本体论意义上的探索外，还应在教学领域寻求相关学科的支持。作为一线教师，更应力求通过对教学过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手段等方面的探索(如教学课件的建设等)，寻找一条更加切合电影教学实际，并能充分开发学生的情感经验、培养其健全的审美心态和开拓性思维能力的途径。

高校教育论文:试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常用方法的科学借鉴 当前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形势不容乐观,常用实施方法上存在教育方式单一,实效性不强等问题,加强当代高校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艰巨而迫切的任务。时代要求我们在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过程中,借鉴古代丰富理论资源,并学习国外思想教育的成功经验,为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常用实施方法的科学化迈出重大的一步。 论文关键词 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 借鉴方法 高校作为发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阵地,肩负着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科学化的重要使命。所谓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的科学化,突出表现在将古今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相互结合,以及东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相互渗透,即在批判地吸收传统文化之精华的同时,借鉴西方一些国家成功的德育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加以科学运用。 一、坚持自我教育 随着近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不断深化,“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日益彰显,它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指导着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的科学化发展。然而,目前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未能有效地体现“以学生为本”,大多思想政治教育课仍以灌输为主,其内容仅仅停留在知识化层面,教育过程偏简单形式化,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老师讲授的思想道德观点,难以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化。无论是通过对古代还是国外的道德教育了解,实现思想政治教育都离不开引导学生坚持自我教育。 (一)学思结合与克己自律 学思结合是自己解决认知问题的一种修养方法。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通过学习与思考的辩证关系,强调自己解决认知,提升理论修养。克己自律就是要通过行为修养方法达到自制的要求,“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些都表明孔子提出自我约束的要求,让自己的言行符合良好道德的思想。 (二)自省内求与慎独 儒家思想中,自省内求,即自我反省,是在思想深处进行的自律修养。孔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并提出“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他认为,自省是完善人格,追求道德至高境界的一种途径。慎独,是一种习惯的自律养成,指在独处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也能小心谨慎地坚持自己的道德信念,自觉地按照一定的思想和道德准则来思考并付出行动。它们二者不仅是重要的道德修养方法,也是道德修养应当追求的崇高境界,均为我国古代修养传统中的精华。 当代西方国家的德育体系无疑是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与他们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而单纯地肯定或者否定其德育发展,要看到他们的德育发展长处,实现一定条件下的“洋为我用”。在加强“自我教育”这一问题上,英国和荷兰的做法值得我们思考,如,英国在实施德育过程中树立以“学生为本”的大德育观念给于我们很好的启示,他们国家德育的首要目标就是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并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淡化学生“受教育者”的角色意识,让他们自觉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点具体说来,英国学校的德育既通过一些与德育紧密相关的课程开展,也用过其他课程的渗透方式进行,让学生主动参与其中自觉学习;还广泛开设道德课,使用讨论的学习方式,让学生从中提高道德判断能力,为学生的自我教育打下基础。荷兰高校则主张让学生在开放中去思考,去选择,重视挖掘他们自身的潜能,教师对学生的错误积极引导,给于学生自由的空间去释放创造力。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功能必须引起我们高校工作者的高度重视,这就要求我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教育潜力,教育工作不能离开对学生精神世界的真切关怀,如,将丰富政治理论学习置于生动的载体之中,与分组思考讨论相结合等方法。由于每一个学生秉赋各不相同,思想道德教育要从实际出发,根据教育对象性格和能力等不同,对他们施以不同的方法,做到“因材施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还要充分注重从学生的个人实际情况出发解决不同的思想问题,把“学生”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顺情引导增强学生对道德的判断能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 二、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一个人应该通过自己内心不断反省,产生对一种思想的认同感,通过道德认识上升到道德实践,即要求我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做到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这是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重要特色之一,古人在道德教育上不断强调身体力行,重视道德践履,如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先贤都高度赞扬那些虽不善于辞令却躬行实践道德规范的人士而耻于那些言过其实,知行不一的小人。 联系今天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工作,“重理论,轻实践”的德育现象在各高校仍普遍存在,教育工作者在传授思想政治道德观点的同时,更应该注意培养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去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重实践离不开富有创新的理论指导,反观美国近百年的道德教育发展史,只有尊重按照规律办事,在不断反思传统德育模式的基础上才能创新符合现实实践要求的德育新模式。如此看来,只有形成符合我国高校实情的创新德育理论,将研究成果运用到德育教学的过程中,才能满足高校现代科学化的德育发展要求。然而,在达到“知行合一”的道德规范培养过程中,亦需要一定的“硬性”辅助方式帮助学生内化思想道德教育,我国古代教化民众的方法就拥有一套完整的操作程序,主要以强制训化和民间自发养成为主;类似于这一性质的还有英国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中通过制定校规,硬性强化思想政治教育,严格规范学生的道德行为。 三、坚持渗透式教育 (一)隐性教育 西方国家在表面上虽不太强调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但 是他们重在将政治观点和价值取向渗透在教育规范之中。我国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工作中,不仅要抓好显形教育,还要学会运用隐形教育的方法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古代人们除了利用制度载体,教育载体外,还特别重视利用各种大众传播媒体开展教化活动,如编写和普及启蒙教学的手段进行道德教化等。随着现代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有效普及,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不仅限于课堂灌输与开会宣讲等传统方法,更应当充分利用传媒资源使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丰富化。西方大多数国家在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方面亦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导向作用,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营造道德教育的良好氛围:美国在德育教育方法上开展多样化教学,重视隐形教育与显形教育相结合的方式,挖掘一切可能资源来丰富思想道德教育的载体,在坚持课堂教学在思想道德教育中的主导作用的同时,努力把它融合渗透到各学科教学之中,搞好校园文化建设,如,通过学术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等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或通过校园建筑中增加名人塑像,纪念碑石等物质形态来激发学生成长,且开展生动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等,这种以渗透为特色的德育方式,最终达到“润物细无声”的德育效果。 本文导航 1、首页2、环境陶冶与教育者 (二)环境陶冶与教育者 当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学校和教师的事,也是社会和家庭的责任。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在,甚至是国外一些国家,运用将学校,家庭,社会三者相结合以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都是不可缺少的一种德育方式。儒家思想中,认为良好的环境熏陶会为人的思想品德形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认为家庭环境是教育的基础,学校是道德教育最好的环境,良好的环境构建需要从家庭,学校和社会这三方入手,共同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建立社会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大系统,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道德观。 除了环境陶冶对道德教育有着重要的影响,我国古代思想道德教育还特别重视教育者的身教示范作用,对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有很好的启迪作用。孔子认为,如果教育者自己不端正自己的行为,却要求教育对象遵守道德准则,是不能令人心服的。在教育的过程中,教师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生活中的应用,能够使用不同的图片、表格以及音频视频媒体等来反映传统道德的精髓,努力增强学生的批判思维能力,培养学生实践传统道德的意愿和意志力,让学生能对传统道德的基本精神进行理解并将其运用于生活之中。 我国高校在培育优秀的德育师德和师资方面也需要进一步提高,教育者不但要给教育对象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还更多地要提升自身素质,用自身的人格魅力去感染学生。儒家思想认为,道德教育的重要力量源于道德理想人格的感召力,主张通过塑造理想人格来激励人们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把道德理想的实现看做是各种需要中最高层次的需要。古有孔子塑造了圣人君子,仁人等理想人格来作为引导人们进行思想道德修养的榜样和标准;孟子塑造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当今我国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时期,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人们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但同时也带来了个人主义,拜金主义,贪污腐化等负面问题,这些负面影响着高校的新一代思想健康发展,教师的行为对学生有着示范效应和感召力,因此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加要求教育工作者拥有优秀品格。 高校教育论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思考 摘要:形势与政策教育为新时期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增添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其实效性的发挥为高校德育的优化拓展了新的空间。探究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教育实效性不仅是有意义的,而且是必要的。提高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实效性不仅要把握基本的方向,更要建立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有效模式,同时,在提高形势与政策教育实效性的过程中还应注意一些基本的问题。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 高校 思想政治 形势与政策教育作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① 无论从拓宽高校德育途径、优化高校德育内容、提高高校德育实效的角度,还是从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后继有人的高度,形势与政策教育都显示出了其独有的重要意义。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形势与政策教育应把握的基本方向 1、 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 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紧密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以思想道德建设为基础,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①。要把握好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形势政策教育中的指导地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教育是使大学生形成科学的政治意识的理论准备,也是开展形势政策教育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2、摆正形势政策教育在高校德育工作中的地位 形势与政策教育,是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重要形式,无论是从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国内外形势、掌握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培养学生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方面;还是从开阔学生视野,拓宽学生知识面,弘扬科学精神等方面,形势与政策教育都显示了其独有的作用与地位。其受重视程度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变化而不断的得到提升:从提出形势与政策教育应当列入教学计划②到决定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设置形势与政策课程③。从把形势与政策课程的管理纳入思想品德课的课程管理体系,列入大学教育全过程,规定保证平均每周不少于一学时,实行学年考核制度,成绩列入学生成绩册④到对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地位、作用、做法等提出了更加明确、更加系统、更加规范的意见⑤。我们不难看出党和国家对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重视程度。 3、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形势政策教育 科学发展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同、邓小平和同志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一脉相承。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是紧紧围绕发展这个主题的。⑥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中共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把形势政策教育引进高校思想政治课堂,其本身就是科学发展的体现,形势政策教育要在加强实效性的基础上发展,就必须重视科学发展观的推动作用。 二、对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模式的思考 建立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初步模式,是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实效性的可靠保障。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的精神,笔者认为,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主要应从“突出主渠道地位、搞好两个建设、发挥三方面的作用、做到四个结合”入手。 1、 突出主渠道地位 既突出形势与政策课堂教学的主渠道地位,应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教学内容应体现针对性 形势与政策教育内容具有动态性的特点,因为形势是不断变化的,政策有时也在不断的调整。富于变化的教学内容使这门课程具有一定程度的吸引力,如果教师再在针对性上下一番功夫,则会极大地提高这门课程的实效性。 (2)课程发展应具有自动生成性 即通过不断进行教学探索与改革,使之教学内容与形式不断与时展同步。首先,要加强课堂教学方法的改革,应着力于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尽可能得以师生互动的方式进行课堂教学;其次,尽可能的采用从实践中提出问题,借助于形势与政策理论求得解决的方法;再次,要加强考核环节的改革,积极探索与教学目 标相适应的考核方法,突出考核学生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能力和分析思考问题的能力,避免用单一的闭卷考试评价学生,应把成绩的考核贯穿于教学的整个过程和不同的环节,把学生参与课堂讨论、社会实践等情况综合起来考核。 (3)课程进行应确保有效性 要实现“形势与政策”教育的目的,保证教学效果,提高学生的接受性就非常必要。而要提高学生的接受性就要研究如何有效引起学生的心理需要。因为任何形式的教育教学活动共同目标的实现,都以教育客体的主观接受为前提。 2、搞好两个建设 即制度建设与机制建设。首先,应通过制度建设确保形势政策教育的规范化、科学化,进而使形势政策教育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亮点。一方面,要制定相应的制度以保障形势政策教育作为一门课程所具有的相对稳定性与可控性,包括计划、组织制度、实施措施、考核办法。而且这些必须纳入教学管理体系之中,以制度作保障,以管理作依托。另一方面,在以制度保障形势与政策教育的稳定性的同时,还要灵活变化,因为形势与政策不是僵硬的,而是动态的,教育对象也是变化而广泛的,所以,授课的形式、内容、事件等也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变化。 3、发挥三方面的作用 即要发挥好专职的思想政治课教师的作用、包括学校党委、团委在内的德育工作者的作用及国家、各级政府领导人、先进模范人物的作用。首先,要处理好主渠道与多渠道的关系,要明确,充分发挥思想政治课教师在形势政策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是基础与关键,为此,一方面要加强教师培训工作,不断提高专职的思想政治课教师的授课能力,同时要制定合理的奖励激励机制。其次,要充分发挥包括学校党委、团委在内的德育工作者的作用,要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委宣传部与社科部牵头负责,教务处、党委学工部、团委直接参与的教育教学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4、做到四个结合 第一,要把教育目的与学生需要有机结合,开展形势政策教育应针对社会热点问题和学生的心理实际,把教育目的与学生需要结合起来考虑,要根据教育的需要和学生的实际思想需求,决定如何组织与呈现教育内容,这样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在开展形势政策教育的同时,还要注意通过各种活动有意引导学生对一些与教育目的直接相关的社会问题产生兴趣,以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这样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从而达到教育的最终目标。第二,要把政治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既搞好课堂教育,又注重引导大学生深入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第三,要把教育人、引导人与关心人、帮助人结合起来,既讲道理又办实事,既以理服人又以情感人,增强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实际效果。 高校教育论文:行为艺术的引入对高校艺术教育的影响 在当代艺术艺术大行其道的今天,一些艺术类院校与时俱进地将新的艺术形式融入到课程安排之中,有的甚至将行为艺术设置为本科学生的基础课程,这在艺术界与教育界引起过阵阵波澜,虽然出现了许多反对之声,但支持者也大有人在。当学生们的作品成果公布出来的时候,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其中,部分作品中涉及到了“性”、“暴力”等内容与话题,这使得行为艺术在博人眼球的同时,再次因“道德底线”问题又被重新关注起来。 有人宣称:行为艺术是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引入到艺术类本科课程中,可以打破单一的教学方法,能够扩大学生艺术创作的空间,激发学生的艺术创造力,是值得鼓励的事情。然而,我个人认为:在艺术教学中对行为等“架下”的“当代艺术”应保持审慎的距离和态度。本文试图从艺术教育的角度对引入行为艺术课程的可行性,提出相关的质疑。 近年来,创造力的培养是艺术教育的首要问题,行为艺术课程开设的初衷是为了提升学生们的创造力,是为了培养学生的“艺术眼光”;因为与传统艺术相比,行为艺术对专业技术的要求较低,在媒材的运用和表达的方式上都很自由,只要在不危害他人和社会的前提下,怎样做都成立,似乎样的方式更能够提高学生艺术潜力。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如果学生对艺术表现方式的理解只停留在一知半解的程度,那么,在课程中对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盲目引入,都会导致对学生的误导。就行为艺术而言,虽然其疆域很难界定,但仍然可以划分出一个大致的范围,从对大多数行为艺术作品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将其认定为:艺术家借用语言或身体与其他客观媒材之间的互动来传达观念的一种艺术表现方式。我们必须清楚行为艺术的表现手段虽然包罗万象的,并没有比较明确限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既然这种艺术方式背负起了创作的最大限度,就能够释放出创作主体的最大潜能,它无疑是艺术认知上的错象。之所以将其定义为错象,是从对行为艺术与日常行为之间不能等同这一点去判定的。其实在很多人心中,尤其在初窥艺术门径的学生意识当中,会将行为艺术与日常生活的行为直接划上等号,并认为这样就可以给予艺术最自由的空间和疆界。 我们假定其等同于日常行为,那么行为艺术就都是人人会做的事情,就没有一个标准来判定创造力的高低。而行为艺术的关键问题是在于如何给予某种行为一个说法(行为所体现的观念意义)。如果执意要将课程设置为以艺术实践,即行为本身为创造力培养的核心,其产生的结果是必然扭曲的。我们将会看到学生的作品不再是对情感的宣泄,而是在无病呻吟和矫揉造作。显然,将生涩高深的观念强行嫁接到日常行为中是绝对行不通的。在某些所谓的行为艺术中,嘴里叼着几片肉,加上胡乱拼凑的文字,就能够表达了环保意识?拿跟吸管吹肥皂泡,就象征梦想的幻灭?本来就显而易见的道理再加上牵强的行为表演,不可能成为具有艺术创造力的艺术品,而只能算滑稽的闹剧。如果用这样的课程去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其效果不得不值得我们反思。 何种方法才最有可能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是那些追求所谓自由的艺术境界,还是随心所欲的创作形式?我认为这些都是艺术家理论上的理想追求,对于初入艺术门庭学生来说,基础艺术教育才是必须的、客观有效的。正因为这些传统的基础教学具有一定限定性的和引导性,才能为今后的艺术生涯搭建起通往理想境界的桥梁。而行为艺术所强调的过场,从某种意义上讲不过是激发艺术家内在潜能的表象与方式,对于那些胸中气象万千的艺术家来说,尚可作为激发灵感的手段,却不足以成为艺术院校培养艺术人才的基本方法。 我个人认为,与行为艺术的生涩难懂相比,摄影、影视、文学、哲学、绘画等艺术门类完全可以传达行为艺术所承载的某些观念,甚至在表达上更为准确、表现力更强,表现手段更丰富。正因为如此,行为艺术登陆中国以后,很难引起受众的共鸣,其原因不是我们在故意排挤行为艺术,也并不因为它等涉及到血腥、暴力、性等行为而被我们“妖魔化”;用独有的手法博人眼球、吸引观者注意的行为本身就没有错,但为了标新立异而设置交流屏障,故意疏离、隔阂受众,是不可取的。 总之,能否将行为艺术视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引入艺术类院校课程设置当中,为此我们必须报以慎重态度,而基础教学虽然略显“老套”,但不可否认其对于艺术学生的培养是卓有成效的,反过来对于行为艺术“新”的判定,我认为:如果行为艺术所关注的宏大命题几乎都是人人皆知的社会常识,却一定要选择生涩难懂的方式展现出来,那么与其他艺术方式相比较,除了令人费解之外,“新”又从何而来呢? 高校教育论文:对高校通信原理课教育研究 以一个实际的数字通信系统为一个项目,我们首先对这个数字通信系统的特点、工作方式、作用,以及和模拟通信系统的主要区别等进行描述,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然后再将项目分解,并且把完成这个项目所需的知识告诉学生,引出数字通信系统发送消息、传输消息、接收消息的方法。 学生主导式教学法《通信原理》课程理论体系完整,前后内容联系紧密,用到的数学知识多,理论性强、高度抽象,学习难度大。对于学生来说,感到困难的主要是基本理论的灵活运用以及整个理论体系的融会贯通。学生主导式教学法是以学生主动性为基础,调整学生的学习方法,使学生掌握并能够灵活运用已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从而对通信系统理论体系有个整体的把握。 充分发挥《通信原理》课程网络资源的作用《通信原理》课程教学网站上提供了丰富的多媒体学习资源和方便师生讨论的环境,如课程介绍、教学大纲、授课PPT、课后习题答案、历年考题等,可供学生随时下载使用,方便学生课外自学、复习。 另外,老师和学生还可以在线交流讨论。加强实践教学通过实验可以使学生对所学理论知识得到巩固、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及开发创造力。由于《通信原理》课程理论性强、抽象等特点,实验最好安排为随堂实验。特别是验证性的实验,如PAM、PCM、FSK、PSK等,更是要和上课内容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强学生对这些抽象理论的理解和认识。 有些内容无法通过学生动手操作及硬件实验来帮助学生理解,可以通过采用MATLAB等仿真软件对相关知识点进行仿真,将这些抽象的原理形象化,并能在课堂上直观地展示给学生,使学生好理解、印象深刻。考核方法以往对《通信原理》课程的考核方式一般都是采用期末笔试的方式,这种考核方式是经过一学期的学习,将学生几个月的学习效果集中考核,能全面地考查学生基本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及广度。 但是,单一的笔试理论知识考核不能全面、准确地评价学生学习这门课程的情况。为了更加客观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情况,可以采用笔试、面试、实践相结合的考核方式。笔试主要考察学生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面试主要考察学生利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实践考核主要考察学生能否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中。 如何达到当前高职教育的要求、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已成为教学的首要任务。高职院校的《通信原理》课程教学不能再采用过去传统的教学方式,在教学过程中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及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从而促进学生各方面能力的发展。 高校教育论文:高校美术教育的价值体现 一、民族民间美术融入室内设计主题空间可以通过融入“跨界式”教学模式,加强学生的民族民间美术素养与个性化培养 “跨界”一词通常指打破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领域的界限,使一些原本没有太多联系的东西相互渗透,相互借鉴、相互融汇。在这个“跨界”设计越来越多地应用在现代社会生活不同领域的时代,它代表着一种新锐的生活态度和审美方式的融合。设计行业飞速发展,“跨界”设计越来越多地应用在现代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高校的设计专业作为培养设计人才的教育机构,室内设计的相关课程应当利用不同专业的教学资源,建立“跨界式”的思维拓展教学模式来打开学生的创作思路,从构成方式和材料入手做创意设计,增加其设计体验,开阔其设计视野。“跨界式”教学是指多种专业的融合教学。提出“跨界式”教学的概念,试图从艺术类多专业之间的融合教学,实现两个方面的跨界:一是课程内容跨界;在室内设计课堂教学中从构成、材料等课程入手,引入“跨界式”思维拓展环节,改变被动的设计表现带动设计思维的传统方式,提高学生的想象力、动手能力及观察能力;室内设计教学要求中,可以加入各种“构成”的主题环节,根据项目空间的基础框架,做出分析,深入到形态知觉和心理的层面,抽象出空间点、线、面、体的关系,找到一个主题来表现,例如借助构成课中表现空间的立体感、错视感、进深感为主题的设计能使空间的个性更加鲜明。二是创作方式跨界。优秀的民族文化资源无疑成为当代原创设计的文化基石,我们应该让这些封存在博物馆中的精华国粹鲜活起来,让民族美术的创作方式在现代设计中得到升华,帮助学生实现创作手法的更加丰富与成熟,并实现艺术的生活化。因此“跨界式”思维拓展教学中主要针对有民族装饰特点的材料做材料创新设计,正是因为材料的种类及制作工艺都具有非常鲜明的地域性特点,因地制宜,因材制宜在民族民间美术的选材上得到充分体现,所以才能的图案花色,规格大小、厚薄肌理、文化表情都能尽显室内空间特色。例如马赛克这种传统的壁画形式材料,现如今的用法层出不穷,样式也五花八门。在材料创作,壁画、装饰画等等课上学生们体验过这种材料的各方面性能,表现在室内设计中,用法会更加准确、灵活、多样。因此从表现马赛克质感、光线、色彩、肌理效果为主要思路去构思室内设计方案,并且引导学生思考用马赛克来衔接地面、墙面、顶面之间的关系等设计细节,能帮助学生避免设计思维脱节,学会整体布局,建立整体设计意识。还有许多比如漆艺、陶艺、编织纤维等民族美术装饰材料,都可以挖掘其材料特点与特色,创新现代的装饰手法。 二、将民族民间美术图像媒介以“嫁接式”手法拓展学生的室内设计思维,将民族美术的精华融进现代室内设计主题空间 在现实设计中,我们可以看到学生们对中国风格的理解还很欠缺,并没有针对具体的环境、文化、人文、生活理念、生活方式进行设计风格诠释,仅凭使用一些传统符号和传统色彩来简单表达。并且有些单纯地以为设计风格中地域性特点是对传统室内设计风格的还原,因此单纯模仿传统的设计风格和形式,而不去创新发展,使作品缺少现代使用功能和文化上的要求,也更加缺乏新意。通过室内设计教学实践,针对学生们普遍存在的对“民族特色”的设计误区,作者以为可以运用我国民族民间美术中的图像媒介作为桥梁,开阔学生的设计思维。将图像媒介作为表现风格和主题的素材库,将其转化成为空间服务的设计语言,启发学生采用其他艺术门类的介入手法,嫁接出新的设计作品。帮助学生走出“冥思苦想”的设计思维困境。民族民间美术的题材丰富而经典,其中包含历史、戏曲、民俗、文字符号等很多内容,这些看似很民间,乡土气息浓重的,甚至看似和现代设计挨不着边的内容其实饱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哲学、宗教、宗法、伦理、道德等方方面面,民族民间美术用最通俗易懂的艺术形式和手法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自然观、阴阳吉凶的风水观、吉祥如意的人生观深入浅出地表现出来。面对这些珍贵的素材宝库,作者以为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思维拓展:首先,从民族民间美术的平面造型图像入手来进行室内空间创作;民族民间美术形式非常多样,但多以表达寓意深刻的民间故事为主,人物、建筑、场景的平面造型非常细致而且丰富。远古时期的岩画、汉代画像石、民间剪纸、民间年画、民间刺绣、民间皮影等都是属于平面造型的范畴。分析其中的美术造型规律和文化内涵,可以发现在远古时期,人类就已经开始运用以影像作为形象表达的艺术手法,并创造了在各种材料上镂刻、透空的艺术语言。皮影戏中的剪影深受民间剪纸的影响,用影像造型的方式表达民间民俗风情及形象,在二维空间中表现着三维世界。利用这一造型规律,有同学在商业空间设计的方案中利用界面层次与灯光,创造出以年画、皮影、剪纸为主题的影像造型空间。由于皮影戏的衬景道具在形式上受到影戏幕布二维空间的制约,只能以平面造型创造皮影戏中的所有场景空间环境。而在室内空间表情的塑造中,将实际真实的三维的空间表现成二维空间,制造特殊的室内气氛的手法也颇有新意,因此借用民族民间美术影像造型的视觉错视感造型空间,学生能创作出奇特而又新颖的空间表情。其次,从图案纹样中找到闪光点做室内衍伸设计。我国传统吉祥图案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尤其在中国传统的室内设计中,无物不饰、无饰不巧,传统吉祥纹样的地位举足轻重,展现出历代能工巧匠的智慧与艺术才华。“纵观历史,我们会发现,从原始社会的图形、符号一直到封建社会晚期的分门别类的造型艺术,总会一些的主题,而它们的表现形式,也就是它们造型方式,却随着每个历史朝代的更替而转变,总是与当时当地的材料工艺、艺术技巧、社会风尚相适应,往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2]这种极强的文化适应力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跌宕起伏的历史长河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原因所在。比如龙纹、鱼纹、云纹、涡纹等,我们都可探寻到其它表现形式在各个历史时期发展演变的脉络。到了现代社会,这些符号和纹样如何衍伸,是新一代设计人努力的方向。文章开头提到的“阿拉伯花纹”是一个成功的例子,MichaelaRotsch博士运用阿拉伯传统色彩和图案以及阿拉伯花纹法则,研究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她将创作出的24条地毯,在上海展示了一个视觉化的中国式的阿拉伯花纹图案地毯装置。以店铺空间为主题的室内设计课的前期考察过程中学生们发现许多奢侈品牌比如路易威登、芬迪、爱马仕、香奈儿的店面设计有些共同之处在于其室内界面、店面造型中非常善于围绕着文字符号组成的品牌标志做文章,通过大胆醒目地强调、灵活动感地表现、巧妙适当地植入,使店铺空间从眼花缭乱的商业环境中跳了出来。于是大家经过对传统吉祥图案的重构,对原形的转化和嫁接,运用简化、夸张、抽象的手法,结合西方的现代室内设计理论,再运用现代的材料、技术,“嫁接式”地将传统纹样的再次植入现代设计,形成具有新的传统韵味,时尚新颖,有风格的室内空间。 三、结语 对于民族民间美术的传承,从传统意义上来说仍然仅局限于代代相传,口口相授的方式,作者认为它只是传承的一部分内容,同样重要的内容在于让民间美术与现代人的生活相接,让传统精华再次植入现代设计作品中,真正让民族民间美术走进现代生活。在室内设计教学中,通过认知、理论、传统工艺技能掌握等多种渠道,丰富学生们对民 族民间美术积累的方式,形成多专业交流的灵活的教学方式,让老师成为课堂的组织者、引导者,在室内设计的不同主题及具体章节中实现多方面“跨界式”教学,并且将民族民间美术图像媒介以“嫁接式”手法拓展学生的设计思维,使其在多样的教学资源中吸取营养,丰富他们的设计手段,有助于学生的民族民间美术素养与个性化培养,使其成为具备创新意识,挖掘与保护民族文化意识以及前瞻意识的室内设计师。 高校教育论文:高校教育精神解读 __教育精神是在长期教育改革实践中，经过历史选择、传承、发展而成的一种价值观念和信念目标，是经过一代代东营教育工作者在牢记使命践履责任过程中积聚而成的奋斗志向。“忠诚、立人、求索、致远”，既是东营教育优秀精神文化的凝练提升，又体现了新时期教育人坚守精神家园的新要求；既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动愿景，也体现了东营教育发展的时代特征和群体精神文化的新追求。 “忠诚”——体现教育精神文化的本质特征，代表东营教育人品质的灵魂核心。“忠诚”源于对党的宗旨的深刻认识，源于对教书育人使命的真正认同。“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是东营每一位教育人怀抱崇高理想、固守职业信念、追求教育幸福的精神写照，是自觉地把全部真情、智慧和能力奉献给党和人民教育事业的行动写真。“忠诚”具体体现在： 一是对教育事业的衷心热爱。因为热爱，才有对事业对工作的虔诚，才会超越个人的私欲，将教育事业看成是民族大业和国家大业的一部分。东营教育人把赤胆忠心、挚诚真爱等情感及终生为之奉献的精神有机地统一在一起，构筑起对教育理想、信念、事业自觉认同、自觉参与、自觉奋斗的精神家园。 二是有恪尽职守的使命感。忠诚的基点是不辱使命、尽职尽责、勇于担当。东营教育人始终把对国家、民族、社会，对家庭、学生的负责，作为职业生命的主导原则和道义担当，把尊重领导、遵守规范、敬畏纪律作为从业操守，努力在工作中弭除消极被动、偷懒耍滑，粗枝大叶、马虎草率，玩忽职守、敷衍塞责的行为。 三是有敬业的态度、勤业的作风、精业的能力和乐业的境界。敬业者忠于职守、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善始善终；勤业者有足够的耐心和韧劲面对工作中的琐碎和困难，自动焕发干事创业的热情，主动从工作中发现乐趣，领略兴趣，品味旨趣，使自己的职业生活具有其他行业所没有的别样风景和情趣；精业者敏于事、醒于时、立于世，注重发展自己，提聚学习能量，强化研究能力，努力提升专业水平、职业素质和工作境界；乐业者将敬业勤业精业变成一种职业习惯，不仅对事业追求保持高度的自觉，而且带着感情、怀着热情、充满激情地快乐工作，使诲人育人成就人的过程成为一种美好享受。 “立人”——体现东营教育精神文化的本质要求，代表教育人坚守职业操守的根本目的。人的发展是一切发展的核心和根本目的。孔子说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康德也说过，“教育的目的是使人成为人”。“立人”包涵着“育人”与“育己”，“使他人成功”和“使自己成功”，“在成就别人的同时成就自己”等含义，“立人”不仅指培养知识人和技术工，更重要的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的合格公民和社会栋梁。教育作为培养人的功德无量的千秋大业，“立人”就成为东营教育人的一种事业信仰、一种工作信念、一种职业信心、一种生活信守，成为对事业、工作和生活的最高价值、永恒理想、终极关怀、至真至善的不懈追求。 为了实现“立人”的事业，东营教育人努力锻造并形成六种品德力量：一责任感；二实干精神；三乐观向上的朝气和阳光通达的心态；四良好的人际关系；五学习与探索的精神；六尽可能多地拥有人类的美德。这些品德内化为诚信、包容，勤勉、奉献，专注、认真，爱求索、重创新等品质，外化为真诚做人、虔诚做事的行为，这一切又成为东营教育人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最大财富。 为了实现“立人”的事业，东营教育系统的每个单位、每个组织、每个团队，努力做到以下两点：一是忠诚履职。上上下下抱有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信念，树立勇于进取、求是创新的精神，敢为人先，不懈努力，每天都有进步，每天都在超越；二是凝心共进。教育系统上下戮力合心，汇聚并迸发出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最大力度地聚贤聚能，使全系统形成了主动自觉、合作共进、铸造辉煌的文化氛围。 “求索”——体现东营教育精神文化的优秀品格，代表教育创新发展的永恒动力。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道路上布满问题和困难，如果缺乏不懈求索的意志和行动，缺乏求索的能力和作为，所谓的“忠诚”只是口号式的庸忠，“立人”的事业也就成为一句愿望美好的空话。所以，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成就“立人”的伟业，就要用实际行动诠释“求索”的真谛。 其一，东营教育人在不懈求索中用力度和厚度行走教育幸福之路。愿不愿意求索，能不能求索，是对每一个教育人生存与发展状态的衡量标准，也是一个教育人是否成熟、坚韧、有责任心的显著标志。坚持不懈的求索，是事业心旺盛、生命力蓬勃的表征，是事业成功或将要成功的商标，是意志锻炼的熔炉，是魅力放射的灯塔。 其二，不懈求索，成为历炼品性、练就能力和集聚智慧的生命发展过程。求索的过程，是学习与研究的解惑过程、磨砺与淬炼的炼狱过程、攻坚与克难的奋进过程，东营教育人在奋斗求索中冶炼学新知新、变故革新的气度，锤炼探索未知、追求真理的品质，锻炼求证事实、实现理想的能力，从而使真理之光烛照教育生活及教育生命，使教育人生更富活力和色彩。 “致远”——体现东营教育精神文化的内在属性，代表教育人的志向追求。“致远”不仅昭示着教育具有促进国家、社会长远发展的功能；也昭示着培养人才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必须尊重教育规律，反对浅尝辄止的短视行为；更昭示着东营教育人忠诚事业需有致远的包容心态和进取精神，求索奋斗要有致远的行动品格，全心全意地立人须具致远的高尚境界。 宁静致远。是对“包容一切的宽厚心态”的最好注解。其一，宁静是一种关系的和谐。在和谐美好的教育家园里，让身处其中的每一位东营教育人在感受幸福的同时，体悟到一种被尊重、被需要的真正认可。尊重差异，与不同性格、不同思维方式的人和谐共处，从而心无旁骛、踏实做事，不心浮气躁、不为诱惑而躁动、不为花红热闹而浮躁；也不嫉贤妒能、愤世嫉俗，不怨天尤人、牢骚满腹。其二，宁静是一种恬适的心境。心静者则心慧，心慧者则心宽，能包容一切世俗，有容人之胸，有容事之量；能剔除杂念、淡泊名利，甘于平淡、乐于平凡、享受平静；能理性地看待社会发展中的不公平，正视现实，安身立命，守己勤业，快乐无疆。 忠诚致远。是对“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的一种理解。忠诚，是致远的有力基石；致远，是忠诚做人智慧做事的结果显现。东营教育人把打造幸福教育当作一生的追求目标，胸怀理想，放眼世界，心甘情愿地为之奉献，殚精竭虑地为之努力，任劳任怨地为之劳作，把知识、能力乃至自己的一切献给这份荣光的事业；把职业生涯当作成就他人也成就自己的荣耀之旅，从而举翮思远，发愤图强，勤学不辍，勇于实践，既育人又育己，既立人又己立，在“育人”实践中磨练自己的心力、耐力、韧力和毅力，在“立人”实践中实现助人成长、助人成才、助人成功的愿望，在切实实践幸福教育中享受教育幸福。 求索致远。是对“开放胸襟、开拓创新的行动品格”的意义诠释。致远的事业，需要赍志求索的行动支撑；求索的职业，需要有致远愿景和致远情怀的有效引领。东营教育人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努力开动脑筋，开阔视野，开放胸襟，以前所未有的气魄，以雄视世界的气度，以睥睨先人的气量，在立人的教育之路上求索创新，奋 力前行，去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传道育人、教书授业的光荣使命。立人致远。是对“瞩目未来、追求高远的高尚境界”的恰切解读。教育是面向未来的事业，必须把握现在而着眼长远，立足现实而成就未来。教育作为“立人”“树人”的事业，既为了当下，更为了长远。东营教育人在“树”与“立”的工作中，在崇真、向善、求美的智慧教育活动中，不仅形成了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而且具有瞄准目标坚定不疑、守望理想矢志追求的德性与力量。“立人”而“致远”，鼓舞着育人者和成才者永不停歇，永远高扬着奋勇向前的风帆奔向美好的未来。 把“忠诚、立人、求索、致远”作为东营教育精神，是对东营教育昨天的概括总结，对今天的激励鞭策，对明天的指向引领。作为一种文化力量的“个性表达”，它既是东营教育文化的核心理念，也是干正事创大业的强劲精神动力，更是思想与行动的基本准则与内在要求。把东营教育精神付诸于行动，用丰富的教育实践深刻诠释精神，将是东营教育系统每一个组织、每一个单位、每一个人书写光辉历史的责任。 高校教育论文:谈对高校艺术设计理论教育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艺术设计理论 任务 现状 改革措施 论文内容摘要:在高校艺术设计专业教育中,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同等重要。创新精神的培养,离不开对知识的广泛接纳和吸收,离不开创造性思维的训练。艺术设计理论教育是培养创新精神的重要途径,在当今大多重技能、轻理论的情况下,加强对艺术设计理论教育的投入,是一项艰巨而又意义深远的工程。 我国1998年8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五条明确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而,当前高校艺术设计教育的任务就是培养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设计人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其中“道”是无形的、本源的物质本身所遵照的运动规律;“器”是有形的、现象的技能、技法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关系犹如“道”和“器”,创新精神是实践能力的根本、源泉。创新精神从何而来?它来自于艺术设计理论教育的培养。 一、艺术设计理论教育的任务 1.艺术设计理论概述 艺术设计理论是一门对艺术设计的基础知识、基本问题和基本原理做专门综合探讨的知识体系,主要包含艺术设计史的研究、艺术设计基础理论的研究、设计批评、艺术设计实践理论的研究等内容。艺术设计史的研究包括:通史通论——中外设计史、中外美术史等,专史专论——中外广告史、中外服装史、中外陶瓷史、平面设计史、工业设计史等。艺术设计基础理论的研究包括:设计概论、艺术概论、设计心理学、设计方法学、设计文化学、设计美学、艺术美学、艺术心理学、设计艺术原理等。设计批评是对与设计相关的对象的评价和判断。艺术设计实践理论是针对每一门具体设计专业的专业理论,这种理论不是简单的对技法和工艺的概述,而是对技法和工艺一般规律的总结,是对技法和工艺本质及外延的研究。艺术设计理论是一个综合性的、交叉边缘学科,其知识体系涵盖了哲学、美学、艺术学、心理学、社会学、市场营销学、管理学、生态学、仿生学、人体工学、自然科学等诸多领域;因而,艺术设计理论课程的开设,是拓宽学生知识视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学生创新精神、指导学生设计实践的重要途径。 2.艺术设计理论教育的任务 ①艺术设计理论教育是培养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重要途径 李砚祖先生认为艺术设计是“人类为生存而进行的造物活动,是人为实现实用功能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物化劳动形态。这种造物具有一定的审美属性和精神价值,因而是一种艺术质的造物”。①诸葛凯先生也认为艺术设计的本质是“按照美的规律为人造物的艺术”。②从以上的观点中可以分析出艺术设计的两大要素:“造物”体现的科学精神,造物之“美”蕴含的人文精神。科学精神是人们在长期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共同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总称,是体现在科学知识中的思想或理念;艺术设计实用功能性决定了它必须要遵循一定的科学原理进行造物,因而科学精神是艺术设计的内涵之一。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价值的维护、追求,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珍视。艺术设计具有审美属性和精神价值,体现了其对人文精神的追求和重视。若使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很好地融入到艺术设计中、渗透到设计人员的设计理念中,需要合理解决科技发展与文化心理之间的矛盾,需要学习生态学、仿生学、人体工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知识,需要研究历史、哲学、美学、艺术学、社会学、心理学、民族民俗学等相关内容。艺术设计理论知识体系涵盖了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的方方面面,因而,艺术设计理论教育是树立、培养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重要途径,是使艺术设计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重要渠道。 ②艺术设计理论教育是培养创造性思维的基础 当今时代,一方面人们对艺术设计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越来越多样,另一方面,艺术设计已呈多元化发展趋势,多种风格与流派并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若想设计出既符合大众需要又与众不同的艺术作品,需要的是创新精神。创新需要以丰富的知识为基础,艺术设计理论包含艺术设计史知识、艺术设计基础理论知识、设计批评、艺术设计实践理论知识等内容——知识体系庞大而丰富,所以艺术设计理论教育是扩大学 生知识面、提高学生理论修养的根本途径。 艺术设计教育不是培养技术工人,而是培养具有理论修养,具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全面发展的人才。所以艺术设计教育不应只传授技法、技能,同时也应传授“道”(即技法之外的艺术设计创新的本质、内涵),重在授之以“渔”而非“鱼”。 艺术设计理论揭示艺术设计的客观运行规律、总结艺术设计现象背后的本质,因而,艺术设计理论教育是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指导设计实践的基础。 二、艺术设计理论教育的现状 1.对待艺术设计理论不够重视 高校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甚至是一部分老师,都没有充分认识到艺术设计理论知识的重要性,认为理论可有可无。这与有些人的浮躁、急功近利思想分不开。在艺术设计专业教学活动中,学生更偏爱能够迅速带来设计成果的设计实践课,而艺术设计理论课相对枯燥乏味,不能立即物化出设计成果,较少受到学生的喜欢、重视。事实上,没有艺术理论知识做支撑的艺术设计作品,不过是没有灵魂的视觉元素的简单组合。艺术设计教育,不是仅仅教会学生能创作成果,重要的是教会学生掌握创作成果的方式、方法、规律和内涵等本质性的东西。艺术设计实践课程是教学的显性课程,教给学生的是“形而下”的“器”;艺术设计理论课程培养的是设计师的气质、创造意识和设计的综合素质,教给学生的是“形而上”的“道”,所以应加强学生的理论意识。同时,教师的艺术设计理论意识也有待提高。教师在进行艺术设计实践课程的教学时,可用相关理论知识来指导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充实教学内容,授技的同时,也要传“道”,通过言传身教,培养学生对艺术设计理论知识的重视。 2.艺术设计理论课程设置不大科学 目前高校的艺术设计理论课程体系不够完善,理论课程开设参差不齐,有的高校只开设了设计史、设计概论和中国工艺美术史。科学的艺术设计理论课程体系应该包括:基础理论课,如设计概论、设计心理学、设计美学、设计方法学等;艺术设计史论课,包括通史通论(如中外设计史)和专史专论(如工业设计史、平面设计史);相关的设计批评课程和艺术设计实践理论课程等。 3.授课方法单调 传统的艺术设计理论课一般都是教师讲解,学生听,教学效果较差。现在多媒体引入教学,但是教学方式依然是灌输式的,多媒体成了第二黑板。这一方面是因为教师没有充分利用多媒体的声、光、色的优势,另一方面也因为理论课往往是以合班形式的大班上课,听课人数众多,限制了互动式、灵活式教学手段的实施。另外,多媒体教学依然局限于狭小的教室空间,学生缺乏消化理论知识的身临其境的客观环境条件。 三、艺术设计理论教育的改革措施 1.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 艺术设计理论是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内容,因此艺术设计理论教育对教师综合素养的要求就相当高。不仅仅是艺术设计理论课教师要具备丰富的理论知识,而且艺术设计实践课老师也同样要具备。由于艺术设计理论教育必须紧密联系设计实践,所以对教师的要求就是双重的:既要懂设计理论知识,又要会从事设计实践活动。专职的艺术设计理论课教师,在专心研究、教授理论知识的同时,也要了解相关的艺术设计实践知识,这样才能更好地深入到艺术设计理论研究的本质问题,避免纸上谈兵的尴尬。专职的艺术设计实践课老师,在掌握和教授设计技能、技法的同时,也要掌握大量的理论知识,不仅仅包括设计实践课的专业理论,也包括基础理论、艺术设计史论及设计批评等。教师队伍是培养人才的核心,只有教师的全面发展,才可能培养出全面发展的人才,所以提高教师素质、建设教师队伍是教育的大计。 2.教学方法和内容的改革 艺术设计理论课在教与学的过程中都带有较强的主观性,所以理论课教学在形式上要更为开放与自由,使学生由以前被动的听课变为主动的参与课堂。教学不应只局限于教室范围,可以在适当的时间安排学生到博物馆参观学习,针对现成作品进行理论讲解和分析;也可以针对某一艺术设计理论观点,进行课堂辩论或讨论。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不要为理论而理论,艺术设计理论知识要和艺术设计实践紧密结合,要提炼出设计观、美学思想及其对现代设计实践的影响与实用价值,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真正体会到理论课程的实用性和指导性。 3.考核方式的改革 艺术设计理论课程最终的考核方式一般是写论文或闭卷笔试。写论文并不能检验学生真正的学习效果,因为历年来的学生论文抄袭现象较严重,很多学生的论文都没有实质性内容;试卷考核方式考查的只是学生的死记硬背能力。所以艺术设计理论课的考核方式需要改革,可以以论文加设计作品或试题加设计作品的方式来考核。论文加设计作品,是在写论文的同时,要学生根据所写论文的论点,设计出能反映论点思想或与论点思想相关的作品,并把作品附在论文后面;试题加设计作品,就是把传统的题型变化一下,把纯文字型的试题,改为根据已知理论来设计相应作品的画图题或者是分析图片作品的分析题。这样,才能真正考核出学生理解、分析、应用理论知识的能力,使学生在运用理论知识的过程中真正体会到艺术设计理论知识的价值。 结语 艺术设计人才的培养关键在于综合素质的培养,而综合素质中很大一块是艺术设计理论修养。设计师不可能都是设计理论家,但只要是在专业设计上有一定成就的设计师,就一定是具备相当理论素养的人。艺术设计理论教育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全面发展的高级专门人才的关键因素,所以我们应抛弃重技能、轻理论的思想,应加强对艺术设计理论教育的重视和投入。 高校教育论文:高校物业安保队伍思想教育工作研究 高校物业安保队伍思想教育工作探析 随着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国内物业管理行业的日渐成熟，高校后勤的现代物业管理与服务开始的逐步替代传统的后勤管理与服务。与此同时，传统意义上的高校保卫工作也开始向安保行政管理与物业安保管理相结合的格局转型。物业安保管理在很多高校开始担负起维护校园日常秩序的职责，物业安保队伍则冲到了维护高校安保工作的第一线。可以说，其人员思想觉悟、职业素养、业务能力高低将直接影响着高校安保工作的有效性。加强物业安保队伍的思想教育对于提升高校物业安保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一、当前高校物业安保队伍思想状况分析 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大学校园里，保安都属于流动性比较大的一种工种。由于技术含量偏低，发展前景较窄，很少有条件优秀的中青年长期从事这一行业，很多人只是把当保安视为寻找新工作的跳板，作为一种职业生涯的“过渡期”内的“过渡性”职业。而一些物业费偏低或管理要求较低的高校物业项目，后勤物业部门或者外包的物业公司往往会聘用综合条件相对较差的社会人员，如年龄偏大的失业人员等。这些客观现状给加强和改进高校物业安保队伍思想建设带来了重要而急迫的研究课题。 1、高校物业安保队员队伍的思想状况总体上是好的。从全国来看，当前我国高校校园里从事安保工作的安保队员都能够较好的履行自己的职责，能遵守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遵守物业管理部门（公司）的规章制度，积极要求上进，体现了当代工人阶级良好的精神面貌。如苏大教服集团东吴物业所服务的西交利物浦大学出现了“温暖苏城”的“打气哥”保安陈宝华同志，他学雷锋做好事的事迹被光明网、苏州日报、名城苏州网站等主流媒体进行了广泛报道。他本人不仅被本校评为年度感动校园人物，还被地方评为“文明公民”，为高校物业安保人员赢得了荣耀。 2、高校物业安保队伍也存在着一些不良思想和作风。 （1）拜金主义。这种思想在少数安保队员的头脑中存在，这部分人沦为缺乏人生信仰，单纯为金钱而工作，“给多少钱干多少活”，甚至想多拿钱少干活的群体。此类思潮如果演向极端会导致很多恶劣现象如监守自盗等发生，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2）懒惰思想。很多安保队员都有过在部队当义务兵的经历，表现良好，但是到了物业做保安，却体现出一种“雇佣军”思想，松松垮垮、不思上进、得过且过，工作中“始终不再状态”，能偷懒就偷懒。这种思想直接导致安保队伍工作效率低下。 （3）投机取巧思想。少数安保队员善于见风使舵，人前人后两个样。白天上班时，特别是有物业领导在班时，表现积极；但是一旦领导不在或者轮值晚班时，立马是另一副腔调，判若两人。 （4）“随便”思想。主要表现是责任心的严重缺失，工作随意，办事随便，感觉“校内无贼”，校园治安、消防形势“一片大好”。 （5）“军阀”作风。这些主要存在于个别安保队伍中的领班、队长等管理人员，对待队员态度恶劣，简单粗暴，动辄以罚代教，颐指气使，缺乏与队员之间的良性沟通，导致安保队伍内部对立。 （6）小团体思想。在安保队伍中，来自相同地方的老乡或者战友、朋友，往往在一个单位里“抱团”，或多或少地抵制物业部门、其他小团体甚至在某些方面与物业管理人员形成对抗。 （7）其他不良思想和作风。限于篇幅，不一一赘述。 二、加强安保队员思想教育的必要性 在很多人眼里，大学校园的安保队员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保安”。所谓“保安”，就是要保一方平安。但是，如果这些“保安”自身的思想觉悟不过关、思想防线不牢固，那么让他们保卫校园的安全就是一厢情愿，严重的就会引狼入室。因此，除了在薪资待遇、岗位晋升等方面加强安保队员的管理外，非常有必要对其加强思想教育。 1、加强思想教育是提高高校物业安保工作水平的重要推手。长期以来，高校安保管理人员在进行安保管理时比较注重的是按照制度办事，有奖有罚。但是，缺乏思想教育，尤其缺乏有效的思想教育。加强思想教育，从思想上教育、感化、凝聚、提升安保队员，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其对工作的忠诚度和幸福感，拉近这些“打工者”和管理方的距离，提高高校物业安保管理的水平，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如果只靠规章制度等“硬管理”，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东西；在坚持“硬管理”的同时，积极使用思想教育这一“软管理”或者说柔性管理的方式，将起到双管齐下、全面管理的良好效果。善不善于做安保队员的思想工作，也将成为高校物业部门能不能招得到人、留得住人、管得好人的一个分水岭。 2、加强思想教育是培养一支高素质安保队伍的必要途径。在部队里，除了严明的条令条例外，还有细致入微的思想教育，这是保障队伍思想通畅、斗志高昂、行动一致的一个法宝。安保队员是准军事化管理的一个工种，在加强安保管理中非常有必要借鉴部队对官兵的思想教育的做法，结合高校实际、师生要求和员工实际开展有针对性的思想教育。高校物业部门对安保队员的思想教育应该通过安保文化的贯彻和实践、物业党建和群团活动、心理疏导、人文关怀等形式，促进安保队员爱学校、爱单位、爱同事、爱学习、爱上进，遵守物业规章，加强业务训练，提升自身素质。可以说，一支高素质的安保队员是“教育”出来的。 3、加强思想教育是建设高校物业安保文化的一个主要抓手。在人员密集型为特 征的高校物业部门里，“人”是最宝贵的发展资本。如何让物业的员工，特别像安保队员这类流动性比较大的人员，认同高校后勤改革发展理念，忠诚于单位，降低流失率、提高幸福感，是每一位高校物业安保管理者必须深思的问题。很多高校物业通过加强和改进安保文化建设实现了这一目标。但是作为“虚”的安保文化，如何才能发挥作用呢？加强思想教育则是推进安保文化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一个好帮手。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高校物业的各级管理人员可以把安保的理念、方针、目标，员工行为准则，人文举措等等，告之安保人员，并且“入耳、入脑、入心”，真正体现安保文化的强大威力。 三、加强安保队员思想教育的有效路径探索 高校物业部门在加强安保队员的思想教育可谓八仙过海，方式各式各样，效果也不尽相同。有些做法，可能有过时之嫌。有些做法，暂时不一定被行业所接受和广泛推广，但是是一个发展趋势。总体上看，有以下几种有效路径，可以加强和改进安保队员的思想教育。 1、在管理队伍上设置“思想教育指导员”岗位，确保思想工作有人做。虽然高校物业不同于军队，不过对于要求“准军事化”管理的安保队伍来说，完全可以借鉴军队思想教育的成功经验，设立“思想教育指导员”岗位来加强思想教育工作。“思想教育指导员”的人选设置很重要，因为他关系到安保队员思想教育的成败，可以由安保队员当中觉悟、威望较高的骨干队员担任，亦可以由退伍军人、共产党员或是优秀的物业管理者担任。思想教育指导员应经常与安保队员谈心，了解和关心安保队员的工作、生活和思想状况，满足队员的思想诉求。苏大教服集团东吴物业有选择地把新录用的应届毕业生选派为安保队员思想教育指导员，既教育了队员，也培养了大学生的管理能力，可谓一举两得。 2、在思想建设上推广“核心价值观”教育，夯实思想工作的基础。价值观是人们的一种观点和评价标准，它对人的日常行为有很大的导向作用，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决定了有什么样的作为。因此在安保队伍思想建设上推广“核心价值观”教育，是做好队员思想工作的基础。苏大教服集团东吴物业承接的中科院苏州医工所项目在推行安保队员“核心价值观”教育上做了很多尝试并取得较好的效果，初步确定“忠于职守，热爱工作，感恩企业，服务业主，回报社会”为安保队员的核心价值观，并以此编制和学习了具有东吴物业特色的《安保管理三字经》。安保队员通过阅读、朗诵、抄写等方式进行学习和体会，使得具有高校安保特质的“护卫核心价值观”深入队员内心，夯实了思想工作的基础。 3、在安保文化上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提高安保队员的思想觉悟。高校物业员工职业道德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后勤队伍的社会形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受社会不良现象影响和腐朽思想的侵蚀，有些队员缺乏鉴别力，是非观念不强，导致思想意识不纯、工作目的不正、行为态度不端，难免做出一些有违职业道德的事情。高校物业应根据自身实际制定《高校安保员工职业道德守则》，它是规范安保队员行为、规正安保活动的重要手段。把《守则》与安保文化结合一起，围绕如何做人、怎样处事对员工进行思想教育，让员工自觉提高思想认识和思想觉悟，从而增强安保工作主动性、责任感和事业心。 4、在物业党建上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丰富思想教育的内涵。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加强安保队伍基层党建工作，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高校物业安保管理优势，丰富思想教育的内涵。苏大教服集团东吴物业公司积极开展“党员示范岗”、“青年文明号”、“巾帼示范岗”等一系列争创示范岗位活动，同时全体安保队员开展“亮牌上岗”活动，佩戴党徽、团徽上岗，以党员、团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好模范带头作用，做好各项本职工作，带动了普通安保队员做好工作的积极性。 5、在心里疏导上提倡人文关怀，探索安保队员心理教育机制。高校是人文沃土，高校物业在员工心理疏导上要倡导人文关怀，这贴近实际，贴近员工，充分尊重他们的个性特点和心理诉求，重在解决他们内心的精神困惑和心理问题，在此基础上，施之以正面教育和引导，才能真正实现思想教育工作的成效和价值的最大化。在积极探索安保队员心理教育机制上，高校物业要注重“四个结合”，即“教育引导与关心帮助的结合”、“工作需要与尊重个性的结合”、“文化熏陶与管理创新的结合”以及“人格健全与个性发展的结合”。同时要为安保队员办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为困难员工送温暖，为喜庆员工送祝福，关心员工家庭、父母、子女等等。一些高校物业在暑假之时，把安保队员在老家的留守儿童接到校园，为他们举办亲子夏令营，这种做法得到了全体员工的拥护，值得推广。 6、在技能培训上引导其掌握一技之长，适应现代企业管理要求。安保队员作为一种特殊工种，岗位工作相对而言比较枯燥，没有太多技能要求，这给从事安保工作的队员心理上带来了很大的困惑。高校物业部门在日常管理中会发现，很多队员有职业恐慌心理，他们觉得从事安保工作时间长了，没能掌握一技之长，会被社会淘汰，因此干一段时间离职的现象很普遍。为此苏大教服集团独墅湖校区一分部经过探索，在“一岗多能”的培训体系上取得初步成效。独一分部在岗位设置上探索秩序维护与设施设备操作、维修相结合的办法，培养了一大批懂弱电、懂强电、懂维修、懂消防的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同时每年会有计划的报送一批安保队员去正规培训机构培训，考取“特种作业操作证”、“电工进网许可证”、“全国建构筑消防员”、“电梯操作证”等实操技能证件。对于表现优异的队员还会物质上支持、精神上鼓励他们参加成人高考、函授大专等有学历的正规学习。 7、在晋升奖励上尝试建立荣誉制度，提高安保队员的荣誉感。当前社会发展迅猛，人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很大转变，单纯的物质激励已不能满足员工的心理需求，要积极探寻新的激励模式来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企业是员工的企业，员工才是企业万年长青的基石。高校物业可以探索、尝试建立荣誉制度，给予安保队员更高的荣誉感。也可以在借鉴军队军衔管理的做法，给队员“定级设衔”。在新队员经过培训上岗和老队员晋级时，物业可以举办简朴而隆重的“授衔”仪式，由领导亲自给他们佩戴肩章（授衔）与工号牌、党团徽章，以此勉励他们更好地工作。同事还要健全各类荣誉嘉奖机制。 8、在管理创新上推广民主管理，调动安保队员的工作积极性。民主管理是对服从式管理的有益补充，其本质是参与型管理，即一个组织吸引广大成员参与到组织管理活动中来的一种管理形式。民主管理符合现代人们的心理诉求，也有助于唤醒员工的主体意识和主人翁精神。高校物业可以创新管理思路，在安 保队员队伍以班组这一最基层的组织单元实行民主管理，引导和鼓励广大队员加强自身建设，为加强安保工作建言献策、加强内部监督，自我发现问题、主动解决问题，形成了全员参与安保管理的良好格局。同时高校物业可完善工会组织等结构和制度，畅通民主管理渠道，使工会组织在安保队伍民主管理上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 9、在文化学习上鼓励其积极学习，提高自己的社会竞争力。一个组织的文化对于成员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高校物业应该努力成为学习型组织，鼓励组织中的员工或是管理者积极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竞争力。“北大保安队17年来走出300多名大学生”的成才案例也许难以复制，但是它可以给高校物业一些非常有益的启迪：那就是物业特别是高校后勤物业企业要追求社会效益，努力成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的物业。苏大教服集团在实践文化管理上，尝试使用如下方法：1、书法练习法。安排安保队员在坐岗值班时按照模板练习写字，物业部门做好练习模板，内容包括安保文化、名人名言、经典诗句以及一些优秀、激励人的文章。安保队员队员在日常练习后不但练好了书法，还潜移默化的吸收了优秀文化、陶冶了情操；2、开展“学传统”活动。使得安保队员能够向老一辈的后勤人学习不怕吃苦、忠于职守的高尚品格；3、开展“读好书”活动。每年要求所有员工都一本好书，苏大教服集团韦曙和总经理个还亲自组织多次读书宣讲会，每年向全体员工推荐管理好书一本，同时各部门也积极组织员工学习交流。这些活动给企业员工包括安保队员提供了很好地精神粮食，武装了他们的思想。 高校教育论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策略 一、在网络文化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界定 (一)网络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在基本内容上的契合之处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以及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党和国家的行动指南,是培养大学生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政治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的理论基础。通过网络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大学生完整而准确地理解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与大学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的课堂相辅相成的教育方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要通过灌输、渗透、引导,使大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和理解社会主义,正确认识中国历史和现实,正确认识和掌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方向;使大学生在观察、处理问题时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辨别是非的能力,能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侵袭,自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 (二)网络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在道德法纪要求上的契合之处当代社会竞争只是手段,发展才是目标。要通过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引导青年大学生诚实守信,从具体的事情做起,养成良好的道德法纪品质和文明行为。公民基本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中心内容,应更加注重教育力度和实际效果,要发挥多种教育载体的综合作用,强化青年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法制特别是宪法的学习和把握。只有这样才能使青年大学生在社会转型、各种价值观念相互涤荡、碰撞的时期,严格遵守社会契约,公平参与社会竞争,合法获取个人利益,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这在道德教育方面,在大学生的法纪教育方面,又分为法制教育和纪律教育两个方面。法纪教育的目的,就是使大学生具有法纪观念,形成遵纪守法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明确自己的权利义务,懂得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解决大学生的“知法”问题。法律教育是高校以培养大学生社会主义法律意识为核心,重点加强对学生的基本法律知识和法制观念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和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法律观。纪律教育主要是指针对高等教育所制定的一系列教育方面的法律和行为法规、规章,乃至高校为保障教学科研和日常管理所制定的校规、校纪,约束和规范大学生在校期间的日常行为。校规校纪一定程度上是法律规范的具体化,这一环节主要帮助大学生解决“守法”的问题。法制教育主要是指教育者引导大学生将自己所接受的法律和纪律知识不断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实践中,将理论变成指导自己行为的指南,使自己在实践中做到既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又敢于同违纪违法行为做斗争。 二、在网络文化背景下,切实加强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探讨 (一)加强大学生网络思想道德意识,教育大学生知荣辱网络是人的活动场所,人的道德修养和道德品质不仅应当体现在现实的社会行为中,同样应该体现在网络行为中。要教育大学生充分认识到网络道德与现实道德的区别和联系:区别一在于网络道德的自主自律性。网络社会中的道德不同于传统道德,主要依靠舆论监督、导向作用来约束和规范网民个人行为,要以网民的独立自觉,“慎独”“慎初”“慎微”作为基本的道德自律的逻辑前提。因为网络的虚拟性,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是隐身的,对一些错误甚至不法的行为缺乏有力的惩戒措施,所以道德自律就愈发显得重要。这样,也只有将道德意识、道德行为、道德习惯提升到道德信念的层次才能更加科学有效地规范和约束网民的网络行为。区别之二则是其多元兼容性。网络作为一个开放的交流平台,不同种族、不同国界、不同信仰、不同价值取向、不同立场的人在一起不可避免地产生碰撞、摩擦、冲突。所以必须教育青年大学生充分认识网络道德的特点,教育其把握网络交际的规律和尺度,明是非,知荣辱。 (二)加强大学生道德判断能力教育,提高大学生分辨是非的能力在较为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大学生作为受教育者只是无条件地吸纳、接受、认同既定的主流道德价值、道德规范和道德理想。因此,基本不涉及道德判断能力教育问题,更谈不上是非辨别能力教育。而今,网络开放性与兼容性并存,各种信息包罗万象,“一人一媒体”的现象广泛存在,这样加强大学生对是非、善恶、美丑的道德判断能力教育必要且迫切。 (三)提高大学生的网络自我控制能力,养成健康的网络人格大学生心理的不成熟和不健康是构成其网络中行为失范的一个重要因素。网络的诱惑很多,特别是网络中泛滥的色情、暴力信息,很容易使人的性心理畸形发展,产生暴力和极端的倾向。另外,大学生都喜欢上网聊天,进入聊天室后就与自认为志同道合的网友大聊特聊,甚至上网聊天,下网约会。孰不知,这种不设防带来了许多问题。学校应加强大学生的网络安全意识教育,培养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大量个案表明,许多网络上瘾的大学生或网络信息污染的始作俑者和沉迷者,往往都性格孤僻,缺乏理想, 缺少责任感,甚至出现各种各样的网络心理问题,比如网络伪装心理、网恋、网络成瘾、网络依赖等人格障碍。这里我们还应该锻炼大学生的自我控制能力,大学生需要在网络社会里保持清醒的认识和理性思维,正确认识网络世界,正确对待网上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差距,正确对待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的区别,能在发生心理冲突时做出合理的判断和选择,采取理智的应对方式,能在网上生活中有效地进行自我管理,学会自我心理调适。只有具备良好的自我意识和健全人格的网络主体,才有可能成为适应网络和现实社会的人。 (四)采取“外堵内防”的技术措施,加强对高校校园网络管理所谓“外堵”就是利用现在的技术和手段,在网络界面上设置“网络管理器”,对所有的不良信息加以过滤,达到净化网络空间的目的。所谓不良信息主要包括一些反动、恶作剧、暴力或黄色信息,这必须要通过技术手段来过滤。而对于网络盗窃、诈骗、犯罪等各种违法行为,我们仅仅通过“拦截”是不够的,要增强自我防范意识,同时还要加强网络防范相关技能。其基本出发点是大学生还处于生长发育期,思想还未完全成熟,自控能力不强等诸多因素。 (五)加强网络法制建设,提高网络监管实际效果网络管理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是网络的虚拟性,但虚拟并不是虚空,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人的现实生活的网络延伸。虽说现实的法律不一定能及时地应对网络上的各种问题,但是网络社会仍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形式。欲加强网络法制建设,笔者认为应努力提高网络管理技术,尽快推进实名制上网,努力使虚拟网络现实化。现在我们国家推出《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等一系列网络相关法律,这些法规对网络和个人的网络行为的法律责任做出了具体规定,但就实际状况而言,现在的网络管理是不够的。现在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将网络规定管理执行自觉化;二是各个网站要积极推出相关的管理规定。而在网络文化管理方面,高校网站更要走在前列,切实保障网络管理的实际效果。 高校教育论文:对于新时期高校成人教育的培养模式研究 2012年,在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新形势下要不断深化教育领域的改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全力提高教育培养质量。积极办好学前教育,使九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大力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在终身学习的背景之下,成人教育如何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如何实现教育模式的转变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怎样才能更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不断创新成人教育模式是当前的焦点所在。 1 新时期我国高校成人教育模式的主要特点 1.1 教学模式单一 从当前高校成人教育的发展来看,教学模式主要是以学历教育为主,主要包括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成人高考学历教育以及远程教育等,学生报考成人教育的主要目的也是为获得相应的学历文凭,来适应自身的某些需求,反而学习则处于次要地位,因此,在当前的高校成人教育中,还是应试教育占领着主导地位,逐步形成了一种单一的教学模式。 1.2 高校成人教学方式单一 随着成人教育的普及,新时期成人教育的生源结构也向着多样化的趋势发展,成人考试生源的多样性,高校成人教育的生源质量也参差不齐,呈现出了素质层次不同、年龄大小不一的情况。从学生自身的原因来看,参加高校成人教育的学生都是一些有工作的人员,因此存在着上班和学习相互冲突的情况,这就给高校成人教学的教学安排带来了一定的局限和制约。因此,高校成人教学一般还是采用集中教学为主的方式,上课基本上以集中讲授为主,以应付考试为基本目的。所以说,当前我国高校成人教学的教学方式还比较单一,缺乏相应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的有机融合,不能够做到学以致用。 1.3 专业设置单一 专业设置对于高校成人教育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合理的专业设置一方面能够保证课程的有序进行,同时也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保证成人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而通常情况下,课程专业设置是一个系统复杂的总结和研究过程,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时间才能够实现。就目前具体情况来看,很多高校成人教育的专业设置不够合理,不够完善,在很多地方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很多专业的设置和目前社会上的工作脱离得很远,导致学生在学习完成后找工作的时候没有任何作用。另外,很多学校由于经费不够减少了很多专业的开设,不能够培养出社会需要的人才,造成有用的不学,学的没有用,从而影响了高校成人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2 当前高校成人教育模式转变的重要性 2.1 转变成人教育模式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 在终身学习的背景之下,成人教育如何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如何实现教育模式的转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发展成人教育的过程中,只有不断转变教育模式,才能够更加深刻地领会到全民终身教育的内涵,才能够实现成人教育的终身性和全民参与性,实现素质教育和学历教育的有机融合,进而实现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的相结合,适应新时代、新经济发展的要求。 2.2 转变成人教育模式是适应当前高校教育发展的要求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高等教育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就目前高校教育的具体发展情况来看,高校教育的主体为在校的学历教育、素质教育、技能教育,相对而言,针对每一个受教育的个体其延续性是有限的。在全民终身教育理念下,高校成人教育应该是多元化的、能够结合实践的且具有可持续的一种模式。结合高校培养人才的特色以及资源优势,实施成人教育的发展改革是全民终身教育的重要需求领域。通过积极措施转变成人教育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高校教育的发展,为高校教育的顺利开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2.3 转变成人教育模式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需求 高校成人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培养人才和促进就业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是当前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通过不断转变成人教育模式,能够为当前社会发展提供创新性高素质人才,成人教育能够培养专业的人才,能够为当前现代社区建设、城镇化发展以及国民素质的提高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3 新时期转变高校成人教育模式的对策 3.1 不断优化教育理念 首先,成人教育要秉承终身教育理念。社会应该尽可能为学习者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为其学习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构建全民终身学习体系。现代社会,知识更新较快,高校成人教育应该借助信息网络手段使学生不断接受新知识,使教育在时空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满足学生发展需要。其次,成人教育要树立特色优势理念。从市场化的角度出发,强化成人教育的特色优势,树立与市场相互融合的特色,坚持“优势+特色”的理念,实现成人教育模式的快速转变。再次,成人教育要坚持全球化的理念。随着教育竞争国际化,人才流动全球化,人们将更多地以国际标准来衡量教育的目标和绩效,从而要求我国成人教育更具有国际化色彩。因此,普通高校成人教育必须树立全球观,立足于国际教育市场,实现成人教育模式的转变,适应全球化的发展。第四,要树立大众化质量教育理念。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大众化获得了新的发展,因此,成人教育必须紧跟时代步伐,树立大众化质量教育理念,实现教育质量的多样化,用不同的标准、不同的方法来培养不同专业水准的学生,进而适应时代的多样化发展。 3.2 优化高校成人教育的学科体系 随着全民终身教育理念不断深入人心,成人教育自然也坚守了这一原则。为了使这些新的理念得以贯彻,高校成人教育就应以人为本,以成人的需求为立足点,以成人个体的素质提高为核心,构建成人教育的管理体制和课程体系。普通教育强调的是学科体系,强调按照学科体系来塑造理想中的学生,在高校成人教育这里则应该转化为根据学生需要来设置课程、安排教学内容。普通教育管理趋向统一,而成人高等教育则应趋向多元,要在管理体制上给成人受教育者比普通受教育者更多的自主空间。通过不断优化成人教育的学科体系,逐步实现了高校成人教育的模式的转变。 3.3 大力构建开放型的教育模式 从当前高校成人教育的发展来看,教学模式主要是以学历教育为主,选择成人教育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获得相应的学历文凭,来适应自身的某些需求,反而学习则处于了次要地位。当前,高校成人教育如果还是单纯以学历教育为主,是不能继续发展的,必须积极构建开放型教育模式。首先,改革考核方式和人才培养方式,加强对高校成人学生的考核力度,强化学生对学习的重视;其次 ,要强化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相互沟通,把非学历教育和学历教育结合起来,建立多样化、灵活性的教育模式,实施学分制;再次,要给非正规、非学历以及非教育途径获得学习成果的情况给予极大的重视,完善相应的制度,从当前学生的最新实际出发,满足高校成人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4 结论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我国成人教育事业获得了非常大的发展。成人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培养人才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社会发展越来越快,教育也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成人教育也应该与时俱进,不断完善高校成人教育模式,为其长远健康发展奠定重要的基础。 高校教育论文:谈高校教育中校园音乐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摘要:高校校园音乐文化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构建校园音乐文化,使音乐文化在大学校园中扎根,并以此作为实施素质教育的突破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研究课题。 关键词:高校教育 校园音乐 文化建设 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化,校园音乐文化的地位也随之不断得到提高、巩固。在1999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把素质教育中的美育正式列入国家教育方针,明确了美育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地位。实施美育教育,最根本的就是实施艺术教育(包括音乐、舞蹈、戏剧和美术等),艺术比其它学科的审美含量充盈而集中,而艺术教育中的音乐教育由于它独特的情操陶冶、深化认识、智能开发和心理平衡等功能,是其它类教育不可比拟的。校园音乐文化恰恰是这些功能的综合体现,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确立了校园音乐文化在培养全方面发展人才中的重要地位。 加强校园音乐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高校校园音乐文化是一种独特鲜明的多样性文化。相对独立的校园环境、深厚丰富的学术理论以及优秀传统的历史积淀,是发展先进校园音乐文化的重要资源。利用校园文化资源丰富多样的特点,发展出有特色、个性化的先进校园音乐文化,不仅有利于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及综合素质,而且对实现高校的培养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教育领域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艺术教育,是培养全面素质人才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校园音乐文化是校园文化的一种,特指学校师生共同创造和享受的学校音乐文化形态的总和。 我们认为,校园音乐文化是以学生为主体,以课内、课外音乐文化活动为主要内容,以校园为主要空间的一种校园文化。 高校校园音乐文化作为校园文化的一部分,是学校实施美育最重要的内容和途径。校园音乐文化的质量如何直接关系到学校美育的实施,关系到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校园音乐文化是素质教育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培养全方面发展人才,是普通高校的目的,而校园音乐文化对培养全面发展人才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因此,校园音乐文化作为实施素质教育的突破口,其独特作用已越来越被人们所关注。 校园音乐文化建设在高校教育中的地位和意义非常重要,具体可从其作用中体现出来: 首先,培养正确的审美观念,提高审美能力。 校园音乐文化是以音乐艺术为媒介,以审美为核心的一种校园文化形式。大学中,开展什么样的审美活动,倡导什么样的审美情趣,如何使音乐更好地为审美服务,直接涉及到一个学校的风气乃至社会风气的形成。因此,在校园音乐文化建设中一定要充分发挥音乐在美育中独特的作用,培养大学生正确的审美观念从而达到自我塑造、自我完善,乃至塑造完美的人格,促进精神文明素质的不断提高。音乐通过其优美的旋律,和谐的音调,给人们以美的感受。我们在欣赏贝多芬的《英雄》时,听到的不是别的,而是我们伟大时代精神的召唤,是我们自己的觉醒,是我们自己的英雄气概,是我们这整整思考的一代所深深感受到的人生使命,民族使命,时代使命,以及落在我们肩上的历史责任。这是对音乐内在美的感知。音乐的审美优势在于培养人的审美情感,学生之所以从音乐作品中感受到政治、道德、伦理方面的影响,主要是音乐中的情感对他们发生了巨大的作用,而审美情感往往和人们的道德情感相联系。 我国从古就有“闻其乐而知其德”、“以乐观德”的论述,审美情感与道德情感的相通、互融,可以使人们的精神生活变得更加充实、丰富和高尚,从而潜移默化地提高了审美能力,培养了其高尚的人格。这正是美育作为一种情感教育的体现,也是审美教育发挥作用的表现方式。 同时,音乐修养高的人还能更好地洞察、感悟、理解人类的生活本质,能够以审美的态度对待人生,从现实生活中获得超功利的审美情感体验。美国音乐家雷默教授认为“领会艺术作品这种有意义的审美特性的结果,便是更深刻地理解人类生活的本质。”而“如果艺术的体验对生活有意义,则艺术的体验必然是审美的体验。”作为审美教育的音乐教育,其目的就是要让人们在享受到审美体验所获得的那份快感,这种快感也就是人们在更充分的理解了人类的本质后所得到的快感。由于只有具备一定审美能力的人才有可能获得审美体验,因此,音乐文化教育的任务理所当然是“提高每个人在他一生发展的每个阶段的审美素质。” 其次,陶冶情操,美化心灵。 美育的中心是情感教育,音乐是人类情感和精神生活的创造表现,任何音乐表现形式都包含着特定的情感和思想。美妙动听的音乐,能消除、缓解外界及心理因素对人造成的紧张状态,保持愉悦的心境。热情欢快的音乐可以使人心胸开阔、精神焕发;安谧宁静的音乐可以使人心平气和、安定沉静;深邃、博大、宏伟的音乐可以使柔弱的心灵变得刚毅和坚强;抒情温暖的音乐可以改变人烦躁与孤寂的情绪;气势磅礴的音乐则可以鼓舞人的斗志,产生向上的力量。大学生正处于身心发育趋于成熟的青春期阶段。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已基本确立。一部好的音乐作品不仅对他们紧张的学习起到缓解作用,而且对于身处他乡孤独的心灵,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都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再次,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 素质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创新精神。培养创新精神和开拓性的建设人才,是时代的需要,更是历史赋予教育工作者的使命。同志多次强调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现代社会对人才素质的要求中,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已经成为重要因素。音乐可以激发和强调人的创造冲动。 雨果曾说:“开启人类智慧的宝库有三把钥匙:一把是数学,一把是文学,一把是音乐。”音乐的魅力在于能给人们一个驰骋想象的空间。没有想象的人生是苍白的人生,没有想象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音乐教育定对人的智力的开发,提高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等方面都是很有帮助的。从中外历史来看,许多着名的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等无不在艺术方面有一定的造诣。 据 统计,世界上多个领域的1000多位有杰出贡献的人物中,百分之七八十都受过良好的音乐教育。爱因斯坦是杰出的物理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小提琴手和钢琴手,他对古典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很高的造诣。1905年,他发明狭义相对论时.正是在弹钢琴时突然灵感来临,便一气工作了两周而完成的。所以他后来曾说:“没有早年的音乐教育,无论在哪一方面我都将一事无成”。他甚至认为“艺术使他比从物理那里获得更多的东西”,“从艺术而获得的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是无限的,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 正如前苏联着名现代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所说:“在影响年轻人心灵的手段中,音乐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音乐是思维能力的源泉,没有音乐教育,就不可能有合乎要求的智力的发展。”可见,音乐艺术对人的精神境界的升华、思维方式的拓宽、想象力、创造力的开发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高校教育论文:高校数学教育教学的问题分析 当前高等数学的版本有很多,这些版本大都是针对综合性的院校开展的,知识的编写与开发对于农业院校缺乏足够的专业性与针对性。农业院校在使用高数教材时大都是沿用以前的版本,没有进行选择上的创新,虽然高等数学教材的改革一直在进行,但这种改革对于农业院校的实际效用并不大。教材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会直接影响学生接受数学知识的深度与广度,对于学生的数学兴趣的培养也有着重要影响,难度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学生的学习。另外,作为农业院校的高等数学,针对农业院校的自身特点进行的校本教材的开发与研究不够深入,适合自身特点的高数教材甚少,这种没有适合自身特点的数学教学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资源浪费,不利于实现课程利用的最大化。 1.数学教学的手段与方法有待进一步提高 大学阶段的教学会明显的区别于中学阶段,在数学教学中,不可能再用知识的灌输等填鸭式的方式进行,大学阶段的教学应从适应学生接受的角度进行有区别的优化教育,针对不同水平的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教学方法与手段也应随着时展而不断的进行改革,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深化发展,农业院校中的数学课堂也应充分体现出现代技术的教学手段,这对于知识的有效传输、学生学习兴趣的提高、数学教学的科学进行都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 2.高等农业院校数学教学对策 针对在农业院校中数学教学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积极的进行相关对策的探索与研究对于数学教学的开展与农业院校的整体发展都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当前存在的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了数学教学的效果,对大学生的数学学习乃至大学的教育阶段都是一种缺失,积极的进行数学教学的相关改革与探索对于大学生的成长与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 2.1转变教师教学观念,树立“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被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在高等院校中的教学也是如此。学生在教学中始终是处于主体地位的,尤其是大学阶段,学生的知识储备与性格的不断完善使其能够进行独立的、有针对性的学习,这就要求教师更应以学生的发展为根本,在教学中,以学生的基础为依据,进行相关的讲解。教材的开发应不断适应学生的发展需要,以学生的需求为纲,教材的选择与开发应以适应学生的全面发展为目标。 2.2不断强化教师的业务与道德素质 教师在教学中占据重要的角色,教师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者,对于高等数学而言,数学教师还是学生认识知识,把握人生的重要启蒙者。教师在课堂中不仅完成了数学知识的传递,还从做人的角色进行了人格的教育,因此,教师对于学生的影响是全方位、多层次的。这就需要不断强化教师的业务与道德素质,使其能够在沟通与交流中实现知识的传递,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从知识与人格方面进行全面的教育。这种素质的提升不仅在教学上起到明显的积极作用,也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学生的不断完善。不断增强教师的在职教育,使其不断更新教育教学知识,不能强化教学能力,实现教学效果的优化推进。 2.3强化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 大学教育的时间毕竟是有限的,如何在有限的实践当中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是大学教育的重要目标。农业院校的数学教学也是如此,数学的教授时间也是短暂的,在这短暂的时间中如何让学生掌握学习的方法,培养学生自我学习能力对于大学生的终身学习有着关键性的影响。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时,充分的激发学生的思维,不断地强化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采用积极主动的教学方式进行教学,在教学中不断加强学习的个别指导,针对学生的数学基础进行有针对性的区别对待,使每位学生都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提高。 3.小结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推进,高等数学在农业院校中的教学必将进行新一轮的尝试与实践,这些探索与实践是数学教育改革的重要一步,对于数学教育的时代性与科学性都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针对当前农业院校中存在的教学问题进行进一步的优化,是当前大学数学教学的需要,是时展的呼唤。

欧美文学论文:试论欧美文学中的“个性自由”特性 摘要：欧美文学中有一个常见的、且永恒的特性命题是“个性自由”。在人的有限生命里，我们人类在努力探讨和追求的人生最大价值和人生幸福感使欧美文学的专注和永恒。欧美文学中关于人的“命运”和人的“个性自由”这两个命题的探讨对人类的发展有着指导性的作用和方向性的启迪，其意义极其深远。 关键词：欧美文学 个性自由 意义 引言 希腊文学是欧洲文学的起源，各国文学和民族文学的发展基本都是以口来传播，口是最早的文学小说传播形式，后来发展到书面文学中。其中“个性自由”。作为欧美文学中最长用的命题“个性自由”，我们从欧美文学作品及发展的历程中得以认识。 一、古希腊文学中的个人特性 古希腊英雄传说中的所有重要人物，除少数神祗和传说（如普罗米修斯及其故事）外，他们的个人行为动机都不是为了民族集体利益，而是满足个人生命价值的追求；或为爱情、或为王位、或为财产、或为复仇。荷马史诗中英雄们对荣誉的崇尚，表现了古希腊人对个体价值的执着追求和对现世人生意义的充分肯定。极端的个人英雄主义，极富张扬的个性特点成为古希腊文学的核心内涵，也成为古希腊文化的基点。虽然说古希腊文学中体现的世俗人本意识是原欲型的，但以“我”为中心，以“人”为中心的个性张扬和个体自由是十分鲜明的。 古希腊古罗马文学之后是千年的中世纪文学。重视人的精神和理性本质，强调理性对原欲的限制，是中世纪基督教文学之文化价值观念的主要特征。 中世纪基督教义提出的人之原罪，救赎，禁欲主义，乞求来世，让古希腊的人本意识蜕变为神本意识。14至17世纪初的文艺复兴是一场针对中世纪的资产阶级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运动。这一时期欧洲文学的主流就是人文主义文学。 “人文主义”，亦即人道主义，它强调以人为本，肯定人的价值，维护人的权利，以“人类的本性”作为观察历史的准绳，反对神的绝对权威。人文主义其实质是个人主义，即强调把个人放在一切社会关系的中心，充分肯定个人的意志，个人的利益。文艺复兴是对中世纪基督文学、文化的否定和对古希腊文学、文化的复兴，是对古希腊文学中提出的个人自由和实现个人价值的进一步倡导。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最早提出了“人学”与“神学”的对抗，他的抒情诗集《歌集》，其中绝大部诗作是抒发对自己所钟爱的劳拉的爱情，大胆讴歌建立在人的自然本性基础上的爱。薄伽丘的短篇小说集《十日谈》彻底否定了中世纪的宗教观及禁欲主义的道德观。总之，这时的许多作家，如彼特拉克、薄伽丘、拉伯雷、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显示了人的尊严和权利，展开了精神个体的无限多样性。当然人文主义决不只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单一性延续与继承，更不是简单的重复；人文主义思想体系中也拥有了人人平等、仁慈宽恕等基督教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人文主义又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结合的产物。从中世纪的“人是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转变到文艺复兴的“人应成为独立的精神个体”，这是西方文化史上极为重要的转变，它标志着中世纪文化的终结、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开始。 二、17世纪后文学作品中的“个人主义” 17世纪的古典主义文学中的“人”比人文主义文学中的“人”疏远了与上帝的联系，也显得更理智、冷静和成熟，但也缺少热情、缺少自由意识和生命意识。18世纪欧洲各国发生了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第二次思想革命运动――启蒙运动。如果说人文主义者的注意中心是如何从宗教束缚下解放人的个性，肯定人享有世俗幸福的权利，那么，启蒙时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更要求破除宗教迷信，摧毁宗教偶像，反对贵族特权，主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进而推翻封建统治，建立合乎资产阶级理想的社会。自由与平等是启蒙运动最鲜明的两面大旗。作为一个广泛的思想革命运动，也影响到文学的发展。许多启蒙家直接进行文学创作，把文学作为宣传启蒙思想、批判封建制度的有力工具。卢梭的文学作品中对个性自由的崇尚是其的启蒙主义、丰富的感情自由的典型，基督教的原罪说他予以否定，因为人至善是人的本性，这种至善是美的，及发自原始的人性和欲望要求是人类的合理的，在人类创造文明的发展过程是对人性的污蔑和罪恶的孳生地。歌德在他的作品中一个很广袤的天地中深刻地体现了人类的思想问题。这种启蒙主义文学思想对人类的“个性自由”、“情感自由”的理想追求，为浪漫主义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反古典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浪漫主义文学、更强调自我人性自由与追求。浪漫主义文学中表现“人性自由”不再是表现在人的理智和情感上、个人的私欲和人类社会道德之间找平衡，他表现的是个人及自我的人生价值。比如“沉浸在天地合一”，人溶于美好的自然景色，天地合一的这种忘我境界，幻想描述一个美好的文明社会，塑造一个世界大同的美好理想。这种体现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个人自由观和人生观的理想境界和归宿。 19世纪中期，随着工业科技的发展，欧美国家的工业进程发生很大进步，这时的文学作品，主要以现实主义为代表作。人类历史的进步是物质和财富的创造来推动。这种创造财富的过程是人性的发展过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个性随着财富的变化而发生了很大的失落。现实主义文学更多的是对人性处境和人生命运的关注，从人道为出发点，它的思想武器是以人性论为基础的人道主义。现在的作品通过文学彰显了物质化的社会现实，深深地解剖人在物质欲望的驱动下人性深处的心灵变化，揭示和引导警告人们在物质面前人的脆弱及对人性的泯灭。也是对这种物化下失去人性自由的批判。 20世纪的欧美现代文学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随着资本主义的科技发展、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人类在这个世纪里付出了惨巨的代价，一战和二战对每个民族及全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空间、权利和尊严发出挑战。使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生存空间发生了对立的很大变化。那种人与万物、社会、自然及民族语民族人和人关系变得不再美好。从思想内容看，现代主义文学表现的是“现代人的困惑”，即揭示周围世界的荒诞、冷漠、不可理解，以及人置身于其中的孤独、陌生、焦虑、痛苦的情绪。到18世纪，西方人认为自己凭借着理性的力量可以摆脱“命运”的支配而走向自由，但到20世纪初，仿佛从云端一下子跌入深渊，而且带着远比古代人更加浓重的悲哀和绝望。卡夫卡小说中的人变成了“甲虫”；艾略特的《荒原》中，物质世界使人的精神世界毁灭，世界也就成了生命死寂的“荒原”。人“原欲”的自由没有了，对于回归原始状态、获得非理性意义上的“自由”的人，又是充满着忧虑 ，而现代物质文明下的“自由”也丧失了。总之，一种比19世纪更深重的恐惧、焦虑、痛苦，乃至绝望的情绪弥漫了20世纪西方社会。但是20世纪欧美文学在人本意识上的变化，说明了20世纪作家在对“人”自由和个性问题上的探索更加深化了，只是在人性“自由”问题上还没有找到理想的境地，或说，在寻找过程中的失落和痛苦，因此只能继续像“戈多”一样等待，或像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一样地守望。 三、结论 古希腊古罗马文学表现的“自由”是把对原欲追求和个人荣誉当作人生幸福和实现个人价值的主要内容。中世纪的宗教文学对此加以了否定，今世赎罪和来世才是他们向往的地方，精神的追求代替了古希腊古罗马的声色享乐。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是对中世纪宗教文学的又一否定，它重新呼唤人的自然属性的回归，但在否定中世纪对声色、肉欲的摒弃外，也部分吸收了宗教文学的博爱仁慈等理性的内涵。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文学，更是在对人的自然属性的自由和个性追求之外，探讨人的理性下的自由和个性。浪漫主义文学，对个性自由更强调人的自然天情和自由情感，想与大自然的恬静形成一种默契，而弱化了自然属性和理性的平衡。现实主义文学警告人们不要无限制地追求物质享受，不要被物化而丧失人的自由的天性。现代主义文学，指责现代文明对人的生命和尊严的严重贱踏，使个性自由和个人价值几乎丧失殆尽，作品表现的是物质文明给人带来的更沉重的异化和危机感的情况下，表达出的一种失望甚至绝望的情感。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知道，首先，欧美文学对个性自由的文学探讨从关注人与外部世界关系、个体与集体关系到理性与情欲的冲突内容直至更加深入地展开了内部的诸多矛盾，包括潜意识层面。因此，随着历史的进程，欧美文学对个性自由所探讨的内涵在不断地丰富和深化。其次，争取个性自由，正是在追求实现个体人生价值的最大化，追求在有限的生命里如何过得幸福、活得有价值，个性自由的实现程度正是一个人幸福感强弱的最集中体现。由此可见，欧美文学对“个性自由”命题的持恒热衷正是在探讨人的有限生命如何更具幸福感和如何实现人生最大价值的大命题。第三，无论命运如何坎坷但却始终不屈，因为欧美人把个人荣誉和个人价值最大化视为人生最高的追求，视为人生最大的幸福，他们宁可选择自由而短暂、光彩的人生。这就让我们明白欧美文学关于命运和个性自由这两个命题实际上是一个命题下的两个集点，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人类的极境是实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页）。命运的多舛和对命运的不屈和抗争，争取个性自由，让在有限的生命里实现个体价值的最大化，欧美文学对这一命题的探索还在延续，虽然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最佳的答案，“达到这一境界需要付出异常艰辛的努力，走过极为漫长的路程。”但欧美文学关于命运和个性自由的两个命题的探讨对人类的发展有着方向性的启迪和指导性的作用，其意义极其深远。 欧美文学论文:分析启蒙运动与现代欧美文学和文化 一、启蒙运动的基本思想内涵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直接促成启蒙文学的产生 启蒙运动的核心内涵是理性主义,理性的基本内涵是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知。理性主义认为应当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识。理性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是欧洲在从中世纪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当中,从事工商业的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壮大。商品经济在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处于受压制的地位;商业活动受到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严重限制的现实状况,使得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改变自身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被压制的地位;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王权的需要形成了启蒙运动产生的阶级、社会基础。启蒙运动的主导力量是一部分追求理性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启蒙运动主导力量的根本原因是在欧洲逐步异化并偏离基本基督教信仰精神的中世纪天主教神学。中世纪的天主教会由于受到世俗贵族势力的渗透而逐步腐化。因此,启蒙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直接促成了启蒙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二)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使得启蒙文学带有思想政治倾向 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是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进行激烈的斗争的年代。因此启蒙文学从产生开始就带有十分明显的思想倾向性并同政治理论主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众多启蒙思想家通过文学形式宣传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这给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带来了鲜明的政论性特征。为资本主义制度鸣锣开道,向封建制度本身进行猛烈攻击是启蒙运动时期文学艺术的重要时代使命和历史特征。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促成以思想主张为主流的启蒙文学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突出理性精神。在牛顿等人的推动下,对世界的认识本身甚至上升到了对上帝进行思考的深度和高度。这些大胆的思想主张为启蒙运动和启蒙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一时间,倡导怀疑、思辨的理性精神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主流。在文学作品当中,将普通的个人作为直接的描写对象并号召人们进行个性化的发展和生活,成为当时的启蒙作家普遍反映出来的思想主张。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使得文学成为政治理论载体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形式在当时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中,通过作家本身的思想观点和文字描写显现出鲜明的政论性特征。这一时间内,很多思想家本身就承担起了启蒙作家的功能。卢梭、洛克、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等着名的启蒙思想家将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应用于社会政治领域形成了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这些政治理论主要通过当时的文学形式表达出来。 1.形成以民主思想为主的文学 卢梭是民主思想的集大成者。卢梭通过文学形式折射了他的这些主张。《忏悔录》《新爱洛绮丝》是他的两篇着名的文学作品。《忏悔录》与以往的启蒙主义文学作品不同的是,该书注重平民的思想品质、感情和性格特点。卢梭在《忏悔录》中以诚恳直率的态度完整地记述了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内心动态的各个方面。他的另一部作品《社会契约论》,将这些文学作品中折射出的政治主张集中总结和反映了出来。在政治主张中,他主要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和社会的形成是个体为满足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理性选择所形成的总体。国家中每一个个体的目的是通过集体的存在保证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基于这样的分析,国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在政治地位上保持平等。没有任何一个公民在国家当中应当具有比其他人更高的甚至能够奴役其他人的权利。当国家不能保证自身利益时,个体可以选择离开国家。国家政治权利的形成是公民为实现个人利益将公共权力提交给一些具有决策能力的管理者的过程的结果。由于公民推举政府的初衷是实现个人利益,因此公共权力的持有者具有保障公民利益的职责和义务。 2.自由平等思想的文学体现 启蒙运动中的重要思想主张是自由平等思想。这一思想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作品当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在政治思想理论当中英国政治学家洛克旗帜鲜明地主张自由的观点。洛克以基督教神学作为依据,提出“天赋人权”的主张。天赋人权中主要包括的权利有追求个人幸福权、生命权和财产权。洛克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人类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向上帝赎罪,上帝赋予人们自由意志。人应当具有自由的思考能力。洛克的自由思想主要集中于人们思想的自由和政治自由。但自由具有一定限度,不能伤及其他人的自由,危害其他人的利益。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关于国家应当保障个人利益的观点也包括个人追求合法权利的观点,因此也蕴涵一定的行为的自由主张。在基督教神学的视野下,人类具有原罪,人的生命过程都是向上帝赎罪的过程,因此人的本质是相同的,人的地位应当是平等的,这一神学观点也为平等观念奠定了基础。在理性主义得以广泛传播的背景下,这一观念也逐渐被人们发掘出来。 3.法治思想和分权制衡思想形成的政治文学 启蒙文学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是同样身兼文学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是法制和分权制衡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着名的文学作品是《波斯人信札》。在作品当中,他通过小说的形式将自己的法治思想逐渐描述开来。在《论法的精神》当中,孟德斯鸠提出了社会政治的基础应当是公正的法律制度。在孟德斯鸠的主要观点当中,社会同自然界一样具有相应的规律,上帝在创造世界与规律之后就让世界按照规律进行运转,而人类社会应当具有的规律就是社会的法律,社会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才可以正常运转。在基督教神学当中,由于人类本身具有原罪,因此人们在面临一定的特殊环境时就会产生犯罪的可能。政府组成人员同样也有可能违背公共利益而以权谋私,因此应当进行分权制衡以对政府进行约束和监督来保障公民的利益。 三、启蒙运动对欧美当今社会文化的影响 (一)促进西方现代文化的独立思考精神 理性精神强调人们按照自己的思考对事物进行推理以进行对现实事物的认识。进行理性思考的过程当中,人们应当具有充分怀疑的精神,敢于突破旧有传统进行创新,鼓励人们大胆怀疑。这种思想主张促成了西方现代文化中的独立思考精神的产生。西方现代文化中强调的独立见解的思想观念来源于理性精神,并在西方当代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良好的体现。在西方的教育模式下,人们被鼓励进行大胆的创新和开拓,勇于怀疑权威,挑战权威,使欧美思想 文化层面充满了进行自由交流、大胆创新的氛围。 (二)西方文学中人本主义的产生 人本主义是在启蒙思想当中占有重要成分的观念。理性精神本身要求人们按照自己的思考推理和认知事物。在人们的认识过程当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应当被充分调动和运用。人作为思考主体的价值和尊严应当被广泛认可尊重。在现代欧美文化中,这种产生于人本主义和理性精神的观念已经广泛推广。现代欧美社会强调的人道主义、人权等观念就是在启蒙运动的人本主义倾向的影响下发展而来的。目前,在欧美各国,人道精神已经被广泛认可并对社会各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死刑的废除、国际人道主义组织的广泛建立和发挥作用都是人本主义的重要表现。 (三)西方文学中个人价值的体现 由于理性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建立的重要基础是人个体能动性的发挥,因此个人的价值和作用在现代欧美文化中被广泛肯定,独立人格也因此在现代西方文化思想中被广泛肯定。个体的独立性是人们进行理性精神指导下的独立思考的重要条件。独立思考的意义和价值需要个体的独立作为实现条件。在社会生活当中,民主的政治环境也为个体实现价值和尊严提供良好的现实保证。 (四)选举文化的产生 在欧美社会当中,强调自由平等和民主法治的政治思想氛围是思想文化重要的特征。经过大革命和欧洲的广泛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欧洲现代社会已经基本形成了民主政治制度。代议制民主所产生的选举文化,已经成为欧美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欧洲现代社会当中,人民实现政治诉求的方式已经逐渐多元化并得到充分的拓宽。人们通过具有法律保证的参政渠道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见解,也更加促进了欧美文化中的其他诸如重视法制和契约等特征。 另外,经过启蒙运动建立起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也为欧美文化生活带来了重大影响。市场经济模式中强调的公平交易和诚信精神广泛存在于欧美文化生活当中。诚实守信的社会公共道德标准在西方社会当中正占据着越来越主要的位置。但欧美各国由于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程度不同,也形成了一定的文化差异性。现代欧美文化可以被概括为西欧文化、南欧文化和东欧文化等基本形态。由于启蒙运动长期以英国和法国为核心,因此法国和英国等国具有的理性精神更加明显。南欧文化具有更多的传统文化倾向,更加重视家庭的作用,法治精神弱于西欧国家。东欧国家相对其他国家比较缺乏民主精神。 四、结语 欧美社会生活的形态深刻地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启蒙运动的思想主张在欧洲现代社会当中已经基本变成现实,启蒙精神的思想内核已经成为西方各国的重要精神特质和内涵,对西方社会发展前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欧美文学论文:浅析启蒙运动与现代欧美文学与文化 一、启蒙运动的基本思想内涵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直接促成启蒙文学的产生 启蒙运动的核心内涵是理性主义,理性的基本内涵是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知。理性主义认为应当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识。理性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是欧洲在从中世纪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当中,从事工商业的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壮大。商品经济在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处于受压制的地位;商业活动受到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严重限制的现实状况,使得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改变自身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被压制的地位;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王权的需要形成了启蒙运动产生的阶级、社会基础。启蒙运动的主导力量是一部分追求理性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启蒙运动主导力量的根本原因是在欧洲逐步异化并偏离基本基督教信仰精神的中世纪天主教神学。中世纪的天主教会由于受到世俗贵族势力的渗透而逐步腐化。因此,启蒙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直接促成了启蒙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二)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使得启蒙文学带有思想政治倾向 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是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进行激烈的斗争的年代。因此启蒙文学从产生开始就带有十分明显的思想倾向性并同政治理论主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众多启蒙思想家通过文学形式宣传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这给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带来了鲜明的政论性特征。为资本主义制度鸣锣开道,向封建制度本身进行猛烈攻击是启蒙运动时期文学艺术的重要时代使命和历史特征。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促成以思想主张为主流的启蒙文学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突出理性精神。在牛顿等人的推动下,对世界的认识本身甚至上升到了对上帝进行思考的深度和高度。这些大胆的思想主张为启蒙运动和启蒙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一时间,倡导怀疑、思辨的理性精神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主流。在文学作品当中,将普通的个人作为直接的描写对象并号召人们进行个性化的发展和生活,成为当时的启蒙作家普遍反映出来的思想主张。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使得文学成为政治理论载体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形式在当时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中,通过作家本身的思想观点和文字描写显现出鲜明的政论性特征。这一时间内,很多思想家本身就承担起了启蒙作家的功能。卢梭、洛克、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等着名的启蒙思想家将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应用于社会政治领域形成了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这些政治理论主要通过当时的文学形式表达出来。 1.形成以民主思想为主的文学 卢梭是民主思想的集大成者。卢梭通过文学形式折射了他的这些主张。《忏悔录》《新爱洛绮丝》是他的两篇着名的文学作品。《忏悔录》与以往的启蒙主义文学作品不同的是,该书注重平民的思想品质、感情和性格特点。卢梭在《忏悔录》中以诚恳直率的态度完整地记述了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内心动态的各个方面。他的另一部作品《社会契约论》,将这些文学作品中折射出的政治主张集中总结和反映了出来。在政治主张中,他主要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和社会的形成是个体为满足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理性选择所形成的总体。国家中每一个个体的目的是通过集体的存在保证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基于这样的分析,国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在政治地位上保持平等。没有任何一个公民在国家当中应当具有比其他人更高的甚至能够奴役其他人的权利。当国家不能保证自身利益时,个体可以选择离开国家。国家政治权利的形成是公民为实现个人利益将公共权力提交给一些具有决策能力的管理者的过程的结果。由于公民推举政府的初衷是实现个人利益,因此公共权力的持有者具有保障公民利益的职责和义务。 2.自由平等思想的文学体现 启蒙运动中的重要思想主张是自由平等思想。这一思想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作品当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在政治思想理论当中英国政治学家洛克旗帜鲜明地主张自由的观点。洛克以基督教神学作为依据,提出“天赋人权”的主张。天赋人权中主要包括的权利有追求个人幸福权、生命权和财产权。洛克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人类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向上帝赎罪,上帝赋予人们自由意志。人应当具有自由的思考能力。洛克的自由思想主要集中于人们思想的自由和政治自由。但自由具有一定限度,不能伤及其他人的自由,危害其他人的利益。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关于国家应当保障个人利益的观点也包括个人追求合法权利的观点,因此也蕴涵一定的行为的自由主张。在基督教神学的视野下,人类具有原罪,人的生命过程都是向上帝赎罪的过程,因此人的本质是相同的,人的地位应当是平等的,这一神学观点也为平等观念奠定了基础。在理性主义得以广泛传播的背景下,这一观念也逐渐被人们发掘出来。 3.法治思想和分权制衡思想形成的政治文学 启蒙文学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是同样身兼文学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是法制和分权制衡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着名的文学作品是《波斯人信札》。在作品当中,他通过小说的形式将自己的法治思想逐渐描述开来。在《论法的精神》当中,孟德斯鸠提出了社会政治的基础应当是公正的法律制度。在孟德斯鸠的主要观点当中,社会同自然界一样具有相应的规律,上帝在创造世界与规律之后就让世界按照规律进行运转,而人类社会应当具有的规律就是社会的法律,社会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才可以正常运转。在基督教神学当中,由于人类本身具有原罪,因此人们在面临一定的特殊环境时就会产生犯罪的可能。政府组成人员同样也有可能违背公共利益而以权谋私,因此应当进行分权制衡以对政府进行约束和监督来保障公民的利益。 三、启蒙运动对欧美当今社会文化的影响 (一)促进西方现代文化的独立思考精神 理性精神强调人们按照自己的思考对事物进行推理以进行对现实事物的认识。进行理性思考的过程当中,人们应当具有充分怀疑的精神,敢于突破旧有传统进行创新,鼓励人们大胆怀疑。这种思想主张促成了西方现代文化中的独立思考精神的产生。 欧美文学论文: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的翻译及中西文化差异 【摘要】文学及科普作品是文化的表现形式，通过文学及科普作品能够更容易读懂一个国家的语言特征、文明发展、文化变迁、经济状况、政治生态等。在现代文学及科普作品的翻译和传播活动中，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和语言特点，与汉语的古典著作有非常大的差别。 【关键词】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文化差异；翻译 但是，就近代文学及科普作品的影响力对比看，由于中文文字及语言处于高语境文化，理解与书写较为困难；而以西方诸多国家为代表的英语(语言)作品传播渠道和认同感较强。所以，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影响力要比我国的文学及科普作品的大(当然，经济力量的薄弱、政治扩张力不足也有直接关系)。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我国“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和“大国梦想”的国家战略，我们的文学作品及科普作品，特别是能够反映我国当代优秀文化内涵和科技水平的作品一定要走向世界，展示给全人类。因此，这些作品的传播就离不开对作品的翻译工作。同时，现代文明是文化交流的结果，我们也无法避免西方文化的输入，既然要进行文化进步，就必须研究人类文明，必须透彻的了解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的本质内容以及它带来的文化蕴含。本文主要对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翻译的过程进行探讨，找到文化差异，求同存异。 一、早期的中西方文学交流 为了增进西方人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解，我国早期的翻译家陈季同翻译了中国的古典小说和古典戏曲外，他还详尽的在书中描绘和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方面，陈季同写了两本重要的书，即《中国人自画像》(1884)和《中国人的快乐》(1890)这两本书在西方影响很大，两书都有英译本。特别是《中国人自画像》，188年由法国巴黎卡尔曼.利瓦依出版社出版，当年即重印六次。英译本中介绍的中国人的文化在许多方面却惊人地与美国人的风俗习惯相雷同。这说明，中西文化存在差异的同时，也存在文化相似之处。当然，很多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在不同时代也深受中国读者的欢迎，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英语翻译过程中有效的强化了不同语言的运用技巧，在使用语态和人物刻画过程中形象生动的表现了与中国人完全不同的语言习惯，有些简洁，有些直白，有些甚至在中国的一些“阳春白雪”类的文学作品中根本就看不到的，粗俗的字眼的语言。然而，却更贴近生活，贴近广大的民众，同时也强烈的、明确的弱化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 我们知道，虽然不同民众之间相隔万里，语言习惯差异很大。但是，不管是底层还是上层，都无可避免的归属与人类的范畴，遇到好事欣喜万分，遇到坏事痛苦不堪，对好坏的标准也是有一定想通之处的。因此，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学及科普作品在通过多方和双方的交流过程中，作品的本身的内涵得到更大程度的体现，展示了不同语言文化所带来的不同感受和对人的内心的冲击，从而对读者形成强烈的吸引力，引起读者的共鸣或者其他的感受，这种感受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所以说，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的生命力在中国大地上如果得到了广泛认可，其实就代表了中国人对其文化的认同，至少体现在这一作品上。反之亦然。对于我国的文学作品和科普作品而言，能够使得它们与欧美的文化和科普作品在相互间交流与传递，并且达到很好的效果，也就说明欧美人民对中国的文化和科普作品内容、形式、文化的认同。文学作品和科普作品在中英语言之间交流、互动。取决于翻译者对文学及科普作品中的语言、内容、人物性格和思想特点的把握。要翻译出好的作品，必须掌控对人物性格的理解，行为过程的关注，作品结局的把握，思想内容的精炼等。这其实要求翻译者对文化差异进行深入理解和对源语言的良好学习，甚至对该民族的发展历史也要有很好的理解。否则，可能达不到读者的共鸣和喜爱。这也是衡量译作是否为优秀作品的重要标准，也是前提。 二、文学与科普作品的翻译特点 从建国以来，由于历史文化的影响，科普作品在中国从根本上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相比于欧美文学读者更少。由于我国大多数译者均来自高校，而高校的老师是做为教学主力的，没有太多的精力从事专门的翻译工作。而我国的自由译者人数并不多。因此，科普作品翻译在我国的数量是凤毛麟角，不敢相比于欧美文学作品的翻译数量。应该说，同样容量的译作，从语篇、词汇、读者三方面来说，科普作品翻译的难度甚至高于文学作品的翻译。这是因为，如果原作者在书中以大量实例来说明科幻、科普作品，那翻译者就要具有同样或更高的专业知识、储备，甚至于领悟能力都要高些。在此基础上，科普作品的翻译还要针对不同的读者或者根据读者的水平进行异化或归化，进行翻译，如果不是这样，即使是有人掌握了语言能力，由于缺乏相关的科普知识，那翻译出来的作品会脱离“科普”轨道，或许更像是一部说明书。而如果掌握了相关的专业技术，却没有相当的语言能力，疏于语言习得，对原作的语言文化了解不深，同样不能够把科普作品翻译的像样子。从文体学的观点来看，无论是科普作品还是欧美文学作品都是个庞大的体系，属于科技文体类，两者的层次多、范围广。要对它们进行翻译，通常来说更需要了解它们的语域和语篇问题。在了解了翻译词句的语场、语旨和语式的情况下，才能够着手去翻译。这是一项综合技术融合度较高的工作。相比于与科普作品，文学作品则显得很灵活，提成则更是多种多样。就语言标的的风格来说，文学作品更注重语言本身的精彩程度、语言外在的吸引力，让读者阅读非常的时候是通俗易懂的，从而达到让大家都喜欢阅读的目的小说和诗歌等。不管是欧美还是中国的经典文学作品，可能在语言上比较生涩难懂。但是，另一面则是追求语言的内涵；而一些看起来朴素的毫无出彩之处的语言，通俗平淡的语言也可能蕴含了强大的力量，正如鲁迅先生的小说，内涵丰富，语言精彩。这说明文学语言和科普语言具有差异性。这种差异提示给翻译，但译者却不能只看到差异并做为窠臼，重要的是以内容的表达为主。 三、欧美和中国文学作品及科普作品的翻译 要正确的对欧美和中国文学及科普作品的翻译，就必须了解两者之间在文化上存在的语言特征和中英差异。首先，既然本文说的是作品的翻译，就离不开词语。因此，下文强调“英汉词语的社会文化内涵”：(1)独特文化孕育了独特的词汇。每一种独特的文化相对应的就有一种独特的语言，而独特的语言包含了独特的词汇。北京人把走街串户的小商贩叫“胡同串子”；等等。(2)文化差异导致相同词汇表达的含义有差别。英文中的“red”和中文中的“红色”有时就含义不同。如词组“TheRedNose”意指为婴儿猝死。直译成汉语则是“红鼻子”，词意相差甚远。(3)文化差异影响到语义和要表达的内容不对等(不等值)。如英国作家乔叟的小说《坎特伯雷故事集》里有个叫巴思的妇女，作家把她刻画成一个风流的女性，其中在描写她的装束时就用了“脚蹬深红色长筒抹”(译文：Herdosewereofthefinestscarletred，garteredtight)。这里scarletred带有红色，可是在英语里，却也有“放荡”的联想意义。再如，英语中形容红男绿女们的放荡生活用aredwasteofyouth表达。Isshereallysored意思是说“她果真那么不检点吗?”因此说，相同的词汇，如果用汉英两种语言来表达，可能会出现差异。即使用同样语言不同语境下意思也可能不一样呢。那么，文学作品和科普作品的翻译异同在哪里呢？显而易见，是内容不同。文学作品可以极度渲染甚至是编造，科普作品则不能；其次是，语用词汇不同，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可以根据情节内容用不同的语言风格来做处理。但是，科普作品往往有固定的词汇和语用规律、搭配。最后，科普作品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文学作品只要遵循一般规律就可以了。这些特点在翻译过程中体现在语域、语场、语旨上。因此，翻译文学和科普作品，不但要了解中西方的语言文化习惯，还需要了解不同文体所带来的问题。 四、结论 语言是文化艺术宝库中绚丽多彩的瑰宝和重要组成。各民族的语言都有其引人入胜的一面，也有不同的营养蕴含其中。人们运用各种各样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以各种方式进行传播，以联想、诙谐等等态度将喻体和本体的相似点进行比较，从而深动地刻画事物，传递信息，说明道理。我们只有了解中西方文化对各种形象的联想和喻义的相似、相异及相同之处后，才能正确地使用和翻译英汉词语。 作者：苗国栋 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欧美文学论文:谈论欧美文学人道主义精神 一、人道主义精神 所谓的人道，是指的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想体。它提倡关怀人、爱护人、尊重人，做到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这样一种世界观。由此可见，人道的思想是随着人类进入文明时期而萌发的[1]。在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的脑中,它意指着一种能够促使个人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的思想。到了15世纪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那里,人道即是指文艺复兴的精神和指导思想,它代表着反对封建教会专制,提倡充分发展人的个性的一种理念。直到19世纪,人道始终是资产阶级建立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思想武器,而关于它的思想内涵也变得越来越丰富和完整。综合古典和现代的各位欧美文学思想大家关于人道的阐述，所谓的人道主义精神基本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就是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尊重人,关心人,维护人的一切权利，进而坚决杜绝和反对任何危害人的行为。此外，人道主义精神积极倡导和弘扬人性中那种美好的、善的、充满慈悲的东西，抑制人性中那种恶的、残暴的东西。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提倡以仁爱、宽恕代替暴力、仇杀,反对以恶治恶,提倡道德的自我完善。这种人道的思想可以说一直贯穿在整个西方文学当中,被人们笼统地称为西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又把人道主义的内涵具体化为“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人道主义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起着反对封建制度的积极作用。这也可以看做是人道主义精神出了文学的界线后，在政治运动中的重大作用。详细的来说，人道主义的三大要素是：人性、理性和超越性。即倡导在对人性的基本尊重的基础上，保证头脑清晰理性的思考能力，保持对真理追求的热心和耐力，最终实现超越性的认识。不仅仅是对于事情本身，而是生命的真谛！文学将人作为研究的要义，其中体现的具体含义的人道主义精神，无非就是倡导人的价值。早有说法是，将其归结在三个方面：一是，肯定人在这个尘世间的幸福，人有权追求自己的幸福；二是，承认人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肉体上人是动物，有生老病死；精神上，人因为有精神灵魂的存在而不同于其它动物。三是，人的尊严，尊严高于幸福，人活着就得活得有尊严。人要有充分的主观能动性，能够用自己的头脑和意志来做事情，才能获得幸福。 二、萌芽时期的人道主义精神 从萌芽时期到现代社会，欧美文学发展中的点点滴滴都蕴藏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关于欧美文学的起源有很多说法，比较权威的是希腊神话[2]。追踪溯源后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其中包含的人道主义的痕迹。希腊神话中很多人物的性格特点、做事风格和故事的描述，都可以让我们找到现实中对应的映射对象。天神宙斯，他是众神之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更可怕的是他具有最大权威，能够使用可怕的雷电惩罚神与人，他知道神和人的一切事情，能预知未来。所以，当面对背叛的普罗米修斯时，他完全将自己处于高处的位置而想知其于死地。这是我们理想化的，但是故事的他没有这样做。此时的他，露出了和人性一样丑恶的一面，对普罗米修斯进行了残忍的折磨，只为了然他说出所谓的“秘密”。或许我们可以说，即使是神又如何，永远摆脱不了窥视人内心，掌握全局的这些可怜的欲望。此时此刻，宙斯不再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众神之首，只是一个失去理智，想尽一切办法满足自己欲望的普通人而已。所以是，希腊神话，并不是神话，其实源于中世纪实际生活的例子，其是宗教统治的工具。在神话里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人性的真实面，让我们更加清楚的了解真人，真情。还有大家所熟知的太阳神阿波罗，他是宙斯与黑暗女神勒托的儿子。他的名字即寓意着“光明”，人们在他的身上找不到黑暗，因为他从不说谎，光明磊落。更有着真理之神称号的他，也很擅长弹奏七弦琴，旋律优美动听；又精通箭术，他的箭百发百中，从未射失。除了多才多艺之外他更是众神中最美最英俊的男子，被塑造的如此优秀的他，简直可以说是大家膜拜的对象。这也就是人们理想中的美好伴侣，有着高超的技艺和俊美的外表，受到众人的一致赞赏。再比如，判官帕里斯在判断要将“不和的金苹果”判给谁的时候，毅然选择了爱神阿佛洛狄忒。虽然，天后赫拉还有智慧女神雅典娜都想要这个可以使人成为天下最美丽的女人的金苹果，但是他们给判官帕里斯的东西都不是他想要的。帕里斯最终在放弃了伟大君主职位，最伟大的英雄的名誉，选择了拥有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这里，赤裸裸的展示了君主好色的本性，为了女色而不惜一切代价。由此可见，虽然中世纪宣扬着神学统治，但是神话人物形象中仍然避免不了现实的人道主义精神。更何况，在黑暗的中世纪中，仍然有大批的文学作品渲染着这种不可忽视的精神。中世纪文学类型基本有四种：教会文学、骑士文学、英雄史诗和曲谣、城市文学。这些文学作品都是反映现实生活，其中更不乏反对封建统治的先进思想。骑士文学就是歌颂忠君护教行侠以及行为举止的文雅知礼的骑士精神，骑士抒情诗更体现了解放封建教会下的禁欲主义的思想感情。很多始终都有描写骑士与贵妇夜晚幽会之后在黎明前分离时依依惜别的情景和感情。这写在教会看来大逆不道的行为，真真实实反映了人们内心的人情人性。到文艺复兴时期，各种关于宣扬尊重人性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浮现。薄伽丘的《十日谈》，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这些先进的思想被寓于文字中，呼吁大家摆脱这种压抑人性的束缚。 三、启蒙时期的人道主义精神 17、18世纪欧洲经历了一场反封建、反教会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解放运动，它为资产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宣传，被看做是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欧洲近代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3]。启蒙时期的封建社会已经在走下坡路，即将诞生的是一个新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启蒙运动试图通过文化思想的利剑，打破传统的束缚，将人们从黑暗中解救出来。启蒙思想超出了以往反禁欲主义，要求个性解放，执着尘世，面向现实的观念，大胆提出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等政治原则方面来。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认为，社会之所以不进步，人民之所以愚昧，主要是由于宗教的神学势力对民众精神的统治与束缚，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科学和理性的思想观念。思想家认为只有合乎人的理性的东西才有存在的必要性。启蒙运动致力于宣扬“天赋人权”，主张人民参与政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们更加希望在传播科学知识以启迪人们的头脑，破除宗教迷信，从而增强人类的福利。从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宣扬自由、平等和民主。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除了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四大启蒙作家外，还有英国的哲学家洛克，科学家牛顿，德国的美学家莱辛和海尔德尔，荷兰的哲学家斯宾诺莎，德意志的康德等等。从这些可以看出来，启蒙运动此时已经突破了欧美地区的国界限制，在更多的地方传播自己的以“人”的本性的思想。比如卢梭的著名小说《新爱洛依丝》，这部以书信体裁构成的小说，讲述了两个年轻人为了自己美好生活而不断努力奋斗与命运相抗争的故事。女主人翁同自己的家庭教师相爱了，但是自己的父亲是极力反对的。父亲将两人分开，并且将女儿嫁给了和她在身份上有很大差距的男人。在别人看来这个故事可能就结束了，可是后来，由于女主人翁和深爱的家庭老师一直有书信联系，便有了后来的一系列故事。女主人翁夫妇和家庭老师老师，打破了传统男女恪守的关系，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关系。毋庸置疑，这是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有的事。作者在书里这样大胆的想象和描写，塑造了人性最美好的一面。人需要自爱、自尊，爱被人、尊重别人，这是一种为人的新道德观。卢梭也在试图告诉我们，只有真的将人的基本品质—道德，看做是世上最美好的事物，才可以算是实现真的人性。推崇感情,，热爱大自然,，赞扬人性的自由、独立、真挚、坦诚、宽容、谅解，这就是卢梭文学作品的真谛。 四、资本主义后的人道主义精神 19世纪的欧洲已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了，此前用来反对封建社会禁锢人性的人道主义的表现更成为了文学作品的主题。巴尔扎克的的《人间喜剧》，狄更斯的《双城记》等都是这一时期把人道主义精神彰显到极致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有很多作家在深刻描绘人被金钱异化的剧章中，处处流露着对金钱社会腐蚀中物质腐坏了人的灵魂、毁灭了人的天性、破坏了人的一切正常关系的哀悼之声。为人熟知的雨果、托尔斯泰这些著名的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以宣扬人道主义为天职。他们笔下的人物，无不体现着正义的人道主义本性，体现着宽恕、人爱的美好品质[3]。这里不得不提到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小说似乎有意选取了法国大革命时期作为背景，描写了两家人之间的悲欢离、恩恩怨怨。书中的梅尼特医生和厄弗里蒙地侯爵是作者笔下形成鲜明对比的两个人物，当然也是狄更斯自身惩恶扬善的意志指导下的产物。梅尼特医生集中体现了仁爱宽恕的思想，他年轻时就正直高尚，对兄弟仗义相助，并且能够接纳仇人的后代为女婿，并在监狱中为所有的人看病。他的志愿就是想用爱消除罪恶，宽恕仇恨。与此同时，厄弗里蒙地侯爵是个泯灭人性，残暴的人。甚至为了私欲，残害了农妇一家。结局是，他最终被革命党杀死。同时期的雨果是19世纪前期积极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法国文学史上成绩斐然的的资产阶级民主作家雨果几乎经历了法国的一切重大事变，1827年发表韵文剧本《克伦威尔》和《克伦威尔（序言）》，其被学界公认是法国浪漫主义戏剧运动的宣言。此外《爱尔那尼》的演出法国的浪漫主义运动推向了高潮，并走向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为主导思想的后期浪漫主义。进入20世纪的现代社会的欧美文学，对于人性的表达更加的直白、质朴和自然。这一时期的文学紧追时代的潮流，在物质和精神的交叉领域中不断抒发着它的想法。我们清楚的知道，现代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各方面都进入发达阶段。但是世界大战、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环境污染、艾滋病的蔓延、自然灾害频发等，危机着人类的生活。即使在经济发达的欧美地区，各种压力促使着人们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扭曲。《变形记》就是描述人类在同命运都在中不幸被残酷现实打败的作品，卡夫卡形象生动的文笔让我们感受颇多。 五、结论 欧美文学就是如此孜孜不倦的展现出人性的真善美，不论是古老的神话主义，还是现代的理想主义，都倾注了人道的精神。神话故事的梦幻美好，现实生活的真实残酷，人道主义都是它们表现的主题。原因是，它们清楚的知道文学以人为表现主题，而人也注定最美丽的风景。 欧美文学论文:骑士精神在欧美文学中的嬗变 骑士现象虽然孕育在欧洲中古封建社会的土壤之中，但是，伴随着骑士制度而形成的骑士精神却超越时空的限制而代代相传，成为欧美文学中经久不衰的主题。以“荣誉，爱情，尚武，忠贞”为核心的骑士精神，与其说是对中古骑士客观精神状态的准确描述，还不如说是欧洲封建时想化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的体现，是人类所共有的天性和基本欲望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积淀，和东方中国的“侠义精神”相呼应，代表了人类共同的渴望。所以，骑士精神不仅是中世纪英雄史诗和骑士文学的精髓，而且在文艺复兴以后乃至近代，不同时代的作家以各自不同的角度和心态将骑士精神融入自己的作品之中，对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伦理精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追溯骑士精神在欧美文学中的衍变轨迹，不仅使我们管窥到欧美文化的发展变迁，还可以感受到文化与世俗之间血脉相连，互相滋润的互动过程和内在联系。 一、骑士精神的渊源骑士制度形成于欧洲中古时代。 长子继承制这一独特的家庭结构使贵族家庭中的次子以下男性转而求之于外，以战争、抢掠为主要谋生手段，成为职业乘马骑士这一特殊的封建阶层，替国王或领主出征从而获得封赏或采邑。11世纪开始的十字军东征更凸现了骑士们相对于步兵的优势和独特的存在价值，骑士制度进入全盛时期。12世纪曾经出现了从国王到大小封建主都参加的骑士团组织，如圣殿骑士团，条顿骑士团等。在当时，当骑士是一件非常荣耀和时髦的事情，往往需要一定的过程和艰苦的训练。一般是在七八岁时给父亲当随从，12岁左右到父亲的领主家里接受进一步的教育，学习社交礼仪和军事技术，直至跟随主人作战，如果表现合格，则举行一系列庄严的仪式封受骑士封号。骑士制度的存在有着丰富的社会功能，它不仅避免了家族内耗，培养了对外开拓的精神，而且培养了尚武之风，实现了藏兵于民，从而节约了国库开支，国家也有了一支庞大而高素质的准军事阶层，除此而外在精神层面还孕育了荣誉与浪漫这两大主题，对于西方文化和社会可以说是其泽绵绵，至今不绝。 (一)来自于宗教的荣誉感欧洲中古区别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最显著特征是它的基督教化，骑士与首领之间固然仍保持着蛮族时期首领与侍从之间的传统忠诚关系，但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他必然对基督教社会和教会保持忠诚。骑士制是专业武士的基督教形式，骑士是基督教的战士，十字军东征就是依靠宗教热情的力量把形形色色的人联合起来。更是重要的是，基督教的“介入”实际上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忠诚关系，骑士的根本目标在于荣誉，而且既然那个时代上帝是人类的救世主，那么骑士仿效上帝担起拯救世界的使命是最荣誉的事。英雄史诗《罗兰之歌》中的罗兰，《熙德之歌》之中的熙德都是救世主式的骑士英雄，从他们的身上可以看到《旧约》中讴歌的英雄，救世主，和先知摩西的影子。这两部史诗都有其具体的历史背景，诞生于战乱频繁，封建割局的法国和西班牙，而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而与分裂或叛乱的各附庸国形成对抗状态。国王和骑士英雄自然而然地是当时进步的力量，是人民心目中拯救世界的上帝。所以罗兰、熙德等人强烈的民族意识并不是违背自己主观愿望所尽的单纯义务，而是根据荣誉原则所做的个人独立选择。他们是民族英雄，也是为信仰而战的殉道者。《罗兰之歌》中大主教杜尔滨对罗兰等人说:“如果你们死了，你们将成为神的殉道者，在天上的乐园中你们也将有一个位置。” (二)来自东方的爱情观工商业的飞速发展使西欧逐渐由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型，妇女的社会地位也逐渐提高。与此同时，拜占廷王国的圣母崇拜意识经东征的十字军和朝圣者带回欧洲，逐渐取代了夏娃“恶”的形象;投射到文学作品之中，女子也从夏娃的“恶”走向了圣母的“圣”，理想的物化和真理的象征不再是上帝和君主代表的国家，而是世俗女子，是贵妇人。对这种新型的世俗的骑士理想进行描绘的文学作品包括骑士抒情和骑士传奇，都是以爱情为中心旨趣。例如，《特里斯丹和绮瑟》只是开头描写了骑士英雄特里斯丹的冒险经历，相对于整个传奇而言，似乎仅为引入讴歌特里斯丹和绮瑟刻骨铭心爱情的楔子，最为打动的也是他们这段“此恨绵绵无尽期”的爱情悲剧。骑士之爱，又称浪漫之爱，风雅之爱，在欧洲文明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当时封建基督教化的社会结构中，这种罗曼蒂克的爱情理想实际上暗示了人们对一种新型社会行为模式的探索。这种爱的复兴，虽然是充满不着边际的幻想，但确可看做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前奏。罗素曾说过:“说到爱的复兴，假如没有骑士制的浪漫为它开路，文艺复兴是断然不会如此成功的。” 二、骑士精神的演变中世纪结束了，骑士制度也成为陈腐的过去，但骑士精神并没有衰亡，反而借文学的媒介而薪尽火传。 在新的社会环境中，骑士精神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中世纪的英雄史诗和骑士文学，对于骑士精神所持的态度几乎是一致的，都是将其看做一种精神理想而大唱赞歌。这种态度在后世的作家笔下则难以看到。对于塞万提斯，司各特，大仲马和显克微支来说，骑士精神已经成为他们剖析时代的工具和切入主题的基点。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就是这样一部典型的杰作。堂·吉诃德并不是骑士，他的穷乡绅身份注定他没有做骑士的资格，他也无骑士封号，他所生活的社会根本不存在骑士制度，他仅仅是在自己的幻想的世界里扮演一个所谓的骑士角色。于是塞万提斯奉献给读者两个世界，一个是清醒的堂·吉诃德世界，一个是疯狂的堂·吉诃德世界。“高贵的骑士”在自己疯狂的世界里按照骑士的最高标准行事，他那强烈的个体意识与拯救世界的上帝情怀达到了最完美的和谐。可悲的是，这种和谐与他周围的现实世界却是格格不入。 塞万提斯越是把堂·吉诃德的骑士美德夸大，就越显示出他多么符合骑士道德的最高理想，也就越把他和他的崇高理想道德推入尴尬的境地，与冷酷贪婪的外部世界形成鲜明的对比。中世纪的社会结构崩溃之后，文艺复兴使人性得到了彻底的解放。但是自由的代价是沉重的，人类丧失了已有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资本积累的疯狂尽显了人性的贪婪，人文主义者的“乌托邦”，“太阳城”根本不可能实现。《堂·吉诃德》的深刻之处不仅在于它反封建的指向，而且在于借堂·吉诃德之口倾诉了一个人文主义者的理想和面对现实而发自内心的悲哀。在塞万提斯看来，虽然骑士道德有其过时而腐朽的一面，但它毕竟倡导了一种理想的价值观念，一种落后的却仍有诱惑力的价值观念，体现了人类的某种共同愿望和理想。“我们应当承认在堂·吉诃德的性格中有着崇高的自我牺牲的因素，只不过是从滑稽的方面来理解罢了。”屠格涅夫的这句话至今仍是评论堂·吉诃德的经典之据。司各特，大仲马和显克微支的历史小说都是借骑士精神来表现现代意识的。他们在各自的小说中通过理想的骑士形象的塑造，极力讴歌骑士精神，借此表达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抨击现实的贪婪、残酷和非正义。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塞万提斯是相似的，但他们没有塞万提斯那种复杂纠结的情绪。他们的历史小说，意在通过复苏“古代精神”来观照现实。 大仲马的《红屋骑士》着力渲染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红屋骑士穆朗千方百计营救即将上断头台的王后的英雄事迹以及营救无效自杀殉情的悲壮结局。这在客观上或许起到了“讽刺”骑士道德的作用，但大仲马营造悲剧的目的似乎是为了突出骑士英雄富有浪漫色彩的不平庸的生活历程，从而以一种古老的颇具传奇色彩的英雄主义吸引读者，与塞万提斯的审美旨趣殊不相同。雨果认为，英国历史小说家司各特“用奇异的力量使读者在几个钟头之内恢复了在今天如此被轻视的古代精神”。这里的“古代精神”就是指骑士精神。在司各特的代表作《艾凡赫》中，我们又一次品味了中世纪骑士文学的浪漫气息;对个人人格的爱护和尊重;为被压迫者和被迫害者牺牲全部力量甚至自己生命的慷慨勇敢精神;对“爱和美的王后”的崇拜;向无穷遥远的未来追求一切秘密的欲望。《艾凡赫》所展现的是12世纪末狮心王理查在位时英国尖锐的社会矛盾。 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以及统治者内部的矛盾等等。司各特继承了中世纪骑士文学重想像和虚构的传统，把奇妙和真实这两个史诗的要素放进小说里面，使平民百姓质朴的语言和诗情画意互相辉映，骑士精神在他的生花妙笔下散发出迷人的诗意和盎然的生机。正如雨果所言，司各特还使当时及后来的读者突然发现了那种“今天如此被轻视的古代精神”中所蕴涵的某些并不过失的有价值的东西，发现了一种当代人苦苦寻觅而不得的精神力量。波兰作家显克微支针对的《十字军骑士》同样昭示这一点。19世纪后期的波兰处于帝国主义瓜分的铁蹄之下，显克微支创作《十字军骑士》的意旨十分明显，他希望从祖国过去的历史中寻求鼓舞人民摆脱困境反抗侵略的力量。这部小说热情讴歌一批波兰贵族骑士在保家卫国过程中立下的赫赫功勋，同时也揭露了“十字军骑士”的野蛮残暴行径;“骑士精神”是贯穿全书的红线，是高尚与卑劣的分水岭。波兰的胜利也是骑士道德战胜邪恶的胜利。 欧美文学论文:欧美文学教学 在知识膨胀、网络速递的今天,各大高校从事外国文学教学的人员遇到的问题越来越繁复、棘手。譬如,学生不愿意花费大量精力阅读文本,怎么办?教师简单地以多媒体教学模式取代传统教学模式,可取吗?外国文学作品质高量多,而许多学校的课时不断缩水,教师们按照时代与国别为序的方式详细地讲解,可行吗?传统讲授外国文学基本上把重点放在20世纪之前的欧美文学方面,那么20世纪以来的文学,到底怎么取舍?在不断模糊高校师范生与非师范生的界限时,外国文学教学又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说到底,就是我们该怎么迎接课程变革、时代挑战的问题。我们认为,面对教学、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现状,每位教师都应按照自己学科的特性,结合个人的所长,积极行动起来,不断优化教学资源,为社会输送优质人才。本文主要就外国文学的讲授内容、阅读文本的选择、讲授方式诸方面进行论述。 一、强化“两头”授课内容,加强彼此内在联系 就目前的教学现状来看,各大高校都在根据新要求调整教学内容与授课时间。随着新的课程的不断加入,教育部门要求各教学具体实施单位挤压原有的授课时间,为新课程保驾护航。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原先每节课50分钟,现在减少为40分钟。这就要求教师们在授课内容上做出相应的取舍。在授课内容方面,教师“教什么”,这是首先必须明确的问题。我们认为,应该重视“两头”,一头是古希腊罗马文学,另一头是20世纪西方文学。体系完整,具有神人同形同性、人情美、人性美的古希腊神话不仅是古希腊艺术的宝库和土壤、欧洲文艺复兴的重要源泉,而且也以神话原型的力量影响着后世欧美文学。古希腊神话原型属于世俗神话原型,包括女性神话原型、男性神话原型、英雄原型、漂流原型、寻找原型、父子冲突原型、母子冲突原型、两性冲突原型等,形成了西方文学的母题。 施教者惟有让初涉西方文学的学生领略到她的博大精深与绚丽多姿,才有可能产生浓厚的兴趣,也才有可能静下心来去阅读、玩味、鉴赏、评论她,并把西方文化中合理、优秀的部分转化为自己的内在养分。因此,一般学者对重点解读古希腊罗马文学部分大致没有异议。但对于20世纪的西方文学,传统的中国学界,还存在一些成见。他们认为,从文本生成的角度来看,还没经过长时间的检验,不适宜简单地下结论。例如,意识形态浓、哲理成分重的某些作品,还有一些遵从官方意志的遵命文学,的确下结论略嫌仓促。这部分作品多半是20世纪冷战以后东西方阵营对垒的结果,既有某些人对某一利益集团的愚忠,又有某些人的阶级或种属的偏见,原因种种,不一而足,历史上学术界把这部分作品调子定得太高,这显然需要重新审视。对于20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学术界的看法相对一致,我们所熟知的英、美、法、德和苏联的现实主义文学,精彩纷呈,大家如云,这是人类文学史上的又一座高峰。 分歧最大的主要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作品,诸如意识流小说、表现主义小说与戏剧、超现实主义诗歌、荒诞派戏剧、新小说以及正在产生的新的文学作品等等。对于这些在技巧上刻意求新求变的先锋实验性作品,有些老教师还有所保守,不知该如何进行讲授,毕竟,20世纪的文本与文论都过于庞杂了。他们的担心也有道理,因为轻易讲授在学术界尚无定论的东西给学生,似乎显得不够尊重学术,也对学生不大负责。文学是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可小觑的“晴雨表”。通过文学,我们可以了解那个时代。作为时代的一面镜子,文学以独特的方式记录时代的变迁和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浮尘起落与心路历程。因此,作为21世纪的研究者,我们更应当以一种自觉的意识来关注社会与每一个个体。更何况,随着许多中国家庭单位人口的减少,人们的审美需求也发生了变化。此外,我们也不能忽视每一个个体的时间与空间被社会多层级的分割与压缩,真正属于我们的自由时空少之又少。事实上,工业化程度越高,社会个体的自由度就越小,这时候人们就只有退守到心灵深处,用自己的方式去守护理想的灯塔、洗涤自己的伤口,进行自我疗救。 而这一切,我们可以在西方现代作品中找到,把那里作为我们心灵的栖居地。除了“两头”之外,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古典主义文学、启蒙文学与19世纪文学都不应偏废。为了让学生具有一个文学史的全局观念,讲授者不仅要在时空布局上对文学思潮、作家作品进行整合,更重要的是要树立“文学是人学”的观念,以人本、人文、人道、人性为发展主线,挖掘“人的魅力”。我们在梳理文学的整体发展脉络的同时,要强调文学的审美功效(包括教化功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个时代、每个个体精神向上的努力就是人类走向至真至善至美过程。当然,对于拥有优质资源的学校,又可以别开生面,或以文明史的不同进程将全球纳入自己的视野,进行各国之间的文化对话,或以专题形式(譬如英雄主义、妇女命运、流浪汉小说、战争题材作品、爱情作品等)授课,而不是按照国别史的序列进行授课。这样学生学习后就会有一个更加系统的了解,更能够从宏观上把握外国文学,更有充盈感、坚实感和系统性。 二、外国文学文本的选择问题 虽然在宏观上我们分析了外国文学课程讲授的内容,但在具体文本选择方面,我们应该如何定位呢?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们认为,既要把重心放在传统经典文本的阅读上,又要紧抓地方性文学不放,同时也不可放松对各种实验性文本的阅读。此外,我们也要读一些二三流的作品,不断积累、丰富自己的文学经验,重新认识、审视文学。 1.选择经典文本(包括文学理论著作)进行阅读。每一个时代都有经过大浪淘沙、汰洗下来的经典著作,我们可以让学生不带有个人的“偏见”去阅读那些文本,这样既可以使学生为流传下来的各民族的经典文本有所“感动”,以便于传承各民族文化,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敦促学生以挑剔的眼光去面对那些作品,发现其中的异质内容,帮助学生与文本保持历史间距,增强阅读与理解的张力。古往今来天生就带有时代基因的作品,又有哪一部没有当代性?例如《荷马史诗》《俄狄浦斯王》《美狄亚》《变形记》《哈姆雷特》《失乐园》《伪君子》《红与黑》《傲慢与偏见》《荒原》《尤利西斯》等。以《荷马史诗》为例,盲诗人荷马吟诵古希腊人的英雄业绩时,就鲜明地反映了他与那个时代的关系。在他的世界里,那是宁为“人雄”而不作“鬼雄”的时代,是英雄展示个人又服务于集体的时代。那时的人们陶醉于人的力量,是一次对人的力量与价值的有意义的大发现,讴歌人自身,理所当然就成为了《荷马史诗》的中心主题。可在阶级社会里,人们又从中读到了是与非、正义与非正义的斗争。今天的读者在阅读《荷马史诗》时,首先就把特洛伊战争定位为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将道德的天平倾斜到特洛伊人一边。有些读者甚至联想到国际环境与家国的关系,他们其中的一部分或由于绵绵不断的战火而丧失了自己宝贵的青春、家人,深感生存环境的恶劣,惊恐灾难的到来;或曾经通过战争获得了可能的一切,建立起了令人炫目的事业大厦,他们阅读的感受自然又不相同。当然,为了一个女人而进行长达10年的战争也令今天的读者感到不可思议。总之,经典作品具有强大的可塑性,每一个时代的读者都能从经典作品中寻找到专属于自己的精神园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典文学作品正是各个时代不同精神产品的交易中心疗治中心。在选择经典文本时,有一个不能不提的现实因素,就是我们的学生常常有排斥外国文学的想法。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中国古典诗词语言多么精炼、含蓄、深刻,从《诗经》《西厢记》到《红楼梦》,哪一件不令人称奇!而西方的作品叙述话语常显得冗长啰嗦、繁复难解,譬如《欧也妮·葛朗台》《安娜·卡列尼娜》,环境描写偏长,人物的名字也因偏长而难以记住,再则学生看到的基本上是翻译文学,翻译过程中外国语言的优美处常常也有意无意地过滤掉了一些。虽然有的作品经过译者创造性处理,但与原文本相比还是有距离的。简单地说,这些同学主要从语言的角度来维护中国传统文学。屠格涅夫就曾说俄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学生对母语的热爱之情值得肯定,但如果因此而否定外国文学中的优秀成分,就需要思量了。另外阅读和欣赏心理的定势特性,也是学习别国文学的大忌。作为外国文学教师,我们需要着力培养学生的文学新感悟力、新冲动、新趣味,使其不致画地为牢、固步自封。 2.重视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学。文学作品在语言上可以有地方特性,在选材、表现内容和形式上都可以具有地方色彩。地方特色文学的兴起,是伴随着各地域民众对地方特色文化的关注而日渐成为世界文学界具有影响力的文学潮流。地方文学立足于各民族文化,富有独特的地理、风俗、心理、性格等地域特性,它不仅折射出各地民俗、神话、民族精神等的具有代表性和象征性的文化内涵,而且由于其鲜明独特的地域表达方式和地域特色,可以凸现现代与传统文化的强烈对比,从而获得了隐喻性和指向性,丰富与深化了各民族文化。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沈从文、张爱玲的声名鹊起,一定程度上就是得力于文学的地域色彩。美国的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也同属此列。这部作品作为描写南方社会地方性的小说,着力表现了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地域风情和社会变迁,同时也记录了主人公的成长过程,美国人寻找精神家园的过程。其实这样的事例很多,譬如福克纳、肖洛霍夫、马尔克斯等。在授课过程中,我们完全可以进行拓展,比如,分析福克纳与肖洛霍夫、福克纳与沈从文、莫言与马尔克斯等作家笔下的地域色彩浓郁的世界,以便获取感性与理性高度统一的文学认知。在信息共享的时代,我们更有理由相信文学地方色彩的重要性。地方文学既可以突出文学的个性色彩,更可以为文学创作、文学阅读、文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使作家在创作题材、风格、写作方法上自觉求新求变,使学生在阅读中不断调整自己的阅读习惯、变化自己的研究角度。尊重不同国别的地方性文学,也是文学多元发展的需要,是尊重世界各民族感情的需要。 欧美文学论文:欧美文学教学与高校生人文素质培育 欧美文学教学对培养大学生素质有以下几方面作用:一、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道德素质;二、有助于培养大学生辨证的思维品质，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历史地看间题;三、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审美素质;四、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逆境生存能力，适应当今竞争的社会环境。关键词欧美文学;大学生;素质教育马克思主义认为投身于社会实践的人应当是全面发展的。实施人文素质教育正是符合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爱因斯坦也曾经说过:“只教人一种专门知识、技术是不够的。专门知识和技术虽然使人成为有用的机器，但不能给他一个和谐人格。最重要的是人要借着教育获得对于事物和人生价值的了解和感情。”爱因斯坦说的正是在学科教育之外，应重视学生的人文素质的培养。 一、1995年，针对当时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实际，国家提出在高校开展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并在全国部分高等学校进行试点。长期以来，我国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着一些偏颇与不足，其中人文教育薄弱尤其突出。针对这一状况，国家提出通过加强对大学生进行文、史、哲、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以提高全体大学生的审美情趣、文化品位、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这一设想在高校引起强烈反响，得到普遍的认同。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开展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有利于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弥补了我国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工作中存在的不足，符合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际，同时也顺应了时代潮流和世界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趋势。大学语文的教学作为一种素质教育，占据重要地位，它和许多其他人文学科一样，成为人文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所在单位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开设大学语文课，至今已经有10多年。目前我校在大学语文课的基础上，又开设了一门新课—欧美近代文学，作为大学语文课的延伸，也必然对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产生积极的意义。 因此，本文将谈谈欧美文学对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影响。当我们谈到人文素质培养时，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人文素质。人文素质在人的全面素质中占据重要地位。一个人的全面素质应主要包括:知识素质、道德素质、情商素质、行为素质和身体素质等。与此相对应，全面素质教育的基本内涵应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协调发展，使之学会学习，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关心，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人文素质教育是关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教育。也就是说，通过人文素质的培养使大学生在学好专业的基础上，具有较广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较强的理论思维能力和形象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审美能力，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关心。在大学语文中，中国现、当代文学是我国民族的优秀文化，这是一个继承的问题;而外国文学是世界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这是一个借鉴的问题。它们一起组成了世界文学。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当今的世界上，国际间的交往空前频繁，文化传播的工具越来越发达，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样一个国际环境中，我们应该认识到，世界文学史上出现的无数优秀作品，本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是时代的记录，民族的心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各方项的情况，以至风俗礼仪、心理等各方面的特征，无不鲜明生动地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为我们提供了无比丰富的艺术形象、生活画面和社会知识、是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宝贵材料。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形象地、而不是抽象地认识世界各国的历史演变过程，了解他们的生活和风俗习惯，这是其他任何学科所不能代替的。优秀的文学作品，总结了人类对于真善美理想的精神探索的历程，潜移默化地对大学生起着思想教育和道德陶冶的作用。欧美文学，对于提高大学生的艺术鉴赏水平，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那么，欧美文学教学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或者说，欧美文学教学的结果，究竟要使学生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 欧美文学教学对培养大学生素质有以下几个方面作用:的，它是大学生成才的“发动机”和“导航器”，为其提供成才所需的不竭的动力和正确的目标方向。它要求大学生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勿因恶小而为之，勿因善小而不为”，是谓“积小善而成大德”;“学会做人”。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做一个有益于国家民族社会集体和他人的人。从而克服感情的混乱和失调。扫除人生道路上的种种迷障，以便把握人生，创造和实现人生的价值。文学中的“寓教于乐”正是指这一点。关于树立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远大的人生目标和矢志不渝的追求，欧洲文学史上随处可见。但丁渴望祖国统一和复兴，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凡是对国家民族做了好事和维护国家统一的人，就予以赞扬，哪怕是自己的政敌。欧洲文艺复兴巨人多，其中莎士比亚是最重要的代表之一，他的代表作是《哈姆雷特》，并成为人文主义思想的代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关于人性复杂、人性悖谬的思想，影响了近代欧洲文学关于人的问题的思考，也将启发当代大学生对于人生问题的思考。而从理论上讲，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在他的《诗学》中提出了悲剧“净化说”，肯定了文学的教育作用。对于改革开放的今天，爱祖国、爱中华民族，依然是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我们要培养新一代的大学生肩负起振兴中华民族的责任，要有民族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改革开放才不会偏离轨道。 二、有助于培养大学生辩证的思维品质，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一、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道德素质道德素质是求善，是人文素质的核心与灵魂。善者，在于祟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远大的人生目标和矢志不渝的追求等等。道德素质是与“四有”新人中的“有理想”相对应为什么说欧美近代文学可以教会大学生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历史地看待问题?这就是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认识事物，按照社会的本来面目来认识社会，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认识历史。在欧洲文学史上，大量的经典作品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对当时社会历史作了真实的反映。欧美文学课通过对这些作品的分析讲解，特别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历史主义的方法来分析这些作品，更加能够培养大学生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马克思主义对欧洲文学的分析本身就是典范。意大利诗人但丁是欧洲中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他的作品反映了欧洲社会从中世纪向资本主义时代的过渡，其代表作《神曲》虽然采用中古流行的梦幻文学的形式，包含着中世纪繁琐哲学思想和禁欲主义的说教，但它却是中世纪文学中最先创造出广泛反映时代的社会生活、具有巨大思想认识价值的伟大诗篇。