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理论论文:关于运用体育社会学理论分析体育社会问题 [论文摘要]在体育运动发展过程中,孳生各种体育社会问题是一种必然现象。体育社会学在创建自身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必须正视体育社会问题,也只有在研究体育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建立其理论。 [论文关键词]体育社会学;理论;教学;和谐发展 一、体育社会学理论概述 体育社会学是一门把体育这种社会文化现象作为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整体。在外部研究体育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内部研究体育与人的社会行为、社会观念的关系,以及体育运动的结构、功能、发展动力和制约因素,用以推动体育和社会合理发展的综合性的社会科学。美国《社会学拜客认为》:“体育社会学以体育运动作为一种制度,研究他的结构、内容、变革和发展,研究以体育运动为特点的社会行为、关系和作用、包括系统内的和其他系统的相互关系和作用。” 二、当前体育的社会结构和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体育社会现象出现了集注化、扩大化和复杂化的趋势。体育社会现象的集中化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这种现象开始不再依附于其他社会现象(如教育、文化等),成为一种专门的社会现象。全球的“体育人”以及和体育有关的人在增加,体育的社会组织的扩张,各国政府对体育的关注度在提升,体育占用社会的总时间在不断增加,因此体育中形成了一一些有别于传统的社会关系,如球迷与俱乐部、球员与业主、社区居民与社会体育指导员等等,这些新社会关系的出现吸引着社会的注意力,同时也以各种方式影响着社会经济、政治、人口、军事、宗教、民族等的变迁与发展,要想解释、理解和管理这些社会现象进一步求得体育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人们诉诸于体育社会学这门学科。 中国体育人口年龄结构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中国体育人口性别结构与中国人口性别结构形成较大反差。随着中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进程和产业就业结构、教育结构的调整以及城市化的发展,体育人口将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当前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具有组织形式基层化,参与主体老年为主,组织管理居民自治与行政主导相结合。 三、体育教学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体育教学直接影响着体育活动,对体育的发展起主导作用。无论是体育教育观念的更新,还是体育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都影响着体育运动的前进方向,体育作为一项独立的运行行业和事业出现以来,它的发展一直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处理好体育与经济的关系,使体育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相协调。同时,让体育事业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服务,是我国各级政府制定实施体育战略发展目标必不可缺的基本因素。我国学者周西宽等指出:“体育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独立的发展轨迹,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但体育的历史表明体育和人类其它活动一样,从来就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它的发展是受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所制约的,并在同各种社会的相互影响中体现其规律。从体育与政治的关系看,政治对体育的影响是同历史发展阶段相联系的,这种影响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同时,体育也通过自己的特殊作用积极为~定的社会及政治服务。”在现代社会中,体育与政治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不少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者认为,体育经常也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服务,体现国家的意志,得到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支持。体育与经济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体育运动的发展需要有经济作为基础,体育总是在经济的发展中而繁荣起来的。反之,体育运动的发展为社会创造了无限的商机,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 四、体育社会学与文化科技教育的发展 体育教学直接影响着体育活动,对体育的发展起主导作用。无论是体育教育观念的更新,还是体育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都影响着体育运动的前进方向。 体育参与了社会文化的建设,体育是社会文化建设的积极的组成部分,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而繁荣起来,它有利于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向心力,提高社会成员的自信心和归属感。体育推动了城市建设的现代化,体育建筑的造型、色彩、功能,常常作为一种文化影响着社会心理:大型的全国运动会、洲际运动会、奥运会等,已经成了主办城市推动市政建设、公共事业发展的动力。素质教育是以全面提高公民思想品德、科学文化和身体、心理、唠动技能,培育能力,发展个性为目的的基础教育。体育和教育都存在密切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体育事业的发展,必然要对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体育推动了高科技的发展。首先,当科学作用于体育的时候,体育系统为了适应科学系统的要求,必然要使体育系统自身的功能与结构都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使其有能力接收和消化科学系统的影响。而要有成效地实现科学影响对体育系统的渗入,就必须要由体育系统制定出一系列既能反映科学系统的要求,又能符合体育系统自身行为特点的具体政策。其次,当科学作用于体育的时候,政治系统即国家与政府作为媒介加入了科学与体育社会互动的行列。 五、体育社会学与和谐社会 通过各种方式宣传体育的功能,营造良好的体育意识氛围;充分发挥乡镇企业的龙头作用;发挥复退军人和学生的骨干作用;发挥乡村干部的带头作用:组织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和体育比赛;组织参加“亿万农民健身活动先进乡镇”和“全国体育先进县”的评选;制定切实可行的农村体育活动计划即形成一个能够不断为全体公民供给和改善体育健身环境和条件,基本满足全体公民多样化的体育健身需求,使全体国民的健康素质得到明显提高的服务和保障系统。用体育的社会化和产业化来带动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和产业化。以此来带动人们消费结构的调整,用消费结构的调整来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用产业结构的调整带动经济结构的调整,用经济结构的调整带动社会结构的调整,就是把体育工作融合到社会,融合到政治、经济各方面。到底是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可不可以这样来看,最能体现“三个代表”,“以人为本”能够直接体现。小康社会的重要指标,已经确定了全面的科学发展观,把身体素质加入进去,所以,体育在这里起到一个先导的作用,可以走在前面。最后调整的社会结构就是我们提倡的和谐社会。 社会学理论论文:浅谈社会学理论指导下的高校外事翻译研究 论文关键词: 社会学 行动者网络 高校外事翻译 可行性 论文摘 要: 本文拟将从社会学视角出发,探讨用社会学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来指导现阶段的翻译研究,并将其用于对高校外事翻译进行分析,进而验证这一理论指导高校外事翻译的可行性。 传统的对高校外事翻译研究相应地受各个范式的翻译观的指导,在结构主义语言学阶段,高校外事翻译多从语言层面上着眼,强调字面上的对等。在多元范式翻译观的指导下,有学者用关联理论、功能论、目的论等理论来探讨高校外事翻译策略,视角多将译者或观众作为出发点或中心。在结构主义范式阶段,翻译研究被禁锢在文本对比和语言(信息)转移的范围内,有关翻译活动中那个最活跃的成分——翻译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研究就被完全忽视了。解构主义阶段,研究成果的共性都在于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分解上,由此,译者为了实现这些目的总会按照自己对读者和译语需要的理解去制定自己的翻译策略。由此可见,以上阶段的高校外事翻译都出现了自身的局限性。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社会学领域,更确切地说,在科学知识社会学领域,一种全新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在消除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长期存在的对峙、分裂局面上给出了合理解释,创造了新的平台。这一理论的提出者拉图尔、卡龙不仅用这一理论解释科学、技术,而且将其运用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行为各领域。那么,我们可否用其研究我们的翻译行为呢?笔者现在就从这一理论的发展背景出发,来剖析其用于知道高校外事翻译的合理性。 “行动者网络”理论指出,人们做任何事情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必然受到周围各种因素的影响,因此,人们的行为应该和这些因素一起加起来考虑,这就是行动者网络所要完成的任务(黄德先,2000:4)。“行动者”是广义的,既可以指人,又可以指非人的存在和力量,它们可以是任何的东西,如经济、意识形态、历史环境等。“网络”由特定关系实体构成,它们之间没有预设关系,其性质和关系有网络来定义。网络不仅由人类,而且由机器、动物、文本、金钱与建筑物等组成。“行动者网络”就是由诸多不同的、互动的行动者通过异质工程建立起来的联系,行动者网络并非外部世界中预定行动者的简单组合,而是由具有不同利益、身份、角色、功能、位置的行动者构成,它们在网络中重新得到界定。这个界定、安排、赋予的过程就是“转译”。只有在相互利益关系“转移”的基础上,才能构建起一个稳固的网络。这种“转译”的过程关注信息转换过程中人类与非人类的对等性,它们都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应同等对待。“物”不是一味地受人塑造,而是反过来也会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物”被建构的状况反过来也会建构人的利益和状况,以及决定它们会采取的行动(库恩,1981:200)。 翻译的生产过程也类似于“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知识生产过程。翻译也是在网络中生存的。翻译行动中的各个行动者是在相互协商、转换过程中形成一个翻译网络,并为实现这个翻译目的而共同维系这个网络。在这个翻译网络中,行动者有译者、作者、读者、原文、译文、编辑、出版商、评论者、审查者、政策、组织机构等。要分析存在于网络中的翻译,研究者必须把翻译过程参与翻译事实建构的各个行动者纳入进来。 而当我们将“行动者网络”理论用于对高校外事翻译进行研究时,我们发现,在高校外事翻译活动的网络中,“行动者”除了包括那些与一般文本翻译相同的因素如原文文本、译者、译文文本、读者、听众之外,还包括一些特殊因素,如政治因素、意识形态、民族差异,国家政策,以及教育机构、科研机构间的利益,等等。研究高校外事翻译就是要同等对待这个网络中的各个行动者,重新审视其在翻译网络中的作用,把行动者和翻译行为本身连接起来,把原文在本地语境中与新的信息、思想观念、生产技术、时代特征、政策等因素相连接,生产出最合时宜的语篇。 比如说,在高校外事交流中,经常要翻译“中国大陆”,我们将其译成“chinese mainland”(china’s mainland or the mainland of china),而不能说mainland chinese,究其原因,我们发现,正是这张行动者网络里的各个行动者如政治因素及国家政策在行动过程中发挥各自的作用才得出这个结论,因为如果说“mainland chinese”,就会让人认为既然有一个“大陆中国”,就可能有一个“岛屿中国”,那就是背离一个中国的原则了。同样,“中国台湾”应该怎么翻译呢?在政治因素、意识形态及国家政策这几个行动者的共同作用下,我们知道,这个词的翻译必须体现“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概念,必须防止出现任何可能引出“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的含义。因此,我们最终把它翻译成“taiwan,china”。 再比如,在高校外事翻译中,我们有时会翻译到国家今天奉行“开放政策”。当“开放政策”最早译成英文时,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下,有外国专家建议翻译成“open-door policy”,但是,在今天看来,显然不妥当,因为“open-door policy”为“门户开放政策”,这是19世纪帝国主义提出来的侵华政策。在时代背景、政治因素、国家政策等行动者的共同作用下,译者决策显然会改变,不会再把“开放政策”和“门户开放政策”这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策相提并论和互相混淆。所以“开放政策”今天我们译成“open policy”,或更完整地翻译成“policy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翻译网络可以突破人们惯常的原文、译文对立,译者、作者分离,通过翻译网络,可以把各个结点上的行动者相互链接,把分散开的资源转变成一张无所不能的强大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既没有译者这个中心,又不存在原文中心、译文中心等终极根据,在翻译网络中,各行动者都应同等对待。以前那些被看成是外部的、社会的、文化的因素也应重新审视其在翻译网络中的作用。一旦一个翻译网络建立起来,且非常稳固,就会把翻译的社会行动者和翻译行为本身连接起来,那些和翻译生产相关的翻译实践、翻译准则、翻译目的、翻译策略等因素就会和文化语境、社会概况、译者决策相连接。翻译生产不仅仅是从一个语境中引进某种信息、思想观念或者技术,而是这些新的行动者如何在另一个语境中跟本地的信息、思想观念和技术生产连接,创造出新信息、新思想观念、新技术。翻译并非仅用目的语再现原文,而是和各种社会行动者创造新的关系,征召新的行动者,形成新的网络,是一个知识、社会、实践与操作形构的过程。 再看一个例子:“我谨代表江苏省教育厅,预祝河海大学与西澳大利亚大学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取得圆满成功!”现在被翻译成:“i,on behalf of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jiangsu province,wish a great success of the joint program between hohai university and the western australian university!”其中,“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名词,有的地方译为“chinese-foreign cooperative program in running schools”。这种译法本身没有什么错误,但我们发现,在不同行动者的作用与运作下,当文化语境、社会概况等行动者发挥作用时,译者则略去繁冗的语言信息,直接将此表达翻译成简单明了的“joint program”,以适应译入语体系的习惯,取得更直观易懂的效果。 再比如: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resumed the exercise of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and taiwan is a part of the sacred territory of our country.在历史因素、国家政策、政治影响等行动者的共同作用下,我们发现句中“恢复”是绝不能忽略的,否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一直对香港拥有主权的历史事实,台湾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inalienable)一部分,是对“一中一台”言论的严正否定,所以最终翻译成“中国政府恢复了对香港行使主权,台湾是我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在行动者网络的作用下产生的这些关键语言在任何外事交往中都要始终正确使用。 翻译是一种社会系统,一种被认可的社会现象(胡牧,2006),而现阶段翻译学的研究本身也具有跨学科的性质及系统性。在翻译学研究转向的新时期,前人已用文学、哲学领域的理论探讨了对翻译研究的指导意义,但如果我们从另一角度出发,用社会学理论关照翻译研究将行动者网络理论用于对高校外事翻译的研究,则发现这一尝试与探讨可以促进高校外事翻译在新时代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需求,更契合高校外事工作需要,从而能推动高校外事翻译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社会学理论论文:从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看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反思——读《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 一 在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和实践中,反思既是一个基本的理论概念和范畴,也是一个有效的实用技艺和武器。它不仅使之与以前的社会学区别开来,而且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分析框架和理论特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反思性是布迪厄社会理论的“出类拔萃的单一特征”。 在中国的古藉中,反思一词与反省、反躬的含义相近,系指自我省察,反身自省,反求诸已,如反躬自问。在《礼记 乐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述,“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这样的反思主要用于个人的修身养性。 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中,反思的概念使用很广。洛克曾经使用过反思概念,把对意识的内在活动的观察称作内省经验。在黑格尔那里,反思更占据了其哲学的特殊地位,反思就是自我意识,专指思想本身进行的反复思索,即思想的自我运动。到了近代,倡导反思性观念,提出“反思社会学”的学者也不是布迪厄一人,有现象学和阐释学的,有民族方法学或常人方法学的,还有其他“后现代”形式的。但在反思的主体、反思的对象、反思的目的、反思的作用、反思的方法等方面,都与布迪厄有着明显的差别。 从反思的主体来看,与仅仅把个人(“私人”或“主我”)作为反思主体的其他学者不同,布迪厄的“反思性回归自身”,既把个人作为反思的主体,又认为反思社会学是一项集体事业(第44页),反思性概念所要求的“返回”超出了经验主体的范围,而要延申到科学的组织结构和认知结构,因而,“反思的主体最终必然是要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科学场域”(第48页)。 从反思的对象来看,与反思的主体相对应,“反思社会学的基本对象不是个别分析者,而是植根于分析工具和分析操作中的社会无意识和学术无意识”(第44页)。因为,每一个社会科学家不仅受到他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即社会出身和社会标志)的影响,而且为其在学术场域中的位置所左右,同时,每个人都带有天生的唯智主义偏见,这种偏见一方面会使学者在构建自己的研究对象时,不自觉地将其与对象的关系投射到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又使其陷入“学究式的谬误”之中,对深深嵌入我们对世界的思考的事实中的、内化于概念、分析工具和经验研究的实际操作中的预设缺乏警醒,以至用理论的逻辑代替和否定实践的逻辑。因此,布迪厄的反思要求和引导社会科学家去认识那些“支配了他们的深入骨髓的特定的决定因素”(第54页),对作为文化生产者的社会科学家进行分析,对社会学工作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特定形式进行反思。 从反思的目的来看,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不是要破坏社会学的认识论保障,而是要巩固它,不是要削弱它的客观性,而是要扩大社会科学知识的范围,增强它的可靠性。这充分表现在布迪厄的反思在社会科学进步中所起的作用上。 首先,反思能够增强科学的自主性。社会科学实践要使自己不受任何粗暴无礼的干预和潜移默化的左右,避免成为社会力量的玩偶,就要增强和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如果存在着一批共享的反思性手段,能被集体性地掌握和运用,这本身就是争取自主性的一种强大武器”(第198页)。当然,要保持自主性,不仅要有自主性的社会条件,而且要有自主性的科学资本(包括各种防御、建构、论辩的手段,以及得到认可的科学权威)。不过,社会学的特殊性质总是使其受到外来需求压力的支配,在社会场域内,总有很多人自以为拥有对社会世界与生俱来的知识,拥有天赋的科学;在科学场域内,总是存在着一些受异治性支配的兜售常识的人,所有这些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也起着劣币驱逐良币的作用。反思虽然不能完全消除这些人,但却可以减少他们的危害。 其次,反思能够推动科学的进步和知识的增长。社会学进步的重要障碍是,错误地认为自己有能力探究人类的所有实践,包括象科学、哲学、法学、艺术等实践,因而具有“元”科学的性质;社会学家这门职业,其无意识的动机之一就在于它是一门力图成为“元”科学的职业。布迪厄认为,社会学的“元”科学性质,“始终应当是针对它自身来说的”,它必须利用它自身的手段,对自己进行反思,确定自己是什么,自己正在干什么,努力改善对自己立场的了解。这样就能消除由于无反思所引发的各种偏见,努力探寻各种机制的知识,一方面推动科学的进步,另一方面进一步改善反思的条件。 再次,反思能够祛除幻象,使知识份子获得更大的自由。知识份子往往自以为有知识而自视高明,认为自己全无幻觉,尤其是对自己全无幻觉。其实,由于社会决定机制无所不在,由于符号性的支配和对社会世界的信念式理解,知识份子同样存在着偏见和幻觉,不仅有对社会世界的幻觉,而且有对自己的幻觉。与此密切相关,知识份子喜欢独立思考,喜欢从个性解放中寻求自由,却忘记了“知识份子自由”背后存在的一种政治学。布迪厄认为,对于个人来说,无意识与决定论是彼此契合的,同样,知识份子的集体无意识是其与支配性的社会政治力量间契合关系的特殊表现(第208页)。将反思社会学用于自身,可以产生更多的知识,发展自觉意识,扩大自由空间,从而把各种历史可能性都包容在理性所及的范围之内,有助于知识份子走出他们的幻觉;同时可以使知识份子确定和识别自由的真正所在,即明白在哪些场所自己切实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在哪些场所并没有什么自由,从而减少在自由问题上的盲目性。 从以上概述和分析可以看出,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有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第一,它是反自恋症式的,既不是诉诸内心,谈论自身,自我欣尝、自我陶醉,也不是寻求知识份子的时代精神,它把自身作为研究对象,是要对社会学家和塑造社会学家的世界进行反思;它对社会学的反思,是要对人们面对的诱惑和自己陷入的诱惑进行剖析。第二,它不是“认识中心论”或“科学家群体的自我中心主义”,而是实践中心。在反思的引导下,社会学家不仅会关注任何“实践性”的事物,而且会重视理论实践的技艺和方法,学会把高度抽象的问题转化为实践上完全可行的科学操作。因此,布迪厄的反思理论不仅是一种有关理论实践的理论,而且将其纳入实践理论的核心,在发现理论逻辑的同时,也发现了实践的逻辑。 要进行反思,首先就要消除对反思的抵触情绪。布迪厄认为,对反思产生抵触的真正根源更多是社会性的,而非认识论的,因为,反思是对个(人)性神圣性的正面抨击,是对知识份子的自我观念(即把自己看作是不受社会因素限定的、“自由漂移的”、被赋予某种符号尊严的人物)的直接批判,是对知识份子所陷入的种种幻觉的无情揭示。其次要提倡理解和容忍。在学术的讨论和思想的交流中,人们关心的往往不是彼此理解,而是超过和压倒对方,反思社会学是一种领会和理解自身和他人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容忍以往不能容忍的事情。最近,费孝通在讨论学术反思时,也强调了这一文化自觉的思想,并将其概括为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跨文化的“席明纳”—文化价值再思考之二”,载《读书》1997年第10期)。再次要使反思性在培训、对话和批评性评价机制中制度化,真正培养和树立起反思性的科学惯习。 二 从布迪厄反思社会学的启迪中,我们需要而且可以对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反思。这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与其他近代科学一样,经济学也是“西学”。但是,在中华古代文化中,也不乏经济学的传统和精神。到了近代,西学东渐以后,中国的一些知识份子开始学习西学,会通中西,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和分析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本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农村经济学派,南开经济研究所等,就是其中有名的代表。到了本世纪50-70年代,随着政治的变迁,中国的经济学脱离和抛弃了西学的主流,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正统地位。随着对西方经济学的全盘否定和彻底抛弃,经济学的中国传统也逐渐丢失。改革开放以后,现代经济学又回到了中国。由于经济实践的巨大需求,经济学在中国成为显学,经济学家也成为时代的宠儿。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同时出现在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身上,使得中国经济学陷入危机之中。然而,对此有清醒认识和足够自觉者不多,笔者也是糊里糊涂,渐有所悟。 从理论的反思来看,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多方面的。我们既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立足于此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反思,也需要对现代经济学进行反思,还需要对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进行梳理和阐释。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解决经济学的本土化,建立中国的经济学,以便对中国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作出自己的解释,不对所有这些作出认真的反思,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个博大的体系,从其把生产力(即人与物的关系)和生产关系(即人与人的关系)都纳入自己的理论框架,并注重于生产关系的分析来看,就体现着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和精神,而与注重于研究人与物关系的新古典经济学有别。但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劳动价值论,是一种典型的客观价值论,强调的是成本和供给,而对分配和需求在其中的作用有所忽视。其对主观价值论的批判不仅加剧了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的二元对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即否定了价值是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经济学的成就和失误都与此有关。另一个重要问题是,马克思关于哲学不只是解释世界,而更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经济学是无产阶级解放的锐利武器,就使哲学和经济学面临着巨大需求压力的支配,为其发展设置了巨大的障碍。其实,社会科学改造世界的作用都是间接的,正如布迪厄所说,“符号权力通过陈述某个被给予之物来构成它,通过影响世界的表象来影响世界”(第158页)。马克思经济学既然是科学而不是信仰,就要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一是要学习,二是要反思,三是要质疑,四是要超越。 立足于马克思经济学之上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自成一体。虽然其理论逻辑在主要方面能够贯彻到底,但其假设前提却是与现实相背离的。传统经济学的最大失误在于它并没有继承马克思经济学的思想精华,而是发展了它的某些片面之处。然而,它终究影响了我们一代人的生活和思想,至今仍然是很多学者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官方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也有某些合理的成分。因此,简单地将其抛在一边是不行的,必须对其作出一番认真的批判和清理,才能进一步明确中国经济学的前进方向。 现代经济学是在西方文化背景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和演进的,我们对它不曾作过认真的、科学的反思,而是采取了全盘吸收和全盘否定的错误态度和作法,不得不自食其果。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先于我们进入现代化进程,其经济理论也处于一种强势地位。这就使得人们易于采取一种急功近利的作法来对待。很多人并不了解它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发展,因而把握不了它的真髓精义,不是拾起了它的皮毛,就是拣到了它的糟粕,更无法用其解释和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现代经济学派别林立,每一学派都有自己的特殊角度和独到的贡献,也有自己的片面性,就是目前处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其完全信息、完全竞争的假定与现实经济生活相去甚远,其片面性也更加明显。但是,各个学派之间争论、批评和交流,也促进了它的不断发展。因此,对现代经济学的反思要从尊重和理解出发,在了解它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博采各家之长,破除门户之见,作好创造性解读和批判性吸收工作。 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济学传统和精神的反思也是一个重要的任务,这就需要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一个全面而又深刻的把握和理解。目前经济学界的同仁,国学基础普遍很差,通古博今者了了,有的抱着民族虚无主义态度,也有的取民族优越主义作法,使得中国经济学的探索和发展脱离了自己的土壤。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需要的是科学的重新阐释,作好创造性地转化工作,使之成为中国经济学的宝贵资源和前进的基础。 总之,要做好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反思,需要一代会通中西、会通古今、会通文理的专家学者,需要对我们的教育来一番根本的改造。 经济学理论的反思本身就是经济学学术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与经济学实践的反思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在经济学理论上出现的种种问题,都可以在经济学家的学术实践中找到它的根源。 对经济学家学术实践的反思,首先需要对中国经济学家的生存条件和社会状况有一个恰当而清醒的认识。随着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中心,中国经济学家的社会地位似乎有了很大的提高,行动的自由度似乎很大,有的成为某个政府部门的顾问,有的成为某家公司的高参,今天这里请去开会,明天那里邀去座谈,经济学家的自我感觉也不错。其实非也,这只是经济学家的一种错觉。经济学家的社会地位与其他科学工作者的状况无实质差异。从历史上来看,学问特别是社会科学学问,主要是有闲阶级酒足饭饱之后用以消遣的事情,其繁荣发展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今天,如果仅靠工资生活,经济学家也许离贫困线并不太远,很多人在思考学问的同时,不得不为生计筹谋。很多人其所以不得不去从事那么多的社会应酬,也与此有关。如果不能过上一种体面安定的生活,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学问之事也许有些太奢侈了。另一方面,社会又对经济学家提出了巨大的需求(包括政治宣传、政策咨询、经营策划等),似乎经济学家都可以提供现成的答案;经济学家意咨气使,高谈阔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似乎思想可以自由骋驰,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人牵着鼻子走。这一切就造成了经济学家个人的无意识和学术的无意识。无论研究对象的构建,还是理论结论的提出,上述的一切都会渗入其中,发挥作用,因此,经济学家的真正自由是非常有限的,这也许还不是一个造就大学问家的时代。经济学家需要对自己生活的社会条件作出认真的反思,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行动自由。 其次,要对经济学的科学场域进行反思。目前,中国社会科学的科学场域是一个比较混杂的场域,只要是在报刊上发表了某种讨论经济问题的文章的人,似乎都成了经济学家,而官方和业界的一些人士也纷纷谋求一个学者的头衔。因而,在经济学的科学场域内,同样也是假冒伪劣充斥。随着改革的推进,民间研究机构的出现,中国经济学界打破了原来的一统天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科学场域和子场域,开始形成一种竞争的态势。这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无疑是件好事。但是,由于学术批评和学术评价的制度和规则尚未完全建立,没有有效的评价、激励、筛选、淘汰机制,学者们的学术实践和行为不仅会有很多失范之处,而且也缺乏必要的制衡和自觉。各个子场域之间的竞争,学者们在学术场域内的相互争斗,不仅与在社会场域中的地位有关,而且也为其在学术场域中的地位所决定,因为很多事情都与经济学家的利害相关,使其难以自拔。再加上经济学帝国主义和中国经济学的显学地位,不仅影响到经济学家的内部交流和沟通,而且造成了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之间的紧张关系。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教育上的失误,很多经济学家知识领域狭小,专业训练和功力很差,很难出现会通中西、会通古今、会通文理的权威和大家。 再次,要对经济学家的科学惯习作出反思。布迪厄把惯习看作是一种明确地建构和理解具有特定逻辑的实践活动的方法,一种实践操作的能力和创造性的艺术,合理的惯习既是某种适当的经济活动的先决条件,又是特定经济条件的产物。在经济学家的学术实践中,一方面,由于受实证主义唯物论的影响,很多人往往认为,我们的认知对象和所有知识完全是客观的,而不是被建构出来的,只要消极被动地复制,不需要积极地创造。也就是说,不必提出一些既现实又易于处理的理论假说,也不必进行必要的思想实验和逻辑实证,从理论上再现现实经济生活的矛盾运动过程。一些对历史数据进行简单回归就企图说明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作法,一些就事论事的对策研究,就是其突出的表现。另一方面,由于受唯智主义唯心论的影响,一些人把知识份子所从事的理论研究工作看作是一种唯理智的工作,而不是一种实践建构活动,特别是由于受计划经济和学究式思维定式的支配,一些人把实践建构活动看作是一种人为设计的产物,对个案研究和案例教学的忽视,对各种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随心所欲的使用,不能说与此无关。在经济学家的学术实践中,由于对利益关系的重视,使之往往对人们的人性特征和道德关怀注意不够。在经济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以及经济学家的相互交往和学术讨论中,往往缺乏相互理解和彼此容忍的精神,不是你好我好,互相捧场,就是借以压倒和“超过”对方,致使很多学术探讨毫无结果。其实,学术批评并不意味着我是你非,你高他低,也许是各有各的角度,各有各的理解,各有各的创造,各有各的片面,构成学术发展中的一个阶梯。所有这些,都需要经济学家进行不断的反思和保持必要的警醒。 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反思,不是某个经济学家的反思,而是全体经济学家的共同责任。让我们在反思中创建中国的经济学和经济学的中国学派。 社会学理论论文:对社会学理论中“行动”研究的研究综述 对社会学理论中关于“行动”的研究做综述,挑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四个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意在说明社会学理论不是一种亘古不变的理论体系,而是动态发展,不断更新的理论体系,在解释某一现象时不同理论会有不同的视角。 行动理性选择布尔迪厄 一、韦伯:社会行动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weber)认为有意识、有目的的行动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他认为,社会学应该在两个层面上理解社会,即行动者自身的意图和行动者的集体行动。(乔纳森特纳 邱泽奇,2001)作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人,每一个举动,每一个行为都是对社会的一种反应。社会学认为,人们的行动具有社会性,这表现为人们的行动是有目的,指向他人,并以他人符合自己预想的反应为目的。所以,社会行动必须具有以下两个因素:第一,行动者赋予其行动以主观意义,即行动者有行动的动机;第二,行动者主观意识到自己的行动与他人的联系。 韦伯将社会行动分为四类:目的理性行动、价值理性行动、情感性行动和传统行动。 目的理性行动,以目的作为行动的主要目标,通过认真的计算,利用何种手段可以顺利的达到自己的目的是这种行动的核心。价值理性行动,为了追求某种价值,比如伦理上的、宗教上的而采取的行动。情感行动指的是,这类行动是基于情绪或者情感而采取的行动;传统行动指的是,由传统的、约定俗成的习惯而决定的行动。以上所述的四类行动类型都属于韦伯的理想类型,事实上,我们日常的行动很少是这类行动中的某一类。 二、帕森斯:行动理论 帕森斯(talcottparsons)是结构功能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但其理论框架源自他的行动理论。帕森斯认为,行动的最基本特征是具有意志性和目标导向性,这一点他继承了韦伯的观点,但在分析社会行动的时候,他摒弃了韦伯的分类方式,提出其单位行动理论。单位行动具有不同的要素,在不同的版本分析中,要素的种类也不同,本研究将其分为四个要素。第一,是行动者,行动者指的是个人在行动之前会思考,并能在思考的过程中产生行动结果。第二,是目标,即行动所想到达的未来状态。第三,是情境,在行为理论中有“人在情境中”的说法,这里的情境指的是行动发生的场所,有两个要素:行动者不能控制的事情以及可以控制的事情。第四,是规范与价值观,行动者会受到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从而决定采取何种方法达成目标。 帕森斯的关于行动的理论是建立在唯意志论的基础上,此理论认为个体行动者主观决策行动的过程。但是帕森斯认为这个过程的决策包含规范和情境,受到这两者的制约。所以帕森斯进一步发展其行动系统的理论,提出了“agil”:适应(adaptation)、目标达成(goalattainment)、整合(integration)与维模(latencypatternmaintenance)四个基本生存问题。这四种功能要求在个人行动系统中存在,而帕森斯提出这以模式的主要目的是将个人行动系统扩大社会系统中,从而创立一种普适性的理论体系。但这一体系带有明显的结构决定论的态度。而社会学的发展中,往往一些非主流的理论会给主流理论带来补充和发展,理性选择理论就是其中一种。 三、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 科尔曼(jamess.coleman)作为理性选择理论的集大成者,将理性选择理论推到社会学理论为前沿,成为近代社会学的“热门”理论之一。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原则是由新古典经济学、效益论或功利主义和博弈理论发展而来。虽然它奠基于各种不同模式,但是还是有其框架模式的(瑞泽尔,2005)。 理性选择理论关注的焦点在于行动者,从个体行动者的角度来说,主要包括行动者的基本状况及行动发生的必要因素。行动者、资源与利益是构成行动的三个基本要素,行动者都是具有一定利益偏好的理性人,并且科尔曼及费雷洛特别批评将价值、偏好或目标作为个体选择过程的外在因素的研究范式,认为有目的行动模式必须考虑人们的价值来源及其对个体偏好和选择的影响(j.coleman,t.sj.fairer,1992);资源的种类很多,具体可以分为私人物品、事件或某些专长;利益“在客体自我层面是指对特定事件后果或控制资源的满意度,在行动自我层面表示获取对控制事件所必须的资源数量,这是行动的驱力”(j.coleman,t.sj.fairer,1992)。而权利是科尔曼理论中的重要概念,权利的分割和交换使行动成为可能,因此权利是行动的条件之一,具体而言是指具有法定权利采取某些行动,使用处置物品或者资源以及控制事件后果,而当拥有的权利受法律保护时,可以对妨碍权力行使的人进行惩处”(j.coleman,t.sj.fairer,1992)。而“信任”是另一个促使行动发生的主要条件,信任结构使行动者间产生相互信任的关系,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存在着资源让渡关系。 科尔曼的理性行动理论的起点是行动者的目标或意图,在选择过程中,资源的稀少性与社会制度都是需要考虑的。行动者有不同的资源,对于其他资源也有不同的取得管道。对于那些拥有许多资源的人,达成目的相对简单,但是对于那些没有资源或只有极少资源的人而言,要达成目的就很困难或完全不可能。而社会制度在客观方面规定着行动者行动过程与结果。这些制度的限制同时提供了鼓励某些行动及抑止其他行动的正向认可和负向制裁。 科尔曼对理性行动理论有信心,但是他也不认为这一观点能提供所有的答案,在实际的世界中,人们的行为并不是总是理性的,往往有些行为不可以或者不能完全被理性解释。理性选择理论继承了以行动者为主体的思想,开拓了行动研究的思路,将资源与社会制度纳入到其中,但是其研究仍有局限性。后现论的出现,打破了现代社会学理论的大统思维,作为后现论家之一的布尔迪厄对行动的在对原有研究的继承与批判上提出了属于他的理论。 四、布尔迪厄:社会实践理论 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作为法国社会学的代表,其社会实践理论贯彻其一生。布尔迪厄将行动作为社会实践来看待,布尔迪厄本人对他的实践理论曾有过一段精彩的独白,他说:“我之所以要提出一套时间理论,把实践活动看作是一种实践感的产物,实在社会中建构‘游戏感’的产物,就是要说明实践的实实在在的逻辑(theactuallogicofpractice)——这是一种自我矛盾的逆喻表达法,因为所谓实践的标志就是‘合乎逻辑’,它具有某种自身的逻辑却不把一般意义上的逻辑当做自己的准则。”(布尔迪厄、康华德,1998)当然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不仅仅就是社会实践理论,只是本研究主要关注其这一理论。布尔迪尔的社会实践是围绕着行动者在哪里实践,如何实践,用什么实践等展开,也就是说行动者行动的场所,行动的策略,行动的工具是布尔迪厄社会实践理论所要研究的内容。相对于以前学者对行动关注的本身来说,布尔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将行动作为分析的中心,将与行动有关的其他的因素纳入到分析中。 1.社会实践的空间:场域用布尔迪厄自己的话说:“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布尔迪厄、康华德,1998)场域是人的活动相互作用结成的关系网络,不能离开人的活动而存在。场域有不同的类别和形式,如哲学场域、政治场域、文化场域等,各种场域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存在的,都具有某种特殊的利益和作用。但是一定的场域一经形成就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甚至制约着人的心理、行为及地位等。场域是一个争夺权力与资本的场所,一个“争夺的空间”,“任何场域,都是一个力量之场,一个为保存和改变这种力量的较量之场”。在布尔迪厄看来,有多少种场域,就有多少种利益(符号利益和物质利益)。利益既是场域运作的条件,也是场域运作方式的产物。利益推动人们参与到特定场域的游戏之中,相互争夺。(bourdieu,1992)由此可以看出,布尔迪厄认为任何的行动的产生都必然发生在一个场域中,那么分析某一行动的发生发展也必然需要将此行动回归到场域中分析。所以场域成为布尔迪厄的行动理论的最基础的一部分。 2.社会实践的工具:资本布尔迪厄的将资本指做行动者的社会实践工具,这种工具是行动者积累起来的“劳动”,可以是物质化的,也可以是身体化的,也可以是符号化的。所以在布尔迪厄的理论中,资本不仅仅是包括物质化的经济资本,还包括了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布尔迪厄的资本概念将行动者的实践工具从经济场域扩展到了符号和非物质的场域,进一步深化了资本的概念。 如果将资本单独分析,比如对行动资本的量化分析,那么资本将失去其工具的实践性。资本是行动者的实践工具和能量,在上文分析中,行动者的行动是发生在一定的场域中的,而场域的形成是处在一定位置的行动者的力量关系构成的。所以,资本和场域是相互共存的,资本的价值取决于它所处的场域,行动者使用资本的策略也决定于行动者在场域中所处的位置。作为社会实践工具的资本,必须要在其场域中才具有价值,资本的相对价值随着场域的不同而不同。一种特定的资本总是在给定的场域中才会有效,必须与其场域有关,不然它就不会存在或者不会起作用。场域的形成正是因为各种资本的相结合而产生,而行动者在场域中的位置也是根据资本的总量以及总资本中各个资本的相对比重分配的。所以,场域给各个资本的竞争,比较和转化提供了场所,反之,场域的运作和存在也是靠各种资本的反复交换及竞争才能维持的。 3.社会实践的策略:惯习 实践的场所和实践的工具已经找到,那么实践的策略是什么呢?在布尔迪厄看来,惯习是行动者实践的策略。惯习是“由持久的、可以转化的性情倾向构成的系统。它表示出了一种组织化行动的结果,带有近似结构之类的意思;它还指明了一种方式,一种习惯性状态,特别是一种倾向、脾性、资质或嗜好。”(谢立中,2007)或许用“游戏感”或者“实践感”来理解惯习会更加的直接一点。布尔迪厄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出“游戏”的概念,他认为行动者的行动就是在做一场“游戏”,这种“游戏”在一个特定的“游戏场”内,通过“游戏者”的不断尝试从而习得“游戏规则”并将其内化到“游戏者”的行动体系中,从而形成“游戏感”。“游戏者”的游戏并不仅仅是一次,而是多次的游戏。“游戏感”就成“游戏者”下次游戏的指导思路,再外显出来。当然每次游戏的过程都是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内化外化的过程。所以惯习可以理解为,一种通过后天努力习得的具有动态性的体系,它能够根据特定环境进行有目的的调节,而且是这些惯习产生了与那些环境而非其他环境相一致的所有思想、所有观念以及所有行动。 场域是一种客观的关系系统,而在场域里的行动者是有知觉、有意识、有精神属性的人,因此每个场域都有属于自己的“性情倾向系统”即惯习。在这一点上,场域和惯习是不可分割的。每个场域是具有惯习的,每个惯习只能在场域中存在,并且每个惯习和产生它的场域是对应的关系。此场域的惯习和彼场域的惯习之间存在着“不吻合”现象。由于场域是分为不同类型或不同形式的,惯习也不例外;因此不同的场域有不同的惯习,把此场域形成的惯习简单地“移植”到彼场域中去必然会造成不合拍的现象。用布尔迪厄的话说,“实践理论要同时考虑外在性的内在化和内在性的外在化的双重过程”。在惯习的实践过程中,作为工具的资本不断地被运用。 场域、资本、惯习成为布尔迪厄的社会行动理论的主要线索,惯习回答的是行动者如何使用资本,而场域回答的是资本力量的作用范围。布尔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是建立在对以往行动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同时加入自己特有的思想,是对行动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再回到开头布尔迪厄对于自己实践理论的那段话,个人行动不是个人理性的产物,而是在社会结构中实践的产物,而这个过程是二重性的,不断地往复发生。 对于“行动”的研究还有很多,笔者仅将其中一部分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做一个简单的梳理,综上所述,行动理论经历了最初的简单分类的时期,再到行动与社会结构相结合的初次尝试,再到个人理性选择的分离阶段,最后经历的行动结构二重性的时代。帕森斯的社会结构理论,希望在韦伯的行动分类的基础上,将行动纳入到社会结构中;科尔曼作为现代社会学理论家中的代表者,希望可以通过从行动者的行动本身出发,将其他社会因素放在行动过程中考虑,这样可以将帕森斯社会结构理论中的行动部分进一步细化深化;布尔迪厄笔下的行动者,表征出来的是对社会世界的一种信念态、一种实践感、一种心神投入、一种对游戏赌注的倾注和向往。这是对理性选择行为的批判,理性选择理论下的行为者是理性的主体,他的自由决定成为实践的唯一根据。 在社会学的发展中,“行动”成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并且成为诸多理论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新鲜的事物不断的出现,而社会学理论也在不断地更新发展中,每一项理论的出现都不是凭空的,都是建立在对过往理论的继承与批判基础上。“行动”的社会学研究也随着后现代社会学理论的出现与发展,呈现出不同于以往大统理论的“碎片化”现象。不同的学派流派都可以对“行动”做出属于本学派的解释,笔者认为这是社会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对社会学理论的具有很积极的意义。 社会学理论论文:试析加强中国社会学理论建设三人谈——关于加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几点思考 论文关键词:社会学理论 理论建设 理论思维 理论建构 论文摘要:对于如何加强中国社会学理论建设,郑杭生认为,时代在呼唤社会学观念的变革,社会在要求社会学理论创新,中国社会学界应当以宽容的理论胸怀、广阔的理论视野、崭新的理论观念、深邃的理论思维,创造植根于中国社会现实、回答中国社会问题的新理论。刘少杰分析了经验描述社会学方法的形成过程及局限性,肯定了费孝通所创建的重视经验考察,同时又不忽视理论概括的社区人类学研究,认为应当将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提升到理论思维的层面上。谢立中从当前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发展中,分析了五个具有明显理论自觉的研究范式或框架式理论雏形,认为这些理论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社会学“重经验、轻理论”的实用型面貌。 中国社会学兴起于中华民族危亡之际,成长于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之中,其学术发展和自身建设遭到了各种无法回避的冲击,于是,急于使中国社会摆脱困境的社会学研究,往往来不及对一些重大社会问题作出理论概括,便被卷入新的社会矛盾或社会冲突之中;引用或借鉴国外现成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常常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方便形式与快捷途径。特别是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美国实证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简单移植,导致了中国社会学研究轻视理论概括和理论创新的经验化倾向。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曾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深入的理论思考。 中国社会学自其发端之日起,不仅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热切地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且以深刻的学术思考去建构对中华民族乃至国际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社会学理论。譬如,康有为的变法维新论、严复的合群进化论、梁启超的化育新民论,以及、李达和等人阐述的历史发展理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理论,等等,都是对世人产生强烈震撼、引起中华民族反省自强、掀开中国历史新篇章的社会理论或社会学理论;潘光旦的位育中和论、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论、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论,以及孙本文、吴景超、陈序经等人的思想观点,在理论社会学的研究与建构方面都有重要的创新性贡献。正是这些社会学家立足中国社会实际,汲取古今中外的社会学理论成果,创造了内容丰富的中国社会学理论,使得中国社会学在世界学术之林中争得了立足之地,并启发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去深入思考。 如今,中国社会学重建已经二十多年了,尽管我们开展了大量实地调查和经验研究,翻泽了许多国外社会学新近学术成果,在对中国社会发展、社会分化、社会运行和社会转型等重大现实问题上作出了一些原创性的理论概括。但相对于日新月异的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相对于国外社会学研究层出不穷的崭新理论成果,中国社会学在理论研究和理论建构方面表现出日渐明显的不足。 第一,对中国古代、近现代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理论挖掘和总结不够。中国学术界历来重视对社会人生问题的思考,先秦以来卷帙浩繁的中华经典文献中,包含了十分丰富的社会思想、社会理论,深入研究这些思想理论,不仅可以了解中国社会变迁和文化传统衍化的历史,而且对于了解蕴涵在今天现实中的很多深层因素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至今不仅没有编写出一部充分反映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或社会理论的著作,而且对晚清以来中国社会思想和社会学理论的总结整理工作也开展得很有限。 第二,对国外社会学理论的评介和研究也存在很多局限性。受简单化的实证社会学观念限制,我们通常把研究和介绍国外社会学的理论视野,限制在强调科学精神和经验原则的英美实证社会学范围内,而把具有人文主义传统的欧陆社会学理论称为社会理论或社会哲学排斥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之外,把某些引入的国外社会学理论不加分析地应用于我们的经验研究中,导致某些经验研究成为国外社会理论观点的简单证明。这样一来,既降低了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水平,也限制了对不断创新的国外社会学理论的理解。 第三,把社会学简单地解释为经验学科,以为只要开展经验观察和事实描述就是在开展社会学研究,在一些研究中排斥理论思考或忽视理论概括,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狭隘经验性或狭隘实证生的社会学理解。而某些学术杂志却以此来决定稿件的取舍,在论文的评审中以此来决定分数的高低,导致了中国社会学界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及其表达的严重失衡。这种观念和行为导致中国社会学研究出现了很多表层化、平庸化现象。例如,课题立项多,理论成果少;经验事实描述多,深人分析少;热点问题多,学术积累少。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学科能够仅仅停留在经验层面上,那种仅仅进行经验研究而不上升为理论概括的研究,不能被视为规范的深人的社会学研究,这一观点早已为中外经典社会学家所充分论述。 第四,忽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及其历史的深人研究。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展开的理论视野、思想内容和方法原则,毫不逊色于实证社会学和解释社会学等其他社会学传统。然面令人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丰富内容至今尚未得到深入挖掘和系统总结,就连社会学的业内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原则也缺乏一定了解。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对社会学的狭隘理解。相当多的学者仅仅从实证主义原则理解社会学,似乎社会学只能是实证主义的一统天下,超越了实证主义的立场与方法就不再属于社会学的范畴;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僵化理解。在相当长的岁月里,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继承者的社会学思想和理论,仅仅被理解为哲学、政治经济学或科学社会主义的附带阐释,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更有甚者,社会学还常常被归结为资产阶级的学说或伪科学。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消极影响,在我国则还要加上“”的消极影响,产生了“低潮综合征”。这一病症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偏见和片面理解。例如,似乎马克思主义没有社会学,要有那也仅仅是革命斗争型的,等等。综上所述,为了克服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的这些局限,大力推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研究、理论建设和理论创新,我们应当做好以下三个方面工作: 第一,牢记费孝通先生晚年向中国社会学界多次发出的呼吁:要突破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应当像费孝通谆谆告诫的那样,中国社会学既要重视科学精神,也要发扬人文关怀;既要开展客观性的经验研究,也要开展张扬主观性的价值评价;既要立足当下中国社会实际,开展参与性、对策性的现实问题研究,也要继承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思想精华,开展历史性、思想性的意义阐释;既要依据定性和定量的实证研究方法分析问题、形成理论观点,也要利用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而成的“会意”、“将心比心”的理解和交流方法,在更深刻的层面上解释中国社会学所面对的各种问题。 费孝通晚年向中国社会学界的呼吁,是他以深厚的学术修养、宽阔的理论胸怀,积七十余年社会学研究的深刻体会,高瞻远瞩地为中国社会学在新世纪争取更大发展留下的重要嘱托,我们应当认真总结中国社会学一百多年的历史经验,像费孝通主张的那样突破保守而片面的传统社会学观念,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中开拓社会学发展的新空间。 第二,根据当代国外社会学在思想理论上发生的重大变化,积极突破社会学传统观念,在崭新的思想境界中开展中国社会学经验研究和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建设。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国外社会学已经发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欧洲出现了一大批像福柯、布迪厄、哈贝马斯、布希亚、鲍曼和吉登斯等一批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社会学家,他们的思想观念已经远远地突破了传统社会学的界限,他们做出的理论概括是在传统社会学构架中无法理解的理论创新。美国社会学界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深刻变化,不仅在实证传统中发展出一些内容和形式都十分新颖的新学科,如新经济社会学、网络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组织社会学、新理性选择理论等,而且还形成了一些反对美国实证主义传统的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新学科,如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詹明信的文化社会学、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社群理论、福山的社会信任理论等。今天的欧美社会学已经展现了一个万紫千红、百花争艳的新局面。 为此,我们不能再用时过境迁的陈旧社会学观念看待国外社会学,特别是不能把我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了解或引入的一些实证社会学的枝节观念,当成是国外社会学的全部,用实证社会学的旧观念、旧原则限制我们在中国大地上开展的社会学研究。我们应当像布迪厄和吉登斯等人论述的那样,既坚持社会学的理论观念和理论视野,同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全球化、后工业化和数字化的新时代,用能够真实反映当代人类社会发展变迁的新思想、新理论指导对现实生活的新研究。 第三,面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并以此为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对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转型、从旧式现代性到新型现代性的转型过程中的各种丰富社会现象做出新的理论概括,提出有解释力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从当代社会学的视角,对构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所需要的深层理念的更新、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功能的转换、社会矛盾的处理、社会信任的重建等重大问题,做出自己的社会学的回答。我曾在1989年指出:“社会学之引人中国,在我国获得较大发展,取消27年后又不得不重建,归根到底也是适应了我国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型的需要。研究这个转型过程,回答转型过程面临的种种课题,不仅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社会学义不容辞的任务,而且也是它安身立命的根基。可以说,对中国社会的‘转型’认识得越深入、越全面,中国社会学的成长也就越扎实、越迅速,而成长了的社会学又转过来推动转型过程比较顺利、比较健康地前进。” 上述三点,归结起来仍然是在新形势、新条件下如何创造性地实践中国社会学百年历史所走过的道路,即“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总之,时代在呼唤社会学观念变革,社会在呼唤社会学理论创新,中国社会学应当肩负起光荣的历史使命,以宽容的理论胸怀、广阔的理论视野、崭新的理论观念、深邃的理论思维,创造植根中国社会现实、回答中国社会问题的新理论。 社会学理论论文:浅谈社会学理论视角下的拓展训练分析 论文关键词:社会学 拓展训练 应用 论文摘要:社会学理论主要是从社会整体出发,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综合性学科。其研究范围广泛,包括了由微观层级的社会行动或人际互动,至宏观层级的社会系统或结构。社会学领域理论是拓展训练中的团队学习的重要理论依据,也是拓展训练操作技巧的理论指导,对于认识拓展训练中的现象和规律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一)对社会互赖理论的认知 社会互赖理论发端于20世纪早期的德国柏林大学。格式塔心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库尔特·考夫卡(kurtkoffka)于1935年提出:群体是成员间的互赖性,是可以变化的动力整体,这就首次提出了“群体动力整体性”的观点。 考夫卡的同事勒温(k.lewin)在其基础上,对上述观点进行了阐发,他认为群体的本质是其成员基于共同目标而形成的互赖,由此促使群体成为一个整体,若群体中任何成员或次群体的状态发生改变,将会影响其他成员或其他次群体产生改变;群体成员内在的紧张状态能够引发完成共同目标的动机[1]。 勒温的弟子莫顿·道奇(mortondeutsch)于1949年首次提出了两种社会互赖:积极的和消极的社会互赖,从目标结构角度得出了合作与竞争的理论。最终莫顿·道奇的弟子约翰逊兄弟将这一理论进行统整与拓展,形成了社会互赖理论体系。约翰逊兄弟将社会互赖分为三种情况:积极的社会互赖、消极的社会互赖、没有社会互赖。社会互赖理论将合作和竞争作为关系变量而非个体变量来进行研究。它不仅关注在完成任务中合作和竞争的效果,而且对互动方式、心理过程、人际关系、对自我和工作的态度等也进行详细研究。在教育领域,社会互赖理论的运用和发展最成功的范例是合作学习的兴起与繁荣。 (二)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社会互赖理论主要研究个体间在合作性和竞争性的社会情境中相互影响时的行动效率、内在心理过程、互动方式及结果。虽然崇尚个人英雄主义、单打独斗的年代,伴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已经逝去,团队合作在当今时代备受青睐。但是合作离不开竞争,没有竞争的合作是肤浅的、毫无生机的;竞争也离不开合作,没有合作的竞争,是孤单的、狭隘的。 拓展项目的设计更倾向于合作与竞争的相互依存。在拓展课程实施过程中,既强调学员之间的合作,又注重培养学员的有序竞争,最终达到一种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的培训效果。团队目标的达成,是学员间合作的结果,但是也离不开相互之间的竞争。合作的同时鼓励竞争,有助于提升团队个体的能力,进而提高团队整体的凝聚力和竞争力。而在鼓励竞争的同时,又要注重相互之间的合作。竞争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达到更高的目标的手段,在竞争中合作应体现“双赢”原则。一个人再强大,只能超越自己,而一个强大的团队可以攻克许多看似不可能完成的难题,这就是团队力量的最好彰显。 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在完成拓展项目,达成团队目标过程中,学员之间容易相互诱导和影响。积极互赖使学员间产生促进性互动,如果学员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就会形成一种积极的氛围,可以感染到团队中的每位成员。这样不仅促进个人小目标的完成,而且加速了团队大目标的实现。消极互赖往往使学员间产生阻抗性互动,对困难程度评估过高,或者对自己的能力评价过低,都会使学员产生消极的互动,如果这种消极互动得到扩散,会对目标的达成起到很大的阻碍作用。而没有互赖就意味着不会产生互动,目标也就肯定不会实现。 二、群体动力学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一)对群体动力学理论的认知 群体动力学(groupdynamies)亦称“团体动力学”,试图通过对群体现象的动态分析发现其一般规律的理论。群体动力学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社会科学的一种跨学科研究,其理论基础是社会心理学的先驱—库尔特·勒温(kurtlewin)的“场论”。“场”是他借用物理学上力场的概念,其基本要义为:在同一场内的各部分元素彼此影响;当某部分元素变动,所有其他部分的元素都会受到影响。勒温采用格式塔心理学观点,将个体行为变化视为在某一时间与空间内,受内外两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勒温认为[2],群体行为由构成群体的个体来执行,但群体具有较强的整体性,对个体具有很大的支配力。用公式b(f)=e×p来表示,即个体行为b是个体所处环境特征e与个体自身特点p互动的函数。 群体动力学主要研究群体的凝聚力(如决定群体凝聚力强弱的因素),群体压力和社会规范(如从众现象等),群体目标(如群体目标的有无对群体性能的影响)和成员的动机作用(如竞争与合作)等等。 (二)群体动力学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拓展训练强调团队学习的氛围,整个过程就是帮助团队和每个成员不断发现团队和自己存在的问题,不断向好的方向改善的过程。拓展训练的各个环节都能体验到团队精神。在场地项目和情景项目中,目标的完成离不开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协作。在高空项目中,个人的成功挑战也离不开团队成员之间的鼓励。 拓展训练课程中会形成以团队为单位的“场”,学员也会在这个“场”中体验项目,并在体验中促进个体的感悟的形成。虽然群体动力源于个体动力,但是群体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体动力。由于每位学员在生活学识、经历等等各个方面都存在很多不同之处,所以他们对拓展训练的理解角度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样就导致学员在参加拓展训练过程中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但当团队这个“场”形成之后,以团队的整体性来引导和影响学员行为,会使整个团队产生一种积极向上的氛围,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团队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即使有个别学员存在消极的情绪,但受到积极氛围的感染,也会产生从众现象,融入到团队之中。反之,如果整个“场”的氛围是消极的,哪怕有积极的学员,也会受到环境的影响,从而产生不利于团队目标达成的消极因素。 三、符号互动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一)对符号互动理论的认知 符号互动理论(symbolicinteractiontheory,又称象征互动理论),是与美国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有着密切关系的传播学基础理论之一,也是重要的教育社会学理论。其代表人物是米德(g.mead),其核心的三个概念是“符号”、“自我”、“互动”。虽然“符号互动论”是布鲁姆提出的名词,但符号互动理论是米德独一无二的思想,在其著作《心智、自我与社会》中得到最充分的表达和呈现。这个具有开创性的社会学观点理论对社会科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也受到其他许多学者的影响,尤其继承了c·h·库利的“镜中自我”概念。 米德认为象征符号乃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他综合了新达尔文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将人类心智、社会自我、社会结构贯穿于社会互动之中[3]。他认为,人们具有独特的心智过程,他们通过“体味而理解他人的角色”就可以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因为行动者可以更准确地估计他们对他人的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并进而增加与他人合作性互动的可能。 符号互动理论在后期的发展中分为两大学派,一派是由布鲁默领导的芝加哥学派,继承了米德的研究成果;另一派是以科学取向为特征的衣阿华学派,代表人物有m·库恩、卡奇等。两派的基本区别在于方法论,衣阿华学派采取量化的取向。 (二)符号互动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贯穿于整个拓展训练的课程,对拓展训练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符号是指传达信息的基本单元。它是对事物的表征,也是语言、动作、表情等的代码形式。而互动则是一种使对象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彼此发生积极的改变的过程。符号互动论强调人们在感受并理解他人角色的过程中自我概念在不断地成熟,使学生获得“镜中我”的感觉,视他人态度和意向而行动的能力也会不断地增强。 在拓展训练课程实施过程中,培训师要创设情境,通过精心设置的项目,利用模拟的环境,引导学员变换角色去体验他人的想法,理解他人的观点、价值观等。运用“成功导向”和“关系导向”的引导方式,适时加以鼓励并引导其以成功为目标,提高个体参与活动的积极性。那么在此过程中就存在着两大角色,即培训师与学员,那么也就存在着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师生互动则是通过项目导入及规则介绍得以体现。也就是互动情境“文本”的解读过程,师生通过对互动符号的理解与解释而达到互识和共识。生生关系则主要表现在学员之间为了完成团队目标,而进行的符号互动。 符号交互作用理论把社会相互作用解释为符号交换、直接沟通,人们能想象他人或群体怎样看待自己[4],即个体自己能扮演他人或群体的角色,相应地解释情境,并决定自己如何行动。符号交互作用理论现在拓展训练中得到广泛地应用。使用的较多的是莫利诺在1960年所创建的“角色扮演技术”。拓展训练过程中,主要采用角色扮演技术,让学员在一种特定的或创设的情境中扮演某一角色,使其认清角色的理想模型,了解项目对角色的期望和自己应尽的角色义务,从而有助于他们去控制或改变自己的态度与行为,以达到改善人际关系和提高工作或学习效率的目的。 四、结语 拓展训练打破了单一的说教与灌输的传统教学方式,以一种先行而后知的体验式学习方式倍受推崇。伴随着拓展训练的不断成熟和发展,其理论体系也得以充实。团队学习贯穿于整个拓展训练课程,将学员放到一个团队的环境中去,在团队中与他人互动合作学习,共同成长。社会学领域中的社会互赖理论、群体动力学和符号互动理论都是拓展训练进行团队学习的理论依据。 社会学理论论文:社会学理论的时间转向分析 [摘要]早期在哲学界里对时间本质的理解一直令人感到困惑与神秘。因而时间问题在哲学理论范畴中仍是未解之谜。自从孔德以来社会学家在自然科学方法论范式影响下构建社会科学理论和实践,对时间的理解经历了从迷思到崛起的转变,而只有到20世纪后半叶,时间研究成为后现代显学,时间的理解已超越了哲学思辨的讨论和物理语境下的去社会化,人们更加关注时间的社会意义。时间俨然成为一种生活事实,构成理解社会实践问题的符码。 [关键词]时间本质;绝对时间;社会时间;理论转向 福柯认为,20世纪预示着空间时代的到来,我们正处在一个同时性和并置性的时代,我们所经历和感觉的世界更可能是一个点与点之间的相互连接、团与团之间相互缠绕的风格。 伴随着空间时代的到来,时间问题的思考与探索也如期而至。1937年,美国学者索罗金和默顿首先开启了社会学视域下赋予时间以社会意义的探索性研究,并提供了一种关于社会时间的方法论的和功能的分析。随着后现代社会思潮的勃兴,时间对日常生活的建构及对理解当代社会变革的意义受到社会学家们普遍的追捧,促使人们开始思考时间赋予行动者的社会意义。如何理解时间?早期社会科学对时间知识的理解只集中在哲学的理论范畴中,追求时间本质问题的探索,沉迷于本体论的哲学演绎逻辑中。20世纪后半叶,随着自然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社会科学对时间的理解已超越了哲学思维的讨论,人们更加关注时间与日常生活实践的内在关联性,时间成为理解社会实践问题的符码,即时间就是一种生活事实。 一、时间:哲学语境中的未解之谜 早期对时间知识的理解,遍布于哲学文献之中,自文明思想的开端以来,时间就一直折磨着、困扰着哲学家们。他们认为时间之谜,就是生活之谜。没有时间,也就没有生活。因为生活就生活在时间之中。每个人都生活在他自己的时间里,没有两个生活在同一时刻的人。而真正生活在相同时间里的任意两个人,他们的观念、记忆、理想抱负的内容也都各不相同,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时间的介入赋予生活以极大的丰富性。那些构成生活,又使生活不同于物理过程的东西,要求在对他们的描述中包含一种时间意识,这种时间意识既有对未来的期待和愿望,也包括对过去的记忆。生活的时间绵延不断,积淀着对过去的感情,又内蕴着对未来的期望,这些是任何物质客体都不可能体验到的。要使我们对生命体的描述是活生生的———不管是个人还是社会过程———所需要的并不是使活的东西变成死的东西的那种横切面的空间抽象,而是对生活事件的一种纵向的时间抽象。 因此,在哲学语境中理解时间的本质、时间的形态,理解生活的过程在时间中展开时所采取的形式成为他们追求的首要目的。因为,理解时间的本质就是提高我们对我们自己、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社会关系,以及人类生活自身的理解。然而,理解时间的意义的全部困难就在于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它们是连接在一起的吗?一个会流向另一个吗?未来会成为现在,再成为过去吗?这些问题在几个世纪以前就由圣.奥古斯丁提出,后来由爱略特、福克纳、普鲁斯特等人,以非常相似的措辞提出来。所有这些人都试图在他们的写作中反思时间本质,圣.奥古斯丁说出了这个谜题,而他这番话多少世纪以来仍然在不断回响着。“对于什么是时间?……我们在话语中会说一些比时间更熟悉和更明白的东西吗?当我们说到它的时候,我们理解;当我们听到别人说它的时候,我们也能领会”。他还有这样一段著名的格言:“什么是时间?没人问我,我是知道的;如果我想向问起这个问题的人做解释,我就不知道了;然而,我大胆地说我知道,如果没有什么流逝,时间过去就不存在;如果没有什么即将来临,那么,要即将来临的时间也不存在;如果什么都不存在,那么,时间现在同样也不存在。”他认识到这一难题、这个谜,为寻找时间之谜的答案成为他终其一生的追求。 不仅在时间本质上,对时间形态问题的论述也一直存在两种争论:一种观点认为,世界是非连续的,是由固定不变的存在于虚空中的实体构成的;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世界是一个流动的连续的世界。在这一争论中西方思想可以追溯到巴门尼德的“存在”思想和赫拉克里特的“生成”。巴门尼德认为,世界以物存在;存在是存在的并将一直存在;一切都是可知的、确定的。存在永远不会导致生成,时间没有任何独立的实在性。而对于赫拉克里特则认为,一切都是流动、变化而非静止的,对立生成对立,唯一的实在就是生成自身的实在。一切实在都在时间中流动。之所以会造成这种争论,究其原因可以归因于时间它面对着一个无法逾越的难题:它不像客观物质那样能够直接进行观察和测量,而时间是难以把握的,它的本质就是它根本不会保持静止。我们不可能控制时间,让它在一定范围内保持静止以供观察、计算和操纵。从某种意义上说,时间也变得难以描述。正如黑格尔所说的,“词谋杀时间”。因为时间是动态的,而词是静态的。用词来描述时间,词就使物保持静止。一旦把时间固定下来,词就毁了时间,所以时间问题在哲学的语境下仍是未解之谜。 二、时间:物理学主义语境中的迷思与崛起 20世纪自然科学受到时代的召唤,在物理学、数学、生物学等学科方面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科学的理论视野的转向。社会学家秉承了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范式来构建社会科学的理论。因此社会科学理论的重要转变都伴随着自然科学中对时间和空间的重新界定。其中社会科学家对时间概念和本质的理解就与物理学中有关自然时间的理论阐释直接相关。因而随着在物理学主义语境中时间概念的转变,人们对社会时间的理解也经历着从迷思到崛起的转变过程。在经典物理学中,时间与运动是不可分割的,对时间的描述离不开物质的运动。时间不是因自身而被研究的,它只是被当成一个不变的、可以无限分割的单位,成为界定其他物理量的尺度,牛顿把它定义为绝对时间。牛顿认为,绝对的、真实的和数学的时间本身,就其性质而言,与任何外部事物无关,它均匀地流逝,所有运动都可以加速或减速,但绝对时间的流逝不会发生任何改变。这意味着,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无需时间情景或无需参照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无时间数量。 存在变化,但变化是外在,不因时间而发生。因此,运动和变化是在非时间性的时间中进行的。社会学家把它理解为时间是可逆性的、非时间性的,而且可逆性时间是假定一切都不变,一切又必然回到初始阶段。时间没有过去和将来,而只真实地存在于现在之中。社会科学家接受了绝对时间概念,即时钟时间。这种时钟是量的延续、一去不复返的,被去除了质的变化,它不仅包括作为尺度的时间,还有测量时间。对于时间而言,社会科学家相对于自然时间来描述社会时间时,认识到了总体性区别,而当他们把时间当做客观的数量及抽象的、标准化的尺度来使用时,却又将其忽略了。所以在社会学家视野中不假思索地把时间作为外在变量,行动的环境,并把时间进行去社会化。他们总是想应用自然界的“规律”来揭示社会的实在性,却恰恰忽视了社会时空的复杂性,这是时间迷思的时代。从20世纪50年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理论家的研究,彻底变革了时间和空间的物理观念。时间开始趋于一种不可逆性、不确定性的特征。当代社会理论开始出现一种尝试性的能量和时间的融合,引发了物理学主义中时间理论的崛起。爱因斯坦的研究集中在相对时间、弯曲空间———时间和有限光速三个方面。他把时间操作性地用作一个尺度,确定时间是相对于观察者及其参照系的,是局部的、专有的或因系统而异的时间,即相对时间。 基于相对论原理,在社会科学中我们对社会时间和时间的社会性开始产生新的理解,人们开始关注自然时间的相对性和情境性与社会时间会以何种方式共存或相异,并把结论纳入其学科的方法论体系中。吉登斯接受爱因斯坦的时空融合成弯曲的空间———时间观,并以此广泛地研究时空概念,在他的理论著作中对时段、长时段、此在概念的理解分析中实现了从二元论向二重性的转变,并展开了它们的相互包容性,在变化与结构之间、共时分析与历时分析之间建立起联系,实现社会时间与自然时间的融合。然而,量子物理学家发现,构成经验世界的必要组成部分的因果关系,在亚原子层次上不再具有意义了。他们体验到一种非局部联系和非因果性,即一个不可分割的、动态的模式化的、无法抽象也不能测序的整体。量子世界的时间观认为因果关系本身就是时间现象,它包含能量和时间的行动单位,这些量子不是坚不可摧的实体,而是被视为四维空间———时间的实体,视为动态的活动模式。行动和模式概念根本上都是时间性的。社会学家把量子物理的时间观理解为时间性、根本不确定性的、未来维度的重要性。社会理论家卢曼寻求接受量子物理学的时间观,强调沟通与变化,强调作为根本单位的行动,一旦行动以这种方式情景化后,都更有意义,也就会实现了行动、能量与时间的融合,观察者与观察对象的相互蕴含。正是在回顾物理学中自然时间的定义变化,才推动了社会学家对时间社会理论具有意义的深刻见解。这是一个时间崛起的时代。 三、时间:社会学视域下的生活实践 (一)社会时间:一种生活事实 在哲学理论视域中对时间的思考多集中在时间本质和时间形态的问题,却不能深入到人们的日常实践之中。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物理学中绝对时间概念的提出,更多的社会学者都只把时间当作社会理论研究中的外在变量,而对时间的社会性研究却缺乏相关的理论著作,因此长期以来就缺乏普遍的方法论范式,从而也缺乏整合人们在日常生产实践活动中的种种经验现象的研究。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伴随自然科学中相对时间及“后现代社会理论”的发展,继承物理学主义和社会学理论中“时间与社会”思潮的兴起与发展,构成了以时间为社会生活实践的“时间———社会理论”的知识谱系,直到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人文科学即管理学、组织学等学科知识的丰富与发展,其理论及方法体系更显视域宽泛。时间俨然成为一种生活经验事实的表征,从而时间已然成为构成聚集社会生活一切重大问题的符码。 索罗金和默顿引领学界探索时间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意义,从而开创了时间社会性研究的先河。索罗金认为人们在现实的物质世界中生活总是带有一定的理想和目标,而且在实践的过程中又都是通过时间竞争来实现的。默顿对时间的理解是提出了社会时间的概念并将社会性和意义引入其中。认为社会时间是以某种社会现象为参照点来表达其他社会现象的发展与变化。社会时间不仅仅是量的,更多的是质的,体现人们所赋予的社会意义。这些性质又都来自于他们赖以依靠的组织中共享的习惯和信仰。默顿认为日历上的时间,当它被转变为社会时间时就具有意义了。在日常实践活动中,我们时常会使用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件来标示时间。如“下班后我去看你”“一顿饭的时间”等,这些都是我们平日里经常发生的事情,而不同于日历上所标识的时间,目的仅仅告诉人们———“什么时候去做或需要多长时间”。这些事件的时点总是能与我们生活实践之间有着一种极具意义的关联。 莫顿为了证实不同地区人们时间的区分是根据人们平日里生产和生活实践活动来决定的,他们以科希人为例,因为科希人每8天才组织一次集市,所以1周就被确定为8天的计时体制,而且日期的名称几乎普遍采用集市举办地的名称来命名。同时,莫顿引证的其他地区也如同科希人一样星期计时制,多数都是由集市活动的时间长度来标识的……所有这些说明日期的周期性都与月亮等自然时间无关,而是与当地人们的日常实践活动相关联的。因此星期的标识方法大都是依赖于组织中人们活动这一社会事实来确定的。不仅如此,他还从典礼、宗教仪式、狩猎等方面,描述了人们是如何用日常的实践活动来标识时间的,时间已成为一种生活事实。除此之外,刘易斯和韦加特也对时间的社会实践理论做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他们指出时间的概念出自于人类实践活动中,并对个人的生活产生持久的影响。在社会学中,这些时间概念的界定他们认为比用天文学观察的时间界定更能表达其社会意义。他把人们的“日常实践”活动导入社会结构研究中的三个层次,并以类型学为切入点提出了在个体的、群体的、制度的三个层次中每一个层面上的时间形态:在个体层面,是“自我时间”,在群体层面,是“互动时间”,而在制度层面上则是“循环时间”,这些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时间的真实写照。他们还以相关的社会时间理论为出发点,将时间的嵌入、分层和同步性的概念贯穿于人们日常生活实践并融入这一理论中,建立了一种自己的建构性的社会时间类型学,推动了时间社会理论的发展。 (二)社会时间视角:经验社会学研究的开端 自从索罗金和莫顿引领社会学家们探索时间的社会性和富有意义的理论研究以来,便为时间社会学研究展开一种理论研究视角,从此也开启了社会学家们对时间经验性研究颇为深入的探索。许多有丰富理论视野的社会学家们开始展开一些跨学科的实践性转向的理论思考与研究,西方学者芭芭拉•亚当、奈杰尔•思里夫特等所作出的相关理论研究为时间向日常生活实践渗透并开展经验性研究视角的转变提供了思想启迪,并直接促成了时间社会性研究的学术转向。在研究中,理论家们都从历史的丰富性及社会的多样性理解时间,以及在社会的复杂性中把握时间,去探寻时钟时间、社会时间和时间意识间的关联性,探寻过去、现在与未来时间的关联性,探寻时间作为资源、秩序原则和可能性生成间的关联性。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中把握时间的复杂性及社会性,从而建构社会秩序的研究模式,因此实现了社会时间向一种以“生活事实”为真实写照的实践性研究。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社会学家们把以前给予空间和历史的知识反应,转移到依赖于演绎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时间性”上,开启了学界的“时间转向”。开始关注时间是如何形塑人们的观念,关注人们日常生产生活实践在时间中的意义,关注习俗、制度又是怎样控制和分配人们的时间的。思里夫特在《资本主义时间意识的形成》一文中,详细阐释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种商人充分展现理性及经济资本计算基础上的新型时间意识是怎样形成并逐渐被普遍认同的。这一过程是由“教会时间”向“商人时间”转化的过程,也是充分见证和体现封建主义制度灭亡和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过程。时间不再是任务定向而是随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时间由此变成一种可以被讨价还价的商品,即“时间就是金钱”。它不是被度过的,而是如同商品一样被花费掉的。伴随科技革命的来临,人们对时间的计算与管理已经越来越普及到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的实践中,时间已经由拥有者划分为与日常生产和生活相关联的时间形态即工作时间、休闲时间等。时间明显被分割,日渐被异化。这些基于人们日常生活实践基础上的理论阐述充分体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重新形塑自己时间观念的过程也就是资本主义新的生产秩序建构的过程。芭芭拉•亚当在《时间设计与管理》一文中,阐释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与现代性有关的时间的社会结构和制度。 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时间已由传统的自然观察的天文时间、滴滴答答的时钟时间向人类赖以依靠的组织化社会时间转变,从事物发展与演变过程的时间向非情境化的时间转变。而在现实社会组织中设定的时间规训使人们摒除了自然时间的局限而实现了非情感化的行为目的。人们在行动中不得不积极做出努力的行为来保持时间规训得以实现,从而避免任何的“浪费时间”以追求最大的速度和效率。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是集中做到时间意识抽象化,非情境化与合理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是西方社会把理性化、抽象化、实质化的时间作为一种社会、经济、教育的战略。时间也就如同商人眼中的稀缺资源,成为人们竞相控制和管理的核心。 在西方社会学的理论视域里,时间已成为一种生活事实并且是存在之根本。对时间的多样性表达和理解已超越了天文时间和时钟时间,开始融入价值和控制、规则,同时也不断注入社会权力关系。从此人类已超越其因物种而异的生物时间,延伸了时间的社会领域。因此,我们可以明白,在人们日常实践活动的时间中全都隐含着秩序、组织、控制、权力及资源。以上这些时间理论的研究成就更深化了人们对时间社会性的理解,同时也丰富了当代学界对时间理论的研究兴趣,并不断拓展社会科学中“制度”“时间”“秩序”等理论研究的知识体系。 总之,在知识史的回顾中,我们既发现了时间在物理学主义的语境中人们不假思索地把社会看成是一个超时代的过程,把时间当作行动的外在条件,并把时间作为一种自然常态、一种外生变量。从而这是一个缺失时间性的时代。但随着自然科学物理复杂学的出现及社会时间理论的发展,我们也惊奇地发现了以日常生活实践为对象的社会时间理论研究的蓬勃发展。社会时间,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新的叙事,一种新的视域,一种新的理论转向。 作者:吕铁林徐红曼 社会学理论论文:社会学理论研究 本文作者:陈宸方来武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关于社会学理论层面的思想 1.社会学的方法论 所阐述的社会学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方法的,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社会现象的法则。1919年《新青年》六卷五、六号发表了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中不仅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且提出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去研究社会现象。他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于社会学上的进步,就有很大很重要的贡献。他能造出一种有一定排列的组织,能把那从前各自发展不相为谋的三个学科,就是经济、法律、历史,连为一体,使他现在真值得起那社会学的名称。因为他发现阶级竞争的根本法则因为他指出那从前全被误解或蔑视的经济现象,在社会学现象中是顶重要的,因为他把于决定法律现象有力的部分归于经济现象,因而知道用法律现象去决定经济现象是逆势的行为。因为他借助于这些根本的原则,努力以图说明过去现在全体社会学上的现象”。②因此,他在《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指出唯物史观是社会学的一个核心法则———“社会学得到这样一个重要的法则,使研究斯学的人有所依据傅得循此以考察复杂变动的社会现象,而易得比较真实的效果。这是唯物史观对于社会学上的绝大贡献,全与对于史学上的贡献一样伟大”③。所阐释的社会学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方法的,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的这一系列的观点与总结,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与深远的影响,为中国的社会学指明了方向。 2.对西方学者的社会学思想的梳理 马克思主义固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建立与发展的核心理念与指导思想,唯物史观也固然为其指导方法,但是在此过程中,不能忽略对西方社会学家的思想、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学习与借鉴。对圣西门、韦柯、孔德等社会学家的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学习与梳理。在《韦柯及其历史思想》中直接指出,韦柯是在意大利社会学先驱中,与孔德地位并驾齐驱的,他的研究方法带有马克思主义的意思。同时,还阐述了韦柯的社会学理论有着很大的缺陷。他的研究方法即为经验的归纳法,其锐利的观察力虽然往往带有唯物的倾向,但“他把自然的环境及于个人及国民的影响,看得过大”④;通过学习,发现孔德继承了圣西门的知识历史观,即以为知识决定宗教,宗教决定历史,同时韦柯的社会学思想对孔德起到了启发的作用,“足以唤起孔德的神学的、形而上学的、实理的三段时期说”⑤;还对圣西门(原文中用桑西门)的社会学思想进行了研究,圣西门认为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而寻的,历史也是前进发展的,这便是他的社会学思想的核心。指出,圣西门是社会学先驱的又一人,圣西门认为,社会进步的目标,是创造社会幸福,“因为劳动阶级在社会上占多数而且极其重要,所以向此标的进行的第一步,应是劳动阶级运命的改善。这是改造社会中的政治的主要问题,他主张以社会主义解决此问题。”⑥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初露端倪的五四时期,就将西方学者的一些社会学思想进行了分析,虽然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他的研究无法做到全面与透彻,但是在当时,足以体现他思想的先进性。 3.社会与历史、政治的思想融合 在比较与融合各类科学中发展与研究社会学,他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中强调“研究各种科学,与其重在区分,毋宁重在关系;说明形成各种科学基础的社会制度,与其为解析的观察,不如为综合的观察。”⑦他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时,就做到了不断地去发现与比较社会与历史、社会与政治的关系。(1)社会与历史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他把历史学与社会学结合起来。他认为“人类的历史,乃是人在社会上的历史,亦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史。人类的社会生活,是种种互有关联,互与影响的活动,故人类的历史,应该是包括一切社会生活现象广大的活动”⑧。因此,他认为“社会的变迁,便是历史”⑨。社会与历史是同质异观,“同一吾人所托以生存的社会,纵以观之,则为历史,横以观之,则为社会”⑩。社会学与历史学都是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与社会学具有同质性的论点,对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具有很重要的启示。但尽管如此,社会学与历史学“不可认作全为同物”。社会学与历史学“其间有相异的性质”。“历史学的目的,在考察人类社会生活的经历及其变革;而社会学乃在人类社会生活的结合及其组织。历史学是就人及人群的生活经历为理论的研究,以寻其理法者;社会学是就人群的共同生存的一切社会现象,为理论的研究,以寻其理法者。简明的说,历史学是把人类社会的生活纵起来研究的学问,社会学是把人类社会的生活横起来研究的学问。”輯訛輥的《史观》、《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之唯物的反映》等文章,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探索中国社会史的,沿着社会学是由历史哲学逐渐发展而来的理念与思路,探索社会学理论的渊源,以此来探索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发展的轨迹和社会学规律的演变,这一点,也对后人研究社会学起到了启发作用。(2)社会与政治认为,社会与政治的关系是,并不是单项的因果关系,“须知社会与政治,是互为因果的,不可偏重一面的。”輰訛輥同时,他对社会问题的概念也进行的阐述,凡是能引起社会不安,并且社会立志于寻求解决的方法的问题都是社会问题。在《社会问题与政治》中,以妇女参政问题与童工问题为例,详尽的阐述了社会问题与政治的紧密联系与互为因果关系,并为从政治上入手如何解决一些社会问题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做出了要想改良社会,就必须从政治入手,依靠政治的力量的结论。这为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提供了广阔的视角。 关于社会学实践方面的思想 1.劳动者问题 的社会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紧密联系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回答人们对社会学的种种偏见与误解,阐明社会学的基本思想内容。同志本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精神理念对当时中国工人、儿童、农民的劳动、生活、教育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劳动教育问题》、《北京市民应该要求的新生活》、《上海的童工问题》等一系列文章应运而生。这些文章是同志做了周密的实地调查之后,用详实的资料写出来的,集中地关注了城市市民的劳动、教育、生活等问题。 (1)工人问题 在深度访问了唐山煤场的朋友之后,先生写下了《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一文,直接揭示了“工人不如骡马”的事实;在《劳动教育问题》中,他指出资本家从根本上剥夺了工人学习、教育的权利,“那知道那些资本家夺去劳工社会精神修养的工夫,这种暴虐,这种罪恶,却比掠夺他们的资财更是可怕,更是可恶”,并呼吁现代社会改善教育不昌、国民知识贫弱的现状。同志在《劳动问题的祸源》一文中,一针见血的指出工人劳动者问题的祸源是工银制度、资本制度、工厂制度以及社会上少数人的统治权,同时他还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工人被剥削问题的根本原因。同志还分外关注一个特殊的工人群体———童工。在他教授杜会学课程的时候,就对儿童问题非常热心。1924年他到苏联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时,顺便亲自调查了革命后苏联儿童的生活情况。当他亲眼目睹到苏联儿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幸福的生活、成长、接受教育时候,不禁为中国儿童的悲惨遭遇深感愤怒,为此,他查阅了大量的报刊资料,并写下了《上海的童工问题》,寄回国内,以引起国内有关人士的注意。《上海的童工问题》一文,阐明中国社会童工问题的严重性。他怀着万分怜悯的心情写道:“上海工人在身体上精神上都受极重的损伤,而以童工为尤烈,这都是长时间工作疲劳过度之所致。童工被佣于家内铺店、小工厂、家庭工业、洗衣房、并建筑业及大工厂等。女童工间有沦落而为娼为婢者。”輲訛輥指出,童工问题的解决,不能寄希望于军阀政府,不能依靠外国人的执政机关,因为他们不会实施一些保护童工利益的政策的。“为拥护这十七万三千二百七十二人的利益和免除他们的损害,非赖上海的劳工团体的本身不可;为帮助他们智能的发育,娱养的得宜,非赖上海的献身于无产同胞的青年不可。”輳訛輥文中他用详实的资料,分析指出童工制度的罪恶和上海童工遭受的非人待遇,并呼吁广大人民关注、关心童工问题。在当时,能系统地揭露、研究童工问题的人实为罕见。 (2)农民问题 除了关注市民、工人的生活、劳动及教育等问题外,同志也同样关注着农民的生活劳动等问题。他不仅在北方指导了一系列的农民运动,而且写文章从理论上阐述中国农民困苦的生活现状,指导农民运动的发展。在《土地与农民》一文中,他阐述了历史上平均地权的活动,并指出农民中最多数最困苦的阶级便是自耕农与佃农。同时,他也论述了农民、特别是贫农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号召革命同志到农村去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革命的青年同志们,应该结合起来,到乡村去帮助这一般农民改善他们的组织,反抗他们所受的压迫,中国浩大的农民样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輴訛輥同志曾把此文编入《农民问题丛刊》,作为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材,指导中国的农民革命。在《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一文中,同志高兴地指出,红枪会的出现“可以证明中国的农民已经觉醒起来,知道只有靠他们自己结合的力量才能从帝国主义和军阀所造成的兵匪扰乱之政局解放出来,这样在农民运动中形成一个伟大的势力”輵訛輥。他在文中总结了红枪会的特点,还弘扬了这种农民大运动的可贵精神,表现出对农民自发组织的极大关心和热情,呼吁农民朋友了解农民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责任,清楚的认识谁是他们的仇敌和朋友,了解红枪会的性质及其应走的道路。同时,他又指出,由于农民的狭隘、落后的思想意识,他们往往会受到军阀们的利诱与剥杀。因此,他倡导农村工作者及进步青年一定要帮助农民,为他们指明前进的方向。这是的杜会学思想在农民问题、农民运动问题上的成功运用,为后人用杜会学的思想方法研究、解决农村问题作出了贡献。 2.人口问题 世界人口的迅猛增长导致人口问题早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重要议题。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的学者就针对人口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不过,他们得出的结论却是落后的甚至反动的,支持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的观点,即人口问题可以通过战争来解决,实质上,就是为战争者发动战争找到最佳的借口和理由。同志是我国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前驱。他写的《战争与人口》一文,对上述的反动观点进行了透彻的批判。他从古今人口发展史等角度,证明战争不仅不能解决人口问题,反而会带来一来列其他问题。“夫人口过庶,固当求解决之道,而以战争以解决之,乃无异于堕胎自杀也。观于近日交战国之面包问题日益危迫,足知饥馑之来逼,全为战争之所赐。輶訛輥”接着,他又从当时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不同方面再次论证马氏学说的非科学性。该文对当时关于战争与人口的反动观点进行了尖锐地批评,使人们认识到战争的本质及人口问题的根源。在文章的最后,同志又指出了马氏学说的部分合理性。“余虽时于马说有所非难,然并不抹杀其说于经济学上之价值,悬其说以为警戒,使人益知奋进,以谋文明之发展。輷訛輥”同志关于人口问题的阐述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观点来分析、解决人口问题的范例,具有典型性与可借鉴性。在这篇文章中,同志的某些观点未必会适用于我国当前的人口问题,但是这是社会发展导致的。同志能够将社会学理论应用到实际问题中,决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治学态度与刻苦的钻研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学者应具备的重要素质。 3.妇女问题 社会学家一直以来都致力于研究妇女问题。当社会学在中国还没有完全成熟时,妇女问题就作为一个较为鲜明的社会问题而为我国的社会学家所瞩目。同志于1920年7月,在女子高等师范、朝阳大学等校讲授“女权运动史”、“社会学”等课程。他有不少篇章著述了他对妇女生活现状的观感,表达了他对妇婴幸福生活的展望。在苏联,关于妇女问题的许多理论和设想,都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苏联妇女、儿童的幸福生活,让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理想信仰,成为他继续推动中国妇女解放前进的强大动力,使妇女解放思想的形成更具世界性。1920年前后,他教学期间,写下了《战后之妇人问题》、《废娼问题》、《现代的女权运动》等直接探讨妇女问题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充分肯定了妇女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力主妇女参政议政,揭露封建的娼妓制度对于妇女身心健康的侵害。同志指出,中国由于过去受封建思想的长期束缚,对于妇女的歧视和压制是很严重的。针对这种情况,同志在《战后之妇人问题》中指出,妇女应该同男子一样参政议政,享有自己的权利。同时,对于战后世界妇女的状况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也作了相应的研究。同志针对战后妇女过剩、女工与男工的关系以及劳动阶级的母亲问题三个方面分别作出了分析,并指出,由于妇女相对过剩,就会出现女工与男工争夺劳动机会的问题。在此,他指出“男女工人间有了结合,定能于阶级斗争添一层力量。輮訛輦”他希望我们中国的妇女们能够行动起来,珍视自己的权利,争取自己的地位与解放。同志从社会学视野中观察到,在当时的社会,关注妇女问题的人少之又少,并且当时的中国人心理,大多都不认为妇女有人格。所以,在《废娼问题》文章里,同志从人权及法律的角度,指出坚决废除娼妓制度的五大理由。“第一,为尊重人道不可不废娼;第二,为尊重恋爱生活不可不废娼;第三,为尊重公共卫生不可不废娼;第四,为保障法律上的人身自由不可不废娼;第五,为保持社会上妇女的地位不可不废娼。輯訛輦”此外,他还从几个方面提出了解决娼妓问题的办法。纵观各国的女权运动历史加以研究,在《现代的女权运动》一文中,针对女权运动的现状从教育、劳动、生活、法律等方面加以分析,指出“妇女们要达到伊们完全解放的目的,非组织一个世界的大联合不可。”妇女的解放运动,是与女权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同时,“劳工妇女的运动亦不该与劳工男子的运动互相敌对,应该有一种阶级的自觉与男子劳工团体打成一气,取一致的行动。輱訛輦”他以世界的女权运动为重点,剖析其特点,分析其中的优势和不足,提出中国的妇女运动要从中借鉴宝贵经验。他还指出了妇女运动的最根本不足在于自身的素质。自身素质未提高,女权运动(或妇女运动)是难以取得胜利的。从社会学的思想和方法研究视角妇女问题,在中国是较早的一位。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理论来研究指导中国的妇女运动,为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理论支持,成为中国社会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光辉的里程碑。这种方法影响了之后中国的社会学家研究妇女问题。 4.自杀问题 对自杀这一社会现象一直予以十分的关注,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早在1913年,就写有《原杀(暗杀与自杀)》一文,他认为暗杀和自杀是因不良政治和社会诸多因素造成的,是社会堕落的极端体现。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更加注意对自杀问题的研究,于1919年11月、1919年12月、1922年1月分别发表了《一个自杀的青年》、《青年厌世自杀问题》、《论自杀》等论述自杀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认为中国的自杀现象源于社会的缺陷,根本上是源于黑暗的社会制度。的1.3万多字的《论自杀》一文,分十个部分对自杀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论自杀》分析了诸多影响自杀的因素,并梳理了大量有关自杀的统计数据、各教派的自杀观,以及中外学者关于自杀的一些论述,是五四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自杀问题少有的具有分量的社会学研究的学术论文。《论自杀》在中国社会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学术地位,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同志的诸多著作从多方面研究和探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同志本人为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努力及所形成的社会学的传统,对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同志以一个革命家所应有的责任感和一个社会学者所具有的敏锐,时刻关注着当时的社会种种现象和问题,不失时机地深入研究当时的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都是亟待解决并影响深远的,他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丰富与发展了社会学理论内容,在中国社会学史上谱写了不朽的篇章。并为中国革命的发展以及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社会学理论论文:网络时代社会学理论重构 一 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产生,与西方现代性社会转型有着本质上的勾联,是一种与现代性社会转型密切相关,对现代性进行智性反思的现代知识形态。正如特纳(J.H.Turner)所说:“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自觉的学科得以创立,是用以解释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转型,特别是欧洲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和封建土地体制的衰退以及最终遍及世界各地的这一进程。”因此,由现代性社会转型而奠基的现代西方社会的基本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典社会学的研究领域、研究主题、问题意识及理论解释框架。“现代社会学的形成 #0; #0;独特研究领域的界定、研究主题的形成和适用方法论的发展 #0; #0;是以对社会现象的客观分析、给予秩序、为社会生活管理提供有关社会技术和对社会发展进行理性控制为目的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作为一种现代知识形态的“社会学在现代事物的秩序中以及在‘现代性方案’中占有一席之地”。 对于经典社会学与现代性的这种内在勾联,吉登斯(AnthonyGiddens)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曾作过深入的分析。他强调,“社会学的概念和发现,与‘现代性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密切相关。”在《社会学》一书中,他甚至把社会学界定为“对现代性的研究”。在吉登斯看来,经典社会学理论对现代社会制度的分析和把握,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首先,以马克思、涂尔干与韦伯为代表的经典社会学理论对现代性所作的制度性诊断,都倾向于以单一的变化动力来解释现代性的特征。例如马克思认为,塑造现代世界的动力是资本主义,在马克思那里,现代性所呈现的社会秩序,在其经济体系和其他制度方面都具有资本主义的特征。现代性的永不静止的、流动的特征被解释成投资 #0; #0;利润 #0; #0;投资这样循环的结果。而涂尔干则主要从工业主义的影响来探索现代制度的特征,认为工业社会中最关键的因素并不是马克思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竞争这一边缘的、暂时的特征,而是来自于复杂的劳动分工的强有力的刺激,现代社会的特征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工业化的秩序。而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不仅包括了马克思所指出的经济机制和雇佣劳动的商品化,更主要的内容是指在技术和人类活动中以官僚制的形式出现的“合理化”。其次,在经典社会学话语中,“社会”这一概念占有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经典社会学将其研究主题主要集中于“社会”这一概念。社会学家尤其是受涂尔干思想影响的社会学家,都试图把社会概念与现代性联系起来,将与现代性相勾联的“社会”概念视为社会学的内涵,从而把社会学被视为一门与现代社会有内在勾联,以现代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概念化“社会”的过程中,社会被界定为具有自身内部统一性的体系,而对这一体系展开的某些理论解释,正是以对社会的这种理解为基础的。例如按照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的观点,社会学最重要的目标是解决“秩序问题”,因为秩序问题是解释现代社会系统界限的关键。第三,吉登斯强调,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社会学在知识形态上与现代性特征也密切相关。经典社会学家将社会学看成是关于现代社会生活的普通性知识,并且如同自然科学提供了关于自然界的信息一样,社会学提供了关于社会生活的信息,人们可以根据这些信息来预测、控制和干预社会生活。 毫无疑问,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经典社会学家针对现代性问题所构建的社会学理论范式、分析架构与研究方法,能够比较恰当地说明现代社会的理性(工具理性)特征。然而,由于社会本身的变迁,在今天,经典社会学的理论范式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与现实生活世界相脱离。因此,建构一种贴切当今社会生活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已经成为社会学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关键议题。例如,近年来德国社会学界在对“社会学在今日何为(WozuheutenochSoziologie)”问题的讨论与反思中,对经典社会学理解当今社会生活及分析社会问题的能力提出了颇多质疑。在《失去根基的学科:我们还需要社会学吗?》一文中,德特林(DarnfriedDettling)指出,今日西方社会由于个人化 #0; #0;即个人从社会条件如阶级与阶层、性别角色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及全球化 #0; #0;即全球金融体系的运作、跨国家组织的扩张、全球传播网络的形成等因素对传统社会生存界限的颠覆,已导致社会逐渐丧失了影响个人生活方法与形式的决定力量。德特林强调,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现在已经不存在任何传统上所定义的社会,只剩下单独的个人,而他们早已不再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活动。”既然社会学已失去其研究的对象 #0; #0;社会,那么,我们真的还需要社会学吗?有许多德国社会学家认为,今天先进的西欧工业化社会在社会结构及日常生活方式方面所发生的上述重大改变,意味着长期以来作为经典社会学研究中通往对社会结构分析的阶级、阶层与社会流动三项内容,在面对当今社会生活时,其解释力已十分有限,仅仅通过对这三项内容的研究,已无法清楚地描绘当今社会的结构,掌握其文化特征,说明其权力斗争。正如贝克(UlrichBeck)所说,如同19世纪的现代化进程瓦解了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建立了工业社会的生活形态,在20世纪,现代化使人类再一次从工业社会的生活形态中挣脱出来,建立起另一种类型的社会结构,即更多的非工作(休闲)时间、更富裕的收入、更高的教育、更频繁的社会流动。对当今社会而言,已经不是阶级冲突,而是上述生活选项逐渐成为社会冲突的第一导火线。换言之,由于生活形式的多元化与个人化已经成为当今西方社会的基本特征,经典社会学已面临一种强烈的挑战。经典社会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如阶级、阶层已无法完全解释实际生活中发生的新社会形态、现象与问题,其社会分析架构对现代社会多变与异质的特征已失去充分掌握与解释的能力。例如,经典社会学中涂尔干对社会分工及韦伯对科层组织等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探讨当时社会结构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个人的存在状态。在今日社会生活形式逐步多元化与个人化的趋势下,经典社会学的这一理论分析架构是否仍有掌握现代社会生活脉络的解释力,已经变成一个需要我们认真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在对经典社会学范式构成基本挑战的社会事实中,由于互联网的崛起而形成的新社会经验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互联网的勃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20世纪下半叶最具经济技术影响与科学文化意义的社会事件。互联网不仅为当今人们提供了交往与传播的新技术、新方法和新媒介,而且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开放式交往与活动的平台,并有可能由此导致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层面上的整体性转型与重构。互联网在目前已经对人类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构成了强烈的冲击,而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冲击还将继续存在与扩展。具体地说,互联网对社会的冲击集中体现了上述德特林所说的当今社会的个人化与全球化趋向。一方面,互联网对社会结构的巨大影响,表现在个人在社会中的日常生活方式由相对被动变得更为主动。在以前,人们的社会生活历程基本上是由社会及家庭给定的,而在网络世界中,“人类以往的社会结构提供给人们的安全感和生活的连续性都将不复存在,变化和不确定性是这一时代人类生活的主题”。个人有可能从既定的社会条件如阶级、阶层、性别角色等中解放出来,人们在互联网上的所有行为将更多地取决于自己的主动选择。另一方面,互联网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全球平台,不仅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当今社会的全球化趋势,而且为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变数,从而使不同区域的人们有可能摆脱可口可乐式的全球化进程。所有这些,对于经典社会学研究范式来说,都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经验。换言之,互联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在工业时代积累起来的社会经验,因此,相对于经典社会学的解释框架,互联网可以说是一个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新概念。对于互联网的这种革命性意义,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被不少西方学者所关注,并开展了学理上的探索。例如贝尔(DanielBell)的“后工业社会”、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信息社会”等理论概念,都试图揭示当今社会转型的实质与意义。进入80年代之后,西方学者的研究更进一步深入到了对互联网的文化学、社会学、传播学等领域的研究。这些理论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为社会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总之,由于当代社会在社会结构与日常生活形式各方面所发生的巨大改变,例如价值态度的变迁、日常生活的美学化、全球化与互联网的扩展等,经典社会学所使用的概念范畴正面临重大的挑战。面对这一新的情况,有不少社会学家尝试用新的概念和思考方向,取代或融合传统的社会学概念和思考方向,并已经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目前,这一社会学范式转变的努力与尝试正方兴未艾。二 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关键技术的突破与普及,都会导致社会结构的转型与重构,而互联网正是这种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新技术。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互联网对社会结构的革命性影响,将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技术革命都远为深刻,终我们的一生,互联网都将是崭新的东西。 互联网在社会层面所具有的革命性意义,与其独特的技术特性密切相关。因此,把握互联网的技术特性,对于在社会学层面上理解互联网的社会、文化意义和价值是极为重要的。对于互联网的技术定义,“联合网络委员会”(FNC)在其1995年通过的一项关于“互联网定义”的决议中说: 联合委员会认为,下述语言反映了我们对“互联网”这个词的定义。“互联网”指的是全球性的信息系统 #0; #0;(1)通过全球性的唯一的地址逻辑地链接在一起,这个地址是建立在“网络间协议”(IP)或今后其他协议的基础之上的。(2)可以通过“传输控制协议”和“网络间协议”(TCP/IP),或者今后其他接替的协议或与“网络间协议”(IP)兼容的协议来进行通信。(3)可以让公共用户或者私人用户使用高水平的服务。这种服务是建立在上述通信及相关的基础设施之上的。 按照这一定义,互联网的技术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互联网是全球性的,而且这种全球性是有技术保证的。作为分布式网络,互联网在技术层面上不存在中央控制问题。其次,互联网的每一台主机都需要有一个唯一的地址,以确定主机在全球性网络中的联结点。再次,这些主机必须按照共同的规则(协议)联结在一起。正是互联网的这些技术特征,使互联网成为一次崭新的技术革命。 首先,互联网技术革命推进了全球化进程。互联网最大的优势是能超越时空的限制,从而有效地打破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各种有形和无形壁垒。无论人们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有一台电脑、一个调制解调器、一根电话线,就可以在互联网上通过文字、声音、图像把自己与他人相联结,从而形成一个全球化的信息空间。而互联网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完全依赖于其数字化与网络化技术。所谓数字化,简单地说,就是将各种复杂多变的信息,如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转变为可以度量的数字、数据,再为这些数据建立起适当的模型,最后转变为一系列计算机可以识别的二进制代码。与现实世界不同,在互联网的虚拟世界中,一切都是以有规律的数字0和1来代表的,互联网上的所有信息,归根到底都是“数字信息”。数字化对于互联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凭借数字化技术,互联网拓展了信息贮存和传播的空间,从而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于一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超媒体。而网络化就是利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远程通信技术,集各个部门、各个领域的各种信息资源为一体,供网上用户进行资源共享、信息交换。网络化所形成的信息高速公路,打破了传统的时空限制,将距离和时间缩小到零。 其次,互联网技术革命亦推进了个人化进程。互联网上的信息是无限的,作为互联网的使用者,其选择也将是无限的、主动的和个性化的,而这正是互联网的魅力所在。有人甚至认为,互联网发展的基本趋向,将是不断走向以用户为中心,以个人主页为中心。“通过个人主页构成网络,在连成一体的网络世界中,每个拥有个人主页的个体将成为自己所拥有文化的解读者,都向全球输出他所认可的价值观念、他对制度体系的认识、他所自以为是的生活方式。在全球化达到这个层面时,……个体间的交互式对话将真正取而代之。……人与人沟通、文化与文化的交流共容将成为可能。”在互联网上,人们不仅可以自由地分享他人的知识和资源,而且可以成为其中有鲜明个性和独特价值的一部分,自由地展示自己的思想和才华,从而使自己有更多的被别人了解的机会,也有更多的帮助别人的机会,更多的施展自己特长的机会,更多的与别人合作的机会,更多的自我发展的机会。 互联网的上述技术特征,表明互联网是另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因此它也会像以往的任何一次技术革命如电的发明,印刷、电话的普及一样,改变和重塑人类的生活方式,从而导致在社会层面上的结构变革与转型。因此从本质上说,互联网作为一场技术革命,同时也必然表现为一场社会革命,“是一场复杂的社会与技术的互动过程。技术革命吸引了人们的大部分注意力,与此同时,我们还在经历一场知识革命。这场革命深刻地改变了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政治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知识革命引发的范式转移改变着我们的工作、娱乐和从事许多其他活动的方式。要准确地解读信息革命对社会生活的所有影响还为时过早。但无疑它已构成对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即时的或潜在的威胁。这种威胁可能波及到政府的治理方式,我们的价值系统,甚至是我们的家庭体系,我们的所有物,我们的工作。”互联网的这种社会后果,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将会不断地增强。可以预见,随着人类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互联网将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生活的核心。在21世纪,人类的生活方式、沟通方式,以及信息传播模式,都会因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而改变,从而导致人类社会的现存结构发生重大改变与重塑。这种改变与重塑最为核心的一点,就是网络虚拟空间的凸现对人类生存方式所造成的冲击与影响。 互联网作为计算机信息和通讯资源的综合体,并不仅仅是一个计算机程序或者一个特定的计算机资源,而是一种将计算机连接在一起的方式。因此,互联网并不是一个物质的或有形的实体,而是一个无形的虚拟空间,一个无中心的全球信息媒介,它能将全世界的人、组织、机构、政府、企业等联结在一起,使用户通过远程登陆,查询和共享数字化信息,并进行网上讨论,电子出版,信息,发送电子邮件等。这意味着互联网最基本的意义在于链接。在互联网这一借助链接而建构的虚拟社区(VirtualCommunities)或虚拟社会(VirtualSociety)中,人们确立各种虚拟身份,建立各种与现实社区中的关系不同的虚拟关系,从而形成一种类似于现实社会中的人际互动的自由空间。这些网络虚拟空间,包括像BBS或Newsgroup这样允许人们随时访问并给予反馈的虚拟空间,以及像IRC或Netmeeting这样的允许人们像在现实中面对面交流那样进行虚拟空间中同步交流的虚拟空间,甚至像真实社区那样的虚拟社区 #0; #0;人们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一个免费的电子空间建立自己的个人主页,结果像在真实社区中那样,有着相同兴趣的人因其相互之间强烈的认同感而住在一起,进行相互交流与互动。因此,网络空间的虚拟特性,并不意味着虚幻和容易破灭。网络虚拟空间虽然是由纯粹的数字、数据、图表或各种表征现实世界的信息组成的,不存在有形的物质实体和有生命的个人,但由于它同样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因此网络空间中的所有构成要素又都是真实的,是一种虚拟的真实。 在互联网上,每一个网络使用者,通常都以ID账号或匿名出现,个人可以隐匿部分甚至全部在真实世界中的身份。多媒体世界提供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面具,网民可以从中任意选择一个甚至几个作为自己身份的象征。个人因此丝毫不用担心其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和生活会对其在真实世界中的生活和行为产生任何负面影响。与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互动不同,在网络空间中,个体的角色扮演具有很大的随意性。那些在现实中人们无法改变的天赋角色,如家庭出身、性别、外貌等,在互联网世界中却可以被轻易改变。互联网的这种匿名特征,使人们在网上有一种摆脱压抑、无拘无束的感觉。网民可以一方面始终处在隐密的私人空间之中,而另一方面,却在网络虚拟空间中塑造出一个有别于其在真实世界中的人格认同,扮演各种角色与身份,在虚拟社区这一公共领域中与他人进行互动,以展示一个在真实世界中无法展示的自我。这时,网民实际上生活在一个与真实世界不同的虚拟世界之中, 自由和开放是互联网的精髓所在,“互联网的关键概念在于,它不是为某一种需求设计的,而是一种可以接受任何新的需求的总的基础结构。”在互联网上,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从在BBS、IRC或Newsgroup上发帖子,到申请自己的讨论区,再到建设自己的网页、网站,这一过程很少受权威意识形态的钳制,在这里,除了技术层面的规范之外,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同时,网络的管理模式是一种松散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e)的模式,任何信息可能来自任何节点,只有网站管理者对其网站的内容进行管理,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力机构来规范与控制网络,亦使互联网成为一个完全开放的空间。三 我们认为,网络社会学作为一种回应互联网技术革命所导致的上述社会结构整体转型与重构的新知识形态,应该有其有别于经典社会学的问题意识与理论范式。在目前,网络社会学研究的关键,应该在如何理解与解释网络虚拟空间的独特本性及其社会学意义。因为迄今为止,社会学家对于网络虚拟空间所做的社会学思考,基本上没有摆脱破碎片断的局限,尚未形成系统整体的研究,因此,将网络社会学研究的重心,放在针对网络虚拟空间的独特本性,建构一套有深厚理论思考作支撑的概念命题系统上,以克服网络社会学研究的支离破碎的方式,是目前网络社会学研究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也是网络社会学研究所需要突破的重心所在。这一突破的社会学后果,可能是一种全新社会学研究范式的确立。 具体地说,这种基于网络社会学研究的新理论范式,其研究范围和问题大致应该包括以下一些主题:(1)对网络虚拟空间的社会特性及其社会学意义的研究。例如网络空间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社会领域?生活在这一空间中的网民与生活在传统社区中的人们有什么区别?网络空间的组织方式有什么特点?等等。(2)对网络空间所特有的社会问题的研究。例如网络空间中的信用与风险问题、网络中的青少年保护问题、网络安全与控制问题、网络综合症问题、网恋问题、网络病毒问题、网络色情问题、网络黑客问题、网络中的知识与权力问题等。(3)网络虚拟社会生活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影响研究。在21世纪,网络将是人类最为重要的社会生活空间,但是,无论网络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网络作为一个人造的虚拟世界,始终只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无法代替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所以,网络社会学研究也应该考察人们在网上的社会生活将会对现实社会生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与现实社会空间相比,网络空间的独特本性及其社会学意义是什么?网络社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社会?这是网络社会学研究所必须首先面对的基本问题。对于网络空间的特性,本尼迪克特(M.Benedikt)认为,“全球网络化,由计算机支持、由计算机进入和由计算机产生,是多维度的、人造的或‘虚拟’的真实。它是真实的,每一台计算机都是一个窗口;它是虚拟的,所看到的或听到的,既不是物质,也不是物质的表现,相反它们都是由纯粹的数据或信息组成的。”也就是说,网络空间在本质上是一个虚拟空间。而网络空间的社会特性,在相当程度上正是由网络空间的这一虚拟特性所造成和决定的。与传统的社会空间不同,网络空间是一种没有时空边界、没有身份、没有家庭和阶层等社会背景的虚拟社区。在这一虚拟社区中,社会成员没有身份(阶层、组织、群体)的差别和限制,经典社会学用以划分阶层的财富、学历、地位等概念也因此在网络世界中失去了作用。 对于这一新崛起的网络社会的性质,曼纽尔·卡斯特尔(M.Castells)认为,网络社会既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也是一种新的社会模式。在卡斯特尔看来,我们的社会正经历着一场信息技术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信息技术就像工业革命时期的能源一样重要,它重塑着今日社会的基本结构。互联网作为现代社会的普遍技术范式,引导着社会的再结构化,从而改变了社会的基本形态。在卡斯特尔看来,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新历史时代,可以称之为信息时代,或者说网络时代。网络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新的社会结构与形态。在互联网世界中,所有的节点,只要它们有共同的信息编码(包括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成就目标),就能实现联通,构成网络社会。卡斯特尔认为,今日西方社会就是一个由各种节点通过网络联接而成的网络社会。这种以网络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是高度动态的、开放的社会系统,而这种网络化逻辑的不断扩散,必然会改变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以及人们在网络中的在场和缺席,网络与网络之间的动态关系。网络社会的凸现,意味着人类经验的巨大变化,意味着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各个领域的巨大变化。 我们以为,由互联网所营造的这种新社会空间所引起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经验的变化,首先体现在随互联网兴起而产生的一个新的特殊社会群体 #0; #0;网民身上。如果说农业社会的基础是农民,工业社会的基础是市民,那么,网民就是网络社会的基础。网民并不是简单的电脑使用者,而是电脑使用者通过链接而形成的一个活跃的、有生命力的社群。其成员在网络社区如BBS、IRC、Newsgroup中相互交流、沟通情感、传递信息。与人们在传统社区中的交往不同,网民在互联网中是以去中心化的方式联结和组织起来的,这彻底改变了传统工业社会从中央核心向边缘的信息传播模式与人际互动模式。在互联网中,即使处于最边缘、最底层的人,也可以同网络中其他人一样,有同等的表达意见的机会,也都处在一种自由、平等和直接的交流之中。同时,与工业社会的市民不同,网民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某一地区、某一国家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网民就是世界公民,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群体,他们超越了地域、民族和文化的限制,从而使麦克卢汉(M.McLuhan)所说的“地球村(GloblVillage)”的实现有了坚实的基础。对于社会学来说,网民这一全新社会群体出现的重要意义在于:互联网在连接计算机的同时,也连接了使用计算机的人,而一旦通过计算机网络将使用计算机的人连接起来,计算机网络就变成了社会网络。与传统的社会网络相比,在这种因计算机联网所形成的虚拟社会网络中,人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甚至社会结构都会发生显著的变化。 网络虚拟空间的一个重要社会学问题,是互联网对人际沟通模式的改变。互联网的兴起,对于人际交往来说,是一场科技结合心理的革命。今天,人们可以借助互联网,把自己的家建设成为人际交往的天堂,从而使人际沟通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达到一个新的层面。例如,互联网给人们的沟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使人们足不出户就能进行生产和消费等日常活动,足不出户就能办公、购物、交往等等。茧居族(Cocoons)、SOHO族(SmallOfficeHomeOffice)、电子隐士的出现,正是这一变化趋势的生动表现。同时,由于网络人际沟通完全依靠互联网络传达,因而在真实世界面对面交往时起重要作用的一些关键因素,如表情、语调、身体语言等,在网络人际交往中不再起任何作用,因此相对于日常的人际沟通,网络人际沟通显得更少限制、更多自由、更多创意,而且相对而言,网络空间中的去中心化交往,也使网络人际交往显得更为平等,更少群体压力。但与此同时,网络人际沟通也可能导致人们对网络的过分依赖,从而使人变得更为退缩,甚至造成网络幽闭症的出现,进而发展出网络人际交往中的攻击行为。因此,互联网在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的同时,也造成了人们之间关系的疏离,并有可能因此损害人们在现实世界中面对面的交往,使个人从真实世界中彻底隐退。 互联网的兴起,还重塑了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模式。由于互联网是以一种去中心化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因此网民在网络之中的交往能以一种不同于现实生活中的方式进行,从而建构一种全新的开放式的组织模式。在这种没有中心的信息传播与人际互动模式中,信息传播与人际互动完全是开放和发散式的,任何人都可以超越现实生活中的等级差别而平等地获得信息,可以超越现实生活中的身份、地位、收入、职业等等的差别而平等地交往。因此,这种模式超越了传统的权力压制,超越了因权力分配而导致的信息、地位差距,从而有可能使人们在平等交往的基础上重塑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使个人能够完全平等地享有信息与权力,并由此导致一种新型、高效和有高应变能力的组织产生。当然,谁也不能保证这种新的组织方式必然会向积极的一面发展,实际上,这种新的组织方式也为更高效的犯罪提供了可能,从而使得某些有组织的集体或突发事件的出现更难控制和预防。 需要强调的是,互联网在重塑人类社会结构的同时,也必然会引发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既包括网络本身的社会问题,也包括网络对现实社会所造成的冲击。例如,互联网使网络的关联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社会网络的脆弱性。隐藏在可执行程序或数据文件中的具有自我复制和传播能力的计算机病毒对网络社会的破坏性,便是一例。计算机病毒从开始传播到导致整个网络被感染,几乎不需要什么时间,它对网络社会的破坏性,显然具有与现实社会极不相同的特点。据统计,在已经上网的用户中,有大约80%的用户受到过来自互联网上的病毒攻击。自从1988年11月第1例计算机病毒 #0; #0;莫里斯蠕虫在有6000台计算机联网的ARPA网被发现以来,计算机病毒在互联网上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传播范围也越来越广,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迄今为止,已发现的计算机病毒大约有25500余种之多,可以说,计算机病毒已经成为网络虚拟空间中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又如,随互联网形成而发展起来的网络犯罪,与发生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犯罪现象相比,亦有其新的特征。由于互联网的高度匿名性,使个人在安全的私人空间就可以进行或参与在真实世界中限于各种条件而不易进行的犯罪活动。目前,比较典型的网络犯罪如网络盗窃、网络诈骗、破坏网络数据、网络洗钱等等,都已经对社会公众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网络交流的高匿名性、高互动性、高隐蔽性使色情信息的传播变得极为便利。在网络空间中,色情信息的传播几乎不受任何的限制,而且个人通过互联网接触色情信息也极为方便和安全,这无形之中消除了人们在真实世界中接触色情信息所必然会受到的各种压力(这些压力可能来自权威的意识形态,也可能来自普遍的道德感等),从而促进色情信息的传播与扩散。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网络色情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仅表现在色情信息的数量和种类繁多,更在于网民追逐和迷恋这些色情信息的狂热程度。 知识鸿沟的扩大也极有可能是我们在网络时代所必须认真面对的一个问题。美国传播学者蒂奇纳(P.Tichenor)、多诺霍(G.Donohue)和奥里恩(C.Olien)在1970年发表的《大众传播流动和知识差别的增长》一文中提出了“知识沟假设(knowledge-gaphypothesis)”,认为“随着大众传媒向社会传播的信息日益增多,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人将比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人以更快的速度获取这类信息。因此,这两类人之间的知识沟将呈扩大而非缩小之势。”按照这一假设,互联网的扩展,可能加大而不是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知识沟”。互联网是当今技术含量最高的信息媒体,它在知识传播上集多种传统传媒的优势于一身,具备可以处理海量信息、快速检索、双向交互、多媒体合一等优点。然而,昂贵的设施、价格不菲的上网费、不易理解并掌握的计算机知识,好像一座分水岭把社会大众一分为二:一方是媒介技术专家及高学历群体,而另一方则是普通大众。虽然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每年都在增加,迄今已有2000多万用户,但调查结果显示,在目前中国,上网仍然是一种远离百姓的“贵族化”活动。例如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2001年1月的统计报告显示:我国上网用户人数已达2250万。其中高中(中专)23.45%、大专28.97%、本科38.82%、硕士1.91%、博士0.41%,高中以下仅6.44%。月收入500元以下15.31%、501-1000元25.94%、1000-1500元15.81%、1501-2000元4.05%、2001-2500元4.05%、2501-3000元3.94%、3000元以上7.44%。用户地域分布处于前五位的是:北京12.39%、广东9.69%、上海8.97%、浙江6.62%、江苏5.43%。可见,目前中国的主流网民的基本特征是:文化程度较高、个人收入大多处于中高水平、生活在沿海地区的大中城市。这一数据表明,起码在目前,互联网的出现并没有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知识沟”,相反,互联网有使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知识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危险。 互联网崛起所引发的新社会问题,显然远不止上述这些。它还有可能造成文化冲突、人际关系疏离、信息焦虑、网络沉溺、网络孤独、网络谣言扩散等问题,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分析与调查,也应该是网络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总之,面对网络社会的新社会经验,调整和改变社会学的理论视野与问题意识已是当务之急。正如利奥塔(Jean-FrancoisLyotard)所说:“了解社会,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首先选择向社会发问的方式。”网络社会学研究所首先展示的,正是这样一种新的向社会发问的方式。这意味着,网络社会学不仅仅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网络社会学的研究极有可能将社会学的研究带入一个全新的领域,从而构成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崭新的范式。网络社会学范式的新,与经典社会学研究范式相比,首先体现在网络社会学是一种没有基点的社会学。经典社会学总是有一个关注的基点,以此作为社会学思考及理论建构的立足点。例如经典社会学的叙事模式常常以理性作为其叙事的基点,以社会作为其知识架构的立足点。与此不同,网络社会学首先要面对的基本事实是网络社会的开放性与多元性,由于网络社会学把其理论架构建立在对网络社会的开放性和多元性的认识之上,因此在网络社会学理论架构中,不可能有像经典社会学那样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基点。也正因为如此,所以网络社会学是一种没有中心权威和中心话语的社会学,即一种后现代的社会学。 社会学理论论文: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 1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早在19世纪末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倡西学,向西方寻求真理,并译介西方社会学著作的同时,有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生平与救国救民思想的介绍和讨论也开始出现于中国思想界。1899年,《万国公报》4月号发表了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1845—1919)节译的蔡尔康的《大同学》一文,提到近世学派中“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派,如德国之马客思”。这里的“马客思”即是Marx在我国的最早译名。[1]随后,有关马克思和马克思社会学说的介绍陆续出现在报章杂志和各类书刊。但这段时期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讨论还是零碎的。在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瞿秋白、李达等人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对以孔德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理论缺陷进行批判,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的历程。 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第一代领导人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旧中国社会结构的准确分析,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创造性运用的重大成果。在1957年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系统分析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个方面及其性质、特点、矛盾转化的可能性,以及处理这些矛盾的方针和方法,帮助人们认识和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创造性运用与发展,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建设奠定基础。邓小平社会学思想的理论核心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他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维护建设形态方面,从宏观社会发展的角度对社会学进行研究和论述的集大成者。他不仅提出了中国社会学的“补课”论,为我国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铺平了道路,而且还对我国改革开放、如何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及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和全面的思考,从而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费孝通是中国社会学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就在社会学研究中取得了辉煌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费孝通带领社会学学者开始了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工作,从而把中国的社会学研究推向新高潮。他主要从小城镇研究、家庭社会学研究、少数民族发展研究等几个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学研究的进程。 2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展望 20世纪的最后30年间,全球政治格局进入了空前变动时期,现代世界体系面临着各种反体系力量的挑战。在当前社会实践发生结构性巨变的时期,理解并跟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当展。当前世界和中国具有这样一些社会趋势:第一,当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引领着社会的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提供了使失谐因素被激活的结构性条件,更易形成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荡;第二,当代社会“去集体化”和“去组织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对社会分化过程形成了更强的催化作用;第三,劳动与资本的传统关系的破裂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两极化趋势,导致了新的二元化现象;第四,有形劳动的社会地位急剧下滑,失去了传统上的轴心地位,形成了社会分层的消极动力;第五,经济活动性质的转变使社会风险不断扩大和加深,对经济与社会的安全基础都形成了极大的销蚀;第六,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所带来的双重社会压力,使得社会矛盾的根源更为深刻,表现更为复杂;第七,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不平衡关系为世俗事物的神圣化添加了助力,对社会信念和价值观造成了深度腐蚀;第八,社会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古典现代性与现时现代性、西方旧式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以及全球变迁与本土社会转型,各种因素和传统之间的关系更加盘根错节,这种影响仍在不断助推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复杂症候。这些趋势表明,我们时代的社会实践结构正在或已经超越古典现代时期。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工程正是在这种极为特殊的宏观背景下展开的。[2] 这一时代性背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考量。这类重大现象几乎都聚焦到一个问题上,即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实质和当代形式。在这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甚至可以视为许多复杂问题上不同立场的基本分野。但是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关于对立与统一、冲突与整合的辩证思想,至今仍然是社会学理论中最为精华的一部分。对于社会学来说,对立与协调、冲突与整合的研究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从对立和冲突之中寻求协调和整合,在协调和整合之中洞察对立和冲突;研究对立和冲突是为了促进协调和整合,反过来,探讨协调和整合是为了解决对立和冲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方法论对于把握社会学的研究主题有着根本性意义,这本身也说明了维护建设性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主要形态和形式。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新型社会主义实践的关键阶段,理念和思想是最为强大的利器。真正理解维护建设性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形态甚至是其本来意义,意味着把握了理解历史性转换的一个思维构架,使远大志向在实践向度上深入拓展。 社会学理论论文:社会学理论 摘要:理论对社会学研究具有及其重要的作用,但一些社会学研究者往往不重视理论的应用,把社会学简单地归结为经验科学,在社会调查研究中不自觉地放弃对理论的追求、关怀和探索。社会学研究者必须坚持理论自觉,在此基础上使社会学形成一门不断批判自身、不断反思自身、不断创新的科学。 关键词:社会学;理论前提;理论自觉;反思社会学 一理论对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性 在谈理论对社会学的重要性之前,我们首先要界定清楚什么是理论以及什么是社会学理论。理论常常挂在我们嘴边,任何一门学科在建构自己的学科体系时首先明确的都是要建构学科理论。社会学也不例外,从孔德开始的社会学家,都在围绕建构社会学理论开展学理思考和实践研究。尤其是孔德、斯宾塞之后的社会学大师迪尔凯姆把社会学引入了学校教育,成为大学里的课程,相应地进行了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建构。那么,理论是什么呢?从我们直观的第一印象来理解,理论似乎可以和“抽象”、“思辨”、“概化”等词语相对应。这些词语只是说明了理论所具有的一些特征,并不能概括理论所具有的真正内涵。 按照哲学的观点看,理论是一种系统化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有助于指导我们去“观世界”,并形成关于这个世界的“世界图景”。理论具有三种特质:一是历史的兼容性,强调理论是人类认识史的总结、提炼和升华;二是时代的容涵性,强调理论是“思想中的时代”,即理论来源于现实;三是巨大的逻辑展开性,强调理论具有一种逻辑之美[1]。英克尔斯曾谈到社会学研究的三条途径,即历史的途径(创始人说了些什么)、经验的途径(当下的社会学家说了些什么)和分析的途径(理性指示的是什么)。无论是哲学对理论特质的概括还是英克尔斯对社会学研究途径的概括,都强调了历史、当下和逻辑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实际上是说明了建构社会学理论形成的过程,历史代表了“站在别人的肩膀上”的重要性,当下代表了面向现实、思考现实的重要性,逻辑强调了理性思辨的重要性。 按照历史、当下和逻辑三方面来建构的理论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美国社会学家亚历山大(JefferyC.Alexander)给理论的定义是“理论就是脱离个别事物的一般化,脱离具体事例的抽象①;结构功能主义除帕森斯之外的另一个大师级人物默顿(RobertK.Merton)指出“社会学理论是逻辑上相关联并能推导出实验一致性的一组命题”[2];科技哲学家罗纳德(Rich2ardRudner)曾经把理论定义为:“一套系统地相互联系的、包括一些类似规律的概化的可以进行经验检验的陈述”②;社会学家纽曼(W.LawrenceNeuman)也给出了对“社会理论”的定义:“社会理论是将社会世界的知识加以浓缩和组织起来的由相互关联的抽象概念所构成的体系。理论是思考社会世界的简单方法。人们经常创立关于世界是怎样运作的新理论”[3]。风笑天从社会调查研究的角度指出,“理论是以一种系统化的方式将经验世界中某些被挑选的方面概念化并组织起来的一组内在相关的命题”[4]。从以上对理论的定义中,我们看到了理论构成的基本要素是概念以及由概念组成的命题,理论的特点是可以用经验事实来验证。我们也看到了理论形成的两种过程,一种是理论建构,另一种是理论检验。对照华莱士的“科学环”,以归纳法为特征的理论建构过程是“科学环”的左半圆,其过程是:观察(具体的个别的资料)经验概括(共性归纳)理论;而以演绎法为特征的理论检验过程是“科学环”的右半圆,其过程是:理论提出假设观察经验概括假设检验证实或证伪假设理论。在这两种理论形成的过程中,理论建构的过程在以田野调查为特征的实地研究中使用较多,理论检验则在社会统计调查中使用较多。社会学理论是直面经验事实的,这是社会学这门脱胎于哲学的学科区别于哲学的关键所在。 以上我们界定了什么是理论及理论的形成过程,那么理论对社会学研究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知道,构成理论的最基本的要素是概念,所以理论首先呈现出来的是一套概念系统,在专业学习的意义上我们把它称作“专业术语”。在研究某一社会现象的时候,社会学的“专业术语”自然会引导社会学的研究人员用社会学概念来展开分析。这就是理论的第一个作用,理论有助于把研究者引入社会学的视野中来,也就是有助于形成社会学的特定的研究视角和概念框架。 第二,社会学理论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身份的标识,也就是说,是否具有社会学理论前提是该研究是不是“社会学研究”的标志。很多学者都在强调社会学研究中理论前提的重要性。社会调查如果放弃了理论前提,这样的调查就只能停留在日常观察的水平上,和民意测验、市场调查没有任何分别,从而陷入“通俗化”的境地。 第三,过往的理论会启发研究者去思考,构成研究者思想的火花。研究者在研究某一社会现象的时候,如果没有理论的指导,往往会感到无从下手,这时候就需要一些“启发”。过往的理论与社会现实撞击出了研究者思想的火花。 第四,理论可以提供研究的解释。理论除了把研究者引入了社会学的视野中并指导其研究的方向,还为研究提供了解释的视角。笔者在2004年对滇东农村的“过密化③”现象进行了研究,关注滇东农村呈现出和人口大量外流的主流人口流动形式不同的人口流动现状,即“过密化”。在相关社会学理论的“启发”下,笔者从三个角度进行了解释。一是从“推拉理论”引出的第三股力量———以“乡土性”和乡村传统为特征的吸附力“规范”着农民的行为方式。传统推拉理论对滇东人口流动形式缺乏解释力,因为从当地人地关系紧张、生活水平低下的现状来看,如果依据“推拉理论”来进行解释的话,宏图村的人口流动应该和中国其他农村一样极富活力,这样才合乎逻辑。所以只能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论证,宏图村的人口流动状况之所以和主流的人口流动状况不同,“推力”和“拉力”形成的合力显然被另外一股力量所“中和”。这股力量显然要大于至少是等于农村人口大量外流所必需的“推力”和“拉力”形成的合力。这股力量正是以乡土性④和乡村传统为特征的一股强大“吸附力”。二是从理性选择理论出发,认为“过密化”是农民的生存理性选择。像宏图村一样的传统农村,农民在考虑是选择在家种地还是外出打工时,他们遵循的并不是“经济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遵循“安全第一,风险最小”(代价最小化)。而实际上,无论他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还是“代价最小化”,这其中包含着农民的一种“理性选择”,这种基于生活压力下做出的理性选择被称为“生存理性选择”。三是运用社会网络理论进行分析,社会网络理论认为,农民大量外流意味着一个强大的社会支持网的形成,先前外出的农民工以个体或集合体为单位形成一个又一个网络接点,为后来想出去务工的农民提供了信息的支持。宏图村外出打工的很少,即社会支持网还未形成,或者说,只是处于雏形阶段,接点太少使个人获得信息的关系支持只是简单的直线型的,还未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网状。社会支持网的缺失往往会造成农民流动速度过慢甚至是停滞[5]。 总之,就像哲学有助于我们形成一种“观世界”的世界观一样,社会学理论有助于我们形成一种“社会学观”,用这种“社会学观”去“观社会”,形成关于这个社会的“社会图景”。 二社会学研究中理论前提的缺失 理论对社会学研究具有及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中国很多社会学研究者往往不重视理论的应用,把社会学简单地归结为经验科学,以为只要进行经验观察和描述事实就是开展社会学研究,在一些研究中排斥理论思考和忽视理论概括。郑杭生认为,这是一种狭隘经验性或狭隘实证性的社会学理解,这种社会学被限定在强调科学精神和经验原则的英美实证社会学的范围之内。造成中国社会学现象的现状是:课题立项多,理论成果少;经验事实描述多,深入分析少;热点问题多,学术积累少[6]。 社会调查领域,对理论的忽视更为明显,由于社会调查要直面经验的社会事实,似乎对看到的经验事实进行描述就是社会调查的全部,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就是真实的东西。刘少杰考察了1988~1998年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的131篇社会调查报告,有明确理论前提讨论的社会调查报告占29%,没有理论前提讨论的社会调查报告占56%,这种明显的差别,揭示了大陆社会调查对理论前提的忽视程度。刘少杰进一步指出,从这些社会调查报告来看,有无理论前提讨论所显示的水平高低差别很大。具有明确理论前提讨论的调查报告,不仅主题鲜明、概念明确、指标具体、讨论逻辑清晰,而且所得结论也达到较高的理论概括程度,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相反,那些没有理论前提讨论的调查报告,无非是些直观的、简单的现象描述,其意义至多不过是为他人开展社会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些粗浅的材料。这样的研究往往流于表面,触及不到深层的社会问题。最后他指出,《社会学研究》11年发表的社会调查报告反映了中国社会调查的最高水平和存在状况[7]。应该说,像刘少杰描述的这些情况,在中国社会学界还是相当普遍的。中国的社会学研究者在进行社会调查研究的时候秉承了实证社会学经验性的特点,而忽略了实证社会学也有理论前提的需求。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学研究中“科学贫困”的问题,即中国的很多学者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对科学精神的追求,在功利性的科研评价机制面前,很多研究人员为了使科研数量达到相关要求,能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一篇学术论文的写作,这些文章大多都是简单拼凑而成的。为了满足研究人员职称评定的需求,大量期刊如雨后春笋般开办起来,甚至出现了“山寨”期刊,因为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文章是需要缴纳版面费的。很多刊物不管文章如何只要交钱就给发,严重影响了学术的“声誉”,也是对人类探求科学精神的亵渎。论文剽窃现象也屡见不鲜。文军曾借用布迪厄场域的观点,指出中国“社会学学术场域中”存在“失范现象”,只要是在报刊上发表了某种谈论社会问题的人,似乎都成了社会学家,而官方和业界的一些认识也纷纷谋求一个学者的头衔。因而,社会学的学术场域内,同样也是假冒伪劣[8]。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社会学理论前提缺失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有简单的社会现象统计报告的撰写,有“科学贫困”,也有社会学学术场域的失范现象。这些因素成为了中国社会学发展的重要障碍。 三社会学如何理论自觉? 社会学研究中理论前提的缺失很大程度是由于社会学研究者缺乏必要的理论自觉造成的。所谓理论自觉,是指社会学实践认识的一种正确态度以及社会学者自我反思的理论品质[9]。实际上包括了理论学习、理论研究、理论反思、理论选择和理论建构不同层次的自觉。 首先是理论学习的自觉,要自觉地学习过往社会学家的相关理论和文献,弄清楚原作者说了些什么,即所谓的“原谓”⑤,这也是我们强调的要面向文本,多看书。对已有社会学文本的学习是我们社会学入门的第一步。 其次是理论研究的自觉,毕竟原作者所说的只是他“思想”的“语言”的表达,如果是看翻译的著作,又经过了别人“语言”的二次表达。所以我们了解了原作者所说的之后,还要分析“原作者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意谓”)、“原作者可能说了些什么”(“蕴谓”)以及“原作者本来应该说什么”(“当谓”)。转第三是理论反思的自觉。在哲学那里,反思是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即所谓的反思思想;社会学的理论反思相应就是社会学理论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即强调社会学理论对自身的反思。一些社会学家试图对社会学这门学科进行批判性的社会学分析,创立了“社会学的社会学”,或者叫做“反思社会学”。其中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最有代表性。因为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有自己独特的研究特征:从反思的主体看,反思社会学主体既是研究者的个人又是由研究者组成的学科共同体,“反思的主体最终必然是要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科学场域”[10]。从反思的对象来看,与反思的主体相对应,“反思社会学的基本对象不是个别分析者,而是植根于分析工具和分析操作中的社会无意识和学术无意识”[11]。从反思的目的来看,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是要巩固社会学的认识论保障,扩大社会科学知识的范围。这充分表现在布迪厄的社会学反思两个基本效应上,一个是科学方面的,一个是政治方面的。首先,社会学反思自身,有助于增强这门学科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也就是明确自己的学科地位,从而维护社会学的科学性。布迪厄认为,社会学理应成为“元”科学,但始终应当是针对它自身来说的。它必须利用它自身的手段,对自己进行反思,确定自己是什么,自己正在干什么,努力改善对自己立场的了解。其次,社会学对自身的反思必须认识到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功能。总之,社会学要不断自觉地以自身为对象进行反思,并自觉地反思自己的语言符号,才能确立、维护自己的科学地位和政治功能。社会学是一门反思的科学,更应该是一个具有理论自觉的学科。 第四是理论选择的自觉。在众多的社会理论中,社会学研究者要结合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选择合适的理论进行本土社会学研究,所以理论选择的自觉实际上也是社会学本土化的自觉。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必须立足于本土情景,选择适合即在进行社会学研究的过程中,在寻找理论前提的时候,要充分考虑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中国是一个伦理至上社会,伦理的温情充斥着社会的各个角落,“强关系”⑥在中国的人际关系网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社会学研究,不仅要强调研究对象的客观性特征,还不能忽视社会生活中的主观性因素。就像刘少杰所说的那样,在思考中国社会调查的理论前提时,应该超出实证社会学的理论视野,关注到韦伯为代表的社会理解论、福柯和布迪厄等人为代表的语言社会学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论等等社会学理论。因为这些社会学理论从不同视角研究了社会生活的主观因素,分别在思维方式、展开形式和价值原则等方面作出了深入思考,不仅有补于网络结构理论的局限,而且更切近中国社会现实[12]。这实际上是告诉社会学的研究者,不仅要有重视理论的自觉,还要有理论选择的自觉。 最后是理论建构的自觉,把已选择的理论和当下的现实结合起来,建构新的本土化的社会学理论。也就是在现实的指导下对原作者的意思进行修正、扬弃和创新(即“实谓”)。中国社会学必须把理论自觉和现实关怀结合起来,既面向文本又面向现实,最终建构起真正的中国社会学理论。 在郑杭生看来,相对于国外社会学研究层出不穷的崭新的研究成果,中国社会学在理论研究和理论建构方面都表现出诸多不足,如对本国社会思想和社会学理论、国外社会学理论的挖掘、评价和总结做得都不够[13]。因而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显得更为重要,因为这关系到中国社会学的命运和发展前景。 中国社会学必须坚持理论自觉,形成一种理论品质,并结合本土情境不断反思自身依存的社会历史条件,反思自身的语言符号,反思社会学场域中的各种“失范”现象。社会学应当成为一门不断批判自身、不断反思自身、不断创新的科学。 社会学理论论文:新经济社会学理论视角探究 摘要:西方的新社会经济学对经济市场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探讨,为了描述经济市场的运作机制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目前,我国对经济市场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借鉴国外经济市场的研究成果,其会对我国市场研究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分析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历程,总结新经济社会学研究所涉及的领域,并且对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进行研究。 关键词:新经济社会学;理论视角;分析研究 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来源于社会网络分析,学术的传承涵盖了不同的知识领域,新经济社会学通过经济的方法来对社会进行研究,而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人。社会人是在经济问题逐渐复杂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在社会生活中担任重要的角色,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上的有利依据,避免了人们一味追求利益而在经济社会中产生的各种问题。新经济社会学主要通过网络理论研究及组织理论研究来研究社会发展趋向,在连接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上起到决定性作用。 一、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 经济社会学起源于19世纪中期,但是社会经济学以一门学科的形式出现是在20世纪初,通过学者们的研究与讨论而形成。西方的新经济社会学不能够把离散的经验研究成果有效地结合起来,只是一味地注重经验研究。伴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经济活动的复杂性逐渐表现出来,许多经济学家开始反思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主要从研究社会方面对经济学进行扩展。经济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理论以及方法来探索经济行为和经济体系的一门边缘学科,是一个新生的学术流派,许多特性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是一门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的社会学。新经济社会学伴随格林兰诺维特发表的标志性论文“经济行为和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同时诞生,主要是指用组织理论、网络理论以及文化理论来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社会学取向。新经济社会学得以迅速地发展,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以及学科之间的融合趋势是分不开的,新经济社会学的逐渐兴盛是结合了社会学与经济学等多门研究成果。当今社会,教育、婚姻、犯罪等领域逐渐受到人们关注,许多领域的研究导致研究者忽视了基本概念,概念本身的模糊性使研究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分歧,新社会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核心的主题上,关于经济生活中的其他领域还没有受到人们高度重视。这种现象表明,我们还有大量的研究要去做,新经济社会学的发展要不断吸收与借鉴政治、文化等学科的思想,为了主题研究获取全新的发展动力。尽管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学术兴趣与研究视角,所持观点也各不相同,但是对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势必会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 二、新经济社会学所研究的领域 1.网络领域研究。新经济社会学中的网络理论认为,经济行为是嵌入到社会网络中的。网络理论分析认为,个人的行为与决策是与社会情境融合在一起的,必须用嵌入来说明社会现实与个人行动之间所存在的关系,并且针对行动者的真实行为背景进行解释。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怀特在新经济社会学中最早运用网络方法,通过网络方法的运用对市场进行研究,了解信任在经济中的作用,以及经济制度在现实生活中的运行。新制度经济学紧急运用效用理论来对制度的形成进行分析,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社会结构才是理解现存制度的关键。格拉诺维特研究了信息网络在人们寻找工作时的有效应用,并在最新的研究中明确指出,即使大多经济互动都发生在网络中,但经济制度的推动力是不同的,经济制度的形成由网络促进,经济制度只要成型,就会存在于单一的制度模式中。2.市场研究。新经济社会学对市场的研究主要起源于对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理论的批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是商品及劳动的交换,各种各样的社会结构都是未来获得高效的产出而形成的,市场才是真正的资源配置方式。网络学派认为,市场的结构是为了效率而构建的,市场上的各种社会关系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改进市场效益。近几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不少关于市场研究的经济社会学著作,包含了金融市场、劳动市场等多个领域。新经济社会学对金融市场的研究表明,社会网络也渗透在市场中,并且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表现在对证券交易所产生的影响。新古典经济学忽略了社会网络在市场中的作用,所以,对经济市场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问题的洞察力比较欠缺,对劳动市场的研究分析过程中,参与研究者估价了分层理论,挖掘出位于表面之后的机制,并且对百姓收入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分析。3.文化领域研究。在20世纪中期,就有一批文化人对经济生活进行了研究,最终文化研究能够成为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主题还要归功于扎利泽等人把研究方法代入到经济社会学的领域。扎利泽等人反对经济社会学把所有都归于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网络,反对只用文化术语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随着对价值观的关注,在其中融入了定性的历史资料,所以给新经济社会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许多学者认为,文化因素存在于经济行为当中,在市场研究中如果不考虑到文化,这样的研究显然是不够全面的,在新经济社会学中运用文化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未来的发展还不够清楚。但是,新经济社会学研究过程中引入一定的文化因素,并且对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进行借鉴,是毫无疑问的。即使新经济社会学在国外的学术界中掀起浪潮,但是在我国,社会学以及社会科学界对新经济社会学还很模糊。我国处于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新经济社会学的观点对分析变革时期的经济现象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新经济社会学对社会研究领域有了重新的界定,在构建理论时持有独特的方法,对我国社会学研究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4.组织理论研究。组织是新经济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经济社会学对组织的关注主要体现在盈利方面,新组织社会学越来越著名。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组织理论一直关注经济组织,在工业社会学领域衰落期间,美国的组织理论吸收了工业社会学的许多观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组织的理论都是对可用资源依赖理论、交易理论。格兰诺维特提出了关于经济组织的社会学问题:经济组织与个体之间都受到社会关系网的限制,企业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不能够通过规范的经济交易来达成,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关系网来完成的,企业内部的制度也会被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所取代。社会学所关注的重点是企业间合作所运用的非正式关系,长期的合作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同样会促进各企业之间的合作交易行为的产生。在企业内部,员工的晋升、部门间的协作甚至企业中冲突的协调都会运用到非正式的社会关系。 三、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 1.市场过渡理论研究。关于市场过渡理论,存在着两个基本的假定,首先是以中央集权化科层指令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协作体系,其次是以供需关系来主宰价格定位、货币与所有权为特征的市场协调体系。维克多尼针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可以把社会市场经济改革制度看成是一个过渡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转变,过渡的重要后果是领导的权力逐渐被削弱,在集权化科层的协助下,领导的角色举足轻重,为交易的降低成本造成捷径,由于权力向买卖双方转变,所以,人力资本随着过渡的实施会获得更高的收益。在我国,这种过渡进程不会是单向的,尽管这样,仍然会出现局部改革的现象。在过渡时期的中间阶段,指令协作与市场协调相互共存,领导的权力依然存在一定的作用。市场过渡理论的研究表明,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起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关于交易模式、所有权等与市场经济不符合的东西,都可以被视为过渡性表现。2.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经济体制的变化、政治意识与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及社会文化的地方性根源等几个方面的差异造成了社会主义改革的现实状况,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通过市场及地方调节的因素对其进行了揭示,地方协调的角色至关重要,地方内部社会资源的管理不遵循理性的相关规则。为了达到目的,社会上的子系统会做出一定的让步,地方性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经济市场竞争的原则。在我国,不会走西方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道路,而发展模式的变化会随着地方性力量的强弱而不断改变。地方性协调的构建基础是当地的关系网,主要表现在家族亲属之间,指令的侧重点会以地方基础设施的完善为取向,对于关系网的存在,将伴随着机会结构而不平等地分布。 四、结语 新经济社会学者把市场当作社会结构,对于市场构建的基本机制还存在一定的差异,有人认为是网络机制,有人认为是制度机制,新社会经济学的诞生使经济学与社会学在微观上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把社会网路正确地引进到经济社会现象的分析中,有效地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进行补充,为社会关系的有机结合提供了可能性。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推动了社会学与经济学在当代经济社会中的融合与发展。 作者:刘婷婷 单位:陕西广播电视大学 社会学理论论文:越轨社会学理论的思考 一、问题学生的形成:越轨社会学理论的基本观点 虽然越轨社会学理论倾向于从社会的角度分析解释越轨现象,可是由于研究者视角、关注点等的不同,相关学者对于越轨现象的解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越轨社会学理论阵营里具有多种理论,如标签理论、文化冲突理论、失范理论、社会控制理论等。这些理论的基本观点决定了其解释的立场与角度,对于“问题学生”的成因有着不同的思考。在对“问题学生”进行道德教育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问题学生”的成因所在。 (一)标签理论的基本观点 标签理论是出现于20世纪中期,解释犯罪行为的一种社会心理学理论。它认为,个体越轨行为的产生主要是社会贴标签的结果。为了较好地说明这一观点,标签理论将人的偏差行为分为“初级偏差行为”和“次级偏差行为”两类。对于越轨者而言,初级偏差行为可能是临时的、无意识的行为,而次级偏差行为则是习惯性的、有意识的举动。在初级偏差行为发展到次级偏差行为的过程中,社会判定(贴标签)是一个关键节点。具体言之,当社会给个体的初级偏差行为贴上“越轨”的标签时,个体会形成一种新的自我期待和行为方式,按照标签的内容重构自己的形象。此时,初级偏差行为转变为次级偏差行为,个体的越轨行为也就成为一种习惯性的、有意识的举动。依据标签理论的观点,我们认为,个体成为职业越轨者需要不可或缺的三个因素。一是既定标签的存在。即,现实社会生活中存在着种种描述越轨行为的“标签”,如“盗窃”。二是社会中的他人发现或者察觉到越轨者的越轨行为,如个体偶然的盗窃行为被人发现。三是他人(尤其是越轨者的重要他人)为越轨者贴上相应的标签。在这三个因素的作用下,个体逐渐认可并内化标签所赋予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慢慢地发展成为一名职业越轨者。在这个理论看来,问题学生之所以出现,是别人张贴“标签”的结果。 (二)文化冲突理论的基本观点 文化冲突理论认为,社会文化差异是引起社会越轨的重要原因。该理论认为,一个社会中存在着类型多样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较为独特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被一个文化群体所接受的行为对另外一个群体来说极有可能是越轨行为。电影《刮痧》就明显的体现出这一点。“刮痧”是中医治疗的一种手法,为我们所认可。但是,当身处美国的中国成年人用这种手法为孩子治病时,其却被界定为一种虐待孩子的行为,触犯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是一种明显的“越轨”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越轨是文化界定的结果,具有一定的相对性。文化冲突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塞林(T.Selin)区分了两种文化冲突:纵向文化冲突与横向文化冲突。纵向文化冲突是指不同时期的文化之间所产生的冲突,而横向文化冲突则是指同一时期内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具体到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方面,受教育者的一些越轨行为一般是由纵向文化冲突造成的。这是由于,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所处的时代不一样,对于一些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理解也就存在一定差异。由于教师处于较为强势的位置,其往往将学生的行为界定为“越轨”,例如,在教师看来,学生染发就是一种越轨行为。此外,受教育者与教育者的纵向文化冲突也有可能造成学生的越轨。如,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会使教师将学生的一部分行为界定为越轨。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学生”的出现是由文化界定造成的。 (三)失范理论的基本观点 社会学先驱爱弥尔•涂尔干将失范一词引入到社会学的研究中。他用失范描述这样一种状态:社会规范和价值相互矛盾、冲突或者社会规范与价值相对脆弱,个人与社会都处于混乱状态。在这种状况下,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很容易出现越轨行为。这是由于:此时的社会处于价值真空或者价值混乱时期,社会规范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在这个社会中,个体无法找到一个统一的价值体系,缺乏有效的价值引导与行为指导。按照历史性与共时性的维度,我们可以将社会失范分为纵向失范与横向失范两个类型。所谓纵向失范,指的是社会中既有的价值体系被打破,但是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整个社会中缺乏较为统一的价值体系,正如目前正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所谓横向失范,是指社会各个系统之间的价值体系存在矛盾与冲突,处于这些系统中的个体缺乏一个较为统一的价值体系作为指导。具体到学生身上而言,就是家庭价值体系、学校价值体系、社会价值体系两两冲突,或者三者都有所差异。在道德教育过程中,5+2≤0现象的出现与此具有莫大的关系。由此看来,不同环境中价值规范的冲突导致了问题学生的出现。 (四)社会控制理论的基本观点 社会控制理论有两个基本的假设。一是个体天生具有利己与反社会的倾向,从人的天性出发,反抗是一种正常现象;二是人们对于法律与道德规范是非常清楚的,人们完全能够意识到自己是否发生了越轨行为。基于这两个假设,越轨理论指出,社会中之所以存在着越轨现象,其主要原因是社会对于个体的控制与约束不足。换言之,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之所以没有出现越轨行为,是因为我们受到一些关键社会纽带的控制与束缚。而在越轨者那里,这些关键纽带呈软弱状态。一般而言,这些关键社会纽带主要包括“附属”“承诺”“参与”等。“附属”是指个体依附于其他个体,如父母、教师、朋友等;“承诺”则是指个体为一些传统、正规的目标工作,如学生为了考上大学而辛苦的学习;“参与”指的是个体积极的参加社会的常规活动,如学生积极主动的参加学校、班级中的活动。在这些社会纽带强有力的束缚与控制中,个体能够较为有效地抵制越轨诱惑,控制自己的越轨冲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越轨行为的出现。从这个理论观点来看,学校中之所以会出现“问题学生”,主要是社会纽带控制不足造成的。 二、问题学生的德育:来自越轨社会学理论的启示 如前所述,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将学生道德状况的原因归结为个体。即,学生道德品质如何,主要受到个体的影响。因此,我国的传统文化一直比较强调“修身”“内省”等教育方式。而越轨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则告诉我们:学生道德品质如何,并不仅仅取决于学生个体,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环境、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进一步言之,在培养学生的德性时,我们不能仅仅依靠学生自律、自觉,还要考虑学生生活的环境、与学生互动的个体等因素。因此,在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时,我们需要经历一个从学生道德到外部环境的视角转换,这是越轨社会学理论给我们带来的方法论启示。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予以努力。 (一)留意学生的道德表现,并及时加以强化 在日常的道德教育工作中,教育者应该随时留意学生的各种道德表现,并运用适当的标签强化这些已经出现的行为。总的来说,在促进学生道德成长的过程中,教育者应该有“贴标签”的意识。即,给学生一些临时性、随意性的道德行为贴上道德的标签,促进其道德行为的长久化、固定化。比如,当发现学生帮助他人的行为时,我们应及时的将“助人为乐”的标签赋予学生。具体而言,我们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努力。首先,教育者需要准备大量的“标签”。标签的存在是贴标签行为发生的前提,因而教育者应该备有丰富多样的标签。这是由于:标签的内容越是细致、越是具体,其对学生的影响也就越个性化、越深化。这提醒我们,在日常的德育工作中,我们不仅仅需要准备一些较为概括性的标签,如“好孩子”,还要准备一些较为具体的标签,如“诚实”“勇敢”“自信”等。其次,教育者需要时刻关注受教育者的日常表现,随时发现学生的道德闪光点。为了做到这一点,教育者就需要关注学生的整体生活。例如,教师不能仅注意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还要留意其在课堂之外甚至学校之外的表现。第三,教育者适时的将标签贴在学生身上。在这里,教育者需要注意两点。一是贴标签的时机,在发现学生的道德行为之后,教育者应该及时的发出贴标签行为。二是贴标签的主体。在给学生贴标签时,教育者应该尽量寻找学生的“重要他人”,即学生较为信服的人,这样能够形成更好的结果。 (二)了解受教育者的文化,并积极地与受教育者开展对话 文化冲突理论凸显了越轨行为的文化特质,揭示出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的文化性。这给我们的道德教育工作带来两个方面的启示:一是了解受教育者的文化,二是与受教育者展开积极的对话。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此举能够有效地增强道德教育的针对性与有效性。第一,教育者应该全面、深入地了解受教育者的文化。对于道德教育而言,教育者了解受教者的文化,主要是了解适合于受教育者文化的道德观念以及道德行为模式。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道德观念与道德行为模式也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中。一方面,道德观念有所更新。例如,几十年前,男女生交往过密被视为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而在今天,其却被视为一种正常的交往现象。另一方面,道德行为模式有所变化。何谓尊重教师能够较为明显的体现这一点。数十年前,尊重教师意味着对老师言听计从,甚至是唯唯诺诺。当下,学生可以与教师进行讨论甚至是争论,对于学生而言,这可能才是真正的尊重教师。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虽然学生的行为表现发生了变化,但是其“内心深处所认同的价值理念有很大部分与社会所认可的文化价值是一致的”。因此,在对受教育者进行道德教育时,教育者应该主要从这两个方面出发,深入了解受教育者的文化。第二,受教育者应该与教育者展开积极有效的对话。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开展对话,有利于促进双方文化的交流,消除可能产生的矛盾与误会。在对话过程中,交流双方需要注意两点。一是对话双方保持一个尊重的态度。在交流过程中,交流双方需要尊重对方言说的权利。自己无论是否欢迎、赞成,都要允许对方表达出来。二是对话双方保持一个平等的地位。在对话的过程中,各种观点的价值、意义虽然存在差异,但是其地位却是平等的。因此,处于相对优势地位的教育者,切不可用自己的话语来裁剪受教育者的话语,影响对话的正常进行。 (三)建设统一的价值体系,打通受教育者的不同生活场域 失范理论强调了价值体系统一对于受教育者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的重要性。因此,该理论对于道德教育工作的重要启示就是形成较为统一的价值体系。为达成这一目标,我们可以从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加以努力。从纵向上讲,我们需要建立一套较为统一的价值体系。统一的价值体系就是指整个社会较为认可的,同时能够指导社会成员的价值体系。在这个体系的建设过程中,需要政府部门的相关工作,如提出核心价值观念,并对这些价值进行阐释等工作,也需要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努力。社会中的个体需要接受、践行这些价值观念,并对其他社会成员加以督促,从行动上推进统一价值体系的建立。通过这些途径,我们才能为受教育者提供一个有规范、有秩序的社会环境。从横向上讲,我们需要打通受教育者的不同生活场域。一般而言,受教育者生活于家庭、学校与社会三个场域中,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打通这三个生活场域。例如,我们可以通过家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家校价值观念的统一。面对社会,家庭与学校既不能孤傲的保持理想主义,也不能完全为社会所制。家长或教师应该让受教育者了解社会现实,让学生知晓如何道德的处理真实社会事件,提高家校价值观念与社会价值生活的一致性。 (四)加强正向的社会纽带,消解负向的社会纽带 通过对于社会控制理论的描述可知,按照性质划分,社会纽带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分别是正向社会纽带与负向社会纽带。为了促进受教育者的道德成长,对于不同性质的社会纽带,教育者可以分门别类的对待。第一,教育者需要加强个体的正向社会纽带。教育者加强受教育正向的社会纽带,就是将学生更多地束缚在正常的社会群体与社会规范中,让学生习得社会所认可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注意。首先,教育者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与魅力,尽量成为受教育者的“依附者”;其次,教育者应该不断探讨新的教育方式,促使学生树立较为正规的目标;最后,学校或者教育者可以开展具有吸引力的活动,让受教育者不断地参与到正常群体的活动中。第二,教育者应该消解个体的负向社会纽带。消解负向社会纽带,就是将受教育者从社会不认可的价值观念或行为方式中释放出来,避免其对于受教育者的影响。具体而言,我们同样可以从“附属”“承诺”“参与”这三个方面予以努力。首先,教育者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减少受教育者与越轨者的接触,减轻对于越轨者的依附;其次,通过对于一些消极社会目标的分析,教育者可以促使受教育者放弃一些不为社会认可的目标;最后,教育者需要为受教育者划定一些边界,控制学生对于一些社会活动的参与。我们认为,任何一种理论都基本上不可能是万能良药,其仅仅是为我们思考相关事物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同时我们也确信,当用多种理论关照一件事情时,我们也会获得相对更为全面的认识。因此,本文阐释了多种越轨社会学理论对于道德教育的启示,以期对读者有所裨益。在这里,笔者还要强调的一点是:无论是分析越轨现象还是进行道德教育,人们所思考的基本上是:个体的某些思想观念或者行为方式是如何形成的?基于这一点,我们认为,有关越轨现象的相关理论有助于教育者思考道德教育工作的改善,因此我们需要对二者的关系予以关注。 作者:孔祥渊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社会学理论论文:庞德的法社会学理论概述 摘要:罗斯科•庞德(RoscoePound,1870-1964),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法社会学的领导者,也是美国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的早期代表人物,是美国法社会学发展历史中不可一世的领军人物,生前曾在内布拉斯加州担任律师,并在植物学研究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后期辗转多处,并于1916年开始担任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为其从事法学研究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和充裕的时间,但是他个人雄厚的知识底蕴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也是其成功必不可少的品质基础。 关键词:法社会学;社会控制;普通法;法律至上;遵循先例 一、法律是社会控制的工具 庞德在继承了霍姆斯法学中的实用主义倾向之后,将法律视为一种手段,即社会控制的手段。在庞德的观点之下,法律是一种工具,其所关注的是在法律制度,律令和准则控制之下所具有的社会效果。法律概念是因目而生的,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服务于它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而在庞德的著作中,其将法律的性质定义为其为发达社会中的一种高度专门化的社会控制形式,而此种社会控制形式则是将在司法和行政中适用的权威性律令体在已经被普遍接受的法律理想的引导下,运用权威性技术进行适用。而后期构建的法律理想始终是与实际的法律观念一脉相承的,法律理想作为法律秩序将要达到的目的,在实际的法律秩序行程中起引航作用,鉴于此,庞德将已经成熟的法律体系的发展进程分为六个阶段:(一)将法律以维持治安或者和平为唯一目的的阶段定义为原始法阶段。此阶段为法律秩序提供了和平规制社会这一理念,与以维持治安或者和平这一目的相辅相成,引导着原始法在动荡不安的社会治安中发挥作用。(二)将以法律救济适用中的确定性作为法律秩序所追求的首要目的的阶段视为严格法阶段。此一阶段追求以法律救济作为手段以获得社会安全这一目的。(三)将以强制实施义务来符合伦理行为的善良道德规范为目的的法律阶段称为衡平法与自然法阶段。期间,伦理行为和善良道德规范是目的,而强制实施义务则作为手段,目的引导手段,手段以目的作为引导和航向,共同塑造了这一经由理性而达至善良的法律秩序。(四)在走过了上述(2)和(3)阶段以后,法律秩序在融合了严格法的稳定和衡平法与自然法的灵活之后,顺其自然,一路发展达至法律成熟阶段,即通过维护权利,以确保机会平等和取得物的安全,至此才彻底构建了个人权利的观念。(五)在后期面对有限的资源和无尽的人类需求的时候,为规制无节制的索取、减少浪费以及在度过合理利用资源中的重重阻碍,庞德提出了法律社会化阶段,而此阶段法律秩序的目的也就是用有限资源满足无尽的人类需求,最终实现少浪费,有规律索取的合理化配置。(六)在法律秩序走过以上几个阶段之后,法学家的迫切任务将是调解地方立法与世界普遍法律原则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在面对正在发生的实践和现实时,法学家的一项急迫而且有重要意义的任务。因此便有了世界法阶段,这一阶段是融合了理性和目的的情况下,追求获得立法手段来制定强制实施规则的政治理念的让步,将理性适用于司法发现这一进步理念扶上舞台。综上所述,以上六个成熟法律发展阶段的划分和进步趋势,都是以当时社会的迫切需要和社会环境为依托,在建构此种阶段的法律理想和预计达到的目的的引领下,为服务于当前的社会实践和现实,将法律作为一种手段以实现社会控制,在此种大背景之下,主张法律的解释和适用都应当服务于它们所依从的社会目的。 二、普通法的精神 《普通法的精神》是法社会学倡导者对这一学说精神实质的具体体现,庞德以此来呼吁我们将关注公共利益与关注个人利益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倡导在法律传统之中注入法律理想,而最为主要的是,法律的变化应该与新的社会情况的变化一脉相承,而不是仅仅侧重于法律或社会的某一个方面,追求社会或者是法律单方面发展的极致程度。除了以上几个值得我们深思的普通法的精神之外,更为关键的是,《普通法的精神》给我们现在的中国法学者带来一种思考,庞德作为一代宗师,以其非凡的手笔和精巧的思辨为我们展示了作为一个时代社会制度之价值基础的普通法以其传统的精神维系着美国社会的价值秩序,而此种富有活力并坚忍不拔的英美普通法的精神,这也是我国当前的法律人才在为我们目前将法律原则变成卷帙浩繁的法律条文而感到骄傲之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我们距离建立作为社会制度价值基础的法律精神还有多远,我们在面对个案正义和制度正义的时候,是否还是无视法律制度的价值基础,一味的以为朴素道义的摇旗呐喊来淹没维护制度正义的力量,我们的法律精神是什么? (一)法律至上原则 《普通法的精神》中“精神”二字,作为一种人的意识和心理状态,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境界,庞德在该文中毫不迟疑的将法律精神作为一个时代一切社会制度的价值基础,意味着法律制度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地位,是需要人们理性的捍卫遵守经过权威性制定并代表社会主流意识的法律精神的。在法律至上原则之下,没有经过人们的爱国情结、同情心和民族情结冲击之下的制度性例外,人们必须一致地,毫不迟疑的遵守法律的规定。这不是我们在现今时代,言论自由泛滥环境之下响彻于社会制度之中的一句完美主义的口号,而是渗透在我们的法律制度之中,代表我们普遍认可的主流意识的精神确认。于是,英国法官们和詹姆士一世在进行激烈论战之时所提出的法律至上原则,成为普通法精神中永不磨灭的原则,它既是民众意识的高度集中和反映,也是打破统治者造法,专制立法的力量源泉。自此,我们以只奉行理性法律而不再屈服于个人专制权力和情感意志为准则的法律至上原则,成为法律本身权威和我们普通个人、法官及法律学者甚至统治者在内对理性法律遵守和捍卫的价值基础。 (二)遵循先例原则 在普通法的精神中,与法律至上原则并驾齐驱的还有遵循先例原则,这一原则也是在英美法的传统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它和着普通法发展的步伐,从最初英国的法院惯例脱身而成为当今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法律制度。而遵循先例则将意味着法官在审理某一案件时受到双重影响或约束,即:(1)上级法院或本级法院法官在已决案件中与此相似或相关的问题作出的判决所包含的原则或规则;(2)已有判决接受并遵循先例所确定的原则或规则。至此,遵循先例原则中包含着司法经验主义这一精神,这一由法学家或立法者提供资料而创生的司法经验主义将法律从19世纪的故步自封中解救出来,换言之,遵循先例原则崇尚的是理性判决,拒绝以武断的个人意志作为判决基础。但是,遵循先例原则和司法经验主义,并不是对法官自由裁量和司法造法的无情否定,因为无论我们多么想以审判职能的纯机械性理论去限制司法造法,它都是在潜移默化的进行着的。我们能做的只是最大限度的承认遵循先例原则所带来的稳定性和可估量性,然后追求在这原则指导下的合理范围内的确定和发展,这也是遵循先例原则在普通法中经得起考验并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法律至上原则和遵循先例原则,作为普通法的基本原则,以其身后的法律精神作为支撑,在普通法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演进和完善。二者不仅是德国法律理念的代表,也是法律对上帝的正义和真理的探求,普通法的原理作为一种应用于经验的理性原理,体现了经验将为行为的标准和判决的原则提供最满意的基础。在普通法的精神中,法律并不由国王意志随意武断地创造,而是由具有法律专业知识、法律经验以及专业技能的法律学者和法学家们在综合过去和现在已有的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的经验中发现的,这也是法律至上原则和遵循先例原则的理论精髓和成功之处。 三、结语 以上这些理论是庞德法社会学理论的代表性著作,将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是庞德法社会学理论的基本论调,但是法作为一种工具,要在其实践中大展拳脚则需要经得起千锤百炼和历史考验的法律精神作为支撑。而鉴于法律自身所需要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追求稳中求进,就不得不减少一夜之间调整我们法律体系之妄想而追求循规蹈矩的理性进步,减少因企图随意改变法律而带来的危险,于是,遵循先例原则就成为不二的选择。 作者:魏艳红 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社会学理论论文:经济社会学理论下企业预算管理论述 1经济社会学对企业预算管理的作用 经济社会学实际上对企业的预算管理产生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社会经济学指引企业的发展,企业预算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今天更是十分的关键,社会经济学当中强调理论和实践应该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在其的指引下可以使得企业的预算管理更加的科学合理。在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作用下,企业预算管理更加重视的是理论和实践相互结合,充分的考虑到企业的实际发展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概预算计划,这样才能更好的推动企业的健康发展,经济社会学可以为企业的概预算提供强大的基础和依据,此外,其也开启了新的预算编制方式。 2基于经济社会学理论下加强我国企业预算管理的措施 2.1拓宽企业管理层,促进企业价值联动增长 在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下,财务行为实际上最重要的一个载体就是网络,在实际的工作中也将个人和团体的财务行为都归入到财务工作中,在整个网络内的人员都要监理非常强的大局观和整体观,在实际的工作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要保证企业和集体的利益在最大程度上得以实现,将企业的概预算管理放在三个维度上去执行,将三个维度的管理工作充分的结合在一起,这样就使得三者能够相互监督、相互促进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制约,从而也使得企业的概预算水平不断提高,促进企业价值的联动增长。 2.2重视个体、团体和企业预算管理的博弈 传统的经济社会学实际上主要强调的是个人和企业之间的一种博弈,但是社会经济学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的发展,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预算管理工作也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当前更加重视的是团体和企业之间的博弈关系,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将权力进行合理的分配,在此基础上对企业的概预算进行规划和设计,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企业概预算工作在机体权力中的制约和纵向配置的积极作用,在实际的工作中不远的深化改革,调整结构,将个人成员退出的成本进行科学合理的计算,这样才能更好的处理好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从而也更好的推动了企业的健康发展。此外,社会责任的压力是企业生产活动所要承担的一项最为重要的压力,实际上,企业运行的过程中社会会给其产生很大的作用。所以在企业运行或者是预算管理的过程中要将这些无形的资产变得更加有形化和物质化。 2.3改进企业预算管理的控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消费观念的改变,经常会打乱企业的长、短期战略目标,但是我们不能因此简单否定现有的企业预算管理模式,应将完美实现计划,作为我们不懈追求的目标,随机应变,充分发挥预算控制能力作为关键要素,加以执行。 3结论 在经济理论的作用下,在企业发展和运行的过程中,应该将概预算管理由硬性控制,变成软性的控制,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还要处理好个人、集体和企业三者之间的利益,同时企业还应该在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一个科学的预算机制,让企业形成一个良好的氛围,使得企业可以更好的得以发展。 作者:龚开楠 单位:中共大庆市委党校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关于高职 学前教育科研方法 教学创新研究 论文摘要:高职教育重在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学前教育科研方法》是学前教育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具有极强的实践操作性。瞄准能力培养,改革传统教学,并创设有利于学生把学前教育科研的有关理论运用于实际的教学情境,有计划、分步骤地引导学生开展学前教育研究,学生的学前教育研究意识、研究能力甚至专业素质就能够得到明显的提高。 论文关键词:高职;学前教育科研方法;教学;创新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要求把学生培养成既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又有善用已有理论解决幼儿教育实践中实际问题的能力的人才。该专业学生缺乏学前教育研究的亲身经历。传统的《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教材偏重于传授教育科学研究的理论知识,实践证明,如果教育者树立科学的高职教育观念,引导学生把学前教育科研的理论运用于实际,改变并创设有利于学生的教学情境,有计划、分步骤地引导学生开展学前教育研究,学生的学前教育研究意识、研究热情、研究能力甚至专业素质就能够得到明显提高。 以课题研究样例为参照,丰富学生科研直接经验 《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知识体系可以分为纵向的学前教育研究设计和横向的学前教育研究实施两大部分。无论纵向的学前教育研究设计,还是横向的学前教育研究实施,都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学前教育研究经验。然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缺少的恰恰就是这一经验。为了增强学生对这部分知识的直观感知,教师应结合学期备课为学生安排一些典型的学前教育研究样例。这些样例包括学前教育研究实施方案、学前教育研究报告等,还可以包括一些近年来学前教育改革创新的综合性案例。 教师根据自己的教学需要,结合备课设计使用有机搭配的三类样例,能够为学生提供非常生动、具体的学前教育研究情境。而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边讲理论知识,边引导学生阅读样例,不仅能够直接充实学生本课程的实践经验,加深学生对理论的感性认识,而且还能间接培养学生关注学前教育改革状况,追求科学有效的教育教学方式,发现并研究学前教育问题的良好习惯。 由于样例是一个研究设计或研究实施的整体,在《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讲授中,实施样例教学的效果远优于教师的举例。只有在样例中,学生才能更深刻、更准确地理解:什么是研究课题名称,什么是研究设计,什么是研究类型,什么是研究方法。 目前,许多教材也注重样例介绍,但教材上的样例始终需要授课教师化难为易,化大为小,化远为近,量学取材,灵活运用。为了提高样例的参照性,建议教师为学生布置样例时,针对每一章的内容,应至少安排两个不同类型方法运用的样例。每一样例都应完整体现该研究实施的整个过程。在教学初期,全班应使用统一的样例,待学生基本入门后可引导学生自己检索样例。 以随堂探究设计为主线,培养学生科研技能技巧 《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是一门可操作性极强的课程。该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学生科学的学前教育行为能力的养成。将《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中学前教育科学研究的相关技能、技巧有目的、有计划地分散到每一堂课,加强教学的计划性、针对性以及实践性,是提高学生职业素质和能力的必然选择。 如结合学前教育研究理论介绍,教师为学生提供一定数量的较为规范的学前教育研究课题名称,然后让学生根据已经学过的学前教育理论及经验,自行选择一个学前教育研究课题并准备课题论证;结合文献检索理论的学习,教师为学生提示适合其学习参考的学前教育文献及其检索途径、方法,并安排学生针对自己的研究课题进行文献检索,完成书目登录、摘要、文献综述等检索工作;结合观察研究、调查研究等理论的学习,教师督促学生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审查自己选定的研究课题的方法,并进一步展开课题论证等等。选择并论证课题活动可以贯穿整个《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的教学过程,有些学生选择的课题可以成为他们毕业论文的准备。 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引导学生随堂探究设计的机会很多,只要教师结合教学进程,紧盯学生学前教育科研技能技巧养成这一目标,可以说,这样的练习触手可得。如“观察研究”章节中有许多观察记录表,教师从探究设计的角度,让学生完成填写并进行分析,空表格就会变成活教材,既可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也能引导学生进行探究设计,教学效果明显不同。 学生随堂探究设计学习,每一个环节持续1~2周,有的学生能够顺利完成随堂任务,有的学生可能难以完成。如有的学生能够检索到相关文献,有的学生检索不到文献。检索到文献的学生可以考虑课题论证,检索不到文献的学生除了进一步检索文献外,就要求从选题的价值原则重新审查课题,以确定是进一步检索,还是重新选择课题。由于高职学前教育专业的起点及培养目标的特殊性,一方面,授课教师容易忽视或拔高学生教育科研能力的培养要求,另一方面,高职生图书资料的检索使用意识和能力也不同于本科生,目前学生随堂探究设计这一学习方式被许多授课教师所忽视,直接导致《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教学显得枯燥。 以课外文献检索为动力,拓展学生的专业视野 科学的学前教育研究方法本身就是在心理学、教育学、实验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学前教育科研方法》课程的教学只有与学前教育其他专业课程的教学密切联系起来,才有可能成为一门具有实践基础的学科,才有可能真正促使学生教育科研能力和素质形成与提高。因此,教师应注意引导学生,用学前教育科研方法论的眼光考察学前教育史上的一些事实或现象,特别是一些教育家的学前教育实践;用学前教育科研方法论的方法分析评价周围幼儿园管理及其教育教学的实施;还可以用学前教育科研方法论的立场审视当前学前教育改革的动态与举措。 本研究所指的文献检索可以分为《学前教育科研方法》的文献检索和学前教育专业的文献检索两部分。《学前教育科研方法》的文献检索可以丰富学生本学科的知识视野,加深学生对有关理论的理解和准确把握,培养学生对学前教育科研的兴趣爱好。学前教育专业的文献检索,笔者把它叫做拓展学生学前教育视野的文献检索。这种检索从表面上看,似乎不是《学前教育科研方法》课程的教学任务,但若从学前教育科研与学前教育实践的联系出发来考虑,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环节,更不应把它看成负担。只有学科的文献检索,而没有专业的文献检索,学生的学习始终处于肤浅与枯燥的状态;只有专业的文献检索,而没有教育科研方法的文献检索,学生的学习又会处于盲目与混沌状态之中。拓展学生视野的文献检索是学前教育科研的肥沃土壤,《学前教育科研方法》的文献检索是田间精耕细作,二者的有机结合才能确保学生既掌握够用的基础知识,又能形成发展保育教育的创新能力——应用能力。 要拓展学生学前教育视野,《学前教育科研方法》的教学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结合本课程的教学,经常引导学生从研究的角度回顾学前教育史、心理学、教育学中的“儿童事件” 、“幼儿故事” ;(2)结合文献检索理论的学习,要求学生检索学前教育的一次文献、二次文献以及三次文献等,并加以交流;(3)结合观察法的学习,要求学生检索使用不同观察记录方法的文献,体会各种记录成果如何成为研究的素材;(4)结合实验法的学习,要求学生检索现当代学前教育改革的典型案例与当前国家学前教育管理与改革的法律法规,等等。 拓展学生学前教育视野的文献检索,有利于学生从更广阔的领域选择课题,选择更典型的课题。这种文献检索贵在教师根据所授理论,或从理论延伸、或从方法使用、或从事业创新的视域为学生提供信息源,提高文献检索的效益,保持学生开展课外阅读的浓厚兴趣。 以尊重幼儿为目标,陶冶学生的情操 学前儿童的身高在90~110厘米左右,体重在13~18公斤左右,在传统文化中他们是“小孩儿”。而在现代教育理论中他们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个性正在形成中的人。学前教育科研方法并不是为了科研而科研,而是让未来的学前教育工作者能够准确判断眼前儿童(个人或集体)身心发展水平及其表现,针对眼前儿童发展愿景,实施教育并评估教育效果。这一过程不仅需要学生掌握学前教育科研方法,更需要学生具有热爱学前教育事业,热爱学前儿童,尊重学前儿童的道德情操。 应该说,陶冶学生的学前教育情操贯穿于学前教育专业教学的全过程。但由于《学前教育科研方法》本身的特殊性,其对培养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情感又具有特殊的意义。《学前教育科研方法》课程教学为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学前教育问题的能力,不仅可以对教材中列举的许多样例进行具体探究操作,而且应有意识地对师生、家长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幼儿保育、教育中的矛盾和问题展开分析研究。这些活动可促使学生将所学理论运用于实践,保证幼儿“跳一跳,摘桃子”地发展,帮助幼儿、幼儿教师及家长矫正幼儿已经形成的不良行为。促进发展或问题解决的活动本身就是一个选择课题、制定方案、搜集资料、撰写报告的过程,就是一个研究的过程。经过这一过程学生不仅能获得成功的体验,而且能加深对幼儿教育理论的认识和体会,加深对幼儿的热爱与尊重。常言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知之深则爱之切”。《学前教育科研方法》课程有意引导学生接近幼儿,选择学前教育保育、教育中的问题加以研究解决,能够直接促进学生专业理想的形成与专业素质的提高。 为了培养学生的学前教育情操,要求《学前教育科研方法》的教学要做到:(1)授课教师应坚持经常深入学生,做到师生经验共享;(2)重视实训教学,确保实训教学的开出率;(3)教会学生关注幼儿、亲近幼儿,学会与幼儿一起游戏;(4)对一些实用性强、可操作性强的教育研究的具体方法进行系统强化训练、小单元训练、提前训练、提前应用。 总之,高职是一个全新的高等教育类型,学前教育科研方法的样例、探究设计、文献检索以及尊重幼儿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新形势下的高职教学理应适应培养目标的要求,转变教学观念,深化教学改革,构建新的教学模式,以新的课程方式促进学生发展。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试论中小学教育科研的意义和方法 【论文摘要】民族振兴依靠教育,教育振兴依靠教师,教师技能提高依靠教学实践和研究,而教师的教学实践和研究都离不开教育科研方法的指导和引导。本文试就中小及教师的教育科研的意义和方法进行探讨,以便同仁借鉴。 【论文关键词】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 什么是教育科研? 教育科研是以教育理论为武器,以教育领域中发生的现象为对象,以探索教育规律为目的的创造性的认识活动。简单地说,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只要能够在工作中发现教育上的问题,并能运用正确的,系统的方法,去求得科学的结论,去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这种活动就称之为教育科研。 人们做任何事情,都有个目的.中小学教育科研的目的,就是通过教育科学理论为武器,以中小学教育领域中发生的现象为对象,探索新形势下新的、未知的教育规律,以便发现中小学教育过程中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从而正确地指导今后中小学教育的工作,不断创新,不断发展。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事物总是前进的、发展的.我们的教育工作,它必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指导教育运行的规律也必然在丰富、在完善、在发展.广大中小学教育工作者,只有联系本职工作认真地、不断地探索,才能培养和造就更多更好的社会劳动者。因此,开展和加强中小学教育科研,对于深化教改,切实搞好九年义务教育工作,为现代化建设培养合格人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开展和加强教育科研,是深化中小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 为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必须改革现行教育中的思想、体制、结构、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中的已经过时或落后了的东西。而这些方面的改革都亟需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给予正确的回答,提出有效的措施,广泛地动员和组织开展中小学教育科研活动,充分发挥广大教师的聪明才智,集思广益,这是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提供科学理念依据的源泉,是推动教育改革与实践发展的动力.进行教育科研,每一位中小学教育工作者责无旁贷,因此要积极行动起来,发挥主人翁作用,为推进素质教育,做出各自应有的贡献。 2.开展和加强教育科研,是全面提高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的需要 我们知道,学校的每一门学科,都涉及到教育科学的理论;每一门学科的教学,都需要教育科学理论去指导.教育是一门艺术,广大中小学教师,在自己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应有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地进行教 改实验,勇于创新,用取得的成果解决教学中的新问题;对学期或学年度所实验的课题或项目应进行书面总结,找出差距,继续研究.这样边研究,边实践,自编自导自演,既可以优化“教”,也可以优化“学”,既经济快捷,又方便实惠.所以说,教育科研的成果,一旦被广大教师所掌握,就可以变成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现实力量.目前许多学校都总结提出了“抓科普、促科研,以科研带教研”等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如,辽宁盘锦市实验中学,非常重视学校科研组织和科研活动的建设.他们不仅把科研成果通过报刊杂志进行宣传报道,而且还积极主动地把经验丰富的教师派出去巡回讲学、作报告.这样做正是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便修正和完善自己的科研理论,促进教育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数十年长期坚持,因而成为全国一流中学.该校的科研带头人魏书生,也逐步锻炼成为教育实验改革的专家,全国知名。 3.开展和加强教育科研,是提高中小学教师素质的需要 国家和社会的进步依靠科技.科技的发展要靠教育.而教育发展的关键在教师.也就是说,教师的素质决定着教育发展的水平。从古今中外教育史的发展看,那些著名的教育家无不是经过教育科研---长期不断的教育实践发展而来的.我国古代的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温故而知新”等教育教学的理论,并终身为之实践,因而成为历代尊崇的教育思想家.我国现代著名的人民教育家陶行之先生,他的”生活教育”的理论,就是他在数十年教书育人的不断实践中总结创立的.我国当代著名教育改革家魏书生,也是在他十多年教育教学工作实践中,边实验、边总结、边研究,才不断取得优秀成果的。……概言之,这些例子都充分说明,广大中小学教师,开展与教育教学工作实际紧密联系的教育科研活动,经过选择课题,定向研究,不断总结积累,不仅可使“教”有特色,逐步提高教学质量,而且能提高教师自身的科研素质和实践能力.可以说,教育科研活动正是造就教育家,造就一大批卓有成效的教育工作者的根本途经;也是提高广大中小教师素质的有效手段。 4.开展和加强教育科研,是发展和完善教育科学理论的需要 科学的教育理论,来源于教育实践.而教育科研,正是使大量丰富的教育实践(包括教育教学的经验总结和教育科学实验)上升为教育科学理论的必由之路.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教育科学研究,就没有教育科学理论的发展.教育科学理论得不到发展、完善和提高,怎么谈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呢!只有广泛开展和加强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才能有效地指导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和顺利实施,确保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目标的实现. 那么,怎样开展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呢?主要可从以下两方面进行: 一方面,努力转变观念,树立参与意识,扩大科研组织,充分调动广大中小学教师进行教育科研的积极性。通过加强中小学教育科研专门机构的建设和管理,集中人力物力,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地开展科学研究,以推动教改的深化和素质教育的落实。各学校也可借此开展结合本校实际的科学研究,以促进本校教育教学工作的完善和提高.具体方法可采用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总结法等常用的科学研究方法进行研究。 另一方面,作为教师,直接面对学生,活动于教育教学实践过程之中,具有进行教育科研最有利的条件。广大中小学教师,应立足本职,立足自身实际,努力学习,勤奋钻研,注意挖掘和发现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联系有关科学理论,开展力所能及的科研活动,积极撰写科研论文,逐步提高科研能力,努力使自己退出“教书匠”行列,逐步锻炼跨入到“科研型”甚至“学者型”教师的行列。因为,教师在科研道路上的钻研精神和所取得的科研成果,正是激励学生努力学习的一个有力因素;教师在学生中的威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建立在他较高的自身素质和科研水平上的。这就要求每一位教师都必须树立起强烈的工作责任感和危机感,勇于创新,大胆实践,争创佳绩。切勿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俗话说得好:“万事开头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万木苦争春,何患未成林”。在平凡的岗位上,也能实践出真知,为教育科研的发展和素质教育的实施,做出应有的贡献。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学前教育科研方法教材编写的新思考 摘要:分析了当前五年制学前教育专业所选用的《学前教育科研方法》教材。此教材不太适合五年制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内容选择上侧重方法学习,与实际工作联系不紧密,学生学习主动性不高;二是内容组织上侧重理论讲解,实践能力突出不够,学生学习难度较大。本着突出学生科研实践能力培养这一目标,基于课题工作程序,对《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教材编写的新理念及新结构作初步探索。 关键词:五年制学前教育;科研方法;教材编写;新理念;新设想 教材是教师教学、学生学习的蓝本。它以学生的经验为出发点,按照有关学科知识的内在逻辑顺序组织而成。虽然,当下比较强调对教材的超越,但是教材作为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载体,其地位依旧不可抹杀。尤其对于高职院校师生而言,教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不仅决定了教与学的内容,更影响了教与学的方式。从近几年的实践教学经验来看,五年制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对“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这门课程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畏惧心理。此种心理的形成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教材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一、“新教材”编写的意义 (一)“新教材”编写是幼儿园工作的现实需求 “新教材”是指根据提出的新思路新结构所编写的教材,其在结构和内容上均区别于当前所使用的学前教育科研方法教材。近几年,为数不少的优质幼儿园,将“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作为新教师招聘的条件之一。这说明幼儿园已经意识到了科研在培植园本特色、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幼儿教师具备了一定的科研能力,就具有了思考的自觉性,就能主动对教育教学实践中的问题进行较好的理性思索与反省,并能做出一些有益的研究和探索,形成一些新的策略和方法并在实践中加以落实,从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在此过程中,幼儿教师也提升了自身的专业理念和素养,促进了自身的专业发展。而根据有关调查研究结果发现:目前,在幼儿教育一线的教师科研能力明显不足。对教育科研必要性的调查显示,“在湖南省10个地(市)30所幼儿园的270位幼儿教师中,有25.7%的幼儿教师认为根本没有必要,有31.9%的人觉得比较必要,有48.2%的人选择了考核、评职或完成工作。”[1]由此可见,提高幼儿教师的科研素养与能力刻不容缓。而职前培养是提升幼儿教师科研能力的重要途径,培养幼师的高职院校是重要场所。因此,作为培养幼儿教师的高职院校,必须重视和改革“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课程教学。 (二)现有教材不适应五年制学生学情是新教材编写的缘起 笔者以“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为关键词,搜集到专门讲述“学前教育研究方法”的书籍,主要是自考、高职和大中专教材,获得有效样本8本(见表1)。翻阅表中的教材,除杨世诚、王向东主编的教材结构略有不同外,其余教材在内容选择上大体一致,主要以各种研究方法为主(见图1);内容组织上用章节形式将各部分内容讲述得非常完备,侧重理论知识。目前,五年制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所选用的教材也基本属于此种类型。[2]笔者结合几年的教学实践,立足学生学情审视此类教材,认为现行教材与学生学习之间存在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矛盾:(1)现行教材内容选择上比较传统,侧重各类研究方法的理论学习,与实际科研工作过程联系还不够紧密;(2)现行教材内容组织上侧重理论,注重理论知识的严密体系和完整呈现,实践环节内容还不够突出。学生在学习中普遍存在着“这门课程太难了,听不懂,学不会”的情况,课程学习难度明显高于五年制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学习基础。 二、教材编写的新理念 (一)内容体系上,以课题工作程序为主线 教材在选择各项目时,首先,依照课题科研工作开展的流程进行编排,以课题选择、开题论证、中期评估和结题鉴定为主线;其次,根据研究开展的过程安排科研方法的项目内容,在科研方法的选择上,不求囊括所有方法,只选取学前教育领域常用的主要方法,如文献法、观察法、调查法等。以课题工作程序为主线,以主要研究方法为补充,旨在让学生学完课程后能完整认识到课题研究的过程,工作后一旦接触到课题研究工作能比较容易上手,能较好掌握最常用和最主要的几种研究方法。 (二)内容选取与编排上,以“一减两增”为基调 所谓“一减两增”即减少理论难度,增加实践操作,增加幼儿园实际科研工作实例。首先,每个项目的内容都选取最精要的核心理论知识,不强求理论知识的全面和系统,这样,在降低学习难度的同时,也让学生掌握了最核心的知识内容。此外,为尽可能避免理论知识的减少所带来的知识结构缺陷,在内容编排上可适当增加“知识拓展、案例分析、即学即思、知识链接”等内容作为补充,以帮助学生丰富和深化对核心理论知识的理解。其次,在减少理论知识的同时,要增加实践操作和幼儿园科研工作实例。一个项目内容中,可以根据理论知识分解成3~4个任务,为强化对理论知识点的理解,必须增加实践训练。因此,要根据理论知识的内容,设置适宜的实训内容。比如,在课题选择与论证的项目内容中,可在每个任务内容后面设置1~2个实训环节(见表2)。与此同时,在理论知识部分,为增强与实际工作的紧密度,强化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根据内容选取一些贴近实际,易于理解的幼儿园科研工作实例,对理论知识起到一定的注解作用。 (三)学习方式上,以团队合作学习为原则 “学前教育科研方法”是一门集理论和实践于一体的课程。它要求学生不仅通过学习掌握理论知识,更要能运用理论知识开展科学研究活动。如在学习中学生仅仅是了解了一些理论知识,但不能学以致用,显然无法达成课程学习目标,也无法实现培养“具备初步科研能力”幼儿教师的目标。因此,在教与学中,要改变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要突出学生的实训环节,让学生开展初步的科研实践。对五年制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而言,本课程的学习难度无疑比较大。教学中既要达成学以致用的目标,又要能适应学生的学习基础,这就必须在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进行改革。因此,立足教学实践,我们提出采用团队合作学习的方式来化解学习难度,提高学习效益。建议教学中组建8~10人规模的学习团队,以团队为单位进行各教学内容的学习,引导学生在团队合作中协作完成各项目任务,提高科研意识和能力。本课程中的团队合作学习要注意如下五个问题:(1)合作团队组员应基本保持不变,使团队组员能配合默契,相得益彰;(2)合作时间应持续整个课程学习,便于任务分配的连续性和均衡性;(3)合作内容贯穿课题工作过程;(4)每一项任务的合作分工体现总—分—总的格局,既能确保团队成员对合作任务的整体把握,也能更好化解合作任务的难度,排除学生的畏难情绪;(5)合作中教师要进行有效指导,关注团队实践完成情况,确保合作任务的顺利推进。[3]比如:在文献综述撰写的实训环节中,团队的合作任务与要求包括团队商讨综述报告的写作提纲,分配任务;各组撰写分配的综述内容;汇总并集体商讨修改。 三、教材编写结构的新设想 (一)教材模块构成 教材模块构成可简单概括为“三步四法两补充”(见图2)。“三步”即课题研究工作过程中的开题论证、中期评估和结题鉴定,主要体现了课题研究的工作流程;“四法”即幼儿园科研中常用的文献法、观察法、调查法和作品分析法,选取幼儿园科研工作最常用的几种方法;“两补充”即选题论证和研究论文撰写,选题论证是课题研究很重要的起始环节,而论文撰写也是除课题研究外,幼儿教师经常要进行的一项研究工作。因此,补充两个内容,能使学生学到更加实用的知识。 (二)项目内部组成 基于课程的性质和教学目标,教材编写要充分体现理实一体化的理念。就其中某一项目而言,第一级构成主要包括学习目标、学习任务、任务分解和作品展示。其中学习目标、学习任务这两个部分均已较简要的语言提炼出具体目标和任务,使学生对本项目学习目标和要求有很明确的认识;任务分解栏目是主体,下分几个任务,每个任务的内容均有理论知识的认知和实训操练构成;作品展示是将学生的优秀作品进行展示,一是对学生优秀作品的认可,二是帮助学生深化理解本项目内容(见图3)。综上所述,教材编写应基于人才培养目标和工作岗位需求,综合考虑学生特点,遵循学科内在逻辑。唯此,教材才能更好服务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 作者:马华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区域推进中小学教育科研的策略与方法 区域推进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必须立足本区实际,明确区域推进的思路,探索推进的策略与方法,最终形成区域教育科研推进的西湖范式。这是我们的追求。 一、依托课题研究,引领区域教育改革和发展 1.区域龙头课题引领发展方向 西湖区教育行政领导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科研先导的理念,围绕区域教育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热点和难点问题设计区域龙头课题并亲自组织课题研究。2011年以来,西湖区教育局领导牵头的课题就包括“内驱外引:区域提升教师专业水准的策略研究”“构建孩子想象的现代学校的实践研究”“促进区域优质均衡发展的紧密型教育共同体的运作机制研究”等。这三项课题的成果均荣获浙江省教育科研成果评比一等奖,并出版了2部专著。这些课题不仅提升了教育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和教育改革的有效性,同时也在区内发挥了良好的示范表率作用。 2.组织开展系列专题研讨活动 立足区域实际,在调研中提炼研讨主题,共同解决学校发展难题。以钱局长主持的省重点课题“传承・共融・创新:区域推进义务教育高位均衡发展的实践研究”和黄志元副局长主持的省规划课题“促进区域高位均衡的紧密型教育共同体的运作机制研究”为载体,分别开展了一系列专题研讨活动,如,“一校一品:学校特色建设经验交流”“合作组有效学习的策略与评价”“特色课程建设”“美丽学校建设研讨”等,这些研讨活动都有效地推动了课题研究,有利于西湖区教育的均衡发展。 3.围绕主题深入开展专题调研 为提高科研工作的实效性,区教师进修学校教育研究开发中心每年都会组织一次专题调研活动,并撰写出调研报告。2013年,_展了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状调研;2014年,开展了西湖区中小学课改实验学校的现状调研;2015年,组织开展西湖区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现状调研。实践证明,开展专题调研活动,有利于我们更加全面的了解情况,提出更多符合实际的建议,更好地为教育行政决策服务,同时也为课题研究提供了科学有效的依据。 4.积极培育学校核心课题 要求校长在每一个五年计划时间段内,除了要自己承担1个课题研究外,还要推广1个课题成果,开发1个新课题。所研究的课题要有引领性、针对性和实效性;推广的课题要有适切性、方向性和可操作性;开发的课题要有前瞻性、创造性和校本性。同时,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学校特色建设项目、省市级课题研究或独立承担子课题研究任务。 二、创新科研实践,开展富有区域特色的教科研活动 1.组织开展学术节活动 西湖区教育系统学术节围绕“以生为本、以学定教、共同发展”的宗旨已成功举办了两届,目前第三届学术节也已进入尾声。每一届学术节都紧跟教育改革的步伐,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包括高层次的理论引领、精彩的课堂展示、名师论坛、优秀成果推介活动等。学术节由开幕式和主题活动两大部分组成。开幕式上,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副主任张丰和北京市翠微小学许培军校长分别作了关于课程改革的主题报告。主题活动,包括“课程改革研讨活动”“课改课堂节展示活动”“创建新优质学校研讨活动”“优秀科研成果推介活动”等。 2.开展教育科研大讲堂活动 近两年,西湖区分别在翠苑中学、竞舟小学、求是教育集团等学校组织了十余次科研大讲堂活动。科研大讲堂活动形式多样,有课堂展示、圆桌论坛、观点报告、专家讲座等。科研大讲堂在规范学校课题研究,提升教师科研能力,促进区域教科研均衡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3.组建同类课题研究群 对正在研究的课题进行了梳理和统计,把研究领域相近的课题整合成课题群,如,课程建设、美丽学校、智慧教育等课题研究群。依托课题群,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联动式”“联盟式”“主题式”等多种形式的课题指导活动。 三、优化科研管理,提高教育科研工作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1.研制“科学公正”的评审制度 近两年,我区逐步完善了科研成果(论文)评审机制。成立了中小学教育教学论文评审委员会,同时,根据评审工作的需要设立若干个评审专项组;按学科类别,分别建立初评委与复评委专家信息库;构建了科学合理的论文(成果)立项课题的评审标准;成果(论文)评审工作“背靠背”,同一类别初评、复评和同一组杜绝同校专家,防止个人学术权力蔓延;区教师进修学校与中国知网签订了合作协议,对我区第28届教育教学论文拟获奖名单(一、二等奖)进行了,有效遏制了学术不端行为,净化了学术风气。 2.开展“条块结合”课题申报 “条”上集合广大教师的智慧,各中心、各部门、各学科,根据自己的工作进度,提供课题研究申报目录;“块”上我们以区域重点课题为基础,延伸出了众多的子课题,同时列出各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供教师研究。通过召开课题申报会议和网上报名等方式,最大限度地动员广大教师参与课题研究,努力提高立项课题的方案质量。 3.进行“线上线下”成果推介 一是分学科分类整理获奖科研成果的电子稿,并及时上传至网络FTP上,方便全区中小学教师学习,实现区域优质资源共享;二是区域层面综合推广、分学科、分类推广;三是组织形式多样的优秀成果推介活动,各学科整合、校内外结合、共同体融合、地区间联合等。 4.创建“量性结合”的科研评价 创建并完善了《西湖区教育科研考核评价指标》。西湖区教育科研评价采取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分自评、复评、终评三个阶段,确保评价工作的公正、公开、公平。我们既评价科研业绩,立项率、参与率、结题率、获奖率;又评价科研态度、科研过程,分别从领导对教育科研的重视程度、科研机构的健全程度、科研工作的开展情况、科研成果的推广情况等四个维度进行评价。 四、加强科研指导,提升区域教育科研服务质量与水平 1.加强各级课题申报立项指导 一是制定课题申报目录。根据前期调研结果,结合我区教育改革发展的实际,区教师进修学校教育研究开发中心分门别类的制定课题申报目录。二是跟踪指导省市规划课题的申报。通过召开课题申报会议和网上报名等方式,最大限度地动员广大教师参与课题研究。在区级立项初选的基础上,与课题负责人沟通,按照申报要求,从技术层面对各级课题申报方案进行逐一审核,严格把关,保证课题方案的质量。 2.加强课题过程化指导 一是开展立项课题负责人培训。以“培训研究人员、规范研究过程、交流研究经验、提高研究质量”为目的,通过教科专家引领、“本土”专家观点报告、优秀成果推介、分段研讨交流等方式,提升课题负责人的科研能力。二是深入基层学校,指导课题研究。定期到基层学校对各级立项课题进行中期检查,加强课题的过程化指导。三是实施课题记载手册管理制度。申请结题的立项课题,记载手册必须接受教育研究开发中心的检查,通过后方可结题。四是开展“点面结合”中期交流活动。积极组织开展省市规划课题与区重点课题研究成果中期监测。 3.重视对课题成果提炼的指导 一是依托课题群,有针对性地开展“联动式”“联盟式”“主题式”等多种形式的课题研究成果指导工作。二是实行定人、定时、定向的帮扶原则,对相关课题成果进行全方位的指导,尤其是对部分未在区获奖的课题成果进行一对一的指导,可以是网上交流,也可以是面对面的交流,有时还要深入到一些薄弱学校进行专项指导。三是定期开展省、市规划课题结题成果集中交流活动,邀请省市级科研专家对课题研究进行过程指导。 4.强化对科研室主任的业务指导 我们非常重视科研主任会议,不仅有工作上的布置,业务上的指导,还会针对下一阶段的重点工作,穿插一些专题性的小讲座。如,10月份举行专题论文评比;9月初的科研室主任会议上穿插讲“教育教学论文的撰写”;3月进行科研成果评比和课题立项,会上穿插讲“课题申报与报告撰写”等。 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我区的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与突破,实现了三个转变,即教师观念的转变,从对科研的畏惧到主动参与科研;科研内容的转变,从单一的课题研究到以普及科研知识方法为主的培训活动,以强化过程管理为主的中期交流活动,以展示成果为主的展示活动,以成果为主的推广活动;活动形式的转变,有交流观摩、现场研讨、网上论坛、科研导等。积累了一些经验,形成了“专业引领、全员参与、校本特色”的教育科研新格局。 (作者单位:浙江杭州市西湖区教师进修学校)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教育科研常用的几种方法 一项教育科学研究,在确定了研究课题,明确了研究方向和目标后,选择一种或几种适合本课题研究的方法至关重要。因为研究方法是为达到研究目的而采用的途径、手段和工具。它是完成教育科学研究任务的桥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研究的价值和效果。目前,在中小学教育科研中常用的方法有观察法、调查法、文献研究法、教育实验法、行动研究法、叙事研究法、案例研究法等。本文仅对实验法、叙事研究法、行动研究法作介绍。 一、教育实验法 1. 什么是实验法。 实验法是运用科学实验的原理和方法来研究教育现象和问题,以揭示教育活动规律或某些教育内容、方法的有效性的综合性研究活动。 2.教育实验的特点。 教育实验是“人与人的对话”,复杂性远远超过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活动,尤其是教育行为与教育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错综复杂,且教育外部环境对教育活动的干扰也极难控制,因而很难达到自然科学实验所要求的精确度。因此,一般认为教育实验是一种自然状态下的实验,而不是像自然科学实验那样在实验室里进行的“封闭式”的实验。所以实验法既要遵循自然科学实验的一般规律,但又不能照抄照搬科学实验的具体操作方法。 3.教育实验法的实施。 教育实验法的实施要经过以下六个过程:确定研究课题、提出实验假说、设计实验方案、控制实验变量、评价实验效度、形成实验报告。(第一个过程前面的文章已经论及,下面仅论述后五个过程) (1)提出实验假说。教育实验假说所假定的是关于某类教育行为在某些人为控制的条件下,与某类道德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教育实验假说的特点是用描述性的语言对实验结果作“假定有效性的描述”。例如,我区承担的中国教育学会“十一五”重点课题子课题“班主任专业素养发展的实践模式研究”(以下简称“班主任专业素养发展课题”),提出的实验假设是:“五位一体”的培养模式是可以促进班主任专业素养发展的,即,通过学习反思、专业引领、教育实践、个案分析、评价激励“五位一体”的培养模式在实验中的实施,促进班主任专业素养的发展,培养一支反思型、研究型、策略型、智慧型班主任队伍。“五位一体”的培养模式是班主任专业素养发展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2)设计实验方案。教育实验方案一般包括实验总体方案、实验工作执行计划和评价方案。实验总体方案是对整个实验工作的整体规划,也是实验工作计划和评价方案制定的依据。实验总体方案包括以下内容:课题提出,理论假说,实验对象、实验工具的选择,变量控制,实施步骤,保障机制,预期效果。实验工作执行计划一般包括以下内容:指导思想,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目标,步骤及阶段要求,组织保证。评价方案是对本次课题研究效果的评估。评价方案的内容应紧紧围绕实验目标、实验内容制定,一般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教师教育水平,学校教育工作的效果等。 (3)控制实验变量。教育实验的变量包括自变量、因变量和无关变量。自变量是由实验者操纵的,呈献给被试的刺激变量。因变量是在自变量作用下可能产生的结果。无关变量是除自变量以外的一切可能影响因变量,而对实验有干扰作用的因素。例如,班主任专业素养发展课题,由区课题指导组提出的学习反思、专业引领、教育实践、个案分析、评价激励“五位一体”的培养模式和《河西区中小学班主任专业素养发展手册》就是自变量。班主任专业素养发展的水平,包括班主任专业思想、班主任专业技能、班主任知识等,就是因变量。学校整体的工作氛围等因素就是无关变量。 (4)评价实验效度。实验效度的评价应从实验的内在效度和外在效度两个方面进行。教育实验评价实验的内在效度的方法是采用前测后测数据对比的评价法,证明因变量发生变化的原因是自变量刺激的结果。评价外在效度的方法,教育实验主要运用在不同地区或不同学校进行重复性实验,将实验数据进行对比,证明实验的可行性,可推广的价值。这种方法有助于完善实验方案,增进实验效益。 (5)撰写实验报告。撰写实验报告是教育实验研究的最后一个步骤。实验报告体现着课题研究的水平和价值,因此要重视实验报告的撰写。实验报告包括以下内容:题目、实验基本情况、变量分析、结果与分析、实验展望。 二、教育叙事研究法 1. 什么是教育叙事研究? 教育叙事研究是指以叙事的方式开展的教育研究。它是研究者通过对有意义的校园生活、教育教学事件、教育教学实践经验的描述与分析,发掘或揭示内隐于这些生活、事件、经验和行为背后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和教育信念,从而发现教育的本质、规律、价值和意义。 2.教育叙事研究的特点。 (1)教师可以作为教育叙事研究的主体,同时教育叙事研究也为教师真正参与教育研究提供了平台,教师成为真正的研究者,也从根本上解决了长期以来教育研究与教育行动分离、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脱节的状况。 (2)教育叙事研究的对象就是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教育教学事件、教育教学实践经验。 (3)教育叙事研究的内容宽泛,有学者认为教师的教育活动范围有多宽,叙事研究的领域就有多广,教师的工作有多少种类,其叙事研究的主题就有多少种类型。 (4)教育叙事研究的方法易于教师掌握。教师可以通过观察、分析、反思自己的校园生活、教育教学事件、教育教学实践经验,在反思中深化对问题或事件的认识,在反思中探寻事件或行为背后所隐含的意义、理念和思想,并以叙述、讲故事的方式将其表达。 3.教育叙事研究法的实施。 有学者把叙事研究的实施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现场”,第二个阶段是从“现场”到“现场文本”,第三个阶段是从“现场文本”到“研究文本”。 笔者认为,教育叙事研究法的实施一般要经历五个阶段:明确叙事研究对象(课题),制定叙事研究计划,置身叙事研究现场,积累叙事资料,撰写叙事研究报告。对第一、第二阶段不再赘述,重点对后三个阶段作一说明。 置身叙事研究现场阶段。研究者要对所要叙事研究的人或事件亲身经历、体验,将自己置身在研究对象中,通过与研究对象的近距离接触,与研究对象建立一种相互平等、相互信任的对话关系,来掌握研究对象的比较全面的、真实的研究信息,并通过这些真实的信息探寻到研究对象背后的各种影响因素。 积累叙事资料阶段。此阶段要对叙事现场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的点点滴滴及时地记录总结,储备研究资料。记录的形式可以是研究访谈、日记、书信、谈话、现场笔记和来自现场的其他故事、口述史、照片、回忆录、自传和传记的撰写、文献分析等。 撰写叙事研究报告阶段。撰写叙事研究报告是叙事研究的最后一个阶段。叙事研究报告是主要运用记叙、议论、说明的方法,发掘或揭示叙事故事里面深层次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和教育信念。 叙事研究报告中既要有细致翔实的故事性描述,又要有基于事实的深刻分析;既力图创设出一种真实情境,把真实的教育生活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又要在众多具体的偶然多变的情境中去透析叙事中各种人物或事件的种种关系,解析现象背后所蕴含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和教育信念,从而使教育生活故事焕发出理性的光辉和智慧的魅力,从而发现教育的本质、规律、价值和意义。 教育叙事研究是教师从教育实践出发,从校园生活出发,从真实教育事实出发,从自然教育情境出发所进行的研究,这种研究的显著特征在于“实”,它是教师在教育活动中对实事、实情、实境和实际过程所作的记录、观察和探究,增强教育研究实效,因此,在教育科研中提倡运用该方法。 三、教育行动研究法 1.什么是教育行动研究法? 教育行动研究是由教育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以研究解决教育教学的实际问题为根本目的,以“对行动进行研究,以研究促进行动”为基本方法的教育教学实践研究法。 2.教育行动研究的特点。 (1)行动研究是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共同开展的研究。干部、教师也是教育科研的主体,从事行动研究和运用研究成果的人员就是学校的实际工作人员。 (2)研究的课题是实际教育教学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3)行动研究的环境是自然状况下的学校教育环境,是真实的动态工作环境。 (4)教育行动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针对实际问题,改进实际工作,提高行动质量。 (5)行动研究的价值评估重在研究的实际效果上,突出了教育科研的实效性。 3.教育行动研究的实施。 教育行动研究一般经过以下六个过程:发现问题,确定课题,制定计划,实施行动,效果评价,撰写研究报告。教育行动研究特别强调从学校的工作实际出发,去寻找、发现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亟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将问题作为研究课题进行研究,也可以将工作的重点作为课题进行研究。其他五个方面的过程与其他方法相似,不再重复叙述。 教育行动研究法在我区所承担的全国教育科学“九五”“十五”“十一五”重点课题“整体构建学校教育体系”实验和“十二五”和谐教育的研究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运用。区课题指导组带领实验学校,边研究边行动,边行动边研究;在行动中寻找问题、发现问题,将工作中的难题、问题确立为研究课题。35所实验学校结合学校的实际工作,分别确定了自己的研究子项课题。可见,教育行动研究法解决了“工作”与“研究”、“实践”与“理论”、“科学研究者”与“实际工作者”的脱节,实现了实验研究和实践工作的统一。 以上仅对三种研究方法作了简要介绍。一项成功的教育实验,应同时采取多种的研究方法,只有多种方法协同研究,才可以取得预期的研究效果。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教育科研方法的发展趋势 摘 要:从历史变迁的角度看教育科学科研方法,有助于我们了解教育科研活动的发展轨迹,教育科研方法与教育理论、教育思想观点;从而在客观上把握历史发展的脉胳,各种方法产生的背景,预测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未来走向。 关键词:方法;教育科研;教育科研方法;发展趋势 新课程与教学改革条件下,基础教育及中等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质量提高得如何,不仅与国家政策有关,而且一个非常关键的是教师,广大中小学教师的科学研究水平状态如何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因此,本文试从历史变迁的角度探讨教育科研究方法,从而希冀对教师的科研水平的提高有所裨益。 一般认为,教育科学研究属于社会科学研究范畴,它是在教育领域中进行的,由教育工作者对教育对象、教育实际问题进行研究以揭示其规律,并探索运用教育规律改造教育的途径、方法和措施的实践活动。 它既是一种知识体系(思维方式),又是一种行为规律(行为方式),既是一种理论上的方法体系,又是具体实践的行为策略。教育科研方法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客观层面,即教育科研方法论;二是中观层面,即科学研究的思维方法;三是具体的操作性方法。 一、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历史变迁 教育研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才取得今天较为成熟的地位。在中外教育史上,不同教育思想与流派之间的争辩、包容、深化和拓展,在推动教育理论的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教育科研方法的逐步成熟与深化。从整个教育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两千年来教育研究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四个大的历史阶段:萌芽期,发展期,形成体系结构期,多元化时期。 (Ⅰ)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萌芽期:“经验――描述”研究阶段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萌芽期大致可追溯到教育学在古代社会产生至17世纪形成独立学科这一时期。随着教育实践活动的发生和发展,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也随之诞生。这一时期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主要特点是“经验――描述”。在这一时期,教育研究主要依据是观察和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虽然有简单的逻辑推理,但总的说来,当时的教育研究方法是笼统的、直观的,带有明显的朴素性和自发性。这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古代时期的自然科学和技术水平还很低,人们对方法的追求比较笼统和模糊。该时期教育研究方法的思想成就体现在中西古代教育观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逻辑学以及夸美纽斯的教育理论中。 (Ⅱ)教育科研方法的发展期:“哲学――思辨”研究阶段 17世纪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近代科学产生以后,教育研究进入了以分析为主的方法论时期。在这一时期,教育研究从经验的描述上升到理论的概括,教育学研究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心理学开始成为教育研究的理论基础。教育心理化运动开始。该时期教育研究的思想成就突出体现在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之中。 在《教育学》中,赫尔巴特从实践哲学和心理学出发,导出其教育目的论和教育方法论。他继承了夸美纽斯以来的形而上学的传统,把定性研究方式确立在哲学思维层次上。赫尔巴特不仅给“经验――描述”研究阶段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而且创造了“哲学――思辨”研究阶段的辉煌成就,更启迪了其后“科学――实证”研究的新时代。 (Ⅲ)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形成体系期:“科学――实证”研究阶段 19世纪下半叶在自然科学取得许多突破性进展的历史背景下,教育学爆发一场深刻的革命,一些教育学家倡导在一般科学方法的框架内进行教育研究。教育研究引入了实验方法,试图从思辨研究转向实证研究。这一转向导致原有研究范式的危机,教育科学应运而生。这一时期,新兴科学快速发展,学科内部分工日益精密和专门化,数学和数理逻辑得到广泛应用。正是应科学研究发展的要求,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Ⅳ)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多元化时期:“规范――综合”阶段 20世纪的教育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局面。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社会危机,使人们开始怀疑曾经是无往而不胜的科学主义,重寻失落的人文精神。“价值多元化”的口号,成为当代众多教育理论流派得以共存的基础。与此同时,教育研究的深入发展,推动了教育研究方法从哲学方法论中分化出来,成为专门的研究领域,以教育研究方法本身为研究对象,它意味着教育研究的深化。 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教育与社会学》继承并强化了孔德的实证科学观。而1921年德国的克里兹施玛尔在《哲学教育学的终结》一书中,则宣判了哲学教育学的死刑。其后,以斯普朗格为代表的“精神科学教育学”,继承了施莱尔玛赫以来的德国浪漫主义哲学传统,在教育学领域反对将人片面化、畴形化和工个化,呼吁教育要造就出具有完整精神和充满创造力的人。此后,解释学、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等都对所谓“科学化”思潮进行过责难和批判。 纵观教育研究的历史发展,既是传统研究范式在自然科学方法的冲击下逐渐解体的过程,又是人本主义研究范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深化的过程,教育研究的价值取向趋于多元化。 二、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 随着近20年来教育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这些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宏观层面: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多元化 1.每一种哲学理论将对教育研究方法的产生深远的影响 哲学与教育学科的关系源远流长,处于前期学科的教育思想是古代哲学家对于教育问题所作的思考;成为独学科的教育则力图摆脱被哲学直接包含的“母子式”关系,寻求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和有别于哲学式思辨的研究方法;当代哲学与教育学科一方面处在科学大厦中的不同层次,另一方面各自内部都发生分化,相互之间有着多种不同方式的交叉。 2.横断科学理论 横断科学主要指系统科学与数学,它诞生于20世纪数学有重大突破、七十年代系统科学形成之际,是当代科学发展中新生成的一个学科群,已构成了人类认识的一个新层面。被称为系统学科的科学,迄今为止主要有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及广义进化论,它们都以世界存在事物的基本结构形式“系统”为共同的研究对象,从不同的侧面揭示系统的构成、结构,揭示演化、系统的内容关系,及其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等。恰恰是在整个学科群意义上它才被称为横断科学,因为其研究对象是事物存在的结构形式而非实质内容。系统科学提供拓展和重构当代教育研究问题领域与对象观的新视角,提供从整体上研究教育内部结构的新思维原则,提供分析教育与环境关系的“结构与功能”新思维模式。 3.教育理论 任何教育研究,往往都是从一种概念框架开始的,这种框架在如今常被称为范式,是一组观念、价值和规则,它支配着探究的行为、解释资料的方法以及看待问题的方式。研究者不同的教育观念,会极大地影响其教育研究的倾向性。教育理论是教师从事教育研究最为重要的和直接的理论基础。 (二)教育研究方法的中观层面:注重生态化、现场化与跨文化研究 近20年来,教育科学研究出现了生态化倾向。所谓生态化倾向,就是强调在真实的自然与社会的生态环境中研究教育规律,提高教育的外部效度,提高教育科学研究的实际应用价值。 教育科学研究的生态化倾向直接导源于实验室实验的局限性。实验室实验能够按照严格的设计程序,操纵自变量,对教育科学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教育本身是一个多因素组成的复杂的完整的系统,运用实验室实验,操纵有限的变量,必将把一些有意义的变量给控制掉了,外部效度明显降低。所以教育科学研究必须要走出实验室,到现实的生活中进行研究。 教育科学研究的现场化是指在教育的现实环境中研究教育与人发展的规律。随着生态化的发展,人们认识到只有冲出实验室围墙,到现实的生动的教育现场冲去进行研究,才能使教育研究内外部效度达到统一,于是在具体研究中就愈加重视现场研究。 所谓跨文化研究是将同一课题应用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在此基础上,探讨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共同规律,或从不同的社会生活条件对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影响的一种方法。 (三)教育研究具体方法方面:注重研究的综合化、现代化和数量化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综合化趋势主要是指强调采用多种方法和从多学科角度去探讨教育现象及其规律。 教育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很多,并且每种方法各有其利弊,单纯使用某一种方法,容易失去重要的有价值的信息,其研究结果难以全面可信。 教育研究方法现代化主要是指研究技术设备和手段的现代化。目前教育科学研究已大量采用录音、录像、照相等手段。这些现代化的技术设备可以帮助我们准确记录收集的资料,并且可以反复的观看和分析,所得资料客观,分析资料准确。还有一些现代化设备,诸如单向玻璃的儿童观察室和多台固定的摄像机的综合运用,能够准确而迅速地记录儿童的复杂行为,使研究更为客观真实。 教育科学研究越来越注重数学方法作为工具。对研究结果进行数量化分析,有助于教育研究的科学化。一方面,多元分析方法使教育科学多因素研究得以实现。另一方面,计算机在教育科学研究中的广泛应用,使教育科学研究大样本、多数量、多层次的研究成为可能。 作为一门学科的研究方法DD教育科研方法有着其它科学研究方法的共性,也有它自身的个性。作为一名教育科学的工作者,我们非常有必要了解教育科研方法的历史变迁及趋势,以促进教育的发展。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新中国教育科研方法著作(教材)的文献计量分析 摘要:课题组对新中国出版的133本教育科研方法著作(教材)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研究该类著作的变化轨迹、发展特征和未来趋势,为我国教育研究方法的发展提供客观依据。研究发现:(1)著作经历了从译介到教材,再到著作的发展过程;(2)著作数量上不断增长,从上世纪60年代的翻译,到80年代升温,90年代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但尚未达到学科成熟;(3)著作合作率较高,教材多、编著多,学术性著作少、独著少,说明高质量、原创性著作欠缺;(4)著作显示研究方法不断丰富,方法论认识日益深刻,方法的混合互证趋势明显;(5)著作向学科教育研究和各类教育研究方法发展,呈现明显的精细化、分支化发展趋势;(6)著作受教学和研究需要推动而不断发展。 关键词:教育科研方法著作;文献计量分析;发展态势 一、图书数据来源和统计指标选定 研究者在国家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安徽农业大学图书馆的馆藏图书,以及超星、书生之家、Apai电子图书中围绕“教育研究方法”进行全景检索,检索条件为“书名”,检索词分别为“教育科研方法”、“教育研究方法”、“教育科学研究”,检索截止日期为2012年7月20日,共检索出133本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类著作。把133本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类著作下载,对其出版年限、著作者状况、著作性质、著作前言、提要和目录进行统计分析。其中,出版年限主要是为了考察单位时期内著作分布,以期考察教育科研方法著作文献增长规律和方法发展的关系。在文献计量学领域,可以用出版年限反映出一定时期内的文献量,进而通过文献数量变化情况反映该学科的发展水平。著作性质,一方面是按照著作的学术性强弱特征分成学术著作和教材,另一方面是按照著作的译著与否和是否再版,把其分成译著和再版,以此考察我国教育科研方法著作的阶段性特征。著作前言、提要和目录的统计分析主要是分析每本教育著作中的基本内容体系和具体研究方法,考察新中国教育科研方法中具体方法的发展特征和未来趋势。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研究方法类图书的计量分析 1.出版数量不断增长 在文献计量领域,某一学科的科技文献数量变化情况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学科知识的增量变化,以及反映出该学科的研究水平和发展速度。 从表1可以看出,从1949年到1966年期间,我国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类著作出版仅一本,说明新中国之初,我国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仍处于诞生时期,体现在对译著的吸收和文献的绝对数量匮乏上。1966年到1976年期间,我国教育科学研究陷入停顿时期,相应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及其著作出版也处于停顿时期,1976年后我国教育事业开始逐步恢复,教育科学研究也慢慢进入轨道,到1980年,我国第二本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书籍才开始出版。从1980年开始,年出版数量开始呈明显上升趋势,到1989年,我国教育科研方法著作出版编目累计数为10本,而1999年末的出版编目累计数已为52本,在2005年到2010年期间,出版编目数为42本,累计编目数为125本,截止到2011年底,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类图书在版编目累计数为133种。纵观1949年到2011年的统计数据,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著作在数量上已经有了质的飞跃。随着国家、社会和个体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社会对教育的日趋关注,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兴起等,将使教育研究方法受到越来越多教育工作者的关注和重视,将会产生更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2.著作合作率较高 由表2可以看出,在已出版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著作中,教材所占比重较大,由于教材的合作编著性质,使得著作作者较多,教材的合作度较高,分析教育科研方法著作的合作度已经缺乏意义,因此,本研究仅对著作的合作率进行分析。借鉴文献计量领域中的“论文作者合作率”概念,把著作的合作率界定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作者的出版著作数与总的出版著作数的比值。表2的第2、3、4列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著作出版的合作者状况和著作性质状况。 由表2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后各个时期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著作的合作率都很高,合作率在70%以上,反映出我国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著作独著少、合著多、编著多的问题。这种现象说明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综合性、交叉性,需要来自不同学科方法领域的人进行充分合作,才能完成一本高质量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著作。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教育科研方法原创性著作不足,需要加强高质量的原创性著作出版。 由表2中的著作性质栏目可以看出,在我国133本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著作中,理论性著作33本,教材性质著作100本,理论性著作仅占总数的24.81%,说明我国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教学研究人员比较注重教材建设,重视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普及和推广,但也说明我国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学术性理论著作和原创性著作不足,教材的偏多说明高质量的原创性著作尚有欠缺。这与研究方法的方法性和手段性有关,但也确实说明我国教育研究方法创新不足。相比学术性著作的前沿把握和新技术、新方法的吸纳,教材比较注重常见方法和一般方法,缺乏对新方法的前沿把握。未来一段时间,随着教育研究创新迫切地需要方法创新的带动,教育研究方法的学术性创新著作将会不断涌现。 3.研究方法不断丰富 由表3可以看出,在1949年到1980年期间。我国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在继承历史优秀传统、吸收消化苏联教育科研方法基础上,已经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体系,包括文献和历史法、抽样研究法、调查研究法、观察法、个案法、实验法、测量法、经验总结法、比较法、统计法,但是这一阶段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存在具体方法背后的方法论认识不足问题,体现在教育科学研究的本质认识、具体方法的分类、方法和手段的区分上不够明晰。 在1980年到1990年出版的著作中。其内容体系都包括教育科学研究的意义、概念、原则、步骤与任务,以及课题的选择、文献的查阅、具体研究方法的选择和选用、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分析、成果的表达和论文的撰写。这些为我国20世纪90年代后教育科研方法的发展基本奠定了基础。具体研究方法上,与1949年到1980相比,增加了系统论方法、内容分析法、预测和评价研究法,并且强调新技术手段如计算机技术在研究方法中的具体应用。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把握教育科研方法 推广教育科研成果 摘要:明确教育科研的方向和研究重点是进行教育科研的基础;中小学教育科研应以“小问题、小课题研究”为切入点;问题即课题,反思即研究,成果即成长,教研、科研一体化,是学校教育科研的主要方式、方法;教育科研成果通过推广应用,可以转化为教育的“生产力”,提高教育质量,实现教育科研成果的自身价值。 关键词:教育科研方法;推广;教育科研成果 教育科研方法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有其自身的要求和规范。中小学一线教师怎样做教科研,一直是困扰我们的问题。笔者结合近几年的学习、调研和组织指导教育科研活动的实践,谈谈对教育科研方法、途径与教育科研成果推广的浅见。 一、明确教育科研的方向和研究的重点 基层学校的教育科研应以“小问题、小课题研究”为切入点,以行动研究为主线,分层、分类深入扎实地开展小课题研究。小课题来源于教学实践,来源于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老师要树立“问题即课题,反思即研究,成长即成果”的科研新理念,开展基于问题解决的行动研究,解决自身发展中遇到的真实问题。整体规划、专业引领、科学评价是提高教育科研质量和效益的有效策略。有专家说:“一线教师搞科研,研究什么?最切实可行的,就是研究自己在现实的教学过程中和专业发展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寻找问题的解决途径,并将自己思考的结果用于课堂的改进和自身教学行为的改善。”莒南县一些学校在这一研究思路的引领下,积极开展各类小专题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促进了教师专业成长。 二、明确教育科研的方式、方法 要立足教育教学,以课堂为主阵地,实现教研、科研一体化,在工作中研究,在研究中工作;要遵循“教研出课题,科研育成果,成果进课堂”的思路,倡导“全面推进,重点突破,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工作方法,在全面推进中提高科研质量。各校应根据本校的办学特色,确定龙头(主导)课题,以此凝聚人心,使龙头课题成为引领学校发展的主动力,成为教师专业发展和学生健康成长的推进器。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把课题研究与学校的教学、教研活动结合起来,使全体教师都能参与到研究中来,以科研带动教研,以教研促进科研,使学校形成浓厚的科研氛围,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和教师的专业发展。 三、重视教育科研成果的推广 (一)科研成果的分类 在推广应用优秀课题成果时,可将其分为以下五种类型。 运用方法类的研究成果。如“小学生艺术教育和特长能力培养”,该成果在2003年结题后一直被应用;“探究识字途径,提高识字效益”于2005年12月结题后,其成果被评为临沂市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一直沿用至今,作为指导识字教学的依据。 运用策略类的研究成果。如“小学语文、数学、品德与生活(社会)体验三段式课堂教学策略研究”,其成果现已普遍运用到这几科的教学中。 学校办学特色类的研究成果。如我校的校训是“让读书成为习惯,让文明成为自然”,因此,有关读书课题“小学语文课外阅读活动的探索与研究”和“课外阅读与小学生语文阅读能力的提高研究”的成果将会一直运用下去。 对成果的后续研究。如:“小学生作文个性化的探索与实践”课题结题后,组织申报了“小学生养成写日记的习惯研究”,使学生的作文更具个性化;“小学科学课堂教学的特点及规律的实验研究”结题后进行了“小学科学课中的活动与教学研究”,在后者结题后,又接着进行”科学课中实验探究过程的研究”等。 对成果进行跨学科研究。如“品德与生活(社会)课程资源开发与实施的研究”于2011年结题后,我们打算将其延伸到科学课中,进行“科学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实施研究”。 (二)科研成果推广的方式 要强化“科研成果进课堂”的推广工作,通过多种途径推广、应用优秀科研成果,在实践中提高,在实践中完善,在教育科研过程中不断成就自己。 科研成果的推广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课题研究式推广”,就是将成果推广的运作按照课题研究的方式进行,成立课题组,进行方案设计,组织实施研究。在推广中研究,在研究中推广,将课题研究成果推广到教学实践活动中,这种推广方式目前在我县中、小学校进行得比较普遍,是我县科研成果推广的主要方式,它使得广大中小学教师在课题研究中受益。我们以市级立项课题“县域教育科研成果的推广研究”为抓手,以几项已结题的优秀课题深化研究为载体,以市级教育科研基地学校为基地,分层推进课题深化研究和成果推广工作。切实贯彻落实莒南县教育局“教研出课题、科研做文章、成果进课堂”的教科研一体化思路,教育科研氛围浓厚,初步形成了“成果进课堂”的良好势头。 “科研成果课程化推广”,就是将科研成果编成讲义和教材,纳入教师培训的内容,让科研成果成为特色课程,进行课程化推广。通过开设课程的方式,较系统、全面地介绍成果的思路、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和操作方式。将科研成果课程化,把优秀科研成果作为教师进修内容之一,从一定意义上讲,是最生动、最现实的教育理论学习,也是富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教育理论学习。 “主体扩展式推广”,就是把学生作为推广的主体,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在了解、运用成果的基础上去丰富、充实成果。这种成果的推广解决了成果推广的局限性,把成果作用于学生身上,使学生直接受益。 (三)科研成果推广的步骤 1.制定计划 分年级组,根据各年级学生的学情不同,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课题成果推广计划。 2.召开课题推介会 我们首先针对要推广的课题举办课题推介会,让每位教师初步了解课题内涵。组织全体教师学习有关课题的本质内涵、理论依据、实施环节、特征与条件、相关的教学策略及课堂教学模式等,让每一位教师都比较全面地了解该课题,明确成果推广的具体目标。 3.举办课题成果进课堂活动 这个活动有两个层次,首先是课题组成员通过课堂活动展示课题成果,并且通过评课、议课活动完善提升成果。第二个层次是每位教师学习践行成果后的汇报课。 4.召开经验交流会 在课题推广过程中定期召开课题成果推广经验交流会,做好经验总结。 现以正在全县推广的“小学语文课外阅读活动的探索与研究”为例,予以说明。 研究成果:构建“课外阅读指导”的教学模式。 1.读物推荐课 教学流程:巧妙导入,明确主题——赏析片段,激发兴趣——推荐读物,拓展延伸 2.读书方法指导课 教学流程:确定阅读篇目——自主阅读——合作交流——释疑点拨 3.读物鉴赏课 教学流程:巧妙导入,揭示主题——课内指导,佳例示范——学法迁移,自主赏读——畅谈心得,拓展延伸 4.交流汇报课 大致流程:出示读书要求——小组合作,交流心得——全班交流,梳理提升——师生小结,拓展延伸 5.课外阅读指导课的基本流程 布置课外阅读任务——指导阅读方法——学生自主阅读——检查阅读情况。 (作者单位:莒南县教育局教科室,山东,临沂 276600)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教育科研的选题方法 选择研究课题,是进行任何一项教育科学研究的起点,是整个科学研究过程中最重要、最困难的工作之一。有人说:“科学论文的题目选得适当,等于完成论文的一半工作。”教育科研题目若选择得当,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也能够取得较好的成果。若是教育科学研究题目选择不好,常常会使研究工作受到障碍,半途而废。所以教育科学研究题目选择得好不好,是关系到教育科学研究的结果,是其成功与失败的关键性问题之一。 一般来说,一项新的、正式的科研课题的确定大多要经过以下几个基本过程:a.提出科研课题;b.对课题进行初步论证;c.将课题具体化;d. 撰写选题报告;e.征求意见,反复修订。 1.选题的策略 (1)从教育实际工作需要中选题 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解决社会实践、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因此,根据社会需要,看清时代的潮流,选择当前社会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作为研究课题,是课题选择的重要策略之一。 (2)从教育文献中选择题目 查阅和评价已有研究文献,是选择课题非常重要,同时也是最常用的方法、策略之一。查阅与评价研究文献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明确哪些问题已经被研究,进展状况如何,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已有研究的完成质量,如果发现已有研究质量不高,这就说明该问题值得研究者做进一步的研究。在查阅文献资料时,应特别注意以下几个问题:注意研究资料中被忽视的“空白点”;注意发现研究结果中相互矛盾的地方;注意发现已有研究在方法学方面存在的问题。 (3)选择教育科学研究题目要注意可行性 研究者要根据自身具备的主观条件和从事研究所具备的各种客观条件来选择研究课题和课题的深度。主观条件指研究者为完成课题所必须具备的科学知识、研究能力和工作经验,以及对有关研究方法的掌握与运用程度。它反映了研究者承担课题的可能性和完成课题的水平。客观条件指完成某课题所必须具备的设备、仪器、工具以及必要的人力、物力、图书资料等。对于任何一位研究者,选题必须与自己的主、客观条件相适应,这样才有可能完成它。 需要指出的是,研究课题按研究深度的高低是分层次的,选题时必须考虑课题的研究深度。按照研究深度,研究课题可分为描述性课题、因果性课题和预测性课题。 ①描述性课题是指对教育现象的真实情况进行具体描述的课题,它主要回答“是什么”、“怎么样”的问题,如教师生活状况调查、学生看电视情况调查等都是描述性的研究课题; ②因果性课题是指揭示两种或两种以上现象之间因果关系的课题,它主要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如寻求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有效途径就属于因果性课题; ③预测性课题是指在弄清了教育现象的现状及其因果联系的基础上,对事物将来的发展趋势和状况进行预测的课题,它主要回答“将来怎样”的问题,如探讨下个世纪中国教育状况,就属于预测课题。 在上述三类课题中,描述性课题是最基本的研究课题,难度小,层次低;因果性课题层次较高,难度较大;而预测性课题则是最高层次的研究课题,难度很大。研究者对课题的层次性、难易性在课题选择过程中应该给予高度重视。 (4)从自己所学的专业、所担任课程范围内选择教育研究题目 专业基础知识是从事教育科学研究的前提条件,选定教育研究题目,只有紧密地结合自己所学专业,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扬长避短,搞好教育科学研究。而有人因临时的兴趣,选择脱离自己专业的研究题目;有人偶然得到其他专业的资料,轻易决定选择脱离自己专业的研究题目,结果不是半途而废就是分析肤浅,白白浪费了时间和精力。 2.目前选题方面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教育科学研究选题方面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题目往往偏大 初做教育科学研究的人,最容易犯的毛病是不考虑各方面研究的条件,选择的研究题目往往偏大,结果不是不能完成任务,就是只能得到一些肤浅的材料,得不到可靠的、经过深入研究与分析的科学结论。 (2)对应用性选题重视不够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研究性的选题中,理论性课题所占比例较大,而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性课题所占比例较小;二是在应用性课题中,忽视了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综合探讨,而是分散、孤立地探讨了一些相互关联的细小问题。这种局面与社会需要相距较远,选题的社会效益和应用价值很小。 (3)研究选题的系统性、连续性、积累性差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许多研究者在选题时不注意查阅研究文献,不了解他人研究结果和有关领域的最新进展,对已有研究成果缺乏深入、正确的分析和评价。二是许多研究者研究方向不明确,选题前后无关联,不能使自己的研究课题把握住问题发展的脉络而层层深入,而是在一些毫不相关的课题上按自己兴趣随意选择。 (4)描述性课题多,因果性课题和预测性课题少 目前在教育科研中,描述学生学习现状、教育教学实际情况方面的课题比较多,对各种变量、因素之间关系的探讨大多停留在相关分析的层次上,而对学生发展规律、影响学生心理活动的内在因素、学生学习成绩的预测等研究少,即缺乏因果性、预测性的研究课题,使教育科研难以发挥其解释与预测功能,妨碍了其研究水平的提高。 (5)研究课题的理论水平低 许多研究课题未能同有关教育理论联系起来,研究问题较表浅,就事论事,缺乏理论深度。因此,目前大量研究未能在有关教育理论方面有所建树;很多研究结果也未能上升到一定理论高度加以分析、概括。 (6)单一性课题多,综合性课题少 目前,研究课题大多从某一学科的某一方面人手,缺少多角度、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科研合作大多局限在同一领域的研究者之间,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之间、同一学科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之间缺少必要的合作,未能对一些较大课题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7)对研究方法、方法学方面的课题重视不够 在目前众多的教育学科研究课题中,有关研究方法、方法学方面的课题极少。由于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教育水平,因而目前国外对方法学的研究十分重视,不少学者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而我们在这方面还比较薄弱。 3.撰写课题论证报告 研究课题基本选定后,研究者一般需要对课题的价值、科学性和可行性进行认真地论证。做好研究课题的论证工作,对撰写好课题申请报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书面形式的课题论证有助于进一步详细阐述研究课题的目的、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具体研究方法、预期成果等,从而使整个研究课题具体化、系统化、完善化。它将作为整个研究工作的行动纲领,对保证课题研究顺利进行起重要指导作用。 (2)进行课题论证,撰写课题论证报告,是争取科研项目立项并取得资助的需要。根据研究者的课题论证报告,学校、基金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研究者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了解研究课题的价值,并以此作为重要的客观依据,决定是否对项目进行资助。 课题论证报告的形式是多样的,如“科研基金申请书”、“资助优秀青年教师基金申请表”等等。对于研究者来讲,课题论证报告又是“研究课题的工作计划”,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题目名称、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材料来源、研究步骤、经费预算等。在此不做更多的介绍。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浅析初中化学教育科研的方法及撰写 摘要: 教育科研在化学教学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通过对比分析相关文献资料,概括出了中学化学教育科研的研究方法及论文的撰写,这对提高化学教师的教育科研素质和水平会有所帮助。 关键词: 初中化学;教育科研;方法 随着中学化学课程改革的推进,“教师即研究者”、“向教育科研要质量”已成为教育界乃至全社会普遍认同的理论和努力追求的目标。因此,在化学教学中掌握教育科研的常用方法已经势在必行。本文中,笔者就如何在化学教学中掌握一些基本的教育科研方法略谈拙见,以供参考。 一、初中化学教育科研的常用方法 化学教育科研方法是指在化学教学中,为达到研究目的而采用的途径、手段和工具的总和。常用的方法有文献法,观察法,实验法,调查法四种。在研究中往往采用起主导作用的某一种方法,又配合运用其它方法。 (一)文献法。文献法是运用文献史料进行研究的方法。它适用于研究以往的化学教学实践和教学理论,通过研究历史资料来认识化学教学的发展规律,吸取历史上化学教学经验的精华,总结教训,探讨化学教材、教学和学习理论的原则和规律,以指导当前的化学教学实践。 文献法的操作有四个步骤:一是文献检索,二是文献收集,三是文献鉴别,四是文献的研究与运用。 在研究过程中应注意:尽可能搜集第一手材料;既要搜集正面材料,又要搜集反面材料;要善于辨证分析史料的价值,选择能反映本质规律的材料。 (二)观察法。观察法是在教育教学处于自然状态下,研究者有目的、有计划地直接观察教学、学习和实验等外部表现,搜集化学教学的感性材料,探求化学教学规律或经验教训的一种方法。 观察的方式有定量观察和定性观察两种。定量观察常通过填写观察量表来进行。设计观察量表最主要的是根据课题需要确定观察项目,再将项目分解成可以观察的目标行为。定性观察只需尽可能详细地对观察对象的表现做原原本本的记录,不追求量的确定。 观察的要求是:观察要有目的、有计划、有重点;观察前要阅读有关的基本理论和经验总结等文献资料;观察者要作实事求是的、全面的、详细的记录;观察后要及时整理观察资料。 (三)实验法。实验法是人们根据研究目的,适当控制或模拟客观现象,排除干扰,突出主要因素,有计划地逐步变化条件,探讨其条件与现象之间因果关系的研究方法。在化学教学研究中,这种方法应用是较多的。一般有实验室实验和现场实验之分。实验室实验较多应用于摸索某些实验的最优方案或化学反应机理等。现场实验一般用来检验不同教学方法,不同教学手段等。 实验法的一般步骤是:首先是提出问题、订立计划;然后进行实验,再从理论上加以探讨验证;最后得出结论、撰写论文。 其基本要求是:实验必须周密设计,系统进行,精确测量,反复进行;广泛参考、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不断学习新理论,采用新方法。 (四)调查法。调查法是通过访问、问卷、座谈、测验等方式,有计划地收集化学教学工作某一方面的资料,并从大量事实中概括出化学教学的某些规律的方法。它常与实验法、观察法配合应用,方法比较简单易行。可以用它去研究范围较广,涉及面较大,时间较长的化学教学现象。 调查的一般步骤为:一确定调查课题,制定调查计划。二搜集材料,这是调查的关键环节。可以综合运用实地考察、开调查会、问卷或测验等调查手段。必要时要设计调查表格,问卷过程中设计的调查表,较好的方法是让学生用“√”或“×”进行选择。三整理材料,将原始材料的可靠性和统一性进行检查并进行统计处理。四撰写调查报告。 在调查过程中要求调查目的明确、选样方法科学、收集手段多样、统计方法合理。 二、化学教育研究论文的撰写 研究论文的撰写是课题研究的最后阶段,直接关系到科研成果的呈现。 其基本组成包括: (一)题目、作者及单位、摘要和关键词。题目要求醒目、新颖、具有科学性。作者及单位需如实填写。关键词是表示全文主要内容信息款目的单词或术语,字数一般控制在3~5个以内。摘要需用最简洁、精练的词语表达出论文研究的问题、方法、意义等,字数一般不超过论文总字数的5%。 (二)绪论绪论要求简明扼要,有吸引力。主要用以说明研究课题的背景,意义及方法。 (三)本论。本论是全文的精髓,占论文的绝大部分篇幅。要求论述充分,论证有力,重点突出,层次分明,布局合理。要说明研究的过程、方法、样本和所使用的测量方法。用调查法或实验法研究的课题,要列出和研究密切有关的数据、表格和图表等等。 (四)结论。主要论述研究结论,特别说明有创见的论点。 (五)参考文献。一般论文习惯于把参考文献列在最后,有时把引用的文句在脚注中表明出处。参考文献的著录有相应的国家标准,一般格式如下。 图书著作:主要作者.书名.版次(初版不写).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始页码。 期刊杂志:作者.刊名,卷或年(期).起始页码。 报纸文献:作者.论文题目.报纸名,年.月.日.(版次). 网络文献:网址.题名,下载年.月.日。 化学教育科研不是某些人的专利,不是深不可测、高不可攀的玄虚过程。做好化学教育科研不仅有利于化学教育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更有利于化学教师专业的成长。因此,作为新世纪的化学教师应当将化学教育科研作为一项迫切的、长期的、重要的、艰巨的任务,认真学习,不断掌握、探索化学教育科研的过程和方法,全面提升自己的化学教育科研能力。