恩格斯说:“意大利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取材于12世纪的一部丹麦史，经过莎翁的改编，一段中世纪的封建复仇故事，变成了一部深刻反映时代风貌、具有强烈反封建意识的悲剧。到了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出现更加明确了文学与社会的联系。巴尔扎克就曾经说过:“从来小说家就是自己同时代人们的秘书。”“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我只能当他的书记。”马克思非常推崇巴尔扎克，认为他“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列宁认为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我们突出文学的教育功能，丰富的欧美文学正成为大学生认识欧美历史、培养辩证思维的重要工具之一。不仅如此，培养学生的历史感，立足当今，从更加宏观的视角去了解和认识当今社会以及社会赋予的历史责任，促使学生解放思想，使他们的思想更开放、更合理、更有活力，也是欧美文学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把欧美作品中的主题与当今社会的主题结合起来讨论是一件常做常新的事情。对于大学生而言，也是一件有成效的事情。 欧美文学论文:欧美文学回归自然思想 一、希腊神话中的遵循自然 希腊神话是欧美文学的源头，它的好多做法对欧美文学的发展具有开创、引领的作用。所以我们在这里探讨回归自然的思想当然不能不从它的源头说起。大家知道，在希腊神话里，古希腊人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神”，而在这些形态各异的“神”的身上，既倾注了他们丰富的情感，同时也充分反映出他们渴望了解自然以及对自然现象作出合理解释的强烈愿望。但是对于当时那些知识和智力都极其有限的原始初民们来说，要对变幻莫测的大自然作出解释，谈何容易，他们甚至对物的兴衰和人的生死，都一片茫然，于是他们便不断地幻想，不断地沉思，终于在他们的脑海里浮现出了美妙的神话。只是需要指出的是，他们的想象不是一点没有道理而不着边际，而是他们也在以“此”推“彼”，企图以人类自身的经验寻找出大自然的规律，于是便有了最起码在他们看来是“合理”的解释。在他们的想象中，宇宙万物都与人一样有着生命，而且都在冥冥之中被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主宰着，而这种神秘的力量在他们看来那就是“神”。 这就是他们的思路，即“神”尽管神奇，法力无边，无所不能，但他们必定也与人一样有来处，有习性，有情感。于是在他们创造的神话中，便有了这样的描述，即一切皆从混沌开始，然后，混沌生了地神该亚，然后衍生出黑暗和光明、白天和黑夜以及天空、海洋、冥界等等。再之后苍穹之神乌拉诺斯和大地之神该亚结合，成为世界的主宰。他们一共生下了六男六女，即十二泰坦巨神。这样一来，世间万物便各归其主，各有其属，而且还各行其责。你看，宙斯掌管天，波塞冬掌管海洋，哈得斯则掌管着冥界，而太阳神阿波罗、智慧女神雅典娜、爱神阿弗洛狄忒以及农神、火神、月神、家神等等，都分别掌管着世间各种各样的事务，于是便事无大小，不论巨细，都“冤有头债有主”，显示出了大自然的一片秩序。在这样的一种构想中直让你感到不论世界有多大，有多复杂，总会有一个或几个“神”在统领着，绝对不会无序。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在神话中古希腊人还将这些神完全“人格化”，把他们描述得不仅有计谋，而且有情欲，甚至有小心眼儿，比如天父宙斯就经常下界追逐引诱凡间女子，而他的妻子赫拉则如同一个妒忌心极强的女人不断迫害她的情敌。当然，既然是“神”，就必定与“人”有区别，这就是长生不老、可随意变形，而且各具特殊本领和巨大威力，其好恶态度对下界人类的生杀祸福起着决定作用。总之，我们读希腊神话，可以感到古希腊人处处都在探寻世间万物的奥秘，他们千方百计地要找到每一种事物的“对应物”，而且极力想找到它们的来龙去脉。这种“前因后果”的推导的思路，是完全照着我们常说的“自然规律”在走，它充分反映出古希腊人遵循自然、描画自然、展现自然，最终热爱自然的情感和思维定律。正因为源头就与自然密不可分，所以这才有了后面的“回归”自然。 二、中世纪的违反自然 公元5世纪至14世纪，是欧美文学史上被称作中世纪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它不仅“时间最长，成就最差”，而且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也显得“暗无天日”，让人不愿回顾。原因就在于在这段时间里，欧美文学完全被宗教神学所统治，与当时所有的事情一样，违背了自然规律。在中世纪，基督教是整个欧洲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思想，作为当时欧洲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基督教在当时的作用主要是被统治阶级用来麻醉民众。我们知道基督教文化的本质特征是对上帝的崇拜，在这种崇拜中，它宣扬世间万物由上帝创造，引导人们对上帝的绝对服从。基督教教义认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人生在世根本谈不到实现所谓的“现世价值”，而是为了赎罪，为了死后灵魂进天堂。这即所谓的“原罪意识”。应该讲，在基督教文化里，绝对包含着对人的理性和道德伦理的追求，绝对包含着对人性的执着提升的意义，否则她是绝对不会成为日后西方人普遍信奉的东西的。然而在当时，在统治阶级和反动教会的作祟之下，她被完全“反动”了，这就是统治阶级利用人们对上帝的服从，利用这种“原罪意识”把他们的意志说成是上帝的意志，让人们实行禁欲，甘愿接受他们的奴役。 很显然，正是在统治阶级和反动教会的这种作祟之下，基督教被用来实行神权统治，其结果就是禁欲主义盛行，人的天性受到大大的抑制甚至是封杀，长期发展起来的那种张扬人性的希腊罗马文化被视为异端邪说，科学文化也被当作了神学的奴婢，所以她本身一些积极或正面的东西被掩盖了起来。作为文学，在整个中世纪都是以教会文学为主流。它一味地宣传宗教教义，鼓吹禁欲主义和来世思想，完全沦为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所以说到底，中世纪文学是违反自然的，是反人性的。它为人们迷失自我崇拜神权起了推波助澜甚至主导的作用。从这一点看，不能不说是文学的一个悲哀。 三、文艺复兴时期的超越自然 我们知道所谓文艺复兴指的是14~17世纪初在欧洲出现的一场大规模的几乎遍及整个欧洲的思想文化运动，它是当时出现的新兴资产阶级面对中世纪的黑暗以复兴古代文化为旗号而掀起的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运动。这场运动的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在此之前那种长期被宗教蒙昧思想统治，古希腊罗马文化开创的那种张扬人性的思想几乎丧失殆尽，人的所有权利，包括情欲、争取自由的行为等统统被封杀的可怕状况。因此它的出现，意味着欧洲历史进入了一个伟大的变革时期，它对欧洲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是我们常说矫枉必过正。正是由于中世纪太黑暗了，所以文艺复兴时期的解放也就在一片释放之中显出了“过正”之嫌。比如在非常有代表性的描写人性解放的《十日谈》里，高尚的爱情和低俗的情欲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甚至纵欲都被认为是人性的自然流露而得到了肯定与提倡。莎士比亚敏感地看到了这一切。他在后期的创作中，写下了大量由野心、私欲导演出的一幕幕罪恶的悲剧。比如他的四大悲剧《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和《哈姆莱特》就深深地反映出了纵欲的可怕。 他的这种表现是发人深思的。所以我们说莎士比亚的创作是在寻找着一种情感与理性间的平衡，是人文主义思想和基督教精神的双向选择，是希腊罗马文化与希伯来基督教文化融合的典范。 四、启蒙时期的回归自然 毫无疑问，与“回归自然”思想最吻合的就是启蒙时期作家们的表现了。这个时期的欧美文学，将思想与艺术完美结合，第一次让我们看到了二者的和谐。我们知道18世纪对于欧洲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原因就是继文艺复兴之后，一场新的具有更加深远影响的伟大的启蒙运动兴起了。可以说西方世界一向炫耀的就是他们资本主义的全面发展，他们那种先进的管理，他们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一向被人们津津乐道。而此时的启蒙运动正是为资产阶级推翻封建阶级的统治扫清了道路，进而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全面发展做了充分的准备。因此对于整个欧洲来说，启蒙运动的意义简直无法估量。所以康德曾经在谈论启蒙的著作中说，一切皆在启蒙!由于启蒙文学与启蒙运动的密切结合，它与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比起来都太不一样了。它倾向鲜明，饱含哲理，把“理性崇拜”作为旗帜，涌现出了一大批真正从骨子里追随自然的作家和思想家。 其中法国的卢梭是最典型的代表。卢梭的一生，始终在追求一种独立、自由、美好、纯粹的人生境界。他所有著述的轴心问题就是阐述“返回自然”，以此针砭和抗拒那个专制的处处违背自然规律的“不自然”社会。无论是他的理论著作《论科学与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社会契约论》，还是他最有影响的文学作品《新爱洛依丝》、《爱弥儿》甚至《忏悔录》，里面都充满了对不自然的人为、专制、邪恶的憎恨和对自然、本真、善良的赞美。他的良苦用心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通过对一切自然美好的呼唤，让社会变得自然美好起来。比如《爱弥尔》是一部讨论教育的哲理小说，“爱弥尔”这个名字是作家在书中拟定的一个学生。据说作家写这部书构思了二十年，撰写了三年，可见它的重要。小说于1762年出版。卢梭在这部书中指出了旧教育的失败，同时，积极地提出了建设新教育的系统的方案。全书分为五卷，前四卷指出当时男子教育的荒谬，提出“顺乎自然”的改革方案;第五卷提出女子教育改革的设想。整部著作夹叙夹议，其主线就是回归自然，发展天性。 比如卢梭认为，对儿童的教育要充分尊重儿童的天性，要启发诱导。他说，儿童在幼年时期应该在乡村的自然中进行教育，应该读的唯一的书是《鲁滨逊漂流记》，应该学的工艺是木工。他为什么倡导在乡村进行启蒙教育呢?因为乡村是最少工业文明浸染的地方，是最接近自然的。为什么要读《鲁滨逊漂流记》呢?因为《鲁滨逊漂流记》是最能体现自由冒险精神的，也就是最鼓励发展人的自然天性的。为什么要学习木工呢?那是因为木工是最能体现“心灵手巧”、最符合“自然天成”美的规律的一种工艺。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卢梭处处想着“自然”。至于被称作“卢梭主义百科全书”的《新爱洛依丝》，就更是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归结为自然的东西(这点我在《论欧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主题》中有详细论述，在此不在赘述)。总之，卢梭告诉我们，要找回美好，那就是也只有是“返回自然”! 欧美文学论文:欧美文学悲剧意识思索 在以欧美文学为代表的西方文学中，其悲剧意识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传统，而且也许是由于民族性格的差异，他们常常喜欢把作品中的“人类之悲”渲染到极致，这一点甚至成为外国文学的一个表征。以下让我们顺着由古到今的脉络来游历一番，看看他们到底是如何来渲染这种人类之悲的。 一、不是一般的悲，而是大悲 鲁迅说:悲剧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人看。在外国文学中，从古到今这样的例子实在不少。而且他们的这种“撕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撕碎，而是追根究底，撕心裂肺，甚至有点惊世骇俗，让你掩卷难忘。让我们就从古老的荷马史诗说起吧!大家知道，荷马史诗是在“古老的谎言”———希腊神话的基础上锻铸成的，它在转述神话的同时又在好多理念方面有重要的贡献，比如人与命运的冲突就是史诗所特有的。在史诗中荷马认为，除了神以外，人生还受到另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即命运或“命限”的约制。人与“快乐的”神相比，除了“可怜”或“可悲”之外他们还从一出生就受命运摆布，带上了死亡的阴影。人生短暂，苦海无边。你看太阳神阿波罗承认不会“为了可怜的凡人”和裂地之神波塞东开战，因为凡人的活期“就像树叶一样”，只有一秋。所以在战场上，在你死我活的搏杀中，死亡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壮士们尖叫着纷纷倒地，死神却只管张开血盆大口吞噬咀嚼，即便勇烈如阿基琉斯(其母是一位“不死的女神”)，最终也将走上战死疆场的悲酸之路。而且即便没有战死疆场，归途中的奥德修斯也已是历经艰险，九死一生。 因为在荷马看来，人生就是苦难的历程，在这个苦难的历程中，人在不停地用那有限的生命抗拒着无限的困苦和磨难。这绝对是古希腊人的人生观，也是西方“悲剧意识”的源头。最早的三大悲剧家之一索福克勒斯有著名的悲剧《俄狄浦斯王》。在这部流传千古的名剧里，作家以他特有的悲剧意识，书写出了人在与“命”相抗争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杀父娶母”这一不可思议的人类之悲。在剧中作家是这样给我们描述的:主人公一出生就被神示将来要杀父娶母，于是被父王派人用铁钉穿过脚跟扔到荒野喂狗，仆人不忍，将其送给了邻国的一个牧人，但后来他却偏偏被这个国家的国王收养成了新的王子。长大以后，当他知道命运的安排后，他离开了这个国家，宁可成为乞丐也决不做伤天害理之人。但就是因为他的这种抗争———流浪，恰恰酿成了大祸。途中他遇到了一个老人，莫名其妙地与他发生争执并失手将其杀死，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个老人竟是他的生身父亲。再后来由于他破解了“斯芬克斯之谜”，拯救一个国家的百姓于水火之中，得到了全国民众的拥戴，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个国家的新国王，于是也就很自然地娶了新寡的王后为妻，而这个王后正是他的母亲。 就这样他一步步地“成全”了这个“命运”。这个悲剧的确昭示得有点让人可怕，因为我们感到确实是“天命难违”，人从一降生便被命运锁住，不会有丝毫改变，人生永远也走不出“命”的怪圈。这是一种连环套式的演绎，作者在此确实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命中注定”。试想如果俄狄浦斯一开始“屈从”命运，老老实实做他的新王子，不要管什么“杀父娶母”的神示的话，也许就不会有以后的一连串出走、与老人争执、被推举为国王等等，这个“命”说不定倒真能避免。可悲的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处处与命作对，结果“一错再错”，终成“大孽”。所以完全可以这样说，俄狄浦斯最后的这种结果既是他命中的安排，同时又是他不甘做命的奴隶起而抗“命”的报应，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他的反抗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即与“命”作对越抗争越悲惨。这里起码有两点让人震撼:一是题材的选择，二是抗命的悲惨。杀父娶母这太不可思议了，但也正是在这种不可思议的大悲大叹中让我们感悟到了作者超出常规的悲剧意识。正如萨特所言: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行动。这恐怕就是索福克勒斯昭示给我们的悲剧的全部意义吧!我不由得想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们恐怕是很认“命”的，所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而西方人对这个“命”恐怕与我们有着不同的理解。在他们看来，恐怕越是“命中注定”的事，才越有一搏，因而也才越具有艺术表现上的“戏剧性”。索福克勒斯给我们呈示了这样的故事，司汤达更将这种故事演绎得出神入化、入木三分。在以往对《红与黑》的评述中，一般都把于连看成一个坏的典型，一个反面人物，其实我觉得这个人物恰恰是作家倾心歌颂的一个“革命”的典型、反叛的典型。从他的身上，很能让我们悟到西方人的悲剧意味。不是吗?于连本是一个出身低微的“平民茬”，但为了抗拒命运，他不惜改变意志、放弃爱好，像猴子似地一个劲向上爬。他先是放弃30岁当将军的夙愿苦读《圣经》，赢得了当时颇有威望的神甫的赏识被推举到市长家当了家庭教师，后又在与市长夫人的恋情败露后来到贝尚松神学院深得神学院院长的器重，结果经引荐当了巴黎木尔侯爵的私人秘书，如果再后来不是前面那位市长夫人的搅和，他就一定会成为侯爵女婿获得更大的成功，从此摇身一变成为“上等人”。这种看似忍辱负重，甚至有点低三下四的做法实际却包含了一种为达目的不惜牺牲一切，百折不挠、永不言败的精神。这完全是人类的一种特质，是一种雷打不动的征服心理，是绝对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生真谛，根本用不着半点含糊遮掩的。但是作家在展示这个与命相抗的结果的时候，却是以于连被枪杀而结束的，这显然是典型的悲剧。明明是“合情合理”的人生奋斗，却偏偏要贯之以搅和人心的“大喜大悲”，就是不让你舒舒心心，这恐怕是传统的东方理论无法解释通的，但西方人偏偏喜欢这样做。所以我觉得首先在悲与喜的问题上西方人的理解与处理就与我们有些不大一样，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二、“魔鬼”悲，“上帝”也悲 在西方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古一点的作品，上帝与魔鬼是经常要写到的两个形象。也许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这两个“形象”(或者说是理念)对他们太重要了，所以在作品中就使得这两个形象寄予了作者太多的意念也太让人咀嚼玩味了。其中的悲剧意识自然是十分明显的。比如大家熟悉的《圣经故事》，魔鬼撒旦无疑是“罪恶之源”，因此它总是要遭受上帝的惩罚，说到底他一定要失败。但是在弥尔顿的《失乐园》中，作家却赋予了故事以全新的演义，甚至因果关系也完全颠倒了。在这部名著中，撒旦成了革命的“典型”，胜利的“得主”，上帝倒成了一个失败者。难道不是?你看这“撒旦”虽因纠集天使作乱被打入地狱深渊，囚禁在金刚不朽的镣铐和永不熄灭的刑火中，但他死不屈服，忍受着巨大的痛苦，运用智慧引诱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偷食禁果，致使这对夫妇被逐出伊甸乐园，实现了他对上帝“恶作剧”似的复仇。这里的寓意是很不寻常的，除去作品独有的革命主题之外，仍有好多东西值得我们玩味。 常情常理在这里得到的是颠覆，而表面的得势与实际的结果又构成两个不同的意义层面。平时受尽折磨、吃尽苦头的一方成了(或可能成了)最终的得意者、胜利者，而一向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的一方倒栽了个“底朝天”。这正像体育比赛中的“得势不得分”，结果更可悲。这种打破常规、惊世骇俗的做法一方面显示出故事演绎的高人一筹，另一方面又不能不说是一种独特的悲剧理念或意识。再如著名的《浮士德》，它是大师歌德花了六十年心血锻铸成的经典之作，其良苦用心不言而喻。在此作中大师用“浮士德博士”这个人们熟悉的人和事，本质性地揭示出了人性矛盾对立的两面，这就是:当“上帝在我心中”的时候，“我”是一心向善的，我充满了对知识的饥渴、对爱情的盼望、对艺术的挚爱、对事业的慕求、对美好的向往;而当“魔鬼缠身的时候”，“我”则丑态毕露，恶贯满盈，无恶不作。因此在作品中，歌德既全面地描写了浮士德对学问、爱情、艺术、事业的孜孜以求，也详尽地展示了他“沉迷爱欲”、“附着尘世”的难以自拔。对这样的一个人真是“魔鬼悲，上帝也悲”。当然作家远远没有到此为止，他揭示主人公的一生奋斗，不论爱情还是事业均以失败而告终，深刻地寓示了一种“人生有限，宇宙无穷”的意味，这就是用有限追求无限的可悲可叹:生命是短暂的，至善至美则没有穷尽，所以人生永远不可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这种大彻大悟的悲剧意识，实在不是悲观，而的的确确是一种清醒。 欧美文学论文:谈论西方宗教文化与欧美文学教学 一、我们都知道，欧美文学来源于两大系统，这就是来源于具有人文主义内涵的古希腊—罗马文化系统和来源于具有唯灵主义内涵的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系统。 从欧美文学的发展情况来看，这两大系统存在着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融合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相互碰撞和相互融合渗透，形成了欧美文学丰富多彩的画面。但是，由于中国的欧美文学学者和大学教师受到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惯性和制约，致使他们在编写欧美文学史的过程中过分关注古希腊-罗马文化系统中的人文理念，而对欧美文学史中同样重要的和客观存在着的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系统中的宗教理念却缺乏应有的重视。近年来，随着欧美文学学者对这一领域研究兴趣的扩大和深入，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逐渐丰富起来，无论是对个别作家的宗教理念的剖析，还是对整个基督教文化的疏理，都比以前更为深入细致，这就为把欧美文学中的宗教理念融合到欧美文学教学中来提供了丰厚的科研基础。然而，从目前的欧美文学教材情况来看，绝大多数教材并没有摆脱过去的思维定势，其基本构架仍然是沿着人文理念的线索来设计整个欧美文学教学内容的，比较典型的就是郑克鲁先生主编的《外国文学史》，郑先生主编的教材是近年来无论是思想、观点还是构架都是比较新颖的教材，特别是在把外国文学中的宗教理念与人文理念相互融合方面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此教材虽然在整体结构上沿袭着以往教材的结构，但就是这个结构框架里，却融进了一些近年来的有关宗教理念的研究成果，它包括在概述中增加与宗教文化有关的一些内容，也包括在具体的作家作品的分析中增加其宗教内涵，这就使得郑先生主编的教材在这方面与以往教材相比取得了较大的突破。然而，即便是这样，此教材里的宗教理念也不是欧美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仅仅是对以往教材内容上的一种附加，因而，郑先生主编的教材在增加宗教理念上的缺陷是明显的，它的主要缺陷是缺乏对欧美文学中的宗教理念的系统性把握，也没有真正地深入下去挖掘欧美文学中蕴藏着的宗教内涵。这种情况我觉得在更新旧观念的基础上，利用现有的研究成果，就可以改变这种现状，从而恢复欧美文学内涵中的本来面目。 二、实际上，从整个欧美文学的发展历史来看，来源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人文理念和来源于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的宗教理念都是同等重要的精神力量，他们之间既存在着相互对立又存在着相互融合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构成了欧美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在古希腊文学中，其人文理念和宗教理念是融为一体的，古希腊宗教最富有魅力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仅是通过严格的宗教仪式和刻板的教规来进行宗教活动的，它是通过最富有人文色彩的文学形式来表达深厚的宗教理念和实现宗教沉思的。从文学的角度上说，古希腊文学诸样式表达的是人类童年时期的精神状态，具有纯审美的性质，古希腊文学中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对英雄主义行为的由衷崇尚，以及对自身命运的严峻思考，无不显示出古希腊文学关注人本的特点。从宗教的角度来说，古希腊文学表达的是从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过程中确立父系血缘和社会关系的宗教理念。 古希腊人确立父权制的过程，不像其他民族那样完全靠教义、宗教仪式和禁忌来强制实现的，而是通过艺术的方式，在充满审美特质的氛围中自愿去认同这种新制度和新血缘。由于古希腊人的宗教理念是一种智慧活动，因而它很快演变为哲学上的唯灵主义和怀疑主义，古希腊哲学上的唯灵主义是日后与犹太教进行融合的精神基础。而古希腊另一种人文理念由于缺乏崇高、神圣的宗教理念的支持，就逐渐退化为单纯的享乐主义。古希腊人的享乐主义在人文和宗教交织的时代还具有高贵和浪漫的性质，但到了古希腊社会后期，这种享乐主义就变成了肆无忌惮的情欲泛滥。而古希腊社会的直接继承者--古罗马社会则把这种情欲泛滥的享乐主义推向了极端，从而导致了古罗马社会的全面腐败和虚伪。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就作为古罗马社会享乐主义的拯救者的姿态出现了。基督教虽然长期以来受到罗马帝国统治者的残酷迫害，但它肩负的使命却非常崇高。对于腐败、虚伪的罗马帝国来说，基督教最大的使命在于瓦解这个帝国的基础，以使整个帝国免于更大的堕落。而对于同样愚昧和野蛮的北方蛮族来说，基督教的救世使命在于对他们野蛮和强悍心灵的驯服和皈依。由于罗马帝国的瓦解和日尔曼人的大规模迁徙，整个欧洲社会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状态，惟有基督教不仅在原罗马帝国的土地上发展了强大的教会组织，而且在原日尔曼人的荒蛮之地也发展了自己的组织。 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顺理成章地担负起了统治欧洲的责任，基督教主教们不仅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主宰者，而且是世俗生活的统治者。基督教的教义要求人们鄙视现实生活的意义，因为人类始祖的堕落使得人在现实中总是处于有罪状态，人惟有尽心侍奉上帝，才能获得生命价值的升华，这种注重来世的价值观才是人现实生活的最终目的。正是由于基督教的强大的精神力量，阻止了罗马帝国物质主义的进一步堕落，才使得纷乱中的罗马帝国和野蛮、强悍的北方部落得到有效的控制，因此，虽然基督教有黑暗、鄙视人性的一面，但也有对抗罗马帝国的情欲泛滥和制服、驯化北方少数民族的巨大贡献。文艺复兴时期是古希腊人文主义的新发展，虽然它是以基督教来世主义、禁欲主义和朦味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但人文主义也不是与基督教思想完全对立的思想体系，随着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人的宗教改革和文学上诸如莎士比亚等作家的反思，使得人文主义内涵逐渐与基督教思想实现了融合，变成了所谓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基督教人文主义是对传统基督教教义的改革，这种改革并不是否定基督教的宗教理念，而是改革那些违反人性的教义，其结果就是人文主义的内容融合进了基督教教义中，从而增强了基督教的世俗内涵。另一方面，人文主义思想由于有基督教价值理念的支撑，也使得它的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获得了升华。 这种升华在法国古典主义时期得到了很好的印证。法国古典主义特别是在路易十四时代，是一个穷奢极欲的时代，贵族们聚集在富丽堂皇的凡尔赛宫，极尽奢华之能事。但另一方面，他们的奢华并不粗俗，反而由于他们审美趣味的高尚显得相当的雍容华贵，他们不仅衣着得体，举止文雅，而且逐渐培养出一种具有浓厚贵族气息的高贵、典雅的审美趣味和风尚。路易十四本人就是这种新风尚的典范，相传他在参加舞会时还对他的侍女们脱帽致敬。虽然古典主义在政治上是对传统封建制度的回归，但在文化风俗方面它却使法国甚至整个欧洲的社会风尚和审美趣味得到提升。在传统的欧美文学体系中，18世纪的启蒙运动常常被阐释成是与基督教文化完全对立的一种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但实际上启蒙思想家们反对的只是基督教会的虚伪、阴险、残暴和教士们的腐败堕落，是对基督教抽象的、违反人性的教条的批判，而对基督教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即基督教人文主义，则不但没有抛弃，反而通过阐释，把它植根在人的最内在的情感体验中，从而改变了基督教信仰的基本属性，即由信仰外在的上帝转变为信仰人心目中的上帝。这种基督教信仰属性的改造由法国作家卢梭开始，并逐渐演变为一种道德神学，而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就是在这种新神学的背景下催生出来的。因此，从宗教理念的角度上说，浪漫主义运动是对宗教的某种回归和超越，通过浪漫主义运动，人们对内心体验的宗教有了一种全新的感受。而从文学的角度上说，浪漫主义又具有人文理念的属性，它表达的是人的内在情感的张扬，对自然纯洁性的赞美以及对古希腊文化的回归。这种宗教性与人文性的交融正如奥克塔维奥·伯斯所总结的:“浪漫派的宗教性是非宗教的、反讽的;浪漫派的非宗教是宗教的痛苦的。” 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是欧美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这个时期人们一方面向往着未来世界的美好，并为创造新生活而不断努力，因而使得这时期文学表现出关注现实生活，张扬个性和反叛传统等精神素质;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动荡对传统道德和价值体系的摧毁，使得人们在心灵上更加需要传统的宗教信仰来获得灵魂的安宁，因此，这个时期大多数作家都不同程度的表达了祈求宗教来拯救社会危机的精神意向，文学与宗教的关系表现得更加紧密，这时期作家不仅表现了浓厚的宗教理念，而且还自觉地承担了宗教的救赎功能，从而使这时期的文学具有浓厚的救世色彩。 欧美文学论文:女巫叙述与欧美文化及文学创作 美国萨勒姆(Salem)小镇因女巫而出名。早在1692年,萨勒姆一个牧师家的一对男女小孩,声称看到了异象。紧接着他们人形大变,呻吟作苦。官方很快将疑点集中到牧师家的印第安女仆身上。女仆屈打成招,招认曾暗领撒旦密旨,作法迷心,加害两位小主人。可法官哪肯就此善罢甘休,“女巫”干脆将邻里中略有桀骜之气的女子一一供出,一下揪出数百女巫,数十人被法庭绞死。平静祥和的萨勒姆小镇被搞得人人自危。这段历史不仅给小镇,也给整个美国历史带来耻辱。 女巫审判中有一位特殊的法官――约翰・哈索恩(Judge John Hathorne)。他痛剿女巫,不知多少人在他手下做了冤鬼。之所以提到哈索恩法官,还缘于他有个大名鼎鼎的后代――作家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作家深以祖先为耻,给自己的姓氏里多拼了个字母W,以示与家族决裂。祖辈的耻辱,反倒让霍桑对清教传统重压下的妇女寄予同情,创作出不朽的名著《红字》(The Scarlet Letter,1850)。还有二十世纪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也根据萨勒姆审判创作出影响戏剧史深远的《炼狱》(The Crucible,1953)。在麦卡锡恐怖时代,该剧逆风而动,因深藏讽刺而成为名剧。名著、名剧演绎的女巫迫害,主旨大都是控诉美国传统文化的保守、落后与压制,以及主流社会的偏见与冷酷,也暴露愚顽氓众的人性泯灭。但是,女巫传统毕竟不仅仅是政治或社会问题,还不能说它早已落套为历史旧谱,或权当授古诫今的逸事。发达、现代的美利坚,虽然科学技术很先进,功利与消费的资本主义文化深入骨髓,但女巫文化还有一线生机,深植于新英格兰的风土人情之中。时光荏苒,它虽饱经世变,却并未在快餐文化里委靡。 纽约州界有一处叫“燕尾服”的地方,是全美第三的“恐怖森林”,其实只是个运营成熟的游乐园。看到“燕尾服”的地名,我想起一句老话:燕尾之服终不能掩羊脚。在一本研究女巫的著作《女巫的世界》(The World of the Witches)中,我读到中世纪女巫午夜聚会时,魔鬼总化身公羊或人形,虽着一身庄重的黑色礼服,却常露出公羊的角和脚来。 该书作者巴罗伽(Julio Caro Baroja)是位研究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人类历史学家。虽然形式上是学术专著,但该书内容生动,纪事写景都很丰富,兼有大量鲜活的一手史料。如果想对巫术历史溯流寻源的话,可以在两千年前凯尔特人对时间交替轮回的崇拜里找到蛛丝马迹。与主流文明不同的是,古凯尔特文化相信“一日之际在于晚,一年之际在于秋”,所以在一天的“开始”(即黄昏时分),或一年的“开头”(即晚秋时节),凯尔特人会祭天狂欢。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美国人会在十月底过万圣节。《女巫的世界》给我们展示了欧洲大陆女巫历史的生动侧面。作者收集了大量教会图书馆珍藏的巫术审判档案,有一段17世纪初的巴斯克女巫审判最为精彩。1609年,国王亨利四世指派法官德・兰克(De Lancre)去巴斯克审理堆积如山的巫术案。这位法官是个有心人,在血腥裁断过程中摇身一变成了作家,用审判记录做素材进行创作,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叙述。 《女巫的世界》就是以德・兰克留下的档案史料和“创造性叙述”为对象,分析16世纪巴斯克地区的社会和文化状况。从书中罗列的档案里可以看出,这位法官很擅长把犯人的口供惟妙惟肖地呈现给读者。《女巫的世界》一书援引了兰克法官完整的审判记录,大大增加了可读性,而且还配有不少插图,更显得情趣盎然。该书的分析和阐释部分试图发现巴斯克女巫盛行的根本原因,于是从风土人情入手,展现出巴斯克与西班牙和法国社会文化的巨大差异。这里一直比周围地区落后、贫穷,基督文明未能扎根于民间。在以渔业为主的巴斯克沿海地区,男性对家庭缺乏责任感,除了经济上供养外,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外出,或海上捕鱼或寻欢作乐。因此,巴斯克妇女主导着社会生活,她们以特有的方式――巫术维系着集体认同和信仰生活。但我想女巫历史也许还有另一层,就是以女巫为题材的绘画、文学和文献作品之所以长盛不衰,不仅仅是因为女巫审判对社会生活的深远影响,还有男权社会对女巫叙述的需求。在教会统治的压抑时代,德・兰克将女巫审判的档案,添枝加叶转述成奇闻逸事,绘画作品也借诅咒巫术为名,渲染女性的身体和性幻想,满足男性的窥淫欲望。从根本上说,德・兰克不过是唱着维护世道人心的高调,行着声色货利的实务。 逃到北美的女巫也许后来颇有建树,因为八十年后新英格兰又上演了一出场面宏大的女巫审判。17世纪的萨勒姆异常贫瘠荒凉,诸果不实,杂木丛生,森林敝日,颇显荒野蛮风。从“五月花”号上登陆美洲的部分移民,早在此安家立业,开荒拓土,传宗接代了。他们终岁辛劳耕作,敝衣恶食,光景绝望。但因久客而恋异乡,定居于萨勒姆的清教徒,与宗邦英国越来越疏远,与荒蛮的异乡越来越亲近。虽然坚守加尔文清教,但时移世变,人心不古,本地荒原的风貌和土著迷信渗透到萨勒姆人的血脉之中。他们的信仰也开始芜杂混乱,既虔诚信主祈福,又怕鬼神妖怪附体,于是占卜符咒,避凶趋吉。美国作家霍桑曾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小布朗先生》(Young Goodman Brown),正是以那个时代的萨勒姆为背景,以巫术为题材,创作出一个梦幻般的午夜聚会场景。 小说主人公布朗先生是个基督徒,卑微平庸,循规蹈矩,却鬼使神差地答应参加一个可疑的午夜聚会。他在日暮时分踏上山路,伴着教堂钟声,消失在遮天蔽日的森林里。接下来的怪事连连发生,在一片林中空地,布朗发现村上的善男信女和来自康涅狄格、罗德岛的显赫名流等悉数到齐。哀婉亵渎的巫教大合唱,应和着篝火的起伏升腾。魔鬼被召唤,口出狂言,污秽神圣……曙光渐散,布朗先生回到萨勒姆小镇的街道,昨夜看到的少女、老妇、牧师像往常一样在镇上忙碌着……布朗先生糊涂了,不知昨夜巫术大会是真是梦,可耳中分明还回荡着黑夜啼血的杜鹃鸣声。 霍桑的叙述很是精彩,让人思索玩味。他虚构的新英格兰巫术聚会,完全不同于欧洲人对女巫的想象。在德・兰克这位法兰西法官的笔下,欧洲巫术更具有自然崇拜的神秘色彩,充满巴斯克民间幻想、市井风俗,是乡土文学的肥沃土壤。而霍桑笔下的萨勒姆巫觋,相形之下更社会化,或者说具有“现代文明”特征,人类社会行为的种种偏狭乖张,虚伪荒唐,在巫觋与教会的博弈里,明若观火。霍桑虽然对世道人心痛下针砭,却少了德・兰克的天真、蒙昧与率性。从巴斯克巫术中我们看到的是自然之美,而从萨勒姆女巫审判中,却读到了人事之丑。 我曾特意感受过与欧洲文化迥异的巴斯克风情、言语和传统。巴斯克横跨西班牙和法国疆域,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个有独特文化传统的地区,被西、法肢解成了两部分,所以才有旷日持久的巴斯克独立运动。据考古发现,六万年前由克鲁麦农人演化而来的巴斯克人,早在公元前六千年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后来,印欧语言影响扩大,上升为欧洲主要语言,而巴斯克语却特立独行。当现代语言学家把世界各民族划入不同的语系时,巴斯克语却茕茕孤立,无法归类。更有趣的是,巴斯克人的血型也与其他人群不同,“Rh 阴性”血型的人口比例高居世界第一。但遗憾的是,这个文明没有记录自己的传统,关于巴斯克的叙述和记载,往往来自像德・兰克这样的主流欧洲人。半个多世纪前,巴斯克地区还是躬耕捕鱼,瓦屋纸窗,与欧洲其它地方的生活迥异。现在素朴清淡早已了无痕迹,现代都市气息扑面而来,街上随处可见一幢幢雄伟堂皇的中世纪教堂。原来巴斯克异教巫术既然如此盛行,天主教会必苦心孤旨收拾人心,好让巴斯克人持护名教,皈于圣道。巴斯克人现在终于得了正果,过上欧洲一体化的后现代生活。 打听起巫术的情况,当地人说有巴斯克学者做专门研究,但不大有人关注了。相比之下,北美对巫术的关注和利用从来没有绝迹。在美国大众文化中,女巫一直是娱乐消费的符号,每年不断有女巫故事和童话大量出版。好莱坞每年万圣节档期不断推出女巫或僵尸影片,更不用说《哈利・波特》《指环王》等异教传奇全球热销,至于里面到底有多少传统文化元素,则另当别论。女巫、魔法可能只充当着后现代消费生活想象贫乏的空洞能指罢了。 灵鬼、巫术是基督教和现代科学剿杀的目标,它们与现代人的世界观早已无缘,但未必不能与审美相映成趣。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志怪和传奇,曾是古典创作的重要源泉,《封神演义》《西游记》可谓古典文学的重要脉络,曾开拓中国文学想象的广阔空间。当代中国文人、艺术家对鬼怪题材热情不高,“封建迷信”或“愚昧不化”两个尖顶高帽,足以让“现代知识分子”自惭形秽。但是,这个全民奔竞躁进、阔步前行、心急求变的时代里,能否驻足回望,在灵异鬼怪文学的资源中披沙拣金,重新思索玩味那些已随时移世变、早有隔生之感的人情物理,让生活在这个想象贫乏时代的人们,从不同角度感受自然万物之美? 欧美文学论文:试论欧美文学中的“个性自由”特性 摘 要：“个性自由”是欧美文学作品中最为关键且重要的命题，将人类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当做人类生命永恒的追求。 关键词：欧美文学;个性自由;个性特点;个人主义;特征 特别是古希腊文学作品作为欧洲文学的开端和典范，在作品中大幅度描写个性自由的内容，对人类的发展历程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欧美文学的辉煌灿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阐述早期欧美文学中的个性特点 （一）古希腊传说和古罗马文化 古希腊传说为早期欧洲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在古希腊传说中，除了极少部分属于神祗传说，无论是关于爱情、王位还是财产争夺等方面，大部分英雄人物都将个性解放和自由当做毕生的追求，都不会以民族利益或者是集体利益为个人动机。例如，在《荷马史诗》中，荣誉是英雄人物个人价值的体现和生活的意义，很多英雄为了追求荣誉甘愿付出自己的一切。尤其是为了实现个人英雄价值，不惜采取极端的方式，个性十分张扬，这种极端的追求方式和张扬个性逐渐占据了古希腊文学的主流，成为其创作的核心内涵和文化基点。尽管很多专家和学者都指出，古希腊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人本主义具有原欲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一切以“我”和“人”为中心，张扬个性和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的特点极为鲜明和突出。 （二）中世纪文学 中世纪文学既继承了传统古希腊文学中的部分文化，又对其进行了延伸和发展。在中世纪文学中，重视人类理性的回归，鼓励和提倡人类通过励志来对原欲进行控制，更加强调精神和理性的重要性，挖掘其本质内涵，形成了中世纪时代特有的文化价值观念，也为基督教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 （三）人文主义文学 在中世纪基督教中，所弘扬的观念主要就是人本来就是有罪的，出生主要是为了赎罪，只有控制和禁锢各种欲望，才能在来世有更好的人生，这种教义使得当时的神本意识逐渐取代了古罗马时期的人本意识，在起初对维持社会秩序和发展经济发挥了一些很好地作用，但是后期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导致文化经济一直停滞不前。因此爆发了著名的文艺复兴活动，反动各种封建行为和教会思想，以“人文主义”为主要文化复兴目标。随着文艺复兴的不断推广和发展，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诞生了众多著名作家和学者，开创了人文主义文学先河。所谓的“人文主义”，就是重视“人”的价值，对人的各种权利进行保护，以人为本，反对封建社会统治者主导一切的思想，反对神的权威，要求立足于“人性解放”角度审视历史。从本质上讲，人文主义也就是个人主义，突出个人的价值，将个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核心，对个人的利益和意志予以充分强调和肯定。文艺复兴活动否定了中世纪文学禁锢原欲的行为，肯定了传统古希腊文化，并对其进行了复兴和发展，进一步弘扬和推崇个人自由，追求和实现个人价值。皮特拉克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诗人，他是第一个提出“人学”观念，鼓励发展“人学”，强烈反对“神学”，其代表作品――《歌集》中，对其爱情进行了全面抒写，推崇和表现了对自然自爱的追求和向往。再如薄伽丘的《十日谈》也对中世纪的各种封建宗教观念特别是禁欲道德思想进行了抨击和完全否定。在文艺复兴时期，所产生的一系列大师无一例外的强调个人尊严和权利，体现个体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文艺复兴并不是对传统古希腊文化的简单复兴和重复，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基督教的正确观念进行吸收和融合，例如人人平等以及仁慈宽恕等观念。可以这样理解，文艺复兴对古罗马文化和中世纪文学进行了结合、继承和发展，是这两个时代文化结合的综合性体现。文艺复兴思潮的发展被看做是西方文化历史上的关键和转折点，结束了中世纪文化统治，使人类社会文化逐步走向了近代资本主义文化时代。 二、后现代主义中的个人主义 随着后现代文学的不断发展，文学本身以及文学评论价值观都出现了巨大变革，个人主义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导致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有多重因素，工业革命和科技的发展是推动后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成因。在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浪潮的影响下，文学的表达方式和内容更加丰富且多变，文学作品面临着严重的叙事危机，同时各种文化和文学的矛盾也导致不同类型的文学主义应运而生，形成了多元化的后现代文学主义。在对文学作品进行评析时，也不能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哲学和历史角度，而应该进一步从科技、社会、政治以及经济等多方位角度去对文学价值进行分析和判定。以后殖民主义为例，后现代主义推崇文化相对主义来对其进行分析。英国认为自身文化优于印度文化，处处表现出对印度的歧视和不满，体现出英国自身的文化霸权。然而导致这一观念产生的根本性原因主要是由于印度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深受英国的殖民统治。而后殖民主义则为了消除这一观念而进行努力，希望能够以新的视角和态度看待这种现象。再如女权主义，将重点放在对男性中心意识的消解方面，解放女性自由和权利，使女性所写出的优秀作品也可以被视为经典而广为流传，同时也为女性解放以及文学创作带来了很多积极作用。然而也必须清楚的认识到女权主义所存在的缺陷，例如浓厚的政治色彩以及偏激的行为等也带来一定的负面作用。 三、总结 综上所述，文学的发展，离不开时代的变革和经济的发展，是反映当下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媒介。在欧美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人性自由始终是其发展的主流方向，对人类命运发展和社会前进，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欧美文学论文:基于全球化的欧美文学中国化研究 摘 要：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自创世以来就一直成为交融和引进的状态，在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同步比较发展的进程中，而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氛围中，科学、民主和文化为精神提升点，将中国原有的文学理念与西方的哲学和话语掺杂融合，形成了中国化的文学理解，在全球化的文学共融时代，全球化的话语和视角使辩证地、多维地思考和解决问题，而不苟泥于决定主义的偏见和僵化，以我们今天的中国，重新审视欧美文学经典、比较性地创设全球化概念之下的价值审美体系，进行文学语境的深入探讨和研究。 在全球化的态势之下，经济文化已经进入了一个整合的大的时代，当今的中国文学，已在时代的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吸收和融合了欧美文学形态当中的新的文学元素，成为了一种动态的、变化的文学形态模式，我们要在这种动态的过程中清晰地认识到变革的方式和欧美文学翻译的全球化共享趋势，要变革泊来文化的引入和借鉴的单一化观念，通过构建全球化的大的文学语境，实现中国化的文学再造和自觉的理论新建过程。 一、欧美文学中国化的理论概念及理解构筑 在现代文化的文化表达形式上，发生了新的文化变革，出现了许多新的文学概念，诸如：原来的文学作品在当代的文学研究中已称为了“文本”、文学语言表达已称为了“文学话语”、还有“语境”的概念等等，文化理念已在全球化的态势下呈现出泛化的、互通性的特性，而欧美文学的中国化进程则由来已久，其“中国理解”的文学语境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表层递进式结构创建。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在被另一个民族引用和借鉴之时，其对另一个民族的影响是层递式的、渗透性的，欧美文学进入中国文坛的过程也是如此，它由最初的欧美文学翻译文本的形式进入中国，由欧美语言转为中国语言的过程中初步渗入，其次，再由中国的文化理论研究学者进行欧美文学文本的相关探讨，在中国文化学者的不断思考与争辩之下，逐渐形成了稳定的对欧美翻译文本的理论框架，这种理性的文学思考过程，无疑更进一步地深化了对欧美文学翻译文本的中国式理解；在经过中国理论学者的思考与反思之后，欧美文学文本语境便逐步进入中国文学应用的领域当中，其欧美风格的文学创作手法、欧美流派的文学理念已融入到中国的文学创作之中，更甚至，欧美文学文本已渗透到中国人民的生活形态当中，这更有力地证明了欧美文学的逐步层递式的中国化内容，形成了表层的欧美文学中国化框架。 （二）深层的现代价值观的构建需求。中国在千百年来的封建文化沿袭之中，一直尊奉着古典的哲学观，信奉着“中庸之道、仁爱、诗言志和风骨”等文学价值观，在我国的传统社会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为传统文学所崇尚。而随着清末民初的、伴随着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当中，逐渐引入了欧美先进西方国家的译介外国文学，欧美大量的新思潮涌入而来，各种先进的政治思想资源接踵而至，新的文学思想价值观正应合了现代中国价值观构建的需求，大量的欧美文学被中国学者和文人所运用，并在改革开放的中国进程中加以梳理和融合，用现实与浪漫相结合、具体与意象相组合的方式，构建了崭新的欧美文学中国化的文学史体系。 （三）双向的文学体系影响。在历史的进程中，欧美文学引入中国，我们不但要分析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当看到，欧美文学在进入中国之后，为中国传统文学所影响，其欧美元素被中国化的影响过程。由于我国具备自身足够强大的传统中国文学基础，足以对外来的欧美文学进行以中为本的译介和解读，欧美文学在进入中国文学的同时，中国文学研究者就立足于中国之根本，将西方文学进行有意识的、有顺序的译介和阐释，就像我们学习政治文化所知道的：我们学习外国文化知识，只是借鉴和运用，而不是全盘照搬照抄。这就是欧美文学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化的自觉意识所在，它以中国学界独有的视角、独特的文学史观和独特的艺术解读，构建了中国化的欧美文学。 二、全球化的文本旅行使欧美文学中国化的本质表征 欧美文学在不断涌入而被中国学者进行翻译和解读的时候，推动了文学研究方式的转型和改变，文本旅行这一形象化的描述即是基于全球化范畴的文本流转的研究思潮，其寓意指文本如同人一样，人在“旅行”的过程中必然会携带自身文化观念，在旅途中会不可避免地与当地文化相碰撞，最后与当地环境相融合，成为其中的一员，文本研究也是同理。欧美文学在进入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也与中国的文学相整合，在研究的过程中实现了与中国相融合的介质，呈现出欧美文学中国化的本质表征： （一）应合了中国新文化建设文学语境。文学欧美文学与新中国文学的发展和建设同步进行，它成为了新中国三个阶段：五四民主时期、新中国建立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的文学背景，在这中国化建设的三个阶段进程中，欧美文学被中国学者自觉地加以阐释和运用，在不同的时期进行欧美文学合理的延伸，用抗争与命运为主旨自觉地指导五四民主时期的中国文学。 （二）具有与中国传统文学比较和借鉴的自觉性特征。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我们对外来文化不是全盘吸收，而是有选择地加以借鉴与引用，因此，欧美文学在一进入中国文坛之时，就成为了与中国传统文学进行比较的意识之下，在通过对欧美文学进行尊重与比较的同时，我们熟悉地看到了欧美文学中与中国传统文学所相似的背影，诸如：西方的象征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文学象征手法、西方的现实主义与中国文学之中的写实创作、西方的浪漫主义思潮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诡谲与奇幻文学”等，中国学者在现代化的精神引领下，从比较与借鉴的视角，在批判性的意识之下，进行中国传统文学的反思与批判，既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吸取了西方文学的内容，对欧美文学内容加以中国化的再造和重塑，在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反思与自我反思的基础之上，构建了有特殊研究意义的中国化的欧美文学体系。 三、结束语 欧美文学有其本土的原文学形态，它在进入中国历史进程的过程之中，不断地应合中国特定环境的历史阶段需求，用其与中国传统文学相连的文学语境，实现中国建设阶段的现代化文学价值观的渴望与呼唤，中国学者与文人在对欧美文学进行反思与批判的过程中，不断融合其与中国传统古典文学相融的一面，用引进、尊重与包容的文学态度，在文学自觉意识的指导下进行外来欧美文学中国化的进程，用清晰的中国现代价值观来阐释和解读外国欧美文学流派，实现欧美文学的中国化新形态。 欧美文学论文:后现代文化思潮对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修辞手法影响的研究 摘 要：在欧美文学作品中，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情感都会以修辞的手法表达其生动的内容。在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冲击下，欧美文学中的修辞方法发生了改变。后现代文化思潮形成后，对于当代欧美文学作品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而且还会以一副姿态呈现出来，导致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都离不开后现代文化的界定。那么在文学表达方面，就会以修辞的手法来表达思想。该论文着重研究后现代文化思潮对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修辞手法。 关键词：后现代文化思潮 当代欧美文学 修辞手法 研究 后现代文化思潮形成后，对于当代欧美文学作品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而且还会以一副姿态呈现出来，导致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都离不开后现代文化的界定。那么在文学表达上，就会以修辞手法来表达思想。 1 后现代文化思潮引起了剧烈的文化震荡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作为一种文化思潮，于20世纪的五六十年起于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潮在60年代就已经在美国和法国兴起，进入到80年代，达到了鼎盛时期。此时，欧美文学作品中就已经有后现代思维方式。中国的学术研究界对于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定位，首先是从建筑和文化领域中形成，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得以扩展后，被融入了哲学、艺术、社会、历史学研究的因素，因此而被纳入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后现代文化思潮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引发了意义深远的效仿热潮，以致于在欧美各国引起了文学震荡。 2 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的修辞方法 在当代的欧美文学作品中，为了能够使作品的语言更为丰富，往往会采用恰当的修辞手法，以渲染作品的语境，提高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2.1 比喻的修辞手法 比喻在欧美文学作品中是常见的修辞方法，不仅可以使文学作品更为有声有色，而且还可以提高文学作品的可读性。与汉语的比喻修辞手法相同，在欧美文学作品中所采用的比喻，主要为明喻和暗喻。明喻，是将具有相同特征的两种事物和现象相互对比。比如：He looked as if he had just stepped out of my book of fairytales and had passed my spirit.译为：他看上去好像刚从我的童话故事书中走出来，像幽灵一样从我身旁走过去。暗喻具有较为强烈的情感色彩，在欧美的文学作品中，暗喻的手法要经过品位和咀嚼之后，才能够感受深意，令人回味无穷。比如：Rise，like lions after slumber.In unvan-quishable number，shake your chains from you likedew.在这首诗句中，将觉醒的奴隶比喻为沉睡中苏醒的雄狮。这句话当然不是表面的意义，而是采用了暗喻的手法表达更深层次的内在涵义。 2.2 幽默的修辞手法 在文学作品中，幽默主要追求的是语言的形象性和生动性，以将文学语言的表达功能充分地发挥出来，给人以阅读上的美感。比如：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 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这句话的前半句和后半句在表达上极具对比性。前半句采用了哲学式的庄重语气，后半句则是诙谐幽默的语言表达。这种不协调的语调，将英国上流社会的无聊与空虚表达了出来。从语言的运用上，这种语言表达很显然违背了语言规范，但是正是这种幽默的修辞手法，才会让文学作品的思想表达更为生动而令人感到轻松愉快。 2.3 反讽的修辞手法 反讽的修辞手法在海明威的《光荣的战士》中极其强烈地体现出了诗文本身所富有的情感抒发，以极其强烈的讽刺手法营造出文章情节中的紧张气氛。E.M.哈里代（E.M.Halliday）曾说过：讽刺使海明威的作品在无形中成为了思想情感宣泄的伟大小说，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意图与行动之间等矛盾的焦点当中，在很大的程度上存在着讽刺性的差距，而对于讽刺手法来说，其不仅仅是对情感的宣泄，在一定的程度上来说，反讽具有一种艺术价值，在夸张的反讽修辞手法面前，能够将一个人脱离真实的存在体，从艺术的角度对其进行形象的构造，能够给读者带来思维上的美的感受，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助于读者情感的一种释放，能够让读者充分感受作者的思想情感，从而达到艺术上的共鸣。 另外，反讽能够使相应的文章中的人物的外在形象和内心情感体现得淋漓尽致，就如《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所使用的反讽手法，对麦康伯和玛格丽特两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具体的细节描述，并对他们的生活通过反讽的修辞手法，透过现象看清事物的本质，从而让人们在阅读当中的细节之处时，能够清楚地看到小说故事背后的真实现实生活，用悲愤的言语来反映作者内心对现实生活的强烈不满，使文章的情节更加地生动而富有真情，给读者的阅读带来不一样的视觉，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活跃人们的思维，提升人们的阅读兴趣。 2.4 象征修辞手法 在国外一些文学作品中，象征修辞手法通常情况下给读者带来生动的画面感。在《乞力马扎罗的雪》中充分地体现出了丰富的象征修辞手法，其中对雪峰上的豹子进行生动的描写，是文章体现死亡的象征体，以豹子作为死亡的象征，其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作者情感的抒发，通过豹子透视出更多事物的本质，以物象征作者的内心感受，从而对相应的情感进行描述，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更好的看清事物背后所喻指的相关内容，并且其能带给读者无限的遐想空间。 2.5 对比修饰手法 在欧美文学作品中，经常会运用到对比修辞手法进行相关的情感抒发，其丰富的内涵给读者带来更多情感的震撼，对于修辞手法在文学作品中的运用而言，看似单调的文学作品其实质具有丰富的内涵，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通过细细品味，不仅能够增加自己的阅读内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提升相应的阅读审美。 在《一天的等待》中作者对父亲出门狩猎这段情节进行描写，并将其与孩子的相关死亡过程形成一定的对应关系，将两个角色之间的内心情感形成鲜明的对比，作者在对孩子面临死亡的过程与父亲打猎过程中的愉悦心情进行对比，从而将悲痛无限地进行放大，带给读者内心情感的震撼，透过父亲打猎的愉悦心情对孩子死亡形成强烈的情感反差，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更深切地感受到强烈的悲痛情感，在死亡与美好生活之间进行对比，从而形成情感的矛盾体，使读者在阅读文章的过程中，透过作者的对比手法，在内心活动中形成强烈的矛盾情感，从而致使读者感同深受，在很大程度上对读者的情感进行有效的升华，以至于读者能够清楚作者文笔下具体思想情感的源泉，从而在情感中达成共勉。 3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修辞手法的影响 3.1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代欧美文学作品的渗入从修辞手法上得以体现 在当代的欧美文学作品中都存在着多元文化观念，思想意识决定了在文学创作中所采用的修辞手法，因此而形成了具有当代特色的写作倾向。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只存在着思想上的差异，而在文学创作中，用以表达思想的修辞手法却是同中存异，似乎只是一个自觉程度上的差异。以诗学为例。现在主义在诗歌创作上，更倾向于写实描述，而后现代主义的诗歌则弥漫着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诗歌原本就是浪漫 的，但由于修辞手法的体现上的同一性，使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渗透于许多的后现代文化作品中，以观念的形式呈现出来。以美国当代文学创作特点为例。美国文学作品在创作主题上，以追求自我为主，小说的内容多以写实的手法，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其中不乏真实的史实。对于文学作品而言，仅仅是写实当然是不够的，于是，作者就运用了修辞的手法，通常是采用多种形式的比 喻，或者是明喻，或者是暗喻，以将文学作品浪漫的气息释放出来。 3.2 幽默的修辞手法成为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当代欧美文学作品重要体现 对于传统文学观，后现代作家给予了批判，认为传统文学过于原则化，特别是在现实描述的表现原则上以及故事叙述中的内在心理过程的表现方式，都是建立在模仿论的基础上，而并非文学创作。后现代文化思潮讲究文学体裁边界的模糊化，以荒诞和虚无的写作手法，将文学分类法打破，采用幽默的修辞手法，将传统文学作品的教化目的打破，取而代之的是语言排列组合的游戏。后现代主义的崇尚虚无之能事通过幽默的修辞手法的运用被充分地体现出来。 4 结论 综上所述，从理论的角度而言，后现代主义精神与现代主义大相径庭，但是在修辞手法的运用上却存在着共性。在文学创作上，在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因为有了各种虚构的神话和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穿插于其中，形成了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小说叙述风格。后现代文化思潮由于在思想意识上对传统的反叛，因此而对于当代的欧美文学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英语教学论文:对于旅游英语教学感受海外文化差异论述 旅游 外语是为适应旅游学这一新兴的边缘学科的发展需要,适应国民经济发展需要而开设的旅游专业外语,是培养高素质旅游从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必修课程。旅游外语教学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有关内容,在传播文化、保护文化、融合文化、消除文化差异、避免文化冲突等方面,起着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一、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提高学生的交际能力和意识 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进入旅游外语课堂,使学生不再局限于单纯地学习语言,而是在学习语言的同时,也学到了使用这一语言的文化,更易于理解和掌握所学的语言及文化,并能改善知识结构,激发学习兴趣。例如,在《旅游英语》第一册LESSONFIVE的REVISION中,Porter有一段话“Thisisthesecondfloor.Hereisyourroom,Mr.andMrs.Morri-son.Yourroomis223.Thesingleroomisoverthere.”[1]讲到这里,教师就要结合文中出现的房间号码,给学生讲解不同民族对数字有不同的看法。如中国人喜欢选择在带有“3”、“6”、“8”数字的日子旅游,也喜欢带这些数字的楼层和房间;西方人则忌讳“13”,旅游时常常回避这个数字,也不会住饭店的“13”层和13号房间。再如数字“4”在中国人的眼里并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常说“四季发财”;“四季如春”。可是日本人却不喜欢这个数字,其原因是在日语中,“4”和“死”的发音相同,所以,日本医院一般没有4号床位、4号房间、4号楼,电影院也没有4排4号,饭店里很少见到以“4”结尾的房间号码。如,中国自古就喜欢数字“9”,如“九州”、“九九归一”等;在日语中“9”因与“苦”的谐音而遭日本人忌讳。由这么一个枯燥的数字和没有多大意义的房间号码,教师却能引发出丰富的中外文化差异知识,这比起单纯教学生如何读数字,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通过这堂课的学习,学生就掌握了数字在不同民族中所代表的不同意义,使他们的知识结构得到进一步完善,并在今后的实践中,不会出现由数字而引发的“文化冲突”。再比如,我们在讲到“dog”一词时,虽然“dog”与中文的“狗”在语言意义上没有什么差异,但从其价值取向所赋予的文化内涵来看,却有着很大的区别。在汉语表达中,与狗相关的词语绝大部分带有贬意,例如“狗仗人势”、“落水狗”、“走狗”、“丧家狗”、“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等。然而,在西方人眼里,“dog”却令人好生爱意。在他们看来,“dog”是忠实的象征,是人类忠实的朋友,以狗来喻人是褒义的。如“luckydog”意为“幸运儿”,人疲惫时可用“dogtired”来形容,“Loveme,lovemydog”是“爱屋及乌”的意思。因此,如果把“dog”一词与汉语中的“狗”联系起来,可能曲解原意。在教学实践中,教师不仅要传授给学生中外文化的知识,而且还要引导学生有意识地收集“语料”,促使他们时刻留心吸取和积累有关中外文化差异方面的资料。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通过组织专题讲座,开展有关中西文化差异的知识问答等活动,使学生在学到语言知识的同时,也了解跨文化交际中的差异,从而全面提高学生运用外语进行交际的意识和能力。本人曾作过一项调查,结果表明,90%以上的学生喜欢教师在旅游外语教学中讲解中外文化的有关内容;85%以上的学生表示,通过文化差异的讲解,能牢固记住所学的语言知识点,95%以上的学生认为,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有必要讲授中外文化差异的有关知识。 二、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能有效培养谙熟中外文化知识的旅游 外语人才,提升涉外旅游活动的文化品位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有关内容,对于我们培养涉外旅游人才有着重要意义。藉此培养出来的旅游外语人才,就会有意识地抛弃“中文思维+外文形式”,在涉外旅游活动中,知道如何尊重外宾的文化传统,知道如何与外宾进行文化的沟通与交流,从而有效提升旅游活动的文化品位。深入了解了中外文化差异,我们在涉外旅游活动中就会如鱼得水、游刃有余。接待前来旅游的外国旅客时,就不会犯文化错误。如果我们说:“Youmusthavebeentirednow.”(你一定很累了。)“Youhavehadahardtime.”(你累坏了。)“Youhavehadatir-ingjourney.”(你这一路辛苦了。)这好象是表示对对方的关心,但结果恰恰相反,对方会觉得受到了伤害,因为他觉得在你眼里他好像是“弱不禁风”似的。所以我们应该说:“Howwasthetrip?Didyouhaveapleasanttrip?”(这次旅行如何?一路愉快吗?)“Welcome!Ihavebeenexpectingyou.”(欢迎!我一直在盼望你的到来。)“Iamgladtoworkwithyou.”(能和你一起工作非常高兴。)“Ihopethatwewillhaveapleasanttriptogether.”(希望一路愉快。)有了丰富的文化知识,我们在，！涉外旅游活动中,就能够对外宾加以引导。比如,被中国人喻为“岁寒三友”的“松、竹、梅”,在汉语中有很丰富的内涵,象征着高尚人格,的着名诗句“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就是一个例子,以“岁寒三友”为题材的文化作品在中国也十分受欢迎。当我们在旅游中看到千奇百怪的松树时,就会联想到松树的高贵品质,进而联想到人的毅力等。而一个外国客人可能就很难有这些联想。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外宾与我们有共同的情感体验,就需要在介绍时加入“松”在中国文化中蕴含的意义,从而激发外宾与我们的共鸣。有了文化背景知识,我们就能够游刃有余地做好涉外旅游工作。如,当我们带着外宾走进桂林公园,“阵阵桂香扑鼻而来”就可译为“TheParkofSweetOsmanthusisnotedforitsprofusionofosmanthustrees.Flowersfromthesetreesindifferentcolorsareinfullbloomwhichpervadethewholegardenwiththefragranceoftheirblossoms.”这样的译文,打破了原文的句子排列,改写原文华丽的词藻和细节描写,整体概括,简洁明白[2]。又如,浙江兰溪有个济公纪念馆,里面写有:“济公劫富济贫,深受穷困人民爱戴。”我们给外 宾介绍时,可译为“Jigong,RobinHoodinChina,robbedtherichandhelpedthepoor.”在这里,我们把济公比喻为英语民族的人都很熟悉的罗宾汉,他们听起来不仅易于理解,而且还倍感亲切[3]。 三、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把中外文化差异知识介绍给学生,有效地提高旅游外语专业人才的文化素养,繁荣中外文化的交往。 交融旅游业是一项文化性很强的事业,旅游外语教学就是直接为涉外旅游业服务的,所以,在教学过程中,中外文化差异的知识会常常在课堂上、课文中有所反映。我们在旅游外语教学中,介绍语言的文化背景,介绍语言所反映的文化内涵,就会使学生加深印象,使他们在学习和运用语言的时候想起文化知识,这种在学习中运用、在运用中学习的办法,比起我们为学文化而学文化、为学语言而学语言的效果要好得多。比如,我们在讲到《饭店服务英语》餐饮部分中的TAKINGORDERS的时候,会提问学生诸如:“Be-foretakingordersforguestswhatdoyouusuallyof-fer?”“Howdoyouaskthegueststoorderanaperi-tif/starters/maincourse?”“Iftheguestorderssteak,howdoyouaskhimhowheprefershissteakcooked?AndhowdoyourecommenDSPecialdishesofyourrestauranttotheguest?”的问题,我们就会结合相关的问题,给学生讲解中外饮食文化,并通过指导学生进行模拟练习,自然而然地把中外的饮食文化介绍给学生,也使学生对中外饮食文化有了更深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他们真正知道了在什么情况下,给客人推荐什么,从而有效地促进中外文化的交往。了解中外文化差异,了解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能使人们对中外语言的差异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对中外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更为敏感和关注,在学习语言的同时能学到该语言所属的文化,最终能真正融会贯通地理解和使用该语言。其实,旅游外语教学并不仅仅是教会学生学习和运用旅游外语这一工具,实际上是一个既学习这门语言又学习该语言文化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完满了,我们就能有效地提高旅游外语专业人才的文化素养,促进中外文化的交往、交融。 四、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有助于传播先进文化,有利于对学生实施有效的德育教育 作为一名教师,我们有责任传播先进文化。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祖国各地遍布历史文化遗产,如万里长城、兵马俑、十三陵、岳阳楼、赤壁……这些都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也成为吸引游客的人文景观。我们要通过旅游活动,传播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同时,也要通过旅游活动吸收外国先进的文化。因此,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我们要通过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来传播先进的文化。在教学中,我们要注意引导学生学习、了解外国文化,要尊重各民族的文化,不能把与我们文化不同的外国文化看做是荒唐可笑的东西,反过来,也不应该以外国文化作为标准来贬低自己国家的文化。因为,各民族的文化都有其合理的成分,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而且,各民族的文化还在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发展过程中互相交融、互相补充。因此,我们要教育和引导学生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中外文化的差异,努力做文化传播的“大使”,自觉宣传先进文化。对学生实施德育教育是党和国家教育方针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旅游外语教学中,通过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能对学生开展有效的德育教育。如本人在旅游日语教学中给学生讲到以下这段话:张:冬の西瓜は珍しいので、少しくらい値段が高くても、买う人がいます。田中:もう今では、野菜や果物を见ても、季节がわかりませんね[4]。我们自然会提及季节语,就要给学生介绍“旬”和“初物”的文化背景。在日本,蔬菜或鱼贝类的旺季叫做“旬”,在“旬”期最初收获的蔬菜或捕捞的鱼等叫做“初物”。日本自古以来就流传着食用“初物”可以延年益寿的说法,对此特别珍重。“旬”期的蔬菜或鱼的名称,还多作为“俳句(はいく)”中表示季节的“季语(きご)”使用。“旬”和“初物”都是表达日本人重视季节变化的词语。如今,科学技术发达了,蔬菜、水果在塑料大棚里栽培,鱼在养殖场养殖,什么时候都能得到,季节感淡薄了。因为蔬菜、水果在“旬”期以外的季节上市能卖高价,出现了“旬”期反而物品减少的现象。例如,从5月西瓜就上了市,到了炎热的8月不仅数量少,味道也不好吃了。这是过去以“旬”为乐的人们意想不到的。通过这样的文化背景介绍,我们就可引导学生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真理,并激励学生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做出无愧于时代的宏伟业绩。 英语教学论文:浅谈中学英语教学中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浅谈中学英语教学中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创新能力是人类突破旧认识、旧事物，探索和创造有价值的新知识、新事物的能力。未来的世纪需要大批创新型人才，这就要求学校教育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英语作为一门重要的工具学科，其教学目的是让学生具有扎实的英语基础知识和为交际初步运用英语的能力，从而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为进一步学习打好基础。在英语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使学生形成良好的思维和行为习惯，是我们英语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英语教学与培养创新能力间的关系 英语作为一门交际的工具，其自身的发展演变过程和人们学习它、掌握它、运用它的过程无不体现出人类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才能。 1、英语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 英语自产生之初至今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语言的发展变化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在其发展过程中，人们不断地丰富着它的内涵，使其成为人类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英语的词汇随着时代的发展日益增多，目前已发展至上千万个，其语法结构、语音也在发生着变化。目前人们已几乎无法听懂中世纪地道的伦敦英语了。 2、英语如同其他语言一样，都是人类创新文化的载体。 人类历史的无数次创新都被包括英语在内的各民族语言所记录，在其语言结构和优秀作品中都凝聚着人类不断挑战自我的创新精神和高超智慧。达尔文用英语写下了《物种起源》、爱因斯坦用英语写下了《相对论》、还有无数的英文作家写下了无数的传世佳作。人类用英语和其他各民族语言创造出了人类文明。 3、英语是我们学习国外先进思想和文化的有效工具。 我们在用英语与世界各国的人们进行交流的同时，可以从中学得他们的创新思想和创新手段。我国历史上的“新文化”运动正是我们向西方先进思想和先进技术学习的运动。当时，许多人出国留学，借助所学得的英语、日语、法语等外语来学习先进思想和技术，他们之中涌现了一大批象严复、詹天佑等具有创新精神的科学家、教育家和文学家。而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更有中外文化和思想的交流促成了整个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文化的不断进步。 二、充分发掘初中英语教材中的创新教育素材。 现行英语教材JUNIOR/SENIOR ENGLISH FOR CHINA中许多内容是最为生动的创新教育素材，教师在指导学生学习语言知识的同时，可抓住时机利用这些素材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勇于开拓创新。 例如，JEFC第三册介绍了美国发明家Thomas Edison童年的故事，SEFC第一册又介绍了美国著名的动画片大师Walt Disney的传奇经历，教师在教授这些课时可以启发和引导学生学习他们善于动脑、勤于动手、乐于创新的精神。 又如JEFC第二册第39课中有个关于乘电梯的问题：“Why doesn't he use the lift for the last three floors?” 文中也没有列出标准答案。因此教师便可以充分利用这个问题让学生积极展开讨论，训练学生的发散性思维能力，寻求所有可能的答案。 三、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1、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鼓励学生的求异思维 求异思维是创造性思维的核心，在英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引导和鼓励学生打破思维定势，敢于“say No”，从而让学生多侧面、多角度地思考问题。 在课堂活动中，教师作为教学的组织者，应经常采用课堂讨论的形式，积极鼓励学生“标新立异”，用自己的独特见解来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例如我在组织学生学习New Concept English 第一册第75课时，提出了“Why does the shop assistant say women always wear uncomfortable shoes？”的问题，让学生各抒己见，展开热烈讨论。有学生大胆地指责shop assistant 这句话带有明显的性别歧视，我及时表扬了他，并鼓励学生要注重理解语言的内涵，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 2．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以自由宽松的学习氛围发展学生的个性。 自由宽松的学习氛围是学生发展个性的土壤。罗杰斯说：“成功的教育依赖于一种真诚的理解和信任的师生关系，依赖于一种和谐的安全的课堂气氛。”师生之间建立亲密融洽的关系有利于学生产生创造的勇气和信心。教师在英语教学过程中要重视学生自信心的培养，对于学生的成绩、优点以及思维中的合理因素要及时鼓励。 本人在课堂教学中常常以“用英语唠家常”的方式来引出每堂课的新知识点。并通过一系列的活动使学生在活跃的课堂气氛中理解语言、掌握语言和运用语言。例如有一次我在复习教材Junior English for China初一第17单元Could you help me, please?时，我抱了个看似十分沉重大纸板箱子走进教室，随口就说：“The box is heavy. Who can help me?”许多学生都举手要来帮我拿，于是我把这个箱子交给了一位男同学问他：“Could you help me?” 他接过箱子便说：“Certainly.” 然后我又问他：“Is it heavy?" 他掂了掂箱子的份量说：“No, it isn't heavy. It's light. ”（这些正是这一单元所学的内容。）随后我又借机问学生：“What is in the box, do you know?” 学生便好奇地猜起了箱子里的东西来。接着我如同变魔术般从这只大箱子里拿出了足球、小盒子、茶杯、娃娃、彩蛋、水果等东西，每样东西都要求学生描述它们的颜色和形状。凡是猜中箱子中物品的学生都得到了相应的东西作为奖品。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学生已经掌握了如何用英语提供帮助和如何描述事物，学生们也在教师创设的自由宽松的情境教学中感受到了学习语言的无穷乐趣，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和学好英语的自信心也在这些“似教非教”的课堂活动中被激发了出来。 3．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创造性地学习语言 学生在母语环境中学习英语常常会遇到英语和母语在语音、词汇和各种表达方式上的冲突，而这正是引导学生自觉归纳语言学习规律的最佳切入点。例如，在语法结构教学中，初中学生往往会对都能在汉语中表示“有”的结构“there be” 和“have/has”颇感疑惑，教师可利用时机引导学生创造性地学习，掌握语言规律。教师可让学生搜集含有“ther e be” 和“have/has”结构的例句。将他们分类罗列，学生们的分类罗列过程，正是学生进行自主学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便会发现“have/has”表示“拥有”而“there be”表示“在…有…”。 又如语音教学中，有的学生发现worse, word, world, work这些词中的or 都念[Y+::]，便好奇地问老师：“是不是所有的or 只要放在w后就发[Y+::]的音，教师此时便可卖一下关子，而应引导学生通过查字典的方式自己去寻找答案，找出单词的发音规律来，并启发学生对于其他的语言现象进行思考，自己总结出语言规律和英语学习的小窍门来。 4．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要合理运用创新型教学手段 以多媒体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为核心的现代教育技术作为一种创新型教学手段，具有直观性、交互性、生动性等特点，有利于适时拓展教学内容，最大限度地发掘学生的创造力。教师在创意制作多媒体辅助教学课件时也常常将自己的创造力融于其中，从而以教师的教学创新来启发学生的学习创新。 英语教学课件的制作尤其要注重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并应留给学生一定的思维空间。例如本人在创意制作课件Where are you from?时，设计了“See the World”板块，在这一板块中，课件呈现了世界各国的风景，让学生用英语说出每个国家的名字并简单地叙述该国的风土人情。学生在这一课件呈现的课堂活动中，复习了旧知，开阔了眼界，拓展了思维。 四、通过生动有趣、富于启发的英语课外活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英语课外活动是学生充分运用英语进行交际，激发创造思维火花的重要途径。教师在引导学生开展课外兴趣活动时应注重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在活动中教师可以组织学生依据现有水平开展各种创造活动，让学生在这些活动中体会到学习英语的快乐和用英语进行创造的愉悦。 本人在组织学校英语课外兴趣活动时同学生一起将英语活动室布置成颇有童趣的English Corner。在英语角内学生们布置了Household Corner（生活功能区）、Reading Corner（阅览功能区）和Audio-video Corner（视听功能区），充分利用身边的实物和场景来学习英语。并通过自编自演英语小品、创意制作英语小报和贺卡、写英语书评甚至设计英文个人主页等活动使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和运用英语的能力得到提高，学生已从在活动中单纯学习英语知识转化为在活动中用语言进行交际、用英语进行创造。 长久以来，我们在教学中由于忽视了学生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的培养，而一味地让学生在大堆大堆地题海中“磨练”应试技巧，导致许多学生“死读书”、怕交际。作为教师，在教学中不注重学生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的培养无疑会给他们的终身发展带来后患。我们英语教师要将创新教育理论与本学科教学紧密结合起来，将英语教学活动作为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的活动，积极探索在英语教学实践中实施创新教育的新途径。 英语教学论文: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CALL）在中小学英语教学中的实践及前景 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简称CALL）是外语教学发展的新趋势。它与传统教学模式有着本质的不同。传统教学方式侧重教师的教，强调通过教师的最佳教法收到最佳的教学效果，而CALL注重引导学生借助计算机来学习语言，通过教学内容、教学过程和计算机辅助的有机结合，求得最佳学习效果。目前，CALL的研究和实践在国际上受到普遍重视。北京中小学英语教学中CALL的研究和实践已处于起步阶段，近期的研究涉及教学课件的制作和使用、现有教学软件的使用、计算机网络教室的使用以及校园网、国际互联网和远程教学的利用等。这些研究和实践预示着未来外语教学发展的趋势。 一、CALL在中小学英语教学中的现状 1. 硬件环境 北京市最近对380名中学英语教师的调查显示，其中有215名教师的所在学校配有专用计算机教室或电化教室，占学校总数的56.58％；有162所学校的外语教研组（或年级组）配有电脑，占42.63％；380名教师中已有153名教师个人购买了电脑，占教师总数的40.03％。目前北京市已有数十所中小学建立了校园网，北京市双向远程教学网也已开通。1999年10月，第一节英语远程教学课通过北京教育信息网顺利进行，位于市中心的一所重点中学的师生和北京怀柔县一所中学的师生共同上了一节初一新课，实现了教育资源共享，为解决边远山区教育资源不足开辟了新路。 2. 软件环境 在对北京市中小学计算机辅助教学38个课件的调研分析中发现，教师对采用计算机辅助教学具有极大的热情。教师自制的课件中有针对一项教学内容而设计的五至十分钟的短小课件，也有为一单元而设计的完整的交互式学习软件，有适合教学演示用的软件，也有为师生和学生之间交互练习用的软件，从这次教学课件调研中我们发现： （1）运用自制教学课件针对性强，能够直接为实现本课时教学目标服务，有利于抓住教学重点，突破难点； （2）集文字、声音、图像和动画于一体，生动直观，还能够创设教材难以提供的情景，体现多媒体的综合效果，能够改善教学环境，能够优化教学结构； （3）加大了课堂教学信息量的输入，能够提供多种形式的训练方法； （4）目前自制的教学课件多为教学演示型，提供给学生的训练机会较少。课件设计偏重为教师的教服务，忽视为学生的学着想。课件缺乏为学生设计跟读模仿、问答练习、角色扮演等交互式训练，缺乏有利于学生认知发展和思维训练的个性化学习材料； （5）多数自制教学课件演示和训练的内容缺乏创新，重复课本内容较多，指导学生学习方法和学习策略的意识不够； （6）有些课件的内容和训练方法可以通过其它媒体实现。计算机辅助教学课件的价值未能充分体现 ； （7）课件的制作技术尚不成熟，仍有诸如前页和后页操作不便、长时间等候以及点击喇叭不出声音等故障出现。 为了增强教学效果，现行的各种教材都提供了配套光盘，这是一种新的教学资源，但这些教学软件大多以教材为基本内容，只可用来辅助教科书。 目前，各软件公司制作的英语学习类软件品种繁多，有为专门目的研制的学习软件，如旅游英语、办公室英语、商务英语等；也有训练专门技能的软件，如“听霸”、“随心所欲说英语”、“阅读与理解”等；有供中小学生课外自学用的软件，如“儿童英语乐园”、“初中英语一点通”、“中小学生日常英语”等；还有大量练习和题库类软件。但是这些软件大多无法与课堂学习相结合，且针对性不强，学生难以找到适合自己个性特点的软件，教师也只能从中摘选一些作为教学辅助之用。 网络教学正在起步，各类网校进行的各种课内和课外教学活动为学生提供了一种新的教学资源。但目前网校学习内容大多围绕教材和考试，学生根据自己的需要主动学习和主动发展的余地不大。 3．亟待解决的问题 （1）英语教师对CALL的了解和认识不够。目前仍有不少教师对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对英语教学的影响思想准备不足，固守传统的教学观念；还有不少教师对CALL持观望态度。在问及“您认为哪类自制教学课件最有用？”时，被调查的380名教师中有192人认为“课堂讲解演示类”最有用；有91人认为“测试类”最有用；而认为“学生交互练习类”最有用的仅有63人。可见，CALL旨在实现学生自己建构知识体系、自主学习、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这一思想并未被大多数教师接受。另外，现有资源没有和到充分利用。如Internet上的许多英文资料可以供教师业务提高和备课时参考。但是对380名教师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63人使用过Internet.计算机使用水平不高也是影响CALL进展的一个原因，不少英语教师的计算机还仅仅用作文字处理。在被调查的314位使用电脑的教师中，有180位只是用电脑来编制试 卷和练习。 （2）教学课件的研制与开发缺乏科学性，课件内容的选择和确定与教学目标不一致。比如，把be careful和look out的用法区别作为小学教学课件的内容就偏离了教学的基本要求。确定课件的内容的基本出发点应是：突破教学难点和完成其它媒体难以实现的教学环节。 （3）对教学软件和教学课件的评估有待进一步完善。目前对市场上的各类教学软件缺乏评估监督机制，缺乏科学规范的评估体系，由此造成教师对CALL的利弊认识不一，以致阻碍了CALL的研究与实践。 （4）当前迫切需要的是为教师提供实用的软件开发工具。建立围绕教学内容的素材库和软件系统是计算机辅助教学研究中的共识。软件系统的可重组性和对课件的包容性都体现了教学软件开发的一种新概念，它可以免去教师寻找资料的奔波之苦，使更多教师轻松地投入CALL的开发研制工作。但是，不少教师制作课件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与产出不成比例，甚至造成浪费。应当考虑自制教学课件的教学价值和经济价值，不必苛求所有教师都去制作课件。 （5）局域网、因特网和远程教学网的利用刚刚开始，网上如何提供优质的教学内容？英语教师如何利用Internet资源？利用远程教学网实现资源共享的条件和价值是什么？这些都是未来英语教学面临的新问题，也是英语教学现代化的突破点和新起点。 二、CALL研究和实践的意义与潜力 1．师生的观念和角色在转变 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计算机的应用已经对外语教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多媒体技术可以用来设计全新的整体教学过程和交互性、个性化的训练方式 ，它把教师的教学过程和学生的学习过程紧密地融为一体，促使教师对教学构想产生新的创意，促使教学过程发生根本的变化，促使学生改变传统的被动学习方式 ，形成教师、学生、教材和教学方式的新组合。计算机辅助教学，不仅要辅助“教”，更重要的是要辅助“学”，CALL的本身含义就是辅助language learning.从这个意义上讲，CALL正在改变着教师的教学观念。 计算机人机交互式的学习可以使每个学生及时得到反馈，及时调整学习目标，学习方式和学习进度。学生在教师控制下被动接受知识的局面将会改变。在CALL的实践中，教师的角色是启发学生如何运用计算机学会学习。教师讲解、学生接受这种传统的教学方式必然会受到冲击。在实施双向远程教学中，处于偏远地区的学生可以聆听大城市或教育水平较高地区的教师的讲课，可以提问，可以和远距离的学生交流，共同学习，改变了学生只听一位教师讲、只在一个班上课的传统方式。 2．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特有的优势 不少教师开始利用Internet上的资源，从而丰富了课件内容和表现形式。英语教师利用Internet为教学服务具有天然优势——无语言障碍。Internet可以提供电子邮件传递，可以通过万维网（World Wide Web）浏览和搜寻信息，可以阅读和参加新闻组的专题讨论，可以订阅各种论坛的讨论内容，也可与同行交谈。这些都为提高教师的英语语言水平和教学理论水平提供了条件。 Internet提供的是一个完全真实的英语语言环境。随着网络教学的普及，学生坐在电脑前就能感受到生动逼真的交际情景。Internet上的丰富资源也方便了学生解决学习中的疑难问题。 国外现有的英语教学软件也是一个应当充分利用的丰富的教学资源。因特网上提供的英语学习教程数不胜数。例如，适合语言学习的World Lecture Hall(www.host.cc.utexas.edu/world/instruction/index.html), International House()和Net-Lnaguage()等；适合教学研究的TEFL-China(www.yale.edu/yalechin/tea), TESOL online(www.tesol.edu)和Internet TESL Journal(www.aitech.ac.jp/iteslj)等。尽管这些资源不一定都适合我们的课堂教学，但是它们具有参考价值，可以为教师提供现代英语教学的新思想和新思路。 三、CALL的发展前景 美国有一项调查表明，在66%的时间里，学生是以小组为单位用电脑完成教师布置的作业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布丁（H.Budin）进行了学生利用电脑进行合作写作的研究，并认为这是一种具有发展前景的教学模式。台湾高雄师范大学和美国夏洛特北卡罗来那大学的学生进行过一项为期八周的有关语言运用的网上共同学习。北京师范大学和苏州大学的学生利用互联网技术和电子邮件手段合作学习，完成了在国际英语教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中小学的网络教学已在探索，学生扫照自己的计划，有目的地从网上获取信息来学习课程将会成了一种新的学习模式。Intdernet的发展及其对英语教学的影响必然会对中小学英语教学的课程设置、教材结构和学习模式提出挑战。虽然目前还刚刚起步，但适合我国国情的网络辅助语言教学（Web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简称WALL），已经兴起，在外语教学信息化的发展进程中，CALL和WALL一定会使中小学英语教学产生根本的变革。我们应有前瞻意识，“我们有必要对Internet如何成功地与课堂教学相结合做出超前的决定。”（Singhal） 中小学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的资源是丰富的，前景是广阔的，这就对英语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更新观念，更新知识，终身学习。一本教科书和一本教学参考书的教学资源远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了。计算机技术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不是可有可无，而只是谁先谁后。我们相信，广大中小学英语教师一定会在信息时代日新月异的今天，跟上时代的步伐，将CALL的研究和实践推向新的水平。 英语教学论文: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西方文化素养 摘 要: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导入西方文化知识,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可以帮助他们找到许多语言知识的根源,对于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发展他们的语言应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古希腊罗马文化,圣经文化和美国的核心价值观——美国梦这三方面构成西方文化的基石,也是学生了解西方文化的基础。教师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有必要采用一些教学策略导入这三方面的知识。 关键词:西方文化素养;导入;跨文化交际能力 一、大学英语教学中文化素养的重要及必要性 大学英语教什么?很多人的回答可能是英语语言知识和技能,但笔者认为语言知识和技能固然重要。但大学英语的课程性质使它不仅仅是一门语言技能课,而且还肩负着传播文化知识,提高人文素养的使命。教育部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也明确提出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帮助学生打下较扎实的语言基础,掌握良好的语言学习方法,增强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 文化和语言有着密切的联系,一定的文化背景知识有助于促进语言综合应用能力的提高。罗伯特拉多(Robert Lado)也曾说,“我们不努力去掌握文化背景知识,就不可能教好语言,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不懂得文化的一些模式和准则,就不能真正学好一种语言。”(康有金,柯可,2012:177)对于广大的非英语专业学生来讲大学英语是他们了解西方文化的一个窗口,如果大学英语只注重教授语言知识和技能那么它将退化成一门“纯技能课”不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也背离了大学英语教学的目的。对此,《大纲》还指出:教学中应注意“大学英语教学还应有助于学生开阔视野,扩大知识面,加深对世界的了解,借鉴和吸收外国文化精华,提高文化素养。”诚然,文化素养需要长期的熏陶,阅读和历练,提高文化素养也非朝夕之功,但作为教师我们首先要认识到文化素养的必要性,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积极贯穿一些西方文化知识和文化精神,以增强学生对英语语言和文化的热爱,培养学生的西方文化素养。 二、在大英教学应培养学生的哪些文化素养 1.古希腊罗马文化 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圣经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两个渊源。古希腊和罗马文化中大量富有想象力的传说和神话故事不仅为西方文化带来取之不竭的文学素材,而且古代希腊社会生活中的民主传统和罗马时期的法制传统被保留了下来历经数个世纪,后铸就了西方文化中民主和法制两块基石。因此,在英语教学中,为学生介绍古希腊和罗马的神话和他们对于西方文化的贡献具有着积极意义的。古希腊神话中有很多典故非常生动有趣,对英语初学者大有裨益。如Greek Gift阴谋害人的礼物;黄鼠狼拜年,不安好心,出自荷马史诗《奥德赛》,《奥德赛》第8卷记述:许多特洛伊人对如何处置希腊人留下的大木马特洛伊人把那匹木马拖进城里来,终于使希腊士兵理应外和攻破了特洛伊城,遭到了亡国之灾。谚语Do in Rome as Romans Do(在罗马,就按罗马人的方式办)也非常常用,意思是“入乡随俗”。Salt不仅指食用的“盐”,还指“社会中坚;优秀分子”。在古罗马时代由于技术所限,盐的开采并不容易,因此盐是很珍贵的,古罗马士兵的军饷就包括盐,合格的士兵被认为是“worth his salt”(称职,值得他的俸禄),“to earn one’s salt”意思是“to earn one’s living”(谋生)。 在大学英语课文的选择因为比较贴近学生的生活,所以并没有和希腊罗马神话直接相关的主题,但教师可以设计一些情节为学生介绍一些古希腊和罗马文化典故,以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例如,教师可以在每节课前利用五分钟时间让学生做一个当前时事的presentation,在根据presentation 内容择机发表一些评论,导入一些文化典故。例如学生谈到伦敦奥运会上刘翔因为脚伤退赛的事情,教师可以评论:这伤对于真是刘翔来说就成了“Achille’s Heels”(致命的弱点)。教师进而可以解释Achille’s Heels是源自荷马史诗Iliad的故事。并借机介绍“阿基硫斯的脚踵”这个典故。另外,也可以在一些主题讨论导入这些古希腊罗马传说和典故。例如,在谈论大学校园生活时,可以因势利导“as for you, college conpus is just like the garden of Eden. For most of you ,You don’t have troubles of making a living. What you should do is to pursuit your interests fully and get knowledge.(伊甸园)”然后说明the garden of Eden 意思是 “伊甸园”现在比喻 “无忧无虑的乐园”。 2. 圣经文化 《圣经》原是基督教的经书,分为《旧约》和《新约》两部分。许多西方文化典故均出自圣经,因此,在西方它被奉为“万书之书”。圣经对西方文化最大的贡献在于它提倡的“个人自由”的理想。基督教在把人与上帝联系起来时,给每个人的命运带来了个人的价值。灵魂得救被看作是最大的幸福。圣经所提倡的基督教精神反对将个人的成功与出身,财产,等级或荣誉联系起来,承认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去追求幸福。这被视为是西方的主流价值观即个人主义。 另外,圣经对于西方文学创作的影响也非常深远,许多流传至今的着名的文学作品如英国作家弥尔顿的长篇史诗《失乐园》、《复乐园》《力士参孙》,班扬的《天路历程》,英国诗人的诗剧《该隐》都是以圣经故事为题材的,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的《复活》也是都受到《圣经》的影响。 因此,不了解圣经就不了解西方文化。鉴于圣经的积极意义,在大学英语课堂上教师有必要将一些圣经故事及其积极的文化内涵介绍给学生。 大学英语课文中也不乏出自圣经的典故。全新版大学英语综合教程第一册Unit 1.Text A“Writing for Myself”中作者贝克在描述他自己的写作经历使他发现了自己的才能和将来想从事的职业时写道:“In the eleventh grade,at the eleventh hour as it were, I had discovered a calling.”“at the eleventh grade”字面意思为“年级”。但我们分析后发现贝克在第一段中就已经陈述过当贝克接他们班的英文课时他已经是高中三年级了,根据西方小学六年中学六年的学制,应算为12年级,这是怎么回事?其实“at the eleventh grade”并非十一年级的意思,而是源于《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中的一个典故。我们知道圣经旧约是古代犹太人的史书,古代犹太人把白天分为12小时,那么,白天12小时工作日的“第11小时”,就是最后一小时,喻指“最后时刻。” “at the eleventh hour”这个比喻“在最后时刻”并被引申为“在危急之时,在关键之时”。 许多圣经中的典故和格言对大学英语学习也都非常有用。 例如Moses 摩西,比喻杰出人物,领袖。根据圣经记载,摩西是是希伯来人(即古代犹太人)的首领,他曾带领希伯来人摆脱埃及人的奴役,在上帝的帮助下战胜身后百万追兵,越过红海,最终促使希伯来人和上帝订立“摩西十诫”,被希伯来人奉为“领袖,先知”。今天在英语中“Moses”的意思是“领袖,先知”学生们了解这些,对学习一定是大有帮助。Separate the sheep from the goats区别好坏,分清良莠,这个成语源自《新约﹒马太福音》。由于《圣经》的影响,sheep和goat在英语中的形象截然不同,前者比喻好人,后者比喻坏人。英语中有关goat的成语,也多为贬义,如:to play the goat=play the fool(瞎胡闹);to get sb's goat(触动肝火)等。 学生如果了解这些有趣的语言文化知识必定兴趣盎然,比起死记硬背的效果要来的好许多。 3.美国的核心价值观——美国梦 美国梦现在被认为是美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美国梦是指美国社会中的每个人不论出身,阶级,种族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去追求成功。只要付出努力每个人都有机会从小木屋走向白宫,取得个人的成功。在美国历史上美国梦的代表人物有林肯总统,富兰克林 罗斯福等人。美国梦强调的前提是人人平等和个体的价值。这和圣经所提倡的个人主义有共同之处,原因在于美国和欧洲社会曾有有共同的历史渊源,且都是有基督教传统的国家。当今世界,由于美国国力称霸,美国文化遍行天下,因此学习英语的学生了解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对深入了解美国显得非常重要。 大学英语教材安排了一个单元的美国梦的主题课。在全新版大学英语综合教程第一册Unit 4 The American Dream text A 中 Tony Trivisonno’s American Dream 讲了意大利裔的贫民Tony Trivisonno靠自己的努力从一个无业的贫民最终成为一个小农场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在讲解之前应先安排一个热身的问题“What is the American Dream ? Do you know anyone who is cinsidered as the idol of American dream in history?”。在这篇文章讲解之后后应应安排一个深度讨论 “Why is it so important to America?”“What factors contribute to American dream?”以深化学生对这一核心价值观的理解。相信对这一价值观的必将促使学生更加深入地理解美国文化,并在未来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4.结论 西方文化文化知识和素养对于英语学习者来说非常重要。一方面,对这些文化知识的学习可以激起学生对英语语言及其西方文化的兴趣,从而成为他们学习的动力。另一方面,对文化知识的学习可以帮助他们找到许多语言知识的来源,使外语学习成为有源之水,有根之木从而使外语学习活起来。学生们在学习语言的时候会知道语言使用的禁忌,这有助于发展他们的语言应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当然,文化素养不是一蹴而就的,文化素养的养成首先需要不断的文化知识的积累,文化知识需要内化和升华才能成为素养,这需要教师和学生长期的配合和努力。 英语教学论文:分析现代教育技术下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 论文摘要:以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和总部《2020年前军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为指导,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从教材、教学模式、教学评价、教学环境和师资队伍等方面推动解放军理工大学教育转型建设下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 论文关键词:现代教育技术;大学英语;立体化教材;军队人才 随着国际战略格局演变和安全形势发展,我军国际交往和执行境外多样化军事任务日益增多,全面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对军官队伍英语素质和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根据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和总部《2020年前军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解放军理工大学(以下简称“我校”)全面启动教育转型建设下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代表的教育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广泛应用到教育教学的各个领域。就宏观而言,拓展了教育时空;就中观而言,改变了传统的学校教育、班级授课的单一模式,改变了教员、学员的角色地位和相互关系;就微观而言,使得教员、学员与教育管理人员的思维、行为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因此,许多英语教学者已经或正在把现代教育技术,特别是信息化技术,推广到英语教学中,以促进英语教学改革和发展,从而深刻地影响英语教学实践。 一、立体化教材的开发 教材是课程之本。它为课堂教学提供了最佳的语言样本,是有系统性、有针对性的语言实践活动的材料,是实现教学目标的重要环节。《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强调学员英语综合能力的培养,尤其是听说能力。因此,在教材编写理念上,“要坚持语言有意义的信息输入(meaningful input),坚持输入内容在主题方面有机联系,互相映照,反复循环,争取最大限度地实现学员对同一主题的语言输入信息的多种形式的模仿、认知、交流和任务性语言实践活动的有意义展开,以此逐渐让学员形成以听说能力为基础的英语综合运用能力”。(黄必康)正是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帮助实现这一目标,开发出立体化的大学英语教材,包括纸质平面课本、多媒体光盘和网络自主学习平台。课本是根本,呈现语言知识、学习方法等,强调语言信息的有意义输入、任务型训练及有指导的操练等。光盘则是辅助,充分利用计算机虚拟技术所展示的仿真环境,增进理解,唤起兴趣,强化记忆,充分调动学习者的视听功能,从而更有效地参与学习过程,巩固所学知识。网络自主学习平台是学习内容的扩展,学习者可以选择相应练习,加强语言训练,在线完成作业、参加测试、与教员或同学交流,有助于进一步提高语言能力与学习能力。这三者之间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又相互转换、相互补充,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教材体系。我校充分利用这一理念,结合军队院校教育转型要求,紧密围绕 “三个能力、一个意识”的培养目标,将大学英语课程设置为通用英语课程、通用军事英语课程、军事专业英语课程和对象国文化课程四个课程模块。根据各模块教学目标,开发了通用军事英语课程模块中军事英语读写译I、II、III,军事英语视听说I、II、III;专业军事英语课程模块中军事作战指挥英语、军事通信英语、军事信息工程英语、军事电子英语、工程兵专业英语、军事气象英语、军事海洋水文英语、军事伪装工程英语、高级军事英语口语、军事科技英语翻译;对象国文化课程模块中英语国家军政概况、军事题材英语影视赏析、英语国家战争文学、军事文献阅读、时事军事英语、高级英汉互译等立体化教材。既拓展军事、文化视野,又贴近部队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实际需求,强化教学的军事特色,提高学员岗位指向英语应用能力。进一步加强教学信息资源开发应用,推进特色课程体系建设,为我校推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夯实基础。 二、教学模式的优化 教学模式指在一定教学思想或教学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较为稳定的教学活动结构框架和活动程序。它既是教学理论的具体化,又是教学经验的一种系统概括。长期以来,军队院校大学英语的基本教学模式是在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基础上演化而来的,以教员讲授为主,教员直接控制着教学过程,学员通过观察、感知、理解教材,练习巩固,领会运用,最后由教员检查或学员自我检查,即“传授-接受”式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严重滞后于现代教育教学的发展,造成学习者缺乏学习兴趣,信息获取能力不高,信息获取渠道不畅,语言应用能力差的结果。我校根据《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顺应教育转型,更好地为信息化条件下现代军队输送高素养的新型军事人才,把大学英语教学由通识能力培养转向精英教育模式下的语言信息素养和创新型实践能力的培养,构建具有我校特色的国防语言信息化教学模式。它是一种基于国防语言资源库建设及现代化教育技术基础上的全新教学模式,以信息素养和创新实践能力培养为指向,融合“多媒体课堂教学、网络自主学习、多情景式语言信息处理与利用”为一体,强调信息资源和教学空间的开放性。通过基于国防语言资源库的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的自主学习彰显学员个性与能力,通过教学实践切实提升学员利用国防语言技能收集信息、分析信息、处理信息、生成并创新信息的能力。 三、教学评价的完善 教学评价是大学英语课程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全面、客观、科学、准确的评价体系对于实现课程目标至关重要。它既是教员获取教学反馈信息,改进教学管理,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依据,又是学员调整学习策略、改进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的有效手段。依照《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教学评价应该是全面的,强调终结性评价的同时还应加强形成性评价。过程性评价包括学员自我评价,学员相互间的评价,教员对学员的评价,教务部门对学员的评价等;终结性评价是指期末课程考试和能力水平考试。我校在计算机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的发展基础上,吸收美军国防语言水平测试体系和北约标准化6001系统的合理因素,制定了学员英语交流能力测评系统,实现网络化考试,使教员与学员随时随地可以根据需要设置题 目进行测试,既可实现资源共享,又可增加师生之间、学员之间的相互交流,获得师生互动、群体学习的效应。考试形式也变得多样化,不但可以进行书面测试,也可以进行人机对话、人人对话的口试。人为评估与机器评估有机结合,最大化地协助教员与学员进行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客观评测学员岗位指向英语应用能力的达标情况。 四、教学环境的改善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教育技术突飞猛进,我校积极投资推进教育信息化的建设,大力改善教学条件,建设良好的英语教学环境。除了互联网带宽不断增加,校园网、局域网改造基本完成之外,我校建立了数字化语言实验室,共计1236机位,总面积约1300平方米,软硬件配置先进,能够满足大学外语网络化教学需要及网络考试要求,为学员在计算机和校园网上学习英语课程提供了物质基础;引进了大学英语教学网站和教学软件系统,2011年与雅信达公司合作开发了基于网络和计算机的解放军理工大学外语教学平台,配有新视野大学英语教学系统、大学体验英语教学系统、网考仿真系统平台,教学软件与电子资源能够保障学员个性化、网络化学习的需要;建设了具有军事特色的网络信息资源库,实现全校外语网络信息资源的共享,浓厚学员网络自主学习氛围,提高学员的信息获取能力。依托良好的教学软硬件系统,发挥现代教育技术作用,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有效提高教学质量效益,全面推进基于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 五、师资队伍的建设 现代教育技术的广泛应用使教员在教学活动中的角色和作用具有复杂性和多重性。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知识结构是复杂的和多样的,因为知识结构是教育对象有效地履行教员职责的基本条件。作为军队院校教育转型和教育信息化下的大学英语教员除精通本专业的基础知识、了解对象国文化、具备一定的军事素养外,还要善于运用现代化教育技术。首先要掌握多媒体设备的基本操作,这是搞好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代表的教学工作的基础和前提;其次要具备编写并制作内容丰富、图文并茂的网络课件技能,这是组织课堂教学活动成败的关键;最后能建立自己独特的网络资源库,形成自己的电子备课系统。这要求教员要具有广博的学科知识,以增强教学效果,适应科学发展的需要。为此,我校进一步完善大学英语教师专项培训计划,提高教员的知识能力素质。继续坚持学历提升、岗位培训、外派进修等行之有效的办法,在内容上,加强教员队伍,特别是文职教员的专业知识、信息素养和军事文化素养的培训,解决师资队伍知识结构与信息技术能力方面存在的问题,提高岗位业务素质。形式上,增加大学英语任课教员出国访学机会,每年安排1-2名教员赴外军院校访学、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培养一支业务精湛、开拓创新、充满朝气、在军内外具有竞争力的师资队伍,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培养具有信息素养和创新实践能力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提供力量保证。 英语教学论文:融体验教育于小学英语教学之中 体验教育是指在实践活动中，促使学生不断产生新经验、新认识，并由此发展学生的各方面能力，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促进个性成长的一种教育方式。《英语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在英语教学中，应努力倡导学生积极参与，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仅能建构知识、提高语言能力，而且通过感知、体验、实践、参与和合作探究等活动方式，完成任务和实现目标。”那么，在新课程理念指引下，在小学英语教学中如何渗透体验教育？教师作为实施体验教育的灵魂人物，该如何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呢？ 一、因势利导，让儿童体验异国文化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为了准确、地道地使用语言，了解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在跨文化背景的语言学习环境中，英语教师应结合教材内容，因势利导，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培养和提高他们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 （1）注意引导学生在学习英语的同时，更多地了解西方人的文化和习惯。如：我在讲授牛津小学英语3B Unit1时，有一位学生提出疑义：“Mr Zhou，Wang Bing其实根本没有帮Yang Ling的忙，为什么Yang Ling还要说‘Thank you’呢？”根据这一问题，我向学生解释了这是英语国家人们的一种思维方式，他们是不管你是否帮了他们的忙，就出于你对他们热情相助的心，而表示感谢。并顺势引导学生也应该学学外国人的那种思维方式，学学他们的懂礼貌，学会多说“Thank you！”。之后，当我问起学生“How are you?”学生便会说“I’m fine.”并不忘说“Thank you!” （2）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必须重视语言的正确使用,渗透中西文化差异。教师不但要注意自己语言的正确形式，而且还必须重视语言运用是否恰当。对于语言的形式正确而不符合角色身份或场合的话指出来，有意地展示两种交际文化的共性和差异，使学生逐步培养这种跨文化意识，加深对异族文化的理解。如：中国人碰面常问“have you got a meal？”，而西方人常会talk about the weather（谈论天气）。又如西方人在谈论时，避免涉及个人隐私，如年龄（女士）、收入（男士）、婚否及住址等。学生知道中西文化的差异，在role play,pair work,game,competition等语言活动环境中，表演会更加惟妙惟肖。 （3）让学生自己去做一些事情，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大胆体验。如：在各班的黑板报，宣传栏，或小学生园地内，布置与教学进度相一致的英语儿童画系列。例如，教学问候语时，就让学生在美术、英语老师的指导下画出相关图，这些画面随着教学进度的不同而改变。再如，充分利用课堂前两分钟让学生讲述与英语国家有关的习俗、历史、宗教信仰等，可用英语也可用汉语讲述。这样，课前学生精心准备、收集资料，经过自己加工后进行语言实践，体验了丰富的异国文化。 二、活化教材，让儿童体验生活 牛津小学英语课本重语言交际能力，课文多以对话为主，在学习过程中，我不是简单地让学生捧着书本朗读对话，而是鼓励学生根据课文的语言材料，结合生活实际，进行加工和再创作，使所学的知识得到巩固和运用。 （1）利用教材，创设情景，体验生活。如根据教材需要，开展情景教学语言实践活动，设置购物场景，虚拟打电话情景，安排人物介绍场面，模拟问路情景等，让学生在不露痕迹的体验氛围中，从不同角度感受课文内容。例如：在学习3A Unit2 Nice to meet you时，我安排Tom和Mike在机场初次见面的情景，从而引导学生在真实的语言环境中，正确运用所学句型。又如学了3B Shopping后，我在教室里布置了几个购物区，让学生分组进行买卖东西，论价钱，再现并扩展会话内容。再如，学了Asking The Way后，我利用教室的桌椅，布置成为一条条马路，个别同学头戴建筑的头饰，让学生像走到马路上一样，使学生在逼真的情景中触景生情，见情思意。虽然，学生的交流是极其初步、浅显的，但这样的交流体现了教材内容与学生生活的有机结合，使初学者在体验了生活的同时，自然习得语言知识。 （2）超越教材，引导实践，体验生活。我每两周开设一堂英语交际实践课，根据所学内容，由学生自己收集相应资料，自主设计语言情景，自编、自导、自演，充分发挥学生共同讨论、交流的主体意识。如：在学习了What’s your name? How old are you? Where’s your home?等问题后，由各小组自主设计会话内容，展开角色表演。有些小组带来了面具，营造了新朋友见面的情景，避免了假交际现象；有些小组模拟病人去医院看病，医生写病历时的情景，融合了生活内容；还有些小组演示了警察核对公民生份证时的情景等。各小组构思巧妙，表演引人入胜。通过这种合作型的实践方式，不仅能发挥优等生的才能，对“潜能生”的成长产生助力，而且还能发扬团队精神，也培养了学生合作意识和合作能力，可谓一举三得。 （3）开放性作业，儿童的体验在延续。根据教材内容、教学目标及学生的能力水平布置一些开放性作业。如：在学了3B Unit3 Family members后，发动学生写英语小作文，描述自己的家庭。虽然篇幅短小，但能足以体现各自家庭的特点。之后，邀请学生兴致勃勃地朗读另一位学生的英语小作文，并让下面的学生猜：“Whose family is it？”最后，再来比一比谁猜对得最多，谁的作文写得最好。这样，学生在体验中参与，在实践中创新，巩固所学知识并得到新的体验。 三、照顾差异，让儿童体验积极情感 （1）寓教于乐，让儿童体验学习英语的兴趣。心理学家认为，最好的学习动力是对所学学科具有的内在兴趣。在英语教学中，教师应把趣味性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随时培养、保持和激发学生的兴趣，使每个教学环节都“蘸满甜蜜的果酱”。如在词汇教学中，除一些机械式的跟读、齐读之外，教师可设计一些歌曲、顺口溜、游戏等。教师在组织学生做游戏时，可分配好工作，让一个学生当小老师，一个学生当裁判员，把整个游戏放手给学生自己管理或组织，而教师可与学生共同参与。又如在句型教学中，教师可先作示范表演，再让他们根据范例有创造性地改编，发挥各自特长。如在教授I like…这个句型时，我利用已学单词，作了一番安排。事先准备了一只箱子，装入hamburger，hot dog，banana，pear，ruler，toy bus，robot等实物。之后，展示箱中实物，并引导学生用I like…答问:“What’s your favorite thing?”这时，所有孩子的目光都会聚到这“百宝箱”上，纷纷举手，有几个学生还自告奋勇扮演了教师的角色。这样，一句枯燥的句子竟变得如此生动，课堂气氛也由此而变得生机盎然，意犹未尽。课后，居然有一位潜能生冲着我叫：“I like Mr Zhou.”。看来各层次学生学得了真知,培养了兴趣。 （2）因材施教，让儿童体验自信。自信心是学生自我肯定的一种积极情感。在英语教学中，教师应注意保护和培养学生的学习热情，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并创造条件让每个学生都获得成功的机会。而要做到这一点，一个重要的手段便是实施因材施教法。 因材施教广义地说是因学情、教情和教材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办法施教；狭义地说是正确处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差距”问题。教育对象是活生生的个体，他们所处的环境、接受知识的能力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在教学中应根据可接受性教学原则去施教，发挥不同学生的特长，耐心帮助学习上有困难的学生，使尖子生、中等生、潜能生各得其所，都能愉快地接受知识。如：在课堂教学指名这一环节中，我根据任务的难易“指名”不同能力的学生来给大家做示范：读单词让读音准确的学生来示范，游戏让那些好动的学生来带头，复述让记忆力好的学生来引领。这样，各层次的学生都能在各自活动中产生积极愉快的情感体验，发现自己的才能，用正确的眼光来审视自己，增强自信心，使他们都能得到尽可能的发展。 （3）成功激励，让儿童体验成功感。不同的学生，特点也各不相同。因而，在评价学生英语水平的高低、能力的大小、成效的显著与否时，都不能以合格与不合格为界限，而因按英语分级要求，看学生是否在实现英语低级目标的同时，向更高目标迈进。只要学生在学习中不断进步、发展，就应该获得教师的肯定与承认。特别是对于那些学习上有困难的学生，更应坚持以鼓励为主。例如：在教学apple时，我让学生用该词造句。于是，学生各抒己见，出现了下列不同的答案。（1）I have a apple. (2) I have an apple. (3) -Is this an apple? –Yes, it ’s an apple. (4)-Is this your apple? -No, it’s Li Yan apple . (5) My favorite fruit is apple. (6) I like apple very much…学生的答案尽管有许多语法错误，但我没有刻意地去纠正。相反，我总是不断地用“Well done！”“Perfect！”“Wonderful！”去鼓励他们 。“不求人人成功，但求人人进步”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一种境界，也是我进行评价的最终目标与尺度。 教有定理而无定法，无论采用那种教学手段，我们的共同目标都是使学生学会认识、学会生活、学会做事、学会生存。而融体验教育于小学英语教学之中，正是实现了减负增效，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目标，也使我深信：我能更好地教儿童学好英语。 英语教学论文:将情感教育渗透于英语教学中方法应用 情感教育是素质教育的一个层面。情感因素,在学习活动中具有与智力因素同等重要的地位。着名学者朱小蔓教授认为:“情绪、情感是人类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类经验中最亲近的体验。”情感教育是现代学校素质教育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和核心内容,它在促进学生个性主动和谐地发展、开发每一个学生身心潜能、培养学生的创新素质以及提高教师教育素养方面具有十分重要和关键的作用。目前正在进行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关注学生情感态度的发展,把学生情感态度的培养运用到学科教育和教学中。基础教育阶段的英语课程不仅要发展学生的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而且要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情感态度。所以,在英语教学中应该重视情感领域的研究。 一、情感教育需要用平等的师生关系来沟通 良好的教学过程是师生相互沟通、相互交流、增强师生情感交融,促进学生学习能力提高的过程。教学中应树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创造和谐轻松的学习氛围,使学生对教师产生信任感、亲近感、亲切感。教师通过英语教学上的艺术性、形象性、趣味性揭示英语教材本身的魅力,达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效果。教师应重视师生交往中的情感因素,以自己对学生的良好情感去引发学生积极的情感反应,促成师生感情交融,发展和谐的师生关系。教学活动是一种特定情境中的人际交往活动,师生双方在共同参与教学的过程中,会交流情感。教师和学生通过自己的语言、动作、表情等向学生传递自己的情感;师生彼此间情绪交融,相互调适,相互影响,相互交流,温馨的师生关系在师生间的情感互动中建立起来。在英语课中,为了活跃气氛,巩固所学知识,教师会设计一些让学生表演的游戏,此时的学生处于兴奋状态,不能控制自己而随意讲话,此时教师如果及时正面的引导,会使学生改正身上所存在的缺点。课余生活中所建立的良好师生关系往往有力地促进了教学中师生的情感交流。师生情感交流可以拉近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距离,巩固所学知识,拓展所学范围,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 二、利用情感教育进行英语教学 英语学科的课程内容取材广泛,形式多样,具有较强的基础性、时代性和思想性,多数内容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能够激发学生积极探索并体验其中所蕴涵的情感因素的兴趣。教师可根据学生的生活和学习实际,引导学生去感悟、体验教材中的情感。在英语教学中,为了培养学生的实际交际能力,会有许多的小对话、小故事供学生表演,而这些对话中也含有一定的情感因素,教师把这些内容的情感通过自己的加工、提炼而展示出来,给学生以情感上的感染,使学生在认识接受信息的同时,接受相应的情感因素的影响,达到以情生情、以情促知的效果。例如,在教学活动中,以What do you like?I like...的句型学习动物名称,激发学生热爱动物的情感,然后通过对话表演,让学生体会到动物之间的情谊。 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情绪应是快乐的,当教师带着微笑,怀着喜悦的心情走进教室里,学生会倍感亲切、温暖,快乐之情油然而生,这能使他们敞开心扉,更好地接受新的信息。快乐的情绪不仅对学生的学习活动有促进作用,对教师的教学活动也有相应的促进效果,快乐的教学气氛是师生共同创设、共同调节的。情景教学在英语情感教育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情景能使抽象的语言具体化、形象化,在生动、形象的情景中讲解操练英语知识,使英语教学趣味化、形象化,能促进学生理解、记忆所学英语和提高运用英语的能力。在课堂上优化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情感兴趣是常用的方法,运用直观教学手段,巧设情景。利用实物、图片、录像、幻灯、模型等直观道具进行教学,如在教What do you want to eat?时,可让同学们带上自己喜欢的水果和食物,有了具体的东西,活跃了课堂气氛。 三、利用情感教育进行合作学习、成功体验的教学 “情景教学”、“活动课教学”、“任务型教学”都离不开学生的主动参与与合作。通过合作性学习,促使学生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体验集体荣誉感和成就感,合作精神是培养情感态度的一个重要内容。教师应重视学生合作精神的培养,给他们创造合作的空间,利用分组活动,角色扮演和任务型教学,在各种活动中有意识地培养他们的合作精神。教师和学生也要建立融洽,民主的互动关系,经常和学生一起反思教学过程和学习效果,做到教学相长。如在课前教师可设置一些自由表演的情景对话。在对话中组织学生进行角色扮演,鼓励学生大胆使用英语表达思想,充分肯定他们所取得的点滴进步。成功体验指的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取得成功后所产生的自我满足、积极愉快的情绪感觉。成功与表现是相互联系的。有机会表现,才有机会获得成功,好表现是学生的天性,教师应利用每个学生的优点,让他们在适当的机会发挥自己的特长,发掘自身的潜力。教师可利用教材中的Read and Act和 Ask and Answer部分,给每个学生提供尽量多的表现机会。让学生在课内外活动中得到表现的机会。尊重学生的情感和性格,相信学生的能力,鼓励他们创造性的学习,以帮助他们处理好情感因素的影响,克服心理屏障、降低焦虑、增强自信心。教师上课时应充满激情,给予学生肯定、赞扬和鼓励,学生在得到鼓励后,会激起对教师更真诚的信赖和尊敬,产生上进的信心和决心。我们应该从每位学生身上找闪光点,要多给学生肯定、赞扬和鼓励。 总之,情感英语教学应努力把情感作为英语教学的重要内容与目标,把培养学生的兴趣、态度和自信心放在首位;把学生学习的策略和良好的学习习惯作为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学生学会学习、自我监控、自我评价;加强对学生的品格、语言能力等的全面教育。一切都以学生的发展为本,从根本上确立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不仅教给学生丰富的知识,而且要培养其获得知识的能力,从而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英语教学论文:新课标下的高中英语教学 盐城市解放路实验中学 卞采群 关键词：转变观点 树立 教师观 学生观 评价观 学习观 内容摘要：新课标下的高中英语教学需要转变观念，才能与时俱进，提高效率 作为一名从教数年的高中英语教师来讲，在与学生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我常常听到不少学生及家长抱怨说高中英语难学。中考150分怎么说也考了140分左右，高一刚入门怎么定语从句就无从下手呢？考到单词的用法咱就束手无策了呢？初中我们也写作，怎么高中书面表达总分25分，咱只能得14-15分呢？教师也抱怨高中学生怎么就不得入门， 不会学习呢？这个知识点我讲过多少遍了，咋还不会呢？还加上一句以前我也这么教的，怎么……。有些老师平时不注意学习研究，对现代教育理论，先进的教学方法和现代的教学手段一无所知，因循守旧，抱残守缺，满足于现状，把学生禁锢于他们设计的框框中，授课往往流于从语言到语言，乏味单调，使学生处于一种“学外语就是读，记、背”的思想状态，跟不上教学要求，妨碍了教学顺利进行。真是一番苦心，但收效不佳。在新课标下怎样走出这一困惑，使学生成功地从初中英语学习过渡到高中英语学习，尽快适应高中英语学习的特点与方法，掌握高中英语学习规律，使教师乐于教，学生轻松地学呢？我认为我们英语教师在教学中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一、分析原因，查找问题 学生之所以觉得高中英语难学，实际上是由初中升到高中后，他们对英语学习还不适应，尚未习惯。在初中阶段，教材浅易，对话丰富有趣，大多阅读课文篇幅较短，那么课堂上就有充分的学习时间，不需要课前花时间预习，学生对所学内容格外熟悉，一些简单的词组和句型如：would like to do sh；be busy （in）doing sth；It takes sb. some time to do sth；The park is south of the mall.等等能倒背如流。即使他们不能说出语法上为什么，他们能依葫芦画瓢地运用，在考试中能得分。 但是到了高中，情况却不同了。教学内容颇多，阅读材料篇幅较长，课时相对减少。对于阅读理解材料往往是篇幅很长的课文讲两课时才能结束。加之词汇量增多，语法较为集中，写作要求提高，课堂上需要掌握的知识点较多。而且，课后自习时间不足，没有计划，不做合理安排就不能及时有效组织预习和复习，几单元过后心中便没底了。再者教材的不衔接，初中用的是人教版，高中是牛津版。这样就无形的增加了学生的负担。这只是客观原因。从初中到高中在学生的心理上也是一个质的变化，许多学生一反初中在课堂上主动积极、踊跃发言、主动参与的好习惯，而变得腼腆、沉默寡言的被动接受。久而久之有些学生养成不善交流的自闭的坏习惯。试问这样的状况能学好吗？诸如此类的问题摆在我们教师的面前，这就需要我们教者采取实际有效的措施，做一些适当的调整改变。 二、转变观点 1.树立正确的教师观 由昔日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促进者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教师看作是知识的占有者和传授者，认为教师首要和基本的职能就是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对于学生来说，教师就是知识的宝库，是活的教科书，因而，在学校教学中就造成了“以教师为中心”的现象，教师俨然成为“知识”的天使而存在着。然而，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人们的这种看法已经开始改变，“教师在学生的学习经验中渐渐失去了第一主角的地位。”对此，《学会生存》一书作了精辟的论述：“教师的职责现在已越来越少地传递知识，而越来越多得激励思考，除了他的正式职能外，他将越来越成为一位顾问，一位交换意见者，一位帮助发现矛盾论点而不是拿出现成真理的人”。因此，现代教师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指导学生有效地学习，把学生作为中心，围绕学生的特点和需要，以帮助学生不断进步为目的，与学会商讨问题、解决问题。只有民主的教育才会有学生个性的觉醒，才能释放学生的潜能。教师要重视营造一种和谐的氛围，把“给学生压力”变为“给学生动力”，由“牵着孩子走”变为“推着孩子走”。美国学者罗伯特·麦瑞克认为，有利于学生学习的因素有六种：关怀、理解、认同、尊重、友情、信任。教师要在人的潜能向现实素质的生成过程中，充分发挥促进者的作用，才能有效推动学生生动活泼、快乐自由地发展。 由教学的管理者转变为平等的参与者 我国传统教育中长期以来形成的师生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教师常把学生当作接受知识的“容器”，认为他们是被动接受知识和教育的对象；强调标准化的培养模式。以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其个性发展得如何，是不言而喻的。而新课程提倡树立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合作者、帮助者、组织者、引导者的教师观，由师道尊严、居高临下的教师权威向平等融洽的朋友转变。教学过程是师生交往，共同发展的互动过程。传统意义上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应让位于师生互教互学，彼此形成一个真正的“学习共同体”。 培养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 教和学是一对矛盾，作为矛盾双方的代表教师和学生如何和谐融洽师生关系，对完成教学目的至关紧要。青少年的心理特点告诉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学生“亲师性”较强。如果他们对某个老师有好感，他们便对这位老师的课感兴趣并分外重视，肯下大气力，花大功夫学这门课，因而成绩卓著。这种现象大概就是我们常说的“爱屋及乌”吧！反之，如果他们不喜欢某一位老师，由于逆反心理，他们也就不愿学或不学这位老师的课。这种现象也是大家司空见惯的。 所以，教师要深入学生，了解学生的兴趣，爱好，喜怒哀乐和情绪的变化，时时处处关心学生，爱护学生，尊重学生，有的放矢地帮助学生。让你在学生的眼中不仅是一位可敬的师长，更是他们可亲可近的亲密朋友。当然，这并非说他们的缺点不可批评，可以听之任之。而是批评和表扬是出于同一个目的的爱护他们。因而批评的方式比批评本身更重要。要让他们不伤自尊心，人格不受侮辱。从内心让他们感到教师的批评是诚挚的爱，由衷的爱护和帮助。这样，也只有这样师生才能关系和谐，感情融洽，学生才能兴趣盎然地进行学习。由于年龄的优势，我和学生的关系还是比较和谐的，有些学生也愿意跟我谈谈他们在学习方面的困难， 生活上有困难也会向我求得帮助，当然我也乐意帮助他们，从而使他们能更好的学习。 2、树立正确的教材观 在不少教师观念中，认为教材、计划、大纲就是课程，是既定的和封闭的，其实不然。课程不只是特定知识的载体，而是师生共同探求新知识的过程，是教师与学生是课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新课程启动的同时，英语又换了教材，许多英语教师都反映教材内容增加，难度加大，教法出新，对新教材的把握有很大的困难，甚至极可能完不成教学内容。这是因为过去在我国实施单一的课程和单一的教材的时期，教师把教材当成“控制”和“规范”教学的“法定文化”。不少外语教师把“统编教材”当成“圣经”，不敢增删，盲目遵循其规定的教法，不敢越雷池一步。由此可见，课程改革中，教师教材观的转变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任务。因为我们知道：哪怕由最新理念指导编写的教材，如果由理念陈旧的教师来上，就不能或很少会体现这种新的理念。 的确，教材的更新会使我们一时难以适应，但是我们应认识到：教材是我国学校教育的主要的，但不是惟一的课程资源，教材是服务于教学的材料和工具。因此，教师不应该再是教材忠实的阐述者和传授者，而是根据学生的需要和教学的实际，灵活地、创造性地研究教的内容和方法，对教材作革新性和批判性的使用；不是“带着教材走向学生”，而是“带着学生（或是在师生互动中）走向教材”。 首先，要善于灵活地运用教材。恰如《英语课程标准》中所言，对教材要进行适当的、有科学性的补充和删减，或者替换教学内容和活动，或是扩展教学内容或活动步骤及调整教学顺序等。正如新教材的编者龚亚夫先生所说，“教材上有的并不一定要全部教；教的并不要求全教会；会的并不要求全部考”。 其次，善于以教材为基础，积累课程资源。新教材以单元为单位，以话题为主线，因此，教师完全可以结合话题进行教学资源的积累，甚至还包括与之相关的学生生活经历调查资料的积累，并进行加工，从而为更高效地使用教材打下良好基础。 再次，以教材为载体，加强各学科整合。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交流的工具。学生学习外语最终是为了用语言吸取和处理信息。因此，英语教材具有较强的跨学科的性质。目前，新版的人教版英语教材已突破了日常交际活动的范畴，渗透着其他学科，如思想品德、社会、自然、体育、音乐、医学、历史、地理、人口教育、环境保护、法制教育、信息技术、航天技术、天文气象等。具有学科融合特点的教材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满足他们求知的欲望，而且能够引导学生面向社会、了解世界、增强国际意识。因此，教师可以在与其它学科教师讨论后，再决定课堂教学的内容和方式，以加强各学科之间的融合。 最后，以教材为基础，开发教材。教师和学生要做教材的主人，而不是教材的奴隶。开发教材，是在教师及学生的实践、反思中进行的。教师应积极激发学生的联想与创新思维，在师生互动，共同开发教材，为更好地利用本教材进行有益的探索。 由上可见，教师只有从原来的教材观中迈出来，要清楚教材仅仅是提供了平台，如何充分而合理地利用教材是要靠自己去探索、研究和创造的。 3.树立正确的学生观 新课程的核心理念是“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新课程课堂教学由学科本位转向人的发展本位：“以学科为本”的教育理念，过分强调学科知识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完整性，忽略学生的身心特点和社会需求，使人成为知识的奴隶；而“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强调一切教学活动以人为中心，注重人的个性及差异性，这符合、服务于人的全面健康发展和时展的需求。 《新课程标准》明确提出，基础教育阶段英语课程的任务是：激发和培养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使学生树立自信心，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形成有效的学习策略，发展自主学习的能力和合作精神，形成一定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为他们的终身学习和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这就要求高中英语教学要面对每一个学生，注意每一个学生的学习兴趣及态度的变化，采取不同的措施。现在的班级规模一般都比较大，人数多且学习水平参差不齐，而每一个学生对英语的需求不同，在学习成绩的体现上也不同。为了使不同的学生在同一班级中学习达到同一基本目标，教师要组织好课堂的各个环节，要设计好各种活动，要进行分层教学，使每个学生都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为此我们要建立更为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尊重、赞赏每一个学生。本着“一切为了学生，一切服务于学生”的理念，教师必须尊重每一个学生做人的尊严和价值。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当尊重各种不同类型的学生，以一种分类关心、个别引导、全员帮助的态度来积极营造和谐、互学、相帮的教学氛围；对有智力问题、有严重缺点、有过错失误、有不同意见的学生更要关注；特别注意不伤害学生的自尊心。随意批评、羞辱、体罚学生等都是有悖于新课程精神和违反教育法规的不当行为。 尊重学生还体现为激励、赞赏学生。抓住合适的机会给学生以诚挚的鼓励，能使他们得到自尊的首肯和努力奋发的学习动力。赞赏不仅仅针对学生学习中小小的进步、积极的努力和提高的成绩，更重要的是赞赏每一位学生的独特性、兴趣、爱好和专长，赞赏学生对教科书的大胆质疑和对教师的超越，赞赏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只有这样，我们的课堂教学才能真正达到学生积极成长、教学效率极大提高的效果。 新课程为基础教育打开了一片自由发展、蓬勃向上的新天地，使我们的教育学都能开辟出真正体现素质教育思想的新思路。新课程之下的课堂教学，作为教育教学的主阵地，完全有赖于我们的教师带着新思想、新认识、新做法去耕耘、去发挥、去创造，去呈现新的气象、新的风尚、新的成效 4.树立正确的评价观 正确的评价观需要把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评价立足于教师对学生的尊重上。新课程标准对教师来说也是一个崭新的课题，需要教师与学生共同完成，学习中存在的问题，不能只责怪学生。教师不再是学习中知识与能力的权威，是学生的“学长”，教学任务的完成需要生生互动，也需要师生互动，师生互动不仅是教师问学生答，教学活动中，教师的任务在于确定任务，以充满激情的活力感染学生，挖掘学生的潜能，帮助他们如何学，有效的引导学生观察、体验、思考、合作、感受成功，与学生共同讨论，在讨论中渗透教师的指导作用，与学生共同评价。对学生的学习行为、热情、存在问题、学习效果，教师都要做出有效的评价，予以认可、鼓励、给予希望，激励奋进，为学生的发展服务。在教学过程中，帮助学生学会自主学习，学会与人合作，培养创新意识以及具备科学的价值观，这些都是英语教师应承担的责任。而传统的评价方式重知识，轻能力；重结果，轻过程；重教师的教，忽视学生思维水平的发展，限制了学生的个性发展。英语课程标准提倡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以形成性评价为主，形成性评价注重对学生学习成长的记录，真实反映学生的学习发展过程，让学生放开对考试结果过分担忧的包袱，重视过程，享受过程。积极有效的评价贯穿于英语教学的全过程，评价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学习态度、行为表现、思维能力和自主学习，以发挥评价对于激励和促进学生学习，指导教师改进教学的功能和作用。苏霍姆林斯基说过：“让每个学生在学校抬头走路”，这句话包含着深刻内涵，要求教师评价方式与评价标准要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 英语课堂上 提问学生问题，应给学生充足的时间考虑 ，不发难，避免学生恐惧、焦虑、紧张，尽量少点名，避免后进生觉得“我不行”，怕出错误而不敢参与等消极心理。应鼓励全班学生参与，我们教师在平时的备课和课堂教学的用语上，要避免使用一些可能损伤学生自尊心和打击学生自信心的话语，而多使用像“Excellent！”（好极了！）、“Very good！” （很好！）、“Good”（好）、“well-done”（不错）、“Take it easy.”（别紧张）、“Failure is the mother of success.” “One will succeed by correcting mistakes.”、“It doesn‘t matter， just try it again”（没关系，再来试一下）“I believe you can do it better next time.”（我相信下一次你一定能做得更好）等这类鼓励性的话语，让成绩好的同学品尝到成功的喜悦，也让成绩差的同学消除紧张、害怕的情绪，这些均有利于激发学生的自信，使其产生内在学习动机。同时，评价主体要由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要改变教师包办评价的状况，增加学生自评、互评以及学生对教师的评价。对于学习效果，教师应以激励其更加努力为出发点，从表情和语言传递信息，尽量不打“×”号，指出存在问题，面带微笑，微笑是一种谅解，是一种帮助学生克服困难的力量。 英语考试后 考试是手段，不是目的，不看中总分，不公布成绩，不排名。教师根据考试成绩了解学生学习中存在的问题，以便更好的改进教法。为了让学生认识自我，对考试成绩也应作科学分析，多评价学生的优点，优点再少也应该表扬，对于存在问题较多的学生，课后多与其进行交流。准确评价学生的学习行为，让学生既体验了努力学习获得成功的喜悦，又敢于承认存在问题，并设法解决。总之，让学生保持持久的兴趣和热情，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的有机结合，保证了学生正向发展，有利与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 师评：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和潜能，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提供展示他们才能的机会，正面鼓励和激励，挖掘潜能，让学生在学习中不断体验进步与成功、认识自我、建立自信心。 互评：培养合作学习和与人交往的能力，学会尊重他人，理解并欣赏他人，学会相互学习， 取长补短，学会信任、诚实、公正对自己和对待他人。 自评：培养学生勤于思考，学会反思，了解自己的成绩和不足，成为一个自主和自立的研究者。通过学生的自评，教师能了解学生的需求以及学生对待学习成败的态度，及时改进教法。 5、培养正确的学习观 面临我国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实施、对外语教师提出了更高标准的要求，美国人本主义教育学家罗杰斯对教师提出了更开放的的要求：“教师必须是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促进者“。 自主学习机即启发和引导学生从“不会”到“学会”，再到“会学”，逐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我们再为能满足或裹足于过去“蜡烛”角色，例如：“教师是蜡烛”的隐喻给教师定位太高，几乎将教师抽象为“圣人”，似乎教师可以解决学生的一切问题，而实际上，蜡烛的光是十分有限，甚至还会限制学生的发展，一味地燃烧只会越烧越短最后也只能以熄灭告终。更何况教师也是自然人，也要重视自己生活和发展。与其比喻成蜡烛，不如比喻为长明灯，为学生的发展和自己的成长而不断充电，于人于己都受益无穷。再如“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隐喻表明教师的目的是塑造学生的灵魂。反映的是一种工业模式，似乎学生是一块没有生命、没有思想任人摆布的钢块，可以任工程师按自己的蓝图塑造成产品，但学生是具有灵性的人，其灵魂所需的不是被塑造，而是被“唤醒，激发和升华”。似乎教师是一个万能的上帝，可以按自己既定的方案塑造学生的精神。另一方面又表明教师缺乏必要的自主权，然而，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既是一门技术，又是一门艺术，教师的工作不能完全被规范，必须给予一定想象和创造空间。 “教师是园丁”反映的一种农业模式，则似乎隐含着学生的发展类型和阶段基本上是不变的。教师的作用只是辅助其生长，他们能做的就是顺其自然。无论怎样努力浇水施肥，也无法将一株玫瑰培养成一棵紫荆。与其比喻成园丁，不如比喻为太阳，是一个充盈的、热情的、开朗的、充满了光和热的载体，它的情怀和快乐在于奉献，而不是索取。 综上所述，教师作为促进者的关键在于如何促进学生自主学习，使学生能够体、观察、探究、研讨，使他们的身心全部投入到学习活动中。 合作学习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是指以异质小组为基本形式，以小组成员合作性活动为主体，以小组集体成绩为评价依据的一种教学策略体系。合作学习有助于学生之间的交流，使他们相互启迪，相互作用，相互协作达到更高的认知目标，各组学生要在互动合作中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他们必须朝着小组的共同目标而努力，而要成功地达到这个目标，小组中每个成员都要进行有效的独立学习。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面向全体学生，进行有利于学生语言实践的活动。首先，我帮助学生建立合作学习小组，将班内学生按其学习成绩从最高至最低排名次，而后将一名成绩较好的学生与两名成绩一般的学生和一名成绩较差的学生安排在一起，组成四人学习小组，四人分别担任主持人（Leader），记录员（Secretary），报告员（Spokesman），检查员（Inspector）的角色。其次，我经常改变他们的排列方式，使之有利于小组合作于交流。第三，确定对各小组学习结果的评价。对于小组合作学习的结果，我多采取个人评估和集体奖励相结合，并以集体奖励为主的方法。第四，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教给学生一定的协作技巧，如怎样相互表达赞扬、同意、建议和如何进行提问和应答等。 合作学习形式可依据不同的教学目标和内容进行多种变化。我在进行课文教学时：①注重引导学生进入情境，依据课文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总结性的表演；②设置疑点引导学生对课文内容进行再造想象，通过分组讨论训练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在合作学习中，教师要创设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较为真实的语言环境，并尽可能地多设计一些具有启发性的、能开拓学生思维的问题，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活动。 总之，新课程改革给我们教师带来严峻的挑战和不可多得的机遇。尽管《新课标》已实施了一年多，鉴于2 1世纪教材的渐进性，我们只能从如何认识新课程标准的角度，努力从思想上首先向21世纪教材的内涵靠拢。教师要不断更新教育观念，加强自身修养，不断充实完善自我，以人为本，树立“一切为了学生、一切服务于学生”的意识，努力创建平等、民主、和谐、教学相长的新型师生关系，实现人的个性的充分自由发展。让学生“自由活动、自主探索、自我体验、自我感悟、自我提升”，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保障新《新课程标准》的实施，推动素质教育与和谐教育的发展，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基。 英语教学论文:我在英语教学中的一点体会 在几年的教学过程中，我发现一个现象：我的课代表的英语成绩是全班第一名，而其他学科却不一定好。 每个教师心灵上都有一架天平，用来衡量评价每一个学生，如果这架天平上的刻度线只与学生的成绩分数相应的话，那么，这架原本非同寻常的天平就会倾斜，就回失真。 现实中，有些教师偏爱那些成绩好的学生--漂亮的孩子，认为他们什么都好，"一俊遮百丑"，所有的表扬与奖励都集中给了他们，而忽视，甚至歧视那些"丑孩子"，差生从早到晚耳边萦绕的都是责骂声，这对他们的成长是极为不利的。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成绩只是检查学习效果与教学质量的一种办法"，更何况是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呢？而且"除了极少数天生的畸形和生来有缺陷的人以外，人都是可以由教育培养成人的"，常人的智力都相差无几。经研究表明：学习成绩的好坏主要取决于个人的努力程度。记得曾有人对一批成绩优秀的学生做过一次调查，让他们在"你认为你学好一门功课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答案中，选择一个自己最赞同的。最后的调查结果是：除极少数学生是出于兴趣和其它原因之外，绝大多数选的是"因为这门功课的任教老师对我好"这一选项。这看似简单的一个结论却给了人们并不简单的思考，也再次有力的证明了"罗森塔尔效应"：爱学生，给学生以北更好的关心和责任，将给学生带来积极的有时甚至是意想不到的效果。前几年，那些曾被分入差班的学生，在老师的关爱下，最终取得了好成绩，这样的例子不也屡见不鲜的吗？ 高尔基曾说："谁爱孩子，孩子就爱谁，只有爱学生的教师，他才可以教育他们"。师爱，应该是无私的，它更应该象太阳那样，以同样份额的光和热传给所有的人，是公平的。 有为哲人说："孩子的心灵是块不可思议的土地，播下思想的种子，就会收获行为"。"相信每个孩子都能成为好孩子"（苏霍姆林斯基语），播下充满爱的，富于期望的种子吧，因为"丑小鸭"也会成为"白天鹅"。 英语教学论文:英语影视作品和大学英语教学 一、电影在英语学习中的作用 长期以来,我国英语教学的一大弊端就是重视阅读,轻视听力;重视背诵,轻视运用;而且往往让学生学到的只是脱离生活的一些英语语法规则,缺乏实际的情景运用能力。虽然近几年来情况有所改善,但是实用性英语教学还需进一步改善,以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突出和加强听说与交流能力的培养。英语原声电影所提供的语言环境是其它英语教材无法比拟的。寓教于乐,提供真实地道的宽松自然的语言环境,从而提高学生的英语沟通能力和实际语言运用能力。所以大学英语课堂上如果穿插一些与单元话题相关的电影片段会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电影在英语学习中的作用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 (一)通过英语原声电影,学生可以学习到地道的口语表达 在日常的英语授课过程中,学生接触到的大多是书面用语。书面用语对于在各类书面考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英语四、六级以及研究生入学考试等等。而影视作品往往采用的是真实的语言,与精读和视听说上面的材料有着明显的区别。影视作品语速快速流畅,应用了大量的方言、俚语等,那么学生通过影视作品,可以学到这些地道的口语表达。学生在有了一定的语言基础后,要学到地道的英语需要接触大量鲜活的当代英语。而电影文字简单,生词较少,几乎都是一些日常会话的句子,但发音标准,快速,流畅,语气变化多样。另外电影场景真实,提供的语言环境是其他英语教材所无法比拟的,学习者可以更好的把自己置身于说英语的环境中。例如在影片《罗马假日》中,有这样几句话:life isn’t alwayswhat one likes,is it?(生活并非总是如人所愿的,不是吗?)live dangerously.take the whole day.(活得刺激点。玩儿它一整天。)那么在日常英语交流中学生可以张口就来。 (二)可以提高学生英语学习的兴趣 我国的正在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外语学习更应该是这样。我们知道外语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交际,培养学生能够用英语交流。同时社会对大学生的外语水平要求也越来越高。那么该如何改进外语教学呢?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是很关键的。兴趣是学习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因为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以直接转化为学习的动机,激发学习的动力。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以使他们对学习的内容高度注意,就会主动的学习,以取得最佳学习效果。我们应该不断的开展各种各样的课堂活动及课外活动,创造一种自由交际的气氛,让学生置于有交际的环境里,把语言的输入与输出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让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充分发挥个人的积极性、主观能动性及创造力,在交际中提高交际能力、综合能力和素质,最终达到使学生能够用英语交流信息的目的。寓教于乐是每个人都渴望的学习方式,特别是在英语学习中。电影自然的融合多种介质,把学习者融入到声、光、色的综合体中,从中感受到原汁原味的英语语言风格,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使学生在娱乐中学习。大部分学生看英语电影的热情很高,并且想把电影中的表达法用在自己的口语表达中去,所以他们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就会变得越来越高。都希望把英语学好,然后可以观看原汁原味的英语电影。 (三)可以促进学生交际文化能力的培养 根据《辞海》的解释,文化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人们普遍认为,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学家拉多在《语言教学的方法》中指出:“我们不掌握文化背景就不可能教好语言。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不懂得文化的模式和准则,就不可能真正学到语言。”古德诺夫在《文化人类学》中这样论述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一个社会的语言是该社会的一个方面,语言和文化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其特殊性表现在:它是学习文化的主要工具,人在学习和运用语言的过程中获得整个文化。”因此语言与文化有相辅相成的关系,学习语言的过程同时也应该是学习其语言文化的过程,在外语教学中要重视社会文化因素,不能因为时间有无或方便与否而决定取舍。学生可以借助电影来扩展生活,打开自己与世界之间的隔阂,了解异国文化,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学习语言决不能与学习社会文化割裂开来。而英语电影反映了英美人们日常生活,有很多习惯和习俗与我们的文化差别较大。在情景剧《老友记》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人那种尊重个体,个人主义凸显。总之,电影可以了解英美社会和文化,接触鲜活地道英语,创造出一种轻松,愉悦的课堂学习气氛。胡文仲教授曾经说过:“不了解美国的个人主义就不可能理解美国人的行为。”美国人的个人主义并不是自私,而是尊重个人的想法,尊重个人的隐私,不要求每个人一致,重视个体差异。 二、英文电影应用于英语教学中的方法 观赏电影的目的是帮助学生提高英语水平,并非娱乐的目的,所以教师要作好引导作用,充分发挥教师的决策者、执行者和组织者的作用。教师要在课程开始时介绍所要欣赏的电影的基本情况,例如电影的类型,主要演员,剧情介绍等等。比如在欣赏影片《西雅图不眠夜》时,首先向学生介绍所看电影的类型:喜剧片。主要演员:汤姆·汉克斯,梅格·莱恩。剧情介绍:建筑师山姆经受丧偶之痛,与儿子约拿移居西雅图。约拿在圣诞前夜打电话到电台要为父亲寻找新伴侣。报社记者安妮深为山姆所感动,他毅然飞往西雅图,但两人的缘分似乎总是擦肩而过。最后,在约拿的坚持下,三人终于在 情人节相遇在帝国大厦的顶层。在观看影片时可以让学生进行下列课堂活动。 (一)模仿和重复 复旦大学教授陆谷孙曾说过:“说英语要说得字正腔圆,只有亿万次的模仿。”看电影时用心模仿,时间长了,就可以脱口而出,用英语表达自己的想法。影片《西雅图不眠夜》中marsha:don′t answer that.let’s get into thatright after these messages.sam?jonah?don′t go away.lf you′ve just tuned in,we′re talking to sleepless in seattle.and we′il be right back after this break with your listener response. 玛莎:先别回答,广告节目后再见。山姆,约拿,别走开。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失眠人。”稍后请听听听众意见。 以上是很酷的一段话!是不是昕广播最熟悉的句子?读诵顺口,当个临时dj何妨! (二)记笔记 有些对白语言幽默,用词精确,学生也可以记录下这些经典句子或电影对白,在日常对话中应用。比如:影片《阿甘正传》jenny: are you stupid or somedung?你是傻还是什么?forrest:mom said that stupid is as stupid does.妈说傻人有傻福。电影《七年之痒》(the seven year itch)中women age quicker than men.女人比男人老得快。that iscertainly a wonderful part of being a married man.he wouldnever ask you to marry lum because he has got married彳艮显然,那是作为已婚男人的好处之一。他们已经结过婚了,就不会要求你嫁给他。the only possible excuse is that l amnot quite myself tonight.唯一的借口就是我今天有些失态。 (三)提问和讨论 在观看前可以先提一些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去看,检验学生是否看懂,能看懂多少。观看影片的过程是丰富的语言输入过程,看完电影后,可以就影片中的某些内容分组讨论,让学生各抒己见,讨论是英国大学普遍采用的教学方式。讨论的过程也是集思广益的过程,更是锻炼学生听说能力和逻辑能力的过程,可通过分组讨论或自由发言等形式对教师事先设定的问题进行讨论,畅所欲言。在欣赏完《西雅图不眠之夜》后,我便给学生两道讨论题:l.ln this film, men mock the emotionalism of women.women bemoan the scarcity of men.do you believe this istrue in our daily life?2.radio-call-in shows have gainedgreat popularity-some people call in to express theiremotions and problems.others hold negative views and saythey invade one′s privacy!what′s your opinion? (四)词汇 众所周知,有一定的词汇量就英语学习来讲也是至关重要的。而单纯枯燥的词汇记忆,成为那些基础不太好,兴趣又不高的同学的拦路虎。通过看电影能够学会大量的新单词,帮助掌握某些单词的用法。这些单词在日常生活中运用频率很高,实用性很大,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够有效的扩大及巩固学生的词汇量。《西雅图不眠之夜》中marsha:people who truly loved once are farmore likely to love again.曾经沧海难为水。由此句中的truly love联想到真爱是true love,真皮叫genuine leather,真迹则是authentic signature。虽然是同一家人,但却不能混用。 (五)写电影评论或观后感 培根说过,使人准确。只有语言的输入,没有语言的输出,是学不好语言的。写作最能使人感到英语学习上的不足,最能提高对语言的敏感性和吸收能力,而课后教师布置学生写电影评论或观后感是提高英语写作的一个不错的选择,同时提高了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给予学生应用课堂所传授语言知识的机会,使学生由“学会”变成“会学”。 三、英文电影应用于英语教学中的注意事项 尽管英文电影对于英语学习有上面谈到的好处,但是当英文电影用于英语教学与学习而不仅仅是为了娱乐时,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影片的选择 并非所有的英文电影都适合课堂教学。我们平时在观赏英语电影时有很大的随意性和盲目性,所以要选材。根据英语电影权威网站的分类,影片类型包括动作、西部、战争、动画、喜剧、悬疑等27种。首先我们要选择那些具有清晰故事情节的影片。如果故事情节过于复杂,学生们就会感到迷惑,注意力很容易从语言转移到影片的故事中。所以可选择那些题材轻松,内容简单的生活类影片。例如:《情归巴黎》《之声》《阿甘正传》《狮子王》《美女与野兽》。另外也要选择一些历史题材的影片,因为除了学习语言本身外,更要提高对英化背景知识的了解。例如:《爱国者》此片可帮助学生了解美国独立战争的有关背景知识;《阿甘正传》可以了解美国50年代到80年代的历史,体现了美国的精神。第二,所选题材语言含量要大,图像、风景过多,对话较少会耽搁教学时间。发音要清楚地道,不要带有浓烈的口音,不要带有太多的方言。第三,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喜好,同一题材太多,语言难度太大学生会没有兴趣。所以教师在选择电影时要注意是否适合课堂使用,是否能够充分利用材料。从整体来讲,一些经典的奥斯卡影片是不错的教学材料。另外,影片内容应该尽量与教学内容以及学生的英语水平相适应。本学期给学生选择了动画片《飞屋环游记》以及《魔法灰姑娘》,学生非常感兴趣。 (二)影片字幕的选择 针对不同的影片应该选择不同的字幕形式。比如语速不是那么快,语音清晰,表达不是那么复杂的影片,可以不带任何字幕。对于情节起伏较大、语速相对较快的作品,单纯依靠声音和画面,学生很难理解与欣赏,而且会使学生畏惧,导致自信心的降低以及学习英语兴趣的降低。这时,汉英双语字幕应该是最为理想的作品。一方面,避免了只有中文字幕给学生带来的依赖感,另一方面,能够使学生更好地欣赏与理解作品。另外,教师要注意这些字幕的质量,如果字幕有错误,会影响到学生对语言知识的获得。 (三)一定要坚持原版电影为语言教学服务的原则 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一定要把握影音英语课程的教学目标和本质,千万不要让学生只顾沉浸于欣赏精彩的影音材料,而忽略语言知识的学习。如果学生只为了娱乐,为了所谓的视觉享受,那么就适得其反。所以教师不仅要在课前花费大量的时间做好充分的准备,而且还要精心设计教学内容,研究出适合自己所教的学生的教学方法。 四、结论 总之,在外语学习中,电影为我们提供了丰富源泉,是非常好的教学素材。凭借着生动的形象,音与画的结合的动感优势,精心设计的电影课必定会使学生获益良多,提高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 英语教学论文:新课程标准下英语教学方式的思考 在21世纪地球村时代，人们赖以生存的重要工具之一就是掌握一门或几门外语，而掌握英语则是首选。英语教学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的英语教学如何适应时代的发展，这是每一个英语教育工作者面临的现实问题。最近，教育部正式启动了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这次课改将构建一个开放的、充满生机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础教育课程体系。英语教学改革是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它要求我们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英语教学的观念、目标、内容、策略、手段、评价等各方面进行重大改革，以适应21世纪人才培养的需要。这不得不引起我们英语教学工作者的思考： 一、英语教学要着眼于全面发展。 新一轮课程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应该是学生。在英语教学中，每位英语教师的教育理念应该是人本主义，首要定位就是人的教育。我们应该相信，每一个学生都蕴藏着极大的学习潜能，每一个学生都是有自己丰富而独特的内心世界。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让学生具有持续学习的能力，为学生终身学习打下基础。要注意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形成有效的学习策略，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教师要尽可能地提供学习空间，让不同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获得乐趣，获得满足感与成功感。多年来，我们在英语教学中总是把帮助学生掌握英语知识放在教学的首位，而忽视学生的精神世界。实际上，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严谨的学习态度、积极的情感都直接影响他们的英语学习。作为教师，在英语教学中要尊重学生，注重情感教学。 就尊重学生而言，我们也承认，学生之间是有差异的，有个性的。我们应该给每个学生提供平等的学习机会，针对他们的差异性提供切合他们实际的学习指导。哈佛大学教授，当代世界著名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家霍华德.加德纳博士(Dr.HowardGardner)在他的《心智的结构》(FramesofMind)一书中提出了“多元智力理论”(TheoryofMultipleIntelligence)。他将人的智力分为8种类型：言语-语言智力、逻辑-数学智力、视觉-空间智力、身体--动觉智力、音乐-节奏智力、交往-交流智力、自知-自省智力和自然-观察智力。这种智力结构分类，对于我们转变教育理念，重新认识学生的差异和发展很有帮助。实际上，在英语教学中，我们也会发现学生在英语学习中表现出来的差异：女生长于记忆单词、规则，男生长于阅读思考；有的学生口头表达能力很强，有的学生善长书面表达。作为教师在教学中就要根据所教学生的不同特点进行指导。 二、英语教学要重在培养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 在新一轮课程改革中，国家推出的新的《全日制义务教育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对英语课程内容和目标做了如下表述：基础教育阶段英语课程的总体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这种能力的形成建立在学生语言技能、语言知识、情感态度、学习策略以及文化意识等素养整体发展的基础之上。结合下图所示，从以上表述我们可以看出： ①掌握语言技能是语言学习的主要目的。所谓语言技能包括听、说、读、写四个方面的技能以及这四种技能的综合运用能力。听和读是语言的输入，也就是吸收的技能，说和写是语言输出，也就是表达的技能。一个人运用语言的能力必须在吸收信息与表达自己的交际过程中得到提高。在英语教学中，听、说、读、写既是学习目的，又是学习手段。所以，我们在英语教学中，一定要引导学生通过大量的听、说、读、写的实践，提高他们综合运用英语的能力。 ②学习必要的语言基础知识对于英语学习是有帮助的，它是形成能力的基础。我们反对把英语课上成语法课，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必学语法。中国人学习英语掌握必要的英语语言基础知识是必要的。语言基础知识是语言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发展语言技能的重要方面。问题是不要把学习语言基础知识作为课堂教学的唯一目的，不能把英语课上成语言知识课。目前的认识误区之一便是一提到培养学生的运用英语的能力，有人就认为是不学习语言基础知识，把知识与能力对立起来，这种认识显然是不对的。 ③学生运用语言能力的高低是与他们的情感态度、文化意识和学习策略相关的。英语教学一定要注重心理因素和英语文化背景，不仅是影响英语学习的重要因素，也是人的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人只有对英语文化背景感兴趣才能抱着积极的情感，主动参与，善于配合，乐于进取，把英语学好，才能对英语学习保持一股持之以恒的热情与动力。同时还要指导中小学生选择正确的英语学习的策略。学习方法(包括应试技巧)就是充分运用智慧和智谋，也就是讲究学习策略。现在我们教学提出以学生发展为本，提出备课要备学生，提出要教给学生学习方法，实质上就是要讲究英语学习策略，以便在英语学习的过程中提高学习的效率。 三、英语教学要充分利用IT技术。 IT技术(InformationTechnology)即信息技术。近年来，IT技术的迅速发展，引起了教育的极大变革。利用IT技术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让科学的教育理念和先进的教学手段走进课堂，是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那么，IT技术在英语教学中应用的基本理念应该是什么?仅仅是追求教学方式层面上的变化吗?答案远非如此。我们认为，IT技术在英语教学中应用的基本理念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①使课堂成为充满活力与创意的学习场所，使学生成为主动学习者。这里包括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课堂教学技术层面上的问题，二是学生在英语学习中的主体作用问题。 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的普及为我们的英语课堂情景教学改革提供了契机，注入了活力。将学生置身于一定的语言环境中，让学生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去领悟语言，操练语言，运用语言，效果一定会更好。如洪恩软件《从零开始学英语》就运用IT技术，把英语学习的情景 设计得生动活泼，富有创意，其制作的光盘，图、文、声、像并茂，学生各种感官受到刺激，更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更有利于他们语言能力的提高。我们可利用计算机的动画演示和学生的实际操作，发展学生的探究性学习，拓展学生思维的广阔性与独特性。例如，我们可以制作这样的课件：布置一个展览中心，computer等包含最新词汇的科技展品，可让学生用鼠标拖动放在展览中心的某个位置，让学生通过自己创意练习“intend/plantodo”;“Therebe…”等句型，操练词汇。在这种练习中学生充分地表现自我，其抽象思维能力与形象思维能力得到了同等发展，创新意识也孕育在他们对美感布局的实践操作中。利用计算机的交互功能，他们可以自主地决定个体的学习进程，可以自由地选择各自的学习策略。学生学习英语的过程不再是一个被动接受的过程，而是一个主动参与的过程。浓厚的学习兴趣与主动参与，形成了学生优化的内部心理过程，这种心理过程与优化的外部刺激相互作用，就能使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根据各自的特点获得不同的成就。②培养学生迅速、有效地处理信息的能力。当今的学生，如果不及时掌握IT技术，绝对适应不了未来的时代。克林顿早就提出，在美国，12岁的孩子要学计算机，18岁的年青人要上网。邓小平早就说过，电脑要从娃娃抓起。英语教师在课堂上使用IT技术，并不仅仅是为了帮助学生学习英语，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一种意识，让学生掌握运用IT技术的能力，特别是运用IT技术迅速有效地从网络探索信息，选择信息，管理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我们的学生具有广阔的视野，分清莨莠的能力，以便能在地球村中游刃有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个能迅速有效地从网络获取和处理信息的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也会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③先进的英语学习软件丰富了学生的学习策略。《疯狂李阳英语》，《金山单词通》，《英语听力通》，《轻轻松松学口语》，《英语口型教师》等一系列优秀的教学软件丰富了学生的学习方式，通过电脑甚至可以自学而获取成功。老师在英语教学中要适时做好指导和推荐工作。 四、英语教学要采用科学的评价方式： ①在英语教学中，我们多年来采用的评价方式是单一的，主要是笔试。近年来，随着素质教育的深入及考试改革的发展，在高考和中考中开始了听力测试，但就全国大面积而言，平时及期终考试都是笔试的一统天下。我们注重终结性评价的结果，却忽视了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评价。这样我们就没有及时掌握学生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适时调整自己的教学。我们往往都是由英语教师对学生的学习进行评价，而忽视了英语教师对自己的教学和学生对教师的教学的评价，忽视了学生的自我评价和小组评价。所以，华东师范大学教科院院长陈玉琨教授指出：“我们外语教学实用性不强，效率不高，与我们的外语教学评价有关。我们评价的方法比较单一，评价的观念比较落后，从而必然会制约外语教学，制约外语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他同时提出，“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外语教学评价的问题，通过评价的改革促进整个社会进步。”(陈玉琨：《当代英语教学评价发展趋势》，在全国基础教育英语教学评价改革研讨会上的发言) ②实施英语课程评价应遵循的原则： 多元化原则。根据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指导纲要的精神，在中小学英语教学中建立新型的评价体系必须体现多元性，它包括评价目标多元、评价主体多元、评价工具多元。其中，评价主体多元显得尤为重要。以前，我们总是把教师作为唯一的评价者，而他们的评价对象也仅是学生。实际上，教学的管理者(包括教育行政部门、教研部门和学校的教学管理者)、英语教师、学生和家长都应该是评价的参与者。 激励性原则。实施评价的目的是为什么?是为了学生的全面发展。由于教育观念的偏差，以前我们把评价与考试等同起来，特别是与高考、中考等同起来。结果，学生从开始学英语就不得不进入残酷的分数竞争。“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学生的命根”，便是此情景的真实写照。现在，我们要实施科学的英语评价体系，一定要体现评价的激励作用。多元评价的目的，就是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激励学生的学习热情，调整教学。以往我们的教学评价是为了选择最好的学生。现在我们教学评价的功能发生了很大变化，评价的目的是为了发挥每个人的特长，为学生提供最大的发展空间。 情感原则。情感与教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情感与科学的教学评价同样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英语语言本身就是表达感情的工具。语言与人的心理发展、文明发展相联系。另外，教师与学生从事教与学，都是带着情感的，而这种情感差异也导致了教与学的差异。我们一直强调情感教学，也就是因为英语教学脱离不了情感。在进行英语教学评价时，我们更要注意情感，要注意人的心理体验。评价学生时，不仅看他是否掌握了必要的英语基础知识，更要看他是否会用英语来表达自己的丰富感情。同时，在评价学生时，教师要带着积极的情感来工作，关注学生的进步，善待学生，让学生从评价中获益，而不是受罚。 五、构建新型英语教学方式是一个完善性的提法 我们提出新型英语教学并不意味着我们把以前的英语教学斥之为传统英语教学而一概否定。如同我们讨论素质教育一样。我们提倡素质教育并不意味着现行教育就是应试教育，现行教育有着许多优良的传统与好的作法，但存在着应试教育的弊端。提倡素质教育是一个完善性的口号。探索新型英语教学也是一个完善性的口号，而不是一个否定的批判性口号。新型英语教学是现行英语教学的进步与发展。它不否定现行英语教学的优良传统和富有成效的教学方法，它是在总结多年来我们英语教学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进一步发展的目标。只有带着广泛的、联系和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本文提出的新型英语教学，才能真正实现英语教学的更加完美。（文秘站整理） 英语教学论文:综合英语教学模式改革探索 摘要:该文根据《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对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的要求和教学模式的解读,对新形势下综合英语教学模式的改革进行了探索,指出教师应该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开发以任务为中心的教学活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参与学习的全过程;引导学生使用网上信息,以达到新时代对学生的要求。 关键词:综合英语;教学改革;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模式 21世纪是一个国际化的高科技时代,是一个由工业社会进一步向信息社会转化的时代。正是由于深刻认识到新世纪给我国外语专业本科教育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明确指出了新形势下我国高等学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规格:这些人才应具有扎实的基本功、宽广的知识面、一定的相关专业知识、较强的能力和较高的素质。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地对英语专业教学进行改革,以达到《大纲》所规定的培养目标和规格。 作为英语专业主干课程的综合英语课的改革就成为重中之重。综合英语也就是《大纲》中的基础英语,它是一门综合英语技能课,其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和提高学生综合运用英语的能力。本课程主要通过语言基础训练与篇章讲解分析,使学生逐步提高语篇阅读理解能力,了解英语各种文体的表达方式和特点,扩大词汇量和熟悉英语常用句型,具备基本的口头与笔头表达能力。综合英语课通常贯穿于前四个学期,在每周学时数为14-15的一二年级,综合英语在各高校每周就占到了6-8学时,可见各高校对综合英语的重视程度。那么,在新形势下对其进行教学模式改革就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一、综合英语教学模式改革现状 《大纲》强调课堂教学应以学生为主体而以教师为主导,改变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研究能力。在教学中,要多开展以任务为中心的、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在加强基础训练的同时,采用启发式、讨论式、发现式和研究式的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最大限度地让学生参与学习的全过程。引导学生主动积极地利用现有图书资料和网上信息获取知识,并使学生在运用知识的过程中培养各种能力。 虽然《大纲》已经对英语课堂的教学模式改革给予了引导,但是由于综合英语是一门传统的课程,经过这么多年的教学实践和经验积累,并不是用几句话进行宏观的引导就能解决问题的。而实际上,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高校教师在尝试把课堂的时间部分地交给学生。比如:几年来很多高校都推行了一种简单易行而且行之有效的小节目“FreeTalk”,即“自由发言”。在每次精读课上,抽出5-10分钟的时间,让一位学生自由发言,发言的内容由学生自由选择,可以是新闻、个人感悟或者是经历、趣事、故事、天气等;课文理解部分由老师提问,学生回答;课文精讲时,让学生读课文;课后练习部分,由老师挑学生来做,等等。这些尝试和努力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学生参与课堂的时间,但是简单地把“以学生为中心”理解为“把教师支配课堂的时间还给学生”是错误的,效果甚至会适得其反。事实上,很多教师已经意识到综合英语教学存在的教改空间,但因未接受过英语教学法和应用语言学理论的系统学习,教学视野狭窄,苦于无从下手。而且,对于多样的综合英语教材和多变的教学内容,很多教师并不能娴熟地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来有效地主导课堂,未能真正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二、“以学生为中心”的综合英语教学模式的理论基础 自20世纪70年代交际法奠定其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及关于第二语言习得(SLA)的研究在80年代得以蓬勃发展以后,对“以学生为中心”开展教学研究也随之在更广阔的范围铺开。美国心理学家Bruner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理论。他认为,“学习是学生积极的创造性活动”。外语学习是与学习者个人不懈努力和不断实践分不开的,而且主要依赖予学习者的主观努力。正如科德所言:“有效的语言教学过程,不应阻碍学习,而应有助于并促进学习。不能让学生去适应教师和教材,而应让教师和教材去适应学生。”也就是说,我们教的是学生,是一个个鲜活的人,而不是教科书。他的话说明了语言教学的客观规律,“以学生为中心”应该成为英语教学的指导思想。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者知识的获取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的,而是学习者在一定情境下,借助他人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获得。建构主义强调以学习者为中心,把“情境”、“协作”、“会话”、“意义构建”作为学习的四大要素。强调学习环境中的情境必须有利于学习者建构意义的情境创设,使学习者真正进入教学的真实情境,通过学习者的协作,对学习资料的搜索与分析研究,提出问题和设想并进行验证,发现规律以及对某些学习成果进行评价。在这个过程中,强调组织学习者运用语言和文字向他人进行表述,让每个学习者的思维、智慧为整个学习群体所共享,从而实现意义建构的最终目标——对学习内容深刻而全面地理解和掌握。以学生为中心的综合英语教学模式,正是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指导,采用交际教学法,通过“pair work”、“team work”、“role-play”、“class discussion”等课堂活动,使学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从而达到熟练运用语言的目的。 三、综合英语教学中如何体现“以学生为中心” 根据《大纲》对“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模式的解读,我们可以尝试通过以下三种途径来达到“以学生为主体而以教师为主导”的课堂模式。 (一)开展以任务为中心的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 以任务为中心的语言教学途径(the task-orientedapproach)是20世纪80年代外语教学研究者和第二语言习得研究者在大量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任务驱动”是一种建立在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基础上的教学法。它要求“任务”的目标性和教学情境的创建,使学生带着真实的任务在探索中学习。“任务驱动”教学法符合探究式教学模式,适用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建构主义教学理论指导下的“任务驱动”教学法,要求师生改变传统的观念和角色。学生在学习中起主导作用,教师在教学中起组织、引导、促进、控制、咨询的作用。强调学生的主体性,要求充分发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学生被看作知识建构过程的积极参与者,学习的许多目标和任务都要学生通过主动、有目的地获取 学习材料来实现。在英语教学中,学生在教师的组织、引导下,用不同的方法完成活动“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知识、思维、技能和情感得到锻炼和熏陶。因此,教师进行“任务”设计时,要以“学生为中心”, 设身处地地为学生着想。 综合英语课堂不像口语课堂,每节课可以有明确的交际任务。这就需要教师在教授综合英语课程的时候,依据课文内容或者主题思想来开发各种各样的任务,以此主导学生通过组织各种活动来完成任务。以杨立民主编的《现代大学英语》第一册第十课The Green Banana为例。此课的主题思想是拒绝种族中心论,尊重各民族文化。建设文化多样化的世界也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教师可以把此节课的任务设定为:了解中西方的不同文化和它们的差异之所在。课堂上可以让学生进行小组讨论,交流自己在中西方文化差异方面的认识,然后自由发言在全班进行交流。这样不仅能让学生掌握文章的主题思想,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学生对中西方文化的理解。再比如,第二册第十一课You Have to Get Me Out of Here,该课讲述的是女主人公在爬山时发生意外摔断了腿,努力保持清醒,冷静地进行自救的故事。笔者为学生设计的任务是:以小组为单位,创设发生意外的场景,并进行自救和互救。笔者在该单元教学中设计上述任务,其目的在于使学生掌握一些急救措施,能够运用英语解决真实生活中所存在的问题。 (二)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让学生参与学习的全过程 在传统的综合英语教学中,教师的讲述占用了几乎全部的课堂时间,大大地挫伤了学生的积极性。随着教学模式的改革,教师们也越来越重视让学生参与到教学的过程中,比如增加了“学生活动”、“教师提问,学生作答”、“学生产出”等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学生参与的时间。但是,要真正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让他们成为课堂的主体,最大限度地参与学习活动,这些还远远不够。 笔者曾尝试让学生参与学习的全过程,具体的操作步骤如下:在备课阶段,让学生预习课文、查找作者信息或与课文有关的文化背景、查课文中的生单词;在课堂陈述阶段,让一个或两个学生共同组织全体学生对课文进行整体理解,并发掘出文章的主题思想,进一步进行讨论或者辩论;课堂讲述阶段,教师引导学生自主地发现每一段落的大意和知识点,正所谓“授之于鱼不如授之于渔”;在总结阶段,让学生自由发言,讨论从该课中所得到的收获或者是自己的心得体会;在巩固练习阶段,由学生讲解和分析各项练习,有时也可让学生进行教学模拟试验,让学生按照自己的构思和设想来进行课堂教学。 虽然这样做增加了学生的责任和任务,但笔者发现当学生在感觉到自己是课堂的主体的时候,积极性非常高,而且学习动机也很强。当学生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的时候,他们总能很有创意地开发出适合他们自身的学习活动,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特别是在学生的教学模拟试验中,学生设计的各种活动形式,反映出了他们对综合英语课程的理解,以及学生对综合英语教学效果的期待。学生的模拟教学试验让笔者也受益匪浅,正所谓“教学相长”,笔者在此过程中也不断地改善自己的教学方法,以期能真正满足学生的需要,体现他们的主体地位。 (三)引导学生主动积极地利用现有图书资料和网上信息 图书资料和网上信息,是新形势下我们获取知识的两个重要途径,尤其是后者。事实上,在教师的引导和要求下,学生能很容易地学会这两种获取知识的方法,并使之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习惯。这些技能和素质的培养,会使学生终身受益。 在综合英语的教学准备过程中,可以发动学生广泛地通过上述途径来获取信息,并在课堂上进行信息的交流。虽然英语的专业课较早地使用了多媒体教室来上课,但是英语的基础课仍然还在采用传统的教学道具,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基础课教学模式改革的进度,对于综合英语这样的培养综合能力的课程的改革限制就更大了。 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尤其是在线互动学习,能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成为课堂的中心。多媒体和网络技术在英语课堂中的应用有其显着的优越性:多媒体可以将图像、声音、动画、视频等多种信息融为一体,充分调动多种感官的处理功能,使原本抽象、枯燥的数据和内容用形象化的、动态的方式加以表达,提高了教学的直观性;同时为学生学习英语提供了大量的英语素材,可以根据学生的不同程度提供不同的学习材料,从而有利于因材施教,为他们提供充分的练习机会,以提高他们的学习水平;多媒体有利于课堂教学“快节奏、高密度、大容量”,在多媒体的课堂教学中,把情景、课文、图片、词汇、词组、课文朗读、板书要点、课后习题和参考答案等设计成课件,利用多媒体的超文本功能,任意调用,反复重现,大大地节省了板书和讲解的时间,从而增加了授课内容,使学生在短时间内进行大容量的练习;多媒体在英语教学中的运用,优化了教学方法,教师注重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引导学生主动探索,培养他们的自学能力,让学生主动参与到学习中来。教师通过网络的监控、对讲、切换功能,随时在不影响学生学习的情况下监看,控制学生的学习,与个别学生对话,提供个别的帮助。这种交互式教学方法为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交流提供了方便,使精讲、多练、多反馈相结合,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知识水平自主地选择学习内容进行学习和练习,从而有助于学生形成主动发展的能力。近年来教学多媒体软件层出不穷,旨在让学生自主学习和验证假设的真实的语料库也在陆续建成,这都为教学模式的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如果我们能在综合英语教学中引导学生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学生就能自学、自测、自评,充分体现他们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改变了传统的教师的角色。当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和整个学习活动的积极参与者的时候,并不是减轻了教师的责任,相反是新形势对教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挑战。当所有的学生都被调动起来的时候,教师需要准备的是更加全面和深刻的内容,更重要的是教师需要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以应对课堂上学生遇到的各种问题,并适时正确地给予解决和引导。只有这样,教师才能在课堂中起到主导作用。 英语教学论文:英语教学中学生语感的培养与形成 平谷中学 张建国 英语的语感对英语教学和英语的运用起着重要作用。英语语感是人们对英语语言的感觉，它包括人们对英语的语音感受、语意感受、语言情感色彩的感受等。它是人们对英语语言的直接感知能力，是人们对英语语言法则或语言组织方法的掌握和运用，是经过反复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经验和体会。 语感来自于语言实践，又指导语言实践，正如球类运动员要打好球必须熟悉球性，游泳运动员要有良好的水性，搞音乐的人要有良好的乐感一样，要学好用好英语，就应该具备良好的语感。人们在语言运用中有时感到看起来顺眼，听起来顺耳，说起来顺口，但又说不清其原因，这实际上就是语感在起作用。不同个体由于语言感觉能力和语言实践量的不同而存在着差异，因此有些人能从别人的语音、语调、说话时的表情和动作等准确把握别人要表达的超出文字本身的含义。虽然语感随着语言实践的积累必然会产生，但教师认识到语感的存在和它的积极作用，并采取有效措施去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语感，会加速学生语感的早日形成和优化。那么，在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良好的英语语感呢? 一、培养学生运用英语思维的习惯 在教学中教师要坚持“尽量使用英语，适当利用母语”的教学原则，以减少学生对母语的依赖性和母语对英语教学的负迁移。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都尽量不用母语为中介的翻译法，即使使用也应该加强分析对比。要求学生使用英汉双解词典并逐步过渡到使用英英词典，这有利于学生准确掌握词汇的内涵和外延，因为用一种语言解释另一种语言不一定都能做到一一对应完全准确。教师都有这样的经历，即有些英语词、句用汉语很难解释，甚至会出现越解释越难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我经常给出一些包含该词、句的句子，让学生在具体的语境中去猜测、理解。所给出的语境应尽力和该词、句所处的语境相似，而且是学生熟悉或容易接受的，这样既可以给学生的理解以铺垫，达到帮助学生理解掌握词、句的目的，又能增强语言实践的量，也能有效提高学生的英语理解能力，有助于培养学生运用英语思维的习惯。 二、增大学生语言实践的量 我认为不仅阅读应有精泛之分，听、说、写也应有精泛之分。“精”的教学能有效地帮助学生迅速掌握语言规律，提高他们的语言实践能力。“泛”的教学有助于学生更加牢固地掌握规律，也可以增加学生对未知语言规律的感性认识，为以后的语言规律的学习和掌握奠定基础。这样既能提高语言的复现率，帮助学生消化吸收语言知识，提高语言运用能力，又为他们体验领悟语言创造机会。幼儿学会母语的事实能充分说明“泛”的重要作用。在“泛”的语言实践中，学生出现错误是在所难免的，要通过“泛”与“精”相结合的实践让学生去发现和认识错误，逐渐改正错误，以达到掌握语言的目的。当然，“泛”不等于“滥”，教师应给予学生适当的指导和帮助，让学生“泛”的实践尽量在学生的能力和水平范围之内。 三、培养学生善于积累的习惯 大量背读古文是过去人们学习汉语的常用方法，现代语言学习的理论也告诉我们大量的语言输入为语言的输出创造可能性，这些都是告诉我们积累在语言学习中的重要性。教学中，教师应要求学生养成记笔记的习惯，让学生随时注意记录一些有用的词、短语、精彩的句子和短文，还要他们经常翻阅或背诵，并多加模仿运用，使优美的词、各种表达方式、写作技巧烂熟于心，为提高语言运用能力和培养语感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创造有利于学生学习英语的环境和氛围 正常幼儿都能逐渐学会母语，能分辨词的轻重，语调的高低，这有力地说明语境对语感培养的重要作用。学习英语除了学生自己要经常练习外，还应有良好的环境和氛围，多给学生创造一些无意识记和学习的环境，如学校或教室的标语可用英汉两种语言书写，学校可办英语墙报、英语广播、英语角等。还可采取学科之间互相渗透的办法，如联系许多理科中公式的字母代号是相关英语单词的首位字母教单词。这样学生学习其他课程的过程有时就成了学生进一步理解和深化英语知识的过程，其他学科的某些知识点就成了诱发学生复习英语的因素。 五、运用音形结合的方法，适时进行音标教学 教学中我们经常发现有些学生用汉语或汉语拼音给英语单词注音的现象，这不利于学生准确地听说英语，不利于学生掌握单词的音与形的联系，不利于创造英语语境。学生说出来的英语，汉语味很浓，听起来别扭生硬，严重影响学生学好英语的信心，严重挫伤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在学生开始学单词时，可以结合单词教学进行音标教学。在教学中，教师可经常运用彩色粉笔，用同一种颜色的粉笔分别写出单词中的某一字母或字母组合以及与此相对应的音标。这样可以形象地帮助学生把字母与读音联系起来，以加强音形联系。要求学生在需要注音时必须用音标，而不能用汉语。用音形结合的方法进行音标教学，学生不仅能顺利准确地给单词标注音标或根据音标读准单词，而且还有助于学生在听到读音或能说出、想起读音的情况下，准确写出或头脑中马上就能反应出该词的拼写形式，并能够准确读出单词，这对培养学生的语感很有好处。 六、帮助学生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 语言是交际的工具，不了解交际对象的文化背景，势必会产生歧义，也就不可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语感。人们常说的汉语式的英语是指仿照汉语的表达习惯和方法产生的不符合英语表达习惯的句式或表达法，其中就包括由于没有考虑到中西文化的差异而出现的貌似正确实则错误的表达。不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我们就不能做到确切理解和正确表达思想。 七、重视对学生的学法指导 “教师的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教师要注意教给学生获取知识的方法，只有学生掌握了独立学习的方法，才能达到教师“不教”的目的，如学生的泛读应运用默读的方法，这样有助于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要求学生在泛读时要兼顾速度和理解的准确度。精读可采用先默读，学了之后要朗读和背诵的方法。朗读对培养学生的语感很有作用，朱熹曾说过：“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要多读数遍，自然上口，久远不忘” 。 总之，语感是一种难以明状，但又实实在在存在着的非常有用的对语言的感觉。教师不能忽视学生语感的培养。搞好英语课本的教学是培养学生良好英语语感的必要前提，除此之外教师还应在符合教学大纲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采取有效措施，有意识地培养学生良好的英语语感。

人文素质教育论文:地方院校人文素质教育中对社区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 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社区与社会》一书中首次使用“社区”一词，他认为，社区中人们的社会关系的基础是某种自然意愿，这种自然意愿包括感情、传统和人们的共同联系。当社区建立后，就一定会产生与其相适应的文化。一般而言，社区文化“是一种特殊社会文化，是在社区这一特定的社会组织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个性的群体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生活方式等文化现象的总和”。[1]社区文化包括“社区的场地、建筑及其他公共设施等社区成员生活环境的物质文化层”，以及“社区成员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互动中逐步形成的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念、心理倾向和道德水平”等社区精神文化，[2]还包括“制度方面，即为保障社区文化活动的正常开展而建立的一系列规章、的一系列政策所构成的规范结构”。[3]社区文化对于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如在满足居民的精神需求、提升认识水平与思想觉悟，以及推动社会沟通、增强心理凝聚力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作为社区中一个特殊的单位，地方院校受着社区文化的熏陶与影响，同时也是社区文化的营造者之一，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而深刻的相互关系。教育部在《面向二十一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等文件中明确指出，大力开展社区教育，逐步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努力提高全民素质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文件精神表明，在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化社会的语境中，社区和高校都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实现区校共建。因此，地方院校在开展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如何充分利用社区文化资源，积极汲取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优势，最终形成院校与区域之间教学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良好格局，值得认真思考。 一、章贡区的文化资源及其特征 章贡区位于江西省南部，为赣州市委、市政府所在地，下辖5镇和4个街道办事处，共57个行政村，48个街道社区居民委员会和12个镇辖居民委员会。①章贡区区位优势极佳，是珠江三角洲、闽东南三角区的直接腹地和内地通往东南沿海的重要通道，也是沟通长江三角洲与华南经济区的纽带。经济的繁荣带动了文化的发展，章贡区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所在市于1994年被国务院命名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996年被评为全国文化先进市，另有“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全国先进文化区”、“全省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区”等荣誉。章贡区历史文化形态是赣州市这一独特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最有特色的是： 1.名胜广集，古迹荟萃。章贡区文物名胜众多，有“宋城博物馆”之誉。辖区共有84个旅游资源分布点和230余处名胜、古遗址、古建筑和纪念地，其中以宋文化遗产为主导的历史名胜与人文景观最为著名。另有“江南第一石窟”之誉的国家4a级文物保护景点通天岩；开创城市“八景文化”先河的八境台；声名远播的郁孤台、文庙、慈云塔、福寿沟等名胜古迹。 2.名人迭至，人才辈出。自唐以来，许多文化名人曾涉足赣州这块土地，如孟浩然、苏轼、辛弃疾、周敦颐、黄庭坚、杨万里、文天祥等都曾官居或旅居于此地，留下许多可歌可泣、感人至深的诗文佳话。如今的章贡区，人力资源充足，全区拥有3所本科院校，4所大专院校，5所中专学校，每年能培养各类人才2万多名，为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和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提供了强大的人才支撑。 3.文化设施及活动蓬勃发展。章贡区非常重视文化设施建设，扩建或新建大型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影剧院、体育场馆、儿童乐园等。这些文化场馆既具有浓郁的地方文化气息，又充分反映章贡区当前文化发展的概貌，对地方院校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同时，群众性的文化活动蓬勃发展，“章贡区现已拥有老年艺术团、腰鼓队、健身操队、京剧票友等各种文化活动组织500多个，每年开展文化活动达500余场，参加的群众累计已超过百万人次”，“社区文化开始从自发走向了自强”。[4] 4.多元文化融合，民风淳厚稳健。章贡区的文化资源丰富，兼容并包，赣州宋城文化、客家文化、红色文化、理学文化、生态文化等都对辖区有着深刻影响。地方院校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培养，需要开拓创新的文化氛围，兼容并包的文化襟怀及大气开放的文化语境。章贡区的文化资源优势，不仅显现厚重的历史魅力，而且彰显出一个现代之城高端的文化品位，这将成为地方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的强劲助推力。 二、章贡区文化资源的人文素质教育优势及意义 章贡区历史文化资源是一个有待进一步发掘、整理、研究的文化宝藏，对于社会的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而贯穿其中的人文素质教育的意义尤为重要。 1.章贡区作为江西“南大门”赣州的中心城区，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是大学生进行历史教育的重要资料来源。从历史渊源来看，赣南，古称“虔州”，繁荣于 两宋时期，章贡区至今仍保存数量众多，有较高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的宋代文物和文化遗址。因此，将这些历史文物、遗址等名胜在人文教育中加以运用，可以使大学生了解历史人物和事件，了解城市的发展历程，感受城市人文精神的绵延，增强自豪感与自信心。 2.红色资源中蕴藏着丰富的民族精神教育内容，为大学生接受爱国主义教育，鼓励学生自强不息，励志成才提供典范。章贡区所在地赣州，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这里有红色故都瑞金、万里长征第一渡于都、模范将军县兴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等都曾在赣南从事过伟大革命实践活动。在红色文化浸润下，章贡区有着优良的革命传统，尤其是革命志士为了新中国、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奋斗终生的崇高品质和牺牲精神，应成为大学生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与民族文化教育的宝贵内容，并成为大学生人才成长的向导和典范。 3.章贡区亲历了从蛮荒闭塞走向现代开放的历史变迁，为培养大学生坚强意志与开拓精神提供了动力源泉。据《山海经》记载，远古时期，赣南除有少量的“赣巨人”居住外，几乎是一片未经开发的原始蛮荒之地。随着人口迁徙与历史演进，赣南成为与闽西、粤东相提并论的全国三大客家人聚居地之一，被誉为孕育客家民系的第一块热土、客家文化的摇篮。先民数代长途迁徙赋予客家人勤劳坚韧、团结协助、乐观宽容、大气开放的精神。章贡区作为赣南客家人的集聚地之一，客家文化所具有的开放性、进取性都得到鲜明的体现，这为培养大学生的创新和开拓精神提供了精神源泉。 4.文化、历史和自然共同孕育出的人文精神，为大学生进行性情陶冶、文化认同与现代人格教育营造了优良的环境氛围。在长期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赣州呈现多元文化的沟通与融合，并构筑坚韧、和谐、大爱、包容的赣州精神，这些文化个性与旖旎的自然风光、淳厚务实的民风、贵真质朴的民俗交相辉映，为大学生陶冶性情、提升人格境界营造良好氛围，可以培养大学生热爱自然、社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深厚情怀和高尚情操，使大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和高尚的道德品质。 三、利用章贡区文化资源开展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主要途径 挖掘地方高校所在社区的人文历史资源，弘扬地方文化和民族精神，是提高大学生人文素质最直接、最现实的教育途径之一。作为章贡区内的普通高等院校，开发辖区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具体实施策略主要有： 1.开设专门的地方历史文化课程，并汇入全校性的公共选修课程体系当中。课堂教学是实施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方式，地方院校应采取措施，通过有条不紊的教学计划、教学手段，结合各个院校办学特色，可开设如“章贡区人文景观”、“章贡区民风民俗”等区域历史文化的公共选修课程，向学生介绍章贡区历史文化的内涵、特征及发展；也可开设具有浓郁章贡区特色的文学艺术类公共选修课，整理、挖掘留存下来的诗文佳话、人文逸事等，形成辖区文学艺术史的系统教学，以切实优化人文素质课程结构，不断丰富教学内容。 2.为营造良好的地方历史文化氛围及宣传平台，还可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作用，打造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网站推进人文素质教育。如可以通过社区与高校之间协同合作共建“红色章贡网”、“章贡人文历史网”、“章贡名人网”、“章贡风光网”等途径，打造远程教育平台；开辟网上资讯、答疑服务平台，各网站除了及时与当地历史文化资源有关的新闻和消息之外，还可利用网络的优势，将古迹名胜的图片、文字资料、红色革命歌曲、影视剧等到网页上，供人们浏览下载；另外，还可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开发网上全维虚拟游览系统，将现有展馆或人文景观制作成视频，链接到章贡区网站，供人观看学习。 3.深化社区文化资源的认识与研究，推进特色教材建设。地方院校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扶持地方特色研究和相应教材建设，形成完整的教材体系。其内容基本面应涵盖赣州市及章贡区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地域精神等，在教材的组织编写中，应该注意五个切入点：（1）人，指地方文史、人物、传说、典故之整理呈现；（2）文，指民俗节庆、历史文物、传统民俗等；（3）地，指地理、气候、动植物等天然资源之发掘与利用；（4）产，指当地传统产业及创意产业增加值；（5）景，指自然、人造、生活情景等特殊景观之营造。[5]充分考虑人文与自然、历史与当下、知识与趣味等相结合，将专业学术性与专业知识通俗化并举，做到深入浅出、雅俗共赏。 4.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学生参观当地的爱国主义基地、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烈士陵园，参加当地的各类纪念活动及学术研讨会，参观工厂、企业、街道等。了解章贡区历史文化遗迹、开放开发进程；领略章贡区风土人情；感受章贡区民间文学艺术等，培养学生对章贡区历史文化的领悟力，从中得到做人成才的启迪，促进其人格完善和个性的全面发展。也可在学校开设地方历史文化专题讲座、论坛、演讲会、报告会、知识竞赛、文艺会演、主题班会；或组织区域文化研究会、红色文化研究会等协会方式。这些 活动是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也是丰富校园文化的重要形式，在这些活动中，优良的文化传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大学生的思想精神。 5.遵循学校、学生、社区三位一体的原则，着力打造互惠共赢的区域素质教育实践基地。要始终坚持以学校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原则，整体利用区域思想教育资源的基础上，有重点建立不同类别和功能的教育实践基地。如根据地理位置，可以建立辖区内不同景观的教育资源基地；根据功能进行建立，可以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客家民俗文化资源基地、赣南美食的文化产业园、体育运动资源基地、影视教育基地、宋城国家遗址资源基地等，这些实践基地是地方院校需重点开发利用的区域教育资源，不仅可以对大学生进行素质教育，而且有利于社区的和谐发展与社区文化的繁荣，真正实现高校和社区的双赢。 总之，人文素质教育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我们深深体会到，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的教育传承，“不仅是一种被长期忽视的民间文化资源进入主流教育的过程，一种民族古老生命记忆的延续，而且是一个对民族生存精神和生存智慧及活态文化存在的认知过程，是一个更具人性发现和理性精神的民族文化整合过程”。[6]运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开展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不仅拓展了大学生思想教育空间，而且地域文化与民族精神得以在当代传承。因此，在实践中要不断探索人文素质教育的新途径和新方法，致力于通过课内与课外、理论与实践多个层面，使学生学有所乐，乐有所得，切实使人文素质教育落到实处。 人文素质教育论文:论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设计导向与选择 摘要：人文素质教育可以从高职院校教育理念与高职院校教育实践两个方面理解其特征，但是不管从上述两个方面的任何一个方面理解，都需要具体的课程设计来付诸实践。就像是教育的实施需要通过课程来落实，人文素质教育也必须由人文素质教育课程来完成，这是一个由理想向现实转换的过程。主要关注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具体设计的基本路向和课程的结构内容的安排。 关键词：离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设计；课程结构 一般来说，人文素质课程的设计与开发主要依据三种课程理论。一是精义论。主张以经典著作作为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主要内容，因为人类的文明在变迁中有其永恒不变的价值存在，这种核心价值尤其保存在经典文献之中，因而经典著作便自然成为课程设计的中心。二是均衡论。认为知识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各种知识都统筹兼顾，均衡发展，才能避免20世纪以来学术过于分化所导致的视野狭窄，心灵缺陷，因此，必须以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为学生提供均衡的视野、平衡的心智。三是进步论。强调教育必须为学生解决问题，对他们的生活有所裨益，因此，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内容必须与学生未来的生活相结合，为未来的生活做准备。目前。我国大学人文素质课程设置受这三种理念的影响，但主要受进步论影响较大，强调实用性，强调为职业做准备。在具体的人文素质课程内容组织与选择上，则偏重于应用型和专业化，按照学科专业式的思路进行，即基本上就是把某专业的课程降低要求、稀释内容后拿来作为人文素质课程。这种课程所能起到的人文素质教育的作用极为有限。我们认为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设计应充分考虑这三种基本课程设计理论各自的优势与不足，结合职业的特色，在强调各个学科之间有机结合的同时，注重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并以此为原则设计在现阶段和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有明确指向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 1　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结构与内容设计 从高职生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本质上讲，这一课程又是面向所有高职生的、非专业性和非职业性的文化知识课程，具有人文素质性、广博性和基础性的基本的标准规定性。从这一层面上讲，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应该为高职生提供。一是使高职生获得认知世界和理解人类及社会发展的方法论，二是为高职生提供综合性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基础性文化知识。再从高职生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价值上讲，这一课程的基本价值取向不仅具有适应社会主导性文化的功能价值，还具有导领社会健康发展的功能价值；不仅具有使高职生知识结构达至和谐的功能价值，而且还具有营造高职生可能生活的功能价值。从这一层面上讲，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应该为高职生提供唤醒高职生主体意识、促进高职生自主性、社会性、伦理性和提升高职生审美情趣等方面的知识。因此，高职生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内容的选择，应该围绕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让高职生了解我国传统思想发展的基本历史概况，理解我国传统文化中人文思想和人文精神的实质，获得思考和表达我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基本知识和能力；二是让高职生了解我国科技发展的基本历史，分析我国科技发展的传统思想及时代精神，获得对我国科技发展史的基本认识及我国科技发展的方法论；三是让高职生了解西方文明发展的基本脉络，知晓西方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基本内容，认识和理解西方文化性格形成的历史性；四是让高职生了解西方自然科学发展的基本脉络，知晓西方科技发展的阶段性历史与西方哲学发展阶段的关系，认识和理解西方科技发展的思想基础和方法论，获得中西比较的差异性和趋同性；五是让高职生了解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面临的问题及应该急需解决的问题，了解我国社会制度的性质、发展的策略、科技生产力的构成及发展现状，以及公民的生活水平、精神状况等等，获得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全面性认识；六是让高职生了解当今世界发展的基本格局，分析造成民族矛盾、种族歧视和宗教冲突、地域性战争、饥饿、贫穷的多方面原因，使高职生认识和理解和平、团结、宽容和理解之于处理国际争端和意识形态及价值论领域的冲突与融合的意义和价值；七是让高职生了解科技发展与人文世界的关系处理问题，认识偏重于科技发展而忽视人文教育所导致的、我们已经有所经历的现状。获得一定的科技伦理性意识和思维；八是让高职生初步了解文学和艺术的审美观，领悟美的真谛，培养和培育高职生欣赏美、体验美、鉴赏美和创造美的意识，升华高职生对生活美、艺术美的追求。 2　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领域的选择 (1)应确定中国文化及思想这一课程内容的选择领域，其目的主要是针对于我国高职院校的高职生缺乏对我国文化传统的整全性认识和理解，特别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教育思想、儒家“仁”学理论、天人合一、理学思想、道家、墨家等思想学说，这些方面的传统思想，对现代高职生来说。可能存在着疏离和陌生感，所以，加强对我国文化及思想方面的知识教育，不仅有利于高职生认识和理解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且能够为高职生的知识获得历史性的时间深度，使高职生的知识结构的构成具有历史发展的线索和基础。 (2)应确定西方文化及思想这一课程内容的选择领域，其目的主要是针对于我国高职院校的高职生缺乏对西方文化及思想的整全性认识和了解。特别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发展策略的实施，西方多元的文化的价值观、不同主张的自由化思想观念等对我国高职院校高职生有着很大的冲击力，极大地影响着高职生对我国传统文化及社会发展的态度和立场。虽然我国高职院校加强了“两课”教育，但从根源上讲，还是由于我们的教育没有能够对西方文化及思想从历史发展的视角向高职生做出根源性的分析，以至于高职生只是关注目前我国与西方在思想观念方面的差异性，而缺乏对西方文化及思想的历史性发展的整全性认识和了解。所以，我们认为，应该对这一领域的知识做出精要性的选择，以使高职生对西方文化及思想有一个历史的、全面性的认识。另外，也是有意扩展高职生在文化及思想方面的认识及思考的空间跨度，以增加高职生比较研究的意识和提升高职生思维判断的能力。 (3)应确立“人、社会、自然之间伦理关系处理的过去、现在及未来”这一课程内容的选择领域，主要是出于如下的思考：其一，我国高职院校的高职生在其知识结构的构成上，更多的是专业性和专门化的知识体系，其思考或认识的视野较为狭窄，所以，从扩展高职生的知识广度和思维视野的角度，也是应该开设专业教育课程与“人、社会、自然找之间相关的课程；其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创造了空前的社会物质文明，但同时又带来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紧张和对立：大气环境的污染、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土地沙漠化、森林及生物植被的锐减等，这些科技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己经严重危及到人类的生存和健康发展，致使 人们不得不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思考“人类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应该让高职生认识和了解科学技术的局限性，感悟“人、社会、自然”之间和谐相处之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和价值；其三，目前，环境教育已经成为学校教育的一个新的领域，让高职生从“人、社会、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思考环境问题，以加强高职生环境意识。 (4)应确立“生物科技与人类生命观”这一课程内容的选择领域，主要是出于如下原因的思考；一是生物科技的发展可以说是21世纪人类最耀眼的科技成就之一，但同时也严重地挑战着人类的生命观，特别是人类基因图绘制的重大突破，人们不能不思考生物科技与人类生命观之间的伦理关系。以“复制人”为例，这一生物科技的发展，不仅涉及人的生存权、代间伦理与法律关系等问题，也直接冲击人们对生命问题的态度。因此，加强生物科技与人类的生命伦理教育，引导高职生思考随着生物科技的迅速发展而带来的人的、人类的、社会的、伦理的重大课题，诸如：生命的意义与死亡的尊严、复制人的伦理与法律关系、坠胎与自杀的道德意蕴、器官移植的道德意义等21世纪人类必然慎思和深思的问题。二是把21世纪必须慎思和深思的“什么是生命”的问题与我国传统的生命观教育结合起来。我国传统思想中有着对“什么是生命”、“人生的价值何在”这类人之生命观的深刻思考。在21世纪生物科技迅速发展之下，以我国传统的“人之生命观”来反观生物科技的伦理问题，不仅能够使高职生认识和了解我国传统思想中“人之生命观”的伦理意蕴。而且使高职生能够以我国传统思想中“人之生命观”的思想底蕴，面对生物科技发展之下“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现实性冲突。 (5)应确立“人、经济、社会之间关系处理的过去、现在及未来”这一课程内容的选择领域，主要是出于如下的思考：其一，当前，市场经济的运行以及知识经济在我国社会发展中初见端倪，使得知识的价值在社会发展中凸现出来。那么“人、经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是必须让高职生有着辩证的和理智的认识；其二，让高职生认识“人”在这三者之中的地位变化的历史过程。在以“财富积累”为社会发展策略的工业文明时代，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人”却在这一社会发展中处于次要的、充当着经济及社会的理性化工具这一角色。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策略向“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转变，人的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心和重心，人的地位被凸现出来。但由于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特别是市场经济规律在社会发展中的“杠杆”性调节功能，再加上知识经济的功利性属性凸现于人们的经济性行为中，使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市场经济、知识经济上出现偏差，人在市场经济、知识经济的大潮中迷失了应有的定位和地位。因此，必须让高职生对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有一个整全性的认识和了解，让高职生确立人的主体性地位和在三者关系中的定位，树立起“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这一思想观念，以端正高职生当前及未来的思想观念。 人文素质教育论文:论远程教育环境下人文素质教育的意义和途径 摘要：人文素质是做人的基本品质和基本态度，是人才的必备素质。大学是人文精神的创造源和传播源，面对当今大学（包括广播电视大学）人文精神的缺失问题和远程教育环境下学生综合素质状况，本文从实际出发，在充分分析远程教育环境下学生人文素质低下和人文教育缺失的状况，简要阐述了远程教育环境下强化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意义，并就如何实现人文素质教育的途径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远程教育 人文教育 意义 途径 1.引言 三十多年来，以广播电视大学为主的远程教育，在坚持依据成人教育特点，实施大众化教育，服务基层，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应用型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主客观原因，有相当一部分学生的人文素养严重缺失，具体表现为：成人学生存在急功近利，职业道德差，诚信度差，文化教养水平偏低；年龄较小的中、高考落榜生，学习成绩差、信仰缺失、对真理与金钱取舍颠倒、做人标准模糊、社会责任感不强、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等。如此表现，与教育的目的相去甚远，因此，各类远程教育学校必须注重人文素质教育，重视学生的综合素质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 2.远程教育环境下强化人文素质教育的意义 “人文素质”是做人的基本品质和基本态度，包括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与集体、与社会、与国家、与自然、与世界的关系。人文素质教育的目标是教学生如何做人，即人文素质教育是以传承人文精神为手段，以提升灵魂、塑造健康人格为目标的教育。针对远程教育的特点和学生的人文素质状况，加强人文素质教育，对个人乃至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1强化人文素质教育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人文素质是一种基础性素质，它包括文学的、历史的、艺术的、思想道德的、社会伦理的、科学的等等，这一切对于人的其他素质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和很强的渗透力。人文素质对于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不仅表现在提高大学生的专业素质、心理素质、思想道德素质，还表现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育民族精神、改善思维方式、增强非智力因素等几个方面。 2.2强化人文素质教育有利于培养创新型人才 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后天通过有目的培养而获得的。而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基础，除了具备宽厚而有深度的自然科学知识，更要具备高品味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素质，使学生能进行两种思维方式的交叉、互相训练，形成全面的知识结构，以促进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这是教育的重要责任。科学发展的实践证明，优良的人格特征是创造力充分发挥的必备心理品质。超一流的科学家身上都具有优良的人格特征和一流的人文素质，他们是科学家，同时也是具有良好人文道德修养的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家。他们对人类的贡献，不仅在科学本身，还在于他们伟大的创新精神和可贵的人文品格。 2.3良好的人文素质可有效促进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 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离不开人的人文素质的提高。人的人文素质的提高，既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容，亦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内容，是人的专业能力、业务素质等其他方面发展的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专业能力、业务素质只是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条件，而人的人文素质，即思想境界、精神情操、认识能力、文化教养，才是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标志。高雅的人文修养可使学生自觉关怀他人、关怀社会、关怀人类、关怀自然的意义和价值，逐步具备健全美好人格，不断由必然王国向全面发展的自由王国攀登。 3.远程教育环境下，强化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途径 面对远程教育环境下学生人文素质偏低的问题，学校应利用自身的软硬件和教育优势，在教育教学实践中促进科学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的融合，全面建设学校人文环境，以图解决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问题。 3.1以培养高素质人才为目的，加强人文学科建设 学校要树立与现代教育特点相符合的以提高学生全面素质为宗旨的素质教育培养目标，纠正唯技术、唯知识、唯学历的倾向，以人为本，把重点转到培养学生完满美好的个性、健全完整的人格、自由开放的精神、创新开拓的意识上来。因此，要重视人文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在课程设置、资源建设和配置、经费投入、师资培训等方面保证人文学科的教学需要。在必修课和选修课中，设置诸如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学科课程，为学生接受较为系统的人文素质教育奠定基础。 3.2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管理干部和教职工队伍 强化“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教育理念。应加强对教师的包括师德在内的文化、品德等人文教育，使其始终以高雅的文化素养教育学生，以高尚的人格魅力感染学生。依据远程教育特点，加强学校管理部门和服务机构的管理，提高工作人员素质，不断提高其管理水平 和服务质量，避免出现管理、服务与教书在“育人”上的“两张皮”现象，净化和优化学校的育人环境。 3.3在专业课程传授过程中渗透人文精神 教师应在传授专业知识的过程中，从以下两方面入手，积极地渗透人文教育：一是在导学过程中，在讲解基本理论和知识点的同时进行灌输。可采取情景式教育，置学生于实景中，使其从中受到教育，得到感悟。二是通过网上答疑、小组学习讨论等形式，由教师给出题目或问题，师生共同进行探讨，达到共识。 3.4注重校园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人文氛围。 校园文化氛围是实现高校人文素质教育引导和文化启迪的主要形式。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一是开办系列人文社会科学讲座，帮助和指导学生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二是开展健康向上、格调高雅、内容丰富的校园文化生活，如各种艺术节、演讲比赛、科技节、摄影书画展、文艺演出和体育比赛等；三是加强校园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建设，突出大学的学术精神和教育理念，使学生在优美的校园环境中受到启迪和熏陶。 4.结语 人文素质是做人的基本品质和基本态度，是人才的必备素质。我们充分分析远程教育环境下学生人文素质低下和人文教育缺失的状况，强化远程教育环境下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并针对性的就实现人文素质教育的途径提出了建议。使学生的各方面得到全面发展。 人文素质教育论文:高职艺术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的现状及对策思考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对艺术人才的需要和高等教育大众化所带来的大规模扩招，一批中等艺术学校升格为高职艺术院校，许多普通院校也相继增设和开办了艺术类专业。在艺术教育普及化的今天，由于人们对艺术生长的土壤——人文素质重视不够，导致了艺术教育呈现出重专业、轻人文，重功利、轻素质等倾向。艺术院校学生伸手能画、开口能唱、登台能演但是提笔不能文的现象已愈加突出。如何提升艺术院校学生的人文素质，增强艺术创作的能力，已成为当下艺术职业教育要直面的重要课题。 一、当前高职艺术院校学生人文素质现状扫描 （一）重专业课程学习，轻人文知识积累，功利主义思想盛行 目前高职艺术院校考生文化课成绩普遍偏低，由于文化基础较差，学生在校期间大都只重视专业课程的学习，而《文学欣赏》、《大学美育》等人文课程则受到冷落。“听不懂，没用处”便成为一些同学经常逃课和不听讲的理由。一些学生甚至占用课堂学习的时间去参加社会上的各种演出、比赛和选秀活动，而对文化课程的学习则不再关心。笔者所在学校一位黄梅戏表演专业的学生，曾获得全国戏曲小梅花比赛金奖，其参赛剧目在央视戏曲频道播出以后，全国各地很多热心观众来信对他的表演给予肯定。但当笔者提议他回信表达感谢时，却只有寥寥几句便无话可写，看后令人唏嘘不已。“现代教育陷入了功利主义，这是可悲的事情”[1]。艺术教育也陷入了功利主义教育，这值得我们警醒。 （二）个人主义倾向明显，集体观念和团队精神欠缺 应该说追求自我，注重个性，自我意识强是时下“90后”大学生普遍性的特点，但是高职艺术院校的学生体现的更为突出。这是因为，一方面艺术教育特别是艺术创作和艺术实践方面都比较重视实践与形象思维，注重突出和强调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另一方面由于艺术专业的课程内容和学习方式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个人单独进行练功、学琴、练声或绘画等比较常见，缺乏在集体中学习和交往的体验，容易产生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心理脆弱，情绪化比较强，意志力比较差，在行为上自由散漫，我行我素，集体观念相对淡薄，缺乏团队合作精神和自律意识。 （三）价值取向偏离，理想信念模糊，缺乏社会责任感 当前，在社会转型期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影响下，一部分学生存在着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偏离等问题，容易受到社会负面因素和不良现象的影响，缺乏对社会、他人的关注与感恩；在是非问题上缺乏判断力，容易轻信他人，他们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对高校的“两课”学习不感兴趣，不愿意参加学校组织的集体活动。很多大学生没有了对弱者的同情，没有了对生命的敬畏，没有了对个体角色的自期与自律，没有了起码的道义感，丧失了社会责任感。 （四）重艺术实践、轻理论学习，缺乏必要的人文素质和艺术修养 前面说到艺术院校的学生普遍重视专业学习，但这种重视也仅仅表现在重视艺术实践上，如戏曲表演专业的学生只重视唱腔、身段、剧目彩排等实践课程，音乐专业的同学只重视声乐、器乐演奏等专业课和文艺演出；而对专业理论学习普遍轻视，上课不认真听讲，迟到、缺课情况时有发生，导致理论功底差，知识体系不健全，表演或创作的作品只求“形似”，难达“神肖”，更别说“形神兼备”，亦或创新。人文素质的缺失直接影响到他们艺术创作的酝酿、构思和表达，继而影响他们今后的发展。 二、艺术院校大学生人文素质缺失的原因分析 （一）高职艺术院校录取新生文化课分数线偏低，导致其文化底蕴和综合素质较为薄弱 目前，高职院校新生生源大多列在第四、五批中录取，一些高职艺术院校录取新生的文化课分数不足200分，艺术院校成了“低分考生的收容所”。对文化课成绩要求过低，使得艺术类的学生较早放松了文化知识的学习，文化基础良莠不齐、人文素质相差悬殊的学生大量进入高职艺术院校学习。 （二）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使得现行高职艺术院校人才培养目标中对人文素质教育的忽视 现行艺术教育功利化的倾向明显，一些刚刚升格的艺术院校大多存在办学时间短、文化底蕴不足的先天缺陷，大部分学校把工作重心放在提升校园规模、硬件、经济效益上，忽略了校园精神和人文环境的培养。无论是课程设置还是教学方式，都在迎合社会需求。在培养目标上片面强调“以就业为导向”，重视学生的专业技能训练，而忽视学生的思想情操、社会责任感等人文情怀的培养。加上现代传媒的推波助澜，一些影视明星、歌星一夜成名的新闻报道对艺术院校的学生产生了误导，使其变得浮躁和虚荣。 （三）人文教育机制的缺失影响高职艺术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的有效展开[2] 由于高职艺术院校对人文素质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不足，因此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缺乏系统的规划和合理的保障机制。学校教务处、学生处、团委等部门在对学生的人文素质培养上各自为政，缺乏系统的人文素质教育教学计划，更多的只是依托学生社团、课外活动来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这种碎片化的教育既缺乏针对性，也难以为学生提供完整的人文知识，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三、提升艺术院校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实施路径 （一）充分认识人文素质教育的母体价值和固本意义 良好的人文素质是大学生艺术构思与创作的“母体”和源泉，能提升大学生的艺术创造能力。同样，文化底子的松软会使一些专业冒尖的学生因小失大、功亏一篑。比如，央视第十三届青年歌手大赛上发生了有选手不知道“焚书坑儒”发生在那个朝代，不知道《红楼梦》的作者是谁的尴尬一幕。我校许多表演专业的学生毕业从艺多年以后，逐渐意识到了“演员一开始是比演技，比到最后就是比文化。”所以，对艺术院校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将有助于他们完善知识结构，提升艺术理论修养，创作出优秀的艺术作品。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认识。 （二）重视教师队伍人文意识的培养 教师是教学过程的主导者，是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主体。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育，关键在于教师这一环节。如果教师不树立人文教育的意识，不具备深厚的人文素养，那么学校的人文素质教育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教师应该通过各种形式的学习来丰富自己的人文素质，把人文教育融入日常的教学活动中，形成一种荣辱与共、休戚相关的人文教育共识。 各学科教师应各司其职。公共文化课教师在教授人文知识的同时要深刻挖掘隐藏在人文知识背后的人文思想、人文精神。例如，语文老师以文学作品中体现的人格精神、人物情感陶冶学生的情操，培养学生的人文意识。专业教师与学生接触的时间较多，师生接触的距离也更近，学生较长时间师从专业教师学习，一般意义上的师生关系往往演变成更亲近、更融洽的师徒关系。因此，艺术院校的专业任课老师也应加强自身的人文修养，在专业教学中自觉渗透人文教育，将人文知识与精神贯穿于专业教学和艺术创作的始终。华中科技大学的刘献君教授就提出了在专业教学中进行人文教育的方式，即“起于知识，启迪精神，渗透美育，行为互动，营造氛围，以悟导悟，以人为本，止于境界”[3]。这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思考。 （三）深化人文课程的教学改革 在高职艺术院校，人文类课程的教学不宜占用太多课时，不宜挤占专业教学课时，这是一个共识。这里所说的深化人文课程的教学改革，主要是在人文公共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教学质量评价体系上进行改革探索，尽快建立一种既不必挤占过多课时，又确实富有成效的教学新思路、新模式。例如，长期以来盛行的“灌输式”、“填鸭式”的教学方法，以及过分强调系统性、完整性、讲深讲透的教学要求，都不适合人文类课程。在教学过程中，要大力推行以学生为主体的讨论式教学、启发式教学、直观示范式教学，以帮助学生将人文知识内化为人文素质。 此外，重视人文课程设置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在必修课上才能体现出来，优化人文课程必、选修课程比例，将原来的课程化整为零，拆分成小型灵活的选修课，充分利用学生课余的时间与精力，让其依各自的兴趣爱好自主选修，也同样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四）加强校园文化内涵建设 1.营造高品位的校园文化环境，弘扬人文精神 校园的自然环境、文化设施和校舍建筑是现代大学人文、学术氛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学文化建设重要的隐性课程。校园文化环境具有很强的教育功能，艺术院校更应重视校园文化环境建设，做好校园整洁和绿化，设置优雅别致的人文景点和休闲读书点、亭台楼阁、艺术长廊等，以此来感染和滋养学生的人文情操。例如可在校园文化墙上张贴弟子规、二十四孝故事等经典挂图，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之中感染、熏陶着师生，使其内化为信念与情感。 2.丰富校园文化活动的实践形式，渗透人文教育 开展文化艺术活动，对于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理想、健康的审美情趣，提高对美的鉴赏力、表现力和创造力有着重要作用。艺术院校要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活动，经常开设一些人文知识方面的学术讲座、艺术交流、读书活动，开拓人文视野；适时举办校园文化艺术节、大学生送文化下乡、送戏到基层慰问演出等活动，用艺术的形式宣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提高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笔者所在的安徽黄梅戏艺术职业学院成立的“少英艺术团”，就为大学生直接进行艺术实践和展示艺术才华，搭建了良好的平台。 3.完善校园规范制度，注重养成教育 常言道：“无以规矩，不成方圆。”艺术专业学生个性鲜明，完善的校园规范制度可以给学生提供约束与监督，以有形的制度支持无形的人文素质教育。艺术院校要从抓好大学新生入学教育和国防教育开始，进行德育、美育、心理健康、意志锻炼、纪律意识等方面的教育与引导，培养学生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优秀品质和一丝不苟、规范严谨的生活作风和学风，通过持之以恒的养成教育塑造学生完美的人格。 人文素质教育论文:浅析把握人文素质教育内涵探索人文素质创新模式 论文关键词： 人文素质教育内涵　创新模式 论文摘要： 本文主要阐述人文素质教育的内涵及重要性，探所正确的人文素质理念，营造良好的管理模式及教育氛围。 0引言 人文素质沉淀与我们的内心，形成我们内心的法则与秩序，人文素质是一种基本的素质，是人们在人文方面达到的一种综合发展的程度。人文素质是塑造大学生灵魂世界的基石、是反映当代大学生综合素质的主要支柱。高校工作者一定要了解人文素质的含义，并有的放矢地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 1人文素质教育的内涵 人文素质教育主要包括人文知识教育、人文思想教育、人文精神教育、人文方法教育，以人的全面的可持续发展为终极目标，教育学生思考人生的目的、意义，引导启发学生学会做人，做一个有智慧、有道德、有修养的人。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素质教育、终身教育、大教育观念的确立，人们已认识到在专业教学中渗透具有时代特点并符合中国国情的人文教育，人文知识又是人类关于人文领域的基本知识，如历史知识、文学知识、政治知识、法律知识、艺术知识、哲学知识、宗教知识、道德知识、语言知识等大学生作为时代的娇子，作为先进文化的掌握着，必须要了解人文知识，必将有助于学生人格的完善，对学生未来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情感支持，培养出具有较高人文素质和健康高尚人格的全面发展的创新型人才。 2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性 据2004年3月的《中国青年报》报道，“在北京某重点高校，不少学生沉溺网络，缺乏学习动力和目标，逃课成了家常便饭，多门功课不及格，最严重的一个班30多名学生有20多人拿难不到学位证书”、“马家爵事件”、“药家鑫事件”等，这反映了中国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及其失位造成的严重后果。 2.1 人文素质促使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人文素质先行于科学技术，它指引我们学习和应用科学技术，而不是等到出现严重后果后才会感到后悔莫及。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今社会，良好的综合素质，是大学生立足社会的关键所在。熟练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固然重要，构建自己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也是非常重要的。既懂得学习又善于生活；既勤于工作又善于思考；既能发扬传统又能创新创造的学生，是当今社会所急需的人才。 2.2 人文素质激发潜在的自我意识人文素质是人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内在心理品质，由知识、观念、情感、意志等因素综合而成，表现为一个人的人格、气质、修养，人文素质是可以慢慢积垫的，人文素养越高，就越能够辨别社会和自我、他人和自我、物质和自我的关系从而做到自我精神和认识的独立，不会在物质世界中迷失，人生理想也会越来越高尚，最终能够以正确的姿态去认识世界，看待社会。通过学习人文知识来突破原有的思维定式，开拓视野、活跃思维、激发灵感。可见人文素质在人生漫长的职业生涯中甚至起着更直观重要的作用。 3人文素质教育的创新模式 3.1 树立正确的人文素质教育理念把人文素质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念，贯穿于高校培养人才的全过程中，人文素质教育的目标就是通过人文学科的实施，培养和提高人的文化修养、理论修养、道德修养。 3.2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人文素质教育氛围为学生搭建和开辟第二课堂活动的平台，精心组织校园文化活动，营造浓郁的校园文化氛围，通过科学规划，精心组织，努力构建高校校园科技、文化活动的完整体系，形成多样化、特色鲜明、健康有序的校园文化活动。充分发挥校园文化活动的教育陶冶功能，为广大师生员工的全面发展营造浓郁的校园文化氛围。 3.2.1 通过人文素质和科学精神教育，不断提升大学生的人格、气质、修养等内在品质，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教育引导大学生正确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 3.2.2 重视师资培养，促进人文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的结合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建立知识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加强人文社会科学课程的教学与研究。特别是理工科学生更应培养工学信息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双学位人才，建设具有合理知识结构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的教师队伍，使之人文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将实际问题结合到课程中进行讲授。 3.2.3 促进人文精神内化形式举行丰富多彩的主题教育活动。例如开学典礼、毕业典礼等。通过这些主题教育活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她们的思想、观念、职业道德得到不断的升华。积极开展课外社团活动。 3.3 形成良好的管理模式，为人文素质教育提供保障高校管理要以人为本，突出人的重要性，形成良好的管理模式与管理理念，让制度约束人，让制度规范人的行为。高校工作者要使管理理念大胆、创新，流程简单、畅通，制度科学严谨。 加强校园人文环境建设。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充分利用校刊、校报等刊物，发表优秀校友的人生经历和感悟、创业历程和成就，激励在校生立志成才、报效祖国。要精心设计、认真组织好开学典礼、毕业典礼、表彰大会和学位授予、奖学金颁发仪式等具有特殊教育意义的活动，激励大学生勤奋向上、求实创新。 加强文化设施建设。完善教学设施，优化学习环境，不断满足大学生学习成才的需要；加强校园宣传舆论阵地建设，加强广播电台、阅报栏、宣传橱窗的建设，校报要尽快创刊，充分发挥学校主要宣传媒体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加强校园网建设，充分发挥网络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建设好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服务性于一体的信息交流平台，不断拓展校园文化建设的渠道和空间；积极开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网络文化活动，形成网络文化建设工作体系，牢牢把握网络文化建设主动权，使网络成为校园文化建设新阵地。 重视校园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及时处理侵害大学生合法权益、身心健康的事件和影响学校、社会稳定的事端。维护学校正常教学、工作、生活秩序。 人文素质教育论文:基于人文素质教育的校园文化建设 摘 要：从人文素质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出发，通过认识人文素质教育的内涵及意义，来了解校园文化中的人文意蕴，提出加强基于人文素质教育的校园文化建设的措施。人文素质教育是塑造人类灵魂的教育，是塑造民族灵魂的教育，将其与校园文化的结合可以更好地建设我们的大学，培养新一代的优秀大学生。 关键词：人文素质教育 校园文化 物质文化 制度文化 精神文化 众所周知，高素质的人才的培养是需要将知识的传授同陶冶情操、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结合起来的。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有两大弊病：一是注重专业教育，忽视系统的文化教育；二是注重学生做学问，忽视引导学生做人。因此，要求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以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人文素质教育的内涵 所谓“人文素质”是指由知识、能力、观念、情感、意志等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一个人的内在的品质，表现为一个人的人格、气质、修养。人文素质教育就是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通过知识传授、环境熏陶使其内化为人格、气质、修养，成为人的相对稳定的内在的品格。台湾学者郭为藩将人文素质具备的能力概括为六个方面：敏于观察、勤于思考、具有问题意识；能透过口头或文字条理清晰地表达思想和感受；对精致文化由衷地喜爱并懂得鉴赏；关切当前人类生活的重大问题并具有通识；对本国文化和历史传统具有起码的了解和对外国文化价值能适度的尊重。人文素质教育塑造了民族的灵魂，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两个重要方面，二者缺一不可，互为补充、互为协调。人文素质教育的目的，可以概括为“如何做人”，其中包括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自身的理性、情感、意志等方面的问题。 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教会学生如何思维，教会学生掌握必要的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方面的知识与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是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国家的建设、社会的发展，不仅取决于经济交涉，取决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还取决于文化建设，取决于精神文明建设。因此，对大学生，特别是理工科大学生来说进行人文素质教育是十分重要的。这其中的重要作用表现在：教会学生做人的道理。通过学习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可以让他们深刻体会到什么是人的价值与精神。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对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培养大学生的创造力，通过对人文方面的学习，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增加他们的知识背景，促进他们的创新思维；培养学生将所学的专业技术问题同社会问题紧密联系起来。 二、校园文化的人文意蕴 校园文化是指学校全体师生员工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形成并共同遵循的最高目标、价值标准、基本信念和行为规范。人们一般将校园文化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物质文化，主要包括学校教学、科研、生活所需的物质设施和物理环境等；二是制度文化，主要包括学校各种规范化、正常化了的规章制度等；三是精神文化，主要是指学校成员共有的价值体系、道德情感、思维模式、文化思潮等。无论是校园文化三个层次中的哪一方面文化都和人文素质教育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校园文化建设与人文素质培养是具有一致性的。 在物质文化层面：校园中的物质文化建设是指学校的环境布置、建筑设计、室内外装饰等物质条件在其满足基本功能的前提下，有意识地赋予它一定的文化内涵，力求做到在潜移默化、耳濡目染中传递学校的专业信息，渗透学校意志、价值取向和培养目标。学生的思想、情操、作风、学习兴趣等都可通过校园文化中的物质文化来起到感染的作用。不但要对校园的环境进行净化、绿化、美化外，还应该充分利用校园物质文化建设这一方面来充分地体现学校的育人作用，来激励学生、教育学生。比如有的学校就通过用古今中外著名思想家、科学家的格言还有他们的肖像等来装饰校园。这样学生通过这些展示来对他们有了更加充分地认识，使他们更加懂得人生的意义和奋斗的价值，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更加刻苦学习，实现自己的理想。 在制度文化层面：校园制度文化是校园内各种具有科学性、思想性、教育性的规章制度的总和，以及通过规章制度的贯彻实施而产生于师生员工内心的制度意识。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校园内丰富多彩的各种制度，二是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对学校师生员工价值观、行为方式、舆论导向上所做的引导和心理体验，即制度内化为个体符合制度规范的自觉要求。通过制度的贯彻、执行把外在要求转化为内在的需要而形成一种良好的制度文化氛围。 在精神文化层面：当代中国高校的校园精神文化既不单纯是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也不单纯是工业社会的人本精神，更不可能是所谓的后现代精神。这种文化包括理性、科学、人文和创新等四大精神。因此，可以看出精神层面的校园文化环境在整个校园文化环境中所占据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学生的精神世界产生着深刻的影响。现代的大学生不仅要继承人类社会已有的优秀文明成果，而且要得到教养，受到陶冶，在坚实的人文精神与科学素养统一的基础上养成健全的人格和开拓进取的创新气质。这就要求在校园里营造一种以正确的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也就是说一种凝聚力和向心力为核心的校园精神文化环境。 所谓人文精神就是人与人、民族与民族相处，文化与文化相接的精神。它特别强调人的价值和需要，注重人的发展并完善其价值信念，正确审视人的本质，尊重人的价值，重视人类文化的积累，塑造人类的精神家园，依靠人的能动性来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人文精神是具有时代性的，应以发展的观点来看待，丢弃其中陈旧过时的内容，弘扬其中的优秀成分，要着重培养学生坚持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的求是精神；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统一的主人翁精神；爱己及人的广泛的关心精神。 三、基于人文素质教育的校园文化建设的措施 人文素质对一个人学习、思维有很大的帮助。自然科学注重抽象思维能力的培养，而人文科学则侧重形象思维能力的培养，形象思维通过想象、联想来提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它能增进思维开拓，求异和创新，推动想象和联想，触发创造思维的火花，纵观科技发展史，大多有成就的科学家都不仅精通自然科学，而且在人文知识方面也具有良好的修养。实现人文素质教育引导和文化启蒙的主要形式是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因为校园文化具有提高人文素质教育的天然功能。目前，人文素质教育的大力加强与重视及人文精神的大力弘扬，大学生们通过在学校所学的专业知识及人文知识，特别是伦理道德知识，使他们具有了正确的行为价值取向，不断地激励着他们去追求真理和发展文化。 如何将人文素质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完全融合在一起，并充分发挥其最大作用，具体措施如下： 1、将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相结合，开展人文性质的校园文化活动，来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 校园的环境、人文的氛围，对学生是一种示范，一种教化，一种熏陶，一种强大的潜移默化。因此人文素质教育的必修课和选修课作为第一课堂，人文性质的校园文化活动作为第二课堂。曾钊新教授曾说过：“既然哲学是智慧之举，就让它成为打开‘创新’之门的钥匙，并将钥匙交给学生吧！”。对于理工科学生来讲可以开设历史、文学、哲学、艺术等课程作为第一课堂，文科学生可以将一些自然科学课程作为第一课堂。第二课堂则应根据学生们的知识需要，举办多种形式的人文讲座，社团活动，报告，书画，集邮，摄影等。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一些影视评论，举办诗歌朗诵比赛，社会伦理道德的演讲辩论赛，一些国际国内的重点热点时事政治讨论等。 2、加强校园制度文化中的人文关怀 校园制度文化对学生的社会性及价值取向有重大影响，决定他们的行为选择和对事物的评判标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个学校要保证正常运转，维护教学、生活秩序，就必须制订一整套规章制度和行为准则。因此除了要遵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令、制度外，学校还要根据自己学校的情况制订出符合学校实际的各种规章制度。 3、加强校园内人文精神的建设 人文素质教育的主要环节是人文精神的建设。校园人文精神的培养和教育是由人类优秀文化凝聚而成的，并在现实环境中与文化创造活动相结合，人文精神的内在主体精神品格主要就在于培养个人的人格道德品行，这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文化创造活动。以人文知识的学习和艺术熏陶为基础，以道德信念为核心的人文素质教育必定会弘扬民族精神，创新文化。在校园里，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文化教育活动引导学生自觉成为审美活动和文化创造活动的参与者。比如老师可以在平时的授课中发掘专业课中的人文精神，特别是那些对人的信仰、生存意义，关注社会发展的课文，要充分渗透人文素质教育。 人文素质教育论文:教育国际化背景下中外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差异 摘 要： 全球化带来了教育的国际化，加强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是当前各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趋势与潮流。我们应分析发达国家的人文素质教育方面的成功经验，取长补短，促进我国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 教育国际化 中外高校 人文素质教育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才需求的国际化不断加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为提升本国竞争力以适应全球化挑战，纷纷掀起了新一轮教育改革潮流，分析和借鉴世界各国人文素质教育的经验教训，对推进我国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人文素质教育的内涵 素质是心理学上的一个概念，是指人的先天解剖生理特点，主要是神经系统、大脑及感受器和运动器官的特点。人的基本素质包含德智体美劳等诸多方面，涵盖了政治素质、身体素质、业务素质、道德素质、文化素质等。大学素质教育就是在大学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利用教学和环境的积极作用，以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的教育理论为指导，通过合理科学的教育活动，使每个学生都形成符合社会需求的素质结构，成为有较高综合水平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 人文，简单地说，就是人性与教养，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人通过教育而获得了人性与教养，具有了人文素质，否则与动物并无区别。［2］所谓人文素质，是指由知识、能力、观念、情感、意志等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一种人的内在品质，表现为一个人的人格、气质、修养。人文素质教育就是将人类优秀的文化传统通过知识传授、环境熏陶及自身实践使其内化为人格、气质、修养，成为人的相对稳定的内在气质。它是一种后天素质，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3］ 二、中外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差异 （一）培养目标之间的对比。 中西方人文素质教育虽然在培养目标上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分歧，但在很多方面仍然具有可比性。一些发达国家人文素质教育的目标大都已经用法律法规的形式固定了下来，例如美国教育部制定的总体性教育目标，各高校据此制定本学校的人文素质教育培养目标，［4］这样就使人文素质教育培养目标成为由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的国家意志，而我国的培养目标，国家只是从宏观上表示将其作为一个战略意图，还未能真正上升到国家意志；国外人文素质教育的培养目标对各高等院校教育教学活动的约束或指导能力比较强，而我国人文素质培养教育的目标，除了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外，对各高等院校并没有太大的实际约束力；国外人文素质教育的培养目标大都具有非常明确的目标指向，具有明显的可操作性，而我国人文素质教育的目标则大都仅仅是一种原则性很强而操作性很弱的指导性规定；国外人文素质教育的目标基本上已经在高等院校取得共识，并在这个层次上得到进一步的分解和细化，而我国的人文素质教育目标则基本上还处于一种“各自为战”的局面。 （二）教育主要内容的对比。 由于受全球化的影响，我国人文素质教育内容设置的状况已经有了改变。现在我国核心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包括政治理论教育、道德与法制教育、现代历史类教育等课程，占据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半壁江山。但是，与国外人文素质教育内容的设置相比较，我国人文素质教育内容的设置还存在着如下问题：尽管许多高校在开设人文素质教育课程方面热情很高，但课程仓促上马多，精品课程少；临时起意多，长远打算少；随意性强，目的性弱。所以，总体的教育教学效果并不十分明显。与西方一些国家的做法相比，我们在人文素质教育内容的设置方面仍然不成熟，许多方面仍需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三）教育基本方法的对比。 我国人文素质教育的方式方法既有与国外人文素质教育方法上的共性，又具有鲜明的自身特点和优势，但比较起来我国的人文素质教育有许多方面需要改进：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纳入课程体系的方式仍显得过于单调，除了国家教学计划规定的人文素质教育核心课程的强制性纳入和大量的人文素质教育选修课程的随机纳入之外，并没有更多途径使学生接受人文素质教育，这种状况与大学专业划分过细的弊端相映衬，往往会造成学生在不同学年段接受人文素质教育“苦乐不均”的问题。在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设置上缺乏科学性，没有考虑大学生的身心发展及知识结构的特点和规律，更多的是教育者的一厢情愿和“单边主义”行为，这样的课程准入方式显然不可能达到好的预期效果。在教学方式上，过于强调灌输而忽视启发，其结果是学生日渐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5］ 三、高校人文素质教育发展的对策 鉴于我国高校人文素质教育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在下面方面进行改变，对于我国的人文素质教育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确立科学素质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和谐发展的战略。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在科学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以及二者的有机结合上还缺乏系统的规划，对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相互依存、结合和互补关系还缺乏明确的认识。由于没有理清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关系，科学教育得不到人文教育的支撑与补充，使科学教育缺乏人文文化的根基。因此，加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整合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理顺科学文化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二者之间的关系，为人文素质教育进行动态定位，是规划高校人文素质教育发展的首要前提。［6］ （二）提高认识，更新大学教育理念与目标。 大学教育的核心是坚持科学、创新、人文精神的统一，在市场经济改革、社会分工细化的情况下，知识体系也在发生改变，人文学科被忽视，在教学实践中，出现重智育轻德育、重理科轻文科的现象，教育的功利主义变得日益突出。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如何把握住前进的方向？作为未来社会的希望，当今大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间接主导了这个社会的大方向。这就要求各高校领导要根据时代的变化，坚持发展观，进行教育理念的创新，指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发挥人文素质教育的作用。 （三）改革完善高校教学体制。 当前，在我国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中，对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的内容和评估比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已经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当务之急是改善高校教学体制，大力改革教学内容和课程的设置。完善文化课程的设置，使大学生得到系统的人文素质教育，应多设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的选修课，如唐诗宋词、艺术史论、影视、音乐等，不要形同虚设，要有相应的学分。同时，实行辅修专业制，使学生在主修一门专业课的同时，能够选修一些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目前，许多学校都在实行这种制度，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实践表明，这种做法对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具有很大的益处。 （四）努力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 大学校园是大学生培养人文精神、思想道德情操的重要场所，是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课堂。大学的教化程度很大方面取决于大学的文化氛围，学校要定期开展文化艺术节和电影节等校园文化活动，举办各式各样的人文学科讲座，鼓励、扶持大学社团开展征文、辩论等活动，使大学生在寓教于乐中丰富情感、陶冶情操、净化心灵。还应重点进行校园人文景观建设（如历代名人的雕塑、具有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建设的亭阁等），这样既可美化校园环境，又可对大学生进行历史文化教育，间接提高人文素质教育。加强校园文化环境建设是培养大学生人文素质不可忽视的环节。 （五）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教师的人文素质。 教师是教育成功的关键，也是教育过程的主导力量。教师的道德素质、政治思想、举止言行都对学生有一定的影响。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首先要提高教师的人文素养，在教学过程中渗透人文素质教育，从而增大专业课程教学的文化含量，增强教师在教学中的人格感染的力量。其次，学校也要给予教师一定的帮助，对年轻教师进行培养。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才能适应教育国际化带来的新形势，才能培养出一大批具有高素质的人才。 在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一些发达国家在人文素质教育方面积累起比我们较为丰富的经验，要想在这个浪潮中不被淘汰，我们要有所选择地学习他人的优秀成果，但要注意“本土化”与“西化”问题，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这对于我们今后的人文素质教育的进一步开展十分有益。 人文素质教育论文:语文教学中人文素质教育的渗透 人文就是对人的教化，它既涵盖了政治思想性，也包括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一切属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教育因素。“人文素质”就是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通过自身习得、知识传授、环境熏陶等方式，使之内化为人格、气质、修养,成为人的相对稳定的内在品格。人文素质是一个人精神风貌和内在气质的集中反映。那么人文素质教育的目标就是在教学中通过对学生的陶冶教化，从而提高学生各方面的修养，教会学生如何做人。 在诸多学科中，唯有语文是真正让学生感觉自己、感觉生命、感觉到人的喜怒哀乐、感觉人的灵动心性的学科，唯有语文是可以让学生尽兴参悟人性、人生、表达个体情意智慧的学科，韩军老师说过:“母语教育，说到底，实际就是‘人的精神培植’，就是‘丰富人的精神经验、丰富发展人的生命个性的教育’，是一种‘本民族文化的教化’”。因而，站在培养人的高度来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担负起塑造学生心灵，培养学生人文素质的任务，是语文教学的题中之意。那么究竟该如何在语文教学中对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呢？ 第一、观念的内化 “人性皆善，而其类有善恶之殊者，气习之染也。”故法国人米亚拉雷说：“在母语教学中，社会学和政治方面的因素占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样也是法国人的都德的《最后一课》以爱国主义主题为米亚拉雷的话作了最好的注释。事实上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特别看重母语的学习。因为母语和民族文化紧密相联，子子孙孙在母语习得中将自己的民族文化生生不息地繁衍下去。“中华民族，向重语文，尤重其于伦理道德教育中的作用。语文教学有着较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母语学了是升学和就业必须掌握的一种工具外，更有继承文化传统，陶冶健全人格的深层意义。”“学好语文是每一个国民的基本义务”——香港大学施仲谋教授如是说。语文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强调国家民族观念，努力于潜移默化中促进学生对语言载体背后民族文化意识的认同感的萌生和观念的内化，则可以说是自己的基本义务了。 第二、以德育人 中学语文教材中的文学作品大多通过具体生动的形象反映社会生活，语文教师必须抓住契机，不失时机地对学生进行做人的教育。中学课本中，具有丰富人文内涵、体现人生真谛的篇目比比皆是：孔子执著的人生追求，孩子般的热情，诲人不倦的长者风范化为《论语》中字字珠玑的睿语箴言，让人如坐春风，如沐春雨；孟子身上洋溢的原始人道气息和民主精神；庄子对生命的拷问和冷峻机智的谈吐；韩非子对人性的鞭辟入里的剖析；荀子对人的本质力量的铺张扬厉；另外，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铮铮硬骨；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博大胸襟；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迈气概……无不开人心智，启人觉悟，促人警醒，催人奋进。现代文学作品中，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勇敢无畏地把“匕首和投枪”刺向黑暗势力的鲁迅；品质象荷花一样纯洁、“宁可饿死，也不吃美国救济粮”的朱自清，更为每个学生树立了做人的光辉榜样。教学时，教师如果能通过自己声情并茂的讲解，引导学生深切地感受到这些人物的精神力量，将是对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最直接的教育。 第三、潜移默化 真正优秀的语文教师在使字生获得知识、能力的同时，应尽量避免单纯的训练，做到春风化雨，点滴入土；悉心耕耘学生意识、情趣的土壤，指导学生发掘教材中饱含的内在美，立志把人类许多世纪创造的美变为学生的心灵财富，使学生着魔一样地跟随他渐入文章的佳境，与种种高尚的人物对话，在不知不觉中，其思想情操、品格受到熏陶和感染，逐步培养起学生发现美、感受美、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这样的语文教学，既科学地遵循了语文学科的特殊规律，也完美地达到了“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教育艺术境界，充分显示出语文教学的独特魅力。否则，就无法恰到好处地体现这一切。曾听过这样一节课，教师在讲授《雨中登泰山》一课时，仅仅是从文字到文字，从方法到方法。对于雨中泰山的特点，学生是通过文字“知道”的；对于比喻句的巧妙运用学生是通过分析、讨论“明白”的。或许这样的训练能达到教师预定的目标，但值得怀疑的是，学生在学课文中是否真正感受到了雨中泰山的美？是否激发起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呢？当然，或许一节课没有什么大碍，但久而久之，会在很大程度上扼杀掉学生丰富的情感体验，难以真正发挥语文课人格熏陶的功能。 第四、以情感人 心理学认为，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的体验，它发自内心，能引起和维持行动，排除前进障碍，对整个行动起动力调节作用。可以说，情感是语文教学的灵魂，是学生智力的催化剂和学习的原动力。可不少语文教师没有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对课文进行不厌其烦的理性分析，强行灌输一些结论性的东西，以至于将一篇篇生动感人的文章糟蹋成面黄肌瘦的瘪三，学生兴趣全无。“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白居易的这段论述精辟地阐述了诗文产生的规律，并启示语文教师，采取多种富于形象性、情感性的教学手段动心动情地进行教学，创设与课文相类似的情境，使学生在感情共鸣的良好气氛中轻松愉快地投入学习。 第五、联系实际生活 语文教师除了要密切联系实际生活，更应关注学生的精神生活。学生讨厌教师用空泛的概念强行嫁接课文丰厚的内涵。什么《长江三峡》表达的是作者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情怀，什么《猎户》是歌颂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空话套话既出，味同嚼蜡。难怪一些厌烦语文课的学生，一拿起《少男少女》便爱不释手，一接触张爱玲、刘墉便乐不思蜀，由于应试为目的的语文课无法贴近他们的情感世界，于是他们只好不加选择地走精神自助的路子。其实，优秀的文本都是开放的“召唤结构”，语文教师应该潜心揣摩，从而选择一个既吻合本意又为学生乐于接受的实事求是的表述，只有这样，最终才能引起学生的共鸣。例如教读《荷塘月色》，通过如诗如画的景物描写，直抒胸臆的言语形式，可以让学生体味人生的无奈，生命的压抑。教读《项链》，可以让学生反复玩味小人物的挣扎和被命运作弄的悲哀。生活教人求真，解读课文更应符合生活实际、学生实际，唯有如此，学生才会对课文生出百味不厌的感受，他们的心灵深处被真正触动。 中科院院士杨淑子先生告诫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现代科学，没有现代技术，一打就垮；而如果没有优秀的历史传统，没有民族人文精神，不打自垮。”这段话精当地阐明了人文精神对国家和民族发展的至关重要。语文教学对传承民族优秀文化，构筑学生的精神世界，有着非凡的意义。在创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传承传统文化的任务任重而道远。我们语文教师有责任、有义务通过自己执着的努力和不懈的探究，创新初中语文课堂教学，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了解和领略祖国传统。 人文素质教育论文:高校物理教学渗透人文素质教育的教育实践探讨 在我国目前的高等教育中,理工类的学生因过分注重专业方面的学习,而忽略了人文素质方面的提高,这无疑是教育业的一种缺失。将人文素质教育与科学教育相融合已成为时代的需要,只有将人文素质教育融入理工教育中,才能将人文知识与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相结合,培养出更符合社会发展的全面性人才。 高校物理作为一门针对理工学生专门开设的公共基础课,有必要将其教学内容与人文素质教育实现有机结合。以下笔者就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从高校物理学科中人文素质教育现状出发,具体谈谈如何在高校物理教学中,提高人文素质教育。 1 高校物理学科中的人文素质教育现状分析 高校物理知识和人文知识本来是一脉相承的,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认识进一步深入,才将高校物理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区别开来。两者不能相互取代,也不能相互割裂,具有功能的互补性。两种教育的根本目的都是培养人,在这层意义上说,两种教育也存在目的的一致性。但是,在长期以来我国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下,由于片面的追求高的考试分数,而忽略了对理科生人文素质的教育。甚至,我们当中的许多高校物理教师,制定出倾斜的教学目标,只注重高校物理知识的传授和高校物理技能的培训,忽略了学生的学习态度以及学习兴趣的培养,淡化了人文素质教育,轻视了人文素质的培养。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某些教师在高校物理授课中,过分注重逻辑化教育,忽略了学生对社会、生活、就业等高校物理素质的需要,忽视了社会对人才的具体要求。 (2)某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忽视了学生自己的情感、愿望、意志等因素的需求和发展仅仅重视学生对高校物理知识的掌握和对解题技能的训练。 (3)在教学方式上,某些教师崇尚理性,追求规范化、划一化,从而忽视了学生谋求个性发展和创造力的培养。 目前的情况是:大学生每天都生活在色彩斑斓的高校物理世界里,但对身边的生活、社会和自然问题的基本原理却知之甚少,更不用说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了。 2 高校物理教育中渗透人文素质教育的意义探讨 笔者以为,高校物理课程的教学目标,应该是在让学生掌握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对学生的价值观进行教育,并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情感。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在高校物理教育中渗透人文素质教育,可以促使社会协调发展。在高校物理教育中渗透人文素质教育,纠正高校物理教学中的唯科学化倾向,强调科学的育人功能,即是要求高校物理学科教学强调人与自然、社会的协调、关注学生的人性发展,更符合社会的发展方向。 (2)在高校物理教育中渗透人文素质教育,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高校物理教育中渗透人文素质教育,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以培养学生对自然环境的热爱,使得学生之间的沟通与协作更加频繁,让学生将所学知识与社会相关起来,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因此,广大高校物理教师应在物理教学中,渗透人文素质教育意识,充分利用所能利用的人文资源,把人文素质教育融合到学科教育中去。 3 高校物理中渗透人文素质教育的具体措施与途径分析 高校物理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的融合是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将科技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进行孤立,是不符合时代对人才的需求的,只懂技术不懂人文的“人才”是无力的;只谈人文而不懂技术的“人才”是空洞的。只有将高校物理教学与人文素质教育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才能使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全面提高。笔者以为,具体可以通过以下措施实现高校物理与人文素质的有机结合与渗透。 3.1 提高高校物理教师的人文素质,促使渗透教育取得成效 笔者以为,高校物理教育中实现人文素质教育的渗透,关键在于提升物理教师的人文素质,作为高校物理教师,应努力充实、自我完善。高校物理教师在拥有扎实的专业知识的基础上,还应了解其他自然科学,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提升自己的整体素质。作为高校物理教师,应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人文涵养。另外,高校物理教师要在日常生活中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在教学中,通过言传身教和潜移默化的方式融合人文素质教育,从而促进学生科学人文素质的形成,提高人文素质教育的成效。 3.2 克服应试教育的弊端,实现物理和人文的有机结合 高校物理教育中,要实施人文素质教育,必须克服应试教育的种种弊端。高校物理教学中渗透人文素质教育,必然要涉及到教学观、学生观、教师观等观念的教育,要实现高校物理教学与人文素质教育的有机结合,必须转变教育观念,这是渗透人文素质教育的前提。 3.3 增强课程改革,从物理规律中发现人文思想 根据笔者的经验,高校物理定律无不隐含着哲理思想。在高校物理的具体教学中,可以结合教学内容教育学生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等世界观。比如:讲物体能量守恒定律的时候,教育学生只有付出心血,才能取得成功。在高校物理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学会跨学科思考问题,比如:可以教导学生高校物理与能源、材料以等学科之间的密切关系,增强学生为社会服务的责任感和义务感。 3.4 通过高校物理学史,渗透人文素质教育 高校物理课本中,各个物理学家的故事就是很好的人文素质教育事例,是具有很强说服力的素材。可以通过这些实例,让学生像他们学习,并做到多角度理解做人做事的道理。另外,在具体的教学中,可以对我国目前取得的科技成果进行介绍,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培养爱国主义情操。 4 结论 我国著名高校物理学家王淦昌说:物理学中并不缺少美,只是缺少美的发现。反映高校物理事物的特征及其规律的高校物理知识是丰富多彩的。各种各样的高校物理知识通过内在联系和谐统一起来,形成既千变万化又和谐统一的美的画卷。高校物理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是可以相互渗透的,是相通的。在科技越来越发达的今天,加强高校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对于培养既注重全面发展又注重发扬个性的创新人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值得我们教师深入探讨。 人文素质教育论文:传统文化与人文素质教育关系的研究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的是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高技能人才。高职院校学生除了要掌握一定的专业技能,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心理素质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和用人单位的重视,因此,加强高职院校的人文素质教育,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已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 1传统文化思想精华的主要表现 一个民族之所以能有长久的生命力与凝聚力,是因为它具有文化上的向心力。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中形成的宝贵财富,是智慧和创造的结晶。尽管它历经时代变迁、人间沧桑,但在历史长河的积淀与淘汰中越发彰显出动人的魅力。 1.1 “仁爱”思想 孔子的思想体系是以“仁”为核心的,孔子说:“仁者,人也。”在他看来,“仁”是人的本质,人之所以为人其根本在于“仁”。孔子“仁爱”思想内涵丰富,基本内涵包括爱人、孝悌、忠、恕、恭、宽、信、敏、惠、礼等。那么,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仁爱不仅是一种人格情怀,同时也是一种非常具体的行为方式。当今社会拜金主义大行其道,许多人视“金钱”至上,在物欲和权力面前迷失了本心,甚至泯灭良知,把功名利禄视为人生的全部内涵。所以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孔子的“仁爱”思想对加强社会公德的建设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1.2 “诚信”思想 “诚信”是儒家人文思想的精华。中华民族历来重视诚信,把它看作是人立身处世基本的道德条件,把它看成人的立身之本。“言必行,行必果”,信义一致,诚信无欺成了人际交往的前提。在圣人看来,不讲诚信的人简直不能称其为人。犹太商人的重信守约,举世皆知。法国作家大仲马曾说:“当信用消失的时候,肉体就没有生命了”。“诚信”是完美人格的道德前提,是沟通人际关系,促进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精神纽带。 1.3 “中庸”思想 所谓“中庸”,既要看到事情的这一面,又要看到事情的另外一面,而将二者结合起来,既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不偏不倚”、“适量守度”,做任何事情都要适可而止,恰到好处,反之过犹不及。荀子曾说:“天下有中,敢直其身”,可见要做到“中”,并不象做个和事佬那样轻而易举,需要的倒是胆量和勇气。“中庸之道”不但体现了事物自身的运动规律,事物的均衡发展,也成了指导人们实践的准则,它要求人们与时俱进,以适应变化的环境。 1.4 “自强不息”思想 《易传》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主张刚柔并济,二者互为作用,强调刚健的同时,其实并未否定柔弱的作用。无论是阳是阴,是动是静,是刚健还是柔顺,《易传》所提供给我们的有关“君子”人格的完整的范式,对我们当代学生人格样式的塑造有着深远的启示意义。中华民族无数仁人志士在民族遭受外族入侵的危难之时,总是奋起抗争,形成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大无畏精神;在建设家园,实现美好理想的征途上,锲而不舍,自强不息。这就是民族精神、民族气节和民族凝聚力的体现。 2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提高高职学生人文素质培养 在高职院校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帮助高职学生了解祖国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培养爱国主义情操,提升高职学生的人文素质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我院通过传统文化和教育的结合,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德与才、科学素质与文化素质、生理发展与心理发展的关系。树立了学生的自信心和荣誉感,培养了学生的团队精神和职业道德,提升了学生的人文素养和意志品质,提高了学生的沟通表达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实现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学生们从传统文化中感悟人生、启迪人生、愉悦人生,整体素质显著提高,特别是增强了学生的理解、表达、应变、组织和社会活动的能力,培养了学生的自信心。 2.1 培养大学生心忧天下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精神 有了责任心,生活就有了真正的含义和灵魂。“责任教育在历史上始终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中国历来重视责任教育。孔子的“当仁不让”,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铁肩担道义”,无不显示着对国事民痒的崇高责任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生存》这一报告中,就明确提出,教育发展的方向之一,是使每个人承担起包括道德责任在内的一切责任。 爱国主义是人们长期凝结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道德感情,它表现为对父母之邦的忠诚,对祖国山河土地的眷恋,对祖国传统文化的尊重以及对祖国命运前途的关心。中华民族“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的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处处都可以体现出来。高职院校的学生也应该具有这种责任心和使命感,树立崇高的人生理想,把民族振兴和祖国强盛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2.2 能够培养大学生“诚信”美德 诚信教育符合道德缺失教育的弥补,有利于培养高职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职业道德观。眼下诚信缺失的问题比较严重,某些干部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一些企业和个人只顾眼前利益,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严重危害了群众利益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有些大学生拖欠助学贷款、毁约、替考作弊、伪造证书等等,“诚信”问题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借鉴中国传统诚信思想对大学生进行“诚信”教育,以传统美德引导学生在市场经济社会坚守诚信,求真务实,无疑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以“诚信”打天下者,得人心、受人敬。 2.3 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有利于培养高职学生的积极进取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中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激励着中国人民铸造着中华民族的辉煌。在突兀而来的巨大灾害面前,在似乎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面前,中国人民从不低头,勇于抗争。多灾多难,千锤百炼;愈挫愈奋,愈挫愈强;生于忧患,多难兴邦—— 这就是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生动写照。通过学习传统文化中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可以激励当代大学生在人生的道路上奋力拼搏,不断克服困难,勇于创新。 2.4 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实现大学生内心世界的和谐 季羡林先生曾说:构建和谐社会最要紧的一条是什么,是人内心的和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构建和谐的内心世界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传统文化所主张的人应不贪图物质生活的享受,而要注重精神生活的充实,将帮助大学生抵挡各种物欲的诱惑;老子的“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将教会他们正视自我,作战胜自我的强者;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都是一个由小到大的量的积累过程的观点,将启示大学生做事应该脚踏实地,从点滴做起……我院将京剧文化与教育结合的探索,就为社会培养了更多有道德、有理想、有本领的高素质建设者。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是当代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对于大学生自身的全面健康发展和与他人、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高校在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时,必须重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努力探寻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有效途径。 人文素质教育论文:试析高校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现状及可行性方案 论文摘要：在新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高校人文素质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但就现状而言，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将从人文知识与人文素质的关系入手，对目前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背景及现状中的突出问题进行剖析，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行性方案。其中，高校人文素质教育应当以人文精神培育为核心，以培养学生具备与构建和谐社会相适应的精神品质为目标，促进学生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他人关系之和谐的认识与实践。 论文关键词：人文素质教育；社会背景；现状；可行性方案 面对时展的严峻现实，面对扑面而至的21世纪，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高校都开展了旨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积极探索。在探索中，对必须注重加强学生的全面素质教育形成共识，尤其对加强人文素质教育的呼声最为强烈。 1 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社会背景 从社会历史背景方面看，人类社会发展在呼唤现代科学技术进步的同时，也呼唤着人文素质的提高。我国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坚持将和谐的人文原则以及对人类进行长远关怀的人文精神贯彻到现代化建设中去。而教育更需关注人的生存和人的价值，关注人的情感和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自觉承担起培养一代新人的时代使命。 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看，教育作为新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事业，其根本的价值就在于它能为经济发展培养智能型和复合型的、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具有团队精神的人才;能把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统一起来，并能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培养出善于学习并有能力进行终身学习的人才。对过去那种过分强调教育的“工具意识”而忽视教育的“教化意识”，过度注重科学教育而忽视能力的培养，导致了人才的知识面窄、人文底蕴薄弱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必须来一个彻底的变革，唯有这样，大学教育才能真正担当起“科教兴国”的时代重任。 从社会文化发展方面看， 20世纪末产生的新的文化思潮——科学人文主义，认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不是对立的，科学精神就是一种人文精神，人文并不排斥科学。教育应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相互兼容与和谐的理念指导下，培养现代人的完备的人格，使之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发展之需要。 2 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现状 2.1 人文知识与人文素质 许多高校将人文素质教育错误地等同于人文知识教育。事实上，人文素质并不是单纯的人文知识的积累和叠加。开设了人文知识教育课程、开展了人文知识活动，并不等于受教育者或参与活动者就具备了相应的人文素质。人文知识并不等于人文素质，人文素质也不仅仅指人文知识。你是一名文学博士，而却可能一点人文素质也没有；你是一名物理学家，但却可能拥有深厚的人文素质。一个人要拥有人文素质，当然要具备基本的人文知识，但人文知识要转化为人文素质，除了人文知识教育之外，人文教育的约束与导向、人文环境的影响，以及学校教育能否把握使学生将人文知识内化为人文精神的动因等等，显得十分重要。 2.2 人文素质教育的导向问题 人文素质教育的目的，无疑是让学生形成良好的人文素质。人文素质的形成，主要基于后天的人文素质教育。目前的人文素质教育，尽管各高校都非常重视，受教育的范围也几乎涉及到不同学科的所有学生，但由于考核方式的约束与导向问题，人文素质教育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难以很好地实现教育目的。目前，人文知识教育主要侧重于测试受教育者对已学人文知识的掌握程度，考核方式缺乏科学性。而人文知识教育对学生产生的人文精神方面的影响，人文教育的实际效果往往却被忽视。由于这种考核方式的约束和导向，人文素质教育也就只是停留在学生对人文知识的掌握上。 2.3 人文环境的退化、失缺问题 从高校自身层面而言，近几年高校规模急剧扩张，原有的校区已经难以适应各种需要，于是，许多高校都纷纷通过置换老校区来建设新校区，宽阔、整齐、美丽的高校新区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而高校新区往往是多所高校集中在一起，形成相对集中、独立的区域，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有利于营造总体的高教园区文化氛围，但同时，各所高校自身的特色往往很难得到体现，独特人文素养的形成也受到了相互的干扰。 3 高校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可行性方案 3.1 以人文精神蕴涵为中心，通过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整合，改革课程体系 在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的设计上，高校应当根据自身拥有的教学资源，采取灵活的方式进行处理，而不必固执统一的模式，只要有利于传导人文精神，都是可选择的。但是，不论如何安排，必须考虑到它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衔接与避让，因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质上具有明显的人文素质教育的特征，它在对学生进行系统的人文精神培育方面起着灵魂的作用。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应当以精神的传递为重心，在课程设计上，还应当尽量避免单一学科设置，以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核心，通过特定主题进行多学科整合是较好的做法。如有些学校开设了“科技与社会”课程，涵盖“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方法论”、“科技社会学”、“科技伦理学”等内容，这种安排笔者认为值得肯定。 3.2 以对社会和谐性的观察，反思为教学活动的中心，促进和谐发展 要培养学生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他人关系之和谐的认识与实践与构建和谐社会相适应的人文素质，不仅在知识习得的基础上的建构，更需要内化主体的思想观念，外化主体的积极行动。这要求教育者必须将受教育者的行为与社会实际、与受教育者的思想行为实际联系起来，将教育内容与受教育者的行为情境联系起来，使受教育者在处理他们与自然、与他人、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实践中，巩固已经习得的人文知识和思想观念，并逐步促进这些关系的和谐发展。为此，教育者可以引导学生以和谐性为标准去观察社会，发现与和谐理念背道而驰的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并努力通过其自身的努力找到问题的症结和解决问题的具体思路、方法；与此同时，促动他们反观自身行为，从而使他们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他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发展有所贡献。 3.3 以校园文化建设为重要载体，发挥校园环境“化育人文”的优势 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会增添学校的人文气息。学生置身于人文环境之中，耳濡目染，心灵会得到净化，境界会得到提升。报告会、演讲会、朗诵会、辩论会、读书节、文化艺术节以及校园人文景观、校史陈列等形式远比课堂上的课程学习效果明显、直接。同时，校园文化实际上也以隐性课程的形式承担着教育重任。高校要着重通过校园文化培育、校园环境设计等途径，充分实现校园文化的隐性课程的功能，以创建和谐校园为起点，实现人文素质教育的目标。 3.4 以人文精神的展现为目的，改革人文素质教育的考核方式 目前，各高校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考绩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采取辅修、双学位制，修满所设课程，可以得到相应的学业证书。在这种制度下，教师的教学未免更多地倾向于传授知识，因此其效果往往适得其反，不仅不能增强学生的人文思考，反而增大了学生学习的功利色彩，从而让人文素质教育误入歧途；另一种是作为必修课程进行开卷或闭卷考试，不及格或拿不到该类课程的总学分则不准予毕业，在这种制度下，甚至会出现负面作用：学生得到的将不是来自优秀文化成果文化的熏陶和充实，而是教学管理制度的压力，不是对美、责任的感受，而是对一种不合理制度的憎恶。要让学生充分地以自己的思想风格、思维方式去自由地思索人生、思考社会，同时见之于行动，这才是人文素质教育所需要的考核。笔者认为，考核可以采取两种途径：论文与社会实际调研相结合，以“人文关怀度”为评价标准，进行“知”的效果评价；人际关系状况和公益活动参与状况相结合，以每个学生与他人、社会、自然的和谐程度为标准，考察学生的实际行为水平，进行“行”的效果评价。两种评价的具体实施者可以是负责课程教学的教师、专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或班主任）等。只有这样，才能给予学生一个公允、真实且符合人文素质教育宗旨的评价。 综上所述，加强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符合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是高教改革的时代要求，也是高等教育适应“两个转变”的需要，是当前高校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如果高校对人文素质教育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就将背离社会的需要和学生自身素质提高的内有需求。换言之，是否重视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关系到社会能否持续健康发展进步和新世纪人才队伍建设成败的深远问题。 人文素质教育论文:浅析从中国文化现状出发推进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 论文关键词:当代　文化因素　大学生　人文素质 论文摘要: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不仅在塑造人，同时也在塑造社会。当人们在学习时，它改变了个人;当我们把知识运用到社会中时，它改变了社会。这就是大学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由此高等院校不能仅仅成为学习知识和技能的地方，还应当担负起教育学生如何做人、成人的责任，这需要我们在加强对学生专业教育的同时，强调学院的文化素质教育，发挥文化育人的功能。我们认为要真正发挥高等院校文化育人的功能，必须从中国目前的文化现状出发，结合学生实际，有的放矢。 一、中国文化现状分析 当代中国文化是包含着浓厚传统、又有自身发展所形成的现代性因素以及西方现代文化因素和后现代思潮影响的文化。构成中国当代文化的各种因素虽尚未融合为有机整体，但都有其特定的地位和作用，并规定着中国当代文化的态势。 1.中国当代文化构成中的传统文化因素。“传统是一个民族、一个社群延续、积累下来的经验和成果，没有传统的民族是不可想象的，没有传统的文化是无法存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在长期的封建农业社会中形成的，其中既有维护统治阶级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亦有支撑中华民族生存的各种文化形式和精神。作为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已经崩溃，封建文化体系已经解体，但渗透于社会各个层面的封建意识并未立即消亡，仍影响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是现代化建设的一种阻力。而支撑中华民族生存的文化各种形式和精神，一方面，被注人新的时代精神而仍然存活在广大民众生活中;另一方面，却在西方文化的浸染下变型，甚至迷失、沉没。 从传统文化在当代文化构成中的地位来看，它仍然是中国当代文化的根基，当代所有的文化因素和现象都是附着在这个根基上并发挥作用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内容十分丰富。一是“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天人合一”不仅是关于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学说，也是人们善待自然的一种积极态度，更是体现中华民族博大胸怀的精神境界。它孕育于先秦，后经历代思想家们的发挥并不断注人新的时代内容，到北宋张载正式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由此积淀成了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成了人们不懈追求的人生理想，至今仍是人们如何正确对待自然、扩展胸怀的思想资源。二是“刚健有为”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旧新之谓盛德，崇尚的积极进取精神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的人生信条，它已积淀成了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性格，体现着中华民族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三是“以人为本”的观念。这一观念早在西周“维新”已经产生，经历代思想家们的不断阐发，逐渐深人人心。“以人为本”的实质是强调“人是目的”的精神，即在人与神、人与物的关系中强调人的地位和作用，关注人的生命及其意义。四是“贵和尚中”的和谐观。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以“中”、“和”为度的万事万物的和谐，视“中”为“大本”、“和”为“达道”，即所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和”既是万事万物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又是人们处理各种关系应把握的“度”。今天仍是中国人对待各种关系所持的基本观念和态度。除此之外，历史上积淀下来的治国安邦的政治智慧、富民理财的管理经验，以及许多富有民族精神的民间文化等，都还存活在当代文化中，也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在中国当代文化构成中的传统文化因素，同时还有过时没落的封建意识，以及在农耕生活中形成的落后观念等。它渗透于社会的各个层面，表现形式十分复杂，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政治生活层面，如唯上、唯长意识，等级观念，特权意识等，特别是残留至今的官本位意识，严重阻碍了民主政治建设;二是经济生活层面，如官商不分，家长制等阻碍着市场经济的进程;三是社会生活层面，其中特别是浓厚的小农意识，如臣民意识，血缘意识，目光短浅等阻碍着社会生活的民主化、社会化等。 2.当代文化构成中的现代性文化因素。中国当代文 构成中的现代性文化因素或成分是在中国现代化，包括近代化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随着社会现代化成长起来的。这个形成过程，无疑曾受到过西方文化的影响，但主要还是中国自身工业化进程的产物，它既不是传统的简单延伸，也不是西方文化的照搬，而是既选择、改造传统，注人新的时代精神，又选择、引进、改造西方文化的内容，并在民族文化的形式下融中西为一体的现代性文化因素。中国文化的现代性文化因素虽然尚未得到充分发育，成为中国文化构成的主流，但却代表着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这种文化因素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集中体现的是现代文化精神。 一方面，文化理性精神，它是随中国工业化过程成长起来的。“理性主义文化模式是以理性和科学文化知识为基础，体现着理性精神、契约精神、人本精神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的文化模式。”中国当代文化构成中的现代性文化因素虽未发展成为成熟的文化模式，但已融人了其中的主要内容，并且已经或正在成为人们的自觉文化意识，诸如对科技的日益重视、平等观念的增强、以及对人文精神的自觉等，都体现着文化理性精神的存在和发展。这种文化理性精神正在将人们的生存状态提升到自由自觉和创造性的生存状态。现代工业文明的逐步确立，正在发展起一个多元的开放的价值体系和思想体系。在这一价值体系中所形成的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已成为工业文明的两大主导精神。这种文化理性精神，培养了人们的创造性和主体精神，已经或正在成为中国当代文化中最具有活力并代表未来方向的要素。 另一方面，交往意识和交往视野。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以及自由平等交往关系的逐步建立，“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的传统已被彻底打破，面对由工商业发展所形成的开放世界，交往意识日益强烈，在实践上交往的广度和深度都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同时这种交往意识和交往实践蕴涵着中国传统道德的意义，与西方以金钱为核心的交往意识和方式有所不同。随着交往意识的强化和交往实践的发展，人们的交往视野不断扩大，它已经突破了日常生活交往的局限，对其他交往、特别是经济交往日益重视，甚至国际交往意识也日益强烈。交往意识的强化和交往视野的扩展，已为中国当代文化带来了新的生机，也是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一种重要机制。 3.当代中国文化构成中的西方文化因素。自近代开始，西方文化陆续传人中国。有的是在枪炮下强加于中国的，有的是中国人为富国强兵主动引进的，有的则是商品交换带给中国的。不同历史时期引进西方文化的内容和方式也有所不同，“五四”前以引进西方科技为主，之后在继续引进科技、兴办实业的同时，人文、经济、政治等思想的引进占有突出地位，从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对西方文化又开始全面引进，从高科技、经济体制、管理方式等领域到人文、经济、政治等思想领域，再到文学艺术领域，乃至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价值观等等，几乎所有西方文化都已进人中国，可以说西方有的，中国都有，与西方的差别，仅仅在于规模和影响程度不同而已。从近代西方文化进人中国到今天的全面引进，西方文化已经成了中国当代文化构成中的重要因素。 西方文化引进中国，使中国社会具有了现代化气息，但尚未与中国原有传统以及中国自身形成的现代性文化因素融为一体，大多漂浮于表面，导致了中国的现代化呈现出某种浮躁现象。西方文化大量涌人，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而其中的精髓却并未被消化，特别是科学和民主精神，尚未成为我们的自觉意识，因而当今人们从表面上看来好像已经生活在“现代化”中，其深层的文化心理还没有完成向现代化的转变。如何把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传统融为一体，特别是将其文化精髓消化为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仍然任重而道远。 4.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西方后现代文化是在反思现代性的过程中兴起的，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批判，代表着当代西方社会中试图否定、超越现代性的思想潮流，解构一切、消解一切是其主要特征，其主要目标是批判西方现代化所产生的负面作用和存在的弊端，试图通过对现代性的批判和消解，超越现代性，进人后现代阶段。西方这种后现代文化思潮，于20世纪90年代传人中国。对中国当代文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从19世纪下半叶起，尤其在20世纪，西方工业文明的两大支柱精神，人文精神和科技理性开始出现张力和冲突，科技理性的过度发达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破坏，导致了意识形态化的技术理性对人的统治。针对人类文化困境，后现代主义思潮把矛头指向现代性的负面效应，认为人之主体性与启蒙理性的过分发展是造成现代工业文明弊端的根源。西方后现代文化对现代性负面效应的揭示和批判，以及对人终极关怀的认同等，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对中国来说也不乏警示作用。中国一些人正是出于对西方发达工业文明弊端的敏感认识和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已开始出现的某些文化失范现象的忧虑，而接纳后现代文化的。 但也应当看到，后现代文化试图解构一切、消解一切、崇尚消费并把消费视为后现代社会的动力之一等，是有严重缺陷的，从而在理论上导致的相对主义，在社会生活上倡导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其负面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应引起我们的警觉。 二、高等院校文化素质教育应采取的对策 综上所述，在中国当代文化构成的各种因素中，中国文化传统仍然是根基，中国自身发展起来的现代性因素应当成为引领中国文化转型的方向，西方文化作为当代中国文化构成的重要内容，应当被消化为中国文化的有机部分，后现代文化积极的成果应当加以改造、吸收。对应我国的文化现状，我国高等院校的人文素质教育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i.注重文化教育的历史传承性与民族性。民族文化是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只有加强民族文化的教育，才能树立起国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形成对振兴中华文明历史责任的认同与使命意识。然而自近代以来，我国有很大一部分人把导致中国近代落后的罪魁祸首指向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们过多地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的缺陷，看到了过时没落的封建意识，以及在农耕生活中形成的落后观念对社会的影响。其中更有些激进人士提出，中国要想扭转落后屈辱的历史，必须斩断传统，引进西方先进的文化。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又经历了“”的十年浩劫，使我国传统文化发展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改革开放以来大家把目光投向了西方世界，对传统文化的扶植与培养远远不够。因此我们的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知之甚少，对传统文化的精神把握不够，缺乏对历史的认同感和责任意识。近年来我国政府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关注文化的民族性教育，并把国民的文化教育、高等院校的文化育人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结合起来。主席在十七大报告中就强调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而高等院校是传承、引领文化的重要基地，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从文化的民族性、历史传承性上讲，我们应该加强对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使学生能够较好地把握传统文化的精髓，并运用传统文化的精神关注生活、指导生活。如运用“天人合一”的精神，引导学生正确对待自然、保护环境;运用“刚健有为”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鼓励学生在这种精神的支撑下与命运抗争，积极进取等。同时应提醒学生注意传统文化中没落、腐朽的部分，对传统文化采取批判地继承的态度。 2.注重现代意识的培养。中国当代文化构成中的现代性文化因素是随着工业化过程成长起来的，与以往相比虽有很大发展，但尚未得到充分发育，还没有成为具有消化各种文化因素强大能力的主导性文化成分，蕴涵于其中的诸如个性解放、自由、独立、民主和科学等精神都还在成长之中。这种现代性文化因素虽未得到充分发育，但却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方向和最有活力的因素。我们的学生处于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是建设现代化的主力军，中国社会、中国文化能否顺利地实现现代转型，取决于我们的青年一代，特别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大学生。因此我们在学校教育中要注重现代文化意识的培养，使我们的学生形成自觉的文化意识，促使大家的创造性和主体精神的养成，最终能够使我们的学生自觉而理性地参与到现代化建设中，成为具有文化自觉性的现代主体。同时要避免西方现代化的弊端，警惕后现代文化危机的影响，塑造充满人文关怀的现代主体。 3.注重与世界文化的互动。在中国当代文化构成的各种因素中，有中国文化传统作为根基，有中国自身发展起来的现代性因素应当成为引领中国文化转型的方向，但同时亦有西方文化作为当代中国文化构成的重要内容。从中国当代文化的构成因素考察，文化本身是没有国界的，一种文化要想获得长足的发展，保持生机与活力，必须以开放的心态加强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取别人之长，补己之短。在学校教育中应该引导学生既要保持文化的民族性，又要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藩篱，充分吸收和借鉴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丰富自身、发展自身。使我们的学生使我们的学生，一方面，能够立足自身的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另一方面，又要引导学生站在世界的高度，看到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能够在本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相互交流、激荡中极取力量，从而促进本国文化的发展。 当然，要实现上述目标绝非易事，要把我们的青年学生塑造成具有文化自觉性的现代主体更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们认为要想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做到“三进三结合”，即文化素质教育进课堂，在课堂上向学生普及中国文化的相关知识，探讨人生哲理，把文化素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文化素质教育进社团，充分发挥高等院校社团的引导作用，把文化素质教育和专业教育结合起来;文化素质教育进社会，在指导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提升学生的整体素质，把文化素质教育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我们相信在高等教育中如能根据中国的现状，贯彻“三进三结合，’，必将逐步改变我们的学生，从而改变社会，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人文素质教育论文:兵团中职学校强化人文素质教育对构建和谐兵团的促进意义研究 摘要：建设兵团是新疆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稳疆兴疆、富民固边的重要使命。构建和谐兵团关系到兵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系到广大职工群众的根本利益，关系到兵团屯垦戍边事业的兴旺发达和新疆的长治久安。兵团中职学校作为兵团培养专业技术人才的摇篮，强化对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必将对促进和谐兵团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兵团中等职业学校 人文素质教育 构建和谐兵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受命于特殊的历史条件，根植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依托于特殊的组织形式，承担着特殊的历史使命。推动和谐兵团的构建，是兵团适应新形势，实现兵团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随着兵团建设的快速全面发展，兵团中职教育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在中职招生规模扩大的情况下，加强中职学校人文素质教育，提高办学质量，促进学生素质全面提高，日益成为构建和谐兵团过程中中职教育探索的焦点。 一、人文素质教育的内涵。 教育的重要本质特征就是它的人文性，中职教育作为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人文素质教育是不可忽视的。人文素质是学生诸多素质当中最具根本性的素质，是人类发展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品质，对于其它素质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很强的渗透力和影响力。人文素质教育不仅可以传递知识，开发智力，培养技能，陶冶情操，增加情趣，提高学生修养，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而且还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学生成为道德高尚、技术高超的高素质劳动者。 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人文教育的现状。 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经济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中国目前需要越来越多的技能型人才，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当前，中技学校大多建立了以就业为导向，以技术应用能力培养为主线的教学体系，把加强学生实践能力和职业技能的培养摆到了重要位置。但在综合职业能力培养的过程中，思想政治素质、人文素质等往往重视不够，既缺少足够的课时安排，又常常缺少足够的师资力量，这必然会影响学生人格的健全发展，最终导致学生素质的不全面。造成部分学生辨别是非能力差，思想认识水平低；心理脆弱，公德意识低下；在校园内时常出现斗欧现象；每每遇到困难或挫折，便不知所措，甚至走向极端；上述现象中充分暴露出在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中人文教育的力度不够，当学生走出校门后，独立生活能力差，社会适应能力低，处理人际关系能力差，缺乏自我保护意识，承受心理压力的能力及应变能力缺乏等等，造成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能适应工作环境。 三、新形势下加强兵团中职学校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性。 1、加强人文素质教育是中职学校体现自身功能的自觉追求。兵团中职学校在兵团建设中起着培养全面发展的兵团专业技术人才的重要作用，这些人才是今后构建兵团和谐社会的主力军。而培养全面而合格的人才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加强对中职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人文精神是一所中职学校生存的土壤，中职校园是最应该具备人文精神的地方，因此，中职教育不能将人文素质教育排斥在外，而蜕变为仅仅是职业培训，这应成为中职学校实现自身在构建兵团和谐社会独特功能的自觉追求。 2、加强人文精神教育是兵团中职学校贯彻“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体现在人才培养上，就是要以育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使学生的素质更加全面、精神世界更加充实。不能把专业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人为地分离或割裂，而要为学生提供完整的知识和文化，培养健全的人格。这样培养出的作为完整的人的学生，更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才能和品格来成为构建和谐兵团建设的开拓者。 3、加强人文素质教育是中职学校适应兵团对人才需求变化的必然选择。随着知识、技能和技术更新速度的加快，兵团对中职人才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职教育已不再单纯针对职业岗位，而是扩展到增强学生对专业变化和职业转变的适应性。因此，中职教育必须把兵团当前与长远的发展结合起来，既要把学生培养成能胜任兵团各个岗位职业的人，又要为其持续的发展奠定基础。 四、正确把握兵团中职学校人文素质教育的原则。 1、坚持主体性教育原则。主体性教育是一种培育和发展受教育者的主体性的实践活动，要发展和提高他们的主动性，随着当今时代的发展，人文素质教育要改变以前的传统方式方法，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兵团思想为指导，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为出发点，培养中职学生能够自主地、能动地、创造性地进行认识和实践，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及和谐兵团的全面进步。 2、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教育家孔子向来倡导在教学实践中重视“因材施教”，人文素质教育教育效果的好坏，关键在是否能够把握住中职学生的特点并调动其内在积极性，教育者只有把握住不同类型及层次的教育对象的特点，并结合兵团中职学生现实的状况进行教学，解决其思想矛盾，才能达到人文素质教育的最佳效果。 3、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理论性太强、太枯燥不易被学生接受，这是当前中职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一大难题，这就要求兵团中职教育者采用灵活多样的教育方式，拓宽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例如开展各种各样社会实践教育活动、社区法律咨询活动以及社会调研活动等，使其在社会实践 中了解、观察和服务兵团建设，促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断增强建设和谐兵团的价值认同感和社会责任感。 五、在构建和谐兵团中强化中职学校人文素质教育的措施。 1、树立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社会上很多人认为中职教育主要是培养技能，是一种“技术教育”，实际上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不全面的，它忽视了教育的本质。诚然，培养技术型人才是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教育目标，但培养的不能仅仅是一个只懂计算机或只会专业技术的人，还应对学生进行有效的人文素质教育，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平，教会他们做人之道，使他们真正成为心智与人格全面发展的有用之才。这样，兵团中职学校才可能在构建和谐兵团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精心设置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兵团中职学校应调整教学计划，将人文教育与技能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深入发掘技能教育中的人文因素，专业教学增加人文素质方面的必修课，弘扬和宣传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有目的地开设人文素质课程，要少而精，要管用，要将知识性与思想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寓人文素质教育于知识的传授之中。 3、营造校园氛围。要不断加大经费投入，更新、增加教学设施和图书资料，加强校园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设施的建设，使学生在优美的校园环境中陶冶情操，升华精神。举办各种人文讲座，开展各类竞赛，吸引学生主动而广泛地参与，营造生动而健康的人文氛围，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来加强人文教育。学校可在校园网上开辟论坛，定期与学生进行交流。教师也可以利用校园网进行人文方面的网上教学。积极组织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兵团中职学校应当充分利用寒暑假，结合专业学习的特点，有计划地组织学生深入到兵团企业，使学生在实践中了解认识社会，改造自我，促进自身健康的发展。 4、提高中职学校教师自身的人文素质的修养。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人文素质教育的学术基础、指导力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教师要有人文情怀、责任意识，在提高专业技术水平的同时不断提高自己的人文修养，不断更新知识，使自己的思想境界、道德情操得到净化，人格得到完善。努力以自己的高尚人格、良好师德去熏陶、感化学生，帮助学生怡情养性，塑造人格。 结语： 人文素质教育是一种教育观念，而不是某种单纯的教育模式或方法。如何具体地对中职学生开展人文素质教育，促进和谐兵团建设需要有一个逐步探索的过程。尤其是诸如教学大纲的制定、师资队伍建设、校园环境营造、教学内容取舍、教育形式摸索等，这些，都需要结合兵团中职学校自身的具体特点，深入地进行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研究和探索，使兵团中职学校在构建和谐兵团建设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人文素质教育论文:论人文素质教育对高职语文教师的要求 摘要：实施人文素质教育，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语文教师责无旁贷。语文教师理应成为人文素质教育的先行者、主导者和示范者，应努力做到以高尚的师德塑造人，以良好的心态教育人，以深厚的功底吸引人。 关键词：人文素质教育；高职；语文教师；要求 人文素质教育是指传播人文知识，培养人文精神，提高人文修养的教育。它是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和本质特征。在高职语文教学中，实施人文素质教育就是通过发掘文学精品中蕴含的人文性来拓展学生的视野，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通过展示语文教师特有的人格魅力来陶冶学生的情操，提升学生的人格品位。人文素质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高尚的品德和健全的人格，有利于促使学生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那么，在人文素质教育实践中，语文教师该如何发挥主导性和示范性为学生服务呢？笔者试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阐述。 以高尚的师德塑造人 自觉培养高尚的师德是人民教师的第一要务，是实施人文素质教育的必要条件。教书育人是一项极其清苦的工作，需要我们“静下心来教书，潜下心来育人”①，以科教兴国、人才强国为己任，默默耕耘，无私奉献。如果心存杂念，心浮气躁，心猿意马，那么，不但会师德难修，损害人民教师的崇高形象，而且会教业难成，破坏百年树人的根本大计。高尚的师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热爱党的教育事业。党的十七大报告从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高度，做出了“优先发展教育”的英明决策，明确指出了“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作为教师，我们必须忠于职守，尽职尽责，要“把个人理想、本职工作与祖国发展、人民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②，把对党的教育事业的热爱化作教书育人的动力，全力以赴地开展教学工作，即使再苦再累也无怨无悔。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静心施教，潜心育人”，以主流的人生理想、信念启迪学生，以自己的高尚人格魅力感染学生。 二是热爱学生。热爱学生不仅是师德的核心，也是教师为学生提供满意服务的前提。师爱有利于缩短师生之间的距离，有利于创造生动的学习氛围，有利于学生保持良好的学习状态，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在师爱的呵护下，学生不仅学得轻松愉快，而且在感受爱的同时，也会自然萌生一颗博大的爱心。 三是努力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教师要立足本职，乐于奉献；甘为人梯，育人为乐。要牢固树立当好一名人民教师的光荣感、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不仅是师德魅力所在，而且是乐教的力量之源。“高尚的师德，是对学生最生动、最具体、最深远的教育”③。毫无疑问，教师的道德人格会转化为一种巨大的教育资源，对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以良好的心态教育人 教师良好的心态关系到学生的身心健康和未来发展。当今社会，竞争异常激烈，要求生存，谋发展，创辉煌，除了具有过硬的专业技能外，还必须拥有健康的心态和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在高职学习阶段，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增多，学生的身心趋于成熟。在这个人生的重要时期，教师的心态无疑会给学生的生命历程打下深深的烙印，对学生的身心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教师良好的心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健康的心理品质。它包括正确的思想观念、崇高的奋斗目标、广泛的兴趣爱好、奋发的精神风貌、健康的个性特征等。在教学中，教师要做到态度严谨，作风朴实，自觉维护教育公平，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不搞特殊化，不搞区别对待，对每个学生都一视同仁。要勇于负责，勇于改过，处变不惊，临危不惧，善于以机智灵活的方法应急应变，以坚忍不拔的意志战胜困难。这些心理品质是当好教师的必备条件。 二是积极的人性化情感。它要求教师在为学生服务的过程中，既要热心，又要诚心，还要耐心。在学生面前，教师要始终保持乐观开朗的心情，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坚持原则而又通情达理，严格要求而又灵活变通；有人情味，有同情心，有亲和力；不媚上，不欺下，不羡富，不嫌贫；不冷酷，不自私，不猜忌，不报复。要心系教育，情系学生，把学生的发展放在首位，视学生如同自己的子女一样。要善待学生，宽容学生，爱护学生，让学生感到可亲可敬。教师以积极的情感精心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真正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学生就能在和谐愉快中健康成长。 三是坚韧的心理承受能力。人生旅途总是充满坎坷曲折。面对困难和挑战，面对挫折和失败，要经得起考验。如果动摇妥协，心灰意冷，就永远不能获得成功。教师要勇挑重担，不怕吃苦，不怕疲劳，不怕挫折，不怕委屈，要在同各种困难做斗争的过程中调控自己的情绪，磨练自己的意志，不断增强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这样，在人文素质教育中，学生才能学有榜样，才能深受感染，才能为将来踏入社会做好心理准备，以坚定的意志、顽强的毅力、十足的信心去迎接挑战。 以深厚的功底吸引人 教师的功底是人文素质教育获得成功的重要保障。同样一堂语文课，由功底深厚的教师来主导，课堂就会充满生机，情趣盎然，学生自然地步入乐学的天堂；而由缺乏人文素质的教师来主宰，课堂就会死气沉沉，索然无味，教学当然会陷入尴尬的困境。因此，深厚的功底是实施人文素质教育的必备条件，教师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努力，去实践。 一是“广”，即具有广博的人文知识。“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处在终身学习的时代，教师尤其要勤奋学习，博览群书，不断积累历史、哲学、美学等方面的知识，丰富自己的文化底蕴，做到腹中有货心不慌。要戒骄戒躁，与时俱进，不断补充新知识，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为教学储备满满的“一桶水”。 二是“高”，即具有高深的人文修养。教师要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认认真真做学问，不偏激，不固执，不狭隘，不武断，心胸豁达，笑对生活，正视挫折，迎难而上，自尊自立，自信自强。在教学中尊重学生，理解学生，以人为本，充满爱心，以此赢得学生的爱戴。正如孟子所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三是“熟”，即具有精熟的教学内容。高职语文教材如萧练武、杨敬华主编的《中国语文》，罗德荣主编的《大学语文》等都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性，有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鲜明爱憎等。唯有精熟，才能在教学中充分挖掘出丰富的人文内涵来，才能将它转化为学生的精神食粮，才能引导学生步入人文精神的殿堂：通过感受不同作家的不同人生经历来体会人生的酸甜苦辣；通过欣赏不同作品所描绘的不同人生图画来吸取丰富的人文素养；通过与古圣先贤对话来达成心灵的沟通；通过联系实际对现实问题进行审美判断和人文思考，体会人生的真谛。最终达到提高学生人文素养的目的。 四是“活”，即具有灵活的教学方法。千个师傅万个法，教书育人无定法。实施人文素质教育更应突出一个“活”字。例如，在学习《鸭窠围的夜》时，笔者没有单一地进行课文讲析，而是灵活运用问题启发、情境模拟等教法。首先，让学生以“故乡的夜”为题口头作文，然后引导学生阅读课文，理清课文“现实——想象——回忆——现实”的思路，领会湘西风景和特异人生。其次，引导学生将口头作文与课文对比，学习沈从文的散文技法并感悟字里行间蕴藏的巨大的爱与悲悯。再次，以“搏战”来激励学生。这样，就将学生推到了学习的主体地位，使之在互动中共商学习问题，共享学习的快乐。 总之，在人文素质教育中，教师既是先行者，又是主导者，更是示范者。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教师的示范作用必将对学生产生深远的影响。教师必须高度重视人文素质教育的意义和作用，努力探索，认真实践，在思想政治上、道德品质上、学识学风上率先垂范，为人师表，为培养社会主义合格的接班人，为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