美术毕业论文:美术专业毕业生本我鉴定 四年的大学生活,使我在学习能力和处事能力上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自我约束能力也明显的增强,并且对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都有了更深的认识。我的为人之道是以诚待人,待事、坚持信念行动创造价值、自我创新。 我坚信在富有热情与活力的生命之夏,我可以找到自己的天地。因为“初生牛犊不怕虎”,所以我可以用巨大的勇气和自信去面对也许远比想象更巨大的挑战。因为挑战所以存在,我相信自己的实力,毕业在即,以下是我对这四年来的一个鉴定。 我是一个外向型的人,性格开朗活泼,待人处事热情大方,生活态度端正向上,思想积极开放,能很快接受新鲜事物。我最大的特点是:热心待人,诚实守信,具有创新和开拓意识,勇于挑战自我。 在思想上,本人品质优良,思想进步,坚持诚实、守信、礼貌、谦虚的做人原则。我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严格要求自己,并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我尊敬老师,热爱母校,无论是对老师还是对学校我都怀有深厚的感情。我团结同学,关心集体、关心同学、乐于助人,曾多次捐款帮助贫困学生。我积极参加从班到系、院的各种集体活动,并为集体出谋献策。时刻关心同学,与大家关系融洽。 在学习上,我从踏入学校大门的那天起,就在良师的精心指导,自己的奋力拼搏,和同学的友好帮忙下,逐渐成为了一个能适应社会要求的大学生,并为做一个知识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校期间学习了中外美术史、美术概论、美术技法理论、现代教育学、心理学、美术教学理论与方法、现代教育技术、教师职业基本技能,以及美术基本技能的应用等知识。通过计算机一级以及普通话二乙的考试,并通过院英语四级,能熟练运用办公自动化及教学多媒体。我对自己的专业无比地热爱,我十分热爱美术,热爱油画,可以说美术油画是我的特长也是我的爱好。为此我付出很多,但是与此同时我也得到了许多快乐。学习油画需要付出百倍的努力才能学好它,有所成就更是不容易,而且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学习。我不但学习打好美术专业所应有的牢固的基础、油画的专业知识,而且努力学习理论知识,学习提高自己的鉴赏水平,让自己学习油画上升到一个比较高的层次。我经常在学习创作中体会到那种胸有成竹、品味自然、感悟人生…… 此外,本人还认真上好体育课,每堂体育课都能按照老师的要求完成锻炼的任务,体育达标。我积极参加班上、系里以及学校组织的各种文体活动,羽毛球赛、排球赛等我都能上去表现一下,不但锻炼了身体还能为集体争光。课余时间我积极参加各种体育锻炼,乒乓球、跳绳等等,这些不但可以锻炼身体,而且还能给我带来许多快乐。在锻炼中我还能体会到拼搏的精神和某种人生的哲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有健康的体魄,也有健康的人生和心理,因为我乐观向上,永远向前。 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交往和各方面知识的运用能力,我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四年中,我加入了青年志愿者、参加了学校党校培训,这些经历,不仅增强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自理自立的能力,还提高了我与别人合作与交往的能力。 在即将走向工作岗位前夕,我的心情十分激动、兴奋,因为我知道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所从事的工作是天底下最光辉的事业。而且我知道作为党培养出来的人民教师,必须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在思想上我早就做好了作为一个人民教师的准备,我很想走向讲台,用自己的热情、知识培养祖国的新一代。当然我也知道教师是辛苦、清苦的,不过我不怕,我也做好了一切思想的准备!我会努力的工作,而且一定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反复钻研,认真学习,多与学生沟通,为学生考虑,为学生服务。 美术毕业论文:舞台美术专业毕业设计分析 一、2012级舞美专业毕业设计的思考与创新 传统舞美院校毕业生作品展出形式都是以舞台模型和舞台效果图为主,展示他们对戏剧舞台空间的处理和设计理念,以及解读剧本等方面的能力。而四川艺术职业学院舞美专业培养的是具有舞台制作能力和表现能力的技能型人才,舞台模型展示并不能充分体现同学们在本专业所学到的技能,如:舞台影视场景的制作方法,舞台绘景的各种表现形式,道具的设计和制作工艺等,以及同学们在舞台工作中协作能力的展示,是无法通过一个舞台模型设计、剧目方案等形式来呈现和了解的。他们需要某种新颖的、独特的毕业创作作品和展览方式来展示同学们在舞台视觉上的表现力和高超的制作、加工技能。这样也才能吸引用人单位通过作品来了解同学们的创作过程,体会作品的制作工艺。2012级舞美专业的毕业创作就是基于这样的前提条件开始创新之路。通过实际的调研和教学的调整,老师和同学们共同拟定出一套全新的创作形式。同学们根据指导教师给出的主题舞台场景的文字描述,设计制作一系列真实的舞台场景空间进行展示。写实性舞台或非写实性舞台场景都按生活中实际大小比例制作场景和道具;场景中的浮雕镂刻、树木花草、残壁断石、桌椅板凳以及人物、服装等都真实的呈现在观者眼前。观者可以进入这个场景空间亲自去感受这个假定性舞台场景空间给他们带来的真实体念。残壁上岁月留下的痕迹,纠缠的古树风韵,山寨断石上的图腾,老檐上残留的雪迹都是可以触摸和真实感觉到。在这一场景设计制作过程中,能充分体现出同学们在场景、道具制作和舞台绘景中,还原真实效果的制作功底和表现手法。这是其它院校在舞台美术专业毕业设计创作中从未做过的一次新的尝试与探索。这一创新性方案的实施既能体现职业学院舞美专业在技能型人才培养上的优势,又能让学生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运用多学科的知识与技能,分析并解决舞台场景制作工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使理论认识得以深化、知识领域得以扩展、专业技能得以延伸;在综合素质方面也能培养学生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和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通过对舞台搭建的工作流程的了解,体会到各部门在工作中相互配合的重要性。对四川艺术职业学院2012级舞美专业的学生来说,毕业创作呈现方式的改变和创新,是此次毕业创作成功的关键,也为附属舞美院校的舞美专业在技能型人才培养教学改革中提供一种思路。 二、2012级舞美专业毕业作品的形式与分析 根据毕业设计方案创新形式的构想,学生利用戏剧系舞美专业教室二楼的过道和平台,把它规划成为4个主题舞台场景展示区,每个主题舞台场景制作面积控制在4mX5mX3m共20平方的空间范围里,根据《战国宫殿》《老茶馆》《羌寨》《野人谷》四个主题的文字描述,分别创意设计制作一个主题舞台场景。每一个场景设计都要求把主题内容贯穿到整个舞台场景空间的设计中,场景中的视觉符号、道具,氛围渲染都将围绕这个主题进行塑造和制作,人物服装和造型也都是根据主题舞台场景需要来进行创作设计,再把他们置入到展厅中和主题舞台场景相互映衬。这种通过对假定性主题舞台场景的逼真再现,将给观众制造出一副幻觉般的舞台场景效果。在主题舞台场景设计中学生不是把文字描述简单直译的呈现,而是经过思考体会文字里的意境,再把文字形象转化为直观、可视的物质形象。例如,在四川《老茶馆》的场景描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座茶馆、摆龙门阵、谈生意、耍朋友、偶尔还混进几个画画的,仿佛一切事情在这里都能搞定。喝茶已成为当地人民的一种生活,一种文化、一种休闲方式。这里承载作太多太多的回忆,处处都留下斑驳的痕迹和无法褪去的印记。但它任然延续着,述说着时间留给它的故事,一代代的演绎着、传承着;在茶馆里,依然是那破旧的竹椅条凳,残疾的茶碗、硕大的炉灶上锈迹斑斑任然铮亮的水壶,墙上褪了色的几句口号极为显眼;不同的乡音,熟悉的面孔,任然穿着褪了色的军绿色布衣的老人。这就是一个老茶馆给我留下的印象”。这段场景的描述,形象、生动的文字中几乎包含了舞台场景画面的一切要素。经过剖析和理解文字中潜在的视觉符号,再通过对材料的巧妙的选择、加工、组合最终呈现出文字内在情感与意境。在毕业作品主题舞台场景的设计创作中,要求每个场景在设计制作中主题符号要明确,视觉表现力要强,制作工艺要到位,场景布置要合理,表面机理处理要得当,色彩艺术感染力要强,人物服装造型与场景要吻合,舞台灯光运用到位。能逼真再现主题环境的地域特征、时间特征和历史特征。在场景中还涉及不少的道具制作,例如,在《三国宫殿》中的青铜器和摆件的制作就要求学生在形象塑造、表面处理,图腾装饰等细节刻画上下功夫,要充分体现青铜器在当时的年代特征又要体现青铜器的精美的制作工艺。(图2、3)这四个实景的设计制作不但强化了学生平时在平面归纳、意象归纳、写实性归纳的训练中所学到的知识,还要运用平时掌握的多种舞台的造型表现技法和道具制作工艺,才能完成整个场景的造型。再运用多种的绘景语言,调动起色彩和形象的情感元素,采用对比、夸张、归纳等的表现手段,在主题舞台场景画面中表达出具有某种情感因素的特定意景和调子。从而启发他们对主题舞台场景历史特征的想象力,最后通过场景素材的收集、提炼,并按照形式美的视觉效果进行编排和组合场景素材。主题舞台场景的设计创作不但让学生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运用所学的知识与技能,这种类型的创作还能培养学生对不同舞台场景材料的运用与表达,从搜集素材和材料运用里获得灵感,进而提升为有创意思维的能力。 三、在毕业创作中如何运用创新实现教学与实践相结合 舞美专业的实践教学课程大都只是停留在观摩和学习阶段。极少的演出实践机会也只能是打打下手或是搬运道具等杂事,根本无法参与到戏剧舞台创作和制作过程中,对舞台的实际工作流程和技术难题根本无法了解。没能起到实践教学的目的。主题舞台场景的设计,不但是学生创作毕业作品的过程,也是一次真正的参与到舞台实景制作的实践教学过程。 (一)项目运作模式在实践教学中的运用 我们都知道舞台美术具有极强的综合性。它需要靠各部门的相互配合,相互协作共同来完成,各个因素之间既有分工,又相互关联,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艺术整体,大型作品的创作都是需要集体的智慧和相互配合方能完成。2012级舞台美术专业的毕业创作就是一次集体创作的过程,只有发挥出每一为同学自身的优势,充分调动他们的创作热情,在共同协助和配合下才能完成。因此在毕业创作设计中,34名学生按8-9人一组分成四个小组,每个小组完成一个主题舞台场景的设计和制作。各小组组长和工程监理由平时成绩和表现优秀的学生担任,管理和安排各自小组的工作进度和制作效果,锻炼他们的管理和组织能力,起到监督和协调各成员顺利完成创作的作用。最后再由各组组长选定各自小组的其余成员,组成一个能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又能吃苦的创作团队。为了保障各小组成员在毕业设计和场景制作过程中能按时按质顺利完成,还按项目管理流程制定规章制度和奖惩措施,完全按市场项目来运作实施。每位同学都要承担一部分场景的设计制作任务,并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通过项目管理模式在教学中的运用让每一位同学们都清楚,他与各个小组成员间的配合和纪律性将直接影响各自小组的工作进度和质量,强化了同学们对时间、集体的观念意识,让学生逐渐树立起正确的工程观点、生产观点、经济观点和全局观点。 (二)创作与实践的结合 舞台美术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道具、景的绘制方法与制作技巧只有通过实际操作才能掌握和不断地提升。过去在创作中不仅缺乏理论,也缺乏实际操作的体验,尤其是毕业年级的创作,没能很好的展示出他们在本专业上所学到的专业技术和综合能力的目的。四川艺术职业学院2012级舞美专业的毕业创作设计与以往的毕业设计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同学们要根据开题内容和要求,设计制作出一个真实的舞台场景,场景中的一切物体都是按照原大来制作,不但场面巨大,制作难度高,而且工作量大,知识领域涵盖较广,对于未曾参加工作的学生来说参于实景的设计和搭建,将会有很多实际问题等待他们去发现和解决。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创作方式使同学们真正体会到在实际工作的状态,逐渐建立起一整套较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这也是此次毕业实景创作的重要目的。1.前期准备在此次实景创作过程中,首先安排同学们制定主题舞台场景的实施计划,对实施计划的可行性进行反复调研和论证,提出在制作过程中的各类技术和管理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最终根据各小组的制作计划,确定制作规模、制作周期和制作经费。通过此项训练,使学生了解舞台制作的工作流程,让学生逐渐建立起计划、分析和预算的慨念。接下来,在实景创作过程中我们要求学生在设计主题舞台场景空间造型时,把主要精力放在方案实施的前期设计工作上。因为是实景制作,所以要对场地进行实地测量计算后,绘制准确的平面图、场景制作图和道具制作图,在场景空间的处理上要求学生把空间看作是一种造型,强调主题舞台场景的内部空间,和外部的虚拟空间的呈现方式,再根据不同主题场景中的空间限定物的组合构成产生不同的视觉感知,形成不同的视觉效果。最后通过场景效果图、氛围图、和场景分解图的绘制来分析和布局设计方案的风格、功能乃至制作造价等方面提出实施和解决办法。这就需要同学们认真完成每一步的设计工作,避免今后在制作过程中造成不必要的麻烦。2.材料准备舞台场景制作涉及的材料就极为广泛,可以是各种天然材料或人工合成材料,也可以是廉价的或随手可得的废旧物。因此对材料的关注、筛选、加工和运用是学生平时的基础练习。在这次的毕业创作中,要求学生对实景制作所需材料(包括结构材料、连接材料、塑形材料和表面材料等四类材料)进行采购和准备。布景制作中所需的木料、层板、细木工板、胶合板、铁钉、乳白胶、聚乙烯泡沫,毛边纸、硅胶、喷绘、PVC、豆包布、铁网、玻璃钢等材料,那些是用于布景薄壁制作,那些是用来制作平台,那些又是用于连接和塑形的材料,每样材料的性能和特质等因数都需要根据场景来采购和选用。学生对材料的感知和认识也得到实际的运用。3.艺术造型因为是实景制作,场景中的砖墙岩壁炉灶和道具等都需要达到一定的真实性,需要进行艺术造型,要使用大量泡沫、胶合板、立德粉等造型材料,同学们要根据场景形象的特点选用不同材料来塑造,比如做残破的墙面、土坡或山壁洞窟等不规则形象,就要使用泡沫或铁网来塑形,不但价格便宜也易于形象塑造的把握,如果是比较规则的形象,如门、窗角线和宫廷中的花边等,同学们就知道使用胶合板等质地较硬的材料,这类材料棱角分明,较适合规则形象的质感要求。同时,我们也让学生在艺术造型中运用材料的象征和联想,借助各种表现手段,寻求无意识的偶然的视觉效果与情趣。例如《茶馆》中破旧墙体裸露的竹编,学生就运用卡纸进行编制处理,随意堆砌的木料让《羌寨》有了生活的趣味。而这种材料的联想与象征会激发观众的某种情绪联想,产生的特殊审美效应,使我们的作品产生很强的感染力。艺术造型作为舞台场景塑造的重要手段之一,是这次毕业创作课程改革中的新型产物,它与其它各学科课程领域有着本质区别,它是一种以学生的造型基础和空间思维为核心的实践性探索,是专业基础学科与知识类综合课程的一种补充。 作者:钟海旸 孙奇 美术毕业论文:谈美术毕业论文的创作教导 当前的美术教育已成为普及教育,学科的培养目标和界定也日趋标准化。量化的教学标准与美术的人文特点之间的矛盾,如“前沿、前瞻”等科研标准成为美术研究的“主导思想”,使得教师和学生都无所适从,这是当前毕业论文选题和完成情况中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具体到学生论文选题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我们应该更认真切实地寻找原因和改进办法。选题过大、没有观点这些问题是必然会出现的,缺乏写作经验、理论与语文基础差是根本原因。根据笔者的经验,基本的写作与书面语言表达问题是当前毕业论文写作面临的相当现实的问题,而没有创新,缺乏对实际问题研究等问题则更多的是前文所述的当前某些不恰当的美术论文指导思想,盲目地以理工学科的要求与模式为标准,不理解或忽视人文艺术学科的本质意义与学科特点,更不顾学生与教学的实际情况而导致的伪问题。当前论文选题与写作问题应该怎样应对? 笔者认为始终要把学生作为论文与创作教学的主体,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制订安排具体的教学指导内容才是最重要的教学指导原则。例如在学生选题之前,应先安排、组织学生与指导教师的双向选择,参与毕业指导的教师应为学生所熟悉。这一环节很有必要,这样安排首先体现了对学生意愿的尊重,学生在情感和主观意愿上对指导教师的认同与接受将会有利于此后的教学指导工作。所指导的学生确定后,教师应约谈所有要辅导的学生,逐一听取他们的创作和论文选题意向,然后结合学生平时作业的水平及其提供的创作、论文素材为其拟定出可供选择的论文题目与创作方向。这样安排正是考虑到学生普遍缺乏论文写作经验和缺乏客观全面的专业认识,而教师相对丰富的论文写作经验和较为全面客观的判断可以有效避免学生自拟题目出现选题过大、宽泛等问题。另外,美术学专业要根据实际情况明确论文与创作的关系:该专业四年的课程里绘画实践类课程占绝大部分,理论课程则以美术史为主,相对比例较少,因此,毕业总结阶段必定是以绘画创作为主。论文选题的指导思想应该是巩固、提高学过的美术史及其他美术理论知识,或围绕创作的主题、形式风格和技法特点做出理论与历史的阐释、溯源和分析总结。至于对本科论文的要求则更应该适合学生与教学的实际水平,观点与主题的“创新与前瞻”只能作为一种期望而不能作为指标;“对实际问题的研究”则首先要明确什么是美术学科的实际问题,美术所属的人文艺术学科的本质是对文明、文化、传统的传承、研究与发展,不可能像理、工、农、医等自然社会学科那样去研究解决科技、经济与社会的实际问题。 对于本科阶段的美术学理论研究与论文写作,学生能够在具备较熟练的美术技能和基本的创作能力的同时,较为深入认真地研读美术史和与绘画实践相关的技法理论,了解与美术相关的学科与社会知识,具备较为扎实的汉语基础、基本的文献资料检索能力、论文写作知识,并能够借助工具查阅翻译英文文献,这就是很理想的状态了。而学生的普遍状况是:从平时的理论课作业与其他文字类作业甚至以往相当数量的毕业论文看,大量的语法错误,错别字甚至标点符号的使用都成为了最大的问题;美术史知识和理论常识比较欠缺,这些在以往的论文写作到答辩均有体现;对论文写作的方法与格式生疏,很多文章的基本结构和格式混乱,读起来不知所云。这种状况可能与部分学生和教师的态度有关,但近年来本科生的基本素质整体下降却是不争的事实。在这样的实际情况下再要求学生在论文中“创新与前瞻”不仅是空话,而且简直就是荒诞了。因此,在努力搞好平时教学水平的基础上,正确认识学校美术学科的特点,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制订切实可行的论文与创作的基本标准,认真了解每个学生的特点,灵活地安排论文与创作的侧重,这样才能使整个毕业论文写作与创作课程有一个良好的开端。论文与创作的选题通过开题报告会集体商讨确定后,就进入论文提纲的确定、初稿写作、创作草图与构图调整阶段。这一阶段有创作采风或专业考察的课程安排。由于教学大纲在三年级第二学期已安排有艺术考察课,因此很多教师和学生不理解这次采风与考察的区别与意义,这一教学环节实际上要么简单重复上一次的内容,要么就被改为集中创作辅导。但是,就大多学校与学生的实际情况来说,这一教学安排很有必要,其关键在于教师要认清教学与学生的欠缺与需要。我国大部分中小城市,甚至很多大城市都普遍缺乏高水平公共美术收藏展示场馆与文化艺术活动,这对学生学习美术是非常不利的。现实情况是学生四年来没有见过有一定水平的专业展览,更不要提优秀的古今中外原作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创作和论文更像是空中楼阁、雾里看花。三年级的艺术考察一般是了解地域、民族和传统遗存的文化艺术,而本次考察则更具专业性与针对性,目的就是通过观摩高水平美术展馆与作品、访问知名美术院校与艺术家工作室以开阔眼界、丰富直接体验,为完成毕业创作与毕业论文做经验准备。考察之后就是时间最长的课程主体阶段:论文的撰写修改和创作的绘制完成。这一阶段能否顺利,除了与学生的积极自觉性有关系外,就是教师恰当的指导心态与方式了。教师的不恰当方式主要是要么放任不管,要么强加自己的观点给学生。 笔者认为,后一种方式某种程度上更具危害性。因为放任不管虽说多是教师偷懒不负责任,但对于有基础、能自觉的学生来说也未必会有多大影响,反而是管得太紧太细可能会限制学生能力与意愿的发挥,但这两种方式都可能会造成学生被动应付,敷衍了事。恰当的方式就是坚持以学生为主,尊重学生意愿,在提建议和评论之前充分了解学生的想法与状态,多一些点拨和引导,少一点命令与指挥。心态决定方式,客观包容的心态对教师指导与评价学生的创作很重要。如有人认为“缺乏精神力度已成为近年来毕业创作中一个突出问题,表现的人物情绪总是异常的冷漠茫然,甚至趋向某种变态或病态的心理显现。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朝气,缺乏自尊、自信、自强精神的学生能够创作出优秀的毕业作品”。这样的评论体现的正是某些教师不能客观包容的心态。作品情绪的冷漠茫然,变态病态与缺乏自尊、自信、自强精神并没有必然联系,学校早已不是象牙塔,社会中的现实和时尚风潮肯定会对学生产生影响。能真实深刻地表现与反映冷漠茫然和变态、病态其实正是自尊、自信的体现,否则即使是满眼的和谐美满也只不过是假大空的自欺欺人。教师不能一味地要求学生阳光灿烂,在艺术表现的方式与取向上应给予学生充分的自由。毕业创作与论文的最后阶段是毕业创作汇报展览和论文的毕业答辩。有人质疑这一环节走过场、流于形式,这只能归因于学校的组织审查方法和教师的理论水平与责任心。教师的学术素养与理论水平如果不高,不能敏锐地发现问题,准确精练地提出问题,客观地总结评判,教师间不能互相补充、良性辨析,毕业答辩必定会失去意义,学校对学生的答辩结果和教师的评判水平有相应的考评奖惩措施,可以从制度上为有效地完成这项教学工作提供保障。 作者:郭侈 美术毕业论文:工艺美术毕业生就业工作探析 毕业生就业工作是高校改革和发展的大事,学院一直秉承“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精神,坚持“对学生负责、对家长负责、对社会负责,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原则,认真开展各项服务和指导工作。 一、工作机制健全 1、领导高度重视,实施“一把手工程”领导高度重视毕业生就业工作,实施“一把手工程”,对毕业生就业工作由党政一把手负总责,成立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并将毕业生就业工作列入院部工作重点,在每年度工作要点中提出就业工作计划与设想,党政领导定期听取就业工作部门和系部的就业工作汇报,在专题会议上讨论研究就业工作,大力推进该工作。 2、工作制度健全,考评机制完善在将毕业生就业工作纳入学院整体发展规划的同时,建立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毕业生就业工作制度。制定了《毕业生就业工作管理细则》、《毕业生就业工作流程》、《毕业生就业工作评价指标体系》、《关于部分专业实施“双证融通”试点方案》、《毕业生就业工作导师制实施意见》、《毕业生就业工作奖惩措施》等一系列优化毕业生就业工作的规定和制度。 3、组织机构完善,职责明确在成立院级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的同时,各系均成立了相应的系级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院系两级就业工作网络,明确了相应的工作职责,统筹安排全院毕业生就业工作。 二、工作开展有序 1、就业管理规范首先,学院正确执行国家和省关于毕业生的就业方针、政策,严格遵守毕业生就业工作程序,及时保质保量完成任务。其次,注重就业队伍建设,加大培训力度。为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和能力,学院多次组织就业工作人员参加省级以上主管部门组织的各类培训。 2、就业指导服务周全优质首先,就业指导课程设置合理,内容丰富,教学形式多样,就业指导课被列入教学计划,列为学生在校期间的必修课。其次,注重职业生涯规划和创业教育,开展多种形式的就业观和创业教育,成效显著。 3、拓宽就业市场,促进学生就业首先,校园专场招聘建设成果喜人。学院联合省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江苏职教集团举办百校联动特色专场“江苏省高职艺术类暨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公益供需洽谈会”,近年来每届一百余家单位进场,每场提供近2600个就业岗位。其次,抓住网络市场建设的契机,做到信息畅通。学院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和各系通过建立用人单位信息资源库等形式千方百计搜集就业岗位信息,并通过学院就业网站,设立专门的就业信息专栏以及微信、微博、QQ群等方式及时向学生就业信息。 4、重视创业孵化,以创业促就业学院成立大学生创意创业中心,搭建学生创业实战平台,分为学生创业工坊区,工程中心精品展销区,户外平台等功能区划,其中学生创业工坊区是六系学生创业实体店,本着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理念,27个学生创业团队以学院工作室为载体,自主设计、创作了系列作品,以“展销一体,动静结合”、实体店和网店相结合的营销方式运营。 三、工作成效显著 全院上下思想高度统一,各个部门密切配合,按照“思想观念到位、教育引导到位、信息服务到位、保障措施到位、评比考核到位、工作机制到位”的要求具体落实,逐步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1、毕业生就业情况喜人近年来学院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保持在92%左右,年终就业率保持在99%左右。 2、大学生创业教育卓有成效学院一贯重视对学生开展创业教育,坚持以创业带动就业,采用“全程跟进式”创业教育模式,形成学院自身特色。近两年来毕业生自主创业案例达到150多人,其中一些团队以其专业的设计水平和独到的品牌策略,在苏州以及整个长三角地区设计界占有一席之地,并在各项国际、国内赛事中斩露头角。 3、做好毕业生跟踪调查与总结为了更好地服务学院的教学中心工作,促进学院教学教改工作,学院建立了毕业生跟踪调查、就业市场调查以及用人单位满意度调查制度。跟踪调查结果显示,我院毕业生以知识结构新、动手能力强,能较快地适应工作岗位,并且有较强的社会工作能力、创新能力和团队意识倍受用人单位好评。 4、建立了校内和校外就业导师相结合的“就业导师制”一方面,以校内专业教师为主体,建立校内就业导师团,在专业教师的带领下有效地整合社会资源,通过项目教学,以真实的项目、真实的生产环境为载体,实现专业设置与行业产业相对接,对学生就业提供强有力的指导和服务,全面提升学生的就业能力。另一方面,利用与很多企业建立的长期联系,聘请企业成功人士、行业知名人士以及成功创业的优秀毕业生作为校外就业导师团,帮助学生了解行业、企业人才需求的前沿信息,接受学生的相关咨询,实现人才培养规格与业界需求对接。 四、创新工作机制和内容 高职院校就业指导工作是以提高毕业生就业竞争力为目标的综合素质的教育和指导,从而不断适应高职教育职业化的要求和毕业生就业社会化的要求。因此学院在工作管理和制度建设等方面不断探索新思路、新方法,尝试新内容,寻求新的发展和突破。 1、校企联姻形成保障机制,搭建学生就业新平台近年来,学院依托理事会,在校企合作体制机制下为毕业生谋求更多就业机会。通过“理事会”,学院与128家企业紧密合作,共建产学研机构15个,共建校地合作项目326个,与行业协会共建“工艺美术传承创新实验区”,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理事会成员单位为学生准就业提供了大量实习岗位,先后接受学院毕业生就业755人次。 2、完善灵活动态的“专业方向”调整机制,满足学生就业新需求学院面向地域文化创意产业的十大重点产业门类,主动寻求对接适应产业的转型与升级需求,不断追踪产业的人才需求变化,不断调整专业的结构与内涵,依靠理事会六个委员会和六个校企合作中心信息与联动优势,实施“大专业平台、小专业方向”的改革方略,进行“随行就方向”的动态调整,突破专业设置与行业调整的滞后期瓶颈。在调整建设专业与专业格局的进程中,学院立足前沿、研判大势,储备资源、提前估量,在专业与专业方向的筹建过程中,采取转、并、调、增的方式,平衡长期与短期、增量与存量、试验与扩展的关系,使专业的建设与设置稳中求进,匀速增长,专业的结构呈现与产业群的有机链接。灵活的“专业方向”调整机制满足了学生就业的需求,提高了学生就业的质量。 3、创新“工作室制”人才培养模式,拓宽学生就业新途径学院紧跟江苏文化创意产业转型升级发展要求,主动适应区域、行业和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的需求,以培养高素质技能型艺术设计人才为目标,充分发挥文化创意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根据专业的人才规格与工作流程,不断丰富“工作室制”的内涵。各工作室实施项目化教学,使专业教学与实际项目相结合,把教学、生产、研发融为一体,突出职业性和开放性,使学生获得专业技能、职业素养和创意、创业能力。工作室以真实的项目、真实的生产环境和公司化的运作模式成为学院学生就业、创业教育的重要载体。 4、推行“双证融通”制度,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学院逐步将“双证书”制度引入校园。学院现已建设成为江苏省广告设计师、陈列展览设计师、摄影师、室内装饰设计师等职业资格鉴定基地,学生可以结合专业发展参加系统培训,获得相关职业资格证书。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的“双证融通”为学生未来的就业创业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总之,毕业生就业工作是高校当下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我们将坚持领导重视、措施得力,发扬务实的工作作风,树立为毕业生服务的思想,把就业工作抓紧、抓细、抓实、抓好,巩固毕业生充分就业的佳绩,在以往的工作基础上,力争将毕业生就业工作再上新台阶。 作者:蔡吉娴 单位: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美术毕业论文:美术师范生毕业生就业论文 一、赣州市高校美术师范类毕业生突出存在的就业心理问题 (一)自我认知——自我认知不清,存依附心理“你认为你的竞争优势在于?”29%的学生选择不清楚,28%的学生选择社会关系,19%的学生选择专业能力,24%的学生选择工作能力。此项结果显示部分学生对自己认知不清,茫然地混日子,抱着“到时再说”“车到山前必有路”的消极心理。另有不少学生有很重的依附心理,不把立足点放在自身努力上,不注重自身素质的培养与提高,而把希望寄于托关系走后门上面。 (二)就业意识——就业意识不强,缺乏就业危机感“你是否经常上学校的招生就业网,了解最新招聘信息?”43%的选择偶尔,42%的学生选择没有上过,11%的学生选择根本不知道,5%的学生选择经常。“你是否会参加在学校举办的大型、专场招聘会?”61%的学生选择看情况,22%的学生选择会,17%的学生选择不会。高校就业网站是高校就业指导服务、就业信息、毕业生职业生涯规划及用人单位招聘信息等毕业生就业工作实现的重要平台,但是在上面两项调查中,我们却发现只有少数的学生经常关注学校的就业网站和就业信息,而大部分毕业生却对这一重要信息资源视而不见,这说明当下的美术师范生就业意识不强,缺乏就业危机感。 二、解决美术师范生就业心理问题的途径 (一)制定合理的大学职业规划大学职业规划的有无,直接影响到大学生大学期间的学习生活质量,更直接影响到求职就业。这就要求大学生在四年的学习中,对自己的兴趣、爱好、能力、特点进行综合分析与权衡,根据自己的职业倾向,确定最佳的职业奋斗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行之有效的安排。 (二)树立轻薪酬重提高能力的就业观美术师范毕业生在求职时应对薪酬有理性的预期,不要期望过高,影响正常就业。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说,应该认识到提高自身能力才是最重要的,应更多地考虑选择能学到知识、锻炼能力的就业岗位,不要过分看重薪酬,同时也要明白随着自身实际工作能力和绩效的提高,薪酬自然会达到合理的预期。 (三)树立“先生存后发展”的就业观应届的大学毕业生因社会和工作经验不足,不可能一下子就找到适合自己的就业岗位。因此,必须打破一步到位、从一而终的旧的择业观,要树立不断进取的职业流动观念,毕业后不必急于在短时间内找一个固定的“铁饭碗”,不妨降低起点,只要条件基本认可的用人单位接纳,就先找一个暂时工作,实现就业,走进社会。这样既缓解了家庭的经济压力,又可以在流动中发现机会、抓住机会、把握机会、求得发展。 (四)树立到基层到边远地区的就业观近年来,东南沿海城市及发达地区的大中城市所需普通人才已渐趋饱和,而基层、边远地区、贫困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对人才的需求比较大。对毕业生而言,如果只是想留在城市、发达地区就业,那么就业的路子会越走越窄,只有不怕吃苦,勇于到基层、边远地区、农村贫困地区,才更可能多的寻求到理想的就业。 (五)加强自身综合素质的提升美术师范生能不能顺利就业,不能只归咎于外部因素,更不能依附托关系走后门,而更多的应该从自身做起,加强自身的综合素质。美术师范生应改变重专业轻实践的观念,多参加实践活动提高自身综合能力,例如学校举办的素质拓展活动、各种级别展览、社会实践等。此外,美术师范生如果想在不见硝烟的就业大市场上成功“销售自己”,除了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过硬的专业技能之外,还要有良好的表达沟通能力,接收、处理就业信息的能力,及求职技巧,思想品德,人际关系资源等综合素质,事实证明这些专业外因素对美术师范生求职择业的影响越来越大。 (六)加强完善院系的就业指导目前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大都由学校就业指导部门负责,但美术专业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就要求美术院系成立自己的就业指导办公室,根据自己专业特点,针对性的进行实际有效的就业指导,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如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全面收集就业信息,为美术类毕业生就业提供各种就业咨询服务。另外,应将对大学生的就业指导工作贯穿学生大学生活的始终,大学四年应分阶段、有侧重、由低到高、循序渐进地进行就业指导,使美术师范类毕业生了解社会形势和就业情况,关注就业前景,明确就业方向,增强就业意识。通过开设专门的就业指导课,从而实现高校、美术类毕业生和人才市场相互贯通,实现网上信息资源共享,更好地为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服务,并使学生的各方面能力在其中得到提高,这些将对促进美术人才就业有着较为深远的意义。 作者:王红丰郭春宁单位: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美术毕业论文:学前教育专业美术毕业设计探索 一、课程结构特点 学前教育专业美术课程内容设置有以绘画基础为着眼点的素描、色彩和简笔画培训,以美工技巧为学科应用的综合材料和手工制作,以美学素养和现代教学能力为教学目标的油画、国画和电脑美术等,全面培养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对美术学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二、毕业设计现状与问题 其一,美术技能展示形式单一化。美术毕业设计内容与形式的呈现较为单一化,没有多维度展示本专业学生的能力。因为美术毕业设计的评价标准偏向于学生对视觉审美规律的掌握程度,所以学生较少进行美术知识如何在幼儿教学层面转化的实践探索,忽略了对教育学和心理学等知识的跨学科应用,未能体现学前教育专业的特点。其二,活动组织能力不足。毕业设计展示仅呈现学生的美术学识远远不够,也应注重彰显学生的组织能力。幼儿园教学不仅包含课堂教育部分,还涉及室内外环境创设、游戏、文艺表演、校内外展览等组织活动。这就要求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具备对色彩、造型与空间关系的协调能力、人员工作的分配能力和活动现场的驾驭能力。其三,学业任务与毕业创作衔接不充分。学前教育专业学业任务中安排了半年的幼儿教学实习,通常未考虑其与毕业设计实践充分衔接。这导致一方面学生没有将毕业设计中的创作方法和思路进行幼儿教学转换,理论与实践未能及时得到相互修正;另一方面,学生因工作压力而无暇顾及创作探索,被迫中断相应研究。其四,交流氛围不浓。毕业设计作品是学生在校期间学习的美术技能和知识的结果,而最终验收者只有少数几位评委教师,验收场地也仅限于答辩教室等封闭性室内空间,交流氛围偏弱,不能促进全校师生的交流、学生就业或展开现代幼儿美育的学术讨论。其五,就业应用延续性弱。因幼儿的身心结构特点,有些美术创作形式在幼儿园中无法有效开展。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没有经过将复杂的美术创作方式进行创新改变以适合幼儿年龄结构特征方面的实践,所以难以将学校所学知识予以应用。 三、改革方案 学前教育专业美术毕业设计方案的重心应围绕如何整合四年所学知识,平衡美术与其他学科教学内容,综合制订成套的毕业设计方案。学前教育专业美术毕业设计指导不能完全照搬专业美术院系的毕业设计培养模式,也不能完全脱离实践技能而撰写美术教育研究方面的论文。因此,学生的美术教育理念和方法与美术基本功一样举足轻重,在毕业设计中均应得到体现。学前教育专业毕业设计应结合“套餐”与“自助餐”设置,自主选择个性化创作方式。毕业设计“套餐”,即毕业设计创作+幼儿教学实践+展览组织策划+毕业设计答辩。美术毕业设计创作“自助餐”,即学生在毕业设计创作中可选择平时最擅长的创作门类,如绘画创作(手绘本、油画、水彩、国画、景泰蓝、综合材料或彩铅画等)或设计创作(定格动画和手工装置等);幼儿教学实践要求运用与所选毕业设计门类相对应的创作材料和方法实施于幼儿美术实习教学课堂中,并拍摄现场教学录像,整体展示幼儿美术教学情况;展览组织策划促使学生积极进行视觉展示效果的思考和操作;毕业设计答辩邀请在校专业教师和实习单位的教师一起对该学生的毕业设计与幼儿教学进行提问,进行理论与实践的综合讨论。此套毕业设计改革方案系统地实现了以绘画与手工并置为主体、教学实践为载体、多样化展示为体现、理论总结为补充。学生可在硬性规定下和自主选择范围中,以最适合自己的创作方式进行毕业设计,将四年所学的美术教育知识和创作技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毕业设计增设多层面的考核内容,实现立体化展览效应,使美术类毕业设计形式和内容更具开放性与多元化。 四、结语 学前教育专业的美术毕业设计改革,可大力推进该专业美术课程教学体系的调整,综合展示该专业学生的美术技能和教学能力,并为现代幼儿美育研究进行充分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促进学生整合多元化的跨学科教育学知识结构,为其成为未来合格的幼儿美术教育者提供了前提,有利于更多人接受个性化表达的幼儿美术创作,有助于形成创新的美术教学氛围。 作者:袁菁嶷 单位:重庆文理学院 美术毕业论文:美术教育毕业论文中的实证研究 摘要:四年制大学毕业论文除了考察毕业论文本身的学术水平和质量之外,还要考查学生的能力,考查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综合应用知识的能力。毕业论文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可以有效避免学生论文抄袭现象,同时由于调研的可信性,论文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 关键词:美术教育;论文;实证研究 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美术学论文历来多重视定性研究,较少采用实证研究。直接后果就是学生的大量抄袭,失去了毕业论文的根本作用。同时对实证研究的不重视亦导致教学研究的惰性和停滞不前,毕业论文选题毫无方向等等诸多问题。近三年来美术学专业对毕业论文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其中就包括研究方法的实证性研究。 一、实证研究方法 在教育研究中,实证研究方法主要包括观察法、谈话法、测验法、个案法、实验法。 (1)观察法:研究者直接观察被调研对象的行为,并把观察结果按时间顺序系统地记录下来,这种研究方法叫观察法。 (2)谈话法:是研究者通过与调研对象直接面对面的交谈,获取第一手信息的方法。 (3)测验法:是指通过各种标准化的测量量表对被试者进行测验,以评定和了解被试者想法的方法,包括问卷测试。 (4)个案法:对所研究事物在较长时间里连续进行调查、了解,收集全面的资料,从而研究其发展变化的全过程,这种方法称为个案法(个案研究)。 (5)实验法:研究者在严密控制的环境条件下有目的地给被研究事务对象一定的刺激以引发其某种反应,并加以研究的方法称为实验法。 实证性研究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产生于培根的经验哲学和牛顿、伽利略的自然科学研究。法国哲学家孔多塞(1743-1794)、圣西门(1760-1825)、孔德(1798-1857)倡导将自然科学实证的精神贯彻于社会现象研究之中,他们主张从经验入手,采用程序化、操作化和定量分析的手段,使社会现象的研究达到精细化和准确化的水平。孔德1830到1842年《实证哲学教程》六卷本的出版,揭开了实证主义运动的序幕,在西方哲学史上形成实证主义思潮。实证主义所推崇的基本原则是科学结论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强调知识必须建立在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上,通过经验观察的数据和实验研究的手段来揭示一般结论,并且要求这种结论在同一条件下具有可证性。根据以上原则,实证性研究方法可以概括为通过对研究对象大量的观察、实验和调查,获取客观第一手材料,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按照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NatinalReserarchCountil)关于“科学研究”定义,只有实证研究才属于“科学研究”。实证研究是主流的、科学的、重要的研究方法。而非实证研究最多只能称为“研究”,至于其结论是否科学则还有待于实践检验。 查找80年代――90年代研究论文、著作,可以发现国内高校研究采用最多、最广泛的方法就是定性研究,这大概是怕实证研究的麻烦和急于求成的追求功利的虚荣、浮躁心态,造成的后果是文章抄来抄去,引文出处缺乏规范。这是过去、现在和将来制约学生创新的一个最重要因素。 二、历年美术教育毕业论文研究方法统计(浙江外国语学院为例)见图1示 三、美术教育毕业论文中的实证研究 在历届最初交上来的开题报告中,我们发现学生犯的几大错误: (一)选题过大、宽泛。如“浅析中学美术教育” (二)没有创新如“课堂教学中对学生兴趣培养” (三)没有观点如“中小学美术教育”“对中学美术教育的思考”等等。 (四)缺乏对实际问题研究 (五)缺乏方法论研究知识 针对以上问题,通过交谈改变综述性的选题,要求并指导学生就实习时所感受到的美术教育的实际问题进行选题研究,研究方法要求采用调查问卷、直接访谈的方式进行。定量分析的数据必须采用一手数据,即学生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实验研究得来的数据;研究中的二手数据,如引用各类统计年鉴、公报、报表以及他人论著中的数据时,必须要求被引用者的权威性和可靠性,依据这样的数据得出的研究结论才有可信度。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通知》中指出四年制大学毕业论文除了考察毕业论文本身的学术水平和质量之外,还要考查学生的认识能力,考查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综合应用知识的能力.[1]而毕业论文的质量,一方面反映了学生在校学习的质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一个学校师资的水平,也反映了学校教学管理的水平。美术教育专业的毕业论文考察的是学生对美术教育的认识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如果综述性题目比例偏大,这样的毕业论文的选题就会相对缺乏实际应用价值。 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选题为了达到研究的目的要尽可能采取实证研究的方法。在我校历届美术学专业毕业论文研究中,可以看到实证研究方法在近三年采用的愈来愈普遍。尤其在2005级、2006级毕业论文中,论文研究方法一律要求采用问卷、谈话调研方法,并要求进行数据统计分析。通过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有效避免了学生论文抄袭现象,同时由于调研的可信性,论文研究结果也相应具有了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同时提高了学生的研究能力。 四、结束语 确立好的选题是做好论文的前提,它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引导毕业生工作以后的研究,所以需要指导老师和学生重视起来。因为毕业论文同时也是对教与学四年结果的双向考察,它在一定程度上检验了学生对美术教育专业的认识程度,理解的范围,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而对于教师来说,则是检验指导教师本身对美术教育的研究与理论水平以及学术敏感。采用实证研究指导毕业论文有利于形成一套相对科学、系统、规范化的毕业论文指导方法,形成相对稳定的与社会实际密切结合的毕业论文选题方向。另外通过严谨、科学的论文指导,学生将学会发现问题、研究问题的方法,以及严谨、正确的写作方法,对其将来步入工作岗位具有实际意义。 美术毕业论文:高校美术类毕业生的职业心理探析及职业教育对策研究 摘 要: 高校毕业生职业教育与培养是毕业生就业指导的一个重要课题,关系着毕业生对职业素质要求的真正理解,有利于毕业生尽快确定自己的职业规划与职业目标。美术类毕业生的职业心理具有特殊性,影响和决定着他们的就业行为和结果。因此,分析其职业心理特征,研究高校对美术类毕业生的职业心理辅导和职业教育对策,对提高美术类毕业生就业能力和质量,促进美术类毕业生成功就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美术类毕业生 职业心理 职业教育 研究毕业生职业教育及培养问题,关键是分析毕业生职业心理特征和倾向。作为毕业生中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群体,美术毕业生的就业形势相对来说较其他专业的毕业生更为严峻。从理论上探析美术类毕业生的心理特征和就业心理,有利于对美术类毕业生进行更有针对性,方法更科学,作用更显著的就业指导服务,从根本上提高美术类毕业生的就业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在此,通过对美术类毕业生的职业心理分析,研究对他们的职业教育与培养的对策。 一、美术类毕业生特殊的职业心理特征 美术类毕业生的个性内涵和特征是决定他们思想行为和就业心理的主导因素。主要表现在:追求个性化发展,自我意识十分突出,讲求个性表现;性格感性,对现实和未来充满理想化,考虑问题容易忽视现实,不切实际,思想和行为开放自由,具有浪漫色彩;思想活跃,富有创造性;专业情结浓厚,专业时耗大;注重社会实践,能力较强,但易受社会负面因素的影响,不能够辩证地认识和看待事物的发展,思想深度不够;缺乏集体主义精神,对集体活动缺乏热情,不能正确地处理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组织纪律性不强。 特殊的个性心理特征使美术类毕业生具有特殊的就业心理特征,主要表现为: 1.美术类毕业生对就业的物质回报期望值较高。 美术类学生与其他学生相比较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学习过程中的投入较高,包括经济、时间、精力。这种高投入势必导致他们希望毕业后能找到一个高回报的工作,以弥补学习的高支出。这种思想影响着美术类毕业生,择业时首先考虑条件好,待遇高的用人单位,但社会的用人成本大环境决定了高校毕业生的报酬限定,美术类毕业生的这种愿望很难实现。 2.美术类毕业生的精神期望与社会需求存在矛盾,创作的自我实现难以适应现实情况。 美术类毕业生从事艺术学习研究,从精神上对现实存在理想化,主观意识很强的倾向。艺术是人们高层次的精神需求,这种需求是高于物质层面的,因此,美术类学生往往认为精神的东西高于一切,把理想与现实联系在一起,而当他们面对社会,选择就业,物质生活需要得到保障的时候,看到的社会需求并非如他们想象,他们的艺术创作精神和思想必须迎合社会的需要才能得到相应的回报,才能得以生存。这样精神与现实产生的矛盾就会更加强烈,甚至会在一段时间里变成痛苦。因而,美术类毕业生在就业心理方面,精神与现实所产生的矛盾较其他类别、专业的毕业生更为明显,就业的压力较之更重。 3.就业形势的变化与心理调适的矛盾。 美术类毕业生往往具有较强的个性,对就业乐观,希望找到一份适合自己专业并且具有很大发展空间的职位。但当他们受到来自社会各种就业竞争的挑战时,较其他专业的毕业生更为情绪化,因为他们的个性更为细腻、感性。他们往往不能及时调整心理,消极面对择业,就业心理调适能力较差。 二、影响美术类毕业生职业心理的主要因素 1.美术类专业招生规模巨扩,社会需求增长缓慢,供大于求。 近年来,美术类专业招生规模一年比一年大,以江苏省美术类考生人数为例,2008年4.4万人,2009年激增至5万人,2010年4.8万人,如此规模的毕业生数势必形成一支竞争日趋激烈的就业大军。 社会对美术专业的需求增长缓慢,能从事美术专业类职业的无非是广告业、装饰业或设计业,但这类岗位的需求与当地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对毕业生的美术专业要求越来越高,用人单位注重毕业生的基础专业水平,更注重毕业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综合素质。除了一部分家庭背景较优越拥有强大的社会关系的学生外,多数毕业生必须凭借自身较高的综合素质才能找到满意的工作。 2.美术类毕业生就业的地域选择性明显。 用人单位所处的地理位置是美术类毕业生择业时重要考虑因素。艺术产业是高层次精神产业,艺术专业市场需求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有着密切联系,越是经济发达地区,对艺术人才的需求越旺盛,对艺术产业的质量要求也越高。因此,美术类毕业生的就业流向主要是经济发达的长江三角地区或其他大中型城市,这就决定了美术毕业生的择业定位有很明显的地域性,从而使就业竞争更为激烈。 3.美术类毕业生的生源专业素质逐年下降,就业竞争力较弱。 连续多年的“艺考热”使得潜藏的就业风险和就业竞争日益加剧,美术类专业最大的特点是技能性强,高考文化素质分数要求不高,导致美术类成为艺术招生报考大户。许多学生因中学文化成绩不高,经过考前强化突击专业基础训练即成为艺考中的一员。或是为了寻找一个上大学的跳板而遵循父母之命“半路出家”。很多美术类学生对学业应付了事,专业素养得不到提高和发展。在高校美术教育过程中明显暴露出,学生的专业基础和修养一年比一年薄弱,可教育性和可塑性越来越低,教育难度越来越大。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较弱,综合素质不能适应社会需求。 4.高校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不适应,就业指导不到位。 如今社会对美术专业毕业生的需求方向在改变,一些传统的美术专业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很多社会需求量大的专业,如企业文化师,家用纺织品设计师,游戏美术设计师,玩具设计师等涉及美术专业领域的职业,目前与之对口的相关专业在高校中才刚刚起步,甚至还没有。高校对美术类毕业生的就业指导往往停留在普通的就业政策法规、简历制作、面试技巧等方面,既没有根据美术类学生的职业心理特征进行辅导和教育,又没有根据劳动力市场的用人要求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导致美术类毕业生的职业意识和职业素质要求概念模糊,职业无规划,就业无方向,使他们形成特殊的职业心理。 三、高校对美术类毕业生职业教育与培养的对策 1.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开拓美术类毕业生就业新领域。 市场对毕业生的需求与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相关,艺术市场随着社会经济和人们精神生活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例如,在生活中,人们对商品和工业产品等的美观程度要求越来越高,除了质量的要求之外,外观的要求已经从实用为主的观念转变为具有各种品味。媒体宣传、娱乐活动等,对美术的需求更高更迫切,可以说,美的理念和艺术设计体现于人们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因此,高校应首先掌握市场对美术人才的需求动向,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专业、行业及岗位的需求为参照设置专业和课程,了解毕业生就业市场的准入门槛,在专业和课程设置方面贴近经济、社会、生活。同时,进一步拓展新的学科领域,发展新专业,加强特色专业建设,实现艺术与人文科学的融合,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对专业和课程的设置认真地做市场调研,对历届毕业生在用人单位的使用情况跟踪调查,确保专业设置的前瞻性,课程设置的实用性及科学性。 2.以美术类毕业生职业心理的调适辅导为支持,保证毕业生顺利就业。 良好的“心态”是成功的一半。美术类毕业生的职业心理比较特殊,对他们的职业教育应该有的放矢。一要帮助学生客观评价自我,树立积极正确的职业观,这样才能有一个恰当的自我定位;二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意识,明白职业的具体内涵和对人才的要求,端正社会现实中职业的认识和判断;三要帮助学生客观认识竞争,保持良好心态。要明白,美术类毕业生是具有特殊技能的高级应用型人才,社会经济越发达,人民生活水平越高,对美术类人才的需求量就会越大,一定会有用武之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缺点,每个人最终都会成为社会的一分子,都会有自己相应的位置。失败和挫折是正常的,切不可自卑,应把失败当做锻炼的机会,认真反思,吸取经验教训,扬长避短,突出优势,最终达到成功就业的目的。 3.以培养美术类毕业生的职业素质为立足点,实现就业指导全程化服务。 高校应该在彻底掌握市场对人才的素质要求前提下,进行全程式的职业素养教育。从大一新生开始,帮助学生明确学业与职业方向,开展职业生涯规划。学生有了明确的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高校老师应该及时指导他们学习更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在大二、大三的学习中,根据职业规划的完成情况做出相应调整,目的是不断审视自身与市场需求的差异,提高基本素质和综合实力,缩短与市场接轨的时间。大四要注重更进一步了解掌握就业形势,老师要帮助美术类毕业生正视现实,发挥自身优势,熟练掌握就业技能,及时针对毕业生就业进展情况进行就业心理调适。高校应该最大限度地为美术类毕业生开拓就业市场,推荐就业,发挥每位老师的作用,形成人人关心就业,人人为就业出力的积极意识。 4.以培养美术毕业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入手,鼓励毕业生自主创业。 美术类毕业生个性鲜明,追求时尚、自由、纯粹,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思想活跃,具有很强的创造力和表现力,却不愿意受到用人单位的约束和管制,不愿固定在一个单位里墨守成规,对未来进入用人单位就业的前景不乐观,比较担忧,甚至逃避就业。他们更愿意发挥自身专业技能和个性优势,进行自主创业和自谋职业,用他们的一技之长在社会赢得一席之地。同时,国家和地方政府鼓励毕业生自主创业,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予以扶持。因此,高校应尽早为美术类大学生进行创业意识的引导和知识培训,为有志投身于自主创业的毕业生出谋划策,协调关系,创造良好的创业条件和环境,帮助其成功创业。 5.以提高美术类毕业生的实践应用能力为重点,加强实践教学,促进就业。 美术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是造就具有实践创造能力,具有较高动手实践能力的应用型技术人才。社会对绘画、环境艺术设计、服装设计、装潢装饰、舞台美术等专业的人才的动手能力要求很高。因此,高校美术类学生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应该测重于强化学生专业操作技能的训练,鼓励学生多进行艺术实践,提高学生电脑设计应用水平,学习熟练运用电脑美术类软件,提高数字化设计技能,促进学生尽快就业。高校要尽量安排学生走出教室,走向社会,走向市场,进广告公司,走进设计院,利用社会大学堂中丰富的实际经验和时尚前沿信息完善课堂所学,丰富学生的知识结构,做到将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相结合,培养学生适应社会需求的职业能力。 6.以提高高校美术类教师及就业工作人员素质为前提,保证教学教育质量。 一支具有高水平、高素质的美术类专业教师队伍是培养优秀美术类人才,提高就业成功率和就业质量的关键。美术类行业的技能日新月异,高校美术类教师必须时刻适应社会发展潮流,学习和提高专业水平和实践技能,将市场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学生,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和就业竞争力。提高就业工作人员素质,建立较为完善的就业信息平台,做好美术类学生的就业推荐工作,形成稳定的毕业生实习和就业基地。同时,利用美术类专业教师与市场有较深入对接关系的优势,动员一切可利用的关系网资源,介绍推荐学生就业。 美术毕业论文:高师美术学专业毕业创作教学现状与对策研究 【摘 要】对于高师美术学专业学生来说,毕业创作是其必须完成的一门课程,同时也是一门尤为重要的课程,该门课程的开设是为了检验高师美术学专业学生在校四年学习情况以及各方面能力的培养成果等,但是就当前的教学现状来看,还存在一些有待解决和改善的问题和方面。因此,本文根据其毕业创作教学现状,并结合笔者多年教学经验,提出一些改善美术学专业毕业创作教学质量和效率的对策,以期促进学生毕业创作水平和质量的提高。 【关键词】高师美术学专业 毕业创作 教学现状 对策 一、引言 对大学毕业生来说,离开学校步入社会之前必须要完成的一门重要课程就是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这对于美术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则是利用创作的方式加以完成的。为了做好毕业创作教学,更好地检验学生在校四年的学习实践以及教师专业教学水平,就需要增强学生的毕业创作意识。学生积极主动地配合教师的教学和指导,才能更好地完成自身的毕业创作。 二、当前高师美术学专业毕业创作教学现状分析 高师美术学专业毕业创作通常都是学生在校的最后一年时间中进行的,其课时相对较少,所以很多学生都认为基础知识以及技巧的学习才是最为重要的,毕业创作与就业之间没有多大关系;再加上很多学生往往都会在在校的最后一年时间内四处奔波,为就业做准备,基本无暇顾及毕业创作,所以学生大部分都不能放下手中的一切来进行创作素材的收集以及毕业创作的构思等。而且在毕业创作教学中,指导教师和学生之间呈现的往往都是“一对多”关系,这样就使得指导老师疲于应对,加大了教学难度。而且一些学生因为认识不到位或者是基本功不到位,没有创作兴趣和积极性,以这种消极懈怠的情绪进行创作,不仅会影响到教学活动的开展,还会影响其他学生的创作氛围和思绪;更有甚者还会不听从教师的指导和安排,在实践教学环节缺席,致使教师找不到所负责的学生,这一类学生就会因为没有教师的有效指导,而对毕业创作更为应付了事,降低了教学质量和效率。另外,教师自身的理论基础和创作水平等方面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因为水平和经验还不够高,因此在学生创作阶段不能提出相应的创作指导,进一步降低了毕业创作教学质量和效率。 三、提高高师美术学专业毕业创作教学质量的对策 (一)加强毕业创作课程的安排与调整 为了避免学生毕业创作和就业的冲突,学校可以对毕业创作课程进行合理的安排和调整,提前开展毕业创作的教学,这样既能够缓解学生的就业压力,调动学生创作的积极性,还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毕业创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而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毕业创作的教学活动中,进而提高毕业创作教学的质量和效率。例如,可以在第六学期进行毕业创作教学活动的开展,首先组织学生开题,开始毕业创作的准备阶段,主要是让学生和指导教师双向选择,这样不仅体现了学生的主体性,还能够体现对学生的尊重,这样学生才会更愿意主动地接受指导教师的安排和指导。然后在完成分配后,教师就需要对学生开展指导约谈,以此掌握每位学生的毕业创作意向等,教师再根据学生的具体水平以及创作意向和素材,完成创作方向和题目的拟定,就可以避免学生自拟题目过大和宽泛等问题。 (二)提高毕业创作教师队伍的综合水平和素质 美术学专业的毕业创作教学是一项十分复杂、综合性较强的教学活动,教师作为学生的指导者和引导者,必须要具备深厚的理论知识、出色的专业技法以及创新创作理念,这样才能保证教师在开展毕业创作教学中给予学生有效的指导和建议,这无疑也是对从事毕业创作教学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所以教师应该不断地提高自身创作和艺术修养,通过对教学经验的总结和探索,将基础教学和创作教学相结合,在日常教学中逐渐培养学生的创作能力,进而在学好自身基础知识理论的同时,也能够将所学的各种技术手段运用到日常创作中,从而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创作意识和兴趣。 (三)加大教学实践环节的管理力度 在教学实践环节,教师首先应该引导学生端正自身的创作意识和心态,不能为创作而创作,而是应该从生活中感受艺术,进而挖掘出蕴藏在复杂生活中的艺术创作题材和形态,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学生自身的创作主题。而且教师应该积极为学生提供一些高水平的美术展馆和作品让学生观摩,以此开阔学生的视野,让学生充分了解到民族文化艺术以及传统遗留的文化艺术,为实际创作打好基础。同时,教师还需要加强教学实践环节的管理,通过适当的管理措施,规范学生的创作行为,督促学生投入到毕业创作中。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高师院校应该加强美术学专业毕业创作教学活动的开展,针对当前教师中存在的不足,采取积极的解决措施,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创作意识,加强学生创作能力的培养和提升,以此提高学生毕业创作水平,进而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 美术毕业论文:美术学毕业论文常见问题与改进措施 【摘 要】毕业论文是全面评估学生专业水平的重要指标。本文从论文选题、专业特点、格式规范、创新能力四个方面论述了美术学毕业论文写作当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 【关键词】美术学;毕业论文;论文选题 美术学专业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美术学本科学生的毕业论文是学生在本科阶段所获得的知识水平、专业技能、科学研究能力和学术创新精神的重要标志。毕业论文撰写的过程也是综合培养学生在本专业方面的科学研究能力,包括艺术鉴赏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综合分析能力、理论表达能力、资料查询、文献检索及运用现代技术获得相关信息的能力的一个实践过程。本文通过对已毕业的美术学专业学生的毕业论文进行调研及考察,总结出美术学专业毕业论文存在的普遍问题,提出了指导毕业论文顺利完成的方法,为美术学毕业论文的实践教学提供借鉴。 一、美术学本科毕业论文常见问题 (一)毕业论文选题范围不当。大部分学生的论文题目过大、过深,不适合本科生完成,如《浅析油画前景》、《试论中国传统工笔画与现代工笔画的区别与联系》、《浅析现当代中国风景油画》,这些选题范围学生很难驾驭,此类选题写成一本专著也不为过,本科生当然难以就此写出高质量的毕业论文来。如果论文题目过小,论文得不到展开,则内容空泛乏味,缺少研究的目的性。也有些毕业论文内容过于陈旧,只是对以往的论文观点进行简单的重复。所以论文选题要大小适中,难易得当,这是写出高质量论文的前提条件。 (二)不能结合专业特点。对于美术学学生来说,理论研究没有相应的基础,实际工作经验不丰富,写作基础较差,如果不结合自身专业实际选题,势必只有到处拼凑,达不到能力培养和素质训练的教学目标。美术学毕业论文考察学生通过四年本科教育所取得的理论知识、美学素养、文化修养等各方面的能力,论文就是一个与自己所学专业相关的课题,要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探讨创作实践者的理论水平。研究的内容要从自身的创作出发,阐明自己的观点,表现出自己的知识和专业水平。 (三)毕业论文格式不规范。对于本科毕业论文的格式,学院或所在系部都会有明确具体的要求,但是很多学生往往忽略格式要求,随意设置标题和文章的字体、字号,尤其是引用部分的问题最为常见。有的学生引用的文章内容并没有标明出处,没有注明期刊或书籍的出版社、页码,乱用标点,错别字出现频繁。主要原因是美术学专业的学生把大部分精力用到了毕业创作中,对毕业论文写作的重视程度不高。 (四)缺乏自主学习和创新能力。没有充分的自主学习,创新能力就无从谈起,毕业论文有创新性才有灵魂和价值。有些学生的毕业论文直接重复论述其他人现有的观点与结论,抄袭他人的研究成果。有些学生对毕业论文的写作不够重视,认为美术学专业的学生应当以毕业创作为主,毕业论文只是应付了事,所以态度不端正,东拼西凑,这样很难写出具有创新性的、有价值的毕业论文。不论是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还是对某一专业领域进行研究,都应当是本人经过独立思考的成果,绝对不能直接剽窃他人的研究成果。 二、美术学本科毕业论文改进措施 (一)加强学生对选题的认识。要获得一个好的选题,需要作者在对文章的整体脉络和框架有大致的估量后,通过大量查阅资料,分析提出的问题,确定自己研究的主要方向,然后才可能找到自己满意的选题。这是一个思维不断运动的过程,需要主观的思想与所要选择的事物发生共鸣,这种灵感是非常重要的。确定好选题的范围,再根据自己的能力进一步展开查阅,扬长避短地做更深一步的研究。因此,论文要以所学专业为主,按照选题的任务、计划和完成期限有目的、有方法地充实专业技能及理论知识,培养科学研究和写作能力,同时为专业的继续深造和从事工作奠定理论基础。 (二)结合专业特长兼顾兴趣开展选题。不同专业的学生,在知识结构上各有所长,要选择有利于自身特长的选题来展开论文写作,能更深入地研究主攻的专业,扬长避短,易于开展。如果对某一领域有着浓厚的兴趣,研究起来会产生强烈的探索精神。比如自己对中外美术史的山水画和风景画比较感兴趣,就可以以中西山水和风景作为主要的研究领域。如果对国画中的仕女人物感兴趣,就可以以研究中国唐代的人物绘画作为选题。 (三)建立有效的毕业论文质量保障机制。加强毕业论文格式要求,通过讲座与授课的方式,通过案例分析研究,解决学生出现的格式问题,解决学生对前言、研究方法、结论及参考文献等不了解的现象。本系要求学生提交毕业论文纸质版,教研室、美术系统一安排论文格式审查,打印完整的纸质论文,进行格式初审,公布结果,格式不合格者进行格式二审,格式二审不合格者本学期不得进入答辩环节。并且开展毕业论文指导讲座,对学生出现的问题及时解决,实行统一检测,对检测不合格学生加大处罚力度。 (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美术学毕业论文的创新性原则首先要符合美术学人才培养的目标,体现教学计划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要求,发挥出专业优势和特长,要求学生在此基础上提出有一定新意、有科学研究和实际应用价值的观点,加强对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论文选题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独到的见解,或者对前人研究的成果作进一步的研究也未尝不可。鼓励学生把毕业设计和论文相结合,只有把论文撰写看作是对自己专业潜力的提升,论文的水平才能有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美术毕业论文:美术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写作常见问题分析 摘要:美术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写作是高等艺术教育人才培养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本科人才培养过程中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也是对毕业生综合能力和全面素质的检验。在近年来的毕业论文写作中,论文质量逐年下降。对论文写作问题进行分析并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是提高美术专业毕业论文写作质量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美术专业毕业论文;论文开题;论文写作 美术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是高等艺术教育过程中极其重要的教学环节,是检验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动手能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培养学生进行艺术考察与材料收集整理,相关文献资料的阅读及使用,学科论文与实用文体写作等基本技能的训练良机。近年来,通过本科教学水平评估,美术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写作在规范化方面有所改善。然而,随着学生数量逐年上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却逐年下降,其中毕业论文写作质量下降尤其严重。本文根据近几年的毕业论文辅导与管理工作,本文对这些年质量下降的毕业论文进行综合分析,从中发现了一些普遍的规律性问题。并针对问题,对论文教学计划和方案做出了一系列的调整。 一、美术专业本科毕业论文选题与开题常见问题 (一)论文选题 合适的选题是提高研究能力和写作水平的重要保证。多数同学在选题方面缺乏新意,显得陈旧老套,自主性不强,研究价值和意义不大。其次是论文选题盲目笼统,不够精准,缺乏内涵和外延性,或文不扣题,部分题目字数偏多不够精炼,逻辑性不强。或选题偏大,无法用一两个月、数千字深入展开论述,只能点及皮毛。如《工艺美术研究》《论中西方文化艺术比较》《论中国工笔画》《论产品包装》《论中国美术发展历程》《我的何去何从》等。或是论文题目结构不完整,只有名词,缺少动词或介词,或者是重复使用动词,如《抽象与写实》《内衣的流行色》《传统民间绘画艺术性的研究分析》等。因此,导师的积极引导或建议学生选择有研究价值的和正确的选题,是学生顺利完成毕业论文写作和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前提。 (二)论文开题报告不按照要求填写,随意拼凑一些不相关的内容 对该课题的研究目的较含糊,缺乏对课题研究价值与意义的认识。其次知识面狭窄,查阅资料不够,在该项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方面,把非常陈旧的选题说成是国内外现在无人研究,本项研究可以填补本课题空白。研究内容不够简单明了,满篇幅的长篇大论。 二、美术专业毕业论文写作方面常见问题 (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是全文的浓缩,也称内容提要或概要。主要包括研究目的、方法、成果和结论等要素。不对文章内容加以补充解释和评论,我们学生在摘要撰写时惯用“本文”、“笔者”等作为主语,习惯对论文内容作诠释和评论及自我评价。还有大部分摘要复制正文中的某一段落,结构不完整,不能够概括反映论文内容构成。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字的选取都是遵循一定规范的,是为了满足文献标引或检索工作的需要而从论文中选取出的词或词组。关键词的内容应该与论文密切相关,不能使用常用词,如特点、比较、研究等。 (二)文不对题或研究方向与本学科偏离 文章内容与标题有明显不符和偏差,非本学科研究范畴。如:《电热水壶的可能性研究》标题感觉与艺术设计专业无关,而文章内容却是电热水壶造型设计。还有一些文章不能够围绕主题展开论述,比如谈关于绘画情感方面课题,前一两段内容还围绕绘画情感这条主线,中间部分就偏离到绘画教学问题上了,再后的结论则偏离到另一个主题上了。 (三)写作能力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选题的自主性不强,题目与研究内容陈旧、老套、缺乏创新。表现为单纯叙述多,口头用语或方言使用频率偏多,对选题的静态解释和再次印证做得过多。创新和理论深度稍显不足,有些论文在研究具体画家或具体作品时,过多地描述画家的生平,不善于与其同时代的作品去比较,更没有放入当时整个社会大文化环境中去分析,这就使得作者在论文自主分析能力方面显得无力,更缺乏对问题的判断与定论。其次有些论文行文中分段过渡不自然,依靠小标题进行上下段落衔接,引用图例量大,而对图例分析缺乏深度,文章拼凑痕迹明显。下载一些与论文选题相关的内容拿来不加分析地肆意组合,前后自相矛盾。如《关于地域民俗文化对民间艺术的影响》一文,文章的前半部分主要是肯定地域民俗文化对民间艺术的影响,然而到文章结论部分话锋一转,对前面的论述予以否定。 (四)论文结构不完整 主要表现为论点不鲜明或没有论点,结论不充足或没有结论,“缺头少尾”或“虎头蛇尾”。全文从头到尾都是对研究内容单纯的叙述或介绍,没有一个明确的研究切入点和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或者是文章开头架势很大,随着文章的深入,论述越来越显得苍白无力,对所提论点不能自圆其说,首尾缺少呼应。 (五)格式不够规范 美术与设计专业学生的毕业论文格式容易出现的问题有:一是习惯自我发挥,对论文原有固定格式进行随意修改,破坏原有格式及结构。二是不善于阅读,对毕业论文撰写要求理解不够到位。三是没有掌握WORD软件功能,无法按照论文格式标准要求独自完成。 三、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与对策 指导教师对毕业论文思想认识与指导力度不够。随着近几年学生数量的增加,师生比逐渐加大,几乎全体专任教师参与本科毕业论文指导工作。由于美术专业教师主要承担技法课程教学工作,且大部分为青年教师,科研能力参差不齐,部分教师对毕业论文写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自身平时缺少论文写作与系统的科研训练,在论文写作方面缺乏经验,因此在论文辅导工作中存在许多困难。从毕业论文的开题到写作及最后答辩难以达到严格的规范要求。 从学生的层面上讲,由于艺术生在招生录取中,文化分数要求普遍偏低,尤其是文字写作能力偏低或缺乏兴趣。因此在毕业论文写作中困难重重,易出现言语匮乏、概念模糊、格式混乱、文不对题,论文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其次是美术学科学生缺乏端正严谨的态度,学生普遍认为论文写作与专业技巧知识关系不大,毕业论文的撰写较耗费精力,不必全身心投入,毕业论文成绩只要合格即可大功告成。此外计算机网络的普及与相关学科文献资料源的丰富,给学生提供了论文参考的便捷途径,同时也给论文抄袭提供了方便,论文抄袭拼凑成风。另外就是受到就业压力的影响,学生大部分奔波于各类招聘会,心情浮躁,无法安心进行毕业论文写作。于是出现毕业论文写作不够积极主动,甚至应付的情况。 这既是教风与学风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社会问题。近年来我们在论文工作中对此采用了相应的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未能完全杜绝此类情况的发生。这需要我们在今后本学科毕业论文工作中,从自身的工作中找问题,严抓教风与学风建设,加强学生实践教学环节的监控,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毕业论文工作方案和实用于美术学科的文体写作标准及评价体系,这将对美术学科本科生综合能力的培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建立以系负责人与教研室分级管理制度。把教师能否完成本学科毕业设计(论文)指导作为教学工作考核的一项指标,打造一支业务过硬的老中青结合的可持续发展的毕业论文指导教师团队。鼓励教师在科研方面投入时间和精力,确保学术与教学相互促进。同时以传帮带的形式,对青年教师有规划培养,直至青年教师能够独立进行课题研究及完成毕业论文的指导。 其次是实行导师制,根据教研室分若干课外兴趣辅导组,可安排学生在第二学年后半阶段开始在导师指导下有步骤地进行训练。根据学生的志趣和专长制定训练计划,内容可包括美术基础、艺术创作(设计)、阶段应用文写作、创新训练等,以此培养学生综合实践能力。指导教师在平时加强自身的学术研究,同时也可以鼓励学生参与到自己的课题研究中,以自己的切身感受和研究过程影响学生,以此培养学生的学术研究能力及兴趣。这种训练方式也可以作为毕业论文与创作设计的前提,为学生毕业论文与创作设计打下坚实基础。 最后是毕业论文形式多样化,根据学生的兴趣与实际情况,实行毕业论文类型多样化,如艺术史论、民间艺术、艺术评论、创作(设计)构思与理念等。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创作(设计)撰写可行性报告书、结题报告书。在撰写此类文章时,思路不能只停留在创作(设计)方法或内容本身,而要上升到对当代社会生产生活、意识形态、人类生存环境等方面的关注,要有社会责任感。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有针对性的教学与实践,可以有效降低学生的抄袭行为,提高学生的综合艺术实践与研究能力,同时也可以提高青年教师的自身科研能力。 美术专业本科毕业论文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解决的,这些问题是年复一年重复出现的,同时也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这就需要我们参与毕业论文工作的全体教师有坚定的意志和严谨的工作态度,与时俱进,不断学习,从而提高自身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确保美术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工作健康有序地发展。 作者简介: 刘剑钊,广东韩山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系副主任,副教授。 美术毕业论文:开拓河北省高校美术类毕业生就业渠道的研究 摘要:随着大学毕业人数逐年增长,2013年招聘大学生计划和就业需求岗位明显减少,今年的就业形势更趋复杂严峻,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全国今年将有普通高校毕业生达到699万,再创历史新高。大学生就业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综合性问题,涉及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经济结构调整、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教育结构调整和政策、以及毕业生自身素质等方面。要解决这一难题,除了国家政策、社会导向、学校指导外,开拓美术类毕业生就业渠道的研究变得更加迫切。 关键词:河北省 高校美术类毕业生 就业渠道 随着大学毕业人数逐年增长,2013年招聘大学生计划和就业需求岗位明显减少,大学生就业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综合性问题,涉及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经济结构调整、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教育结构调整和政策、以及毕业生自身素质等方面。2013年全国高校应届毕业生规模达699万。今年企业校园招聘计划总量和招聘岗位数量仅为去年的80%左右,大学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而艺术类大学毕业生也是这一群体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在大学毕业生整体数量激增、就业情况低迷的背景下,对于艺术生来说,尤其是传统的美术类人才, 出现了严重饱和。要解决这一难题,除了国家政策、社会导向、学校指导外,开拓美术类毕业生,市场需求已就业渠道的研究变得更加迫切。 造成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瓶颈性因素是那些?如何拓宽河北省高校美术类毕业生就业渠道?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首先,针对河北省高校美术类毕业生就业现状进行分析:目前,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到来,据河北省教育考试部门统计表明,2008年参加河北省艺术类联考的考生共计61399人,2009年为60760人,2010年为60558人,2011年为32600人,2012年为36000人,2013年,河北省参加美术联考的考生有38264人,较去年增加2000余人。据中国教育在线资料显示,河北省2013年高考报名人数虽然在减少,但美术类考生不降反增,河北省今年高考报名人数减少9600多人,美术类考生较上年增7%。统计结果,目前河北省内艺术类高校在校生近4万人,每年都产生了不小的就业压力。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就业市场中对艺术类专业的学生就业需求量增长很慢,就业形势较比较严峻。 其次,针对造成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瓶颈性因素分析:造成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瓶颈性因素是在毕业生实现其就业过程中产生的,这种现象的形成既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政策体制改革的影响,也受到就业岗位的实际需要和毕业生个人综合素质水平之间差距的影响。 1、高校毕业生的科学就业观没有完全形成 当前,高校毕业生对自身实际情况没有正确认识,盲目地将“发达城市、事业单位、国家企业”、“高收入、高福利”等作为自己就业目标的首要参考依据。名牌高校、部分热门专业的毕业生在求职目标的设定上强调“专业对口”,非与自己所学专业密切相关的岗位不选,人为地缩小了求职的视角,形成了就业的主观障碍,即制约自身就业目标实现的瓶颈。 2、招生体制改革和就业体制改革脱节 目前,全国各大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群众对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由于高校毕业生就业体制的改革并没有实现和招生体制改革的有效对接,出现了两个体制改革脱节的现象。由第三方教育质量评估机构麦可思研究院撰写、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大学生就业蓝皮书《2011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对外公布的报告中,艺术类动画专业被亮红牌,艺术设计、美术学专业被亮黄牌;其中美术学专业本科毕业半年后失业率最高,达到15.6%,而本科失业率全国平均水平为8.8%。经过分析,美术学专业被亮黄牌,而不是红牌,就是因为其本身报考学生相对较少,就业面比较窄,因此各大高校美术学专业招生人数较少,就业比较困难,失业比例相对较高,但就全国范围来看,供需关系还不算最紧张的;而像动漫专业,虽然失业率相对美术学较低,但因为全国各大高校纷纷开设此专业,并且不顾市场供需关系大量招生,因此造成市场供需不平衡,失业总人数非常多,这也加大了市场上的就业竞争,所以被亮红牌。 3、高校就业指导服务体系建设相对滞后 目前部分高校仍未能实现从“点对面”到“点对点”的工作制度。当前许多高校仍未建立一支数量上与毕业生数保持合理比例、质量上与毕业生需求基本相符的专业化、专职化的就业指导服务人员队伍。而且,多数高校并未建立起完善的毕业生就业实践技能锻炼平台,未能从提升毕业生的就业技能方面提升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加上目前市场竞争激烈,企业对人才招聘的质量把控上更加严格。为了减少企业用于培养与培训的费用,招聘时会对相关专业的大学生更加优中选优。 最后,提出解决河北省高校美术类毕业生的就业策略,拓宽大学生就业渠道。通过对河北省大学生就业现状进行调查分析,进一步分析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因素,并从政府,学校、大学生三方面提出解决就业难的相应对策。 1、如何创建良好的就业创业环境 根据教育部网站的关于做好2013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中指出,各地各高校要在普遍开通就业信息网和使用“全国大学生就业信息服务一体化系统”基础上,积极推进毕业生信息和行业、用人单位需求信息及时有效共享。保证网上和现场招聘活动的场次和需求信息数量。广泛收集就业信息,积极开拓市场,建立以学校为主导的毕业生就业市场。学校就业指导中心主动与全国各省市的人事局、教育局人才市场联系,收集就业信息;及时、准确、全面掌握就业市场的需求信息,为毕业生提供多方面竞争“双选”的机会,就能够促进毕业生及时充分的就业,找到更为合适的就业岗位,不断提高毕业生的就业质量。 2、以就业和社会需求为向导进行有效的教育改革 对高校教育制度进行改革,紧密链接市场需求,重视教学实践环节,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要制止盲目扩招,建立与就业市场的有效就业渠道。全方位提升学生综合职业能力,突出教育特色,实现个性化培养,使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能够适应市场,不断或重新获得新的职业知识和技能。例如:美术学的课程设置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培养“一专多能”的学生。“比如,除了专业基础课程外,学生也可以选择某一画种深入学习和练习,并增加体现职业方向特点的理论与实践课程,以职业方向来命名并形成独立的课程模块,并以选修的方式让学生自主选择至少一个模块进行学习,有兴趣的学生可以选择多个模块,这样,学生毕业时至少能掌握从事一种职业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 3、毕业生如何积极面对就业问题 大学生就业不只是面临如何找到用人单位,而是涉及大学生本身的素质准备,是涉及就业观念解决的基本问题,是涉及如何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是要求大学生从进入高校时就开始关注的重要问题。要强化文化课和素质教育融为一体,把这一理念贯穿于学习阶段的全过程。 那么,河北省高校美术类毕业生就业渠道有哪些? 具体方法:先就业再择业 ;自主创业; 面向基层。 就业渠道大致可以分为:网上招聘;人才市场;朋友熟人学校推荐;人才广告;高校举办大型招待会;毕业画展;画廊推荐 ;用人单位进学校招聘,加强校企沟通,拓宽就业渠道。 美术人才在各个行业都有需求,探寻美术在各个行业的需求,根据需要,成为新型人才,适应社会发展。 综上所述,通过对河北省高校美术类毕业生就业现状的分析,国内经济趋稳的基础还不够稳固,全社会宏观就业压力增大。201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699万人,比2012年增加19万人,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更加复杂严峻。创建良好的高校美术就业创业环境,从就业和社会需求为向导进行有效的教育改革,提高毕业生本身自身素质,不断开拓美术类毕业生就业渠道,从而缓解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 美术毕业论文:美术院系毕业生就业前景分析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高考制度的改革和我国高校学生人数的逐年扩招,很多艺术类院校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尤其是美术院系的毕业生,在找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究其原因,一方面,有国家政策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有艺术类高校自身的原因。本文首先对我国美术专业学生就业现状进行描述,然后对造成这种现状的因素进行了列举,最后对我国美术院系毕业生就业前景作出了悲观的分析。 [关键词]美术 毕业生 就业前景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大学毕业生就业制度的改革也有了进一步的深化,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社会需求的不断扩大,大学生就业的发展空间也越来越广。但是由于高考的不断升温和高校的不断扩招,大学生自身的素质在不断下降,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更加苛刻,这就使得大学生就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同时,大学生与工作单位签约情况的好坏也依其专业的不同而有明显差距。目前,由于高端人才的缺乏,专业技术过硬的人才很少,大多数大学生没有社会工作经验,课本上学到的知识几乎达不到学以致用的效果,结果造成了就业的困难。尤其是美术类专业的学生更是难以在社会上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一、美术专业学生就业现状分析 (一)美术类毕业生人数多,就业压力大 由于美术类专业的学生升学门槛低,文化课水平要求很低,这类考生只需美术专业水平过硬即可,很多高三学生在报考的时候为了减轻学习压力,愿意报考美术类院系,结果造成了这类考生的人数越来越多。在大学期间,这类学生的学习压力的确不大,但是在面临就业的时候,很多学生找不到自己的方向。社会需求远远不足以满足目前美术类专业学生的人数,学生们的就业压力由此而体现出来。大部分学生专业水平一般,很难被广告公司、装潢公司、平面设计公司聘用。学生们没有工作经验,不了解市场,很难快速胜任工作,而这类公司需要的是成型人才,浪费时间和精力培养新人很难快速赢得利益,结果将很多美术专业学生拒之门外。 (二)美术专业学生学习成本较高 众所周知,美术专业的学习成本比普通考生的学习成本要高,他们需要专业场地、设施、美术用具等,他们平时在专业培养上花费的功夫远远大于普通学生的学习,甚至有很多美术类专业的学生参加费用很高的校外美术培训班。据资料显示,美术院校4年学费加上生活费及专业附加支出一般在6~10万元之间,这使得普通工薪阶层和农村家庭不堪重负。据中华英才网2010年美术类专业毕业大学生的就业情况调查显示,超过6成的大学生对毕业后的工作不满意,57%的受调查者认为薪资待遇低,高不成低不就是如今美术生就业最突出的难题。 (三)美术类毕业生就业有地域局限性 据沈阳大学美术学院毕业生调查统计,有80%的毕业生把经济发达的大城市作为第一择业地区。在绝大多数美术类专业毕业生的心目中,大城市适合干艺术搞设计,只有在大城市才能有发展的空间。从就业难的地域分布来看,真正的难是难在要在政治、经济、文化优越的大城市里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而在中小城市、西部地区还有着大量的职位空缺,所谓大学生就业难的说法具有一定的地域局限性。 二、美术毕业生就业难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国家就业体制不健全 大学毕业生就业,为的是在社会上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并且解决个人温饱问题,自然的,待遇薪水是必须满足国家就业保障政策的。目前,国有企业、学校和私营企业成为毕业生最主要的就业单位,分别占29.7%、19.3%和16.3%。其中私营企业所占的比重持续上升。但许多私营企业在用人制度上不规范,尤其是每个就业生都极其关注失业、医疗、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这类体系目前在私营企业中还不健全,这就导致了大学生们在选择去私营企业工作上有许多顾虑。使得很多美术类就业生不堪社会压力,转行考公务员,争取到学校类事业单位做美术老师,或者干脆放弃本专业。 (二)美术毕业生就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很多毕业生在面临就业压力的时候,没有独自承受的能力,他们习惯性地接受父母的安排,托熟人找关系,将自己的就业压力直接转给家长。甚至有很多学生有强烈的攀比心,在找工作阶段,很多学生之间互相比较家庭背景,父母的人际关系,比较自己的工作来源。这种现象在美术类就业生中体现的更加明显,他们没有自己奋斗、自己承担的意思,与其说他们想在社会上立足,不如说是家长们为孩子选择出路,直接造成了学生们的依赖心理。通过对美术毕业生的调查,许多大学生在就业这一大事面前,心理扭曲,缺乏积极性,怨天尤人,自暴自弃。这些都证明其心理素质低,而且对他们在实际的择业、就业中会产生诸多的不利影响。同时学校对美术毕业生的就业指导和服务不够,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对未来就业形势表示担忧,毕业生和企业之间缺少有效的沟通渠道,“长期深入到企业实习”成为当前大学生希望最应该提供的就业指导形式。学校关注的是毕业生的整体就业率,很少将目光转向美术类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上,使得这类就业生得不到重视,得不到良好的平台。
图书馆论文:图书馆哲学在图书馆实践中的应用 图书馆哲学是在哲学的层面上,对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哲学反思和图书馆实践所取得认识成果的科学验证,是一种关于图书馆学的价值观与方法论。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通过图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实践相联系,形成理论的设定,理念的提出,信念的建立、事实的归纳和经验的实证。因此图书馆哲学在图书馆理念的体现与实践中的应用,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 一、“以人为本”的图书馆哲学在图书馆服务理念、管理理念中的体现 1.“以人为本”哲学理念的概念、提出与延伸。“以人为本”是指尊重每个人的人格、尊严、利益和意愿,为每个人价值的自由发挥创造条件。马克思受人本主义思潮的启迪,从“现实的个体的人”出发,提出“一切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最高命题,而《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以人为本的共产主义思想形成。马克思“以人为本”的理念,批判的继承和发扬了人本主义思想,以人的解放,促使了文化的自觉,推进了社会的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党的十六大召开后,以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审时度势,继往开来,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执政理念。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就是把人作为历史创造的主体与发展的根本目的。围绕“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图书馆哲学从中延伸出:一是“以读者为本”的对外服务理念;二是“以馆员为本”的内部管理理念。2.“以读者为本”的服务理念———满足读者需求,重视读者修养。图书馆哲学“以读者为本”的对外服务理念,是以“读者为第一,”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发挥图书馆服务职能,与读者和睦相处,给予读者人文关怀,研究读者阅读心理,尊重读者个性追求,满足读者信息知识需求,为读者提供多层次、多元化、个性化和人性化的服务,以此减少读者对图书馆的抱怨,增强读者满意度和期望值。另一方面履行图书馆教育职能,重视培育读者思想道德修养。学好哲学终身受益,如果说馆员能言传身教的引导大学生,多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修养方面的文献,使其开阔视野、读书思辨、学以致用、弃恶扬善、求真务实、敢于开拓。那么就有益于大学生建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提高人生境界与道德修养,增强理性思考和政治敏锐性,提升自我控制、人际交往与辨别是非的能力。3.“以馆员为本”的管理理念———提高馆员整体素质,构建复合型图书馆。从认识的角度说,“以馆员为本”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文献信息管理、馆藏资源建设等,其效果如何,馆员起着决定性作用。20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人进入最浮躁时期,大多数图书馆在现代化进程中因只注重硬件建设,没有从根本上树立“以馆员为本”的管理理念,受市场经济的诱惑,重视经济效益的思想萌生,图书馆精神严重迷失,基本信念开始动摇,人才严重流失,图书馆事业走向低谷。进入21世纪,中国图书馆界从“以物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转变,建立了“以馆员为本”的图书馆哲学现代管理理念,图书馆精神开始重建与回归,图书馆事业再一次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从哲学的角度看,图书馆哲学的内部管理理念“以馆员为本”,就是客观公正的对待每个图书馆员,重视馆员的创造力、主观能动性和决定作用,使其能正确认识、处理个人与他人、集体以及其他生产要素的关系。“人的全面发展”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问题。馆员个人进步和图书馆发展,有着内在的关联,建立优秀团队,就是要造就综合素质强的优秀馆员。图书馆团队通过实行竞争机制、激励机制,调动馆员的主观积极性,凝聚馆员的能量与智慧,将会产生1+1 2的能动力,推动图书馆事业蓬勃发展。这需要馆员思考问题、辨别分析问题的能力更加敏锐,知识层面、学识水平具有深度。 二、图书馆哲学在图书馆具体实践中的应用 1.图书馆实践形成对文献资料藏与用的图书馆哲学思维。哲学思维作为一种高度抽象化和理论思维方式,具有思辨性、本质性和总体性特征。图书馆实践本身就呈现出哲学内涵,而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实践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图书馆知与行实践智慧的统一。我们在对图书馆实践认识的超越和反思过程中,形成图书馆哲学思维。辟如:图书馆文献资料的藏与用是对立与统一矛盾关系,图书馆传承文化需要“藏”,读者学习和研究文化需要“用”,读者要利用文献资料,就会带来对文献资料的损耗,甚至于丢失,而能引起馆员与读者偶尔摩擦的。这个问题从哲学的角度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思考的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为读者服务是公益性事业图书馆的永恒主题,读者利用文献资料,终究是利大于弊,考虑它的使用价值和社会效益,使对立转化为统一。2.用图书馆哲学思维解决文献资料藏与用的矛盾。时代文化背景、文献资料的管理者、读者群和编着者构成图书馆体系,后三者受前者制约,其中文献资料管理者与读者群在特定的环境下,又能互相转变身份。用图书馆哲学思维解决文献资料藏与用的矛盾,除了培养读者基本公民道德外,还要让读者懂得传承和研究文化,需要保存积累文献资料。我馆解决文献资料藏与用的矛盾的经验:一是加强新生入馆教育的力度和频度;二是鼓励、欢迎大学生读者参与图书馆志愿者行列。让读者也当管理者并换位思考问题,让他们真正认识到爱惜文献资料的重要性,这种在图书馆实践过程中,所产生的图书馆哲学思维,能让读者滋生实践情怀,体会当管理者的艰辛,并理解管理者对文献资料的藏是为用,为用而藏,藏与用的矛盾相互转化,反映了事物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图书馆哲学规律。 三、图书馆哲学在信息知识资源管理中的应用 1.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是图书馆哲学个体与集体的统一。随着网络化、数字化信息技术在图书馆的运用,使得各个图书馆之间的差距迅速拉大,最后形成现代化图书馆和原始型图书馆并存的现状。要消除各个图书馆之间馆藏资源建设“原始”与“现代”的差距,图书馆必须转变旧有的收集与传递文献信息的模式,在保障本馆基本学科和特色学科的基础上,开拓新知识领域,走以共存为前提,以协调发展为方向的文献资源共建共享之路,并借助于这个平台,在互助中得到互惠,享用数字图书馆的所有资源,使信息资源得到有效利用。文献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是将单元信息资源汇聚成集合体信息资源数据库,它得益于现代信息技术与图书馆实践的有机结合,体现了个体与集体的统一,反映了信息技术对图书馆哲学价值的回归。2.发现和整合信息是图书馆哲学的分析综合、归纳演绎方法论。将认识方法论运用到信息控制管理中,标志着信息科学控制系统论,走向完善与成熟。信息的发现、采撷,需要进行分析评估和整合加工。运用整体与部分的系统方法论,把信息资源的整体分解为各个部分和要素等加以研究,进行定性、定量、功能与流程分析,然后根据分析结果,再将它们综合成一个整体,也就完成了信息的搜集与整合。这种图书馆哲学的科学方法论,对提高主体的理性认识非常重要。查询信息是谋略、运筹实现的过程,重要的是思路深广,有敏锐的信息反应意识,能够准确判断、鉴别出所获信息,对国家政治、经济乃至文化建设的当今现状和未来发展有何影响与作用。对信息资源进行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分析过程,就是“演绎、分析、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对信息资源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的整合过程,就是“归纳、综合、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3.搜集和传递信息是图书馆哲学同一性规律的发挥与运用。信息技术的发达使人知觉、思维和操作的效率神奇提高。我们不但因电脑的代劳而不会不动脑筋,相反思索更须努力、思路更须 巧妙,得有信息资源组织导航能力与网络系统操作管理能力。图书馆通过征询、收集、存贮与传递各种信息载体,来满足读者查询、阅读、利用和索取文献信息的需求,在管理信息与研究知识的过程中,运用哲学方法论去开拓新信息知识资源领域,将会收获非浅。搜集与传递信息是图书馆哲学同一性规律得到最大发挥和应用。有统一性才有“同”,有多样性才有“异”,这才有“异中求同”和“同中求异”的比较法,并形成“求同存异”的综合。为节省读者搜索时间,我们从现代社会需要出发,围绕着某个主题,寻找信息的同一性和差异性,把大量分散、无序的隐性网络信息,经过筛选、下载、整合转变为集中、有序的显性文献知识。通过CALIS等网络系统进行文献传递,为读者提供高层次、多样化、高效率的交互式信息服务,使图书馆成为科研成果交流活动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与组织部分。 四、图书馆理念的形成与实践经验的积累,需要馆员具备图书馆哲学素养 图书馆哲学是关于流变不息的图书馆实践价值与意义的深刻理解、感悟和诠释。如果一个馆员没有先进的图书馆哲学素养,就没有正确的图书馆理念,就会缺少精神支柱与人生信念,也就失去了对所从事职业价值追求的主动性和目的性。图书馆理念的形成与实践经验的积累,需要馆员具备图书馆哲学素养,其意义在于:1.图书馆哲学素养有助于馆员形成个性化图书馆智慧,优化思维品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最先进的哲学,在此层面上产生出图书馆哲学理念,馆员通过树立图书馆哲学理念,再经过图书馆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图书馆哲学素养,是独一无二的,其它行业无法取代的最先进的哲学素养。这种不可替代性,一是能够坚定馆员树立图书馆事业的信念,使其在图书馆实践过程中认识自我弱点,发现自我潜能,通过否定之否定完善自我,设计自我发展方向,以此促进图书馆人才队伍向专业化发展。二是有助于馆员进行心智修炼与个性塑造,使其形成个性化图书馆智慧,优化思维品质,完善人格魅力,孕育纯真心音。能用心音去感悟图书馆事业的人,会产生对图书馆事业的崇高敬仰,也就有了一个神圣的心灵和崇高的自己,才会有爱岗敬业、甘为人梯、主动创新、积极进取等崇高的图书馆职业精神。对此任重而道远的图书馆人,应注重培养图书馆哲学素养,发展原则高度理性思维,培育价值取向思考方式,夯实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在更新自我、实现自我和超越自我的过程中,从馆员角色进入到学科馆员角色。2.图书馆哲学素养能使馆员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中。图书馆哲学素养能使馆员从哲学的高度,运用灵活、敏锐的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和逆向思维,坚持对理性的信仰与追寻,去观察、分析和理解图书馆领域的一些基本问题与基本现象时,就能形成对图书馆实践的洞察力,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唤起对实践主体的反思意识,从而产生理性思维的认知感、价值观和审美观,再从理性认识回到实践中去,实现对实践活动的超越。譬如:在开展具体服务读者的工作时,馆员用“透过现象看本质”等马克思哲学原理作为指导,将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研究图书馆学与其它学科的内在联系;分析图书馆现状内因与外因的存在条件,把握事物量变与质变的转化规律,不断总结经验,让专业回归常识,将技能变为本能,无论何事都做到明细化、定量化,量力而行,突出实践,保证质量,提高效率,完成目标任务。 图书馆论文: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模式的研究 以协同理念为基础,在保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信息资源共享的同时,制定分工协作的契约,并开展技术攻关、效益分配等方面的工作,进而实现技术创新,这就是产学研协同创新。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一些高校、企业在科技不断进步的推动下,争相开展了各类技术创新活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从当前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情况来看,还存在创新不明显或者无法有效协同等问题[1]。对于高校图书馆而言,在产学研协同创新背景下,如何确定适宜的信息服务模式来更好地为技术创新服务,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1产学研协同创新 1.1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概念 德国学者HermanHawking于上世纪60年代首次提出了“协同”的概念[2]。他指出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协调配合以提高系统的整体效率,这就是协同。从不同的角度看,协同创新被赋予了不同的定义。从信息服务的角度看,协同创新就是将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等联合起来,并将知识增值作为主要目标,进而创造更多价值的过程。而从企业创新的角度来看,协同创新就是各企业通过创新要素共享,并保障各要素之间的协同一致,进而达成共赢。在2011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中曾提出,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应该协同合作,通过切实践行“协同创新”来推动我国的科技创新。 1.2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特点 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基本主体包括科研机构、高校与企业等,并且是与金融机构、中介机构、政府等相结合的。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参与主体较多,是一个涉及多方面因素、错综复杂的战略性系统,图1所示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概念模型。产学研协同创新不仅需要保障内部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同,也需要保障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协同。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主要特点有:①多样的参与主体。不仅有产、学、研等基本主体,也有政府、中介机构以及用户等参与主体。②共享创新成果。各创新主体之间主要通过信息共享,分享科研成果并获取交叉知识,进而提升各自的核心竞争力。③持续性。各参与主体之间的信息双向传递,促进了彼此之间的密切合作,并实现了长期的互动与沟通,进而保障整个系统的持续发展。④资源易得性。各参与主体之间的信息交流,让人才、资金、技术的获取渠道得以拓展。 2高校图书馆在产学研协同创新中的作用 高校是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主体之一,在促进科技创新并构建创新型国家方面担负着重要使命。高校图书馆是为高校科研、教学提供智力支持的主要场所,不仅有丰富的信息资源储备,也可以为科技创新提供服务,是产学研协同创新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2.1促进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同性 产学研协同创新可以看作各创新主体根据市场、行业以及区域的需求,通过深入合作与交流,进而获得创新产品的组织过程。由于企业、科研机构以及高校长期以来均是相对独立的,而各自在信息资源建设方面存在重叠的地方,所以不仅导致大量资源浪费,在维持各主体之间协同性的同时,也需要投入更多的成本[3]。高校图书馆在发挥自身智力支持作用的同时,也需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与需求,对各参与主体的信息资源进行整合,进一步优化各主体之间的资源分配。此外,高校图书馆应该主动为各协同创新主体提供服务,并发挥引领与指导作用,以提高彼此之间的协同性。 2.2增强高校在协同创新中的主导作用 高校是为国家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基地,也是构建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主体之一。作为企业与政府的智力支持者以及高新科技研究领域的主力,高校可以看作决定协同创新成败的关键。高校图书馆拥有高质量的信息资源,为高校提供教学服务,根据高校科研、教学目标的变化不断调整与优化资源结构,能够保障知识服务的高品质与专业性。高校参与协同创新离不开高校图书馆的信息支持,而高校图书馆可以增强高校在这个过程中的主导作用。2.3提供各类创新资源与服务高校图书馆一直以来就是为科研、教学提供服务的机构,并在不断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信息资源。同时高校图书馆在发展过程中也构建了相应的学科馆员队伍,并拥有计算机应用方面的高素质人才,具备强大的情报搜索、加工与处理能力,与高校各学科的专业人士合作,能够为企业、科研机构等提供各类创新资源与服务。而企业所需的大部分市场情报、科技创新以及知识产权等信息,均可以从高校图书馆获得。高校图书馆发挥自身在信息整合方面的优势,能够更好地为科技创新服务[4]。 3产学研协同创新背景下高校图书馆的信息服务模式 自2011年召开产学研合作创新大会后,我国开展了大范围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活动,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高校图书馆作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重要引导者,也积极参与其中并开展了大量理论与实践研究。部分高校图书馆利用自身技术、信息资源等方面的优势,积极为产学研协同需求者提供信息服务,并成为其中重要的智力支撑。 3.1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信息服务平台在产学研协同创新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应该借助自身优势,加强与政府部门、企业与科研机构的合作,进而构建一个便于信息交流与沟通的服务平台(如图2所示)。其中产学研参与者作为基本主体,可以依托该平台获得合作机会,并且不断积累合作经验;政府作为引导者能够为该平台的构建提供技术与资金支持;而用户作为信息需求者,在产生需求与实践过程中为产学研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检验创新成果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高校图书馆作为该平台的信息资源库,主要职能就是为科研机构、政府、用户等提供信息服务。 3.2高校图书馆基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信息服务模式 3.2.1以资源共享为中心的信息服务模式 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各参与主体之间,在建立一定的联系后通过信息交流、传递等方式,实现资源共享,可有效提升组织内部的行为有效性。在知识传递与共享过程中,其中的知识分为显性与隐性两种,而促进高校图书馆隐性知识的共享更为重要。在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首先需要进行知识传递,并借助一定的方式让接受者获得知识[5]。而接受者在获取知识后,通过学习并消化吸收可以进一步内化。信息资源在各个主体之间进行双向流动,如此反复并最终扩大传播范围。而从另一个层面来看,信息资源的传播与共享,也可以看作个人经验的分享。高校图书馆通过这样的信息服务方式,能够促进并维护各创新主体之间的有效交流。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其主要目标就是为了达成科技创新。高校图书馆在提供信息服务并努力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各主体之间应该相互协调并密切配合。各机构或组织协同合作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创新,因此在产学研协同过程中,就需要时刻注重创新。 3.2.2以知识创新为中心的信息服务模式 在收集整理过往知识的同时探索其中的规律,并从中获取新知识的过程就是知识创新。高校图书馆要想实现知识创新,需要进行知识整合、共享与识别加工,进而挖掘出新的知识。而产学研协同创新背景下,知识创新是不分领域与类别的,其中的知识包括技术、产品、管理、工艺等多个方面。高校各专业的教学工作者与科研人员以及企业有经验的管理、营销人员等,均可以相互交流与借鉴。而各个参与主体之间信息的有效利用,是实现创新的必要条件[6]。这就需要高校图书馆加强与不同机构的协同合作,做到相互信任、密切配合。 3.2.3以高校主导为中心的信息服务模式 在产学研协同创新背景下,政府、企业以及高校不仅有各自的职能,也 存在一定的功能交叉。其中政府部门发挥着推动作用,并从宏观政策上为产学研协同提供指导。高校在该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通过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合作,能够避免脱离社会需求的研究与实践。而企业通过与高校、政府联合,能够打破技术创新的被动局面,拉动高校或科研机构主动开展技术创新,进一步提高核心竞争力。以高校主导为中心的产学研信息服务模式较为常见,也包括多种类型,如大学科技园、校办企业等。 4产学研协同创新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高校图书馆长期以来一直秉承为本校教学与科研服务的理念,但在与社会组织合作方面还缺乏积极性与实践经验。而这种长期封闭、落后的管理理念,也直接影响到高校图书馆社会服务的进程,并且制约了高校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组织由于很少与高校图书馆合作,一直倾向于通过社会上的信息机构获得帮助。因此,高校图书馆在为产学研参与主体提供信息服务的同时,也应该有维持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机制,进而更好地发挥自身作用。 4.1依托政府与社会组织加强宣传 政府、企业等作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长期以来缺乏与高校图书馆的沟通交流,对其信息服务能力与水平还缺乏了解,在遇到问题时大多是通过社会上的信息机构获取智力支持。鉴于此,高校图书馆应该加强与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的合作,并获得政府部门的支持,加强自身的信息服务宣传工作。部分行业协会等社会机构具备一定的影响力,图书馆应利用这些特点,并且将这些社会机构作为桥梁,构建有效的信息服务机制,进而更好地向社会推广信息服务。高校图书馆可以利用多种宣传方式,例如发放宣传书册、开展宣传推广活动等,进而向行业协会、社会信息机构以及政府部门等推荐信息服务内容。此外,高校图书馆还可以与社会机构联合起来,主动了解社会组织机构的各类信息资源,并且借助自身优势为企业提供培训服务,向协同主体充分展示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内容。这种方式可以让各主体了解高校图书馆开展信息服务的作用,进而转被动接受信息服务为主动获取服务。而高校图书馆在向各协同参与主体提供服务的同时,不仅可以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也能通过有偿服务提高经济效益。 4.2积极获取高校的全方位支持 高校协同创新的开展是将产学研各方作为主体,发挥高校的引导作用,并且获得科研机构、政府部门以及金融机构的支持,进而协同合作以实现技术创新的过程。而高校图书馆作为教学辅助机构,很容易被产学研协同的参与主体所忽视。很多高校领导也认为协同创新仅与各参与主体如政府、科研机构等有关,完全没有认识到图书馆的积极作用。这就需要高校图书馆主动展现实力,努力获得高校的全方位支持。一方面做好校园内部的营销工作,积极向高校领导、各参与主体展示自身在信息服务方面的优势,进而获得资金、人才与技术等方面的支持。另一方面,高校图书馆也需要加强与教研部门、科研人员的配合。同时在开展产学研协同活动时,尽量争取成为其中的主体要素,进而真正维持高校图书馆产学研协同创新信息服务平台的稳定性。 4.3不断调整与资源提供者的合作模式 高校图书馆在构建基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信息服务平台并为各协同参与主体提供信息服务的同时,也需要不断调整与资源提供者的合作模式,进而解决信息资源无法访问的问题。由于信息资源提供商存在诸多限制,这就导致非注册用户无法访问高校的数字化信息数据库,极大降低了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的利用率。高校图书馆在构建信息服务平台的同时,首先需要与各类信息提供者沟通交流,探讨全新的合作模式,以适应产学研协同创新的需求。例如,可以设置根据上网流量收费的方式,进而保障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的快捷性、高效性,并发挥各类信息资源的应用价值。 5结语 产学研协同创新是提高区域产业竞争力、实现技术创新的重要途径。这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程,需要联合政府、科研机构等多方力量,并且有效协作以促进其顺利实施。高校图书馆通过构建基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信息服务平台,选择适宜的信息服务模式,能够为产学研发展提供信息资源与服务,弥补信息服务的漏洞,进一步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 图书馆论文:图书馆思政教育功能研究 一、书籍报刊资源是宣传理论的工具 现代高校图书馆是知识与读者间的桥梁,在高校的教育体系中,除课堂教学能够灌输给学生正确思想,进行德育教育外,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图书馆所汇集的书籍和报刊始终是较好的学习宣传工具。当代大学生个性突出,接受新鲜事物能力强,他们拒绝强行灌输,单一的传统座谈会,主题班会以及谈话教育,有可能造成其反感和厌倦,书籍报刊则能够避开硬性灌输的弊端,调动起阅读者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使阅读者主动接受书中内容,受到教育和启发,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物质基础。例如,马列主义读物、党政机关公开发行的书籍、带有强烈爱国主义色彩的丛书、优秀哲学法律类典藏等都能够帮助学生抓住党中央最核心的政治体系,吸收最先进的理论内容,体会最深层的进步观念。又如,思想政治类期刊杂志凝聚了广大学者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包含了最具价值的思想精华,可以使学生在阅读过程中接受到正确的价值观引导,树立起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意识。再如,具有时效性的报纸读物,可以将国家主张、时事政治通过媒体加工转递给阅读者,使学生在对时事的阅读中,知晓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取得的成绩,了解国家和世界的大事小情,透过新闻报道事件,寻求真理,建立真知。 二、网络资源平台是获取信息的阵地 互联网是科技发展、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大众传媒领域的革命性成果,借助电子技术这个平台,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完全在一个平等信任的前提下进行互动,真正实现了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双方心与心的沟通,因此逐渐受到大学生的青睐。网络技术在为高校建设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对高校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在的高等教育,脱离了网络化教学便不能够满足学生对知识的渴求,高校学生对书籍资料查阅的大量需求也督促着高校图书馆建立起网络阅读体系,以便为读者提供更为方便、快捷的阅读服务。现代高校图书馆所保留的海量纸质材料固然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而网上数据库作为学生获取资料的又一阵地,也为把握学生思想脉络,了解学生关注点提供了重要保障。在图书网络平台上,读者可以随心所欲地点击自己想要获取的资源,阅读自己喜欢的书目,下载重要的文献材料,读者还可以借助网络对一些资源进行共享和评价,这些都在无形中使思想政治教育者收集到学生普遍关注和感兴趣的内容。通过阅读统计,分析学生的阅读心理,能够为思想教育提供信息反馈,便于从中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窥探某些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薄弱环节,有针对性的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不止如此,思想政治教育者可以借助网络宣传高效的特点,随时在网上最新的思想政治材料,利用新书推荐环节,向读者广泛宣传思政类图书、报刊,引导广大学生阅读健康、积极的文献,在潜移默化中,促进在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三、肃静舒适氛围是净化心灵的场所 当代大学生接受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经过了爱国主义和自主创新精神的熏陶,基本形成了积极、乐观、健康的精神风貌。但是,在信息高速传播的今天,受到外界消极环境的影响,加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入侵,也使得一些学生形成了功利倾向,心理脆弱,缺乏责任意识,冷漠自私等思想问题,这些问题急需得到高校教育的充分认识并予以解决。现代高校图书馆与其他高校教育资源相比具有宁静安逸的特点,可以说得上是高校学生学习思考、休闲娱乐的最佳场所,很多学生的课余生活都是选择在图书馆度过,那么,通过高校图书馆来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引导可称之为一个“好点子”。很多学生表示,进入图书阅览室,会被整齐的书架和浩瀚的书海所震撼,进入到电子阅览室,会被丰富的现代化信息资源所包围,进入到读者服务部,会被高素质的馆员服务所感动。高校图书馆高雅的环境和文明的服务氛围,相比于课堂,多了一些民主、自由的气氛,使学生能适当的调试自己,约束自己的行为,逐渐完善自我,提高自身素质。图书馆内安静的环境使走进的人们不再发出噪音,都能自觉地为他人着想,主动遵守规则,克服了自私的不良心理,学会了互相体谅、关怀他人的美德。同时,肃静舒适的氛围能给予学生静下心思考的空间,在舒适的氛围里,学生畅游在广博的知识海洋中,可以逐步形成崇高的理想,树立良好的思想素质,养成优良的学风,建立积极的生活态度,长此下去,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会得到极大地提升。 四、主题交流活动是传播知识的载体 现代高校图书馆在建筑规模和用途上存在着多样性,除常规的阅览室、读书园地、自习室外,多数高校图书馆还会设置会议室、报告厅、展厅等基础设施,这些设施配备也是评估图书馆建设成果的一项重要指标。利用会议室、报告厅等场地可以开展读书活动、时事讲座、报告会、主题演讲、宣传展览等丰富的课外实践内容,帮助学生提升思想品德和政治素养。读书活动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大载体为思想政治教育事业做出了极大贡献,利用读书活动可以将一些重要的优秀的文献介绍推荐给学生,组织学生共同学习理论着作,能够帮助学生对思想政治方面的着作进行品读和鉴赏,在研究的过程中提升学生的是非辨别能力和分析鉴赏能力,净化思想 ,摒弃糟粕。邀请专家进行时事讲座或召开主题报告会和演讲,可以将最新的时事热点和感动事迹带进校园,以专家视角进行问题审视,用最生动的语言表达传递党的方针政策,用最真挚的情感讲述社会主义推崇的行为,能够起到对在校大学生进行正面引导,树立使命感和责任心的效果。利用图书馆展厅开展简报、绘画、书法展览,可以使欣赏者增强审美意识,修身养性,提高对外界不良因素的免疫力,从中受到思想政治方面的启发,以达到使学生充分认识自我、欣赏他人、赞美世界的目的。 五、资料借阅保护是培养诚信的途径 诚信是加深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诚信观念也是当代大学生必需的思想品德之一,对于求知欲望强烈、思维活跃、人生观和价值观不够成熟的大学生而言,开展诚信教育尤为迫切。图书馆是搜集、整理、保存、传播和组织社会文献信息资源的科学、教育、文化机构,每个社会成员都有使用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接受图书馆提供文献信息服务的权利。鉴于图书馆的图书报刊材料的公共性,图书馆对馆藏资源的借阅归还都制订了详尽有效的规则,以保证资源的长期使用,使得珍贵文献得以长久流传。现在不少大学生还存在着不良的借阅嗜好,有的学生会在书籍上圈圈画画,甚至撕页裁剪;也有学生对图书任意抽拿,乱摆乱放;还有学生拖延借阅时间,想尽办法将书目据为己有。这些行为都会影响到公共资源发挥作用,阻碍到图书馆的发展。因此,图书馆必须采取正规化,合理化管理来帮助阅读者建立诚信品质。现在,多数高校图书馆会在流通阅览室安置电子报警器,针对重点文献进行保护,防止读者的不良行为。现代高校图书馆还采取了押金和安装摄像头的方式,以保证绝版文献的准时完好归还。对图书的严格保护从某种意义上能够约束阅读者的借阅行为,对肆意破坏、盗用窃取、不珍惜他人劳动成果的做法进行有效管制,使阅读者从点滴做起,养成诚信习惯,最终成为国之栋梁。现代高校图书馆是大学宝贵的资源阵地,在高等院校教育、科研中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作为高校精神文明建设核心机构,高校图书馆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也有着特殊意义。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激烈的背景下,现代高校图书馆有责任购置高价值的书籍,做好学生读书的引导工作,营造舒适优雅的阅读环境,提供体贴到位的阅读服务,并有义务承担起培养爱读书、会读书的思想政治素养过关的优秀人才,利用自身优势,配合高校其他教育资源,充分发挥出其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不可取代的功能。 图书馆论文:有关网络环境下我国图书馆服务模式的演变 在21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人类社会正面临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的急剧变革,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们都强烈地感受到新时代的冲击与震撼。知识更新经济朝代和网络时代的一些特征,已经深入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知识经济是以知识更新为基础的经济,这各经济直接领带于知识更新和信息的生产、扩散和应用。 中国在迈向第三步战略目标的进程中,提出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我国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国家创新能力的奋斗目标。根据建设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构想、任务和目标,已经提出和实施了《知识创新工作》、《技术创新工作》、《211工程》以及国家其他重点科技计划,形成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完整的总体战略布局。国家创新系统的主要功能是配置新资源,直辖市国家创新活动。国家创新资源配置中包括创新信息服务体系和创新资源的分配体系。图书馆在未来几年的发展中,应成为国家创新信息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发挥依靠基地的作用。 图书馆作为社会重要的信息资源基地,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和资源的提供者,对信息化、网络化浪潮的冲击更为敏感。现代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网络化浪潮的兴起,一个以计算机技术、网络通讯技术、光纤技术、数字卫星技术为主要信息传输载体的社会基础设施的新的信息环境已经在我国形成。 图书馆是社会需求的产物,其天职就是为社会提供服务。图书馆的社会价值是通过服务体现的。在知识经济成为社会经济的主流,社会经济结构开始发生变化的时候,社会需求发生较大变化,知识总量的不断的增长,知识领域不断扩展,用户自身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从整体上开始从劳动密集性向知识密集型转变。用户信息需求不断增加,使网络环境下图书馆的存在形态发生了变化。图书馆无论在信息资源采集、组织加工、信息服务、管理模式等诸方面将发生更深刻的变革。 一、传统图书馆服务模式的特点 传统图书馆主要收藏以纸张为载体的信息,它的服务必然围绕着纸张文献和图书馆馆舍的展开。中国图书馆由于受封建时期皇家图书馆、古代藏书楼的影响,图书馆和图书馆文献是为少数人服务的。 图书馆的藏书是以保存为主,形成了"重藏轻用"、"重管轻用"的办馆思想,往往把读者放在次要位置。 图书馆论文:分析图书馆法人治理的优化 我国现行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公共图书馆作为事业单位法人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出资建设,这就意味着政府作为公共图书馆的建设者有权对公共图书馆的活动进行制约。然而在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现状是政府对公共图书馆实行全面的管理,公共图书馆也对政府部门产生依赖,不能独立自主地实行组织的管理。针对公共图书馆存在的治理机制方面的问题,笔者简要总结了以下几个方面。2虽然我国的公共图书馆法正在建立的进程中,北京、深圳等省市公共图书馆都有本地区单独的公共图书馆管理条例、规章和办法等,然而这些地方的公共图书馆在规划建设和管理机制方面上缺乏科学标准,呈现出无序管理状态,这一切都亟待通过立法加以保障。2008年文化部将制定一部完整的公共图书馆法提上日程,但是,时至今日,只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征求意见稿》,尚没有确定一部完整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公共图书馆基本法律。没有立法对公共图书馆的保障就会产生公共图书馆的的地位模糊、管理不善和经费不足等问题,所以法制的建立是我们首要面临的、亟需解决的问题。在我国公共图书馆的概念被定为“由国家中央或地方政府管理、资助和支持的免费为社会公共服务的图书馆”[5]。从这一概念中可以看出公共图书馆的建设者是国家中央或地方政府,这就导致政府对图书馆无所不管,包揽一切,而公共图书馆也对政府产生依赖,独立性差,不能自主的管理馆内重大事务,例如购书类别也须得到政府的批准等,这就模糊了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地位定位。同时,在政府的庇佑下,公共图书馆的竞争环境也出现弱化的局面,使得公共图书馆不能积极主动的进行创新服务,不能以读者的利益为核心,模糊了公共图书馆的职能定位。我国公共图书馆现行的管理制度实行馆长负责制,馆长对图书馆拥有决策权、财务权和任免权等[6]。这种制度虽然明确了馆长的法人代表地位和职责权力,明确了公共图书馆是具有法人资格的办馆实体,但是另一方面却容易产生馆长对图书馆事业不作为,不利于图书馆服务效率的提高;还容易造成馆长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独断,滥用职权的现象,长此以往就会造成图书馆内部民主思想和民主机制的缺乏,不利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总之,馆长负责制有利也有弊,我们要承认缺陷的存在,扬长避短,完善公共图书馆管理机制。据调查,我国大部分地区现行公共图书馆内部没有建立起专门的监督约束体系,对图书馆馆长和工作人员的监督主要依靠政府部门和上级主管单位,其约束仅靠各图书馆内部的管理条例和规章,显然这是明显不健全的。监督机制不健全就会导致图书馆内部腐败和工作低效的产生。公共图书馆作为独立的事业单位法人,其工作宗旨就是为读者服务,没有一个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就很难满足读者的需求,引起读者的不满,造成图书馆公众失信的局面。上述问题的存在归根结底是因为公共图书馆法制不健全、参与公共图书馆管理的各利益主体关系不明确、公共图书馆内部治理机制不完善。因此,要构建一个完善的公共图书馆治理机制就要针对存在的各种问题找到解决思路,进行改革,实现其可持续发展。 优化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机制的措施 公共图书馆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员,其法人治理机制是否完善决定着其发展进程。上文论述了公共图书馆存在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公共图书馆不能有效地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因此,笔者构建出一种新型的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机制模型(如图1所示),通过模型来阐述优化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的一系列措施,以期完善其治理,实现其价值。政治学家告诉我们民意是使一个事物合法化的基础。因此,完善图书馆立法的前提就是要确立图书馆在社会民众中的地位,赢得公众的尊重和认可。这就需要图书馆提供优质的服务,扩大立法宣传力度,加强同社会各界的交流。完善图书馆立法建设的另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建立一个高素质的研究图书馆立法的专业队伍,做好立法的组织领导工作,统筹各个地区发展现状来制定一个普适性的法律规范,才能使公共图书馆走向法制化管理的轨道。最后还要借鉴国外图书馆立法的成功经验,例如英国于1850年就颁布了《公共图书馆法》,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全国性的公共图书馆法,后经几次修改,不断完善[7]。我们应结合我国国情,有选择地吸取国外成功经验,来完善我国图书馆的立法。公共图书馆处在社会大系统下,与其相关的利益主体有政府、上级图书馆、读者和相关竞争者等。这些主体都在影响着公共图书馆的运作,只有理顺情彼此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好地完善法人治理。政府作为公共图书馆的建设者,为其提供经费来源,这就决定了政府在公共图书馆的管理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这种主导地位主要体现在政府的“掌舵”职能中,即对图书馆实行宏观管理,确定公共图书馆的各种发展战略,制定其事业规划,指导并协调各级图书馆之间的关系,做到统筹规划,而不是事无巨细的管理,要做到政事分开,管办分离。公共图书馆也要在政府的大政方针下对内部实施有效的组织与管理。公共图书馆作为事业单位,上下级之间属于业务指导关系。上级公共图书馆应该本着普遍均等惠及全民的原则,协调地区之间的图书馆事业,对下级公共图书馆开展的业务进行指导,以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借鉴国外的总馆分馆治理模式,上下级公共图书馆应加强业务交流,实现文献资源共享,例如我国深圳实行“图书馆之城”的治理模式,加强了上下级图书馆的沟通和联系,做到集中管理。读者作为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对象,公共图书馆应本着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的宗旨开展各项工作。读者也应树立纳税人意识,意识到自己是公共图书馆的所有者,理应得到优质的服务,当对服务不满意时应该提出自己的意见,维护自己的权益。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知识的需求不断增加,加上公共图书馆在馆藏和服务方面的缺陷,各种提供知识服务的组织开始出现,其中包括各种民办图书馆、私人图书馆和科技检索中心等。例如号称全球最大的中文网上实体书图书馆———青番茄图书馆,实行免费借阅、送还和上门服务等,这些服务内容比公共图书馆提供的服务质优,这就对公共图书馆造成一定的压力。公共图书馆应及时改进自身管理和服务,并与竞争者进行沟通,争取实现文献资源共享,促使两者和谐发展。鉴于我国单一的馆长负责制存在的缺陷和国外对公共图书馆管理的有效措施及成功经验,我们应对我国的公共图书馆管理机制进行变革,使其更有效率地运行。在此,笔者建议在公共图书馆馆长负责制基础上建立理事会[8],理事会可以对公共图书馆内部的重大事务进行决策,馆长领导馆内人员执行,并对其进行管理,从而形成一个三级管理体系,即高级决策层—理事会、中级管理层—馆内领导和基层执行人员。—理事会在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中,重大事务的决策权由理事会来承担。理事会成员由政府部门杰出代表、社会知名人士和馆内重要领导组成[9]。理事会成员应由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提名候选人然后经过馆内工作人员选举产生,成员在受聘期间需了解图书馆的使命、政策和服务内容,及时做出决策应对不断变化发展的环 境;理事会应对自己做出的决策负责,实行问责制。中级管理层作为公共图书馆的管理机构,具体负责馆内日常运行与业务的管理,其成员包括馆长及其副职。馆长作为公共图书馆的法定代表人,一方面作为理事会成员参与理事会的决策,定期向理事会汇报馆内运行情况,另一方面馆长可以下达理事会的各种决策,领导馆内人员执行理事会决策,为其工作提供便利和保障。基层执行人员即公共图书馆内基层职位的工作员工,分布在馆内各个不同的部门,这部分人员作为馆内工作的主体,是通过考试选拔程序产生的,其工作内容是执行管理领导层的决策,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并与其他馆员进行协作,发现图书馆内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意见上传领导层,不断优化图书馆工作。综上所述,公共图书馆的法人治理结构是一个金字塔形的三个层级的运行机制,理事会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开会讨论制定公共图书馆的战略决策,下达中级管理层,由其领导基层工作人员执行决策。基层执行人员在执行决策后将问题反馈给中级管理层,中级管理层通过整合意见上传理事会,以使理事会可以有效地监督并完善其工作。当遇到突发的严重危机事件时,基层工作人员可以通过“法约尔桥”[10](意指在管理机构中遇到特殊情况时,可以跨越等级进行沟通,以保持信息传递的时效性),直接与理事会进行对话,确保理事会及时采取措施予以应对。如图2所示,我们可以看出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应是一个具有反馈机制的上下不断沟通的运行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可以刺激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一个有效率的组织一定有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的存在,公共图书馆也不例外。公共图书馆应实施绩效工资制,针对不同的岗位明确绩效评价的标准和程序,刺激员工发挥个人潜力,提高工作绩效,以使公共图书馆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公共图书馆的监督机制作为法人治理不可缺少的环节,可以保证法人治理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可以发现问题不断完善法人治理机制。按照监督主体的不同,笔者把公共图书馆的监督分为政府监督、上下级监督、专门监督和读者监督等[11]。政府可以通过其职能部门对公共图书馆开展的工作进行监督发现问题予以批评指正;上级公共图书馆可以对下级公共图书馆进行工作业务的监督,在一个公共图书馆内部上级领导也可以对下级工作人员进行工作监督;理事会可以设立专门的监督委员会,对公共图书馆内部各项工作进行监督;读者作为其服务对象有权利对其开展的各项服务工作进行监督,并提出意见。 图书馆论文:图书馆学研究中的科学主义 【内容提要】抽象图书馆学受到专业研究者的质疑。这些质疑中的许多见解引起同仁的困惑。我们需要学习科学技术哲学知识,把握抽象图书馆学理论的实质,就此问题做进一步探讨。图书馆学中的科学主义越来越感到危机,其危机的根源在于自身。我们既要恰当地反对唯科学主义,对它又要保持必要的宽容。当今,反思图书馆学的内在价值取向,是必要和迫切的。我们没有必要构建“大一统”的理论体系,应充分激活图书馆学所包含的思想,使图书馆事业的实践走向规范化。 1 引起图书馆学研究者困惑的探讨 新世纪伊始,黄俊贵先生的《丑陋的图书馆学》一文打破学界往日的沉寂,反响激烈,已超出当初定位于“文化沙龙”的想象,以富有学术性和思想性而备受图书馆学研究者的青睐〔1〕。程焕文、罗德运、程亚男、储流杰、阎立中、鲍振西等先生先后继续在此“沙龙”和其它刊物上展开讨论,发表了许多论文或感想。与此同时,图书馆学的两个专业网站,《大学图书馆学报》的《沙龙》(/xuebao)和图书馆学读者的《寒网》的部分网友以自立题目《图书馆及其理论体系是科学,还是伪科学?》展开学术探讨。图书馆学界出现了近年来少有的百家争鸣。颇为有趣的是,这次学术探讨涉及到与科学主义有关的问题。按照黑格尔的认识论,人之认识有感性、知性和理性三个不同的层次,这样的探讨无疑是“精神的高消费”,是哲学层面上的反思、批判活动。 这里所说的图书馆函数及其理论体系就是抽象图书馆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它的作者叶鹰先生已多次表述了自己建立抽象图书馆学的目的和意义:“希望抽象图书馆学的思考和方法能为当代图书馆学理论注入生机和活力,使图书馆学走上精密科学的发展道路。〔2〕”近期,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的同样观点:“能否像精密科学那样用一个模型或一组方程把图书馆学的核心理论统一表达出来?并通过对模型进行分析或对方程进行求解来统一研究包括传统图书馆和现代图书馆在内的图书馆学?”〔3〕 这种思想首先受到黄俊贵先生的质疑。在《丑陋的图书馆学》一文中,他是这样对“抽象图书馆理论”提出疑义的,我们把它摘录如下:“有人对国外有代表性的传统图书馆学的著作归纳为‘面向过程’、‘面向实体’、‘定性向导’,进而提出实行当代转换——‘从具体到抽象’、‘从定性到定量’,主张采用精确数学方程式,以抽象图书馆学理论,并用了不少数学方程式,以达到图书馆学理论抽象化的目的。与此同时,还主张采用逻辑方法、计算机方法以逻辑建构、仿真建构。(见《中国图书馆学报》2000年2期,《传统图书馆学的当代转换》一文)本人粗懂数学,对如故弄玄虚异常反感,认为既不必要,亦不科学。因为这种表述对一般图书情报专业人员纯属‘对牛弹琴’,再者科学也不能以简单的数学公式去诠释。为此,我还特别去请教学术专家(曾从事过图书馆工作),结果博得冷笑,谓曰:‘这不是理论,也代替不了理论;数学不是万能的,方程式不应该作为图书馆学论文的主要内容。’”…“在许多刊物上不时可以发现所谓‘图书馆函数’、‘图书馆方程’的玄文,如果出于‘百家齐放’,引发争鸣也应该让专业人员都能看懂,我真怀疑编辑在审稿时是否真读懂了,还是被它的虚玄迷惑了。”,“有人提出图书馆的所谓‘新思维’,立论‘图书馆是有序化信息相对集中的时空’,要实现‘无馆舍、无藏书、无馆员’的‘三无图书馆’。这真是无稽之谈。如此做秀行为已普遍为同仁不齿。” 在随后的文章中,黄俊贵先生对此又做了更趋于理性的探讨:“有人热衷数学方法,把统计数据视为概括规律的惟一方式,诚然,我们应该肯定定量研究确实是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一个特点,但如果把它强调到绝对化,以它作为优于一切的方法,试用数学方法去代替甚至取消逻辑和哲学的方法,显然是不妥的。”〔4〕 在网络上,部分网友认为“图书馆函数是浮躁的”,“图书馆函数是图书馆学皇帝的新装”,“图书馆函数和图书馆方程怪异”,“图书馆函数与图书馆实践无关”,“此数学模型是有问题的”,也有人认为“它是科学主义的布道”,也有的采取类比的方法对抽象图书馆理论质疑,如“难道我们还需要出一个反恐函数吗?”,“我们能用高等数学来证明共产主义一定实现吗?” 这次学术争鸣是一种正常的学术活动,应该得到肯定。然而,事情往往并不是这么简单。这些理论和见解带给我们图书馆学研究者太多的困惑。我们迫切需要问题的答案。我们都掉入了概念和问题的海洋里。这次大探讨涉及到“信息”、“信息科学”、“科学”、“玄学”,“数理逻辑”,“图书馆函数”,“图书馆方程”,“图书馆函数是否正确?”,“数理逻辑是否是万能的?”,“图书馆学的划界标准”,“图书馆学如何规范?”等概念和问题。 这样的问题不仅是图书馆学界这个圈子里的问题,还是整个学术界比较关注的一个跨学科的大问题。我们仅仅依靠对图书馆学经典的深度理解与诠释,无法解决这一难题。我们也不应该重新陷入一大堆旧材料中,仍去墨守传统的研究方法,而应积极学习和利用其它学科的知识,寻求有益的启示。我们需要从中外已有的智慧宝库中汲取精神营养,从思想阅读中获取研究的力量。经过争鸣与反思,我们发现在反对抽象图书馆学理论中,有许多理性不足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完全可以把许多简单、幼稚的批判给排除掉,抽象图书馆学绝对不是他们认为的“浮躁问题”。许多图书馆学研究者有了可贵的觉醒,黄俊贵先生后来就曾倡导“图书馆学需要哲学”〔5〕。图书馆学和科学技术哲学对这一问题有共同的志趣,我们可以通过学习科学技术哲学,探讨两门学科共同关心的问题。对这样的问题研究,要求研究者既要有很好的自然科学素养,又要有扎实的图书馆学本专业基础和丰富的其它社会科学知识。因此,面对一个既为阳春白雪,又为大众图书馆学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难题,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希望能做一次有益于图书馆学发展的探讨。 2 科学主义及其图书馆学研究者对它的质疑 概念界定模糊,就会引起争议。所以,一般哲学工作者在论述“科学”与“人文”两者关系之前先定义这两个概念,尤其在两者深刻关联的时代更应如此。但问题也非如此简单,诚如吴国盛先生所言“概念有待澄清”,“回到概念问题”〔6〕。本人倾向于刘大椿先生的“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界定”〔7〕,因而,本文所指的科学是指科学的本源意义,即与人文学科相对的自然科学。也许,我们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图书馆学中存在一个叫做“科学主义图书馆学”这样一个独立的学派或分支,一般人也不会承认自己是科学主义者。但科学主义取向的图书馆学研究很有市场。 科学主义在图书馆学出现,有其历史和时代背景。尽管人们对斯诺命题〔8〕有各种疑问,但是这一富有挑战意义的问题是难以回避的。“科玄之战”〔9〕称得上是“斯诺命题”的一个典型案例。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又置身于和20世纪初如此相似的语境中。当初的“科玄之战”的一边倒的胜利,使当时的知识分子对科学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胡适这样描述人们的科学主义倾向的:“近三十年来,有一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得与不 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10〕。直到今天,科学一词在大众话语体系中常常代表“正确、高明、有效”,科学仍然是价值与观念的代言人,科学的“标签”和反科学的“帽子”满天飞。在学术界,科学主义思想仍在不断地扩张。 “科学主义产生于自启蒙主义,成于实证主义,是建立在牛顿范式的科学之上的一种思想观念。长期以来成为主流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1〕”。持科学主义观点者认为科学是万能的,或者说,是潜在万能的。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它。 在价值层面上,持科学主义观点者认为科学是真理,是正确的乃至惟一正确的知识,相信科学知识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进而,过多地赋予科学与技术价值层面上的意义。在方法论上,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和语言,盲目摹仿和不经辩护地转移到人类的社会研究中,也就是说,持科学主义观点者认为科学方法是普遍有效的,而且也可用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科学主义坚持自然科学的定位,主张以实验、实证、定量研究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经验化、客观化和数量化是科学主义的基本原则,其哲学基础是实体还原论、机械决定论和逻辑实证主义。对作为技术根源的科学理论,特别是基础理论持虚无主义态度。过分强调技术的价值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技术的理性标准。坚持科学主义观点的人相信一切的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技术的发展而得到解决,从而,无视或忽视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文化传统对技术的反作用。他们认为科学技术所导致的社会问题是暂时的,偶然的,是前进中的失误,是能够通过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而得到解决的。 科学主义在哲学、经济学、管理学、历史、政治、美术等领域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质疑,比如,科学主义心理学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的质疑〔12〕。文学界也有的学者提出“‘新工具革命’不是文学的灵丹妙药”〔13〕。科学主义当然也受到很多图书馆学研究者的批判。图书馆学界为了捍卫图书馆事业的尊严,也不断地反对科学崇拜、技术崇拜。黄俊贵先生对科学主义思想的质疑,也就不足为怪了。从抽象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上,我们不难发现它的科学主义思想。 这种思想在图书馆学界很有影响。比如,有人认为:“强调和强化实证主义的方法范式在定性与定量研究方向,大力弘扬文献计量学这类图书情报界独有的方法,更多地借鉴数学的方法、统计的方法,合理移植与图书馆的社会功能研究相关的、有效的其它方法,也许能使我们的图书馆学研究尽快地走出假象的误区,步入学科发展的正常轨道”〔14〕。许多成果也或多或少地透露这种思想,尤其是许多图书馆学理论批评者盲目拿西方的科学范式来评价图书馆学,殊不知这些西方的范式主要是自然科学的范式。又比如,图书馆学五定律,图书馆哲学定律,人文图书馆学哲学五定律〔15〕的思想。当然,“图书馆学五定律”存在翻译问题,他们用物理学中的“定律”来代替哲学的“原理”。这些定律的元素中有人,如作者认为是人文的,那它的意义必然与精神层面相关,这种做法看似强调了所提出的观点,但由于借用了“定律”,反而使人对这样的“定律”疑窦丛生。这种做法并不是“用词语包装的问题”,而是利用了图书馆学者喜欢的语境来获得认同。图书馆学研究不遵守哲学的一般规范,是让人难以理解的。 在图书馆学论文中,许多人经常应用西方未来学家的名言“计算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这正说明部分图书馆人在迎合科学主义。〔16〕 期刊中,还不难发现诸如ontology,纳米图书馆,图书疗法,图书馆力等等新提法。这些东西“雷声”大,与图书馆关系没有多大。 有人号称他提供的信息为企业节省了数十万元,这种消息真假实在难辩。严格地说,应该是这种信息有利于企业节省数十万元。 当商业炒作的图书《学习的革命》粉墨登场时,图书馆人却为之欢呼〔17,18〕而事实上,这类书是科学神话的畸形产物。这种不应该出现的现象却在以书为“根”的图书馆学中出现,难免不让人深思。它产生的根本原因,除了我们图书馆研究者科学精神不足外,就是人们太相信它所谓的“科学的方法”,相信它“一个星期学会一门外语…”的科学神话。 图书馆学者相信网络神话大有人在,甚至相信图书馆馆长将来由CEO代替。随便什么文章都要提及“网络”,与“网络”联系起来,实有“拉大旗做虎皮”之嫌。何阳的点子公司被图书馆人欣赏〔19〕,不幸的是何阳却因诈骗入狱。这就是我们对信息科学没有个正确认识的结果。 “一个数字图书馆,半壁江山”〔20〕,就是图书馆人对无条件研究数字图书馆,而轻易上马者的无情讽刺。 图书馆单向度发展的趋势十分明显〔21〕。图书馆学界有人把读者想象成全是知识精英,认为图书馆事业服务的对象都是科学人,认为图书馆人应该是专家身份,不自觉地将自己打扮成专业人员或某个学术专业的从业人员。还有人用“科学”或“技术”来为图书馆人编制许多美丽的梦幻。图书馆学界依然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图书馆学除了弘扬科学精神外,还应以关注生命尊严,关注生命的真美为自己的本命。我们看看我们的期刊吧,疯狂地宣泄人们的技术激情,反倒是研究读书文化的文章很少见诸于版面。 3 正确认识图书馆学中的科学主义思潮 科学主义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质疑,也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危机。在反对科学主义的讨论中,许多图书馆学研究者认为它的危机是由于人文学者的质疑造成的。我们认为,这并不是根本原因。 图书馆学中科学主义思想的危机的根源主要是其自身。由于图书馆学缺乏独自的研究对象、独立的概念体系、独特的研究方法,所以,科学主义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定为信息,也不过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图书馆学隐含地定位成自然科学,才是它危机的根源。将图书馆学向精密科学的努力心愿是好的,但却是不可能的。现代图书馆学是一个学科群,图书馆学既有科学的研究,又有人文的研究。有人戏称“图书馆学是上帝之学”,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科学主义是只见信息不见人,“人”不过是标有刻度的“木偶”。这些科学主义沉迷于结构优美的逻辑演绎中,无情地抛弃了人们的非理性世界,从而成为“黑板图书馆学”。这些科学主义理论由于没有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理论,所以,他们一方面拒斥形而上学,一方面自己仍然逃脱不了成为形而上学的厄运。这才是其致命的弱点。 我们还可以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物理学本土化问题,数学本土化问题?却有图书馆学本土化问题。物理学研究者从来就不考虑哪些是中国物理要解决的问题,哪些是美国物理要解决的问题。而图书馆学就不一样了,它是在特定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图书馆事业出现的文化的多元性,文化取向是“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来自实践的批判是最有利的批判。实践是图书馆学的最大价值取向。创新是图书馆学的生命力。在图书馆事业的实践中,许多科学主义的东西离图书馆所在的现实越来越远,从而成为纸上的数据和公式。许多科学主义的理论成了怪异的理论,在图书馆学和馆员之间树立起一道藩篱,当然,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我们可以思考,有没有“科学的爱情”,“科学的道德”,“科学的意识形态”?实践中,来图书馆的人不一定都是理性的人,知识的人,还有普通大众。许多图书馆学研究者利用数学方法,通过交叉科学研究取得了诸如引文分析法等理论成果,这些都是图书馆学的进步,在社会上也被广泛应用。但人们也不断 发现这些核心期刊表在不断地被人误用。也就是说,核心期刊表是有一定的应用范围的,也有自身的弱点——就是它代替不了专家的意见。 我们要恰当地反对科学主义,不能把科学主义与自然科学,科学主义与科学精神相提并论,更不能把“反对科学主义”看成是“反科学”。我们也不能无原则地反对把物理和数学逻辑应用到图书馆学中,也没有反对技术研究,而是反对试图把图书馆引入精密科学的科学主义思想。 图书馆人在反对科学主义过程中会遇到各种不同的意见,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其一,有人认为反对科学主义不利于图书馆学的科学化建设,会说“图书馆学就是因为科学性不强,还不是真正意义的科学,没有必要反对科学主义”。我们认为科学性和科学主义是两个概念,科学精神与科学主义更不相同。正因为图书馆学的科学性不强,图书馆研究者的科学精神不够,许多图书馆学研究者才会对科学技术寄于厚望,才对科学迷信,对技术崇拜。反对科学主义,正是为了弘扬科学的理性精神,尊重科学。 其二,许多批判的理性不足,反而受到科学主义的反击。图书馆学界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存在许多问题,比如,许多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学者对科学主义进行了批判,但没有从科学主义的自身逻辑和实践找出问题的实质所在,用“图书馆人看不懂”作为依据,也出现了非学术的语言,显然容易遭到反批判,有人就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没有几人能看懂”这样的理由拒斥人们的批判,也有人用“曲高和寡”对人们的批判搪塞。又比如,有的学者用后现代主义思想来对科学进行所谓的结构与消解,甚至盲目地攻击科学与技术本身,否定科学的理性价值。再比如,许多人只管批评,不管建设。这些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肯定是行不通的,与与时俱进、创新的理论研究的宗旨相违背。综合这几方面的原因,我们有必要正确地认识科学主义的。 用科学的技能,哲学的思维,人文的价值,构建健全的图书馆学体系,服务于图书馆事业。 图书馆论文:信息社会图书馆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初探 [内容提要]:现代技术的发展使图书馆的服务方式和内容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文从图书馆的各项业务工作入手,分析了各项业务工作中存在的知识产权问题,并就“合理利用”、侵权与被侵权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图书馆;知识产权保护;信息;文献 图书馆是从事文献信息搜集、加工、存贮、传播、研究等活动的场所,其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与知识产权保护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在图书馆角色已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图书馆除了承担传统的信息收藏、传播任务外,还承担了部分信息出版商整理出版各种形式的信息产品的任务,所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也不再局限在如何“合理利用”他人的信息资源,还包括如何利用法律手段,合法地保护自身的权益,因而知识产权问题更加受到图书情报界的密切关注。基于此点,本文将就图书馆可能遇到的知识产权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信息搜集整理与知识产权保护 信息搜集是图书馆开展信息服务工作的基础,在此方面图书馆主要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是所收集的信息产品是否为合法的信息产品。我国在1990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1992年加入《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两个国际公约,在1992年又颁布了《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因此在法律上,不论是国内作品还是国外作品在我国境内都将受到法律的保护。根据有关法律条文,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营利为目的,复制发行其作品或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其制作的录音录像的行为都是侵权行为,其制作作品也就是非法出版物。 但在过去,有些图书馆由于经费上的限制,往往无力购买外文原版书刊资料,因而只能通过选购一些影印的书刊资料来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建设工作起步较晚,整个社会的知识产权意识还比较薄弱,一些盗版侵权活动还比较猖獗,非法盗印的书刊、音像制品随处可见。这就要求我们的信息工作人员加强法制意识,在文献信息资料的采购过程中自觉地选择正版产品,维护知识产权所有者的正当权益。 二、信息服务与知识产权保护 1、借阅:书刊借阅是图书馆为用户提供的一项主要服务方式。对于著作权人的图书外借,图书馆界历来有“公共借阅权”之争。这里的“公共借阅权”是指著者因图书馆将其所著图书借给读者而获得报酬的一种权利,它在西方国家发展很快,目前英美等国已开始在公共图书馆中推行该制度。但在我国,由于我国的经济、文化还不够发达,若采用“公共借阅权”制度将不利于知识的传播,对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会产生消极影响,因此《著作权法》作了明确规定“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这种作法是否合适,目前仍有争议。 2、复制:复制是使信息得到广泛传播和利用的重要手段,它在《著作权法》中被定义为“指以印刷、复印、临摹、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行为”。但现代技术的发展,似乎为复制的内涵又赋予了新的意义,光盘刻录、电子扫描,网上信息下载等新型方式都已被看作是复制的重要方式。虽然,在〖著作权法〗中明确规定,为学校课堂教学或科研,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或图书馆、档案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皆属于复制合理利用的范畴,但是由于新的复制方式及其复制对象的特殊性,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一些问题。 首先,将原有的印刷品形式的作品数字化提供给用户使用是否为合法行为,是否产生了新的作品,此点业界目前已基本有了结论即并未产生新作品,在“合理利用”范围内的复制是合法的,但不得出版发行;其次,用户通过INTERNET或局域网下载图书馆放在网上的信息,需征得著作权人的许可还是可任意复制,这个问题与数字化作品的传播方式的认定有密切关系,现在仍是一个争论的焦点;第三,若用户阅览图书馆放在网上的信息,其暂存于随机存储器中的信息是否已构成复制行为,读者是否有权对其进行各种形式的处理。因此,图书馆在开展复制服务过程中,如果处理不当就极易造成侵权,对此我们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3、数字化作品的网络传播:近几年来,计算机网络的迅速发展和全面普及也带来了新的信息传播方式:网络传播。网络传播这种方式,不但可以以更快的速度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文字信息,而且可以传递给用户声音、图形、图像和动画等多媒体形式的信息,这使得图书馆利用网络来进行信息的传播变得越来越普遍。将数字化作品进行网络传播的表现形式有多种,常见的有电子数据库的检索、视频点播、网络远程教学等。 1)电子数据库具有存贮量大、检索方便、快捷,可以包含文字、声音、图像等多种信息的特点,从其问世以来就备受信息工作者的青睐,特别是WWW检索方式的出现,普通用户不需经过培训也可便利地查到所需信息,因此大多数图书馆都引进或自建了各种各样的数据库并通过局域网或INTERNET网向用户提供服务。 2)视频点播是一种新兴技术,通过视频点播,用户可以在远端利用计算机或电视机的远程遥控器,通过网络随心所欲地从图书馆所收藏的大量视频资料中获取自己需要的视频节目。此种方式是图书馆向用户传播视频信息的重要方式。 3)网络远程教育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计算机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型教育方式,人们可以在计算机网络的环境下,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实现“随时、随地的交互式”教学活动。图书馆是开展网络远程教育的重要基地,大量的教学软件和信息资源需要经过图书馆在网上传播给读者,以满足他们的信息需求。 对于网络传播这种方式,不论其表现形式如何,我们首先应该明确的都是将数字化作品通过计算机网络向公众传播是一种怎样性质的行为,其次需确定的是这种行为是属于一种合理使用作品的行为还是属于著作权人的一项专有权利。对于第一个问题目前有两种观点。有些学者认为是“发行”行为,其理由是发行是指为满足公众的合理需求,通过出售、出租等方式向公众提供一定数量的作品复制件。而用户从网络中下载一件作品时,只要数字化信息进入到用户的RAM中,就可以稳定地在一定时间内或者永久地被再现原作品,也就构成了“复制”行为,从而构成了“发行”行为。另外有些学者则认为是类似“广播”行为,理由是播放是指通过无线电波、有线电视手段传播作品,而网络传播作品和同有线电视传输作品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且将网络传播看作公共传播行为还可避免发行权穷竭原则的矛盾,无需扩张“发行”的定义。对于第二个问题,大多数人认为除了合理复制外,为读者提供作品的持久性拷贝需经过版权人的授权,这类授权可以通过签署许可协议的方式来明确,比如:限制允许访问的范围即只有在特定的地点或特定的域名范围内才能访问,访问作品时按次收费,通过数字水印、电子签名、密码、CA(CertificationAuthority)认证技术等技术方式限制读者对该作品的拷贝和传播等。 4、信息咨询服务:咨询服务主要是代用户详尽地查找专题情报以及编制各种二次文献及三次文献的工作,是图书馆开展的一项深层次的服务工作。由于这些工作的开展都是建立在研究、加工、整理他人作品的基础上,而其研究成果即所研究作品的也将部分或全部提供给用户,因此,在这些工作的开展过程中都会涉及到知识产权。无论是手检还是机检方式,如果少量复制相关资料供用户作教学、科研之用,应该属于“合理使用”范围,但若大量复制相关资料,特别是大量套录数据库内容供用户作其它用途使用,则属于一种严重的侵权行为,一般,图书馆在购买数据库时,与出版商所签定的合约中,对于合理使用数据库的范围都会作出一些明确规定,如用户的性质、复制的方式、复制内容的范围等,工作人员应留心这些规定,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5、资源共享:近年来书刊价格的飞速上涨和信息的急骤膨胀,使越来越多的信息工作者认识到只有通过资源共享才能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信息需求,同时技术的发展也为图书馆间进行资源共享提供了可能,于是在图书馆间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联盟,希望通过联合订购、馆际互借、文献传递等活动来满足用户的需求。这些做法虽然有利于信息的传播,但也给知识产权保护带来了一个问题即多个用户可以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通过网络和数字技术使用同一份拷贝,这种做法将打破以往版权人及出版商获取的利益与公众获得信息之间的平衡,有些出版商们开始担心图书馆所购买的第一份拷贝是否将成为众多用户的最后一份拷贝。如何在现代技术环境下重新建立二者之间的平衡,既保护著作者的权益又兼顾公众的利益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三、信息产品的生产 1、编辑作品:按特定目的搜集信息并对其进行加工整理重新编排,形成新的作品一直是图书馆的一项重要工作,传统的图书馆主要进行的是题录、索引等检索工具以及综述等三次文献的编制、专题材料的汇编等以纸质为载体的工作,而现在计算机的普及、数据库技术的成熟以及信息数字化工作的简化,促使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开始涉足数据库、多媒体作品的生产,譬如,建立馆藏书目数据库、联合目录数据库、各种类型的导航库、多媒体形式的专题数据库等。 在这方面涉及到知识产权的问题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编辑作品是否具有著作权,如何保护自建数据库、多媒体作品的著作权,另一类是在制作过程中使用他人的作品作为素材,是否需要得到著作权人的许可,是否会构成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行为。由于传统的印刷型汇编作品受著作权保护基本已得到公认,因此这两类问题的焦点实际上是集中在数据库和多媒体这两种作品上。 对于数据库能否作为编辑作品加以著作权保护目前仍有争议。数据库是一种以系统、有序的方式对数据或其它材料进行编排,并通过电子方式表现的独立作品或信息的集合,按照我国的〖著作权法〗和有关的国际公约条例,可以当作汇编作品看待。但由于数据库的内容极易被其它人复制,并可根据需要再进行摘取、重新编排,形成新的数据库,人们很难辨别它是否通过内容选择或编排而构成智力创作,由此引发了是否受著作权保护的争议也就在所难免。 多媒体作品是一种通过采用数字技术,将文字、数据、声音、图像等多种媒体信息同时或交替表达的信息的集合,它通常表现为二类或多类作品的集合。关于这类作品的性质现在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当作汇编作品看待,因为多媒体作品虽然创造了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但它并没有改变汇辑作品的属性。一种认为不能简单地当作汇编作品看待,而应当象电影作品一样,单独规定为一类作品加以保护,理由是多媒体作品的制作是可以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经过选材、构思、用多媒体制作软件按总体设计方案进行脚本、绘画、声音的创作、合成、调试最后形成可播放的产品,与电影作品的制作相似,既然电影作品可以单独作为一种作品,多媒体作品也可以单独作为一种作品。不论多媒体作品的性质如何,多媒体作品应受到著作权保护是显而易见的。 按照各国现行的〖著作权法〗规定人们在使用他人作品时必须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并向其支付报酬,因此不论是数据库还是多媒体作品,都面临一个问题:如何才能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采用他的作品作为素材进行制作。数据库、多媒体作品在制作过程中往往采用了大量的具有著作权的原始作品,如果要先找到这些著作权人并征得他们的许可,然后逐一偿付其使用费,对任何一个制作单位而言,都是一个需耗费大量时间、人力、物力的事情,在现实中是也难以行得通的。这种情况下有些国家就提出了成立专门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处理数据库、多媒体作品制作和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原始素材问题,但这只能解决能够付费的问题,如果著作权人要求付高额使用费,如何协调好权利人和制作者之间的关系,这类机构恐怕还无能为力。 2、计算机软件的生产:信息管理的自动化离不开计算机软件,图书馆作为计算机软件使用者的同时常常也是计算机软件的开发者。在传统的〖版权法〗中,计算机软件是作为作品来加以保护,但由于计算机软件本身的特殊性,我国在1991年6月又特别颁布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因此在我国,计算机软件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保护将涉及《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著作权法》和《商标法》,另外,有些学者认为计算机软件还应受到〖专利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 目前计算机软件保护适应法律的主流仍是〖著作权法〗和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按照〖著作权法〗和〖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的有关规定,这两部法规目前还只能保护软件作品的表达,即计算机程序的源代码、目标代码、固化在只读存储器中的程序都受二者的保护,而开发软件所用的思想、概念、发现、原理、算法、处理过程和运行方法则不在保护范围之列。这就给制作者们带来一些问题,计算机软件虽是以程序和文档的形式表达并通过它们来实现某种功能,但整个作品的核心是制作者的创造性构思,他们通过合理组织数据结构,优化处理流程和算法等手段来实现软件的高价值,而一但有人利用著作者的构思,再独立开发出与其作品极其相似的软件,或者采用特殊的方法,修改一下软件中变量名、函数名或过程名,调整无关紧要的流程运算顺序,则会呈现不同的表现形式,因而可以冠冕堂皇地受到法律的合法保护。另外,计算软件极易复制且复制成本非常低廉也容易导致非法盗版的现象严重。对于这些问题,现在制作者们还只能通过采用一些特殊的加密措施对产品加以保护,从法律的角度如何有效的保护制作者们的权益目前还是一个难题,尚需进一步研究。 四、组织管理与知识产权保护 这方面主要涉及的职务作品与非职务作品的划分以及职务作品的著作权归属问题。现行《著作权法》第十六条规定:公民为完成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是职务作品。职务作品在下列两种情况下,作者只享有署名权,著作权的其它权利如发表权、修改权、使用和获得报酬权等权利由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享有:(1)主要是利用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创作,并由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承担责任的工程设计、产品设计图纸及其说明、计算机软件、地图等职务作品;(2)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合同约定著作权由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享有的职务作品,否则著作权由作者享有,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只有权在其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由于在我国,除职工个人发表的文章外,图书馆的信息产品生产一般是信息工作人员作为本职工作的一部分,在工作时间,利用单位的设备去完成的,因此这类作品应属职务作品,作者可以享有署名权,著作权的其它权利则应由图书馆或委托图书馆生产产品的个人或单位所有。现在有很多单位为了避免在产权上发生纠纷,保护其所属单位的知识产权,协调职工及其所属单位的利益关系,已采 取了一些措施,如根据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制定本单位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定,或在签定用人合同时,作为合同的一部分,明确规定职工与单位的责、权、利关系。 五、结束语 1、实际上图书馆所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远远不只上面所探讨的那些问题,像商标、网站域名等也越来越受到业界的关注,由此也可看出,今后图书馆所遇到的知识产权问题将会越来越纷繁复杂。这就要求我们信息工作者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同时,要密切关注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的立法动向,遵循合理使用原则,正确处理产权人和用户之间的关系,注意教育和引导用户合理使用图书馆所提供的信息资料,减少或避免侵权行为的发生。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学会利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身的权益。 2、在印刷媒体环境中,图书馆基本上可依据现行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及其所保障的合理使用原则来满足用户的各种信息需求。然而,随着信息资料由印刷媒体向数字化媒体的转化,随着加工、储存、传播和利用信息手段的更新和发展,原有的法律、法规已不能完全适应技术发展的需要,因此调整和完善传统的知识产权体系的工作已迫在眉睫。目前已有很多国家在修改原有法律或制定新的法律、法规以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信息工作人员也应与法律工作者一起密切关注国际知识产权立法及实践的动向,为建立和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并逐步实现与国际贯例接轨,实现高水平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出谋划策。 图书馆论文:充分发挥图书馆的德育功能 加强管理,把握图书选择原则藏书工作是图书馆图书资料工作的基础性环节,围绕学校任务,针对学生思想,坚持藏书的思想原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与此相应的问题是要防止格调低下,属于消极文化现象的一些读物进入图书室。不良图书会使学生的心智被书中的邪恶与污秽熏化,使学生误入歧途,毁了一生。因此,要把好图书采购质量关,主要是要选购有利于学生思想品德教育丰富各科知识面的书籍。要坚持从新华书店这一正常渠道进书。要采取严格的管理措施,净化学生的精神食粮。 做好导读工作,把握学生阅读倾向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引导学生读好书是图书资料工作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了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给国民经济注入了活力。与此同时,西方形形色色的思潮也对我国精神文化生活形成冲击,使涉世未深、缺乏鉴别能力的青少年分不清良莠,部分学生受社会某些不良思潮的影响出现言情、武侠等读书热点。对此,图书管理工作者应注意社会思潮动向,把握学生心理状态,及时给学生推荐优秀书刊,正确引导学生阅读社会进步主流中健康向上的书刊。有的学生不善支配自己的课余时间,他们到图书馆来,大多没有什么思想准备,只是抱着随便找本书消遣的心理,图书馆工作者应精心做好导读工作,向学生推荐既开阔视野,思想性强,又能帮助他们提高思想修养的图书。 同时与班级任课教师密切配合,共同磋商,开列出书目。这样,让学生相互转告到图书馆主动借阅这些健康有益的图书。 多种形式开展评书导读活动利用图书开展多种形式的评书活动,是图书馆引导学生学会分析、评价书刊的重要形式。这样做既可以提高学生的识别分辨能力,又有进一步发挥书籍的教育效果。如在爱国主义教育读书活动中,应突出热爱祖国这个中心,及时整理出内容丰富、入耳入心的乡土教材,并结合本地历史特点(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史、或历史进步人物、或好的乡规民约等),集中爱国主义主题的书刊推荐给学生阅读。另外,新书上架后,组织学生进行评书,一是评出该书的优劣处;二是座谈读后感。有条件的地方还可开展读书短剧表演、专题辩论比赛,让学生就博学与精学、实践与理论等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锻炼学生的思辨能力;或通过读书漫画比赛,使学生的思想插上了遐想的翅膀。 多种形式的评书导读活动可使学生在互相交流读书心得的过程中,互受启迪、互受教益共同提高。 造就一支德才兼备的图书管理工作者队伍要使学校图书馆上档次、上等级,真正成为教书育人的基地,当务之急是应尽快造就一支自身具有较高德育素质、又懂得在图书管理工作中如何进行德育教育的新型图书管理工作者队伍。 首先应从实际出发,规定必要的时间,全方位动员图书管理工作者坚持在岗位上学习,内容应有针对性、有实效性,并进行考试,成绩张榜公布,必要时列入个人档案。还可以让他们参加自学考试、或参加函授、或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辅之以必要的授课、研讨和交流;有条件的图书馆还可以分期分批将图书管理人员送到中、高等院校进行深造;还可以通过外聘、外调、委培等途径,将德才兼备的同志充实到图书馆工作者队伍中来。 其次是引进竞争机制,优胜劣汰,增强其紧迫感。在改革大潮席卷全国各行各业的今天,对图书管理工作者队伍进行大胆改革势在必行。应实行“定岗、定编、定人员、定责任、定目标”的新运行机制。校领导要统筹考虑,要确确实实动“真格”。让一些思想素质不高而又责任心不强的图书管理人员改做其它工作或暂且待岗,表现好后再受聘上岗;采取双向选择,择优录用的办法,将一批事业心强而又基本功过硬的同志充实到图书管理工作者队伍中来,提高图书管理工作者的整体素质。本着“因地制宜,立足创新”的原则,制定切实可行的规划和实施计划,建立有效的制约和激励机制,实行符合特点的管理,把评职、晋级、评选先进等激励杠杆引入图书管理之中,同时还建立竞赛、考核评比、奖励等制度,必将会收到明显的效果。 图书馆论文:图书馆和地方文献资源价值浅论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沉淀,使各地都拥有大量的具有本地特色的地方文献资料。它们体现了本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渊源。将它们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起来,将对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1 地方文献的特点 地方文献是文献的一种类型,它实际上是按文献内容或形式上的地域性特征进行划分产生的。不论是公共图书馆,还是高校图书馆,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热点概念。它的内涵众说纷纭,大体上有广义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说,是指一切与地方有关的文献,主要包括史志、地方出版物和地方人士着述三个方面的内容。从狭义上讲,是指内容上与地方有关的一切文献,我国最早对地方文献进行概括的是我国地方文献事业的奠基人杜定友先生,他认为, “地方文献是指有关本地方的一切资料,表现于各种记载形式的,如图书、杂志、报纸、图片、照片、影片、画片、唱片、拓本、表格、传单、票据、文告、手稿、印模、簿籍等等。”这一定义迄今为止仍是较权威的一种解释。 和其它文献相比,地方文献有自己的显着特征。①地域性。这是指文献记载的现象、事实和人物都发生于某一特指的地域范围之内,或与这一地域有关。由于它详实地记录一个地域的经济、政治、文教、史地等人文与自然状况,常常被称为“省情” 、“市情” 、“县情”等。区域性又被称为地方性,是地方文献的最大特征和本质内涵,是确定地方文献的主要标准。“地方”的概念原则上应以现行的行政区划为标准。②史料性。地方文献往往是产生于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大多属于原始文献和原始记录,信息活,内容可靠。部分地方文献具有不同程度地保密性,且印数少,一般不重印、再版。地方文献是我国历史文献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一方之全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③多样性。地方文献是对特定地区自然、社会、人文等事物的历史与现状的全面的综合性记录,是文献的区域性特征类型,由文献形式和内容的多样性可知地方文献具有多样性特征。从内容上看,它涉及有关某地域的自然、人文、历史、人物、经济、政治、民俗、文化、教育、卫生、体育、方言及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从形式上看,除印刷型地方文献外,其记录知识的符号、记录手段及其相应的物质载体等都具有多样性特点。④系统性。地方文献的内涵首先不是指某一类文献,而是各类型地方性文献的综合,各类地方文献在内容上存在有机的、内在的联系。共同反映有关地方的发展历史。 2 地方文献的价值 由地方文献的涵义及其特征决定了它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参考价值。 2 1 地方文献资源对发展地方先进文化有极其重要价值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第二条要求“必须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什么是先进文化,指出,先进文化就是适应生产力发展,反映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推动人类进步,代表未来发展方向,并在诸多思潮的较量中日益显示其生命力的文化,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因此,先进文化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特点。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一个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有强大深厚优秀的民族文化,世界上出现的文化本土化趋势正说明。一种先进文化,首先是民族的,其次才是全人类的。弘扬民族精神应从民族文化本位的立场出发,充分吸收全人类所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我们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努力保持自己的传统,弘扬自己的文化,努力发掘本民族文化、本国文化,使之与社会生活相适应。地方文献的区域性正说明了其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文化特征。所以,搞好地方文献资源的建设、开发和利用正是发展民族先进文化的具体要求和体现。 2.2 地方文献资源开发利用对于地方建设事业具有重要作用 地方文献具有区域性特征,从行政区划来说,行政区域级别越低,其地方性越强。地方文献产生于地方,是有关某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全记录,其本身就是地方文化和地方社会发展的结晶、记载和表现,因此,地方文献具有很强的使用价值和保存价值,对地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极其重要作用。① 它可以为认识某一地域的历史和现状提供可靠资料,所谓“地近则易核,时近则亦真”。②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可以为地方社会发展决策规划和实施提供以资借鉴之经验和信息。③ 思乡愈爱国,忧国方恋乡,地方文献可以为进行乡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绝好材料。④ 由于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地方文献是编纂地方史志最重要的基础资料。我们常认为,一项科学研究的过程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要用在搜求文献资料上,从事地方文化和地方科学研究同样离不开地方文献。从整体上说,地方文献资源是进行地方科学研究和地方文化建设的基础。总之地方文献在地方建设事业中可以全面发挥作用,具有巨大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2.3 地方文献资源的建设、开发和利用对于发展图书馆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地方文献资源是图书馆文献资源中一种重要的特色资源。 由于历史原因各公共图书馆积累了大量地方文献资料,是一个地方的地方文献中心,是其它类型图书馆和个人收藏所无法比拟的。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地方文献的整理和利用问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总理曾两次就这一问题做出专门的指示。l982年,文化部在《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 中,第一次明确规定地方文献工作是省(市)图书馆工作的重要内容。在信息化和资源共享化的今天,图书馆拥有地方文献已成为一种优势,搜集、开发、利用地方文献已是图书馆特色化发展战略方向。随着文化的日益繁荣,因地方文献蕴含丰富的地方文化内容,从而发展成为以地方文献热的“信息资源收藏热”和“开发利用热”。可以说,地方文献资源已成为图书馆的宝库和特色化的标志。总之,地方文献的开发和利用,是当前图书馆藏书建设的重要内容,做好地方文献的开发利用工作,开辟具有地方特色的服务领域,是衡量一个图书馆是否有特色的重要标志。 图书馆论文:计算机信息网络给图书馆带来的影响 现代社会日益呈现出网络化、信息化和知识化的发展趋势,计算机网络的出现对人们生活和工作方式带来巨大变革。图书馆作为社会重要信息资源基地,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和资源的提供者,对信息化、网络化浪潮的冲击更为敏感。计算机信息网络给图书馆的藏书管理、服务模式、资源共建共享、数字化图书馆建设等许多方面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一、现代图书馆生存的网络环境 电子计算机与现代通信技术相结合,为人类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信息环境——网络环境。所谓网络环境,是指在电子计算机和现代通信技术相互结合基础上构建的宽带、高速、综合、广域型数字式电信网络。这种网络通过网中设网、网际互联可以覆盖一国、数国乃至全球。在网络环境中,传统的信息提供与获取方式将彻底改变,分散于不同地理位置的信息资源以数字方式存贮,通过通信网络相互联接,人们可以借助网络上任一终端获取所需要的信息资源。 国际计算机互联网在全世界的迅速扩展,标志着这样的网络环境正在形成。Internet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将用户、信息资源和信息系统联系起来,提供一系列的信息资源联结、组织、检索机制和信息传递、服务形式,将全世界范围内的众多计算机网络和计算机联结起来,实现网间信息交流与资源共享。面对全球信息网络化趋势,我国也及时规划了信息网络化建设进程。目前,我国已建成了中国公用分组数据交换网(CHINAPAC)和中国公用数字数据网(CHINADDN),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国家公用经济信息通信网(金桥工程)已经启动。全国规模最大的计算机网络——中国教育与科研计算机网络(CERNET)也已建成并投入使用。它内联全国主要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科技信息机构,外联国际互联网,与全球范围的现代信息网络接轨。 二、网络对图书馆藏书的影响 图书馆藏书是图书馆赖以提供信息服务的资源基础。目前方兴未艾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将给图书馆的信息资源结构、馆藏资源获取方式、信息资源的保障方式、馆藏文献购置经费等许多方面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1.对图书馆信息资源结构的影响。国际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图书馆赖以提供服务的资源基础,而且使信息资源的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传统意义上的图书馆信息资源,是经过图书馆收集、整序、贮存并拥有“所有权”的文献。现在,人们从网上存取的信息,虽然不同于馆藏资源具有“所有权”的属性,但它如同馆藏资源一样具有可资利用的属性。网络资源极为丰富,存取便捷,因而将成为图书馆提供服务的重要基础。 2.对馆藏资源获取方式的影响。图书馆获取信息资源的传统方式,主要通过购买、交换、接受捐赠等途径获取文献。文献入藏后,图书馆便拥有该文献的永久所有权和使用权。然而,图书馆通过网络获取的电子信息,往往不是信息资源的本体,而是信息资源的网络使用权。信息的获得,则有购入、入网、联机使用权、租用、交换和免费等多种方式。这些新的信息资源获取方式,需要新的技术、设备和专业技术人员。 3.对信息资源保障模式的影响。网络环境对图书馆在信息资源建设中的分工协调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因为当一个图书馆的馆藏转化为电子文献并能通过网络向用户提供服务时,其他图书馆相同的藏书再加工、上网,就成为多余的。网络环境使处于不同地理位置的图书馆能相互利用信息资源、实现资源共享。为保证网上信息资源的全面、充足和系统,减少冗余和浪费,客观上就要求各图书馆必须摒弃自给自足的信息资源保障模式,将自己纳入地区、全国乃至全球的信息网络中,根据网络的要求和用户需要去收集、加工文献资料,使各图书馆上网的信息资源各具特色,避免雷同,从而建立起功能较强的信息资源社会保障模式。 4.对馆藏文献购置经费的影响。购书经费短缺是多年来困扰图书馆的难题。除了书刊价格上涨客观因素外,就图书馆自身而言,主要是缺乏馆际协调。在藏书发展中,各馆不仅要入藏本馆读者常用的文献,以满足最大量、最经常的信息需求,而且要入藏那些较少使用的资料,以满足读者偶然的特殊的需要。网络环境为解决这道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在网络环境中,各图书馆可以便捷地使用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资源,从而使图书馆有了可靠的信息资源保障。由于有了网络资源作为后盾,各图书馆可以将有限的经费去购买本馆最常用的、有特色的文献,而其他信息需求则依靠网络资源去满足。所以,网络环境为图书馆购书经费的合理使用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网络对图书馆服务模式的影响 网络信息资源的出现,彻底摧毁了传统图书馆模式,也给图书馆的发展空间带来了新的契机。在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生产对知识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传统的图书馆服务方式受到严厉冲击,促使传统的机制、运作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新型服务模式的雏形已出现。图书馆服务工作从满足书刊代阅的文献需求为主,转移到以满足知识信息需求为主、以知识开发服务为主要功能的模式。网络环境下图书馆新服务模式,具有这样一些主要特点: 1.开放型服务。图书馆开始突破围墙,跳出固定场所,主动接触社会,摆脱了传统文献处理的限制,在信息的采集、加工、组织、服务方面,面向网络环境,以新的方式组织、控制、选择、传播信息,建立了辐射型的开放服务系统。 2.有偿服务与无偿服务相结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图书馆为了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满足读者的信息需求,在完成公益性服务的同时,开展各种类型的有偿信息服务,已经得到社会和读者的认可。这不仅可以弥补国家投资的不足,也可以促使图书馆有自我生存的自身发展能力。 3.多样型服务。现代图书馆以用户为中心,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摆脱传统的服务方式,摒弃单个、重复、被动、琐碎的手工服务。把服务模式从单纯服务型转变为服务经营型,把服务推向市场,开展信息的深加工,如代查、代检索、代翻译、人办手续、代复制、联机检索、光盘检索、联机目录查询、网上专题信息服务等。 4.产业型服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有的公共图书馆、专业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等机构从单纯公益型向以公益型为主、经营型为辅的服务机构。新型的信息服务机构,以生产和经营信息产品为主,出现以经营型为主的服务机构。 四、网络促进图书馆资源的共建共享 网络环境下图书馆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是指各级各类图书馆根据用户对社会信息的需求,通过网络利用计算机、通信、电子、多媒体等先进的信息技术,高度理想化地对各馆藏信息资源和网络资源进行综合协作开发和利用的活动。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网络技术的不断更新,信息时代的到来,决定了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是未来图书馆开发和利用信息 资源的必由之路。图书馆实行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是解决知识信息剧增与馆藏力不足这一矛盾的重要途径,也是用户的迫切需求。 网络环境下出现了促进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一些积极因素。网络为图书馆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信息环境。Internet网、中国教育科研网以及中国信息网的开通与互联,为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特别是Internet网成功地采用了TCP/IP(传输控制协议和网际互联协议),TCP/IP采用的互交换技术,解决了不同硬件平台、不同网络产品和不同操作系统之间的兼容性问题。任何计算机只要采用TCP/IP协议与因特网中的任何一台主机通信,都有可能成为因特网的部分,进行大规模的网络互联,自由地选择利用各种网络服务,顺利地实现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部分国家或地区图书馆相继协议协作,不断推进着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进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公共图书馆宣言》中提出的“开放”思想,在促进我国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由封闭向开放,由被动向主动,由浅层向深层,由粗放向效益密集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网络环境下要加强图书馆信息资源进行共建共享,首先,要建立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法律保障体系,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规范各方面的行为,以确保各方的利益不受侵害;其次,要规范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体制上的保障措施,建立统一协调、条块分割、布局合理,能确保进行宏观调控的管理体系,建立一个全国性信息资源管理职能机构;再次,要普及使用新技术,如中文信息处理技术、缩微技术、数据库技术、多媒体技术、光盘技术、网络通讯技术、虚拟现实及计算机应用等新技术,引进适应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发展需求的现代技术设备及掌握该技术的人才,加强图书馆局域网、广域网及Internet网等系统工作人员高级技能的培训普及以及深层次继续教育,为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提供良好的技术保障。 图书馆论文:校园图书馆管理论述 1馆藏资源的管理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计算机越来越得到普及,信息社会的到来为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节约了资源,提高了效率。在信息技术带来的巨大作用之下,图书馆的资源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的需求,从传统的“闭架式”、“书库式”借阅管理方式,逐渐转型到“开架式”、“信息自动化式”知识型管理方式。开架式管理对于馆内文献资源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让读者从被动式借书转为主动式选书,拉近了读者和书籍的距离。馆藏资源的开架管理加大了管理者的工作量,提升了管理者的责任感,让管理者的服务意识得到了最大的释放。馆藏资源的管理工作更加细化,更加具体,面临的困难也会更多[3]。 2借阅的管理 高校图书馆是为广大师生读者服务的,图书馆最大的功能是提供获取信息的场所,借阅书籍,传播知识。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创新,图书馆人从传统的借阅模式逐渐发展到开架式借阅模式,始终坚持“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的原则,传统的借阅模式是由读者查阅目录,填写借书卡,工作人员通过借书卡在相应的书架上找到书籍交由读者即可。而开架式管理的借阅模式是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更为开阔的空间,让读者主动地选择图书,更近距离地接触图书。这也为图书馆的管理者增加了工作量,更激发了管理者的责任感。 3开架式管理的利与弊 3.1开架式管理的优势 3.1.1发挥了读者的主观能动性最初,读者都是只能通过翻阅目录来查找书名,对书的大体内容是不了解的,所以时常会出现书名相似,但却不是读者想要借阅的图书,造成拒借率高,加大了馆员的工作量。开架式模式的实施,彻底改变了之前传统借阅模式的运行方式,读者可以进入到图书室内,在书架上找寻自己想要的书,这样更能体现读者的自主性,让读者获取信息资源更为主动。真正做到“以书为主”过渡到“以人为本”。 3.1.2提高了图书利用率在闭架式管理模式下,大部分图书都只是被收藏在书库里,没有人借阅,知识也得不到很好地传播。而实施开架式管理以来,图书的利用率也得到了提高,图书不断更新、整理,文献信息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让越来越多的人更强烈地理解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意义,同时也感受到图书馆的无限魅力。 3.1.3拉近了读者与图书和馆员的距离图书馆之所以存在,图书、用户、馆员三位一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馆员管理图书,使图书得以珍藏;图书被用户借阅,使得用户能从书中学到更多知识,让图书得以传阅;用户向馆员咨询,促进了用户和馆员之间的交流,充分发挥了图书馆这个平台的作用。 3.2开架式管理的弊端 3.2.1乱架现象乱架现象是实施开架式管理最常见的一种情况,表现在许多读者挑选书籍时,没有留意书籍的编号,选了之后发现不对,又不知道是从哪个架子上取下来的,所以就随便乱塞乱放。读者没有使用代书板,选书时没有明确的目标,一下子拿了大量的图书,已超过了借阅的数量,不能全数借出,等到离开图书馆前就将图书随处放置,给其他的借阅者带来不便,也加大了管理人员的工作量[4]。 3.2.2图书损坏丢失情况严重 图书是维系图书馆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之一,保护好书籍是图书馆的首要任务。实行开架式管理就是对图书管理工作的一种挑战,在新的管理模式下,图书损坏、丢失的情况比较严重,读者在阅读书刊时,有时喜欢边读边用笔做记号,重点地方还会折叠,甚至有些读者看到自己喜欢的内容会将此页撕下带走,使得图书被破坏。还有些读者会将整本书拿走,不归还,造成书籍丢失。这些现象无疑给图书管理工作带来了一记重创,有些珍藏版书籍的丢失,给图书馆带来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3.2.3图书管理工作任务繁重,效率低 在闭架式管理时,图书管理员通过借书卡从书架上取书给读者,在闭馆时统一整理清点书籍即可。开架式管理时,管理员就必须经常整理书库里的书,及时更新书籍,将错放的书籍归位。而且要提醒读者爱护书籍,不需要借出的书在阅读之后放回原位。这些琐碎的工作更需要管理员有足够的细心和耐心,让工作更加具体多样,扩大了服务的范围,降低了工作效率。 4开架式管理的应对措施 4.1加强图书管理员的工作积极性 图书管理员作为体验图书馆变革的直接受益者,就是要增强工作责任心,加强工作积极性,开架式管理对图书馆的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管理员与读者的关系将会更加密切,除了图书的日常整理清点之外,还会经常解答读者的疑问,做大量的咨询工作。所以对于图书馆管理员来说,必须加强业务知识的学习,熟练操作技能,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以此尽快适应新形势新局面[5]。 4.2完善图书借阅制度,提升系统功能 从闭架式管理到开架式管理,图书馆的管理模式随着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一直在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了更好地服务读者,就必须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借阅管理制度,严格遵循规章制度,对待每位读者都是一视同仁,面对触犯规章制度的现象要严格抵制,创造一个好的阅读环境。同时,开发一个新的管理模式,也要健全借阅系统,加大系统的功能,让借阅步骤的操作更简便便捷。这样不但能减轻管理员的工作负担,也能节约用户的时间,提升工作效率。 4.3加大宣传力度,保护馆藏资源 被誉为“知识宝库”的高校图书馆,是集古今中外典籍精华的宝库,是人们获取知识、得到经验,传播民族与全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较完整、集中的学术机构[6]。图书馆的管理从保守型转向开放型,开架式管理已成为高校图书馆的发展方向,是为读者提供借阅服务的主要方式。同时,它使图书馆的流通工作从传统的手工操作模式逐步走向“藏、借、阅、咨”一体化的开放模式。基于馆藏资源出现的乱架、破损、丢失等现象,结合图书馆的内部建设,我们可以采取分楼层、分区域、分类别来储藏书刊,对于专业性强和珍藏价值高的书籍,要设立专属的书库,每个区域都应安排工作人员巡视、整理、并做好咨询服务工作。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加大宣传力度,防止读者不良行为和习惯的发生,组织关于爱书护书的讲座和报告,给读者创造一个轻松、良好的读书氛围。开架式管理充分体现了收藏、借还、阅览、导读、参考咨询等多项服务融为一体的管理模式。尽管还存在许多不足,但总体来说,优势明显高于劣势,只要妥善处理好可能出现的问题,找到应对措施,就能更好地服务读者,促进高校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 图书馆论文:对图书馆信息素养教学思索 “信息咨询服务”和“读者信息素养教育”二者的关系 从两者的概念内涵来看,自然可以看出“信息咨询服务”为读者提供的是信息结果,是“授之鱼”。而“读者信息素养教育”教给读者的是技能,是“授之以渔”。“信息咨询服务”由于受用户以及参考咨询馆员(又称“学科馆员”)等的语言表达能力、理解力、学科知识的了解程度的限制会损耗信息产品的信息容量,使提供的信息出现偏差,造成信息的不准确。而“读者信息素养教育”教给读者的是索取、查找信息的技能,使读者具有自己能够寻找信息,利用信息,从而使信息功能最大化。由此可见“,读者信息素养教育”更有利于信息的传播,可以降低信息的成本,符合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原则,应该成为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的一个重点。而我们强调“读者信息素养教育”的重要,并不是完全否定“信息咨询服务”,它可以作为补充,因为有需要就会有市场,当用户工作繁忙而无暇查询时,仍需要有人或机构为其提供他所需的现成的信息。 当前在高校图书馆界存在的两种认识上的误区 强调“信息咨询服务”而轻视“读者信息素养教育”当今的“信息咨询服务”多是有偿服务,受利益驱使,使有的人热衷于“信息咨询服务”而轻视“读者信息素养教育”,信息用户如果过分依赖于“信息咨询服务”的结果,终有一天会降低其科研能力。因为其决策依据赖于“信息咨询服务”人员为其提供的信息,换而言之,是将决策权交到“信息咨询服务”人员手中。在“读者信息素养教育”中只注重数字化信息素养教育,而忽略了对纸质文献的信息素养教育现在,一提到“读者信息素养教育”,有的人就大谈特谈计算机的利用、数据库的检索……,似乎不沾上计算机,不沾上网络,就不够现代化。其实,近年来,我国的网络虽然有令世人瞩目的发展,但我们现在毕竟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电脑的普及在一定时期内还无法做到象发达国家那样。所以在一定时期内纸质文献的利用仍占主导地位,故用户特别是高校图书馆的用户(学生、教师等)还是迫切希望我们教会他们如何利用纸质文献即我们平常所说的印刷型文献,查找自己所需的信息方法。因此,做为“读者信息素养教育”中最基础的一项———新生入馆教育就十分必要了。 高校图书馆读者信息素养教育培养的方法与途径 信息素养不是一种先天生成的能力,而是一种可以通过教育和学习在后天得到培养和提高的素质。高校图书馆作为培养21世纪复合创新型人才基地,在信息素养教育中起着举足轻重而又责无旁贷的作用,应该充分发挥图书馆在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中的作用。要充分利用高校图书馆的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让图书馆在信息素养教育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同时,图书馆信息数字化,也为信息素养教育提供了一个宽广便利的平台。我们可以通过图书馆新生教育课,文献检索课,定期的专题讲座,网络资源知识的宣传与教育培训,让读者了解现代图书馆。为此,我们应该:领导要更新观念,重视开展大学生信息素质教育增强信息用户全面的信息接收、分析、综合应用能力,是与当前国家深化教育改革的精神相吻合的,也是我国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信息素养作为21世纪人才的一种基本生存能力,目前社会和高校还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没有当作学生的生存和发展能力来培养。所以领导要更新观念,要把信息素质的培养和专业素质的培养等量齐观,不能厚此薄非。高校图书馆应做“读者信息素养教育”主要实施者第一、培养读者自我学习信念,提高自控能力。自我学习的时候,自我教育者会觉得这种方式很新鲜、有趣,有很大的热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容易因厌倦而迷恋网络游戏或聊天等。所以自我学习者一定要培养良好的自控能力,强化自控学习信念,对信息保持长久的注意力,使对信息的积极态度形成习惯。第二、培养读者对信息的敏感程度和判断能力,使之能够从大量信息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信息,实现这些信息的价值。读者在享用互联网信息的同时,尽量避开垃圾信息的干扰。能够从大量的信息中,快速鉴别出信息是否具有价值,是否准确。 “读者信息素养教育”的方式方法创设浓郁的信息文化氛围,培养学生对信息技术的意识和兴趣;实践自主探究式或协作式学习,促进学生信息素养的养成;开展研究性学习都是培养学生信息素养的重要教育方法。具体的:第一,开展读者利用图书馆教育。对刚走进大学校门的大学生进行图书馆入门的指导教育、进行信息知识的宣传和信息利用的基本教育。这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教育方法,通过每年的新生入馆教育,使大学生一入学就能了解图书馆,教会他们掌握利用图书馆、获取文献信息的基本方法。例如,介绍自己图书馆主页,帮助学生熟悉和利用学校图书馆的现有文献资料和电子读物;对学生进行图书信息教育,主要是教会学生中图分类法的基本知识,使他们掌握利用索书号、书名、分类、着者等不同角度去查找资料的文献检索的技能;有意识地进行图书馆专业理论知识的教育,为今后的学习打好基础,引导其养成终身利用图书馆的习惯。第二,开好文献检索课,进行信息利用、摘编的能力教育。文献检索课是教育部规定大学生必修的一门方法、技能课,学校开设的信息基础理论课不能取代文献检索课。图书馆要主动承担为学生开设文献检索课的任务,通过这门课的学习,使大学生能够掌握信息检索的方法并运用到专业课程的学习过程和实习过程,把理论与实践、科研相结合,激发信息需求,增强信息意识,提高信息能力。第三,组织学生参与图书馆信息服务工作。让大学生参与到图书馆的信息服务工作中来,可以充分发挥图书馆的职能,提高学生的信息能力。在高校图书馆,适当参与图书馆信息服务工作,不但能促进了图书馆工作改革,提高图书馆的服务质量,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信息资源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充分发挥了图书馆的教育职能,锻炼了学生的管理能力、组织能力和沟通能力,提高学生综合能力的修养。[3]第四,创设浓郁的信息文化氛围,培养学生对信息技术的意识和兴趣,开展定期的专题讲座,进行宣传,扩大培养面。图书馆应注重对学生进行信息意识的教育,包括信息主体意识、信息传播意识、信息 保密意识、信息守法意识、信息更新意识等,以培养学生在信息活动中信息行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鼓励他们养成进入学校图书馆寻找文献信息资料的习惯。总之,“读者信息素养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值得我们下大功夫,化大力气去做。 图书馆论文:对于医学院图书馆的社区服务透析 电子资源方面,拥有电子图书、中外文数据库等,其中包括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中国疾病知识总库等中文医学专业数据库,以及PQDT国外学位论文全文库、Springer电子期刊、EBSCO-ASP+BSP数据库、OpenAccess开放存取资源(免费)、Nature、EMBO电子期刊等多个涉及医学专业的外文数据库,为社区医学信息服务提供了充足的资源保障。人员配备专业性强医学院校图书馆人员的专业组成一般为医学专业、计算机专业、外语专业、图书情报专业等,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医学专业的人员进修了图书情报知识,图书情报专业的进修了医学知识,从而针对医学专业配备了一批学科馆员。他们能够熟练地查找医学信息,并能加工一次信息,具备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用户提供医学信息的能力。计算机专业人员丰富的软件开发经验可根据社区用户的需求开设特色数据库,为信息服务提供技术支持。先进的信息技术与设备医学院校图书馆拥有先进的现代化计算机设备、多媒体网络设备,建立有图书馆网站,全面实现了计算机系统管理和办公自动化,为校外用户利用馆藏电子资源提供了不受时空限制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随着iphone、ipad等电子产品的问世,上网已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为社区民众随时随地查询、使用相关医学信息提供了便利。 根据社区用户的不同信息需求,开辟相应特色栏目(1)全科医生专栏。社区诊所配备的都是全科医生,解决社区居民的小病小痛,缓解了大型医院人满为患,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为居民带来了方便。但目前全科医师多是由专科医师转岗而来的,他们的临床知识和技术面较窄,急需充实和更新知识与技能。图书馆可根据这一需求开发出适合全科医师的医学信息产品,一方面,帮助社区全科医师实施继续教育,提升医疗水平;另一方面,为社区全科医生提供临床各学科门类的医学信息,及时解决门诊中遇到的问题[3]。(2)养生保健。社区用户的医学信息需求主要以预防保健、养生为主,需要诸如高血压、脂肪肝、糖尿病等常见病的预防、治疗和保养等信息。图书馆可根据社区用户的不同需求,在养生保健专栏中开辟不同的主题。例如,老年健康保健、优生优育、常见病的病因、预防和治疗等。(3)阅读疗法。目前,我国患心理障碍疾病的人数在不断上升,民众面对来自学习、恋爱、就业、人际关系等社会各方面的压力,许多人不知所措以致于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疾患,但其中的大多数人又不愿承认自己的心理出现问题,忌讳去看心理医生。医学院校图书馆可充分利用自身的医学特色馆藏资源和医学学科馆员人才优势,向社区用户开辟阅读疗法栏目,普及阅读疗法知识,开辟新领域,拓展医学图书馆的职能。图书馆可有针对性地采购诸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命运》等文学名着及人生哲理类电子图书,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养成良好的品德和健全的人格;对于就业压力、交际困难、恋爱苦恼及性困惑等心理问题,订购《中国大学生就业》、《健康心理学杂志》等心理学类电子书刊,方便有需求的社区用户查找并阅读相关文献信息,以消除或缓解心理疾患,促进身心健康,提高工作热情和生活质量。(4)求医问药。 网上免费的医学信息资源,由于缺少专业的编辑队伍与标准化的加工流程,对疾病知识的描述缺乏专业性,有时甚至会误导大众,图书馆可提供医学专业数据库来普及专业医学知识。如《中国疾病知识总库》,它将分散在不同文献资源的疾病知识、各类辅助检查信息以及药品知识等集为一体,以疾病为基本知识元素,系统全面地展示疾病相关的所有知识体系。患者及家属通过该数据库可以了解某疾病的病因、各项检查、相关治疗药物、治疗方法等,能更专业、更准确、更完整地了解疾病知识,有效消除医患关系中信息不对等的问题,解决医患关系紧张的矛盾。广泛宣传,开展系列培训医学院校图书馆应与社区组织、社区诊所联合有计划地对社区用户开展一系列的信息服务内容和技术方面的培训,提升民众对医学专业信息的认识水平,引导社区民众充分认识并利用医学图书馆的专业信息资源。医学院校图书馆开展社区医学信息服务,充分发挥了医学院校图书馆的信息资源优势,拓宽了图书馆的服务领域,满足了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医学信息需求,倡导健康的休闲、娱乐活动,提高了居民素质和科技文化水平。 图书馆论文:对医院图书馆的环境卫生与书刊消毒分析 没有读者,图书馆也就失去了意义。图书馆是流动性大且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因到图书馆的读者健康不详,难免会有传染病患者或病原的携带者[1],尤其是医院的图书馆,其读者大多是与病菌频繁接触的医务人员、临床实习生,书刊受细菌污染的机会和程度更甚[2]。但医院对图书馆预防性消毒观念还比较淡薄,而国家卫生部只对图书馆的空气质量、噪声、照度等设置标准,对图书的病菌携带指数还未做出统一限定。因此必须加强医院图书馆的消毒工作,保障所有人员的身体健康。分析影响图书馆环境卫生的因素,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培养良好的卫生阅读习惯;并做好图书的消毒工作,将书刊受污染的机会降到最低,为广大读者营造一个良好的阅读环境。同时,要加大向读者宣传个人卫生知识,减少病原传播途径,努力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本文分析了影响图书馆环境卫生的主要因素,现报道如下: 1 影响医院图书馆的环境卫生因素 1.1 图书馆选址的因素 首先图书馆馆址应选择环境优雅的地段作为馆址,不能靠近饭堂、工厂、教职工生活区等,否则,饭堂油烟味,用水很难清洗,在空气湿度高的季节里,靠近窗口图书拿到手里也有黏手感,长期接触受污染的空气,对身体健康造成一定损害,因此图书馆选址是改善图书馆室内的环境的重要因素。 1.2 硬件辐射的环境污染 随着键盘、鼠标、条码阅读器及电脑的大量使用,网络化、数字化的高速发展,存在于电子阅览室中大量电磁辐射对人体生殖和循环系统造成一定的伤害。 1.3 空气污染 油墨味、书斑味、电脑及打印机等现代设备所产生的各种有毒气体会使室内空气质量明显下降;而空气混浊,其细菌的含量就会明显增加,有害气体浓度增高,造成人体生理紊乱和感觉不适。空气污染己被世界公认为危害人体健康的杀手之一。 1.4 霉菌的因素 在适宜的外界条件下,如温湿度高或灰尘多,图书、档案则容易发霉,许多霉菌在代谢过程中会产生毒素,对人类健康有危害。这些毒素有的损害了肝、肾,有的损害人的大脑神经系统,有的甚至致癌。 1.5 病菌传播 医院图书馆作为信息职能部门,每天接待各类医务人员,为他们提供服务。据权威检测,医务人员身上的白大衣帽,含有不少病菌,病菌一旦进入图书馆并飘落在书刊上,书刊极易受污染;这些病菌则最终传给相关人员,间接对其健康造成危害。 2 对图书馆书刊消毒的主要方法 2.1 紫外线消毒法 具体方法:将需要消毒的书籍放在紫外灯下照射半小时即可达到消毒的目的。此方法操作简单、经济安全,但有时因有效杀菌强度不易掌握而达不到满意的效果[3];对纸张也有一定的损害。 2.2 过氧乙酸法 将过氧乙酸稀释成3%~5%水溶液,加热蒸发,在60%~80%的相对湿度及室温下,过氧乙酸用量按l g/m3计算,熏蒸时间为2 h即可。 2.3 微波灭菌 用微波炉将归还的纸质图书直接放入炉内,50℃条件下5 min即可。此方法速度快,操作简单,效果好。 2.4 静电吸附消毒法 采用静电吸附原理,消毒半小时,即可吸附过滤空气中带菌的尘埃与微生物。 2.5 环氧乙烷熏蒸方法 具体方法:将需消毒图书和环氧乙烷放入塑料袋中,适当加热环氧乙烷至30~40℃,密闭24 h后取出,再通入环氧乙烷蒸汽,灭菌3 h以上,再将环氧乙烷抽尽回收,将残留的环氧乙烷吹尽,即可达到灭菌的目的。环氧乙烷的穿透力较好,可以穿透至物品的深部。所以对图书消毒也能取得满意的效果[4]。但环氧乙烷灭菌的使用成本较高,操作繁琐。 2.6 臭氧熏蒸方法 将需要消毒的图书尽量松散地放入书架或运书车中消毒4 h,这样臭氧能较好地穿透书本,获得较好的消毒效果,臭氧的杀菌速度较环氧乙烷快。臭氧消毒后可自行分解,不会污染环境和伤害人类,安全性高[5];特别适用于少量图书、档案的处理。 3 防止书刊受细菌污染的切实措施 3.1 保持室内环境清洁 为了减少室内尘埃飞扬,书刊污染,书架必须经常擦拭,图书必须定期弹打,用吸尘器定期吸尘。每天清扫地面,并保持书架及其他物品的清洁。 3.2 手卫生清洁 工作人员必须每日对日常物品消毒外,还应坚持对手进行消毒清洁,每天上下班时都应对手进行全面消毒清洁。 3.3 提醒读者养成良好的卫生阅读习惯 医院图书馆的使用者主要是医护人员。为防止细菌和病毒污染,严格执行图书馆的有关规章制度,着重强调严禁医护人员穿着白上衣、戴着工作帽和口罩入馆。保持室内清洁卫生,不随地吐痰,尽量减少细菌对书刊的污染[6]。在阅览室内,图书管理员要加强巡视,发现情况应及时制止。 3.4 图书管理员应定期进行体检 图书馆人员应每年体检一次,并定期注射有关疫苗,防止疾病产生。发现有传染病者未痊愈之前避免与读者和图书接触;杜绝有传染性疾病的职工在流通岗位工作。 3.5 密切注视社会上流行病态势 对流行病做到早准备、早预防,有的放矢;保障全体人员的安全卫生。 3.6 加强宣传教育 在搞好借阅服务工作的同时,还要注重对读者进行消毒灭菌的宣传教育。对来馆读者加强洗手指征和正确洗手方法的宣传,教育读者爱护书籍、不乱丢乱放[7]。 4 小结 图书馆的环境卫生直接关系到读者的情绪及人员的身体健康;安全、高效地提供服务,是图书馆的最终奋斗目标。因此,建立图书馆卫生相关工作制度,是图书馆为相关人员维护良好环境卫生的必备基础,也能体现图书馆服务工作的重要环节。预防疾病、降低隐患,对读者及社会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总之,一定要重视图书馆环境卫生,搞好卫生消毒,给读者创造一个良好的阅读环境。 图书馆论文:福建省图书馆闽台地方文献收集与利用 【摘要】 本叉介绍福建省图书馆收集本省和台湾地方文献尤其是关於福建和台湾之间历史联系的各类文献资料的主要方法和馆藏现状,分析上述馆藏的利用价值和实际使用情况。讨论福建省图书馆与台湾同行合作进行双方读者用户所需的闽台地方文献收集与利用的可孑于方案。 福建省图书馆目前所收藏的二百多万册(件)文献资料中,福建地方文献约为二十万件,台湾地方文献约为一万件。所谓地方文献,目前在国内图书馆界定义繁多,莫哀一是。我馆在实际运作中,对重点收集的福建和台湾地方文献范畴界定为:第一,舆福建、台湾两地有关的名人所撰文献资料;第二、记载福建、台湾两地有关情况的文献资料。由於闽台两地历史渊源极为深远,约有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台湾同胞祖辈曾与福建这块土地有著千丝万缕的关联。因此,我馆在日常业务工作中将闽台地方文献视为统一的特色资源加以收藏、开发、利用。 我馆比较积极主动地注意收集入藏福建、台湾地方文献的做法始於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当时著名学者、地方文献学家萨兆寅先生担任福建省图书馆馆长後,即千方百计多方征求收藏各类地方文献。以谱牒为例,至五十年代初期我馆仅家(族)谱即已收藏近百种之多。到六十年代初,又增至二百种,二百一十六部三百九十八册,从1989年起,我馆在特藏部内专门成立地方文献室,从事闽台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保管、研究业务。今年初,根据台湾文献藏量的增长和新时期新的业务需要,我馆又调拨专业人员、专门经费和相关馆藏文献资源开设台湾文献研究室,拟逐步将该室建成我馆独具特色的部室之一。 我馆目前收集闽台地方文献的途径主要有两种。其一,从1989年开始我馆每年都派出专业人员到全省各市、县访求收集地方文献。一方面说服动员有关部门和个人,将其所编撰或所收藏的相关文献资料捐赠我馆收藏,另一方面对较有价值的地方文献资料在必要时亦出资购买或影印人藏。随著市场经济的意识日渐渗透至社会各个角落,现在向社会有关部门或个人征求文献资料,免费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有些较为珍贵的资料,甚至单凭愿意付费也不一定能如愿购入)。为此,我馆每年都安排数万元专款,专用於从社会收购或复印经我馆专业人员评估认为具有收藏价值的地方文献资料。其二,通过各种渠道,舆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以及港澳台的各界人士取得联繁,通过互惠合作,征集到大量海外印发的与闽台有关的报刊图书及非正式出版物。 访求地方文献的工作虽然十分艰辛,但所获颇丰,令人欣慰。经过十馀年的努力,馆藏地方文献品种舆类量均有较大增长。其中地方志、家(族)谱、闽人著述三个重点方面,不但入藏类量有加,质量也得以提升。例如,经友人帮助,近年我馆从日本复印取得明版《沙县志》及原来缺藏的我省其他州府县镇志、山水志、寺庙志计二十馀种;近十年间我馆家族谱品种增加了六百多种(仅1999年底的一次外出访求,即收集新旧家族谱三十多种),使馆藏家族谱总数超过一千种,涵盖姓氏九十二个;每年新入藏闽籍人士著述数量均在二百种以上(不含从中文采编部等其它渠道入藏之文献)。从海外获取的大量文献资料,相当一部分是当地福建同乡会或各类华人华侨社团的出版物。从台湾获取的地方文献资料,多为家(族)谱、古代闽人著述、文史哲类出版物、寺庙宫观出版物、风土民情出版物以及教育学、文学、社会学、版本学等专业博士论文等。 我馆目前所藏闽台地方文献的主要特色,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姓氏谱牒,特别是福建、台港澳以及东南亚华人华侨中的主要姓氏、名门望族之谱牒,我馆已基本做到一姓至少一种谱,最多者达到一姓六十多种谱。以台湾十大主要姓氏为例,我馆所藏族谱有:陈姓四十八种、林姓六十一种、黄姓四十一种、张姓二十种、李姓一十六种、王姓一十七种、吴 姓二十五种、刘姓二十八种、蔡姓一十种、杨姓一十六种等。我馆所藏家族谱修撰年代上自明朝下迄现代。收藏重点为历代与福建有关的名人族谱(如:王审知、朱熹、蔡襄、郑成功、施琅、林则徐、沈葆祯、陈宝琛、林森、萨镇冰、严复、谢冰心等)、明确记载从福建迁居台湾及海外情况的各姓族谱(如《石井本郑氏宗族谱》、《青阳蔡氏重修族谱》等)、舆福建有关的客家人族谱(如《重修闽粤赣武威廖氏通谱》、《闽汀华氏族谱》等)、福建少数民族族谱(如《白石丁氏古谱》、《晋汀粘氏族谱》等)、福建古代刻书家族谱(如《书林余氏重修定谱》等)、福建罕见姓氏族谱(如《蓬湖祖氏族谱》等)。我馆这部分谱牒,从数量上看在国内图书馆界排不上第一,但由於内容信息独特,现实使用价值较高。1998年冬,其中部分谱牒应邀曾到台湾巡展过。 2.福建全省各地地方志收藏较为齐备。收藏了从宋代编修的《三山志》到当今新修的各地地方志,从省志到各地府志、州志、县志、乡镇志、山水志、寺庙志等,共计五百六十七种,二千余册。这些省内各类方志,地域覆盖全面,种类比较齐全。据1985年版《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记录,我馆藏有1949年以前的地方志三百六十种,距已知同期尚存全部福建地方志三百六十五种仅差五种。其中较有价值者如,《闽书》一百五十八卷/(明)何乔远撰/明崇桢二年刻本;《闽书抄》(存《方外志》)二卷/明刻本;《建宁府志》五十二卷/(明)宋东光撰/明万历刻本;《建宁府志》四十八卷/(清)邵山张奇修撰/清康熙三十二刻本;《诏安县志》一十二卷/(清)秦炯纂修/清康熙三十三年刻本;《浦城县志》一十六卷(存卷一至八)/(明)黎明范纂/明万历三十七年刻本等。此外尚有一批名贵的抄稿本,如;《邵武县舆图》一卷/佚名制/清邵武县署抄本;《重纂福建通志议》一卷/佚名编/旧抄本;《闽大记》残卷/(明)王应山等纂/(清)陈寿祺抄本;《三山志》四十二卷/(宋)梁克家主修/抱山堂抄本;《屏南县志》六卷/(清)梅鼎臣主修陈之驹等纂/清道光稿本;《晋江县志》七十七卷/(清)胡之(钅+吴)主修周学鲁等纂/清道光九年稿本等。上述这些地方志不仅具有较高版本价值,且因大多经由历代福建著名藏书家如郑杰、徐勃、陈寿祺、龚易图、沈祖牟、康爵等承延收藏,存有这些名家的题跋、印记,所以十分珍贵。 3.福建地方文史资料入藏也较丰富,计九十余种,一千多辑(册)。一些早期的地方资料油印本、打印本,仅我馆尚存,原地现已无处可觅。我馆所收这类资料,由於多是作者亲历、亲见、亲闻所记,或由作者搜集大量史料而撰,因而较为详实可靠。其内容主要反映福建全省各地(从省、市、 县到区、乡、镇、村)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佚闻掌故以及社会各领域各行业史料等,其中不少资料内容也涉及台湾。有关台湾史实资料的如《晋江文史资料》第四辑中的“宋元两代台湾澎湖隶属泉州府晋江县”、《龙海文史资料》第二辑中的“忆家乡,念亲人——回顾在台湾日本殖民统治 下的生活”等;有关闽台血缘关系的如《闽候文史资料》第四辑中的台湾‘镜江派’宋氏与江口宋的渊源”、《石狮文史资料》第一辑中的“闽台粘氏 满裔同根”、《同安文史资料》第八辑中的“明清年代同安县向台湾移民史略”、《宁化文史资料》第十辑中的“宁化与台湾部分姓氏渊源初探”、《德化文史资料》第十辑中的“屏东嵌顶李氏与德化诗墩李姓本一家”、《将乐文史资料》第一辑中的“将乐县光明郡龟山始祖杨子江世系简表”等;有关闽台共有民间信仰的如《泉州文史资料》(新)第九辑、第十辑中的“从对清水祖师的信仰看泉、台之间的神缘关系”、《惠安文史资料》第三辑中的“台湾伊斯兰教来自大陆”等。上述所举各例,仅为冰山一角,但也可窥见这部分资料确有其独特的参考价值。 4,闽台共有民俗和民间信仰方面文献资料收集较为广博。由於闽台地缘亲近,人文同源,因此语言相同,习俗相近。而在民间信仰方面,天后妈祖、临水夫人、保 生大帝等神祗均为海峡两岸人民所共同信奉膜拜。我馆收藏的这两方面资料,对海外民俗文化和民间信仰研究者颇具吸引力。此中较 有代表性的馆藏加《福建风物志》、《闽台风情录》、八闽掌故及各地掌故类图书、《海神天后东渡台湾》、《湄洲妈祖——纪念妈祖逝世一千周年》及其他大量有关妈祖的各类型文献资料等。对於研究闽台共有民俗和民间信仰的论著,我馆也十分注意收藏,如《妈祖研究贸料汇编》、《妈祖研究论文集》、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编《闽台文化研究》和《同根同祖源远流长》、省档案馆编《闽台关系档案资料》、万平近主编《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史料》、林仁川、黄福才著《闽台文化交融史》、汪毅夫著《中国文化与闽台社会》、徐晓望著《福建民间信仰源流》和《福建思想文化史纲》、王耀华主编《福建文化概览》等。在抓紧进行闽台地方文献征集工作的同时,我馆还著手开展对这些文献的整理和开发利用。目前已经在部分古典文献的整理出版和馆藏谱牒的编制目录、编撰提要,以及建设地方文献目录数据库等方面取得一些进展。 在部分古典文献整理出版方面,我馆和福建省文史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厦门大学图书馆等单位合作,就明季以来闽人集部、学术著作以及笔记等资料进行选编,分辑汇入《福建丛书》,交由杨州广陵古籍刊印社出版。该书采用影印制版,以保留原始文献原貌,且所收之闽事文献和闽人著述均有较高学术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由於所采原始文献多为合作各馆之稀有藏本,因而是一宗比较珍贵的福建文化遗产。迄今合计已出版三辑近三十种,受到海内外关注福建文史学术研究的专家学者的普遍欢迎。 在馆藏谱牒的整理开发方面,我馆为方便读者查检,1985年组织专业人员编印了《福建省图书馆馆藏族谱目录》。从1998年开始我馆即在特藏部著手建设“福建省图书馆藏族谱书目提要数据库”。该库各条记录检索点拟定为文献题名、著作责任者、版本、分类号,且均含内容提要。目前特藏部正组织从业人员全力以赴加紧编撰,拟将一千种左右馆藏家族谱信息早日上网,供海内外学者、谱牒编修人员及华人华侨查阅。 我馆收集入藏闽台地方文献的目的,一是为了让社会公众更好地利用这部分资料,二是为了抢救保存这些珍贵资料,将其留传后世。现在回顾总结这些文献使用情况,应该说作用和成效不小,但可进一步挖掘的潜能也还不小。省专家学者和有关单位对这些文献的使用范围大多侧重於地方志、地方史料、历史人物传记和闽人诗文集等方面。近十几年来,由於国内各级政府大力提倡修地方志,因此我馆所藏全省各地历代方志,成为全省各地的方志编纂办公室在编修新志前必查的参考文献。有些方志办的工作人员在我馆查阅当地古方志时,还编辑出版了一些诸加《长汀纸史》之类的专业史志。福建省文史馆、福建师大中文系和历史系、福建省社会科学院等高校、科研单位的专家教授均为我馆特藏部的老读者。他们依据我馆所藏闽台地方文献研究撰写、编辑、出版的《台湾近代学文丛稿》、《台湾社会与文化》、《台湾文化概观》、《沈葆桢评传——中国近代化的尝试》、《林则徐全集》等论著可谓硕果累累。福建电视台、福州林纾纪念馆、乌江中国近代海军博物馆、福安市政协、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等单位都从我馆所藏地方文献中查得许多急需资料。十多年来,我馆提供的此类专题资料查询服务事例不胜枚举。而海外读者用户则大多看重我馆所藏家谱,主要用於寻根认祖之需,也有用於进行学术研究的。如1992年应台湾许氏宗亲会来函要求,我馆专业人员经认真查考,从所藏《圭海许氏世谱》等谱牒中为该会查清龙海许氏始祖入闽的详细经过史实。又如应台湾翁氏宗亲会要求,经我馆专业人员多方查证,最转为该会查清安溪翁氏“金圭”堂号的来龙去脉。近十年内,我馆专业人员共为台湾、香港、东南亚等地二十多个姓氏的同胞提供了宗族源流的多项考证服务。在为海外读者用户提供寻根服务的过程中,有时并非仅靠查阅或提供馆藏文献即可解决问题,有的还需通过外出实地访察,才能得到答案。如台湾台中一位原籍厦门同安的李先生写信要求我馆协助查询其祖居地“地山”现为何处。我馆专业人员查阅馆藏十余种李氏族谱,均无所获,后在外出徵集地方文献时,发现线索查得李先生所记祖居地“地山”即闽南话“兑山”之音讹,并从《重修地山李氏族谱》等谱牒中的记载,为其寻得现居厦们集美区后溪镇的“兑山”李姓族亲。对于此类较为复杂、花费较多精力才能解答的来自海外的委托咨询,我馆专业人员均抱在可能情况下尽力为之的态度。一般而言,如我馆所藏文献无法查到答案,解答成功的机会就较低,但有时通过工具书提供的线索,也能为海外同胞解决问题。如1999年我馆特藏部专业人员就曾应台湾一位申先生的电子信函要求,为其代查到国家图书馆、苏州市图书馆等单位藏有我馆未入藏的申氏谱牒,申先生十分满意。海外对谱牒进行学术研究的学者,则大多将我馆所藏谱牒用於从事华人姓氏源流、客家文化和中国书史等方面的研究。 从数量上统计,迄今为止来自海外的对我馆闽台地方文献的使用服务要求,不及来自福建省内的多,而福建省内读者对我馆闽台地方文献的咨询要求,又不如读者对我馆其他各类文献资料的咨询要求多。此中固有该类文献自身特有的某些客观限制因素,亦有我们对这些文献所作宣传力度不足、开发程度不深等主观努力不够的问题存在。这些问题亟待解决。借此海峡两岸公共图书馆界同仁会聚研讨的良机,谨将我馆所藏闽台地方文献的主要情况作一通报,祈盼各位同仁帮助大力宣传,以利我馆所藏能为海内外更多同胞服务。同时,也热切期盼各位同仁鼎力相助,协助我馆继续大力收集台湾所修各姓家族谱、闽台渊源关系史料、台湾出版的有关福建民俗地理的资料、闽台民间共有宗教信仰资料、舆福建有关的同乡会、各姓宗亲会等社团的各种印刷品和出版物、流寓台湾的闽籍人士(尤其是古近代闽籍名人)著述和台湾客家研究的资料等。我馆十分乐意采取接受捐赠、购买原件或影印件、互相交换等方式获取上述文献。衷心祝愿海峡两岸公共图书馆界今後能更加紧密地携起手来,加强业务交流,为广大海内外炎黄子孙提供更多更好的阅读服务。
中医内科学毕业论文:应用案例教学加强中医内科学教学质量 《中医内科学》是运用中医理论阐述内科所属病证的病因病机及其证治规律的一门临床学科,其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合格的中医医师[1]。在《中医内科学》的教学中,教师通过对案例反复的综合分析,引导学生应用所学知识对案例进行严格的剖析,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思维锻炼过程。案例教学不仅使学生所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得到巩固,而且使学生掌握了中医临床治病的思维方法。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归纳,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1案例的选择 1.1难易适中案例便于接受 教学时,注意多选择难易适中案例,以便于学生的理解和接受,按照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的顺序合理安排纳入案例,以利于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我们在教学中,一般采取两步走的程序:第一步是根据教材“证治分类”中的某一证候的临床表现设计临床场景,使学生从中体会基本的辨证思路和要点;第二步是安排一些多证型相兼或者是可以从不同角度辨证的真实病案,掌握难易程度,使学生认识并掌握临证时应有的思维技巧和治疗思路。 1.2典型案例深入浅出 典型案例具有真实性、可靠性和高度概括性,通过典型案例,可使学生在分析案例的过程中初步了解疾病概况,达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之效。如讲解“肺胀”时,引用病案:患者某,男,64岁,反复咳嗽、咳痰、气喘10余年。1周前受凉后症状加重,胸闷气憋,动则喘甚,咯痰清稀,心悸,脘痞。双下肢浮肿,形寒怕冷,面唇青紫,胸部胀满,舌质淡胖而黯,苔白滑,脉沉细。通过对本案例分析,使学生认识到“肺胀”临床特征为咳、痰、喘、胀、悸、肿、瘀,病位在肺、脾、肾、心,病机为肺气壅滞、肺气胀满、肺不敛降,病性为本虚标实。以案例导入新知识,可激发学生对疾病学习的兴趣和求知欲,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掌握疾病的基本特点。 1.3经典案例启迪思维 引用经典原著,介绍经方在临床中的应用,可使学生较好地把握疾病特点及治则,启迪其思维能力。如讲解“痰饮”时,示一病案:患者某,女,70岁,胸中冷数年,夏轻冬重。伴有胸闷,似冷风时时吹入,不敢户外活动,口干口渴而不欲饮,口中粘腻,有异味,大便稀溏,面色白光白,舌质淡红,苔厚腻,脉沉弱。心电图检查无明显异常。正当大家举棋不定时,介绍《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论述水饮停留心下的症状“夫心下有留饮,其人背寒冷如掌大”,学生会立马想到本病系阳虚为本,饮、湿为标,急则治其标。“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苓桂术甘汤主之。1.4纠误案例开阔思路误诊案例,反映其思维方法的偏差,或先入为主、或顾此失彼、或真假不辨、或虚实不分,通过纠误案例的介绍,分析误诊原因,可开阔学生思路。例如患者某,男,35岁,3岁时患有气喘,12岁后逐渐好转,近3年来气喘又作。症见面色苍白,喘息抬肩,稍活动则气不得续。背部有掌大一片发冷,气喘冬夏皆然,舌胖苔白滑,脉细弱。原文误诊为痰饮,服苓桂术甘汤后背冷消除,气喘依然。细思此证,病始幼年,抬肩息短,不惟饮留心下,其肾虚不纳之喘证成也。当纳气镇水、振阳消饮,小青龙汤加胡桃肉、紫河车主之。通过误诊案例可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学习遣方用药的经验,培养学生严谨的职业态度。 2案例的应用 2.1课前充分准备启发教学 教师课前必须根据《中医内科学》特点、学习目标、学习对象、教学大纲及自身的教学和临床经验,准备好符合教学要求的案例,认真编写授课计划,进行问题设计[2]。例如,根据教学大纲中要求学生掌握泄泻的辨证要点的规定,引用案例:“患者某,初病胸胁胀痛,予承气汤,遂发肠鸣腹痛,痛则泄泻,完谷不化,日夜2~5次。近两月,自服四环素后泄泻减而未除,伴乏力,消瘦,精神萎靡,脉弦缓,舌苔薄白而腻。”教学前,根据教学大纲要求结合本案例的特点,拟定如下问题:①本病属暴泻,还是久泻?②本病以何脏腑病变为主?临床表现有哪些?我们以这些问题作为案例教学讨论的重点,教学时根据学生讨论情况,做好时间分配,保证学生掌握泄泻的辨证要点,确保教学大纲的要求得以贯彻。 2.2教师组织实施掌握进度 选择案例教学,应与教材内容、教学大纲紧密结合,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根据学生知识掌握情况,选择合适案例。如案例选择随意,学生讨论问题过度分散,或过分集中,均会导致偏离教学大纲,或在规定的时间内不能完成教学内容。案例教学中若出现学生热烈讨论的情况,必须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减少不必要的争论而节约时间,保证实现教学目标。中医内科学的案例教学一般应由有一定临床教学经验的教师组织实施,他们对案例的理解更为深刻,能够更好地掌握案例教学的引入时机、提问方法,引导学生的讨论,使案例教学更趋合理和完善。 2.3理论联系实际激发兴趣 中医内科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对身边的案例进行辨证论治,不仅能够使学生体会到所学内容与自己接触到的问题息息相关,而且能够大大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如讲解“不寐”时,正值某女同学苦于不寐,症见:2年前高三时学习紧张,经常失眠以时觉头晕。假期症状减轻,开学后又复发加重。近3个月由于学习任务重,失眠严重,每夜最多睡4小时,时有惊醒,伴两胁胀痛,烦躁易怒,纳呆,便结,舌淡苔黄,左关脉虚。学生经讨论后辨为忧思伤脾,肝血不足致心火妄动,扰乱神志而失眠以酸枣仁汤和半夏秫米汤主之。通过用所学的知识解决问题,能体会到知识的实践意义,进而从“要我学”转向“我要学”。 2.4适时进行总结轻松掌握 一堂课到后半部分,学生极易感到疲倦,通过合适案例进行知识总结,可吸引学生,创设新的兴奋点,激发学生思维动力,轻松掌握所学知识。如讲授完“汗证”后,介绍案例:患者某,女性,41岁,夜间湿衣湿被反复发作,口干,便结,舌红,少苔,脉细。此属阴虚,虚火上炎之盗汗,当归六黄汤加减以滋阴降火,固表止汗。处方:黄芪15g,熟地黄15g,当归10g,黄柏l0g,煅龙骨、牡蛎各15g,白芍15g,莲子心10g,丹参10g,甘草6g。方中黄芪固表止汗,白芍、甘草酸甘化阴,煅龙骨、牡蛎敛汗,莲子心、丹参清心火。通过案例对本堂课的内容进行归纳和总结,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检测学生对本堂课知识点的掌握情况。 总之,在中医内科学教学中恰当地运用案例数学法,把枯燥乏味、艰涩呆板的学习变成非常生动、有趣的学习活动,有利于把支离破碎的知识点串联起来,减轻学生学习的过重负担,提高学习兴趣和效果,缩短医学生从课堂到临床的过渡适应期,使学生能尽早胜任临床工作。但在案例教学中,也存在案例资源不足,缺乏对案例教学效果的客观评价等问题,需要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不断规范和提高。 中医内科学毕业论文:中医内科学学科建立及成效分析 安徽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中医内科学1995年被安徽省学位委员会、安徽省教育厅定为省级重点学科建设单位。经过多年的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2002年对第一个周期的建设进行验收,获得了优秀的评价,进入了第二周期的建设。2006年又通过了第二周期的验收,获得了优秀的评价,直接进入了第三周期的建设。中医内科学课程先后被认定为安徽省重点课程和安徽省精品课程。重点学科优势地位的确立,常常需要几代人积累,而优势地位的丧失,只在瞬息之间。丝毫的懈怠往往意味着机遇的丧失,意味着差距的拉大或被后来者超越。因此,重点学科建设,要常存“危机”意识,保持如履薄冰的警醒。现就中医内科学学科的建设进行一些探索。 1明确建设目标 中医内科学是临床其他各科的基础,在中医专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是必须学好的一门临床主课。中医内科学学科在中医院中是最能体现中医特色和优势,是最具中医原创思维和潜力的学科。学科建设按照创新与继承、创新与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创新与遵循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紧密结合的建设思路,建成能够按照中医药规律开展高水平研究的科研基地;培育一批科技领军人物和相对稳定的高水平中医药研究的专门人才;取得一批对中医药学术和技术发展有影响的重大成果,初步构建符合中医药科学研究特点的微观科研机制和模式。使学科具有国内一流的中医临床科研人才队伍、一流的科研条件与环境、一流的中医药重点学科群、一流的中医专科(专病),中医临床与科研、教学有机结合,在中医药继承和创新方面发挥龙头作用的新型的现代化的重点学科。以先进的教学理念为指导,以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与临床操作能力为目的,将教育信息化的特点引进学科建设,改革教学模式,带动教学现代化,医、教、研并重,使本学科成为具有一流的教学队伍、一流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一流的教材和一流教学管理等特点的精品学科。使本学科在中医内科糖尿病、风湿病、呼吸病的综合学术和技术、教学水平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2稳定研究方向 学科发展方向体现了核心理论、前沿领域、尖端技术的发展趋势。一个重点学科的发展方向应当是长期稳定的。因此,一个学科的发展方向将对本学科未来的发展水平起关键性引导作用。高起点、高水平的学科发展方向是保证学科先进性、保持学科生命活力的重要前提。根据学科方向的实用性原则、先进性原则、稳定性原则、预见性原则,中医内科学学科在长期工作的基础上确定了8个稳定持续的研究方向:中医药防治内分泌系统疾病、中医药防治免疫性疾病、中医药防治呼吸系统疾病、中医药防治老年病、中医药防治心血管病、中医药防治神经系统疾病、中医药防治感染病、中医药防治消化病。在各个研究方向上,又界定了突破口。如风湿病方向上在继承总结新安医家治疗痹病的基础上,以类风湿性关节炎为突破口;呼吸病方向以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为突破口;内分泌病方向,以糖尿病为突破口。 3选好学科带头人 优化学科团队学科带头人是一个重点学科能否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学科带头人学术水平的高低,科研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着学科建设和优势的形成。在学科建设中,他既能将学术骨干凝聚起来,同时又能将自己的能量辐射到四周,发挥更大的带动效应。因此,要选择开拓进取、勇于创新的学科带头人。医院对中医内科学科带头人定期进行考察,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第一,能够把握现代科学发展趋势,创造性地提出本学科前沿领域的课题和科研思路,把握本学科发展方向。第二,能够多渠道筹措学科建设经费,充分利用自身的学术影响吸引社会各方财力,保证本学科发展潜力。第三,能够对外实现交流合作,对内营造良好学术环境,提高学科内部凝聚力,增强学科发展活力[1]。按照汇聚人才、培育团队、成就大师的学科队伍建设方针,引进、培养、聘用并举,在学科建设上一贯坚持以人才为本,将以学科带头人为核心的团队建设作为重点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发挥了人才优势,凝聚了学科力量。在学科内部定期进行学术研讨,培养学科人才,形成了各级学术研讨会研讨制度。每年举行一次中医内科学术骨干学术研讨会、中医内科研究生学术研讨会、中医内科本科生学术研讨会。提高了学术气氛,加强了学术氛围,培养了学科人才,锻炼了师资队伍。近年来,学科加大力度引进高学历、高水平的学术骨干,同时注意自我培养学术骨干,使他们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提高各种能力,建立了以学科带头人为核心,以学术骨干和学术骨干培养对象为后备力量的三级骨干学科梯队,增强了学科团队的可持续发展。 4健全运行机制 在加强重点学科建设的指导思想下,成立了由学院院长、附属医院院长、学术带头人、学科带头人、学科带头人助理、学科建设相关职能部门人员组成的重点学科建设领导小组,全面指导制订重点学科的建设规划、整体发展目标和学术发展目标,制定各项制度和措施,强化落实,以确保阶段目标与预期成果得以实现。为加强专家委员会对学科建设的指导作用,学院成立了重点学科建设专家指导委员会,根据重点学科建设相关文件精神与要求,负责对重点学科建设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检查、评估并提出指导性意见;参与重点学科建设的阶段检查、阶段评估等工作,学院教务处和医院科研科作为重点学科建设的日常管理职能部门,负责日常建设的管理与服务工作,并进行具体指导。开展重点学科的学科带头人,在学术带头人指导下全面负责制订本学科建设规划、学术发展总目标和阶段任务,落实教学、科研、医疗及人才培养等各项具体工作,并及时根据预期成果、实施方案、经费管理做好工作总结。重点学科建设工作以来,学校和医院均调整、充实了重点学科建设领导小组,先后制定了《安徽中医学院重点学科管理办法》、《安徽中医学院重点学科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安徽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重点学科、专科建设管理办法》、《安徽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重点学科专科经费管理办法》等管理制度。逐步建立起学校宏观层面管理、医院直接管理、学科微观管理的重点学科级层管理体系,以及教务处、人事处、财务处、科研处等和医院有关职能部门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的重点学科建设保障系统。学科带头人对学科建设负有主要责任,学科带头人的责、权、利明确,有一定的人、物、财自主支配权。重点学科建设工作每年纳入医院、相关科室和部门的考核范围,纳入科主任的责任书内容。学院和医院两级分管重点学科建设职能部门,建立了定期监督检查制,学院每年听取中医内科学科阶段建设工作汇报,研究和解决学科建设中存在的难点和疑点,为重点学科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运行机制。学科内每年终进行一次全面小结,对存在的问题及时采取措施予以落实。医院把重点学科的工作进展,建设成效纳入年度工作总结,把加强重点学科建设纳入下一年度工作目标内容之一,按期考核,强化落实考评。同时,为加强学术上的相互交流和优势互补,在学院和医院及各级主管部门的支持下,中医内科学科不断加强了与协作单位的联系与合作。在科研上密切协作,相互开放,在人员上相互培养,发挥了辐射和联系作用。 5注重科研创新 科学研究是学科发展的增长点,本学科在重点开展继承新安医学、华佗医学的基础上,重点开展中医内科的基础和临床研究。近五年来,学科承担各级科研项目95项,其中973项目2项,“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十一五”第一批课题国家科技部支撑计划项目3项,“十一五”“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项,国家部委项目25项。科研经费总计为2367万。科研成果19项,获奖9项,获专利2项。出版专著42部,466篇,其中国家级论文259篇。中医内科风湿病学科继承总结新安医家治疗痹病的经验,密切结合中医临床实际和现代风湿免疫病的科学研究成果,在国内率先提出了类风湿关节炎从脾论治的观点,并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临床及实验研究。在脾气虚证本质研究方面,在国内率先提出脾虚致衰老学说,认为老年脾气虚证的发展过程是渐进性的,是运化功能失常,引起生化乏源而致气血不足的动态变化过程,脾虚证发展至后期可致蛋白质代谢、心功能及免疫功能低下。呼吸内科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建设单位,开展肺气虚证的基础和临床研究,中医药防治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哮喘、肺癌的研究,并结合肺系疾病的特点,提出了文献整理与数据库建设理论、肺气虚证的四级分度标准、慢阻肺的虚瘀理论、伏燥论、证候研究的层次论和阶段论及肺系常见病的诊疗规范,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被同行及患者认同。老年病科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建设单位、中华中医药学会延缓衰老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是全国中药临床研究基地。该科学术带头人、著名中医老年病学专家、国家级名老中医韩明向教授是中华中医药学会延缓衰老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在中医药防治老年病及中医药延缓衰老的临床和基础研究方面都具有独特的创新性见解。特别是中医新安医药治疗老年冠心病、老年高血压病、老年痴呆等方面形成了新的理论学说。在国内率先提出“虚—瘀—衰老”的中医衰老模式,研制出具有“益气养阴活血”功效的纯中药制剂———寿星宝,丰富和发展了中医衰老学术理论和临床技术。 6结语 经过近3个周期15年的建设,学科已经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并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学科建设目标全部完成,学术团队结构合理、整体素质优良、发展良好。高层次人才培养卓有成效,与北京中医药大学、湖北中医药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现已形成较为完善的博士生、硕士生、进修生、本科生人才培养体系。科学研究成果显著,学科建设与发展形成规模。临床教学成效突出,获4项教学成果,中医内科学课程是省教育厅认定的重点建设课程。学科建设资金投入正确,使用合理,研究基地初具规模。学科整体实力加强,老年病学科是中国中医药学会内科延缓衰老专业委员会挂靠单位,呼吸内科中医内科的三级学科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认定的重点学科建设单位,老年病科、肾内科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建设单位,肝豆状核变性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病。心内科、肾内科、神经内科、呼吸内科是国家新药临床研究基地,肾内科被省卫生厅确定为特色专科。科研项目、成果、论著及论文在质和量方面均显著提高;临床医疗条件大为改善,新技术、新业务不断开展,医疗水平不断提高。据统计,与2002年相比,截止2008年12月,我科的床位数增长1倍,门诊面积增加2倍,门诊量、住院数分别增长2倍和3倍;教学时数增长1倍,硕士生人数增长3倍;科研项目增长4倍,科技奖励项目增加7项,科研经费增加7倍,科研成果增长3倍;实验室面积增长5倍,仪器设备等固定资产总值增长12倍。总之,经过多年的建设,学科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中医内科学毕业论文:诠释学对中医内科学发展影响 中医内科学是中医临床医学的主干学科,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医学临床和临床基础研究的发展水平。目前,中医内科学所蕴含的科学理念、原理、规律还有待深化。应用诠释学(hermeneutic)作为一种对文本理解、解释、应用和实践的哲学方法论,对中医内科疾病、概念、术语及临床理论进行现代诠释,为中医内科学理论和临床诊疗的进步奠定基础并提供新思路。1诠释学的原理与方法1.1诠释学的内涵诠释学作为一种西方哲学流派,随着海德格尔的“本体论”而出现,由伽达默尔建立起诠释学哲学。经过发展,目前已演变成众多的诠释学体系,如体验诠释学(狄尔泰)、结构主义诠释学(利科尔)、解构主义诠释学(迭里达)等[1-2]。从西方诠释学的发展历程,对诠释学的基本内涵可做出大致的定义:诠释学从词源上至少包含3个要素,即理解、解释(含翻译)和应用。传统诠释学把这3个要素称之为技巧,即理解的技巧(subtilitasintelligendi)、解释的技巧(sub-tilitasexplicandi)和应用的技巧(subtilitasappli-candi)。因此,诠释学的主要环节应包括理解、解释、应用和实践[3]。1.2诠释学在中医学的引入20世纪80年代,西方诠释学进入到中国并逐渐在我国学术界发展起来。随着这种世界性哲学思潮在中国哲学领域的蔓延,中国诠释学的研究已经拓展到对西方诠释学与中国传统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其他哲学之间关系的研究。由于学者对诠释学研究的拓展性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促进了诠释学的多元化发展[4]。随着中国诠释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中国传统理论的现代化构建方式已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中医学作为一个融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诸多学科的传统医学理论体系,历史悠久、典籍浩瀚,自古就有注释经典的传统和经验,与诠释学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这使得诠释学在中医学继承和创新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具有可行性[5]。因此,中医诠释学研究作为中医理论建构的现代研究的分支自然应运而生,它是对中医理论研究特色、思维方法的哲学审视,是通过现代诠释学研究方法,对中医理论进行理解和解释的一门学科,是一门研究中医理论理解和诠释方法的系统理论。中医诠释学研究是在中医文献学特别是训诂学、注释学等传统中医理论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结合现代诠释学理论产生的,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 2诠释学在中医内科学中的应用 中医内科学是中医临床学科的基础和主干,在中医学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各个学科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日趋频繁,对中医内科学中许多的概念和名词术语,乃至临床理论进行阐释,显得愈来愈重要。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随着国内中医诠释学研究的兴起,目前有关专家已经意识到从自然哲学视角来思考中医内科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因晚近“西学东渐”的冲击,一些中医药研究领域在引入诠释学的同时,“西化”倾向明显,多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模式方法、概念、范畴及学科模式对中医学进行西化的推定,脱离了中华文化的氛围[6]。鉴于此,我们应在秉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将诠释学应用于中医内科学的系统性研究中,用与中医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相一致的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医内科学,移植复杂性系统科学中的释义和理论,深入阐明其基本理论的概念内涵和辨证论治的哲学思维模式,用现代哲学方法论阐释中医内科学所蕴含的科学理念、原理、规律为中医内科医疗、教学、科研注入新的元素。 2.1对中医内科病证的诠释 2.1.1病证的内涵与外延 所谓病,是指有特定病因、发病形式、核心病机、演变规律和转归的一种完整的过程。中医内科学多以病的主症来命名,如咳嗽、心悸、头痛、眩晕、胃痛、水肿等,也有部分病名与该病的主要病机有关,如郁病、虚劳、癃闭等。证候指医生观察与收集的患者四诊的信息,主要指症状、体征等临床表现,还包括中医诊病所重视的体质、性别、年龄、职业、自然环境(天时、气候、物候、地理等因素)、生活水准、人文生态、此前的诊疗经过等状况,以及各种现代检测的结果,它反映了疾病发展过程中,该阶段病理变化的全面情况,是四诊信息表达的人体生理病理反应状态环节过程的概括,具有“内实外虚”、“动态时空”和“多维界面”3个基本特征[7]。病与证:病是指疾病完整的过程系统,而证是反映疾病在某一特定阶段的病理变化环节过程。临床诊疗中,常将病、证二字放在一起讲,这样既能包括某病的临床特征,也概括了病因和核心病机。证与症:症是指疾病的具体临床表现,即医生诊病时收集到的患者的异常现象,由症状和体征两部分组成,除了包括患者自我感觉或发现身体不适、异常的表现,还包括由医生观察到和体检出的患者的病理征象,如舌象、脉象及通过色诊、触诊收集到的临床信息,也可参考西医体检所得的信息;而证是指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病证研究的重点需要重视对证候动态观察的理解和阐述,通过“以象为素,以素为候,以候为证”[8]、“病证结合,方证相应”[9]的研究思路辨识疾病的证候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对以证候为诊疗对象的辨证论治模式进行深入探究,提出“意象诊疗模式”概念并加以阐释[10],从而对证候进行深层次、多角度的探究和动态监测,为病证的诠释提供有意义的科学依据,使中医内科病证更加贴近科学,更加易于被现代医学和现代人所接受和认识。 2.1.2对内科疾病病名的诠释 为了便于掌握,我们将疾病首先分为外感与内伤杂病两大类,内伤杂病再根据五脏、气血津液、肢体经络进行分类,当然,疾病所归属的分类系统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我们引入诠释学方法对内科疾病病名的概念进行现代诠释,即通过查阅古代文献,反复研读,系统的科学实验和临床实践,结合现代科研成果,定义其内涵与外延。《中医内科学》教材所列的疾病绝大部分是常见病、疑难病。首先应该对国家规划教材收集的50种内科疾病进行诠释。诠释过程大体有3个层次,第一是疾病的起源。一般来说,许多疾病病名的提及或症状的描述都是在《黄帝内经》中,这个时期的特点主要以症状或体征描述为主。第二是疾病的充实完善。经过不同时期的发展,特别是集中在宋元明清时期,众多医家通过诊疗实践,结合鲜活的临证经验,从不同方面补充完善了疾病的病因病机、临床表现、预后转归和流行病学特点,为现代疾病概念的规范奠定了基础。第三是系统发展。这个时期主要是指近现代,首先是语言的转化,将古文演变成现代文进行阐述;其次是增加当代中医学者的新见解、新技术;最后是纳入现代科学技术对中医的研究成果,其中含医案知识库的发掘与循证医学的研究等,用现代自然科学的语言、术语、概念进行阐述和解释。当然纳入的过程应重视体现中医原创优势与传统中医理论的有机结合。以“肺胀”为例,“肺胀”属现代难治病,由多种慢性肺系疾患反复发作,迁延不愈,导致肺气胀满,不能敛降所致。中医古籍对肺胀的记述颇多,有明显的阶段性,后世医籍对本病也不断有充实和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后,逐渐将其作为专门病证,列专篇论述。《灵枢•经脉》篇提出:“肺胀者,虚满而喘咳。”明确了病名,其病位在肺,主要症状有喘、咳及胸部膨满3种。这应该是第一个层次。晋隋唐时期医家开始认识到肺胀属本虚标实之病,详细论述肺胀多由久病体虚,肺脾肾虚损,水停痰凝,气虚气满,痰瘀互结,外寒之邪乘虚侵袭,以致气机升降失调而发。隋代巢元方更是强调肺气本虚,复感外寒之邪是导致肺胀的发病机理,元代《丹溪心法•咳嗽》云:“肺胀而嗽,或左或右不得眠,此痰挟瘀血碍气而病”,提出本病痰挟瘀血证候,并开创活血化瘀法。明清时期进一步整理规范认为,肺胀是一组症候群,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此属于第二个层次。近现代除进一步完善描述其临床症状外,并研究分析肺胀客观上存在着气道高反应性、肺动脉高压、肺纤维化、肺瘀血等病理状况。若能将其“系统”地纳入,形成肺胀项下的相应条目,则进一步完善和明确了肺胀的内涵和外延。经过发展,肺胀病的概念为:以胸部膨满、憋闷如塞、喘息上气、咳嗽痰多、烦躁、心悸、面色晦暗、或唇甲紫绀、脘腹胀满、肢体浮肿等为主要临床表现一种慢性虚弱性肺系疾患。其病程缠绵,时轻时重,经久难愈,严重者可出现神昏、惊厥、出血、喘脱等变证与坏病。继之制订肺胀的分期和分级标准,引入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内容等。从肺胀的病名演变过程看,符合诠释学的基本原则,实际上也是按照复习文献资料,临证细心体悟;结合众家之长,归纳整理;通过诊疗实践充实修正;纳入现代研究成果,完善肺胀病的现代诠释[11],应属于第三个层次。 2.2对中医内科专有名词术语的诠释 中医内科专有名词术语是指在中医基础理论指导下确定的具有中医内科学学术特点,并构成本学科概念体系的特有的关于人体生理病理名词、名称、用语,如命门、髓海、阴结、肺胀、消渴、偏头痛、萎黄、脏躁、髓海、蓄血、肝积、淋证、肾风、癃闭、关格、筋痹等。专有名词术语有其自身的含义、使用特点和范畴,而且它在中医内科理论体系的构建与阐释中也极为重要,若不能对之进行明晰的厘定,必然会影响学习者对它的准确把握。历代医家从各自所处的历史背景、认知角度提出专属内科学的概念术语,他们对这些术语的解释是我们理解的基础,借助诠释学对中医内科特有名词进行辨识的验证,对其演变进行哲学审视,揭示术语产生发展的本质及术语原构造者在当时文化环境下对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的理解和表述,采用现代文献学、考据学等方法,对这些术语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理解和认识,进而作出科学准确的评判,并用科学语言转换为具体的说明,使说明的内容能进入实验过程,从而矫正部分古代医学术语概念多义性、歧义性、模糊性、隐喻性的不足,进而不断发掘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内在联系。例如,我们在对中医内科名词术语进行诠释时可以参照朱文锋[12]对规范中医诊断名词术语提出的几项基本原则,进行分步骤诠释学研究,一是科学的医学名词术语必须在实质内容上统领其所属内涵,这就要求我们系统全面收集查阅古代、近代医学文献,并结合临床广泛调研,注重名词术语内涵与外延的研究;二是在初定正名的基础上做出注释,进而按其内涵、外延做出定义性注释,定义有困难的先做说明性注释,力求用词科学性、系统性、准确性、简明性、单一性、派生词能力强;还应组织本学科及相关学科,如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及其他中医临床学科及术语学、汉语言学等学科的专家进行咨询论证、整体讨论,完善其现代属性。 2.3对中医内科临床理论的诠释 中医内科理论方法论的构建与完善是关系中医内科学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环节,如何遵循形象—具象—抽象思维方法对其进行深层次的审视,用现代化语言对其进行理论总结、升华而后赋以清晰、明确的科学性表述,使其真正融入到现代医学体系中,是中医内科学界一直都在思索的问题,现代诠释学的引入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对中医内科理论进行诠释学研究,必须坚持中医学系统整体与形象思维的特点,重视症状学观察,证候病机的归纳,重理法方药的一致性,通过理解重构、思辩创新来发掘传统内科理论中潜在的知识结构和科学内涵,通过翻译的手段实现理念更新,用逻辑、数学语言加以表述,进行科学语言的转化过程,进而采用模式生物实验加以佐证。同时根据对诠释学的三要素之一——应用的理解,我们明确了实践也是一种诠释,因此,中医内科理论的诠释应以实践观点为基础来重建现代中医诠释学,将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采用临床流行病学调查,基于循证医学临床数据支撑的诠释,采用适宜的数据统计方法等[13],建立中医内科的临床应用模型,通过应用模型证明中医内科诠释学体系的科学性和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以“通因通用”内科临床治疗理论的诠释为例。“通因通用”语出《素问•至真要大论》,属反治法的内容。原文:“热因热用,寒因寒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这告诉我们在诊疗疾病过程中要审证求因,辨明真伪,遣方用药时采取顺从疾病外在表象而治的治法,这便是诠释该理论的第一个层面。医家张子和谓:“君子贵流不贵滞。”着重强调了气机通畅的重要性;高士宗谓:“通之之法,各有不同。调气以和血,调血以和气,通也;上逆者使之下行,中结者使之旁达,亦通也;虚者助之使通,寒者温之使通,无非通之之法也。若必以下泄为通,则妄矣”。此说法不但在前人基础上对“通”的理解做了概念的提升,而且为通法的应用打开了新的思路。在具体临床实践中,医圣张仲景对通因通用治法的应用可谓心思周全,巧妙灵活,其著《伤寒论》、《金匮要略》中多处提到“通因通用”治法,如“汗法治汗”的桂枝汤,“下法治利”的大承气汤、小承气汤,“吐法治吐”的瓜蒂散,“活血祛瘀法治胎动不安之漏下”的桂枝茯苓丸,等等,这些用法充分扩展了“通因通用”的临床应用范围,同时也表明该理论的应用已达到了较为成熟的阶段,医者在诊病时,不再将通法拘泥于下法,凡人体表现出异常通的假象,均可用通法治之,此为第二层面上的诠释。“通”字,《说文解字》谓:“达”也。《辞海》谓:“通,贯通,由此端至彼端,中无阻隔。”就机体而言,在生命活动中,阴阳平衡,气血调和,气机畅达是新陈代谢活动的基本保障,脏腑经络,气血阴阳各方面的功能失调均可导致异常“通”的症状,因此,凡机体各孔窍表现出非生理性“通”的症状,如自汗、盗汗、呕吐、吐血、衄血、泄泻、下痢、脱肛、遗尿、淋证、崩漏、带下、遗精等均可视之为通证,在四诊合参,审证求因的基础上,辨明真伪,将符合形通而实不通的病例纳入到“通因通用”理论的适用范围之内,以通为用,以通治之,从而完善对该理论的升级,即诠释的第三层面。此外,又如“肺热叶焦”、“宿痰伏饮”、“心肾相交”、“乙癸同源”这些中医内科学生理病理概念中的文化哲学意蕴,也有必要进行深入的剖析和阐释;另如,“扬汤止沸”、“增水行舟”、“釜底抽薪”、“逆流挽舟”、“提壶揭盖”、“引火归原”、“利湿退黄”等治疗方法中包含的自然哲学思维以及它们的实质性内涵,更有待作出全方位的现代诠释。 3中医内科学诠释的原则与方法 3.1崇尚国故,熟读经典 诠释的第一要素是理解,只有明确理解了所诠释的对象,搭造出诠释框架,才能发现框架的瓶颈所在,从而为之输入新的科学元素。就中医内科学而言,要想准确诠释内科学的概念、理论,首先就必须对其进行深入的理解,那么就需要熟读经典,追思前贤学说,只有读懂吃透,才能全面、深刻理解其主旨和精髓。3.2研习原著,勤于临证中医内科学理论学术体系的发展,本身也是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对经典著作的不断阐释来实现的,因此,临床实践也是一种诠释,它既是诠释的基本手段,也是诠释的目的所在。通过获取临床疗效,一方面可以使中医内科学理论得到充分的实践证明,另一方面又可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医内科学理论。 3.3传承创新,系统规范 要创新就要大胆汲取和借鉴相关学科特别是系统科学和信息技术成就,多学科地对中医理论进行研究,充分吸收当代社会医学、转化医学、医学心理学、气象、物候、地理等学科研究成果,多角度、多层面研究、借鉴与整合,从而使中医内科学诠释性研究在开放中求创新、求发展,并以有利于学科进步为目的。现阶段我们认为诠释就是创新。它为促进中医内科学学术理论的标准化规范化奠基,将充实现代医学科学朝向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迈进。现代诠释学是一种思辩体系和方法论,是对思想方式、思维方式、观念理解的交叉融合解析,能为我们提供富于启发性的见解和思维。我们运用现代科学方法论对中医内科学进行解释,构建中医内科诠释学体系,从自然哲学高度理解中医内科学中的辨证观点、思维和方法,完善传统医学概念的现代语言转换,在深层内涵上与现代科学语言实现逻辑连贯、互补相通,把握中医内科学理论体系的特质,必将有利于中医内科理论的继承和创新;有利于中医内科临床诊疗水平的提高。 中医内科学毕业论文:中医内科学的课程评价研究 中医事业的发展取决于中医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其中,课程的评价方式是整个人才培养的核心环节要素之一。下面仅以我校中医内科学课程为例,从改进课程评价角度略陈管见。 一、课程评价实施的理论基础 课程评价,或称教育评价,就是评价实际的课程方案在何种程度上达成了教育目标。这一定义来源于教育评价奠基人泰勒(RalphW.Tyler)所提出的目标评价理论。目前,中医院校实施的课程评价主要基于这一模式,即通过对学生学业表现的评价,从对结果评价,进一步转向评价整个课程方案。这一模式在院校教育评价过程中主要围绕学业评价与课程评价展开。就学业评价而言,如果仅局限于评价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而不评价学生的创新能力、操作能力、情意态度等是不科学的,会导致评价标准恒定化,即侧重于学生之间的分数排位和对比。从狭义的课程评价角度而言,现实生活中的评价主要定义为方案的目标与实际表现之间的契合程度。通过在学业评价的基础上拓展课程评价实施的范围,将课程方案的评价涵盖学生学业评价,体现现代西方教育学大课程理念。保证考察课程方案目标与课程各要素实际表现的行动一致性,以利做出评判。 二、我校中医内科学课程评价的实施理念 1.课程评价中的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就整个课程评价而言,方案评价的手段主要有形成性评价与总结性评价两类。“形成性评价是指课程在设计、试用、实施等过程中所进行的评价,以便做出判断和决策,采取修订、完善、放弃等行动。总结性评价主要是在课程试行、实施告一段落之后所进行的评价,对课程的设计、实施、效果等做出总体判断,并对有关人员做出绩效的评定和考核。”对两类评价方法进行科学的组合,在中医内科学教学过程中,从课程方案的设计、实施、改善或结果等,依据理念基础和行动路线这一过程,围绕课程目标、内容选择和组织、课堂教学、学业评价等要素。以课程总纲、课程标准、课程资源和教科书、教师备课计划、实际课堂教学、学业评价中的试卷或者学生档案袋中的作品为载体,通过学生反馈、教师反思,对课程设计、课程管理、课程实施等环节进行判断。同时,融入学生能力的发展性评价,即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学习做出评价,并反馈于学生,在教学告一段落之后,对学生的学习做出总评;或者是在教学过程中进行结论性的判断和评价,作为总结性评价的一部分。形成课程内的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两大功能。 2.课程评价中涵盖的评价手段类型①客观性评价:客观性评价的题型主要有填空题、是非判断题、选择题等。客观题的优点在于知识覆盖广、容易评分。缺点在于不利于考查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②主观性评价:主观性评价题型包括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论文题等。主观题可以是封闭性的,即有固定答案;也可以是开放性的,无固定答案。固定答案的主观题,其实与客观题没有很大区别。开放性主观题,尤其是长论述题、论文题,如语文的作文、历史的史论等,有助于考核学生的高层次能力,但是评分难度较大。③表现性评价:表现性评价其实是一种特殊的主观性评价。按照美国评价专家斯帝金斯(R.J.Stiggins)的观点,表现性评价是“对学生运用已有知识解决新颖问题或者完成特定任务而进行的一种系统的评价。评价者以真实的生活或者模拟的练习为起点,引发学生的独特反应,在观察这些反应之后,给予相应评价。”④档案袋评价:与表现性评价近似的一种评价方式是档案袋评价,它已经成为目前国内学业评价领域最为热门的课题。档案袋评价,又称成长记录袋,是学生作品的有意收集,以反映学生在特定领域的努力、进步或成就。它其实是“表现性评价的一种类型,不能被看作是表现性评价的又一称呼方法”。 三、我校中医内科学课程学业评价的改革实践 1.命题改革在期末考试中除了采用传统的闭卷考试形式,结合信息技术开发与应用,开发了计算机考试,用以考察学生对知识的记忆和初步应用。同时采用论文、开卷考试等形式,引入主观性评价,考核学生综合应用能力。并且增加中医内科实习中的临床操作、诊疗技能考核和学习心得撰写等考评改革,更加注重考查学生理解、分析、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每学期的评卷中以认知纬度作为重点考量依据,引导教师重视教学目标、教学活动与学习评价的有机结合;适时开展示范试卷的研讨、命题与奖励活动,通过示范试卷活动,督促教师更新观念,重视考试的导向作用,提高命题水平。 2.推广使用形成性评价在中医内科学教学中,为了改变以往老师“满堂灌”的局面,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展开了PBL教学。课程考核摒弃了传统的单主体试卷考试形式,采用评估量表,并以此开展学生学业评价。通过课堂上教师对学生学习的评价、学生之间相互评价和学生自我评价,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量性和质性评价,采用形成性评价替代以往的总结性评价。主要评价学生的学习态度、发现问题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信息能力、沟通能力、批判思维能力等。3.丰富评价手段为配合课程目标评价,丰富评价手段,围绕中医内科学教学目标建立了以下评价环节:①课堂教育阶段,采用随堂测验、PBL、档案袋、作业作品考核等手段,丰富和完善形成性评价。②见实习阶段,采用实习(跟师)手册、床边考核、见实习报告等手段,着重加强对学生临证思维及技能的考查。 4.建立多站式考试平台经过多年的摸索、逐步开展建立了多媒体病案的考试网络。各临床医学院学生毕业考试中全面推行OSCE考站,与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合作培训中医特色标准化病人(SP)12名,在两个临床学院分别建立了9个考站:西医诊断2站、影像诊断站、针灸操作站、中西医外科操作2站、SP站、中医辨证论治病例书写及理论考核站、计算机模拟网络考试站。在整个多站式考试系统中,除考察学生对书本知识的识记,更强调临床诊疗技能的融会贯通,尤其是重点突出考察学生的中医思辨能力。 5.临床实践全方位评价 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①岗位准入:制订毕业实习岗前培训计划,对岗前培训的目的、时间、内容作了统一规范,学生进入临床毕业实习前,各临床医学院组织实施2周的岗前培训和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医院一般情况介绍、医德医风教育、医患沟通技巧、医疗安全和医疗技能操作规范、病史采集和病历书写、体格检查训练等。②出科考试:临床实习出科考试内容以临床实践技能为主,临床技能占50%,专业理论口试占20%,病例分析占20%,病历书写占5%,医德医风和工作纪律占5%。临床技能考核运用真实的病人进行。③职业态度考核:注重学生的学习和工作态度考核,主要通过临床PBL课程评价、档案袋评价、床边考试、口试和教师的平时观察、运用SP和真实病人的考试等形式进行。④毕业考试:在学生完成临床毕业实习时,学校组织毕业程序考试和临床论文答辩,目的是检测学生对临床知识和技能的掌握程度;采取以OSCE多站式考核和临床情景病例考核为主,评价学生临床实践动手能力、临床思维、人际沟通能力、分析和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并考核学生对临床辅助检查资料的认知水平。自1999年起,学校每学年组织2次毕业学生实习临床技能检查工作,并在考核后开展师生点评,撰写分析报告。通过临床技能抽查,不断针对临床带教中的薄弱环节,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学生临床技能。四、展望目前正在着力改革现行学业评价方式,形成由原来的单一的终结性评价形式发展为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形式,逐步完善学生评价体系,形成多元化评价体系。 中医内科学毕业论文:加强中医内科学的课堂教学水平 《中医内科学》是高等中医药院校的主干课程之一,是临床各学科的基础课和桥梁课,在中医专业的教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课堂是教师传授知识,培养人才的主要阵地。《中医内科学》课堂教学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学生中医临床诊疗思维的建立与培养,甚至关系到能否培养出合格的中医人才。就如何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结合自身教学工作经验,论述如下。 1加强教学责任心,重视课堂教学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前提 1.1教学质量提高的关键在教师首先端正自己的专业思想和教学中的言行,给学生指明学习中医内科学的意义和重要性,正面引导。寓思想教育于教学中,注意专业与人文知识融合,注重素质教育,为人师表。其次要理论联系实际。课堂教学质量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临床水平,因此要扎根临床,努力提高临床实践水平。能够通讲整本教材,以利于整体素质的提高。最后要提高教学积极性。目前国内高等中医院校中医临床课程的教师大都来自其附属医院的医师。时间与精力有限,在进行课堂教学工作的同时,还承担着繁重的临床医疗和科研任务,要自觉认识到教学相长的优势,强化奉献精神,淡化利益意识。 1.2课堂教学是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教学手段和环节课堂讲授是灌输中医内科理论知识的重要形式之一,也是传授知识的最有效方式,只有搞好这一环节,熟悉教学规律,根据中医内科学教学特点,充分重视课堂教学,才能真正提高教学质量。 2备好课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首要环节 2.1紧扣教材和教学大纲教师必须精心备课,熟悉课本内容,做好课前所有的准备工作。吃深吃透教学大纲、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制定周全的授课计划。 2.2适当拓展、灵活使用教材注意教材的整体结构和知识链的有机联系。适当补充、更新教学内容,阅读和整理相关教学参考材料,将不同书上的同一内容集中对比研究,提炼出最有效的知识成分,体现最新进展。 2.3认真构思教学方案设计每一节课的教学流程,用何种教学方法和手段才能满足学生的听课要求,重新梳理提炼精华,抓住重点,突破难点,并逐一细化,内容要尽可能全面。 2.4集体备课一般情况下整本中医内科学的疾病均由多名专科兼职教师负责讲授,其理念、思路、方法、水平各异,教学缺乏系统性、连贯性、一致性。可采用教研室内部集体备课。这种集体智慧的结晶,必会使学生获得更大的收益,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节省了教研室内部的人力和物力[1]。 3遵循课程教学体系、强化基础知识的掌握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工作的基础 3.1围绕临床、落实课程教学体系多年的教学实践,我们中医内科教研室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课程教学体系,将每一病种的讲授分为概述、病象、病位、病性、病类、病程、病因病机、诊断与鉴别、辨证论治、转归与预后、预防与调护、小结12部分,在病因病机讲解中,提炼病机关键,使学生对每种疾病有全面系统的认识。 3.2落实三基训练教学中要充分重视、体现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通过讲授让学生牢固掌握中医内科学的“三基”,使学生掌握其中内容,充分理解实质,从而获得最基本、最重要、最集体化的知识。 4合理取舍,重点突出,是确保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有效、高效达成的保证 4.1调整学时分配,适当增加病种根据我们的教学体会、结合区域特点及临床实际,将教学内容分为掌握、熟悉、了解三级内容。首先对大纲规定的学时分配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如对消渴、中风、心痛、喘证、肺胀、胃痛、眩晕等临床常见病需要掌握的,适当增加学时数,讲深讲透。对了解的疟疾、霍乱、痉证临床少见疾病,只讲清概念,减少学时数。其次在病种上,在国家统编教材基础上适当补充病种如心衰、脾心痛、水毒证、肾风等。对规划教材中个别证候予以适当的调整。如感冒病中的表寒里热证移至咳嗽中讲授;消渴增加了气阴两虚的若干证候等。 4.2突出重点病证讲授 课堂讲授应做到重点和难点突出,重点指辨证论治,难点指病因病机,疑点指教师在讲授辨证论治过程中,对临床实践中与教材证候不一致的部分提出质疑,或一部分证候在临床中常见,但教材中重点不突出,需要提出给予讲解。重点掌握病因病机及辨证论治,理解体会病机转变的道理及规律,脏腑变化的特点。在授课时紧密围绕临床实践,介绍自己在临床中治病的经验和体会。 5注重教学技巧,向有经验的教师请教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捷径 5.1将课前准备、课中发挥、课后总结三个环节有机结合 课前,先让学生进行预习,确定学习的内容和讲授的内容,预习中可对不理解的问题加以记录。课中,在讲授新问题时利用3~5min,通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一思维过程,导入式教学,将熟悉与不熟悉的知识串联。上课结束前须指出本节病证的重点、难点与疑点。课后,应自觉对每次课的授课情况进行回忆,总结经验和教训,不断完善自我,积累教学经验。 5.2恰当有效地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和方法 采取灵活多样、新鲜生动的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效率,深入浅出,易于领会,不照本宣科。充分运用实物标本,模型,挂图、电视等进行直观教学。恰当有效地运用电化教学手段及新技术(CAI、多媒体技术等)辅助教学。 5.3向有经验的教师请教和观摩他们的教学 青年教师往往教学经验不足,对很多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尺度难以准确把握,在教学中遇到问题时应谦虚向有经验的教师请教,一般都能得到很多实用的指导和帮助。汲取经验弥补自己的不足,及时把这些经验和方法应用于自己的教学工作中。 6注意与学生沟通,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关键 6.1虚心听取学生反映意见 应了解学生的实际知识水平和要求,掌握班级学生一般的知识程度,理解水平,讲授的进度要求与难度必须适合学生的接受能力,深入浅出,能为学生接受。 6.2发挥主观能动性 要重视对学生的启发引导,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学习积极性,增进师生间默契,活跃课堂气氛,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6.3注重学生自学能力、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因材施教注重启发式教学。教师不仅要使学生“学会”,更重要的是要使学生“会学”。有意识培养学生主题精神、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 6.4理解的基础上记忆,动态中去学 要使学生在全面理解的基础上记住重点,不能死记硬背,要不断深入体会、领悟,多问几个为什么。审视疾病的本质,找出内在的规律,辨析病与病之间的相互关系,注意病机相同,症状不同,有时症状相同而病机不同等情况。如归脾汤、柴胡疏肝散等在内科疾病中作为主方出现多次,所治的疾病不同,但病机变化相同,在学习中要善于总结,横向贯穿,才能提高学习的效率及质量。必须指出,中医内科内容丰富,很多内容需要记忆。该牢牢记住的就必须背下来,如辨证论治,方剂、中药等。 7加强课堂教学管理,讲究语言艺术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必要条件 7.1强调课堂纪律 毋庸讳言,现今相当一部分学生不但出勤率低,学习的热情和积极性不高,而且不认真听讲,不容易管理。教师应加强教学责任心,要敢于管理,认真组织课堂纪律,严格要求学生。按时上、下课,不随意调课、停课,逐步使学生形成良好的课堂学习风气。 7.2注意语言表达、仪表端庄 在课堂上教师如果能够做到语言精炼、逻辑性强、形象生动、声音洪亮、吐字清晰、重视语调的高低、配合得体的手势、亲切真挚的眼神、教态自然,落落大方,就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消除被动接受知识的疲劳感。要杜绝如口头禅和某些习惯动作等可能分散学生听课注意力的言行。 8开展病案教学和临床见习是提高和评判课堂教学质量的核心和关键问题 8.1加强典型病案分析,缩小课堂与临床实际的距离 典型病案的分析是联系理论教学和临床实践的纽带,病案应是授课教师的临床经验或高年资的教师编写,采用启发式、互动式、PBL等教学法,使病案讨论成为临床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病案分析,不但能巩固课堂知识、而且能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逐步提高学生的临证思维能力。 8.2组织好课间见习,使理论学习进入临床实践“软着陆” 中医内科学是一门临床应用学科,实践性强,单凭课堂理论教学是远远不够的。为便于学生顺利进入临床,增强直接的感性认识,组织好课间见习很重要。为不影响平日的临床工作,可组织学生在节假日、夜班时见习。形式以教师床旁讲解典型病例为主,并根据专业需要,介绍专业性较强的诊疗常识,耳闻目睹,使课堂所学中医内科学知识充分地在临床实践中得以印证和升华。 总之,中医内科学的教学目的是通过规定课时的教学,使学生牢固掌握中医内科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与临床实践相结合,能熟练运用中医思维,对中医内科常见病、多发病进行正确的辨证论治,当一名临床疗效好的医生。中医内科学的教学要深化到与临床接轨的层次,培养中医临床思维方法应作为主线贯穿中医内科教学的全过程[2]。因此,课堂教学中要注重对学生临床辨证论治思维培养,这是实现中医内科学作为基础与临床桥梁课程的保证。作为一名高校中医教师,应与时俱进,努力提高自身的临床业务修养、教育理论修养,对每一个内科病证讲授注意上述几个方面,努力提高教学水平,才能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才能全面提高中医内科学教学质量,培养出合格的真中医人才。 中医内科学毕业论文:运用创新理念增强中医内科学的教学水平 中医内科学是中医专业临床学科的主干课程,也是临床各科的基础,因此中医内科学教学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高等中医药院校学生的中医临床水平。中医临证的精髓在于辨证论治,而内科学内容庞多复杂,课堂教学学时多于实践教学等这些客观因素均制约中医内科学的教学质量。创新是人类文明的源泉,祖国医学也是在继承中不断创新而获得完善、提升和发展。创新的关键是人才,培养具有自主创新意识和能力的高等中医药人才是我们教育培养目标。我校中医内科学教研室是陕西省优秀教学团队,长期重视实践教学,强调“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培养学生自主创新理念,提高学生中医临床辨证思路,应用中医诊治疾病的方法,从而提高中医内科学临床教学质量。 1创新理念提出 创新英文是“Innovations”,其含义之一是指前所未有,即现在经常所说的发明创造的意思;二是引出到新的领域产生新的效益。“创新”作为一种理论被研究应用是在1912年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深度提出来的。随着人们对创新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创新的内涵和本质也有新的发展。目前认为创新的本质是指既包括事物发展的过程,又包括事物的结果。主要包括新的发明、新的思想和理念,新的学说与技术以及新的方法等一切新事物。1948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首次将创新教育进入高等学府的殿堂,不但兴起了教育自身的发展,最主要的是成为近代和当代世界教育发展的必然。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将“创造”看做人生的真谛,以“奋斗是万物之父”的精神,提倡的创造教育思想和理论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写下了光辉的一笔。对于创新教育理念,目前国内专家也有自己的见解和认识。如“创新教育是根据创新原理,以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能力以及创新的个性为主要目标的教育理论和方法,使学生一方面牢固、系统地掌握科学知识,同时发展创新能力”[1]。综合上述观点,结合时代的要求,我们认为创新理念教育是以现代教育理论为指导,以培养人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综合性素质教育。中医药学博大精深,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与实践体系。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院士说:“21世纪医学的主宰者,是中医中药。”在继承中医固有的理论及辨治经验基础上,应该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创新充实中医药学。作为高等中医药培养人才的学府,培养合格的中医临床医师是我们的目标。中医内科学是中医基础课程与临床学科紧密结合的桥梁,只有将创新理念应用于中医内科临床教学过程,才能提高对学生的教学培养质量。 2创新理念应用 实施创新教育,关键在于人才的培养,通过最大限度地开发学生的创造能力,提高学生自主的创新学习能力,勇于挑战,更好地培养有创新意识的高素质中医药人才。 2.1角色转换 《论语》云:“君子不器也”。然而目前仍有些教师认为在中医内科临床教学过程中,学生不是独立的,而是在教师的督促下进行学习的;学习的内容是书本教材知识的简单再次重现;教学的过程只是有目的、有组织的灌输过程等等。叶兰教授曾指出:“今日教学改革所要改变的不只是传统的教学理论,还要改变千百万教师的教学观念,改变他们每天都在进行着的、习以为常的教学行为”。因此我们在教学活动中不仅传授知识和能力,还要培养学生丰富的情感和优良的品格。我们在平常临床教学活动中将结合各自所在临床科室病人的特点,各个病人自身的特点,不同学生对疾病认识的特点等为出发点,从个病的病机要点联系到多个疾病的病机转化规律,存在的证候特征,以及对本病最新研究进展等深入浅出讲解,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可见教师角色的转换,是树立全新的学生观,找准教育与创新的结合点。由于职业的特殊性,同时我们也认为要把学生看做具有社会责任和意义的人,这样端正学习态度也是决定临床教学效果的关键。强调学生着重于“单纯学生”到“临床医师”的角色转换,假如你是病人的主管医师,你应该怎么去做?这样学生逐渐发现人体和疾病非常复杂,单纯书本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理论联系实践,不断学习,不断总结,继承创新,严格要求自己自主学习;另外加强学生对患者的尊重,敬重生命的医者意识,领悟医乃仁术的医者胸襟,这对于学生目前中医内科临床学习和在今后从事的医疗工作都至关重要。 2.2思路提高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促进学生的发展”[2],创新理念是充分发挥学生的个人潜能,造就独立创新的意识和能力。中医学尊重个性的思维与认知,着重于在特殊具体的直观领悟中去把握事物本质。而内科疾病本身就庞多复杂,加之课堂理论与实践临证教学衔接不紧密,都会造成学生学习的困惑。因此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提高自主学习的意识,教学中引导学生掌握正确合理的临证思路则是教学的重点。比如中医辨证论治基本内容是四诊八纲,而要辨证首先需认证,四诊是认证识病的重要手段。古人云:“四诊合参,庶可万全。”无论是在每天常规查房,三级医师查房,科室主任教学大查房,还是在疑难、危重病例讨论,病案书写评析和科室讲座等临床教学活动中,都将中医临床思维训练贯穿其中,按照中医辨证理论对四诊信息进行整合,鼓励学生遵照中医逻辑思维进行思考发言,对内科疾病的病因、病位、病性、病机等进行分析,深刻领悟其中的奥妙,掌握辨证识病的诀窍,进一步加深对理论知识的再思考和再认识。 2.3个人创新 中医药学是一门科学,是应当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充实、创新的。我们在临床教学中积极倡导学生独立学习、学会学习,鼓励学生在课外之余加强创新能力的锻炼,比如大量查阅相关的文献研究及进展,阅读不同医家对某一疾病的深入认识,了解西医学的一些成就,参与教师的科学研究课题,公开发表自己的科研论文。近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曾说过:“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学生在临床实践过程中保持原有中医特色基础上,充分吸收相关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等技术成果及历代医家经验之精华,以达到创新的目的。有学者说:“没有临床实践就没有中医药学,因为中医药学不是从解剖室和试管里分析出来的”。因此,我们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最重要的依然是强调临床实践,只有“实践出真理”,才能培养出合格的中医临床医师。 3创新理念效果 通过近几年的创新理念在中医内科学临床教学中应用,确实达到了一定的教学效果,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热情,端正了学习态度,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变不会学习为独立自主学习,变单纯课本理论知识为理论联系实际,充实了中医内科诊疗技能,提高了中医四诊技巧和临床思维能力。我们认为,这种由“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质量观”向“以能力为中心的教育质量观”转变过程中,并不是否定课堂教学在目前高等学校教育中的主体地位,也不是否定知识在学校教育与教学过程中的基础地位,而是教学手段和方法合理地结合,是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全面发展,为培养适应21世纪高水平的中医临床医师而做出自己的努力。 中医内科学毕业论文:用双核心讲解法剖析中医内科学教学研究 《中医内科学》是祖国医学从理论走向临床的基石与桥梁。一方面它是中医基础学科知识的综合与升华;另一方面它所指导的临床实践是千变万化的,中医内科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综合性、复杂性、多变性、灵活性的特点。这一特点要求《中医内科学》理论知识的讲解一定要系统化,以满足学生系统全面掌握知识的需求;诊治疾病的思路要客观化、具体化、逻辑化、科学化,以满足学生适应中医内科临床实践变化无穷的要求。病因病机是疾病发生、发展、变化的内在原因,决定疾病的产生、发展、变化、转归,是《中医内科学》理论知识的灵魂,《中医内科学》理论知识的讲解应以病因病机讲解为线索;证型讲解,是中医诊治疾病思路的具体体现,而“病案化六步讲解法”可以作为诊治思路讲解的核心和线索,下面是我们在教学工作中以“双核心讲解法”讲解《中医内科学》的一些探索,求同道指正。 1以疾病之灵魂的病因病机作为理论讲解的核心和线索 1.1内科病症概念的理解离不开病因病机 祖国医学属症状诊断学,其病症以主症确定其病名,而主症是由其主要病因病机决定的。如哮病的基本病机是肺失宣肃,痰气搏击,肺失宣肃则呼吸困难,痰气搏击则喉中哮鸣,呼吸困难、喉中哮鸣是哮病的主症,也是哮病病名确诊的依据。因此对于每一个疾病概念的深刻理解都离不开对其基本病因病机的讲解。 1.2病因病机是内科病症的核心 病因病机是中医内科疾病发生、发展、变化的内在动力和本质属性,内科病症的讲解和理解必须以其为核心。病因病机决定一个病症的方方面面,是中医病症的神,理解了病因病机,就掌握了疾病的核心,以其为线索的病症知识的系统化就成为可能,学生掌握起来就比较容易。要掌握病症的纷繁复杂的具体内容,一定要抓住病因病机这条线索,纲举目张,举重若轻。以心悸为例,心悸基本病因病机为心气(阳)亏损、心血(阴)不足、脉道不利致心不主血,心失藏神。心不主血则心慌、心跳,即为悸主症;心悸的病性虚虚在气、血、阴、阳亏损,实实在痰、饮、瘀、火阻于脉道,心悸治疗的原则补心气、养心血、通心脉、安心神,从病因病机方面理解就很容易;心悸分型也因其病因病机分为以心气、心血、心阴、心阳亏虚为主要病机的四个虚证和以痰火、饮、瘀、毒使脉道不利为主要病机的四个实证,理解了病因病机,内科病症的分型的划分也就不难掌握。单独一个病症可以通过掌握其基本病因病机而全面系统掌握其具体知识,一个系统的病症也有其核心病机,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掌握其基本知识。以心系病症为例,其核心病机为心气(阳)亏损、心血(阴)不足、脉道不利致心不主血,心失藏神,这一病机可导致心悸、胸痹、不寐等疾病的产生,因为拥有同一病机,同样用掌握心悸病症的知识的方法,把握心系病症的核心病机,就可以全面掌握心系病症其它各个病症的核心知识和具体知识。 1.3内科病症诊断与鉴别诊断由病因病机决定中医内科病证的诊断、各病证间的鉴别诊断主要依据临床表现来区分,而疾病外在的症状是由其内在的病因病机决定的,所以在讲解和学习病症诊断和鉴别诊断的关键在于理解病因病机。如泄泻以大便清稀作为诊断依据,其内在原因在于脾虚湿盛,糟粕中水湿增多,致大便清稀。泄泻与痢疾鉴别关键在于痢疾是以腹痛、里急后重、下痢赤白脓血为主症,泄泻以大便清稀作为主要临床表现。泻、痢两病区别表面看在主症,而其实质在泻、痢病机之不同,泻因脾虚湿盛,痢为邪客胃肠,气血郁阻,血败肉腐。 1.4小结 病因病机核心讲解法,一方面可以是纷繁复杂的中医内科知识以病因病机为线索系统化,提高学生对中医知识的传承吸收能力,另一方面,从整体全局上把握知识,还可以提高学生的探索创新能力,如不寐病症在教材上无阳虚这一证型,但从其核心病机心气(阳)亏损、心血(阴)不足、脉道不利致心不主血,心失藏神来看,该病在理论上存在这一证型,而在实际临床中这一证型确实存在,让学生发现这一证型的认识从理解核心病机即可实现,提高学生学习中医的兴趣和探索能力。 2以“病案化六步讲解法”作为诊治思路(证型)讲解的核心和线索。《中医内科学》的讲授重点、难点是证型,证型的讲解过程实际上就是中医诊治疾病的过程,教材中中医内科病症的证型是典型且固定的,但患者的临床表现是变化多端的,这是中医内科理论与临床实际存在差异的根源之一,要把这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必须克服中医诊治思路主观化、抽象化造成的模糊不清、混乱无序、难以确定的缺点,使疾病诊治的思路客观化、具体化、逻辑化、科学化,增强临床实际可操作能力。 笔者在教学和指导临床实践中,根据方药中前辈的诊治疾病的思维,结合上述《中医内科学》疾病诊治思想的要求,总结“病案化六步法”的诊治思路:第一步:四诊搜集症状、体征及病情资料,为疾病诊治奠定基础;第二步:根据主症确定病名;第三步:根据患者临床表现中的一些特定症状来确定病位(以脏腑经络学说为主要依据),根据另一些特定症状来确定病性(包括风、寒、暑、湿、燥、火、痰、饮、水、气、血、阴、阳、结石、食积、虫积、疫毒等致病的特定临床表现);第四步:病位与病性合参,确定病因病机和证型;第五步:在确定病因病机的基础上确定其治法;第六步:根据治法选方用药。中医内科学各病证的证型就是典型的病案,故其讲解就是疾病诊治过程。以七版中医内科学风热型感冒为例来解释这一讲解法的教学过程。风热型感冒症状为:身热,微恶风,汗出不畅,头昏胀痛,目胀面赤,咳痰粘黄,咽痛口干,鼻流浊涕,口渴欲舌苔薄白微黄,脉浮数。其讲解过程列图表如下。 这一病案化讲解法一方面符合祖国医学辨证论治、理法方药一体化的要求,有自己严密的逻辑思维;另一方面整个诊治过程具有客观化、明确化、具体化、逻辑化、科学化特点,让学生从模糊不清、混乱无序、难以确定的中医诊断思维中走出来,便于学生理论理解和实践操作,是证型讲解的核心和灵魂,也是临床实践的有效诊疗方法,缩小了教材固定证型和临床变化多端的实际之间的差距,使两者真正相融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有力的提高了学生理论知识的运用能力和实际临床疗效。 3结语 “双核心讲解法”的《中医内科学》教学方法的核心内容是以疾病之灵魂的病因病机作为理论讲解的核心和线索,即“病因病机核心法”;以病案化六步讲解法作为证型讲解即诊治思路讲解的核心和线索。“病因病机核心法”解决了《中医内科学》理论讲解难以系统化的难题,“病案化六步讲解法”解决了《中医内科学》疾病诊治思路模糊不清、混乱无序、难以确定的问题,使诊治思路客观化、具体化、逻辑化、科学化、灵活化,满足了中医内科临床实践变化无穷的实际,两者结合实现了《中医内科学》理论与实践相融合;在我们的实践教学过程中证明了可以明显提高了学生对中医知识的传承吸收能力和探索创新能力,明显提高了学生临床实践能力和临床疗效,激发了学生学习《中医内科学》的兴趣,提升了学生的专业自信心和自豪感,促进了《中医内科学》教学效果和临床疗效质的飞跃,值得进一步探索和推广。 中医内科学毕业论文:中医内科学教学模式思索 中医内科学是用中医理论阐述内科所属病证的病因病机及其证治规律的一门临床学科。它既是一门临床学科,又是学习和研究中医其它临床学科的基础,在中医专业中占有及其重要的位置。中医内科学作为基础与临床学科的桥梁课,其本身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随着中医现代化的发展,单独教师授课,学生听课记笔记的教学方式已不能适应当今的教学需求,也难以培养出具有社会工作能力的毕业生,针对这种情况,教学模式的改革在中医内科教学中意义重大,我们从以下几方面提出改革,取得较好效果。 1理论教学 1.1分系统授课:传统的内科教学中一般由一名教师授课,这样管理方便,但存在弊端,我们的授课教师均为临床教师,来自附属医院的不同科室,对本科室所属病种的诊疗、研究进展、科研最新发展动态比较熟悉,但对其它科室的病种了解相对较少,这样讲授自己熟悉的病种时生动、具体,学生的积极性很高,但讲授其它科室的病种时显得机械、呆板,有时按照书本宣读,这样就没有发挥教师的专业优势。对于学生,仔细讲授的病种有所了解,对于草草讲授的疾病,学生上课积极性不高,感觉枯燥、乏味,课后也不愿意复习,学习完全用于应付考试。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提出仿照西医内科学分系统教学,分为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肾系疾病、气血津液疾病等进行教学,这样不仅发挥了教师的专业特长,而且调动了教师和学生双方的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 1.2典型病例融人理论授课:在中医内科教学工作中,我们曾尝试过多种形式的教学改革,由于受诸多因素的限制及教学需要,中医内科学的课堂教学方式将持续存在,容易形成你讲我听的死板教学方式,使学生学习兴趣淡薄。中医内科学为临床课,学生已掌握了大量的基础知识,注重典型病例融人理论授课过程中,是不容忽视的方法,但除少数院校有类似于病案教学的选修课程外川,多数院校无专门课程与教材,因典型病历均来自临床,具有现实性,授课时可将病人的语言、表情、动作直接传达给学生,给学生一种生动形象的感觉,可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加强培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思维训练,使所学知识记忆深刻,同时,再让学生分析病情,可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习热情。当然这要求教师需精心选择病例,且病例要典型、真实,不能太复杂,在上课前积极准备,上课时认真听取学生发言,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指导、评价,最后需做课堂总结,使学生提高学习效果。 1.3多媒体与板书结合教学:近年来随着多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使用多媒体教学是中医教学手段的一次变革,多媒体的最大优势是具有丰富的图形、图像、动画、视频、音频及网络功能,能有效刺激学生的感官,激发学习兴趣,增加信息的传授量,提高学习积极性,对教学改革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我们应充分认识到多媒体仅仅是一种辅助教学的手段,教师才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必需以富有情趣的讲解、生动的语言、幽默的表情等使学生集中注意力,思维活跃,这样才能调动其学习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离开教师和学生的互动,单靠多媒体课件是不能做到的,故不应夸大多媒体的作用,我们使用多媒体与传统的板书结合教学。中医学本身是一门经验医学,因板书灵活性强,随写随看,特别对于推导、推理过程,使用板书十叙述的方法比单纯多媒体更能引起学生思考,集中学生注意力,加强对知识的理解,起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2临床带教 传统的中医学习方法是师承式的教学方式,一般是一位老师带一位或几位学生,在具体的医疗活动中,边实践边学习,但这种方式远远不能适应当今需求。当今学生的临床技能培养主要在临床见习、实习阶段完成,只有不断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才能实现这一目的,因此我们应特别重视临床带教。临床教师在担任临床带教过程中,应充分体现临床特点,将实践经验传授给同学,在操作性教学中,在临床指导下,让同学自己动手操作,但在不同阶段应采取不同的方法。在临床见习阶段,学生刚学习有关疾病,应主要针对典型疾病进行讲解,并且系统进行望闻问切,让学生初步了解面对病人如何与其交流并进行诊治。学生在刚进人临床实习时,存在对病房及周围环境的不熟悉,表现为对临床工作热情很高,对任何事物都好奇,但抓不住重点,因此老师分析病情的方法直接影响学生的思维方法,我们应该以良好的责任心帮助学生从理论向临床过渡,而不是把自己的习惯强加于学生,对学生在这一阶段出现的缺点和不足要理解,以引导为主,避免在病人面前谈论、批评和指责学生,维护学生的自尊,同时善于发现学生的优点和进步,及时给予表扬、鼓励,树立自信心t21。经过初期的实习,接受能力强的学生积极性很高,但有一部分学生进步较小,作为教师应对学生一视同仁,有进步时给予表扬,充分调动同学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动手、动脑能力,并且通过课后留作业形式,让同学自己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收集病历资料,提出诊断、辨证及治疗原则,认真书写病历,使教学直观化、形象化,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带教老师要严格把关,认真纠正学生不良习惯。临床带教过程中,又要重视临床技能与理论知识相结合,可开展以临床问题为引导的多种形式的教学活动,结合典型病例、特殊病种,集中讲解、示教,并可组织小讲座、小讨论等,教学查房时,面对具体病人提问,同时制定规范的临床技能考核办法,引导学生重视理论和临床相结合。 总之,中医人才培养是需要花费艰苦劳动的过程,合理的理论教学有助于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习效果;正确的临床教学,有助于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成为既有理论知识,又能解决问题的医生,从而培养出更多合格的、立志于中医事业的人才。 中医内科学毕业论文:PBL教学在中医内科学中运用 中医内科学是综合基础理论联系临床实践的桥梁课,同时也是临床其他各科的基础,它对于培养出高素质的现代中医人才至关重要。随着教学改革步伐的前进,以往在中医内科学教学中采用的传统教学模式“以授课为基础”的学习方法(LectureBasedLearning,LBL)逐渐暴露了一些弊端。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ProblemBasedLearning,PBL)的教学法是以病例为先导、以问题为基础、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导向的小组讨论式教学方法。近年来,PBL教学法已在我国部分医学院校开展,并取得了明显效果[1]。为此,我们从2010年3月—2010年7月尝试将PBL教学法应用于中医内科学教学过程中,探讨该教学法对中医内科学教学效果的影响。现将研究报道如下。 1试验对象和方法 1.1试验对象 选择广西中医学院2008级中医学本科生126人为研究对象,随机分成一班(63人)和二班(63人),其中一班为试验组,二班为对照组。两组在性别、年龄、学历等方面均具有可比性。 1.2试验方法 1.2.1对照组 按照传统的LBL教学法进行教学,即采用多媒体等常用教学设备进行课堂授课方式进行授课,以教师讲授为主,授课后对课堂内容进行归纳和总结。 1.2.2试验组 采用PBL教学法进行教学,具体方法如下(:1)讲授每个章节前,给学生提出问题,以自学为主进行预习,问题的内容要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2)根据授课的内容,上课时利用一部分时间,个别提问和集体讨论相结合,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思维,亦可各抒己见,授课老师只起引导作用,真正达到“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之目的(;3)授课老师的问题要重点突出,注重讲解重点和疑点,对教材中重复的内容尽量少讲,使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认识和理解进一步深化,从而有利于增强记忆效果。 2实施效果评估 2.1评估方式 两组学生均采取期末进行闭卷考试的方式进行教学效果评估,考场、考试时间和考务人员均由学校教务处统一安排。 2.2考试试题 采用题库出题与自主命题相结合的方式,题型和内容中客观性试题(选择题、填空题、判断题、名词解释题)占总分的60%,主要考核学生对中医内科学基本概念、理论的理解及记忆;而主观性试题(问答题、论述题、案例分析题)占40%,测试学生理解、综合分析判断及应用的能力,出题后作出标准答案送学院教务处打印备案。 2.3阅卷和评分 考试结束后由学院教务处及考务人员封订试卷并交付阅卷教师流水阅卷,评分标准一致;得分占总分90%以上的为优秀,80%~89%的为良好,60%~79%的为及格,60%以下的为不及格。 2.4统计学处理 试验所得数据采用SPSS11.0进行统计学处理,等级资料用Wilcoxon秩和检验,P 0.05表示有显著差异。 3结果 两组学生主、客观题考试成绩比较:通过采用PBL教学法和LBL教学法进行比较,两组学生的客观题成绩之间差异无显著性差异(P 0.05,见表1);但是接受了PBL教学法的学生在代表学生理解能力、综合分析判断能力、应用能力的主观题上的成绩明显优于LBL教学法组的学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1,见表2)。 4讨论 4.1PBL教学法的特点及优势 PBL是1969年由美国神经病学教授Barrows在加拿大首创,被称为“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它通常以6~8名学生和1位老师为一个单元,在小组讨论中学生围绕问题进行思维、推理和分析,老师只是起到导向作用,维持小组向既定的教学目标进行,通常不直接回答学生的问题[2]。与LBL相比,PBL教学法的优点有:(1)强调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通过查找本人所需的信息源,有利于发展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2)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学生的学习按学习需要来驱动;(3)有利于发展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自学技能;(4)加强了各学科间的联系,同时避免了学科间教学内容不必要的重复,有利于学生将不同学科的信息综合在一起(;5)密切了师生间、同学间的关系,培养了人际交流和合作共事的能力[3]。试行结果证明,该教学法在培养创造型、开拓型、实用型医学人才的过程中,有传统教学法无可比拟的优点[4]。 4.2PBL教学法有助于中医内科学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 中医内科学是一门临床专业课,是各临床专业医学生应掌握的最基本的课程之一。从表2各个分数段统计结果显示,试验组学生在代表理解能力、综合分析判断能力、应用能力的主观题中成绩明显优于对照组(P 0.05),而代表记忆能力的客观题成绩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这说明PBL教学法可充分调动中医内科学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过程是学生对临床情境进行分析、质疑的过程,有利于提高学生积累多学科知识及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小组讨论过程为学生提供了人际沟通与合作的良好空间,在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中,不仅加强了学生对临床问题的认识,也促进了学生团结协作精神及沟通能力的发展。 4.3PBL教学法在中医内科学教学中具有可行性 在前期研究中,我们就PBL教学法在中医内科学实习带教中的应用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认为该教学法适用于中医内科学的实习带教过程[5]。通过本次研究我们发现,采用PBL教学法进行授课的班级,其学生的学成绩明显优于传统教学法教学的班级,从而证实了PBL教学法对中医内科学人才培养具有一定的优势。与此同时,由于PBL教学法能够有效地引导中医内科学学生学习自主寻找学习难点并解决难点的本领,因此它能够提高学生检索文献、查阅相关资料的技能,培养他们的分析、归纳、总结以及逻辑推理的能力。综上所述,PBL教学法应用到中医内科学教学中是可行性的,且PBL教学法能提高中医内科学教学的质量。 中医内科学毕业论文:中医内科学的术语规范化思索 中医内科的术语标准化探索重要技术标准研究是我国科技领域的一项基础建设项目。随着中医的科学化进程和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中医学术语的规范化、标准化的建设工作已起相关政府部门及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已把中医药标准化、规范化研究作为当前中医药现代化研究的重点。 1中医内科学术语标准化的意义科技名词术语的统一、规范化是发展科学技术的必备条件。科技名词术语是反映科技专业概念的一种形式和意义结合的语言符号,是通过语音或文字来表达或限定概念的约定性符号。中医内科学的名词术语属于应用在中医学领域的科技名词术语的一部分,是反映中医内科学专业概念的有效形式。随着几千年的发展,中医现有的内科常用术语词汇已形成了具有独特自身语言特点的术语词汇集合。但从科学意义角度出发,术语词汇不应是简单的术语集合,而应成为具有完整概念体系并与之相对应的始终贯一的术语体系。术语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中医内科学术语标准的制定,既要符合术语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也要符合标准制定的基本原则与规定。以科学的态度与方法对内科学名词术语进行规范化标准化工作是目前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需要中医界长期而艰苦的努力。 1.1标准与标准化标准(standard)的定义是:“为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对活动或其结果规定共同的和重复使用的规则、导则和特性的文件。该文件经协商一致制定并经一个公认机构的批准。标准应以科学、技术和经济的综合成果为基础,以促进社会效益为目的” [1]。标准化的定义是“为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对实际的或潜在的问题制定共同的和重复使用规则的活动。上述活动主要是包括制定、及实施标准的过程。标准化的重要意义是改进产品、过程和服务的适用性,防止贸易壁垒,并促进技术合作”1]。 1.2术语标准术语(term)是“在特定专业领域中一般概念的词语指称”[2]。术语标准(termnologystand-ard)是指与术语有关的标准,通常带有定义,有时附有注释、图表、示例等。即由标准部门公布的规范化的术语系统。 我国的名词统一工作,有着古老的光荣历史。从2000多年前的《尔雅》和1700多年前的《说文解字》到近现代的辞海、辞源及中医大辞典等都贯穿着我国名词统一工作的优良传统。可以说在我国,初级状态的术语标准化工作是“古已有之”的。 2中医内科学(治法学术语标准化的意义科技名词术语的统一、规范化是发展科学技术的必备条件的发展特点。中医学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医学科学,中医内科学用语是在汉语发展的背景环境下的专用词语。其具有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中医学理论的语言结构属于汉语语言结构。其逻辑结构反映出中国传统思维形式的基本特征。就概念系统而言,中国传统思维对概念的第一要求是名实相符,故不完全具有纯抽象的性质。 2.1词的一词多义与一义多词现象中医内科学词汇的发展,符合汉语发展的一般特征,其中,一词多义与一义多词,就是其较鲜明的特征之一。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词义的不断发展,形成了一词多义,构成了词义系统。在词义系统中有一个义项是本义,其它义项是由本义派生的引申义。如中医学中的平肝熄风法。平肝熄风,其既是中药功效中的一个常用术语,又是中医内科学治法的一个常用术语。在表述其定义的时候,应该按照标准的制定原则,分析原始资料(资料搜集而定),标识出属于该领域的概念,进行定义。并对其上位概念及下位概念进行界定。既对平肝熄风在中医治法领域中的概念进行标识和界定。再则,《我国科技名词术语统一和规范化的九项原则》中规定,科技术语必须具有单义性,即科技术语是单一的、专用的。从理论上讲,任何一个概念只能有一个专门固定的术语,也即是一词一义。对个别一词多义者则分别定名。在治法领域对“平肝熄风法”分为清热熄风法和凉血熄风法,确保语义的单一性。另外,一义多词也是中医内科学治法最常见的一种现象。在概念的确定及定义的表述中,需要根据标准的制定原则,“如存在同义词,建立只选择一个为优先术语。”将不同表述的词语,根据表述的含义特点,明确其所属的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再分析其历史源流的发展,确定为同一概念表述的的,统一到同一术语的表述中,其它归属到同义词等其它范畴中,如攻下冷积法,攻逐寒积法。 2.2词性的无固定形态和不确定性汉语词性有两大特点:第一,基本上无固定的形态;第二,词性非常灵活多变。就中医内科学治法术语而言,也兼具有这两个基本的特点。汉语的构词法就是汉语语素构成词语的方法。汉语的构词法类型主要是合成法,还有少数类型是派生法和缩略法。 由于中医术语经过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并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中国古代哲学、心理学、天文学、逻辑学、养生学以及文化、宗教的影响,使其词性是随时而变的,较为灵活自由。在中医治法术语的语义分析的时候,应由僵化的“语义为准”原则到灵活的“功能为准的原则转变,就可以自然地理顺许多语法现象,而且可以令分析更加简便。 中华医学发展历史悠久,其语言都包含大量的中医术语,短语,短句,它们是语言发展过程中经过长期使用而提炼出来的。这些语言中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具有大量的中医文化特征和中医特色。因此中医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医语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3中医内科学术语(治法部分)标准化的方式探讨标准的制订需要按照既定的程序执行,在本项研究中,中医内科学术语(治法部分)标准的制定也严格遵循既定的工作程序进行。 3.1拟确概念数量从标准的角度来讲,概念的范围只包括本学科领域的专有概念,概念的数量:一般来说,概念的数量不超过200个,如果超过200个,就应将该项目划分成若干子项。并保持标准的完整性、系统性,可划分为章、条。中医内科学术语(治法部分)确定概念208个,其术语标准采用章条划分法。分为清热法、温里法、解表法等21大类,其清热法,又分为6个亚类。 3.2术语数据的采集与记录在术语数据的采集方面,确定较为权威的教科书、原有标准、政策法规、准则等作为术语数据采集的原始资料,(分析原始资料,标识出属于该领域的概念。中医内科学术语(治法部分)信息收集信息源《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医临床诊疗术语·治法部分》、《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中医药学部分委员会》、《中医药常用名词术语辞典》。等10余本书籍的内容,收集信息包括同义词、近义词(以便于比较和分析)、反义词、缩写形式、完整形式、符号(如果有)、术语的解释,术语名词的上位概念、下位概念等。中医内科学术语(治法部分)信息收集的记录包括:源文献、源文献页码、采集者。其每一术语的信息采集,必须规范、全面。 3.3遵循术语“约定俗成”的原则在标识该领域概念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的术语表在强调规范化的同时,遵循术语“约定俗成”的原则,根据术语出现的频次来决定术语的取舍。选择中医内科学较为权威的4本著作,统计术语在书中出现的频次,并计算出总的频次,初步筛选术语表。当科学性与约定俗成发生矛盾时应服从科学性。如存在同义词,只选择一个为优先术语,并所用术语符合公认的构词原则。 3.4中医内科学(治法部分)术语的定义术语定义表述的基本原则与方法根据GB/T10112-1999《术语工作原则与方法》中的规定进行。术语标准避免重复,在对某些概念建立有关术语和定义之前,查明在其他标准中如GB/T16751.3-1997《中医临床诊疗术语》中该概念是否已有术语和定义。 对一词多义及多词一义的处理,应用到中医治法的概念领域如“清肝熄风”,在对其进行定义的时候,标志其在治法这一概念领域中的含义。将其分为清热熄风法和凉血熄风法。清热熄风法为用具有清热泻火、息风止痉作用的方药,治疗热极动风证的治法。(中医药名词治则治法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凉血熄风用具有清热凉血、息风止痉作用的方药,治疗血热动风证的治法。(中医药名词治则治法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 又如安神定志一词,表明安神定志用具有镇静宁心作用的方药,治疗神志不安等病证的治法。(中医药名词治则治法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其另一个含义为养生术语。指收摄精神,使精神内守《后汉书·仲长统传》:“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纺绋。”(中医大辞典)术语的定义注意不以专指性的词语开始,如“这个”、“该”、“一个”等。在对治法术语定义时直接对概念加以表述,而不用“术语是……”“术语用于描述……”等下列形式表述,并注意被定义的治法不在定义中重复。在中医现代化的过程中,概念清晰、表述统一的术语是至关重要的,应用术语学原理和方法研究整理中医名词术语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中医药术语的其准确性和规范性涉及到诊断、治疗、疗效评价诸多关键环节,是中医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是行业发展急需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之一,期待着我们中医学界不同专业的共同努力。 中医内科学毕业论文:中西医结合的中医内科学教学研讨 中医内科学是运用中医学理论,阐述内科所属病症的病因病机及其证治规律,并采用中医药治疗的一门临床学科。它是中医学的主干课程,也是临床各课的基础,是必须学好的一门专业课程。中西医结合专业为我校新上专业,中医内科学更是新开课程。基于以前我们长期从事中西医结合临床工作,有比较丰富临床经验,在教学过程中,我们注重学习其他院校的教学经验,认真备课,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现将教学中的体会总结如下。 利用网络技术,借鉴众家之长 我们以前没有教授中医内科学的经验,所以必须学习其他院校好的教学方法及教学经验。时间及财力有限,无法过多地到外地院校参观学习。现在处于网络时代,上网查阅资料极为方便,足不出户便可上网查阅学习多家中西医院校的优秀教案、教材教法、多媒体课件以及其他大量有关中医教学文章。通过上网检索,我们下载了河南中医学院、辽宁中医学院以及南京中医药大学的中医内科学精品课程教案和课件,经过进一步的整理,编写出适合我校中西医结合专业的中医内科学教案和多媒体教学课件。 备课认真充分,讲授条理清楚 中医内科学涉及的病种多、范围广。我校教学大纲安排授课90学时,见习20学时,课时数量明显少于中医院校的中医本科专业。故必须适当精简教学内容,提高授课质量,争取在相对少的时间内,让学生掌握中医内科学的基本内容。所以必须认真研读,吃透教材,充分领会其精神。广泛查阅相关的教学参考资料,虚心向老教师请教,仔细研究教学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一些重要的、难懂的问题,如何引出、展开、深入讲解,比如:治血三法、治痰独取阳明等,都要考虑周详,做到心中有数,条理清楚。认真书写教案,反复思考、推敲、修改,要符合教学规范要求。进行预讲演练,合理掌握讲课速度,调整课程结构,请本教研室的教师观摩,提出改进意见,直到满意。 讲授中医理论,联系西医知识 由于中医对疾病的认识方法不同,对疾病的论述有其自身固有的特点,与西医学有明显的差异。在中医内科学理论的指导下,逐步形成与病名相应的病因病机、临床特点、类证鉴别、发展演变、转归预后的系统认识,以及辨证论治的具体治法、方药和预防调护,至今仍有效地指导着临床。我们的学生西医课程学的比较多,经常会提问某些西医的病如何用中医治疗。因此在讲授中医内科学时,要经常联系西医相关的疾病,并阐述中西医在一些疾病的认识与治疗方面的差异,指出中医的优势。如讲胁痛、膨胀,可以联系到西医的慢性肝炎、肝硬化腹水,这二种病可以参照中医的胁痛、朦胀进行辨证论治,但中医治疗慢性肝炎、肝硬化的效果,明显优于西医。讲授消渴,可以联系西医的糖尿病,在降糖方面,中医没有特效的降糖药,但在预防糖尿病的并发症,中医药有明显的优势。我们是中西医结合专业的,可以博采中西医之长,根据具体情况,优先选用比较好的治疗方法,以期取得更好的治疗效果。 列举有效医案,加强中医信念 泛泛地讲疾病的病因病机、辨证论治,犹如听讲天书,使人昏昏欲睡,难以产生良好教学效果。学生普遍地对临床病例有浓厚的兴趣,在讲授中医内科的过程中,可以引用较多的临床验案,往往能够激起学生的兴趣,增强学习中医的信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黄疽的阳黄证,黄色鲜明,发病急,病程短,病势重,尤其急黄,类似于西医的重症肝炎,病情危重,单纯用西医治疗死亡率极高。近些年来,我们用茵陈篙汤加大剂量的赤芍治疗重症肝炎取得良好效果,其治疗效果远远优于西医。有数例西医己下病危通知书的病人,经用中药治疗,转危为安,完全康复。在2003年发生非典时,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疗70例非典,实现三个零突破一零传染、零死亡、零转院,其疗效明显优于其他西医院,引起医学界震惊,大大提高了中医的声望。通过列举这些病例,使学生认识到中医不仅能治疗慢性病,在有些急性病的治疗方面也有很好的效果,甚至疗效优于西医。这样对提高学生学习中医的信心具有重要的作用。 经常提出问题,开发学生思路 在教学过程中,根据当时所教具体内容,经常提出一些相关的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回答,活跃课堂气氛,每节课留下5一10分钟时间,让学生提出问题,教师回答或与学生展开讨论,改变过去的“满堂灌”式的教学方式。在讨论中,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敞开心扉,各抒己见,引导学生开阔思路,深入思考,加深理解,激发学生对中医诊断学的兴趣。例如,血癖证为临床常见之证,许多疾病的发生与血癖有关,不少西医师对中医的活血化癖感兴趣,可让学生举出与血癖证相关的的疾病,并分析其发生的机制,不少学生提出冠心病、脑血栓形成、肝硬化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分析了这些病的发病机理。这样,对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很有帮助的。 理论联系实际,配合临床见习 中医诊断的理论性、实践性很强,“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强调了临床实践在学习中医诊断学中的重要意义。比如什么是血癖证、什么是血虚证,怎样才算是滑脉,怎样才算是弦脉?这些仅凭口头上讲,书本上看很难完全掌握,只有从具体的病人身上观察,才能得出形象的认识。鼓励学生多参加临床实践,多接触病人,反复练习,正规操作,严格要求。临床见习要选择常见病为主,如感冒、咳喘、腰腿痛等,针对具体的病人,从通过四诊采集病情资料到辨证思维,再到病案书写等过程,给学生一一演示,待学生掌握操作步骤和方法后,再放手让学生操作,观察他们诊治疾病的过程,发现不当之处,及时纠正。通过临床实践,不仅加深了对书本知识的理解、掌握,锻炼了四诊、辨证和病案书写的基本功,并且培养了严谨的学风和高尚的医德。 中医内科学小学教学感受 为了进一步提高小学期实践教学质量,加强中医药理论知识的掌握与临床实际运用能力,充分发挥小学期临床实践环节教学在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培养上的积极作用,结合上海中医药大学的教学实践改革研究课题,曙光临床医学院从2009年始进行一系列小学期教学改革实践。在2010年5月-7月,我院共接受5批学生(共60人次)的中医内科学小学期实践带教任务,这些学生均为我校七年制学生。由传统中医科承担主要带教,并设专职教师执行带教,每批带教2周。通过小学期实践带教的合理安排和实施,我们感到既培养了学生的临床素养,又提高了教师的带教能力和教学管理水平,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中医内科学小学期实践带教方案。 1分阶段教学查房,锻炼学生中医临床思维能力 进入该阶段小学期实践的学生为我校七年制学生的第4学年,虽然已全部修完中医基础课程,但对于临床环境还比较陌生。我们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量体裁衣,制定了分阶段教学查房带教方式。第一阶段:带教老师事先选好临床病例,将小学期实践学生分成4~5人为1个小组,由带教老师先概述病例情况,然后进入病房示范中医四诊资料的收集,边演示、边口述,学生以见习、模仿为主,查房完毕,回到示教室,带教老师对该病例进行中医诊断、辨证分析,学生记录要点,参与分析。第二阶段:带教老师事先选好临床病例(同一类疾病),学生分组后,先集中于示教室,在带教老师的引导下,小组学生互助合作,共同完成问诊内容、顺序的梳理,查体要求和要点,推选小组长,然后进入病房,学生自主完成病人的中医四诊资料收集,最后返回示教室,学生讨论,共同完成该病例辨证分析内容,带教老师对其过程进行点评。学生在经过以上2阶段的教学查房实践之后,能循序渐进地掌握相关疾病的中医问诊程序和辨证要点。 2病例讨论,温故知新,推陈出新 病例讨论是临床带教的经典模式,多以临床疑难典型案例为载体。笔者以“刘渡舟临证验案”等老中医医案为蓝本,以病证为中心,选取两则病案,在病案的讲解中,采取“设问式、提问式、讨论式、争论式”等教学方法,使学生的思维不断活跃在病案诊治的演绎中。带教老师在分析“验案”病因病机、治疗方法和方药应用的同时,穿插了中医内科学相关知识的回顾,使学生温故知新,学习如何将理论知识运用于临床的思维方法。由于老中医的验案直接来源于临床的真实病例,他们的诊治疾病的思维方法和遣方用药方法体现了长期临床实践的经验和各自的特点,学生在讨论学习名家验案的同时,能认识到临床病案的错综复杂,通过这种形式的病例讨论,学生不仅能温故知新,还能在理解运用原有知识的同时,推陈出新,有效地锻炼了中医临床思维能力。 3小讲课临床化,增进学生学习中医的兴趣 小讲课是临床常用的带教方式,通常针对某一主题,进行理法方药纵向讲解。在小学期实践带教的小讲课中,其内容设置以常用中医临床辨证方法、常用中医临床方剂介绍等为主,横向对比,突出临床特色。如学生在学习中医诊断学时,所学的中医辨证分类繁多,包括八纲辨证、病因辨证、脏腑辨证等内容,辨证方法过于典型化,而在临床中很难见到如此典型而辨证依据充分的病例,学生感觉掌握起来比较困难,不知如何运用所学的知识。我们的小讲课中,常以临床病例为载体,介绍运用中医临床诊断的辨证方法,包括如何理顺病人主诉及症状,如何综合运用四诊资料;如何逐步辨证,找出疾病内在的病因病机、病位、病性、类证鉴别等内容,学生听课兴趣浓厚,且更易掌握辨证方法和要点。又如传统的中医方剂学知识包含在方剂学中,或散见于中医内科学、伤寒论等课程中,学生掌握方剂的形式以死记硬背为主。而小讲课中病例治疗所涉及的方剂内容是以病证为基础,方剂的组成、配伍、药物用量、煎服法等均从临床实例中体现出来,老师在讲完1个方剂后,辅以类方讲解,让学生举一反三,明确类方的异同点,使其听课效率高,这样对常用方剂的掌握程度较好。 4临床操作示范,提高学生动手能力 参加小学期实践的学生其基础知识尚不全面,且实践时间较短,不能象毕业实习的学生一样直接参与到多种临床操作中。因此,在小学期实践带教中增加了临床操作示范内容,内容包括如何开医嘱、书写及借阅病史、开化验单以及如何进行督灸、耳针、穴注、针刺、推拿等操作项目,带教老师边演示、边讲授,学生一对一进行模仿、训练。与传统的治疗学课程授课方式不同,学生能亲临临床实践环境,集中地、近距离地熟悉和掌握临床操作规范,目睹中医操作的实用性,从而增强了学习中医的自信心,提高了动手能力。 5注重全面考核,为高效率实践保驾护航 以往小学期实践模式主要以学生科室轮转为主,学生的主要任务是“见习”,临床科室没有足够的时间对他们进行带教和培训,考核内容不明确,助长了许多学生随波逐流的学习态度,2周的小学期实践没能从真正意义上促进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提高。因此,我们通过小学期实践改革,强化全面考核内容,考核项目主要包括考勤(占20分)、作业(占20分)、口试(占60分),重点考核学习态度和临床实践技能。具体包括:①考勤签到天天记:学生考勤情况能直接反映学生学习的意愿与决心,实践证明,通过强化记考勤制度,没有一位学生迟到、早退。②实践作业每日交:2周时间内,每日上午安排学生在门诊或病房实践,学生需要完成1份住院病历或2份门诊病历,且病历书写质量直接计入考核内容,学生在完成常规的病房查房或门诊随诊等工作后,可以选择有特色、感兴趣的病历进行书写和摘录,有利于提高学生书写病史的能力和临床思维能力。③六大模块口试考:学生在完成小学期实践后需要进行考核,考核以口试为主,内容包括中医四诊资料收集,中医病证辨证分型,常用方剂组成、功效、主治背诵,中医病史书写格式和要求,中医常规操作示范,标准化病人考试6部分,这些内容均散见于平日教学过程中。此种考核形式的确立,使学生无法怠慢于平日的实践,有利于知识的掌握和运用,为学生高效率的小学期实践保驾护航。 每批小学期实践带教共有10个工作日,上午分派学生至不同科室病房或门诊轮转,即每位学生均能接受5个半天门诊及5个半天病房的轮转见习;下午集中带教授课,即每位学生均能接受2次循序渐进的教学查房、病例讨论、临床小讲课、临床操作示范。另有2个下午分设作业点评及考核。实践证明,学生在经过以上的实践后,纷纷表示,小学期不再“流于形式”,老师专职带教、学习内容丰富、考核全面有效。每位学生均需带着问题和作业任务进行10个半天的轮转(门诊及病房),而不是“走马观花,心不在焉”;并且每位学生又必须以备考的心态集中8个半天的临床学习,而不是“见习见习,走走看看”;最终严格的考核方式使得学生需为其每一分钟的学习效果负责。如此,小学期实践带教从根本意义上促进了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提高。 总之,高等中医教育的宗旨是培养应用型中医人才,小学期实践的理念正是因此而提出。早临床、多临床,有利于学生理论联系实际,从“分数型”向“应用型”转化,使之在经过3个阶段的小学期实践之后,对进一步的临床课程学习和以后顺利熟练地跨入实习阶段将有所帮助。然而小学期实践由于人数多,时间短,给临床教学带来极大地压力。所以如何在现有相对固定的教学资源、教师人数和教学环境下更好地做好小学期实践的带教工作?如何处理好现有临床毕业实习计划、中医内科学课程见习带教质量与小学期实践带教质量之间的关系?如何发挥临床带教老师的教学热情和教学能力?这些都值得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中医内科学毕业论文:中医内科学学生知识构造及能力培育研究 学位论文是由研究生撰写的、作为评定学位的研究论文,它既是研究生培养期间从事科研活动的最后结晶,也是其学术研究能力的集中体现。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最能反映研究生的知识结构和专业水准。中医内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是近年各高等中医药院校招生的热门专业,约占在校研究生的40%,因此中医内科学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对河南中医学院近10年来中医内科专业207位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详细调查,系统整理分析研究生在完成学位论文时需具备的知识结构、课题设计能力、科研指标等,从而对中医内科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设置、培养方案的改革提供必要的理论根据。 1对象与方法 1.1资料来源 研究资料为河南中医学院1997年-2006年中医内科学专业毕业生的硕士学位论文207篇。 1.2调查内容 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学位类型、论文名称、关键词、论文类别、中医经典引用、西医知识运用、实验动物选用、实验方法应用、检测指标、统计学方法选用、统计软件应用、参考文献。 1.3调查方法 按照调查内容设计《河南中医学院中医内科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调查表》,组织已毕业留校的研究生进行专门培训后,对每篇学位论文进行阅读,按照调查表内容逐条归类。所采集信息汇总后采用频次法进行数据处理。 2调查情况 2.1学位类型、论文类别、实验方法调查统计结果 需要说明的是这3项统计中学位类型分为医学科学学位和临床医学专业学位;论文类别分为实验研究与临床研究;实验方法由于医学研究中具体实验方法很多,比如血脂的检测、肝功能的检测、血细胞检测、形态学观察以及现代新技术放射免疫法、DNA检测、白介素的测定等等统计非常难,但都可以归类为定性和定量,定性指形态学、病理切片观察、心电图等为定性研究,定量指对某些检测指标的测定,有量的概念,两者都具备的为综合研究。经统计处理,学位类型、论文类别、实验方法调查统计情况见表1。 2.2引用中医经典及西医知识运用情况 由于中医经典著作数量较多,因此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在引用中医古典医籍方面相对来说也十分丰富,我们对引用频次相对较高的中医经典(8%以上)进行统计,见表2。 西医知识运用相对集中,所列内容全部统计,具体统计结果见表3。 2.3实验动物选用情况 从论文选用实验动物来看,常见的有SD大鼠、Wistar大鼠、NIK大鼠、新西兰兔,除此外还有豚鼠、狗等。 2.4学位论文参考文献引用情况 参考文献的引用是学位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判断论文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对硕士学位论文的引文进行分析,可以反映其研究起点和基础,同时可以评价研究生的文献资料检索能力。显示通过对中医内科学专业207篇学位论文的调查分析显示,引文数量不太均衡,平均每篇学位论文引用参考文献在50篇左右。从引文语种上看主要集中在中文、英文、日文3种,比例分别为83%、16.7%、0.3%。 2.5实验方法应用情况 从统计情况看1999年以前的学位论文在实验研究中选用的检测方法与指标较为单一,主要是常规项目如血常规、肝功能、血液流变学、形态学等检测,所用设备多为光学显微镜、普通病理切片机、心电图机、超声波等。2000年后的研究方法逐渐丰富,免疫组化、细胞培养、基因检测等先进的检测技术与设备得到了应用。 2.6统计学方法应用情况 从统计结果看应用的最多的统计方法为t检验、方差分析,其他统计方法依次为u检验、χ2检验、秩和检验、Ridit分析等;从统计软件的运用上看2001年前应用的统计软件集中在SPSS8-SPSS10,较低的版本,2001年后统计软件集中在SPSS10~13,这与软件开发有关,功能增加,应用更先进。近年来也有部分采用SAS等软件统计处理。 3结果分析 3.1中医基础理论知识扎实全面 调查的中医内科专业硕士研究生论文引用了大量中医古典医籍文献,反映了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这与河南中医学院加强研究生中医古典医籍的教学分不开。引用的古典医籍主要为《黄帝内经》《丹溪心法》《景岳全书》《神农本草经》《金匮要略》《本草纲目》《医林改错》《伤寒论》等居多,其次《临证指南医案》《医学心悟》《医学衷中参西录》《名医别录》《药性论》《日华子本草》等也有较多引用,反映了我院研究生对中医古典医籍的重视程度。 3.2医学知识进一步提高 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生的西医知识随着现代医学科学的发展得到逐步提高,反映了研究生注重学习、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方法,紧跟时代步伐。比如2000年前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的研究方法主要采用药理学、生物化学、病理学、生理学、免疫学的知识进行研究;2000年后随着分子生物学、基因技术、免疫组化技术的出现,这些方法在学位论文中已得到广泛应用。 3.3注重查阅外文文献 引用参考文献的语种分析,是对研究生外语程度和论文吸收国内外科研成果能力的判断。研究结果显示,近几年研究生毕业论文引用外文文献逐渐增多,这反映研究生能够及时了解国外医学科学的研究动态,并运用于自己的研究中,使中医药的科学研究减少或避免低水平的重复,而且能及时吸收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提高中医药的研究水平。 3.4注重临床医学科学研究 1998年我国对医学学位类型进行了调整,临床医学研究生设置了医学科学学位和医学专业学位两种类型。由于学位类型的不同其培养目标也不同,医学专业学位主要是培养高级中医药临床应用型人才,论文要求与科学学位也不尽相同。中医内科学专业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多为临床研究,如证候学研究、中医药治疗临床研究等。从调查情况看研究生的临床设计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临床研究方案的设计大多采用了随机对照法,部分设计还采用了盲法。科研水平、论文质量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4结论与建议 4.1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应不断更新 研究生的中医古典医籍引用虽然很多,但在应用古典医籍说明有关问题上有些牵强,阐述得不够清晰。这可能与研究生对古典医籍的理解不够透彻有关,因此需要进一步培养研究生阅读、理解、掌握古典医籍的能力,体现在课程教学上应加强古典医籍的教学。同时还要开设传统哲学、语言学、文学等课程,加强对研究生人文素质的培养,提高研究生的人文素质和中医文化底蕴。 4.2实验设计应体现研究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保证实验结果的准确、重复性的前提是科学合理的实验设计。在本次调查的论文中存在一些实验设计方案不合理的现象。比如临床设计中病人的纳入标准、排除标准不合理;对照组的选择不科学;实验因素选择不合理;非实验因素难以控制;盲法应用多数为单盲法,很少应用双盲、多盲法。通过近几年的努力,研究生的临床科研设计能力已有显著提高,这主要与我院在研究生中开设临床科研设计方法相关课程有很大关系。今后应进一步深化研究生培养方案、课程体系等方面的改革,增加提高研究生综合素质的课程。 4.3研究生论文格式与文字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调查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多数结构合理、论述缜密、逻辑性强、文笔流畅,但也有少数论文虽然设计合理,但由于文字功底较差,使论文论证不够严密,甚至存在一些明显的语法、逻辑错误,影响了研究生的论文质量。近几年我院在研究生课程教学中开设了论文写作选修课,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的文学性、可读性有了很大提高。 中医内科学毕业论文:中医内科学教学创新实践研讨 中医内科学是内、外、妇、儿等临床课之首,是中医基础理论课程与临床各学科课程的桥梁,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因此讲好中医内科学对于学生从基础到临床的转型,对于后期临床教学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本教研室不断总结经验,在课堂教学、临床见习、毕业实习等不同环节均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中课堂教学在系统化、多元化、讨论式、启发式上下功夫,进一步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并能把各种知识融会贯通,对加强临床思维的培养起到积极作用,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取得很好的效果。 1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1)坚持采用启发式教学。①进行推理:以多媒体演变图形式展示病证的病因病机示意图;②举例:进行针对性举例,例子切题而生动,活跃课堂气氛;③比较:进行系统比较、纵横比较、方药比较,培养学生对知识连贯性的把握;④问答:课前提出问题,可提问回答或自问自答,促进教学相长;⑤归纳:把某一章节有共性的内容进行归纳、分析、比较,加深学生印象。上述5种方法交叉、灵活使用,可充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加深认识,拓宽思路,提高学习效果。 (2)灵活运用讨论式教学。①问题讨论:授课前教师列举若干问题,插入授课的某个时段进行讨论。②病例讨论:课前或课后,或课间插入典型病例分析讨论,印证所讲内容,加深印象。③床旁讨论:直接带学生到病房,找典型病人现场分析讨论,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增加“实战”气氛,培养学生的思维方法、应变能力和辨证论治水平。 2优化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水平 (1)概述。讲解时做到一准确、二完整、三联系、四贯通、五详细,具体如下:①定义准确,前后呼应:胃痛是以胃脘部疼痛为主症的病证,胃脘部一般是指上、中、下三脘部位,或指两侧肋骨下缘联线以上至鸠尾的梯形部位;痞满以胸腹痞闷胀满不舒为主症的病证;腹痛是以胃脘以下,耻骨毛际以上的部位发生疼痛为主要表现的一种病证。将胃痛、痞满和腹痛的定义结合起来讲解,尤其是所在的部位是关键,可以加深学生的印象。②结构完整,层次清晰:讲解鼓胀的定义应分为:鼓胀是以腹部膨胀如鼓而命名;病机关键是肝脾肾三脏受损,气、血、水瘀积腹内;临床表现为以腹胀大如鼓、皮色苍黄、腹壁脉络暴露为特征,或有胁下或腹部积块,四肢枯瘦等;本病病情反复迁延,久治难愈;晚期并发症可见吐血、便血、昏迷、悬饮、肝癌等。③中西合璧,融会贯通:如提出中医腹部四分法与西医腹部九分法有何区别和联系?腹痛与脏腑的关系?胃镜像与慢性胃病的关系?④古今文献,区别联系:在讲解痞满时应该讲清楚痞、痞证与胃痞的区别与联系;讲解胃痛时讲清楚古代9种心痛与现代胃痛的关系。⑤西医范围,分类详细:在鼓胀病证讲解时应对肝硬化的分类进行详细阐述,其包括病毒性肝炎后肝硬化、血吸虫性肝硬化、酒精性肝硬化、心源性肝硬化、胆汁性肝硬化、中毒性肝硬化、代谢性肝硬化、血管病变性肝硬化、营养性肝硬化和隐匿性肝硬化。 (2)病因病机。讲解时围绕一利用、二建立、三突出、四强调,具体如下:①充分利用动画图形,形象地说明各病因。②每个病证建立示意图表,整体把握病因病机。③突出每个病证的病位、病性、病因和病机关键,比如胃痛的病位关键在胃,与肝脾密切相关,同时与肾亦有关;早期多为外邪、饮食、情志所伤,以实证为主,后期常见脾虚、肾虚等正气虚弱;病因为外感寒邪,饮食不节,情志不畅,脾胃虚弱;病机关键为胃气失和,气机不利,不通则痛或胃失濡养或胃失温养,不荣则痛。④强调每个病证本身的病机转化。例如胃痛中本身的病机转化:寒邪客胃,饮食不节,导致胃气受伤,胃气壅滞,不通则痛,出现胃脘胀痛;气郁化火,胃热炽盛,热灼而痛,出现胃脘灼痛;气机壅滞,气滞血瘀,瘀血停滞,表现胃脘刺痛;瘀血不去,新血不生或气郁化火,火盛伤阴,胃阴不足,不能濡养于胃,不荣则痛,表现胃脘隐痛,似饥而不欲食;胃阴亏虚,日久耗伤肾阴或素体肾阴亏虚,不能上济于胃,导致胃肾阴亏,阴虚作痛。另外需要强调病证与病证之间的病机转化。 例如胃痛时出现胃热炽盛,肝胃郁热,热伤血络,迫血妄行,血溢脉外,可导致呕血,便血;胃痛日久,伤及于脾,脾胃虚弱,脾失统血,亦可出现呕血,便血;脾胃运化失职,湿浊内生,郁而化热,火热内结,腑气不通导致卒腹痛;胃痛日久成瘀,气机壅塞,胃失和降,胃气上逆,出现呕吐反胃;胃痛日久,痰瘀互结,壅塞胃脘,形成噎嗝。 (3)诊断与鉴别诊断。讲解时注重一根据、二结合、三利用:①根据临床实际,重点讲解胃痛与真心痛的鉴别要点;②结合带教情况,学生写病历时往往将鼓胀病人的主诉写成腹胀多少年,而不是腹胀大多少年,鼓胀与痞满概念混淆不清,应重点讲解鼓胀与痞满的区别;③利用直观图形,如胃镜下图形、黄疸和鼓胀病人的照片,加深对病证的印象。 (4)辨证要点与治疗原则。讲解时强调4个重视:①重视寒热虚实气血辨证:如胃痛需辨寒热,辨虚实,辨气血;腹痛需辨寒热虚实;痞满需辨寒热辨虚实。②重视各个病证脏腑辨证:例如胃痛病位在胃,胃病初发,常因外感、伤食所引起,脘腹胀痛、闷痛,嗳气,痛无休止,大便不爽,脉滑等;病位在肝,反复发作,每与情志不遂有关,胃脘胀痛连及胁肋,窜走不定,太息为快,脉弦等;病位在脾,多属久病,胃中隐痛,饥时为甚,进食可缓,劳倦则重,休息则轻,面色萎黄,疲乏无力,大便溏薄,脉缓等。③重视以问题为核心讲解:在讲解鼓胀时提出问题让学生回答,何为“气鼓”“血鼓”“水鼓”?如何理解三者之间的关系?然后老师解答。“气鼓”,偏于气滞,见两胁胀满,善太息,嗳气,或得矢气后腹胀稍缓,口苦脉弦等;“血鼓”,偏于血瘀,见四肢消瘦,腹壁脉络显露,胁下或腹部积块,面色黧黑,面颊、胸臂血痣或血缕,肌肤甲错不润,手掌赤痕,唇及爪甲色黯,舌边尖瘀点、瘀斑等;“水鼓”,偏于水停,见腹胀之形如囊裹水,或腹中有振水音,周身困乏无力,溲少便溏,或有下肢水肿等。④重视名老中医学术思想:如在讲解完脾胃系病证后介绍董建华教授治疗脾胃病通降论的学术思想:即胃病认识上的3要素,生理上以降为顺;病理上因滞而病;治疗上以通祛疾。胃病治则上的二点论:脾胃合治和脾胃分治;胃病治法上的一轴线:治胃必调气血。 (5)分型论治。讲解时着重3个注重、4个加强:①注重方药与病因病机相呼应———前后联系:例如寒邪犯胃,饮食不节,胃气壅滞使用香苏散;气滞血瘀使用失笑散合丹参饮;胃热炽盛使用泻心汤合金铃子散;胃阴不足使用益胃汤合芍药甘草汤。②注重病证分型中的理法方药———纵向联系:如腹痛,寒—寒邪内阻—良附丸合正气天香散;热—湿热壅滞—大承气汤;虚—中脏虚寒—小建中汤;实—饮食停滞—枳实导滞丸;实—气机郁滞—柴胡疏肝散;实—瘀血阻滞—少腹逐瘀汤。③注重病证与病证之间的联系———横向联系:例如肝气郁结可导致多种疾病,但选方用药却不完全相同,例如肝胃气滞胃痛用柴胡疏肝散;肝胃气滞呕吐,选用半夏厚朴汤合左金丸;肝郁气滞痞满,选用四逆散合越鞠丸;肝气乘肺喘证,选用五磨饮子等。④加强方剂之间的讲解与梳理———方剂联系:例如寒热并用方剂的比较,左金丸治疗泛酸;半夏泻心汤治疗呕利痞;生姜泻心汤治疗胃虚不化水气致痞;甘草泻心汤治疗脾胃气虚痞利俱甚;温脾汤治疗阳虚便秘;连理汤或乌梅丸治疗休息痢等。⑤加强药物之间的讲解与梳理———药物联系:例如化湿药的运用,芳香化湿用藿香、佩兰;健脾化湿用茯苓、生白术;淡渗利湿用通草、车前子;祛风除湿用羌活、独活;清热化湿用黄芩、黄连;苦温燥湿用厚朴、苍术等。⑥加强对现代研究进展的讲解———古今联系:例如萎缩性胃炎,从古代的所谓痞、痞满讲到现在的胃痞,并结合自己的科研成果,向学生较全面讲解目前的研究进展,拓展学生的知识面。⑦加强典型病例的讨论与讲解———实践联系;在课前提出一个有一定难度的复杂病例,突出以病例讨论为核心,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中医内科学毕业论文:剖析中医内科学教学感想 《中医内科学》是中医学的主干课目,是各中医基础学科内容的综合,教学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中医临床诊疗思维的培养。然而在以往的课堂教学宗旨中往往注重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掌握和考试的过关,而忽视学生思维能力的开发,这样的教学,最终让学生的中医理论基础不扎实,临床思维能力缺失,导致辨证论治思维能力不强,临床实际处理问题能力较差,甚至会让一些学生对中医缺乏信心,放弃中医治病。如何来改变这种状况呢?我在这些年的实际教学工作中,有以下几点心得体会。 1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夯实中医理论根基中国传统文化在人体生命认识领域中的具体体现就是中医学理论,理解好中国文化系统思维的精髓,是领悟中医学理论精神实质的根本和必然途径。爱因斯坦说过:“如果一个自然科学理论,没有认识论作为依据,是站不住脚的。”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着中医学的思想、理论、思路、原则和方法,为中医学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哲学基础。黎志钟同志曾经在《中国医药学报》对中医学做过这样的比喻:“如果把中医药学比作一棵硕果累累的大树,那么传统的文化与科学是其根,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基础医学为其本,临床医学为其主干,方药与疗效则是其花、叶与果实”。为此,我认为要想让学生长成“参天大树”就只有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说,要让学生成才,就要加强对学生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夯实其中医理论根基。只有这样才能教好《中医内科学》。 1.1加强古代人文文化教育明张介宾《类经》中提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易,指的就是《易经》,熟知《易经》的人都知道其实《易经》卦象实际上是人类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记载。而《内经》里对中医的要求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事。也就是说作为一名中医就必须要掌握好各个自然学科的知识以及了解人世间的凡人俗事。因此,我们在教学中就应当加强古代人文文化知识的教育,学生才能更好的理解中医的实质内涵,进而当好一名中医。 1.2加强古代哲学思想的教育中医学是在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和渗透下,人类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实际观察中,不断加以科学的总结和概括而形成的。中医学又是属于宏观整体医学,其辨证思维如整体恒动、天人合一、辨证论治、直觉体悟、取象比类等都与古代哲学朴素辨证法是同一的,相互依存的。因此,我们应在教学上加强古代哲学思想内容的教育,这样才能让学生触类旁通,领悟好中医辨证思维,更好的理解和把握中医理论的精髓。 1.3加强“咬文嚼字”的教育“咬文嚼字”是获取知识、启迪智慧、提高语言文字水平的重要基本功。我国的汉字是世界仅存的象形字之一,然而国家政府为了书写简便,使得很多简体字都已无法如古代汉字般,体现出更深、更多的内涵。但是中医这门古老而传统的医学,它的每一个字、词和术语都有特定的含义,只要深挖细掘、逐字逐句推敲就能够深入浅出、形象生动的揭示其深刻内涵,阐明其深奥道理。中医中“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与古代汉字的形成是一致的,因此在教学中教会学生“咬文嚼字”,便能使学生对中医理论做到易学易懂易记,并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受益终生。 2转课堂为病房加强实践培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现在《中医内科学》的课堂教学大多以教师讲授为主,填鸭式教学,学生被动学习,动机不够,兴趣和注意力都随着时间而减退。目前在《中医内科学》教学中最常用的教学方法是案例式教学,但都是“纸上谈病”,学生并没有实际参与辨证思考及临床操作,真正的临床思维模式没有得到很好的建立和发展。因此,在教学中转变思想,把课堂模拟成病房,创建良好的情境,更有利于学生转变角色,增加实践操作的数量和质量,从而培养和提高学生临床思维和操作能力。 2.1合理使用多媒体将模糊化转具体化提高教学效果将典型的病例的资料用DV或数码相机拍下影像,并根据这些资料进行案例式教学。如拍下医生接诊及问诊经过的影像资料,要求学生针对影像给出的症状体征、主诉、发病经过、病史等资料,写出完整的病历。这种将文字转化为声音、图像、动画的形式,把模糊转为具体的方法,更容易让学生消化和运用课堂理论知识,提高学习的质量。 2.2虚拟案例场境精心设计变量提高学生灵活性根据经典案例或老中医的案例,由老师或学生扮演患者、医生,虚拟案例,并以此进行研讨。在此过程中授课老师需精心设计问答,如老师扮演风热犯肺的咳嗽患者,除回答一般症状外,还应精心设计各种变量条件,如有咽痛,如何处理?痰多、胸闷,苔腻,又如何处理?或者气粗、痰多质稠伴身热口干,舌红苔黄腻,又如何处理等等,层层递进,不断增加变量条件,逐渐提高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及诊治的应变能力。 2.3主动寻找病人请病人入课堂提高实操能力一般的医学院校,是没有条件让学生长时间进行见习实践的。如何提高学生实操能力?我们要主动在身边的亲戚朋友、学生中寻找病人,或者与医院联系协商寻找患者,并在征得患者同意后请入课堂。让学生亲身接诊患者,进行望闻问切、立法、处方、用药,切实提高临床实操能力。 总之,《中医内科学》教学是非常重视理论与实际运用相结合的,它要求学生在扎根中国传统文化和夯实中医理论根基的同时,还一定要加强实践,不断提高自己临床思维和独立临诊能力。为此,我们在教学中要做到坚持两手都要紧抓,一手紧抓学生自身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巩固,一手紧抓学生中医临床思维能力的提高。只要我们师生共同努力,奋斗不懈,就一定能达到教学目的,提高教学质量。
文学概论论文:文学概论中区域性文学风格问题浅谈 摘要:文学概论中区域性文学风格问题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本文主要从文学概论中区域性文学风格的内涵、表征以及意义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文学概论;区域性文学风格;内涵;意义 当前,地域性风格还存在很大的模糊性,而且经过多种实例论证,仍旧缺少对地方性自然环境、地方历史、人文环境、地方性知识的思考。 一、文学概论中区域性文学风格的内涵 当前,不同的教材,对区域性文学风格有着不同的阐释,造成了其概念上的模糊性,但是,我们从作者的视野或者是作者本身的身份来判断或者区分地域性风格。因此,当我们站在闯入者作家身份的角度来分析和判断文学作品所包含的地域性风格时,就会深切地感知到作家是很难把握本地人们长期形成的心理认知及其过程。这就像是一个游客,当他走入一个地方,带走的只能是一些影像资料,却无法带这个充满浓厚地域的大地。一位著名的民间刊物创刊人曾经指出:“地域,即遗留异域色彩与保留独特文学气质的属地。一般说来,在中国即是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依托,保留其特性并随社会发展而发展的地域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人们生存的理由与归向还是其民族最初的自然法则与朴质理想”。而当我们站在作家身份的角度来区分时,其中的首要问题就是区分闯入者身份的作家主体和出本地性作家主体。 通常情况下,本地性作家主体的文学创作会根据本地区人们所独有的文化底蕴、思维习惯以及心理认知和地方习俗等方面,以文字的形式表达自己的理性情感和心理意蕴,也只有这样的作品才可以称之为区域性文学风格作品,而且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作家的文学作品的创作,其意蕴更加突显,其所创作的作品中饱含着浓厚的区域性世界观和历史观以及社会实践的内容。所以,在创作人看来,文学作品中所突显的地域性风格不仅以文本的形式表现在人们面前,更为重要的是融合在作家与作品的具体文化环境中。而正是由于这样的文化区域性,才激励作家去创作,进而通过自己的作品,表现出本地的特色文化。区域性文学风格的丰富性、复杂性以及深刻性。在区域性文学作品中,要从基本的视觉与语言表述形式入手,而不是简单地套用概念,进而来激活区域性文学的现实生命样态,实现地域文化价值转换。为此,我们可以根据作品所呈现的生命形态以及区域性文化价值判断一个作品中是否存在地域性。 二、文学概论中区域性文学风格的表征 对于处在不同居住环境中的同一作家来讲,其所创作出来的作品所呈现的地域性也不尽相同。站在创作者的角度来看,作家首先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和人类学家或者是民俗学家,然后才是一个作家,进而用审美的眼光来看待和观察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在他们在观察过程 中,发现这个世界中的某些成分切合自己的生活经验时,就是将其转化文本的形式展现出来,加以表达,但是这种切合性是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才会形成的。以作家自身的观点来看,区域性文学风格唤醒作家内心沉睡着的区域性文化。比如:沈从的《边城》,作家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这样的不朽的浓厚的区域性文学作品,其主要原因作者与当地文化的洽融性,与都市文化的排斥性,可以说,这是一种心理距离、地域距离,最终被转化为地域文化,并从中找到一种归属感。 因此,基于作家自身所处的地域性文化,其不同的作品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当然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个诗人站在湘江边上作了一首,那么就说诗人的作语品具有湘江文化特色,也就是所谓的区域性文学风格。其实不然,在区域性文学作品中,其所呈现的区域性风格,是作家经过调查发现以及记录,并将其最终转化为文字的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从某种意义上讲,作家的艺术气质和个性,在很大程度都来源于地域文化的独特性,不能错误地理解为作家创作气质与个性成就区域性文学风格。在人类的长期不断地发展和延续过程中,文化逐渐被转化了一种区域性无意识地进入人们的内心,并且通过生命个体的心理、语言以及行为来传递。因此,本地文化的发扬者、发扬者才是创作区域性文学作品的主体。 三、文学概论中区域性文学风格的重要意义 文学的区域性风格是作家通过文化寻找其根源的过程,是作家建立其价值的根本所在。若是站在文化的角度讲,文学的区域性风格也可以是建构和参与文化多元格局的指引方向。在当今这个经济发展的时代,地域性特色文化和资源已经融入到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当中,并且成为了经济性和政治性的产品,为区域性文学作品的传播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这也是当前我国的一个国情事实。基于以上前提下,区域性文学风格问题就必然显现出来,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区域性文学风格使文学作品具有明确的审视本地特色的相关因素。一般来讲,主要包括认知命名、思维方式、地域风貌、习俗信仰等,这在很大程度上为作品的文本内提供了判断的依据,而且正是由于这种区域性审视性,呈现了客体与主体的双向审视,促使作家作品的区域性文学风格的形成,并且在这个形成的过程中,作家将其认知转化为自己的理性与情感体验以及感官体验,最终将区域性文化特征定格在文化的思考中。如次仁罗布的作品《放生羊》。其次,区域性文学风格增强了文学作品的地方方言色彩。在区域性文学风格作品中,地方方言色彩的突显,提升了作品的高度识别性。比如韩少功的作品。还有,就是区域性文学风格在作品具有了较高的价值和普遍性。在区域性文学作品在 ,文学价值能引导地方性民众较强的凝聚性合力,形成共同体意识,成为人类的精神资源,形成深远的意义。 四、总结 在区域性文学作品中,要从基本的视觉与语言表述形式入手,而不是简单地套用概念,进而来激活区域性文学的现实生命样态,实现地域文化价值转换。为此,我们可以根据作品所呈现的生命形态以及区域性文化价值判断一个作品中是否存在地域性。 作者简介:贾超胜(1990年8月)男 赫哲族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2012年6月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文学概论论文:文学概论课程合作式教学之我见 摘 要 文学概论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性课程,作为介绍文学基本原理的课程,其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课堂教学的实际效果以及学生对于本门课程的反馈却不容乐观。着眼于合作式教学模式的实践探索,结合当下文学概论课程教学面临的困境,探索合作式教学模式的具体方法,谈一下文学概论课程改革的尝试。 关键词 文学概论;合作式教学;教学模式 1 文学概论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当下,大多数高校文学概论课堂的教学方法是以课堂讲授为主,以教师和教材为中心,以理论知识的系统传授为主要内容。很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只注重专业理论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教师垄断了整个课堂的话语权,而学生在课堂教学中表现为“失语”,处于完全被动接受的状态,其主要的工作就是听课和做笔记,或者是干自己喜欢的事。很多教师只是一味地满堂灌,讲授的理论知识高度概括,以致学生难以消化。课堂缺乏系统训练,课程内容与应用能力的培养相脱节,忽视了实践性和实用性,没有起到培养学生研究能力导向的作用,严重脱离教育教学实际。文学概论课程考试的形式也比较单一,现行的高校学生考核机制普遍是以期末笔试为主,无法真正体现学生的研究能力和水平。 高等教育本应是探讨研究型的教育,课堂上更应该提倡学术上的争鸣,引导学生进行研究合作性的学习,但是多数大学教师还是缺乏相应的现代教育教学理念,以致学生难以产生自己的研究成果。 2 合作式教学模式的实践探索 合作式课堂教学模式,指的是在现代教育教学理论指导下,教师充分利用课堂有效时间引导、指导学生学习,发挥师生间的合作精神,对学生进行知识、技能的全方位训练,并使之转化为应用能力的一种课堂教学实践活动。教学活动本来就是教师教与学生学的双边活动,忽略或轻视任何一个方面都是错误的,课堂应该是教师的主导性与学生的主体性紧密结合。 1)在教学方法上改变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运用启发式、讨论式、小组汇报等教学方法进行教学,增加师生之间的双向交流,变以教师讲授为主为教学双边互动为主,变知识传授型教学为培养能力型教学,以此培养学生合作学习的兴趣和学以致用的能力。在文学概论课程具体的教学中以理论带文本,以文本促理论,这样理论更能使人信服,也容易使学生理解和掌握,文学概论的教学也便由枯燥的理论讲授转变为学生合作交流的平台。教师将教材内容“问题化”,变成一个个项目或者任务进行课堂教学,由学生对问题进行追问,梳理教材提出问题的来龙去脉,让学生自己学会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结合本课程的特点加强学生理论思维的训练。尝试部分章节由学生组成独立的研讨小组,讨论交流后写出学习报告,并将成果在课堂上向全班同学汇报交流。这样改传统的教师一人上讲台为学生多人上讲台,将单向教学与多人合作教学进行有机结合,最后由任课教师对当堂课的研讨进行点评,增加课堂教学的容量。 2)在学生学法指导上,倡导探究式、合作式、参与式的学习方法,帮助学生养成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良好学习习惯,培养学生自主性学习和合作式学习的学风。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特点,因材施教,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关注学生不同特点和个性差异,发展每一个学生的优势潜能。在文学概论课堂上重视作品解析,把文学作品的创作手法、叙事逻辑、文化思想、学术价值等深层次内容进行提升和概括,以学生小组为单位,共同讨论、互相帮助、发挥合作精神,以完成既定的教学目标和各种学习任务。 如在分析具体文本的时候,指导学生反复阅读文本,让学生在“无我”“有我”交替的阅读中享受解决问题的快乐。首先意识到一些难以理解的、疑惑的问题,然后产生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究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又驱使学生去积极思维、大胆假设,在不断发现问题的过程中去深入研究问题,小心求证,以至于最终去独立解决问题。 3)开发实践课程和活动课程,强化学生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基本能力的训练,在规定的学时内或者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开展各种活动。如文学论题研讨、中外文学名著赏读、优秀影视作品欣赏、作家评论家访谈、大学生辩论赛、科研立项活动及影评协会等社团的活动,课堂上开设学生阅读经典、写读书笔记、演讲、文学创作、自办刊物等实践环节。在教学方式上多方位地追求师生互动,让学生以主体姿态参与教学,开展主动而积极的学习活动,科学有效地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合,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扩大学生的学术视野,提高学生的能力。 在实际教学中一般每3个教学单元布置一次主题讨论或写一篇论文,给学生指定参考书目并且定期检查执行情况,以此作为教学常规活动贯穿到文学概论教学的全过程。这样就可以实现从教师单向灌输走向师生双向交流,促进学生的合作性学习、研讨性学习和自主化学习,从而更好地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素质和能力。 4)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作用,促进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利用现今普及的多媒体教学手段,将国内外著名学者的学术演讲、大型文艺学学术会议的录像资料在教学过程中播放,让学生在熟悉基本知识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本学科国内外的发展动态,并且开拓视野,进一步增强教学效果。教师结合学生实际以及古今中外文艺实践,在准确讲解文学概论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的同时,利用新型网络课堂教学环境、网上课程论坛与电子邮件、微博等辅助的教学条件,将学科前沿的新动态引入课堂。实现课内教学向课外教学的无限延伸,学生可凭借网络经常与教师对话、探讨,实现教与学的全程互动交流。 5)建立科学的文学概论课程评价系统。合作式教学模式的实践表明,学生的主动学习过程同时又是学生的能力训练过程。因此,突出对行动过程的态度、行为的考核,对于合作式教学模式的教学评价探索很有意义。利用团队考核评价的方法,结合民主性自评、互评、教师考核与学生考核相结合等方法,挑战原课程考核的终结性评价,以形成性考核为主,取得良好效果。如对学生的考核方式,由过去的以闭卷笔试为主,改为开卷笔答与撰写论文、写作业等相结合的方式,此外还有口试、答辩等考核方式,使考核结果更趋科学、合理。 3 实践效果 首先,提高了学生的综合能力。文学思辨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发掘艺术潜能、培养艺术气质的重要素质,也是一切文学作品创作的思想源泉。合作式教学模式注重对学生文学理论基础知识的掌握以及阅读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素质和能力,注重人生观、审美观的熏陶和培养。教学中结合既定教学目标安排相应的实践环节,让学生自觉练习“读”“讲”“说”“辩”“写”等技巧,引导学生在学习中学会学习,让学生在毕业实习过程中熟悉本专业的业务能力要求,自觉在专业实习过程中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 其次,扩大了文学理论课程的外延。过去的文学理论教学内容,专业性虽然很强,但缺少“文化”的因素,视点比较狭窄。现在有了多媒体信息技术的支撑,将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内容置身于宏大的文化视野之下,学生对于文学艺术诸问题,可以作出多视角的理解。 最后,能够教学相长,提升教师的课堂驾驭能力。过去文学概论教学知识一味地由教师讲、学生背,课堂乏味,长此以往,教师讲课的兴趣降低,学生学习的兴趣也随之降低,没有发挥教师备课的积极主动性,没有调动师生全身心地投入学术研究领域。尝试合作式教学模式后,文学概论课程提高了教师与学生的批评能力,课堂教学氛围融洽,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彼此思维碰撞,激发灵感。 当然,文学概论课程改革途径很多,这里只是一管之见,唯望对于教育教学工作者有所启发。 文学概论论文:跨学科视野中的文学概论教学 摘要:文学概论是一门重要的大学本科公共基础课。在这一课程的教学工作中,教师对知识脉络、文学作品和概念进行跨学科的讲授,是传统教学思路的一种有益补充。文章由大学本科文学概论课程教学入手,从理论基础、教学准备和案例分析三方面对这一教学思路进行探讨。 关键词:大学;文学概论;教学;跨学科思路 随着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跨学科思路的兴起,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已无法脱离跨学科的思路来进行。特别是当代在社会文化研究的宏观背景之下,文艺理论知识的生产过程中,研究者采用跨越学科界限所展开的学术探讨,已成为依照传统的学科内部概念和历史脉络所进行理论探讨的有益补充。而作为文艺理论再生产过程的相关科目的大学教学活动,也需要不断实践跨学科的教学思路。大学本科的文艺理论课程,最常见的是以文学概论、艺术概论和美学概论为主的公共基础课,其次还有文学院所开设的相关的专业选修课程。大学教师在讲授此类课程的过程中,如果自觉地尝试使用跨学科的思路,将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具吸引力和创造力的文艺理论学习环境,对实现大学文科素质教育的目标具有推动作用。本文尝试以大学文学概论课程教学为例,对这一教学思路进行探讨。 一、文艺概论课程跨学科教学的基础 大学本科文学概论课程,面对文学和非文学专业有不尽相同的教学目的。针对文学专业的文学概论课程授课目的是通过系统教学,使学生掌握文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初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具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文艺现象,解决文艺问题的一般能力,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与评论水平,从而为学习其它文学和艺术相关科目奠定基础。而针对非文学专业的文学概论课程授课目的则是使学生初步掌握文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并能够尝试利用文学理论基础知识来面对文学现象。如上教学目的的设定使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需要在不同学科的差别之中明确文学学科的特点和理论基础,同时要在文学及其相关学科之间建立互通性。这种互通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系统性和科学性的延伸,也是展开跨学科思路教学实践的重要基础。 大学本科文学概论课程通常由文艺学学科专业教师主讲,是文艺学专业理论在大学本科知识架构中的初步介绍。从文艺学学科的角度看,文艺学理论的生产无法脱离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知识进步,也正是由于不同学科理论之间的跨越学科边界的互通和互动为当代文艺学创造了理论革新的基础。可以说,文艺学本身即是一门在不同学科理论知识的“越界性”中不断进步的学科。跨过学科的边界之后,理论研究者遇到的是“他者”,也是自身主体性的证明。这种不拘泥于现有知识结构和概念,在理论视野的开拓中不断显现的越界性也是文艺学知识创新性的来源。于是,作为现有的文艺学学科框架在教学中的显现,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过程,也无法脱离不同学科知识之间的越界对话。对于文艺学学科的知识框架而言,跨学科的科研和教学活动是新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的重要途径。而与之相配合的知识革新的方式,一方面是不同学科知识在互相补充与印证中新的科研和教学资源的增加,另一方面则有赖于不同学科知识、视野与方法之间的交融。 大学教学过程是一个复杂的感知体验和认识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了概念的接受、学科视角的形成、方法的训练和应用、知识类型的再生产等方面。这些方面都建立在教学中个体之间的感知和互动过程之中。按照发生认识论的观点,认知结构是包括教育活动在内的认知活动中转换外界刺激和生理、心理反应的中间结构,也是主体在教育活动中获取知识的重要环节。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的过程是一个在师生互动的过程中推动学生对文学理论和文学现象的认知结构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相应地,这一过程的内容也必然包括处于教学主导地位的教师的感知结构的变化。就这一教学相长中认知结构的变化方式而言,“非中心化”是变化过程的必然趋向。所谓的“非中心化”是指感知结构在变化中离开原来的感知方式和运作模式的趋向,它在知识领域导致了破除旧有的学科框架和思维定势并进行革新的知识生产方式。“非中心化”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获取新知识过程的重要特征。 二、文艺理论课程跨学科教学的准备 1.授课对象。按照文学概论课程的授课对象划分,文学概论课程教学在针对文学专业本科生和非文学专业本科生时需要做出目标和内容的调整。但面对在现代社会中被电视、电影、电脑和卡通长期刺激的大学教育对象,文学理论类本科课程传统的教学思路所遭遇的问题是颇为类似的:较单纯地依靠传统的学科框架和概念介绍的方式来讲授具有一定理论性的文学概论、美学概论和艺术概论等课程,因为无法为学生提供他们能够接受又具有一定的刺激,很难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而从跨学科的角度提供多元观念和方法观照下的理论与案例探讨,可以成为本科文艺理论教学工作的一个革新点。 2.案例选择。文学概论课程教学需要不断根据授课对象的变化而选择适合的案例,作为课堂讲授的文艺理论知识分析的对象。同时,针对不同的授课对象,也需要设定相应的阐释方法和角度。如任课教师可针对电影学和电视学的学科特点,引导影视专业本科生分析《观美国影戏记》这一兼有游记和影评特征的散文作品,能够借助美学方法探讨这一文本所描绘的中国现代观影者的视觉体验。再如针对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本科生,引导其分析《暗恋桃花源》剧本的后设性及其与《桃花源记》等中国乌托邦文学的文本性关联,进而引出对戏剧文学文本的“后现代性”征候的探讨。这同时也要求授课教师能够充分了解其授课专业的主干课程的内容与目标,并做好相应的案例准备。 3.教材和参考书方面。新式教学思路与新式教材密不可分。在当下文学理论类课程的常用教材和参考书中,有相当一部分能够自觉地由跨学科的思路来分析某些文学案例,为跨学科思路的文学概论教学提供了必要的基础。美学学者迈克尔・莱恩在《文学作品的多重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中提供了以多重分析方法来解读莎士比亚戏剧的尝试。这种多重解读是利用了不同学科的方法来分析同一部作品。这些方法包括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历史主义等方面,在思路上大多是借用了现代哲学思想的不同思路来进入艺术作品的深层解构,从而挖掘新的意义或实践新的解读方式。与其说这些文本解读和分析的方法是文艺学的产用方法,不如说它们是多重学科知识和视角之间对话和交流的产物。此外,张隆溪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三联书店,1986年版。)在推介西方文论的过程中,也较好地结合了不同学科之间的知识。 4.多媒体的准备。多媒体教学的应用解决了文学理论相关课程较单纯地依靠口头讲授、板书和概念推介的基本模式,能够以图文并茂、声光结合的方式向学生推介与分析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在这一过程中,图像、声音和文字之间的配合就成为由跨学科思路阐释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的必要辅助手段。如,用图示展示弗洛伊德对个体心理结构的早期划分和后期划分,并以其阐释文学创作现象。又如,用中外文对照的方式向学生展示一首外文诗歌的译文和原文,并借助语言学和修辞学的思路对其进行对照解释和分析。这不仅能够省出将原文进行板书抄写的时间,而且能比较容易地请学生以朗诵的方式来参与和互动。 三、案例分析 曹禺的作品《雷雨》是一个较为独特的文学作品案例,它既能够兼容于文学概论这一文艺学教研室开设的公共基础课程,也是中国文学史这一由现代文学教研室开设的文学专业必修课程无法忽略的案例,同时又因戏剧艺术的舞台实践特征和不同的电影版本改编而可作为艺术概论、美学概论、戏剧学和电影学相关课程重点讲授和分析的案例,分别涉及到中国戏剧对西方戏剧的吸收和本土化、住宅经验、戏剧的时代性、戏剧文本的电影改编等问题。《雷雨》文本多重阐释的可能性成为开展跨学科思路的授课实践的良好基础。 1.跨学科探讨的问题。文学概论教学过程首先要明确问题意识,而教学中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去尝试解决的问题并不一定是用单一学科的知识就能够解决的。讲授《雷雨》通常涉及到的文学理论主题有文学创作、文学史、文学接受、文学传播等方面,它们分别关联到文学的相关学科如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电影学、传播学等。由不同学科知识之间的关联的角度来解释《雷雨》作品的方式,是实践跨学科思路教学的关键。教师可在教案中预先设定诸如“《雷雨》中的劳资矛盾如何呈现”、“《雷雨》的序幕和尾声的价值”、“《雷雨》中医学论述中隐含的权力话语”之类的问题,引导学生从不同学科之间的关联性角度以深入文本探讨问题。在不同学科知识的观照中,《雷雨》成为可由不同角度来进行解释的经典文本,实践着文艺学教学思路的越界性。 2.跨学科的讲授目的。在跨学科的教学思路中讲授《雷雨》,解释其文化内涵并进行启发式的思路和方法引导。从文艺学学科的角度来说,阐释《雷雨》等经典文学作品并获得教案中罗列的结论的过程并不是文学理论类课程的最终目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呈现了人的存在的各种可能性,但文学和艺术作品并不像哲学一样通常以逻辑判断的方式来描述意义,而是以特有的方式提示、暗示和隐喻着与人和世界有关的意义的存在。大学教师在讲授中所解释的文学作品的意义,首先是文学作品的社会和心理层面的背景或语境,其次是它们作为人和世界的意义的提示价值。就《雷雨》而言,作品在社会历史层面上的价值可以有特定时代的阶级分化和尖锐矛盾、资本家家庭的历史面貌及其男权中心性等方面,阶级话语和男权话语提供了文本意义的一个方面;作品在心理层面上的价值则可以有乱伦禁忌、俄狄浦斯情结和个体居室经验等方面,它们构成了作品的感觉冲击力与心理深度;作品还在文学史的意义上提供了其与古希腊悲剧在相关性中展现的价值。而在这些价值之上,作品又在哲学层面提示了人的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和命运的不可知性,展开了一个充满了可能性的世界。也正是对这个世界的提示,使《雷雨》成为一种不可替代和复制的文化存在。在此,文学概论教学的目的在“理论习得”和“视角培养”的同时,还应该增添“文化传承”和“交流对话”这两个方面的内容。 3.跨学科的讲授方法。对《雷雨》的文本进行阐释的方法是多样化的,而在阐释中被证明是有效的那些方法之间的互通性一方面印证了《雷雨》的经典性,另一方面则提示了不同,源于不同学科的阐释方法之间的互补性。在讲授这一作品的过程中,教师可针对前文所述的问题,将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论述、荣格的原型论述、海德格尔《诗与思》中的诗论、巴什拉的空间诗学等源于不同学科的知识或视角都纳入阐释《雷雨》的背景。这些背景是传统的教学思路中有关阶级、资本和社会关系论述的必要补充。也即,思考《雷雨》作品的宏观文化背景中,不仅有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家的西式教育和东方家长思维,以及资本主义矿业发展中尖锐的阶级矛盾,也有“阁楼上的疯女人”的狂躁,源于乌托邦精神的空想,朴素的因果报应模式等方面,体现出中国现代性推进过程中各种思想和知识类型的对话与碰撞。而《雷雨》作品诞生之后的文学史评价的演变,也可以使教师能够从文艺学角度启发学生认真思考不同时代的文艺标准问题,再将这一问题进一步纳入到不同时代文化背景的变迁当中去。 面对教学过程中戏剧文本的阐释问题,授课者需要在重视知识性的同时,也重视启发性和趣味性。所谓的启发性,是指讲授学生在原有的知识框架中无法获得的文本意义,这有赖于教师引导学生发现不同知识系统和方法之间的互通性的同时,将这种互通性应用到对作品的解释中去,并举一反三获取用以阐释其它文本的可能的框架。如教师可引导学生由《雷雨》文本中的场景描述和台词设计中解读各个角色有关周家住宅的感觉、经验和记忆。文学作品呈现人的存在,而人对住宅的感觉和经验也是人的现实存在的心理映射,因而住宅感觉同时也是剧中人存在方式的文学表达。而趣味性的来源则可来自作品文本不同版本之间的比较,如在剧本的基础上展开对不同剧场版的布景的比较,或者文学文本和电影文本及其改编版本的比较,这一过程将因为有《雷雨》国语电影版、粤语电影版和当代改编版的存在而能够引发大学本科学生的兴趣。这也能够在教学的过程中成为作品的历史性和生命力的证明。 四、结语 本文对文艺理论教学的跨学科思路的探讨,并非是在寻找大学文科基础课教学中能够放之四海的模式和方法,而是要提示大学文艺学教师尝试利用所有同文学有关的学科理论知识和方法,在教学思路的融会贯通中引导大学本科生更好地主动学习文艺理论知识,使教学过程在案例和文学理论知识在跨学科的视野中交融,令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真正成为大学生群体精神成长过程的一部分。 文学概论论文:文学概论课中的人文精神渗透 摘 要:文学概论课程与许多大学课程一样,倡导系统知识传授过程中的人文精神渗透。具体地说,便是在理论的指导之下,通过文学关注社会人生,通过理性思维训练进行学术道德熏陶,通过专业能力的培养达到综合素质的提升。理论教学中所贯穿的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关照和人文情怀的培养,实际上是让学生在立身之道的学习中确立人文之心,这两者恰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在走出校门从事社会工作时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 关键词:文学概论;理论教学;人文精神;渗透 《大学人文教程》中有这样一段话:“人文精神教育的目标在于启迪人的生存智慧、深化人生价值的反省,整合一个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之知情意行。它所涉及的范围应涵盖人生整体及其全部历程,以帮助公民尤其是大学生建立完整的人生价值观,并内化地陶冶其人格情操。”①在一定意义上,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主要基于两个因素:一是高素质的教育和学术水准,二是其道德使命和人文关怀,亦即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关照和社会道德的提升。这是大学各门课程都应渗透的一种精神。文学概论作为一门理论课程,尽管其核心内容是文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但它决不能仅仅被当做一门系统的知识来对待,在教学过程中,知识之上还要负担着人文精神的传输,让学生在接受文学知识与文学原理的同时,完善自身素质,培养人文情怀。那么文学概论将从哪些方面贯穿人文教育的任务呢? 一、从文学到人学:通过文学关注社会人生 文学概论在知识体系上,首先涉及的是文学的本质问题,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强调文学的人学特征。文学以人为主要描写对象,以诗意的方式,“展示人的社会处境和人生遭遇,审视人的情感冲突和心路历程,探索人的生存意义和存在方式,捍卫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②不仅如此,文学在感性地表现人的生活和人感情时又会超越它,把人们带进一个更为深远的、显示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的世界,一个指向人的精神追求的世界。文学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体现着人类对自身的终极关怀。 文学的这个本质特征揭示了文学与现实、文学与人生、文学与人类精神的密切关系。理论总是来源于实践,透过文学这个窗口,不仅可以看到人生的千姿百态,还可以据此进行自身的反观。如果理论教学与作品阅读结合起来,让学生就文学所反映出的人生问题进行系统思考,那么学生所得到的就不仅是知识,更有对人、对社会、对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的关注与反思。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在课程讲授当中,便有意渗透这项内容,引导学生将理论学习与文学实践结合起来,将文学阅读与现实人生联系起来,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增强对文学理论及文学意义的深入理解,体会文学的现实价值。 他们思考人生的困惑: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人生有意义吗?谁在左右命运?人为什么活着?我们渴望认识自己,探索生命的本质意义。文学虽然给了我们各种各样的回答,并无一个确定答案。但只要我们对此进行了思索,就算活出了意义,因为思考能帮助我们得到一份自我确认。 他们剖析人性的弱点,体会百态人生:人性的弱点与生俱来,撒旦用七个恶魔的形象来代表人性七种罪恶:傲慢、嫉妒、暴怒、懒惰、贪婪、饕餮以及贪欲。《连城诀》中江湖群豪因贪婪而忤逆杀师、同门相残;《项链》中玛蒂尔德因虚荣付出了十年的劳作;《金锁记》里曹七巧因嫉妒而毁掉儿女的幸福……撕开人性的弱点是为了让我们看清自身,不重蹈覆辙。 他们感悟人生,思考人生的姿态:什么是人生的支撑?该以怎样的姿态面对人生的种种困境?我们试着通过作家们的笔下的人物命运去感悟人生、超越人生。简•爱告诉我们人活着要有尊严;孙少平告诉我们苦难折磨人亦成就人;桑地亚哥告诉我们面对人生困境应殊死抗争永不言败;木藤亚也激励我们要勇敢承受不幸,不放弃对生活的追求。《红帆》里的阿索莉与格莱更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奇迹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如果有谁幻想奇迹的发生,你就帮她去实现,你就会得到幸福…… 的确,在文学这个虚拟的世界里,学生们能够设身处地体验人生、感悟人生,不仅尝试着理论的实际运用,同时也在文学的阅读中拓展着自己的人生。他们的目光穿过文学的彼岸世界到达社会人生的此岸,在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文学内容与人生内涵的联系中对文学的“无用之用”、貌似无用却有大用的特征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可以说,这是文学概论课程承载人文情怀与精神熏陶的有益尝试。 二、从作文到做人:在思维训练中贯穿学术道德熏陶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明确规定,学士必须“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在应用型大学中,尽管绝大多数学生未来并不一定从事研究工作,但基本的研究能力还是必须具备的。就文学概论课程而言,其研究能力的培养一方面体现于理论思辨,另一方面则体现为理论的实际运用,而后者则是应用型大学侧重的方面。从人生角度对文学进行阐释,是理论应用的具体实践,学生在完成这个作业的过程中,可以感性地了解文学研究的基本思路与基本方法,这其实就是在进行文学论文写作训练。 文学论文写作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应该具备的基本功。运用文学理论对具体的文学现象进行阐释,与理论思辨一样都是着眼于抽象思维的培养,具体地说,就是通过批评实践让学生学会透过现象洞察实质,在分析综合中把握文学的规律与价值。文学分析的实质是穿越形象与情感等感性内容挖掘其背后显现的意味,它以复述、描述与分析判断相结合的方式表达具体观点。学生就是在学写论文的过程中掌握文学分析的技巧,懂得提炼观点,应该说,这是一种从基础做起的脚踏实地的训练。不过,其效果又不止于此――在作业设计中,学生还会在个体的微观性与整体的宏观性中深入了解理性思维的特点。比如围绕“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而进行的“文学与人生”作业,是需要全体学生共同完成的一个主题,六个小组则分别以人生成长、人生追问、人生百态、人生超越、人性弱点、人生感悟的特定专题来说明这个主题,小组成员又以自己的关键词或核心观点来说明各自的专题。这样,个体与整体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具有有机联系――每个人针对文本进行细读,感悟批评性分析的要领,每个小组则超越个别感悟而实现相对的整体把握,当六个小组合起来时,人生的主要命题便在此得到了揭示。不妨将此列举如下: 在上述的列举中,我们看到,虽然作业的内容没有直接指向理论本身,但理论应用的实践活动仍能使宏观与微观之间产生一定的跨越,从而让学生通过分工合作体会抽象思维的特点。这既是演绎的过程,也包含着相应的归纳,学生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力求以扎实的论据论证自己的观点,并层次清晰地表达出来,这实际上是在解读人生时训练自己的理性思维能力,又是在理性思考文学里的人生时反观现实的人生。学作文与学做人在这一点上有了第一步的结合点。 应该说明的是,观文学之人生,思现实之人生只是学做人的一部分,更重要的还在于在学习与训练的要求中,使学生明白学术的基本规范,从而养成为学的严谨态度和自我教育的好习惯。学习不是一般性的实践活动,它是一个探索未知、发现和认识客观规律的过程,如果在学习中缺少实事求是的精神,就不能正确对待已知与未知,就无法获得真知。因此,认真阅读作品,摒弃不读而论的学风,在查阅大量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新见解,经过独立思考,严谨的思维,从而逻辑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是对学生论文写作提出的明确要求。 三、从专业能力到综合素质:在立身之道的学习中立人文之心 理论不仅仅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精神。把文学理论作为一个知识性体系传授给学生,目的在于让学生掌握必须的专业基础,而这门课程所着力训练的思维方式,则往往能够超越专业的界限而适用于更为广阔的空间。在知识更新速度日益加快的时代,具体的专业知识也许会过时,但学知识过程中培养起来的思维能力和对世界的感知能力,却能够成为立身之本。因此,专业能力的培养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的重要方面。 如果说学会用文学理论的基本原理解读文学是专业能力的具体体现的话,那么通过文学所呈现的百味人生,达到对他人的理解,明白“他人有不幸、有苦恼、有无奈、有希望和绝望,有欲求和矛盾,有奋进和退缩,有欢喜和惆怅,那都是人的生活、人的色彩、人的气息,从而以真诚、宽容、友善、悲悯的情感和心态对待生活中的人与事,建立积极、健康的人际关系”,④这便已是超越了专业的立身之道而立人文之心的具体体现。作为一个健全的人,应该能够用自己的眼光去看世界,能够悲天悯人,能够对人类生命充满敬畏和关注,对历史人文传统进行批判继承,并且能够追求智慧、美、真理、公正、自由、勇气、希望和爱,试图使自己的命运与人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⑤文学帮助我们理解人,理解人性,理解人情。从“人学”的意义理解文学的应用性实践,既是文学理论的实际运用,也是学生理解人生社会的窗口。通过文学看人生,能够扩大自己的视野;通过文学悟人生,能够增长人生智慧,培养人文精神。这在一定意义上既是养成独立人格的途径,也为他们走向社会打下了思想基础。他们会借此思考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生活,怎样的生活才有价值等一系列人生问题,这种反观显然能够增进学生的自我认识与自我塑造,从而完善自己的人格,开阔自己的胸襟。这是理论课程中渗透人文教育的一个侧面,而其效果也在学生的文学阐释中得到了体现。 学生们在阐释中表达了他们的人生感悟。他们悲悯福贵、①木藤亚也②的命运,剖析人性的弱点,感叹阿索丽③心中永存的希望,赞美保尔④、桑地亚哥⑤的坚强……他们在理解他人的过程中反观自身――解读《项链》时,通过玛蒂尔德的命运思考“谁在左右命运”的问题,认识到“在人生的岔路口,是自己选择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在回头感慨命运之前,不妨先来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而在分析葛朗台这一形象时,他们认识到“金钱只是我们生活的工具,我们不能把它作为人生目的而沦为金钱的奴隶,成为葛朗台的复制品……”这是在市场经济时代人生定位的积极思考,它涉及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直指人类的灵魂世界。一位学生在分析《命若琴弦》时感悟到:“人生的意义在于蓦然回首后。当你到达了那个结果后,无论结果好坏,你都会回首想起过程,会明白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上述的阐述从一个侧面呈现了文学理论课程通过课内讲授与课外作业将理论基石、理性思维、人文情怀结合在一起的教学与训练要点,这只是将素质养成渗透到知识性的教学当中的一种尝试,类似的尝试肯定还有很多种。从实践的经验层面看,这种方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提高学生参与的兴趣,枯燥的理论因此而贯注了生命的活力与思想的能量。它所贯彻的是这样的教学理念:专业能力培养应与人的素质完善同步,知识传授中要承载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关注和社会道德素质的有意识提升。具体到文学概论这门课程之上,便是一方面使学生了解有关文学理论的基本概念、范畴和知识,熟悉分析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的基本方法,提高他们的理论概括能力和抽象思维水平,另一方面则培养学生健全的个性心理、道德修养、艺术底蕴,促进他们成为自由完善、身心和谐的个体。在大学的各类课程中,或许都可以做一些类似的尝试,它的意义在于在立身之道的传授与训练之中帮助学生确立人文人心。 文学概论论文:文学概论课程教学中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摘要]当前文学概论课程教学改革的重点是转变以教师传授为主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能动的自主学习能力,主要包括阅读理论文本的理解归纳能力、理解概念原理并进行建构式分析的能力、严密准确的逻辑概括能力、理论与文学作品及文化现象结合的实践应用能力。在具体操作上,可以采用理论著作选读、课堂辩论会、学生助讲等方法,结合全面有效的考核机制,以达到使学生学习由被动变为主动,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 [关键词]文学概论课程 自主学习能力 教学模式 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科体系中,文学概论课程在教与学两方面的难度都比较高。一则文学概论的课程内容多且杂,不像文学史课程有明确的时间顺序,也不像语言类课程可以按照语法结构的组合由浅入深来安排。二则理论类课程缺乏作品讲读的形象性和趣味性,也没有语言应用的直接实践性和操作性,再加之学生在中学阶段文学理论基础普遍薄弱,文学概论课程的教授状态往往呈现为:教师教得累,学生学得烦,这样的恶性循环势必使这门课程既难以出彩,又因为很难激发学生的兴趣而使大量的学生在考研时对文艺学专业绕道而行,所以,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扭转当前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现状的方式和手段很多,如提高教师自身素质、运用多媒体手段、整改教材、调整课时结构等等,但这些方式和手段还只是外于学生的被动构成要素,只治标一时,不治本一生。因而,问题并不在于被动构成要素是什么,而在于如何使其转变为一种主动因子以激发学生潜在探求欲,达到提升学理修养的教育目的。正如叶圣陶所说的:“教亦多术矣,运用在乎人,孰善孰寡效,贵能验诸身。为教纵详密,亦仅一隅陈,贵能令三反,触处自引伸。”①可见,能否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是进行文学概论教学改革的关键所在。 一、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基本内容 自主学习,是指“学生在学习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综合能力。具有这种能力的学生有强烈的求知欲,善于运用科学的学习方法,合理安排自己的学习活动。善于积极思考,敢于质疑问难,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探索和进取的精神”。②对于文学概论课程来说,这一能力尤为重要。理论课程内容庞杂,学派众多,与其说这门课程的主要目的是传授知识,不如说是培养学生对于文学和文化的判断力和鉴赏力,由学习理论到应用理论再到创建理论,都要依靠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第一,阅读理论文本的能力。文学概论课程的主要目标不在于知识传授而在于思维能力的培养,上课所用的教材及教师的条理化讲解应该只起一个引领的作用,而思维能力的锻炼则需要学生独立阅读理论文本来完成。文学概论课程的教材教参多种多样,难度不一而足,但相对学生熟悉的文学文本难度都要大得多,使学生产生畏难心理,习惯于被动接受教师的讲解而不能自主阅读,因此,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首先在于能够独立阅读相对抽象的理论文本并能将其中的理论思路理清,这是最根本和最重要的能力。 第二,理解概念原理并进行建构式分析的能力。相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其他课程,理论课往往存在着一种比较尴尬的局面,就是这些课程研究的是文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但是这种概念原理本身又是一个相对的、随时代变化有着诸多改变的存在,各种学派、各种理论家、各种教材教参对同一种概念原理的界定又都不尽相同。比如,“文学”这个定义本身就是随着时代和文化的变化而变化的,文学的本质也同样无法进行绝对的界定,正因为如此,学生更应该去理解这些概念原理而不是去机械背诵。同时,针对文学概论课程的这一特殊性,以陶东风教授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提出了“建构主义”文论的概念,不去追寻本质,不去依附概念的教学理念,这一理念现在正在试验和推广过程中,虽然当前还没有在全国高校的文学概论教学中铺开,但可以借鉴这一理念培养学生的建构式分析能力,学会不依赖任何一本教材中的概念原理界定,而是通过自主理解把握概念原理中最关键部分的能力。 第三,严密准确的逻辑概括能力。文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与文学作品类课程略有不同,其需要的不只是细腻的审美感受能力和作品创作能力,更重要的是冷静的分析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需将分散抽象的概念原理按照逻辑顺序进行梳理,并使用严密的语言进行概括总结,这也是在教师“满堂灌”式教学模式下学生最欠缺的。 第四,理论与文学作品及文化现象结合的实践应用能力。文学理论与文学史、文学批评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文学理论运用相关理论指导、分析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实践检验文学理论,促进理论的改革和创新。所以,理论来源于作品,又终究要回到作品当中去,学习理论决不能和作品实践脱离,成为空中楼阁,因此,学生还必须有从作品中来,到作品中去的应用能力,将理论与作品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这是建立在深入理解的基础上真正自主运用文学理论知识的能力,是进一步进行文学研究的基本前提。 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方式和途径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虽是自主学习能力,但却无法单纯依靠学生自己去自觉养成,尤其是文学概论课程的开设时间大多是在大一和大二,学生大都还没有完全适应大学的学习方式,而这种理论性强的专业课程更容易让他们无所适从,这就决定了文学概论课堂教学不但要传授知识,更要承担起培养学生能力的重要任务,而这种能力就是“授人以渔”的自主学习能力。在教学实践中,尝试使用了以下几种方式: 文学概论论文:文学概论课程应由目标决定内容取舍 内容摘要:文学概论教学目标的实现,在当前的教学实践中,遇到了困难。由于“两课”、大学英语及计算机等公共课的大量开设,专业课的课时因而被挤占压缩而变得有限,文学概论课由原来的一学期每周至少六节减到每周四节,教材上的内容,已难以尽行讲授。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完成教学目标,就不得不考虑如何针对教材实际、学生实际及当下文学实践活动的实际,对教学内容作必要的调整,真正让学生学有所用。 关键词:文学概论 目标 内容 文学概论课是高等院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专业的基础理论课,它是学生进一步学习其他文学理论课程,诸如马列文论、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的基础,也是学习其他文学专业课程,比如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等的基础。它不但要引导学生准确而系统地掌握一定的文学的基础知识与基本原理,建立起基本的文学观,为他们正确地认识判断分析评价文学现象奠定理论基础,还要努力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习惯,并提高他们在文学创作、欣赏及评论等多方面的能力。对于师范院校的学生来说,对理论知识的运用更有特殊要求。文学概论这一教学目标的实现,在当前的教学实践中,遇到了困难。由于“两课”、大学英语及计算机等公共课的大量开设,专业课的课时因而被挤占压缩而变得有限,文学概论课由原来的一学期每周至少六节减到每周四节,教材上的内容,已难以尽行讲授。再者,文学概论课是在大一第二学期开设,相关的文学专业课程除《中国现代文学》是同时开设之外,其他如《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等都没有开,因此,具有较强概括性、抽象性和思辨色彩的文学概论课面对的不仅是生活阅历简单,而且文学阅读量小、文学知识储备有限、缺乏基本的文学理论修养的大一新生,它的可接受性就受到了来自接受主体方面的限制。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完成教学目标,就不得不考虑如何针对教材实际、学生实际及当下文学实践活动的实际,对教学内容作必要的调整,真正让学生学有所用。 我们现在使用的文学概论教材是由童庆炳先生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教育部指定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以下简称《教程》)。“《教程》是一本很有创意,很有深度、很有影响的教材”, “作者在《教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学理论范畴经重新审视筛选后所作的‘古今对话’与‘现代转换’,对西方文学理论特别是20世纪文论的科学评价及对其合理成分的积极吸纳”,使《教程》颇有“贯通古今”、“融会中西”的气势。但是毋庸讳言,这部面对大一新生的教材,过多、过广、过新、过深的内容,加上艰涩、深奥、高度概括抽象的语言表述,无论是教师讲授还是学生学习,显然都存在较大困难。事实上,许多学生听课常常感觉是云山雾罩,似懂非懂,更不用说让他们自己看教材,常常听到学生说《教程》“太难了,很多都看不懂”、“好像天书一样,不知所云”,这样一来,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的学习也就提不起兴趣了。因此,要更好地实现文学概论的教学目标,我们在基本保证理论体系的完备与自足的情况下,应适当对教材内容作必要调整和压缩,着重介绍和解决诸如“文学是什么?”、“文学有何特点?”、“文学的功能有哪些?”、“各类文体的定义及特征”、“怎样欣赏和评论作品”等学生必需的基本知识和基本问题。只有运用历史的观点,讲清文学的本质特征,学生才能形成文学意识,在比较中看待文学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它在社会生活中的独特作用及其有限性,从而形成对待文学活动的科学态度,产生对文学这一特殊的精神现象进行探究的热情和责任感。当然,受课时的限制,对这些内容的教授,应尽量做到简洁明了,深入浅出,注重实用性。至于被删减下来的内容,可以放在高年级,通过开设《中国古代文论》、《马列文论》、《西方文论》等选修课去介绍。 压缩后的内容,在教学过程中要反复讲清文学的本质特征、作用功能与形态类别之间的逻辑联系,帮学生建立起体系性的文学观念,同时要注意按照教学目标强化学生对理论的应用意识。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的学生,毕业后大多要从事中学语文的教学,在中学语文教材中,文学作品占了很大的比重,语文教学更多的是要面对一篇篇类型不同、文体各异、风格多样的生动感人的文学作品,要“引导学生领略作品的艺术美,使其自觉地接受艺术形象潜移默化的教育,陶冶性情”。长期以来,为了满足应试教育的需要,中学语文教师往往将这些蕴含丰富的审美意味的文学作品当作冷冰冰的语言材料来加以分析处理,这样就使中学语文的教学变成了语言文字、篇章结构的教学。即使是将课文当作文学作品来分析,也是重视功利性,而轻视审美性。教师在分析作品的思想内容时,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的政治教化规约,往往是在复述课文的内容后,再套用一个几乎适用于所有作品的句式,即作品通过什么,反映了什么,或表现了什么、揭示了什么、赞美了什么、批判了什么。例如,《祝福》通过祥林嫂的不幸遭遇,揭示和批判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变色龙》通过刻画警官奥楚蔑洛夫这个“变色龙”的丑恶形象,反映了沙俄专制统治的腐朽黑暗,无情地揭露和辛辣地嘲讽了沙俄的专制统治。这样,生动的文学作品就变成了空洞抽象的概念,文学作品丰富的情感和意味荡然无存。而对于作品的艺术特色的分析,往往也是附带地概括说明,如语言优美、结构严谨、层次分明、描写生动、刻画细腻等,仍是陈词滥调,毫无新意。总之,在课堂上,教师成了肢解文学作品的工具,学生成为接受现成结论的容器。“由于中学应试教育的消极影响,中学生往往难以受到完备的正当的文学审美教育;社会传播媒介的变化,影视音像艺术的强劲发展,青少年课余受到优美的文学文本的熏陶的机会明显减少。”学生原有的感受力、领悟力就在这种长期模式化、机械化的教育中,在大众文化、影像艺术的影响下,变得日益迟钝以至丧失。这种状况至今仍然存在。要改变中学语文教学的这种现状,使中学语文教学不再热衷于划分段落大意、概括主题思想,而是真正引导学生进入文学作品美妙的艺术世界,对作品进行真切的感受,做出具体深刻的体会和领悟,获得美的享受和精神的满足,从而丰富学生的情感世界,达到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审美趣味和审美能力的目的,让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的学生毕业后真正能够胜任中学的这种人文的而不是工具的语文教学,就需要在《文学概论》的课堂教学实践中,不但要致力于使学生掌握文学的基本原理和相关的知识,而且还要让学生更具体、更深入地理解文学作品的类型、文体、层次、叙事、抒情、风格等等,并进而具有较强的鉴赏分析作品的能力。这样,文学概论中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的消费与接受”这两编,就成了教学的又一个重点内容,所用的课时与精力也就相应的要多一些。 文学理论产生于生动、鲜活的文学实践,是对文学实践的发现、探索、分析和总结的结果。相对层出不穷的新的文学现象,理论总是显得滞后。因此,针对当下文学实践和各种文学现象,不能因为教材没有涉及,我们就不予理睬。相反,我们要突破教材的局限,大胆引入补充新的内容,让学生对当下文学的特点、作用及发展演变趋势等一系列重要的问题有所认识,培养学生关注文学现实的意识和分析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在一个消费的时代,一个读图的时代,文学活动的休闲化、游戏化的目的日益凸显,文学的深度、意义越来越不被重视,传统的纸质的面对语言符号而进行的沉思默想式的文学阅读逐渐被铺天盖地的电子网络传媒所带来的视听感官的享受所取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一些文学问题,如什么是纯文学?什么是通俗文学?它们各有什么特点?为什么高雅的纯文学日益边缘化?而肤浅的通俗文学却火爆异常?社会生活是如何影响了文学的发展变化?网络文学有何特征?它与传统的纸质文学有何异同?等等。我们都要引导学生讨论,这样不仅丰富了教学内容,而且让学生在学习了文学理论之后,不只是掌握了一些关于文学的原理和规律,而是能够帮助学生有效地认识和理解现实的文学状况,解决眼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联系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进行讨论,运用理论知识寻求问题的答案,对新的文学现象做出解释,能够将死的知识变成活的知识,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在学习主体与对象之间建立起互动关系,这样的教学,不只是方式的改革,而是真正激活了作为文化遗产和思想成果的文学理论,让其通过有感受力的接受主体进入文学实践活动中,既得到检验,又获得新生,而学习主体也在这样的活动中向着创造主体成长——这正是文学理论教学的最高目标。 姜岚,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教学与研究。 文学概论论文:论影像文化对文学概论教学的作用 【摘 要】视觉文化的崛起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而影像与视觉文化密切相关。这样的趋势,促使我们对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进行变革与探索,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关键词】影像;文学理论;视觉文化 视觉文化的崛起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而影像与视觉文化密切相关。这样的趋势,促使我们对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进行变革与探索,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一、影像在文学概论教学中的可行性 文学理论在学科上归属于文艺学,关于文艺学的理解实际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是指研究文学、艺术及其规律的科学,从定义看,它包括了文学、绘画、音乐、舞蹈等各门艺术分支学科在内,故统称文艺学。从狭义上,是指研究文学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文艺学本来叫文学,但这三个字在中文里很拗口,所以从苏联翻译过来时,就干脆叫文艺学。叫文艺学有它的好处:这为我们跨越学科边界涉及绘画、电影等领域提供了合法性。 与视觉文化关系密切的影像文化的崛起,是当代社会的一个重大事件。丹尼尔·贝尔在论及“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影和电视”为代表的“视觉文化”时曾指出:“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让·鲍德里亚也说道:“摄影是现代的驱妖术。原始社会有面具,资产阶级社会有镜子,而我们有影像。”影像世界“通过技术向我们强调它的存在。这个主客关系的反转发挥着惊人的、不可轻视的作用”。 影像是以图像和声音为媒介的,在运动的时间和空间里传达信息,创造形象,它“克服了文学的有意而无色、无画的缺陷,克服了绘画的有形而无声的缺陷,克服了音乐的有声而无形的缺陷,克服了舞蹈的舞台单一的缺陷,把图像、颜色、声音、文字等因素迭加起来创造了一个新的艺术形式,把文学的意义丰富性、绘画的图像直观性、音乐的曲调含蓄性、舞蹈的动作传神性等特点合成一体,创造出了以往任何艺术形式无法比拟的新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效果”。这种视听结合、时空并存的特点使它能够更精确、更逼真、更生动地表现各种复杂的内容和精彩的故事,同时也能够全方位地刺激观众的审美感官,使其产生多方面的美感享受。 发挥影像的独特优势,进行视觉教学的探索之路,势在必行。伴随视觉文化教育思潮的滥觞,利用电影、电视等媒介开展教学,是当前高校教学中一项颇有现实意义的尝试。 二、影像与教学对象接受心理的契合 目前高校教学的对象,几乎都是上世纪80、90年代出生的孩子,他们在影像文化熏陶下成长,热衷于看电影、看电视、看动漫、看广告、看绘本……他们对“视觉性”的敏感是以往时代的人无法比拟的,“看”成为他们阅读与吸纳知识的重要方式。 针对教学对象的接受心理,利用影像的优势,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贴近学生的接受心理与认知规律,利用视觉影像,更好地呈现文字无法传达的内容。采用这样的教学方式,对教师来说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策略,利用生动立体的教学方式,为抽象的理论讲述寻找到生动的形象载体,从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他们也会乐意接受。 三、影像有助于培养教学对象的审美能力 文学概论是研究文学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文学属于艺术领域,因此,培养审美能力、美的情操和对艺术的兴趣,也是文学理论教学中不可忽视的一项内容。过去的应试教育大多只注重理论知识传授,忽视美育的渗透;注重教学成绩,忽略育人的目的,使得学生越来越成为“单向度的人”,对属于文学语言的魅力越来越淡漠,对艺术形式感觉越来越丧失,对审美感知、直觉和情感体验的培养,往往流于形式。 早在2000多年前古罗马学者贺拉斯就说过:“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她喜爱,才能符合众望。”五四时期我国著名的教育学家蔡元培先生强调:“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学生既要接受知识,有不能忽视美好心灵和健全人格的培养。而影像的教学方式,诉诸人的视听觉,图像与声音的空间感,给学生提供了自由理解的角度,不必冗长表述,一组有感染力的镜头,不经意间就能触动他们的情感。假如我们选择好的影像作品,有目的地引导学生观赏,必然会在感性的、直观的、非功利的教学过程中,对他们有所启迪,去领悟影像中包含的哲理意蕴和人文关怀的意味。 影像的直观逼真,让学生感受色彩、光影和声音立体效果,体会人类情感的细微表达,洞烛人物幽深的内心世界,使学生认识到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比如由莎士比亚著名悲剧《哈姆雷特》改变的电影《王子复仇记》,王子留学海外,父亲却遭暗杀,王位被夺,母亲别恋……一切都来得太突然,权力与亲情、光明与黑暗、磊落与奸诈、爱情与寡义等等,进行复杂的移形换位。王子、皇后、父亲、叔父、朋友、大臣和心爱的姑娘,这些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以及凝练优美的台词,强烈的抒情色彩,以艺术的方式,使得他们的心灵得到净化。然后在讨论和讲授中,将感觉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对人生、人性的各个层面进行历史内涵和哲学意蕴层面的分析。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体验到评判,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能力。教育的本义是要在精神愉悦,受教育者深刻领略,经久不忘。施教者应该深谙美的魅力和感染力,有效地作用于受教育者,以达到“悦耳悦目、悦心悦意、悦神悦志”的效果,起到亚里斯多德所说的“卡塔西斯”(净化)作用。 藉由影像符号进行文学理论教学,于娱乐和放松中,培养了学生的审美感知能力,分享丰富多样的生命体验,培养他们的人文情怀,开发独立思考的创意思维,引发学生对文学名著的兴趣,抵御潜阅读,最终走回重归哈罗德·布鲁姆所推崇的“正典”或“经典”(Canon)文学阅读之路。 文学概论论文:文学概论课程双语教学中的问题与对策 摘 要:国内文学概论课程在采用双语教学模式中存在一些问题。双语教学模式对英语能力要求较高,学生在英语使用能力方面,存在着阅读能力与听说能力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另外,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双语互动也相对比较薄弱,从而影响了双语教学的效果。对此,提出解决途径:一是解决师资力量问题;二是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三是革新双语教学手段。 关键词:文学概论;双语教学;问题;对策 一、文学概论课程双语教学的现状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深,早在2001年,我国教育部就提出,今后本科教育20%以上的课程必须进行双语教学,尽快与国际接轨。十几年来,国内双语教学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在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中,有一些与西方文学、西方文化联系紧密的专业课程,非常适合采用双语教学的方式,例如外国文学、西方文论等专业课程。在这些课程中,文学概论是一门非常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由于其中涉及大量源自于西方的文学概念和文学理论,也适合采取双语教学的方式。目前,国内各大高等院校使用的文学概论教材,以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为代表,普遍以艾布拉姆斯《镜与灯》中的“文学四要素说”为结构依据,围绕文学本体论、作品论、作家论、接受论安排教学内容,在教学内容中除了纳入中国古代文论的诸多优秀成果之外,还借鉴西方文艺理论,大量引入了一些重要的西方文艺理论概念和具有重要价值的学术观点。在文学概论的日常教学中,如何使用双语教学,以更好地达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的,已经成为国内高校进行文学类课程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国内高校文学概论课程使用英语的教学模式有两种:第一种是以英语专业为依托,在课堂上完全使用英语教学。这种模式对英语能力要求较高,无法适用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文学概论课程通常开设在大学一年级的第二个学期,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在英语使用能力方面,存在着阅读能力与听说能力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学生可以借助工具书阅读并理解西方文艺理论原著,但在课堂上直接使用英语授课,学生在听力上的接受就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和障碍。第二种模式是用PPT课件上的英文内容进行辅助,实际上仍然主要用汉语进行教学,这种模式在教学实践中往往成了对教材的翻译,缺乏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双语互动。如何解决《文学概论》双语教学过程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教学改革课题。 本文旨在总结以往文学概论双语教学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在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改进方案,以促进《文学概论》的双语教学。 二、文学概论双语教学中出现的问题 从目前国内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的设置情况来看,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大多还是采用母语教学的形式,即便在尝试进行双语教学改革的院校,文学概论教学采用的也是母语为主、外语为辅的形式。之所以没有采用完全外语教学的范式,一方面,考虑到师生外语能力以及运用外语熟练程度的问题,另一方面,还在于双语教学不同于语言教学,在语言教学中,语言仅仅是教学目的[1];而在双语教学中,教学的目的则是完成专业知识的学习,不是学习和训练语言。 在文学概论的双语教学实践中,目前暴露出一些问题,值得我们重视。 第一,双语师资力量相对薄弱。目前国内双语教学的师资队伍,其人员构成大致分成两类。一类是留学归国的“海归”,另一类是在国内接受教育成长起来的中青年教师,这批人是目前国内双语教学的主力。双语教学不但要求教师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还要具备扎实的外语功底和外语听说能力。“海归”教师符合这个条件,但数量有限,无法满足对双语教师的需求。在国内成长起来的中青年教师缺乏外语培训,更缺少国外语言环境的浸泡,其双语教学能力要弱一些。 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双语教学师资方面的薄弱,与本专业主要师资力量的专业背景有很大关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师,大多出身纯粹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背景,极少有外语专业背景,也很少有留学或者国外长期访学的经历,这就导致了外语语言能力的缺陷,在使用外语时,往往是长于阅读理解,短于演讲辩论。外语发音不够清晰、准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双语教学的效果。 第二,学生之间外语能力差异较大。在运用外语进行专业学习的能力方面,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较大。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学生的读写技能发展较为均衡,外语能力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听说能力上。一般而言,来自发达地区、大中城市的学生,听说能力稍强一些,来自小城市和农村的学生,听说能力就要弱一些。在课堂上,由于学生们的听说能力参差不齐,使用外语材料授课就受到很大制约,外语材料使用得多了,听力程度差的同学反应不过来,外语材料用得少了,程度好的同学又吃不饱。 第三,教学设备与教材问题。在高校双语教学中,多媒体教学设备发挥着非常便利的辅助作用。随着国家对教育投入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多媒体教学设备已经实现了普及,但在使用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高校对多媒体教学设备的运用,存在着重购置、轻维护、轻管理的倾向。多媒体教学设备的购置,需要较多的资金投入,目前高校在这方面的投入还是比较重视的。但是在多媒体的管理和维护方面,有些地方就存在问题。在一些学生和教师流动性较强的教室,周边设备的损耗现象比较严重,常常出现麦克风发不出声、投影仪灯泡烧坏的情况。由于教学楼内众多教室上课时间集中,多媒体控制室工作人员又很少,出现问题之后,一般无法立即解决,这就极大地影响了教学效果。 另外,在文学概论双语教学专用教材方面,国内还是一片空白。国内没有现成的双语教学教材。在目前的文学概论双语教学中,教材使用是一个大问题。既没有引进国外的优秀教材,国内也没有做出编撰双语教材的尝试。学生依据的往往是国内较有代表性的文学概论教材,教师则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制作教学课件来实现双语教学材料的充实。 三、解决问题的途径 在文学概论双语教学的尝试中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比较棘手,但我们也不是无计可施。通过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双语教学实践,针对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对待,文学概论课程的双语教学效果还是大为可期的。 第一,师资力量问题的解决。我们注意到,新加坡的双语教学为我们提供了可以学习的范例。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教师近一半是外籍教师,他们来自教育水平发达的国家,如英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全都来自著名学府,教师以英文授课。由于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教师资源,新加坡双语教育的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1]。新加坡援引国外名师的做法值得我们效仿。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目前国内高校的财政状况足以支持、或者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引入外籍教师,以改善国内的教学水准。以我国高校之多,学生数量之巨,外籍教师的引入不可能占据高校教学的主流,但是却可以借此引入国外先进的教学理念与教学经验,带动国内双语教学的水准。 除了积极引进外籍师资之外,还要大力培养国内双语教学的师资力量。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高层次学历教育制度的完善。目前高校中,青年教师成为本科教学力量的主体。这些青年教师大都具有硕士、博士以上的学历,具有良好的外语功底,具有培养和提高的潜力。完全可以通过留学、国外访学或者短期语言培训的方式,提高他们的双语教学能力。 第二,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克服双语学习中的语言障碍。学生在学习双语课程中最大的制约因素就是语言能力。由于语言环境缺乏,高校学生在外语听说读写诸方面的能力发展存在着不平衡的问题。一般而言,学生在运用外语时,听说能力要滞后于读写能力。在没有充分预习教学内容的情况下,课堂教学难以收到良好的效果。外语听说能力的提高非一日之功,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引导学生进行课前预习。 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学生很少有课前进行预习的。学生是否愿意自觉进行课前预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对课程的重视程度。一个好的教师,凭借其渊博的学识和深入浅出的讲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能够有效地说服学生进行有效的课前预习。此外,由于目前双语教材付之阙如,教师还应当给学生提供充实的双语教学材料,自己动手,解决问题。 第三,编撰双语教材,充分利用教学设备,革新双语教学手段。教材问题的解决,有两种思路。一是引进国外的原版教材,二是自编教材。国外的原版教材价格偏高,考虑到学生的经济承受能力,直接引进不太现实。比较可行的办法,就是由国内知名高校牵头,自编双语教材。这样编写的教材,能够贴近学生的语言能力和接受能力,甚至比直接引进教材更有优势。 在多媒体设备已经普及的条件下,还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的优势,制作双语教学课件,补充与专业相关的双语资料,提纲挈领,聚焦文学理论知识要点。多媒体教学能够综合运用声音、文字、图片等媒介手段,有利于调动课堂学习氛围,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以互动的形式增强课堂教学效果[2]。 此外,新媒介的发展日新月异,双语教学完全可以利用公共电子邮箱、飞信、Q群、微博等现代通讯交流手段,鼓励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互相辨难答疑,作为网络双语教学平台的补充。 四、结语 使用双语教学,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培养专业能力,与世界知识体系接轨,对于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而言,双语教学是时代的需要[3]。在双语教学中,教师只要能够课前做足准备,照顾到非外语专业大学生的外语实际水平,充分发挥多媒体以及Q群、电子邮件等现代通讯手段,帮助学生完成课程学习,就能保证教学任务的高质量完成。通过完善双语教学,帮助学生养成使用双语资源的习惯,丰富学生的专业资源选择,健全学生的知识结构体系,无论学生将来选择进一步深造还是直接投入与专业相关的职业工作,都会有极大的助益。 文学概论论文: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的几点思考 [摘 要] 文学概论在高效教育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也是高效教育阶段中学生必修的课程之一,在高效教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传统的高效文学理论教育模式通常是以突破语言为中心,随着社会经济以及科技的发展,高效文学理论的教育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进行了改革与创新,在高效文学概论的教学中更加注重运用科技力量,课堂进入了从语言模式到影像、音频相融合的视觉多媒体模式转变,教学内容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学生吸收更快,信息量获取更大,文学概论的教学效果也就变得事半功倍。 [关键词] 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教学思考 一、多媒体教学要注意突出重点 由于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在高新技术日新月异地变化下,高校原有的传统教学模式逐渐被打破,教学要求更加紧凑效率以及内容更加具有趣味性,因此,新颖的多媒体教学方式更加符合新时代的高校教学要求。多媒体教学作为我国现代教育学中不可缺失的一门学科,与原有的教学模式相比,占据着主要的地位。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逐渐使越来越多的学生能够自主的投入到学习中去,这样更益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快速的掌握学习方法。文学概论由于文学理论性比较强的课程,与高校中的其他实践性以及趣味性比较强的课程相比,在课程的讲授上比较难以调动学生的兴趣点和兴奋点,特别是传统的语言讲授更加难以达到预想的教学效果。因此,在文学概论课程中运用有声教学以及画面教学就很重要了,而多媒体教学则可以通过以图文交叉、声频与视频共存的方,来增加课堂的趣味性,在视觉与听觉上冲击学生,来激发学生的兴奋点。多媒体技术在文学概论课程中如何能在有效的时间传递有效的信息与内容又会直接影响到教学效果,因此,提高传授速度,完善教学内容,突出教学重点也就很重要。文学概论与文学欣赏的课程有所区别,学生比较难以发挥主动的逻辑思维能力,因此,文学概论授课教师在制作多媒体教学课程时,应当更加注重突出重点,让学生能够得到更好的吸收。 二、多媒体教学要注重实用能力的提高 当今社会在市场经济的调整下,对于人才的需求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而对于应用性人才的需求量比较大,因此,综合性大学中的中文系也随之改变了教学目标,主要以培养理论研究人才为主要目标。教师在传授文学概论课程中,更加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修养,帮助学生不断提高对知识的学习能力、吸收能力以及反馈能力等实用能力,以便学生能够更好地适应生活,完成就业需要。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在教学层面上更应该着重提升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和素质的提高。比如,关于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的小说教学,大学生对于课文通常是通过电影以及语言文字来了解。由于电影作品以动态代替静态语言,用图像代表文字,使得同一题材的两个作品在思想上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直观的视觉效果比较文学的作品更加容易集中学生的注意力,会造成学生的接受心理的偏差,这种心理偏差将直接影响到学生们对于所学的知识的理解与消化,并且在深层方面的思考能力将会减弱。学生们阅读能力低下,对于文学概论中文章的论点与论据的审视能力也会有所下降,多媒体教学的弊端也就体现出来了。因此,在文学概论的高校多媒体教学中,高校老师们对于多媒体课程中的图文以及音频视频的配合就要求更加高一些,教师们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就更应该合理配置,注重提高学生的能力,不能单纯依赖于图像,应该面面俱到。这样对于高校教师来说,就具有更大的考验性与挑战性,在教学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应该进行一定的教学改革,将教学范围进行适度调整,有利于达到更好的教学目标。 三、多媒体教学要注意加强师生交流 在多媒体的文学概论的教学模式中,有些教师比较侧重于满足学生的视觉和听觉感官需求,教师们在教学的过程中通常会将大量的音频、视频以及图像内容制作在教学课件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多媒体教学模式正在淡化教师们的授课艺术水平,降低课堂的艺术欣赏水平,容易造成教师的主体性影响力的缺失。这种过分追求世界和听觉效果的高校课堂,使得教师对知识的传和点拨缺少了注意度,也很容易使教学内容娱乐化,而学生对于知识的获取简单浅显化。多媒体教学内容通常是授课教师来制作,老师在制作课件的过程中经常会忽视与学生的互动性而进行程式化教学,师生间不能进行很好的情感交流。而学生在听课的过程中,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多媒体荧幕上,一旦学生们在教学中到问题,对教学内容有所疑问,视觉与听觉以及感觉则会比较容易受到多媒体荧幕的阻碍,自己的想法容易被荧幕上不断出现的视频以及图像所干扰,很难进行深层次的思考,这种无沟通无深层思考的教学模式会影响学生们的学习效果。因此,在多媒体文学概论的高校教学生,教师们应该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学生是接受知识的主体,对于所需要接受的内容要有直接的提示和耐心地指引,以及给予充足的思考时间,以帮助学生深入了解课程思想与内容。当然,在文学概论的理论学习中,学生也要发挥其主体作用,对文学作品进行更加深入地学习,并在课堂中主动参与教师进行的互动教学环节中,通过阅读和与老师的沟通来获取知识储备,达到文学概论所需要完成的学习目标。 文学概论论文:关于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的几点思考 摘 要:文学概论课程的学习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学习的重点难点课程,教师如何更好的进行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是本文的核心内容,笔者认为在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中教师既是专业知识的传授者更是引导者。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教师的引导作用:第一要重视文学外部研究的教学;第二要要教学过程中对课本进行批判的教学;第三要注意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联系。 关键词:文学概论;批判精神;知识构架 文学概论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基础主干课程,通过文学概论的学习可以使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同学系统掌握文学的基本概念,帮助他们建立文学学习的能力,所以说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在汉语言文学的教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诚如《文学概论》编写者所说:“文学理论的学习可以指导文学课程的学习、可以指导做人与生活,同时可以提高学生的理性思维的能力。” 每一位文学概论教材的编写者或者是每一位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师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文学理念,而教师的文学理念是在大量阅读文学著作的同时,自觉运用文学概论中的基本原理形成的。这种文学观念既有感性的成分又有理性的成分。所以在文学概论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该从自己的感性文学认识中抽象出理性的观点看法,提炼出最为稳定的知识结构,帮助同学搭建文学体系的理论框架。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既要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事实同时又要求教师进行创造性的脑力劳动。 既然课程的名称是文学概论,那么每一位教师的教学都离不开对这一门课程最基本概念的阐释即什么是文学,文学的本质又是什么?上千年来古今中外的许多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给出了千差万别的答案。《说文解字》中说“文错画也,象交也。”《论语雍也》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而后君子。”在中国古代,“这个文字包含了若干的含义既有语言文字的象征符号,又包括具体的文物典籍,礼乐制度。”先秦时期文的含义比较宽泛,到了战国中期以后,文就偏重于指文章、文辞。但是不管是语言文字礼乐制度还是文章文辞。唯一例外都是人的感性活动。童庆炳认为“文学作品是人写的,是直接或间接地写人的,并且是为了人的需要而写的。”文学的创作者对于生活的切身感受有了表达、宣泄的需要,就产生了文学创作。在教学过程中,也只有充分尊重学生的本能感受,才能帮助他们搭建稳定的文学框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一位文学概论的教师不仅是权威知识的传授者更应该是帮助学生进行概念学习的引导者,那么教师如何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引导作用。 首先,应该引导学生自觉进行文学的内部学习同时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进行文学的外部学习。美国学者韦勒克在其著作《文学理论》中首先区分了文学的外部研究与文学的内部研究。这两个概念的区分十分重要。文学的内部研究,不言而喻,主要研究的是文学文本本身的存在。它的范围及其广泛,既包括文学的文体分类。同时又包括对文学创作过程、文学阅读消费过程等。这其间包含了许多概念。这些内容一般是文学概论大纲中所包含的内容。对这一部分的内容各版本的教材,争议不大,教师需要在明确基本定义的基础上,通过一些文学作品实例帮助同学们理解这些繁复的概念,使他们具有基本的文学素养。但笔者认为文学的外部研究更能够帮助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打开思维并且学会如何进行思考。这部分的内容同时关系到学生的道德情感评价、关系到学生审美价值观的形成,甚至能够影响到学生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而这些内容才是教育的真谛所在。但是这一部分内容的教学具有难度,第一,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界限不够明显。教师在具体教学中不容易把握这个度,容易造成边缘内容在课堂的教学中喧宾夺主的情况。第二,各版本的课本对这一部分的内容争议比较大,而且内容分布不均匀,涵盖面不够广泛,这就需要教师发挥其创造能力,在庞杂的内容中,选其精华,去其糟粕。简单精要的讲解,既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同时又要启发同学们在课下进行思考。 其次,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对相近概念进行区分,帮助学生厘清文学理论概念外延和内涵,弄清概念之间的联系。理论体系是由一个个概念构成的,教师教学的目的是帮助学生建立完善的理论体系。用一个比喻,概念就像是结构中的点,而概念之间的联系就相当于两点中的线,只有点和线的稳固结合,才能形成稳定的知识构架。知识构架之间的稳定联系才能够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知识框架以及知识体系的建立正是建构主义教学理念所提倡的精髓所在。但是这些层面并不是孤立的,每一层次之间都有这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各个层次的构成也是由诸多要素。这就要求教师引导学生建立每一层知识之间的联系。帮助同学们在概念之间建立联系是十分必要与关键的。 综上所述,在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发挥其引导者的作用,帮助同学们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学观念,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对教材的批判性传授至关重要,它不仅关系到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更关系到学生理性批判思维的建立,是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文学素养的关键。 文学概论论文:面向21世纪高职院校文学概论教学改革构想 摘 要:高职院校的文学概论课程教学中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和不足,单纯的理论教学不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本文从教学改革的视角分析了高职院校文学概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改革的方法和构想,要由浅入深地进行理论教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在文学概论课堂中引入多媒体教学手段,拓展课堂空间,采用阶段考评的方式来督促学生完成学习任务,培养良好的思维习惯。 关键词:高职院校 文学概论 教学 改革 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文学概论一直是学生必须学习和掌握的,它是学生学习文学课程的理论基础,也是学生将来从事文学研究和实践的基石。然而,作为高职院校为数不多的文艺理论课程之一,文学概论的教学却存在着许多的问题,面对着高职院校培养实践性人才的培养目标和方向,文学概论这门理论性的课程就很容易陷入比较尴尬的境地。如何把文学理论教学同当代文学的发展趋势结合起来,使之真正起到文学与思想启迪的作用,就成为了文学概论教学最应该关注的问题。 高职院校重在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而且高职院校学生的学习能力要比一般本科院校的学生略差一些。因此,对于高职院校学生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必然要有自身的特色,要注意教学方法的选择和运用,不然,学生只是走马观花地听听课,背背概念,很难在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更谈不上运用文学理论去指导实践了。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传统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逐渐变得模糊,作家与文学家的存在形式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各种内容和体裁的文字形式,对传统文学理论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在这样一种新的文学语境下,文学理论的照本宣科就显得有些刻板和不合时宜了,学生不愿意接受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此,要提高高职院校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效果,教学改革是势在必行的。笔者依据对高职院校学生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的实践和经验总结,提出了几点关于文学理论课程教学改革的构想,下面就简单谈一下改革的方法和方向。 1 有步骤地进行文学理论教学,由浅入深 文学概论课程涉及到的概念、术语比较多,有些理论也比较抽象,不太容易理解,如果教师只是一股脑地灌输给学生,学生根本接受不了,即使为了应付考试,全部死记硬背下来,也并没有真正理解,很快也就忘记了,这样的教学就失去了意义。教师在教学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高职学校学生的实际情况,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教学,不必教条地按照教材编排顺序依次进行,可以先选取一些学生容易理解的理论,比如文学体裁、文学形象等,结合具体文学作品的实例进行讲解,等学生掌握了之后,再引入比较深奥的部分,比如文学创造和文本接受理论等等。通过这种由浅入深的教学方式,学生对文学概论课程的排斥和畏难情绪会减少,会觉得文学理论也并不是那么抽象和遥不可及的,学习的兴趣也会得到提升,并试着去理解文学概念和理论。以这样的思维方式来学习文学概论,才能够真正有所收获。 2 结合当代文学发展的新动向,理论联系实际 理论都是来源于实践的,是对现实事物内在本质的认识和提炼。因此,在进行文学理论讲授的时候,教师要用具体的文学实例来引导学生分析和理解文学现象,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理论本身,这样才能进一步用理论指导实践。文学理论教材中的文学现象和例子,更多的来自于文学经典,这样的例子虽然更为典型,但可能并不是学生们熟知或者感兴趣的。在网络信息时代背景下,当代文学的发展也有很多新的内容和方向,学生们可能对网络作品或者流行的当代作品有更多的了解和兴趣。网络作品虽然良莠不齐,但作为一种新的文学艺术形态,也并不一定要完全被排斥在文学研究的视角之外,教师可以适当选用一些网络文学作品的实例,来引发学生的思考,让学生学会用理性的方式来看待文学现象。对于学有余力的学生,教师还可以推荐他们阅读一些学术前沿的文艺理论研究著作,开拓思路,培养科研意识。 3 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技术和手段,拓展教学空间 在高职院校的文学概论课堂中,积极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也是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拓展课堂内容和空间的好方法。多媒体技术的运用,使课堂教学变得更加丰富和生动,利用PPT课件演示,可以省去老师抄板书、学生记笔记的时间,丰富的图片资料还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加深印象,一些抽象的理论也可以用图表等形式形象地展示给学生,学生理解起来就容易多了。另外,教师还可以给学生播放一些影音资料,让学生利用所学的文学理论来分析影视作品等等。总之,利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文学概论的教学,会给课堂带来更多的活力,课堂气氛也会变得活跃起来。 4 注重教学过程和阶段考评,提高教学效率 我们以往的文学概论课程教学评价,往往都是以期末考试的考评成绩为准,一张考卷就决定了对学生的最终评价。这种评价方式还是有很多弊端的,学生往往存在前松后紧的情况,平时不注意学习和积累,到考试之前“临时抱佛脚”,许多理论和概念只是匆匆背诵一遍,应付考试,考试过后就全都抛在脑后了,最后什么印象也没留下。其实,教师可以把测评成绩分散到平时来进行,通过一些课堂小测验或者让学生写读书心得和体会的方式来考评成绩,这样就会督促学生把功夫下在平时,还可以灵活运用学习到的理论,边读书,边思考,教学效率也就会相应的提高了。 总之,要想提高高职院校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效果,就要广开思路,积极革新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良好的思维习惯,提高学生的理论素养和文学修养。 文学概论论文: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文学概论实践教学探索 【摘 要】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文学概论教学改革必须引入实践,增强课程的实践性品格,阅读经典作品为实践性教学提供阅读储备,同时课堂教学中引入可操作性实践环节,增加实践性考试内容。 【关键词】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文学概论 实践教学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和高等教育的普及,现代社会对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这就决定一般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就是培养能够熟练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具有创新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作为一所应用型师范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目标是注重基础知识学习,加强实践教学,突出技能训练,以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操作能力的中小学教师。中文系根据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设定了中文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面向农村、面向山区、面向中小城市、面向基础教育,强化实践教学,重视人文素养,为广东基础教育培养优质的语文教师。 文学概论作为中文系的专业基础理论课程,传授的教学内容是文学的基础理论、基本原理,初步培养学生理论思维能力,能够鉴赏和评论文学作品。面对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文学概论教学作为一种理论教学方式,怎样顺应新的教育教学环境,陶铸高水平的应用型人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我们在课堂教学中尝试可操作性实践,用一系列具体、丰富的实践活动,提升学生理论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阅读、分析、鉴赏文学作品的技巧和能力,探索文学概论实践性教学改革。下面是该课程教学改革的具体措施。 一、针对培养模式,增强课程教学的实践性品格 文学概论虽然是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属于理论教学,但是文学理论来自文学实践,也应当回到文学实践中接受检验;理论教学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文学实践。针对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我们突出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的应用性、操作性,增强其实践品格,实现由“知”向“行”的转变。这种转变的根本途径在于将抽象思辨的文学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操作的能力,以达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的。 文学概论的教学,不只是要求学生掌握文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原理、规律,更要善于引导学生进行理论思考,运用文学基本原理和规律来进行文学创作,理解、分析文学现象,鉴赏、评论文学作品。因此,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的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的实践性品格,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学习文学理论基础知识、基本原理,了解文学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掌握文学鉴赏、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二是指导学生的文学写作,使其文学创作遵循一定的章法;三是运用文学理论和文学鉴赏、批评的方法来解读、鉴赏文学文本,分析人物形象,为将来教育实习和从事中小学语文教学准备扎实的解读文本的功底。 二、阅读经典作品,为实践性教学提供阅读储备 学生在中学阶段由于升学压力很少阅读文学作品,语文课本中虽然也有大量的文学作品,但是教师讲读时往往将文质兼美的作品分割成层次结构、段落大意、中心思想、人物形象、艺术特色,忽略了文学作品整体的审美韵味,造成学生对文学作品阅读的冷漠无趣。而进入大学以后,自由支配的机会和时间多了,互联网、时尚杂志、电影电视、各种传媒竞相诱惑,大学生很难静下心来读书,更遑论细致体味经典文学作品。 文学理论来源于文学实践,如果缺乏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作品的阅读积累,学生就很难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地理解从文学实践中总结而来的文学原理、规律,也很难将文学理论运用于文学欣赏、批评实践,而只能死记硬背,囫囵吞枣,从理论到理论,应付课程考试;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讲读分析的文学作品也很难深入下去,得不到学生的互动和共鸣,只能一言堂表演。一定的文学作品阅读储备,是文学概论课程实践性教学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教师应精心选择和提供中外古今经典文学作品阅读书目,要求学生带着文学理论的眼光阅读,活学活用,做好读书笔记,并在课堂上交流读书心得,让学生体会到学习文学理论的乐趣和收获。 三、改进教学方法,课堂教学引入可操作性实践环节 文学概论实践性教学改革要落实到具体的课堂教学方法之中,教学过程应当尽可能设立可操作性实践环节,让学生动脑动手动笔,使学生从文学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换成为文学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和实践者,这是文学概论实践性教学改革的重心所在。 传统的文学概论教学也讲究文学实践。教师先用准确科学的语言,讲述有关概念和基本理论,然后例举生动形象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来说明概念和理论的正确性,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成为理论和观念的注脚。这种注入式教学方法在教学观念上忽视学生接受的主体性,忽视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把学生当作接受知识的容器,无法培养学生分析、解读文学作品的能力,无法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 在强调可操作性实践教学中,我们始终把“实践”放在教学的第一位,即使运用传统的讲授法,也注重实践的原则。如讲述“意境”这一概念时,先让学生阅读欣赏戴望舒的《雨巷》。学生赏析概括本诗的艺术特色:第一,情景交融的艺术描写。雨巷、油纸伞、丁香、篱墙、女郎,编制出雨中江南小城阴沉的图景,“我”和丁香姑娘在朦胧细雨中邂逅,表现出凄清哀怨、恍惚迷离的情绪,抒发孤独、抑郁的情怀。诗人的情感蕴含在诗歌的景物描写之中。第二,虚实相生的艺术境界。这首诗表面上是写对一个少女的追慕和美好理想破灭后的惆怅,实际上却象征着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苦闷彷徨。那在悠长寂寥的雨巷里撑着油纸伞的诗人,那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既是现实生活的写照,又是充满着象征意味的抒情形象,虚虚实实,虚实结合。实境是诗中真实描写的现实生活,虚境是由实境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象空间。第三,言有尽而意无穷。诗歌描绘的情景是有限的,但由于有了实境和虚境所生成的审美想象空间,就使得本诗富有韵味,让人咀嚼不尽。那梦幻般出现又幽灵一样消失的丁香姑娘,是诗人日思夜想不能忘怀的梦中情人?还是现实生活孤独愁苦情感寄托的偶像?抑或是可遇而不可求、可望而不可即的一切美好事物的化身? 在学生对《雨巷》的欣赏品味之中实际上已经具体接触到了意境的审美特征,这时教师归纳推出意境的定义:意境是作品所呈现的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味无穷的审美想象空间。由于结合文学作品的阅读鉴赏深入浅出地讲述意境的定义,避免了抽象空洞的阐述,易于理解和接受,同时培养了学生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概述意境的定义之后,又布置如下作业:以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为例阐述意境的审美特征。通过作业,学生进一步领会掌握意境的概念。这种从文学作品赏析的实践活动出发,提出有关概念和问题,通过教师的讲述和说明,然后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去解决新的问题的教学方法,使学习理论知识与文学作品的阅读鉴赏相互结合,既深化了对概念、问题的认识,又训练和提高了阅读、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 讨论式教学方法的使用,我们也加入了实践活动的因素。如组织学生结合鲁迅《阿Q正传》中的阿Q形象,讨论文学典型的审美特征。上课之前,要求学生认真阅读小说文本,布置参考资料,提供要讨论的文学典型的几个问题:(1)阿Q独特鲜明的个性特征表现在哪些方面?(2)贯穿于阿Q全部行动和性格中的总特征是什么?(3)阿Q形象为什么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讨论方式是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推荐出组长,组员集体讨论后由组长撰写发言稿。上课之中,由各组组长登台宣读发言稿,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讨论,组长要接受同学的质疑提问,并要求答辩。组长发言答辩后,教师对讨论的每一个问题要进行整理点评,对学生观点不一致的问题要进行重点讲述,解决学生的疑惑,最后归纳概括文学典型的审美特征。在学生理解掌握文学典型的审美特征后,教师再以林黛玉、曹操等文学形象提问学生,让学生用刚学到的文学典型知识分析林黛玉、曹操的个性特征和总特征,探讨其艺术魅力的成因。 这种带有实践色彩的讨论式教学方法是深受学生喜欢的。学生全员参与,积极性高,增强了学习文学概论的兴趣;尊重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认真倾听学生代表的发言,可以发现并激励学生创造的智慧;结合文学形象理解基本概念,从具体到抽象,由实践到理论,再由理论到实践,符合人的认知发展的心理规律;在书面和口头表达的过程中,提高学生文学研究的能力。 四、改革考试内容,增加实践性考题的比重 现有的文学概论考试内容,主要考查学生对基础理论、基本原理的掌握程度,所用考题都是纯粹的理论试题,考试题型有填空题、选择题、名词解释、问答题、论述题。这种考试内容和方法,凭借着死记硬背的工夫,一般来说都能考出比较好的成绩,但是学生解读、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得不到确认,起不到督促学生提高实际操作能力的作用,对教学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导向。因此,纯理论性的考试内容所占比重不宜过大,应当增加实践性考题的比重。 所谓实践性考题,就是运用所学的文学理论知识来分析、评论具体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考查学生动笔解读文学作品、写作文学鉴赏和文学评论的能力。具体来说,要考查某个理论知识,可以展示相应的作家作品或某种文学热点问题,要求学生对其分析论证或鉴赏评论。例如要考查叙述视角这个知识点,就让学生分析小说《孔乙己》采用何种叙述视角,联系小说文本分析这种叙述视角有何特点,采用这种视角叙述有什么艺术独到之处。要考查叙述者这个知识点,就可以这样命题:鲁迅在创作《孔乙己》时可以有四种叙述者的选择:“孔乙己”、“掌柜、酒客”、“小伙计”与作者自己。鲁迅选择了酒店“小伙计”作为叙述者,这是何种类型的叙述者,这种叙述者在小说中有什么作用?请联系文本做详细的论述。这种实践性考题,把考试引向了理论联系实际,引导学生看到文学理论的实用性、应用性,能够培养学生理论的运用能力、良好的感悟能力、独立的判断能力、正确的审美能力、流畅的表达能力、新颖的创造能力,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以致用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责编 黎 原) 文学概论论文:应用型培养模式下文学概论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摘 要:文学概论课对于培养中文专业学生的理论素养、提升文学分析能力有重要作用。培养应用型人才,需转变教学理念,进行教学改革,重视教学的实践品格。具体措施有,就是重新设定教学目标、完善大纲、改革教学方法、设计课堂内外作业、完善课程评价体系等。 关键词:文学概论;模式;转换 “文学概论”是中文本科专业必修的理论基础课程,也是重要的学科基础课。对于新建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来说,要培养在中等学校进行汉语文教学和研究的老师及能胜任文化、宣传、管理等工作的具有良好文学素养的中文从业人员,就要重视文学概论在课程体系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要重视“文学概论”的教学研究。 一、“文学概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文学概论”教学中还存在着较多需要改进之处。首先,授课内容较难引起学生学习兴趣。《文学概论》是门理论课,比较抽象,学生有畏难心理,这是课程不受欢迎的原因之一。文学概论”注重理论的完整性和体系性,通常按照课程逻辑体系(章节)组织课堂内容,设计讲授单元,讲课偏重概念的论证、讲解、阐释,侧重理论讲解的教学安排也使相应案例无法展开,印象式的文本介绍往往达不到设置例证目的。比起文学课程,文学理论以理服人,比以情动人的文学似乎缺少了优势。在教学方式上,文概课主要采取教师精讲的方式,即教师讲、学生听的单一传授模式,虽保证了理论的完整性,却忽略了学生实际,使学生很难深入学习下去,因此很难引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这背离了文学概论作为理论课的教学目的,不能使其为其他文学课程的学习打下基础。 二、具体实施策略 (一)重新设定教学目标,培养学生的文学热情,建构基本文学理论知识,培养运用理论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文学概论课融基础知识、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于一体,通常将该课程的教学目的设计为“较为系统地学习文学理论基础知识,形成正确的文艺观和审美观,掌握文学研究的基本技能,为学生学习中外文学史和从事文学批评建立比较坚实的理论基础”。这种培养目标重视知识传播,侧重培养学生较高的修养,但也明显体现出不足,即对理论指导实践的技能训练重视不够,忽略学生的情商培养。在重视培养应用型、创新型人才的大前提下,其弊端更为明显。学生情商有待提高,表现为学生缺少对理论文本和文学文本的尊敬和耐心,对文学文本的感受、理解、表达、评判缺少热情。他们在面对文本时,很难用心体会文本内容,更难深入把握文本意蕴,解读流于表面。对于阅读,学生总是兴趣不大,很难做到深度解读。这就是学生的学习现状,是新形式下培养具有实践技能的中文从业人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本课程的教学目标就要有所更改,应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学热情,完善人格修养,从深度阅读入手,激发学生学习理论的欲望。重新制定的文概教学目标即为:强化基本文学理论知识学习,培养学生运用理论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提升对文学的热情,为进一步学习其他文学类课程、毕业后从事教学科研等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完善教学大纲,合理设计教学内容。根据课程目标设定,重新设计教学大纲及教学内容,强化教学的实践品格。在文学性质、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文学接受四大部分中,讲解文学基础理论时,一定要辅之以少而精的案例,在提升学生理论素养的同时,逐步引导学生学习深度阅读文本,提升评介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的能力。这需要教师全面准确把握授课内容,厘清教学思路,精心提炼授课的理论点,寻找恰当案例,优化课堂教学,示范性操作运用理论进行文学阅读与评价,使学生感受文学魅力和理论魅力,关注和分析文学热点和文学现象,逐步学习运用理论深度阅读和分析文本,有步骤地提升实践能力。在这样的思路中,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设置理论内容。作为理论性课程,理论知识的积累是必要的。为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感受到学习理论的重要性,需要教师科学设计理论内容。既要学习基础性、经典性理论,也要注重理论前沿性、新颖性。重视阅读理论原著,强调理解和把握原著是学习文学理论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老师可结合教材基本理论点指导学生有步骤有计划地阅读经典,并通过课堂即兴提问或专题讨论等方式及时予以探讨。另外,注重理论的前沿性特点。根据文艺学学科发展的最新情况,及时在课堂教学中补充学术前沿观点和重要理论知识,并结合学生的日常审美经验引导学生分析当前学术热点、难点问题,尽可能开拓学生的理论视野,锻炼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提高学生学习理论的兴趣。 (三)转换教学理念,建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将以教师的“教”为中心转换为以学生的“学”为中心,重构课堂教学。从“以教师为中心”的灌输式知识传授模式,向“以学生为中心”的实践性教学转变,首先是教育观念的转变,需要教师转变角色,践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尊重学生、了解学生、服务学生,以引导、启发的方式辅助学生主动学习,让学生独立自主研读文本,培养实践能力,实现学生与理论文本、文学文本两个主体与主体的交流与对话,真正激发起学生的主动性,使其最终掌握方法,自主学习。具体来说,可以采用如下几种教学方式来体现这种教学模式。(1)启发式。“文学概论”经常采用的方式,但常常是教师设计问题学生回答,教师简括后即按照自己的内容设计进行理论精讲,学生仍是被动接受知识,因此要改进。教师要精心设计每一个教学环节,如在讲解某个文学理论知识点时,可结合文学活动的热点问题或较为熟悉的作家作品、文艺现象,通过特定的理论视角介入,启发学生思维,引发学生探索。教师则扮演倾听者的角色,虚心倾听学生的各种见解并予以引导评价,然后由学生或老师总结概括,明确概念和理论知识,巧妙地将理论与实践融合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一定注意保证学生的主体性作用。这种启发-讨论-总结的方式能够激发学生的探索欲望,对培养其创造精神和创新智慧。(2)实践式。教师应充分开发和利用课堂之外的学习时间和空间,让学生在自由开放的情境下参与学习与实践,培养学生的学术研究意识,提升其研究能力,创新能力。教师可从学生的作文、文本解读、文学评论等实践活动入手,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师生集中探讨。也可以由W生主持具辩论性的专题讲解,教师扮演评委角色,画龙点睛地阐释概念,说明并解决问题。之后布置新的文本解读、文学评论,再次在实践中验证所学理论,并在新的实践操作中发现并探索更新的问题。如“文学概论”中的文学创作部分教学,可首先由学生创作一篇同一题材的小说,大家以小组为单位总结创作过程,然后进行专题讨论,以此理解创作的一般过程。这种教学方式需要教师根据理论内容合理设计课堂内外作业,如课下阅读理论原著、文学文本,文学创作作业,评价实践作业等。总体而言,课堂内外的读、写、说的训练践行学以致用的原则,强调研究性、自主性原则,通过自主完成的作业,提高学生对文学的热情,从而真正激发起学生学习理论的兴趣。这些教学方案对教师使用多媒体教学提出了要求,在后现代语境下,对视觉文化如电影类型片、动漫等的接受热情远远超过纸质媒介,必须抓住学生的这一接受特点,注重以电子媒介为手段来激发学生阅读兴趣,刺激其阅读文学经典和理论原著。 (四)重新制定课程评价机制,采用平时考查与卷面考试相结合、口试与笔试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的评价方式来评价学习成绩。学生的学习必须有准确及时的考试来验收反馈。应注重学生日常的课堂表现,激励学生注重日常学习,突破中文学习期末试卷定乾坤的窘境。但学生的课堂表现,不应由教师单方面决定,也要采用学生自评和同学互评,最后综合三方面意见评定成绩。与评价机制配合的措施是建立完备的文学概论课程试题库,把课上讲授和课外延展学习以试题的形式加以储备,将试题库建设成为理论学习的知识储备库。 三、课堂教学设计案例 一节成功的课堂教学需要教师进行精心设计。教师要根据知识点的难易成度设计教学时数,根据学生的接受特点,选择合理的教学手段进行授课。文学概论课开设在低年级,面对的是没有太多理论积累的一二年级大学生。他们是成长于消费文化背景下的新一代青年,接触文学艺术时使用电子媒介多过纸质媒介,喜欢以画面来感知世界。考虑到这些因素,教师的备课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下面以文概课程中的重点难点之一“意境”为例进行讨论。 这一节课的教学目是:学习意境理论,能够运用理论分析诗歌等抒情类文学作品。从教学内容来说,则要了解意境的形成历史,理解意境的内涵、分类,把握意境的特征。教学重点与难点是意境的特征。在教学方法上以讨论法为佳。之后老师可以介绍意境理论的形成历史,这也是对特征的再次强化。课程首先可由案例分析入手,结合影视片段感受意境,之后引导学生总结意境的特征,即先把握重点内容,用时30分钟左右。之后介绍意境的分类,概念的形成历史,再留下课后作业。具体教学环节可以如下步骤进行:(1)欣赏视频《大红灯笼高高挂》(电影)。感受意境的最主要特点:情景交融。学生进行讨论。(2)意境的内涵、特征。延展:岑参《白雪歌松武判官归京》,引导感受虚实相生、韵味无穷的特点。(3)分类: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王国维),辅以图片的诗歌展示,进一步了解意境理论的形成历史。(4)课后作业设计:《三国演义》36回,刘备、徐庶送别场面。这个设计注意了多媒体手段的使用,用视频和图片引出内容,并借此理解理论,形式上具有画面感。教学内容设计上,从文本入手,让学生在描述自己的审美体验中明晰理要点,并通过诗歌分析强化知识点。课后作业的设计不仅开阔学生阅读视野,又推动学生再次把握理论,完成了理论用于实践的分析文本的练习,锻炼了学生的实践能力,激发起学生对文学阅读的热情。 文学概论论文: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符号 当今社会已进入传媒时代,时代赋予了教育全新的理念,而多媒体教学是新世纪教育发展趋势之一。文学概论课程是中文学科基础理论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采取多媒体教学也是顺应时代潮流的需要[1]。结合传统教学,正确把握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的时代背景和符号特征,实现多媒体教学的符号优化,是一个很紧迫的教学任务,但目前学术界和教育界都还较少关注。一些比较有影响的文学概论课程教学改革,如北京师范大学童庆炳主持的《在双向拓展中更新文学理论课程》,华中师范大学王先霈主持的《文艺学课程体系的改革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畅广元主持的《文学文化学》,虽然在教学中率先运用多媒体,但欠缺的是没有进一步对多媒体教学中出现的符号变化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思考和提出对策。本文拟选择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中常用的图像、影像和语言等符号,对这类符号的优化展开初步的阐述。 一、图像:语言符号的感性辅助 多媒体是“用词语和画面来共同呈现材料”[2]的,在视觉文化的影响下,图像符号在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中占有重要位置是毋庸置疑的。文学概论教材不再像过去那样灰暗死板,色彩和图案的运用使教材显得活泼有生机,具有时代气息。在多媒体教学中,师生面对的也不再是单纯的一张漆黑的黑板,还有播放课件的屏幕。课件不同于黑板,它是图像与语言文字等符号的有机组合。有些教师的课件做得单调无趣,这就没有达到使用多媒体课件的目的。在中文学科课程中,文学概论是属于理论性非常强的课程之一,在高科技的支持下,有了图像的插入,教学内容便显得活泼生动。所以,从事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的教师,都喜欢将教学内容图像化。内容的图像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大学生的审美情趣,激发了他们对文学概论的学习兴趣。然而这种教学内容的图像化,并不意味着教师在制作课件时随心所欲,一定要符合教育的基本原理和文学概论的教学目的才行。因此,文学概论多媒体课件的图像选择,大致有以下五个方面的情况:第一,注重课件本身的形式美。文学概论教学本身就是一门艺术,课件是教学艺术的一个重要元素,所以不能忽略课件自身的形式美。课件的封面设计、背景图案的选择等,都需要教师精心处理。教学课件上的图像,呈现的应该是和教学内容相适应的具有个性化的视觉美,而不是与课程无关。而且,这些图片的选择,不能喧宾夺主,掩盖或者妨碍学生对文学概论内容的接受。第二,补充课件的文字内容或者教师的口头表述。比如在童庆炳主编的文学概论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所附的光盘中,在讲到艾布拉姆斯的文学四要素的时候,就选择他的一张相片插入到课件上,让学生在了解他理论观点的同时,进一步加深对他的感性认识。形象的图像符号与抽象的语言文字符号相结合,更符合学生的接受心理。第三,与教学内容相互印证。比如在举李白诗歌《静夜思》以说明诗歌的文体特征时,可以插入相关图片来辅助对诗歌的内容的阐释。这类图片的插入,目的是让学生从不同的途径来理解教学内容,但图片的选择应该非常慎重,有的图片不能呈现李白《静夜思》的诗歌意境,就不能用,否则会误导学生的理解,让“学生的学习会受损害”[2]。第四,以图像作为讲解的对象。比如在讲解文学作品的时候,把余华小说《活着》出版物的相关图像直接放在课件上,不出现任何文字。这时候,特别要注意,这类图像只是起到提示教学内容的作用,《活着》的具体内容,教师要进行口头表述,不能以图像代替作品的语言内容,要把学生注意力最终引向教师的口头讲解中。第五,用图表概括理论知识内容。比如探讨文体的分类,教师可以把不同文体类别编辑成图表或知识结构图。这类图像符号,往往概括性强,且又层次清晰,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上面也提到了,文学概论教学中使用的图像符号,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抽象的图像和具象的图像。需要注意的是,抽象的图像,没有照片之类的具象图像那样形象,但又比语言文字形象。在教学中,具象图像和抽象图像的作用和感受力是不一样的。实际上,图像符号的使用,是顺应学生的接受特点,充分调动学生的各种感官,加深他们的记忆与理解。但具象图像也有许多不足之处,比较容易限制学生的想像力和思维拓展,正如拉什所说的“不去询问文化文本(即图像文本———引者注)表达了什么,而是询问它是什么”[3]。所以,具象图像使用时要注意它的适用范围,文学概论教学最好多采用一些抽象的图像,这样更能提高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以达到文学概论的教学目的。课件成为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的主要工具,图像符号是课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内容的图像化,是文学理论教学不能回避的时代变化,我们恰恰要针对这种变化,进行适合新情况的教学改革。但特别要注意,图像符号并不能受视觉文化的影响而无限制地增加,更不能因单纯追求“视觉奇观”[4],而造成图像符号能指的膨胀。形式上看,过多的图像符号的使用像是绚丽多彩,实际的知识含量却很小,干扰了学生的知识接受和师生之间的互动,由此影响到文学概论教学目标的实现。所以,教学内容的图像化,只能限定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教学内容的图像化,是特定的历史时代的需求,但是它必须围绕文学概论教学目标。文学概论研究的对象,是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有些教学内容是不能够图像化的,有些教学内容是没有必要图像化的。图像符号只是文学概论教学一个重要感性辅助元素,它必须围绕教学对象———以语言为符号的文学才能有效展开。 二、影像:理论推演的适当点缀 除了图像符号之外,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还经常使用影像符号。由于多媒体的使用,能够把影像引入到教学之中,学生可以在课堂上轻松地欣赏到相关影视资料等。但是教务部门却非常质疑在课堂上放电影的合理性,对于文学概论教学来说,我们必须重视这种质疑。前文提到,文学概论是研究文学的基本规律的,文学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文学是以语言为媒介的,是用语言创造审美观照对象。影像符号能否成为文学概论教学的对象?我们要看影像和语言的区别与联系。在文学概论课程使用影像符号,基本是将影像作为作品的例子来讲。很少有教师自己不讲课,拿另一个教师讲课的视频来代替。比如我们分析典型的特征时,会举曹雪芹《红楼梦》中的例子来分析,现在很多学生对《红楼梦》的了解,大多是通过电影视频来了解的。传统教学中没有多媒体,教师必须用语言把《红楼梦》的相关内容复述一遍,学生对《红楼梦》的了解,也是通过语言媒介获得的。相对于多媒体教学,教师在传统教学中的语言表述成分更多些,教师需要通过语言表述把一堂课的内容贯穿起来。诚然,影像也能把曹雪芹《红楼梦》的基本故事用视觉方式表达出来,但是电影版的《红楼梦》和语言文字版的《红楼梦》是有差别的。电影版的《红楼梦》,严格地讲是另一件艺术品,它的作者不能再说是曹雪芹了,只能说原著是曹雪芹。这意味着电影版的《红楼梦》不是曹雪芹《红楼梦》的复制品,不能将两者划等号[5],应该将前者理解为是在后者基础上的创新。所以,一般我们不主张用影像完全代替语言符号来作为分析的例子。如果取代了,文学概论研究的就不是文学的基本规律,而是其他门类艺术的基本规律,这不符合文学概论教学大纲要求。另外,在课堂上播放大量的影像资料,长期用影像资料代替语言文字,必然导致学生阅读语言文字的能力下降,影响到对他们的逻辑思辨能力的培养。正如杨文虎指出:“坐在电视机前长大的这代人长于视象思维而弱于文学思维,成为‘读图的一代’。阅读文学作品非常吃力,这也是他们越来越少光顾文学作品的内在原因。”[6]这里所说的“文学思维”,主要是阅读语言文字的能力。如果阅读者的这种阅读语言文字的能力下降,则审美观照作用就不能正常发挥,阅读者就不能真切感受到文学的魅力,这肯定不利于文学概论抽象思辨能力的提高。因为思维是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等感觉器官参与认知活动的,而又以视觉活动为主,人们通过视觉获取的信息占整个感觉器官获取信息量的83%[7]。心理学研究结果表明,视觉学习有利于提高学习的注意力,提高记忆效果。但是对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视觉并不是长项,而语言符号却是苏珊•朗格所说的最典型推论性符号[8]。有些文学概论的内容,比如复调小说、形象思维、神话原型批评等理论问题,思辨性很强,必须依靠语言符号才能说清楚。当然,在文学概论课堂上并不是绝对不能播放影像材料,关键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播放频率上看,只能偶尔为之。同时,教师要精选影像作品作为分析的对象。其次,要掌握好播放的时间,要适度。播放视频,目的是为了形象生动,增加视觉鉴赏的冲击力。但文学概论教学与文学鉴赏教学是不能划等号的[9],播放视频的时间不能长。虽然作品鉴赏也是文学概论研究的问题,也是文学概论课程的重要教学内容,有助于学生深入理解理论知识,对于实现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目标是有利的。但是二者之间无疑是有区别的,鉴赏课重在对具体作品的阐释评价,重在对具体作品的感知、体味、判断和分析,重在帮助学生掌握作品分析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提高文学鉴赏的水平;概论课重在对理论命题的理解消化,重在把握理论知识结构,培养理论思维能力,重在对理论问题归纳、演绎和抽象思考。所以,不能因为消费社会带来的享乐主义,为了直观、趣味而一味追求影像符号的视觉快感。过分加大影像符号的量,是与文学概论教学目标背道而驰的。再次,在播放完视频之后,教师应该适当点评。通过比较播放的影像文本与原来的语言文本之间的差异,加深学生对语言文本的理解,这样才能有效减少影像符号在文学概论教学的负面作用。如果把握了以上这三个方面,在文学概论教学中适当进行影响符号的“点缀”,不仅无碍,反而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语言:文学概论教学的基本符号 前文提到,文学概论探讨的对象是以语言作为符号的文学,所以在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中,最重要的符号必然是语言。这里所说的“语言”,包括课件和黑板上的文字以及教师的口头讲述。不同于单纯的传统教学,多媒体教学中的文字符号,其特点在于文字的视觉化。在课堂上,大屏幕成为教学的中心,学生的注意力更多的是投向大屏幕。利用课件等先进的教学手段,把声、影、图、文等大量的信息资源,以直观的画面形式向学生传递。即使是课件上的文字,也要考虑其可视性,以弥补文字“向着不断简化的方向发展”过程中的不足[10]。比如讲到文学作品论,分析“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大屏幕上应该出现“典型的历史变迁”、“典型的定义”、“作品的解读”等经过视觉修饰的文字标题。在文字视觉化的同时,教师必须考虑到课件文字的数量。相对来讲,课件的文字量比传统教学大得多。有的课件文字量太大,加上播放节奏较快,造成学生上课就是抄课件;有些教师上课甚至是念课件,教学的艺术性往往得不到正常发挥。而文学概论这种基础理论课程,非常需要学生的思考。但学生接受的速度,往往跟不上课件的传播速度,上课忙于记笔记,根本没有时间思考,不能及时地听老师的讲解,无暇顾及符号的解释项,从而影响了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消化与思考,更谈不上掌握教学的重难点和纲领脉络。所以,课件的文字内容必须精练,提纲挈领。这也是文学概论课程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文学概论是汉语言专业的一门带有入门性质的基础课,为学习其他文学专业课和高一级文学理论课提供必要的基础理论准备,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和思维训练意义。文学概论课程的主要任务是系统阐述文学的基本理论、基本规律和基本知识。课件制作要求有高度的概括性,强调突出教学重点和教学难点,重视条理清晰,以起到辅助教学、强化知识点等作用。按照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结构主义”课程理论观点,教学应当重视怎样使学生掌握学科知识复杂的基本结构,而不光是传授零散的知识。所谓基本结构是指这门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体系[11]。如果对这些结构把握不好,是很难学好文学概论的。当然,基本结构需要教师在课堂上适当展开和论述,可以根据教学的即时需要,借鉴传统教学中教师的板书,在黑板上进行演示,但没有必要在课件上充分显示出来。学生可以趁老师板书的空隙进行思考,有利于他们对抽象知识的接受。另外,板书内容比较容易保留,教师可以进行前后知识点的对照联系。板书时空的有限性,以及课件文字的精简,是教师把学生的吸引力从“看”转移到“听”上来的前提。这里转移学生注意力的要点,是重新重视传统教学中的口头讲解。因为多媒体教学虽然克服了文学概论传统教学中理论过于抽象的问题,但也存在“人机对话”淡化了师生之间的感情交流等方面的局限,影响到符号解释项的实现。加大教师口头讲解在一堂课中的比重,是解决这一问题比较好的方案。文学概论教学,重在培养学生获得文学概论知识的能力并利用文学原理来分析文学现象的能力,以及进行论文写作等方面的能力。其中,教师面对面的引导作用非同小可。在教师讲解的同时,学生有问题可以及时向教师提问,教师当场解答。另外,教师还可以仔细观察学生的表情,适当调整自己的教学进度,对学生有疑惑的地方,可以进行重点、详细的讲解。在文学概论课上,学生要学习理论知识,参与教师组织的课堂活动,训练理论思维,从而培养能力和体验人生,实现文学概论“产生人文精神”的意义[12]。 随着时代的变迁,对于学生来讲,“中文系传统教学内容的人文修养的价值已经大于职业培训意义”[13]。要达到这些目标,在教学活动中,教师要以自己的人格去感染学生,在教会学生学好专业知识同时,也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科技在给人以便利的同时,也很容易控制人。所以文学概论教学应该充分发挥教师的个性,以深邃的思想底蕴和宽厚的人文关怀使学生获得思维的启迪和思想的熏陶[14]。这就要求教师不能只是程序化地播放课件,要和学生多进行情感上的沟通,让学生达到“以理解思想和探询意义为目的”的深层学习[15]。 四、结束语 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的符号优化,关键是突破图像与影像等视觉符号的局限,吸取传统教学中的语言符号优点,即在语言符号的基础上,适当运用图像符号与影像符号作为辅助与点缀,进行综合创新。除了传授给学生基本和必需的文学理论知识以外,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还要重视培养学生良好的理论思维素质和人文修养。 文学概论论文: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经验分析 摘要:文学概论课程做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性课程,在高校教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与价值,本文从教学方法灵活应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必要性以及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拓展文学概论的学习方式三个方面论述了高校文学概论教学中应注意到的问题。 关键词:文学概论;开放;互动;教学经验 一、引言 文学概论作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基础性课程,学生能否很好地掌握并运用其理论知识直接影响到其他相关课程的学习。同时作为人文学科,文学概论在教学过程中渗透的人文思想、美学思想对学生个体人格、审美心理的构建都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文学概论课程,理论性强,其理论思想又与哲学、美学、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相关,对于没有相关理论积淀的学生来说,接受颇为不易。因而在实际教学中,教师的引导,课堂教学方法的运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根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灵活运用 文学概论课程传统教学方法一般多以讲授法为主,辅以讨论法、问答法。讲授法在概念界定,理论阐释方面自有其优势,但是讲授法的主体为教师,学生在整个听课过程中处于被动状态,再加上课程的理论性强,术语众多,若没有教师生动的案例分析,精彩的讲解能力,课程就会显得呆板,毫无生机,教学效果可想而知[1]。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内容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对于文学概论课程教学尤为重要。一般而言,涉及到理论原理介绍,概念界定等基础知识相关的教学内容时,可选择讲授法,讲授法保证了教学内容的客观性、准确性,例如“文学的起源与发展”、“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等内容。而对文学创作、文学鉴赏相关内容的教学则不妨考虑情境教学法。例如在“文学创作论”的教学中,教师可布置学生现场或者课前进行文学创作,让学生结合自己真实的创作经验来理解“文学创作论”中的“创作动机”、“灵感”、“艺术想象”等文学现象。这种方法的运用相比讲授法,教学效果可以说达到了事半功倍,一方面学生参与教学的热情积极高涨,另一方面这些看似高深的理论也很好的融化到了学生的学习经验之中。而像“文学的审美性”、“文学作品论”等内容的教学更需要情境教学法来实现,文学本身是审美的,与其一味依靠教师去讲解文学作品美在何处不如给出学生文本,让他自己去探究美、享受美、分析美。例如,“文学作品论”中“意境”理论的教学,笔者就主要采用情境教学法来进行授课。课前布置学生为自己认为有意境的作品配乐朗诵,课堂上鼓励大家积极朗诵自己的配乐作品,最后让学生总结这些朗诵作品共同的特征,整堂课学生积极活泼,课堂充满诗情画意,教学效果惊人。除了讲授法、情境教学法,笔者在文学概论课程教学中还经常用到讨论法、辩论法、演示法、任务驱动法、实践调查法等,而这些方法往往在教学中是综合而用的。在讲授法为主的课堂教学中,演示法、问答法常常做为辅助教学手段,这些方法的运用保证了课程的凝练以及与学生的互动,使得课程并不沉闷。而在以情境教学为主的课堂,又穿插讨论法、讲授法,这样能保证了课堂的完整与严谨性。辩论法与实践调查法针对特定章节的教学内容,如“文学活动的当展”的章节,由于学生都有阅读当代文学参与当下文学活动的经验,所以针对教学重点“现代传媒与文学发展”的关系,组织学生从现代传媒是否利于文学发展的角度展开辩论,学生在辩论准备中查阅了许多资料,而这些资料信息又带出当代文学发展的更多问题,围绕着这些学生积极展开辩论、讨论,整个教学过程的教学效果超过了预期的设想。 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用实践激活理论 文学概论课程属理论性课程,教授方法不当的话理论流于表面,很难深入人心,如果在教学中与实践脱节,学生对其兴趣可想而知。所以,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必须时时做到与文学实践相关联。文学概论课程属于人文学科,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塑造学生高尚的灵魂,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文学概论课程实践性的重要体现。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教师在每一个教学章节可设置一些具体的实践环节,来增强文学概论课程的实践性。文学概论课程无论教材版本,基本都可分为五大版块:文学性质论、文学发展论、文学创作论、文学作品论、文学接受论。针对这五大版块,笔者在实际教学中每一版块都设置了具体的实践活动。“文学性质论”版块,布置学生通过调查问卷、资料收集的方式去了解古今中外对文学的基本观点,通过课堂讨论的方式结合教材来对文学性质做出分类性梳理,指导学生结合现当代文学课程的相关知识——上世纪二三十年中国文坛现状及当时主要的文学观念,引导学生通过讨论建立正确的文学观念。这样,现当代文学课程的学习内容很好的融汇到了文学理论的学习之中,文学理论与具体的文学实践活动做到了很好的互动,学生在这一互动中,又培养了良好的人格精神,对文学的时代意义、人文意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文学发展论”,布置学生搜集资料了解中西方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推动力量及相关学说,同时引导学生以问卷形式、资料收集等方式了解当代文学的发展状况,并对这种状况作出讨论。“文学的发展”理论性较强,学生运用文学发展相关的理论来看待当今文学发展存在的一些问题,积极介入了文学活动,这些理论的生命力一下子彰显出来,学生自然也就有了学习的兴趣。“文学创作论”、“文学作品论”、“文学接受论”,三部分的教学内容,都基本是在具体的实践活动展开的,“创作论”“作品论”前文已经涉及,不再赘述。“文学接受论”,提前布置学生阅读当下较有影响力的作家的小说作品,找出优美句段进行品析,再就整部作品结合教材中相关理论知识做出分析评价。课堂教学环节针对学生共同的分析语段,与形成共识和分歧较大的观点做出讨论与分析。学生在对作品分析、评论过程中一方面相关理论知识得到很好的消化运用,另一方面在讨论分析中很地培养锻炼了理性分析能力,审美鉴赏与判断分析能力得以提升。 四、利用新媒体优势,变课堂封闭性学习为浸入开放式学习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文学的存在样貌也更加多样化,文学活动更加频繁。而网络技术、数字技术的发展,也使得现代教学日益走出封闭的模式,教学形式更加灵活、多样。文学概论课程在这强大的新媒体之势下,也须乘势发展,走出传统教学的短板,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带来的红利。在具体教学过程中,笔者首先积极利用多媒体教学的优势,涉及到作家、作品都会利用幻灯片将其资料、信息感性地显现,克服了传统讲授法中语言的流失性,保证学生最大化、准确地汲取信息。特别是涉及到审美鉴赏相关理论时,辅以音乐、图片、视频短片,大大增强了教学的趣味性、生动性。同时,基于网络技术的进步,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微博、微信等交流平台的盛行,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也越来越趋于日常化。文学概论课程上课前的课前任务设置可以依靠网络完成,例如,文学作品鉴赏分析,作家、作品信息,教师完全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做到与学生共享,而不必在课堂时间展开赘述。教师还可通过学生微信群或个人微信信息了解学生关注的社会文化热点,指出与文学概论课程想关的内容,引导学生在微信群里展开讨论,一方面避免无用信息对课堂时间的浪费,另一方面保证了讨论的民主性,微信讨论更具有随意性,也更能见出学生的真实想法,能够更好了解学生对理论掌握的实际状况,以及学生的整体思想状况[2]。另外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利用网络参与慕课、微课教学。笔者在文学概论授课过程中,要求学生网上收听文学理论、美学、文艺美学方面的慕课教学,拓展学生的学习视野,增强学生的理论素养,从而能够达到对文学概论课程整体认知的提升。除了强调对与文学概论课程相关的问题思考、讨论或学习,教师还可以利用新媒体技术,引导学生观看特定的视频短片、电影、综艺节目,抛出特定问题,让起在娱乐过程中做出理性思考,在日常生活、日常行文中培养其理想分析能力。总之,在新的时代语境之下,教师应改变观念,根据课程的性质,针对自己施教对象的特点,合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保证教学效果的最优化。