教育实践论文:地理教学实施素质教育的实践与探索 全面走向素质教育是当前中学教育的一项大政,然而各学科如何才能走向素质教育,达到思路明确,操作到位,实现全面提高学生素质之目标,则是众多教育者所关心和感到困惑的问题。面向廿一世纪的地理教学,我们必须更新教育观念,多方位地来审视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充分认识和关注学生的“建构性”和“潜在性”。“建构性”是指主体在学习活动中,能够根据已有的认知结构、心理结构和信念,自主积极建构知识和思维过程,以求解决所面临的学习问题。“潜在性”是指教学要看到学生存在多方而发展的潜在可能性,尤其要看到学生可持续学习发展的潜在能力。根据这种教育理念,笔者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深深地体会到:一个学科要推进素质教育必须紧紧把握住目标、内容、评价三个着力点。 一、构建教学目标体系,保证素质教育的正确方向 清晰、具体可操作的教学目标是保证素质教育正确方向的前提条件。我们认为素质教育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两全(面向全体、全面发展)一主(主体性)一化(个性化)”。在地理教学中,全面实现素质教育的总体目标,就是要落实“掌握知识,发展能力,陶冶品德”的三维教学目标,使学生成为既有丰富知识,又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与高尚人格的一代新人。三维教学目标及其在教学中的基本要求是: 1、掌握知识。知识代表人类的总体认识和经验结晶,地理知识则是其具体成果。地理教学是使学生比较系统地掌握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所需要的最佳基础知识结构。最佳知识结构就是指地理教材所包含的地理基本事实、地理概念、地理成因、地理原理和地理规律组成的知识系统,并且是按照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能够被学生所接受、理解、难易适度的知识系统。在任何情况下,地理知识及其应用在教学过程中的核心地位不能动摇。这是因为;能力的发展和品德的陶冶,只能在掌握知识的过程中获得,而离开知识,能力和品德就成了空中楼阁。应该把地理知识形成过程放在教学的首位,如果不经历真正的认识过程,通过内化掌握知识,而是单纯灌输知识,其结果是难以获得具有生命力的有用的知识,更谈不上发展能力和陶冶品德。要重视知识的应用,最根本的是让学生牢固地掌握具有迁移能力的生动活泼的地理知识结构体系,学会分析和整合地理知识的基本方法,进而提高综合能力。 2、发展能力。能力是指顺利完成一定活动的心理特征,客观表现为顺利完成一定活动的本领。就学习而言,学习者获得知识与能力的过程可以表观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内化形式,不断将人类已有的知识据为已有;二是通过外化形式,主体运用心智技能不断解决现实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而这两个方面又是互为基础、紧密联系的,它们所构成的关系,实质上也就是知识与能力本身的关系问题。因此,学生的知识经验和智能水平往往是通过内化与外化两种形式的反复交替才逐步得到积累和提高的。地理能力的素质教育是指让学生通过地理教学,培养地理思维能力、操作能力和应用能力,能够运用地理知识去处理和解决所碰到的地理问题,如小到看地图、辨方向;大到工业布局、城市规划和区域开发。能力是一种个性心理特征,只能在动态中形成,必须为学生创造形成能力的时空条件。一般来说,在教学过程中,学生能力的形成,主要通过“获得知识”和“应用知识”两种途径。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经常举典型事例分析示范,促使学生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掌据不断提高能力的基本方法。能力有其独特的结构,往往与科学方法,基本技能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要特别善于挖掘和运用科学方法,并注意使学生掌握基本技能,达到熟练自动化程度。 3、陶冶品德。一个人的情操品行,称为品德。它是以人的情意因素(情感、兴趣、意志、性格等)为其心理基础的。科学界已提出“情绪商数(EQ)”向“智力商数(IQ)”挑战,甚至指出一个人的IQ只占成功要素的20%真正决定人类智慧的并非IQ,而是EQ。然而,长期以来,中学各科教学总是实质上陷入“重智轻德”的泥坑。现代教育要求转变以发展智力为中心的教育思想,树立智力和非智力协调发展的教育思想;转变以做事为中心的教育观念,树立做人与做事相结合的教育理念。一个具有主体性的人,其核心素质是高尚的人格。因此,在学科教学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德育体系的维度,应该包括政治品德、道德情操和科学品德。地理教学中的陶冶品德和发展能力一样,要挖掘知识的教育价值,结合知识的教学过程进行;同时,要注意“以人教人”,教师应该自觉地运用真理的力量和自身人格的力量,发挥自救的功能,时时处处潜移默化,感染熏陶,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 二、构建教学体系,保证素质教育的入轨到位 任何一种教学目标都要通过自身特定的内容体系使目标得到具体化、明了化。地理学科是在中学进行人口、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教育的主渠道,地理课程又是国情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根据教学目标分层原则,我们将地理课程划分为必修课、选修课和活动课三大板块;必修课以基本学生学习为标准,(目前很多是以优秀学生为标准),重在基本知识和技能的掌握;选修课以培养个性特长及第二层次学习水平为标准,着重个性培养和创新能力:活动课以学习社会化为目的,强调学生社会实践的能力培养。 在地理教学实施过程中,我们通过培养学生六种意识,以激发学生学习地理的兴趣,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达到全面提高学生整体素质的目的。 l、培养自我意识 中学生年龄的心理特征之一,就是爱表现自己、争强好胜、自我意识强,他们常常希望自己是一个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为此,我在地理教学的每一个环节中,一直努力为学生创造一种有“自我表现”的环境和机会,使他们尽情地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流露真情实感,去创造“自我”的精神财富。我们在初一开设的“我来说家乡”乡情教学课,初二的气象观测和天气预报(根据校气象哨观测资料),高一的天文观察与矿石标本采集活动,高三的城市环境调查与科技小论文竞赛等活动中,都为学生的“自我表现”开辟了广阔天地,使学生的个性得到健康发展,“自我意识”得到充分体现。 他们感受到“我”的存在和价值,于是对这些活动倾注了满腔热情,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兴趣。 2、培养审美意识 兴趣是一种感情、一种需要的延伸,是一种美的流露。当学生在感知自然和艺术美的过程中,能够发现自身的美,并能对这种美具有赞叹心情的时候,就产生了不可抑制的兴趣。平时人们往往有这样的体会;凡是感兴趣的东西都记得特别牢固。这是为什么呢?这里有一个“感情”和“需要”的问题,是主动进取,而不是被动地吸收。因此,可以说只 有融化在兴趣里的知识才是有力的活知识;只有处于审美意识作用下学到的知识,才是有“血肉”的真知识。我们根据《正大综艺》世界风情知识栏目剪辑电视录像资料,在初中“世界地理”教学中开设的“环球旅行”课,就是为了达到上述的目的而进行的教改尝试。它运用艺术性的语言、形象性的表演、模拟性的声音、戏剧性的构思,创造出一种立体的学习情境,使学生的视觉、听觉、思维交叉活动,用自己已有的生活经验、知识积累、形象记忆和创造性思维去回答问题和完成“旅行”。学生们感到这似乎不是在上课,而是在一条艺术的长河中畅游。在欣赏过程中,学生的思维处于一种兴奋状态,在一种愉快的情感中活动,他们的审美意识得到培养和发展。 3、培养创新意识 强烈的好奇心是中学生又一心理特征。他们不满足现状,力求创新;反对模式化,希望多样化;厌恶死板、静止,喜欢变化、发展。在地理教学过程中,设置一些对立面,创造想象的条件,以鼓励学生开展想象,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例如,在教授初中地理“中国气候成因”末尾时,我出乎意料地向学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倘若青藏地区不是现在海拔4000— 5000米 的高原,而是海拔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相近的平原,我国的气候又将是怎样呢? 巧妙的设疑,学生自然地进入浮想联翩的境界之中:①由于高原屏障不复存在,西南季风可长趋北上,给青藏地区带来丰富的降水,形成季风气候;②虽然青藏地区海拔较低,但由于西北内陆地区远离海洋,到达这里的水气稀少,气候仍然以干旱为主要特征;③由于我国地势西高东低,北高南低,加剧了冬季风南下的势力和强度,南方的冬季气候将变得更加干冷。......一些假想合理,布局新奇的气候状况都设计出来了。这种另辟思维蹊径的设疑方法,使学生对地理课保持了新奇感和强烈的求知欲,创新意识得很好的锻炼和培养。 4、培养竞争意识 根据初中学生“争强好胜”的心理特点,我把竞争意识引入地理教学之中,在初一刚入学的教学阶段,就着手进行快速阅读背诵、快速查找地图、快速记忆地名、快速设疑答问、快速列表比较、快速读图等多种形式的速度训练和能力培养,从而增强了学生的时间观念和意识,使之在快中求多,多中求精,精中求准,准中求深。在一节课上,我要求学生将自己听到的、看到的、读到的地理信息讲给大家听,比一比看谁讲的信息最多、最新、最有价值,短短几十分钟,同学们共列了近200条地理信息,最多者一人达十几条。 信息课将阅读与交流结合起来,把听说读写结合起来,各种信息开阔了学生们的视野,扩大了知识领域,在有限的时间内,学到了自己要在很多时间才能学到的知识。在信息交流的过程中,竞争意识被充分表现出来,激发学生向更高层次奋进。 5、培养实践意识 乡土地理是中学地理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能使学生了解和热爱家乡,更重要的是将课本理论知识与家乡实际相结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毕业后参加家乡建设打下良好基础。我们的具体做法:一是探讨家乡突出环境问题,树立责任感和迫切感——三明市(市区)工业布局不尽合理,工业“三废”造成的环境污染严重。二 是组织学生实地考察,分析家乡产生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①工业区与居住区混杂在一起,市区三分之二以上居民居住在工业区内;②废水排放量大的三钢、三化等工厂布设在城区河流的上游;③大气污染严重的农药、三钢、三化等工厂位于城区的上风向地带。三是参与社会实践,为改善家乡环境作出贡献——1986年以来,我校近百名学生装,以夏令营勤工俭学的形式,参加了“三明市大气污染扩散规律野外实测取样”工作。同学们通过聆听环保专家的报告、监测站技术人员指导,学会了许多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野外采样、放气球等实际操作不仅为环保部门提供了较准确的数据,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实际工作能力,树立社会责任感和紧迫感,坚定了协调好家乡人地关系的信心。 6、培养成功意识 成功的意识是指运用自己的才能,克服障碍,完成任务,做出比别人更优异的成就的意识,这是学生心理发展和培养开拓型人才的需要。它给人以自信、自豪、自强的精神力量。对每一个中学生来说,即使是最微小的一次成功,也将被看作智慧的闪光点,永远珍藏在心灵深处。例如,成功地回答一个问题,成功地进行一次气象和天气预报,成功地观测到一个星云,成功地上讲台讲一次课,成功地意识,就能在教学实践中,让每一个学生都能获得成功的喜悦,感到学习是一种快乐的事情,进而产生浓厚的兴趣。 多年的教学实践证明,培养学生六种意识,对激发学生学习地理兴趣和挖掘学习潜力都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并能迁移到新的学习中去。 三、构建科学评价体系,保证素质教育操作落实 在实施地理素质教育中,我们及时建立了对地理教学能起导向、激励、强化作用的评价体系。主要包括:①转变评价观念,以全面发展的观点进行评价;②调整评价标准,运用综合指标;③改进测评技术,把定量与定性、考试与结合起来,使测评结果反映客观实际;④强调学生个性特长得到全面发展。其具体做法是: 1、建立与培养目标相匹配并能准确地检验班级学生群体各方面素质发展水平状况的指标体系:既有综合性评价指标,如合格率、平均分、优秀率;又有相对独立的评价指标,如差生转化率、自学能力达标率、课外活动开展率、特长生率等。 2、建立与培养目标相配合并能准确反映学生个体素质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一是结合学校实施学生素质等级证书制度,在初一、二实行地理结业证书,高一实行会考证书制度,由学校统一组织机构每年评价一次,实行等级晋升,毕业时取其最高等级记入证书内,作为毕业和升学的依据;二是对学习质量采用以“笔试+品试+操作”为形式,以“知识+能力+品德”为内容的方法,进行全面评价以健全学生的文化科学素养;三是减少相对评价,加强个人横向比较,以进步奖为奖励主体,激励学生奋发上进;四是设立促进学生个性素质发展的评估体系,设置各种单项奖励,如地理板报奖、天气预报奖、矿大标本制作奖、天象观测奖、科技小论文奖、社会调查成果奖、家乡建设建议奖等,鼓励学生在能够上进的领域里脱颖而出 教育实践论文:中西医临床实践教育的创新 1临床实践与医学理论相结合 促使学生做好相关内容的预习。这种模式调动了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处在临床医生的位置上,有利于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和临床实践能力的培养。开展以学生为主体的临床病例讨论,并注意结合执业医师考试内容。通过学生预先准备,再以学生为主体开展讨论,最后教师针对病例特点及学生在讨论时出现的问题进行归纳总结,以加强学生对临床病例的认识。这种转换是学生由被动性学习向主动性学习转变,从机械性学习向思考性学习转变,有助于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通过“临床路径”提升学生综合能力“临床路径”是临床治疗的综合模式,是针对某一疾病建立的一套标准化治疗模式与治疗程序,以循证医学证据和指南为指导来促进治疗组织和疾病管理的方法,其目的是规范医疗行为,提高医疗质量并缩短疗程、降低成本[2]。在临床实践教学中,学生应熟悉和掌握其中的主要内容,了解患者入院后应采取的主要诊疗活动,重点医嘱(包括长期医嘱、临时医嘱)、主要护理工作及病程记录等。使学生主动建立临床动态思维,对学生医学实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加强实践基地建设保障临床教学质量甘肃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甘肃省中医院)、甘肃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均为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共有1500张床位,病源丰富,可以满足本专业临床见习与实习的需求,为培养应用型高层次中西医临床人才提供了临床实践的基本保障。目前本专业还与甘肃省人民医院、天水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等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成为我院的临床教学培训基地,为本专业的临床实践教学提供了有效支撑。使学生快速地把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结合起来,有利于提高临床教学质量和对学生职业道德的培养。 2临床实践教学与临床思维培养相结合 在临床实践教学过程中,有针对性的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典型病例,收集全部临床资料。通过临床实践的启发、引导,逐步建立用一种疾病解释多种临床表现的一元化疾病原则;用最新的发病率和疾病谱观点选择疾病;先器质性疾病,后功能性疾病;优先考虑可治性疾病,再考虑不可治疾病等临床诊断原则[3]。不断提高临床思维水平和运用临床思维的能力。临床实践与科研训练相结合在临床实践过程中积极鼓励学生开展科研实践活动,以培养学生的科研思维为目标,让学生经历选题、文献检索、课题设计、如何进行课题科学性、先进性和可行性分析、课题具体实施和总结等具体科研步骤。临床实践与科研训练相结合是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有效途径。医学生科研能力的发展也是一个积累、逐步提高的过程,因此,提倡医学生早期接触科研活动,逐步加强科研实践能力[4]。 3渗透人文社会科学思想 在学生进入临床前夕,邀请知名医学专家相继开展“如何做一名合格实习医生”的教育活动,让学生了解自身的责任和义务;通过开展医、患沟通模拟,让学生进行“医”、“患”角色的扮演,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引导学生树立“以人为本”的人文宗旨。通过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培养本专业学生的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塑造完善的人格和健全的个性,通过人文素养的内化过程,学会从一个更富有人性意义的层面上来理解医学的意义,学会承担自己的人生责任和社会责任[5]。加强临床技能考核进一步提高临床教学质量自2010年起,在毕业论文答辩的基础上,对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增加临床技能考核,参照中西医结合执业医师考核方式,对2010~2011届434名毕业生临床技能考核。2011届总评成绩高于2010届,2011届普通本科生平均成绩较2010届提高了1.44分,2011届专升本平均成绩较2010届提高了2.04分,同届毕业生专升本学生考核成绩高于普通本科生。虽然该考核方式仍有诸多不足之处,需要我们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进一步完善和加强。但加强临床技能考核,给学生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也增加了学习的动力,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以考促学,提高临床教学质量的目的。 教育实践论文:基层检察院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心得体会 开展“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是今年检察机关的一件大事，是一项全局性的工作。笔者认为，基层检察院要在开展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中，边学习、边实践、边排查、边整改，努力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检察队伍。 针对“树立群众观点、站稳群众立场”进行学习，围绕“服务作表率、合力促发展”进行讨论，开展“心系群众、执法为民”大实践 始终坚持法律监督属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把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作为履行检察职能、服务发展大局的重要体现，自觉立足本职岗位，深入践行执法为民。 深入开展检察人员群众观念再教育。组织干警开展“如此做好群众工作”大讨论，引导广大干警在此基础上，制定服务群众的工作意见。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检察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把执法办案的过程转变为服务群众的过程，真正做到“民有所思、我有所知；民有所需，我有所帮；民有所忧，我有所为”。 深入开展青年干警挂职锻炼工作。金坛市检察院下派青年干警到基层挂职锻炼，提升群众工作能力的做法，得到了省院领导和市委领导的充分肯定，我们将通过完善务实有效的制度规定，有选择地在乡镇设立实践基地，让新进干警有计划、分批次地挂职锻炼，促进青年干警了解基层、熟悉基层、服务基层，提升青年干警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使青年干警锻炼一次、受益一生。 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首位，密切关注群众需求，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紧紧抓住群众最关心的社会治安问题、最关切的权益保障问题、最关注的公平正义问题，加大法律监督力度，严肃查办民生领域职务犯罪，依法监督纠正群众反映强烈的执法不严、司法不公问题。 以开展“集中下访、走访年”活动为载体，开展“大走访、大排查、大调研、大讨论”活动，对近年来反映问题比较集中的乡镇、村、社区进行疏理分析，检察长带队下访，深入基层努力化解老矛盾，有效预防新矛盾，进一步形成依法有序表达诉求、及时有效解决问题的社会环境，实现检察机关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需求良性互动，加强对群众工作的研究、规划、部署和推动。 针对“爱岗敬业、无私奉献”进行学习，围绕“为什么从检、为什么奋斗”进行讨论，开展“岗位练兵、提升能力”大实践 以“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做人民满意的检察干警”为主题，开展一系列实践活动，激发干警爱岗敬业的热情，树立干警勇于奉献的精神。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深入践行“四个带头、八个一”，即班子成员“带头学习、带头转变作风、带头廉洁自律、带头正视存在问题”的“四个带头”和党组成员“提出一个工作上台阶的意见、抓出一项特色亮点工作、支持出庭公诉一个案件、每月确定一项重点工作、每月召开一次分管工作推进会、每月与分管部门干警谈一次心、每月到分管部门办公一天”的“八个一”。评选表彰典型。通过评选表彰“公正廉洁执法之星”、“争先创优标兵”等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大力开展选树身边先进典型活动，进一步凝聚检心、弘扬正气、鼓舞士气。比学赶超先进。充分发挥先进检察院、先进典型的引领示范作用，通过学习身边典型、学习《政法群英录》、《检察英模风采录》教育读本、撰写心得体会、围绕“如何争先创优”开展座谈讨论等，引导检察人员对照先进，找差距，明确努力方向，进一步掀起比学赶超先进的热潮。 大力开展岗位练兵活动。组织检察人员执法规范轮训，按照高检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检察机关执法工作基本规范（版）〉的通知》要求，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好检察人员执法规范轮训。组织干警参加全省、全市业务技能竞赛，通过百庭考核、析案明理、实务调研、优秀法律文书评比等活动，加大对年轻干警教育、培训、锻炼力度，培养各类既有理论功底更具实践经验的检察人才。 针对“坚持从严治检、公正廉洁执法”进行学习，围绕“加强作风建设、强化自身监督”进行讨论，开展“修身养德、廉洁奉公”大实践 按照为民、务实、清廉、高效、人民满意的要求，以治理庸、懒、散、躁问题为着力点，强化自身监督、深化作风建设，进一步提能力、增效率、正风气，塑造检察机关良好的执法形象。把治理庸、懒、散、躁问题作为加强和改进机关作风建设的着力点，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效能建设配套措施，规范检察人员的行为，以规范促公正，以规范促廉洁；改进机关作风，健全工作责任制，严格执行工作纪律和各项制度，加强考核管理。按照“四个一律”的要求和从严治检的各项纪律规定，严肃查处检察人员违纪违法问题；进一步加强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常态化管理，把“风险管理”理念和方法引入检察机关自身反腐倡廉工作实际；建立健全工作目标责任制、队伍建设责任制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密切跟踪工作进度，切实加强督促检查，确保各项工作一抓到底、抓出成效。 教育实践论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心得体会 强化四种能力 当群众贴心人 当前，全党正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力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其实质就是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做群众的贴心人。同时，教育实践活动还提出了提高群众工作应具备“四个方面能力”，即调查研究、掌握实情能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能力；解决问题、化解矛盾能力；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能力。 一、调查研究、掌握实情能力。强化调查研究在工作创新和服务群众中的基础性地位，完善群众工作调研机制。一是勤下基层多调研。要真正深入群众，而不能把下基层作为一种例行公事，甚至是摆样子。要掌握调查研究的一般规律，遵循正确的方法步骤，围绕群众关切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切实提高调查研究工作的质量。二是勤听民意多思考。深入群众，就是要真正与最基层的群众接触，看问题，听不同的声音。在与群众拉家常、聊心事中掌握基层实情。三是勤动笔头多总结。对调研的情况认真总结，写出对策性、针对性强的高质量调研报告，总结出适合基层的工作方法。 二、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能力。对于年轻同志来说，这方面的能力主要还是要体现在学习力上。歌德说：“人不只是靠他生来就拥有一切，而是靠他从学习中所得到的一切来造就自己。”可见，不断的学习对于我们青年的成长是何等的重要。年轻干部更是要将学习作为工作、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时刻牢记学习的重要性。一是政治理论的学习。认真学习党的最新理论精神，利用听讲座辅导学、看书籍个人学等形式学习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学习党的群众路线相关文献、论述，不断提升政治素养，坚定政治立场。二是业务知识的学习。作为纪检监察年轻干部，要认真学习上级纪委有关文件、会议等精神，经常翻阅纪检监察工作相关书籍、报刊，强化业务知识的学习，不断提升自己业务水平，为更好服务群众做好业务准备。三是工作方法的学习。注重向领导、同事学习，不断优化工作方法。以出色等式为指导，做到勤学善思，提高工作表现力。 三、解决问题、化解矛盾能力。总理那句“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是衡量政府工作的唯一标准”，再次将群众观点、群众观念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一是抓好机制建设。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要更好地维护群众利益，必须切实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全面落实领导干部定期接待群众制度，完善党政领导干部和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系群众制度，建立健全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二是做好“三民”走访。开展以“增进与百姓的感情、增强心中百姓的分量、拉近与百姓的距离”为主要内容的“走亲连心”活动。除认真落实“四必到、五必做、六必联”外，委局要求领导干部和各室参加一次联系镇、街道村监会主任例会，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包案解决一起疑难信访件；收集一批民情意见，在联村（社区）、联户、联企业中解民情、解民忧、解民困。三是听好群众意见。采取发放征求意见表、召开座谈会、网络问卷调查等形式，广泛收集意见建议。同时，在廉洁海宁网站上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了解群众对我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的意见建议。 四、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能力。一是学习领会政策。要向群众宣传政策，首先自己要懂政策，要认真研究和准确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要紧紧围绕中心任务和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特点，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二是树立自身形象。组织群众，就是要求党员干部不仅要通过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感化群众，更要以优秀的品德修养、过硬的工作作风、良好的公仆形象影响和带动广大群众。三是注意工作方法。邓小平曾说过“只要我们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地做工作，把道理向群众讲清楚，就能得到群众的同情和谅解，再大的困难也是能够克服的”。服务是做好群众工作的保证，关键是一个“实”字。到群众需要的地方去排忧解难，切实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为群众谋取实实在在的利益，把党的群众路线及各项政策变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就是最大的群众满意。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只有在工作和学习中加倍努力，主动贴近群众，为民办实事，才能与群众感情更深、距离更近、百姓在心中的份量才会更重。（编辑：圆圆） 教育实践论文:关于双合格家庭教育实践活动的几点思考 以“为国教子、以德育人”为主题的全国“双合格”家庭教育实践活动正在城乡广泛开展，这是贯彻中央20__年8号文件，推进家庭教育工作的有力举措；也是营造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环境的良好平台，这次实践活动成为家庭教育工作的新亮点，有力地促进家庭教育工作的提高和发展。 一、“双合格”家庭教育实践活动的意义 （一）现实性。“双合格”家庭教育实践活动是加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促进素质教育，坚持“为国教子，以德育人”的有效途径，对提高国民素质，培养社会主义合格接班人具有重要意义。 （二）科学性。“双合格”家庭教育实践活动体现了育人工程的基本途径，反映了家庭教育育人工程的主体性，突出了对广大家长的素质要求；同时也把家庭，特别是家长的教育作为育人工程的前提。从而营造了学习型家庭的良好氛围，达到两代人学习，两代人提高，两代人双赢的效果。 （三）社会性。“双合格”家庭教育实践活动主题鲜明、要求明确。这项活动不是一般的创先达标活动，标准不是高不可攀，它是以家庭和做人基本准则为依据，普通家长和孩子都能做得到的要求制定活动计划，从而促进社会群体的进步，这一活动抓住宣传、教育、实践三个环节，能够得到广大家庭的积极参与。 （四）创新性。“双合格”家庭教育实践活动，是新形势下家庭教育工作又一创新。这一活动与“六个一”工程、“五小”活动结合在一起，产生积极的社会效果。“双合格”家庭教育实践活动还为家长学校增添了活力，使家长学校不再流于形式。同时，拓宽了企业家长学校、新市民家长学校、流动人口家庭学校的空间。 （五）指导性。家庭教育工作经过20多年努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在知识健全、理念更新、宣传普及等方面都有了发展。但是，我们也应该引起关注：社会的炒作、商业化的运作、家庭教育误区也还困扰着家庭教育。“双合格”家庭教育实践活动，无疑是一个适合广大家长教育实践的良好平台，对指导家长科学教子，促进儿童健康成长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双合格”家庭教育实践活动中的差距 “双合格”家庭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取得了初步的成绩，但由于我国的地区、城乡、职业等诸多生存状况不同，也造成了明显的差异，制约着这项活动的发展，表现出这项活动的不平衡性和间断性。 （一）认识差距。“双合格”家庭教育实践活动在一些地区还存在着认识不到位的问题，缺乏广泛宣传。不少群众、不少家长还不甚或不了解“双合格”的活动要求。有些地方这项实践活动还仅限于妇联组织实施落实。党委、政府部门还没有将这项活动与构建和谐社会、打造学习型社会有机地结合起来，缺乏应有的重视。 （二）城乡差距。“双合格”家庭教育实践活动在城市开展较为广泛，在农村却不尽人意。一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约有六成家长外出打工，这些为父母者，迫于生计基本上或完成放弃对孩子的教育，而祖父母大都受文化局限，只能给儿童衣食上照顾。一些农村除贫困外，受到重男轻女和读书无用论影响，使儿童、特别是女童辍学，家庭教育出现弱化或虚化现象。由于农村基层干部的压缩，有些农村村一级妇联组织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家庭教育实践活动成了空中楼阁。 （三）实践差距。“教无定法”家庭教育是一项复杂的教育工程，因人因家庭而异，它只能有普遍的认知规律，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近来，由于媒体的炒作，家庭教育有简单化、教条化的趋势。如媒体炒作“哈佛女孩”、“高考状元”，把成才和家庭教育成功局限于升名牌大学。我们不能用特定教育方法去指导所有的家庭，成为教育儿童一成不变的模式。 （四）理论差距。在当前的家庭教育中教育理论呈多元化态势，也不乏商业运作，有意作秀，出现了良莠不齐的状况，出现了一些值得探讨的理论“瞎教育不如不教育”、天津“郝氏协议书”等等。这里在有的仅仅是自我感知，家庭教育理论目前还存在着“老方法不灵，新方法不明”的特征，要让家长有普遍的认同感就要建立科学的理论不能以偏概全，更不能断章取义，使家长处于难辩真伪，无所适从的境地。 （五）家长差距。在市场经济发展大潮中，家庭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独生子女家庭增多，出现了单亲家庭、留守儿童家庭、流动人口儿童家庭、特困儿童家庭等，这些家庭在一些地区约占儿童家庭总数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这些家庭比一般家庭的儿童更需要关爱，一些单亲家庭缺少父爱或母爱，一些特困家庭忙于生计，儿童缺少基本的教育条件。一些失去双亲的家庭，有的与祖父母生活，生活拮据；有的与叔叔等亲戚生活，受到歧视等等，更谈不上家庭教育。 一些独生子女家庭对独生子女教育特点缺乏足够重视，这些捧出来的儿童往往感情脆弱，经不起挫折。 （六）两种教育差距。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应对，始终对家庭教育的形成新的挑战。应该说：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不是对立的两种教育，素质教育更侧重人的德与才的培养，而应试教育注重识记、理解力的培养、缺乏一定的创新性。目前，儿童学习没有彻底减负，过重的升学负担使家庭教育和素质教育显得苍白 无力。 三、开展“双合格”家庭教育实践活动的一点尝试 我们运用科学的“双合格”教育实践活动家长、儿童测试表，提高两代人素质。《测试表》中内容以自评为主。在检测中，找出不足，接受评比。测试表中的要求覆盖了家庭教育实践活动的全部内容，提出了“双合格”的基本要求，其中绝大部分内容是家长、儿童能够做到的，因此，它不是一般的评优创先条件，而是做合格家长、合格小公民的基本条件。我们通过在广大家庭中运用推广，使这项活动扎扎实实地开展。 教育实践论文:电子商务教育性顶岗实习的实践 1、案例违景 职业教育必需走校企合作之路早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鸣。二00五年《国务院关于鼎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抉择》中明确提出:“要鼎力推广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培育模式,逐渐树立以及完美半工半读轨制。”顶岗实习由企业、学校、学生3方介入,拥有管理主体多元化、实习地点扩散化、实习内容多样化等特色,是职业教育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模式的首要体现。南京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从二00七年起,以电子商务专业为突破口,履行教学性顶岗实习并获得了较大成效,博得了企业、家长以及学生的赞誉,电子商务专业被评为江苏省示范专业。 2、案例的内容及成效 依据市场调研分析,学校肯定了5年制高职电子商务专业的3个主要就业方向———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市场营销以及电子商务营销。缭绕这3个就业方向,在第四~七学期各支配两个月的时间,让学生到超市、物流、商务、网络等公司进行教学性顶岗实习。实习内容主要是与专业对于应的职业岗位的轮岗见习。在实习以前,学校与企业共同约定实习规划,包含岗位培训规划、指点师傅职责、实习工作考查方案、学生分组轮岗支配等内容。实习期间,学校派出指点教师不按期到各实习企业了解学生情况,调和解决实习中的问题。同时,企业有专人负责实习工作,并为每一组学生配备了指点师傅。实习收场时,企业给每一位学生从出勤、责任感、团队协作精神、服务态度、工作质量、职场抗压能力等方面进行评价。第八学期,学生结合前期实习情况以及个人兴致,在教师指点下明确未来的就业岗位,进行强化训练。第九、一0学期,通过双向选择进行就业性顶岗实习。毕业时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成为正式员工。教学性顶岗实习收场后,学生普遍反应优良。良多学生当初选择专业是听从家长的支配或者初中班主任的举荐。不少学生根本弄不清这个专业将来要干什,学习目的不明确,学习动力不足。到企业1实践,他们发现知识不够、能力欠缺,需要“恶补”。老师们普遍反应他们回校后学习的踊跃性更高了,更愿意参加校内外的各种流动了。同时,展开教学性顶岗实习有益于学生了解专业内涵以及企业岗位的请求,了解本身的兴致以及特长,并据此选择合适自己的职业方向,加以针对于性地学习以及提高。实结中,有学生说:“实习让我看到了与学校不1样之处,认识到这是1个竞争剧烈的时期。通过选择不同的实习单位,我但愿找到自己最感兴致也最合适的职业道路。 3、案例的启示与思考 教学性顶岗实习获得较大胜利,源自下列因素:1是合作企业高度注重学生实习工作。企业负责人亲身介入实习规划的制定,并支配专门部门以及人员负责具体工作,还给予实习学生适量的实习费以及午饭补贴。2是商贸类企业的岗位技巧相对于请求不高。学生通过必定的培训,在师傅的指点下能很快上岗。同时,企业在某些特定时段,如周末、节假日等用工需求量较大,临时招工不便,接管学生实习可以部份解决这些难题,因而乐意接管学生进行教学性顶岗实习。3是学生及家长对于教学性顶岗实习能理解并给予支撑。由于选择了该专业象征着在掌握专业理论知识以外,还必需具备市场调查、与客户交换沟通等方面的技能与能力,而这些技能与能力需要在课堂以外经由屡次实践磨炼才能逐渐累积以及提高,教学性顶岗实习恰是加强实践锻炼的有效途径。4是学校选择的合作企业大多位于学校周边地区,交通便利,住宿以及走读学生上下班利便,家长不需操心孩子安全等方面的问题。教学性顶岗实习相符目前职业教育的方向,对于职业教育的发展以及人材培育拥有10分首要的意义。1是有助于学生选择职业方向;2是校企双方通过合作可以共同增进学生发展;3是可以达成学校、企业以及学生3赢局面。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教学性顶岗实习要获得实效,最症结的是在落实进程中,作为施行主体的企业、学校、学生3方都要正确认识顶岗实习的首要性,并切实实行应尽职责,承当相应工作任务。 4、政策建议 1是要尽快树立职业教育新体制,调动企业介入职业教育的踊跃性。要树立各级政府职责明确、各部门亲密配合、社会各方共同介入的职业教育新体制,立异政府、行业、企业、社会集团以及个人共同介入办学的多元化办学模式。2是应科学设计实习流程,将教学渗入到顶岗实习进程中。学校应答顶岗实习的全进程进行系统设计,制定好实习规划,让学生在企业实习期间能学到在学校学不到的技巧知识以及实践经验,立异通过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共同增进学生道德素质、职业素质、技巧素质的培育模式。3是要加大舆论宣扬 ,引导家长以及学生正确理解聘业教育的内涵。应着力营建社会舆论氛围,鼎力提高职业教育的认知度,使家长以及学生认识到,走进车间是职业教育提高教学质量以及增进学生成才的必经之路。要通过教学性顶岗实习让学生提早感受竞争剧烈的企业环境,熟识岗位规则,了解企业文化,及时转变学生以及企业员工的角色,主动学习企业文化以及精神,适应企业的环境以及请求。 教育实践论文:对继续教育的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模式研究 21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迅猛,规模扩大,质量也有了较大的提升,但仍然存在教学质量不能适应社会需求的问题,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有所欠缺,人才培养模式、教学内容和方法需要变革,这已经在高等教育领域达成了共识。 实践教学环节是提升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关键,对于继续教育,尤其如此。继续教育的学生具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他们在加强理论学习的同时,更希望获得技能方面的训练和提升,因此一个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体系,显得更为重要,关系到培养质量。工商管理专业作为继续教育经管类主干专业,是实践性较强的专业。而根据目前各高校该专业开设的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来看,存在实践教学严重不足、教学方式和手段落后的问题。因此,继续教育工商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怎样定位?如何增强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如何构建实践教学体系?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本文以重庆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工商管理专业为例,探讨这个问题,并提出适应新的社会需求、以加强实践创新能力为目的的实践教学模式。 一、学院和专业概况 重庆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是重庆大学直属二级学院,是重庆大学各类成人高等学历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以及高层次继续教育的归口管理部门和办学实体,系重庆市成人高等教育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单位。学院拥有良好的教学条件和雄厚的师资力量,校园占地面积2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拥有正式在职教师40人。 学院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宗旨,以学生为主体,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形成了成人高等学历教育(业余、函授)、自学考试、非学历培训等办学形式,设有理、工、文、管、艺等多学科30多个本科和专科专业,在全国13个省、市、自治区建有14个函授站。学院现有在册成教、自考、应用本科学生约2万人。学院还设有“重庆大学继续教育培训中心”、“重庆大学高层管理者培训与发展中心”、“重庆大学西永微电子研究院集成电路设计培训中心”等教育培训机构,每年有5,000余人在学校接受高层次继续教育。近十年来,已为社会输送成教、自考本毕业生5万余人,非学历继续教育与培训学员4万余人。 工商管理专业是学院管理类学科的主干专业,培养的是应用型高等专门人才,要求学生系统掌握现代管理理论知识,系统掌握企业经营管理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具有企业综合管理的基本素养和技能,能够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发现、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专业特色是适应面广,知识与能力并重,理论与实践并重。通过本专业的学习,可以同时通过参加职业资格考试,可获项目管理师资格证书、助理职业经理人证书、计算机等级证书、人力资源师证书、秘书、资产评估师、会计从业资格证书、证券业从业资格等证书。 目前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包括高中起点本科、专科起点本科、高中起点专科三个教学层次,形成了全面系统的培养体系,共12个教学班,目前在校人数500人;每年毕业200人,招生200人。毕业后学生均在工商企业、金融企业以及政府经济管理部门从事管理工作,也有部分学生继续攻读工商管理硕士(MBA)。 二、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现状及问题分析 (一)专业特点分析。工商管理专业是学院的老专业,优势专业,生源基础深厚,其专业特点如下: 1、大专业,招生规模大,每年在读各种层次学生人数均保持在400~500人左右。 2、教学层次丰富,包括高起本、专升本、高起专三个层次。 3、本专业大部分在读学生都同时从事工商管理类工作,具备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实际能力,不少学生已经承担企业中高层管理工作,学习兴趣浓厚,对教学内容、方式要求较高,尤其是实践环节。 4、工商管理专业可以同MBA等专业硕士相连接,我院每届毕业生都有不等人数继续攻读MBA,而MBA对实训环节要求较高。 5、工商管理专业是实践性很强的专业。 因此,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新型应用性人才,必须加强实践环节的训练。 (二)实践教学环节现状分析。目前,在本专业的实践环节学时设置上,现状如下: 据统计,工商管理专升本层次学制2.5年,其中理论课时752学时(不含自学学时,下同),而实践教学环节共12周,以课程大作业、毕业实习、毕业论文为主,按1周12学时计,约144学时,与理论学时的比例是1∶5;高起本层次学制5年,理论教学学时1,994,实践教学环节26周,约312学时,也以课程大作业、毕业实习、毕业论文为主,与理论学时的比例为1∶6。高起专层次是2012年才开设的专业,学制2.5年,根据新制定的计划,理论学时为950,实践教学环节共计15周,约180学时,与理论学时的比例为1∶5.2。 (三)实践教学环节存在的问题。纵观近几年工商管理专业的教学和教学计划的实际执行情况,存在一些问题: 1、培养目标不明确。培养目标是以职业培训、技能训练为主,还是以理论教学为主?继续教育学院学生90%以上为在职学习,从近几年的反馈和调查来看,学生除了要求系统性地学习相关专业基础理论,更注重职业培训和技能训练,这就决定了继续教育应该以技能训练为主、理论教学为辅,增强其在工作中的竞争力。但目前学院对工商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还是以理论教学为主。 2、实践教学方式和手段单一。目前,学院工商管理专业相关的实践教学主要以课程大作业、毕业实习、毕业论文为主,而案例教学、管理实践、社会调查、模拟实验等新方式和手段较少运用,不能充分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3、实践环节训练薄弱,案例教学、综合实验、课程设计、课程论文等比重太低,不符合继续教育和工商管理的特点。目前的教学体系是大大偏重于理论教学,理论教学比例过大,实践教学比例过小,各层次的实践教学环节学时基本上为理论教学学时的1/5~1/6。根据国内外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环节设置的情况看,与理论教学学时比较合理的比例是1∶3~1∶2之间,而学院远远达不到这个比例,实践教学环节严重偏低,这不符合继续教育的特点和学生的要求。 为了更好地把握学生对实践教学环节的要求,对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在读学生中进行广泛调查,选择样本涵盖三个层次,每个年级,调查样本数为150人次,获得有效的问卷124份。调查结果显示:①在目前开设课程中,70%的学生认为实践教学环节课时偏少,应该增强;②有80%以上的学生想得到更多的应用性技能训练;③在目前开设课程中,更多地希望获得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金融投资等方面的训练和学习,而这些课程是实践性要求最高的课程;④在实践教学方式中,50%以上的学生偏向于课程大作业与实训、管理实验、案例分析与讨论、社会调查,尤其对管理实验和案例教学感兴趣,而对毕业论文普遍认为难度太高,希望能降低。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亟待改革。 因此,如何适应新形势,社会新发展的要求,体现继续教育的特点,办出自己的特色,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方面都亟待改革;鉴于工商管理专业是实践性很强的专业以及学生的特点,笔者认为实践环节是教学改革中的最重要一环,实践环节必须增强。 三、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方案 (一)实践教学体系改革的目标、方向和原则。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目标是增强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将理论课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结合起来,通过实际操作中遇到的问题,带动学生进一步温故理论知识和认识到理论学习的重要性,巩固、丰富和完善所学理论知识;通过课程讨论、大作业和实训、社会调查、毕业论文等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实现“教”与“练”的有机结合,使学生不仅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也具备较强的动手实践能力,更能适应社会,动手能力更强,更具职场竞争力。 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改革的原则是“突出岗位,结合证书,注重实训”。 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要充分体现工商管理专业特色和专业岗位要求,与专业岗位紧密相关,减少重复性实训;要针对学生的具体情况,不同阶段设置不同的实训课程,组成一个层次分明、分工明确的实践教学体系;实践教学要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突出继续教育应用性教学的特点,提升学生的实际动手操作能力,在具体实施时要结合学生的具体岗位,体现岗位要求与特点;同时,实践教学可以与工商管理专业的相关职业资格证书结合起来,比如项目管理师资格证书、助理职业经理人证书、计算机等级证书、人力资源师证书、秘书等资格证书,这样把教学与学生的职业前景挂钩,更能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学生的社会竞争力。 (二)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方式和手段。实践教学方式包括集中性实践教学和专业性实践教学两方面。集中实践性教学环节一般指需要单独开设一门课程,设置独立的课时、学分、教学大纲、课程任务,让学生独立完成,包括社会调查、管理实践、模拟实验、学年论文、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等方式。工商管理专业的集中性实践环节必须具有专业特色,活动内容应当在经营决策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营销管理、生产运作管理、财务管理、投资计划和管理等范围内。 专业性实践教学指不需要单独开设课程,包含在其他专业课程之中的实践教学,包括课程大作业、课程实训、案例分析与讨论等。 1、管理实践。是指学生实地从事一项管理、营销实践活动,也可以是进行一项模拟实践活动,类型可以是市场分析、制定商业计划、进行市场分析或营销策划、推销或谈判等。学院在这方面比较薄弱,应根据本专业的特点和需要,积极建立和充分利用实习基地,为圆满完成管理实践创造有利条件。 2、模拟实验。当前企业实际运作中,越来越多地使用管理信息系统。学院可以搭建一些管理系统平台,构建一个样本企业的动态经营模拟平台,学生扮演特定的角色参与到企业的各种活动中去,完成其选定的一项任务。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通过参与平台的运作,帮助学生模拟训练,使他们在模拟中体会并学习企业运营管理知识,提前了解企业运营环节,熟悉企业业务流程,不需要到企业就可以直观地熟悉企业实际工作环境,增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具体实施时,可以选用以下管理软件:(1)用友T3人事通(人力资源管理软件);(2)用友ERP企业沙盘模拟;(3)用友软件— 物流管理模块;(4)用友财务总账模块T3;(5)广发证券模拟投资系统。 3、案例分析与讨论。工商管理专业中案例教学是必不可少的教学方式。通过案例教学,可以让学生置身真实案例的环境,去分析和解决现实经营问题,有利于提高其学习兴趣,锻炼其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一般在专业课程中,均应安排相应的案例分析环节和课时。 4、课程大作业、实训实验。对于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均应安排相应的课程大作业或实训实验。在形式上可灵活处理,可以单独安排学时,也可以在理论教学中随机安排,或是留作课后作业,甚至作为课程考试的内容。 5、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 (三)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环节课程设置方案。根据上述实践教学改革原则和依托平台,以高中起点本科层次为例,工商管理专业在实践教学课程设置上建议做如下安排,见表1。(表1)专科和专升本层次可以学制和课程设置情况酌情削减。方案考虑到了课程之间的内容承接性和协调,以及对学生实际技能的培训。总共约580学时,与理论教学的比例约为1∶3。 四、对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改革的建议 一个科学合理、完整全面的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部门密切配合,统筹规划和安排,才能保证实践教学体系的切实履行,保证达到预定的效果,为此提出以下的建议: 1、充分重视,建立完善、科学的实践教学管理制度。要多方面学习各种先进的管理经验,补充和完善实践教学管理制度,如成立专门的机构,负责管理集中性实践教学,可以挂靠教务科;实践教学各课程任课教师需要制定本课程的《实践教学大纲》和《考核办法》,以及相应的实践教学实施方案和细则,明确教学内容、教学要求、教学时间、教学场地及教学进程,明确专人指导、专人负责;加强实践教学过程控制,确保实践性教学计划的实施和保证教学质量。 2、加强实践教学的教师队伍建设。结构合理、富有奉献精神和较高层次的教师队伍是实践教学质量控制的关键。实践教学的指导教师要有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还要有高尚的师德和较强的实践教学能力,应加大力度对指导实践教学的“双师型”教师的培养和引进,逐步形成初、中、高级人员的合理师资结构。 3、在具体课程的安排上。对于集中性实践教学,应单独设置一门课程,设置单独的学时、学分;同时,鼓励授课教师增加实践性教学的内容和学时,尤其是各专业课程的案例分析与讨论,课程大作业和实训。 4、为了保证实践教学效果,建议增加投入,建设专门的管理模拟实验室,配备相应软件。如会计模拟实验室、ERP实验室、证券投资模拟系统、电子商务实验室、人力资源管理实验室等;同时建立一些固定的实习基地,便于学生进行认知与专业实习。 5、为了激发学生参与实践教学学习的积极性,学院可以把实践教学和相应的专业资格证书结合起来,实践教学内容与相关资格考试的实训部分结合,有针对性地进行训练,并组织学生参加资格考试。 五、结束语 考虑到继续教育层次的定位以及工商管理专业的特点,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的训练是目前工商管理专业建设的大方向,工商管理专业存在实践教学学时偏低、教学方式和手段落后的问题,亟须改革。 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方式多种多样,包括社会调查、管理实践、模拟实验、毕业实习、毕业论文,案例讨论与分析等,应根据课程性质和内容,灵活采用。在课程和学时具体设置上,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的学时比例一般为1:3左右较为合理。同时,可以把实践教学和相应的专业资格证书结合起来,实践教学内容与相关资格考试的实训部分结合,有针对性地进行训练,更能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在师资配置上,“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是影响实践教学质量高低的关键因素。应加大力度对“双师型”教师的培养和引进,形成初、中、高级人员的合理师资结构。 论文还存在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地方:1、由于条件所限,所列的实践教学方式并没有一一进行尝试和实践,有些只是停留在理论上,实际效果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检验;2、受教学运行体制以及专业教学计划的限制,实践教学体系的方案并没有完全和学院教务的课程设置和安排接轨,因此在具体课程和时间的安排上,可能会发生一定的冲突,这有待进一步的调整和细化 教育实践论文:论教育理论对教育实践的重要性 对于教育理论的本质我是这样理解的,教育理论的本质就是教师对于教学内容进行理论化的计划,对于课堂内容合理的安排,对于课堂上的每一个细节都要设想到然后在书面上进行记录,对于课堂上的各种状况,运用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与教学积累的方法去设想其解决方法并将其记录在书面上作为课堂实践的备用方案。 一、教育理论的基本特性 教育理论的实质是通过一些教育的发展的概念、教育的主观判断或者是对教育的各种命题,通过运用一定的推理以及各种形式构成的关于教育问题的相对比较系统性的概括。教育理论具有这样三个基本的特征点: 第一,教育理论是由教育概念、教育想法一些对教育理论的命题以及推理构成的。因为任何教育理论都是通过概念、主观的想法或判断等基本的思想方法来组成的,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教育概念、教育想法,只是对教育方法笼统概括,即使是正规的,那也不是教育理论,而只是对教育出现的现象的各类看法。 第二,教育理论是对教育本质或教育课堂的大体的概括。教育理论在实质上超越于课堂上实际的状况与现实的,尽管它在形式上是一种概括的体系,但是它在内容上是一书面的形式来叙述教育实践和经验的,而不是对教育实践和现象的直接看法,而是间接的书面的抽象的大体的反映。 第三,教育理论具有整体性,连贯性。单个的教育概念或教育想法,不会通过一定的思想上的逻辑形式,不能形成一定的整体性、连贯性,也不能形成教育理论,即使它是对教育实践与教育实施的系统性的反应,那也许只是一种通过四面八方组织的一些各种教育的想法或教育的概括。 二、教育理论中应注意到的问题 首先,教育理论对于我们教师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教师一定要意识到这一点,这样才会投入十分的精力去设想教育理论的方方面面。如今,教育发展越来越重要了,教育理论对于教师来讲是教育实践的发展也是对课堂教育质量的保证。意识教育理论的重要性是至关重要的,只有人的主观是意识想法得到了重视,行动上才会得到相应付出,人们的行动往往会受思想上的支配,只有思想上意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行动上才会为之付出相应的努力。 其次,教师对于教育理论要做好设想,对于课堂实践的内容进行各方面的设想,这样,教师想要传授的知识才会相对顺利的让学生接受。设想教育理论的时候在注意把课堂上能发生的各种状况都要想到,并将其在书面上作好记录,以备不时之须。例如,教师应该做到的是把备课内容背得滚瓜乱熟,这样在课堂上才有可能更深层次的发挥,尽可能多的给学生讲一些别的知识,丰富学生的视野,填充学生们的知识面。课堂上,学生们往往会针对教师的授课内容提出自己的想法与问题,而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教师要充分的准备教案,这也体现出了教育理论的重要性,将教育理论记录在书面上也是很有必要的,教师们常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所以,把教育理论记录下来对任课教师来讲是一种提高课堂效率的方法。 三、教育理论对教育实践的作用 教育实践是教育理论的体现,是对教育理论的反应,教育理论的好坏可以通过教育实践来反应出来,所以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二者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生相依的。在现在的教育观念看来,教育理论不仅仅是古板的课堂教育了,而是向着创新课堂的发展,这样看来教育理论的好坏,决定着教育事业的发展,还有创新课堂的形成,学生们新型课堂的成立,教育的方方面面教育理论都占着非常大的比重。教育理论对于教学实践的重要性也是不明而喻的,只有把教育理论做好了才可以更好的实现教育实践,因为教育实践是教育理论系统性的体现,把教育理论的条条框框都想到,教育实践也会进行的相对顺利一些,教育实践就是教育理论实施的舞台,只有把舞台组建的金碧辉煌,才会吸引学生们的眼球,让课堂上的45分钟得到充分的利用,教育理论就是组建舞台的材料,只有充分的利用这些材料,舞台才会被装饰的气势宏伟,学生们才会在这样的气氛与环境中目不转睛的盯着教师表演的内容,从而丰富自己的知识。 针对于教学来说,教学理论对于教学实践是非常重要的,教师只有在课前进行充分的准备,才能应对课堂上的各种突发状况,因为对于课堂上会发生什么突发状况是谁都无法设想到的,所以,教师在课前做好充分的准备是非常必要的,这样对课堂实践也是很有帮助的,对教师课堂内容的完成与课堂质量的保证也是必要的。对于课堂实践的本质我的看法是,课堂实践的本质就是课堂上的45分钟,而教师要充分运用课堂上的这45分钟,把教师想要讲授的知识讲给同学听,还要解答学生对于课堂内容的疑问,让学生在课堂上45分钟内真正能够学到知识,得到收获。课堂实践,对于一个好的教师来讲,是充分展现自己实力的课堂,一个经验丰富的教师会在短短的课堂实践45分钟内把自己的想法灌输给学生,把自己的教育理论的想法在课堂实践展现出来。那么,这样的一个课堂对于教师来讲是实现自己梦想的天地,对于学生来讲是吸取知识的天地。教师就好比是广阔的蓝天,学生就是在蓝天上翱翔的鸟儿,鸟儿之所以能够丰富羽翼展翅自由翱翔,是因为老师知识的灌输让他们有强壮的翅膀可以畅游于蓝天之中。 上述的方方面面都体现出了教育理论对教育实践的重要性,教育理论是教育改革后,教育创新实现的重要的因素,同时也对教育实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好比鱼离不开水一样,要想教育实践进行的顺利与辉煌也同样离不开教育理论的帮助。只有二者相互帮助,相互扶持才可以把教育事业推向美好的明天,才可以让教育事业的创新得到完善,同时,让课堂效率得到提高。 教育实践论文:谈历史学科渗透德育教育的实践探索和体会 2010年3月威宁县县委书记杨兴友在教育工作会议上针对全县德育现状,要求全县开展“五心教育”的提高学生素质的教学活动,主要包括“三生、四爱、五心、五好”等德育和法制教育内容。 新课改和新课标理念要求历史课堂不仅是传授知识、培养能力的地方,也是塑造学生品德的场所。充分挖掘历史素材,寓德育和法制教育于历史教学中,培养出德才兼备,有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懂法制和身心健全的现代型人才,是今天学校教育当务之急。 历史学科贯穿古今中外,涉及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外交等领域,挖掘历史素材,寓德育和法制教育于历史教学活动中,充分体现历史课德育德育优势。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文化等历史素材活生生的德育素材;“德主刑辅、为政以德和以德服人”的治国思想,“利民、富民、爱民和惜民”的民本思想,“忠、信、仁、义、礼、义、廉、耻”的道德规范思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位卑未敢忘忧国”和“苟利国家生死矣,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主义思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修身立志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格意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要有那股不甘落后的天生傲气”的积极进取精神,“制天命而用之”、“小国寡民、清静无为也,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的和谐社会思想,“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博爱平等教育思想等,这些中外历史文化中德育精髓,充分体现出先贤哲人的超群智慧和德行操守。灼古照今,对当前和今后学生德育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三生(生命、生存,生活) 人的一生一定要去过三个地方:一去过医院,才明白健康的重要;二去过监狱,才晓得自由重要;三去过殡仪馆,才领悟“活着真好”,生命只有一次。通过《鸦片战争》学习,让学生知道吸食的危害,明白“拒绝、规劝他人吸食,从我做起”和“反对邪教,不迷信,信科学”的道理。在历史课堂透过历史事件和人物宣讲“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全班同学都是兄弟姐妹”,“中华灿烂的五千年文明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要求学生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和和谐的班集体。在《昌盛的秦汉文化二》中,讲解司马迁在遭到耻辱刑罚后忍辱负重,以坚强的意志最终写就《史记》,完成父亲的遗愿,名垂千古,彪炳史册,让学生领悟司马迁面对挫折,不幸和苦难选择的不是退缩气馁自残,而是珍惜生命,学会生存,懂得生活。 二、四爱(爱祖国、爱家乡、爱学校、爱师长)和五心(忠心献给祖国、爱心献给社会、诚心献给他人、孝心献给父母、信心留给自己) 1.挖掘历史科素材,寓德育于历史课 “忘记历史,就是意味着背叛”,中学生正处于人格塑造黄金时期。历史学科可以通过历史英雄人物,历史事件渗透“四爱”教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屈原纵身跳入奔流直前的汨罗江、文天祥抱着小皇帝投入汹涌波涛的大海、邓世昌与日舰同归于尽、钱学森放弃了高薪优越的工作条件毅然回到祖国怀抱、邓小平“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切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等都是鲜活的爱国主义题材。历史课上组织学生观看电影《冲出亚马逊》《钱学森》《仰望天空》《开国大典》等爱国影片,寓爱国主义教育于影片中,教师运用历史知识给学生解说影片,学生认真写观后感。要求学生会唱几首爱国歌曲,比如《中国人》《我的中国心》《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等。明白国歌国旗国徽的含义,举办“知我中华,爱我中华”历史课读书会等等,使德育“和风细雨,润物细无声”,使学生身为中国人而骄傲和自豪。 2.挖掘乡土历史教材,亲近德育环境 利用乡土历史让学生知道我们威宁县情,了解家乡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地理环境等,强化乡土历史认识。开展“祖国好,家乡美”主题班会活动,落实“爱家乡,爱学校”演讲和书法比赛,出好黑板报,列举家乡和学校历史上名人及其事件,唱几曲家乡歌曲,写几篇颂家乡散文,带领学生参观石门坎柏格里传教遗址,让学生知道柏格里在石门坎“丰功伟绩”。组织学雷锋活动,到养老院送祝福,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等,使学生明白“爱心献给社会”内涵。带领学生参观马摆大山、百草坪等景区,陶冶情操,增强爱家乡,爱学校情感,深化为家乡,爱学校动力。 三、五好(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 历史就是一面镜子,可以知兴衰和得失。中国现代史既是一部屈辱史,又是一部抗争史,面对民族危机,各阶层有识之士奋起反抗,寻找救国救民之路;地主阶级“洋务运动”,资产阶级“”和“辛亥革命”都宣布他们选择的道路不能挽救民族危机。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独立自主的新中国,人民成为当家做主的主人,真正掌握自己命运,说明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四、法制教育 依法治国是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马加爵事件、望安事件等都体现了一部分学生是法盲,把学生培养成知法、懂法、用法的人,也成为教育紧迫任务之一。历史科要充分运用得天独厚优势渗透法制教育。在上《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中孔子“有教无类”教育思想时,可以渗透《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让学生有意无意间通过历史学科学习到相关法律知识,可谓一举两得。 只要广大教师坚持在历史学科中渗透“三生、四爱、五心、五好、法制”德育教 育,一定能培养出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才。 教育实践论文:校园文化建设与人文教育的实践与思考 教育文化建设 二十一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亦是以人为本的时代。以育人育才为根本任务的学校教育，应树立何种教育理念，建造怎样的文化氛围，倡导什么样文化精神，不仅关呼着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更反映着时代的要求与精神。面对如今滚滚的经济大潮冲击和基础教育阶段日趋严重的升学教育压力，不少学校在夹缝的艰难生存环境中大有“弃育唯升”的势头；家长、学生也越来越显著地表现出一切“唯分数是瞻”的倾向。因而便出现了子女弑父母、室友自相残、博士不知礼，无德便是钱的社会变态现象。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的若干意见》，、教育部联合印发《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实施纲要》，重新修改和颁发了《中小学生守则》及《中学生行为规范》、《小学生行为规范》等一系列文件。在《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亦重点强调：要以人为本，提倡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力求在现代教育中突出以人为本，尊重人性、全面发展的宗旨。 以人为本就是指在不违背社会群体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为每个个体的发展创设良好氛围，充分涵养和发掘个体优势，使其自主发展，不断凸显，从而在每个个体都得以充分发展、充分施展的情形，使社会得到推动其前进的各种人才。人是充满智慧和灵性的，是动态的，它不可能像生产机器那样，一经造成便可固定使用，它在发展中成熟，又在成熟中不断提高，获得新的发展，如此循环，直至生命终结。所以人文精神的培养注定了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作为学校，应该从战略的高度着眼，充分利用学校特殊的地位和功能，成为人文精神弘扬与实践的主阵地，而校园文化建设正是在课堂教学传道授业之外的一个举足轻重的环节。 校园文化是一种既体现时代与社会又是具有校园特色的人文氛围、校园精神和发展环境，它对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学有所长，实现素质教育目标有着不容忽视、无可替代的作用。一个聪明的校长，一所想有作为的学校，无不以注重校园文化为突破口，辐射影响并带动其它领域，从而实质性地获得素质教育的全面突破。常规地讲，校园文化建设主要包括思想文化建设、环境文化建设、制度文化建设和活动文化建设四个方面，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要凸现人文主义就是要将人本思想有机地渗透于这四个方面的建设中。 一、树立以生为本的办学理念，呵呼人性 我校是一所山区高中，落后的经济文化注定了教育的滞后和生源思想、文化层次的严重不平衡。这种具有浓厚生态特色的教育现状一方面造成了升学教育的艰难，另一方面更为紧迫地反映出人文教育的急迫性，如果我们一旦落入升学教育的窠臼，那结果势必是竹篮打水，最终将学校引入死胡同。为此，我们确立了“为学生的一切负责，为学生的终身负责”的办学理念，明确提出：不求个个升学，但求人人成才的口号，教育教学中始终坚持面向全体，针对个体，因材施教，各获所需的方针，教学中由重学会变为重会学、重乐学，从知识灌输变为培养能力，从一切为考试变为一切为发展；营造民主、平等的课堂氛围；构建互尊互爱的师生关系。教育学生不必为自己因某方面欠缺而沮丧，应该树立：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有偏就有专；天生其人必有才，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要求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的优点和长处，适时巧妙鼓励，由自信获取主动，由自信弥补缺陷，由自信心引向成功。将高中三年教育视为终身教育的根基来对待，不搞急功近利，不妒后人乘凉；只求于生有益，甘为土下根基，既使在一些很细小的环节，也不能舍本逐末，挫伤学生自信，如在学期末的鉴定中，学校明确规定：只给家长通报成绩，不排名次；操行评语一律使用第二人称，对学生身上存在的问题要用客观的态度，巧妙的方式指出，让学生在愉悦中受到雕琢，在快乐中得到成长 二、在环境中熏陶，自塑人性。 一所成功的学校，总会伴有一种和谐浓郁的校园文化环境和氛围。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校园环境不仅具有为学校发展和师生进步提供服务的功用价值，而且具有师生精神需求并为之提供自塑方向的精神价值。我校虽然占地不足30亩，是个典型的袖珍式校园，但我们还是冥思苦想，合理开发，充分发挥每一寸土，每一面墙的育人功能。错落有致、古朴典雅而又不失现代气息的校园建筑群，领之以拔地擎天的状元柱之后，抱之于绿瓦青砖的“结义亩”古建筑群之怀，玲珑之中透出的庄重与神圣；阳光下熠熠生辉的“知识殿堂”大型不绣钢雕塑，不可遏止地让人遐想未来之辉煌；七位古今中外文化名人的塑像有序环列于教学主楼和东西宿舍楼前。既是谆谆教诲的长者，又像一周次第伴读的先哲者，让人顿感古今中外文化，文理史哲精萃在这里汇聚汹涌波涛；教学主楼正面的校训、东西宿舍楼墙面的四幅醒目标语，既有砥砺意志的勉励，又有殷殷嘱托的教诲，教学门楼的楹联更是给学生每日的警勉；每个教室里各种特色的班训既是班级学生集体智慧的结晶，更透射着学生自我雕琢的追求；悬挂于各室的名言警句、教育、思想、科学等名家的画像和格言，让每位学生都能不时与先哲们进行心灵的对语；室外花草绿树旁、宿舍过道、床头、水房、餐厅等等，凡是学生有可能去的地方，我们都因地造语，就景思教，共悬挂张贴各种画像、警示语三百余条（幅）。苏霍姆林斯基说：“一所好的学校连墙壁也能说话，校长、教师的言行是教育，优美整洁的校园也是教育”，我们就力求通过发挥校园一草一木的教育功能，让学校育人的目标，变成滴滴春雨，化为学生自觉的修养行为。 三、健全规章制度，规范人性。 以人为本，不是抛弃原则，自由发展。人既具有自然属性，更具有社会属性，任何废弃社会属性，片面追求绝对个性的人本主义，不仅是极其错误的，其最终必然会因违背群体发展而失去个性发展的机会。建立和健全学校规章制度，就是要规范人性，保护人性的健康发展，所以规范校园文化是校园文化建设的又一重要方面。它既体现了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又折射着学校自身的特色，是育人、成人的基本保证。近年来，依据学校实际，我校建立和完善了各项规章制度。从领导到职工，从教师到学生 ，从学生到生活，对凡是涉及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和学生成长发展的方方面面都做了明确的要求。有定性的方向性要求，有定量的业绩评估，从德、勤、能、绩方面考评教职工，从德、智、体、美、劳等方面权衡学生的综合发展，学校为教工建立档案，搭建校本业务培训平台；班级建立学生成长档案，为学生自主发展查因号脉。通过制度约束，师生的个性发展有了方向不偏倚；通过制度规范，使教工的点滴汗水都能闪出光辉，学生的丝丝进步均可收获成功的喜悦。 四、开展丰富活动，丰满人性。 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既是浓郁校园文化的重要手段，又是渗透人文关怀的良好契机，随着当今社会运行节奏的日渐加快，各种竞争日趋激烈。高考升学的沉重负荷，使这些风华正茂的莘莘学子经受着超乎寻常的压力。因此，厌学、烦躁、性情怪僻、父子矛盾、母女冲突屡屡出现。人们只埋怨当今孩子难管，却不知为何难管，老师、家长只体会到自我角色的难当，却不理解孩子们的苦楚，中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越来越尖锐地被提上议事日程。其实道理很简单，那就是脆弱无比的中学生心理，难以承受巨大的心理负荷，他们需要更多的精神抚慰，需要丰富的发泄窗口来予以缓释和调节。因此，适时开展一些课外活动，使同学们的各种情感需要在活动中得到满足和发展，避免各种形式的“异化”就显得尤为必要。 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一定要注意遵循针对性、全员性、平等性、实效性和导向性原则，即：针对某阶段学生当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活动；活动不能只针对局部或个体来举行，应面向全体，在活动中各种各样的学生可自主、平等地参与，不搞厚此薄彼的做法；凡准备要开展的活动，必须要有周密的计划，具体的方案，扎实的过程，不可泛泛而谈，似搞非搞，流于形式；所有的活动都务必服务于学校的中心工作和育人方向，弘扬时代的主旋律。 近年来，我校结合学校实际，针对学生当中存在的焦点、热点问题以及种种困惑，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诸如：为增强学生主人翁意识，强化学生的责任感、使命感，开展了“我为乡中添光彩、乡中因我而靓丽”的主题活动，让学生从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入手，时刻想到我是一中一分子，不能因我而蒙羞，从而树立和强化他们的团队意识，增强人生发展中的社会性；港、澳回归、十六大召开等每每遇到国家有重大事件之时，我们都不失时机地开展一些系列活动，既可增长知识，开阔视野，又能培养其关注社会，弘扬时代旋律的意识；每年都举办“班级小节目比赛”、“队列队形广播操比赛”、“歌咏比赛”、“书画大赛”等；两年一次“校运会”，三年一次“校园文化节”期间还不时穿插各学科自主举办的具有学科特色的活动；学生自发成立“雏莺文学社”，定期出刊，并成为全国优秀文学社团；学生会成立了纪检部、学习部、劳卫部等机构，全方位参与学校的常规管理；不定期举办各种讲座，参观德育基地，观看具有针对性的文艺演出和电影等。20__年国庆前夕，我们举办了规模空前的以“弘扬时代旋律，展示青春风采”为主题的第二届校园文化节，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里，共进行了“大型文艺节目演出”、“综艺游园”等五大系列活动，丰富多彩的活动和五彩缤纷的形式，既有师生个性的张扬，亦有集体主义的熏陶；既有启迪、考验知识和思维的睿智竞赛，又有突出语言、形体的才艺展示；既有反映学生日常学习行为的榜样示范，又有引导和培养学生热爱生活，体验艰辛的社会实践模拟……广大师生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包括不少离退休教师也纷纷参与，献艺展才。我们在几乎没有影响正常教学秩序的情况下，凭靠师生的热情和忘我的精神，使第二届校园文化节成为本县岁末最具诱惑力的一个亮点，县委政府等五大班子的全体领导也都兴趣盎然地到场助兴，市、县电视台多次进行了报道，并制作了专题节目。通过这样的活动，不仅使学生热爱生活、热爱科学、热爱学习的文化氛围得到空前浓郁，而且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应。同学们也通过活动既缓解了由于巨大压力而产生的厌学情绪，更激发了自信和对知识的渴望，这真是关注人文激发自信，浓郁文化推动教学。 总之，校园文化建设是学校持续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方面，而校园文化建设中凸现人文教育，体现人文精神则是当今校园文化建设的方向和趋势。依照我们的实践，其体会就是：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尽量回避用行政命令，刻意死板的说教，去影响、改变和培养师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思想行为和心理情绪等。而应从人性出发，通过创设和提供良好的物质环境、精神环境与文化氛围，春风化雨般去影响、熏陶、启迪师生去追求人生之真谛，完善美好人格。只有通过师生在学校提供的环境下，自主发展、自我塑造，才能真正使校园文化充满生机和活力而不仅仅是形式，也才能使师生共同进步协调发展而不是徒劳无获。 教育实践论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实施方案 工业大学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实施方案 中央决定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简称教育实践活动），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大举措。按照工信部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的部署，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我校深入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紧紧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紧密结合中心工作和党员干部思想实际，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以建设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鲜明导向，以校级、处级领导班子及其党员领导干部为重点，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为切入点，以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为聚焦点，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弘扬优良作风、解决突出问题、提高工作能力，为实现学校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的目标和任务，谱写中国梦的南理工篇章提供坚强有力的保障。 二、目标要求 教育实践活动全过程，要贯穿中央提出的“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坚持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照镜子”，主要是学习和对照党章，对照廉政准则、群众期盼、先进典型，对照改进作风要求，查找宗旨意识、工作作风、廉洁自律方面的差距。“正衣冠”，主要是按照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严明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敢于触及思想，正视矛盾和问题，改正缺点、端正行为，维护良好形象。“洗洗澡”，主要是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深入剖析存在问题的原因，既要解决实际问题，更要解决思想问题。“治治病”，主要是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区别情况、对症下药，对作风方面存在问题的党员、干部进行教育提醒，对问题严重的进行查处，对不正之风和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治理。 根据总要求，对照为民务实清廉的内容要求，针对我校实际，教育实践活动要紧紧围绕“三抓三促”这条主线，抓联系服务师生，促宗旨意识增强；抓工作求真务实，促各项事业发展；抓干部清正廉洁，促执行能力提升，大力加强党员干部教育，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努力实现“五个进一步”目标：思想认识进一步提高、工作作风进一步转变，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为民务实清廉形象进一步树立，中心工作进一步推进。具体要求为： 通过教育实践活动，对校级、处级领导班子及其党员领导干部要着力解决“四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在反对形式主义方面，主要解决在理论学习中浅尝辄止、不求甚解，不能把所学理论指导实践的学风问题；工作不实、浮躁，急功近利，敷衍了事，做表面文章的问题；责任意识淡薄，遇到难办的事不敢担当，推诿扯皮，执行力不够的问题，使党员干部真正把心思用在学校建设事业上，把精力用在察实情、出实招、求实效上，努力创造出推动发展、服务师生、广泛认可的业绩。在反对官僚主义方面，主要解决不调查研究、不深入基层，自我意识过剩的问题；联系师生、听取广大师生员工的意见建议不够的问题；服务师生效率低、应付多、不作为、事难办的问题，使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以教师为本、以学生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时常深入基层，广泛联系师生，真心服务师生，提升服务质量，提高办事效率。在反对享乐主义方面，主要解决自满懈怠、不思进取、不求创新、墨守成规、贪图享乐等问题，使党员干部牢记建设特色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历史使命和共同追求，克已奉公、勤政廉政、干事创业、争先进位、追求卓越，保持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在反对奢靡之风方面，主要狠刹大手大脚、铺张浪费、骄奢淫逸的不良习气，使党员干部牢记“两个务必”，坚守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发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精神，做到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清廉自守，为节约型校园建设贡献力量。 通过教育实践活动，做到抓党风促教风带学风，使全校党员弘扬“团结、献身、求是、创新”校风，坚守“进德修业，志道鼎新”校训。对教职工党员，重点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着力提升师德师风建设，营造诚实守信的学术风气，使教职工党员牢记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践行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树立优良教风。对大学生党员，重点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着力深化“百时奉献”实践活动，积极推进学生党建“标杆管理”，使大学生党员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和带动广大同学树立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勇于实践、敢于创新的优良学风。 三、基本原则 （一）坚持正面教育为主，强化理论武装。加强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加强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和道德品行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公仆意识，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和服务宗旨。 （二）坚持讲求实效，解决突出问题。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健康的思想斗争，敢于揭短亮丑，请师生员工参与，让师生员工评判，受师生员工监督，努力在解决“四风”问题上取得实效，在推动学校中心工作、提高群众工作能力、改进服务师生员工质量上取得实效，真正让党员干部思想受到教育、作风得到改进、行为更加规范。 （三）坚持分类指导，突出工作重点。结合“作风建设年”活动，针对学校领导班子、机关职能部处、直属单位和学院，党员领导干部的不同情况，采取分类指导，找准作风建设特别是“四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目标要求和解决突出问题的办法措施。 （四）坚持领导带头，践行以身作则。上级带下级、主要领导带班子成员、领导干部带一般干部、一般干部带普通党员，要求下级做到的上级首先做到，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以实际行动为广大师生员工树标杆、作示范。 四、方法步骤 按照上级要求，教育实践活动的集中教育时间一般不少于3个月。整个活动过程中着力抓好以下3个环节。 （一）学习教育、听取意见（1月中旬—2月中旬） 这个环节主要进行教育实践活动的 宣传动员和思想教育，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1.制定方案，成立机构。学校党委按照中央精神和工信部教育实践活动实施方案，结合我校实际，成立学校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见后）、制定教育实践活动实施方案报工信部督导组审阅。 2.加强动员，开展评议。学校召开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并对学校领导班子和党员学校领导进行民主评议。 学校动员大会后，各二级党组织要及时传达学校动员大会精神，并按照学校教育实践活动实施方案，认真安排好本部门本单位教育实践活动。 3.理论学习，思想教育。学校党委制定理论学习宣传教育方案，通过建立教育实践活动专题网页、组织校院两级中心组学习和个人自学等形式，组织和引导党员干部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党章和党的十八大报告，学习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党的光辉历史和优良传统，重点学习《论群众路线—重要论述摘编》、《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文件选编》、《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重要论述摘编》必读材料，开展交流学习心得活动，加强理想信念、党性党风党纪、党的群众路线等教育。同时要加强学校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学习，统一党员干部思想，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为高质量地实施和完成“四大工程”、“两个行动”和“一项计划”，实现党代会确定的战略目标奠定坚实的共同思想基础。 各二级党组织要按照学校学习宣传教育要求，结合本单位实际，采取个人自学、集体研讨、专题学习交流会等灵活多样、务实管用的形式，组织本单位党员、干部深入开展学习宣传教育活动。 4.深入调研，听取意见。在学习的基础上，根据分工和联系单位，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带领相关单位负责人，深入基层一线，贴近师生员工进行调研。通过座谈交流、个别谈话等形式，听取师生员工的意见和建议，为对照检查、开展批评和解决问题打好基础。各学院、直属单位要结合实际做好调研。教职工党员和学生党员结合工作和学习进行自查。 （二）查摆问题，开展批评（2月下旬—4月下旬） 这个环节主要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查摆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1.认真做好准备工作。在召开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前，要通过师生提、自己找、上级点、互相帮，对前期调研反映出的突出问题进行认真梳理，对照教育实践活动要求，认真查摆问题，有针对性地剖析思想。学校领导班子要听取工信部督导组意见和建议。学校要制定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方案并报工信部督导组审阅。 2.精心撰写对照检查材料。学校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与班子成员逐一谈心，班子成员之间要互相谈心，班子及其成员都要对照为民务实清廉要求撰写对照检查材料。对照检查材料的主要内容为：个人作风基本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原因分析、努力方向和改进措施等。对照检查材料要紧扣主题，开门见山，突出重点，既要联系工作实际，又要触及思想灵魂、正视矛盾和问题，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要认真思考、正面回应师生员工所提意见，提出实实在在、明确具体、便于实施的整改措施。学校领导班子及班子成员的对照检查材料报工信部督导组审阅。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同志要与班子成员谈心，撰写班子对照检查材料，报学校领导小组办公室审阅。 3.组织召开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在撰写好对照检查材料的基础上，按照民主生活会的规范要求，组织召开学校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会上，既要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又要进行诚恳的相互批评。学校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的召开要与工信部督导组沟通，督导组全程参与，并进行评价。会后，适时通报学校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情况，并将通报情况报工信部督导组。各处级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要参照学校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要求进行，在学校领导小组办公室指导下，开好本单位专题民主生活会。 4.组织召开党员专题组织生活会。各二级党组织要认真组织所属党支部或党小组开好专题组织生活会，使党员学习领会教育实践活动重大意义、精神实质和目标要求，并结合工作实际，对校处、处级级领导班子及其党员领导干部在作风建设特别是“四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意见。 （三）整改落实，建章立制（3月上旬—6月下旬） 这个环节主要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整改方案，建立为民务实清廉的长效机制。 1.制定整改方案。校级、处级领导班子要在听取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针对作风建设特别是“四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整改方案，制定整改任务书、时间表。明确整改落实项目、目标和具体措施，实行一把手负责制，明确分管领导和分管单位，落实整改责任，确保整改工作落到实处。整改落实方案制定后，采取召开座谈会、书面征求意见等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公布，作出公开承诺，接受师生员工的监督。学校整改方案报工信部督导组审阅，处级领导班子整改方案报学校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2.坚持边学边改。把抓好整改贯穿于教育实践活动的全过程，发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解决什么问题。对那些需要解决但目前不具备解决条件的问题，要确定解决时限，明确责任，尽快推动解决。当前，为进一步加强与师生员工的联系与沟通，增强师生员工主人翁意识，学校将进一步完善校园网信息交流平台，全方位、多渠道地方便广大师生员工随时随地反映思想、工作、学习、生活以及学校教育管理服务和校园环境等的问题、意见和建议，共建“美好南理工”。 3.强化正风肃纪。对教育实践活动过程中发现的不作为、乱作为，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侵害群众利益以及公款大吃大喝和高消费娱乐活动等“四风”方面存在突出问题的典型事例进行严肃查处。对软、懒、散，工作不实、执行力不够的领导班子进行整顿；对存在 一般性作风问题的干部，立足于教育提高，促其改进；对群众意见大、不能认真查摆问题、没有明显改进的干部，要进行组织调整。 4.加强制度建设。按照为民务实清廉要求，通过教育实践活动，对已有的规章制度进行梳理，经实践检验行之有效、群众认可的，要长期坚持，狠抓落实；对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的，要修订完善；对总结教育实践活动中好的经验和做法，并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进一步建立健全符合为民务实清廉要求的制度体系，推动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师生员工、热情服务师生员工常态化长效化。 三个环节的主要工作基本完成后，撰写教育实践活动总结报告，召开总结大会，并对教育实践活动进行民主测评。 五、组织领导 （一）加强组织领导。本次教育实践活动在工信部党组领导下，在工信部督导组督导下开展。学校党委对教育实践活动负领导责任，书记为第一责任人。学校成立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负责贯彻落实工信部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工作部署，领导我校教育实践活动。成员如下： 组 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落实教育实践活动日常工作。成员如下： 主 任： 各二级党组织要积极参加学校教育实践活动，负责本单位领导班子和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实践活动。各二级党组织书记是本单位教育实践活动的第一责任人。 （二）进行分类指导。要针对校级、处级领导班子、党员领导干部、教职工和学生党员的不同情况，找准各自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目标要求和办法措施。要坚持“规定动作做到位，自选动作有特色”,把中央要求和工信部党组的部署与我校实际结合起来、与党员干部思想工作结合起来，灵活掌握时间进度和教育实践活动安排。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积极探索有效形式，确保全体党员干部全程参加。要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和学生会等群众组织的作用，倾听他们对教育实践活动和密切联系群众、改进作风的意见建议，支持他们配合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丰富多彩的学习宣传活动。要坚持群众路线，组织师生员工积极参与教育实践活动的全过程，真诚接受师生员工的监督，把师生员工满意作为衡量教育实践活动成效的重要标准。 （三）坚持统筹兼顾。要把组织教育实践活动与推动中心工作结合起来，与党员干部履职尽责结合起来，使活动每个环节、每项措施都为中心工作服务，把党员干部在活动中激发出来的工作热情和进取精神转化为大力实施“四大工程”、“两个行动”和“一项计划”的动力，把活动成果转化为学校科学发展成果，促进特色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目标早日实现。要把教育实践活动与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结合起来，践行“以教师为本、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依靠师生、服务师生、关爱师生，建设宽松、包容、和谐的校园。 （四）营造良好氛围。要利用学校教育实践活动专题网页及报纸、板报等多种渠道，积极宣传中央关于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指示精神，及时宣传教育实践活动的进展情况、成功经验和实际效果，及时宣传教育实践活动的先进典型，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教育实践活动上来。（编辑：圆圆） 教育实践论文:关于国家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的实践与探索 党的十八大报告在总结过去工作的时候指出：我国文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国家博物馆正是因循了十八大精神，以建馆百年为新起点， 以继 承和传播中华文化，积极开展社会公益性文化教育为己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一、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的内涵与现状 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 十八大报告的论述，指明了博物馆作为传播和解读历史文化知识、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无疑要在面向大众开放，为研究、教育、欣赏之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见证物的同时，必须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亦即社会教育功能。博物馆是进行社会教育实践活动的主体(教育主体)。通过自己的活动实施一定的教育影响，促进观众即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因此，教育是博物馆服务社会最主要的职能和手段。一座好的博物馆，必定是面向公众开放、提供知识与思想的场所。这是近现代以来人类对博物馆的一个普遍共识。如何有效的教育並吸引公众，也正是国博人不懈的追求。 为此，国家博物馆设有专门的社会教育宣传部，下设开放服务工作室、宣教服务工作室、影视制作工作室、影剧院管理科，可以说是博物馆对广大观众实施教育活动的主要实施者之一，也是教育目标、内容、方法和组织形式的制定者和实践者之一。那么观众就是受教育者，是博物馆进行社会教育活动的对象。社会教育实践活动的实施手段和方法，包括教育工具、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组织形式等。经过改扩建以后的国家博物馆，无论从整体建筑，展品数量、质量以及人才引进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社会教育项目的策划、组织和实施中，积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充分发挥博物馆重要文化基础阵地的作用，做了可贵的实践 。 1、百年国博纪念活动让公众更加认知博物馆 20__年7月是国家博物馆为建馆一百周年。为了纪念国博，宣传国博，国家博物馆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并高调亮相媒体。国博社教部与央视联手合拍摄了六集大型人文纪录片《国脉——中国国家博物馆100年》，于2013年1月1日20时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连续播出，该片以详实的史料和许许多多弥足珍贵的镜头，展现了国博走过的沧桑之路；与此同时，《中国国家博物馆百年简史》及《纪念国博百年考古文集》也在此期间正式出版，国博百年纪念邮票也上市发行，在这值得纪念的时刻，国家博物馆还适时推出了众多各类大展，意大利文艺复兴名画展“佛罗伦萨与文艺复兴。此外，来自世界知名博物馆的馆长数十人齐聚北京祝贺中国国家博物馆百年，并举行论坛，研讨世界范围内博物馆事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围绕国博百年的纪念活动前后开展了近一年的时间，确确实实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使得公众再一次通过关注博物馆，而深情的回望历史，回望祖国，凝聚思考，展望未来。 2、《复兴之路》基本陈列展激励公众--实干托起中国梦 《复兴之路》基本陈列展是国家博物馆改扩建以后推出的第一个大型基本陈列和爱国主义教育阵地，陈列展通过1280多件珍贵文物好870多张珍贵历史照片，回顾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100多年间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复兴而进行的种种探索，是目前唯一一个全面展示中华民族复兴宏大主题的陈列展。《复兴之路》开展以来，北京和全国有超过100万人观看了展览。 3、《国博讲堂》历史与艺术并重，让大师与观众面对面 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提高文化产品质量，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精神食粮。正是基于此，20__年6月，《国博讲堂》恢复开讲。《国博讲堂》是国家博物馆举办的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学术讲座平台。它以“历史与艺术并重”为举办宗旨，分为历史、艺术和文物考古三大系列。诚邀有兴趣的听众参加《国博讲堂》的学术讲座活动。国博讲堂让一大批名家大师和民族文化代表人物与观众面对面，主讲专家为相关领域的著名学者包括国内外专家、艺术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等；讲堂听众由团体和社会听众两部分构成。其中与“启蒙的艺术”大型展览同步进行的“启蒙之对话”"启蒙与近现代"系列讲座先后进行了五讲，中外专家共同探讨启蒙运动与知识文化之间的关联以及对知识文化的深入影响；启蒙运动对近现代社会的影响，包括启蒙的利弊以及启蒙的现世和未来等等，展示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到目前为止，《国博讲堂》已举办和拟定举办过博讲堂19场，听众超过万余人。 4、设立观众体验区注重青少年教育 青少年天性活泼，好奇、体验、求知构成了这个阶段最显著的特点，但中国现行的学校教育忽略了应该多教会青少年立足社会的基本技能，以及正确地欣赏“美”、体验“快乐”。个性和创造力明显缺失。国家博物馆所设立的观众体验区正是让青少年走进博物馆，给他们开辟另一个课堂，尊重青少年的感受心理、审美趣味和认知特点，与青少年对话、交流和互动。激发青少年的参与意识，引导青少年感受博物馆的氛围，逐步养成参观习惯，进而实现博物馆与青少年的相互认知，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帮助他们去认知历史、认知祖先，认知真善美的真谛。比如：音乐与美术、舞蹈、游戏、文学、戏剧等等不同的艺术形式的结合，使年轻观众能够从多个艺术领域，多个层面接受艺术的熏陶，提高整体艺术素养，培养高尚的情操和健全的人格。 实践证明：把展览 内容与亲身实践融为一体，动静结合的互动体验形式会吸引青年群体观众。通过与展览互动的形式感和现场感，不仅深化了展品乃至整个陈列的艺术性，而且使得整个展览形象变得更加鲜活生动、更具感染力，使青少年在深入了解展览内容的同时潜隐默化地受到了多重艺术的熏陶，给观众得到全新立体式的艺术体验。例如，印刷术和造纸术都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为人类文化的传播与保存做出了重大贡献。观众体验区印制版画这个活动的设计，就是结合了国家博物馆中《古代中国》的展览内容，使体验者利用这两大著名的发明，学会版画的印制过程，并且能够印制出具有特色的版画。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激发体验者的动手与创造潜能。 还比如在体验活动的制作环节，安排体验者亲自动手设计、制作邮票、制作徽章。据统计，目前国家博物馆在观众体验区设置美术、音乐、科技、考古等体验项目有6大类，青少年阳光活动课程设置14项，体验活动近50余个， 二、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的探索与深化 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为人民提供广阔文化舞台，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 十八大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精辟阐述，为国家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的深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和提高我们的社教工作。 1、 进一步扩大博物馆参观群体和社会教育的受众面。 博物馆是非营利的永久性机构，对公众开放，为社会发展提供服务。为了使公益性博物馆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和普及，应该着力借助大众传媒；学校、、单位、社区、家庭的配合；旅行社团的合作等渠道，发掘和延伸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特别是重视和想办法使城市化的博物馆向农村和农民工开放和普及，这个教育普及的空间真是太大了，当然，难度也是大的。如同一个来自农村的家长参观了国家博物馆后留言那样：“真是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我是外地农村的，如果我小时候，有人带我去这些地方，该多好啊！”。这位观众的话从某种程度上说，颇具代表性。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国家博物馆在观众普及广度和范围上有所偏失，这同西方国家存在很大差距。对于博物馆来说，参观群体的数量和范围越多、越广，则博物馆的利用率和教育面则越高、越广。可以在馆内经常性的搞一些观众有奖现场主题观后感比赛；观众有奖博物馆调查问卷；还可利用特有的节日和纪念日，宣传、组织参观博物馆。例如每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就可以藉此大做文章，大势宣传，推出主题；还有诸如“六一”儿童节、“五四”青年节、“重阳”老年节、“七一”、“十一”等节日都可以利用之不同特点，提升公众对博物馆的参观人数和关注度。应当拍摄国博系列影视作品，以国博本身、国博藏品、国博展览、国博特展、国博专家等为题材，拍摄系列影视作品，全面系统介绍国博。从而，“为人民提供广阔文化舞台，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承担起博物馆应有的社会教育责任。 2、进一步增强博物馆对青少年的教育功能。 国家博物馆的建馆职能是，为适应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需要，国家博物馆要建设成为广大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学习历史和文化知识、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接受审美教育与文明熏陶的生动课堂。 青少年是有待开发的潜能市场，这个群体关乎国家的未来。为了不让更多的孩子和家长留下“从未看过博物馆”的遗憾，国家博物馆和国博人有义务承当起这份社会教育的责任。为青少年开辟和利用好第二课堂。可以通过沟通学校、共青团、学生会渠道，等，来鼓励中小学生、大学生集体参观博物馆；可以通过开展座谈会、文博知识竞赛方式等，来调动青少年关注博物馆；还可以利用增强现有观众公共体验区资源的利用率，最好免去提前申请环节，如同电影院循环放映形式一样，直接和随时参加体验活动，这将大大方便参观者，尤其是外地参观者的参与；同时，通过开辟公众体验区，如同开辟了第二课堂，给青少年观众以趣味性、多样性的全新体验，调动青少年观众参观和参与的积极性，某些活动亦可尝试收费体验。一位从杭州来北京的老师看完国博后说：我觉得《瓷之韵》（大英博物馆瓷器）和《文艺复兴名家名作展》非常不错，不出国门，就可看到外国著名博物馆的珍品。打算周六带学生来。 3、进一步塑造充满活力面向未来的国家博物馆。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服务效能。增强国有公益性文化单位活力。”这为国家博物馆今后工作指明了方向。 加强国家博物馆品牌建设十分重要。努力缔造一条联系文化艺术、尘封历史与现代文明的纽带，使博物馆从传统意义中、从封闭中解放出来，是国博人特别是新一代国博人的愿望。 国家博物馆改扩建以后，充实了一大批充满活力并富有专业知识的青年力量，新入职青年不能因为相对清静、稳定的工作环境而消磨了自身；博物馆内部也要形成有利于创新、创造的文化发展环境，使青年自身与国博共成长。可以开展国博知识竞赛或考试，促使青年熟知国博，熟知藏品，熟知历史，熟知职能。还可以开展如：《我与国博》、《我与观众》、《大师在我身边》等一系列座谈会、演讲和征文比赛，促使青年靠近学术，活跃思维，提高素养，回馈观众。 国家博物馆在无论收藏、研究、展示等方面都有着自身独特的优势。但是应当看到，传统的浏览性参观和导览性讲解已无法完全满足观众的文化艺术需求。促进并活化博物馆与观众多元的互动关系，研究观众需求，亦是未来博物馆发展趋势之需求。因此今后博物馆要进行文化创新，为传统文化注入时代精神；提供的服务可以考虑文化、知识与休闲、娱乐兼顾，可以考虑开发旅游、休闲等多种附加功能，使博物馆不再仅仅收纳展品，而成为文化休闲与消费的 综合场所。荟萃馆藏青铜器、陶瓷器、书画、玉器、金银器、钱币等种类的国宝精华为设计元素，开发一系列蕴涵着独特文化意味的文创产品。一位观众在微博上写道：7月9日是国博百岁生日。我第二天第七次去了那。很想买一件纪念T-shirt，但去了一看：175元。坑爹、伤不起…”这位观众的话或许说的有点过，但也提醒我们，国博纪念品要高端与低端兼顾，使大多数观众能够接受，之成为“流动的博物馆”，“将国博带回家”多好。 致力打造全国博物馆文化创意产业联盟，加强国内各地博物馆馆际间交流，形成以国博领军的文化产业群，打造“文博系统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文化创意产业链”；增进与世界各博物馆间的交流，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把更多体现中华魅力的藏品介绍给世界，把现代博物馆的管理方法与科技吸纳引进。力争使国家博物馆在世界上不仅面积最大，而且实力最强。最终实现“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宏伟目标，让中国璀璨的历史文化通过中国国家博物馆文化产业的平台传播得更远、更广、更久。 “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阔步前进。” 教育实践论文:论教育理论要靠教育实践去实施应用 教育生活中普遍存在的“谈问题多,分析原因少”;“摆现象多,接示本质少”;“重经验交流,轻理论学习”;重实用技能,轻理论素养等现象,无不是教育实践脱离教育理论的反映。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有效结合,有赖于“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两方面的双重自觉。从教育学术界就“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结合”论题进行的一系列探究看,由最初“中国现有的教育理论为什么总是脱离实践,不能有效地指导实践”,到“教育理论如何与实践相联系”、“不同层次的教育理论如何与实践相联系”及“教育理论如何成为可运用到实践中的理论”,反映出人们认识的深化,却也暴露出深刻的不足:从教育理论实践一方立论较少。教育远离教育生活,不能有效指导教育实践,这只是论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教育实践主体在认识上的误区,使得教育实践脱离教育理论也是论题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 1教育理论与教实践的联系 1.1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联系将教育理论研究方向定位为解决所有教育现实问题:教育理论既然来源于教育实践,又最终指向教育实践,那么教育实践中的所有教育现实问题就应是教育理论关注的焦点。然而,教育理论一方面不能直接解决教育现实问题,为教育实践提供处方,另一方面,教育理论研究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教育理论不能达到实践主体的期望,势必导致教育实践疏离教育理论。 1.2“教育理论不能拿来就用”拿来就用的东西就仿佛是医生开的处方,能够药到病除。而任何一种教育理论都不能达到这种境界,因而教育理论是无用的。这就是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的逻辑。这一逻辑将教育理论对教育实践的指导作用做了片面、狭隘的理解。在他们看来,教育理论常是不便于操作的。因此,他们不愿参加教育理论的学习,尤其是教育基本理论的学习,却愿意听教育经验总结报告,愿意学习操作技能。这种认识下的教育实践与教育理论指导下的教育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是反向背离的。 1.3“经验远比教育理论有用”这一认识认为教育经验直接来源于教育实践,远比教育理论有用,从而推崇教育经验,用教育经验排斥、取代教育理论,否定教育理论的必要性。这是最普遍的一种淡化理论作用的教育实践。 1.4端正认识,走出误区认识陷入了误区,必然妨碍行动上的理性自觉。因此,必须端正认识。教育实践主体必须对教育理论及其功能有一个正确认识。从教育理论自身产生、发展过程来看,它是对教育实践的一种由具体上升到抽象的理论认识。理性认识是认识的高级阶段,所揭示的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教育理论作为一种理性认识,揭示的是教育的本质及规律,因而掌握了教育理论就拥有了一双从本质上、全局上透视教育实践的眼睛:一方面可以从纷繁复杂的教育现象中看到其背后的症结所在,一方面可以根据教育规律预测教育发展趋势。这正是教育理论的认识功能。“理论的首要功能”正在于它的认识功能,“在于是否在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有价值”。但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改造世界。教育理论用于改造教育实践的指导作用就是教育理论的应用功能。对教育理论的应用功能和认识功能不能做简单、片面的理解。事实证明,许多教育理论对当下教育实践的直接指导作用不大,但却从长远上对教育实践发挥了巨大作用。对这样的教育理论不应该由于暂时看不到其价值而予以否定。有的理论“可以为实际工作提供科学依据”,还有相当一部分理论“通过对实际工作者的思想观念发生影响,从而间接对实际工作发生作用。 2对教育实践主体之于教育理论的认识误区做出分析 2.1把教育理论研究的方向定位于所有教育现实问题显然是不正确的。教育理论既然对教育实践由具体到抽象的理性认识,那么其对教育现实问题的关注就是必须的。问题出在哪儿?怎么出现的?如何解决?教育实践需要教育理论做出回答,答案确实也能解决一时的问题。但教育现实问题毕竟是形形色色的、多变的,教育理论研究过去注重现实中单个的问题,就难于触到整个教育问题的实质。况且,诸多教育现实问题的表象后面,很可能反应映的是一个或几个同样的实质,只是表现形式多样罢了。这就需要教育实践主体学习和掌握教育理论,提高理论素养,增强鉴别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去怪教育理论不能解决所有现实问题,继而放弃理论。同时,教育理论作为对教育实践抽象思维的产物,究其自身而言,是随着教育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教育实践较教育理论更为活跃,更为生动。当教育理论就现阶段教育实践有了一定的系统化的理性认识后,教育实践已经又向前发展了。尤其是在教育领域、教育内容、方式和教育手段发生质变的前提下,教育实践中新出现的许多现实问题将是原有教育理论体系所不能覆盖的。就这层意义上,指望教育理论解决所有现实问题显然不可能。 2.2教育理论不能拿来就用的认识,忽视了教育理论的认识功能,对教育理论的应用功能作了片面、狭隘的理解。“拿来就用“意味着一方可以直接对另一方发挥效用。但教育理论的抽象性和教育实践的具体性决定教育理论对于教育实践的指导只能是间接的。教育理论是抽象思维的产物,抽象性是其特点。而教育实践是具体的,表现在:教育实践的目的是具体的:而教育理论则是前人的教育实践、现实的教育实践的抽象,更是对未来教育实践的预测,这些都是对教育实践起原则的指导作用,而不能代替实践主体自己的思考、选择、运用和创造。因此教育实践主体需要充分张扬自主精神学习和掌握教育理论,深刻理解教育理论精神,加深对人的理解,从而对教育实践发生作用。 2.3教育经验之于教育实践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不少在教育工作中做出成绩的人,主要是靠经验的摸索和积累获得成功。相反,师院的大学生最初遇到教育现实问题也束手无策,缺乏教育经验。教育经验对教育实践具有直接现实作用。作为对教育实践的感性、直观认识,教育经验是教育理论的初级产品。 教育实践与教育理论的结合,是实现教育终极目的之必须。教育实践失去了理论的作用,就会缺少对现实教育活动的内在批判,导致种种短视教育行为。功利主义就是短视教育行为的一种表现。教育实践本质上是实现教育的终极目的-----人的发展活动。教育实践与教育理论结合,正是实现人的发展的有力保障。 教育实践论文:对蒋梦麟教育思想与政治实践研究 一、校长是校园政治的领导者 蒋梦麟还设立了行政会议、教务会议和事务会议等完善北大的行政管理秩序。蒋梦麟将教务处改为课业处,将总务处改为秘书处,课业处与秘书处各设分组,设主任一人、事务员若干人,均有校长聘任。蒋梦麟将学系制改为学院制,由校长直接领导,强化了校长管辖权,并且在蒋梦麟指导下北大率先设立文、理、法学院,每院设一名院长,由校长直接聘任,负责学院事务的管理。此外,学院设院务会议按照计划审议本院一切教务事宜。院长在校长处备案后,有权自行从本系教授中聘任各学系主任,教授、副教授以及助教等职务。 二、教授是校园政治的参与者 蒋梦麟为营造北大学术氛围,不断提高学术水平和科研水平,提出了“教授治学”的方针,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环环相扣的制度改革,为北大学术积累提供了扎实的基础。1.推行研究教授制度。蒋梦麟身兼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副董事长,能与该会进行密切合作,并获得充足的经费支持,在该会资金支持的基础上,蒋梦麟在北大推行研究教授制度,被聘教授必须在每年年终的时候提出研究工作报告。蒋梦麟与基金会签订了合作协议,并且在协议中明确了教授聘任的原则和程序。教授应该在其所治学术领域中有突出贡献,并且有专着问世,教授的聘任应该由顾问委员会审定,最后由校长聘任。由于蒋梦麟的不懈努力,北大获得了充足的资金支持,能够每年聘任一次研究教授,北大给予研究教授每月高达400—600元薪水,因而吸引了当时国内大批优秀的学术人才。在蒋梦麟治校期间,平均每年聘请15位教授担任研究教授一职,这些人都是国内外各学科的一流专家,激发北大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有效地营造北大学术氛围,不断提高学术水平。2.实施教授专任制度。20世纪20年代后期,由于北洋军阀政府内部争权夺利,斗争非常激烈,政府对教育的拨款基本上处于一种无序状态,迫于生计,很多大学教授不得不在外校兼课,耗费了教授的大量时间和精力,北大教授也无心向学,严重干扰了正常的教学程序,影响了教学质量,导致北大学术质量连年恶化。1931年,蒋梦麟在北大开始实施教授专任制度,一方面要求教授只能够在北大任教,另一方面给予教授更高的薪酬待遇。蒋梦麟还制定了相应的奖惩措施,有效解决了北大教授校外兼课问题,专任教授制度成为提高学术水平和教研水平的有效举措。3.改善学术研究条件。1934年7月,蒋梦麟率先制订并实施了《资助助教留学规则》。根据规定凡事在北大服务满5年或是5年以上的勤干职务者,并且能够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确有相当成绩的人员,学校可以资助其留学,学校不仅提供其薪水,而且保留其工作岗位。该制度对于留住人才,培养人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年底,蒋梦麟又制订了《北大教授休假研究规程》。根据该规定凡是在北大任教满5年的教授,均可以向学校申请休假一年。休假期间,学校支付其赴国内或是国外从事研究活动中的旅行费,并且支付全额薪水。对于已经申请过休假的教授,再连续服务6年后,可再申请休假。蒋梦麟所实施的这些福利制度,对于保障教授权益,改善学术研究环境,提高学术研究水平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学生是校园政治的局外人 1.学生应该专心求学。蒋梦麟倡导读书救国,认为学生应该以求学为职志。1919年7月,蒋梦麟初到北大的欢迎会上发表校长就职演讲,就苦心劝导学生研究学术救国,要求学生当以学问为莫大的任务。蒋梦麟在演讲中指出,救国之道在于从事能够推进文化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因此学生应该将学术作为自己职业发展的立足点,光是呐喊是没有用的。蒋梦麟一再强调学生应该专心学业,从自身出发,反省自己是否尽到了学生的职责,如果自己都没有尽到职责,就不要去责备人家。因此,蒋梦麟对于学生的学业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此外,蒋梦麟在继承和发展蔡元培“通才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并且与胡适一同在校内进行了考试制度的改革,率先采用学分制作为学生考核的依据。1932年12月,蒋梦麟为了确保学生专心求学,主持制定颁布了《国立北大学则》,力主推行严格管理学生的措施。通过开设基础课程和必修科目并重,强化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强化学生掌握专门化课程的要求,教学向精细化方向发 展。 2.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后,蒋梦麟对学生团体进行了深入观察和思考,蒋梦麟并不反对学生从事社团活动,并且积极鼓励和帮助学生完善学生团体,引导学生开展有益的团体活动。蒋梦麟将学生团体的组织与校园政治的结构进行了系统思考,认为学生团体之所以会存在问题,是因为学校没有注重培养学生自治能力。就此问题,1919年10月,蒋梦麟在北京高等师范的一次演讲中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蒋梦麟认为首先应该培养学生的自治精神。精神是一切活动的基础,是一种公共意志,没有这个公共意志,就不会存在自治。没有这个精神,团体也就不能够成立。因此,蒋梦麟认为应该将学生自治问题作为校园政治活动的基本问题,让学生运动成为校园政治运动的基本形式,成为一种爱国运动,能够移风易俗的运动,培养学生健康精神的运动。其次,应该明确学生自治的责任。蒋梦麟指出学生自治应该落实到实处,学生在运动的过程中,要明确自身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在蒋梦麟看来民主若想实现,每个人就要担负起民主的责任,成为一个对自身,对社会负责的人。因此,蒋梦麟提出了四个基本责任:提高学术程度的责任;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产生文化的责任;改良社会的责任。第三是学生组织的管理问题。蒋梦麟认为学校应该将学生组织视为学校组织的一部分,应该将学生组织纳入到学校组织的管理范畴之内。学生组织的行为必须对学校负责,学校也应该对学生组织负责,共同为学校的发展作出贡献。第四是学生与学生团体的关系问题。蒋梦麟在一次和学生代表的谈话中,明确指出,学生与学生团体之间是平等的,如果遇到问题,学生团体不应该凌驾于学生之上,学生也应该以一种平心静气的态度去协商解决问题。总而言之,蒋梦麟履行了一个把学生的长远利益放在心头的教育者的责任,然而,在“国将不国”的时代背景下,蒋梦麟对学生强化自治的呼吁显得很不合时宜。 3.反对学生罢课。蒋梦麟对于学生罢课持保留态度,他并不赞成学生动不动就以罢课的形式发泄对政治的不满。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一文中,蒋梦麟指出罢课是一种最不经济的方法,是一种最无效的斗争武器,也正是因为如此,学生运动才屡屡破产。在这篇文章中,蒋梦麟不厌其烦地罗列了学生罢课,不仅不能够起到积极的社会意义,反而会让学生养成许多不好的习惯,如无故逃学的坏习惯、倚赖群众的坏习惯、缺乏自控的无意识行为的坏习惯等。在蒋梦麟看来学生参与罢工就是一种不务正业的表现,因此他努力劝诫学生要自我克制,教导学生将参与社会政治的精力用到对学校内外都有益和有用的学生活动上去。蒋梦麟在对学生培养和发挥自治能力进行劝勉之外,反对学生过多地投身于校园政治之中,因为虽然他认为学生将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可是他不相信学生完全具备了积极参与学校政治的自治能力。在北大校长和正式担任北大校长的17年,蒋梦麟强化对校园政治的控制,提高北大学术水平,培养合格人才。蒋梦麟通过聘请优秀师资,推行教授专任制,设立研究所,组织学术团体,重视学术交流,继续大力发扬北大的学术传统,不断提高学术水平和科研水平,在学术研究方面硕果累累,为延续百年名校付出了毕生的精力。

建筑图论文:关于计算机设计智能建筑图的建议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计算机技术已渗透到各行各业。建筑施工企业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建筑施工现代化已成为企业发展不可缺少的环节。本文着重介绍了建筑施工图中计算机辅助优化设计的应用；然后分析了在智能建筑施工图计算机辅助优化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再次提出了相应的实现程序与策略。 【关键词】智能建筑；计算机辅助技术； 优化设计 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智能建筑以快速的步伐发展，计算机技术等在智能建筑中的应用日益广泛。但是在现在的智能建筑施工图中，AutoCAD等通用绘图软件的应用仍然处于主要地位，这样的施工图绘制与设计存在很多不足。因此，积极寻求相应的解决策略、促进CAD技术与优化技术在智能建筑中的应用深度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1 计算机辅助智能施工图设计现状 目前，计算机辅助设计在智能建筑施工图中的应用日益广泛。建设工程项目中的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与建筑设计全过程一样，分为方案设计、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三个阶段。智能化系统设计与建筑设计同步进行时最佳的做法。方案设计后经评审进入初步设计，然后再经评审进入施工图设计，之后再经有关部门的质量审查，进入施工招标投标，由施工单位进行深化设计，这样设计过程才算基本完成。在施工过程中，再对建筑装修和功能调整等进行局部的修改和完善。 目前，由于种种原因，除少数工程项目能保证按照上述步骤进行作业外，大部分工程项目的智能化系统工程施工图由系统集成商设计。由于系统集成商参与招标时，建筑的设施施工图大部分已经完成，所以，系统集成商只是急于施工，并没有对设计施工图进行仔细研究与确认，因此，计算机辅助优化设计在这一过程也不会得到足够的重视，而且初步设计与评审这个阶段也往往会被忽略。 2 智能建筑施工图计算机辅助优化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2.1 成套性、完整性欠缺 一般来说，智能建筑施工图设计文件主要包括图纸目录、主要设备及材料、设计施工总说明、平面图、系统图、原理图、弱电机房详图、弱电竖井详图及其他会议室等详图。在深化设计阶段，可能还会需要安装图、线缆图和基础图等图样文件。部分工程项目智能化系统施工图设计文件不能成套，有的是缺少系统图，有的是缺少设计施工说明，有的是缺少主要设备及材料表和各种详图。这不仅对施工过程带来了多种麻烦，也是计算机辅助优化设计在智能建筑施工图中没有得到充分应用的表现。 2.2 图面质量不符合设计文件表达清晰的要求 这主要表现在图签栏不完整，甚至不能达到国家标准、缺少会签栏、对建筑设计单位提供的建筑平面图未作处理、没有注意线条的粗细，图形的符号和文字字体以及没有对图幅大小充分重视。这说明传统的设计手段与方法已不能满足工程的需要，而AutoCAD等绘图方法未得到充分的运用，因此，计算机辅助优化设计不能在智能建筑施工图中体现其优越性。图面质量不符合设计文件表达清晰的要求也影响了智能建筑的正常施工。 2.3 图纸目录与工程实际不相符 这主要表现在工程名称和项目名称与图纸不一致、图纸名称和图纸不一致、图幅和图纸不一致以及未将设计文件全部列上等方面。这也是计算机辅助优化设计在智能建筑施工图应用中出现的问题，造成施工过程中出现效率低、反复等现象。 2.4 主要设备及材料与工程实际不相符 这主要表现在不完整、没有注明设备主要技术性能指标、数量与图纸有出入、规定中对设备产品型号是否标明的问题存在矛盾等方面。一些单位认为智能建筑已经有了完整的施工设计图，所以会这一部分内容不太注意，导致施工过程中出现失误。这也说明计算机辅助优化设计并未在智能建筑施工图中得到充分的运用。 2.5 设计施工总说明中存在缺陷 这主要表现在涉及范围不明确、实际标准罗列存在问题、分子系统的说明存在混乱以及管线敷设易遗漏采用管子规格和桥架规格等方面。因为设计施工总说明是智能建筑施工的依据，所以，设计施工总说明不完整或存在缺陷，将会对施工过程带来诸多麻烦。 3 应采取的策略 面对以上问题，相关部门应采取的措施有以下几点： 3.1 因地制宜，采用先进的系统设计方法 由于各地智能建筑的施工也会存在一些地域、气候等方面的差异，因此，选择适合自身需要的系统设计方法、再利用计算机辅助技术进行优化设计是十分有必要的。就结构化布线而言，结构化布线系统一般划分为六个子系统：工作区子系统、配线(水平)子系统、干线(垂直)子系统、设备间子系统、管理子系统、建筑群子系统，全系统所选的电缆线、连接硬件、跳线、遗接线等必须与所选定的类别相一致。 3.2 结合网络技术，完善设计 工程中的优化问题，其实质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求目标函数的极值问题，约束条件是根据不同工程对象的技术要求、投资耗用及维护管理的多方面的因素而提出来的。整个结构化布线系统是一个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智能建筑结构化布线系统CAD设计中，优化技术的应用之一，比较突出的体现在解决结构化布线系统路由的优化问题上。针对不同的具体研究问题，网络优化的具体算法有许多种，在实际工作中，网络优化常用的算法有：最短路问题、最大流问题、最小费用流问题和匹配问题等类。 3.3 采用优化设计的程序实现系统的运行及其目的 结构化布线系统是智能建筑施工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利用计算机辅助技术进行优化设计时，要选择功能齐全、运行通畅的程序，以实现系统的运行及其目的。结构化布线系统的路出是一个较复杂的系统，其实用优化设计模型具有递阶（多级）结构的特点，即结构化布线系统规范要求采用开放式星型拓扑结构，且每一个子系统都互相独立，因此，把结构化布线系统分解成几个子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方法，即建筑群布线子系统、干线子系统、水平子系统、工作区子系统在线缆走向设计时分别独立进行优优，最后得到整个布线系统的最佳布线路由。结构化布线系统路由优化设计模块化结构为：第一部分，考虑机房、设备间、交接间和弱电竖井优化位置的选择；第二部分，考虑廊道内布线优化设计；第三部分，考虑房间内布线优化设计。 4 结语 计算机辅助优化设计在智能建筑施工图中的应用日益广泛，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是随着经济和技术的进步，最终会使其逐步完善。 建筑图论文:浅析AutoCAD绘制建筑图的技巧 摘要： 本文阐述了建筑AutoCAD绘图环境的准备流程，探讨了建筑AutoCAD绘图的基本方法，并总结了建筑绘图的基本技巧。 关键词： AutoCAD制图；实用绘图技巧 AutoCAD已广泛应用于建筑工程领域，建筑工程人员利用CAD的辅助设计功能，改变了传统的绘图方式。国内建筑行业在AutoCAD的基础上，已开发出天正等专用软件。 采用AutoCAD辅助建筑制图时，需要深入分析建筑图的结构特征、构图规律和图形要素，提炼和归纳较复杂的制图过程及制图方法，进而达到优化设计的目的，可方便地进行方案设计、施工图设计与绘制，设计工作变得轻松而高效。掌握AutoCAD的应用技巧，更有利于对二次开发的专用软件的理解和应用。本文针对AutoCAD绘制建筑图的技巧进行了浅析。 1AutoCAD绘图环境的准备 1.1 设置单位和精度 因软件默认使用环境不同，单位设置中的工程制和建筑制不符合我国的工程习惯，设置时可选择十进制，可依据所绘制的具体对象来选取所需的精度，一般情况下精确到毫米。 1.2 设置图形界限 所设置的图形空间的大小与所绘图形相匹配。在理解模型空间的基础上，对比模型空间和图纸空间的使用范围，理解AutoCAD制图与手工制图的基本区别。 1.3 设置图层 为不同类型的图元对象设置不同的图层、颜色、线宽、线型和线型比例，而图元对象的颜色、线型及线宽都应由图层控制。对通用图层的命名要简明遵循一定的规律，以便利用图层特性管理器查找和使用，实现有序而快捷地对不同类型图元对象的修改、编辑与管理。 1.4 设置文字样式 根据制图标准采用仿宋体，长宽比设置为0.7。 1.5 设置标注样式 按建筑制图标准，分别设置尺寸线、尺寸界线、尺寸起止符、标准文字等相关参数。 2 AutoCAD绘图的基本方法与技巧 2.1 建立自己的模版文件 遵循国家相关规定和规范，将图纸幅面、标题栏、会签栏、线型、字体、尺寸标注、图层设置、线型、线宽、图形单位设置等绘图环境保存为模版文件。用模版绘图以提高效率。 2.2建立自己的块素材库 拥有的素材库越多，绘图速度往往就越快。平时注意收集绘图所需的重复图形，如国家和地方的标准图集，室内设计中的门窗、家俱、设备、洁具等，予以分类管理，并将这些重复图形其定义为一个基本单位的块。若相对固定的图形，仅在图形的一定位置标有不同的文字。可以将其定义为属性块。可解决相对固定图形的反复输入。通过插入块可避免许多重复性的工作，提高绘图的效率与质量。 2.3 摒除不良习惯，熟练掌握修改命令 切忌随便炸开块和尺寸标注、随意改变图元的颜色和线型、随意用scale对图形进行缩放、在工程图中使用过多的颜色等。经由绘图熟练修改命令，并总结修改的快捷方法。 2.4 修复乱码文字 由于计算机上安装的字体库不同，在某个计算机上绘制的AutoCAD图纸，拿到别的计算机上打开变成了乱码文字，无法识别。有时候花了很多时间重新定义字体，还是不能把所有的乱码都纠正过来。对此，可以用recover命令修复乱码文件，在弹出的字体选择的对话框里选择正确字体，文字即可正常显示，而且不会有遗漏。但是要注意，如果乱码图中应用的是非GB码的字体，则必须要有相应的字体方可。 2.5 善于使用图层管理器 利用图层管理器可提高工作效率，使修改变得简单而快捷。如：改变某类图元线型，只需改变图层的线型设置；，关闭或冻结不需要修改的图层可避免误操作；各专业的图纸可设置不同的层等。 2.6 善于利用设计中心 对于绘图员来说，一幅图30%是作图，70%是修改。设计中心提供了管理、查看和重复利用图形的强大工具。如：在设计中心选择需复制的图层、图块、文字样式、标注样式等，将所选内容以鼠标左键拖曳方式拖动到当前图形中，所选内容就被复制到当前图形中。 2.7善于利用图纸空间出图 CAD中的图形输出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在模型空间中打印输出，二是在布局中打印输出。图形的打印输出是难点，利用图纸空间的布局方式打印图纸非常灵活好用，调整非常方便，可通过创建多个视口来实现一张图纸中输出多个比例的图形，具体操作时应掌握好状态栏中“模型” 和“图纸”状态切换与当前活动视口的关系。这种方式的几何意义就是在图纸的状态下可以对模型空间的实体对象进行编辑，再将状态，真正实现了所见即所得的操作效果。 2.8 善于总结和交流绘图技巧 掌握AutoCAD的基本绘图和编辑命令后，绘图者就可结合建筑绘图的特点，总结出一些比较快捷的绘图方法，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设置多线样式绘制墙体或平面图窗单位样式等。俗话说“熟能生巧”，只要多使用，善于总结，就能在AutoCAD的使用过程中，摸索出很多技巧。因每人总结出来的技巧各有所长，多与同行学习交流，在最短时间掌握更多的绘图技巧，简化AutoCAD绘图的操作程序以提高绘图速度，才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建筑设计上。 2.9与专业软件相结合 建筑设计单位往往使用专业绘图软件，如天正系列。它具有智能化菜单系统，专业化标注系统、综合全面的图库、增强的立剖面绘图功能等强大功能。专业软件使绘图更智能化更快捷。在系统学习AutoCAD后，可适当学习专业软件的使用方法并向专业软件制图过渡。 3 结束语 本文所提出的绘制方法的有效性和便捷性得到了工程实践的验证，对AutoCAD建筑制图有重要的工程价值。随着AutoCAD在建筑设计中的广泛应用， 建筑工程人员应通过大量绘图来练习熟悉AutoCAD基本操作命令和快捷图标的使用，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一些建筑绘图的快捷方法，以提高自己的绘图速度。另建议注意与建筑方面的专业软件相结合。 建筑图论文:传承文化服务大众――第三届建筑师与建筑传媒新年论坛暨第一届“中国建筑图书奖”评选活动启动侧记 时光荏苒，2008年1月15日，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A座签约大厅迎来了参加第三届建筑师与建筑传媒新年论坛活动的嘉宾，同时也拉开了由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及BIAD传媒《建筑创作》杂志社联合举办的第一届“中国建筑图书奖”评选活动的序幕。 论坛使交流更具有穿透力，使关注的问题更具有持久活力和生命力。由《建筑创作》杂志社组织召开的“建筑师与建筑媒体面对面”交流活动自2006年举办以来，得到了建筑界和媒体方向的支持，活动在建筑师与媒体的沟通与交流方面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表达了媒体人与建筑师共同的渴望与期待。新一届的活动通过以建筑图书媒介，愈加能显示出建筑学人在思想和观念上新的追求和探索，以期寻找到自己心灵上的精神慰藉。中国工程院院士马国譬、建筑学资深编审杨永生、中国图书馆学会秘书长汤更生以及建筑界、出版界的众多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多家媒体代表也参加了论坛。 搭建良好的交流平台、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BIAD传媒《建筑创作》杂志社社长张宇在致词中说：“建筑创作的繁荣离不开传媒，媒体的宣传是建筑服务于社会的重要依托。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作为建筑设计行业的国有大型机构，其旗下的BIAD传媒一直致力于对建筑服务社会核心理念的宣传，致力于将建筑思想、建筑文化更好地传播给广大公众，在反映时代建筑特色、发表建筑师之声的同时也非常非常注意倾听来自行业内、外专家和公众的反馈，现已经发展成为与业内外进行友好沟通的交流平台。”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副理事长、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执行总建筑师邵韦平也表示，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在做好业内学术交流活动的同时，也需要与外界建立良好的沟通和交流，以使建筑创作走向新的繁荣。现在与中国图书馆学会合作，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希望能够加强与各行各业的交流，倾听各种反馈意见，在繁荣建筑创作的同时，为建筑文化的传播和普及做出应有的贡献。 2008年新年论坛以“建筑图书”为题，说明建筑师与媒体面对面已有了新的更加具体的内容和方向，这也表明BIAD传媒所搭建的交流平台正在不断延伸、发展及变化。张宇副院长希望BIAD传媒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要不断扩大，工作要更加务实，更加贴近建筑师，不仅在行业内的影响力要加强，在全社会建筑文化普及方面也要更上一层楼。 极具意义的大众文化传播活动 对2008年人们有着太多的期盼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北京举行，中国改革开放正进入第三十个年头，所有这些都需要理性的梳理，需要学术与文化的智慧凝聚，需要观念与成就的反思和求索。《建筑创作》杂志社主编金磊认为，建筑图书出版业作为重要的文化产业，应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仅是被动迎合市场，更要主动引领市场，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加努力追求社会效益。通过中国建筑图书奖评选活动，开出优秀建筑著述书单，是让公认的有学术价值的建筑读物，更多地引领建筑师与公众走进思想殿堂。如果说2008奥运建筑营造了中国当代建筑的新气象，那么作为建筑传媒人，更要在建筑文化宣传和普及方面营造出更好的氛围与环境，并使之得以发展和提高。 邵韦平总建筑师说“建筑师是关乎民生的热点职业，需要不断补充新思想、新观念，了解社会发展潮流，因此建筑师需要读书：但执业建筑师也是一个繁忙的职业，忙碌的现实又要求建筑师只能读精品，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读到更多的优秀著作，需要借助图书馆学会的推荐和传媒的力量，使建筑师对图书有所选择、有所侧重，在阅读中加强修养。” 将面对大量烦杂而艰辛的具体工作 中国图书馆学会秘书长汤更生对“中国建筑图书奖”的评选表示极大的支持。作为每天都在欣赏、感受并享用凝固艺术品的普通人，她感慨建筑界拥有丰厚的智力资源和文献，能够提供丰厚的书籍成果贡献给社会，同时她表示：“之所以选择和建筑师分会合作，选择与BIAD传媒《建筑创作》杂志社合作，是因为已经有过多次成功的合作案例。《建筑创作》杂志社创造了许多好的机会，中国建筑图书奖的评选活动也是如此。配合世界图书日举行颁奖典礼，是向社会普及建筑文化的良好契机，相信此举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如何完成大量书籍的甄别评选，将是摆在组织者及评委会面前的难题。为此，中国图书馆学会将提供技术支持，资深建筑学编审杨永生先生介绍了他在以前工作中的一些做法及经验，同时希望将评选工作落在实处，以在建筑文化宣传方面取得成绩。 预祝评选活动圆满成功 中国建设报社社长肖家保、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副总编辑张惠珍、天津大学出版社副社长韩振平、《城记》一书作者王军、三联书店编辑张志军等人也在会上发言，他(她)们希望中国建筑图书奖的评选活动能够坚持下去，并取得成功。他们认为，评奖只是一种形式，目的是要真正做好建筑文化的宣传、普及工作，将国内外优秀的建筑技术、建筑文化通过书籍的形式介绍给广大的读者，更好地提高社会大众的鉴赏水平和文明素养，使真正优秀的文化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马国馨认为：“中国建筑图书奖评选活动是在编者、读者和作者之间架设起一座桥梁，更好地传播并吸收西方优秀的建筑文化，继承并弘扬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创造并总结中国当代建筑文化，是建筑图书在文化学术传承发展中的重要使命，希望活动在不断完善中办出特色，结果达到预期目标!” “中国建筑图书奖”的设定不仅架设起建筑师与图书之间、公众与建筑图书之间的桥梁，更在于通过建筑图书的宣传将中国建筑学术的创作与文化成果展示在世界舞台上。相信通过建筑界和传媒界的共同努力，通过对建筑作品、建筑文化(含文化遗产)、建筑人物、建筑事件等方面的宣传，得以寻找中国建筑文化的根基和振兴之路，为建筑图书的发展确立起中国精神。 建筑图论文:中国建筑的文化盛典:第一届中国建筑图书奖颁奖典礼等 2008年4月23日，在联合国第13个“世界读书及版权日”到来之际，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与中国图书馆学会、《建筑创作》杂志社联合，在国家图书馆文津厅举行了第一届中国建筑图书奖颁奖典礼。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长、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马国馨院士，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建筑创作》杂志社社长张宇，资深建筑学编审杨永生，出版局副巡视员王萍，文化部社会文化与图书管理司陈胜利，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胡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项目官员卡贝斯女士等领导和嘉宾参加活动并为获奖图书作者和出版社代表颁奖。颁奖仪式由《建筑创作》杂志社主编金磊和中国图书馆学会秘书长汤更生共同主持；张宇社长宣读第一届中国建筑图书奖获奖图书名单，胡越副理事长宣读第一届中国建筑图书奖推荐书目。 这是全世界写书人、读书人、出版人、藏书者和所有爱好读书的人的节日，是所有人的节日。建筑类图书的作者、译者、编者和读者济济一堂，著名建筑学者、东南大学刘叙杰教授、清华大学吴焕加教授、陈志华教授、李秋香教授、中国文物研究研究员所殷力欣等以获奖作者及家属的身份出席了颁奖典礼，同时出席典礼的还有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天津大学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知识产权出版社、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代表以及北京地区和全国公共、高校、专业等八个系统的图书馆界代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日报，文汇报，中国文化报、中华读书报，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中国新闻出版报、新京报、博览群书、新华书目报、中国建设报、中华建筑报、中国图书商报科学时报、中国文物报等三十余家媒体进行了报导，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首都生活”《读书俱乐部》栏目进行了专题访谈，FAR2000进行了网上报导。 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馆长首先致辞，他谈到，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民族的阅读水平，全民阅读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需要，是全民享有普遍均等的阅读权益的需要。阅读可以丰富人生，知识因传播而美丽，知识被利用才能显示出力量。在全民阅读事业中，图书的传播是连接知识创造和知识利用的中介环节，图书馆是一个致力于知识和信息的社会性传播的公益机构，是读者――公众利益的代言人，中国图书馆界愿意与社会各界精诚合作，承担起自身的社会职责，完成自身的社会使命，为促进知识和信息的合法、有效传播，为繁荣祖国的科学文化事业，为推动全民阅读事业、建设阅读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马国馨院士代表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表示感谢中国图书馆学会和《建筑创作》杂志社，他认为这是为广大建筑师和建筑界做的“功德无量”的事情。建筑被称作是石头书写的史书，已说明建筑与书籍之间的不解之缘。随着北京奥运会一天一天的临近，很多出版单位编纂出版奥运建筑丛书，同时剪彩开幕的“北京奥林匹克建筑文化展”即是用照片的形式展现奥运场馆的建造历程，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建筑蓬勃发展的态势，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与境外建筑师不断学习和交流，我国在城市建设中从建筑形式、设计理念到施工技术、建筑材料等各方面都呈现出的巨大进步。“世界读书日”的宣传活动，唤起社会大众对奥运建筑的关注，了解奥运建筑，了解建筑行业。 单霁翔先生以获奖作者的身份畅言，中国建筑图书奖的设立意义在于起到嫁接建筑界和文化界两方面的桥梁作用。他看到这次在获奖图书里有一个非常好的趋势，很多图书都表现出了对文化遗产的尊重和理解，而且动态的发展着的保护理念都在图书中有所展示，这是令人可喜的希望。他还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他还说，无论是经济文化政治等方方面面，图书都是载体，把自己的真实感受都写出来，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卡贝斯女士认为，图书在构建和维护我们社会的教育、文化和经济体系方面起着多方面的基础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创建一个大型网络，将编辑、图书销售商，图书馆、学校、文化机构，作家协会以及其他对书籍和阅读有着共同爱好的人们聚集在一起。今年的第13届世界图书与版权日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2008年被联合国大会宣布为国际语言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希望强调出版事业在语言方面的重要性，因为“当一种语言不能被应用于出版业时，这种语言和使用它的人们将无法参与某些很重要的社会知识与经济活动。”因此她借此机会传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号召，“希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成员国、伙伴和朋友们与我们共同努力，通过实践来充分认可书籍和阅读对真正语言多样化的世界所带来的利益做出的贡献”。 第一届中国建筑图书奖的评选，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对我国的建筑图书进行专项评选，意义重大，不但全面体现了2005―2007年中国建筑图书出版工作繁荣发展的状况，也必将对促进建筑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引导阅读产生一定的影响。此次参评图书数量大、品种多、涉及领域广，基本上可以说明建筑图书学术及文化普及的盛况。评选活动从2008年元月15日开始启动，得到有关部委的大力支持，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特别授权中国大陆使用的4・23“世界读书日”标识(10go)首次在中国建筑图书奖颁奖评选活动中亮相，这也是中国建筑图书出版界的荣耀。经过近三个月的申报，共收到来自全国40家出版社和专家推荐的近200种(套)书籍，基本上涵盖了建筑学各个领域。经由建筑师、建筑界学者和图书馆界专家组成的评委会进行评选，产生了第一届中国建筑图书奖的10种(套)图书。 对此，殷力欣研究员评价到，在获奖人中，已故老一代中国营造学社先贤刘敦桢、陈明达师生二人的呕心沥血之作同时在此次评奖中获奖，堪称一段学界佳话；吴焕加教授毕生从事西方建筑史研究，矢志不渝、老而弥坚，令人肃然起敬，正值年富力强的王贵祥、赖德霖教授等，学贯中西，思路开阔、严谨译著、成果斐然，正说明建筑学事业后继有人、前途无量。 颁奖典礼上还公布了面向不同层面和人群的三类推荐书目。《梅县三村》等68种(套)图书入选向全国图书馆推荐书目，《建筑理论》 等26种(套)图书入选向专业院校学子、学者和建筑设计院专业人士推荐书目，《一代宗师梁思成》等8种(套)图书入选向青少年推荐书目，这将有利于指导各级各类图书馆的馆藏建设，有利于促进传播建筑文化，有利于引领和推广全民阅读。 金磊主编在主持时归纳说，从一般意义上讲，传播好书，旨在推动阅读。“中国建筑图书奖”不仅要推动全社会对建筑文化图书的阅读，还要关注业内外人士的建筑精神的成长。纵观科技文化类图书市场，建筑类图书属小众读物，但建筑文化图书则是大众的，拥有广大的非建筑专业的读者。据调研，海外建筑人文类图书有较大的规模，如果国内建筑文化出版从选题到标准体现出高品质，国内一定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空间，只要有思想、有文化、有趣味且厚重大气，会极大地在建筑旅游及文化珍藏两方面得到发展。从对中国建筑文化的普及和发展上看，图书评奖本身是一种文化守望，但它更是开启对优秀建筑图书的关注，因为有不少的空白需要耕耘者继续“劳作”和“填补”。他还表示，希望“中国建筑图书奖”能成为一个品牌，在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通过第二届图书奖的评选过程，对中国建筑图书大系作一次梳理，一定会有更多的收获，发现和新贡献。 “中国建筑图书奖”的设定，不仅架设起建筑师与图书之间、公众与建筑图书之间的桥梁，更在于通过中国建筑图书的宣传将中国建筑学术与文化置于国际性阅读活动的大背景下，通过建筑作品、建筑文化(含文化遗产)、建筑人物、建筑事件等寻找中国建筑文化的根基和振兴之路，为建筑图书树立起中国精神，这是中国建筑界和中国图书界的幸事。 中国建筑图书奖评选活动的目的是为传播建筑文化，即将举办的北京奥林匹克体育盛会将传播和谐、共同发展的体育文化，魅力无限的奥运场馆建筑是承载奥林匹克运动精神的最好载体，与中国建筑图书奖颁奖典礼同时开展的还有“北京奥林匹克建筑文化展”，该展览由BIAD传媒《建筑创作》杂志社、中国建筑学会建筑摄影专委会、中国图书馆学会策划主办，是迄今为止国内在奥林匹克建筑文化方面举办的首个展览。单霁翔局长、詹福瑞馆长、罗哲文先生、马国馨院士、王萍局长、张宇副院长和卡贝斯女士为奥林匹克建筑文化展剪彩。展览分第1－28届建筑文化和第29届建筑文化两大部分，不但全面回顾了自1896年第1届雅典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至2004年第28届雅典奥运会的城市建设与场馆文化的场景，而且详细展示了第29届北京奥运会场馆建设历程，以照片的形式向观众展示了北京奥运会“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三大理念所成就的崭新风貌。公众在共同欣赏奥运建筑场馆的精美图片的同时，享受“阅读”奥林匹克运动带来的精神愉悦。会上还首发了《建筑师的非建筑阅读》一书。 中国建筑摄影协会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分会成立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摄影专业委员会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分会成立大会，于4月26日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举行。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马国馨院士到会祝贺。 自100多年前摄影术诞生之后，建筑摄影就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从记录城市的变迁、发展，到表现建筑工程的建造过程，直至以艺术的方式表现建筑自身的魅力所在，可以说建筑摄影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建筑摄影不仅能表现出建筑的外在形象，好的建筑摄影作品还能够表达出建筑所包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 清华大学教授楼庆西先生介绍说：中国的建筑摄影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而进步的。早期时，梁思成先生为更好地记录中国传统建筑的现状，在考察建筑期间曾经拍摄了许多建筑摄影作品。同济大学金经昌先生早年留学德国时拍摄了许多国外优秀的建筑摄影作品，20世纪30年代时，就已经是著名的摄影家。东南大学童离先生早年间拍摄了许多中国江南园林照片，除了用于出版著作之外，还为记录和表现中国优秀园林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资料。梁思成先生与林徽因先生早年在欧洲考察时也拍摄了许多摄影作品，在他们参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之后，用10年时间走了200多个县，考察了全国多个优秀传统建筑，拍摄了大量摄影作品，这些都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1949年后，梁思成先生在繁忙的公务及教学之外，依然没有放下手中的照相机。在考察及出差之余拍摄了许多建筑摄影作品。20世纪60年代初，梁思成先生从内蒙古视察后回到北京，与著名摄影家郑景康先生联合举办了摄影展览。正是在梁先生的倡导下，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广大师生员工都非常重视建筑摄影，很多人也非常喜欢建筑摄影，几十年来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摄影作品。许多人与摄影有着深深的不解之缘，他们运用手中的照相机，除了记录中外优秀建筑并用于教学、科研方面之外，许多前辈拍摄的摄影作品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建筑摄影除了用在记录、表现之外，更重要的是在拍摄建筑的同时发现了美，寻找到美，创作着美，用照片展示出建筑之美，让人们欣赏到并认识到建筑的美。可以说，美的教育是培养高素质学生的重要环节。 此次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成立建筑摄影分会，得到了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他们选送了优秀摄影作品，参加了摄影展览：建筑学院老领导也积极参与此次活动。 成立大会上，与会者们畅谈了自己对建筑摄影的认识、体会和感受，许多人还将自己拍摄的作品逐一展示给大家，与众人共同分享摄影所带来的快乐。 中国・加拿大绿色建筑及建筑技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2008年4月2日下午1：30由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刘晓钟工作室、加拿大联邦住房署、BIAD传媒《建筑创作》杂志社主办的中国・加拿大绿色建筑及建筑技术研讨会在北海公园内上林苑召开。 加拿大联邦住房署一直致力于绿色建筑技术和可持续性的开发，自2007年以来与《建筑创作》杂志社保持密切的联系，将加拿大的绿色建筑技术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介绍给中国的建筑师。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BIAD)是国内历史最为悠久的大型建筑设计研究单位。从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国庆工程到80年代的亚运会场馆，再到2008年的北京奥运建筑，都标志着BIAD的综合实力与设计水平。 中加双方专家，围绕绿色建筑及建筑技术展开了轻松而又内涵深刻的探讨。《建筑创作》杂志社主编金磊主持会议，首先由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建筑创作》杂志社社长张宇致辞。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刘晓钟工作室主任刘晓钟演讲的主题是湿地建筑的设计实践，加拿 大KFS国际建筑师事务所工作、任总经理、首席建筑设计师傅国华针对加拿大建筑设计和技术在上海地区可持续生态社区建设中的应用做出了深刻的剖析，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李庆围绕绿色建筑这一话题进行发散性探讨，明尼多巴水电公司公司规划及事业开发部总经理Tom Gouldborough讲述了走在世界前列的明尼多巴水电公司办公大楼的能源效率和可持续性，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刘晓钟工作室总建筑师吴静对于可支付性宜居生态社区进行研究。另外，加拿大Ramsay Worden建筑事务所项目建筑师、英属哥伦比亚建筑科学院会员、加拿大皇家建筑科学院会员Peter Reese以及加拿大EVisionwall公司总裁，物理化学博士Albert Hung也做了精彩的演讲。 加拿大作为一个积极推动和发展绿色建筑节能的北美国家，建筑科学理论与应用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本次研讨会进一步加深中国建筑师对北美最前沿的绿色建筑设计理念与建筑技术的了解。 《西班牙建筑1997-2007》新书首发活动在京举行 2008年4月18日，西班牙驻华大使馆经济商务处携手文筑国际，在北京隆重举行《西班牙建筑1997－2007》的新书首发活动。本次活动是去年“中国一西班牙文化年”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大师之旅”系列丛书的第一本建筑专著。 《西班牙建筑1999－2007》是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古根汉姆博物馆建成至今这整整10年内西班牙建筑的集大成者，收录了当前最为著名的国际建筑师在西班牙境内的70个最出色的建筑作品以及西班牙知名建筑师在海外的作品。 “大师之旅”是由文筑国际创始人马卫东先生早在2005年首倡的一项文化交流活动，包括大师之旅系列建筑讲演会、系列建筑专辑和国际建筑考察活动。旨在号召充满创作激情的创意从业者、建筑与旅行的爱好者及各界社会精英踏出国门，寻历建筑，探访大事足迹，追寻个人猛醒。在短短3年时间里，已经累计出行亚洲、欧洲各国二十次，得到各界近300人次社会精英的广泛响应与支持。 此次活动不仅标志着“大师之旅”西班牙系列已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呈现于世，同时也是两国建筑文化最高层次的交流与合作，而《西班牙建筑1997-2007》一书的推出，更意味着中国建筑界开始以开放的视野、严谨的态度，看待世界建筑体系的积极探索。 “2008”工程建设进展情况(十一) 2月15日(正月初九)，2月23日(正月十七)前后形成了两次奥运工程建设者返京高峰，到2月25日，在施奥运工程建设者已从春节期间的1000多人升至10200人。其中：在施的国家体育场、国家会议中心、奥运村、媒体村等场馆及相关设施工程约6000人，新奥集团公司负责的地下通道、地下车库、地下商业、中轴树阵、景观铺装和绿化、龙形水系、多功能演播塔等工程约1500人，市公联公司负责的大屯路、成府路、湖边西路、景观西路、南一路等13条道路工程约1600人，世奥公司负责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等工程约1100人。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五个项目获广东省第四次优秀建筑创作奖 由广东省注册建筑师协会组织专家评选的第四次优秀建筑创作奖评选活动日前已落下帷幕。经网上结果公示，已于近日正式了获奖公告。这次参评已建成部分的项目55项目，经评选及三轮投票表决，评出优秀建筑奖9项，佳作奖14项。参评未建成部分的86个项目中，评出优秀建筑创作奖14项，佳作奖20项。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申报的十二项建筑工程设计项目共有5项获奖。获奖作品分别为深圳港西部通道口岸旅检大楼及单体建筑(佳作奖)、渡江战役纪念馆(优秀建筑创作奖)、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佳作奖)、安徽省高速公路九华接待中心(佳作奖)、建科大楼(佳作奖)。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承担我国援坦朱利叶斯・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项目设计工作 近日，中国驻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经济商务代表处刘玉林代表与坦桑尼亚外交和国家合作部常务秘书蒙博，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中国援坦朱利叶斯・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项目对外设计合同。该项目将由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承担设计工作，场址位于坦桑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建设规模约1.2万m2。该项目是继我国政府援建坦桑尼亚国家体育场之后，坦桑尼亚又一重要标志性建筑。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庆典 2008年4月26日，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的庆典活动在本院设计中心楼举行。活动由庄惟敏院长主持，特别邀请了清华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方惠坚、清华大学副校长张凤昌、清华大学原常务副校长解沛基等领导出席。庆典活动包括2008设计作品展；院《作品集》、《论文集》、《纪念文集》首发；新老员工座谈会以及院历史回顾多媒体演示等。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成立于1958年7月24日，建院之初即成为当时国内高校最有影响的土建设计院，现已成长为拥有200余人的国家甲级设计企业。五十年的长足发展，硕果累累，自1984年以来，我院共获得国家，省部、直辖市等各种优秀设计奖200余项。 庄惟敏院长在致辞中说：半个世纪以来，全员职工自强不息，艰苦创业，严谨求实，继承和弘扬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精神和清华设计人“匠人营国”的优良传统，为我校建设一流大学做出了新贡献。 庆典活动中新老员工一起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共同祝愿清华设计院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 亚洲最大A380机库竣工 2008年3月18日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举行了新建A380机库的落成典礼，宣告了亚洲最大的A380机库的落成。 AMECO新建A380机库是国际竞标项目，中国航空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作为唯一的一家中国设计单位参加项目投标并一举中标，最终独立承担并完成了此项目的设计工作。 此次设计任务艰巨，难度之大。A380机库大厅跨度176m+176m，净跨度350.8m，进深110m，均为亚洲之最，机库下弦高度30m高度在同类机库中最高。由于机场限高为40m，而机库下弦高度达到30m，同时机库屋架需要悬挂吊车和升降平台等重量达两百多吨，在有限的高度范围内实现设计是一个挑战。经过多次的优化设计，屋架设计选型为焊 接空心球接点斜放四角锥三层钢网架，网架高度仅8.0m，屋架的结构方案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2008年中国奖 《商业周刊》和《建筑实录》日前公布了第二届双年奖――“Good Design is Good Business”，以表彰那些重塑现代中国的优秀建筑和城市规划项目，由编辑组成的评审团根据项目设计的运用而取得的战略性商业效益和社会意义，从100多个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参选项目中评选出了13项获奖作品，并将本届的“最佳业主”授予了富有创新精神的房地产开发商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新加坡章宜国际机场第1航站楼大规模改扩建 1981年开港的第1航站楼，在本次改扩建工程中将拆除已有的部分主体和屋面，附加新的设计和功能。包括增建工程在内，整个改扩建面积约有160000m2，增建面积约21000m2。计划工期2008年5月－2011年7月，在严格的空港安全规定之下进行施工。工程期间机场的一切功能都不停止，将对使用者的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该项目的设计施工总承包为日本竹中工务店。 非穆斯林也可以进入的阿布扎比新旅游胜地――谢伊库・扎伊德清真寺 该清真寺是目前规模位列世界第3的伊斯兰建筑的杰作，收藏有世界最大的波斯地毯。它也是麦加的世界最大的大清真寺，它与麦地那的第二位预言者清真寺不同，允许伊斯兰教徒以外的人进入。自2007年12月开放以来，每周都有数百人来访，很多都是手提相机的外国游客。 用意大利大理石修建的清真寺由4个高107m的尖塔和82个穹顶构成，可以容纳4万人。建筑物内有96根柱子，建筑物外有1048根。清真寺建在一个小高丘上，总建筑面积达22000m2，从很远就可以眺望到。寺内有一个可供9000人祈祷的祈祷室。该清真寺有2个看点，一个是世界最大的穹顶(高75m、直径32.2m)，还有一个就是悬挂在主厅内的巨大德国产花枝吊灯(高和直径都是10m，重9吨)。该清真寺的总工程费用约5亿4500万美元，预计最终竣工在2009年11月。 建筑图论文:建筑图解思考 摘要：本文根据作者多年的工作经验，对图解设计方法在建筑设计中的运用进行了简要的阐述。 关键词：图解；建筑设计 “自由地画，通过线条来理解体积的概念，构造表面形态…首先要用眼睛看，仔细观察，你将有所发现…最终灵感降临…”-----勒•柯布西耶 20世纪的后半叶期间，建筑知识的基本技术和工序产生了一种潜移默化的转变，从Drawing(制图)向Diagram(图解)过渡。当然，如果图解只是像过去一样在建筑设计中被当成一种普通的工具来使用，那么这种转变就不会非常明显，当然也就不会引起太多的关注。然而，在最近的十几年时间里，图解的概念却作为建筑学讨论中的一个主要术语成为西方建筑理论探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图解的使用在许多世界知名建筑师的设计实践中频繁出现，这样，图解就作为一种设计手段被赋予了新的角色。在最近近30年的时间，图解理论开始时是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发展而被逐渐运用，与形式、语言、表现，以及将要看到的与程序、动力、行为同等程度的纠葛而掷镯前进的同时，在千禧年的时刻，图解作为建筑生成与讨论的终极工具，以孤注一掷的姿态隐约浮现。（彼得•埃森曼著陈欣欣何捷译《图解日志》2005年8月第一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第7页第2段）。在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状态下，图解推动了一系列的建筑实践。 一、 图解的概念 在维基百科全书中“diagram”被解释为:图解是对概念、想法、结构、关系等进行简化和组织后的视觉表达，它被广泛地使用在人们生活、工作等各个方面，它能够使论题变得更加形象和更加清晰。图解(diagram)在建筑设计领域中一般被认为是用图形进行解释的工具。 一般地说，图解是一种绘画式的速记。它是一种表意符号，但不一定是抽象的。它是事物的再现而不是事物自身。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是在它试图表达形式关系和它们的构成过程的时候，它也需要被具体体现，也是具有外延或内涵的。同时，图解也不是结构或结构的抽象表达，虽然它解释某个建筑客体中的关系，但它却不能等同于客体。彼得•埃森曼著陈欣欣何捷译《图解日志》2005年8月第一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对图解的概念有一个大体的了解，图解的概念也在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同。“就像所有将要发生变革的时代，总会有新的图像标志突在前面，好像照明的灯塔。这就是图解的概念。”这就是彼得•埃森曼对图解的最直白的解释。从历史上看，建筑的图解概念就像建筑本身一样古老，可以从两种方式进行理解:一种解释性或分析性的工具以及另一种生成性的工具。 图解(diagram)在建筑设计领域中一般被认为是用图形进行解释的工具。图解创作法做为一种建筑设计方法，几体来讲是以建筑相关域知识为基础，运用图解思考，借助建筑图示语言这一工具，获取敏锐的感知能力和科学的分析方法。“图解思考”的本意为用速写或草图等图形方式帮助思考，是一个设计思考模式的术语。速写或者图画应该并且能够帮助设计师思考，这一见解即是图解思考概念产生的基础。只要去翻阅一下己经出版的达•芬奇L(oenardodaVinc)i的速写本，我们就可以深刻领会到“图解思考”的真正魅力所在。这些看似杂乱无章的线条和图形，把当时达.芬奇的设计思考过程一一再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思维的跳跃，演进，一切都是轻松而随意的。当然，还有很多伟大的建筑设计师如路易斯.康、勒.柯布西耶(LeCobruseir)，他们所保留下来的设计草图也让我们对“图解思考”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 那些建筑大师的图解经常使用简单的笔触来表达清晰的概念。密斯的图解是紧绷的、优雅的和宁静的，图解是他完美建筑的前奏。勒•柯布西耶的图解是明确的、强劲而有力的，讲述了其作品的普遍性。阿尔瓦•阿尔托的图解是抒情的、有机的和流畅的，可以把其空间感情表达出来。 二、图解设计方法在建筑设计中的运用 虽然世界上许多知名建筑师在各自的设计过程中有着不同的出发点，但是他们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图解设计方法。如彼得•艾森曼，雷姆•库哈斯，伯纳德•屈米，妹岛和世等,他们的作品是当代设计的典型代表，这几位都在尝试用图解的设计手法进行设计，或是阐述自己的理念，但是他们的图解都具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图解具有解释的功能，可以把形式、结构或程序清晰地解释给设计这本身和其他人。例如在2002年建成的横滨国际游客中心（Yokohama International Port Terminal）项目让Foreign Office Architects在国际建筑设计界得到了很好的评价。这不仅仅是因为建筑本身，更多是因为他们的设计方法和设计理念。FOA的两位合伙人在他们关于横滨码头的专著中写道：横滨的项目是一个码头，在这里你永远都不会折回你的脚步。这个设计产生于一个功能图解，它努力避免码头特有的线性组织特征。无论在哪个方向穿过码头，你一直都不会有走回头路的经历。这个设计的价值并不在于它形式的特征或是文化的陈述，而是在于它空间的性能，这也就是为什么图解的发展对于这个项目来说是如此重要。在这个项目中，通过物质‘地面’的展开，把‘无返回流线图解’转变成三位图解。这样人体工程学和功能上的信息就结合在图解之中，由此决定了表面变形的尺寸和几何形态，还有那些承重结构尺寸的技术信息也结合在其中。而只有在图解吸收了所有这些信息之后，它才成为一张图纸，才能获得量度上和几何上的决定。 从文艺复兴时期的羊皮纸绘图，到柯布西耶的九宫格，再到埃森曼的新图解设计手法，可以发现图解一直在影响着设计。通过对图解这一设计理论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一些西方知名建筑师在其设计作品中所蕴含的思想和建筑理念，从而为我们自身的建筑设计时间带来反思和启发。 建筑图论文:探析木建筑图形设计教学的革新 一、建筑图形设计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 1.教学内容的改革 1.1遵循课程教学内容的系统性原则 以往教学模式注重课程的各知识点教学，缺少课程知识点之间、课程与其他基础及专业知识之间的紧密联系，教学目标不够明确。因此，课程改革应该遵循“教学系统性原则”，将教学系统性原则贯通于建筑图形设计课程教学与实践全过程。应注重建筑图形设计课程各章节各单元之间的连续性、交叉性和系统性，使教学系统性原则在建筑图形设计课程的教学与实践中发挥其指导性和调节性的作用。 1.2遵循设计课程与相关专业课程相结合原则 针对建筑图形设计课程的特点和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改革与完善专业课程内容，优化与调整课程的结构体系，将建筑文化及不同类型建筑形式如住宅建筑、园林建筑及商业建筑等融入建筑图形设计课程的教学内容之中，培养学生的专业综合素质和设计创新能力，以适应现代社会对专业人才的实际需要。 1.3合理分配建筑图形设计课程的课时数 建筑图形设计课程教学总课时为48学时。以往教学模式的课时分配是理论教学24学时，实践教学24学时。改革后的课时分配是以实践教学为主（36学时），以理论教学为辅（12学时），并将理论讲解贯穿于实践教学全过程。另外课时少可通过加强课后训练来弥补课堂实践的不足。实践表明，这样分配课时符合建筑图形设计课程特点和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木建筑作品优秀率得到了明显提高。 1.4合理设置案例构建教学内容 合理设置案例，将案例贯穿于课程教学各个单元，以加强其与课程理论知识的联系，明确各单元知识的重要意义。以往教学中设置案例仅作为一种教学方法，综合性较强，教学效果一般。改革后将案例设置于各教学单元，作为教学内容的一部分，由简单到复杂，并要求学生独立完成案例的设计。根据各单元内容，案例可以设置为建筑的局部（如基础、墙体、屋面等）或建筑木制品（如建筑梁、柱、桁架、门、窗、楼梯灯），此部分要求学生根据课上训练的内容在课后完成，设计方法不拘一格，鼓励自由发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教师要及时了解学生完成训练情况。这成为了培养学生创新和实践能力的重要部分。 2.教学方法的改革 2.1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 建筑图形设计课程内容多、教学过程复杂、需完成的实践任务重等，宜在传统的注入式、启发式，讲解和示范等教学方式方法中，引入现代的互动式、讨论式、案例式、多媒体等教学方法。综合运用多种具有互补性的教学方法，使其在建筑图形设计课程的教学与实践中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在教学方法的改革中，应该处理好继承与创新发展的关系，凡是有利于学生发展的，有利于教学进步的，具有积极启示作用的，都应该继承。因此，传统与现代的教学方法应有机结合，融会贯通。 2.2注重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在课程教学中，图形构思设计时启发学生在紧扣主题的前提下，突破传统建筑和现有模型的思想限制，大胆尝试，不惧失败，先整体后局部，由粗略到精细，使其在理论上可行，经反复实践、调试，使其成为一件先令自己满意的作品，并总结作品的优点与不足。在出图软件教学中，将各命令的学习与可实现的建筑或建筑构件造型相联系，突破命令本身功能，启发学生灵活运用命令。 2.3传授知识与传授学习方法相结合 以往的教学方法在达成的教学目标上比较单一，大多数只关注课程系统知识的掌握，从而出现了教多少会多少的现象。采用传授知识与传授学习方法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不仅能让学生掌握系统知识，而且还能让学生获得独立学习与更新知识的方法和能力。可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学习变被动为主动。 2.4提高教师自身素质 教师的素质主要包括教育理念、专业知识、文化知识、教育知识、实践知识、教育能力、科研能力、社会服务能力等。教师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教学方法的灵活运用与有效实施，会影响到学生专业综合素质与设计创新能力的提高，会影响到教学质量和专业人才培养的效果。另外，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教师现有的知识、技术会逐渐淘汰。因此，教师应该与时俱进，努力提高专业技能和教学水平，使自身素质不断提高。 二、课程教学改革应注意的问题 1.教师的教学能力 采用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的教学模式，以设置案例构建教学内容的方法，要求教师具有较高的教学能力和水平。教师应当在熟练掌握设计软件操作的基础上，要具有在木结构建筑领域良好的业务素质。同时，教师还应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在教学组织中，及时了解学生动态，分析学生所讨论出来的信息，及时作出正确判断，加以引导。为了使木建筑图形设计过程更好地衔接，教师应掌握多门涉及二维、三维图形设计软件，这样方便利用设计软件短时高效绘制图形表达设计意图，进而设计出优秀木建筑图形作品。 2.案例引入 在案例引入方面，要求教师到木结构建筑企业或建筑工地去搜集，把握好案例的难易程度。案例应清晰明了，既不能太简单，又不能太复杂，以达到实际的教学效果。案例的引入要以大家熟悉的建筑为主并作一定讲解，案例安排上由浅入深。 3.成绩考评 改变以往的卷面和上机考试作为评价标准，将成绩考评的重点放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注重学生的日常评价，提高平时成绩比例，把过程评价和学生的上机考试作为考核的主要内容。过程考核中按照学生完成任务的情况及项目的完成质量给予相应的分值。考试只注重实践操作，成绩比重由80%降低至60%，以此激励学生重视学习过程。 三、总结 从课程改革的教学效果来看，这种以构建案例为教学内容为导向的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的组织形式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在改革后的课程教学过程中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学生学习目标更加明确，能够熟练掌握建筑图形设计的方法和规律，学生的创新意识得到了锻炼，木建筑作品优秀率得到了明显提高，同学们在由南京林业大学和浙江荣事集团联合举办的“第三届‘荣事’杯木结构设计大奖赛”中取得了前三甲，其作品得到了专家评委们的一致好评。学生的专业素质满足了木结构建筑企业的用人要求。课程的改革提高了学生学习兴趣和主动性，老师授课的效率大大提升。当然，在今后的授课中还可能出现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教师不断探索和改进。 作者：杨小军 阙泽利 孙友富 单位：南京林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建筑图论文:景观设计教学与徽派建筑图式的融合 摘要：本文从徽派建筑图式的概念及景观设计的地域特性出发，以黄山学院景观设计课程为例分析徽派建筑图式介入景观设计课程教学的理由，最终探讨了徽派建筑图式介入景观设计课程教学的前提、原则与途径。 关键词：徽派建筑图式；介入；景观设计课程教学；思考 黄山学院地处古徽州地区，徽州大地上蕴含丰富而独特的地域文化，其中徽派建筑文化是一朵奇葩。将徽文化引入到景观设计教学中，让徽派建筑图式介入到课程教学活动中来，应是一种积极且具有建设性的工作。 1徽派建筑图式的概念 据社会心理学百科全书中的解释，图式是“代表个人对事物、人或环境的知识的认知结构。是对一个整体的抽象，侧重于许多事例的相似之处。图式可以帮助人们简化现实，帮助人们把外在刺激的若干细节与一个总体概念相联系，而与之不一致的信息则会被过滤掉[1]”。在艺术创作中图式既是指作品的外部形态，也指特定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环境给艺术家规定的心理定式[2]。因此，本文将徽派建筑图式描述为：在古徽州地区的民居、祠庙、牌坊、园林等建筑物的特征给人们带来的具有显著地方特色与可传承发展的传统建筑艺术总体形象和样式，其有着浓厚的文化内涵。当然，图式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沉淀的体现民族性和现代性的有价值东西。 2徽派建筑图式介入景观设计教学 景观设计学是一门建立在自然科学和人文与艺术学科基础上的应用学科，它要求对景观设计的理论学习和设计实践都应该从特定地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中获取养分。景观设计的地域特性给培养景观设计人才的教育教学带来启发。景观设计课程作为黄山学院环境设计专业的核心课程，景观设计也是该专业两大人才培养方向之一（一为室内设计方向，二为景观设计方向）。结合学校的办学定位和景观设计的地域特性，让徽派建筑图式介入我校景观设计课程教学改革，培养合格的景观设计人才，这既是我校办学定位所需，也是地域文化传承与发展所需，介入方式合理，将是一个多赢的局面。 3具体措施 3.1两个前提 首先，参加课程教与学的主体（师生）要理解徽州建筑图式特征，就如我们要欣赏一场篮球比赛，首先我们要懂篮球比赛规则一样。作为学习者和传承者要了解和掌握徽州建筑图式特征，诸如粉墙黛瓦、马头墙等。其次，参加课程教与学的主体（师生）要理解徽派建筑及其图式蕴含的文化内涵。要让景观设计学习者真正理解和汲取徽派建筑图式精华，为我所用，这需要学习者对徽派建筑及其图式的文化内涵有深刻而独到的理解。徽派建筑蕴含了古徽州的积极社会发展和变迁，反映了古徽州的民俗风情和审美情趣。通过学习，最终能设计出具有黄山地域特色的景观设计作品，为黄山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3.2原则 时空转移，对象变化，现代景观设计应该如何在传统文化中找灵感、汲营养？这是我们要正视的问题。在徽派建筑图式介入景观设计课程教学中要强调,学习和传承徽派建筑及其图式文化不能简单的复制挪用与拼接，更不能毫无章法的变化。教学活动前提是学习汲取徽派建筑及其图式文化中的精华,过程是彰显徽派建筑及其图式文化的主要特征,目标是促进徽派建筑及其图式文化历史传承,价值诉求是达成徽派建筑及其图式文化的创新发展。 3.3徽派建筑图式介入景观设计课程教学的途径 （1）要将徽派建筑图式介入景观设计课程教学活动，不仅是一场景观设计教学活动，而且是一场深刻的徽文化尤其是徽派建筑文化教学活动。文化指导教学部分应包括：①徽派建筑特征：尊重自然山水大环境、富于美感的外观整体性、较灵活的多进院落式布局、精美的细部装饰等；②这些特征映射的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科学、文化、艺术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徽派建筑蕴含了古徽州的积极社会发展和变迁，反映了古徽州的民俗风情和审美情趣，它在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生动展现深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美妙画卷[3]。（2）寻找传统徽派建筑图式与现代景观设计的契合点。现代景观设计作品要求体现出一个地区的自然条件，反映该地域的风土人情和审美取向。景观设计的构成要素要契合当地的人文风俗和人们的生活状态，需满足景观的三十几使用功能，此外，还应让景观富有更多的文化象征等人文色彩。地域文化是景观的内在精神，景观则是地域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徽派建筑的其特色和造型风格主要体现在古徽州的民居、祠堂庙宇、牌坊、园林等反映和体现徽派建筑风格特征的建筑载体。其中少数民居村落最为典型，建筑图式特征为：从外型上是粉墙黛瓦、马头墙；小门窗；结构上是曲折迂回、门楼重檐；风格是自然、古朴、隐僻、典雅。它蕴含着古徽州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文化意识形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观赏和使用价值。那么，我们在景观设计的教学中，要把古徽州民居图式典型特征粉墙黛瓦、马头墙，门窗、家具、盆景，以及它们所抽象出来的图形转化成现代景观设计的元素融入教学活动中，或是让学生完成与此相关的景观设计作品，或是创设条件让学生参加当地景观设计项目和过程，接受实践的锻炼和检验……这都需要我们将徽派建筑图式的特征与内涵内化于心，自觉地将徽派建筑的典型造型样式、图形等外化于景观设计的设计实践中，成为创作者由内而外的一种本能的文化表达与流露，达到物我同一、天人合一的境界。最终培养出能传承和创新徽派建筑文化的景观设计师。 4结束语 对于地方性、应用型本科院校，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课程教学活动中，依托地域文化，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具有本土文化色彩并具有重要审美意义的图式，并进行合理的运用，使传统文化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作者:耿佃梅 谢家荣 单位:黄山学院 建筑图论文:建筑图像走偏管理论文 多个灭点 同一图像中出现多个灭点的现象在当代中国建筑图像中比比皆是，早已不足为奇。然而早在文艺复兴盛期意大利画家兼建筑家阿尔伯蒂（Alberti）在《画论》一书中曾整理出的透视法只具有单一的灭点，表现的空间均为室内，似乎暗示透视的意义在于确定人在空间中的位置。而后来发明的双灭点透视则通常示人以建筑外部，无形中将观察者推出建筑也是空间之外。反观当今中国的建筑图像时，我们不难在建筑表现图上看到迅速风靡的片段的拷贝和大量地拼贴的痕迹，同时许多看似正常的表现图中存在多个灭点。 那么同一幅图像中为何会存在多个灭点？建筑表现介质——电脑，为这一现象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建筑表现的生产者——人，使得这一现象得以产生。 在建筑图像的制作过程中，存在着建模、渲染、后期三个阶段，一般使用AutoCAD，3dsMAX，Photoshop等软件。这些软件本身具有充分的精确性，然而，却又都处于人的操控下，因而最终的结果就自然有了人为的痕迹。并且在制作建筑图像时，一般都是将渲好的图像在Photoshop软件中进行处理，加入配景（天空，树木，人物等等）。由于Photoshop软件的局限性，在操作过程中只能依靠操作者的眼力使得加入的配景与渲好的图像基本保持同源，这样就很难表现出和建筑设计要求相同的严密的逻辑。如此这样也就炮制出了看似合理其实不符合科学透视法的图像。 两种空间系统 在当代中国建筑图像中，中国山水画的背景加上科学透视法的建筑，这种做法早已成为时尚，似乎这样生产出的图像更加具有意境，更具有文化底蕴。然而，这种意境的背后却隐藏着两种不同的空间观念：中国山水画与西方透视学。 中国山水画：由于受中国古代儒道思想的影响，中国艺术所依存的美学基础就有了儒道思想极深的烙印，因此中国山水画家的心中讲究的自然就是要容纳天地万物，才能做到吞吐自如、来去无阻。于是“因再现的艺术而追求表现，因表现的艺术而追求再现”便形成了中国画的一大特征。中国画所要求的画面意境是以有限的画面，表达无限的空间；这样，我们就不能把中国画中的空间理解成科学的透视空间。为了表达这种感觉，中国画家相应地又以散点透视法代替焦点透视法，这是在中国文化背景和思想中形成的视觉上的心理空间，即所谓的“心视”。 西方透视学：西方艺术则是受基督教的影响，认为神圣的价值在人和世界之外存在，需要去看，去听。他们所认为的三维与二维的相互关系是：“二维平面中的像是三维空间中的物在二维平面上的投射。”正如达芬奇所说的：艺术家必须“以镜子为师”，因而西方透视图像对于空间理念的认识，就是对自然实实在在存在的空间的认识，即科学的空间。而文艺复兴时期，诞生的这样一种具有科学品格的技术——焦点透视（也被称之为几何透视或中心透视）理论，更是从方法上为这种美学追求提供了技术保证。 然而存在着中国山水画与西方科学透视法两种空间系统的这种做法，被大量应用于当代中国建筑图像中，可谓古为今用，中西合璧。这种做法既违背了西方科学透视法也与中国山水画的“心视”相去甚远，但这种手法在当代中国的建筑图像界却极有市场，甚至于成为图像工作者的追求。“建筑设计的起点是问题的发现，终点是一种直指人心的境界。”建筑图像的作用是在建筑建成之前让人体会它的直指人心的境界，其实真正好的建筑在图像中并不需要过多的手法来表现，太多的手法只会画蛇添足。 渲染器里产生的光 光照亮并呈现出一切，而它自身却不可见。光既照亮了世界，又给人许多幻影。正是光的这种神秘特质，使它长久以来作为一个原始的隐喻符号象征着人的灵魂和精神。在柏拉图的洞喻中，囚徒从黑暗到光明的跋涉过程被看作是对自身灵魂的认识过程，只有在阳光下，人们才能认识到自身最真实的存在。然而当今的世界正逐渐进入图像与信息的时代，时间和距离正逐渐被消解，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世界上所发生的事，真实的场所体验可以被栩栩如生的画面所代替，人们了解世界的方式也由过去的叙述与体验变为图像与信息的获取。并且对于建筑而言，光不再是精神的传达者，而成为一种客观的媒介，在建筑表面呈现出各种不同表现。 光作为一种反映建筑的手段而存在着，但是当代的建筑图像中，建筑的光影主要来自于在3dsMAX软件中的渲染。在这个软件中设置模拟太阳光的平行光，从而使图像中的建筑产生光影效果。随着科技的进步，各种配合3dsMAX软件的渲染器不断地开发问世，现今的建筑图像已经能够逼真的模拟现实中光产生的效果。这种渲染器运用全局照明技术（GlobalIllumination），建立在MonteCarlo算法上，用于模拟光线的传播。MonteCarlo算法在光照分布计算中，通过光的能量传播介质——光子，直接模拟场景中光线的传播情况。光子由光源发出，贯穿于整个场景，每当需要重新定义参数的时候，就会依据MonteCarlo算法在可能的范围内随机进行定义，模拟光子的发射。光子生成之后，光线会一直追踪它，直到与场景中其他物体接触转化为第二次传播。当光子发生接触时，MonteCarlo算法会随机决定光子的反应，是高光、漫反射、反射还是折射。当某个带有漫反射属性的光子接触表面后，光子的能量就会附加到这个表面的光能分布上，存为光能贴图（illuminationmap）或者转化为这个表面的材质贴图。整个照明模拟计算可以大致分为三步：产生光子；光子在场景中运动；光子被表面接收存为光能贴图或是改变表面材质。运用这类渲染器得出的光影效果几可乱真，完全能够再现或表现真实场景，但却与古代西方所追求的光的精神寓意相去甚远。 注重科学减少“中国特色” 西方透视法传入中国已有五百多年，在不断流传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被加入了一些中国的文化特征，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西方透视法。 但不论怎样，建筑图像最重要的应当是其“科学属性”，是对建筑所处的自然环境的真实描述。衣服是不是好看要和人相配，建筑好不好要和环境协调。建筑图像可以追求意境和理念，但同时应当在科学性的基础上完成。重环境、重城市是设计的关键，那么为之服务的建筑图像也应如此。 建筑图论文:论建筑图像传播中的身体意象 建筑作为城市典型符号，成为承载当代人关注、评判城市及情绪表达的主要对象。近年来，随着大众对城市关切的逐步加深，大众传媒也开始介入原本属于专业传媒范畴的建筑与城市评论。北京《新京报》之《北京地理》副刊，创办十年，坚持定位大众阅读和大众视角，以身体和建筑组合式图像为传播主要元素；在建筑图像传播中建构信息和身体同在现场，强调身体对建筑和城市环境的感受力，充分调动阅读者的身体和心理反应，把一个个单独的建筑物同一群城市人的生命意义建立了内在的关联，进一步实现了图像与观者之间的能量交互。同时，在超越技术为核心的工具化思维，创新传播方式，实现建筑传播向人文关怀、社会审美甚至是大众情趣方向转移，形成建筑传播的多元化等方面，都做出了有价值的实践。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涉及千家万户的城市大规模改造和重建，造成大众对城市的关注度日益上升并不断形成焦点。建筑因其图像化视觉表现，势必成为人们对城市直接、典型而具体的评判对象。建筑本身图像化的媒体特征，在建构大众观看、扩大其大众影响力的同时，建筑也就超越了居住的实际物理功能，构成了文化和社会意义。同时，建筑对大众形成的单向和强制观看，一定程度上也侵害了大众观看和审美趣味的选择权。 建筑以其公共性和文化性特征出现在大众的观看和评判视野，大众媒体的强势介入，使得原本圈子化和专业化的建筑传播封闭格局被打破。近十年来，建筑传播形态开始分化、重组，原本以专业、技术为核心和进入门槛的工具化思维及其传播方式，开始实现向人文关怀、社会审美甚至是大众情趣方向转移，边界逐渐模糊和重叠，形成了建筑传播的多元化态势。 北京《新京报》创办十年的《北京地理》副刊，以建筑图像为传播的主要内容，强调建筑与人的关系，突出人的身体对建筑、城市空间的体验和感受，不但创新了大众媒体的建筑传播方式，也构成了很强的文化批评性隐喻。媒体的文化立场和专业禀赋，基本消解了建筑图像传播的明星化、娱乐化倾向，坚持了思想和艺术层面的品质和高度，构成了一次有价值的建筑图像传播实践。 一、 从“言语行为”到“形体行为” “影像在膨胀。回溯北京城市记忆，最好从影像开始。现在、过去、未来；黑白、彩色、数码，漂浮不定，一步之遥。”①建筑无疑以图像为第一表现形式，建筑图像除了纯粹信息传播，还具有事件性特征。当《北京地理》连续性图像在大众眼前出现，图像就成了（曾经发生过的事件）历史、生命过往的证人。图像证史，它不但在同我们讲述在某个地方或某个时间曾发生过的事，而是进一步把事转换成一个“事件”，并通过图像真实记录下的所有细节，还原成事件本身（包括时空）直接呈现在我们眼前。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体图像传播的就是一个现场，是一个事件发生的当下。每一次呈现，就是一次事件的还原过程，也就是一次“当下”的消逝和回归。 当然，《北京地理》的建筑图像的现场性呈现，具有描述性和评价性。并通过身体的同在现场才能实现这种描述和评价。建筑图像对城市的当下性意义建构，会使媒体观看者的经验认知中的当下和现场发生位移，这种视觉逻辑和观看节奏产生的转移，同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自我丢失。也就是说，当媒体建构的图像方式，与自我真实的感知之间和观看心理产生了一定距离，建筑图像构建的当下性，对观看者而言，它就隐藏着一种作用强大的感知转换甚至反转能力。因此，这就是媒体化图像的虚幻性和虚构性所在。尽管媒体没有虚构的主观故意，但这种因时差和空间变化，以及媒体二度创造的事实上的复制，就同彼时一次性真实发生的事实之间，总会产生间隔和距离。“从瞳孔到镜头到玻璃、橱窗和后视镜，街景是扭曲还是还原？直射或是通透的胶片提供了不同于日常的‘正视’经验，当左和右颠倒，前和后叠加，常规的观看效果被改写。虚幻、眩晕、辨认――是直射造就了蒙太奇以及叠影之间奇异的关联。但一定有什么东西消失了，桑塔格在《注目他人受刑》中抑郁的写道：‘然而图片与现实之间的区别，可以轻而易举地蒸发’。”《新京报》之《北京地理》编者按：《影像的建筑和城市构成的历史想象和现实场景》，2009年4月30日。由此，也就是人们常常感觉再现事实中的虚构和真实难于分辨的困惑。 其实，任何事件的当下性都是依赖身体性建构的。因为，当下只有直接作用于身体的直接感受才能产生现场和空间存在感。因此，《北京地理》绝大部分建筑图像，都充分使用了人的身体符号，通过不同人物、不同状态，产生不同的表现和情绪，同时，故意在图像使用上显得随意，让图像避免规整、呆板、空洞感，让图像内容不断活化产生动感，进而，传递出建筑图像内容的存在和拍摄者的身体感受，与观者共同创造媒体呈现图像的当下性和现场感。 当这些建筑D像在人的身体感受中成型，并产生符号化的图像传播时，图像中浸润着丰富的人的情节开始感染观看者，对观者产生身体到意识的诱惑和影响，观者在此时的当下，就会自然产生在现场的弱化想象，而对图像提供的感受产生更深的认同。显然，这种图像现场，是经过媒体处理并提供给观看者的加工过的现场。而媒体需要的正是催生弱化的想象，让观看者产生在现场的感知，才真正到达由媒体创造并控制的现场效果。 用建筑图像建构现场、占有现场、进而控制现场，这就是《北京地理》传播的事实路径和产业逻辑。当媒体控制了现场，就产生了视觉暴力，并顺势制造出观看者的注意力。显然， 《新京报》巧妙地使用了媒体技术，由此一直能产生正面催化力，让这种现场一个接一个产生并发生作用。当观看者一而再地产生在现场的幻觉时，观看者也就产生一种与媒体同向的判断能力，这就是对现场的强化效应。“这一现场的时光再现，被本雅明理解为‘是一种令人着迷的东西’”③[德]艾利卡・费舍尔・李希特著：《行为表演美学》，余匡复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1、150页。。当“一个观者试图抓住这个瞬间出现的光芒，本雅明认为：‘这是有呼吸的光芒’”。③也就是说，媒体用图像再现了身体性感知下的现场，就让观者重新经历一次这个瞬间的现场。而这个过程，无异于人的呼吸一样随意而经常。虽然这是虚构的当下，但仍然产生现场的感知。 媒体用图像建构的现场，成功地兑现了对当下的承诺：建筑、身体、风景，这些城市关键性元素，非常巧妙地组合在图像呈现中，就产生了逼真的现场效果。但问题是，媒体的这个建构过程，走的却是反现场反当下的路径。这种悖论在于，真实的现场往往有一个最重要的生成元素，即身体首先是以物质形态出现，形成身体与环境的直接对应，并进而产生能量气场，它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这种有机构成也是一次性的，制约了有机构成过程和环境的被复制。因此，这种感受也是不可重复的。而我们在看《新京报・北京地理》所呈现的建筑与人的图像时，就能明显地感到，媒体建筑图像还是虚构的现场，图像中的身体已经是非物质化非肉体化了，因此，作为观念上、学术上和美学上的现场，还是造成了一个非在场的在场性。 显然，建筑图像传播，是需要通过身体和关系的植入，建构一种社会性政治语境和文化语境。当一个镜框式结构图像，通过媒体广为传播，人为设计的关系图式依然会传递信息和建立叙事语境，顺利突破图像的限制，图像自然就在展示和观看模式中，顺势扩大了图像的信息和意义边界。而观看也是观看者再完成的一次自我判断。虽然，传播效果的不可控，是来自于观看者的身份的不可控，以及观看者的状态和情绪的动态化特征，因此，观看者并不能很一致地靠近传播者所主观设计的意图和现实场景中，这种不一致，就会产生认知上的俗性和神性的差异，而正是这种差异，反而构成媒体传播的丰富性和复合性效果。由此，人们可以面对的每一次传播和观看，就会产生这种一次性效果，而这种一次性效果就构成了媒体传播和观看的魅力。 二、 信息和身体的共同现场 身体作为一种历史观念，并成为体现特定文化和历史实践的过程，构成身体从生理行为到心理行为的印记。因此，媒体在图像传播中，植入身体和建筑、环境的关系，来制造、回访历史过往。而生动的传播和真实场景再现，需要身体和建筑共同生产出媒体的表演性和选择性。 而媒体设定的表演和大众的观看，通过图像会共同建构一种目光游戏。《新京报・北京地理》中有一组图像，在同一个场景中，植入不同的身体感受，而这种丰富而多元的感受信息中，目光会产生多元化分层，记忆的目光、同情的目光、渴望的目光、监视的目光、惋惜的目光、木讷的目光，虽然这些现场是媒体主观设计，但所有的目光都能不断突破媒体的主观控制，透射出观看者自身的态度和他们的判断。 《北京地理》建筑图像不断建构信息和身体的共同在场，在信息源流传播中，形成了从传播到大众娱乐层面媒体特有的表演性特征，并进而生产出观看的兴趣多次方叠加和评判的多元化形成。但媒体最终并没有让观看者终止在娱乐层面，而是把身体的状态和情绪深深地扎入图像的内在结构中，使图像观看穿透娱乐化表层，深入到媒体期待的社会价值判断的思考和评价过程之中。 显然，媒体传播的信息是被身体感受的信息，犹如建筑是承载身体的容器一样，信息始终通过身体符号发出和回收。这样基于生命感的信息来回流通，就带上了生命的温度，此时的媒体再造的现场，就能通过图像的完美创作得到当下的再现。 媒体在努力呈现并试图不断再现这些现场感受过程，其实，媒体调动的是观看者们产生观看的自我反应，让图像观看者生成视觉自动认知链条。当身体始终成为信息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有机地镶嵌在建筑图像信息之中，信息和身体同在现场就成为信息源和信息体的基本组合方式，信息传播才能防止观看被无意中断，并产生排除信息观看接收过程中的干扰因素，形成视觉观看自身保护气场。当观看者在身体和建筑环境构成的封闭式观看行为中，就会进一步调动并激活观看者的经验和过往记忆，内心产生情感和价值共鸣，由此，观看行为就转换为观看者自身的内心冲动和情绪付出，才真正实现观看新价值的再生。 虽然，这些媒体行为中有明显的图像制作和传播技巧痕迹，可一旦调动起观看者自身情绪，使得观看者在观看瞬间沉浸在图像的现场氛围中，这些人为的痕迹就会被观看者忽略，甚至被遗忘。公众需要关注并十分警惕的是，媒体制作和的图像，是否严守图像元素和细节的真实性原则，高度体现媒体的专业精神和职业操守。因为，当媒体的图像使得观看者进入状态时，实际上媒体的立场会非常明显地影响到观看者的态度，观看者的内心自我反应受到了媒体期待的一种特殊的意识控制，观看者自我审视能力和独立判断力会降低甚至某种程度的丧失，他们会置于被媒体建构的情绪调动并安排的低位。媒体虚构并不等于虚假，虚构是出于艺术表达的需要，而虚假就是误导观看者，这是要严格禁止的。这种由媒体发动，到观看者的自我情绪、情感甚至意识生成，反映了媒体通过图像制作技巧和传播，达到了制作者、传播者和接受者，一个观看反应生态系统的建立和净化。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媒体图像制作和传播的操作系统，最终会归并到一个从兴趣共同体到价值共同体的整个价值系统产生的轨道上。当传播与美学趣味、社会性、政治性话语连接，也就会在身体同在的基础上，进一步超越物质性存在，形成观看和价值判断的共同体。因为身体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身体的在场与缺席表现为具体与抽象的重叠，当身体超越个体和具体，抽空了具体内容的身体符号，就成为一种历史存在和抽象存在，身体就产生象征性。而媒体在图像中不断重现身体的存在感，是要唤回已经抽象进历史的身体，进一步强调的是观看主体和客观的图像客体之间，重新建立连接个体、具体的身体经历和体验，回归到感官再来一次经历的当下。虽然，我们知道图像所描述的现场与我们曾经看到并感受到、经历过的现场，已经被媒体提供的身体经历所替换了，但价值共同体欣赏和认知的一致性，会撇过这种差异，而追求认知的相对一致。这种经历重现形成的共同体，会随着媒体的导演和安排，进一步把身体经历和象征形成混合，产生一种新的历史判断。 虽然这种图像生产是媒体设计安排，并“预先规定”的。但事实上，在制作和传播中，人们仍然会遭遇三个问题：（1）媒体、图像与观看者的角度互换所产生新的解读意义；（2）媒体试图与观者形成价值判断共同体的未知性；（3）观看者不同姿态、不同方式的观看，会产生多元的甚至是对立的观看关系。这三个问题不约而同涉及的是，当图像从生产的私密性质转化为公开的大众观看，目光与对象会产生冲突和矛盾。由此，在媒体期待建构认知和价值共同体的愿望同时，由于角色转换、共同体建立的动态性调整、彼此观看的接近性与距离设定，在不同的观看者观看的亲身经历中，会分化、重构甚至会解体。这种传播观看过程，就犹如一种表演，其中的图像呈现和传播不可控地进入到了一个社会化的处理过程。当图像传播从相对专业、封闭的观看进入大众、开放的观看视域，任何社会化偶然因素都会导致传播结果的改变，不可控带来未知性。当传播构成社会化大众事件时，建筑图像就跃出了专业精英的范畴，沟通交流的标准势必上下跌宕。毫无疑问，社会的、心理的、政治的、美学的因素都会纠缠在一起，这种大众化观看的“联接”，其基础依然是身体的共同存在。观者身份的混搭导致图像解读权力多元，甚至会产生互换。但这恰恰是大众媒体在建构图像传播需要预设的风险。但无论结果是同流或者分流，未知性也正是媒体传播的另一种魅力所在。 图像观看以及价值共同体，是通过接通图像再现的身体与观看者身体的感觉联系，而这种连接过程，构成时间性。时间性身体聚合，产生社会化场景的时空挪移，历史事件的内容就来到时间意义上的现在和当下。 进入这种状态，观看者与制作者的角色都是重合的，甚至产生一定的转换。此时，以身体共同存在为基础，建筑和身体会进一步苟合，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和文化语境上的二元对立也会趋向缓和。至此，通过共同行为形成的价值共同体，不能完全被理解为是一种媒体虚构。作为一种被媒体导演而产生的观看判断的共同行为，到成为一种共同的经历形成，会产生一时的身份模糊，每个人的身份也就被暂时重构了。当观看者在不断调整他们的目光定位时，观看者身份也一定在断裂和重建中，被不断地定义和再定义。 三、 生命同在的能量交换 《新京报》之《北京地理》副刊的命名就是空间性概念。人群在空间聚散，看的感受和流动的节奏，产生身体动作和观看的视觉频率。其所选择的图像基本都有身体性动作，或者是一种动作想象，都构成动态特征，这类图像往往能使相同或者近似的人看得满足，甚至心醉神迷。这就形成气场，实现了能量交换。观看者即使到不了心醉神迷的状态，仅仅是构成观看与对象关系，其过程也会循环并释放传递某种信息。整个过程中，能量交互会形成兴趣和关注点为特征的视觉中心。观看反应，比如心跳、呼吸加快，身体的生物性反应，会导致产生阅读心理节奏的调整和变化。因此，图像的结构、视觉语汇、图像内涵和元素的对位性刺激等，都是导致并形成能量产生交换的起点。 尽管图像制作和是人为设计的，但这些能量交换的后果却是图像制造者和者无法预料的。因为在观看时，表面是图像的文本解读和学术、艺术判断行为，这些知识性判断及其逻辑是通过概念和理性思考获得的，仅是外在的表现，但人的内在动能却是受到生命力感应的支配，是身体对图像提供的信息产生直接反应。人们在看一些图像时，会产生共同的愉悦和满足，进而循环产生正面能量交换，并推高各自的愉悦感。同样，人们在面对另一类图像时，也会产生观看的抵触，因为理解的不一致，观看者会有身体不舒服的反应，甚至有厌恶感，产生能量冲突。 这种观看能量的循环和交互，不需要特别的安排，就是依赖图像本身，自然形成过程。只要图像出现，并形成有效的观看，相互之间就会产生能量循环。当观看者进入观看过程，其身体就开始输出和吸收能量，包括正能量和负能量。当退出观看过程，就意味着能量输出和交互的中止，一切都源自身体对图像的直接感受。 因为，看是一种目光的碰触，也就是一种媒介的方式。当《北京地理》用足身体和建筑之间形成关系的图像，按时推送到观看者眼前，图像提供目光碰触时，观看者目光就成为能量收放的支点。当媒体通过图像把原本属于“隐私”的东西，转换成一个公共观看的对象时，首先也是吸引目光的聚焦。当来自四处的目光在此触碰，原本恒定的二元对立的元素，如公开/私人、距离/接近、虚构/现实，就会形成对立或者妥协。而对观看者来说，也一定面临接受或拒绝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当各类观看者自觉或不自觉地面对图像，形成目光碰触时，身体就会产生一种神奇的感觉和幻觉，如果身体随着目光入图很深，人的精神性反应就会提升，并会造成某种虚茫或者一些意念上的各种假定。由此，观看的目光，会循着视觉图像的典型符号的导引，阅读的过程就是打开了通往心灵的路径的过程。所以，不仅是《新京报》之《北京地理》副刊，包括许多大众媒体都在传播中重用视觉图像，不断加强视觉化的内在原因。 《新京报》之《北京地理》充分建构图像的空间性，使得图像不仅具有作品特性，更具有了事件特性。用建筑和人的组合图像，图像本身就是一个空间构成，然后，不断地活用建筑和人的身体元素，变换场景的动态，就形成了一个个气氛空间。建筑、城市环境元素，一再通过人的身体把气氛烘托出来，再通过图像元素组合，让观看者回到这种气氛中去感受这种气氛，这种流动就是气的流动，空间就成为气场。它既可以让观者强烈感觉到这种现实气氛，也可去感受曾经发生的事件空间。因为人的身体敏感性，会对物及周边环境产生联想和想象，会让视觉中的颜色图像化和味觉化，气味也会幻化成画面和细节，当所有元素都形态化时，时间概念就被导入，并与空间结构形成对应。 图像有形的空间感，还原到物的状态时，需要时间的推力，形成人的身体认知和感受的张力，产生能量的聚集，通过时间的逐渐加压，形成聚焦的力量，向相同的方向挤压，就会造成空间变形，改变原有的空间感，形成人的身体能感受到的空间气氛。 图像的气氛就是通过地点和空间构成。当几何学意义上的空间变成有物填充的空间时，它的质就让人能感应到。而这一切，是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点和媒体建构当下现场的时间点，两个点构成时间流动的抛物线，这根无形的线就产生时间流动的推力。当时间在观看中形成，图像构成的气氛就创造出空间，气氛中所有的物和身体，都是在场的。因此，人们在看这些图像时，“身体、建筑、城市，全部是基于线型的想象。……视觉语言表达了一个不安、优越而局促的人需要找到安全的地方”[美]理查德・桑内特著：《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成熟》，黄煜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58页。。 时间性规定了人们的观看节奏和秩序原则。图像用各种层次表现着自然的光和影，而自然的光影总是摇曳变化的，图像本身的静态形式会降低光影的生动性，因此，《北京地理》所用的图像，基本都用身体和建筑构成的动态关系，来弥补这种缺陷。所以，图像同样也都能制造气氛和能量，只是摄影造就的图像，是对自然界光影的再次有机排序和能量重组。图像的光影表现力，不但造就图像的艺术和科学价值，更作用于人的眼睛，让人们注视的目光形成能量的入口。同样，这种由时空交织而成的能量，也会作用于人的皮肤甚至身体。因为人的身体是有机体，皮肤和肌体对光线特别敏感，而且十分有效。作为光影艺术的图像，S着能量的进入，显然还会对人的生理和心理产生重要影响。“道是光：光是无处不在的，所以要体验光就需要一个东西，一幢建筑物，一个特殊的空间。”②[美]理查德・桑内特著：《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成熟》，黄煜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19、120页。当图像完成这种时空建构，图像也就成为生命能量交互和聚散的气氛场。 四、 Y论 《新京报》之《北京地理》副刊的建筑图像传播实践，证实了媒体化图像普遍流行的现实和价值。大众传媒通过建筑图像的传播，不但主张了自身的城市文化立场，也成为大众意见和情绪的出口。伴随着城市化的深入，城市大规模的改造和重建，大众媒体强势介入建筑传播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但媒体是通过传播效果来体现其传播价值，显性标志是媒体的影响力的深度和广度。《新京报・北京地理》作为一个成功实践的典型样本，其通过媒体有效的图像生产和传播，巧妙地把观者的身体感受和图像再造的城市空间合二为一，不但创造了信息与身体同在的现场，同时在接通媒体生产和大众接受的感觉通道基础上，使得图像制作、和观看、接受，组成一个逻辑链条，进而形成趣味和价值共同体。 虽然，人们时常清醒并试图拒绝被过度媒体化，但大家又很无奈，因为，一个个远年发生的事件，其过程的一次性，决定了只有媒体才能让人们再一次感受彼时的一次性当下所带来的现场感和深切的体验。尽管大众知道媒体会适度地放大和夸张，产生媒体的表演性，而且这种表演还被不断复制，不断循环，其表演背后甚至有可能还隐藏着某种商业动机，但这种建筑传播依然不可或缺。基于媒体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和职业操守的规范和制约，大众能接受媒体出于传播效果考虑的适当变形和适度放大。因为，大众传播依然还是大众正视城市和建筑、发出声音的有效通道，观看者在观看中还能寻找到其中真实的余光。 当然，《新京报》之《北京地理》副刊建筑图像的传播实践，把事件现场的感知性体验变成绝大部分的媒体化体验时，也提升了媒体自身的文化批评意识和媒体传播的艺术水准。尤其是在图像制作中，始终坚持建构身体的现场性和建筑的在场，把一次性事件现场和媒体化现场合为一体，使得媒体化图像生产和传播成为一种可靠现实。虽然这个现场已经被二度甚至多次创造，但同反复扩展传播所造就的影响力相比，这种一次性是可以被忽略的。 在《北京地理》建筑图像传播实践中，图像的公共性观看意味着私密性被打破，观看者的目光就会表现出紧张的关系。但由于媒体的智慧化处理，就把矛盾、紧张、观看和碰触都融于一种关系互补之中。同理，《北京地理》的建筑图像中，尽管对此关系有较为充分的暗示，但图像本身应该为大众解读提供更为丰富的信息密码方面显然不够，包括图像内容的表面化和制作过于粗糙等，都暴露了媒体制作团队的艺术感觉和专业技术能力的不足。 《新京报》之《北京地理》副刊通过十年努力，造就了一个观看的狂欢，这种狂欢依然需要图像与身体共同在场才能实现。就像“在索尔兹伯里约翰与亨利・德・孟德维尔之间，存在着身体政治想象的鸿沟。一个是把城市想象成为有等级的身体生活空间；另一个则把城市想象成一个身体彼此连接的空间”②。 建筑图论文:建筑图纸防雷设计审查在防雷技术评价中的探讨 【摘 要】在防雷技术评价中，建筑图纸防雷技术审查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为了保证施工质量，建筑图纸必须符合一定的规范，才能正确指导建筑施工。本文更具在防雷技术评价中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采用一些与传统方法及标准不同的技术评价观点，对建筑图纸防雷技术审查进行了科学性的探讨。笔者认为，只有灵活运用建筑图纸防雷设计审查，才能做到防雷设计施工图的科学合理，对实际的建筑施工做出参考。 【关键词】建筑图纸；防雷设计；防雷技术片评价；探讨 0.引言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子信息系统以其优良的特点广泛存在于国民生活中，对国民经济乃至国民生活甚至国防建设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在建筑物领域，电子设备也广泛地应用到了建筑物内，成为人们办公、娱乐的新选择。而这时，防雷设备成为了一种避免自然灾害，诸如雷电物理作用的新型手段。雷电会产生电磁效应，不仅有可能击毁建筑物，而且对建筑物内部的电子设备造成很大干扰，这也是当今社会雷电事故经常发生，雷电损失越来越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建筑物的防雷首先要从建筑图纸进行设计，但是，由于设计人员水平不专业等原因，造成建筑图纸的防雷设计中往往出现错误甚至遗漏，给工程质量带来了一定的隐患。为了确保工程安全，笔者认为应该加强建筑图纸防雷审查在防雷技术评价中的比重，以严谨的态度、严格的步骤对建筑图纸的质量进行敲定。 1.建筑图纸防雷设计审查的具体内容 1.1审查的图纸 对建筑图纸防雷设计的审查一定要做到全面，总的来说，应该进行的主要图纸包括电气施工设计说明图、配电系统图、各层配电平面图、屋顶防雷平面图、总平面图、配电干线图、接闪器、等电位连接等施工大样图。另外，有些建筑物的施工过程及结构可能比较复杂，这时就需要提供建筑物的立体图进行参考，以获得对建筑物的直观感觉，保证防雷设计审查的准确性。 1.2建筑图纸防雷设计审查的要点 在建筑图纸防雷设计审查中，一些细节及关键部位需要特别重视，相比其余部位，这些点是着重需要进行复查乃至第三遍审查的。 1.2.1引下线 引下线一般是沿着建筑物的周围以均匀分布的形式安装的，在这种情况下，建筑物外围的角上特别容易受到雷击，因此，这几个点是防雷设计的重点，在审查时，也要进行重点审查。引下线是雷电泄流的唯一途径，因此，它若出了问题，直接或造成火灾或者其他不详情况的发生。引下线有两条，这两条线之间有一定的安全距离，这里的安全距离并非指的是引下线两条立柱之间的距离，而是两条引下线连接的接闪器之间的距离，一般情况下，二类间间距是18米，三类间间距是25米。目前情况是，很多建筑物都采用立柱之内的对角钢筋醉卧引下线。 1.2.2侧击雷的防范 建筑物高度超过他们的防雷类别的滚球半径时（一类为30米，二类为45米，三类为60米），应该注意防范侧击雷的袭击，均压环的设计应该合理，一般情况下，我们采用由外圈梁内链条水平钢筋构成的闭合回路作为均压环，而可能遇到一些建筑物没有结构外圈梁，这时候应该用两条热镀锌圆钢或者一条热镀锌扁钢构成均压环，两条圆钢周长不应该小于12米，一条扁钢的直径不应该小于40米。对侧击雷的防范在建筑图纸的审查中主要体现在对均压环的审查上。首先要注意建筑物均压环的起始位置，然后是均压环的规格要符合国家建筑部门有关要求和建筑物的实际情况，最后要注意均压环与大型金属物之间是否有预埋件。 1.2.3接闪器 所谓接闪器，即直接与雷电相接的一种避雷针，或者避雷网、线、带等各种形状，另外有着接闪作用的金属构件也是接闪器的一部分。一般采用滚球法进行天面接闪器的布置。一类防雷建筑应该独立装设避雷针或者独立架设避雷线，接闪器必须与地面及空中物体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然而，有的时候由于建筑施工的需要或者地形条件的限制，可能需要将接闪器安装在被保护的物体上，这时，其安装方法应该按照GB50057-94（2000）第3.2.4 条的规定进行安装，不能随意更改，且应该由富有经验的工程师进行接闪器的设计工作。接闪器必须能对设计的建筑物起到保护作用，其保护范围应该覆盖到所有建筑物。除了中高层的建筑物，比较低的建筑物的避雷带应该暗敷在屋面的受到雷击可能性较大的部位，中高层建筑物如果进行暗敷，极有可能引起墙壁保温层被击穿，其碎块从高空坠落，会对地面物体或者行人造成伤害。 2.内部防雷装置 2.1屏蔽与综合布线 建筑物经常会受到电磁波的干扰，这时应该加强对建筑物相互之间的外部屏蔽部件。应该架设一定的线路进行屏蔽，尤其是一些建筑物的顶部和设有金属部件的表面等具有大尺寸金属的地方应该将防雷装置与等电位进行连接。 值得注意的是，对建筑物内部的线路进行安装时，应该注意大回路的形成，因为回路有可能在雷电穿过时在瞬间产生大量的热量，严重时可能造成短路等重大事故。 2.2等电位的连接 等电位即是等电势。在一个带电线路中如果选定两个测试点，测得它们之间没有电压即没有电势差，则我们就认定这两个测试点是等电势的，它们之间也是没有阻值的。 建筑中的等电位联结，是将建筑物中各电气装置和其它装置外露的金属及可导电部分与人工或自然接地体用导体连接起来，以减少电位差。等电位联结有总等电位联结、局部等电位联结和辅助等电位联结。 总等电位联结（MEB）：总等电位联结作用于全建筑物，它在一定程度上可降低建筑物内间接接触电击的接触电压和不同金属部件间的电位差，并消除自建筑物外经电气线路和各种金属管道引入的危险故障电压的危害。 住宅楼做总等电位联结后，可防止TN系统电源线路中的PE和PEN线传导引入故障电压导致电击事故，同时可减少电位差、电弧、电火花发生的机率，避免接地故障引起的电气火灾事故和人身电击事故；同时也是防雷安全所必需。因此，在建筑物的每一电源进线处，一般设有总等电位联结端子板，由总等电位联结端子板与进入建筑物的金属管道和金属结构构件进行连接。辅助等电位联结（SEB）：在导电部分间，用导线直接连通，使其电位相等或相近，称作辅助等电位联结。 2.3浪涌保护器SPD 浪涌要安装在电源的前侧，比如要接在变电箱空气开关的前面，与空开并联SPD的工作原理：浪涌工作原理其实很简单，他并联入供电电路中，一段接电源，另一段接地，在他里面有一个特殊的导体，一种金属氧化物，平常的时候也就是低电压的时候电阻很大，接近正无穷，当电压很大的时候，电阻很小，相当于短路，于是雷击时候，大电压加载电源上，那么SPD导通，将电流泄入大地，对后端设备进行保护举例来说：浪涌要装在电源前面的是因为如果接在后面的话，那么断路器要先承受大电压，大电流，那么断路器就会跳闸或者直接烧掉。通常对于浪涌不能只安装一个，理论上要分3级，就是配电室，变电箱，家里小变电箱分别用1.2.3级浪涌，因为单独一级浪涌不能将雷电完全泄流，需要多级才能对末端设备进行良好保护。 3.结论 防雷技术评价工作是一项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工作，不仅涉及到许多学科的知识，而且需要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才能驾驭，这就要求设计人员不仅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知识，而且要有防雷设计的经验，且有良好的图纸感觉，能够对建筑物的防雷设计进行客观的感知。这样，才能保证建筑物的防雷安全。 建筑图论文:基于融合与创新思维的建筑图学教学改革 摘要：通过分析设计基础教学的三大主题与制图的关系，借鉴知名院校针对设计基础教学中，“图”之作用的梳理，提出建筑图学启发、协助设计，开拓主动思考的能力，引入人-物关系的新图学思路，希望拓展课程的启发性、思考性。 关键词：图；思维训练；设计媒介 缘起： 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建筑设计基础课步步引入名作分析、空间系列练习、材料与建构、设计思维和创新意识的训练，直到新的教学体系确立，其间教学目标、作业设计、教学模式都发生了极大改变。以此为背景，发挥支撑作用的建筑图学，教学内容仍为投影法和制图规范。两门课程衔接不当，表现为学生在设计图纸中暴露出表达困难和错误较多。另有课时一再缩减的困窘，致使与图相关系列问题的思索与改变迫在眉睫。 传统图学的教学目标定位于培养学生对基本形体的二维图示、图解力，三维想象力和建筑工程制图识读与绘制技能的掌握。工程图学的教学改革大多指向投影理论、三维造型与二维表达的关系、优化教学方法[1]，对建筑专业的设计特点针对性不强，欠缺与设计基础课的相互配合。单就建筑设计基础课而言，只掌握识图与基于投影法和制图规范的图纸表达还远不够。文章以设计基础教学作为图学改革的导向，利用递推法，由终极目标逆推使能目标，为图学与设计基础统一教学目标，使知识与思维在两门课中彼此渗透，构建以设计基础为主干的教学体系。以下展开对设计基础教学与图相关的三大主题分析。 一、不再单纯的图 1.图与思考――思维训练的启发。在新生入学伊始，导入以设计思维为核心的跨专业设计基础公共平台训练，以转变固有思维定式，构建对设计本质的初步认知。思维训练课程是艺术设计专业普遍开展的基础练习，结合我院“建筑与艺术设计”共生的办学特色，采取了跨越专业、课程界限的平台通识性教学模式，打破专业壁垒，提炼设计共识。课程强调艺术意识、设计思维、创新意识的基础性训练，启发学生思维的主动性和对问题的分析、解决能力。 通过以上作业，启发和开阔思维，使学生在以二维草图记录理性思考的过程中，积极思考图的作用，探寻适宜的图示表达方法，体会图在构思过程中，再现、加工、处理各种信息、协调脑、眼、手的复杂机制。借此构建图与主动思考的关联，学生体会到图示本身的生动性、创意性、丰富性的特点。反映到图学的教学，固然有其定量性、逻辑性、科学性的一面，却不应拘泥于投影几何和制图规范的理性框架里。结合思维训练，因势利导，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强化对图示、图解的积极思考，“对投影之外建筑图中渗透的空间和造型观念、观察方式、审美标准等诸多因素予以关注[2]。”同时鼓励创新精神，对既有图示方法的质疑与批判，促使“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接受并掌握当时的制图程式，并形成一种图示，以匹配实践需要，并调整和矫正不合时宜之处”[2]。 2.图与设计――建构体系中的图。继思维训练之后，是空间认知与建构的系列作业。折纸练习旨在颠覆经验中对“建筑”的固有认知，关注空间本身和系统的空间组织方式；单人空间与多人空间，引入功能、私密与公共、内部与外部，以及建筑设计的基本方法。对模型的操作，取代草图推敲，成为本阶段提倡的主要设计媒介。 在顾大庆的建构教学体系中，提出以“重要的三大工作媒介――模型、透视图、建筑图为基础展开的制作、观察、记录的不断积累和发展的设计过程[3]”。传统的以草图推敲方案不再作为推进设计深化发展的主要工作方法，图在建构体系中分化为两个角色：其一，观察。出于空间知觉的研究，借助透视图的手段建立对模型的直接观察、对比、空间和组织序列的认知。透视图的制作，关键在与“如何选择视点、调控光线、描述材质和表现场景”。其二，记录。在建构设计的不同阶段研究各有侧重，比如空间限定基本要素的表达、材质的表达、构件的组织，图强调适宜的比例。 图在设计中功能的改变，导致其形式与再现方式的转变。“建构教学中的图应体现建构特征，而不应沿用鲍扎体系的制图规范和评价标准[4]”。在东南大学的建构教学体系中，基于空间和建造这两个教学要点：对空间的表达，注重平面图、剖面图、室内空间透视图，弱化立面；对建造的研究，则注重材料、构的关系表达，以大比例1∶10的剖轴测图作为再现方式。 3.图与人。与学习工程制图的其他专业不同，建筑包含人的行为、体验、文化甚至情感寄托，建筑因人而生，与人密不可分。这一点体现在空间教学中，强调了人对单一空间品质的体验和多个空间运动中多视角的连续感受。因为建筑与人的关联，表现建筑的图纸就不能是仅仅反映“物―物”关系的投影法则和制图规范，例如体现室内空间透视，需要加入等比例人，才能相对真实地体会空间尺度；画透视图时适当视角与视高的选定，决定了最终透视效果与人眼视觉特点是否一致。 另一方面图示再现的过程中，夹杂着复杂的人的心理，蕴含视觉、思维、审美等主观心理活动。“针对那些企图用算法来穷尽世界的做法，即使算法已经足够复杂，痛苦和欢乐，对美和幽默的鉴赏、意识和自由意志也不会自然涌现出来”。在建筑方案阶段尤是，图纸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正是人类思考、情感、文化积淀自由发挥的缤纷呈现，那么图在客观性、清晰性、科学性的表达层面上，另含了主观性、创新性的又一层面。甚至一些源于视知觉心理特征的图示方法，已然固守为建筑制图方法中的约定俗成。像是立面图中门窗洞口和轮廓线加粗，正是源于依格式塔心理学中与人的深度知觉有关的“图-底关系”规律；建筑表现图中由对比度、清晰度的梯度变化，引发视觉上的深度感，也可由心理学家提出的知觉梯度理论解释。 这些基于心理学概念的制图经验，往往类似制图规范一样灌输给学生，后者并不知其所以然。既然图与人的认知心理、视知觉有密切关系，那么在图学教学中，以知识渗透的方式传递给学生，使其能以视觉思考的模式思考制图，而不被拘禁在建筑图表现的图式概念中，以致限制了图示创新的自由发挥。 二、教学应变 明确以上联系，转译于图学教学设计中。布里格斯（Briggs，1977）把教学设计的目标、教学、评价称为计划的三个关键点，必须确保这三方面相互一致……并把发展评估工具至于课时计划之前[5]。以下结合教学目标与评价，在确保图学传统教学目标的基础上，思考与设计基础课加强融合渗透，体现创新思维的图学改革方向。 1.构建图与设计的关联。引导学生构建图与设计的关联，发挥图学协助设计构思与表达的效用，充分认识图之于设计的再创造、对设计问题的逻辑思考与推理演化、于纷繁复杂的设计要素中逐渐理清脉络所发挥的作用。 评价机制体现在相应教学时序中，以设计基础课的作业为题目，练习相关图示的画法，鼓励透视图基于设计理念的创意表达，同时体现人与空间的关系；空间作业中复杂剖面图与剖透视的绘制练习。如此一来，把设计基础训练题目与图学课的平时作业建立联系，使学生体会到图学课习得的制图技能发挥辅助设计的作用，弥补了设计课重模型、轻制图的弊端；这种方式也能及时反馈教学问题，调整教学进度。 2.主动思考和批判精神。通过问题式教学法，改变学生被动灌输的学习模式，结合制图的创造性特点，引导学生对既有图示表达主动思考的能力。掌握以设计意图的表达为目标，经由个体主观思索，恰当选择制图内容、图示方法、比例，就是解决画什么、怎么画、画多少的问题。相应评价设定在教学过程中。特定问题导入后，学生对问题先行思考，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呈现。例如分析建筑平面图的组成要素，提前以思考题布置，在课上以学生说的模式展开教学，激发学生主动思考的意识。 弱化制图教学自身系统性的深度追求，搭建与设计课在教学内容、时序和进程的关联，协助促成良好的外部学习条件，以保证最终整体的教学效果。 建筑图论文:北周至隋时期的建筑图景 【摘要】魏晋发端的自然主义审美的山水画，事实上在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找到与这种审美相契合的艺术形式，山水景观与楼阁界画相结合的宫观山水，带动了青绿山水样式的独立与成熟，而界画也最终成为中国画中一个独立的门类天水石棺床屏风画，是早期山水界画的雏形，通过对这些建筑图景形式及绘画风格的分析，不仅使我们看到北朝晚期至隋唐建筑山水画的造型特点，同时也为考察山水画从萌芽到成熟的发展轨迹提供了例证 【关键词】天山石棺床：屏风画；界画；宫观山水；青绿山水 1982年6月，天水市上水工程指挥部在市区石马坪施工时发现一座北周至隋之间的古墓葬。该石棺床屏风石榻中正面有5扇屏风，左右各分列3扇屏风。这套图像明显的特点是其一，11幅图像的视觉结构之多变是前所未见的，即以仰视、俯瞰和平视的视角表现了三个角度不同的山水画面，这种全新的观看方法，预示着隋唐时代中国山水图式成熟的结构即将出现：其二，对比北周康业墓石棺屏风画及北魏的石棺线刻的山水母题，这套图像中亭台楼阁等建筑的比重明显增大，运用了简劲有力的界画线条，以及单纯肯定的结构处理，更倾向于早期界画的一些风貌：其三，母题是早北朝时代墓主生活图像的延续，众多人物穿插、活动于亭台楼阁、山水树石间。这些线刻采用平地减底的雕刻技法，雕工精湛，内容丰富，是了解北朝晚期至隋的线刻技艺渊源与传承情况的宝贵资料，并由此可以对中国汉唐之间界画与山水画发展的关系作一点探索。 一、石福屏风图景概况及“界画”概念的界定 根据《中国美术辞典》关于界画有两个含义其一，即“界划”，“画”读入声，中国画技法，指用界笔，界尺划线的一种方法：其二，是中国画中的一种，界画指亭台楼阁、宫室、器物、车船等，而且界画并不是每一笔都用到界尺画线。在东晋顾恺之的《论画》中，第一次出现了“台榭”的说法，“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隋唐时又被称为“台阁”“屋木”“宫观”，到了宋代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中，才有了“界画”一词。元代陶宗仪在《辍耕录》一书中将绘画分为十三科，其中就有“界画楼台”一项。界画和其他绘画科目相比，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要求准确、细致和工整。因适于画建筑物，与工笔描绘的其他景物，合称工笔界画。 天水石棺床屏风画蕴含了独特的建筑图景，从对局部到整套建筑图景组合的认识，为了解南北朝晚期至隋朝萌芽期界画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天水石棺床的屏风图案具有连贯性，以正中的屏风6为中心，其余图案围绕这幅图案为轴心，左右依次展开，部分图案还存在着对应关系，如屏风4与屏风7、屏风2与屏风10等。石棺床围屏的整幅画面以主人夫妇对坐宴饮为中心，分别刻画出宴饮、车马出行、亭台楼阁、狩猎等日常生活场景，这种摆放的顺序，使得各屏风画面之间的逻辑关系更加紧密，所体现的墓主人家居生活、祆教祭祀等主题更加明显。（如图1、图2、图3） 二、天水石棺床屏风图景的艺术表现特征 绘画是由构图、造型、用笔、色彩等因素构成的，对其形式因素的研究与探讨，有助于我们深刻地把握天水石棺床屏风画的艺术特征，从绘画表现手法的渊源来看，主要来自北朝工整细密的线描绘画语言，特别是处于萌芽期的山水界画传统。 （一）线条 谢赫在“六法”中，将“骨法”和“用笔”相连，明确地指出了线是中国绘画造型的根基。天水石棺床屏风画的用笔，画线工整，结构清晰，疏密有致。宫殿建筑勾栏望柱整齐，脊兽瓦垄一丝不苟，建筑物富丽堂皇，即使是屋顶部分，也根据坡度的曲直快慢，线线相连，颇有一鼓作气之感。此外，画中的各种配景，因质地不同，画法也不尽相同，用笔疏密、刚柔、浓淡运用自如，充分体现了南北朝时期绘画所流行的“春蚕吐丝”的韵味。 （二）屏风画的空间表现 南北朝时期的画家已经通晓了空间进深的诀窍，姚最《续古画品录》中“咫尺千里，而瞻万里之遥，方寸之中，乃辨千里之峻”，已明确地涉及了透视问题。 天水石棺床屏风画像在空间表现上，主要采用深远与平视、散点与俯视巧妙结合的多种透视手法，使整组建筑的远近、向背、相互关系、凹凸穿插都表现得清楚明确。就建筑物的透视关系和画面的紧凑而言，明显地受到了南北朝时期“台榭”画法的影响。 例如屏风5的整个画面以一曲尺形长廊占据了主要的篇幅，其透视图景更难掌握，画师却画得准确适度，扭曲无不协调的感觉。长廊两侧景致尽收眼底。左侧分布着假山花木，右侧则是池塘荷花。另外，在长廊左侧的围墙旁，隐约可见一童子正向墙外探出。画师采用侧面俯瞰描写，并同时画出了建筑的正、侧、顶三个面，使形象完整、饱满、立体感强。画面分远中近三层，层次分明，具有咫尺千里的深广空间感。这种表现建筑空间的“深远法”，在汉代画像砖石中就有出现，即俯视的表现方法。面对如何将宏大的场面统一在一个窄长的画面中，画师采取了不断移动视点的方法，使用俯瞰的角度把不同方位的人与景组织在同一画面上，同时单个物体运用平行透视的方法，布局分明，繁而不乱。 （三）构图 从画面构图来看，天水石棺床屏风画像在画面构成及处理手法上具有独特之处。天水石棺床屏风画像是以亭台楼阁等建筑群为主体，衬托树木、云气、流水，将墓室主人夫妇生前的种种活动和情节巧妙地安置在园林的各个角落，画中的多种情节，跨越了时间和空间而展开，画中的各个人物在建筑的互相连接和交错中，合理穿梭、行走，所有的情节既富于变化又相对统一，在总体构图上呈现出“异时同图画”的特点。“异时同图画”指在同一个画面上表现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发生的故事中的若干个情节。 最为明显的是刻画粟特文化中常见的狩猎题材的屏风11，画面中山林沟壑，上首有一身披甲，头戴盔，手提戟的男子，骑马似乎在山林中寻觅猎物。中部则有一身着紧身短袖的男子，正拉弓射向迎面扑来的老虎。下部也有一男子，正在山谷口拉弓射箭追赶逃跑的鹿。三个情节融于一幅窄长的画幅中。这种巧妙的构图，追溯起源，应是受到魏晋南北朝山水画或山水情景画构图影响，如《洛神赋图》长卷，疏密得当的人物活动安排在不同的时空之中，自然地交替、重叠，通过山水景物的变幻、组合，展现出时间和空间的美。它强调主观化地表现构思意图，让所画的内容按构思的需要在时空关系上自由地切换。 三、天水石棺屏风图景的艺术渊源及其反映出的艺术发展轨迹 “艺术作品就好像一个窗户，通过它人们可以观察到窗外的世界。”通过对天水石棺床屏风建筑图景的分析，我们不仅可以从中了解其艺术表现的特点，更重要的是看到其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绘画风格的继承与创新，和对隋唐山水画发展演变的影响。 （一）南北朝“密体”画风的传承 天水石棺屏风以建筑园林作为主景，衬托树木、云气、流水，构成浑然一体的景致，运用的是魏晋南北朝盛行的“密体”线刻手法，尤其是建筑画风格与山水画的结合，体现了南北朝时期人物及山水绘画风格对其的影响，代表了北朝晚期山水视觉范式的特点。 汉代开始出现表现建筑艺术的绘画作品，以汉墓室壁画和汉画像砖为代表，河南密县打虎亭出土的“地主收租图”，画中仓楼造型比较准确，刻画工细。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动荡，战乱频繁，但绘画艺术却得以迅速发展，出现了有画史记载的第一批画家，如卫协、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等，他们的画风成为当时民间画工与石刻工匠依托的范本，广泛流传，也成为贵族墓室壁画及线刻艺术的参照。这一时期流行两种画风其一是以顾恺之、陆探微为代表的“紧劲连绵，循环超忽，调格逸易，风趋电疾”的“密体”画风：其二，是以张僧繇为基础的“思若涌泉，取资天造，笔才一二，而像已应焉”②的“疏体”画风。但高古游丝描为造型基础的“密体”绘画技法，已基本上引领了南北朝整个绘画领域的面貌。 该时期人物画的成熟以及山水画的萌芽都对界画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楼阁建筑和舟车工具等界画元素仍处于点缀与陪衬地位，但已由秦汉时期的简朴稚拙发展成为工整细致的风格，并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有文献著录陆探微擅长人物画兼工界画，被时人评为“屋木居第一”。他以笔迹周密的“密体”而闻名画坛，可以推断其界画皮属精工劲力一派。传顾恺之《洛神赋图》（辽宁本）中楼阁式龙舟以及《女史箴图》中床榻等家具，结构准确，笔迹平直工整，是目前含有界画元素的最早卷轴画。 （二）对隋唐宫观山水发展的影响 从南北朝晚期至隋唐，是一个建筑技艺大发展的时期，建筑的繁荣带动了建筑绘画的进步。源于建筑工程图的宫观楼阁界画并不是一味地发展它的实用性，它往往与人物故事画或山水画相结合，展现着它的艺术性。张彦远认为山水画摆脱附属于人物故事画的状况，乃得益于几位画家的实践，如北齐的杨子华、隋朝的展子虔，唐初的阎立本、阎立德兄弟。《历代名画记》中展子虔“触物留情，备皆妙绝，尤善台阁”的艺术涵养，也可以窥见早期宫观山水画的审美追求。 我们如果留意画史中记载的北朝至隋那些“精意宫观”的画家的生平，不难发现，他们都是一些身居高位的贵族官僚杨子华是北齐人，御用画家，号为“画圣”：展子虔则是由北齐入北周、隋的画家，他成名于隋朝，为朝散大夫、帐内都督，为宫廷贵族服务的性质，以及画家们本身的显赫贵族身份，决定了宫观山水以表现王公贵族的生活为核心的方向。事实上，北朝和隋唐宫观山水的创作正是当时贵族上层富贵奢华的生活，以及他们“逃世”“游仙”思想和盛行的求仙访道的风气的反映。虽然这种创作形式运用于墓室石棺床围屏风上还很稚拙，但反映出的却是这一时期宫观山水发展的基本水平。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富强辉煌的盛世时期，大兴土木建造了各种宫观园林、豪华殿宇，因此，宫观山水在隋唐也得以更加蓬勃发展。 （三）对隋唐山水画的影响 工整匀细的宫观界画作为山水画的一种风格形式的出现，对青绿山水画的发展有不容忽视的贡献，它使得吉绿山水具有了金碧辉煌、工细典雅、多姿多彩的艺术特色。 隋唐的山水画始于宫观山水。六朝至隋初这一阶段，是山水画发展的停滞阶段。但隋代的南北统一，给山水画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局面。而山水画的发展，首先表现在隋代和唐初的大兴土木即宫廷、台阁的大量建筑上，有很多画家本是建筑家，如阎毗父子三人。在设计建筑时，便要绘画大量的山水背景，直到唐初的阎立本、阎立德“渐变所附”，使山水脱离于宫观建筑图，为李思训的山水画成熟奠定了基础。如传李思训的《江帆楼阁图》，立轴，绢本，青绿设色，画中宫殿工整细腻，山石用墨线勾勒轮廓，石绿渲染，构成画面葱郁浓密的富有装饰意味的面貌。从中我们可看出当时的园林题材绘画还是偏重于工整细密，倾向于界画的一些风貌。由此总结，早期山水画的技法形式多渊源于人物画和宫室台阁。人物画和宫观台阁本身需要进行精谨细致的刻画，所以勾线填色显然是很合适的，但用光滑细挺的线条很难勾画山水树石的质感和变化，（“春蚕吐丝”线条格调高古，但勾勒所有山石、树木皆用之，便有缺憾）。真正把山水画脱离“宫观”的是吴道子变革的山水，他把人物画的线条移到山水画上，他的兰叶描兼蚯蚓描，粗细随意，气势磅礴，这种笔简意远的“疏体”，粗放的逸写，与那个时代李思训继承的工整巧密的宫观山水相比，开拓了一种创新之格。 四、结语 元代汤星在《画论》中曾说过“世俗论画，必日画有十三科，山水打头，界画打底。”从中不难看出对界画的贬低和轻视。界画在文人画盛行的时代为文人画家所不齿。这种观点有些片面和偏颇，魏晋发端的自然主义审美的山水画，事实上在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找到与这种审美相契合的艺术形式，山水景观与楼阁界画相结合的宫观山水，带动了青绿山水样式的独立与成熟，而界画也最终成为中国画中的一个独立的门类。界画中通过建筑、山水、人物之间的关系，体现出天人相合，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意趣之美。存在必然有其可贵之处，也必有其独到的艺术魅力。 天水石棺床屏风画，是早期山水界画的雏形，透过这些并不复杂的建筑图景，不仅使我们看到北朝晚期至隋唐建筑山水画的造型特点，同时也为考察山水画从萌芽到成熟的发展轨迹提供了例证。 建筑图论文:土建工程施工建筑图预算误差原因与处理策略探讨 【摘要】本文分析了土建工程施工建筑图预算产生误差的原因，提出了如何处理好土建工程预算时出现的误差，从而最小地避免对工程全局的影响的一些见解。 【关键字】土建工程；预算；误差；原因；处理 土建工程开工前的前期预算工作意义重大。其内容包括对施工过程中的所有材料、设备、人工以及后期的装修等，还包括以及图纸策划、模型建造等一系列成本的综合计算。这些成本预算将直接反映在土建工程施工建筑图预算上。建筑图预算数据是土建工程在开工前的最重要的参考数据，企业将依此来完成施工计划的规划和具体实施计划。在预算的工作中，一个小环节的偏差就极易导致整体预算结果的错误，从而影响建筑施工的整体计划，甚至有可能影响整个工程的进展。因此，土建工程预算中重视误差处理对于土建工程意义是十分重大。 其实土建工程在施工后发现实际情况与预算存在误差是很正常的现象，地解决这些误差问题问题，需要从多个方面着手。 一、认真分析影响工程施工建筑图预算编制结果误差的原因 施工单位对其施工对象有一个预期目标，将完成和实现工程建筑项目的所有成本控制在这个预期目标值附近，是静态的建筑施工图预算（静态）投资。其具体指的是在建筑工程项目开始实施前，预测项目的所有费用，是区别于动态工程结算（动态）的另一工程计算项目。这种预算编制具有超前性，其本身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先天性的无法避免的误差。影响预算准确性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建筑设计在建筑施工时经常发生修改与变更 设计技术是否规范、设计是否符合标准、设计手段的选择、地质勘察资料是否全面科学、建筑材料的选用等客观条件直接影响着建筑工程的设计施工。当一些客观条件发生改变时，需要进行相应的更改的是建筑设计，而预算时恰恰缺乏这种预见性，导致的结果就是超出预算。 2准确预算建筑工程量，全面计算工程的各种消费 对建筑工程量的计算是建筑工作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施工建筑图纸的清晰度、是否全面、正确都直接决定着建筑工程量的准确性。在市政道路、桥梁及一些安装工程项目中，材料用量和工程量表，在图纸中通常会有明确的标著。对于工程量表的计算方法、数量统计以及材料用量表是否符合工程量的计算规则等待，都需要通过专业人员校核后才可使用。 3同一建筑设备，在材料价格上存在的误差 国内的建筑行业，对于同一建筑工程由于多家厂商竞争生产，价格混乱时常发生，缺少统一规范的市场，即使同一种型号的设备报价也不一，从而使得设备材料预算价格同结算有很大的差距。 4工程施工中一些因素影响预算的结果 设计、决策、实施是任何一项建筑工程都必须要经历的三个阶段，在实施阶段之前进行预算，预算是建筑施工图在设计阶段中的产物，这就决定了预算的局限性。第一、建筑材料价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决定着建筑材料的价格，价格随行就市。依据建筑工程造价管理部门定期公布信息价调整预算建筑材料价格，价格将会有不断的变化。第二、国家政策性调价对预算的影响。第三、没有考虑现场签证。现场签证产生的原因包括：地下障碍、土方坍塌、基坑排水、自然灾害、文物等，这些是建筑施工期才会出现的因素。 建筑施工图预算是根据材料预算价格、施工说明及施工图纸、费用、预算定额等编制的，它是在理想状态下编制出来的产物。结算的编制还包括建筑设计修改或变更、图纸会审纪要、建筑施工组织设计、建筑材料价差等方面，这些都是建筑施工图产生误差的原因。 二、控制施工建筑图预算图误差的策略 1、对参加竞选的招标单位以招投标方式选出 由于一项工程的竞争者较多，应以竞标的方式选出最适合的施工队，在招投标精选的整个过程中，要求从所有投标者中挑选出有过硬的技术、良好的质量口碑、较高水平的管理和有着精良的装备及合理的报价，这样一支优秀的施工队伍，这样的队伍技术力量相对过硬，在建筑施工中能较好地解决技术难题，有利于控制建筑施工图误差的发生；即使发生误差，技术力量过硬的队伍也能以较小的代价更好地解决问题。 2、全面控制建筑工程造价 对于整个建筑工程来说，最为重要的就是决策过程，这是决定工程成功与否的关键，因此，施工队应该将工程决策作为重点工作目标，以制定最优化的工作方案为主要目的，有利于控制施工图误差的产生和解决。在设计建筑工程施工流程时，首先要对工艺流程严格把关，做到事前的全面控制，尽量全面考虑各个预算环节，做好设计预算好环节的各项事宜，同时使得设计人员积极参与其中。实施建筑工程时，选在购买材料及施工设备前做好充分的市场调研，比较一下市场上各种工艺、材料的性价比，尽可能地减少在所有施工环节上的浪费现象，进而避免误差的产生。 3、加大力度进行监理工程质量 做好工程监理工作无疑对避免和处理好施工图误差作用极大。每项工程想要保证在保质保量的前提下同时不影响工作进度，应再施工时找有力度公正性的监理进行监督检查以便工程在质量过关的前提下按时竣工。在工程进行过程中，工程的结构、不同型号的设备、新进引进的技术、技术创新方案的改进等都对控制投资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这些过程中，常常会发生建筑施工图误差。而控制和解决施工图误差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决策，正确的掌握决策阶段是做好建筑工程监理工作的重点和关键。尽管在施工时期，想要达到投资最小化，有效节约是很难得，但出现施工图误差的现象确实很容易发生，因此要特别注意决策控制，避免施工图误差产生浪费的现象。为实现一个良性的建筑工程工序，达到最大的经济效益并提高建筑工程的质量，必须要有有效的监理进行质量监督、管理、签证以及预结算审核。 4、准确计量建筑工程中的各种预算，在预算审核时加强力度 在预算工作结束后，应立即进行复算，以便能够有效避免算错包括少算、漏算等计算问题，以便提高预算的准确性，从而可又尽可能地减少施工图预算误差的产生。由于预算时过程便很复杂，在复查时，需要建筑预算各种收费是否符合比标准上的要求，工程质量得以保障。 结束语 工程预算不仅是一项需要细心、耐心的工作态度和信念，它更需要专业工作者有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工作习惯，职业道德良好和专业知识扎实等，并且要求工作人员不仅要充分熟悉掌握工作程序、定额内涵、子目内容、工程量的计算规则，还要有丰富的建筑工程第一线的实践经验。施工图预算的编制需要收集工程相关基础资料，继而进行细致调查研究才能着手开展工作，从而最大可能地缩小建筑施工图预算误差。 建筑图论文:建筑图纸上扣着个八卦 30岁的建筑设计师汪琦是北京一家外资设计院的项目经理。他的工作是在设计院与开发商签订某块地的建筑设计协议之后，带着手下的建筑设计师一起做规划图纸：包括那块地的整体规划、楼里的布局、给排水系统等。他工作的另一部分就是根据客户的意见修改图纸。 2012年年初，河北唐山一家房地产开发商对图纸的修改意见让他和他的同事大跌眼镜。这个项目是一个独幢别墅的设计，开发商那边负责与他联系图纸修改意见的总工程师，给他发来的一个CAD格式的文件，转达的是风水师的修改意见。“打开一看，他们的设计图纸上竟扣着一个八卦图。当时我们都惊了。”汪琦说，“我从事建筑设计行业七八年，做过的项目不下50个，也经常遇到客户根据风水提出修改要求的，但这么直接的还真是头一遭。” 风水师改建筑结构 “图纸上那个八卦图的中心正好在那块地的重心上，我还想呢，他是怎么把重心算出来的。”汪琦说，设计图纸被标出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个方位，以及各自代表的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性质和自然现象，还标明东南方应修一条河，西北那边的楼要建得更高。 当时项目已经进入尾期，如果根据反馈回来的图纸上的要求，整个设计都要进行很大改动。“这种意见都是可以商量的。”跟对方总工程师商量之后，风水师就把原来要修的一条河改成了一个小水池，西北最远的一幢楼加高0.5米。 汪琦说让他们纠结的另一点是这个项目居然换了两个风水师，“这两个风水师的意见还不一致。”第一个风水师的意见有三点：一，所有户型厨房必须放右边去；二，卫生间只能放在西南或东南角；三，车库必须在出门左手边。 这样的改动已经打乱了原有的设计，如果要改，连建筑结构都要变化。正要和对方沟通能不能不改，对方撤掉了这位风水师。“估计是他们老总觉得他算得不准。在图纸上扣上八卦图的是第二位风水师。” 汪琦说像这样找风水师来看图纸的占到他接手项目的一半以上。“刚做建筑头两三年，开发商只是零星提出一些风水上的要求，比如说门梁上不能横着放一根柱子。但2012年和2013年明显感觉很多人都有往风水上靠的趋势，提出的要求系统化了，比如这次，业主就找来了专门的风水师。”一般只有高档住宅比如一次能卖几亿元的两千平方米独幢别墅，才找风水师定制，他说，“像万科、金地这些开发商，连砖、路的宽度都是标准化的，而且都是修楼房，开发商也不太注重。” 汪琦观察，客户找风水师的目的之一是为了项目卖得更好。“找风水师看过的楼盘卖得更好吗？”汪琦觉得，还是跟年份有关，“2008年的时候房子卖得特别好，2009年一下子不行了，2009年到2011年又疯涨，到现在又不行了。” 但是汪琦也不敢断定风水真的没用。他观察过通州一个名叫“运河上”的楼盘，每一户都是修成中式风格的四合院。“2009年开盘的时候卖得很不好，自从把四合院的小门改造成旧时王府风格的豪华大门之后，销量一下子好了起来。”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分析，开发商可能请风水师看过改造了。但“运河上”的销售小姐告诉记者，实际上他们一开始的设计就这样，只是2009年的时候还没建完，2012年才全部完工。 和汪琦一样，很多搞建筑的专业人士对风水的心态和他类似，对于风水多是宁可信其有不敢信其无。汪琦说业内有不少关于风水的传闻。“为什么北京地铁晚上11点以后不运行？传说是1969年开通的北京地铁二号线破坏了很多坟地，有一段出了几次事故。后来一个风水师就说，必须在晚上11点停运，收班时还必须空车绕一圈，将被惊扰的亡灵带回原来的地方。据说现在还是按这个在做。” 另外一个传闻是：“朝阳门内大街81号院的两幢西洋小楼是北京著名的鬼宅之一。这幢大约建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洋楼，是1900年光绪皇帝赐给英国人的教堂。后来教堂被国民党军官占用。这位军官仓皇逃往台湾时，扔下了家眷。他的一个姨太太就在里面的一间屋子上吊自杀了。后来60多年一直没人敢住进去。网上传言风雨交加的夜晚或圆月夜，房间里会传出哭、摔玻璃瓶的声音。”汪琦说，“与这幢洋楼隔一条街的森豪公寓也被说风水不好，位置挺好，卖不出也没人敢住，传说就是因为曾有工人失踪。据说2001年夏天的一个晚上，3个喝多酒的工人跑到森豪公寓地下室去撒尿，他们下去20多分钟后，一位老工人看到洋楼的窗户里忽闪了几下，就陡然熄掉了。那3个工人再也没有回来。” 这些关于风水的传闻是真是假，汪琦也不知道。不过面对客户对风水的需求越来越旺盛，汪琦和他的同事们也开始自学一些风水知识，他用业余时间看了一些涉及风水或盗墓的书，比如《鬼吹灯》等等。“万一开发商提这个事呢？就算不提，跟对方讲解设计方案的时候，提到风水，对方也会觉得考虑很周全。”汪琦说。 “窗户要大，朝南” “国外的设计师就不在乎风水。”汪琦说，像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为SOHO中国设计的北京东二环内朝阳门银河SOHO项目，就没考虑风水。还有德国人奥雷・舍人（Ole Scheeren）和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的荷兰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MA）设计的中央电视台总部。有人说2009年2月9日晚21点中央电视台总部发生的大火是因为风水不好，但汪琦却认为：“从建筑学的角度来讲，它绝对是佳作，国内设计师很难做出来。好的作品就是要富有想象力。” 但并不是所有国外设计师都不会遇到风水问题，在国内营业的外国设计师一样要面对客户风水需求的考验。2009年7月，金融危机过后，一份MAD的工作邀请将美国设计师Daniel Gillen从纽约带到中国。他2012年9月份刚离开MAD建筑事务所，现在国贸经营自己的设计事务所。在来中国之前，他觉得自己对风水是了解的。“我明白风水是什么，虽然我没有上过专门的课程。但我认为风和水代表的是自然，风水就是人与自然的结合。比如，窗户朝南，其他国家叫作‘好的设计’，中国就叫风水。” 但在中国三年多的工作经历，让这位纽约来的大个子感到不解，为什么他的中国客户要求的好风水和他理解的并不一致，一些出于风水的要求刻板到了极端的地步。 他曾经接到一个项目，是为天津的一座高塔楼做建筑设计。按他的设计，那座塔楼高88层，长方体形状。窗户沿着楼梯的走势在墙面旋转向上，螺旋状的窗户与蜿蜒的楼梯内外响应。窗户不会很大，但能保证塔楼内部的采光。他形容说：“很美，而且保证每个角度都能看到窗户。”但是应了客户“窗户要大，朝南”的要求，原本旋转的窗户被修改成笔直往上的落地大窗，“看起来跟街头任何一座摩天大楼没有两样。” 另一次他为一个民用小区做建筑设计，他将六幢小区楼房像纽约很多住宅小区一样，放在那片地的左端，“六幢楼的窗户按各自最佳的采光源，分别朝向东南西北。右边一大片空地用作自然区，规划了游泳池、树林等休闲娱乐和绿化设施。”客户提出同样的要求“窗户要朝南”。“原来设计里的自然区没有了，为了保证每幢楼能采到南边的太阳光，只有将楼与楼之间的间距拉大。”Daniel Gillen觉得这不美，功能性也不好，但也没办法说法客户。 采访Daniel Gillen那天是2013年1月中旬连续几个雾霾天中的一天。媒体报道北京PM2.5值逼近1000，“爆表了”，一些人因为咳嗽和上呼吸道疾病进了医院。Daniel Gillen在英格兰的一个朋友特意给他发来一张对比图，上图是蓝天白云青草遍野的英格兰，下图是被雾霾笼罩的北京。还配了两句图文：你明明可以住在这里，为什么还要住在那里？ 他看着朋友发来的图片摇摇头，一脸疑惑：“风水的核心不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吗，我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总是在讲风水，可他们在现实中追求的风水又是另外一回事。”

现代化论文:现代化文明监狱狱政管理标准论文 现代化文明监狱是以现代化的监管改造设施和健全的狱政制度为基础，依法对罪犯实施科学、文明管理和改造的社会主义监狱。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必须以良好的狱内监管秩序和改造环境及有效的狱政管理活动来保障。 一、监狱管理标准化的具体内涵 标准化是近代一门新兴学科。它的形成和发展是和现代化生产的迅速发展密切相关，并且日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美国人泰勒在1911 年提出了以标准化为基础的科学管理方法（亦称“泰勒制”），其主要内容是：工人利用标准条件，根据操作标准进行标准作业，完成按标准时间计算出来的生产定额，超额者奖励，完不成定额者受罚。“泰勒制”的推广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劳动效率和企业管理水平。当前国际经济领域流行一种说法：“三流的企业做产品，二流的企业做品牌，一流的企业做标准”。当前，标准化建设已经渗透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标准化建设从工业领域向农业、商业、服务业、金融业和行政管理系统等领域拓展。 把标准化管理理念引入到监狱管理领域是一次重大尝试。推行监狱管理标准化，就是要依据法律、法规和工作制度，将监狱各项管理工作制订量化考核标准，建立和完善监狱管理工作的指标体系和标准化体系，把标准化、制度化、规范化融于实际工作流程中，避免执法的随意性和主观性，从而实现监狱管理的转型升级。监狱管理标准化必须体现以下特征： 1、科学性。实现监狱管理标准化，既是监狱法治化进程的内在要求，又是衡量监狱正规化建设的重要参数。因此，在监狱管理标准化体系中的各项标准，要采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方法，把能促进监狱管理、提高改造质量和强化监狱职能的最佳方案纳入标准中去，并随着管理手段现代化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和提高，使监狱管理标准化活动始终保持科学性和先进性。 2、导向性。确立标准是监狱管理标准化的起点。标准一旦确立，就对监狱管理活动所指向的预期效果具有导向、激励和评价作用。监狱管理标准化活动，既是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总结和完善，又是今后一个时期新的目标和要求，它通过总结过去的实践，设计未来的目标，科学地确定总体标准，分层次、分等级地确定各科室、各专业、各职位的分项标准，并以纵横交错的网络方式连结和协调总标准与分标准之间的功能，构成一个彼此协调、相互支持的标准系统和标准网络矩阵，引导监狱每个职位角色将注意力集中于实现标准上，使监狱的工作秩序、改造质量、管理效能和社会效益始于标准、终于标准。 3、实践性。在监狱管理标准化的全过程中，贯彻标准、实践标准是关键。监狱管理标准化的实践性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制定、颁布的标准必须符合实际，具有可操作性。二是标准化的效果只有标准实施以后才能获得，没有付诸实践的标准只能是一纸空文。三是标准的准确性必须由实践来检验，只有经过实践才能不断完善标准和迅速建构标准化体系。如果实践标准的环节中断了，标准的循环发展过程也就中止了。 4、协同性。监狱各执法岗位彼此间纵横交错，构成监狱的动态工作系统。其协同性主要体现为: 一是制定和实施标准既要考虑和兼顾到各部门、各岗位的特点，又要从整体出发，建立起相互依赖和支持、整体联动和制约的群体标准化体系；二是监狱各部门和岗位的分项标准，都是监狱管理标准化体系的组织部分，必须服务于总标准；三是要做好监狱各部门和职业角色之间的协调工作，合理地分解和量化分项标准，使所有人的活动都在期望的规范之中，实现管理标准化活动的同步化、和谐化与整体化。 5、权变性。在实施标准的过程中，随着主客观环境条件的变化，监狱工作者要不断追踪标准，及时修正标准，使标准在反馈调控中日渐规范和科学。监狱各项标准只有通过不断的制定、颁布、实施、反复修订、再实施的循环往复过程，才能最终形成真正科学严谨的监狱管理标准化体系。 二、 监狱管理标准化与管理正规化的关系 监狱管理正规化转型就是要通过强化监狱一切工作的法律、法规、工作制度或公认标准管理，在管理效果上实现监狱设施完善、装备先进、法制健全、执法公正、管理文明、改造手段科学、队伍素质过硬、物质保障有力。其基本要求是：监狱的各项工作依法依规制定建立相应的标准，严格按照标准管理。从哲学层面分析和考量监狱管理标准化与监狱管理正规化转型，二者主要有以下几种关系； 1、管理标准化与管理正规化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管理正规化是通过监狱各项工作的标准化运作体现和反映出来。离开了管理标准化建设，监狱管理正规化将成为空中楼阁；管理标准化是监狱管理正规化转型的显现，是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的。管理标准化是监狱管理工作转型升级在每个具体执法环节和执法管理流程的具体显现。 2、管理标准化与管理正规化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一切事物都是由各个局部构成的有机联系的整体。管理标准化是从微观的角度，以监狱管理各个环节为着眼点，以推进监狱狱政管理、生产劳动、教育改造、生活卫生等各项工作标准化为着力点，通过制定岗位标准和工作标准，促进监狱各项具体管理环节的标准化进程。管理正规化从宏观的角度，着眼于监狱管理的整个领域，强调全盘考虑，从宏观的角度探索监狱管理的转型升级。 3、管理标准化 与管理正规化是量变与质变的关系。量变是质变的前提基础和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管理标准化是监狱管理工作转型的量变，而管理正规化是监狱管理工作转型的质变。管理标准化是管理正规化的前提基础和必要准备，是实现监狱正规化的有效途径。监狱管理正规化是旗帜，是方向，是管理标准化的必然结果。管理标准化达到一定程度实现质的飞跃就是实现管理工作正规化。监狱管理正规化建设不能一蹴而就，只能通过管理标准化的量变过程来逐步实现。 三、推进管理标准化建设的具体途径 1、科学设置岗位是前提和基础。要实现监狱管理标准化，工作岗位设置标准化是前提和基础。换言之，要把警力资源配置从传统人事管理向现代人才资源开发管理转化，做到人尽其才。要对监狱内部人力资源的获取、整合、激励、使用与增减进行统一管理，从执法管理岗位设置、岗位人员资格、工作内容、职责与权限、检查与考核等方面制定严格标准，特别是要量化工作内容，明确岗位职责，强化考核和奖罚，以实现人力资源最大化。同时，要对专业技术岗位的层级、比例、结构、程序等问题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科学设置，逐步建立与职务岗位相对应的岗位薪酬制度，完善警察津贴制度，最大限度地调动警察的工作积极性。 2、加强警察队伍专业化建设是关键。警察队伍专业化建设是监狱管理标准建设的关键因素。加强警察队伍专业化建设，应从以下几方面下功夫；一是加强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在监狱警察招录中，要结合警察队伍的现状，分析队伍结构的现实优势、潜在优势和存在不足，根据实际发展要求和未来发展需要，确定招录警察的学历、专业和技能。二是加大分类培训力度，完善专业技术人才管理模式。树立大教育、大培训的观念，结合岗位需要和警察个体状况，建立警察个别培训教育档案，建立一套系统性、针对性、吸引力和强制性兼容的知识更新和技能培训制度，将“统一规划、分类指导、归口管理、分级实施”的培训工作体制贯彻到位；本着“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广泛开展业务知识和实用技能培训，着重培养警察的履职能力，实现警察队伍整体专业素质的跨越。三是建立健全专业技术人才激励成长机制。建立健全警察岗位考核制度，将岗位考核成绩与年度评优、津贴发放、职务晋升挂钩；建立专业技术人才的正常晋升机制，建立专业人才库，逐步形成鼓励成才、促进成才的长效工作机制。 3、建立健全监狱制度体系是重点。所谓现代监狱制度，是指具有中国特色，以现代科学理论为指导，与中国现代社会建设相适应、相协调、相一致的科学文明公正法治的制度体系。监狱制度是一项政治制度，但同时它又是一项技术制度，体现的是矫正技术。健全完善监狱制度体系，能规范监狱日常执法行为，提供业务指引，使监狱警察日常执法行为在制度的允许框架内进行，树立法律的权威。一是建立监狱各执法环节标准化管理制度体系。明确监狱每个执法岗位的工作标准，岗位职责、责任划分，使警察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怎么干、干到什么程度。二是加强执法流程衔接制度建设。建立部门间和部门内部工作流程对接制度，建立单个执法环节的标准化结算制度和零违规操作目标责任制，确保执法链条的每一环都不存在违规操作、随意变更和变通的问题。三是加强执法流程监督制度建设。没有强有力的监督保障机制，监狱执法管理流程标准化将会是一纸空文。因此，加强业务监督、层级监督、纪律监督和警务监督等各种形式监督的制度建设，建立全方位、动态的监督体系，增强执法工作的透明度，确保执法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从而提高制度的执行力。 4、监狱工作流程标准化是手段。监狱每个执法环节标准化是整个执法管理流程标准化的组成元素。要实现监狱工作流程标准化，就是要通过对现有工作流程的梳理和工作流程网络信息化，实现工作条理的规范性及增加现有相关工作流程的透明度，提高工作效率，完善管理体制。一是流程的汇总与补遗。采用较适合宏观层面的完备性检查法和较适合微观细节层面的逻辑性分析法，对每个流程进行检查、分析，发现流程不全、尚需要补充细化的，要及时与业务部门联系，回溯补遗。二是流程的对接与整合。梳理工作应从内而外进行，先在每个部门内部进行流程的对接，之后再处理各部门间流程对接的相关工作。从业务流程间的关系来看，可以分为串行流程和并行流程两类。串行流程的特点是一个工作节点连接的对象是唯一的。以减刑假释程序为例，从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监狱提请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监狱长办公会决定、人民法院裁定的过程，就是一个串行流程。而并行流程的特点是所面对的节点对象是多个，例如，生产现场执法管理环节的参与人员不是一个人，任务分配面向的流程就是一个并行流程。当然，执法管理工作流程可能不是完全串行或完全并行，有时会产生某个阶段是串行而另一个阶段是并行的混合情况。因此，在流程对接工作中，较多地会涉及两类流程节点间的处理，即串行节点的对接整合和并行节点的对接整合，实现执法管理环节与另一执法管理环节“无缝对接”。三是流程的监控和查询。每个工作流程结束后将自动归档，经过授权的相关人员及操作人员可以检索和察看已经发生的工作流程。所有工作流程的发起者将在整个流程的流转过程中随时看到流程进程的位置，并且还可以看到所有已经完成操作的角色和他们的动作，也就是说流程发起者可以对整个流程的处理过程作以监控，实现工作流程的透明化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现代化论文:民初法学教育和法制现代化 近代新式法学教育自清末兴盛后,到民初仍沿着强大的惯性在运行并保持着快速发展的势头,所不同的则是将法政学堂改称为法政专门学校。这一时期新式法学教育潮流的激荡起伏、奔腾分衍,不仅表现了民初社会政治法律发展对教育变革的急切呼唤,而且也折射出志士仁人对法制现代化的执着追求,是近代中国社会急遽变迁下法学教育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结果,对我国传统法律的现代化变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民初法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民初,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实现了由封建帝制到民主共和的历史转变。在辛亥革命民主主义精神的指导和鼓舞下,民初的壬子—癸丑学制既继承和发展了清末学制的合理部分,又批判和改进了它的不合理部分。经过此后逐步深化的教育改革,1922 年诞生的新学制———壬戌学制, “奠定了我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基础”。[1]由于民初学制正处于历史的转型期,高等教育的先天不足导致理工类生源奇缺,文科类却因政体变革的特殊需要形成法政专业的一枝独秀。其发展之迅猛,与清末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此,黄炎培深有感触地说:“光复以来,教育事业,凡百废弛,而独有一日千里,足令人瞿然惊者,厥唯法政专门教育。尝静验之,戚邻友朋,驰书为子弟觅学校,觅何校? 则法政学校也;旧尝授业之生徒,求为介绍入学校,入何校? 则法政学校也;报章募生徒之广告,则十七八法政学校也;行政机关呈请立案之公文,则十七八法政学校也。”[2]黄炎培的这番话生动地描绘了民初法学教育遍地开花、盛况空前的局面。据统计,1916 年8 月至1917 年7 月,全国共有专门学校65 所,其中法政科就高达32 所,占49. 2 %.[3]与此同时,为适应民初社会发展和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法学高等教育体制也进行了重大改革。 在1912 年10 月教育部颁布的《专门学校令》中,高等学堂被改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4]为宗旨。其中,法政专门学校得到了充实,分为法律、政治、经济3 科。但旧教育向新教育的转变,难以一蹴而就。民初法学教育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民初法学教育的兴旺仅仅表现在量的增长上,其教学质量却相当糟糕。当时各地法政专门学校承清末旧制,多于本科、预科之外办有别科,还有不设本科而专设别科者。从民初教育部调查中所反映出来的实际情况来看,法政学校泛滥的程度相当严重。例如广东省的法政专门学校“多办别科,有本科者殊少;且学生程度亦参差不齐,非严加甄别,恐不免冒滥之弊。”[5]民初法学教育中存在的诸多弊端与其教育部制订的法政专门学校规定相违背,严重制约了法学教育的健康发展。 针对民初法学教育貌似繁荣实则混乱的办学局面,1913 年10 月,教育部下令法政专门学校应注重本科及预科,不得再招别科新生,该年11 月,又通知各省请各省长官将办理不良的私立法校裁汰。1914 年9 月,教育部又责令各省将严格考核公立、私立法政学校。在政府的严令限制下,民初法政教育“遂若怒潮之骤落。其他专门教育机关,亦多由凌杂而纳于正规。”[6]1916 年,法科专校已降至学校总数的42. 1 % ,学生数降至55. 7 %.[7]尽管如此,法政学校的数量仍高居各种专门教育之首。 民初法学教育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其一枝独秀不是偶然的,有着历史与现实的客观原因: 1. 民初政治法律制度的革新迫切需要新型法律人才。民国肇建,百端更新。资产阶级在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后,迫切需要对在职官员进行法律培训,使各级政府人员更新旧有知识,提高法律意识和文化素质,从而征集一批具有民主共和新知识的各级官员。尤其是在订定一系列资产阶级性质法律的高潮中,更迫切需要从西方法律制度中去寻找理论依据,急需大量的法律专门人才。可以说,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求,是民初法学教育兴盛的根本原因。 2. 受到官本位传统观念的推动。民初法政专门学校作为专门的教育机构,其宗旨在于“造就官治与自治两项之人才”, [8]但由于法政学子入仕做官具有相当的优势,众多学子受官本位传统观念的淫浸,出于功利考虑,竞相投身其中。蔡元培先生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学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9]民初北京政府鉴于“改革以来,举国法政学子,不务他业,仍趋重仕宦一途,至于自治事业,咸以为艰苦,不肯担任”的现状,提出“法政教育亟应偏重造就自治人才,而并严其入宦之途”的整顿方针。[10]显然,民初法学教育兴盛有其深厚的社会和思想基础。 3. 法学的学科特点,为其教育快速发展提供了可能。民国肇始,教育经费严重短缺,若兴办综合性大学或理工类大学,现有师资、校舍和实验仪器设备根本无法满足教学的需要。而开办法政专门学校则不然,所需经费较少,不需多少仪器设备,校舍可因陋就简。在当时一般人看来,法政学校与理工类学校不同,其主要靠 教师之口授和私室之研究,每班人数略多也无妨。 加之,在自清末兴起的留日热潮中,大部分留学生进入的是法政类学校,其中一部分已学成回国,此时比较容易凑齐办学所必需的师资队伍。这些都为民初法政专门学校的兴盛提供了客观条件。 综上所述,由传统律学教育向现代法学教育的转化,是民初社会转型的本质要求和历史进步的伟大潮流。同清末相比,虽然民国时期无论在法政专门学校的制度、教育规模、学科标准、教育质量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进步,但法学教育仍过度膨胀,在人才培养质量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此外,民初法学教育的大发展,虽与近代中国社会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总趋势相符,但也折射出千百年来的习惯势力不可能一下子失去作用。中国法学教育由传统走向现代,必将经历一个脱胎换骨的痛苦的转型过程,其对民初法制现代化的影响,给我们提供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二、民初法学教育对法制现代化的推进 从总体考察,民初法学教育的发展,是与社会变革、社会进步联系在一起的,对正在兴起中的法制现代化起着促进作用,这是它的积极方面,也是它的主流。这主要体现在: 1. 民初法学教育有助于普及法律知识,并培养了一大批新型法制人才。民国建立伊始,孙中山就明确指出:“现值政体改更,过渡时代,须国民群策群力,以图振兴。振兴之基础,全在于国民知识之发达。”[11]民初法政专门学校的普遍设立虽有急于求成的功利色彩和量多质不高的问题,但也有部分法校办得卓有成效,造就了一大批懂得近代法律知识的人才。清末民初法学教育的骤然勃兴,对普及法律知识的作用也是很明显的,可以说,这一时期旧教育的崩溃和新教育的生长,促进了西方法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清末新式“学校的种种办法与其课程,自然是移植的而不合中国社会的需要,但西方文化的逐渐认识,社会组织的逐渐变更却都植基于那时;又因为西政的公共特点为民权之伸张,当时倡议者为现行政制的限制而不能明白提倡民权,但民权的知识,却由政法讲义与新闻事实中传入中国,革命之宣传亦因而易为民众承受,革命进行亦无形受其助长。所以西政教育积极方面最大的影响,第一是西洋文化之吸收,第二是中华民国之建立。”[12]而民初壬子—癸丑学制,原以癸卯学制为蓝本,自然民初新式法学教育也继承和发展了对西方法文化传播的传统。民初法政专门学校的普遍设立虽有急于求成的功利色彩,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社会的法制化进程,对中国社会法律知识的普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 民初法学教育促进了法制建设,推动了西方法律制度的移植。清末,以日本学制为楷模而订立的癸卯学制,已在法律形式上基本体现了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变。民初法学教育则进一步深化了从清末开始的法学教育改革,批判和改造了它的不合理性,继承和发展了它的合理性,充实和发展了清末法学教育的内容和体系。在西法东渐的大背景下,西洋法学对民初法学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由于“民国仅仅继承了大清帝国为数有限的法律文献,而又无法读懂西洋法律书籍,这便很自然地转而求诸日本人大多以汉字写的西洋法律着作??以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为例??学校所用教材的70 %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13]由此,民初法学教育的发展加快了资产阶级民主法律制度的建设和西方法的移植。 3. 民初新式法学教育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教育立法,促进了近代中国教育法制现代化。民初政策的制定者和法学教育工作者继承清末新式法学教育的传统,大力引进西方法学教育制度,推动了教育立法。1912 年10 月,教育部颁布《大学令》,[14]大学分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1913 年1 月,在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规程》中,[15]法科又细分为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三门,并详细拟定了各学科的学习科目。自此,大学学科门类有了比较完整明确的划分,课程设置的规定也大体适应甚至个别超前于民初社会发展和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针对私立法校办学质量的低劣,1913 年11 月,教育部又为此专门颁发了《1913 年11 月22 日教育部通咨各省私立法政专门学校酌量停办或改办讲习所》,[16]进一步调控法学教育的规模,整顿法学教育秩序,提高法学教育的质量。 民初法学教育立法体现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适应了民初社会生活及其主体的利益需要。在新式法学教育立法的带动下,民初陆续制定并颁布了涉及教育行政、学校教育、留学教育等方面的一批教育法规,从而建立起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教育法律体系。其虽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但毕竟对民初资本主义教育起到了确立、规范和积极推进的作用,为民国教育法制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民初法学教育的勃兴及其立法活动,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教育转型的必然,是西方教育立法影响的结果,它推动了近代中国教育法制历史演进现代化。可以说,民初法学教育及其立法活动,总体上体现了近代资本主义教育的基本精神,顺应了世界教育发展大趋势和教育法制现代化的基本走向。 三、民初法学教育对法制现代化的消极影响 民初法学教育的发展为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创造了无限生机。但民初法学教育的发展也出现了偏差,存在着种种弊端,对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阻滞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民初法政专门学校过度兴旺,造成教育的结构性失衡,导致法政毕业生相对过剩、质量下降。民初法政专门学校数量居于专门学校首位,大约占专门学校的一半,其结果是法政专门学校过度兴旺,法政毕业生相对过剩。郭沫若回忆说,辛亥年间“法政学校的设立风行一时,在成都一个省城里,竟有了四五十座私立法政学校出现”。[17] 据统计,1912 年全国专科学校学生共计39 633人,而法政科学生为30 808人,占77. 7 %;1914 年全国专科学校学生共计31 346人,法政科学生为23 007人,占73. 3 %;到1920 年,法政学校学生占全国专科学校学生之总比例,仍达62 %以上。[18]民初法学教育的畸形繁荣,使此时教育内部结构比例严重失调,造成法政学生相对过剩而其他门类毕业生相对紧缺。 民初法学教育发展在规模失控的同时,其教育质量也难以保证。民初不少法政专门学校,尤其是一些设在地方的私立法政专门学校并不具备基本的办学条件,它们的创办多由利益驱动, “借学渔利者,方利用之以诈取人财。有名无实之法校,先后纷至。”[19]私立法政专门学校泛滥的程度已相当严重,其教学质量自然毫无保证,结果使法政人才培养陷入到名不符实的尴尬境地,无法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求。 2. 民初法学教育模仿有余而创新不足,严重脱离中国国情,致使仕途拥滞,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政治的腐败。由于清末民初勃兴的新式法学教育的样板是西方法学教育,在中国没有先例可循,因而在创办新式法学教育的过程中只好照搬照抄西方法学教育模式。以民初学制为例,壬子—癸卯学制效仿德国,壬戌学制则承袭美国。人们满以为新式法学教育制度引进后,就能造就满足社会转型所需要的法制人才,但历史的发展却告诉人们,西洋教育不能整体照搬到中国来,必须斟酌中国国情,作出适当的选择。民初在引进西方教育制度并建立新式教育后,其实际状况是:“凡所以除旧也,而旧之弊无一而不承受,而良者悉去矣;凡所以布新也 ,新之利未尝见,而新之弊乃千孔百疮,至今日而图穷匕现。”[20] 民初刻意追求的新教育精神,受到了科举陋习的侵蚀。就民初新式法学教育而言,其宗旨在于“造就官治与自治两项人才”,但此时学生受“学而优则仕”的引导, “以政法为官之利器,法校为官所产生,腥膻趋附,熏莸并进”,亟亟乎力图“以一纸文凭,为升官发财”铺路。[21]因而民初“专门法政教育,纯一官吏之养成所也??萃而为官吏则见多,分而任地方自治之事则异常少见也”,[22]使得地方自治人才缺乏,地方自治事业难以推进。 为克服青年学生热衷仕途之弊端,民初规定对于法政专门学校的毕业生“不得与以预高等文官考试及充当律师之资格”,[23]欲以此堵住法政学子进入仕途的通道,但收获甚微。据梁启超估计,民国初年全国“日费精神以谋得官者,恐不下数百万人”,[24]其中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就是求官大军中的主力之一。 为求得一官半职以遂心愿,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四处奔走,钻营请托。1914 年,北京举办知事考试期间,学习“政治法律者流咸集于各馆,长班颇为利市,考员亦复打起精神到处探询何人可得试官。”[25]大批法政学生跻身仕途,腐蚀败坏了社会政治,“凡得官者,长官延揽百而一二,奔竞自荐计而八九,人怀侥幸,流品猥芜”。 综上可见,民初新式法学教育在促进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民初法学教育的畸形繁荣,导致在发展过程中又出现了种种问题,拖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后腿。这充分表明,民初法学教育改革并非一蹴而就,中国法制现代化是在曲折中前行的 现代化论文:医院培养技术带头人,促进现代化建设交流材料 加强技术带头人培养促进医院基本现代化 近几年来，我们结合创建基本现代化医院，认真对照市委、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实施“××市新世纪科学技术带头人培养工程”的意见，在县委人才工作领导组的指导下，我们切实抓好对培养对象的培养管理和考核，不断提高我院医疗队伍的整体素质，促进了医院基本现代化进程。具体做法如下： 一、健全规章制度，形成管理体系。 我们在日常工作中，重视了规章制度的健全，着力形成规范化、制度化的培养管理体系。我们坚持目标责任考核制度，每一批培养对象首先与他们签订三年目标责任书，切实增强这些高级人才的目标责任意识；坚持档案管理制度，经常与培养对象联系，全面掌握他们研究项目的进展情况及其取得的业务成果和考核、奖惩情况，并做到将他们的有关情况及时存入其个人档案；坚持定期报告制度和领导与专家联系点制度。院领导与4名“××市跨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对象建立了联系，经常关心他们的思想、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积极帮助他们解决科研经费、科研设施等各种困难，使他们能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充沛的精力投身到科研工作中去。 二、重视宣传工作，营造双尊氛围。为进一步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激发广大知识分子投身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热情，我们着力加大优秀知识分子的宣传力度，认真组织实施了高级人才典型事迹宣传活动。全院高级人才，得到不同形式的宣传表彰，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对象，都得到宣传报道，院部进一步加强与报社、电台、电视台等单位的合作，明确宣传活动的重要意义，由他们派出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同时利用《医苑之窗》特聘通讯员，组成宣传小组，配合做好宣传工作。通过这次活动，总结宣传了这些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才的奋斗业绩，展示了他们在社会两个文明建设中的精神风貌，进一步激发了他们投身于科研的工作热情。 三、加强教育培训，提高理论水平。我们注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着力提高知识分子队伍的政治和业务素质。为了切实提高学术、技术带头人的政治业务素质，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组织引导他们走又红又专的道路，组织各类拔尖人才，包括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对象学习政治理论，进行了知识经济、医院经营创新、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经济形势与发展前景、社会主义荣辱观等知识讲座。通过培训，大家拓宽了视野，增长了知识，促进找材料到文秘站网网上服务最好的文秘资料站点了观念转变。选送部分培养对象到外地参加业务进修、学习。与此同时，还组织培养对象报名参加与南大联合举办的研究生课程班，以拓宽他们的知识面和业务水平。 四、落实上级政策，搞好优质服务。为加强对学科技术带头人的培养和管理，尽量给他们提供必要的科研条件，促使其尽快提高学术技术水平，根据市、县两级有关高级知识分子培养管理办法规定，我们真心实意地为知识分子办实事、做好事，积极改善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我们一方面积极争取财政确保津贴的发放，确保科技项目资助经费的到位。另一方面还坚持每年为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对象进行免费健康体检。 五、逐一对照标准，认真实施考核。自收到海委人才办20__5号组织“关于做好我县20__年以来确定的市跨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对象管理期满考核工作的通知”后，召集院知识分子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以及相关培养对象，专门开了会议，并要求各考核期满的培养对象，围绕《××市跨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工作双向目标责任书》履行情况，就政治思想表现、学术技术水平、主要工作成果实绩等方面进行总结。院知识分子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对培养对象的总结进行逐一对照评比，经过认真考核，4人在考核期内都能按照自己所定的目标，积极投身到科研工作中去，且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现代化论文:加强军队人才素质教育走现代化之路学习心得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形成充满活力的选人用人机制，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关键。我军是党绝对领导下的军队，军队的人才建设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军队各级党委都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与使用，各类人才在军队建设中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因为任何一级领导都懂得，事业的传承靠的是一批接着一批的人才群体。这些年来，我军加快人才队伍建设步伐，人才队伍状况有了很大改观，但仍然存在令人担忧之处。如相当一部分的中高级干部的科技文化素质、战略素质与信息化战争形态不相适应，特别是一方面急需的人才十分缺乏、一方面又有大量的人才不断流失的现象同时存在，说明了在人才管理机制上亟待调整改革。 一、用系统的军事教育培养人，在教育的竞争中发现人才 最近几年，随着社会事业的进步、征兵制度和军官来源的调整改革，初级军官的科学文化基础状况已得到很大改观。但是，军事教育的整体情况并不乐观，中级和高级军事教育存在着短期行为与互不关联的状况，应当进行必要调整，形成与社会教育相衔接、与军队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军事教育体系，使不同层次的军官都具有坚实的军事基础素质。无论是指挥军官的三级培训，还是技术军官的两级培训，都应既与军队基本结构相符合，又与人才成长规律相适应。 在基础教育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智商与刻苦精神，这是成为人才的首要条件。在应用教育中可以看出一个人将知识与实践结合的能力，也可以看做是接受社会知识的学习能力和发展潜力，是衡量一个领导干部素质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在高层次教育（如战略）中的情况决定了人才发展的最大或最后空间，或者说决定了一个人在政治与军事舞台上所能表现的最活跃、最精彩的结果。所以，在各个层次的学习情况是衡量人才质量的第一个指标，学习成绩或学习能力不好的人，不能成为培养的重点。 在初级教育的改革中，重点是解决科学文化、专业技能与军事管理能力的扎实程度和系统性。在进入军官队伍的门槛后已经解决科学文化知识的基础上，军事教育主要应解决好专业技能与军事管理能力。由于初级教育是打基础的阶段，所以在教育中的目标不宜定得过高，只有少量的淘汰或决定其仅能从事初级职务即可，给更多的人以平等发展的机会。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军事基础教育时间短，培训效果达不到部队官兵的期望值，形成了新任军官以自身的弱势状态起步，不仅使一些很有潜力的人从此丧失了进步的信心和勇气，而且即使是以后发展成才的人，也始终存在基础知识薄弱和技能不扎实的问题。 因为能够进入中级教育的人已是经过逐级筛选的优秀的初级军官，培训的对象和目标一是担任师团级指挥员或中层管理人员，二是产生一批将来能够担当重任的精英，所以在中级教育中，重点是扩大学员的知识面，不仅要学习新的军事与科技知识，还要学习战略知识，提高思维层次，具备对各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刻分析和创新发展的能力。对这一层次的人在普遍解决军事硕士学位的基础上，鼓励其争取博士学位或社会学学位。在全方位的考察检验中，一批综合素质极佳的人才就会显现出来，这是军队建设的中坚骨干，也是可以起到承上启下作用的重要力量。对这一批人要冠以荣誉或称号，作为在今后的任职过程中始终予以重视并优先培养使用的依据之一，也是选拔担当重任者的必备条件。我们现在中级教育的主要问题是培训的性质与种类不稳定，时间太短，所学的内容有限，学习和任职使用脱节，在一个军官成长进步的过程中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也没有产生太大的作用。 高级教育是进入重要领导岗位的最后一道门槛，应分为两种形式，一是进行系统扎实的战略学习，时间不少于一年，学习成绩的优劣决定他们是否具备晋升的资格，这样就可以保证我军的高级军官都能够用本文//新的知识和思维方式履行新的职务，在战略层次的工作得心应手。二是用多次短期轮训的方式集中研究重大的国际、国内现实的政治、军事、经济问题，达到统一思想、集思广益、找出对策、减少失误的目的。 二、用丰富的工作经历锻炼人，在多种岗位的能力积累中选拔人才 最近几年，军委总部积极推行干部交流使用，这项措施在锻炼干部、提高军官素质以及加强风气建设方面，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了使干部交流能够更加完善、更加持久地坚持下去，主要应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形成规范的干部交流制度，并在更大的范围内推进。干部交流实行了几年的时间，证明是非常成功的，完全可以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规范干部工作。这个制度要明确，交流的对象不仅是提升的人，也包括平职调整的人；交流的时机为任职二三年之间、并不得高于三年；交流的层次要降低，交流的范围要扩大，其中排职在团、连职在师、营职在军、团职在军区、师在全军交流。通过交流不仅开阔干部的眼界、提高他们的适应能力，而且可以有效地消除经营小圈子的不正之风。二是建立单位人员结构标准。无论是机关还是部队，现在综合性、合成化的程度都越来越高，对每一个单位的人员各种结构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各个单位根据年龄、专业和来源等理想的结构标准决定人员的进与出，不仅能够保持良性循环，还与培养人的工作形成了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三是将任职经历作为一个干部的可视化能力与晋升的资格。作为任何一级指挥员，都应该要求其具有下一级或下两级岗位和机关的任职经历，这样就提高了胜任的概率，也明确了干部成长进步的导向。一个单一经历的人难免存在能力的缺失，要胜任新的职务总需要一个补课的过程，这个过程必然造成工作的损失，把人才的进步放在工作成本的增大或不必要的付出上是不明智的做法。为了保持工作（或战斗力）效益的稳定或将损失尽可能减到最低，其主要措施就是丰富军官的任职经历。我们现在应该努力的是使每一个主官都是多种任职经历，并且把任职经历作为晋升的重要条件。 三、用完善的考评机制检验人，优先提拔使用在各方面都得到优异结论的人才 现在有很多干部怕交流的主要原因是我们还没有建立起完善、权威的干部考核制度。一个人年度工作的状况、在一个岗位的业绩只是在小范围内知晓，而且与提拔使用、个人进步并无必然联系，如果换一个单位则可能荡然无存，一切又要从头开始。因此，干部制度完善的重点内容是建立科学的考评机制。这个机制应能够对干部一年中各个方面的情况（其中主要是能力和业绩）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评价的结论来自多种途径，其中上一级主官评价以及下一级的综合评价应占主要份额；要能够将几年的情况综合成岗位的任职结论，这个结论能够在同等级别、资历的群体中进行比较并产生优秀分子。这是一个公开、透明的机制，对每一个人的评价结论都由众多人的意见集中后形成，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可以遏制将干部的命运过多地集于主官手中而滋生腐败的情况。每一个人都具有评价其他人 的权利，实现了优秀人才在群众的监督和培养中产生，实现了机会均等、公平竞争。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必须实行计算机管理，减少人为因素造成的偏差，增加公信度。这是一个减少领导决策负担而又没有降低领导权威与责任的机制，能够让领导干部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主要工作上，无需为用错人而担忧。 四、通过重要的事务看本质，确保在关键岗位上使用的人才让党和人民放心 在干部队伍中，爱学习、勤奋工作、待人诚恳、有熟练的专业技能的人很多，但是，如何在平凡的好人群中，选拔出真正的优秀者确是一件十分重要而且又是非常困难的事。我在工作实践中体会到，看似众多的人群，从本质上可以概括为事业型、职业型和利益型三种。其中事业型的人，其特征是具有远大的、明确的目标，不计较个人利益的得失，有在任何条件下坚韧不拔的刻苦精神，是我们选拔人才的主要对象。职业型的人，稳定和平常的心态为主要特征，是一个为数较多的群体，既可以通过教育把其中一部分人引导为事业型人才，也会有一部分人因为一些暂时的困难和不顺而走向滑坡甚至堕落，所以这些人应当是主要的教育对象，也是优秀人才的储备队伍。利益型的人，没有理想和志愿，明确地追求个人利益的满足，无论利益的大小都会不择手段地摄取，因此其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对各种私利的贪婪性，以及手段的隐蔽性、多样性、欺骗性。对于这种人，各级领导和机关应予以注意，不能让其进入关键岗位，不能给其更多的权力。 区分这三种并不困难，方法多种多样，主要是两种。一是根据对工作、对事业的态度来判定，通过在作战、抢险救灾、职务变动、生活环境变化中的表现，是主动还是被动、是乐观还悲观、是有所作为还是仓促应付，基本上可以做到一目了然。二是看平时的工作与生活中对待个人利益的态度、个人财富的占有程度与支配的方法途径。这些问题看似凡人小事或个人隐私，但却反映了一个人的本质，留心一下不难掌握，完全有可能列为评价干部的重要条件。 选拔优秀人才必须抓住人的本质，这个本质就是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良好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有求实的作风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状态。特别是在关键岗位上使用的人，一定是经过多种环境选拔、锻炼和考验的干部，一定是让党和人民放心的、让广大官兵尊敬的精英分子。 五、建立让优秀的人才优先得到提拔任用的机制 为了让党和人民放心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必须采用把学历及成绩，经历及业绩（立功受奖）、年度综合考评的结果（历年累计）作为干部提拔使用的基础条件，再与新的单位人员结构要求和岗位任职标准结合起来产生人选的方法相结合，这样不仅可以做到科学公正，降低用人失误，还可以对军官个人的成长进步起到明确的导向作用，对避免用人中的不正之风和预防腐败也是治本的硬措施。 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在干部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个机制一经建立，不仅可以保证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推动军队建设的发展，而且对其他方面也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如干部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大大增加，是杜绝不正之风的利器；促进民主集中制的落实，提高党建工作的活力；把领导干部的主要精力从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更多地用在作战能力的提高上；对军官成长进步的导向作用最为明显，每一个人进入军官队伍后既可依此为自己设计出一条明确而又理想的发展之路，同时又可预见到几种可能的人生结局，因此成为对官兵进行生动的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 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是贯彻落实党的四中全会精神，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问题，是军队现代化程度的标志，也是军队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现代化论文:探析公司现代化经营体制的构建 证券公司是服务于证券交易活动双方的组织,当前我国已经建立的很多大型的证券公司、商务大楼,这些对于证券行业乃至金融经济的发展都有着促进作用。在沿用早期经营体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传统模式的不足之处。因而,构建“现代化”经营模式则是不可缺少的工作。 一、传统证券经营的成果 早期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社会经济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而证券作为新兴金融行业的代表,在我国社会的发展虽未达到预期效果,但对于我国经济发展也创造了无数的商业价值。早期证券经营的成就包括: 1.效益增长。与银行相比,尽管证券公司出现较晚,且在社会群众的意识中较为陌生。但经过5-10年的经营改革,“证券”开始被人们所熟悉,大量的投资者开始加入到证券投资行业[1]。证券交易活动的广泛开展,为金融行业效益增收创造了丰厚的经济效益。 2.持续经营。国家为了保证证券行业的长期经营,制定了许多有助于证券公司发展的法律,其中最为着名的则是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证券法》,该法律的颁布为改革开发之后的证券经营创造了有利条件,成为了证券公司经营至今的一个关键的法律保证。 3.扩大就业。在证券公司经营的同时,其必须要招纳相关的人才致力于公司内部建设。公司“人才引进”计划实施之后,相对增加了社会就业人数,为那些经济专业人员搭建了展示自我的舞台。从现在看来,公司在聘用人才之后给自身带来的利益是相当可观的。 4.跨国经营。这里提高的跨国经营实际上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想象,这主要还是由于早期我国的证券公司依旧持续着“封闭”状态。在为数不多的世界经济交流活动中,证券公司开始认识到走跨国道路的意义。虽然没有得到全面实施,但在理论上的构想为现代证券跨国打下了基础。 二、现念发现的问题 长时间的摸索、尝试之后,我国对于金融行业有了全新的认识。而回顾早期的证券公司经营方法,笔者发现了传统证券模式中的诸多不足之处,这对于未来高层次的经营战略创建是很不利的。 1.混业经营。“混业经营”是现代金融行业提出的新概念,其旨在强调把“银行、证券、保险”三大产业联合起来经营,实现业务、交易、经营上的往来,让所有的金融机构实现一体化经营。很显然,这种混业模式在传统的证券公司经营中几乎没有实施。 2.市场范围。改革开放之前的证券公司只重视于本国内的证券经营,对于进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市场未能正式考虑。世界是一个相互融合的“大市场”,每个国家之间需要加强证券交易往来,彼此之间才能发现经营优势。从现代市场理念看,传统证券公司没有做到“世界市场共融”。 3.分配制度。对于分配工作主要是指证券投资者们的收益分配,早期证券存在两方面的分配问题。首先,分配方式混乱,这使得证券公司于投资者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导致证券投资群体减少;其次,分配利益失衡,证券公司私自操作收益,收益分配达不到投资者预期。 4.资金收支。当筹集到一定的资金之后,证券公司不能对资金科学管理,造成资金使用效率低下。而所有的资金都集中于证券这一个行业后,对于其它行业的收支会带来影响。且证券公司管理意识上的疏忽,造成公司内部资金没有充分利用,影响到了正常的经营计划。 三、构建先进的证券模式 经济全球化必将带动世界金融的一体化经营,针对这一未来发展趋势,证券公司必须要顺应时展潮流。证券公司作为金融经济的机构之一,其应当从我国的金融行业为出发点,对当前的经营模式不断优化调整,创建出先进的证券模式来满足经济需要。 1.国际经营。经济全球化、国际一体化等诸多经济学理念的提出,足以证明世界各项经济都在走一体化模式,这也决定了我国证券公司必须要坚持“国际经营理念”。尤其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金融跨国经营指日可待。 2.产业升级。证券虽是金融业的分支,但当期发展壮大到特定程度后则会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因此,证券公司应该做好产业升级准备,对内部经营结构不断调整,在人员、体制、管理上改进变动。 3.遵守原则。“原则”是证券公司经营中必须压坚守的,没有了原则整个经济行为就缺少了稳定性。公司在参与证券交易活动时,应该把“公正、守法、规范”等当做重要宗旨,所有经营活动以此为准。 4.管理体制。对于证券公司日常经营涉及到的各项问题加以管理,不仅可以严格控制经营活动,还能保证经营效率的提高。如:财务管理可降低成本,业务管理可增大收益等,都是管理中需要注意的。 早期的证券经营模式已经适应不了当前需要,“现代化经营”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为了满足我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适应全世界金融体系的变动,证券公司必须要从早期经营模式中吸取经营,创建符合现代化需要的新模式。 现代化论文:构建面向现代化的政府权力—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理论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对近几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和梳理。文章论述了行政体制改革在中国改革总体战略中处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结合部，认为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仍在于提高效率。行政民主是调整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目标取向，不能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的目标相混同；改革要兼顾机构改革与政治职能两个方面，使二者协同发展；目前改革的难点在于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并未形成良性互动，行政体制本身的改革并不配套和适度，改革在操作层面上有很多阻力。对此，文章提出了进行综合配套改革的对策，并认为行政体制改革应与政治体制改革协同进行。 【关 键 词】政府/权力/行政体制/行政改革/中国 行政体制改革理论是我国政治学和行政学自本世纪80年代初恢复重建以来的一个研究热点，也伴随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实际进程。当然，有关行政体制改革的研究，应当说在政治学和行政学恢复重建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因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历来并不局限在政治学或行政学界，虽然那时研究的数量和质量尚比较有限，而且由于处在改革开放之前，有关研究也不可能明确上升到“体制改革”的高度。改革开放以后，在广大政治学、行政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下，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和体制改革实践的呼唤下，学术界对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内容也相当丰富，为构建我国面向现代化的政府权力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应当看到，由于我国政治学和行政学研究的底子薄，基础理论较为肤浅，有关研究又深受现实政治发展的制约和影响，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理论在学术界还没有形成权威性的系统观点，学术规范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在同一水平上的重复研究比较多，富有理论创新的成果还不多见。 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正在向纵深推进，迫切要求学术界在体制改革理论上进行创新和超越。在此情况下，总结和分析建国5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理论的进展，对于切实推进21世纪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繁荣中国政治学和行政学等学科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行政体制改革在中国改革总体战略中的地位 关于行政体制改革在中国改革战略中的地位问题，国内学术界有多种说法，主流观点认为行政体制改革介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结合部”。一般认为，中国改革战略系统主要包含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上下两个结构。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循于经济主导模式，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副产品，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注：参见胡伟等：《论政治——中国发展的政治学思考》，第329-358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由于既有的改革基本上是遵循经济体制改革驱动政治体制改革，形成经济体制改革先导，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发展序列，这就导致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时间落差和进度落差，这两大落差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而不断拉大，政治体制的不适应性矛盾日渐积累，引发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上的双重困境，并且相互激化。对此，邓小平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国家基本的政治结构和权力关系，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很难有实质性突破，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矛盾也未能彻底解决。 在政治体制改革进退维谷而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行政体制的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行政体制改革提出的目的就在于及时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求并进而带动政治体制改革。由于中国政府传统行政思维和行为的惯性影响，以及政府及其成员本身的权力利益关系，政府缺乏自我改革的内在动力。在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应是克服各种改革阻力，通过结构性的职能转换，有效地适应经济发展的新情况。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行政体制改革的历史任务，明确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三大体制改革的思路。其中行政体制改革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先导，既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入进行的客观要求，又是政治体制改革逐步推进的直接动力。有的学者指出：“当行政体制改革的诉求被提出后，它就同时承担起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双重任务：一方面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克服旧体制下形成的某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促进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另一方面通过改革上层建筑领域中的某些弊端，巩固新的经济基础。”（注：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20年》，第17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行政体制改革成为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实际启动的共同要求，处于中国体制改革逻辑发展全程的结合部。 实际上，行政体制改革本来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有的学者指出：政治体制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各种政治组织（政党、政治团体）与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及其运行制度；二是政权的组织形式或政体；三是政府（行政机关）的机构设置和运行机制，即行政体制。（注：参见王惠岩：《当代政治学基本理论》，第194-20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但在政治体制改革在总体上难以推进的情况下，行政体制改革便从政治体制改革当中脱颖而出并进而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对此，学术界予以相当的关注，从不同角度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予以论证。例如一种观点认为，虽然从法理上讲，中国“议行合一”的国家政权体制决定了行政机关只是立法机关的执行机构，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政府发挥着非常活跃的国家统治和管理力量的功能，在所有国家机器（人大与“一府两院”）中居于主导和中心地位，实际承担着大量行政立法、决策和执行事务。（注：张国庆：《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光明日报》，1993年2月21日。）因此，将行政体制改革从政治体制改革中单列出来，一方面有利于推进行政领域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适应经济体制的变迁，带动政治体制的变革。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五六十年代后的政治发展经验，特别是亚洲“四小龙”行政体制改革先导的成功经验，为中国体制改革的模式选择提供了取同的对象。国外学者普遍认为，行政体制改革优先模式比较适合发展中国家的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优先模式并不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国 情。由于行政体制改革主要涉及政府功能的定位、政府组织结构的设置、行政权力的运行、行政法制的建设以及行政人员的管理等，可以广泛借鉴外国政府管理的经验，故具有较高的实际可操作性。（注：参见汪玉凯：《从政策调整到体制创新》，《工人日报》，1998年10月14日。） 从根本上说，行政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够从政治体制改革当中剥离出来并取得重要地位，是由中国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根据政治—行政“两分法”的基本理论假设看，政治体制改革导向权力利益再分配和公平与民主诉求，行政体制改革导向责任和效率，行政体制改革能以改善政府成本—效益关系（紧缩编制、转换职能、澄清吏治、提高效率等）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同时避免积极政治体制改革所可能造成的超前政治参与等“转型问题”。（注：亨廷顿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中指出，“现代性产生稳定性，而现代化却产生不稳定性”，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中出现的大量问题，并不是落后的产物，而是转型的特有问题，包括大规模的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化之间的矛盾等等。）从现实情况看，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以行政为中心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中，无论是政策的制定还是政策的执行，政府的效能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行政领导，政治与行政之间形成了不可分割的交织关系。（注：参见安德森；《公共决策》，第47-49页，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这决定了行政活动对于政治的重要影响，行政体制改革可以有效促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结合部”地位基本达成了一致性认识，包括国家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也完全认同这一定位，认为“行政体制改革处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部的位置，这就是我们在研究企业改革时，必然要研究下放权力、政企分开、转变职能等问题，在研究行政机构改革时，也必然要研究转变职能、政企分开、下放权力等问题的原因”。（注：鲍静：《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展望——访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顾家麟同志》，《中国行政管理》，1996年第4期。）在政府制定和贯彻的国家改革政策中，也基本体制了这种厘定行政体制改革自有范畴与三大体制改革相互联系的关系，把行政体制改革视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适度分离的发展模式，保证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两个方面兼顾。总之，行政体制改革“上下结合部”的战略定位，使其在国家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宏观改革进程中扮演了承上启下的重要角色。行政体制改革既是适应和驱动相关改革领域的手段，又能达到理顺行政系统内外关系、重构政府权力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的目的。 不过，学术界在基本肯定行政体制改革的这一“结合部”地位的同时，对于上述“三大体制改革”的先后序列、以及行政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驱动与制约关系的理论与现实，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行政体制改革的“上下结合部”地位，确立了中国体制改革“经济——行政——政治”式的基本序列，即先经济体制改革后行政体制改革再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进程。（注：张国庆：《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再思考》，《光明日报》，1993年6月23日。）于是，在行政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关系上，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对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及其载体——行政机构提出了改革要求，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就只能是一种适应性改革，基本方向就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改革政府内外部有碍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尤其是有碍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弊端。 有的学者进一步从学理上对此进行了阐发。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行政生态论，即认为中国的行政体制及其活动总是处于一定的行政生态环境之中，“行政生态环境是与行政系统有关的各种条件之总和”。（注：王沪宁：《行政生态分析》，第3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有学者指出，由于行政体制和外部社会环境之间进行着不断的“输入——转换——输出”的交互作用，行政体制的发展始终处于与外部社会环境“适应——不适应——变革——又适应”的螺旋式前进的状态之中，行政体制与整个社会体制也因此显现出“平衡——不平衡——平衡”的动态关系格局。（注：池如龙：《改革：行政管理的永恒主题》，《社会科学动态》，1998年第11期。）还有学者明确指出，“行政体制改革就是行政主体自觉适应社会环境的过程。由于社会环境总是不断变化的，因而行政系统必须周期性地进行变革，以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注：张安庆、：《当代中国社会环境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武汉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因此，行政体制改革是政府体系阶段性地适应变化中的外部社会环境，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进展和需求，以避免更大的社会不满和推动进一步的社会发展。在实践中，上述观点也是伴随行政体制改革进程的主流理论。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为行政体制改革确立了一个较高的起点，即改革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适应。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实质性的核心内容，就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解决各类国有企业改革这一“瓶颈”问题，把国有企业的行业管理权、资产管理权和人事管理权分别划归不同部门，理顺政企关系，调整政府内部结构，转变政府功能。 但也有学者比较偏重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的内在规律和内生变量。由于上述“适应论”主要把行政改革作为一种因变量而不是自变量看待，正像有学者评论说：“正是为了适应经济改革的要求，才把行政改革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改革领域提上了日程。也就是说，中国的行政改革，不是主动根据政府行政管理的基本规律，从行政管理的特点出发加以设计和推进的，而是以经济改革的理论和经济改革的要求来推动行政改革的。”（注：郭宝平：《行政改革理论和实践的特点与误区》，《中国行政管理》，1999年第1期。）这样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即行政体制改革虽然需要政府自身去完成，但不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行政体制改革并非由政府自身发动”（注：张国庆：《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论》，第32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因此改革的最大缺陷就是政府缺乏自动力机制，行政体制改革需要一个长期积累的逐步发展过程，改革的模式必然是渐进主义。与此相应，还有观点认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应摆脱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刺激——回应”的逻辑局限性，推行行政体系的自我革新和主导型的行政体制改革。例如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行政系统一直在进行着适应性的变革，集中表现在1982年、1988年和1992年三次大规模的行政机构改革，行政系统的角色无形中被定位为社会经济的“ 消防员”和“稳定器”，行政体制改革成为亦步亦趋的应景式的调整，从而在事实上忽视了行政体制改革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注：汪永成：《新一轮行政改革应选择新的战略方向》，《理论学习月刊》，1998年第2期。）所以，行政体制改革应从外源式转向内源式，从适应性调整转向形成自我积极改造机制。正像西方学者所说的：“我们不能被动地经历改革。我们要创造变革”。（注：奥斯本·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第31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现代化理论的研究表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有两个普遍特点：一是政治行政变革往往成为经济社会变革的先导，政治行政上的显著变化带来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显著变化；二是由于现代化起步落后于外部的发达国家，因此遵循一种“追赶型”的现代化模式，政府主导特点非常鲜明，这在学术界基本上是一个共识。（注：参见任晓：《中国行政改革：目标与趋势》，《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作为中国“追赶型”现代化任务一部分的行政体制改革，它本质上要求成为经济社会变革的先导。而且，正像有的学者看到的，现代社会调控规模日益扩大，内容日趋复杂，在后发现代化国家转型阶段，行政系统作为社会调控体系的主导力量，对于驱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注：王沪宁：《论九十年代中国行政改革的战略方向》，《文汇报》，1992年6月26日。）因此，应该通过积极的行政体制改革建构能够驱动经济体制改革的行政体系，再构和优化社会调控系统。有的学者以“发展行政”的概念定义这一取向，要求行政体制改革从行政发展转变为发展行政。发展行政区别于行政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行政是以积极主动的行政行为来引导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其特点是政府保持有强大的权威和行政目标取向上的超前意识。（注：参书云等：《行政管理与改革》，第2-6页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版：李泽中：《论发展行政及其限度》，《中国行政管理》，1995年第4期。）上述思路尚未构成行政体制改革的现实指导思想，但对未来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建设性意义。 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设定：效率与民主之辨 确定了行政体制改革的战略地位以后，就应该进一步明确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不少学者认为，正确界定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对于行政改革是十分重要的。有的学者在回顾建国以来的行政改革时，认为大致经历了六个不同目标内涵的历史阶段，各个阶段行政改革的具体内容受改革目标的制约，而改革目标实质上又取决于当时具体的内外部条件。（注：张国庆：《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论》，第51-110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党的十四大提出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切实做到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1998年开始的政府机构改革，从总体上提出了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体制改革总目标。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至今已经历了从政策调整到体制创新的不同阶段，改革已越来越触及到深层次的关键性问题，改革的目标也日趋明确合理。与改革的实际进程相适应，对行政体制改革目标的确定也是学术界积极探讨的一个问题。但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选择及其相应的改革内容，在理论界至今尚无完全共通性的界说。其原因在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的高度复杂性，在不同的时间、背景和层次上谈论行政体制改革的话题和结论也是不尽相同的。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以构建面向现代化的政府权力为导向，包容着一个多元内涵的价值体系，它可以涵盖“精简”、“高效”、“统一”、“民主”、“廉洁”、“法治”等一系列目标单元。例如，有学者提出行政发展的目标是建立高效、公平、廉洁、开放的行政系统；另有学者认为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在于实现行政管理的现代化，即实现法治化、民主化、科学化、高效化；等等。（注：王沪宁：《论90年代中国的行政发展：动力与方向》，《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胡象明：《试论行政管理现代化及其与政治现代化的关系》，《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8期。）这些目标的提出，从不同角度设计了中国行政体制发展的未来走向，但这些目标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民主和效率之间的张力尤为明显。 从近年来理论界诸家观点来看，可以说以效率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基本是一个共识，虽然一些学者在效率这个目标之外还会设定其他一些目标。对此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第一，学术界一般认为，提高效率或实现政府高效化是行政体制普遍追求的目标，中国自然也不例外。政府及其行政活动能够解决个人无法解决的问题，实现一般社会组织无法实现的目标。但正像“帕金森定律”所表明的，政府具有权力和规模上的自我扩张倾向，庞大的政府体系不仅会越出自身的行政职权边界，侵犯社会私人领域，而且会导致官僚主义和官员腐败等行政危害，这些都造成了行政低效。因此，如何克服上述不良现象，提高政府效率就成为行政改革的首要问题，效率导向也就必然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模式。有的学者通过对西方的考察对此提供有力的支持，指出“无论是泰勒的科学管理时代，或梅奥的行为科学时代，还是当今系统理论时代，一切研究以及实践活动（包括组织模型设计、决策导向、公务员行为规范）都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即高效率”（注：孙柏瑛：《公共行政的新思维》，《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政府行政效率体现为行政体系在一定资源条件下能够提供更多的行政服务或一定服务水平条件下能够减少更多的行政成本。这就要求政府不断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控制机构膨胀，紧缩过度职权，降低社会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实践证明，卓有成效的政府行政管理是现代国家政府努力追求的目标。正像西方学者库夫曼指出的，传统行政体制的目标价值可以概括为效率、代议制度、政治中立能力和（科层组织的）行政领导四个方面，其中效率是行政体制的核心目标或终极价值，其它目标只是维持和保证行政效率的充分实现。（注：Herbert Kaufman:"Administrative Decentralization and Political Power",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V.29 January-February,1969.）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直接原因是政府机构臃肿、职权庞杂、效率低下，并且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行政体制改革的直接目标就是在管理职能、管理领域、管理过程和管理方法等多方面对传统低效的“大政府”进行改造，建设一个适度规模的高效政府，从而有效地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调节矛盾、整合利益差异，顺应并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发展。第二，有的学者也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历史社会条件出发，认为提高效率应当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优先目标。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政府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根据亚当·斯密的政府职能理论，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力量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较为次要的，仅仅扮演了“守夜人国家”和“警察国家”的角色，即仅仅局限于维持法律和秩序、对付外敌侵犯的功能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公共事务性质的变化与数量的增加，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逐步强化，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不同程度上都强调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因此，从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进程看，为了有效解决现代化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早发现代化国家基本上都经历了一个政府功能成长并主导的转变过程。与此相应，后发现代化国家要在短时间内解决“追赶型”现代化所需化解的各种矛盾，包括消除贫困、扩大参与、转换体制、维护基本的社会公平等问题，这决定了发展中国家政府必须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积极有效的主导作用。因此有学者指出，中国目前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关键性转型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中国正进入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政府在高速增长时期成功地发挥主导作用，是需要具备一定条件的，关键在于要有一个有效能的行政系统。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政府必须有足够的能 力制定和推行政策，其二在于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优化”（注：任晓：《中国行政改革：目标与趋势》，《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可见，从中国作为转型期发展中国家的特点而言，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是强化政府能力的首要选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先行目标。 虽然学术界对于行政体制改革的效率目标一般比较认同，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目标的设定上，如何平衡民主与效率的关系是一个争论较大的问题。有学者提出应确立“效率优先、兼顾民主”的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平衡模式。（注：参见王颖：《平衡模式的选择与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湖北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也有学者提出民主（或公平）应该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主张行政民主。（注：参见张成福：《行政民主论》，《中国行政管理》，1993年第6期。）主张行政民主的理由主要在于以下两方面：(1)本世纪60年代末以来，美国传统官僚制行政管理危机引发了旨在重塑行政思维与运行模式的新公共行政学，并由此形成了全球性的“行政改革时代”（注：参见国家行政学院国际合作交流部编译：《西方国家行政改革述评》，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新公共行政学突破了威尔逊、古德诺创立的传统政治——行政两分法的思维框架，认为在现代民主社会中，由于行政对决策的积极参与和对社会危机的积极治理以及社会最少受惠者对公平的切实需求，行政改革应建立起“民主行政”的目标范式（注：奥斯特罗姆：《美国行政管理危机》，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民主应成为行政改革的最核心价值追求。(2)中国行政体制的一个特点是行政体系事实上处于国家机关的中心，行政管理的对象广泛，管理内容丰富，即所谓“大行政”。因此，行政体制改革必然涉及政府（行政）与社会（包括社会中介组织）、市场、企业和公民的复杂关系，这些关系的理顺必须以民主化为根本目标。 实际上，上述对西方行政体制演变的概括并不准确，因为它把“新公共行政学”的理论探讨当作了西方行政改革的实际进程。从历史上看，在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现代化在政治上表现为行政权力的集权化。（注：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第103-10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我国一些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权威学者也指出，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是一个议会权威逐步衰微、行政能力不断增强并最终形成“行政集权民主制”的制度变迁过程。（注：参见曹沛霖、徐宗士：《比较政府体制》，第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西方上述现代化成果在当今并没有实质的改革，行政集权的状况仍在延续，在行政官僚系统内部根本没有“民主”可言，至少“民主”不是其行政官僚系统实际追求的目标。虽然我们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汲取西方“新公共行政学”的一些理念，譬如把“企业型政府”、“顾客导向型管理”等思想用于研究中国的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但不能把即使在西方国家还只是纸上谈兵的东西当作中国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何况就中国而言，现阶段我国的行政体制的发展还远远没有建构起类似于西方那样的现代行政体制或者说是韦伯的理性官僚制，中国的公务员制度也只是初显雏形，不存在西方发达国家官僚制老化的危机。所以有的学者指出，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对策应当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商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干部队伍。（注：宁骚：《行政改革与行政范式》，《新视野》，1998年第3期。） 当然，由于中国政府是一个大政府，我们也确实需要对政府的具体功能作出区分，从而对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进行更为准确的界说。（注：中国行政体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存在着行政的双轨制结构—功能系统，即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与各级人民政府都具有行政功能（参见胡伟：《政府过程》，第29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因此，从广义上说，中国的行政体制涉及到共产党组织和各级人民政府等党政机关。但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实际针对的行政体制，一般只涉及人民政府自身。而涉及共产党领导体制改革的方面，通常被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范畴。）现代行政学把行政活动视为一个系统加以研究，行政体制改革既要处理好系统内部的关系，又要涉及系统外部的关系。行政系统内部的关系主要是政府内和政府间权力、结构、功能及其过程的关系，行政系统外部的关系包括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等几组关系。按照这一思路，有学者认为建国以来，中国行政改革已从机构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发展到公共行政改革，其中机构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差别在于机构改革只是结构层面上的行政体制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公共行政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差别在于公共行政改革越出了行政体制改革本身，把政府与外部的关系视为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一般意义上的行政体制改革主要指行政体系内的改革，体系外的变动只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必要延伸。（注：参见左然：《精简、统一、效能——完成从机构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到公共行政改革的转变》，《人民论坛》，1998年第1期。） 与此相应，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也可以划分为效率导向的内在目标和民主导向的外在目标两类，关键在于科学把握两者的主次秩序。这一关系，可以概括为政府的“体制内功能”和“体制外功能”的区分。而就政府体制内功能而论，政府本身是一个具有高度自组织能力的科层制系统，具有自我管理、自我节制的功能，这是政府履行体制外功能的前提和基础。但是政府履行体制内功能与履行体制外功能的方式是不同的，即政府管理社会和管理自身的方式是有区别的。政府系统作为一个科层制的组织体系，其内部管理必须是上下主从的行政命令式的，在这方面没有民主和平衡可言，也不需要讨价还价，权力必须是集中统一的。无论何种类型的社会体系，只要它是健全的，政府的体制内功能就必然是如此。（注：胡伟；《政治功能的二元范畴：建构一种体制改革的规范》，《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1996年第4期。） 但是，政府的“体制外功能”或“行政系统外部关系”所产生的“民主导向的外在目标”，实际上远远超出了行政体制改革的范畴，而恰恰是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民主和效率当然都应当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但这两大目标必须有其一定的适用范围。有一些学者主张把民主列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新的核心目标，把行政系统与外部社会、市场和企业的关系视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本原内容，这主要是没有从理论上厘定行政体制改革的主体范畴。实际上，政治发展要兼顾民主和效率，意味着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配套进行，而不是把行政体制改革自身扩大化为政治体制改革。效率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民主化则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保障，其实质上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价值。美国社会学家列维认为，政治现代化实际上是集权化和民主化的综合，其实质是为了达成效率和民主的统一。既然当前中国的改革战略是按照“三大改革”的设计展开，就必须把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及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目标加以区分，而不能让行政改革去承担它不应承担也承担不了的任务。如果混淆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混淆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区别，这不利于从总体上推进中国的改革事业。因此，中国的改革在总体上应达成政治民主化、行政集权化和政治经济二元化的“三位一体”目标。（注：胡伟：《中国体制改革的政府整合取向》，《政治与法律》，1995年第2期。）其中行政体制改革应以提高政府效率为核心目标，同时行政体制改革在处理内部关系时，也要积极理顺外部关系，努力取得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 行政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结构——功能协同发展取向 行政效能 的提高有赖于政府权力在结构——功能上的合理化，构造出现代化的政府权力。增强行政效率、建设效能政府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在此目标下，不少学者进而对行政权力结构的合理化和功能的合理化，即“机构改革”和 “职能转变”进行了探讨，这构成了学术界对行政体制改革具体方案进行理论设计的主题。同时，沿着这一主题，学术界也形成了关于行政体制内外部改革的深层思考。 由于行政体制说到底是政府系统内进行职能划分、机构设置的权力机制，行政权力机制的重构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在目标，也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质性内容，包括行政体系内部纵横向的权力机制调整和行政体系与外部环境之间权力机制的理顺。而中国行政体制的创建，是适应产品经济和高度集权需要的产物，其结构、功能和运行关系都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并深受马克思主义政府体制理论、苏联行政体制模式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注：周志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前瞻》，《新视野》，1996年第4期。）对这样的行政体制进行改革，如果单纯在机构规模和责权的大小上做文章，而不去改变政府对于经济社会的功能范围；或者反过来，只单纯要求转变政府职能，但不对政府机构进行合理调整和精简，都是不可能取得长期效果的。因此，有的学者指出从目前行政体制改革的实际问题和主要任务看，有效地改善行政权力机制的关键性工作在于行政体系结构的合理化和功能的合理化。行政结构的合理化即政府机构改革的实质是行政权力主体的合理分化、增减和重组，主要是行政体制形式上的变革；行政功能的合理化即政府职能转变的实质是行政权力作用的空间、领域和形式的合理变化，是行政体制的内在变革。（注：参见何颖、李萍：《我国政府机构改革中的行政权力重构》，《中国行政管理》，1998年第8期；沈荣华、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政改革》，《中国行政管理》，1998年第11期。） 上述体制改革思路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这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践当中可略见一斑。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行政体制改革一般以机构改革为外现形式展开，建国初期至80年代中期，中国行政改革主要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及在政府规模上做文章，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下放权力及政府机构和人员的精简。这就是说以前我国的行政改革基本上是围绕政府的权力结构展开的，无论是下放权力还是精简机构，都没有跳出这一范畴，因为精简机构明显是政府内部结构的一种规模变化；而下放权力意味着政府权力自上而下地流动，也只是政府内部上下权力结构的调整。以往历次政府机构精简和人员裁减，都没有取得持续性的理想效果，原因就在于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变动，行政改革难以触及管理体制本身，外延式的机构改革跳不出“精简——膨胀”循环往复的“怪圈”。同样，对于下放权力，学术界的批评之声也未间断过，所谓“一收就死，一放就乱”就反映了人们的一种普遍看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权力下放，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争论。持赞成观点的人认为它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促进了积极发展。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其中带来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特别是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倒挂”现象。 正是在经历了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的种种磨难之后，学术界开始对以往单纯精简机构的改革方案进行了否定。与此相呼应，有的学者也逐渐认识到，单纯的下放权力也不是行政体制改革的良方，甚至也非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这种认识在80年代后期就已经形成。有经济学家曾总结了两种改革的基本思路，不仅涉及到经济改革，而且也关联到了行政改革。第一种思路认为：(1)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根本弊端是决策权力过分集中，抑制了地方政府、生产单位和劳动者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2)改革的要旨，在于改变这种状况，充分调动地方和生产者的积极性；(3)调动积极性主要靠下放权力来实现。第二种思路则认为：(1)旧体制各种弊端的根源，是用行政命令来配置资源；(2)对于高度社会化的现代经济而言，唯一可能有效代替行政命配置资源方式的，是通过有宏观管理的市场制度来配置资源；(3)因此改革要以建立生产性市场制度为目标同步配套地进行。就政府功能而言，前一种思路即旨在调节中央和地方权力关系的“下放权力”，后一种则是旨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职能”。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看，第二种思路显然优于第一种思路。 现代化论文:现代化进程中妇女发展展望与对策 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主体，它包括价值观念现代化、思维方式现代化、心理结构现代化、行为方式现代化等。妇女发展是人的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人的现代化过程离不开妇女的发展。 妇女发展从根本上说，是妇女作为一个由性别分层而形成的社会群体，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不断进行自我超越，追求和实现人生价值的过程。妇女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即妇女自我意识的高度觉醒，与男性一样拥有自己的尊严、人格与价值，平等地参与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事务，发挥自己的潜力与才能，但随着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妇女发展却面临着诸多问题。妇女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中总体上仍处于弱势地位，在现代化进程中相对于男性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和困难，尤其是“男尊女卑”思想依然比较严重，阻碍着妇女自身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发展的追求，妇女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在现实生活中还得不到真正实现。一些发达国家的妇女发展道路也警示我们，现代化并不一定带来妇女的发展与进步。如在美国，妇女追求自身的独立自主和人生价值，年轻时就离开父母独立学习、谋生，婚后许多人仍承担社会职务。但这较高的社会地位，是她们中许多人牺牲家庭与生育换来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妇女中独身者迅速增加，即使结婚也不要孩子，结果导致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而在日本，女性从学校毕业后暂时就业工作，结婚后便退职回家，专事生儿育女和家务劳动，结果导致妇女自我价值被埋没，社会地位极其低下。这两种极端在现代化进程中，都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也是不可取的。此外，目前有关衡量现代化的主要评价指标中，还没有一项能够准确地反映作为性别分层的妇女群体发展水平的。而一项未曾考虑性别因素的战略，往往会带来片面的发展和新的社会不公。 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妇女发展问题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以彻底解决。但是任何强调客观，甚至消极等待、观望、无所作为的思想也是万万不可取的，我们必须用积极主动的态度和切实有效的行动扎实推进妇女的发展。 一、要真正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各级党和政府是现代化目标、任务、政策的决策者。决策者的认识、行为和认同度直接影响着性别意识在决策中的位置和作用。决策者在制定法律、公共政策、方案和项目时，只有把男女平等作为参照值，充分考虑发展过程中将会对男女两性特别是对仍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造成的影响，才能使妇女的发展得到强有力的保障。因此，各级党和政府应抓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落实，将妇女发展内容列入现代化目标和现代化衡量标准之中。一要将妇女发展规划与现代化总目标以及各级有关现代化发展的子规划、公共政策紧密地衔接在一起，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之中，加强性别统计、性别分析，以及时采取有效的对策。二要将妇女工作真正纳入政府的职能之中，各级政府设立专门的实质性的妇女工作部门，更有效地承担起促进妇女发展的职责，改变目前各级政府虽然设有妇女工作机构（协调组织）而实际工作仍由不具备行政效力的群众团体——妇联来承担的状况。三要继续建立完善有关妇女的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坚持打击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活动，为妇女平等参与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四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用法律的、行政的、宣传教育的等多种手段消除“男尊女卑”、性别歧视的影响，为妇女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五要关注和有效地解决妇女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如占妇女人口70的农村妇女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权益保障问题，确保妇女参与国家和地方各级决策管理机构、平等地行使权力问题，妇女潜在的人才资源向显性的人才资源的转化问题，消除色情服务业滋长问题等等。 二、广大妇女要更自觉地参与现代化建设，以素质、作为求发展。妇女只有不断提高素质，积极参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伟大实践，作出贡献，才能使自身发展获得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前景。而未来的社会以知识为本，以能力为本，将为妇女创造更多更好的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机遇。广大妇女要树立起自我意识、成就意识、成才意识、竞争意识，不仅仅把参与社会作为解决自身生存的问题，而且要把参与社会作为人生不断发展，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善于自我设计，在扎扎实实地走好每一步的基础上，有志于向更高层次迈进，努力做到在思想观念上不断更新，在志向目标上不断追求，在知识能力上不断充实提高，使自身发展获得持续的内在动力。 三、各级妇联要在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地承担起推进妇女发展的神圣使命。要紧紧围绕“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的基本职能，在四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一要通过参政议政等渠道，更有效地推进男女平等国策和性别意识进入法律、法规和政府的各项决策之中，从根本上为妇女发展创造条件。二要进一步密切与各界妇女群众的联系，切实掌握妇女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情况和问题，加强对策研究，为维护妇女权益，促进妇女发展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三要进一步加强对妇女的宣传教育，唤起妇女的自我意识和群体意识，引导帮助妇女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提高素质，实现自我超越，发挥“半边天”作用。四要适应现代化需求，加强妇联的自身建设。以改革、创新、务实的精神，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妇联干部队伍，努力探索和改进新时期妇联的思维模式、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不断提高妇联的工作效率和工作水平。 现代化论文:我国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分析 [内容摘要] 我国宪法的现代化应当基于两个维度：一是针对原有宪法存在的问题，一是尊重宪法的普适性价值。就我国而言，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应当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进一步确立人权保障与民主价值，二是推进宪法的形式化。 [关 键 词] 宪法 现代化 人权 民主 价值 形式主义 现代化是一项双向比较运动：一方面，现代化面对过去，过去构成现代化的起点和基础。现代化是对传统的变革与创新，或者对传统的扬弃。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变革、创新或扬弃的过程。另一方面，现代化又指向未来，而这个“未来”的模式是以已经现代化的国家即发达国家为原型来描述的，其结果，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向发达国家靠近的过程。现代化是一个比较性概念。对于落后国家，现代化是对发达国家的追赶或超越的过程。就“面向过去的运动”而言，由于各民族国家背负传统的差异，在变革与创新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因此，各国现代化的过程具有特殊性。而对“指向未来的运动”而言，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其现代化的内容与过程都必然带有某种普遍性。这些普遍性为落后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提供了一个参考模式。因此，现代化必然既是一个转化传统的过程，也是一个吸纳普遍性的过程，其结果是：尽管各国的现代化在结果形态上大体一致，但若将各自确立的现代化目标分解成若干细目，则可发现在这些细目的选项上存在着差异。 因此，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现代化目标和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与其他国家相比，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不一样”的现代化。这是在现代化问题上传统因素的特殊性与发达国家现代化的普遍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不同国家宪法的现代化也是“不一样”的。从这一认识出发，确定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必须考虑两个维度：一是要针对原有宪法及实施中存在的特有问题确定解决方向与所要达到的目标，二是从发达宪政国家的现代宪法中概括出基本的普遍性要素并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有选择地确定为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就我国而言，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应当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确立人权保障与民主价值，一是推进宪法的形式主义。 一、厘清宪法的价值承载 （一）价值在宪法中的意义 1、价值判断与宪法学 根据哈耶克的研究，18世纪到19世纪初，科学尚未分化。像政治经济学这类现在看来非常明确归于社会科学的学科，在当时既可以称科学的一支，也可以称为道德哲学或社会哲学的一支。19世纪上半叶，科学日益局限于指自然科学和生物科学，并形成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严密性和确定性，而科学的成功导致另一些领域的工作者着手模仿它们的教义和术语，出现了狭义的科学方法和技术对其他学科的专制。 实证主义正是这种“专制”的哲学解读——它“坚持‘事实’与‘价值’的分离，主张社会科学必须将自己的范围严格限制于事实领域，因为事实领域可以应用经验的或自然科学的方法，以从中求得确定无疑的规律。” 韦伯也主张，“社会科学是价值中立的”，“它不是应当价值中立，而它就是价值中立的”。 19世纪下半叶，实证主义侵入了包括法律科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一切分支。法律实证主义为了追求客观性，它也运用所谓“物理的”科学的方法，试图消除科学家的任何主观因素，法律科学家必须审慎地避免把自己的价值观带到调查中。 “实证主义导致一切价值判断都是非理性的说教”。价值判断被认为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个人的或者集体方式相同的基本评价，也就是说，人员对某一对象物的种种感觉状况转换解释为该对象物的一些特征，亦即被客观化。东西不是美或者丑，行为不是善或者恶，等等，而是一些人员或者人员圈子对它们的中意还是不中意，赞成它们还是不赞成它们。 价值判断被认为是主观的，而且仅仅是一种统计学上的确认：如果多数人对某物持共同评价——他们赋予其相同的用途，或者期待它在相关的人看来具有相同的效用，那么，该事物就有价值。实证主义理论的致命之处在于：它无法真正做到所谓“价值中立”或“摆脱一切价值”。 与法律实证主义相反，一些学者把他们的研究完全置于价值判断之上，如古斯塔夫·拉特布鲁赫。对他来说，整个法哲学是“法的价值的观察”，法哲学必须探索各种价值，在各种价值的基础上，某一种实在法的法制显示出是公正的或是不公正的，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法。 事实上，法学研究不可能离开价值判断。边沁认为法学研究的任务是，“（1）确定法律是怎样的；（2）确定法律应当怎样。” 宪法学的研究也应该是要达到这两个目的：一是确定宪法是怎样的，二是确定宪法应当怎样。无论你如何小心，只要你冀望确定宪法应当是怎样的，则无法避开价值判断。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看到（Seeing），从任何重要的意义上来看，都依赖于我们的看（looking），看反映了关切、理论、目的和理念的整个系统，它们引导我们去追寻所考虑的事物中这一个而不是另一个本性。 马丁·洛克林反问道：我们真的能够在不选择任何价值立场的情况下辩识和安排关于英国宪法的“事实”吗？他说，在我看来，这一学科中的知识必定关系到人的目的以及我们赋予给周遭情境的意义。这标明：首先，知识必须到意义中去寻找；其次，知识是关系性的。知识的这些特性表明：我们不可能在人类目的的社会背景之外来确定真理或谬误。 可以得出结论，价值判断在宪法学研究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价值判断决定了宪法学研究的方向与路径。任何一个从事宪法学研究的人，他必须先为自己预设必要的价值判断，至少他必须确认对宪法学的研究这一活动本身是有价值的。这个价值判断构成了他研究的出发点，他在研究中可能改变其价值判断，而在改变之前，他一定又接受或形成了新的价值判断。其次，价值判断决定了宪法学研究成果的性质与历史意义。再次，价值判断的多元化所导致的宪法学内部的分歧与多样性，是宪法学学术进步的前提。黑格尔曾从哲学的角度强调了一个学科内部的分歧与多样性对于该学科的重要性：“哲学系统的分歧和多样性，不仅对哲学本身或哲学的可能性没有妨碍，而且对于哲学这门科学的存在，在过去和现在都是绝对必要的，并且是本质的。” 我国传统宪法学的问题在于，过分强调一种单一的价值判断，而忽视了其他价值判断的存在。这导致宪法学研究的单调，缺乏创新，研究本身不过是对某种价值 判断的注释。 2、价值与宪法文本（或宪法规范）。 林来梵博士将宪法规范喻为“单纯的容器”，认为它具有价值中立的特性，不排除任何一种特定的价值。因此，事实与价值可以相对分离，任何价值均可以通过竞逐而注入宪法规范。 这一观点的缺陷在于：事实上，并不存在价值中立或者不含任何价值观念的宪法规范。首先，事实上，宪法所特有的价值理念，如权力、权利、正义、民主等价值观念都是先于宪法观念之前而产生的。 制定宪法的动议及制定的整个过程都是在一定的价值理念指导下进行的，也就是说，宪法在制定时就已经被预设了价值理念。此时，价值是制宪者为宪法预设的道德目标。宪法规范只是作为这种价值理念的实现手段才被确定下来的。因此，宪法规范根本不可能与价值分开来，“单纯的容器”是不存在的。正如马丁·洛克林的断言：“不存在关于英国宪法的价值无涉的事实。” 其次，并不是宪法文本中每一个宪法规范或每一具体条文都能读出价值内涵。但这并不排除一些规范或条文，如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直接表述宪法的价值，这类规范可以称为宪法的价值规范。其他不直接表达宪法价值的规范可称为非价值规范，它又可分为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两类。从形式上看，相同或类似的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在任何一部宪法都可以找到，它似乎不含任何价值观念。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在一部宪法中，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总是要与价值规范结合在一起才构成宪法规范的整体，而且，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只有在促进价值规范的实现过程中才能体现出自身的价值。因此，即使内容完全一样的技术性、社会性宪法规范，在纳粹德国和其他真正实行民主宪政的国家，实践中会表现出完全不同的价值倾向。从根本上讲，宪法的价值是通过所有宪法规范组成的规范系统所发挥的整体功能来体现的。再次，宪法一旦颁布实施，其价值作为一个系统或整体隐藏在规范的背后。价值必须借助于概念和逻辑的形式，尽可能精确地转化为调整具体宪法行为、宪法关系的规则体系，才有可能在具体的行动领域得以彻底、全面的贯彻。这一过程，一方面使宪法规范获得了正当性，另一方面也为宪法规范及宪法规范的具体适用过程获提供了评价的标准。 我们以往的宪法并非没有确立价值，而是所确立的价值仅停留在纸上，换句话说，宪法文本叙述的价值与宪政实践中的实际价值诉求并不一致。 （二）将人权保障确定为宪法的核心价值 1、对人权保障作为宪法价值的一般考察 （1）西方国家一开始就将人权保障确定为宪法的首要价值，其经典表述是：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 自近代以来，宪法在西方世界一直是一个极具价值意义的概念。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为我们建立起一套关于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的学说。同时，为实现人权保障价值，他们还绞尽脑汁设计出以三权分立与权力制衡为特征的政制方案。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1787年美国宪法特别是1791年获得批准的“权利法案”，使这套价值体系及以此为基础的政制方案在北美洲率先实证化。美国宪法“最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来人类对于理性政治的追求变成了现实。” 1789年在法国大革命中诞生的《人权宣言》宣称：“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 人权价值成为宪法存在的前提，法国革命者们情绪化地高喊：“无宪法，毋宁死！” 法国1791年、1793年、1795年宪法都将《人权宣言》置于篇首作为宪法所依据的基本原则； 1946年、1958年两部宪法序言虽未将《人权宣言》置于篇首，但都确认了1789年《人权宣言》所载权利与自由。至此，“人权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理论了”。 美、法两国宪法极具示范效应，以人权价值迅速获得了普遍认同。到上个世纪，亨金宣称：“我们的时代是权利的时代。人权是我们时代的观念，是已经得到普遍接受的唯一的政治与道德观念。” 人权保障理所当然地被公认为宪法的首要价值，几乎在当今170个国家的宪法中都被奉为神圣。 （2）近代以来中国接受宪法的直接动机是富国强兵，人权保障未成为宪法的核心诉求。 在中国，宪法是舶来品，对宪法的接受不是基于价值认同，而是别有原因。面对1840年以来西方国家的强烈挑战，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 先是在器物上感到不足，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于是举办洋务。及至中日甲午一战，洋务运动破产，人们才痛切地认识到，西方国家强大的原因不止于器物，更在于其政治制度的优越， “日本有宪法而强，中国无宪法而弱”。 于是“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 立宪强国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基本共识。1904年的日俄战争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信念：“日本的立宪政治，虽然还不曾得到真正民权自由；但是他施行钦定宪法没有多年，便以区区三岛打败庞大专制的中国，再过十年，又打败一个庞大专任的俄国；于是大家相信‘立宪’两字是确有强国的效力了；仿佛一纸宪法，便可抵百万雄兵”。 孙中山说：“我们要想把中国弄成一个富强的国家，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呢？这个方法，就是实行五权宪法。” 在谈到1954年宪法时也说：“我们现在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宪法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写的。”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清末以来的各种政治力量之所以“接受”宪法，其实都是将宪法当作某种政治工具来看待的， 保障人权未成为宪法的价值诉求。哈耶克曾追问：“难道宪法的作用仅仅在于使政府顺利且有效地运转，而不管它们的目的是什么吗？” 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追问：难道宪法仅仅在于富国强兵或者国家稳定，而不问国家的目的？ 不过，1949年后的几部宪法在形式上似乎更关心人权，但其理论基础并不是前面提到的人权保障的价值哲学。几部宪法在价值上都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始终没有将人权保障确立为宪法的核心价值。宪法的主要目标仍然不是保障人权，每一次修宪都发生在国家重大政策、方针发生变化之后，每一次对宪法的修正都不过是为新的政策、方针提供“合法性”。第二，即使宪法文本中将“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规定放在更为显著的位置，或者把公民的基本权利规定得特别完善、全面，但由于未规定违宪审查、宪法诉愿等制度，这些基本权利的规定常常停留在纸面上，难以落到实处。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全面规定并将这部分内容放在显著的位置，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不过是一种政治姿态。第三，强调国家或民族的集体权利如发展 文秘站: 2、将人权保障确定为宪法的核心价值并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彻底贯彻，仍然是我国宪法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这一目标意味着：（1）要确立人权保障价值相对于秩序、效率等其他价值的优先地位。这意味着人权保障价值具有一定程度的终极性，在人权价值与其他价值冲突时优先保障人权，不能在秩序、效率等的名义下损害乃至牺牲人权价值。（2）要将这一价值贯穿整个法律体系，保障人权是整个法律体系的核心精神。这就是说，不仅是宪法，而且其他法律规范体系也都要以人权保障为其价值目标。（3）价值是制度和规范的灵魂，但价值不会自动实现，它必须化为具体的制度和规范（即宪法中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及其保障制度）并通过制度与规范的执行来实现。这要求人权保障制度如宪法诉愿、违宪审查等制度的建立、健全与完善。（4）为避免绝对化的理解，我们还必须明确：强调人权保障价值对于宪法的重要意义，并不意味着人权价值是绝对的。相反，“权利观念承认对权利的一定限制是允许的，但限制本身应受到严格限制。” 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在以下两方面是可以被接受的：一是平等的要求。即人人平等地享有基本权利，平等地受到保护。为保证每个人都平等拥有权利而产生的限制是可以容忍。二是紧急状态的要求。国家在面临重大自然灾害如地震、瘟疫及严重的社会动乱如战争等紧急状态下，为防止因紧急状态的发生导致整个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全面失控，可依法对公民合法权利进行一定范围、 一定限度的限制乃至剥夺。但这种限制或剥夺，其范围和程度必须事先严格限定，而且还应当有一个确定的底线。根据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以下公民权利是不得克减：人的生命权，不得施用酷刑，不得使用奴隶，不得仅仅因无力履行约定而被监禁，不得把追究溯及既往的行为定为犯罪，人格权受尊重，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不可侵犯，等。当然，还必须明确紧急状态下公民权利受侵害时必要的救济手段和途径。 在这一底线之下，国家在紧急状态下对公民其他权利的限制与剥夺就是可以被接受的。 （三）廓清宪法的民主价值，实现政治的民主化与民主的法律化。 1、代议制成为实现民主的根本形式。 在十八世纪的英美世界，民主是“表示由人民治理的政府”，即“它不只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政府……而且实际管理政府的权力也在人民手里。” 这种理解在当时被称为简单民主或纯粹民主制，也即后来所谓直接民主。美国制宪时代的思想家们并不看好甚至反对民主，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将民主理解为直接民主。 根据卢梭的教导，由于规模等难题，直接民主是不可行的。 同时，当时的思想家们还存在另外一个担忧：多数决定原则可能导致“多数的暴政”。 古希腊时期雅典对苏格拉底的审判，法国大革命时期以“民主”的名义对人权的践踏与忽视，都是“多数的暴政”的显例。由于这样的原因，在美国宪法中通篇找不到“民主”的字眼。但是，美国的宪法确实是对民主的确认！不过，这种民主即美国早期称为“共和”的代议制度，而非直接民主。代议制度被认为是“用少数来取代多数”，最早来源于英国。十八世纪的英国人相信，在下院他们有自己的代表，他们已经为自己的自由建立起制度的保障。他们将“民主制”（即代议制）一词与君主制和贵族制合在一起使用，都作为其混合政府或者平衡政体的一个核心部分。 2、宪法对民主的确认。 现代宪法理论认为，民主是宪法产生的前提，宪法是对民主的确认和保障，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基本形式。 各国宪法通过以下几种方式确认了民主： （1） 对“人民主权”原则的确认。“人民主权”原则是民主的精髓， 它已经成为各国宪法的通则。美国宪法序言写道：“我们合众国人民……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1958年法国宪法，第2条规定：国家的原则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第3条规定：“国家主权属于人民”；第4条规定：各政党和政治团体“必须遵守国家主权原则和民主原则。”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20条规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合作的联邦国家”，“全部国家权力来自人民。” 我国1949年以后的几部宪法也都规定了这一原则。1982年宪法第2条的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2）规定代议民主的制度构成和程序。民主在本质上是一套程序。程序对于民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一方面，宪法就是要通过严格的程序确保代表或议员不会偏离选举人的意志行使权力，使他们能始终代表人民的意志；另一方面，民主是一种多数决策的过程，在决策前并不存在预设的实体结果，人们之所以接受这个结果仅仅是因为他们事先接受了形成这个决策的程序。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程序决定了实体。在这方面，我国的宪法还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一、宪法规范的内容重实体而轻程序。宪法对民主的程序规定篇幅很少，残缺不全。 二、宪法中未确定正当程序原则。一般认为，现代西方立宪主义的核心是“正当过程”条款（the due process clause）。 （3）规定对代议民主的制约和补救。从各国宪法来看，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在宪法中规定公民的创制、复决权。这实际上是承认一定条件下公民享有直接立法权，以克服或纠正立法机关在立法时不能有效地反映民意甚至违背民意的现象。二是规定全民公决。这是通过由全体公民投票来决定某一重大问题的制度，它通过公民以主权者的身份直接行使的决断权。三是规定对代表或议员的监督与罢免。我国宪法未规定公民享有创制、复决权，也未规定全民公决制度。对代表的监督与罢免的规定也还有待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3、民主应当成为我国宪法现代化的重要价值目标。 当代西方学者对民主制度极为推崇。美国弗朗西斯·福山甚至认为，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 因为，自由民主制度不存在根本性的内在矛盾，“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于是“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 笔者对所谓“历史终结”抱有谨慎的疑虑，但仍然非常赞同福山的初步断言：至少在目前我们还“找不出比自由民主理念更好的意识形态。” 民主原本具有手段的意义，其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权。但人们逐渐发现，民主早已超越了其手段或技术的意义，而具有独立的价值——对人权的程序保障在某种程度上比实体保障更为根本，人权的实体保障最终通过程序保障来实现。民主本身也成为宪法的价值诉求。 从民主的价值出发，我国宪法现代化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政治民主化。政治是在共同体中并为共同体的利益而作出决策和将付诸实施的活动。 权力是政治的基本要素，政治的实质就是公共权力的获得和运用。因此，政治民主化意味着，所有公共权力必须来源于人民的授予，所有公共权力的运行必须反映人民的意愿。 （2）民主政治法律化。公共权力的获得和运行都必须有宪法和法律上的依据，或者都由宪法和法律进行规范。这要求宪法对公共权力的获得与运行要作出完备的规定。民主可分为人治民主即以人治方法实行的民主和法治民主即以法治方法实行的民主。法治民主的基本特征包括，用法律来集中和反映人民的意志，并按照“服从法律的就应当是法律的创造者”的精神与要求来制定法律；法律至上；国家权力受宪法和法律限制；已制定的法律得到严格实施。 法治民主所蕴涵的正是民主政治的法律化。 （3）建立以权力制约机制，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就我国目前而言，最关键、最紧迫的是，尽快建立违宪审查制度。 二、推进宪法的形式化 （一）形式合理性优先：宪政的法律之维 理性在启蒙运动以来被用以为价值之源和对现存事物批判的标准。启蒙运动的开展及其对宗教的猛烈批判，整个社会表现为一个世俗化的过程，即韦伯所说的“世界的祛魅”过程，这实质上就是一个世界走向理性化的过程。“理性化”是韦伯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概念，并将其作为他对经济、法律、政治和行政管理等社会制度合理化发展的分析工具。在韦伯那里，形式合理性指的是可以准确计算的合理性。而实质合理性则指由伦理的、政治的、功利主义的、享乐主义的、等级的、平均主义的或者某些其他的要求来衡量的合理性。实质合理性从根本上不具有可精确计算的属性，因为用以判断实质合理与否的价值是无限多的，不仅仅有来自于政治上、伦理上和习俗上的各种各样的相互矛盾的理论、观念和原则，就是在那些信奉同一种政治和伦理学说的人们中间，也不大可能有两个人的价值标准在一切方面都完全一致。 可见，实质合理性意味存在着一套主观的、价值的标准。学界虽然承认存在一些普适性的价值，但终究无法给出一个确定的标准，甚至探究这种确定标准的手段也难以获得。追求实质合理性的道路充满崎岖，而且几乎可以肯定这种追求难有实质意义上的结果。从法律的方面看，强调“实质合理性优先”虽然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极具诱惑的正义理想，但它在 司法领域的贯彻，将导致个案正义优先于普遍正义，法外的标准优先于法律的标准， “直接追求实质合理性的司法实践也总是难以摆脱人治、专断、反复无常或神秘主义等非理性力量的控制。” 诉诸实质合理性的司法，导向一种人治的司法模式。 而“法治主义强调形式合理性优先”。 法律的形式理性是法制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的起码的要求。 韦伯在其关于法律的论述中，特别强调法律的形式理性（或形式合理性），他赋予法律的形式理性以相对独立的地位。D·M.特鲁伯克将韦伯的法律形式理性解释为：法律思维的理性建立在超越具体问题的合理性之上，形式上达到那么一种程度，法律制度的内在因素是决定性尺度；其逻辑性也达到那么一种程度，法律具体体现和原则被有意识地建造在法学思维的特殊模式里，那种思维富于极高的逻辑系统性，因而只有从预先设定的法律规范或原则的特定逻辑程序里，才能得出对具体问题的判断。 韦伯还进一步揭示了法律形式理性的意义：特殊的法的形式主义会使法的机构像一台技术上合理的机器那样运作，它为有关法的利益者提供了相对而言最大的活动自由的回旋空间，特别是合理预计他的目的行为的法律后果和机会的最大的回旋空间。它把法律过程看作是和平解决利益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它让利益斗争受固定的、信守不渝的“游戏规则”的约束。 形式合理性是法律的生命所在。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是“指用理性化的法律来判定是非曲直”。 因此，宪法的形式合理性，从根本上讲，它要求宪法必须成为法律，而不能是政治宣言、道德原则，这已经获得学界的普遍认同。这就要求，宪法的内容尽可能采取法律的外在形式，即以法律规范的形式表现出来，并跟其他法律一样，能以特有的“法律”的方式或依实施一般法律的基本原则、基本手段予以实施。宪法的形式合理性的实质就是宪法采行法律的形式，宪法的形式合理化即是宪法逐渐采行法律形式的过程。 那种认为宪法主要用以确认个人尊严、基本权利与自由等价值，其关键是合理确定权利与权力的界限并有效制约权力以实现权利的主张，体现的是一种对宪法的“实质合理性”理解，它将宪法所追求的目标确定为“实质合理性”。这意味着，在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相冲突时，优先考虑实质合理性。我们承认，宪法的确对人权等最根本的、最重要价值目标给予了正式确认。但是，宪法也是法律，因此在制（修）宪的过程中，也同法律一样，“应当最大限度地将实质合理性转化为形式合理性”，“最大限度地把实质合理性由个别存在物转化为普遍存在物，由分散无序的状态转化为理性可以把握和预计的固定形式”；在宪法的实施中，也须“借助于而不是绕开形式合理性去实现实质合理性”。 因此，宪法也不例外，其生命也在于它的形式合理性。 强调宪法的形式合理性，并不意味着对宪法实质合理性的否定或排斥，它仅仅表明：宪法的形式合理性相对于实质合理性而言，具有优先性。即：（1）宪法的实质合理性通过形式合理性予以实现。（2）在宪法的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相冲突时，以形式合理性所确立的标准来最终判定实质合理性。（3）宪法的所有内容尽量实现形式的合理化。“在所有理性化的法律制度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种‘形式主义’的倾向”， 因此，宪法对形式合理性的追求，必然意味着宪法形式主义的兴起。 长期以来，我国宪法都以追求实质合理性为目标。这体现在：（1）宪法详细而全面地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却没有规定保障的具体制度和途径。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受到侵害，却无法有效的救济。