新闻传播类论文:体育新闻传播特征 网络体育新闻传播的特点分析新闻内容更新快。新闻的最大特点和魅力在于及时性,且已成为新闻不可缺少的构成要素。新闻传播与新闻事件发生之间,时间的距离越小,新闻价值就越大,这是新闻传播的一个客观规律。而体育新闻的时效性则表现得更强烈,对于体育受众来说,一场比赛的结果,一个比分的输赢,都牵动着无数人的心。体育比赛始终充满悬念和变数的特点要求体育新闻的传播更加快捷迅速。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站对体育新闻的更新速度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网络的时效性有目共睹,传统媒体的出版周期可能是几天,而网络媒体的更新速度则是几分钟或几秒钟,速度之快,令人震撼,这恰好满足了体育新闻传播快捷迅速的要求,因此网络体育新闻与其他传媒相比,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新闻内容量大且保存期限长。互联网拥有强大的数据系统,信息承载量是传统媒体的无数倍。而传统纸质媒体的信息承载量受版面的影响,电视、广播则受时间和信息容量空间的影响。但网络媒体则没有这个限制,因为网络的超链接功能使它方便快捷地汇总信息和整合信息,它既能横向集纳最广泛的多元信息源,又能纵向保存历史信息,且在查找文献和资料时更为快捷。在一些重大体育事件产生或经过以后,网络媒体还能多方位多角度地回放赛事、分析赛事,最大程度上满足受众不同层次的信息需求。另外,网络媒体对于新闻信息的内容保存时间较长。体育赛事和新闻可以轰动一时,而传统媒体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受众只能在有限的时间获取新闻价值,而网络媒体像人的记忆一样将其储存起来,其先进科技的应用更可以长时间地保存,以供不时之需。互动方式———全民参与。互动性是网络的一个重要特征。网络传播的信息传输方式呈现“双向互动交流方式”,网络为受众与传者之间、受众与受众之间搭建了信息共享与思想交流的平台,这种交流不分时间、空间和诉求对象,只要具备一定条件,传受双方都可以进行自由交流与沟通。受众和传者的纵向互动,受众和受众之间的横向意见互动,把原本仅限于人际传播的交流放到了一个宽泛的媒介平台上进行,让每个受众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让网民参与形成互动已经成为各网站提高点击率和注意力的重要手段,其中表现最为抢眼的就是“网络论坛”BBS。另外,运动员博客的开设使受众对运动员的了解更加深入,通过留言,人们对运动员更多了一份关怀与鼓励,还让全民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提高了体育在百姓心中的地位,加速了体育的发展。多媒体:全面调动视听。众所周知,报纸通过纸质媒体利用文字和图片传递新闻,广播以声音发送信息,电视则借助音频、视频信号来达到信息传播的目的,这些媒体大多采用单一的方式来传播体育新闻,而网络新闻却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于一身,成为高科技的多媒体,与这些传统媒体只采用一种或几种传播形式相比,互联网集纳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体的表现形式,展现出丰富多彩的新闻内容。而且,其功能强大,还可以将这些媒体组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传播手段,然后进行运用,满足不同阶段受众的需求。 高度的情感性。随着现在社会体育事业的飞速发展,体育新闻不再只是单纯地对体育赛事进行追踪报道,而是以人为核心,通过对赛况的报道,来宣扬一种迎难而上、不屈服不服输、奋力拼搏、团结进取的体育精神,是对国家、民族以及未来的一种情感寄托。网络体育新闻传播展现了对人的情感的尊重,揭示了新闻背后人的内心世界的那层神秘面纱。例如,在第28届奥运会期间,体总网专门针对我国每一位奥运冠军进行了网络独家报道。在报道中,我们可以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运动员的生活中,了解他们平日里艰苦训练的经历,体验他们夺冠瞬间的欣慰和幸福,让受众与运动员一起为失败难过,为成功高兴。网络体育新闻发展策略分析加强深度报道,把握新闻中的“度”。什么是深度报道?它的定义是:“围绕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把新闻事件呈现在一种可以表现真正意义的脉络中的一种报道形式。”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研究生教程谈到新闻报道的三个层次时称:第一层是事实性的直接报道;第二层是发掘表象背后实质的调查性报道;第三层是在事实和调查基础上做出的解释和分析报道,也称深度报道。要平凡中见深度,体育新闻深度作为一种新闻深加工产品,所选题材如果关涉名人,是热点、焦点,具有社会敏感性,那就容易引起读者关注。这类题材深入挖掘的空间较大,报道的价值和意义也较大,自然也就成为体育深度报道的首选。刘翔在北京奥运会上的退赛事件触动了社会的敏感神经,人民网就发表了一篇题为《谁懂刘翔之痛》的深度报道,全篇以“请放过刘翔吧”为主要切入话题,对刘翔的病情康复、心态、个人发展做了全面深刻的报道,文章一经刊出,引起很大反响,被各大门户网站转载。另外,突出体育报道的娱乐性是大势所趋,但它带来的弊端却不得不令人重视。在一些网络媒体的体育新闻娱乐化后,报道内容开始热衷于追逐和挖掘体育明星的秘史、艳闻。作为网络媒体的编辑,在日常工作中,如何正确理解与对待体育新闻娱乐化,把握好体育新闻娱乐化的度,是急需解决的新课题。不可否认,当今新闻竞争日益激烈,体育新闻也是如此,这给体育报道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体育新闻涉及体育明星的个人隐私等,其曝光需要把握好度,体育明星私生活的透明化可以让受众深入了解该明星背后的光环,从而更加喜欢体育明星。相对来说,如果把握不好“度”,会让受众产生反感,给媒体带来一定的影响。但是如果一味报道运动员、教练员及其相关人员的私生活,甚至是绯闻,以满足一部分人的偷窥欲,那就走向极端了。如雅典奥运会上,炒作诸如姚明“胡子”的长势、日本乒乓球运动员福原爱“暗恋”王励勤等“花边新闻”就显得很庸俗和无聊。这种“娱乐至上”的最终结果,恐怕就是“娱乐至死”。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媒体在选择新闻的判断中更倾向于市场的卖点,而不是原先新闻价值必须严守的社会责任感。体育报道突出娱乐性是大势所趋,但绝对不能把娱乐化和虚假新闻、恶性炒作混为一谈。 网络体育新闻要以人为本。在网络时代,由于网络技术的特点,使得体育新闻的资源很丰富,没有任何时间和空间的约束,在眼球经济的背景下,就更容易导致体育新闻人文关怀的缺失。体育运动的主体———人是体育新闻传播的对象,人是具有人性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生意义的,而新闻媒体“以人为本”理念的实质就是对人的关注、尊重,是对人的主体性的弘扬。因此,在报道角度和内容上,要改变过去体育新闻多以体育事件为中心的观念,将媒体视线向“人”身上转移。这样不仅可以丰富体育报道内容,开拓体育新闻的报道领域,同时还可以满足受众多元化的接受心理,更重要的是使人文精神回归到体育新闻中。从“人”的角度出发,关注一个体育事业参与者的生命,表现个人命运的成败与悲欢,表达对个人生命的感知和对生命与世界的领悟,把探讨运动变为探讨个体生命,使报道成为对生命的探索和追问,把“运动中的人”变为“人在运动”,使人成为体育运动的真正主角。在体育报道中要注重运动员作为普通人在运动中的真情实感,表现其自然的喜怒哀乐,使体育报道与受众的心理产生情感共鸣,这样的报道才会产生更好的传播效果。体育新闻具有明显的情感性,这也体现了传媒“以人为本”的追求。体育新闻是以人为核心的新闻,既然是以人为核心的报道,就应该充分展现对人的情感的尊重,对新闻背后人的内心世界的揭示。如果在体育新闻报道中“见物不见人”、“见事不见人”、“见人不见情”,从传播方式和态度来说,都有悖于媒体追求的“以人为本”。另外,还要打造网站新闻特色与接受传统新闻媒体获取新闻的受众比较,通过网络获取新闻的受众更注重网站新闻风格和新闻的质量。因为从我国国情来看,这类受众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这种现状要求网络体育新闻编辑在新闻风格和质量方面当好把关人。对于同一个新闻事件,不同的媒体可能有不同的报道方式,我国的许多新闻网站,往往采用的是罗列式新 闻浏览方式,即将相关题材的报道归于一个专题中,让受众自己阅读,然后作出判断。这样的做法,看上去内容客观翔实,报道面宽泛,实际上却使新闻质量良莠不齐、杂乱无章。 《新民晚报》网络版的做法独树一帜,让人耳目一新。《新民晚报》的网络编辑新闻把关意识非常强,他们吸取了报纸新闻标题吸引人的特色,不仅在内容上求精,更在标题上下工夫,求新、求亮,从而使网络新闻标题打破了仅仅作为链接的功能,一下子使新闻标题的做法“跳”出了网络新闻的弊端,这种把关人意识值得在其他网站新闻编辑中借鉴,而网络体育新闻的创新更应如此。加强网络法律制度建设,规范管理。社会的健康发展需要强有力的法律基础,网络化的体育新闻市场也是一样的。网络体育新闻没有强调个人或者集体的约束,所以要依靠广泛教育引导和加强网络自律。首先,网络传播作为新生事物进入我们的社会,必然要给人们一个不断认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加强法制建设、依法治理网络当然是最根本的保证。依法治理网络是体育新闻可以健康发展的前提,加强对网络使用者的宣传教育和引导,充分发挥网络自律的作用也同样不可忽视。只有当全体网络使用者正确认识了网络传播的作用和价值之后,才会自觉地抵制网络传播违法行为的发生。其次,要加强对网络传播行为的监管。针对网络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控制难的特点,要建立制度化的网络监控体系,完善市场监督管理体系,对于网络传播的各个环节进行监督,严格管理体育新闻传播中的各个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力争将网络违法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不使其扩散,创建体育新闻发展的健康环境,保障体育新闻正常、顺利发展。最后,也是最根本的,是要针对网络传播的特点和网络时代新闻传播违法行为的特殊性,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结合体育新闻的传播特点,强制法律措施,保障网络传播健康发展。在保护体育新闻市场的同时,也保护广大受众的基本利益,提高新闻从业者的道德素质,网络传播中的体育新闻要严格把关,将和谐发展的思想潜移默化地传播到受众及国人的思维中,为建设和谐社会作出巨大的贡献。 结语 随着经济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体育新闻内容越来越丰富,技术手段也越来越发达,必将成为人们选择的一个重要新闻获取方式。但不可否认,网络体育新闻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比如新闻的失实问题、娱乐过度问题,因此如何规范和引导网络体育新闻的发展方向,促进其健康发展,是我们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重要课题。毫无疑问,体育报道在追求轻松娱乐的同时,更应该注重其品位和深度,增强社会责任感,树立新闻的精品意识。 新闻传播类论文:新闻传播学发展脉络的回顾和展望 一、初始期(1978年-1982年) 在历史变革下,新闻传播学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歇过,在早期刚成立的时代没有一本关于新闻传播学的学术专着。1976年,的结束对新闻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以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解放传统思想,构筑新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学术大繁荣的背景促进了新闻传播学的推广,极大了检验与验证了新闻传播在社会主义发展与变革中的重要作用,为新闻传播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外部环境和空间。 二、发展期(1983年-1988年) 80年代初期,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并审议通过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宏图,提出了改革、发展、创新的重要举措。随着1989年的政治风波,全国上下进入了一个以新闻为视角和突破点的政治热潮,在这种发展环境下,新闻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缩影,舆论、媒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与推进,国家新闻总署对我国170余家报社进行了调查统计,发现目前多种经营的报社占到全国报刊总署的50%,说明新闻已经引领和走入了大家的生活,并成为时代进步与发展的重要传播途径。 三、上升期(1989年-1991年) 80年代末,咋在政治舆论与风波的背景下,部分新闻媒体工作出现了认识上的片面错误,导致社会舆论与传播的导向性偏离,促使党中央对新闻传播行业进行了整治。1989年各省市和自治区对新闻行业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先后出台了《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和《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等重要方针政策,重点阐述了新闻工作的内容、本质、功能、作用等。各级政府领导也积极根据党中央和各省市的要求进行落实工作的安排,特别是对人民生产生活中遇到的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构思和布置,强调新闻传播行业要起到表率与模范的作用。198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压缩整顿报刊和出版社的通知》,并明确提出了要整改新闻行业的具体实施策略,对过滥的报刊和出版社严厉打击,并颁布相关措施,奖励各级各类新闻出版行业的先进单位。 四、巩固期(1992年-1996年) 在对新闻传播行业整治与重组后,随着邓小平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南巡”讲话,新闻传播迎来了展现的开端,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主体的改革正在加大进一步力度。在1992年,召开的十四大中明确要求我国应根据现有体制对社会主义市场进行在组合,对新闻传播、教育学术等方面进行平稳过渡和发展,特别是要加强对新闻传播领域的导向安排和战略部署,从而提高新闻传播行业在国家发展中的重大战略地位。此外,国家根据转型后的社会主义经济整合了一部分报刊社和出版社。距不完全统计,《广州日报》、《华西都市报》等出版行业的日均发行量已在全国遥遥领先。非常适合我国在发展中的需要,随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下发了《关于书报刊音像出版单位成立集团问题的通知》,以文件的形式对接下来新闻传播的可持续化发展指引了方向。1996年,和中组部以《广州日报》等出版行业为代表进行了试点工作,采用网络化和实体化的方式,对外传输新闻信息,通过新的形式为我国现在新闻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五、繁荣期(1997年-至今) 1997年后,我国颁布了《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并在文学类基础上,下设了新闻传播学和传播学。从此,新闻传播学和传播学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对促进学科发展树立了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义。当前,新闻传播已得到国家的高度认可,是传播学交叉和呈现多元方式的重要环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到了繁荣与发展的促进作用,为我国迈入21世纪与国际上的对接和联系指明了方向,成为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学科。 六、结论与建议 新闻传播学时传播学的重要分支之一,新闻传播学在我国的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发展脉络可分为初始期、发展期、上升期、巩固期、繁荣期等。当前我国新闻传播正在迈向新的历史舞台,未来的发展会有更加广阔的天地。 新闻传播类论文:浅论媒体融合对新闻传播的影响 媒体融合是新媒体时代媒体发展的最终结果,其对具体社会的舆论格局、媒体格局、文化与思想状况、使用信息的形式,甚至社会的运转方式,都具有重要影响。 一、媒体融合的发展现状 虽然我们还很难想象新一代媒体的详细模样,但是我们似乎已经看到了媒体融合的宏伟蓝图。媒体融合之后可把手机、电脑、电视机、收音机、报纸等媒体的特点与功能融为一体,借助无线传输技术,成为不久的将来人们阅读新闻信息的新终端。我国在媒体融合对新闻传播影响方面的研究比较落后,但是媒体融合的趋势已经出现端倪。详细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各类新媒体参与新闻传播,从各个门户网站到搜索引擎,融合的媒体利用以往媒体生产新闻的能力,集合新闻信息,在当前传播各类新闻中具有重要作用。 第二,手机在新闻传播及行政部门公共信息中的作用也备受关注,自媒体,例如微博、微信、MSN、QQ、BBS等媒体在传播新闻中的积极作用也不可轻视。 第三,传统媒体借助新媒体在传播新闻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将微博、微信、博客内容转发到传统媒体、网站与手机为受众提供了参与各类直播节目的机会、收集信息获得新闻线索、计算机协助报道新闻等。 第四,传统媒体借助网络途径与数字技术,衍生出了新兴媒体,比如网络电视、移动电视、网络广播、电子杂志、手机报、电子报等。可见,当新一代新闻接收终端随着媒体融合的出现,媒体新闻势必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融合新闻”也会成为新闻传播的主体。 二、媒体融合对新闻传播的影响 媒体融合对新闻传播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信息主体、接收终端、组织形式、经营模式、产权结构几个方面详细分析媒体融合对新闻传播的影响作用。 (一)信息主体多元化 在网络传播与数字技术的共同推动下,一般公众享有了前所未有的参与传播新闻的能力,他们利用微博、微信、MSN、QQ、BBS、博客、手机、播客等工具,已经形成了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的传播模式,可以随时表达观点、新闻,使得新闻信息的主体表现出多元化趋势。媒介融合速度不断加速,使得信息传播主体多元化趋势更加明显,并且接受者与传播者一体化是新闻传播的典型特征。依据CNNIC(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14年7月的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2014年6月,我国网民达6.32亿,较2013年底增加1442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6.9%,较2013年底提升了1.1个百分点。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5.27亿,较2013年底增加2699万人。手机上网的网民比例为83.4%,相比2013年底上升了2.4个百分点。我国域名总数1915万个,网站总数273万个,我国网民的周上网时长达25.9小时,相比2013年增加0.9个小时。每天都有海量的微博、微信、短信、图像、图形、文本、音频、视频,庞大的信息源都可作为传统媒体利用与开发的对象。虽然信息的提供者主要为个人、企业、社会团体及政府等,但是承担与采集新闻信息的还是职业的新闻一线人员。专业的媒体在新闻信息传播中占据主要地位,但必须承认的是,新媒体已经在改变大众传媒格局,在世界区域内,很多“草根记者”在一些突发的、重大事件的现场多的最新消息一次次引起轰动效应。 (二)接收终端统一化 接收终端一体化,其实就是将接收终端进行融合,这一过程是建立在数字聚合技术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这里所说的终端融合是指设备终端的融合,也可称为3C融合,涵盖消费型电子产品、计算机、电信等。借助某种协议,可实现消费类电子产品、通信、计算机这些信息的互通互联与共享。比如,电视与电脑的有机融合,数码相机、MP3等影音设备和电视、电脑、手机的融合等。融合接收终端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消费者对新闻信息的一体化与多样化需求,当前单一形态的新闻内容已经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了,他们现在需要的新闻信息可能同时涵盖视频、音频、图像与文本等。在该要求下,新型的接收终端必须能够提供多种形式的服务,并能将各种形式的新闻信息有机整合,最终展现到消费者跟前。接收终端的有机统一,从表层看就是硬件设备的融合,其实涵盖了三个内容:1.接收终端硬件的有机融合。2.构成了多种类型媒体信息的统一平台。3.以终端设备为载体的服务于内容的融合,及以在线虚拟终端为载体的服务于内容的融合。比如,部分牌子的MP3能大量下载歌曲,生产厂家可在音乐服务器上为客户提供下载服务。 (三)组织方式一体化 在媒体融合环境中,新闻传播的形式颠覆了以往媒体间的壁垒,有效整合全部媒体,实现统一规划,构建了一体化的组织形式。该组织形式其实就是打破了传统的行业管理与区域管理,借助各种媒体制造流程的控制与设计以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机构重组,实现各种类型媒体的集体运作。融合与集中后的组织形式,借助各种媒体的介质特点,在新闻信息的传播中达到产品各异与资源共享,变竞争关系为合作关系,强强联手做好区域市场,落实聚能效应,扎实保护好媒体市场。比如,美国的媒介综合集团,在21世纪初斥资四千万美元,在佛州坦帕市建成了一栋传媒大楼,名叫“坦帕新闻中心”,把旗下的电视台、编辑部、坦帕论坛报、集团网站都汇聚在一起运营。组建了“新闻总编部”,全面管理三种媒体所生产的新闻报道,在新闻信息采集与编辑上倡导三种类题共同操作完成。我国在类似问题上较为落后,在组织形式上尚未实现一体化,但已启动了整合新闻生 产流程的实验。比如,某省日报报业集团就和当地的移动通讯等媒体合作,开发出《某省手机报》,推出了国内第一家数字报纸,和科技公司合作推出了“跨媒体与数字报刊出版系统”,实现数据库、光盘出版、数字报纸、传统报纸等产品的多元化出版及一体化生产工作。借助报刊与网络互动,颠覆了传播的行业与区域限制,创造了统一平台,大大提升了融合媒体的影响力。但是,由于我国媒体融合的研究较为落后,要想实现组织形式的一体化,还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 (四)经营方式综合化 媒体融合背景下的经营,是多个媒体的共同运作,特别是在新闻信息的与采集上,均是联合行动,该方式可大大降低设备、资金、人力上的投入,减少新闻加工的成本。并且,各种类型的媒体联合运营,可有效保护已经覆盖的媒体市场。和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传媒相比,媒体融合与之有着本质区别,该区别就是经营方式的综合化,这种本质区别为创新新闻传播方式创造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由于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一般民众都可借助发短信、写博客、写日志、发起个人对个人、多人对多人、个人对多人互联网聊天,从社会全局来看,该新闻传播形式已经从传统媒体占主导作用的单项式转变成了专业媒体发起和一般民众集体参与的互动式、分享式,使得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密切结合汇流与结合。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媒体的融合能力不断提高,与接受新闻的方法与手段也更加多样化,传播新闻信息将广泛借助多媒体形式,最后在新型终端上录、说、写、看、读、听等方法的自由组合与选择,新闻循环播展现出更为便捷、人性化、自由的特点。但是随着新闻传播方法和手段的日趋变化,对新闻传播信息的加工与整合的难度也更大,怎样精确定位内容、选择恰当表现形式、管理与控制传播流程等,将是媒体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中必须思考的问题。 (五)产权结构多样化 当前手机、互联网、电视、广播、期刊、报纸等媒体的融合就成为媒体产权的融合。信息技术已经成功打破了媒介间的壁垒,使得相同内容呈现多市场、多渠道、多介质传播有了可能,为媒体的有效融合创造了条件。产权融合的多样化,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企业重组,而是展现了新媒体时代新的运营理念。传媒企业借助合并、收购等方式,进行产品整合、内容共创、内容重整、整体策划、组织重构,构建了产权结构多样化的大规模传媒集团,运营高效益大规模的媒体业务,落实一加一大于二的发展目标,为传媒企业带来高利润高效应,践行低成本运营。比如早在21世纪初期,美国与时代华纳在线合并,借助控股、参股等运营手段实现媒体产权的有机融合,构建了跨媒体产权的媒体航母。不但可以扬长避短,还可大幅降低重组成本,更有利于开展合作。但是,当前我国的传媒企业产权还没有正式进入市场,尚且归属于政府部门。我国自加入世贸组织后,出版分销与广告市场慢慢开放了部分市场,但产权还具有浓厚的政府气息,因此我国媒体产权在融合上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目前主要集中在一些民营媒体中。在信息技术的促使下,媒体融合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在中国的民营媒体企业频繁并购与国外媒体产权高度集中的呼应下,我国的新媒体、网络、电视、光比、期刊、报纸利用集团化道路以实现扩大规模。同样在本世纪初期,我国的6大合并成立了当前的中国光比电视电影集团,是局台合一的经营模式,从该事件可以看出我国的传媒业在产权融合上又迈出了一大步。 总之,在信息技术的影响下,媒体融合成为必然趋势,并在全球范围内快速蔓延。为满足消费者不断提高的信息需求,我国的媒体必须顺兴发展趋势迈出转型的脚步,这也是新媒体时代媒体经营的新理念。所以,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媒体融合对新闻传播的各种影响,坚持融合,在融合中革新,在革新中前进,不断推动新闻传播的法制化、多样化、民主化、真实化、客观化与实效性,使新闻传播能更好地为社会、市场及群众服务。 新闻传播类论文:受众心理对新闻传播效果的影响 一 、受众心理的作用 在当今日益发展的社会里,“传播研究最中心的战场还是在新闻学领域内”; “新闻事业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信息交流中的主要途径,在传播活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① 受众作为信息传播的接受者,他们分散且大量,随时变化,相互之间的关系复杂,那么又是如何对新闻传播效果产生影响的呢? 文字图像在特定接收部门的接收下,才能把具有特征的表面信号转化为相应的神经刺激,才能对新闻传播内容作出相应的反应,才可最终外化成言行。他的作用是隐形的,所以在很长的时间它成为了新闻宣传工作者认识上的一大盲点。 受众心理的意义渐渐凸显了出来。报道者渐渐认识到了解受众心理的必要性。发现以前只讲传播不讲效果的形式主义传播方法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了。便鼓励了当代的新闻报道者寻找更加科学的编辑撰写的方法。 二、受众心理对新闻传播效果的影响 (一)从受众的潜意识看 潜意识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受众从接受到信号的刺激,到转变成信息被人脑解读,其实就是人的意识和浅意识相互作用的结果。受众的接收行为比较随意,然而媒介宣传者意在吸引受众,从而引导受众形成符合传者意图的思想和行为,之间便形成了矛盾。所以新闻就是要千方百计的吸引受众,使受众从不清晰的潜意识状态上升到意识层面,这里的这个从潜意识到意识层面的转化,是在受众大脑中的有趣的过程。 一名美国的记者在采访民众于白宫前聚众抗议这一事件时,采集到了警察将他们拖入警车中的珍贵画面,然后把镜头摇向白宫上空的国旗,令受众产生思考,并且用自己的经验试图对此信息进行解读,产生了美国警察的行为究竟是否合适,是否不尊重人生来的权利的疑问。这便达到了传者的意图。所以新闻工作这应当做好“引导”这门艺术,使得作者可以更加准确的了解传者的意图。 (二)从受众的需求层次看 马斯洛所提出的闻名于世的需求层次理论即指人的需求呈阶梯宝塔状,首先是一般的吃喝需求的满足,然后是感觉自己不受威胁不危险的需求,然后是对爱和被爱的渴望,最后是实现人生价值的要求。② 受众在接受新闻的心理活动中会产生不同层次的心理,如有的人习惯关注看似抓人眼球的标题,如“明星绯闻”、“连环凶杀案”。而有的读者,会关注每天的天气还有物价。更有一部分受教育程度高的受众,习惯性的关注国内外重大的经济政治事件,以及和自己未来的发展以及职业方向有关的信息,还有国内外知名的学术调查与研究。分析目前最有名的世界着名的纸媒体,如《科学》、《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自然》。这些杂志和报纸主要内容包括人文社科领域以及自然科学领域的新发现和进展,是为了满足读者的求知欲望既自我实现欲望的。 (三)从受众的认知心理看 认知心理学这一科学主要研究方向为人类心理活动。当然大众传播活动中的传受者心理活动也属于认知心理学。受众的感官是通过不同的媒介信息起作用的,但是很多受众对于这些并不苛求。例如台湾的很多粗制滥造的电视剧,如《家有仙妻》,《阿郎》等虽然在道具、演技、后期制作上非常粗俗,但是由于情节设置十分吸引人,人物塑造个性十足一样可以吸引观众。 (四)从受众人格看 大多数受众具有优秀的人格特质。其中一部分受众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关注祖国在世界上的声誉,关注世界的战争和粮食问题,关心他人的精神和生活状况,关心下一代的教育,并且表现出强烈的参与感和实际行动。2010年4月20号的早晨,四川省雅安市发生了7.0级地震,随即各大新闻媒体网站报纸均迅速在第一时间报道了这一消息,引起了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积极反响。 受众人格对大众传播效果的影响还表现在另一方面。 埃里克森作把人格分为了若干阶段,各个阶段在成长过程里都有不同的心理矛盾以及特有的品质。《新闻袋袋裤》节目就是非常适合在校的小学初中学生看的新闻节目,《夕阳红》的目标受众是离退休人员,是新闻、生活、娱乐性节目。《新闻联播》是全国最知名,带有鲜明政府性和意识形态的新闻节目,它是针对全国各年龄段的受众的新闻节目 (五)从受众的选择记忆看 受众在接受到新闻的信息所刺激之后再一定时间内会形成印象,然后会产生短期的记忆,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恢复受众在受到新闻报道的刺激以后会先形成感觉记忆,只有在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了以后才可以形成短期记忆,如果在脑海里反复回忆复述就可以形成长期记忆。受众主动从信息流中选择了少量的信息并且记住了他们。 无论什么层次的受众对自己所感兴趣的方面都会更加的感兴趣,而且可以结合自己的所学,从自己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中去合理解读新的信息。选择性的记忆和现有的观点基本相同的信息。有意或无意的忽视重要但和自己原有观念不相符的新闻。这一活动在受众的潜意识中进行着,不受现有情绪的影响。如2000年巴西队和中国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相遇,在此之前中国绝大多数球迷都是巴西队的粉丝,可是一场比赛下来,所有人只记得住巴西队的犯规动作,忽视了他们的出色表现。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选择记忆的例子。 (六)从受众的心理效应看 在传播过程中,控制受众心理过程的因素还有逆反心理和遵从心理。 在当今这个可以自由表达自己意志的环境中,人们渴望获得自由,对刻意的指挥,试图改变自己原有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的说教性新闻产生反抗,这就是逆反心理。这种反抗最直接的表现在了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如同在对典型人物进行描述的时候,这些人都是在一定的地区和领域具有可学习性的人物。有的是见义勇为的百姓,有的是脚踏实地的工人,有的是科技先锋与模范,有的是技术精湛的科学家,有的是勤工俭学照顾妈妈的学生。对报道人物的选择没有固定的标准,只要有净化心灵和学习的意义就可以。受众在学习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逆反心理。对他们的无私奉献以及奋斗的过程产生质疑,觉得是媒体刻意夸大事实,对这些所谓的典型人物产生负面情绪。 遵从性心理表现为从众和随大流。人是具有社会性的人,会要求自己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与环境保持高度一致。受众所在的群体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惯例,以及其他人大多数人的态度,会成为自己的行为依据。如同在60年代的时候,有一篇轰动一时的文章,叫做《伟大的战士》。其中所宣传的雷锋平凡而又伟大的精神,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形成全民效仿雷锋的局面。历经了三十年的变迁,雷锋精神早就成为 文化,保留在民族文化的历史长河当中。 三、提高新闻传播效果的具体方法 (一)从受众潜意识角度 作为新闻媒体,应该对社会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或走向进行前瞻性的预测。在新闻报道中应做好充分的估计与准备,并且深入把握各方受众的利益需求,积极改善民生,为政府决策提出舆论支持,科学地实施新闻传播策略,提高新闻的社会价值。做好“引导”这门艺术,促使受众通过潜意识的经验更好的理解新闻的内容。 (二)从受众的需求层次理论角度 新闻节目也应该体现以人为本的观念,尊重每一位受访者的个体差异,去准确的展现平凡小人物的真实生活需求,根据百姓的利益去选择热点焦点。积极宣传具有温情色彩的感人故事,传递互帮互助互爱的价值观念。满足受众爱和归属感的需求得满足,并且加强法制意识,保护被报道人的隐私权,使受众感觉到安全和尊重的需求。及时公开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始终保持公平公正才可以实现事情的发生发展结束的平和安稳。不但要考虑受众的心理需要,而且要从政府的角度,充分思考类似矛盾对社会公众的影响。只有基层需求都满足了,受众才可能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三)从受众的认知心理角度 受众按男女、年龄大小、汉族还是少数民族、蓝白金领、中国还是外国、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支持何政治派别分为很多类别。新闻媒体着重考虑两性间不同的思考方式,军事以及政治新闻应该突出男性的直接以及渴望刺激的特点,制作上更加大气,特效上更加酷炫。时尚以及休闲类新闻女性收视率比较高,在新闻的采集上应该更加符合女美、崇尚享受的生活方式等心理,制作上以轻松愉快的气氛为主。尊重受众不同的理解和接受新闻的习惯,充分考虑观众们内部的异同,使得他们在多种形式的新闻中均可以达到满足。 注重新闻传播的精心设计。借助电视网络等兼有图像、声音的传播手段,调动受众的视觉和听觉神经,并且内容要在吸引人的基础上严肃权威。尤其是当事件发生发展的原因不明的时候,社会主要的权威的新闻媒体,不应该有任何形式的主观臆断和下定论的行为,更不应该没有理由的猜测理由,然后不根据任何科学系统的调查以及询问就随意的杜撰事件的发展方向,防止报道失实矛盾升级。政府应该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提升受众的信息处理能力,提高受众的文化素养。促进媒体交流和接纳环境的形成,从而形成相互影响的人际交流群体,促进受众的新闻接受行为。 (四)从受众人格角度 大部分受众对社会现状及发展充满热情,应该重视这些人的热情,鼓励他们参加各种有利社会发展的活动,给予这些人格高尚者最大程度的支持和鼓励。他们主动吸取新知识,努力提高文化道德水平,传者因积极争取能行为同步,从而加速新闻事业的进步。 新闻的传播者要做的是对节目受众的年龄定位问题有更清楚的认识。而且针对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中老年人,离退休人员的新闻报道应该有区别对待 (五)从受众的选择记忆角度 新闻媒体从业者应该积极调动受众的感官,争取在吸引观众注意力的同时,使内容符合受众的需求,形成提取复述,使受众感兴趣并且记住,在人际关系之间形成有效传播。受众的根据自己的喜爱来观看新闻,这已经成为了人们的行为习惯。人是有感情有生命的个体,不是电脑。所以新闻从业者如果想改变受众的这一习惯,基本是不可能的,只能在了解这一情况之后,有计划的调整新闻报道方法。 (六)从受众的特殊心理角度 新闻从业者应该对特殊心理持积极的态度,对受众充分尊重。增加新闻的时效性,向大家描述最新出现的事实,在最开始的时候就向公众实时情况。时刻记得抓紧时间,保证新闻质量。新闻结构讲求清晰有序,强调新闻的逻辑性,以及分析性,公正性。坚决杜绝引发暴力事件,煽动叛逆情绪,干扰政策落实,影响优秀价值观念的行为发生。 保证遵从心理可以向积极的方向发展,新闻传播活动应该提高并充分利用受众的可信度,注意受众之间的个体心理特征和差异,重视在群体中地位较高、不易被影响,但是对别人却有领导作用的一部分人,实现新闻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四、结语 这篇文章通过对受众心理的多个因素,如受众的潜意识,受众的需求层次,受众的认知心理和人格,以及受众的选择注意和选择记忆,还有特殊心理等不同方面,具体的分析了心理活动在新闻传播效果过程中的作用。而且就这几个方面对新闻从业者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及解决方法,望予以重视。 新闻传播类论文:负面新闻信息传播的积极作用浅议 论文摘要:新闻报道必须坚持弘扬主旋律,但也应通过积极有效的传播使一些负面新闻信息发挥正面的作用。只要坚持新闻的党性原则,准确理解和切实把握新闻信息的负面性,就能够使一些负面的新闻信息传播成为国家政策和制度层面的一种完善,并通过有效的警示和激励发挥大众媒体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 论文关键词:新闻;负面新闻信息;信息传播 无论是正面信息还是负面信息,都是客观存在的。在信息媒体日益普及以及通讯手段日显便捷的条件下,如何正确看待和运用负面信息,并使其发挥正面的和积极的效应,这应引起各级政府、新闻媒体及社会公众的广泛重视。特别是通过由达赖集团一手策划的分裂祖国、阻扰奥运火炬传递的事件,对我们进一步加强对负面新闻信息的研究和引导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一、负面新闻信息的涵义及其表现 负面新闻信息作为信息的一种原始状态,就其本身的价值判断而言是负面的,比如地震、塌方、洪水等自然灾害;社会上种种违法乱纪和有悖于道德的行为,如贪污腐败、徇私枉法、坑蒙拐骗、色情暴力等丑恶现象;还有交通事故等人为的灾难。而“负面新闻”则通常是指经过人加工而成的新闻报道,实际上是指那些消极层面的新闻报道。在这种情况下,它—般有两种理解,即一种为报道的内容是负面的,产生的影响也是负面的;另一种则是报道的内容本身并不是负面的,但由于记者在认识上的偏颇或媒体操作上的不慎而未能加以客观真实的报道,以致产生消极的影响。 对负面新闻信息的概念,目前尚无专家学者给予固定的形诸文字的定义,单就其文字表述层面理解,负面的就是不好的、消极的或者反面的,负面新闻就是坏消息或反面消息。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所说的负面新闻常常是笼统的,有时候是指负面新闻信息,有时候则是指“负面新闻报道”。在进行学理研究时,对此有必要加以科学甄别。 负面新闻信息和负面新闻的主要区别,在于负面新闻信息是指一种处于原始状态的消极变动的事实,而负面新闻是指经过人所传播的新闻或是产生消极影响的新闻。就其在社会上的效应来看,负面新闻信息可从三个方面加以辨别。 首先,就是坏消息或者不好的消息;其次,是会影响到执政党和政府形象乃至威信的新闻信息,即在大众意义上的负面新闻;再次,是与国家现行的大政方针相违背、破坏社会安定团结大局的新闻信息。对负面新闻信息的传播,既可以产生消极的和负面的影响,也可以产生积极的和正面的影响,其关键在于如何去正确认识与有效运作,这也为我们对负面新闻信息传播进行正面引导的研究与操作提供了可能。 二、正确理解和把握新闻信息的负面性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事物总有在矛盾中运动的两个方面。有负面则就有正面,负面新闻信息也当然是与正面新闻信息相对而存在的,但不能把负面新闻信息简单地等同于坏的和消极的新闻信息,这就需要我们对负面新闻信息加以正确的理解。到目前为止,国外媒体或学界对此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研究,至少还没有专门的着作深入探讨这一问题,而只是局限于一些灾害新闻和犯罪新闻等的具体讨论之上,尚未形成在学理上的系统研究。据称日本有关于灾害新闻报道方面的专着,遗憾的是国内还没有翻译过来。从澳大利亚归来的新闻学博士张威教授在澳讲学多年,也谈到尚未见过这方面的有关专着。许多外国记者,他们虽然没有系统地研究和学习这方面的理论,但在关于战乱、饥荒、贫困、事故、自然灾害等事件的报道过程中,操作上往往自觉地应用了一些比较好的处理手法,其中一些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也可从他们的报道实践中汲取一些相应的教训。 (一)准确把握负面新闻的“负面”性 国内外新闻界都有着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即对负面新闻的报道通常被受到限制,其原因不外乎很多人均认可这样一个假设,就是负面新闻将会产生负面的效果,而大量地报道负面新闻更会使民众对这个政府或社会失去信心。在一个民智未开和闭目塞听的社会,这个假设也许能够成立,但在当今民主进程不断加快、电视和网络普及、社会开放、国内外交往日趋频繁的环境下,这样的假设是很难成立的。 在很多时候负面新闻并不负面,它却有着比正面新闻更为强大的正面影响力。从新闻传播学角度来看,一是新闻报道的效果首先要考虑到受众的接受心理,要看受众需要什么样的信息,而不能单单以传播者的角度一味地让受众被动接受。受众是具有心理辨别力和分析力的,并非是媒体说什么就会认同什么,他们会对媒体报道的内容加以分析,然后加以自己的判断。如果媒体刻意回避负面新闻信息,它在受众心目中的可信度必然将大打折扣,而一个没有可信度的新闻媒体,就算它传播多少好消息或正面的新闻信息,读者同样要对其不具信任度和亲和力,因而使媒体借以正面宣传达到正面效果的目的也将难以实现。长此以往,媒体在公众心目中的威信也将会荡然无存。二是过多的正面宣传易使大众产生“正面审美疲劳”,形成严重的逆反心理。这种逆反心理,只有在媒体依照新闻规律进行适度的负面报道回应时,才能加以冲淡或纠正。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即不管正面新闻是真是假,许多人先抱三分怀疑的态度,而激进点的人甚至一概否认,认为这是在唱赞歌、吹牛皮或拍马屁。当真实的正面新闻得不到受众的普遍认可时,这种正面宣传所取得的宣传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三是具体到某条新闻,负面与否并不能准确地加以判定。笔者认为,在更多的情况下需要对其加以时间和空间限定,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准确的分析。 如针对社会下层极端贫困人口生活的报道,读者或观众当接收这一信息,他们的反应必然是多方面的。不同的读者会按自己的知识和经历而做出不同的反应,对之大部分人能够理解,因为任何社会都存在着贫穷,这不一定是谁的过错。有同情心的人甚至会采取积极的行动帮助贫困人口,这要比只是抽象地喊扶贫的效果要好得多。再如“矿难”一度也被当作负面新闻而加以限制,但解禁之后我们听到的并非骂声一片,反而促使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关爱生命和注重安全的共识,意识到在能源开发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并积极支持政府采取强硬措施,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和改善矿工工作生活条件。 (二)负面新闻的价值判断应符合新闻准则 众所周知,新闻的生命在于真实和及时,并不在乎其正面和负面,只要是真实的新闻就能得到受众的欢迎,没有受众在接受到新闻信息时先去判断它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大家所关心的只是新闻本身。而新闻若被套上正面或负面的枷锁,则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丧失其真实与及时。 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对新闻进行预先的价值判断而使新闻丧失真实和及时,这对新闻的真实性、及时性乃至对社会受众心理所带来的伤害,其实远比被判定为负面所带来的伤害要严重得多。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做到两个方面:一是系统化,即用辩证的与多维的视野透视负面新闻信息传播对政治、伦理、法律和审美等方面将产生的影响;二是历史化,即对负面新闻信息进行一些历史的比较和梳理。负面新闻信息的传播并不是现在才有的,也不是只在某个地方才有的,这是一种古今皆存的普遍现象。如传说中神农氏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等,甲骨文上也有许多负面新闻信息的记载。问题的的关键在于如何辩证地认识这些新闻资源,并加以充分而有效地利用。 三、发挥负面新闻信息传播的积极作用 实践证明,只要坚持新闻的党性原则,辩证且准确地把握负面新闻信息的负面性,就能够使之传播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积极的和正面的效应。 (一)负面新闻信息的正确传播能够促使国家政策的调整和制度的完善 负面新闻信息本身所反映的事实的好与坏、对它如何认识与表现、其传播的环境以及受众等方面的因素,都会直接影响到它所传播的效果。1998年8月,我国长江流域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洪水尚未消退且灾情隐患犹存,举国上下正万众一心地投入到全力抗洪的特殊战斗之中。然而,地处长江上游四川省部分地区的许多原始森林却遭到了不法分子的乱砍乱伐,对此新华社记者采写了题为《长江上游仍在砍树》的新闻报道。消息披露之后全国上下一片哗然,各媒体及社会大众纷纷表示强烈谴责。国家领导人和有关部门也为此先后进行了重要批示和政策调整,时任总理朱镕基要求有关部门立即行动起来,严厉打击非法砍伐活动;时任副总理李岚清及四川省委书记谢世杰等分别就此予以批示;国家林业局还向全国长江上游天然林一株也不能砍伐的决定;国务院调查组也适时赶赴四川省视察并指导工作,并从9月1日起提前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就是这样的一篇报道,引起了我国在护林政策方面的重大调整。由此可以看出,一则负面新闻信息及时而有效的传播,能够引起全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并促使国家及有关部门加以政策上的适时调整,它对社会进步与文明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二)负面新闻信息的正确传播能够成为一种积极而有效的激励手段 一些负面新闻信息的适时传播,能够使人们在心理和认识上感到某种挑战,并产生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从而激励人们奋发应战并主动投身于解决所反映问题的实践中,进而进一步推动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在享受高度文明的同时也正在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如、恐怖活动、环境污染、人口膨胀等。这些现实的威胁都是媒体所关注的社会问题,并时时提醒着人们引起注意并加以解决。1999年10月12日,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都广泛报道了届时世界人口超过60亿这样一个事实。这原本是一则喜庆的消息,然而各大媒体报道所注重的视点在于它向世界再次敲响了人口警钟,人口的急剧膨胀不仅加重了地球的负担,使地球资源的消耗加快,扩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而且它将严重地影响到人类文明的进程。媒体的这一报道,不仅没有使人们就此而感到悲观,而是令全世界进一步加深了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共识,并激发全球共同寻求合理使用资源、保护自然环境、消除贫困、实现可持续发展良策的热情。可见,只要媒体准确地把握负面新闻信息传播潜在的社会价值,其激励意义便是不言而喻的。 (三)负面新闻信息的正确传播能够成为媒体发挥自身舆论监督职能的有效形式 负面新闻信息的传播具有舆论监督的警戒功能,它能够通过对社会现实中消极污浊现象进行揭露和抨击,给社会和社会大众以一定的警醒与告诫,以抑制不良行为的扩张和蔓延,从而推动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在社会实践中存在的大量消极活动诸如腐败现象等,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见不得人、偷偷摸摸且不敢登大雅之堂而谋划于密室。媒体将其揭露出来告白于天下,就能掀起社会舆论广泛谴责的强势。 我国有党纪、国法、政纪等具有强制力和约束力的监督,但主要是追惩于后。加之一些人对信息所具有的控制加工或处理权,且本身又不甚注重监督,进而往往致使这些人违法乱纪且有恃无恐,但他们对新闻舆论监督心存余悸。新闻舆论监督虽然不具前几种监督手段的强制性,但也具有其自身无以比拟的优势。一是广泛性,社会各阶层、各组织和公民作为监督的对象,是媒体发挥舆论监督职能的主体;二是及时性,消极腐败现象被由媒体揭露出来,就能很快引起司法和行政部门的关注和介入;三是公开性,媒体曝光使丑行者原形毕露并声名狼藉。因此,新闻舆论监督不仅可以惩治于后,而且也可以防范于前,它具有其它监督所不能及的重要作用。如央视《焦点访谈》等媒体栏目所产生的监督效应是公众有目共睹的,朱镕基同志还曾为《焦点访谈》作“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改革尖兵,政府镜鉴”的题词及肯定。 (四)负面新闻信息的正确传播能够在国际关系中成为维护国家利益的有力盾牌 尽管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对外政策,不像它的国内政策那样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直接和深刻关注,但在维护国家利盖方面,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依然需要国内外民众的广泛支持。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是其对内政策的延续,它最终为维护国家安全和促进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外交关系的成功与否常常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媒体对有利于本国利益的负面新闻信息加以正确的传播,就能使民众更为全面地了解国家意志,甚至将影响当事国双方的政策。 在科索沃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空军悍然用导弹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这一暴行震惊了全世界。我国新闻媒体对此迅速反应,及时报道了我国政府的严正声明和向美国政府提出的强烈抗议,并配以大量的事实报道、新闻分析和新闻评论,使广大中国民众清楚而全面地了解到事实真相以及我国政府的立场,从而给予我国政府以坚决的支持,并对美国政府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尽管美方对此以“误炸”搪塞,但仍不得不承认这是影响中美关系的消极事件,美国政府和克林顿总统本人多次公开表示道歉,随后还进行了赔偿。从事件本身来看,这是对我国主权的公然挑衅,它也是一个明显的负面新闻信息,如果媒体报道偏颇就可能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消极后果。但是,媒体的正确报道使之成为维护国家主权、激发民众爱国热情以及全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正义呼声,从而有力地维护了我国的国家利益。 最近发生在拉萨的“3·14”打、砸、抢、烧事件以及后来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发生的“藏独”分子骚扰奥运火炬传递事件,属于典型的负面新闻信息。对这一事件的不同报道,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西方一些国家新闻媒体肢解事态甚至歪曲报道,对此不仅激起了国内民众和国外华人的强烈谴责,而且也引发了国际上一切富有正义、爱好和平国家及其人民对我国的声援和支持。而国内主要媒体在这一事件上全面、客观的报道,使人们更加清醒地看到了达赖集团长期假借民族宗教问题分裂祖国的本质,看清了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无知、偏见甚至仇视,也进一步看清了西方一些媒体及其国家所标榜的所谓“民主”、“自由”和“人权”,从而更加坚定了我国各族人民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对这一事件正确报道所产生的良好效应,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并总结其宝贵的经验。 总之,在信息化时代深入发展的今天,任何刻意掩盖负面新闻信息的做法无疑是掩耳盗铃,且最终使事态更加恶化并背离初衷。我国政府及新闻媒体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已经更趋理性且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因此,只要全面、客观地看待和运用负面新闻信息并加以正确引导,就能使其发挥正面的积极效应。 新闻传播类论文:浅论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的四大转型趋势 为了适应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新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将呈现以下四大转型趋势:学科融合,大学需要优化内部的所有资源,通过学科的融合推动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媒体融合,如果一则新闻能够用30种不同的方式、以30种不同的技术形式来讲述,我们需要帮助学生理解新闻的本质,并使用最适合的媒体报道新闻;科技创新,高校应该成为新闻传播的创新引擎,而不是创新的跟随者,应加强针对新媒体环境的应用性研究,推动产学研一体化;理解生态,只要我们身处的媒介环境发生了变化,我们报道新闻的方式就没有理由不变,我们新闻教育的模式也没有理由不变。 关键词:新闻传播教育;新媒体;转型趋势; 2006年,也就是Twitter诞生的那一年,美国《时代周刊》将“你”(YOU)列为年度人物。在数码文化方兴未艾的今天,那些曾经被称为受众的人们变身成为信息生产的积极参与者。正如Bradshaw(2007)所言,我们所处的世界已经从一个公众必须依赖专业媒体获取信息的社会,变成一个“人们可以自己获取并且生产信息的社会”。《时代周刊》预言,为数众多的用户生产内容平台,如YouTube、MySpace、Wikipedia以及Twitter,“不仅会改变世界,而且还会改变世界变化的方式”(Grossman, 2006)。迅速变迁的媒体环境对新闻传播教育提出了挑战。为了适应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新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将呈现四大转型趋势。这四大趋势概括起来就是:学科融合,媒体融合,科技创新和理解生态。在当前几近相同的技术环境里,这四个方面不仅是西方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的课题,也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需要重点思考的发展方向。今天,我想围绕这四大趋势,立足于世界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前沿,并结合浙江大学的探索,谈谈想法。 一、学科融合 先说个案例。最近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似乎被推向了风口浪尖。他们也许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家被校方“关闭”的新闻传播学院。当然,校方并不主张用“关闭”这个词,他们用的是“重组”。该校高层表示,现有的学院太小,太孤立,太受约束,以至于无法为学生提供他们所希望的新闻教育,也无法使教师从事他们所希望的教学和研究。在重组期间,新闻教育仍然以课程的形式继续,不过必须是双主修,或主修其他专业加辅修新闻专业。请注意,是辅修新闻专业。面对学院教师、学生和校友的质疑,校方强调此举将是提升该校新闻传播教育的一大契机,未来可能建立一所融合信息、传播、媒体和技术等多种相关学科和资源的新学院,并可望成为美国最好的。 科罗拉多大学或许只是个案,它有许多内因,如原来学院的内部管理比较混乱等等。但这一个案传递出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面临每天都在改变的媒介环境,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也需要改变。在这个媒介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而且人人都是媒介的时代,新闻(Journalism)和新闻工作者(Journalist)本身的概念受到挑战,需要大大拓展。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新闻教育仅仅依靠新闻学院是否足够?科罗拉多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被重组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校方认为它没有很好地与其他学院合作,从而无法提供适应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因此,如何优化大学内部的所有资源,通过学科的融合推动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成为新闻传播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议题。 这一目标有不同的实现途径。科罗拉多大学是比较极端的一种。目前,浙江大学2+2的本科教育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新生进校都按人文或社科两大类划分,前两年打通培养,主要是通识教育,没有具体专业。学生在很大程度上可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课程。从第三年开始,学生进入自己确定的专业院系学习。用校方的话说,就是一种“宽专交”(拓宽基础、专业培养、学科交叉)的人才培养模式。这样,就弥补了原有单一化专业教育的不足。当然这一模式在新闻传播专业也面临一些问题。例如,大块的实习时间使得本来就被压缩的专业课程进一步压缩,导致学生感到在校受到的专业训练不足。进入专业较晚,也使学生难以找到专业感觉。头两年通识阶段选课太随性,有些课程感觉用处不大。总的来说,这种“宽专交”的培养理念是适合新环境下的新闻传播教育的,但具体模式还有待进一步优化。 二、媒体融合 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家普尔教授提出。他认为,媒体融合就是传统上需要依靠多种媒介技术来提供的内容和服务被整合在一种媒介之上,而这种媒介通常就是数字网络媒介(Pool, 1983)。同样来自MIT的媒介融合研究专家、比较媒介研究专业的创始人杰金斯教授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展开。他将媒介融合定义为三方面的整合:跨越多个媒介平台的内容流动,多种媒介产业之间的合作,以及媒介受众的主动信息获取行为(Jenkins,2006)。从这个意义上讲,媒介融合并不单纯是一种技术现象,而是包括技术、产业、文化和社会变迁等多种因素的复杂过程。 媒体融合的大潮同样席卷中国。不论是中国政府大力推动的三网融合进程,还是每个媒体内部争先恐后规划的全媒体蓝图,都体现了这一趋势。一线的新闻工作者,则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媒体融合的压力。从前,报社记者只会写文字稿就行了。但现在,越来越多的记者被要求在新闻现场同时以文字、照片、音频、视频的形式通过微博等方式新闻。一些记者为新技术带来的新可能而欢欣鼓舞,还有一些记者则更多地感到不知所措、力不从心。如埃里克?牛顿所言,“如果一则新闻能够用30种不同的方式、以30种不同的技术形式来讲述,我们需要理解新闻的本质,并使用最适合的媒体。(Newton, 2010)”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挑战。 面对日趋融合的媒介环境,新闻传播教育如何培养未来的新闻工作者?传统新闻理论对于新闻现象的归纳和解释是否仍然准确?传统按媒体划分的采写编评课程是否还适应当前的融合新闻报道?如果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又该如何改变或重组现有的课程设置?目前,大多数高校选择的是增量改革的途径,即对现有课程进行修正的同时,增加一些新的课程。浙江大学也是如此。2011年上半年,浙大增设了《媒体融合》本科课程,我是主讲教师。在教师讲授相关理论和技能的基础上,要求学生调研国内外融合新闻报道的前沿案例,最后独立完成一项融合新闻报道任务。同学们在学习中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收获不少。但初次探索,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如课时太少,未能与实验课结合,平 台不够完善等等。 三、科技创新 一直以来,新闻传播教育,包括研究,与业界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断层。理论研究保持独立性固然无可厚非,但如果应用研究也与业界脱离就值得反思了。在新闻传播学科,高校喊产学研一体化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事实却是说的多,做的少。常见的情况是,业界在前面尝试,学界在后面观望。业界有了成绩,或出了问题,象征性地请学界来总结一下,仅此而已。结果就是,业界觉得无关痛痒,学界感到疲于应付。双方仍然未能找到一个有效的连接点。 要改变这种局面,高校应该成为新闻传播的创新引擎,而不是创新的跟随者。举两个例子。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刚刚建立了一个Reese Felts 数字新闻项目,旨在通过实验研究探索新闻传播的新形式。其中一个重要尝试是,建立一个由学生设计、开发、制作和运营的新闻网站(),然后利用这一平台试验各种不同的报道和叙事方式,通过对用户数据的实时监测和分析,测量不同方式的传播效果。一方面,网站为所有相关课程提供了实践基地,另一方面,网站实验研究的结果也可用于指导专业媒体的新闻实践。另一个例子是前面提到的科罗拉多大学,他们也建立了一个名为“数字媒体实验厨房”(Digital Media Test Kitchen)的实验室,从新闻技术、技巧和商业模式这三个方面进行创新研究。 中国大陆的新闻传播学院在这方面虽然整体上尚未起步,但也不乏开拓者。比如南京大学金陵学院新传媒系于2008年建成媒体融合未来实验室,并与多家媒体和IT企业开展了多种合作,初显“媒体硅谷”之势。浙江大学最近也利用学校投入巨资升级传媒学院实验室的契机,重点建设新媒体实验室,由认知研究实验室、数字影视与文化产业实验室、电子编辑与数字出版实验室组成。其中,认知研究实验室配备全球最先进的眼动仪和脑电仪,旨在利用认知科学的研究手段为新闻科技创新提供更加准确的数据支持。 四、理解生态 我们所处的世界已经不是原来的世界,我们所面对的人也不再是原来的人。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所处的媒介环境发生了深远的变化。不论是新闻传播教学还是研究,都必须时刻把握不断变换的媒介环境,方能与时俱进。理解媒介生态的关键是理解我们周围的人,理解那些我们曾经称之为“受众”的人们。新媒体环境下,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例如思维方式上,新媒体的出现使人们具有更强的批判能力,不再认为传统的主流媒体是唯一的、甚至可信的信息来源,对新闻的理解也不再是单一的、静止的;行为方式上,Web2.0的出现使人们不再是消极的接受者和消费者,也成为主动的参与者和生产者。同时,人们的习惯也发生了变化。例如,浅层阅读逐渐取代了过去印刷媒体时代的深度阅读;多任务(multitasking)逐渐取代人们一个时间只做一件事情,等等。面对变化的环境和其中的人们,新闻传播教育不能熟视无睹。我们要通过各种手段,弄清楚现在的人们究竟喜欢什么样的新闻。以情感为例,传统的新闻报道不能掺杂新闻人的任何情感,记者编辑必须冷静客观地报道新闻。但研究表明,带有情感的新闻更容易受到人们的关注,也更容易被人们记住。记者不隐藏自己的情感倾向,反而会使读者更愿意相信。而且,在博客、微博这样的新平台上,带有个人感情的报道更容易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人称。第三人称毫无疑问是新闻报道的叙事方式。但人们发现,用第一人称讲新闻,会使受众感到更有人情味,感到是在跟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媒介进行交流。当然,这些都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帮我们进行决策。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只要我们身处的媒介环境发生变化,我们报道新闻的方式就没有理由不变,新闻教育的模式也没有理由不变。 新闻传播类论文:微博改变新闻事件的传播格局 微博时代,热点事件的发酵不再仅仅依靠传统的媒体和记者,话语权也不再只掌握在社会精英手中,每个人都有了自身的表达空间,并且利用新兴自媒体的圈子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响应者”。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日益普及,其交互性的特征已经影响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改变着我国社会的信息和舆论传播格局,传统媒体时代的旧有传播体系正在逐步瓦解。微博时代,热点事件的发酵不再仅仅依靠传统的媒体和记者,话语权也不再只掌握在社会精英手中,每个人都有了自身的表达空间,并且利用新兴自媒体的圈子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响应者”。在社会化媒体参与“追踪”与“围观”的过程中,新闻事件的各个传播环节都有了全方位的转变。 自媒体成事件传播源头 在互联网引爆的“大众麦克风”时代,微博上每一个人都可以便捷地与别人分享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以及情绪、观点的变化,这些内容就有可能成为新闻事件的起点。任何一个个体都可以在微博上设置议题,把自己了解、关心或者认为不正确的事件线索公诸于众,从而引发其他人的兴趣,进行再次传播,最终使得事件升级,成为热点。此外,在一些突发事件中,在场的微博用户也可以第一时间现场图片、消息,他们被称为“公民报道者”,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传统的记者,成为了很多事件公开的第一源头。 早在《2009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中》,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对当年77件影响力较大的热点事件进行分析表明,由网络爆料而引发公众关注的有23件,占总数的近30%。2010年后,随着微博等社会化媒体的发展,这一比例继续上升,2011年热点事件中,自媒体设置议程、影响话题走向的比重已经超过传统媒体,甚至互联网信息“倒灌”传统媒体的态势已经很明显,传统媒体往往从微博上寻找焦点,再进行二次挖掘和报道。2012年以来,陕西省安监局原局长杨达才、重庆市北碚区委原书记雷政富、山东省农业厅原副厅长单增德等“问题官员”被揭发并免职,无一例外不是在自媒体中率先发酵。 在社会化媒体大发展的背景下,很多传统媒体从业者也把微博作为披露事件的第一工具。如“毒胶囊事件”中,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赵普在加V认证的实名微博上率先爆料,“不要吃老酸奶(固体形态)和果冻”,这条微博转发近13万次,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打假行动。然而,赵普的微博引发了新闻界内部的严肃思考,对于食品、药品安全这样的大事,媒体人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审慎把关,其微博的言论如何自律和他律成为新的难题。据悉,人民日报社和中央电视台目前都已制定记者网络发言的守则。此外,《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网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等传统媒体也已经进驻微博,改变了传统媒体对网络热点迟钝和失语的状态,延伸了其舆论引导能力。 “微博直播”极大提高事件传播速度 2012年12月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抵达深圳考察工作,作为就任总书记之后首次离京考察活动,他这次深圳之行的信息和照片最早和最多见于的不是传统的报纸、电视等媒体上,而是在微博上,很多深圳本地网友通过微博进行了“直播”。据不完全统计,微博中关于深圳之行的条数超过10万条,传播速度和信息量远超过传统媒体。 微博具备“快传播”与“私传播”的特性。“快传播”指微博省去了传统媒体的后期编辑、排版、制作、发行等周期,可以以电脑或手机联网等进行同步传播,后期加工时间趋近于零,这是最多每天出版一期的平面媒体无法达到的,有所提速的广电媒体也望尘莫及。2011年重大突发事件在事发当天发酵的超过半数,这恐怕只能依靠微博等社会化媒体。“私传播”是指新闻现场的所有亲历者无须以强大的公共传播途径为依托,也可以和专业记者一样具有优先传播权,那就是利用微博进行事件直播。 在2011年的“7·23”甬温线特大铁路交通事故中,微博就起到事件直播的作用。7月23日晚,摄影师“小刀”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在微博上直播着事件的发展;网友“Smm_苗”用手机微博发出最早的信息后又陆续发表了数条在事故现场的目击图文记录。还有其他众多网友发出的求助、寻人信息,汇集在一起,成为当晚最活跃的信息源。资深媒体人吕焕斌曾评价:“仅以此事件(温州动车事故)最初的6小时观察,以传统电视媒体对比微博这种新媒体来看,电视还是完败,无论是时效、更新速度、社会动员还是各种功能,新媒体打败了传统媒体,自媒体打败了公众媒体。” 此后,2011年9月27日上海地铁追尾事故,网友“安默然lucky”微博做了最早报道,当时在车厢最后面的网友“季法师”在微博发出了第一张现场图片;2012年7月21日北京特大暴雨,网友和北京市各级官方微博一道,微博直播路况和救援信息。人人参与的“微博直播”极大提高突发事件传播速度,成为了公众快速了解信息的首选平台。 网状传播扩大事件传播范围 微博实现了新闻资讯的无障碍式传播,与其他媒体相比,微博传递信息更加自由,也更容易引发“连锁反应”,每个人的信息和观点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受众群体逐级扩散,通过网状的传播模式进行扩张。微博转发可以迅速为重大事件提供信息支持,网民信息共享,在很短的时间内可以将一条信息传遍网络世界。 2011年1月25日,一个名为“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微博账号悄然诞生,随之引发了一场全民解救被拐儿童的风暴。这一行动主要通过微博平台进行互动及传播,“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粉丝突破了20万,网民纷纷转发相关信息,其所 带来的社会影响得到几何级数的放大。虽然它的成功与传统媒体后期的跟进和政府相关部门的介入密不可分,但微博传播平台在此次行动中毋庸置疑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微博平台的发展,为热点事件或话题的传播带来了新模式与新方向。 作为社会公共事件,其最终目的在于积聚各方关注与力量,使影响力达到最大化,微博平台的多级传播使很多事件的覆盖面不断扩展。2011年以来,以微博平台为依托,越来越多的事件或话题为更多人知晓,涌现出如免费午餐、给孩子加个菜、大爱清尘、解救白血病女孩鲁若晴、加油小伊伊、西单奶奶、救助小传旺等一大批微博话题。在微博传播中,“简单”降低了参与门槛,“高效”则提升了参与热情。 话语“多元化”改变单一传播主体 在传统的传播渠道中,媒体和记者是传播的主体,他们通过自己掌握的大众媒介向公众提供各种信息,并且拥有较高的公信力,而普通民众只能作为“受众”接收信息。互联网时代,事件传播的轨迹日益多元化,信息的主体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在热点事件的议程设置和传播过程中,网络“意见领袖”和网络名人对舆论走向产生的影响日益显现。在微博时代,“意见领袖”和网络名人甚至比传统媒体更具有可信度,更容易成为热点事件中发声的主体。 以2012年8月湖南“永州唐慧案”为例,在事件传播、发酵的过程中,虽然主流媒体后期积极介入,但不再是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意见领袖”、网络名人的微博信息导致了事件的多点引爆、链式反应或拐点出现,产生了巨大作用,甚至引导了传统媒体的报道角度和尺度。 网上“意见领袖”粉丝众多,信息传播力强,在网络舆论场具有强大的议程设置能力。在唐慧案中呐喊的,有律师、记者、学者、作家、商人、官员等,“意见领袖”多由各行业专业知识丰富的精英人群组成,具有名人效应和“羊群效应”,他们的意见在热点事件的公众传播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不可忽视的作用。 新闻传播类论文:民间新闻传播崛起促使舆论引导策略转变 近些年来,在突发公共事件的舆论引导上,当事方往往处处被动,疲于应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引导策略没能根据传播环境变化做出适当调整。民间新闻传播崛起并与大众传媒共荣互动,已经成为当下传播新变中最突出的特点之一。这强烈冲击着既往的舆论引导策略,迫使其做出必要调整。 民间新闻传播是人类固有的社会现象之一,是前印刷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新闻传播方式。到了近代,印刷术在欧洲推广导致报刊产生,人类这才进入大众传媒时代。和民间新闻传播相比,报刊等大众传媒具有快速准确、无远弗届等诸多优点。传播技术的进步使大众传媒逐步占据了新闻传播的主导地位;民间新闻传播虽然还无时无地不在,却在大多数情况下已经对社会影响甚微。 建国后较长时间内,我国媒体环境上述特征在尤为明显。所以,既往的舆论引导对象主要是大众传媒;其价值取向是“堵”,即压制信息,正面引导;其具体措施是指通过阻断大众传媒和新闻源的接触来遏制信息传播。它和大众传媒主导下的传播环境是相适应的,因此,长期行之有效。 首先,受众主要是通过大众传媒知晓亲身经历以外的新闻的。这就意味着,新闻存在与否不是取决于发生与否,而是在于报道与否。不报道就等于不发生,当迫使大众传媒放弃报道时,新闻在受众端就被消失掉了。缺少了外界信息刺激,受众自然无从和遥远的新闻形成共鸣;事件则得以被控制在较小的传播范围内。这时的信息传播处于严格管控下的有序状态,这是有利于当事者进行处理的。当然,处理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 其次,不管遏制实施的多么成功,总会有一定量的信息从新闻源溢出,经民间传播到受众那里。但民间新闻因其传播系统的孱弱消解了自身力量。这里的孱弱一是指传播速度迟缓,一是指信息流量微弱。民间新闻或是口耳相传,或是书信往来,等传递到遥远受众那里时,大多距离新闻发生已经相当长时间。又由于其信息流量较小,受众群体也处于相对孤立状态,这就进一步阻碍了新闻的再传播和聚合。所以,民间新闻多是明日黄花,是不会对事件产生较强干预力量的。 一切拜技术所赐,在被印刷及电子技术边缘化几个世纪之后,近十几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民间新闻传播重焕生机。博客、论坛、QQ、MSN等,尤其是微薄的出现,不但使民间新闻异常活跃,更让它重返传播中心舞台。大众传媒和民间新闻传播共生共荣的传播新格局已经形成。这就要求要具体分析新变化,进而调整舆论引导策略了。 首先,民间新闻传播速度和信息流量空前增强。在公共事件刚刚发生时,甚至超过了大众传媒,这从近些年来的报道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几乎事件一发生,就有大量现场信息通过民间渠道得到传播。民间新闻传播之所以如此活跃,得益于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发达的网络技术培育了新闻源和受众之间强烈的双向沟通意愿。在新闻源那里,人们力图突破压制,主动信息:在受众那里,主动探寻新闻已经成为常态。同时,受众之间自发的新闻再传播和聚合能力也因传媒技术的发展而强大。因此,新闻总有途径传播,通过隔离传播源和大众传媒来阻断信息传播的方法将无法取得实效。而结果的无效将宣判策略的非法。 其次,既往的舆论引导策略导致大众传媒和民间新闻传播的恶性互动。其一,是迫使受众疏离大众传媒,亲近民间新闻。发达的传播技术已经打开了信息需求的欲望魔盒,当大众传媒不能提供足够新闻时,受众必将转向民间。这刺激民间新闻传播,使其更加活跃,却会进一步弱化大众传媒的权威。当大众传媒被边缘化的时候,民间新闻也将失去参照,其局限性则可能被受众忽视而接纳。民间新闻最大的诟病是其必然伴随大量流言。当因为没有参照而不能对其有所辨别时,真相的探寻将变得更加困难。其二,出于追寻新闻的本能,在无法接近新闻源的情况下,诸多大众传媒将选取民间新闻进行报道。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如果说前述问题只是让受众放松了对流言的警惕,这里则很可能使流言华丽转身,成为事实。流言一经大众传媒报道,就披上真实的套装了。接下来,民间新闻会将“被真实”化的流言再传播。这样,一个流言自证的循环就出现了。 显然,以“堵”为取向的舆论引导策略,最大的弊端不再于伤害了谁的“权利”,而在于它使信息传播陷入一片“混乱”。“混乱”对事件的处理百害而无一利。新的传播环境需要新的策略。新策略的终极目的是重建信息的有序传播!这就应该在承认民间新闻传播与大众传媒共生共荣这一现实的基础上,致力于于两者的良性互动;其价值取向是“疏”。所谓的“疏”是指积极主动向大众传媒开放新闻源。在介入报道的速度上,民间新闻往往领先于大众传媒。但由于民间新闻的自发性质,其权威性和可信性并不高。受众更需要相对专业、权威的信息。只要能得到翔实的新闻素材,客观公允报道,大众传媒自然会成为为民间新闻传播的引领者,两者的良性互动也会自发形成。反之,就可能转向恶性互动。 当然,民间新闻传播崛起不是舆论引导策略调整的唯一原因。政府管控媒体方式的悄然转变以及媒体市场取向等因素共同导致的媒体功能取向从以“正面引导”向“舆论监督,的变迁,受众公民意识的觉醒等同样是策略调整的时代背景。但有什么比媒体自身格局变迁的力量更大呢? 新闻传播类论文:论新闻媒体传播作用在社会管理工作创新 当今社会,媒体对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辐射日益加强,对人们思想、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的影响日益深入。社会是人类生活的共同体,是特定土地上人们的集合,而这个共同体、集合的粘合剂,就是新闻媒体。正是新闻媒体提供了监测环境、告知消息的工具,提供了人们彼此间交流意见的公共平台。社会生活空间的大小及其发展水平,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其信息传播的发展水平。口头传播与原始部落民主相适应,手抄文字、马车驿站与民族国家相适应,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网络传播与全球政治相适应。在网络环境下,消息弥漫于整个的社会空间,无孔不入,无处不在,它不仅影响到人们的精神生活,更影响到人们的行为和社会的运行。社会管理的实质是对人的管理,必然涉及到管理者和人民两个基本要素,管理者要认识人民,理解人民的心声,人民也要了解管理者,审查管理者的资质。在这两者之间,其沟通、联系的主渠道,非新闻媒体不可。在当前这个媒介化时代,要创新社会管理,建设良好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离不开新闻媒体。 一、现代社会呈现多元化、多样化等新特点 1、人口流动频繁。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成员的“单位”属性逐渐减弱,大量“单位人”转为“社会人”。户籍制度的改革使大批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一步推动了农村人员流动。走南闯北,出现了单位用人、社会管理人的新形势。 2、人的价值取向多元化。改革开放,多种经济成份并存,跨体制的人员流动,带来了人们心理素质、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深刻变革。社会在主流价值之外,又有许多价值观出现。如自立、竞争、互动、风险、信用等价值观正在确立,还有一些不良的价值取向也凸显出来。如个人主义、拜金主义、腐朽无耻、低级趣味等。人们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 3、社会阶层多元化。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的不断推进,计划经济时期决定人们社会经济状态的政治性、制度性或行政性标准(如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档案身份等)逐渐为一些新的因素所取代,职业分化、收入差距扩大和资产私有形式的出现促使社会阶层分化日益明晰。尽管目前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还在持续,并未完全定型,但其基本的分化形态和规则正在形成。多年前,学术界提出了十大社会阶层的划分,原先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变成了十大阶层,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4、民主化进程加快,社会越来越公开透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推进, 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日益增强。人民群众要求政府更加公开透明,在更广领域、更深层面上有序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参与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这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要求和具体体现。 上述社会变化,也形成许多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如利益问题,过去强调是整体利益, 现在开始重视个体利益,同时新的群体形成产生诸多群体利益。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之间难免产生利益冲突。如何协调群体的利益冲突,化解矛盾;如何进一步公开透明,让群众更多地参与到公共事务管理中来;如何引导人们形成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建立起新的社会管理机制,这种新的社会管理机制也必须适应多元化、多样化社会的要求,遵循多元社会治理理念。既要有“硬”的手段,也要有“软”的手段。“软”的手段主要是通过某种形式影响人们的行为,指导或告诉人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以及应该怎么做等等。在这方面,新闻媒体显然有其独到的作用。 二、媒体在多元化社会管理中有其独特的作用 1、宣传功能。新闻与宣传都同属于传播范畴。宣传是一种传播活动,可以通过任何传媒进行。在社会主义国家,新闻媒体是宣传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还有法律法规等重要阵地。还能通过它的信息筛选和散布功能,直接影响百姓对社会的感受,由此直接影响老百姓对党和政府的认可程度。调查显示,现在 90%以上的群众都是通过新闻媒体了解党和政府的决定、实施的政策以及法律法规。如每年的全国“两会”、省“两会”,人们都是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渠道进行关注。新闻媒体在宣传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强。 2、引导和教育功能。我们目前所处的社会是信息社会。媒体成为我们获取信息和获取思想的重要来源,特别是对社会主流思想,对社会的价值观的选择,都起主导作用。人们世界观的形成,有家庭、学校的因素,但是更重要的是媒体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媒体传播信息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强烈的社会性、生动性、知识性、思想性,它往往通过真人真事、具体情节和潜移默化的方法来表现事实和思想,来对舆论进行引导,因此较容易为公众接受。 3、沟通协调功能。现代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媒体扮演着各方信息沟通平台的角色,在社会系统的运行中发挥着重要的信息枢纽作用。政府、市场、非政府组织与公众、社会各个方面都可以在媒体上进行沟通。这些年,政府部门通过媒体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事例多了起来,很好地发挥了媒体的沟通作用。 4、社会组织功能。新闻媒体通过对新闻信息的选择、解释与评论,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与策略,并呼吁社会共同关注某一事件或某一问题,从而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某一事件或某一问题上,形成统一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媒体就充当着一种社会组织者的角色。 5、舆论监督功能。舆论监督历来是新闻媒体的一项重要功能。舆论监督,既是实现民主监督的重要形式,也是反映百姓诉求的主要渠道之一。党和政府一直强调新闻媒体要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在统一思想、修正错误、凝聚力量和促进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中的积极作用。 信息服务功能。新闻媒体不断向人们提供各种事件信息,如对于那些来自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威胁,新闻媒体能及时地向人们发出警告,让人们采取防御措施。此外,新闻媒体还提供有关人们生活环境的信息,如关于公共事业、经济状况等,这也是新闻媒体满足人们日常信息需要所具备的功能。 新闻媒体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中的重要力量,将发挥正确导向、聚合智慧、动员教育、沟通协调、上传下达、化解矛盾的重要作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一方面为媒体的新闻报道提供了一个全新空间与视角,另一方面也让媒体重新审视自己,完善做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调整思维,从而增强媒体与社会 的“互动性”与“粘合度”。责任与担当:媒体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核心价值所在新闻媒体在创新社会管理中担负着重要的职责,必须坚持职业伦理,弘扬专业精神,恪守社会责任。唯有严格要求自己,践行道德规范,善尽社会责任,大众传媒才能在创新社会管理的进程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2011年发生的谣“盐”事件,给媒体如何参与社会管理留下了许多思考。2011年3月16日,全国不少地区出现“抢盐潮”,众多新闻媒体沉着冷静应对,在重要版面、时段、页面,第一时间及时准确地传达政府部署,积极稳妥地做好食盐供应新闻报道,满足群众的信息需求,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消除了民众对核辐射影响的疑虑,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营造了有利的舆论环境。 具有社会管理功能的新闻传播活动,是人类的一种有明确目的的社会活动。新闻传播社会管理功能的价值,就在于通过传播者与受传者的传递信息,沟通情况,交流经验,协调行为来达到管理的目的。因此,新闻传播活动从一开始,就暗含着对管理效果的设定。按照人们通常的说法,效果是投入与产出的比较。在资源投入量一定的情况下,产出越多,该转化过程的效果越好,在产出一定的前提下,投入越多,则其转化效果越差。新闻传播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行为,必然要耗费一定的资源才能产生一定的管理效果。而这一效果的产生,又是贯穿于新闻传播活动的全过程,始于传播之前,显现于传播之后,即总是受众在收受新闻传播之后才会表现出来的。由此,新闻传播社会管理功能的效果,可以被理解为新闻传播者(即管理者)在实施自己的管理行为所消耗的一定的资源与在此基础上所得到的新闻受众(即被管理者)接受信息传播后在感情、思想、态度和行为方面所发生变化收益的比较。 新闻媒体的社会功能与社会管理息息相关。结合我国当前社会的特点,发挥新闻媒体的功能作用以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进而促进社会公正、保持社会稳定,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这需要两方面的努力:一是媒体本身应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二是政府等管理部门要善于运用媒体,管理好社会。 由此可见,媒体参与社会管理,首先应该是建立在真实、可信的基础上。媒体必须在第一时间向公众提供事件的真相,并让公众获得充分的有效信息。谣言止于智者,公信源于诚意。这次谣“盐”事件发生后,新闻媒体及时、真实、准确、全面、客观地传播新闻事件真相,达到了很好的舆论引导效果。因此,媒体应强化社会责任,加强对公共信息的公开、公平、公正的报道,畅通人民群众的权利表达渠道,努力减少因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各种社会分歧。这样才能把好舆论引导的闸门,真正维护人民群众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良好秩序,有效应对社会风险,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营造更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总之,新闻媒体对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新闻媒体是传递信息的载体,这种传递的信息与人类事先储存的信息不同。传媒传递的信息更多地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最新变化有关,通常被人们称为新闻。无论世界发生何种事,如战争、疫情等,一旦经新闻媒体传播,这种信息就会对人们的社会生存和命运产生影响,一定会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这是一般的信息所不具备的。如在地震中遭破坏的日本福岛核电站的一系列经新闻媒体传递的信息,引起各国政府对核电站安全的高度重视。这就是新闻的力量。 新闻传播类论文:论微博对负面新闻信息传播的性质 一、草根“麦克风”发出的自媒体时代强音 2012年9月15日,新浪微博用户主页右侧的热门话题榜中增设了一个新词条——“理国”,与之相关的微博成为继宜黄强拆案、7·23动车追尾事故等话题后的又一起传播速度极快且的热门话题。新浪微博的“热门话题榜”,是通过对影响力、转发及评论数等因素的整合评估形成的,数目庞大的草根用户往往在相关信息传播的选择上呈现聚合状态。一般地,一个热门话题,仅靠坐拥上万粉丝的加V用户自娱自乐其实不易形成,更需大量草根的互动传播作为助动。 事情是这样缘起的:由于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不断升级,西安等城市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后演变为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一时间微博上对此事件的实况报道大量涌现。新浪微博一位仅有300余粉丝的西安用户“@田维Paolo”于15日当天16︰37发出一条微博“刚接到我爸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西安玉祥门数十辆日系车被砸,局势失控,一位车主下车阻止爱车被砸,被一棍击中头部,生命垂危!!!!”这一新闻快报型微博因得到多名加V用户转发从而获得一定程度扩散。后“@田维Paolo”亲临现场拍摄实况照片,其中一张被砸日系车车主收拾残骸的图片被商界新媒体事业部财视网新闻中心主任“@SJ翔宇”转发,获得逾120条转发。 对于西安9·15事件,新浪微博上大量类似“@田维Paolo”草根用户皆转型为“战地记者”,躬亲现场直播暴力事件,他们在9·15事件期间制传的新闻报道数量远远超过媒体官微对相关事件的制传量,成为信息传播的主力军。这次草根网民向新闻记者的转型,佐证了“自媒体时代”的题中之义(根据百度百科):以个人传播为主的媒介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新闻传播者。这种媒介基础凭借其交互性、自主性的特征,使得新闻自由度显着提高,传媒生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 微博传播新形态。在中国,自媒体的集中形式以及自媒体新闻产品的制传载体即为“微博”。微博一直没有权威而精准的定义,根据维基百科的释义,“微博又称微型博客,是一种允许用户及时更新简短文本(通常少于140字)并可以公开的微型博客形式。它允许任何人阅读或者只能由用户选择的群组阅读。”李开复则解释为,“微博就是每次不超过140个字的微型博客。”微博传播与传统媒体传播呈现出以下区别: 相对比之下,微博是唯一一种互动性与开放性兼强的媒体。 二、西安之“殇”——“9·15事件”背景介绍 2012年,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升级,以8月15日香港14名登岛保钓人士被日方逮捕事件最激烈地引发了中国民众对日本当局的仇恨。9月15日,西安众多爱国者于钟楼、小寨等地游行示威,表达主权诉求与仇日情绪。但游行者在拉横幅、喊口号之余,竟对日系车、日本产品专卖店等展开了打砸抢的大规模暴力犯罪行为。 日系车主李建利颅骨被打骨折是9·15事件中暴徒施暴的典型案例。媒体人江雪在《“九一五”:西安之痛》中写道:“那是在9月15日下午5点多,李建利开着自己家那辆白色卡罗拉经过环城西路……车到玉祥门和西门之间的路段,走不动了。这时,对面路中间来了一队游行的人……一个穿白色T恤的男子,跳了过来,举着手中的U型钢锁,向他头顶猛砸……这一击是致命的,导致颅脑开放性严重骨折。从医院的透视片子能清晰地看出,李建利的一块颅骨断裂凹了进去。在长达4个多小时的抢救手术中,医生取出了一大块和一小堆被砸碎的颅骨……” 打砸抢的暴力行为被认为已然异化了爱国主义朴素诉求的原始初衷。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学教授王天定于10月2日发微博说:“西安的9·15事件,呈现明显的组织化特征,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有人专门组织了一些烂仔肆意打砸抢,组织者与烂仔各有所求,前者是制造混乱,后者都是烂命一条,先拿三瓜俩枣,乱中还可乘机抢劫。所以,打击那些烂仔是必要的,但重点是要抓住那些组织者。”除了王天定等专家学者、江雪等媒体人对此事件的学理性解读和专业化报道外,其他网民亦积极表达观点。如网友“@不要让我吃香菜”在微博上发表评论说:“我大西安9·15那天的抗议活动显然已经成为不理国行为的典型了。”草根用户的积极关注与活跃表达促成了这起事件备受瞩目的效果。 三、关于“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的问卷调查及案例研究 (一)负面新闻信息释义 根据丁柏铨、陈相雨《“负面新闻”及相关概念辨析》一文的释义,西安“9·15事件”应属“负面新闻信息”。 该文称,“它(负面新闻信息)与负面新闻殊异。在语义表述上,负面新闻中的负面,将报道题材与报道效果相混杂;而负面新闻信息则明白无误地说明只是制作成新闻作品的事实带有负面性质。就此而言,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一定要使用负面新闻概念,那么就须特别说明究竟是报道题材属于负面,还是报道效果属于负面,以免产生歧义。负面新闻信息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发生的、不可抗拒的事实[1]。信息可以是事实,而事实具有原生质的特点,其本身不包含人们主观的价值判断。信息也可以既是事实又包含人们一定的价值判断。关涉自然灾害、犯罪等的新闻信息,无疑都属于负面信息。负面的新闻信息所表达的意思是明确的,根据新闻事实存在的状态就可以判断。[2]” 由此可知,9·15事件属于“负面新闻信息”。它广泛引起了民众的负面情绪,达到了破坏功能(如破坏西安的城市形象、市民间的和谐互信)、瓦解功能(如瓦解西安人的地域优越感、凝聚力、外地人来西安的旅游意向等)、腐蚀功能(如腐蚀了公民对于一部分人的信任度,使人产生道德倾斜),以及煽情功能(如煽动起一部分人的爱国热情、公民个体间的相互仇恨等),这皆符合丁柏铨、陈相雨在文中所谓的“事实携带的负面性质”。 (二)本地问卷调查分析 横向来讲,西安在9月1日至10月1日间发生了不少“正面新闻事件”。如:9月2日西安PM2.5数据达优极天标准;9月26日,陕西卫视改版仪式启动;9月29日,深圳直达西安的高铁开通;9月29日,西安市推出1亿元科技创业种子投资基金;10月1日,陕西省图书馆“换书市集”正式开张等。 纵向上讲,西安在近年亦不乏正面事件。最有名者如2010年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的召开、曲江观光轻轨的竣工(2012年10月)等。相比于“9·15事件”在微博上的传播,上述新闻并未在微博上产生可以相提并论的轰动效果。为证明这一结论、了解获知“好事”与“坏事”各自的人数及其获知途径,我向100位非西安本地市民的游客发放了问卷,以期获得直观、可靠的数据。 问卷调查地点为西安市回民街、大唐通易坊、大雁塔北广场以及骡马市步行街等四地。问卷调查对象为在西安旅游或长期工作的外地户籍人口。问卷涵盖问题有三:(1)是否听说过西安“9·15打砸抢烧事件”?从何得知?(2)是否听说过西安曲江轻轨竣工事件?从何得知?(3)是否听说过西安世园会?从何得知?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1)有86人知道西安“915事件”,其中72人通过“微博”得 知;另14人中,有2人通过“电视”,12人通过“人人网”(人人网是与Facebook传播形态相似的自媒体)。(2)仅有16人听说过西安曲江轻轨竣工之事,其中6人通过“电视”得知,6人通过“微博”,其余4人未填写得知途径。(3)有57人听说过西安世园会,主要通过传统媒体和微博双向得知。 从问卷结果可知,86位“坏事”知晓者中有72位通过微博得知,占这部分样本总数的83.73%;而“好事”知晓者中,只有不到40%是通过微博获知,遑论好事的知晓者人数本身仅占总样本的16%。知道“坏事”者数量远超知道“好事”者数量,且“坏事”得知渠道主要是微博等自媒体。 由此我先预设一个假想:微博“偏爱”负面新闻信息。通过下面的媒介内容分析进一步对此证明。 (三)外地媒体报道分析 我选取《潇湘晨报》与《重庆时报》的官方微博作为研究样本,以期获得对该议程的佐证。 《潇湘晨报》与《重庆时报》均为综合性都市报,前者以长、株、潭为中心,面向湖南全省城镇发行,其官微则贴近“综合性”定位、涉及各地新闻。后者也以本地市民为受众群,新闻内容综合性强。选择这两份报纸的官微作为案例,主要出于以下考量:1.两者对西安来说均属“外地媒体”,更利于观察外地媒体对“9·15事件”的关注度,从而挖掘微博传播者甄选信息的标准;2.两份报纸均属综合性都市报,虽分别为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及重庆市总工会(投资体系为人民日报华闻控股华商报业)等行政机关主管,但不属“党报”范畴,其新闻在编辑和采写方面呈现多元化、宽口径、接地气特征,利于实务研究;3.两报官微均有大量粉丝,分别为177万和71万(截至到2013年2月上旬)。 首先研究《潇湘晨报》。在2012年9月1日至9月30日之间,《潇湘晨报》官微包含“西安”二字的微博共17条。其中:7条是关于“9·15事件”的报道,其中正面新闻信息1条(《西安青年李昭街头举牌:前方砸车 日系调头》,这条新闻属于以负面新闻信息为背景依托的正面新闻信息)、负面新闻信息6条。其余10条无关西安“9·15事件”的微博中,负面新闻信息2条(分别为《上万学生冒雨参加校庆 校方称学生强烈要求》以及《左右不分?患者右脚骨裂左脚被手术》);正面新闻信息5条,分别为《湖南妹子获2012年环球旅游小姐国际大赛中国赛区季军》(比赛在西安举办)、《国庆长沙-西安坐动车6小时搞定》、《西安酒店申请更名为“钓鱼岛酒店”获批》,以及《英国“活雷锋”卖家产来西安做慈善7年 给流浪汉发包子》。其余4篇为中性新闻信息,分别为《西安一小学让近3000学生躺在课桌上午睡》、《西安“造湖运动”:拟投百亿造28个湖》、《长颈鹿算什么,这是坐货车的“乔布斯”》,以及《长沙乘高铁到西安二等座票价592元》。 通过整理数据可知,《潇湘晨报》官方微博在2012年9月1日至30日的所有报道中,正面新闻信息、中性新闻信息、负面新闻信息的数量比例为5︰4︰8。负面新闻信息最多,占近一半。 再来看《重庆时报》。在2012年9月1日至9月30日之间,《重庆时报》官方微博包含“西安”二字的微博共8条。其中,正面新闻信息2条,分别为《正能量!"洋雷锋"卖家产去西安给流浪汉送饭7年》和《西安一酒店申请更名“钓鱼岛酒店”获批》;中性新闻信息2条,分别为《西安惊现坐货车“乔布斯” 被调侃视察iPhone5业务》和《大学生活宅在床上过?》;负面新闻信息3条,分别为《上万学生冒雨参加校庆 校方称系学生强烈要求》《西安公布保钓游行9名打砸者照片 敦促投案自首》,以及《患者右脚骨裂左脚被做手术 院长:这没啥事》。剩余一条《国庆你准备去哪里“看头”?》属《重庆时报》官微的#午间分享#栏目,是服务类信息。不属于硬新闻范畴。 通过整理数据我们可知,《重庆时报》官方微博在2012年9月1日至30日的所有报道中,正面新闻信息、中性新闻信息、负面新闻信息的比例为2︰2︰3。负面新闻信息最多。通过对《潇湘晨报》和《重庆时报》官方微博在同一时段对于西安的新闻报道正负面属性分析可知,负面新闻信息占到所有新闻中的最大比重。 (四)本地媒体报道分析 本地媒体,选取西部网(陕西新闻网)的官方网站与官方微博进行对比。西部网是在陕西省委、省政府领导下,由省委宣传部主管主办、陕西电视台承办的陕西新闻门户网站,是省级主要新闻媒体。 在2012年9月1日至9月30日之间,西部网官微中言及“9·15事件”的微博共5条,均为负面新闻信息:分别为《勿以爱国之名 行害民之事 》、《西安警方公布9名打砸者照片劝其投案自首》、《多家保险公司称被砸日系车主暂无法索赔》、《西安警方微博公布砸日系车砸穿颅骨嫌犯正面照》,以及《央视:西安被打日系车主维护财产属于正当防卫》。 新闻传播类论文:新闻传播学论文写作的规范化问题 摘 要 本文归纳了近年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九类问题,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于社会科学成果的一系列评估标准。作者认为,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需要借鉴这一评估标准,以提高论文质量。中国大陆的大学新闻传播院系要求论文以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获奖、来自较高的课题级别等等作为学术评价标准,是存在缺陷的,不能全面证明论文的价值。 关键词 学术论文 评估标准 近年中国大陆招收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数量急遽增长,重点大学新闻传播学系招收硕士研究生的数量,已经与本科生相当;而研究生导师,即使破格提拔,增长也是有限的。初带研究生的生手导师较多,如何保障研究生的教学质量,特别是毕业论文的水平,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这里谈谈常见的论文写作中问题,以及评估论文学术水平的标准,交流一下,供同行们讨论。 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九种问题 我近年评阅硕士和博士论文近百篇,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九种: 一,将论文写成教材或普及读物。虽然处于学习阶段,但硕士、博士论文无论如何属于学术论文一类。而现在一些论文,有的很像教材,将某一论证对象从定义、重要意义开始说起,方方面面都讲到,讲完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的很像普及读物,对某一别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外国的),方方面面做了介绍,介绍完全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一篇关于探险报道的硕士论文初稿,从什么是探险、什么叫探险报道、探险和探险报道的历史开始写起,然后是详尽的关于探险报道的写作要领、注意事项,直至采访时要穿什么衣服等,全写到了,相当全面。写完了,文章结束。另一篇关于世界性通讯社的博士论文,叙述了各大通讯社的历史,只在各章最后有一数百字的段落“论证”几句,论文就算写完了。没有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新发现,也没有研究的新视角。这样的论文每年所展比例不小,是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二,将论文写成了工作经验总结或理论宣传文章。可能有的作者在读研前是做宣传工作的,或者担任领导干部的文字秘书,这种工作经历使得作者写的论文,文字流畅,话语是成套路的,诸如:在……形势下,在……领导下,为了……,以……为基础,以……为指针,做到打实几个重点……、突出几个……、落实几个……等等。读了文章,好象在喝白开水,除了有些词句漂亮外,实际上并没有提出新观点、新发现、新视角。例如有一篇关于舆论监督的论文,作者为了在第一章显示论证的理论性,三个小标题分别是:舆论监督是……生命、舆论监督是……旗帜、舆论监督是……保证。但是舆论监督本身到底是什么,反而没有说出来。因为作者真心诚意地以为,这就是“理论”论证,报纸上理论版确实尽是这类“理论文章”,有些还是级别较高的党政领导人的文章。有一篇论述某报纸论文,本来是可以写成学术论文的,但是作者陷到这个媒体里太深,进去出不来了,没有站在客观的立场用学术眼光来观察问题,当谈到这家媒体存在的意义时,小标题是“……的理论意义”,内容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分别为该单位的题词。作者误以为,高级领导人题词,就是“理论”。 这种情况与中国大陆的新闻工作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宣传、商业公关与新闻报道混同有关,每年在论文中这种类型的所占比例也较大。除了学生的问题外,这与部分导师本身就在具体的新闻工作领导岗位,对于学术研究不够熟悉也有关。因此,需要强调区分学术研究论文与政治宣传、企业公关文章,有时它们都叫“理论”,但所指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三,论文中缺乏基本的学科基础理论知识。一些论文,分析太缺乏本学科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仍然在使用诸如“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中学时代学的大众哲学常识,来“分析”问题。不能说他们说的不对,但是实在没一点学术研究的味道。这种情况到了写论文的时候再纠正,已经晚了。这反映出研究生的学科基础理论教育较为薄弱。从入学就应加强学术理论思维的训练,将文科的基础知识打牢,真正懂得什么叫“研究”。 四,论文的理论前提不可靠或是错误的。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即使行文、具体论证和结构不错,由于论文的立论不成立,全盘皆败。例如一篇论述古代文论对现作启示的论文,将韩非谈到“文章”如何的一段文字作为“纲”,展开来写。显然,作者误将引文中的“文章”的概念理解为现在的“文章”(先秦文献中的“文章”是“文采”之意)了。这个理论前提一错,后面再怎样写都没什么意义了。另一篇论文,阐述舆论学的发展历史,谈到18世纪西方第一部使用现代“舆论”概念的著作,根据别人的介绍,将作者对舆论的划分(“公意”与“众意”),抄写中误为“众意”与“民意”,没有再看原著,就论证起这两个抄错的概念含义如何不同。一开头就出现这种理解错误,后面的论述自然跟着错。 这与学术研究存在不同意见是两回事。不同学术争论是正常的,但是基本的事实,包括事实本身和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公认的原因,总要正确。理论前提起码能够自圆其说,也就是能够“成立”,不然就没有共同的讨论基础了。 五,把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作为理论依据。不少作者在讨论论文的基本概念时,并没有理论根据,常把字典、词典作为论据,试图证明什么。我们写的是学术论文,不是小学生学习一个字词时查字词典那种情形。为了理解一个概念,论述中可以涉及这个词汇的语法构成和意义解释,但这只是这个基本学术概念的技术性解释,读者将等待着关于这个概念的真正学术性阐述。然而,常常查了字词典后,关于基本概念的解释就算完成了。现在新闻传播学文章中常出现“××性”的概念,创造和使用很随意,缺少科学内涵,这是造成论文学术价值评价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不会写绪章。任何文章总要有一个开头,学位论文的开头通常要求有一篇绪章(叫序、序言、前言、绪论、绪章等等均可),这篇绪章的任务是交代自己的选题、论文的主攻方向、文献检索过程和情况(即前人这方面已经做了些什么)、自己的论文在哪些方面有所创新(或所有整理)、使用的研究方法、论文大致的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关于论文的问题。但是现在不少论文的绪章,写什么的都有,或是感谢之类,或者是发表感想,像散文而不是论文。对绪章提出一定的规范要求,就是逼着作者必须考虑自己是否做了文献检索,论文是否提出了新观点。 七,忽视论文最后的“参考文献”。往往有这种情况:论文的“参考文献”没几篇,但是文章却提出了大胆的假设,说得头头是道。这是由于知道得太少,胆子越大的缘故。这样的论文中通常矛盾很多、别人(但是作者不知道)已经论述过的东西较多(但是往往有明显漏洞),可是作者自己感觉良好。 “参考文献”不是论文的形式主义的部分,而是论文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可以考察作者在写作这篇文章时看了哪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否本学科的代表作,也可以从侧面考察学生的治学态度是否严谨。如果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没有开列出几篇东西,已开列的也不是代表作,而且编排没有规范,那么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这篇论文的水平高不了。 八,非必需地引证和论述自己导师和可能评议论文的老师的论著。如果恰好论文涉及导师的研究领域,而且导师确实在这方面有独到的观点,学生引证是正常的。但是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即不少论文的选题与导师或其他相关老师的研究没有直接联系,或者他们的论著并不是学界的代表作,学生却千方百计要引上几段,有些引证的内容就是大白话,谁都会说,甚至连导师论著中的“俗话说……”都引上了。 关于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是复杂的,F.索恩(Thorne)曾归纳了六种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情况如下:为阿谀某人引用;以自诩为目的引用;为相互吹捧而带有偏见的引用;为支持某一观点牵强的引用;为维护某一学术研究派别利益的不正常引用;因迫于某种压力的引用。[1]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类非正常引用不可能反映与研究对象的真实联系,最终影响论文分析结果的客观性,玷污学术研究 九,写作中缺少“假设论敌”的意识。于是,写作时只考虑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一面,有意无意地回避不利于自己观点的材料。这很容易被别人抓住作者论证中的缺口。如果每论述一个问题,自己多想想,别人会就这个问题给我挑什么毛病,如果每一个问题在写作时都这样自我提问,文章就会论证得较“圆”,逼着自己治学严谨些。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 鉴于以上存在的问题,我建议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采用“社会科学成果评估指标体系”[2],对学术论文进行较为科学的评估。若了解了其结构要素,我们在写作论文时就会有一种学术标准进行自我衡量,以保证论文至少像个论文,多少有些创造性。 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是由一系列指标构成的。首先考察论文的规范性。这里的规范性,不仅指引证的规范,而是指研究者对研究资料的占有、分析深度、遵循学术引证规则这三方面的情况如何。是否充分占有资料,这本身就是论文的最大规范问题。不充分占有资料,特别是不占有最新的资料,无法保证观点的创造性,有些结论可能是许多年前就已经有的了;或者造成论文低水平的重复。这种情况下当然仍旧可以写上许多话,但这无论如何算不上有水平的论文。 这三方面的论文“规范”,从一开始就将那些不占有研究资料而拍拍脑子随意想出若干“××性”,或随意地从个别事例推出整体的文章,从学术论文中予以排除。资料的占有和分析,实质上是要求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或对现实有所了解,防止研究者因某些局限而忽略必要的事实,疏漏某些可能的逻辑关系。当然,这些关于论文的规范性考察,并不等于论文就具有科学性了,但是它会影响到论文结论的科学性;而且,规范的论文也能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较为清晰的学术发展脉路。 第二,对论文的难度作出评估。假如第一关过了,可以认定算是学术论文了,那么马上就面临第二个问题,即这篇论文实际付出的精力有多大?一般地说,付出精力大的研究,其成果的质量也较高。这里的指标有两项,一是论文的规模,一是论文的复杂程度。 这里的“规模”,不是指参与人数的多少,而是指研究本身所要操作的概念、事实要素或实证研究中的变量等的多少。需要处理的因素越多,规模越大;反之越小。这是考察作者研究能力的一种指标,并非文章越长规模越大。有时一篇论文并不长,但是需要很多论据,必须论证得当,它的规模就属于较大一类。例如关于北京“新疆村”的研究论文,涉及人口、经营规模、材料来源、语言和文化生活、社会管理系统、雇佣关系、同胞关系、家庭、生育、宗教、民族政策、法治、饮食等等,必须处理这样多的因素。因此,可以认定该项研究的规模较大。 这里的“复杂程度”,不是指涉及面大(有些选题涉及面较宽,但是逻辑关系简单,分析起来并不困难),而是指需要处理的因素之间逻辑关系复杂。有些看起来不大的选题,如果其中要说明的各种关系较难把握,那么应当说其复杂程度较高。例如“我国的地下色情产业”这个社会学选题,它似乎算不上重大选题,但是真正研究起来,要处理的各种因素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关系越复杂,需要运用的知识量、知识深度、研究能力等的要求就越高。 第三,对论文的研究成份进行评估。一篇论文,不一定完全是研究性的,有些成份属于是在普及某些知识,或者仅仅提供了一些资料。根据智力对材料加工程度的差异,研究性质成份是指论文中提供了新的认识的那部分。 因此,需要先对论文的研究成份的多少下一个判定,这里提供了四种选择:25%、50%、75%、100%。看来还是简单了些,但重要的不是划分研究成份占多少的讨论,而是要在观念上学会区分研究、普及、资料这三种不同的成份,努力使自己的论文增大研究成份。一般地说,硕士论文如果有50%属于研究成份,可算是相当不错的了。这里需要说明:并非只要属于研究成份就好,同样属于研究成份的部分,水平高低差异很大,这里还要有其他的衡量标准。 第四,考察论文的科学性,即可靠性。这需要根据对论文研究性、普及性和资料性成份所作的划分,分别评估。如果确定成果全部或部分属于研究类,就要首先对成果研究部分的科学性进行评估。这里有五项标准。 1,基本理论依据或前提的可靠性。提出这一对论文的基本要求,在于经常存在这样的情况:论文中具体概念没有发现不成立,论据也颇有力,论证不能说不严密,方法也有效,但是由于理论前提不可靠,实际上一切皆不能成立。例如若有人提出“太阳黑子活动决定经济发展”的假设,这完全可以通过计量经济分析证明该假设成立,而且在统计学上确有明显性。但是这在经济学方法论上是完全错误的,错就错在没有可靠的理论前提。 2,概念使用的科学性(明确、严谨、有效)。概念是任何论文的基本单元,将概念的“明确、严谨、有效”要求联系在一起,是针对这样的情况:概念需要很好地反映特定事物的范围或本质,仅仅做到“明确”是不够的。有的很明确的概念,不具备处理、解释其定义范围内事实的能力,不能有效地说明结论。一些文章中常见的脱口而出的一连串“××性”,就属于这种情况。 3,论据(理论或事实)的可靠性和充分性。这里的“可靠、充分”是对论据说服力的衡量标准。“权威人士”的话,可以作为辅助的论据,但不宜单独作为论据,就在于它虽然通常是可靠的(这里是指真实),但不能作为“充分”的论据。 4,论证逻辑的严密性和完备性。这里实际上涉及两个标准,一是具体论证中要做到滴水不漏;一是论证的整体充分,没有空缺。 5,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这里的两个标准,前者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是科学的。例如考证某一事物为历史上的第一,方法上就要保证是对全部资料进行了检索和分析,而不是只依据部分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论;实证调查的推论,则不能超越原抽样的总体范围,否则便不可信。所谓“有效”,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正好能够说明作者要证明的论点。显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不在于它是否复杂和新鲜,而在于能否有效地说明论点。 当然,并非每种研究成果都适用于这五项,前四项一般适用于理论型论文;实证型论文需要重点考察第五项,而前几项可能不全适用于对它的评估。 第五,对论文的价值进行评估。这里也包括五项标准。这是对该论文满足主体需要程度的判断,包括论文对学术发展的贡献程度----学术价值、论文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程度----社会价值。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同行专家组可以对论文的学术价值提出若干评估的衡量标准,但是社会价值是难以具体分解的,因为人文-社会科学论文不是“社会价值”需要的“主体”。因此,这里涉及学术价值的前四项较为具体,关于社会价值的后一项相对抽象。 1,问题提出或选题对学科发展的贡献。某个学科的学术发展,提出问题本身如果带有启示作用,常常有力地推动学科整体的发展。为什么说论文的选题很重要,原因也于此。 2,所提供的新事实、新知识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某一类人文-社会科学的论文的,它们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新事实或提供新知识,例如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学的论文中,有一部分也需要用这个标准衡量。 3,所获得的新认识新结论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另一类论文的,它们主要在观念领域有所创新,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对世人和学科有启迪作用,例如哲学、文论、政治学、法学、方法论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的论文中,有一部分需要使用这个标准。 4,所提供的分析角度或研究方法对学科建设的贡献。这是针对所有论文的。我们很难要求每篇论文都能提出新观点、新事实、新知识。但不少论文的研究视角较为新颖,或者研究方法与众不同,给人以启示,那么这类论文也应该肯定它对学术发展的贡献。 5,论文的社会价值。社会价值在这里的含义是:对论文所取得的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或作用的可能性作出综合判断。这只适用于纯应用性的论文。 一篇学术论文,如果在以上五项中有一项能够作出一些贡献,应该是很成功的了。因此,在衡量自己成果的价值时,要有自知之明,感觉在某一项可能作出些贡献,就努力在这方面下功夫,争取有所收获。全面追求“贡献”或追求很大的“贡献”,很可能结果是完全没有“贡献”。特别在自我感觉非常好时,更需要正视这五项衡量的标准。 第六,关于论文中普及性成份和资料类成份的评估条件。普及性知识和资料类成份,并非没有价值,但不应在学术论文中占主导,不然,就很难说是论文了。如果自己的论文中有普及性和资料类内容,也要尽可能使之可靠和严谨。下面是关于这两方面的评估标准: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对原成果概括和转述的准确性。2,介绍阐释的清晰性。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的价值评估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解决某一具体学术问题的贡献。3,论文普及性成份的社会价值。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所提供资料的可靠性。2,资料选取的必要性和充分性。3,资料处理的科学性。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价值评估的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满足学术研究需要的贡献。3,论文资料类成份的社会价值。 “核心期刊”发表、评奖、课题来源能否作为论文的衡量标准 现在中国大陆有新闻传播院系的大学,对教师的论文和硕士、博士论文的衡量标准中,发表在所谓“核心期刊”上,或者评委成员大多认为达到在这些期刊发表的水平,或者发表的东西获得了什么级别的奖,或者研究本身是某一级别的课题的一部分,会在论文的评价上给予特别看待。有的学校硬性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才能够作为毕业、晋升的条件。新闻媒体给予了报道,往往也会加重对论文评价。这些衡量标准,在现在中国的国情下,是不科学的,也没有国家法律法规的依据。 由于现有的国情,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新闻报道或评价,以及课题来源等不一定来自科学共同体(指本学科最具权威的专家组)的判断和决定;目前中国大陆的学术刊物是否“核心期刊”,并不是科学共同体公认的,它们的认定受到较多的非学术因素的制约;学术评奖中或多或少地存在非学术因素,某些有价值的论文,恰恰可能存在争议,而评奖通常给予了争议较小的;课题来源和级别只反映政府管理机构对社会科学的需求和导向,难以证明论文的学术价值;媒介的报道或评价不能反映论文的价值,因为记者的评价是非专业的。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这一评估体系,暂时不采用这些间接指标。 学术同行引用频率本应当成为评价论文的重要标准,但鉴于目前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界尚无社会科学引证系统(例如美国有《社会科学引证索引》),并且研究者尚未普遍遵循研究规范,现在暂时也没有将同行引证作为评估标准。 既然现在不少大学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要求获奖、要求较高的课题级别和媒介报道等等评价要素,论文的作者很难不去追求。但在舆论上,我们需要做一些工作,至少在认识上要清楚,这些标准是存在缺陷的,不能全面证明论文的价值。 回过头来再看这一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估体系,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现有的评估指标体系可以解决一般情况下对论文的评估,效果是令人满意的。但这要以社会环境整体宽松、人们的心态较为正常为前提。如果只允许一种意见存在并且人们都一致赞同这样的做法,或者人们普遍地处于某种激昂和偏执的状态,再完美的评估方案也会评出十分荒谬的结果,因为可能会出现密尔(J.S.Mill)所说的“多数的暴虐”现象[3]。另外,为了保证这一评估体系的公正,需要评委的数量相对多些。如果委员人员太少,每个评委的权重就会过大,自然影响评估的公正性。 新闻传播类论文:从传播学角度看高校媒体新闻同质化现象 目前,媒体市场竞争激烈,无可避免地进入了同质化竞争时期。报业同质化现象表现在内容层次和报业运营层次两个层次。有学者认为,通常所指的报业同质化是针对报纸的内容方面来说的。而高校媒体既不属于政治性报纸,也不属于商业性报纸,它是否也存在着同质化现象? 从规模来看,仅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闻传播百科全书》中,就收录了239份高校校报的名录和简介。再加上电视和网络媒体,高校媒体规模甚大。然而,与大规模相对的是,高校媒体传播效果的有效性比较低。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但从传播内容来看,新闻同质化现象仍然是影响受众的一个重要原因。高校内的各种媒体,包括校园内的各种报纸、网络、广播、电视等媒体上的新闻内容往往相同或相似。借用报业同质化概念,高校媒体的同质化主要是指校园媒体中存在的新闻内容‘你有我有全都有’的局面,即指新闻的内容雷同。 有学者认为,报业同质化现象是报业竞争白热化的必然结果。报业趋同可以区分为良性趋同与恶性趋同两种类型。对于报业竞争而言,良性趋同具有积极意义。与此相反,恶性趋同则是消极性的。因为,恶性趋同是一种单向性的移植性模仿,没有提供什么值得学习借鉴的东西。笔者通过比较发现,对于高校媒体的同质化,各媒体之间在新闻题材、结构、内容上高度的相似甚至雷同,这种相似或雷同之间并没有表现出媒体自身的创新和进步,而往往是相互之间的简单抄袭,即恶性趋同。这种新闻的同质化现象使得受众容易对新闻产生厌烦,长此以往,校园媒体在受众群体中的影响减小,起不到其所应有的传播思想、引导舆论的作用。这种现象的存在,最直接的后果是导致受众对所传播内容的厌烦和抵触,阻碍了传播效果的实现。 现今媒体市场存在的同质化,多因媒体之间激烈的竞争。那么,在思想活跃、开放自由的大学校园内,高校媒体本应是百花齐放,为何会出现同质化现象?笔者认为,高校媒体新闻同质化现象不同于媒体市场同质化现象成因,高校媒体由于管理体制的特殊性,它们之间虽有竞争,但竞争并不是一种常态,也不存在你死我活的白热化竞争状态,高校媒体之间更多的是平安共存。可以说,恰恰是因为竞争的真空状态,致使媒体缺乏创新意识,并产生很强的惰性和相互之间的依赖性,从而导致同质化现象的产生。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 一、校园媒体作为媒体角色的严重缺失 当代中国媒体身份的角色由以下几部分构成:1、政府“喉舌”。中国媒体的一项中心的使命就是充当党和政府的“喉舌”。“喉舌”不仅是党和政府长期以来对新闻媒体的明确要求,得到过新闻界和学术界的认同和肯定,也体现在具体的传播行为中。2、经营主体。市场经济要求中国媒体既要追求社会效益,也要追求经济效益;既是传播主体,也是经营主体;既是事业单位,也是企业机构。作为经营主体,它必须通过特殊的生产营销模式获利,并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下去。3、全球媒介。媒介全球化是指媒介的一种超越地方性的各种活动和自我认知定位。4、社会公器。媒体作为一个信息和文化传播的中介,一直是以公正的“人民”代表的角色自居。5、传播角色。任何媒体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一些基本的普遍意义上的功能性要求和角色扮演,它报道新闻被称为“社会哨兵”,它传递知识被称为“人民教师”,它揭露丑恶被喻为“社会医生”,它丰富生活,愉悦身心被比作“娱乐工厂”,等等。它们从不同层面丰富和充实了媒体身份的社会内涵。但是这些称呼并不具有真正社会学意义上的身份特征。它们的意义由“政府喉舌、市场主体、全球媒介、社会公器”等身份要素决定。ⅲ反观高校媒体,作为经营主体、全球媒介、社会公器的角色基本缺失。校园媒体虽然很大程度上行使着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功能,但由于未脱离计划体制,在整个报业追求市场化和差异化的同时,校园媒体仍然很大程度上扮演着党委喉舌的单一化的导向角色。就经营主体而言,虽然目前媒体市场进入战火硝烟的竞争时期,但高校校园的媒体却因经费来源的稳定性以及非营利性而置身于竞争之外。毫无竞争意识的校园媒体不用绞尽脑汁地挖掘独家新闻来吸引受众的眼球,也不用想方设法用独特和不同于其它媒体的新闻视角来进行报道,受众也不依赖于这些信息来做出决策,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同质化在所难免。 二、传播过程中传播元素的缺失 所谓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既要有“传”,也要有“受”,即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互动。传播者把信息传播出去,需要受众的消费和反馈。同时,受众也是需要媒体的,需要从媒体了解信息,表达自己的心声,在媒体上获得一定的表达空间。但高校媒体显然是只考虑“传”而很少考虑“受”,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缺少互动,传播者甚至不了解受众需要什么样的信息消费需求。所传播的往往是传播者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或传统的模式进行的新闻报道,这样的新闻要么结构相同,要么人云亦云,容易造成同质化现象。 三、传播范围和传播对象的限制 一般而言,校园媒体的传播范围局限于校内,受众群体也多限于校园内的师生,在媒体的读者定位上,各媒体往往相同或差异不大。这直接导致校园媒体在传播内容上的趋同。校园媒体在内容上主要是校园新闻,即使是少量的综合新闻,也大都与校园和学生密切相关。因此,传播内容的限制,加上校园传媒工作者的专业素质问题,使校园媒体新闻呈现同质化现象。笔者从事高校的校报编辑工作,有幸能看到全国很多高校的校报,笔者发现,在不少高校,一条完全相同的新闻,在校报上出现、在校园网上出现、在校园内的一些报刊或简报上也出现,重复出现的频率比较高。 如何规避高校媒体新闻同质化? 一、引入竞争机制,斩断高校媒体产生同质化的经济根源。 高校媒体首先要转变思想,开拓“市场”,广开“粮路”,拓宽经费来源渠道。学校和有关组织全额拨款是高校媒体的绝大部分经费来源,经费来源的唯一断ⅱ稳定性使高校媒体缺乏危机意识和竞争意识,更不愿意去挖掘自身的独特性。因此,作为高校媒体,避免新闻同质化首先要转变依赖于拨款、不求“市场”的思想,而树立广开“粮路”的思想,积极拓宽受众面,增加受众数量;多关注社会热点焦点,把新闻推向社会和企业。 同时,学校也应该建立起完善的评价体系,激励媒体不断创新,自动规避同质化。高校媒体普遍缺乏科学的评价体系,做好做坏都一样,媒体怎能主动去挖掘独家新闻呢?因此,高校有必要建立完善的评价体系。做得好的进行奖励,做得很不好的甚至可以惩罚,以此来激励媒体进行创新。 二、提高高校媒体从业人员的传播意识和专业素养 高校媒体普遍存在从业人员非专业人员的现象,由于培训力度不够,这些采编人员缺乏应有的传播意识和新闻专业素养。如何改观这一现实状况?首先,从业人员自身应提高认识,增强传播意识,掌握与工作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用扎实的政治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另外,学校也应采取一些措施提高媒体从业人员的素养,通过加大对采编者的培训力度,加强与其它高校媒体和社会媒体的交流与学习等方式来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 三、树立质量意识和受众意识,在可读性和选读性上多下功夫。 新闻内容事实上可以分为三个基本的内容层面:一个是必读性的内容。二是可读性的内容。三是选读性的内容。就高校媒体而言,对于必读性内容,如总书记来学校等重大新闻并不强求它们表现出差异性,而主要是在可读性和选读性上多下功夫。 在可读性和选读性上下功夫,一些大型媒体在这方面比校园媒体做得出色。如针对一个硬新闻进行多角度解读,给受众提供开阔的视野;在同一主题下,把不同的新闻组合在一起,形成传播强势;引用华尔街日报体,在非事件性新闻或深度报道的开头采用故事性描述的写作技巧,通过讲述一个与新闻主题密切相关的人物故事,引出所要报道的新闻,以吸引受众,等等。高校媒体需开阔眼界,多向外界媒体学习,借鉴一些好的报道方式,为我所用。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教育思想启发 一、孔子教育思想的目的定位 (一)孔子教育目的的核心 孔子认为,教育的核心价值应该指向人的发展,即着眼于培养人、完善人,促进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主要实践是从培养处理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在处理人与自身的关系上,孔子一再强调“克己复礼为仁”[1]。他说:“以约失之者,鲜矣[1],”必须要用“礼”的要求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做到“敏于事而慎于言”[1],达到具有君子品德。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孔子认为,首先是从处理好与家人的关系建立起来的。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孔子教育的精妙之处,是从人类最一般的家庭关系入手,讲求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并把这种外在的行为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追求,进而以家国同构的原则将其推广开来”[2]。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孔子要求学生知天命,就是懂得把握自然规律,认识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孔子说:“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是在告诉人们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能肆意践踏和违背,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人要好好的生存下去,就要掌握客观规律,遵循客观规律,要知天命而畏之。孔子认为,君子知天命而畏之,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3]。孔子教人处理上述三方面的关系,目的就是教人怎样生存,最终把人培养成为一个适合社会需求的君子,使国家和谐,实现大同社会。人要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最重要的是从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开始。 (二)孔子的教育对象与人才标准 孔子认为教育与人口、经济一起,共同构成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三大基本要素,《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福之’。曰:‘既福之,又何加焉’?曰:‘教之’。意思就是:当国家人口发展了,安定了,富有了,就应该加强教育来完善。“教育要实现社会需要,无论是生产需要,还是生活需要,或者是文化需要,都要在人的培养规格上体现出来,而且最终要通过人的培养来实现为社会服务的目的”[2]。因此,教育绝对不能忽视人的发展的需要问题。教育只有实现了对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够实现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功能。孔子说的“教之”,“之”指代的是社会公民。孔子说的“教”,就是培育人们有效地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培养明达公民的各种教育手段的综合体;简单的说就是让公民养成参与国家或社会公共生活的意识。即,要公民做到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就是孔子一再强调的为政,最终使天下平,与近代提出的公民教育基本上是吻合的。孔子的人才标准是理想的人格典范,称之为“君子”。教育产生于人类的社会活动,教育的对象是人———社会公民,教育的目的就是完善人格,教人如何幸福的生存,实现社会和谐。 (三)君子的修身之道与人格魅力 孔子把培养目标定位在“君子”的培养上,对人才的要求就是符合“君子”品德。孔子对“君子”的为政素质要求,一是“修己”、“正身”,二是“安人”、“安百姓”。孔子认为,要想改变别人首先要从改变自己开始,因此,“修己”是“安人”的基础,“正身”是“安百姓”的前提。在孔子的人才标准的指标体系中,君子的个人道德品格素质是基础,最终培养学生具备安人、安百姓的远大抱负才是培养的最终目标。从孔子的教育思想出发,我们可以总结出君子的人格魅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君子是道德高尚的人。主要表现:一方面要学会宽容,“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一方面要懂得谦让,“君子无所争”(《论语•八佾》);一方面要讲仁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的思考是修身、齐家、治国、使天下平,小人思考无时无刻不在追求个人利益得失”[4]。第二,君子是具备多方面能力的人。孔子说:“君子不器”,“不器”就是不成为某一个定型的人,君子有能够处理好上述三方面关系的能力。第三,君子是勤勉自律的人。首先,君子为人稳重、忠诚、讲信用、向好榜样学习、知错就改,“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再者,君子严于律己,“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再者,君子合群,“君子以文会友,以友铺仁”(《论语•颜渊》);再者,君子安守节操,“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第四,君子综合素质高。在《论语》的《子张》、《尧曰》、《季氏》等篇目里面,孔子谈到了君子分别有三戒、三度、四重、五美与九思,孔子从不同的方面归纳总结了君子的人格魅力。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孔子的教育目的思想,对人才的培养目标主要是实现道德准则、人格、人文素养三方面的培养。孔子的君子人格与当前创造性人格的定义是吻合的。“创造性人格,是指主体在后天学习活动中逐步养成,在创造活动中表现和发展起来,对促进人的成才和促进创造成果的产生起导向和决定作用的优良的道德、人格、信念、意志、情绪、理想等非智力素质的总和”[3]。 二、孔子教育思想在当前基础教育中的缺失 2005年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笔者要问:当前我国教育到底缺少什么,导致了不能培养出大师来?笔者以为,当前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前教育从基础教育开始,就一直缺乏培养学生具备大师人格的土壤,学生在基础教育时期应该具备的人的道德准则、创造性人格、人文素养等方面所得到的培养太少,这样,到最后能够达到“人不知而不愠”[1],静下心来全心全意搞学术、科研的人才就十分稀有,最终导致不能够培养出大师来。 (一)品德和价值观培养的缺失 当前我国教育最大的缺失,在于从基础教育开始,不是为人,而是为己;要求学生主修的不是道德,而是知识和技能,教书和育人完全分离开来,甚至可以说只重视教书不进行育人。这样的教育是简单的复制粘贴式教育,是造成应试教育以及造成学生价值观迷茫的主要原因。孔子把德育视为一切教育的根本,形成了一套完美的德育系统,其作用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巩固和发展人的先天素质,指个人先天具备的生理特质得到巩固和发展。二是培养和完善人的后天素质,指人后天经过受教育获得基本品行。南怀瑾先生认为孔子一辈子都在进行德育,他说:“孔子看到,即使一个安定的社会,文化教育没有完成,是不能够解决其他问题的。基本上解决问题的是要靠思想的纯真,亦即是所谓之‘德性’。因此孔子一生宁可穷苦,从事教育”[5]。只有把“德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一个人一旦立志,就不怕寂寞,不怕凄凉,有了这个精神,这个态度,才可以谈做学问,才可以成为大师,为社会培养大师。当前社会不和谐,与教育中品德和价值观培养的缺失关系很大。教育舍本求末,社会岂有不乱的道理。教育先乱了目的、内容;后乱了学校章法、师道;然后乱了教师、学生;所带来的最后结果就是导致全社会的道德大滑坡,学生价值观迷茫,使社会乱了。诸如毒食品、毒文化、毒环境等等,如此恶性循环,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势必如古印度、古巴比伦、古罗马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淘汰。 (二)创造性人格培养的缺失 创造性人格包括的基本素质是多方面的,当前家庭和学校对创造性人格培养的缺失,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没有加强学生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家长和教师重视儿童和青少年的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是创造性人格形成的基础,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在这方面的培养是贫弱的。比如,近年来我国中小学生自杀事件频繁发生,说明我国心理健康教育亟待加强。二是没有正确引导个体的个性和特点的发展。具有高创造性的个体往往具有鲜明突出的个性特点,然而,当前我国学生不是缺少个性,还是个性太过张扬。最近的一份有关高中生自信心的国际调查表明,49%的日本高中生表现自信;80%的美国中学生有较强的自信心;而90%的中国学生对自己充满自信。[6]这个调查结果令我们不得不进行深刻反思:中国学生凭什么如此自信,中国学生这么快从原先的近乎自卑走向极度自信正常吗?三是没有坚持正确运用评价机制。评价是教育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导向性。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教师的评价与学生的自我评价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对学生的人格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四是没有营造创造性人格教学的氛围。教育的四大条件之一便是环境,学校是以教师为主轴向学生传授知识,培养人格品质的场所,营造有利于培养创造性人格的教学氛围是十分必要的。要想培养创造性的人才,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必须勇于创新,当前教育由于教育功利化,教师缺少创新,缺失对学生创造性人格的培养。 (三)人文关怀与人文素质培养的缺失 人文是指,重视人的社会属性之文化的养成。孔子教育的显著特点就是尊重人性、教化人性、聚焦于人的人文素质的培养。人文素质是指,在人文方面所具备的综合品质及其发展程度。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对人文素质培养的最大缺失是,没有将人类优秀文化(特别是中华几千年的优秀文化)成果通过知识的传授、环境熏陶以及社会实践,内化为学生人格、气质、修养,成为学生相对稳定的内在品德,使学生真正懂得做人,最终能够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学生阅读经典可以感知真、善、美,可以使思想素质、知识素质、审美素质等得到全面发展。当前基础教育阶段,要求学生对经典的阅读量太少了,特别是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太少。据笔者见习时期了解,现在某些城市中小学要求学生阅读课外书,成为中小学生的家庭作业,这样自觉阅读的兴趣转化为了逼迫阅读的任务,根本就没有起到阅读经典的作用。 三、孔子教育思想对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启示 (一)在思想教育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德育的优良传统 孔子认为,“孝悌”是做人的根本,德育从培养学生的“孝悌”观念始,达到解放和巩固学生的善性,激发学生的潜能。一个人可以没有文化知识,但是不能够不会基本的为人处事,真正的学问就是那些为人处事的法则,简单的说就是道德规范,这是一个人生存的最基本的前提。基础教育要坚持从德育入手,启迪学生心智,帮助学生获取聪明才智,以促进后天的长足发展。小学生是人性的固本阶段,这一阶段的儿童不需要去理解和应用什么科学,他们需要的是接受对真善美的认知,对周围事物的感知,对科学认知的兴趣以及对记忆力、思维能力和想象力的培养。儒家思想一再强调“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1],从童年开始,坚持德育为先,培养其良好的习惯至关重要。当今社会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后现代社会里人心浮躁,缺少仁爱之心,中小学生校园暴力、少年犯罪成为了全球的一大顽症,学生有知识少礼义廉耻成为了当今教育的产物,这些祸害与德育的缺失是分不开的。子曰:“仁者爱人”[1],孔子认为“爱人”的最基本前提是懂得礼义廉耻,人与人相亲相爱。笔者以为德育是所谓爱的教育的前提,要在儿童发展的初级阶段培养他们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自然才能实现爱的教育。 (二)在知识培养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学生人格培养的优良传统 孔子对学生人格的培养,主要体现在其教学内容上。总结孔子的教学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道德教育;一是知识教育。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在知识教育方面,孔子特别重视在青少年知识培养方面对其人格的培养,在教学中,孔子引导青少年修身践行和端正青少年的思想态度及改正其缺点”[2]。孔子强调,倘若这些教育工作者要是做不到,是一件十分令人担忧的事情,因为“幼不学,老何为”?孔子的教育教学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门课程。“礼”,是指约定俗成的处事方法,是人与人之间处事的根本,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标准,用于维护各种人伦和道德规范。故,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尧曰》)“乐”是通过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礼、乐互为表里,共同完成德育任务,孔子认为兴礼乐可以维护社会有序的发展,“乐”教相当于现代的美育;“射”是射箭,孔子教学讲究“举一反三”,孔子教学生“射”是为了让学生从射箭比赛中学会相互礼让,培养学生“无所争,礼让而得”的君子品德,故,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御”是指驾驭战车的技术,这两项属军事技能,相当于现代军事体育,从孔子的思想我们可以得到:体育既要达到“强其体魄”的作用,更要达到“文明其精神”的作用;“书”包括识字和自然博物常识,相当于现代的文化科学知识;孔子“数”的教学不仅指一般的数学知识还包括记日、记月、记年的历法。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白,当今小学的美术课、劳动课、思想品德课、音乐课,这些课程的设置应该是为了陶冶学生的情操,用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自然科技课应该是为了培养学生热爱自然,培养一定的对科学的兴趣;体育课是为了增强学生的体魄之外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体育中懂得谦让。在人生的启蒙阶段,这些课程的设置应该是为了培养学生人格的,甚至要高于语文和数学课的作用。 (三)在技能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人文素质培养的优良传统 在人文素质培养上,孔子通过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意识,丰富学生审美理想,达到美化学生心灵、行为、语言、道德与智慧的目的。孔子的人文素质培养的全部内容包括,《诗》教、礼教、乐教等方面,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7]。在人文素质的培养上,孔子一直立足于经典的培养,经典可以全面提高人的能力。孔子认为,《诗》可以激发人的豪情壮志,可以提高观察宇宙自然和社会人生的能力,可以使人与众人和谐共处,可以抒发心中的怨恨和不平;从近处看,可以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从远处看,可以侍奉君主;还可以更多地认识动物和植物的名称。孔子一再对弟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经典文学及艺术是作者有感于内心而作,另一方面可以产生观赏者的共鸣,观赏者内心的变动。这种内心变动可以另观赏者产生出“和”的意志,达到心灵的净化。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人文素质的培养目的是让青少年懂得礼义廉耻,“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亡矣”,“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并非杞人忧天,危言耸听,当今社会的不和谐证明了这一切。我国是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文化资源,这些经典的人文知识我们不能够不教。儒家思想一直促进着中华文化的发展,使之源远流长不至断流,最终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孔子教育思想闪烁着民主性精华,是真正的历久弥新的瑰宝,在2005年以后的文化多元化时代,仍然焕发出灿烂的青春。回顾近代科技高速发展以来出现的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我们深切的体会到当前物质条件丰富,人们精神普片空虚,如何幸福的生存下去,成为了全球共同的课题。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全球开始重新审视儒家文化的作用,发出了“人类在21世纪要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005年前向孔子寻找智慧”。德国哲学家卡尔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2]我们今天在努力实现教育观念的更新与飞跃,必须用正确的眼观去看待孔子的智慧,重新进一步研究孔子的教育思想与教学实践,来指导今天的教育改革,使其至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思想发扬光大。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的教育方法探讨论文 摘要:儒家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如何做人。我们研究和借鉴孔子的教学经验,以便我们更好地做好我们的教育教学工作。对孔子的世界观及其教育方法的研究,探讨孔子教育方法的合理性,有利于改进我们当代的教育。 关键词:教育方法;因材施教;寓教于乐;奖惩法 孔子把德行教育作为教学内容的根本。孔子作为圣者先师,伟大的教育家,善于运用世界观、教育理念指导教育实践,结合实际运用教学方法。 一、孔子的道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第四》)孔子以“道”为人生的根本目标。孔子在《系辞传》中指出:“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说明了整个世界、生命的起源。孔子认为太极生阴阳,阴阳生五行,阴阳五行生万物。五行体现于人则是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所以,做到仁、义、礼、智、信就是符合“道”。 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其教育的基本内容。孔子学说是以“仁”为核心的,这是由孔子的世界观决定的。“仁”是“道”和“德”的表现。“游于艺”就是通过六艺来达道。《论语》开篇首语:“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指出学习的目的是改正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行“仁”,并提高人的内在修养,以此达道。所以,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孔子的人生追求,也使道德成为教化的主要内容。 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其教育方法。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体现世界观。《大学》把儒家教学概括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现方法就是使心专一,《三字经》中概括为“教之道,贵以专”。传统的教学注重内求,给学生一段诗文,先不讲意思,让学生不断地读,则其意自现。孔子的学生都学《诗》,《诗》越读,意思越出来,出的不是诗文的意思,而是本心的真知和能力,这种教学方法与以太极为本体的世界观相一致。孔子在教学中一系列具体教学方法的运用,也都有其特定的理论依据,比如因材施教、启发诱导等。 二、孔子的教育方法 教育方法是由不同层次的方法构成的,有方法论层次上的教育方法,如因材施教法,也有具体方法。 (一)因材施教法。 因材施教是指教师要从学生的实际情况、个别差异出发,有的放矢地进行有差别的教学,使每个学生都能扬长避短,获得最佳发展。矛盾的特殊性原理要求我们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然不同学生的特点不同,那么在教学中就应采用不同的教育。孔子擅长运用因材施教法。《论语》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子路问孔子:“听了就去干吗?”孔子答:“不能!”冉有问孔子:“听了就去干吗?”孔子答:“干吧!”华西问孔子:“为什么同一个问题回答不一样呢?”孔子说:“子路好勇过人,我要约束他;冉有很萎缩,我要鼓励他。”冉有平时做事退缩,所以孔子鼓励他放开手脚去做;而子路却胆大敢为,所以孔子对他多加管束。这种因材施教法,契机契理,所以孔子的学生出现了七十二贤。 (二)身教法。 儒家的教育是做人的教育,身教法尤其重要。“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句话告诉我们,孔子以道德修养为重,所以能身体力行,不断地完善自己。孔子认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第十二》),这句话的意思是:身居高位的主政人的品质如风,在下者之品质如草。风加在草上,草必然会随风而倒,由此可见统治者在道德教化中的重要作用。大舜见人捕鱼,年轻体壮的人捕于深潭厚泽这些好的地方,而年老体弱的人捕于激流浅滩,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大舜与年老体弱的人为伍捕鱼,在捕鱼的过程中,见渔者相争而不言,渔者相让则赞扬之,一年之后,则人们相让深潭厚泽矣。在这里,大舜就是通过榜样的作用来教育大家。对榜样的模仿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行为。“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第十二》)这句话指出了为政者在道德教化中的作用。“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第二》)这句话指出为政者当以德行为本,不断完善自己,为百姓做出好榜样。这种发挥官员在道德教化中的作用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尧舜禹时代实行的禅让制,说明当时的领导者是以天下为公,所以能够不谋私利,为百姓选出德才出众的接班人。道德教育是做人的教育,教师都做不到,怎么会希望学生去做呢?要想使大家都去做,必须理论本身是正确的,然后还要有一个优化的环境,即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还是学校,能使有道德的人有好的结果,才能引导大家成为道德人。 (三)启发诱导。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第七》)。意思是说,不到他努力想懂而懂不了不去开导,不到他努力想说而说不出来不去引发。告诉他一个角落是如此,它不能随之联想到另外三个角落也是如此,就不再多说了。启发的理由有二:其一,能够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其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学记》指出:“时观而勿语,存其心也。”即强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先观察而不要事先告诉学生什么,以便让他们用心思考。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学而第一》中有这样的记载:“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文中反映出子贡对贫富的看法已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孔子则提出更积极的“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这促使子贡立即联想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可见子贡已经获得了启发,体认到做人要不断地完善自己。教师教学生,最重要的是启发诱导。引导学生而不是牵着学生走;鼓励学生,而不是压抑学生;启发学生思考、探究,而不是代替学生作结论。教师如果能这样教学,就能使学生产生“和易以思”的效果,师生关系就会融洽,学生感到学习有趣而容易,又能进行独立思考,发展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的智慧、素质。所谓亲其师才能信其道。 (四)寓教于乐。 古罗马诗人、文艺理论家贺拉斯在《诗艺》中提出的有关诗的作用的一个重要观点,即诗应带给人乐趣和益处,也应对读者有所劝谕、有所帮助。诗人如果想做到寓教于乐,要加强自身的人格修养和心灵净化,同时应严肃对待艺术创作,遵循特定规范,既顺应读者习惯,又左右读者的心灵和审美情感,引导读者趋善避恶。在孔子的学生都学《诗》《为政第二》篇:“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三百篇全为真情流溢之作,学得这个真字,言行思想无不率真,便是由《诗》入道。这样,内容上是大道的表达,再配上和谐的音乐,使学生在生泼的艺术教育中提升人格。寓教于乐同时也揭示了艺术的本质特征:艺术中所包含的普遍性的真、善、美必须通过明晰的个性化,转化为个体感性可以直接接受的形式,艺术作品必须是形式与内容的美的融合、统一。 (五)讨论法。 讨论法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为解决某个问题而进行探讨、辨明是非真伪以获取知识的方法。其优点在于能更好的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维能力、口头表达能力,促进学生灵活地运用知识。在学习中一个人独自冥思苦想,不与友人讨论,容易学识浅薄,见闻不广,可见讨论法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法。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运用讨论法。《八佾第二》中记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这一则故事通过师生的对话,各自都有所感悟,这就是讨论法的妙用。讨论法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围绕同一个问题展开讨论,迫使学生不得不学会基于事实、概念和原理的推理来维护自己的意见,同时学会从不同的角度考虑问题。国外流行的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教学方法大都是通过小组或班级讨论进行的。培养集思广益的技能。在当今社会中,许多问题不是靠一个人的智慧所能解决的。这就要求学生能倾听别人的意见,能对别人的意见做出评价,并能通过集思广益形成自己的观点。学习这些技能的最适当的途径就是通过自由的没有压力的讨论。培养口头表达能力。讨论为学生提供了练习自己的口头表达能力的极好机会。它需要学生用清晰的语言阐明自己的论点,在很多场合还必须即兴发挥。讨论法有助于高水平认知能力的形成。此外讨论法还有助于转变个人的态度。 (六)奖惩法。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人们: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在“奖惩法”中,“奖惩”就是一个矛盾,“奖惩法”能把“奖惩”矛盾进行有机统一、相互作用和转换变化,人们受之影响,从而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力量。从这一点来讲,“奖惩法”是一个最根本力量。奖励是一门艺术,适当的奖励可使学生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从而增强其学习动机。孔子善于运用表扬法。《雍也第六》记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所以孔子很看重他,并经常表扬颜回。这样做不仅激励颜回不断完善自身,而且也会带动别人向颜回学习。表扬的手段有很多,不仅有口头上的称赞,也包含着其他形式。“奖惩法”是人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产生力量的一个最根本力量。人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总是受到各种各样的“奖惩”矛盾影响,这些“奖惩”矛盾有“优劣”、“成败”、“好坏”、“亏赢”、“贫富”和“美丑”等,人们通过心理感受、情绪反映或大脑思维,从而支配自己做出各种行为活动,由此产生各种行为活动力量。在此,我们要看到“奖惩”在人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是非常普通、非常实在又非常根本的一个矛盾,其中反映出来的影响或关系等就是“奖惩法”的具体体现,所以说,“奖惩法”是人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产生力量的一个最根本力量。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的世界观教育方法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孔子的世界观;孔子的德育方法,对孔子的世界观教育方法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孔子的世界观即孔子的“道”。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第四》)这句话告诉我们,孔子以“道”为人生的根本追求、奖励是一门艺术,适当的奖励可使学生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从而增强其学习动机。孔子善于运用表扬法。《雍也第六》记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具体材料请详见: [论文关键词]孔子;道;德育方法 [论文内容摘要]中国古代学术的核心是如何做人,这也是儒家教育的主要内容。孔子在教学过程中取得了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本文通过对孔子的世界观及其教育方法的研究,探讨孔子教育方法的合理性,以便改进我们的道德教育。 儒家代表人物孔子把教育内容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其中以德行为根本。孔子是成功的教育家,教育理念与世界观的一致性是孔子教育成功的原因之一;善于运用教育方法是其教育成功的关键。 一、孔子的世界观 孔子的世界观即孔子的“道”。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第四》)这句话告诉我们,孔子以“道”为人生的根本追求。什么是孔子的“道”呢?孔子在《系辞传》中指出:“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说明了万物、生命的起源。那么“游魂”又从何而来?孔子进一步指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是人人本具的性体,此性天然而有,寂静光明,无生无死。太极动则显象起用,所生之象,其数无穷,但始动之际,只有一明一暗两种形色,明色为阳,暗色为阴,因此称为阴阳两仪。阴阳消长,于是太极失明,转变为游魂,流转生死。总之,儒家认为太极生阴阳,阴阳生五行,阴阳五行生万物。五行体现于人则是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所以,做到仁、义、礼、智、信就是符合“道”。 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其教育的基本内容。孔子学说是以“仁”为核心的,这是由孔子的世界观决定的。《述而第七》篇:“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志于道”就是心向着“道”,为了追求“道”,就得“据于德”。《中庸》说:“率性之谓道”,循性不变就是“道”。“德”出于“道”,所以,为了追求“道”,就得“据于德”。“道”是体,“德”是相,两者皆是内在。由内而外起作用,即是“仁”和“艺”。“依于仁”就是一切从“仁”上开始。“仁”是“道”和“德”的表现,所以以“仁”为核心的教育内容是由孔子的世界观决定的。“游于艺”就是通过六艺来达道。《论语》开篇首语:“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指出学习的目的是改正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行“仁”,并提高人的内在修养,以此达道。所以,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孔子的人生追求,也使道德成为教化的主要内容。 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其教育方法。我们知道,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是世界观的体现,同时又对具体方法有指导作用。《大学》把儒家教学概括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现方法就是使心专一,《三字经》中概括为“教之道,贵以专”。传统的教学注重内求,给学生一段诗文,先不讲意思,让学生不断地读,则其意自现。孔子的学生都学《诗》,《诗》越读,意思越出来,出的不是诗文的意思,而是本心的真知和能力,这种教学方法与以太极为本体的世界观相一致。孔子在教学中一系列具体教学方法的运用,也都有其特定的理论依据,比如因材施教、启发诱导等。 二、孔子的德育方法 德育方法由不同层次的方法构成的,有方法论层次上的德育方法,如因材施教法,也有具体方法。本文尝试着对孔子的几个主要教学方法加以探究。1.身教法。身教就是以身垂范。《说文解字》上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其中包含有身教的意思。在道德教育中身教起着重要作用。首先,身教具有教化功能。人的行为是在一定的思想、信念等指导下进行的,所以,别人可以透过一个人的行为体会到他的思想和信念,从而实现教化功能。其次,身教具有榜样作用。一个人的行为如果对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就容易得到周围人的肯定,并自觉不自觉地进行模仿。另外,榜样还通过激励和感染,促使人们坚定信念并化为行动。儒家的教育是做人的教育,因此,身教法就显得尤其重要。“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第七》)。这句话告诉我们,孔子以道德修养为重,所以能身体力行,不断地完善自己。“……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学而第一》)从子贡对孔子的评价可知孔子为人温和、善良、恭敬、节俭、礼让,可见孔子非常重视自身修养,为学生做出了好榜样。 2.寓教于乐。孔子注重在艺术中陶冶性情。孔子的学生都学《诗》,《诗》能陶冶性情,使人的喜怒哀乐皆中节。《为政第二》篇:“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三百篇全为真情流溢之作,学得这个真字,言行思想无不率真,便是由《诗》入道。这样,内容上是大道的表达,再配上和谐的音乐,使学生在生动活泼的艺术教育中提升人格。音乐等艺术对人的道德修养有很大影响。《乐记》指出:“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乐记》还阐明了先王立乐之方:“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乐而不流,使其文足论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这段话说出音乐与人的道德之间的关系,可见,艺术作为道德教育的重要手段,有着深刻的理论依据。3.启发诱导。“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第七》)。意思是说,不到他努力想懂而懂不了不去开导,不到他努力想说而说不出来不去引发。告诉他一个角落是如此,它不能随之联想到另外三个角落也是如此,就不再多说了。“启”是使人获得开导,好像突破盲点,领悟其要旨;“发”是使人获得引发,找到适当方式表达自己的体会,所以老师应在教学过程中充分调动学生的能动性,使学生能充分思考,并用适当方式表达自己的体认。这样做的理由有二:其一,能够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其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学记》指出:“时观而勿语,存其心也。”即强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先观察而不要事先告诉学生什么,以便让他们用心思考。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学而第一》中有这样的记载:“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文中反映出子贡对贫富的看法已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孔子则提出更积极的“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这促使子贡立即联想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可见子贡已经获得了启发,体认到做人要不断地完善自己。 4.因材施教法。因材施教的哲学依据是矛盾的特殊性原理,既然不同学生的特点不同,那么在教学中就应采用不同的教育。孔子擅长运用因材施教法。《论语》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第十一》)冉有平时做事退缩,所以孔子鼓励他放开手脚去做;而子路却胆大敢为,所以孔子对他多加管束。这种因材施教法,契机契理,所以孔子的学生出现了七十二贤。 5.讨论法。讨论法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用讨论与辩论等方式就某一问题各抒己见、澄清思想、寻求结论的教育方法。讨论法有利于调动学生的思维潜力,在对话中发挥创造力,形成新观点。讨论法符合思维规律。凝结着古人智慧的《学记》充分肯定了讨论法的作用,《学记》指出“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这是教学失败的六种原因之一。在学习中一个人独自冥思苦想,不与友人讨论,容易学识浅薄,见闻不广,可见讨论法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法。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运用讨论法。《八佾第二》中记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这段话反映出子夏向老师请教,子夏问:“‘笑眯眯的脸真好看,滴溜溜的眼真漂亮,有这样美好的面目,始有笑倩盼动之美。’这句诗是什么意思?”孔子回答:“绘画之事在素地之后。”“绘事后素”,就是绘画之事后于素。这句话是比喻,“素”是比喻美女的面颊美目,这是美的素质;“绘事”比喻笑倩盼动,这是美的姿态。先有美质,而后有美姿,故说“绘画之事在素地之后”。子夏立即领悟出一个道理:“那么,礼是不是后来才产生的?”也就是说学礼以忠信为前提,孔子说:“能够带给我启发的是子夏啊,现在可以与你谈《诗》了。”这一则故事通过师生的对话,各自都有所感悟,这就是讨论法的妙用。 6.奖惩法。奖励是一门艺术,适当的奖励可使学生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从而增强其学习动机。孔子善于运用表扬法。《雍也第六》记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所以孔子很看重他,并经常表扬颜回。这样做不仅激励颜回不断完善自身,而且也会带动别人向颜回学习。表扬的手段有很多,不仅有口头上的称赞,也包含着其他形式。《公冶长第五》中记载:“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孔子评价公冶长,认为可以把女儿嫁给他,虽然公冶长曾被关在监狱中,但不是他的罪过。能够托付女儿终身,就是对对方的最好肯定。 惩罚是一种消极的强化的教育方式,惩罚应当公平准确,使被惩罚者吸取教训以改正自己的不良行为,同时也能使他人引以为戒。《先进第十一》中记载:“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这段话说的是孔子的一位多才多艺的学生冉求,在担任鲁国执政大夫季氏的家臣时,努力为季氏聚敛财富,孔子对此非常不满,声明:“冉求不是我的同道,同学们可以敲着大鼓去攻击他。”在师道尊严的古代,这种大张旗鼓的教训方式可以说是非常严厉的惩罚。惩罚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必须让被惩罚的学生认识到问题之所在,使他们改正不良行为。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音乐教育 孔子音乐教育的目标和任务 孔子音乐教育的内容具有自身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培养,构成其音乐教育的目标和任务,并将音乐教育视为教育的重要途径,或者说是教育过程的最后完成阶段。孔子在《论语》的教学科目上,有礼、乐、射、御、书、数六项,以《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书”为基本教材。《论语·述而》讲:“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其内容包括了“知”(智)、“勇”“艺”“义”“礼”“乐”诸方面。孔子《论语·泰伯》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体现了孔子所讲之“乐”,其中包含了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是《论语·宪问》中所讲“文之于礼乐”之乐,是讲伴随着“礼”,对音乐的学习与实践。强调《诗》的颂诵要结合礼乐,音乐实施的过程同样要结合文、礼。第二,是对音乐教育这一行为的完整概括,讲受教育者通过对《诗》的弦歌颂诵,得到内心情感意象、修养等方面的培养和陶冶。这其中包括了人的心智聪慧(“知”)与意志体魄(“勇”),并涵盖了人们的社会礼仪与行为规范,使人们在行为修养、人际交流等方面都得到陶冶与培养。这就体现了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是通过诗乐与礼仪的学习,实现礼乐教化之目的。反映出孔子所讲之乐,远远超出了一般人所讲的属于“艺”的音乐的范畴,也超出了外求于礼、内求于乐的礼乐同一层次之“乐”。其教育思想始终离不开以音乐教育为手段,完成诗乐与礼仪的学习为先决条件,实现其教化作用为最终目标和任务,形成了孔子具有现代美育意义的音乐教育思想。这种对人的全面发展和培养,渗透到人的全面素质培养和发展以及世界观的改造等各个方面,也证明了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已经超出了一般的音乐教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也是孔子对音乐教育全过程的整体概括,也说明了这一教育过程,是由音乐教育来得以完善的。体现了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在孔子整体教育思想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道德含义 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是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培养为主要目标和任务,在人的全面发展和培养过程中,尤其重视人的道德的培养,所以,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更加重视音乐实施的道德含义。《论语·泰伯》对音乐教育行为的概括,首先提出了“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将仁义道德放在首位。为实现孔子理想中的道德规范,则是“立于礼,成于乐”,将音乐教育视为实现孔子理想中道德规范的重要环节。 孔子理想中的道德规范,要从孔子思想的“礼”与“仁”谈起。根据《周礼》的有关记载,诗、乐与礼仪共同构成了音乐教育行为的完整实现。“乐”是诗、歌、舞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礼”则是封建统治者的典章制度、礼仪形式。所谓“兴于诗,立于礼”,便是立足于礼仪活动,贯穿于合乎规则的诗乐演出之中,形成合乎孔子理想中道德规范的音乐教育行为体系。这一体系渗透着“仁”的道德观念和人生理想,具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积极的一面。从消极的方面讲,也具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这种尊重人格独立的思想,体现了封建礼教制度下的人道主义和一定的民主性,形成了孔子的思想核心。这与孔子提出“子为政,焉用杀”“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主张对人民要“富之”,然后“教之”,以及宣扬子产“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的“仁政”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当然,对于孔子的“仁政”思想,诸多学者也有不同看法。《论语》中曾讲“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宽则得众,惠则足以使民”,又讲“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蔡仲德先生讲“可见‘爱人’‘济众’是为了‘得众’,‘惠民’‘养民’是为了‘使民’,‘百姓足’是为了‘君足’……教民并非为了使民变得智慧,而是为了使民知法识礼,安分守己,归顺长上,便于统治。”根据蔡仲德先生的说法,“教民”是手段,而维护其长期的封建统治则是目的。但这种“爱人”“济众”“惠民”“养民”以及“百姓足”才得以“君足”的说法,无论其目的如何,实际上已给统治者提出了较高的道德标准。这种道德标准,在当今民主政治的社会制度下,都是可取的,应该予以效仿的。对于平民百姓来讲,“知法识礼,安分守己,归顺长上”,是一种道德标准,与充分民主并不矛盾。这便是孔子“仁”之内涵所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与高扬自由、平等、博爱旗帜的人本主义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即便以人与人平等为基础的现代人道主义,也仍没有达到孔子理想中的道德标准。 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突破了周代音乐教育中“礼不下庶人”的等级制度,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音乐美学通论》讲“‘有教无类’之举扩大了社会受教育面,变无教为有教,在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有教无类”就是无论贵族与平民,都要有受教育的权利,孔子在音乐教育实践过程中,将属于“贫而贱”阶层的颜渊、子华、子路、闵子骞、樊迟、子张、子夏等,培养成为天下列士,成为我国历史上的“七十二贤”,体现了孔子音乐教育富于道德实践的成就,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道德含义也就在其中。 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美育作用 孔子的哲学思想实际上是“中庸”的思想,强调矛盾双方的联结和统一,否定矛盾双方的斗争与转化。“中庸”思想与“仁”“礼”结合,便可调和矛盾,维持社会的安定,具有一定的保守性,但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孔子的音乐教育也无不贯穿“中庸”思想,主张在音乐审美中保持一种“和”的情感态度,“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便是孔子对音乐表现上的要求。孔子意识到音乐所表现的情感应该是一种有节制的、社会性的情感,着眼于人和人类的基本存在及健康发展,而与放纵情欲、违背理性等思想相对立。在孔子眼里,“郑声之乱雅乐”。“郑声”本是来自民间的歌谣,蔡仲德先生认为“郑国的情歌在各诸侯国中最为突出……其形式则采用新的音阶,讲究艺术技巧,多有繁声促节,多有哀思之音,音调高亢激越,表演男女错杂。”在我国春秋时期,却成为贵族富豪们满足声色娱乐的一种音乐。所以孔子认为“郑声”不尊从礼乐规范,只能满足统治者及贵族富豪们纵情享乐。从“为邦”的前提出发,孔子提出了“放郑声”音乐教育的主张。“放郑声”以防“郑声之乱雅乐”,体现了孔子美与善的准则、音乐美的准则,其中蕴含着对音乐表现“和而不淫”的要求,音乐内容与形式的“中庸”、中和。这种“中庸”、中和实际上是反对音乐表现上的过与不及,这种音乐审美的价值取向与音乐教育内容的选择、评价,始终贯穿着孔子学说的哲学思想,其中蕴含着仁义道德的思想内容,说明孔子是根据音乐教育的美育作用,来实施音乐教育的实践过程。孔子的音乐教育是通过音乐,使人们得到审美情感的培养,来实现音乐教育的目的。因此,孔子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首先强调了音乐要有“乐”的作用。《论语·八佾》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赞赏《韶》乐的美、善结合,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比《国语·楚语上》所讲的以“无害”为美,《左传·昭公二十年》以“心平德和”为美进了一大步。将美和善区分开来,肯定音乐善的同时,也肯定了音乐的美,使人们通过音乐美的感化作用,得到审美情感的培养。这种审美情感的培养,就起到了人心向善的作用。体现出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首先是充满了中国古代文人的人文忧患意识。中国古代文人往往站在时代的前列与人生的尖峰上,以积极的态度考察音乐现象,回应音乐与文化建设中出现的严峻问题,建构自己的音乐思想与美学理论。这方面,孔子音乐教育思想中的美育作用便是典范。 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探讨孔子音乐教育思想,必然牵涉到孔子的整体思想。孔子的“仁”“礼”“中庸”思想,既有其伦理学的意义,也有其社会意义。《论语·八佾》讲“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以“礼”“乐”的实现作为前提,来实现“仁”的目的,维护统治阶级的等级制度。要维护和实行“礼”所规定的上下等级、尊卑老幼的社会秩序,就要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亲仁之爱的情感基础,也就是孔子《论语·学而》中所讲的“泛爱众而亲仁”。依靠“仁”的“爱人”之道德情感,通过“乐”的实施,将这种博爱精神贯穿于“乐”的各种活动中去,实现孔子《论语·雍也》讲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孔子就是以“仁”作为道德情操的基本内容,以“乐”作为感化人心,上升到博爱精神的实践方式。在这两者关系中,孔子重视和强调了“乐”的感化人心,陶冶人性、人情的作用。所谓“成于乐”“游于艺”,就是将音乐活动与培养合乎其社会理想的道德情操结合起来。这一“乐”的实践过程,将人的情感心理体验由最初的物质欲求,逐渐走向审美感知,由伦理学走向美学、社会学,成就一种新的人生观,使社会群体与个体间道德情操、伦理关系得以谐和。 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其焦点就是将人格作为道德修养的表现,其最深层的结构则是天人合一的境界体验,由这种境界体验产生了以“诚”为本、“温柔敦厚”的审美人格,礼乐教育与审美教育的指归乃是为了造就这种理想人格。从孔子赞美的颜回安贫乐道到孟子高扬的“充实之谓美”,再到宋明理学倡举的人格理想,不管其政治背景如何,在论述道德与人格的关系时,却始终以超越功利作为道德的内核与人格的基础。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体现在音乐的审美准则,形成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受到中国封建统治者的重视,成为封建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法宝。促成了中国这个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和突出宗派秩序的人际政治,长期稳定与充分发展,使整个封建社会达到了高度的和谐与平衡。但在封建制度下的这种和谐与平衡,也给上层建筑思想领域带来束缚与禁锢。在等级森严、上下相维、皆安其位而又和谐稳定的网状系统的社会里,人们个性解放的企图、追求、欲行、竞争等都是不可能的。中国文人虽然知识丰富、善辩、修养高、有远见,也曾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但在封建思想的重压下,实际上只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 这种上层建筑思想领域的束缚与禁锢,在整个封建社会里,有社会长期稳定、和谐与平衡的一面,也有限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一面。今天,人们已经从封建社会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谈到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问题,总要考虑是不是又走回头路了,是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进行的音乐实践活动,仍然没有脱离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影响,其中也包含了人的素质培养、道德含义、美育作用,只不过没有上升到理论上去认识。当然,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新的社会,充分民主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却有着新的意义。其新的意义就在于我们的音乐实践活动不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而是为广大的劳动人民服务。在构建一个新的和谐社会的时候,孔子音乐教育思想中人的素质培养、道德含义、美育作用,仍然具备其重要的理论价值。探讨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如何适应于当今社会的需要,便是其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教育思想 【摘要】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许多新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不断涌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我们静心思考,就会发现好多貌似很时尚的说法,其实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有过相关的阐述,与其说有些观点是在创新,倒不如说是在继承,或者说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因此,作为二十一世纪的教育工作者,应该重视从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的文化和灿烂的文明中汲取教育的营养和智慧,然后承前启后、推陈出新,从而形成更为科学、有效的教育思想,用来指导我们的教育实践。说到这里,就必须提到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孔子四十多年的教学经历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提出了许多教育原则和方法,加之儒家后人的不断实践、补充和完善,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笔者在此大致分析、归纳、罗列几个方面,与大家共享。 【关键词】孔子儒家教育思想教育教学 一、学习与思考相结合 孔子非常重视学习和思考的结合,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就是告诫学生在学习时把“学”与“思”紧密结合。同时他还强调在老师的教学中要“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就是说,学生不到苦思冥想而仍然领会不了的时候,老师不要去开导他;学生不到他想说而又说不出来的时候,老师不要去启发他。从另外一个侧面告诉了我们思考的重要性,老师不要包办代替搞一言堂,要给学生充分的思考时间和发言的机会。现在我们经常倡导的“精思 博学”、“先学后教”等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都体现了孔子的这一教育思想。 二、学习和笃行相结合 孔子反对那种表里不一的人,批评那种光说不做的人,讨厌那种口是心非的人。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即品德不去修养,学问不去讲求,听到了义不能去做,有了过错不能改正,这都是我所忧虑的。他对学生不仅听其言而且观其行,他要求学生要言行一致,说到做到,多做少说,先做后说,“言必行,行必果,”“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他对弟子颜回粗衣淡食,刻苦好学,少说多做,一再给予表扬,孔子的言行告诉了我们学习和笃行相结合的重要性。现在我们提倡教育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知行相统一的原则,并重视培养学生高尚的思想品德和良好的动手能力,和孔子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三、因材施教,循循善诱 所谓因材施教,是指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孔子说:“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安,身欲劳,教之以恭;好辩论而畏惧,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声,教之以义。”即对嘴里垂涎美味、心里想着安逸的人,要用仁德进行教育;对心里想着安闲身体却忙得不止的人,要用恭敬进行教育;对于喜欢与人辩论但遇事畏惧的人,要用勇敢进行教育;对眼睛看重女色、耳朵好听音乐的人,要用正义进行教育。可见孔子非常注重从学生的个性特征和实际情况出发来教育学生。循循善诱是说对学生进行教育时,老师要善于引导、重于启发,让学生在老师的引导、启发下主动获取知识。据《孟子》记载:有个小孩唱到沧浪河的水清澈啊,可以洗我的冠带;沧浪河的水浑浊啊,可以洗我的双脚。孔子听到后随即给学生说:你们听着,水清则洗冠带,水浊则洗双脚,这都是有水自己造成的啊。在此,孔子意在启发学生要自我修养,自我提高,自我成才。他所倡导的因材施教,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一直到今天还被我们奉为珍宝,视为经典。 四、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在孔子的教育实践中,我们不难看出他非常重视在教育的过程中老师“以身作则”的重要作用。他曾有句非常著名的话“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认为教师只有以身作则,坚持温顺、善良、恭敬、简朴、谦让,才能收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效果。他以身作则的教育思想和行为,为后来的教育家所重视和推崇。美国的教育家布尔纳鲁说:“教师是学生可以视为榜样并拿来和自己作比较的人物。”乌申斯基认为“教师个人的范例,对于青年人的心灵,是任何东西都不能代替的最有用的阳光。”而我国教育界对老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作用更是强调有加,提出了“言传身教”的教育理念,可见各国各代的教育家是多么看重老师的表率作用,也可见孔子的教育思想影响时间之久,范围之广,程度之深,这是其他任何教育思想流派所无法比拟的。 五、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提起孔子的这八个字,可以说路人皆知,更是被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奉为经典。其实孔子不仅这样说了,而且这样做了,他本人就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典范。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其谦逊、好学的精神令人钦佩。他曾在陈国、蔡国交界处受到困窘,坐在简陋的席子上,一连七天粒米未进,然而读《诗》、《书》,习《礼》、《乐》不休,还谦虚的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至今听来,还让人动容。孔子还是“乐教”不悔、诲人不倦的榜样。他废寝忘食、呕心沥血、诲人不倦的忘我精神,被弟子们大加赞扬。亚圣孟子还把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作为人生的“三乐”之一。孔孟的“乐教”精神其出发点虽然是企图改革贵族政治的需要,来自其实施“仁政”“德治”的政治要求,但也反映了他好学上进、热爱教育的精神,反映了他对弟子们强烈的责任心。这正是一个有良知的伟大教育家所必须具备的优秀品质,也是社会发展对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提出的迫切要求。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博大精深,短短的论述只能是管中窥豹、走马观花,尚有许多方面未能提及。我们新时代的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对孔子的教育观要加强学习、加深研究,吸取其精华,并结合新时代的需要和实际情况,落实在我们的教育教学实践中,充实自我、关爱学生、科学有效、献身教育,从而走进理想的教育,实现教育的理想!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正名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意义 摘要:“正名”是孔子政治思想的重要议题。在孔子看来,“言”是由“名”组合而成的,假若一个名字没有正当的意义,就会连话都说不通的。所谓“名正言顺”,也就是“名正”了,事情才会说得清楚。因此,孔子“正名”主张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求事物的“名”与“实”相符合。孔子的“正名”思想对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孔子;“正名”;思想政治教育;启示 一 “正名”是孔子政治思想的重要议题。孔子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他一生忧国忧民,志在救世。为了安定社会秩序,变无道为有道,孔子提出了“正名”的思想。孔子的学生子路问孔子:卫国的国君若要你去治理国家,您打算先干什么事情?孔子回答:“必也正名乎?”又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可见,在孔子眼里,一切不良的社会后果都是从“名不正则言不顺”开始的,所以,他把坚持“名正言顺”看成是为政的一件大事。冯友兰先生认为,孔子所说的“名”,实际上是指一事物的构成要素或概念。即“一名必有一名之定义,此定义所指,即此名所指之物之所以为此物者,亦即此物之要素或概念也”。也就是说,“名”是一事物与其他事物相区别的规定。如“君”作为一个名,其定义就是指一个做“君”的人应当包含哪些要素,才能符合“君”的概念。所以,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第一个“君”就是指事实上那个做君的人,第二个“君”就是指君的名,或者说是君的定义。“君君”就是做君的人只有符合了君的定义才能叫君,否则就不能称其是君,如果硬要称其为君,那就是“名不正言不顺”;同样,“臣臣,父父,子子”也都照此例。在孔子看来,“言”是由“名”组合而成的,在他的哲学中有“积名成辞”的思想。也就是说,假若名字没有一个正当的意义,就会连话都说不通的。所以,孔子讲“正名”,首先是为了“言顺”。他说:“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易经·系辞下》)这里的“正辞”与“正名”实际上是一回事。所谓“正辞”就是说话要符合事物的名义,以便给人们的行为有一个好的导向,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从而,孔子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实际上就是主张事物的“名”与“实”要相符合。只是这种主张从本体论方面看是唯心主义的。因为在孔子看来,名正了,话才讲得通。实际上是主张事物的“实”要符合其“名”,而不是主张“名”要符合其“实”,把“名”看作第一位,放在了“实”的前面,颠倒了“名”与“实”的关系。孔子的哲学主要是政治哲学,他主张“正名”主义,要求人们说话办事要做到“名正言顺”都是为实现其政治主张服务的。因此,他把“正名”看作是为政的第一件事情,强调统治阶级应当重视“名”、“辞”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他认为天下之所以无道,问题就出在社会上盛行以“不正”之名,语“不顺”之言,思想界话语失真,名与实不相符。孔子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他借“觚”为题,大发议论:“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意思是觚不像个觚,这是个觚吗?在古代,“觚”本来是一种有角的酒器,有的有六个角,有的有八个角。可后来人们把觚字用泛了,把凡是可以盛三升酒的酒器都叫成“觚”,而不管它有没有角。孔子“觚哉!觚哉”地质问,目的是借以说明“名不正则言不顺”。孔子认为,如果在社会上说话做事没有一个公认的是非标准,名实之相乖违,那么人人都可以“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不可日变”了。所以,为政者要想消除天下无道的病根,就必须以“正名”为先。在孔子看来这是循大道之举,可以收到社会政治稳定、天下太平的效果,因为“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正名”为先,就要首先订证一切名字的意义。也就是要别同异,搞清楚什么是什么,什么不是什么。即如董仲舒所言:“《春秋》辩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其次,要订证一切名字的意义,就要有一个辨别事物的公认标准。在孔子看来,事物之名如果没有公认的标准,不但会造成人们言语失真,思想混乱,而且一切制度,如礼乐刑罚之类,便都不能成立,就会引起纲纪败坏,最终弄得整个社会惶惶而觉得没有主宰。这就是“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所以,“正名”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 孔子的“正名”思想,对后世儒家有深远的影响,也是后世儒家政治思想的中心问题。荀子说:“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互纽;贵贱不明,同类不别: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荀子·正名篇》)也就是说,要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就要做到“名正言顺”,否则,就会“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这与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遥相呼应。孔子的“正名”思想不仅对后世儒家有深远影响,在中国学术界同样有广泛影响,先秦诸子多家论著对此都有申论,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所关注的重要议题。 二 1939年2月20日在《致》的信中对孔子的“正名”思想作过评价,其中说道,孔子的“正名”思想,“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但孔子的“正名”思想,也有其合理的因素。说,孔子的“正名”主张,“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来说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的理论就没有正确的实践’意思差不多”’。还说:“‘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在看来,“正名”主张,从思想政治教育层面来说,也就是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建设,明辨是非真假,坚持理论之“名”与实际之“实”相符合,以真正切合实际的正确理论指导现实的实践。他晚年尤其重视“名”(理论)的指导意义。他提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虽然在具体问题的认识上有“左”的偏差,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实际上也是在提醒人们要正确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如果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就会出现“名不正则言不顺”的问题。他曾以苏联的赫鲁晓夫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言论为例,在肯定的意义上引用了《论语》中“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话。他说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说的就是精神变物质。马克思讲无产阶级专政,是一言兴邦;赫鲁晓夫讲三无世界、全民党、全民国家,是一言丧邦。事实证明,的这些话确实是寓意深远。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尽管原因复杂,但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内没有正确的是非标准、曲解马克思主义原则是其中重要的一条。因此,孔子的“正名”思想对于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有积极的启示意义。首先,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这是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之“名”。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但基础和核心部分是政治教育。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旨在突出以“政治”为核心内容的思想教育。因而政治观教育是一个重要方面。相应地,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教育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人民进行思想观念的教育。就是要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要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把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当成马克思主义来宣传。这样一来,就会导致“名不正而言不顺”,给人们的思想认识带来混乱。譬如,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人”的关系呢?这本来是一个老问题了。西方“马克思学”把人说成是摆脱一切客观制约性的抽象主体。指责马克思主义是所谓的“入学空白”。于是,在近代西方哲学人本主义思潮中,一些哲学人本主义学派,为弥补马克思主义的“不足”,就把自己的理论抹上马克思主义的油彩,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趋向十分明显,出现了所谓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不仅西方,在东方也出现了南斯拉夫的“实践派”,波兰的“哲学人类学派”、捷克的“存在人类学派”、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学派”等等,这些理论虽然名称各不一样,但本质上都是以抽象人道主义哲学为基础的社会历史观。它们都不是从现实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来谈论“人”。这种人学观念,尽管语词华美,却往往会漠视现实社会中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它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是根本对立的。尽管马克思主义也不反对人道主义的伦理原则,但它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社会历史观是不可能相互包含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从来不会承认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在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一些人对“以人为本”含义的理解,也误人了“人本主义”泥坑。例如,有人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人道主义最高体现,把我们社会生活中人道主义原则的实践说成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目的的实现。似乎是在尊重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贬低了马克思主义;似乎是在宣传“以人为本”的政策,实际上却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之目的相去甚远。因为如果模糊马克思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界限,或者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人道主义,也就等于否定了“以人为本”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那正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其次,尽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导性和主体地位,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也就是说,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多样性里面,也有个主次问题。坚持主导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不能只要多样性,而没有了主导性和主体性;否则,就会带来“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后果。譬如,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我们在宣传“和谐社会”思想时,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以资实现之用,那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应该大力提倡的。但是,我们在宣传和谐社会思想的时候,却不能把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和合”思想说成是今天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因为这样以来,事实上是以“和合”哲学取代了历史唯物主义,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指导作用,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背道而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指导下的实践。中国传统和谐文化只是和谐思想的一个文化渊源,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上,其地位是不能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理论相提并论的。再如,我们在宣传和谐社会思想时,既要讲矛盾的同一性,又要讲矛盾的斗争性。但在矛盾的二重性里面,也有一个主次问题,那就是矛盾的斗争性始终是第一位的,斗争性是绝对的、起决定作用的,同一性是相对的、是第二位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是不能随意推翻的。但在实践中,有一些人在宣传和谐社会思想时却忘记了这一点,讲对立统一规律,只讲“同一”,不讲“斗争”;只讲“和谐”,不讲“矛盾”,把同一性说成是矛盾的绝对的、主要的方面,把事物的发展归结为“和合”运动的结果。这在实际上就等于更改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内容,在社会历史观上就会导致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历史贡献,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动力论。这也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相违背的。还有一些人在宣传和谐社会思想时,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譬如,只讲生产力,不讲生产关系,把和谐社会看成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来论证和谐社会的建构思想,而是借用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社会的几个所谓盛世王朝或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社会。来比附“和谐社会”,描述“和谐”盛况,而完全没有了“社会主义”的观念。这样一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似乎是在向古人复归或是在向西方社会形态靠拢等等。如果这样来诠释“和谐社会”思想,不也就是“觚不觚。觚哉!觚哉!”了吗?这种“名不正则言不顺”的结果,就是消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这是有悖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所以,我们在宣传和解读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时,一定要注意做到“名符其实”。这个“实”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实际。在评点孔子的“正名”思想时,曾经指出“实不明则名不正”。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实际,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就会带来“名不正”的后果,以不正之名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就会把社会主义实践带入迷途,以致扰乱社会主义社会的秩序。所以,从事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内容;另一方面,要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际,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正确理解和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及时地对人民群众进行“名符其实”的思想政治教育,以指导新的社会实践,实现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乐教思想教育 诸子百家中提倡音乐教育的只有儒家而又首推孔子,他的音乐教育思想值得我 们世人探索一番,对于继承祖国的音乐文化遗产,孔子的乐教思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把乐教当做培养人的完成阶段 孔子办私学,是以礼乐为其教学内容的主体部分。“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在教学内容上,他把乐教放在第二位,在教材选择上,是以《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书”为基本教材。 作为教育系统性的反映,孔子培养人的教育内容在整体上包括有“文、行、忠、信”这“四教”:“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而“乐”就是孔子的“四教”之一“文”教中的一个重要项目。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这里的“道”是志向,“德”是基础,“仁”是归依,而“艺”则是自由的游戏,孔子所说的“游于艺”的“艺”,即使“六艺”。“游于艺”既是对前三者的不足,有时继前三者之后的完成,是通过对客观规律性的全面掌握和运用,现实地实现了人的自由,完成了“志道”“据德”“依仁”的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格历程。与“游于艺”相通的,是孔子的“成于乐”的教育主张。正如“游于艺”高于“志道”“据德”“依仁”,“成于乐”指的也是高于“兴于诗”“立于礼”的人格完成。就是要通过“乐”的陶冶情操来造就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在孔子看来,从个人成长角度而言,也应遵循“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原则。孔子提倡用乐来完成的修养,通过音乐审美过程中的潜移默化,使人的精神境界趋于完美,成为符合儒家政治要求和道德规范的“仁人”。在这里,音乐被看作是用来培养人和塑造人(“成人”)的重要手段。以上所属孔子有关乐教的主要内容,可以用“21字”给以概括,即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显然,受教者是以诗乐与礼乐学习的完成作为先决条件,并且始终不离开乐教育的乐教的实现,因此,它有不能等同于一般的音乐教育,这恰恰证明乐教育在孔子的整体教育体系中是任何时候都不可缺的。 二、强调乐的德育教化功能 孔子非常重视音乐的社会功用和德育教化功能,主张用礼、乐来贯彻,以“仁”为核心的学说提出了“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的思想。我们从中可以知道,有礼无仁,礼所规定的等级名分、贵贱之序就无法维持。乐有“和”的特征。最适合宣扬仁德、仁政,可用使人际关系和谐,等级关系协调,同时,在乐的内容中,有要求以仁补礼之不足,对礼进行损益,是音乐的内容合于礼,他把“乐”与“礼”相互配合,赋予了“乐”治理天下的政治功能,也提出了“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主张(《孝经•广要道》),这一思想反映出他要用乐来改造社会风气的意图。 三、重视乐教中的审美情感培养及其美育作用 孔子乐教中对人的审美情感的培养,其途径是多方面的。 其一,是在音乐形态美的把握中加深丰富的情感体验。据《论语•泰伯》记,“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 乎’,盈耳哉!”这可以视为孔子对学生讲解音乐,通过介绍自己对音乐形式的理解以及自己对审美情感体验给他们以启发。另外,《论语•八佾》记“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皎如也,绎如也,以成。’”同样是谈对音乐形态美的感性体验。 其二,是强调音乐审美中的美感体验与快感体验的不同。孔子在强调乐教的社会功用的同时,又强调音乐的愉乐作用,在《论语》中,“子在齐问《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孔子在谈自己的感受时,并非是仅仅表达一种多日“不知肉味”之意,而是区分欣赏乐舞是获得的感受体验与味觉上快感体验的不同性质,孔子做出的这种明确区分,是我国美育发展史上值得书写的一笔。 其三,是主张在音乐审美中保持一种“和”的情感态度。孔子曾评价“《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他认为,音乐审美中的情感态度及其表现应是中正平和的,也应当是适度的、有节制、属于“淫”的情感体验方式。因此,孔子所说音乐审美中“和”的情感态度、是有一定的衡量尺度和标准的。 这种主张从另一方面讲,对于当时统治阶级,不顾人民疾苦而纵乐,无疑是一大进步。 四、强调艺术作品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做出“即美且善”的文艺评判标准 孔子在强调音乐作品思想的同时,又强调音乐作品的艺术性,主张内容要善,形式要美。二者要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即美且善”,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内容为“质”,形式为“文”。质超过了文就显的粗野,文胜过质就显的空虚,只有文质结合得当,才是最理想的。 孔子闻“韶”乐做出了“尽美矣又尽善也”的评价。邢疏解释为:“孔子言《韶》乐其声及舞极尽其美,禅让受禅其圣德又尽善也”,而孔子闻《武》乐后指出“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确立的“即美且善”的文艺批判标准成为我国古代音乐美学的源头。 五、强调乐教知行合一的实践性 在孔子的乐教实践中,他将“行”作为学习的延续,重视知行的一致。这一思想在儒家后学那里得到继承和发展。《中庸》一书以孔子的名义,将孔子的“学”“思”“习”“行”发展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五个极端。从孔子的乐教活动来看,他要求学生学习诗乐的目的,就是为了立人行事,能够学有所用。 在孔子的乐教思想中,不学《诗》,无以言;不学《诗》,难以立行。总之,不学《诗》,难以立人行事。春秋时期,在社交礼仪场合中,经常有“歌诗必类”的行乐活动,不能据《诗》唱诵应对,是难以进行交流的,孔子讲的“兴、观、群、怨”,其中的“群”,就是立足于社会群体人际间的实现。《论语•阳货》中记: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这也表明孔子心中是对他的学生在实践他的乐教思想是肯定的。 孔子的乐教思想在当今依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辉。我们应该结合时代的发展,审时地借鉴、批判的继承,使传统文化与时俱进,充分发挥音乐教育在人才素质培养和德育教育中的功能和作用,更好地实现我国制定的人才培养的战略目标,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做出贡献。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教育思想中现代教育的启示 【摘要】孔子以德为首、有教无类、教学相长等教育理念和注重启发式教学方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学方法,对现代教育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现代教育应注重道德教育,提倡全面发展;注重发挥学生主体地位的作用,加强思维能力训练;注重对教师水平的提升,做到终身学习;注重学生身心发展,建立友好、和谐师生关系。 【关键词】孔子;教育思想;主要内容;现代教育;启示 在当今21世纪的今天,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竞争日趋激烈。然而,说到底,当今世界的竞争是以人才为核心而展开的,而人才的培养是依靠教育而进行的,有什么样的教育就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不可否认,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了较快的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是,我们仍然在一些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其中也包括教育。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其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对我国乃至世界的经济、政治等均有重要影响,其教育思想更是在世界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孔子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1、以德为首,注重道德教育 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其非常重视对学生的道德教育,重视对学生完善人格的培养,教学生学会做人。孔子将道德教育作为其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注重对学生道德素质的培养。以孔子为代表儒家思想,一直倡导个体要具备较为高尚的道德品质,要成为君子、贤人。因此,孔子在其教育活动中,首重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使学生都能够在道德品质方面有所提升,做一个道德高尚的君子。在平常对学生的考察中,孔子也将学生的道德修养作为重要的衡量依据。 2、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 孔子生活于春秋战国时期,在孔子之前只有上层社会的弟子才有接受教育的权力和机会,普通老百姓的子女是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受教育的权利被上层社会所垄断,被称之为“学在官府”。孔子创办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学,从此打破了“学在官府”的状况,使得平常百姓的弟子也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并且孔子在招收学生时也并不会因其出身、家境等区别对待。“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悔焉”。[1]大概意思是说只要学生本人有学习的愿望,奉送上几条干肉作为见面礼就可以成为我的学生了。孔子认为不论家庭出身,社会地位等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也正是因为如此,孔子招收了大量底层社会的弟子,使得他们都有机会接受教育,并且在这些人之中也出了不少当时社会的精英。 3、在教育方法上,孔子注重启发式教学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2]”意思是说在学习的过程中,不到学生想要弄明白而不得的时候,不要去指导他,不到他心里明白却不能完整的表达出来的时候不要去启发他,如果学生不能举一反三,就不要再给他举例了。也就是说如果学生本人没有获取知识的欲望,则不去启发、引导,不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就不要再给他们举更多的例子了。孔子非常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的发挥,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探索的意识,在孔子的执教生涯中,他也能够很好的将启发式教学的教育方法运用到具体的教学实践之中。 4、在教学内容上,涉及范围较广,注重教育的全面发展 孔子在教学过程中,其教学内容主要包括“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具体而言,孔子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礼仪道德、音乐舞蹈、射箭、骑马、书法以及计算,由此可见孔子教学内容涉及范围之广。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都在倡导公民要做君子、圣人、仁人志士,做一个道德高尚的“贤人”,而要做一个道德高尚的“贤人”就必须首先要知书明礼、博学多才,因此孔子在其教学过程中,其教学内容非常广泛,在各个方面对学生严格,力争使学生在各个方面都得到完善,做一个在各个方面都较为完善“贤人”。尽管有人可能会说,孔子身处于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其教育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为其阶级统治辩护的;然而,就孔子在教学内容范围的涵盖而言,仍然对我们现代教育,尤其是素质教育的开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5、在师生关系方面,孔子提倡师生平等对话、互相交流,并提出了教学相长的教育理念 孔子与自己的学生关系都非常的要好,作为老师孔子也非常关心学生,他不仅关心学生的学习,也关心学生的生活。关于描述孔子与其学生关系的故事在《论语》中多处都有所涉及。据《论语》载:有学生生病了,孔子自己曾多次探望;另有一次,孔子的一个学生因为意外事件而去世,孔子听说了这个消息当场难过地嚎啕大哭。这些都足以看出,孔子作为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另外,在教学上,孔子还提出了教学相长的教育理念。“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是故教学相长也。”[3]意思是说教与学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不断的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也能够不断的发现自己的欠缺之处,教师与学生在教与学的过程之中,能够不断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促使双方都能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完善自己。孔子是我国古代最伟大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其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对我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产生了较为重大的影响。仅就其教育思想而言,对我国的现代教育的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孔子教育思想对我国现代教育的启示 1、注重道德教育,提倡全面发展 孔子在其教学活动中,非常重视对学生道德品质的培养,注重学生道德素质的塑造和培养,反观现实,我们不难发现,我们现在教育与孔子首重德育的教育思想相去甚远。1985年5月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就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4]自此次从国家层面提出“素质教育”的方针之后多次在不同场合予以重申和强调,如果从此次首次提出开始算起,素质教育的方针也已经执行了30多年,然而从现实的情况来看,我们的教育仍然处在“应试教育”的怪圈。我们不难发现,类似于“为中小学生减负”这样的新闻报道不时的会出现在各类媒体之上。为什么我们的媒体要提倡为中小学生减负呢?其中的原因是不言自明的:我们现在的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太重,特别是城市中的孩子。我们的社会现在出现了一种现象:在学校里老师往往喜欢都喜欢成绩好的学生,在一些学校甚至分班和学生座次都是按照学生学习成绩的高低来安排的;在学校之外,学生家长之间讨论最多的也是孩子的学习成绩,他们想尽办法给孩子报各类的辅导班,想要提高孩子的成绩,甚至连孩子正常的休息时间都被完全的占用了。然而,问题在于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学生除了学习就没有其他的事情了吗?老师和家长一味追求的考试成绩真的就那么重要吗?在现实面前,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这个社会去认真反思的。在这样的教育之下出现了一种现象:我们的很多学生,很多孩子成为了“考试的机器”,他们除了学习好,成绩好之外,其他各个方面都非常欠缺。现代社会需要的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而不是只会读书、考试的“考试机器”。我们必须转变教育理念,打破传统“应试教育”的模式,转向重视学生思想素质、创新能力、独立自主、健康身心、人际交往等的“素质教育”,重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高素质人才。 2、注重发挥学生主体地位的作用 在传统教学中教师一直处于教学活动的主导地位,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讲解知识,学生接受知识,即所谓的“灌输式教育”,没有能够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的作用。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5]即就是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要注重对学生的启发、引导,注意对学生思维的调动,引导学生主动的去思考、去探索,而并非是老师对学生的“灌输”,更不是教师直接给出标准答案让学生死记硬背。教育从根本上讲是教师教师传授给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是一种能力的培养,而并不是书本知识的获得。在教学活动主教师要注重学生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的作用,注重对学生思维能力的训练,使得他们能够掌握掌握获取知识的能力。 3、注重对教师水平的提升,做到终身学习 现代社会发展速度飞快,知识更新的速度也在大大加快,这就要求公众尤其是教育工作者不断提升自身水平,更新知识。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播者、时代精神的引领者、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就必须做到不断学习、终身学习,也只有这样才能够获取并掌握前沿知识,进而将其传授给自己的教育对象。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能够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关键在其教育水平的高低,而教育水平的核心就在于教师水平的高低。21世纪世界各国之间竞争的核心就是人才,一个国家想要在世界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就必须要拥有一支世界顶尖的人才队伍,而人才培养的核心就在教育,因此,在世界各国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的今天,作为减负人才培养、国家未来的教育工作者必须要不断提升自身水平,以“四个面向”要求自己,为我国未来的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4、注重学生身心发展,建立友好、和谐师生关系 师生关系是否和谐对教育教学活动及学生未来发展的重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拥有友好、和谐的师生关系,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到轻松愉悦,在这样的氛围和环境下学生能够更好的接受和理解学习内容,从而有利于学习成绩的提高;另外,师生关系友好、和谐也更有利于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从而也有利于学生健康人格的形成。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师生关系友好、和谐,也能够使教师在工作中感到轻松愉悦,从而以更加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于教学活动中,从而也有利于教学水平和效果的提升,同时也更加促进了友好师生关系的进一步巩固,形成良性循环。孔子在其教学活动中与自己学生的关系就非常要好,在各方面如慈父般关心、照顾学生,甚至在学生生病期间亲自给学生送药,自然而然学生对孔子也是非常好的,在孔子晚年日常生活基本也都是学生在照顾,甚至在孔子去世之后学生为其守三年之孝。这些都足以说明师生关系的和谐对教育教学和个体身心发展的重要影响,当然和谐师生关系的建立需要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因此,包括社会、学校、家庭、教师和学生等的各方力量应该共同努力,为建立友好、和谐的师生关系贡献自己的力量。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关系人才的培养质量,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是国家长远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只有拥有良好的教育才可能拥有高素质的优秀人才,因此,我们应该向孔子学习,转变教育发展方式,着力发展素质教育,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走教育“内涵式”发展道路,为我国的现代化发展培养出高素质、高水平的现代化人才。 作者:王宇涛 单位: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实用教育思想探索 “半部论语治天下”,后世对论语的评价甚高,而其中的教育思想是论语中比较核心的思想之一,它不仅对当时,亦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虽然儒道佛三家共同塑造了中国人两千多年的精神风貌,但起主导作用仍然是儒家文化,中国人从摇篮到坟墓,从出生到死亡,在文化遗传基因就深深打下了儒家的烙印,儒学塑建和构造了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和道德品格。“中国文化—哲学之所以重生成大于重存在,重功能大于重实体,重人事大于重神意(神灵也完全服务人事),也可说都是这种知命精神”。[1]从儒家教育文化中概括出来的教育思想也深受此种特征的影响。文章主要从教育理念、原则、方法、成果和局限性等方面进行分析。 一、教育理念 纵观儒家教育思想,从产生到发展再到衰落,其不变的宗旨是培养一个经世致用的君子。《论语》中的教育思想蕴含着实用性风格,如在《论语•子张》中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在《论语•子路》中“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但儒家的实用性和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有很大不同,儒学虽强调学问的实用性,即做学问的终极目的和效用,其重点不强调表面的形式效果。孔子首先要求的是成为“君子儒”而不是“小人儒”。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这里的君子是指有很高的道德,知识很广的人。君子以“谋道”为目的,以“成德”为任务,决不以“谋食”为目的。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朝闻道,夕死可矣”。詹姆斯的实用主义追求“有用即真理”,“它拒绝了抽象和不充分的东西,拒绝了字面上的解决,拒绝了不好的先验的理由,拒绝了固定的原则,封闭的体系与虚构的绝对和起因。它追求具体和恰当,追求事实,追求行动的力量”。[2]而儒家的实用性包含着形而上的追求,读书不仅是知识的增加和“谋食”,而且也是道德的提升和“谋道”,其终极目标指向“仁”。笔者认为儒家的实用性和哲学实用主义的分歧主要在于,儒家认为不管这种形而上的追思有没有产生作用,这种追求本身就是有意义而值得做的;实用主义则强调把形而上追求当作手段,如果这种追求不能在结果上产生效应或效果的话,这种追求是没有用的或没有意义的。 二、教育原则 孔子招收学生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有教无类”,“类”在历史上注疏较多,争议不断。笔者认为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针对地域民族而言,二是针对社会地位而说。孔子一生确实在实践此原则,他周游列国广收弟子,不问出身贵贱和地位尊卑。孔子办私学,打破了学在官府,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而且孔子的“有教无类”思想恰好体现了他先进的教育观。在这一点上他不循周朝礼仪,不顾等级制度,表现出大胆改革的精神。孔子对学生既不嫌贫爱富,也不仇视富家子弟,他的学生有家境富裕的子贡,也有一贫如洗的颜渊,对待学生视如己出,终生追求“仁”之真谛。 三、教育方法 儒学不像西方哲学重思辨和逻辑推演,孔子很少抽象地阐述问题,也很少在某一个概念或范畴上进行语言分析。在教育方法上,是实用理性之思维,“实用理性之思维重启发、暗示、点悟、极具具体情境性质,而不重抽象论证,详尽说明或推理过程”。[3]孔子的教育方法灵活多样、内容丰富,这方面很多学者多有谈论,笔者在这里只提出比较重要的方法。 1、因材施教,实施个体化教育 孔子是一个很有感悟力和观察力的老师,他对学生的性格、能力、才智和兴趣是非常重视的。在《论语•先进》篇中对子路和冉有都问一个问题——“听到后都去实行吗?”但孔子对冉有的回答是听到后就去实践;对子路的回答则是父兄都在世,怎么能听到就去实行呢?这种截然相反的回答引起了公西华的疑问,孔子说,冉有性格退缩,所以要他勇敢些,子路性格太过于勇敢,所以要他谨慎些。孔子这种先进的教育方法,不仅体现他为人灵活洒脱的人格,而且也彰显了老师对学生主体个性的尊重和仁爱。反观如今的教育,形成了一种标准化生产人才的固定模式,教育逐渐脱离学生实际,脱离受教育对象的具体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学生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2、学思结合 “学而不思则罔,死而不学则殆”这是孔夫子所推荐的求学治学之道,按照现在观点来说,这是对学习的定性研究,而并不是一个定量研究,学与思在学习中到底应该占多大比重,其比例如何分配,孔夫子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明或客观的标准。只学不思,就如叔本华所说的自己的大脑成了别人的“跑马场”或“吃别人留下的残羹剩饭,是陌生人穿用过的衣服”。[4]其结果就是“永远阅读别人,而从未被别人阅读”。只思不学,只会冥思苦想,其结果是越思考,思维越狭窄,最后成为闭门造车。《论语•卫灵公“》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美,不如学也”。但如果以常人理解的中庸之道去解读学与思的关系,“持其两端取其中”,这样的话,出现了两个问题:其一,学与思的两端的中间不易找到;其二,我们可能从语意上去安慰自己,即“一边学习,一边思考”,事实上人只有一颗专一的心。如果把心从形式上分成两半,一半学习,一半思考,或者把整体时间分成两半,一半时间学习,一半时间思考。那么,这种学与思的组合是否能够达到学习的目标呢?由于受西方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我们倾向于将学与思拆解开来,然后再视其为一个整体,那么解构后的整体还是当初那个整体吗?运用西方解构主义方法能够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认清中国哲学或文化的大致脉络,但是我们利用西方某一种时髦的方法并非能够体悟得到中国哲学或文化的精髓。因此,我们应该将其视为天然整体,以系统眼光看待之。学与思是一个整体和“全”,以学去否定思,那么读书学习就是加法,读书的人等于书本之和,书还是书,而读者不过是一个拼凑的数字;以思去否定学,那么读书学习就是闭门造车,读书之人的眼光视野就很难宽广。事实上,在一个既保持独立的思考能力又善于博采众长的人心中,学与思的矛盾永远存在着,没有一种会完全消失,而智慧就在于它们此消彼长的动态平衡中。 四、教育成果 据历史记载,孔子弟子三千中有“七十二贤人”。众所周知,古文有一特点,即数字不一定实指。为了方便阐述,暂且将其认为实指,那么3000-72=2918人,显然2918人要比72人多,后人常常仅仅把72人看成孔子教育的成果,这样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且具有这样的观点的人是受到了当今教育之弊端“升学率”所影响,有的人认为“升学率”就是衡量教育质量的唯一标准,而人们之所以太注重“升学率”,是由于人们只注重数字,急功近利,不注重思考。七十二贤人只是孔子一生追求教育价值的阶段性成果,从长远价值来看,孔夫子及其弟子,传播了儒家文化,这才是真正的成果,这才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七十二贤人和2918人是孔子教育质与量的统一。不必讳言,七十二贤人在“质”上高于2918人,他们中有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路、子夏。(论语•先进篇)但我们也不可忽视2918人巨大的隐性作用。这2918人来自各行各业,他们共同接受儒学的教诲和熏陶,然后他们又向自己的家庭和朋友宣传儒学,这样使儒学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也许七十二贤人,多在学堂之上倡导儒学,搞学院化研究,而由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普通大众接受教育还是一件可望不可即的事情,这2918人在田间地头、商市小街宣传儒学。儒学与基层社会的结合,这也是儒学广泛发展的原因之一,基层社会为儒学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而儒学也为基层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和方法,其外在曰礼,内在曰仁。两者相互需要,相互支持,极大地促进了儒学在基层土壤深深扎根,所以教育质与量的统一,共同促进了中国文化的长远发展。 五、局限性 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也有其缺位和局限。 1、忽视妇女受教育的权利 “有教无类”只是男权社会中教育公平,“男尊女卑似乎是儒家理论与实践的标志性特征之一,人们甚至可以说‘父权制’是儒家学说的致命弱点”。[5]孔子主张“克己复礼”,此礼为周礼,而周礼是奴隶社会的制度规范,因此他的妇女观不可能达到男女平等。在《论语•泰伯》中谈论关于治国的人才问题,武王说有十位贤臣帮助他治理国家,孔子却说只有九位,因为有一位妇女不能算数。在《论语•阳货》中“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亦为后人诟病。在这里有必要比较孔子与尼采和叔本华之间的女性观,这样可对他的女性观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叔本华在《论女人》中认为“女人是介于儿童和男人之间”“不重视大问题,只喜欢那些鸡毛蒜皮的事”,这显然是在污蔑女性,而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借用老妇人之口说:“你要到女人身边去吗?请别忘了带鞭子。”两位男权主义者之所以蔑视女性,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眼光看,童年期经验可能是重要的根源。孔子的人格和思想与其母亲有很大关系,孔子早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其母对其影响非常大。孔子的女性观与早期经验关系不大,孔子忽视女性的权利很有可能是出于现实政治需要。比如说孔子很反对女人干政,他最向往的周朝,也因其灭亡与女人有关。 2、忽视自然科学教育 虽孔子注重德智体的全面发展,但他的教学内容大多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知识很少涉及。《论语•子路》篇,樊迟请学稼,他批评他是“小人”说他不求上进,把学习研究生产知识和技术看做“没出息”。在《论语•子张》中,“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孔子说,小技艺阻碍人们研究大学问。孔子的道德教育注重整体上对人的精神上的改造,而忽略了技术能力的提升。 六、小结 儒学的教育思想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十分重大的推动作用。随着时代的剧烈变化,儒学教育仍需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和发展。儒学教育重实用、重文科,不太注重逻辑与思辨的内容也应该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儒学教育要做到与时俱进,须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实用教育、情感教育和理性教育的有机结合,以理性教育为主轴,以实用教育和情感教育为两轮,共同推进我国教育事业和人自身的发展。 作者:刘勇 单位:东华大学人文学院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思想体育教育论文 1孔子体育教育思想的教学应用分析 第一,孔子提出了“成人观”,也注重德、智、勇、力等方面的教育。而所谓成人,就是崇尚礼数,有道德,有智慧与勇气,还会精通六艺的人,几乎趋向完美。孔子的成人观在其重要教育思想之一。孔子认为,在教学实践活动中,应该将“成人”标准落实到每一处,从而培养更多趋向完美的人才。由此可见,孔子在其教学实践活动中已经培养了很多全面发展的人才,为社会作出了很大贡献。目前,市场经济发展很快,学生们都会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而无法全面发展。因此,必须将体育与健康课程作为身体练习的重要手段,从而增进学生的健康。而学校可以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也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也是孔子思想应用于现代体育教学实践的体现。 第二,就是孔子思想中的“武备”思想与“尚礼”观念。孔子认为,在战乱不断、兼并剧烈与弱肉强食的社会背景下,人们想积极参与到政事中去,还要保国为政,则应该对武备和军事武艺等训练进行强化。在孔子看来,战乱不断的时代会尚武强兵,但是应该和仁政与德治相互促进,才能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为人们提供丰衣足食与安居乐业的生活,并且有利于子民听从政令,安心发展生产等。孔子的武备和尚礼等思想观应用于射与御的教学实践活动中,具有积极意义。孔子非常注重培养文武双全的人才,对射箭和驭车等课业的传授给予很高的重视,意在提高学生的军事体育知识、体育技术以及技能。因此,在孔子的体育教育思想中,武备观念非常明确,不赞同人们还没有对军事技术进行掌握就参与到战争中去,否则不但自身性命难保,国家也面临着灭亡的风险。因此,孔子将武备思想贯彻到整个教学实践活动中。 第三,就是孔子的养生保健观念在体育教学中的实践。孔子提出了具有积极意义的养生保健知识以及保健方法,在古代体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因此,孔子在进行教学实践活动时,都会传授给学生关于养生保健知识与保健方法等方面的内容。不但如此,孔子还会身体力行。孔子认为,人们应该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来实现健康长寿的目的,比如按时休息、劳逸结合和对饮食进行节制等等。如果人们对这些养生保健内容不够重视,则会导致疾病的发生。因此,孔子非常重视这个方面知识的传授。而孔子的养生保健思想与现代养生保健原则完全相符,而且具有一定科学性。因此,孔子的养生保健思想在中国传统养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四,孔子提出“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的思想,认为学习永无止境,不会被年龄限制,教育活动与学习活动都应该贯彻在人们整个人生之中。因此,每个人都应该通过不断的学习而提高自己的修养。而终身教育内涵在不断扩展与延伸中形成了终身体育理念,这是终身教育必然的发展趋势。而终身体育即人们终身都会接受体育教育,也会进行不断的体育锻炼。如今学校的体育教学都遵循终身教育的理念。在贯彻终身体育的过程中,学校体育非常重要,也是学生们树立终身体育思想的关键时期。学校应该满足学生们的身体发展需要,还要对学生们以后的需要进行考虑。因此,学校应该引导学生们树立终身体育的意识,并且培养其相关能力。孔子的终身教育观已经与现代终身体育思想相融合,并且应用在体育教学实践中,获得较佳效果。 第五,就是孔子的学以致用思想。孔子一直在贯彻学以致用和以身作则的思想,而传统教育的教学内容与学生们的日常生活相脱离,主要是为教学而进行教学实践活动,枯燥无味,导致学生们厌倦体育课。因此,学校的体育教学应该注重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并且让学生自由选择对自己有用,而且还比较感兴趣的体育项目,从而有利于学生们对运动进行掌握。另外,学生们还可以主动将掌握的体育知识与体育技能融入到生活中,渐渐形成良好的锻炼习惯,从而形成了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使其终身受益,达到学校体育教学的长远目标。 2.结束语 基于孔子体育教育思想的教学实践活动已经在中国教育领域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教育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不但提出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也提出了“武备”思想、“尚礼”观念、养生保健观念和终身体育理念。人应该仁智勇德兼备,还需要拥有比较强健的体魄。孔子的体育教育思想对现代体育教育产生非常积极的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由于时代局限性,孔子的理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比较充分的论述,必须进一步完善体育教育思想,从而形成适应时代需要的体育教育思想,开展更好的教学实践活动。 作者:郑欣 贾晓敏 贾永刚 单位: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邯郸学院教育学院 邯郸市职教中心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教育思想研究 从我国教育史看,许多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教育思想和言论,都可以直接追溯到孔子,孔子在教育史上的地位和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在研究和继承孔子珍贵教育遗产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教育思想中蕴含着丰富、深厚的人文内核,这便是以尊重生命、重视人自身价值、强调个体的道德修养等为特点的人文思想。它渗透在孔子的教育理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各个层面,成为孔子教育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深刻影响着后世教育的价值取向,也为当今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启迪。“有教无类”,是孔子博大教育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孔子人学思想在教育领域的有力体现。孔子“有教无类”教育信念的确立,是在对教育价值、作用的深刻理解及对人性的深入分析基础之上建立的。孔子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他认为,兴办教育,培养人才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支柱。他提出“庶、富、教”的理论,这是对管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国家重民教民的必要性、重要性的认识。 孔子认为教育是支撑国家大厦的梁柱,一个国家即使其君主昏庸无道如卫灵公,但只要有文治武功各方面的人才,这个国家便不会丧亡(《论语•宪问》)。而培养造就文治武功人才,完全离不开教育。《学记》把教育的重要性提升为: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君子“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反映了儒家学派及孔子对教育职能作用的深刻认识。如何开展教育?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有教无类”的本意是指教育不分等级、种类。春秋以前,教育的局面是“学在官府,民间无学”,文化知识为奴隶主贵族所垄断,平民没有资格接受教育。春秋中叶以后,由于战争频繁,阶级关系的变化,以及社会生产对文化知识的需求,以致原来的知识为奴隶主贵族所垄断的局面被突破,开始了“文化下移”的新纪元。孔子为适应时代的潮流,创办私学,广收门徒,将以往深藏在秘府的典籍,解放出来,加以传播,使“学在官府”的传统教育格局被打破。 孔子的私学,“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史记•孔子世家》)”。我们可以想见孔子办学规模是宏大的,教学内容是多方面的。他的办学方针是什么呢?孔子自己说是“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又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汉代经学家马融解释说:“言人所在见教,无有种类。”只要自备十条干肉作为学费而来受教的,孔子总是不分贵贱、贫富和地域,对于他们一律加以教诲。孔子的有教无类,表现在诸多方面。其一,学生无论贵贱,均可接受教育。孔子的弟子中有贵族,如南宫适、司马牛;也有贱人,如子张;有善于货殖的富豪子贡,也有瓮牖绳枢的贫民原宪。可见,孔子破除了受教育者的等级界限。其二,不论品行高低,均可进行教育。孔门弟子中品类很不齐一:有的原来是性格粗鄙的人或者是行为不端正的人,有的甚至是盗贼。 他们经过教育培养,都能去恶向善,成德达才。《荀子•法行篇》记载:“南郭惠子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檃括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既云杂,可见是不拘一格、兼收并蓄的。其三,不分地域国别,广泛招收弟子。据记载,孔门弟子的地域籍贯,包括了鲁、卫、齐、宋、陈、蔡、郑、薛、吴、楚、晋、秦各国,他们年龄悬殊极大,大部分来自平民阶层。可见,“有教无类”确是孔子的办学方针和教育信念,他也真正做到了对凡来求教的“未尝无诲”的地步。孔子“有教无类”的信念,来源于他对人性的剖析。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孔子认为人们的生性本来是相近的,只是由于习染和教育的不同,使人彼此间的差别悬远了。因此,教育和环境对人的作用远远超过遗传。他认为人们虽有良好的素质,但不能自发成才,必须经过学习与教育,才能有所提高,日进不已。孔子对他的弟子子路的一段对话,深刻地阐明了这种观点。子路曾问:“学亦有益乎?”,“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斩而射之,通于犀革,又何学为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镞而砥砺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心悦诚服地说:“敬受教哉!”(刘向:《说苑•建本篇》)。孔子还进一步论述一个人虽然具有爱好仁德、爱好聪明,爱好信实,爱好率直,爱好勇敢,爱好刚强种种优良品质或倾向,但是如果不爱好学问,不接受教育,便会产生愚昧受骗,放荡不检,伤身害义,褊急操切,捣乱撞祸,轻率狂躁等流弊(《论语•阳货》)。要避免和纠正这些流弊,只有从事学习,接受教育。“学则不固”(《论语•学而》)———“学习才不会受蒙蔽,”正是这个意思。 孔子推重教育的作用,对教育的作用作了正确的阐发。在他的思想深处,认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个人的才能品德得到更充分、更完善的成长。在他的教育活动中,隐含着人人都可以受教育、能教育、需教育的人本理念,认为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教育而成人,这是“有教无类”命题的前提。在孔子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中,“仁”的本质含义就是把人放在第一位,尊重人、爱人。孔子认为爱人的重要内涵就是教育人、勉励人去努力获得教育。他说:“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论语•宪问》),可见,孔子的人本主义的基本精神是立足于人们获得教育。他的“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庶、富、教”的理想,兴办私学的实践,无不基于这样的精神[1]。孔子的人文思想深邃而厚重,它是继殷周以来神人关系、天人关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重心是探讨人在现实社会中如何实现自我、完善自我以及保持独立完整人格等重大问题,这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最重要、最精彩的部分[2],对后世的教育实践影响深远。同时,孔子在教育对象上不分富贵贫贱、品行善恶的“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开创了教育公平之先河,对强调教育公平、公正,实现教育权利和受教育权利的平等的当代教育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信思想在诚信教育的实践 摘要:“信”思想在孔子思想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具有丰富的内涵,在为人处世、与人交往和治国理政方面都有积极的作用。在当代社会,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在诚信教育中也具有很强的实践效用,对营造诚信的社会环境具有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孔子;信;诚信教育 在孔子的诸多思想中,“信”思想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并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在《论语》中,“信”共出现38次,不论是从个人层面还是从国家、社会层面,孔子的“信”思想都给当代以启示,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通过对孔子“信”思想的内在意蕴,从而提出其在当代社会对构建诚信教育的实践探析。 一、孔子之“信”思想的内在意蕴 (一)“信”是构建个人优良品德的基础 孔子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这也就是从一个人最基本的品德说起,人如果没有信用,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就像大车没有輗,小车没有軏,根本无法行走的,可见孔子从最基本的个人来切入,“信”是一个人必备的品德,不论人的职位高低,只要具备“信”变可称之为士,子贡问曰:“何如斯可以为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敢辱君,可谓上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教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此矣。”曰:“近日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论语•子路》)由此可以看出,在孔子看来,就算身居高位,如果没有信用,没有做到说话信实,行动果敢,也只是气量狭小的小人,不能算真正的士。孔子的“信”是为其“仁”所服务的,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其中说到信实,就能使别人为你效力,从而实现仁,仁和信是相互统一的,“信”是实现“仁”的先决条件。在孔子“信”的思想里,“信”是个人优良品德的必备要素,同时是实现“仁”并为“仁”服务的条件。 (二)“信”是社会交往的基本要求 孔子“信”体现在社会交往方面,一方面指人何以能安身立命,首先就要修养好自己的德行,端正自己的品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论语•卫灵公》)说话忠诚信实,行为坚定谨慎,即使在蛮貊之邦也能行得通,如果说话不诚实,行为不坚定谨慎,即使在自己的州郡也行不通,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忠信笃敬。由此可以看出,孔子认为“信”是实现道德修养,是人能行得通的前提。另一方面指人与人之间相处之道。子夏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曾子也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这里都把与朋友交往的“信”放在重要的地位,是立世的根本,孔子也在对弟子的教育中强调与朋友交往的“信”,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不仅重视在为人处世中的“信”,更加重视在朋友交往中的“信”,只有言辞谨慎讲信用,才能在社会上立足,更加博爱众人,一方面有利于个人的诚信品德的修养,另一方面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信”是为政立国的根本 孔子的“信”不仅强调其对个人和社会交往方面的重要性,更关注其在为政立国方面的地位。一方面体现在为政者应遵守对民众的承诺,履行诺言。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指出,为政者应认真严肃地对待工作,对百姓做到言而有信,关爱百姓,使百姓得到合理的使用,这样百姓才不会有怨言。子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指出,只有在上位的人讲信用,老百姓就没有敢不实在的,才会真心为国家效力。另一方面体现在居上位者应取信于民。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足食,足兵是为了更好地达到民信,可见孔子重视百姓对政府的信任,没有百姓的信任,足食和足兵也没有什么益处,政府或者国家也不会长久的存在。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论语•子张》)也就是说,君子首先要建立信用、取信于民,然后才能役使人民,而使人民没有怨言,不觉得自己在受虐待。这就要求居上位者要像尧舜一样,首先建立自己的信用,才能更好地得到人民的拥护,国家也才能长治久安。 二、孔子之“信”思想的培育 (一)重视把“信”作为其教育内容 孔子从四个方面教育学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重视从历史文献、生活实践、待人忠诚和讲究信用四个方面来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并且将“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作为其道德理想进行教育。孔子认为讲究信用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一个国家治国理政的根本,圣人、君子乃至每一个人都应该讲信用,并且通过好学来把握信和拥有更好的道德。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孔子重视好学,掌握真正的知识,不好学即使拥有很多的优点也终究会导致许多的弱点,并表明爱好诚实却不喜欢学习,他的流弊是抱守小信而败坏事情,不能算得上真正的有道德。把“信”与“好学”联系起来,通过真正的知识来对“信”加以引导,使其真正地做到“君子贞而不谅”(《论语•卫灵公》)。把教学生“信”与“好学”联系起来,从而避免道德上的流弊,培育良好的道德行为,更好地应用于实际生活中。 (二)强调修身自省以达 “信”在对“信”的培育方面,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从自身来反省帮别人谋事是否忠诚,与朋友交往是否诚信相待,只有自己做到了诚实信用,才能来要求别人做到诚实信用,正如孔子所说的:“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自己想成功,也让别人成功,自己想通达,也让别人通达,在“信”方面的要求就是即使身居高位也要首先做到自己讲信用,才能让别人来讲信用,通过自己内心的自省来达到这样的境界。孔子认为个人在培养“信”中应掌握其主体地位,正如“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强调要向贤人看齐,见到不贤的人就反省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样类似的问题,在培养“信”方面就要向具有信用的人学习,见到不讲信用的人就要反思自己有没有做到诚信待人。通过自身的内省和向别人学习,以此提升自己的信用品格,培养自己成为讲信用的人,这是对自身品格的要求,只要尽心想做到讲信用,就一定能做到,而如果不尽心去做,是为不为,非不能也。这也就是强调自己内心的自省,真正要求做到诚实讲信用。 (三)重视“信”与“义”的结合 孔子重视“信”的培育,将诚实讲信用作为人的基本道德规范,并且强调“信”与“义”的结合,“信”的内容应该符合“义”的规范。如果一味地遵循“信”而离开“义”的内在要求,则只是片面地强调“信”,不仅不会带来好的结果,可能还会导致恶,使“信”失去价值。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论语•颜渊》)在这里就强调以忠诚信实为主,跟从义的指示,这才是真正的崇德,由此可看出,“信”的遵守和践行必须以“义”的内容为规范,才能称之为真正的道德高尚。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论语•学而》)也就是说,许下的诺言如果合乎义的话,这样的诺言就是可以遵循实践的。由此可看出,孔子心中的“信”是合乎“义”的信,而不是盲目的“信”,如果不合乎“义”的“信”,还一味坚持“信”则可能使其背离“信”,造成严重的后果。对于君子如何才能真正称之为君子,孔子认为:“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认为君子首先应该用义来修养自己的品质,按照礼来行动处事,用谦逊的态度讲话,靠信实取得成功,这才是真正的君子,要想成为君子,这些“义”“礼”与“信”都是成就君子必不可少的品质,君子始终坚持以“信”合“义”的原则作为其道德规范的价值准则。 三、当代诚信教育的实践探析 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加快社会主义诚信道德建设,推进社会主义诚信教育,结合孔子“信”思想内涵的精华和对“信”教育的培育,对当代诚信教育的实践提供了许多启示。 (一)开展生活化的诚信教育模式 诚信教育的模式关乎诚信教育的成效,生活化的诚信教育模式可以避免将诚信教育束之高阁、空洞化。如运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将诚信教育植入日常生活中,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将枯燥无味的理论生活化。组织和模拟诚信教育环境,用真实的案例对生活中可能出现的诚信问题、信用法规及诚信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进行宣传普及教育。立足当前信用经济时代所存在的信用问题,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信用消费观,避免因不当的信用观念,产生失信行为。脱离生搬硬套的教育方式,将隐性教育与显性教育进行结合,注重家庭与社会的合力,形成诚信教育的氛围。诚信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要根据不同社会人群诚信面临的实际问题及道德接受能力的差异性,善于运用不同类人群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切合人们思想实际的诚信道德教育”[1],根据不同的群体,运用不同的方式,加强诚信教育的效力。开展生活化的诚信教育模式,使诚信教育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进入人们的视野,对人们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人们更多地了解诚信的法律法规,自觉践行诚信,不断扩大诚信教育的影响力。 (二)完善诚信教育机制建设 诚信教育机制建设是完善诚信教育的重要内容。诚信教育机制旨在强调以诚信作为教育机制的核心,从社会、政府角度完善诚信教育的统一。建立诚信档案系统管理诚信档案从大的方面应包括公民个人诚信、企业诚信、政府诚信等,从小的方面应包括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公民个人的水电费、通信费的缴纳、银行按揭的支付,企业的缴税和对员工及社会的诚信,政府的政务公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应建设诚信档案,进行统一的管理。运用诚信传媒的中介作用,宣传讲好中国古代诚信故事,传播中国现代诚信教育声音。通过媒体的宣传和介绍,充分了解诚信教育的故事及身边的诚信案例,加强诚信教育的吸引力,使其深刻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诚信魅力并进行诚信文化教育。利用古代优秀的诚信故事,结合当代生动的宣传方式,将古代与现代的诚信教育贯穿一线。大力宣传当代诚信道德模范,发挥榜样教育的道德模范作用,弘扬社会正能量,利用微博、微信等平台进行宣传教育,营造良好的诚信道德教育环境,渲染诚信教育氛围。要建立对诚信的褒奖善惩罚恶机制,对失信行为进行道德惩戒或让其付出法律代价。诚信不仅仅是公民个人的行为,更应该成为一种全民道德规范,营造“时时守诚信,刻刻不失信”“失信行为寸步难行”的舆论环境,引导公民自觉践行诚信价值观。 (三)重视诚信教育主体的自觉性和外在规范的制约性 在当代诚信教育建设中,既要强调诚信教育主体的自觉性,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通过“反求诸己”来深化和反思自己,拒绝不诚信的行为,强调自身的道德规范,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及西方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利益机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处事。部分人被利益驱使,产生失信行为,例如大学生校园贷款,已引发诸多失信案例,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这些现象涉及法律法规,通过自身约束已经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因此要强调外在的规范和制约,“使‘道德上的诚信’与‘法律上的信用’达到最终的统一”。道德和法律可以相互完善和补充,法律的制定和实行可以弥补道德上的“不能”,通过道德的自律来弥补法律内在的一些弱点等问题。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诚信法律体系,为诚信道德的构建提供制度和法律上的保障。诚信是一种道德要求,同时也是一种法律要求。通过道德上的自律和法律上的他律,建立公民个人诚信形象和其规定的法律责任,使诚信教育深入人心。把诚信教育的主体自觉性和外在规范的制约性结合起来,有利于加强公民的诚信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 作者:马亚美 单位: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课程思想体系及教育改革的意义 孔子的课程思想体系内涵丰富,结构完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课程设置的四项基本要求,“文、行、忠、信”为四大教学领域,“礼、乐、射、御、书、数”为六门学习科目,《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本经典教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为课程推进的三个阶段。依据孔子的课程思想体系,课程设置应重视道德因素,体现社会价值,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和生活常态;课程内容应关注通识教育,形成立体结构,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与协调发展;课程学习应倡导分步推进,激发进取心与创造力,提升学生的审美情操和发展境界。孔子是世界公认的伟大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毕生从事教育活动,成就卓著,彪炳史册,其教育学说为中国教育奠定了深厚而坚实的理论基础。他创办私学、修编“六经”,倡行“有教无类”“启发诱导”“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并建树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和“文行忠信”“以身作则”的教师风范,备受后世学人推崇。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已持续十四年,在不断试误和调适中曲折前进,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先行准备时间短促、思路模糊、急于求成,不少学校在尚未认清自身特色与优势的情况下盲目跟风追潮,致使课程结构松散、教学质量滑坡、学生发展备受质疑。当人们徘徊于现实而无所求解之时,往往会把眼光投向历史,以史鉴今。春秋末期的孔子虽没有专题论述课程体系,但其课程实践所透出的思想却内涵丰富,结构完整,诸多观点仍能迁移至今,给当代学校教育改革特别是课程建设带来启示。 一、孔子的课程思想体系分析 孔子的课程思想散落在《论语》之中,聚合起来,涵括课程设置的基本要求、课程关涉的主要内容以及课程实施的推进步骤等。 (一)课程设置的基本要求教育因文化传承和社会发展而存在,课程设置亦需承载文化价值并符合社会要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正是基于这样的视角而提出的。其中,“道”为追求目标,“德”为根本依据,“仁”为精神内核,“艺”为实施路径。1.课程设置的追求目标——“志于道”孔子身处礼崩乐坏、政道废弛的时期,他从个人价值实现与社会责任担当的角度出发,确立了课程设置的目标在于“道”。“道”有道义、真理、规律和法则等内涵,孔子认为,士人立志当高远,应以追求真理、弘道践道为永恒的学习目标。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可见,“道”高深玄虚却又真切务实,作为君子最基本的道德准则,“道”应是心澄如镜的豁然境界,而非流于表面的形式主义,更不是用来伪装和炫耀的人伦工具。“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在实践道义的过程中,士人若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坚守本心,积极探索和追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必将走向光明和永恒。课程设置应以此作为明确的宗旨和一以贯之的精神,以使学生延续真理,死守善道。2.课程设置的根本依据——“据于德”课程的作用在于由外至内影响人的言行举止,塑造符合礼仪规范、社会需求的人才。从这条外铄路线出发,孔子认为课程设置应以美德作为评判其内容的根本依据。德是人际交往的基础,士虽立志高远,但仍需脚踏实地,践行道德。课程设置以“德”为依据,就是要使“道”直达内心、永驻于心而不泯灭。同时,孔子提出:“中庸之为德也。”(《论语•雍也》)课程所尊崇的道德价值绝不是孤立的和极端的,它必须接受辩证法的检视,以协调人民与社会、对立与统一的矛盾关系,并在国家需求与学术自由之间保持中正、平和,避免受教育者因情绪的躁动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孔子的整个教育思想中,道德教育居于首要地位,它贯穿于整个课程教学之中,孔子时刻告诫弟子要以“德”教化人,以“德”来衡量与约束自己的行为。子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以德来引导,以礼来整饬,才能使民规矩有范。因此,只有将课程建立在美德之上,学生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才会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和感染。3.课程设置的精神内核——“依于仁”孔子提倡内外兼修,对外“据于德”,对内“依于仁”。“仁”是孔子的核心思想,是源发于个体内心的对他人生命及其良善价值的珍视与关爱。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约束自己,达到仪礼的要求,就是“仁”了,这种推己及人的逻辑路线,旨在启发学生内在的道德自觉,由内而外散发出善良仁爱的君子气度。“仁”是孔子课程的精神内核,其推崇内在的情感行为,只有端正态度,主动追求,才能实现“仁”的最高理想;同时“仁”也是一门处世的学问,人与人之间若不能团结友爱、宽容体谅、和谐共处,就无法实现自身发展与国家安定。课程应当从“仁”“爱”出发,培养人们爱护人、尊重人的情感,教会学生“以仁为本”,用仁心、仁术审视自己,关爱他人;人性本善,后天的教化若不能葆有进而增进这份善良与仁慈,便无法彰显其价值。4.课程设置的实现路径——“游于艺”孔子认为,自由地展示个人才华是实现既已设置的课程的主要路径,亦即“游于艺”。“艺”指“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为六种实践技能。“礼”即仪礼,具体表现为维护社会制度的各种祭祀仪式和行为规范;“乐”是各门艺术的总称,包括音乐、舞蹈、诗歌等;“射”即射箭,用于狩猎和战事;“御”即驾车,用于交通和出游;“射御”被认为是当时主要的军事技术课程;“书”指文字和书写;“数”指天文和数学。“游”是一种轻松、陶醉的学习心态和学习境界。“游于艺”属于孔子教育的心灵安顿方式,一方面是希望学生读书时能够卸下包袱、摆脱世俗,在思想的世界里自由驰骋;另一方面,也是对教学提出的严格要求,正如《学记》记载:“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游焉。”(《礼记•学记》)课程设置若不能充分调动学生兴趣,激发学生想象力,便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学习之道,有张有弛,藏息相辅,方能提升境界,追求卓越。“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是孔子课程设置的四个基本要求,它们相互关联,彼此交融,致力于塑造救国救民的圣人和君子。以“道”为主体,以“德”和“仁”为辅翼,三者携手畅游于“六艺”的殿堂。 (二)课程关涉的主要内容在“道”“德”“仁”“艺”的基本要求下,孔子进一步在教学领域、教学科目、教学用书三个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从而搭建了理性且完整的课程框架。1.课程的四大教学领域——“文、行、忠、信”《论语》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即孔子从历史典籍、生活实践、道德规范、为人处世四个领域教育学生。“文”指文化知识,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经典。子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道德是文化的基础,只有操守品质上升到一定境界,再去学习文化知识,才相得益彰。“行”即道德实践,孔子十分看重“行”,曾多次论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公冶长》)实践远重于言辞。“忠”即忠诚、忠心和忠厚。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这里贯穿孔子学说的中心思想就是忠和恕,孔子希望弟子忠君爱国,宽容待人。“信”即诚实、守信。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诚信是仁德的试金石,人无信,不成体统。可见,尽管没有专门的德育课程和教材,孔子课程思想的道德教育宗旨,仍能切实贯穿于教育内容和个人生活实践中。孔子以身作则,已成为“文、行、忠、信”的楷模,受到弟子万分敬仰。2.课程的六门学习科目——“礼、乐、射、御、书、数”孔子主张恢复周礼,重建人伦,以此维护国家安定。其课程也围绕西周学校教育的基本学科“六艺”展开。“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六科。“礼”即仪礼,旨在养成礼仪规范,发挥积极的社会政治作用。“乐”是各门艺术的总称,包括祭祀时的音乐和舞蹈等,旨在培养美感,活跃生活;“射”和“御”是当时主要的军事技术课程,既可强健体魄,又可保家卫国;“书”和“数”属“小艺”范畴,于儿童时期开展,强化基本功。课程的六门学习科目均与政治、制度、文化紧密结合,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精神,凸显忠君爱国、教化百姓的理想目标。此外,“礼、乐、射、御、书、数”涵盖德、智、体、美多个学科门类,其通识教育理念由此可见一斑。3.课程的六本经典教材——《诗》《书》《礼》《乐》《易》《春秋》孔子的课程内容设置偏重社会人事和历史伦理,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在确定了“文、行、忠、信”的教学领域和“六艺”的学习科目后,孔子对西周文化典籍进行了整理,经多次修改,最终形成《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经典教材,涉及诗歌鉴赏、政治评论、礼仪养成、艺术训练、哲学探究、历史考证各个方面,设置周密,内涵丰富。《诗》即《诗经》,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诗经》三百篇,言辞优美,情感细腻,思想纯正无邪。《书》和《春秋》,属于历史教材,记载了当时的政治文献和史学资料。《礼》即《礼记》,《乐》即《乐经》,《礼》《乐》记录的是各类仪式和配乐。《易》即《易经》,内含八卦占卜、天文地理等诸多哲学、科学知识。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孔子认为五十岁的时候学习《易》,便没有大过错了,可见《易》的深度和难度。六本经典教材存在着一定的深浅层次关系,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弟子有不同的教育价值。当然它们与六门课程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但并不完全对应。 (三)课程实施的推进步骤在“六经”之中,孔子尤重《诗》《礼》《乐》,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不仅点明了不同学科的课程地位,而且明确了课程实施的关键步骤。1.博雅学习和学术奠基阶段——“兴于诗”“兴”是开始之意,“兴于诗”表明课程学习应从《诗经》开始,打好基础,拓宽视野,在学生对当下社会有了初步了解之后,再进行下一阶段的学习。《诗经》分风、雅、颂三部分,学生从中能够大体了解西周至春秋五百年间各国的政治进程、文化发展以及民生民俗,并通过对比、思考与甄别,初步形成自己的政治主张与思想认识。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意思是说,小孩子何不学《诗经》呢?这种博雅、通识的课程可以为你们的学术发展奠定深厚的基础,大有培养兴趣、纯澈心灵、开阔视野的作用。正由于《诗经》文辞轻快、通俗易懂;思想纯正、情感真切,加之赋、比、兴等表现手法的灵活运用,使之成为初学者的首选教材。当然,反过来,如果具备了一定基础之后,再学习《诗经》,会更好地挖掘其内涵,理解其精髓,而且可以发展其举一反三、析往知来的迁移能力。所以,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2.心智历练和社会发展阶段——“立于礼”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孔子越来越注重对“礼”的教育。在“诗”的基础上学习“礼”,是对学生心智的历练;习“礼”时期,是学生走向社会,施展才华的关键阶段,此时,懵懂的思想和内心的困惑逐渐清晰,对于社会发展与时事导向也有了较为肯定的把握。“礼”,即为人在世的各种规则、仪式、制度和法律。从出生起,人就生活在仪礼之中,接受外在社会行为和伦理道德的规范与约束,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尧曰》)不学习仪礼,就无法在社会安身立命。然而“礼”虽严苛,却绝不生硬死板,子曰:“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礼”的施行,贵在和谐。对于如何做到“礼”的规范,如何成就“礼”的社会,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不符合道义、原则的事情,坚决不看、不听、不说、不行动,时刻以“礼”检验自己的思想和言行举止。如此,人就可以完全适应社会,通过“社会化”,遵守社会法则,应对社会变化,成为真正的“社会人”。3.目标达成和自我超越阶段——“成于乐”“乐”是艺术教育的总称,主要包括祭祀时的歌曲和舞蹈,“成”是成功和完善,孔子重视音乐、舞蹈的教育,一方面认为“乐”是天地颂歌,神圣不可侵犯;另一方面希望通过艺术涤荡心灵,激发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增进人们向善、崇仁的美好情感。“乐”是“诗”与“礼”的升华,经历了博雅学习与心智历练阶段,君子便能超越自我,出世辅佐君王,实现和谐统一的大计。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论语•八佾》)音乐是融会贯通的,从初始的浓烈到后来的纯正清晰,一气呵成,不含杂质,“乐”联通“诗”“礼”,如淙淙流水,象征着甘甜且舒心的豁达境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以及孔子学琴的故事都让人不禁感叹孔子对“成于乐”的领会与达成。孔子围绕“道、德、仁、艺”的基本要求,构建“文、行、忠、信”四大课程领域,开设“礼、乐、射、御、书、数”六门学习科目,编订《诗》《书》《礼》《乐》《易》《春秋》六本经典教材,以“诗、礼、乐”的顺序开设课程,体系完整,蕴意深刻。 二、孔子课程思想的当代教育改革启导意义 孔子的课程思想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洗礼,在后人不断的诠释与解读中,被赋予新的价值。虽然在当时的背景下,孔子认为教育应当服务于政治,读书的目的在于做官,他的课程内容和教材也都偏重文化知识和人文历史,轻视生产劳动和自然科学,但是我们认为,孔子在课程设置、课程内容、课程实施方面,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仍能使当代教育受益匪浅。 (一)课程设置应重视道德因素,体现社会价值,培养学生公民意识和生活常态教育是育德、育心的文化心理活动,是群体之间纯粹、自由的道德会遇。著名教育家、哲学家康德曾说过:“有两种伟大的事物,我们越是经常、越是执着地思考他们,我们心中就越是充满永远新鲜、有增无已的赞叹和敬畏: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1]孔子的课程思想正是由德育而扩展开来的。如今的中国大有深陷道德失范、诚信危机的恐慌之势,亟待精神领袖以正视听和公民榜样率先垂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运而生,其重在落实,并呼唤更为简明高效的学校课程形态。因此,加强课程的道德因素和教化意义成为学校教育的首要任务。《学记》开篇有言:“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礼记•学记》)使自然人过渡为社会人,实现个人价值,激发社会责任是教育的基本职能。经济全球化、学术资本主义等外界冲力要求课程应具有起码的国际视野、开放的思维方式,彰显其社会价值和全球意识。子曰:“君子不器”(《论语•为政》),教育是培养千姿百态、个性迥异的人,而非埋头苦学的机器。当学校仍在鼓噪“知识改变命运”的同时,是否也该关注一下“头顶的星空”和脚下的现实,让人们把个人命运与社会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处在权利和义务交织而成的网络之中,通过社会互动形塑稳定的公民生活。课程设置应融入公民属性,帮助学生形成自觉的公民意识,使其思想和行动回归仁爱、诚信、真善美的生活常态;对社会的反常现象有较强的免疫力和独立思考能力,使学生能够在自主探索中关注时事热点,产生公民意识,在五彩斑斓的生活历练下不断发展成为守法、诚信、自由和幸福的公民。 (二)课程内容应关注通识教育,形成立体结构,实现学生全面发展与协调发展孔子精挑教学科目,精编教学用书,提出“六经”和“六艺”为学生必须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六经”集西周经典,《诗经》纯粹,《尚书》严肃,《礼记》庄重,《乐经》美妙,《易经》高深,《春秋》澄明,各类典籍极大地拓宽了学生的视野,培养了其多方面的兴趣。“六艺”贴近生活,朴素实用,让学生在赏玩之中强身健体,在苦读之中亦感快乐。虽然通过博学多才促使学生举一反三、融会贯通、成就圣人的认识不免有些奢望;但其通识思想的博雅风度和教育价值丝毫不会褪色。孔子编选的课程内容,理实结合,内外兼修,结构完整,立体回旋。一方面,“六艺”偏重基础与实践,操作技能、行为艺术占据较大比重;“六经”偏重理论,涵盖文学、历史、艺术、科学多门学科,并按照德、智、美的逻辑关系密切配合,层次较高。另一方面,“六艺”注重外在形象的塑造,让学生能以礼貌、健壮、灵动、向上的形象示人;而“六经”重在性格养成,对文化素养、行为操守、爱国爱民、人格品行提出了明确要求。当代课程建设理应形成立体结构,广开课程,不断深化通识程度,为学生发展提供更多储备;并能够利用大数据科技,在学生已选课程的基础上推荐互补课程,鼓励每位学生形成独有的知识体系。知识经济时代,复合型人才成为最强势的人力资本,局限思维和偏向发展在全球范围内缺乏竞争力。因此,学生的全面、协调发展应落到实处。中国通识教育多为学科知识的粗糙融合,缺乏科学论证和逻辑联系,学校亟待健全通识大环境,保证教育的完整性,为学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三)课程学习应倡导分步推进,激发进取心与创造力,提升学生审美情操和发展境界孔子注重诗、礼、乐三者的课程地位,并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顺序实施重点课程,体现了人“知识博览—社会生活—艺术境界”的成长顺序。现代教育课程实施也应依据儿童发展规律分阶段推进。初期,以通俗易懂、简洁明了、符合儿童心理特征的教学内容入手,激发兴趣,纯澈心灵,开阔视野;中期,以加速社会化为主要教育目标,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规范、品性素养;后期,则在自主自律的基础上,培养学生欣赏辨别和终身学习的能力,激励学生不断反思,达成艺术境界,实现创新发展。工业4.0、中国制造2025、数据挖掘和个性推荐等一些新兴科技和思维方式对学生的创造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总理也在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发展理路,希望通过新态势激发民族的创业精神和创新基因。学校是青年学子的聚集地,应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在课程设置和课堂教学中传达时代新知,调动学生内驱力,鼓励差异,大胆求索。人生有多重境界,无论是禅宗的三境界说,抑或王国维的三境界论,还是冯友兰的四境界观,都是由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上升到宇宙观的审美历程,直到眼里心里尽是美好事物为止。著名教育家卢梭曾说:“有了审美的能力,一个人的心灵就能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各种美的观念,并且最后接受同美的观念联系的道德观念。”[2]应当认识到,文学、音乐、美术作为人类感知世界、扩展视野、培养审美鉴赏力的三大基本训练,理应受到足够的重视,这是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基础。[3]教育虽难以神效地帮助学生扶摇直上,达到绝妙的境界,以至终生追求美好,但给予学生美的课程、美的教育、美的体验,使之养成一种纯粹的情操和自然的惯习,从而不断提升其发展境界,却是教育者的分内之事。但愿我们的课程改革能有这样的意念和追求。 作者:李保强 汤瑞丽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思想对国内基础教育创新影响 教育改革要成功,必须回到教育如何促进人类生存和发展上来;即,教育必须回到基础教育阶段重在教人“求善”,然后再教人“求真”上来。基础教育不能成人化,不能重在教人“求真”。孔子认为教育先从学孝道开始完善道德,达到行为规范符合“礼”,心中确立志向,然后“行有余力则以学文”[1],这样才成其为教育。孝悌是一切伦理道德的根本和基础,基础教育要从这里开始。教育是个永恒的话题,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教育的民族。在政治多元化、东西文化大碰撞和相互融合的宏观背景下,如何结合我国传统教育提高当前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益,是把握当前世界和平发展机遇,实现国家和民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一、孔子教育思想的目的定位 (一)孔子教育目的的核心 孔子认为,教育的核心价值应该指向人的发展,即着眼于培养人、完善人,促进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主要实践是从培养处理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在处理人与自身的关系上,孔子一再强调“克己复礼为仁”[1]。他说:“以约失之者,鲜矣[1],”必须要用“礼”的要求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做到“敏于事而慎于言”[1],达到具有君子品德。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孔子认为,首先是从处理好与家人的关系建立起来的。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孔子教育的精妙之处,是从人类最一般的家庭关系入手,讲求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并把这种外在的行为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追求,进而以家国同构的原则将其推广开来”[2]。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孔子要求学生知天命,就是懂得把握自然规律,认识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孔子说:“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是在告诉人们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能肆意践踏和违背,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人要好好的生存下去,就要掌握客观规律,遵循客观规律,要知天命而畏之。孔子认为,君子知天命而畏之,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3]。孔子教人处理上述三方面的关系,目的就是教人怎样生存,最终把人培养成为一个适合社会需求的君子,使国家和谐,实现大同社会。人要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最重要的是从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开始。 (二)孔子的教育对象与人才标准 孔子认为教育与人口、经济一起,共同构成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三大基本要素,《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福之’。曰:‘既福之,又何加焉’?曰:‘教之’。意思就是:当国家人口发展了,安定了,富有了,就应该加强教育来完善。“教育要实现社会需要,无论是生产需要,还是生活需要,或者是文化需要,都要在人的培养规格上体现出来,而且最终要通过人的培养来实现为社会服务的目的”[2]。因此,教育绝对不能忽视人的发展的需要问题。教育只有实现了对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够实现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功能。孔子说的“教之”,“之”指代的是社会公民。孔子说的“教”,就是培育人们有效地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培养明达公民的各种教育手段的综合体;简单的说就是让公民养成参与国家或社会公共生活的意识。即,要公民做到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就是孔子一再强调的为政,最终使天下平,与近代提出的公民教育基本上是吻合的。孔子的人才标准是理想的人格典范,称之为“君子”。教育产生于人类的社会活动,教育的对象是人———社会公民,教育的目的就是完善人格,教人如何幸福的生存,实现社会和谐。 (三)君子的修身之道与人格魅力 孔子把培养目标定位在“君子”的培养上,对人才的要求就是符合“君子”品德。孔子对“君子”的为政素质要求,一是“修己”、“正身”,二是“安人”、“安百姓”。孔子认为,要想改变别人首先要从改变自己开始,因此,“修己”是“安人”的基础,“正身”是“安百姓”的前提。在孔子的人才标准的指标体系中,君子的个人道德品格素质是基础,最终培养学生具备安人、安百姓的远大抱负才是培养的最终目标。从孔子的教育思想出发,我们可以总结出君子的人格魅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君子是道德高尚的人。主要表现:一方面要学会宽容,“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一方面要懂得谦让,“君子无所争”(《论语•八佾》);一方面要讲仁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的思考是修身、齐家、治国、使天下平,小人思考无时无刻不在追求个人利益得失”[4]。第二,君子是具备多方面能力的人。孔子说:“君子不器”,“不器”就是不成为某一个定型的人,君子有能够处理好上述三方面关系的能力。第三,君子是勤勉自律的人。首先,君子为人稳重、忠诚、讲信用、向好榜样学习、知错就改,“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再者,君子严于律己,“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再者,君子合群,“君子以文会友,以友铺仁”(《论语•颜渊》);再者,君子安守节操,“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第四,君子综合素质高。在《论语》的《子张》、《尧曰》、《季氏》等篇目里面,孔子谈到了君子分别有三戒、三度、四重、五美与九思,孔子从不同的方面归纳总结了君子的人格魅力。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孔子的教育目的思想,对人才的培养目标主要是实现道德准则、人格、人文素养三方面的培养。孔子的君子人格与当前创造性人格的定义是吻合的。“创造性人格,是指主体在后天学习活动中逐步养成,在创造活动中表现和发展起来,对促进人的成才和促进创造成果的产生起导向和决定作用的优良的道德、人格、信念、意志、情绪、理想等非智力素质的总和”[3]。 二、孔子教育思想在当前基础教育中的缺失 2005年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笔者要问:当前我国教育到底缺少什么,导致了不能培养出大师来?笔者以为,当前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前教育从基础教育开始,就一直缺乏培养学生具备大师人格的土壤,学生在基础教育时期应该具备的人的道德准则、创造性人格、人文素养等方面所得到的培养太少,这样,到最后能够达到“人不知而不愠”[1],静下心来全心全意搞学术、科研的人才就十分稀有,最终导致不能够培养出大师来。 (一)品德和价值观培养的缺失 当前我国教育最大的缺失,在于从基础教育开始,不是为人,而是为己;要求学生主修的不是道德,而是知识和技能,教书和育人完全分离开来,甚至可以说只重视教书不进行育人。这样的教育是简单的复制粘贴式教育,是造成应试教育以及造成学生价值观迷茫的主要原因。孔子把德育视为一切教育的根本,形成了一套完美的德育系统,其作用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巩固和发展人的先天素质,指个人先天具备的生理特质得到巩固和发展。二是培养和完善人的后天素质,指人后天经过受教育获得基本品行。南怀瑾先生认为孔子一辈子都在进行德育,他说:“孔子看到,即使一个安定的社会,文化教育没有完成,是不能够解决其他问题的。基本上解决问题的是要靠思想的纯真,亦即是所谓之‘德性’。因此孔子一生宁可穷苦,从事教育”[5]。只有把“德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一个人一旦立志,就不怕寂寞,不怕凄凉,有了这个精神,这个态度,才可以谈做学问,才可以成为大师,为社会培养大师。当前社会不和谐,与教育中品德和价值观培养的缺失关系很大。教育舍本求末,社会岂有不乱的道理。教育先乱了目的、内容;后乱了学校章法、师道;然后乱了教师、学生;所带来的最后结果就是导致全社会的道德大滑坡,学生价值观迷茫,使社会乱了。诸如毒食品、毒文化、毒环境等等,如此恶性循环,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势必如古印度、古巴比伦、古罗马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淘汰。 (二)创造性人格培养的缺失 创造性人格包括的基本素质是多方面的,当前家庭和学校对创造性人格培养的缺失,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没有加强学生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家长和教师重视儿童和青少年的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是创造性人格形成的基础,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在这方面的培养是贫弱的。比如,近年来我国中小学生自杀事件频繁发生,说明我国心理健康教育亟待加强。二是没有正确引导个体的个性和特点的发展。具有高创造性的个体往往具有鲜明突出的个性特点,然而,当前我国学生不是缺少个性,还是个性太过张扬。最近的一份有关高中生自信心的国际调查表明,49%的日本高中生表现自信;80%的美国中学生有较强的自信心;而90%的中国学生对自己充满自信。[6]这个调查结果令我们不得不进行深刻反思:中国学生凭什么如此自信,中国学生这么快从原先的近乎自卑走向极度自信正常吗?三是没有坚持正确运用评价机制。评价是教育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导向性。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教师的评价与学生的自我评价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对学生的人格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四是没有营造创造性人格教学的氛围。教育的四大条件之一便是环境,学校是以教师为主轴向学生传授知识,培养人格品质的场所,营造有利于培养创造性人格的教学氛围是十分必要的。要想培养创造性的人才,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必须勇于创新,当前教育由于教育功利化,教师缺少创新,缺失对学生创造性人格的培养。 (三)人文关怀与人文素质培养的缺失 人文是指,重视人的社会属性之文化的养成。孔子教育的显著特点就是尊重人性、教化人性、聚焦于人的人文素质的培养。人文素质是指,在人文方面所具备的综合品质及其发展程度。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对人文素质培养的最大缺失是,没有将人类优秀文化(特别是中华几千年的优秀文化)成果通过知识的传授、环境熏陶以及社会实践,内化为学生人格、气质、修养,成为学生相对稳定的内在品德,使学生真正懂得做人,最终能够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学生阅读经典可以感知真、善、美,可以使思想素质、知识素质、审美素质等得到全面发展。当前基础教育阶段,要求学生对经典的阅读量太少了,特别是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太少。据笔者见习时期了解,现在某些城市中小学要求学生阅读课外书,成为中小学生的家庭作业,这样自觉阅读的兴趣转化为了逼迫阅读的任务,根本就没有起到阅读经典的作用。 三、孔子教育思想对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启示 (一)在思想教育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德育的优良传统 孔子认为,“孝悌”是做人的根本,德育从培养学生的“孝悌”观念始,达到解放和巩固学生的善性,激发学生的潜能。一个人可以没有文化知识,但是不能够不会基本的为人处事,真正的学问就是那些为人处事的法则,简单的说就是道德规范,这是一个人生存的最基本的前提。基础教育要坚持从德育入手,启迪学生心智,帮助学生获取聪明才智,以促进后天的长足发展。小学生是人性的固本阶段,这一阶段的儿童不需要去理解和应用什么科学,他们需要的是接受对真善美的认知,对周围事物的感知,对科学认知的兴趣以及对记忆力、思维能力和想象力的培养。儒家思想一再强调“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1],从童年开始,坚持德育为先,培养其良好的习惯至关重要。当今社会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后现代社会里人心浮躁,缺少仁爱之心,中小学生校园暴力、少年犯罪成为了全球的一大顽症,学生有知识少礼义廉耻成为了当今教育的产物,这些祸害与德育的缺失是分不开的。子曰:“仁者爱人”[1],孔子认为“爱人”的最基本前提是懂得礼义廉耻,人与人相亲相爱。笔者以为德育是所谓爱的教育的前提,要在儿童发展的初级阶段培养他们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自然才能实现爱的教育。 (二)在知识培养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学生人格培养的优良传统 孔子对学生人格的培养,主要体现在其教学内容上。总结孔子的教学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道德教育;一是知识教育。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在知识教育方面,孔子特别重视在青少年知识培养方面对其人格的培养,在教学中,孔子引导青少年修身践行和端正青少年的思想态度及改正其缺点”[2]。孔子强调,倘若这些教育工作者要是做不到,是一件十分令人担忧的事情,因为“幼不学,老何为”?孔子的教育教学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门课程。“礼”,是指约定俗成的处事方法,是人与人之间处事的根本,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标准,用于维护各种人伦和道德规范。故,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尧曰》)“乐”是通过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礼、乐互为表里,共同完成德育任务,孔子认为兴礼乐可以维护社会有序的发展,“乐”教相当于现代的美育;“射”是射箭,孔子教学讲究“举一反三”,孔子教学生“射”是为了让学生从射箭比赛中学会相互礼让,培养学生“无所争,礼让而得”的君子品德,故,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御”是指驾驭战车的技术,这两项属军事技能,相当于现代军事体育,从孔子的思想我们可以得到:体育既要达到“强其体魄”的作用,更要达到“文明其精神”的作用;“书”包括识字和自然博物常识,相当于现代的文化科学知识;孔子“数”的教学不仅指一般的数学知识还包括记日、记月、记年的历法。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白,当今小学的美术课、劳动课、思想品德课、音乐课,这些课程的设置应该是为了陶冶学生的情操,用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自然科技课应该是为了培养学生热爱自然,培养一定的对科学的兴趣;体育课是为了增强学生的体魄之外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体育中懂得谦让。在人生的启蒙阶段,这些课程的设置应该是为了培养学生人格的,甚至要高于语文和数学课的作用。 (三)在技能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人文素质培养的优良传统 在人文素质培养上,孔子通过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意识,丰富学生审美理想,达到美化学生心灵、行为、语言、道德与智慧的目的。孔子的人文素质培养的全部内容包括,《诗》教、礼教、乐教等方面,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7]。在人文素质的培养上,孔子一直立足于经典的培养,经典可以全面提高人的能力。孔子认为,《诗》可以激发人的豪情壮志,可以提高观察宇宙自然和社会人生的能力,可以使人与众人和谐共处,可以抒发心中的怨恨和不平;从近处看,可以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从远处看,可以侍奉君主;还可以更多地认识动物和植物的名称。孔子一再对弟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经典文学及艺术是作者有感于内心而作,另一方面可以产生观赏者的共鸣,观赏者内心的变动。这种内心变动可以另观赏者产生出“和”的意志,达到心灵的净化。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人文素质的培养目的是让青少年懂得礼义廉耻,“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亡矣”,“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并非杞人忧天,危言耸听,当今社会的不和谐证明了这一切。我国是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文化资源,这些经典的人文知识我们不能够不教。儒家思想一直促进着中华文化的发展,使之源远流长不至断流,最终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孔子教育思想闪烁着民主性精华,是真正的历久弥新的瑰宝,在2005年以后的文化多元化时代,仍然焕发出灿烂的青春。回顾近代科技高速发展以来出现的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我们深切的体会到当前物质条件丰富,人们精神普片空虚,如何幸福的生存下去,成为了全球共同的课题。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全球开始重新审视儒家文化的作用,发出了“人类在21世纪要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005年前向孔子寻找智慧”。德国哲学家卡尔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2]我们今天在努力实现教育观念的更新与飞跃,必须用正确的眼观去看待孔子的智慧,重新进一步研究孔子的教育思想与教学实践,来指导今天的教育改革,使其至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思想发扬光大。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教育思想对国内基础教育影响 教育改革要成功,必须回到教育如何促进人类生存和发展上来;即,教育必须回到基础教育阶段重在教人“求善”,然后再教人“求真”上来。基础教育不能成人化,不能重在教人“求真”。孔子认为教育先从学孝道开始完善道德,达到行为规范符合“礼”,心中确立志向,然后“行有余力则以学文”[1],这样才成其为教育。孝悌是一切伦理道德的根本和基础,基础教育要从这里开始。教育是个永恒的话题,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教育的民族。在政治多元化、东西文化大碰撞和相互融合的宏观背景下,如何结合我国传统教育提高当前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益,是把握当前世界和平发展机遇,实现国家和民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一、孔子教育思想的目的定位 (一)孔子教育目的的核心 孔子认为,教育的核心价值应该指向人的发展,即着眼于培养人、完善人,促进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主要实践是从培养处理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在处理人与自身的关系上,孔子一再强调“克己复礼为仁”[1]。他说:“以约失之者,鲜矣[1],”必须要用“礼”的要求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做到“敏于事而慎于言”[1],达到具有君子品德。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孔子认为,首先是从处理好与家人的关系建立起来的。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孔子教育的精妙之处,是从人类最一般的家庭关系入手,讲求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并把这种外在的行为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追求,进而以家国同构的原则将其推广开来”[2]。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孔子要求学生知天命,就是懂得把握自然规律,认识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孔子说:“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是在告诉人们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能肆意践踏和违背,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人要好好的生存下去,就要掌握客观规律,遵循客观规律,要知天命而畏之。孔子认为,君子知天命而畏之,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3]。孔子教人处理上述三方面的关系,目的就是教人怎样生存,最终把人培养成为一个适合社会需求的君子,使国家和谐,实现大同社会。人要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最重要的是从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开始。 (二)孔子的教育对象与人才标准 孔子认为教育与人口、经济一起,共同构成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三大基本要素,《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福之’。曰:‘既福之,又何加焉’?曰:‘教之’。意思就是:当国家人口发展了,安定了,富有了,就应该加强教育来完善。“教育要实现社会需要,无论是生产需要,还是生活需要,或者是文化需要,都要在人的培养规格上体现出来,而且最终要通过人的培养来实现为社会服务的目的”[2]。因此,教育绝对不能忽视人的发展的需要问题。教育只有实现了对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够实现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功能。孔子说的“教之”,“之”指代的是社会公民。孔子说的“教”,就是培育人们有效地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培养明达公民的各种教育手段的综合体;简单的说就是让公民养成参与国家或社会公共生活的意识。即,要公民做到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就是孔子一再强调的为政,最终使天下平,与近代提出的公民教育基本上是吻合的。孔子的人才标准是理想的人格典范,称之为“君子”。教育产生于人类的社会活动,教育的对象是人———社会公民,教育的目的就是完善人格,教人如何幸福的生存,实现社会和谐。 (三)君子的修身之道与人格魅力 孔子把培养目标定位在“君子”的培养上,对人才的要求就是符合“君子”品德。孔子对“君子”的为政素质要求,一是“修己”、“正身”,二是“安人”、“安百姓”。孔子认为,要想改变别人首先要从改变自己开始,因此,“修己”是“安人”的基础,“正身”是“安百姓”的前提。在孔子的人才标准的指标体系中,君子的个人道德品格素质是基础,最终培养学生具备安人、安百姓的远大抱负才是培养的最终目标。从孔子的教育思想出发,我们可以总结出君子的人格魅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君子是道德高尚的人。主要表现:一方面要学会宽容,“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一方面要懂得谦让,“君子无所争”(《论语•八佾》);一方面要讲仁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的思考是修身、齐家、治国、使天下平,小人思考无时无刻不在追求个人利益得失”[4]。第二,君子是具备多方面能力的人。孔子说:“君子不器”,“不器”就是不成为某一个定型的人,君子有能够处理好上述三方面关系的能力。第三,君子是勤勉自律的人。首先,君子为人稳重、忠诚、讲信用、向好榜样学习、知错就改,“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再者,君子严于律己,“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再者,君子合群,“君子以文会友,以友铺仁”(《论语•颜渊》);再者,君子安守节操,“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第四,君子综合素质高。在《论语》的《子张》、《尧曰》、《季氏》等篇目里面,孔子谈到了君子分别有三戒、三度、四重、五美与九思,孔子从不同的方面归纳总结了君子的人格魅力。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孔子的教育目的思想,对人才的培养目标主要是实现道德准则、人格、人文素养三方面的培养。孔子的君子人格与当前创造性人格的定义是吻合的。“创造性人格,是指主体在后天学习活动中逐步养成,在创造活动中表现和发展起来,对促进人的成才和促进创造成果的产生起导向和决定作用的优良的道德、人格、信念、意志、情绪、理想等非智力素质的总和”[3]。 二、孔子教育思想在当前基础教育中的缺失 2005年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笔者要问:当前我国教育到底缺少什么,导致了不能培养出大师来?笔者以为,当前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前教育从基础教育开始,就一直缺乏培养学生具备大师人格的土壤,学生在基础教育时期应该具备的人的道德准则、创造性人格、人文素养等方面所得到的培养太少,这样,到最后能够达到“人不知而不愠”[1],静下心来全心全意搞学术、科研的人才就十分稀有,最终导致不能够培养出大师来。 (一)品德和价值观培养的缺失 当前我国教育最大的缺失,在于从基础教育开始,不是为人,而是为己;要求学生主修的不是道德,而是知识和技能,教书和育人完全分离开来,甚至可以说只重视教书不进行育人。这样的教育是简单的复制粘贴式教育,是造成应试教育以及造成学生价值观迷茫的主要原因。孔子把德育视为一切教育的根本,形成了一套完美的德育系统,其作用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巩固和发展人的先天素质,指个人先天具备的生理特质得到巩固和发展。二是培养和完善人的后天素质,指人后天经过受教育获得基本品行。南怀瑾先生认为孔子一辈子都在进行德育,他说:“孔子看到,即使一个安定的社会,文化教育没有完成,是不能够解决其他问题的。基本上解决问题的是要靠思想的纯真,亦即是所谓之‘德性’。因此孔子一生宁可穷苦,从事教育”[5]。只有把“德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一个人一旦立志,就不怕寂寞,不怕凄凉,有了这个精神,这个态度,才可以谈做学问,才可以成为大师,为社会培养大师。当前社会不和谐,与教育中品德和价值观培养的缺失关系很大。教育舍本求末,社会岂有不乱的道理。教育先乱了目的、内容;后乱了学校章法、师道;然后乱了教师、学生;所带来的最后结果就是导致全社会的道德大滑坡,学生价值观迷茫,使社会乱了。诸如毒食品、毒文化、毒环境等等,如此恶性循环,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势必如古印度、古巴比伦、古罗马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淘汰。 (二)创造性人格培养的缺失 创造性人格包括的基本素质是多方面的,当前家庭和学校对创造性人格培养的缺失,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没有加强学生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家长和教师重视儿童和青少年的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是创造性人格形成的基础,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在这方面的培养是贫弱的。