（2）宪法规定了国家机关权力的范围、种类，甚至也规定了行使的程序，但却未规定违宪审查制度，面对大量存在的违宪行为，宪法却无能为力。（3）宪法中过多地规定政策、方针及其他非规范性内容，一些本来是规范性的内容却又未具体规定如何处理，等等。这些都表明，我国的宪法至今仍是以实质合理性为其价值诉求的。因此，我国宪法的发展必然有一个形式合理化的过程。宪法的形式合理化是我国宪法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 （二）程序正义优先：宪法的实践理性 实践理性是指人的从事和选择正当行为的机能和能力。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人具有从事正当行为的欲望、愿望和能力；其次，存在一个评价人的行为正当与否的公共的普遍的标准。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法的实践理性即意在探寻法律的正义在实践中确定的判定标准。那么，在宪政实践或宪法实施过程中，我们将根据什么方式来确定“评价人的行为正当与否的公共的普遍的标准”？一般来说，有两种方式：一是根据行为的结果，一是根据行为的过程。如果借用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正义概念，那么，就前者而言，可以理解为实体的正义，它“意味着只要结果正确，无论过程、方法或程序怎样都无所谓”； 后者可理解为程序的正义，它意味着“无论处理个案的过程所得出的具体结论是什么，这一过程都应当受到某些实体正义之外的其他正义原则的指引和限制”, 也即是说，要考虑程序自身的存在理由，或者说是要确立程序的独立价值。 问题是，当二者发生冲突的时候，如何取舍？这才是我们关注这一问题的关键。宪法的实践理性要求在宪政实践或宪法实施中获得一套客观的、确定的标准，是依实体法的规定来判定正义，抑或依程序法的规定来判定正义？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取实体正义优先还是程序正义优先？罗尔斯关于程序正义的理论回答了这一问题。 罗尔斯以分蛋糕的比喻为例将程序的正义分为三种：一是完善的程序正义。在这种情况下，“对什么是公平的分配有一个独立的标准，一个脱离随后要进行的程序来确定并先于它的标准。”而且，“设计一种保证达到预期结果的程序是可能的。” 由于标准不在程序之中，要探究这一标准是困难的，因此，罗尔斯警告说，“完善的程序正义如果不是不可能，也是很罕见的。” 实践中，我们并非要真正的、绝对的达到平均分配蛋糕，而只需确定由动手切蛋糕的人最后领取自己的一份，即可认为它符合正义。可以认为，只要设计的程序被认为是正义的，其结果也被认为是正义的（按照预先设定的标准，并非这个结果就真的是正义的）。二是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其基本标志是：“当有一种判断正确结果的独立标准时，却没有可以保证达到它的程序。” 刑事审判被罗尔斯分类为不完善的程序正义。某被告是否真正犯罪存在着绝对的标准，但除了万能的上帝，人类并不掌握任何时候都能满足绝对标准的认识手段，实际中采取的方法在实质上就与分蛋糕并无多少区别。 也就是说，在不完善的程序正义的情况下，仍然是以程序是否正义来判定结果是否正义的。三是纯粹的程序正义。它“不存在对正当结果的独立标准，而是存在一种正确的或公平的程序，这种程序若被人们恰当地遵守，其结果也会是正确的或公平的，无论它们可能会是一些什么样的结果。” 只要程序正义，其结果就一定正义。 从理论上讲，在罗尔斯关于程序正义的三种分类中，程序的地位是略有差异的。但在实践中，结局都是一样的：实体的正义最终都由程序来保证，即程序正义决定实体正义；或者，在二者冲突时，程序正义应当优先于实体正义。 关于正义的理论适用于法律的领域，产生了实体法与程序法及其关系的问题，在确定以什么标准评价人的行为正当与否时，出现了实体法中心观和程序法中心观两种对立的主张。前者认为，完美无缺的实体法是前提，程序法仅仅是“助法”或“附带性规范”，即“程序仅仅是以判决的方式产生出其结果的机械性过程或就是这个机械本身。” 程序法中心观则认为，程序法并不是助法，而是实体内容形成作用的法的重要领域。实体法上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如果不经过具体的判决就只不过是一种主张或“权利义务现象”，只是在一定程序过程产生出来的确定性判决中，权利义务才得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实体化或实定化。 程序不仅具有独立的价值，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实体法是通过程序法来确定的，即所谓“程序是实体之母，或程序法是实体法之母。” 针对我国目前在宪法实体规定方面已趋完善，程序的阙如使实体规范不能有效实现而成具文的现状，笔者曾撰文指出，“与其让完备先进的实体规定留在纸上，还不如先完善程序，使实体规范完全得到实现。同时，优先发展程序，并不否定实体规范的适时发展，只是强调在现阶段宪政建设的侧重点是发展程序。” 在该文中，笔者讲的是一个实践中的操作问题，即宪政建设的先后次序、以何者为重点的问题。这与本章中笔者提出的宪法程序正义优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相信细心的读者一定已了然于胸。 宪法程序正义优先具有明显的价值取向的意蕴。其基本含义是：第一，宪 法内容的程序化。它要求，尽可能使宪法的实体内容化为一种程序性规范，或者说，尽可能使宪法的实体内容通过程序规范体现出来。宪法的实体价值隐藏于程序之中。这意味着从立宪、修宪到宪法实施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遵循法定程序，意味着国家权力纳入法律设定的轨道、不同机关的权力均由法律加以明文规定并严格按照预设程序运转，意味着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也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第二，确立正当法律程序原则。通过这一原则，一方面使宪法程序尽可能合理、科学、完善；另一方面，赋予宪法程序以独立的地位，以及在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冲突时优先考虑程序正义的合法性。 （三）当前我国宪法形式化的主要内容 本章所讲宪法形式化，既包括宪法的形式合理性，也包括宪法的程序正义优先所导向的程序化倾向。实现宪法形式化的一个前提，是存在一套以宪法形式主义为目标的、完整的、内部协调的概念、范畴体系，一套能对当前绝大多数宪法现象做出自洽性解释的、完备的宪法理论。针对我国宪法的实际，当前关键是要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1、宪法文本的形式合理化。（1）制定一部可包容香港、澳门及未来台湾等与大陆实行不同制度的统一的宪法典。（2）重订宪法序言。应减少序言中对历史、政策等的叙述性说明。（3）宪法内容的规范化。最大限度地使宪法中的内容都成为宪法规范，尽可能使宪法条文中规范结构完整。（4）减少宪法中的政策性、道德性等非规范性规定。 2、建立、健全四大宪法制度。（1）健全宪法解释制度。（2）建立违宪审查制度。（3）建立宪法诉讼制度。（4）健全宪法效力保障制度。 现代化论文: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治理腐败能力现代化 改革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灵魂和主线。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战略部署，对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提出明确要求，在理论上有一系列重大创新，在政策上有一系列重大突破，充分体现了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改革开放旗帜的高度自觉和旗帜鲜明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坚定决心。当前，我们要以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全面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牢固树立进取意识、机遇意识、责任意识，以改革精神推进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逐步实现治理腐败能力现代化，坚决遏制腐败蔓延。 牢牢把握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的方向 方向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政治性、政策性都非常强。只有坚持正确改革方向，有针对性地设计时间表、路线图，才能实现改革成本最小化、成果最大化。 紧扣“五位一体”全面深化改革大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大突破，就是第一次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改革统筹考虑、系统谋划，体现了当前各领域、各环节改革的关联性、互动性。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既是“五位一体”改革的重要组成，也是重要保障。各项改革要顺利推进，都离不开风清气正的改革环境，都需要全程加强反腐败工作。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等改革措施，本身就是源头治腐的重要举措。要改革反腐败体制机制，不能单兵突进，必须与全面深化改革各项任务同步谋划、同频推进，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改革成效上相得益彰。 紧扣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主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中央纪委着眼于新形势新任务，对纪检监察机关的职责定位作了进一步明确，就是要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个中心任务，全面履行党章和行政监察法赋予的职责。从浙江的实践看，中央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通过调整机关内设机构和议事协调机构等举措，收紧了拳头，突出了主业。当前，要把这一要求贯穿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始终，通过改革推动纪检监察机关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进一步强化执纪监督职责，集中精力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紧扣坚决遏制腐败蔓延的目标。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效果如何，干部群众能否满意，关键是要看腐败蔓延势头有没有得到遏制。当前，腐败现象依然多发，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改革反腐败体制机制，必须着眼于这一形势，全面破除不利于坚决查办案件的体制弊端，弥补权力监督制约不力的制度缺陷，使惩治更加有力、预防更加有效，以腐败遏制度、群众认可度、社会信心度等实际成效检验改革成果、取信广大群众。 牢牢把握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 总书记在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指出，目前反腐败体制机制的问题主要是，反腐败机构职能分散、形不成合力，有些案件难以坚决查办，腐败案件频发却责任追究不够。要改革反腐败体制机制，就要在这些紧要处发力，通过“小切口”解决“大问题”。 强化党委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这些新要求针对性强，关键是抓好落实。建立党委领导班子定期研究、带头检查责任制落实情况，以及党委每年向上级纪委报告责任制落实情况等制度，以加强对党委主体责任的动态考评。近年来，浙江省坚持推行“三书两报告”制度，通过给党委、政府领导发送责任分工报告书、落实任务建议书，给牵头部门发送责任分工函告书，党委常委会听取党政领导专题报告，纪委听取牵头部门情况汇报等，强化了党委的主体责任和主体意识。同时，要制定责任追究办法，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对重大违纪违法行为，既要追究直接责任，也要追究领导责任，增强责任制的刚性约束。建立健全启动程序，注重从信访举报、案件检查、执法监察、巡视等工作中发现问题，确保责任追究及时、准确。 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这项决策符合党章精神，切合实践需要。当前，关键是要研究制定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的指导性意见，进一步明确双重领导的具体内容和方式。特别是在查办腐败案件和下级纪委书记、副书记提名考察等方面，亟须出台更加细化、明确的操作办法，使上级纪委加强领导有章可循、下级纪委接受领导有据可依。 强化派驻机构的监督职能。派驻机构是各级纪委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好这支队伍作用，等于增加了一个纪委的力量。党和国家机关领域广、部门多，全面派驻很难一步到位。要从实际出发，条件成熟一个派驻一个，逐步实现“全覆盖”。此外，要在纪检监察机关设立专门机构，强化统一指导和协调，防止派出机关内设部门多头下达任务，解决派驻机构疲于应付、工作难以深入的问题。 强化巡视制度的监督作用。当前，巡视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要坚决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新要求，全面推进巡视工作制度创新。从近几年浙江省巡视实践看，注重拓面延伸、加快节奏、发现问题，巡视监督作用不断彰显，实现了机关、地方和企业的“全覆盖”。在巡视重点上，要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放松，适时开展专项巡视和重点巡视，着力发现问题、形成震慑。在结果运用上，要加强问题分类处置，建立快查快办机制，对发现的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及时移交、快速启动、立巡立查。 牢牢把握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的路径 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没有先例可循。要深入调查研究、把握规律，坚持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渐进和突破相衔接，使各项改革措施逐步落实、逐见成效。 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到2020年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从现在算起，只有短短7年，时间紧、任务重。要统筹谋划、倒排时间，尽快出台更加细化、量化的“一揽子”改革进度表，抓好责任分解和任务分工。要结合实际，在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的各个方面，研究制定一系列能落地、能管用的举措，注重制度设计的细节。要把监督检查贯穿始终，充分运用专项督查、重点抽查等多种形式，对工作进展情况进行检查评估，对不及时推进、不按规定改革的，要限期整改、倒查责任、传导压力。 坚持试点先行、循序渐进。改革既要谋变，也要求稳。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涉及权力、利益再调整，不可能一步到位。要从外围到核心、从增量到存量，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做到“小步走、快步走、不停步”。对于推进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等新部署的任务，以及推进新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等工作，可在部分地区先行试点，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推开；对于完善派驻工作机制、改进巡视监督制度等已有实践基础的改革措施，要抓好经验总结和顶层设计，迅速启动、加快推进，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坚持群众路线、鼓励创新。改革是开创性事业，力量在于群众，办法来自基层。从浙江省反腐倡廉实践看，正是基层和群众在建设村务监督委员会、防止利益冲突、防控廉政风险等方面的创新创造，提升了治理腐败的能力和水平。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必须坚持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相结合，尊重群众首创精神，鼓励基层大胆探索。对于地方、基层和群众在改革探索中的新招、实招、硬招，要及时发现、认真提炼、积极推广；对于改革探索中的一些失误和不足，不搞求全责备，积极加以引导，不断改进完善，更大限度地释放基层群众的创新创造活力。 现代化论文: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与促进对策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 内涵 特点 制约因素 对策 摘要:基于学界对农业现代化基本内涵的不同观点,提出对中国农业现代化概念的认识。指出中国农业现代化不同于世界各国的个性特点以及影响其发展的诸多制约因素,进而提出促进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对策及途径。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不仅关系着中国几亿农民的切身利益、关系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全面建设更加富裕型小康社会的实现,而且关系着中国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可以说“三农”问题关系着中国的大局。因此,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为解决“三农”问题开辟了新途径。在党和政府日益关注“三农”问题的同时,学术界对“三农”问题的研究一直给予了高度重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农学等学科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对此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其中农业现代化问题一直是学术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自20世纪中期我国提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以来,学者们围绕着农业现代化的科学界定、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点、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途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 学术界对此进行了较长时期的讨论,代表性的学术观点有以下几种: 第一、转变论。人们从历史演进的角度出发,认为农业现代化是一个综合的、世界范畴的、历史的和发展的概念,它作为一个动态的、渐进的和阶段性的发展过程,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内容。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一般都认为农业现代化是由传统的生产部门转变为现代的产业部门的过程。 第二、过程论。学者们认为农业现代化不是农业领域一个方面、一个过程的现代化,而是全方位、全过程的现代化。包括生产过程的现代化、流通与消费过程的现代化及农业劳动者的现代化。 第三、制度论。认为农业现代化是由于科学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推广而引发的组织制度、管理方法的变革与创新。 第四、可持续发展论。认为农业现代化的完整涵义是用现代技术和生产手段装备农业,以先进的科学方法组织和管理农业,提高农业生产者的素质,把落后的传统农业改造成为具有高度生产力水平、能保持和提高环境质量、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的过程。 我们认为,对农业现代化的界定,不能仅从一个或几个方面来界定。思考中国农业现代化应从世界各国农业现代化所应有的“共性”和我国农业现代化的“个性”上去把握。一方面,要借鉴国外农业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依据国际公认的现代农业的标准来定位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另一方面,要充分考虑我国农业的历史背景、社会、经济与教育、科技发展水平、生态资源及劳动力条件等因素,走自己的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因此,中国农业的现代化是农业生产手段、农业科技、农业管理、农业劳动者的现代化、农业产业组织的社会化、农业生态化和农村城市化的过程,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换。 二、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点 在分析、界定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的同时,学术界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基本特点也进行了深入研究,普遍认为,中国农业的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实现农业现代化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各位学者的观点表述上虽有差异,但通过疏理后可以发现,这种差异主要是研究视角的差异。 从世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来审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学者们认为:从世界上已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国家来看,农业现代化大体有三种类型:一是以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国为代表,他们主要走从现代机械技术起步到现代生物化学技术的发展道路;二是以日本、荷兰、比利时等国为代表,主要走从现代生物化学技术起步到现代机械技术的发展道路;三是以法、德、英等国为代表,走机械技术与现代生物化学技术同步发展道路。中国农业的现代化既不能走以美国和西欧国家为代表的人少地多型的、以机械化和化学化为特征的道路,也不能照搬以日本为代表的人多地少型的、以生物技术的实现为主要特征的道路。而应根据中国特定的条件,走资源节约、技术优先发展的道路,走现代生物技术与现代机械技术、精耕细作的传统技术与现代农业科技、机械化、半机械化与手工劳动有机结合起来的道路。5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至少应具有多样性、综合性、工程化等三个显着特点。6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加农村工业化,其发展道路应该是走集约农业、高效增收和持续发展的路子。 把农业现代化看作是一种过程的学者们认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征应从其所具有的动态性、区域性、世界性和时代性、整体性上去分析。因为农业现代化是一个相对性较强的概念,只有阶段性目标而没有终极目标,即在不同时期应当选择不同的阶段目标以及在不同的国民经济水平层面上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同时农业现代化具有很强的区域性特点,不同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区域、同一区域的不同地区,农业生产的条件有很大差异。但强调这一点,并不能否认我国农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将要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因而也应站在全球化的高度来分析农业现代化,依国际标准来确立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目标。 认为农业现代化是一种手段的学者们则从农业现代化的构成要素上来分析农业现代化的基本特征,认为: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生产技术科学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动力;农业产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农业信息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技术手段;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决定因素;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以上学者们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特征的表述,都有可取之处,如同我们讨论农业现代化的内涵一样,对其特征的描述 也可以是多角度的。我国农业现代化应避免重复发达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弊端,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以加速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但也要避免“一刀切”走灵活多样的发展道路。从整体上看至少应具备如下特征:第一,把现代生物科技与机械技术结合起来,寻求传统的精耕农作技术和现代化农业在保持生态良性循环下的有机结合;第二,农业现代化必将与农业的商品化、产业化、集约化相伴随;第三,就全国而言,农业必将走内涵发展的道路来提升劳动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第四,把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实现与城乡差别、地区差距的缩小、农村工业化与乡村城市化以及农民的现代化等问题有机结合起来。因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农业内部,它与国家经济结构、产业政策的调整、城乡关系的调整、农民与农村的现代化密不可分。 三、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在推进农业现代化方面虽有长足进步,但从整体上看,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水平与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有学者参照国内外学者提出的衡量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建立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指标体系,并与世界中等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相比较,对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具体描述。10也有的学者从区域农业发展的现状出发,对中国东部发达地区、中部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做了实证研究。11如果我们不去探究学术界在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上的差异(2001年前后,国内学者提出的衡量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有数十种之多,白人朴在《关于衡量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的探讨》中有详细论述,原文刊载在《实验研究》2001年第2期),学者们大都认为我国农业现代化无论在速度、规模、结构、效益、程度等方面与发达国家都有较大差距。这一客观事实,使人们日益关注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制约因素的探讨。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其一,从农业生产要素的层面来探讨国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认为,中国传统农业未能向现代农业转型,劳动者(高素质)、土地、科技、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欠缺、要素市场发育迟缓是重要的制约因素。 没有高素质的、掌握现代科技知识、懂得现代经营管理知识的新型劳动者,中国农业要实现代化是不可能的。12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科技的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支撑。资金短缺是制约农业现代化的一个瓶颈,如何建立一个与农业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金融体系与资金保障体系事关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土地市场化与农地使用权流转一直是研究农业现代化的学者们关注的,因为它不仅关系到目前中国农业经济、农业产业化水平、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等问题,而且关系到农民的利益。 其二,从制度与公共政策的层面来思考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在农业转型过程中,制度变迁起着很大作用。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经济增长与农业》中就曾断言: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制度的变革。学者们对中国农业制度变迁的历史及制度效益进行了历史考察。18对农业制度变迁的内涵、特点及制约当前农业经济制度创新的深层障碍,如市场配置资源机制不健全、土地流转机制不灵活、非农偏好的国家资源供给、分配制度、不清晰的产权制度、不合理的税收制度与风险分摊制度等,展开了充分研究。19 在对农业制度变迁进行审视的同时,还有学者们从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国家公共政策的取向等方面对中国农业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探讨。20 21 其三,从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城市化、工业化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的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认为,目前实际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滞后的城市化是导致中国农业落后的原因。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制度对农业经济的作用是通过制度变迁、制度效率的改善来影响其他各要素投入的积极性和效率来实现的,其作用体现在两方面:直接贡献与间接贡献。直接贡献是指制度作为内生变量同其他投入一起共同推动农业经济的增长,直接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间接贡献是指制度作为外生变量对其他要素投入起保证、激励、阻滞或诱导作用,间接促进经济增长。制约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主要有: 1.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农业机制尚不健全。尽管农业的市场化进程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严格地说,目前市场农业的发育还很不成熟,市场配置资源机制尚不健全,要素流转和生产安排仍有盲目性。(1)农户没有真正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农户在投资决策上还存在很大程度上的盲目性、产品的单一化、市场行为的趋同性,导致农业生产经营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2)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不足。由于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及尚未根本改革的户籍制度妨碍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发育,使以劳动力为典型代表的生产要素市场发育始终滞后。(3)社会化服务体系滞后。服务体系在多数地区还不健全,推进农业产业化过程中所需的信息、技术、资金、物资、加工、销售等社会服务体系明显滞后。 2.农村土地流转机制不灵活。未能建立与健全有效的土地流转与集中机制,使土地难以在很大范围内流转与合理配置,妨碍了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和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 3.国家支持保护农业的政策体系没有形成,导致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生产潜力下降、农业公益福利事业的投入也严重滞后于城市水平,使农村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益福利事业体系发育不足。 4.不清晰的农村产权制度为侵害农民的利益提供了可能。按照现行法律制度的规定,包括土地在内的集体资产！属农村社区公有。在这种规定之下,农村集体资产性质模糊不清、资产所有权代表不明确,诱使各行为主体、尤其是拥有垄断行政权利的基层政府和部门对农民利益的侵害成为可能。 四、促进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对策、措施 如何化解制约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制约因素,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人们从各个不同侧面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许多好的对策、建议。综合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类: 1.土地制度改革,实现规模经营。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可行性的思路是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这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消除土地投资的制度风险,克服农民的短期行为;另一方面,实现经营权的自由流转,有利于土地这一稀缺资源的合理利用与适度集中。 2.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加速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实现农业就业在社会就业中所占比重的降低,是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在我国现行条件下,实现农业劳动力转移,主要依靠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 3.加强农业市场体系和产业化组织建设,进一步协调小生产和大市场的矛盾。为此,国家要积极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建立健全农业生产、流通、科技开发的各种专业性服务机构;大力发展农业市场组织,对农业生产和流通环节,提供技术、资金、信息、经营管理方法等方面的市场咨询和服务,使农村经济和市场经济接轨;消除各种自然的以及人为的经济和行政的市场阻隔障碍,使农村经济发展纳入统一的市场经济轨道。 4.推动农业科技进步,加快其转化和应用步伐。其一是增加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在鼓励社会多元化投入的同时,应大 力提高政府对农业科技的财政支持力度;其二,加大对农业科技的基础性研究的投入;其三、把农业科技开发和技术推广体系转向社会化,逐步形成以企业、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和各种产业化组织为主体的多元化农业科技推广体系。 5.大力加强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与开发力度,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使他们成为具有经营管理才能的适应农业现代化要求的现代商品生产者。 6.实现城乡统筹,消除二元经济阻隔,在加强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提高农业的现代化水平。 7.不断深化改革,消除制约农业现代化的体制、机制性障碍。31新中国农业发展的实践证明,解决农业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不断推进农业制度创新。在不断推进农业制度创新的同时,我们认为必须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家庭承包经营、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而不能随意改变其制度内核。 第二,坚持农地集体所有,明晰土地产权关系。目前土地制度创新的关键是要在明确产权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科学、规范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增强生产要素重组的灵活性和资源配置的有效性。通过规范流转行为、明确利益关系,鼓励农业的规模经营与生产的专业化。 第三,探索新型农村经济组织形式。鼓励和扶持农民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多种形式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大力推进专业化分工、规模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积极发展农业产业集群,提高农业的组织化、集约化水平,增强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四,坚持多样化,不搞一刀切。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差异。农业制度创新形式的选择与推进,必须从本地实际出发,不要强行移植,也不能靠行政推动,必须坚持多样化发展。 8.结合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来推进农业现代化。 9.从历史借鉴的角度来论述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这主要从世界各国农业现代化的经验、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经验与教训方面来阐述。 现代化论文:中国物流现代化及其对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 物流是进行生产和建设的物质前提，是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客观基础，是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必要条件。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中国物流现代化具有深远的经济意义。 一、中国物流现代化进程中的成就与问题 实行改革开放19年来，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保持了年均9．9％的增长速度，居民消费每年增长7．4％。物流在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逐步改革了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生产资料分配体制，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突破了在国有经济内部流通的生产资料不是真正的商品的束缚，培育和发展了生产资料市场，改变了物资流通格局。 第二，从西方和日本引进了“物流”概念，借鉴其理论和方法，从大流通的视角，不仅把运输、装卸、仓储、包装和流通加工等物流环节作为一个系统，而且把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流通、国内物流和国际物流视为一个整体，从而有利于货畅其流，提高效益。 第三，以较快的速度和较大的规模增加了物流设施。中国交通运输的主力是铁路，其营业里程从1978年的4．86万公里增加到1995年的5．46万公里，其中电气化铁路从1978年的 1000公里增加到1995年的9700公里。公路从1978年的89．02万公里增加到1995年的115．7万公里。1996年又新增公路2．5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增加11 17公里，已建成通车的高速公路里程达2141公里。石油和天然气管道从1978年的8300公里增加到1995年的 17200公里。远洋运输的国家的主力船队——中远集团船队于1996年已发展到1700余万载重吨位的能力。民用航空运输仅机场建设从1980年至1995年共投人475亿元，1955年底全国拥有137个机场，其中4个可容纳波音747-sl个可容纳波音737。包装已经形成包括包装材料。包装制品、包装机械。包装装境印刷等门类齐全的新兴产业。在装袭搬运方面比较广泛地采用叉车、托盘以及其他机械等等。 第四，通过国内研制、生产和从国外引进，提高了物流技术水平。如大力发展集装箱运输，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包装产业已研制和开发数千项新产品，基本上适应国内资源特点并符合国际包装的发展方向，大大提高了包装水平和质量，不仅在出口商品中基本扭转了“一等商品、二等包装、三等价格”的现象；而且也明显改变了重大产品由于包装不善造成的损失，如改变了水泥包装，每年大约节省水泥土500—600万吨；改进了化肥包装，每年大约减少损失l亿多元；改进了平板玻璃包装，每年大约减少损失100多万重箱。与此相联系，推行了物流标准化，而集装单元标准化是其基础，已经从单一商品的标准化逐步走向商品系统整体的综合标准化，也就是从货物分类编码、计量单位。包装方式、装卸设备。运输工具、库存条件。安全要求等等，逐步实行统一化、系列化、通用化，并与国际物流接轨。 第五，在物流管理方面，1991年初国家体改委和前物资部在无锡进行以配送为突破口的物资流通制综合改革试点，近几年又进行了制试点，并推选连锁经营。至1996年底，全国已有700家连锁公司，1万多个门店，钢材与汽车销售的金额已超过250亿元。由于采用了这些现代化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促进了管理水平的提高。 第六，在物流信息方面，从流通企业到管理部门，广泛采用电子计算机，从八十年代末以来，较多地采用微机，各物流部门已初步形成覆盖面广、横向纵向相结合的信息网络。 总之，物流的发展保证和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是，仍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流通部门的一些管理者的思想观念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二是很多国有生产资料流通企业转换机制较慢，管理不力，从1993年下半年以来，有的出现亏损，近两年甚至出现全行业亏损。三是物流的整体技术水平仍然落后，例如准高速、高速列车今年才起步，由铁道部部主持的时速200公里及其以上高速列车综合试验至1999年年初才成功。四是物流系统中的“瓶颈”制约未完成克服，交通运输尤其是铁道运输仍然比较薄弱。五是对减少环境污染重视不够，如包装材料在生产和使用中，回收利用不够，造成污染，尤其是塑料包装制品造成白色污染比较突出等等。 二、具有中国特色的物流现代化的内容 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幅员大，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技术落后，人均资源较少。经过48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综合国力有很大提高，有些部门的总量指标在世界上已位居前列。 落后的农业和农村经济与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并存，以大量的文盲、半文盲、文化水平较低的群众为基础的落后科学技术与少量的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并存，广大的经济不发达地区、贫困地区与一部分经济发达地区、比较发达地区并存。因此，中国物流现代化具有如下四个特点： （一）时间上的长期性。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实现现代化一般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如亚洲的一些新兴国家和地区，在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起步，至七十年代基本完成。但据中国国情，具有巨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不能急于求成。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是于1964年12月在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而实际起步则是1978 年的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面完成大约要到21世纪中叶。包括在四个现代化之内的物流现代化，显然也要到那时才能全面完成。 （二）地区间的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历史上经济比较发达，改革开放以来，兴办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省五个经济特区和浦东新区，开放了沿海十几个城市，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环渤海地区开辟了经济开放区等等，现代化进程很快，大约到2012年，可以基本实现物流现代化，正如所指出的：“力争经过20年的努力，使广东及其他有条件的地方成为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地区。”至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资源丰富，应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特别是沿边地区还有对外开放的地缘优势，发展潜力都很大，可以加快开发，但完全实现物流现代化的时间要更长一些。 （三）技术上的多元化。由于中国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也由于各种货物具有不同特性并对物流有不同的要求等原因，在技术上应兼容必要的手工劳动、半机械化、机械化、半自动化和高技术自动化，形成多元结构。 （四）宏观上的调控性。物流现代化不仅需与全国的现代化建设协调，而且需要在地区协调。同时，各物流环节之间也需要协调，从而涉及到国家的总体规划、经济政策和技术政策，因此，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功能的同时，必须有国家的指导和扶持，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 基于上述，中国物流现代化主要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推进： （一）物流设施现代化。现代物流设施，是物资空间转移和在一定时间内必要停留的载体，时至今日，在数量上仍然不足，例如还有相当大的地区不通铁路，又如港口泊位不足和有的泊位装卸效率低，仍有压船压货的现象等等。可见要建立一个综合的高效的现代化物流系统和网络，仍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二）物流技术现代化。与物流设施现代化紧密相联，必须使物流技术高度化。仅就铁路运输而言，蒸汽机车占有较大的比重，时速较慢；电气化铁路1960年才从四川铁路宝成线上出现，至今也不过1万公里左右；准高速列车1999年4月1日已经起步，要在各中心城市之间建成高速、超高速铁路网尚需较长的时间；此外，需要建高速公路网，建立高效能的机场和港口，发展集装箱运输，建立立体仓库，利用改造废矿井作为地下仓库等等。 （三）物流信息系统现代化。信息在当代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在建立中国信息高速路的同时要着力建设物流信息系统。 （四）物流管理现代化。物流的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都应采用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在实现经济体制转轨和增长方式转型的两个转变过程中，应建立现代财务、成本、质量管理和科学决策制度；继续发展、配送连锁经营等新的物流方式和经营方式，发展集约型的配送制，推行佣金制，推进连锁经营的规模化、规范化；采用价值分析、价值工程、最低库存（Just－in－time inventory）甚至零库存等新的管理方法。 三、中国物流现代化对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12亿多人口，经济规模大，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潜在市场。仅就直接以物流为基础的商品市场而言，1996年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4614亿元，全社会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为35700亿元，外贸进口总额为1388亿美元。到21世纪初，中国将向世界提供将近7000亿美元的市场。中国物流现代化对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与临进亚太地区的国际合作 首先，促进中国与接壤的周边国家的合作和开发。这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促进澜沧江一循公河流域各国的合作开发。1996年8月底在中国昆明市举行的澜沧江一循公河区域经济合作第6届部长级会议上，一致赞同以泛亚铁路和中泰铁路为核心的东亚铁路网建设计划。也就是计划修建以新加坡为起点，经吉隆坡。曼谷、金边、胡志明市和河内抵达尾明的泛亚铁路，并计划修建支线通到仰光和万象，预计 2000年完工；同时计划修建以昆明为起点，经祥云。思茅、景洪、琅勃拉邦、万象、廊开抵达曼谷的中泰铁路，也将于2000年竣工；这就将中国铁路网和中南半岛铁路网联接起来。显然，这不仅将大大促进该流域的合作开发，而且将促进中国和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2、拆进图门江地区的合作开发。1995年 12月6日，中国、俄罗斯、朝鲜。韩国、蒙古五国代表在联合国总部正式签署了关于开发图门江地区的三项协定，即五国签署的（关于建立图门江经济开发区及东北亚开发协商委员会的协定》、（图门江地区经济开发区及东北亚环境谅解备忘录》以及中。朝、俄三国签署的《关于建立图门江地区开发协商委员会的协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积极支持这几个国际合作项目。中国物流现代化将有利于推动这一项目的实现。3、促进沿亚欧大陆桥有关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特别是俄罗斯及中亚各国与中国存在着资源互补、资本互补、技术互补、产品互补、人力资源互补、经验互补。地缘互补、基础设施互补等八种互补性，中国物流现代化无疑将推动沿亚欧大陆桥各国的合作开发。 其次，促进中国与太平洋诸岛国以及太平洋彼岸各国的经济技术合作。随着中国海运和航空的发展和现代化，有利于在平等互利、相互开放、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同上述各国的经济合作与贸易交流。尤为主要者有两个国家：一为与日本的经济技术合作。中日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人民有两千年的友好交往，改革开放以来，中日经济技术合作日益加强。二是与美国的经济技术合作。这种合作虽然在总体上得到不断改善和发展，但常受美方的重大干扰。今后只要对方按照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通过谈判解决争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物流现代化，中美的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交流将不断扩大。 此外，应当指出，香港是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旅游、信息中心， 1997年 7月三日，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对加强中国与亚太地区各国的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交流，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二）促进亚太地区 的国际贸易 各种物流设施是外贸商品的载体，物流现代化将大大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1996年外贸进出口总值已经达到2899亿美元，比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长了13倍，平均每年递增 15．79o。在外贸总值中，对亚太地区的进出口值占有较大的比重，尤其是美国、日本、香港地区是名列前茅的三大贸易伙伴。 中国的进出口总值的快速增长，将对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注人活力，同时也影响国际市场行情，仅就中国的某些进口产品而言，如合成树脂（聚乙烯、聚丙烯等）、纸浆、谷物、大豆和棉花等的进口，由于数量较大，就曾经直接引起国际市场上价格上涨或停止下跌。预计在2000年，中国的进出口总值将达到4000亿美元，无疑将对亚太各国经济发展将提供新的推动力。 （三）促进亚太地区投资的旅游业的发展 中国物流现代化可以大大改善国内的投资环境，促进外商直接投资，截止1996年8月底止，中国批准的外资项目超过了28000个，实际利用外资超过1600亿美元，中国吸引外资最近已连续三年在世界上占二位，这一势头，正方兴未艾。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对亚太地区各国进行投资，也将日益增加。 物流设施中的交通运输部分，同时也可以运送旅客，其现代化可促进国内外旅游业的发展。 1996年中国的国际旅游创汇达102亿美元，与1978年2．63亿美元相比较，增长了37．8倍，18年来平均每年递增22％以上；国内旅游收人为1638亿元人民币，中国旅游业正在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此外，中国人出境旅游也与日俱增，其中多数是往亚太地区，尤其是往东南亚各国，可见也将促进亚太地区旅游业的发展。

经济现象论文: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社会经济史的悖论现象 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正处于一场规范认识的危机之中。这里指的不仅是以往学术界的各种模式。所谓规范认识指的是那些为各种模式和理论，包括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已成为不言自明的信念。这种规范信念对我们研究的影响远大于那些明确标榜的模式和理论。它们才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u）1970年《科学认识革命的结构》中的"规范认识（paradigm）"一词的真正含意。近数十年累积的实证研究动摇了这些信念，导致了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这一危机的发生使大家感到现有理论体系的不足并非通过对立理论间的争论就能解决。大家有一种需要新的不同的东西的感觉，但尚未明确地说出需要什么样的新东西。 我们应该系统地估量这一危机，并试图探求新的认识。我们不需要倒退到纯粹的考据，或次要问题的探讨，或"纯科学"的技术手段，或极少数人所热衷的政治争论。相反，我们应该把当前的危机看作是反思既有信念和探索新观点的极好机会。 本文先粗略地回顾中国和西方几代人的学术研究，说明近四十年来学术研究中的一些主要的模式和理论体系。尽管不同辈份、以及大洋两岸存在着种种差异，但各方应用的主要的理论体系实际上具有一系列的共同的基本信念。这些信念一般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无须讨论也不受人注意。学术界的争鸣一般都围绕着各理论体系间的不同点，而不去顾及共同点。然而，数十年累积的实证研究实际上已揭示出一系列的与这些信念相悖的现象。规范信念认为不可并存的现象屡屡同时出现。实证研究所发现的悖论现象实际上已经对以往的规范信念提出全面的挑战。本文将列举一些悖论现象，进而分析这些现象所否定的不言自明的规范信念，并探讨如何研究由此产生的新问题的方法。本文无意对以往所有的研究作一综合评述，相反，讨论将限于若干最有代表性的论著，目的在于说明我个人的看法。 规范认识的危机 一、中国的学术研究 当代中国的史学研究在五十年代开始时认为历代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是基本上没有变化的。主导的模式是"封建主义"，即与进步的近代资本主义相对立的停滞的旧中国。这一模式的基础是斯大林"五种生产方式"的公式，即历史发展必须经过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五个阶段。 在"封建主义"的模式下，研究中国历代王朝史的学者主要研究封建阶级关系，即封建统治阶级通过地租、税收和高利贷形式榨取农民生产者的"剩余价值"。他们的研究成果见于编集了大量记载这些剥削关系的资料集。（李文治，1957；章有义，1957；严中平等，1955）一些学者亦将封建经济等同于前商品化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他们认为中国这一生产方式的特点是家庭农业与小手工业的结合，即"男耕女织"。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结合得异常紧密的生产方式，阻碍了手工业从家庭中分离出去而形成集镇作坊，并最终阻碍了资本主义发展。他们收集了种种证据，证明"自然经济"在明清时期占优势，并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1 早在50年代，上述模式已受到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的学者的非难。这些学者认为，明清时期决非是停滞的，而充满着资本主义预兆的种种变迁，与西方国家的经历类似。一些研究者致力于收集明清商业扩展的资料，对当时的商品经济作出系统估计，以证明国内市场的形成，认为这标志着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另外的研究侧重于封建生产关系的松弛和衰落（尤其是土地租佃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尤其是雇佣劳动关系）。2 "资本主义萌芽论"的最初提出者并未关注到经济发展，他们认为一时阐明了商品化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就不言而喻了。然而随着80年代改革时的意识形态由"生产关系"转而重视"生产力"（包括技术、资源利用、生产率等等），新一代学者转向直接探讨经济发展。他们的主要代表尤其强调长江三角洲的新作物品种和肥料的应用（李伯重， 1985a, 1985b,1984）。 "资本主义萌芽论"虽然成功地冲击了"封建王朝因袭不变"的旧观点，但无论在老一代学者还是八十年代培养出来的新一代学者之中，它均未能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在西欧历史上，由于十九世纪出现了工业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把这之前的三、四个世纪称作资本主义萌芽或向资本主义过渡是有道理的。然而中国的十九世纪并无资本主义发展，有什么道理把这之前的时期称作资本主义萌芽呢？再者，经济的相对落后使中国受害于帝国主义。鉴于这一事实，把明清时期等同于近代早期的英国到底有什么意义？ "资本主义萌芽论"学派企图从西方入侵打断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为由来解释这个问题。于是，把十九世纪中国经济的落后归罪于帝国主义，而不是自身的停滞趋势。这一说法虽很符合反帝情绪，却难以令人信服。西方的经济影响直到十九世纪末仍是很有限的，而中国经济自数百年前的所谓"萌芽"以来却未显示出自己发展资本主义的动向。十九世纪中国经济落后的事实重新证明了先前的封建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经济至少是部分正确的。 "封建主义论"和"资本主义萌芽论"的相持不下使中国的青年学者对两者都抱有怀疑，甚至不屑于再引用前辈们的这些模式。有的全盘搬来西方的一个又一个的时髦方法，进一步扩大了代沟，这一情况本身就反映了中国学术界的规范认识危机。 二、西方的学术研究 西方的学术研究虽然比较多样化，它的主要内容却出人意外地与中国的研究相似。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学术界同样持有传统中国在本质上是无变化的观点。当然，这里不再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模式，而是源自近代化理论的"传统"中国与"近代"中国的对立模式。研究的重点不是"封建"中国的阶级关系，而是"传统"制度与意识形态。在社会、经济领域则强调人口对停滞经济的压力。3 然而，研究的基本概念是中国在与西方接触之前是停滞的，或仅在"传统范围"内变化，这与中国同行的见解基本一致。 如果清代在本质上是无变化的，那推动质变的力量只能来自外部，因而简单地归结为"西方的冲击"与"中国的反应"（费正清，1958；费正清等，1965）。 在这个"哈佛学派"倡导的"冲击--反应"模式之下，一些重要的著作阐述了西方在中国的出现及中国反应（芮玛丽，1957；费惟恺，1958）。但是这一观点在六十年代后期受到挑战；先是政治性的攻击，"西方的冲击"被认为是为帝国主义和美国干涉越南辩护，4继而在史实上受到论证明清之际发生重大变化的学者的批评。 后一倾向在近年来形成一个新概念，中国在受到西方影响前数百年的时期被称为"近代早期"，如同在西欧发生的那样。与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论"一样，这一观点的出发点是明清经济的大规范商品化。有的学者更进而把这一观点延伸到社会、政治领域中（罗维，1984，1989；韩素瑞与罗斯基，1987）。 就像"资本主义萌芽论"学者那样，"近代早期论"学者动摇了过去的"传统中国论"及其派生的"冲击--反应"模式。他们的实证性批评比激进学者对费正清的政治批评有效。然而，就像"资本主义萌芽论"一样，这个新的理论也因同样的原因而难以被普遍接受。如果自十七、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中国那么像近代早期的西方，为什么在随后的世纪中中国的变迁这么不同？我们如何看待帝国主义和二十世纪的革命？一个可能的论点是帝国主义促进了以前就已在内部产生的早期近代化。但是真是那样的话，又如何看待共产主义革命的发生，难道它只是对近代化的一种偏离？另一个可能的论点是帝国主义使中国脱离了近代化的正常途径而导致了革命。目前"近代早期论"的学者尚未提出一个在逻辑上与他们的论点一致的关于帝国主义与中国革命的有说服力的观点。 学术界于是陷入了当前的理论困境："停滞的传统的中国"的旧观念及其派生的"冲击--反应"模式已不再具有影响力，而"近代早期中国"的新观念尚不足以成为支配性的模式。其间，中国史研究领域采用了似乎中立的"中华帝国晚期"来称呼明清时期，尽管此词过分强调了皇权在中国历史整体中的作用。 三、两个理论 中国学术的主要模式源自马克思的古典理论。"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范畴均出自马克思对西欧，尤其是对英国的分析。资本主义萌芽论则是中国特殊的模式。如果中国在帝国主义入侵之前是单纯的封建社会，那么就必须肯定西方帝国主义为中国带来了近代化，但这是任何爱国的中国人所不能接受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公式解决了这一问题：在西方帝国主义到来之前，中国已开始了自己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西方帝国主义打断了这一进程，使中国沦为"半殖民主义"。如此，资本主义萌芽模式协调了斯大林的五种生产方式的公式（以及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和基于民族立场的反帝情绪。 在另一方面，尽管没有普遍的认可，也很少明白的表示，西方学术的主导模式主要得自两个理论：先是马尔萨斯，后是亚当·斯密。一开始，停滞的"传统中国"被看作是一个其资源受到马尔萨斯式的人口压力困扰的社会。这一看法是建立在传统中国是前商品化的社会的假设之上的。后来，明清普遍商品化的史实得到证明，马尔萨斯式的观点便受到亚当·斯密理论的诘难。 斯密的设想是由市场推动的资本主义发展。自由贸易会促进专业化、竞争、更新、高效率，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积累的发展。在城乡商品交换的推动下，城乡会进入螺旋形的现代化发展。（亚当·斯密，1775-1776）。这一设想相当程度地在英国得到体现，从而赋于其有力的史实依据。这一设想也得到了现代经济学界论说的支持：它们多以抽象、简单化了的斯密理论出发。 明清时期果真出现了斯密所想象的那种发展，便不会存在人口过剩的问题。劳动力会像其他生产要素一样根据自由竞争市场的逻辑而达到最合理的使用。这样，马尔萨斯理论便为斯密理论取代而形成了"近代早期"模式。 中国与西方学者争论的焦点首先是中国经济落后的原因是封建阶级关系还是人口压力。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经济中的资本形成受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阻碍，封建统治阶级盘剥直接生产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并用于自己的奢侈消费而不投资于生产。西方学者则认为资本的形成是为人口压力所阻碍，人口压力减少了消费之余的剩余。5争论也涉及了究竟是通过社会革命，还是通过人口控制（以及其他改革）来使中国摆脱落后，走向近代化。 然而，在"近代早期中国"模式向"传统中国"模式的挑战中，以及"资本主义萌芽"模式对"封建主义"模式的批评中，争论的焦点转移了。在反对"传统中国"和封建"自然经济"模式时，"近代早期论"与"资本主义萌芽论"是站在同一边的。问题的焦点变为：明清经济到底是已经呈现出近代早期发展（或资本主义萌芽）的高度整合的市场经济，还是仍然处于前商品化时期的、本质上停滞的，处于人口压力重负下的经济？ 至于帝国主义问题，中国的"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萌芽"两个模式当然都强调帝国主义的破坏性作用。"封建主义"学派强调帝国主义如何使封建剥削关系进一步恶化，而"资本主义萌芽"学派突出了帝国主义如何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 在西方，首先是用"冲击--反应"模式出来反驳上述观点。例如有的学者争辩说，中国"近代化的失败"的原因不在于西方的破坏性冲击，而在于中国传统的顽固存在（芮玛丽，1957；费惟恺，1958）。随后，有的学者转用斯密的模式：随着西方影响而来的国际贸易和外国投资的扩展是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如果中国经济的近代化失败，其原因不是西方的影响太强，而是太弱，仅限于沿海通商口岸（邓伯格，1975；墨菲，1977）。 这一观点最后归结为新近的公式，它直截了当地以"市场"代替了旧有的"西方冲击"。不象"帝国主义"概念带有种种政治现实和含意，"市场"可以被视作纯粹是良好的客观现象：只要市场得以运行，它会赋予中国像西方那样的发展。这个"真理"见证于种种"事实"：国际市场刺激了中国的工农业发展，直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市场的冲击不像以往研究所讲的那样仅限于沿海通商口岸，而是实际上深入到中国的农村和内地，带来了广泛的发展。6照这一观点来讲，中国的不幸在于市场推动的发展被战争、灾荒和共产主义革命等畸变所打断。 四、一个规范认识 尽管中国与西方的学术研究有着种种不同，但两者明显有许多共同点。认为中国历史基本上无变化的一代学者均受到强调中国传统本身有着明显变化的一代学者的挑战。中国经济是个前商品化的、本质上停滞的经济的主张，受到了认为中国经济是高度商品化、蓬勃发展的经济的主张的挑战。两个学术派别均把停滞与前商品化经济相联系，把近代化等同于商品化。中国的"封建主义论"学派之所以认为封建经济是停滞的，是因为把它等同于前商品化的自然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论"学派一样，他们也认为商品化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与此类似，西方"传统中国论"学派认为明清经济基本上没有商品化。例如何炳棣1959年的人口著作基本上无视商品化，珀金斯1969年对明清农业的研究也把低水平商品化作为一贯前提。而威廉·罗1984、1989年的著作以"近代早期"模式对过去的著作提出挑战，则从种种蓬勃商品化的证据出发。 商品化会导致近代化的构想是贯穿"封建主义论"与"资本主义萌芽论"模式，"传统中国论"与"近代早期中国论"模式的规范信念的一个例证。它贯穿了大洋两岸学术界的两代人，也贯穿了斯密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 这样的信念一般不为学者讨论。学术界所注意的主要是不同理论、模式间的争论方面。于是我们争论明清商品化的程度、或是帝国主义和阶级革命的是非功过。然而我们不去注意那些共同的认识，认为那是再明白不过的了，乃致无须再加以讨论。 正是这样的信念，我称之为规范信念。当前学术界往往过分简单地把规范认识这一词等同于有影响的模式。这一用法其实抹煞了这个概念的分析力量。若用于存在着众多模式的社会科学领域，尤其如此。本文把规范认识性的信念定义为不同的或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不言自明的信念。这样的信念比起任何明白表达的模式和理论来，有着更广泛、更微妙的影响。它们的影响不仅在于引导我们去想什么，更在于不想什么。 于是，我所指的规范认识的危机并非针对某一理论或模式，并非针对学术界的这一代或那一代，亦非针对中国模式或西方的学术研究。把当前中国史研究中的危机解释为老一代研究的衰微，或认为只发生在中国并意味着斯密理论战胜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误解了这个危机的真实含意。当两个理论体系长期地各以对方来为自己下定义时，一方的危机便足以提醒我们去考虑是否是双方的共同危机。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要从两代人和两种表面对立的模式和理论体系的共同危机的角度来理解。 五、多重悖论现象 我认为在过去实证研究积累的基础上所证明的一系列悖论现象已经使我们领域的规范信念濒于分崩的边缘。悖论现象指的是，那些被现有的规范信念认定有此无彼的对立现象在事实上的同时出现。悖论现象对那些信念的挑战首先在于相悖现象各方的存在的确实性。例如：商品化和经济不发展这对相悖的现象确实并存。在更深的层次，悖论现象则对既有的因果观念提出怀疑：商品化是否必定会导致经济发展？明清时期蓬勃的、持久的商品化与糊口农业长期持续的事实，反悖于"资本主义萌芽"和"近代早期中国"模式的断言，也反悖于"自然经济"和"传统中国"模式的认定，这一对悖论现象向为所有模式共同认可的"商品化必然导致近代化"的不言自明的规范信念发难。 但是，实证研究揭示出的悖论现象与它们否定的规范信念一般没有在论著中清晰地披露出来。学者们通常不会讨论未诉诸文字的潜意识信念，即使想讨论的人，也可能由于认为道理过于明显，而觉得不必加以讨论。于是这些实际上已为事实所否定的规范信念继续影响人们的思想，尽管许多人已久有怀疑之心。本文的一个主要意图，就是列举一系列实证研究已经披露的悖论现象，进而揭示被这些现象所否定的"不言自明"的信念。 没有发展的商品化 一、实证研究揭示的悖论现象 明清时期蓬勃的商品化已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在1350至1850年的五个世纪中，几乎所有的中国农民都改穿棉布了。这反映了商品化的一个最大的组成部分：棉花经济的发展及伴随而来的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的贸易。棉产品的交易也意味着粮食商品化的扩展，出现了棉作区与粮作区之间的商品交换和棉农与粮食剩余产品的交换。随着这样的发展，尤其是在长江三角洲出现了相当多的为棉、粮提供加工和交换服务的商业市镇。把明清时期说成是前商品化显然是不对的（吴承明，1985）。 然而，我们也注意到尽管有五个世纪蓬勃的商品化，农民的生产仍停留在糊口水平。无论生产跟上人口增长水平（珀金斯，1969），或是落后于人口增长水平（何炳棣，1959；艾尔温，1973），农村中没有发生近代式的经济发展是毋庸置疑的。 同样，类似资本主义关系的雇佣劳动的出现也无疑问。当时已出现了不少农村雇佣劳动，包括长工和短工。土地租佃关系也在松弛下来，分成租的旧方式让位于定额租，实物租让位于货币租。这些变化进一步肯定了农村经济的商品化（李文治等，1983）。 然而，我们知道，在当时的农业中几乎没有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式生产。许多长工、短工只是为一般农户雇佣，以补充家庭劳动力的不足。在全国各地，包括商品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小农家庭农业仍占压倒的地位。同时，少数使用雇佣劳动的大农场比起小农户来并未获得更高的亩产量（黄宗智，1985，1990）。 简言之，商品化蓬勃发展与小农生产停留于糊口水平两个现象的同时发生是悖论现象。这就对马克思与斯密理论的共同认识--商品化与近代化有着必然联系--提出了疑问。马克思与斯密的理论主要基于英国的实际状况。在世界其余的多数地区，近代化发展来自其他因素（如政权的中坚领导作用）与商品化的结合，并迟于英国。纯粹由市场推动的经济发展的模式是基于英国的经验，它被后来建立的许多经济分析模式作为前提，但不应混同于世界其他区的历史真实。 与"市场推动经济发展"理论相联系，人们认为在近代化的过程中，产量与劳动生产率会同步发展。在斯密和马克思所熟悉的英国确实如此，他们因此均没有把产量与劳动生产率加以区分、并没有考虑没有（劳动生产率）发展的（产量）增长的可能。 以往的研究已揭示明清时期的情况正是如此。这一时期产量的增长一方面来自耕地面积的扩大，扩大了将近四倍；另一方面来自亩产量的增加，通过提高复种指数及对某些作物增加肥料与人工投入（珀金斯，1969）。然而，尽管"资本主义萌芽论"学者致力于论证经济发展，到今日为止尚无人能够证实单位工作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提高的只是土地的生产率，主要由于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单位工作日的收益仍是如此之低，小农生产仍处于糊口水平，而中国人口的大部分仍束缚于粮食的生产。 区分增长与发展对理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至关重要。尽管有着引人注目的产量增长，缺乏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乃是中国大多数人直至本世纪八十年代仍困于仅足糊口的食物的生产的原因（珀金斯和优素福，1984）。与之对比，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发展，使其百分之四的人口就能满足其他所有人的食品供应。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是近代化的核心含义，但它并未在明清时期出现。 斯密和马克思的另一个共同信念是近代经济发展必然是一个工农业连同发展、城乡一起近代化的过程。这又是根据英国的经验而来。他们均没有考虑到没有乡村发展的城市工业化的可能。 然而，没有乡村发展的城市工业化正是十九世纪后期以来中国的经历。当时中国的工业发展是没有疑问的。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投资近代机器工矿业和交通运输的资本每年以高于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长。上海、天津、无锡、青岛、汉口和广州等城市的兴起便是这一进程的例证。小城镇也有了蓬勃发展，特别是长江三角洲，甚至城镇中的小手工作坊也有了增长。7 这些发展发生在商品化的加速过程中。这过程的首要内容是小农家庭植棉、纺纱、织布三位一体的崩溃。机制纱，先是洋纱后也包括国产的机纱，大量取代了土纱。棉农出售棉花给纱厂，而小农织户买回机纱织土布。这导致了乡村贸易的大量扩增（吴承明，1984； 徐新吾，1990；黄宗智，1990）。 不过，我们同时也知道中国经济中的新资本主义部分从未达到国民经济总产出的百分之十。当时也出现了传统手工业的衰败，尤其是手工纺纱，并因此导致长江三角洲不少市镇的衰亡，乃至完全湮废。最重要的是，即使在相对繁荣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农民的收入仍处于仅够糊口的水平，随着三十年代的衰退就更陷于困境。中国乡村人口的大多数仍束缚于土地，从事仅够糊口的食物生产，经济发展主要是在城市，乡村仍然是不发展的。8 二、悖事实的争辩 我们如何解释这些悖论现象呢？我们当然可以无视上述为史实证明的悖论现象，而继续坚持这样或那样的古典理论。过去的一个办法是用悖事实的争辩抹去其间的矛盾。于是，主张资本主义萌芽论的中国学者就讲：如果西方帝国主义没有入侵中国，明清的资本主义萌芽会导致城乡的质变性的资本主义化。这样，质变性的资本主义化事实上未曾发生就无关紧要了。这种悖事实争辩的要点在于申明它所认为是应有的历史现象，而无视历史真实。 新斯密学派的美国学者也以同样的方式明确地或含蓄地讲：如果没有战争和革命，二十世纪初叶中国乡村由市场推动的发展会导致质变性的乡村近代化（迈尔斯，1970；罗斯基，1989；布兰特，1989）。照此逻辑，中国乡村并未近代化的历史真实无关紧要。历史真实成了理论的牺牲品。 类似的论点也运用到对西方如何影响中国的评价。于是西方影响和积极方面被中国学者抹去了：如果没有帝国主义，中国会发展得更快。9同样，西方影响的消极方面被新斯密派的西方学者抹去了：如果西方影响更强一点，乡村的贫困就不会再持续下去了；或者，如果没有西方的影响，那里会更贫困（侯继明，1965；艾尔温，1973；邓伯格，1975）。 这样的悖事实争辩往往伴随着另外两种推理。一是封建制或旧传统必然会让位于市场推动的资本主义发展或近代化。即使事实上并未发生这样的情形，它应该会发生，或是迟早必定会发生。另一推理是一种因素（如商品化）出现，其他有关因素（资本主义发展和近代化）也必然出现。如若不然，它迟早必定会发生。很明显，这样的论点不仅是违背事实的，而且是结论先行和简缩化的。一个坚持历史发展是沿着必然的、直线的路线，而另一个把复杂的现象简缩为只含有单一成分的部分。 我们需要做的是从实际的悖论现象出发，寻求能够解释这些现象的概念，而不是凭借悖事实逻辑来否认历史现象。学术探讨应由史实到理论，而不是从理论出发，再把历史削足适履。时至今日，我们应当把两个古典理论与其共享的规范信念造成的认识桎梏放置一边了。 三、过密型增长与过密型商品化 这里我简短地回顾一下我自己的研究，以说明我想提倡的途径和方法。在我1985年的书中，我面对矛盾的历史现象，首先企图通过肯定两代学者和两个古典理论各有的部分道理，来寻求一条调和的途径。而只有到1990年的拙作中，我才清楚地看到了历史的悖论现象向以往两代学者和两种理论共享的不言自明的规范信念提出了挑战。这使我产生了这样的疑问：我们如何来解释诸如蓬勃的商品化与糊口农业长期并存的悖论现象，以及没有发展的增长的悖论现象，或是城市工业化与乡村不发展并存的悖论现象？ 这使我最后去反思商品化过程本身的内容。我们习惯地认为农业商品化是由经营式农场主的牟利活动推动的。这是来自斯密和与马克思熟悉的英国经验。我们认为中国也应一样。于是，斯密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研究均企图找出经营有方的富裕农民。然而事实是，这类情况在清代仅占商品化过程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情况是商品化来自人口对土地的压力，田场面积的缩减使农民趋于过密化，10即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单位面积劳动力投入的增加。长江三角洲的过密化主要通过扩大经济作物经营的形式进行，尤其是植棉与棉纺织手工业。棉花经济增加了劳动力的投入，比起单一粮食作物来增加了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值，然而单位工作日收益却是下降的。这是一种应付人口压力下的维持生计的策略，而非为了追求最高利润的资本主义式的策略。它不会带来资本积累。这样的主要由人口压力推动的过密型的商品化，必须区分于推动近展的质变性的商品化。11 这里有必要指出，过密型商品化可能通过充分地利用家庭劳动力而带来较高的家庭收入。它甚至可能通过每个劳动力每年工作更多天数而带来每个劳动力较高的年收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单位工作日生产率和收益的发展，后者通常唯有通过劳动组织的改良、技术的进步或更多的单位劳动力资本投入才可能实现。换句话说，过密化解释了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悖论现象。 与发展不同，过密化所可能带来的增长是有限的，局限于一年中劳动力能够承担附加劳动的天数，而通过资本化（即增加单位劳动力的资本投入）来提高每个劳动力的生产率则不受到这样的局限。更进一步，生产越是过密化，就越是难于把劳动力抽出而走通过资本化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道路。被替代的劳动力必须寻求另外的就业机会。 应该明确，即便没有其他质变性的变化，过密型商品化也可成为市场与城镇发展的基础，就象明清时期发生的那样。小农的棉花和桑蚕生产提供了这些商品贸易的基础，进而影响粮食经济。这样的贸易与附属的加工成了新城镇的支柱，并进而推动了文化领域的新现象。然而尽管如此，农民的糊口经济依然持续。 换句话说，我们企图找到的解释历史上悖论现象的答案隐藏于商品化过程自身的特性之中。这一特性并不臆想所有的商品化均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发生。商品化有着不同的形式和动力，产生着不同的变化。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坚持讲中国的经验必然是、或应该是与英国的经验一样，而需要去认清中国的不同动力和逻辑，其结果是与那些基于英国经验的理论模式相悖的现象。 我采用了类似的方法来分析帝国主义。我不认为世界市场必然有利于中国经济，或帝国主义只是有害于中国。我试图去找出历史真实，并说明帝国主义所引起的积极与消极作用同时并存的悖论现象。西方的冲击导致了由外国企业和国内城市企业组成的近代经济部门与过密化的乡村经济部门相联接。例如在国际化了的蚕丝经济中，相对资本密集的机器织绸由美国和法国的工厂承担，它们依靠资本不那么密集的中国缫丝工业提供生丝，而中国缫丝工业又靠过密化的小农家庭生产提供蚕茧。整个体系基于低收益的男性农民的植桑和更低收益的农民妇女的养蚕。在棉花经济中也有类似的逻辑。外国工厂承担大多数相对资本密集的织布，中国纱厂承担相对节省资本的纺纱，而中国农民承担劳动密集的低收益的植棉。于是，帝国主义、中国工业和过密化的小农联成了一个整合的体系。 三、过密型增长与过密型商品化 这里我简短地回顾一下我自己的研究，以说明我想提倡的途径和方法。在我1985年的书中，我面对矛盾的历史现象，首先企图通过肯定两代学者和两个古典理论各有的部分道理，来寻求一条调和的途径。而只有到1990年的拙作中，我才清楚地看到了历史的悖论现象向以往两代学者和两种理论共享的不言自明的规范信念提出了挑战。这使我产生了这样的疑问：我们如何来解释诸如蓬勃的商品化与糊口农业长期并存的悖论现象，以及没有发展的增长的悖论现象，或是城市工业化与乡村不发展并存的悖论现象？ 这使我最后去反思商品化过程本身的内容。我们习惯地认为农业商品化是由经营式农场主的牟利活动推动的。这是来自斯密和与马克思熟悉的英国经验。我们认为中国也应一样。于是，斯密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研究均企图找出经营有方的富裕农民。然而事实是，这类情况在清代仅占商品化过程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情况是商品化来自人口对土地的压力，田场面积的缩减使农民趋于过密化，10即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单位面积劳动力投入的增加。长江三角洲的过密化主要通过扩大经济作物经营的形式进行，尤其是植棉与棉纺织手工业。棉花经济增加了劳动力的投入，比起单一粮食作物来增加了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值，然而单位工作日收益却是下降的。这是一种应付人口压力下的维持生计的策略，而非为了追求最高利润的资本主义式的策略。它不会带来资本积累。这样的主要由人口压力推动的过密型的商品化，必须区分于推动近展的质变性的商品化。11 这里有必要指出，过密型商品化可能通过充分地利用家庭劳动力而带来较高的家庭收入。它甚至可能通过每个劳动力每年工作更多天数而带来每个劳动力较高的年收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单位工作日生产率和收益的发展，后者通常唯有通过劳动组织的改良、技术的进步或更多的单位劳动力资本投入才可能实现。换句话说，过密化解释了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悖论现象。 与发展不同，过密化所可能带来的增长是有限的，局限于一年中劳动力能够承担附加劳动的天数，而通过资本化（即增加单位劳动力的资本投入）来提高每个劳动力的生产率则不受到这样的局限。更进一步，生产越是过密化，就越是难于把劳动力抽出而走通过资本化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道路。被替代的劳动力必须寻求另外的就业机会。 应该明确，即便没有其他质变性的变化，过密型商品化也可成为市场与城镇发展的基础，就象明清时期发生的那样。小农的棉花和桑蚕生产提供了这些商品贸易的基础，进而影响粮食经济。这样的贸易与附属的加工成了新城镇的支柱，并进而推动了文化领域的新现象。然而尽管如此，农民的糊口经济依然持续。 换句话说，我们企图找到的解释历史上悖论现象的答案隐藏于商品化过程自身的特性之中。这一特性并不臆想所有的商品化均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发生。商品化有着不同的形式和动力，产生着不同的变化。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坚持讲中国的经验必然是、或应该是与英国的经验一样，而需要去认清中国的不同动力和逻辑，其结果是与那些基于英国经验的理论模式相悖的现象。 我采用了类似的方法来分析帝国主义。我不认为世界市场必然有利于中国经济，或帝国主义只是有害于中国。我试图去找出历史真实，并说明帝国主义所引起的积极与消极作用同时并存的悖论现象。西方的冲击导致了由外国企业和国内城市企业组成的近代经济部门与过密化的乡村经济部门相联接。例如在国际化了的蚕丝经济中，相对资本密集的机器织绸由美国和法国的工厂承担，它们依靠资本不那么密集的中国缫丝工业提供生丝，而中国缫丝工业又靠过密化的小农家庭生产提供蚕茧。整个体系基于低收益的男性农民的植桑和更低收益的农民妇女的养蚕。在棉花经济中也有类似的逻辑。外国工厂承担大多数相对资本密集的织布，中国纱厂承担相对节省资本的纺纱，而中国农民承担劳动密集的低收益的植棉。于是，帝国主义、中国工业和过密化的小农联成了一个整合的体系。 四、微观的社会研究 从方法的角度来看，微观的社会研究特别有助于摆脱既有的规范信念。如果研究只是局限于宏观或量的分析，很难免套用既有理论和信念。然而，紧密的微观层面的信息，尤其是从人类学方法研究得来的第一手资料和感性认识，使我们有可能得出不同于既有规范认识的想法，使我们有可能把平日的认识方法--从既有概念到实证--颠过倒来，认识到悖论的事实。 基于同样的原因，地方史研究也是有用的方法。在对一种因素或一组因素的宏观研究中，我们很难对不同因素间的假定联系提出本质性的疑问。而地方史研究通常检阅了一个特定地区的"全部历史"，从而有可能对不同的因素间的关系提出新鲜的问题，避免把某一历史过程中发生的一些联系套用到另一历史过程中去。在我自己的经历之中，源自第三世界的分析概念比基于西方经历的模式有用。我自己关于过密化的概念就得益于蔡雅诺夫(a·v·chayanov)和吉尔茨（clifford geertz）的模式，它们都是基于对非西方社会的微观研究的。 最后，我认为鉴定悖论现象是设计要研究的问题的好方法。既有的理论体系之间的争论和共同信念，可以帮助我们去认识悖论现象。一旦认清了悖论现象，以及它所否定的规范信念，我们便可能对假定的因果关系提出怀疑。例如商品化的性质会不会不同于我们以往的估计？近代化的动力会不会只限于商品化？这些问题引导我们去注意未发现的联系，也启发了可能解释这些悖论现象的新概念。 其他的悖论现象 下面我打算进而广泛地考察一些为以往学术研究?魇镜幕?谑抵さ你B巯窒蟆N也蛔急付怨?サ难?跫右匀?娴淖?觯??淮蛩闾致垡恍乇鹉芩得魑侍獾难芯俊N业奶致劢?饕??杏谡饫锼??岢?难芯糠较颉U饩筒豢杀苊獾睾鍪恿诵矶嘌д呶?黄凭赡J胶脱罢倚峦揪端?鞒龅墓毕住?br 一、分散的自然经济与整合的市场 大洋两岸的学者近年来在运用微观经济学方法探讨中国历史上作了一些努力。过去的研究主要是宏观经济的研究，新的研究从总产出转向市场、价格和企业、家庭抉择等被忽略的方面。12 新的研究成功地证实了明清经济中市场的整合趋势。在稻米、棉花、茶叶等商品交换中无疑存在着"民族市场"。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各地区间商品流通的路线，并估计出大概的流通量。此外，可以证明不同的地区之间价格同步波动。在民国期间，上述趋势的加速扩展，中国的市场进一步连接于国际市场。 然而，我们还知道明清期间的棉纺织生产并不在城镇作坊进行，而是在小农家庭中进行，与农耕相结合（徐新吾,1981；吴承明，1990：258-332）。不仅如此，小农生产的大部分仍直接满足家庭消费。最新的系统研究表明，直至本世纪二十年代，小农为家庭消费的生产仍超过为市场的生产（吴承明，1990：18-19）。换句话说，乡村经济相当程度地仍处于"自然经济"状态。 进而，要素市场的运行尚处于种种约束之下，离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的理想模式很远。土地转移同时受到习俗和法律的约束，必须让邻近田块的亲友优先购买。同时，在广泛使用的典卖交易方式之中，卖主几乎拥有无限期的赎回权（杨国祯，1988）。雇佣交易中讲究私人关系和中间人，从而限制了劳动力市场的空间范围。村内亲友间的贷款（无论个人贷款还是合会），讲究感情和礼尚往来，而未形成脱离人际关系的信贷市场逻辑。小农借贷反映了糊口经济中的为生存而借款的逻辑，月利高达百分之二至三，远高于任何盈利企业所能承担的利率（费孝通，1939；黄宗智，1990）。 我们当然可以再一次陷入以往的论争。新斯密学派会坚持说，根据某些商品价格同步变化的事实，他们理想中的整体化市场经济的其他因素也肯定同时存在：在中国小农经济中，充分竞争的，教科书式的要素市场如同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一样存在，小农就像资本主义企业家一样，在市场上为寻求最大利润而作出经济抉择（舒尔茨，1964；布兰特，1989）。有些人更从这样的简缩性推理出发，进一步得出乡村质变性的近代化必然会由这样的市场发展而来的武断结论。按照他们悖事实的逻辑，他们不在乎历史真实不是如此，同样可以坚持要不是战争和革命打断这一进程，迟早会有这样的发展。 与此对照，"自然经济"论学者会坚持封建经济只可能是"自然经济"。在正常的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和完全整合的市场会发展起来，但这种可能性被帝国主义排除了，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的勾结阻碍了这一进程。要是西方没有入侵，情况就会不同了。这样，我们又回到了老一套基本政治意识的争论。 "经济二元论"（侯继明，1963；墨菲，1977）把纯竞争性的要素市场模式与自然经济模式合并为一个具有两个不同部门的经济体系模式。但这个模式贡献有限，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部门实际上是紧密相联的，最明显的例子是影响到每家每户的棉花经济。把两种经济想象为分隔的部门是没有道理的。 这三种模式没有一种能勾划出近几个世纪来市场在中国经济中运行的实际情况。在这个论题上，就像在中国社会经济史和其他论题上一样，我们面临着概念上的困境，这正反映了当前规范认识危机的一个部分。打破这一困境所需的第一步是改变过去的由理论到史实的做法，而立足于实证研究。面对分散的"自然经济"与整合市场并存的悖论现象，我们如何解释这两者的同时出现和长期并存呢？还有，我们如何解释不带近展的整合市场的形式过程呢？我认为，作为第一步，我们可考虑商品化有不同的动力，从而导致不同的结果。这一设想也可延伸到市场是否按照既定模式运行的问题。一个特别值得探讨的对象是商行，处于传统的和近代的市场体系的交接点，可以启发我们两种体系是如何运行的，以及它们如何相互渗透和不渗透。 二、没有公民权力发展的公众领域扩张 美国的清史研究者的另一个新的重要研究是关于公众社会团体的扩张，尤其是在长江三角洲，诸如会馆、行会、书院、善堂、义仓等诸如此类的组织，均有了扩展。这样的非官方的公众团体的兴起使人联想到哈伯马斯研究的关于近代早期欧洲的"公众领域"的概念，并把这一概念运用到明末清初的研究之中。13表面看来，两个历史过程似乎十分相似。 然而，借用哈伯马斯（jurgen habermas）的词语和定义会带来无意的结论先行和简缩化。在西欧历史上，哈伯马斯研究的"公众领域"(public sphere)是对民主起源的探讨（以及随后的"结构转型"）。他所涉及的不仅是公众领域和私人领域间的不同，而且更是两者在国家政权与"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对立面中的地位。就他来讲，公众领域与私人领域，国家政权与公民社会这两组概念是相互渗透的。事实上，正是这两组概念的交替使用加强了他"公众领域"概念的分析力。从民主起源的角度来看，人们生活中公众领域的扩展只属次要，关键在于与其同步扩展的公民权力。我们必须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来理解哈伯马斯的"公民社会中的公众领域" (哈伯马斯,1989) 。 近代城市社会生活中公众领域持续扩张，但这一扩张并不一定为公民权力的发展相伴随。事实上，我们可以设想公众领域是一块近代国家政权与公民社会争夺的地盘。在民主国家的近代史上，公众社会成功地占领了公众领域，而在非民主国家中则正好相反。革命后中国的政权对公众领域的全面控制便可以说明这个区别。 由此，哈伯马斯的要领如果用于中国，它所突出的应不是类似西欧的公众领域与公民政权的同时发展，而是两者的分割。当然，在中国随着城镇发展和城市生活中村社生活方式的解体，公众领域有了扩张（我们只要考虑一下城乡日常生活的不同：乡村居民与家庭成员、亲戚、村邻有较密切联系，而与外界较少联系；而城镇居民对亲友保持一定距离，但与近邻之外的外界有交往）。然而，中国不象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西欧，城镇并不处于政权的控制范围之外，城镇的发展并不意味市民政治权力的发展。在1600--1700至1840--1895年间的中国，市民公众团体确实有了相当的扩张，但并没有相应的独立于国家政权的公民权力的发展。不带公民权力发展的公众领域扩张的悖论现象，进而提出了问题：推动明清与近代早期西方公众团体扩展的动力究竟有何异同？ 三、没有自由主义的规范主义法制 当前美国研究中国的又一热门是法制史。老一代研究者指出中国的司法体制中没有司法独立和人权保障。司法当局只是行政当局的一部分，法律主要意味着惩罚，为了维护官方统治思想和社会秩序，因此，在民法方面几乎毫无建树（瞿同祖，1961；范·德·斯帕伦科尔，1977，伯弟和莫里斯，1967）。与当时中国研究的总体情况一样，他们的研究注重中国历代王朝与近代西方的不同之处。 晚一辈的学者则强调中国的法制传统的规范性和合理性。事实上，司法并非诉诸专横的惩罚和拷问，而具有一定的作证程序，即使按今天的司法标准来看也是行之有效的。同时，这个制度系统地、合理地处理了民事纠纷。14这批学者几乎与"近代早期论"学者是在同一时期纠正前辈的偏向。 两代学者运用的不同分析框架响应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工具主义（"卡地"法）和规范主义（理性法）的一对对立概念（马克斯·韦伯，1954）。对一个来讲，法律是政治的工具，法律服从于统治者的意志和愿望。而对另一个来讲，法律基于规范化的、正式成文的原则，并导向司法的专业化、标准化和独立化--这些特性被马克斯·韦伯认为是近代的理性主义的表现。 两种不同的情景在比较法学家罗伯托·安格尔1976年的著作与他的批评者威廉·阿尔弗德1986年的著作中得到充分反映（安格尔，1976；阿尔弗德，1984）。 对安格尔来说，中国代表了不具备近代自由主义法律和保护个人人权的法制传统。对阿尔弗德来说，安格尔对中国法律的看法正反映了前一代学者西方本位主义态度的错误。 我认为两种观点均有部分道理。我们不能否认中国的王朝法律已经高度规范化，而且相对地系统化和独立化。但我们又无法否认中国的王朝法律仍受到行政干预，尤其是来自皇权的干预（孔斐力，1990）。直至民国时期和西方影响的到来，它并没有向保护人权的自由主义发展。规范主义和自由主义在近代早期和近代的西欧是得到结合的。中国的明清时期并非如此。 争论的双方若只坚持自己一方更为精确、重要，结果将会像关于明清时期是"传统的"还是"近代早期的"、是"封建的"还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争论一样。我们的研究出发点应是已经证实了的悖论现象，没有自由主义的规范主义的法制。 我们需要去探讨这个法制的实际执行情况，尤其是关于民事纠纷的案件。15当然，清代的刑法与民法之间并无明确分界。这表明民事司法缺乏明确的划分和独立的领域，与近代的自由主义传统的法律不同。但是，清律明确载有相当多的具体的、有关民事的正式条文（诸如关于继承、婚姻、离婚、土地买卖和债务的条文）。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案件记录现已可见到。这些记录所载有的微观性信息，使我们可能详细地探讨一系列问题。例如，就一个地方行政官而言，民事案件的审理占多大比重？他在何种程度上根据法律条文来处理案件，或专断地根据个人意志来处理案件？从普通人民的角度来看，在何种程度上，以及出自何种目的而求诸诉讼？在解决民事纠纷的过程中，司法系统与当地社团的调解如何相互关联？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以给我们一个较坚实的基础来分析中国和西方法制传统的异同。 四、中国革命中的结构与抉择 过去对中国革命的研究在结构和抉择的关系问题上划分成不同的营垒。中国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是直截了当的：长期的结构变化导致阶级矛盾尖锐化，尤其是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关系，而中国共产党是被剥削农民的组织代表。结构变迁与人为抉择的因素在共产党领导的阶级革命中汇合成同一个运动(,1927,1939;李文治,1957;章有义,1957)。 这一观点与社会经济长期变迁的研究是相互呼应的。"封建主义论"学派强调封建生产关系下地主与佃农之间冲突的中心地位。帝国主义加剧了阶级矛盾，从而引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阶级革命。"资本主义萌芽"论学派尽管强调帝国主义如何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充分发展，对于革命的结构性基础得出的是同样的结论：封建自然经济的阶级关系仍占统治地位，从而确定了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 保守的美国学者的观点则相反：结构性的变化与人为抉择在中国革命中是相背的。在本世纪50年代的冷战高潮时期，最保守的学者甚至坚持中国革命仅仅是莫斯科控制和操纵的少数阴谋家的产物（迈尔克与泰勒，1956）。其后，保守的主流观点演变成强调共产党组织是造成革命的主要动力。农民的阶级斗争只不过是革命宣传机构虚构出来的，真正重要的只是高度集中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工作。 这一观点也得到研究社会经济长期变迁的学者支持。"停滞的传统中国论"强调人口压力是近代中国不幸的源由，而新斯密派则强调市场促进发展的作用。无论哪种观点均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阶级革命是与结构性变化的趋势相背的：人口压力要求控制生育或其他改革，市场推动的发展要求资本主义，两者均不要求革命。 两套观点显然各有可取之处。没有人会否认共产党比国民常远远获得人民的拥护，而人民的支持对内战的结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北方的战役中尤其如此。同时，我们也无法否认列宁主义型共产党组织在民主的一面之外，还有集中的一面。解放后中国农民在相当程度上仍旧是共产党高度集中的政权所统治的对象，而不是理论中所说的那样。 在六七十年代美国政治气氛下，学者们极难摆脱政治影响而说明上述两点事实。试图论证中国革命的群众基础的著作常牵带着整套阶级革命的论说（萨尔顿，1971）。而关于共产党组织重要性的讨论则带着一整套保守的观点（霍夫海恩斯，1977）。 即使小心地避开政治争论的学者也无法避免受到政治攻击。于是，费正清被雷蒙·迈尔斯和托马斯·梅则格攻击为传播"革命范例"，"他的政治观点迎合了北京的历史观点，阻碍了许多美国学者公平、清醒地分析两个中国政府"（迈尔斯与梅则格，1980：88）。 研究这一领域的大多数学者其实并不相信上述两种观点的任何一种。头脑清醒的学者则冷静地从事于实证研究，以期建立有说服力的分析。（例如陈永发，1986）然而，迄今未有人提出能够得到广泛承认的新的解释。 我认为要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进一步发展，关键在于突破过去关于长期结构变迁与革命之间关系的规范认识。结构变迁不一定导向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革命，而有着其他的可能性。我本人已提出了过密型商品化的看法。在这个过程中，阶级矛盾并没有尖锐化，农民并没有分化为资本主义农场主和雇农。商品化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增强了小农家庭和村庄社团再生产的能力。 另一个关于长期结构变迁的不同看法的例子是：太平天国起义后的一百年中，江南地区最突出的结构性变迁是地主势力的衰落，其导因是政府的压力、税收的提高和租额的徘徊不上。土地租佃制未必像正统的革命模式估计的那样，必定要被佃农积极的阶级革命所摧毁。它也可能只是在长期的结构性变迁下自然崩溃，未必通过农民的革命行动，至少在长江下游地区是如此（白凯，即将出版）。 此外，我们需要把结构与抉择的关系看作既非完全相应又非完全相背的。我们的选择不必限于美国保守派认为的没有人民支持的党或中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浪潮的两种观点。真正的问题是：结构与抉择如何相互作用？ 把结构和抉择看作既分开又相互作用是一个重要进步。这使我们把二者间的联系看作是一过程，而不是预定的结论。在裴宜理关于淮北地区革命运动的研究中（裴宜理，1980）， 长期的生态不稳定和共产党的组织活动两个因素得到暂时的协调，体现在共产党利用农村的自卫组织（联庄会）。在詹姆斯·斯科特的"道义经济"模式中(斯科特,1976;马克斯,1984)，传统的村社一贯尊重其成员的道义性"生存权"（例如歉收时地主应减租）。在革命过程中，党组织和农民在重建被商品经济和近代政权摧毁的道义经济上找到共同点。再举一个例子，周锡瑞对义和团的研究表明(周锡瑞,1987)， 农民文化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农民思想和行动上的倾向。 要真得出新的观点和分析，突破过去几十年在分析概念上的困惑，我们需要大量与以往不同的资料。中国研究革命史的学者主要局限于组织史（党史），部分原因是缺乏它种性质的资料，极少有关于革命运动真正接触到乡村社会时发生状况的资料。16然而，我们现在有可能通过地方档案和当事人（他们的人数正在迅速减少）的回忆获得能够解决问题的微观层面的资料。有的美国学者已在积极从事这样的研究。[27] 当代史 当代史的研究同样为上述两套理论所左右。革命源于阶级斗争的分析延伸到当代便成为“社会主义”模式。根据这一观点，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劳动人民的组织，社会主义革命是中国社会长期结构变迁的应有产物。革命后的政权与中国社会是相应的整体。作为对立美国保守派的观点，革命全由共产党组织制造的，延伸至解放后的中国便成为“极权主义”模式。17根据这一模式，党政机器通过对人民的极权主义来进行统治。政权与社会是对立的，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应有产物。 至于农村变迁，社会主义模式预言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会克服小农生产的弱点而导向经济的现代化，同时可以避免资本主义不平等的弊端。资本主义模式则预言集体所有制会因缺乏存在于私有制和自由市场内的刺激而受挫，集中计划会导致过分的官僚控制，社会主义经济会陷入效率低下。 中国的决策层自身也长期就此问题争论，而反映在“”期间所提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中。随着官方农村政策的每一次转向，这个或那个模式就被用来为政策变化作解释。于是“”和“”期间强调平等和集体化的成就，而后的调整时期和“”后的改革期间则重视市场和物质刺激。 这一争论在某种程度上也进入了西方的学术界。一些学者更同情“毛主义者”，而另一些则赞成刘少奇和八十年代的改革者。而两模式最虔诚的信奉者则从抽象的观点批评中国的政策：如指责毛政策下国家机器仍然凌驾于劳动人民之上（利比特，1987），或八十年代的改革中市场经济发展仍然受到过分抑制（杰弗逊与罗斯基，待刊稿）。 随着八十年代中国放弃集体化农业，新斯密学派认为在改革中看到了对自己信念的认可。就他们而言，中国转向市场经济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的胜利；改革意味着中国经济在几十年失常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最后回到了市场推动发展的正确途径。如果问题仍旧存在，那只是因为改革还不彻底，还没有实行彻底的私有制和价格放开，也就是资本主义。 我认为中国近几十年历史给我们的真正教训是两种理论共同的错误。就相对解放前中国的研究一样，当代中国的研究也为两种理论、一个共同的规范认识所左右。学术界的争论主要集中于两种理论间的不同点，但它们共享的规范信念实际上具有更大的影响。 这里规范信念仍指那些两种理论共同认可的地方，双方均认为明确得无需加以讨论的地方。在这样的一些认识中，双方均认为城市工业化与乡村发展、产量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发生，形成同一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不管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 双方认可的另两个规范信念也影响到我们如何看待解放后的中国。由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模式均来自西方及苏联的经验，它们都没有考虑到人口过剩的问题。两种估计均认为随着现代经济发展，不管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人口问题会轻而易举地克服。双方均未考虑已经高度过密化的农业，单位面积的产量已经如此之高，已无可能再大规模提高。两者均认为产量可能无限提高。两者都没有去注意在一个过密化的乡村经济中，工副业生产对于小农的生存是何等重要。两者均认为乡村生产基本上仅是种植业生产。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模式通常都认为自己是对方之外的唯一选择。受这一规范信念影响的人很多，包括对两种模式本身都持怀疑态度的学者在内。在这个规范信念的影响下，乡村发展要么走资本主义道路，要么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可能走两者的混合，或第三、四条道路。 一、集体化时期的城市发展与乡村过密化 城市工业化与乡村过密化并存的悖论现象在解放后的中国比起解放前的中国来甚至更为明显。以往的研究清楚地论证了工业发展与农业变化间的巨大差别：在1952年至1979年间，工业产出以11%的年速度增长，共增长了十九倍；而农业产出年增长速度仅2.3%，略高于人口的增长速度（珀金斯和优素福，1984）。这一工业发展与农业不发展的悖论现象直接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模式关于城市与乡村同步发展的预言相抵触。 当然，乡村集体化赋予了中国农业以个体小农无法提供的基本建设的组织条件。通过这样的建设，本来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然而人口的压力和政府政策迫使对单位土地面积投入越来越多的劳动，迫使其边际报酬递减。最后，乡村产出虽然提高了三倍，投入的劳动力却扩增了三到四倍——通过全面动员妇女参加农业劳动，增加每年的工作日以及乡村人口的近倍增加。这造成了单位工作日报酬的递减，亦即是乡村生产没有（劳动生产率）发展的（产出）增长。 集体化农场与解放前小农家庭农场一样具有某些基本的组织性特点。不同于使用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农场，它们的劳动力来源是固定的，不能根据需要加以调节。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农场，它们都是一个集消费和生产为一体的单位，而非单纯生产的单位。于是，它们有可能为消费需要而高度过密化，而无视单位劳动的收益。此外，解放后的政府政策进一步强化了过密倾向。从政权的角度来看，在劳动力富裕的中国增加劳动投入远比增加资本投入便宜。另外，政府的税收和征购与总产出挂钩，不涉及社员的单位工作日收入。其结局是我称之为集体制下的过密化，是中国乡村几个世纪来过密化趋势的继续。 二、八十年代的乡村工副业 对照之下，八十年代出现了大好的乡村发展。乡村总产值（可比价格）在1980至1989年间猛增2.5倍，远远超过15%的人口增长（《中国统计年鉴》，1990：333、335、56-57、258、263）。随着这一跃进，出现了中国乡村几个世纪以来的第一次真正的发展，表现在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工作日受益的提高和糊口水准之上的相当的剩余。 我们如何看待这一进步？一些研究者忽视人口压力和认为乡村生产主要是种植业，把注意力完全放在种植业产出上，指望市场和利润刺激会像资本主义模式预言的那样带来大幅度的增长（倪与苏，1990）。种植业产出在1979至1984年间确实曾以平均每年7%左右的速度增长（《中国统计年鉴》，1990：335）。这一事实更促成直观的期望。事实上，中国改革的设计者们自己也把种植业生产看作乡村发展的标志，并自信地预言可能以同样幅度继续提高（发展研究所：1985）。从1985年开始，增长实际上已经停止。但是新斯密学派成员一度继续坚持他们的看法，并以有悖事实的逻辑声称：只要中国领导人不半途而废（近而实行私有化和价格完全放开），还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事后看来，种植业生产在最初的跃升后停滞并不令人奇怪。在中国这样高密度的和过密化的农业经济中，单位面积产量早已达到了很高水平。除了在后进地区因为中国化肥工业的成熟而得以更多地使用化肥外，其他地区早已使用了易于应用的现入。在土地没有这样密集使用的美国或苏联，大幅度的增长是可能的，但指望中国如此是没有道理的。 在注意力主要集中于种植业，到底应该以资本主义还是以社会主义的方式进行的问题上，很少有人关注到乡村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工业与“副业”（包括手工业、畜牧业、渔业、林业）。18在生产资料分配的市场化和政府政策的鼓励下，乡村两级组织积极开创新的企业。工业的增长尤为惊人，自1980年至1989年间增加了五倍，远远超过种植业的0.3倍。到八十年代末，乡村工业已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而副业占了另外的五分之一。19 这些部门对农业社会总产出增长2.5倍的贡献远远超过了种植业生产(比例约为9:1)。到1988年，九千万乡村劳动力在农业外就业（《中国统计年鉴》，1990：400，329）这一变化使数百年来第一次有可能在中国的某些地区移出种植业生产中过分拥挤的劳动力，出现了反过密化。通过减少参与分配的劳动力，反过密化带来了作物生产中单位工作日收入的提高。连同来自新工业和副业的收入，在中国农村的许多地区第一次创造了真正的发展和相对繁荣。 最后，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当作仅有的可能选择的规范信念，使许多学者忽略了八十年展的实质内容。其中占最重要的比例是市场化了的集体企业（《中国农业年鉴》，1989：345-346）。它们是两种生产方式的混合体，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式运行机制的混合产物，既非纯资本主义亦非纯社会主义。我们今日不应再固执于两个简单的旧模式中的任何一个。 三、没有“公民社会”的市场化 在城市中，八十年代中国经济的市场化，伴随着中国政治生活的开放和民间社团的相应兴起。这些发展使一些美国学者用“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概念来形容改革时期的政治变化（怀特，1990）。这个概念指出政权与社会间权力关系的问题，比起以往的极权主义模式来是种进步，因为后者简单地把政权对社会的全盘控制不加分析地作为前提。 然而，就像使用“公众领域”（public sphere）去描述明清时期一样，“公民社会”也容易使我们混同西方与中国的经历。在西欧近代早期的历史上和最近的东欧历史上，民主政治的发展（尤其是从国家政权独立出来的民权和公民个人的人权）伴随着自由市场的发展。“公民社会”包含着各种关系的复合体：伴随着早期资本主义发展而兴起的市民团体，以及民主政治体制的开端。因此，使用这个名词而不去明确注意中国的不同之处，会造成相同的复合体也在中国出现的错觉。 这一提法对八十年代的中国来讲，就像对清代一样不适当。它夸大了八十年代市场交易和市民团体扩张的民主含义，也进而夸大了1989年春天安门广场示威者的公民权力组织基础。它重复了过去一些人的习惯，用简缩化和结论先行的推理，把西方的理想模式套到中国头上：如果一个复合体的一两种因素出现了，那整个复合体必然会，或马上会出现。 我们应当离开源自西方经验的模式，从没有民主发展的市场化和没有民主政治发展的市民团体兴起的悖论现象出发。八十年代中国的市场化非常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经验，而市民团体也同样出自不同于西方的动力。如这些不同能得以分析，将有助于理解市场化带给中国的可能不同的社会、政治含意。 四、一条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外的道路 当然有人会继续坚持单一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模式，并运用这样或那样的旧有的简缩化、结论先行或有悖事实的逻辑。根据那样的推理，市场的出现预示着资本主义的其他部分，如私有制和民主的接踵而来。要是其他部分没有出现，它们至少是应该出现。至此，只差一小步就到了有悖事实的结论：只要中国领导人不顽固地拒绝放弃社会主义和转向资本主义，预想中的发展必然会到来。 中国反对改革的保守人士使用同样的逻辑得出相反的结论。随着市场化，资本主义的其他不好因素必然会接踵而来：阶级分化、资本主义剥削、社会犯罪、诸如此类。因此，必须坚决拥护彻底的社会主义，来反对资本主义萌芽。改革遇到的一些挫折，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化还不够，而是过了头。要是计划经济、集体经济没有因改革而被削弱，情况会好的多。 时至今日，我们应把这些争论搁置一边了。中国农村在五十年代之前经历了六个世纪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但仍未得到发展，人口的绝大多数仍束缚于糊口水平的种植业生产。中国农村如果退回到五十年代以前的经济组织，会面临比以前更大的问题：人口增加了两倍，来自化肥，电泵和机耕等现代化投入的易实现的进步已经都有了，很难想象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发挥它的魔力。 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集体化途径也应放弃了。在这一途径下，农作物产出确实上升很快，但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工作日报酬是停滞的。农村人口的大多数停留在仅敷糊口的生活水准。坚持这一途径与退回五十年代前一样，也是不合理的。 那么，出路到底何在？学术研究的第一步应是解释为什么乡村经济在八十年代得到蓬勃发展，而在拥有自由市场、私有财产的1350至1950年以及计划经济的集体化的五十至七十年代都没有这种发展？为什么乡村集体所有制与市场化经济的悖论性混合体却推动了充满活力的乡村工业化？ 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突出点是乡村起了很大作用。乡村曾是共产党组织和革命根据地的所在地。通过五十年代的集体化，村、乡变成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的基本单位。由于五十年代后期以来的极严格的户籍制度，使村、乡下属的人员长期稳定。接着，村、乡又成了水利、公共卫生和教育等大规模运动的基本组织单位，在这些过程中扩大了它们的行政机器。这些变化给予这些组织在农村变迁中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有别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最后，在八十年代扩大自主权和市场刺激的双重激励下，它们成为农村工业化的基础单位。它们在中国农村发展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中国出现的这一历史真实是否代表了一条新的农村现代化的道路，一条既不符合社会主义，也不符合资本主义单一模式的道路？ 当前的中国史研究中的规范认识危机是全世界历史理论危机的一个部分，这一世界性的历史理论危机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尖锐对立的终结而出现的。这一局面给了我们一个特殊的机会去突破过去的观念束缚，参加到寻求新理论体系的共同努力中。我们的中国史领域长期借用源自西方经验的模式，试图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把中国历史套入斯密和马克思的古典理论。我们现在的目标应立足于建立中国研究自己的理论体系，并非是退回到旧汉学的排外和孤立状态，而是以创造性的方式把中国的经验与世界其他部分联系起来。 经济现象论文:简论高考招生中介“招生”敛财现象的法律经济学 ［摘 要］自2003年教育部实行阳光招生以来,全国各地因高考成绩不理想而没有考上心仪大学的学生家长屡屡被骗,金额巨大。本文尝试通过法律经济学分析,找出这一现象得以形成的原因,从而进一步讨论如何有效预防和控制此类现象的发生。 ［关键词］阳光招生；法律经济学分析；招生中介；敛财 高考招生中介“招生”敛财现象,是“阳光工程”下的黑暗地带,破坏了正常高考招生秩序,对社会的危害极大。本文尝试通过经济学分析,找出这一现象得以形成的原因,从而进一步讨论如何有效预防和控制此类现象的发生。 1 法律经济学视角下高考招生中介“招生”敛财现象的成本与收益分析 法律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法律问题的新兴、边缘、复合学科,它是用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的知识,运用实证和规范的分析方法来研究法律制度,考察人的行为在规则、制度或法律面前如何进行选择和如何制定出规则从而使人的行为更经济的一门科学。 法律经济学运用理性选择模型重构了犯罪理论。这一理论最重要的因素是假设罪犯是理性的人而不是心理有疾病或失常的人,对他们来说,犯罪的收益大于成本。即人在决定是否犯罪时,会权衡和比较犯罪的收益与刑事审判施加的预期惩罚。特别是经济犯罪,行为人对其即将投入的行为成本和可能获得的收益会进行详细的权衡和比较,一旦收益高于成本,将选择实施其犯罪行为。因此,犯罪事实上是可以进行理性分析的。 1.1 对高考招生中介“招生”敛财现象的成本分析 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犯罪成本有着不同的含义。从国家角度来说,犯罪成本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将某种行为规定为犯罪行为而予以禁止所付出的代价。从社会角度来说,犯罪成本是指犯罪行为给社会所造成的直接损失。从犯罪分子或潜在的犯罪分子角度来看,犯罪成本是指行为人因实施犯罪或将要实施犯罪,所付出的或可能付出的代价。本文主要是从犯罪分子角度来论述经济犯罪产生的成本,即个人成本。从前面论述的经济犯罪的概念和特点可知,如果一项经济犯罪行为发生,那犯罪嫌疑人必然是认为其收益高出其投入的成本。法律经济学家认为“由于犯罪对他的预期收益大于其预期成本,所以某些人才实施犯罪行为”。经济犯罪的预期成本是指犯罪分子实施经济犯罪的全部支出,包括现实的支出和未来可能的支出两部分。现实的支出可以称为显性成本,这种成本是可以直接衡量的,是直接计入每次经济犯罪的成本的,也被称为经济犯罪的机会成本。所谓机会成本是指作出某一种决策而不作出另一种决策时所放弃的东西。就实质而言,一项决策的机会成本是另一种可得到的最好决策的价值。它包括经济犯罪分子为了实施犯罪行为而支出的直接现金成本和为了实施犯罪而放弃正常的经营活动而可以获取的收益。未来可能的支出也可称为隐性的成本,这种成本是不确定发生的,它也许永远都不会发生,这种成本对于连续犯则需要采用分摊的方法来纳入成本的计量,对于一次犯则可直接计入。这两种成本在每个单独的经济犯罪中都必然要发生。由于隐性成本的或然性,即或者发生，或者不发生,或者在经济犯罪一次后立即发生,或者多次之后才发生,或者永远不发生,使得这种成本就变成了刑罚处罚的预期成本。隐性成本在经济犯罪的总成本所占比重完全取决于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偏好,如果实施经济犯罪的当事人是一个风险爱好者,他可能将这类成本视为很低,甚至认为根本不存在,那他就有可能毫无顾忌地犯罪；相反,如果当事人是个相对的保守主义者,那他在犯罪之前肯定会进行充分地考虑。 高考招生中介的手段有:①杜撰出“小计划”、“内部指标”、“预科生”、“计划外指标”、“点招”等名目,恶意利用亲戚朋友之间的信任进行诈骗；②伪造高校收款凭证、录取通知书和转学通知书；③故意混淆、夸大就学性质。在发放录取通知书或帮忙时,向考生和家长称可以解决统招本、专科,索取巨额中介费、好处费、赞助费,实则用不需要考试成绩的自考班、网络生等来糊弄考生和家长；④利用网络黑客对高校招生网站进行攻击,非法篡改考生招录信息,骗取家长信任,达到诈骗目的。 一方面,这些欺骗手段成本低廉,显性成本无非就是印刷几张假收款凭证和录取或转学通知书等；另一方面,这些欺骗手段非常隐秘,利用家长们想走不正当途径达到为子女升学目的的心理,在诈骗的过程中可以要求家长们必须保密,否则就威胁办不成事,即使事情败露,大部分家长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由于事件本身不光彩而不会选择以报警的方式来处理。目前,家长即使报警,大部分情况下因为没有充分的证据以及破案成本高而难以对中介采取法律措施,所以高考招生中介无须冒很大的风险,其隐性成本比较低廉或者可以认为根本不存在,促使这些中介年复一年以此谋取钱财。 1.2 对高考招生中介“招生”敛财现象的效益分析 犯罪收益则是指犯罪人通过其犯罪所获得的利益和某种满足,也就是说犯罪人通过犯罪活动而得到的某种非法利益。 一个理性人之所以选择一种行为,是因为他的预期收入会高于其预期的成本。与其他犯罪的成本相比较,经济犯罪的收益就比较明晰和简单了,因为经济犯罪不同于其他种类的犯罪,其他犯罪行为往往带有比较牵强或者难以用具体数字来衡量的成本和收益,比如故意杀人罪,犯罪分子投入的成本可能比较好量化,是可以计算的,但他的收益——杀了人,则是难以计算出精确的数字的,所以收益与成本的比较就可能变得缺乏精确的依据了。而经济犯罪则不然,经济犯罪的收益是为了获取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最为直接的追求就是为了获取经济上的好处,是金钱获得性犯罪的典型代表,这种经济上的追求比较单一,也比较好计算,是非常容易用数字来量化的。高考招生中介“招生”的收益是典型的经济犯罪收益,中介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经济上的好处,一经查出,其案值都是巨大的,动辄就是百万元、千万元,甚至上亿元,而且案件涉及面广,受害队伍庞大。仅长沙市一个招生中介就“招收”了全国各地上百名高考落榜生,敛财上千万元；武汉市一名学生家长,为了给孩子“弄”到一个全日制本科学籍,先后花了128万元依然没有解决其学籍问题。招生中介的这些收益比他们从事其他正当职业获得的收益要高出许多,这也正是高考招生中介敛财现象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 2 法律经济学视角下高考招生中介“招生”敛财现象的预防与控制 犯罪行为应该受到惩罚,因为犯罪是对财产和生命的威胁,即便是潜在的犯罪行为,受害者所遭到的侵害是零,也会在公众中造成恐惧和其他危害。因此,对犯罪行为的惩罚是必要的,惩罚是为了威慑。随着预期惩罚的增加,犯罪的成本增加了,犯罪的数量就会减少,因为更高的预期惩罚威慑了犯罪。犯罪越少,花费在逮捕和惩罚犯罪者的成本就越低。如果减少犯罪的重要性超过每个犯罪的增加的成本,增加预期惩罚就会减少执法和刑罚的总成本。一种有着更高的刑罚和由此带来的更少的犯罪的制度比另一种有着更低的刑罚但更多的犯罪的制度更经济。如果阻止下一个犯罪的追加成本是负数,这样我们就不仅威慑了所有没有效率的犯罪,而且也有效地威慑了一些有效率的犯罪。 现阶段,高考招生中介犯罪的收益远高于成本。因此,只有提高其预期成本,在国家机器有效运转的情况下使其隐性成本成为真实的成本支出,才有可能打击这类犯罪的高发态势,构建正常高招秩序。 经济现象论文:试论镇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现象 基于 缪尔达尔 赫希曼 模型视角 摘要：乐清市是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典型代表之一。以民营经济为主导的块状经济和政府主导下的城镇化极大地推动了乐清市镇域经济的发展，也使镇域经济发展出现非均衡现象。以乐清市镇域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以“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式为理论视角，探索、解释乐清市镇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与现实表现，寻求县域经济发展由不均衡走向均衡的合适道路。 关键词：镇域经济发展；“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型；乐清市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市凭借区位优势，走上了民营经济发展之路，形成了小型化、多元化、产品特色鲜明的区域块状经济，有学者称之“一乡一品”、“一村一品”现象，而这种块状经济的承载体主要是镇级区域。所谓镇级区域（以下简称镇域）是指以行政区划确定的乡镇级别的地理空间，包括了建制镇和乡。县级区域是由镇级区域组合而成。探索镇域经济发展规律，对发展镇域经济、缩小镇域区际差距，实现县域经济的均衡发展有重要意义。 乐清市是“温州模式”的发祥地之一，位列全国县市百强，是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典型代表之一。当前，乐清市镇域经济发展呈现非均衡发展现象，研究其发生规律，对乐清市镇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县域经济的最终均衡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以乐清市镇域经济为研究对象，以“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式为理论视角，探索镇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寻求县域经济发展由不均衡走向均衡的合适道路。 乐清市地处浙江东南沿海，瓯江口北岸。西北为雁荡山山脉，东南为海积平原。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陆地面积1 174平方公里，①海域面积270平方公里，现辖31个乡镇。2009年全市生产总值418.6亿元，工业总产值1 087.92亿元，财政总收入58.9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 14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2 268元，2010年，在第十届全国县域经济竞争力百强县市排名中，乐清市名列第十五位。 一、问题提出：镇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现象 乐清市自1992年进行乡镇撤并工作、1993年撤县设市以来，镇域经济在民营经济和城镇化的支撑下，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有些区域依靠自身要素积累或产业集群，发展成为产业特色鲜明的专业镇，而有些区域由于区位因素呈现出相对的衰落景象，镇级区域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和差异扩大现象。 （一）镇域工业经济的非均衡发展 乐清以工业立市，②根据乐清市统计年鉴，1993年第二产业在国内在产总值的比重为58.4%，2009年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到60.4%。镇域工业经济的发展程度直接反映了各乡镇的经济状况。当前，镇域工业经济出现明显的分化现象。2009年，各乡镇工业总产值均值为362 639万元，高于均值的乡镇有7个，比例为22.58%；低于均值的有24个，所占的比例为77.42%（见下页表1）；其中，工业总产值超过54亿元的乡镇有4个，占12.9%，低于18亿元的乡镇有21个，占68.74%。2009年乡镇工业生产总值排位前四位为是柳市镇、北白象镇、乐成镇和虹桥镇，工业产值分别是375.6亿元、182.3亿元、129.6亿元、82.3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70.9%，相比其他乡镇，工业经济聚集明显。在南片区域中，2009年县西8个乡镇③ 的工业总产值绝对数为754.5亿元，占全市总额的69.47%，如果再加上乐成镇，比例将达到81.42%。南片区域工农产值均值是中片区域的5.89倍，是北部区域的28.83倍（见表2），南片、中片、北片差距明显。因此，乐清市镇域经济发展表现出明显的“塔”型结构。处于顶端位置是柳市镇，次之是3大集镇，再次之是7个乡镇，最下层的是21个乡镇；从空间分布看，镇域经济发展呈现“县西高于县东”特征，整体呈“南强北弱”格局。 （二）镇域产业特色的非均衡分布 块状经济是乐清县域经济发展的表现形式之一。在乐清县域经济的发展过程，活跃的民营经济使各乡镇经济特色进行了分化，形成独特的块状经济和专业市场发展模式。这种“森林”化而非“独木”的经济集群大大促进了乐清企业在国内外市场中的竞争地位，其吸引力越来越强，使更多的同类企业加入到块状经济中来，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发展态势。目前，乐清构建了以电器、电子、建工钻头、休闲服装、机械仪表、精密模具、造船工业等为主导产业的工业体系（见表3）。柳市的电器、虹桥的电子，芙蓉的钻头、乐成的头盔摩配、虹桥和清江的精密模具、北白象和磐石的服装以及黄华和七里港的造船工业，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三）镇域人口的非均衡分布 从户籍登记看，乐清市乡镇人口规模等级普遍不高，分布细碎，集中度不高，但镇域之间差距也是比较明显。2009年，各乡镇人口平均数为39 512人，高于均值的乡镇个数为7个，占22.5%（见表4）。其中，人口超过10万的乡镇有4个，分别是乐成镇159 552人，柳市镇108 107人，北白象镇105 779人，虹桥镇103 799人；人口在4万～10万之间的乡镇有3个，所占比例为9.68%；人口在2万～4万的乡镇有15个，占48.39%；人口在2万人以下的乡镇有9个，占29.03%，其中人口最少是福溪乡6 327人。 2008年，四大集镇① 集聚了477 237人，以12.9%个数比例集中了全市总人口的38.96%。如果考虑外来流动人口的集聚和市内其他区域居民离乡居住但不变更户籍的现象，那么，四大集镇的人口集中度将更高。据统计，2009年全市外来流动人口567 837人，其中四大集镇聚集了417 238人，占全市73%（见表6）。另据保守估计，乐清市山老区人员外出人口约占当地人口的一半，其中有相当部分人群居住在四大集镇。 （四）镇域城镇化进程的非均衡推进 在城镇地理空间分布上，小城镇② 分布非常集中。全市乡镇分布密度为2.63个/百平方公里，其中建制镇的分布密度为1.78个/百平方公里。三块平原面积为330平方公里，占市域总面积的28.1%，集中了21个建制镇中的17个，平原地区建制镇分布密度为5.15个/百平方公里；乐成、柳市、北白象、虹桥四大集镇，均位于南部与中部的平原地区。在城市建设用地规模上，镇域间分布不均，乐盐片、柳象片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在2005年为31.6平方公里，约占全市的79.4%。表6表明，作为县域行政中心，乐盐片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为105.13平方米，远高于柳象片和虹桥片，但均在国家标准上限120平方米以内（见表6），而柳象片与虹桥片城市化进程尚待进一步推进。在小城镇的城市化质量方面，乐清市与温州市内其他县市相比有着不小的差距，“乐清人”对我市的城镇化建设普遍感到不满。近年来，虽然乐清市各级政府非常努力，但成效有限，城镇的发展呈现“村村像城镇，镇镇像农村”的景象。 二、理论综述：“缪尔达尔—赫希曼” 模型③ 缪尔达尔和赫希曼对区域不平衡增长的分析有某些相似之处，一些学者将两者理论称为“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型（高大伟、仵雁鹏，2005）。 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不是同时发生和均匀扩散的，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地区由于某种最初契机，获得增长过程中早期优势(初始优势)，就会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由于集聚经济的存在，优势区域会因市场作用而持续累积地加速增长，并同时产生两种相反效应：一是回流（吸收）效应，表现为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受收益差异吸引而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现象，结果造成落后地区的衰退，区域差距扩大。二是扩散效应，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出现一定程度的从发达地区又流向落后地区的现象。但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回流效应总是远大于扩散效应，“市场力所起的作用是趋向于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由于循环积累因果的作用使经济在空间上出现了“地理二元经济”结构：即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同时存在。怎样才能限制地区差异的扩大?缪尔达尔认为，必须依靠政府干预。政府应通过不平行衡发展战略，优先发展那些有竞争优势的地区，然后通过这些地区的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同时为了防范积累性因果循环带来的地区差距扩大，政府应制定相应的刺激措施帮助不发达地区发展经济（林元旦，2004）。 美国着名经济学家赫希曼在其代表作《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倡导把非均衡战略看做经济发展的最佳方式。赫希曼认为，经济增长不会同时出现在所有地区，而一旦出现在某处，在巨大的集聚经济效应作用下，要素将向该地区集聚，使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加速，最终形成具有较高收入水平的核心区。与核心区相对应，周边和落后地区称为边缘区。经济增长产生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同时存在，同时起作用（钟有林、李霁友，2009）。赫希曼强调了市场作用和区域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作用，在其分析中认识到，某些非地方性的增长效应可能是消极的，在地理空间的“极”内，经济增长的累积集中将首先加大地区间的经济差异。他确信，长期的地理渗透效应（扩散效应）将足以减少这种差异。然而，赫希曼对渗透效应（扩散效应）能减少地区差异的乐观估计是建立在依靠国家干预的基础上的。赫希曼认为，发展都是通过经济中的主导部门的成长带动其他部门的成长。要研究如何把有限的资源分配于最有生产潜力即联系效应最大的产业中，通过这些产业的优先发展来解决经济发展的瓶颈，并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卢正惠，2003）。 综上所述，缪尔达尔和赫希曼都强调市场作用、经济发展内在规律对区域差异变动的影响。这种区域差异的变动是通过极化效应（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涓滴效应）展开的（见图1）。在市场机制和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作用下，这两种方向相反的效应是同时存在且同时发生作用的，其结果表示为两效应的合力，区域差距呈扩大或缩小变化。在早期，极化效应可能大于扩散效应，表现为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要素的吸引而使落后地区的要素向发达地区流动，结果为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异进一步扩大；在后期，扩散效应可能 大于极化效应，表现为要素从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回流，结果为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异逐渐减少（见图2）。同时，缪尔达尔和赫希曼都主张政府的积极干预，通过政府干预，或累积发达区域优势扩大区域差距，或刺激落后区域发展缩小区域差距。 因此，区域差异的变动一般受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市场作用和政府干预三种力量的影响，是三者综合作用的结果，片面强调哪方面的作用，都是不恰当的（钟有林、李霁友，2009）。 三、实证分析 考察乐清市县域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我们发现“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型或许可以解释镇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现象。 （一）“初始优势”的出现，形成“最初的出发点” 按照缪尔达尔和赫希曼的说法，经济发展总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获得“初始优势”。在市场力量和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作用下，“敢于天下先”的乐清人在计划经济的坚冰中产生了“最初的出发点”，形成了“初始优势”，经市场作用和经济集聚开始了乐清市县域经济的起飞。从产业看，这些“初始优势”有小五金、小电器、小塑件、粮食加工和服装皮革等行业。① 1977年之前，全国“”，许多全民和大集体企业停工停产，市场上一些产品供不应求，给社队企业提供了一个发展机遇。乐清全县陆续办起采石场、蛎灰厂、修建社、鞋业社、成衣社，逐步发展小五金、小电器、小塑件、粮食加工和服装皮革等行业。从区域看，“最初的出发点”有柳市、北白象、湖头、茗东等乡镇。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农村全面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批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原来有一定工业基础的柳市、北白象、湖头、茗东等乡镇，率先出现了从事低压电器等生产的家庭工业和联户工业，然后遍及虹桥等区域。接着，村及村以下的城镇合作和个体工业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柳市片区的低压电器、虹桥片区的电子元器件等在全国小有名气的产销基地。 （二）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的发挥，使镇域经济发展差异表现迥异 按照“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型，发达区域与落后区域的差异变化是通过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展开的。在乐清市镇域经济中，四大集镇与南片区域可视为两个层次的发达区域，而四大集镇以外的镇级区域和北片区域可以视为落后区域。考察乐清市县域经济的发展过程，有迹象表明这种区域间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正在发挥作用。尽管当前乐清县域经济可能受更发达区域的吸引而使要素如劳动力和资本向县域外流出，但也存在对县域外其他区域的极化效应。①这使县域受其他区域的影响与县域内镇域间的影响交织在一起，难以准确衡量。在县域内，极化效应表现为要素向发达区域的集聚。一是镇域间人口的流动。据估计，乐清市山老区近一半的人口外出，一些人流出县域，一些流入了四大集镇；从1993—2009年，乐清市镇域人口除福溪乡减少约300人外，其余各乡镇均有普遍增长，增长率高于全市的乡镇有11个（包括了四大集镇），其中乐成镇增长率最高，2009年比1993年增长了29.27%，而同期全市人口增长率仅18.81%，在计划生育严格控制的情况下，镇域人口的高速增长反映了人口的区际迁移；“大荆保姆”、“大荆人”等品牌在四大集镇的造就，反映了落后区域人口外流的程度；在城乡交通网络进一步完善的基础，交通压力（特别是周未）的连年扩大，在侧面证明了镇域交流不断扩大的现实。二是镇域间的资本流动。区域外人员在四大集镇的购房行为，尽管有些是投资行为，但也形成了部分居住的事实，这是资金向四大集镇集聚的一种现象；企业在不同工业园区，特别是在以中心工业园区、大桥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西溪工业园区为代表的四大集镇的集聚，反映的也是一种资本在区际的转移。在扩散效应上，表现为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由发达区域向落后区域的转移。康顺畜牧、康盛农场、巨科枇杷基地、瑞兴水果、绿铁皮枫斗等工商资本、技术在第一产业的投入②以及热火朝天的新农村建设、农家乐等展示了扩散效应的印迹。 在极化效应与扩散应的作用下，镇域经济发展差距或扩大或缩小：首先，从全局看，镇域经济发展差距在不断扩大。四大集镇经20世纪80年代的发酵，得到持续累积地加速增长。四大集镇工业总产值从1993年的23.5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769.8亿元，增长了32.69倍，远超过全市的同期发展速度（21.75倍），四大集镇工业总产值集中度从1993年的47%增加到2009年的71%，见证了其极化效应和其他区域发展的相对衰弱（见表7）。2009年南片的工业总产值在全市的份额，较1993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中片与北片分别减少了7个百分点和1个百分点，南、中、北片的差距扩大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片的极化效应（见表8）。 其次，从局部看，镇域经济发展差距有缩小的迹象。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柳市镇与北白象镇，出现了经济空间与地理空间的融合，并对周围的六大乡镇（白石镇、象阳镇、翁洋镇、黄华镇、七里港镇、磐石镇）产生了有利或不利的影响。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柳白区域和周边区域均获得了极大发展。柳白区域工业生产总值从1993年的14.4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557.8亿元，增长了38.7倍；周边六大乡镇的工业生产总值从1993年的12.9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196.7亿元，增长了15.2倍；表9表明，两者之间差距从1993年的1.11∶1扩大到1999年3.68∶1，之后又缩小到2008年2.72∶1，似乎说明2000年之前极化效应要大于扩散效应，之后扩散效应则大于极化效应。柳白区域与周边区域的六个乡镇的工业产值的平均差系数的变化也佐证了这一点。虹桥镇对周边的影响也与柳白区域相类似，差距也经历了从增加到缩小的过程（见表10）。大荆镇从城镇规划看为北部区域的中心，尽管北部区域也存在居民居住向大荆镇集中现象，但其经济发展水平与定位不相符。 （三）政府干预，发达区域与落后区域均受激励 对于发展镇域经济，中央、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各级政府都历来非常重视。党中央的各种与三农问题相关的重要文件，屡屡依形势为促进农村区域发展提出了各种政策。各级政府在贯彻中央文件的过程提出了适合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镇域经济的发展。 1.从体制转变看，乐清市镇域经济发展得益于市场经济的较早发育。20世纪80年代初，经历1982年的经济整肃运动后，随着政策的松绑，个私经济限制的放宽、“股份合作制” ① 的出现，城乡个体、股份合作和村办企业成为工业经济的主导成份。1990年的质量危机② 和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使乐清市民营经济走上了健康的快车道。 从产业发展看，乐清市镇域经济发展得益于工业园区的创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乐清市各乡镇纷纷组建工业园区，使小型化、多元化的块状经济在乐清得到了充分的发展。1993年以后，乐清沿104国道线，建立了63个工业园和一个省级经济开发区，使之形成一条“工业走廊”，推动了区域块状经济向集约化方向发展。从2000年开始，乐清又对各类工业园资源进行整合、调整、撤并，集中力量建设乐清经济开发区和乐清工业园区两个省级开发区、7个产业功能区。表11反映了乐清市县域工业园区的分布情况。近年来，传统产业、块状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上了日程，其又将进一步推镇域经济发展。 从城镇发展看，乐清市镇域经济发展得益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多年来，各级政府纷纷出台各种政策推进城市化进程，以城镇化带动区域经济发展。1994年11月，浙江省提出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1995年国家体改委批准温州市龙港镇（苍南）为首批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随后柳市镇（乐清）等三个乡镇被列入国家级试点镇。1999年温州市委市政府制定了《温州市城镇体系发展规划》，推进小城镇发展。之后，浙江省各级政府把小城镇综合改革的重点引向中心镇的培育壮大上，通过进一步提高城镇人口、产业集聚功能，增强城镇功能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2007年4月浙江省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中心镇培育工程的若干意见》，在选取的第一批141个省级中心镇中温州市占据15席，其中包括了乐清市的虹桥镇、柳市镇。2009年6月，温州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推进强镇扩权改革的意见》，柳市镇位列其中。历年来，乐清市政府坚决贯彻上级部门的有关政策，并出台相应的具体措施。根据乐清的资源禀赋和发展形势，乐清市在县域发展战略上从20世纪90年代“三廊一港”向“三轴三区、三线并进”，“一心领先、三组并进；两带融合，三群竞发”，“一心两翼”依次演进。1998年乐清市出台了《乐清市城镇体系规划》，2003年制定了《乐清市城市总体规划》，并根据上级的有关决定，对虹桥镇、柳市镇等乡镇进行强镇扩权式改革，2007年修订了《乐清市城市总体规划》。2009年，乐清市出台了《柳市镇强镇扩权改革实施方案》，对柳市镇进行了“镇级市”试点。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的集聚，其推动了四大集镇等中心镇的发展，但政策上的区别对待使中心镇的发展得不到更大支持。 综上所述，乐清市县域经济的发展还处于镇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阶段；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促进了镇域经济的极大发展；政府的干预特别是政策支持或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激励了镇域经济。 四、结语与展望 本文以“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式为理论视角，探索镇域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在乐清市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镇域经济发展并不均衡，其中市场经济的先发优势促进了地区经济的极大发展，而地方政府的干预行为激励了地区经济的发展。诚然，均衡是非均衡这一发展过程的最终要求，但“只有经过非均衡发展过程，才能达到高水平、高效率的空间均衡”（曾菊新，1996）。在乐清市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首先是要经历非均衡，然后才是追求高水平、高质量的空间均衡。在这个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遵守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强化政府在不同发展时期的干预作用。 经济现象论文:我国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滞后现象剖析 2004-2009年的数据，运用偏离值指标，对我国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之间的偏离程度进行了测算。得出的结论为：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总体上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规模，政府努力程度总体上不及经济欠发达地区，其产生的负效应不仅严重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和经济转型目标的实现，而且制约了本地区高等教育和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偏离值 我国2010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三条提出了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进人人力资源强国行列的总体战略目标。在此基础上，对高等教育提出了具体的目标要求：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毛入学率达到40％；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20％，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人数比2009年翻一番。我国高等教育要实现上述目标，离不开与其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教育经费做基础和保障。在我国目前高等教育投资体制下，高校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各级政府投入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但是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长期存在投入不足的问题，学者们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已有成果的主流观点认为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该结论主要是基于各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量的比较，并未考虑其相对性，如果同时考虑各地区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发达地区所享受的各种优先发展的优惠政策等因素，本文认为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水平和政府努力程度总体上不仅滞后于其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规模，而且滞后于经济欠发达地区。 一、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滞后的状况 以我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观察样本，以“经济排名”表示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规模排名”表示各地区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大小，以“投入排名”表示各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水平，上述排名的计算公式如下：经济排名=[(gdp占全国的比重排名+人均gdp排名)÷2]的排名 规模排名=高等教育在校生数占全国的比重排名 投入排名=[(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排名+高等教育预算内经费投入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排名+普通高等学校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排名)÷3]的排名 运用“排名”来体现高等教育和经济发展水平不仅比较直观，而且可以清楚了解各地区在全国的地位。上述公式中涉及的各项指标的排名皆取各指标2004-2009年平均值的排名。由于高等教育方面的最新统计年鉴尚无2010年的数据，所以本文最新数据的截止年份为2009年。高等教育在校生数来源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预算内教育经费投入、普通高等学校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等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各地区的gdp、年末总人口数等数据来源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将各地区2004-2009年的“经济排名(表中用a1表示)”和“规模排名(表中用a：表示)”分别与“投入排名(表中用a3表示)”相减，得出各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与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之间的偏离值。 表中数值为正，表明经济发展水平或高等教育规模滞后于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水平，且正值越大，程度越强；数值为负，表明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或高等教育规模，且负值越小，程度越强。表1投入与经济偏离值和投入与规模偏离值中都有17个地区数值大于等于零，14个地区数值为负，表明我国有45.2％的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规模。 本文主要研究经济发达地区的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状况，关于经济发达地区的界定至今并无统一标准，世界银行是按人均国民收入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组的。考虑到地区经济总量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有重要影响，同时也能体现地区经济总体实力，本文在测算经济排名时同时考虑了gdp占全国比重与人均gdp两个指标。根据发达、中等、落后的-“三分法”，将经济排名前三分之一的地区，本文取排名前11位的地区定义为经济发达地区，其他地区笼统定义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 达地区按排名先后依次为江苏、广东、上海、浙江、山东、北京、辽宁、河北、河南、福建、天津，上述地区投入与经济偏离值分别为6、12、1、　10、-17、5、-3、-23、-21、0、8，其中7个地区偏离值为负，表明经济发达地区中63,6％的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且滞后程度严重，如广东、浙江、山东、河北和河南的偏离值的绝对值皆高于10。河北和河南高于20。上述经济发达地区投入与规模偏离值分别为6、-10、14、-3、-20、8、-1、24、-25、9、19。其中6个地区偏离值为负，表明经济发达地区中54.5％的地区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滞后于高等教育发展规模，滞后程度较严重的地区是河北、河南、山东和广东。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中35％的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40％的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滞后于高等教育发展规模，该比例远低于经济发达地区。表明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规模而言，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水平和政府努力程度总体上不及经济欠发达地区。 从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的各项指标来看，经济发达地区中，有63.6％的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占gdp比重(表中用b，表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6.4％的地区高等教育预算内经费投入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表中用b2表示)和普通高等学校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表中用b，表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山东、河北、河南，各项指标皆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甚至落后于经济不够发达的陕西、湖北等省份。 二、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滞后产生的负效应 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滞后，不仅对其他地区有不良的示范作用，严重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强国目标的实现，而且对本地区高等教育和经济发展都会带来负效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抑制了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 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不足，致使高等教育出现大量问题：众多高校背负着高额银行贷款，办学负担沉重；为了追求规模经济，各高校极力扩大办学规模，造成校均学生规模过大，生师比过高，专业结构不合理，人才培养质量堪忧；师资队伍建设滞后，科研条件难以保证，高校服务社会的职能不能充分发挥。 全国各地区都不同程度存在，但在经济发达地区表现得格外严重，这与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较快有直接关系。2009年，11个经济发达地区的普通高校研究生、本专科生在校生数占全国的比重总计达50.86％。大多数地区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并未同时伴随着人财物等保障要素投入的等比例增加。2009年，经济发达地区中63.6％的地区普通高校研究生、本专科生在校生数与专任教师的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数，河南、广东、河北、山东、浙江等地区居全国前列，而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一比例为45％；54.5％的地区普通高校科技成果数量及应用①的排名落后于其规模排名，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一比例为30％：45.5％的地区普通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排名落后于其规模排名，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一比例为40％。说明我国大多数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在总体上仍处于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模式。 2.制约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潜力 如果以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高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表示经济发展质量，以每万人口拥有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数、技术市场交易额表示经济发展潜力。其中，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0》；高技术产业产值来源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技术市场交易额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分析结果显示，2009年，经济发达地区中63.6％的地区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5.5％的地区高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6.4％的地区每万人口拥有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5.5％的地区技术市场交易额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大多数的经济发达地区仍然属于初级要素驱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创新驱动型增长方式转变的任务依然艰巨。这种状况的形成有多种原因，但与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抑制了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彭欢欢，徐盈(2010)研究认为，地区经济增长对高等教育的长期弹性是0.967，从长期来看，高等教育作为科技进步的主要推动力、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方式，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相当显著的。吕艳，胡娟 (2010)研究认为，一个区域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对该区域的创新水平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两者的相关系数高到0.949，高等教育对区域创新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人才培养、知识产出、实际创新活动的参与三个方面。 三、改变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滞后的对策 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占据了我国的半壁江山，其高等教育发展质量直接影响教育强国和经济转型目标的实现，所以，尽快改变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滞后的局面至关重要。可喜的是各地区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大财政教育投入的意见》(国发[2011]22号)的精神，相继出台了各种加大投入的政策和措施，但是高等教育强国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的长期稳定增长还要依赖于有力的长效机制。 1.降低高等教育经费对财政性经费的依存度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经费对财政性经费的依存度达到50％左右，政府财政负担沉重，难以长期满足高等教育不断增长的需求。国家应快速推进高等教育多元化办学模式，不仅可以融获更多的高等教育经费，还可以建立高等教育优胜劣汰的公平竞争机制。 2.改进和完善高等教育财政管理体制 我国高等教育实行的是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以省级政府为主的办学与管理体制。中央部属高校的经费主要由中央财政负担，地方所属高校的经费主要由地方财政负担。“211”和“985”学校还可以另外获得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提供的专项建设经费，这类学校大都属于部属高校。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地方政府财政性经费投入缺乏强制性约束，以至于地方所属高校的教育经费投入与中央部属高校相差悬殊。2009年，中央部属普通高校校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投入是地方所属普通高校的12.6倍，山东、福建、浙江等地区相差更大，山东为25.6倍，福建为19.2倍，浙江为19.0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央部属高校多的地区，其教育经费的投入就比中央部属高校少的地区充足，例如，北京和上海等。这种高等教育经费财政管理体制和择优重点发展的策略。其历史作用毋庸置疑，但是如果长期维持下去，其“马太效应”会越来越严重，达到一定程度后，资源配置效率反而会下降。国家应建立和加强公平的竞争秩序和激励机制，使各类高校的能动性和积极性得以充分发挥。 3.进一步完善并严格执行高等教育经费保障法规 目前，国家没有专门针对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的明确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政府教育财政拨款”包括各级各类教育，并非针对高等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六十条规定：“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依照教育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保证国家兴办的高等教育的经费逐步增长。”未明确规定高等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是否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而且也未明确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对地方政府难以形成强制性的约束力。 我国应进一步完善并严格执行高等教育经费保障法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高等教育投入和条件保障一章中。应明确规定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高等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且在附则一章中明确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具体规定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五十一条。在完善相关法律的基础上，严格执法，实行问责制，确保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4.完善政府政绩考核指标体系 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滞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重视程度不够。一是缘于政府政绩考核的重点是经济而非教育的体制。我国长期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方针，最能体现政府绩效的显性指标就是gdp，每一任地方政府在其任期内都会本着经济利益最大化、最快化的原则，将资金投放到经济建设中去。而对需要长期投资且见效迟滞的高等教育的投资热情不足。二是缘于地方政府搭人才资源便车的心理。由各地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博士生、研究生、本科生等高级人才，毕业后留在本地工作的比例是不确定的，地方政府认为自己投资培养的人才却不能为本地区服务是很不划算的，而将培养人才的投入转化为引进人才的投入则相对比较现实，由此影响了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投资的积极性。各地政府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这种心理，经济发达地区也不例外。 联合国在每年公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中了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该指数目前由三部分构成：预期寿命、教育年限、生活水平。生活水平(人均收入)反映的是地区经济实力，教育年限反映的是发展潜力，预期寿命反映的是社会成效。用hdi替代原来的仅以gdp指标来衡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政绩，更加科学合理。我国在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中应借鉴联合国的精神，将各级政府对教育法规的执行情况的指标纳入，以保证高等教育经费的法定增长得以充分实现。 经济现象论文:解读俄罗斯经济现象 俄罗斯经济成欧洲亮点 2003年，是俄罗斯经济的又一个丰收年，这是继摆脱1998年金融危机的阴影之后，国民经济连续第5个年头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创了近3年来的增长新高。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都取得出色的成就，相对于低迷的欧洲，俄罗斯经济成了欧洲经济名副其实的一个亮点。 数字或许是枯燥的，但却是一面镜子。2003年俄国内总产值达到13．3万亿卢布，合4652亿美元（人均3200美元），同比增长达到7．3％。 工业生产增长提速。2003年工业生产增长7．3％，也创下三年来的新高，而2002年只增长了3．7％。1999－2001年俄工业累计增长了约27％，其中，增长较快的如机械工业增长50．8％，石化工业增长49．5％，轻工业增长42．6％，森工、木材加工及纸浆增长32．1％，黑色冶金工业增长34．9％，有色工业增长33．1％，建材工业31．5％，食品增长28．5％。农业形势出现明显好转，2001年俄罗斯粮食产量破了苏联时期的记录并再次成了粮食出口大国，自上个世纪20年代以后，俄罗斯第一次出现了富余的饲料粮，从而有利于食品工业发展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投资信心明显增强。企业经营状况明显好转，2003年1－8月俄联邦企业实现的按美元计算的利润增长了60％。2003年，俄固定资产增长率达11．2％，是近年最高的，2002年仅为2．6％，表明俄罗斯企业家已经开始对生产部门大量投资。资本外流明显减少，据官方统计，2003年，外逃资本仅为29亿美元，远低于近10年年均200多亿美元外逃的规模，同时，出现了部分外逃资本回流的现象。 国家预算盈余猛增。近年俄罗斯一直奉行非赤字预算政策，从2001年以来一直保持预算顺差，2002年达到49亿美元，迄止到2003年1月1日累计预算赢余达66亿美元，而2003年一年内预算赢余又增加了74．5亿美元，节余全部进入国家稳定基金，为偿还外债提供了有利条件。 外债减少，黄金外汇储备增长迅猛。2003年，俄罗斯在支付了173亿美元外债之后，由年初的478亿美元增加到年底的720多亿美元。俄外债总额从高峰时的1600亿美元下降到2003年底的1190亿美元，这样，2003年额外债占其gdp的比例已经下降到27％，远低于国际上60％的警界线标准，比欧盟成员国所显示的期望值还低一半。卡西亚诺夫总理在2003年秋天指出，如果条件合适，现在俄罗斯可以提早归还外债。 进出口快速增长。2003年俄外贸总额首次达到2092亿美元，同比增长24．3％，顺差近600亿美元。 卢布对外币升值。12年来首次出现卢布不跌反升的现象，仅2003年卢布对美元汇率升值就达18．9％，卢布实际增值5．3％。俄罗斯居民多年来一直拼命将卢布兑换成美元以保值的时代走到尽头了。普京总统支持卢布坚挺并成为国际上可完全自由兑换货币，号召老百姓将卢布存入银行。2003年俄罗斯证券市场增长了54％，超过西欧所有证券市场的增长速度。 投资经营环境大为改善。鉴于俄罗斯经济状况的明显好转，2003年10月标准普尔一次对俄罗斯主权信誉等级提高了2个级别，将由适合投机级提高到适合投资级。从2002年美国、欧盟分别正式承认俄罗斯为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到2003年9月在美国权威的a．t．科尔尼咨询公司所作的世界最具投资吸引力国家排名中俄罗斯由2002年的第17位飚升到2003年的第8位，无不说明俄罗斯经营环境在实实在在地改善。西方商界不仅开始议论“俄罗斯经济现象”，而且，正在寻找机会进入俄罗斯这一世界新兴投资热土。可口可乐、肯德基、ikea、lg、三星等纷纷扩大对俄的投资。2003年俄罗斯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达65亿美元，同比增幅超过60％。 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随着经济复苏，工业部门就业率在逐步提高，失业率逐年下降，2000年为10．5％，2001年为9％，2002年为7．6％，2003年下降到约6％。2003年居民实际收入增长13．5％，在2002年9．9％的基础上再提高3个多百分点，增幅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退休金也增长7％。以前拖欠工资和退休金的情况已经杜绝，居民消费快速提升，如在2003年一年内俄罗斯手机销量就增长了50％。通货膨胀率从上年的15．1％下降到12％，预计2004年将下降到10％以下。自信和尊严重新回到俄罗斯人中间，俄罗斯人在最近10多年里第一次重新感觉到“终于松了一口气”。根据俄罗斯民意调查机构的询问结果，70％以上的接受询问者认为近年国家形势好转，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明天会更好”取代了过去多年来一直压在人们心头的恐惧感和担忧感。 经济快速增长缘由何在？ 俄罗斯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何在？许多人会说是国际市场石油价格帮了俄罗斯的忙。确实，石油价格上涨，2003年国际石油均价达到28美元左右／桶，超过了俄罗斯预算的核算基础价位，使得俄罗斯预算赢余大大增加。石油价格提高对于作为石油出口大国的俄罗斯无疑是个重要因素，但绝对不是主要因素。实际上，石油高价格对gdp的增长贡献程度大约只有20％略强。 2004年1月俄政府总理卡西亚诺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国际市场石油价格提高对俄罗斯2003年gdp的增长贡献度大约只有1．5个百分点，不到gdp实际增长率的1／4。俄罗斯虽然还依赖于国际行情，但不像其他产油国那样强烈，而且，这种依赖会不断减弱。只有当油价低于15美元／桶时才会对俄经济造成重创。加工工业快速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很大，加工部门对gdp的贡献率从2002年的8％提高到了2003年的10％。他认为，加工工业中的进口带动了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实际上，俄罗斯从2002年才开始重视加工部门的作用。俄联邦政府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阿·库德林也认为，俄取得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得益于选择了正确的经济发展道路和有利的形势。良好的内部因素比良好的外部因素更为重要、影响更大。 2003年的趋势表明俄罗斯将“建立新的健康的经济基础，而不是扭曲的经济”。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国民经济预测研究所所长维克多·伊万特尔也认为，俄罗斯摆脱了经济下滑的特殊时期，经济开始高速增长，这种增长的原因并非在于较高的石油价格，即使石油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上，也无法预期这种增长。这说明俄罗斯经济信用体系已经建立，信用平稳的国内形势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对商业和居民都很重要，继续保持这一发展环境尤为重要。 俄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为促进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税收政策经过多次改革，2003年俄税负水平被认为是欧洲最低的。2004年1月1日起开始取消5％的销售税，增值税率从20％降低到18％，这将进一步刺激生产与投资。同时，开始实施新的海关税法，其特点在于精简、统一、高效和信息化，国际人士认为，新海关法的实施表明俄罗斯跻身于世界前10个高水平海关法国家之列。2003年俄海关不仅获得了国际海关组织副主席的席位，而且，还得到世界银行组织用于俄海关现代化信息系统的1．4亿美元贷款。同时，为了加快加入世贸组织步伐，俄已经完善了数以千计的法律，并将继续抓紧建立一系列新的法律法规，2004年还将讨论通过关于实施金融结算国际标准的法律等，以加快国内法律与国际的接轨。 此外，俄罗斯企业制度改革深化、节能和创新活动增强、投资积极性提升、居民消费信心的增强、中小企业发展提速、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等等，都对经济增长产生更深层的影响。 问题与前景 尽管俄罗斯近5年经济走出了低谷，强劲复苏，但并不意味着转轨结束和各种矛盾的解决以及市场经济的自动建立，种种积淀下来及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产生的问题仍然需要努力加以消除，以实现俄罗斯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 继续调整经济结构。逐步消除产业部门之间的不平衡，如石油天然气及与冶金采掘相关的一些加工部门发展快，而其他部门发展慢，如轻工业的恢复缓慢，其占gdp的比重从苏联解体时的10％下降到目前的1．5％。大企业特别是寡头垄断企业发展一枝独秀，中小企业发展慢，实际上俄罗斯经济中缺乏完整的中等企业这一层次，小企业的发展也不尽如人意，如俄小企业数量及就业人数近年一直在低位徘徊，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只有20％，小企业发育不良，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完善、增加劳动就业和居民收入。 其次，改善商品出口结构。除了军工产品外，俄出口商品中高技术产品很少，不到1％，能源和原材料出口占居主导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善，不利于提高国际分工水平，受制于国际市场行情，降低了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俄罗斯将加大出口商品结构调整力度，努力增加高技术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提高附加值。 建立投资激励机制。扩大吸引外资以及鼓励内资投入到不仅仅是熟悉的利润高的能源部门，还有运输工具、设备制造和高技术领域，对于俄罗斯经济复苏和持续发展非常重要。英国爱丁堡大学马克·谢菲与波尔·海阿教授在《巨大的变化：俄罗斯复归世界经济舞台》的报告中指出，俄罗斯对外国投资开放并全力发展工业生产的某些部门，以便提高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是俄经济健康发展的最有效途径。俄1999年通过的新外资法主要是给外商提供国民待遇并着重保护，而缺乏优惠与奖励制度。 继续改善法律环境，加快入世步伐。从1993年开始，俄罗斯入世谈判已经进入第11个年头，目前主要的障碍在于农业补贴政策上的差距、俄罗斯国内外市场能源价格扯平、过渡期安排、服务市场的准入等。由于处身于世贸组织之外，俄罗斯每年因受到商品出口歧视与制裁的损失达到20多亿美元。同时，长期游离于最大的国际贸易组织之外，也不利于扩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合作。 尽管存在着一些困难和不确定性因素，俄罗斯近5年的经济调整和增长以及改革继续深化加上其所拥有的各种资源与增长潜力，都将为俄罗斯经济实现持续增长打下良好的基础。正如普京最近所表示的，俄罗斯已经具备了大规模地建设现代的和强大的经济并最终建成有竞争力国家的一切条件，俄罗斯在2000年提出的gdp在10年内翻一番的任务将完全“可以实现”。 按照最新人口统计预期、资本积累和生产率增长模型估算，高盛公司预计，bric（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英文首字母简称）四国是在未来40年经济发展最快的新兴市场国家，作为bric四个新兴市场经济体之一的俄罗斯将在2020年前超过意大利、2025年前超过法国和英国、2030年前超过德国。虽然到2050年从总体上bric的经济总量超过g6（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英国和日本），从人均水平看，差距仍然较大，只有俄罗斯能赶上g6的中低水平。如果一切顺利，那么，普京2003年5月所提出的“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罗斯应当在世界上真正强大的、经济先进的和有影响的国家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目标就不会是遥不可及的了。 经济现象论文:“陕西现象”的经济地理学解析 摘　要：“陕西现象”是近年来陕西省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不协调的现象。该现象经陕西省统计局总统计师杨永善先生在《陕西日报》理论版上披露后，立即引起了广大干部、群众和众多学者的密切关注。已有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该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解读，从区域结构的维度分析，并就如何遏制并逐步消除这一现象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关键词：“陕西现象”；区域结构；轻工业；城镇化 一、引人深思的“陕西现象” “陕西现象”主要有十个方面的表现：高新科技与比较滞后的经济并存；先进的文化与保守的思想观念并存；蓬勃发展的高等教育与落后的基础教育并存；经济发达的关中与贫穷的陕北、陕南并存；实力雄厚的国防工业与薄弱的中小企业并存；大量引进人才与某方面又浪费人才并存；一些实事虚干与某些虚事又实干并存；千方百计招商引资与屡屡发生闭门宰客并存；部分高收入阶层与广大城乡居民的低收入并存；全国综合竞争评价中，知识化和网络化的高名次与经济发展指标的低名次并存。 在《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2002年)中，陕西省的区域创新能力平均得分28．75，居全国第十位，仅次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各省市，居于中西部首位。在全国科技进步监测及综合评价中，陕西省的总排名是第十位，同样高居中西部首位，但其人均gdp却远远落在东部各发达省市之后，也落在中西部很多省区之后。2003年，陕西省的人均gdp仅为6480元，大约是浙江省的1／3，在全国31省、市、区(不包括港、澳、台)中排在第26位。 二、从区域结构看“陕西现象” “陕西现象”的产生，既有历史原因和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和其他诸多方面的原因。 (一)从区域产业结构看“陕西现象” 这里，我们仅讨论第二产业的内部结构。因为我国大部分地区正处于工业化阶段，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主体。2000年，陕西省工业总产值为1184．58亿元。其中，轻工业总产值为350．23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29．6％；重工业总产值为834．35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70．4％。2003年，陕西省工业总产值为1851．5亿元。其中，轻工业总产值为4 239．3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23．2％，比2000年下降了6．4个百分点；重工业总产值为1422．2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76．8％(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可见，重工业比重过大，轻工业落后且比例持续下滑，是陕西省产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陕西现象”的形成过程中，轻工业的落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首先，轻工业发展的滞后，使陕西的“三农”问题日趋严重。轻工业以农副产品为加工对象，其发展滞后致使农副产品缺乏深层次的加工，产品附加值低。一方面，农民出售初级农产品，获益较少；另一方面，缺乏农产品加工企业，农民无法在加工过程中受益。这既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影响农副产品的商品化和社会化。其次，进入门槛低的轻工业发展的滞后，又导致了个体经营、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滞后问题。陕西省国有和集体工业的比例明显高于全国、东部、西部的平均水平，而股份制经济成分和外商投资比例很低(表1)。非公有制经济在解决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最后，没有轻工业的充分发展，也会抑制对重工业产品的有效需求，从而对重工业的发展产生制约作用，轻工业的滞后拖了进一步工业化的后腿。 重工业的发展在增加人民收入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的作用远没有轻工业那么大，尽管其发展可以促进区域发展，但更多地表现在“富区”上，而不是表现在“富民”上。尤其是国防工业(在陕西省的工业结构上有突出地位)，由于其属于“条条”管理体系，所以，对于地方社会经济(“块块”经济)的贡献很小。陕西省科技力量雄厚的国防工业主要集中在中央驻陕单位，是由中央各部门设置和配备的，不是为陕西省的经济发展而专门设置的；且大部分都是采用迁建式“移民”的方法搬来的，而不是在陕西省的经济建设中培养起来的。这些嵌入的产业与当地传统产业没有融合在一起。各自循环，形成典型的二元结构，没有使现代产业变成带动地区经济的增长极。 总之，轻重工业比例失调，是陕西省广大居民收入偏少、生活水平偏低主要原因，也是全省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同时，又是陕西省产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二)从空间结构看“陕西现象” 1．城市空间发展不平衡 从全省看，陕西省的社会经济活动高度集中在关中陇海铁路沿线。2003年，gdp排在前五位的城市中，有四个(西安、咸阳、宝鸡和渭南)在陇海铁路沿线，而陕南、陕北地区中心城市数量不足，经济实力不强(表3)。 2．城市规模等级结构不合理 城市规模等级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口规模等级结构不合理。2003年，第一大城市西安的人口为510．26万，第二大城市咸阳仅为94．57万(资料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城市首位度为5．4，大大超过正常值2，高于我国其他大多数省区(表2)。从表2可看出，经济较发达的省区城市首位度都在正常值2左右。陕西省大城市畸形发展、中小城市发展缓慢的直接后果就是县域经济的落后。截至2004年9月，陕西只有3个县级市，而江苏有27个，山东有31个，广东有23个。 二是经济规模等级结构不合理——西安的经济规模远远大于其他地级市(表3)。2003年，西安的gdp为858．52，是第二位城市宝鸡的5．47倍，占十地级市gdp总和的62．62％，占全省gdp的35．79％；而北部的榆林和南部的商洛分别仅占十地级市gdp总和的1．56％和1．00％，仅占全省gdp的0．89％和0．57％。 其他中小城市由于经济规模较小，不能有效地担负起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重任，这使广大小城镇及农村居民处于较为贫困的境地。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人口、经济活动在西安这个大城市高度集中，必然导致其他资源要素的高度集中，如教育资源、科技资源、人力资源等，从而使得“陕西现象”进一步加剧。 三、对策和建议 (一)调整产业结构 1．“补课” 陕西省的工业化没有经过轻工业的充分发展，直接跨入重工业阶段。这显然有异于第二产业内部结构的演变规律。 区域工业化过程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重工业化过程、深加工化过程和技术集约化过程。区域工业化的首选是轻工业，因为其投资少，建设周期短，见效快，吸收劳动力多，且原材料可以直接从传统产业中获取。轻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则需要重工业为其提供先进的技术和装备。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工业品的需求会由一般日用消费品转向耐 用消费品，这将为制造业的发展创造广阔的市场。促使重工业化过程开始逐步进行。 在我国，通过大力发展轻工业促使本省经济腾飞的例子为数不少，最成功的当属浙江省。2000年，其轻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54．1％(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轻工业的蓬勃发展在其经济增长中作用突出，浙江省的县域经济全国闻名，它们在产业选择上基本以轻工业为主，以专业化和集群化发展为特色，如诸暨市的“袜业之乡”、嵊州的“领带城”、上虞市崧下镇的“伞具之乡”等，都在全国占有突出地位，其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总之，要先“补”上轻工业发展滞后这一课，千方百计地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方能有效地加快小城镇及农村的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别，活跃非公有制经济。激活全省经济的发展。 2．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陕西省的科技力量优势十分明显，当前主要任务是要想方设法地充分发挥这些优势，使其尽快转化为第一生产力。转化为新的经济优势，进而产生出巨大的经济效益。目前，要重点发展陕西高新区，以提升其产业竞争力，并带动其他地区传统重化工业的技术改造。 (二)调整空间结构 今后陕西省城市发展的主要目标应是建立完整的规模等级和结构合理的城市体系，逐步改变城市空间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一方面要控制西安与其他城市之间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另一方面要逐步打造地区性中心城市，使之发展壮大并成为所在区域的增长极，从而推动区域经济的全面发展。 要实现上述目标，必须大力推进城镇化，以优化城乡结构，促进区域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 第一，要加强地方性中心城市建设，完善城市体系。首先，将宝鸡建设成陕西西部的中心城市。其次，将延安、榆林、安康和汉中建成所在地区的中心城市。 第二，要加快县城和重点镇建设。一是要促进社会经济要素向县城和重点镇集中，使其成为县域经济、科教和文卫中心；二是要实施重点镇建设计划；三是要建立一批省和地级市的乡镇企业小区。 第三，要优化区域布局，加强城镇群的建设。在关中陇海线沿线的中部建设西安都市圈，西部建设以宝鸡为中心的城市群；在陕南沿江一线的东段建设以安康市为中心的东部城群，西段建设以汉中市为中心的西部城镇群；在陕北西包铁路沿线的南部建设以延安为中心的南部城镇带，北部建设以榆林为中心的北部城市带。 四、结语 “陕西现象”严重地制约了陕西省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向前发展，是陕西省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巨大障碍。通过合理的产业结构调整，可使广大居民收入有较快地增长，人们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贫困问题得到基本解决；通过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可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保持经济活力，促进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通过合理的空间结构调整，可发挥大城市的带动作用，加快落后地区的发展。 经济现象论文:浅议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中的贫困化增长现象 [摘要]贫困化增长在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中是一个屡见不鲜的现象，对国家的福利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在我国，随着双语教学的深入开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出现了贫困化增长的问题。本文以《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为研究对象，剖析了在实践教学中的贫困化增长现象，并提出了适当的调整建议。[关键词]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贫困化增长浅议《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中的“贫困化增长”现象蒋兰陵（扬州大学经济学院）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双语教学已经在普通高校中走过了十多个春秋，在教学要求、方法、内容等方面都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以《国际经济学》的双语教学为例，笔者发现，近几年来在双语教学中不自觉地出现了一种“贫困化增长”的现象。 一、贫困化增长的理论分析 （一）贫困化增长的含义美国经济学家萨尔瓦多的《国际经济学》（第8版）现在已经被许多高校作为《国际经济学》双语课程的教材，在该书第七章———经济增长与国际贸易中，说明了贫困化增长（immiserizing growth）出现的原因。贫困化增长也称为“不幸的增长”，由经济学家杰格迪什·巴格瓦蒂提出，主要是指即使福利效应自身可增加国家福利，贸易条件也有可能下降很多，以至于使国家福利出现净下降。 （二）贫困化增长出现的主要原因根据巴格瓦蒂的观点，出现贫困化增长现象的原因与贸易条件的恶化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使得一国的出口在贸易条件不变下大大增加；如果该国是一个大国，那么出口的增加过大会导致贸易条件恶化；若这种出口商品的需求收入弹性非常低，则会导致该国的贸易条件进一步恶化；再加上该国对贸易的依赖程度很强，以至于贸易条件的恶化引起国家福利的减少，从而出现了出口越多越穷的奇特现象。（三）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化增长”国际经济学理论中提到的贫困化增长问题，主要容易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其对外贸易增长迅速。据统计，2005年中国的贸易总额达到1.4221万亿美元，是1980年的78.5倍，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然而，伴随着不断扩大的贸易规模，贸易条件呈现出不断恶化的趋势。据测算，与1995年相比，2004年贸易条件下降了近35％。国内有不少学者对中国贸易条件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基本研究结论就是贸易条件呈现出总体恶化的趋势，而贸易条件的恶化导致贫困化增长现象的产生。贫困化增长现象不仅出现在了中国的贸易领域，更有甚者，在中国的教育方面也越来越明显。 二、《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中的贫困化增长现象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大学双语教学试点，其规模逐渐扩大，涉猎的领域也越来越宽泛，但是随着双语教学的不断成熟，其教学质量、教学效果并没有与其规模成正比，相反教学质量正不自觉地陷入“贫困化”陷阱。 （一）双语教学的“三多”现象 1．开设课程的种类越来越多在开展双语教学的初期，各大院校都处于试点阶段，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以国际贸易专业为例，最早开始的就是《国际经济学》，而且试点阶段维持了三至五年。21世纪以来，为了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有目的地培养新世纪创新人才，双语教学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国际贸易专业由原来的一门《国际经济学》不断拓展至四至五门双语课程。一方面，由原来的一门专业课扩展到多门专业课，如增加了《国际营销》、《国际商法》、《国际金融》等；另一方面，由专业课延伸至基础课程，如将原来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也改成了双语课程。 2．教学对象的人数越来越多在《国际经济学》的双语教学中，早期只是一个试点，面对的是与国外大学联合办学的学生，这些学生具备较高的英语水平，也有一定的中文经济学基础。但是现在，接受《国际经济学》双语授课的学生人数已经成几何系数增加，除了合作办学的之外，国际贸教材与教法研究. 经济现象论文:从几起案件论新经济形势下贪腐现象的新特点及对策 摘要：改革开放50年，中国的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这个速度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仅仅三十年的时间，中国完成了从农业到工业再到信息化的转变。伴随着这种转变，各种矛盾和问题也呈现了纷繁复杂和急剧变化的趋势。特别是本世纪以来，社会各界尤其对贪污腐败的讨钱之声越来越高，作为检察机关查办的贪污腐败案件的也越来越多，这一方面说明民众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度很高，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打击力度也越来越大，是对检察机关工作的肯定，同时也是鞭策。这就要求我们要研究新的经济形势下贪腐现象的新的特点，同时制订出新的对策。 关键词：贪腐现象；经济形势；案件 先看几起案件。 第一组。 08年7月原福建省福州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办事处的报帐员张丽萍因在03年10月到2007年7月间以篡改单据等手法贪污单位现金886万多元被判刑。 同月，曾任北京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原副院长肖云良因贪污、受贿共计152万余元被市二中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处没收24万元个人财产。 同月，曾于2007年2—7月任陕西省旬阳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原会计曾诗平利用职务之便套取合作医疗基金61万余元被旬阳县法院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第二组。 内蒙古赤峰市原市长徐国元任职6年敛财3200万元，月均44.44万元；北京市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受贿1600多万；山西临汾副市长苗元礼受贿7000万元；据检察机关和法院查明，重庆巫山区原交通局局长晏大彬任职6年贪污2226万，陕西省高速集团原董事长陈双全受贿1700多万，晋煤集团原供应处处长孙水有2000多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南宁市政管理局原局长受贿2600余万元，山西贫困县县长崔保红五年敛财近1000万，广西贵港市委秘书长高二刚夫妻贪污千万元。 第三组。 2009年4月，原海南省海口市规划局主管土地规划管理及审批的副局长陈立奇被海南省第一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司法机关查明他在2002—2008年6月任职期间，先后收受江苏南通金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11家单位贿赂130万。而逸11家单位无一例外全是房地产公司。 09年7月，分管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主任卢锦洪被起诉。同月，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副书记郑敏华因在任开发区经济发展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凭借主管单位基建项目的权力收受房地产商、工头贿赂20万被起诉，贵州省遵义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蒋永因在任市总工会主席期间收受开发商贿赂58万被判刑11年；贵州省环保局原机关党委书记王茂敏因在任普安县领导期间收受普安青山电力公司及普安普天大道工程开发商贿赂101万元获刑10年；贵州金苑集团股份公司原监事会主席何卿华因在任省电力建设第一工程公司经理期间为土地开发商揽接项目受贿436万元获刑14年。 第四组。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建设局局长周广玉在泰安市是个派头很大的人。他自己拥有18家公司，领域涉及房地产、典当、工程监理、担保、制药等五大行业。所以他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我公司挣的钱已蛮够我花的了，公家的钱、单位的钱我不会用一分。但就是这么个“廉政模范”突然被检察机关查明受贿691万、贪污31万、挪用公款1100万元，并因此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有报道说在郑州市须水镇西岗区经济适用房被开发商建别墅、上海闵行区梅陇镇在建的商品房倒塌事件中都见到政府官员的影子。郑州开发商大股东的丈夫曾是郑州国土局的领导，二股东的丈夫是项目所在区的警察；上海开发商的股东有许多是当地政府的官员，甚至是负责房地产事宜的官员。(据新华网) 以上四组案(事)件都是最近三年内发生的。最远的是07年，最近的是09年7月。从中我们可以至少梳理总结出当前新的经济形势下出现的贪腐事件的一些新特点、新动向。 一是从贪腐对象年龄和职权上看，低职低龄化趋势明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到本世纪最初的几年，“49”、“59”现象突出，一些将要离开领导岗位的人为了自己有一个“幸福宽裕的晚年”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指导下，大肆贪污索贿，结果晚节不保。但从以上案件我们可以看出，没有级别的单位报帐员在短短四年间贪污800多万时仅有31岁，股级干部曾诗平几个月把61万元装进腰包时刚过完36岁生日，梦想着自己成为“亿万富豪”的科级局长周广玉也仅仅48岁。 二是从贪腐数额上看越来越大。1933年根据当时临时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26号训令，贪污500元的苏区中央政府科长谢步升被枪毙。1983年1月，广东省海丰县县委书记王仲被执行死刑，他贪污了6.9万元。2000年，成克杰贪污受贿2000万被判死刑。从此在司法机关查办的案件中涉及到千万以上的就司空见惯了。有人说，现在的贪官已进入“千万级时代”，话虽有点绝，但也是事实。据中新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国土局局长蒋亚平甚至贪污敛财过亿，从而使自己成为当前全国贪污最多，职别最低的贪官“冠军”。 三是从贪腐行为发生的领域来看，不仅原来的“重灾区”如房地产开发、道路工程建设、土地管理等领域继续保持“强劲势头”外，在其他领域也呈多发态势。著名学者任建明在08年2月份的《寮望》周刊上曾撰文指出：工程建设、土地管理领域发生的案件近5年比五年前增长了61.3％。不仅如此，“传统上，人们都只关注政府和公共权力的腐败，而近些年，腐败已经在非政府公共部门，包括高校和医疗系统，私营部门(市场及企业领域)以及社会各个领域流行和蔓延”。“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改善民生的项目中的腐败行为也有增无减，比如教育、新农合、劳动保障等等”。以上的几起案件也明显地印证了这个观点。如果说“有工程的地方就有腐败”，是一种坊间传说的话，有关网上的“房地产、教育、医疗的严重腐败已是压在人民群众头上的新三座大山”的说法就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了。 四是从贪腐手法上看，越来越隐蔽。改革开放初期“双轨制”的实行“造就”了一大批在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钻空子的掮客，经济领域的腐败也因此而产生。上世纪末在反腐领域产生了一个新的名词叫“权力寻租”，起因就是国家全面实行了市场经济，在传统产品价格方面没有了“签字权”的各级审批者们纷纷转变了自己的态度，但“傍大款”没有流行多长时间就成了过街的老鼠。身为当时岱岳区房产局局长的周广玉就是“先知先觉”者，他在1999年就成立了自己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此后一口气成立了18个公司。他把贪污受贿来的资金投入到这些公司中，然后以自己的身份为依托“拓展”公司业务(凤凰网09年6月2日)。 无论有人说这是“洗钱”的一种方式，还是郑州别墅案的背后的影子、上海闵行区倒塌楼房背后的影子都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新动向。至于那些区县委书记的车补问题引起的民愤是制度的问题还是其他的什么就留待以后让事实说话吧。 有鉴如此，在当前新的经济形势下我认为反贪腐工作重点要在不同层面上做好一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在立法层面抓好监督制度的建设。“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这是在现代经济社会被证明了真理。无论是单位的报帐员还是身居中央的国级干部，只要他失去了监督，就会为所欲为。在市场经济体制内，“资本的目的就是寻找最大的利润”(马克思语)，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孙立平教授认为“当今社会生活的复杂化使得许过去行之有效的措施在今天变得苍白无力，其结果就是权力失控。所谓权力失控，既是权力成为一种外部无法约束，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类似上面提到的福建省福州市沙头街道办事处报帐员张丽萍判刑之后的“要是早点审计就好了”的哀叹虽有点倒打一耙的意思，但如若政府能把对官员的日常监督纳入到正常的轨道上来，这种“受埋怨”的词会少听到一些。具体的就是应尽快出台公职人员个人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因为“任何贪官污吏要贪赃枉法，不管什么形式，最后都会变成家庭财产”(王明高《科学制度反腐》)，在这个制度中特别需强调的是公开的广泛性，不能仅仅限于本单位或者本部门甚至让办公室填好了规定的表格直接送“有关部门存档”了事。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网上调侃的“你们假装申报，我们认真审查”的尴尬。 二是在司法检察层面上首先要加大对腐败分子的处罚、追逃和赃款赃物的追缴力度，不让腐败分子在经济、政治、社会上得到任何好处，通过让贪官自己自己感受搞腐败的高成本、高风脸，以支持长期的反腐败的长期进行。其次是加大大要案的侦破力度。“擒贼先擒王”，一个地方每破获一个大案要案，就可震动、教育一大批人，社会效果也会很好。第三是注意总结查办案件的工作经验，尤其要注意案件线索的收集整理，不仅要注重日常工作的检察、群众的来信来访，网上的消息也应认真甄别。有条件的地方不妨成立专门的案件研究室，对检察工作的对象、领域、信包的收集重点研究，给领导决策提供必要的依据。 三是在社会层面上，传统媒体、网络应发挥自己的优势，发挥监督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应该首先走在前面，不仅要倡导“领导干部应习惯在舆论监督下工作”(《求是》2009年第14期署名文章)，更主要的是要制订制度，让民间反腐有一个制度化的出口——目前以网络为平台的民间反腐以其快捷、高效且廉价的优势开辟了反腐新渠道，但这种形式也暴露了许多问题，政府要做的不是禁止，而是保护。有关专家指出，给民间反腐一个制度化的出口，必然是我国下一阶段反腐斗争一个躲不开的重要命题。 经济现象论文: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显现的“滞胀”现象分析及其矫治方略新探 根据相关数据(主要是指反映通胀程度、失业程度和经济增速下滑程度的数据)显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已经显现出“滞涨”现象。国际金融危机向经济危机的深化，正在严重地推进和加剧我国经济的“滞涨”。这对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提出了新的难题。我们必须正视这一客观事实，及时研究破解对策。本文运用中国特色分享经济机制原理，从革新微观经济组织内生机制入手，以全新的视角提出了应对“滞涨”的对策。 关键词：滞胀；中国经济；分享经济机制；难题破解 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当我国学术界正在争论中国是否还存在通货膨胀问题的时候，“滞涨”已在悄悄地毫不客气地向我们走来。人们看到，持续上涨的通胀率、失业率和经济增速下滑以至局部经济出现衰退，使人们不得不回顾一下“滞涨”这个词。 所谓“滞涨”，是“停滞通胀”(stagflation)的简称，指国民经济出现的通货膨胀和经济下滑交织并存的状态。在通常情况下，经济危机或萧条阶段，失业增加，物价下跌；经济繁荣阶段，失业减少，物价上涨。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种新现象：一方面是经济增长缓慢或停滞，及由此引起大量失业；另一方面，是通货膨胀加剧，物价持续上升。特别是1973－1975年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在生产大量缩减、失业猛增的同时，通货膨胀率仍普遍高于10％。(用国际上的标准来看，超过10％即属于恶性通胀)。这两方面的状况同时并存，使国家在采取干预经济的措施时顾此失彼，进退维谷，无所适从。当时几个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遇到过这种情况。 目前，我国也遇到了这种情况。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从防止经济过热、控制基建规模，一下又转回到用4万亿投资来保持经济升温，重新上马大规模基建，使本已过剩的差能再度增加。在乘数效应很小的情况下，扩大内需增加就业的效应是短期的，而造成的产能却又要加剧生产过剩。国家应当着重于用适当投资创造长期就业机会，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职工工资，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用以提高广大群众的有支付能力的生活需求，从而尽快启动内需的拉动作用。 一、宏观经济运行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9.7％，尤其是十六大以来，年平均增长率在10％以上，据国家统计局显示，2006年为11.6％，2007年更是达到了11.9％，经济实力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但是，在看到经济发展取得的非凡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已经严重存在的一些问题，更不能对这些问题掉以轻心，否则将会给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带来较大的风险隐患。 (一)宏观经济失衡严重 经济失衡是目前中国经济运行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而经济结构失衡则更为突出，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1、总需求结构失衡。总需求结构中，消费需求偏弱、投资和净出口需求偏高。众所周知，总需求的各个构成部分对gdp增长的贡献是不同的。研究显示，居民消费、政府支出和投资分别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分别带动gdp增长1.05、0.51和0.44个百分点，而净出口的增长率对中国长期gdp的影响不显著。这说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是最有效的。但是，近年来我国的居民消费率却在不断下降，经济增长主要靠高积累、高投资和高出口来支撑。这种增长模式加剧了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消费与积累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总量失衡，损害了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 2、产品结构失衡。高端产品、适销对路产品的产量不足，低端产品严重过剩；高污染、高耗能的产品和一些低附加值的产品仍占很高的比例；产品种类单一，产业链条短。以房地产业为例，中小户型、经济适用型的住房比例太低，豪华型、大户型供应量却严重过剩，普通老百姓买不起豪华型、大户型的房子，而买得起的中低档房市场供应又不足，使得占中国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的购房需求得不到满足。这种不合理的产品供求结构会直接导致房地产业的不健康发展。 3、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目前中国最突出的结构问题是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都与此有关。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居民所得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总额的比重大幅下降，政府所得的占比大幅上升；资本所得不断上升，劳动所得不断下降。收入分配结构的倾斜，会造成投资增长快、消费启动难的格局，带来投资和消费结构的失衡。同时，收入较低的人群相对集中在农村和中西部地区，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合理也就意味着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的扩大，进而影响到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也和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目标相悖。 (二)“滞胀”现象日益凸现 “滞胀”，在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中，特指经济停滞与高通货膨胀及失业同时存在的经济现象。通俗地说就是指物价上升，失业增加，但经济停滞不前的一种经济现象。在一国经济中，一般情况下通货膨胀必然伴随着经济过热、过快。通货紧缩必然伴随着经济萧条，在运用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等手段对这两种经济现象进行调控时，目标很容易确定，政策组合选择非常明确。经济中最为可怕的现象是出现“滞胀”，它是相互反向的经济现象交织在一起的不正常情况，无论货币手段还是财政手段的决策都非常难，用任一政策组合调控都会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目前中国滞胀现象正逐步显现。 1、已由结构性通胀上升到全面通胀 目前，通货膨胀局面已经形成。我国2008年的实际通胀率应是10％左右，也就是说，已出现严重的通胀局面。所谓通货膨胀，就是物价总水平持续不断地上涨。所谓物价总水平上涨，不是看个别或部分商品价格上涨，而是指工业品和农产品，消费品和服务费用全面上涨；所谓持续不断地上涨，不是短时间上涨，或偶尔上涨又很快下跌了，而是指较长时间上涨。经济学中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指标来判断通货膨胀状况。从2007年1月到2008年5月，cpi已持续上升了16个月(各月的cpi是：2.2，2.7，3.3，3.0，3.4，4.4，5.6，6.5，6.2，6.5，6.9，6.5，7.1，8.1，8.3，8.5％)；虽然2008年6、7月份有所回落，但仍分别在7.7％和7.1％的高位上。上涨的幅度，从2007年8月至年底已连续11个月在6％以上。2008年一季度达到8％。而物价已由年初的结构性上涨逐步蔓延到全面通货膨胀。 一方面是全国工业品出厂价格(ppi)持续高涨，同比涨幅趋高不下。从2007年10月份的3，2％持续攀升到2008年7月份的10％，涨幅达到了两位数，是1996年以来的最高涨幅。并且从2008年3月份开始连续5个月都在8％的高位平台上递增。 ppi反映的是工业品进入流通领域的最初价格，是制定工业品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的基础。cpi反映的是居民购买消费品的价格。一般认为，ppi是cpi的先行指标，ppi对cpi存在一定的影响，两者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关系。虽然在实际经济活动中，ppi对cpi的价格传导存在一定的时滞，但如果ppi上涨，经过一定的滞后期之后，cpi也会出现上涨。ppi可以通过食品价格、能源价格和其他消费品价格向cpi传导。但由于ppi与cpi的构成不同，其传导路径并不总是有效，ppi与cpi在短期内出现背离是有可能的。这也是目前所表现出来的ppi出现越来越大的剪刀差的原因。但从长期看，二者的走势应该是一致的。所以，ppi会通过传导机制缩短与cpi的剪力差，拉高cpi，加速通货膨胀，并非一些学者所认为的ppi不会向cpi传导。 实际上，当前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通胀。不但cpi上去了，ppi也上去了。ppi从2007年10月份开始上扬，比2007年9月份上涨了3.2％，到2008年4月份已上涨到8.1％。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已传导下去，必将加剧下游商品涨价，加大通胀的预期。2008年以来通胀率已超过了8％，而目前的银行存款利率为4.17％，出现了约4％的负利率，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根据历史经验，当银行存款利率变为负数之后，不久将出现通胀率的加速上升。负利率的出现意味着人为地刺激通胀率上升。加息是稳定居民通胀预期的有力手段。负利率对社会强势集团有利，而对广大居民有害。因为通过负利率会使广大普通居民的存款贬值，贬值部分的货币流入了强势集团的手中去了，从而加剧贫富差距。令人不解的是，2008年央行多次降低贷款利率以救楼市，但对广大工薪阶层的存款则一次也不加息，是居民存款负利率愈来愈大。金融当局对存款拒不加息，放任负利率猛增，客观上为通胀以至滞涨推波助澜。 另一方面是更为全面的通胀指标gdp平减指数涨幅屡创新高：从2007年全年的5.2％上升到2008年一季度的8.3％，再进一步上升到二季度的8.9％。这意味着通胀已不仅仅局限于cpi中的猪肉等食品领域，而是逐渐向非食品领域蔓延。 2、经济已出现明显的衰退迹象 我国目前所面临的经济下滑威胁已经超过通胀威胁。2007年gdp增长率为11.9％，而2008年上半年为10.4％，比上年同期回落1.8个百分点。笔者认为，这一态势会继续延续下去，且还会进一步地向下滑行。不可否认，为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各项政策手段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这也是经济出现下滑的信号。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十几年的快速增长，主要受益于出口和投资增长，但是，我们目前转而出现了有效投资降低、消费长劲不足和出口增长明显下降的局面。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4.6％，比上年同期增长0.9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9％，增长0.6个百分点。从宏观数据上看，这种投资增长还算平稳。如果扣除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同季度高达8.6％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一季度实际投资增长速度则只有16％，说明有效投资是下降的。根据有关研究表明，每当投资增长速度低于20％时，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比较慢——明显低于其潜在的增长能力。因为我们的投资拉动主要体现在对资源的竭泽而渔式的开采利用。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深入贯彻，能源、资源拉动经济的力量必然减弱，投资也将会下降，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可忽视。这样，经济增长的希望落到了居民消费上。但纵观历年的消费率：1978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为62.1％，“六五”期间平均为66.2％，“七五”期间为63.4％，“八五”期间为58.7％，“九32”期间为59.4％。2000年至2006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分别为61.1％、59.8％、58.6％、55，5％、53％和52，1％、36.4％。国家统计局尚未发表2007年数据，据专家估计可能小于36％，说明了最终消费率呈现出明显的逐年降低趋势，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降低。2007年以来，人民币升值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带来出口商品成本上升。美国次贷危机造成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已经开始明显减弱，导致出口增速放缓，并已使我国一些出口企业不堪重负，有些已经转产或者关门大吉。中国实际出口量的增速已由去年的24％下降至今年上半年的13％；与此相伴随，中国的贸易顺差今年前两个月也出现了大幅度缩减。去年月均贸易顺差额在220亿美元左右，但是今年前两个月平均只有140亿美元，其中2月份只有85.5亿美元。这是自2003年以来出口月度增长的最低点。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经济已经出现明显下滑。经济增长下滑会引发诸多问题，如企业破产，银行坏账，失业增加。其中最重要的是失业问题。2008年失业率同比增加幅度不小，出现了大学生、硕士博士生就业难，为历史之最。 3、失业愈来愈严重 2008年上半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835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但这一数字并不能反映我国真正的失业率。因为这仅是登记在册的失业人数，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登记的“在岗职工”，没有正式登记的就没算入失业率之内，并且1.5亿多农村富裕劳动力也不在此统计数字之内。还存在一些隐蔽性失业，一些企业效益低下而轮岗的失业人员，下岗职工，等等。如果把所有这些失业群体都考虑进去，那么中国的总失业率将远不止4.0％。另外，由于资金短缺、需求减缓、成本上升等原因，全国2008年上半年有6.7万家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倒闭，超过2000万工人被解雇。浙江省2008年上半年有上万家企业出现亏损，还有少数企业“变脸”转产，有的甚至转向另一行业，很多大型企业也都面临升级转型的压力。而这都会造成结构性失业的进一步延伸，也都会导致失业人数的急剧增加，进一步严重制约中国经济的增长。 2009年我国将新增就业人口2400万人，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原本用于出口的大批产品出口受阻，导致企业大批量倒闭、停产，由此将带来大约2500万人失业。据有关专家估计，2009年我国失业率可能达14％，这是十分危险的。特别是数千万失去工作的农民工，其流动性大、群体规模大，将成为目前最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三)居民消费动力不足 消费率的高低和走向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后劲是否长足。本世纪以来，中国国民经济的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持续走低，我国目前的消费动力存在严重不足。 1、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使居民消费率走低。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国民收入分配在政府、企业、居民三者之间的比例会有此消彼长的变化。特别是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参照国际上通常的发展经验，国民收入分配在政府方向的比例应该是逐步缩小才合理，但在中国则恰恰相反，不是缩小而是呈进一步向政府倾斜的趋势。统计数据显示，政府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2001年的14.9％上升到2005年的17.3％。而居民收入所占比重则由1998年的68.1％下降到2005年的49.55％。另外，2006、2007年政府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1.7％、24％，远高于同期gdp增速，但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速则与同期gdp增速大体接近。由此推断，最近两年政府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仍保持扩大趋势，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的格局并没有改变，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之间分配的比例仍然严重不合理。 2、劳动力工资低下导致劳动力再生产萎缩。尽管工资制度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最合适的制度，但仅就工资制度而言，目前却也不能在我们的大部分企事业单位完全贯彻执行。很多企业都未能实行最低工资制，且我国工资增长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长速度，工资在gdp中的比例呈明显下降趋势。1980年工资在gdp中的比例为17.1％，2002年下降为12.5％，到2006年的时候下降到11.7％。这一占比别说与美国的50％难以相比，就连同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印度也以30％遥遥领先于我们。就是说，我国劳动力工资水平实际上处于世界最低国家之列。 劳动力工资低下造成了作为国民主体的劳动者的实际购买力相对下降，造成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长期不足。再加上我国的医疗、养老、教育等体制的不完善，以及工资涨幅不及物价上升水平，导致大多数劳动者在强大压力下超负荷工作，脑力和体力透支并处于亚健康状态，最终导致劳动力再生产萎缩。 3、未来预期导致人们消费意向低下。收入再分配向政府倾斜，政府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的滞后，将导致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上升。再加上物价水平上涨严重以及政府在社会公共服务方面的缺位，导致居民不得不自行考虑医疗、养老、教育等诸多方面的支出，从而极大地强化了居民的储蓄动机，压抑了居民消费的欲望，进而阻碍了居民消费水平的合理提升。 (四)必须要以全新思路解决“滞涨”问题 上述宏观经济中存在的问题纷繁复杂，却又存在着紧密联系，往往一个失衡与另一个失衡互为因果。滞胀会引起消费动力不足，而为解决消费动力不足的问题而采取的扩张性政策又会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而且不排除中国未来会出现高通长期化趋势，不能不引起必须高度重视矫治“滞涨”问题。因此，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需要我们有更高的智慧和更强的调节手段，既要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又要解决好各种现象之间的矛盾联系，按照以人为本、利益分享的原则，用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分享经济机制解决宏观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二、中国特色分享经济微观组织的内生机制 微观经济组织运行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运行和经济增长的主要载体和动力源。宏观经济的健康运行最终要依托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协调运作。中国特色分享微观经济组织内生有多种机制，宏观经济的各种问题最终要通过这些内生机制的综合作用来解决。企业摆脱政府的工资制，转而实行净收入分成制并切实实施，便会自动产生下列机制。 (一)动力机制 1、收入增长动力。按照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公式w=c+n；n=n1+n2+n3，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同舟共济、水涨船高、同向增减。国家和企业收入多了，个人收入也多；个人收人多了，国家、企业收入更多，没有矛盾。个人收入的不断增长，不会成为减少国家收入的威胁，反而成为国家收入和企业集体收入增长的原因。由此所形成的企业动力机制可以描述为下述良性循环：个人收入不断增长，企业动力不断增加、生产不断发展，国家、企业、劳动者个人三者利益不断增加，又造成个人收入增长……，并由此产生乘数效应，放大增长量。个人收入不断增长，不仅是调动职工积极性的手段，而且由于提高个人生活消费水平，使劳动力扩大再生产，有利于提高劳动力的素质，从而提高工作质量。从长远看，个人收入增长是劳动者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 2、技术进步动力。企业的技术进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企业的技术装备的进步；另一方面是企业职工技术素质的提高。企业实行了净收入分成制，就在制度上形成了一种促进企业投入资金，更新设备的硬约束，使企业的技术装备随着生产的运行而不断进步；另一方面，由于企业职工的个人劳动收入与其技术水平的高低紧密相关，技术水平主要决定职工的劳动收入，以“价值系数”来体现。职工的技术水平高，则价值系数就大，按劳动实绩考核后应得的劳动收入乘以价值系数最后所得的职工个人劳动收入就多，反之则相反。因此，实行净收入分成制，就使每个职工从主观上意识到技术素质的重要性，并促使他们主动地去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这样，就形成了促使职工整体提高技术水平的强大动力，从而为企业的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3、激励动力。企业实行净收入分成制，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形成了一个利益整体，共同的目标是使企业获得更多的净收入，企业获得了更多的净收入，则国家以税收的形式多得一部分，企业多留一部分，职工个人多拿一部分，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格局。因此，实行净收入分成制的企业的职工具有极大的生产积极性，劳动热情得到充分发挥。由此可见，实行净收入分成制的分享经济具有内在的激励动力。 4、增量积累动力。实行净收入分成制，企业本身可以按一定比例在企业净收入中获得企业收入，企业再从企业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用于生产发展和技术改造，追加企业的资金投入，扩大企业的生产规模。由于企业收入是按一定的比例在企业净收入中分成所得，因而是一种固定的硬约束，使企业用于发展生产的资金可以随着企业生产经营的运行自行地增长，达到增量积累的目的。从而可有效地克服企业行为短期化问题，破除了企业经营资金不足，发展困难的瓶颈。 (二)调整机制 1、市场调节机制。企业实行了净收入分成制，则以销售收入作为第一级经营目标，废除了以前的产值、产量指标，从而形成了自主经营企业的市场导向机制。具体地说，现在企业为了争取更多的销售收入，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要按照市场的要求变化安排产品生产，以需定产，事先必须做好市场预测和市场决策；二是要保证产品的质量以及花色品种，使产品适销对路；三是要使产品尽量卖出去，变成货币，最低限度地减少产成品的积压；四是企业要学会市场定价，以有利的市场价格销售；五是要减少未收的应收货款，尽量避免呆帐的发生，及时回笼周转资金，加速企业的资金循环。企业只有做好了以上五个方面，才能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企业为了获得最大限度的销售收入，不得不废除以前追求的“产值”、“产量”等指标，更加明确了只有被市场承认的劳动才是有效的劳动这一概念，使企业的职工更加关心市场，关心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是否能在市场竞争中得到广大消费者的认可和接受。只有通过市场交换使企业生产的产品转化为货币，实现为企业的销售收入，才达到了企业的第一级经营目标。企业的销售收入(货币)扣除物耗成本(c)，就得到企业的净收入，达到企业第二级经营目标。净收入取代利润，成为企业经营的中心指标。 2、结构自我调整。实行净收入分成制的企业，由于以追求更多的销售收入为第一级经营目标，产品必须及时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当市场需求发生了变化以后，企业就会主动地调整产品结构。在技术自我进步机制形成的条件下，企业就会通过不断开发新产品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对那些属于夕阳产业的企业，当企业的产品结构不能适应市场变化和国家产业政策时，就会自我调整企业的产品结构。在自我积累机制的支持下，企业可以有实力“脱胎换骨”，全面更换装备，或与其他企业联营，或收购其他企业，达到以新的企业结构自立于市场的目的，在竞争中生存并发展。 (三)约束机制 1、生产资料费用约束。企业实行了净收入分成制，则以净收入作为第二级经营目标。以净收入取代了以往的利润作为企业生产的目的与动机，成为了企业经济效益的指标和经营活动的中心。企业要获得更多的净收入，从公式w=c+n中分析得出：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量，从而增加净收入；二是降低物耗成本从而节约生产资料费用。净收入在量上与w成正比，与c成反比，可以从源头上制约生产资料的浪费，从而形成一种使企业增产与节约相互推进的经济运行机制。 2、形成消费约束。实行净收入分成制，企业职工的个人消费基金是通过净收入的二次分配取得。第一，职工个人的收入只占净收入的一个事先确定的比率，这个比率远远小于1；第二，职工个人获得的收入是在净收入扣除国家和企业的收入之后才取得的；第三，个人劳动收入与个人劳动支出和企业的劳动效益直接挂钩。从这三点可以看出个人收入的获得和增长：一、不会超过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二、不会挤占国家收入和企业收入，防止了所谓“工资侵蚀利润”或“利润侵蚀工资”现象的出现。由此可以得出：实行净收入分成制，一方面可以有效、合理地控制住个人消费基金的增长，消除了国民收入超分配的微观基础；另一方而由于个人消费基金的增长与企业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增长呈同步变化，从而为宏观经济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动态平衡提供了良好的微观基础。 3、通过分享比率的事先确定，有效地约束和规范了政府的分配行为。可以彻底摆脱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自利行为(向政府自身倾斜)，扩大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所占比例。 (四)协调机制 企业通过实行净收入分成，将企业的净收人按一定的比率划分为国家收入、企业收入和个人收入三个部分，理顺了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协调了三者的利益关系，克服了原来旧体制下的利益对立的关系。这是因为在原有的分配体制下，工资和利润始终是对立的，若提高职工的工资，则增加了人工费用，从而增加了成本，进而在同等产量下则减少了利润，从而少交了国家。通过实行净收入分成制，按照事先确定的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合理的分成比例，三方各得其所，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规范了三者的经济行为，减少了三者之间互相争利益的“内耗”，协调了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了发展生产更大的合力。 (五)冗员排斥机制 实行净收入分成制的企业，废除了传统的工资制，职工的个人收入是通过参与企业的净收入分配形成的。企业的净收人先通过一次分配形成了职工收入的总额，然后再通过对劳动者个人的劳动绩效的考核将整个总额分解到个人。因此，个人劳动收入的大小，与个人劳动实绩成正比，与参加净收入二次分配的人数成反比。也就是说，某一期间企业全部职工劳动收入总额是既定的，参加分配己的人数愈多，个人分到的净收入则愈少；反之，情况则相反。因此，净收入分成制具有自动排除冗员的机制。它可以优化劳动组合，消除隐蔽性失业。 (六)竞争力提升机制 一方面，实行净收入分成制的企业一般都行使产品质量否决权。职工生产的产品，如果出现质量不合格，有次品就降低实绩得分，有废品非但不计得分，而且要倒扣原材料费用。这样，使质量与个人利益直接联系起来。产品质量取决于各方面工作质量的保证程度。质量否决权通过经济责任制施行，与个人收入挂钩，奖优罚劣，有力地增强了职工的质量意识，保证了产品等级率不断提高，从而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自动调整机制使得企业按市场导向以需定产，使产品适销对路，减少了无谓的产品积压所造成的生产成本的增加，便可以较低的销售价格出售产品，从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可见，净收入分成制是一种竞争力自动提升的机制。 中国特色分享经济的这六种内生机制是自发形成的，是内在联系的，是一个严密的整体。一种机制发挥作用并不会影响另一种机制的正常运行，相反还会放大另一种机制的作用效果。它们之间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比如：一方面，通过动力提升机制，企业更新了技术装备，提升了职工技术素质，从而提高了产品质量，减低了生产成本，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企业的竞争力提升了，产品的销售量增加了，则会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净收入。通过二次分配，企业获得更多的自有积累资金，职工获得更多的收入，则可以再次更新技术装备，加强职工技术素质培训，提升职工技术素质，职工的积极性进一步得到增强，又为企业提供了更加大的动力，从而放大了动力机制的效应。 三、通过利益分享机制有效抵御“滞胀”而矫治宏观失衡 (一)我国解决宏观经济失衡问题的经验教训及启示 首先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的宏观经济政策作简单疏理。 我国是在经济低速运行、改革徘徊不前的状态下进人20世纪90年代的。为了抑制当时经济加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效率不高、经济结构失衡、经济秩序混乱、通货膨胀加剧等问题而采取的财政、信贷双紧措施，使通胀率从1988年的18.5％，降至1990年的2.1％，相应地gdp增长率从1988年的11.3％降至1990年的3.8％，可以说这次治理整顿是以降低经济增长和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的。虽然特别注意了总体协调，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在具体操作上，存在相互矛盾、甚至相互冲突的不协调问题。如在调控实施上，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府与部门之间的行为的不一致性，影响和削弱了宏观调控的整体效果。 20世纪90年代前期，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地位的确立及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国民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并于1993年上半年经济再度出现过热。国家在实现总量平衡的基础上，分阶段实行了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并产生了明显的作用。持续三年的高通货膨胀涨幅终于回落。但其政策的影响力作为治理严重通货膨胀的一种直接代价和惯性作用对新一轮宏观调控产生了不利影响。同时，产生了一个经济增长迟缓和失业超过正常范围的过渡时期。更为严重的是，当通货紧缩迹象在我国开始出现时，由于存在认识时滞和决策时滞，调控的目标和措施仍然是针对通货膨胀而不是通货紧缩，未能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及时调整。这种滞后性反应，使通货紧缩不仅未能制止，反而明显加重。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经济运行和发展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的关系开始由供给短缺型向需求不足型转化，经济机制开始由资源约束型向需求约束型转化。与此相适应，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发生了重大转折，由原来实行的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到以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主，并配套以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是，由于国民经济中长期累积的深层次问题，在新的形势下表现出的总需求不足、失业问题趋于严重、生产能力明显过剩、物价持续走低等新的特点，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自2001年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后，为防止经济过热，政府又先后启动了两轮宏观调控。一是2003－2004年的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坚持稳健偏紧。另一是2006年下半年至今的宏观调控，仍然延续了2003年以来的紧缩调控，只不过紧缩力度要远远大于前一轮，以实现“双防”，即：防经济过热、防通货膨胀。而近期调控目标又转变为“一保一防”，即保增长、防通胀。充分说明了我们的宏观调控政策是左右摇摆的，效果不确定性。原因在于只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包括行政手段，而没有认识到应当从微观经济组织行为人手，深入到国民经济细胞内生机制，去寻找反“滞涨”的治本之策。而分享经济机制正是“滞涨”的克星。 根据以上我国历次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可以看出：单纯依靠这些政策手段来调控经济是不能完美解决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克服通货膨胀不能一味地“紧”，那样会造成经济衰退和失业，刺激经济、增加就业不能一味地“放”，否则会造成通货膨胀。所以，我们要改弦更张，从微观经济组织的各种内在机制人手，从源头上解决宏观经济失衡问题。 (二)运用分享经济机制抵御“滞胀”的机理分析 “滞涨”是我国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主要问题。可以通过中国特色分享经济的微观经济组织的各种内生机制的相互促进、互相制约作用有效抵御滞胀，从而达到宏观矫治的目的。 首先，分享经济机制的天然功能，便是治理通货膨胀。我们国家的通货膨胀是复合型的通货膨胀，兼有需求拉动型、成本推进型和结构性通货膨胀形式的特点，以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为主。而分享机制则有消除或减弱这三种类型的通货膨胀的功能。一是通过侧重于调动人力资源的潜能，不增加资金投入而能增加有效供给，同时控制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有效需求增长，从而克服需求拉动型膨胀；二是实行企业净收入分成制以后，由于成本只是c，工资不再计入成本，工资和奖金等的增长不会推动成本价格的上升而导致价格上升。物耗成本得到有效控制并下降，从而可有效地削弱成本推进型膨胀；三足弱化了工资的刚性，抑制收入攀比机制，从而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结构性通货膨胀的基础；四是分享经济机制将涨价的好处分解给国家、企业与职工，削弱了企业竞相提价的渴望，有利于稳定出厂价格；五是净收入分成制强化了财务约束关系，有利于克服企业预算约束软化倾向，从而遏制通货膨胀。 其次，分享经济机制可以提高经济效率，抑制经济滑坡，抵御失业。传统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均衡的条件下，工资制度是在各种不同的职业需要中合理配置劳动力的理想工具。这时候不考虑将来可能发生的经济衰退。如果经济状况基本上是健康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资制度可以发挥自动调节劳动力的作用。而这种作用是自然发生和自动完成的，不需要运用行政手段去完成。但是，如果整个经济出现衰退，当总需求萎缩时，工资制度作为刺激劳动力自动有效流动的手段就会发生故障。刚性工资的直接后果就会迫使厂商在维持规定价格的情况下解雇工人，引起失业率增加，产量下降，职工生活水平恶化；另一方面，工资制还会加深衰退，放大负效应，直至经济衰退陷入主要生产要素利用不足的恶性循环。例如，经济衰退和经济收缩的首要原因是投资减少，投资减少造成低就业，失业率增大。低就业引起低消费，低消费又造成总需求减少，总需求减少促使厂商的生产量下降，产量下降又反过来加剧了低就业，造成了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分享经济机制会通过利益刺激促进经济效率提高。按比例分享企业净收入，使职工可以从其生产的每一个产品上看到自己的应得收益，极大地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于职工收入不仅与其劳动贡献挂钩，而且与企业经营成果挂起钩来，就促进职工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关心企业的经营成果和企业发展，这就会增强职工的责任心和主人翁意识，增强职工的效率意识、质量意识、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对于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彻底克服企业的低效率、高浪费现象都会起有力的促进作用。 另外，分享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理顺了分配关系，实现了二次按劳分配。净收入分成制克服了现行工资制度下不能实现按劳分配的障碍，按照兼顾国家、企业、劳动者个人利益的原则，按照一定的比例将企业净收入合理分配。因为是自主经营企业，职工和企业的积极性得到提高，经济效率得到提升，从而可以创造更高的净收入。这样，国家通过分税制获得了更多的税收，企业通过企业基金的积累获得了更长足的发展，而个人则由于分得了更多的劳动收入而提高了生活水平，在初次分配中就实现了效率与公平的兼顾和统一。再加上分享经济的消费约束机制，使得收入分配差距逐步缩小，这从根本上解决了经济结构失衡中收入分配结构失衡这一突出问题。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特色分享经济可以有效地抵御“滞胀”，并且从分析过程中可以看出，分享经济其实是在通过有效抵御“滞胀”而矫治宏观经济失衡。分享经济的这种内生机制可以避免单独使用宏观调控政策手段组合所带来的各种效果的相互抵消或削弱作用，是缓解以至消除我们经常面临的宏观失衡难题的有效武器。 为了应对我国可能出现的长期性“滞涨”，建议改变矫治“滞涨”的思路：第一，不应只靠宏观调控政策组合的实施，更应着重立足于微观经济组织的机制效应；第二，对于微观经济组织，不是侧重于产权制度变革的效应，而是着重于初次分配领域将工资制改为净收入分享制，用分享经济机制的综合效应对付价格上涨、失业率上升和经济下滑三方面的问题。这是一种矫治“滞涨”的治本之策。为此，我们建议在深化体制改革近期计划中列入一项新的计划——全社会推行企业净收入分成制经济模式，以取代原有的工资制经济模式，方可有效地从根本上消除通胀、高失业率和经济衰退，实现无“滞涨”的经济发展。 四、刺激和扩大国内有效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发展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消费，更确切地说，是经济发展离不开国内有效消费需求的推动。没有消费需求，生产就没有目的和动力，社会再生产运动便会停止。而且，作为扩大再生产源的积累基金，其数量也是由消费状况决定的，因为积累属于剩余劳动范畴，人们首先满足消费的最低需求(生存资料)才可能积累；同时消费也是不断扩大的，积累所支持的扩大再生产要以不断扩大的消费为目的和市场根基。如果从正决定关系上说，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那么从反决定关系上也可以说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尤其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下，经常是消费需求决定生产供给。而积累一般又取决于消费的满足程度。如果以压低消费去扩大积累，在短期能维持低级循环的正常运动，长此以往则会比例失调，造成市场萎缩、产品积压、经济萧条，酿成经济危机。所以说有了消费需求，生产就有动力，经济才能发展。 (一)有效消费需求是较其他需求更为强劲的经济发展推进器 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的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都是推进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但消费需求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更强。原因有三： 1、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社会主义不是为生产而生产，生产本身不是目的。消费是经济的原动力，消费通过满足人的多种需求，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有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增加人民的消费，消费的增长可以引起生产热情的提高、生产力的提高，它对经济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2、长期以来，在拉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本应成为经济增长主导因素的消费需求，显得动力不足，拉动经济增长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这两大主要因素。一般地说，在一国经济的总需求中，消费需求占2／3左右，在部分国家占70％以上。在我国，长期以来消费需求在总需求中的比重为50％多一点，有些年份低于50％。如前所述，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使人民消费率走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工资低造成劳动力再生产萎缩，有着较高边际消费倾向的低收入者无法增加消费，边际消费倾向较低的高收入者则不断增加投资，进而导致消费率一再走低，投资率居高不下。这些都导致我国的有效消费需求不足，阻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 3、从扩大内需这一角度来看，扩大消费需求是重中之重。因为扩大内需的重点包括扩大投资需求和扩大消费需求。与此对应，扩大内需的手段就有激发社会投资和启动消费需求可供选择。但扩大消费需求是重点。理由有两个：一方面，近些年来国家采取增加投资、促进消费的政策措施，拉动了经济增长。但却出现了一种经济总量增长大、效益增长小的怪圈。这是因为过度增加投资会加大供求矛盾，导致效益增长滞后。另一方面，扩大消费需求是平衡总需求、提高经济效益的根本途径。因为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投资需求是中间需求，它是从消费需求派生出来的。实现消费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最后和最有决定意义的环节。无论是物质产品还是服务，都只要进入消费，才能最终实现其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所以说，只有保持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才能从根本上扩大内需。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曾经开展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大讨论，进一步认识到了消费的重要性，调整了发展思路。我们一再强调，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是扩大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应当看到，我国的消费品市场开始出现扩大的趋势，这是个很好的苗头。但是，从整体上看，我国消费需求不足与弱化的趋势还没有根本扭转，着力刺激和扩大国内有效消费需求，仍然是保证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正确选择。 (二)有效消费需求不足的症结在于消费者的积极性尚未充分调动 我国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根据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采取了诸如减税、降息、增加转移支付等各种措施扩大内需，刺激需求。但到目前为止，有效消费需求不足这个顽症仍没有解决。主要是因为没有找到刺激有效消费需求的“穴位”，即没有找到有效消费需求不足的症结在哪里。笔者认为，有效消费需求不足的症结在于未能充分调动消费者的积极性。 1、作为经济原动力的消费者未被摆到正确的位置。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和新起点，是经济的原动力，但从本质上讲，在整个大循环经济链条中，消费者，即劳动者，才是经济的原动力。因为达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一切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目的都是为了劳动者的消费。劳动者是真正的投资者，最终的投资者，应该共享社会发展成果。虽然我们一直进行着企业自主权改革，要放权让利，一直喊着要充分发挥职工的主人翁地位作用，但我们目前所实行的工资制、利润制仍然未实现工人支配生产资料，并未真正把消费者摆到应有的主人翁地位其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 2、现阶段我国消费者面『临着每况愈下的境地。我们目前的状况是，随着经济的发展，cdp的快速增长，占绝大多数的普通消费者和中低收入阶层人群的生活状况在某些方面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善。财富聚集在少数人手中，劳动和社会保障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消费预期降低，消费动力不足现象日益严重。一些人温饱问题是解决了，即将达到小康水平，但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压力也在逐渐加大，教育、医疗、住房这三座新的大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没有货币支付能力，没时间消费，没精力消费。经济收入过低困扰着他们，从而导致消费者的积极性不高，最终引致有效消费需求动力不足。还有一些农民工和工人的工资太低，根本没能力消费。他们的工资绝大部分用来供子女上学、补贴家用，而自己整天是馒头咸菜，导致严重的营养不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fogel)研究证明，北欧的长期经济增长有一半以上应归功于其人群的体格发育改善。体格的良好发育使脑发育增加，免疫功能增强，疾病减少和寿命延长，这为经济发展创造了基本条件。而对亚洲几个国家的数据分析，由于营养不良造成了巨大的劳动生产率损失。 因此，使国民收入分配向广大人民群众倾斜，充分调动消费者，尤其是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消费者的积极性才是刺激和扩大国内有效消费需求、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有效途径。 (三)分享经济机制调动消费者积极性、刺激有效消费需求的内在机理分析 国民生产总值分配的总原则，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国家、企业、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合理分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分配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收入分配有利于充分调动经济活动参与者的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率；二是收入分配相对公平，保证每个社会成员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防止收入差距过大。 我国以往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等基于主流经济学观点的原则指导下，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增长，但也导致了收入分配结构失衡。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针对这一问题，国家政策及措施或学术界公认的解决思路基本上是依靠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即通过税收、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方式，或者通过企业家捐款给穷人，或者通过“三农”政策倾斜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但从我们目前对此问题的解决程度及效果来看，这种方法是不理想的。只有另辟捷径采取有效措施扭转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这种严重失衡局面，才能调动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刺激国内有效消费需求，中国经济的发展才会有后劲。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说明了我国已经开始关注初次分配中的问题并着手解决。 中国特色分享经济在初次分配中实行以净收入分成制为主的分配形式，达到了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缩小了收入分配差距，促进了收入分配公平，理顺了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三者各得其所；企业是自主企业，拥有了自主权，树立了企业职工的主人翁地位；自主联合劳动制度使得劳动者真正成为了生产资料的主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劳动收入。个人收入持续增长，充分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从而刺激和扩大了有效消费需求。 首先，利益分享经济可以实现国民收入在国家、企业、个人三者之间的合理分配。根据分享经济的利益协调机制，净收入分成制克服了现行工资制度下不能实现按劳分配的障碍，按照兼顾国家、企业、劳动者个人利益的原则，按照一定的比例把企业的净收入(n)按一定的比率划分为国家收入(n1)、企业收入(n2)和个人收入(n3)三个部分，将企业净收入合理分配，三者各得其所，理顺了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同时，也克服了国民收入向政府倾斜的弊端，能够刺激消费，提高消费率，同时也能够实现投资、积累和消费之间的相对平衡。 其次，利益分享经济可以树立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刺激和扩大有效消费需求。一方面，从分享经济的动力、调整及约束等机制可以看出，自主企业通过所获得的积累基金放大收入效应，更新技术装备，调整产品结构，从而为消费者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满足市场对消费品的需求。另一方面，自主企业实行的是自主联合劳动，劳动者是主人，通过产权分享，对生产要素具有绝对的支配权，不仅现实地占有生产资料，参加生产，而且管理生产。这样，劳动者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可以为企业创造更高的效益，获得更多的净收入。从而可以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促进经济的增长。 这样，国家通过分税制获得更高的收入，企业通过企业基金的积累保证了更长期的发展，而个人，尤其是普通居民，即占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则由于分得了更多的个人收入而有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可支配收入多了，才有了消费的动力与能力，才会有更高的消费追求，才能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同时也才能刺激有效消费需求的增长。 经济现象论文:劳动经济学视角下的大学生失业现象分析 【摘 要】近几年大学生失业问题日益严重，这对人力资源总体短缺的我国来说，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大学生就业问题已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本文从失业理论以及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大学生失业现象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大学生失业 失业理论 劳动力市场 分割理论 一、引言 根据教育部提供的数据，2002年7月，全国共有9398万毕业生落实了工作单位，待就业51.2万人，一次性就业率约为65%。2003年，一次就业率为50%，共有106万人未就业。大学生失业现象愈演愈烈。 对于社会来讲，大学生失业是一种严重的人力资源浪费，这种浪费会使我国的实际增长率远远低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另外，大学生失业还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不安定因素。研究和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已迫在眉睫。 二、大学生失业现象概念的界定 大学生失业是一般失业中特殊的一种,它的特殊性表现为：年龄大多在20～23岁之间，他们精力充沛、思维活跃，接受新生事物快，创造力强，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本，是社会的精英。按照国际劳工局的定义失业是指有劳动能力并愿意就业的劳动者找不到作的一种社会现象。而大学生失业可界定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劳动力处于不得其用的一种状态。 大学生“新失业群体”是指受过高等教育，有一技之长并获得社会公认的学历文凭，但在就业过程中因主观或客观原因没有获得满意的工作岗位或者害怕进人激烈的就业市场退出就业或处于游动就业状态的特殊群体。相对于其他失业人群，大学生“新失业群体”具有独特的特点：与城镇下岗职工相比，他们往往缺乏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工作经验;与中学毕业的待业青年相比，他们不愿从事纯体力劳动;就业失败使他们颇具叛逆性，加上生活空间漂泊不定，极易产生报复社会的行为。大学生失业并不是说大学生连保证基本生存的工作都找不到,而是说他们的初次就业时间拖延,初次就业率降低,预期收入与现实收入之间的差距扩大。与其他弱势群体不同的是，他们拥有学习能力强的优势。实际上，大学生失业问题只是一种人才的相对过剩，是在某些领域、某些地域的分布不平衡。 三、失业理论与大学生失业 在当代经济学界,大部分经济学家比较接受的失业类型为摩擦性失业、技术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季节性失业、周期性失业和隐形失业六种失业类型。而笔者认为大学生失业多是一种自愿失业、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而显性失业和非自愿失业的少。 1.结构性失业 对于大学生而言，以结构性失业为主。结构性失业主要是由于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地区结构等)发生了变化，现有劳动力的知识、专业技能、观念、区域分布等不适应这种变化，与市场需求不匹配而引发的失业，失业的时间较长，通常在6个月以上。其最显著特点是由于劳动力供需错位导致的职位空缺与失业并存。对于大学生群体而言，结构性失业主要包括专业结构性失业、层次结构性失业、区域结构性失业和观念结构性失业。 （1）专业结构性失业 专业结构性失业主要指高等教育专业结构的调整滞后于职业岗位的变化，使得培养的人才职业技能不能适应新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导致某些专业的大学生供大于求，而另一些行业对大学生的需求大于供给。 （2）层次结构性失业 层次结构性失业主要指高等教育培养模式趋同，培养的人才不能满足社会多样化的需求，在工作岗位有限的情况下，造成高层次人才对低层次的职位排挤，导致学历层次越低，失业率越高。 （3）区域结构性失业 区域结构性失业是指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异，尽管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人才过剩,毕业生还拼命往大城市里挤，小城市、内陆地区和西部地区，尤其是边远地区和基层单位人才相对短缺，结果形成了欠发达地区人才紧缺，发达地区人才过剩的局面。 （4）观念结构性失业 观念结构性失业是指大学生的就业观念不正确，普遍存在对工资期望值过高，希望在相对稳定的国家机关、各类事业单位和收入相对较好的三资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就业，由于对岗位的期望值脱离实际而造成的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企业人才相对过剩的结构性失业。 2.摩擦性失业 摩擦性失业指在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求职者为获得自认为满意的职业而不断地进入劳动力市场进行职业搜寻的现象。大学生工作找寻过程是大学生和用人单位相互搜寻过程。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不成熟、不完善，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信息寻和传递是需要较高的成本的。供求双方只能在有限的成本和有限的知识条件下进行搜寻。而这种获取和传递信息的效率之低下，直接影响供求双方的有效匹配。通常情况下，大学生对用人单位的发展空间、工资待遇、地理位置、工作环境等等有自己的期望，用人单位对大学生的学习成绩、专业技能、个人素质等也有一定的要求，由于双方信息不对称，导致大学生没有用人单位接收的情况。 3.自愿性失业 自愿性失业是指大学生中的一部分人，他们愿意工作，具备劳动能力，并且拥有工作机会但是对已有的工作机会不满意，于是宁愿暂时选择失业而继续寻找工作的现象。从大学生选择市场的角度看，一些大学生认为就业岗位不适应自我实现的要求，以及认为报酬低或感觉就业岗位与文凭价值不相符，也会放弃马上就业，而选择自愿失业。 四、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与大学生失业 1.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 皮奥利和多林格提出的二院劳动力市场理论认为，劳动力不是完全竞争和统一的，它被分割为两大块：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劳动力市场（即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两个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和工资决定各有其特点。主要劳动力市场主要是一些国企外企等的大公司、事业单位、政府机关等，其工资高，福利丰厚，条件优越，晋升靠资历，发展机会多，就业有保障；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工作工资低，福利较少，培训和晋升机会少，工作条件差，易被解雇。 由于主要劳动力市场实行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效率工资，当经济处于稳态时会存在持久的非自愿事业。尽管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工资仍高于失业者的工资，但普遍认为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力是低技能劳动者。现论认为，高技能劳动者一旦在一级劳动力市场失业，他宁愿保持失业状态等待在一级市场重新就业，也不愿意到二级市场企业就业，这同样可以解释大学生失业的现象：失业的大学生宁愿留在主要劳动力市场等待就业，成为自愿失业者，也不愿意到工资低、福利差、晋升机会少的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 另外，由于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同人力资本理论所预计的相似，而次要劳动力市场上工资水平较低，并且接受高等教育者是按照人力资本理论预计其收入水平的，因此如果未达到预期的薪金，大学生就可能成为自愿失业者。 2.城乡分割 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历时最长的一种分割形式，即分为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这两个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由于受户籍制度和现行人事制度等的束缚,劳动力不能完全自由流动。在我国，农村的社会经济状况远远低于城市，所以农村劳动力市场的收入水平要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收入水平。相比之下，城市的就业机会以及发展机会比农村劳动力市场多，就业环境也比农村好，这主要是由于城乡经济及文化发展不平衡引起的。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各种信息资源丰富，公共服务设施齐备，能够便捷地享受现代社会文明成果，生活质量高，而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中，难以充分享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生活。在这种差异下，城市大学毕业生更愿意选择留在城市不愿意去农村，农村生源的大学毕业生为摆脱贫困也不愿意回到农村。 除了经济因素、环境因素，使大学生选择城市不愿意到农村的重要原因是户籍制度。从劳动就业的角度看，户籍制度限制了畅想劳动力的流动，使城乡居民在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社会福利等诸多方面享受的权利和待遇存在很大的差异。户籍制度严格限制了大学生的自由流动，大学生一旦选择小城镇及农村市场，以后要回到大中城市市场就会很难，要付出很高的工作转换成本，这些成本包括工作接受成本、工作离开成本以及与原单位的交易成本。 综上因素，大学毕业生即使难以在大中城市就业，也宁愿选择自愿性失业也不到小城镇和农村就业。由于在大中城市从事学用不结合、层次不对应工作也比在小城市和农村从事学用结合、层次对应工作的收入高,加之在大中城市工作可以得到的福利待遇、生活条件、发展机会都比在小城市和农村好，更会促使一部分毕业生产生宁愿暂时失业也不在小城市和农村就业的心理，从而增加高等学校毕业生失业人数。 3.地区分割 地区分割，即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不同地区居民个人之间的收入存在差距，不同地区之间劳动力缺乏流动性和开放性。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选择渐进式道路，东部地区率先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较快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得东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拉开了距离。在近几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中，东部地区占65%以上，西部地区仅占15%左右。在全国人均创造国内生产总值中，东部地区超过平均数4成以上，西部地区只有平均数的一半左右。 一般而言，大学生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前对其工作都有一个心理预期，包括工资水平、工作环境、发展前景及企业实力等，如果就业城市所提供的岗位能够满足大学生的心理预期，就选择在该城市就业。而沿海地区等大城市提供的就业岗位比西部地区更能满足大学生的心理预期，所以大学生宁愿留在大城市失业也不愿意去西部就业。 由《2004－2005年湖北省就业与再就业发展研究报告》之“大学毕业生就业地区选择的调查”来看，大学毕业生就业地区的选择最多的是沿海地区，其次则是深圳、上海、北京三大城市，这些地区就业竞争都比较激烈；而西部地区则是最少人选择的就业地区，甚至有些西部地区要不到所需人才。由此造成的东西部区域性分割的劳动力市场。 五、结论 导致大学毕业生失业的原因有很多方面，有高校的原因也有大学生个人就业观念的原因，对此我们应该做更加客观全面的分析，正确地看待大学生失业现象。政府应深化体制改革，完善劳动力市场，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大学生应转变就业观念；高校应指导毕业生把握好择业期望值与社会需求的结合点，从而降低大学生失业率，发挥教育的经济功能，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经济现象论文:浅析我国“二元经济”现象的税制原因 内容提要：“二元经济”是存在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这种现象不仅是历史原因造成的，而且是在其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能否根本改变二元经济结构，取决于是否改革传统制度安排，形成一个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结构。本文着重对造成我国“二元经济”现象的税制原因进行了分析，以求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税制改革提供一个合理的制度背景。 一、何谓“二元经济” “二元性”（duality）是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一个著名概括。二元结构最初是针对社会形态提出来的，此后人们关注的焦点转移到经济二元结构上，研究了技术的、金融的、劳动的和资本的市场二元结构。更有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组织上、制度上无处不在的二元结构。因此“二元经济”（dual economy）已不再是一个单数的范畴，而是一个涵盖极广、反映发展中国家多层次制度结构特征的复数范畴了。 “社会二元主义”、“二元社会”的概念最早是由荷兰社会科学家波克提出的，这种“二元性”体现为传统社会与现代化社会之间社会文化的差异。后由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发展，将发展中国家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均衡甚至尖锐对立的现象称之为“二元经济”。在他的开创性工作的激励下，又有许多发展经济学家围绕发展中国家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二元结构展开了丰富的研究，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上的一些本质缺陷及其对发展途径的影响。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也同样呈现出“二元经济”现象，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的“二元性”日趋突出。虽然我国存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但制度上的不完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消除“二元经济”现象的瓶颈。在现行税制上，则体现为税收调控机制的不完善与税收公平原则的不完全体现上。这就需要我们从制度设计入手，寻找原因并进行优化。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职能的重新界定 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体制由政府主导型转向市场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由内向型转为外向型，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行政干预为主转为市场机制为主。政府与市场的职能界定逐渐清晰，政府的职能逐步分离为以政治权力为依托的社会管理职能和以全民资产所有权为依托的国有资产管理职能（两者的区别具体见表1）。 另外，实现社会公平是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的基本目标之一，也是保证一个政府有效性、合法性的重要条件之一。特别是对于目前正处于转轨阶段的我国来说，公平实现问题关系到下一步深化改革能否顺利进行。我国是一个曾经以平均主义为基础的政权体制，若放任不平等持续扩大，则其合法性将受到影响；同时国际经验证明，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趋于缓慢，而我国的发展经历也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这一趋势。 三、“二元经济”现象及税制成因分析 经济二元现象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在他的“二元经济论”中提出的，并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重视和进一步发展。刘易斯将发展中国家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均衡甚至尖锐对立的现象称为“二元经济”。我国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快速发展，在经济实力明显增强的同时，二元经济现象也随之显现出来，这有其形成的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历史等原因。但若探究税收制度方面的原因，则与税收公平原则未能完全体现、税收调控职能不健全有关。 （一）纳税人的权利与义务在法律形式上不对等 我国宪法第五十六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却没有相应地对公民作为纳税人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作出明确规定。这可能是由于我国的法律是直接由义务本位转到社会本位，而其中缺少权利本位阶段有关，造成纳税人的权利与义务在法律形式上不对等。 另外，在公共财政体制下，税收的性质也有了新的变化。例如关于税收的“新三性”之说，认为在公共财政体制下，税收是一种典型的公共行为，应具有“法律性、相对有偿性、公共性”①。虽然这有待于我们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要求在法律条文形式上对纳税人权利和义务给予肯定，这对于税制的完善、纳税意识的增强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二）税收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不突出 近年来，在我国出现的个人收入及财富不均现象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衡量收入分配不均的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16增大到1998年的0.403，我国经济目前正处在刘易斯所描述的二元经济结构状况。在收入差距方面，主要呈现3个方面特征：（1）城镇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2）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3）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②。造成个人收入方面不平等现象的原因，与我国改革计划经济时期以“高积累、低消费”为特征的单一按劳分配方式，实行以向个人倾斜为特征、以按劳分配为主与多种分配方式相结合的分配方式有关。 在我国居民的个人收入有了明显提高的同时，税收制度调节方面却相对滞后，缺乏相应的调控力度，对个人收入的大体公平和合理梯度没有实现全国调节。目前我国调节收入和财富再分配的主要税种有个人所得税、车船税、房产税和土地增值税，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税收体系还很不健全，遗产税和赠与税、社会保障税和资本利得税还未开征。即使从现有的几个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税种的功能来看，也主要是以筹集财政收入为主③，税收的社会政策职能与经济调控职能发挥不明显。而且在现行税种的设置方面也亟待完善，如个人所得税还是采用分类所得税制模式，费用扣除方面未能很好体现税收公平原则。 笔者认为，收入差距只是经济发展落后的表面特征，其根源是制度缺陷，即在调节收入差距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制度失灵”。虽然我们对于从“计划至关重要”到“市场至关重要”已获得普遍共识，但对于“制度至关重要”的认识却不是那么普及，这就需要我们不断深化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的认识。 （三）税收优惠与税收受益原则相背离 税收受益原则是指按照纳税人从政府公共支出中获得收益程度的大小来分担税收。我国的现实国情则是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较低，而且从所处的国际环境看，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仍未打破，国内外客观因素都要求我们在发展中采取适度的速度型发展模式，由此就需要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来配合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吸引资金、提高竞争力上对优先发展的地区和企业给予优惠。在改革开放初期，一些过渡性税收优惠措施在保证新老税制平稳过渡、促进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和吸引外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范围的不断扩大，这些阶段性措施的局限性也日益显现出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一些行业性、地区性“分利集团”的形成（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相对发达的省份宏观税负相对较低，除广东省为11.50%外，其余都低于10%；相反，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的省份，宏观税负却相对较高，如宁夏为11.77%，新疆为10.51%，出现了纳税能力与经济实力不相一致、“受益多者少缴税，受益少者多缴税”的现象。可见，税收制度设计上的某些不合理因素是加剧我国地区间二元经济现象的原因之一。若不打破已经出现的地区间利益分配的二元现象，无疑会加大下一步改革的成本，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 （四）税收负担与企业经济实力不符 税收作为分配范畴，是国家凭借其政治权力参与并调节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手段，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主要来源于社会总产品中的m和v部分。由于现行税制不完善及征收管理水平相对落后，造成税收在横向公平上调节不足。特别是在转轨时期，我国国有企业仍处于困境，但其税负仍然十分沉重，与其对全国gdp的贡献率极不相符（见表3、表4）。 表3、表4数据显示，公有制企业一直承担着我国税收收入的主要份额，而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税收贡献近年来虽有所提高，但仍与其对全国gdp贡献能力极不相符。这虽然与我国目前税收征管水平相对落后有关，但现行税制不完善应是主要原因。从表3来看，目前税制并未很好地体现支付能力原则，造成公有制企业税负重、非公有制企业税负轻的二元经济状况，这对于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势必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 （五）地方税制不健全造成的“费挤税”现象严重 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中央与地方在财政收入上讨价还价的局面，但仍然存在事权与财权不统一的问题。地方税制在1994年税制改革中未作大的调整，基本上沿袭了过去的税收制度；地方政府对本地区的税收没有独立的税权，各种地方税税目、税基、税率的最后决定权仍属于中央；目前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还十分不完善；再加上过去我国为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采取的“放权让利”政策等诸多因素，造成今天费与税“二分天下”的格局，并且“费挤税”现象日趋严重，已经对我国的财政分配秩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非税收入扩大对我国税收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1）侵蚀税基，分散政府可支配财力，影响政府职能的履行，削弱政府宏观调控能力；（2）加重纳税人的负担，特别是经济不发达、税收收入相对少的地区，地方政府为了自身的支出需要，会加大费的征收，对该地区产生恶性影响。而造成收费恶性膨胀的原因，一是由于地方财政困难，收费已经成为当地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二是由于中央与地方分配关系冲突，在中央与地方的数次利益博弈中，地方总是处于不利地位。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虽然理顺了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但实际上使得地方手中所拥有的财力再一次缩减，这无疑加剧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的“二元经济”现象确实存在其制度原因。税收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之一，一个设计科学、合理和有弹性的税收制度，对于消除我国发展中出现的“二元经济”现象，合理地处理各种矛盾，实现公平收入分配目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经济现象论文:对我国经济“过热”现象的分析 前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固定资产投资迅速增长，生产资料价格高位运行，消费物价指数逐步回升，局部地区和个别行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投资热。究竟如何认识这一经济形势，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重要问题。事实上，前一段出现的经济“过热”现象，是经济增长从低位增长格局向中位增长格局转换过程中的暂时失衡，由于主要的瓶颈因素有望在近期内缓解，新的均衡逐渐在形成中并将在近几个月内完成，未来出现全面经济过热和典型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并不大。从中长期来看，存在从中位增长格局向低位增长格局转变的可能性。因此，当前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的真正问题不是对过热与否的判断与应对，而是对政策目标进行新的权衡和排序，处理好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物价稳定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还需要在短期可能的偏热和中长期不确定性因素可能导致的意外紧缩之间进行权衡和选择。 2003年下半年尤其是第四季度以来，我国金融机构贷款增长加快，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大幅度提高，生产资料价格持续高位运行，能源、原材料供应和交通运输进一步紧张，消费物价水平较大幅度回升。进入2004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快速增长。据有关机构初步测算，2004年第一季度gdp为2.71万亿元，同比增长9.8%。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增长速度为20.7%，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率为19.1%，狭义货币m1增长率为20.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8799亿元，增长43.0%。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增长47.8%、53.2%和52.3%。生产资料销售在连续两年两位数增长的基础上，2004年第一季度上涨23.8%。300种监测的生产资料中，热销的增加到112个，而滞销的减少为1个。生产资料价格总水平上升14.8%，其中，钢材固定资产投资在2003年增长速度接近100%的基础上，2004年第一季度增长107%，钢材价格上涨了42.3%。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2.8%，涨幅比去年同期上升2.3个百分点。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上涨1.4%。工业品出厂价同比上涨3.7%。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同比上涨7.5%。从短期来看，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过热。 为了全面认识和把握当前经济运行的真实状况和未来趋势，需要从长期趋势比较的角度来观察。目前来看，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的几个主要指标基本处于1990年—2002年以来的平均水平的一定区间内。2004年第一季度，狭义货币供应量m1增长率低于平均水平2个百分点，广义货币供应量m：增长率也低于平均水平。贷款增长虽然略高于平均水平，但需要考虑近年来股市低迷、债券市场有限、直接融资比例下降的背景。消费物价指数cpi虽然同比上升比较快，但与1990年—2002年的平均水平相比，还是比较温和，属中位的。gdp增长率虽然略高于1990年—2002年的平均水平，但如果考虑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机制方面发生的变化，有潜在经济增长的基本背景，增长了一些也是合情合理的。观察1990年—2002年gdp增长率的变化规律，大致上可划分为低中高三种情形，分别对应的gdp增长率区间为6—8%、9—11%和12—14%。1992年—1994年受经济过热的驱动，基本上是在高位增长区间运行。1995年—1997年实施经济软着陆以来，基本上在中位增长区间运行。1998年—2002年受前期紧缩惯性和东亚金融危机的双重影响，基本上是在低位增长区间运行。事实上，我国经济长期处于低位增长运行是不太正常的，特别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机制方面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形成了改制中的国有及国有控持股企业、个体私营企业等民营经济和外资企业等三个具有体制、技术和市场优势的有力支撑，经济潜在增长水平也已有所提高，我国是有条件、有基础出现比较高的经济增长态势的，或者说经济增长略高于一个时期以来的平均水平是完全可能并正常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出现的局部“过热”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总体经济过热，而只是经济增长从低位增长格局向中位增长格局转换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暂时失衡现象。 在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的指标中，明显偏离平均水平的是投资增长。1990年—2002年，我国投资增长率平均为20.18%，而2004年第一季度投资增长了43%，为平均水平的2倍。这似乎成为一些专家认定我国经济已过热的主要依据。客观认识当前的投资增长状况，同样需要看到长期趋势。我国“六五”时期投资平均增长19.4%，“七五”时期投资平均增长16.5%，“八五”时期投资平均增长36.9%，而“九五”时期投资平均增长只有11.2%，仅为1990年—2002年平均水平的50%。由于整个“九五”时期投资偏低，所以国家曾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启动民间投资的政策，也正是因为“九五”时期投资偏低，在同期比较的统计方法中，从技术上放大了目前投资增长的真实程度。2003年下半年以来的投资增长带有一定的恢复性质，2004年第一季度的投资增长速度虽接近于1992年的水平，但由于我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基础和机制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且已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宏观调控，从中长期来看，不可能持续下去并导致总量意义上的过热。因此，现在真正的问题，不是研究有没有或会不会过热，而是看制约当前经济增长的瓶颈因素可否在短期内得以解决。 从当前经济出现的一些变化来看，一些领先性的指标，如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趋势已经放缓，钢材价格已开始回落，建筑材料价格开始走低，板材价格趋于稳定，供给与需求已在新的价格水平上基本趋于均衡。建设中的电厂将相继在6个月左右投入生产，电力紧张的格局有望得到明显缓解。由于电厂的投产必然带动煤炭的需求增加，因此，煤炭似乎是瓶颈所在。不难看出，煤炭问题不在生产而在于运输。有专家估计，由于限载因素致使煤炭价格上升大约3—4倍。估计在安全有所保障的情况下，限载问题可能将有所松动，加之运输方面的合理调配，煤炭供应问题将有所缓解，不大可能出现新的紧张因素。因此，只要政策操作松紧得当，经济形成全面过热的可能性不大。 由于经济运行翘尾因素和新涨价因素的双重影响，有专家预计，今年的物价上涨幅度将有可能超过年初预期的3%。所以，宏观经济政策面临如何客观地认识年初3%的预期调控目标问题。事实上，3%的物价上涨幅度既不是货币政策的目标，也不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因此，并不是硬性约束。就货币政策和整个宏观经济政策在物价方面的目标而言，多数发达国家基本上是cpi在1—3%之间，美国为2—4%。我国作为发展中和转轨中国家，存在一定的自然物价上涨率或自然通货膨胀率，正常的物价变化区间应该设定在2—4%甚至2—5%之间，也就是说，即使超过3%的物价上涨也是正常并可以承受的。现阶段在我国就业状况极不乐观、增加就业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保持比较高水平的经济增长，显然是有利于增加就业的。因此，宏观经济政策或许已到了从经济增长和低物价优先向经济增长和就业优先、物价基本稳定目标过渡的时候了。 从中长期来看，由于存在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不确定性，当前以及今后几年，宏观经济形势不仅受国内的投资、消费以及城市化进程加快、老工业基地改造启动等内部经济因素，以及进出口、外商投资及其他国际因素影响，而且一些目前还没有纳入我国政策视野和宏观经济分析框架的不确定事件及其进展也有可能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目前，关于宏观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抬头的预期，大部分是建立在对历史趋势认识和展望基础上的适应性预期。从未来发展因素对经济发展与增长的影响角度来看，单有适应性预期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形势不仅要受适应性预期的影响，而且要受“理性”预期的影响。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演化可能取决于历史轨迹的推动和未来趋势的引导两个方面因素的对比。因此，至少在2004年—2008年的时间区间内，把一些目前还没有引起高度重视的重大不确定性事件纳入分析，加强对未来不确定性事件及其影响的理性预期是十分必要的。考虑到未来3—5年存在可能导致经济增长与发展滑坡的重大不确定性因素，不但不大可能出现经济全面和较长时间的过热，反而有可能导致从目前的中位增长格局向低位增长格局复归的压力和可能。在此背景下，宏观经济政策决策需要权衡和选择的，不仅包括对政策目标进行新的权衡和排序，而且还需在短期可能的暂时偏热和中长期不确定性可能导致的紧缩之间进行权衡和选择。问题不仅仅是有没有或会不会全面过热，而是在未来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前瞻性地考虑当前需要有什么样的增长格局。或许，在可以承受的情况下，目前出现的短期失衡甚至过热，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为将来的减速或滑坡提前进行储备和应对的客观需要。 经济现象论文:世界经济失衡现象透析 由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分工格局变化以及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困难，世界经济失衡现象将会在一定时期内存在，这成为我们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大背景。目前的世界经济失衡是一种动态均衡，世界经济将在失衡中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失衡的主要原因 世界经济失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经常项目的巨额逆差。2000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为4160亿美元，2004年扩大为6659亿美元，2005年达到8065亿美元。二是亚洲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大量顺差，尤其是对美贸易顺差。2000年亚洲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顺差为2057亿美元，2004年扩大为2487亿美元，2005年达到3557亿美元。对于这一问题，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分析：从微观方面看，经常项目差额主要表现为贸易差额；从宏观方面看，经常项目差额等于储蓄与投资的缺口。 美国经常项目巨额赤字的原因。美国经济主要靠消费拉动，近年来这一倾向被不断强化。20世纪80年代，美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为67％，2005年达到72％。与此相对应，美国储蓄率急剧下降。1995年美国个人储蓄率为4％—5％左右，2004年下降为0．2％，2005年为负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全美储蓄率下降是造成经常项目逆差的主要原因。由于过度消费、储蓄不足，美国必须吸收国外储蓄以维持本国经济增长，从而形成巨大的经常项目赤字。 亚洲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大量顺差的原因。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选择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抑制了国内的消费需求，形成了过高储蓄和巨额经常项目顺差。而且，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不少亚洲国家和地区一方面采取了谨慎的国际资本管理战略，从国际资本市场的净借款者转为净放贷者；另一方面努力降低国内投资支出，并通过高利率吸引国内储蓄，从而使其储蓄大大超过投资。 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及其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趋势进一步加强，从而改变了传统的国际分工方式，即从主要使用本国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并出口，发展为某些生产要素在一些国家集中并面向世界生产的新格局，表现为跨国外包发展和全球供应链延长。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使世界各国对其比较优势进行了重组，劳动密集型生产和服务通常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包括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美国等发达国家主要向国际市场提供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会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和新的出口优势。但这两个周期通常是不同步的，尤其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开发需要一个过程，表现为技术创新周期。这样，各国比较优势的显现，包括新的出口和就业机会的出现就具有不同步性。当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体现出来而美国的比较优势还未充分体现出来时，或者当美国的比较优势体现出来而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还未充分体现出来时，就会出现双方的贸易差额或经常项目差额。 失衡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 引起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通过宏观政策调整，可以将经常项目差额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从表面上看，可以通过利率政策调整一国的储蓄率，但实际上，无论是美国提高储蓄率还是亚洲国家和地区降低储蓄率，都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因为储蓄率不仅与利率水平有关，还涉及一国经济和文化传统，以及人口的年龄结构和劳动生产率水平等。 利用汇率调整也许是最容易的，只要美元贬值（其他货币相对美元升值），就可能减少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但美元相对于欧元、日元等主要货币贬值相对容易，相对于亚洲国家和地区货币贬值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它远远超过了宏观经济政策操作所能达到的范围。即使亚洲国家和地区货币汇率能够自由浮动，其作用也是有限的。第一，单个亚洲国家或地区的货币升值只会改变美国进口商对进口地的选择，不会改变整个亚洲在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第二，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升值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亚洲的高储蓄传统和消费习惯。第三，亚洲国家和地区需要贸易顺差。对于那些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国家和地区来说，较快的出口增长意味着较高的经济增长；对于那些饱受亚洲金融危机之苦的国家和地区来说，较高的出口增长率意味着较大的外汇储备规模。从某种意义上讲，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这种“顺差饥渴”和“外汇储备偏好”，可能会伴随其整个赶超过程的始终。 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可以限制失衡 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整和经济制度改革（包括汇率制度改革），虽然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可以将世界经济失衡控制在一定限度内，避免演化成金融危机，从而为解决这一问题赢得时间。 就财政政策来说，经济学界基本达成了以下共识：美国要降低经常项目逆差，首先应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抑制需求的过快增长，减少进口。有关数据表明，美国已经有所行动。在2005财年中，美国财政预算赤字下降为3186亿美元，为2002年以来最少的一年。 从货币政策方面看，2004年6月份以来，美联储持续17次提高基准利率，目前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已经上升到5．25％。较高的利率水平有助于抑制过度消费。 在亚洲方面，亚洲国家和地区经济制度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汇率制度的灵活性有所增强。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正在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内需。此外，前些年由于日本和欧洲经济持续低迷，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顺差主要由美国市场吸收，表现为美国经常项目赤字。随着日本和欧洲经济复苏，这个问题将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目前的失衡是一种动态均衡 从理论上讲，不平衡是绝对的、常态的，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任何时间都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一些国家的国际收支赤字必然同时表现为另外一些国家的国际收支盈余。 从现实出发，就美国与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关系看，失衡是比较严重的。但在短期内，由于这种失衡表现为动态均衡，因而呈现出一种相对的可持续性：第一，在国际分工新格局中，美国相对充裕的资本和技术与亚洲国家相对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组合，能够充分发挥各方比较优势，是一种较为现实的选择。第二，亚洲国家和地区以债券的形式积累了对美国的债权；美国以直接投资的形式积累了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债权。这一不平衡根源于美国与亚洲国家和地区金融市场效率的差异（美国的金融市场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市场之一）。随着亚洲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这一失衡会自动得到纠正。第三，近年来出现的跨国外包与供应链延长是世界经济适应全球化趋势的必然结果，它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率，增加了公司利润，发挥了各方的比较优势。因此，2001年以来，包括美国及亚洲国家和地区在内的整个世界经济基本实现了较低通胀率下的较快增长。 目前的世界经济失衡表现为“双循环”：一方面，为了实现赶超战略、为了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为了积累外汇储备，亚洲国家和地区通过各种方式提高出口增长率，形成了巨额的经常项目顺差，美国经常项目出现了巨额赤字；另一方面，为了追求较高的资产收益率、为了保持储备资产安全（包括维持美元汇率稳定，避免储备资产损失），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资金又回流到美国市场，弥补了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维持了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2004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为6659亿美元，当年资本净流入为8218亿美元。正是由于美国金融市场吸收了亚洲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的顺差，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资金回流弥补了美国经常项目的缺口，使国际金融市场达到了一种动态均衡，从而使世界经济在失衡中保持了较快增长。 经济现象论文:议在市场经济条件个体经营户的经营及衰落现象 摘要：个体户作为中国社会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对中国市场的培育、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到现在，个体户正在逐步地走向衰落。本文针对这种现象对县的个体户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县政府的权力经营让个体户不堪重负，他们的经营受到了负面影响；与此同时，县恶劣的市场环境也是使个体户利润空间缩小的关键性因素之一。过分依赖财政收入的政府和不利的市场环境导致了个体户的衰落。 关键词：个体户；政策环境；市场环境 个体户作为中国社会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对中国市场的培育、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到现在，个体户正在逐步地走向衰落。历史和现实的情况证明，政府和市场是影响中国个体户兴盛与衰落的关键性因素。因此，对个体户发展变迁的分析和研究也必须沿着政府政策和市场环境两条主线进行下去，这样才能把握住研究的核心。为了弥补社会学界对个体户经验研究的不足，本文以湘中县为例，通过个案分析从社会学的角度对个体户近二十年的发展变迁进行系统的实证研究，试图从制度和市场的双重角度出发来对县个体户的变迁进行研究分析，以了解影响个体户经营的深层次原因。 一、政府权力经营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阶段，经济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心和核心任务，各级政府开始把经济发展作为核心工作目标，其中，GDP的增加则成为考核地方政府部门、官员业绩的核心标准。这种体制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某些方面束缚了政府的手脚，暗中转移了政府的部分工作职能，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政府职能范围的不恰当，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1．政府部门的尴尬处境与权力经营由于财政计划过高、“分税制”分红和税种、费用种类过多等财政体制方面的一些问题，县政府不断地在公益部门和营利部门的尴尬处境中矛盾着，但为了部门利益又不得不想法设法地积极寻找“税源”以完成财政计划，政府的工作职能也因此而悄然地发生着变化。迫于政绩考核的需要，也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虚报的GDP值增长财政任务加重地方税收任务加重第二年虚报GDP值继续攀高财政任务更为繁重地方税收任务更为加剧第三年虚报GDP值再攀高……在县政府下达的必须完成年度财政计划的行政命令的压力下，各部门深知完成任务并非易事。但任务是“死”的，各职能部门既不能偷、也不能抢，就只能是各施其法、各显神通了。作为政府部门，也许缺钱、缺人，但唯一不缺的就是“权力”，有权好办事。只要能“经营”权力，就能利用权力生财，维持部门生存，保障部门利益。 比如，2003年《新交通法》的颁布本意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公共交通安全，严惩违法、违章行为，从而达到减少交通事故发生的目的。由于超载是引发交通事故的重要因素，且超载行为屡禁不止，因此《新交通法》加大了对超载行为的惩罚力度，目的是希望以此来对超载行为有所约束。然而，在县，对超载的严惩却成了交警部门抓收入、抓效益的良方。他们运用对超载的处罚权来增加部门收入、完成或超额完成年度财政计划。这样一来，处罚超载以维护公共安全的目的被扭曲。被访谈的6名司机向笔者反映，他们因超载被罚款后从未被强制原地卸货，而是可以载着超载的货物继续行使。并且据他们讲，凭着罚款单通常可以“安全”超载1个月，在这1个月内只要出示本月已经被罚过的罚款单，便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被再罚。事实上，超载处罚单在县已成为车主花钱买的“包月免罪金牌”。只是能否真正包月还得看运气，如果哪天碰上“严打”或者“运动”等“倒霉事”了，就算带上“免罪金牌”也照样被罚。实际上，目前县对超载的处罚并未起到预想中的维护公共安全的作用，而在更大程度上是交警部门创利、创收的手段。对超载的处罚除了让县个体车主损失钱财、给职能部门创收外，难以起到教育与监督的作用，反而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不仅误导个体车主，而且使干群矛盾激化。 政府部门“经营”权力也使得个体车主、个体汽车修理行的负担加重。在访谈中个体汽车修理行老板普遍反映，尤其在最近几年，税费每年的增长幅度较大，在年营业额中的比例持续攀升，让他们不堪重负，有些老板因此不得不退出汽车修理行业。并且，在调查中笔者了解到，有时候县政府在完不成年度财政任务的情况下，个体户还必须缴纳“预收税”（即今年缴纳明年上半年的税，先支付后开店）以填补政府的财政空缺。过重的税费与不合理的收费给个体汽车修理行的经营带来了负面影响，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他们的经营积极性，而且还阻碍了他们扩大再投资的行为。 2．政府官员的权力经营政府官员作为掌控权力的主体，完全有能力将权力资源变形为市场竞争者所亟需的社会网络资源，只要准确地掌握了权力信息，竞争者便拥有了重要的社会资本。对县的调查了解到，政府某些官员为了获得私利，也在运用权力资源进行官商勾结，从中获得私有财产。 一是中饱私囊。政府职能部门的不少基层执法人员存在着收费、罚款不开票的现象。这一方面是由于权力在基层执法人员手中的灵活度太大，如他们可以决定收费和罚款的具体金额的多少，只要不超出核定范围即可。由于我国核定的收费和罚款的范围跨度太大，有些项目甚至有几十元到几千元的跨度，这样一来，就给基层执法人员提供了权力经营的方便，收费与罚款的主观性与不规范性的可能性加大。另一方面是由于缺乏积极有效的监督机制。这就是说基层执法人员到底收费、罚款与否，开票与否，收费、罚款的具体金额究竟是多少等问题很难查证，人为操作的可能性太大，没有积极有效的制度和规范来约束与监督。这样一来，个体户的钱被收上去了，但钱是否能全部进入县财政却是无法保障的。 收费与罚款的金额进入了公共账目还是中饱私囊了，无从查证。这样的运行体制很难保证官员的公正不阿、秉公执法，反而会滋长腐败之风。 二是将权力变形为社会网络资源。 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化，县的个体汽车修理行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彼此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1992年，为了更好地规范个体汽车修理行市场，国家有关部门将修理行划分为一类维修企业、二类维修企业与三类维修企业，划分标准是根据修理行规模大小、技工人数的多少、检验人员的数量等指标进行归类。县也根据此标准将该县的个体维修企业进行了划分。由于该县的生产力欠发达，该县并没有一类维修企业，只有二、三类的个体维修企业，但并没有完全符合标准的二类维修企业。这样，在县，个体汽车修理行一旦被评上二类维修企业就意味着可以享受某些特殊资源与特殊利益。为了能被评上二类维修企业，县个体汽车修理行想方设法地“找关系”、“拉关系”，通过亲戚、朋友、老乡等关系去与相关政府部门官员“建立网络关系”和“维持网络关系”。许多政府部门官员则利用他们拥有的权力资源，并将其转化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因为只要他们开开金口、打个招呼，就能给个体汽车修理行解决许多头疼的事情，而官员也会因此得到回报，如礼金、回扣、礼品、名牌烟酒等。就这样，县某些官员玩弄着权力经营的游戏，乐此不疲。 二、市场环境的影响县经济的整体衰退和个体车主、个体汽车修理行的供大于求所引起的市场竞争加剧是县恶化市场环境的两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他们的存在导致了个体汽车修理行阶层的向下流动和个体车主在夹缝中求生存的艰难处境。 1．市场环境恶化导致个体汽车修理行阶层向下流动改革开放初期至80年代末，县个体汽车修理行阶层曾经是风光无限，但90年代以后生意愈作愈艰难，利润空间不断缩小。恶劣的市场环境导致县个体汽车修理行的从业者向下流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行业优势消失殆尽，经济地位下降。个体汽车修理行的经济收益与劳动付出之间的比例在不断下降。个体汽车修理行老板C谈到：现在一个月能搞2、3个大修就很不错了，而且因为开的店多了，大修本来是要收700、800元的，但是大家都把价格压的很低，400元就给修。90年代中期以前，1年总是能存个1万块钱，现在根本存不到钱。同时，相比较而言，其他行业的经济收益与劳动付出的比值在不断上升，甚至是那些在技术要求、劳动投入、资金投入等方面比修理行业要求低的行业，其经济收益与劳动付出的比值也逐渐与修理行业持平甚至更高一些。 第二，个体汽车修理行从业者社会地位下降，生活水平降低。调查发现，县个体汽车修理行从业者不仅经济地位下降，社会地位也在下降。个体汽车修理行老板D谈到：以前还说修理工还有门技术，能赚钱，别人还瞧得起。现在修理工是最下贱、最让人瞧不起的职业，可能就比挖煤的好一些。并且，无论是个体汽车修理行老板还是个体车主（“外人”），都对汽车修理目前的职业地位的评价较低，而且双方有一个共同点便是他们对汽车修理行业过去的社会地位评价较高。可以看出，汽车修理行业的社会地位是下降的。不仅如此，个体汽车修理行老板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评价也甚低。尽管事实并非如此，但从中还是可以看出他们有极大的不满与失落情绪，这种落差让他们难以接受。 第三，个体汽车修理行吸收社会剩余劳动力的功能逐渐弱化。在改革开放初期到90年代初，县个体汽车修理行颇具行业优势，想学徒的人趋之若鹜，还得想方设法地托亲戚关系、朋友关系才有机会进入。由于个体汽车修理行需要的徒弟数量较多，吸收剩余劳动力的功能也是比较强大的。然而，近年来，个体汽车修理行老板普遍反映现在徒弟难招，数量少，劳动力的缺乏成为他们在经营中遇到的困难之一。这主要与以下三个因素有关：第一，个体户的行业优势丧失，利润空间越来越小。第二，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落实是学徒人数减少的重要因素之一。第三，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化，中国市场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从而给社会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多样的就职选择，许多青壮年劳力被输出到广东、北京等大城市打工，月净收入不比一般的县个体汽车修理行老板低。可以看出，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化，中国市场的职业种类呈多样化趋势，人们的就业选择面也不断拓宽，汽车修理在县失去了以往的行业、利润与声望优势，成为了冷门职业，个体汽车修理行吸收社会剩余劳动力的功能不断弱化。 2．个体车主在夹缝中求生存在同一市场环境下生存的个体车主也面临着类似的境况。上世纪80年代，正是县个体车主从零散的个体发展到社会群体的一个起点时期。那时候的个体车主虽然表面上看来是“开车的”，但实则是“拥有社会稀缺资源的”、“富裕的”、“令人羡慕的”职业。由于当时社会物质缺乏、物流不便捷、交通运输落后，拥有汽车的个体车主们甚至有与政府部门进行互换资源的可能性。然而，时过境迁，个体车主已失去了以往的行业优势，收入逐年下降，职业地位逐步向下流动。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以往支持个体车主形成与发展的外在结构性因素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市场压力与制度压力像两块巨大的夹板将个体车主夹在夹缝之中。 第一，制度的压力与市场的压力让个体车主左右为难。 2003年10月审议通过的《新交通法》，主要是突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以保护交通参与者人身安全和切身利益为出发点，同时也明确了政府各部门的职责。然而，县的个体车主却为《新交通法》的实施而伤透脑筋，尤其是新法规中对超载惩罚力度的加大，让县个体车主难以承受。但他们又迫于市场竞争的压力而不得不违反法律、法规，冒着生命危险与被罚款的风险，开着超过荷载量100％、甚至1000％的货车早出晚归，企图逃离制度的网络。制度的压力与市场的压力让县个体车主在夹缝中喘不过气来，遵守制度还是维持生存的两难选择让个体车主处于矛盾之中，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矛盾之一：超载还是不超？按《新交通法》的规定，超载是违法的，然而，现实却是市场给出的运输价格仅够成本（油费、汽车维修费、养路费、税费等）开支，几乎无利可图。在笔者的调查中，无论是个体汽车修理行老板还是个体车主均反映：不超载就无法生存，就算超载了，一般的个体车主一月也只有净利1000元左右。这个净利是冒着生命危险所赚来的。任何一个车主都明白超载会引发安全事故，他们因超载而丧命的朋友不在少数，但是他们却不得不为了生存而铤而走险。在第一个矛盾中，他们选择了超载。 矛盾之二：买报废车、组装车还是二手车、新车？报废车、组装车带来的危害是非常巨大的，严重威胁车主的生命安全，引发交通安全事故。为了维护公共安全，近年来政府着力打击报废车、组装车市场，而且对于非法贩卖报废车的违法个人和组织采取非常严厉的惩罚措施，轻者罚款、重则坐牢。然而，报废车却屡禁不止，根本原因在于市场刚性需求的存在。对于大部分不富裕的县个体车主来说，尽管开报废车、组装车是很不安全的，但是很合算。第一，报废车便宜，对于手头上只能拿出1、2万元的车主来说，这是比较合适的；第二，买报废车易于收回成本，因为开货车本来就得冒较大的风险，花4－8万元去买辆二手车是否能收回成本是很难预料的，尤其是在县经济萎靡与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第三，报废车万一被政府没收了，如果积极疏通关系，一般还是能把车要回来。因此，对报废车的刚性需求和部分政府官员的以权谋私导致了根除“黑车”的可能性比较渺茫。在第二个矛盾中，个体车主选择了违规购买报废车与组装车。 矛盾之二：按规定对汽车进行安全检查还是浑水摸鱼？为了保障交通安全，《新交通法》规定汽车每个季度都必须在二类维修企业作一次二保检修，检修合格后方能拿到由二类维修企业出具的二保单，4张二保单决定了汽车是否有参加年检的资格。然而，在县，由于交通部门对二保单的管理存有纰漏，这便为个体车主提供了浑水摸鱼的可乘之机。 实则，二保单作为汽车检修的合格证应该是由公共部门来统一颁发，而不能由营利性的维修企业来提供。就如同企业的营业执照、合格证书一样应该由政府职能部门进行审核后颁发，否则，就会像县的二保单一样成为市场流通的交换物，非但没有起到应有的价值，反而会搅乱公共秩序、阻碍职能部门的管理。正是由于二保单的市场可流通性，县个体车主抓住这个漏洞，尽量地节省成本，部分具有安全意识的个体车主会坚持每个季度在三类维修企业作一次二保，然后在二类维修企业购买二保单，还有部分个体车主干脆省去了检修的步骤，直接购买二保单以应付检查。在第三个矛盾中，他们选择了浑水摸鱼。 第二，个体车主在市场与制度的矛盾中寻求平衡。在对市场压力与制度压力的选择上，个体车主只能服从市场，求得生存，然而，制度规章的存在对他们的结构性约束是不容忽视的。如何在这一对矛盾中寻求一个平衡点是他们极力追求的目标。 在具体做法上，县个体车主每天在政府部门上班前、下班后的时间段内工作，也就是早上6点之前，晚上8点以后。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白天货车一般都是在修理店修车、补胎或是停放在自家门前，个体车主则在玩牌、睡觉、喝酒。一到晚上，大家便乘着夜色开车出门装货，直到深夜，早上如果起得够早，在清晨4点钟左右，你就可以看到呼啸而过的超载大货车在马路上疾驰。个体车主们就是这样在市场压力与制度压力的矛盾中寻求平衡点的。他们既不可能完全不顾及规章制度的约束，白天也出门运输赚钱；也不可能完全遵循规章制度办事，那样他们就难以生存，他们试图逃离出制度的天罗地网，寻求制度网络所覆盖不到的时空地带与空白点，顽强“抵抗”日趋严峻的市场压力与制度压力。 然而，作为政府也不可能完全地对县个体车主的行为睁只眼闭只眼，他们每个月会偶尔在非正常上班时间段内（早6点前、晚8点后）在某条私人车经常路过的街道堵车。 由于时间是不确定的，不少个体车主也因此落入了法网。但李莉＞＞＞政府与市场：个体户兴衰的生存影响因素46是一旦有个体车主得知了内部消息，马上就会向其他个体车主奔走相告，让他们当天不要出去装货，有“险情”。尽管个体车主们迫于市场压力彼此间的竞争比较剧烈，然而，在对“外”方面他们却是异常团结的。他们就像是抗战时期的游击队，左打一枪、右放一炮，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个体车主们面对市场竞争与政府制度的双重压力“在排斥中团结、在团结中排斥”。 三、结论与讨论 第一，政府权力经营和恶劣市场环境的合力对县个体车主、个体汽车修理行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政府的权力经营导致他们的税费加重、罚款过多，加上不定期的“关系费用”支出使他们的经营成本不断“攀升”，不堪重负；而市场环境的恶化则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经营，造成了利润空间的缩小。政府权力经营和恶劣市场环境合力下的个体户面临着成本不断上升、市场竞争不断升级的境况，利润在下滑，他们在遭遇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困境。 第二，越是贫困的地区，个体户的发展就越艰难。一方面，越是贫穷落后的地区，政府财政收入就越多地依赖于税收、费收，政府压给经营者的税费负担就越重，经营者无法承受压力自然落荒而逃，这反过来不利于该地区的脱贫。另一方面，越是贫苦地区，市场就越缺乏活力，如何调动市场活力在中国主要是依靠政府，当政府把精力大部分投入到如何加税的心思中，就鲜有精力去思考如何搞活经济、搞活市场了，贫困地区便更难摘掉贫困的帽子。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县工业一垮，政府的财政收入就开始告急，如何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是政府日思夜想的问题，要收入就只能找个体户要，但个体户财力有限，那就只能多设置费用、多罚款来进行创收。然而，政府创收了，个体户就垮了，个体户作为私营企业的过渡阶段发展不起来，县私营企业队伍自然难以壮大，继而会反过来影响县经济的发展。而与此同时，与县同属一个地级市的Y县，其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以商业为主，Y县政府采取着截然不同的做法――积极减免个体户、私营企业的税费，鼓励经营、鼓励投资，Y县个体户发展蓬勃，形势一片大好。这便提出了一些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贫困地区的政府该如何摆脱对税费的依赖，真正将搞活市场作为其工作的核心？政府应该如何真正给个体户创造发展的空间和环境，让他们的创业活力来带动市场和地方经济的发展？第三，个体户的衰退是市场竞争的必然还是人为地“监管过严”，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如果是前者，这意味着个体户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现阶段个体户“缩水”现象便是他们走向消亡的过渡阶段；但如果是后者，那就意味着政府对个体户的“监管”不但没有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反而阻碍了个体户的发展，逆市场潮流而行。本文认为，县个体户的衰落是市场竞争和政府“监管过严”共同作用的结果。很明显，某些行业的个体户由于资本少、投资小、技术含量低，没有能力加入到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来，易遭市场淘汰，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入，不少行业的个体户被市场的洪流所湮没。但是，大部分集中在第三产业的个体户却依然为市场所需，其中有些甚至还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得更为紧俏。事实上，在中国尚未完全开发的西部地区，个体户有着广袤的发展空间，因此，个体户的“缩水”只能部分归因于市场，还有相当部分原因则应归咎到政府的“监管过严”。“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认为，沉重的税费负担、缺位的创业服务等，是抑制创业活力的关键因素，势必会影响个体户的发展壮大，因此政府对个体户的影响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王石川，2006）。 新的历史时刻给个体户的发展提出了新的制度和市场要求。弱小无助、主要由来自社会底层人群构成、并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政府积极扶持和良好市场环境才能生存的个体户能否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政府应该对个体户放任自流还是重新扶持？个体户将来的路在何方？他们能否度过这艰难的时刻？这一切也许需要时间来回答，让我们拭目以待。 经济现象论文:新经济形势下贪腐现象特点及对策研究论文 摘要：改革开放50年，中国的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这个速度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仅仅三十年的时间，中国完成了从农业到工业再到信息化的转变。伴随着这种转变，各种矛盾和问题也呈现了纷繁复杂和急剧变化的趋势。特别是本世纪以来，社会各界尤其对贪污腐败的讨钱之声越来越高，作为检察机关查办的贪污腐败案件的也越来越多，这一方面说明民众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度很高，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打击力度也越来越大，是对检察机关工作的肯定，同时也是鞭策。这就要求我们要研究新的经济形势下贪腐现象的新的特点，同时制订出新的对策。 关键词：贪腐现象；经济形势；案件 先看几起案件。 第一组。 08年7月原福建省福州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办事处的报帐员张丽萍因在03年10月到2007年7月间以篡改单据等手法贪污单位现金886万多元被判刑。 同月，曾任北京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原副院长肖云良因贪污、受贿共计152万余元被市二中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处没收24万元个人财产。 同月，曾于2007年2—7月任陕西省旬阳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原会计曾诗平利用职务之便套取合作医疗基金61万余元被旬阳县法院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第二组。 内蒙古赤峰市原市长徐国元任职6年敛财3200万元，月均44.44万元；北京市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受贿1600多万；山西临汾副市长苗元礼受贿7000万元；据检察机关和法院查明，重庆巫山区原交通局局长晏大彬任职6年贪污2226万，陕西省高速集团原董事长陈双全受贿1700多万，晋煤集团原供应处处长孙水有2000多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南宁市政管理局原局长受贿2600余万元，山西贫困县县长崔保红五年敛财近1000万，广西贵港市委秘书长高二刚夫妻贪污千万元。 第三组。 2009年4月，原海南省海口市规划局主管土地规划管理及审批的副局长陈立奇被海南省第一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司法机关查明他在2002—2008年6月任职期间，先后收受江苏南通金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11家单位贿赂130万。而逸11家单位无一例外全是房地产公司。 09年7月，分管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主任卢锦洪被起诉。同月，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副书记郑敏华因在任开发区经济发展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凭借主管单位基建项目的权力收受房地产商、工头贿赂20万被起诉，贵州省遵义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蒋永因在任市总工会主席期间收受开发商贿赂58万被判刑11年；贵州省环保局原机关党委书记王茂敏因在任普安县领导期间收受普安青山电力公司及普安普天大道工程开发商贿赂101万元获刑10年；贵州金苑集团股份公司原监事会主席何卿华因在任省电力建设第一工程公司经理期间为土地开发商揽接项目受贿436万元获刑14年。 第四组。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建设局局长周广玉在泰安市是个派头很大的人。他自己拥有18家公司，领域涉及房地产、典当、工程监理、担保、制药等五大行业。所以他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我公司挣的钱已蛮够我花的了，公家的钱、单位的钱我不会用一分。但就是这么个“廉政模范”突然被检察机关查明受贿691万、贪污31万、挪用公款1100万元，并因此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有报道说在郑州市须水镇西岗区经济适用房被开发商建别墅、上海闵行区梅陇镇在建的商品房倒塌事件中都见到政府官员的影子。郑州开发商大股东的丈夫曾是郑州国土局的领导，二股东的丈夫是项目所在区的警察；上海开发商的股东有许多是当地政府的官员，甚至是负责房地产事宜的官员。(据新华网) 以上四组案(事)件都是最近三年内发生的。最远的是07年，最近的是09年7月。从中我们可以至少梳理总结出当前新的经济形势下出现的贪腐事件的一些新特点、新动向。 一是从贪腐对象年龄和职权上看，低职低龄化趋势明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到本世纪最初的几年，“49”、“59”现象突出，一些将要离开领导岗位的人为了自己有一个“幸福宽裕的晚年”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指导下，大肆贪污索贿，结果晚节不保。但从以上案件我们可以看出，没有级别的单位报帐员在短短四年间贪污800多万时仅有31岁，股级干部曾诗平几个月把61万元装进腰包时刚过完36岁生日，梦想着自己成为“亿万富豪”的科级局长周广玉也仅仅48岁。 二是从贪腐数额上看越来越大。1933年根据当时临时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26号训令，贪污500元的苏区中央政府科长谢步升被枪毙。1983年1月，广东省海丰县县委书记王仲被执行死刑，他贪污了6.9万元。2000年，成克杰贪污受贿2000万被判死刑。从此在司法机关查办的案件中涉及到千万以上的就司空见惯了。有人说，现在的贪官已进入“千万级时代”，话虽有点绝，但也是事实。据中新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国土局局长蒋亚平甚至贪污敛财过亿，从而使自己成为当前全国贪污最多，职别最低的贪官“冠军”。 三是从贪腐行为发生的领域来看，不仅原来的“重灾区”如房地产开发、道路工程建设、土地管理等领域继续保持“强劲势头”外，在其他领域也呈多发态势。著名学者任建明在08年2月份的《寮望》周刊上曾撰文指出：工程建设、土地管理领域发生的案件近5年比五年前增长了61.3％。不仅如此，“传统上，人们都只关注政府和公共权力的腐败，而近些年，腐败已经在非政府公共部门，包括高校和医疗系统，私营部门(市场及企业领域)以及社会各个领域流行和蔓延”。“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改善民生的项目中的腐败行为也有增无减，比如教育、新农合、劳动保障等等”。以上的几起案件也明显地印证了这个观点。如果说“有工程的地方就有腐败”，是一种坊间传说的话，有关网上的“房地产、教育、医疗的严重腐败已是压在人民群众头上的新三座大山”的说法就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了。 四是从贪腐手法上看，越来越隐蔽。改革开放初期“双轨制”的实行“造就”了一大批在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钻空子的掮客，经济领域的腐败也因此而产生。上世纪末在反腐领域产生了一个新的名词叫“权力寻租”，起因就是国家全面实行了市场经济，在传统产品价格方面没有了“签字权”的各级审批者们纷纷转变了自己的态度，但“傍大款”没有流行多长时间就成了过街的老鼠。身为当时岱岳区房产局局长的周广玉就是“先知先觉”者，他在1999年就成立了自己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此后一口气成立了18个公司。他把贪污受贿来的资金投入到这些公司中，然后以自己的身份为依托“拓展”公司业务(凤凰网09年6月2日)。无论有人说这是“洗钱”的一种方式，还是郑州别墅案的背后的影子、上海闵行区倒塌楼房背后的影子都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新动向。至于那些区县委书记的车补问题引起的民愤是制度的问题还是其他的什么就留待以后让事实说话吧。 有鉴如此，在当前新的经济形势下我认为反贪腐工作重点要在不同层面上做好一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在立法层面抓好监督制度的建设。“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这是在现代经济社会被证明了真理。无论是单位的报帐员还是身居中央的国级干部，只要他失去了监督，就会为所欲为。在市场经济体制内，“资本的目的就是寻找最大的利润”(马克思语)，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孙立平教授认为“当今社会生活的复杂化使得许过去行之有效的措施在今天变得苍白无力，其结果就是权力失控。所谓权力失控，既是权力成为一种外部无法约束，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类似上面提到的福建省福州市沙头街道办事处报帐员张丽萍判刑之后的“要是早点审计就好了”的哀叹虽有点倒打一耙的意思，但如若政府能把对官员的日常监督纳入到正常的轨道上来，这种“受埋怨”的词会少听到一些。具体的就是应尽快出台公职人员个人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因为“任何贪官污吏要贪赃枉法，不管什么形式，最后都会变成家庭财产”(王明高《科学制度反腐》)，在这个制度中特别需强调的是公开的广泛性，不能仅仅限于本单位或者本部门甚至让办公室填好了规定的表格直接送“有关部门存档”了事。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网上调侃的“你们假装申报，我们认真审查”的尴尬。 二是在司法检察层面上首先要加大对腐败分子的处罚、追逃和赃款赃物的追缴力度，不让腐败分子在经济、政治、社会上得到任何好处，通过让贪官自己自己感受搞腐败的高成本、高风脸，以支持长期的反腐败的长期进行。其次是加大大要案的侦破力度。“擒贼先擒王”，一个地方每破获一个大案要案，就可震动、教育一大批人，社会效果也会很好。第三是注意总结查办案件的工作经验，尤其要注意案件线索的收集整理，不仅要注重日常工作的检察、群众的来信来访，网上的消息也应认真甄别。有条件的地方不妨成立专门的案件研究室，对检察工作的对象、领域、信包的收集重点研究，给领导决策提供必要的依据。 三是在社会层面上，传统媒体、网络应发挥自己的优势，发挥监督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应该首先走在前面，不仅要倡导“领导干部应习惯在舆论监督下工作”(《求是》2009年第14期署名文章)，更主要的是要制订制度，让民间反腐有一个制度化的出口——目前以网络为平台的民间反腐以其快捷、高效且廉价的优势开辟了反腐新渠道，但这种形式也暴露了许多问题，政府要做的不是禁止，而是保护。有关专家指出，给民间反腐一个制度化的出口，必然是我国下一阶段反腐斗争一个躲不开的重要命题。