比如,近年来我国中小学生自杀事件频繁发生,说明我国心理健康教育亟待加强。二是没有正确引导个体的个性和特点的发展。具有高创造性的个体往往具有鲜明突出的个性特点,然而,当前我国学生不是缺少个性,还是个性太过张扬。最近的一份有关高中生自信心的国际调查表明,49%的日本高中生表现自信;80%的美国中学生有较强的自信心;而90%的中国学生对自己充满自信。[6]这个调查结果令我们不得不进行深刻反思:中国学生凭什么如此自信,中国学生这么快从原先的近乎自卑走向极度自信正常吗?三是没有坚持正确运用评价机制。评价是教育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导向性。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教师的评价与学生的自我评价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对学生的人格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四是没有营造创造性人格教学的氛围。教育的四大条件之一便是环境,学校是以教师为主轴向学生传授知识,培养人格品质的场所,营造有利于培养创造性人格的教学氛围是十分必要的。要想培养创造性的人才,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必须勇于创新,当前教育由于教育功利化,教师缺少创新,缺失对学生创造性人格的培养。 (三)人文关怀与人文素质培养的缺失 人文是指,重视人的社会属性之文化的养成。孔子教育的显著特点就是尊重人性、教化人性、聚焦于人的人文素质的培养。人文素质是指,在人文方面所具备的综合品质及其发展程度。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对人文素质培养的最大缺失是,没有将人类优秀文化(特别是中华几千年的优秀文化)成果通过知识的传授、环境熏陶以及社会实践,内化为学生人格、气质、修养,成为学生相对稳定的内在品德,使学生真正懂得做人,最终能够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学生阅读经典可以感知真、善、美,可以使思想素质、知识素质、审美素质等得到全面发展。当前基础教育阶段,要求学生对经典的阅读量太少了,特别是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太少。据笔者见习时期了解,现在某些城市中小学要求学生阅读课外书,成为中小学生的家庭作业,这样自觉阅读的兴趣转化为了逼迫阅读的任务,根本就没有起到阅读经典的作用。 三、孔子教育思想对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启示 (一)在思想教育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德育的优良传统 孔子认为,“孝悌”是做人的根本,德育从培养学生的“孝悌”观念始,达到解放和巩固学生的善性,激发学生的潜能。一个人可以没有文化知识,但是不能够不会基本的为人处事,真正的学问就是那些为人处事的法则,简单的说就是道德规范,这是一个人生存的最基本的前提。基础教育要坚持从德育入手,启迪学生心智,帮助学生获取聪明才智,以促进后天的长足发展。小学生是人性的固本阶段,这一阶段的儿童不需要去理解和应用什么科学,他们需要的是接受对真善美的认知,对周围事物的感知,对科学认知的兴趣以及对记忆力、思维能力和想象力的培养。儒家思想一再强调“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1],从童年开始,坚持德育为先,培养其良好的习惯至关重要。当今社会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后现代社会里人心浮躁,缺少仁爱之心,中小学生校园暴力、少年犯罪成为了全球的一大顽症,学生有知识少礼义廉耻成为了当今教育的产物,这些祸害与德育的缺失是分不开的。子曰:“仁者爱人”[1],孔子认为“爱人”的最基本前提是懂得礼义廉耻,人与人相亲相爱。笔者以为德育是所谓爱的教育的前提,要在儿童发展的初级阶段培养他们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自然才能实现爱的教育。 (二)在知识培养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学生人格培养的优良传统 孔子对学生人格的培养,主要体现在其教学内容上。总结孔子的教学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道德教育;一是知识教育。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在知识教育方面,孔子特别重视在青少年知识培养方面对其人格的培养,在教学中,孔子引导青少年修身践行和端正青少年的思想态度及改正其缺点”[2]。孔子强调,倘若这些教育工作者要是做不到,是一件十分令人担忧的事情,因为“幼不学,老何为”?孔子的教育教学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门课程。“礼”,是指约定俗成的处事方法,是人与人之间处事的根本,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标准,用于维护各种人伦和道德规范。故,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尧曰》)“乐”是通过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礼、乐互为表里,共同完成德育任务,孔子认为兴礼乐可以维护社会有序的发展,“乐”教相当于现代的美育;“射”是射箭,孔子教学讲究“举一反三”,孔子教学生“射”是为了让学生从射箭比赛中学会相互礼让,培养学生“无所争,礼让而得”的君子品德,故,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御”是指驾驭战车的技术,这两项属军事技能,相当于现代军事体育,从孔子的思想我们可以得到:体育既要达到“强其体魄”的作用,更要达到“文明其精神”的作用;“书”包括识字和自然博物常识,相当于现代的文化科学知识;孔子“数”的教学不仅指一般的数学知识还包括记日、记月、记年的历法。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白,当今小学的美术课、劳动课、思想品德课、音乐课,这些课程的设置应该是为了陶冶学生的情操,用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自然科技课应该是为了培养学生热爱自然,培养一定的对科学的兴趣;体育课是为了增强学生的体魄之外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体育中懂得谦让。在人生的启蒙阶段,这些课程的设置应该是为了培养学生人格的,甚至要高于语文和数学课的作用。 (三)在技能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人文素质培养的优良传统 在人文素质培养上,孔子通过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意识,丰富学生审美理想,达到美化学生心灵、行为、语言、道德与智慧的目的。孔子的人文素质培养的全部内容包括,《诗》教、礼教、乐教等方面,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7]。在人文素质的培养上,孔子一直立足于经典的培养,经典可以全面提高人的能力。孔子认为,《诗》可以激发人的豪情壮志,可以提高观察宇宙自然和社会人生的能力,可以使人与众人和谐共处,可以抒发心中的怨恨和不平;从近处看,可以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从远处看,可以侍奉君主;还可以更多地认识动物和植物的名称。孔子一再对弟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经典文学及艺术是作者有感于内心而作,另一方面可以产生观赏者的共鸣,观赏者内心的变动。这种内心变动可以另观赏者产生出“和”的意志,达到心灵的净化。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人文素质的培养目的是让青少年懂得礼义廉耻,“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亡矣”,“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并非杞人忧天,危言耸听,当今社会的不和谐证明了这一切。我国是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文化资源,这些经典的人文知识我们不能够不教。儒家思想一直促进着中华文化的发展,使之源远流长不至断流,最终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孔子教育思想闪烁着民主性精华,是真正的历久弥新的瑰宝,在2005年以后的文化多元化时代,仍然焕发出灿烂的青春。回顾近代科技高速发展以来出现的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我们深切的体会到当前物质条件丰富,人们精神普片空虚,如何幸福的生存下去,成为了全球共同的课题。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全球开始重新审视儒家文化的作用,发出了“人类在21世纪要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005年前向孔子寻找智慧”。德国哲学家卡尔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2]我们今天在努力实现教育观念的更新与飞跃,必须用正确的眼观去看待孔子的智慧,重新进一步研究孔子的教育思想与教学实践,来指导今天的教育改革,使其至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思想发扬光大。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利弊及策略 摘要高校外国文学教学引入电影,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外国文化背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教学相长,但容易造成学生以观影取代文本阅读。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要坚持文本教学为主、电影教学为辅的原则,精心甄选影片,引导学生回归文本阅读,通过文本细读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比较文学的思维方法。 关键词外国文学电影细读问题意识比较文学 在视听文化影响强大的当下,经典名著备受冷落已是不争的事实。大学生普遍倾心于影视产品带来的视听愉悦,而对文学名著的阅读兴趣索然,这给以作品为支撑的外国文学课堂带来了挑战,有学者提出构建“图文互文的教学模式”。[1]许多中文专业的教师根据外国文学的课程特点和大学生审美心理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将外国电影作为课程资源引入课堂进行开发利用。电影进入外国文学课堂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为学生了解外国文化打开一扇窗,也可能会让学生止步于文学阅读。教师只有正确认识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地位作用和弊端,才能充分发挥电影作为课程资源的功能,拓宽学生文化视野,“引导大学生健康地鉴赏西方文学经典,吸纳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从而建构开放性的人文视野。”[1]培养学生比较文学的思维方法。本文围绕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利弊和策略进行思考探索,希望能对外国文学课堂改革提供一些启发。 1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的优势 1.1电影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异域文化 外国文学教学引入电影资源,为学生感知国外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媒介。文学是人类精神文化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国文学植根于深厚的国外文化土壤中,对外国文化背景和特点的了解将有助于学生深入解读外国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学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中长大,对西方文化存在疏离感,文化差异成为学生学习外国文学的障碍。由于个人经历、视野的局限,学生对异域文化的了解也仅仅停留在一些文化符号上。学生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基本上是由外文翻译的中文版本,因此与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学作品又隔了一层。文学作品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学生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理解和阐释,是建立在了解国外历史文化背景的基础上。学生对外国文化和价值观念了解不足,学习外国文学如同雾里看花、隔靴搔痒。译制电影是学生感知了解外国文化的便捷途径,尽管电影中的人物语言经过了翻译转化,但影片所负载的风俗、礼仪、艺术、宗教、历史等文化信息则是原始直接的呈现,它是鲜活生动的文化资料,能够带给学生直接的感性认知,为学生深入解读文学作品的人文意蕴奠定基础。 1.2电影进入外国文学教学能促进教学相长 新生代大学生思想自由活跃,周围充斥着让人目不暇接的文化消费产品。外国文学课堂如果继续依靠教材和教师传统的讲授已经很难唤醒他们的热情和求知欲。声、情、画并茂的影音资源则让他们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能够调动学生学习外国文学的兴趣。课堂教学改革提倡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只有学生的兴趣被充分调动起来,主体性作用才能得到发挥,而电影资源的巧妙嵌入有助于打破沉闷的课堂氛围,吸引学生走进外国文学的世界,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投入外国文学课程的学习,提高学习效果。电影进入外国文学课堂,可以促进教师专业技能的拓展和文化素养的提升。电影是一门有别于文学的艺术样式,它的叙事手法、鉴赏方法都与文学存在着差异。外国文学教师要高效利用电影资源为教学服务,需要加强电影艺术鉴赏活动和专业理论的学习。教师在教学中运用电影资源,重在培养学生跨学科的思维方式,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探索文学作品向电影艺术转化过程中的取舍与再创造问题,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教师只有加强电影鉴赏和批评方面的知识学习和实践活动,才能在教学过程中游刃有余、收放自如,实现文本阅读与电影鉴赏的有机融合,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2外国文学课堂利用电影的弊端 文学和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样式,它们有各自的媒介、言说方式和话语体系。依据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融合了编导的生命体验、价值取向、艺术个性等元素,即使是忠于原著的电影也已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异。电影创作者受到电影时间和叙事节奏的制约,在改编时会对原著中的人物、内容、情节等进行削减和压缩。阅读一部长篇小说一般需要几天的时间,而观看一部译制影片仅需一两个小时,且给人带来视听愉悦。尽管每位外国文学老师都会给学生提出文本阅读要求,但很多学生通过观看影片捕捉故事情节,体会人物形象,把电影看作原著的压缩版,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放弃对作品的阅读。文本阅读的缺失会阻碍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展,造成学生语言运用能力的下降。电影毕竟是一种面向大众的消费文化产品,在创作的过程中会考虑大众的审美趣味和市场因素,会对原著进行大刀阔斧的改编,造成电影在人文诉求、风格呈现等方面与原著产生很大的分离。如果学生选择这样的影片作为文本阅读的替代品,则会造成对原著的误读。 3外国文学教学运用电影的策略 3.1坚持文本教学为主、电影教学为辅的原则 电影资源进入课堂只是一种辅助性的教学手段,它以服务文本教学为指归。外国文学教学以文学课程的学习为主阵地,“一切教学活动都应在本专业教学大纲教学计划下合理有序地进行。影视教学服务于文学教程,就是要更加突出专业特点,更好地完成课程任务。”[2]教师要正确认识电影资源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作用和地位,不能喧宾夺主,以影片观赏代替课堂讲授。教师在外国文学教学实践中根据学习内容的特点和学生的认知水平,适时引入电影资源,充分发挥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课程资源作用。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代表作家雨果和司汤达,他们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蕴含着丰富的宗教、历史、社会心理等文化信息。由于年代间隔及社会文化差异,仅靠文本阅读及想象活动和教师的讲解,学生难以进入小说构建的历史文化场景中。教师如果借助《巴黎圣母院》《红与黑》等经典影片,可以帮助学生进入立体可感的历史情境中,缩小历史文化隔膜感,走近文学大师精心营造的艺术世界,用心灵触碰他们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 3.2精选影片,引导学生回归文本阅读 部分外国文学名著有不同的电影改编版本,有的电影对原著改动较大,注入了浓重的商业元素,不适合选作外国文学教学的课程资源。教师要有效利用电影资源为教学服务,需要谨慎筛选影片,“真正把那些成功地体现原著精神,又能依据影视艺术本体特征改变而生成的作品带进课堂。”[3]教师在选择影片时,最好选取原声带中文字幕的电影,此类影片能够呈现给学生原生态的声音和情境。《高老头》、《包法利夫人》(1991版)、《巴黎圣母院》、《红与黑》、《安娜•卡列妮娜》等影片成功再现了原著的艺术风格,不仅能够带给学生强烈的视觉审美体验和情感涤荡,而且能够诱发学生阅读原著的冲动。“文学经典的意义永远阐释不尽,而一个好的电影版本只是众多阐释中的一种,鼓励学生从图像回归到文字,在比较和细读中发现问题,获得认知和审美感受。”[4]教师选取忠实于原著主题和艺术风格的影片,通过电影这扇艺术之门,引导学生向文本阅读回归。学习外国文学如果离开了文本阅读这一根本方法,无异于缘木求鱼。通过电影这个窗口,教师有意识“引导学生去潜心阅读小说原著,培养学生对文学的敬畏之心和专业责任感,进而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审美情趣和鉴赏批判能力。”[5]阅读在外国文学课程的学习中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功能,学生要涵养文学精神,是不能绕过文学作品阅读这个基本途径的。阅读过程是一个陶冶心灵和蓄养情操的过程,它能够发展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丰富自身的生命体验,提升人文素养。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对外国经典电影与小说文本进行参照性阅读。日本电影《罗生门》通过多视角叙事揭示人性的深邃复杂,福克纳的意识流小说《喧哗与骚动》也采用了多视角复沓叙事的手法。学生在学习福克纳这一部分内容时,教师可以推荐学生观看影片《罗生门》,学生通过观摩影片获得对多角度叙事的感性认识,再引导学生阅读福克纳的代表作《喧哗与骚动》。通过两者的对比性阅读,教师顺势引导学生比较辨析二者叙事艺术的差异,实现文学史与文论学习的结合,在阅读实践中提升学生思辨能力和理论素养。学生在文本的阅读过程中,可以与作家的灵魂展开碰撞和对话,丰富情感,锻炼独立思考的能力。 3.3重视文本细读,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跨学科思维 “从比较文学的观念出发改革外国文学课程,对于培养本科生的比较文学观念与世界文学眼光、本硕阶段专业知识的自然衔接以及和课程本身的时代性和学术性,都是十分有利且必要的。”[6]而引导学生对电影和原著进行比较性阅读是培养学生比较文学思维的一条途径。以文学作品为蓝本的电影改编是一个跨学科重构的过程,电影创作者在重构的过程中融入了许多时下流行的文化元素,赋予文学经典以现代性审美内涵,表达创作者的审美旨趣和艺术追求。教师引导学生从跨学科、跨文化的角度思考文学与电影艺术之间的关系问题,利用这类电影资源帮助学生建立比较文学的概念。例如好莱坞影片《特洛伊》对《伊利亚特》的改编大胆调整了人与神的关系,有意弱化了神的色彩和力量,突出了人的因素。[7]教师要把学生观影的热情与史诗的阅读结合起来。教师在运用影片进行外国文学教学时,要有明确的目的性,精心设计问题,引导学生通过对小说和电影文本的细读,考量电影在画面构图、场景调度、视点转换等方面的深层意蕴,探索电影在人物形象塑造、情节设计等方面对原著的继承和超越。只有通过对文本的细读,才能洞察细节差异,逐步建立起问题意识,在比较文学的视域下探索文学转化为电影艺术过程中的“遗传”和“变异”问题。教师要引导学生将碎片化的感性认识进行梳理归纳,上升到理性思考的层面,逐步培养学生比较文学的思维能力。而比较文学的视野和思维对学生日后的工作实践或者学术研究都是大有裨益的。由于外国文学教学课时和教学任务的限制,教师可以将精选的外国影片推荐给学生在业余时间进行观摩鉴赏,将影片细读延伸到课堂之外。在观摩影片之后,鼓励学生撰写影片赏析或评论,对学生进行思维和语言能力训练,这样不仅可以优化教学效果,也有利于学生实践技能的发展;也可以借助撰写课程论文或者毕业论文的机会,激发学生调动自身的知识储备和审美感受力,在文学作品和电影的话语转换之间进行穿越性思考,将体验和感悟进行理论化、系统化的阐发,培养学生的学术思维能力,为他们今后的学习研究奠定基础。 作者:黄晓丽 单位:周口师范学院政法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论文 一、英美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的可行性及策略 实行英美文学教学,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阅读及理解外国文学作品的能力,进而不断提升学生的语言功能以及文化素质。而电影可以加深学生对外国文学名著的理解,能够更直观地了解外国的风土人情、历史状况以及社会背景等,对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的可行性研究 一方面,现阶段随着我国科学技术以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加深对英美文学作品的理解已经成为可能。尤其是通过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更是为作品的深入理解奠定了基础。通过电影这一媒介,使得枯燥、乏味、抽象的道理变得生动、具体、形象。加之,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学校的先进设备日趋增多,教学环境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人们接触外国文学的几率大大增加,而不再仅仅是借助书本上的内容获取知识。另一方面,一些情况下,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对英美文学作品的理解往往不能完全满足学生对作品认知的需求,如果单纯依靠教师的课堂讲解,就不能使学生完全掌握和理解英文文学中的深层内涵,有时文学中的这种深层含义是需要学生自己去领会的,此时就需要辅助原版电影加深学生的理解,学生可以通过电影的演示,寻找未知的答案。此外,许多的英美文学作品中的语言都是典范,具有代表性,这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英美原版电影,可以使学生直接接触到更标准的外国语言,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和熏陶,学生的英语能力就会大大得到提升。而且在观看原版影片的同时,还能够提升学生对英美文学的欣赏和鉴赏能力。 (二)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的相关策略 首先,了解原版电影的背景。在观看原版电影之前,教师需要向学生交待影片及作者的相关背景然后提出一些和影片相关的问题。一方面能够增加学生观看影片的目的性,而不是盲目地看个热闹;另一方面还能够使学生养成思考问题的习惯。这种方式能够增加教学的针对性,提升教学的有效性。其次,观看原版电影不是最终目的,只是一种形式,是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让学生掌握和理解英美文学作品的形式。因此,学生在观看完影片,对相应英美文学有了一定理解的基础上,应多多鼓励学生写读后感悟、体会等,同时还可以开展一些团体活动,如报告会、心得分享会等,让学生对电影和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感悟进行分享和讨论,一方面能够加深学生对英美文学作品的理解,另一方面还能提升学生对作品的欣赏、鉴赏以及分析能力。这才是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的主要目的。 二、利用英美原版电影辅助 英美文学教学的策略英美原版电影只是学生提升自身文学作品鉴赏以及理解能力的辅助工具,并不能完全地用原版电影将文学作品取而代之,最重要的是通过原版电影去引导学生阅读英美文学作品的原著。首先,要选取最能代表原著精神的影片,利于学生对原著的理解。例如《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影片最能体现出原著的精神,而且无论是影片中的语言还是人物情节都对原著进行了最佳的诠释。学生可以在对影片理解的基础上,对原著进行阅读,这种方式可以使学生对原著有更深的体会。其次,要鼓励学生观看完整的原版电影。一部完整的原版电影能够使学生对原著的理解达到最佳的效果,但是由于课时的限制以及其它因素的影响,在课堂上难以将原版影片进行完整播放,这种片段式的影片不利于学生领悟原著所要表达的内容。此时,教师需要鼓励学生在业余时间观看完整影片,并给学生布置一些与影片相关的问题以检测学生的观看和理解效果,同时还可以加强学生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从而增强影片的理解力。最后,对影片进行剪辑,实现对比式教学。无论是何种课程的教学,为了增强学生学习的效果,最有效的就是采用针对式的教学方式,即结合授课的内容,播放与其相关的部分影片。英美文学作品的教学也是如此。对影片进行合理的剪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即与授课内容有关,应该包含作品中内容比较丰富、有着较深的文学意义,以及教师难以向学生讲述或者作品中情感难以表述的内容。以此实现文字与影片的结合。在许多情况下,一部相同的英美文学作品都是由许多不同的影片来诠释的,因此,教师在授课时可以用几种不同的剪辑影片实现对比式教学,考察学生对不同影片之间表达情感、思想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三、结语 虽然原版电影作为辅助工具,极大地增加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热情,改变了学生对文学作品阅读的枯燥、乏味感,但是原版电影只是学生学习文学作品的一种辅助工具,它并不能完全代替英美文学原著。因此,原版电影只是催动学生学习英美文学的兴趣和热情,然后在这份热情和兴趣的驱使下,去阅读文学原著,从而对原著达到心领神会的目的。. 作者:陶冉冉单位: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英美文学教学论文 一、电影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理由 (一)电影具有文学价值许多电影有重要的文学价值,而且电影在体现文学价值时具备两方面的内容。首先,电影的制作来源于文学的文本,电影不过是文学的一种载体。英美文学的文学色彩非常凸显,而电影的制作离不开文学文本,并且将文学文本用图像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许多人都希望电影可以体现更高的文学价值,而不是纯商业的电影制造,能够以另一种方式去展现文学魅力的电影是人们特别期待的。其次,电影是对文学文本的另一种阐述。电影作为教学过程中应用的材料,教师可以与文本进行对比的讲解,积极引导学生对电影和文本间差异的思考,可以促进学生对文学更深入的理解。电影是具有文学价值的,学生通过电影材料,不仅可以更深入的研究文学,而且可以对英美文学产生更浓厚的兴趣。 (二)电影可以辅助文学教学电影是英美文学教学的一种辅助手段,通过播放电影,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对文学的学习有更加深刻的印象。首先,师生之间的互动通过电影更易实现,学生看电影更加直观,能够促使学生的思考和理解,与教师或者其他学生进行沟通时更有想法。其次,学生通过观看电影,会对文本产生好奇心,善于通过对文本的阅读寻找与电影的不同之处,这就在无形之中增强了学生对原著的理解程度。在高校的英美文学教学过程中,适当的为学生播放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辅助教学的手段。许多学生十分迷恋电影,播放电影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从而能更好的引导学生进入课堂状态,而学生对电影中的精彩片段不断回味,会试图从文本中寻找文学的魅力,这也就促进了学生对文学文本的阅读能力。 (三)文本和图像结合是时代的要求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学生的思维也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而我国高校的传统教学方式必定会受到一定的冲击,其教学方法可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在我国,有许多高校的专家学者等对电影引入课堂的教学方式达成了共识,并且希望通过这种教学方式可以实现文本与图像的互动,从而更加适应教学方式的改革。 二、电影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原则 (一)选择材料的原则选择材料原则主要遵循两个方面:一是态度开放。选择的电影素材只要是能够培养学生对学习英美文学的兴趣、有助于加强学生的文学文本的理解,就可以作为教学时选择的材料。目前来说,电影对原著进行的改编的方式有三种,即忠于原著的翻译式改编、细节性放大但与原著基本框架一致的改编、对原著大胆创新的自由式改编。这三种改编的方式中,最为肯定的是第一种,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后两者也是有可取之处的,通过给学生播放后两种方式的电影,可以拓展学生的视野,从多种角度去看待文学作品。二是选材精炼。一部电影的播放时间较长,而高校学生的课时是有限的,所以不可能将一整部电影全部播放完毕,所以教师在选材时,要使选择的材料与授课的内容高度相关,从而使教学效果发挥更加理想。倘若电影选材不当,可能对学生产生误导,因此需要教师在选材过程花费时间和精力,更准确的把握选材原则。 (二)播放材料的原则播放材料原则主要遵循两个方面:一是收放合理;二是观评并举。首先,教师应该明确播放电影的目的。播放电影是为了使学生对文学加深理解,使学生轻松的学习英美文学,而不是给学生施加压力,增添负担。这就需要教师谨慎考虑电影播放,科学合理的使用电影素材,从而使电影引入课堂是一种放松的娱乐形式。其次,适时插入对电影内容的评论,鼓励学生对问题进行探讨,形成批判思维。在高校英美文学教学课堂上,教师利用电影播放手段时,需要对电影适时的停止、回放,并且按照教学计划对学生提出一些思考问题,既有利于学生的边看边思考,又不会使学生只是单纯的观看电影忽略了文学文本的学习。 三、电影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方法 (一)将学生课堂权力归还给学生将电影引入课堂,可以有效的使学生在课堂上发挥主体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生积极参与互动,二是学生自主选择相关电影素材。首先,教师授课之前,学生对文学文本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而通过教师课堂播放的电影,学生可以有效的将阅读文本和观看节目相结合,从而学生会获得更多的信息,对于影像中与文本有出入的地方,学生会深入思考,提出问题,十分有利于师生之间形成有效的互动。其次,教师可以提前给学生布置任务,寻找与文学文本相关的影视资料,在课堂上互相展示成果,有效形成主体的对比,利于师生对影视资料与文学文本间不同之处的研究。 (二)全班同学共同参与互动环节这种方法适合辅助对名人名家的教学活动中,因其作品较多,被翻拍成影视也较多,所以调动全班同学一起参与互动是十分有效的方法。首先,如果课堂学习的主人公背景较为复杂,作品较多,教师则没有过多的精力和时间对相关资料进行搜集,所以教师可以对学生进行分组,给各个小组布置任务,从而在课堂上起到汇总的效果。通过全班同学共同参与互动环节的方法,可以使小组同学在搜集资料过程中更有效的对文学文本进行学习。 (三)尊重学生对文学的理解看法英美文学中,有许多名著的理解与学习难度很大,学生理解文学文本时会遇到许多困难,从而会使学生产生一定的畏惧和不满情绪,所以教师应尊重学生对文学的理解和看法,并在可以在理解的基础上给予赞同。在学习英美文学过程中,教师在课堂上播放与课程内容相关的电影,这些电影通过现代意义的翻拍,能够增强学生对文学文本的理解。学生观看文学电影过程中,必定会对电影的某个情节产生共鸣,从而有自己的看法,教师应在学生理解未偏差的基础上对学生理解给予肯定,并且循序渐进引导学生加强理解。 (四)兼顾文本与图像的结合在我国高校的英美文学授课过程中,兼顾文学的内视性与图像的外在性相结合,从而促进教学活动达到更好的效果。英美文学的创作背景和时代与我国高校学生的生活背景和时代有很大偏差,所以学生往往不能更好的理解英美文学的内涵,而电影形式与我国高校学生的距离较近,通过电影的播放,可有效的帮助学生增强对文学文本的理解,还可以使学生对文本和电影进行对比,有利于学生对英美文学的深入探讨和研究。 四、结论 总而言之,电影应用于高校的英美文学课堂教学中已经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不仅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强学生对英美文学的理解,而且可以促进教学环节的互动性。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图像化越来越为广泛的青年群体所接受,通过图像的呈现,可以使高校学生更加明确英美文学的内涵,也可以促进学生在课文中积极寻找电影故事里的精彩片段。 作者:王晓蕊单位:渤海大学外国语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浅议中国电影与中国文学的联系 我们的第五代导演张艺谋拍摄的《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一个都不能少》、《秋菊打官司》等影片几乎都是根据当代小说改编的。他曾经感叹道“:中国有好电影,首先要感谢作家们的好小说为电影提供了再创造的可能性。如果拿掉这些小说,中国电影的大部分作品都不会存在……就我个人而言,我离不开小说。”可以说,当代文学成就了中国当代电影;没有文学的繁荣,也就没有电影的成功。实际上电影的繁荣寄托于文学的繁荣,文学为电影提供了再创造素材的基础,这些不仅是导演创作经验谈,同时也是对中国电影的一种经验总结。 我国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对中国电影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文学作品的大量改编。伴随着文学作品的改编,也基于文学和电影的创作者所处的共同历史境遇和社会环境,文学的思潮、观念、风格乃至叙事技巧也自觉不自觉地被纷纷引入,无形中对中国电影进行了重塑。也就是说,大量的经过文学改编的影片的出现,使得新时期的中国电影得紧跟民族反思的历史和改革开放的步伐。有趣的是,和中国文学发展所经历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等几个阶段的思潮相同步,电影出现了伤痕电影如《神圣的使命》、《枫》、《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反思电影如《天云山传奇》、《人生》、《芙蓉镇》、《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寻根电影如《红高粱》、《牧马人》、《黑骏马》、《黄土地》、《边走边唱》等和改革题材的电影如《陈奂生进城》、《人到中年》、《祸起萧墙》、《野山》、《秋菊达官司》等等几个阶段。特别是张艺谋拍摄的《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一举拿下金熊奖,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登上国际舞台,更是莫言文学作品以影视剧的形式第一次受到国际认可。正如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所言“:电影和文学,实际上是一对互相依赖的关系。好的小说、好的文学作品是基础,上世纪80年代开始,很多有名的电影都是改编自小说作品,这也是必须承认的。 但反过来,如果一部小说改编成电影很成功,也会扩大这部小说的影响,也会提高原作者的知名度。《红高粱》当年被张艺谋改编,第一次获得国际上A级电影节大奖,反过来也提高了我的知名度,扩大了《红高粱》这个小说的影响力。后来很多作家的作品也都是这样。”①“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实也促使中国电影反省:注重文化思维而非市场功利、注重个性自由创造而非统一规格玩弄、注重人性挖掘而非概念主题俯就才是正道!”②莫言的作品不仅仅是在于他对中国文学的贡献,还在于莫言在文学中表达了自己的真性情,使中国电影走向了世界。电影《红高粱》正是有了文学的内质才能走得更远,因此可以说文学永远是一切艺术的呈现。进入新世纪后,迅猛发展的电影高科技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了“技术时代”“,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 影视生产越来越注重和依赖新技术、高科技,并且以大明星、大投入、大制作来制造视听奇观征服观众。沃卓斯基兄弟1999年的《骇客帝国》开启了电影影像叙事、景观叙事的新纪元。风靡全球的《侏罗纪公园》、《哈利•波特》、《指环王》、《2012》、《阿凡达》等影片则是靠着叹为观止的视听效果让人如痴如醉。与此同时,中国电影在产业化、国际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也不失时机地选择了大片策略。2002年,张艺谋的《英雄》创下了2.5亿的票房奇迹,拉开了中国大片的序幕,此后,《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无极》、《夜宴》等中国式大片借鉴好莱坞“高概念”电影模式,采用大明星、大投入、大制作创造出了中国电影的视听奇观。过犹不及,这些“大片”不尊重叙事的逻辑、情节的逻辑、人物性格的逻辑,造成了很多笑场和漏洞,同时也放弃了从文学中去寻找电影的主题、趣味、美感和人性深度的努力,有意无意地拒绝文学的滋养,不可避免地陷入文学性贫血的艺术困境,因而遭到人们激烈的批评。当下中国电影文学贫血、叙事紊乱、情感苍白,追求大制作、大场面以视听为其主要表征下,中国电影现在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的挑战,在这样一个总体的关系当中,中国电影的“文学”创作发展就显得非常必要。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电影环境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完全不一样,当文学不再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以视听文化为其主要表征的电影势必将成为社会文化的主体。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须学习和应对好莱坞的挑战。这也是我们一个非常艰难但是又必须完成的使命。 中国电影经历一个初级阶段以后,应该有一个更全新的认识,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在原地踏步,而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文学需要电影,特别是在视觉艺术占主流的今天,文学通过电影进入受众的视野,在文学创作中寻找切合大众心理和情感的题材通过电影表达,也可以将电影的蒙太奇和长镜头的拍摄手法运用到文学写作中,给读者以全新的感受。只有中国文学辉煌时代的到来,才有中国电影的辉煌时代到来。电影是综合性艺术,而文学是它最大的综合性因素。这种综合不是一种相加,而是一种化合,是被转化成电影的语言、元素变成电影自身的一部分血肉。这就是中国电影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我以为这样很好,没有必要否认。 作者:廖晓文单位: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中国当代电影发展与文学的关系 烧着的始终是二堆熊熊的“哑火”。为什么电影界的“奥斯卡”文学界的“诺贝尔”会垂青于同样是亚洲和东方的弹丸之邦日本和贫穷的印度呢?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俺以为艺术不是一门吃饱了就可以出去耍猴的行当;艺术家不能等同于工厂里面熟练的技术工人。艺术作品不能奉行“拿来主义”更不能靠“山寨”;且称之为乞丐文化或是流氓艺术。艺术家必须具备自我批判意识与创造精神此两种品格;即风骨与思想。 电影被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存在。断不应该只是一味地整天玩弄着那美女开会俊男扎堆的无聊游戏,此亦为中国影坛的一大特色。所谓电影起码也要能够表达出思想承载着人性吧;但此两点恰是当代中国电影的硬伤与软肋。 最搞笑的是;某些导演竟扬言若给他们几个亿的话也同样能够导出像欧美那样的大片来!呵呵;恐鬼才会相信他们喷出的豪言壮语呢?典型的“猫盖屎”!再来瞻仰一下当代中国的文学界,可能称之为“文字界”更贴切些吧。单看那些整日里打着作家和诗人旗号招摇的人士就多如牛毛给人以“大海”般的感觉。 作家和诗人是多么奢侈的尊称而今却已然沦为了鸡肋。多所谓的作家诗人也不过是一帮垃圾搬运工或叫作专业生产多余文字的机器罢了。他们洋洋洒洒的天书风格实在不是一般人类的审美能够企及或欣赏的了的,则更像是为了满足地球以外的神马鸟儿的口味。 文字其实更像一个接近于我们灵魂的载体,优秀的文学作品常常是无眠的孤独的甚至是痛苦的产物。而今一帮“文人骚客”沐浴更衣皆跑龙套似地签名作秀实像极了小丑儿,说白了就一“书贩子”。 今日之文坛流派林立且互捧臭脚。真正的文学大家乃以思想著述立于世且不随波逐流;然此等之流却聊以维生计耳!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和文学相似性艺术 摘要:电影与文学都是人类的一种表意方式,都具有时间形态的艺术特征,因此两者的相似性即为叙事性。当代叙事学研究以及电影改编自文学的普遍现象,均表明叙事性是电影与文学相似性的根本所在。叙事文本的基本范畴包括叙事方式、叙事角度、叙事话语,因此从两者的叙事方式、叙事角度、叙事话语的技巧———修辞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则能清晰地看到电影与文学叙事相似性的详细表现。 要害词:电影;文学;相似性;文本;叙事性 文学是古老的艺术,电影是当代的艺术,两者的产生相差几千年,而就在两者共存与发展的短暂时间里,却不断地联系、碰撞并发展,两者的关系有时被人们认为水火不容,有时却被人们合二为一,可以说,在所有的艺术门类里,还没有哪两类艺术的关系像电影与文学那样被人们所争论。本文试图从文本的角度,阐述叙事性是电影与文学相似性的根本及其表现。 一、叙事性是电影与文学相似性的根本所在(一)理论依据。文学和电影的根本差别,是书面文字和视觉影像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把它们分隔为不同的世界。要穿越这看起来似乎是无限的隔阂,最好的方法是把文字和影像两者都看成符号,其目的都在于传达某种意义。在这个角度,文字和影像都是一个更大的表意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广义的“语言”的组成部分。文学和电影都是从自身最理想的起始线出发,一个从画面,一个从言语,它们朝着共同目标前进,这个目标就是完善地表达意义。正是在写作论文文本的意义和人类的理解这个哲学高度上,文学与电影建立起了本质的联系,如伽达默尔所说的:“解释学观点的普遍性是包容一切的……归根到底,歌德的论断''''万物皆符号''''是对解释学思想最全面的概括。它表明,一切事物都指示出其他事物。”[1]文学与电影最根本的联系在于两者都具有时间艺术塑造形象的特征,即在时间的流动线上展开形象的叙述。小说是时间艺术,是一个词一个词地在延续时间中积累组合,在人脑中形成一篇小说的故事形象。电影是诉诸视觉的空间艺术,同时又是时间的艺术,电影的运动性决定了它的时间特征,也就是一个画面一个画面地在延续时间中运动发展,最后构成整个影片的银幕形象。正是在观赏延续时间中展开形象,使得电影在理论上就具备了类似于文学的叙事性质。所不同的是,“文学的叙事是根据主要被看作线性顺序的时间展开的,而电影似乎就是要通过同时性的观念才能完成叙事”。“确实,叙事性是连接小说和电影最结实的中介,文学和视觉语言最具有相互渗透性的倾向”。[2]电影叙事学与文学叙事学一样,都是当代叙事学的重要分支,都有着浓郁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背景。而在一般叙事学和符号学研究中都是既包括文学,也涉及电影,即使在早期俄国的形式主义文论中也包含着对电影理论的研究。自从克里斯蒂安·麦茨把索绪尔的符号学原理引入电影理台州学院学报第30卷论研究,并于1964年发表《电影:语言还是言语?》之后,电影叙事研究才有了自身的独立品格,同时,与文学叙事的联系也更紧密了。因为,麦茨的研究表明,“电影与文学的研究自从在内容分析上建立起相同的一致性后,又在表达方式的层面上建立了一致性。易言之,过去电影与文学只是在语言的表达内容(对象、题材、范围……)的研究方面相联系,而现在则在语言表达的方式上联系起来”。[3](二)事实依据。从诞生之日起,电影即是一种讲故事的手段。《工厂的大门》、《婴儿的午餐》、《火车到站》等影片,尽管只有一两分钟,尽管不怎么出色,但它们确确实实在讲故事。到1915年美国闻名导演格里菲斯综合运用蒙太奇手法拍出了长达2小时的《一个国家的诞生》,短短的20年时间,电影就具备了讲述复杂故事的能力,并可以与小说相媲美了。电影“大量借鉴了小说和文学这一古老形式。因为正是小说把文学遗产传给了电影,从而使它从中获得了灵感和源泉”。[4]79-80正如这部世界电影史上第一部真正杰作是改编自托马斯·狄克逊的小说《同族人》所喻示的,百年电影史说到底是电影与文学(另外还有戏剧)的关系史。这里有两个重要事实,一是“电影事实上日益明显地走上小说的路,并且成绩斐然”。[5]电影史上的作品,有很大一部分是改编自文学作品,而在得奖的电影中,改编自文学的比例就更高。世界上闻名的小说大多数曾被搬上过银幕,有很多还不止一次。怪不得温斯顿说,“电影确实可以和世界文学杰作等量齐观”。[4]48许多闻名作家同时又是有名的电影编剧甚至电影导演。二是“小说对电影这一艺术的发展所带来的一个极为重大的影响就是叙事和讲故事的形式”。[4]81电影从文学尤其是小说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来反映现实生活,通过选材、剪材来更好地表达主题思想,通过人称、线索、结构的安排使作品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通过各种叙事技巧和修辞方法的运用,使作品更完美、更精致和更富有表现力,等等。也正因为有这么多的借鉴和利用,使我们一度分不清彼此,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就掀起过一场电影与文学关系的大讨论,甚至出现了“电影就是在银幕上完成的文学”这样一种观点。 二、电影与文学的相似性的详细表现(一)叙事方式。1、表达方式。表达方式是叙事方式之一。文学中的表达方式主要有叙述、描写、议论、抒情等,这些表达方式在电影中也同样存在,除了运用的媒介不同———前者是语言文字,后者是画面影像外,其他方面,包括目的、意义、作用、效果等都很相近。例如“叙述”,常见的叙述有顺叙、倒叙、分叙、插叙、补叙等,电影中也相似。这里举倒叙和分叙各一例。倒叙是把事件的结局或某个最突出的片断提到文章或电影的开头来叙述,然后再使文章或电影的叙述回到“顺叙”。这种手法往往可以突出中央,造成悬念,渲染气氛,形成波澜,产生引人入胜的效果,避免结构上的平铺直叙。如《阿拉伯的劳伦斯》,影片一开始,主人公劳伦斯骑着摩托车在崎岖的乡间小路上飞驶,前方突然闪现两个骑车人,他躲避不及,飞入路旁树丛中,葬礼之后再顺叙劳伦斯的一生。这里的倒叙手法把主人公的爱冒险和富于人道精神的个性突显出来,同时也有吸引观众的作用。分叙,是指平行地叙述两件或两件以上的事,它可以把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的事情,写得眉目清晰,有条不紊。影片《侏罗纪公园》中,奈得利破坏公园控制系统、偷窃恐龙胚胎逃跑却被恐龙吃掉,格兰博士与蕾克丝、蒂姆三人在躲避恐龙的追袭,哈蒙特、马尔登和萨特博士则在控制中央竭力修复系统,这三条线索分开叙述,把这些事件的复杂关系叙述得一清二楚。再如议论和抒情。文学作品中的议论主要有作者的评论和作品中人物的议论两种。相应的,电影中也主要是这两种,假如是剧中人物的议论,可以由角色直接说,假如是作者的评论,可以借助画外音,也可以借助于画面。如俄罗斯影片《烈日灼身》中,画在巨幅画布上的斯大林画像在微风吹拂下,像水波纹一样起了皱褶,这实际上是电影编导对斯大林这个人物的评价。文学中的抒情有直接抒情和间接抒情两大类,电影也与此相应。电影中的直接抒情往往直接由剧中人物的表情和动作来表现,间接抒情则借助空镜头、音乐和歌曲等手段。2、结构方式。电影文本与文学文本在叙事结构方式上有着诸多的共同之处:开头、结尾、过渡、巧合等等。例如“照应”,如《乡音》的前半部,几次借人物之口提到并表现了陶春的腹痛,为后面发现陶春患癌症作了伏笔。所以,后面的情节发展就显得有理有据,也显得自然。《魂断蓝桥》以主人公站在滑铁卢桥上拿着吉祥符回忆开始,又以回忆结束,两端是现在时空,而中间是回忆的内容,首尾呼应,浑然一体。前后内容上的呼应,如影片《死亡诗社》,基丁老师在上课时站到了桌子上,启发学生要善于从不同角度去看待事物和思索问题,并让学生轮流站到桌子上领悟一下感触。后来,校方将一起事故的责任推到基丁头上并欲赶他出校门时,学生们不顾教务长的吆喝而一个接一个地站到桌子上对基丁表示支持。再如“省略”,在文学创作时,对现实生活进行概括,在构成情节时略去多余的时间过程,在刻划人物时略去没有价值的部分,这就是省略。它是文学创作必不可少的手段,也是电影的艺术手法。马尔丹说过,“电影是省略法的艺术”。[6]影片《苔丝》中,苔丝杀亚历克那场戏:苔丝伤心地伏在桌上哭泣,她望着亚历克插在牛肉上的那把刀子,眼里布满了愤怒,接下来的镜头表现苔丝急步从楼上下来,匆匆外出。而公寓治理员布鲁斯太太坐在楼下绣花,不经意中看到天花板渗出的不断扩大的红晕,她好奇地站到桌上伸手去摸,旋即惊恐地用手捂住了嘴。这个情节因省略的手法而表现得非常含蓄,没有把凶杀的场面展示出来,起到了维护苔丝在观众心目中美好形象的作用。(二)叙事角度。叙事角度是叙事本文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角度。[7]叙述人身份的确认,为影片叙述提供一个总体叙事角度,不同的叙述视角,确立起叙事主体与所叙之事的距离、范围和介入程度,从而表达出作者的叙事评判。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谁是叙述者”,二是“人物视点如何”。“谁是叙述者”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人称。文本中最常见的人称是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如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三色:蓝、白、红》,影片叙述人身份均是“本文中存在的观众”,即第三人称“他者”———叙述人跟着被叙之事走,因而对故事的评判权还给了观众。影片《城南旧事》,保留了小说的第一人称的自述体风格,整部影片从小英子的视角来表现,因而观众容易认同主人公的感触。文学中第一人称可以直接用“我”“我们”这样的词语表达;影片中的第一人称叙述,则通常采用画外音的方式。假如说“人称”是叙事角度的直观表现,那么,“人物的视点”则是叙事角度的内隐方式。文学中的人物视点可以由叙述人直接加以叙述,但电影却不能,它要通过镜头来表现,有时单个镜头不能传达视点关系,需要与前或后一个镜头的配合。如《蓝色篇》中萨布林娜见朱丽的镜头,前一个镜头是萨布林娜面对摄影机的近景,下一个反打镜头是从萨布林娜背后拍摄的双人近景,由此我们才可以确定,这里的人物视点是客观视点,而不是剧中人物视点。另一方面,电影的表达面要比文学复杂,它至少有两个叙事层面:视觉层和听觉层,在视觉层包括了影像、构图、光线、色彩等,在听觉层则有对白、音响、音乐等。正因为如此,法国电影叙事学家弗朗索瓦·若斯特把电影的叙事角度分为视觉角度、听觉角度和所知角度。假如对应这种分法,那么,文学的叙事角度只有所知角度了。因此,叙事角度,包括人称和视点,是电影与文学叙事相似性的表现之一,只是电影的叙事角度更加复杂而已。 (三)修辞。叙事话语在文学文本中以言语的方式存在,在电影文本中以影像的方式存在,同样,作为叙事话语技巧主要表现的修辞,在电影和文学中也有着各自相应的手段———电影修辞直接以画面形象为修辞手段,而文学修辞是以语言文字为修辞手段。不过,从修辞所达到的效果来看,两者又有着相通之处,比如运用比喻和象征来表达作者隐含着的思想,运用对比来突出差异,运用反复来表示强调,等等。电影与文学在修辞技巧上有很多的一致性,但不等于所有的文学修辞在电影中都能找到,那些借助词汇特有的语音、语气、语义技巧创立的修辞,如谐音、反问、设问、呼告、仿词、顶真、回文、对偶、移就等等,就不能与电影的修辞建立起对应关系。电影根据自身媒介的特点,则充分运用隐喻、象征、反复、夸张、借代、比较、衬托、示现、拟人、双关等修辞。例如“比喻”。电影是典型的隐喻性艺术。由于直接借助自然物作为表意符号,所以“喻体”与“本体”之间通常呈现为同一关系,而不是比喻这种文学修辞的相似关系。电影中由实物组成的代码和被编码物(实物本身)是无法严格加以区分的,本文中自然意义上的本体,与文化意义上的喻体同时出现。卓别51林的《大独裁者》中,踢气球舞蹈那场戏,大气球做成一个地球仪的样子,是为了喻示出独裁者兴格尔想统治和玩弄整个世界的野心,而这个气球不小心被他踢破,则喻示了他终将失败。意大利影片《天堂影院》中主人公与银行家的女儿相爱了,但由于门第悬殊而注定是一场梦。导演借助栏杆、建筑物、木帘等障碍物将他们隔开,而当他们到野外郊游时,碰到了银行家。此时,银行家在画面中的位置恰好将两个年轻人隔开了,尽管银行家没有说一句话,但画面已经给我们喻示了“他们再也不可能在一起”的含义。再如“象征”。电影中的象征与隐喻非常接近,大体来说,比喻是画面并列或“碰撞”产生的临时的局部的新含义,象征则画面里的事物不断重复出现并稳定地联系着它的文化含义,如影片《蝇王》中的海螺。影片开头,海螺从水里被捞起来,并做成吹号的工具。随着海螺被当作集合的工具和一次次的使用,它在整部影片中就获得了“权力和规范”的象征意义。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封闭的陈家大院在不同的片段里反复出现,于是,它获得了象征意义———封建社会的缩影。影片中的“主题道具”灯笼也成为封建院宅里欢娱、恩宠、荣耀的徽号,灯亮则代表着“幸福”,灯灭则象征着所有的不幸。 电影文学论文:哲学重提电影文学性 摘要电影文学性是从电影与小说有较大的相似性这一视角出发来探讨电影的特性,它包括主题意蕴的人文性、情感的幽默性、故事的真挚性、叙事的机巧性等。电影文学性在当代电影理论探讨和电影创作实践两方面正在被冷落和边缘化,究其原因,一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电影理论界专注于电影的绘画性而忽略甚至排斥电影的文学性;二是当代电影奇观化的审美风潮影响所致。非常必要,一是强调传承中国传统审美观的重要意义,二是呼吁拯救当代技术主义电影文学性品格的下降趋势,提升当代技术主义电影的艺术品格。 关键词电影文学性;技术主义电影;审美价值 一、什么是电影文学性 电影文学性是从电影与小说有较大的相似性这一视角出发来探讨电影的特性,如电影要贯穿作者的意图、要塑造人物形象、要再现事物的进程与各种矛盾冲突等。电影文学性是衡量电影艺术质量的重要指标。关于什么是电影文学性,我国著名电影艺术理论家张骏祥是这样解释的:影片的文学内容包括影片的思想内容、典型形象的塑造和文学的表现手段。在影片主题思想方面,他既反对直奔主题,同时也提出要防止忽视一部影片的主题思想,指出影片的思想性或哲理性还是以明确为好。关于典型形象的塑造,他认为要通过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来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要写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状态。这一说法带有时代的烙印,虽然基本明确了电影文学性的内涵,但在电影文学性的具体阐释上却有着明显的局限性。电影文学性应该是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的展开,表达对人类过去、现在及未来命运的思考。电影的文学性要具备一定的人文性,要有对人类共同价值的关怀;在情感表达上要真挚,不虚假造作;在叙事上要圆融连贯,能将一个事件(故事)讲述得既曲折有致又不故弄玄虚。刘锋杰在《文学是简单的》一文中对“故事”进行了精彩的论述:“打动人心的人性故事,既是人类的实践产物,又永远都是满足人类审美想象所需要的精神食粮之一。”尽管不同类型的电影其文学性品格有所差异,如受众较多的大众电影更多地考虑电影叙事的机巧性或幽默性,而受众较少的艺术电影偏爱电影的悲悯情怀,但情感表达的真实性、叙事的内在逻辑性、人物性格的基本完整性却是任何类型的电影都必须具备的,它也是任何时代处于不同审美文化思潮中的观众不变的、永恒的审美追求。 电影文学性是电影生命力旺盛的重要表征。中外电影史上的电影家都非常重视电影的文学性。经典时期的好莱坞电影艺术家们把向观众奉献一个精彩动人的故事作为他们主要的艺术追求。早期的中国电影理论家和电影导演虽然认为电影是戏剧的一种,但他们同时强调“文学是人类生活状态的一种记载……影戏是居文学上最高的位置的,最具有文学的价值的”。郑正秋在《明星公司发行月刊的必要》一文中也认为,影戏非有文学的意味、艺术的价值是不会成功的。早期中国电影之所以能够突破帝国主义的文化入侵和国际资本的强力渗透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取得观众的认可,能同输入国内市场的好莱坞电影一较高下,固然有着方方面面的原因,但是与郑正秋他们那批早期电影工作者对电影文学性的重视是密不可分的。 现在很少有人提“电影文学性”。电影文学性在当代中国电影理论和创作中的失意有着复杂原因,但显然与当代中国电影理论界对电影特性的片面认识和当代电影的审美文化环境有着密切关系。 二、电影文学性被边缘化的原因 当代中国理论界对电影文学性的放逐肇始于1980年代那场众多电影理论家都参与讨论的关于“电影的本性”和“电影文学性”的争辩。张骏祥认为电影“是用电影手段完成的文学”。提出电影应该具备文学价值。张骏祥的这一电影观念立刻遭到郑雪莱的反驳。郑雪莱认为电影是一种独立的艺术,不是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而且对张骏祥所提出的电影的文学价值说表示质疑。他认为,“任何艺术都有思想性、主题思想等问题。任何艺术都有塑造典型形象的任务,而不仅仅限于文学”。“一切文学艺术都有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问题,都有塑造形象的任务。如果一定要用价值这个字眼的话,那么。各种艺术所要体现的可说是‘美学价值’。而未必是‘文学价值’。”在这场争鸣中,郑雪莱对电影作为一种独立艺术的尊重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张骏祥的电影观念确实并未揭示电影的本质。一门艺术之所以能生存下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找到了它不同于其他艺术的独特性,电影肯定不是传统意义的文学。但是郑雪莱强调电影的美学价值、取消电影的文学价值,这个观念却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电影文学性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基于电影与文学的有机联系而言的。电影作为一种独立的、综合性很强的艺术,同多种艺术形式有着密切联系,同文学的关系更加紧密:拍摄电影需要文学剧本,很多电影改编自文学名著。就电影和文学作为两种独立的艺术而言,他们在某些方面也非常接近,比如他们都是时间艺术,都在一定的时间流程中展开故事情节、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我国电影理论界强调电影文学性的理论渊源应该是苏联学者的电影观念,他们认为电影是“具体化了的文学”。弗雷里赫在论述了电影与其他艺术的相似点后,对电影和文学的关系有过这样的论述:电影同文学的相近在于它能通过情节反映现实世界的一切联系和关系。这一电影观念不同于西方电影的形式追求,更倾向于给观众带来富有生活气息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温暖的人文关怀。其次,电影文学性作为一个电影概念被提出来后,得到了很多电影理论家们的认可,电影文学性被认为是衡量一部电影作品质量优劣的重要依据。 在那场沸沸扬扬的辩论中,张骏祥的电影观念受到了质疑,而且连带他对电影文学性的强调都被冷落了。电影的绘画性,即如何用富有深意的镜头语言去表现人物,成了那时电影理论家们和导演们最需要确立的电影新法则。在电影表达什么和如何表达都被僵硬地束缚在一些机械的条条框框中的时候,在中国电影经历了“”电影的假、大、空后,在电影被极端化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后,电影理论家和导演们迫切需要重新为电影“立法”;当无法肯定表达什么是否还是禁忌的时候,如何表达就成了首先需要突破的方面。一些陈旧的电影语汇遭到激烈的批判,一些从西方电影中引进的电影语法迅速被确立为电影语言规则。电影的绘画性,也就是电影的画面造型被推到了电影舞台的中心,成为电影的本性。原来绑在电影这驾马车上的很多不必要的东西被扔下,电影甩掉了附加在自己身上的一切非电影因素。但遗憾的是,厘清逐渐演变成了对电影同文学有机联系的抛弃甚至蔑视。在以后的中国电影的发展过程中,这种趋势愈演愈烈,电影被演绎成为一种唯画面的视觉艺术,淡化甚至放弃了故事、人物等与画面相匹配的内容。电影的形式语言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肯定与张扬,与此同时,电影文学性被遮蔽。 在电影中,消费奇观已经成了当代电影审美价值的主导趋势,并且这个趋势有愈演愈烈的态势,世界各国的电影都开始追逐这个潮流,电影已不再是以故事为主要审美价值的文化形态,而是演变为以场面和视觉奇观为主的重度能指电影。现代人生活的摩天大楼、乘坐的航天飞机、惊险刺激的游乐场等,已经建构了现代人生活中的奇观,从而使消费奇观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其实,奇观是人类文化史中由来已久的一种现象,远古先民的宗教仪式、中世纪的圣像崇拜、拉伯雷时代的狂欢节、路易王朝的断头台、大革命时期的庆典,这一切都曾是奇观的场景。可以说世界本身就是由各种各样的奇观所构成的,世界本身就已经是奇观化的文本,我们就在奇观之中。对奇观的渴望几乎一直是好奇的人类想要摆脱自身平凡生活的一种重要途径。在所有的艺术种类中,电影与奇观的关系最为密切。电影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在某种程度上注定了与奇观之间的血缘联系。一位早期的中国电影观众在他的《观美国影戏记》中这样描述他的观影感受:“观者至此几疑身入其中,无不眉为之飞,色为之舞。忽灯光一明。万象俱灭。其他尚多,不能悉记,洵奇观也!”电影艺术发展至今,对发现一个让观众意想不到的奇观世界的热情始终未减。电影理论家伊芙特·皮洛说过:“电影唯一的宗旨似乎就是令人眼花缭乱,使人心醉神迷,用美仑美奂的布景引人入胜,以洋洋大观的场面征服人心。”毫无疑问。对奇观的追求一直是电影艺术家们的梦想,在20世纪上半叶,由于科技发展的限制,电影中的奇观还只是小打小闹。后来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加上电视媒体的激烈竞争,电影对奇观性的依赖已经被置于其他任何电影艺术特性都无法比拟、无法望其项背的位置。 电影文学性正是在当代中国电影理论界对电影特性的片面理解——不恰当地过分强调电影的画面造型,而忽视或蔑视电影的文学性,以及当代电影审美文化环境的奇观效应的双重夹击下,在电影理论和实践中被有意无意地边缘化了。 三、的必要性 首先,从我国文化传统来看,有必要。相对于强调电影的绘画性这一西方的形式主义传统来说,电影文学性更加关注电影的内容,而对艺术内容的重视向来是中国传统的审美价值取向。中国自孔子开始就强调尽美尽善,所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但如果“文”和“质”发生矛盾时,尤其当“文”成为一种没有内容的外在虚饰的时候,在多数情况下都会选择把纯粹的官能享受排除在审美之外,反对沉溺于低级无聊的感官享受。《老子》第十二章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无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认为审美本来同感官的愉快分不开,但是无止境地沉溺于声色感官享乐就会使人与审美无缘。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是一部针对文学创作中过分追求辞藻的形式主义趋向而写作的文艺理论著作。在《文心雕龙·情采》篇中,刘勰指出:“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就是说,内容是文辞的经线,文辞是内容的纬线。必须首先确定经线,然后才能织上纬线。所以写文章也要先确定内容,然后才能产生畅通的文辞,这才是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随后,他进一步指出两种不同的文学创作道路,一种是“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另外一种是“辞人篇章,为文而造情”,并且总结出了为以后中国人一直信仰推崇的艺术传统,那就是“联辞结采,将欲明经;采滥辞诡,则心理欲翳”。意为,写文章运用辞藻,目的是要讲明道理,如果辞藻浮泛诡异,作品的思想内容就会模糊不清,最后必然是“繁采寡情,味之必厌”,只有繁丽的文采而缺乏深刻的思想感情,看起来必然令人生厌。刘勰的这种文、质并重,但又以“述志为本”的内容一形式观对后世中国人的创作和审美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电影审美价值取向上,中国人更关注电影通过形式呈现出来的内蕴。尽管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审美风尚也有全球趋同的态势,不少年轻的中国人在审美观上可能更接近于西方的审美价值观,较能欣赏电影的形式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电影内容没有追求。 其次,从当代电影的创作实践来看,忽视电影文学性直接造成了当代技术主义电影思想的暧昧不清、人物的虚假失真和情感的夸张造作。技术主义电影是指新世纪以来主要依靠大投资、大制作、大明星、大导演、大宣传来获取票房利润的商业大片。张艺谋的《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陈凯歌的《无极》,这些影片是中国技术主义电影的代表作。他们无疑在电影的奇观方面做得相当出色,其中的视觉、音响效果代表了目前中国电影技术的最高水准,完全可以同好莱坞大片一较高低。但是与雄伟壮观的奇观相对照的却是渺小可怜的故事和虚假造作的情感,就像是一个打扮前卫的时尚女郎却裹了个小脚。思想暧昧陈旧、人物形象干瘪失真、情节简单粗陋、情感夸张造作,其对文学性的无视甚至蔑视已严重损害了这些电影的艺术质量。 针对观众就《英雄》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作品思想意蕴提出的质疑,张艺谋这么回答:“按照我们以往拍文艺片的习惯,都喜欢找一个文以载道的大主题,于是就找了这么一个说法,实际上完全没有必要重视这个,你们也不要用一个好像多么大的标题来定位,这只是一部电影。”电影不是必须得表达什么思想,这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确实有一些中国电影因为忙着思考哲理,而忽略了电影的观赏性。但问题是《英雄》它自个儿憋着劲用着力在解说着“天下和平”,却又没能说周全说动听,就像一只美丽的孔雀它完全可以向观众只展示它最美丽的羽毛,可它偏偏还要炫耀它丑陋的屁股,完了还要责备观众为什么要看它的丑陋的屁股。 作为新世纪的商业大片,如果对它们的电影文学性要求过高显然不切实际,这与它们所追求的商业目标相冲突。因为那些技术主义电影锁定的观众群是那些迫于生存竞争压力日夜煎熬、把在电影中寻求娱乐放松作为欣赏目的的现代中国人,或者是那些对中国文化了解不多不深的外国观众。从这个层面上说,技术主义电影不可能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人文关怀的电影作品。但这并不意味着观众已经彻底放弃了在电影中进行精神探索和情感释放的审美需求。这就需要寻找到一个与故事相匹配的奇观影像和一个能感动人的故事,并使形式与内容实现完美的结合。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技术主义电影只追求奇观和场面,而放逐了最起码的叙事的内在逻辑、人物性格的基本完整和情感表达的真挚。如果技术主义电影的这种轻视电影文学性的状况得不到扭转,尤其当这些电影在电影市场上呼风唤雨,有意或无意地遮蔽其他一些电影的存在价值,从而成为一种电影话语霸权的话,这些无视电影文学性的商业电影的危害就更不可忽视了。 综上所述,由于当代中国电影理论界对电影特性的片面认识和当代电影审美文化环境的影响,当代中国电影,尤其是主导着中国电影发展方向的主流商业大片,都陷入了一个因为忽视电影文学性而导致的审美价值误区,从而造成电影作品思想的暧昧不清、人物的虚假失真和情感的夸张造作。电影的现状表明:中国电影无论是创作还是理论都亟待加强对电影文学性的重视和研究。 电影文学论文:苏联电影文学诗意及对电影影响 苏联电影早已成了历史,在中国现在似乎只存在中老年人的记忆里,然而在世界影坛上,苏联电影的辉煌和贡献却是无论如何也抹杀不了的。苏联电影不但具有思想内容的进步性、电影语言的独创性;而且还以其浓郁的文学诗意,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美学特色,并在中俄两国电影文化几十年的交流中,对中国电影美学风格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前,在中国文化处在一个新的转型时期,电影艺术走向市场之际,我们不妨再回过头认真思考研究苏联电影与中国电影的联系和影响,探讨电影在市场中的定位和审美适应性,这将会对我们认识电影发展的本质规律有着很大的益处。 一 符·维·阿格诺索夫在谈到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时曾说道:“20世纪的俄罗斯承传了自身的文化传统,而文学则形象地反映出俄罗斯复杂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这就是我们考察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基础。”[1](p3)实际上也是我们考察苏联电影的基础。上个世纪苏联文学的巨大成就是俄罗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延伸,在世界文坛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就苏联电影来说它和苏联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苏联电影的发展当然也离不开其深厚的文学基础,可以说它是在俄罗斯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浸淫下成长发展起来的。苏联电影从内容到形式上处处都闪现着俄罗斯文学的浑厚、深沉、辽阔的艺术底蕴和壮丽而忧郁的抒情现实主义特色,总能引起人们无比的向往和思考。苏联电影以其鲜明的文学性特征区别于娱乐电影等其他不同类型的电影。特别是“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创作与发展,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电影创作,使苏联电影形成了鲜明独特的文学性诗意风格。 电影的文学性实质上是指电影作品从整体上所体现出来的浓浓的文学精神和韵味,它有别于纯粹的商业电影和戏剧式电影。在电影诞生初期,苏联的电影大师们就反复研究学习俄罗斯的文学传统和创作经验,并从文学创造的角度着力探索电影如何运用电影的影像和视觉表现力来地描绘生活。在默片时代的高潮期,以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库里肖夫、杜甫仁科等一批年轻的电影艺术家在批判法国“先锋派电影”的基础上,富于创造性地实验和发明了电影的镜头剪辑,并揭示了这种剪辑技巧在艺术创作中听显示出来的隐喻、对比、以及理性揭示的巨大艺术表现力,他们把这种关于电影镜头的剪辑组接技术称为蒙太奇。电影蒙太奇可以象文学那样具有艺术典型化的创造作用、对形象内涵的理性揭示和表现功能。客观地讲当时爱森斯坦和普多大金等人对蒙太奇的努力探索实际上是想找到电影艺术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的表现能力,并创造一种艺术性的电影,为此他们创立了以社会主义美学思想为基础的“诗的电影”学派,并奠定了苏联电影的文学风格。对此,米·罗姆认为爱森斯坦等人是充分地继承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的创作精神,“对于我国文学的这些宝贵经验,我们研究得还不够深入,而爱森斯坦是深入研究过的。他所以提出‘杂耍蒙太奇’,正是根据原始艺术、古典悲剧、托尔斯泰的经验以至世界艺术的全部经验概括出这种手法的。”[2](P95)也正是由于此,在他们的电影中都处处洋溢着浓郁的文学色彩。象爱森斯坦拍摄的《战舰波奖金号》和普多夫金拍摄的《母亲》等影片则标志着“诗的电影”的诞生。《战舰波将金号》很好地处理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并注意了诗的隐喻与电影叙事的密切结合,显示出了影片的大气和场面的惨烈,此片赢得世界影坛的广泛赞赏。 为了使电影能够象诗那样去表现出浓郁的情绪性和鲜明的“俄罗斯忧郁”: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爱森斯坦就拍出了《白静草原》,尽管这部影片在当时遭受到了极左思想的批判,但它仍表现出爱森斯坦对电影的诗意情绪化进行的深入不懈探索。影片内容是少先队员巴甫立克·莫洛卓夫因向苏维埃政权告发了富农父亲及其同伙的罪恶阴谋,而被其父亲手杀死的故事。这部影片并没有完全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而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多样的本质,特别是父亲杀子的场面写得极富人情味。此外这还是一部具有屠格涅夫式的诗意片名的影片,影片并没有详细具体叙述一个故事,而是运用多样化的电影语言手段去表达和挖掘影片的内涵。本片按照爱森斯坦的说法就是影片的“绝大部分材料都是采用非现实主义手法处理的”,这里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隐喻、借喻、假定性等手法,这些丰富多样的表现技巧使影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影片还特别突出了影像造型的电影元素作用,环境、布景、自然景色、道具、照明、明暗对比等成为超越演员表演和对白的重要的剧作手段,较好地完成了对人物的塑造和对影片内容的表现。影片正象科瓦洛夫所分析到的,在影片中“爱森斯坦没有把大自然意识形态化,而是赋予它以灵性。他的仁慈厚道的俄罗斯中部地带并不是冷漠无情的,他发怒、欢乐、和悲伤。在那里整个人类世界都是自由自在的。在永恒、回声隆隆的苍穹下,杀子本身就具有奉献牺牲的语言的特征。”(3)(p137)这类“诗电影”对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影响很大,以至后来出现一大批优秀的诗电影,象《伊万的童年》、《跟随太阳走的人》、《雁南飞》、《士兵之歌》、《恋人曲》等影片。因为这些影片都非常好地运用了诗的语言表现方式:譬喻、寓意、象征、主观情感性等艺术手法,使影片比较完美地体现了作为文学主要形式——诗歌的艺术韵味。 “散文电影”是苏联另一种极具文学色彩的电影体裁形式。散文电影是通过人物的形成过程去体现主题思想,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其表现手法体现了散文创作的“形散神凝”的基本特点。就这一点而言,这也是戏剧与小说的共同美学要求。戏剧有其时空局限,强调对话,视点固定等特性;小说也有其时空跳跃,结构灵活,重视抒情和描写以及插叙等特性:散文电影也就是借鉴了小说与戏剧的艺术表现特点,并以更加纪实的方式使影片能真实的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的丰富多彩的性格特征。其中早期影片有:罗姆的《列宁在十月》、《夏伯阳》;艾尔姆列尔的《伟大的公民》,以及格拉西莫夫的《七勇士》、《教师》等影片,这些都是富有代表性的散文电影。其中,格拉西莫夫的电影最具散文的特征。格拉西莫夫非常喜欢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的作品,他从契诃夫的作品中汲取了大量文学和美学的营养,力图像契诃夫那样,深入地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在影片中体现出“平凡中的诗意”和“平凡中的美”。在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有非常好的散文电影的出现,如舒克申的《红莓》、舍皮奇科的《升华》和罗斯托茨基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影片。特别是最后这部影片以散文诗的方式展示了二战时期苏联女战士的魅力与悲壮。正像卡拉甘诺夫所谈到的:“姑娘们在远离前线和部队的卡累利阿地区森林里一个接一个倒下去了,但是他们在牵制了敌人、阻止敌人伞兵窜向白海运河的战斗中立下了功劳,……每个姑娘都像他们的指挥员瓦斯科夫准尉一样,在影片的进行中展示出自己的个性。因此,他们建立功勋的诗学形象表现得更加突出,对胜利的价值的思考也通过银幕动作、气氛和语调得到更加清晰地刻画。”[4](p110)影片以充满诗意的艺术意境,描绘了影片的典型环境:幽静的山林、漂浮着轻纱一样的雾的湖面,古老的乡野小教堂,远近传来的鸟的叫声,安宁而又富有生气的村庄。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发生了一场卓绝的生死较量。六个美丽的姑娘为祖国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象爱神一样的女战士在这样美的环境里为国捐躯,使人充满了痛惜和崇敬。影片的诗化散文特点还表现在它的结构上,在影片中以残酷的战斗为发展主线,然后根据主题表现的需要,构筑了三个不同时空的画面形式,并从空间的情绪色彩上创造了这种结构所必需的意境。黑白颜色的镜头表现的是阴森残酷的战争,高光色彩镜头表现的是姑娘们对战前爱情与家庭的回忆,而真实还原的色彩则是对现实安宁幸福生活的再现。正是这样的彩色蒙太奇的结构形式,使严峻的战争、梦一般的回忆和绚丽的现实既形成鲜明的对比,又有着密切联系。高调彩色而提纯了的回忆场面是现实女战士的信念和力量的源泉,而现实那美丽灿烂的山林,又是女英雄们的崇高精神的折光。影片以凝炼的笔触、抒情的意境和新颖的结构形式,从多方面塑造出了极富启迪意义的银幕形象,并深刻地揭示了战争实质。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综上所述,苏联电影中所表现出来强烈诗意和散文色彩,实际上是其所追求的文学风格的多种表现方式,并折射着俄罗斯文学的传统的文化色彩。电影的这种风格也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新颖的欣赏喜悦和美的艺术享受。正是由于此,苏联电影在世界影坛上独树一帜,并对我国的电影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苏联电影浓郁的文学特性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中国的电影艺术创作,然而这种艺术上的影响由于社会政治方面的极左思想的制约,有时候显得顺利,有时候也呈现出曲折和困难。这是因为当时我国的政治大环境决定了电影所关注的首先是电影的思想内容,也就是说中国电影对于苏联电影的接受首先注重的是其革命的思想内容。我们从众多的苏联电影作品中认识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看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与巩固政权的复杂性与艰苦性,并鼓舞了我们的胜利信心。此外,我们更多的还是提倡从前苏联电影中获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和感染,如所放映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乡村女教师》等等。这一些电影在当时确实给了正在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以极大的鼓舞和教益,也对年轻的新中国电影给予极大地影响。正象夏衍同志所描述的:“以苏联电影为榜样,并制成了许多反帝反封建的、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影片。”[5](P8)而这一切在我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作品中可以看出来,象《钢铁战士》、《红日》、《红旗谱》、《南征北战》、《地道战》等影片。可以说苏联不但影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而且,也整整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思想和电影审美观念。但是此时我们的失误也是严重的,那就是我们在关注苏联电影的革命性与思想性的同时,却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苏联电影在艺术上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文学诗意的美学特性。特别是当五十年代苏联电影出现解冻迹象时,不少的富有探索精神的苏联电影艺术家坚持人道主义原则,努力从多方面开拓电影表现生活的领域,并且在艺术形式上进行大胆的试验,拍出了很多富有强烈文学性的“诗电影”和“散文电影”。象《雁南飞》、《海之歌》、《士兵之歌》、《七面风》、《伊万的童年》、《恋人曲》等为人们所瞩目的优秀影片。这些影片虽然也能很快通过不同渠道输入到中国,但那时国内对待这些影片的态度很是令人费解的。当时的情况是,这些影片大都是作为反面教材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放映,人们不但对这些影片思想内容的变化和艺术形式的创新视而不见反而以极“左”的态度对其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活动,把这些富有艺术探索价值的影片看作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黑样板,是政治上的修正主义,是艺术上的形式主义。当然也有一些电影界的有识之士,敏锐的注意到这些苏联影片的审美意识上的创新性,并对这些影片的诗学特点做出了深入的分析。郑雪莱先生对此曾说道:“我们有些同志囿守于三四十年代:‘戏剧电影’的概念,认为‘诗电影’、‘散文电影’等等仿佛都属于旁门左道,甚至将其斥为‘现代派’,殊不知爱森斯坦、杜甫仁科、早已是‘诗电影’的代表人物,尤特凯维奇、格拉西莫夫、赫依费茨迄今仍是以散文电影风格的成熟运用而著称。……采用戏剧或诗、散文的风格则属于诗学的范畴。其实、散文化或散文电影在现代电影中已成为相当普遍的风格,它更接近于叙事文学,及艺术散文的诗学特点,因而使电影与文学更加靠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倒可以说,现代电影中的文学形式大为加强了。”接着在谈到苏联电影《海之歌》时,他又说道:“这个电影剧本既有散文、诗(抒情诗)、史诗(叙事诗)的因素,又有戏剧的因素,它既具有较高的电影艺术综合性及电影性,又具有不可置疑的文学魅力或文学性。”[6](下卷p64)显然在真正的电影艺术家那里,他们还是在默默地关注和研究着苏联电影。苏联文学诗意电影对我国的影响在以后年代的电影创作中逐渐显示出来。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电影诞生以后的几十年间都是影戏和戏剧电影的天下,只有极个别的影片如《小城之恋》表现出一定的文学色彩。我国电影真正地向艺术、向文学靠拢是在“”以后开始的。此时电影的风格、样式、结构开始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一大批极富文学性的电影相继出现。随着电影美学观念的进一步确立,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在叙事结构上演化为一种更加随意自由、更加生活化叙事方式,于是出现了散文式电影。如《城南旧事》、《都市里的村庄》、《小街》、《逆光》、《巴山夜雨》、《如意》等。这些影片都力求从电影艺术的本体、现实生活的本源与流程上来进行艺术的变革。《都市里的村庄》采用了多层次、多侧面穿插并进的手法,虽然它以丁小亚受冷漠与孤立的故事为主线,但其他的情节纠葛并不是它的必然有机延伸,而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的,对主题有着自己的意义。《城南旧事》则是以小主人公英子童年的目光,关注着发生在老北京的几个故事,这几个事件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但又是时代的折光,影片的格调朴实清新、含蓄隽永,叙事随意自然,有着极强的艺术真实感。这些影片在结构上都力求避免人物的戏剧化,尽量按照生活的自然流程和真实的时间关系来结构影片。影片还注重细节的运用,注重场面的积累,注重光影造型,强调视觉形象的象征意味,使影片透露出浓浓的诗意。此外这些散文式影片都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新颖的文学式结构形式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并在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获得荣誉。 新时期中国电影美学观念最突出的变化则是文学诗意影片的崛起,这是由一批年轻的“学院派”电影艺术家们带来的。这些艺术家大都是科班出身,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扎实的电影理论知识,并受过严格的电影制作训练。他们观摩了大量的外国影片,其中包括苏联的一些经典影片,并从中汲取有益的艺术元素。他们在对中国传统电影冷静深入反思的基础上,从电影本体论出发,向文学靠拢,大胆实践,终于以自己别具一格的富于诗意美的电影给世人一个惊喜。《红高梁》、《黄土地》、《海滩》、《晚钟》、《菊豆》、《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在世界影坛上相继获得大奖,这标志着中国文学诗意派电影美学的诞生。这些影片充满了强烈的探索精神和造型意识,注重向文学吸取营养。影片中大都通过精心的空间造型和叙事以展示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并以此来揭示审美对象的深刻内涵。影片中那些高度写真又混然整体的空间处理,质朴逼真又达到高度的象征概括化的画面构图、以及精心独到的光影造型等不但给人以新颖的诗的意境感受,而且还传达着丰富多义的历史文化意蕴。 这种诗意美电影还打破了叙事电影中情节是塑造人物、展示内涵的唯一的手段。在传统的电影中叙事性占统治地位,影片要叙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或曲折、或惊险,总是要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这种电影的情节体系,实际上是一种线性的封闭性电影结构表现方式。而诗意电影强调的象诗一样是意象而不只是故事,它刻意追求的是通过比喻、象征、拟人的手法,以及色彩、光影等空间影像的造型以达到作品思想内涵的目的,并希求运用形象的含蓄性给接受者以思考、回味的广阔空间,让接受主体自己去体悟影像造型的思想意义。所以说诗意电影是意象体系,是开放性的结构。由于诗意电影重视影片的造型性,这就必然带来影像思想意念的多义性,一个画面、一缕光影、一抹色彩都可以引起观众多种多样的联想和思索,每个人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可以看出,这种“以形写神”、“写意传神”既有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特征,也有苏联“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艺术韵味。如《海滩》中老鳗鲤等人奔向咆哮的海潮,人和自然合为一体,显示出无穷的意味性。《黄土地》结尾处,憨憨穿着红兜肚在求雨的人群中呼喊着,逆向奔行,画面采用的是高速摄影,缓慢的奔跑动作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它所创造的意念也是耐人寻味,富有意义的,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更是一部情节简单、纯净的电影。有的人把这部影片描述为“散文诗”,也有人称之为“抒情电影”,实际上都无不可。的确,《我的父亲母亲》不同于张艺谋以往的风格,他不是着意在影片中讲述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和故事,而更多地是一种对意境和画面的塑造。这部影片虽然淡化了故事情节,然而却通过优美出众的音画造型传递给观众一种诗情画意的美感,一种心灵的抚慰,表现的是艺术家对美、对真挚爱情的理解和追求。另外,创作者在这类影片中都不是通过画面把现成的结论和观念奉送给观众,而是运用精心营造的富有诗意美的画面引导观众去想象和思考,进而感悟人生,理解世界。总起来看,在文学诗意美字观念下创作的电影作品具有新颖独立的意义,由于这类影片是以新的结构形式和造型语言来表现当代人的意识和观念,所以它不仅是一种直感的艺术,同时也是一种理解思考的艺术,它同当代人多层次、多视点、多极性的思维方式是相一致的。诗意电影及其美学观念正是通过电影的特殊造型手段,向世界电影美学的哲理化、内心化和生活化健步迈进,终于以其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使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独树一帜。电影的这种发展趋势,实际上也是电影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电影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确实汲取了各种艺术的营养,但我认为它主要还是从文学和戏剧获得了更多的自身发展的基质。到现在为止,不管电影的自身视听造型手段有多么长足的发展,他仍然摆脱不了文学的强大支持,或者说他仍然需要向文学那样以其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表现力和对人、对世界深刻认识来赢得自身生存的价值。如果说苏联电影一开始就注意到文学元素的重要性,并进而在电影艺术实践中实现了电影的文学诗意性,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在学习借鉴的前提下,也终于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诗意性电影,这对于我国电影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当前,电影面临着巨大的市场压力,在商品经济规律的支配下,电影文化出现了新的转型,出现了内容风格和艺术形式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令人担忧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影片出现了“浅”、“俗”、“丑”的不良倾向,缺乏艺术的魅力,当然也就不能吸引观众。电影的创作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一味地闹剧化和粗俗化,而应遵循电影的艺术的创作规律,着眼于提高影片的艺术晶位。所以说我们的电影还是应该多借鉴一些外国电影的创作经验,特别是苏联电影的文学诗意性特点,要提高我们的电影的艺术品位,使电影在给人娱乐的同时,更能给人强烈的富有诗意的审美感受,这样电影的发展才会多样化,才会受到观众的喜爱,也才会更有前途。 电影文学论文:苏联电影文学诗意及对电影影响 苏联电影早已成了历史,在中国现在似乎只存在中老年人的记忆里,然而在世界影坛上,苏联电影的辉煌和贡献却是无论如何也抹杀不了的。苏联电影不但具有思想内容的进步性、电影语言的独创性;而且还以其浓郁的文学诗意,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美学特色,并在中俄两国电影文化几十年的交流中,对中国电影美学风格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前,在中国文化处在一个新的转型时期,电影艺术走向市场之际,我们不妨再回过头认真思考研究苏联电影与中国电影的联系和影响,探讨电影在市场中的定位和审美适应性,这将会对我们认识电影发展的本质规律有着很大的益处。 一 符·维·阿格诺索夫在谈到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时曾说道:“20世纪的俄罗斯承传了自身的文化传统,而文学则形象地反映出俄罗斯复杂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这就是我们考察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基础。”[1](p3)实际上也是我们考察苏联电影的基础。上个世纪苏联文学的巨大成就是俄罗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延伸,在世界文坛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就苏联电影来说它和苏联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苏联电影的发展当然也离不开其深厚的文学基础,可以说它是在俄罗斯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浸淫下成长发展起来的。苏联电影从内容到形式上处处都闪现着俄罗斯文学的浑厚、深沉、辽阔的艺术底蕴和壮丽而忧郁的抒情现实主义特色,总能引起人们无比的向往和思考。苏联电影以其鲜明的文学性特征区别于娱乐电影等其他不同类型的电影。特别是“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创作与发展,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电影创作,使苏联电影形成了鲜明独特的文学性诗意风格。 电影的文学性实质上是指电影作品从整体上所体现出来的浓浓的文学精神和韵味,它有别于纯粹的商业电影和戏剧式电影。在电影诞生初期,苏联的电影大师们就反复研究学习俄罗斯的文学传统和创作经验,并从文学创造的角度着力探索电影如何运用电影的影像和视觉表现力来地描绘生活。在默片时代的高潮期,以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库里肖夫、杜甫仁科等一批年轻的电影艺术家在批判法国“先锋派电影”的基础上,富于创造性地实验和发明了电影的镜头剪辑,并揭示了这种剪辑技巧在艺术创作中听显示出来的隐喻、对比、以及理性揭示的巨大艺术表现力,他们把这种关于电影镜头的剪辑组接技术称为蒙太奇。电影蒙太奇可以象文学那样具有艺术典型化的创造作用、对形象内涵的理性揭示和表现功能。客观地讲当时爱森斯坦和普多大金等人对蒙太奇的努力探索实际上是想找到电影艺术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的表现能力,并创造一种艺术性的电影,为此他们创立了以社会主义美学思想为基础的“诗的电影”学派,并奠定了苏联电影的文学风格。对此,米·罗姆认为爱森斯坦等人是充分地继承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的创作精神,“对于我国文学的这些宝贵经验,我们研究得还不够深入,而爱森斯坦是深入研究过的。他所以提出‘杂耍蒙太奇’,正是根据原始艺术、古典悲剧、托尔斯泰的经验以至世界艺术的全部经验概括出这种手法的。”[2](P95)也正是由于此,在他们的电影中都处处洋溢着浓郁的文学色彩。象爱森斯坦拍摄的《战舰波奖金号》和普多夫金拍摄的《母亲》等影片则标志着“诗的电影”的诞生。《战舰波将金号》很好地处理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并注意了诗的隐喻与电影叙事的密切结合,显示出了影片的大气和场面的惨烈,此片赢得世界影坛的广泛赞赏。 为了使电影能够象诗那样去表现出浓郁的情绪性和鲜明的“俄罗斯忧郁”: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爱森斯坦就拍出了《白静草原》,尽管这部影片在当时遭受到了极左思想的批判,但它仍表现出爱森斯坦对电影的诗意情绪化进行的深入不懈探索。影片内容是少先队员巴甫立克·莫洛卓夫因向苏维埃政权告发了富农父亲及其同伙的罪恶阴谋,而被其父亲手杀死的故事。这部影片并没有完全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而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多样的本质,特别是父亲杀子的场面写得极富人情味。此外这还是一部具有屠格涅夫式的诗意片名的影片,影片并没有详细具体叙述一个故事,而是运用多样化的电影语言手段去表达和挖掘影片的内涵。本片按照爱森斯坦的说法就是影片的“绝大部分材料都是采用非现实主义手法处理的”,这里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隐喻、借喻、假定性等手法,这些丰富多样的表现技巧使影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影片还特别突出了影像造型的电影元素作用,环境、布景、自然景色、道具、照明、明暗对比等成为超越演员表演和对白的重要的剧作手段,较好地完成了对人物的塑造和对影片内容的表现。影片正象科瓦洛夫所分析到的,在影片中“爱森斯坦没有把大自然意识形态化,而是赋予它以灵性。他的仁慈厚道的俄罗斯中部地带并不是冷漠无情的,他发怒、欢乐、和悲伤。在那里整个人类世界都是自由自在的。在永恒、回声隆隆的苍穹下,杀子本身就具有奉献牺牲的语言的特征。”(3)(p137)这类“诗电影”对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影响很大,以至后来出现一大批优秀的诗电影,象《伊万的童年》、《跟随太阳走的人》、《雁南飞》、《士兵之歌》、《恋人曲》等影片。因为这些影片都非常好地运用了诗的语言表现方式:譬喻、寓意、象征、主观情感性等艺术手法,使影片比较完美地体现了作为文学主要形式——诗歌的艺术韵味。 “散文电影”是苏联另一种极具文学色彩的电影体裁形式。散文电影是通过人物的形成过程去体现主题思想,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其表现手法体现了散文创作的“形散神凝”的基本特点。就这一点而言,这也是戏剧与小说的共同美学要求。戏剧有其时空局限,强调对话,视点固定等特性;小说也有其时空跳跃,结构灵活,重视抒情和描写以及插叙等特性:散文电影也就是借鉴了小说与戏剧的艺术表现特点,并以更加纪实的方式使影片能真实的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的丰富多彩的性格特征。其中早期影片有:罗姆的《列宁在十月》、《夏伯阳》;艾尔姆列尔的《伟大的公民》,以及格拉西莫夫的《七勇士》、《教师》等影片,这些都是富有代表性的散文电影。其中,格拉西莫夫的电影最具散文的特征。格拉西莫夫非常喜欢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的作品,他从契诃夫的作品中汲取了大量文学和美学的营养,力图像契诃夫那样,深入地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在影片中体现出“平凡中的诗意”和“平凡中的美”。在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有非常好的散文电影的出现,如舒克申的《红莓》、舍皮奇科的《升华》和罗斯托茨基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影片。特别是最后这部影片以散文诗的方式展示了二战时期苏联女战士的魅力与悲壮。正像卡拉甘诺夫所谈到的:“姑娘们在远离前线和部队的卡累利阿地区森林里一个接一个倒下去了,但是他们在牵制了敌人、阻止敌人伞兵窜向白海运河的战斗中立下了功劳,……每个姑娘都像他们的指挥员瓦斯科夫准尉一样,在影片的进行中展示出自己的个性。因此,他们建立功勋的诗学形象表现得更加突出,对胜利的价值的思考也通过银幕动作、气氛和语调得到更加清晰地刻画。”[4](p110)影片以充满诗意的艺术意境,描绘了影片的典型环境:幽静的山林、漂浮着轻纱一样的雾的湖面,古老的乡野小教堂,远近传来的鸟的叫声,安宁而又富有生气的村庄。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发生了一场卓绝的生死较量。六个美丽的姑娘为祖国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象爱神一样的女战士在这样美的环境里为国捐躯,使人充满了痛惜和崇敬。影片的诗化散文特点还表现在它的结构上,在影片中以残酷的战斗为发展主线,然后根据主题表现的需要,构筑了三个不同时空的画面形式,并从空间的情绪色彩上创造了这种结构所必需的意境。黑白颜色的镜头表现的是阴森残酷的战争,高光色彩镜头表现的是姑娘们对战前爱情与家庭的回忆,而真实还原的色彩则是对现实安宁幸福生活的再现。正是这样的彩色蒙太奇的结构形式,使严峻的战争、梦一般的回忆和绚丽的现实既形成鲜明的对比,又有着密切联系。高调彩色而提纯了的回忆场面是现实女战士的信念和力量的源泉,而现实那美丽灿烂的山林,又是女英雄们的崇高精神的折光。影片以凝炼的笔触、抒情的意境和新颖的结构形式,从多方面塑造出了极富启迪意义的银幕形象,并深刻地揭示了战争实质。 综上所述,苏联电影中所表现出来强烈诗意和散文色彩,实际上是其所追求的文学风格的多种表现方式,并折射着俄罗斯文学的传统的文化色彩。电影的这种风格也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新颖的欣赏喜悦和美的艺术享受。正是由于此,苏联电影在世界影坛上独树一帜,并对我国的电影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苏联电影浓郁的文学特性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中国的电影艺术创作,然而这种艺术上的影响由于社会政治方面的极左思想的制约,有时候显得顺利,有时候也呈现出曲折和困难。这是因为当时我国的政治大环境决定了电影所关注的首先是电影的思想内容,也就是说中国电影对于苏联电影的接受首先注重的是其革命的思想内容。我们从众多的苏联电影作品中认识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看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与巩固政权的复杂性与艰苦性,并鼓舞了我们的胜利信心。此外,我们更多的还是提倡从前苏联电影中获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和感染,如所放映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乡村女教师》等等。这一些电影在当时确实给了正在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以极大的鼓舞和教益,也对年轻的新中国电影给予极大地影响。正象夏衍同志所描述的:“以苏联电影为榜样,并制成了许多反帝反封建的、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影片。”[5](P8)而这一切在我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作品中可以看出来,象《钢铁战士》、《红日》、《红旗谱》、《南征北战》、《地道战》等影片。可以说苏联不但影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而且,也整整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思想和电影审美观念。但是此时我们的失误也是严重的,那就是我们在关注苏联电影的革命性与思想性的同时,却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苏联电影在艺术上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文学诗意的美学特性。特别是当五十年代苏联电影出现解冻迹象时,不少的富有探索精神的苏联电影艺术家坚持人道主义原则,努力从多方面开拓电影表现生活的领域,并且在艺术形式上进行大胆的试验,拍出了很多富有强烈文学性的“诗电影”和“散文电影”。象《雁南飞》、《海之歌》、《士兵之歌》、《七面风》、《伊万的童年》、《恋人曲》等为人们所瞩目的优秀影片。这些影片虽然也能很快通过不同渠道输入到中国,但那时国内对待这些影片的态度很是令人费解的。当时的情况是,这些影片大都是作为反面教材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放映,人们不但对这些影片思想内容的变化和艺术形式的创新视而不见反而以极“左”的态度对其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活动,把这些富有艺术探索价值的影片看作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黑样板,是政治上的修正主义,是艺术上的形式主义。当然也有一些电影界的有识之士,敏锐的注意到这些苏联影片的审美意识上的创新性,并对这些影片的诗学特点做出了深入的分析。郑雪莱先生对此曾说道:“我们有些同志囿守于三四十年代:‘戏剧电影’的概念,认为‘诗电影’、‘散文电影’等等仿佛都属于旁门左道,甚至将其斥为‘现代派’,殊不知爱森斯坦、杜甫仁科、早已是‘诗电影’的代表人物,尤特凯维奇、格拉西莫夫、赫依费茨迄今仍是以散文电影风格的成熟运用而著称。……采用戏剧或诗、散文的风格则属于诗学的范畴。其实、散文化或散文电影在现代电影中已成为相当普遍的风格,它更接近于叙事文学,及艺术散文的诗学特点,因而使电影与文学更加靠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倒可以说,现代电影中的文学形式大为加强了。”接着在谈到苏联电影《海之歌》时,他又说道:“这个电影剧本既有散文、诗(抒情诗)、史诗(叙事诗)的因素,又有戏剧的因素,它既具有较高的电影艺术综合性及电影性,又具有不可置疑的文学魅力或文学性。”[6](下卷p64)显然在真正的电影艺术家那里,他们还是在默默地关注和研究着苏联电影。苏联文学诗意电影对我国的影响在以后年代的电影创作中逐渐显示出来。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电影诞生以后的几十年间都是影戏和戏剧电影的天下,只有极个别的影片如《小城之恋》表现出一定的文学色彩。我国电影真正地向艺术、向文学靠拢是在“”以后开始的。此时电影的风格、样式、结构开始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一大批极富文学性的电影相继出现。随着电影美学观念的进一步确立,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在叙事结构上演化为一种更加随意自由、更加生活化叙事方式,于是出现了散文式电影。如《城南旧事》、《都市里的村庄》、《小街》、《逆光》、《巴山夜雨》、《如意》等。这些影片都力求从电影艺术的本体、现实生活的本源与流程上来进行艺术的变革。《都市里的村庄》采用了多层次、多侧面穿插并进的手法,虽然它以丁小亚受冷漠与孤立的故事为主线,但其他的情节纠葛并不是它的必然有机延伸,而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的,对主题有着自己的意义。《城南旧事》则是以小主人公英子童年的目光,关注着发生在老北京的几个故事,这几个事件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但又是时代的折光,影片的格调朴实清新、含蓄隽永,叙事随意自然,有着极强的艺术真实感。这些影片在结构上都力求避免人物的戏剧化,尽量按照生活的自然流程和真实的时间关系来结构影片。影片还注重细节的运用,注重场面的积累,注重光影造型,强调视觉形象的象征意味,使影片透露出浓浓的诗意。此外这些散文式影片都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新颖的文学式结构形式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并在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获得荣誉。 新时期中国电影美学观念最突出的变化则是文学诗意影片的崛起,这是由一批年轻的“学院派”电影艺术家们带来的。这些艺术家大都是科班出身,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扎实的电影理论知识,并受过严格的电影制作训练。他们观摩了大量的外国影片,其中包括苏联的一些经典影片,并从中汲取有益的艺术元素。他们在对中国传统电影冷静深入反思的基础上,从电影本体论出发,向文学靠拢,大胆实践,终于以自己别具一格的富于诗意美的电影给世人一个惊喜。《红高梁》、《黄土地》、《海滩》、《晚钟》、《菊豆》、《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在世界影坛上相继获得大奖,这标志着中国文学诗意派电影美学的诞生。这些影片充满了强烈的探索精神和造型意识,注重向文学吸取营养。影片中大都通过精心的空间造型和叙事以展示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并以此来揭示审美对象的深刻内涵。影片中那些高度写真又混然整体的空间处理,质朴逼真又达到高度的象征概括化的画面构图、以及精心独到的光影造型等不但给人以新颖的诗的意境感受,而且还传达着丰富多义的历史文化意蕴。 这种诗意美电影还打破了叙事电影中情节是塑造人物、展示内涵的唯一的手段。在传统的电影中叙事性占统治地位,影片要叙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或曲折、或惊险,总是要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这种电影的情节体系,实际上是一种线性的封闭性电影结构表现方式。而诗意电影强调的象诗一样是意象而不只是故事,它刻意追求的是通过比喻、象征、拟人的手法,以及色彩、光影等空间影像的造型以达到作品思想内涵的目的,并希求运用形象的含蓄性给接受者以思考、回味的广阔空间,让接受主体自己去体悟影像造型的思想意义。所以说诗意电影是意象体系,是开放性的结构。由于诗意电影重视影片的造型性,这就必然带来影像思想意念的多义性,一个画面、一缕光影、一抹色彩都可以引起观众多种多样的联想和思索,每个人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可以看出,这种“以形写神”、“写意传神”既有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特征,也有苏联“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艺术韵味。如《海滩》中老鳗鲤等人奔向咆哮的海潮,人和自然合为一体,显示出无穷的意味性。《黄土地》结尾处,憨憨穿着红兜肚在求雨的人群中呼喊着,逆向奔行,画面采用的是高速摄影,缓慢的奔跑动作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它所创造的意念也是耐人寻味,富有意义的,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更是一部情节简单、纯净的电影。有的人把这部影片描述为“散文诗”,也有人称之为“抒情电影”,实际上都无不可。的确,《我的父亲母亲》不同于张艺谋以往的风格,他不是着意在影片中讲述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和故事,而更多地是一种对意境和画面的塑造。这部影片虽然淡化了故事情节,然而却通过优美出众的音画造型传递给观众一种诗情画意的美感,一种心灵的抚慰,表现的是艺术家对美、对真挚爱情的理解和追求。另外,创作者在这类影片中都不是通过画面把现成的结论和观念奉送给观众,而是运用精心营造的富有诗意美的画面引导观众去想象和思考,进而感悟人生,理解世界。总起来看,在文学诗意美字观念下创作的电影作品具有新颖独立的意义,由于这类影片是以新的结构形式和造型语言来表现当代人的意识和观念,所以它不仅是一种直感的艺术,同时也是一种理解思考的艺术,它同当代人多层次、多视点、多极性的思维方式是相一致的。诗意电影及其美学观念正是通过电影的特殊造型手段,向世界电影美学的哲理化、内心化和生活化健步迈进,终于以其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使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独树一帜。电影的这种发展趋势,实际上也是电影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电影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确实汲取了各种艺术的营养,但我认为它主要还是从文学和戏剧获得了更多的自身发展的基质。到现在为止,不管电影的自身视听造型手段有多么长足的发展,他仍然摆脱不了文学的强大支持,或者说他仍然需要向文学那样以其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表现力和对人、对世界深刻认识来赢得自身生存的价值。如果说苏联电影一开始就注意到文学元素的重要性,并进而在电影艺术实践中实现了电影的文学诗意性,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在学习借鉴的前提下,也终于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诗意性电影,这对于我国电影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当前,电影面临着巨大的市场压力,在商品经济规律的支配下,电影文化出现了新的转型,出现了内容风格和艺术形式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令人担忧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影片出现了“浅”、“俗”、“丑”的不良倾向,缺乏艺术的魅力,当然也就不能吸引观众。电影的创作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一味地闹剧化和粗俗化,而应遵循电影的艺术的创作规律,着眼于提高影片的艺术晶位。所以说我们的电影还是应该多借鉴一些外国电影的创作经验,特别是苏联电影的文学诗意性特点,要提高我们的电影的艺术品位,使电影在给人娱乐的同时,更能给人强烈的富有诗意的审美感受,这样电影的发展才会多样化,才会受到观众的喜爱,也才会更有前途。 电影文学论文:儿童文学电影改编思考 [摘要]电影和文学虽属于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但改编却将两者巧妙地结合起来。儿童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它以其生动活泼的语言风格、天马行空的诡谲想象、丰富多样的叙事内容而大放异彩,深受读者的喜爱。在视觉文化成为主流的今天,将儿童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例子不胜枚举。本文即以英美经典文学的电影改编作为切入视角,从改编策略、改编效果、影像表达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探讨文学与电影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把握电影改编的规律。 [关键词]儿童文学;电影;改编 电影和文学虽属于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但改编却将两者巧妙地结合起来。在电影发展史上,大量的文学作品都通过改编的方式被搬上大银幕,如《乱世佳人》《傲慢与偏见》《面纱》《肖申克的救赎》等著名影片都是由小说改编而成的。儿童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它以其生动活泼的语言风格、天马行空的诡谲想象、丰富多样的叙事内容而大放异彩,深受读者的喜爱。[1]在视觉文化成为主流的今天,将儿童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例子不胜枚举。本文即以英美经典文学的电影改编作为切入视角,从改编策略、改编效果、影像表达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探讨文学与电影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把握电影改编的规律。 一、改编策略 电影与文学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类型,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就意味着把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绝非易事。作为视觉艺术的电影主要通过直观的影像画面来讲述故事,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而小说则依靠文字来塑造人物形象,描写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所以,将文学改编为电影实质就是将文字语言转换为视听语言的过程。但电影改编并不是简单照搬复原,而是要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作,这样才能获得成功。为数众多的英美儿童文学的电影改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被搬上大银幕,引起了轰动。首先,叙事内容的转换是英美经典儿童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重要手段。电影和儿童文学都是典型的叙事性艺术,以讲述故事作为自己的叙事基础,这种共通的特点为把文学改编成电影提供了可能。删增与改动是电影改编的主要手段,是把文学转化为电影的必经之路。[2]以经典童话故事《灰姑娘》的电影改编为例。灰姑娘的故事在欧洲流传久远,很多电影制作者都对这个童话进行过改编,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迪士尼推出的《仙履奇缘》三部曲,即《仙履奇缘》《美梦成真》和《时间魔法》。1950年上映的动画影片《仙履奇缘》基本上延续了原著的叙事模式,讲述了处境凄惨的灰姑娘在神仙教母的帮助下成功地参加了王子举办的舞会,并最终获得幸福的故事。除此之外,影片也保留了小说中的经典元素,如水晶鞋、南瓜车、魔法等,这体现了影片对原著继承的一面。但灰姑娘的故事内容相对简单,无法满足电影74分钟的片长要求,于是在改编的过程中,电影增加猫鼠追逐等情节,丰富了影片的叙事内容。而《美梦成真》和《时间魔法》作为续作,它们对灰姑娘的故事则进行了全新的演绎。2002年推出的这部《美梦成真》由三个故事连缀而成,讲述了灰姑娘成为王妃后的生活。身为王妃的灰姑娘无法适应自己的新身份,这令她感到十分难过。在经历了挣扎与纠结、痛苦与迷茫之后,灰姑娘终于意识到了只有做回自己,这样的生活才会完美。2007年的《时间魔法》讲述了继母利用魔法将灰姑娘打回原形,但坚强的灰姑娘通过自己的努力打败了邪恶的继母,重获属于自己的幸福。由这三部影片可以看出,它们都以灰姑娘的故事作为叙事基础,同时又根据影片需要进行了改编,将灰姑娘的故事进行了全新的演绎,令人眼前一亮。其次,在改编的过程中对人物形象进行重新塑造,这是电影改编的另一策略。英美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为电影改编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同时它们也通过电影的传播而焕发着新的生机与活力。在电影史上,为数众多的英美儿童文学都被改编成电影,如《查理与巧克力工厂》《精灵鼠小弟》《冰雪奇缘》《驯龙高手》等。这些影片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对人物形象进行了重新塑造,这大大增强了电影的艺术表现力。在蒂姆•伯顿执导的影片《爱丽丝梦游仙境》中,导演对女主人公爱丽丝这一形象的刻画可谓用心良苦。这部影片是根据英国童话大师刘易斯•卡罗尔的两部儿童作品———《爱丽丝漫游仙境》和《爱丽丝镜中奇遇记》改编而来的。电影通过爱丽丝掉进兔子洞展开叙事,讲述了她在仙境的种种遭遇。在爱丽丝形象的塑造上,影片与小说相比大有不同。小说中的爱丽丝还是一个孩子,对未知世界充满了无尽的幻想,天真活泼;而电影中的爱丽丝是一个19岁的少女,遇到事情有着自己的看法。小说对于爱丽丝形象的刻画较为单薄,没用凸显出人物在经历困难后的心理变化;而电影则通过爱丽丝击败红皇后、解救疯帽子、大战恶龙等情节细腻地表现了爱丽丝内心的波动与选择,由此将一个丰满、立体的人物呈现在观众眼前。 二、改编效果 将经典的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是目前电影创作的主要手段,是沟通电影与文学的纽带。一般来说,电影与儿童文学属于不同的艺术形式,有着各自的创作规律与特点,这就决定了将儿童文学转换成电影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因此,在对文学进行改编的过程中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在文学基础上进行改编的电影作品无论是在叙事节奏上,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抑或是故事情节方面,都与原著不尽相同。首先,根据儿童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在叙事节奏上更显紧凑。文学与电影毕竟存在着不同:文学作品可以用洋洋洒洒的几十万字来讲述故事,但电影需要在有限的时间里通过激烈的戏剧冲突、明快的叙事节奏来完成叙事,以此来吸引观众的目光。因此,改编自文学作品的影片与原著相比会呈现出极大的不同之处,这突出地表现在叙事节奏上。儿童文学以儿童作为阅读主体,多以平铺直叙的单线叙事为主,故事情节相对简单,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并不激烈,这符合儿童的认知能力和接受水平。[3]但是电影在受众群体的定位上并不局限在某一个群体,这影响着电影的改编策略。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饱满立体的人物形象、引人入胜的悬念设置是电影改编的主要特征,呈现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根据同名儿童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夏洛的网》在清新自然的镜头语言下,讲述了小猪威尔伯与蜘蛛夏洛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故事。电影为了使叙事更加紧凑、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于是在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改动。如删减了夏日、家庭谈话、蟋蟀等章节,增加了老鼠、蜘蛛、乌鸦等动物的戏份。这样的改编策略使得整部影片的故事情节更加流畅、紧凑,给人一种一气呵成的感觉。其次,从文字到电影的改编效果还体现在叙事主题的继承与深化上。在英美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中,赞美人性的善良与美好是其主要的叙事内容。如《夏洛的网》中对纯真友谊的歌颂、《动物农庄》中对动物反抗精神的赞美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样,以这些文学作品为蓝本改编而成的电影在主题思想上也体现着明显的继承性。但是儿童文学以通俗易懂为主,这必然会影响作品的思想表达深度,给人一种浅显、简单的感觉。因此,电影制作者在进行改编的过程中,会通过各种方式深化原著的主旨,以影片《爱丽丝梦游仙境》为例。电影突破了原著的故事情节,在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下,讲述了主人公爱丽丝的成长历程。电影延续着小说中爱丽丝对自我身份的寻找与确认这一主题,“我是谁”成为困扰爱丽丝的一个难题。除此之外,影片还深化了电影的主题,将成长的主题融入爱丽丝寻找自我的过程中,这样的处理使电影更耐人回味。从表面上看,爱丽丝在仙境所做的一切是命中注定,因为“预言书”中早有记载。但是,影片着重刻画了爱丽丝在遭遇困难时候的点滴成长轨迹。当她回到现实世界,勇敢地拒绝了豪门公子的求婚时,一个独立自信的女性人格由此树立。 三、影像表达 在电影发展史上,涌现的许多经典儿童影片都是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改编为电影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同时文学作品也通过改编焕发了新的生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主要借助文字来描绘形象,留给读者巨大的想象空间;而作为直观艺术的电影则是通过镜头语言来表情达意。改编成为沟通文学与电影之间的桥梁,实现了两者之间的转化。从文字到影像,改编电影赋予了原著新的生命。首先,根据英美经典儿童文学改编的电影直观地呈现了原著的空间场景。从文学到电影的改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中包括叙事内容的改造、人物形象的重塑、环境场景的选择等。或唯美、或壮观的场景环境为人物活动提供了空间场所,成为刻画人物心理、渲染氛围的重要手段,因此也成为电影改编者关注的重点。2010年梦工厂推出的系列影片《驯龙高手》改编自葛蕾熙达•柯维尔的同名儿童文学作品,讲述了维京少年希卡普成长为一个英雄的传奇故事。影片开始就是一场激烈的人龙大战的场面:喷射火焰的凶猛巨龙、四处逃跑的维京居民、英勇奋战的屠龙勇士……整个博克岛陷入一片慌乱之中。电影通过刻画如此激烈的战争场面,凸显了人类与恶龙之间势不两立的生存状态。在村落居民的心中,龙是邪恶、可怕的生物。因此,“格杀勿论”成为每个村民心中的基本信条,但这之中不包括希卡普。少年希卡普也曾想通过屠龙行为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能力,也想肩负起保卫家园的重任。但当一条受伤的夜煞摆在他眼前时,他犹豫了,最终他选择放走夜煞。在接下来与夜煞的相处中,他渐渐发现龙并没有人们所描述的那么可怕。影片通过场景的呈现,描绘了一幅人龙和谐相处的感人画面。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巨龙巢穴的视觉呈现:在雾气缭绕的画面中,成群的龙飞进了一个漆黑的山洞,将捕获的食物投到深渊之中。电影以鬼魅的红色、阴冷的黑色作为主色调来表现空间环境,营造了一种阴森、恐怖的氛围。其次,改编电影的影像表达还体现在影像风格方面。文学作品是电影素材的重要来源之一,为电影的发展注入活力。改编电影主要通过把大量的文学语言转化为流动、直观的画面呈现在观众眼前,进而实现两种艺术之间的转换。但是不同的导演因为个人风格的不同,他们拍摄出的电影也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这在英美儿童文学的电影改编中自然也不例外。例如,鬼才导演蒂姆•伯顿在拍摄电影时就常常将哥特元素融入其中,这在《剪刀手爱德华》《僵尸新娘》等诸多影片中都有体现。在改编电影《爱丽丝梦游仙境》中,蒂姆•伯顿同样以他所擅长的哥特手法进行拍摄,展现了导演独特的艺术创造力。[4]掉入兔子洞的爱丽丝来到了仙境,跟随她的脚步观众看到了神秘的古堡、阴森的墓地、恐怖的森林……导演用哥特元素装饰画面,营造了一个充满神秘气息的童话世界,令人大饱眼福。而在系列影片《霍比特人》中,彼得•杰克逊则用气势恢宏的场景、如梦如幻的色彩、灵活多变的镜头打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魔幻世界。霍比特人比尔博•巴金斯原本生活在夏尔国,这里山清水秀,景色宜人。但是巫师甘道夫的到来却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巴金斯由此展开了一系列充满传奇色彩的冒险旅程。在路途中,这支探险队不仅看到了隐藏在森林深处的精灵王国、可怕的荒蛮之地,还遭到了半兽人军队的围攻、恶龙史矛革的攻击。在历尽千辛万苦之后,主人公巴金斯终于成为一位有担当的霍比特人。作为影像时代下的“宠儿”,电影在诞生之初就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方面,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为电影艺术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故事素材,成为电影创作的一个重要源泉。另一方面,电影凭借其强大的视听优势将文学语言转换成直观的画面,扩大了文学作品的影响力。《驯龙高手》《动物庄园》《纳尼亚传奇》等经典英美儿童文学的成功改编为电影艺术的蓬勃发展注入了动力,同时也为电影产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作者:王菲 单位:中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利弊及策略 摘要:高校外国文学教学引入电影,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外国文化背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教学相长,但容易造成学生以观影取代文本阅读。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要坚持文本教学为主、电影教学为辅的原则,精心甄选影片,引导学生回归文本阅读,通过文本细读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比较文学的思维方法。 关键词:外国文学 电影 细读 问题意识 比较文学 在视听文化影响强大的当下,经典名著备受冷落已是不争的事实。大学生普遍倾心于影视产品带来的视听愉悦,而对文学名著的阅读兴趣索然,这给以作品为支撑的外国文学课堂带来了挑战,有学者提出构建“图文互文的教学模式”。[1]许多中文专业的教师根据外国文学的课程特点和大学生审美心理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将外国电影作为课程资源引入课堂进行开发利用。电影进入外国文学课堂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为学生了解外国文化打开一扇窗,也可能会让学生止步于文学阅读。教师只有正确认识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地位作用和弊端,才能充分发挥电影作为课程资源的功能,拓宽学生文化视野,“引导大学生健康地鉴赏西方文学经典,吸纳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从而建构开放性的人文视野。”[1]培养学生比较文学的思维方法。本文围绕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利弊和策略进行思考探索,希望能对外国文学课堂改革提供一些启发。 1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的优势 1.1电影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异域文化 外国文学教学引入电影资源,为学生感知国外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媒介。文学是人类精神文化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国文学植根于深厚的国外文化土壤中,对外国文化背景和特点的了解将有助于学生深入解读外国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学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中长大,对西方文化存在疏离感,文化差异成为学生学习外国文学的障碍。由于个人经历、视野的局限,学生对异域文化的了解也仅仅停留在一些文化符号上。学生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基本上是由外文翻译的中文版本,因此与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学作品又隔了一层。文学作品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学生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理解和阐释,是建立在了解国外历史文化背景的基础上。学生对外国文化和价值观念了解不足,学习外国文学如同雾里看花、隔靴搔痒。译制电影是学生感知了解外国文化的便捷途径,尽管电影中的人物语言经过了翻译转化,但影片所负载的风俗、礼仪、艺术、宗教、历史等文化信息则是原始直接的呈现,它是鲜活生动的文化资料,能够带给学生直接的感性认知,为学生深入解读文学作品的人文意蕴奠定基础。 1.2电影进入外国文学教学能促进教学相长 新生代大学生思想自由活跃,周围充斥着让人目不暇接的文化消费产品。外国文学课堂如果继续依靠教材和教师传统的讲授已经很难唤醒他们的热情和求知欲。声、情、画并茂的影音资源则让他们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能够调动学生学习外国文学的兴趣。课堂教学改革提倡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只有学生的兴趣被充分调动起来,主体性作用才能得到发挥,而电影资源的巧妙嵌入有助于打破沉闷的课堂氛围,吸引学生走进外国文学的世界,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投入外国文学课程的学习,提高学习效果。电影进入外国文学课堂,可以促进教师专业技能的拓展和文化素养的提升。电影是一门有别于文学的艺术样式,它的叙事手法、鉴赏方法都与文学存在着差异。外国文学教师要高效利用电影资源为教学服务,需要加强电影艺术鉴赏活动和专业理论的学习。教师在教学中运用电影资源,重在培养学生跨学科的思维方式,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探索文学作品向电影艺术转化过程中的取舍与再创造问题,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教师只有加强电影鉴赏和批评方面的知识学习和实践活动,才能在教学过程中游刃有余、收放自如,实现文本阅读与电影鉴赏的有机融合,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2外国文学课堂利用电影的弊端 文学和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样式,它们有各自的媒介、言说方式和话语体系。依据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融合了编导的生命体验、价值取向、艺术个性等元素,即使是忠于原著的电影也已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异。电影创作者受到电影时间和叙事节奏的制约,在改编时会对原著中的人物、内容、情节等进行削减和压缩。阅读一部长篇小说一般需要几天的时间,而观看一部译制影片仅需一两个小时,且给人带来视听愉悦。尽管每位外国文学老师都会给学生提出文本阅读要求,但很多学生通过观看影片捕捉故事情节,体会人物形象,把电影看作原著的压缩版,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放弃对作品的阅读。文本阅读的缺失会阻碍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展,造成学生语言运用能力的下降。电影毕竟是一种面向大众的消费文化产品,在创作的过程中会考虑大众的审美趣味和市场因素,会对原著进行大刀阔斧的改编,造成电影在人文诉求、风格呈现等方面与原著产生很大的分离。如果学生选择这样的影片作为文本阅读的替代品,则会造成对原著的误读。 3外国文学教学运用电影的策略 3.1坚持文本教学为主、电影教学为辅的原则 电影资源进入课堂只是一种辅助性的教学手段,它以服务文本教学为指归。外国文学教学以文学课程的学习为主阵地,“一切教学活动都应在本专业教学大纲教学计划下合理有序地进行。影视教学服务于文学教程,就是要更加突出专业特点,更好地完成课程任务。”[2]教师要正确认识电影资源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作用和地位,不能喧宾夺主,以影片观赏代替课堂讲授。教师在外国文学教学实践中根据学习内容的特点和学生的认知水平,适时引入电影资源,充分发挥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课程资源作用。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代表作家雨果和司汤达,他们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蕴含着丰富的宗教、历史、社会心理等文化信息。由于年代间隔及社会文化差异,仅靠文本阅读及想象活动和教师的讲解,学生难以进入小说构建的历史文化场景中。教师如果借助《巴黎圣母院》《红与黑》等经典影片,可以帮助学生进入立体可感的历史情境中,缩小历史文化隔膜感,走近文学大师精心营造的艺术世界,用心灵触碰他们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 3.2精选影片,引导学生回归文本阅读 部分外国文学名著有不同的电影改编版本,有的电影对原著改动较大,注入了浓重的商业元素,不适合选作外国文学教学的课程资源。教师要有效利用电影资源为教学服务,需要谨慎筛选影片,“真正把那些成功地体现原著精神,又能依据影视艺术本体特征改变而生成的作品带进课堂。”[3]教师在选择影片时,最好选取原声带中文字幕的电影,此类影片能够呈现给学生原生态的声音和情境。《高老头》、《包法利夫人》(1991版)、《巴黎圣母院》、《红与黑》、《安娜•卡列妮娜》等影片成功再现了原著的艺术风格,不仅能够带给学生强烈的视觉审美体验和情感涤荡,而且能够诱发学生阅读原著的冲动。“文学经典的意义永远阐释不尽,而一个好的电影版本只是众多阐释中的一种,鼓励学生从图像回归到文字,在比较和细读中发现问题,获得认知和审美感受。”[4]教师选取忠实于原著主题和艺术风格的影片,通过电影这扇艺术之门,引导学生向文本阅读回归。学习外国文学如果离开了文本阅读这一根本方法,无异于缘木求鱼。通过电影这个窗口,教师有意识“引导学生去潜心阅读小说原著,培养学生对文学的敬畏之心和专业责任感,进而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审美情趣和鉴赏批判能力。”[5]阅读在外国文学课程的学习中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功能,学生要涵养文学精神,是不能绕过文学作品阅读这个基本途径的。阅读过程是一个陶冶心灵和蓄养情操的过程,它能够发展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丰富自身的生命体验,提升人文素养。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对外国经典电影与小说文本进行参照性阅读。日本电影《罗生门》通过多视角叙事揭示人性的深邃复杂,福克纳的意识流小说《喧哗与骚动》也采用了多视角复沓叙事的手法。学生在学习福克纳这一部分内容时,教师可以推荐学生观看影片《罗生门》,学生通过观摩影片获得对多角度叙事的感性认识,再引导学生阅读福克纳的代表作《喧哗与骚动》。通过两者的对比性阅读,教师顺势引导学生比较辨析二者叙事艺术的差异,实现文学史与文论学习的结合,在阅读实践中提升学生思辨能力和理论素养。学生在文本的阅读过程中,可以与作家的灵魂展开碰撞和对话,丰富情感,锻炼独立思考的能力。 3.3重视文本细读,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跨学科思维 “从比较文学的观念出发改革外国文学课程,对于培养本科生的比较文学观念与世界文学眼光、本硕阶段专业知识的自然衔接以及和课程本身的时代性和学术性,都是十分有利且必要的。”[6]而引导学生对电影和原著进行比较性阅读是培养学生比较文学思维的一条途径。以文学作品为蓝本的电影改编是一个跨学科重构的过程,电影创作者在重构的过程中融入了许多时下流行的文化元素,赋予文学经典以现代性审美内涵,表达创作者的审美旨趣和艺术追求。教师引导学生从跨学科、跨文化的角度思考文学与电影艺术之间的关系问题,利用这类电影资源帮助学生建立比较文学的概念。例如好莱坞影片《特洛伊》对《伊利亚特》的改编大胆调整了人与神的关系,有意弱化了神的色彩和力量,突出了人的因素。[7]教师要把学生观影的热情与史诗的阅读结合起来。教师在运用影片进行外国文学教学时,要有明确的目的性,精心设计问题,引导学生通过对小说和电影文本的细读,考量电影在画面构图、场景调度、视点转换等方面的深层意蕴,探索电影在人物形象塑造、情节设计等方面对原著的继承和超越。只有通过对文本的细读,才能洞察细节差异,逐步建立起问题意识,在比较文学的视域下探索文学转化为电影艺术过程中的“遗传”和“变异”问题。教师要引导学生将碎片化的感性认识进行梳理归纳,上升到理性思考的层面,逐步培养学生比较文学的思维能力。而比较文学的视野和思维对学生日后的工作实践或者学术研究都是大有裨益的。由于外国文学教学课时和教学任务的限制,教师可以将精选的外国影片推荐给学生在业余时间进行观摩鉴赏,将影片细读延伸到课堂之外。在观摩影片之后,鼓励学生撰写影片赏析或评论,对学生进行思维和语言能力训练,这样不仅可以优化教学效果,也有利于学生实践技能的发展;也可以借助撰写课程论文或者毕业论文的机会,激发学生调动自身的知识储备和审美感受力,在文学作品和电影的话语转换之间进行穿越性思考,将体验和感悟进行理论化、系统化的阐发,培养学生的学术思维能力,为他们今后的学习研究奠定基础。 作者:黄晓丽 单位:周口师范学院政法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网络文学与电影互动性消费研究 一、网络文学:电影改编的源头活水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网络文学和电影改编,在其生产、传播、消费等各个环节中都呈现出消费时代的属性特征。首先,从创作文本上来看,网络文学积极探索大众文化心理,寻找作品与读者之间的情感共鸣,倾向于消遣化、娱乐化、青春化的文学风格,丰富的题材类型几乎涵盖了大众的各类选择,在改编成电影剧本时自然迎合了市场的消费需求。如网络人气小说《失恋33天》立足于青春情感题材,在网络上连载时便拥有极高的点击率。在对其进行电影改编时,制片方以“光棍节”爱情治愈系电影为卖点,取得了不凡的票房业绩。网络文学的优势不仅在于其适应市场需求的文学题材类型,还在于其拥有海量的故事资源。如网络小说《请你原谅我》讲述了一位罹患癌症的都市女白领叶蓝秋因“公交不让座”而遭到全民网络人肉搜索的故事,后改编为电影《搜索》(陈凯歌执导)。影片中通过人物、事件的逐层推进,展现了一系列如同“蝴蝶效应”般的职场、道德、舆论、人情等社会各方面的变动沉浮。该影片以其新颖独特的故事题材,在国产电影低潮期一路逆势而上,最终获得了电影市场的认可。电影与网络文学结合带来的是资源共享,这种共享不仅可以有效地缓解电影剧本资源的匮乏,也可以实现网络文学与电影的市场双赢。其次,从版权营销上来看,网络文学既是电影剧本的源头活水,同时又能降低电影剧本的版权费用。当下的文学网站已进入“全版权营销”时代,各网站通过多媒体、跨行业的营销建立起了“签约—付费阅读—印刷出版—影视—游戏改编”等一系列完整的产业链模式。网络文学的作者大多只是业余出身,他们的版权费用与专业编剧相比自然存在不小的差距。虽然随着网络文学电影改编热潮的兴起,网络的版权费用也在逐年提升,但对于制片方来说,相较于支付给知名编剧的版权费用,购买网络文学的改编版权仍具有较大的资金优势。热门职场小说《杜拉拉升职记》在版权营销上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案例。这部小说不仅被成功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还改编为话剧,登上剧场舞台。另外,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0年12月《中国网络文学用户调研报告》中显示,“网络文学改编影视剧有很大市场空间,表示会观看网络文学改编的电影/电视剧的用户比例达79.2%”。因此网络文学的版权经营和多元开发是一个巨大的产业金矿,网络文学的电影改编,不仅仅是文化资本增值的过程,也是消费文化属性的一大表现。再次,从受众群体上来看,从网络文学的读者到电影市场的观众都是文化产业“参与性消费”的一员。在以往的传统文化模式中,受众群体仅仅是单向的文化消费者,只能被动地接受书本和影视文化作品的内容,即使有发表评论的权利,也往往是文学、电影作品完成之后才能参与其中,缺乏能动性而颇显滞后性。当下媒介的多元化发展使得文化产业的受众群体可以通过在网络上自由评论和表达的方式参与文化产业的各个环节,甚至可以引导文学/影视作品的生产、策划、推介的走向。具体来说,在传统的文学模式中作者在稿纸上挥洒笔墨,读者抱书本体验情感,作者与读者之间是“创作—阅读”的单向传输。随着信息开放与共享的网络时代的来临,读者参与文学创作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在新型的文学模式中,作者与读者形成了“创作—评论—再创作”的交互性传输。在写作前,网络作家首先要了解读者的阅读需求,选择符合市场需要的题材;在写作中,网络作家可以通过阅读网友的实时评论、与网友互动讨论等多种形式来随时调整创作内容和创作走向;写作完成后,网络作家可以依靠作品的网络人气实现影视改编的文化资本增值。当今的文化市场所谓是“得网民者得天下”,在改编电影之前,热门网络小说已经获得了极高的人气,聚集了一大批网络读者。当网络文学改编成电影后,这些读者自然会转化为忠实的电影观众。同时,这些读者/观众也会积极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影响电影选角、创作、宣传的走向。在此影响下,电影市场也适时而变,运用微博、微信、贴吧、论坛等各类新兴方式与受众沟通,积极了解受众的情感需求,满足受众的心理期待,从而达到票房口碑双丰收的目的。因此,在消费文化语境下,受众群体不再是单纯的客体身份,而是交互环境中的一员。他们凭借网络的影响力介入创作、参与创作,成为文化创作的重要一环。这种受众的“参与性消费”正是互联网影响力介入文化产业链条的表现,也是媒介多元化时代背景下消费文化的重要价值标准。 二、电影市场:网络文学的坚强后盾 工业化/产业化的发展,市场上商品数量和种类的极大丰富,使得大众的需求得到了源源不断的满足。但同时,伴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大众的消费欲望也在逐步扩大。“冲动和满足源之间的直接相互作用被打破了,冲动受到控制并且有意识地指向一个扩大了的满意领域。”在消费文化时代,由于受到这种“需求—生产—再需求—再生产”滚雪球模式的影响,文化产业不可免俗地成为了一种工业化批量生产的产物。网络文学与电影作为两种审美化的消费品,同样属于文化产业化的范畴,它们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也符合上述“生产—需求”的互动关系。网络文学的电影改编,促进了国产电影的蓬勃发展;反之电影市场的需求,也影响着网络文学的走向。电影改编热使网络文学“潜剧本写作”方式逐步推广。网络文学本来就是一种文学与大众文化消费需求、文化产业营销合力的实践行为。由于网络文学是建立在互联网技术平台上的写作,生产方式的不同使得网络作家对市场需求的把握往往要比传统作家敏锐得多;另外,网络作家要想在丰富多样的网络文学版图中争得一席之地,他的文学生产力必须不断地提升。因此,与传统作家高高在上的精英姿态相比,网络作家更倾向于融入大众、走向民间,主动地采取文化和商业并行的写作策略。电影改编作为网络文学产业链的一环,它的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使得网络文学扩大再生产成为可能。敏锐的网络作家们很快感受到电影改编的持续热力,开始有意识地将写作朝着电影剧本的方向靠拢,形成了“潜剧本写作”的倾向。在选题上,侧重于电影市场热捧的题材,如青春、玄幻、戏仿等;在情节安排上,更加注重戏剧化的场景效果;主人公形象、语言表达都自觉地采取影视剧本写作的方式。这种方式不仅可以大大增加作品被影视公司青睐的可能性,而且影视公司在购买该作品后,可以不用花费很大精力去再次改编,减少电影制作环节的投入。同时,网络文学网站也相继成立了自己的编剧公司,开展剧本改编推广工作。所以,无论是网络文学的电影改编,还是“潜剧本写作”与网络文学网站自营的编剧公司,都是消费文化需求下的文学生产与增值过程,是文学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的改造提升,也是文学产业化时代网络文学发展的新趋势。电影改编进一步推动了文学的产业化发展。产业化“是指某种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现效益为目标,依靠专业服务和质量管理,形成的系列化和品牌化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如网络小说《盗墓笔记》,自2006年在网络连载以后,迅速积累了大量的读者。2007年小说一经印刷出版便登上了畅销书榜单。随后随着网络小说的继续连载,以《盗墓笔记》为依托的文化产业化模式逐步形成。小说不仅改编为漫画、游戏、还改编成话剧、以及与国外影视团队合作的影视剧制作,实现了全版权运营,取得了较高的增值收入。这一案例表明,网络文学要想持续良性发展,还是要依托自身优势,与电脑、手机、电影、电视、剧院、出版界等多媒介合作,走出一条文化产业化道路。在这一点上,“盛大文学”的运营和发展就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明。“盛大文学”自称为“全球华语小说梦工厂”,是中国最大的社区驱动型网络文学平台。根据盛大文学网站显示,“2012年,盛大文学在影视等版权开发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共计售出版权作品近千余部,艾瑞报告显示,2011年根据网络原创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剧中,来自于盛大文学的原创作品最多”。这种有组织、有规模、系统化、标准化地进行网络文学创作,并有针对性地进行电影改编的生产模式,既拓展了网络文学的生存空间,又适应了大众文化消费的需求,是文化产业化的最好诠释。电影改编还是网络文学走向主流文学,得以与传统的精英文学分庭抗礼的重要助推力。纵观我国几千年历史,精英文化一直以其严肃的使命感、高雅的审美性牢牢占据着文化界的主流位置;与之相对应的大众文化则一直处于支流甚至是末流。“在很大程度上,传统的大众概念都是精英的对立面,不管其定位态度是肯定还是否定,因为只要文化被强化其精神审美的一面,大众就难以摆脱非精神审美的拘牵,而被定位于较低的精神维度。”而在当下的消费时代里,文化早已走下神坛回归民间,成为了“狂欢式”的大众娱乐体验,具有大众化、日常化、娱乐化的审美特征。这种大众文化消解了精英文化较为纯粹的审美范式,瓦解了精英文化的权威地位,从而使文化走向了多元化的发展道路。以早期的网络文学来看,由于网络文学的写作者一般非专业作家出身,并未接受过系统的文学熏陶和写作训练,因此他们的作品难免出现立意粗俗、语言鄙陋的状况;同时网络文学的消费者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文学品位低下;再加之网络文学市场的庞杂性,导致管理约束的困难,这几方面的原因共同使得网络文学难以登上大雅之堂。与传统的精英文学平起平坐。然而随着近年来网络文学市场的逐步规范,网络文学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文化水平的提高,一大批文学性和审美性俱佳的网络文学作品涌现了出来,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就国产电影的发展历程来看,改革开放后许多优秀的电影作品如《芙蓉镇》《大红灯笼高高挂》《红高粱》《活着》等,都是由传统作家的优秀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然而近几年的国产电影市场,却热衷于网络文学的电影改编。这除了网络文学的高人气之外,与网络文学自觉的文学性和审美性的追求是分不开的。如《山楂树之恋》和《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这两部网络文学改编的同名电影,以其清新唯美的审美品格给电影市场带来了一股清风,展现了当下网络文学的较高水准。随着网络文学的发展壮大,主流文学与网络文学也打破了不相往来的格局,出现了主动交流的新局面。唐家三少、当年明月等著名网络作家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国家级文学大奖也向网络文学敞开了大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也在网络文学的版权保护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为网络文学产业的良性发展保驾护航。由此可见,借助消费市场特别是电影市场的强大助推力,网络文学实现了与主流文学的握手,文坛出现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互动互补、繁荣发展的新局面。无论是主流文学还是网络文学,都应以文学性和审美性为评判标准,创作优秀的文学作品,并为电影市场提供源源不断的文学资源。 三、网络文学与电影互动性消费展望 “拷贝盘上的世界和印刷文字中个人的梦幻经验有密切的关系电影业自身也把自己的一切成就看成是导源于小说,这一点不无道理。电影的拷贝形态和剧本形态,都完完全全和书籍文化纠缠在一起。”因此,一部优秀的电影作品离不开一个好故事、好剧本。尽管在消费时代,文学也成为一种消费商品,但同时它又不等同于普通的日常消费品。网络文学若想与电影继续“联姻”,就必须自觉提高文学作品的审美性,注重思想深度的挖掘,关注现实干预生活,构建一个健康的文学生态。只有做到这一点,网络文学才能在影视改编市场占据更多的份额。另一方面,电影在选择网络文学进行改编时,除了注重文学的审美性和思想性,也要充分考虑到电影创作的自身规律,选择易于改编的网络文学作品。路易斯•贾内梯在谈电影的文学改编时讲到:“一般认为,如果某个艺术作品在某种艺术形式中的成就较高,改编至另一形式的成绩就往往不如其原著。因此,《傲慢与偏见》虽被改编成电影多次,成就却都有限。而影史的杰作,如《假面》《公民凯恩》,几乎都不能改编成小说。这主要是因为文学与电影媒介不同,其内容分别受其形式支配。”因此,网络文学的电影改编,必须做出系统化的分析,如电影的文学性如何,角色的表达能否完全呈现,整部影片是从什么角度来叙述,改编策略是忠于原著的“忠实改编”还是只保留原著意念的“松散改编”,这些都是改编过程中需要考量的问题。综上所述,当下的网络文学为电影改编提供了源头活水,反之电影市场又成为网络文学发展的助推力量,这是消费时代文化策略与商业策略共赢的结果。只有保持这种可持续、有活力的互动消费模式,才是网络文学与电影发展的长久之计和正确趋势。就此而言,网络文学与电影实现产业化合作,仍然有一段漫长的道路要走。 作者:张书娟 单位:浙江大学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资源融入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探索 一、文学与电影相互改编的比较研究 (一)原著文本与改编电影的比较研究 文学与电影的联姻主要体现在电影对文学文本的改编。传统的电影改编强调对原著的忠实再现,但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可简单地归结为图像语言对文字语言的置换,这也是两种不同的叙述模式之间的转化。改编过程中两种艺术内在的差异性更能引起大众舆论和文艺评论的关注。从写作学的角度来看,影视图像是对文学文本的二度创作。现如今,“电影改编不再是仅仅发挥其普及经典阐释文学原著的功能,也不再仅仅是选‘电影性和文学性的小说’或‘能够充分电影化的作品’来改编,它的外延与内涵都扩大了。”[1]新世纪的电影作品没有止步于再现原著,而是在改编过程中较多地突显编剧和导演的个性化解读及创作。例如张艺谋改编自严歌苓同名小说的电影《陆犯焉识》,只选取了小说最后30页的内容。影片在叙事手法上是张艺谋式的,淡化情节和主题,长于场面的营造、情感的煽发、色调的渲染。因而使得改编后的影片留白较多,减少了必要的情节过渡、交待和发展,给观众更多的艺术想象空间。而小说《陆犯焉识》是通过主人公陆焉识在残酷的动荡岁月里的命运变迁,控诉了政治环境对人性的摧残和异化,歌颂了知识分子对于正直、良知、责任的坚守以及自由的追寻。改编后的影片,在情节上成了原著的删减版,在主题上对于历史的反思和自由的追寻均被弱化,观众的聚焦点被转移到了时代变迁中爱情和亲情的思索上来。另一方面新世纪以来,影视剧改编成为大部分作家创作作品和扩大影响的潜在梦想,因而使得文学文本具备了鲜明的影视化特征。电影艺术镜头式的叙事语言、强烈感官刺激的象征符号、故事情节的强化等等都对当代文学写作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而言,电影改编是对原著作品的阐释和批评,它成为一种新的文学接受和批评方式。因为电影制作者“在电影剧本写作、电影拍摄甚至后期制作的过程中对原著所做的选择、删减、增加甚至变形都体现了一种完整意义上的批评方式。”[2]我国关于文学与电影的跨学科研究长期局限于原著文影视与舞台艺术本及其改编电影的相似与差异性的比较,这包含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的研究。比如李欧梵的《文学与电影改编》、张宗伟的《中外文学名著的影视改编》、魏韶华的《从小说到电影——198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名著电影改编的理论与实践及其反思》等。学术界也有针对个体作家小说的电影改编的专题研究,比如《刘震云小说的影视化研究》《麦家小说影像化研究》《严歌苓小说与影视改编互动关系研究》等。总体说来,对小说与电影改编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在具体的文本细读、改编的理论研究以及改编差异性的原因分析等问题上似乎稍有欠缺。并且从研究对象出现的时间上来看,主要是集中在新世纪以前的小说文本与改编作品的比较研究。新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如张爱玲的《色戒》、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麦家的《风声》等纷纷被搬上荧幕,其中不少是对文学原著再创造的精品。然而与此相关的研究在数量上较之新时期电影改编的研究要匮乏得多,研究观念和方法也较为陈旧,往往是从叙事学的角度探讨文学与电影的结合与背离。今天,我们的研究应当从电影对文学的二度创作的角度出发,突破传统的文学文本与电影作品在主题、情节、结构、意义、风格等方面异同性的浅层比较,而应当深入挖掘改编的规律及美学意义、差异性产生的原因及衡量改编成败得失的标准等等。我们既要关注新世纪以来具体的电影改编现象,也要注意抽象改编理论的探求,从而更好地指导电影改编实践。 (二)电影及其改编小说的比较研究 新世纪以来,畅销小说改编成电影已经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而热映的电影改编成小说这种反向发展的模式也逐渐盛行起来。如周杰伦为自编自导自演的两部电影撰写的同名小说《不能说的秘密》和《天台》。这种改编力求忠实于原著,不颠覆受众原有的观影印象,因而创作空间不大。根据电影改编小说的创造性主要体现在文学语言对影像语言的转换上。倘若小说的语言缺乏表现力和感染力,便难以复原影片所营造的画面感和情绪感,往往沦为品质低劣、缺乏营养的“快餐文学”。小说《被偷走的那五年》的作者八月长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影视改编小说并不容易,“镜头语言和文字语言存在巨大的差异,电影中许多灵动的情节和细节落在纸上会失掉三分颜色,把具体的画面与声音转化为富有想象力的文字,这样的再创作其实相当吃力不讨好。”电影及其改编小说的比较研究,由于研究对象较少,尚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我们可以把电影改编小说纳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新型创作现象中加以研究,比如可探讨电影改编小说的创作原理、叙事特点、改编质量的评价标准等等。 二、突破“改编式”研究套路的探索 除改编原著之外,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对于电影作品的创作灵感、主题内涵、叙述策略等方面影响的研究尤其匮乏。因此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与新世纪电影的互动研究仍有进一步开拓发展的空间。 (一)非改编原著与电影的比较研究 即跨越性地比较电影改编原著之外的文本和电影在主题内涵和艺术形式等方面的异同。这并非是基于感性认识、生硬地建立二者的联系,重点突出的是二者的借鉴和承继关系,从而实现不同艺术形式间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聚焦于新世纪电影的研究相当的匮乏。苏州大学章颜在2013年完成的博士毕业论文《跨文化视野下的文学与电影改编研究》中通过比较歌德的诗剧《浮士德》、黑泽明的名作《生之欲》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相似性与差异性,探讨了文学和电影在跨文化语境中的对话。这是近年来,少有的突破“改编式”研究套路的实践性探索,这对我们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内探讨非原著文本与新世纪电影的交流互动给予了宝贵的启示。比如我们可以对小说《爸爸爸》与电影《杀生》进行比较研究。《杀生》的导演管虎在接受访谈时称韩少功的小说《爸爸爸》中的傻子形象(丙崽)乃是影片主人公牛结实的创作灵感来源,影片“也有寻求某种精神之根的意思”。[3]可见,影片与这部“寻根文学”的代表作有着强烈的思想共鸣。两者都继承了鲁迅国民性寻根的创作思维,既赞颂了包含于民间文化中的民族优良品质,又批判了潜藏于传统文化心理中的国民劣根性。通过两者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建构起新世纪电影作品与上个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思潮”沟通的桥梁,甚至可以上溯到鲁迅先生开创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影响至深的一个思想母题——批判和改造国民劣根性,使得两种不同艺术形式的比较在建构健康的国民性,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这一方面找到了契合点。 (二)电影作品蕴含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的解读性研究 新世纪以来,不少导演为了寻找艺术创新的生长点,凭借文学化方式变革传统的电影语言。文学化思维为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的艺术表现手法和美学风格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对于电影文学化的理解,我们可以不必肤浅地仅从改编的角度去挖掘文学在故事情节、主题内涵、人物性格等方面对电影产生的影响,还可以拓展性地探讨文学在创作思维、艺术手法等方面对电影的美学风格和表现手段施加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陈晓的《文学与电影的联姻——以侯孝贤、朱天文合作为研究个案》,以长期跨界合作的导演侯孝贤和作家朱天文共有的艺术品味为出发点,总结两者艺术创作上的共性,比如张爱玲式的苍凉意境、故土乡愁情怀、社会边缘化视角、散文化的叙事风格等,进而探讨两者如何实现电影与文学两种艺术形式的成功契合。新世纪以来,文学化的理念思维和表达方式,在贾樟柯、管虎、王小帅等的电影作品中,已经成为一个鲜明的符号,引起了评论界的普遍关注。如管虎电影作品中包蕴的鲁迅文学精神、寻根文学思潮等等。我们通过对新世纪以来电影作品深入细致地鉴赏研究,发掘其内蕴的中国现当代作家的文学思想、创作母题以及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叙述策略等文学性元素,从文学、文艺学以及比较文学的角度,可以充分地发挥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对于电影艺术的阐释功能,同时也可以归纳出新世纪电影文学化的特色及规律,进而为新世纪电影的发展提供启示和借鉴。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研究的电影作品的创作时间可由上个世纪拓展至新世纪,从而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当下研究价值。研究的电影作品也可突破本土的局限,放眼全球电影市场,创造性地开掘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对于世界电影的艺术阐释功能,进而探讨人性、生存困境等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话题。 作者:寇嫒丽 单位:南昌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的叙事性文学足迹探析 本文作者:王洁辉 单位:平顶山学院国际教育交流学院 在文化艺术多元化发展的时代,这种“照搬式”的影视改编路径难以保持生命力和吸引力,而畅销小说的洛阳纸贵让影视创作者看到新的曙光。从《黑暗时代》《亚瑟王》的英雄传奇故事,到《布拉格之恋》的悖论式“眩晕”技法,再到《达•芬奇密码》的详略得当、跌宕起伏,电影改编从畅销小说中汲取灵感又勇于创新,迎来一个叫好又叫座的成功时代。 电影的叙事性文学足迹:选材与详略 畅销小说的改编电影绝大多数是以故事为着眼点的,情节的推动、人物的设定是电影的核心,叙事性的特点使电影中的文学足迹较为明显。电影改编的关键环节集中在背景选材、详略取舍与叙事手法上。第一,文学选材要深厚、广泛,探索尽可能多的观众兴趣点,以便于激发电影创作灵感;第二,不可照搬原著,影视作品的时间有限,无法洋洋洒洒几十万字,因此情节安排要详略得当、去粗取精。 (一)取材广泛,视角集中 小说家从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的搜索中汲取灵感,对亚瑟王传奇的描写不断推陈出新,留下一部部巨著名篇,《亚瑟王之死》《国王牧歌》《仙后》《荒原》,构建了一个庞大的“亚瑟王国”。这个西方世界耳熟能详的传奇故事,不可避免地成为影视创作的取材源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四部:1981年《黑暗时代》、1995年《第一骑士》、2001年《阿瓦隆迷雾》以及2004年公映的《亚瑟王》。《黑暗时代》是导演约翰•保曼的成名之作。这部作品较大程度忠于原著,完整的叙述了亚瑟王传奇的基本脉络,从亚瑟的出生、拔剑、称王,到一统天下、王国繁盛,直至背叛、乱伦和死亡。影片中人物众多,墨林、摩甘娜、兰斯洛特、桂尼维尔等都粉墨登场,且性格迥异,命运不同。由于叙事全面,情节安排上十分紧凑,圆桌骑士追寻圣杯等经典历险故事大多几笔带过,加之当时电影特效水平的限制,是电影看起来过于拖沓,更像是一部人物纪录片。亚瑟王传奇故事是博大、庞杂的,要把所有的情节融入两个小时的胶片中不切实际。《黑暗时代》做到了取材上的广泛着眼,但没有进行梳理和定位,细节表现不突出,疏于肤浅的叙事,而立意和文化内涵差强人意。 相比之下,杰瑞•查克导演1995年的作品《第一骑士》(又名《剑侠风流》)则截取了亚瑟王传奇的一个侧面,即圆桌骑士中勇士兰斯洛特对亚瑟王的忠诚和对王后桂尼维尔的爱情这个两难的抉择来展开情节。流浪剑客兰斯洛特从歹徒手中救下了出嫁途中的少女,风流剑客与妙龄少女一见钟情,为了陪在桂尼维尔的身边,骑士投在亚瑟王麾下默默守护,在一系列战争和吞并之后,两人有情人终成眷属。纵览全片,电影在小说故事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中世纪浪漫主义创新,雄伟的城堡、碧绿的原野、英俊的骑士,视觉效果极佳。可以说,这部影片取材于亚瑟王传奇,但定位在圆桌骑士的爱情故事中,探讨忠诚于爱的矛盾和抉择,情节紧凑集中、叙事完整,展现了一个独特的视角。2001年上映的《阿瓦隆迷雾》根据著名魔幻女作家玛莉恩•布托德蕾从女性角度改写的传说改编而成,女性主义足迹十分明显。影片故事自始至终是一个悲剧,背景设定为古老宗教的没落之时,虔诚的皇后桂尼维尔,野心勃勃的摩高丝,湖夫人薇薇安以及阿瓦隆最后的祭司摩根,在王国没落之时讲述一曲史诗般的传奇,姐弟乱伦、三角关系、父子相残等剧情残酷上演。亚瑟王传奇演化成为宗教斗争的产物,亚瑟王也丧失了领袖的睿智与英勇,沦为周旋于诸多女性之间的牺牲品。当一切复归于沉寂,茫茫原野中传来基督教堂沉郁的钟声,迷雾最终笼罩了阿瓦隆上空。这部影片的视角定位于亚瑟王背后的几个女性人物,以女性的视角展开情节,细腻且平静,没有硝烟四起的战争场面却内里波涛汹涌,可谓取材定位独树一帜。四部影片中最为出名的要数2004年公映的大片《亚瑟王》,它一改《阿瓦隆迷雾》的颓废与无奈,亚瑟王重新恢复了骑士领袖的英勇与果敢。他成功地把互相仇杀的部落统一起来,带领他们取得了一系列决定性的胜利。电影还原了当时的历史,以亚瑟王的统一之路为视角,围绕这个核心展开情节,战争场面宏伟,骑士、将军刻画英勇伟岸,是一部较为成功的英雄主义战争史诗作品。影视改编在取材时要完整、广泛,但定位视角时要注意取舍与偏颇,应当选取一个核心点展开情节,设定饱满的人物形象,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电影毕竟与小说不同,它应该是精炼的、集中的。 (二)详略得当,张弛有度 《达•芬奇密码》(TheDaVinciCode)是美国作家丹•布朗的一部悬疑小说,一经面市就横扫美国各大畅销书榜,以750万本的成绩打破美国小说销售纪录。在叙事话语上,作者采用简洁、紧凑的语言,特充满悬念的设置故事情节,展开叙述。此外,书中大量使用了文字游戏、字谜游戏和密码游戏,把峋山隐修会、达•芬奇、牛顿等特定历史人物和故事重新解读,内容丰富,文化深厚。电影《达•芬奇密码》在进行改编创作时保留了原著的悬疑特质,紧凑情节,选取最贴近“追凶寻宝”主题的边线展开叙述,以时间的直线顺序发展为主导来组织叙事。影片安排详略得当,事态从点到面渐次发展,整个故事环环相扣、一波三折。因果式线形结构在影片中发挥到了极致,利用制造悬念、设置圈套等叙述技巧,强调对信息的藏与露、铺垫与照应,极大增强了本文中难以表达的结构叙事张力,紧紧抓住观众的情绪和脉搏。小说的情节特别是解谜过程十分复杂,全部融入电影如处理不当会显得枯燥、晦涩,导演在把握精髓的基础上删减了部分环节,以紧凑影片节奏。例如,片中删去了兰登与索菲在卢浮宫逃跑前与巡逻警察斗智斗勇的较量情节,还有假装去撒骨灰等,使影片的关注点集中于谜题的发现与破解之间,为主要情节留有余地。又如,出于发行和票房的考虑,影片对宗教问题没有过多的争论和阐述,对达•芬奇的生平、画作《岩间圣母》的描述都没有出现,对圣婚也只是在影片结尾时出现很少的镜头,回避态度十分明显。笔者认为,这种详略得当的选取是十分必要的。呈现在观众眼前的是一部危机重重的悬疑侦破故事,这也是影片受众范围广泛的基础,过多的宗教描写难免喧宾夺主,使影片流于小众的宗教主题电影。 小说与电影的互文叙事 影视创作者要承认和利用小说与电影的互文叙事,观众难免会将改编电影与原著相对比,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叙事单元来比照,创作者不要一味地剥离或靠近,而应结合语言性与画面感,发现更多有价值的艺术特性和连接点。法国后结构主义学者克里斯蒂娃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最先提出了“互文性”概念:“所谓互文性是指任何一个单独的文本都是不自足的,它必须在与其他文本交互参照、交互指涉的过程中产生;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毫无疑问,文学与电影也具有很强的互文性特征,不能割裂开来,特别是在影视改编中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叙事。前者通过文字叙事,而后者借助镜头叙事。两者的艺术元素是相互交织的,文学具有电影的空间视觉性,要通过想象实现;电影具有文学的时间流逝性,要通过活动的视觉画面来表现。 以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与电影作品《布拉格之春》为例,两者在叙事上具有共同性,而策略上却各有所长。《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一开始就有叙事者存在,“我”在小说第一句提出“永恒轮回”的哲学命题,旨在为小说中的人物托马斯设置一个规定情境,即关于轻与重的存在编码。而导演考夫曼在长篇的哲学理论中提炼出了电影主题,选择用托马斯与特蕾莎的爱情长跑为主线,由表及里为观众展现轻与重的哲学命题。与小说的单线叙述不同,影片分为五个阶段展开情节:小镇初遇、感情插曲、布拉格政变、流亡瑞士、回归田园。 或许有人认为,影片《布拉格之恋》只是米兰•昆德拉小说的一小部分,但正是这一段影像,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镜子一样触手可及又凉气袭人,外化了小说深奥的哲学逻辑,使叙事更加通俗、生动。立足于文学与电影改编的互文性,我们能更好地解读影片的文学足迹,创作最佳的剧本,实现更高的电影艺术价值。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与消费文化关系探讨 摘要 消费文化的形成源于“离散社会”的形成和人欲望的无限唤起,它的最主要的特点是人们对于符号意义的消费和占有。而在消费文化的演变和发展中,大众媒体通过自己强大的符号意义的制造能力、传播能力和渗透能力,不断为大众提供着新的符号意义并一次刺激着人们的欲望,不断唤起人们的好奇心,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消费文化的流行。本文以大众传媒之一的类型电影为例来探讨研究二者的关系。 关键词 消费文化类型电影关系 全球化形成的微观机制和直接动力是跨国公司在全球的经济运作,跨国公司在全球的运作把人类社会带入了新时代,当他们在创造经济和社会奇迹的同时,也在构建着文化上的宏大景观。更确切一点说,跨国公司之所以开创了宏大的文化景观并不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而是通过有意识的创造出这种普适的文化形式来为他们的全球运作和经济行为提供观念上的保证,而这样的文化形式就是“消费文化”。消费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强调对商品“符号意义”的占有,并对这种符号意义不断唤起来激化人们的占有欲望,也就是说消费文化使得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中的商品的“使用价值”逐渐隐于幕后,并把商品的“象征意义”或者“符号意义”推向了前台。“消费文化”作为全球化时代的意识形态,以其自身独特的内涵确保了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利益。而跨国公司又是怎样来进行“消费文化”的营造的呢?一般地,跨国公司是利用大众媒体通过广告等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制造着商品的符号意义并唤起人们占据这些意义的欲望的。本文着重讨论的是作为大众媒体重要产品之一的类型电影对于消费文化的影响。 一、美国类型电影的产生发展 格里菲斯于1915年拍摄的《一个国家的诞生》是好莱坞推出的第一部高成本的电影,并取得了丰厚的利润,① 从此,电影走上了商业化的道路,并在20世纪20年展成为一个成熟的产业。进入了商业运作后的电影和平面媒体一样,归根结底还是由其内容作为卖点的。怎样让自己拍出来的电影受到观众的喜爱,取得高额的票房收入就是电影制作者们首要考虑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商业利益驱使下,电影的艺术性被放到了一个较为次要的位置。既然电影要取得最大的商业收益,就必须以观众为中心来制作电影,而不是以导演为中心制作电影。拍出来的电影如果要想有人看,那么在内容上就必须符合大众的心理期待和审美角度。 在这样的背景下,类型化的电影出现了。所谓的类型电影是指“按照不同的类型或者样式创造出来的影片,是由于不同的题材或技巧而形成的影片范畴、种类和形式。”②一般的类型电影分为:恐怖片、科幻片、喜剧片、灾难片、纪录片……,类型电影的分类不是绝对的,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得出不同的分类结果,而且在每种分类标准下,分类的结果也有重叠的现象,但这不是类型电影的重点和要害,类型电影的要害是类型化和模式化,是标准化的制作和生产。 20世纪30年代,电影制造者模仿福特汽车的流水线的方式开始生产电影,有人提供想法,有人写情节,有专门的对话专家来设计对话,有人专门负责往剧本里加噱头,最后由剧本医生来审定,我们看电影片头署名的编剧其实不是剧本的写作人,这个写作人经常就是剧本医生。“在纽约,这些人(编剧)叫‘作者’,但在好莱坞,他们只能叫做‘’。在纽约,他们可以置身于一个孤独的房间里,忘我地在他们自己的小说里遨游,但在好莱坞,他们却只能重写别人的作品,出席编剧会议,然后使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尽量让那些巨头们满意。”③ 总之,从电影的创意、写作直到拍摄都有一个有迹可寻的标准,这样的制作程序使得电影的类型化、模式化生产成为了可能,类型化电影也就应运而生了。类型电影本身就是一个制造幻觉和梦想的场所,是一个制造崇拜和偶像的平台,是一个欲望和好奇心的加工厂。一方面,类型电影所制造出来的物质幻影相当于一种无形的或者无意识的广告,通过电影的叙事模式“润物细无声”般地进入受众的意识里,达到了唤起他们好奇心和欲望的作用,另一方面,电影所制造出来的明星偶像就把人的身体也变成了商品,变成了一种特殊的符号和意义的载体,而人们对于这种符号意义的占有更是电影引导消费文化的独特方法,是其他诸如广告的形式所无法企及的。下面就从这两方面分别论述类型电影对消费文化的引导。 二、作为物质符号意义制造者的类型电影 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曾经流行过这样的一句信条——“电影引导贸易”,下面一段文字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在英国企业主的俱乐部里,一个成员抱怨说在中部的工厂被迫要改变他们的设计款式,因为在中东部地区,人们在看了美国电影以后,纷纷要求那种美国影星穿着的服装样式;而日本的裁缝们则都要求去看看美国的电影,以便他们知道怎样为那些被西化的顾客裁减出美国服装的款式来;在巴西,一种型号的美国车在它出现在了一部新上映的美国电影上以后,市场销量猛增了35%,而建筑设计师们则开始设计并建造加利福尼亚州风格的建筑了。④ 从这段文字,我们看到美国的电影不仅把美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带到了全世界,而且美国还把自己的物质幻影也带到了全世界,在那个“美国电影的黄金时节”(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美国的电影就像美国商业的急先锋和广告一样,让全世界都不但以看美国片为潮流,更是以买美国风味的商品为时尚。所以正是“电影引导贸易”的逻辑使得美国国会在1926年拨款15,000美元在美国的商务部成立了电影局,把对电影贸易的控制直接纳入政府的干预下。 这里想指出来的是,人们看美国的电影也好,买美国的商品也好,模仿美国影星的装扮也罢,并不代表他们想成为美国电影所反映的那个样子,“他们只是想通过朝着美国电影里所提示的那种样子来改变自己的外貌和行为,以此来证明和强化自己对于自己的概念。”⑤ 消费社会形成的一个重要条件之一就是“离散社会”的形成,所以消费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社会成员社会性的不断丧失,在消费社会“符号”和“价值”的海洋里,“代表大众的只不过是由抽样调查得到的一些统计数据罢了。”⑥ 也就是说大众越来越不能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或者说根本就很难证明自己的存在,正是“寻寻觅觅寻不到活着的证据”,而美国电影里所代表的那种新奇的生活方式,体现的那个光怪陆离的物质世界正像一座灯塔,正像一根救命的稻草使得迷失在消费文化海洋里的大众看到了一线希望。那种想要证明自己存在的欲望,那种想要尝试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物质的好奇心被美国的电影极大的唤起了,所以他们拼命的模仿,拼命的追求美国电影所制造的时尚来“强化自己对于自己的概念”,也就是要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正是通过这样的逻辑美国的电影引导了消费文化的发展:它为大众提供新奇的事物和思想价值,不断的唤起受众的欲望,并且大众按照它所提示的东西满足了自己。但当欲望被满足以后,当自己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被证明以后,新的空虚又产生了,新的欲望和好奇心在这种被满足后的空虚里被孕育着,期待着电影来提供新的事物和价值观念来抚平他们。于是,好莱坞的电影使得大众陷入了这样一种“空虚——满足——空虚”往复不断的怪圈里,于是,消费文化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怪圈里不断浸润着大众的灵魂,并越来越成为一种无法动摇的统治观念。 类型电影中充满了华丽的酒会盛况,艳丽高雅的服饰,奢侈豪华的别墅,卓尔不群的高级跑车……,这些影像唤起了人们内心被压抑的占有欲望,这些符号在类型电影特定的叙事模式下向大众清楚地宣称“这些就是美国的神话,这些就是美国的梦想”,⑦ 追求这些东西吧,占有这些东西吧,这些才是你人生的价值,这些才是你生命的意义。当人们看了《泰坦尼克号》以后,除了感动于其中的爱情以外,也会对《泰坦尼克号》里呈现的生活方式存在幻想。当人们看了《007》以后,男人除了对邦德那种集英俊潇洒、智勇双全于一身的完美男人形象称羡不已以外,也对其中的“邦德女郎”——一种男人价值的体现的符号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占有欲望。当人们在看了《pretty woman》以后,除了对vivian这种灰姑娘般的经历大肆感叹外,也会对其中那种奢华的生活氛围产生一种强烈的欲望……类型电影就是这样把一种生活方式、把一种物质、甚至是把女人变成一种体现成功和光荣的意义的符号,注入了大众的意识或者潜意识里。 类型电影里所隐含的美国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都会使人们对于美国公司的全球运作的合理性作出更加正面的评价。例如美国迪斯尼根据我国北朝民歌《木兰辞》为原型制作的动画电影《花木兰》,这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巾帼英雄摇身变成了具有美国价值观和美国精神的“英雄”。⑧ 基于这些原因,大多数学者认为好莱坞的电影,尤其是类型电影,是美国全球化战略的先导。 三、作为身体符号意义制造者的类型电影 类型电影不仅催生了强大的电影产业,催生了好莱坞的奇迹,也催生一大群世俗的偶像——电影明星。类型电影造就了卓别林等伟大的喜剧演员,造就了奥黛丽 赫本等经典的淑女形象,制造了汤姆 汉克斯代表“美国梦想”的男人……。一句话,好莱坞的电影把人的身体,或者说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商品和符号。“身体的商品化是消费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或者可以说消费文化正是在身体的商品化中将自己推向颠峰的,没有什么比身体赤裸裸地跨进市场更刺激,更加彻底地事情了。”⑨ 当身体成为一种符号,一种意义地代表时,已经说明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相对于商业文化的净土了,一种娱乐化的逻辑把一个普通的人赋予了一种世俗的荣誉和崇拜,并利用这种荣誉和崇拜来作为赚钱的工具。类型电影把身体变成了符号,把人变成了一种意义和价值,把消费文化推向了一种极致——对于人所代表的符号和意义的追求和占有。 baudrillard从结构主义的消费主义逻辑出发,将身体认为是“最美的消费品”,他敏锐地解析出了消费社会里的身体文化,他从当前生产/消费结构的这一社会关系的投影中,看到了人们在身体上会表现出来的双重实践——作为资本的身体实践和作为偶像(或者消费品)的身体实践。而在后一种实践中,身体已经不再是有某种固定体积的堆积,而是成为可以不断向外延伸,日益完美功能更加齐备的对象。⑩的确,类型电影是新时代的造神机器,而这种由类型电影制造出来的是一种世俗的神话,它相对于大众而言,虽然遥远,但却是亲眼可见,在大众眼里,电影明星已经超越了人的属性,而是光荣和梦想的代名词,是一种完美的化身,是一种由人的属性所衍生出来的功能齐备的对象。所以追星的现象在消费社会里随处可见,“追星族”也是消费文化的一种具体体现,“追星族”所追求的不是电影明星这个具体的人,而是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光芒,是他们作为一种视觉符号所代表的现代社会里成功的意义和光荣的梦想,“追星族”苦苦追求的就正是想对这样一种特殊的符号意义的占有。正像baudrillard所说的那样:“身体之所以被重新占有,依据的并不是主体的自主目标,而是一种娱乐及享乐主义效益的标准化原则,一种直接与一个生产及指导性消费的社会编码规则及标准相联系的工具约束”。11 但当这样的梦想不能实现的时候,大众又会有另一套占有这种符号和意义的方法。当我们在观看影星的电影时,我们确实真切的感受到了我们占有了这个影星所代表的那种人生价值,我们通过“移情”的机制,通过将自己的感情交付于电影情节的发展时,我们确实感受到了我们和这个影星的生命融为了一体。的确没有比这样的感觉更能体现类型电影的魅力了,没有比和别人的生命融为一体的错觉更让人着迷的事情了,在宗教的偶像崩溃的现代社会里,大众终于又一次陷入了一种新的崇拜,一种对标榜世俗价值的符号的明星的崇拜,并且在这种崇拜中多少找到了一种对于人物和身体符号的占有快感。 一旦这些明星成为了跨国公司的广告工具和形象工具,那么消费文化就在他们身体力量的召唤下进一步在大众中间流行开来,明星和商品的联袂所赋予商品的符号价值使得商品拥有了难以抗拒的魔力。一旦明星的符号价值和商品联系在了一起,那么这种商品顷刻之间就具有了强大的符号价值。类型电影所催生的电影明星,他们本身作为一种符号和意义,却更是一种制造商品符号意义和价值的工具。他们在广告和其他促销活动中的亮相大大提高了跨国公司制造商品“符号价值”的效率,使得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的基本元素“符号”和“意义”的生产机制的到了极大的改进,促使了消费文化的流行。 类型电影作为现代电影的主导模式,是好莱坞电影商业化运作的结果。类型电影的发展和它的全球流通却在客观上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类型电影作为充满梦幻和童话的空间,使大众通过精神文化的形态接触到了在日常生活中所无法接触的事物、景象以及感受,正是这些全新的感受和体会才使得他们产生了一种新的欲望,这种新的欲望只有靠占据新的符号意义才能得以满足。于是,正是通过这样的机制,从而更加激化了消费文化的流行和普及,成为全球化的温床和土壤。 大众传媒论文:试析阿多诺的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研究 论文关键词:阿多诺 大众传媒 文化工业 论文摘要:从语言和社会历史角度探讨了阿多诺大众媒介批判理论的生成原因,仔细分析了他对大众传媒批判的主要内容,揭示其批判理论存在的缺陷,并对它进行了反思,从而挖掘出阿多诺大众媒介批判理论研究的价值。 在对大众文化的批判理论中,阿多诺的媒介批评理论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尽管他没有对大众传媒进行专门系统的论述,只是在对文化工业进行批判时,把现代大众传媒当成了他的一个基本的切人口,但他对大众传媒的批判是非常尖锐的。仔细阅读《启蒙辩证法》和他1963年写的《文化工业再思考》,就会发现电影、电话、收音机、无线电广播等等都进人了他的批判视野,而且这一切是与他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分不开的。 一、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的生成原因 阿多诺出生于德国,从小受到德国古典语言的熏陶,由于希特勒的极权统治,他和法兰克福学派其他同志被迫去了美国,在那里大众文化简易、直白的表达方式强烈的冲击着他的习惯性话语,这给他造成了很大的痛苦,正如他在解释为什么离开美国而要返回德国时所说:“返回德国的决定不是因为简单的主观需要和思乡病,这些因素是微不足道的。也有客观原因,这就是语言。赵勇先生在他的博士论文《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中引用这段话的时候,把语言归结到印刷文化中批判主体的生成原因,认为语言把他构造成了批判话语生产者。实际上,语言也是构成他对大众传媒产生批判的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一个人的语言是与其思想分不开的,卡西尔在他的《语言与神话》中说道:“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组合和关联我们的经验材料,因而造成完全不同的理解模式。两种语言的词汇决不可能相互贴切,锚株不差,也就是说,它们包含着各种不同的思想领域,阿多诺在去美国以前一直是使用德语进行思维和表达的,在德语的领域中孕育了他真正的自由思辨能力,然而当他转移到了美国以后,他遭遇到了语言上前所未有的尴尬场面。美国大众文化通俗、直白的表达方式深深的影响着阿多诺所故有的思考和思想,于是他站在了传统型知识分子的立场,对产生这种大众文化的根源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他从大众文化的语言的视角出发,把大众传媒纳人了他的批判视野。他认为大众传媒是大众文化的帮凶,大众文化通过大众传媒制造了当时语言上的“灾难”—人不能自由自主的思维;媒介中那种图式化、直观式的表述,使“个体”语言逐渐沦落成了“大众”语言等等。可以说,语言思维上的障碍造就了阿多诺对大众传媒产生批判,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语言只是建构阿多诺大众传媒批判思想的一部分,而绝不是唯一的因素。要想全面考究阿多诺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生成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拓宽我们的视野。 我们从阿多诺所处的社会环境来看,“传统的统治结构是把人的基本需要和高一层次的需要(体育、娱乐)减少到最低限度,同时把资本剥削增加到最大的限度。然而,今天的统治结构变成了使大众的各种需要和资本需要相一致,废除基本需要和第二层次需要之间的差异,从而使统治增加到最大限度。可见,当时资本主义在物质层面上的统治已经被文化层面所遮掩了。阿多诺认为文化之所以能够成其为统治者的手段,主要是他们利用了大众传媒这个文化传播工具,大众传媒造就了大众,刺激了大众观念上的一种虚假的需要,把社会统治阶级的规则内化为自我的典范。另一方面,当时希特勒统治集团利用无线电广播大肆进行法西斯主义煽动,鼓吹种族优劣,残酷的迫害犹太民族,使得阿多诺和法兰克福学派迁移美国。“带着这样一种精神伤痛和思维模式来到美国,阿多诺在打量这个高度发达的的资本主义国度的大众文化时,不可能不带上一种冷峻、阴郁甚至仇恨的目光,也不可能不用他那种既成的思维模式去整合那些在美国人看来是引以自豪的东西。”而“美国人看来是引以自豪的东西”不仅包括了大众文化,也包括了大众传媒,正是因为美国发达的大众传媒使大众文化无处不在,使得阿多诺把故有的法西斯主义的仇恨情结转嫁到对美国大众文化、大众传媒的批判。 二、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的主要内容 阿多诺对大众传媒的批判主要夹杂在对大众文化批判之中,但只要我们认真去分析,就会发现阿多诺对电影、电话、广播等电子媒介的批判是非常尖刻的,同时对大众传媒的性质也进行了深刻的揭示。 首先,阿多诺认为大众传媒是统治者意识形态的传播和统治工具,带有很强的霸权性质。“大众传媒这一概念是专门为文化工业打磨出来的,它已经把重点转到了无害领域。它既不存在一个首先关心大众的问题,也不存在一个传播技术的问题,它存在的只是一个使大众自我膨胀的精神的问题,一个他们的主人的声音问题”。在阿多诺看来,大众传媒的“主人”是掌握着政治权利、有着经济实力的统治阶级,大众传媒不是为大众而存在的,它只是统治阶级控制大众的精良武器,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在《启蒙辨证法》中,阿多诺说“《文化工业》一文阐明的是启蒙意识形态的倒退,这一点在电影和广播里表现得十分清楚。在这些传媒里,启蒙主要表现为制作和传播的效果和技术的算计;而就其具体内涵而言,意识形态集中体现为对存在者和控制技术的权利的偶像化。也就是说,大众传媒使大众从神话的世界苏醒过来,却又使他们走进了另一个技术理性主义创造的神话。统治阶级正是利用了媒介来制造偶像化。标准化模式的电影、电视节目等不断重复的打击大众的耳目,使他们放弃对现实的深层次的思考,以为荧幕看见的都是真的,认为电视里那些明星跟我们大众一样是个凡人,他们的成功也不过是偶然。马尔库塞在讨论大众传媒时也看到了这一点,“在这里所谓的阶级差别平等化显示了他的意识形态功能。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游览同样的娱乐场……那么这种同化并不意味着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那些维护现存制度的需求和满足在何种程度上被下层人民所分享。大众传媒把维护统治阶级的社会制度巧妙的隐藏在了电视节目里,让大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上层阶级的意识形态。阿多诺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了资本主义大众传媒形式上虽然是企业,本质上却是为现存的社会制度辩护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其次,大众传媒成为了资本利润的生产机器,完全资本化了。阿多诺看到了大众传媒与一般的商品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它们都是为资本家营利的。在《启蒙辩证法》中他列举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电影院是为极权的康采恩进行营业的,无线电广播中所宣传的商品也是如此。人们用50个铜币可以看到百万富翁所看到的电影,用10个铜币可以买到一块口香糖,而出售这些电影和口香糖的却是世界上最大的富翁,他们通过推销这些商品而更加强大和富有起来。大众传媒帮助资本家实现了商品的利润的回收,资本家通过媒介愚弄了大众,使自己的财富越来越多。在资本主义商品制度下,一切东西都纳人到了市场交换的轨道上,大众传媒也毫无例外为价值规律所统摄。阿多诺说:“文化工业的产品到处被使用,甚至在娱乐消遣的情况下,也会被灵活的消费,文化工业的每一个产品,都是经济上巨大机器的一个标本。文化工业的一切产品都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它们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投射到大众传媒之上,从而披上一套漂亮的外衣销售出去。同时,我们可以发现,大众传媒的主体虽然是人,但是从业人员却没有什么主体性,他们只是被资本家雇用的奴隶,是实现资本利润程序上的一个操作员。在这种情况下,媒体的独立性很难得到保证,他们必须依靠强大的资本,因此,大众传媒必然受资本所操纵,为实现资本利润服务的。 最后,大众传媒使艺术丧失了其独立自主的个性。“在阿多诺看来,现代艺术以凌乱破碎的图景体现了否定的辩证法,宁愿极端的丑,不要虚假的美,以‘反形式’来反讽装扮出来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甚至用孤立来保卫自己的个性,以自身的无意义来显示有意义。他认为文化工业通过大众传媒这种生产渠道,制造了虚假的个性,“从即兴演奏的标准爵士乐,到用卷发遮住眼睛,并以此来展现自己原创力的特立独行的电影明星等,皆是如此。阿多诺还认为,艺术的个性从来没有实现过,而且要想取得个性的进步,实际上都是以牺牲艺术的个性为代价的,“所有电视节目所提供的含蓄的信息促进了对个性的压抑,并助长了与现实的同一。传媒技术使每个事物看起来是自由自在,非常的与众不同,其实它是将偶像化的东西普遍化了。大众传媒使艺术丧失个性还表现在,它改变了以往的艺术生产方式,使艺术创作进人了一个“机械复制”的时代。标准化、统一化的艺术生产,使得艺术的固有性质发生了改变,大量的技术复制品淹没了艺术的唯一性、权威性,也让艺术从过去的神堂跌回了人间。艺术创作者从创作出他的艺术作品后,就与作品产生了分离,而进人到了一个模式的机器生产领域。通过复制,艺术作品维护、肯定了现存的生产程序,从而扼杀了对艺术异在的、超越的批判。艺术因此而缺乏对自身的反思,无法取得个性化的创作。再说,艺术工业按照一定的标准、程序,通过媒介批量的生产,其内容循环固定,格式化到人们在看艺术节目时候就知道下一个节目是什么了。阿多诺正是认为在媒介时代,艺术的自主性没有了,所以他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上,为维护传统的艺术形式而对大众传媒展开了批判。 三、对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的反思 阿多诺对大众传媒批判理论是丰富、驳杂、极,具特色的,同时,其理论也带有浓重的个人色彩,体现出了强烈的时代特点和局限性。首先,阿多诺是一个极其悲观主义者,有着很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及情绪化的理论偏激,他只看到了大众传媒所带来不利的一面,却没有辨证的看待媒介这一现代文明工具所带来的便利和舒适。如阿多诺认为电视信息只是统治阶级的宣传工具,一切节目都是被控制者已经制定好了,观众所拥有的权利就是要无条件的接受它,而且认为电视图像直观的、客观的表述,抹杀了观众思考的能力。我们应当辨证的来看待这种现象,电视节目固然具有“意识形态性”的一面,同时,电视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一种休闲的选择方式,大众在选择电视节目的时候,有绝对的自由权,他可以避免那些政治意识强的节目,而去选择那些娱乐、轻松的频道。而且大众也并不是只能消极被动地接受电视产品及其所期许的意识形态内容,他们在观看时,也是带着自己的思想去思考,从而作出自己的判断。因此,我们在讨论媒介作用的时候,既要看到它不利的一面,也要了解其有利的一面,以便我们更好的利用它来为大众服务。 其次,阿多诺对大众传媒批判理论之所以走向极端,是与特定的历史时期分不开的,当时“是一个充满极权恐怖的时代:纳粹统治的力量登峰造极,德军的铁蹄践踏着法兰西。西方文明的价值和标准,不是与法西斯制度的现实同流合污,就是被法西斯制度的现实取而代之。在那个时候,大众传媒成了法西斯统治的宣传工具,帮助他们愚弄和统治大众,是值得批判的。可进人文化工业时代后,媒介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变成了娱乐和消遣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应该从那个历史语境跳出来,重新理解媒介。 最后,阿多多诺对大众传媒的批判基本上局限于意识和精神领域,没有什么太多的数据分析和经验证,而且主严是一种纯粹的学理式分析,以雄辩和逻辑推理见长。这样,他对大众传媒的批判理论虽然显得比较严密和合理,但是却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也没得到很好的论证,从而使理论走上了形而上。后来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在对大众传媒研究时,指出了阿多诺这一“硬伤”,认为阿多诺的大众传媒批判理论,只是一种“乌托邦”的理想存在,没有现实的可能,而且还指出,阿多诺看到了大众传媒在资本主义社会对大众有欺骗和愚弄的功能,对高雅艺术和精英文化有消解的作用,却没有提出可执行性的解决方案,让批判理论流于空想。由此可见,阿多诺的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的缺陷是十分明显的,然而,由于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被媒介包围的时代,大众文化通过媒介日益渗透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不仅影响了我们的工作和休闲,也影响着我们对生活、对审美的看法,站在一个新的高度重新审视阿多诺对大众传媒的批判理论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大众传媒论文:浅析大众传媒与农产品信息传播 论文关键词:农产品 信息 大众传媒 传播现状 论文摘要:当前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最直接最现实的途径,就是要解决农产品流通的问题。而农产品信息得到有效传播是农产品流通的前提条件,对此大众传媒应该承担重要责任。本文考察了报纸、电视和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农产品信息传播现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就此提出相关建议。 研究缘起与研究对象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办法,在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农业生产者所考虑的是如何把自己的农产品宣传出去、推销出去。所以,当下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最直接最现实的途径,就是解决农产品宣传营销的问题。 虽然事实上农民所依赖的信息传播渠道往往来源于人际传播,但是要实现农产品在更大范围内的流通,就必须要重视大众传媒的作用、利用它们受众面广、传播速度快、成本相对较低等优势实现农产品信息及时而广泛的传播。因此,本文试图对有关大众传媒进行考察,分析其农产品信息传播的现状及问题,探讨新闻媒体对农产品流通和销售应该承担的责任,并就此提出一些参考性建议。 农产品信息主要包括农产品的价格、品性、产地、规格、质量、市场分布、流通信息等方面,其中,农产品流通信息主要指与农产品生产、经营、销售有关的一切消息、情报、数据、资料等的总称,是农情和商情的综合反映。 从对农民有实际影响的角度考虑,并且为尽量反映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之全貌,笔者分别从传统媒体(涉农报纸、农业电视频道)、新媒体(农业网站)中同时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中央级媒体和地方媒体,对其在2009年3月的部分农产品信息进行随机抽样分析。这些媒体依次是《农民日报》和《山西农民报》;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和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中国农业信息网和农博网。 传统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状况 作为全国性大报,《农民日报》注重宏观的报道。该报每期共有8个版面,但是并无专门的农产品信息版面或栏目,只有在周三的“市场信息”专刊中,每周定期国内外大宗农产品的价格信息。《山西农民报》每逢周二、周五出版,共16版,其中与农产品产销直接相关的市场信息集中在第10版“种养参谋”和第9版“农村财富”两个版面上。 央视七套农业频道的节目内容比较丰富,向观众提供大量致富信息、科技信息、种养殖技术、成功典型事例等。山东卫视农科频道是全国地方电视台中开通的少数涉农专业频道之一。该频道拥有“乡村季风”、“致富招招鲜”、“农资超市”、“城乡大卖场”等节目,同时还建有比较完善的网络平台,提供节目在线直播。主要问题有: 报道面过宽,针对性不足。涉农报纸用大量版面来报道国际国内时事新闻,甚至地方农业报纸也有这种情况。3月4日《农民日报》的8个版面中有2个版(第3,4版)刊登的全部巧篇报道都与“三农”无直接关系。3月6日《山西农民报》的16个版面中,有“娱乐”、“新闻天下”、“新闻热点”、“社会经纬”、“参考消息”、“时尚潮流”6个版面与“三农”没有直接关系。笔者认为,虽然农民也需要获知国内外的重大时事政治、经济新闻甚至娱乐新闻,但这些新闻己经通过各种综合媒体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农民可以从这些媒体上获知有关信息。而作为专业媒体的农业报刊,如果再进行报道,显然是一种重复和浪费。 央视农业频道主要涵盖农业科技、致富信息、致富典型、农民工问题、农村问题深度报道等方面,内容非常集中。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从6时到22时的30档节目中有巧档节目与“三农”相关,而这巧档节目中有7档是当日重播节目(主要包括“乡村季风”、“农资超市、城乡大卖场”、“致富招招鲜”)。从节目的时间长度来计算,涉农节 目总时长为329分钟,占节目总时长(975分钟)的33.7%。可以看出,山东卫视农科频道的关注点非常丰富。然而,涉农节目数量偏少,重播率偏高,节目时间占总时间的比例偏低。 偏重各地农产品市场行情的综合性宏观报道。报纸的服务性和实用性距离农民的生产实际需求依然很远。例如2009年3月3日((农民日报》第6版“监测信息”有“批发市场价格周报”、“热点调查”、“统计分析”、“市场现象”、“市场说话”个栏目,共刊发4则蔬菜批发市场上市量消息,4则各地米价上扬消息,2则图片新闻,1则关于养猪业市场行情的预测分析,1则与养殖业有关的玉米市场价格预测分析。这些信息对大部分农业生产者来说并不具有实际意义,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复杂,个别地区的市场信息,对于分布广泛的农村受众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缺乏针对性。 当然,作为全国性报纸,《农民日报》在报道取向上偏重于宏观角度无可厚非。那么,地方农业报纸在这方面又做得如何呢?同日,《山西农民报》的“种养参谋”版共刊发5篇报道和一张山西农副产品市场行情表。“农村财富”版面共有7篇报道,其中有5篇分别介绍了5位农民的致富故事,另2篇则是关于如何理财和防止上当受骗。从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与农产品直接相关的有用信息。 传统媒体与受众互动不足。在《农民日报》、《山西农民报》样本中,并无读者来信来电,或“读者声音”之类的栏目或版面。央视农业频道和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也同样如此。究其原因,一是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下,决定了农民媒介消费能力不足,导致农民接触媒体的机会较少,更难进行信息反馈与交流。二是农民远未树立起信息消费的意识,缺乏和媒体进行有效沟通的动力和能力。三是媒体自身对农民渴望表达的需求不够重视,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平台,这就使农民无法获得有效渠道来传播自己的声音。 网络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现状 网络媒体的优势在于能够让网民免费各种供求信息,门槛低,信息更新速度快,覆盖面广,信息来源广泛。在各省(区、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中,已有83%的地级和45%的县级农业部门建立了农业信息网站。中国农业信息网是农业部官方网站,其最大特点是权威性和可信度高,统领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高屋建领地传播各种信息。农博网的投资主体是北京一家农业信息科技企业,集行业在线媒体与专业性农业商务于一体。中国农业信息网中仅“资讯信息”和“服务社区”两个频道就设置了“批发市场”、“供求”、“网上展厅”、“农技推jl ?,“优质产品”、“促销平台”、“价格行情”、“分析预测”等近30个栏目。农博网除开设一般信息栏目外,专门设有“商务”板块,下辖“供应”、“求购”、“产品”、“网店”个栏目。网络的一大特色就是信息传播速度快、更新频率高,时刻保持信息更新是网站的生命之本。中国农业信息网的“农村供求一站通”,截至3月13日12时,当天更新农产品求购信息25条、供应信息30条。与此同时,农博网新增供应信息更是高达419条,新增需求信息高达72条。 在网络媒体中电子商务得到发展,农产品网店已经走进互联网的视野。比如,农博网设立电子商务平台,网民只要免费在线注册,即可开通网上店铺。虽然目前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还远远不够完善,但是我们可以预见其巨大的上升空间。主要问题有: 内容重复。网站之间信息重复率较高。几乎每一个综合性农业网站都设有“农业法律法规”这一专栏,而每一个专栏里都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在这两家网站中也存在内容重复的现象。3月26日,这两家网站都了“农业部部署2009年定点扶贫及援疆、援藏工作”、“农业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保障春耕生产用种,加强种子市场管理”等新闻。 信息不够全面立体,图文、视频内容太少。农业生产技术的操作性很强,单纯依靠文字说明无法完整准确地指导农民。受到文化水平的限制,农民很难对复杂的文字说明产生兴趣。因此应该将图片和视频作为农业网站的重要传播方式。然而,这两家网站图文及视频信息很少。比如,中国农业信息网的“农业科技”频道的所有文章均没有配备相应图片或视频。农博网虽然设有“视频”频道,但是其节目大部分是人物访谈、要闻剪辑、会议报道等,没有充分重视农业技术或农产品的推介。 服务性、实用性仍不足。涉农网站基本上仍然处于信息“传声筒”的初级阶段,习惯于自上而下传播信息,还没有将农户的实际需求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例如,农博网虽然开辟了“专家在线”专栏,然而其内容并非是专家在线咨询,而是专家个人成就介绍,只是专家的个人风采录而已,没有很好地发挥其专业指导作用。 讨论与对策 囿于样本覆盖范围小、数量少,本研究很难全面深刻地透析大众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之现状,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中窥斑见豹。笔者认为,涉农媒体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推进农产品信息有效而广泛的传播: 加强信息源建设。目前我国涉农传统媒体的信息主要来源于记者的采访报道,直接来自基层生产一线的信息还非常少,所占信息总量的比例很低。这就导致了媒体无法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农产品信息,而市场又是瞬息万变的,这必将造成信息时效性滞后,从而使得受众大量流失。农业网站的情况也类似,多数没有统一的架构和应用平台,也没有面向农村的、有效的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模式,一直沿用传统网站建设和信息采集方法,使得农业信息资源匾乏。如综合信息多,科技文献信息少,实用技术信息少,可用中文数据库资源零散,不成系统。因此,涉农媒体要广开信息源,充分发挥广大农户、养殖大户、专业合作社、购销商的信息渠道功能。 推动涉农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进一步融合。报网融合是媒体发展的一大战略趋势,涉农媒体也在这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在2005年举行的全国农业媒体高层论坛上,百家与会媒体联合提出创建“全国农业媒体联盟”。而一些理念超前的媒体已经付诸实施,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2004年江苏农业科技信息网与《江苏农业科技报》实现报网整合,双方都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提升农产品信息的权威性。农产品信息的准确、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实际利益。政府应成为农产品市场信息最主要的提供者。农业信息产品中多数具有公共产品性质,需要由政府提供。只有依靠政府发挥职能,才可能建立权威性的农产品市场信息统计、分析与报告制度,为农民提供及时、全面、精确的市场信息和参考资料。政府职能部门与媒体之间要建立信息合作的常规机制,为政府权威信息创造便利。 深化服务功能。要突破传统的涉农信息服务思维,实现从“对农民说”到“为农民说”,再到“让农民说”的转变,使新闻媒体真正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强化新闻媒体反馈和互动功能,收集整理农户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总结归纳其经验教训,反映用户对产品的需求和建议,并且直接为其创造平台进行交流。在各种网站上普遍设立的“论坛”,却很少出现在涉农网站上。这固然与农民受众的上网几率较低、文化水平不足有关,然而,媒体不够重视也是其直接原因。媒体完全可以在这方面进行大胆创新。另外,应该把发展电子商务作为涉农媒体的重点战略。目前农产品网店服务模式过于简单,内容和形式不够丰富,功能也不够强大,而且其进人门槛还比较高,必须缴费升级才可以享受更多的功能,这就给普通农户进人电子商务领域设置了障碍。从长远的眼光看,中国农产品不仅要搞活国内市场,也要在国际市场上开拓广阔天地,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离开电子商务的大力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大众传媒论文:浅析大众传媒与农产品信息传播 论文关键词:农产品 信息 大众传媒 传播现状 论文摘要:当前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最直接最现实的途径,就是要解决农产品流通的问题。而农产品信息得到有效传播是农产品流通的前提条件,对此大众传媒应该承担重要责任。本文考察了报纸、电视和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农产品信息传播现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就此提出相关建议。 研究缘起与研究对象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办法,在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农业生产者所考虑的是如何把自己的农产品宣传出去、推销出去。所以,当下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最直接最现实的途径,就是解决农产品宣传营销的问题。 虽然事实上农民所依赖的信息传播渠道往往来源于人际传播,但是要实现农产品在更大范围内的流通,就必须要重视大众传媒的作用、利用它们受众面广、传播速度快、成本相对较低等优势实现农产品信息及时而广泛的传播。因此,本文试图对有关大众传媒进行考察,分析其农产品信息传播的现状及问题,探讨新闻媒体对农产品流通和销售应该承担的责任,并就此提出一些参考性建议。 农产品信息主要包括农产品的价格、品性、产地、规格、质量、市场分布、流通信息等方面,其中,农产品流通信息主要指与农产品生产、经营、销售有关的一切消息、情报、数据、资料等的总称,是农情和商情的综合反映。 从对农民有实际影响的角度考虑,并且为尽量反映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之全貌,笔者分别从传统媒体(涉农报纸、农业电视频道)、新媒体(农业网站)中同时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中央级媒体和地方媒体,对其在2009年3月的部分农产品信息进行随机抽样分析。这些媒体依次是《农民日报》和《山西农民报》;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和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中国农业信息网和农博网。 传统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状况 作为全国性大报,《农民日报》注重宏观的报道。该报每期共有8个版面,但是并无专门的农产品信息版面或栏目,只有在周三的“市场信息”专刊中,每周定期国内外大宗农产品的价格信息。《山西农民报》每逢周二、周五出版,共16版,其中与农产品产销直接相关的市场信息集中在第10版“种养参谋”和第9版“农村财富”两个版面上。 央视七套农业频道的节目内容比较丰富,向观众提供大量致富信息、科技信息、种养殖技术、成功典型事例等。山东卫视农科频道是全国地方电视台中开通的少数涉农专业频道之一。该频道拥有“乡村季风”、“致富招招鲜”、“农资超市”、“城乡大卖场”等节目,同时还建有比较完善的网络平台,提供节目在线直播。主要问题有: 报道面过宽,针对性不足。涉农报纸用大量版面来报道国际国内时事新闻,甚至地方农业报纸也有这种情况。3月4日《农民日报》的8个版面中有2个版(第3,4版)刊登的全部巧篇报道都与“三农”无直接关系。3月6日《山西农民报》的16个版面中,有“娱乐”、“新闻天下”、“新闻热点”、“社会经纬”、“参考消息”、“时尚潮流”6个版面与“三农”没有直接关系。笔者认为,虽然农民也需要获知国内外的重大时事政治、经济新闻甚至娱乐新闻,但这些新闻己经通过各种综合媒体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农民可以从这些媒体上获知有关信息。而作为专业媒体的农业报刊,如果再进行报道,显然是一种重复和浪费。 央视农业频道主要涵盖农业科技、致富信息、致富典型、农民工问题、农村问题深度报道等方面,内容非常集中。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从6时到22时的30档节目中有巧档节目与“三农”相关,而这巧档节目中有7档是当日重播节目(主要包括“乡村季风”、“农资超市、城乡大卖场”、“致富招招鲜”)。从节目的时间长度来计算,涉农节 目总时长为329分钟,占节目总时长(975分钟)的33.7%。可以看出,山东卫视农科频道的关注点非常丰富。然而,涉农节目数量偏少,重播率偏高,节目时间占总时间的比例偏低。 偏重各地农产品市场行情的综合性宏观报道。报纸的服务性和实用性距离农民的生产实际需求依然很远。例如2009年3月3日((农民日报》第6版“监测信息”有“批发市场价格周报”、“热点调查”、“统计分析”、“市场现象”、“市场说话”个栏目,共刊发4则蔬菜批发市场上市量消息,4则各地米价上扬消息,2则图片新闻,1则关于养猪业市场行情的预测分析,1则与养殖业有关的玉米市场价格预测分析。这些信息对大部分农业生产者来说并不具有实际意义,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复杂,个别地区的市场信息,对于分布广泛的农村受众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缺乏针对性。 当然,作为全国性报纸,《农民日报》在报道取向上偏重于宏观角度无可厚非。那么,地方农业报纸在这方面又做得如何呢?同日,《山西农民报》的“种养参谋”版共刊发5篇报道和一张山西农副产品市场行情表。“农村财富”版面共有7篇报道,其中有5篇分别介绍了5位农民的致富故事,另2篇则是关于如何理财和防止上当受骗。从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与农产品直接相关的有用信息。 传统媒体与受众互动不足。在《农民日报》、《山西农民报》样本中,并无读者来信来电,或“读者声音”之类的栏目或版面。央视农业频道和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也同样如此。究其原因,一是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下,决定了农民媒介消费能力不足,导致农民接触媒体的机会较少,更难进行信息反馈与交流。二是农民远未树立起信息消费的意识,缺乏和媒体进行有效沟通的动力和能力。三是媒体自身对农民渴望表达的需求不够重视,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平台,这就使农民无法获得有效渠道来传播自己的声音。 网络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现状 网络媒体的优势在于能够让网民免费各种供求信息,门槛低,信息更新速度快,覆盖面广,信息来源广泛。在各省(区、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中,已有83%的地级和45%的县级农业部门建立了农业信息网站。中国农业信息网是农业部官方网站,其最大特点是权威性和可信度高,统领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高屋建领地传播各种信息。农博网的投资主体是北京一家农业信息科技企业,集行业在线媒体与专业性农业商务于一体。中国农业信息网中仅“资讯信息”和“服务社区”两个频道就设置了“批发市场”、“供求”、“网上展厅”、“农技推jl ?,“优质产品”、“促销平台”、“价格行情”、“分析预测”等近30个栏目。农博网除开设一般信息栏目外,专门设有“商务”板块,下辖“供应”、“求购”、“产品”、“网店”个栏目。网络的一大特色就是信息传播速度快、更新频率高,时刻保持信息更新是网站的生命之本。中国农业信息网的“农村供求一站通”,截至3月13日12时,当天更新农产品求购信息25条、供应信息30条。与此同时,农博网新增供应信息更是高达419条,新增需求信息高达72条。 在网络媒体中电子商务得到发展,农产品网店已经走进互联网的视野。比如,农博网设立电子商务平台,网民只要免费在线注册,即可开通网上店铺。虽然目前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还远远不够完善,但是我们可以预见其巨大的上升空间。主要问题有: 内容重复。网站之间信息重复率较高。几乎每一个综合性农业网站都设有“农业法律法规”这一专栏,而每一个专栏里都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在这两家网站中也存在内容重复的现象。3月26日,这两家网站都了“农业部部署2009年定点扶贫及援疆、援藏工作”、“农业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保障春耕生产用种,加强种子市场管理”等新闻。 信息不够全面立体,图文、视频内容太少。农业生产技术的操作性很强,单纯依靠文字说明无法完整准确地指导农民。受到文化水平的限制,农民很难对复杂的文字说明产生兴趣。因此应该将图片和视频作为农业网站的重要传播方式。然而,这两家网站图文及视频信息很少。比如,中国农业信息网的“农业科技”频道的所有文章均没有配备相应图片或视频。农博网虽然设有“视频”频道,但是其节目大部分是人物访谈、要闻剪辑、会议报道等,没有充分重视农业技术或农产品的推介。 服务性、实用性仍不足。涉农网站基本上仍然处于信息“传声筒”的初级阶段,习惯于自上而下传播信息,还没有将农户的实际需求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例如,农博网虽然开辟了“专家在线”专栏,然而其内容并非是专家在线咨询,而是专家个人成就介绍,只是专家的个人风采录而已,没有很好地发挥其专业指导作用。 讨论与对策 囿于样本覆盖范围小、数量少,本研究很难全面深刻地透析大众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之现状,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中窥斑见豹。笔者认为,涉农媒体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推进农产品信息有效而广泛的传播: 加强信息源建设。目前我国涉农传统媒体的信息主要来源于记者的采访报道,直接来自基层生产一线的信息还非常少,所占信息总量的比例很低。这就导致了媒体无法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农产品信息,而市场又是瞬息万变的,这必将造成信息时效性滞后,从而使得受众大量流失。农业网站的情况也类似,多数没有统一的架构和应用平台,也没有面向农村的、有效的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模式,一直沿用传统网站建设和信息采集方法,使得农业信息资源匾乏。如综合信息多,科技文献信息少,实用技术信息少,可用中文数据库资源零散,不成系统。因此,涉农媒体要广开信息源,充分发挥广大农户、养殖大户、专业合作社、购销商的信息渠道功能。 推动涉农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进一步融合。报网融合是媒体发展的一大战略趋势,涉农媒体也在这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在2005年举行的全国农业媒体高层论坛上,百家与会媒体联合提出创建“全国农业媒体联盟”。而一些理念超前的媒体已经付诸实施,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2004年江苏农业科技信息网与《江苏农业科技报》实现报网整合,双方都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提升农产品信息的权威性。农产品信息的准确、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实际利益。政府应成为农产品市场信息最主要的提供者。农业信息产品中多数具有公共产品性质,需要由政府提供。只有依靠政府发挥职能,才可能建立权威性的农产品市场信息统计、分析与报告制度,为农民提供及时、全面、精确的市场信息和参考资料。政府职能部门与媒体之间要建立信息合作的常规机制,为政府权威信息创造便利。 深化服务功能。要突破传统的涉农信息服务思维,实现从“对农民说”到“为农民说”,再到“让农民说”的转变,使新闻媒体真正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强化新闻媒体反馈和互动功能,收集整理农户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总结归纳其经验教训,反映用户对产品的需求和建议,并且直接为其创造平台进行交流。在各种网站上普遍设立的“论坛”,却很少出现在涉农网站上。这固然与农民受众的上网几率较低、文化水平不足有关,然而,媒体不够重视也是其直接原因。媒体完全可以在这方面进行大胆创新。另外,应该把发展电子商务作为涉农媒体的重点战略。目前农产品网店服务模式过于简单,内容和形式不够丰富,功能也不够强大,而且其进人门槛还比较高,必须缴费升级才可以享受更多的功能,这就给普通农户进人电子商务领域设置了障碍。从长远的眼光看,中国农产品不仅要搞活国内市场,也要在国际市场上开拓广阔天地,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离开电子商务的大力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语境下中产阶级消费认同的解读 摘要 进入到21世纪,中国社会的革命带来了阶层上的变化,即中国中产阶级的“产生”,在此阶级的形成过程中大众传媒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而新兴的中产阶级在消费认同上也离不开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本文探讨的正是基于大众传媒的语境下中国中产阶级消费认同的这一问题。 关键词 中产阶级 消费认同 符号价值 一、中产阶级与消费社会 萨特曾经说过:“一个人出生于中产阶级是不够的,必须一生像中产阶级那样的生活。”那么,什么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又是怎么生活的呢?关于中产阶级,本文认为最初应该是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新兴阶级,物欲上的满足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精神上的渴求。关于中产阶级一般西方国家给出的界定大概是指那些“家庭年收入2.5万至10万美金的阶层”,而且“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处于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与生产技能,在观念上持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人”。但是,在当下的中国。促使中产阶级形成的原因之中,除了这个阶级形成必备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修养以外,还有一种不可缺少的社会因素在此发挥功效,那就是大众传媒,而本文所探讨的有关中产阶级问题也正是在大众传媒这一语境下方能成立的。有论者将其所指的中产阶级定义为“拥有稳定的收入,有能力自己买房买车,能够将收入用于旅游、教育等消费的人群。”显而易见,在该人士的界定中,毫无疑问的将中产阶级直接纳入到了消费社会的形态下。因此本文给中产阶级下的界定是,指那些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审美情趣和良好的品德索养,拥有稳定的收人和住房并其收入用于到精神层面的消费群体。 每一个阶级都会产生一套“独特形成的、显著不同的情感、思维方式和生活观”。这套东西来源于一个阶级的集体经历,是阶级成员试图认清他们的地位时要不断援引的东西。伴随着中产阶级需求的产生,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势必出现,即消费社会。我们界定的中产阶级也正是源于消费社会的出现,离开了消费社会探讨中产阶级,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波德里亚最初的书籍中曾经提及:从早期的竞争市场资本主义阶段向后来的垄断资本义阶段的过渡要求人们更加注意增加并引导消费,同时资本主义的生产者将注意力放到了操纵消费、创造对新的知名商品的需求上。那么。生产商为了满足中产阶级的消费和实现自身盈利的意图,如何使得消费者进行消费呢?我们一定要引入“消费认同”这一概念来进行分析。 二、消费认同的构建 提及认同,是一个相对复杂的概念,与之相对应的是英文中的“identity'’,由于翻译的方法不同,于是在使用的过程之中也会出现其他的词汇,如“同一性”、“身份”、“认同”等。本文引用的是中山大学伍庆博士关于“认同”的界定:它是自我作为主体对于自身保持同一以及其他人之间类同所形成的客观身份的主观肯定态度,它是在自我与杜会的互动中建立起来的。。认同作为对客观身份的主观肯定态度,是指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自我与社会互动产生的结果,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个人认同——关于自身属性的认同,另一种是社会认同——自我社会性维度,即对所属社会群体的认同。随着社会的多元发展,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人们的不变身份也发生了改变。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人们的身份认知进行了重新的“洗牌”。 在当下“我是谁?”一直成为一种疑问,实现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而本文认为在消费社会中,人的这种社会认同是通过消费行为来实现的。正如鲍曼所言:“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即他的社会定义,不再是拥有状态,而是成了存在状态。”。他已经看到了现在社会中身份从拥有性向存在性转变的趋势。拥有性身份是指我们的身份是依据我们所拥有的资源来判定的,他的建立基于先天和后天拥有的属性;而存在性身份是根据个体的主观行为特征来划分的群体成员资格,他的建立不是基于客观资源而是主观的观念和行动,更加需要通过认同构建才能引发相应的行为从而确立身份。 消费认同构建的关键就是利用同一与差异来使人们确立对同一性的信念,相信自己在消费属性上与某些人同一而与另一些人存在差异,从而愿意将自己根据消费属性而归属于特定的群体。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成为目的,消费成为文化实践行为。能够建构个体生活的意义,更加具有了公共的内涵。在日益意义化和公共化的过程中逐渐具备了构建认同的条件,消费也逐步取代劳动成为建构认同的重要方式。 麦克拉肯关于消费与文化的意义转移模式可以作为我们探讨消费构建认同的借鉴。他认为,消费行为是以各种仪式的方式将商品的意义转移到消费者自己身上。而本文认为这种“意义”是无法完成自我转移的,需要的是借助于“符号”来完成,这就涉及到消费商品的符号化和符号化的消费商品。消费本身并不意味着商品的某种符号价值直接转移到消费者身上,而是通过消费行为利用商品的符号价值进行新的创造,以实现自己的目的,同时再创造出商品的符号价值和文化世界。对于符号消费正是本文探讨的关键,中产阶级的消费认同也就源于此。 三、中产阶级消费认同的分析 1. 符号价值及其机理 在消费社会中,消费行为本身已经成为我们进行自我与他人识别和归属的重要方式之一。古语说:“你是你吃的东西”。因为你吃与所消费一样是进行自我识别的一种行为。至于你吃的“东西”,即商品,则包含了有形与无形的内容。一般来讲,我们对于商品的认知是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是从任何一本经济学著作中都能够发现的,但是正如波德里亚所认为的一样,在消费社会中,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已经被“符号价值”所代替,而“这个‘符号价值’将商品重新定义为主要是被消费和被展示的一个象征”。 波德里亚关于“符号价值”是受到了莫斯及其《礼物》的影响,在他看来符号价值根本不是商品的属性,而是发生在互惠的礼物交换即象征交换中,而在完成象征交换时所遵循的是与等价交换完全不同的经济逻辑。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礼物与商品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原来在象征交换时的符号价值也在商品经济交换时变成了类似商品使用价值那样的“有用性”。这时,商品的符号价值就具有了类似使用价值那样的“特性”。但是,这绝对不能说符号价值就等同于使用价值,符号价值的基础“在于人的需要的多样性和物在满足人们需要时的多重属性”。。所以说,符号价值是商品的“第三种价值”,而这种“符号价值”正是中产阶级在消费社会中的所进行的“消费”。 萨林斯认为人们的文化观点决定了商品所具有的意义,以此来决定商品的符号价值,而波德里亚认为商品只有成为符号才能成为消费的对象一样;商品的符号化是商品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获得的,而符号的商品化是在一定的市场环境中获得的。宝玉“抓周”抓了胭脂引来其父的大怒,其实想想抓什么本无可厚非,只是宝玉抓的物品的“符号价值”不随人愿而已。这个也可以理解为在中产阶级这个阶层选择衣装时的行为,衣服本是用来“遮羞”的,满足这个使用价值即可吗?当然不是,在当今的大众传媒的肆意渲染下,现代商品的符号生产与认知显得更加的重要,符号价值也成为我们鉴别商品“好与坏”的重要参数。 2. 品牌消费与消费认同 较之于使用价值,符号价值具有派生性、主观性、变更性,本文在分析下面问题的时候又要引入另外一个概念_品牌。品牌来源于古挪威文字,意为“烙印”,这一简单的解释很好的诠释了品牌所具有的意义。在现代消费社会中,品牌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化的符号,为普通的商品增加了更加复杂的符号价值。共有的符号价值原本是属于某一类商品的,但是品牌出现后,完成了从“共有”向“专有”的转化,同时。品牌还可以脱离商品而进行独立符号操作。中产阶级的消费认同也正是建立在品牌消费的基础之上的,通过“幻想”的构建来完成消费认同。 品牌的符号价值具有专属性,特定的符号价值与品牌联系在一起就不再属于这一类商品。由于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文化背景,因此对于某一类商品而言,他们具有的是相同的符号价值,但是品牌的出现使得某些商品具有了“与众不同”的含义。就如所有的运动用品都具有速度、健康、活力、青春等元素,但是唯独kappa运动品牌具有凄美的爱情故事,而这个爱情故事又强化了消费者对于品牌形象的认知。在这次消费过程中,消费者完成了对于社会中自我的识别和社会的认知,进而完成了这次的消费认同。 品牌的符号价值具有随意性,由制造商根据实际制造差异的需要随意制定。索绪尔提出符号的任意性,“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所说的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的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同样是男士西服。不同的品牌进行宣传时则使用不同的广告语,“简约而不简单”等。这种广告语暗示给消费者,只要身着此衣,你便成为“简约而不简单”的男士。中产阶级在消费行为中确立了自我身份的识别和社会角色的重新定位。 品牌的符号价值具有独立性,可以脱离商品进行任何商品的移植。生产者控制着品牌,品牌即使外在于商品,也会赋予自身一定的价值。例如利群烟与其口号“让心灵去旅行”,吸烟本身就是伤害身体的一种行为,可是利群企业却通过大众传媒营造出一种“幻象”,即通过购买和使用该产品达到他所宣扬的理念,而消费者在消费行为中也实现了这种自我身份的识别和社会认知,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让心灵去旅行”的,只有那些实施消费行为的人可以做到。 总之,当消费者通过大众传媒构想自己的消费,即在心理上消费的时候,就形成了消费认同和消费欲望;当消费行为被赋予了象征意义后,“认同”就成了相对的消费概念,而消费者的“认同”越来越由别人而不是自己来界定,这一切都是由商品的符号价值和商品的品牌价值来完成的。 3. 中产阶级的消费方式 在消费认同的构建中,我们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消费方式,即占有性消费、存在性消费和群体性消费。在占有性消费方式中,商品的符号价值直接转移到消费主体身上,消费者通过占有证明和确立自我。通过某些品牌的消费,使得一些消费者成为消费者共同体,在这一点上,占有性消费与群体性消费有着不解之缘。龙丹奶业宣扬的“龙的传人喝龙丹”,如果消费者购买的是其产品,那么,“龙丹奶”自身所具有的“龙的传人”的符号价值就直接转移到消费者身上,而同时购买该产品的消费者就成为一个消费群体,在他们的想象中,只有他们才是“龙的传人”。 在存在性消费方式中,消费行为本身便说明了符号价值的意义,有学者概况为“我消费,我存在”。商品的符号价值外在于消费主体,消费活动通过内在化的方式蕴涵在商品中的符号转化为对消费主体而言的意义,是消费活动内化于自身从而成为一种存在式的体验。~位消费者在购买“宝马”车的同时就已经证明他的身份和地位了,他的自我身份和社会地位的确立是通过实施购买行为来完成的。中产阶级的消费认同就是基于以上的品牌消费及其消费模式来完成的,所有的消费都是建立在大众传媒在宣传过程中赋予了商品一定的“符号价值”和“品牌价值”之上的,品牌消费成为中产阶级的主要消费形式,也正是通过这种消费形式,中产阶级在消费行为中实现了自我的身份认知和社会认知。 四、中产阶级的消费认同的反思 在大众传媒发展的今天,其制造“幻象”的功能发挥的淋漓尽致:广告和媒体运用其独有的优势对商品进行直接灌输符号价值;在电视、电影作品中出现的植入式广告,甚至在新闻报道中出现的“软广告”等等,无所不入的渗透和传播到消费者的脑海中。大众传媒控制着商品的符号价值的同时,商品的符号价值也被大众传媒操纵成“易碎品”,进行不断的更迭,从而造成消费者“新品”的“幻象”。中产阶级正是在大众传媒所营造的这种消费环境中被“幻象”所蒙蔽,也正是在这种制造出的“幻象”中,通过消费行为实现了自我的身份认同,从而完成了消费认同。 大众传媒先是“塑造”出中国的中产阶级,再利用自身的优势与企业“合谋”通过塑造商品的符号价值,使得中产阶级在消费行为中实现自我和社会身份的认同,进而实现消费认同。正如鲍曼所言:如果说现代性的缺憾源于容忍了太少自由的安全,那么后现代性的缺憾则源于容忍了太少的个体安全的自由。没有同一。我们就缺少安全;没有差异。我们就丧失自由。在当下这样一个时代,消费认同本身也许就是一个悖论。那就在没有希望的路上前行,只因心中充满了希望。 大众传媒论文:互联网大众传媒新闻传播活动的核心竞争力 [摘 要]在分析国际互联网技术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了网络新闻传播活动中呈现方式的内在发展趋势,继而从操作性角度研究了国际互联网技术对网络新闻业务活动的具体要求。 、国际互联网是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的媒介平台国际互联网又称因特网(internet),是一组全球信息资源的总汇。有一种粗略的说法,认为国际互联网是由于许多小的网络(子网)互联而成的一个逻辑网,每个子网中连接着若干台计算机(主机)。因特网以相互交流信息资源为目的,基于一些共同的协议,并通过许多路由器和公共互联网而成,它是一个信息资源和资源共享的集合。 近年来,人们常把国际互联网称为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出现的“第四媒介”。笔者认为这一说法颇为片面,体现了人们对国际互联网的技术特性和传媒业之间的关系缺乏科学的理解。 国际互联网的根本特性是使用数字化技术。数字化技术的最大特征是使任意形式呈现出来的信息在传播的技术层面上同质化———都变为逻辑上0或1的二进制数构成的编码。基于这一特征,因特网中现行的tcp/ip协议实现了在通用的网络中对任意信息的黑箱式传输。因此,因特网之于媒介,绝不是一种和报纸、广播、电视并列抑或替代的关系,而是一种多功能的全媒体平台。 因特网是一种极其便捷的信息传递渠道。基于这一渠道,人们可以使用任何形式的网络终端实现不同功能特征的媒介应用。在多媒体电脑、手机等电子设备的显示屏上,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看到以文字媒介形式传递的信息,这种媒介使用的体验可以是类似于报纸的,但又具备了报纸所不具有的种种特性。同样,类似广播、电视的声音、声像媒介也可以通过各种网络终端借助因特网的信息传递功能得以实现。 因此,国际互联网是一个基于数字化技术的通用性的信息传输网络,它为包括大众传播在内的各种传播活动提供了便利的全媒介平台。 二、国际互联网技术特点对网络平台上大众传媒新闻传播活动的影响当然,大众传媒的新闻传播活动是因特网上重要的传播活动之一。作为一个通用性媒介平台,因特网具有各种特征,其中三点特征对于网络平台上进行的大众传播尤其是新闻传播活动非常重要。(1)信息的海量性。因特网的诞生使得理论上一切在这个地球上以数字形式储存的信息都可能被接入网络的任何终端设备瞬间调用,这就造成了一个历史性的事实,即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信息供大于求的状况。海量的信息来源必将造成关于同一新闻事件的大量同质化报道。(2)信息的即时更新性。因特网生来就是一个工业标准的集合体,任何功能的机器电子设备,只要它符合接口标准,支持因特网的协议,就可以接入网络,上传、下载信息。握有正确设备的新闻记者可以第一时间将新闻上传至网络,有感想的任何人也可以第一时间发表自己的观点,加之接入网络人数的海量性,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排除制度因素的影响,则重大新闻事件的信息在因特网上的更新是即时性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传统意义上时效性的新闻价值。(3)信息来源的复杂性。网络的另一重要特征———交互性,决定了绝对意义的信息获取者或生产者是不存在的。每个人都能在网上发表自己的信息或观点,甚至在因特网上开办专业化的信息网页的成本也低得惊人。信息来源的异常复杂导致了信息真伪的辨识变得较为困难。此时,信息者的权威性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变得尤为重要了。 基于因特网的上述特性,网络新闻传播活动中媒体间的竞争呈现出了与传统媒介不同的特点。如前所述,信息的即时更新性使新闻的时效性几乎成为了必然,并且网络用户的媒体使用是主动性、习惯性的操作,这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传统媒介独家新闻的激烈竞争。而信息的海量性和来源的复杂性更使网络使用者面临着大量关于同一新闻事件雷同的抑或是事实陈述迥异的报道。此时,专业传者最急需发挥到极致的职业角色恰恰是最为经典的“把关人”角色。面对网络上无穷无尽的信息和“超文本链接加关键词搜索”的网络信息基本呈现模式,传者要为受众准备的应该是一份分门别类、精心编制的新闻标题菜单。这份菜单的分类是否足够精细,重点是否足够突出,标题是否足够精彩,内容是否足够准确,是否利用先进的网络最大程度上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以上种种决定了受众在众多的新闻媒体之中更青睐谁。 在网络上,培养受众的媒介使用习惯是至关重要的事情,而习惯的培养必须通过常年累月新闻信息的完美呈现。由此可见,互联网平台上大众传媒新闻传播活动的核心竞争力正是完美的内容编辑与呈现形式。 三、网络新闻内容呈现的内在要求(一)时效性是准入的门槛前文中强调了网络信息的即时更新性对新闻时效性的淡化,但这绝不是说时效性是不重要的,而是说时效性的实现变得空前简单了。因此,新闻的时效性也就成为了网络新闻传播游戏的准入门槛。网络虽然也像报纸一样具备文字媒体的功能,但是忽视时效性一味追求深度报道是很难取得成功的。最先把新闻呈现在受众面前的媒体,才能优先享有向受众提供相关新闻背景线索与观点评论的超文本链接的机会。 (二)多维度、明晰的信息分类排序时效性只是最基本的要求,网络新闻的关键是呈现的模式要符合受众的要求。如前所述,新闻标题菜单的分类与排序格外值得讲究。新闻的分类维度要多而细致,除了一般意义上的重大新闻安排在开头醒目处之外,其他消息应分门别类置入各个栏目之中,可按题材、内容、地域、特点等各种维度分类,按照重要性或者时间顺序排列整齐,并且应包含相关的关键词,以便搜索引擎能够检索到这篇新闻。此外,新闻标题菜单的呈现美感同样是极其重要的。 (三)表意精辟、引人入胜的新闻标题网络新闻需要用户的点击才能呈现出全文,而用户是否点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闻标题的质量。网络新闻的标题受篇幅限制应尽量短小,用有限的字数较为明确地表达新闻事件要素的同时,更关键的是要表明这条新闻值得关注的价值点何在。在命名标题的过程中,应切记浮夸,标题与内容不符,一旦让受众在点击之后产生上当的感觉,则会影响受众使用习惯的培养和延续,是得不偿失的事情。 (四)多媒体内容、丰富的背景资料和深度分析网络新闻的一大优势就是网络信息彼此间的链接性。 第一时间简要报道了新闻事件之后,这一新闻的网页应当尽快被不断丰富,加入新闻现场的声像资料,加入之前相关新闻及背景资料的超文本链接,加入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观点与评论,这样一个完善的新闻网页才能为受众提供最令人满意的服务。 (五)用户定制———接近性的极致因特网技术中ip协议的使用使得网络通讯可以实现点对点、点对面(广播)、群组等各种模式。对于新闻传播而言,对这种技术的重要应用之一,就是实现新闻信息的用户定制。接近性本是新闻价值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任何传统媒介在接近性方面也不能够与用户定制的功能相提并论。用户定制是个人化的操作,它允许用户根据个人喜好定制自己感兴趣的栏目和关键词的新闻。对于细致的栏目、关键词划分及相应的新闻标题菜单的高质量编辑,可能需要网络大众媒介投入更大的人力才能实现,这也可能成为未来因特网新闻传播竞争的一个关键点。 大众传媒论文:试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兴起与大众传媒 论文关键词:文学思潮 兴起 大众传媒 论文摘要: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潮,而每个时期的文学思潮的发生也有着自己特有的性质。本文将从当时大众传媒的整体情况来考虑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形成。 文学思潮作为中国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我国文学事业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进入到现代社会以来,文学思潮的兴起与发展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兴趣,有关现代中国文学思潮的论著与研究文章也逐渐增加。这些文章或者论著从文学本身、文学思潮本身对文学思潮进行了大量细致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为我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依据,也为我们更加全面的了解现代文学思潮的状况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以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为核心,围绕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这一话题,以我国现代大众传媒为切入点,来窥探我国现代文学思潮兴起的原因,将我国现代文学思潮放在一个全新的视域下进行剖析。 一、力量的积蓄:大众传媒与近代中国文学的挣扎 在论及大众传媒和文学的关系时,蒋晓丽在她的《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学》一书中说道:“没有机器印刷技术的出现,没有由机器印刷技术的发展而诞生的近代大众传媒,就没有文学传载方式的改变,也就没有文学言述样式的改变,更没有文学观念的改变,自然就不会有新的文学形态的改变”。由此可见,大众传媒在文学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近现代文学最为明显的分界线,起到了一个里程碑的作用。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文化事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封建传统儒家文化的大一统局面,几乎在一夜之间被瓦解,文化领域呈现出多元共存的态势,在表述上采用了浅显易懂的白话文表达,各类文学创作快速增长,文学创作流派和文学思潮纷纷涌现,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那时候“中国传统通俗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戏剧盛极一时”,“小说也由过去的末技升堂入室。由于印刷业的兴盛,历代小说在近代大量重版,流传甚广,封建王朝的禁毁令不宣而废”。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中国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推动了文化事业的不断进步和进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各种新的文学思潮如雨后春笋一样迅速成长,在中华大地上盛开出一朵一朵灿烂的文化之花。 在大众传媒的世界里,统治阶级的公私言行,经由大众传媒的监督机制暴露在民众眼前,往日神秘的权贵阶层失去了变得触手可及;同时,在这个世界里,社会对政府决策和行为的反应和评论也得以公布,文化专制的霸权被淡化,被消解;许多报刊以“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为天职,成为约束政治权利的社会制衡机制。正是在这种社会基本机制的转型之下,在有大众传媒掌控的世界里,思想文化的风气为之一变,形成了众声喧哗的局面:“个人之思想,以言论表之,社会的思想,以报刊表之。有一种社会,各有其表之报,社会有若干之阶级,而报之阶级随之矣。”“有一大问题出,为各种社会的注意,则必占各报之主要部分。”不同的思想能够在报刊上反映,各种言论能够在传媒上出现,这种信息环境必然会冲击专制正统文化的霸权,构成思想良性发展的机制,社会文化环境随之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的公开并存与竞争,使思想先驱和革命新势力的社会领导地位得到确立;同时这些拥有传媒话语权的人,“既具最高之地位,代表国民,国民而亦即承认其代表者,一纸之出,可以收全国之观听,一议之发,可以挽全国之倾势”。 随着西方国家和中国商业贸易的越来越频繁,也由于西方国家想侵占中国的野心驱使,外国的一些新技术或多或少的流传进来,这样就造就了以动力革命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工业社会后,文学的传播与交往才彻底突破了手工的、低效的阶段,呈现出一日千里的发展局面。 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认为造成晚清小说空前繁荣局面的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当然是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此前那样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运用上需要多量生产。第二,是当时知识阶级受了西洋文化影响,从社会意义上,认识了小说的重要性。第三,就是清室屡挫于外敌,政治上有极腐败,大家知道不足与有为,遂写小说,以事抨击,并提倡维新与革命。”尽管阿英并没有据以论述印刷事业与新闻事业在晚清如何发达,并如何影响小说的发展,但是,他把“印刷事业”与“新闻事业”发达的因素基于当时社会的与政治的要求之上的事实,却无可置疑地反映了他对近代传播媒介引起文学巨变的初步感悟,并表现出他对传播媒介变革的高度重视。这是社会在步入工业化之时对文学的馈赠。它对文学的创作、传播与交流都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近代传播媒介的变革,根本不可能有二十世纪文学思潮空前的繁荣,就更不可能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兴盛,也就无从形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如此庞大的体系与格局。 二、现代文学的兴起与大众传媒 要探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与大众传媒的关系,我们就不能绕过一个关键的问题而单单说现代文学思潮,也就是,我们不能将文学思潮从整个文学版块中抽离出来去论述,文学思潮本身就是文学版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是不离不弃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如果分割开来论证,不免会落入片面和激进的圈子。 中观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社会历史步入现代进程以后,现代工业经济给传播媒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不论是传播媒介的硬件设施,还是软件技术,都呈一日千里的发展趋势。首先,从硬件技术设施上来说,在社会历史发展到现代以后,各种新产品新能源(相对于工业革命之前来说)极大程度的运用到各个领域,现代印刷技术应该说首当其冲得益颇丰,在没有这些新动力之前,所有的加工印刷流程只能靠传统的手工操作,效率低下,并且印刷质量也不是很高,这对文化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制约力量。据统计,从清初到1897年共出版通俗小说二百七十五种,文言小说五百五十九种,两者合起来总计八百三十四种。而晚清以来,单单就阿英的《晚清戏曲小说书目》中收录1898年到1911年这十四年间出版的小说就达一千一百四十五种,比前二百五十年出版的总数还多。这组数据说明在先进技术的推动下,我国的文学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其次,从大众传播媒介的软件方面来说,自从1905年科举制度废止,之前几千年来“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读书为官论在瞬间土崩瓦解,以前认为只要通过科举考试就能走向仕途的梦想突然崩塌,举国上下的读书人必须自己去寻找自己的出路,这样在社会上就“多余”出了一大批自由学者,也就是为数众多的文化人。这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提供了人才的保障,使大众传播媒介有了人才软实力的助推。在一大批有为青年的簇拥下,胡适、陈独秀闪亮登场,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而他们的出场,从一开始就是与大众传媒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没有大众传媒就没有文学革命,也就更加不会有其后产生的各种文学思潮了。 大众传媒与文学的相互渗透。一个文学思潮的形成就有一个新的文化阵地的产生,一个文学思潮必然要以一种出版物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传播自己的文化。一种文学思潮之所以要选择或创办一种出版物作为自己的文化阵地,是因为作为大众传媒的出版物,改变了文化的传播形式,扩大了受众群体和社会层面,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接受传播的权利,拓展了人们认知空间,加快了某种文学思潮的传播速度,更是方便了此种文学思潮的文人们与其他文学思潮的人展开斗争,为他们提供一个没有硝烟的文化“战场”。 如以吴宓、汤用彤为代表的学衡派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文学改良派,就分别以《学衡杂志》和《新青年》为自己的“机关刊物”,在各自的刊物上表达自己的观点或在上面进行“唇枪舌战”。学衡派源自创刊于1922年1月的学衡杂志。该杂志的创办历史可追溯致1915年冬在清华学校成立的天人学会。天人学会由学衡重要成员吴宓、汤用彤创建。但是政治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五四新文化运动勃兴的前夕,他们以融合新旧,撷精立极,造成一种学说,已影响社会,改良群治为天人学会的宗旨。吴宓为了实现这一宗旨,曾经希望创办一份杂志。 正是在这种文化思想的对抗中,我国文化事业逐渐走向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媒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仔细分析一下,现代文学思潮的兴起与大众传媒可以说是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文学思潮是以一个特定历史时代和社会背景为环境的,在这个环境中出现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上的具有倾向性人们的精神需求的述求。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中国,举国上下、各行各业都充满了救国救民的热情,文人志士也力求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救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于是他们开始向西方寻求良方、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学习外国文学。这些对传统的中国文学就是一股猛烈的冲击力量,那么,之所以有这种力量,是离不开大众传媒的功劳的。他们有先进的思想,就必须要依靠大众传媒的力量传播出去,让大众知道这些新知识新文化,而传媒强大的传播力量和传播范围的广泛,正切合了文学思潮的自身需求,并且,传播媒介本身也得以成为这些新文学创作的元素。而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思潮的出现也为大众传媒提供了传播素材,不同文学思潮之间的论战必然会以各自的观念表达为方式,他们纷纷将自己的观念诉诸文章或者是评论,然后将这些文章或评论发表在各自的刊物上让对方和大众了解,这样既能让大众知道自己的观念,也能让大众了解对方文学思潮的弊端,让大众更加全面的了解他们各自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想。 三、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思潮的兴盛 中国文学经过近代向现代的历史转型,在20世纪初已经具备了现代文学的性质,现代文学的创作和发展大大超过了传统文学时期,不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读者的接受率上来看, 这段时期完全可以说是一个文学史上的高峰,具有里程碑似的意义。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也是相当活跃的,在短短三十年间就出现了现实主义思潮、浪漫主义思潮、现代主义思潮等八种主要的文学思潮,并且形成了百家争鸣、争奇斗艳的局面,这使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间的文学创作日趋多元化,创作方式由以前的单一刻板转向通俗大众路线,而且把文学从“庙堂”上解放下来,让以前披戴着神秘面纱的、精英化的文学变的平民化。中国文学事业步入现代以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离不开先进的中国文学界的先辈们付出的心血,中国文学界的先辈们所做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他们用自己的智慧谱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奇迹,让中国文学在向现代转型后的短短几十年间发出了震撼寰宇的历史最强音。 在中国文学由近代转向现代之前,中国的大众传媒事业就已经开始了向现代的转变。晚清时期国弱家贫,外来人士处于各种目的在中国兴办工厂、学校、报社等等,虽然他们是想通过他们的这种努力来同化中华民族的儿女,最终达到不费一兵一卒占领中国的目的,但是同时他们也给我们国家带来了新兴的技术和科学的理念。大众传媒就是其中的一种,以机器印刷为代表的现代传媒技术,随着外国人进入中国而传入,使我国改变了之前手工雕印的局面,大大提高了印刷行业的生产力,加大了知识传播的广度,加深了传播的深度;他们将新闻媒体这个新兴的行业带给我国,并在我国实行公司化经营管理,这些先进的管理理念也被我国人学得并用于自身的发展,并使得媒介市场逐步建立并日趋完善。传播媒介的变革对中国现代文学最为明显的影响,在于他促使了现代文化市场的发育,使得文学成为一种公众的事业。在我国报学史上,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近代化报纸,是伍廷芳于1858年在香港创办的《中外新报》。自此之后,中国人自办的报刊不断涌现。到1902年梁启超统计全国存佚报刊时,则已达一百二十四种之多。媒介市场的繁荣推动了文学市场的建立和繁荣,文学市场逐渐壮大起来,职业小说家的出现、报人文学家的双重身份在当时并不罕见。 如前所述,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来自于文学观念的改变和文学思潮的兴起,各主要流派的负责人和拥护者都借助于大众传媒来推广自己的文学观念。也许在当时,他们并没有争取受众的意识,只是想借助报纸的力量来表达和阐释自己的文学思想,维护自己的文学思想,但是他们借助的是一个拥有庞大接受者的读者群,这么一个庞大的群体通过阅读报纸,阅读文学思潮各流派的文学观念,会不自觉的选择一个自己比较中意的文学思潮派别去支持,这样,本来只有少数几个人汇流而成的小的文学思潮,慢慢就壮大成一个大的社会群体性的文学思潮,其影响自然会随着拥护者的增加而增加了。 从二十世纪初年各种文学期刊杂志的区域分布来看,有一个明显的感觉,那就是在封建社会中一直被许多文人视为“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文学事业,这时也强烈地带有了工业化社会的特点。许多文学期刊都是作家亲自创办或自任编辑,往往具有同人刊物的性质。出版商、编辑、作家形成了一个有机的联系整体,协同配合并进行文学实践,甚至有的即是编辑又是作家还是出版商三种身份。诸如梁启超创办《新小说》,为一批维新派志士发表政治与艺术主张提供了阵地。又如包笑天,在图表中可以发现,他这时主编的刊物有《小说大观》和《小说时报》两种,在他周围就团结了一大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下鸳鸯蝴蝶派作者,被推为这一文学流派的元老。此外,像周桂笙编的《月月小说》,王蕴章编的《小说月报》,王钝根编的《礼拜六》,等等,都团结了一批作者,通过刊物来呼唤同道中人,形成风气,这种风气被很多人采用了,也就是文学思潮了。这是文学已经从纯粹的个人事业中挣脱出来,成为一种公众的、集约化的工作。 因而我们发现,传播媒介的变革与自由经济的发展对于文学的影响,自然还会派生出两个特点:一是由于读者趣味与书刊市场的影响,文学书刊与杂志不断花样翻新,争奇斗艳,带有商品经济社会中不断竞争的特点;二是每个作家或者一个文学团体都可以通过筹办自己的刊物来实践自己的文学主张,形成不同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流派,最终形成风行一时的文学思潮。 大众传媒论文:浅论大众传媒与大学生国情教育 观 国情备忘录 有感 论文关键词:国情资讯 大学生国情教育 大众传媒 论文摘要:国情教育是国民素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形式。当前,大学生国情教育亟待加强。大众传媒是大学生国情教育和获取国情资讯的重要途径。 在21世纪告别首个十年之际,中央电视台继《大国崛起》和《复兴之路》之后再次重磅推出大型记录片《国情备忘录》—— 一部国情教育记录片的扛鼎之作。作为一名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多年的高校教师,笔者在被《国情备忘录》的精彩内容打动的同时,一方面深深感受到当代大学生国情教育亟待加强,另一方面也再次感知大众传媒作为传播国情资讯的重要途径,在大学生国情教育方面可大有作为。 一、国情、国情资讯、大众传媒与国情教育的涵义 国情,顾名思义就是国家各方面的情况,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军事、外交、人口、风俗习惯、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等各方面状况的综合反映。已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指出:“国情的内容很丰富,实际上它包含了有关我们中国的一切情况,经济的、社会的、民族的、文化的等等,一草一木都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的国情。”[1] 大体而言,国情可分为:自然国情和人文国情;历史国情和现实国情;静态国情和动态国情;整体国情和局部国情等等。例如,《国情备忘录》记录片呈现给观众的国情资讯,即含括了上述各项分类法的内容。 国情资讯,简言之就是国情方面的有关资讯。从资讯学理论来看,资讯和信息、新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严格而言,一方面资讯是信息的一种,它是由于被受众及时获得和利用而能够给受众带来价值的信息;另一方面资讯的时效范围远宽于新闻,包括了新闻、史实、政策、评论、观点等多方范畴,涉及多种学科领域,从这角度而言新闻属于资讯的一种。 大众传媒(mass media)即大众传播媒介的简称。广义上它是所有用以向广大受众传递各种信息的物质载体如报纸、通讯、广播、电视、互联网、新闻纪录影片和新闻性期刊的总称。传统上大众传媒指传播范围广大的图书、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六种传媒(前三种又称印刷传媒,后三种又称电子传媒),今天的电子传媒则应加上依托信息技术发展起来的互联网、音像出版物等新兴传媒。在狭义上,大众传媒与新闻传播关系密切,即以新闻传播为重要使命,因此又被称为新闻传媒(news media) [2]。 国情教育是国民素质教育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形式。它是教育主体向教育客体传授国情基本知识和分析认识国情的基本方法,使之树立正确国情观的教育实践过程。国情教育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自然国情教育,包括自然资源状况、土地资源状况、环境气候状况、地理生态状况等方面内容;历史国情教育,包括民族的历史发展、民族传统(含民族性、心理特点、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化源流、文明发展的历史及成果等方面内容;现实国情教育,包括国家和社会性质和制度、经济发展状况、教育科学文化发展状况、民族状况、人口状况、思想信仰等方面内容;比较国情教育,包括与外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比较,经济、科技文化发展状况的比较,人口、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状况的比较以及综合国力的比较等方面内容 [3]。 二、大学生国情教育的重要性 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十分重视国情教育。同志曾强调:“明白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亦即是中国特殊的国情,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 [4]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 [5]1991年3月,同志在写给国家教委李铁映、何东昌同志的信中指出:“要从小学生(甚至幼儿园),中学生直至大学生,由浅入深,坚持不懈地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的教育。”并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强调指出:要“在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进一步加强近代史、现代史教育和国情教育,增强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强精神,抵御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2004年8月,在同志等政治局常委的共同指导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即16号文件),明确指出要“深入开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开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教育,开展基本国情和形势政策教育,开展科学发展观教育,使大学生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国家的前途命运,认识自己的社会责任。”可见,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是站在党和国家以及民族的根本利益高度,为革命和建设伟大事业着想,从培养和造就千百万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角度来讲这些话的,具有深远的政治指导意义。 准确把握国情是国家科学决策的重要基础,也是每个公民正确认识社会、选择人生道路的重要依据。大学生是国家建设的重要预备力量,树立正确的国情观有利于自身成长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有用之材,也是日后做好本职工作的重要基础。因此,对大学生进行系统、完整和有效的国情教育,使之形成正确的国情观,意义重大。 然而,当前大学生国情教育状况不容乐观:第一,大学生的社会经历普遍简单,加上兴趣点普遍娱乐化,因而对国情的实际认识普遍浅少;第二,在我国的教育体制和教育习惯下,大学生接触国情资讯的机会往往被其他学习任务挤占,有限的国情知识主要依靠灌输教育的途径获得;第三,大学生普遍思维活跃但欠成熟,容易被虚假国情信息乘虚而入,他们在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国情观和道路上尚需引导。可见,要使大学生国情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必须综合运用大学生国情教育和获取国情资讯的各种有效途径。 三、大众传媒是大学生国情教育和获取国情资讯的重要途径 国情教育途径是将教育者和教育对象联系起来传递国情资讯的渠道。大学生国情教育可通过多种途径,除了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之外,大众传媒应该是大学生国情教育和获取国情资讯最为重要的途径。在大众传媒传播的新闻等资讯中,许多与国情和国情教育有关。这些国情资讯往往广泛蕴含在各种资讯形式中,也有的传媒专门开设国情知识或国情教育栏目进行专题介绍。 国情教育的大众传媒途径具有受众广泛、传播快捷、形象生动、方式多样等优点。但也存在如下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传播信息比较庞杂,国情资讯可能被淹没其中而不为受众所注意;第二,信息来源混乱,真实信息和虚假信息同时得到传播;第三,形式较单一,缺乏感染力,在信息爆炸时代难于有效契合当代大学生兴趣特点,引起他们的广泛关注。 因此,有必要根据大学生受众在接受国情教育中体现的个性特点,充分挖掘大众传媒途径在大学生国情教育方面的优势和潜力。这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不断努力:首先,充分利用互联网、短信平台等新兴大众传媒途径广泛传播国情资讯。近年,我国互联网和手机用户数目持续增加,双双位居世界首位,其中大学生群体是用户中的最活跃群体之一,因此,在新兴大众传媒途径上搭载国情资讯和国情教育功能,是最为有效的方法。其次,大众传媒应加大对有关信息源的控制和关注,如关于国情的权威性会和国情白皮书,一方面保证大学生受众接收到的国情资讯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也能保证大学生受众更有机会获取国情资讯。再次,大众传媒可跟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实行优势互补,借助宣传大学生思想政治课如《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形势与政策》等课程教学内容、大学生社会实践和校园文化等手段,引起大学生群体的关注,从而强化大学生国情教育。最后,大众传媒要努力打造内容丰富并且极具感染力的国情教育精品(如《国情备忘录》),并利用网络、电视、报刊等传播平台广泛进行宣传,努力推动优秀进校园,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国情教育的优秀素材。 大众传媒论文:全球想象与传统的再生产 全球化语境中大众传媒的 城市叙事 关键词: 大众媒介 城市叙述 全球化 传统的发明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城市化与全球化浪潮,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城市生活日益受到重视,而在这一过程中,大众传媒是如何展开城市叙述、想象和建构的呢?本文即以《南方周末》、《解放日报》、《新京报》等大众传媒为研究对象,探讨新闻报纸等媒介“城市叙述”过程中出现的一方面对城市全球化的渴望、向往,另一方面又努力挖掘和再造城市传统的媒介现象,并深入讨论大众媒介城市叙述中,“全球想象”与“发明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运动,我国的城市迅速发展,有人指出对于我国而言:“城镇(城市)是一种崭新的社会样态。未来10年到15年,我国将逐渐进入城镇社会。”[1]而在新世纪之后,随着中国加入wto,在全球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中国的城市发展更加迅猛,到处都出现了“造城运动”。而在此过程里,媒介也对城市展开了丰富的叙述、建构和想象,本文即探讨新闻报纸等媒介“城市叙述”过程中出现的一方面对城市全球化的渴望、向往,另一方面又努力挖掘和再造城市传统的媒介现象,并深入讨论大众媒介城市叙述中,“全球想象”与“发明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造城运动与大众传媒的“全球想象”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虽已实行“改革开放”,政治、经济和文化与西方都有了接触,但西方的技术、资本和媒体并没有大规模进入中国。但20世纪90年代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越来越融入到全球经济和文化秩序中,同时,外国资本、技术和文化开始大规模地渗透到中国,尤其是加入wto之后,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流更加频繁。这股全球化浪潮,刺激了电影、报纸和电视剧等大众媒介对城市的“全球想象”。 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一部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1993,郑晓龙、冯小刚导演),描写中国人在纽约生活的情况。电视剧之所以引起巨大反响,其中一个原因是电视剧对纽约大都会的展现,激发了许多观众对西方大都会生活的想象,两位主人公王启明和郭燕竭力融入美国的过程,也说明了当时许多中国人一种对个人、城市和民族在世界秩序中所处位置的不满。电视剧的开篇就展现了一对初到纽约的中国夫妻,妻子郭燕在机场不断抱怨王启明(姜文饰)不认真学“英语”,所以无法在美国大城市自由行动。而当“姨妈”终于找到了他们时,王启明和妻子坐在姨妈的车子里,手舞足蹈,嘴里喊着:“美国,纽约,我王启明来了。”这句话似乎在宣布中国重新走进“西方”,但另一方面,王启明进入“美国”那种手舞足蹈的表现,却又显示了北京和中国的自卑,因为随着王启明的欢喜雀跃,电视也不断地把镜头对准曼哈顿的高楼大厦,这些摩天大楼显示了西方的“优越地位”。 或许正是出于这种不满,20世纪90年代之后,现代化、国际化成为媒体“城市叙事”的主题,“国际化”成为寻求与世界接轨、重建民族自信的途径,蓬勃兴盛的城市发展也刺激了媒体的“世界想象”,尤其对于北京、上海这两座中国著名城市,大众媒介对它们不遗余力地开展了“全球想象”。北京作为中国一个著名的古都,向来以“古都景象”闻名,这种“古都景象”直到20世纪80年代都没有什么改变。但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发展,要求北京成为“国际大都会”乃至“世界性城市”的媒体呼声却也连续不断,1993年经过修订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正式提出了建设“开放性国际城市”的目标,而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召开,则更加快了北京的“国际化步伐”。在奥运会之前,媒体已纷纷为北京的“国际化”鼓吹造势,例如2007年的《三联生活周刊》的“封面故事”就是关于城市升级的话题,这篇题为《四大建筑的新北京——城市升级》的文章从中国现代化以及“中国复兴”的视角,讨论申奥成功将给中国尤其是北京城市带来的“新变化”,并对未来的北京城市以及中国发展进行了如下的展望: 我们回到2001年7月13日那个北京的夜晚,天安门与长安街近百万走上街头的人民以及他们的快乐——“北京赢了!”迄今回想,仍让人温暖与澎湃。这是一个有象征性意味的开始,由此出发,我们杂志将广泛而深入地进入城市升级、交通变局、环境治理、食品安全保障……力图完成一系列重新发现与重新认识中国的报道。“新北京”以及新的中国,不单是一种标签,而是你可能未必完全知晓的事实。[2] 2008年奥运会举办之后,《光明日报》更是邀请一些专家学者,讨论北京未来的城市发展,这次讨论根据萨森的理论将城市划分为全球性城市、区域性国际城市和国家性国际城市,专家们在讨论过程中,指出北京和上海虽然是“国际城市”,但还只是“国家性国际都市”,离“世界都市”还有不小的差距,而这次讨论则强调要借助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以及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把北京建设成“世界城市”,专家还详细指出北京成为“世界城市”的“三步曲”:第一步,2020年全面建成现代化国际城市;第二步,2030年初步形成世界城市基本框架,第三步,2050年建成有中国特色和首都特点的国际大都市。[3] 《新民晚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等上海的主流媒介不像一些媒体对北京的“国际化”还抱有疑虑,因为在这些媒体看来,相比于北京和中国其他城市,上海有一种典型的“西方秩序”。[4]在《南方周末》上,当葛剑雄等几位学者讨论上海的城市形象,他们一直的结论就是上海这个城市主要与西方有关,而不是跟中国本土相关。葛剑雄针对有人担心上海的本土文化正受到麦当劳、肯德基等西方文化的冲击时说:“有些人怀念其实有点自作多情,因为他所怀念的东西本身就是洋化了的东西,比如石库门就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是英国的连排式建筑结合中国的特点而产生的。上海无所谓乡土文化,我们现在讲海派文化也好,旧上海文化也好,实际上都是混合体,根本不存在真正的乡土文化。”[5]媒体与上海的学者都刻意强调上海的“西方身份”,大张旗鼓地对上海开展“全球想象”。而不像北京,在其国际化过程中,始终被其本土传统所牵累。 媒体经常用日新月异这样一些词语描写全球化语境中上海的快速变化,例如随着浦东的崛起,《新民晚报》迅速开辟了“今日浦东”栏目,用文字和图像报道这块通向世界的“新天地”。《解放日报》上的“解放画刊”专门刊登反映“上海变化”的摄影作品,奢华外滩、摩登高楼、繁华街道和中外游客成为了“照片主角”,这些摄影图片都是为了突出上海日益现代化、国际化的主题,不少图片旁边还加上了富有鼓动性的文字,培养公众的“城市梦想”,例如《南方周末》曾刊登了一副颇有意味的照片,一对青年男女在外滩幸福地偎依在一起,照片下面特地加了这样的文字:“上海男人和他的外国太太”,[6]关于上海的图像很多,但为何选择“上海男人和他的外国太太”,照片当然旨在说明上海越来越开放,但如果进一步分析会发现图片的特别用意,“外国女性”投入到“上海男人”怀抱的图像,改变了通常是外国男性搂抱着中国女性的照片,因为外国男性搂抱着中国女性的照片,通常暗含着一种被殖民和占有的屈辱历史,但“她”投入到上海男人怀抱的图片,则改变了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性别建构,这幅照片似乎要证明,这一切伴随着上海的重新崛起正在改变,上海和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重新获得了一种“男性自信”。尤其是2010年世博会的召开,更是点燃了报纸媒体对上海等城市的“全球想象”。许多媒体、影像都传达了这种“融入世界”的热情,从而也培养市民对“新上海”的城市认同。“世博会”被媒体看做是上海以及中国城市与世界接轨,推动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盛会,历史学家苏智良特别在媒体上撰文,详细谈论“世博”对于上海城市的历史意义: 毫无疑问,组织并举办如此重大的盛会,将极大地提升上海的城市魅力,扩展上海的文化影响。上海亦期待以世博会作为加冕全国乃至远东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的典礼,进一步确立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地位,向全球城市迈进。[7] 大众媒体不仅对北京、上海建成“世界性都会”抱有极大兴趣,而且广州、苏州、杭州等媒体在讨论“城市话题”时,“国际化”、“现代化”也是频繁出现的一个词语,2002年就数十个城市宣布自己将成为“国际化大都市”,譬如《苏州日报》2008年9月12日就发表了邬才生、方伟的《凝聚强调精神动力,建设现代化国际化新苏州》一文,文章把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的新苏州”看做是未来一段时期“全市人民的共同追求。”[8] 在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中,为何出现如此狂热地追求国际化大都市的潮呢?这是颇值得思考的话题,或许罗丽莎在探讨为何中国对现代性项目表现的十分强烈时所说的那样:“中国在现代性想象历程中的断裂标志了一种渴望,它始于半殖民地的历史并不断被延迟,它渴望中国这个前西方殖民地有一天也可以作为一个国家及政权达到与西方同等的身份。事实上,现代性项目之所以在中国被表现得如此的迫切,被如此不屈不挠地追求,是源于一种担心自己可能被排斥于现代性之外的恐惧。”[9] 追求“国际化”包含了一种强烈的民族复兴心理,而且,城市的“国际化”和“全球、化”往往也是国家与世界关系的表现。通过“国际化”、“全球化”中国将获得一种新的主体身份。李鸿谷曾在《三联生活周刊》上发表了《奥运的中国:历史动力》一文,从历史发展考察了中西之间的转换关系,他认为黑格尔在《历史哲学》曾经以波斯、印度和中国组成的东方作为对比,去“描绘欧洲国家、宗教、经济、法律、语言、哲学等各个领域的特征,从而使西欧从封建国家转变成现代民族国家的事实获得了自我确认”,在他看来,现在则是我们通过西方来获得“自我确认”,不过,他也提出了中国进入“那个世界”后的认同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自身特殊或主体性的表述,随着殖民主义的向外扩张,最终被视为是具有普遍性的特质。按此论定,世界和中国关系框架,中国须进入的“那个世界”,那些普适性原则,其源头实则西欧“自身特殊或主体性”。那么,当中国完成了它的世界进入,建构了自我的主体性之后呢?[10] 北京奥运会被认为是北京和中国进入“世界”的必然途径,通过此途径,城市和国家才获得了“自主性”,而拉动城市快速升级为国际大都市的步伐”的口号下,鸟巢、水立方等建筑不再单纯是比赛场地,更是成为改变城市和国家形象的标志性建筑,借助“入世”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北京初步完成了进入“世界”,获得了一个与过去不同的“新主体”。而且,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它们都不仅要进入“那个世界”,被“那个世界”所接受,而且还要成为“世界中心”,例如随着2010年世博会的到来,许多人对于“上海”寄予了更多的希望,台湾大学校长李嗣涔在谈及“世博会”时,特别对上海寄予了这样的厚望:“而上海能以这样进步的主轴,主办这样有深远意义的活动,也意味着上海不但用于面对城市未来的挑战,也勇于承担城市的全球性责任。相信,在上海世博会的带领下,中国也能从一个物质生产的沃土,逐渐成为进步观念的乐园。”[11] 二、 全球化的反思与“传统的发明” 李金铨说冷战结束之后,“中国媒介一直纠缠于民族主义和全球化之间。”[12]这点对于城市也一样,媒介一方面大肆宣扬中国城市的国际化和全球化,但另一方面,许多媒体却又担心“全球化”、“国际化”不仅不能让中国城市得到世界认可,相反,中国城市自身的传统,却在此过程中丧失殆尽,特别是对于北京、苏州这样的传统型城市,许多媒体却忧心忡忡,因为在许多媒体和学者看来,是传统建立了这些城市的历史和身份记忆,而全球化、国际化却损害了这些城市的传统。建筑学家阮仪三对江南古建筑在“现代化”、“全球化”过程中被破坏感到痛心疾首,他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江南一带大约还有50多个像周庄那样的古镇,但在城市开发过程中,为了追求“现代化”和“国际化”,这些古镇先后被破坏,[13]国际化、全球化成为了许多中国城市自身文化毁灭的“罪魁祸首”。所以,正是在城市大张旗鼓宣扬国际化、全球化的同时,《南方周末》发表了鄢烈山的文章《城市的主体是谁》(2002),批评全球化让中国城市失去了“主体意识”。张在元也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城市的气质来自何处?》批评全球化浪潮对中国城市致命性的“伤害”: 任何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来龙去脉。城市告诉我们昨天,城市见证我们的今天,城市也预示我们的明天。但是现在太多的城市,我们无法了解她的昨天,也难以准确把握她的今天——因为,一只只贪婪的“手”,无知并无情地割断了“城市的昨天”。[14] 倪邦文则在《读书》2009年第5期上发表了《城市化与受伤的城市文化》更是这样批判国际化的城市发展路线:“传统不再、经典难求。难怪平遥古城、丽江古城已成为摩肩接踵的劝业场,难怪乔家大院、周庄水乡已成为人们追寻历史记忆的稀有场所。中国人都已经难以在自己的国土上找到具有独特气质的城市记忆和家园之梦了,况外国乎?难道要让来自纽约、东京的朋友看我们的钢筋水泥玻璃房吗?”[15] 他认为外国人到中国,不是来看现代化的高楼大厦,而是要看具有东方特色的中国城市。许多学者和媒体更是认为“国际化”、“全球化”,不仅未能提升中国城市的世界地位。相反,是对民族自尊心和文化心理的无形打击,因为这种盲目“国际化”的背后,是对西方文化的顶礼膜拜和全盘接受,例如冯骥才就说:“现在全国都在旧城改造,把一片片街道、胡同、弄堂都铲掉了,变成一个个所谓的‘罗马花园’、‘香港国际村’、‘美国小镇’。这是对民族自尊心和文化心理的无形打击。”[16]在《南方周末》、《新京报》等媒体上,不少市民和知识精英,就国家大剧院和cctv的“新大楼”展开了激烈论争,100多名专家上书有关部门批评国家大剧院的建设计划,广泛的争论还迫使“国家大剧院”暂时停工,[17]而争论的背后主要是中国传统建筑理念和西方现代建筑之间的矛盾,关于央视新大楼的外观造型,甚至引发了媒体和公众的“民族情绪”。 其实传统本身就是与现代性相伴而生,正是在快速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传统”才成为一种标识身份认同的集体记忆,被重新唤醒。诸葛蔚东在考察二战之后日本媒介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时发现,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人们对曾经所疏忽的“传统的礼节和日常习俗”,以及整个“日本文化的传统”表示了极大兴趣”。这是因为经过经济高速发展,滕尼斯所说的共同体社会消失,“有不少人一种失落感。经济和文化上的发展也拉开了现实与传统的距离,使人们对历史进行重新审视成为可能。”[18] 中国的情形也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迈向“现代化”、“全球化”的一路高歌中,“传统”曾作为一种沉重的包袱纷纷被抛弃。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的的高度发展,尤其是进入“全球化”时代,人们不仅要考虑中国如何进入世界,而且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早在1998年,张旭东回顾中国当代社会思想的变化时就指出,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存在着一种害怕被现代社会和西方社会抛弃的“忧患意识”和“开放心态”,但九十年代之后,当中国卷入到了“全球化”浪潮时,反而带来了种种“本土化的想象”。[19] “发现传统”正是在这样语境的产生,经济越是发展,社会越是进步,反而引起了人们的精神和心理恐慌,于是人们开始重新怀念“失落的传统”。在这股思潮之下,人们不仅重新发现乡村文明的价值,也开始挖掘本土的“城市传统”,特别致力于塑造前工业时期城市的“家园形象”。江苏美术出版社就较早地意识到“老城市”的历史价值,于1997年陆续推出了“照片系列”,出版了《老北京》、《老杭州》、《老昆明》、《老苏州》、《老上海》、《老南京》、《老天津》、《老西安》等城市的“老照片”,并邀请陆文夫、冯骥才等文化人给“老照片”配上文字,通过照片再现“过去的城市”,老的街道、城墙、河流、商店、风俗和人物被形象地再现出来。《老苏州》的文字作者陆文夫曾用一种特别抒情的笔调,讴歌石桥、老宅、古街、城墙和民俗等苏州的“城市旧景”: 一座半圮的石桥,一幢临河的危楼,一所破败的古宅,一条铺着石板的小街,一架伸入河中的石级……,这些石无记载的陈迹,这些古老岁月漫不经心的洒落,如今都成了摄影家们的猎物,成了旅游者的追逐之地。那些旧时代的老照片,也成了书店里的卖点。人们在走向现代化的时候,为何又回过头来重温那逝去的岁月? 曾几何时,我们向往过西方的大桥,汽车的洪流,摩天大楼,乡间的别墅和那如茵的草地;我们把石桥、危楼、古宅、石级视为贫穷与落后。如今,国内的某些大城市和开发区,与西方的距离正在缩短,一样的高楼林立,汽车奔流,一望无际;那些新建的公寓楼、小别墅,明亮宽敞,设备齐全,冷热任意调节,真有点儿不知今夕是何夕? …… 现代化意味着高速、方便、舒适,到处留下的是时代的标志,及科技力量的显示。人在巨大物质力量的面前显得那么渺小,生命变成了群体。几千人造出一个软件,几亿人在一个软件中疾走。人的寿命在延长,可在感觉上却是那么匆忙,好像未曾在某个地方停留过。于是,有那么为数不多的人,突然想起了过去,过去虽然艰苦,却在那悠悠的苦难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留下了他和我,于是便在历史的残留中去寻找生命的遗痕,在汹涌的潮流中去寻找那失去的自我。[20] 陆文夫强调人们之所以重温那逝去的岁月,主要是出于对快节奏的现代化的反思和抵抗,现代化带来的高速、方便和快捷,但却让完全的传统破碎,让人抓不住某些东西,尤其是自我也在现代化快节奏中消失了,只有重新回到传统,才能找到“失去的自我”。 在这样一股怀旧的潮流中,《新京报》、《南方周末》、《文汇报》、《解放日报》等报纸纷纷参与到“发现传统”的活动中,这些新闻报道大量挖掘、发现和再造传统。就连上海这样一座现代性的代表城市,也都开始寻找“失落的传统”。 例如《申江服务导报》的“发现上海”栏目,《解放日报》的“探寻申城‘新’与‘旧’”的“系列报道”,在这些报道中,老城墙、老马路、老场坊、老码头的陈年旧事被纷纷“发现”,这些老码头、老城墙、老场坊仿佛是“老上海”的转世,代表“老上海形象”;北京的媒体则致力于对于“胡同”、“四合院”等传统北京建筑和文化的重新发现;苏州的新闻报纸《苏州日报》和《苏州杂志》则刊登了大量文章,发现和推介“传统”,比较全面地宣传“传统的价值”。例如创办于1988年的《苏州杂志》是一本专门介绍苏州文化的杂志,大量介绍苏州的桥梁、河道、建筑、园林等传统,从其目录(1988-1998年期间)《今日苏州》、《人物纵横》、《姑苏情怀》、《古城春秋》、《文丛艺林》、《艺术沙龙》、《春华秋实》、《江南风情》、《吴苑茶话》上,不难看出这份杂志的“传统趣味”,保护和介绍苏州的城市文化传统,成为杂志的核心议题。 正是在全球化浪潮中,许多媒体都致力于“传统的发现”,从物质世界到非物质世界,从日常生活到文化生活,从私人住所到公共场所,大众媒体努力向读者勾勒一个个传统的“城市形象”。时,这种传统城市形象如张英进所指出的,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1)传统是自然的、诗意的世界。传统城市被认为是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诗意世界”。在一篇回忆20世纪40年代苏州的文章这样写道:“四十年代的苏州是那样的静谧。我家在南园边上,更加洋溢着乡野情趣。沧浪亭的浓荫里栖满各种鸣禽,一座名叫南栅寺的荒庙里,偶尔传来暮鼓晨钟,使空旷的田园充满神秘。趁夏日如火的骄阳,我们到小河里嬉戏。我不会游泳,只能站在水边看小牛鱼儿一样在碧波里旋游、下潜,小狗似地打着响鼻。阳光照着他玫瑰色的肌体,细细的汗毛历历可见。我们在菜畦里奔跑,快乐地尖叫着。那一片行人稀少的田野,是无福远游的孩子们天然的乐园。”[21]在叙述者笔下,“老苏州”完全是一幅充满牧歌情调和田园趣味的生活画卷。(2)传统是温馨的、悠闲的世界。张英进分析北京时说,“对北京人的日常活动来说,时间就变得几乎无关紧要——不是缺少时间,而是时间太多。”[22]《新京报》就提供了一幅记者的“纪实摄影”,展现老北京悠闲的日常生活。在照片中,两个老人坐在胡同墙根的椅子上,闭目养神,接受露天理发师的“剃头”,旁边坐在门口椅子上的两三个老人正在逗小孩玩,他们身后是破旧的“四合院”。从这些“纪实照片”,不难看出记者对“北京胡同”的特殊感情,也不难辨认出老北京的形象,那就是闲适、安稳和充满乡土气息。虽然照片中破落的墙体上悬挂着“时钟”,但整幅照片告诉“读者”,“时间”在这里并不重要,它似乎已经停滞,人们有的是聊天、逗小孩和闭目养神的“闲暇时间”,这个空间和谐、宁静、富有秩序感。[23]许多文章在提及老苏州,都特别强调了它的“悠闲性”, 品茶、听评弹、昆曲,都代表着“悠闲的城市生活”,例如徐城北在《苏州杂志》上也曾发表《寻觅苏州》,介绍老苏州的缓慢节奏:“苏州人真会休息。晚上过了八点,街道上几乎就没人了。从打开的楼窗中,有时飘出唱评弹的声音。猜想中如果有人问及,唱者或许会答‘现在是八小时以外啦!’”[24]还有一篇《成都时间》的文章,专门谈在成都这样传统型城市中,时间的不重要。“成都时间是成都的自办节目。成都时间隐藏在北京时间的后面,3点,是北京时间的3点,但后面的成都时间,这个确切的点是模糊的,是延伸的,是弹性的。”[25](3)传统是一个道德化、礼仪化的世界。在传统型城市中,传统的道德和价值观念占据着主导地位。例如一篇报道苏州的老茶馆,特别指出,老茶馆的经营是通过道德和信用来维持,对于老茶客,有时甚至不用付现金,只要记账就可以了,这些都是传统式的经营方手段,赢利自然必要,但如果“斤斤计较几个钱——即便换个文雅而又时髦的名词——便贻笑大方了。”[26](4)最重要的一点,“传统”代表着一种精神,是与自我认同相关的“精神家园”。传统总是以“家园形象”出现,虽然没有丰裕的物质世界,旧的街道、风俗和遗迹这些“传统”被媒体叙述成与“我们的来世”密切相关,是人的“精神家园”,同时也是城市的精神本源。(5)与此相关的,传统是一个符合东方审美趣味的美学世界。许多媒体在报道传统城市的街道、建筑时,总是强调它所代表的独特的东方美学,相反,现代城市被一些人认为不符合东方的审美观念。“我们今天的城市只是看上去像是‘西方现代’而已。这不仅不合乎美学,更加不合乎伦理,因为它承载不了我们自己的生存想象。”[27]。 总之,在媒体的重新挖掘、发现和叙述中,“传统的世界”并不是死去的“过去”,它被新闻报纸、媒体杂志和大众电视描述为一个具有温馨感、连续感和稳定感的世界,而这个世界被媒介塑造为当代人的“梦想家园”, 与当代城市人的自我认同、历史记忆紧密联系。“失落的传统”重新变得有价值起来,成为反思快节奏现代生活的一面镜子,成为疗治现代社会疾病的良药,也成为人们寻根的精神归宿,“传统的世界”成为了流落四方的现代人自我、家族和民族认同的根源,而媒体的宣传无疑推波助澜,吸引更多人的到“传统世界”寻根,现代城市中分裂、失散的人们通过“传统”被重新聚集在一个“共同世界”中。 三、地方主义与被消费的“传统” 通过报纸、图书、杂志和电视等各种各样大众媒介的报道,“传统”不仅被源源不断地发掘,而且确实开始得到全社会的重视和保护,发现和保护传统成为了一种历史潮流。当然,传统本身就是多样的,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传统”,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传统,伴随着城市传统的再发现,是城市“区域意识”和“地方意识”的加强。在共同发现“传统”的大背景下,每个城市都开始寻找、发现和建构属于自己城市的“传统”,例如2008年6月5日《苏州日报》的“大众论坛”,就发表了苏简亚的《文明对话视野中的苏州文化》,这篇文章站在全球时代文明对话的语境思考苏州的“传统文化”: 苏州文化是指苏州这个地区的区域文化。苏州地区不仅经济发达,文化先进,同时还具有比较浓厚的区域性特色,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太湖文化。此外,还由于苏州地区临江面海,对外交通非常便利,具有与外界对话的有利条件。这就决定了,苏州文化必然会在区域文化的交流中,在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中发挥出自己的独特的作用。 这篇文章强调苏州独特的“本土特色”,不少学者在媒体上发表文章,提出苏州的建筑、文化和艺术都要显示一定的“苏州味”,阮仪三接受媒体采访时,特别解释了什么是“苏州风格”:“什么是苏州风格,咱们大家一道来说,苏州风格各人各理,没有关系,好的就是好的,不好的通过大浪淘沙,会留下金子。首先,高度规定了,不好超过24米,高度是古城保护的一个重要灵魂,高度控制住了,基本上体型控制住了,所以我们苏州还保留着小桥流水人家的风貌,也就是一种婉约的、精巧的,和人的尺度相宜的风貌;然后,再尽量地运用苏州各种各样的元素,这个元素就是艺术性,或者说建筑化的……”。[28]新闻报纸和电视媒体还开辟了专门的“苏州话”栏目,绘声绘色地讲述“地方故事”,属于苏州特有的风俗、人物和文化被不断地发掘出来,并被赋予了一种较高的价值。上海《社会科学报》也开辟了“文化上海”栏目,邀请吴福辉、熊月之等专家,专门谈上海文化的特征,并讨论上海文化和苏州文化、杭州文化之间的“地域差别”。在《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等媒体上,阮仪三谈到上海里弄时,特别强调了它的“上海味道”:“里弄浓缩了上海市井生活的点点滴滴,儿童们在弄堂里玩耍,张家妈妈、李家阿姨帮着照看孩子,主妇们在后门口做家务,老头老太在前门口孵太阳,小贩们串弄堂叫卖,这些都形成了里弄情结,演绎了里弄风情。里弄是活着历史,最典型的是新天地,虽然只取了里弄的形,没有了原有的内涵,但新天地却成为了重要的经典,它体现了‘里弄风情’,有一种‘上海味道’”。[29] 每个地方的报纸、杂志和电视媒体都在努力挖掘属于自己城市的“本土传统”,但这种城市的本土意识无形中使得“地方保护主义”抬头。“地方传统”不仅成了抵抗现代化、全球化的有效工具,而且成了排斥其他文化的有效手段,例如在快速的现代化、全球化中,上海的媒体出于担心强调要保护“上海话”,但有一些人就指出“强调纯正的上海话,作为一种识别标记,很可能有上海原居民要保持对新移民的心理优势的潜在动机在。这种潜在心理对上海实现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宏大目标是有负面影响的。”[30]更有不少地方城市借助于大众媒体争夺一些“传统资源”,相互之间产生了“恶性竞争”。 其次,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许多媒体看来,传统的自然、亲情和温馨的“家园形象”固然令人向往,但传统生活毕竟与现代生活相去遥远,老灶头、箍桶匠这些“传统”,实际上已无法适应现代生活,即使还存在的“老传统”,有不少也与现代世界格格不入。报纸、媒体也记载了许多城市“老传统”的尴尬境地。例如一篇《驻颜有术看古城》的文章一面称赞了“老苏州”的美丽,随后却对老城区有了抱怨:“韶光流逝,沧海桑田。时隔一千多年,如果白居易再次光临苏州,看着那拥堵的车龙人流,狭仄的百姓居室,恐怕不会有‘平铺井邑宽’的赞叹了。在14.2万平方公里的古城区中,拥挤、破旧、污染、堵塞已经成为令人头痛,拖社会发展后腿的严重问题。时代把一个大题目摆到了当代人面前:苏州古城向哪里去?古城的保护和发展如何寻找最佳结合点?”[31] 更重要的是,传统的胡同、四合院和弄堂生活,或许并没有媒体和大众所宣扬的那么充满诗意、温馨和田园情调。中国社会科学院曾对“大栅栏”这样的老城区进行了实地调查。结果发现,位于北京市中心宣武区东北部的“大栅栏”已经成为“典型的贫民窟”: 大量居民日均生活费不足8元。调查披露,截至2005年6月,大栅栏57551人常住居民中,60岁以上的达9914人,占17%,残疾963人,失业登记4427人,社会低保929户,共1946人。外地女嫁北京人的277人(大部分北京男人是残疾、无职业、无收入、吃低保)。人群结构呈现社会困难人群的特征。大栅栏人口密度大,居民居住拥挤,某住户3口住房仅为4.8平方米,女儿出生后父亲只能睡在躺椅上过夜;街巷狭窄,火灾隐患多,最窄的钱市胡同只有82厘米宽;社会治安混乱,珠宝市、月亮湾的110报警占全地区的70%以上,黑三轮、黑导游屡禁不绝。[32] 这个“老北京”已完全不是媒体和公众所想象的一个充满闲适、温馨和乡土诗意的北京,相反是一个吵杂、混乱和毫无诗意的世界。在这里,人与人之间冷漠无情,互相敌意。出现这样情况主要还是“城市化”的压力,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大多集中在老胡同里,学者陈平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说:“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部分四合院已经沦落为大杂院,在那里生活的北京人,对专家们所论证的四合院建筑的美感没有真实的体会,只知道其脏乱差。反倒是文化人,出于某种理念,一直呼吁保护四合院。你让老百姓投票,看他们要那些未经改造、没有现代设施的四合院,还是宽敞明亮的高楼大厦,恐怕很多人会选择后者。”[33]媒体和文人对“老北京”的想象,与胡同的实际状况显然有很大差距。 所以,“传统”必须要面对“现代世界”。在现代面前,传统要么消失,要么适应现代社会而加以改造,媒体也不仅要发现和挖掘“传统”,还要参与“传统的改造”。例如《常熟日报》2009年刊登了一副摄影照片,照片的标题是“古城今韵”,所配的简短文字用一种自豪的口气介绍常熟古城改造后的效果:“近年来,常熟古城在悄悄发生变化,原有破旧不堪又窄小的老道,已在古城保护改造过程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粉墙黛瓦的江南民居,水乡风韵跃然眼前。”[34]许多“传统”经过“改造”得以重新彰显,获得了“新生命”。北京的南锣鼓巷、苏州的平江历史古街、平遥南大街、哈尔滨中央大街、黄山顿溪老街、拉萨八廓街等老城街区都是被媒体誉为“旧城改造”的典范。 不过,尽管媒体和社会都越来越重视保护和改造传统,大量的传统得以“复活”,这些传统和真正的“过去”还是有本质的差别。比如苏州的历史平江古街区,尽管被媒体看作是“传统”改造的典范,但也有人批评,这个“历史古街区”实际上也有点变味,因为平江历史古街的改造被一些人认为主要是出于旅游和商业目的,许多原住人口都被迁走(有475户居民被迁离),这个古街区已经失去了原来的风貌。[35]不少媒体也把改造后的“南锣鼓巷”看成是“老北京”复活的典范,因为在这里还保留着完整的“老北京风情”,这些“老北京风情”不仅吸引中国人,而且还吸引了无数外国游客:“在南锣鼓巷两边的胡同里,到处都能看到长长的胡同游三轮车队伍,外国人饶有兴趣地游览保存如此完好的老北京风情街景”。[36]虽然经过旧城改造以及媒介宣传,“老北京风情”得以“复活”和“再现”,但这个“传统”并不是过去的延续,相反,被保留和改造的只是一部分而已,传统不再是一个整体,而是是零散的、琐碎的。许多被保存和改造的“胡同”、“四合院”,同样零星地散落在新的城市群中或者湮没在新的城市空间里,所以有人指出: 北京的四合院和胡同的涵义已不仅仅是建筑物本身,而是与北京人的生活方式、人际交往方式密不可分的。很难想象,没有了四合院和胡同,还能有京韵大鼓的神韵和卖豆汁的 吆喝声,也很难想象在一个现代化的广场上能够让天桥的杂耍和叫卖声真正重现、长盛不衰?[37] 最后要指出的是,被改造的胡同和四合院,虽然给现代都市人提供了一个可以寄托怀旧梦想的场所,提供了一种大都市所没有的浪漫诗意,人们在这里可以短暂地重温和体验往日的“胡同生活”,却无法真正走进“过去”。《青年时讯?双城》,曾刊登一组《私藏北京:小街巷里的甜蜜小日子》文章,介绍了几个值得去的老北京“小街巷”,这些“老北京胡同”都是经过重新改造,文章配上了这样的文字:“在北京生活的达人们,都有自己私藏的心水小店,幽静的小咖啡馆、文艺腔的酒吧、风景绝美的餐厅、拥有独家商品的小店……善于发现的人们在北京数不胜数的胡同小巷里找到了大都市里的另一种美好时光。”[38]胡同、四合院过去它们是普通北京市民的生活空间,现在却变成为人们提供了大都市里的另一种美好时光的场所,摇身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小酒吧、咖啡店、餐厅和商品小店,是厌恶大都市生活的达人们闲暇好去处。就连南锣鼓巷也不例外,摆脱了过去的“平民身份”,变成了现代化、摩登化的“中产阶级胡同”,它们被改造成适应现代和后现代都市空间的新场所,日益成为现代消费社会的象征。甚至有些四合院,摇身成为明星向外界炫耀的上流“豪宅”,离普通的北京市民越来越遥远。 总之,发现、改造和创造传统,从某种意义上并不是为了简单地保存“传统”,也不完全是抵抗全球化和现代都市文明,相反,“传统”并不是传统“本身”, 大部分的传统都无法“原汁原味”,许多许多“传统”的创造正是为了适应全球化和现代化,大量的传统被改造、挪移和美化,以适应现代消费社会的需求。传统文化变成了德里克所说的那样:孔子变成了东方的“钱袋”。[39]在此过程中,甚至出现了大量的“伪传统”,例如《苏州日报》就曾经对苏州市“山塘历史文化保护区修复性工程”的一些做法进行了一场“讨论”,因为这次修复要根据曹雪芹的《红楼梦》在山塘街重新修复一座“葫芦庙”,有人就尖锐地批判说:“再逼真的新葫芦庙,也是假古董,真的‘葫芦庙’是无法复活的。因为一种千年历史沉淀的文化,不是朝夕间能用金钱堆砌起来的,即使建成,也是经营企业商业开发的盈利性产品,而非用心合理地保护古代文化遗产。”[40] 结 语 于治中也在《读书》上发表了《全球化之下的中国研究》一文指出,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实际上无法离开世界历史的语境讨论“中国”:“我们无法跳出世界历史的语境讨论中国,更无法在西方之外建构出一个自给自足的中国。们对自身的认识,对传统的发现或再发现,事实上并不完全受制于过去,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现在与设想我们的未来。过去并非与现在对立,而是作为未来的一个部分而存在。”[41]中国城市本土文化传统的复兴,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产物。德里克说:“东亚进入全球资本主义所伴随的不是对东方主义的否定,‘东方人’自己东方化,从而使东方主义变得神圣。”[42]。传统本身也是随着时代而不断变迁,并没有恒古不变的“传统”。所以大众媒体在重建“传统”时,其实应该强调了传统与现代社会、传统与全球化之间的对话关系,而不是对立关系。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公共政策论文 一、大众传媒在政策议程中的作用 1.在《公众舆论》一书中,向公众描述了大众传媒影响现实世界和人们头脑中的事件的重要性,后经美国传播学学者的研究形成了“议程设置功能”的假说。1972年,麦库姆斯和肖于在《舆论季刊》发表名为《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的文章,主要观点是:大众传播具有一种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简言之,大众传媒可以促使政府改变考虑问题的先后顺序,引领政策议置的建立。大众传媒常常利用其掌握的传播媒介,大量某一社会问题的相关“公共议题”,利用网络媒体受众量大、传播速度快、涉及范围广、办事效率高的优势,吸引公众的眼球,引导社会公众舆论,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舆论群体。对同一议题感兴趣的群体可自行进行沟通交流,并且之后可能能够形成一股舆论或社会风气思想的浪潮,使该议题逐渐转化为群体议题,再经过不断变化发展,其影响范围能够扩大到整个社会,于是便形成了公众议题,进入政府视野,最终促成政策议程。大众传媒的出现使得议程设置的反馈更迅速,互动交流更多,能又快又有效地达到理想中的传播效果。大众传媒利用自己独特的观察力,以及自身的导向作用,对社会中的某一问题进行频繁报道和讨论,影响受众对该问题内容及性质的认知、态度,进而影响政策议程的建立。利用大众传媒构建“第二现实”,使政策制定者不得不关注本问题,是社会或公众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重要途径。 2.近年来,“宰客门”等公共事件接二连三的的报道,形成舆论焦点,致使全民沉思道德滑坡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国家应该好好处理这些事情,致使中央政府针对这一系列问题也作出了应对之策。在这一大背景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显得极为重要,学雷锋活动、互帮互助等活动开展起来,鼓励社会公民要坚持做好人好事,而且中央政府制定了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旨在调动公众参与全民做好事的积极性,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先进文化。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意见领袖”这一代名词出现,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并对现实社会中的舆论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引起了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多方重视。意见领袖应带头规范自身言行,引导主流舆论价值观,理性运用媒介传播,从而推动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的协调发展。大众传媒对议程设置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由于没有明确“把关人”的存在,一些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容易造成谣言的泛滥。信息的过度重复与转载,导致信息混乱,过多的信息轰炸易使公众产生疲劳感和无聊感,整个传媒界将面临失控危机。由于自身特点不同,个人设置的议程主题可能会受到盲目围观,易产生负面偏执影响,同时舆论可能会出现一边倒现象,影响司法审判的公正。因此,对于大众传媒在政策议程中的作用,我们要全面看待,在知道其具有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应该了解存在的一些弊端。只有全面了解大众传媒,我们才能更好地利用它为议程设置服务,创造一个良好的公众互相交流的平台,从而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序,实现大众媒介与政策议程设置的完美结合。 二、大众传媒影响公共政策的评估 大众传播媒体利用自身信息传播、接收信息迅速的优势,向公众及时传播事件的真相,引发受众相互交流,大众传媒通过自身的直接评估间接影响政府和公民对公共政策的总体性或局部性认识,从而可能引发公共政策的调整。在这一过程中,大众传媒扮演着政策评估主体的角色。大众传媒的出现实现了政策制定与公众的双向互动,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公众可以参与其中,打破了先前决策者独断专行的局限性,以保证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如果一项政策方案在出台前没有得到公开与公众的充分辩论,那么这项政策就很难实现所谓的公平公正公开。公共政策的效果怎么样,社会公众的评价是十分重要的。大众传媒将公共政策从各个方面传达给社会公众的同时,也会从各个角度对公共政策进行剖析,为公众提供可以参考的依据。同时,大众传媒也为某一政策的评论提供了平台。意见收集和反馈涉及到公众对公共政策的认可度,是政府进行政策再制定时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大众传媒为公共政策的评估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其能够对事件进行深入报道,同时可以发表有倾向性的评论,尤其是会对政策的不良后果进行评估,引导公众进行舆论监督,指引政府对公共政策进行调整。例如,北京市政府从2004年3月1日开始就《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草案)在各类媒体上公开征求市民意见,结果在收到的246条反馈意见中,大多数公众反对。北京市政府经过认真分析,尊重了公众的意见,最终决定对草案推迟出台。可见,大众传媒及其公众对公共政策的评估及意见,将对政府的公共政策发展演变产生深刻的影响。大众传媒业承担着巨大的社会公共责任,不仅深刻影响着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公共性、有效性,也是公众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重要平台。大众传媒出于自身的职业责任感,抱着对公众、社会、政府负责的态度,会对社会各领域的活动进行及时报道传播,并在这一过程向公众做出解释说明,引导社会舆论;同时也会将偏离社会规范和公共道德的行为公之于众,引领社会谴责违反者,旨在规范社会道德秩序。当某些问题被公开之后,公众与政府会受到“制度性的压力”, 三、结语 因此会主动改正自我。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媒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现在,我们身处网络时代,大众传媒已成为政府与公众进行互动交流的纽带和桥梁,是政府和公众之间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中介角色。希望大众传媒能够秉承自身原则,正确引导公共政策的发展方向,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和谐发展。 作者:杨娇娇单位: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一、大众传媒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产生的积极作用 (一)教育内容更加丰富多彩随着科技的发展,大众传媒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发展和普及,同时,人们获得的信息量也在急剧攀升,各种文化和思想在人们的生活中广泛、自由地传播着,使得人们的思想不再闭塞。 1.及时地报道国内外各种重大事件。这些报道使得人民群众可以及时了解世界局势以及国内外形势、政策的变动,了解党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有利于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形势政策观。如在“2014全国两会”上,许多委员把通过网站和博客等形式收集到的民情、民意反映出来,各类媒体也以各种专题的形式将会议精神及时地传达给群众。国外的各种重大事件通过卫星以及网络也能在瞬息之间传到全球的各个角落,使得人们足不出户,就能知晓天下事。 2.宣传社会发展动态。近年来,我国的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逐年提升,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大众传媒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重大成果进行了大力的宣传,如载人航天飞船上天、奥运会与世博会的成功举办等,让人们看到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和科技发展所取得的进步,从而能够激励人们更加努力奋斗,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地域以及数量的改变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主要集中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如党政干部、学生、军人、国企职工。除此之外的其他群体获得信息和受教育的程度则会受到限制。但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与普及打破了这种信息传递的受阻现象,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实现了全球的信息共享,人们通过互联网可以自由、平等地获取信息和知识。不得不说,大众传媒以其高效的传播方法与手段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广泛地普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之中,极大地扩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覆盖的深度和广度。 1.扩大了教育对象的地域范围。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以及广电网络覆盖率的影响,国家的思想主张与政策法规在农村得不到宣传,大部分农村成为了大众传媒覆盖的盲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众传媒在农村得到迅速发展。如今,大众传媒在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全方位覆盖。人们无论居于何地,都可以随时通过大众传媒接收信息。我国大众传媒业的快速发展使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地域范围不断地扩大。 2.使得教育对象数量得到增长。据统计,我国的网民数量从2001年6月到2006年6月,仅仅5年时间,增长了3.67倍。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大众传媒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农村居民成为大众传媒新的受众和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潜在的教育对象。大众传媒的快速普及和发展使得其思想政治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通过大众传媒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员数量在不断增长。 (三)思想政治教育途径的多样化在大众传媒的作用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途径不再仅仅以人际传播为主,而是通过广播、报刊、网络等传播媒介多角度、多元化地传播给受众,这样受众就会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从而使得教育途径可以多样化发展。现今,人们的生活压力在不断地增加,产生的心理问题也在不断增多,这时架起主客体之间心灵桥梁的大众传媒就起到了相应的作用。大众传媒可以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成为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催化剂,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深入到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内心世界,解决其存在的心理问题。 二、大众传媒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产生的消极影响 (一)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价值取向的偏差和行为失范当今社会,大众传媒作为“守门人”的社会功能在逐渐弱化,对于信息没有起到筛选的作用,不管什么性质的信息都可以传播,传播多少以及怎样传播都没有限制。美国著名传播学者维尔伯?施拉姆在对美国大众传播媒介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大众传播主要被用于娱乐所占的百分比大得惊人。几乎全部美国商业电视,除了新闻和广告(其中很大一部分也是让人消遣);大部分畅销杂志,除了登广告那几页;大部分广播,除了新闻、谈话节目和广告;大部分商业电影;还有在报纸内容中,越来越多的部分都是以让人娱乐而不是以开导为目的的。”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媒体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走向市场,在转变经营方式的同时,使得自身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变化。为了提高发行量和收视率,大众传媒变得越来越世俗化。为了争夺受众,很多媒体在传播过程中侧重于扩大娱乐性,加大对受众的感官刺激,再加上监控技术的不完善,进而导致受众个体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偏离了社会主导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特别是使得没有完整辨识能力的青少年出现了道德意识的扭曲和价值观念的偏差。例如,备受青少年追捧的很多美国好莱坞影片中就渗透着典型的资本主义式的文化形态和价值标准。受到这些影片的熏陶和影响,一些青少年对现实生活产生了极度的不满情绪、扭曲的价值观念和严重的心理失衡,这些都非常不利于青少年身心的健康发展。 (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心理和社会交往受到冲击大众传媒将传统的人际传播方式转变为人与媒体、机器的交流方式,这就使得受众在人际传播过程中无法感受到对方通过表情、语气以及肢体动作语言传递的丰富情感,从而造成了人际关系以及情感的冷漠,甚至造成情感或者心理的错位,特别是互联网在生活中的广泛运用导致许多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为了逃避现实生活而热衷于网上交际。据我国互联网调查数据显示,在平均每周上网时间超过5小时的人群中,13%的人会减少与朋友、家人的相处,26%的人会减少与朋友的言语交流,8%的人逐渐与社会隔离。长此以往,这一群体的社会适应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会逐渐下降,他们甚至会对亲情、友情都变得冷漠,从而诱发人际障碍。青少年正处于生理、心理发育不成熟的阶段,社会化程度较低,网络世界又是吸引人的虚拟世界,因此,青少年若徜徉其中,很容易迷失在“网络的丛林”中。 总之,在现代信息社会,大众传媒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要努力发挥好大众传媒的积极作用,根据大众传媒的规律,消除其消极影响,从而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断地向现代化的发展轨道上推进。 作者:李继民赵心瑜单位:吉林建筑大学 大众传媒论文:传媒对少儿文学表现的影响 本文作者:孔凡飞作者单位:沈阳化工大学 实际上,大众传媒与文学之间是一个相互影响和渗透的过程,只不过在今天,大众传媒的强大优势让其对文学的影响更为扩大。“文学在大众传媒的力量作用下发生的变化更多更大,也更为深刻,表现出文学对大众传媒这一强势文化力量的趋附和大众传媒对文学内部的深度进入。这既是大众传媒时代大众传媒掌握文化领导权的必然结果,也是市场经济时代的文学,作为文化产业构成部分的文学所做出的功利性选择和商业化的转化。”[7]大众传媒不仅通过改变文学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从外部对文学的艺术表现进行干预,同时,它也以媒介本身的技术条件,通过普通使用电脑及网络,无形中对文学创作的内部进行改变,从而让文学创作在思维、内容、表达方式、审美趣味及语言的运用上都发生变化。 对创作思维的影响 在大众传媒的时代,电脑成为作家写作的重要工具。正如有专家预见的那样,“在电脑上书写不仅使作家的书写方式发生变化,而且影响到作家的创作方式和思维方式”[8]。但是,这种影响隐晦而不易察觉。从用笔书写变为用电脑书写,是书写的一次技术革命,但对思维影响而言,则有可能是灾难性的。用笔书写是文字在头脑中不断建构形象的过程,而电脑写作则是用手指敲打键盘,仅仅是文字的输入过程,作家关注的是文字呈现的过程。传统的文学是用笔逐字逐句的创作过程。在写一篇作品之前,作者需要想好如何开头,如何结构作品,如何结尾,是一个完整而严谨的过程。写作思维是一种线性的思维方式。而电脑写作则打破了线性思维的结构,可以发散性思维进行,因为电脑带来了思维空间的开阔性和思维结构的高速性。再加上网络上寻找资料的方便性,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网络上找到更多需要的资料,只要对其进行简单的复制就可以完成,这就削弱了作者对资料的深层加工。在用电脑写作过程中,可以不断地增添或者删除内容,甚至可以先写其中一个部分,再写其他部分,然后再连接成一个整体。电脑写作带来的一个负面效应就是可能造成文学创作的浅表性,不追求作品的深度,故事有大众化倾向,甚至出现某种程度的模仿他人或模仿自我,这也被成为“备份式写作”。“备份式写作以一种复制的众多性取代了创作的独一无二性,追求标准化、程式化,它使陌生的创新变成庸俗的成规。”[9]不可否认,近些年辽宁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可谓丰富,然而真正能够产生影响的却寥寥无几,尽管作品的销售也很可观,但大多数作品都被湮没在儿童文学创作的滚滚滚洪流中,如前文提到的那些迎合市场而创作的魔法系列就是如此。可以说,这些作品都不约而同地呈现出故事的大众化倾向,缺乏独特的生活体认,作品也缺乏相应的深度,塑造的都是魔法、巫师形象,不可避免地有雷同的印象,更何况J?K?罗琳的珠玉在前。作家自身也会就某种题材出现雷同。如刘东的“奥运小子”系列中,他创作的《闪电手的故事》和《林大脚的故事》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有“标准化”的趋向。主人公一个打篮球,一个踢足球,在他们的各自生命中都有一个精神上的引路人出现。《林大脚的故事》中出现的是球星李皓,而《闪电手的故事》中出现的是坐轮椅的女大学生赵越。主人公都在一系列故事中体味到运动对人生的意义。而同一系列的其他几位辽宁作家的创作似乎也没有逃过这样的“标准化”趋向。同样,薛涛的那部具有文体突破意义的“山海经系列小说”,也有同样的问题。三部小说分别和中国古代的三个神话故事“盘古开天”、“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相对应。而小说中的主人公都穿越现代与古代,小说的构架都是相同的,这和真正意义上的幻想小说中的“新神话”模式是有一定区别的。尽管该小说开拓了中国本土幻想小说的新领域,但却因故事构思的同构性稍显精致有余而大气不足。电脑化写作对创作思维的这种影响,让人觉得写作似乎可以批量化,而不是创作。正如马克?波斯曾担心的那样,“电脑写作清除了书写中的一切个人痕迹,而使所有的东西变得非个人化了。”[10]个人化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尺,它标志着作者个人风格的形成,个性精神的独特展现。而电脑化写作导致的写作思维的改变,“备份式写作”的形成,会让文学趋于平庸。 对文学表现方式的影响 文学的表现方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日新月异、手法多样、文体的交融、文本的超越,成为今天的文学创作的一道新的风景。新闻报道是大众传媒的重要载体,新闻报道以及时性、真实性和典型性而著称,而生活在当下的人们似乎更愿意通过新闻报道来体会喧嚣的现代生活。因此,在大众传媒影响下,新闻语言的叙事方式对小说的叙事影响越来越大。这种小说新闻化的叙事方式在成人文学中屡见不鲜,但对于儿童文学来说,这种新闻化的叙事还没有形成规模,毕竟儿童文学就其语言来说有其特殊性。但是这种创作倾向却在某些作家那里得到印证。刘东的那部获奖无数的《轰然作响的记忆》就是此类作品。该作品由12个独立的故事组成,号称“中学生的口述实录”,作者将其称为“采访小说”。该作品以纪实的新闻手法向读者讲述了12个少年的成长故事。每篇作品的后面都附一篇作者手记,这更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性与典型性。这或许也是这部作品受到舆论好评的原因。单瑛琪的“小哥俩儿”系列,则在作品中赠送与作品内容相关的视频光盘,让读者在读书的同时还可以通过播放光盘进入到游戏当中,从而使文学创作超出原有的文本,形成“超文本”。这种文学文本与视觉文本的互动,开拓了文学表现方式的新类型。而实际上这种超文本的形式可能会成为未来图书出版的一种新形势。大众传媒对作者和读者审美趣味产生重大的影响。文学的写作和阅读在大众传媒流行之前,一直被视为一场高雅的精神活动,甚至有“贵族化”的趋向。然而,在大众传媒的时代,文学的消费者追求的不再是细细品读作品的高雅情趣,相反,追求最贴近自身生存状态的生活趣味,追求阅读作品传达出的感官快乐,成为一种常态。有学者认为,“他们更喜欢在都市的奇异故事与刺激的场面中寻求感觉与情感的通道;他们更倾向于欣赏节奏欢快、情节突变、充满荒诞、惊险场面的‘艺术品’。”[11]其实,儿童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强调其故事的轻松有趣,倡导“游戏精神”,这或许和大众传媒时代的要求不谋而合。辽宁儿童文学的创作曾一度以深沉厚重而著称,但是,在大众传媒时代的背景下,生活化和娱乐化的创作也层出不穷。董恒波的那些以幽默著称的创作如《清明时节》《危险的实验》等反映城市少年儿童生活的小说作品,在惊险而轻快的叙事中,让读者体验快乐,感受成长。单瑛琪的“小哥俩儿系列”是强调游戏精神的作品。故事以情节的欢快、荒诞而著称,一对双胞胎兄弟的那些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让读者感受着成长的可爱与稚拙。这是当下非常流行的一种低幼儿童文学创作的方式。而以刘东的《称心如意秤》《镜宫》等作品为代表的创作,大多讲述生活在城市中的少年,在一系列奇异的经历中寻求成长的过程。《镜宫》通过主人公南海进入电脑网络中一个被称为“镜宫”的网站,实现不同人生交换的目的,而在一次次的人生交换的过程中,他体味到成长中所要面对的亲情、友情和爱情等等必须面对的问题。故事本身很吸引人,在和主人公一同交换人生的过程中,读者似乎也寻找到一种情感宣泄和体验的过程。 对文学创作内容的影响 大众传媒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和生存方式,同时也意味着今天的生活本身是丰富多彩的。以往儿童文学似乎一直围绕着家庭与学校讲述故事。而大众传媒的背景下,儿童文学的创作也呈现出新的时代内容。辽宁儿童文学的创作就内容而言丰富多彩,涉及到广泛的社会生活。于立极的系列以反映中学生内心的“心理咨询小说”,如《自杀电话》《生命之痛》《心结》等从心理学的视角介入,关注了社会转型时期当代中学生的内心世界以及遇到的心理问题。作品讲述了这些学生如何走出内心的阴影,回归正常的社会,他们为当下正在成长着的青少年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此类的作品还有薛涛的《正午的植物园》等。尽管进入和平年代,然而,战争的阴影并没有过去,辽宁儿童文学作家在战争题材上有着非常深刻的挖掘。比如车培晶《沉默的森林》《老骡,老骡》《红麻山下的故事》等、薛涛的《满山打鬼子》《庚子红巾》等,这些作品一如既往地关注着战争时代少年儿童无法回避的逆境、创伤和苦难,并试图通过对这些苦难、逆境的刻骨铭心的描写,塑造少年儿童的英雄群像。关注当下的热点问题是辽宁儿童文学的自觉追求,如于立极的《在高高的楼顶上》关注了农民工的问题;许迎坡的《寻找爸爸的天空》关注了下岗工人子女的自强自立的社会问题;董恒波的《同一个梦想》关注了当下社会环境对校园生活的入侵;常星儿的《回望沙园》关注了沙漠地区少年成长;薛涛的《黄纱巾》等作品关注了父母离异对孩子内心的影响……应该说,在大众传媒时代,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一些新鲜的题材作为作品的内容,丰富了儿童文学表现的艺术空间。张邦卫认为,“只要文学还反映社会,反应生活,由社会中的人创作与阅读,那么,它就难以摆脱媒介强权意志和媒介文本的诱惑性主导,文学生存与生态环境已不可避免地萦绕着媒介的话语及其声音,有时候甚至是一种制约与限制、解放与提升的关键因素。”[4]177应该说,大众传媒作为一种传播手段,在给文学带来负面影响的同时,也给文学的发展带来新质。值得庆幸的是,辽宁儿童文学总体上而言,还是保持了纯文学创作的立场。很多作家仍然坚持文学的诗意与优雅,并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作家们努力消解大众传媒给儿童文学创作带来的制约与限制,尽可能利用大众传媒让儿童文学创作得到解放与提升,在大众传媒的背景下传承着“文学的薪火”。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人文环境的影响 一、人文环境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人文环境对区域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一个城市经济的发展会推动人文环境的优化,而良好的人文环境也会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美国著名的经济管理学家德鲁克说:“今天,真正占主导地位的资源以及绝对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和劳动,而是文化。”良好的人文环境会带动当地旅游、餐饮、交通、商业等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人文环境已经成为一个地方经济发展最大的潜在资源,成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二、大众传媒建构人文环境 大众传媒最主要的作用是提供信息、引导舆论、监测环境、指导工作等方面。谁提供的信息最有价值,速度最快,最能吸引受众的眼球,谁就掌控了受众的注意力,从而才能形成自己的影响力。美国著名学者迈克尔?高尔德哈伯指出,在网络信息社会,物质和信息都不稀缺,稀缺的是什么?是注意力。传媒把新闻产品售卖给受众时,他们同时也获得受众的注意,正是由于大众传媒的这种“注意力”和“影响力”才凸显了大众传媒在建构人文环境上的优势。大众传媒建构人文环境主要表现在对内、对外宣传上。对内宣传,塑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可以稳定和发展“内部资源”,为引进持续稳定的“外来资源”打下坚实的基础。内部人文环境塑造的好坏关系到能否把人们一时的“注意力”转化成长久的“影响力”,是一地区能否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对外宣传,为本地区打造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增强本地区的“影响力”,吸引更多“外来资源”。同时,大众传媒也必须先做好自身建设,才能在建构本地区人文环境上发挥最大的作用。有一定影响力的媒体传播,才能吸引最大的注意力,这对一个地区的主流媒体质量提出了一定要求。 三、衡阳大众传媒建构人文环境存在哪些问题及对策 衡阳市是资源相对短缺的城市,人均资源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到2010年全市能源缺口达8%,土地供应也日趋紧张。物耗、能耗比较高,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还有些不合理,正是由于自然资源的相对短缺和发展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挖掘好人文环境这一强大的“潜在资源”十分必要。衡阳市有其特有的区位优势,是南北交通要道,而且也是一个具有浓厚文化底蕴的城市,有着自己丰富的文化传统和人格特征。如以南岳为中心的旅游文化、佛文化等对促进衡阳市经济发展、提升城市的注意力和影响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近些年来,衡阳市经济已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作为潜在资源的人文环境,并没有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衡阳大众传媒建构人文环境存在的问题 衡阳大众传媒业以衡阳广电和衡阳日报社为主,这两大传统主流媒体在建构衡阳人文环境方面,起着主要作用。衡阳的大众传媒业随着经济的发展在不断进步,但在建构衡阳地区的人文环境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1、政府对人文环境的投入和认识不够大众传媒要建构好人文环境,必须以本地区现实存在的人文环境为依托。一个城市的人文环境主要从城市的硬件设施、人们的精神面貌以及制度政策这三个方面体现。 (1)政府对城市硬件设施投资力度不够。如果一个城市,所到之处,绿树成荫、花香遍地;所见之人,精力旺盛、激情满怀,仿佛创意会随时涌出。这样融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于一体的生活环境给人轻松、自由,能够激发人的想像力和创造欲。衡阳的城市建设这几年在不断改善,但相较于其它城市其发展速度很缓慢,城市环境、交通、建筑等硬件设施都不完善,离舒适的居住环境还有一段距离。 (2)政府对建构人文环境认识不够。政府在对人文环境认识的欠缺主要表现在精神层面和制度层面。政府对精神文化建设有所忽视。主要表现在:一、社区文化活动场所不多。文化馆、图书馆、体育馆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很贫乏,尤其是青、中年人的精神生活。很多青年人工作之余的爱好是打游戏,而很多中年人的闲暇爱好是打麻将。人们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整体认识度不够,自我意识不强,而为丰富他们精神文化生活的活动及活动场所非常少。在制度层面上,执法力度还有待加强。如城市随处可见的行人过马路乱闯红灯、乱扔乱涂乱吐现象,当众吵架、打架以及聚众赌博等等。对于这些不文明现象打击、教育力度不够。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一个地区的人的价值取向、能力、素质等。 2、大众传媒本身的影响力不大 (1)传媒质量有待提升 有好的客观环境,没有有影响力的媒体进行传播,其构建人文环境的效果也不会明显。纵观衡阳两大主流传媒,其主要功能还停留在提供信息上,而引导舆论、监测环境、指导工作等功能还很薄弱,没有一支能形成影响力的采编团队,而最能体现和提升媒体质量的深度报道和深度评论,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很欠缺。电视节目不够丰富,采编、制作、策划、创新等能力还有待加强。同时,被派出外地采访的记者也应该承担宣传本地媒体的职责,这些记者也是一面镜子,能反映衡阳媒体的整体质量。大众传媒如不能获取更多的注意力,那么它无论宣传什么内容,宣传力度多大都不能产生效果,所以衡阳大众传媒对人文环境的传播要对区域经济发展形成大的影响,必须先提高自身的质量。 (2)媒体品牌观念不强 能否引起读者的注意力是媒体能否赢得读者的第一步,但在获得“注意力”的同时,还要将受众不“固定”的注意力转换成对传媒的忠诚度,才能生成对传媒长久的“影响力”,使传媒达到应有的社会效应。因此,媒体要推出自己的品牌节目或栏目,最大限度地对受众产生长期的影响力,扩大自己的知名度,犹如湖南电视台推出的一批批娱乐节目。目前,衡阳大众传媒在打造可以向全国推广的品牌节目或栏目方面还很欠缺,还没有能获得“固定”注意力和长久影响力的节目或栏目。在竞争激烈的时代,传媒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人气,这是获取社会和经济效益的最重要的基础。一旦传媒与市场成良性互动,受众对于传媒的忠诚度大大提高,积极的效应便大大增长。 (二)衡阳大众传媒建构人文环境的对策 1、政府以及传媒机构要对人文环境引起足够重视,加大投资力度政府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城市管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形成健康的社会风尚,优良的社会秩序,提升城市的形象品位,人居环境得到明显优化。当今,任何一个投资者都不会愿意到一个硬件基础条件差、社会文明程度低的地方投资。强化城市建设的法制管理,提高市民遵法、守法意识,加大执法监督力度,不断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和执法水平,狠抓居民文明意识,综合治理城市交通秩序等,不断提高城市的文明程度,增强对国内外投资者的吸引力,使广大投资者乐于来投资办厂。发展和培养一批优秀的文艺工作者。鼓励和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推出更多优秀作品,提升市民闲暇时间的生活质量。发挥历史文化名城的优势,努力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投入资金,建设一批社区文化活动场所,充分发挥图书馆、文化馆、体育馆等文化阵地作用。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进一步活跃社区文化、企业文化、乡村文化、校园文化。加强文化市场监管,坚持不懈地扫黄打非,促进文化市场健康发展。 2、提升本地区大众传媒的质量新闻产品要产生影响力,必须获得受众发自内心的认同感。传媒推出的产品对受众来说要具备有用性,要获得受众对新闻产品价值的认同,并且还必须具备自己的个性化特质,这样打造出来的新闻产品才能获取自己的影响力。在内容上,对内要营造好的舆论环境,引领社会风气。人们的思想观念、精神生活是人文环境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本地区的各类媒体要在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倡导科学精神和统一思想、凝聚人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准确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等。要树立公民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引导人们追求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升城市精神,提高城市的凝聚力、影响力和辐射力。对外要积极宣传本地区的优势产业和有特色的人文风情,突出地域特色。要打造一批专业性强的采编队伍,尤其在深度报道和深度评论的数量和质量上下功夫,推出一批有影响力的品牌节目,提升自己的知名度,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新闻质量的提升离不开采编能力强,有创造力的新闻人才,离不开正确的指导方针政策,同时还要有一定的资金投入。 3、在吸引人才上下功夫营造人文环境对人才确实有很大的吸引力。据调查,人才们普遍认为,必要的经济因素是需要考虑的,但是经济因素决不是决定人才留和外流的关键因素,最为重要的是他们能获得施展才华的广阔空间,他们的才能希望得到尊重、认可,他们的智慧能够充分地发挥。一个城市如果管理体制僵化,运作机制不规范,人际关系复杂,干什么事都要凭关系,办事效率低下,扯皮现象严重,后顾之忧繁多等因素,都是人才们最为头痛和厌恶的,也是导致人才外流现象严重的根本原因。像衡阳这样的中小城市自己培养的人才本来就很少,又大量流失,会严重影响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影响提升本地区产业发展的竞争力。现今社会,适应社会发展的各路优秀人才频频告急。要留住优秀人才,就需要加快人文环境的营造进程,改革用人管理体制与机制,从真正意义上为人才提供自由发挥智慧与才能的空间,这也是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的关键所在。人文环境的好坏,已经成为地区招商引资、吸引人才的关键因素。它是一面镜子,能反映出一个地区人们的生活全貌,同时,它也是一个地区的门面,给人直观、强烈的第一印象。人文环境离不开政府的政策和财力支持,也离不开大众传媒的宣传、指导,更离不开公民自身的认识、觉悟,它们彼此相辅相成,互相影响。在这些方面衡阳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与青少年价值观教育的关系 摘要:我们把用于传递主流意识的主要工具称为大众媒体,其内容主要带有预示社会价值的趋向,是一种舆论引导工具,大众媒体的刻画逐渐影响着青少年价值观教育。因此,加强90后的家庭教育观念,传导正确的思想已经迫在眉睫。 关键词:大众传媒;青少年价值观;关系研究 由于大众传播技术的巨大的作用,许多研究人员对它进行了探索和总结,持续推断和证明了大众传播技术对人类和社会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大众传播媒介由最初被称为“皮下注射论”以及“魔弹论”,逐渐成为有限效果论和宏观效果论,还包括一些理论如使用与满足理论等,这些都是人类在认识到它的重大影响力下所做出的各种效果分析总结。然而,不管是大众传媒对人类有绝对影响力,还是有限效果论和宏观效果论,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力始终与各种传播媒介共存,让人类无法忽视它的存在,在现今媒介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大众传媒技术将会越来越多地影响着整个人类和社会。 一、大众传媒的含义 媒介一词也就是现在用的是media这个英文单词的复数形式,单数形式是medium。大众传播媒介简单地说就是传媒,它是职业化的信息传播机构,是在1920年前后出现了广播电台后才产生的名词,指在传播途径上用于复制和传播信息和符号的机械与传播组织之间的传播渠道,这些传播组织包括编辑人员的报刊、电台等等,详细的可以划分为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其中印刷类媒介包括报纸、杂志、书本等,电子类媒介包括电影、广播媒体和电视媒体。 二、青少年群体受大众传媒影响状况 根据青少年时期所接触到的媒介形式,可以将我国的大众传播媒介受众分成三个群体,即报纸广播媒体受众、电视媒体受众、网络媒体受众。而在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的过程中,青少年通常是最大的接触群体,因此青少年所受到的影响也是最大最深远的。青少年受到的影响有方方面面,婚姻观念是其中一个方面。大众传媒所倡导和报道的时尚婚恋观和时尚婚恋行为,很容易被青少年模仿并运用于实践中去。若在划分中,再细化到年龄中的话,50年代到70年代往往是报纸媒体受众,而80年代到90年代通常是电视媒体受众,90年代之后一般都是网络媒体受众。90年代之后,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和传播使处于这个时期的青少年成了接触网络媒体最多的群体。 三、实验证明媒介内容对青少年有深远的影响 媒介内容对青少年来说,影响非常深。有关实验表明,西方国家的心理学家曾经针对媒介中带有暴力特点的节目对儿童产生攻击性行为是否有影响这一课题开展了接近十年的调查研究,800多名接受试验者都是年龄位于8、9岁的儿童。结果发现,爱看暴力节目的男孩群体跟那些不爱看暴力节目的男孩群体比较而言,在人际关系交往方面的攻击性更强。此调查还显示,9岁男孩喜爱暴力电视节目的程度跟他19岁年龄时候的攻击行为息息相关,且是正相关的关系。随着各种高科技传媒产品的出现,大众传媒的影响愈来愈强,不管其形式怎样变化,扩大规模还是内容更时髦,无一例外都表现出了对青少年日常生活的强大渗透能力,青少年的生活方式受到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作用。 四、大众传媒影响下的青少年价值观教育对策建议 大众传媒给青少年价值观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逐渐得到大家的关注。怎样合理避免大众传媒对青少年群体的负面影响,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 (1)政府应加强诱导和管理监督,促进价值观的教育。政府应该在整个社会群体达成广泛的认识,除了学校教育方面之外,家庭教育、传媒教育、有关政府公共部门也是社会教育,既有责任也应该有义务针对青少年的价值观进行正面引导。价值观教育不能作为一个孤立存在的系统,没有任何单一机构可以独立担负价值观教育的重任。所以,务必综合考虑到各个方面的作用,使他们相互协同,克服彼此之间的冲突,避免因为各种因素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降低学校价值观教育正常功能的发挥,进而导致价值观教育的低效用状态。 (2)大众传媒需要得到完善,对青少年进行正确的价值引导。社会给予大众传媒的职责是协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平衡发展,促进人的全方位发展,大众传媒在青少年积极向上的价值观方面有功不可没的影响。所以,大众传媒的消极信息内容的控制,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体的态度和努力决定的。大众传媒不但要在乐趣中教学,让学生学得开心,教师教得也开心,而且不能丢掉它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大众传媒应加强提倡行业自我约束,提升文化品位,展现出人文关怀。 (3)家庭价值观教育方法策略。家庭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比较特别,至今还没发现其他事物可以完全替代家庭对孩子的社会化功能,父母采用各种方式方法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培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的策略如下:在家庭中打造良好积极的媒体环境,对青少年要加强关心和培养,通过正确的方式进行家庭的建设,父母自己也要持续充电,加强媒体知识的学习。 (4)加强对青少年的传媒素养教育。传媒的素养教育或者媒介教育,就是指对受众群体传授有关广播、电视、电影或者是报刊、国际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特性、制作技术及其产品的美学欣赏和社会学评析等方面的知识,它的目的是加强大家对大众传媒信息的分辨过滤能力、承受和抗干扰能力,学会合情合理地使用大众传媒。只有这样,才能使青少年们在学习和生活之中通过大众传媒获得很多积极的帮助,才能培养每个人的判断能力,以及根据情况采取行动的能力。 五、小结 大众媒介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要正确地认识到大众传播媒介对社会、对人类的生活产生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正确反映,清楚它的巨大效果。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运用大众传播媒介,根据舆论引导生活,形成意识和行为,进而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作者:邳靖雯 单位:北京浓眉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中国美术论文:浅析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 摘要: 商业贸易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交往的重要路径。商业活动不仅是物的关系,亦是人的关系;商业活动不只是物的流动,亦是人的流动;商业活动既是经济的活动,亦是文化的活动。1 6世纪初欧洲商船来到中国,南中国珠江三角洲的澳门与广州构建出了海上商业贸易最重要的通道,广州城市日益繁华,中外商贾云集,对外贸易成为清廷的重要财政,广州十三行成为“天子南库”。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西方各国通过行商在广州设置商馆,外国商人在商馆居住和办公,同时也作为驻华贸易与外交的办事机构。被称为“十三夷馆”的外国商馆是十三行对外商业贸易特区的组成部分。外国商馆前面竖立本国国旗,标明国籍,在中国土地上展现出异域的风情,西方文化透过商业贸易的管道渗入中国。 在中外商业文化交流的同时,中国本土不同地区商业文化的交流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展。明清时代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经济文化发达,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文化互补和交流,富庶繁华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为广东民众仰慕,城市商业文化亦弥漫苏州杭州江南城市的气氛。随着珠江三角洲对外贸易繁荣,文化艺术亦得到了很大发展。外洋输入的新奇货物引起了内地民众的极大兴趣。上海开埠以后,更有大批广东商人到上海从事商业活动。粤商经营洋广货铺,贩卖基本上都是进口的外国货物及南方货物。粤商将接受西方影响的广东风习带到了开埠不久的上海。长江三角洲地区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文化交流和传播极大地推动了粤港澳和上海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 中外商人在经营茶、丝和其他大宗商品贸易的同时,不少工艺品如瓷器、漆木家具、绘画亦销往海外。广州城南珠江对岸当地人称为“河南”的地方成为对外商业贸易的基地,不少民间画师、画工在河南居住,亦有十三行巨商在河南岛修造别墅。行商在河南创办瓷器彩绘作坊,专门从江西景德镇将素身的瓷坯运到广州,聘欧洲画家指导,雇佣工匠学习西方绘画技法,或以洋画技法绘制欧洲市场热销的瓷器,或按照外国商人的来样加工。对神秘古老中国充满了好奇的西方商人和游客希望把东方的印象用艺术品的形式带回欧美各国。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一批中国画师、画工用纸、绫绢、画布和玻璃镜、象牙等材料,水粉、水彩、油画等中外绘画技法,绘制大量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商业画,人们称这类绘画为“贸易画”或“外销画”。外销画大量描绘中国的事物,描绘市井风情,或记述农业劳动和家庭手工业过程。外销画描绘中国民众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场景,一些表现茶、丝等中国特有商品工艺过程的绘画具体而真实,为西方人模仿生产提供了直观的图像。除描绘人物风情、生产劳动、技艺制作等场景外,还有许多肖像画作品。 外销画的绘制满足了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愿望,亦延续发展了中国民间的绘画传统。这一时期一些西方画家如钱纳利(george chinnery)等人来到中国,有的西方画家定居澳门和香港,他们采用西方绘画技法,画出了不少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写生作品,与传统中国绘画迥然不同。西方画家新的绘画题材、绘画技艺与审美趣味使中国的画师、画工有了新的艺术感受。注重写实的民间画师、画工更对外来画艺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们积极主动学习西方绘画,以迎合日益扩大的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不少西方画家的作品直接成为中国民间画师、画工临摹的对象。中国画家通过直接复制或仿照改绘钱纳利和其他西方画家的作品,制作成适合描绘、面向市场的外销画,受到了顾客的欢迎。这些绘画脱离传统文人趣味,题材的选择、表现的手法和审美的趣味都反映出了世俗市井平民的艺术追求。记录中国官僚、商人和民众乃至来到中国欧洲人形象的肖像画受到市场的广泛欢迎,外销肖像画的绘制和传播成为对外商业贸易活动的组成部分。十三行行商通过对外商业贸易聚敛财富,成为富甲天下的巨贾,行商的生活中大量使用西洋物品,对于西方文化亦有所了解。行商与西方商人贸易往来,彼此馈赠,使他们最早接触、接受了相对传统中国画更为写实存真的西方油画,外来的油画得到顾客的赞赏,促使民间画师、画工学习西方油画技法进行外销画、尤其是外销肖像画的创作。 徽州地区文化艺术传统深厚,大批徽州商人聚集广州从事对外商业贸易。徽商的活动使长江三角洲地区吸纳了新的、受到西方影响形成的城市商业文化,同时将徽州地区的文化风习输送到了了珠江三角洲地区。茶叶贸易是徽商重要的经营项目。徽商在广州从事各种商业活动,主要有茶商、墨商和从事海上贸易的“海商”等,而以茶商的影响最大。随着徽州茶叶外销数量的增长,徽商贩茶来到广东越来越多,广州城内聚集了大批徽州茶商,不少人因经营外销茶获利丰厚,俗称做“洋庄”茶,徽州当地人称为“发广东财”、“发洋财”。[1]徽州地区的民间肖像画传统输入岭南地区与有着鲜明南国地域特色的广东民间肖像画结合在一起,留下许多技艺精湛的作品。 广东民间肖像画注重写实,遵循默绘与写生相结合的传统方法,画面色彩艳丽。民间画师往往自行用天然榕树胶熬制调配出天然颜料,以使作品长期保存永不褪色,亦有装点金箔的作品。在延续广东当地民间绘画传统,吸收徽州民间肖像画营养的同时,接受西方绘画的影响,画面构图有了更多的变化,人物的起坐更加自如,作品脱离了民间传统肖像画正面描绘的束缚,有了较多侧面描绘的姿态,周围环境的烘托也更加生活化,穿插了许多真实的生活场景和道具。尽管明暗阴阳焦点透视的技法已为中国画家所掌握,作品仍然未能放弃传统中国肖像画的画法,画面的平面装饰性仍然明显表露出来,从作品的起稿、部位、阴阳虚实,到人物的五官、须发、服饰和神情动态的处理,凸显出与西方绘画不同的追求。 19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沿海地区不少城市作为通商口岸开放,广州不再是外国商人进入中国的唯一口岸,上海和香港对外商业贸易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广州。1839年摄影术发明的消息在欧洲公布,同年10月,这一消息便传入香港。1845年西方人最早在香港开办摄影室,主要从事人像摄影。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聚集了众多来自西方的摄影家,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往往通过香港进入中国内地开展摄影活动。在香港、广州等城市出现中国人开办的摄影室和影楼。西方摄影技术和印刷技术的传入导致外销画逐渐衰落,真实生动、价格低廉、方便快捷的照相和可以大量印制的商业美术品逐渐取代民间画师手绘的画作。一些外销画家不得不兼营摄影或者参与商业美术品的绘稿和印刷。在早期的香港照相馆的广告中,出现不少自称“摄影师暨人像画师”的从事外销画的民间画工画师。一些掌握了摄影技术的画工和画师迁移到内地其他城市从事经营活动。最初开业的照相馆中,由画师兼任的照相师在拍摄人像时,画面的构图、人物的姿势和背景往往搬用绘制肖像画的方法。照相馆亦为顾客绘制油画肖像。大约在1870年开业、早期香港最著名的由中国人黎亚芳开设、初名“亚芳”后改名“华芳”的照相馆,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然为顾客绘制摆出照相姿态的油画人像。照相馆还聘请画家绘制照相的背景。照相逼真地再现人像吸引了中国民众,影响了中国写实绘画的发展。由于早年摄影尚未普及和技术上的种种不便,市场上出现了摹仿照片的擦笔炭精肖像画,一些外销画家从事擦笔炭精肖像画的制作,有的炭精肖像画还用彩色画出人像的服饰,为商业美术月份牌新技法的出现提供了技术基础。 英国统治的香港完全脱离了清王朝的控制,有了与广州更加不同的城市特质。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取代广州成为南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广州的外销画市场生意逐渐清淡。不少外销画家纷纷迁移到社会较为安定、经济较为繁荣的香港。一些外销画家转而从事商业摄影,绘制月份牌画和广告画,设计商品包装。著名外销画家啉呱的后人关蕙农成为20世纪初年香港最具影响的月份牌画家,在澳门则有梁焕堂这样成绩卓越的月份牌画家。随着商业城市上海的崛起,随着广东商人和徽州商人前往上海开展对外商业贸易活动,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来到上海,将具有西方绘画作风和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 1937年前上海的月份牌画 上海处于长江三角洲门户,地理位置优越,明清时代随着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上海早已引起海外资本主义势力的关注。中英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改变了原先广州为惟一对外商业贸易口岸,形成对外开放的新格局。1843年上海辟为商埠,对外商业贸易使得上海快速发展。五处通商口岸中以占据江海之便的上海最为重要。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移到上海。外国商品和外资纷纷进入,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各类产业迅速崛起。清王朝被推翻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上海的商业贸易更为繁盛,20世纪30年代上海成为远东著名的金融中心、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大都会。 十里洋场的上海成为与广州和香港不同、又包容了广州和香港具有西方影响现代商业城市特征的新兴城市。西方影响的商业文化成为上海城市文化重要的特色,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标、以城市大众为对象的商业美术成为上海城市美术的主流。上海开埠后外国商行纷纷设立,极大地推动了上海的对外商业贸易。开埠后两年上海出现租界,这种嵌入中国国土的租借地,可以说是广州十三行外国商馆的延伸与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租界逐渐演变成“国中之国”,海外资本主义势力在租界自行其是,租界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也成为西方为中国演示现代化的窗口。上海租界与孤悬南天一隅的澳门、香港不同,和中国内地城市紧密连在一起,影响更加直接和重大。租界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的试验场,相对稳定和较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城市管理方式使处于动荡社会环境中的中国民众大量涌入,极大地刺激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推动了中国社会局部的现代化,并且辐射到了全中国。19世纪50年代太平军进入江南地区,清军与太平军进行了长时间的战争,兵燹所经,闾阎为墟。战争引发巨大的难民潮,民众纷纷涌入因租界的设立而未受战火影响的上海。极短时间内上海人口猛增。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中国北方广大地区遭受战乱,江南地区则因地方官僚推行“东南互保”政策,避免了战争的损害,这一年上海城市人口突破百万,成为中国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20世纪初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资本纷纷转移到上海。忙于争斗的西方各国暂时放松对于中国的侵略,上海的民族工商业在较为宽松的空间得到了发展。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上海凭借优越的地位获得了更大发展。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以前,上海已成为位于世界前列的国际大都市。 上海作为“五方聚居”、“华洋杂处”的国际性都市充满了活力,大批移民带来了丰厚的劳动力、丰厚的资财和技术,带来了驳杂的文化和艺术。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汇聚上海,市民文化获得了充分发展,从而使中国美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面貌。商业贸易的发达使得上海的现代化进程迅速,城市商业文化消解了中国社会的全能主义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趋向多元和宽松。新兴的城市环境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对外商业贸易使得轮船、汽车、电灯、电话、电报、电车、电影、影剧院、舞场、西餐厅、书局、百货公司等种种来自西方的新事物大量出现。新的城市环境和生活方式使得市民阶层逐渐成为上海的社会主体,并且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上海的发展与周边地区拥有的深厚资源有着重要的关系。上海的现代化是借助、利用或调集了全中国、主要是中国江南地区的各种资源(包括资金、人力、市场乃至人文资源)的结果。这些资源在以往社会环境中构筑出了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文明,开埠以后则通过资本主义的商业贸易在上海重新组合,从而使现代社会的工商业文明得以出现。作为新辟商埠的上海,外商有了比较以往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从事商业贸易须受“皇商”支配的更加自由和广阔的空间。对外商业贸易打破了过去在广东只有十三行行商才能从事对外贸易的垄断,外国商人可以自行前往浙江、安徽等地采购丝、茶等货品直接进行出口贸易。江南出产的丝茶改变了过去从广州一口输出的路线,废除了丝茶沿途设关设卡税收等做法,对外商业贸易更为通畅。中国重要的丝茶产地距上海甚近,上海占有地理交通和口岸出入的便利,丝茶货品源源不断地运到上海销往海外。 鸦片战争爆发,广州的对外商业贸易曾一度低落,徽商经营外销茶亦遭受挫折。从事茶叶贸易的外商洋行云集上海,很快使上海成为当时中国茶叶贸易的最重要通商口岸。不少徽商审时度势将资金人员转移到距离徽州更近的上海继续经营,有一大批徽州茶商改“贩茶粤东”为“业茶上海”,完成了从广州到上海的战略转移。徽州茶商扩大商业规模,茶商成为上海徽商实力的最强者。一系列的对外商业贸易活动,都围绕上海这一新兴的工商业城市而展开。扬州、苏州、杭州等地的富商巨贾亦有不少人来自徽州,或与徽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徽州商业文化进一步影响了扬州、苏州、杭州,尤其是上海的绘画风气。 大量广东移民加速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及市民社会和商业社会的形成。上海开埠初期,精通对外贸易业务又熟悉英语、了解西方文化的广东商人成为洋行的第一批买办,他们通过家族和同乡的举荐大量进入洋行工作,逐渐形成商业和社会网络。除粤商外,各行各业的广东人来到上海,甚至出现粤籍娼妓聚集沪上的社会现象。众多广东画师、画工来到上海,将新的视觉经验带到沪上。《沪游杂记》记述从广东传入上海的西方油画:“粤人效西洋画法,以五彩油画山水人物或半截小影。面长六、七寸,神采俨然,且可经久,惜少书卷气耳。”[2]如同香港、广州等城市那样,画工画师在开设画店的同时,以开设照相馆和影楼。 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的变化极大地推动了城市文化的发展。在互联网出现以前,印刷出版是最为快捷广泛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明清时中国南方的出版业以南京和苏州为中心,受到了徽派木刻雕版印刷影响并加以发展,形成了中国传统印刷出版活动的高潮。到19世纪西方的印刷出版技术传入中国,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多,商业贸易活动的广泛和商业城市的蓬勃发展,商业广告画的需求极大增长。西方印刷技术传入中国,一些外销画家开始绘制商业广告绘画,商家采用新兴的印刷技术,大量复制月份牌画和其他商业绘画。 先进的印刷技术从欧洲传入中国。随着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变动和新式教育体制的建立,社会的文化环境脱离了专制王朝全能主义的控制,越来越趋向多元化。报纸、杂志、书籍的印刷出版成为利润丰富的商业行为。中外印书商人从澳门、广州、香港和南京、苏州等地来到上海,迅速发展的城市商业环境极大地推动了新式印刷出版事业。在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同时,本土资本纷纷开设书局和印刷公司,出现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大型出版机构,上海成为中国印刷出版的中心。照相术与印刷术结合起来,使得印刷技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印刷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推动了报纸刊物画报的出版,尤其是以满足文化程度不高的市民阶层读图要求的画报,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发生。传入中国的石版、铜版、照相版(珂罗版)印刷技术使美术品的复制脱离了中国传统木版刻印,视觉效果更加精美,批量印制更加便利。城市市民的消费需求与商人的商业利益结合在一起,促使书籍装帧、插图和画报、广告、包装等大众美术创作日趋繁盛。 随着国外商品的输入,一些画有外国美女、骑士战争、动植物形象和纹样的西方图片和商业美术品也在上海这样一些得风气之先的城市出现。印制精美的图片虽使中国民众感到新奇,却往往与他们原有的视觉经验发生冲突而难以流行。一些外国厂商尝试采用传统绘画的题材和形式印制商业广告,结合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广泛流行的月历印出画片,在年终时赠送,起到了很大的广告宣传作用,石印月份牌广告画开始流行。到20世纪30年代,胶版印刷、照相制版印刷的精美彩色月份牌画风靡中国、甚至远至海外,成为20世纪前期具有代表意义的商业美术品。 月份牌画是新颖动人、影响广大的城市大众美术品。以往认为月份牌画最早在上海出现,认为早期月份牌画为传统的木刻雕版印刷,不断发现的新资料使这种意见遭受质疑。1896年即清光绪二十二年上海四马路鸿福来吕宋彩票行随售卖彩票赠送的《中西月份牌沪景开彩图》,曾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月份牌画实物。其实为上海图书馆收藏1889年即清光绪十五年由申报馆印送、中西日历对照、旁印二十四孝图的《中西月份牌二十四孝图》,才是现存所见最早的月份牌画。而在接受西方影响、对外商业贸易繁盛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月份牌画可能更早出现。19世纪40年代香港开埠初年便有一些外国商行印制月份牌。香港澳门印制的早期月份牌画如今已难得见到,从当时报纸刊登的广告文字可以得知这是采用中英文对照,字画兼备,其面貌或与一般认为早期月份牌画来自传统民间木刻版印年画有别,可能直接将西方国家的广告画形式移来。 西方传入的新式印刷技术取代了中国传统木版印刷技术,传统民间年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逐渐被新颖的画法所取代。从早期上海的月份牌画家如吴友如、周慕桥等人的作品可以看到他们原来活动的城市苏州的民间年画的影响,亦可以看到一些民间传统肖像画的画法。到20世纪初年,受到照相技术影响的炭精粉涂擦、然后罩以水彩粉彩润色的画法和城市时装美术的题材形成了新颖的月份牌作风。通过郑曼陀、徐咏青和徐咏青的学生杭?英、何逸梅、金梅生、金雪尘、戈湘岚等人的努力,使得月份牌画大放光彩。郑曼陀是安徽歙县人,亦有研究认为他幼年被在杭州经商的安徽富商收养。徽州地区的传统文化、乃至民间肖像画传统对于郑曼陀产生了影响。他原在杭州育英书院习英文,曾从师王姓民间画师学画人像,后到杭州设有画室的二友轩照相馆作画。1914年郑曼陀来到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尝试采用炭粉擦笔敷水彩色的方法画月份牌。郑曼陀曾为来自广东的画家高剑父在上海开设的审美书馆作《晚妆图》,使木刻勾线敷色的传统仕女画向受到照相技术和新式印刷技术影响的时装美女画变化,受到社会广泛欢迎。不少画家也效仿他的画法,从而形成了月份牌画新的风格。 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前往上海开展商业美术活动,将具有广东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亦有上海画家南下粤港澳活动,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画家带来进一步的刺激和竞争。徐咏青是较早来到香港的上海月份牌画家,徐咏青在上海时已为粤港商号绘制月份牌画。20世纪30年代初他来到香港开办画室传授技艺,不少香港画师出自他的门下。除徐咏青外,尚有上海月份牌画家何逸梅来到香港从事绘画活动。何逸梅是江苏吴县(今属苏州)人。上海商务印书馆图画部第一批练习生之一,学画刻苦用功,中国画和西洋画均能,又擅长工商美术设计,获得老师徐咏青器重。1915年徐咏青辞职离开商务图画部后,该部门实际由何逸梅主持。何逸梅的作品画风细腻,人物造型生动,色调清新柔和,最宜绘制月份牌画,故沪上各大厂商都重金约他创作。1925年何逸梅被香港永发公司以高薪聘请专绘月份牌画,艺术地位与当时香港誉为“月份牌王”的画家关蕙农旗鼓相当。1941年日本侵略军攻占香港后,他返回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 月份牌画作为商品,市场竞争激烈,在激烈竞争的同时,粤港沪三地画家相互交流,切磋画艺,从而使得月份牌画、乃至当时中国的商业美术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珠江三角洲的商业贸易传统使得广东画家对于大众商业美术的月份牌画没有歧视之见。不少画家积极参与月份牌画的制作,以实践绘画与商业结合的理念。对于广东美术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潘达微于1913年进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负责美术设计工作,曾采用传统山水画和人物画为主绘制月份牌画。潘达微与上海的商业美术家郑曼陀、谢之光、徐咏青、周柏生、丁悚、丁云仙、李铁笛和张光宇等人往来密切,彼此友善。潘达微在香港经营的宝光照相馆于1924年曾邀请郑曼陀为他们绘月份牌画,后来编印《微笑》画报刊登了郑曼陀与谢之光的作品向粤港澳读者介绍。在潘达微的影响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虽在他去世以后仍于1934年聘请了一批广东国画研究会的传统画家,以传统中国画、金石、书法的方式绘制月份牌画,以与英美烟草的时装美女月份牌画相抗衡。这种精英美术与通俗美术的互动,与以往艺术史研究将艺术品创作与传播想象成具有个体特征的学院美术家独创性的视觉表现和社会精英们享受的文化消费全然不同。那些以往被认为是庸俗、低级的、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画师批量生产的、为大众接受的美术品,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受到社会一般民众广泛喜爱的美术品,并非被精英美术家嗤之以鼻、弃若敝帚,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存在的是一条流动的疆界。 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 在中国社会总体结构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城市的商业化为现代文化和现代美术,包括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这些城市文化空间中的商业美术品的密切互动,鲜明地展现出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和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轨迹。 19世纪晚期上海成为华洋混杂、八方聚居的现代移民城市。聚集在上海的众多画家以卖画为生,商业色彩浓厚。众多粤籍人士来到沪上,其中不乏卓有成就的美术家,他们将珠江三角洲的美术风气带到了上海。岭南画派领袖人物高剑父从日本回国后积极从事新美术活动。1912年他在上海创办《真相画报》,1913年他与兄弟高奇峰、高剑僧开办审美书馆,经售中西画片、明信片、书刊及画具。高剑父曾与关蕙农一起向居廉学画,亦参加过月份牌画创作。1916年高剑父居沪期间与月份牌画家郑曼陀合作,为审美书馆画美人画,高剑父写景,郑曼陀画美人。高剑父曾在郑曼陀美人画上题诗:“银塘秋水玉娟娟,霜叶漂红去渺然。几欲题诗寄辽海,只应流水到君边。”高奇峰原来在广州亦曾与潘达微的《时事画报》合作,绘制水墨花鸟题材的月份牌画。照相术传入中国,影响民间兴起模仿照片效果的炭精擦笔画,从留存至今的民间炭精擦笔肖像画和徐悲鸿等人创作的肖像画作品中,可以看到与传统绘画不同的精确形貌描绘和表现现实环境中光影投射烘托出的脸部骨肉凹凸的效果。徐悲鸿的父亲是当地颇有声誉的画师,幼年徐悲鸿随父亲学画,早年画作如《诸老图》等明显受到传统民间肖像画和西方绘画的影响。1912年徐悲鸿曾赴上海鬻画谋生。1915年徐悲鸿再次来到上海,结识高剑父、高奇峰兄弟。这一时期他受到流行的商业美人画的影响,画出了有着月份牌画风格的作品。审美书馆曾出版徐悲鸿有着月份牌画风的美人画明信片。 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使得文野雅俗的区分日渐模糊,文野雅俗的流动打破了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的壁垒和疆界。在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等商业美术品当中,西方写实画风、模仿照相的炭精擦笔画风与中国传统肖像画注重线描敷色的作风逐渐融合,更值得注意的是表现城市生活空间、书写市民阶层欲望的美人画越来越受到市场的欢迎,美人肖像画成为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社会流行的美人画、女人体绘画为美术学校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的出现营造出氛围,提供了环境。 19世纪珠江三角洲的外销画接受了西方画家描绘大众风物的画作的影响,浮世的风情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外销画当中。现代城市的市民文化和大众通俗美术充满了对于金钱和情色的描绘。随着社会转型时风气剧烈变化,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崩溃,个人欲望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和力量释放出来。性的渴望和性的解放推动性的商业化,广州、澳门、香港、上海等商业城市娼妓盛行,城市的性产业越来越发达,娼妓业越来越商业化和契约化。在上海不仅有来自广东的“粤妓”,还有不少来自国外的娼妓,尤以日本娼妓为多。从外来影响扩大的“洋”、商业势力增强的“商”和妇女抛头露面,娼妓、名伶、明星成为社会公众人物的“性”,从隐秘的春宫画到公开的美人画、女人体画,构成了蔚为奇特的城市文化景观,严重地挑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秩序。 城市文化与大众美术充满了对于情爱、金钱和女人的想象和描绘,透过广告,美女、洋货与商品结合成为城市“现代性的消费”。情爱、言情与性成为城市大众美术的重要主题。中国古代的春宫画除起到性教育、性启示的意义以外,还有“辟邪避灾”的巫术作用。在接受西方写实绘画影响的外销画的影响下,春宫画的绘画技法亦发生变化,广东民间、尤其是城市的春宫画出现与外销画相似的面貌。摄影术传入中国后,照相馆为招徕顾客,竞相为名伶名妓留影,出售美女佳人图片,来迎合市场需要。妓女摄影作为广告,嫖客可依照照片按图索骥,探春买春。明星名流亦拍摄照片在影楼门前高挂任人观览。民众欢迎的照相受到印刷出版业的重视,报刊刊载各种照片。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杂志》,每期便选用中外名人照片,采用照相制版技术印刷发行。随着画报的广泛出现,名伶名妓、名媛淑女的照片在画报上刊载,成为万人追慕的“大众情人”。 晚清中国由于社会转型,传统道德观念崩毁,逸乐之风弥漫,大众美术品中的“淫画”和全能主义国家权力的“禁淫画”严重对抗。更具有真实性的色情照片成为较“淫画”更受人欢迎的商品,商贩在街头巷尾茶坊酒肆兜售,一些城市甚至出现“内藏春色”的“西洋镜画”,称为“照相春宫”[3]。社会舆论和国家权力指责为“伤风败俗”,要求禁止。一些外国商人将中国传统观念中的色情照片和色情图画运入中国销售牟利。20世纪初的清代末年,从海外输入的“淫书”、“春画”在上海这样一些西风炽盛的城市已颇为泛滥。为掩人耳目,有外商将女人体照片标以“泰西风情”、“医疗图画”,精印成册大登广告公开叫卖。上海日商书画大成公司曾推出《泰西裸体女犯摄影》一书,内收“链绕全身图”、“狱中洗浴图”等20余幅女人体照片。清廷覆亡以后,社会变动更加剧烈,社会观念发生改变,社会舆论对于“淫画”的攻击和国家权力对于“淫画”的禁止有所缓和和松弛。上海、广州等城市裸体照片发售的现象更加普遍,一些画报亦以用各种名义刊登人体图片。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上海这样一些商业城市流行被人称为“鸳鸯蝴蝶派”的城市商业文化,美人画成为“鸳鸯蝴蝶派”城市商业文化的艺术表现。月份牌画家丁悚、周慕桥等人曾参加“鸳鸯蝴蝶派”的活动,一些画家如但杜宇等人绘制有女裸体绘画的《百美图》之类的画册,画衣饰时尚、玉姿灵动的城市美人暴露的胴体。这种时装美女图承继了晚清仕女画的传统,又将春画、甚至照相馆人体拍摄和美术学校模特儿教学的情境融入其中,极大地满足了城市市民的情色需要。美人画的兴起与日本浮世绘和春画有着密切的联系。浮世绘描绘花街柳巷的爱情、歌舞伎的倩影与活动、花前月下的吟咏、出游野宴和旅途漂泊等城市生活场景,描绘娇媚的歌妓、舞女和“汤女”、“游女”,描绘男女的欲望和感情,展现出浮华奢靡的情色世界。1911年曾留学日本的浙江宁波商人唐振余在上海开设的振余物产厂从日本运来一大批包括浮世绘的年画。振余物产厂将所售货品印成目录,赠送各地推销,其中便有年画一项。在此之前已有包括浮世绘手绘和木刻套印的作品以及采用机器印刷的日本图片输入中国。以城市生活为主要题材、城市市民为主要接受对象的美人画和月份牌画无疑受到了表现都市浮世情色的日本浮世绘的影响。 月份牌画以宣传推销商品为目的,是一种具有特色的商业广告画。月份牌画构建出大众的梦想伊甸园,用图像来满足大众的欲望,占据画面主要位置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画家营造的、为民众喜闻乐见、沉醉其中的梦幻世界。这种以美女、时装和城市生活环境为主题的画面,展现的是具有现代性的审美追求。不少月份牌画以名媛淑女、演艺明星为模特儿,画的便是真实人物的肖像。照相摄影需要人物摆出不同的姿态,早期的月份牌画往往聘用妓女穿着时髦的服饰作为模特儿。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融入月份牌画的创作之中。女人体成为月份牌画的内容。1 91 5年郑曼陀为上海商人黄楚九画《贵妃出浴图》是最早出现的女裸体月份牌画。月份牌画家谢之光画过不少裸体人物画,金梅生亦曾画《贵妃出浴》月份牌画。1917年上海国华书局新年赠画,画题便为《春透琴心图》、《桃源探花图》、《镜里窥郎图》之类,可以想见作品的色情成分。一些月份牌画家还在报纸刊登广告,销售时装美人画。商业利益促使月份牌画家纷纷绘制时装美人、女人体画,照片往往成为月份牌画家绘制的重要参考。 从城市商业流行的“淫画”、“人体画”到美术学校的“模特儿写生”,显示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大众美术与精英美术互动的路径。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是现代城市兴起的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构建出新的社会公共空间和视觉表现空间。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展出女裸体图画、开展人体写生教学。1908年《时事画报》第七期已刊载先年广东图画展览会展品中便有番禺冯润芝用中国纸和水墨背临的意大利油画女人体像。新式美术教育体制的确立与城市对于大众美术的需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11年画家周湘便在上海开办“布景画传习所”,“以专授法国新式剧场背景画法及活动布景构造法”。1912年周湘开办“西法绘像补习科”,“专授最新西法绘像术,其教学法分为铅笔像、毛笔像、水彩像、油画像”,传授西画技法和照相馆布景画法。人体写生教学是西方美术学院的精英美术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到20世纪20年代,较为正规的西方绘画写生教学方式逐渐取代传统中国绘画的临摹学习方式,人体绘画和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成为社会现代转型和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问题。正如论者所述:“在20世纪初,西画是一个新事物,从商业美术开始,很快地达到一个广度扩散,在20年代前夕西画到达一个学习瓶颈,必须从师徒制的临摹走向西式的艺术学院教学,这个无法撇下人体写生手段的教学体制是新的,人体写生的合法性论题是新的,而界定艺术与色情边界的舞台—公共论域——也是相对新的。”[4]20世纪前期新式美术学校人体写生教学之所以能够首先在上海确立,无疑如论者所述:“在缺乏国家政策导引的情况下,个人利益的诱因促使租界中的中国人自发地采取西式的商业手段,在商业美术中带入西画的因子,在一些传递西洋概念的宣传中甚至被迫选择西洋图像。”[5]“上海租界或许是当时中国受到最少国家政治力干预、个人主义最旺盛的地区。西画既然是在个人利益凌驾国家利益的氛围下引入的,在上海的西画引入过程便具有相当的指标作用。”“世纪初上海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民趋利’与‘身体好逸乐’,因此,上海成为人体画合法化过程中的主要舞台便毫不足奇了。”[4]经历了与守旧势力难以避免发生的多次冲突,到20世纪20年代新式美术学校普遍采用人体写生教学,国家教育部门将女人体写生规定为美术教育之必须,社会舆论也对此逐渐认可。商业色彩浓厚的大众美术在新式美术教学走出“学习瓶颈”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考察,应将美术学校模特儿写生教学视为大众美术美人画和女人体画的跨越和提升。 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研究往往关注“五四”、“美术革命”的经验,忽视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即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研究仍然流行将学院精英美术如油画、中国画,将具有个体特征的美术家如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齐白石、黄宾虹等人具有独创性的美术创作视为精粹与高雅,视为视觉表现的高端予以推崇,将大众美术、将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和画师批量生产的商业美术品视为低劣和粗俗,视为视觉表现的底层予以贬斥的看法。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五四”“美术革命”对于一般民众的直接影响如何实在值得怀疑。对于无法享受精英美术家创作的美术品的普通民众来说,能够比较轻易获得的、商业性的印刷品和复制品往往才是平易近人的美术品。这些被看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使中国的民众获得全新的视觉经验,构成了全新的大众美术的视觉表现。历史事实表明,并非是那些表现美术家个人才华或作品的独创性、又为社会精英们享用的高雅艺术,恰恰是那些大众化的视觉表现,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并且受到社会大众广泛欢迎的通俗艺术,如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和月份牌美人画等,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起到了以往未曾认识到的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种中国社会早期现代化阶段出现的全新的大众美术的视觉表现,构建出了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路径。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正是在社会下层、尤其是城市商业社会的下层得以启动。通过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边界的跨越和大众美术品格的提升而得到了真切的实现。 中国美术论文:城市大众美术与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 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的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前期,百年中国社会经历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重要历史时期。广州、香港、上海等新兴城市有了与传统城市越来越不相同的面貌,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和中国本土的民族工商业资本势力共同构建出了现代城市的公共空间和具有现代性的城市文化。与传统社会以贵族、官僚、地主、农民、手工业匠人为主体的文化孕育出传统美术形态不同,城市文化作为以市民为主体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和流行文化,孕育出现代性的美术形态。正是在现代城市的公共空间和具有现代性的城市文化环境中,通过具有现代性的大众美术的路径,中国美术现代转型得以发轫和展开。 1840年前后广东的外销画 商业贸易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交往的重要路径。商业活动不仅是物的关系,亦是人的关系;商业活动不只是物的流动,亦是人的流动;商业活动既是经济的活动,亦是文化的活动。1 6世纪初欧洲商船来到中国,南中国珠江三角洲的澳门与广州构建出了海上商业贸易最重要的通道,广州城市日益繁华,中外商贾云集,对外贸易成为清廷的重要财政,广州十三行成为“天子南库”。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西方各国通过行商在广州设置商馆,外国商人在商馆居住和办公,同时也作为驻华贸易与外交的办事机构。被称为“十三夷馆”的外国商馆是十三行对外商业贸易特区的组成部分。外国商馆前面竖立本国国旗,标明国籍,在中国土地上展现出异域的风情,西方文化透过商业贸易的管道渗入中国。 在中外商业文化交流的同时,中国本土不同地区商业文化的交流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展。明清时代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经济文化发达,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文化互补和交流,富庶繁华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为广东民众仰慕,城市商业文化亦弥漫苏州杭州江南城市的气氛。随着珠江三角洲对外贸易繁荣,文化艺术亦得到了很大发展。外洋输入的新奇货物引起了内地民众的极大兴趣。上海开埠以后,更有大批广东商人到上海从事商业活动。粤商经营洋广货铺,贩卖基本上都是进口的外国货物及南方货物。粤商将接受西方影响的广东风习带到了开埠不久的上海。长江三角洲地区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文化交流和传播极大地推动了粤港澳和上海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 中外商人在经营茶、丝和其他大宗商品贸易的同时,不少工艺品如瓷器、漆木家具、绘画亦销往海外。广州城南珠江对岸当地人称为“河南”的地方成为对外商业贸易的基地,不少民间画师、画工在河南居住,亦有十三行巨商在河南岛修造别墅。行商在河南创办瓷器彩绘作坊,专门从江西景德镇将素身的瓷坯运到广州,聘欧洲画家指导,雇佣工匠学习西方绘画技法,或以洋画技法绘制欧洲市场热销的瓷器,或按照外国商人的来样加工。对神秘古老中国充满了好奇的西方商人和游客希望把东方的印象用艺术品的形式带回欧美各国。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一批中国画师、画工用纸、绫绢、画布和玻璃镜、象牙等材料,水粉、水彩、油画等中外绘画技法,绘制大量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商业画,人们称这类绘画为“贸易画”或“外销画”。外销画大量描绘中国的事物,描绘市井风情,或记述农业劳动和家庭手工业过程。外销画描绘中国民众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场景,一些表现茶、丝等中国特有商品工艺过程的绘画具体而真实,为西方人模仿生产提供了直观的图像。除描绘人物风情、生产劳动、技艺制作等场景外,还有许多肖像画作品。 外销画的绘制满足了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愿望,亦延续发展了中国民间的绘画传统。这一时期一些西方画家如钱纳利(george chinnery)等人来到中国,有的西方画家定居澳门和香港,他们采用西方绘画技法,画出了不少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写生作品,与传统中国绘画迥然不同。西方画家新的绘画题材、绘画技艺与审美趣味使中国的画师、画工有了新的艺术感受。注重写实的民间画师、画工更对外来画艺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们积极主动学习西方绘画,以迎合日益扩大的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不少西方画家的作品直接成为中国民间画师、画工临摹的对象。中国画家通过直接复制或仿照改绘钱纳利和其他西方画家的作品,制作成适合描绘、面向市场的外销画,受到了顾客的欢迎。这些绘画脱离传统文人趣味,题材的选择、表现的手法和审美的趣味都反映出了世俗市井平民的艺术追求。记录中国官僚、商人和民众乃至来到中国欧洲人形象的肖像画受到市场的广泛欢迎,外销肖像画的绘制和传播成为对外商业贸易活动的组成部分。十三行行商通过对外商业贸易聚敛财富,成为富甲天下的巨贾,行商的生活中大量使用西洋物品,对于西方文化亦有所了解。行商与西方商人贸易往来,彼此馈赠,使他们最早接触、接受了相对传统中国画更为写实存真的西方油画,外来的油画得到顾客的赞赏,促使民间画师、画工学习西方油画技法进行外销画、尤其是外销肖像画的创作。 徽州地区文化艺术传统深厚,大批徽州商人聚集广州从事对外商业贸易。徽商的活动使长江三角洲地区吸纳了新的、受到西方影响形成的城市商业文化,同时将徽州地区的文化风习输送到了了珠江三角洲地区。茶叶贸易是徽商重要的经营项目。徽商在广州从事各种商业活动,主要有茶商、墨商和从事海上贸易的“海商”等,而以茶商的影响最大。随着徽州茶叶外销数量的增长,徽商贩茶来到广东越来越多,广州城内聚集了大批徽州茶商,不少人因经营外销茶获利丰厚,俗称做“洋庄”茶,徽州当地人称为“发广东财”、“发洋财”。[1]徽州地区的民间肖像画传统输入岭南地区与有着鲜明南国地域特色的广东民间肖像画结合在一起,留下许多技艺精湛的作品。 广东民间肖像画注重写实,遵循默绘与写生相结合的传统方法,画面色彩艳丽。民间画师往往自行用天然榕树胶熬制调配出天然颜料,以使作品长期保存永不褪色,亦有装点金箔的作品。在延续广东当地民间绘画传统,吸收徽州民间肖像画营养的同时,接受西方绘画的影响,画面构图有了更多的变化,人物的起坐更加自如,作品脱离了民间传统肖像画正面描绘的束缚,有了较多侧面描绘的姿态,周围环境的烘托也更加生活化,穿插了许多真实的生活场景和道具。尽管明暗阴阳焦点透视的技法已为中国画家所掌握,作品仍然未能放弃传统中国肖像画的画法,画面的平面装饰性仍然明显表露出来,从作品的起稿、部位、阴阳虚实,到人物的五官、须发、服饰和神情动态的处理,凸显出与西方绘画不同的追求。 19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沿海地区不少城市作为通商口岸开放,广州不再是外国商人进入中国的唯一口岸,上海和香港对外商业贸易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广州。1839年摄影术发明的消息在欧洲公布,同年10月,这一消息便传入香港。1845年西方人最早在香港开办摄影室,主要从事人像摄影。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聚集了众多来自西方的摄影家,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往往通过香港进入中国内地开展摄影活动。在香港、广州等城市出现中国人开办的摄影室和影楼。西方摄影技术和印刷技术的传入导致外销画逐渐衰落,真实生动、价格低廉、方便快捷的照相和可以大量印制的商业美术品逐渐取代民间画师手绘的画作。一些外销画家不得不兼营摄影或者参与商业美术品的绘稿和印刷。在早期的香港照相馆的广告中,出现不少自称“摄影师暨人像画师”的从事外销画的民间画工画师。一些掌握了摄影技术的画工和画师迁移到内地其他城市从事经营活动。最初开业的照相馆中,由画师兼任的照相师在拍摄人像时,画面的构图、人物的姿势和背景往往搬用绘制肖像画的方法。照相馆亦为顾客绘制油画肖像。大约在1870年开业、早期香港最著名的由中国人黎亚芳开设、初名“亚芳”后改名“华芳”的照相馆,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然为顾客绘制摆出照相姿态的油画人像。照相馆还聘请画家绘制照相的背景。照相逼真地再现人像吸引了中国民众,影响了中国写实绘画的发展。由于早年摄影尚未普及和技术上的种种不便,市场上出现了摹仿照片的擦笔炭精肖像画,一些外销画家从事擦笔炭精肖像画的制作,有的炭精肖像画还用彩色画出人像的服饰,为商业美术月份牌新技法的出现提供了技术基础。 英国统治的香港完全脱离了清王朝的控制,有了与广州更加不同的城市特质。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取代广州成为南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广州的外销画市场生意逐渐清淡。不少外销画家纷纷迁移到社会较为安定、经济较为繁荣的香港。一些外销画家转而从事商业摄影,绘制月份牌画和广告画,设计商品包装。著名外销画家啉呱的后人关蕙农成为20世纪初年香港最具影响的月份牌画家,在澳门则有梁焕堂这样成绩卓越的月份牌画家。随着商业城市上海的崛起,随着广东商人和徽州商人前往上海开展对外商业贸易活动,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来到上海,将具有西方绘画作风和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 1937年前上海的月份牌画 上海处于长江三角洲门户,地理位置优越,明清时代随着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上海早已引起海外资本主义势力的关注。中英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改变了原先广州为惟一对外商业贸易口岸,形成对外开放的新格局。1843年上海辟为商埠,对外商业贸易使得上海快速发展。五处通商口岸中以占据江海之便的上海最为重要。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移到上海。外国商品和外资纷纷进入,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各类产业迅速崛起。清王朝被推翻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上海的商业贸易更为繁盛,20世纪30年代上海成为远东著名的金融中心、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大都会。 十里洋场的上海成为与广州和香港不同、又包容了广州和香港具有西方影响现代商业城市特征的新兴城市。西方影响的商业文化成为上海城市文化重要的特色,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标、以城市大众为对象的商业美术成为上海城市美术的主流。上海开埠后外国商行纷纷设立,极大地推动了上海的对外商业贸易。开埠后两年上海出现租界,这种嵌入中国国土的租借地,可以说是广州十三行外国商馆的延伸与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租界逐渐演变成“国中之国”,海外资本主义势力在租界自行其是,租界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也成为西方为中国演示现代化的窗口。上海租界与孤悬南天一隅的澳门、香港不同,和中国内地城市紧密连在一起,影响更加直接和重大。租界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的试验场,相对稳定和较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城市管理方式使处于动荡社会环境中的中国民众大量涌入,极大地刺激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推动了中国社会局部的现代化,并且辐射到了全中国。19世纪50年代太平军进入江南地区,清军与太平军进行了长时间的战争,兵燹所经,闾阎为墟。战争引发巨大的难民潮,民众纷纷涌入因租界的设立而未受战火影响的上海。极短时间内上海人口猛增。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中国北方广大地区遭受战乱,江南地区则因地方官僚推行“东南互保”政策,避免了战争的损害,这一年上海城市人口突破百万,成为中国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20世纪初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资本纷纷转移到上海。忙于争斗的西方各国暂时放松对于中国的侵略,上海的民族工商业在较为宽松的空间得到了发展。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上海凭借优越的地位获得了更大发展。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以前,上海已成为位于世界前列的国际大都市。 上海作为“五方聚居”、“华洋杂处”的国际性都市充满了活力,大批移民带来了丰厚的劳动力、丰厚的资财和技术,带来了驳杂的文化和艺术。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汇聚上海,市民文化获得了充分发展,从而使中国美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面貌。商业贸易的发达使得上海的现代化进程迅速,城市商业文化消解了中国社会的全能主义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趋向多元和宽松。新兴的城市环境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对外商业贸易使得轮船、汽车、电灯、电话、电报、电车、电影、影剧院、舞场、西餐厅、书局、百货公司等种种来自西方的新事物大量出现。新的城市环境和生活方式使得市民阶层逐渐成为上海的社会主体,并且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上海的发展与周边地区拥有的深厚资源有着重要的关系。上海的现代化是借助、利用或调集了全中国、主要是中国江南地区的各种资源(包括资金、人力、市场乃至人文资源)的结果。这些资源在以往社会环境中构筑出了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文明,开埠以后则通过资本主义的商业贸易在上海重新组合,从而使现代社会的工商业文明得以出现。作为新辟商埠的上海,外商有了比较以往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从事商业贸易须受“皇商”支配的更加自由和广阔的空间。对外商业贸易打破了过去在广东只有十三行行商才能从事对外贸易的垄断,外国商人可以自行前往浙江、安徽等地采购丝、茶等货品直接进行出口贸易。江南出产的丝茶改变了过去从广州一口输出的路线,废除了丝茶沿途设关设卡税收等做法,对外商业贸易更为通畅。中国重要的丝茶产地距上海甚近,上海占有地理交通和口岸出入的便利,丝茶货品源源不断地运到上海销往海外。 鸦片战争爆发,广州的对外商业贸易曾一度低落,徽商经营外销茶亦遭受挫折。从事茶叶贸易的外商洋行云集上海,很快使上海成为当时中国茶叶贸易的最重要通商口岸。不少徽商审时度势将资金人员转移到距离徽州更近的上海继续经营,有一大批徽州茶商改“贩茶粤东”为“业茶上海”,完成了从广州到上海的战略转移。徽州茶商扩大商业规模,茶商成为上海徽商实力的最强者。一系列的对外商业贸易活动,都围绕上海这一新兴的工商业城市而展开。扬州、苏州、杭州等地的富商巨贾亦有不少人来自徽州,或与徽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徽州商业文化进一步影响了扬州、苏州、杭州,尤其是上海的绘画风气。 大量广东移民加速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及市民社会和商业社会的形成。上海开埠初期,精通对外贸易业务又熟悉英语、了解西方文化的广东商人成为洋行的第一批买办,他们通过家族和同乡的举荐大量进入洋行工作,逐渐形成商业和社会网络。除粤商外,各行各业的广东人来到上海,甚至出现粤籍娼妓聚集沪上的社会现象。众多广东画师、画工来到上海,将新的视觉经验带到沪上。《沪游杂记》记述从广东传入上海的西方油画:“粤人效西洋画法,以五彩油画山水人物或半截小影。面长六、七寸,神采俨然,且可经久,惜少书卷气耳。”[2]如同香港、广州等城市那样,画工画师在开设画店的同时,以开设照相馆和影楼。 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的变化极大地推动了城市文化的发展。在互联网出现以前,印刷出版是最为快捷广泛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明清时中国南方的出版业以南京和苏州为中心,受到了徽派木刻雕版印刷影响并加以发展,形成了中国传统印刷出版活动的高潮。到19世纪西方的印刷出版技术传入中国,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多,商业贸易活动的广泛和商业城市的蓬勃发展,商业广告画的需求极大增长。西方印刷技术传入中国,一些外销画家开始绘制商业广告绘画,商家采用新兴的印刷技术,大量复制月份牌画和其他商业绘画。 先进的印刷技术从欧洲传入中国。随着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变动和新式教育体制的建立,社会的文化环境脱离了专制王朝全能主义的控制,越来越趋向多元化。报纸、杂志、书籍的印刷出版成为利润丰富的商业行为。中外印书商人从澳门、广州、香港和南京、苏州等地来到上海,迅速发展的城市商业环境极大地推动了新式印刷出版事业。在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同时,本土资本纷纷开设书局和印刷公司,出现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大型出版机构,上海成为中国印刷出版的中心。照相术与印刷术结合起来,使得印刷技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印刷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推动了报纸刊物画报的出版,尤其是以满足文化程度不高的市民阶层读图要求的画报,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发生。传入中国的石版、铜版、照相版(珂罗版)印刷技术使美术品的复制脱离了中国传统木版刻印,视觉效果更加精美,批量印制更加便利。城市市民的消费需求与商人的商业利益结合在一起,促使书籍装帧、插图和画报、广告、包装等大众美术创作日趋繁盛。 随着国外商品的输入,一些画有外国美女、骑士战争、动植物形象和纹样的西方图片和商业美术品也在上海这样一些得风气之先的城市出现。印制精美的图片虽使中国民众感到新奇,却往往与他们原有的视觉经验发生冲突而难以流行。一些外国厂商尝试采用传统绘画的题材和形式印制商业广告,结合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广泛流行的月历印出画片,在年终时赠送,起到了很大的广告宣传作用,石印月份牌广告画开始流行。到20世纪30年代,胶版印刷、照相制版印刷的精美彩色月份牌画风靡中国、甚至远至海外,成为20世纪前期具有代表意义的商业美术品。 月份牌画是新颖动人、影响广大的城市大众美术品。以往认为月份牌画最早在上海出现,认为早期月份牌画为传统的木刻雕版印刷,不断发现的新资料使这种意见遭受质疑。1896年即清光绪二十二年上海四马路鸿福来吕宋彩票行随售卖彩票赠送的《中西月份牌沪景开彩图》,曾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月份牌画实物。其实为上海图书馆收藏1889年即清光绪十五年由申报馆印送、中西日历对照、旁印二十四孝图的《中西月份牌二十四孝图》,才是现存所见最早的月份牌画。而在接受西方影响、对外商业贸易繁盛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月份牌画可能更早出现。19世纪40年代香港开埠初年便有一些外国商行印制月份牌。香港澳门印制的早期月份牌画如今已难得见到,从当时报纸刊登的广告文字可以得知这是采用中英文对照,字画兼备,其面貌或与一般认为早期月份牌画来自传统民间木刻版印年画有别,可能直接将西方国家的广告画形式移来。 西方传入的新式印刷技术取代了中国传统木版印刷技术,传统民间年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逐渐被新颖的画法所取代。从早期上海的月份牌画家如吴友如、周慕桥等人的作品可以看到他们原来活动的城市苏州的民间年画的影响,亦可以看到一些民间传统肖像画的画法。到20世纪初年,受到照相技术影响的炭精粉涂擦、然后罩以水彩粉彩润色的画法和城市时装美术的题材形成了新颖的月份牌作风。通过郑曼陀、徐咏青和徐咏青的学生杭?英、何逸梅、金梅生、金雪尘、戈湘岚等人的努力,使得月份牌画大放光彩。郑曼陀是安徽歙县人,亦有研究认为他幼年被在杭州经商的安徽富商收养。徽州地区的传统文化、乃至民间肖像画传统对于郑曼陀产生了影响。他原在杭州育英书院习英文,曾从师王姓民间画师学画人像,后到杭州设有画室的二友轩照相馆作画。1914年郑曼陀来到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尝试采用炭粉擦笔敷水彩色的方法画月份牌。郑曼陀曾为来自广东的画家高剑父在上海开设的审美书馆作《晚妆图》,使木刻勾线敷色的传统仕女画向受到照相技术和新式印刷技术影响的时装美女画变化,受到社会广泛欢迎。不少画家也效仿他的画法,从而形成了月份牌画新的风格。 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前往上海开展商业美术活动,将具有广东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亦有上海画家南下粤港澳活动,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画家带来进一步的刺激和竞争。徐咏青是较早来到香港的上海月份牌画家,徐咏青在上海时已为粤港商号绘制月份牌画。20世纪30年代初他来到香港开办画室传授技艺,不少香港画师出自他的门下。除徐咏青外,尚有上海月份牌画家何逸梅来到香港从事绘画活动。何逸梅是江苏吴县(今属苏州)人。上海商务印书馆图画部第一批练习生之一,学画刻苦用功,中国画和西洋画均能,又擅长工商美术设计,获得老师徐咏青器重。1915年徐咏青辞职离开商务图画部后,该部门实际由何逸梅主持。何逸梅的作品画风细腻,人物造型生动,色调清新柔和,最宜绘制月份牌画,故沪上各大厂商都重金约他创作。1925年何逸梅被香港永发公司以高薪聘请专绘月份牌画,艺术地位与当时香港誉为“月份牌王”的画家关蕙农旗鼓相当。1941年日本侵略军攻占香港后,他返回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 月份牌画作为商品,市场竞争激烈,在激烈竞争的同时,粤港沪三地画家相互交流,切磋画艺,从而使得月份牌画、乃至当时中国的商业美术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珠江三角洲的商业贸易传统使得广东画家对于大众商业美术的月份牌画没有歧视之见。不少画家积极参与月份牌画的制作,以实践绘画与商业结合的理念。对于广东美术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潘达微于1913年进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负责美术设计工作,曾采用传统山水画和人物画为主绘制月份牌画。潘达微与上海的商业美术家郑曼陀、谢之光、徐咏青、周柏生、丁悚、丁云仙、李铁笛和张光宇等人往来密切,彼此友善。潘达微在香港经营的宝光照相馆于1924年曾邀请郑曼陀为他们绘月份牌画,后来编印《微笑》画报刊登了郑曼陀与谢之光的作品向粤港澳读者介绍。在潘达微的影响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虽在他去世以后仍于1934年聘请了一批广东国画研究会的传统画家,以传统中国画、金石、书法的方式绘制月份牌画,以与英美烟草的时装美女月份牌画相抗衡。这种精英美术与通俗美术的互动,与以往艺术史研究将艺术品创作与传播想象成具有个体特征的学院美术家独创性的视觉表现和社会精英们享受的文化消费全然不同。那些以往被认为是庸俗、低级的、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画师批量生产的、为大众接受的美术品,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受到社会一般民众广泛喜爱的美术品,并非被精英美术家嗤之以鼻、弃若敝帚,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存在的是一条流动的疆界。 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 在中国社会总体结构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城市的商业化为现代文化和现代美术,包括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这些城市文化空间中的商业美术品的密切互动,鲜明地展现出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和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轨迹。 19世纪晚期上海成为华洋混杂、八方聚居的现代移民城市。聚集在上海的众多画家以卖画为生,商业色彩浓厚。众多粤籍人士来到沪上,其中不乏卓有成就的美术家,他们将珠江三角洲的美术风气带到了上海。岭南画派领袖人物高剑父从日本回国后积极从事新美术活动。1912年他在上海创办《真相画报》,1913年他与兄弟高奇峰、高剑僧开办审美书馆,经售中西画片、明信片、书刊及画具。高剑父曾与关蕙农一起向居廉学画,亦参加过月份牌画创作。1916年高剑父居沪期间与月份牌画家郑曼陀合作,为审美书馆画美人画,高剑父写景,郑曼陀画美人。高剑父曾在郑曼陀美人画上题诗:“银塘秋水玉娟娟,霜叶漂红去渺然。几欲题诗寄辽海,只应流水到君边。”高奇峰原来在广州亦曾与潘达微的《时事画报》合作,绘制水墨花鸟题材的月份牌画。照相术传入中国,影响民间兴起模仿照片效果的炭精擦笔画,从留存至今的民间炭精擦笔肖像画和徐悲鸿等人创作的肖像画作品中,可以看到与传统绘画不同的精确形貌描绘和表现现实环境中光影投射烘托出的脸部骨肉凹凸的效果。徐悲鸿的父亲是当地颇有声誉的画师,幼年徐悲鸿随父亲学画,早年画作如《诸老图》等明显受到传统民间肖像画和西方绘画的影响。1912年徐悲鸿曾赴上海鬻画谋生。1915年徐悲鸿再次来到上海,结识高剑父、高奇峰兄弟。这一时期他受到流行的商业美人画的影响,画出了有着月份牌画风格的作品。审美书馆曾出版徐悲鸿有着月份牌画风的美人画明信片。 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使得文野雅俗的区分日渐模糊,文野雅俗的流动打破了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的壁垒和疆界。在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等商业美术品当中,西方写实画风、模仿照相的炭精擦笔画风与中国传统肖像画注重线描敷色的作风逐渐融合,更值得注意的是表现城市生活空间、书写市民阶层欲望的美人画越来越受到市场的欢迎,美人肖像画成为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社会流行的美人画、女人体绘画为美术学校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的出现营造出氛围,提供了环境。 19世纪珠江三角洲的外销画接受了西方画家描绘大众风物的画作的影响,浮世的风情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外销画当中。现代城市的市民文化和大众通俗美术充满了对于金钱和情色的描绘。随着社会转型时风气剧烈变化,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崩溃,个人欲望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和力量释放出来。性的渴望和性的解放推动性的商业化,广州、澳门、香港、上海等商业城市娼妓盛行,城市的性产业越来越发达,娼妓业越来越商业化和契约化。在上海不仅有来自广东的“粤妓”,还有不少来自国外的娼妓,尤以日本娼妓为多。从外来影响扩大的“洋”、商业势力增强的“商”和妇女抛头露面,娼妓、名伶、明星成为社会公众人物的“性”,从隐秘的春宫画到公开的美人画、女人体画,构成了蔚为奇特的城市文化景观,严重地挑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秩序。 城市文化与大众美术充满了对于情爱、金钱和女人的想象和描绘,透过广告,美女、洋货与商品结合成为城市“现代性的消费”。情爱、言情与性成为城市大众美术的重要主题。中国古代的春宫画除起到性教育、性启示的意义以外,还有“辟邪避灾”的巫术作用。在接受西方写实绘画影响的外销画的影响下,春宫画的绘画技法亦发生变化,广东民间、尤其是城市的春宫画出现与外销画相似的面貌。摄影术传入中国后,照相馆为招徕顾客,竞相为名伶名妓留影,出售美女佳人图片,来迎合市场需要。妓女摄影作为广告,嫖客可依照照片按图索骥,探春买春。明星名流亦拍摄照片在影楼门前高挂任人观览。民众欢迎的照相受到印刷出版业的重视,报刊刊载各种照片。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杂志》,每期便选用中外名人照片,采用照相制版技术印刷发行。随着画报的广泛出现,名伶名妓、名媛淑女的照片在画报上刊载,成为万人追慕的“大众情人”。 晚清中国由于社会转型,传统道德观念崩毁,逸乐之风弥漫,大众美术品中的“淫画”和全能主义国家权力的“禁淫画”严重对抗。更具有真实性的色情照片成为较“淫画”更受人欢迎的商品,商贩在街头巷尾茶坊酒肆兜售,一些城市甚至出现“内藏春色”的“西洋镜画”,称为“照相春宫”[3]。社会舆论和国家权力指责为“伤风败俗”,要求禁止。一些外国商人将中国传统观念中的色情照片和色情图画运入中国销售牟利。20世纪初的清代末年,从海外输入的“淫书”、“春画”在上海这样一些西风炽盛的城市已颇为泛滥。为掩人耳目,有外商将女人体照片标以“泰西风情”、“医疗图画”,精印成册大登广告公开叫卖。上海日商书画大成公司曾推出《泰西裸体女犯摄影》一书,内收“链绕全身图”、“狱中洗浴图”等20余幅女人体照片。清廷覆亡以后,社会变动更加剧烈,社会观念发生改变,社会舆论对于“淫画”的攻击和国家权力对于“淫画”的禁止有所缓和和松弛。上海、广州等城市裸体照片发售的现象更加普遍,一些画报亦以用各种名义刊登人体图片。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上海这样一些商业城市流行被人称为“鸳鸯蝴蝶派”的城市商业文化,美人画成为“鸳鸯蝴蝶派”城市商业文化的艺术表现。月份牌画家丁悚、周慕桥等人曾参加“鸳鸯蝴蝶派”的活动,一些画家如但杜宇等人绘制有女裸体绘画的《百美图》之类的画册,画衣饰时尚、玉姿灵动的城市美人暴露的胴体。这种时装美女图承继了晚清仕女画的传统,又将春画、甚至照相馆人体拍摄和美术学校模特儿教学的情境融入其中,极大地满足了城市市民的情色需要。美人画的兴起与日本浮世绘和春画有着密切的联系。浮世绘描绘花街柳巷的爱情、歌舞伎的倩影与活动、花前月下的吟咏、出游野宴和旅途漂泊等城市生活场景,描绘娇媚的歌妓、舞女和“汤女”、“游女”,描绘男女的欲望和感情,展现出浮华奢靡的情色世界。1911年曾留学日本的浙江宁波商人唐振余在上海开设的振余物产厂从日本运来一大批包括浮世绘的年画。振余物产厂将所售货品印成目录,赠送各地推销,其中便有年画一项。在此之前已有包括浮世绘手绘和木刻套印的作品以及采用机器印刷的日本图片输入中国。以城市生活为主要题材、城市市民为主要接受对象的美人画和月份牌画无疑受到了表现都市浮世情色的日本浮世绘的影响。 月份牌画以宣传推销商品为目的,是一种具有特色的商业广告画。月份牌画构建出大众的梦想伊甸园,用图像来满足大众的欲望,占据画面主要位置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画家营造的、为民众喜闻乐见、沉醉其中的梦幻世界。这种以美女、时装和城市生活环境为主题的画面,展现的是具有现代性的审美追求。不少月份牌画以名媛淑女、演艺明星为模特儿,画的便是真实人物的肖像。照相摄影需要人物摆出不同的姿态,早期的月份牌画往往聘用妓女穿着时髦的服饰作为模特儿。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融入月份牌画的创作之中。女人体成为月份牌画的内容。1 91 5年郑曼陀为上海商人黄楚九画《贵妃出浴图》是最早出现的女裸体月份牌画。月份牌画家谢之光画过不少裸体人物画,金梅生亦曾画《贵妃出浴》月份牌画。1917年上海国华书局新年赠画,画题便为《春透琴心图》、《桃源探花图》、《镜里窥郎图》之类,可以想见作品的色情成分。一些月份牌画家还在报纸刊登广告,销售时装美人画。商业利益促使月份牌画家纷纷绘制时装美人、女人体画,照片往往成为月份牌画家绘制的重要参考。 从城市商业流行的“淫画”、“人体画”到美术学校的“模特儿写生”,显示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大众美术与精英美术互动的路径。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是现代城市兴起的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构建出新的社会公共空间和视觉表现空间。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展出女裸体图画、开展人体写生教学。1908年《时事画报》第七期已刊载先年广东图画展览会展品中便有番禺冯润芝用中国纸和水墨背临的意大利油画女人体像。新式美术教育体制的确立与城市对于大众美术的需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11年画家周湘便在上海开办“布景画传习所”,“以专授法国新式剧场背景画法及活动布景构造法”。1912年周湘开办“西法绘像补习科”,“专授最新西法绘像术,其教学法分为铅笔像、毛笔像、水彩像、油画像”,传授西画技法和照相馆布景画法。人体写生教学是西方美术学院的精英美术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到20世纪20年代,较为正规的西方绘画写生教学方式逐渐取代传统中国绘画的临摹学习方式,人体绘画和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成为社会现代转型和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问题。正如论者所述:“在20世纪初,西画是一个新事物,从商业美术开始,很快地达到一个广度扩散,在20年代前夕西画到达一个学习瓶颈,必须从师徒制的临摹走向西式的艺术学院教学,这个无法撇下人体写生手段的教学体制是新的,人体写生的合法性论题是新的,而界定艺术与色情边界的舞台—公共论域——也是相对新的。”[4]20世纪前期新式美术学校人体写生教学之所以能够首先在上海确立,无疑如论者所述:“在缺乏国家政策导引的情况下,个人利益的诱因促使租界中的中国人自发地采取西式的商业手段,在商业美术中带入西画的因子,在一些传递西洋概念的宣传中甚至被迫选择西洋图像。”[5]“上海租界或许是当时中国受到最少国家政治力干预、个人主义最旺盛的地区。西画既然是在个人利益凌驾国家利益的氛围下引入的,在上海的西画引入过程便具有相当的指标作用。”“世纪初上海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民趋利’与‘身体好逸乐’,因此,上海成为人体画合法化过程中的主要舞台便毫不足奇了。”[4]经历了与守旧势力难以避免发生的多次冲突,到20世纪20年代新式美术学校普遍采用人体写生教学,国家教育部门将女人体写生规定为美术教育之必须,社会舆论也对此逐渐认可。商业色彩浓厚的大众美术在新式美术教学走出“学习瓶颈”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考察,应将美术学校模特儿写生教学视为大众美术美人画和女人体画的跨越和提升。 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研究往往关注“五四”、“美术革命”的经验,忽视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即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研究仍然流行将学院精英美术如油画、中国画,将具有个体特征的美术家如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齐白石、黄宾虹等人具有独创性的美术创作视为精粹与高雅,视为视觉表现的高端予以推崇,将大众美术、将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和画师批量生产的商业美术品视为低劣和粗俗,视为视觉表现的底层予以贬斥的看法。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五四”“美术革命”对于一般民众的直接影响如何实在值得怀疑。对于无法享受精英美术家创作的美术品的普通民众来说,能够比较轻易获得的、商业性的印刷品和复制品往往才是平易近人的美术品。这些被看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使中国的民众获得全新的视觉经验,构成了全新的大众美术的视觉表现。历史事实表明,并非是那些表现美术家个人才华或作品的独创性、又为社会精英们享用的高雅艺术,恰恰是那些大众化的视觉表现,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并且受到社会大众广泛欢迎的通俗艺术,如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和月份牌美人画等,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起到了以往未曾认识到的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种中国社会早期现代化阶段出现的全新的大众美术的视觉表现,构建出了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路径。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正是在社会下层、尤其是城市商业社会的下层得以启动。通过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边界的跨越和大众美术品格的提升而得到了真切的实现。 中国美术论文:20世纪中国美术现实主义内涵的变化与发展 现实主义理论家尚弗勒里不仅在1855年发表的著名的现实主义宣言中,提出艺术应真实地表现当代生活,而且之后还宣称:“现实主义就其本质来说是民主的艺术。”① 库尔贝等所提倡的现实主义既反对僵化了的新古典主义,也反对追求抽象理想的浪漫主义。他们认为现实生活本身便是最适当的题材来源,无须进行粉饰。他们坚持表现当代生活,并以人文关怀的姿态描绘社会底层的人物形象。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美学观念自20世纪传入中国,它的生根首先出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一种自我需求,并伴随着中国在20世纪不同时期的社会变革和文化思潮而发生侧重面与内涵的变化。 一、科学写实精神 20世纪之初,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豁然醒悟:社会发展乃至整个客观世界,都可以实证地认识、科学地把握。这正如等人介绍的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形态是有规律地发展和演进的。这种思想渗透到当时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由此,具有科学和民主思想内核的写实绘画在中国盛行就尤其具备了合理性。 1917年,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藏画目》中发出的疾呼“中国画学至国朝而衰敝极矣”、“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者,其在今乎”,是20世纪最早对中国画进行清算和讨伐的文字,也是最早在美术上提出向西方画学学习的文献。该文通过为作者自己的“万木草堂”藏画编目作笔记的形式,对中国历朝画作的发展作了梳理和品评。文章从《尔雅》、《广雅》和《说文》等上古文献中释读“画”作为“存形”的文字本义始,进而论证所谓图画之制,就是“非取神即可弃形,更非写意即可忘形也”,这是康有为提出向西方画学科学性造型体系学习的逻辑起点。而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鼓吹者,陈独秀理所当然地把改良中国画作为新文艺运动的一部分,他在《美术革命》这篇文章中更加鲜明地提出了美术革命的任务就是改良中国画,而改良中国画就是要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②。因此,他比康有为更为猛烈地抨击所谓“王画”,指责它们是“临”、“摹”、“仿”、“抚”中国恶画的“总结束”,他提倡的是能够自由发挥、抒写个性、不断创造的新美术。可以说,革“王画”的命,冲破文人画的禁锢,倡导写实精神,是新文化运动“科学”与“民主”精神在美术革命中的体现。 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上世纪20年代,无论思想认识还是鉴赏研习,既存在怎样认知西洋美术的问题,也有怎样追问民族艺术存在价值的问题,两者都关涉到艺术创作中的文化立场和文化策略。1917年负笈日本的徐悲鸿,又于1919年赴法留学,《中国画改良论》一文即发表于他留法的第二年。在中西画法的比较上,在中西美术道路的选择上,他都有了更为深切的体味,因此,该文开篇就提出了民族振兴与画学的关系。画学上所谓的“颓坏”,其实是“守旧”和“学术不独立”的结果,他为画学的振兴开出了“中国画改良”的方案:一方面他看到“西方画乃西方之文明物,中国画乃东方之文明物”,都有各自存在的价值,因此要守住佳者、继承垂绝者;另一方面,又看到“中国之物质不能尽术尽艺”的缺憾,必须改之、增之、融之③。中国画改良论无疑是中体西用方案,它和“中西合璧”、“西画化”的文化策略实际上存在较大区别。《中国画改良论》同时阐述了徐悲鸿倡导写实绘画的思想,即关于“妙”和“肖”的关系。在他看来,未有“妙而不肖者也”,“故妙之肖为尤难”。因此,他“实写”的主张既来自于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写实绘画体系,也本源于对中国传统绘画“不能尽术尽艺”的痛陈,而写实主义的思想和技巧,无疑更加强了他对于中国画“实写”的迫切性认识。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论”和写实主义主张为20世纪人物画的变革提供了思想基础,影响了这个世纪人们对中国画特别是人物画的认识。 徐悲鸿执意推崇写实主义,不仅受到了那些引进现代主义的画家的批评,而且也遭到了传统中国画家的围攻。从维护中国画纯粹性的角度而围攻他的,主要是指责他用素描替墨,用写实造型取代了意象写形。徐悲鸿所谓建立新中国画,“既非改良,亦非中西合璧,仅直接师法造化而已”;而师法造化,“非一空言即能兑现”,这就必须有十分严格的素描训练,“积稿千百纸,方能达到心手相应之用”④。 在文人画家看来,艺术是和科学的理性精神、实证分析等背道而驰的,因此,文人画以极不形似为立论,中国书画乃至中国艺术都以表现主观为旨归。但“五四”时代的文化精英,毕竟是深刻认识到了科学对于改造国民精神的巨大作用。陈独秀的美术革命、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论,都无一例外强调绘画写实精神的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时代人们对于科学求真的理性精神的崇拜。关于美术与科学的关系,梁启超在为北京美术学校作的“美术与科学”讲演中,阐述得更为明确。他推崇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绘画,认为绘画对自然的复现,是让主观符合客观的求真认知。他说:“美术所以产生科学,全以‘真美合一’的观念发生出来。他们觉得真即是美,又觉得真才是美,所以求美先从求真入手。”⑤ 可见,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推动向西方画学学习的现实主义,实际上是欧洲的写实绘画传统,它以透视学、解剖学和色彩学为科学手段,以“摹仿”和“再现”为美学内核。从欧洲绘画史的角度,这种写实绘画并非全是库尔贝、尚弗勒里等人提出的“现实主义”概念。或许,在中西文化碰撞之初,在中国人开始认识欧洲再现艺术之初,中国倡导写实精神的艺术家,还不能明确分清“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流派和同样具有写实精神的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等其他绘画流派在思想主张上的区别。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对于具有科学写实精神的欧洲绘画文明的追求。 二、民主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所谓的“真”,就是实证性地使主观符合客观;所谓“善”,就是对现实存在的人的社会关系即伦理道德进行价值判断;而“美”,则是表达客观现实及社会价值判断的审美理念。现实主义首先以承认审美的客观性为前提,并以表现人的本质即人的社会关系属性为主要的创作方法。 20世纪上半叶,蒋兆和的《流民图》不仅用写实的表现方法再现了中国现实中的人物形象,而且作品通过对流离失所的人民的形象塑造,表现出对现实的批判性。徐悲鸿的《愚公移山》和《九方皋》虽然没有直接表现现实中的人物形象,但作品以写实的形象塑造和以历史、神话故事表达的对现实的隐喻,体现了写实绘画的民主思想。这都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实际上,现实主义和写实绘画最根本的差异,在于前者表达的是艺术主体对于现实社会构成的一种审美判断。由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虽没有明确提出“现实主义”的概念,但新兴木刻运动的艺术创作都指向了现实。受珂勒惠支、麦绥莱勒等现实主义大师的影响,那些作品都成为投向黑暗社会的“投枪”和“匕首”。新兴版画面向现实的审美姿态,决定了其在民族危亡之际能够走到大众前面,为救亡图存而呼唤和抗争。利刀劲笔,直面人生和社会,这正是在抗战时期没有哪一个画种能够像版画这样活跃和兴盛的原因。这些现实主义作品不仅具有革命性、宣传性,有的还具有纪实性、叙事性的特点。从整体来看,战时版画作品的内容题材包含了抗战宣传、战争场面的描绘、战时民众生活的写照和对解放区新生活的讴歌与赞颂等方面,被誉为“几乎独步中华大地的形象化宣传战斗武器”和“历史的缩影”。它们“决不是冢中枯骨,换了新装”,而“是作者和社会大众的内心的一致要求”。它们“所表现的是艺术学徒的热诚,因此也常常是现代社会的魂魄”⑥。 到20世纪50年代,俄罗斯巡回画派批判现实主义所提出的现实主义概念,进一步在学理上确立了中国现实主义的内涵。它继承了法国现实主义的民主思想,其理论家斯塔索夫坚持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唯物主义美学观点来指导这个画派,这些原则是“美就是生活”,艺术家的任务不在于追求那些不存在的美,也不在于去美化现实生活,而是要真实地再现生活。而作为绘画现实主义的精神领袖,车尔尼雪夫斯基阐述的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也成为中国画家坚持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艺术的第一个作用,一切艺术作品毫无例外的一个作用,就是再现自然和生活。艺术再现现实,并不是为了消除它的瑕疵,并不是因为现实本身不够美,而是正因为它是美的。艺术作品任何时候都不及现实的美或伟大。”他进一步指出:“艺术作品的目的和作用,并不修正现实,并不粉饰现实,而是再现它,充作它的代替物。”⑦ 面向生活,是现实主义最重要的一个原则。20世纪50年代,传统中国画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怎样表现现实生活的问题。对此,王朝闻在《面向生活》一文中认为:对于生活的感受和理解,是决定作品内容好坏的重要条件,也是发展技巧的重要条件。前人在反映生活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技巧之所以可贵,不在于它古老,也不只因为它曾经适当地为他们的创作服务,而是在于它可以被灵活地加以运用,以此来表现我们当前的生活以及生活在画家头脑中的反映。王朝闻明确指出:“生活,是一切艺术的基础,是作品成功的重要条件。”“对于客观事物的状况和性质的深切感受与理解,正是保证能够发挥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形成健康的审美观念、改变因袭陈套的作风、避免内容与形式脱离和充分运用想象的必要条件。”⑧ 这里,他不仅强调了“感受生活”的深刻性与丰富性,不仅提出了面向生活对于作品主题选择与主题表达的决定作用,而且强调了“感受生活”对于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技巧的重要作用。 在整个50年代,强调艺术面向生活、深入生活、再现生活成为中国美术创作的主流,但由此也产生了直接将生活搬进画面、直接在画面说故事、讲道理、宣传政治口号的现象,出现了在主题性创作中,以主题的大小及政治性作为衡量艺术作品的重要标准的问题。怎样区别艺术与生活呢,王朝闻用“一以当十”概括艺术对于生活的单纯化、典型性的创造作用,他特别强调了从生活的某一侧面而不是从生活的一切侧面来再现现实的表达方式,批评了人们在创作中注重了共性而忽视了个性的对于典型性的错误理解。他说:“艺术,特别是造型艺术,只能从生活的某一侧面而不是从生活的一切侧面来再现现实。”“艺术家难做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能不能在认识生活时,发现事物的内在意义,形成新颖的主题;能不能为了适应新颖的主题,选择最富于代表性的现象,切合特定艺术样式,塑造不落陈套的形象,典型形象。”⑨ 王朝闻关于“面向生活”和“一以当十”问题的论述,都是针对50、60年代中国美术创作现状尤其是主题性创作而进行的关于现实主义实践性的理论探索,是将以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加以中国化和造型艺术化的理论发展。它反映了50年代前后,中国现实主义怎样把反映现实问题作为艺术创作的主要问题的思想内涵,而典型性只是现实主义造型艺术在反映现实生活时怎样发挥主体创造作用的一个命题,现实主义的核心还是强调审美的客观性,而且作为一种主体创作,“艺术作品任何时候都不及现实的美或伟大”。 三、理想现实主义 20世纪50年代俄罗斯美术对中国美术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批判现实主义。20世纪30年代苏联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对中国怎样发展社会主义美术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4年,苏联召开了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写进了作家协会的章程:“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⑩ 虽然,认识和反映生活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又不同于原有的现实主义。它要求艺术家们从客观现实出发,从现实不断革新的过程中去描绘现实,表现旧事物必然死亡、新事物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用社会主义精神鼓舞和教育人民群众。因此,这个现实主义也不同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并不修正现实,并不粉饰现实”的现实主义,它所谓的现实,不是现实的存在,而是理想的现实,修正的现实。 “所谓‘反映现实生活’,就好像水中的倒影反映岸上的景物一样,只能反映近岸边涯上的一点,稍微远一点的景物就反映不出来了;这就是说,作者们不能从现实生活中看到它的发展,看到它的将来,所以也就看不清现在,看不见生活斗争的巨大意义,看不见生活里的美;有些作品所谓‘反映现实生活’,实际上只作到反映狭隘的视线所能接触的生活局部的‘真实’,而不能集中地反映生活里存在的那些更高更美的东西,不能把生活现象和生活的意义联系在一起,不能把现实的斗争和未来的远景联系在一起。这些作品的产生,我以为是美术家对于生活缺乏远大理想的结果。可以想象,如果艺术家对于生活没有理想,对于生活前进的道路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那么,他能用什么眼光来观察生活呢?他怎么能够在生活万象中去发现美呢?他的作品又怎么能够在劳动人民中起鼓舞斗志的作用呢?”这是蔡若虹1958年在全国美术工作会议上讲的一番话。讲话不仅要求艺术反映现实,而且要求艺术能反映“更高更美”的现实,为此也要求作者“从生活实践中提高创作思想水平”。“在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方面,作者们站得不高,看得不远和想得不深,恐怕是创作思想的通病。什么是站得不高呢?高的立足点是什么呢?从远处说,我以为高的立足点就是科学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从近处说,就是政治挂帅。”(11) 艺术形象的塑造,离不开艺术主体的想象。现实主义认为想象不是对生活的臆造,而是作者对于生活的美的探索和体现。但理想现实主义同时又认为,想象“又是作者的美的情操在艺术创作中的直接反映”(12)。因此,理想现实主义不仅仅允许想象,而且提倡那种加入主观审美判断的“修正现实”的想象。这个时期的许多作品,如表现抗日战争历史事件的《地道战》、《八女投江》和《狼牙山五壮士》等经典之作,不仅注重对于历史主题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的形象塑造与刻画,而且注重视觉艺术中对于文学叙述性瞬间的选择与描绘,注重艺术主体对于历史事件的想象与重构,注重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精神的表达与发掘。即使像《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这样的题材,也是“雄壮华彩”的气概大于“悲惨哀伤”的成分,不是悲戚哀恸、惨烈忧伤的实写,而是豪迈激昂、雄浑壮丽的想象与塑造。因此,“崇高”是50、60年代战争主题的现实主义美术作品的主调。“在生活里已经存在或可能存在的事情,作者不可能样样都耳闻目睹,更不可能样样都经过亲身体验,艺术的创造,也并不局限于生活实践的重复,生活实践无论怎样丰富也是有限的,而艺术的创造却是无穷的;这道理就在于植根于生活的想象在艺术里可以开更多的花,结更多的果;未曾体验和无从目睹的生活现象,只要能通过想象,能通过作者思想感情的反照,也仍然能够发现和体现生活的美的光辉。”(13) 50、60年代的现实主义是英雄与理想的颂歌,是现实理想对于历史主题的再现与重塑。如果说理想现实主义对于现实和历史主题的再现与重塑,是“正确的人生观和崇高的思想感情”“和客观真实取得一致”的辩证统一,那么到60年代中后期所总结出的“三结合”创作经验,以及“”中被极度庸俗化的创作方式,则将这种理想的现实主义推演到和“现实真实”背道而驰的“伪现实主义”之中。当理想现实主义夸大了“正确的人生观和崇高的思想感情”在表现现实中作用的时候,同时也就走向了现实主义的反面。而从理想现实主义滑落到“三结合”的创作模式,即“领导出思想、作者出技术、群众出生活”(14) 则已经和现实真实无关,它的负面影响必然会使艺术受到政治理念的支配——“美术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的艺术就是要从属于我们的政治”。所谓“画我们时代最新最美的图画”,就是一种政治理念的图解——第一,充分表现伟大的革命的时代精神;第二,必须描绘最新最美的题材;第三,必须塑造出最新最美的形象;第四,必须具有最新最美的艺术形式。然而“要画最新最美的图画,首先要求我们的美术工作者要具有革命的思想和革命的感情,要画革命画,先要做革命人”(15)。所有这些理念不仅不是现实的反映,不仅是用主题先行、观念先行替代现实,而且对艺术主体提出了所谓的“政治审查”要求,从而将对艺术创作规律的探讨,更换为关乎政治内容、政治身份和政治前途的惟一选择。 四、人本现实主义 新时期中国美术的繁荣与发展,是在思想解放运动中逐步实现的。解放思想,无疑是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人们从极左错误思想的羁绊中冲决出来的重要武器。当时人们不仅要把曾经被神化的领袖还原到人的地位,而且要把对英雄主义的简单颂扬转换为更多地对社会现实的揭露,由此展开的种种论争,都和怎样理解现实主义相关联。1980年1月,《美术》杂志召开由中央美术学院教师、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人员参加的座谈会,会上有人提出“不要只抱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放”,“今天谈思想解放,不应回到五六十年代,而应当迎接八十年代”等观点。在解放思想的“八十年代第一春”,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反思由此开始。当时以笔名“奇棘”发表的《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美术创作中的一些问题》(16),是最早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出异议的文献之一。文中提出质疑的,一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情节性的绘画为主,它是从时间艺术假借到空间艺术从而取代了绘画的本质特征;二是我们都用一种规定的方法去观察生活、认识生活、表现生活,绘画反映生活的广阔可能性失去了它潜在的力量,绘画内容狭隘到最终被规定的政治内容代替了。对这两个问题的质疑,都切中了“”时期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要害,因此,作者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方法”提出的“是否从根本上存在着深刻的内部的矛盾”的疑问,也蕴藏着对于绘画艺术存在自身规律的肯定。 而胡德智发表在《美术》1980年第7期的《任何一条通往真理的途径都不应该忽视》一文,则首次提出“现实主义流派”和“现实主义精神”两个概念的区分。文章指出:现实主义精神不是有了现实主义流派后才产生的,也不是现实主义流派所独占的,历史上所有的艺术流派,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人们当时对世界的认识、思考和表现,都具有现实主义精神。这个论点的提出,在于矫正了人们长久把“现实主义流派”误作“现实主义精神”的认识。作者也正是从这里引申出了两个话题,一是“现实主义不是惟一的正确描写世界的方法”,二是“任何通向真理的途径都不应该忽视”。显然,文章的本意,是通过这个论点来肯定包括现代主义在内的所有艺术流派的“现实主义精神”,特别是肯定现代主义表现了现代人的心理和情绪,肯定现代主义反映了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的社会现实,尽管现代主义已远离对事物的描绘与再现。这样,也就为当时人们重新认识现代主义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在如何认识现实主义这一概念上,邵大箴说得更为准确:“现实主义是一种创作方法,也是一种表现手法。作为创作方法,它的基本要求是要反映现实生活,用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给人们以精神上的鼓舞和美的享受;作为表现手法,它和写实同一概念,只是一种艺术的写实,不排斥凭藉想象的夸张,其基本要求是明白易懂。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写实表现手法是不能等同的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不仅如此,作者还强调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艺术主体认识世界的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强调“创作者对待现实生活和人民大众的态度是构成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础”。他说:“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艺术家决不会仅仅把艺术作为一种赏心悦目和自我娱乐的手段和工具,决不会满足自己的作品只有少数知音者而置广大群众的需求、接受能力与欣赏水平于不顾。相反,这些艺术家坚持从现实生活出发,真诚地表达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以自己的创作干预现实生活。这样的艺术家可以在画布上,在油泥中,驰骋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可以运用写实、寓意、象征、抽象等多种多样的手法。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也许并不十分明确地意识到作品所包含的社会意义和将要产生的艺术效果,但他无疑是忠于生活和忠于自己的感受的。他决不会远离生活去拼凑去臆造,也决不会为了某种一时的需要违背自己的良心趋炎附势。他要求自己反映的内容和人民大众息息相关,要求自己的艺术语言为更多的人所能理解和接受。因此,写实的手法通常为现实主义艺术家所采用。”作者并不认同“一切艺术流派都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说法,他提出的观点是辩证的:“我们应该有气魄,有胆识,肯定现代派艺术中一切从内容到形式有价值的东西,包括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东西,但不能全盘肯定现代派,不能不加分析地给现代派送上一顶‘现实主义’的桂冠。”(17) 这些文章在廓清人们对于现实主义的认知误区,特别是从美术图解政治的主题性创作和伪现实主义创作理念的禁锢中挣脱出来,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总括起来说,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当时人们认识的现实主义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清理: 1. 现实主义不应以情节性的绘画为主,不应以文学性的描绘削弱或取代作为空间艺术的绘画的本质特征。2. 现实主义具有两个基本内涵:既是一种创作方法,也是一种表现方法。3.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它的基本要求是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再现,用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给人以精神上的鼓舞和美的享受,或者通过对社会底层人民生存状况的描绘体现艺术主体的人文关怀。4.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表现手法,和写实属同一种概念,但写实仍包含着艺术主体的想象创造。5.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并不是有了现实主义流派后才产生的,历史上许多艺术流派、许多艺术作品,所表现出的当时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思考和呈现,都具有现实主义精神。6. 现实主义的本质特征是真实,尤其是在某一历史时期,广大人民的意愿难以得到实现的时候,暴露与批判也因此成为现实主义艺术表达这一意愿最有力的武器。 因此,顺理成章地,新时期美术的起点就是从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暴露与批判开始的。连环画《枫》、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从揭示“”伤痕到暴露“人性”真实;罗中立的《父亲》,从乡土写实到人道主义的精神孤旅等等。当时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让人们从对英雄和领袖的崇拜中,从理想和教条的束缚中回到现实世界,特别是回到现实中人的真实精神世界。新时期历史主题的现实主义创作更加注重对于历史真实与人性的发掘与表达,当时提出的革命历史画要“忠实于历史真实”的观念和强调造型艺术的独特规律,“忌用说明性、解释性的细节来表现故事和情节”的思想,都影响了新时期以来关于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在审美精神上,由原来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转向了悲情现实主义和平民主义,像现实中的“伤痕”美术一样,画家们往往也通过战争素材寻找中华民族历史的“伤痕”。因此,这个时期以表现“大屠杀”为内容的作品非常广泛,而且作品大多通过酷烈的场景描绘,宣泄历史悲剧的纵深面。某种程度上它和50、60年代在表现“悲壮”时的只“壮”不“悲”有所不同。就表现人物而言,也由原来的表现“英雄”、塑造“典型”而转变为对战争中普通人的描写,像沈嘉蔚《红星照耀中国》那样的鸿篇巨制,却刻意把领袖人物隐藏到平民和战士之中,这和理想现实主义时期的领袖形象塑造形成了鲜明对照。 由“解放思想”开始的对于“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反思,拓宽了人们对于现实主义内涵的理解,人们从单一的写实绘画,开始探索绘画艺术发展的自律性,关注“形式”在视觉艺术中的主导地位,关注个性精神、主体精神对于现实世界的呈现、超越及其独立性。对于“现实主义”的讨论,对于“内容和形式关系”的讨论,对于“艺术以自我表现为目的”的讨论,对于“艺术本体独立性”的讨论,都试图摆脱“社会政治意识”和“社会人伦判断”的束缚,而走向艺术主体的张扬与整个社会人本主义精神的表达。 从“’85新潮美术”到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中国现代艺术用了几年时间走过了西方近百年以张扬主体创造精神为内核的艺术历程。西方现代和后现代艺术之所以能潮水般地涌入,正体现了社会对于人本主义精神的饥不择食。那时,人们要摆脱的是那些教条主义的理念。的确,“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的观念摧毁了人们许多固有的观念,从90年代起,中国艺术开始了更高层面的本土艺术自觉和人本主义精神的重建。 90年代的所谓“近距离”对当代社会中个体生存状态的倾心,是从对人的社会关系的“类”意识再现,转换到自我视角的“个体意识”的表现。在中国当代都市文化中,个体生存体验已成为艺术表达的主要方面,从具象、表现而走向非具象、抽象、超现实,再到实物直呈,都掩饰不住作品中对于社会与自然的“人”此时此刻“自我存在”的肯定,都体现出精神的寓意和心理的体验。它是从个体“人的存在”表现出的对社会现实的关注。 总之,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引发了中国文艺界对于现实主义的整体性反思和理论梳理,没有这一思想解放运动,人们便不能从“”伪现实主义的禁区中冲出来,去真正表现生活中的“人”,也不可能把现实中的“人性”和“个性”放在揭露“”黑暗的首位。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无疑也拓宽了现实主义的内涵,这个内涵就是:1. “写实”是现实主义的重要表现方法,但不是现实主义惟一的和独有的标志,“写实”作品也可能表达“形而上”的精神观念(如后现代主义一些作品),也可能反现实或伪现实(如“”中创作的许多作品)。2. 现实主义的思想或精神不只存在于现实主义的流派中,人类艺术史上的许多流派、许多优秀作品(包括众多现代主义流派及作品)都具有现实的指向或现实的针对性,都在一定程度或某些侧面上体现了反映或折射现实社会与生活的创作方法。3. 更加注重造型艺术中的现实主义创作规律,而不再移用文学创作中的典型性和情节描绘的瞬间性,将写实传统和象征、寓意、夸张、意象、表现、抽象、超现实、挪用、并置等现代造型艺术语言的探索相融合,发展了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4. 将现实主义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转换到对现实中“人”的关注,特别是对现实中每一个人的个体生存价值与生存状态的关注。对于精神寓意和心理体验的现实性表达、对于放逐人性纯粹艺术语言的探索和主体精神的张扬,不可能在“不修正现实,不粉饰现实”所体现的“审美客观性”的时代而产生和放大。 新时期美术实践中的现实主义精神所显示出的思想意识,内置了对于20世纪引进的科学思想体系与方式的调整,也充分体现了对于社会个体的“人”的尊重和对于“个体存在”价值的肯定,它从审美的社会性走向了人本主义的个体性审美表达,承认并强化了消费社会中艺术主体的精神独立和与物欲横流相对立的艺术主体的创造价值。 中国美术论文: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摘要: 在历史的年轮刚为20世纪最后的一个十年划上句号的今天,回头考察一下这段历史,人们会发现,这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差异巨大、彼此矛盾的各种物质和精神存在,都在这十年的现实舞台上拥有着自己的空间。它们纠缠杂糅在一起,形成一道奇异的共生景观。正是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实孕育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一、85新潮美术运动的影响 对当代中国美术,85新潮美术运动是一段难以忘怀的火热记忆。尽管到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它在褒贬难辩的争吵中匆匆落幕。但仍然给整个美术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并对90年代美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事隔十年,我们已经能以较为冷静客观的目光评价这场运动。85新潮美术运动的起点是对“”期间美术异化为政治话语工具的反拨,是一次向美术艺术本体回归的潮流。但是在80年代中后期整个社会文化情境的影响下,它迅速偏离了原来的轨道,被卷入了一场民族精神解放与文化革新运动,并在其中充当了急先锋。“它所思考、关注与批判的问题已远远超出了以往的所谓艺术问题,而是全部的文化社会问题。85运动不是关注如何建立和完善某个艺术流派和风格的问题,而是如何使艺术活动与全部的社会、文化共同进步的问题。因此,它对艺术的批判是同全部文化系统的批判连在一起的。”[1](p.206) 80年代初期,经历了十年的“美术”话语权力压抑,获得解放的美术界表现出对美术艺术本体——形式和情感因素的强烈渴望。伤痕美术、惟美画风、乡土自然主义一时间成为潮流。伤痕美术以写实再现“”现实为手段,突出它留给整个民族几代人的心理创伤。它抛弃了“美术”虚假的“高大全”和“红光亮”模式,将目光对准普通人在这段历史中的生活场景,用冷、灰、暗的色调和细腻的笔触渲染记忆中的伤痛情感。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何多苓的《我们曾经唱过这支歌》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伤痕美术以有限的语言方式开启了新时期美术的情感表现闸门,将美术引领到关注人性深层感受的方向上来。乡土自然主义的题材从“记忆”转向更宽泛的小人物生活和风土人情,愤懑、感伤的情绪让位于平静的人性慨叹和风景陶醉。其中以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和罗中立的《父亲》最为突出。与此同时,惟美画风在追求形式美、反对主题先行的旗帜下开始了对美术形式因素的张扬回归。袁运生的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吴冠中的江南小景、靳尚谊的人体、人物油画使美术语言形式因素得到极度的突出。其间伴随着“抽象”、“形式美”“艺术本体”的理论探讨,为新时期的美术形式和语言研究确立了地位。 至此,美术界开始走出在政治话语中充当工具的命运,呈现出按自治原则发展的趋势。但是时代并没有赋予它足以相对独立发展的充分稳定的环境,随着85文化运动的兴起,它很快就被卷入了这场急风暴雨式的文化思想运动中。应该说,在85新潮美术运动的全过程中,语言的开掘尝试是一条显而易见的发展线索。在短短两三年内,当代美术演练了西方美术从古典到现代再到后现代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几乎所有的语言方式。但是这些语言探索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形式自治发展要求的结果,而是为了承载有别于“美术”也有别于新时期美术的情感现实和精神指向。当这些情感和精神在85文化热中变得愈来愈驳杂、强悍时,美术的形式演进就被带上了旋转得愈来愈快的观念言说的魔盘,直至最后被甩出自己的轨道,成为各种文化、哲学观念干瘪的幌子和外衣。 85新潮美术运动的突出特点之一是群体和宣言的众多,写着不同道德理想和艺术主张的旗帜在彼时的美术界触目皆是。伴随着文化热潮中西方哲学文化艺术理论的大量引进,清算传统文化、呼唤现代人文精神成了美术界压倒一切的声音。理性主义的张扬者北方艺术群体就公开宣称:“我们的美术并不是'艺术'!它仅仅是传达我们思想的一种手段,它必须也只能是我们全部思想中的一个局部”[2],在85新潮美术运动中突现思想和观念成为创作的第一要义。其中以北方艺术群体、红色·旅、池社及吴山专、谷文达等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画家主要用西方近现代的理性、人文、个性至上观念反抗传统文化中的群体依从、避世退守等消极文化心理;以西南艺术研究群体、江苏新野性派等为代表的生命之流画家则接受了西方生命哲学和弗洛伊德哲学,对传统文化中的实用道德理性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其中王广义、丁方、杨志麟、张培力、耿建翌、毛旭辉、张晓刚等优秀画家在宣扬其思想文化主张的同时,也对美术语言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留下了一批在今天看来也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优秀作品。但是运动中产生的大部分作品,特别是85后(注:一般将85新潮美术运动高潮过后的美术活动称为“后85新潮美术”,它是比85运动更激进的反艺术潮流与回归本土、回归艺术性的潮流及后现代思潮的混合。)风起云涌般出现的反艺术潮流中的行为艺术、现成品艺术、陋室艺术,大都生搬硬套西方哲学、艺术的观念和形式,更有以获取新闻效应为目的的哗众取宠者混迹其中,使整个运动的后期呈现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混乱局面。 85新潮美术运动以艺术探索与变革的形式承载了文化批判和思想解放的重任,带着他治的镣铐演绎了一段自治的舞蹈。正如后来者指出的那样,作为艺术家,85青年画家对文化、哲学观念的过分推崇使他们疏于语言形式的深究细琢;作为思想家,手中操持着的感性言说方式又使他们在观念演绎的途中只能浅尝辄止,于是等待他们的只能是不伦不类的尴尬位置[3]。 尽管如此,85新潮美术运动对后来的中国美术仍然具有多方面的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85新潮美术运动确立了当代美术作为文化批判与重建之一员的角色地位,其自身实践是对这种角色意识的极端张扬。“文以载道”尽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艺术的主要使命,但在这一古老文化渐至成熟也渐至僵化的过程中,“道”的内涵也愈来愈狭窄,直至等同于统治阶层的权力话语。85文化运动将批判矛头指向传统文化,就是要恢复文之所载之“道”的原初意义。它不仅是某一集团、某一阶层的价值取向和趣味标准,而且还是一切合乎民族发展要求,富有健康活力的思想主张和文化精神的集合。因此,作为85文化运动的一部分,85新潮美术运动具有浓重的文化关怀倾向是必然的。事实上,艺术家的文化关怀不仅是一种文化发展策略,更是美术作为人的精神显现方式这种特殊属性的必然要求。“何时艺术不是谈论艺术本体,而是谈论人的问题的时候,则是艺术自身的光复。而从社会功能角度讲,艺术扩张这一文化战略具有将艺术与人类生活和精神真正结为一体的重要意义。”[1](p.217)85新潮美术运动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证明特别是在文化蜕变时代,艺术不可能是自足的文化存在,担当理想与道义是它无法回避的使命和责任。尽管90年代美术曾一度出现远离深度思考和意义追问的趋象,但文化责任感作为一种强劲的美术发展潜在动力从未从当代艺术家的意识中消失。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美术界中逐渐回流的批判意识就是最好的证明。而这正是85新潮美术运动精神的延续。 2.85新潮美术运动中对西方艺术思维和艺术手段的大量引进和搬演极大地开拓了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视野。在十年后的一次美术界聚谈中,有人曾这样评价85运动对后继者的意义:“'85'更是一种先驱式的实践活动,它带来了中国人理解艺术、从事艺术的勇气和冒险精神,并因此开拓了中国当代对世界艺术的、文化的资讯收集和占有思维,使今天中国艺术家对信息和资讯的重视和交流变成一段基本活动,由此使之产生要与国际接轨与要进入世界规则的念头,并认识到其可能性与可操作性。'85'造就了一大批艺术从业者,更年轻的艺术家会不自觉地以此作为借鉴而谋求突破与发展。”[3]85新潮美术为90年代美术准备了国际化的目光和起点。 3.85新潮美术运动过分观念化、工具化的倾向及这种倾向使其最终失去存在合理性的结局给90年代美术极大的警醒:观念运动必须遵守艺术自身的游戏规则。如果彻底撇开美术的艺术限度与要求,结果将不是观念的突现,而是观念与形式一同坍塌。在这次美术运动渐趋退潮之时,理论界曾有多侧面的深入反思:“这个'现代梦'搅得我们身心不宁。焦灼、躁动、急迫、喧嚣、臆想、梦呓,都不能使我们真正地凝结文化成果。还是要用真实的生命状态、深刻的内心感受和有效的创作方式去建构鲜活的精神世界。”[4]90年代初,新生代画家们的一句话——“画画就是画画,活儿要地道”,看似简单却能代表后继者对85新潮美术的反省和思考。90年代回归艺术本体、关注现实生活与当下感受、注重语言研磨的美术潮流正是这种反思的具体化。 二、物质生存方式的渐变及其影响 进入90年代,在文化界陷入徘徊转入沉潜状态的同时,另一场意义的变革不事声张地在这块土地上悄然展开,这就是物质生存方式的逐渐改变。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和逐渐成熟使物质力量显示出人们始料不及的威力,金钱的作用开始渗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消费成了新的时代生活主题,不仅家庭生活中越来越多地挤满了各种十年前、五年前尚闻所未闻的便利机器,工作之余人们已不再愿意研读、聚谈,而是涌上街头,加入花样不断翻新的娱乐洪流;书店里曾经是一代人精神食粮的诗歌、小说、哲学、文化理论书籍少人问津,热销的是各种光怪陆离的娱乐、游戏光盘;通讯的迅速发展加快了整个社会的运转节奏,也改变了人们之间的联结方式,拓展了整个社会的视界,在网络罩住越来越多人的生活中,悠然散淡的抒情时代终于宣告彻底结束。 90年代社会物质生存方式的改变渗透到精神领域,使社会文化面目也逐渐蜕变,最为直接显著的,是日常生活中道德观念的松动和价值取向的漂移。金钱和物欲侵蚀着原本单纯的社会精神理想,成为人们行为选择的另一标尺;新事物新观念的不断涌现和冲击使原本单一刻板的道德戒条变得灵活宽容;曾经坚定地捍卫精神理想和文化价值的知识分子,随着社会地位被新一代经济弄潮儿的取代,肩上承载着的社会责任感也逐渐分崩离析。r.e华纳曾说:“文化的进步取决于文化的物质条件的进步;特别是任何历史时期的社会组织(这里指社会生活的行为方式、经济、政治等活动)都限制着那一时期的文化的种种可能性。”[5](p.51)无论人们的主观意愿如何,有实质意义的精神迁移是在物质生存方式变更的基础上才会发生的。在90年代滚滚的物质热浪的蒸发下,此前做为社会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的传统观念和古典情境,以及做为时代心灵的最后依凭的理想主义消失得无影无踪。90年代是一个真正在精神和心灵上无所期待的时代,人们不仅从理智也从情感上接受了救世主的幻灭,不再愤懑、伤感。开始从真实的下界生活中寻找生存的根基与动力。 90年代这种新的物质与精神现实,从两个方面对这个时代的美术风貌发生着影响: 1.它改变了美术与生活的关系。曾经高高在上进行精神训谕的先知美术不再有效,放下架子、回归生活,甚至充当感官娱乐的角色,是今日美术生效的必要前提。平民化,是90年代社会文化现实对美术的首要要求。这一要求影响了90年代美术的题材选择、语言方式及精神指向的尺度把握等诸多方面:日常琐屑生活场景及感受的大量入画,写实主义的回潮甚至泛滥,作品精神向度的浅表化,甚至某种程度的媚俗倾向的出现,都是现实文化逻辑使然。 2.它是美术媒材变化的现实文化根据。物质现实的积累给了艺术创作接受者以多方面的准备,使大量新鲜媒材进入美术界语言视域。如果说85新潮美术运动中各种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实验艺术只具观念冲击的文化策略意义,那么进入90年代,架下美术的发展便真正获得了自己的现实根据与可能。其中雕塑的快速发展、装置艺术在90年代中后期的渐成主流、视像艺术的被广泛接受,都与时代现实中物质生存方式的变化直接相关。三、文化生存环境的宽松化及其影响 进入90年代,随着新的物质生活方式的快速成长,许多新的精神因素悄然出现,逐渐侵蚀、改变着传统权威话语的内涵和面目。同时物质力量的迅速扩张挤压侵占了精神在人们生活中原有的位置和空间,社会观念体系变得灵活和松动,这在无形中消解了许多悬而难决的意识对抗与道德冲突,也使一些经多次文化论战仍无法决断的争端失效而成为假问题。另一方面,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展开,在大量西方的经济技术与科技力量涌入国门的同时,各种异质的价值学说和思想观念也侵入原本单纯的传统文化肌体,对中国传统的文化格局产生了颠覆性的深远影响。新的社会文化力量的悄然生长与传统文化中陈旧规则的主动退场同时进行着。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90年代“由意识形态权威来组织的社会正让位于一些由非意识形态因素来重组的社会,新的历史境遇恰恰是非意识形态性的。至少不是意识形态中心的。”[6]在90年代的社会进展中,曾经为几代文化斗士追求的宽松的文化生存环境正在得以形成,这从多方面影响着90年代的美术面目: 1.使90年代美术开始摆脱工具主义命运。美术作为文化斗争甚至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存在的命运因文化生存环境的宽松而得以拨正,使其能够逐渐疏离功利主义的焦虑而以从容健康的创作心态回归本体,使美术的自治成为可能,这是90年代美术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 2.为多元化美术格局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文化环境的宽容,带来了美术生存和发展环境的宽松,这使不同面目、不同性质的美术方式都能获得存在、试验与发展的可能与空间,彻底改变了在权力话语专制下的一元独尊的美术状况。这使90年代成为一个世纪以来美术样式、语言、风格、技法最为多样的时代,使当代美术发展真正进入了多元化时期。 3.在逐渐宽松的文化生存环境中,90年代艺术家能够以更健康的心态对待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影响,对本土艺术精神和西方艺术观念的继承、吸收、借鉴、取用甚至拿来都逐渐正常。不仅创作者对西方艺术观念的学习和借鉴能够处之泰然,批评界也鲜有动辄痛心疾首、挥舞大棒者。而近十年的美术实践也表明,真正正常的交流不仅不会使我们与传统割断联系、成为西方的翻版,自由的选择、对比还会更快地促使我们走出古老禁闭的神话,寻找到属于现代也属于自己的言说方式。 4.为90年代艺术家提出了新的时代责任和文化使命。文化生存环境的宽容也意味着不同面目和性格的精神力量的共生共存,这使90年代成为一个充满问题、疑惑、也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年代。当代美术作为时代精神的关注者,如何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当代文化提供建设性的意见,是时代的期待。尽管今日艺术家已不可能再扮演当代社会的精神导师,但关注人类心灵安顿和精神生存状态是艺术家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事实上,90年代美术实践亦证明,宽松的艺术创作环境使当代艺术家“以艺术语言的个性化再创造和重组,以艺术创作主体的个人角色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完善,以艺术语言的不同话语和艺术家个体的不同角色之间的相互差异性,进入了一个单个的人的时代……并以此同处网络中的其他社会个体和群体产生辐射影响。”[7] 四、文化交流渠道的畅通及其影响 随着经济开放政策的实施,90年代的中国终于摆脱了独立于世界一隅的形象,开始全面融入越来越一体化的地球。经济交流的频繁疏浚了通向世界的渠道,也为文化交流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应该说,这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美术界在对外交流中最为自由的时期。更多的西方美术家和他们的作品有机会进入中国;更多的国内美术家有机会走出国门,去世界各地的美术馆研究西方美术史上的精品;更多的国际艺展中开始出现中国艺术家的身影和声音……这种畅通的交通渠道给90年代美术带来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 1.它为90年代艺术家全面及时地了解世界美术的发展状况提供了条件。在对西方美术观念、技法的借鉴中,全面深入地研究是有选择地取用的必要前提。从90年代的美术实践中我们也看到,85新潮美术运动中那种西方美术表现技法与内在理念的生硬搬用状况有了相当大的改观。艺术家们在对此在生活的介入,对当下现实的关注表现中运用的西方语言媒材手段与自己的现实情境间显然有了更自然贴切的融合;观念与技法的学习借鉴更多地是积极有效地表现了作品的内涵而不是限制甚至窒息它。这种艺术创作中学习、借鉴的自由境界的获得,的确得益于文化交流渠道的畅通给艺术家带来的宽阔视界。 2.美术外部生存运作机制的引进。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艺术市场观念的树立和初步实践。美术活动中利益因素的出现首先是物质生存方式改变的结果:市场经济的无处不在,物欲力量的逐渐强大为艺术市场的形成提供了时代背景。而具体操作方式与运作模式的建立则主要得益于对外交流中域外美术市场的介入。艺术家的创作及作品进入市场曾一度引起美术界与批评界的激烈争论。市场派认为作品通过市场实现和确认自己的价值是现时代美术得以生存的唯一方式;反对派则坚守艺术无功利原则,认为市场化是艺术的媚俗甚至堕落。理论的争吵并未找到当代美术的最终出路,倒是在逐渐推进的市场实践中,利益化与非利益化的创作和作品都渐渐接近了自己适合的位置。专为市场销售而进行的艺术生产与执着语言表达和精神诉求的作品都健康地生存下来,也许这正是未来美术存在的健康格局和最佳方式。 曾有论者认为:“中国艺术在90年代之后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我们再一次清楚地看到文化断裂的现象,而我们试图硬性给艺术归纳的连续性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遭到破坏。”[8]事实上,经过对90年代社会文化现实的梳理,我们发现,是转变了的中国社会文化状况为当代美术提供了新的现实发展可能,使它终于摆脱在理论对抗与文化冲突中无处落脚的尴尬境地,走上了在他治与自治的双重规范下稳步发展的道路。 中国美术论文:象、意、形、神范畴在中国美术批评中的运用 【内容提要】在中国古代美术批评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独自的批评术语和批评概念,象、意、形、神就是中国美术批评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范畴,这些范畴在中国古代绘画与书法艺术批评中得到了广泛使用。研究象、意、形、神及其他有关中国艺术批评范畴,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古代美术批评理论的精神实质,掌握中国古代美术批评的独自风貌,并于建立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理论也有重要作用。 【摘 要 题】美术批评 【关 键 词】中国美术/批评范畴/象意形神 【正 文】 在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中国绘画、书法艺术的发展,中国美术批评得以展开。与此同时,开始形成中国独特的批评术语和概念。如象,意的概念,是从先秦哲学中吸收到艺术批评中来,在魏晋得到进一步的阐释。而形、神的概念,也是借助汉魏六朝哲学形神论中的基本涵义,转换到艺术批评中,使形、神的概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美术批评最重要的范畴。象、意、形、神和其他批评术语成为此后中国美术批评的基本范畴体系,成为批评家们品评作品精神内核和形式的艺术标准。 象、意、形、神,是中国美术批评中的最基本的范畴,在中国美术评论的过程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并且也成为中国美学的基本概念。 象和形都是一种广义的视觉形象,是和图形、图像相关的,因此和绘画的本质特点相连。所以象和形历来被首先用于进行绘画评论。 我国训诂专著《广雅》解释“画,类也”。意为绘画为类似形物。我国最早解释字义的专著《尔雅》说:“画,形也。”意为绘画就是形状的意思。东汉许慎在所著我国第一部系统地分析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书《说文解字》中说:“画,畛也。象田畛畔,所以画也”,《说文》的这段对画的解释的文字,出自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畛,井田间陌也,即田间小路,引申为界限,区分之义,畔,田界。这可否引申为画即描绘物的形廓。今《说文解字》本,以同治十二年(1873年)陈昌治复据嘉庆十四年(1809年)孙星衍刻字本改刻一篆一行本,对画的解释与张彦远引文不同。今本说:“画,界也,象田四界,聿,所以画之,凡画之属皆从画。”[1] 画就是象田四界,即整齐地画出物之轮廓,聿为古画字之上部,即书写,引申为用笔画。东汉刘熙撰训诂书《释名》说:“画,挂也。以彩色挂物象也。”为什么将画释为挂呢?是否是用彩色将物象画成,然后挂起供人观赏,不得而知。以上对画的解释,都同画物之外形,轮廓有关,画就是象形、类形,是与造形,赋形不可分的。 我国绘画,在古代还和书(文字)、八卦紧密相连,有时被放在一起进行论述。据传汉代孔安国撰《尚书序》说:“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2] 伏牺、神农、皇帝之书,谓之三愤,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在伏牺统治天下时,就开始画八卦,造书契,结束结绳记事年代,文籍由此而生。《周易》中所说的“设卦观象”,八卦用象占卜,由于八卦是抽象的符号,同时也是一种形象,所以称八卦为画八卦,画八卦对书写文字也相类似,所以称画八卦造书契。书(文字)、画、八卦都有形可观,都是直观的形象,所以它们常常被一起加以论述。书(文字)、画、八卦都是古代中国人观察天地事物而后创造出来的,“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周易·系辞上》),观天察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就是观察天地之象与形。八卦之象,是拟诸形容,象其物宜,八卦是一种抽象化了、符号化了的直观形象。《周易·系辞上》还说道: 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化莫大乎四时,县(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者,莫大乎蓍龟。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3] 所谓见乃谓之象,即观察天地时,看见的天地万物之形象则称为象,也就是法象莫大乎天地。天地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八卦关系到吉凶大业之大事。在上述引文中,《周易》将设卦观象同书、图三者并论,“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是说圣人观天地之象而设八卦,接着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即说图绘与书法(文字)的传说中的起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也说到“龟字效灵,龙图呈宝”,古代传说在伏牺氏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又称“龙行行图”),又有神鬼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伏牺根据这些图和书,画成八卦,著成《周易》。在《周易·系辞下》中也说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以八卦的生成,乃是观天地之象、察鸟兽之文,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结果。 东汉文字学家、经学家许慎(约58—147年)著《说文解字》,集古文经学训诂之大成,为后代研究文字及编辑字书的重要根据。他在该书序中,论述文字的产生与发展和书法与绘画的密切关系。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皇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V,万品以察,盖取诸。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 苍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卦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诂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1] 许慎承袭《周易》说法,庖牺氏作八卦是观象于天,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结果。苍颉造字,依类象形,根据各类事物的形象来造字,最初的文字,“故谓之文”,文即纹条,所以最初的字是形纹,后来将形纹和声音结合,“即谓之字”,然后再著于竹帛,称为书。文字的产生是“依类造形”的结果。最早的文字是象形文字。许慎所说“六书”即六种造字方法,前三种指事、象形、形声方法,所造的字如上下、日月、江河等都与形似有一定关系。象形者画其物也,所以象形字,类似于图画勾勒物体之轮廓。这也是中国讲书画同源的根据。 20世纪我国的古文字学家唐兰,在30年代曾于北京大学开设《古文字学导论》课程,其讲稿于1936年印行。一般说来语言先于文字,文字是语言的书写。唐兰认为,原始中国语,单言字多,同音异义字多,有声调的变化,而没有接头接尾等形式的变化,这种孤立语的性质,决定了方块式的中国文字。唐兰还对那些认为中国文字是误入歧途,歌颂拼音文字的好处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中国语和雅利安语等根本不是一条路,我们的祖先只是走其必须走的路而已。唐兰在论到中国文字的起源时说,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字起源于上古的“结绳而治”的结绳,但所谓结绳论,只是到战国时的《庄子》和《系辞》才讲到,但那只是一种猜想,结绳是否在文字后出现的,也无法考证,因此说文字产生于结绳不一定可信。另一种观点说文字产生于八卦,唐兰认为此种观点牵强附会,因为八卦的抽象符号很难是文字的源头,唐兰还认为,所谓河图洛书是文字之源,这也只是春秋以后的一种传说,至于仓颉造书,也只是战国时的一种传说,唐兰认为文字不可能是仓颉一人所造。那么文字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唐兰认为文字产生于绘画: 文字的产生,本是很自然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有很精美的绘画,大都是动物和人像,这已是文字的前驱。画一只鹿或象,别人看见了就认识,就得到和文字一样的效用了。但还不能称为“文字”。因为这种绘画,只能抒写美感,而不能完全表现出作者的意思,假使画一个较长的故事而让十个人去解释,也许会有十种说法的。不过在那时候,除了艺术外,别的文化还不很高,所以这种绘画并没有进步而变为绘画文字。经过了很长的时期,人类由狩猎生活而变为农业畜牧生活,一般文化均有很大的进步,而绘画雕刻等艺术却反退步了。但绘画技术虽退步,范围则较前为广,一切可以摹写的事物,都做了画材。当这时候国家产生了,一切文化均受刺激而有更速的进步,因之产生了文字,文字的本质是图画,所代表的是语言,国家产生后,许多部落的语言,逐渐同化,每一图形,渐有标准的读法,于是可以描写图形来记载一件故事而这记载是可诵读的,就成为文字了。[4] 唐兰的这一观点提示了文字与绘画的关系,文字起源于绘画,文字的本质是图画,所代表的是语言。在文字产生的初期,绘画和绘画文字除了可诵读与否外,简直不能区别。后来文字和绘画才有了较大的分歧。由于文字起源于绘画,所以象形文字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并成为其后造字的重要方法和字源。 由于中国文字,绝大多数是一字一音,只有蟋蟀等少量的字是两字一意不能分开,中国的文字不是拼音文字,不是多音节,而是单音节,这就决定了中国文字用方块作为外形。正是中国文字的方块形,使共有了对比、构架等,因而有了每一个文字的空间组合,因而具有了绘画的空间构造视觉特点,这就使中国文字通过一定方法的书写成为一种视觉形式美即书法艺术成为可能。此外,每一个字的写法无定,因为各个书家的技术不同,性情有异,点画偏旁,增减变化,十分灵活,所以书写同一个字,不同人可以写出大致相同而又有所变化的不同的字形来。这就使抒写中国文字可以根据书写者自己的技巧和性情来加以变化,因而才使中国文字通过书写成为一种艺术成为真正的可能,加之书写的工具毛笔与绘画的工具之一毛笔相同,这样在书写文字时,就有了笔力、骨法、刚柔、轻重、疾缓、枯湿等形式美的因素,这使中国书法成为一种东方的神奇艺术,它不但没有因为后来文字的规范和绘画的发展而消失,反倒历久弥新,成为中国艺术与文化的伟大传统之一。如果中国书法没有文字的独立的形,和书法家在规定的形中可以有较大的自由性来重新造形,以及所造的形所具有的丰富的视觉形式美感,中国文字作为书法艺术而长期存在是不可能的。 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探讨绘画的起源时,认为书画同源,都与象形有关。 古先圣王受命应篆,则有龟字效灵,龙图呈宝。 自巢燧以来,皆有此瑞,迹映乎瑶牒,事传乎金册。庖栖氏发于荥河中,典籍图画萌矣。轩辕氏得于温洛中,史皇苍颉状焉。奎有芒角,下主辞章;颉有四目,仰观垂象。因俪鸟龟之迹,遂定书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天地圣人之意也。按字学之部,其体有六,一、古文,二、奇字,三、篆书,四、佐书、五、缪篆、六、鸟书。在幡信上书端象鸟头者,则画之流也。颜光禄云:“图载之意有三,一日图理,卦象是也,二日图识,字学是也,三曰图形,绘画是也。”又周官教国子以六书,其三曰象形,则画之意也。是故知书画异名而同体也。洎乎有虞作绘,绘画明焉,既就彰施,仍深比象,于是礼乐大阐,教化由兴,故能揖让而天下治,焕乎而词章备。[5] 张彦远虽然也相信龟字效灵、龙图呈宝的传说为书画起源的观点,并受儒家思想影响而相信先圣王受天命应?,但在具体论到书画起源时,认为苍颉造字是仰观垂象,因俪鸟龟之迹而定书字之形,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所以文字书法和绘画都是观象拟形的结果,而且在古代书画同体而异名。所以观象模形成为中国书画起源的最重要的根源。 除用象、形的概念或用观象模形的思想来源讨书画起源外,在先秦至汉魏六朝还用此来评论美术作品,象物、形似成为评价作品的基本标准。 《左传·宣公三年》记载,昔夏之方,治理有德,“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战国末期的思想家韩非开始用图形逼真的难易来评定绘画的题材。《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 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孰最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 齐王向画家探讨绘画的难易问题,画家告诉他,画犬马难而鬼魅易。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犬马天天在人们面前呈现,人们熟知它们的形体状貌,画家稍为画不准确,人们就会看出其毛病,所以难画。而鬼魅这东西大家并没有见过,因此画家画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大家不会挑剔,所以画鬼魅相对来说要容易。画家向齐王所回答的难易问题之内在标准就是逼真摹形问题,即形似问题。为什么画犬马难呢?就是因为人们天天见到犬马,画家稍有画不准的地方,人们很容易发现,这样画家必须认真画得逼真。在此逼真形似是画家作品的客观标准。汉代王充将绘画与文章比较,推崇文章具有言教作用,而绘画则“置之空壁,形容具存,人不激劝者,不见言行也。”(《论衡·别通篇》)王充承认绘画有图形的作用即“形容具存”,所以人们喜欢看图画所绘古之列人。但因图画人物并不能活动,没有言行,所以在教化方面赶不上“古贤之遗文。”当然王充对绘画的特点和作用的认识有一定局限,但他对图画“形容具存”特点的认识还是正确的。 到东晋顾恺之将形、神统一起来并用于绘画评论中,提出传神写照,以形写神的观点,这可以说,极大地深化了形神理论,并提高了美术批评的标准。但在顾恺之之前,已出现了不仅局限于形似的观点,而将形似与内在精神结合起来评定绘画作用。 在此应提一下《庄子》中的法天贵真的思想: 孔子愀然曰:“请问何谓真?”客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笑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6] 庄子在此提出的问题是,一个人的行为及表情有内外之别,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所以贵真。如果一个人强哭、强怒、强亲,虽有哭、怒、亲的外相表露,但由于不是发自内心情感,因而是内外不一,只是一种假象,人们一眼就可识破。而一个人如果内心真有了悲、怒、亲的情感,那他就会无声而哀、未发而威、未笑而和,这就是真在内而神动于外,而这种真实的情感是自然不可易,不能佯装,是受于天,所以要“法天贵真”,庄子所说的天,即自然本性。在此,庄子虽然不是在评画,但他关于真在内而神动于外的思想,无疑极适合于艺术评论,启发画家不能仅仅以外形为刻画的最终目的,而应将外形的描绘同内真与神采的表现相统一。 汉代刘安在《淮南子》中两次论到画的形与内在精神问题。一则说:“明月之光,可以远望,而不可以细书;甚雾之朝,可以细书,而不可以远望。寻常之外,画者谨毛而失貌,射者仪小而遗大。”(《淮南子·说林训》)他告诉我们,有的东西可以远望,有的东西只可细书,画家如果只细心描绘局部细节,有可能对整体面貌和态势把握不住,就像射手只注意所瞄准的某一点而不顾大的方面一样。在此,《淮南子》要求画家不仅要做到局部细节形似逼真,而且还要统领整个形象的貌与势。《淮南子·说山训》中又说:“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这一则更明确说明,如果画家只注意画出西施的外表华美和孟贲的眼睛之大是不够的,因为外形华美但不令人愉快(说即悦),眼睛徒大而不令人敬畏,为什么会这样呢?“君形者亡。”也就是仅有外形而无内真和神采,外形如空壳,虽然华丽如何能打动人呢?显然在汉代,《淮南子》已明确将形似同传神统一起来作为评画的标准,虽然没有运用“传神”“内真”的字样,但其所表现的意思的确是不能仅仅用外表逼真作为评画的唯一标准。《淮南子?原道训》中还清楚地主张应以神为主,这样形从而利,如果以形为制(统领),把神放到从属地位,则“神从而害”。这说明在汉代,对形神的关系已经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此外汉代的哲学家、文学家杨雄,对言和书作了深层认识:“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杨子法言·问神》)杨雄认为言是“面相之辞”,是人们沟通思想的工具,书则能“记久明远”,天下大事都能记录下来。言和书的本质都是心灵的表现,言是心声,书是心画。所谓声画形,即用言与书表达事物,各种人都能见出,由于言传心声,书表心画,所以能以真情来打动君子小人。将言和书都看成是心声心画的这一观点,肯定启迪汉代以后的画家与评论家不能仅仅将图画看成是外形象物,而应深入到形的精神层面加以认识。 到了东晋顾恺之,他自己既是一位知名的大画家,同时也结合创作实践开展绘画理论研究,并进行绘画评论。他的有关画论言语,在刘义庆所著《世说新语》中保存两则,另外有三篇论文被收入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而得以流传。这三篇文章是《论画》《魏晋胜流画赞》《画云台山记》。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顾恺之“多才艺,尤工丹青,传写形势,莫不妙绝”。说到顾恺之的文章时“著魏晋名臣画赞,评量甚多。又有论画一篇,皆模写要法。”但在抄录这两文时,将评量甚多的一文题目写成《论画》,而将未有任何评定魏晋画家,只谈绘画要法的纯理论文章题名为《魏晋胜流画赞》,张彦远当时应该是区分清楚了的,可能在后来的传印中将两文题目颠倒。今天我们还是根据文章内容将题目还原,即将评论魏晋绘画作品的一文的题目还原为《魏晋胜流画赞》,将论绘画方法一文的题目还原为《论画》。 在《论画》一文中,顾恺之提出“以形写神”的观点,以形写神成为其后中国画创作与批评的重要的艺术原则。《论画》一文的主旨是“凡将摹者,皆当先寻此要,而后次以其事。”他说的“摹”即画,模写人物,“先寻此要”是指全文所论都是绘画的要法或基本方法,即先掌握绘画摹写人物的基本方法,然后再才有可能谈论其他。《论画》最后一段: 人有长短,今既定远近以瞩其对,则不可改易阔促,错置高下也。凡生人,亡有手揖眼视而前亡所对者。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趋失矣。空其实对则大失,对而不正则小失,不可不察也。一像之明昧,不若悟对之通神也。[5] 顾恺之此段原意我们要细心弄清,《论画》通篇都是讲如何摹写对象,要求非常细致,如该文中部告诫画家,画颈以上,“宁迟而不隽,不使远而有失”,因为颈以上为头部,要慢慢细画,不能有闪失。“若长短、刚软、深浅,广狭与点睛之节,上下、大小、浓薄,有一毫小失,则神气与之俱失矣。”在此,顾恺之对画人物的比例,用笔刚柔、用色深浅都作了细致要求,每一局部的一毫小失,都会导致人物的神气损害。“人有长短,今既定远近以瞩其对,则不可改易阔促,错置高下也。”画家要根据人的长短来在画幅中定远近,其高下阔促不能随意变化。“凡生人,亡有手揖眼视而前亡所对者。”即生活中的人,没有拱手行礼眼前面无所视的对象,也就是说,人物的眼神和动作都与周围的处境有关。“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趋失矣。”所谓空其实对是画中之大失大错,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是什么意思呢?画家运用以形写神的方法本来是很好的,但空其实对则犯错,空其实对是歪曲了对象,画中的人物形与神都与对象不合,或者是画中的以形写神,将人物的形神故作姿态,而与表现的处境无关,人物神态没有根据,空陈其形,这就是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荃乃筌,筌是捕鱼的工具,《庄子》有“得鱼忘筌”“得意忘象”之说。“荃生”即运用来刻画人物形象(生即生人即活生生的生活中的人)的方法、工具,亦即画法,“用乖”即错误运用,这样传神的作用就消失了。整句话的意思是运用错误的方法来以形写神,实则歪曲对象,没有实际的根据,所以传神的效果也就达不到了。“空其实对则大失,对而不正则小失,不可小察也。”歪曲对象或无根据地空陈其形是大错,而抓住对象特征描绘出现个别地方不准确则是小错。“一像之明昧,不若悟对之通神也”。明昧是指人的聪明和暗昧。鲍照有诗云:“年貌不可还,身意会盈歇。智哉众多士,眼理辨明昧”。“一像之明昧”,即所画形象所表现的聪明或愚钝,“不若悟对之通神”,即有意表现人物的智慧或愚妄的姿态,不如彻悟对象,与之神通,然后将其神气表现出来。 顾恺之在《论画》全文中,说到“神气”俱失,“以形写神”,“悟对之通神”、三次提到神,所谓“神气”“写神”“通神”都是绘画创作中人物形象塑造的至高要求。表现人物对象的神被提到很高的要求上来。“以形写神”,将摹形作为绘画的手段或初步要求,用形来写神(表现神态)则是绘画的目的或更高的要求。 顾恺之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认识到传神的重要性。他为裴楷画肖像,凭空在脸上加三根毛,“如有神明”,即能更好地表现人物的神采。《世说新语》记载他画人,数年不点目睛,其原因是画眼睛最重要,因而十分慎重,“四体妍蚩,本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太平御览》卷七零二引《俗语》说:“顾虎头为人画扇,作嵇、阮、而都不点眼睛,曰:‘点眼睛便欲语’”。《世说新语·巧艺》记载,顾长康道画:“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晋书·顾恺之传》:“恺之每重嵇康四言诗,因为之图。”《文选·嵇叔夜〈赠秀才入军诗〉》:“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顾恺之根据嵇康此四言诗作画,故有“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的体验。为什么画手挥五弦易,而画目送归鸿难呢?那是因为手挥五弦是画具体的人物动作,图形较易,而目送归鸿,则要表现人物的复杂神态和心绪,无所托依,则更为其难。手挥五弦是图形,目送归鸿是传神,后者比前者难,要求更高。 形和神的概念,在东晋还被用来品藻人物,并认为眼睛关乎神明。《世说新语·贤媛》中说:“王尚书尝看王右军夫人,问:‘眼耳未觉恶不?’答曰:‘发白齿落,属乎形骸;至于眼耳,关乎神明,那可便与人隔’?”在此形骸和神明区分得很清楚。东晋高僧慧远对神作了精到的解释:“夫神者何邪!精极而为灵者也,精极则非卦象之所图,故圣人以妙物而为言,虽有上智,犹不能定其体状,究其幽致。”(《全晋文》卷一百六十一)神是妙尽无名,感物而动,假数而行。慧远还说:“则知化以情感,神以化传;情为化之母,神为情之根,情有会物之道,神有冥移之功。”慧远对神的解释,受到佛学的影响,他还讲到“神形俱化,始自天本”,“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形神观成为东晋佛学所讨论的重要问题。正是在魏晋用形神品藻人物(如《世说新语》中“神意闲畅”“神气豪上”“风姿神貌”“神姿锋颖”“神明可爱”)和东晋佛学中对形神化传问题的探讨的背景下,顾恺之结合绘画实践,发展了他的形神艺术观。 顾恺之所运用的“传神写照”“以形写神”概念在其后的中国绘画批评得到广泛运用,成为评定中国画的重要的艺术标准。“传神”“写照”虽与佛学理论有关,但经顾恺之改造,成为绘画评论的专门术语。慧远曾讲到“神以化传”、“以神传神”、“神之传于形”,讲的主要是佛学中的生死化传,重在神传。顾恺之讲的是绘画中通过塑造人物形象来传达人物的精神情采,重在传神。“写照”之说始于顾恺之。此前讲到画人物形象时,多用“图画其形”(《史记》裴?集解引刘向《别录》)、“写其形象”(《尚书注疏》)、“法其形貌”(《汉书?苏武传》)、“写载其状”(《鲁灵光殿赋》)。“写”也就是“画”,写其形象也就是画其形象。“照”也是佛学中的用语,神光外照,《涅??无名论》中说:“三明镜于内,神光照于处”,(《全晋文》卷一百六十五),照有“穷幽之鉴”的智慧,是一种神光外照的神明。顾恺之用写照二字,一方面有图形写象的意思,同时还有照明精神的意思,即画出人物形象包含的精神特点,心灵智慧。所以写照一词比写形有更丰富的内容。 继东晋顾恺之《魏晋胜流画赞》后,到南朝,独立的画品(绘画品评)著作已开始出现。南朝齐谢赫的《古画品录》(原名可能为《画品》),南朝陈姚最的《续画品》是两部重要的绘画评论著作,谢赫因在该书中提出绘画六法,影响深远,姚最的《后画品》则接着谢赫的《画品》往后评论。在这两部著作中,象、形、神的概念得到初步运用。 谢赫对顾恺之的评价不甚太高,把顾放在第三品第二人。评语为:“格体精微、笔无妄下;但迹不迨意,声过其实。”而对陆探微十分崇拜,评语为:“穷理尽性,事绝言象。包前孕后,古今独立。”将陆定为上上品,还嫌屈标第一。谢赫亦未提及和搬用顾恺之的有关以形写神、传神写照等批评术语,但对象、形、神的概念在品评画家时,还是经常用到。且“六法”中有一法为“应物象形”。可见对形似问题也是足够重视。 《古画品录》在评论张墨、荀勖时说:“若取之象外,方厌膏腴,可谓微妙也”。认为二位画家如果拘以体物,则未见精粹,若取之象外,则可谓微妙。因此作画不能被物体所拘束,而应取之象外。在评顾俊之时谢赫认为他精微谨细,有过往哲,他还是画蝉雀第一人,其画风比较细致,“始变古则今,赋彩制形,皆创新意”。顾俊之能在赋彩制形,精微谨细的同时能皆创新意,实乃不易,因而被列为第二品第一人。 谢赫对有些在象形、制形方面略为逊色但在神韵方面有所特征的画家,也是积极肯定的。如卫协,“虽不该备形妙,颇得壮气,凌跨群雄,旷代绝笔”。卫协虽然在形的妙似方面略欠,但颇得壮气,即画的精神十足,有豪壮之气度,仍为旷代绝笔,属于第一品。评袁?时说,“象人之妙,亚美前贤”,虽然在象形方面比前贤略差,但其艺术成就仍应肯定,“然和璧微玷,岂贬十城之价也!”在评价晋明帝时说:“虽略于形色,颇得神气。笔迹超越,亦有奇观。”这说明形色虽是评画的基本标准,但不是唯一的标准,传神也很重要。晋明帝的画作形色略欠,但神气颇得,因此亦有奇观,作品也算不错。 姚最在《续画品》中进一步运用象、形、神的概念从事绘画评论,所评画家自谢赫后二十名,另对顾恺之重新评议。他运用“象人”的概念来评价梁元帝萧绎,说梁元帝幼禀生知,学究性表,心师造化。“王于象人,特尽神妙,心敏手运,不加点治”。萧绎能心师造化,即用心观察自然景物,“遇物援毫,造次惊绝”,对自然事物的描绘,有很高的技巧,对人物形象的刻画,“王于象人,特尽神妙”,善于模写人物,特别能传达人物神韵。所以象人、神妙成为萧绎绘画的特点。在评谢赫时,着重对他模写人物十分精致的特点给予赞扬。“貌写人物,不俟对看。所须一览,便归操笔。点刷研精,意在切似。日想毫发,皆无遗失。丽服靓妆,随时变改。直眉曲鬓,与世事新。别体细微,多自赫始,……中兴以后,象人莫及。”说明谢赫笔迹精细,貌写人物,目的在酷似对象,虽然谢赫的作品在气韵精灵方面欠佳,生动之致略逊,但“象人莫及”,不少人模仿他的画风,“委巷逐末,皆类效颦”。由此可见,谢赫虽然制订绘画六法,将气韵生动放在第一,但他的画作则重在象人形物。姚最在评张僧繇时说“朝衣野服,今古不失。奇形异貌,殊方夷夏,实参其妙。”认为他画圣贤人物,“小乏神气”,但这点小毛病不应过于苛求,“岂可求备于一人”。说明姚最在评价画家时,对谢赫、张僧繇这样的大画家,既指出他们的长短处,又不求全责备,将气韵,生动、神气作为一个艺术标准,但虽略欠,而在象人貌物方面有特别成就也应充分肯定。姚最在运用形、神标准时,可以说在评画操作中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 在唐代,由于绘画创作日趋繁荣,绘画评论与理论研究也更加深入。一方面仍继承顾恺之和谢赫、姚最的分画家专评,即一人或二人一评的传统,如彦的《后画录》,另一方面也出现专文论画如白居易的《记画》、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在先秦和魏晋南北朝已确立的象、意、形、神的概念在唐代的画评中进一步得到运用的同时,对这些概念及其关系的探讨则有新的发展。 唐太宗时僧人沙门彦著有《后画录》,评点画家的方法,基本沿袭谢赫、姚最。《后画录》收录二十七位画家,是他“观在京名迹”后,品弟优劣差降而写成,自称“帝京寺录”。象、形、神仍是他评画的基本概念和标准。在评论郑法士时说:“取法张公,备该万物”。评隋江志:“笔力劲健,风神顿爽。模山拟水,得其真体。”评刘褒:“鸟雀其变,诚为酷似。”评张孝师:“象制有功,云为尽善。”评曹参军李凑:“挥毫造化,动笔合真。”评展子虔:“触物为情,备该绝妙。尤善楼阁,人马亦长。远近山川,咫尺千里”。彦说他的此文是“帝京寺录”,也就是他在长安观察寺庙壁画后加以评品而写成。所涉及的内容有人物画,山水画和花鸟画,他评论这些画家和作品时,将备该万物、模山拟水、象制、合真,酷似作为重要标准,此外他还提出“心师造化”“灵心自悟”“挥毫造化,动笔合真”的观点,说明唐代画评家,在讲究酷似、象形的同时,已认识到主观心灵的特殊作用,心师造化、灵心自悟,即在师造化的过程中还要充分发挥画家的心灵感悟作用,而不是简单地模拟自然,心师造化提示了绘画创作中主客体统一、情景互渗的规律,只有这样,才能“挥毫造化,动笔合真”。所谓“合真”已不是表面的相似对象,而是内在的本质的切合,亦即创作出符合对象本质特征的绘画形象,这种形象乃所谓“真体”。后来张 谈绘画创作时总结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规律,是对彦 “心师造化”论的进一步阐释。从东晋到南朝的形与神问题,发展到唐代,提出造化与心源的关系问题,是中国绘画美学的一大进步。形与神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被描绘的人物形象的外形与内神问题上,而造化与心源则主要谈的是客观对象与画家主体精神的关系问题,“心师造化”的提出,说明画家主体意识在增强。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为了记录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画家张敦简的画作,“恐将来者失其传”而作《记画》一文,是年贞元十九年,即公元803年。张向白居易展示了十余轴画,内容有山水、松石、霓云、鸟兽,妓乐、华虫、六畜等。《记画》中说: 张氏子得天之和,心之术,积为行,发为艺,艺尤者其画欤!画无常工,以似为工;学无常师,以真为师。故其措一意,状一物,往往运思,中与神会,仿佛焉,若驱与役灵于其间者。……然后知学在骨髓者,自心术得,工侔造化者,由天和来。张但得于心,传于手,亦不自知其然而然也。至若笔精之英华,指趣之律度,予非画之流也,不可得而知之。今所得者,但觉其形真而圆,神和而全,炳然俨然,如出于图之前而已耳。[7] 白居易在此提出“画无常工,以似为工;学无常师,以真为师。”把拟与真作为绘画和学画的基本要求。一方面他认为学画得骨髓(即精义)者,自心术得,也就是说要用心体悟画之理,另一方面白居易还认为要工侔造化,由天和来,即师法造化,自然而至,不需雕琢。张敦简的画能得于心,传于手,亦不自知其然而然也。张能工侔造化,又能神会心领,所以在作画时能得心应手,不知其然而然。白居易赞扬张的作品“形真而圆,神和而全”,臻于完美。“形真”“神和”乃是白居易评论绘画作品至佳的标准。如果说东晋和南朝在评论绘画作品时,主要是以象人、象物、象形、或形似的标准衡量作品的形象,重在作品与对象的逼肖程度,那么在唐五代则以真为师,用形真的概念来要求作品,形象既要与人物或事物的外形相似,同时还要与对象的本质相合,这样才能达到“本真”。所以从“形似”到“形真”概念的发展,反映了晋唐审美观的变化以及对事物认识的深化。五代荆浩在《笔法记》中谈到,太行山有洪谷,其间有数亩之田,他常“耕尔食之”,在山中观察古松,“凡数万本,方如其真”,画松号过数万本,虽是大概数,说明他观察及写生之勤,“方知其真”,方始能达到对松的本质特点的表现。荆浩还说,绘画“贵似得真”“度物象而取其真”,他将似与真作了明确区别,物有华与实,应分别取其物之华与物之实,如果执华为实,“苟似可以,图真不可及也。”那么什么是似,什么是真呢?“似者得其形遗其气,真者气质俱盛。”所谓似只是外表形象相似,而没有把握物的实与气,所谓真是气质俱盛,真深入到形象的内在实质之中并得以表现。显然荆浩是想提倡由似入真,贵似得真,把真看成绘画表现的更高标准,将似与真的概念加以区别,并阐明二者的关系,对中国绘画创作与艺术批评都有重要的意义。 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的“论画六法”的篇章中对象、形、意的关系进行论述,而且将这几个概念还和骨气、用笔结合起来,发展了这些概念的意义。张彦远在论画六法中主要是讲对谢赫六法的理解。顾恺之讲以形传神,谢赫讲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张彦远则把顾恺之的“神”的概念舍掉而用“骨气”的概念,显然是把谢赫气朗生动、骨法用笔的思想揉进去了。张彦远说: 象物必在形似,形似须全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工画者多善书。[5] 张彦远采取递进方法,层层深入。因为图画最基本的特点是要创造视觉形象,要象人象物,所以他把“象物”作为起点。而象物的基本要求在形似,但形似不能仅仅在皮相上只成为一个空壳,形似必须充满骨气,所谓骨气就是要有内在的气韵和骨力。骨气和形似从哪里来呢?都来源于立意,立意即画家的精神构思和情感因素,有了好的立意,要使人物形象达到形似并具有骨气,归根到底还要有好的用笔,用笔即笔力、表现技巧。也就是说有好的立意而没有笔力工夫和技法,也不能将立意的内容传达出来,而用笔又与书法相通,如画家在书法上有所造诣,笔力劲健,那么画的笔力也在其中,所以工画者也善书。在张彦远的这段论述中,对绘画的评论和要求明显地比顾恺之的以形写神更加全面,从象物、形似说到骨气、立意和用笔,这说明批评概念到唐代得到新的发展。 张彦远对“意”的问题特别提出,并有新的见解,是他的批评理论的一大贡献。因为顾恺之等人主要运用形、神的概念进行评论,张彦远将意的概念突现出来,增强了评论中有关画家的主体意识内容。除前面说到的张彦远关于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外,还在具体评论中运用意的概念。如谈论古画时,认为“古画非独变态,有奇意也,抑亦物象殊也。”评顾恺之时说;“顾恺之之迹,紧劲连绵,循环超忽,调格逸易,风趋电疾,意存笔先,画尽意在,所以全神气也。”顾恺之除用笔紧劲连绵等特点外,还“意存笔先,画尽意在”,这是说顾恺之在下笔前,已经先构思好了,先有一个绘画全局的蓝本,在思维或意识中已经存在,然后在作画时才能风趋电疾,下笔如神,一挥而就,“画尽意在”,即画完作品,画家之意自然地包含在作品形象中了。在此张彦远将意提到创作中的关键地位,在作画时,起到统领作用。他在评吴道子时也用了“意存笔先,画尽意在”八个字,这说明,张彦远已把意的问题作为有突出成就的画家作画时的普通规律。 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论顾陆张吴用笔”一篇中谈到疏密二体时还提到“意周”的问题,用“意周”同“笔周”相对应。 又问余曰:“夫运思精深者,笔迹周密,其有笔不同者谓之如何?”余对曰:“顾陆之神,不可见其盼际,所谓笔迹周密也。张吴之妙,笔才一、二,像已应焉。离披点画,时见缺落,此虽笔不周而意周也。若知画有疏密二体,方可议乎画,或者颔之而去。[5] 张彦远认为顾恺之、陆探微是笔迹周密的密体,而吴道子,张僧繇则是笔才一、二,但象已应焉,虽然画面常有缺落地方,这正是二位的妙处,疏密有致,笔不足而意周。画面有的地方表面缺落,实是画家有意为之,这些所谓疏的地方,虽然笔所未到,但意已到,意的气势已笼括全画,所以称为“意周”。意周的问题可以说是张彦远在评点顾陆张吴时的独到见解。“意周”的批评理论对后来中国文人画家们计白当墨、留白的空间处理方法产生较大影响。 宋代绘画得到全面发展,人物、山水、花鸟三大画种均已成熟,风俗画还出现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样的巨作,工笔花鸟及院体山水达到高峰,同时文人画、写意画形成气候,可以说宋代是中国绘画的辉煌时期。与此同时绘画理论、绘画批评、绘画史研究也得到长足发展,诸如郭熙的《林泉高致》、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邓椿的《画继》、黄休复的《益州名画录》、刘道醇的《圣朝名画评》、米芾的《画史》、还有官修的《宣和画谱》(及《宣和书谱》)等,此外欧阳修、苏轼等文豪在作诗、文、书的同时,也从事艺术批评,撰写论文或以诗评画,阐释他们的艺术思想与批评观念。象、意、形、神等批评概念,在宋代得到进一步的论述,并在批评实践中被广泛应用。 欧阳修是北宋文坛的领袖,他在论画中特别强调意,并对形似难易问题发表不同见解。 自从《韩非子》提出画狗马难,画鬼魅易的论点后,人们一般都接受了这一观点,都以为因狗马天天出现在眼前,为大家熟知,画家若小有画不准确就会看破,而鬼神为人所不见,画家随意画其形象,也不会被指责为不似。《韩非子》显然是以形似作为标准来论画之难易。欧阳修则说: 善言画者,多云鬼神易为工,以谓画以形似为难。鬼神,人不见也,然至其阴威惨淡,变化超腾而穷奇极怪,使人见辄惊绝,及徐而定视,则千状万态,笔简而意足,是不亦为难哉![8] 在欧阳修看来,画鬼神如画到变化超腾而穷奇极怪,或千状万态,也不容易,问题是要达到“笔简而意足”。在此,欧阳修说鬼神也难画,其衡量标准,已不仅仅是形似问题,还有阴威惨淡的氛围背景,还有变化超腾的气势动态,更重要的还要“意足”,所以形似只是评价绘画的标准之一,而不是唯一因素。这已对“形似为难”的根本标准进行质疑。绘画除形似外还有意足的问题。与欧阳修见解相近的还有与他同时代的董卣: 岂以人易知故难画,人难知故易画耶?狗马信易察,鬼魅信难知,世有论理者,当知鬼神不异于人,而犬马之状,虽得形假而不尽其理者,亦未可谓工也。然天下见理者少,孰当与画者论而索当哉![9] 董卣明确认为,即使画犬马,虽然得以形似,但若不得其理,也不算工,也不是好画。品评绘画的标准除形似外,还有“理”,天下懂得“理”的人少,知道理的人还懂得画鬼神不异于人,即鬼神不过是人的变种,亦不易画。董卣叹息人们多数只知道以形似论画而不知其理,“见理者少”,很难与画家来讨论绘画的真谛。 欧阳修重意,董卣重理,强调的都是形似以外的东西。欧阳修在《盘车图》诗中说:“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所谓画意不画形,不是不要形,无形则意无所寄,而是重点在画意上,而不能停留在形上,得意忘形、意重于形。当然形仍是基础,欧阳修在《盘车图》诗中描述此图形似之妙,“爱其树老石硬,山回路转,高下曲直,横斜隐现,妍媸向背各有态,远近分毫皆可辨。”这都在述状形之妙。所谓“古画画意不画形”中的古画二字,只是欧阳修所处时代风尚还是较重形似,如院体画风就占统治地位,所以他要借古诫今,古画画意只是他的一种理想状态。诗中所谓“忘形得意”,表达了欧阳修关于以形达意的艺术观念。《庄子》中有得意忘言、得鱼忘筌之说,王弼则有得象忘言、得意忘象之论,唐代诗论诗评讲象外之意、言外之旨、韵外之味。唐代李嗣真董论展时说:“动笔形似,画外有情”,诗有言外意,画亦有形外情,情即意。张彦远也提到“以形似之外求其画,”那么形似之外是什么东西呢?无非是情与意和理。到宋代,文人观画谓精鉴妙识者,大多主张忘形得意。如李畋在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序言中说:“大凡观画而神会者鲜矣,不过视其形似。其或洞达气韵,超出端倪,用笔精致不谓之工,傅采炳缛不谓之丽,观乎象而忘象,意先自然,始可品绘工于彀中,揖画圣于方外。”显然李畋是把观画仅视其形似的人看成初识画者,而能神会者则为精鉴者。用笔精致达其形似不能算工,只有观乎象而忘象,意先自然,才能真正达到精鉴绘画的境界。欧阳修说“梅诗咏物无隐情,”梅诗,指诗人梅圣俞的诗作,他作诗要求“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六一诗话》)这是作诗的至高要求,既要状难写之景,又要含不尽之意,诗如此,画亦如此,“不若见诗如见画”,说明诗画在用形达意、得意忘形(诗中还存在得意忘言)方面有共同之点。 欧阳修还将形、意同绘画意境结合起来: 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画者得之,览者未必识也。故飞走迟速,意浅之物易见,而闲和严静,趣远之心难形。若乃高下向背,远近重复,此画工之艺尔,非精鉴者之事也。[10] 欧阳修认为意浅之物易见,他所谓的意浅之物,即物之自然形状突出者,如物的高下向背,远近重复,飞走迟速等,将之画在画面上容易识别,这只是画工所为。所谓趣远之心难形,即表现闲和严静、萧条淡泊之心境或境界,却不容易,此难画之意。欧阳修评画的倾向十分明确,将意浅之物得其形似者,称之为画工,而将表现趣远之心,淡泊之意者,称之为精鉴,后者品位更高,画意比画形更难。 苏轼比欧阳修小30岁,是北宋大文豪,于诗、词、赋、文、书、画均是大家,且对元明清文人画产生极大影响。苏轼的绘画思想非常丰富,他在绘画评论中,对形、神、意、象等问题亦发表许多独到见解。苏轼品画中有关形与意的问题的看法,可能受到欧阳修的影响。 苏轼关于“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一诗,产生极大影响,也引起种种误解,认为苏轼要破除形似,不要形似,包括陈师曾等大家都抱此观点,借苏轼的文人画观来阐释自己的文人画思想,对苏轼的理解上有偏颇之处,这一点阮璞先生已指出。[11] 苏轼的这首论画诗为《书鄢陵王主薄所画折枝二首》,第一首诗主要在论画,第二首则重在评王主薄的两幅画。第一首诗如下: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何如此两幅,疏淡含清匀。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 苏轼的这首诗,应作全面理解。黄宾虹《信札残稿》中将“论画以形似”,改为“作画以形似”,显然不当。“论画”是说观画品画时对绘画进行评论不当止于形似,不能改为“作画”时不必形似。此诗前六句是对论画作诗的议论,论画或品画、观画只以形似作为标准,看画是否与对象相似一致,这只是近乎儿童看画,只知道看画中形象与客观对象是否像,而不能深入到画中所表现的深层的意之中。如果作诗只以形似为准,而不求景外之意,那么他一定也是一个不懂诗歌创作规律的人。苏轼的这些观点实际上只是唐宋时期关于画外之情,画外之旨,和诗歌中讲求言外之意、景外之趣的艺术观点的进一步阐述。“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是说诗画在创作上有共同的规律,即自然天工无雕琢迹,达到清新纯朗的艺术意境。后六句用唐代花鸟画家边鸾、宋代花鸟画家赵昌的写生,传神特点来衬托王主薄的二幅折枝画,美言王主薄的画比边鸾赵昌的更好,好在什么地方呢?“疏淡含清匀”。赵昌边鸾的花鸟画是写生工细一类,缜密严整,王主薄则“疏淡”,应是另一种画风,“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是说画中关键景物不在多,而要蕴含丰富的意义,这正如唐代诗人所讲“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也是在讲画外情,象外意。如果观画,论画局限于形似,那是无法从一点红色中,看出无边春景的。苏轼的第二首诗,则具体来品赏评价王主薄的两幅画,我们仅从前四句“瘦竹如幽人,幽花如处女。低昂枝上雀,摇荡花间雨。”就能看出苏轼论画阅画的方法,他从画中瘦竹联想到幽人,从幽花联想到处女,鸟雀在枝上昂首,跳弹摇落枝上花中雨水,真是情景交融,趣味盎然。这说明苏轼评画是不止于形似的,他从画的形象中感悟联想到更多的意与情、趣与理。但画中的瘦竹幽花,雀鸟仍具有形似特点,在这两首诗中我们均找不出所谓打破形似,不要形似的说法。全面理解苏轼的观点,应该是,他主张论画评画不能局限于形似,形似既是作画也是论评绘画的基本要求,但更高的品鉴和艺术评论应从形似中看出象外之意,画外之情,就像从画中“一点红”中把握到“无边春”。 此外,欧阳修讲“古画画意不画形”,苏轼讲“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不以形似论画,这还与他们都是诗人、文人相关。他们潜意识中常以诗论画,将诗的精神运用到评画中来。而中国的诗,是抒情诗,诗论也讲情景交融、言外之意、象外之旨,那么欧阳修、苏轼将此作为参考来论画评画,也必然不止于关注画中形似逼肖问题,而要深入到画外之情,形外之意了。苏轼在《跋蒲传正燕公山水》中说:“燕公之笔,浑然天成,已离画工之度数,而得诗人之清丽也”。他把燕公的绘画成就,归结为离画工之度数,而得诗人之清丽。显然,苏轼认为画中有诗人之情的意境,要比满纸精工细刻逼肖人物的画工之作,其审美价值要高。 明代董其昌在《画旨》中说:“东坡有诗曰:‘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余曰:‘此元画也。’”明代的董其昌将宋代的苏轼的论画诗看成是在评论元代绘画,好像在打时间差,董其昌所谓元画是什么呢?就是倪瓒等人所谓的“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写胸中意气。”董其昌将苏轼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也附会成不求形似,所以似乎在评说元画。近代陈师曾将苏轼的此诗说成是要“极端打破形似。”这里有一个问题,即为什么董其昌和陈师曾等人要将苏轼的论画诗,歪曲成是在评论元画或打破形似呢?难道苏轼的这二首诗原意他们真的不理解吗?我认为董其昌和陈师曾是带着个人的成见来读苏轼,各取所需,才造成这种误解。董其昌倡导绘画的南北二宗,推崇王维以降的南宗,故将苏轼明明是在评同时代宋人的画,故意说成是好像在评元画的萧条淡泊、逸笔草草。陈师曾则在20世纪初竭力维护文人写意画,而反对陈独秀、康有为否定文人画、恢复院体写实画的论调,因此陈师曾从苏轼诗中,臆想出极力打破形似的观点,强加给苏轼。实际上董其昌和陈师曾都在借苏轼的论画诗为我所用。这说明,即使像董其昌、陈师曾这样的大画家兼理论家,只要带有偏见,也会曲解历史上像苏轼这样的大家的艺术思想。所以舍弃偏见,才有可能较公正和准确地把握历史上的艺术观念,特别是有争议的艺术思想。 苏轼另一段关于观士人画的言论也颇引人注目,经常被引用,即《跋宋汉杰画山》中之一段: 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倦。汉杰真士人画也。 宋汉杰即宋子房,宋代山水画家。苏轼认为汉杰之画山,不古不今,稍出新意。并认为汉杰之画乃真士人画。观看士人画就像九方皋阅天下马一样,取其意气所到,苏轼运用《列子》关于九方皋相马遗其牝牡骊黄而取其“天机”的故事作为比喻,说明观赏士人画,就像九方皋观天下马一样,不能仅看皮毛等项,无一点俊发,即毫无生气,所以看数尺便疲倦了。 从这一段话的原意来看,苏轼是赞赏士人画,而对画工画评价较低,为什么士人画比画工画好呢?就是画工仅取物之皮相,虽外表形似,但形象较为呆板无生气,而士人画则取意气所到,常常忽略皮毛表相,仍能饶有韵味。苏轼在此推崇士人画,还是强调意重于形,他是受到他的老师欧阳修“古画画意不画形”观点的影响的。《天厨禁脔》载东坡论诗画之语有:“善画者画意不画形,善诗者道意不道名。”苏轼论诗,意重于名(言),苏轼论画,意重于形(象),当然这不能理解为苏轼否定形似或不要形似。他对那种肆意否曲对象,不求形似者也是有过批评的。东坡《净因院画记》中说:“故凡可以欺世而盗名者,必托于无常形者也。”他把那些画不准形体而借口说客观世界中无此类常形者的做法,称为欺世盗名,应予鄙弃。 宋代欧阳修、苏轼论画评画之最大特点,在于将魏晋以来的形神论发展为形意论,从以形写神发展为忘象得意。对意在创作中的提升实际上是对审美主体即艺术家的精神作用的强化。对意的强调在宋代画评中已是比较普遍。我们仅举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就能窥豹一斑。如评陈州阎士安,说他工画墨竹,笔力苍劲,名著当时,“每于大卷高壁为不尽景,或为风势,甚有意趣。”评丘士元,工画水牛,“精神形似外,特有意趣。”评真宗所示八幅《袁安卧雪图》所画人物车马,林石庐舍,靡不臻极,“从者苦寒之态,意思如生”。所以“意趣”“意思”及苏轼所谓“意气”均是评画的重要概念和艺术标准。 为什么到宋代会出现强调“意”在绘画创作与评论中的作用呢?我想主要有如下三点原因。 其一,顾恺之关于以形写神、传神写照,及点睛之论,主要是指人物画,他强调不仅要形似,还要传神,表现对象的精神特点,这比仅仅认为绘画就是图形写貌、空陈形似要深刻得多。但隋唐以来山水画开始发展,五代及宋花鸟画也得到发展,虽然也能借用人物画传神论来评价花鸟传神,山水传神,但总觉得借鉴人物画中品评语言,不如用意趣、意理、意境、立意、生意等来评述。意的范围更广阔,画中之意,象外之意,是指整个画面和境界,不仅仅局限在人物画的传神上,包括山水、花鸟都可以有立意和达意的问题,所以宋代强调“意”的概念,乃是绘画创作发展的必然。 其二,在顾恺之以前,往往将绘画看成类物、象人、象物、象形、这还处于对绘画的初始认识上。顾恺之系统提出传神论,对绘画的本质认识进了一步,绘画不仅是摹拟外形,还要传出对象的神韵或神采。要在刻画对象的外部形象和传达对象的内在精神的统一上来表现对象,赋予被表现的对象以生命活力和精神光彩。但顾恺之更多的是关心被表现的对象如何得到表现的问题,还没有充分注意画家本身的心灵意志问题。到南朝陈的姚最已提出“心师造化”的问题,而唐代张更明确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八个字,将创作中的主客体关系辩证地加以精辟说明,绘画创作主体的心源、灵感、想象等精神意绪活动得到重视,认识意才是创作中的关键部分,形似,骨法都本于立意,所以到唐宋,对立意、画意的重视,实际上是在创作中从摹拟客观对象向表现主观情意转化的必然产物和要求,是重视创作主体作用的明证。 其三,唐宋时期我国诗词艺术得到重要发展,诗品、诗评、诗论也进一步展开,由于我国诗歌历来重视“诗言志”,诗的抒情性及比兴隐喻手法是中国诗的特点,诗歌品鉴讲究含不尽之意于言外。加之唐宋时期如王维、苏轼既是诗人又是画家,打通诗画之间的边界,强调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在了解诗画二门艺术的基本差别后更注重二者的联系与相通之处。中国的诗重言志达意,重言外之意、象外之意,这一传统被诗人欧阳修、苏轼借用来强调画外之意,意重于形,意生象外。所谓画意不画形,取其意气所到,正是欧阳修、苏轼诗画美学思想中重意之观点的集中表现。欧阳修与苏轼关于画家不画形、忘形得意、苏轼关于不求形似,取其意气所到的绘画思想及评论观点,对元明清的绘画评论及艺术观产生极大影响,特别是文人画派受其影响更大。可以肯定地说欧阳修与苏东坡的思想对其后中国的表现性艺术美学及绘画创作中的表现性特点,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美术论文:中国动画与中国美术 中国五千年悠久文明史形成的丰厚文化底蕴,成就了中国美术艺术形式的多样发展。中国美术的发展历史绵长,其涵盖的理念内涵与形式技法等特质可谓博大精深,从陶器、青铜器、玉器到绘画,不求肖似,形成了中国美术高度的意向性、装饰性,表现为飘逸、雄浑、古朴、稚拙等风格。中国动画传承了中国美术的形式、造型、色彩、立意、构图等特点,以其独特的民族风格与艺术语言,震动了国际动画界, 为中国动画赢得了“中国学派”的美誉,开创了世界动画新的里程碑。 一、形式的多样性 中国美术包括绘画、雕塑、建筑、服饰乃至戏曲、剪纸、皮影、年画等,为中国动画片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借鉴材料,造就了中国动画百花齐放的特点。 1.传统手绘动画片:借鉴中国传统年画和古代寺观壁画,创作了《大闹天宫》《哪吒闹海》等传统动画片。 2.偶片:借鉴民间玩偶的泥、木、竹等材料和形式,拍摄了《崂山道士》《真假李逵》等偶片。 3.剪纸片:吸取中国皮影和民间剪纸的外观形式以及传统戏曲服饰特点,制作了《渔童》《猪八戒吃西瓜》等剪纸片。 4.水墨动画片:脱胎于中国画中的写意花鸟和写意山水,把中国水墨虚虚实实的意境和轻灵优雅的画面带入动画片,拍摄了《小蝌蚪找妈妈》《牧笛》等水墨动画片,堪称中国动画的一大创举。 二、造型夸张、以形写神 中国美术在造型上不求肖似,强调“以形写神”,装饰性强。如《大闹天宫》,在造型上是从我国古代铜器、造像、绘画以及民间年画等多方面汲取滋养,融会贯通而成;孙悟空、太白金星、土地爷等人物,造型上的超常夸张,强调主观上的意会,以“古雅、神奇”制胜。又如《牧童》采用了国画家李可染塑造的牧童和水牛的形象,简洁而饶有墨趣。《世界报》评论:“《大闹天宫》不但具有一般美国迪斯尼作品的美感,而造型艺术又是美国迪斯尼作品所做不到的,它完全表达了中国的传统艺术风格。”① 三、随类赋彩、色彩相和 中国美术重视随类赋彩、色彩相和。无论是国画、年画、陶瓷绘画、皮影、玩具等色彩,不拘泥于光源、冷暖色调的局限,较重视物体本身的固有色,强调达到色与物、色与线、色与墨、色与色的调和。如《猪八戒吃西瓜》,大胆采用民间美术传统的对比色,格外鲜亮悦目;《大闹天宫》在用色方面大多采用红、绿、蓝、黄等色彩来为笔下人物添加光彩。而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则以墨为主,赋予淡彩,水墨自然渲染,浑然天成,意境优美。 四、写意抒情 中国绘画艺术强调主观的意会,要求笔墨相合,情景相融,气韵生动,有无限丰富的想象,有诗一般的韵味。 1.写意抒情,使影片充满了诗意。在水墨动画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一个个场景就是一幅幅出色的水墨画,角色的表情和动作优美灵动,泼墨的山水背景豪放壮丽,柔和的笔调充满诗意,体现了中国画中的“似与不似之间”的境界,如水墨动画片《牧笛》,以国画的传统色彩展示高山峻岭和千尺飞瀑的宏大气象,充分起到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的艺术意境。全片没有对白,借用富有田园风味的南方民乐曲调,鲜明地揭示并丰富了主题。片尾牧童骑在水牛背上,吹着竹笛从柳树中穿出,走过夕照中的水稻田埂,水光中倒映着牛和牧童的身影,最终与周围的景致融为一体,暗藏了“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的诗句,展现出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有报刊评论:“中国水墨动画柔和的景色,细致的笔调以及表示忧虑、忧郁和快乐的动作使影片产生了魅力和诗意。”② 2.写意抒情的营造,深化了影片的主题。《哪吒闹海》是我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动画片,影片塑造了一个三头六臂,身披混天绫,手执乾坤圈,脚踏风火轮,眉目之中满含忧伤的英雄形象。哪吒自刎前的那种矛盾与痛苦表现得非常强烈、细腻。为了拯救流离失所的百姓,他在暗如黑夜的暴风雨中,削肉还父那一幕让人历历在目,久久难以忘怀。造就了一部更为人性化、带有英雄悲剧色彩的动画片。影片剧情曲折起伏,想象丰富,气势宏大,色彩绚丽,意境的创造不仅增添了神话的传奇色彩而且能达到境能夺人的效果。而且可运用“简洁”的手法,如《三个和尚》中,简洁奇特的置景、幽默夸张的人物、轻松诙谐的音乐把“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古谚通过突发事件,使和尚在救火中同心协力,进而创造性地改没水为有水,让观众在欢笑声中领悟古谚的深刻性,为观众留有想象的余地。美国电影艺术科学院院长费·卡宁女士赞扬说:“这是一部纯粹中国式的电影,也是一部国际化的电影。”③ 五、散点透视、平面布置、计白当黑 中国绘画中的散点透视、平面布置、计白当黑等构图特点深刻地渗入到中国动画之中。“以气为根本的中国画构成,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是把时间和空间结合在一起,用一种流动的眼光、移动的立场摄取世界”④。中国动画片是按中国绘画的原理来构图的,高远透视,较少有纵深变化,较少运用俯视仰视的镜头。在一个场景或画面里人物常常被处理为侧视,而桌子被处理成正俯视,桌子上的碗、盆等用具和桌子的腿被处理成侧视。人物的运动多从一侧走向另一侧,多采用由左上向右下或右上向左下运动来表示纵深,少有美日动画片中人物由远及近,由小变大的透视变化。如在《牧笛》一片当中,当牧童奔跑至山顶时,即采用了多点透视的镜头,牧童与近山构图上采用仰角镜头,而远山却用俯角的镜头做搭配。 中国绘画在整体效果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空白”。形状各异的空白形成一种节奏变化,给欣赏者无限的想象空间。高日甫在《论画歌》中说:“即其笔墨未到处,亦有灵气空中行。”在动画《气韵生动》中,运用了大量留白的方式,首先是墨线演变成梅树,留白的空间在此比喻为空气和天空,接着转变为竹子,竹子用淡墨的方式表现,配合着大量留白的背景,使得画面透露出清幽高雅之感。再变化为虾与鱼,此时留白的部分便代表着水、虾与鱼悠游其中,充分展现出中国艺术特质中“空白”的美感。 中国美术的点点滴滴对动画产生了巨大影响,创造了中国动画的巅峰,如何把这些无形的资源和当代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把传统的形式重新解读,使其融入市场之中,更快地发展现代化的动画产业,更好地服务于现代人的文化生活,获得更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是当代中国动画人的历史使命。 中国美术论文:试论清代“四僧”及其对中国美术教育之贡献 [论文关键词]清代 四僧 中国美术教育 [论文摘要]清代,八大山人、石涛、石?、弘仁4位遁迹空门的画家被称作“四画僧”。这些有创造精神的画家,带着强烈民族意识,以愤世、压抑的情感突破巢臼,在新的审美区域里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在中国美术教育史上,凡论及唐、宋、元、明、清的绘画成就时,人们往往对吴道子、米芾等人津津乐道,很少谈到画僧的成就,而在区分画家身份时,学界仅有“士大夫文人画家”、“民间职业画家”、“宫廷画家”三种类别,画僧亦遭到忽视。只是在讨论清初的绘画时,人们才注意到八大山人、石涛、石?、弘仁等画僧的成就,画史上称其为“四僧”。他们是一些旧明遗逸,心怀亡国之痛,在笔墨之中抒发激越、压抑的情感。其绘画形式不守前人规范,笔墨豪放,风格奇肆,笔情恣纵,锐意创新,在山水、人物、花鸟等画科中皆有建树,合时代新貌,有极大的创造力,为中国美术教育史发展增添了绮丽壮阔的波澜。 一、八大山人 八大山人(1626~1705),享年八十岁。他姓朱名耷,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朱权的九世孙。甲申之变,清政权的建立,使他承受着国破家亡的承重打击,为躲避政治迫害,23岁时便皈依佛门,佛事之余,奋志书画。他有很多别号,如个山、雪个、驴、驴屋等,书画常以“八大山人”署名,四字相连,似哭之笑之。他画山水多有荒寒萧索之气,画花鸟虚疏淡泊,冷逸逼人,这也正体现出其孤傲落寞清空出世的思想情感。他继承文人画传统,其花鸟画不拘形似,以意象为主,在似与不似之间,画面构图大开大合,黑白相映,纵横驰骋,常以一石、一鸟、一鱼、一草,构成单幅画面,不空不塞,突破时空的局限。例如《花鸟图册》是其14幅花鸟画中的一幅,写一小鸟拳足缩颈立于孤石之上,呈抿嘴凝神之状,用笔用墨变化多端,富有层次,画法自如而意味无穷。三百年来饮誉画坛,清代“扬州八怪”,吴昌硕,近代齐白石、张大千等画家都不同程度受其影响。 二、石涛 石涛(1641~1724),原姓朱,名若极,别号很多,如大涤子、清相老人、苦瓜和尚,法号有元济、原济等。他是明靖江王赞仪的十世孙,终年55岁。因他一遍游名山大川,饱餐“五老”、“三叠”之胜,领悟到大自然中的生动神态,故其艺术修养日益精深。他以炽热的感情,好山,看山,勤于貌写名山大川,“搜尽奇峰打草稿”,故而能把握大自然的神韵和规律,成为一代绘画大师。在绘画美学理论上,石涛的《苦瓜和尚画语录》,形成了带有强烈主体意识和鲜明个性色彩的独特而完整的画论体系。现举其重要的论点分述如下:第一,“画从于心”,心师于自然,这是艺术创作的根本,是石涛绘画美学思想的核心。第二,“我自用我法”,反对因袭,扬弃古法,注重革新、创造,这是艺术创作的生命,是石涛绘画美学思想之骨髓。第三,“盲人示盲人”,这是艺术鉴赏之大忌,为石涛品画美学思想准则所不容。他的创作思想,直至今日还有着深刻意义。 三、石? 石?(1612~1673),俗姓刘,武陵(今湖南省常德市)人,字介丘,号石?、白秃、残道人、石道人。青年投身反清斗争,失败后一日对镜再三,大哭不止,自剪头发,伤面流血,出家为僧,时年20岁。善画山水,亦工人物、花卉。山水画主要继承元四家,在学习传统基础上,重视师法自然。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山水中度过,经常驻足于名山大川,流连忘返。他喜用渴笔、秃毫,苍劲凝重,干而不枯,并以浓淡墨色渲染,使得笔墨交融,形成郁茂苍浑、酣畅淋漓的情趣,使画面产生雄浑壮阔、纵横蓬勃的气势。存世代表作有《云洞流泉图》、《层岩叠壑图》和《雨洗山根图》等,以繁密的布局、苍劲的用笔、郁茂的景致、幽深的境界,显现出石?鲜明的艺术特色。石溪在继承传统中,直逼古人,但却不为法缚,面向造化,自出机杼,造妙入神,因而被人们列入逸品和神品之中,是一般画家所不能达到的。 四、弘仁 弘仁(1610~1663)俗姓江,名韬,字大奇,为僧后,名弘仁,号浙江,又字浙江僧、无智,梅花古衲。徽州歙县(今属安徽)人。甲申后,弃发为僧。工诗文,擅长山水,兼写梅花和竹,喜仿云林,深造妙境,虽学宋、元各家,但又直师造化,自题诗云:“敢言天地是吾师”。画有卷册多种,笔墨秀逸,风神洒落,还有设色山水和墨笔山水长卷,均为精绝之作,被称为“新安四家”(又称“海阳四家”)。与石涛等同受益于黄山,因而又有“黄山画派”画家之称。他画的《山水图》造景清新别致,笔墨瘦劲简洁,悬崖直壁,势险而有稳姿。弘仁的个人思想与政局变迁关系密切,因而在诗画中常有流露。出家为僧后,云游四方,十余年中足迹遍大江南北,其艺术的可贵处在于:既尊传统,又主创新,所谓师法自然,独辟蹊径,是他艺术思想的核心。 通过上述史实,我认为他们对中国美术教育事业的贡献至少在以下几方面是值得一提的:第一,“四僧”在山水、人物、花鸟等画科及美术理论、美术教育上皆有成绩,发展是全面的。如八大山人那些极其夸张、傲岸不驯的艺术形象,成了艺术家主观情感的幻化和象征,极具感染力;第二,艺术贵于创新,“四僧”聪颖好学,在美术发展史上亦有许多创新与建树。如承前启后的石涛虽逃于禅而隐于画,一生云游四方,足迹踏遍半个中国。于是留下了无数精劲秀逸之致、奇气异彩横溢的作品;第三,“四僧”在中外美术交流中有重要的作用。如石溪的绘画作品,见于著录者近百幅,现存画约30余幅,分别珍藏于北京、南京、香港、美国、德国、英国等地;第四,“四僧”对当时与后世的画坛皆产生了积极地影响。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花鸟绘画出现于“乾嘉盛世”这一时期,各以独特的笔墨、构图、色彩,塑造艺术形象,使这一绘画团体具有了独特的审美风格与意义。 我认为清代“四僧”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应与以下几个原因有关:一是“四僧”有高深的学养,扎实的绘画功底,刻苦努力,潜心绘事,精进不懈,死而后已。这都体现在他们学术思想和艺术创作之中;二是“四僧”与民间画工、宫廷画师以绘画为谋生手段的情况有所不同,而是以画为寄托,以画为乐趣,故能不受外界干扰,能独立地作画,抒发自己对美的追求,创造出高于生活的作品;三是“四僧”在晨钟暮鼓声中生活,更少一层凡俗的束缚,而多一层禅思的切身体会,因能将自己对自然的感悟无拘无束地表达出来,将一切恶境皆变为殊胜之境,令人身心无碍,所作亦充溢出尘之思、清高之感;四是“四僧”所居大多为自然环境保护较好之丛林兰若,能直接接触自然,较他人易获得自然天真、淡泊宁静的创作环境,外师造化,而这正是画家创造佳作所需的基本客观条件。 在清代画坛上“四僧”艺术的崛起,有其时代与社会原因,他们以笔墨抒写异常突出的个人感受,以成熟老厉的笔墨情趣,体现若即若离的现实态度,从而推进了中国古代美术的演化。在中国美术教育史上,不仅谱写了灿烂的篇章,并在美术家的行列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他们的独特笔墨意趣是时代社会的心声,是更具表现性的艺术形式。他们学识修养高深,在艺术中的进取与革新精神、创造精神,为后人留下了榜样。 中国美术论文:浅析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 摘要: 商业贸易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交往的重要路径。商业活动不仅是物的关系,亦是人的关系;商业活动不只是物的流动,亦是人的流动;商业活动既是经济的活动,亦是文化的活动。1 6世纪初欧洲商船来到中国,南中国珠江三角洲的澳门与广州构建出了海上商业贸易最重要的通道,广州城市日益繁华,中外商贾云集,对外贸易成为清廷的重要财政,广州十三行成为“天子南库”。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西方各国通过行商在广州设置商馆,外国商人在商馆居住和办公,同时也作为驻华贸易与外交的办事机构。被称为“十三夷馆”的外国商馆是十三行对外商业贸易特区的组成部分。外国商馆前面竖立本国国旗,标明国籍,在中国土地上展现出异域的风情,西方文化透过商业贸易的管道渗入中国。 在中外商业文化交流的同时,中国本土不同地区商业文化的交流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展。明清时代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经济文化发达,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文化互补和交流,富庶繁华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为广东民众仰慕,城市商业文化亦弥漫苏州杭州江南城市的气氛。随着珠江三角洲对外贸易繁荣,文化艺术亦得到了很大发展。外洋输入的新奇货物引起了内地民众的极大兴趣。上海开埠以后,更有大批广东商人到上海从事商业活动。粤商经营洋广货铺,贩卖基本上都是进口的外国货物及南方货物。粤商将接受西方影响的广东风习带到了开埠不久的上海。长江三角洲地区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文化交流和传播极大地推动了粤港澳和上海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 中外商人在经营茶、丝和其他大宗商品贸易的同时,不少工艺品如瓷器、漆木家具、绘画亦销往海外。广州城南珠江对岸当地人称为“河南”的地方成为对外商业贸易的基地,不少民间画师、画工在河南居住,亦有十三行巨商在河南岛修造别墅。行商在河南创办瓷器彩绘作坊,专门从江西景德镇将素身的瓷坯运到广州,聘欧洲画家指导,雇佣工匠学习西方绘画技法,或以洋画技法绘制欧洲市场热销的瓷器,或按照外国商人的来样加工。对神秘古老中国充满了好奇的西方商人和游客希望把东方的印象用艺术品的形式带回欧美各国。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一批中国画师、画工用纸、绫绢、画布和玻璃镜、象牙等材料,水粉、水彩、油画等中外绘画技法,绘制大量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商业画,人们称这类绘画为“贸易画”或“外销画”。外销画大量描绘中国的事物,描绘市井风情,或记述农业劳动和家庭手工业过程。外销画描绘中国民众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场景,一些表现茶、丝等中国特有商品工艺过程的绘画具体而真实,为西方人模仿生产提供了直观的图像。除描绘人物风情、生产劳动、技艺制作等场景外,还有许多肖像画作品。 外销画的绘制满足了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愿望,亦延续发展了中国民间的绘画传统。这一时期一些西方画家如钱纳利(george chinnery)等人来到中国,有的西方画家定居澳门和香港,他们采用西方绘画技法,画出了不少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写生作品,与传统中国绘画迥然不同。西方画家新的绘画题材、绘画技艺与审美趣味使中国的画师、画工有了新的艺术感受。注重写实的民间画师、画工更对外来画艺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们积极主动学习西方绘画,以迎合日益扩大的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不少西方画家的作品直接成为中国民间画师、画工临摹的对象。中国画家通过直接复制或仿照改绘钱纳利和其他西方画家的作品,制作成适合描绘、面向市场的外销画,受到了顾客的欢迎。这些绘画脱离传统文人趣味,题材的选择、表现的手法和审美的趣味都反映出了世俗市井平民的艺术追求。记录中国官僚、商人和民众乃至来到中国欧洲人形象的肖像画受到市场的广泛欢迎,外销肖像画的绘制和传播成为对外商业贸易活动的组成部分。十三行行商通过对外商业贸易聚敛财富,成为富甲天下的巨贾,行商的生活中大量使用西洋物品,对于西方文化亦有所了解。行商与西方商人贸易往来,彼此馈赠,使他们最早接触、接受了相对传统中国画更为写实存真的西方油画,外来的油画得到顾客的赞赏,促使民间画师、画工学习西方油画技法进行外销画、尤其是外销肖像画的创作。 徽州地区文化艺术传统深厚,大批徽州商人聚集广州从事对外商业贸易。徽商的活动使长江三角洲地区吸纳了新的、受到西方影响形成的城市商业文化,同时将徽州地区的文化风习输送到了了珠江三角洲地区。茶叶贸易是徽商重要的经营项目。徽商在广州从事各种商业活动,主要有茶商、墨商和从事海上贸易的“海商”等,而以茶商的影响最大。随着徽州茶叶外销数量的增长,徽商贩茶来到广东越来越多,广州城内聚集了大批徽州茶商,不少人因经营外销茶获利丰厚,俗称做“洋庄”茶,徽州当地人称为“发广东财”、“发洋财”。[1]徽州地区的民间肖像画传统输入岭南地区与有着鲜明南国地域特色的广东民间肖像画结合在一起,留下许多技艺精湛的作品。 广东民间肖像画注重写实,遵循默绘与写生相结合的传统方法,画面色彩艳丽。民间画师往往自行用天然榕树胶熬制调配出天然颜料,以使作品长期保存永不褪色,亦有装点金箔的作品。在延续广东当地民间绘画传统,吸收徽州民间肖像画营养的同时,接受西方绘画的影响,画面构图有了更多的变化,人物的起坐更加自如,作品脱离了民间传统肖像画正面描绘的束缚,有了较多侧面描绘的姿态,周围环境的烘托也更加生活化,穿插了许多真实的生活场景和道具。尽管明暗阴阳焦点透视的技法已为中国画家所掌握,作品仍然未能放弃传统中国肖像画的画法,画面的平面装饰性仍然明显表露出来,从作品的起稿、部位、阴阳虚实,到人物的五官、须发、服饰和神情动态的处理,凸显出与西方绘画不同的追求。 19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沿海地区不少城市作为通商口岸开放,广州不再是外国商人进入中国的唯一口岸,上海和香港对外商业贸易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广州。1839年摄影术发明的消息在欧洲公布,同年10月,这一消息便传入香港。1845年西方人最早在香港开办摄影室,主要从事人像摄影。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聚集了众多来自西方的摄影家,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往往通过香港进入中国内地开展摄影活动。在香港、广州等城市出现中国人开办的摄影室和影楼。西方摄影技术和印刷技术的传入导致外销画逐渐衰落,真实生动、价格低廉、方便快捷的照相和可以大量印制的商业美术品逐渐取代民间画师手绘的画作。一些外销画家不得不兼营摄影或者参与商业美术品的绘稿和印刷。在早期的香港照相馆的广告中,出现不少自称“摄影师暨人像画师”的从事外销画的民间画工画师。一些掌握了摄影技术的画工和画师迁移到内地其他城市从事经营活动。最初开业的照相馆中,由画师兼任的照相师在拍摄人像时,画面的构图、人物的姿势和背景往往搬用绘制肖像画的方法。照相馆亦为顾客绘制油画肖像。大约在1870年开业、早期香港最著名的由中国人黎亚芳开设、初名“亚芳”后改名“华芳”的照相馆,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然为顾客绘制摆出照相姿态的油画人像。照相馆还聘请画家绘制照相的背景。照相逼真地再现人像吸引了中国民众,影响了中国写实绘画的发展。由于早年摄影尚未普及和技术上的种种不便,市场上出现了摹仿照片的擦笔炭精肖像画,一些外销画家从事擦笔炭精肖像画的制作,有的炭精肖像画还用彩色画出人像的服饰,为商业美术月份牌新技法的出现提供了技术基础。 英国统治的香港完全脱离了清王朝的控制,有了与广州更加不同的城市特质。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取代广州成为南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广州的外销画市场生意逐渐清淡。不少外销画家纷纷迁移到社会较为安定、经济较为繁荣的香港。一些外销画家转而从事商业摄影,绘制月份牌画和广告画,设计商品包装。著名外销画家啉呱的后人关蕙农成为20世纪初年香港最具影响的月份牌画家,在澳门则有梁焕堂这样成绩卓越的月份牌画家。随着商业城市上海的崛起,随着广东商人和徽州商人前往上海开展对外商业贸易活动,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来到上海,将具有西方绘画作风和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 1937年前上海的月份牌画 上海处于长江三角洲门户,地理位置优越,明清时代随着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上海早已引起海外资本主义势力的关注。中英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改变了原先广州为惟一对外商业贸易口岸,形成对外开放的新格局。1843年上海辟为商埠,对外商业贸易使得上海快速发展。五处通商口岸中以占据江海之便的上海最为重要。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移到上海。外国商品和外资纷纷进入,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各类产业迅速崛起。清王朝被推翻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上海的商业贸易更为繁盛,20世纪30年代上海成为远东著名的金融中心、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大都会。 十里洋场的上海成为与广州和香港不同、又包容了广州和香港具有西方影响现代商业城市特征的新兴城市。西方影响的商业文化成为上海城市文化重要的特色,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标、以城市大众为对象的商业美术成为上海城市美术的主流。上海开埠后外国商行纷纷设立,极大地推动了上海的对外商业贸易。开埠后两年上海出现租界,这种嵌入中国国土的租借地,可以说是广州十三行外国商馆的延伸与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租界逐渐演变成“国中之国”,海外资本主义势力在租界自行其是,租界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也成为西方为中国演示现代化的窗口。上海租界与孤悬南天一隅的澳门、香港不同,和中国内地城市紧密连在一起,影响更加直接和重大。租界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的试验场,相对稳定和较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城市管理方式使处于动荡社会环境中的中国民众大量涌入,极大地刺激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推动了中国社会局部的现代化,并且辐射到了全中国。19世纪50年代太平军进入江南地区,清军与太平军进行了长时间的战争,兵燹所经,闾阎为墟。战争引发巨大的难民潮,民众纷纷涌入因租界的设立而未受战火影响的上海。极短时间内上海人口猛增。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中国北方广大地区遭受战乱,江南地区则因地方官僚推行“东南互保”政策,避免了战争的损害,这一年上海城市人口突破百万,成为中国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20世纪初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资本纷纷转移到上海。忙于争斗的西方各国暂时放松对于中国的侵略,上海的民族工商业在较为宽松的空间得到了发展。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上海凭借优越的地位获得了更大发展。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以前,上海已成为位于世界前列的国际大都市。 上海作为“五方聚居”、“华洋杂处”的国际性都市充满了活力,大批移民带来了丰厚的劳动力、丰厚的资财和技术,带来了驳杂的文化和艺术。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汇聚上海,市民文化获得了充分发展,从而使中国美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面貌。商业贸易的发达使得上海的现代化进程迅速,城市商业文化消解了中国社会的全能主义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趋向多元和宽松。新兴的城市环境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对外商业贸易使得轮船、汽车、电灯、电话、电报、电车、电影、影剧院、舞场、西餐厅、书局、百货公司等种种来自西方的新事物大量出现。新的城市环境和生活方式使得市民阶层逐渐成为上海的社会主体,并且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上海的发展与周边地区拥有的深厚资源有着重要的关系。上海的现代化是借助、利用或调集了全中国、主要是中国江南地区的各种资源(包括资金、人力、市场乃至人文资源)的结果。这些资源在以往社会环境中构筑出了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文明,开埠以后则通过资本主义的商业贸易在上海重新组合,从而使现代社会的工商业文明得以出现。作为新辟商埠的上海,外商有了比较以往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从事商业贸易须受“皇商”支配的更加自由和广阔的空间。对外商业贸易打破了过去在广东只有十三行行商才能从事对外贸易的垄断,外国商人可以自行前往浙江、安徽等地采购丝、茶等货品直接进行出口贸易。江南出产的丝茶改变了过去从广州一口输出的路线,废除了丝茶沿途设关设卡税收等做法,对外商业贸易更为通畅。中国重要的丝茶产地距上海甚近,上海占有地理交通和口岸出入的便利,丝茶货品源源不断地运到上海销往海外。 鸦片战争爆发,广州的对外商业贸易曾一度低落,徽商经营外销茶亦遭受挫折。从事茶叶贸易的外商洋行云集上海,很快使上海成为当时中国茶叶贸易的最重要通商口岸。不少徽商审时度势将资金人员转移到距离徽州更近的上海继续经营,有一大批徽州茶商改“贩茶粤东”为“业茶上海”,完成了从广州到上海的战略转移。徽州茶商扩大商业规模,茶商成为上海徽商实力的最强者。一系列的对外商业贸易活动,都围绕上海这一新兴的工商业城市而展开。扬州、苏州、杭州等地的富商巨贾亦有不少人来自徽州,或与徽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徽州商业文化进一步影响了扬州、苏州、杭州,尤其是上海的绘画风气。 大量广东移民加速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及市民社会和商业社会的形成。上海开埠初期,精通对外贸易业务又熟悉英语、了解西方文化的广东商人成为洋行的第一批买办,他们通过家族和同乡的举荐大量进入洋行工作,逐渐形成商业和社会网络。除粤商外,各行各业的广东人来到上海,甚至出现粤籍娼妓聚集沪上的社会现象。众多广东画师、画工来到上海,将新的视觉经验带到沪上。《沪游杂记》记述从广东传入上海的西方油画:“粤人效西洋画法,以五彩油画山水人物或半截小影。面长六、七寸,神采俨然,且可经久,惜少书卷气耳。”[2]如同香港、广州等城市那样,画工画师在开设画店的同时,以开设照相馆和影楼。 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的变化极大地推动了城市文化的发展。在互联网出现以前,印刷出版是最为快捷广泛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明清时中国南方的出版业以南京和苏州为中心,受到了徽派木刻雕版印刷影响并加以发展,形成了中国传统印刷出版活动的高潮。到19世纪西方的印刷出版技术传入中国,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多,商业贸易活动的广泛和商业城市的蓬勃发展,商业广告画的需求极大增长。西方印刷技术传入中国,一些外销画家开始绘制商业广告绘画,商家采用新兴的印刷技术,大量复制月份牌画和其他商业绘画。 先进的印刷技术从欧洲传入中国。随着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变动和新式教育体制的建立,社会的文化环境脱离了专制王朝全能主义的控制,越来越趋向多元化。报纸、杂志、书籍的印刷出版成为利润丰富的商业行为。中外印书商人从澳门、广州、香港和南京、苏州等地来到上海,迅速发展的城市商业环境极大地推动了新式印刷出版事业。在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同时,本土资本纷纷开设书局和印刷公司,出现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大型出版机构,上海成为中国印刷出版的中心。照相术与印刷术结合起来,使得印刷技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印刷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推动了报纸刊物画报的出版,尤其是以满足文化程度不高的市民阶层读图要求的画报,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发生。传入中国的石版、铜版、照相版(珂罗版)印刷技术使美术品的复制脱离了中国传统木版刻印,视觉效果更加精美,批量印制更加便利。城市市民的消费需求与商人的商业利益结合在一起,促使书籍装帧、插图和画报、广告、包装等大众美术创作日趋繁盛。 随着国外商品的输入,一些画有外国美女、骑士战争、动植物形象和纹样的西方图片和商业美术品也在上海这样一些得风气之先的城市出现。印制精美的图片虽使中国民众感到新奇,却往往与他们原有的视觉经验发生冲突而难以流行。一些外国厂商尝试采用传统绘画的题材和形式印制商业广告,结合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广泛流行的月历印出画片,在年终时赠送,起到了很大的广告宣传作用,石印月份牌广告画开始流行。到20世纪30年代,胶版印刷、照相制版印刷的精美彩色月份牌画风靡中国、甚至远至海外,成为20世纪前期具有代表意义的商业美术品。 月份牌画是新颖动人、影响广大的城市大众美术品。以往认为月份牌画最早在上海出现,认为早期月份牌画为传统的木刻雕版印刷,不断发现的新资料使这种意见遭受质疑。1896年即清光绪二十二年上海四马路鸿福来吕宋彩票行随售卖彩票赠送的《中西月份牌沪景开彩图》,曾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月份牌画实物。其实为上海图书馆收藏1889年即清光绪十五年由申报馆印送、中西日历对照、旁印二十四孝图的《中西月份牌二十四孝图》,才是现存所见最早的月份牌画。而在接受西方影响、对外商业贸易繁盛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月份牌画可能更早出现。19世纪40年代香港开埠初年便有一些外国商行印制月份牌。香港澳门印制的早期月份牌画如今已难得见到,从当时报纸刊登的广告文字可以得知这是采用中英文对照,字画兼备,其面貌或与一般认为早期月份牌画来自传统民间木刻版印年画有别,可能直接将西方国家的广告画形式移来。 西方传入的新式印刷技术取代了中国传统木版印刷技术,传统民间年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逐渐被新颖的画法所取代。从早期上海的月份牌画家如吴友如、周慕桥等人的作品可以看到他们原来活动的城市苏州的民间年画的影响,亦可以看到一些民间传统肖像画的画法。到20世纪初年,受到照相技术影响的炭精粉涂擦、然后罩以水彩粉彩润色的画法和城市时装美术的题材形成了新颖的月份牌作风。通过郑曼陀、徐咏青和徐咏青的学生杭?英、何逸梅、金梅生、金雪尘、戈湘岚等人的努力,使得月份牌画大放光彩。郑曼陀是安徽歙县人,亦有研究认为他幼年被在杭州经商的安徽富商收养。徽州地区的传统文化、乃至民间肖像画传统对于郑曼陀产生了影响。他原在杭州育英书院习英文,曾从师王姓民间画师学画人像,后到杭州设有画室的二友轩照相馆作画。1914年郑曼陀来到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尝试采用炭粉擦笔敷水彩色的方法画月份牌。郑曼陀曾为来自广东的画家高剑父在上海开设的审美书馆作《晚妆图》,使木刻勾线敷色的传统仕女画向受到照相技术和新式印刷技术影响的时装美女画变化,受到社会广泛欢迎。不少画家也效仿他的画法,从而形成了月份牌画新的风格。 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前往上海开展商业美术活动,将具有广东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亦有上海画家南下粤港澳活动,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画家带来进一步的刺激和竞争。徐咏青是较早来到香港的上海月份牌画家,徐咏青在上海时已为粤港商号绘制月份牌画。20世纪30年代初他来到香港开办画室传授技艺,不少香港画师出自他的门下。除徐咏青外,尚有上海月份牌画家何逸梅来到香港从事绘画活动。何逸梅是江苏吴县(今属苏州)人。上海商务印书馆图画部第一批练习生之一,学画刻苦用功,中国画和西洋画均能,又擅长工商美术设计,获得老师徐咏青器重。1915年徐咏青辞职离开商务图画部后,该部门实际由何逸梅主持。何逸梅的作品画风细腻,人物造型生动,色调清新柔和,最宜绘制月份牌画,故沪上各大厂商都重金约他创作。1925年何逸梅被香港永发公司以高薪聘请专绘月份牌画,艺术地位与当时香港誉为“月份牌王”的画家关蕙农旗鼓相当。1941年日本侵略军攻占香港后,他返回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 月份牌画作为商品,市场竞争激烈,在激烈竞争的同时,粤港沪三地画家相互交流,切磋画艺,从而使得月份牌画、乃至当时中国的商业美术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珠江三角洲的商业贸易传统使得广东画家对于大众商业美术的月份牌画没有歧视之见。不少画家积极参与月份牌画的制作,以实践绘画与商业结合的理念。对于广东美术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潘达微于1913年进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负责美术设计工作,曾采用传统山水画和人物画为主绘制月份牌画。潘达微与上海的商业美术家郑曼陀、谢之光、徐咏青、周柏生、丁悚、丁云仙、李铁笛和张光宇等人往来密切,彼此友善。潘达微在香港经营的宝光照相馆于1924年曾邀请郑曼陀为他们绘月份牌画,后来编印《微笑》画报刊登了郑曼陀与谢之光的作品向粤港澳读者介绍。在潘达微的影响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虽在他去世以后仍于1934年聘请了一批广东国画研究会的传统画家,以传统中国画、金石、书法的方式绘制月份牌画,以与英美烟草的时装美女月份牌画相抗衡。这种精英美术与通俗美术的互动,与以往艺术史研究将艺术品创作与传播想象成具有个体特征的学院美术家独创性的视觉表现和社会精英们享受的文化消费全然不同。那些以往被认为是庸俗、低级的、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画师批量生产的、为大众接受的美术品,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受到社会一般民众广泛喜爱的美术品,并非被精英美术家嗤之以鼻、弃若敝帚,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存在的是一条流动的疆界。 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 在中国社会总体结构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城市的商业化为现代文化和现代美术,包括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这些城市文化空间中的商业美术品的密切互动,鲜明地展现出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和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轨迹。 19世纪晚期上海成为华洋混杂、八方聚居的现代移民城市。聚集在上海的众多画家以卖画为生,商业色彩浓厚。众多粤籍人士来到沪上,其中不乏卓有成就的美术家,他们将珠江三角洲的美术风气带到了上海。岭南画派领袖人物高剑父从日本回国后积极从事新美术活动。1912年他在上海创办《真相画报》,1913年他与兄弟高奇峰、高剑僧开办审美书馆,经售中西画片、明信片、书刊及画具。高剑父曾与关蕙农一起向居廉学画,亦参加过月份牌画创作。1916年高剑父居沪期间与月份牌画家郑曼陀合作,为审美书馆画美人画,高剑父写景,郑曼陀画美人。高剑父曾在郑曼陀美人画上题诗:“银塘秋水玉娟娟,霜叶漂红去渺然。几欲题诗寄辽海,只应流水到君边。”高奇峰原来在广州亦曾与潘达微的《时事画报》合作,绘制水墨花鸟题材的月份牌画。照相术传入中国,影响民间兴起模仿照片效果的炭精擦笔画,从留存至今的民间炭精擦笔肖像画和徐悲鸿等人创作的肖像画作品中,可以看到与传统绘画不同的精确形貌描绘和表现现实环境中光影投射烘托出的脸部骨肉凹凸的效果。徐悲鸿的父亲是当地颇有声誉的画师,幼年徐悲鸿随父亲学画,早年画作如《诸老图》等明显受到传统民间肖像画和西方绘画的影响。1912年徐悲鸿曾赴上海鬻画谋生。1915年徐悲鸿再次来到上海,结识高剑父、高奇峰兄弟。这一时期他受到流行的商业美人画的影响,画出了有着月份牌画风格的作品。审美书馆曾出版徐悲鸿有着月份牌画风的美人画明信片。 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使得文野雅俗的区分日渐模糊,文野雅俗的流动打破了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的壁垒和疆界。在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等商业美术品当中,西方写实画风、模仿照相的炭精擦笔画风与中国传统肖像画注重线描敷色的作风逐渐融合,更值得注意的是表现城市生活空间、书写市民阶层欲望的美人画越来越受到市场的欢迎,美人肖像画成为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社会流行的美人画、女人体绘画为美术学校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的出现营造出氛围,提供了环境。 19世纪珠江三角洲的外销画接受了西方画家描绘大众风物的画作的影响,浮世的风情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外销画当中。现代城市的市民文化和大众通俗美术充满了对于金钱和情色的描绘。随着社会转型时风气剧烈变化,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崩溃,个人欲望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和力量释放出来。性的渴望和性的解放推动性的商业化,广州、澳门、香港、上海等商业城市娼妓盛行,城市的性产业越来越发达,娼妓业越来越商业化和契约化。在上海不仅有来自广东的“粤妓”,还有不少来自国外的娼妓,尤以日本娼妓为多。从外来影响扩大的“洋”、商业势力增强的“商”和妇女抛头露面,娼妓、名伶、明星成为社会公众人物的“性”,从隐秘的春宫画到公开的美人画、女人体画,构成了蔚为奇特的城市文化景观,严重地挑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秩序。 城市文化与大众美术充满了对于情爱、金钱和女人的想象和描绘,透过广告,美女、洋货与商品结合成为城市“现代性的消费”。情爱、言情与性成为城市大众美术的重要主题。中国古代的春宫画除起到性教育、性启示的意义以外,还有“辟邪避灾”的巫术作用。在接受西方写实绘画影响的外销画的影响下,春宫画的绘画技法亦发生变化,广东民间、尤其是城市的春宫画出现与外销画相似的面貌。摄影术传入中国后,照相馆为招徕顾客,竞相为名伶名妓留影,出售美女佳人图片,来迎合市场需要。妓女摄影作为广告,嫖客可依照照片按图索骥,探春买春。明星名流亦拍摄照片在影楼门前高挂任人观览。民众欢迎的照相受到印刷出版业的重视,报刊刊载各种照片。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杂志》,每期便选用中外名人照片,采用照相制版技术印刷发行。随着画报的广泛出现,名伶名妓、名媛淑女的照片在画报上刊载,成为万人追慕的“大众情人”。 晚清中国由于社会转型,传统道德观念崩毁,逸乐之风弥漫,大众美术品中的“淫画”和全能主义国家权力的“禁淫画”严重对抗。更具有真实性的色情照片成为较“淫画”更受人欢迎的商品,商贩在街头巷尾茶坊酒肆兜售,一些城市甚至出现“内藏春色”的“西洋镜画”,称为“照相春宫”[3]。社会舆论和国家权力指责为“伤风败俗”,要求禁止。一些外国商人将中国传统观念中的色情照片和色情图画运入中国销售牟利。20世纪初的清代末年,从海外输入的“淫书”、“春画”在上海这样一些西风炽盛的城市已颇为泛滥。为掩人耳目,有外商将女人体照片标以“泰西风情”、“医疗图画”,精印成册大登广告公开叫卖。上海日商书画大成公司曾推出《泰西裸体女犯摄影》一书,内收“链绕全身图”、“狱中洗浴图”等20余幅女人体照片。清廷覆亡以后,社会变动更加剧烈,社会观念发生改变,社会舆论对于“淫画”的攻击和国家权力对于“淫画”的禁止有所缓和和松弛。上海、广州等城市裸体照片发售的现象更加普遍,一些画报亦以用各种名义刊登人体图片。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上海这样一些商业城市流行被人称为“鸳鸯蝴蝶派”的城市商业文化,美人画成为“鸳鸯蝴蝶派”城市商业文化的艺术表现。月份牌画家丁悚、周慕桥等人曾参加“鸳鸯蝴蝶派”的活动,一些画家如但杜宇等人绘制有女裸体绘画的《百美图》之类的画册,画衣饰时尚、玉姿灵动的城市美人暴露的胴体。这种时装美女图承继了晚清仕女画的传统,又将春画、甚至照相馆人体拍摄和美术学校模特儿教学的情境融入其中,极大地满足了城市市民的情色需要。美人画的兴起与日本浮世绘和春画有着密切的联系。浮世绘描绘花街柳巷的爱情、歌舞伎的倩影与活动、花前月下的吟咏、出游野宴和旅途漂泊等城市生活场景,描绘娇媚的歌妓、舞女和“汤女”、“游女”,描绘男女的欲望和感情,展现出浮华奢靡的情色世界。1911年曾留学日本的浙江宁波商人唐振余在上海开设的振余物产厂从日本运来一大批包括浮世绘的年画。振余物产厂将所售货品印成目录,赠送各地推销,其中便有年画一项。在此之前已有包括浮世绘手绘和木刻套印的作品以及采用机器印刷的日本图片输入中国。以城市生活为主要题材、城市市民为主要接受对象的美人画和月份牌画无疑受到了表现都市浮世情色的日本浮世绘的影响。 月份牌画以宣传推销商品为目的,是一种具有特色的商业广告画。月份牌画构建出大众的梦想伊甸园,用图像来满足大众的欲望,占据画面主要位置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画家营造的、为民众喜闻乐见、沉醉其中的梦幻世界。这种以美女、时装和城市生活环境为主题的画面,展现的是具有现代性的审美追求。不少月份牌画以名媛淑女、演艺明星为模特儿,画的便是真实人物的肖像。照相摄影需要人物摆出不同的姿态,早期的月份牌画往往聘用妓女穿着时髦的服饰作为模特儿。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融入月份牌画的创作之中。女人体成为月份牌画的内容。1 91 5年郑曼陀为上海商人黄楚九画《贵妃出浴图》是最早出现的女裸体月份牌画。月份牌画家谢之光画过不少裸体人物画,金梅生亦曾画《贵妃出浴》月份牌画。1917年上海国华书局新年赠画,画题便为《春透琴心图》、《桃源探花图》、《镜里窥郎图》之类,可以想见作品的色情成分。一些月份牌画家还在报纸刊登广告,销售时装美人画。商业利益促使月份牌画家纷纷绘制时装美人、女人体画,照片往往成为月份牌画家绘制的重要参考。 从城市商业流行的“淫画”、“人体画”到美术学校的“模特儿写生”,显示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大众美术与精英美术互动的路径。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是现代城市兴起的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构建出新的社会公共空间和视觉表现空间。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展出女裸体图画、开展人体写生教学。1908年《时事画报》第七期已刊载先年广东图画展览会展品中便有番禺冯润芝用中国纸和水墨背临的意大利油画女人体像。新式美术教育体制的确立与城市对于大众美术的需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11年画家周湘便在上海开办“布景画传习所”,“以专授法国新式剧场背景画法及活动布景构造法”。