人文管理论文:管理的终极价值及人文管理学与中西方管理差异 [摘 要] 管理寄寓了人们实现生存的最终目的或最高理想，即管理的终极价值；管理的具体目标及其效率，即管理的工具价值。管理的工具价值依赖于管理终极价值而存在；工具价值本身渗透了终极价值；终极价值也必须依靠工具价值而实现，这就是管理价值的二重性。撇开管理的终极价值，仅仅将管理视为工具，管理就是同质的。只有从管理的终极价值这个角度出发，才能真正理解中西管理差异。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人文管理”，但将管理价值中的“人文价值”作为重点来进行研究却是可能的。因为“人文管理学”是一门普适的管理学分支。 [关键词] 管理的终极价值；管理的工具价值；管理价值的二重性；人文管理学；中西方管理差异。 一、管理的终极价值、工具价值与管理价值二重性。 （一）管理的终极价值。 从存在关系的角度来看，人类的存在是作为生产关系的人类社会存在的，而维系这种生产关系的就是管理活动。从存在状态的角度看，存在是在关系中生成和变化的，不同的社会结构有不同的管理理念，或者说，不同的管理理念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结构，人类社会正是在管理活动和管理结构中存在和发展的，因此，管理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方式，管理本身必然渗透了人类对于自身如何存在的理念。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绝不会采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管理理念，反之，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也绝不会产生民主治理、现代企业等管理结构。 将管理与人类的存在方式来联系起来，意味着如何理解人类的存在就会如何理解管理，而反过来，有怎样的人类理想，就有怎样的管理理念。人类的本性是在管理中实现的，管理及其理念代表了人类作为社会性存在的本质，正是管理构建了人类世界。人类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本质上是一种为了更好地协调社会活动而形成的管理结构，抽离其中的管理实质，人类社会将变成一盘散沙，正是管理构建了人类社会。 尤其是进入近代以来，人类社会愈来愈以组织的方式而存在，现实的人们必定处于某一组织之中，而管理作为维系组织存在的关键因素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与实践有着巨大的影响，人们生存、劳动、生活的意义与管理的理念息息相关。在这一理念中，必定寄寓了人们实现生存的最终目的或最高理想：即一种合适于人性理想的存在方式和社会协调方式，这就是管理的本体价值或终极价值。 （二）管理的工具价值。 管理不仅仅是关于人类如何作为社会性存在的理念，管理必须有具体的目标。正如管理思想史家雷恩指出的那样，组织的管理必须要有一个目标，或者要实现的某件事，也许这种目标就是一年一度的采集果实、狩猎、播种农作物或者保护集体免遭游牧民族的掠夺等等。除了具体的目标之外，组织的成员还需要拥有工作或战斗的工具，这些工具是实现目的的资源或手段，其中包括人、武器、耕作工具或者其他任何东西；还需要对参加组织的人的各种活动作出明确的安排，其目的是在实现具体目标时，能使他们的行动相互作用和协调一致；最后，这个集体发现，如果有一个专门承担保证使整个组织不断实现其具体目标的任务，那么就有可能取得更好的结果。 因此，管理除了渗透人类关于如何生存的理念之外，还必须关心“如何达到具体目标”的技术性问题。在20世纪初期，法国人法约尔提出，为达成组织的具体目标，所有的管理者都必须执行 5 项管理活动：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为高效地实现具体目标，还必须遵循分工、权力、纪律、统一指挥、统一指导、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报酬、集权、等级链、秩序、平等、人员保持稳定、主动性、团结精神共 14 条原则。 马克思认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这表明价值是主客体之间的需要与满足关系的不断生成。从价值的这一定义来看，人类不仅需要有“理想”“信仰”等终极价值，而且需要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实现其具体目标，从所以，在管理中如何计划、如何组织、怎样协调、如何控制的方法和手段也当然具有价值。 历史上首先认识到管理具有上述价值的仍然是法约尔。法约尔所受的是作为工程师的教育，但是作为一个具有9000 多名员工的多部门大型企业总经理，法约尔认识到，组织的成功更多地取决于其领导人的管理能力而不是技术能力，管理具有与技术相互独立的价值。与管理的终极理想或终极价值相对，管理具体目标及其效率的价值可以称之为管理的工具价值。 （三）管理价值的二重性。 管理既渗透人类关于社会实践组织形式的最终目的或最高理想，也还必须确定组织的每一项工作内容和具体目标，以上二者同时构成组织中人们的需要，形成各自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统一体，这就是管理价值的二重性。 1.管理的工具价值依赖于管理终极价值而存在。因为人是从狭义的动物界进化而来的，动物的知觉、好恶等等，都是着眼于功效性的具体目标，都只服从于“物竞天择”的进化论原则。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认知、道德、艺术都是手段，短期性的、具体的目标就是根本性的目的，如狩猎活动必须要擒获猎物，种植必须收获果实，人类的实践水平越是低下，与眼前的功效目的的联系就越密切。 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水平的提高，生存条件的改善，人们开始对与短期的、具体的功效无关的事物开始产生兴趣，逐渐发现这些区别于具体目标的事物的价值，这就是终极价值。例如，在实践中人们发现了社会中“人性的尊严”有时候比具体的目标更重要，为了维持人性的尊严，在一些情况下人们宁愿舍弃具体的目标。再例如，人们发现人生价值的意义不仅来自于吃饱喝足以及维持生存，还可以有更高远的意义：即使人性变得高尚、更美好，使人类社会变得更完善、更值得热爱，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偶然降临到世间来的人的目的和生命的终极价值。 脱离了原始社会的人的所有行为正是在这样的终极价值的指引下而实施的。在蜂蚁之中，我们已经发现了一种清楚简捷的劳动分工情形和一个惊人复杂的社会组织，即蜜蜂在建造蜂巢时，其精确性和准确性几乎与几何学家一样。这样的活动需要一个非常复杂的“协作系统”，然而我们并不认为蜜蜂和蚂蚁所做的是“管理”的工作———尽管这项工作无论从任何方面来说都是“有目的、协调的、群体性的工作”。 从与蜜蜂的对比中可以看到，管理具体目标的确立依赖于管理主体现有的观念以及对未来的理想结果所作的遇见和推测，而这种理想结果在管理活动实施之前还没有实现。因此，具体目标依赖于终极目标而存在，管理的工具价值依赖于管理终极价值。 2.工具价值本身渗透了终极价值。效率是管理最重要的工具价值之一，现代管理学奠基人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的核心内容正是如何提高车间的工作效率：它包括著名的工时研究、差别计件工作制、职能工长以及任务管理制。 然而众所周知，管理史上就泰罗的效率主义曾经出现过激烈的辩论。在 1911 年举行的有关“科学管理”的意见听证会上，双方问题的焦点毫无疑问地集中于渗透在“管理效率”之中的管理终极价值之上：反对者认为，在科学管理制度下，作为一个工人，如果他不属于“头等”，在世界上就没有出路———如果他在某个具体行业里不是一个“头等”的工人，难道他就应该被毁灭，被赶走？而泰罗坚持认为，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是劳动还是偷懒，如果他们都有权过同样好的生活，这种现象肯定是不合理的，对效率的追求将使得他们的生活不会是一样好的，这是正常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效率”其实渗透了泰勒的有关管理终极价值的理念：在确保每一个雇主获得最大限度财富的同时也确保每一个雇员能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这一理念体现的完全是资本主义早期的人性理想，即“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这一理念当然具有进步性，但它忽视了组织除了效率之外，还有其他的追求———组织不单纯是实现效率的机器；而且实现效率的手段并不只有工时研究、计件工资制，还有其他更为“人性化”的手段。 3.终极价值也必须依靠工具价值而实现。虽然管理的工具价值是被终极价值所决定的，但终极价值并不能单独存在。管理的终极价值是伴随着管理具体目标的实现而实现的。 从价值哲学的观点来看，价值不是“为客体所固有”，价值是关系概念而不是实体概念，价值的特点在于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从而对主体产生意义。 因此，管理的终极价值一定与每一次管理活动的具体目标有关，它不能脱离管理的具体目标而单独存在，终极价值依附于工具价值之上，在管理的具体目标实现的同时也实现自身。 二、管理的终极价值与人文管理学。 现代主流管理学对于管理的价值是忽视的，它甚至没有意识到在管理的具体目标之外还有一个前提，这一前提就是管理的终极价值———而具体目标依赖于终极价值而存在，具体目标亦渗透终极价值，这实际上是将管理与更广泛的人类生活与人类理想割裂开来。 首先，人类的实践过程就不是一个价值无涉的过程。 从价值的本质来看，“所谓价值不过就是人作为人所追求的那个目的物，而这个目的物也就是人的自身本质。” 马克思指出，“实践是人类根据自己的价值理想对现有状态的改造，'实践'范畴，内在地包含了人的目的性与价值选择。 人的需求和对未来的期望和理想、改变现有状态的渴望，或言创造价值和享用价值，是实践的动力和目的。” 既然人类的一切实践都是价值导向的，那么管理活动作为人类重要的社会实践，自然也是价值导向的。其次，现代管理学没有看到，管理的终极价值才是人类管理实践的最终目的，它决定着管理的具体目标。 鉴于此，管理学不仅要研究目标的实现过程，也要研究管理活动中价值的实现过程。当然，这种价值指的不单是工具价值，而更重要的是蕴含在工具价值之中的管理终极价值。由于管理的终极价值是由各国各民族的人文理想所决定的，因此，管理的终极价值也可以称为管理的人文价值。 相应地，以管理人文价值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管理学分支学科可以称之为人文管理学。 三、人文管理学视野下的中西管理差异。 （一）人文价值的多元性与中西人文价值差异。 就普遍的人文价值而言，作为人类，就是要对真、善、美三者进行永恒的追求，并且力图表现这种追求本身的自由品质，人文价值永远体现一种自由、向上的精神，体现人类对美好生活和幸福人生的向往与追求。透过人性历史、民族、文化的多样形态而感受到一种普遍而崇高的人性，这始终是古今中外人类共同趋向的心态，失去这种统一性，人文价值就没有了统一的对象。 然而，在这种统一性之下，人文价值还具有多元性的特点，体现为不同文化传统之下中西差异。现代西方人文价值观主要来源于 14~17 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与 18 世纪的启蒙主义：针对中世纪贬抑人的现世及自然感性倾向，文艺复兴借助古希腊罗马资源，复兴并张扬了现世的自然欲望，对现世的自然欲望与古希腊罗马理性的结合，是近代科学技术乃至管理思想的重要源头。启蒙主义作为继文艺复兴之后扩展并奠定现代性的思想运动，把对神学信仰的批判和对理性的尊崇推进到了顶峰，可以说泰罗以来的西方管理完全体现了启蒙运动的精髓。 中华民族的人文价值则主要表现为伦理中心的道德教化，中西人文价值的最大差异在于对“人” 的不同理解上，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人文价值以古希腊的原子论和雅典学派的人性论为根据，强调人是具有理智、情感和意志的独立个体，而中国的人文价值则将人看成群体的分子，不是个体，而是角色，得出人是具有群体生存需要、有伦理道德自觉的互动个体的结论，并把仁爱、正义、宽容、和谐、义务、贡献之类纳入这种认识中，认为每个人都是他所属关系的派生物，他的命运同群体息息相关。 （二）人文管理学视野下的中西管理差异。 撇开管理的终极价值，仅仅将管理视为一种工具，事实上就不存在中国管理思想或中国管理模式与西方的区别———从工具价值的意义上而言，管理确实是同质的。 然而，如前文所述，管理的具体目标依赖于终极价值而存在，管理具体目标的确立依赖于主体现有的观念以及主体对未来理想结果所作的预见和推测，而这种理想结果在管理活动实施之前还没有实现，管理的具体目标是人性理想与社会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只有从管理的终极价值这个角度，才能真正理解中西管理差异，而将这种差异仅仅归结为背景、某些特征是远远不能揭示中西管理差异的实质的，中西管理差异的根源是终极价值或人文价值上的差异。 结语：不存在人文管理，但存在普适性的人文管理学目前学术界提到较多的所谓“人文管理”，其实作为一种方式本身并不存在。由于管理价值的二重性，任何管理方式都是终极价值与工具价值的统一，没有脱离管理的具体目标而存在的所谓“人文管理”。但是，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人文管理”，将管理价值中的“人文价值”作为重点来进行研究却是可能的，这就是“人文管理学”。例如在经济学中，马克思舍弃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只研究商品的价值，而主流经济学并不关注商品的价值而只关心商品的交换价值。进一步说，将管理的人文价值作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管理学是一门普适的管理学分支，如前所述，人类的一切管理皆包含终极价值元素，即使是泰罗的科学管理，也强烈地体现了早期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追求。 人文管理论文:公共图书馆人文管理与科学管理的关系分析 一、科学管理的特点 19世纪末，美国人泰勒——科学管理之父在历史上第一次使管理从经验上升为科学，随后的几十年间，先后兴起的数理学派、决策学派和系统学派，使泰勒的科学管理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与发展。它要求遵循科学原则，运用科学方法对企业实行合理化和标准化管理。 首先，在管理目标的出发点上，其数量意识和精确性原则非常突出，具有明确的量化指标，“一是一，二是二，非此即彼“不容许“大概、也许、差不多”等似是而非的模糊概念。其次，在方法论层次上，它充分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将管理目标层层分解、细化为各种量化指标，落实到各个最基本的工作环节上，必须遵守和完成，要求准确无误、一丝不苟，拒绝“亦此亦彼”的灵活性。其三，在管理过程中主要是依赖政策、规章、制度等“明文规定”，以及法律的、行政的和经济的强制手段，进行组织指挥和协调控制。对于被管理者而言，它们是外在的硬性规定。因此，人们常常把传统的科学管理形象地称为“刚性管理”或“硬管理”。 这一理论体系的突出特点是：主张运用科学知识（科学原理）代替个人的判断、意见和经验；注重借助数学模型或计算机技术研究管理问题；强调通过高度集权、严密制度和物质激励手段来提高管理效率。尽管科学管理使管理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的轨道，在社会各行业得到普遍应用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科学管理一个本质性弱点即：以物（技术、生产、财务）为中心的管理理念严重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忽视了人的作用和人的价值。 二、图书馆人文管理的内涵 管理是人类一项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基本活动，自古有之。管理是人共同劳动的基础。管理是一种社会现象，随着杜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美国女管理学家玛丽·相莱特认为，管理就是借他人之力把事情办好。当代著名管理学家赫尔伯恃·西蒙认为：管理就是协调一个团体的活动，以达到其共同的目标。给管理完整的定义是：管理是运用计划、组织、协调、指导（指挥）、控制等基本功能，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财力等基本要素，促进其相互密切配合，发挥最高效率，以期达到最佳的总体目标。 图书馆管理是促使图书馆能够为社会的科学技术发展和经济、文化建设更好地服务的，对人、财、物进行的一系列活动。目前，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取得了最大的成就，图书馆的管理工作也日趋科学化与合理化，许多图书馆采用以岗位责任制为核心的管理方法，基本工作秩序得到了整顿及加强，工作效率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即便如此，未达到有效调动人们主观意识的能动作用，未能促使组织和个人潜在的积极因素得到充分发挥。 20世纪30年代，在对科学管理内在缺陷和功能局限批判反思的基础上，人文主义管理（简称人文管理）理念和实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它强调管理要“看重人”“满足人”的需要，重视被管理者“人的尊严”，为人提供更多的“自我实现”的机会，以提高人的积极性，从而提高管理的效率。 人文管理又可称为人文主义的管理，是站在人类利益的高度上，以人类的价值观系统为指导，以人类共同利益为指引的一种行为指导模式，是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的管理理念。人文管理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把人类价值观和有关人的因素整合到计划、协调、组织、委派等行动之中，该过程涉及由为共同目标工作的个体组成的组织的结构和产品成果的控制。人文管理是一种管理思想、管理理念、管理理论，是人类管理智慧的结晶，是科学管理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产生的一种更先进、更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和方法。它是建立在科学管理基础之上的，是对科学管理的修正和补充。它把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作为管理者最根本的使命。图书馆的人文管理是图书馆管理的一种新模式。这种新模式的内涵、实践与传统的图书馆管理有着很大的区别，但它并不是完全脱离传统的管理模式而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传统的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吸收现代管理学理论并根据变化了的客观实际情况和时代特征而生成的。图书馆的人文管理就是通过确立人在图书馆管理工作中的核心地位，把人作为管理活动的核心和组织的重要资源，把组织全体成员作为管理的主题，围绕着如何充分利用和开发组织人力资源，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使其实现组织目的和组织成员个人目标，并要求能最好发挥图书馆职能的一种管理理论和管理活动的总称。 三、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的关系 人文管理与科学管理的根本区别主要是：首先，在管理理念上，人文管理以管理对象“人”为中心，重视人的本体价值及能动性和创造性。其次，在管理实践上它更注重目标宏观导向和调控，而过程管理则实行充分的民主化，为管理对象——活动主体提供更自由的选择空间和选择权利，由他们根据客观目标和主客观条件，自由选择、自主确定、灵活掌握具体的程序和方法。其三，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上，它更重视管理的服务观念，而管理的权力意识则相对弱化，“寓管理于服务”。其四，在管理方式和手段上，它更注重教化、疏导和激励，用理性召唤和情感互动等柔性手段去影响、感召人的心理与行为，用非强制性的方法进行调节与控制，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群体意志和力量，从而实现管理目标。因此，人们常常又把它称为“模糊管理”、“柔性管理”或“软管理”。 人本管理的功能虽然不像科学管理那样具有“立竿见影”的显效性，但它却是战略性的和长效性的，与科学管理之间具有突出的互补性，可以从根本上避免或弥补科学管理“用人不养人，养人不育人”的特殊政策短效性等内在缺陷和功能局限。 探讨图书馆人文管理基本特征有两个意义。一是为我们区分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提供了重要依据。本文所使用的科学管理是就其经典意义而言，现代人们通常理解的科学管理因受到社会学、人类学及多种管理理论的影响， 已经克服了一些传统弊端，增添了一些人文色彩，以至于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无法对两者做出明确界分——有时你所说的科学管理（或人文管理）与他所理解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探讨人文管理的基本特征， 有助于避免理论和实践上的混乱。二是为图书馆实施人文管理提供了明确方向。人文管理不仅是图书馆管理的发展方向，而且也是二十一世纪整个管理理论发展的一个大方向，对人文管理实质性内涵的把握，有利于我们将人文管理理论上的“应然”优势转变为实践中的“实然”推动力， 进一步提高图书馆的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 人文管理论文:科学人文主义管理 摘要：在简要分析科学人文主义的缘起、内涵及意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科研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的手段，即在科研中奏行人本主义。 关键词：科学人文主义；萨顿：人本主义 “科学人文主义”一词是萨顿首先提出的，其提出目的是为了解决科学和人文这两种不同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协调、紧张关系的。然而，在内在论影响之下，科学哲学向来是见物不见人，把科学活动看作一个封闭的系统，只研究科学自身的因素，而忽视了研究科学的人的因素的重要性。近代以来，逻辑实证主义者片面强调主观感觉的“中性”，更使科学逐渐脱离社会因素和人的因素。这里仿照萨顿科学人文主义和罗杰斯的人本主义，寻求一种在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的手段，即人本主义思想。 一、科学人文主义的缘起、内涵及意义 近代以来，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并展现出了无穷的魅力，使“瓷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科技的繁荣压倒了其他文化形式，衍生出了惟我独尊的大科学主义。但是，繁荣的背后往往总是存在着阴影，科学过度发展所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也日渐突显，人文主义者们对其的批判之声越发之大，发科学主义的浪潮也变得日渐高涨，不可避免的就是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对立日益加深，后果愈加严重。对此，萨顿指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怕的冲突”。这种冲突必将伴随着科学和人文的发展进一步加深·旧人文主义是以解放人性、寻求自由为主题的，而萨顿就针对科学与人文的矛盾敏锐地提出了新的科学人文主义。萨顿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使科学人文主义化，最好是说明科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多种多样关系——科学与我们人类本性的关系”。在萨顿看来，只要关注科学中的人性，或者在科学中“注入”人性，问题就会得到解决，他于是提出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新人文主义，即“科学人文主义”，他又将之称为“科学人性化”。 萨顿指出仅仅依靠科学并不能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爱因斯坦也曾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手段，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是取决于工具。”所以，必须使“科学人性化”，强调促进科技发展的目的是服务于人，在这一点上。科学发展观与之完全一致。它主张科技发展要以人为本，因此，是萨顿科学人文主义的继承、弘扬、创新与实践。 如仅就文化层面而言，科学人文主义产生的总背景是“两种文化”的分裂与对立。所谓“两种文化”，在目前状况下，可按萨顿和斯诺所指认的加以理解，即：一是科技专家的文化，另一是人文学者(文学知识分子)的文化。具体而言，科学人文主义产生的基础至少有三：一是传统人文主义，二是近现代科学及科学文化：三是现当代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冲突以及人们对此问题的求解。萨顿的科学人文主义是一种理想的科学技术发展观，它至少包含四层意义：作为一种新人文主义，其以科学为基础：同时肯定人文的价值，强调必须以正确的人文价值观为导向促进科技的发展；倡导科技与人文的协调共进；其目的是使科学发展完全为人类服务。 科学人文主义自提出后，引起科学哲学等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及深入探讨。至20世纪50年代末，斯诺明确指认了“两种文化”现象，之后布罗克曼提出“第三种文化”，同时伴随着“索卡尔事件”、“科学大战”，科学人文主义思潮在西方得到时代的关注，获得了新的发展。 既然科学人文主义在科技发展中的作用如此重要，那么作为科研工作者又如何才能在日常的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呢?这需要寻求一种适用的手段。 二、在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的手段——科研人本主义 (一)人本主义思想的起源和特点 在古希腊时期智者学派普罗泰戈拉就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强调入的理性力量。在西方中世纪，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封建神学的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成了束缚人的枷锁。到了14世纪时，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新兴的学者以研究古代文化为借口，首先在思想上展开了反封建主义和天主教的神学统治的斗争。文艺复兴在15世纪扩展到了整个欧洲，到16世纪达到高潮。在文艺复兴运动中，资产阶级思想家抨击封建神学的“神本主义”，要求“以人为中心”，提倡以“人性”来反对教会的“神性”，主张个性解放和自由，把人们的价值由天堂拉回到人间，高扬人的意义和价值，形成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再次兴起则首先是基于其发展之中面临的新矛盾，因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与传统的人本主义比较出现新的特征：传统人本主义从人本身出发研究自然、以某种精神或物质的实体为基点来说明人。在认识论上要求得某种共性的东西，因此是本质主义的，并且强调人的理性作用。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反对自然的研究，认为哲学只研究人，把人的存在提到本体的高度，主张建立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本体论。对人的理解，排斥做自然主义、理性主义的解释，认为人是孤立的个体，其存在及本质是情感意志和心理体验等，是超出精神物质之外的。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不承认世界有所谓共性的东西，强调人的个体性，在个体的自我中寻找人格的完整，更注重于人的非理性的情感意志及体验。 (二)从罗杰斯的人本主义思想发现科研中的人本主义 美国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罗杰斯是现代人本主义心理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所创立的“以人为中心”理论在当代社会工作教育、实务的发展上都享有特别的声誉。罗杰斯的人本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人为本”的人性观，“性本善”、“自我实现性”、“潜能”及“以人为中心。“达到良好的心理氛围中的尊重与理解”是罗杰斯人本主义思想的主要观点。罗杰斯信奉“人性本善”，认为人生来是积极的、要求上进的，并在条件适合时努力使自身不断发展完善。在《论人的形成》中，他曾这样描述：“人的行为是理性的。伴随着美妙的有条理的复杂性，向着他自身机体所能达到的目标前进。”他指出人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我实现倾向”，并认为“所有的生物学趋力皆可归属于这种实现倾向的名义之下”。这种倾向使人不仅要在生理、心理上满足，而且要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罗杰斯还认为，人具有理解自己、不断趋向成熟、产生积极建设性变化的巨大潜能，这种潜能性使人得以发展和进行自我塑造。 科研工作对于其从事者们来说就是一种自我价值的实现过程，这个实现往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实现。物质方面，譬如待遇、级别、实验设施乃至在科研攻关中的地位是否重要等等；精神方面主要来自于自我的满足、社会的评价以及同行的赞同与否等等。当前在国内。我们在对待这两方面的价值实现往往通常都容易只注重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甚至对科研工作者自身的价值采取漠视的态度，只看到是否能出成果，这种只重结果不重过程，只看成就不视细节的做法只会对许多科研 工作者们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导致大量人才的埋没和流失。人不是机器，这一点所有人都清楚，但人才是机器的主人，这一点却往往容易被人忘记。科研的主体还是人，而不是好的设备和条件。因此，在科研工作开展中，我们也要相信人都有自我实现性和潜能性，要做到以人为中心，不光达到极丰富的物质财富奖励，还要做到良好的心理环境中的尊重与理解，使得科研工作者们的自我实现倾向都能达到最大程度的激发，这样就形成了科研中的人本主义氛围。 总之，科学人文主义的精神要想在广大科研工作者之中实现就必须要先实现科研工作者们自身的人本主义，由人及物，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的使科学和人文得以和谐发展，才能使科研工作健康有序的实行，才能使科学的产物与人类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憧憬更加接近。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精神科学管理 一、更新学科理念 据国际工业设计协会理事会[ICSID]在1980年对工业设计下的定义：“就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而言，凭借训练、技术知识、经验及视觉感受而赋予材料、结构、构造、形态、色彩、表面加工及装饰以新的品质和规格叫做工业设计。”由此确定了工业教育在以上几个方面全部或部分的内容。如今知识经济时代的科技日新月异，生产力水平日益提高，社会对工业设计人才的知识结构与技术水平的要求更高，类似产品包装、广告宣传、商业展示及市场开发等等，这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学科内容也都纳入了该学科范畴，工业设计也被重新定义为现代工业、科学技术与装饰艺术等相互结合。并可交叉应用的学科体系，是一种以实用与美观并存的视觉传达、意识物化形式，为创造、美化和改善大众生活质量与生活品味而展开的一系列社会生产实践活动。在市场机制的触动下，工业设计正逐步朝着个性化、人性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工业设计教育也由此加强对设计人才综合技能与综合素质的培养。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对工业设计的现代教育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第一，相关材料工艺等方面的技术知识，主要包括：机械制图和造型设计、工业美术、材料工艺、结构力学、人机工程、视觉传达等，其中也包括高科技时代的信息技术、电脑辅助设计。通讯工程、人工智能等都为该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新世纪到来社会要求我们工业设计人才必须紧跟时代步伐、把握时代脉搏，不断地开拓创新、努力进取，时时都以先进的理论与技术武装头脑。 第二，产品的功能与装饰是工业设计最为突出特征反映，好的产品总以美观的造型与多样的功能赢获市场，从而要求设计师具备一定的美术基础与艺术鉴赏力(包括绘画基础、写生能力、设计创意、形态构成等美学知识)。尤其如今信息时代技术交流极其迅速且广泛，产品设计的风格与造型出现多元化、个性化趋势，这要求设计师开阔设计视野，及时把握潮流动向，提高设计思维与创作实践能力，要在已有基础上积极探索与勇于实践，只有对设计相关的地理、历史、民俗等一系列社科知识深入学习，才能设计出符合当地生活习俗、满足当地生活需求、甚至能够表达当地情感的优质产品。 第三，为使产品在社会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要求设计师在设计构思之初对该产品的设计与生产所需的经济成本正确估算，充分了解该产品的市场需求、设计范本、材料工艺、风格特征等相关内容，产品设计也要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也要求设计师具备如市场营销、商业管理、广告策划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运用能力，甚至包括信息采集、管理与技术处理，消费心理、及其产品营销等，还有市场信息及各项商业法规等能够保证产品的设计、生产、流通等环节顺利完成的相关政策条文，也都成为当前工业设计教育的重要组成。 第四，产品设计实质是一项综合型的社会实践活动，各项工作环节必须由多人分工合作完成，这要求设计师要具备一定的设计协调与设计管理能力。 第五，处于发展中的工业设计是产业竞争和企业振兴的关键，它集中反映了民族或地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水平，与之相关的内容非常广泛，这又要求设计师培养和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对多元文化进行有机地整合，全面了解国内外产品市场，设计出适应市场发展需要具时代感的新产品。 第六，由于学习和掌握知识的最终目的是解决问题，而我们生活的物质世界是不断变化着的微观世界，产品设计的问题也将伴随着物质世界的变化而不断向前发展，因此新时期的设计教育也是一种动态的知识更新过程，面临自主学习向终生学习的教育转型，我们必须“学会求知、学会做事”，所谓“学会求知”即是“学习－工作－学习”，所谓“学做事”，是由对专业技能的培养转为对环境适应力的素质培养(如合作、创新、风险、交流等)。 由此可见，未来工业设计教育在朝智能化方向发展的同时，教育的重点将由专业技术职能转变为对综合环境的适应与协调能力的培养，相比以往对技术与物质的教育，更加突出强调社会人际关系与社会行为技能(其中包括：团队合作、风险投资、技术交流、设计创新等等)要学会处理人际关系、解决人际矛盾、管理群体等等，“学做事”与“学会求知”彼此间相互结合，共同贯穿于教育的全过程，这些都并非是书本上现有的知识，必须通过长期的人际交往过程来实现。 二、问题与现状分析 工业设计教育在我国形成与发展的历程仅短短二十几年，相比西方发达国家晚了近半个多世纪，其间虽然也有初步的发展，但仍是一门幼稚而年轻的新兴学科。近年国内高校为适应市场经济一体化发展局势，竞相创办起了各自的工业设计教育，然而它们教育普遍重实践而轻理论，导致学生误将相似的造型与工艺当设计手段反复运用实践，相继出现了一些有如：招生人数剧增、教育与产业失衡等不良状况，从而严重阻碍了国内教育的正常发展。 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日益加速，国际消费市场的竞争日渐激烈，作为一个企业实体只有不断开发出标新立异的产品才能稳住市场，国内许多高新技术企业也逐渐将市场重心转向消费者的个性化生活需求上，并为提高自身竞争实力建立了许多科研机制，国内工业设计行业的发展也由此而步入一个新的历史台阶，但未来还将面临更多机遇与挑战。这对当今工业设计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新时期的工业设计教育应是对知识经济时代设计方法论的研究，是社会物质文明与工业文明不断作用的成果：那么对新时期工业设计教育的研究必须上升为设计本质的认识，把握时展的基本规律，及时调整办学思路，制定相应的改革对策，尤其对工业设计内涵及外延的理解最为重要。 三、转换教育方式 工业设计属于一门新兴的应用型学科，因此工业设计的教育也应当遵行一种应用型的人才教育方式，然而我国现行的工业设计教育还尚未完全脱离形式单一的理论灌输与技能训练的传统模式，教育体制过于偏重对产品造型、装饰、技术等相关产品生产加工方面的技能培养，而轻视了学生设计创新能力的提高。从教育整体看来无论工科院校还是工艺美院等的学生普遍反映在形象思维、视觉感应、造型创意、工程技术等专业技能方面出现严重的知识断层。由此国内各大高校为适应如今信息时代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为工业设计教育的发展正在进行着积极地探索与实践。美国哈佛大学率先实现以传授为基础到以自我教育为主的现代设计教育转型，由此开创了多元化教育的新纪元，成为现代社会设计教育的一面旗帜，明确提出现代教育关键是通过教学引导激发学生的创作思维和设计表现技艺。 基于当前工业设计人才教育现状，国内众多院校也就“如何发挥各校人才教育优势，为社会培养不同层次不同规格的工业设计人才，全面提升学生设计、审美、思维、想象等等一系列综合技能”这一主要议题，进行过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并得出一些好的见解：如艺术院校学生的形象思维与视觉感应较强，适合于偏重外观的轻工业产品设计，包括服装、玩具、日常百货等，可以在艺术学院创办轻工业产品设计方向的设计教育：而工科院校的学生鉴于逻辑思维能力较强，且具有良好的专业基础技能，对新的科技成果十分敏感，易从事家用电器、电子通讯、交通设施等等一系列功能型重工业产品的设计开发，可在工科院校设置重工业产品设计专业。 如今我国工业设计教育的重点应当迅速转向对学生设计创新、设计思维与抽象思辩等设计技能的培养。广西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的工业设计办学就坚持“二基二强”教育方针，主张以工业设计基本技能、机械工程理论基础，强化电脑设计与创作实践等技能，该校的工业设计方向的课程设置采用“模块式”教学结构，且十分注重不同学科板块间的有机结合，在人才计划中课程学时的纵向结构比例为：公共基础课765，工程技术基础课320，艺术技能基础课302，计算机课程379，专业知识课程320，总比例为2.5:1:1:3:1。 总之，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经济技术的进步，人们的物质追求与审美品味正不断提升，未来社会期盼的工业设计教育将面临着技术化、多样化、个性化的全面转型，以促进学生自身知识的全面提升。对于如今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新时期，工业设计教育方式应当适应时展的脉搏，结合地域经济发展的步伐，充分利用自身办学优势与教育资源，因地制异、因才施教，勇于探索积极实践，根据市场需要灵活调整并及时更新，永远走在时代前列，不断地开拓创新、努力进取，冲破教条主义与墨守成规的思想牢笼。 四、强化人文精神 如今伴随着设计工业的教育改革与行业发展，静观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与现状，人文知识的渗透在知识经济时代的设计教育中显得尤为重要，只有贯注人文精神的工业设计才能抵御高科技产品的设计生产给社会经济与人类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孕育出一方人”，一段艰辛的成长历程。如今我们生活所需的产品更应当全面展示出时代的人文特征，更应能充分利用一些现有的自然资源及人文要素进行产品的设计创新与实践。我国虽是一个工业设计教育的后进国度，却拥有着丰厚的历史资源，其中不乏大量人文哲学与古典美学的深层烙印，可见我国工业设计教育潜藏的发展空间还未曾真正地被开发和利用。对于新时期的工业人才应当尽可能去启发和引导他们去体味和深嚼我国古代哲学与历史文学所蕴涵的人文思想精华，鼓励他们从传统中吸取创作养分，站在历史的发展轨迹上来设计创新，丰厚他们的设计潜能与综合素质。 从国内工业设计发展的状况观之，世界各国都在国内设有产品消费市场，但我国设计教育却“大而不强”，工业设计产业“小而残疾”，也正因如此中国工业设计教育问题引发了国人的深刻反思。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辨证论观之，我国工业设计的总体水平实则早已同国际社会发展同步，仅是出于国内外工业设计人才综合素质的悬殊而产生的差距，他们试图以西方的产品造型与技术工艺为范本将设计东拼西凑，如产品设计中大量仿效与抄袭，中国产品设计的知识产权争议问题在国际时常时有发生等等一系列相关问题都充分应证了此观点，国内学术界仿佛也已意识到在网络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中国人好似都忘却了自身的地域文化与民族传统。不久前我国工业设计协会就提出“以一个时代、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特有的装饰元素，创造出最能体现传统文化、人类历史、生活习惯、审美(包括宗教信仰)特征，且具人文精神的现代化工业产品”——议题，现已成为当代工业设计教育研究的焦点。 虽说新兴的工业设计学科也是一门知识交叉型的应用学科，其中也包括对抑制外来装饰与外来文化的消化与吸收，但这都是建立在我国固有之传统历史根基之上的技术与艺术创新。 现代社会新型的设计教育应当尽可能避免以往教育注重产品设计与造型工艺的思想误区，积极向学生灌输现代化的工业设计理念与人文精神。德国斯图嘉特国家造型艺术学院就通过学院间的合作开设美术、音乐、建筑等人文艺术培训课程。主张通过实施人文艺术教育来强化和提升设计人才的综合素质与艺术修养。产品设计如若真正地让人感受到精神愉悦，真实地贴近现实生活，无疑人文精神在设计中必须发挥出积极作用。尤其如今社会大众的消费潮流已从基本生活消费转移到个性化炫耀消费上，人们需要拥有外形使人心情愉悦，功能让人尽情享受的高档产品。从通讯、家具、电器到数码消费产品，设计师可将其变成一个以产品设计为导向的广阔世界。 五、结束语 本文对目前社会工业设计教育现状与发展，结合个人观点作了一些初浅的探讨。未来中国的工业设计教育体系还有待经历一个不断改革与实践的动态发展过程来逐步完善，如今工业设计已不仅仅定位于一些家具、机器、生活用品，而沦为对工业社会人类生活方式合理规划的设计，设计的思维方式已不仅仅局限于对产品使用功能和造型风格的思考，从产品的外延层面出发，从事物外侧去透视、剖析，开创产品设计的新思路。尤其如今信息技术多元化社会发展时期，工业设计人才的专业技能与综合素质也将随着时代的发展及时调整及时补充新的知识内容，可从其他学科领域不断吸取新的创作养分来丰厚自身的设计潜能。 摘要：教育是对知识学习和传授的循环反复——正所谓“教学相长”，经由这一互动过程使知识丰富我们的大脑，增强了我们对事物的分析与判断的综合能力，从而为以后生活作好智力准备，这是有关教育本质的认识。工业设计作为一门跨世纪的交叉应用学科，其知识的传授过程相比普通教育更显复杂，而加强工业设计教育是提升国内设计水平与人才素质的关键，尤其面临全球一体化市场竞争的时代，工业设计教育更是促使民族富强与企业振兴之关键，出于社会与时代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又再次提上议程。如今国内工业设计教育正处于改革与发展的巅峰时期，就国内外工业设计教育发展动向进行分析与研究，将有助于我国教育改革的顺利开展，本文借此对当前国内的问题与现状展开分析，一并结合未来经济技术与行业发展趋势，试图探寻工业设计教育改革的创新之路。 关键词：更新；观念；转换；方式；强化；精神 人文管理论文:美术人文素质教育管理 摘要：美术课程是一种人文课程，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本文从人文精神的内涵与价值；人文精神在美术课程中的体现谈起，尽而从联系学生生活实际，体验生活的乐趣；注重学生情感体验，提高审美情趣；了解人类文化背景，尊重多元文化；整合美术与其他学科，使身心得到协调发展；加强艺术修养，提高审美素质等五个方面阐述了培养人文精神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美术课程人文精神培养 自新课程标准颁发以来，我校在美术与人文教育上得到充足的发展，笔者根据自己多年的教学和对美术与人文的探索结合同事的经念，对我校美术与人文教育总结如下，以供同行赐教。 美术与人文教育是以人文素养为核心内涵的艺术教育活动。从大的方面来说，是通过美术教育强调目前科技与经济高速发展影响下低落的人文价值和反思。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爱与关怀，人在社会中的认识与体会，尊重个性的发展，培养良好的品质和素养。从小的方面来说；是通过美术教育来培养学生自我探索能力，提高对美术的鉴赏能力及动手能力。为了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人文与美术，我校在课程目标的制定上突出了三个层面： A探索与创作：上好每节艺术课，挖掘教材中人文内涵，培养学生审美情趣，是我校向任课老师提出的最基本要求。因为音、美艺术本身就是一种极高的人文情怀、文化底蕴相当丰富的艺术门类。它更多的关注人的精神境界，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注人类灵魂的呼声。应当说音、美艺术本身就是对学生进行人文素质培养的极好教材。老师们在教学中更多的是关注美的熏陶，不光说教，不靠灌输，把教学内容中那些最富美感，最具艺术感染力的亮点挖掘出来，呈现给学生，引导学生去感悟美、发现美，从而形成一种积极乐观的求知态度。关于这一点，我认为应从四个方面去教学。第一、让学生了解美术与社会的关系。美术是一种艺术，它来源于生活同时又高于生活，即美术必须建立在对社会的理解和认识的基础上的，但美术作为一种艺术是对生活的加工和提炼。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符号性载体之一，记录和再现了人类文化和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运用美术形式传递情感和思想是整个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第二、发挥学生独立思考能力，运用适当的方法进行创作。美术是表现和激发学生创造才能的最佳方式之一。美术活动最能提高学生的想象能力、观察能力。学生通过观察生活来感受生活。体验来自生活的情感和乐趣。如引导学生观察周围生活、自然环境、自然景观等，并用点、线、面、色彩、空间、明暗、质感等绘画要素，进行对比、和谐、节奏、韵律、均衡、黑白、排列、堆积、组合等构成因素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引导学生发现身边的美，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美感相联系，将自己对生活和自然的感受、体验与艺术家对它们的表达联系起来。尝试用自己喜欢的绘画方式表达出自己的体验和感受，或将自己对生活和美的理解写进美的成长记录里。第三、联系社会：找出美术与社会的结合点，运用恰当的方式和技法表现自己对社会的认识和看法。了解人类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文化发展，了解艺术与社会、艺术与历史、艺术与文化、艺术与生产、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学会分析、综合和评价的思维技能，多给学生感悟艺术作品的机会，引导学生展开想象。通过比较、讨论、体验、思考、鉴别、判断等方法以及各种形象的教学手段，如电影、电视、录像、范画、参观、访问等，增加直观形象感受，提高其审美能力。使学生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使学生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摆脱物质利益的束缚，并具有文明感和历史感，是我们应不断追求的人文精神。第四、结合学科，尝试用不同的方式表现相同的题材。在方法的选择上充分遵从学生的个性，发挥其长处。取得最好效果。学科间整合或统整，是现代教育理念，亦是美术课程改革的内容之一。未来社会需要具有探究精神与创造能力的人才。通过建立在广泛的社会、文化情景中的、以美术为主体并联合其它学科部分内容的学习，引导学生学会在新情景中探究、发现与美术有关的问题。在寻找解决问题方法时，主动地融会不同学科内容，使各种知识与技能相互融通、彼此联系，使他们真正获得探究能力和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使学生在理性与感性之间求得和谐平衡。使身心得到健康和谐发展。由于美术学科具有人文性质，因此美术学习的范围不能仅仅局限于美术自身的领域中。需要在美术学科与其它学科之间架起桥梁，通过引导学生对一些美或跨越美术学科的课程进行综合与探索性的学习，能使学生在良好的时间内比较全面地认识美术的特征、美术表现的多样性以及美术发展规律与趋势。 美术与其它学科相结合的活动内容可表现为： （1）美术与文学：创作童话故事的插图、连环画等。 （2）美术与戏曲：舞蹈：设计、制作并表演皮影戏、影子戏等。 （3）美术与音乐：用造型艺术的方式来表现音乐，包括描绘乐感，设计制作乐器，并用这些乐器演奏等。 （4）美术与地理：绘制地图、设计、制作游乐园模型等。 （5）美术与物理：设计与制作会发光、会转动的环境艺术模型等。 （6）美术与自然：创作居住地区昆虫、植物、风景的图鉴，创作反映居住地区风貌的美术作品等。 （7）美术与历史：调查当地文化遗产以及传统艺术，用报告、画、雕塑或建筑模型表达调查结果等。 B审美与辩证：在美术课堂中培养学生审美情趣，使每个学生能通过美术教学了解艺术的价值，重视艺术作品和文化，提升生活素养。首先、我让学生主动学习书上的基本知识，了解艺术的起源与发展，了解我国及国外美术的各种风格及流派，知晓艺术发展的方向。其次、让学生参加各种活动，诸如观看画展，拜访名家并观其作画，相互交流。提高鉴赏能力。通过各种美术实践活动，使学生的美术经验不断得到丰富和升华，从而获得感受美、创造美、鉴赏美的能力和健康的审美情趣。正如英国的怀海特所说“艺术教育的目的，就是唤起智慧和美感”。美术课程充分考虑学生的可接受性，并联系学生心理、生理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教学内容贴近学生的生活，与学生经验相联系。如利用游戏、表演等方法，让学生来参与、交流、体验、表现生活，使学生学会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愿望。通过创设多种多样的方法和形式，挖掘其内涵，使学生从自我中心走向与他人共处。学生在活动中通过交流、体验，能够积极主动学习，由生活激发兴趣，带着饱满的热情去体验、表现、创作。再次、分析社会与艺术的关系及相互之间的影响，对一些社会活动或建设做出比较积极的建议。 C文化与内蕴：我校美术课堂力求使每一个学生了解每种艺术的发展脉络及其风格流派。让学生积极参加各种艺术活动，提高鉴赏能力，尊重科学与人格，扩展艺术视野。第一、我国地大物博，有极为丰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让学生了解并珍视它们。第二、比较地方文化古迹、景观的特色，加强对历史文化的了解。第三、珍视、探讨多元文化。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符号性载体之一，记录和再现了人类文化和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运用美术形式传递情感和思想是整个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通过美术与文化的联系，可以了解不同地域文化背景，学会尊重多元文化。我们所接触到的很多美术作品都有象征意义，这是由文化所规定的。人类社会的神话、史诗、传说、典故、宗教、寓言都是规定象征的重要原因。如苹果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有着不同的象征性，在基督教艺术中，由于苹果是夏娃从智慧树上摘取得禁果，一般象征着人类的坠落，而婴儿耶稣手拿苹果，其实是象征着赎救人类。这些象征关系的规定性是来源于希腊神话，如果我们不理解这些规定性，就不可能真正解读作品，甚至还可能对作品做出错误的解读。所以美术教学可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的多元文化的总体效益，整合社会、社区、家庭各方面教育影响，引领学生走向生活、走向自然、走向社会。通过欣赏、认识自然美和美术作品的材料、形式与内容等特征；通过描述、分析、对比与讨论等方式；了解美术表现的多样性；通过走进博物馆、美术馆、民俗馆，了解其中的民族民间美术、艺术等文化，了解它们与其他地区或其它民族美术文化的异同；通过参观、座谈、调查、访问艺术家工作室等参与活动，了解中外艺术家的艺术思想、生活及作品诞生的过程，或结合有关资料，让学生了解相关国家的地理、历史、风俗人情、社会风貌、增进对不同国家、民族，不同风格画派的了解与尊重。 总之，培养学生人文态度，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决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教师必须在自己的教学活动中精心设计，充分利用各种机会去作好这方面的工作。 人文管理论文:风景名胜区人文景观管理 中国是世界造园发祥地之一。中国园林历史悠久，崇尚自然，独树一帜，影响深远。而中国自古便有注重人文的传统。“中国之宫室庭园，家屋居住，莫不有人文精神其内”。我国传统的风景名胜区往往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因素。也正因此，许多甲盖天下的园林胜景，并不仅仅胜在湖光山色，更胜在源远流长的人文景观，它们往往由人文荟萃的历史文化积淀而成。所以，我们在进行风景规划中应充分重视人文景观的作用。 所谓人文景观，是指可以作为景观的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与成就，是以人为事件和人为因素为主的景观。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中华民族，在上下五千年的社会实践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并成为人类社会的重要而又独特的文明成果。在内容非常丰富、门类异常复杂的成就中，可以成为人文景观的大约可分为四类。 1文物古迹 包括古文化遗址、历史遗址和古墓、古建筑、古园林、古窟卉、摩岩石刻、古代文化设施和其它古代经济、文化、科学、军事活动遗物、遗址和纪念物。例如，北京的故宫、北海，西安的兵马俑，甘肃莫高窟石刻以及象征我们民族精神的古长城等等这些闻名于世的游览胜地，都是前人为我们留下的宝贵人文景观。 2革命活动地 现代革命家和人民群众从事革命活动的纪念地、战场遗址、遗物、纪念物等。例如，新兴的旅游地井岗山除也具有如画的风景外，“中国革命的发源地、老一辈革命家曾战斗过的地方”这些人文因素，无疑使其成为特殊的人文景观。而大打“鲁迅牌”的旅游城市绍兴，起主导作用的鲁迅故居、三味书屋、鲁迅纪念堂等旅游点也都是这类人文景观。 3现代经济、技术、文化、艺术、科学活动场所形成的景观 例如，高水准的音乐厅、剧院及各种展览馆、博物馆。像农业示范园、农业观光园这样把科研、科普、观赏、参与结合为一体的符合新时代要求的观光地也是此类人文景观的一种。 4地区和民族的特殊人文景观 包括地区特殊风俗习惯、民族风俗，特殊的生产、贸易、文化、艺术、体育和节目活动，民居、村寨、音乐、舞蹈、壁画、雕塑艺术及手工艺成就等丰富多彩的风土民情和地方风情。例如，近几年的旅游“旺地”云南，除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外，还有赖于居住于此的各民族独特的婚俗习惯、劳作习俗、不同的村寨民居形式、服饰、节日活动等。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白族服饰上的“风花雪月”、石林和蝴蝶泉壮丽的爱情故事，这些都为如画的风景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正因为这些独特的人文景观，才使得云南更具魅力。 我们应该清楚，中国悠久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无比丰富的人文景观资源，只有充分开发和利用好这些资源，才能使我们在风景规划中取得成功，发挥人文景观资源在旅游业上的作用。 无论是自然的景观，还是人造的景观，好与坏的评判都不能离开人类的审美观。在古代中国，人们强调内在的情感想像与外在的形象塑造的统一。中国古诗词中讲究“托物寓情”，由此丰富引申出更饱满的情感。“情景合一”由此而出。情景合一才能使人产生意境，由此达到审美的最高境界。园林意境的产生也离不开“情”。绍兴沈园是宋代的“越中名园”，而真正使其成为千古名园的却是那首千古绝唱《钗头凤》。重新修复开放后的沈园，吸引了无数的游客，人们畅游在“竹影清幽”、“红梅照水”的美景之中的同时，无不为陆游与唐婉凄美的爱情悲剧而唏嘘不已，“情景合一”的诗意境界由此而生。园林审美的过程就是游客对园林艺术的观感、体味、思索，直至升华为主体意境的过程。这也是园林艺术的生命。而园林景观中最能引起人们情感变化的即为人文景观。故从美学意义上来说，人文景观不仅是风景名胜区规划中不可缺少的因素，而且也是人们审美出“情”的主要对象，一个风景区的灵魂之所在。 中国是世界造园发祥地之一。中国园林历史悠久，崇尚自然，独树一帜，影响深远。而中国自古便有注重人文的传统。“中国之宫室庭园，家屋居住，莫不有人文精神其内”。我国传统的风景名胜区往往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因素。也正因此，许多甲盖天下的园林胜景，并不仅仅胜在湖光山色，更胜在源远流长的人文景观，它们往往由人文荟萃的历史文化积淀而成。所以，我们在进行风景规划中应充分重视人文景观的作用。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技术管理 一、人文：自由的理想 二、技术：人的本质构成 三、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一）：语言 四、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二）：时间 五、技艺与人文：匠心 六、现代技术与人文：异化 一、人文：自由的理想 人文学科（Humanities）字面上自然首先是一种学术分科，以别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但人文学科又不只是一种学术分科――如果那样的话，它就可以简单地归入社会科学的行列，就像中国目前的学术管理体制所做的那样――而且首先不是一种学术分科。人文学科首先着眼的是对于“人”的“培养”，是对于“理想的人”、“完全的人”、“最具人性的人”，一句话，“自由的人”的“培养”，这样的人（性）被称为Humanitas，对这样的人的培养希腊时代称为Paedeia（英文教育学Pedagogics和Pedagogy一词来源于此）。从Paedeia到Humanitas再到Humanities，其间贯穿的是理想人性的观念，即人的理念。所以，人文学科的精神实质是树立和培育人的理念，至于通过什么途径，学习什么知识内容，还在其次。或者说，学习什么知识内容、通过什么方式来学习，都取决于有什么样的“人的理念”。 如果说“人文学科”的内容取决于“人的理念”，那么“人的理念”又如何规定和选取？一般来说，应该做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是理想的人，看法很多，似乎具有某种相对性和多样性。是否基于不同的人文理念可以造成不同的人文学科呢？如果我们准备把人培养成听话合用的工具，培养成大工业流水线上的螺丝钉或者有专长和技艺的专家，那么也存在一个相应的人文学科吗？事实当然不是这样。 人文学科具有某种历史的延续性，关于理想人性的概念也存在着历史的继承性。在这里，多样性总是服务于统一性。教养和文化、智慧和德性、理解力和批判力这些一般认同的理想人性，总是与语言的理解和运用、古老文化传统的认同、以及审美能力和理性反思能力的培养联系在一起，语言、文学、艺术、逻辑、历史、哲学总是被看成是人文学科的基本学科。今天，人文学科总是能够相对的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区分开来。 这同时也意味着，关于人的理念有着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在这种连续性和统一性中，希腊人的“自由人”概念贯穿始终。理想的人是自由的人，或者说，“自由”是人之所以为人所最后持守的东西。一切人的价值、尊严、理想、美德，都建立在人的自由之上。 自由不是人特有的一种能力，而就是人的存在方式本身。自由的存在方式是“为自己”的存在方式。亚里士多德在谈到哲学时说，“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唯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形而上学》982b26）什么是自己呢？如何达到自己？人身上的许多“东西”，也许一切“东西”都不是自己的，其物质组成属于这个古老的宇宙，其社会行为受制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若是把人当作一件物进行分析，那就确实找不到什么独特的“自己”。要达到自己首先要具有一种悬搁的能力。自由正就是这样一种悬搁。人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就是对一切外在事物的悬搁，向着“无”（它）回归。 向着“无”回归，便同时是向着无限的可能性展开――向着无限的可能性展开与向着无回归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一回事。这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对无的持守是人的本质，也是人的“无”本质，因为人确实没有本质。对无的持守也就是永远保持一种超越的姿态，不限定在任何既有的格局之中，向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开放。 向着无穷的可能性展开、向着过去和未来伸展，这正是时间性的根源。自由就是时间性。正像只有人才是自由的，只有人才拥有时间，只有自由的人才会有历史。反之，人在也只有在他的历史性中持守着自己的自由。这就是为什么一切人文学科本质上都是历史学科的根本原因。 二、技术：人的本质构成 人没有自己的本质。并不存在一个永恒不变的人性，这是人的基本的悖论：人的本性就在于它没有本性。人文学科的目的就在于唤醒人们身上的这个最原始的本性，即回归“无”的本性。人的无本质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它没有固定的本质――人是一种未完成的存在，一直处在流动变化之中；第二，它的本质的构成是一种向着“无”的，受着“无”的规定的构成，这里的“无”是“无它”，即它是自己创造自己。 一方面是无固定的本质，另一方面是自己创造自己，这种关于人的起源的思想早在希腊神话中就已经出现：这就是艾比米修斯（Epimetheus）神话和普罗米修斯(Promethus)神话。柏拉图在《普罗塔哥拉篇》中讲述了这个神话故事。大意是说，从前有一个时候只有神没有生物，神们用土和火这两种元素的混合物来塑造各种各样的生物，并赋与每一种生物种种特有的品质。艾比米修斯和普罗米修斯两位神界兄弟负责分配事务，前者管分配，后者管检查。结果爱比米修斯给有些生物配上了强大的体力但没有给予敏捷，有些柔弱的生物则配给了敏捷。身体小的配上翅膀，身体庞大的则配上各种保护装置。总之都是采用取长补短的办法，以防止每一种类陷入灭亡的境地。“艾比米修斯如此一一作了安排，可是由于他不够聪明，竟忘记自己已经把应当分配的性质全都给了野兽之类了――他走到人的面前，人还一点装备都没有呢，于是他就大感窘困了。正当他无法可施之际，普罗米修斯前来检查分配的情况，他见到别的动物全都配备适当，唯有人还是赤脚裸体，既没有窝巢，也没有防身的武器。轮到人从地下出世的规定时刻即将来到了；普罗米修斯不知道怎样施行援救才好，就偷了赫斐斯特（司火和冶炼技术的神）和雅典娜（司智慧、战争、农业和各种生?际醯呐瘢┑闹圃旒际酰庇滞盗嘶穑挥谢鹗遣荒苋〉煤褪褂谜庑际醯模透巳恕！庖焕慈司途弑噶宋稚氖侄瘟恕？墒瞧章廾仔匏咕菟稻陀捎诎让仔匏沟墓Ш罄幢豢胤噶说燎宰铩！保ā镀章匏缋?20D－322A）[1] 艾比米修斯的过失使得人一无所长，这象征了人的“无”本质――人不是那种靠先天禀承的“本质”特性而能够稳定生存下去的生物；普罗米修斯的盗火义举则把人的本质构成与“技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人之所是、人的存在，是由人自己通过技术造就的。技术是人之本质构成的基本要素。当代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Stiegler）在他的《技术与时间》一书中充分揭示了人与技术的这种关系。这样的思路对一切简单的反技术主义者是当头一棒：卢梭所谓的技术对于原始人性的背离只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神话，这样的原始人性只是一个抽象。理性也好，主体也好，时间也好，都只能从技术中找到根据。 如果人的本质是人通过技术自己构成的，如果说技术就是人的（无）本质，那么，技术必然存在着两面性。一方面，是它把自由由潜能带向现实，自由只有依靠技术才可能表达 出来，因为正是技术展开了人的可能性空间：有什么样的技术，就有什么样的可能性空间，因而也就有什么样的自由。另一方面，技术所展开的每一种可能性空间，都必然会遮蔽和遗忘了更多的可能性，使丰富的可能性扁平化、单一化。当代技术为着合用和效率所展开的工业世界，确实更多的表现了技术的后一方面。技术既是去蔽，又是遮蔽，既成就时间，又遗忘时间，既使记忆成为可能，又导致记忆的丧失。对整个人类而言，技术既是主体彰显自我的力量的象征，也是自我毁灭的力量。这是技术根深蒂固的二元性。 三、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一）：语言 在技术为人挣得自己本质过程中，第一步是为人建立了一个“家”，一个天然的“处所”。从人类学的角度看，这个“处所”、“居所”是城市、村庄、墓地、房舍。但从哲学上讲，这个“处所”首先是语言。海德格尔因而有言：“语言是存在的家”。 语言是否是人通过技术挣得的？如何挣得的？这里所要求的并不是人类学的证据。因为这里所谓的技术并不能归结为考古中发掘出来的工具。各式各样的工具、器皿可以看成是技术的某种形式，人类的集体劳动，有预见性的有规模的生产，都可以看作是技术的某种形式，但技术不能归结为它们。事实上正好相反，它们被称为技术的东西，是因为技术已经以某种方式先行驻留。这种方式就是语言。在类人猿的集体捕食成为人类的劳动生产之前，在动物的代具成为人的工具之前，语言已经先行在发生作用。正是语言使劳动成为人的劳动，使工具成为人的工具。因此，语言应该正确的看成是技术的原初形态。 语言的基本功能是“汇聚”。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最基本的名词都指的不只是一个特定的东西，“桌子”一词指的并不是某一个桌子，而是所有的桌子。在“桌子”这个词里，汇聚了所有的桌子。命名并不能简单地解释成给出一个与物相对应的符号，因为是否对应，用什么符号来对应，都是问题。相反，命名应该恰当的理解成为某一类物的聚合提供了一个“公开场”，因为有了这个公开场，所有这类物突现出来成其所是，并共同分有这个名字。所以，语言的功能不是给出一个与物相对应、相符合的符号，而是展开一个物以类聚、物成其是的“场所”，从而物分有这个名字。因此，命名的过程不是一个被动的反映过程，而是一个创造世界的惊天动地的壮举。命名即是开辟一片天地，让那些被命名的物显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是存在的家，因为一切存在者都必定“住”（驻留）在语言之屋里。 被今人理解成“理性”的希腊词logos本作“说话”解，所谓人是理性的动物原本应该理解成“人是说话的动物”，但什么又是“说话”呢？其实，logos更原始的含义是“采聚”、收集、汇聚。把事物收拢来，使其结成一体，这是使物成其所是的过程。古希腊人阿那里西米尼论世界的本原是“气”的时候，曾经留下了这样的残篇：“我们的灵魂是气，将我们结合起来并支配着我们”，这种结合的力量是灵魂的本质。Logos也是这种意义上的“灵魂”。这里，词源上的关联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说话本来就是一个汇聚过程。真正意义上的说话首先是一种召唤，把被召唤者聚拢前来。 技术思想家芒福德正确的意识到，人首先不是工具的制造者，而是意义的创造者；语言的进化比武器和工具的进化更原始更具先导作用，一切工具的进化都以特定的语言进化为前提。工具并不是人类特有的，许多昆虫、鸟类和猩猩都在人类出现之前做出了大量的工具意义上的技术发明。看看它们复杂的巢窝：海狸做的坝、蜜蜂几何状的蜂窝、城市般的蚁丘和白蚁窝，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发明。但是人类首先是说话的动物，或者说是“听”得懂话从而能够说话的动物。听得懂话意味着进入了一个相互展开又相互连结的领域，从而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双手的活动就不只是“单纯”为了达成某种目的的工具，它意味着更多的东西，并且把这些东西相互联结起来：它产生有意义的手势，它在舞蹈中表达强烈的感情，它抚摸爱人的身体，等等。从发生学角度看，手语以及身体语言可能是最原始的语言，而最原始的技术都是身体方面的技术。最原始的语言与最原始的技术同一。 把语言只是理解成一种传递信息的工具，与现代人对技术的工具性理解偏差直接相关。为着实现外在目的而起作用的工具，只是技术的一种堕落形态。工具性的语言也是本真语言的一种堕落，它是语言之召唤和汇聚能力的一种遗忘和丧失。 四、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二）：时间 时间作为存在自身开显的领域，应该看成是技术的一个必然结果。时间性的出现要求未来对于现在的先行和过去向现在的驻留，也就是说，在现在中聚集着现在、过去与未来三种形态。差异是它们的先决条件，因此，德里达恰当的把时间性称之为相关差异（différance）。但是，在人的“无”本质中并不存在差异，是技术带来了这种相关差异。 人是有时间意识的动物，意思是说人是有死亡意识的动物。死亡的“先行”或者向死而生是时间性的基本原则，技术在什么意义上提供了这种“先行”呢？一切技术都含有预测的因素，因而都预示着未来，是向未来的先行。前面说过，技术是把自由由潜在化成现实，技术也就是现实性本身。因而也可以说，技术是那种实现了的时间。 普罗米修斯的原则（先行）和爱比米修斯（遗忘）的原则共同构成了技术的原则，而技术的原则也是时间的原则。普罗米修斯所盗取的火种是一个“先行”的因素，它在一片无差异的“黑暗”之中引入了差异――在火光之下，“他物”渐次出现；光明带来希望，因为它开启了未来。但是普罗米修斯所盗得的火种如何保存？如果没有语言，就不会有知识的传播，因而也就没有对火这种最原初的开启者的维护。勿庸置疑的是，语言作为最原始的技术形态，包含着对过去和未来的揭示，以及对这种揭示的维持。 爱比米修斯的遗忘原则也是技术的原则，这意味着技术在实现“开启”作用的同时也起遗忘作用。遗忘是时间性的一个内在因素。从语言到文字的技术进化，就曾被柏拉图敏锐的意识到是一种遗忘过程。在《斐德罗篇》中，他先讲述了一个关于文字的古代传说。传说埃及的塞乌司发明了文字，以此可以使埃及人增长记忆、变得聪明，但国王萨玛斯却持相反的看法，他认为文字只会使人们容易依赖外在的书写符号，而慢慢丢弃其内在的记忆力，所以反而使人们容易忘记。柏拉图发挥说，文字只提供死的图象，而丧失了活泼泼的生命，既不能对话，也易遭误解。（274C－275E）自从人类有了文字的历史，鲜活的历史就成了被遗忘的历史。 计算技术也是如此。计算从另一个方面构造了时间，并掌握了人们通常所具有的时间意识。我在《时间的观念》一书中把这种时间称为测度时间，其要害在于计算。但是计算带来的是遗忘。我们可以注意到，严格的说，钟表并不指示过去和未来，它永远只指示现在。它在描绘一个线性的数字系列时，悄悄地褪除了时间性，把时间还原成了一个非时间性的系列。当计时器械沿着计算的路线进一步前行的时候，所得到的是只是某种“遗忘”的时间。柏拉图在《蒂迈欧篇》里把时间说成是对永恒的一种摹仿，而且是以数的方式进行的摹仿。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把时间规定成运动的数目。他们都强调了时间的数的方面，计算的方面，从而把“遗忘”的动机深深的注进了西方思想的血脉之中。 五、技艺与人文：匠心 按照上面的分析，从存在论的层面上看，技术与人文（人之本质）根本就是一回事：技术构成了人文学科的诸核心学科如语言学和历史学的哲学基础。然而，我们也表明，作为人文之哲学基础的技术是两面的：一面是时间性的实现，一面是对时间的遗忘；一面是人的潜能的自我实现，一面是人性的自我毁灭。今天我们使用技术一词，更多的指的技术的后一方面，它的计算、预测和控制的方面。技术（technology）指的是一个片面发展了的计算型的工具系统，因而常常听到人们谈论技术与人文的对立。事实上，技术的更早的形态是技艺（technics），而技艺又被认为合乎人文法度。技术与人文的这种双重关系，可以在庄子那里找到很好的表述。 通常认为庄子是一个反技术主义者，其著名的反技术主义篇章是《庄子·天地篇》：“子贡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滑滑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跌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为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与这里对“投机取巧”的不屑相反的是，庄子十分推崇庖丁解牛一类的巧夺天工的精湛技艺，认为它们“游刃有余”、“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道之会”。他在《天地篇》里还说：“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技与道可以相通，这对于今天陷于技术与人文对立之泥坑的现代技术而言，是一个得救的福音。为了达成技术与人文之间的沟通，我们需要回溯技术的技艺的层面，打破现代社会所赋与技术的狭义化和低级化局面。 匠人和匠心今天没有获得应有的尊敬，现代技术的恶名也殃及了传统的技艺。高超的技艺出神入化、炉火纯青，其结果是达到一个高超的“境界”。在这个境界里，真正获得的是自由，所谓随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这种自由的境界。在这种有境界追求的技艺里，技术并没有片面化为达成某一单个目的的工具，而是一种全身心的修炼过程。他们所生产的技术产品勿宁说是附产品，而他们的工艺活动成了他们的存在方式，在制作过程中，他们领悟到存在的意义和自由的真谛。因此，古代的许多工匠、艺人，其所操持的手艺并非单单为养家糊口，而乃性命所系、生命的意义之所系。 “文化”一词印证了技艺与人文的同一性。英文的文化（culture）一词来自拉丁文耕作(colore)，是原始的农业技术；而在中文中，“文”来自“纹”，是“装饰”，“文”又通“艺”，艺则本来指农事稼穑之技。可见，技术在原始意义上是与文化、艺术同一的。它们都起“揭示”作用，一方面把世界带出来，一方面把人带出来。技术正是一个“人文化成”的过程。 六、现代技术与人文：异化 下面要进入对现代技术与人文关系的分析。与传统技术（technics,craft）相比，现代技术(technology)有两个特征：第一是规模宏大、形成体系和建制，特别体现在工业制造业（manufacture）和商业运行方面；第二是现代科学高度的渗透，使得现代技术看起来像是现代科学的一个应用部门。现代技术支配着今日人们对“技术”的理解，今天的技术与人文话题，也更多的是从现代技术对人文的背离这个方面切入的。因此，我们需要讨论现代技术对人文都有哪些背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背离？技术时代人的自我拯救有哪些可能的路径？ 现代技术以其单一化、片面化和系统化特征，而成为人文的一种巨大的异化力量。前面我们已经提过，人性的核心是自由，技术从根本上是成就和实现自由，使自由成为一种现实的力量。但是，技术在成就自由的同时又可能构成对自由的威胁，这个两面性是基本的，因而维持这种基本的张力也是技术本身的题中应有之义，所谓匠心即是对这种基本张力的维持。但是现代技术打破了这种基本的张力，片面的放大了“成就”的方面，而掩盖了对自由的“威胁”这一方面。 “成就”的片面放大集中体现在，渗透着“权力意志”的“效率”概念成为核心的形而上学概念，今天，“效率就是生命”。“效率”概念里蕴涵着新的“目的”概念，新的“工具”概念，新的“时间”概念，理性和计算从此上升为占支配地位的存在论构成原则。 目的因在希腊哲学中一直是一个内在的东西，对于处处充满着生命的希腊人的世界而言，目的因也是变化的动因，因为目的以一种榜样的力量，唤发事物内部的动力。事物朝着目的的运动和变化，是一种自然的事情。种子总要长成植物，一棵树的种子目的是长成参天的大树，但不可“拔苗助长”，因为其生长的速度都有着内在的根据。但是，在渗透着“权力意志”的“效率”概念里所蕴涵的“目的”不是内在的目的因，而是外在的目标。内在的目的肯定可以达到，而且应该达到，但必定是在自身规定的时间内以自身特有的方式达到。外在的目的可能达到，也可能达不到，而且达到目的的方式并无一定之规，因此才会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样的说法。目的成了目标，外在性的目标只是人类“权力意志”的一种外在指向，因而是不确定的。重要的是目标的“实现”，也即权力意志的实现，而非目标本身。而“实现”要求一种单纯的手段，于是出现了对纯粹手段的偏好。 对手段和工具的重视古已有之，类似的格言比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磨刀不误砍柴工”等我们耳熟能详。但是，我们今天对这些关于“器”的格言做了过分的强调，而有意无意的忘记了那些关于“道”的格言。对器的重视甚至片面强调，来源于目的的外在化和意志化。随着目的本身的淡化和退隐，“手段”成了“效率”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因素，因此我们到处都能听到对“方法”的崇拜和颂扬[2]。技术时代的人们特别渴望的是一种普遍的方法，一种到处适用的点石成金术，掌握了这种方法，就保证了“效率”。现代技术自觉地在充当这种意义上的“方法”，流水线生产、标准化作业都是这种意义上的“方法”。但是能够发挥作用的每一种“器”都必得在“道”的指引下，受制于道，才可能发挥它的“带出”和“去蔽”作用。今天“器”脱离“道”的单纯的、独立的片面发展，事实上使得“技术”那种原初的创造的能力和活力逐步丧失。传统上，每一项技术都是在它的特定目的和方案被制定出来之后发展出来的，这种发展本身是受制于方案和目的的。今天，由于找到了一般方法，人们便不再有提出新鲜目标的能力。所以，现代技术造就了工人以及全体消费者的“傻瓜化”，在流水线上、在标准化作业中以及在日用品的使用中，大家?记宦傻纳倒匣僮鳌?/P 对普遍方法论的追求、技术的工具化，与自然的数学化、科学的数学化相辅相成，计算成为对世界进行筹划的主要方式。数学化的基本原则是把质的特异性、多样性还原成量的普遍性和纯一性，一切经过数学化的事物都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已知的，而未经数学化的东西则被排除在认识的可能性范围之外。数学化的世界是一个单纯而片面的世界，但有利于实现那种普遍的“控制”和“预测”。现代技术作为现代科学的一种应用，整体上坠落为普遍合用的工具，丧失了“技以载道”的功能，传统技术所包含着的独特而又丰富的人性内容被扁平化、虚化。技术被广泛的认同为“中性的”工具，据说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就看什么人使用，如何使用。技术成了人类实现其“权力意志”的驯服的工具。 与技术的工具化相适应的是，语言也被理解为一种工具，即交流的工具。现代人将语言与它的思想内容剥离开来，把语言降格为一种单纯的传递思想内容的工具，而思想据说也可以最终还原成信息，因此，语言不过是信息传递、转换、加工的工具。今天热火朝天的人工智能研究，就是以语言的工具化为前提的。专家们想把语言的内容与其形式剥离开来，发展一种形式化的语言，并最终把一切语言还原为这种最基本的形式化语言。这里最大的失误在于放弃了语言与人性的最根本的关联之处：语言不是用来传递什么的单纯的工具，它本身就是创造的力量，是构造实在的能力，是意义的来源。如果说语言是传递信息的工具，那么“为什么要传递信息、为什么要使用这种工具”的问题也得由语言本身来说明和解释。语言和语言的意义是交织在一起的。任何形式化都不可能把语言框定，语言总是能够逃脱形式化的限定，相反，形式化的结构本身不是自主的。语言的计算机化之所以停滞不前，问题就在这里。 语言的工具化是技术与人文相分裂的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另一个同样突出的表现是时间的钟表化。效率的规定性首先来自时间的可计量化：一切效率均可以定义成单位时间的最大利用，而“时间单位”必须事先被规定出来。计时是技术，而且是最原始的技术，但这种最原始的技术是内在于生活世界的。日出月落、斗转星移是时间的计量尺度，沧海桑田是时间的尺度，花开花落、万物的生长盛衰，也是时间的尺度，对于农民而言，母猪下崽，稻子结穗，也都是时间的尺度。前现代时期，正像文化保持多样性一样，时间的尺度也保持其多样性。然而，时间的钟表化使得时间被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纯粹的计量体系，时间开始从生活世界中剥离出来。“能够持续不断工作的机械钟的出现，改变了白天黑夜分别计时的传统，使一昼夜均等24小时的计时制得以推行。这一计时体制的出现，是时间观念史上的一件大事。一种终年不变的、各地统一的普适的时间体系，开始取代从前当下的、临时性、局域性的计时体系。时间正在脱离人们日常的、具体的生活的象征和制约，成为一个独立的我行我素的客体。”[3]时间的钟表化是现代技术的核心因素，曼福德一语道破天机：“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械（key-machine）不是蒸汽引擎，而是钟表。”[4]钟表是一切?髦福柚颖恚执际醯靡匀轿坏恼季葑磐持蔚匚弧T谥颖淼闹富酉拢执似S诒济苤朴诩际醯穆闪睢＜际醯囊旎ü奔涞谋硐殖隼础?/P 现代技术所代表的一方面是人类“权力意志”的无限膨胀，另一方面是技术理性的无所不在。权力意志表面看来是人的自由的一种实现，其实是“自由”的一种堕落。自由意志（freewill）变成了权力意志(willtopower)，自由就得屈从于权力了，这正是技术时代技术理性一统天下的真相。今天的权力不是由恐惧和威胁来维持，而是由理性和逻辑来支撑着。理性和逻辑是一张无缝之网，把一切都纳入自己的瓮中。海德格尔称这样的瓮为“座架”（Gestell,enframing）。作为座架的现代技术把一切都归入了一个无“差异”之中，从而使现代技术彻底成为一种“非技术”的东西，原始技术那种保持“差异”于“缝隙”之中的微妙精神全然丧失。 技术、语言和时间在现代遭遇着同一命运。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技术与人文（自由）处在一种原始的矛盾之中：既成就它又毁灭它。任何一个已经实现了的自由，或者成为实现新的自由的条件，或者成为扼制新的自由的条件。今天，现代技术开始对人的自由构成全面的威胁，通过发展和改进现代技术本身，并不能使人类从这种困境中解脱出来。相反，反对一切技术也是一种幻想，因为的人的（无）本质正是由技术建构起来的。 得救的希望在于重温原始技术，回忆我们作为人的所是（存在）。这里不仅包括对工匠手艺、艺术家的作品的重温，也包括对语言和时间的重温。20世纪的哲学相继把思想的焦点会聚在“时间”和“语言”问题上，实际上是在为技术时代的救赎准备条件。也许通过语言的运用，通过对“天时地利”的领悟，通过生活技术的恢复，人们可以从现代技术的魔力下解放出来。 人文管理论文:审美人文叙事管理 【论文关键词】人文审美新闻作品 【论文摘要】审美表述形态是多元的、个性的，新闻传播活动是独具个性魅力的审美创作过程，为了实现审美价值的合理表述，提高新闻作品的审美感染力，它要求审美创造者即新闻记者，要敢于在传播价值和形态上进行创新和突破。情感是对客观现实的最活跃的—种表现形式，注重情感氛围的营造是纪实类报道获得强势传播效果的重要审美特征。《内蒙》系列片从取材、用景、镜头处理、细节设计都很注重突出提起受众的审美感染力。 《内蒙边防纪事》系列片（以下简称《内蒙》）从策划到拍摄，从选材到内容，非常注重凸现电视文本人文化的传播价值和审美性的表述形态。全部纪实内容以审美主体即记者亲身经历事件或直接介入事件，近距离地感知、接触和体验传播对象，同时该片的取材和选景均从细节、微小处入手，通过生动的画面和极富感染力的电视语言，体现审美与人文的有效结合，深入客体内心，实现情感共鸣。 正是凭借这种人文化的传播策略，它在播出后，引起社会极大关注。受众直视记者对生活原生态的审美化表述和对审美对象深层次的人文化挖掘。 一、主体全方位亲历原生态，实现传播者审美与人文意识的高度融合 在所有的20多篇纪实亲历中，记者对审美对象进行探索隐式的解读，体现了人生对于记者的一种考验，从某种程度上讲，记者体验的背后其实就是一种“冒险”，在面对特殊的审美对象时，记者要敢于去接触和征服。因此，主体全方位亲历原生态，是构成审美和人文致效的首要因素，没有这种全方位接触，记者即使去亲历，也只是与审美对象“蜻蜓点水”，难以形成能传输深层审美意义的体验。 此次走访不到一个月时间，五组记者深入到内蒙古八千里边防一线几十个连队、哨所，行程上万公里，他们上高山、下哨所、穿雪原、走戈壁，拍摄了大量真实感人的故事。生动细腻的电视画面，除了反映出记者高超的电视表现能力和素质，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彰示和折射出了记者作为审美主体对采访对象即审美客体所表现和融入的深厚情感。期间，采访小分队一行奔赴了雪域孤岛伊木河、额尔古纳原始森林、博克蒂沙漠，从大兴安岭茫茫林海到阿拉善大漠戈壁，从巴尔虎草原的夫妻哨到三角山上的“相思树”，哪里有哨所，哪里就有记者的足迹，哪里有士兵，哪里就有记者的身影。正是凭借着这股执著和热情，记者们与八千里边防生活原生态进行了全方位的接触，用电视画面纪录了大量感人生动的细节。如在大兴安岭最高的宝格达山哨所拍摄的两名记者，忽然发现天空中出现了罕见的“三日同辉”景观，为了给观众呈现完美的电视情境，记者立刻掉转摄像机，记录下这难得的画面。然而，其中有位记者只顾拍摄，却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的鼻子已经被冻白了。后在医务人员的悉心呵护下，才将冻伤的鼻子救治好。试想，记者如没有不畏艰险、大胆剖析审美对象的敢性意识，怎可给观众留下美丽感人的画面呢。 正是凭着这股记录真实的亲历理念，边防记者此行创造出了很多感人心弦的记录和“第一”，拍摄出了充满审美魅力的精品，如《最后的夫妻哨》、《生命禁区的巡逻兵》、《初识大漠驼兵》、《诺门罕的回忆》、《三角山哨所“相思树”》、《神山上的“神哨所”》、《阴山脚下的骑兵》、《雪域孤岛中的热血卫士》，等等。记者们对生活原生态的全方位亲历在电视文本中得到了充分证明，边防生活作为审美对象感动了记者，记者作为审美主体有效再现镜头，在叹服自然的同时，折服了自己和受众的心灵。《最后的夫妻哨》中，记者通过直接现身与张坤红进行对话，“每次查线回来都带干粮吗”、“为什么靠在电话杆上”、“暴风雪过后怎么样”、“冬天经常发生故障吗”，四个简单的发问和张坤红朴实的回答，引起的是主客体心灵的强烈震撼，作者与审美对象的接触，在向受众传达这样的哲理：亲历是人类征服自然的首要条件。对于新闻记者来说，主体思维的全方位亲历意识，是记者进行审美表达的首要因素。 二、审美主体的策略性选题，实现和满足了社会大众的主流心理诉求 有效而恰当的选题，是实现记者与新闻事实一体化，引发审美主体与客体、传播者与受众之间情感共振效应的前提基础。良好的选题要求记者必须对社会大背景景观进行全面而透彻的分析，在此基础之上，再对报道对象进行积极而有效的剖析，实现思想意识和审美领域的双重变奏，达到一种情感趋同、角色类同、认知略同和行为协同的状态，从而向受众展现极具审美内涵的客体，对受众实现情感引导和心理关怀。 在此次边防行采访中，我们可以透过细腻的电视文本，鲜明地看出记者对报道对象深入而细致的分析，20余段感人情节尽数立足展现内蒙古边防的小、散、远个体，这首先就是社会大众心理的普遍反映之一。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流民意人文化倾向的日益凸显，大众关注的焦点开始向弱势群体和小散远群体转移，这种积极的价值取向引导着社会舆论朝着良性和健康前进，它是社会整体价值取向积极提升的有力展现。 《内蒙》纪事片正是有效把握住了社会舆论关注的重点和焦点，将镜头定位在内蒙古八千里边防线上的平凡而又伟大人与物，始终用细腻的画面情节展现不外世人所熟知的个体，从而唤起普遍社会大众的心理认同。从骑兵到驼兵，从雪域孤岛到生命禁区，从兵妈妈送健康到祖孙三代同守生命线，从物到人再到景，记者展现给受众的是一道道远离都市生活的嘈杂、遥远、陌生而又感人至深的风景，在《生命禁区里的巡逻兵》中，记者用一句谚语引出生命禁区清河口的危险，“过了贺兰山，越走越辛酸，到了清河口，扭头就想走。”但随后的描述可以让大众一目了然，“这里干旱少雨，风大沙多，年平均降雨量只有37毫米，蒸发量却是3700多毫米。全年6级以上的大风要刮260多天，经常要遭受沙尘暴的袭击。冬 季最低温度零下35摄氏度，夏季最高气温46摄氏度……清河口哨所有8名官兵，一个月由连队派人来轮换一次。生活给养要从300多公里以外来补充，当地水源全部是苦咸水，生活用水要跑100公里才能运来。值勤和巡逻是他们在这里的主要任务，巡逻方式根据不同的任务，通常采用徒步、乘车和骑骆驼。”短暂的细节描写，让读者对清河口的恶劣环境一目了然，受众在不经意间只能唤起一种心理上的认同，对边防军人的一种高度的崇敬感油然而出。试想，作者若选择在繁华喧嚣的都市或灯红酒绿的风场，此情此景何能把握住大众内心深处 的心弦。因此，有效而策略性的选题是提升电视文本魅力的有效砝码。 三、主体叙事技巧的人文化撷取，提升电视文本的审美性和情感性效应 电视文本较之其它媒体表现形式，具有鲜明的直观性和形象性，这是电视媒体自身的魅力所在。一步好的电视纪实作品不仅需要作为审美主体的记者拥有全方位的亲历意识和有效选题，而且还要能够策略性地灵活运用电视镜头手段和语言来展现情感。在《内蒙》系列纪实片中，记者在整个媒介事件和形象传播中，运用大量人文化的操作手段来减少传播信道中的“噪音”，无形中为审美价值的表述创造情感上的积淀。 首先，适时的主体介入有效提升作品感染力。主体化的叙事情境表现为新闻记者完全存在于报道内容里，并以第一人称身份与作品中的其他人物进行情感和语言的直接交流，两者共同融入同一世界，实现心灵的直接对话与碰撞。受众在进行新闻阅读之前，都有一定的审美心理期待，希望被传递信息拥有很高的“保真”度和情感性就是重要的审美阅读心理，在主体化的叙事情境里，作者完全与报道客体处在同一世界里，以“我”的身份频繁出现，与文章中的人物直接进行情感和语言的交流，自然能够得到受众审美心理的认同。在《初识大漠驼兵中》中，记者跟随驼兵进行了巡逻，为避免巡逻之路在电视文本上的繁冗拖沓和单调乏味，记者在巡逻队做饭时切入自己和主人公关于巡逻常识和背景的系列对话：“像这样的活动一年搞几次？你们今天出来在沙漠中要走多少公里？”寥寥数语，就将关于本应提前讲述的信息介绍完毕，既不突兀又很自然。 其次，生动人性化的语言魅力增强人文效果。语言是电视文本向审美对象展现主体内在魅力、实现主客体情感共振效应的有效手段。作为审美创造者的记者从审美创作的意图出发，运用合理的审美框架对叙述者的语言和审美对象的语言进行审美选择，并借助一定的词语和句式来实现审美情感的渗透。《内蒙》系列纪实片，能产生内在审美感染力的重要原因就是生动化和人性化的语言措辞。在《三角山哨所“相思树”》中，整个文本在简要的口导之后，用了记者与军嫂郭凤蓉的对话同期处理。前后三个简短的问答有效反应了郭凤蓉的人格魅力，尤其是最后的“那我们去您家行吗？”“那不方便吧，就这样吧，再见啦，抱歉……”她的意外拒绝之辞让记者恰到好处地展现了军嫂的人格魅力，同时，又从暗处映衬出受众对丈夫李向恩连长的尊敬和期待。独特的语言运用有效彰显了丰富的人格魅力，是电视文本产生活力的源泉。 再次，借助精巧的细节展现独特而细腻的情感风貌。细节是新闻文本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用特定的媒体文本形式来表现审美感染力的一种手段。投射在电视文本中，在画面的展现、镜头的运用和影像文本的连续性上采用细腻的刻画和设置来展现主客体的意识和思想。在《兵妈妈送健康》中，记者注重通过多次展现兵妈妈、心理学教授王立秋和哨所战士的之间心理咨询互动的细节，来展现边防战士同样呼唤心理关爱的命题。通过新战士白龙打消退堂鼓、士官狄少波增强信心以及哨所其他战士的心理和行为的变化，向受众展示了边防线上存在心理防线，将心理问题进行积极地提升和展露，是很大的创举。记者反复运用王教授和边防战士的镜头交接来展现真诚的交流，细腻而极富感染力的画面在给官兵带来精神上享受的同时，也让受众感到了心理上的健康。 四、多元化的层次结构形式，增强文本内在的审美性和人文性厚度 新闻作品的结构，就是新闻作者在新闻作品的写作活动中，对新闻作品的组织、安排、构造。在电视文本安排中，合理的叙事结构不仅能突出新闻事实的意义，而且能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这一切都需要作为审美创造主体的记者对叙述文本进行人性化的权衡与审美化的思考。《内蒙》系列纪实片之所以能让受众感受到一种内在的人文魅力和审美厚度，和文本自身多元化的结构安排是分不开的。《初识大漠驼兵》中，记者在展现了博克蒂沙漠的实际情形后，就采用人物现场对话的结构形式来表现和衬托人物的内心世界，大面积的对话同期声的运用将驼兵魅力深刻展现。在《生命禁区巡逻兵》中，记者运用大块镜头重点展现巡逻路上供官兵休息和避难的“风雨亭”，通过将1995年3月11日的一幕和现今的连队、哨所情况进行双向对比，灯亮了、水净了、路通了，驻扎在生命禁区里的部队正在发生信息化和基地化。官兵在生命禁区里体会到组织温暖，受众通过镜头感受到人文关怀。巧妙的对比安排鲜明、自然地展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情感。同样的对比安排在《边防官兵的绿色行动》中也得到恰如其分的运用。 直观叙事和间接叙事的双向运用也可有效提升文本的内在魅力。在《千里边防网络牵》中，记者以一个运用信息手段处理马群越境事件的场景进行直观叙述，反映边防信息化建设成果。 随后又通过大量的同期画面，以战士唐世甲之口来讲述边防管理的信息化和现代化。直观描述和间接叙事的双效运用将边境管理的进步展现的完美无遗，观众在轻松的文本解读中即可获得直观的审美愉悦。 五、一点警示：人文情感的营造，要坚持准确而和谐的审美理解 情感是对客观现实的最活跃的—种表现形式，注重情感氛围的营造是纪实类报道获得强势传播效果的重要审美特征。《内蒙》系列片从取材、用景、镜头处理、细节设计都很注重突出提起受众的审美感染力。但是，记者在进行情感氛围的营造时，也应要注意不可滥用情感，处处煽情，尤其是在进行具体的细节描述时，一定要坚持审美适度的法则，过分地渲染情感则会使新闻事实失去其应有的客观性与真实性，起到相反的传播效果。 因此，对审美客体进行准确而和谐的审美理解，才能使作为主体的记者在审美感知、审美情感和审美想象方面“获得深刻性的决定性心理因素”。记者要深刻、准确地解读被报道的人物、事件，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好审美氛围营造的度，使纪实类报道焕发出更加浓烈饱满的审美魅力。 正如，此次《内蒙》全程纪实采访心得所言，“回望兴安林海，再现你的容颜；聚焦你的笑脸，定格在我心间；编辑你的情感，播出我的遗憾；带着无尽思念，续写荒漠草原月缺月圆……” 人文管理论文:科学人文主义管理 论文关键词：范式理论镜像思维解释学科学主义人文主义 论文摘要：随着近代以来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认识论的镜像思维模式主导着各种领域的理论研究，并导致哲学史上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流。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中范式理论的研究同样受这种思维方式的束缚。通过对范式理论产生、发展进程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对其內在矛盾与困境的揭示，可以发现范式理论向实践哲学回归的清晰线索，从中看到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合流的必然趋势。 库恩首次在历史主义科学哲学领域中提出“范式”这个概念及相关理论，后来“范式”被广泛使用于其他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其使用领域之所以如此广阔，本身就说明范式理论的产生绝不是一种偶然，它适应了近代以来的实践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科学普遍的思维方式，而这些思维方式又与近代哲学的认识论相关。其基本特征，用罗蒂的话说就是“镜像思维”。“镜子”可以是主体也可以是客体，与之相对的一方是被镜子衡量的东西，镜子是标准和模式，决定着被照物的特性及运动方式和规律。这种思维方式首先促使范式理论的产生、发展，但范式理论的困境也同时源自于此。从前一方面讲，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科学领域不断扩展，由于科学基于这种镜像思维方式，“镜子数量”必然增多，即衡量标准必然多元化，这在以前科学被认作单一模式和单线发展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范式理论的提出首先应该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后一方面讲，主体和客体、经验与逻辑、观察与理论，一句话，镜子与被照物的割裂，使得人们习惯于一种还原式的思维，即以某一方为衡量另一方标准的镜子，这就导致从近代开始，经验论与唯理论、实证主义与假设主义、逻辑实证主义与证伪主义等无休止的争论，从更宏观的方面看，所谓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流也是由于一方偏向“经验自然”，而另一方注重“内心体验”，双方都试图从自己一方来吞掉或拒斥另一方。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内部关于范式的主客观之争、范式问题本身的复杂性，特别是它所面临的困境，都可以说是认识论困境的具体表现，也可以说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歧在历史主义科学主义与哲学内部的表现。以前关于科学人文主义合流问题的讨论，一般都着眼于宏观的思想发展，从某个基本概念、问题的发展来探讨这种合流趋势的很少。罗蒂曾经在《哲学和自然之镜》中把认识论和解释学结合起来，但他的切入点是不可通约性问题，而多元化的不可通约性在伦理道德领域却有可能导致相对主义，所以，罗蒂从这个问题切入很有创见；但是，不可通约性问题的产生，其根源恰恰在于范式概念的内涵，其实就是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因此，本文准备从最基本的单元人手“以小见大”，从范式理论本身的发展及其困境中，发现镜像思维的局限性，并看到经过哲学家们的不断探索，终于使人们认识到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合流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一、库恩的“范式”概念之复杂性和范式理论的困境 库恩首次提出了“范式”这个概念，当然，有关范式理论的思想早就有人提出，无须前溯，就科学哲学领域之内就有假设主义、证伪主义等先行理论。观察负载理论的思想、整体主义的思想、科学发展的猜想模式等类似库恩范式的理论，已经被很多哲学家提出。但是，库恩作为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中最为重要的一员，他对范式本身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揭示了范式现象的诸多复杂矛盾；同时，这种矛盾也暴露了他本人研究方式的局限性，因此，从库恩人手展示范式的复杂性和范式理论之困境就是顺理成章的。 库恩提出范式概念，其目的是要解决科学史领域的科学思想革命的问题。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前言中，他首先十分戏剧性地回忆说，在他提出范式理论的最后关键时期，“甚至更为重要的是，那一年我是在主要由社会科学家所作成的共同体中度过的……尤其令我震惊的是，社会科学家关于正当的科学问题与方法的本质，在看法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我的历史知识和学识使我怀疑，自然科学家们是否比他们的社会科学的同行们的解答更坚实或更持久”。接下来他就纲领性地提出了范式的概念，“力图找出这种差异的来源，使我认识到此后我称之为‘范式’的东西在科学研究中所起的作用。我所谓的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很明显，库恩是从社会科学范式差异中得到启发，并将之运用于自然科学领域，这本身就已经暗示着范式不仅仅局限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随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分流，库恩以前的提出早期类似范式思想的科学哲学家们，大多只是局限于从自然科学发展来看待范式及相关问题，库思的范式概念一开始就取自更为广泛的领域，这就必然具有复杂性。另外，尽管他在前言中就给“范式”下了一个定义，但有学者统计说，“库恩在仅170页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竟先后对范式作了20余种不同的解释”。大概有以下一些主要说法：一、理论、实践和方法等的“模型”“模式”“框架”；二、事例或例证；三、解题或解题的标准；四、各类从不同角度划分的成规；五、一致意见或判断；六、科学成就、特别是常规时期的稳定成就；七、方法及其来源；八、信念、预想和假设；九、学科专业的基体、科学的基本部分；十、各种层次的理论和观点以及相关的仪器、设备。甚至库恩本人后来也承认，范式是他理论中最重要的概念，可惜却没能定义清楚。这些复杂的含义势必引发进一步探讨的复杂性，其中最为突出的当然是范式到底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范式革命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由此产生了科学革命的模式以及理论之间可否通约等一系列棘手问题。库恩自己虽然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但范式的内涵决定着其成败的关键；他没能摆脱镜像思维模式，在范式的主客观问题上选择了以主观为镜子，以经验为被照物。范式的主观性决定了范式革命的非理性以及理论间的不可通约性，并最后导致相对主义。此外，库恩本来提出范式理论是受社会、人文科学的启发而提出的，但在说明范式革命时，由于先把“科学的”和“人文的”相互割裂之后，再回过头来用“人文的东西”来解释科学范式革命的原因，结果只能是：“客观的”科学理论的发展，却是由“主观的”甚至是非理性的人文的东西造成的。这一点对库恩来说有点戏剧性，因为他提出的范式概念，就其内涵的复杂程度来说，超越了以往的科学哲学家们的思想概念，但这种超越并没有给他本人带来解释的便利，反而成为他走进相对主义的方便之门。尽管库恩具有作为一个大思想家所通常具有的彻底性，使得他宁可激化并暴露矛盾，他的理论对于彻底打击极端的实证主义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毕竟矛盾只是被提出，真正的解决还要求范式理论进一步的发展，甚至可以说，只有到其复杂性被更加充分展示出来的时候才有可能。 二、范式理论的内涵和领域的进一步扩展 在库恩那里，由于科学与人文的区分，使得来自社会人文领域的东西，仅仅沦为说明自然科学范式革命的工具；他本人的研究“范围”反而“变窄了”。这其实是割裂主客观的一种必然结果。几乎是库恩提出范式理论的同时，另外一些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对此或赞同或批判或发展，但结果却是使范式本身的内涵不断扩展，使这个概念重新被运用于本来就应该非常宽广的领域。这反而使人觉得它本来就是出于科学哲学的狭窄领域的一种扩张，在范式的多层次性和整体性发展方面，拉卡托斯和夏皮尔值得注意。库恩的理论由于过分地偏向主观，完全用主观的镜子收摄经验的东西，不但导致相对主义，而且高层理论与低层理论划分得过于僵化，导致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的界限过于分明，所描述的科学发展模式不符合历史事实。鉴于此，拉卡托斯修正了库恩的理论，将他类似范式的“研究纲领”分为“硬核”、“保护带”、“启示法”等几个部分。应该看到，尽管拉卡托斯所作的工作，在彻底的历史主义者看来，并没有真正接触到问题的实质，但在范式结构化、层次化的探索中较库恩却有所突破。 夏皮尔进一步将范式的整体性和层次的复杂性，给予了较完善的说明。他进一步将库恩范式转化为更加复杂的“域”。“如果我们考察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某个特定阶段的相对发达的领域，就会发现，在这个阶段，人们把某种信息群当成了研究对象……而且，这些一般的课题本身在许多情况下被认为是以一定方式联系着的。我将把这些相关的项构成的群称作域。”域是一种存在问题的信息群，域中不存在高层理论与低层理论的僵硬区分，其中的“项”可以“低”到直接经验，“高”到观点、理论、方法、原则甚至传统等。各种不同层次的“项”，或项所结合成的不同“域”不仅相互关联，而且可以消失、修改或重新组合、扩大。同时，夏皮尔看到了这种域的变化的动态“生成性”，因而科学革命也就不再是常规科学泾渭分明的突变式革命，而是“规模可大可小”域的不断重组和进化的过程。与此相关，夏皮尔还提出了“背景信息”概念。尽管它和域一样与范式内涵相似，但重要的是，他却坚决不把背景信息看作客观认识的障碍，恰恰相反，他把它看作是进一步获得新信息，使得域及其项不断发展的桥梁。“关于域的许多问题变得具体了，研究变得有指导了：这是由于我们称为背景信息的东西所致”。知识进步的理由、求知的根据不是抛开原来的域或背景信息，从而导致相对主义，而恰恰相反是要从中找到着眼点和合理性。因此，夏皮尔在接受库恩范式论的前提下，既用它来反对以前的逻辑实证主义，又试图避免相对主义，进而丰富了范式理论。从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来看，他提出多层次的域的理论，使得范式的整体性更加精致化，特别是范式的多层次性直接关系到人类科学实践的整体性和多层次性，有助于实践主体的确证。 但是，夏皮尔作为科学哲学家，他的研究领域仍然只是局限于科学发展问题。因此，他所谓的科学发展的理由“相关性”、“成功性”、“无怀疑性”等条件，也受到极端历史主义者的质疑，特别是放到费耶阿本德的视野中，就难以有充足理由了。因为且不说这些标准是否也被范式所“污染”，至少这些条件仍然只是局限于科学标准。费耶阿本德的极端相对主义显然有其不足之处，但从我们所关注的角度来看，费耶阿本德在范式的扩展，特别是超出自然科学狭小范围方面，还原了范式所源出的领域之广阔性的本来面目，客观上有助于迫使人们不得不去思考科学思维的局限性，这从而加速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合流。费耶阿本德认为，从一种更宏观的角度看，科学本身从近代以来已经并正在成为一个超强范式，以至于任何学科都必须将自己打扮成科学才会得到承认。但“科学的优越性是被假定的，并没有得到论证。在这个问题上，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的做法就像过去为只有一个罗马教会作辩护的人的做法一样：教会的教义是真理，任何其他东西都是胡说”。科学只是人类实践所形成的诸多范式之一，这样，范式理论就扩展到了人类实践的一切领域。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费耶阿本德提出了“观察者”和“参加者”的概念：“参加者的问题涉及的是一种实践或一种传统的成员，对另一种实践或传统(可能的)入侵应采取的态度问题。观察者问的是：发生了什么?将要发生什么?参加者问的是：我将做什么?”显然，从这个角度，即实践的角度，费耶阿本德的所谓相对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极端理论会被更好地理解。他已经有意试图将范式问题从一种纯粹理论问题，转向实践问题。这种转向必然离不开实践主体，因此，纯粹科学主义渐渐地发现了自身的局限性，但是，从客观上看，费耶阿本德理论的极端形式，更加激化了范式理论的矛盾，这是由于他本人仍“处于”这个镜像思维的范式之中。 三、罗蒂对范式理论困境的解释学分析 夏皮尔、费耶阿本德等人无疑丰富了范式理论，但同时，由于当时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们跳不出镜像思维框架，这种扩张更进一步将范式理论推人困境。用库恩，特别是费耶阿本德的理论反对夏皮尔和拉卡托斯，是有力的和无法回避的，但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又是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们所不愿承认的。与之相应，可通约与不可通约性问题、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等问题非但没有很好解决，反而更加各持一端，中间派也处于进退两难之境，理论的彻底性和普适性难以得兼。另一方面，尽管夏皮尔重视了范式的生成性，费耶阿本德本人在历史主义科学哲学领域，较为明确地提出了实践概念，但他们的研究方式仍然可以说是“跳出圈外”，是理论性的。库恩和费耶阿本德主张相对主义，正是看到人们不可能跳出范式，但实际上我们仍然会发现，他们只是“指出”了这种现象。真正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们进退维谷的原因，在于他们缺少方法，他们的描述仍然是外在的，他们“提到了”实践但没有“深入”实践。对范式本质的研究，以及相关一系列问题，都不能从与主体相关的实践角度来考察，实践的考察必然既是科学的，又一定离不开主体的、人文的东西。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长期的对立限制了很多人的视野，甚至人文主义实际上也是“科学地”考虑的主体，考虑人的意志、情感等因素。人文主义之所以与科学主义一段时期内泾渭分明，也正是由于和科学主义一样忘掉了实践，在这方面，罗蒂通过对历史主义范式论的分析与改造，比较深刻地洞悉到了实质性问题。因此，他在其《哲学和自然之镜》的著作中提出从镜像思维的“认识论”，向超越镜像的“解释学”的发展，从而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合流进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在罗蒂的视野中，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们在思考有关范式理论的问题时，遵循的仍是“认识论”的方式，由此总是在两个极端上跳来跳去，比如范式要么客观，要么主观，科学发展要么是理性的，要么是非理性的等等。即使试图调和的中间派，也只能说“既是……又是……”。这种“既是……又是……”仍是一种外在的联系，并没有看到其内在的关系；而要想揭示内在关系只能“深入”到关系本身中去，这就要求突破镜像思维方式。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们看到了认识论建构的知识基础的多样性，并将这种东西定义为范式或类似的东西，这是对认为科学只有唯一标准并单线发展的巨大革命。“库恩特别追问科学哲学能否为诸科学理论间的选择建立一个规则系统。对于这个问题的怀疑，使他的读者加倍怀疑认识论从科学出发能否通过发现凡可被看作‘认识论’或‘合理的’人类活动的共同基础，而被推广到文化的其他部分中去。”但哪怕最极端的、最具相对主义特征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仍然把范式革命归结为一种东西；哪怕这种东西是非理性的，这种归结本身就是在找一面镜子，尽管镜子看起来好像不同于以往的理性。但是，“认识论与解释学各自领域之间的界限不是一个有关‘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间的区别的问题，也不是有关事实和价值、理论和实践之间、‘客观知识’与某种可疑的知识之间的区别的问题”。通常认为代表获得自然科学知识的“认识论”和代表获得人文知识的“解释学”实际上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常态科学的知识不是“客观知识”，决定科学革命的也不是类似价值、心理、宗教信仰等“可疑知识”，而是人类整体的、广泛的、多层次的实践的不同环节。范式的发展所体现的，正是这种活生生的、充满矛盾的实践。范式理论不断向整体性、复杂性、多层次性的发展，范围的不断扩张，是人类实践活动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样，罗蒂就通过将范式理论带到解释学的视野中，从而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带到了一起。 四、实践哲学视野中的范式理论 历史主义科学家站在认识论的角度只能看到范式的诸多矛盾，但无法从本质上充分展示范式本身的存在结构。而对于解释学，伽达默尔曾经说，它根本不是一种“理论”或“方法”，而是对人类存在活动的展示，是一门实践性的“学问”。人类活动就是带着自身对世界的“前理解”，面对陌生事物进行解释和理解，理解的结果又重新成为下一次解释的前理解或基础。而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中所提出的“范式”、“研究纲领”、“域”、“背景信息”等，正是解释学中“前理解”的认识论式的表达，科学的范式革命表达的正是“前理解”或“传统”的不断解释和发展。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没有真正进入解释学的循环之中，因为认识论害怕循环，而实践恰恰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循环”；认识论害怕主体干扰对事物的客观认识，而实践恰恰是带着主体的“偏见”进行的。前理解或传统不是实践的障碍，而是连接主客体的桥梁。夏皮尔对背景信息作用的说明，隐约透露出了这个意思。一旦进入突破镜像思维的实践活动中，范式的诸多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当然，不是“解决”了矛盾，而是辩证地看到了矛盾。作为前理解的范式，是主体所带着的“偏见”，从这方面看是主观的；但这种前理解决不只是个人的任意主观幻想，它是由客观的传统所决定的，因而，范式不能简单地说是主观或客观。它一方面表现为科学共同体的意见、观点、理论等，另一方面表现为所共同认可的仪器、设备、实验方法。这两方面不是水火不相容的，有什么样的主观的东西就有什么样相应的客观的东西，这正是范式理论的精华所在。范式是实践的产物，只有突破镜像思维的认识论，深入到实践中，其本质才能被看清楚。科学活动作为实践活动的一种，也是解释学的不断解释、不断形成传统的过程，因此，范式革命就是在各种范围、不同层次上不断进行着的，是渐变的常态阶段和突变的革命阶段的统一。夏皮尔的理论也从认识论角度反映了这些情况。实践具有广泛性，所以费耶阿本德将范式扩展到科学之外，也就是一种理论自身顺理成章的发展结果。关于理论之间可否通约的问题，解释学的视域融合理论告诉我们，各种理论间相互交流的条件，恰恰是承认对方的不同，但交流本身就代表着交流之可能性，视域融合就是“不同”的东西的融合，这本身就是辩证的，只有非此即彼的认识论才会认为是矛盾的。关于科学革命是否理性的问题，解释学认为，相互交流的双方都站在自己“理性”的前理解即范式的立场上去交流，但交流的结果却是任何一方都无法左右的，只能是一种“合力”的结果；超越双方的框架，对于交流前的任何一方来说，从认识论来看，就是无法把握的、“非理性”的。关于真理问题之争，每一个范式所规定的理论、思想或经验、方法，都在某种范围内、某个层次上是合理的，但相互交流正表明，这只是相对的真理，绝对的真理不会落到某个范式之中变得僵化，而是不断的范式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表明了真理的实在性，同时表明僵化范式的非真理性。解释学揭示的是实践所展现的世界。马克思明确指出：“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对人有意义的世界是人实践所创造的入化世界，实践本身就是带着一定的理论或“范式”的实践；人化世界是客观的世界，但对于人而言又是有意义的、人的“范式”所规范的世界。因此，范式理论所涉及的实在论与非实在论之争，从非镜像式的实践来看，也不是针锋相对的、你死我活的。 范式理论的产生、发展、演变及最终向哲学主流的复归，都不是偶然的事情。随着近代以来社会实践和生活方式的发展，镜像思维模式的形成、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流正是这种实践方式在理论上的具体体现。范式理论自身由于认识论模式的讨论而不断丰富、完善；同时，其困境也日趋明显，究其原因是缺乏了实践的根基。范式理论向解释学复归，实质是向实践哲学的复归，通过这种合流，科学主义不拘泥于“客观经验”，人文主义也超越了“主观情意”，两方面都获得现实的根基，范式理论的发展正好体现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分合的历程。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管理 论文关键词：现代人文主义自我实现整体性创造性 论文摘要：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是20世纪60、70年代盛行于美国的一种教育思潮。它以人的“自我实现”为最终目的，推崇人的个性和谐发展；着重强调培养人的整体性、全面性和创造性；提倡在教育过程中应用人本化的课程和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开创一种自由宽松的学习氛围，对美国以及世界的教育实践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是20世纪60、70年代在美国盛行的一种教育思潮。它秉承西方历史悠久的人文主义教育传统，推崇人的个性和谐发展，深受20世纪复兴的各种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以现代人文主义哲学和心理学为基础，着重强调培养人的整体性、全面性和创造性；提倡在教育过程中应用人本化的课程和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开创一种自由宽松的学习氛围。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对西方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式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概述 西方的人文主义教育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总体来看，它经历了古典人文主义教育、人文主义教育、新人文主义教育和现代新人文主义教育这四个发展阶段。古典人文教育强调把理智的发展当作教育的最终目的，对儿童的情感和理智进行陶冶。人文主义教育的出现是针对中世纪封建神学泯灭人性、压制人性，其核心是恢复人的地位。人文主义教育强调个性自由和发展，强调用古希腊、罗马的文学艺术来陶冶心性、启迪智慧，但是对自然科学却持冷漠态度。新人文主义教育的最高原则是发展个体的自由，强调用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来陶冶和教育人。 二、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背景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是一个融合了众多教育流派的体系。广义上说，进步主义、要素主义、永恒主义、存在主义等教育思潮以及教育人类学，法兰克福学派和以马斯洛、罗杰斯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教育思想都可以称为现代人文主义教育。从狭义上说，现代人文主义教育特指20世纪60、70年代盛行于美国的一种人本化教育思想。 总的来说现代人文主义教育经历了两个主要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初产生的新人文主义教育倾向。它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教育思潮的继续和发展，具有尊重历史文化及调和发展的特点。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70年代盛行于美国的人本化教育思想。这种教育思想产生是由于二战后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人异化为物的现象逐渐加剧。人类成为科学技术的奴隶，面临着外部价值体系的瓦解，随之转向内心世界寻求价值目标。 三、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一）哲学基础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在人性论、认识论之上吸收了存在主义哲学的观点，核心内容是“人的存在”。同时，把人的存在视为是不断发展的过程。此外，现代人文主义把丰富发展人的情感生活看作是人整体发展不可缺少的部分。在教学过程中吸收了存在主义哲学家贝尔提出的著名的“我与你”关系理论重视师生间良好关系的培养，认为情感发展主要得益于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 （二）心理学基础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以人本主义心理学为理论基础。它认为人具有完整的人格，因此不仅从直觉的角度去把握整体性，而且要“从意识经验自身这一整体去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在教育的过程中，主张发挥人的整体性，使身心的发展协调一致，同注意人的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统一。 四、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特点 （一）注重个人的“自我实现” 人文主义教育思想重视教育在培养人的过程中的作用，强调培养身心两方面和谐发展的“新人”。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以人的“完美人性的形成”和“人的潜能的充分发展”为最终的目标，即人的“自我实现”。认为一个自我实现的人应该在其人格特征上体现出人的整体性和创造性。所谓整体性是要达到人的内外统一。 （二）强调学校教学内容的扩展 教育的目的决定教育内容。现代人文主义教育内容注重满足学习者的个性特点和整体协调发展需要。在课程的安排上富有弹性，注意课程内容的思想性与情感性的相互渗透，要求课程内容的安排以学生为中心，考虑为不同能力的学生提供相适合的课程。它充分考虑了学生的个体差异，将学生分为不同层次施以相应的教育，是每一个学生的潜力得到最大限度发掘。 五、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是在美国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给人们的精神带来危机的背景下提出的，主要是针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课程改革中，只重视学生的知识结构，忽视学生的身心发展。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继承了西方人文主义教育传统，尊重学生的价值、自由、道德、理性、情感，以人的“自我实现”为教育目标，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提出了适应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教育教学方法。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以学生的需要为核心，注意课程内容的统一性，使学生的情感发展与自我认知发展协调统一。 我国现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使学生不仅具有专业的学科知识、专业技能，而且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适应瞬息万变社会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学生潜能的发挥、高尚道德的培养、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这就要求教学必须适应人的需要，强调以人为本，而不是人去适应教学过程。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提出的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等为我国现阶段教育教学的改革提供了借鉴。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主义教育观管理 [论文关键词]人文主义教育观美术教育艺术修养 [论文摘要]美术课程是一种人文课程，是人文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载体之一，运用美术形式传达情感和思想是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美术并不是单纯的技艺，而是人类文化的积淀和人类想象与创造力的结晶。 教育的人文主义是以人的和谐发展为目标，希望人的本性、人的尊严、人的潜能在教育过程中得到最大的实现和发展。在我们提倡素质教育反对应试教育的今天，人文主义教育观对我们现行教育有很好的指导作用。美术教育作为一门学科教育，它有自己的独特性，它主张以学生自身的发展为目的，强调发展人的天性，发展人的个性，发展人的潜能。因此，用人文主义教育观来指导美术教育是顺应时代的潮流，是未来教育的一个发展趋势。 美术课程是一种人文课程，是人文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人文主义指的是一种高度重视人和人的价值观的思想态度。它注重人的自由与平等，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载体之一，运用美术形式传达情感和思想是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美术并不是单纯的技艺，而是人类文化的积淀和人类想象与创造力的结晶。它记录着不同时代的文明，闪烁着人类的智慧、代表着人性的深度。美术是人类情感和精神生活的创造表现。任何美术表现形式都包含着一定的情感和思想。学生通过美术学习与自己情感生活的连接和相互作用，学习用美术方式表达和交流情感，使学生的不良情感情绪得以释放和宣泄，恢复他们心理的平衡，从而获得创造、表现和交流的能力，达到健全人格，陶冶性情的目的。因此，通过对美术的学习，将使学生的审美情趣和能力不断提高，性情不断得以陶冶，从而增强对自然和生活的热爱和责任感，形成尊重和保护生命和自然环境的态度，以及创造美好生活的愿望与能力。可以说，美术已经成为人文教育的核心学科。 美术课程的人文性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和重视。美术教育作为一门基础学科教育，它没有应试教育的功利性和目的性，能更好地贯彻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即使在高等教育阶段，美术教育作为艺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教育目的和作用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1997年5月，北京大学隆重宣布成立艺术学系，并明确表示：希望通过在全校开展艺术教育，培养学生的艺术感受力与理解力，用艺术生动的表现形式陶冶他们的情感，使他们具有更高的精神境界、更开阔的胸怀和眼界、更丰富多彩的生活经验和人文修养、更健全的人格，成为21世纪合格的人才。我们知道，当下的美术教育不再是传统的素描、绘画、版画、雕塑课程及欣赏课，它有了更宽泛的内容。在欧美很多国家，开始用视觉艺术教育来代替美术教育，它超越了传统的“纯艺术”范畴的教育，为学生提供了更广阔的艺术教育。美术教育的对象不是针对那些对美术感兴趣的少数学生，而是面对全体学生的，倡导全面发展的人文主义教育理念。强调通过直觉、推理、想象、技巧以及表达和交流的独特形式过程逐渐形成丰厚的文化修养。美国的《艺术教育国家标准》在强调美术学科结构特点的同时，始终贯穿着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思想，内容标准是根据学生达成目标来制定的，注重学生在参与美术活动时的感性体验，发展美术创造的基本能力。中国现行的美术教学也开始以强调美术学科体系转向激发学生创新意识和创造精神，强调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精神。因此，用人文主义教育观来指导美术教育，成为对现行教育进行改革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开始受到更多的关注。 美术课程具有人文性质，是学校进行美育的主要途径，在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如何在美术教育过程来充分体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呢？首先，创设良好的人文环境，培养人文精神。美术教学可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的多元文化的总体效益，整合社会、社区、家庭各方面教育影响，引领学生走向生活、走向自然、走向社会。通过欣赏、认识自然美和美术作品的材料、形式与内容等特征，通过描述、分析、对比与讨论等方式，了解美术表现的多样性；通过走进博物馆、美术馆、民俗馆，了解其中的民族民间美术、艺术等文化，了解它们与其他地区或其它民族美术文化的异同；通过参观、座谈、调查、访问艺术家工作室等参与活动，了解中外艺术家的艺术思想、生活及作品诞生的过程，或结合有关资料，让学生了解相关国家的地理、历史、风俗人情、社会风貌，增进对不同国家、民族，不同风格画派的了解与尊重；通过借助信息技术手段来更加全方位直观地了解艺术作品。其次：整合美术与其它学科的关系。未来社会需要具有探究精神与创造能力的人才，通过建立在广泛的社会、文化情景中的、以美术为主体并联合其它学科部分内容的学习，引导学生学会在新情景中探究、发现与美术有关的问题。在寻找解决问题方法时，主动地融汇不同学科的内容，使各种知识与技能相互融通、彼此联系，使他们真正获得探究能力和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使学生在理性与感性之间求得和谐平衡。使身心得到健康和谐发展。由于美术学科具有人文性质，因此，美术学习的范围不能仅仅局限于美术自身的领域中。需要在美术学科与其它学科之间架起桥梁，通过引导学生对一些美术或跨越美术学科的课程进行综合与探索性的学习，能使学生在良好的时间内比较全面地认识美术的特征、美术表现的多样性以及美术发展规律与趋势。其次，加强艺术修养，提高审美素质。艺术修养是衡量一个人审美素质高低的重要因素。艺术修养的规定将直接影响个体人格素质与生存质量的高低。一个有较高艺术修养的人，能够主动地、充分地使其感性、情感和理智得到协调共处，使其心理结构的各个方面得到较好的发展和完善。假如整个社会成员都有一定的艺术修养，那么，就有助于在心灵和交流的氛围中培养一种协调的人际关系，就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交流内心感受，更好地实现人际间的沟通和理解。只有艺术修养在社会上升值，才能全方位地提高人们的精神素质，协调人际关系，重塑健全、自由的人格形象，从而在根本上推进一个社会的内在品格。 人文性质应该是美术课程的基本性质，通过美术教育我们可以有效地形成和发展学生的人文意识。人文精神就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追求的终极维护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和现象的高度珍视，是素质教育中理想人格塑造的肯定！因此，人文性质应该是美术课程的基本性质，通过美术教育我们可以有效地形成和发展学生的人文意识。用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来指导我们的美术教育是顺应时代要求，符合历史之规律。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主义价值教育管理 [论文关键词]教育管理人文主义实践价值中小学人文管理 [论文摘要]以格林菲尔德为核心代表人物的西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是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学派。该学派不仅有重要的理论贡献，而且有着不可忽视的实践价值，具体表现在学校管理中的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方面。同时，从该派理论可以观察到当前我国中小学人文管理中存在的误区并有助于改进之道的探寻。 西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是在针对科学主义教育管理论尤其是盛行于20世纪50-60年代的“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提出强烈批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尽管国内目前已有一些相关理论文献但为数不多，而从实践角度探讨其价值的文献则更为少见，这与人文教育管理论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学派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把握其主要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对其实践价值联系实际进行剖析，并对我国中小学校人文管理问题进行反思。 一、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主要观点 持有人文主义立场的教育管理思想家以T·B·格林菲尔德（T.B.Greenfield）、C·霍金森（C.Hodgkinson）、W·英格里西（W.English）、S·J·麦克西（S.J.Maxcy）等为代表，其中格林菲尔德是领袖人物，其理论观点集中反映在《格林菲尔德论教育管理——走向一门人文科学》一书中。总体而言，这批人是在对过去的教育管理理论，尤其是行为科学影响下的“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提出猛烈批评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旗帜鲜明的一派理论观点：组织不是自然实体，而是人为适应社会而自行创造的产物；组织的目标其实是人的意志、权力、价值的体现；组织的结构也不是实在的和预先建构好的，而是组织成员相互作用的产物；既然组织是人为的产物，因此也不存在统一、客观、普适性的组织理论；教育管理面对的问题不仅是事实问题，更重要的是价值问题，撇开价值问题就无法认清教育管理的现象和本质；教育管理活动中事实与价值不能割裂，如果管理者只看重管理中的结构、形式、工具意义，就会把更重要的教育目的置于脑后，这样教育管理的意义和价值就会被大大削弱。[1] 不得不特别指出的是，国内有些研究者由于已经习惯于将西方人际关系理论看作是一种所谓的“人本管理”理论而有可能将人际关系理论混同为或认为至少部分属于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需要澄清的是，人际关系理论因其只是在常规视角下对结构功能主义范式主导下的古典和现代组织理论进行反思而在根本上持有科学主义立场，如将其与人文主义管理论相混淆，难怪有学者会说这是“滑天下之大稽，可能要贻笑大方”[2]。 二、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实践价值探析 尽管说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在批判教育管理理论运动的同时所持有的许多观点有矫枉过正之嫌，但事实上它除了有理论贡献外在实践上也不无裨益，尤其是它对个体及其价值重要性的强调。在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中片面、极端的观点保持足够警惕的前提下，我们可以从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方面来考察其实践价值。 （一）组织目标 一般而言，管理是围绕着一定组织目标展开的各种具体活动，因而组织目标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在组织目标上，人文主义学派强调的是个体的目标而不是组织整体或其所属各个部门机构的目标，甚至否认有组织目标的存在。格林菲尔德曾经说过：“许多人并不相信组织的目标，他们只有‘在组织中做什么和怎样做才正确’的认识。”[3]152这种观点从现实看来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组织成员对其所在组织的目标还是会有所认同或共识，就如教职员工对学校的发展目标有其理解和共识一样。对于这一点，格林菲尔德最后不得不指出，所谓组织的目标实际上是有权力的组织成员的目标：“组织目标是当前最有势力的组织联盟的当务之急和意旨。”[3]152显而易见，校长的职位和权力足以使其意志转化为学校的目标。对此，笔者曾经在做一个中学校长负责制的调研中，发现教职工对学校的发展目标确持有此种态度，认为“那都是领导们的意思”“校长说了算的”。这样的学校发展目标对教职工中的认同感及其产生的导向作用可想而知。因此，人文主义学派比较极端的强调个人目标的观点事实上从一个反向的角度揭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学校组织目标如发展规划的确立必须倾听教工的意见、反映个体的心声、调动群众的参与，从而充分代表利益相关个体的意志；退一步讲，即使是校长有好的规划与设想也应当在充分征求意见、获取教职员工支持与共识的前提下予以合法化。 （二）管理制度 制度对组织的正常运转具有工具理性的规范性意义。但在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那里，连组织的存在都予以否认，当然也就无组织制度可言。不过，人文主义学派并不否认个体的存在也需要一定的规则，只是认为这种规则不是从外部强行赋予和设定的，而是由个体成员共同认可和建构的，强调规则的人文化。事实上，这种个体间的规则类似于组织中的制度。进而可以认为，人文主义学派对制度的形成要求所有组织成员的参与、要充分融入组织成员的意志、愿望、价值和主张。一般而言，组织的制度有3个来源，即源于组织文化的内生制度、组织创始人或管理者设计的制度，以及社会权威规定的制度。[4]其中组织文化的内生制度可能与人文主义学派的规则观有更多的相似。由于学校的主要成员都是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在尊严、情感层面的需要比一般群体要高得多，因此学校的制度建设应当在把握这个特点的前提下有效地实现制度的人文化。具体而言，学校制度建设一方面要重视源于组织成员共同信念和多数成员偏好行为方式的内生制度的形成，另一方面在新的制度设计过程中应当由全体成员共同参与并体现大家的价值和利益，此外即使是社会权威规定的制度也应该在“使命”说服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获取他们的真正认同和服从。 （三）领导行为 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充分说明校长领导能力和领导行为的重要意义。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认为，和其他组织成员一样，领导也是个体，也有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和目标，也追求他们的自己的利益，只是组织的领导会以自己的职位和权威将他们对问题的看法强加给其他成员。但他们认为这种强加是不对且无效的，应该强调的是个人素质在管理中的作用而非正式职位所享有的法定权威，认为“在某种情况下，需要寻求解决问题的恰当行为和最适合于做这项工作的人，而不需要去考虑这些人在组织里的正式职务或身份。”[3]158其实这就是强调教职工个人的特点与能力，反映到校长身上就是认为：校长对一个学校的领导作用是其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产物而不是校长这个职位权威或职务权力的必然结果。这对于我们校长的领导行为是有其启发意义的。其实，在一般管理学原理中谈到领导权威时，经常提及权力性影响力和非权力性影响力，其中非权力性影响力可能与人文主义学派对领导的看法是相通的。因此，校长作为学校的领导者，应该意识到非权力性影响力对自己威信树立和工作开展的重要意义，进而在领导过程中要更多的展示自己的人格魅力、领导艺术、民主作风，从而营造能够激发和强化每个组织成员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文化氛围，使大家在团结、和谐、温暖、愉快的人际关系中努力工作，实现组织目标和个人自身价值。总而言之，校长的领导行为中应体现人文精神和饱含人文意蕴。 （四）系统环境 时至今日，人们对学校组织性质的认识已经超越了封闭科层组织阶段，而对开放社会系统或松散结合系统有更多的认同，意即强调学校与社会外部环境之间信息与资源的交换及其相互影响。但是，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对环境有其独特的认识：所谓学校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学校内个体成员与组织外部之间的联系，而不是整个学校与外界的联系；教师的行为产生于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对环境的认识与理解。进而，人文主义学派认为更应该关心个体教师所受环境的影响及其内心感受与行为反应。在对人文主义学派否认组织作为实体与外界环境之间联系的极端观点不敢苟同的同时，还应该看到——这种充分肯定教师作为个体可能受外界环境影响的观点对我们的学校管理工作尤其是教师管理还是有其启发意义。考察我们的教师管理现状，校长或管理者的立场和出发点主要是校方或组织，借助的手段或方法主要是政策规章、激励机制、考核评比，动人的说法则是待遇留人、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尽管这些管理方式方法不失科学和必要，但对教师个体所受外界环境影响及其内心体验并不太关切也不够深究，事实上如果能重视从教师个体的角度开展教师管理工作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因而，教师管理工作既需要管理者站在学校的立场上通过正式途径开展，也需要注重从教师个体所受外界环境影响及其心理效能的视角去关心和理解他们，如此效果才会更理想。 三、我国学校人文管理的误区与改进 尽管上文我们从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4个方面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所蕴含的实践价值作了粗略梳理。但我们难以就此住笔，因为在我国学校人文管理的理论认识与实践操作上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误区甚至曲解，极有必要借这个议题进一步予以讨论和澄清，这样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借鉴和发挥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实践价值。 （一）学校人文管理的认识误区与澄清 就人文管理这个提法而言，常听见的说法有“人性管理”“非理性管理”“文化管理”“人本管理”“人文管理”，等等。说法的不统一说明认识的不统一和不深刻。当然，要搞清何为人文管理，不可避免的需要谈到科学管理，因为现实中很多不当说法正是由于对科学管理的理解失当造成的。学校管理现实中，人们对人文管理与科学管理之间关系的认识误区集中表现为将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对立起来。下面我们就循着科学与人文这对范畴的发展轨迹试着来澄清误区。 考察整个西方哲学思想史，可以发现人文与科学之间关系的一条粗略线索：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人文与科学混沌而统一地存在于百科全书式哲学家的思想中；宗教统治下的黑暗中世纪时期，神性代替人性，既无人文也无科学可言；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与人文携手反对宗教神学以张扬人性；启蒙运动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科学与人文依然结盟战斗且产生人道主义，但开始孕育唯科学与反科学的因素；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近现代以来，科学与人文开始分道扬镳甚至针锋相对；后现代以来，随着科学哲学的反思发展和人文精神的觉醒而在当代表现出科学与人文的再趋融合与统一。由此看来，有着内在联系的科学与人文在历史长河中历经了混沌统一、携手战斗、针锋相对、又趋融合的发展过程。相应地，它们反映到整个20世纪的管理理论与实践发展中就表现为管理上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价值观的争论。如此看来，我们今天要提倡的既不是科学主义管理、也不是人文主义管理或人本主义管理，而应是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鉴于历史上“人本”含义中的非理性色彩太浓，笔者不主张使用“人本管理”的说法）。那么，我们所提倡的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又当如何理解呢？笔者以为：在内涵上，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是指分别强调体现科学精神（是指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求真、求实、求证之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是指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强调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包括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承认人格平等，等等）的管理；在关系上，科学和人文作为管理的二维，是管理理论与实践中贯彻始终的一对基本价值关系，他们同时作用和影响管理发展并反映在具体的管理实践活动中，现实中既不存在纯粹的科学管理、也不存在纯粹的人文管理，尽管有时候可能表现出来的是科学多一点或者人文多一点。如此看来，现实中关于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对立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根本无法剥离开来加以讨论。 （二）学校人文管理的实践曲解与纠偏 无论是与中小学管理者接触和交流，还是阅读期刊杂志上校长们写的文章，可以发现，他们理解和践行的人文管理主要表现为诸如校长应该“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尊重师生、宽而有度，谦虚谨慎、团结协作”[5]“细节关怀”[6]“在信任中产生力量、在理解中换取真情、在宽容中凝聚人心”[7]等等，甚至还可以听到不少把人文管理与制度管理对立起来的言论。应当说，校长们站在领导者的立场已经认识到，实施人文管理就意味着自己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并且尊重人、信任人、关怀人，这是对的但也是片面的；而将人文管理与制度管理对立起来就有失偏颇甚至是一种曲解。这种片面和曲解的背后，不仅是我们学校管理者的水平有待提高，更是反映教育管理理论研究的盲点或欠缺。那学校人文管理的着力点何在呢？ 要厘清学校人文管理的着力点，首先要弄清楚管理的逻辑框架。在较为深入研读丹尼尔·雷恩的《管理思想的演变》、克劳德·小乔治的《管理思想史》、孙耀君的《管理思想发展史》等国内外数部经典管理思想著作的基础上，笔者勾勒出了一个初步的管理逻辑框架：人性是主线，目标是导向，组织是平台，科学与人文是两个维度，理论、研究、实践是3种形态，技术、制度、行为、文化是4个层面。其中科学与人文作为两种有着内在统一性的价值维度，它们不仅反映在人性、目标、组织上，而且在管理理论、研究与实践等3种管理形态上有其体现，但最为直接体现的是在管理技术、制度、行为和文化层面上。就4个层面而言，从整个西方管理的发展史来看，基本上历经了一个重技术、重制度、重行为、重文化的演变过程。那么科学与人文的价值影响到底如何体现呢？事实上，科学与人文两维在管理技术、制度、行为、文化4个层面上都有体现，而不是我们习惯中把技术与制度管理当作科学管理，而把行为和文化管理当作人文管理。就管理技术与制度而言，其科学色彩不言而喻，但它们同样需要体现人文精神而具有人文属性，如管理技术的研发必须考虑管理对象的需求，应用首先取决于员工能否接受，推广必须注意其适用的人文环境等；管理制度的设立必须符合人的发展的原则，体现对人格的尊敬和保护，制度的执行应当有其人文基础，考虑到不同的文化背景等。就行为和文化而言，我们一般认为这是比较容易体现人文管理的方面，如实践中校长们对人文管理的认识正是从领导艺术或管理行为这层面出发，但领导行为同样需要讲科学，西方管理思想中就有一个重要的行为科学学派；文化管理可以认为是一个偏重人文的管理方式或层面，反映到我国学校管理实践中就是现在“流行”的学校文化建设和知识管理，其实文化建设也需要制度的作用，因为制度可以制约传统文化负作用的发挥、制度可以使文化具有可操作性、而且制度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如此看来，学校的人文管理并不像校长们所理解的那样仅仅体现在其自身的领导行为和领导艺术上，而在技术、制度、行为、文化等方面均有其用武之地，而将制度管理与人文管理对立起来的看法则完全是一种曲解。同理，学校科学管理也是如此。此外，学校管理中的人性假设、目标制定、组织设计也同样需要体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要求。因此，整个管理的逻辑框架都是学校实施人文管理和科学管理的着力点。 （三）我国学校管理模式的应然选择——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 我国学校管理应当采取何种模式呢？科学管理模式？人文管理模式？科学化的人文管理模式？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这也许是校长们最最关心的问题。所谓科学管理模式，是指突出强调管理技术、制度、行为、文化及整个管理逻辑框架的科学精神与科学属性，在现实中尤其表现为偏重于管理技术和管理制度的健全与运用。反观实践，我国中小学管理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科学管理的异化和科学管理的不足。如教师管理制度上，一方面过分地依赖量化指标的评比考核而压抑个性和影响积极性，另一方面培训进修制度因落不到实处而成为摆设；又如很多校长热衷于学校发展规划的制定和特色学校的创建而对作为学校技术核心的教学并不真正关心，尽管近些年来“校本教研”比较红火但实效不佳，这与泰罗当年在车间里通过管理技术来实现技术管理的做法相差甚远，新课程改革中的种种问题[8]与学校管理者对发生在课堂里的技术细节缺乏兴趣不无关系。由此看来，我们的学校管理在整体上并未达到科学管理模式的要求，但在异化方面却是不容乐观。所谓人文管理模式，是指突出强调管理技术、制度、行为、文化及整个管理逻辑框架的人文精神与人文属性，在现实中尤其表现为偏重于管理行为的人文化和管理文化的建设。在对校长们的人文管理之狭隘理解深表忧虑的同时，考虑到我国传统管理文化的负面影响而不主张在学校管理中单独提倡人文管理模式。因为，我国传统的管理文化整体上表现为以德性主义和人治主义为调控机制，这在根本上就是一种人治的管理文化。今天不少校长简单地把人文管理仅仅理解为个人魅力的发挥甚至曲解为人情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传统人治文化的深层影响。如此看来，单独的科学管理模式或人文管理模式可能都不适合我国学校管理的实际需要。 西方学校管理的发展历程中走过了一个科学管理的阶段。就拿美国来讲，该国在20世纪上半叶主要是探索和实践学校的科学管理，如作为学校效率研究前奏的教育测验运动、学校调查运动的兴起、斯波尔丁和鲍比特的学校效率论、应用科学管理之典范的葛雷制学校、斯特雷耶的学校成本分析等等，[9]但在同时及随后的发展过程中，该国的学校管理开始发生由重科学向重人文的转向，如杜威的民主管理哲学、约契的学校人际关系改善论、直至当代萨乔万尼的道德领导理论等等，但科学管理从未受到消弱和忽视。如果说美国学校管理追求实现的是科学化的人文管理模式的话，那么我国学校管理应当选择的模式是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主要基于4点考虑：其一，既然单独的科学管理模式或人文管理模式不适合于我国学校管理，那么只有从科学与人文二者有机融合的角度去寻求合适的管理模式，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正好体现了这种融合。其二，由于受传统影响我国学校管理中人治与人情因素的明显存在，当务之急的是要实现科学管理而非人文管理，因此该模式的落脚点应该在科学管理上；同时鉴于管理现实中非人的、异化的手段与方法同样存在，因此在实施科学管理的同时必须注意体现人文精神，进而我们提倡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其三，笔者以为，科学化的人文管理模式是学校管理追求的更高境界，目前我国学校管理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实现科学管理也即陈玉琨教授所提出的学校管理3个阶段中的规范阶段，[10]当然在科学管理目标追求过程中必须注意体现人文精神和人文属性。其四，对该模式的明确理解和把握，有助于我们在学校管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中有取舍批判地借鉴和吸收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合理主张，从而更好的实现学校的人文化科学管理。当然，该模式的倡导是针对我国学校管理的整体水平而言的，但就具体的每一个学校及其每一个管理领域而言，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主义取向管理 论文关键词：教育研究范式人文主义取向本土化 论文摘要：在当前我国教育研究创新乏力的情况下，确立一种新的教育研究范式取向，将成为我国教育研究创新的突破口。鉴于我国教育研究者对研究范式重视不够，对科学实证研究范式过于迷信和信仰等问题，又由于当代社会主流思维方式转换、教育过程的本性和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理趣使然，必然要确立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以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作为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新取向，必须重视本土化问题，为此，应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外来与本土、本研究范式与其他研究范式的关系。 一、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现实问题 从总体上讲，目前我国教育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 一方面，教育研究者对研究范式缺乏应有的重视，很多研究者尚无明确的研究范式意识。有学者以某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004年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为文本，分析了这些论文中所体现的教育研究范式。结果发现，“大部分的研究者缺乏方法论的自觉意识，甚至有些研究者还没有这方面的意识”［1］。教育研究中有太多的直觉、思辨，有的研究甚至就是想当然，过于模糊、宽泛、松散，许多结论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习惯性和自发性，所能起到的主要是议论和舆论的作用。它更多的是一种研究者个人观点和感受的阐发，通常结合社会当下的时弊和需要对有关问题进行论说或提出建议”［2］。教育理论中充斥着“正确的废话”，这样的教育研究，难以在学术界获得应有的地位，难以为教育实践工作者关注，更谈不上教育研究的创新发展。 另一方面，人们对科学实证研究范式又过于迷信和信仰。当代教育研究笼罩着缠绵悱恻的经验主义的情趣。许多人认为，运用观察和实验等所谓科学的手段与方法就能确保经验事实不断得到积累，如能对不断得到的丰富的经验事实加以归纳、总结，就能自动产生科学理论。狭隘的经验主义使教育科学研究第一线的实践工作者非常蔑视思想和理论，尤其蔑视哲学。在不少人眼里，所谓教育研究不过是搞几张问卷或量表去调查，或在某个范围内进行种种测试或实验。这种单凭经验或经验至上的情绪，使教育研究实际走到了极端缺乏思想和理论的地步。 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作为崛起于20世纪中期的一种在自然情境中以收集定性资料为主，通过诠释和移情的途径来揭示和理解教育及其内部意义的研究范式，虽自20世纪90年代已引入我国教育研究领域，但之后并未获得正常发展。它对我国教育研究创新的引导作用也就没能发挥出来。 二、确立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的理由 从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现实问题出发，实现我国教育研究的创新，就必须从教育研究的生产方式上进行变革，也就是说，我们须深刻认识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在当前教育研究中的意义与价值。确立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其理由如下： 1.当代社会主流思维方式转换使然 影响教育研究的因素很多，其中有一种历史的因素时刻与教育研究的每一个环节相关，它就是一定时代的主流的思维方式。 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当代社会思维方式的变革在于转换了一种模式，即从主体与客体对立的、以实证科学为楷模的认识模式，转向以主体间性和互动建构为主的认识模式。这种转变不仅表现在认识的目的、真理、知识的性质等问题的界定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认识模式本身的解释上。也就是说，认识不再被看做是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之间产生的表象与本质的符合，而是被看做一种解释的活动。这种解释活动依赖于解释者生活于其中的语境，即“生活形式”之中，并且解释所产生的意义是一个过程，且永远没有穷尽。 人文思维逻辑与科学思维逻辑作为两种不同的思维工具有着各自的用途与适用范围，并随对象的不同特性与需要而决定取舍。当世界经济表现为一体化趋势的时候，科学思维的逻辑就派上了用场，而在当今这个文化多元和追求差异的社会里，追求多样性的人文思维逻辑就占据了主流地位。在此背景下，教育研究过程中也必将注重人文思维逻辑的运用，教育研究范式也必将转向人文主义的研究范式，这是适应哲学思维方式转换潮流的必然选择。 2.教育过程的本性使然 教育过程是教育研究的重点，其本质属性决定了教育研究范式的应然取向。 首先，教育过程是一系列对立范畴的辩证统一体，即物质的与精神的、事实的与价值的、外求的与内省的、存在的与意义的、物化的与人文的等等，但教育活动或教育实践并不是在两极之间摇摆的，而是有层次的。教育的完整意义具有一个“核心”，在一系列对立的两极之间，笔者坚信，教育的“核心”是内隐的和精神的，教育活动的本性在于精神的、价值的、人文的和意义的—面。 我们可以说，没有校舍、没有课本，就没有正规教育；没有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知识准备，教育活动就很难达到它应有的效率。但不能说，有了校舍，有了课本，有了掌握心理学和生理学知识的教师，所发生的教育活动就是有意义的和有价值的。有这样的情况，即一个现代化设备的课堂，传递的却是非科学的知识，这是一种异化的教育，一种负教育。校舍、桌椅、课本和知识等，虽然是教育活动所不可缺少的，但不是教育活动的核心。教育活动的核心是教育活动所欲表达的人类对真、善、美等价值的追求以及对意义的关怀与寻觅。因此，教育活动具有极强的人文性，它内在地与“理解”、“体验”、“价值”、“意义”等范畴联系在一起。 其次，教育活动的核心是精神的和人文的。因为我们无法将全部教育问题的意蕴客观化，无法从纯粹客观的角度理解教育活动和教育实践。教育过程无法还原为一个实体或得到严格控制的操作过程。教育活动中较高层面的内涵并非在归纳推理或统计规律的意义上由低层面的内涵推演而来。教育中的人文性或人文精神是历史地生成的，同时也是依据个体的智慧与觉悟而存在的，也就是说，不同见识、不同修养的个体所见到(悟到)的教育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教育的核心由于文化历史和人格个性的参与，所以它本质上是约定的，而不是外在规定的。因为其约定性，人类理解或说明教育的历史是一种互为主体性或主体间性的历程，教育活动就具有了很强的独特性和个体性。由上述可知，教育过程深刻的人文性决定了教育研究范式人文主义的取向。 3.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理趣使然 教育不是当时当世之事，而是古已有之，教育研究亦是如此。因而，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理趣就成为今日教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首先，从我国传统教育的内在意蕴来看，我国传统强调为学贵在觉悟。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认为，“学”为“觉悟”。为学的根本意义在于觉悟，这一点决定了我国一切学术的根本路向。中国人为学的目的，是致力于学问的探讨，不仅求真，而且求善、求美、求意趣。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核心是意义的生成，强调教育研究的主题在于深入解析教育现象背后的意义。人文主义研究范式追求意义的建构，这与我国传统为学求意趣的研究指向有殊途同归之妙。 其次，我国传统教育研究讲求道理，道理是开创性思想家的洞见慧识，是以其学养、智慧和觉悟作铺垫的，脱离不了主体性的肯认或体认。道理所具有的哲理强制性和普遍接受性，本质上是建立在相互主体性脉络意义的合情合理与共认共识之上的。合情合理指道理的强制性，共认共识指道理的普遍性，意味着相互主体的可体认性与可接受性［3］。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强调研究主体和客体的互动和融合，走向“主体间性”，教育研究的目的是主体和客体达到“视域融合”式的理解。这与我国传统教育探究中注重研究主体的相互可体认性与可接受性不谋而合。 最后，我国传统教育探究所达成的是学问，是觉悟，这决定了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路向是内省而不是外求；是体验(体悟)，而非经验(感知)。一句话，它是为求“心”，而非为证“物”。心的觉悟或者说生命的体验是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法门。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强调研究者的重新体验和表达，这与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路向是一致的。 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理趣与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种种暗合为其在我国的生长提供了可能。三、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本土化 以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作为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新取向，必须重视其本土化问题。为此，应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 1.要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做到“古为今用” 要使外来理论在我国生根发展，不仅要研究中国教育的实际问题，更要透过表面现象，去把握教育文化传统的内在血脉。因为我们始终处在传统中，而且传统始终是我们生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失去了本国文化传统的支撑，再好的理论和方法也难免走样。教育研究必须对本国的教育传统进行应有的提炼和升华，才能使民族精神在研究范式的演进中得以弘扬。人文主义研究范式要实现本土化，无论如何都应以我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这就意味着我们在进行教育研究时，不能人为地割断现代教育研究与其历史之间的联系，否则，我们的研究就只能是一具外壳，而没有生命活力。 2.恰当解决外来与本土的关系，做到“洋为中用” 众所周知，实践总是特定时空中的实践，悬离于特定文化与社会境脉之外的教育实践并不存在。由于教育思想构建过程本身也是在特定文化与社会境脉中进行的，因此，尽管特定文化与社会境脉可能具有某种类型的代表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类文化与社会的某些共同特征，但任何教育思想都首先是体现或蕴涵着特定文化与社会的属性，反映着特定文化与社会的价值诉求。正是这些具体的文化与社会意蕴，正是这些背后的东西，使思想具有了某些相应的话语特征［4］。就人文主义教育研究范式的引进而言，它生长于西方特定的文化与社会境脉之中，它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社会的话语特征。要想确立对中国教育研究真正具有引导力的教育研究范式，就必须深入研究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境脉，并使其最终带有“中国话语”的特征。也就是说，我们在吸收外来优秀成果之后，还要有一个“外来思想的本土化”过程。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经过这样一个基于本土实践的再赋义、再改造的工作，便不再是外来的理论，而成为本土的教育研究范式。 3.本研究范式与其他研究范式的关系 实际上，教育研究的不同范式之间并不是一个简单替代和否定的过程。迄今为止，任何一种单一的研究范式都不能在整体上为教育提供全面合理的解释。各种研究范式都有其长处和短处，这说明每种研究范式都有其价值性和局限性，其合理性是相对的。笔者认为，当前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是基于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现实问题而补偏救弊所做出的选择。为了更全面合理地解决教育中的问题，教育研究需要各种范式的“和平共处”，以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 人文管理论文:大学人文主义管理 论文关键词：白壁德大学观启示 论文摘要：白壁德认为大学的人文性和贵族性是大学之为大学的根本所在。现代人文主义的真谛就在于以一种“中庸”的尺度，在极端的功利主义和极端的人文主义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反观当下中国大学，笔者认为人文精神的复归是当代大学改革的重要使命，这种复归并不是将大学变成封闭的象牙塔，而是与功利主义形成一种适度的张力。它需要从以下方面入手：确立大学的学术性；严格大学和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的区分；学生接受人文教育。 大学是什么?纽曼、洪堡都有过关于大学的经典论述，上个世纪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也有过大学的名言。但是对大学性质和大学与人文主义的关系的论述，有一个人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美国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欧文·白壁德先生。(IrvingBabbitt，1865-1933)。他是美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教育家，“新人文主义”的鼻祖。他的《文学与美国的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值得特别一提。在该书中，白壁德对大学的精神、大学的性质和大学与人文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深刻地阐述，并对大学如何面对社会的变化，寻找功利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平衡进行了思考，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重温白壁德的经典论述，无疑对我们今天的大学走向更加理性的发展，具有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 大学及其人文内涵 在书中，白壁德阐述了大学的三层内涵：(1)大学的指导精神是人文的，并且是贵族的；(2)大学是为塑造社会精英而悉心选择研究方向的场所；(3)大学的培养目标是造就有“质”的人。 在白壁德的论述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他对大学实质的揭示。他强调，“大学的指导精神却既不应是人道主义式的、亦不应是科学式的，——尽管这些因素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体现，而应该是人文的，并且是贵族式的。”这句话揭示了大学实质的两大含义，一是人文性，二是贵族性。一方面，大学作为培养人的场所，从根本上说，它是人文的。它以人为中心，“教人所以为人之道”，关注的是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关怀的是人的终极理想：另一方面，大学约束性的人文标准的存在，使它不可能指向多数人，而只能是少数人，这就体现了它的贵族气质。这从人文主义一词的含义中就可以得到说明。人文主义一词是英语humanism的中文译名，它的含义是“信条和纪律”。接受人文主义教育者通过“信条和纪律”约束自己的行为，来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这在整体上就与未受过教导和规束的人是完全不同的。他以“严格的选择”，而不是“泛滥的同情”，表明它只适合于那些“挑选出来”的小部分人，而不是普遍的大多数人。所以大学从本质上说又是贵族的。这是白壁德先生在20世纪初，面对美国日益严重的大学社会化倾向，而着意提醒人们要注意大学根本的特性。 如前所述，由于大学人文、贵族气质，这就决定了大学不同于社区性学院，它是为“精心挑选”出来的小部分人塑造完美人格的场所。因此大学内涵的第二条就是，大学从其性质上，应该界定为一个为塑造社会精英而悉心选择研究方向的场所。对此，大学必须避免两种倾向：一是“大学被定义为让任何人做任何事的东西”；二是把大学变成“科学大工厂”。关于前者，白壁德将矛头指向卢梭，他认为卢梭人道主义最大的问题就是过分鼓励人类任其自然地发展他的性情，它使大学成为让任何人做任何事的东西。因此，他对于大学实行选课制并不支持。他认为，选课制固然逃脱了高头讲章与权威论断的武断呆板的教育方式，但却是陷入另一种危险——不受限制的个人主义式的学究作风。在这里，白壁德并不否认民主化是现代社会的需要，但是他认为大学需要的民主应当是一种“选择式的民主”，而不是“博放式的民主”，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大学的人文精神。 事实上，白壁德的观点不无道理，如果一个大学完全成为由学生自己来决定自己想选什么课就选什么课的所谓菜单式学习，那么这与市场上的买卖商品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白壁德主张“选择式的民主”的观点，还是比较合乎人才发展的规律，它既满足了人才个性的需要，同时又保证大学所应有的“心智训练”。 基于这样的逻辑思维，白壁德还对大学与社区学院的功能做了严格的区别：社区学院，可以追求博放式的民主，以大众化教育为目标，让更多人受到教育。但是大学则不然，它应当成为一个能为人文主义者按自身律法完善自我提供丰富机会的场所。 对于后者，白壁德着力提醒的是现代科学主义对大学的影响，正在使大学一步一步变成“科学大工厂”。培根科学主义倾向于单纯使用量化检测手段并用自然科学的术语来表达一切事物，它对大学最严重的影响就是人的法则完全被自然的法则所代替，从而导致功利主义在大学校园的畅行。 对于大学的第三条内涵，白壁德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的目的就是(如果它有独立的目的的话)：它必须在这个量化的时代中造就有“质”的人。所谓的有“质”的人，白壁德作了这样的解释：“尽管整个世界都醉心于量化的生活，大学却必须牢记自己的任务是使自己的毕业生成为高质量的人——这就是‘质’这个词的真正意义而非通俗意义而言。”有质的人就是“高质量”的人。那么什么是高质量的人呢?这里白壁德的意思不仅仅是指大学毕业生成为某一专业的行家，更主要的是指成为一个有人文气质和内涵的人，即“获得人文的教养”，包括“趣味和判断力的原则”、“明智、集中的观点”、“对以往历史应有的尊重”等。有质的人避免了由于专业的学习(对任何一种学科过于熟悉)所可能导致的“人类心智的失衡”，对此，白壁德提醒道：“现代生活所特有的环境要求我们几乎全部成为行家与专家，而我们因此更加需要自我防范，勿使自己的头脑因过分沉迷某一学科而有损健全。”换句话说，大学生先成为人文学者，然后始从事于专门之学，这才是有“质”的人的真正含义。 适度的平衡——现代大学人文主义的真谛 可见，大学的人文性，是大学之为大学的根本所在。可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特点是，一方面专业化、都市化、世俗化程度越来越高，要求教育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协调社会发展的功能；另一方面，大学生存和发展面临市场经济的压力。学校规模的急剧扩大，教师、学生、后勤人员的激增以及图书、设备的完善，需要大量的经费，不能不迫使学校管理者在筹措经费上花费大量的精力。而学生需要面对社会严峻的就业压力，为将来的就业谋生做准备。市场经济发展对大学的渗透使得人文的坚守变得非常的困难和不切实际。 面对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学不可能不对社会的急剧变化作出反应。继续固守传统就显得迂腐和不合时宜。事实上，从学校发展史来看，学校越来越专业化，培育之人才亦越来越重职业之专才已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是片面地迎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把直接的功用性作为主要的教育目的，就有可能使教育成为受教育者的一种“人力投资”，学校成为训练社会各业人力的“知识的工厂”，就有可能导致学校教育理想的丧失。这似乎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事实上，白壁德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但他认为现代大学人文主义的真谛就在于：在极度的同情与极度的纪律和选择之间、统一与多样之间寻求平衡，并根据它调节这两个极端的情况而相应地变得更加人文。其所包含的意义是以一种“中庸”的尺度，在极端的功利主义和极端的人文主义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抱着人文主义的态度，同时期的美国学者弗莱克斯纳也认为，现代大学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大学不能远离社会”，但是大学要有一种基本的原则和立场，这就是“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时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深受西方大学理念影响的蔡元培、竺可桢、李登辉，在他们办学理念中也高度强调教育超然于社会的重要意义。相信“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也”，“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假使教育事业，要对现在和将来的社会有所贡献，不当仅注重物质的进步，而更当注重道德的进步”。这就是说，在他们看来，教育并非只是满足社会现实功利需要的一种制度和机构，而更是社会理想的制定者和实行者。这就是说，人文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冲突和矛盾是必然存在的，重要的是如何在二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余英时先生曾说过，相对于任何文化传统而言，在比较正常的状态下，“保守”和“激进”都是在紧张之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例如在一个要求变革的时代，“激进”往往成为主导的价值，但是“保守”则对“激进”发生一种制约作用，警告人不要为了逞一时之快而毁掉长期积累下来的一切文化业绩。代表激进的功利主义追随者和社会变革者，和理性主义追随者正好形成了张力，相互对立和抗衡中推进了大学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下更为合理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随着赠地学院和实用技术大学的兴起，传统大学以培养个人为目标、注重心智发展的理性主义理念受到社会的挑战，大学服务社会的观念获得许多大学的响应，并渐趋上风，影响着美国高等教育的基本走向，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主流思想。在这个社会现代化和世俗化的过程中，“大学不容置疑地成为社会的知识工厂和思想库、成为科技进步的‘孵化器’和社会进步的‘加速器’，由社会边缘的‘象牙塔’成为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大学的人文传统因此备受世俗的挑战。但是应当注意到的是，在现代大学的发展过程中，理性主义作为传统的大学理念并没有因功利主义的兴起、猖獗而消退，相反，在功利主义大行其道时也是理性主义给予抨击最猛烈之时。以白壁德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对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的抗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实用主义的纠偏，它使美国大学教育的“教育钟摆”并未真正偏斜，而是能在一种合乎社会发展而理性中向前发展，大学的人文精神因此从未真正丧失过。 超越功利与回归人文——当代中国大学改革的使命 如果我们依此来反观一下当下中国的教育，实事求是地讲，今天的大学在功利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天平上已经发生了倾斜。因此，对于当下中国的急功近利现状，我认为中国大学最需要的就是人文主义的复归。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大学自12世纪产生以来，虽有过很多发展，但是仍然继续遵守某些显然不变的规律。”这种“不变的规律”，也就是大学根本之所在的东西，它规定着大学之为大学。 在美国，大学尽管充斥着非常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但是作为学术组织，其基本的特性和人文传统没有改变。而中国大学的情况就不是这样。由于中国的高等教育现代化在建国后一度与传统断裂，失去了积累。教育从“政治的婢女”转向“经济的侍从”，一直未能正视教育自身，这就导致了建国后中国教育的人文精神的缺失。因此人文精神的复归是我们今天在面临浮躁的功利世界时特别需要召唤的，人文主义的复归也是与功利主义形成必不可少对话的需要。当然，这种复归，并不是将大学重新封闭起来，成为象牙塔，而是与功利主义达成一种平衡，形成张力。具体来说，这种人文主义的复归，需要从哪里入手? 首先，确立大学的学术性。大学是学术组织，不是行政组织，更不是经济组织。现代大学是学者云集之所，有自己独特的使命，“无论现代大学发生了何种变化，大学在本质上仍然是社会的学术组织，是学者的共同体。”“学术功能仍然是其最为主要和不可撼动的部分，这是大学成其为大学的关键。”因此，对于现代大学来说，学者治校是体现大学学术性质的主要方面。 学者治校就是强调由学者来管理学校。蔡元培先生从教育目的出发，对此作了专门的论述：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使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为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所以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因此，大学校长的人选，首先必须是一位学者，一个教育家，有自己独到的大学理念和管理大学的能力。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原则。而在学校内部管理体制中，学者治校的要求就是实行教授治校和学生自治。 就我国目前高等教育而言，在管理体制上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大学特定的学术性被轻视，大学的管理体制并不蕴涵现代大学自身独特的人文精神。其表现就是大学在管理上与机关没有差别，行政机构主导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在北大教改的论坛中，就有人尖锐地指出：“在中国大学里，行政权力是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的，学术权力长期以来得不到应有的尊重，难以发挥作用。”所以，即使是2003年北京大学出台的教改中，为了与国际接轨，而提出要设立教授会，但有人即尖锐予以了抨击，“在中国大学这样一个官员治校的组织中，教授会的设立并不是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自然产物，而是领导批准，依然处在行政权力之下，因此很难享有真正的独立性和权利。”因此，对于高等学校的改革而言，尊重大学的学术性，构建现代大学民主精神和民主制度，实际上就是中国大学创建出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所在。 其次，复归人文主义就必须严格大学和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的区分。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庸俗化、世俗化的一个典型表征就是大学与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之间没有了明显的区别。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都升格为大学了，这是中国大学丧失人文气质、沦为世俗工具的体现。复归人文主义首先必须为大学正名。如前所述，为精挑出来的小部分人塑造健全的人格是大学创办的真正目的，它的目的不仅在“训练一技之长而尤在养成宏正通达之士，不仅在传授知识技能，而尤在陶冶品学才识具备之完人与培养健全之士风”。因此，保有人文、贵族的气质应该成为大学区别于较为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之所在。 一般专门院校适应社会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要，侧重于高级专业人才的培养，社区学院灵活应对社会急需的实用和应用人才，可为普通公民的就业出路做好充分的准备，服务于大众化的教育需要。但是大学作为一个塑造社会精英的场所，不应以追求大众化为目标，保持它独特的贵族气质，是大学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的体现，因此，大学无须承担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责任。 对此，我国学者梅贻琦的见解也是颇值得我们今天大学主政者借鉴的。梅贻琦在批评大学迎合社会对技术人才的需要广设工学院的现象时说到，大学教育毕竟与其他程度学校教育不同，它的最大的目的原在培植通才；文、理、法、工、农等等学院所培植的是这几个方面的通才，甚至于两个方面以上的综合的通才。“它的最大的效用，确乎是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他认为，大学工学院在造就高级工业人才与推进工程问题研究方面，应该有更大的使命，不应使其只顾大量的生产，而将品质降低，而且使其更重要的任务，无力担负。为此，他强调工业化程序中所需的大量的技术人员，大学工学院实无法供给，亦不应尽要他们供给。 复归人文主义第三个要点就是，学生必须首先接受人文教育。毫无疑问，今日社会上的职业结构越来越要专门知识的情形下，高等教育的分科分专业是必要的，但大学毕竟不应只是训练一技一能的专门之士，大学的人文特性决定了大学不仅为社会培养专业人才，还要着眼于人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为实现这种理想，现代大学一方面设置各种学科广泛适应社会的需要，培养专门人才，并以教学科研的成果服务于社会，对社会作出贡献；另一方面，作为高等学术的中心，大学又有继续承担保存和增进社会中最宝贵的学术的责任。但是长期以来，教育工具性的一面得到广泛的张扬，教育片面追随市场的需求，进行专业性教育几乎就是高校单一的职能，根本忽视大学教育的本体价值和人文精神。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现代教育在增加它的长度(终身教育、继续教育)和广度(大教育、泛教育)，却在丧失它的深度(对人生的关怀、对人性的提升)。现代教育在教学内容上、教学方式上绝对崇尚理性，过分追求规程化、单一化、一律化的教育模式，忽略了人的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一非理性层面在人的精神世界中的地位及其在人的精神发育、成熟中的作用。教育重心的失衡，导致人性得不到健全的发展。 因此，为了保证学生健全人格的完善，学校必须在实行人文教育(通才教育、自由教育)的基础上进行分科教育，即梅贻琦所称的“通识为本，专识为末”。人文教育的主要价值正在于通过人文学科，主要是文史哲的学习，使学生“获得人文的教养”，包括“趣味和判断力的原则”、“明智、集中的观点”、“对以往历史应有的尊重”等等，而成为一个道德高尚、有人文气质和内涵的人。正因为人文教育在人性完善上的重要价值，一直有“中国通才教育重镇”之称的三四十年代的清华大学和后来的西南联合大学，从1935年起，就实行通才教育的培养模式。以培养通才为目标，而不以培养专家、行家为满足。清华大学和后来的西南联大规定大学一年级不分院系，学生修习包括自然、社会、人文三个方面的公共必修课，此外，还开设大量的选修课供学生选择。为引起全校上下对通识教育的重视，梅贻琦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专门设立一年级课业指导委员会、规定必须由教授上基础课、规定基础课达不到标准，不能升入二年级等，确保基础课教学质量。 当年通才教育的理念不独清华大学之一家，事实上，作为二三十年代大学杰出成就之一的标志就是大学培养出了一大批具有现代人文精神，具备基础学术训练的又博又专、适应社会生活能力强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这在北京大学、在东南大学、在浙江大学等等，都是如此。这个由一个时代所造就的知识群体在以后很长的历史阶段中一直承担着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中坚力量，这是大学实行通才教育的最大成就。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素质教育管理 论文关键词:工科大学人文素质重要性 论文摘要:本文就口前部分工科大学重专业教育轻人文素质教育问题，提出在工科大学生中进行人文素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就如何提l高工科大学生人文素质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当今时代，是一个急速发展和急剧变革的时代，是科技转化越来越快的时代。这个时代要求人才必须具备广博、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具备一定的道德修养和政治素质，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有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社会责任感、高尚的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具备动脑、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技术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短，职业变换的频率越来越大，一职多能的人才越来越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社会对人才的素质的要求也逐渐由单一性向复合性，单向型向综合型人才转变、当今人才市场的竟争主要是人的综合素质的竟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企业的生存不仅取决于员工的知识层次，更取决于员工的事业心、责任感、认识态度等非智力因素、)一个优秀的毕业十不但要具备学术活动的能力，还必须具备基本人文素质和道德准则。 当前，在工科院校的一部分学生中，除专业知识外，基础文化素质较差。一篇应用文写下来，格式不正确，许多语句不通顺、错字连篇、文体不整、相关知识缺乏，对音乐、美术、戏剧、艺术、古典文学这此人类共同的精神遗产知之甚少，曾有人对某理工科院校某班调查有57%的学生没有看过四大古典文学名著。有的甚至对祖国的历史、发展史及优秀道德传统一知半解;少数学生缺乏理想与追求，学习无目的，相当一部分学生心理素质差，在各种挫折面前无能为力，马加爵事件是最好的例证;在生活中少数学生公众意识差，在课桌、墙壁上乱刻乱问，公众场所大吼大叫，上课迟到、早退、泰然不觉羞愧，甚至在课堂上打手机;在宿舍里唯我独尊，不能与舍友友好相处、)这此现象的存在说明正是由于缺乏丰富的人文底蕴，深厚的理论素养、高尚的人格追求和良好的道德品质。 那么造成工科大学生某此同学人文素质缺失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要原因是一些中学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人文教育，这此中学要求学生全身心投入学习，只看学习成绩，不重视理想、信念教育，学生整天理在考卷中、试题里，从而造成一些学生对一些优秀的文化传统和精神遗产几乎没有接触，对政治思想道德方面的书籍更是不闻不问。 第二是家庭及社会环境的影响，特别是有的家长只注重孩子的学业，学习一好百好，而太不注重对孩子进行如何做人的教育，不允许孩子接触与考试无关的书籍，限制参与与单纯学业无关的活动、 自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改善，但随着西方新技术的引入，一些西方的不良习气侵入我国，相当一部分学生不能持正确态度，人生观和价值观或多或少发生扭曲。 第一是我们国家高等学校工科专业开设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数量少、学时少，运用达不到教育的目的。据有关资料显示，美国各大学开设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一般占总学分的13%-25%，如麻省理工学院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有:美国研究、人类学、考古学、创作学、西方传统、外语、历史、艺术史、语言史、文学、音乐、析学、政治科学、观赏艺术等十几个大类,100多门课程，学生必须从中选择8门课程，共72学分，占总学分的20%、我们国家高等学校工科专业人文教育环节薄弱，又没有其他方面的硬性措施加以弥补。 笔者认为，对于大学生既成的事实，再去追究中、小学的责任已无意义，但在中、小学中应引起重视，具体在大学中我们应该做到以下几点来改善、 第一、加大宜传力度，提高教师队伍全面素质，做好正面教育。 作为大学的各级机构人员，首先要身体力行，用自己的行为、语言做好宜传工作，通过宜传提高大学生对人文素质的认识。某综合大学曾推出“微笑服务”，我想我们工科大学也应该推行类似的“文明服务”，在我们的校园创建文明、和谐的环境，让每一位大学生感受大家庭的温暖。同时，在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大力宜传文明行为，表扬好人好事，揭露批评不文明行为，在校园中形成“讲文明、懂礼貌、有道德”的新风尚。 第二、加强第一课堂人文选修课的学习。 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在加深拓宽学生知识面，有选择、有目的地开设系列人文课程，并将文理有机结合，加深文理的相互渗透。同时教师加强个人修养，使课程生动、形象、富于活力，而不要让学生感到枯燥乏味，产生逆反心理。让学生真正认识到，人文选修课是提高人文素质的重要途径，中国传统文化才是需要融入自身素质的最宝贵的东西。 第一、引导学生积极参加校园文化活动、 为了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校团委、学生会及各院(系)会举办一定的文艺体育活动及讲座。然而由于课程压力及其他(诸如漠不关心的态度)原因，参加活动人数总不尽人意，更不用谈质量、为此，我们要积极引导同学们投身于校园文化活动，同时提高活动的有效性、)把同学从宿舍、网吧、影厅、剧院中拉出来，使学生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和内化作用，从而深刻影响学生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及行为规范。从而提高大学生的素质，塑造大学生完美的人格，陶冶大学生高尚的情操。 优秀的大学应该是全社会的思想库、人才库和人文主义教育基地、人文缺乏，我们面对的将是一个价值失范、理想萎缩、人格有缺陷的未来。如今大学校园里人文教育已经薄弱，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大学生不仅应具有较强的业务素质，还要有较深厚的人文素质，只有这样才能文理结合，成为适应社会的综合创新的复合人才。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课程特点改革管理 [摘要]人文学科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教育变革的重中之重，人文学科的变革又最终落实在其课程的变革中。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大学人文课程的变革，一方面表现为大学公修课由原来的通识课转变为纯粹的政治课，另一方面表现人文学科专业课的宽口径、厚基础培养模式走向了窄口径、专门化的培养模式。这一转变大大削弱了人文学科的整体实力和学术基础。 [关键词]人文课程；政治化；专门化 课程是高等教育制度的基础和核心，任何高等教育的变革最终要落实在课程的变革中。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文学科作为高等教育变革的重中之重，其课程的变革在公修课和专业课两个方面都有集中而鲜明的表现。本文试图对人文课程在这两个方面的变革过程作一详尽的考察和分析，以探求人文学科在这一时期的基本发展态势。 一、公修课改革：政治课取代通识课 华北地区政治课教学改革早于其它地区。1949年10月，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公布了《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其中对文学、哲学、历史、教育、经济、政治、法律7个文科系的公共必修政治课的科目与时间作了如下规定：“一是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包括社会发展简史）（第一学期学完，每周3小时）；二是新民主主义论（包括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史）（第二学期学完，每周3小时）。三是政治经济学（第二学年起，每周3小时，一年学完）。”[1]（P128－129）华北地区各大学文科系在这一规定的指导下普遍开设了政治课。1949年9月至1950年1月开设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课程，为了指导其教学工作，还专门成立了华北地区唯物论教学委员会，负责编写唯物论讲义大纲。在各大学也成立了包括教授、讲师、助教、学生代表及党团代表在内的唯物论教学委员会。1950年2月至7月开设新民主主义论，为此，成立了专门的华北地区新民主主义论教学总委员会。1950年7月召开了全国大学政治课教学讨论会，来自全国的大学政治课教师120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归纳了一年来政治课教学实践中存在的四点问题，明确了今后政治课教学的“三个重点”和“三项原则”。同时，会议还要求各大学成立政治课教学委员会或政治课教学研究指导组。 在全国大学政治课教学讨论会的推动下，1950～1951学年华东地区、中南地区、西南地区的政治课教学改革大踏步向前。其中政治课教学内容的改革进展很大。1951年7月和9月教育部分别发出了《对各大行政区分别召开暑期高等学校政治科目讨论会的指示》和《关于华北地区各高等学校1951年度上学期进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等科目教学工作中的指示》，其中重要的变化是，要求政治课应由专门教师担任，政治课应作为业务课之一，取消“政治课”这一名称，让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分别成为独立的学科。这是对政治课性质的新规定，即把政治课从公修课程上升为专门学科。可是，这一指示并没有付诸行动。1952年院系调整结束后，教育部立刻发出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课程的指示》，对全国高等学校政治课进行了统一的规定。 以上政治课的导入过程(见表1)，显示了如下趋势：一是政治课的内容逐步稳定下来，最终由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唯物论三门组成；二是每门课的教学时间逐步延长，从最初的每门课半年延长为一年；三是政治课教学从部分院系走向所有院系，从最初的文科系走向所有的系科；四是政治课教学由部分地区的部分高校走向全国所有高校；五是学校层次越高，政治课的科目越多，政治课总的教学时数越长；六是形成了完整的政治课教育教学组织机构，即“教育部——区市教学委员会——课程教学委员会——校教学研究组”这样一个组织严密的系统网络。这六个趋势的共同特点是政治课作为大学公修课的地位不断增强，重要性不断增加。从此，政治课作为大学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的大学扎下了根。 改革后的大学公修课与新中国成立前的公修课在教学内容上有很大不同，下面对1944年和1950年文法学院和理学院公修课的内容进行比较。 从表2、表3可以看出：一是从教学分量来看，1952年的公修课学分少于1944年，减少了近一半，其中理学院减少得最多。二是从教学内容来看，1944年的公修课以通识教育为特色，1950年公修课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1944年的公修课除了理科基础理论、社会科学基础理论外，以经典人文学科文史哲知识为主。如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有12个学分，哲学概论、逻辑学有7个学分，语文占6个学分。三门小计25个学分，占公修课总学分的一半。而1950年的公修课以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和新民主主义论为主，侧重于意识形态的灌输。其历史部分只有中国近代史，语文与写作显然有突出语文的应用性淡化其文学性之倾向，哲学在公修课中几乎丧失殆尽。总之，1944年的公修课是文理相通的大通识课程，而1950年的公共必修课是文理不通的专门政治课程。 二、1949～1952年：人文学科专业课的精简 1950年8月教育部了《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对当时高等学校课程状况的描述是：“相当大的部分不是新民主主义的，即还不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还不能符合新中国建设的需要。”对进一步改革高校课程的指示是：“废除政治上反动的课程，开设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政治课程，藉以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实行有计划有步骤的改革，达到理论与实际的一致。一面克服‘为学术而学术’的空洞的教条主义的偏向，力求与国家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这是我们现有高等学校主要的努力方向；另一面防止忽视理论学习的狭隘实用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偏向”[2](P395)。与此同时，教育部还了《高等学校课程草案——文法理工各系》。与新中国成立前的任何时期相比，这个时期的课程规定都是相当具体的，不仅规定了课程科目、开设时间、学分数，还规定了个别主要科目的具体教学内容。在这些规定指导下，各大学就校内各专业的课程设置进行了调整，主要是去除旧课程和反动课程，增加了新课程。在此，以重庆大学的改革情况(见表4)进行说明。多智网校诚招全国各地市独家线下商，共同开发网上教育市场。多智教育()！ 由上表可知：一是从院内各系课程变动来看，文学院中国语言系变动最大，法学院法律系变化最为明显，商学院银行保险系变化最为明显。二是从各院系之间比较来看，医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各系课程的变化很小，如工学院主要是各系名称的改变而非内容的改变。停办的课程几乎没有。三是从文学院课程科目变动来看，停办57种，新设84种，保留28种。保留的只占停办的一半，即只保留了原来课程的三分之一。新设课程84种与原有课程总数85相近。这表明，文学院课程精简和变更幅度是最大的。 三、1952以后：人文学科专业课设置的专门化 1952年院系调整后实行的课程教学改革是以专业设置为中心而开展的：专业是大学教学制度的核心，大学按专业招生，专门人才按专业培养。政府根据国家建设所需要的专门人才种类制定专业，大学设置专业必须经过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批准。与这一指导思想相一致，各大学纷纷进行了专业课程的改革。 在各校进行专业设置调整的基础上，全国性的综合大学专业调整于1953年开始，标志是该年9月召开全国综合大学会议，提出了《关于综合大学1954年专业设置及发展规模问题的报告》，制定了综合大学专业调整的原则及具体方法：“专业的目标表示国家建设对这类人才要求的规格。凡目标过狭而教学计划中的课程不能成一完整体系的专业，拟暂不设立；目标过宽而教学计划中的课程虽已可分为几个体系，但为条件所限未能立即分设的专业，将来再分设几个专门性的专业。”[2](P407)根据这个报告，1953年综合大学里社会科学的专业设置现状与调整方案如下(见表5)： 从上表可知，在13所综合大学中，哲学学科减少最多，只有北京大学一个学校开设。历史学和中文在各个大学均有开办。社会科学的减少也相当严重，法律学只在东北人民大学一所学校开办，心理学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开办，但还没得到教育部的认可。 1954年11月高等教育部制定了《高等学校专业目录分类设置》（草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份全国统一的专业目录，它把高校课程设置的专业化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该《目录》共有专业257种，其中工科类专业147种，占一半以上。1956年5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章程草案》指示“高等学校根据高等教育部批准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进行教学工作”，对大学改革的成果进行了总结，将在改革基础上建立的新的大学制度以法规的形式规定了下来。1957年以后，各大学按照专业制定教学计划，根据教学计划开展教学活动的教学制度依然沿袭下去。 这一时期的课程改革，其过度专门化的课程设置在培养各种专门人才服务于新中国的建设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然而，这对于大学人文学科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其原因在于：它削弱了综合大学的实力；人文学科减少过多；学科发展所需要的无形的历史积淀在院校合并中流失了；强调高度的集中统一，学校主动权太少。马叙伦在1953年的一次关于综合大学的报告中谈到：“在某些地方调整时未能照顾到某些大学的原有的优点与系科特长及其本身的需要，或者移重就轻，使其多年积累起来的能代表该校特点的教学基础失掉应有的作用，或者把某些重要系科连根拨掉，使该校其他相关系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受到很大影响。”[1](P213)因此可以说，50年代初期的院系调整削弱了综合大学的系科设置，实际上削弱了综合大学的整体学术水平与科研实力，使我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差距更大了。 人文管理论文:图书馆人文关怀管理 论文关键词：现代图书馆人文关怀管理理念 论文摘要：人文关怀理念的提出是现代图书馆的管理理念飞跃，现代图书馆通过实现对馆员的科学化管理、对读者自由与个性，价值与尊严的尊重、并以积极的公益性的活动向广泛的社会辐射面展现了管层面理上的人文关怀理念。它是提高图书馆管理水平的内在要求，也是图书馆事业长足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时代中，图书馆改进了它的服务理念，扮演了与时俱进的历史角色。 图书馆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机关，它“是一个信息知识资源所蕴涵的文化与现实社会的人群交流的平台,是人与文化和谐与统一的基点”。①在建设和谐社会中具有不可取代的历史作用，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我国现代图书馆建设，与时俱进事业取得了卓著的成效。尤其在管理理念上实现了飞跃。 一、图书馆的社会性与现代图书馆的管理理念飞跃 图书馆是以社会全民为对象，提供文献和信息的检索查阅服务的社会机构，其对社会来说其既有广泛传播文化的作用，又有增进全民的整体素质社会功能。其既是社会体系中的独立机关，也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区教育必不可少的社会辅助机关。图书馆的社会性，也决定了其服务的广度是社会的全体人民，其服务的目标满足读者检索和查阅基本需求，同时让读者满意其服务。提高图书馆服务的质量，一方面取决于硬件设施的完备，另一方面取决于管理水平的高低。随着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现代图书馆硬件设施已不断的得到完善，实现了对现代信息技术广泛运用,走向图书馆事业的现代化，丰富了检索查阅的方式方法，逐步服务人们对文献和信息的的需求。但是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图书馆运用先进技术是为达到图书馆服务的手段,是图书馆实现其社会职能的重要工具。而图书馆要与时俱进，实现现代化,最根本的是其内在的管理理念。管理水平高低取决于先进的否与的图书馆管理理念。近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的得到提升，图书馆管理理念从过去“衙门式”服务忽略了读者的内心感受与要求，逐步发展到要求不断的改善服务的质量，并提出了“读者第一”的理念，却忽略了图书馆馆员内心感受与要求，而现代图书馆提出了“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的管理理念这标志着现代图书馆的管理实现了理念上的飞跃。“人文关怀就是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重视对人的爱,提升人的境界,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②。人文关怀的理念用于图书馆的管理就是要求指尊重包括馆员、读者个性与需求，价值与尊严。为读者或是更广阔的社会辐射面提供文献信息保障并营造一种充满人性化环境。 二、图书馆管理中人文关怀的实践 图书馆服务的最高目标满足读者检索和查阅基本需求，同时让读者满意其服务。要实现这一目标也即要贯彻图书馆管理中的人文关怀理念。 首先，实现对图书馆馆员的人文关怀。图书馆馆员是图书馆实现其社会职能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图书馆对外的外服务窗口也是图书馆外部形象之代表，实现对馆员的科学化管理是实现提高图书馆服务质量的根本所在。已往图书馆教条式的要求所有馆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强调有义务而权利所言，在工作之中也带有一定情绪，也忽略了自己与读者的平等关系。在图书馆管理理念中实现对馆员的人文关怀，其一，就是重视馆员的内在心理感受和要求，尊重馆员的价值与尊严，坚持馆员是提高管理水平的基础所在，做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鼓励馆员认识到并且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其二，“仓禀实而后知礼节”在对馆员的管理也要充分重视馆员合理的物质利益要求，而且做好图书馆内部的奖惩激励机制。图书馆学中最基本，最首要的就是“要求给馆员以良好的待遇”。 ③物质利益和劳动成正比，是可以促进馆员们保持应有的工作热情和事业心。做出贡献。其三，加强图书馆馆员职业道德修养。对图书馆员要不断进行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正确引导，提高职业道德修养。增强对社会的责任感。让馆员充分认识刀片图书馆工作价值和意义，树立职业理想，弘扬敬业、乐业精神。 其次，实现对读者的人文关怀。读者是图书馆服务对象，同时也是对图书馆服务和管理水平的客观评价主体。在图书馆管理理念中实现对读者的人文关怀，也即要求重视读者的内在心理感受和要求，尊重读者的自由与个性，价值与尊严。坚持服务中的“以人为本”理念实现对读者的人文关怀。一方面，现代图书馆实现外部环境的绿化美化，为读者营造了安静、舒适、雅致的人文环境。另一方面，现代图书馆实现了对读者个性化需求的考虑，结合了图书馆资源的多样性，提高了各式各样的个性化服务，包括了检索方式，资源的表现形式等等。更为重要的是现代图书馆与读者的互动关系，常以调查问卷的模式从读者处获得反馈意见，同时，增加了图书馆各处可见的“意见册”。这无一不体现了现代图书馆管理中的人文关怀理念。 最后，实现对图书馆社会辐射群体的人文关怀。图书馆作为社会必不可少的社会机关，除了直接读者服务对象，还有广泛的辐射面。现代图书馆对其辐射群体的人文关怀不仅包括了，举行各种公益性的讲座、图片展、优秀影视作品展等，还包括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弱势群体是指“在社会结构急剧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因社会环境和自身条件的限制,其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权益保护、竞争能力以及发展机会等方面均处于弱势的人群共同体”。④现代图书馆所面对的弱势群体主要包括了生理上的“老、弱、病、残”群体，现代图书馆建设注重依据此类群体的需求来购置报刊书籍,或开办阅览专架,阅览专座等具有人文关怀的措施，方便了此类群体阅览需求。同时还建设相关残障通道、康复文献阅读室,提供各种康复知识和信息;为肢残人士和老年人配备轮椅;提供盲人阅读的盲文,在电脑上安装盲人发音软件系统,等等这些都向更广的社会展现了图书馆管理层面上的人文关怀理念，而这些措施和理念也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向图书馆所面向的社会辐射群体做了积极健康的社会教育宣传。 综上所述，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时代中，图书馆是文化信息资源的富集地，它扮演了现实中的个体与文化信息资源的交流平台，是社会与文化和谐发展的重要基地，同样也是社会和谐的文化精神支柱。实现图书馆事业的现代化是时代的需求，“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是现代图书馆的管理理念飞跃，提高图书馆管理水平的内在要求，也是图书馆事业长足发展的必然要求，图书馆改进了它的服务理念，扮演了与时俱进的历史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