1912年周湘开办“西法绘像补习科”,“专授最新西法绘像术,其教学法分为铅笔像、毛笔像、水彩像、油画像”,传授西画技法和照相馆布景画法。人体写生教学是西方美术学院的精英美术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到20世纪20年代,较为正规的西方绘画写生教学方式逐渐取代传统中国绘画的临摹学习方式,人体绘画和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成为社会现代转型和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问题。正如论者所述:“在20世纪初,西画是一个新事物,从商业美术开始,很快地达到一个广度扩散,在20年代前夕西画到达一个学习瓶颈,必须从师徒制的临摹走向西式的艺术学院教学,这个无法撇下人体写生手段的教学体制是新的,人体写生的合法性论题是新的,而界定艺术与色情边界的舞台—公共论域——也是相对新的。”[4]20世纪前期新式美术学校人体写生教学之所以能够首先在上海确立,无疑如论者所述:“在缺乏国家政策导引的情况下,个人利益的诱因促使租界中的中国人自发地采取西式的商业手段,在商业美术中带入西画的因子,在一些传递西洋概念的宣传中甚至被迫选择西洋图像。”[5]“上海租界或许是当时中国受到最少国家政治力干预、个人主义最旺盛的地区。西画既然是在个人利益凌驾国家利益的氛围下引入的,在上海的西画引入过程便具有相当的指标作用。”“世纪初上海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民趋利’与‘身体好逸乐’,因此,上海成为人体画合法化过程中的主要舞台便毫不足奇了。”[4]经历了与守旧势力难以避免发生的多次冲突,到20世纪20年代新式美术学校普遍采用人体写生教学,国家教育部门将女人体写生规定为美术教育之必须,社会舆论也对此逐渐认可。商业色彩浓厚的大众美术在新式美术教学走出“学习瓶颈”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考察,应将美术学校模特儿写生教学视为大众美术美人画和女人体画的跨越和提升。 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研究往往关注“五四”、“美术革命”的经验,忽视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即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研究仍然流行将学院精英美术如油画、中国画,将具有个体特征的美术家如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齐白石、黄宾虹等人具有独创性的美术创作视为精粹与高雅,视为视觉表现的高端予以推崇,将大众美术、将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和画师批量生产的商业美术品视为低劣和粗俗,视为视觉表现的底层予以贬斥的看法。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五四”“美术革命”对于一般民众的直接影响如何实在值得怀疑。对于无法享受精英美术家创作的美术品的普通民众来说,能够比较轻易获得的、商业性的印刷品和复制品往往才是平易近人的美术品。这些被看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使中国的民众获得全新的视觉经验,构成了全新的大众美术的视觉表现。历史事实表明,并非是那些表现美术家个人才华或作品的独创性、又为社会精英们享用的高雅艺术,恰恰是那些大众化的视觉表现,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并且受到社会大众广泛欢迎的通俗艺术,如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和月份牌美人画等,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起到了以往未曾认识到的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种中国社会早期现代化阶段出现的全新的大众美术的视觉表现,构建出了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路径。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正是在社会下层、尤其是城市商业社会的下层得以启动。通过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边界的跨越和大众美术品格的提升而得到了真切的实现。 中国美术论文:城市大众美术与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 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的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前期,百年中国社会经历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重要历史时期。广州、香港、上海等新兴城市有了与传统城市越来越不相同的面貌,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和中国本土的民族工商业资本势力共同构建出了现代城市的公共空间和具有现代性的城市文化。与传统社会以贵族、官僚、地主、农民、手工业匠人为主体的文化孕育出传统美术形态不同,城市文化作为以市民为主体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和流行文化,孕育出现代性的美术形态。正是在现代城市的公共空间和具有现代性的城市文化环境中,通过具有现代性的大众美术的路径,中国美术现代转型得以发轫和展开。 1840年前后广东的外销画 商业贸易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交往的重要路径。商业活动不仅是物的关系,亦是人的关系;商业活动不只是物的流动,亦是人的流动;商业活动既是经济的活动,亦是文化的活动。1 6世纪初欧洲商船来到中国,南中国珠江三角洲的澳门与广州构建出了海上商业贸易最重要的通道,广州城市日益繁华,中外商贾云集,对外贸易成为清廷的重要财政,广州十三行成为“天子南库”。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西方各国通过行商在广州设置商馆,外国商人在商馆居住和办公,同时也作为驻华贸易与外交的办事机构。被称为“十三夷馆”的外国商馆是十三行对外商业贸易特区的组成部分。外国商馆前面竖立本国国旗,标明国籍,在中国土地上展现出异域的风情,西方文化透过商业贸易的管道渗入中国。 在中外商业文化交流的同时,中国本土不同地区商业文化的交流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展。明清时代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经济文化发达,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文化互补和交流,富庶繁华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为广东民众仰慕,城市商业文化亦弥漫苏州杭州江南城市的气氛。随着珠江三角洲对外贸易繁荣,文化艺术亦得到了很大发展。外洋输入的新奇货物引起了内地民众的极大兴趣。上海开埠以后,更有大批广东商人到上海从事商业活动。粤商经营洋广货铺,贩卖基本上都是进口的外国货物及南方货物。粤商将接受西方影响的广东风习带到了开埠不久的上海。长江三角洲地区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文化交流和传播极大地推动了粤港澳和上海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 中外商人在经营茶、丝和其他大宗商品贸易的同时,不少工艺品如瓷器、漆木家具、绘画亦销往海外。广州城南珠江对岸当地人称为“河南”的地方成为对外商业贸易的基地,不少民间画师、画工在河南居住,亦有十三行巨商在河南岛修造别墅。行商在河南创办瓷器彩绘作坊,专门从江西景德镇将素身的瓷坯运到广州,聘欧洲画家指导,雇佣工匠学习西方绘画技法,或以洋画技法绘制欧洲市场热销的瓷器,或按照外国商人的来样加工。对神秘古老中国充满了好奇的西方商人和游客希望把东方的印象用艺术品的形式带回欧美各国。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一批中国画师、画工用纸、绫绢、画布和玻璃镜、象牙等材料,水粉、水彩、油画等中外绘画技法,绘制大量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商业画,人们称这类绘画为“贸易画”或“外销画”。外销画大量描绘中国的事物,描绘市井风情,或记述农业劳动和家庭手工业过程。外销画描绘中国民众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场景,一些表现茶、丝等中国特有商品工艺过程的绘画具体而真实,为西方人模仿生产提供了直观的图像。除描绘人物风情、生产劳动、技艺制作等场景外,还有许多肖像画作品。 外销画的绘制满足了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愿望,亦延续发展了中国民间的绘画传统。这一时期一些西方画家如钱纳利(george chinnery)等人来到中国,有的西方画家定居澳门和香港,他们采用西方绘画技法,画出了不少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写生作品,与传统中国绘画迥然不同。西方画家新的绘画题材、绘画技艺与审美趣味使中国的画师、画工有了新的艺术感受。注重写实的民间画师、画工更对外来画艺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们积极主动学习西方绘画,以迎合日益扩大的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不少西方画家的作品直接成为中国民间画师、画工临摹的对象。中国画家通过直接复制或仿照改绘钱纳利和其他西方画家的作品,制作成适合描绘、面向市场的外销画,受到了顾客的欢迎。这些绘画脱离传统文人趣味,题材的选择、表现的手法和审美的趣味都反映出了世俗市井平民的艺术追求。记录中国官僚、商人和民众乃至来到中国欧洲人形象的肖像画受到市场的广泛欢迎,外销肖像画的绘制和传播成为对外商业贸易活动的组成部分。十三行行商通过对外商业贸易聚敛财富,成为富甲天下的巨贾,行商的生活中大量使用西洋物品,对于西方文化亦有所了解。行商与西方商人贸易往来,彼此馈赠,使他们最早接触、接受了相对传统中国画更为写实存真的西方油画,外来的油画得到顾客的赞赏,促使民间画师、画工学习西方油画技法进行外销画、尤其是外销肖像画的创作。 徽州地区文化艺术传统深厚,大批徽州商人聚集广州从事对外商业贸易。徽商的活动使长江三角洲地区吸纳了新的、受到西方影响形成的城市商业文化,同时将徽州地区的文化风习输送到了了珠江三角洲地区。茶叶贸易是徽商重要的经营项目。徽商在广州从事各种商业活动,主要有茶商、墨商和从事海上贸易的“海商”等,而以茶商的影响最大。随着徽州茶叶外销数量的增长,徽商贩茶来到广东越来越多,广州城内聚集了大批徽州茶商,不少人因经营外销茶获利丰厚,俗称做“洋庄”茶,徽州当地人称为“发广东财”、“发洋财”。[1]徽州地区的民间肖像画传统输入岭南地区与有着鲜明南国地域特色的广东民间肖像画结合在一起,留下许多技艺精湛的作品。 广东民间肖像画注重写实,遵循默绘与写生相结合的传统方法,画面色彩艳丽。民间画师往往自行用天然榕树胶熬制调配出天然颜料,以使作品长期保存永不褪色,亦有装点金箔的作品。在延续广东当地民间绘画传统,吸收徽州民间肖像画营养的同时,接受西方绘画的影响,画面构图有了更多的变化,人物的起坐更加自如,作品脱离了民间传统肖像画正面描绘的束缚,有了较多侧面描绘的姿态,周围环境的烘托也更加生活化,穿插了许多真实的生活场景和道具。尽管明暗阴阳焦点透视的技法已为中国画家所掌握,作品仍然未能放弃传统中国肖像画的画法,画面的平面装饰性仍然明显表露出来,从作品的起稿、部位、阴阳虚实,到人物的五官、须发、服饰和神情动态的处理,凸显出与西方绘画不同的追求。 19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沿海地区不少城市作为通商口岸开放,广州不再是外国商人进入中国的唯一口岸,上海和香港对外商业贸易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广州。1839年摄影术发明的消息在欧洲公布,同年10月,这一消息便传入香港。1845年西方人最早在香港开办摄影室,主要从事人像摄影。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聚集了众多来自西方的摄影家,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往往通过香港进入中国内地开展摄影活动。在香港、广州等城市出现中国人开办的摄影室和影楼。西方摄影技术和印刷技术的传入导致外销画逐渐衰落,真实生动、价格低廉、方便快捷的照相和可以大量印制的商业美术品逐渐取代民间画师手绘的画作。一些外销画家不得不兼营摄影或者参与商业美术品的绘稿和印刷。在早期的香港照相馆的广告中,出现不少自称“摄影师暨人像画师”的从事外销画的民间画工画师。一些掌握了摄影技术的画工和画师迁移到内地其他城市从事经营活动。最初开业的照相馆中,由画师兼任的照相师在拍摄人像时,画面的构图、人物的姿势和背景往往搬用绘制肖像画的方法。照相馆亦为顾客绘制油画肖像。大约在1870年开业、早期香港最著名的由中国人黎亚芳开设、初名“亚芳”后改名“华芳”的照相馆,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然为顾客绘制摆出照相姿态的油画人像。照相馆还聘请画家绘制照相的背景。照相逼真地再现人像吸引了中国民众,影响了中国写实绘画的发展。由于早年摄影尚未普及和技术上的种种不便,市场上出现了摹仿照片的擦笔炭精肖像画,一些外销画家从事擦笔炭精肖像画的制作,有的炭精肖像画还用彩色画出人像的服饰,为商业美术月份牌新技法的出现提供了技术基础。 英国统治的香港完全脱离了清王朝的控制,有了与广州更加不同的城市特质。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取代广州成为南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广州的外销画市场生意逐渐清淡。不少外销画家纷纷迁移到社会较为安定、经济较为繁荣的香港。一些外销画家转而从事商业摄影,绘制月份牌画和广告画,设计商品包装。著名外销画家啉呱的后人关蕙农成为20世纪初年香港最具影响的月份牌画家,在澳门则有梁焕堂这样成绩卓越的月份牌画家。随着商业城市上海的崛起,随着广东商人和徽州商人前往上海开展对外商业贸易活动,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来到上海,将具有西方绘画作风和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 1937年前上海的月份牌画 上海处于长江三角洲门户,地理位置优越,明清时代随着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上海早已引起海外资本主义势力的关注。中英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改变了原先广州为惟一对外商业贸易口岸,形成对外开放的新格局。1843年上海辟为商埠,对外商业贸易使得上海快速发展。五处通商口岸中以占据江海之便的上海最为重要。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移到上海。外国商品和外资纷纷进入,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各类产业迅速崛起。清王朝被推翻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上海的商业贸易更为繁盛,20世纪30年代上海成为远东著名的金融中心、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大都会。 十里洋场的上海成为与广州和香港不同、又包容了广州和香港具有西方影响现代商业城市特征的新兴城市。西方影响的商业文化成为上海城市文化重要的特色,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标、以城市大众为对象的商业美术成为上海城市美术的主流。上海开埠后外国商行纷纷设立,极大地推动了上海的对外商业贸易。开埠后两年上海出现租界,这种嵌入中国国土的租借地,可以说是广州十三行外国商馆的延伸与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租界逐渐演变成“国中之国”,海外资本主义势力在租界自行其是,租界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也成为西方为中国演示现代化的窗口。上海租界与孤悬南天一隅的澳门、香港不同,和中国内地城市紧密连在一起,影响更加直接和重大。租界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的试验场,相对稳定和较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城市管理方式使处于动荡社会环境中的中国民众大量涌入,极大地刺激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推动了中国社会局部的现代化,并且辐射到了全中国。19世纪50年代太平军进入江南地区,清军与太平军进行了长时间的战争,兵燹所经,闾阎为墟。战争引发巨大的难民潮,民众纷纷涌入因租界的设立而未受战火影响的上海。极短时间内上海人口猛增。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中国北方广大地区遭受战乱,江南地区则因地方官僚推行“东南互保”政策,避免了战争的损害,这一年上海城市人口突破百万,成为中国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20世纪初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资本纷纷转移到上海。忙于争斗的西方各国暂时放松对于中国的侵略,上海的民族工商业在较为宽松的空间得到了发展。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上海凭借优越的地位获得了更大发展。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以前,上海已成为位于世界前列的国际大都市。 上海作为“五方聚居”、“华洋杂处”的国际性都市充满了活力,大批移民带来了丰厚的劳动力、丰厚的资财和技术,带来了驳杂的文化和艺术。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汇聚上海,市民文化获得了充分发展,从而使中国美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面貌。商业贸易的发达使得上海的现代化进程迅速,城市商业文化消解了中国社会的全能主义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趋向多元和宽松。新兴的城市环境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对外商业贸易使得轮船、汽车、电灯、电话、电报、电车、电影、影剧院、舞场、西餐厅、书局、百货公司等种种来自西方的新事物大量出现。新的城市环境和生活方式使得市民阶层逐渐成为上海的社会主体,并且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上海的发展与周边地区拥有的深厚资源有着重要的关系。上海的现代化是借助、利用或调集了全中国、主要是中国江南地区的各种资源(包括资金、人力、市场乃至人文资源)的结果。这些资源在以往社会环境中构筑出了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文明,开埠以后则通过资本主义的商业贸易在上海重新组合,从而使现代社会的工商业文明得以出现。作为新辟商埠的上海,外商有了比较以往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从事商业贸易须受“皇商”支配的更加自由和广阔的空间。对外商业贸易打破了过去在广东只有十三行行商才能从事对外贸易的垄断,外国商人可以自行前往浙江、安徽等地采购丝、茶等货品直接进行出口贸易。江南出产的丝茶改变了过去从广州一口输出的路线,废除了丝茶沿途设关设卡税收等做法,对外商业贸易更为通畅。中国重要的丝茶产地距上海甚近,上海占有地理交通和口岸出入的便利,丝茶货品源源不断地运到上海销往海外。 鸦片战争爆发,广州的对外商业贸易曾一度低落,徽商经营外销茶亦遭受挫折。从事茶叶贸易的外商洋行云集上海,很快使上海成为当时中国茶叶贸易的最重要通商口岸。不少徽商审时度势将资金人员转移到距离徽州更近的上海继续经营,有一大批徽州茶商改“贩茶粤东”为“业茶上海”,完成了从广州到上海的战略转移。徽州茶商扩大商业规模,茶商成为上海徽商实力的最强者。一系列的对外商业贸易活动,都围绕上海这一新兴的工商业城市而展开。扬州、苏州、杭州等地的富商巨贾亦有不少人来自徽州,或与徽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徽州商业文化进一步影响了扬州、苏州、杭州,尤其是上海的绘画风气。 大量广东移民加速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及市民社会和商业社会的形成。上海开埠初期,精通对外贸易业务又熟悉英语、了解西方文化的广东商人成为洋行的第一批买办,他们通过家族和同乡的举荐大量进入洋行工作,逐渐形成商业和社会网络。除粤商外,各行各业的广东人来到上海,甚至出现粤籍娼妓聚集沪上的社会现象。众多广东画师、画工来到上海,将新的视觉经验带到沪上。《沪游杂记》记述从广东传入上海的西方油画:“粤人效西洋画法,以五彩油画山水人物或半截小影。面长六、七寸,神采俨然,且可经久,惜少书卷气耳。”[2]如同香港、广州等城市那样,画工画师在开设画店的同时,以开设照相馆和影楼。 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的变化极大地推动了城市文化的发展。在互联网出现以前,印刷出版是最为快捷广泛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明清时中国南方的出版业以南京和苏州为中心,受到了徽派木刻雕版印刷影响并加以发展,形成了中国传统印刷出版活动的高潮。到19世纪西方的印刷出版技术传入中国,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多,商业贸易活动的广泛和商业城市的蓬勃发展,商业广告画的需求极大增长。西方印刷技术传入中国,一些外销画家开始绘制商业广告绘画,商家采用新兴的印刷技术,大量复制月份牌画和其他商业绘画。 先进的印刷技术从欧洲传入中国。随着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变动和新式教育体制的建立,社会的文化环境脱离了专制王朝全能主义的控制,越来越趋向多元化。报纸、杂志、书籍的印刷出版成为利润丰富的商业行为。中外印书商人从澳门、广州、香港和南京、苏州等地来到上海,迅速发展的城市商业环境极大地推动了新式印刷出版事业。在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同时,本土资本纷纷开设书局和印刷公司,出现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大型出版机构,上海成为中国印刷出版的中心。照相术与印刷术结合起来,使得印刷技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印刷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推动了报纸刊物画报的出版,尤其是以满足文化程度不高的市民阶层读图要求的画报,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发生。传入中国的石版、铜版、照相版(珂罗版)印刷技术使美术品的复制脱离了中国传统木版刻印,视觉效果更加精美,批量印制更加便利。城市市民的消费需求与商人的商业利益结合在一起,促使书籍装帧、插图和画报、广告、包装等大众美术创作日趋繁盛。 随着国外商品的输入,一些画有外国美女、骑士战争、动植物形象和纹样的西方图片和商业美术品也在上海这样一些得风气之先的城市出现。印制精美的图片虽使中国民众感到新奇,却往往与他们原有的视觉经验发生冲突而难以流行。一些外国厂商尝试采用传统绘画的题材和形式印制商业广告,结合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广泛流行的月历印出画片,在年终时赠送,起到了很大的广告宣传作用,石印月份牌广告画开始流行。到20世纪30年代,胶版印刷、照相制版印刷的精美彩色月份牌画风靡中国、甚至远至海外,成为20世纪前期具有代表意义的商业美术品。 月份牌画是新颖动人、影响广大的城市大众美术品。以往认为月份牌画最早在上海出现,认为早期月份牌画为传统的木刻雕版印刷,不断发现的新资料使这种意见遭受质疑。1896年即清光绪二十二年上海四马路鸿福来吕宋彩票行随售卖彩票赠送的《中西月份牌沪景开彩图》,曾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月份牌画实物。其实为上海图书馆收藏1889年即清光绪十五年由申报馆印送、中西日历对照、旁印二十四孝图的《中西月份牌二十四孝图》,才是现存所见最早的月份牌画。而在接受西方影响、对外商业贸易繁盛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月份牌画可能更早出现。19世纪40年代香港开埠初年便有一些外国商行印制月份牌。香港澳门印制的早期月份牌画如今已难得见到,从当时报纸刊登的广告文字可以得知这是采用中英文对照,字画兼备,其面貌或与一般认为早期月份牌画来自传统民间木刻版印年画有别,可能直接将西方国家的广告画形式移来。 西方传入的新式印刷技术取代了中国传统木版印刷技术,传统民间年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逐渐被新颖的画法所取代。从早期上海的月份牌画家如吴友如、周慕桥等人的作品可以看到他们原来活动的城市苏州的民间年画的影响,亦可以看到一些民间传统肖像画的画法。到20世纪初年,受到照相技术影响的炭精粉涂擦、然后罩以水彩粉彩润色的画法和城市时装美术的题材形成了新颖的月份牌作风。通过郑曼陀、徐咏青和徐咏青的学生杭?英、何逸梅、金梅生、金雪尘、戈湘岚等人的努力,使得月份牌画大放光彩。郑曼陀是安徽歙县人,亦有研究认为他幼年被在杭州经商的安徽富商收养。徽州地区的传统文化、乃至民间肖像画传统对于郑曼陀产生了影响。他原在杭州育英书院习英文,曾从师王姓民间画师学画人像,后到杭州设有画室的二友轩照相馆作画。1914年郑曼陀来到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尝试采用炭粉擦笔敷水彩色的方法画月份牌。郑曼陀曾为来自广东的画家高剑父在上海开设的审美书馆作《晚妆图》,使木刻勾线敷色的传统仕女画向受到照相技术和新式印刷技术影响的时装美女画变化,受到社会广泛欢迎。不少画家也效仿他的画法,从而形成了月份牌画新的风格。 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前往上海开展商业美术活动,将具有广东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亦有上海画家南下粤港澳活动,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画家带来进一步的刺激和竞争。徐咏青是较早来到香港的上海月份牌画家,徐咏青在上海时已为粤港商号绘制月份牌画。20世纪30年代初他来到香港开办画室传授技艺,不少香港画师出自他的门下。除徐咏青外,尚有上海月份牌画家何逸梅来到香港从事绘画活动。何逸梅是江苏吴县(今属苏州)人。上海商务印书馆图画部第一批练习生之一,学画刻苦用功,中国画和西洋画均能,又擅长工商美术设计,获得老师徐咏青器重。1915年徐咏青辞职离开商务图画部后,该部门实际由何逸梅主持。何逸梅的作品画风细腻,人物造型生动,色调清新柔和,最宜绘制月份牌画,故沪上各大厂商都重金约他创作。1925年何逸梅被香港永发公司以高薪聘请专绘月份牌画,艺术地位与当时香港誉为“月份牌王”的画家关蕙农旗鼓相当。1941年日本侵略军攻占香港后,他返回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 月份牌画作为商品,市场竞争激烈,在激烈竞争的同时,粤港沪三地画家相互交流,切磋画艺,从而使得月份牌画、乃至当时中国的商业美术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珠江三角洲的商业贸易传统使得广东画家对于大众商业美术的月份牌画没有歧视之见。不少画家积极参与月份牌画的制作,以实践绘画与商业结合的理念。对于广东美术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潘达微于1913年进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负责美术设计工作,曾采用传统山水画和人物画为主绘制月份牌画。潘达微与上海的商业美术家郑曼陀、谢之光、徐咏青、周柏生、丁悚、丁云仙、李铁笛和张光宇等人往来密切,彼此友善。潘达微在香港经营的宝光照相馆于1924年曾邀请郑曼陀为他们绘月份牌画,后来编印《微笑》画报刊登了郑曼陀与谢之光的作品向粤港澳读者介绍。在潘达微的影响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虽在他去世以后仍于1934年聘请了一批广东国画研究会的传统画家,以传统中国画、金石、书法的方式绘制月份牌画,以与英美烟草的时装美女月份牌画相抗衡。这种精英美术与通俗美术的互动,与以往艺术史研究将艺术品创作与传播想象成具有个体特征的学院美术家独创性的视觉表现和社会精英们享受的文化消费全然不同。那些以往被认为是庸俗、低级的、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画师批量生产的、为大众接受的美术品,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受到社会一般民众广泛喜爱的美术品,并非被精英美术家嗤之以鼻、弃若敝帚,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存在的是一条流动的疆界。 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 在中国社会总体结构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城市的商业化为现代文化和现代美术,包括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这些城市文化空间中的商业美术品的密切互动,鲜明地展现出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和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轨迹。 19世纪晚期上海成为华洋混杂、八方聚居的现代移民城市。聚集在上海的众多画家以卖画为生,商业色彩浓厚。众多粤籍人士来到沪上,其中不乏卓有成就的美术家,他们将珠江三角洲的美术风气带到了上海。岭南画派领袖人物高剑父从日本回国后积极从事新美术活动。1912年他在上海创办《真相画报》,1913年他与兄弟高奇峰、高剑僧开办审美书馆,经售中西画片、明信片、书刊及画具。高剑父曾与关蕙农一起向居廉学画,亦参加过月份牌画创作。1916年高剑父居沪期间与月份牌画家郑曼陀合作,为审美书馆画美人画,高剑父写景,郑曼陀画美人。高剑父曾在郑曼陀美人画上题诗:“银塘秋水玉娟娟,霜叶漂红去渺然。几欲题诗寄辽海,只应流水到君边。”高奇峰原来在广州亦曾与潘达微的《时事画报》合作,绘制水墨花鸟题材的月份牌画。照相术传入中国,影响民间兴起模仿照片效果的炭精擦笔画,从留存至今的民间炭精擦笔肖像画和徐悲鸿等人创作的肖像画作品中,可以看到与传统绘画不同的精确形貌描绘和表现现实环境中光影投射烘托出的脸部骨肉凹凸的效果。徐悲鸿的父亲是当地颇有声誉的画师,幼年徐悲鸿随父亲学画,早年画作如《诸老图》等明显受到传统民间肖像画和西方绘画的影响。1912年徐悲鸿曾赴上海鬻画谋生。1915年徐悲鸿再次来到上海,结识高剑父、高奇峰兄弟。这一时期他受到流行的商业美人画的影响,画出了有着月份牌画风格的作品。审美书馆曾出版徐悲鸿有着月份牌画风的美人画明信片。 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使得文野雅俗的区分日渐模糊,文野雅俗的流动打破了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的壁垒和疆界。在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等商业美术品当中,西方写实画风、模仿照相的炭精擦笔画风与中国传统肖像画注重线描敷色的作风逐渐融合,更值得注意的是表现城市生活空间、书写市民阶层欲望的美人画越来越受到市场的欢迎,美人肖像画成为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社会流行的美人画、女人体绘画为美术学校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的出现营造出氛围,提供了环境。 19世纪珠江三角洲的外销画接受了西方画家描绘大众风物的画作的影响,浮世的风情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外销画当中。现代城市的市民文化和大众通俗美术充满了对于金钱和情色的描绘。随着社会转型时风气剧烈变化,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崩溃,个人欲望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和力量释放出来。性的渴望和性的解放推动性的商业化,广州、澳门、香港、上海等商业城市娼妓盛行,城市的性产业越来越发达,娼妓业越来越商业化和契约化。在上海不仅有来自广东的“粤妓”,还有不少来自国外的娼妓,尤以日本娼妓为多。从外来影响扩大的“洋”、商业势力增强的“商”和妇女抛头露面,娼妓、名伶、明星成为社会公众人物的“性”,从隐秘的春宫画到公开的美人画、女人体画,构成了蔚为奇特的城市文化景观,严重地挑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秩序。 城市文化与大众美术充满了对于情爱、金钱和女人的想象和描绘,透过广告,美女、洋货与商品结合成为城市“现代性的消费”。情爱、言情与性成为城市大众美术的重要主题。中国古代的春宫画除起到性教育、性启示的意义以外,还有“辟邪避灾”的巫术作用。在接受西方写实绘画影响的外销画的影响下,春宫画的绘画技法亦发生变化,广东民间、尤其是城市的春宫画出现与外销画相似的面貌。摄影术传入中国后,照相馆为招徕顾客,竞相为名伶名妓留影,出售美女佳人图片,来迎合市场需要。妓女摄影作为广告,嫖客可依照照片按图索骥,探春买春。明星名流亦拍摄照片在影楼门前高挂任人观览。民众欢迎的照相受到印刷出版业的重视,报刊刊载各种照片。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杂志》,每期便选用中外名人照片,采用照相制版技术印刷发行。随着画报的广泛出现,名伶名妓、名媛淑女的照片在画报上刊载,成为万人追慕的“大众情人”。 晚清中国由于社会转型,传统道德观念崩毁,逸乐之风弥漫,大众美术品中的“淫画”和全能主义国家权力的“禁淫画”严重对抗。更具有真实性的色情照片成为较“淫画”更受人欢迎的商品,商贩在街头巷尾茶坊酒肆兜售,一些城市甚至出现“内藏春色”的“西洋镜画”,称为“照相春宫”[3]。社会舆论和国家权力指责为“伤风败俗”,要求禁止。一些外国商人将中国传统观念中的色情照片和色情图画运入中国销售牟利。20世纪初的清代末年,从海外输入的“淫书”、“春画”在上海这样一些西风炽盛的城市已颇为泛滥。为掩人耳目,有外商将女人体照片标以“泰西风情”、“医疗图画”,精印成册大登广告公开叫卖。上海日商书画大成公司曾推出《泰西裸体女犯摄影》一书,内收“链绕全身图”、“狱中洗浴图”等20余幅女人体照片。清廷覆亡以后,社会变动更加剧烈,社会观念发生改变,社会舆论对于“淫画”的攻击和国家权力对于“淫画”的禁止有所缓和和松弛。上海、广州等城市裸体照片发售的现象更加普遍,一些画报亦以用各种名义刊登人体图片。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上海这样一些商业城市流行被人称为“鸳鸯蝴蝶派”的城市商业文化,美人画成为“鸳鸯蝴蝶派”城市商业文化的艺术表现。月份牌画家丁悚、周慕桥等人曾参加“鸳鸯蝴蝶派”的活动,一些画家如但杜宇等人绘制有女裸体绘画的《百美图》之类的画册,画衣饰时尚、玉姿灵动的城市美人暴露的胴体。这种时装美女图承继了晚清仕女画的传统,又将春画、甚至照相馆人体拍摄和美术学校模特儿教学的情境融入其中,极大地满足了城市市民的情色需要。美人画的兴起与日本浮世绘和春画有着密切的联系。浮世绘描绘花街柳巷的爱情、歌舞伎的倩影与活动、花前月下的吟咏、出游野宴和旅途漂泊等城市生活场景,描绘娇媚的歌妓、舞女和“汤女”、“游女”,描绘男女的欲望和感情,展现出浮华奢靡的情色世界。1911年曾留学日本的浙江宁波商人唐振余在上海开设的振余物产厂从日本运来一大批包括浮世绘的年画。振余物产厂将所售货品印成目录,赠送各地推销,其中便有年画一项。在此之前已有包括浮世绘手绘和木刻套印的作品以及采用机器印刷的日本图片输入中国。以城市生活为主要题材、城市市民为主要接受对象的美人画和月份牌画无疑受到了表现都市浮世情色的日本浮世绘的影响。 月份牌画以宣传推销商品为目的,是一种具有特色的商业广告画。月份牌画构建出大众的梦想伊甸园,用图像来满足大众的欲望,占据画面主要位置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画家营造的、为民众喜闻乐见、沉醉其中的梦幻世界。这种以美女、时装和城市生活环境为主题的画面,展现的是具有现代性的审美追求。不少月份牌画以名媛淑女、演艺明星为模特儿,画的便是真实人物的肖像。照相摄影需要人物摆出不同的姿态,早期的月份牌画往往聘用妓女穿着时髦的服饰作为模特儿。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融入月份牌画的创作之中。女人体成为月份牌画的内容。1 91 5年郑曼陀为上海商人黄楚九画《贵妃出浴图》是最早出现的女裸体月份牌画。月份牌画家谢之光画过不少裸体人物画,金梅生亦曾画《贵妃出浴》月份牌画。1917年上海国华书局新年赠画,画题便为《春透琴心图》、《桃源探花图》、《镜里窥郎图》之类,可以想见作品的色情成分。一些月份牌画家还在报纸刊登广告,销售时装美人画。商业利益促使月份牌画家纷纷绘制时装美人、女人体画,照片往往成为月份牌画家绘制的重要参考。 从城市商业流行的“淫画”、“人体画”到美术学校的“模特儿写生”,显示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大众美术与精英美术互动的路径。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是现代城市兴起的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构建出新的社会公共空间和视觉表现空间。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展出女裸体图画、开展人体写生教学。1908年《时事画报》第七期已刊载先年广东图画展览会展品中便有番禺冯润芝用中国纸和水墨背临的意大利油画女人体像。新式美术教育体制的确立与城市对于大众美术的需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11年画家周湘便在上海开办“布景画传习所”,“以专授法国新式剧场背景画法及活动布景构造法”。1912年周湘开办“西法绘像补习科”,“专授最新西法绘像术,其教学法分为铅笔像、毛笔像、水彩像、油画像”,传授西画技法和照相馆布景画法。人体写生教学是西方美术学院的精英美术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到20世纪20年代,较为正规的西方绘画写生教学方式逐渐取代传统中国绘画的临摹学习方式,人体绘画和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成为社会现代转型和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问题。正如论者所述:“在20世纪初,西画是一个新事物,从商业美术开始,很快地达到一个广度扩散,在20年代前夕西画到达一个学习瓶颈,必须从师徒制的临摹走向西式的艺术学院教学,这个无法撇下人体写生手段的教学体制是新的,人体写生的合法性论题是新的,而界定艺术与色情边界的舞台—公共论域——也是相对新的。”[4]20世纪前期新式美术学校人体写生教学之所以能够首先在上海确立,无疑如论者所述:“在缺乏国家政策导引的情况下,个人利益的诱因促使租界中的中国人自发地采取西式的商业手段,在商业美术中带入西画的因子,在一些传递西洋概念的宣传中甚至被迫选择西洋图像。”[5]“上海租界或许是当时中国受到最少国家政治力干预、个人主义最旺盛的地区。西画既然是在个人利益凌驾国家利益的氛围下引入的,在上海的西画引入过程便具有相当的指标作用。”“世纪初上海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民趋利’与‘身体好逸乐’,因此,上海成为人体画合法化过程中的主要舞台便毫不足奇了。”[4]经历了与守旧势力难以避免发生的多次冲突,到20世纪20年代新式美术学校普遍采用人体写生教学,国家教育部门将女人体写生规定为美术教育之必须,社会舆论也对此逐渐认可。商业色彩浓厚的大众美术在新式美术教学走出“学习瓶颈”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考察,应将美术学校模特儿写生教学视为大众美术美人画和女人体画的跨越和提升。 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研究往往关注“五四”、“美术革命”的经验,忽视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即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研究仍然流行将学院精英美术如油画、中国画,将具有个体特征的美术家如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齐白石、黄宾虹等人具有独创性的美术创作视为精粹与高雅,视为视觉表现的高端予以推崇,将大众美术、将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和画师批量生产的商业美术品视为低劣和粗俗,视为视觉表现的底层予以贬斥的看法。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五四”“美术革命”对于一般民众的直接影响如何实在值得怀疑。对于无法享受精英美术家创作的美术品的普通民众来说,能够比较轻易获得的、商业性的印刷品和复制品往往才是平易近人的美术品。这些被看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使中国的民众获得全新的视觉经验,构成了全新的大众美术的视觉表现。历史事实表明,并非是那些表现美术家个人才华或作品的独创性、又为社会精英们享用的高雅艺术,恰恰是那些大众化的视觉表现,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并且受到社会大众广泛欢迎的通俗艺术,如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和月份牌美人画等,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起到了以往未曾认识到的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种中国社会早期现代化阶段出现的全新的大众美术的视觉表现,构建出了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路径。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正是在社会下层、尤其是城市商业社会的下层得以启动。通过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边界的跨越和大众美术品格的提升而得到了真切的实现。 中国美术论文: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摘要: 在历史的年轮刚为20世纪最后的一个十年划上句号的今天,回头考察一下这段历史,人们会发现,这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差异巨大、彼此矛盾的各种物质和精神存在,都在这十年的现实舞台上拥有着自己的空间。它们纠缠杂糅在一起,形成一道奇异的共生景观。正是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实孕育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一、85新潮美术运动的影响 对当代中国美术,85新潮美术运动是一段难以忘怀的火热记忆。尽管到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它在褒贬难辩的争吵中匆匆落幕。但仍然给整个美术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并对90年代美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事隔十年,我们已经能以较为冷静客观的目光评价这场运动。85新潮美术运动的起点是对“”期间美术异化为政治话语工具的反拨,是一次向美术艺术本体回归的潮流。但是在80年代中后期整个社会文化情境的影响下,它迅速偏离了原来的轨道,被卷入了一场民族精神解放与文化革新运动,并在其中充当了急先锋。“它所思考、关注与批判的问题已远远超出了以往的所谓艺术问题,而是全部的文化社会问题。85运动不是关注如何建立和完善某个艺术流派和风格的问题,而是如何使艺术活动与全部的社会、文化共同进步的问题。因此,它对艺术的批判是同全部文化系统的批判连在一起的。”[1](p.206) 80年代初期,经历了十年的“美术”话语权力压抑,获得解放的美术界表现出对美术艺术本体——形式和情感因素的强烈渴望。伤痕美术、惟美画风、乡土自然主义一时间成为潮流。伤痕美术以写实再现“”现实为手段,突出它留给整个民族几代人的心理创伤。它抛弃了“美术”虚假的“高大全”和“红光亮”模式,将目光对准普通人在这段历史中的生活场景,用冷、灰、暗的色调和细腻的笔触渲染记忆中的伤痛情感。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何多苓的《我们曾经唱过这支歌》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伤痕美术以有限的语言方式开启了新时期美术的情感表现闸门,将美术引领到关注人性深层感受的方向上来。乡土自然主义的题材从“记忆”转向更宽泛的小人物生活和风土人情,愤懑、感伤的情绪让位于平静的人性慨叹和风景陶醉。其中以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和罗中立的《父亲》最为突出。与此同时,惟美画风在追求形式美、反对主题先行的旗帜下开始了对美术形式因素的张扬回归。袁运生的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吴冠中的江南小景、靳尚谊的人体、人物油画使美术语言形式因素得到极度的突出。其间伴随着“抽象”、“形式美”“艺术本体”的理论探讨,为新时期的美术形式和语言研究确立了地位。 至此,美术界开始走出在政治话语中充当工具的命运,呈现出按自治原则发展的趋势。但是时代并没有赋予它足以相对独立发展的充分稳定的环境,随着85文化运动的兴起,它很快就被卷入了这场急风暴雨式的文化思想运动中。应该说,在85新潮美术运动的全过程中,语言的开掘尝试是一条显而易见的发展线索。在短短两三年内,当代美术演练了西方美术从古典到现代再到后现代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几乎所有的语言方式。但是这些语言探索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形式自治发展要求的结果,而是为了承载有别于“美术”也有别于新时期美术的情感现实和精神指向。当这些情感和精神在85文化热中变得愈来愈驳杂、强悍时,美术的形式演进就被带上了旋转得愈来愈快的观念言说的魔盘,直至最后被甩出自己的轨道,成为各种文化、哲学观念干瘪的幌子和外衣。 85新潮美术运动的突出特点之一是群体和宣言的众多,写着不同道德理想和艺术主张的旗帜在彼时的美术界触目皆是。伴随着文化热潮中西方哲学文化艺术理论的大量引进,清算传统文化、呼唤现代人文精神成了美术界压倒一切的声音。理性主义的张扬者北方艺术群体就公开宣称:“我们的美术并不是'艺术'!它仅仅是传达我们思想的一种手段,它必须也只能是我们全部思想中的一个局部”[2],在85新潮美术运动中突现思想和观念成为创作的第一要义。其中以北方艺术群体、红色·旅、池社及吴山专、谷文达等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画家主要用西方近现代的理性、人文、个性至上观念反抗传统文化中的群体依从、避世退守等消极文化心理;以西南艺术研究群体、江苏新野性派等为代表的生命之流画家则接受了西方生命哲学和弗洛伊德哲学,对传统文化中的实用道德理性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其中王广义、丁方、杨志麟、张培力、耿建翌、毛旭辉、张晓刚等优秀画家在宣扬其思想文化主张的同时,也对美术语言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留下了一批在今天看来也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优秀作品。但是运动中产生的大部分作品,特别是85后(注:一般将85新潮美术运动高潮过后的美术活动称为“后85新潮美术”,它是比85运动更激进的反艺术潮流与回归本土、回归艺术性的潮流及后现代思潮的混合。)风起云涌般出现的反艺术潮流中的行为艺术、现成品艺术、陋室艺术,大都生搬硬套西方哲学、艺术的观念和形式,更有以获取新闻效应为目的的哗众取宠者混迹其中,使整个运动的后期呈现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混乱局面。 85新潮美术运动以艺术探索与变革的形式承载了文化批判和思想解放的重任,带着他治的镣铐演绎了一段自治的舞蹈。正如后来者指出的那样,作为艺术家,85青年画家对文化、哲学观念的过分推崇使他们疏于语言形式的深究细琢;作为思想家,手中操持着的感性言说方式又使他们在观念演绎的途中只能浅尝辄止,于是等待他们的只能是不伦不类的尴尬位置[3]。 尽管如此,85新潮美术运动对后来的中国美术仍然具有多方面的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85新潮美术运动确立了当代美术作为文化批判与重建之一员的角色地位,其自身实践是对这种角色意识的极端张扬。“文以载道”尽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艺术的主要使命,但在这一古老文化渐至成熟也渐至僵化的过程中,“道”的内涵也愈来愈狭窄,直至等同于统治阶层的权力话语。85文化运动将批判矛头指向传统文化,就是要恢复文之所载之“道”的原初意义。它不仅是某一集团、某一阶层的价值取向和趣味标准,而且还是一切合乎民族发展要求,富有健康活力的思想主张和文化精神的集合。因此,作为85文化运动的一部分,85新潮美术运动具有浓重的文化关怀倾向是必然的。事实上,艺术家的文化关怀不仅是一种文化发展策略,更是美术作为人的精神显现方式这种特殊属性的必然要求。“何时艺术不是谈论艺术本体,而是谈论人的问题的时候,则是艺术自身的光复。而从社会功能角度讲,艺术扩张这一文化战略具有将艺术与人类生活和精神真正结为一体的重要意义。”[1](p.217)85新潮美术运动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证明特别是在文化蜕变时代,艺术不可能是自足的文化存在,担当理想与道义是它无法回避的使命和责任。尽管90年代美术曾一度出现远离深度思考和意义追问的趋象,但文化责任感作为一种强劲的美术发展潜在动力从未从当代艺术家的意识中消失。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美术界中逐渐回流的批判意识就是最好的证明。而这正是85新潮美术运动精神的延续。 2.85新潮美术运动中对西方艺术思维和艺术手段的大量引进和搬演极大地开拓了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视野。在十年后的一次美术界聚谈中,有人曾这样评价85运动对后继者的意义:“'85'更是一种先驱式的实践活动,它带来了中国人理解艺术、从事艺术的勇气和冒险精神,并因此开拓了中国当代对世界艺术的、文化的资讯收集和占有思维,使今天中国艺术家对信息和资讯的重视和交流变成一段基本活动,由此使之产生要与国际接轨与要进入世界规则的念头,并认识到其可能性与可操作性。'85'造就了一大批艺术从业者,更年轻的艺术家会不自觉地以此作为借鉴而谋求突破与发展。”[3]85新潮美术为90年代美术准备了国际化的目光和起点。 3.85新潮美术运动过分观念化、工具化的倾向及这种倾向使其最终失去存在合理性的结局给90年代美术极大的警醒:观念运动必须遵守艺术自身的游戏规则。如果彻底撇开美术的艺术限度与要求,结果将不是观念的突现,而是观念与形式一同坍塌。在这次美术运动渐趋退潮之时,理论界曾有多侧面的深入反思:“这个'现代梦'搅得我们身心不宁。焦灼、躁动、急迫、喧嚣、臆想、梦呓,都不能使我们真正地凝结文化成果。还是要用真实的生命状态、深刻的内心感受和有效的创作方式去建构鲜活的精神世界。”[4]90年代初,新生代画家们的一句话——“画画就是画画,活儿要地道”,看似简单却能代表后继者对85新潮美术的反省和思考。90年代回归艺术本体、关注现实生活与当下感受、注重语言研磨的美术潮流正是这种反思的具体化。 二、物质生存方式的渐变及其影响 进入90年代,在文化界陷入徘徊转入沉潜状态的同时,另一场意义的变革不事声张地在这块土地上悄然展开,这就是物质生存方式的逐渐改变。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和逐渐成熟使物质力量显示出人们始料不及的威力,金钱的作用开始渗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消费成了新的时代生活主题,不仅家庭生活中越来越多地挤满了各种十年前、五年前尚闻所未闻的便利机器,工作之余人们已不再愿意研读、聚谈,而是涌上街头,加入花样不断翻新的娱乐洪流;书店里曾经是一代人精神食粮的诗歌、小说、哲学、文化理论书籍少人问津,热销的是各种光怪陆离的娱乐、游戏光盘;通讯的迅速发展加快了整个社会的运转节奏,也改变了人们之间的联结方式,拓展了整个社会的视界,在网络罩住越来越多人的生活中,悠然散淡的抒情时代终于宣告彻底结束。 90年代社会物质生存方式的改变渗透到精神领域,使社会文化面目也逐渐蜕变,最为直接显著的,是日常生活中道德观念的松动和价值取向的漂移。金钱和物欲侵蚀着原本单纯的社会精神理想,成为人们行为选择的另一标尺;新事物新观念的不断涌现和冲击使原本单一刻板的道德戒条变得灵活宽容;曾经坚定地捍卫精神理想和文化价值的知识分子,随着社会地位被新一代经济弄潮儿的取代,肩上承载着的社会责任感也逐渐分崩离析。r.e华纳曾说:“文化的进步取决于文化的物质条件的进步;特别是任何历史时期的社会组织(这里指社会生活的行为方式、经济、政治等活动)都限制着那一时期的文化的种种可能性。”[5](p.51)无论人们的主观意愿如何,有实质意义的精神迁移是在物质生存方式变更的基础上才会发生的。在90年代滚滚的物质热浪的蒸发下,此前做为社会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的传统观念和古典情境,以及做为时代心灵的最后依凭的理想主义消失得无影无踪。90年代是一个真正在精神和心灵上无所期待的时代,人们不仅从理智也从情感上接受了救世主的幻灭,不再愤懑、伤感。开始从真实的下界生活中寻找生存的根基与动力。 90年代这种新的物质与精神现实,从两个方面对这个时代的美术风貌发生着影响: 1.它改变了美术与生活的关系。曾经高高在上进行精神训谕的先知美术不再有效,放下架子、回归生活,甚至充当感官娱乐的角色,是今日美术生效的必要前提。平民化,是90年代社会文化现实对美术的首要要求。这一要求影响了90年代美术的题材选择、语言方式及精神指向的尺度把握等诸多方面:日常琐屑生活场景及感受的大量入画,写实主义的回潮甚至泛滥,作品精神向度的浅表化,甚至某种程度的媚俗倾向的出现,都是现实文化逻辑使然。 2.它是美术媒材变化的现实文化根据。物质现实的积累给了艺术创作接受者以多方面的准备,使大量新鲜媒材进入美术界语言视域。如果说85新潮美术运动中各种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实验艺术只具观念冲击的文化策略意义,那么进入90年代,架下美术的发展便真正获得了自己的现实根据与可能。其中雕塑的快速发展、装置艺术在90年代中后期的渐成主流、视像艺术的被广泛接受,都与时代现实中物质生存方式的变化直接相关。三、文化生存环境的宽松化及其影响 进入90年代,随着新的物质生活方式的快速成长,许多新的精神因素悄然出现,逐渐侵蚀、改变着传统权威话语的内涵和面目。同时物质力量的迅速扩张挤压侵占了精神在人们生活中原有的位置和空间,社会观念体系变得灵活和松动,这在无形中消解了许多悬而难决的意识对抗与道德冲突,也使一些经多次文化论战仍无法决断的争端失效而成为假问题。另一方面,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展开,在大量西方的经济技术与科技力量涌入国门的同时,各种异质的价值学说和思想观念也侵入原本单纯的传统文化肌体,对中国传统的文化格局产生了颠覆性的深远影响。新的社会文化力量的悄然生长与传统文化中陈旧规则的主动退场同时进行着。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90年代“由意识形态权威来组织的社会正让位于一些由非意识形态因素来重组的社会,新的历史境遇恰恰是非意识形态性的。至少不是意识形态中心的。”[6]在90年代的社会进展中,曾经为几代文化斗士追求的宽松的文化生存环境正在得以形成,这从多方面影响着90年代的美术面目: 1.使90年代美术开始摆脱工具主义命运。美术作为文化斗争甚至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存在的命运因文化生存环境的宽松而得以拨正,使其能够逐渐疏离功利主义的焦虑而以从容健康的创作心态回归本体,使美术的自治成为可能,这是90年代美术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 2.为多元化美术格局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文化环境的宽容,带来了美术生存和发展环境的宽松,这使不同面目、不同性质的美术方式都能获得存在、试验与发展的可能与空间,彻底改变了在权力话语专制下的一元独尊的美术状况。这使90年代成为一个世纪以来美术样式、语言、风格、技法最为多样的时代,使当代美术发展真正进入了多元化时期。 3.在逐渐宽松的文化生存环境中,90年代艺术家能够以更健康的心态对待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影响,对本土艺术精神和西方艺术观念的继承、吸收、借鉴、取用甚至拿来都逐渐正常。不仅创作者对西方艺术观念的学习和借鉴能够处之泰然,批评界也鲜有动辄痛心疾首、挥舞大棒者。而近十年的美术实践也表明,真正正常的交流不仅不会使我们与传统割断联系、成为西方的翻版,自由的选择、对比还会更快地促使我们走出古老禁闭的神话,寻找到属于现代也属于自己的言说方式。 4.为90年代艺术家提出了新的时代责任和文化使命。文化生存环境的宽容也意味着不同面目和性格的精神力量的共生共存,这使90年代成为一个充满问题、疑惑、也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年代。当代美术作为时代精神的关注者,如何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当代文化提供建设性的意见,是时代的期待。尽管今日艺术家已不可能再扮演当代社会的精神导师,但关注人类心灵安顿和精神生存状态是艺术家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事实上,90年代美术实践亦证明,宽松的艺术创作环境使当代艺术家“以艺术语言的个性化再创造和重组,以艺术创作主体的个人角色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完善,以艺术语言的不同话语和艺术家个体的不同角色之间的相互差异性,进入了一个单个的人的时代……并以此同处网络中的其他社会个体和群体产生辐射影响。”[7] 四、文化交流渠道的畅通及其影响 随着经济开放政策的实施,90年代的中国终于摆脱了独立于世界一隅的形象,开始全面融入越来越一体化的地球。经济交流的频繁疏浚了通向世界的渠道,也为文化交流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应该说,这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美术界在对外交流中最为自由的时期。更多的西方美术家和他们的作品有机会进入中国;更多的国内美术家有机会走出国门,去世界各地的美术馆研究西方美术史上的精品;更多的国际艺展中开始出现中国艺术家的身影和声音……这种畅通的交通渠道给90年代美术带来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 1.它为90年代艺术家全面及时地了解世界美术的发展状况提供了条件。在对西方美术观念、技法的借鉴中,全面深入地研究是有选择地取用的必要前提。从90年代的美术实践中我们也看到,85新潮美术运动中那种西方美术表现技法与内在理念的生硬搬用状况有了相当大的改观。艺术家们在对此在生活的介入,对当下现实的关注表现中运用的西方语言媒材手段与自己的现实情境间显然有了更自然贴切的融合;观念与技法的学习借鉴更多地是积极有效地表现了作品的内涵而不是限制甚至窒息它。这种艺术创作中学习、借鉴的自由境界的获得,的确得益于文化交流渠道的畅通给艺术家带来的宽阔视界。 2.美术外部生存运作机制的引进。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艺术市场观念的树立和初步实践。美术活动中利益因素的出现首先是物质生存方式改变的结果:市场经济的无处不在,物欲力量的逐渐强大为艺术市场的形成提供了时代背景。而具体操作方式与运作模式的建立则主要得益于对外交流中域外美术市场的介入。艺术家的创作及作品进入市场曾一度引起美术界与批评界的激烈争论。市场派认为作品通过市场实现和确认自己的价值是现时代美术得以生存的唯一方式;反对派则坚守艺术无功利原则,认为市场化是艺术的媚俗甚至堕落。理论的争吵并未找到当代美术的最终出路,倒是在逐渐推进的市场实践中,利益化与非利益化的创作和作品都渐渐接近了自己适合的位置。专为市场销售而进行的艺术生产与执着语言表达和精神诉求的作品都健康地生存下来,也许这正是未来美术存在的健康格局和最佳方式。 曾有论者认为:“中国艺术在90年代之后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我们再一次清楚地看到文化断裂的现象,而我们试图硬性给艺术归纳的连续性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遭到破坏。”[8]事实上,经过对90年代社会文化现实的梳理,我们发现,是转变了的中国社会文化状况为当代美术提供了新的现实发展可能,使它终于摆脱在理论对抗与文化冲突中无处落脚的尴尬境地,走上了在他治与自治的双重规范下稳步发展的道路。 中国美术论文:浅析刘海粟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贡献 论文关键词:刘海粟 美术教育 美学 论文摘要:刘海粟是中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中国新美术教育的奠基人。他为中国美术教育事业做出杰出的贡献,在绘画上成就卓著,在美学思想和美术史论造诣上为中国现代绘画美学的开创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作为20世纪美术和美术教育的拓荒者、艺术大师,刘海粟除以杰出的艺术成就彪炳画坛,又以其独特而完整的美学思想体系和美术史论造诣,为中国近代绘画美学和美术史论的开拓、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中很多著作,观点新颖独到,详细而精确地论述了艺术的本质和艺术表达的内容与表现形式,分析了艺术的审美标准与价值。刘海粟的理论在现代绘画美学上具有超越和创新精神,尤其是他所强调的艺术所具备的主观表现、艺术情感和艺术个性。 一、为中国的美术教育事业做出杰出贡献 刘海粟是中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新美术教育的奠基人。1912年,刘海粟创办上海美专,也就是南京艺术学院的前身。为了上海美专的生存发展,他多次向亲戚借钱,参加义卖资助办学,把香港画展中100万港币的画款全部捐献给南京艺术学院。刘海粟坚持走自己的教育之路,努力摆脱传统的学院主义的束缚,坚决反对禁锢学生的艺术思想,提倡个性发展。主张兼容并蓄,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他十分重视外出写生,强调艺术创作要尊重自然,贴近生活,师法造化。课堂上,他严格要求学生通过各种写生活动来深入了解自然世界,尊重客观,在对静物、人物和风景写生时,不能照搬原物,要根据自己当时的感受去灵活生动的表现它们。刘海粟始终坚持艺术实践,曾经多次上黄山写生,每次都把对黄山的不同感受都表现的淋漓尽致,以表达他心目中黄山的永恒之美。这就是至今仍值得我们钦佩的“黄山精神”。这精神就是尊重客观世界,结合主观表现,不断创新,突出个性。我们从他一系列的黄山作品中,能够深深地体会到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刘海粟首次倡导在中国使用人体写生,实行男女同校。他的关于人体艺术的美学思想精论是对传统伦理美学思想的超越,在民国绘画美学史上有重大影响,为开创西方式的美术教育作出了贡献。 二、倡导中西融合,注重创新和个性的发展 刘海粟倡导中西融合,反对“全部西化”。1929年刘海粟首次赴欧学习考察两年半。在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努力汲取西方绘画真谛,同时不忘介绍、宣传中国美术。他的油画作品能使人感受到一种中国气息,因为他把中国传统的国画元素运用其中,包括中国画的笔触,线条,表现形式等,所以他的油画作品风格独特,具有国画的意蕴。早年刘海粟的油画写生中明显带有中国画的笔画,如《前门》、《向日葵》、《休息》、《在此》等优秀作品。而他创作的国画,又是在传统国画的基础上,巧妙地结合了油画的空间感和独特的质感。尤其是刘海粟晚年的作品,形式新颖,主题突出,色彩强烈,突破了传统国画的表现形式。这正表现了他所坚持“融合中西以创新”,“发展东方固有艺术,研究西方艺术蕴奥,从创新中得到美的统一”。 刘海粟的绘画注重个性发挥,无论国画或油画都充分展示他特有的性格。在70年的艺术生涯中,他“始终是自己走自己要走的路,自己抒发自己要抒发的情感”。他的作品是由自然、生活所激发,真切而实在的主观思想情感的表白,体现了时代、民族特性。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刘海粟特别强调在尊重客观的基础上结合个人的主观意识,突出艺术家的个性。1982年10月,他和南京艺术学院学生谈话时说:“黄山有永恒的美,但她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使我永远画不尽,要知道学无止境,艺术无止境,每上一次黄山,就是跟大自然较量一次,也跟自己较量。我画黄山,每次都有那么一点新意。”因此,“客观与主观相结合”和“主观表现和个性发展”并重是刘海粟所遵循的艺术创作原则。他认为表现就是艺术家强烈的渴望用独特的、极具个性的艺术语言表达自己的生命和人格。 三、为中国现代绘画美学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通过系统的研究中国古代绘画美学,刘海粟形成了自己独特而完整的现代绘画美学体系,其精髓就是情感、个性和主观表现说。他发表了许多论著和译著,如《日本新美术的新印象》、《梵高》、《高更》、《欧游随笔》等一系列著作中,渗透着他的表现主义美学观,可以说,中国美术表现主义体系及其理论的进一步确立是由他开始的。刘海粟也是一位出色的美术史论家,是中国近代美术史论的先驱之一。他对艺术史见解独到,认为“一部艺术史,即是一部创新的历史”。刘海粟的观点洒脱,对艺术的抒发强调创新,从统摄艺术史趋势入手,敏锐把握美术发展的时代脉搏。刘海粟的美学思想体系,为中国现代绘画美学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艺术多元化的今天,回顾刘海粟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贡献,使我们从他积极进取和实践创新精神中重新找到创作的动力,我们不会忘记他在艺术上的创造性成就和为祖国美术教育事业作出杰出的不可替代的贡献。 中国美术论文:民族传统与中国美术教育 【摘要】 中国美术教育在素质教育中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美术教育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方面有着积极地促进作用。学生学习基于民族传统的美术教育,不仅可以通过知识的学习扩展的知识空间,而且能够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带来精神层面的提高。因此,应大力倡导在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发展美术教育。 【关键词】中国传统美术;美术教育;文化意识;价值观;重要意义 在当前国际背景下,加强在中国传统美术文化下的美术教育对培养中国传统美术文化意识有十分必要的意义。在当代的美术教育中传统文化对教育工作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的美术史上,古往今来的艺术家积累了丰富的美术教育理论。这对我国今天的美术教育有着很好的引导作用。我国有丰富的传统美术教育资源和深厚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继承对美术教育有着积极意义。 一、发展美术教育的重要性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完善学生的各方面能力,培养符合社会需求、具有创新能力的学生是教育的期望和目标。近年来,随着教育改革,美术教育逐渐成为素质教育的一部分。美术是人类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术教育有助于感知和形象思维能力的发展,能够促进学生的创造和技术技巧意识的形成,能够促进学生个性化和全面发展。我国美术教育要跟上时展的步伐和需求,迎接新的改革挑战。实施全面发展教育,注重美术教育创新能力培养是深化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美术教育要跟上时展的步伐和需求,发扬和传播美术文化,培养学生道德情操、审美能力和创新能力。当今社会经济与科技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对教育与人才竞争。为培养符合当今社会市场需求的综合人才,要加强在学校美术素质教育中创新能力的培养。激发学生能够从美术教育中了解掌握更多的有关美术的知识和事物,开阔自己的思维空间,不断完善自我,增强创新能力。马克思曾说:“人和动物不同,人的活动都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因为人的存在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有理智有情感,有物质生活有精神生活。美术教育在培养人的优良素质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通过美术教育不仅能提高学生感受美的能力、自身鉴赏水平和创造创新能力,而且有助于学生建立良好的精神世界,拥有美好的心灵、树立美的理想、发展美的品格。美术教育是素质教育一个极好的切入口,重视美术教育的独特功能,把教育改革向更深层次推进。美术课程不同于文字,美术的直观表达容易唤起人的情感体验,直接影响学生的情感。美术课程不仅有助于学生不良情绪的宣泄,平复浮躁杂乱的心情,而且能够升华学生的情感。 二、民族传统美术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拥有丰富的各民族美术文化资源和人文自然资源。美术艺术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对于文明的传承、风俗民俗的延续,有着特别的意义。虽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发生文化转型重大历史演进传统美术文化受到严峻挑战,但在经历了时期动荡和文化洗礼之后,人们清醒地认为,传统美术文化所包含的精神是民族精髓的沉淀,只有在传统美术这片肥沃的土壤中,才能滋生出新的未来。民族传统美术特有的优秀精神品质是中国社会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民族传统美术文化的国家意义和民族意义是每个中国人普遍认可的,它意味着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历史底蕴的民族。民族传统美术是在一个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和沉淀、流传下来的,是国家总体文化的一部分。传统美术有着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让学生从小接触民族艺术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对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而且也是传统文化传承的一种重要途径。传统美术具有民族和国家历史的特色,具备一般教育所不具备的教育功能。保护和发扬优秀传统美术文化,对一个国家的内涵和发展具有非凡意义。 三、在大众教育中开展基于民族传统的美术教育 民族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在我国发展中,传统美术文化是教育和从创作的土壤。五千年的历史文化证实了传统美术的教育功能。民族传统美术中所蕴含的优秀品质,在形成民族精神的过程中有着非常直接的作用,在绘画、书法等方面所凝结的审美意识,都可以凝聚成人们的自身素养并逐步形成民族品格,给我们民族带来持续源源不断的前进动力,这种动力是精神层面的力量,让国家散发活力和生机。传统美术具有民族性、富有艺术特征的部分,如古典绘画、古典书法、古典雕塑等包含了我们民族的审美观念、审美能力和特有的表现意识,而且包含了认识自然、理解人生、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很多人文方面的启迪。这些教育在充满科技智能的今天,不但没有失去它的价值,反而更显珍贵。在大众教育中以民族传统文化为基础的美术教育中,爱国精神、民族精神这本身也是启迪我们心智开发的过程。这些充满传统精神的美术教育,可以把我们的学生带入民族文化的世界,在那里发现美,逐渐形成自身的优秀的精神品质。 总结 身处快速发展的文化经济社会,我们要意识到民族传统文化在培养我们接班人的民族精神方面的重要意义,坚定根本立场,发扬传统美术文化的精华,延续民族文化的使命,创造与时俱进的新民族文化。通过基于民族传统的美术教育,在教育的过程中,让学生形成民族文化认同感。通过传统美术文化教育,不仅仅是技能上的提升,而是通过民族文化的教育进行的精神教育。
音乐学论文范文:音乐学专业声乐教育的缺失 一、知识性方面 知识性方面指的是音乐的一般基础训练,包括音乐操作技能的训练,音乐的综合感觉,从拍子到节奏以及节奏的变化,从五线谱、音程到各个唱名、音名、调号、以及调式等等;同时包括音乐的理论部分,如曲式分析、音乐术语以及对各种乐器的了解,音乐的相关常识及各个乐派的音乐史及风格的掌握。世界各民族歌曲一般都是经过岁月洗礼而流传至今的艺术瑰宝,因具有朗朗上口的歌词,鲜明的节奏,旋律充满民族生活特色的风格,所以,演唱民歌时是最能直接感受到音乐性的特征。 二、审美教育 对于音乐的审美包含了对音乐审美的美学范畴,也就是激发学生对音乐“美”的感受力与敏感度,对于音乐的审美能力的培养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积累,民歌的创作主题一般是描写大自然与人类的爱情、以及劳动人民生活劳动场景,演唱者在演唱当中会很快的和自己的一些生活经历联系在一起,也就是心理学家通常称之为的“联觉”,通过这样的过程,学习者往往会很直接的体验到音乐的“美”,从而不断提高学生对于音乐美的感受力。 三、品格修养方面 高等教育中的“德育”是放在首位的,将培养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放在重要位置,而树立良好的人格品行首先是培养学生的民族性,因为有了民族性学生才具有爱国情操,由于民族歌曲本身具备强烈的民族性特征,所以,在学习的同时就培养了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操。现结合我国高等音乐学声乐教学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分析存在的若干问题。我国高校中的音乐学专业在课程设置上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主修声乐专业的学生,另外一种是辅修声乐的学生,上课的过程一般是“一对一”,上课的主要内容是解决演唱中的一些发声的基本技术问题以及学习演唱一些经典的美声教学曲目;除此之外,学校设有“民族民间音乐”的公共课,上课的内容一般是我国各地方的一些民族民间歌曲,本人认为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不足: 1、对声乐学习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总觉得学习声乐应该是声乐专业的学生的事情,辅修声乐只是走个过场,考试要个成绩,这完全违背了柯达伊音乐教育理论的思想。 2、声乐教材资源的缺乏,无论是音乐学声乐专业的教学,还是辅修声乐的教学,所选教材应区别于声乐表演,但实际上没有任何区别,也没有可选性。 3、对民族歌曲的演唱曲目选择过于单一,学校即使设置了民族民间音乐的公共课,但是老师一般所教授的都是我国各个地方民歌,没有把学习范围放到全世界,更没有将世界的各民族歌曲拿过来转化为本民族的音乐资源加以利用。民族的繁荣,国家的富强,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方面,更重要的是文化的繁荣,世界各民族的民歌学习给学生打开一扇了解世界的窗户,如果高校的音乐学专业的声乐教育在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还是走传统道路的话,就势必将这扇窗户关闭,这样的后果不仅仅影响到学生,更加严重影响到我国音乐基础教育。 作者:尹辉单位:西北民族大学音乐学院 音乐学论文范文:民族音乐学发展历程探讨论文 【内容提要】:民族音乐的重要性;民族音乐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形成与发展;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的民族音乐是世界民族音乐之林中的一棵古老而长青的参天大树,是我们华夏子孙的骄傲。它以丰富璀璨的繁花硕果,深广久远的历史传统,独特而多样的色彩风貌,巍然挺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国的民族音乐是当今世界上溯源最久远而又长流不绝的东方古老音乐,它渗透在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民族音乐学是音乐下属的一门音乐理论学科,在未使用这一名称之前,它曾被广泛地称为“比较音乐学”,至本世纪50年代初,作为学科名称的“比较音乐学”开始被“民族音乐学”替代。“民族音乐学”是一个复合词语,它是由“民族学”和“音乐学”两个概念复合而成。 1、民族音乐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形成与发展 民族音乐学在本世纪50年代前称“比较音乐学”,比较音乐学作为一门年轻的音乐理论学科,大约萌芽于18世纪中叶,它的产生与发展,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有关。从字面来理解,它似乎是一种将“比较研究的方法”作为学科研究基本手段的音乐理论。以18世纪为开端,欧洲发达国家的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们首先向外部世界开启了这些非欧洲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之门。他们感受到异国的新奇的音乐文化,并极力想把这些音乐传统的,不为欧洲人鲜见的音乐文化模式公诸于众。18世纪末叶,他们之中的部分学者对所到地区的音乐开始进行音乐性质的考察和资料搜集。调查者本身带有“西方音乐中心论”的文化偏见,因此,调查的内容很肤浅,但是也有一部分著作例外。如:比利时作曲家,音乐学费蒂斯,在他的著作《音乐通史》中,就较公证的和客观的论及了中国、日本和印度等非欧洲国家及其有关民族的传统音乐。 19世纪,英国和法国大肆对东方进行军事侵略和殖民扩张,英法两国对东方音乐的研究也随之发展起来。其中较为重要的著作有基泽维特发表的《阿拉伯音乐的起源说》等。由于没有音乐学家到他所研究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欧洲人对非欧洲民族音乐的描述和分析都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因此,这些研究还不能构成一个学科。19世纪中期,这一“低劣”“肤浅”的比较音乐学研究状况开始出现明显的转机,首先提到的是英国语言学家埃利斯,在他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论诸民族的音阶》,才是在真正理解、认识非欧洲音乐的道路上跨出了第一步,从而向当时开始滋长起来的欧洲音乐中心论发起了第一次冲击,它为后来比较音乐学的迅速发展,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比较音乐学”的提出是由奥地利音乐学家阿德勒在《音乐学季刊》提出了把“历史音乐学”和所谓“体系音乐学”加以区别的构想,并把非西方音乐文化的研究列入“体系音乐学”的范围。他认为这是一门“根据民族志和民俗志进行比较研究”的学科。当时,阿氏把这门学科称为“音乐学”,就是后来说的比较音乐学。从188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比较音乐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德国的音乐学家施通普夫于1902年在柏林大学建立了研究室,之后与在研究室工作学习的萨克斯等人形成了比较音乐学的柏林学派。 柏林学派的音乐学家们站在欧洲音乐文化的立场上进行音乐形态的比较,认为欧洲音乐文化的形态高于其他地区的音乐文化。导致学术研究的绝对性、武断性。但是,柏林学派也有它的优点,这一学派通过欧洲音乐和非欧洲音乐的相互比较,打破了音乐学历来只重视研究欧洲音乐的局限,从而强调了音乐学研究的全面性、完整性和科学性,它所起到的历史作用是不可磨灭的。鲍亚士学派又称历史学派或批评学派,当时是既反对进化论又反对传播论的一个新的民族学学派。此学派主张文化相对论,认为世界上各种文化是一律平等的,没有优劣之分。人们不应当用自己的一套标准去衡量其他民族的文化。这一学派认为每一种文化都具有独特的性质和各自的价值。这些思想对后来的民族音乐学的建立有很大的影响。美国学派和柏林学派相互融合,同时,音响和录音及其摄影技术的进步,对民族音乐学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民族音乐学界兴起了以结构主义—符号学为分析模式的潮流。它源自结构主义语言学,而语言学的结构主义学派有瑞士音乐学家索绪尔所创立。20世纪50年代末,法国人类学家借鉴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开创了结构人类学派。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高科技的兴起,信息技术的革命,西方世界进入了后工业阶段,西方文化也随之进入了后现代时期。这一时期在文化方面的特点是:消解中心,复苏边缘,反对同一,追求多元。最引人注目的是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批评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兴起。在东欧,巴托克的《匈牙利民歌》,柯达伊的《论匈牙利民间音乐》是东欧国家比较音乐学的代表著作,为这一音乐学科的发展筑造了一块块坚实的科学基石。在东亚,中国音乐学家、音乐活动家王光祈,最先系统的采用比较音乐学的方法,首开了东方比较音乐学之先河。日本音乐学中的比较音乐学亦开始苏醒,音乐学家田边尚雄作为日本比较音乐学的先驱者,于1936年创立了“东洋音乐学会”,为日本比较音乐学的兴起准备了早期条件。本世纪五十年代后,虽然“民族音乐学”以被多数国家的音乐学学者们公认,从而取代了以往的“比较音乐学”名称,但是,“比较研究”作为一种不可取代的音乐学研究方法,保留在民族音乐学的总体研究方法系列之中,并在比较研究的对象、范围和目的方法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开放和多样。80年代后半期,民族音乐学家们开始批评西方思想体系和欧洲音乐文化中心论,反对音乐文化的全球同一化,强调各种音乐自身的特点。从那时到现在,以下课题成为西方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热门话题:音乐的认同作用;他者的音乐文化;音乐传统的变化;音乐工业与大众媒体;城市民族音乐学和流行音乐;不同音乐的商业销售额,不同题材音乐作品在不同阶层中流通的比较和如何通过音乐建立人际关系等不同的问题;民族音乐学在音乐教育中的运用。 2、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 最早把民族音乐学介绍到中国来的是王光祈先生,他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中把中国、希腊、波斯阿拉伯分为“世界乐系”的三大类。王光祈先生不仅是第一位把比较音乐学介绍到我国的音乐学家,也是把这门学科从西方介绍到东方来的第一位学者。从王光祈先生把民族音乐学介绍来的第一天起,就是想用一种新的方法研究自己的传统音乐,使中国音乐能够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扬光大。1927年在上海出版了《东方民族之音乐》,之后中国的音乐学家们一直在“救亡图存”的基础上去做中国民间音乐的调查工作,而并不是在用看世界音乐的眼光去研究音乐,当然也取得了很伟大的成绩。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然而这些研究工作却为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全面地推广民族音乐学打下基础。1939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了“民歌研究会”,1940年改为“中国民歌研究会”,1941年改为“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间音乐研究,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这种做法和实践,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有很大的影响。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爆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从总体上看来,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时期继承了第一时期的做法,在大量搜集中立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20世纪60年代是民族音乐学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迅速发展的时期。进入80年代初,“民族音乐学”作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比较音乐学”和“民族音乐理论”、“民族音乐研究”、“民间音乐研究”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在中国音乐学领域逐渐确立了它自身的分支学科地位。至80年代末,中国民族音乐学无论是学科基础理论和方法论建设,还是具体的调查采集及各种专题研究,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80年在南京召开了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自论坛会之后,民族音乐学便在中国逐渐地确立了自身的地位。超级秘书网 中国音乐学家借鉴国外民族音乐学理论、方法及最新成果,在很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国外民族音乐学论著的编译和出版、就民族音乐学学科界定的争论和对学科建设的建议、民族音乐志的编辑和出版、音乐文化区划性质的研究、音乐文化历史性质的研究、跨文化的音乐比较研究、对外国音乐文化的研究、民族音乐学的教学、现代科学技术的采用等。随着民族音乐学的逐渐形成发展,它形成了它特有的研究方法。民族音乐学分为田野工作法和案头工作法两个阶段。田野工作又称为现场工作,指的是为了获得研究资料,亲自到某一特定音乐文化发生的环境中去做调查,案头工作则包括对搜集来的音乐资料进行记述、分类、分析、研究及结论或论文的撰写。田野工作之前的准备工作包括思想、资料、技术能力、器材等方面的准备及杰作调查提纲等方面的内容。案头工作可分为四个阶段:对调研对象进行描写和记述;在描写和记述的基础上分析、解释;在分析、解释的基础上分类;在分类的基础上进行研究。 民族音乐学发展至今与社会科学领域非音乐理论学科之间有很多的联系。如:与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地理学、语言学等。民族音乐学是发展时间很短的学科,从民族音乐学发展来看,民族音乐学是一个包容面很广的音乐学分支学科,它以后的发展面积将会更广,内容会更加博大精深。 音乐学论文范文:幼儿生理特点与音乐学习分析论文 【摘要】文章概述了音乐教育对幼儿的重要影响,阐述了我国目前音乐教育所存在的问题,重点分析和说明了幼儿的生理成长特点以及针对这些特点采取的相应教育方法。 苏霍姆林斯基说:“音乐乃是一种使人迷恋善良、美丽和人道主义最美妙、精细的手段……”。音乐是人类生活的反映,也是人们抒发情感的方式。用音乐愉悦生活,使人们获得高尚的情感。音乐有集中注意﹑激发思维﹑发展语言﹑丰富想像的作用,可以促进幼儿智慧发展;音乐有调节情绪的功能,能给幼儿美的享受,美的音乐能够使幼儿情绪高昂地全身心地投入到音乐活动中去…… 音乐有其独特的特征,因此对幼儿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幼儿音乐教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意义深远的新型课题。“幼儿音乐教育”是对幼儿进行的音乐启蒙教育。它采用生动活泼的教学内容和形式,培养和发展幼儿对音乐的兴趣。音乐教育不仅能培养和提高幼儿的音乐能力和增强幼儿的审美能力,还能够使幼儿在音乐活动中通过感受﹑体验﹑表现“美”的内涵,从而使幼儿获得身心发展的“和谐之美”。幼儿只有学会认识音乐﹑驾驭音乐﹑学会寻找和体会音乐之“美”,才能进入音乐的天地并借助音乐获得积极的人生体验。从而促进幼儿全面、健康的成长。所以,幼儿音乐教育是幼儿能否健康成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目前,我国音乐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任教内容和任教方法这两个方面: 一、任教内容方面 在音乐教育中,教师一般都侧重于对幼儿技能的训练,忽视了对幼儿审美能力的培养。当然,教师对幼儿的技能培训在教学实践中也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音乐教育中需要突出如何让幼儿在潜在的美感中体会到音乐的节奏、旋律、音色以及乐曲的整体结构。培养他们把美感辐射到音乐教育的各个环节之中去。使审美教育在循环反复中得以提高和发展。从而提高幼儿的心理审美素质。例如:演奏《泉水叮咚响》时,一般来讲教师主要注重孩子如何去唱好这首歌曲,而没有依靠让孩子体会曲目的音调、节奏来吸引他们对音乐的浓厚兴趣。而我则用一个水壶装上水放到教桌上,再用吸管吸上水,从很高的位置往水壶里滴水。同时让孩子们闭上眼睛仔细去聆听水壶里发出的”叮咚”声,引导他们去想像这个声音发出时歌曲里面的环境,声音之间的快感和音符,然后再叫他们去模仿这个声音,去幻想在这个幽静的环境之下音乐所辐射出的内涵和潜在的微妙感觉……这样会使教育内容更丰富、得体。 二、在教育方法方面 在这方面主要体现在模仿性成分太多﹑教具的陈旧﹑教材内容呆板等问题上。 1.模仿性成分太多。包括音乐题材,表演的动作,游戏的主体内容等。很多教师都是复制原有的音乐游戏,而且在教导的方法上都是按照原来的基本要求去实施和开展。比如按照教材里的所有内容原本的予以辅导或者大量模仿别人的教材,这样取得的效果是不明显的。 2.教具的陈旧。教具就像教师手里的魔术棒。如果发挥的淋漓尽致则效果事半功倍,反之则没有任何意义,而且容易使孩子产生抵触情绪。因此,选择具有生动、新颖对孩子具有吸引力的教具将对音乐教育的的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3.教材内容呆板。幼儿对新鲜事物较感兴趣。如果教材内容呆板,孩子们会表现出的漠不关心的样子和淡然情绪。这种模式会削弱幼儿对音乐的探索性和创作性。因此,在教材的内容上下功夫也是幼儿音乐教育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针对现在音乐教育的状况,结合自己多年的幼儿音乐教育的一些探索、实践和经验,大胆思考、改变教育思维与模式,旨在通过音乐教育激发幼儿对音乐的兴趣,提高幼儿的审美能力和健全他们的启蒙思维。让“音乐”成为儿童生活的灵魂。那么,幼儿有什么样生理特点?我们又该如何针对幼儿的生理特点采取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呢?这是开展幼儿教育是否成功的核心内容.根据幼儿的的生理特点和个性,以及对幼儿教育的见解,综合自己的实践经验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剖析如下: (一)以幼儿对新生事物具有“趣味性”的特点,采取“以趣引趣”的教育方法 兴趣是幼儿产生学习动力的重要因素,也是推动幼儿从事活动的内在力量。因此,我用幽默的语言、生动的比喻使音乐活动充满情趣,从而激发幼儿的学习激情及动力。主要在体现于教材趣味化﹑设计趣味化﹑教法趣味化三个方面: 1.教材趣味化。我在选择教材时,总是尽量选择从歌词到旋律,从体裁到形式,从结构到风格,都能贴近幼儿生活的教材。体现儿童情趣的教材,同时根据相关的题材加以改编,体现生动、活泼、趣味性。如歌词“汽车”演变成“汽车,嘟嘟嘟”;“流水”演变成“流水,哗哗哗”又如歌曲《走路》,小兔走路蹦蹦跳跳,“蹦蹦跳跳”的旋律平行,节奏短促跳跃,表现小白兔跳的生活特点;小花猫走路静悄悄,“静悄悄”旋律下行,渐渐减弱,表现小花猫的生活习性。这样就形象生动地描绘了这些动物的动作特征。比喻贴切、生动有趣。孩子易记、易学、易懂,适合幼儿的兴趣爱好。 2.设计趣味化。音乐教育活动设计的好坏,往往决定了音乐教育的成败。因此我对每一个音乐教育活动都要根据教材对结构内容进行精心设计。使之情节化、承上启下、自然过渡。这样就能使幼儿从一个陌生的主题走向一个熟悉的、感知的、进程性的意境。在这个意境中不仅让孩子感受音乐,而且让孩子表现对音乐的积极性。同时也可以使音乐活动顺利有序的进行。通过老师的精心安排,使幼儿感到音乐活动的趣味性。比如教孩子唱《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歌曲时,我自己充当孩子们的妈妈,让孩子们充当歌曲里的那个孩子,在唱歌的过程中我用双臂去和孩子们拥抱……把亲情和故事的情节化为一体,把这首歌曲设计成一个动人的故事。而且根据故事的气氛引导孩子的表情,从而把教材设计得趣味化、条理化、结构化。 3.教法趣味化。“好奇”是幼儿的心里特征。“形象”是幼儿的思维方式。幼儿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的心理,与此同时他们也善于用”形象”的思维去对”好奇”的事物加以思考、想像、揣摩。我利用这两个特征抓住幼儿的心理把音乐题材的内容变得“好奇和形象”,充满艺术色彩。我把同样的题材“趣味”化之后变得引人入胜,新奇和形象﹑生动。幼儿便于接受并积极参与到音乐活动中去。我对这个方法体会尤为深刻。比如教孩子们做“猫和老鼠”的音乐游戏。我用相应的乐器作背景,用道具比作猫和老鼠,再结合动画片《猫和老鼠》的内容,让孩子去想老鼠本来怕猫的,为什么猫老是被老鼠弄得晕头转向?让他们去模仿猫和老鼠的动作,用自己的形象来融入到这个游戏中去,利用他们”好奇”的心理把音乐游戏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二)以幼儿情感化为特点,采取“以情动情”的教育方法 达尔克有句名言:“对音乐的理解,与其说是一种智力过程,不如说是情感过程”。因此对音乐教育的重点应该着眼于引导幼儿对音乐情感因素的体验。那么,怎么利用音乐感受达到情感交流,让幼儿轻松愉快地投入到音乐活动中去呢?我得出的经验是由“情”转变成“爱”。只有用“情”去打动幼儿;以“爱”去温暖孩子;用强大的感染力去体贴他们;用微笑去抚慰他们,他们才会在“爱”的情感氛围下茁壮成长。 另外还应加强师生的情感交流,努力创造一种平等、宽松、和谐的气氛,以此来激发幼儿对音乐活动的兴趣。因此,教师的情感、气质在教育过程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教师要以自己在审美欣赏中的情感表现出感染力。另外教师对音乐也要有敏感性,具有善于发现、捕捉、审美的能力。教师加强与幼儿心与心的沟通与交流。采用以“情”动“情”的教育方法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形体训练《花儿笑》进行时,我让孩子意识到眼前就是一片花丛,然后再引导孩子们一起表现出惊奇、喜爱,然后想去闻花的香味,也想去摘美丽的花朵,又怕别人看见的表情。但又要让孩子们知道假如去摘花的话则是损坏自然的一种不良行为。让幼儿从心里变化中和老师一起去体会、寻找、去看、去闻、去摘然而又没有去摘等一系列动作化情感。同时在语言、体会、表现都恰到好处时结合题材,把情感融入到每一个细节的音乐活动中去,让幼儿在情感的底蕴中去领会每个动作的情感内涵。 还有就是要求教师在教育的同时让幼儿和音乐产生共鸣。如乐曲《欢乐的牧童》,教师不仅要引导幼儿去体验牧童欢乐的心情与感受,还要让他们联想到辽阔的草原,蓝蓝的天空,引导幼儿去体会和感受草原的美丽。描述时要有激情,形象的表现高兴的动态细节,让孩子说出内心的情感体验,情感的表达会逐步的变得细腻、深刻。 (三)寓教于乐是幼儿音乐教育的又一特点,采取以“乐”为教的教育方法 音乐艺术有娱乐的特点,这是吸引幼儿积极参与音乐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利用音乐娱乐性的特点,引导幼儿在玩乐中学习、在快乐的气氛中体验生活。把音乐教育寓于愉快的音乐感受和音乐表现之中。引导幼儿在愉快的,富有艺术特点的教育活动之中受到教育。以“乐”为教的教育方法促使幼儿变得活泼、开朗,促进幼儿的身心健康和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 (四)幼儿具有潜在创造力的特点,采用“以新带新”的教育方法 奥尔夫体系的核心观念之一就是在不断的创新中获得新的生命力。在大力推行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要培养幼儿在自我探索中获取知识,在自我探索中增强创造力。教师是幼儿创造力的挖掘者。因此,我较注意启迪幼儿的形象思维来创造表达歌曲的音乐形象。比如改变歌曲的格调。本来用小提琴演奏的曲目,我用钢琴来演奏。改变了原有的格调,再结合教具,采用生动、形象的表达方式发掘音乐活动中幼儿的潜在思维和创造力。比如和孩子们做《乌鸦喝水》的音乐游戏时,我把《乌鸦喝水》这个故事的内容用简短的歌词和轻快、明亮的的歌调编写成一首儿歌。再用相应的教具来让孩子加入到乌鸦喝水的音乐游戏活动中去,根据这个故事的构思引导他们去表演,使孩子们在轻松而快乐和充满稚气的童声环境中动动脑筋,开发潜在的智慧和创造力。其次,也根据这个故事的内容让孩子去发挥自己的想像力,让他们自己去唱,去演。这就需要教师去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善于在实际的教学实践中去发现,鼓励和培养孩子们如何去创新。以”以新带新”的教育方法促进幼儿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超级秘书网 (五)针对幼儿的个性和优势采取”因人施教”和”灵活运用”的方法 每个幼儿会因成长的环境差异而产生不同的个性,不同个性的幼儿对音乐的领会和敏感程度是有差别的。因此,针对个性不同的幼儿采取”因人施教”和灵活运用”的方法也是很重要的。因此,在音乐教育的过程中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在教学中发挥幼儿的积极主动性,使幼儿成为真正的主人。 2.要针对他们的不同特点和需要,让每个幼儿都得到美的熏陶和培养,对有艺术天赋的幼儿要注意发展它们的艺术潜能。而且不可以整齐划一。 3.积极发挥教师的的指导作用,为幼儿提供”自由表现”的机会。 4.尊重每个幼儿的想法和创造,肯定和接纳他们独特的审美感受和表现方式,分享他们创造的快乐。 综上所述,我们要在实际的幼儿教育实践中善于抓住幼儿的生理特点,对这些特点加以分析、总结而采取相应的教学方法是现在幼儿音乐教育的核心和重点。让幼儿在音乐教育中享受到音乐带来的乐趣,并将这种乐趣加以巩固、发展、成为终生的一种需要。 音乐学论文范文:学生民族音乐学习 一、培养学生学习民族音乐的重要性 民族音乐是素质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艺术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素质教育则使音乐教育目标更为明确。音乐教学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音乐文化素质,培养学生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以期使每个学生都拥有高贵的心灵与完美的人格。而要完成这一目的就不能脱离民族音乐教育。只有在小学时期就接触并学习民族音乐,学生才能更全面地具备审美和创造美的能力,更好地提高综合素质。 二、培养学生学习民族音乐兴趣的方法 音乐作为学生艺术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小学生素质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从事音乐教育的工作者应积极主动地了解孩子们的内心世界,用小学生的眼光观察世界,从而激发学生对音乐的兴趣。兴趣是学习音乐的基本动力,是学生与音乐保持密切联系、享受音乐、用音乐美化人生的前提。音乐课应充分发挥音乐艺术特有的魅力,在不同的教学阶段,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和审美心理特征,以丰富多彩的教学内容和生动活泼的教学形式,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内容应重视与学生的生活经验相结合,加强音乐课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为他们营造轻松的学习氛围和快乐的音乐世界,让他们在民族音乐中得到快乐,在教学过程中提升审美和创造美的能力。 (一)教学内容需要童趣化 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和网络技术,让学生从不同的层次、角度了解与民族音乐相关的文字、音响、图像等多种信息,帮助学生形象、准确地感受和认识。通过欣赏各种音乐资料,学生如身临其境,从而反复聆听与体味,加深对作品资料的理解。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对自己家乡的民族音乐进行调查研究,使其近距离、真实地接触民族音乐,而通过学生的自我介绍则可让大家了解我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丰富多彩的民族音乐。如,我校的学生大多是外来工子女,来自五湖四海,各班的学生情况大同小异,因此,好的音乐素材更能吸引他们浓厚的求知欲望。我让他们在课外收集自己家乡的民歌并在班级进行交流,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提供给学生视觉和听觉上的双重体验,从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针对此,我在音乐教学中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以更加丰富多彩的教学形式吸引学生,使学生在直观、具体、生动、有趣的课堂气氛中更好地学习民族音乐。如在《茉莉花》一课中,我用一段康师傅茉莉花茶广告的录像引出课题《茉莉花》。这一设计,让学生一开始就被茉莉花的魅力所折服,进而有了学习歌曲的强烈愿望。于是我便利用CAI向学生展示了二胡演奏的《茉莉花》和民族歌唱家宋祖英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唱的《茉莉花》,以及歌唱家李丹阳演唱的《亲亲的茉莉花》等,让学生欣赏不同风格和不同表现形式的《茉莉花》并谈谈自己的欣赏感受,从而增强学生对民族音乐的喜爱和民族自豪感。 (二)教学方式需要游戏化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要想让学生真正领悟音乐的美,创造美的音乐,民族音乐是必上的一课。然而,对于今天的学生,似乎只有流行音乐或者说是流行歌曲才离他们更近些。这就要求教师深入学生当中,了解并熟悉他们喜欢的音乐,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他们的朋友。教师还可通过音乐教学活动增强学生的审美趣味,开阔学生的音乐视野,提高学生音乐欣赏的能力。例如,在欣赏民族音乐时,我先给学生欣赏一首《大中国》,因为熟悉,学生兴趣盎然,还摇头晃脑地跟唱。然后,我将其中秧歌的音乐介绍给学生,让学生明白流行音乐的创作也可以民族音乐作为素材。又如在引导学生欣赏《盼团圆》时,为了使同学们更好地理解这节课的内容,我放了一首王力宏的《龙的传人》。这首歌很多学生都会唱,但对其内涵不是很了解。于是我便深情地把这首歌的歌词及歌曲的创作背景介绍给学生,重点描述祖国母亲的伟大,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无论身在何方我们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当再听这首歌曲时,教室里静极了,一股浓浓的温情在教室里悄然弥漫着,歌曲把师生的情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完成教材教学内容的同时,我还会不失时机地向学生推荐一些音乐,如欣赏中国优秀的民族歌曲和优秀的外国歌曲,以拓展他们的音乐视野,提高他们的音乐审美能力和音乐鉴赏能力。在强调民族音乐文化在音乐教育中的重要地位的同时,我们应当吸收西方音乐教育的优秀成果,借鉴一些西方优秀的教学方法、手段,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音乐教育方法。 兴趣是学习音乐的基本动力,是学生与音乐保持密切联系、享受音乐、用音乐美化人生的前提。在实行新课程标准的今天,教师应采取各种形式有效激发学生对音乐的兴趣,让学生每每带着浓郁的兴趣走进音乐课堂,时时保持一种对民族音乐学习的积极心态,让民族音乐真正走进学生的心里,从而提高音乐课堂的实效性。 (三)教学示范需要生动化 自制简易乐器的教育价值很大。它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它还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和坚强毅力——不怕困难、坚持到底。自制简易乐器的含义很广,它既包括自寻音源材料(如课桌、书本、玻璃杯、身体各个部位等),用以探索、表现、体验音乐的进行、休止、速度、力度、段落、情绪等,还包括制作各种简易的乐器,如铃鼓、酒瓶吹奏乐器、自制弹拨乐器等。如在欣赏民乐合奏《彩云追月》时,我让学生组建快乐的小乐队,因为本课的教学重点之一就是引导学生积极参与音乐主题的演奏活动。但乐队的组建对一般的四年级学生来说有困难,于是我就引导学生从自制打击乐器入手,降低演奏的难度,提高参与率。课前我把主动权让给学生,让他们自带茶杯、酒瓶等适合做打击乐器的材料,而上课时,我惊喜地发现学生的想象力非常丰富,制作能力也很强。有的学生甚至连家里的锅碗瓢盆都带来了,并用这些打击乐器为乐曲设计伴 奏。敲敲打打,悦耳动听,整个教室成为欢乐的海洋。合作学习充分地发挥了学生的创造力,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然后,我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自由选择一种节奏型练习,为乐曲伴奏,最后再演一演。如我让有器乐特长的学生上台演奏主旋律,其他学生进行节奏伴奏。这个环节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各种感官,使之积极主动地投入到整个欣赏活动中,陶醉在创设的音乐情境中,尽情地表达对乐曲的感受。 (四)教学评价的合理化 音乐理论家修海林曾说:“音乐意境既产生于音乐家对形象的审美感觉中,又存在于音乐的再现中。自然,音乐的审美也势必要求体验到这一意境,这时意境即是客体的主体化,也是主体的对象化,意境是审美意象性活动的产物。”因此,在音乐教学过程中,创设情境对学生尤其重要。如在听赏《采茶舞曲》一课时,我先进行茶艺表演,一边泡佛手茶,一边介绍茶道“韩信点兵”、“游山玩水”等。学生欣赏完我表演的茶艺后,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争先恐后地品茶,并赞不绝口:“张老师,您太棒啦!”“我也要跟您学习茶艺表演!”“这茶真香啊!”看着孩子们可爱纯真的笑脸,我的心也洋溢着快乐喜悦。整节课师生都沉浸在淡淡的茶香中,温馨快乐。我又示范了“凤点头”的手型和拇指、食指的曲伸节奏,引导学生即兴创作采茶的动作,通过提压手腕来夸张动作,将韵律感表现得更优美、柔和,学生都兴致勃勃地动起来。有的学生还三两成群地一起编排采茶的动作,连平时上台腼腆不敢表演的学生也跃跃欲试:“老师,我也要上台表演。”虽然他们的动作不是很到位,但是全班都给予热烈的掌声,并对其表演进行评价,我也及时给予肯定。 三、培养学生学习民族音乐的意义 音乐创作教学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一条有效途径。在音乐教学中,有许多内容适用于学生开展模拟性实践,进行发散性创编,而教师必须善于捕捉这种时机,充分挖掘教材因素,引导学生有意识地进行创作尝试,从而让学生在实践中求知,在实践中创造。在教学中,教师应抓住小学生好动、爱表现的特点,为他们提供表演的机会,让他们尝试自己创编表演,以提高他们对音乐的理解能力和表现能力。如可通过歌表演,用动作表现节奏,根据音乐自编动作表演等形式,使学生以积极主动的状态投入情感,进行形象思维,展开丰富的想象,创造性地表现音乐,表现在教学过程中就是教师引导学生把自身对歌曲的感受、情感体验客观、形象地表现出来。学生体验到歌曲情感,就是对内在美有了一定的感受,而教师再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把歌曲的情感、内在美形象地表现出来,就是创造美的一种表现。 学习民族音乐可使学生了解和热爱祖国的音乐文化,增强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操。我们应让民族音乐成为孩子们成长的摇篮,让孩子们在民族音乐这块瑰宝中绽放光彩。 音乐学论文范文:民族音乐学科定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8]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ethnomusicology)、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核心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 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核心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12] 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P.J.Stock)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禁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音乐学论文范文:西方音乐学 一、音乐学专业从附中开始设立的意义 音乐学的专业方向应该从附中开始设立,至少,在附中的高中阶段一定要设立音乐学的专业。要思考符合附中音乐学专业方向的课程设置,而且,对于演奏、作曲等其它专业也要补充音乐学常识方面的课程。从近二十年来音乐学发展的情况来看,如果在附中的高中阶段开始设立音乐学的专业方向,对于我国音乐理论的学习风气、研究水平等,都会带来很重大的意义。仅仅就在附中的高中阶段开始设立音乐学专业方向的教育意义而论,将会产生以下两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观念上的意义。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样一个谬论:“学表演不行就改学作曲,作曲再不行就学理论。”除了可以认为人们缺少对音乐学以及音乐理论研究的认识之外,是否更应该对我们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加以检讨。 这个局面的形成,一方面,应该说与音乐学系历来的要求标准有关。音乐学系历来视附中其它专业被淘汰后进入音乐学系的学生为“嫡系”,并把其作为音乐学系的后备师资。然而,关键的问题是,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喜欢音乐理论这门功课,不是把音乐理论视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来加以钻研。甚至,其中一部分人根本就瞧不起音乐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其结果是可以想象的。我们不去妄断、怀疑许多人有从事教学与研究的能力,有着很高的智商。但是,遗憾的是他们确实没有什么研究成果刊布于世,没有几篇论文为同行们所知晓。我们知道,科研与教学是相互促进的,没有科研水准和研究基础的教学水平,究竟又怎样就不得而知了。历史的原因,人为的认识,瞧不起音乐学专业的人士,大有人在。这已经成为一种人所共知的事情。甚至,一些在音乐学专业方面授课多年的教师,也常常讲自己曾经是学习其它专业,而羞愧自己如今从事的音乐学教学工作。因此,从附中开始设立音乐学的专业,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培养学生的志向,是一个立志的大问题。“立志”音乐学的学习与研究绝对不是一句空话、大话,音乐学系不应该把其它专业被淘汰后进入音乐学系的生源作为培养的“嫡系”,不应该视有一点音乐技能,但并不喜欢音乐理论这门功课的人为“宝”。其实,表演学不好,作曲学不好,也就更不可能在音乐理论方面能够有所作为了。一些音乐学院今天在音乐理论教学与研究上出现的窘境已经作了充分的证明。如果要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音乐学以及音乐理论研究的错误认识,要改变别人的认识,那么,首先要从自己做起,应该首先使我们的学生立志音乐学学习与研究。必须在附中阶段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使得我们的学生从进入音乐学院的大门之始就立志于音乐学的学习,就确立了一个大的研究方向。这样升入音乐学系的本科学生,从今天的自卑心理到立志音乐学的学习与研究,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在当今发表的音乐理论论文里,的确有许多缺少对音乐本体进行的研究,让人们误以为音乐学的研究就是文字的工夫,认为音乐学的基本功就是背熟几本音乐史书。这也有其历史的原因,在目前音乐学的教学、研究,以及学习的队伍人员中,有许多人曾经学习的是其它专业,他们有的或是在外语,或是在历史、文学等方面受到过较长时间的训练,或在其它文化方面有较高的水平,较强的能力,等等。这部分人利用自我的优势从事了音乐学的工作,譬如,中文和中国历史专业方向的人,对中国古代音乐文献进行着辑录、校释,或从事着缺少音乐形态研究的中国音乐史的工作;而外国语专业方向或一些外语比较优秀的人,则从事着西方音乐文献的翻译,或从事着【清】毛奇龄在《竟山乐录》中所讲的“乐书不是乐,乐器不是乐”的工作。客观上讲,这类人中间的部分学者,为我国音乐理论的研究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完成了许多音乐学基础性的工作。音乐学的研究需要其它文化学方面人士的加入,音乐学者也需要具备文化学方面的学识,只是不能过于偏颇。如今就有些“过”的现象,因此,使人们产生了对音乐学的错误认识。这也许是我国音乐学这门学科发展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 第二,本科生源数量和素质保障的意义。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音乐学的生源数量不足,学生的素质更是不尽人意。 一方面,为了扩大生源,大大降低入学标准,有的音乐院校甚至以缩短音乐学本科学习的时间来吸引生源。另一方面,许多音乐学的出题老师抱怨目前音乐学的试题过于简单,认为如今学生的素质差。试想,要让从来没有学习过音乐学理论的应届高中学生,应考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的试题,其效果肯定不好,其水平肯定很低。即使是那些从小就接触音乐的“琴童”、“天才”等,对音乐学理论可能也是知之甚少。没有学习过的东西,不可能考出好成绩;没有成体系的音乐学的教育机制,也就没有生源量和质的保证。所以,我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上述两方面的矛盾,必须从附中阶段开始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或在普通中学中协商选择一些学校,定点开设音乐学方面的课程。由于今天的许多考生没有进行过音乐学方面的系统学习和训练,在出题老师看来再简单的试题,对于考生也是难题,老师和学生都不好把握考试试题的深浅难易程度。如果从附中阶段开始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一来不仅能够使升入音乐学系本科的学生数量有所保证,使本科生源的数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且,更能保障这部分学生在音乐学方面的素质和能力方面有一个较高的水平。如果学生在中学阶段已经学习了音乐学方面的常识,升本科的试题自然能够上一个台阶,自然有一个深浅难易的层次。 我们经常争论是否让音乐学本科阶段的学生进行专业方向选择的问题,然而,如果在附中阶段设置了音乐学专业,学生们经过几年音乐学方面能力的训练,在进入本科阶段之后,通过第一学年的适应阶段,在第二学年中,完全可以进行有所目标的专业方向的选择。这样以来,音乐学专业学生的整体素质和能力就会得到很大的提高,使得我国音乐学的教育、学习与研究水平获得一个真正的提高与发展。同时,这也给从事音乐学教学工作的教师也提出了一个比较高的要求。音乐理论的教学与研究,本身应该具有前瞻性,教学上落后,会使我们在音乐理论的研究方面更加置后。我们要按照上述标准来检验今天音乐学学人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经验,要求提高从事音乐学工作和研究的队伍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素质。以前我们对于这一学科的认识不全面,对音乐学这门学科建设的思考也不多,特别是对音乐学专业方向的课程设置更没有做深入研究。今后当尽快补上,不能让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 二、 音乐学(musicology)是一门研究音乐的学问,来自于西方。萧友梅先生在建立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时,虽然引入了至今仍在延续的欧洲音乐教育体系。但是,音乐学专业课程的设置,在我国的音乐教育中是比较晚的事情。新中国建立之前几乎没有,即使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大部分专业音乐院校音乐学专业课程的设置也很晚。除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于1954年,中央音乐学院于1956年较早建立以外,其它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的建立都较晚。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分别于1978年和1980年设立了音乐学系,武汉音乐学院于1986年成立音乐学系。而象天津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等,则都是在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之后才逐渐挂牌成立了音乐学系。几所音乐院校的音乐学专业被批准为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授予点则是更晚的事情。1982年中央音乐学院被批准为硕士学位授予点,1988年被批准为博士学位授予点。上海音乐学院硕士学位授予点是1982年获得的批准,博士学位授予点是1989年获得的批准。 在我们的西洋音乐教学、研究队伍中,有不少是在西洋文化的社会和生活环境中受过熏陶的学者。我们在西方音乐学的传播、教学、研究等方面,也的确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是,说音乐学在我国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也许一点也不过分,这一点也反映在我们过去,以及今天许多人对音乐学的认识中。譬如,我们历来要求学习音乐的人,一定要“底子好”、“基础好”。所谓的好“底子”、好“基础”,在多数情况下主要指的是“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且不论表演、甚至作曲等专业方向的学生,是否仅仅只是具备了“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的能力就够了这个问题。就音乐学为学习和研究方向的人而言,除了应该要求具备“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的能力之外,还应该有文史修为和写作能力的“底子”、“基础”,要具有音乐理论的思考能力。也就是说,对于从事音乐学专业工作与研究的人们来说,必须掌握音乐形态、音乐技能等音乐本体的知识,以及掌握中外历史、文学、语言、宗教、风俗、文献典籍等社科文化知识,要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功。对于这一点似乎大家早有共识,似乎也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在我国音乐学的实际教学中却没有加以实施,至少做得很不够。而且,在我们还没有对原有西方音乐学领会得十分清楚的情况下,又有许多其它西方音乐研究理论,以及一些音乐研究新领域、新知识不断为我们所认知,使得我国这门本来就很年轻的学科,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譬如,对于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世界音乐(W0rldMusic)、多元音乐文化(ManyMusicofManyCultures)等新学科、新概念的系统解读,以及与原有音乐学之间的关系;等等。 就目前国内音乐学的教学和研究现状来看,急需思考如何在借鉴西方音乐学学科体系、消化西方其它成熟音乐理论体系的同时,在所谓西方音乐学的构架中,建立符合我国音乐的发展历史、符合我国音乐文化生活存在的状况,以及符合我国音乐理论学习与研究现状的教育体系及教学体制等问题。也即,如何在我国现有音乐学的专业教育中,在音乐学专业学生的培养与训练中,无论是在教学的指导思想和培养目标方面,在学制的设定和课程的设置上,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音乐理论研究的学科。 三、附中、本科课程的合理衔接与音乐学专业的层次教育 如果能够在音乐学院附中,甚至其它普通中学开设音乐学专业的课程,那么,这些课程要与本科招考的内容基本衔接。音乐学专业本科阶段设置的一些课程,在一定程度上一定应该是附中及普通中学音乐学专业课程的延续。因此,课程的设置就十分的重要了。目前,在音乐学院的音乐学专业所开设的所谓专业课程,被认为就是音乐学的学习科目。它让本专业的学生一进入这门专业的学习后,就以为这些课程就是音乐学学科的学习内容。但是,这些音乐学学习的科目,是否真正体现了音乐学这个学科所应该包含的内容,这就很有讨论的必要了。仅从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学习与研究来看,今天音乐学课程中的中国传统音乐课程这个科目,就需要添加许多的内容进去。譬如,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的重构和建立,缺少的是文献学的基础,中国传统音乐文献学是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音乐理论能否建立的基础性工作。就音乐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对于音乐文献的掌握是十分重要的,音乐文献和书籍的了解是学习的前提,是基础的基础。目前的课程设置中就很是欠缺这方面的内容。即或是以西方音乐为研究方向的人,可能也首先应该去了解“西方的文献学”,或“西方文献批评”类似的“学问入门”课程。目前的音乐学专业教育中这些课程也没有开设。而从中学阶段开始就开设音乐学的课程,则更加应该注意课程设置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层次性。除了中学阶段的音乐和文化的诸多课程有其自身的特点之外,还要顾及音乐学专业本科课程设置的系统性。需要一个系统、合理的,符合我国音乐理论教育的课程设置体系。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这个体系延续到本科音乐学教育与教学的系统中去,要注意音乐专业与文化等各门课程的衔接。就是说,学生一旦在中学学习期间选定了音乐学的学习方向,那么,就应该学习在本科招考、录取时的一些基本课程和内容。譬如,现在每个音乐学院的音乐学系都开设有:音乐学概论、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中国传统音乐、音乐美学、和声、复调、作品分析、钢琴等课程。这些课程肯定不可能全部都从中学阶段开始开设,即使那些能够开设的课程,其内容的数量和程度也必须有所限定。具体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要广泛征求意见,还应该进行理论上的研讨工作。而且,这里一定要考虑本门学科所存在着的层次教育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的音乐学专业缺少层次教育。目前,我国在音乐学的升学考试中,仅就专业而言,所出考题的标准,在本科与研究生,甚至博士生考试之间的差别不是太大。这与我国音乐学的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缺少层次有关。我们没有研讨出一套有关本科、研究生、博士生考试科目、内容及水平定位的测试标准。应该说,对于音乐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不同层次水平的研究,不仅能够便于制定音乐学专业学生的学习科目、方向、内容等,而且,对非音乐学专业人们的音乐学的学习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音乐学专业的层次教育问题。关于音乐学专业的层次教育,是否可以作以下几个层次:一、音乐基础层次 二、专业知识、技能层次 三、文化修养层次 四、方法论层次 而不同的层次又必须要有不同的几个阶段,不同的阶段中要解决不同学科的课程、不同音乐学内容。因此,层次教育是与阶段性教育结合在一起的。 譬如,初级阶段:也许应该进行的是中西音乐概论性与感性知识的基础教育;中西音乐理论基础知识及音乐技能、技巧的基础教育;中西文史、文化、语言基础教育等。在第二个中级阶段则应该进行音乐学概论课程;其它音乐学各门学科概论性的课程。到了第三个高级阶段就应该进入所谓专业论题方面的研究,和专攻方向的研究,以及音乐学专业论文的写作阶段了。在这些不同的学习阶段中,哪些课程、哪些内容,以怎样的程度,针对哪些层次的学生又是很重要的问题了。譬如,强调音乐本体技能与音乐学基础能力并行、音乐专业课程与文化基础课程并重的中学阶段音乐学专业课程学习的同时,还必须把这些课程的初级性质考虑进去。也就是说,在对音乐学专业的学生进行音乐基础知识能力和基本音乐技术、技能训练的同时,还要加强要中外历史、文化知识、语言能力等方面的培养。我个人以为音乐学专业,毕竟首先是一门以音乐技术、技能,以及音乐文化为基础性质的特殊学科,因此,如果不是在音乐学院附中一直专门学习音乐的普通中学的音乐学基础教育,还是应该放在对音乐本体理论所进行的学习上。就音乐学专业方向的学生而言,首先应该具备音乐本体技术、技能、音乐学基础的基本功。对于音乐形态本身的不了解,今后很难深入进行音乐学的研究。今天,有许多没有经过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系统学习的学生,可能在音乐基础知识和基础技能上就要欠缺一些。譬如,今天,我们都承认那些毕业于师范大学音乐系,和其它艺术院校音乐系非音乐学专业的学生,在综合文化知识和能力方面要强于音乐学院的学生。同时,也指出这些学生对于音乐本体了解的欠缺,音乐技能水平的低下,这的确也是事实。而且,这种情况也许还会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存在下去。这正是我国音乐学发展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在进入硕士的研究生阶段要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在课程的设置上就要与音乐学本专业毕业的学生区别开来。这也符合“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由于历史的原因,有大批非音乐学专业的研究生,特别是非音乐学院的研究生则需要补上更加需要音乐技能方面的课程。根据本科所学专业,实事求是的针对研究生的情况制定学习计划。名正言顺的加强音乐技能的补充学习。而且,由于能够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的学生比例并不大,所以,音乐学的主要课程和内容应该在本科阶段完成。特别是音乐技能和技术课程更应该在本科阶段完成,因为,对于音乐形态本身的不了解,很难深入进行音乐学的研究。一方面,如果音乐理论的研究论文,只是大量谱例的堆积,而没有道理可讲,或讲的都是大道理、旧道理等,那是不行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只是从理论上、文化上讲了许多音乐的道理,而不能以音乐的实际例子证明其道理的科学性、合理性,甚至论文中列举的音乐例子或曲谱谱例与其理论不相吻合,则更为可笑。因此,建立一个基本成体系的、有层次的音乐学教学课程极为重要。要对现有的音乐学的教学课程设置进行调整、补充。譬如,确实有一些属于音乐学的课程内容,但是又的确离音乐本体比较远,音乐文献学的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课程。要把系统的音乐文献学的教学内容放在高级的层次教育中去教授。其实,同我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已经有一整套成体系的方法,有着成熟的文献学相比较,我们看到在音乐理论的研究中,经常还纠缠于研究的对象、方向等问题的讨论之中是很幼稚的。在认识了文献学的基本方法之后,我们就不得不思考如何把这种方法运用于音乐学的研究之中,如何建立音乐文献学等问题。文献学是方法论,怎样把这种方法运用于音乐理论的学习与研究之中值得思考。即使在音乐的本体教学上,今天的音乐学专业的教学内容也缺少一些重要的门类。譬如,不可缺少直接接触民间音乐的教学内容就应该放在相应的层次里。在新的音乐研究思想和观念的指导下,以新的理念和手段开展民间音乐的采风工作。什么是新的音乐研究思想?什么是民间音乐采风工作的新理念和手段?那就是民族音乐学的思想和方法。今天社会音乐文化生活中的民间音乐,不仅仅指的是山野之曲,同时也包括了城市中的音乐文化。而且,在课程的设置中,还要有意识地注重中国音乐理论课程的设置。 四、结语 在西方音乐学构架中的我国音乐学的专业教育及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等都不完善,如果能够在附中或普通中学设立音乐学的专业,并使其系统化、体系化,以及具有层次和阶段性,相信其作用及影响会更为明显和深远。 音乐学论文范文:音乐学习心理 摘要:音乐学习具有社会性,是主体的社会化过程。主体音乐审美心理的生成离不开一定的社会音乐环境,它是主体与一定音乐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音乐环境音乐学习心理 社会音乐环境,指围绕在人的周围并对人的音乐心理产生实际影响的客观音乐世界。从教育学的角度理解,环境是指对主体的音乐心理产生教育影响的各种外在因素,特指那些自发的、非计划的影响,以区别于有目的、有计划的音乐教育影响。“人从来就是特定文化和环境的产物。”①随着个体的成长,社会音乐环境对其音乐学习心理的影响逐渐增大。这种影响是广泛的、直接的,又是复杂的、深远的、不受时空限制,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音乐环境的影响,是具有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特点。“环境因素是个体心理包括音乐心理发展的客观条件。良好的音乐遗传素质仅为儿童音乐心理的发展提供潜在的可能性,而环境则不仅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而且还决定了其发展的方向、水平、速度和个别差异。”② 社会音乐环境是如何对个体音乐学习心理产生影响的呢?从音乐文化学视角来看,音乐文化环境是一个运动着的、开放性的、生成性的音乐文化整体结构,是由社会音乐意识、音乐形态和音乐行为三个层面所构成的一个整体。社会音乐意识是一种隐性的音乐教育环境,音乐行为和形态是一种显性的音乐教育环境。在此,我们主要从隐性和显性环境两个不同的方面,来探究社会音乐环境对主体音乐学习心理产生的影响。 一、隐性社会音乐环境 社会音乐意识是主体对音乐本体所特有的心理反应形式,是隐性的音乐环境。它“体现为特定文化心理在特定历史时期对特定存在环境的感受意识”。③音乐意识的核心更多地体现为主体对自身生命意义、价值、目标、信仰等共同信念,是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主体的生命意识的积淀。在现实音乐环境中,各种存在于音乐文本中的音乐审美观念、音乐价值观念,主体的音乐审美态度、审美情趣,一定社会的音乐教育观念及音乐作品中蕴含的音乐家的音乐思想等,构成了音乐环境的意识层。 社会音乐意识对主体的音乐心理具有能动作用,其能动作用是间接的,又是广泛的、深远的,往往左右一定社会的音乐发展方向、速度和质量。例如,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音乐思想认为,音乐具有审美功能、德育功能,还具有政治功能。儒家大教育家孔子和他的弟子们,都主张将音乐教育作为教育内容的主体,把音乐教育作为道德教育的最高手段。孔子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孝经·广要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孟子说:“人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孟子·尽上心》)荀子认为:“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乐论》)《乐记》曰:“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又曰:“大乐与天地同和”,“礼者别异,乐者合同”,“乐者敦和”,“乐者,天地之和”。儒家的这些关于音乐价值的观念,发展成为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主体音乐意识。这种音乐意识激励着那些想跻身上流社会的人们去努力学习音乐。所以,从那以后,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莫不操琴弄乐,以之怡情养性。 一般来说,社会音乐意识是以观念的形式对主体的音乐学习心理产生影响,推动主体的音乐实践活动。社会音乐意识体现在音乐教育方面,转化为音乐教育的政策、音乐教育理念。它需要政策的执行者去贯彻、实施,然后作用于个体,促进个体的音乐学习。例如,本世纪初,我国进行了音乐新课程的改革,制定了新的课程标准。新的课程标准重新审视了音乐课程的性质和价值,提出了新的音乐课程基本理念。《新课标》提出:“音乐教育从本质上说是一项塑造人的工程。它具有唤醒、联系和整合人格的力量。它通过对人审美能力的发掘和培养,通过建构人的审美心理结构达到人的心灵陶冶和人格塑造。”④《新课标》认为,音乐课程的价值在于审美体验、创造性发展、社会交往和文化传承四个方面,并把“审美体验”确定为音乐课程的核心理念。新课标的颁布实施,明确了学校音乐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促进了音乐教师的教育观念、教育方式和教学手段的更新,也促进了整个社会音乐文化的发展。 二、显性社会音乐环境 音乐形态和行为构成显性的社会音乐环境。社会音乐的形态层是指音乐的直接表现形式,是社会音乐意识的物化对象。由音乐符号、音乐文本、乐器、音像制品和音乐音响的时空运动等形式要素构成,是音乐本体美的客观存在方式。社会音乐行为层,是指社会音乐的实践活动,是社会音乐意识的直接表现。社会音乐活动有群体性、组织性的特点。如各种各样庆典活动的音乐演出、音乐比赛交流活动。社会音乐的形态层和行为层共同构成了现实的、显性的音乐环境,这种显性的音乐环境可分为音乐听觉环境和视觉环境。 1.听觉环境 音乐听觉环境是音乐的音响运动环境,由音乐的节奏、旋律、音色、力度、和声等音乐的形式要素以及其所在的时空构成。音乐的存在形式要通过主体的音乐行为来展示,并以乐音运动的形式作用于主体,引起主体审美体验,并使主体产生音乐兴趣和音乐需要。如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的主题部分,以其强烈的力度、厚重而丰满的和声音响、富有生机的律动给人震撼,催人奋起;《苗林的早晨》由小提琴演奏的旋律优美婉转、轻快明丽,把人带进鸟语花香、芬芳四溢的大自然。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节奏和乐调有最强烈的力量侵入人心灵的最深处,如果教育的方式适合,它们就会拿来浸润心灵,使它也就因而美化;如果没有这种适合的教育,心灵也就因而丑化……”⑤黑格尔说:“音乐凭声音运动直接渗透到一切心灵运动的内在的发源地,所以音乐占领住意识,使意识不再和一种对象对立着,意识既然丧失了自由,就被卷到音乐的激流里,让它卷着走。”又说,“音乐艺术作品打动我们的方式和其他艺术作品的方式不同,一部艺术作品如果来自内心,渗透着丰富的灵魂和情感,可以在听众心里引起很广的反响。”⑥以上观点,说明音乐本体美的客观存在是对主体音乐心理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 吴跃跃教授认为,音乐的形式要素如节奏、旋律、音色、力度等与人的审美心理有一定的对应关系:“旋律上行使人感到兴奋、情绪高涨、紧张;旋律下行使人感到平静、情绪低落、松弛。旋律成波浪形运动,往往使人感到优美、抒情、惬意。节奏密集、速度较快的作品表现出激动、紧张或热烈、欢腾的气氛;节奏疏密相间、自由多变、中速的音乐营造出抒情、优美、柔和的情绪;节奏宽广、慢速的作品则适于表现田园、草原风光,或哀伤、悲痛、神秘、虔诚的情感。在表现强烈、激动、紧张的情绪时,一般采用强的力度;而弱的力度则适合于表现温和、平静、放松或忧郁、哀怨、沉思的情绪。”⑦吴跃跃教授从音乐要素与人的生命特征的对应关系,论述了音乐的音响运动对主体音乐心理的影响。 2.音乐视觉环境 音乐视觉环境是由乐器的形制,乐队的形态,演员的服饰,演出场所,舞台美术等要素形成的具有艺术氛围的视觉空间。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音乐视觉环境越来越受到重视,其形式变得更加丰富多样。如交响乐与多媒体的结合(谭盾的《地图》),音乐演出与自然环境的结合(以黄河为背景演奏《黄河》),都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理的震撼。 优美的音乐视觉环境与听觉环境共同形成的音乐环境,带给人们视听的美感享受,更能激起主体的音乐学习兴趣和热情。在现实音乐环境中,人们可能会被音乐厅神圣而高雅的艺术氛围所折服,并产生学习音乐,进入音乐殿堂的冲动;可能因听到小提琴迷人而高贵的音色而产生学习小提琴的欲望;也可能因听到一位歌手动人的歌唱而不自觉地随声和唱。“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说明良好的音乐环境对人的审美心理产生作用多么强烈。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电视、网络、广播、音响设备等大众传媒成为音乐环境中新的流行因素。在当下,各种流行音乐、娱乐性音乐节目和商业广告音乐等内容成为新的音乐文化元素,充盈了现实的音乐环境。它借助现代传媒的巨大的能量,以一种饱和的状态,渗透着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冲击着人们的视听。这样的音乐环境,对个体的音乐心理影响是巨大的。 社会音乐环境对主体音乐学习心理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因此,加强社会音乐文化建设,优化社会音乐环境,应该成为我们推动社会音乐教育的重要手段,也是音乐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途径。 音乐学论文范文:民族音乐学艺术 2000年5月,中国音乐学院举办民族音乐学论坛,学科定位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说明这一问题在我国尚未彻底解决。定位是一个学科的基本问题,若不明确,该学科便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历史对此问题再进行一些探讨。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是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8]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 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ethnomusicology)、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核心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 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核心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 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P.J.Stock)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禁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音乐学论文范文:民族音乐学 在给民族音乐学下定义时,常常是从划定其研究对象和方法着手,无论是起初的比较音乐学还是后来的民族音乐学,及今天的“Enthnomusicology”一词译成民族音乐学或音乐民族学,或者干脆叫音乐学、音乐文化人类学等争论,都是与这一学科自始至今研究对象的不断变化拓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本文仅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演变作历史性的回顾和思考。 比较音乐学的产生与研究对象 民族音乐学最初被称为比较音乐学。比较音乐学的名称是进入20世纪后首先在德国开始使用的,英文为“ComparativeMusicology”,其实比较研究的方法用于非欧洲音乐研究最早在17世纪就开始了,但是这一学科的建立是以1885年阿德勒的《音乐学的范畴、方法和目的》和亚历山大约翰·艾利斯的《各民族的音阶》为标志的。其研究对象是欧洲以外的种族、民族的音乐文化,正如萨克斯所定义的异国文化的音乐。这一学科的建立和研究对象的确立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研究者的立场有着密切关系的。首先,比较音乐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有密切的联系。以18世纪为开端,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跨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入这些地区的西方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首先向外部世界开启了这些非欧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之门。他们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和方法试图了解、认识和把握这些国家和民族所具有的令他们新奇的特殊文化,想将这些相异于欧洲文化,不被欧洲人所知的文化公诸于众,加之古典进化论学派和马克思、恩克斯对于人类进化和原始社会经济的科学认识,至19世纪60—70年代,民族学作为一门科学在欧洲和美国产生并兴起,Enthnology一词1830年首先由法国人让·雅克·昂佩勒提出,30-70年代民族学、人类学学会先后在法、美、英、德和意大利建立起来。比较音乐学则是在民族音乐学进入80—90年代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时应运而生的。这一时期的欧美出现了一支受过专业训练的民族学队伍,开展了世界范围的、有目的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工作,异国的民间艺术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与此同时,欧美的许多城市建立起了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博物馆,收藏了许多非欧洲的乐器和有关的音乐文物与手稿,记录亚洲、非洲、美洲民族音乐的材料大量增加,使人们对于非欧洲地区音乐文化的注意力进一步增加,加之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对无文字非欧民族音乐的研究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推动作用。在这些基础上,比较音乐学这门学科在民族学诸多研究的影响下,应强烈而广泛的社会和时代需求产生了。英国语言学家兼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艾利斯和阿德勒、艾斯比塔等欧洲学者为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音乐文化是相对于当时殖民者的主体文化而言的,也是相对于起初参与比较音乐学研究的这些欧洲学者自身的文化体系而言的。相对于其原本欧洲音乐文化知识体系的未知领域就成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异国音乐文化=非欧洲音乐文化,即形成了欧洲文化特别是欧洲城市艺术音乐文化相对于非欧洲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实质上是一种以欧洲整体作为一个中心以欧洲大民族为立场而进行的研究。 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整个人类文化研究的进步和不同种族的非欧洲国家的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比较音乐学的研究环境和立场出现了变化和拓展,其研究方向和对象也出现了扩大和性质的变化,最初的比较音乐学的名称被民族音乐学所代替。 比较音乐学到民族音乐学的确立 我们不得不承认,音乐的发展往往是在别的学科带动下进行的,在创作方面,西方城市艺术音乐的派别经常是步文学、美术之后尘,如古典派、浪漫派、印象派的产生,在学术研究方面,史学、比较学、民族学的发展都深深地影响和引导着其对应的音乐学的学科发展。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受到民族学研究的影响,并在民族学发展的影响下最终成为了民族音乐学。 进入20世纪后,民族学产生了众多学派,提出了不少新观点。传播学派是20世纪40年代在欧洲民族学界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这一学派的先驱——德国学者拉策尔提出了把文化研究置于具体的地理环境中,同时重视各民族自身的历史条件的研究方法;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列诺夫斯基认为每种文化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要重视当前生活与现状的研究,反对殖民者对土著居民文化的粗暴干涉;美国波阿斯学派又称文化相对主义学派提出了文化标准是相对的,各民族文化珍品不能进行比较等观点和理论思想。这些立场、观点和理论我们都可以在比较音乐学的研究中找到其对应的影子。特别是波阿斯为代表的美国学派的兴起,使得二战后的比较音乐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即在重视非欧洲民族音乐研究的同时,开始重视对本民族音乐的研究。波阿斯提出的各种文化价值平等、文化不可比较、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使得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的相对基础,即欧洲整体作为一个大的中心民族的基础动摇了,突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非欧洲音乐的局限,对文化是否要相互比较提出了质疑。 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开始认为人类学的种种研究方法不但可以研究非母系文化,而且应该更多地用来探究其自身所属的文化,从而使美国人类学家开始以更多的精力研究美国的自身文化。与此同时,其中一部分人类学家开始带着这种思想积极地参与民族音乐的田野采录工作,而这在欧洲比较音乐学领域是不多见的。美国人类学家的参与虽由于本身音乐能力的限制,无法将其深入,只形成了一种思想趋向,但这种思想趋向却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使得美国的一些音乐家从音乐界转入人类学界,一些人类学家去研究音乐行为(并从技术上分析),同时还带动了这一思想趋向在欧洲研究机构的出现。 这一切的结果是,二战以后几乎所有的比较音乐学者都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现存的自然民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方向。于是,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和立场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地理性民族和欧洲中心看世界的角度转向了文化相对论,即站在全世界民族音乐文化平等的立场全面考查研究各民族(包括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于是,比较音乐学在研究对象和立场发生巨大变化和没有进行更多比较的情况下引退,取而代之的是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前叶,中国、日本和东欧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对于这一学科的转型也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他们在美国开始重视研究自身民族文化之前就开始了对其本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实事求是地说,最初美国学者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还不如这些国家学者来得纯正,毕竟美国的学者也大都是英、德等欧洲国家的移民或后裔,他们的文化体系和观点和欧洲同出一辙,而他们对于本土文化的研究起初是热衷于北美大陆印第安民族音乐的探根溯源,从某种角度上说,属于一种异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但其提出的对本土文化的研究观点及其后来的发展,对突破欧洲中心论是极为重要的。而在这之前,的确有不少学者真正作了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在东方比较音乐学研究中,中国的王光祈早在1926年就著有《东西乐制之研究》,其后又有1929年的《东方民族之音乐》和1934年的《中国音乐史》,日本的田边尚雄于1936年创立了东洋音乐学会,1948年著《东方的乐器及其历史》;匈牙利作曲家、音乐家巴托克和音乐学家柯达依分别于1906年和1905年开始对匈牙利的民歌进行收集研究,并分别出版了《匈牙利民歌》和《论匈牙利民间音乐》。虽然他们仍是用比较音乐学的观点和方法对本土音乐文化进行研究,力图从东、西方音乐的比较中得到某些结论,尚属比较音乐学的范畴,但是他们参与研究的这一行为本身,和他们自身的非欧洲特质和立场已经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立场上的变化,虽然和美国学者的指导思想不同,却起到了异曲同工的作用,打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文化的框框,促使了民族音乐学的建立。二战后,荷兰人普·肯斯特提出了用Enthno-musicology这个术语代替ComparativeMusicology,首先被美国人所接受并固定下来。1959年,孔斯特的《民族音乐学》问世,这一学科正式成立。 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各家学说的分析及思考 自从比较音乐学因研究对象的变化而更名为民族音乐学以来,学术界就如何划界才属民族音乐学领域进行了不少讨论,有趣的是,这种讨论尚未终结而社会的发展却使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不断在拓展,民俗音乐和伴随着产业化社会而迅猛发展的大众音乐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所以,如何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领域更加成为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各家各派的观点。孔斯特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开头就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包括从所谓未开化的人一直到文化民族的一切种族、民族的音乐,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洋艺术音乐。民族音乐还把外来音乐的传入现象,即不同性质的音乐要素相结合而产生的影响这类社会学方面的问题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1] 梅里亚姆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认为,“民族音乐学的目的和着眼点与其他学科的目的和着眼点并没有什么明显不同”,“它的特殊之处就是使用的特殊的方法,尤其在认为有必要使人类学与音乐学这两类资料相结合这一点上”,并强调“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提出“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2]。有人便据此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所有的音乐文化,可以替代音乐学成为一个没有边缘的音乐学科。笔者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梅里亚姆在谈到民族音乐学者的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时阐明:“资料的收集,一般意味着对欧洲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2]这句话应代表着他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或者说是着眼点的看法。 涅特尔在《什么叫民族音乐学》中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分类,他认为这门学科“主要探讨三类音乐,第一类有关无文字社会的音乐(musicofnonliterate),第二类亚洲及非洲北部文化中的种种音乐,即中国、日本、爪哇、巴厘岛、西南亚、印度、伊朗以及阿拉伯语系诸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文化,第三类是民俗音乐(folkmusic)可定义为,在上述亚洲高级文化和西方文明中,以口述方式来传承的音乐。”[3] 美国学者胡德在他的《民族音乐学导论》中则就美国的具体情况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作了较为具体的阐述,他不仅提到了对美国以外的异国文化的研究、美国本土土著音乐的研究、民俗音乐的研究,还涉猎了新兴的电子音乐的研究——著名的甲克虫乐队[4],但同样回避了欧洲城市艺术音乐。 以上是欧洲和美国学者的看法,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以日本学者为代表的东方民族音乐学家们以他们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和视角逐渐为世界民族音乐学界所注目,他们对这一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认为:“比较音乐学成为民族音乐学主要是学者们对自然民族的研究,后来又加入了东方高文化民族的艺术音乐。”[5]山口修先生则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认识民族音乐的各种方法中的一种,即学术性的认识法”[6],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的认识研究对象是民族音乐,他对民族音乐加以定义:“民族音乐则是作为各个民族集体所拥有的庞大文化事项中的一个项目而在其中占有一定地位。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性行为的产物之一种。”[6]在中国,从1979年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引进以来,就开始了对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争论。基于中国音乐学的特殊情况,这种争议也有其特殊性。从1980年到1988年,争议的核心是“民族音乐学”是不是就是研究“民族民间音乐”的问题。后来,王耀华先生、杜亚雄先生将中国传统音乐加以梳理,得出结论:传统音乐包括民间音乐、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7]。中国民族音乐包括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8]。而赵宋光先生和赵fēng@①先生则提出用Sinology-misicology来表达中国民族音乐研究,即汉民族与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华夏音乐。黄翔鹏先生认为“这一学科就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并强调“用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民俗学来讨论问题,不可避免涉及到音乐形态的差异”[9]。 近来,很多学者又认为没有音乐不是民族的,所以民族音乐学要与音乐学整合,研究所有的音乐和音乐有关系的东西。有人则提出民族音乐学只特殊在其研究方法上,用文化的、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所有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并且应该更名为音乐文化人类学。同时,人们在对研究对象进行争议的过程中,也不断提出新的研究立场和方法,如70年代开始的文化视野看待音乐研究、重视人文性,90年代开始的全球视野,都对这一学科的范畴和定义作了相应的讨论。 综上所述,我们首先可以认定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学科无论在世界上,还是中国都是已经确立并真实存在的。而作为一门完善学科一定有其确定的、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其中方法和对象是相辅相成的,特殊的研究对象需要特殊的研究方法,特殊的研究方法有其适应的研究对象,它们同时决定着一个学科的特殊性、独立性,如同哲学、美学、历史学、人类学各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与之相应的研究领域。民族音乐学是一门民族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学科,也正如梅里亚姆所强调的“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10]。所以,要用文化的视角、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民族音乐学,用文化视野、全球视野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民族音乐学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这些认识都是正确的,也正是由于民族音乐学有这样的特殊的方法,才定义了它的研究领域和对象,即适合用这些方法去研究的对象和领域。所以,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不是无限宽泛的,而是可以而且是有必要划定的。 无论民族音乐学的学者们怎样争论,最终都要落实到民族音乐学家们究竟研究了些什么。我们看到在中国和日本等非欧国家,很多学者致力于本民族音乐的研究,也有很多学者涉猎到自己本土以外的音乐文化的研究,如日本的拓植元一先生对西亚音乐的研究、中国的杜亚雄先生对匈牙利音乐的研究、王耀华先生对日本琉球音乐的研究、罗艺峰先生对东南亚音乐的研究、陈自明先生对南亚音乐文化的研究等等。由此来看,用国别、洲别甚至民族之别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并不可取,仅研究本国的传统音乐更是不可能囊括民族音乐学的研究领域。 既然学者们早已开始用一种全球化的视野进行着全球性的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那么我们就应该把所有民族的音乐文化平等的摆在我们面前进行研究概括。笔者很认同山口修先生对于民族音乐的定义,即: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性行为的产物之一种。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以音为特征存在的文化。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音”,无论要研究它是什么样,还是为什么是这个样,无论它是一样乐器还是一个仪式,无论是强调文化背景、群体还是个体,都要首先有音乐这个最基本的定位,一切都是与之有关进行衍展的。二是存在,无论你要追根溯源还是要展望未来,无论用历时性方法还是共时性方法,都要有一种音乐文化活生生的在你面前,然后将它呈现出来,再进行挖掘。当然也有用历时性的方法从前往后进行梳理,但在今天找到与之有关的对应的音乐现象是必不可少的。其实,这一总结是和这一学科的方法密不可分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可以说是这一学科必不可少的、并使之独立于其他音乐学学科的方法,田野工作是每一个民族音乐工作者的必由之路,没有一个民族音乐学学者可以在图书馆里完成他的课题。那么,可以并适合进行田野工作的音乐文化,即以音为特征的存在的文化就成了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 明确了这一点有利于更好地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有针对性的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这一点尤其值得亚洲、非洲等非欧民族的民族音乐学学者注意。因为,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属于引进学科,与西方接轨时不免要遇到视角立场的变化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冲击,如,西方把对非本土音乐的研究都归为民族音乐学类,而在非西方国家则不能这样做,中国的欧洲音乐史研究学者肯定不同意将自己的研究对象划归民族音乐学研究范畴,而且也不适合这样做。还有,这些国家有着悠久的音乐历史,但是大多记谱法不发达,成为表现于文字的哑音乐史,而这些哑音乐史由于多文字少曲谱,使其包含的领域与西方的音乐史很不相同——不是音乐家、作品的历史,对于它的研究与西方的方法、成果也有所不同,因此在涉及到这个领域时,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工作者们不应一味照搬西方民族音乐学学者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理念。由于西方记谱法的普及运用较早、较成熟,大部分艺术音乐史上的作品都可以还原为音,并且很多至今流传, 符合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条件,只要从民族学的新角度,运用民族学的新方法进行再研究,就可以得到不同于以前历史学研究的结果,如对贝多芬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但很难想象中国民族音乐学者对万宝常、李延年的研究会达到如此效果。民族音乐学家眼里西方的音乐文化无非是有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和无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被归为口传心授的民俗文化,大都适合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因此那些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一切音乐文化的论调也不足为奇。但是很多象中国一样具有丰富的哑音乐文化的国家的学者,要对这一论调有清醒的认识,在对本国音乐文化进行研究时应更好地认识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是非常重要的。 音乐学论文范文:音乐学院合唱管理 意大利是世界上最早建立音乐学院的国家,据记载,16世纪中叶,最早的音乐学院出现在意大利的两座城市——拿坡里和威尼斯。在意大利音乐学院几百年的历史中,培养了众多的作曲家、音乐家、歌唱家和指挥家。目前,意大利音乐学院教育分为3个层次: Laurea-L:相当于大学本科(学士)。学习时间为3年,主要掌握科学的方法和内容,具备专门的职业技能。LaureaMagistrale-LM:相当于研究生(硕士),学习时间为2年,还必须提交一篇有特色的论文才可以获得文凭;LM目的是使学生具有在特定领域从事高层次工作的教育水平。DottoratodiRicerca-DR(博士)或高级培训班:学习时间至少为3年,学生要获得文凭必须撰写有特色的论文。DS的目标是培养学生具备从事高等职业的知识和技能。 音乐学院的合唱指挥专业课程设置 意大利的音乐学院分国立和私立两种,有独立的音乐学院,也有附属于大学的音乐学院。目前,除了大学的附属音乐学院外,被中国政府承认的独立国立音乐学院有57所,私立音乐学院22所。音乐学院的合唱指挥专业一般只有本科和研究生学历,共学习5年。下面列举几所音乐学院合唱指挥专业课程的设置及学分管理制度。 一、佛罗伦萨音乐学院 1.Laurea-L(大学本科文凭,3年180学分) 基础课程(25学分):音乐史(10)、总谱读法(10)各2年;发声训练(5)1年。特色课程(100学分):合唱写作(45)、合唱指挥(30)各3年,对位法写作技术(20)2年,单声部歌曲写作(5)1年。同类补充课程(25学分):声学与声学心理、音乐美学、合唱音乐和剧目课、乐器学、当代音乐记谱法、第二乐器(管弦乐、钢琴、管风琴)、当代合唱音乐各1年,每科各5学分。其他课程(10学分):学生可以自主选择另一些课程作为补充(如:艺术类课程、神学、创作类课程、出版、戏剧等),但这些选择必须得到学校课程委员会(相当于教务处)的认可,这样,最后获得的学分才能得到学校内部的注册登记。学校开设电脑音乐(5)、亚历山大技术(基于身心和谐原理的音乐表演运动技能康复的技术、5)供学生选择。外国语言(10学分):意大利学生须学第二种语言;外国留学生须学意大利语。如果有能力,还可以学习其他的语言,并可获得学分。最后的考试(10学分)。 2.LaureaMagistrale-LM(研究生文凭,2年120学分) 基础课程(20学分):曲式分析(10)2年、传统剧目的历史与分析(10)2年。特色课程(60学分):复调音乐写作技术(40)2年、剧目实践与管理(合唱指挥主科20)2年。同类补充课程(20学分):声学与声学心理、音乐戏剧的历史、当代音乐记谱法、器乐曲与管弦乐曲写作技术、持续低音、格里哥利圣咏歌曲形态、演出的组织、版权与法规、出版业各1年,每科各5学分。其他课程(10学分):电脑音乐、外国语言、戏剧或其他自选课、实习相关指导各1年,每科5学分。最后的考试(10学分)。 二、罗马圣·契奇利亚音乐学院 在罗马圣·契奇利亚音乐学院的合唱指挥专业3年大学本科的课程设置上,公共课程(110学分):合唱指挥(30)、作曲技术(30)、音乐分析(10)、总谱读法(20)、发声技术与发声生理学(20),基本是基础课程和特色课程的合并。其他课程与最后的考试共20学分不变,只是在任意选修课(相当于同类补充课程50学分)上,学校提供给学生的选择空间更大:持续低音(10)、圣乐独唱曲(5)、乐队指挥(5)、音乐文献基本知识(5)、拉丁语基本知识(10)、圣咏基本知识(5)、古老音乐实验室(5)、当代音乐实验室(5)、法国文学与音乐文献(5)、德国文学与音乐文献(5)、管风琴(10)、乐器学与乐器学习(5)、用钢琴为歌曲伴奏的实践(10)、歌唱实践(10)、抒情交响音乐剧目(10)、歌剧音乐剧目(10)、音乐记谱法(5)、20世纪及当代音乐历史(5)、现代音乐历史(5)、中世纪和文艺复兴音乐历史(10)、文艺复兴与巴罗克时期的器乐(5)、音乐资料学(10)、巴洛克时期作曲技术(10)、古典和浪漫时期作曲技术(10)、音乐文献(5)、英语(10)。学生自主选择课程(10学分)。最后的考试(10学分)。 在2年的研究生学习中,开设的课程有:剧目的历史与分析,复调音乐形态分析,音乐的历史与美学,古老的音乐记谱法,发声技术与声音生理学,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时期的演唱实践,古典时期、浪漫时期与当代音乐的演唱实践,作曲技术形态,器乐曲与管弦乐曲写作技术,带伴奏的实践和与钢琴的合作,演出的版权和法规,持续低音的运用,即兴创作实验室,格里哥利圣咏歌曲形态,声学与声学心理,电脑音乐,乐器学,外国语言等。 近年来,除了继续进行传统课程的学习,意大利的音乐学院也在尝试一些创新课程,以满足那些与传统的表演、作曲培养方向有所不同的新兴行业的需求,力求在技术上更贴近新音乐与多媒体音乐语言的发展。在米兰威尔第音乐学院、拿坡里圣·皮埃特罗·马杰拉音乐学院、佩鲁贾等音乐学院的课程设置上,基本与上述情况相同,在此不再赘述。 对合唱指挥课程设置的思考 通过对上述音乐学院及其他多所音乐学院的同专业的课程比较,笔者发现,意大利各音乐学院虽然在合唱指挥课程设置上,必修课与选修课的学分比例各有不同的侧重,但课程的分类结构基本相同,公共课程注重指挥的基本技术及理论与作曲技术知识,如发展学生在无伴奏合唱领域的能力,训练合唱指挥基本技术、歌唱的呼吸,起唱和起奏,指挥排练,声部管理,剧目学习与风格掌握等。在选修课程方面,大量拓展学生的学科领域或边缘学科的相关课程,重视文献的大量浏览和掌握,大部分学校都把拉丁语、法语、德语等合唱音乐列为重要文献。 在理论与作曲技术方面,与中国“四大件”教学不同的是充分运用合唱的思维进行作品的分析与创作(如格里哥利圣咏的形态、持续低音的运用、不同历史时期的合唱音乐写作和分析、各种音乐记谱法的学习等)。特别对远古及现代音乐声音塑造的探索,对人声自然规律的尊重和研究(如发声技术与发声生理学、声学与声学心理、身体意识的技术),都从不同的侧面增强学生对合唱音质美感的认识和追求;而在指挥的实践上,更以大量的实践课程为依托(如:各时期合唱音乐的演唱实践、保留剧目的历史分析与排演、带伴奏的实践与钢琴的合作),给学生提供更多的锻炼机会;在整个课程体系中,融会了包含剧目执行与管理、乐谱出版、演出的版权和法规等管理类课程。 我国音乐院校目前开设合唱指挥专业的并不多,除了中央和上海音乐学院外,中国音乐学院和四川音乐学院也先后创建了合唱指挥系;而首都师大、河南大学、华南师大、华中师大、杭州师院、湖南师大、西南师大等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正成为培养具有本科和研究生层次的合唱指挥专业教育人才的主力队伍。这些学院在专业课程设置上主要以合唱指挥法为主,(转第95页)(接第94页)辅以总谱读法、乐队指挥(研究生)、复调与合唱改编、合唱队训练等重点课程。除了在合唱指挥法专业课程上学习16世纪到20世纪各个时期不同流派的代表作品之外,还必修理论基础课程:合唱学、乐队法、高级视唱练耳、声乐、钢琴、音乐史论以及和声、复调、曲式、配器等。多年的实践表明,对学生的基础课程和个人技术培养我们的教学具有较强的优势,能为学生打下扎实的基本功,培养他们良好的乐感和指挥气质,使其具备一定的音乐作品的艺术处理能力。但由于教学条件的局限,师资的匮乏,目前大多数的院校合唱指挥课程结构较为单一,很多相关的专业课程无法开设,如合唱音乐文献课、语言课(因合唱文献以欧洲作品为主,常用的语言有拉丁文、意大利语、德语、法语、俄语)等。这些因涉及史论、语言、风格、作品分析、作品鉴赏等内容,系统的教材、大量的谱例、丰富的音响资料等等,缺一不可。 与意大利的指挥教学相比较,我们的合唱指挥教学更缺乏对学生指挥排练能力的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往往体现在指挥排练课程上,而要丰富学生的排练经验,还需通过剧目排演、演唱实践、发声技术与生理心理研究、音响学等一系列课程,从不同角度启发学生探索声音的本源,丰富学生对声音的想象力,促进学生对合唱声音高度和谐及多样音色的追求。只有经过各学科的综合培养,才能提高指挥在排练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指挥是集组织、排练、演出为一身的合唱或乐队的灵魂人物,在指挥学习阶段注意结合艺术管理课程开设演出管理、演出执行及相关法规等课程,无疑对指挥的实际工作能力及人际交往能力培养是极大的促进。 面对意大利音乐学院合唱指挥专业的课程设置,不由得对其几百年音乐教学发展而沉淀的科学教育理念和深厚音乐文化底蕴肃然起敬。但愿我们在感慨意国丰富音乐历史与教学文化的同时,能正视自己的现状,以教学理念的更新为起点,从课程的合理化设置开始,实施对合唱指挥人才能力的全面培养。 音乐学论文范文:音乐学习心理 内容摘要:音乐学习具有社会性,是主体的社会化过程。主体音乐审美心理的生成离不开一定的社会音乐环境,它是主体与一定音乐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音乐环境音乐学习心理 社会音乐环境,指围绕在人的周围并对人的音乐心理产生实际影响的客观音乐世界。从教育学的角度理解,环境是指对主体的音乐心理产生教育影响的各种外在因素,特指那些自发的、非计划的影响,以区别于有目的、有计划的音乐教育影响。“人从来就是特定文化和环境的产物。”①随着个体的成长,社会音乐环境对其音乐学习心理的影响逐渐增大。这种影响是广泛的、直接的,又是复杂的、深远的、不受时空限制,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音乐环境的影响,是具有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特点。“环境因素是个体心理包括音乐心理发展的客观条件。良好的音乐遗传素质仅为儿童音乐心理的发展提供潜在的可能性,而环境则不仅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而且还决定了其发展的方向、水平、速度和个别差异。”② 社会音乐环境是如何对个体音乐学习心理产生影响的呢?从音乐文化学视角来看,音乐文化环境是一个运动着的、开放性的、生成性的音乐文化整体结构,是由社会音乐意识、音乐形态和音乐行为三个层面所构成的一个整体。社会音乐意识是一种隐性的音乐教育环境,音乐行为和形态是一种显性的音乐教育环境。在此,我们主要从隐性和显性环境两个不同的方面,来探究社会音乐环境对主体音乐学习心理产生的影响。 一、隐性社会音乐环境 社会音乐意识是主体对音乐本体所特有的心理反应形式,是隐性的音乐环境。它“体现为特定文化心理在特定历史时期对特定存在环境的感受意识”。③音乐意识的核心更多地体现为主体对自身生命意义、价值、目标、信仰等共同信念,是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主体的生命意识的积淀。在现实音乐环境中,各种存在于音乐文本中的音乐审美观念、音乐价值观念,主体的音乐审美态度、审美情趣,一定社会的音乐教育观念及音乐作品中蕴含的音乐家的音乐思想等,构成了音乐环境的意识层。 社会音乐意识对主体的音乐心理具有能动作用,其能动作用是间接的,又是广泛的、深远的,往往左右一定社会的音乐发展方向、速度和质量。例如,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音乐思想认为,音乐具有审美功能、德育功能,还具有政治功能。儒家大教育家孔子和他的弟子们,都主张将音乐教育作为教育内容的主体,把音乐教育作为道德教育的最高手段。孔子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孝经·广要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孟子说:“人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孟子·尽上心》)荀子认为:“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乐论》)《乐记》曰:“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又曰:“大乐与天地同和”,“礼者别异,乐者合同”,“乐者敦和”,“乐者,天地之和”。儒家的这些关于音乐价值的观念,发展成为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主体音乐意识。这种音乐意识激励着那些想跻身上流社会的人们去努力学习音乐。所以,从那以后,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莫不操琴弄乐,以之怡情养性。 一般来说,社会音乐意识是以观念的形式对主体的音乐学习心理产生影响,推动主体的音乐实践活动。社会音乐意识体现在音乐教育方面,转化为音乐教育的政策、音乐教育理念。它需要政策的执行者去贯彻、实施,然后作用于个体,促进个体的音乐学习。例如,本世纪初,我国进行了音乐新课程的改革,制定了新的课程标准。新的课程标准重新审视了音乐课程的性质和价值,提出了新的音乐课程基本理念。《新课标》提出:“音乐教育从本质上说是一项塑造人的工程。它具有唤醒、联系和整合人格的力量。它通过对人审美能力的发掘和培养,通过建构人的审美心理结构达到人的心灵陶冶和人格塑造。”④《新课标》认为,音乐课程的价值在于审美体验、创造性发展、社会交往和文化传承四个方面,并把“审美体验”确定为音乐课程的核心理念。新课标的颁布实施,明确了学校音乐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促进了音乐教师的教育观念、教育方式和教学手段的更新,也促进了整个社会音乐文化的发展。 二、显性社会音乐环境 音乐形态和行为构成显性的社会音乐环境。社会音乐的形态层是指音乐的直接表现形式,是社会音乐意识的物化对象。由音乐符号、音乐文本、乐器、音像制品和音乐音响的时空运动等形式要素构成,是音乐本体美的客观存在方式。社会音乐行为层,是指社会音乐的实践活动,是社会音乐意识的直接表现。社会音乐活动有群体性、组织性的特点。如各种各样庆典活动的音乐演出、音乐比赛交流活动。社会音乐的形态层和行为层共同构成了现实的、显性的音乐环境,这种显性的音乐环境可分为音乐听觉环境和视觉环境。 1.听觉环境 音乐听觉环境是音乐的音响运动环境,由音乐的节奏、旋律、音色、力度、和声等音乐的形式要素以及其所在的时空构成。音乐的存在形式要通过主体的音乐行为来展示,并以乐音运动的形式作用于主体,引起主体审美体验,并使主体产生音乐兴趣和音乐需要。如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的主题部分,以其强烈的力度、厚重而丰满的和声音响、富有生机的律动给人震撼,催人奋起;《苗林的早晨》由小提琴演奏的旋律优美婉转、轻快明丽,把人带进鸟语花香、芬芳四溢的大自然。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节奏和乐调有最强烈的力量侵入人心灵的最深处,如果教育的方式适合,它们就会拿来浸润心灵,使它也就因而美化;如果没有这种适合的教育,心灵也就因而丑化……”⑤黑格尔说:“音乐凭声音运动直接渗透到一切心灵运动的内在的发源地,所以音乐占领住意识,使意识不再和一种对象对立着,意识既然丧失了自由,就被卷到音乐的激流里,让它卷着走。”又说,“音乐艺术作品打动我们的方式和其他艺术作品的方式不同,一部艺术作品如果来自内心,渗透着丰富的灵魂和情感,可以在听众心里引起很广的反响。”⑥以上观点,说明音乐本体美的客观存在是对主体音乐心理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 吴跃跃教授认为,音乐的形式要素如节奏、旋律、音色、力度等与人的审美心理有一定的对应关系:“旋律上行使人感到兴奋、情绪高涨、紧张;旋律下行使人感到平静、情绪低落、松弛。旋律成波浪形运动,往往使人感到优美、抒情、惬意。节奏密集、速度较快的作品表现出激动、紧张或热烈、欢腾的气氛;节奏疏密相间、自由多变、中速的音乐营造出抒情、优美、柔和的情绪;节奏宽广、慢速的作品则适于表现田园、草原风光,或哀伤、悲痛、神秘、虔诚的情感。在表现强烈、激动、紧张的情绪时,一般采用强的力度;而弱的力度则适合于表现温和、平静、放松或忧郁、哀怨、沉思的情绪。”⑦吴跃跃教授从音乐要素与人的生命特征的对应关系,论述了音乐的音响运动对主体音乐心理的影响。 2.音乐视觉环境 音乐视觉环境是由乐器的形制,乐队的形态,演员的服饰,演出场所,舞台美术等要素形成的具有艺术氛围的视觉空间。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音乐视觉环境越来越受到重视,其形式变得更加丰富多样。如交响乐与多媒体的结合(谭盾的《地图》),音乐演出与自然环境的结合(以黄河为背景演奏《黄河》),都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理的震撼。 优美的音乐视觉环境与听觉环境共同形成的音乐环境,带给人们视听的美感享受,更能激起主体的音乐学习兴趣和热情。在现实音乐环境中,人们可能会被音乐厅神圣而高雅的艺术氛围所折服,并产生学习音乐,进入音乐殿堂的冲动;可能因听到小提琴迷人而高贵的音色而产生学习小提琴的欲望;也可能因听到一位歌手动人的歌唱而不自觉地随声和唱。“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说明良好的音乐环境对人的审美心理产生作用多么强烈。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电视、网络、广播、音响设备等大众传媒成为音乐环境中新的流行因素。在当下,各种流行音乐、娱乐性音乐节目和商业广告音乐等内容成为新的音乐文化元素,充盈了现实的音乐环境。它借助现代传媒的巨大的能量,以一种饱和的状态,渗透着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冲击着人们的视听。这样的音乐环境,对个体的音乐心理影响是巨大的。 社会音乐环境对主体音乐学习心理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因此,加强社会音乐文化建设,优化社会音乐环境,应该成为我们推动社会音乐教育的重要手段,也是音乐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途径。 音乐学论文范文:民族音乐学科定位 2000年5月,中国音乐学院举办民族音乐学论坛,学科定位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说明这一问题在我国尚未彻底解决。定位是一个学科的基本问题,若不明确,该学科便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历史对此问题再进行一些探讨。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是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8]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ethnomusicology)、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核心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 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核心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12] 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P.J.Stock)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禁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音乐学论文范文:音乐学习方式转变 摘要:音乐新标准在课程目标的设置上,专门对教学过程与方法提出了明确要求,倡导体验、模仿、探究、合作及综合式的学习,强调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创设便于师生交流的教学环境,建立平等互助的师生关系。这一切,旨在改变过去单向灌输式的教学模式,启发学生在亲身体验或实际模仿的过程中,怀着探究的兴趣,主动学习。 那么究竟如何在音乐教学活动中转变旧方式?新的方式会给音乐课堂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下面,就以三个教学片段为例,评析音乐学习方式的转变所带来的变化。 《一年级的起始课》案例背景说明:这是一堂一年级的音乐起始课。对象是刚刚离开幼儿园,不满7周岁的核子。他们对什么都感到好奇,表现的欲望强,但自我约束力差,再加上我们学校音乐教室的特殊性(在舞蹈房上课),没有桌子、椅子,却有镜子、把杆。如果不教给学生正确的走、坐、站等常规知识,那么就不能保证以后的音乐课能顺利进行。但是如果单纯的讲述音乐课的常规,要求学生这样、那样,学生对音乐课就会失去兴趣。失去了音乐学习的兴趣,音乐课程就有可能成为虚设,因为兴趣是学习的巨大动力,是学生主动学习和研究的精神力量。从学生的年龄、生理等特点出发,从这堂课的重要性出发,我给这节起始课制订了以下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 教学目的:通过音乐游戏的形式来初步建立课堂常规,缩短与学生的距离,使学生集中精力主动投入教学中,喜欢上老师和音乐课。教学内容:1.了解进出音乐教室及如何就坐的常规。2.学唱音乐问好曲。3.学习坐、站、走的正确姿势。4.初步养成听、唱的好习惯。为了体现音乐课程标准中所提的“三维一体的教学目标”,顺利完成教学任务,我进行了以下的教学设计。 案例实景:1.带孩子去音乐教室:目的:让学生在排队、行走时做到快、静、齐,养成良好的习惯。师:告诉小朋友一个小秘密-老师最喜欢的动物是小猫咪,因为小猫咪走起路来没有声音,很乖啊。你们想不想学学小猫咪的走?做一回老师喜欢的小猫咪,好吗?我要带上最乖的小猫咪去参观一个好玩的地方。准备好了吗?生:安排排队-按教室座位,排成四队,一队跟着一队轻轻走到音乐教室。2.学小鸟的动作走队形,并能找到自己坐的地方。目的:通过“小鸟找家”的游戏来熟悉学生在音乐课中坐的位置。师:带领学生,学小鸟的动作在教室绕圈后到座位(由四个竖排绕圈后呈四个横排,坐地上。)师:我看第一排和第三排的小鸟表现很好,现在让你们在音乐中自由的飞舞,尽情地玩耍,不过,等音乐停了,你们可要马上找到自己的家哦!生:单行学生在音乐的伴奏下,在教室里自由飞翔,音乐结束时迅速回到原位。(接着双行的小朋友做小鸟飞。)师:现在所有的小鸟要一起飞出去了。大家要当心相互不能碰撞,这样尽的小鸟,才飞得最高、最远、最安全,回来时可别忘了自己的家。(音乐声中全班学生飞出,飞回。)3.学习坐的正确姿势目的:通过有节奏、有律动地朗读练习,掌握正确的坐姿,并培养学生的韵律感。出示:台钟图片师:看!这是什么?(小闹钟)小闹钟请你们闭上眼睛,听听它说些什么,并照着做,比谁做得紧棒!小屁股坐稳了;小胸脯挺起来了;两只小手放膝盖;小眼睛快睁开;看看谁更像小闹钟。生:根据小闹钟的要求学坐的姿势,并跟着老师边念边做动作。动作-拍手两下,双手拍小屁股三下;拍手两下,双手拍膝盖三下;拍手两下,双手拍胸脯三下;拍手两下,双手拍膝盖三下;双手在眼睛旁做闪烁状两下;拍手两下,摆正坐姿。4.学习站的正确姿势;目的:掌握正确的站立姿势,并通过听辨高音与低音,来形象地练习坐和站,并为下一课“音的高低”做铺垫,让学生初步懂得音有高低。出示一颗笔直的松树师:谁能像这松树一样站立?(请几个同学来示范)师:大家都站得不错哦,听听和小松树说的要求是不是一样了?谁站得最像小松树就能获得一棵小松树。(纸做的)①脚跟脚跟找朋友脚脚并拢。②左手右手快回家五指并拢贴近大腿两侧。③小小皮球藏起来双手捧住腹部。老师说:"小皮球出来了,"学生挺腹。老师说:"小皮球藏起来,"学生收腹。不断反复练习。④两只肩膀往下压-老师先让学生:"做怪人"肩耸起,说"压下去",学生双肩下压。不断练:"做怪人","压下去"……¨⑤挺起胸膛要开门-老师请小朋友把双肩往前关,像关门一样。老师说:"笃笃笃!"生问:"谁呀?"师:"是我"生:"请进请进!"把肩往后打开。⑥头要放平看前方-眼光有神。师老师弹一个高音区的三和弦。你们就说:"站像一棵松",边按刚才的要求直立;老师弹一个中音区的三和弦,你们就说:"坐像一台钟",边正确地坐下。通过反复练习,奖励做得好的学生。5、结合第一课欣赏《玩具兵进行曲》,让学生学会正确的走。 对一年级的核子来说,音乐学习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游戏"。只有当孩子在音乐游戏过程中获得快乐,才能唤起他们对学门的那种缘自心底的热爱,并成为他们终身学习的不竭动力。因此,本课的设计将走、坐、站、唱等各种音乐课的常规与"知识与技能"的训练均溶入游戏之中,让学生在游戏中掌握各项音乐课常规、在游戏中聆听、在游戏中自出想象、在游戏中积极表现、在游戏中大胆创造。游戏中,学生有个体的独立活动,更有充分的师生、学生合作活动(如;小组合作听辩高音与低音,学小闹钟和小松树进行比赛、分角色扮演玩具兵练习走等),在这些合作的游戏活动中,学生不仅学会了相关的本领,体会到了音乐活动的快乐,更为重要的是:在合作学习中,学生学会了与人交流,与人对话,锻炼了胆识,增强了自信心。在这样的学习方式中,"知识与技能"的目标达到了,"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目标也达到了。真是"一举三得"。这"得"全受益于采取了"游戏、合作"的学习方式,方式的改变也让老师教得轻松愉快,学生学得快乐有效,并使音乐课堂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散发着浓浓的人文气息。
国际关系论文:心理与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正当性与研究路径 内容提要: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日趋走向体系层次理论建构的背景下,微观层次上的国际关系心理学分析是否还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本文尝试从三个方面试图对这个学科本体存在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首先从“层次分析法”和“施动者-结构”角度探讨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的理论正当性,进而对现有的国际关系心理学分析的研究路径进行梳理,最后指出心理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结合所内在的问题,以及微观理论和体系理论的结合对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 关键词:国际关系学 心理学分析 理论正当性 研究路径 国际关系学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社会科学的本体性地位,自20世纪初一般意义上的学科诞生以降,就一直遭到人们的批评和质疑。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英国学派(English School)代表人之一马丁·怀特(Martin Wight)在《为什么没有国际理论?》一文中所做的精彩原因分析。国际关系学的学科本体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的缺失,根源之一在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史的一个显著特征,即理论创新和发展的动力很大部分来源于对其他社会科学的借鉴。 冷战结束后,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国际关系理论异军突起,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向体系理论深入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进入“社会学转向”时期。与此相反,微观层次的国际关系心理学分析的理论与实践似乎始终处于学科发展的边缘,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学代表人物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也感慨和抱怨说,“研究个性和个性的类型在心理学和政治学领域已不受人青睐。”[2]其实,国际冲突理论中一直存在着社会学和心理学两种分析路径,分析代表着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视角[3]。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逐步走向体系层次的理论建构的情境下,微观层次的个性分析、知觉理论、社会学习理论等心理理论是否还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微观个体理论的解释力有多大?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分析存在哪几种路径?个体理论能否与体系理论走向统一?等等,本文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分析,以期确立心理学与国际关系学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可能性与正当性问题。 一 心理与国际关系:理论正当性 “层次分析法(Level of Analysis)”和“施动者-结构(Agent-Structure)”问题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中两对最基本的范畴,古典现实主义以来的任何一种科学国际关系理论都必须在这两对关系坐标中确立自身的位置和地位。这两个基本问题也是我们进行国际关系理论知识谱系归类整理的最佳路径。以这两个基本问题为分析视角,当可揭示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正当性和合法性。 1.“层次分析法”的视角 20世纪50、60年代,国际关系学中“层次分析法”的产生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朝着更为严谨的方向发展。国际关系理论中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论划分的依据直接来源于“层次分析法”最初关于“体系”、“国家”和“个人”三个基本层次的划分。笔者认为层次分析的核心问题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从纵向来看,为层次的划分问题,即到底可以划分为几个层次?从横向来看,为方法论的(Methodological)层次、本体论的(Ontological)层次和认识论(Epistemological)的层次问题。层次本身具有两种含义:解释的来源(Sources of Explanation)和分析的对象(Objects of Analysis)。 本体意义上的层次将层次视为“分析的不同对象和单位”,而认识论意义上的层次则把层次视为“解释某一特定单位行为的一系列原因变量”。布赞依据两条路径,重新审视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层次概念。首先,他根据空间规模的原则和组织的层次,认为这种意义上层次既是解释的来源,又是解释的结果和对象。因此,根据最基本的“个体与体系”的关系范畴,国际关系中的层次可具体划分为“体系-国家”、“国家-官僚机构(次国家)”、“官僚机构-个体”这几个基本的范畴。其次,如果把层次视为所分析对象的不同解释来源,那么个体、国家和体系层次都存在结构(Structure)、进程(Process)和互动能力(Interaction Capacity)这几个因素。[5]布赞没有把研究的重点置于层次在纵向量上的扩大,而是对每个分析层次进行了独立的本体属性的考察,这正是他对层次分析所做出的最大贡献。 尽管国际关系学界无人能否认个体层次的重要作用,学者也普遍认为“运用心理学来研究政治是一种必不可缺和不可替代的方法”[6],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越来越倾向于宏观体系层次上的研究。整体论和结构主义理论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体系理论和结构主义理论对个体心理理论的批评是:个体心理因素在解释国家的决策行为、以及国际冲突的根源上具有说服力,但对于整个国际体系的变化发展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因而可以说,整个体系理论的建构过程中忽视了对个体层次的心理与认知因素的考量。 “个人在国际政治分析中从未成为一个常见的范畴”[7],有一些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忽视个体层次因素的学术研究偏向表示不满。举例来说,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把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分为三个层次,即国际的无政府状态、国家的属性和人的侵略本性[8],但他最后建构的是一种体系层次上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而戴维·辛格(J. David Singer)只考虑国际体系与国家单位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个体层次在他的分析框架中被筛漏出去[9]。此后,众多学者在层次的细化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范畴逐渐成为国际关系层面国家与国际社会关系分析的理论根基。但是,我们仍需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众多层次中究竟哪一层次所起的作用最为重要?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最为重要? 对此问题,学界往往容易产生决定论的倾向,或者是结构主义决定论,或者是还原主义决定论。尽管沃尔兹建立一种体系层次的结构主义理论,但他辩解他并没有建立一种结构主义决定理论。在解释国际事件中,没有一个层次的单元或解释来源是占主导地位的,往往是个多个层次的变量都在起着重要的作用。由此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假设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元或解释来源同时发生作用,那如何将这些不同的分析整合进整体理解中?”[10] 在确定分析层次的重要性时,必须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首先,不同的分析层次在不同的问题领域的重要程度不同;其次,即使在决策中,不同的决策阶段层次的重要性也不同;第三,变量在一个层次上的重要程度与其他变量的状态相关联。[11]所以,如果要确立某变量层次的重要性,必须对其他的相关变量层次做出相应的假设,在这种理论上预设的前提下,再探讨具体变量层次的作用。如我们在讨论个性对政治的影响时,关键是解释清楚“个性作为政治行为的一个制约因素的重要程度”,进一步假设个性在什么条件下以及如何影响政治行为[12]。以房子起火逃命为例,为什么人会逃生?这里或许没有唯一的答案。或许是人的求生本能促使他做出逃生的行为;或许是在其他人都逃生的情况下,人所进行的一种模仿和学习过程;或许是他头脑中已有的直接和间接经验促使他逃生;或许他在房屋内岿然不动,因为他没有形成对大火的危险性的认识,等等。但必须明确一点,即人只有在形成对大火的认知后,才能进一步确定自身接下来的行为。杰维斯指出,知觉在这一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在大火这种极端的环境下,大部分人可能都做出逃生的行为,而其个性、性格等心理因素的作用微乎其微。但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之后,丘吉尔就认为房子起火了;而张伯伦认为在1939年3月后房子才起大火;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从来就没有出现什么大火[13]。关于人的行为的争辩始终存在着自我决定论和情境论两种不同的声音,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认为大多数人是处于两种极端之间:一种是自我导向的人,这种人的行为是自我规定的;一种是他人导向的人,他的行为方向是由当时的环境所决定的[14]。 而从实践中来看,个体在国际政治领域无疑也是具有重要地位的。国际关系心理学中个体心理分析理论的主要理论预设为国家行为的行使主体是个体,具体的国家领导人与精英才是抽象国家行为的实践者。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个体尤其是重要的领导人或领袖建构了国家行为。个体对于国家决策行为和过程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在整个国际关系史发展历程中,一些重要的国家领袖和外交家对于国际关系的进程具有重要的推动或阻碍作用。[15]那么接下来需要考证的问题是,个体层次的动力来源为何?个体心理的理性和非理性因素是人的本性,还是社会文化制度所塑造的?因此,我们可以对个体因素进行进一步的层次分析。个体心理层次同样存在环境论和遗传论之争,心理学理论中也存在个体主义与结构主义理论的区分。 2.“施动者-结构”的视角 “施动者-结构”关系范畴,即“部分-整体(Parts-Whole)”、“行为者-系统(Actor-System)”、“微观-宏观(Micro-Macro)”的关系问题是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现实主义和世界体系论就是基于结构的解释力优于施动者的基本理念,建立了体系层次上的结构主义理论。从本体论意义上来说,“施动者-结构”指分析的单元何为先的问题:是施动者(个体)先于结构(社会),还是与之相反?由此可以得出三种答案,即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和结构化主义(Structurationism)。而认识论意义上的“施动者-结构”指的是由施动者(个体)的属性来解释体系的结构和施动者的行为,还是以结构(体系)为导向?[16] “施动者-结构”关系最初表达了这样一种意义,即人类社会行为分析可分为“人类及其组织的行为者”和“制约行为者的社会结构”两大对立变量层次。推及国际体系层面,这一范畴的表现形式则为“处于国际社会中的国家”与“国际体系及结构”的关系;推及个体微观层面,这一范畴的表现形式则为“微观个体心理因素”与“社会文化情境和社会心理结构”的关系。新现实主义的本体论为个体主义,而世界体系论则持整体主义的本体论,尽管存在这种差异,这两种理论都被称为结构主义理论或结构导向理论。“施动者-结构”范畴实质表现出一种微观与宏观上难以调和的矛盾,温特(Alexander Wendt)则指出社会学中的结构化理论[17]的借鉴有助于这一矛盾的化解。基于这种理念和逻辑分析路径,温特等建构主义学者建立了某种意义上的结构化国际关系文化理论[18]。可见,不仅可以在国际体系层次建构结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微观个体层次同样可以建构结构主义理论。学界传统上把体系理论与结构主义理论相联系起来,而笔者认为结构主义方法和结构主义理论并不是体系层次理论建构的专利。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给“结构”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即认为结构是一些实体的排列组合,这些组合呈现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的特性[19]。整体性是指结构内在的连贯性,是强调共时性特征;而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是指结构并不是静态的,它有自身的动力变换来源和机制,强调历时性特征。心理学中结构概念的出现,最早来源于思维心理学用思维的结构反对联想主义只用主体的感觉和印象来解释一切。心理学中真正结构主义的出现是“格式塔”理论(Gestalt Psychology)中结构主义的提出。“格式塔”结构主义的中心观念是整体性观念,其所指的结构类似于物理学中的场效应概念。如果以一种二分法的标准划分,结构有物质结构和观念结构两种基本形式(物质的结构与观念的结构其实就是客观结构与主观结构的区别,而国际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结构)。国际关系理论中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世界体系论等建构的是物质(权力、生产、经济)结构概念;而英国学派、建构主义和国际关系心理学则强调观念(规范、认同、心理)结构变量的影响和作用。 因此,本体论或方法论意义上对国际关系心理学的个体主义或原子论的批评效应具有一定的限度,这种批评的极端就是完全曲解了“施动者-结构”在微观层次上所具有的意义。所以,接下来的问题还是个体、国家与体系等层次的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哪一层次的变量在何种情境中起何种作用?这就回归到上文所述的层次分析问题了。 综合上述,我们从“层次分析法”和“施动者-结构”两个视角考察了心理学与国际关系学相结合的理论正当性问题。层次分析考察主要是明晰个体与群体心理作为一个独立变量分析层次在国际政治分析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施动者-结构”考察主要是论证国际关系的心理学分析既可以建立起个体主义的还原论理论,也可以建构整体主义的结构主义理论。现代政治研究越来越重视分析制约政治行为和发展的非政治因素,行为心理学(Behavioral Psychology)和存在主义心理学(Existential Psychology)也体现了它的政治正当性和相关性[20]。同理,国际关系的心理学分析也有其理论正当性和合法性,这是我们理解和解释国际关系变化和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一条重要路径。 二 心理与国际关系:研究路径 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工程就是运用心理学的基本理论范式和方法进行国际关系分析,目前主要的研究领域为国际冲突的微观心理和生理学解释以及在决策层次的心理学解释。这些基本的心理学理论范式和方法可以归类为两对基本的范畴,一是深层心理(Depth Psychology)和认知心理(Cognitive Psychology )的路径;一是个体心理(Individual Psychology)和社会心理(Social Psychology )的路径。 1.深层心理与认知心理 攻击倾向是否为人的天性?人类战争与冲突的根源为何?动物之间的种族攻击与争斗与人类的冲突与战争有何关联?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否与人的心理因素与心理基础紧密相连?以精神分析学说为基础的深层心理学家、政治心理学家以及生物学家等对这些冲突与人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展开过一些细致的论述。持这一分析路径的影响最大的心理学家非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莫属,他也是心理学历史上很少能与其并肩、所引起的争议也最多的学者。尽管对政治与政府事务关注不多,但他关于战争根源的论述以及人类文明的看法形成了其独特的战争心理学。 弗洛伊德的本能学说认为人基本上是一些本能、冲动和驱使力量[21]。人具有两种最为基本的本能,即生命本能(Erotic Instinct)和毁灭本能(Death Instinct)。毁灭本能表现为侵略、破坏和仇恨,它导致人类相互残杀和战争,文明由此走向分裂和瓦解。而生命本能则是维系人类团结和友爱的内在推动力量。尽管如此,侵略本能却是人的爱欲或生命本能的结果,尤其是生命本能遭受挫折时的表现形式。1932年,弗洛伊德在与爱因斯坦关于战争根源的讨论信件中,阐述了他的战争观[22]。他认为人类早期政治社会起源于暴力和征服的基础之上的。随后,法律和伦理的出现替代了直接暴力的使用,但法律本身是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人群联合压迫微弱分子和势力的结果。而在相近地区形成了各种联合力量时,人类群体之间的相互冲突便无休止的发生了。总之,弗洛伊德的战争心理学集中探讨了人类的毁灭本能和侵略本能是战争的根源。另一方面,他认为两种因素推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希望。一是文化的进步有助于减弱人类本性中所固有的破坏侵略本能,认同也维系着人际之间的情感连接;一是如果建立一种世界权威组织,而且存在着维护和平的可供使用的巨大军事力量,那么战争的避免不是不可能。 法西斯主义思想的发展直接促使了二战的爆发。因此,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成了和平与冲突解决课题中的一项重要议程。心理学家弗罗姆(Erich Fromm)通过对现代社会的自由的考察,从心理和社会环境层面指出了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微观社会根源。[23]中世纪社会,人的普遍特征是缺乏自由,但个体却能在社会中得到保障和安全;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冲击下,作为个体的人在感情和宗教上获得了解放和自由,而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的发展,人又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获得了自由。但是,现代社会中自由所带给人的不是幸福,相反,人在现代激烈的竞争社会中感到的只是孤独、恐惧、焦虑和不安等等。由此,人产生了逃避自由的愿望,或者是倾向于通过控制他人(虐待狂),或者是通过屈从于某种权威获取保护(受虐狂)。这就是二战前法西斯主义在欧洲产生和发展,并受当时大众所疯狂崇拜的社会心理根源。 国内和国际社会的种种破坏行为使人思考着人的攻击倾向是否天性的问题。很多生物心理学家、哲学心理学家通过研究动物行为,把动物攻击同类的天性应用于人际层面,指出人与动物一样具有攻击的本能,人与动物的攻击倾向出于同一渊源[24]。此外,人在遭受挫折时,容易表现出一种攻击倾向。人的攻击本能在资源缺乏、出现社会组织后表现更得更为突出和有组织性。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出现了几种较为有代表性的理论:攻击本能论、动物行为研究、洛伦茨的“种内攻击”说、挫折-攻击理论等[25]。深层心理路径的分析强调人的无意识(潜意识)、本能和人性对人的行为的重要影响,这在科学说服力上略显不足。但精神分析学说的发展及广泛影响,无不说明人类社会在对自我认识上仍需下大工夫。美国心理学家、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orold D. Lasswell)的政治分析直接继承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他的政治理论的中心议题为“各种政治运动的生命力来自倾注在公众目的上的私人感情”,即认为政治运动其实就是个人的感情导向公共渠道的结果。另一层次,他通过分析世界政治与个人的不安全的关系,指出在国际冲突中“阉割情结”的重要影响作用。[26] 20世纪50、60年代以来,认知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在心理学学界兴起。此后,国际关系研究中也借鉴认知革命的成果,心理学中的信息处理加工、知觉与错误知觉(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意象(Image)与信念体系(Belief System)、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等在国际关系分析中得到广泛领会和运用。罗伯特·杰维斯无疑是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27]他对国际政治中决策领域的知觉与错误知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归纳了错误知觉的14个假设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国际关系领域常见的错误知觉及其生成机制。错误知觉的生成机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认知相符现象(Cognitive Consistency)、诱发定势(Evoked Set)和历史学习和类比。决策中经常发生的错误知觉有过高估计自己和过高估计对方、愿望思维(Wishful Thinking)、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等。 知觉现象和过程其实就是信息加工和处理的过程,其基本认知模型为:首先是接受信息、编码,存入记忆,再利用记忆材料做出决定以指导外部行为。在这一认知过程中,作为决策者个体的个性心理特征、认知能力、本身已有的意象和信念体系等对正确与错误知觉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制约作用。如决策者个体的意象对国际冲突和战争的爆发起着重要影响作用[28]。国家领袖个体的学习与历史借鉴对其决策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除个人的学习之外,还存在组织的学习。组织学习的机制为,个人思想对环境因素做出反映,然后个人的学习改变组织程序,组织变化造成进一步反馈效应,这样历经一个循环过程。而政府的学习更为复杂,受政治体制的影响较大,决策者个人的经历、智囊团和多元的政治体系都是影响学习过程的因素。[29]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提出的世界政治进化观集中表述了宏观层次上的学习行为。世界政治的结构是由进化过程塑造、调整和发展,学习模式和社会进化模式能够揭示世界政治中的结构变化过程。由此,他分析了世界政治中的每次创新的模式、起源和影响等,进而提出世界政治长周期理论。[30]我们可以通过列表来说明深层心理和认知心理路径中国际关系分析的理论与实践。 2.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 以主体属性为标准,心理因素可以划分为个体心理与群体心理(社会心理),这就是我们所要探讨的第二组分析路径与变量。个体及个体心理一直是心理学中的中心议题,精神分析学说起初是弗洛伊德等心理学家对变态心理(Abnormal Psychology)及个体心理的治疗与关怀;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层次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意象与信念体系以及个体的社会学习等都是从个体心理层次出发的剖析。因此,这两组分析路径存在着变量重叠的事实。 个体心理层次研究的重要内容为分析重要领导人和精英的个性和政治态度,以揭示其与政治行为、国家政策的因果关系。这里有两种分析的方法:心理历史学(Psychohistory)和生理心理学。在这一方面,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备受研究者的青睐,大量的资料和研究表明威尔逊的个人成长环境和经历对其个性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对权力和控制他人问题的态度,以及不向政敌妥协的性格与他童年跟父亲的关系密切相关[31]。而近现代而言,大国领导人的生理和心理状况对国家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代世界政治的头号领袖们“对创造世界历史做出了贡献,但他们几乎也都在其生命的某个艰难时刻使国家走上一条危险的道路,某些人甚至将国家拖入可怕的灾难之中。”研究表明,这些领袖们在年轻时能发现某些年长者的精神与身体状况严重影响了他们个人的决定,甚至危及国家的安全,但当他们年长时却犯下同样的毛病。如果这些领袖的身体状况在某些重大时刻不一样的话,那么决策可能完全不同,事件的发展也会大大不一样,甚至世界历史将有可能重写。[32]在对领导人的个性进行分类方面,美国学者巴伯(J. D. Barder) 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根据与父母的关系以及素质将总统的性格进行一种简单的分类,以区分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总统风格的不同,由此推演出四种对应的总统个性类型[33]。二战后对法西斯主义的一项研究,试图揭示出一种所谓的权力主义人格(Authoritarion Personality),它以一种“F量表”标准测试出被试者的法西斯主义倾向性格。[34]这种权力主义人格的测试也可以进一步在被试者的政治参与、意识形态上做出一定的预测。但是,这项研究远未揭示出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根源问题。 个人都有一些基本的心理需要,其中有些与政治相关。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提出人的基本五种需求说,这些内生的需求主导着人的意识,进一步影响人的行为[35]。具体来说,自尊心强度不同的个人具有不同的行为倾向和性格;根据对于权力的不同意愿,可以区分出权力导向型和倾向于隶属他者寻求合作型的个人。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个人对于外部世界的知觉、基本的心理需求、以及人际态度和冲突倾向等方面都完全不同。[36]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有一种寻求和确立外部敌人的心理需求,如果失去了一个敌人,则又会极力寻求一个替代者。这方面一项颇为敏感的心理视角定量研究为:即前苏联崩溃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交恶,由此从心理学的角度推测,中国是否是苏联崩溃后美国领导人所寻求一个的替代品?[37]。 如前文所述,个人心理的形成机制中社会文化情境发挥着重要的塑造作用;另方面,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身份与认同(Identity)以及民族主义(Nationalism)思想等社会心理因素是制约国家的对外政策与行为的重要变量。现代大众政治和市民社会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公众舆论对政策决策的影响。现有的研究一方面集中于公众舆论在何时、何种情形,以及多大程度上影响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强调社会文化制度对领导决策者的公众舆论信念的塑造和影响作用。这种理论分析的两个维度为:规范信念(Normative Beliefs),即公众舆论影响的输入是否合适?实践信念(Practical Beliefs),即大众对政策的支持是否是其成功的必需?[38]认同与身份的概念本身来源于社会心理学,认同是对某一共同体身份的确认,这直接关系到行为者对自身利益的建构,进而影响其行为和信念。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就是遵循这种社会心理的逻辑分析路径,强调国际关系体系层次中规范、认同和价值的本体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心灵、自我与社会三者是密不可分的。 在现代国际政治中民族主义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一种建立在认同和身份基础之上的群体心理与心态。正因为如此,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将民族主义视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39](Imagined Communities),这种共同体建立在一定的民族情感和文化根源之上,内部具有一致或接近的价值观和共同遵守的规范;同时,在血缘和地理上相连或相关,往往共享同一种属于共同体内部的集体记忆。极端发展形态的民族主义,如群体无意识、法西斯主义以及类似于群氓的时代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同时也极大地影响其共同体内部的个体成员的心理与行为。在这种情境下,个体的心理特征往往从属于集体的心理需求。在中东等宗教情结浓厚的地区,民族主义所代表的社会集体心理对民众行为和国家行为甚至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爱国主义情结和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属于一种民族主义心态,尽管其往往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烙印。综合上述,笔者从第二组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路径梳理了国际关系与心理学的关系(表2)。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所做的工作仅仅是对两组研究路径的简要整理概括,并没有深入细致探讨与总结所有的分析变量及变量关系。 三 结语 任何理论只是在某一特定领域、特定时空和特定假定下具有解释力。国际关系心理学也只是集中确立有限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一种精致实用的中观理论(当然,从层次分析上说,心理理论应属于微观理论)。所以,尽管前文已对国际关系中的心理学分析的理论正当性和研究路径进行了论证,但并不能否认这种分析路径仍存在一定内在缺陷。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追求的是精确性和规律的客观性,但社会科学研究中却很难做到这一点。政治现象具有时钟(Clock)的特性还是烟云(Cloud)的特性?政治现象在什么层次具有时钟的特性,在什么层次又具有烟云的特性?我仍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分析。 第一,理论模型(Modeling)与个案研究(Case Studies)的问题[41]。在国际关系和国际冲突领域,理论模型的建构和经验层次上的个案实证研究各有各的优势和缺点,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同理,在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中,我们同样需要处理理论研究和个案研究的关系。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来源于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它主要借鉴心理学中已有的研究成果(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等)进行国际关系分析。政治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烟云的特性,是多种因素和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心理学研究中注重运用的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所以,盲目地将心理学的理论应用于政治事务的分析将导致研究的僵化和灾难。 除此之外,“我们可能无法确定个人行为的动力与动机是如何转化成群体和组织行为的动力和动机的,更不用说确定它们是如何转化成决定战争或和平的国家公共政策决策的动力和动机了。”[42]国际关系心理学运用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如精神分析学说、个性分析、认知失调理论、社会学习理论等)进行国际关系层面的实证研究较多,而理论研究和创新略显不够。所以,这种研究取向客观上将导致国际关系心理学的说服力不足并限制它的发展空间。因为研究的发展与创新主要取决于心理学本身理论的发展,而剩下的工作是运用理论所提出的基本假定,用经验层面事实进行验证,或者是对国际关系进行心理学的解释。当然,不同的领域对于模型化和个案研究的倾向不同,如国际政治研究中“讨价还价”(Bargaining)更多的是着眼于理论模型的建构,而对于错误知觉的分析却更多的是经验个案研究[43]。 第二,政治心理与政治文化问题。政治心理研究与政治文化研究紧密相连,但现有的研究在两者结合上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现有的个体心理的研究、国家决策和危机的心理分析等大部分都拘囿于欧美文化情境。这种背景之下的成果能否超越时空而具有普遍相通的意义,至少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确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素材的缺乏造成了该研究领域的偏向,但从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这种情况有了较大的改善。其次,国际关系心理学的个体层次心理分析往往从个体的微观心理特性出发解释政治人的行为,但忽视了整个社会文化、制度等对个体政治心理的塑造作用[44]。这说明需要把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的研究统一起来,需要解释历史事件和社会实践对个体的身份、思维、个性与认知等心理因素的建构作用。此外,政治事务不是孤立的现象,政治人的心理与自然人的心理,与政治化的心理必须加以区别对待[45]。 第三,个体理论与体系理论的问题。现有的国际关系研究存在各大理论各执一端,缺乏交流与互补的平台和意愿的现象。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日趋集中于体系层次理论的建构,而忽视微观层次的个体心理与群体心理的作用,就是这种极端现象的体现。正如前文布赞所言,国际关系事实往往是各层次的变量所共同作用的结果,很难说哪一层次居于主导地位。因此,笔者认为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个体理论与体系理论如何进行对话和交流、走向理论综合。 尽管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认为理论研究中不同的范式具有不可通约性[46],但这并不表示在两种极端的理论倾向之间没有走中间道路的可能。如建构主义就是在主流理论和批判理论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在理性主义(Rationalism)和反思主义(Reflectivism)之间力主一条中间道路[47]。在微观个体和群体心理层次,既可以建立起还原论的个体主义理论,也可以建立起整体论的结构主义理论。这是微观层次个体理论与体系理论交融的表现。因而,认真思考微观理论与体系理论如何结合与统一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要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说,国际关系心理学的发展不仅关乎微观理论的前途,更关乎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的前途。从实践的角度观察,这种研究取向和路径也具有可行性,比如关于身份与认同的研究,就具有这种理论上深入和创新的空间。因为身份与认同既是以微观个体与群体的认知为基础,又在国际体系层次上具有广泛的运用空间。 国际关系论文:国际关系本体论分析 【论文关键词】 国际关系 本体论 社会事实 主体间性 【论文摘要】 本体论是我们对研究对象的根本性假定。西方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一般视本体论为国际关系研究对象在根本上究竟是何种存在而进行探讨。根据社会学家关于社会事实互动性的定义,国际关系事实可归类为社会事实,而社会事实的根本特性是主体间性,所以国际关系事实可视为在根本上是一种主体间事实。作者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国际关系本体论是一种主体间本体论。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有助于建构更加清楚的国际关系理论,并为国际关系诸概念的统一分析创造了条件,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通常,我们在试图认识和观察某一外在事物时,总是通过一些中间媒介间接地对认识对象进行观察和认识。比如,我们通过对光线成像的感知,可以间接地认识能反射光线事物的形状和构成。我们通过对事物特征进行合乎逻辑地预设,间接地认识“主权”、“结构”之类事物的结构和形态。我们的感官不能、常常也没有必要直接跟认识对象发生联系,这种认识方式决定了我们必须不断地根据逻辑推理或常识推理,对认识对象的根本特性做出假定,然后根据这种假定形成对认识对象的知觉框架,从而完成对认识对象的认识。在这一认识过程中,我们对认识对象的根本特性的假定就是“本体论假定”。 一 本体论的哲学含义 本体论(ontology)是指在观察和研究对象事物时,对其所做的根本性假定,也是对所认识事物的终极假定。没有这种假定,我们就难以认识外在的事物。所以,本体论假定对于我们认识和研究国际关系现象具有重要意义。“本体论”这一概念的含义在其发展演变的历程中发生过较大的变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将这一术语从哲学领域引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时,根据本体论的现代哲学含义对其意义做了取舍。现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本体论含义已经与传统本体论的哲学含义大有不同。所以,我们在研究和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时,需要首先澄清“本体论”术语意义的这种变化。 理解和澄清本体论的术语意义及其变化,需要从其哲学含义开始。 在古希腊,人们认为人类之所以具有各种各样的技巧和能力,例如跳舞、歌唱、协调关系、吟诗作赋、发明创造等,是因为人类有一种叫做“智慧”的东西。智慧如此美妙,值得热爱。所以古希腊人把“热爱智慧”称为“哲学(philosophy) ”,这就是哲学一词的最初含义。 智慧使得我们有了处理各种问题的奇妙能力,但是智慧本身却不能直接体现出来,也不能直接为我们观察到。我们能够看到的只能是智慧的外在表现形式。为了方便对智慧进行研究,一些希腊哲学家(主要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逐渐把热爱智慧具体化为追求“普遍知识”,并用“普遍知识”代替“智慧”进行研究,哲学也就顺势转变成为追求普遍知识的学问,而不再是关于智慧的学问。柏拉图暗示,作为智慧替代形式的普遍知识,不是关于“现象世界”的知识,而是关于“理念世界”的知识。 亚里士多德对所有的学问和学科进行了分类,在分类的基础上,他把“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的“形而上学”作为第一哲学,“它研究‘是者之所以为是’以及‘是者’由于本性所应有的性质”。“是者( being) ”的原文是ov,相当于英文的词根ont - ,加上logy (学科) ,构成“ontology”一词。所以,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就是指本体论。[3] 这是本体论一词的最初哲学含义。 黑格尔接受了这一界定,并继续把本体论局限在纯粹的理念知识,与经验知识和现象界的知识区别开来。黑格尔的逻辑学是纯粹的原理,即是所谓的本体论;自然哲学则是纯粹原理的外化和展开,具体化为自然的原则;作为纯粹原理的绝对理念经过自然界的外化,最终在人的精神生活中返回到自身,这部分内容就是精神哲学。作为绝对理念的逻辑学乃是一切的本原,是本体论的研究内容。 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里面曾专门讨论过“本体(noumenon) ”的概念。他认为,只有本体是能够独立存在的,其他各种“所是”都是依附于本体才能成立的,这是他讨论“是者之所以为是”时的一个基本观点。[4] 但是,由于本体不是唯一的“是者”,而是诸“是者”之一,所以本体论实际上是关于“是者”及其“所以为是”的学说,而不仅仅是关于本体的学说。 本体论学说在西方哲学中不断发展和演化。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家对本体论做了不同的解释。美国哲学家蒯因(W. V. O. Quine)把本体论简单地归结为“何物存在(what is there?) ”, 豪尔(David Hall) 和艾姆斯(RogerAmes)则认为本体论“是对事物最基本特征的研究”,是“寻求发现是者之是”。[5] 总之,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以“存在”代替“是”作为本体论的研究对象,而“存在”又被当成表示一般的事物及其性质的概念。于是,本体论被当成关于一般的事物及其性质的一门学问。总之,在西方哲学中,“传统本体论”是关于本体和由“本体”所衍生出来的其他“是者”及其“所以为是”的学说,这种学说是纯粹理念性的、未经证实也无须证实的形而上学理论,与实证理论和实体理论截然不同。“现代本体论”的内容有所简化,被视为关于一般的事物及其性质的一门学问,是关于一切实在的基本性质的理论或研究。[6] 二 西方学者对国际关系本体论的分析 随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日益触及深层的本体论问题。有意识地对国际关系事实进行本体论分析、做出本体论假定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学者难以回避的话题。在这种背景和趋势下,自觉地加强国际关系本体论的专门分析和研究,变得至关重要。对国际关系本体论进行自觉分析始于西方学者。所以,理解国际关系理论中本体论的含义,需要了解西方学者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本体论的。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西方学者较早主张对国际关系本体论进行系统考察和研究,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便是其中的一位。[7] 亚历山大·温特在其建构主义的经典著作《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曾在多处论及本体论问题。他指出,他这本书是关于国际生活本体论的。他认为,即使最具有经验思想的国际政治学者,也必须研究一下本体论(must do ontology)。为了说明国际体系是如何运作的,温特指出,研究者必须做出一些形而上学的假定:国际体系是由什么构成的? 它是如何被构造的? 因为人类不可能直接地、没有任何中介地接触世界,故所有的观察都一定是掺杂了理论的( theory - laden) ,这种观察依赖于一些关于“何种事物存在”以及“它们是如何被构造的”等这样一些观念,这些观念通常被当做是没有问题的,或者是不被质疑的。当我们所研究的物体不可观察时(比如国际关系中的事物) ,我们尤其需要这些本体论假定。问题是,我们如此限定我们的认知活动,本体论就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我们的实体理论的内容。[8] 在此书中,温特试图揭示新现实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的结论是存在问题的,这是因为其结论从根本上就是源自其深层的物质主义和个体主义本体论,如果我们以理念主义和整体主义的观点来审视国际体系,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国际政治。[9] 从这段话里我们清楚地看到,温特所谓的本体论是指关于研究对象的本质特性及其建构方式的形而上学(纯粹理念性质的)假定,比如我们从纯粹理念上假定,我们的研究对象从根本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它是怎么被构造的? 在温特看来,新现实主义的问题根源是,它把国际体系(研究对象)看成了一种物质性的存在(物质主义本体论) ,这种物质性的存在从根本上来源于国家个体的行为表现(个体主义本体论)。[10] 理查德·阿什利(Richard Ashley)似乎对本体论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他指出,“国家中心”主义是新现实主义理论建构的本体论原则。新现实主义采用个体主义方法论(从本体论意义上也是个体主义) ,把国家比做一个棱镜,通过这个棱镜,把集体主义理解为国家个体欲望、需求、信念和行动的集合结果。[11] 华尔兹在此意义上认为,国际体系从本源上讲是个体主义的,是自然发展起来的,而非有意设计的结果。[12] 所以,阿什利指出,“对新现实主义来说,国家在本体上是优先于国际体系的。这一体系的结构是这样产生的:先将国家定义为各个独立的个体,然后研究几个个体相互作用(mutual reference)时表现出来的特性。对新现实主义者而言,不先形成国家行为体的概念,就无法描述国际体系结构。”[13] 从这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出,阿什利所谓的本体论似乎与温特的理解“不同”:阿什利所谓的本体论是指对于国际体系而言,其根本和本源是什么;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先于国际体系而存在,因而国家是国际体系的本源,所以“国家在本体上是优先于国际体系的”。[14]如何理解这种不同呢? 仔细品味一下,其实他们本质上讲的是一回事。阿什利谈的是总体上的国际体系,是以国际体系为研究对象时的本体论,试图回答国际体系根本上是什么的问题。那么国际体系在根本上是什么呢? 这是阿什利提出的问题。阿什利认为,在新现实主义看来,国家比国际体系更根本,更具有本体性,所以,国家是国际体系的根本。温特在谈到本体论时,不是指总体上的国际体系,而是指以国际体系结构为研究对象时的本体论。那么,国际体系结构根本上是什么呢? 这是温特所提出的问题。温特认为,从根本上看,国际体系结构是一种观念结构,而不是物质结构。所以,我们可以肯定,无论温特还是阿什利,他们谈论的本体论都是一回事,是指研究对象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存在。这恐怕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使用本体论这一术语时采用的一个基本含义。 三 国际关系事实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存在 既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把本体论理解为研究对象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存在,那么从总体上看,国际关系事实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 要弄清楚这一点,我们需要先明白一个重要的概念———社会。什么是社会呢?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认为,个人之间是处在不断的互相作用过程之中的,由于个人的互相作用而联系起来的网络就是社会。社会只不过是对互动着的一群人的称呼。所以社会学的任务是要阐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即阐明个人怎样互相交往而形成群体,群体又怎样制约个人,故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16] 马克斯·韦伯也认为,社会学是一门试图说明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由此而对这一行为的过程和作用做出因果解释的科学。“行为”在这里表示人的行动,只要这一行动带有行为者赋加的主观意向即可。“社会行为”则表示,行为者的行动根据行为者所赋加的意向而与他人行动有关,并在其行动过程中是针对他人行为的一种行动。[17] 这意味着,只要某个行为者与他人发生了有意识的行动联系或行为互动,他就采取了一种社会行为而不是单个人的独立行为。所以,社会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有意识的联系与互动,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有意识联系和互动而形成的关系网络就是社会。这一定义与齐美尔的定义差不多,只是马克斯·韦伯更加强调了社会行为的意图性。 根据关于社会和社会行为的这种定义,我们可以确定,典型的社会行为不仅包括社会成员之间有规范的避让(如红灯停、绿灯行) ,而且包括他们之间无规范的暴力和打斗(如韦伯所谓的两个骑车人相撞后的对骂互殴)。[18] 也就是说,从含义上看,社会行为仅仅意味着社会成员之间的有意识的互动,而与互动的方式及与互动者之间是否存在规范的秩序无关。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国际体系中,如果我们把体系成员看做是各个国家的话,那么国际社会或者说国际体系中的社会事实就不像英国学派所断言的那样,仅仅存在于有一定交往规范的国际体系中。纯粹通过暴力规则交往的国际体系(如霍布斯体系)也是一种社会体系,其中的国家交往也是一种社会交往。英国学派所谓的“国际社会”,只是一种文明程度更高的国际社会,而不是唯一的国际社会形态。笔者认为,国际关系现象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国际关系事实属于社会事实。绝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都有意无意地支持了这种观点。 雷蒙·阿隆是最早把国际关系看做社会现象的著名学者之一,其巨著《战争与和平》是用社会学方法分析国际关系的重要著作。国际关系的理想主义理论以及现实主义理论的早期著作,如卡尔的《二十年危机》、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等,都是从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社会关系出发来分析国际现象的,都默认国际关系的社会性质。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不例外,从葛兰西到考克斯,再到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都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国际关系的社会属性与社会互动(尽管互动的主体可能主要不是国家) ,默认国际关系的社会属性。 除此之外,当前国际关系的三大主流理论———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也都坚持国际关系事实的社会属性。 首先是新现实主义。被普遍误认为采用物质主义本体论的华尔兹实际上认可了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社会属性。他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指出,国际体系发挥作用、塑造行为的方式有两个:一个是社会化,另一个是竞争。这都是在描述社会行为。社会化通过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效仿和竞争使得社会成员变得类似。“没有人让一个学校或城镇的青少年穿着相似的衣服,但他们大部分人都这样做了……社会以一种自发和非正式的方式建立行为规范。组织的观点可以左右其成员。英雄和领袖出现了,大家竞相效仿。社会化使得一个组织的成员与这个组织的规范变得一致起来。有些成员可能会感觉到压抑并企图做出越轨的行为,但舆论的嘲弄可以使他回到正轨或者迫使他离开这个组织。社会通过各种方式建立规范并鼓励一致性”。此外,“竞争鞭策行为者,促使他们调整自身,采取社会上最能为人接受和最成功的行事方式”。所以,“社会化和竞争是减少行为及其后果多样性的两个方面”。[19] 可见,华尔兹并没有把国际政治和国际体系看成是物质事实,而是看成社会事实。华尔兹只是把他发现的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一个核心变量———国际体系的结构———看成是物质性的。如果华尔兹的研究对象仅仅是“国际体系的结构”,那么我们可以说他的本体论假设是物质主义的。但是,华尔兹的研究对象不是国际体系的结构,而是整个国际政治体系,所以,将华尔兹理论的整个本体论假定理解成物质性的,就存在问题了。 其次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对于基欧汉而言,其基本的研究对象也是国际关系。总体上,他从基本的国际关系假定出发来驳斥华尔兹的理论。他关注的基本问题是:国家之间怎样通过制度合作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国际制度如何对国家行为产生影响。[20] 这显然也是在研究国家个体之间的社会行为和社会互动,其基本假定也认为国际关系是社会性的。 最后是温特的建构主义。温特更加明显地把国际关系看做是社会事实。他直接把自己的理论称之为“社会理论”,不仅如此,他还把华尔兹的理论作为社会理论的一种。温特对国际社会理论核心问题的定义及其答案与华尔兹的有所不同:温特把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定义为“观念在社会生活中起什么作用?”其答案是,观念起决定作用;而“华尔兹的社会理论”则似乎可以把核心问题定义为“物质在社会生活中起什么作用?”其答案是,物质起决定作用,因为物质主义者把社会中起关键作用的事实理解为物质力量的组合。[21] 温特明确指出,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这是默认的事实。对于什么因素在国际关系的社会事实中起关键作用,物质主义和理念主义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在这种认识基础上,温特明确指出自己的目的只是想“澄清国际体系的本质和作用”, [22]所以其研究对象就限制在了国际体系及其结构上面,其本体论问题就变成了“国际体系及其结构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样的事实和存在”。温特假定,国际体系结构在本质上是一种观念结构,这里的观念是指共有观念,即社会观念。 必须指出的是,华尔兹关于国际体系结构的物质性界定存在一定的问题。既然华尔兹明确假定国际政治和国际体系是一种社会事实(他本人对此有过具体的论述) ,那么作为国际政治和国际体系的“社会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体系的结构就应该是一种社会性事实,而不可能是一种物质性事实。此外,根据社会和社会行为的定义,社会事实的构成基础应该是人或国家这样的具有主观意图的施动者,而不可能是其他没有主观意向的物质要素。所以,作为社会事实的国际体系的结构,其构成要素不可能是物质性的,而只能是社会性的。显然,华尔兹在这里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需要指出的是,不仅国际体系结构不可能是物质性的,国际关系的核心概念“权力”也不应该是物质性的。如果我们根据前面对国际关系是社会事实的假定,合乎情理地推导出“权力”的定义,那么我们也只能将权力界定为一种社会关系,而不是物质力量。从另一方面看,把“权力”界定为一种社会关系,也更加符合我们对它的经验认识。 四 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本体论 既然国际关系是一种社会事实,那么我们用什么概念准确地表示国际关系的本体性特征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引进“主体间性( intersubjectivity) ”这一重要概念。 什么是主体间性? 马克思指出,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类”的存在物,或者说一种社会存在物。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每个个体都会不可避免地超越自身的个体性,与其他社会个体进行交互性的活动,发生各种各样的“主体间”关系。[23] 在这种活动和关系中,各种各样的主体间性问题、意义和困境都不断地、现实地展示出来。[24]英国文化学家麦克尔·卡里瑟斯(Michael Carrithers)指出,在任何情况下,人类的特性和经验只能在任何人的关系中、并通过任何人的关系而存在。[25] 社会就是人的集合,社会问题的实质就是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类的关系问题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问题。[26]这说明所谓社会行为和社会事实,实际上是一种交互主体性的事实,或者说“主体间事实”。[27] 社会事实不是表现为某个独立个体的单独活动,而是表现为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交互活动,它存在和表现于主体之间。社会事实具有主体间性。 主体间性是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英文原文是“intersubjectivity”,汉语一般翻译为“主体间性”,也有的翻译成“交互主体性”、“主观际性”、“主体通性”、“共主体性”等。就其字面意思来看,翻译成“主体间性”似乎最准确,意指事物存在于主体之间的性态。主体间的东西要与纯粹的主体性的东西相区别,这意味着“某种源自不同心灵之共同特征而非对象自身本质的一种客观性。心灵的共同性和共享性隐含着不同心灵和主体之间的互动作用和传播沟通,这便是它们的主体间性”。[28]需要说明的是,主体间性是以主体性的存在为基础的。“主体”作为一个概念,最初是指实体,但在现代哲学中,主体是指人基于自我意识确立起来的一种实在。所谓主体性是指意识本身所具有的主动性、能动性、构成性、创造性和自由性。主体性原则建立在主体与客体对立与统一的基础之上。客体性具有被动性、受动性、机械性、固定性的特点。主体间性是主体之间的关联形态,是主体之间的影响和作用, [29]所以没有主体性就没有主体间性。 国际关系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必然具有主体间性,其本质上是一种主体间事实,这是国际关系事实的本质特性和本体论属性。对于国家间关系而言,或者对于以国家为基本主体的国际社会而言,我们研究和关注的是那些存在于国家之间或被不止一个国家所共有的国际关系事实。当然,从广义的角度看,国际社会中的个体性主体不单单是国家,国际社会中还有为数众多的个人行为体和组织行为体,它们都具有主体性,是国际关系的主体。所以,从广义的角度看,国际关系的主体间事实还包括为这些个体行为体所共有的事实。 五 国际关系本体论研究的意义 笔者认为,国际关系事实是一种主体间事实,国际关系的本体论是一种主体间本体论。这一结论对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明确了国际关系现象的根本特性是主体间性,可以使我们更加自觉地避免对国际关系事实属性的曲解和误解,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准确地把握国际关系事实本身。例如,明白了国际关系事实的“主体间”本体性,我们就可以很容易推导出以下结论:权力不是一种物质现象,而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系结构也不是物质性的,而是社会性的,具有主体间性。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华尔兹式的片面理解。 第二,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有助于我们建构出理论基础更加清楚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个好的国际关系理论,必须具备“清楚”的理论基础,而不是“多重混杂”的。多重混杂意味着理论的本质不清,本质不清就难以有集中统一的逻辑起点和推理基础,从而难以建构出严谨简约的理论。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为国际关系事实找到了一个可以信赖的深层基础和根本属性,使国际关系事实有了统一的本体论基础。这为建构基础纯净、严谨简约的国际关系理论创造了条件和可能。 第三,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性的统一为国际关系诸概念的统一分析创造了条件。目前,不同流派的国际关系理论“各自为政”,物质、观念各执一词,人为地在国际关系理论涉及的关键事实和核心概念之间制造出无法通融的隔阂。物质性的权力和观念性的文化迥然相异,缺乏统一的分析基础,一个优雅的理论不大可能将它们进行合并分析。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本体论可以有效地破除这一难题,使得权力和观念、规范等概念有了统一的分析基础,可以把它们放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无论是进行因果关系分析还是建构关系分析)而不必担心理论基础不清楚的问题。 第四,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本体论为国际关系的实证研究提供了认识论基础。主体间性保证了社会事实的客观性和可观察性,而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和可观察性是实证研究的基础条件。如果国际关系事实不具备这两个基本条件,就谈不上对其进行实证研究。主体间性的提出为我们从认识论上解决了实证分析的难题,批驳了反实证主义者对实证研究的非议和攻击。[30] 总之,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不仅比较有效地解决了传统理论分析中存在的混乱和难题,也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统一分析和实证研究开辟了空间,应该引起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国际关系论文: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摘 要 历次科技革命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最重要的影响是: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对南北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促使人类战争观念的转变,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关键词 科技革命 国际关系 演变 科技革命是科学技术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根本性的革命性的质的突破和飞跃。它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一方面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和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另一方面对南北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同时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1 近代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恩格斯曾经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近代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出现的历次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证明了这一点。近代以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科技革命,每一次都深刻地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发展。 第一次科技革命是18世纪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工业大革命,这场革命造成了纺织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工业、造船业以及航海交通的大发展,在极大地推动了当时欧洲各国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使人类社会从手工工场时代跃入机器大工业时代。这次科技革命不仅使一直以来处于欧洲文明边缘的小岛国——英国因为最早开始了这场革命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导致了现代国际关系的萌芽。在第一次科技革命之前,虽然15世纪、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世界各大洲之间开始发生交往,但这种联系是不经常的、片面的,因而不存在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工业革命后,随着天文学、地理学的发展,航海事业达到空前规模,各大洲内部和各大洲之间开始了经常性的、较为密切的联系,全球性的国际关系才开始逐渐形成。 第二次科技革命开始于19世纪后期开始,以电力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为标志,它引起了电灯、电话、电报和电动机的出现,以及钢铁工业、汽车工业、航空业和铁路、公路交通、化学工业等的迅速发展。使人类社会从蒸汽时代跨入电气时代,并最终促使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形成。国际关系的发展从此具有了明显的全球性、整体性,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影响。而每个国家,特别是一些主要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也会对全球国际关系产生各种影响,特别是由于国家实力的不平衡发展。几个在经济、军事实力方面对其它国家具有压倒优势的强国,在国际事务中常常起着主导的作用,并相互争夺世界霸权。而在这次科学革命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是德国和美国,英法紧随其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新兴国家要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最终在20世纪上半叶爆发了两次世界性的大战。先后建立了凡尔赛体系和雅尔塔体系,并在雅尔塔体系的基础上确立了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互争霸的两极格局。两次大战的发生以及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就是科技革命造成各国综合国力对比的变化。 近代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清楚地说明,伴随着科学技术中心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国际关系格局也总是发生着相应的变化。19世纪英国称霸世界,20世纪上半叶德国对英国霸权的挑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都是与这些国家在当时世界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密切相关的。 2 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 近代的两次科技革命以及它们引起的产业革命延续时间长达上百年,它们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往往被其他方面的影响所掩饰,因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近代科学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虽然深刻,但表现却并不是非常明显,这影响了对于科学技术因素的重视程度。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迅速发展的新技术革命是以原子能、计算机、特别是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这次科技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与前两次相比不仅更加直接和明显,而且更加深刻和广泛。 (1)导致了国际关系格局的转换,美苏两极格局最终解体,世界正朝多极化方向发展。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归根结底是力量对比的变化,科技革命引起一些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革命性增长,从而导致国际关系的根本性变化。 在历史的长河中,军事实力长期是国际较量制高点。大国都倾力于军事领域,追求着由军事强国而成为世界强国的目标。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现代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使科技力在国力中逐步取代军事力成为国际较量的一个制高点。在新的形势下,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科技、经济实力的差距逐渐拉大,并最终解体,由此导致两极格局的终结。与此同时,现代科技革命兴起不仅使日本、西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缩短了与美国的差距。而且,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综合国力也在近二十年来急剧上升,这些国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推动着国际关系格局朝多极化方向发展。 (2)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使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国家主权是国家固有的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最重要属性,表现为一国对内的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的独立自主权。正是由于这一根本属性,国家才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也才能成为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行为主体。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具有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不可共享的特性。然而,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观念正日渐受到挑战和侵蚀。特别是人造卫星、宇宙飞船和电子技术等的发展,克服了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进行信息的自由传递,使每个国家在严格意义上讲已经没有了秘密。此外,地理上边界的重要性也被国际分工、国际市场体系和科学技术在国际间的转移和流动而极大地削弱了,因而给每个国家维护自己的主权带来了威胁并产生了一些新问题。 因此,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已经使国家拥有绝对的主权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当所有的国家都在声明它们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一个本质上互相依存的世界的运转和管理所需要的协定,正在慢慢地侵犯着它们的主权。而在未来越来越开放的国际社会,国家主权的部分削弱和部分让渡已成为发展的大趋势。传统意义的国家主权概念也必须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 (3)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对南北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20世纪中期开始兴起的新技术革命与近代的科技革命相比有两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一是耗资大。新研究项目的开展,新产品的开发,实验设备的配置等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二是需要很高的综合科研销售系统,这就涉及到很多方面,如:全面、系统、发达的基础科学,齐备的科技人才,先进的制造工艺和技术,一流的实验条件,发达的信息网络和完善的产品推广销售系统等条件,这样才能保证处于领先地位的新产品能够迅速研制、开发、利用并销售出去。 新技术革命所具有的这两个新特点使绝大多数科研活动只有发达国家才有能力进行,致使世界科技活动的80%以上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重不到20%。而在年人均科研经费、科研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科技人员的数量等方面,发展中国家都远远落后与发达国家。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南北科技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而其引起的后果将是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发达国家凭借其先进的技术,以低价进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加工成技术含量高的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则因其的落后而不得不向发达国家出口廉价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以换取外汇,再从发达国家高价进口制成品。这种不平等贸易使本已十分巨大的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南北矛盾也会因此而不断深化甚至还可能激化。 (4)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在人类历史上,尽管曾发生过大小数千万次的战争,但由于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其作战能力、打击力、杀伤力、破坏力都远不能与今天相比。今天,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大量新型武器的产生,战争的领域向上扩展到了“无高不可攀”的境地,向下则可潜入到海底深处。山障、路障等在高科技武器的作用下,失去了昔日的威风。在英阿马岛之战中,英国的空军急速开赴远在1.3万km之外的马岛进行空战;在海湾战争中,美国的空军远涉重洋,长途飞行3 200km,进行大规模空袭。在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凭借着夜战装备上的绝对优势,使夜战场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单向透明”的战场,多国部队主要的作战行动大都放在夜间进行,取得了良好的作战效果。核武器的出现及其所具有的巨大杀伤力和破坏力更是使现代战争没有真正的胜利者。在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的今天,全世界处于一种一按电钮就可以在一瞬间全部毁灭的状况之中。过去认为交战国必有一方胜利,一方失败,而战胜国从胜利中所得的利益一定比付出的多的想法,已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为历史所淘汰了。也就是说,人类的战争观念已经发生转变。在当今时代依靠科技优势,通过和平手段来追求、实现国家目标,已有了可能。制约世界战争的和平因素正在增长。正是这种观念的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60年以来世界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处于总体和平状态的重要原因。 3 结论 总而言之,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不仅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有着重大的影响,而且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和演变产生着更为深刻而广泛的影响。21世纪是科技竞争更加激烈的时代,哪个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就会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也就会在未来的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中处于主导地位。 国际关系论文:自由主义与世界政治——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 【内容提要】自由主义是对国际关系实践产生最深刻影响的思潮之一。本文试图对国际关系中的自由主义发展道路进行梳理,文章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假设进行了重新辨别,并分别阐述了国际关系中的放任自由主义与管制自由主义思想,及其在世界政治秩序演进中的意义。 【关键词】自由主义;世界政治;国际关系理论 在20 世纪的世界政治中,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是对国际关系实践产生最重要影响的三股思潮。而在这三股思潮中,无论就影响还是对人类政治终极关怀程度而论,又尤以自由主义为最甚。自由主义为悲观时代的世界政治播下希望的火种,也为乐观时代的世界政治提供无穷的鞭策力量。自由主义无时不踌躇满志地表达着其对世界秩序的规划蓝图,并满腔激情地将其理念赋予世界政治的实践之中。自由主义因此为我们理解国际关系思想提供了一条最重要的线索。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假设 在过去的30 年中,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交锋(新-新辩论)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动力。两者在对世界政治许多基本问题(诸如合作、制度的意义、收益问题等)的看法上存在着分歧,而究其根本,在于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在基本假设上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也是笔者认为两者具有不可相容与合一性的原因。[1]自由主义在世界政治分析的起点上,至少有以下几点与现实主义相比是独特的:第一,无论在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中,个人或者团体是最重要的行为体,个人行为是以利益与目标为导向的,在特定的条件下,他们会努力追求并促进社会秩序与个人福利的进步。因此,个人(个体,individual)成为自由主义世界政治假设的核心,个人行为与世界政治有直接的关联。第二,与第一个假设直接相关的是,在自由主义理论中,国家(或者个人意志的代表)也是世界政治基本的行为体,但是,自由主义眼中的国家不是现实主义理解的类似实心球那样的“国家”(unitary state),而是“多头国家”(poly-archy state),也就是说,国家只是国内社会利益的集合体,其政策与行为是由国内社会团体与个人的偏好累积而成的。个人、利益集团、官僚机构以及社会团体之间构成竞争关系,国家政策与行为只是国内集团利益相互博弈与谈判的结果。第三,现实主义更多是从国家-国家关系上考察世界政治,自由主义则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出发考察世界政治。自由主义重视社会因素的作用,这里的社会因素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国内层次的市民社会,其二是随着相互依赖与跨国交流的发展,在国际层次出现的跨国市民社会。在国家之外,社会力量同样是国际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参与并推动着国际政治的进程。更为重要的是,市民社会从国内与国际方向上发挥着对国家的制约作用。[2] 国家-社会关系假设的引入,使自由主义得以接触更加立体的世界,从而极大丰富了国际关系研究。第四,自由主义关于世界政治性质的认识也是独特的,这一点恰为许多分析者所忽视。多数学者认为,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都假设世界政治的无政府特性。其实并不尽然。现实主义者几乎毫无例外地认为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因而通行国内政治的原则是不适用于国际政治的,试图将国内社会中的宪政与民主原则加于国际秩序设计是幼稚与愚蠢的。因此,现实主义特别是新现实主义喜欢声称自己的理论是“国际政治的理论”。与此对应的是,自由主义更接近是一种将国内社会经验放大到世界的国际关系理论。自由主义尽管承认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特性,但是此认识是在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并不存在本质性区别的假设基础上的。所谓不存在本质性的区别,是指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或者秩序的缺失,只是由于类似国内社会中的制度安排未被推及于国际社会的结果,换句话说,国内政治经验可以应用并普及于国际政治,并最终使世界政治步入秩序状态。[3] 总之,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并非同根异枝,在行为体特性、个体行为的社会背景以及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关系问题上,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有着天壤之别。 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哲学 与现实主义一样,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不是铁板一块的。从饱受批判的威尔逊理想主义,直到近些年学术界讨论很热的自由制度主义与民主和平论,都属自由主义阵营中的重要代表。而在自由主义阵营之内,不同学者对自由主义派别的划分也不一样。[4]在国际关系学界,这些年人们遇见最多的一词莫过于“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有“新”当然就有“旧”,但是人们对新自由主义何以与旧自由主义区别开来,至今并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学理根据。本文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是国际关系中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分水岭。我将在阐述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部分给出这一划分理由。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交代一下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哲学观。 20 世纪之前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散见于洛克、卢梭与康德的政治哲学,斯密、穆勒、科布登的(Richard Cobden)政治经济学,以及像边沁和斯宾塞这些对国际关系感兴趣的学者的著作中。我把凯恩斯主义之前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称为古典自由主义。秉承同样的血脉,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一些国际事务基本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第一,通过各种各样的政治和经济手段,在国内与国际关系中促进与扩大自由(以及后来的民主)乃世界和平、福利与正义的基本保障,也是世界秩序之基础。自由主义者认为只有通过不懈地推广自由主义的纲领,才能获得世界持久的和平与秩序。个人自由与世界政治秩序之间因此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此种看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关于在四大自由基础上(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阐述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推而广之,在自由基础上的自由国家(liberal state)是推动国际合作的重要力量。所谓自由国家,大致具有这样的特征:司法平等,对个人权利实施保护的良好宪政,代议制政府,建立在私有产权制度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第二,国际合作是实现更广泛的人类自由的基本手段,自由主义者不认为人类政治生活是和谐的,但是自由主义并不认为充满利益冲突的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合作是不可能的。[5]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或者关注的是,个体可以各种途径(制度安排、社会交往、贸易、契约等)协调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他们并不理想地认为个体之间存在完美的和谐状态,他们接受纷争与强制曾经是而且一直是国际生活的一部分的事实,但是与现实主义不同的是,自由主义者坚信,共同的利益和非强制性的谈判会成为国际生活最重要的内容。因而,自由主义者试图理解的对象是特定国际生活中,冲突和共同的利益、强制和非强制的谈判以及道德和自我利益之间是如何达成平衡的;[6] 如何促进个体之间的合作,是自由主义关注的重要话题。第三,基于合作的可能性,自由主义认为世界政治在合作中可以促进自由与进步,因而与现实主义截然不同的是,自由主义把世界政治看作是进步的而非循环的,是演化的而非静止的。从这一点说,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进步的理论,它与一般的现实主义简单甚至有些庸俗地只把国际关系视为权力政治的游戏和战争的循环往复不同,相反,它认为通过国内政治制度的改进和完善(自由国家建设),以及在世界范围不懈地推广自由民主制度,是可以克服世界政治的战争状态的,所谓的战争状态并非一成不变的,是可以而且应该能够走得出的一个困境。[7] 但是,与后面阐述的新自由主义有所区别的是,古典自由主义对世界政治理解的独特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支配17~19 世纪主流自由主义国际思想的是一整套自由放任的理念,其在经济上相信自由贸易会促进和平,而在政治上则相信类似竞争性市场的国家体系,一只无形的手(均势)会自动调节国际秩序。应该说,古典自由主义的这种世界秩序理念,与其在国内信奉的政治经济信条是一致的。古典自由主义因为相信均势会自动调节国家间关系的这点看法,容易使人把它与信奉均势原则的政治现实主义联系在一起。其实不然,古典自由主义更多地是从自动调节的意义上理解均势,而政治现实主义则更多是从作为手段与目的的意义上理解均势。[8]第二,古典自由主义在国际事务中(至少在自由的国家之间)支持民族自决与不干预政策。基于自由与民主理念为基础的民族自决运动,应该受到鼓励;而对自由国家内部政策的干预,是不被支持的。这也正是不干预原则成为19 世纪自由主义外交思想核心内容之一的原因。[9]第三,与前两点直接相关的是,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受到最少干预或者不被干预的世界本身就会走向秩序,如果自由贸易与基于自由原则基础上的民族国家建设能够及于世界的话。 新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哲学 古典自由主义盛行的时期基本是以领土为中心的国际政治时期,超越国界的全球公共问题还没有成为世界政治经济中的紧迫问题。但是,随着各国相互依赖的发展,国际关系对国内政治的制约能力在加强,听任国际体系中大量跨国界问题的发展而不给予关注与治理,已经威胁到国内自由民主的生存。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开始在世界政治中碰到巨大考验。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 年危机,成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分水岭。放任自流的古典自由主义国际思想在两次世界大战面前面临严酷的挑战,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与价值以及国家间体系的生存,几乎受到自由放任世界的毁灭性打击。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首先对这种放任自流自由主义世界观进行挑战的是威尔逊。威尔逊第一次把“有组织的和平”(an organized peace)理念带到战后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其核心思想是要在国家之上形成一个超国家机构,裁判纷争与冲突,具体内容是通过国际联盟的建立,解决困扰18~19 世纪欧洲的安全问题。这是古典自由主义国际理论向新自由主义转向的开始。20 世纪20 年代末30 年代初爆发的经济大萧条,进一步催生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大萧条及由此引发的国内与国际危机,加速了人们对自由放任国际主义政策的怀疑。大萧条无论对国内还是国际生活,都产生了毁灭性的后果,它使自由主义者认识到,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一个不受管制的政治经济体系都是灾难性的。凯恩斯国家管制思想应运而生,并在美国的新政实践中大获成功。凯恩斯主义的要义不只是将国家管制的理念带到国内政治经济治理中,其国际政治意义还在于,要使世界政治免于二战这样的灾难,也必须对国际生活进行必要的管制。这也正是二战结束前后,美国把管制性多边制度理念诉诸世界秩序设计的理论基础。[10]通过国际组织与国际规则管制世界的理念的出现,标志着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不仅在国内也在国际上逐渐失去了支持者。 由此看来,新自由主义至少在以下几点上与古典自由主义是不同的。第一,新自由主义认为自由放任的国际生活从逻辑上并不必然导致秩序,相反,理性个体行为,会导致非理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市场失灵的恶果,新自由主义强调通过国际组织、多边制度与国际法对国际生活进行调控与必要的管制,非此国际政治不会进入秩序。第二,新自由主义相信和平与正义不是自然的状态,它们是人们精心政治设计的结果。新自由主义因此提出在国际层次上进行改革的问题,包括国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提高制度安排绩效,加强多边主义,扩大跨国社会行为体的参与权等等。第三,新自由主义主张对国际政治经济生活进行必要的干预,认为在一个边界的政治经济意义正逐渐模糊的世界中,人类政治发展正面临着许多跨越国界的共同问题,这些问题必须通过更深入的合作,必要的时候借助干预以得到治理与解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新自由国际主义理论,由新自由制度主义、社会自由主义以及伯利为代表的法律自由主义组成。其中,新自由制度主义最为国内学术界所熟悉。在最近的新-新辩论中,以及多数学者所阐述的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几乎均把新自由主义简单地等同于新自由制度主义,而对其他新自由主义流派几乎置若罔闻。这实在是对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理解的偏缺。限于篇幅,本文着重阐述社会自由主义与法律自由主义。 威斯特伐利亚秩序,或者领土型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国际社会中的权力彻底下放到以领土、居民为基础的主权国家身上。威斯特伐利亚秩序解决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确立主权归属各个民族国家的理念,赋予各个主权国家独立的、绝对的不受干涉的权利。在一个互相猜忌与恐惧的国际体系中,它从法律上和形式上保证国家足够的权利去维护自己的独立性。但是,随着跨国互动的加强,国内与国际事务界限的模糊,各种议题的相互交叉与重叠,领土型国际政治的“边界”在发生变化,这个边界不只是传统国际政治的地理边界,而是问题性质上的边界变化,并进一步引起国家层面与国际政治层面如何进行权力两级分配问题。换句话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没有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治理国家互动过程中出现的在国家之上的公共问题?公共问题的解决仅靠国家自觉性的约束是不够的,它们需要国际层次上必要的具有强制实施能力的制度来保障,需要国家将一些权力委托或者转让给更高的国际机构,而这一点正好与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主权在国”的理念相冲突。[11] 这是新时代国际政治与旧的领土型国际政治的最大区别所在。人类政治面临的问题性质的变化,导致国际层面上对治理的需求在增加,而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下的制度安排满足不了此类需求。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在制度安排上的特点是确立“私权”(主权)的法律意义,由此形成的国家社会中(society of the states),缺少足够和必要的“公共权力”处理国家之间与国家之上的共同问题。这是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内在困境。 新自由制度主义开出的处方是强调国际层次上制度安排的意义,认为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与风险,改进信息质量,确立稳定可靠的预期,以促进合作与共同问题的解决。 法律自由主义对此反应有所不同。法律自由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主张将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伯利的作品中。[12]法律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合作国际法(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cooperation)开始代替共存国际法(theinternational law of coexistence),成为规划世界秩序的重要规范。与自由放任思想一致的是,传统国际法赋予国家以近乎无限的自由去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合作国际法则把国内人权、健康保护、经济状况以及环境保护都纳入到规范的范畴。[13]合作国际法的主体、范围与功能较之领土型国际政治下的传统国际法都有了很大的不同,其出现深受二战以后发达国家国内福利自由主义的影响,就国际层面而言,则与相互依赖加强后不断增加的跨国社会问题所带来的管理压力有关。按照法律自由主义的逻辑,国际法(transnational law,跨国法)将变成包括所有直接管制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政府之间跨国活动法律的总和,目的是要帮助形成跨国社会中个人和团体互动的结构模式,以限制国家的行动。[14]国际法调整的范围空前扩大了。 管制与干预并不是很难界定的词,但是新自由主义管制理念的实践,在以不干涉原则为主导的传统国际法下,则极容易被理解为干涉的同义词。当代国际政治中不断出现的关于干预问题的争议,从反面说明国际与国内政治经济生活中被管制问题的范围扩大了。一方面是不断扩大的管制领域,另一方面是在主权名义下对管制(干预)的抵抗,这就是新老交替时期国际政治的特点,也映照法律自由主义对跨国共同问题解决的深刻影响。 所有国家之间以及国家之上的跨国共同问题,几乎均与正义问题相关。新自由主义对此做出的反应体现在社会自由主义的主张中。[15]社会自由主义对当今国际分配正义给予格外的关注,其本质是为公正的世界秩序提供一种道德基础。贝茨(Charles Beitz)列举出当代国际分配正义问题,至少包括全球不平等与贫困;为了解决全球不平等与贫困问题,国际制度应该做出怎样的调整与变革;国际复合相互依赖中的新问题(贸易制度变迁引起福利再分配,缺乏控制的国际资本流动与跨国公司行为,国际资本流动对福利国家的威胁等);除国家之外,谁(跨国社会中的各类非国家行为体)有权参与全球公共问题管理的决策?[16] 社会自由主义在这些问题上的许多主张带有“社会主义化”的性质。社会自由主义相信国际正义不是自然的状态,而是人类潜心设计的产物。合作可以促进福利增长,但是在不公正的制度下,合作也会导致福利分配的不合理性。社会自由主义在对国际分配正义与公正的诉求基础上,提出许多重要的主张:第一,国际民主的重要性。国际民主的核心是如何使事关全球公共问题的治理过程更多地在民主的程式下运行。社会自由主义主张对国际层次上的多边制度进行民主化改革,以使它们至少在程序上更为民主。[17]第二,检讨现有国际公共决策,淡化国家以及军事力量在全球价值分配中的作用,主张把更多的跨国社会团体纳入全球决策结构中来。第三,重视国际关系中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 社会自由主义因为对国际关系中平等与公正的关注,使其成为一支重要的中间与平衡力量。如果说新自由制度主义与法律自由主义强调管制作用的话,那么社会自由主义则更看重调节在世界政治秩序中的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政治中,诸如南北问题、多边机构改革、环境领域的可持续发展等,都受到社会自由主义思想的极大影响。 结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 霍夫曼在论述自由主义与国际事务时,认为国际关系状态与自由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因为自由主义的本质是节制、宽容、协调与和平,而国际政治的本质则正好相反,是一种战争状态。[18]丛林法则的国际政治果真为自由主义的天敌?自由主义者对此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自由主义强烈的入世关怀,使它在所有的国际思想学派中,对世界秩序的规划最抱有宗教般的执著与狂热情结。如前所论,自由主义把世界政治设想为处于战争与和平的“混杂状态”(heterogeneous state)之中。自由主义并不静止地把世界政治看作是“霍布斯丛林”,自由主义认为,世界政治是一片“可培育(耕种)的园地”(cultivable garden),它既存在战争的状态,但也有和平状态的可能性。[19]自由主义相信进化与进步力量,从个人自由的保护,到自由国家的扩大,再到国际层次的制度与法律约束,国际政治生活会逐步达到自由国家内部社会那样的秩序。这就是自由主义一以贯之的国际社会改造原理。 自由主义任何时候都不失其时代意义。在所有的国际思想流派中,自由主义也是最早洞察到国际政治发生的转型及其带来的挑战。在现实主义还迷恋领土政治的游戏规则时,自由主义已经意识到超越国界的共同问题对传统国家间关系带来的革命性影响。而自由主义正是通过内在的改造,即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转换,对此做出即时的回应。二战以后国际关系领域多边制度的风行,肇始于欧洲的区域主义及其对其他地区正在产生的示范效应,多边主义作为一种理念在制度设计与改革中的意义,所有这些,都与自由主义理念在国际政治的贯彻有着密切的关系。自由主义为我们时代提出的最迫切问题就是,在国际力量参与各国内部政策调整范围持续扩大,以及跨国社会力量对国家行动制约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国家与国际的两级关系变得格外紧张,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完成了为处理国家之下问题的国家层次的权威分配问题,但是,正如前述,在国家之间和国家之上问题的解决上,国际社会所被赋予的公共权力是欠缺的。如何平衡这样一对关系,为未来世界秩序之关键。自由主义不能全部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就新自由主义力主国际层次管理机构安排的意义而言,仍然为全球化下的国际治理提供了最具创造性的一种途径。 以自由主义视角观照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于我们也不无启发意义,这是现实主义视角不能给予我们的。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如何从自由主义视角研究中国与世界?第二,如何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发现自由主义的意义?第一个问题与研究方法有关。从作为研究方法的自由主义来说,需要我们更多地从国家-社会关系看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自由主义强调社会性因素的作用,像非政府组织与跨国社会团体等在中国外交变化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随着法治中国的发展,中国强国家-弱社会模式的变化在外交上的含义是什么?作为超大社会与单一国家,中国的央地关系以及国内不同利益集团(部门)之间的博弈怎样影响到外交领域的变化?中国独特的国内区域经济体与其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对未来东亚国际关系的含义为何?如此等等。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无疑为我们思考中国的国家关系提供许多全新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事关中国与世界关系中的自由主义维度。这一视野下也有许多有趣的问题,例如,经济开放及经济外交如何改变着中国处理与他国(地区)的纷争方式?中国参与国际制度以及国际制度介入中国,怎样影响着中国多边外交以及中国对多边主义的信念?中国在东亚区域化过程中怎么看待国家与地区两级层次中的权威分配?等等。显然,在现实主义主导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自由主义分析的引入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促进研究进步的有意义问题。 国际关系论文: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 [摘 要] 本文探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过程,也试图讨论它的未来走向。1919-1948年是国关理论初创与理想主义主导时期,源于对一战的深刻反思,理想主义谋求实现一个想象中的和平世界。从二战到1979年是现实主义的主导时期,以二战和冷战为背景,摩根索建立起现实主义理论框架,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在理论上做出了重大贡献。1979-1992年是自由主义复兴时期,新自由制度主义成为理论化程度最高的自由主义流派,与新现实主义比肩而立.1992年至今,强调观念和认同的建构主义兴起,逐渐与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形成三足鼎立。今后,国关理论将更多地表现出进化思维、权利政治和多元理论的发展取向。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 关系成为一门学科有近100年的历史,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第一个国际关系教席是国际关系学科成立的标志.学科的建立反映了人们对一战的反思和对消除战争的希冀.从1919年起,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经历了四个主要阶段.本文主要探讨在这四个阶段中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变化,并讨论国关理论可能的发展取向。 一、国际关系理论初创阶段与理想主义的兴起(1919-1948) 一战后,人们希望建立一个和平的国际社会.1918年,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计划,集中反映他的理想主义思想。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核心是建立一个可以维护世界和平的超国家组织,具体体现在国际联盟上面.威尔逊主义影响深远,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即自由主义复兴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将威尔逊理想主义中民族自决、自由贸易、国际组织等观念重新整合梳理,并使之理论化.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关系思想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历史上许多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格劳秀斯、康德等人都有着关于政治和国际政治的重要论述,但没有统合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体系.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至多是一些关于国际关系的思想和政策建议.因此,1919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是国关学科的初创阶段、或曰幼稚阶段.从理论角度讲,理想主义是这一阶段国际关系的主导理念,考虑的是"应然"问题,就是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在方法论方面,国际关系远未形成自己的方法论体系,主要是借鉴历史学和国际法的研究方法.威尔逊的很多思想来源于国际法,他本人在任大学教授时期主讲课程也是政治学和法学.另外,一些国际联盟的积极倡导者,如塞西尔、劳特巴赫等,也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 但是,国际关系理论在第一个发展阶段中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断裂",这就是1939年卡尔《二十年危机》一书的出版.该书矛头直指威尔逊理想主义.卡尔认为,在国际关系思想界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一种是乌托邦主义,即威尔逊理想主义,一种是现实主义.理想主义的典型实例国际联盟在制止侵略方面屡遭失败,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把世界设想得过于理想,与现实脱节.国联的失败也是理想主义的失败,它忽视了现实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问题,亦即"实然"问题.卡尔指出现实主义是一种和乌托邦主义对立的理念,它所重视的第一要素就是权力,最核心的一点是怎样看待权力和道德.卡尔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道德是不行的,但什么是道德,怎样遵循国际道德,国家怎样具有自己的道德,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正是在权力这-核心问题上,卡尔对理想主义的尖锐批判使这本书一出版就引起了很大反响,但最大的震撼还是来自二战.《二十年危机》首版在1939年,当时战火初起g此书于1946年发行第二版,二战刚刚结束.二战的实际似乎印证了卡尔的预言,此书影响力进一步加大.二战前人们纷纷谈道德和秩序,但卡尔说,国际关系的实质是权力.所谓的道德,所谓的维持国际秩序、国际组织,都是维持现状国家的口号,德国不会这样思考问题,不满意现状的国家必然要加强实力去改变现状.《二十年危机》使得理想主义的发展出现了"断裂",为战后现实主义的兴起做出了重要的铺垫。 二 、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阶段与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确立(1948-1979) 第二阶段开始的标志是1948年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书的问世.如果说卡尔在理论上的重大贡献是界定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流派并突出了现实主义理论的话,那么,摩根索则建立了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系统表述了现实主义的整体思想、基本原则和运用方式.因此,摩根索被称为"战后现实主义之父".由于国际关系有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所以,作为一门学科,它开始走出幼稚阶段,进入发展阶段.战后最初几年,美国一度垄断原子弹,被称为"短暂单极".但冷战很快就开始了,美苏对峙局面迅速形成,这种国际政治的背景又给现实主义增添了发展的土壤与证据.美苏对峙的本质是军事对峙,最终体现在战略均势上面。在这个阶段,国际关系研究的重心转向美国,现实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主导范式,国际关系研究基本上是在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中展开的.现实主义的基本假定是:权力(特别是军事实力)是国际关系的最根本因素,国家的利益至高无上,普世道德是没有意义的.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最极端的表述是将国家的一切行为动机归于获得权力、增加权力和保持权力.权力不仅是国家生存的手段,而且成为国际关系的目的和国家本身的目的.现实主义作为主导理论持续30年.在这个大框架下,许多针对实际问题(如:战略威慑问题、安全困境问题等)的研究深入展开,使国际关系学进入了迅速发展时期.标志有两个: 其一,现实主义高度理论化。《国家间政治》提出了现实主义的基本问题,但全书理论化程度并不很高.之后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一些有影响的理论相继出现,理论化程度越来越高.比如强调权力结构决定世界体系稳定的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国和挑战国之间相对权力变化会导致战争的权力过疲论等.再如,卡普兰的体系论、文利森的决策理论等也使国际关系研究进一步规范化.《集体行动的逻辑》的作者奥尔森从经济学角度也提出了国家兴衰理论,指出大型分配联盟是国家衰退的重要原因.大型战争可以将原有的社会结构全部打乱,所以战后会有迅速的经济发展-m经济学家严谨的方法论更加受到重视.有人用这种理论专门分析了战后德国和日本的发展,也有人试图把此理论运用到分析中国""后的发展。 其二,形成了以社会科学方法为基本方法的方法论体系.在国关理论的幼稚阶段,很多学者是从历史学、法学转行研究国际关系的,前者沿着历史学的方式进行研究,后者沿着国际法学的脉络展开分析,国际关系理论本身在幼稚阶段没有自己的方法论.在现实主义主导阶段,国关理论在方法论上的突破,主要在于战后美国出现的社会科学繁荣,人们强调社会科学向自然科学靠拢,行为主义开始主导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行为主义坚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元论,认为二者本质上一样.与此相呼应,国际关系学学者努力将自己的理论体系化为一种极其筒约的理论,能够用公式表示出来,能够用定量方法计算出来.不仅在国际关系学界,在整个政治学界都出现了这个趋势.所谓国际关系学第二次大论战主要是方法论论战,争论焦点在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到底能否运用到国际关系研究之中.结果是科学派占了上风.这种结果有利有弊.有利的方面在于将国际关系学科的方法论逐渐统合起来,形成了比较"硬"的国际关系科学方法论.与之相关的数据收集也积极展开.比如,在密歇根大学建立了庞大的战争数据库,收集了自拿破仑战争以来所有可以收集到的战争数据,建立了"战争相关系数"体系(COW,the Correlates of War)不过,这样做的负面效应是建立起科学方法论的话语霸权,其他方法都或多或少地被边缘化了。 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论这两条主线的发展,到1979年汇聚到一个顶峰,即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L以自然科学理论标准衡量,此书至今仍是国际关系理论界最严谨、最简约的著作.它以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为基本前提,将以主要国家实力分配为基本内容的体系结构视为国际政治的核心变量,形成了以国际体系结构解释国家行为的严谨理论体系,简称"结构选择".以方法论的标准衡量,它具有高度的理论简约性和可证伪性,比枝容易地演化出理论假设,通过理论、假设、数据、验证的步骤,得出分析结果.《国际政治理论》是国际关系学引用率最高的书,是第二阶段的集大成著作,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学科趋于成熟的标志.当时的国际政治背景,尤其里根上台后美苏展开的第二轮冷战,似乎再度证明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不可取代的。 三、国际关系理论繁荣阶段与自由主义的复兴(1979-1992) 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学科的繁荣时期,以现实主义危机和自由主义复兴为基本标志.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政治现实中出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美元贬值、越南战争、石油危机等一系列事件,这使人们开始反思现实主义的许多基本命题是否还能解释国际关系的现实.将1979年作为国关理论发展的第二和第三个阶段的分野是因为此年《国际政治理论》出版.此前两年,即在1977年,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出版了著名的《权力与相互依赖L在这本理论著作之前,两人也已提出过"跨政府关系"的概念,对国家作为单位提出了质疑.m《权力与相互依赖》否定了现实主义的三个基本假定,虽然由于第二轮冷战开始的政治大背景,该书没有立刻掀起理论论战,但它是自由主义全面复兴的序曲。 《权力与相互依赖》提出的三个与现实主义针锋相对的基本假定是:第一,否定现实主义以国家为国际关系惟一行为体的命题,认为国家不是单一的理性行为体,其他超国家和次国家行为体也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重大影响.第二,军事安全并非总是国家的首要问题。其他问题也会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第三,军事力量不是或不完全是国际关系中实现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有效手段.华尔兹对摩根索的理论做了两个重大修正.一是把国际政治的第一推动从人性改变到了无政府性.人性难以科学化,是难以验证的东西,华尔兹的理论之所以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原因之-就是他的理论变量都是可验证变量,这样华尔兹否定了摩根索现实主义的第一原则,亦即人本性好斗。华尔兹认为国家间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而不是人性.二是华尔兹认为权力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生存才是目的,所以,华尔兹理论又被称为"防御性现寒主义".在无政府状态下,保存自己只能靠自助,依靠军事力量,因此,华尔兹主张权力的合理性够用.但是,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基欧汉和奈提出了质疑,是否只是军事手段才是权力?例如,军事强大的美国和军事属弱的加拿大为邻,是否美国可以因渔业纠纷而派兵进攻加拿大?基欧汉和奈认为军事手段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保障国家生存和利益的最有效手段,更不能事先假定如此.权力不仅仅是军事力量,权力也可以来自相互依存,世界的相互依存度很高,但是不对等的,不对称的相互依存产生权力。 1977年以后,特别是进人80年代后,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自由主义.有影响的国际关系自由主义理论包括:迈克尔·多伊尔和布鲁斯·拉塞特的"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体制是和平的基本原因商贸和平论,继承了亚当·斯密的思想,认为只要国际上有一个开放的商贸体系,国家就不会发动战争.梳理起来,共有五种形态的自由主义,即:共和自由主义、相互依存自由主义、认知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和制度自由主义.各种理论纷纷出台,形成了繁荣阶段的高峰时期。 在诸多自由主义流派中,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化程度最高,这主要归功于基欧汉.新自由制度主义在方法论上没有新的贡献,而是严格继承了科学方法论,坚持科学实在论和物质主义本体论,坚持国际关系中客观规律的存在和可发现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华尔兹和基欧汉都借鉴了徽观经济学的理论,在理性主义这个大范畴中进行研究.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根本突破始于对现实主义一个重大理论——霸权稳定论的批判.霸权稳定论是华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的典型范例,它的基本命题是国际体系中实力分配的结构决定这个体系是否易发战争、是否稳定.霸权国可以遏止战争,一旦没有霸权国,则会狼烟四起.根据这个理论,霸权国在军事经济上占有绝对优势,且建立起规则、机制和制度来维持霸权地位,同时也维持着世界秩序.70年代中后期,人们普遍认为美国霸权衰退了,《大国的兴衰》反映了这种共识.该书的基本观点是任何大国都要衰退,主要原因是在海外的帝国战线太长,太多的承诺必然要消耗自身的资源基础.根据霸权稳定论的基本理论,只有霸权国把自己的军事经济实力重新恢复到最高点,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规则、机制和制度,维持体系本身的稳定.基欧汉则认为,维持秩序既靠权力,也要靠制度,如一个国家或社区成员服从制度,在没有强权保障秩序时,仍然可以维持秩序,实现稳定.霸权国(指美国〉在权力鼎盛时的1945年领导建立了一系列的国际制度,根据霸权稳定论的说法,霸权国一旦跌落,它所领导制定的制度也随之瓦解.但基欧汉指出,这种供应学派观点是不适当的,应当从需求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即便制度是霸权国提供的,但由于元政府体系中国家对制度的需求,所以即使霸权国权力消退,已有的制度也不会全然瓦解,国际制度仍然可以是维持秩序的最主要的手段,促成国家阔的合作.1984年,基欧汉出版了《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L作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作,该书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比较完整地提出了需求学派的制度理论,也使新自由制度主义成为了众多自由主义流派中理论化程度最高的理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成熟。 除此之外,第三阶段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发展: 其一,二战以后在英国出现的"英国学派"此间取得了重大进展.英国学派大致可以归为社会自由主义学派。早期重要学者马丁·怀特在卡尔分类的基础上,将国际关系理论分为现实主义、革命主义和理性主义,分别对应着霍布斯传统、康德传统和格劳秀斯传统.前两者类似于卡尔所说的现实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第三类则是怀特的贡献.国际社会不是霍布斯的互相征战的原始状态,而是有法律和准法律约束的社会性结构.怀特闸释的理性主义成为英国学派的基本理论出发点.布尔是英国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其著作《元政府社会》在70年代冷战非常激烈之时提出可以建立一个有规则管理的国际社会.英国学派发展至今,出现了新的一代以及《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发展》等代表作.布赞的《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发展了英国学派的核心思想.尽管他本人不承认自己属于什么学派,但布赞探讨国际社会向世界社会的演进,其方法论特征也已经比较明显,即从历史中提炼理论,这与英国学派的基本研究脉络是并行不悖的.[叫比如说,谈国际社会、国际体系,不像华尔兹那样当成是超历史概念,而要研究在历史中的发展演变过程.这样,历史演进就成了英国学糠的主要研究方法.与历史学家不同的是,这种历史演变的方法着重于在历史中提炼国际关系理论的概念,是史学与国际政治的融合、史料为政治学研究服务.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有大的历史观,很容易形成一种发展和进化的理论,弱点是以科学观来看,英国学派理论难以提出明确的因果关系假设,缺乏理论陈述的清晰度。 其二,非主流理论对主流理论的抨击日趋尖锐.一方面,20世纪60年展起来的依附理论仍然在发展中国家有着很大的影响,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也在进一步发展之中.另一方面,非主流理论也开始与主流理论正面交锋.1984年,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收入了批判理论和后现论对新现实主义的质疑和批判.虽然主流理论后来没有高度重视非主流理论的力量,真正的对话并没有深入展开,但非主流理论的批判一直没有停歇,一批重要著作也相继问世.考克斯(Robert Cox)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1987)、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的《超越现实主义:批判理论与国际关系》(1990)、埃尔思坦(J. B.Elshtein)的《性别与国际关系》(1987)等都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加大了第三阶段的争鸣力度,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国际关系理论的三足鼎立时期与建构主义兴起(1992—今) 1992年至今,是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分野再显清晰的时期,标志是建构主义兴起并与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态势。建构主义在西方社会科学中一直非常重要,只是在国际关系学中,现实主义在第二时期形成话语霸权,并借助科学方法论的工具,加之建构主义在国际关系领域自身没有形成高度理论化的体系,所以一直处于边缘状态.20世纪50年代对欧洲一体化的研究表现出了建构主义的一些思想.如:以密特拉尼(David Mitrany)为代表的功能主义学派、以哈斯(Ernst Haas)为代表的新功能主义学派、以多伊奇(karl Deutsch)为代表的社会交流学派等。但由于冷战的反复持续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曲折复杂,这些学派没有形成重大的影响。 80年代末,奥努弗(Nicholas 011uf)把建构主义这一术语正式引人到国际关系学,并出版著作《我们造就的世界》.对国际政治学建构主义做出最大贡献的是亚历山大·温特.温特1987年在《国际组织》上发表了一篇以行动者和结构的关系为内容的文章《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施动者——结构问题》,开始探讨国际政治的社会因素.1992年,温特发表了《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立刻引起轰动,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开始得到广泛关注,因此可作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进入第四个阶段的标志.温特的这篇文章质疑的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研究的起点问题——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作为事实接受下来,以此为起点开始研究.但温特指出,这种接受"无政府逻辑"的做法本身就值得质疑."无政府逻辑"并非只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接受的那种霍布斯逻辑,而是包括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在内的多种逻辑."无政府逻辑"也不是亘古不变的客观存在,而是行为体在社会实践中建构起来的社会事实,有别于自然科学中的自然事实.国家利益、权力政治这些现实主义的基本概念同样也是社会实践建构的产物.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温特199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这部著作与新现实主义大作《国际政治理论》形成鲜明对照,被认为是20世纪国际关系学最后一本最重要的著作。 建构主义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形成了根本性挑战,并逐步与后二者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最根本的一条是它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存在不可通约的本体论观点,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三个方面的机械一元主义是不能成立的.建构主义强调观念、认同、文化的重要性,认为国际体系的物质性结构只有在观念结构的框架中才能具有意义。考察两个国家的关系,不要只看它们是否都有核武器或是否是邻国,也要看它们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温特最常用的典型例子是,美国并不担心英国的一百枚核弹头,却十分害怕朝鲜的一枚核弹头.因为英美是朋友,而朝美是敌人。 现实主义仍在发展.当前具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理论是所谓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它可被视为现实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也是后冷战时期最典型的、最激进的现实主义,代表作是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虽然这部著作的理论化程度不是很高,但现实主义意识却超过了以往的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从两个源泉获得了灵感,一是摩根索的权力论,二是华尔兹的结构论。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目的是保全自己的生存,因此权力是第一要素.但国际体系的元政府结构却决定了国家永远无法知道自己拥有多少权力才能实现这一目标,所以,国家必然追求无限大的权力,因而争霸也就成为大国关系的必然态势,争霸的结果又取决于经济和军事实力.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大国争霸是国际关系的铁律,人是没有任何作用的,这是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正因为如此,进攻性现实主义才是极其悲观的现实主义,悲观程度超过了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甚至在某些方面也超过了摩根索的传统现实主义,摩根索至少还相信外交技巧在作用,而外交的艺术恰恰是人之所为。 自由主义的发展也仍在继续.一是制度合作研究进一步深人,阿克塞尔罗德的复杂系统和合作进化理论可能是目前最尖端的合作研究,不仅研究国家在国际体系中通过复杂学习程序进行合作的问题,也研究其他行动者和生物体之间在复杂系统中的合作过程.还有学者将自由主义的几个重要因素,比如相互依存、民主政体和国际制度结合起来研究战争与和平问题,提出了三角和平的理论.二是全球治理.在全球化发展迅速的阶段,以元政府治理为基本内容的合作性治理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多边主义与多边国际组织再度成为自由主义研究的重点之一.与之相关的是软权力的概念,因为在全球治理中,仅仅依靠硬权力是远远不够的.三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结合.自由主义从第三阶段起就开始注意国内国际政治的相关性.1988年普特曼提出了双层博弈模式,强调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关系.海伦·米尔纳在1991年的一篇论文中就对以无政府性划分国际国内政治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研究取向更加明显地沿着国内国际政治的结合部位和相互影响方面发展。 五、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走向 从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历程来看,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可能会有以下几个走向。 首先,从强调循环向强调进化发展.回顾社会科学(不仅仅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大理论有两种明显的思维取向.一种是认为整个理论体系是循环的,人的社会运动也是循环的,汤因比的"文明循环论"和米尔斯海默的霸权轮回圃等都有着决定论的循环理论色彩.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也是如此,认为只要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质不变,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都会围绕权力这一轴心运转,这是不可更改的客观规律.但理论发展到自由主。之后,很大一部分就不是这样了.自由主义的制度观是进化性理论,制度是人为的社会事实.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最简单的表述是"制度选择"——制度可以促成国家间的合作行为,若将人在建立制度方面的能动性考虑在内,就是人通过努力可以促成合作。如果这个命题确实反映了基欧汉的思想,那么意味着国际关系的整体发展可以走出循环圃,不断地向更趋合理的方向发展.建构主义则进步突破机械的历史循环论,突出了人的观念的力量,重视人的实践活动的建构功能,强调了文化的作用.从循环理论走向进化理论的实质是关注人的能动性.如果说华尔兹的理论是人失能的世界,基欧汉的制度自由主义则是人有限能动的世界,而温特的建构主义则是人积极能动的世界.人的能动是国际关系和历史的推动力,人的复活也是国际关系的希望所在。 其次,从权力政治向校利政治发展.在现实主义顶峰时期,权力变成了一切国际关系活动的核心.二战后,摩根索建立现实主义理论大厦时,权力就开始走向神话.如果以权力为政治活动目的的情况持续下去,人类是永远没有希望的.当然,在当今国际关系中,权力仍十分重要,没人会否认这一点.但是,也可以看到一种越来越清晰的理念轨迹,它在更多地向权利的方向发展.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女权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很大一部分建构主义理论都表现出这种迹象.即使把国家作为主要的国际政治行为体,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国家之间争斗的原因很可能是权利没有得到承认而不是生存受到威胁.对等关系是要承认拥有平等的权利.即使对方再弱小,如果不承认对方的权利,就会形成不解之结。民族之间、个人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权力和权利是政治学中永恒的概念,核心问题是谁是目的,谁是手段.如果人类社会要不断走向进步,就不应该忽视权利,并将权利视为目的,将权力视为手段.如果说现实主义是权力政治理论,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则更加重视极利政治的历史性和现实性意义。 第三,从话语霸权向多元理论和方法论发展。如果说第一阶段是理想主义的天地,第二阶段是现实主义和科学方法论主导,第三阶段已经明显表现出多元态势,无论是理论还是方法论都是如此.无论哪个学者都很难说自己的理论就是惟一正确的国际关系理论,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惟一方法.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是多种理论并存,多种方法并存,而且同-个研究中有并用多种方法的现象,即所谓的后实证主义的状态.除三大主流理论之外,还有深入发展中的批判理论、规范理论、女性理论、后现论。除了实证主义方法论之外,还有解释学方法论、解构方法论等等.这样的状态应该是正常状态,因为多理论、多方法论的竞争状态,才应该是"学问"的真实状态。 国际关系学是和现实结合很紧密的学科.从理论与现实的关系看,国际关系理论,除了威慑理论等非常具体的理论外,宏理论一般对国际关系实践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却有潜移默化的功力.从理论自身建设来看,它要解决的是最根本的问题,比如,我们是谁?世界是什么?国际关系是什么?理论本身的意义在于积累思想、传播学术,实现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国际关系理论经过近百年的积淀和沿革,深化了人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是国际关系理论自身的学理旨趣。理论的根本功能是使人们对世界和人类的根本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从而能够使人类向更美好的未来发展.说到底,国际关系的根基是人与人的关系,国际关系学的终极关怀也应当是人。 国际关系论文:关于几个重要国际关系术语中文译法的讨论 [内容提要]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在译介外国国际关系文献的过程中引进了大量术语,但是在这些术语的译法上缺乏统一的规范,不利于学术研究的与交流的正常进行。本文讨论了十个重要的国际关系术语的中文译法,结合这些术语在原文中表达的意思以及国际关系的语境给出了相应的推荐译名,旨在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与讨论,促进中国国际关系专业术语译名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术语翻译;学术规范;译名标准化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国际关系文献被中国学者翻译、评介,其间引进了大量的国际关系术语,但正如本文作者之一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说,“在这些名词的翻译上既缺乏权威的规定(如过去新华社出版的《人名地名译名手册》),也没有同业公会(如国际关系学会)认可的业内标准,结果就出现了一词多译的‘自由化’局面,造成了交流上的混乱和困难。” [1]专业术语规范化是任何一门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也是专业文献翻译水平的重要标志。如果每个学者都各自使用一种译法,没有统一、规范的术语,既不利于正常的学术交流的进行,也不利于读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学习和理解。为了提高学术研究的精密性和准确性、保证学术交流的通畅,我们需要对这些翻译、引进的术语进行甄别和校正。正当国际关系学科在中国起步不久之际,术语译名的规范统一意义尤为重大,而任务也十分艰巨。 为了引起学界重视和讨论,争取尽早在术语译名问题上达成共识,本文将简要讨论几个重要的国际关系术语的中文译法。这里所选取的术语在国际关系文献中使用较频繁,而译法分歧较多,有些通行译法不太符合术语的本来意思。本文试图通过考察这些术语的原意及其在国际关系的特定语境中的用法来寻求它们在中文里比较贴切的对等词汇。 一、Identity(身份、认同、特征) Identity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随着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建构主义的介绍越来越多,这个词在中文文献中也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在相当多的中文文献中,identity一词被译为“认同”[2],而建构主义经典文献《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的中文译者秦亚青教授在中译本里将其全部译作“身份”。 其实identity包含特性、身份和认同等多重意思:特征是人或事物的属性,借以认定其所属或类别;“身份”一词在中文里更多外在(客体对主体)认定的成分,它是一种社会性标识,而“认同”更多内在(主体对主体本身)认定的成分,具有主体性;英文的identity是兼有以上三种意义。下文将对这个词在建构主义理论文献中的用法进行考察,以表明这个词的不同意思在不同上下文中的具体体现,而在一些中国学者对这个词的翻译中往往只表达出一种意思是不够准确的。 在1992年发表的《无政府是国家造就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一文中,温特对identity作了阐述,他指出,“identity是行为体对自身相当稳定的、特定角色的理解与预期……每个人都有许多与制度性角色相联系的identity,如兄弟、儿子、教师、公民等;国家同样也有许多identity,如‘统治者’、‘自由世界的领袖’、‘帝国’等等。[3]”在上文引述中,温特使用的第一个identity强调的是行为体对自身的“理解与预期”,因此应译作“认同”;而从其后强调的identity与角色的联系以及所列举的关于个人和国家的各种identity的例子来看,后两个identity应该译为“身份”。 Identity的三种意思在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也有明确表达。温特在讨论identity的定义时首先指出,“在哲学意义上,identity是使事物成为该事物的因素,这种用法在这里太宽泛而不适用。若据此用法,猎犬和自行车也具有identity[4]”。在这句话中,由于identity是使事物成为该事物的因素,应该理解为“特征”。 温特进一步指出,“我把identity作为有意图的行为体的属性(property)……这意味着identity是基于主体或单元层次上的特征,根植于行为体的自我理解(self-understanding)”。这里的“自我理解”也只是identity的一层含义,因为“这种理解的意义常常依赖于其他行为体是否以同样的方式想象这个行为体,因此,identity也具有主体间或体系特征。”在这里,温特明确地指出了identity的两种意义,即“两种观念可以进入identity,一种是自我持有的观念,一种是他者持有的观念”。[5]自我持有的观念是主体对自身的认定,而他者持有的观念是客体对自身的认定,当identity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时是主体的“认同”,而在后一种意义上是社会赋予主体的“身份”。 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还出现了identification一词,它是指“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自我-他者的界线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自我被‘归入’他者” 。[6]秦亚青在中译本中将这个词译作“认同”是贴切的,因为“身份”是一种属性,而“认同”是主体的认知。两者的联系在于,一方面认同依赖于主体的角色和身份,另一方面,认同也是主体身份形成(identity-formation)的过程。在某些语境下,identity与identification表达的意思是相同的。但是,秦亚青将所有的identity都译作“身份”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主体对自身的认定与客体对主体的认定是两种不同的意思,一概译为“身份”显然不能体现两种意思的区别。 通过对identity一词在建构主义经典文献中用法的梳理表明,这个词在中文里最贴切的翻译应视上下文而定,不能一概而论;由于英文的identity兼有事物具有的属性、主体对自身的认定和客体对主体的认定等三种含义,而中文里需要用“特征”、“认同”和“身份”等不同词语分别表达,所以不管译成什么都会顾此失彼;但是为了表意的准确性,使用这个词汇时应仔细推敲其内涵和上下文意,以此选择合适的译法。 二、 International community(国际共同体) International community在中文里一般翻译为“国际共同体”,但也有译者将其译为“国际社会”(中文的“国际社会”一般对应international society)。考虑到society和community在国际关系中的特定内涵,澄清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必要的。2002年9/10月号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登了一组讨论文章,题为“什么是国际共同体(international community)?”,《国外社会科学文摘》发表了这组文章的中译文,将标题冠之以 “什么是国际社会?”[7]。参与这次讨论的都是知名人士(包括著名思想家、活动家、记者和政治决策者等),他们在international community是否存在、存在的范围以及基本特征等问题上都存在分歧。可见它与我们通常使用的“国际社会”不同,后者的含义比较宽泛也较少争议,就是指“作为国际主要行为者在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中形成的相互关系总体”[8]。 在政治学中,community是与自然亲近性、共同利益和特定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9]。按照布鲁斯·克罗林(Bruce Cronin)的定义,国际/跨国共同体意味着“一系列具有共同社会特征、共同关系、共同经历和正面的相互依赖的政治行为体之间形成一种政治上的共识,使它们成为一个独特的团体。”[10]从International community对上述共同性的强调来看,译为“国际共同体”是最合适的。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international society虽然在中文里译为“国际社会”,但是它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国际社会是有区别的,英国学派的international society与上面讨论的international community的内涵是一致的。按照布尔在其《无政府社会》一书中对“国际社会”的表述,“国际社会”的存在是因为“一组国家意识到特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它们也意识到彼此之间由一系列相互关系的共同法则联系在一起”[11]。 注意到英国学派使用的“国际社会”概念与一般意义上的国际社会的不同点及其与“国际共同体”概念的一致性,对于我们理解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理论主张是非常重要的。国际共同体在现实中是否存在及其所指涉的范围也是有争议的,由于对共同价值和身份认同的强调,国际共同体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将international community译为“国际社会”显然抹杀了这个概念在国际关系中的特定内涵以及不同作者在使用这个词语时的倾向性。 三、International regime(国际规制) 关于international regime一词的中文译法问题,不少学者曾进行了专门论证。目前出现的不同译法主要有:国际制度、国际机制、国际规制、国际体制、国际规则等[12]。由于regime一词在英文里本身意思就很多,所以中文译法引起很大的分歧和争论也就不足为奇。《现代英汉综合大辞典》在regime词条下列出了七种汉语释义:1.政体、政权、社会制度;2.统治方式、时期;3.状况、状态和自然现象的特征;4.领域、范围;5.规范、纪律;6.方式、方法;7.制度、体系[13]。王逸舟也指出“单从字面上看,regime可以有‘规范’、‘规则’、‘体制’、‘制度’、‘政权’、‘政体’、‘安排’、‘管理方式’、‘统治形式’、‘系统设置’、‘精心安排的生活方式’等十余种译法。[14]” 目前国内学术界使用“国际机制”一词较多,并且中国学者也有这方面的专门著作[15],但是正如李少军所说,中文的“机制”一词早有mechanism与之对应,而且机制主要是指原理和功能[16],所以regime一词译为“机制”一方面意思不太贴切,另一方面则易与常用的mechanism的中文译名相混淆。 在国内背景下,regime是指一种既定的政府或宪政秩序,它由一套建立起来的规则(rules)和制度(institutions)所界定,用以调节国家内的个人、组织或阶级之间的关系。国内政治意义上的regime一般译作政权、体制等。虽然国内政治中的“政治体制(regime)”不如政治制度那样带有根本性、不易变更性,但是作为“一套既定的政府或宪政秩序”,或者与政权相联系的一系列“机构设置、领导隶属关系和管理权限划分”[17],是特定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具有相当的权威性、系统性和稳定性。 而在国际背景下,这个词汇被定义为,特定的国际关系领域中一系列自愿同意的(voluntarily agreed-upon)原则、规范、规则和程序,行为体的预期聚集于此[18]。由此可以看出,国际政治中的regime既不具备权威性安排,也不具有系统性、完整性,它是建立在“自愿同意”的基础上的。注意到在国内与国际不同背景下regime的区别,将其译为“体制”也不太符合其在国际关系语境下的意思。 考虑到regime一词在国际关系中同时表达出规则、规范、制度等几种意思,而且也为了与机制、体制等常用的词语作必要的区分,似译为“规制”较妥。 四、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国际制度/机构) 在国际关系中, institution是一个与规制(regime)意义相近又不完全一致的词,随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新自由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兴起以来,institution一词较regime使用更频繁。 相对于其他术语,国内学术界对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的译法分歧并不大,大多数学者将其译为“国际制度”,也有少数译为“国际机构”[19]的。在一些政治学的辞典和百科全书中,institution一词也主要译为“制度”。但是正如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所言,“人们经常在根本没有定义或者仅仅随意定义的情况下讨论institution”[20]。 基欧汉在《国际制度:两种方法》一文中专门讨论了institution的定义,他将其界定为“一系列约束行为、塑好预期、规定角色的规则(rules)”,“在国际关系中,有一些institutions是正式的组织,它们有规定的等级和实现有目的行动的能力。另外,诸如货币和贸易领域的国际规制(international regime)则是规则和组织的复合体[21]”。基欧汉还特别指出,institution根植于惯例(practice)。在这段定义中,基欧汉主要讨论了institution与国际组织、国际规制和惯例之间的关系。在国内学者中,任东来曾著文介绍基欧汉的国际制度概念,指其包括国际组织、国际规制和国际惯例三大块[22]。 以上考察表明,英文中的institution有机构、规则和惯例三层含义。上文已经提到,这个词在中文里主要出现的是“制度”和“机构”两种译法。根据《汉语大词典的释义是,“制度”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法令、礼俗等规范,[23]从这个释义可以看出,制度既可以指正式的规则(法令等),也可以包含非正式的惯例(礼俗等)。因此,institution译为“制度”可以表达出其三层含义中的两层,但是“制度”并不包含“机构”的意思。 由于institution一词在中文里没有一个完全的对等词,对这个词的译法的选择也需要视上下文而定。当作者论及国际规则和惯例时,可以将其译为“国际制度”;如果主要涉及那些具体的国际机构或组织(如WTO、IMF、EU 、NATO等),则应译为“国际机构”;而当其既论及国际规则(或惯例),又涉及国际组织,则可以译为“国际制度及机构”,这样的表述虽然略嫌繁琐,但是意思明确、贴切,符合其在英文中要表达的多层含义。 五、Balance of power;Power politics)(均势,力量对比;权力政治) Power一词在中文里译法很多,主要有权力、实力、力量、权势、大国等。与这个词相关的有两个术语:balance of power和power politics。由于对power的不同理解,balance of power相应地出现了均势、力量均势、权力均衡、实力平衡等几种译法,而power politics主要被译为权力政治、实力政治、强权政治等。 在政治学著述中,power是一个经常出现的词汇,而且不同的分析家也对其进行了不同的界定。Power在国际关系中是两类力量的集合体:实体性力量和关系性力量[24],前者是自身所拥有的实力(包括军事和经济方面),而后者体现为对其他行为体的影响力。Power的两种不同用法也给理解带来了困难,因此,“一些作者建议,应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capability一词,而‘power’只保留第二层意义可以减少表意的混乱。[25]” 由此表明,对power一词可根据两层意思分别译为实力和权力,当作者主要表达一个国家本身所具备的实力(capability)或持有物(possession)时,应译为“实力”;而当作者强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力量关系(power relationship)时,则应译为“权力”。 Balance of power一词译为力量均势在语义有重复,力量和“势”表达的意思相同;译为均势、权力均衡、力量均衡在表达意思上是一致的,不过译为“均势”较其他译法更为简洁明确,因为“均”有“平衡(balance)”之意,而“势”则是“权力、力量(power)”。上文中讨论的“均势”实际上只表达出balance of power在国际关系文献中常用的一层意思。英文里balance有“平衡、均衡”和“余额、差额”两种基本含义,当balance作后一种理解时,balance of power应该译为“力量对比”,这一层意思一般不为中国学者所注意,但是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文献中是有明确表述的: 恩斯特·哈斯在一篇讨论balance of power不同含义的文章中所提到的第一种解释就是“力量分布(distribution of power)”,他指出,“这是balance of power一词出现在简单的描述性表达中,最简单也是最常见的用法” 。[26]马丁·怀特也指出这个术语可以表示“既定的力量分布状况,即任何可能的力量分布” 。[27] 另外,英文中还经常出现“有利于某一方的力量对比(the balance of power in one’s favor)”的表达,这时,balance of power应该理解为“力量对比”。 基于以上论述可以认定,balance of power可以表达“均势”和“力量对比”两种不同含义,后一层含义使用也比较普遍,但是一些中国学者在使用这个术语时并没有仔细辨别,因此在翻译和阅读时有必要特别注意第二种意思,以免误读作者原意。 Power politics译为“权力政治”较为恰当,上文已经对实力和权力的关系作了说明,可以看出“实力政治”表达的意思较狭窄。用“强权政治”一词则有明显的贬义色彩。 六、Public goods(公益) Public goods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最初也是由一些经济学家(如金德尔伯格对霸权稳定论的分析以及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等)引入到国际关系分析中的。这个词是本文收集到的术语中译法最多的一个,有“公共品”、“公共物品”、“公共产品”、“公共物资”、“公共商品”、“公众商品”、“公共财货”、“公益”等八种之多[28]。 在经济学中,public goods译为公共品、公共商品等都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但是goods一词既可以表示实体的物品、商品,也可以表示抽象的利益、好处。正是由于它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词汇,所以伯格斯(Philip M. Burgess)和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指出,政治学家常常用意义更明确的“利益(benefits)”来替代它。[29]由此可见,goods在这里应理解为利益而不是商品、产品或物品。 在国内和国际政治领域,由国家或集团等组织提供的public goods通常是非实体性的。吉尔平分析了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三种常见的public goods:自由开放贸易制度、稳定的国际货币、国际安全[30],这些就很难被界定成商品或产品。 考虑到国际关系的特定语境,而且goods一词本身也包含“好处、利益、福利”等意思,public goods译为“公益”更能体现这个词表达的基本含义。 七、Rreductionism(简化论/简化主义) 肯尼思·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把reductionist一词引入到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分类中,他将国际政治理论分为两类:一类是立足于从单元或次单元层次,另一类则是从体系层次上建构理论[31]。按照沃尔兹的解释,reductionist的方法是“通过了解部分的属性和互动来理解整体……通过分解有机体、并使用物理和化学的知识及方法对它们的组成部分进行检查,进而了解这些有机体,这种曾盛行一时的尝试,也许是reductionist方法的典型例子” 。[32] 中国学者在介绍和引用沃尔兹的论述时,有的将reductionist理论译为“简化理论”,另一些则译为“还原理论”。[33] 在汉语里,还原和简化在语义上显然有很大差异,“还原”一词的意思是事物恢复原状如氧化物脱氧后还原为原物质,“简化”则是把繁杂的变成简单的[34]。Reductionist理论应该理解为一种将事物恢复原状的理论还是一种变复杂为简单的理论呢? 维奥蒂和考皮认为reductionism是一种导致过分简化(oversimplification)和不完全的分析方法,“在一些用法中,这个词指仅仅通过考察单元内部(如国家或个人),而忽略单元所处的环境以及单元与环境中的要素之间的互动来做出解释。……同样地,试图仅仅通过社会或社会心理关系来解释革命,而忽视经济、政治以及其他因素的理论家也被批评为reductionism”[35]。在这里,无论是忽视单元所处的环境以及单元与环境中的要素之间的互动还是忽视该理论以外的其他因素,与事物恢复原状并没有关系。《美国传统词典(双解)》对reductionism词条的释义是:“reductionism是用相对简单(simple)的原理解释复杂(complex)现象或结构的企图或趋势”[36],这里也强调的是由复杂到简单的解释过程。 由此可见,Reductionis m应该理解为“简化论/简化主义”,而不是“还原论/还原主义”。 八、Security dilemma(安全两难) Security dilemma是安全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最早由约翰·赫兹提出,按照这种观念,“在一个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A国可能完全出于防卫和自保目的而增加其防务开支的水平,但是其他的国家视A国具有侵略企图、对此作最坏的打算也是合理的。它们也相应地增加自己的军备水平,导致A国感到不安全,并且打算进一步增加军事开支。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A国最初试图增强安全的努力引起的过程使其感到更不安全[37]”。 这个术语的中文译法主要有“安全两难”和“安全困境”两种。从一般意义上理解,“两难”和“困境”的区别不大,都可以表达面临困难的选择的意思。但是考察dilemma一词的本意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两种译法也是有区别的。 从词的本来意义来看,dilemma指“两个可供选择的行动方式中的每一个都会引起某个令人不满的结果。[38]”应用到国际关系方面,处于security dilemma中的国家实际上只有两种选择,而且两种选择都有不利之处:如果针锋相对,势必会加重本国的财政负担,而且会导致军备竞赛的升级,最终还可能引发军事冲突;而如果不采取措施,国家可能失去武装自己的最佳机会,使国家安全甚至生存处于危险之中。 对dilemma一词的本义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确切含义的考察表明,“困境”一词表达的意思太宽泛,而dilemma译为“两难”较之更为准确。 九、Three images(三种意象) Three image的概念是肯尼思·沃尔兹在《人、国家与战争》一书中提出来的,用来概括三种关于战争起源的理论解释,这三种解释也通常被理解为三个不同的层次(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 虽然《人、国家与战争》这本国际关系经典文献很早就被翻译为中文,而且沃尔兹关于战争根源的三种解释也经常被引用和提及,但是译介者通常用“三种分析层次”来替代Three images这个关键概念。这个词的中文译法主要有“三种想象”、“三个概念”、“三个层面”、“三种设想”[39]等。 沃尔兹概括的三种解释的确存在于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三个不同层次上,但是image一词并没有“层次”或“层面”的意思。《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多元主义、全球主义及其超越》一书中将三种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也归结为三种images,在这本书中,image被定义为“一种关于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的总体看法(general perspective)”[40]。这里所使用的image与沃尔兹的用法是相同的,只是后者的范围是局限于国际关系中的某一问题(战争的根源)的“总体看法”。 作为一种“看法”的image属于认知的范畴,是对人们对事物的抽象化和认知的构建。在心理学中,image一般译作“意象”,这种译法应用到这里也是合适的。因为意象(image)是指人们曾经感知过的事物在思想中重现的形象,而沃尔兹所提出的Three images正是对政治哲学家们认识战争本源的不同“意象(观念形态)”进行的归纳。 十、 Reflectivism (反映主义) 罗伯特·基欧汉在1988年的《国际制度:两种方法》一文中提出了理性主义(rationalistic)和反映主义(reflective)两种方法的区分,这种区分后来也被应用到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分类中。中国学者在翻译和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著述中出现了关于reflectivism一词的三种译法:“反映主义”、“反映论”或“反思主义”[41]。 按照基欧汉对那些reflective学者的表述,“他们强调国际制度活动的‘主体间意义(intersubjective meanings)’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在对这些规范的意义进行评价时,理解人们如何看待制度性规范与规则,以及他们就此所进行的对话,与衡量这些规范所带来的行为变化具有同等重要性。” [42]这些学者强调,“制度不仅反映了建立制度的单元的偏好和权力,制度本身也塑造单元的偏好和权力。因此,制度是行为体的构成要素,反之亦然” 。[43]由此可见,制度与单元是双向而非单向的,它们相互反映。 基欧汉进一步指出,“为了强调这种观点的重要性,也为了专注与理性主义理论的对话,我将那些强调了这些主旨的世界政治作者作为一个思想流派的成员。……既然他们都强调人类的反映(reflection)对制度的性质、最终对世界政治的特征是重要的,那么,我为这些学者创造了一个新名词,称他们为‘反映主义(reflective)’学者。”[44]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到,reflective的方法强调国际制度活动的‘主体间意义’的重要性,不是把制度与行为体的关系视为单向反映的过程,它们把被理性主义所忽视的人的理解与反映揭示出来。汉语里的“反映”是指“有机体接受和回答客观事物影响的活动过程”[45],应用到这里就是指行为体接受和回应制度影响的过程。 在中文里,“反思”一词主要指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如果把基欧汉所归结为reflective(或reflectivism)的各种思想视为对传统的“理性主义”方法的“反思”也是可以理解的,任何一种思想的出现都可以视为对已经存在、并与之对立的思想的“反思”。但是基欧汉在这里使用reflection一词,所强调的这些理论的一致性在于它们关注人对制度的理解和认知,而不在于它们对“理性主义”进行了反思。 以上论述表明,reflectivism译为“反映论”或“反映主义”是恰当的,但是在哲学上,“反映论”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是一切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共同原则[46]”。这一点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refelctivism有所不同,因此,译为“反映主义”可以与哲学上的“反映论”相区别。 本文分析了一些在国际关系文献中出现较频繁、译法较多的术语,存在不同译名的术语远不止这些,这里就不一一讨论。在搜集相关译名过程中,我们发现,对一些术语的不同译法出现在同一作者的不同文章、著作中,有时甚至出现在同一篇文章中,这表明某些学者在处理重要概念的中文译法时的随意性,术语的规范性问题还没有成为学术界的自觉和共识。有鉴于此,本文对于上文讨论到的术语,结合这些术语在原文中的意思和国际关系的特定语境,文章也尝试性地给出了相应的推荐译名。当然,本文不可能也没有想要确定一个译名标准,只是为了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和讨论,权当是抛砖引玉,希望大家各抒己见以求集思广益。 为了推动国际关系术语译名标准化问题的解决,我们在此提出几条建议供学术界同仁参考。首先,国际关系类核心期刊在审稿、校对过程中可以在本刊物中使用统一的专业术语译法,并且将有分歧的术语的译名标准附于刊末供读者参考和讨论。其次,国外学术著作往往附有相关的索引和术语一览,以往我们在翻译、出版时多将其略去,近年来随着国内学术界学术规范意识的觉醒,对主题和人名索引的也有所重视,以后对专业术语也应跟上。有国际关系类书籍业务的出版机构可以建立一套术语数据库,在其出版著作中统一用法并在附录中加入术语的原文、中文对照一览表。最后,借鉴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编订或翻译本学科辞书的经验,可以由国际关系研究机构或专业学会组织专家学者编订出版本学科的术语辞书。总而言之,术语译名的标准化工作需要国际关系学者、研究机构、出版社、杂志社在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共同推进。 国际关系论文: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源流 摘 要: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主要流派之一,它的形成和演变构成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重要内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注重理性个体的作用,坚持国际关系发展的进步论。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从康德、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开始,经过相互依存理论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发展达到一个高潮,占据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半壁河山。冷战后以全球治理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新的方向上进行探索,注重对非主权国家行为体和世界政治中的社会性力量的研究。 关键词: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理想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和平;全球治理 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学的重要传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两大主流流派之一。D 曼宁把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概括为如下几点:自由主义认为人性是向善的,并且是可以教化的;个人的自由是社会变革的动力;个人自由与福利、社会正义和安全有赖于法制;自由主义的历史观是进步的,它认为合于理性的人类社会的规范设计是可以实现的。①自由主义的发展源远流长,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的思想根源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中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柏拉图在其名著《理想国》中对国家(城邦)先验性正义目标以及理念的阐述可谓自由主义在此一方面的发端。②但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还是来自从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传统。 一、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传统:从康德到威尔逊 18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思想革新。在启蒙运动中,一批睿智的思想家高擎理性主义的大旗,对以欧洲专制主义和宗教神权为代表的腐朽“旧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挞伐。理性主义和人类尊严的思想激流以摧枯拉朽之势无情地荡涤着几百年来一直禁锢人们头脑的陈腐渣滓。人类似乎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智慧。正如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Kant)所言,这是一个“让光明照亮人类的思想的黑暗角落”③的时代。 尽管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大多是从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角度出发探讨一般的哲学问题,但也有些思想家在此哲学基础上对国际政治和世界秩序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些思考成为了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启蒙运动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有约翰·洛克(JohnLocke)、让 雅克·卢梭和康德。这些思想家确立了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与中世纪的神权和蒙昧主义不同,他们认为,理性是人类独有的一种天然禀赋。理性个人的目标是自我实现,这乃是一种“自然状态”。而国家不过是社会中的个体之间订立“契约”的产物,其唯一目的就是保障人们建立在推理基础上的自然权利。④ 在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中,对后世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康德。在西方自由主义发展史上,康德的思想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与洛克“免于侵害”的消极个人自由观念不同,在康德那里,个人自由的理念强调的是个人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或者说,人是自由的,他可以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立法。政府应该在法律和正义的原则下维护个人的安全和福利。与马基雅维里相反,康德认为个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积极的个人自由观是康德全部政治哲学的核心。⑤在国际政治哲学方面,康德认为,国家之间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公民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理性,最终会使国家之间的关系从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过渡到法制状态,从而实现“永久和平”的目标。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对于后世的共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即民主和平论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对此我们将在后文详细论述。 然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国际政治领域发挥重要影响力的国际思想是传统的均势论,以梅特涅和俾斯麦为代表的欧洲政治家们成了维持欧洲均势的大师,他们试图通过复杂致密的结盟关系来维护国家利益和维持欧洲和平。但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异于对这些努力的无情讽刺。为此,当时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们开始对人类理性进行深刻的反思,希望摆脱这种均势论宿命式的悲剧,这直接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主义国际关系思想。 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现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总统兼学者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约翰·默里(JohnMurray)、帕克·穆恩(ParkerT Moon)和英国学者阿尔弗雷德·齐默恩(AlfredE Zimmern)、菲利浦·诺尔贝克(PhilipNoel Baker)和大卫·米特兰尼(DavidMitrany)等人。 理想主义否认人性恶的本质是导致国家间冲突和战争根源的现实主义观点。齐默恩认为人类的本性无所谓善恶,关键在于后天的教化。之所以发生战争不是人类缺乏国际共同体的观念,而是知识的局限使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⑥如威尔逊所言:“恶与善俱来来,纯金常被侵蚀”⑦。也就是说,尽管人的天性中存在着愚昧和无知,而独裁者也可以利用这个弱点实现自己的野心,但是教育和宣传的力量可以克服这个弊端。因此,理想主义者十分重视对于民众的教化。同时,世界人民的交往也有助于人类的理性和智慧充分发挥,彼此形成世界共同体的观念和国际主义精神,从而在根本上杜绝战争的根源。 在国际政治领域,理想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依靠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力量来追求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和普遍正义。这集中体现在威尔逊对于战后安排的“十四点”方案,以及作为该方案的直接成果———国际联盟的建立上。威尔逊学者和政治家的双重背景使他可以把自己的理想主义和平方案付诸实践。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美国国会的演说中首次提出了“十四点”计划作为构建战后世界和平的基本纲领。针对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些国际政治弊端,“十四点”计划主张,各国应当放弃秘密外交、取消贸易壁垒、公海自由航行、鼓励民族自治、裁减军备等;作为“十四点”计划的核心,威尔逊强调战后应当建立一个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的国际组织。威尔逊的这一国际组织方案以集体安全原则取代了均势原则,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它也集中反映了理想主义的国际秩序理念。理想主义认为一战前的均势体系的瓦解及一战的爆发,是各国漠视国际法和国际道德正义原则的恶果,而建立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好途径。⑧一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是这一理想主义理念的伟大试验⑨。它所体现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但国际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政治进程中并没有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它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等事件中表现得软弱无力,特别是,它没能阻止法西斯势力的发展并最终制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些事态促使爱德华·H·卡尔、汉斯·摩根索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国际关系理论家开始反思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有效性问题,对它的一系列基本假设和内在逻辑进行大胆的质疑,认为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用“应该如何”(shouldbe)的乌托邦式假设代替了“现实如何”(tobe)的理性主义思考,从而必定在现实国际政治中遭到挫败。⑩他们进一步提出了以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政治范式,从而创立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自此之后近三十年,现实主义在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尽管如此,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是一笔不可多得的思想财富。 二、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诸流派 20世纪50、60年代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在传统主义和科学行为主义辩论中发展的。这场争论尽管十分激烈,但从根本上来说却是“一场虚假的战争” ,双方的争论仅仅是限于研究方法上的分歧,尽管这对于推动学科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观念和思想层面却鲜有深入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真正巨大进步是20世纪60、70年代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出现,以及它们在理论上的交锋,这些构成了延续至今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导潮流。所谓“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标签,是为了区别于传统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和经典现实主义。 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世界政治的发展呈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如核战争的恐怖阴云、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石油危机、全球环境问题等,这些问题大大增强了全球相互依存的程度,从而引发了国际政治理论家们对世界政治本质的重新思考,他们开始反思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从早期理想主义的遗产中发掘出了有价值的思想,与世界政治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发展出新的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国际关系理论,并逐渐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大主流流派。 自然,“新自由主义”的标签只是一种泛指,因其研究重点和具体观念的差异,其中还存在着不同的流派。在这里,我们把它简单归纳为三个有代表性的流派: (一)相互依存理论 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使处于冷战中的人们认识到,核战争的结果无异于人类的集体毁灭;经济和贸易的全球化发展使得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环境生态等全球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加剧。这些深化了国际政治研究者们对于世界政治中相互依存的认识,也最终促进了相互依存理论的诞生。 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人物有罗伯特·基欧汉(RobertKeohane)、约瑟夫·奈(JosephNye)和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Rosecranse)等。基欧汉现为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奈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两人长期合作研究,成果丰硕,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国际关系理论学界被传为佳话。相互依存理论就是两人共同创立的,其代表作也多是合作完成的。主要有《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权力与相互依存》等。后者是相互依存理论的巅峰之作。罗斯克兰斯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其反映相互依存思想的代表作是《贸易国家的兴起》。 相互依存理论全方位挑战了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设定。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国际政治的基本内容,非国家行为体尽管存在,却不能发挥什么实质性作用,只是主权国家权力政治的从属物。 相互依存理论反对国家中心主义,认为主权国家不再是世界政治的唯一行为体,越来越多的超国家和跨国家组织在国际层次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等。相互依存理论重视对跨国关系的研究,注重对一体化后果及影响的分析。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的首要目标是追求军事上的安全,其次才会考虑经济、环境等事务。相互依存理论认为,一体化的发展不仅使得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加深了,而且加强了军事、政治、经济、环境和生态等领域全方位的“复合相互依存(ComplexInter dependence)”,现实主义从军事、安全等“高政治”向经济、环境等“低政治”过渡的优先次序被打破了,世界事务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以主权国家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间政治模式应该逐步让位于超越主权国家范围的众多跨国问题研究议程。 相互依存理论的出现打破了现实主义理论独霸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状态,大大拓宽了理论研究的视野,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世界政治变革分析的思路和议程,为现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迅速发展和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相互依存理论或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新自由制度主义才得以诞生,并对于冷战后出现的全球治理论等最新自由主义世界政治理论产生了直接影响。以至于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作《权力和相互依存》被誉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式著作” 。 (二)新自由制度主义 在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以基欧汉为中心的一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被称为“制度理论(institutiontheory)”或“规制理论(regimetheory) ”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除基欧汉以外,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还有奥兰·扬(OranYoung)、恩斯特·哈斯(ErnstHass)等人。 与相互依存理论不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接纳了新现实主义理论的若干基本假设,如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等,尽管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及其后果有不同的解释。 与此同时,它还吸收了博弈论、理性选择等新的研究方法,使其理论分析更加严谨而实用。 根据斯蒂芬·克莱斯勒(StephenCrasner)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所谓“规制”指的是“一系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行为体对特定国际关系问题领域的预期围绕它汇聚起来” 。尽管不同的学者对于“制度”或“规制”有不同的定义,但其基本含义大多包含在这个定义中,强调了制度在规范行为体的行动,汇聚其期望上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 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Theory)是新自由主义制度研究的主要方法论工具。理性选择理论又称公共选择理论,它最早来自经济学研究的分析方法,其基本观点包括,把集体行动的个体看作是富有理性的行为者,这些个体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自身行动中他们可以在权衡利弊后作出于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从而构成集体行动的一般逻辑。理性行为体通过功能、博弈和学习三种途径建立合作。 相应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分析起点是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国家。自由制度主义同样承认国家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但它认为,即使是在无政府状态的自助的国际体系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是有可能实现的。基欧汉认为,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并不必然地依赖利他主义、理想主义、个人荣誉、共同目的、规范的内化或对某种文化价值观的共同信仰。 相反的,富于算计的理性的国家之间关系并不必然是冲突,国家的优先目标也并非仅仅是军事安全。在国际制度和规制的规范和强化作用下,国家之间的合作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甚至在开始时创建制度主导合作的霸权国家消失后,霸权后的合作也仍然是可能的。 在这里,制度的力量逐渐发挥了独立而持久的作用,国家关注的不再是相对收益,而更多的是绝对收益。为此,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标应当转移到探讨合作在何种条件下得以出现并维持,以及制度合作的演变上来。合作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并得以维持,行为体的预期就会受其规范,增加彼此获取的信息,建立信用体系,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最终推动该制度下所有行为体利益的最大化。 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借鉴了现实主义理性分析的前提和方法,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是可能的,从而在世界观上持有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它紧紧把握住了世界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新问题,给出了全新的解释。新自由制度主义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崛起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尤其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尽管基欧汉自己也承认它存在不少缺点 ,但它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却是显而易见的。作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它和新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构成了冷战结束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主要内容。当然,制度主义并非这一时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全部,民主和平论(TheoryofDemocracyPeace)在20世纪70年代的出现及其在冷战结束前的“再发现”就是明证。 (三)共和自由主义:民主和平论 虽然“民主和平论”被认为是冷战后世界政治研究最有意义的成果 。但作为一种安全模式的思想,它早已存在,因而它被称作“重新发现的”(rediscov ered)理论 。最早提出类似理论的是康德,他论述了被称之为“永久和平”(PerpetualPeace)的安全模式。具有民主和法制精神的共和国组成的不断扩大的共同体可以在国际法的原则下最终达到“永久和平”。因为共和政体的制约机制能阻止共和国家冒险进行战争;而非民主国家是否进行战争则全凭独裁者不受制约的意志 。康德的思想被称作“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 ,它在一战前后得到进一步发展,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十四点”中提出,“依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决定自己制度的国家”“爱好和平”,“能够获得正义的保证,并得到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公平待遇而不至遭受暴力和损人利己的侵略” 。1919年J·熊彼特进一步提出“民主的资本主义能导致和平”的命题 。当代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重新认识民主和平的问题,并逐步理论化系统化。斯莫尔(MekvinSmall)和辛格(DavidSinger)于1976年首先把民主和平作为一种基于经验事实的现象进行描述 ;1983年多伊尔(MichaelDoyle)在《康德、自由主义遗产与外交》一文中正式将“民主和平”作为一种理论提出来 ;冷战结束后,“民主和平论”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有关著作层出不穷,其中,布鲁斯·拉塞特(BruceRussett)在其著作《把握民主和平:冷战后世界的原则》中对它作了系统论述 。 作为一种关于国际安全模式的假说,现代“民主和平论”的主要观点有 :(1)国际关系中的一条经验法则是,民主国家之间从不(或很少)发生冲突;(2)即使它们之间发生冲突,彼此也不大会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因为这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和理性;(3)专制国家之间或者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更容易发生冲突,而且更易于以武力解决争端。更有甚者认为,与民主国家相比非民主国家更加好战(War prone) 。 作为一种经验法制,“民主和平论”者的重要依据之一便是“民主国家少战争”的“经验事实”(em piricalfacts)。如果说康德的“永久和平”只是一种理想的话,那么当代“民主和平论”者则试图通过各种统计与分析,证明这一现象在不同的时间段内普遍存在。斯莫尔和辛格及多伊尔认为,自1816年以来民主国家之间几乎就没有真正发生过战争 。 对此,“民主和平论”者的理由有二,一是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约束(institutionalrestraints),一是民主国家之间共同的民主规范和文化(normandculture) 。 一方面,“民主和平论”者认为,国内政治中发展起来的一些制度和规范影响一国对外行为模式,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在国内政治上的差异导致了双方在对外政策决策上的不同。民主政体强调通过和平方式进行有规则的政治竞争,因而民主国家国内政治矛盾的解决不是通过消灭对手而实现的,这使得民主社会无论从国家、地区还是个人层面上来说,都是稳定的。而在非民主国家的政治竞争中胜者得到全部,败者没有机会重新崛起;非民主国家的稳定必须建立在没有有效的的基础之上 。具体来说,制度约束体现为:首先,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决定政府要对选举实体(electionbody)负责。其次,民主国家政体中的分权(PowerDivision)和制衡(CheckandBalance)原则使得外交决策责任多元化,从而可避免作出一些极端的决定。另外,由于民主国家进行战争要经过公开辩论和民主政治诸环节的认可,故备战的时间更长,也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在时间上提供了缓冲机会。 对于民主的规范和文化因素,“民主和平论”者认为,民主国家所共同拥有的精神气质(ethos)也使得民主国家之间很少发生战争,这些精神气质的根本特征在于和平竞争和政治妥协。一个民主国家会设想其它民主国家也会以有规则和平竞争的办法解决争端,并且将其运用到对外关系中,因此,民主国家对其他民主国家的印象是积极的,从而民主国家彼此认为是和平的,并会形成相互尊重的关系。相反,民主国家同非民主国家之间缺乏这种抑制纷争的精神气质 。 尽管“民主和平论”从概念、事实到逻辑均存在着诸多缺陷,被为数不少的学者所批评 ,但因其一个暗含的逻辑便是世界和平的稳固基础在于扩展西方所认同的民主制度,因此它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和政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开辟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思考的一条引人注目的蹊径。 三、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全球治理及其它 从20世纪新自由主义异军突起开始,它和同时诞生的新现实主义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但是和前两次大论战不同,双方一直未能分出高下,反而出现了明显的所谓新(现实主义) 新(自由主义)合流的趋势。即论战的双方都从自己最初的立场退却,互相吸收对手的一些基本理论要素,使得它们在一些基本理论要素方面趋同,甚至基欧汉自己都承认制度理论被贴上自由主义的标签几乎是一种“误导” 。从而,争论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价值和意义都大受影响。自由主义甚至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转向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特别是,1991年冷战以一种令人始料未及的方式戛然而止,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解释力不足的窘境令诸多国际关系理论家措手不及。这使得一些学者开始另辟蹊径,致力于发展一些解释力和预测性更为强大的理论。其中,从本质上属于自由主义传统的全球治理理论以其新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引人注目。当代全球治理理论的最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是现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的詹姆斯·N·罗斯诺(JamesN Rosenau),此外还有大卫·赫尔德(DavidHeld)、奥兰·扬、恩斯特 奥托 泽姆佩(Ernst Otto Czempie)、马丁·休逊(MartinHewson)、马克·赞齐(MarkW Zacher)、克雷格·墨菲(CraigN Murphy)、多米尼克·鲍威尔(DominicPowell)等人。 罗斯诺对当代学理意义上的全球治理观念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特别是他所提出的“分合(fragmegra tion)论”的世界观成为全球治理理论的哲学基础,为该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建立了一个共同的知识平台。“分合”(fragmegration)的英语单词是由“分散(frag mentation)”一词的前半部分(fragme )和“整合”(integration)一词的后半部分( gration)结合而成。该词的构成形象地表达了“分合论”世界观的思想内核:当代世界政治变迁的动因包含着分散化和一体化两个同时起作用的趋势,这两个因素在当代全球政治的进程中又分别指涉了全球化(globalizing)和区域化(localizing)的现象。当代全球政治的图景正是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 当代世界中全球化和区域化在时间是共时性的(simultaneous),在空间上是相互交叠的(overlapping)。一方面,随着跨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全球公共问题领域的涌现以及公民政治技能革命性的提高,全球化的进展迅速而深入;另一方面,以众多的少数民族自治的要求、宗教和文化次团体的增生、形形色色认知共同体(epistemiccommunity)的出现为标志,区域化的趋势也日益突出。当代世界“分合”的进程正在三大领域展开。在经济领域,经济全球化和新的“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national ism)。 相互交叠。在社会领域,“分合”的趋势也十分明显,一方面是“全球公民社会”(globalcivilsoci ety)意识就逐渐形成,另一方面,国家自主权和权威的散失使得人们觉得必须依靠归属于适当的集体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并获得心理上的安慰。 恐怖组织和民族宗教分离主义势力就是最显著的例子。最后,在政治领域,全球化的动因使得传统的民族国家治理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当代世界政治中越来越多的议题超越了民族国家主权的界限。在跨国和超国家层面上,主权国家处理政治事务时深受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制约。几乎与国际组织作用不断加强同步,一般民众的政治视野更加开阔,主权国家的政治决策也越来越难以博得大多数国民的支持。在“分合”进程的影响下,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权威结构大受侵蚀,当代世界政治体系正在经历意义深远的变革,这一变革集中体现在全球事务中的权威迁移(relocationofauthority)。 全球治理论者认为,推动权威迁移的因素来自六个方面 。首先是冷战的结束和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竞争的终结去除了两极结构的束缚,使权威迁移的进程在体系层面上成为可能。其次,两极结构的崩解造成了冷战后世界局势的动荡状态(turbulence) ,与此同时,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这个世界日益缩小,这些前所未有的态势促使人们去寻找更加有效的政治组织形式。第三,公民的技能革命(skillrevolution)使他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界定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同时更加容易地参与集体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意愿。第四方面的因素来自次团体主义(subgroupism)的发展。社会越来越分化出大量有组织的实体,它们成为新的权威中心和忠诚目标。第五个因素是国家和地方经济的全球化大大削弱了维系商业和金融关系的传统方式。最后,权威迁移的进程被不断出现的全球相互依存事态所加速,这些事态强化了跨国合作的密切形式,例如新近不断高涨的社会运动 。总之,权威迁移的动因来自“分合”世界观下同时展开的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间的互动。有些情况下,超越国家边界的控制机制得到加强,而在另外的情况下,邻里间心理安慰和种族归属等需要则催生和强化了区域化的控制机制。 尽管当代世界事务大多数仍然是在主权国家管辖的框架内展开的,但是随着国家内部和外部各种新的控制机制的出现,越来越“呼唤全球政治权威甚至治理的新形式。” 罗斯诺把这种“新形式”称作“权威领域(spheresofauthority,SOAs) ”。所谓权威领域,指的是一些可以行使权力的行为体,在各自相应领域里可以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服从。与国家主权权威不同的是,这种服从主要不是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获得的,其服从主要来自民众对于它的信任和认可。权威领域往往没有正式的组织形式,并且常常不具有领土性,它可能是全球性的,也可能是区域性的,同时其影响范围在不断地发生扩大或缩小的变化。 国家主权权威向形形色色的权威领域的迁移是当代世界政治变革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在许多问题上国家也要和其他权威领域一样去争取自己的权力以获得人们的认同。当代世界政治的主轴开始从主权国家为中心的统治(governent)向以权威领域为中心的“治理”变革 随着世界政治分合趋势的不断发展和权威迁移的不断加速,国内(domestic)和国外(foreign)之间的分野不断淡化,以前清晰坚固的划分国内和国外的边界(boundary)日益模糊和易渗(porous),以权威领域为基础的治理(governance)则大行其道。特别是,众多全球公共问题的出现使得全球规模的治理成为世界政治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 总之,“治理从头起便须区别于传统的政府统治概念”。 全球治理论对自由主义理论的回归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不同,全球治理论大胆地放弃了国家中心论的基本限定,把世界政治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纬度,敏锐地发现了其中最新的发展趋势。在本体论和世界观上,全球治理无疑是自由主义传统和全球主义的融合,然而在方法论上,它一方面没有彻底放弃实证主义的实在论和个体主义,同时也能够吸收诸如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的社会建构方法和整体主义,这无疑折射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精神,为走进新千年的五彩缤纷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的方法和门径,不仅对于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创建富有启迪意义,还为解决当今世界政治面临的困境指明了一条有益的道路。 国际关系论文: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逻辑 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5页) 今天,中国正在向现代化转型,与之相应,在理论思维上,中国也要达到一个新高峰和新境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时代,而国际关系理论正是中国学人认识和把握这个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论思维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哲学层面,哲学层面谈的是本体论问题,另一个是逻辑层面,涉及的是方法论问题。当然,方法论问题也属于哲学问题,但就逻辑而言,它本身就是方法论问题。人类最初的理性思维方法是形式逻辑,其特点是排斥矛盾,强调一致和同一性。其极端发展就是近现代数理逻辑的出现。数理逻辑从笛卡尔开始,直到布尔建立逻辑代数,语言被固化为数学符号以尽量减少歧义。形式逻辑在微观和程序性较强的认识领域产生了积极作用,计算机的出现就是这种作用的物质成果。形式逻辑因其排斥矛盾的特点,所以在社会科学,特别是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始终缺乏具有革命意义的突破。 近代形而上学是形式逻辑在思维领域发展的高峰,它把本来是完整的世界切割成无限细微的片段,微积分既是这个时代的成就又是这个时代的缩影:象圆一样是个不可分割的社会科学被切割成无限多的直线片断。但不管学科分得如何细微,当对微观世界的研究达到一定的程度时,人们就发现世界本是整体性联系着的,为了研究树木就必须研究森林,需要把这些很细的部分用对立统一的方法联系在一起,于是就出现了辩证逻辑。康德、黑格尔就出现了。黑格尔是辩证逻辑的集大成者,他将原先被学科分解的肢离破碎的科学纳入沿着必然性发展着的和联系着的整体。但他的辩证法也有单线性的缺点,客观世界的演进按照其主观逻辑并服从于主观逻辑。这就产生了必然性被必然性所否定的悖论。二十世纪的科学实验,特别是爱因斯坦相对论证明,大千世界其实有着许多处于不同参照系,或着说不同时空结构中的不同必然性,其中只是被纳入人的思维逻辑即被认识和控制并服务于人的事件的才是我们人类的必然性,人们没有认识到的其他事件的必然性,对人而言则是偶然的。也就是说,必然性是多线条的,偶然性是联系这些“必然性”线条的结点。这是黑格尔的主观逻辑无法解释的更为复杂的大逻辑,这个逻辑我称之为“历史逻辑”。历史逻辑,顾名思义,就是历史本身的逻辑。 这里所说的“历史”不仅是人的历史,而是包括人的历史在内的自然历史,这里所说的“逻辑”,就是历史的必然性。逻辑是必然性的核心内容。关于历史逻辑,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提出的“历史合力”思想,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思想,都给我们提供了理解问题的线索。1890年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写道:“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行,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希望都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第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8-479页。) 特定的规律只能是特定时空结构中的历史运动。人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历史的客体。人的认识本身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人类,不管其个体还是总体,其生命是有限的,因此不可认识的事物,对人而言,是无限和绝对的,而可认识的事物是有限和相对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对自然的认识,对必然性的把握是脆弱和有限的。世界是多参照系下的物质的多元存在。因此,真正的偶然性只是人类认识之外的其他事物的必然性。而我们传统上讲的必然性则是对人而言并被人的主观逻辑所规定了并通过实践性扬弃了的偶然性。人的必然性的尽头则是偶然性即没有参与认识主体历史并存在于其他事物中的必然性。比如中美撞击事件,对美国的认识而言,是必然的,因为它决定要来南中国海,但对中国来说,则是偶然的,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美国人主观逻辑中的“必然性”。双方磨合的结果便形成了历史逻辑本身。这种逻辑为中美双方所认识并形成新的即更接近历史逻辑的主观逻辑。对国际关系而言,决定其逻辑走向的则是国家间动量在兴衰中转化和守恒,这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经济、政治等在内的动量转换;转换的结点由偶然事件所拉动,并由此引起原有必然性的终结,如1914年萨拉热窝事件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凡尔赛体系;1917年十月革命引起两个阵营和近半个世纪的冷战。 因此,人类历史的必然性扬弃并改变着偶然性,同时偶然性也扬弃和改变着人类历史。 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终极原因(黑格尔),多元共和是世界存在的基本方式。爱因斯坦相对论证明,不同事物存在于不同的参照系之中,运动是参照系转换的结果。不同的参照系中的物质运动有不同的坐标,不同坐标中的物质运动则有不同的必然性。不同必然性间冲突,并在冲突中相“磨合”,最后形成一个类似恩格斯晚年所称的“历史的合力”,合力运动的轨迹便是自然历史逻辑演化的轨迹。人类只有认识和利用,而不能改变这个轨迹;人类只有根据主观逻辑主动认识、能动地利用历史逻辑,而不能取消历史逻辑。历史逻辑向我们展示的是一幅由多种必然性相联结、多种运动矢量相合成的开放的多棱巨网。这张巨网是以非逻辑的方式,以散状分布的偶然性事件为结点,由包括人的个性在内的诸多偶然性相互冲突和磨合后共和而成的结果。一句话,历史必然性是偶然事件之间无数有限连线联结的总和,也是人思维对历史现象的事后抽象。 黑格尔的“必然性”是对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的扬弃性继续,而同一律与必然性存在的前提是坐标同一和时空同构。但世界本质是处于不同坐标系、不同参照系和不同时空结构中,因而具有不同必然性的物质运动的共和。 从这个意义上说,偶然性是历史逻辑的先导,它牵动着历史的量变,也带动着历史的质变。不是偶然性服从于人类认识到的“历史必然性”,而是人的认识要首先适应由偶然性联结而成的“历史合力”。因此,自然历史运动的法则是逻辑与非逻辑的统一;而人类历史运动的总路线是自然与自觉的统一,是历史逻辑与主观逻辑的统一。逻辑存在于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既定参照系之中,非逻辑则是诸多不同参照系因而不同逻辑体系中存在着的事物的动量交换的方式。意识是历史逻辑中的能动要素,人类只是历史逻辑构成的片断。人类历史的必然性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而自然历史的必然性则是客观与客观的统一。必然性是逻辑化的后果,就其形式而言,历史逻辑似乎是包括思维个性在内的偶然事件辩证作用后,所产生的环环相扣和无始无终的逻辑链。 国际关系是历史逻辑自我展示的形式之一,就其内容而言,历史逻辑似乎是包括国家意识形态在内的国家力量相互转化和动量守恒的轨迹。具有质变化意义的新历史多不发生在原有必然性的肯定过程之中,而是往往发生在被必然性抛弃即被否定的地方并以此为前提。比如东方文明向西方的文明转换并没有发生在东方文明发展的峰巅地带,而是发生在被中世纪文明的必然性抛弃的大不列颠孤岛上;社会主义的历史并没有发生在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而是发生在被资本主义抛弃的国家等等。对此,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有较明白的表述,他说 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的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90页。) 但是,作为学科的国际关系也有自己的学术特点,而学术间不同特点的产生则是由于其逻辑原点的差异。国际关系理论是以国家主权为逻辑原点,其实践是以国家风险为代价。国际关系实践不能在实验室中预制和勘误,因此,国际关系理论也不能在实验室中证实和证伪。 有人将证伪作为认识真理的基础,其实,科学哲学中证伪主义本身也有伪问题的方面:证伪的前提是用于证伪的信息必须完全。在实践中,信息不可能完全:从横向说,我们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与我们处于同时期的所有信息,从纵向说,我们甚至不能认识和把握每分钟之后我们面临的所有新信息。比如我们无法把握一场风暴是否由遥远的一只蝴蝶扇翅所致(即蝴蝶效应),也不能预知一只蝴蝶的某次扇翅是否在将来会引起一场风暴。有人说,我当然知道明天将要发生的事,这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回答,这与恩格斯曾批评一些人用踩死一只蚂蚁的庸俗方法来证明死就是死,而不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一样。人的认识的有限性决定了证伪和证实的“真”与“假”的判断永远是有限的和相对的,完全的和绝对的证伪和证实都是不可能的,绝对观念的真理性在鲜活的历史逻辑面前没有立足之地。换言之,如果证伪或证实(实证)方法可以获得绝对正确的原理,人的历史就不会犯重大错误,至少不会犯重复性的重大错误。而事实上的情形是,新一代人总在重复前几代人的错误。 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活之树常青。1844年恩格斯提出“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历史逻辑”的提出,就是一个将逻辑归还历史的过程。 历史逻辑以非逻辑、偶然性为主导的存在方式,不仅使国际关系理论有了更生动的色彩,同时使国际关系学科有了实践品质;国家风险的不可实验和不可重复性质,又使国际关系的实践品质高于其他许多学科。这就要求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学者应当具有较强的实践品格:它要求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学者不仅要有能力解释世界,更要有能力改变世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的并不在于束之高阁的所谓“逻辑体系”,其教学目标也不应是为了培养脱离实践的“神圣家族”,与此相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存在和发展的目标,在于研究发生在中国时空结构中的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性,并通过积极实践,将其他时空结构中的国家发展的必然性与中国发展必然进程相融合。因此,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不仅要有“中国主体”的概念,从长远考虑,还要有“中国价值”的概念。前者服务于中国崛起前与世界的关系,后者服务于中国崛起后与世界的关系。肯定即规定。中国价值,是一个中国规定世界同时又为世界所规定的概念,价值之间的主体是多元和平等的。 由于国际关系学术所具有的国家风险特点,国际关系学科要求其研究人员不仅要有相应的能力,而且要有特殊的国家责任的意识。外交无小事,对此基辛格有深刻的论述,他说: 学者分析国际体系的动作;政治领袖则建立国际体系,分析者与从政者的观点大异其趣。分析者可自定研究主题,而政治人物所面对的却是客观环境塑造的问题。分析者可投入充分的时间追求确切的结论;但政治领袖最大的挑战却是时间压力。学者没有风险,如果结论错误,大可重新来过;政治领袖却只有一次选择,一旦出错便覆水难收。学者可掌握所有相关事实,其成败取决于个人学养;政治人物必须在眼前无法断定利弊得失的情况下当机立断,历史对他的评价将根据他如何明智地面对无可避免的变局,尤其是他如何维护和平而定。”(《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基辛格是一位实践性较强并对国际关系有较大贡献的学者,他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在这里婉转批评国际关系研究的坐而论道和不负责的经院学风,国际关系是有很强的实践目标即国家利益,而可以参与实践的国际关系理论附带有国家风险的。这就使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不能仅仅是坐而论道的专家,而应是致力于改变历史的实践并对国家命运负责的学者。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首先要解决中国崛起带来的利益变化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有一种重政策,轻利益研究,将“不违背政策”当作限定研究原则的倾向。但政策是随国家利益而非政策变化,如果我们不能及时研究出这种变化,那我们的研究就只能走向僵化和空泛。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要讲中国价值和中国的国家利益,要为中国崛起服务,为平等地立于民族之林服务。其次,历史逻辑的多元性和国际关系中的国家主体性,要求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要有中国的立场,没有这个立场,就不会有鲜活的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体到研究方法,方法论不要走向庸俗,古今中外的方法论都有其合理的价值,但不合理的运用,则反会窒息科学。比如现代学术强调要学习西方,写文章要讲究完备的注释。其实,中国古代学术研究对注释的要求恐怕在当时只会嫌其过而不会嫌其无,但在其达到高峰之际反成了窒息科学的桎梏。五四时期及中国共产党时期提倡新文化,打破了这种种学术桎梏,大大地解放了科学并使其成为大众可能参与的文化活动。中国“”又将这种本有积极意义的活动推向极端并使其走向庸俗,这又从另一面窒息了科学和科学精神。今后我们当总结方法论发展的历史,科学地运用科学的方法。科学本身是最革命的东西,方法不能成为窒息科学和僵化思想的工具。历史逻辑中偶然性的主导性地位要求国际关系学者具有特殊的学术品质,即在学术上他是学理性的,而在实践及其认识上,他又是艺术的和政治的。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一门艺术。 国际关系论文: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摘 要 历次科技革命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最重要的影响是: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对南北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促使人类战争观念的转变,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关键词 科技革命 国际关系 演变 科技革命是科学技术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根本性的革命性的质的突破和飞跃。它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一方面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和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另一方面对南北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同时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1 近代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恩格斯曾经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近代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出现的历次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证明了这一点。近代以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科技革命,每一次都深刻地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发展。 第一次科技革命是18世纪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工业大革命,这场革命造成了纺织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工业、造船业以及航海交通的大发展,在极大地推动了当时欧洲各国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使人类社会从手工工场时代跃入机器大工业时代。这次科技革命不仅使一直以来处于欧洲文明边缘的小岛国——英国因为最早开始了这场革命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导致了现代国际关系的萌芽。在第一次科技革命之前,虽然15世纪、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世界各大洲之间开始发生交往,但这种联系是不经常的、片面的,因而不存在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工业革命后,随着天文学、地理学的发展,航海事业达到空前规模,各大洲内部和各大洲之间开始了经常性的、较为密切的联系,全球性的国际关系才开始逐渐形成。 第二次科技革命开始于19世纪后期开始,以电力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为标志,它引起了电灯、电话、电报和电动机的出现,以及钢铁工业、汽车工业、航空业和铁路、公路交通、化学工业等的迅速发展。使人类社会从蒸汽时代跨入电气时代,并最终促使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形成。国际关系的发展从此具有了明显的全球性、整体性,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影响。而每个国家,特别是一些主要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也会对全球国际关系产生各种影响,特别是由于国家实力的不平衡发展。几个在经济、军事实力方面对其它国家具有压倒优势的强国,在国际事务中常常起着主导的作用,并相互争夺世界霸权。而在这次科学革命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是德国和美国,英法紧随其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新兴国家要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最终在20世纪上半叶爆发了两次世界性的大战。先后建立了凡尔赛体系和雅尔塔体系,并在雅尔塔体系的基础上确立了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互争霸的两极格局。两次大战的发生以及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就是科技革命造成各国综合国力对比的变化。 近代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清楚地说明,伴随着科学技术中心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国际关系格局也总是发生着相应的变化。19世纪英国称霸世界,20世纪上半叶德国对英国霸权的挑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都是与这些国家在当时世界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密切相关的。 2 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 近代的两次科技革命以及它们引起的产业革命延续时间长达上百年,它们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往往被其他方面的影响所掩饰,因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近代科学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虽然深刻,但表现却并不是非常明显,这影响了对于科学技术因素的重视程度。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迅速发展的新技术革命是以原子能、计算机、特别是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这次科技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与前两次相比不仅更加直接和明显,而且更加深刻和广泛。 (1)导致了国际关系格局的转换,美苏两极格局最终解体,世界正朝多极化方向发展。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归根结底是力量对比的变化,科技革命引起一些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革命性增长,从而导致国际关系的根本性变化。 在历史的长河中,军事实力长期是国际较量制高点。大国都倾力于军事领域,追求着由军事强国而成为世界强国的目标。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现代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使科技力在国力中逐步取代军事力成为国际较量的一个制高点。在新的形势下,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科技、经济实力的差距逐渐拉大,并最终解体,由此导致两极格局的终结。与此同时,现代科技革命兴起不仅使日本、西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缩短了与美国的差距。而且,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综合国力也在近二十年来急剧上升,这些国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推动着国际关系格局朝多极化方向发展。 (2)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使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国家主权是国家固有的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最重要属性,表现为一国对内的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的独立自主权。正是由于这一根本属性,国家才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也才能成为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行为主体。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具有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不可共享的特性。然而,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观念正日渐受到挑战和侵蚀。特别是人造卫星、宇宙飞船和电子技术等的发展,克服了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进行信息的自由传递,使每个国家在严格意义上讲已经没有了秘密。此外,地理上边界的重要性也被国际分工、国际市场体系和科学技术在国际间的转移和流动而极大地削弱了,因而给每个国家维护自己的主权带来了威胁并产生了一些新问题。 因此,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已经使国家拥有绝对的主权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当所有的国家都在声明它们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一个本质上互相依存的世界的运转和管理所需要的协定,正在慢慢地侵犯着它们的主权。而在未来越来越开放的国际社会,国家主权的部分削弱和部分让渡已成为发展的大趋势。传统意义的国家主权概念也必须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 (3)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对南北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20世纪中期开始兴起的新技术革命与近代的科技革命相比有两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一是耗资大。新研究项目的开展,新产品的开发,实验设备的配置等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二是需要很高的综合科研销售系统,这就涉及到很多方面,如:全面、系统、发达的基础科学,齐备的科技人才,先进的制造工艺和技术,一流的实验条件,发达的信息网络和完善的产品推广销售系统等条件,这样才能保证处于领先地位的新产品能够迅速研制、开发、利用并销售出去。 新技术革命所具有的这两个新特点使绝大多数科研活动只有发达国家才有能力进行,致使世界科技活动的80%以上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重不到20%。而在年人均科研经费、科研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科技人员的数量等方面,发展中国家都远远落后与发达国家。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南北科技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而其引起的后果将是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发达国家凭借其先进的技术,以低价进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加工成技术含量高的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则因其的落后而不得不向发达国家出口廉价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以换取外汇,再从发达国家高价进口制成品。这种不平等贸易使本已十分巨大的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南北矛盾也会因此而不断深化甚至还可能激化。 (4)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在人类历史上,尽管曾发生过大小数千万次的战争,但由于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其作战能力、打击力、杀伤力、破坏力都远不能与今天相比。今天,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大量新型武器的产生,战争的领域向上扩展到了“无高不可攀”的境地,向下则可潜入到海底深处。山障、路障等在高科技武器的作用下,失去了昔日的威风。在英阿马岛之战中,英国的空军急速开赴远在1.3万km之外的马岛进行空战;在海湾战争中,美国的空军远涉重洋,长途飞行3 200km,进行大规模空袭。在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凭借着夜战装备上的绝对优势,使夜战场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单向透明”的战场,多国部队主要的作战行动大都放在夜间进行,取得了良好的作战效果。核武器的出现及其所具有的巨大杀伤力和破坏力更是使现代战争没有真正的胜利者。在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的今天,全世界处于一种一按电钮就可以在一瞬间全部毁灭的状况之中。过去认为交战国必有一方胜利,一方失败,而战胜国从胜利中所得的利益一定比付出的多的想法,已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为历史所淘汰了。也就是说,人类的战争观念已经发生转变。在当今时代依靠科技优势,通过和平手段来追求、实现国家目标,已有了可能。制约世界战争的和平因素正在增长。正是这种观念的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60年以来世界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处于总体和平状态的重要原因。 3 结论 总而言之,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不仅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有着重大的影响,而且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和演变产生着更为深刻而广泛的影响。21世纪是科技竞争更加激烈的时代,哪个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就会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也就会在未来的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中处于主导地位。 国际关系论文:试论近现代国际关系中主权观念及实践演变 [论文关键词]政治主权 经济主权 文化主权 [论文摘要]主权是政治学的重要概念,也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实践内容。在近现代国际关系近400年的历史进程中,主权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变化。正确认识这种代际演变的内在逻辑,有助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给国家主权适当的定位。 一、近代国家主权的早期实践 主权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在权力的意义上它的出现与国家是同步的。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国家主权从未得到过法律形式的确认,甚至国家本身也还没有对主权的系统和理性的认识,但对最高权力的追求始终是国家本能的目标,实际上也存在着主权的意识。到14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布丹,首次提出主权概念,并以此作为当时世俗君主与基督教教会斗争的武器。15、6世纪的欧洲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宗教改革的运动,大量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独立自主的邦国和君主国组成的新格局。按恩格斯的说法,“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的新趋向,是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1] 1618年,拥护宗教改革,反对神圣罗马帝国和德意志哈布斯堡王室统治的新教联盟与天主教联盟之间因奥地利统治者压迫捷克新教徒,剥夺新教徒的政治权利而爆发了战争,在随后30年中,当时欧洲大国君主先后卷入战争,使德意志内部邦国之间的宗教战争成为一场席卷欧洲的大规模国际战争,到1648年,战争在参与各方签署《威斯特伐利呀亚和约》后宣告结束。在和约中,启蒙学者提出的国家主权主张首次通过具有国际法性质的国际条约而得到确认。国家主权原则首次在国际关系中被付诸了实践。威斯特伐利亚和会是欧洲有史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几乎欧洲所有大国都参加的政治会议。教皇虽派使节参加了会议,但首次作为会议的旁听者,世俗的君主国家成了会议的主角。国家、战争等这些曾经为教皇把持的重要权力转移到外交家和政治家的手中,这种以世俗的主权国家举行会议解决国际问题做法开创了先例,标志着国际关系开始了崭新的时代。和约的签订更表明国家主权的原则正式被应用到国际关系的实践当中了。和约关于卡尔文教派和路德教派享有同等地位的规定,彻底打破了罗马教皇神权下的世界主权论,使主权原则彻底的摆脱了神权的束缚而开始成为一个世俗的概念。和约缔结后,各国普遍建立了常驻外交使节的制度,从而把主权原则日常化为国家基本的行为准则。 关于威约在国家主权原则方面的重大价值,美国历史学家帕尔默·科尔顿作过高度的评价:“和约标志着国际法法上现代欧洲国家体系的出现。聚会在威斯特伐利亚的外交家们代表着,不承认有任何有上级和公共约束力的独立势力。再没有任何人能说欧洲在宗教、政治或者其他方面具有真正意义的统一。欧洲被认为是由大量毫无联系的、主权的、自由的和分离的原子,即国家所组成。这些国家按照他们自己的法律行动,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组成或者解散联盟,交换大使和使节,抉择战争与和平,根据均势的变化而转变立场”。[2]其评价是合乎实际的。 国家主权作为进步的国际关系原则,虽在近代长期被看作是欧洲国家的专利。但这一概念的内在逻辑使其最终突破欧洲的地域,开始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延展。最早接过主权旗帜的非欧洲国家固然是美国,但美国与欧洲列强在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经济水平相近的本质决定了它在政治地域概念上与欧洲没有太大的差别。真正突破欧洲主权藩篱的是拉丁美洲和日本。18世纪末和19 世纪初席卷拉丁美洲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独立运动是欧洲以外的国家争取主权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运动。经过长期的斗争,到19世纪20年代拉丁美洲先后出现了18个独立的主权国家,1823年美洲各国举行的巴拿马会议提出了“尊重各个缔约国的主权”和“不干预的原则”,著名的拉美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玻利瓦尔还提出:“我们每个国家的独立与主权是与整个大陆的独立与主权不可分割的”[3]。引申出了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主权新原则。1826年美洲大陆会议确认了这些原则,在与会国签订的《团结、联合和永久同盟条约》中,规定了共同维护各个缔约国的主权与独立;各缔约国的争端通过调解和仲裁来解决;努力发展外交政策的共同基础,但不干涉缔约国自己的决定等原则。近代日本曾与其他国家一样,经受过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干涉,但经过“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发展的道路,确立了自己的独立主权地位。 二、20世纪上半期国家主权的发展 进入20世纪,一战的爆发和战后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彻底改变了主权主要局限在欧洲国家之间相互认可的现状。一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一批民族独立国家的出现,开始打破了主权在地域范围上的有限性,使争取国家主权成为世界性的进步潮流。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产生,使国际关系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具体到国家主权方面,一战主要在两个方面推动了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实践中的地位的进一步提升。 其一 在国际法的意义上,作为一战的产物,国际联盟是国际社会第一次以全球性的法规的形式确认主权。使国家主权和独立不受侵犯的国际关系的新原则从此确立起来。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国联的这些建议并未被当时的欧洲列强所尊重,即使在凡尔赛和会期间,不仅战败国和落后国家的主权得不到尊重,实力稍弱的国家也没有从中得到多少好处,一度对建立国联持积极态度的美国最终拒绝加入,注定了国联最终失败的结局。列宁指出,“靠《凡尔赛和约》来微细的整个国家体系,国际秩序是建立在火山上的”[4]。到30年代,德意日法西斯的兴起,最终埋葬了国联。 其二 俄国十月革命。苏维埃俄国不仅率先提出了所有国家和民族都有权拥有自己的国家的主权的主张,在苏俄政府颁布的第一个对外政策性文件《和平法令》中,宣布“凡是把一个弱小的民族合并到一个强大的国家,而没有得到这个民族同意合并、希望合并明确而自愿的表示,就是侵占和兼并别国领土的行为……最后不关这个民族是居住在欧洲还是居住在远隔重洋的国家,都是一样”[5]。在苏俄那里不仅率先宣布了主权独立的原则还身体力行地在对外关系中付诸了初步的实践,在国际关系中树立了尊重弱小国家主权和独立自主地位的典范。1919年的《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中,苏俄政府宣布“放弃一切特权,废弃俄过商人在中国境内的一切商站。任何一个俄国官员、牧师和传教士不得干预中国事务。如有不法行为,应依法受到当地法院的审判。在中国除了中国人民的政权和法院不应当有其他的政权与法院”[6]苏联是近代以来第一个宣布尊重中国主权,废弃在华特权的国家。 列宁时期苏俄的主权政策为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关系中的实践开创了良好前景。但到斯大林时期,苏联逐渐偏离了这一轨道,苏联在与弱小的国家打交道时不仅不尊重其主权独立,而且公然侵犯别国主权。二战后,苏联在“有限主权论”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理论指导下大肆干涉别国内政。从而在国际社会陷入孤立,而苏联解体的直接表现,就是大批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而成为主权国家。 三、二战后主权观念的演变 二战是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广泛付诸实践的重要转折点。二战战后国际社会痛定思痛,联合起来维护国家主权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联合国宪章》宣布“欲免使后世再糟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残不忍睹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类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以及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创造适当的环境,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随着联合国把主权原则确立为基本的原则,大批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出现使这一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得到普遍的认可。 60年代,除了非洲国家获得主权地位,完善了主权国家体系和国际社会进一步强调国家主权不容侵犯的原则外,国家主权在实践中最显著的成就表现在:经济主权的提出和不断强化方面。基于经济受支配导致国家主权不完整的事实,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初就明确表示,西方对本国资源和经济命脉的控制是贫困和落后的重要根源,加深了政治依附和实际上的主权不完整。因此,他们在制定国内经济发展战略时,首先把矛头指向了,西方国家在其国内的经济势力,普遍地宣布取消原宗主国的经济特权。 1974年的第六届特别联大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规定了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经济主权原则。1974年12月,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把经济主权的规定加以了法制化的规范,明确规定了每个国家对其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等。该宪章是自《联合国宪章》来国际社会在国家主权规范方面最重要的文件,如果说后者确立了国家政治独立的话,前者则确立了经济主权的国际关系原则。无论是在对主权内容的明确性方面,还是在内涵方面都是对联合国宪章的重突破和发展。体现了主权意识在在经历了长期的国际关系的实践发展后在国际社会不断的强化和深化。在国家主权的意义上,拥有了与联合国宪章同等重要的国际法的价值。70年代也因此成为国家主权实践的黄金时期。 进入90年代,国家主权的内涵出现新的变化,文化主权成了国际社会关注新焦点。“9·11”事件以来,在文明冲突论日益盛行,文化的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文化主权作为国际关系中出现的新概念,是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针对西方国家的文化侵蚀和文化霸权而提出的。西方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和主导力量,所追求的不仅仅是一个开放的市场,还包括西方文化与价值观念的推广,想使西方式的制度模式和文化观念成为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把经济全球化异化成了一场霸权色彩浓厚的文化扩张运动,面对西方文化扩张战略的挑战以及全球化和本土文化之间的表现出的紧张关系,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一些发达国家赋予了主权以更多的文化内涵,提出了文化主权的概念。把维护国家文化主权同维护国家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放在了国家主权战略的重要位置。 四、结语 从主权的概念与实践的发展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出:主权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惟一不变的是它作为国家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权力,是国家在内部事务方面不受干预的和最高的权威。虽然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这一理念有所弱化。但它仍将是今后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 当然,论及国家主权的演进时,一种主权的一个方面被强调,并非意味着主权本身趋于单一性。20世纪60年代经济主权的提出突出的是国家对控制自然资源和天然财富的紧迫性,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主权的突出并不意味着政治独立和经济主权问题已经不复存在或者已经得到切实的解决,而这是由于特定的国际背景,使文化主权在各国主权考虑中被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而主权的其他内涵和地位也可能因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是由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所决定的。 国际关系论文: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源流 摘 要: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主要流派之一,它的形成和演变构成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重要内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注重理性个体的作用,坚持国际关系发展的进步论。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从康德、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开始,经过相互依存理论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发展达到一个高潮,占据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半壁河山。冷战后以全球治理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新的方向上进行探索,注重对非主权国家行为体和世界政治中的社会性力量的研究。 关键词: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理想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和平;全球治理 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学的重要传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两大主流流派之一。D 曼宁把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概括为如下几点:自由主义认为人性是向善的,并且是可以教化的;个人的自由是社会变革的动力;个人自由与福利、社会正义和安全有赖于法制;自由主义的历史观是进步的,它认为合于理性的人类社会的规范设计是可以实现的。①自由主义的发展源远流长,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的思想根源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中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柏拉图在其名著《理想国》中对国家(城邦)先验性正义目标以及理念的阐述可谓自由主义在此一方面的发端。②但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还是来自从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传统。 一、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传统:从康德到威尔逊 18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思想革新。在启蒙运动中,一批睿智的思想家高擎理性主义的大旗,对以欧洲专制主义和宗教神权为代表的腐朽“旧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挞伐。理性主义和人类尊严的思想激流以摧枯拉朽之势无情地荡涤着几百年来一直禁锢人们头脑的陈腐渣滓。人类似乎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智慧。正如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Kant)所言,这是一个“让光明照亮人类的思想的黑暗角落”③的时代。 尽管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大多是从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角度出发探讨一般的哲学问题,但也有些思想家在此哲学基础上对国际政治和世界秩序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些思考成为了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启蒙运动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有约翰·洛克(JohnLocke)、让 雅克·卢梭和康德。这些思想家确立了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与中世纪的神权和蒙昧主义不同,他们认为,理性是人类独有的一种天然禀赋。理性个人的目标是自我实现,这乃是一种“自然状态”。而国家不过是社会中的个体之间订立“契约”的产物,其唯一目的就是保障人们建立在推理基础上的自然权利。④ 在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中,对后世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康德。在西方自由主义发展史上,康德的思想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与洛克“免于侵害”的消极个人自由观念不同,在康德那里,个人自由的理念强调的是个人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或者说,人是自由的,他可以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立法。政府应该在法律和正义的原则下维护个人的安全和福利。与马基雅维里相反,康德认为个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积极的个人自由观是康德全部政治哲学的核心。⑤在国际政治哲学方面,康德认为,国家之间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公民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理性,最终会使国家之间的关系从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过渡到法制状态,从而实现“永久和平”的目标。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对于后世的共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即民主和平论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对此我们将在后文详细论述。 然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国际政治领域发挥重要影响力的国际思想是传统的均势论,以梅特涅和俾斯麦为代表的欧洲政治家们成了维持欧洲均势的大师,他们试图通过复杂致密的结盟关系来维护国家利益和维持欧洲和平。但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异于对这些努力的无情讽刺。为此,当时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们开始对人类理性进行深刻的反思,希望摆脱这种均势论宿命式的悲剧,这直接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主义国际关系思想。 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现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总统兼学者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约翰·默里(JohnMurray)、帕克·穆恩(ParkerT Moon)和英国学者阿尔弗雷德·齐默恩(AlfredE Zimmern)、菲利浦·诺尔贝克(PhilipNoel Baker)和大卫·米特兰尼(DavidMitrany)等人。 理想主义否认人性恶的本质是导致国家间冲突和战争根源的现实主义观点。齐默恩认为人类的本性无所谓善恶,关键在于后天的教化。之所以发生战争不是人类缺乏国际共同体的观念,而是知识的局限使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⑥如威尔逊所言:“恶与善俱来来,纯金常被侵蚀”⑦。也就是说,尽管人的天性中存在着愚昧和无知,而独裁者也可以利用这个弱点实现自己的野心,但是教育和宣传的力量可以克服这个弊端。因此,理想主义者十分重视对于民众的教化。同时,世界人民的交往也有助于人类的理性和智慧充分发挥,彼此形成世界共同体的观念和国际主义精神,从而在根本上杜绝战争的根源。 在国际政治领域,理想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依靠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力量来追求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和普遍正义。这集中体现在威尔逊对于战后安排的“十四点”方案,以及作为该方案的直接成果———国际联盟的建立上。威尔逊学者和政治家的双重背景使他可以把自己的理想主义和平方案付诸实践。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美国国会的演说中首次提出了“十四点”计划作为构建战后世界和平的基本纲领。针对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些国际政治弊端,“十四点”计划主张,各国应当放弃秘密外交、取消贸易壁垒、公海自由航行、鼓励民族自治、裁减军备等;作为“十四点”计划的核心,威尔逊强调战后应当建立一个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的国际组织。威尔逊的这一国际组织方案以集体安全原则取代了均势原则,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它也集中反映了理想主义的国际秩序理念。理想主义认为一战前的均势体系的瓦解及一战的爆发,是各国漠视国际法和国际道德正义原则的恶果,而建立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好途径。⑧一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是这一理想主义理念的伟大试验⑨。它所体现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但国际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政治进程中并没有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它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等事件中表现得软弱无力,特别是,它没能阻止法西斯势力的发展并最终制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些事态促使爱德华·H·卡尔、汉斯·摩根索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国际关系理论家开始反思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有效性问题,对它的一系列基本假设和内在逻辑进行大胆的质疑,认为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用“应该如何”(shouldbe)的乌托邦式假设代替了“现实如何”(tobe)的理性主义思考,从而必定在现实国际政治中遭到挫败。⑩他们进一步提出了以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政治范式,从而创立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自此之后近三十年,现实主义在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尽管如此,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是一笔不可多得的思想财富。 二、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诸流派 20世纪50、60年代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在传统主义和科学行为主义辩论中发展的。这场争论尽管十分激烈,但从根本上来说却是“一场虚假的战争” ,双方的争论仅仅是限于研究方法上的分歧,尽管这对于推动学科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观念和思想层面却鲜有深入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真正巨大进步是20世纪60、70年代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出现,以及它们在理论上的交锋,这些构成了延续至今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导潮流。所谓“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标签,是为了区别于传统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和经典现实主义。 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世界政治的发展呈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如核战争的恐怖阴云、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石油危机、全球环境问题等,这些问题大大增强了全球相互依存的程度,从而引发了国际政治理论家们对世界政治本质的重新思考,他们开始反思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从早期理想主义的遗产中发掘出了有价值的思想,与世界政治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发展出新的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国际关系理论,并逐渐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大主流流派。 自然,“新自由主义”的标签只是一种泛指,因其研究重点和具体观念的差异,其中还存在着不同的流派。在这里,我们把它简单归纳为三个有代表性的流派: (一)相互依存理论 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使处于冷战中的人们认识到,核战争的结果无异于人类的集体毁灭;经济和贸易的全球化发展使得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环境生态等全球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加剧。这些深化了国际政治研究者们对于世界政治中相互依存的认识,也最终促进了相互依存理论的诞生。 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人物有罗伯特·基欧汉(RobertKeohane)、约瑟夫·奈(JosephNye)和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Rosecranse)等。基欧汉现为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奈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两人长期合作研究,成果丰硕,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国际关系理论学界被传为佳话。相互依存理论就是两人共同创立的,其代表作也多是合作完成的。主要有《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权力与相互依存》等。后者是相互依存理论的巅峰之作。罗斯克兰斯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其反映相互依存思想的代表作是《贸易国家的兴起》。 相互依存理论全方位挑战了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设定。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国际政治的基本内容,非国家行为体尽管存在,却不能发挥什么实质性作用,只是主权国家权力政治的从属物。 相互依存理论反对国家中心主义,认为主权国家不再是世界政治的唯一行为体,越来越多的超国家和跨国家组织在国际层次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等。相互依存理论重视对跨国关系的研究,注重对一体化后果及影响的分析。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的首要目标是追求军事上的安全,其次才会考虑经济、环境等事务。相互依存理论认为,一体化的发展不仅使得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加深了,而且加强了军事、政治、经济、环境和生态等领域全方位的“复合相互依存(ComplexInter dependence)”,现实主义从军事、安全等“高政治”向经济、环境等“低政治”过渡的优先次序被打破了,世界事务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以主权国家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间政治模式应该逐步让位于超越主权国家范围的众多跨国问题研究议程。 相互依存理论的出现打破了现实主义理论独霸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状态,大大拓宽了理论研究的视野,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世界政治变革分析的思路和议程,为现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迅速发展和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相互依存理论或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新自由制度主义才得以诞生,并对于冷战后出现的全球治理论等最新自由主义世界政治理论产生了直接影响。以至于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作《权力和相互依存》被誉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式著作” 。 (二)新自由制度主义 在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以基欧汉为中心的一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被称为“制度理论(institutiontheory)”或“规制理论(regimetheory) ”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除基欧汉以外,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还有奥兰·扬(OranYoung)、恩斯特·哈斯(ErnstHass)等人。 与相互依存理论不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接纳了新现实主义理论的若干基本假设,如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等,尽管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及其后果有不同的解释。 与此同时,它还吸收了博弈论、理性选择等新的研究方法,使其理论分析更加严谨而实用。 根据斯蒂芬·克莱斯勒(StephenCrasner)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所谓“规制”指的是“一系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行为体对特定国际关系问题领域的预期围绕它汇聚起来” 。尽管不同的学者对于“制度”或“规制”有不同的定义,但其基本含义大多包含在这个定义中,强调了制度在规范行为体的行动,汇聚其期望上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 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Theory)是新自由主义制度研究的主要方法论工具。理性选择理论又称公共选择理论,它最早来自经济学研究的分析方法,其基本观点包括,把集体行动的个体看作是富有理性的行为者,这些个体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自身行动中他们可以在权衡利弊后作出于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从而构成集体行动的一般逻辑。理性行为体通过功能、博弈和学习三种途径建立合作。 相应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分析起点是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国家。自由制度主义同样承认国家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但它认为,即使是在无政府状态的自助的国际体系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是有可能实现的。基欧汉认为,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并不必然地依赖利他主义、理想主义、个人荣誉、共同目的、规范的内化或对某种文化价值观的共同信仰。 相反的,富于算计的理性的国家之间关系并不必然是冲突,国家的优先目标也并非仅仅是军事安全。在国际制度和规制的规范和强化作用下,国家之间的合作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甚至在开始时创建制度主导合作的霸权国家消失后,霸权后的合作也仍然是可能的。 在这里,制度的力量逐渐发挥了独立而持久的作用,国家关注的不再是相对收益,而更多的是绝对收益。为此,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标应当转移到探讨合作在何种条件下得以出现并维持,以及制度合作的演变上来。合作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并得以维持,行为体的预期就会受其规范,增加彼此获取的信息,建立信用体系,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最终推动该制度下所有行为体利益的最大化。 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借鉴了现实主义理性分析的前提和方法,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是可能的,从而在世界观上持有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它紧紧把握住了世界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新问题,给出了全新的解释。新自由制度主义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崛起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尤其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尽管基欧汉自己也承认它存在不少缺点 ,但它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却是显而易见的。作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它和新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构成了冷战结束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主要内容。当然,制度主义并非这一时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全部,民主和平论(TheoryofDemocracyPeace)在20世纪70年代的出现及其在冷战结束前的“再发现”就是明证。 (三)共和自由主义:民主和平论 虽然“民主和平论”被认为是冷战后世界政治研究最有意义的成果 。但作为一种安全模式的思想,它早已存在,因而它被称作“重新发现的”(rediscov ered)理论 。最早提出类似理论的是康德,他论述了被称之为“永久和平”(PerpetualPeace)的安全模式。具有民主和法制精神的共和国组成的不断扩大的共同体可以在国际法的原则下最终达到“永久和平”。因为共和政体的制约机制能阻止共和国家冒险进行战争;而非民主国家是否进行战争则全凭独裁者不受制约的意志 。康德的思想被称作“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 ,它在一战前后得到进一步发展,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十四点”中提出,“依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决定自己制度的国家”“爱好和平”,“能够获得正义的保证,并得到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公平待遇而不至遭受暴力和损人利己的侵略” 。1919年J·熊彼特进一步提出“民主的资本主义能导致和平”的命题 。当代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重新认识民主和平的问题,并逐步理论化系统化。斯莫尔(MekvinSmall)和辛格(DavidSinger)于1976年首先把民主和平作为一种基于经验事实的现象进行描述 ;1983年多伊尔(MichaelDoyle)在《康德、自由主义遗产与外交》一文中正式将“民主和平”作为一种理论提出来 ;冷战结束后,“民主和平论”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有关著作层出不穷,其中,布鲁斯·拉塞特(BruceRussett)在其著作《把握民主和平:冷战后世界的原则》中对它作了系统论述 。 作为一种关于国际安全模式的假说,现代“民主和平论”的主要观点有 :(1)国际关系中的一条经验法则是,民主国家之间从不(或很少)发生冲突;(2)即使它们之间发生冲突,彼此也不大会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因为这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和理性;(3)专制国家之间或者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更容易发生冲突,而且更易于以武力解决争端。更有甚者认为,与民主国家相比非民主国家更加好战(War prone) 。 作为一种经验法制,“民主和平论”者的重要依据之一便是“民主国家少战争”的“经验事实”(em piricalfacts)。如果说康德的“永久和平”只是一种理想的话,那么当代“民主和平论”者则试图通过各种统计与分析,证明这一现象在不同的时间段内普遍存在。斯莫尔和辛格及多伊尔认为,自1816年以来民主国家之间几乎就没有真正发生过战争 。 对此,“民主和平论”者的理由有二,一是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约束(institutionalrestraints),一是民主国家之间共同的民主规范和文化(normandculture) 。 一方面,“民主和平论”者认为,国内政治中发展起来的一些制度和规范影响一国对外行为模式,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在国内政治上的差异导致了双方在对外政策决策上的不同。民主政体强调通过和平方式进行有规则的政治竞争,因而民主国家国内政治矛盾的解决不是通过消灭对手而实现的,这使得民主社会无论从国家、地区还是个人层面上来说,都是稳定的。而在非民主国家的政治竞争中胜者得到全部,败者没有机会重新崛起;非民主国家的稳定必须建立在没有有效的的基础之上 。具体来说,制度约束体现为:首先,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决定政府要对选举实体(electionbody)负责。其次,民主国家政体中的分权(PowerDivision)和制衡(CheckandBalance)原则使得外交决策责任多元化,从而可避免作出一些极端的决定。另外,由于民主国家进行战争要经过公开辩论和民主政治诸环节的认可,故备战的时间更长,也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在时间上提供了缓冲机会。 对于民主的规范和文化因素,“民主和平论”者认为,民主国家所共同拥有的精神气质(ethos)也使得民主国家之间很少发生战争,这些精神气质的根本特征在于和平竞争和政治妥协。一个民主国家会设想其它民主国家也会以有规则和平竞争的办法解决争端,并且将其运用到对外关系中,因此,民主国家对其他民主国家的印象是积极的,从而民主国家彼此认为是和平的,并会形成相互尊重的关系。相反,民主国家同非民主国家之间缺乏这种抑制纷争的精神气质 。 尽管“民主和平论”从概念、事实到逻辑均存在着诸多缺陷,被为数不少的学者所批评 ,但因其一个暗含的逻辑便是世界和平的稳固基础在于扩展西方所认同的民主制度,因此它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和政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开辟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思考的一条引人注目的蹊径。 三、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全球治理及其它 从20世纪新自由主义异军突起开始,它和同时诞生的新现实主义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但是和前两次大论战不同,双方一直未能分出高下,反而出现了明显的所谓新(现实主义) 新(自由主义)合流的趋势。即论战的双方都从自己最初的立场退却,互相吸收对手的一些基本理论要素,使得它们在一些基本理论要素方面趋同,甚至基欧汉自己都承认制度理论被贴上自由主义的标签几乎是一种“误导” 。从而,争论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价值和意义都大受影响。自由主义甚至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转向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特别是,1991年冷战以一种令人始料未及的方式戛然而止,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解释力不足的窘境令诸多国际关系理论家措手不及。这使得一些学者开始另辟蹊径,致力于发展一些解释力和预测性更为强大的理论。其中,从本质上属于自由主义传统的全球治理理论以其新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引人注目。当代全球治理理论的最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是现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的詹姆斯·N·罗斯诺(JamesN Rosenau),此外还有大卫·赫尔德(DavidHeld)、奥兰·扬、恩斯特 奥托 泽姆佩(Ernst Otto Czempie)、马丁·休逊(MartinHewson)、马克·赞齐(MarkW Zacher)、克雷格·墨菲(CraigN Murphy)、多米尼克·鲍威尔(DominicPowell)等人。 罗斯诺对当代学理意义上的全球治理观念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特别是他所提出的“分合(fragmegra tion)论”的世界观成为全球治理理论的哲学基础,为该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建立了一个共同的知识平台。“分合”(fragmegration)的英语单词是由“分散(frag mentation)”一词的前半部分(fragme )和“整合”(integration)一词的后半部分( gration)结合而成。该词的构成形象地表达了“分合论”世界观的思想内核:当代世界政治变迁的动因包含着分散化和一体化两个同时起作用的趋势,这两个因素在当代全球政治的进程中又分别指涉了全球化(globalizing)和区域化(localizing)的现象。当代全球政治的图景正是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 当代世界中全球化和区域化在时间是共时性的(simultaneous),在空间上是相互交叠的(overlapping)。一方面,随着跨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全球公共问题领域的涌现以及公民政治技能革命性的提高,全球化的进展迅速而深入;另一方面,以众多的少数民族自治的要求、宗教和文化次团体的增生、形形色色认知共同体(epistemiccommunity)的出现为标志,区域化的趋势也日益突出。当代世界“分合”的进程正在三大领域展开。在经济领域,经济全球化和新的“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national ism)。 相互交叠。在社会领域,“分合”的趋势也十分明显,一方面是“全球公民社会”(globalcivilsoci ety)意识就逐渐形成,另一方面,国家自主权和权威的散失使得人们觉得必须依靠归属于适当的集体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并获得心理上的安慰。 恐怖组织和民族宗教分离主义势力就是最显著的例子。最后,在政治领域,全球化的动因使得传统的民族国家治理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当代世界政治中越来越多的议题超越了民族国家主权的界限。在跨国和超国家层面上,主权国家处理政治事务时深受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制约。几乎与国际组织作用不断加强同步,一般民众的政治视野更加开阔,主权国家的政治决策也越来越难以博得大多数国民的支持。在“分合”进程的影响下,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权威结构大受侵蚀,当代世界政治体系正在经历意义深远的变革,这一变革集中体现在全球事务中的权威迁移(relocationofauthority)。 全球治理论者认为,推动权威迁移的因素来自六个方面 。首先是冷战的结束和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竞争的终结去除了两极结构的束缚,使权威迁移的进程在体系层面上成为可能。其次,两极结构的崩解造成了冷战后世界局势的动荡状态(turbulence) ,与此同时,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这个世界日益缩小,这些前所未有的态势促使人们去寻找更加有效的政治组织形式。第三,公民的技能革命(skillrevolution)使他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界定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同时更加容易地参与集体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意愿。第四方面的因素来自次团体主义(subgroupism)的发展。社会越来越分化出大量有组织的实体,它们成为新的权威中心和忠诚目标。第五个因素是国家和地方经济的全球化大大削弱了维系商业和金融关系的传统方式。最后,权威迁移的进程被不断出现的全球相互依存事态所加速,这些事态强化了跨国合作的密切形式,例如新近不断高涨的社会运动 。总之,权威迁移的动因来自“分合”世界观下同时展开的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间的互动。有些情况下,超越国家边界的控制机制得到加强,而在另外的情况下,邻里间心理安慰和种族归属等需要则催生和强化了区域化的控制机制。 尽管当代世界事务大多数仍然是在主权国家管辖的框架内展开的,但是随着国家内部和外部各种新的控制机制的出现,越来越“呼唤全球政治权威甚至治理的新形式。” 罗斯诺把这种“新形式”称作“权威领域(spheresofauthority,SOAs) ”。所谓权威领域,指的是一些可以行使权力的行为体,在各自相应领域里可以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服从。与国家主权权威不同的是,这种服从主要不是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获得的,其服从主要来自民众对于它的信任和认可。权威领域往往没有正式的组织形式,并且常常不具有领土性,它可能是全球性的,也可能是区域性的,同时其影响范围在不断地发生扩大或缩小的变化。 国家主权权威向形形色色的权威领域的迁移是当代世界政治变革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在许多问题上国家也要和其他权威领域一样去争取自己的权力以获得人们的认同。当代世界政治的主轴开始从主权国家为中心的统治(governent)向以权威领域为中心的“治理”变革 随着世界政治分合趋势的不断发展和权威迁移的不断加速,国内(domestic)和国外(foreign)之间的分野不断淡化,以前清晰坚固的划分国内和国外的边界(boundary)日益模糊和易渗(porous),以权威领域为基础的治理(governance)则大行其道。特别是,众多全球公共问题的出现使得全球规模的治理成为世界政治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 总之,“治理从头起便须区别于传统的政府统治概念”。 全球治理论对自由主义理论的回归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不同,全球治理论大胆地放弃了国家中心论的基本限定,把世界政治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纬度,敏锐地发现了其中最新的发展趋势。在本体论和世界观上,全球治理无疑是自由主义传统和全球主义的融合,然而在方法论上,它一方面没有彻底放弃实证主义的实在论和个体主义,同时也能够吸收诸如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的社会建构方法和整体主义,这无疑折射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精神,为走进新千年的五彩缤纷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的方法和门径,不仅对于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创建富有启迪意义,还为解决当今世界政治面临的困境指明了一条有益的道路。 国际关系论文:浅论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 论文关键词:和平与发展;国际关系学;学科体系 论文摘要: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应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和平与发展具有恒久性、普利性、人本性的特征,以此作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主题,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要求,能够反映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历史规律,能够明确评析各种国际关系现象的价值标准,能够形成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研究特色。 任何一门学科的成立,都必有其特定的主题。这一主题反映该学科的宗旨,体现该学科的存在价值。它在一门学科中是贯穿始终的一条红线,该学科的全部内容都应以其为核心和中轴而展开,从而构建成一个科学、严禁的体系。 中国对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虽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已经由原来主要是介绍、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到有条件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的新阶段。要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就要为其确立一个合理的主题。 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确立一个主题,必须考虑到它既应符合历史规律又能表明现实状况,既具有理论价值又具有实践意义,既反映国际关系的共性又体现中国参与国际关系活动的特色。笔者拙见为,这个主题应是“和平与发展”。 和平与发展之所以应当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主题,是因为它具有如下三方面的特征: (一)恒久性。和平与发展不仅仅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它也是全人类一直向往和追求的理想世态,是整个人类社会演化、进步的基本趋向。尽管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时常出现争斗、战乱和危难、困苦的景况,但致力于消除这些有害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不良现象,争取和保持太平盛世、国富民强则是历世历代的人们所竭力而为之的。即使到将来,人类社会没有了阶级统治和剥削,没有了民族压迫和奴役,消除了战争,摆脱了贫困,人类仍然有继续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任务。或许那时的和平与发展在内涵上会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有所不同,但它也是今天和平与发展的必然延续和更新,是一脉相承的社会进步现象。 (二)普利性。和平与发展不仅仅是哪一个国家的良好愿望,而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目标要求。和平与发展也不只是对哪一个国家有好处,而是普遍有利于世界所有国家。虽然有的国家对外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造成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威胁,但是它们也不可能完全反对和否定和平与发展,因为反对和否定和平与发展对这些国家也是没有好处的。只不过,它们对和平与发展的理解具有片面性,只考虑自己的和平与发展,而不顾及甚至损害他国的和平与发展。所以,必须反对这种霸权主义的和平与发展观,树立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和平与发展观,真正体现和平与发展的普利性本质。 (三)人本性。和平与发展不仅仅是着眼于国际社会的需要,而更重要的是为了人自身的生存、发展与完善。任何社会活动归根结底都是以人为本的,国际政治活动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就是把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和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奋斗目标的。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这是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人本性特征所作的深刻揭示。人的生存、发展与完善任何时候也离不开政治和平、经济发展这两个基本条件。以和平与发展作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主题,就给这门学科注入了人性化的理论品质,使之真正奠定在以人为本的精神基础上。 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要求。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这是无须论证的必然要求。而要做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就应当揭示和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现实目的上来说,它为各国无产阶级和所有劳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争取翻身解放,以及反对外来侵略和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统一提供了思想武器;而从未来日的上来说,它为全人类彻底摆脱在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精神控制等各种束缚素,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奠定了理论基础。现实目的和未来目的是统一的,现实日的服务于未来目的,来目的引导现实目的。无论从哪一层目的上来说,都体现了和平与发展的要求。 无产阶级革命虽然可能离开暴力,但这种暴力本身不是目的,不是对和平与发展的破坏;恰恰相反,以革命暴力来摧毁反动暴力,是争取真正和平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剥削阶级统治下,不会有真正的和平,所有的照能是殖民扩张和强权掠夺,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引发这样那样的战争。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剥削阶级的统治,使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民主、平等、自由的权利,才能为真正的和平奠定社会基础;只有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才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无产阶级革命也为经济发展开辟新的道路,打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桎梏,从而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全世界各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富裕。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质意义就在于和平与发展。 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人们将真正成为自然界和社会的主人,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人们就能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从而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这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样一种新的联合体。到那时,同“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到那时,“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在未来的自由王国即共产主义社会里,和平与发展将会得到充分展现。可见,和平与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也是其落脚点。 第二,能够反映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历史规律。 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必须反映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规律,否则,这种研究就是支离破碎的,甚至是脱离实际的。 笔者认为,自古至今,国际关系演化的历史就是人类不断争取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我国学者丛凤辉女士曾作过《和平颂歌》,其中前两句为:“翻开人类史册,和平与发展是历史长歌的主旋律。”我对这一说法非常赞赏。影响中国社会两千多年发展历史的儒学,就是以“仁”、“和”思想为核心的。《论语》日:“礼之用,和为贵。”《中庸》日:“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因此,在对外关系上,就应“协和万邦”,“修文德以来之”。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赞美和追求“和”的思想亦十分突出。柏拉图认为,人类至善的境界就是“和”、“合”。他所设想的“理想国”就是不同等级的人既分工又合作,“使所有的琴弦都和谐一致”。亚里士多德主张,中庸致和是美德的特性,最能长治久安的国家形式是共和政体。至近代,随着国家对外交往的扩大,相互联系的加强,规范国家行为以求“和平”促“发展”的国际法应运而生。1625年格老秀斯作《战争与和平法》,为近代国际法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指出:人们要以最大努力防止战争,即便是各国为了自卫自救在必要时而不得不使用武力,也必须遵守共同的权利和人道主义原则。战争的目标是缔结和约,造成并维持国际和平。1648年缔结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并开创了以国际会议的形式通过和谈来解决国际争端的先例。特别是1945年联合国建立并制定了《联合国宪章》,标志着国际法趋于成熟。《联合国宪章》确立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进行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经济、社会、文化和人道主义性质的问题,并促进对于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等项宗旨,还规定了各国参与国际关系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从而把人类社会推进到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新阶段。尽管近代以来国际法中的许多规则主要是大国纷争的产物,在实践中也常常受到强权国家的破坏,但世界各国所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在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方面仍然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当然,不可否认,在人类历史上也充斥着战争和暴乱,使人类陷入互相残杀、极端困苦的境地,但这不是人类所希求的现象,而恰恰是人类致力于避免和消除的东西。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痛定思痛,人类每经历一次战争蹂躏和灾荒折磨,就使自己变得更聪明一些。他们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探寻新的改良措施,由此便更好地推动了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因此说,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以人类不断争取和平与发展的业绩而谱就的,而国际关系的演化史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篇章。 第三,能够明确评析各种国际关系现象的价值标准。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种国际关系现象层出不穷,而且纷繁复杂。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国际社会的正式形成,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愈益加强,需要各国共同参与解决的国际事务愈益增多,上述状况就更加突出。对诸多的国际关系现象如何去认识,采取怎样的态度来对待,需要确立一个统一的合理的价值标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标准,就会是非难辨,无所适从。笔者认为,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任务,就是要为评析各种国际关系现象确立这样一个标准,以抑恶扬善,促进人类社会朝着进步的方面发展。 在国际关系的演化发展中,战争、媾和、谈判、斡旋、联盟、分裂、合作、冷战、建交、绝交等等这些现象,往往都表现出多种目的和多重意义,因而不能仅仅从一时的成败来评判这些问题,也不能仅仅从阶级的眼光来分析这些问题,更不能任由各个国家从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出发而随意解释并为所欲为,超越时空狭隘限界的认识标准就应当是和平与发展。凡是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现象,就应当给予肯定和支持,反之,就要坚决反对。在当代世界中,除了上述各种传统的国际关系现象之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国际关系现象,诸如人权外交、人道主义干涉、国际恐怖主义、维和行动等等,对此,也应纳入和平与发展的轨道上来加以评判。此外,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分量日益增强,使许多国际关系争端带有了经济的目的性和色彩,而许多国际关系争端的解决也有赖于经济手段,如因政见不同而引发经济制裁或经济报复,利用经济援助或经济合作迫使他国进行政治变革等等。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只能在是否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价值标准上,才能做出公正的定论,也才能合理地加以解决。 发展离不开和平,和平有赖于发展。以和平与发展为价值标准来透析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历史,就可以使各种国际关系现象得到正确的解读。 第四,能够形成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研究特色。 国际关系学作为-'u-J独立学科而产生,公认是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英两国各自开始设立专门的国际关系学术研究机构,并提出了颇具影响力的理论观点,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思想体系。此后,国际关系学一直是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学说为主导的。 西方国际关系学虽然也学派林立,各学派之间也有着这样那样的分歧并进行激烈的论战,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服务于西方国家的利益需要,因而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大国强权霸权的色彩。尽管有的学派以崇尚和平的面目出现,如理想主义,但它的大国强权的气息仍然是很浓重的。威尔逊为安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而提出的“十四点计划”,就是理想主义最具有代表性的思想阐述,“就是在这个最显得正义的理论后面,反映出它是为一定的国家利益服务的虚伪性。……威尔逊认为,在战争中,美国支持了世界,在战后,世界就应当听美国指挥。”也有的学派以强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而见长,如科学行为主义,但其为西方大国利益服务的理论实质与其它学派并无二致。还有的学派以讨论世界文明的进步为标榜,如文明冲突论,但其为美国的霸权主义作辩解并寻找新的理论支撑点的目的昭然若揭。 这样说,决不是想全盘否定西方国际关系学,也无意抹杀西方国际关系学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而只是想说,我们不能简单地搬用西方国际关系学,简单地搬用,不符合我国社会制度和对外战略目标的要求。我们可以借鉴、吸收西方国际关系学中的好的东西,但必须形成我们自己的研究格调,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体系。 笔者认为,中国国际关系学与西方国际关系学之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以和平与发展为宗旨。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愿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这里所说的和平,是指全世界的普遍和平,而不是指某一两个国家的绝对安全;是指世界各国平等的和平共处、友好往来,而不是指在一两个霸权主义国家控制下的非战状态。这里所说的发展,是指世界各国在互利基础上的共同发展和繁荣,从现实意义上来说,首先是指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问题,而不是指少数国家如何处心积虑地维持自己的发达地位、使富者愈富的问题。以这样的和平与发展为主题、为宗旨来构建中国的国际关系学,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一致性,这样才能适应国际关系进步、发展的规律和趋势,真正发挥其积极的有益的指导作用。 国际关系论文:试论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研究 【论文关键词】 全球化 国际关系学 研究对象 基本问题 主要方法 【论文摘 要】 在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广阔、内容复杂,但其基本问题是国家和国家及非国家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原则,具体的研究方法主要有:阶级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法、经济分析法等。 国际关系学是一门研究国际关系发展、演变规律的学科,主要是指研究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相互作用,各种国际体系运行和演变规律,特别是研究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行为体的跨国互动关系,并进而主要从政治的视角研究影响这种互动关系的一切因素的学科。在全球化的时代,国际关系的政治活动与国际关系、国家间的互利与合作、各个国家的政治动态有很大的关系。 一、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 国际关系学,顾名思义,是研究国家间关系的学问。然而,“国际关系”在其历史进程中,已经极大地超越了原本的含义,开拓全球空间,包容整个世界。但直至今天,国际关系仍不能算得上是一门比较成熟的社会科学,但是从现实中已经涌现的大量国际关系研究的专业机构,学术刊物乃至时事报刊看,国际关系已经成为了一门独立性较强的学科。 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国家出现就有了国际关系。但是古代对国际关系的研究没有形成一个学科,而是主要散见于古典政治学、历史学、哲学的某些部分。国际关系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是20世纪的事情。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第一个国际关系教席,一般被认为是国际关系学科建立的标志。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它才有了比较象样的可称为一门学科的轮廓,国际关系学者们在理论体系、主要概念、研究方法和主要研究对象等方面开始逐渐走向成熟。 全球化正在改变着人类历史的进程,也改变着国际关系,将其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加以重新审视,重新铸造。迅速变动中的国际关系以全球化作为新的逻辑起点,获得了意料不到的扩展空间,以至于我们再也不能把国际关系仅仅看做国家间关系,我们更应该把国际关系视为“全球关系”,这种新形态的国际关系注重所论关系的全球规模,更注重所论关系的本质意义的变化。它既有全球政治学含义又有全球社会学寓意,既包括国家间关系又包括跨国关系。国际关系日益与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水乳交融,合为一体,明显地表现出“全球关系”的整体性和趋势性。 国际关系在全球化趋势下迅速拓展,使得对国际关系学的界定从传统走向未来。于是关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也成了一门范围广阔、问题复杂的科学。从其原初意义上来说,人们通常把它视为“关注国家间的联系并且主要关注对外政策”的科学,或“关于国际关系体系运行和演变规律的科学”[1]。西方学者通常把国际关系学定义为研究关于国家权力关系的学科。由于当今国际关系现实与走势所决定,必须要扩展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和视角,使它成为一门把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并适当包括自然、物理科学在内的理论观点,兼收并蓄的独立科学或边缘学科。这一界定使研究范围拓展到全球空间,强调的重点从国家中心主义的国际关系转移到合作共治的全球关系。这种新的视角与观念重视国家合作共治,关注非国家行为者参与全球政治的重大作用。研究所有行为者之间的关系,是为了有助于我们理解国际关系的全球化的现象,理解全球政治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国际关系内涵的深化,它的研究对象也在深化。非国家行为者的出现,为国际关系注入了新鲜血液,它们与国家不同,其观念、视野、关注与工作方式都是全球性的,不强调中央权威和权力,而是努力通过全球共治来管理全球事物。非国家行为者作为一种清新力量迅速崛起,导致国际关系行为者的多元化。多元化的行为者之间的互动,打破了行为者一元说及其国家中心主义。原先只有国家间的关系一种,现在演化出三种互动关系,共同构成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基本内容,这种复杂多样、新旧交替的互动,充分反映了当今国际关系从传统走向未来的丰富内涵、鲜明特点和发展趋势。 二、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基本问题 我们学习和研究一门学科,抓住这个学科的基本问题是最重要的。所谓“基本问题”,就是说它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贯穿于一切的、内在的能赋予学科生命力的东西,是该理论体系的灵魂和核心[2]。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基本问题作为原社会学层次意义上的问题,它必须揭示学科全部研究内容的本质联系,由它可以推导出学科的范畴体系和概念体系,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基本问题必须是从研究对象高度抽象出来的一对客观辩证的范畴;第二,基本问题必须是贯穿整个当代国际关系始终的一个较为稳定的、最基本、最核心的范畴;第三,基本问题必须能够有效说明与解释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其它理论问题,或者说基本问题可以派生出当代国际关系的其它范畴与概念。 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与综合国力的竞赛在今后国际力量的角逐和国际局势的发展演变中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随着世界经济的国际分工与合作的不断加强,经济的作用已不仅仅在于增加国民财富,促进社会繁荣,还日益成为一国保障国家安全,提高国际地位,推行政治、军事和外交战略的重要手段。国际关系的实质是各种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核心是国家间的利益关系。这构成了国际关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主权国家和其他行为体各有其特定的利益。它们为实现自己的利益,在国际舞台上积极活动,力图引导或影响国际形势的发展,创造对自己有利的国际环境。各种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既有共同利益,也有不同或相悖的利益。共同利益和暂时的共同利益,可以构成国际协调与合作的基础;而利益的不同或相悖,则是引起摩擦和冲突的根源。 国家利益是影响、推动或制止国家在国际关系中行为的基本动因,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内容主要包括:安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国际威望和地位等。在不同类型的或相同类型的国家之间,彼此的国家利益经常存在着差别和对立。国家间利益的不协调是绝对的,协调一致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这就要求一国的外交政策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还要协调同他国、本地区乃至世界各国的利益关系。当代科技的进步,国际政治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各国和国家集团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变得日益重要,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但当今国际社会,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依然存在;国际形势剧烈变化,动荡不安;广大发展中国家仍要为维护和捍卫本国利益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国家利益依然是国际关系的核心。 虽然各国间还存在着利益的分歧、对立和斗争,但在经济发展、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类环境的改善等方面有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这将推动国际机制朝着协调与合作的方向发展。大致表现为三种基本状态:一是竞争。一国为了实现其国家利益,必然要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内同他国相互竞争、追赶、超越,从而使本国不断发展。二是合作。国际合作是指各种行为体之间在一定领域和范围内,在利益和目标一致或基本一致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一定程度的协调和联合。三是冲突。国际冲突是各种国际行为体之间因彼此利益和目标不同而造成的矛盾和对立。另外在新技术革命浪潮的不断推动下,交通、通讯手段日新月异,世界经济迅速走向国际化。各国经济利益相互渗透,紧密联系;同时,各国还面临着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口激增、自然资源匮乏、核战争威胁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需要国家间通力合作,共同解决。 三、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分析方法 现在,全球化视野下的国际关系学学科研究出现了新现实主义、新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等理论范式,我们必须要进行辩证的分析。该学科就方法论原则来讲,仍然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原则,坚持现实和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坚持学理的分析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就具体的方法论运用来讲主要是:阶级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法、经济分析法等[3]。 1、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存在这一基础与根据出发,建立起科学的唯物史观及其理论原则,并将社会历史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具体来说就是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经济和政治相互关系的原理,世界发展“合力论”的思想,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思想,国家理论,帝国主义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理论、民族解放运动理论、战争与和平理论,始终从唯物史观出发,从历史观发展的角度去进行研究,通过这种战略性研究,揭示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具有的复杂、多元意蕴,揭示出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具体形式等等。这样就能够自觉消除唯心史观,看清国际关系的本质,看清国际关系演变和发展的历史线索。 2、历史分析法 研究国际关系或任何国际问题,都要把它们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予以考察,根据它们产生和发展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进行分析,寻求其发展、变迁的原因,既要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以及生产力发展这一根源,又要考察人类历史活动的动机,正确对待领袖人物和人民群众在国际关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这是一个事实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研究方法,它的弱点是,历史经验不一定适合于解释当今国际关系的新变化。所以国际关系学要把传统的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二者结合起来。既要总揽全局,又要把握历史、时展的主要线索。 3、经济分析法 它强调世界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力量,国际关系是世界生产力的表现,它必须与世界生产力相适应,并随世界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即从国际关系是世界生产力的放映并受其制约的观点出发,分析国际关系的现象与趋势。同时,我们要重视国际关系的反作用,强调两者是辩证的、互动的关系。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各国各地区经济以及政治、文化等方面相互关系的加强,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离不开其它国家和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以及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在使用这一方法时,我们要特别注意,利益关系的核心决定性问题和线索,同时,它从其他科学中脱胎而来,从众多学科中得到借鉴,形成综合性、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 4、阶级分析法 阶级分析方法要求全面地、动态地分析阶级状况,分析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准确把握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和阶级力量的对比,把握社会运动和社会生活的脉搏。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化与国际经济政治化的趋势日渐加强,我们考察国际关系时,要注意它是否体现阶级关系,以及体现何种阶级关系,要研究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及其互相关系的阶级属性,分析国际关系的社会政治和阶级内容,从本质上揭示国际现象。但是,国际关系不等于阶级关系,切忌简单化、扩大化。阶级分析方法为我们透过纷繁复杂的阶级社会现象,认识阶级社会的本质和规律,提供了科学的指导。
国际法学论文:马克思主义法学对国际法研究影响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际法思想中所体现的法学研究方法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 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在法学领域内主要表现为: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决定不同性质的法,经济制度的变迁决定法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及各阶段主要的性质和特点。①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近代国际法就是随着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而形成的,并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国际法作为资产阶级进行世界扩张的工具和幌子越来越偏离公平和正义的价值轨道,早已失去其调整正常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促进和平的应有目标。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彻底抛弃和否定国际法,而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预测当世界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剥削和压迫将退出历史舞台,“和平”、“私人间的道德和正义原则”将成为国际法的主要原则。② (二)阶级分析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阶级性质决定了法的阶级性质。法的阶级性就是法的社会属性,亦即法的社会功能和价值所表现出来的最终利益归属。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法的阶级性并不意味着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以阶级斗争来观察一切事物和一切过程的始终,并将尖锐的阶级矛盾外化为对抗的形式。而法的阶级性则是强调法的社会经济基础的特定利益归属,强调通过法将阶级斗争控制在一定秩序的范围内,使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国际法也有鲜明的阶级性的特点。国际法调整的是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主要由国家来制定和发展,国家的阶级性决定了国际法的阶级性,没有超阶级的国际法。在他们生活的时代,资产阶级为追求剩余价值进行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扩张,使其压迫和剥削具有了世界性,因此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阶级分层现实,这种国际关系的结构形式呈现出西方与非西方,世界范围内的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不平等国际秩序特征。国际法的制定和发展主导权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因此这种国际法必然反映和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三)批判的方法 阶级分析的方法必然会伴随着批判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批判国际旧秩序,揭露了西方列强之间的秘密外交和政治同盟的频繁变换使国际关系充满了欺诈和变数,批判了近代国际法的局限性。批判的观点贯穿着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和看待法律现象的始终,在批判和阶级分析的过程中,他们提出要以公平和正义为国际法的宗旨和价值目标,恢复国际法的尊严与权威。马克思主义倡导的批判方法与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批判法学思考问题的角度上有相同之处,如批判法学也持批判的观点,从最坏的方面透视法律,揭露实质性的阶级矛盾,但批判法学在批判的同时并没有进一步提出可以操作的改革法律制度的方案,也没有提出对批判对象实行革命性改造的主张,因此它的批判缺乏持久的力量,仅仅靠否定性的批判并不能从根本上破坏它所批判的对象,因此批判法学派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法学的范畴。①二、当代外国国际法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的应用周鲠生、刘丰名等老一辈国际法学者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研究方法来研究国际法,其成果对于我国建国后对外政策的开展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但苏联解体一度使马克思主义受到质疑和批评,加之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等国内外因素的影响,导致在当代中国法学领域内,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否认法的阶级性的观点日益增多,在国际法研究领域内更是普遍存在否认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指导作用的倾向。相比之下,国外国际法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论在国际法领域内的运用却保持了勃勃生机,一批国际法学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国际法的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其代表学者有印度的B.S.契姆尼,英国的苏珊•马克斯,芬兰的马尔蒂•科斯肯涅米等人。下文以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研究方法为线索对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论述。 (一)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研究国际法的发展史 学者们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密不可分,而国际关系则取决于各国生产力发展的对比状况。各国的外交政策与其国内政策密切相关,都由建立在特定生产方式上的社会经济决定。国际法的发展阶段是与全球资本主义的不同阶段相契合的。资本主义学者将世界经济的发展分为以下四个阶段:(1)1600~1760年,旧殖民主义发展阶段;(2)1760~1875年,自由资本主义时期;(3)1875~1945年,帝国主义时期;(4)1945年~,新殖民主义时期。②无独有偶,英国著名国际法学者布朗利也将国际法发展阶段分为1648~1750年,1750~1850年,1850~1950年,1950年~。B.S.契姆尼也认为世界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产生了相应的国际法律体系,具体可以划分为:(1)1600~1760年,在旧殖民主义发展时期,由封建国际法发展为资本主义国际法;(2)1760~1875年,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国际法为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国际法;(3)1875~1945年,在帝国主义时期,国际法主要体现为帝国主义国际法;(4)1945年~,国际法经历了从资本主义民主国际法到资本主义帝国国际法的转变。③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西方国家相互之间、西方国家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国际法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在旧殖民主义发展时期,资本扩张的趋势打破了东西方之间完全隔绝的状态,西方世界和东方世界以征服和被征服的形式开始了不平等的交往,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呈现为对外剥削和征服,这种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特点决定了国际法由调整欧洲封建国家关系的封建国际法发展为真正具有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国际法。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进行殖民扩张的过程中利用国际法作为幌子,该阶段的国际法呈现出强烈的殖民主义的色彩。在帝国主义时期,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进行资本输出和对外剥削也影响到国际法,该阶段的国际法中出现的大量不平等条约就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特点。1945~1975年间,二战后广大亚非拉国家纷纷独立,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在国内社会和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享有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并在国际舞台上享有了一定的发言权,新生民主力量的加入使该时期的国际法具有了一定的民主性,因此该阶段的国际法被称为资本主义民主国际法。但在20世纪7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却改变了这一民主化的发展趋势。世界经济的发展使跨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和地位上升,他们拥有世界范围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拥有跨国公司和全球化的金融机构,控制着世界上的大部分财富,甚至影响到不同国家的主权行使,在这些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影响下,当代国际法处于从资产阶级民主国际法向资产阶级帝国国际法转变的进程中,致力于推动经济的全球化发展。 (二)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国际法 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认为,国际法也是有阶级性的,国际法所要实现的抽象的国家利益事实上是特定团体和阶级的利益。作为国际法的社会存在基础的国际社会分层的现实决定了国际法的阶级性,国际法由跨国资产阶级利益主导,主流国际法学者也代表着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当代国际法主要是服务于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 1.国家及国际法的定义和国际法民主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主流国际法学者关于国家的定义主要围绕国家的四要素而展开,关于国际法的定义方面,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认为主流国际法学者总在谈“国家利益”,试图掩盖国际法所代表的特定阶级利益的性质。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指出,资本无限扩张的欲望是国际法民主化发展的外部制约因素,僵化的、受权力驱使的国际法的渊源,是国际法民主化的内部制约因素。主流国际法学者主张当代国际法的主要渊源包括条约和习惯。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条约是特定社会秩序的表达,反映集团利益的一定程度上的平衡。这一条约的定义揭露了条约的阶级利益的本质。习惯法的构成要素包括各国反复一致的实践和法律确信,大国的一致实践则往往被要求作为构成国际习惯的必要要素,加之国际法富有弹性,因而更能反映资产阶级的利益。国际组织的决议等“软法”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参与而具有民主化的因素,更能反映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利益,但主流国际法学者则认为“软法不是法”。①这种国际法渊源的界定方式剥夺了低层阶级在国际法制定过程中的话语权,使国际法完全受制于跨国资产阶级。② 2.国际法具体制度中阶级性的体现 由于代表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发达国家把持着制定国际法的主导权,为了保障跨国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更多的利益,国际法的各个分支中都体现了跨国资产阶级利益主导的倾向。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与公共健康权之间的冲突、东西方国家关于征用时的赔偿标准界定的冲突、对于东道国的义务规定等都体现了跨国资本的利益。自由贸易体系不是服务于低层阶级利益的,其所倡导和推进的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遭到了低层阶级的抵抗,①就是这一结论最有力的证明。一些当代国际法学者认为国际法没有阶级性,因此,没有必要用马克思主义去指导国际法的研究。如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阶级性的科学论断,主要是针对国内法讲的,而国际法是无法用阶级性去分析的。②还有学者认为,国际法的阶级性很难论证,国际法律关系并不直接表现为明显尖锐的阶级对立。③马克思主义认为,研究法的阶级性实质是在分析法的社会功能和法所最终体现出来的社会某一团体的利益。国际法是由国家制定的,主流国际法学者宣称国际法反映的是国家利益,但国家利益太过空洞和抽象,因为国家意志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因此,国家利益实质上反映的仍是特定阶级的利益。在当代国际社会中,主导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层无一例外地是跨国资产阶级的代表,在这些发达国家主导之下所制定的国际法规范也反映着隐藏在国家的“面纱”之下的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一点在上述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的观点的论述中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了。通过国际组织而形成的国际法也同样体现着阶级利益,因为国际组织同样是由国家所创建和主导的,除了极个别的第三世界国际组织外,西方发达国家垄断了绝大部分的国际组织并将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渗透其中。当代国际法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民主化的因素,如国际强行法的出现和普及,对一切义务等新概念的出现等,有人提出这些民主化的因素突破了国际法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认为,统治阶级为了维持统治,总是会作出一定让步从而把阶级冲突控制在秩序允许的范围之内。④但更多的是被统治阶级的让步,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法的阶级性并没有变化。国际法也是一样的,跨国资产阶级进行资本扩张、实现其经济利益也需要有一定程度上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反映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全球化浪潮、贸易自由化趋势需要建立在一个相对和平和平等的国际社会的基础之上。同时,低层阶级的力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跨国资产阶级的行为,因此,国际法体系中的国际强行法、对一切的义务等民主因素并没有消除国际法的阶级性。⑤ (三)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国际法 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国际法,有助于纠正主流国际法的不公正和盲目性,有助于让低层阶级认识到当代国际法的性质和特点,有助于国际法的民主化、合理化发展。事实上,阶级分析的方法必然会伴随批判的方法,因为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正是通过批判当代国际法的不公正进行阶级分析的过程。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国际法要求马克思主义学者关注其他非主流的国际法学流派,共同形成对主流国际法学派的批判和监督。在当代国际法的研究队伍中,具有左倾倾向的学者正是以批判的方法来分析和看待各种国际法现象,对国际法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面对西方国际法学的主导地位及其对第三世界的渗透,以批判的精神进行国际法的研究可以使国际法在批判中前进。B.S.契姆尼将自己的研究方法称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方法。①但要注意在批判主流国际法时,要在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主张和理论,否则容易重蹈批判法学派的覆辙。 三、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用于当代国际法研究的时代意义 (一)有利于当代国际法朝着民主化的方向改革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在当代国际法研究中的运用,在分析国际法阶级性的基础上,批判了大国在国际法制定过程中的主导权和控制权,指出跨国资产阶级利益在背后的操纵是当代国际法偏离公正和正义价值的主要原因,而大国对国际法的违反是当代国际法民主化发展的真正障碍,有助于引导低层阶级、第三世界国家认清当代国际法的性质,鼓励第三世界国家积极参与国际法的制订过程,抵制霸权主义,促进国际法的公正合理和民主化发展。 (二)有利于对国际法理论进行反思与审视 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国际法学观点,其批判的研究方法可以启迪人们对主流国际法学进行反思,阶级分析的方法有助于揭露当代国际法的实质和价值追求,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通过分析国际经济体系的变迁与国际法发展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揭露了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在近代国际法与当代国际法中所产生的影响。这些与主流国际法学者的研究方法和角度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给国际法理论研究带来了一个彻底的革命,可以启迪学者们用各种不同的角度和方法进行国际法的分析研究,并促使主流国际法学者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反思和审视。 (三)有利于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实践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法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着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的倾向,国际法领域的研究最主要的趋势是追求与西方接轨,西方主流国际法学者的理论和观点被大量地引进和宣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研究方法,将阶级的、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引入中国国际法理论研究中可以让中国的国际法学者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立场,让中国的国际法理论研究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实践,更有力地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维护第三世界国家和低层阶级的利益,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作出贡献。 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国际法学流派,是与主流国际法学流派截然不同的一种流派,不同声音的呼喊可以启迪人们对主流国际法学进行反思和改革。但现阶段,将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用于国际法研究仍有许多局限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进行国际法研究的队伍势单力薄,其研究成果也仍处于分散的、非体系化的阶段,一些概念的界定仍不太明确,对于国际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对于各个部门法的研究都不够充分和完善,在批判主流国际法的基础上进行的构建新的国际法理论体系的努力仍不够充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国际法研究中的运用还要警惕过于“左”的倾向,否则无异于作茧自缚。 国际法学论文:浅析国际法学方法论的体系理解 方法论领域的每一次突破与创新对于法学的成熟与发展都是一次难得的机遇,这一点对于国际法学而言亦是如此。同对各种具体方法的简单描绘和罗列不同,方法论侧重的是揭示如何合理有效地使用各种具体认识方法的方法,是“方法的方法”或者说是方法论原则。由于“方法论”一词在我国法学领域本就属于一个“时髦”的词汇,如何界定国际法学方法论国内目前尚无权威、一致的结论。但是,从方法论的本质不难看出,国际法学方法论应当是关于国际法的本质的抽象存在和发展变化的包含国际法的性质、渊源、效力依据、运作模式等基本内容在内的综合性方法体系。与法学其他部门法的方法论相比,国际法学方法论应当既含有法学研究方法的普遍性,又具有相对于其他部门法认识方法的特殊性。具体而言,这种“普遍性”表现在国际法学方法论和一般方法论相同,主要涉及研究者思考问题的立场选择、研究对象范围的确定、研究途径的科学考量等内容;而这种“特殊性”则表现在国际法学方法论内容体系的上述三个主要方面所呈现的国际法学科专业特色。 一、国际法学方法论的体系理解 如上所述,国际法学方法论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结合的综合性体系,而对于这一复杂综合体的理解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具体展开: 1.国际法研究的主体立场———实证主义与价值主义 方法论作为研究者论理所使用的方法、手段和程序的体系,不仅无可避免地受制于研究者的主观思维,并且深刻反映着研究者的思想活动。从研究者所持立场划分,对国际法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实证主义研究与价值主义研究两大类。 其一,国际法研究的实证主义。国际法研究的实证主义,是指在对国际法规范、国家实践、国际司法判例等素材进行价值无涉地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客观、中立地描绘出某一国际法问题“是什么”的方法论体系。它强调事实与价值、法律因素与非法律因素的严格区分,强调以国际法规则、国家实践等实际的国际法制度为研究对象,从而有效排除道德、正义和价值等自然法要素对于国际法研究的干扰与渗透。普遍认为,实证主义方法的研究对象———“实然法”,起源于边沁对“实然法”和“应然法”概念的区分;而就实证主义方法本身则根植于以奥斯汀、哈特、凯尔森为代表的实证分析法学派的研究。具体到国际法学领域,以宾刻舒克、奥本海为代表的实在法学派(Positivist)是实证主义方法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自17世纪首次被提出至19世纪占据压倒性优势,实在法学派自产生至占据主流地位经历了长达两个世纪的发展。在实在法学派看来,国际法的效力根据来自于体现各国共同意志的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他们肯定“公认”是国际法的唯一基础,强调法律只能是被创制出来的,不存在人定法之外的其他法律,如自然法。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将国际法作为一个独立的客体,在对大量的国际法规则、国家实践和司法判例进行客观中立的解释的基础上,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国际法的本质属性。主张实证主义方法论者的主要理由在于:“第一,国际法的研究如果不基于实证,会让国际法看起来不像‘法’,而更像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第二,国际法研究如果缺乏实证,会使结论缺乏说服力。”[3]51-52 其二,国际法研究的价值主义。国际法研究的价值主义,是指在以价值批判为分析方法研究国际法的效力根据、国际法的正当性和价值取向以及国际法的发展趋势是否符合正义标准的基础上,带有主观性地解决国际法“应当是什么”的问题。同实证主义不同,价值主义认为法律应建立在“理性”、“正义”、“道德”等抽象的概念之上,强调法律的合理性。国际法研究的价值主义根植于16世纪摆脱基督教神学束缚的自然法学派(Naturalist)。关于国际法的效力根据,以普芬道夫、维多利亚为代表的自然法学派学者认为国际法是自然法的一部分,其效力来自于人的本性、理智,因而不承认实在法规则及其效力。然而,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国际法体系不禁使人疑虑重重:一项国际法规则,怎样证明其体现了人类理性?国际法中“正义”的标准又为何?这些通过演绎方法推导出的自然法规则,给人以空中楼阁的感觉,使国际法体系岌岌可危,因此自19世纪开始,自然法学派开始逐渐衰落,并最终被实在法学派所取代。 价值主义的研究方法侧重于通过运用演绎推理的方法,寻找国际法规则有效之“理性之命名”。而对于国际法本身,价值主义更是认为需要从国家的本性或国家存在的目的上去推求。尽管主张价值主义的自然法学派已经衰落,但是价值主义本身仍然是与实证主义相对应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范畴。价值主义的拥护者认为:“首先,‘事实’的丰富性或者说现实世界人们关系的复杂性、多样性,迫使研究者或立法者不得不选择一些关系进行研究或规范,而选择总是与选择者的价值取向有关;其次,观察者和等待解释的客观事实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因为人们能够观察到什么东西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他所接受和拥有的理论结构。”[4]47因此,通过价值主义方法研究国际法时,就同一法律制度,不同学者往往会站在不同的立场进行分析,如对WTO体系的理解和评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因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会有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除了分析现行的国际法外,价值主义还着眼于对当下的国际法进行反思,提出批评和改进的建议,并预测其发展趋势,其典型代表为:如就国家间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遵循价值主义的学者在总结当下制度存在的缺陷的基础上,往往也会探讨其相应的解决策略,例如将其纳入WTO机制解决的可行性等。 2.国际法研究的素材客体———学说研究、规则研究与实践研究 “进行国际法领域的各项研究,首重资料。”[5]74因此,无论是实证主义还是价值主义方法论,除了确定研究者的主观立场外,还需要根据学科特点明确把握国际法的主要研究对象。 其一,学说研究。学说或学说史研究,是研究该学科产生、发展与演变的学问,体现了以历史视角把握该学科发展脉络的内在要求。[6]13在国际法领域,许多权威法学家的学说都曾经在历史上对国际法规则、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例如,在国际公法领域,欧洲近代国际公法的奠基人格老秀斯的著作《战争与和平法》就曾对近代国际公法的整体发展产生过突出影响;又如“在条约解释上,瓦尔特的‘无需解释的事项不须解释’的学说竟成为习惯国际法规则,并且也成为《维也纳条约公约》第31条解释通则的组成部分”[7]78。而回顾国际私法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从没有一个学科像国际私法一样创造出如此多的学说和理论,例如就一国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案件何以适用外国法这一国际私法核心问题之一,自12世纪以来先后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及其学说,这其中包括巴托鲁斯及其意大利法则区别说、以胡伯为代表的国际礼让说、萨维尼及其法律关系本座说以及里斯提出的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等等,可谓数不胜数。至于学说能否作为国际法渊源的问题,《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权威公法学家学说只能作为确定法律原则的补充资料,其本身并不是法律渊源,不能产生法律拘束力;而在国际私法领域,学说也被普遍认为一般不能成为国际私法的渊源;在国际经济法领域这一点更是没有争议。尽管学说一般不能被视为国际法渊源,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学说无论是对国际法的规范体系建立还是对国际司法实践都曾发挥过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一些普通法国家,学说甚至是法官据以裁判的根据。因此,对于学说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在重新审视历史的基础上,将国际法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 其二,规则研究。对于国际法规则的研究,既包括对国际法现行有效的法律规则的研究,也包括对国际法“软法”的研究。就研究现行有效的国际法规则而言,需要从法律渊源角度入手。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国际公法的渊源包括国际公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以及作为辅助性材料的公法学家学说和司法判例。国际私法的渊源,一般而言,除了国际公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外,还包括国内立法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内判例,其中国内立法不仅是国际私法规则的最早表现形式,也是迄今为止国际私法最主要的渊源。比较而言,国际经济法的渊源则主要包括国际公约、国际惯例以及国际司法机构和准司法机构的有法律拘束力的裁决。以上这些构成了现行有效的国际法规则的基本内容,在具体研究这些规则时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特别注意:(1)鉴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其规范呈现出的各自特点,在研究国际法规则时,我们必须准确把握它们之间的共性与特性,不可一概而论。以国际习惯和国际惯例为例,前者常出现在国际公法的概念中,要求必须是国家实践的产物;而后者则常出现在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中,常常指向国际民商事私主体实践的产物。在国际公法中,习惯只要一经证实,即可直接作为法律执行;而在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中,惯例只有在经当事人选择或法律和法院认可的情况下,才能作为法律执行。(2)即使是已经明确的国际法渊源本身也呈现出一定的规则模糊性,这无疑给研究国际法规则造成一定的困难。以国际公法中的国际习惯为例,如何确认某一事项构成国际习惯,需要考虑两个因素,即国家的确信和国家的实践,而这两项标准往往不能轻而易举就得出结论。除此之外,即便是得到缔约国共识而广为使用的国际条约,也可能会表现出模糊性,如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由于各国无法在实际履行等问题上达成一致,因此对于合同的效力、合同的转让、营业地在非缔约国的当事人能否通过意思自治选择适用公约等重要问题,CISG都没有涉及。(3)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密切以及国家和跨国民商事主体的实践累积,国际法在不断发展,而国际法规则也始终处在变动之中。以一直不断更新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INCOTERMS)和《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为例,尽管这些改变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国际法规则的不稳定性,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这些更新后的惯例因切合国际商事交往的实际需要,不仅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普遍认同和接受,而且也不断完善着国际经济法的规则体系。所谓国际法上的“软法”,是指不具有强制力的某些宣言和国际组织的决议,以及尚未生效的国际法公约等等。这些“软法”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法渊源,但是他们在调整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也不容忽视。如2005年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尽管该公约目前尚未生效,但是通过该公约,我们可以看到各国在国际民商事管辖权方面表现出的加强司法合作的意图,而这一意图又充分反映了该领域的最新立法成果。由此可见,国际法中的“软法”为处理国家关系、国际民商事关系和国际经济关系提供了一定的指导原则和磋商基础,以联合国1974年《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为例,尽管其内容多为建议性的规范,但是其仍然可以称得上是国际经济法的辅助渊源或准渊源,理所应当纳入国际法规则研究的范畴。 其三,实践研究。通常而言,国际法中的实践包含司法判例和国家实践这两大类。其中一国的国内司法判例因体现的是一国的国家意志,因此除具有判例属性外也是国家实践的一种具体形式。由此,“国际法判例”和“国家实践”这两个概念便在“国内司法判例”领域存在内容上的重合,其具体关系。 有鉴于此,关于国际法的实践研究,笔者也将按照图1所示,将其划分为国际司法机构和准司法机构等的判例、一国国内判例和非判例的国家实践三部分展开分析。 (1)对于国际司法机构和准司法机构等作出的判例,按照国际法的一般原理,它只对个案当事人和当事国有效,对其他案件或当事人和国家并无拘束力。但是,随着国际法的不断发展,司法判例在国际法上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国际公法领域,尽管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和第59条的明确规定,司法判例只是辅助性渊源,但是国际法院等国际司法机构在判案时还是会经常援引先例,其中以1949年“科孚海峡案”和1953年“诺特鲍姆案”最为典型。此外,除了为法院今后审理相似案件提供可援引的依据外,某些判例甚至创造出新的国际法规则,并且这些规则为一般国际实践所承认和遵循,例如领海直线基线的确立就来自于1951年“英挪渔业案”的判决。除国际法院、海洋法法庭等国际司法机构外,一些准司法机构的实践也越来越受到理论和实践界的关注,这其中以解决投资争端的国际中心(ICSID)和WTO争端解决机构(DSB)最具代表性。就ICSID而言,其仲裁裁决本身并不存在遵循先例的原则,如就两国双边投资协定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是否包含对ICSID仲裁的同意的问题,ICSID先后裁决的“玛芬兹尼诉西班牙案”和“普拉玛诉保加利亚案”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然而这两个案子最后都得出ICSID享有管辖权的结论又反映出它们在扩大ICSID管辖权方面起到的先例指导作用。如果我们研究WTO框架内的争端解决,我们会发现它更是如某些学者所言“明显地表现出了案例法的方法或特点”。[8]123以1995年至2001年7月为例,DSB形成的54个专家组报告和38个上诉机构报告中,阿根廷鞋保障措施案、日本酒税案、美国汽油案、美国羊毛上衣案和欧盟荷尔蒙案在40个以上的报告中被引用,欧盟香蕉案和印度专利案被引用的次数也超过30次,而美国虾案、美国内衣案和澳大利亚鲑鱼案也被引用过20多次。[9]276由此可见,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不仅已经成为国际经济法领域的经典案例,而且为DSB处理以后相关的争议提供了参考和依据。 (2)一国国内判例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在国际法实践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在国际公法领域,国内司法判例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国际习惯法的证据,尽管其证据效力与国际法院等国际司法机构作出的判决相比要小得多。而在国际私法领域,国内判例对于国内法院审理案件更是具有重要意义,在秉承“遵循先例”的普通法系国家,国内判例更是重要的法律渊源。除此之外,一国国内判例同样有助于促成国际法新规则的形成,这方面的例子有:181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斯库诺交易号案”开启了美国历史上坚持“绝对豁免主义”的时代;1878年法国最高法院判决的“鲍福莱蒙案”引起了人们对法律规避问题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1926年英国法院审理的“安斯利继承案”正式确立了双重反致原则,等等。 (3)非判例类的国家实践既包括单一的国家实践也包括国际社会的共同实践。研究这些国际实践的意义在于,它们深刻地反映着当前一些国家的利益诉求和国际关系的最新趋势,表明着某些规则正面临的挑战或者在某一领域出现新规则的可能。一方面,需要肯定的是有些国家的单一实践已经形成了新的国际规则,典型代表如“即时国际习惯法”(in-stantcustomaryinternationallaw),与通常意义上的国际习惯法强调国家的长期反复实践和各国的内心确信不同,即时国际习惯法只需要一国采取一次性的国家行为,如果没有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其合法性一般就会得到国际法的承认,如某一国家向太空发射卫星的行为便是即时国际习惯法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注意到一些国家的实践由于不符合当前的国际法规则,非但无法构成新规则反而有可能成为国际社会制定新规则加以规制的对象,例如“预先性自卫”。所谓预先性自卫是指一国对其主观认为即将来临的攻击率先采取军事打击的行为。近年来,美国以打击恐怖主义的名义采取了许多预先性自卫行为,对此,各国普遍感到不安,不仅强烈反对这种扩大自卫权范围的主张,并且希望能够在联合国框架内利用一切办法应对这一国家实践。[10]51 3.国际法研究的阐述路径———单独研究与比较研究 在进行国际法的阐述时,有两种可遵循的研究路径:单独研究和比较研究。前者的优势在于这种研究方式能够有效把握问题的核心,始终围绕问题本身分析,不会造成思维和叙述上的混乱;而后者的优势则在于发散思维,通过比较从不同侧面分析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更为全面的认识。支持单独研究的学者认为:国际法具有自成一体的特征,注定与国内法或一般法学有所不同,比较方法并不适用于国际法。事实上,国际法中的“联合国”、“WTO”等概念及制度确实与一般法学或国内法不具有可比性,因此在研究这些国际法特有的制度上,有必要通过单独研究展开具有针对性的讨论。与之相反,支持比较研究的学者则认为,国际法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而且其概念本身都是在和国内法进行关系比较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比较法更适合说明国际法问题。而事实上,这两种研究路径由于侧重不同,在不同的国际法问题研究中都各自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单独研究。通常而言,单独研究可以划分为对某一制度整体进行的宏观研究和对该制度中某一个体进行的微观研究。以WTO为例,作为当前国际社会协调和约束各成员贸易政策、法规、措施等关涉多边贸易关系的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WTO在性质上的唯一性决定了对其从宏观角度进行单独研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与此同时,WTO的机构设置、法律体系、争议解决机制以及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参与成员等客观现实又天然地要求对它的研究必须着眼于微观。因此,如果说宏观的研究模式使人能够对WTO有一个全面的、综合的认识和把握的话,那么,微观的研究模式则使人能够更加深入理解WTO的各项具体规则,更有助于实践操作。 (2)比较研究。“早在1900年,就有学者指出比较法的两大作用:它既是‘解释法律的宝贵工具’,又是‘立法进步的有力工具’。”[11]54在笔者看来,用这句话来说明比较研究对于国际法的重要性也同样正确。由于国家法本身的国际性和多元性,国际法学比较研究本身也具有多种形式。例如,在研究作为国际私法渊源之一的国内法时,常会涉及各国国内法之间的立法比较,而由于各国语言的不同,立法比较又会建立在对各国立法文意和对国际私法规则理解的比较基础之上;在研究海上货物运输的相关规则时,我们总是会将调整提单运输的国际公约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汉堡规则、鹿特丹规则放在一起进行前后比较,以便思维得到清晰的梳理;在研究国家责任时,历史比较的眼光又会使我们充分了解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责任对传统国家责任的补充和完善。总之,比较式的阐述方式早已深入国际法研究的各个领域,成为国际法学方法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国际法学方法论研究之我见 关于方法论对于法学研究的基础性地位及重要意义,拉伦茨教授在《法学方法论》一书中曾经给予高度评价———“法学之成为科学,在于其能发展及应用其固有之方法”[12]21。笔者认为,这些评价也可以适用于国际法学和国际法学方法论之间的关系。自奥本海在1908年撰写《关于国际法的任务与方法》[13]313的论文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国际法领域正在发生的两点根本性转变:“第一,国际关系尤其是新生领域的国际关系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法规则和制度的制约和影响;第二,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为解决以上新生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14]291这种转变在笔者看来,深刻地展现着国际法学方法论对于国际法发展的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关于国际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尚不够成熟,未形成任何研究体系,而就其发展笔者愿意提出自己的拙见,即:从方法论角度研究国际法学,应当在坚持实证主义立场的基础上辅之以价值主义,并且结合多种方法选择合适的阐述路径展开分析。 其一,面对实证主义与价值主义之争,纵然有学者认为价值主义的意义在于:“法学中弥漫着意识形态,并在某种意义上讲,意识形态一直哺育着法学理论,事实上不受意识形态约束的实证法学根本上不存在。”[4]47然而,我们应当注意到国际法学本身方法论上的特殊性:一方面,国际法规则大多是国家间利益妥协与平衡的产物,是国家的现实实践,在研究时不应涉及价值判断;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清国际法的发展并非是普通人甚至专家学者可以预测的。仅以国际公约为例,很多时候只要符合公约要求的缔约国之间同意,随时可以修改公约,但是缔约国家间在什么情况下会达成一致意见则涉及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在研究国际法时,笔者认为最好将其限定在当下的国际法框架内,坚持实证主义的方法,既不对现行有效的规则作过多的“善恶”判断,也不要动辄就修改国际规则或预设国际法的发展方向。但是,这并不是说要完全放弃价值主义的立场,相反,在坚持实证主义的前提下,国际法的研究也应当适当考虑价值主义的方法,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把握“适度”原则合理批判,准确理解国际法学的现在和未来。 其二,在具体研究国际法问题时,应注意灵活运用多种方法,选择合适阐述路径。(1)以现行国际法为核心展开的国际法研究,要求我们观察、分析实际的法律制度及其运作,而且必须注重采取规则研究、实践研究等多种方法。这种围绕国际法规则、案例等法律因素展开的讨论和研究,恰恰是实证主义所倡导的。(2)除了现行国际法外,研究者还应当以动态的历史眼光审视国际法的过去,建构国际法的未来,因此除以上方法外还有必要对国际法展开学说研究。尽管学说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成为国际法的渊源,而且随着国际法的不断发展和国家实践的积累,以学说作为国际法的证据或者调整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依据的情况正在日趋减少,然而权威的国际法学者提出的理论学说仍然为我们研究现行国际法提供了多角度的思路与可靠的资料,而且近些年出现的独具视角的新国际法学说也为我们解决当下国际法面临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和新途径,应当善加利用。(3)在前两点的基础上,我们应当注意分析所研究问题的特性,在单独研究和比较研究中选择更有利于清晰阐述观点的方法,从而完成揭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过程。 因此,尽管国际法学方法论涵盖内容之广泛不是一时一刻就可以罗列完全的,而我国国际法学研究方法及其方法论体系“先天不足”的缺陷也不是短时间可以弥补的,但是从现在起不断完善我国国际法学方法论的体系架构却是可以做到的。鉴于对国际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其他国家比我国开展的时间要早得多,甚至有些国家已经在大学开设了具体的国际法学方法课程[16]388,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资源一方面对国外学者成熟的理论加以借鉴移植,另一方面针对我国的特殊国情和法律制度完善我国独有的国际法学方法论体系。总之,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国际法学方法论作为今后国际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为我们开启了研究国际法的一扇新的大门。相信只要我们善加利用,其必将为我们研究国际法拓宽思路,使国际法的研究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本文作者:刘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 国际法学论文:论国际法学教育的发展 在这一阶段,国立北京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朝阳大学、东吴大学、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的法学教育中似最具规模、影响力最盛。节取上述各校的课程设置,以及20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所修正的法律学系科目表,可有如下观察: 首先,国际法课程在得到一如既往的重视的同时,也在教学上有了更为精细的授课安排。除在课程中普遍将国际法区分为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独立授课外,一些学校也进一步将国际公法区分为平时国际法与战时国际法在不同学年各自讲授。虽然这种课目划分并非此阶段的新兴现象,但更多学校对这一国际法课程设置的采用,既是国人对国际法学的认知更为系统全面之体现,也意味着法科学校愿意给予国际法更为充分的学习时间,显示出对国际法教育有了更高的评估与偏重。如,国立北京大学20世纪20年代的法学专业课程中,在第二、三学年开设国际公法,而在第四学年开设国际私法。国立中央大学从第三学年划分组系,而无论是司法组、行政法组,还是法学组,都将在这一学年开设国际公法课程,而在第四学年开设国际私法课程。其中,国立北京大学的国际公法课程更细分为平时国际公法与战时国际公法,前者讲授于第二学年,后者则讲授于第三学年。 其次,国际法课程得到授课时数或年限上的较好保证。在多数学校,国际法课的授课年限至少为一年。如,中央大学法学院为三个不同组系所安排的国际公法授课时间均为一年,即使是列为选修课目录中也未缩减。东吴大学的国际公法课程的学习年限也为一年,且在那一学年中所占学分最高。较之同校一些仅开设半年的基本法学课程,如中国宪法、中国刑事诉讼法、中国刑法总则、中国民法总则等等,国际法一年的学习时限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其在中国法学教育中所占之地位。而在北京大学法科,由于平时国际法与战时国际法的分开授课,实际也分配给国际公法两年的学习时间。 最后,国际法出现从法学教学科目向法学教育专业上升的迹象。作为法学教育的必要构成,清末以来的国际法教育一直是作为教学科目之一得以重视并渐为发展。而至20世纪40年代,按国民政府教育部1945年修正之法律学系科目表所示,中国国际法教育有了性质与地位的又一次提升。据此科目表,除共同必修科目以外,法律系可采两种学分制度,一为混分制,二为分组制。在分组制教学中,四大组系分别为:司法组、行政法学组、国际法学组、理论法学组。在这种分组制的科目列表中,对于司法组、行政法学组以及理论法学组而言,国际法仍作为共同必修课之一门;但对于国际法学组而言,国际法教育不再单单体现于一或两门法学课程,而成为了一个法科教育的专业或培养方向。国际法教育由此开始了从法学学科下的一门课程向高等教育的一个独立学科的演进轨迹。 国际法学师资构成的演变与充实 早期从事中国法学教育的多为西方传教士,丁韪良无疑是在中国教授国际法课程的第一人。至清末修律,大量外国法律专家被聘来华执教,日本学者则成为其中之最。据载,清末京师法政学堂、京师法律学堂、直隶法政学堂、山西法政学堂等22所法政专门学堂均有延请日本教师,达311人之多。以京师法律学堂的课程开设为例,包括法学通论、宪法、国法学、刑法、民法、商法、法院编制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破产法等在内的全部法学主干课程都由日本学者担纲。其中,担任国际法教学的为岩井尊闻,而教授国际私法的则为志田钾太郎[2]116,726。时至民国,国际法教学的师资队伍开始出现明显的本土化趋势。随着法科留学生的陆续回国,以及中国各类法科学校所培养人才的日渐出炉,民国时各大学法科或专门法政学校中执教的中国教师越来越多,国际法师资队伍中的中国教师比例也日益提高,至20世纪30年代后已经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以当时法学教育界享誉盛名的“北朝阳南东吴”为例。从民国元年发展至20世纪20年代前后,朝阳大学的法学教员中尽管仍有冈田朝太郎、岩谷荪藏等外国教师,但其主要教学任务已交由中国教师来完成,所聘请者不乏当时中国各知名法家,如余棨昌、钟赓言、程树德、陈镐生、王家驹、李怀亮等等。最初在该校教授国际公法的为来自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巽来次郎,但据1917年《教育部视察朝阳大学报告》,当时亦有中国教员承担此门课程的讲授。报告中提及,检查当时正逢中国教师钱泰在讲授国际公法课程,报告评价其教学为“讲解详明,学生尚能注意”[3]464。而作为与朝阳大学齐名的又一著名私立高校,东吴大学的本土师资也得到明显充实。由于创建东吴大学法科的美国人兰金本是律师出身,为在中国培养具有现代专业素养的司法人才,东吴大学最初所聘教员都为实务界人士,并有不少外籍专家,如“大美国按察使衙门”的罗炳吉(CharlesS.Lobingier)。而随着学校的扩充,如董康、吴经熊、梅华铨、张君励等中国法界名人都陆续受聘开始于东吴大学法科执教。至20世纪30年代,在东吴大学法学院执教各主干课程的人员中,除教授英美法的萨莱德(GeorgeSellett)与教授国际公法的路义斯(Robert.E.Lewis)外,其他如法理学、宪法学、罗马法、法制史、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各门课程的授课教师均为中国人。而在路义斯外,其他担任国际公法教学的都为中国教师,如梁鋆立、姚启胤、夏晋麟、倪征燠。就当时在各校教授国际法的中国教师的学历构成来看,其大部分都具有外洋留学背景。其中,小部分人求学于东洋日本,如周鲠生曾于190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并在那里加入中国同盟会;更多人则选择远赴欧美,如在东吴大学教授国际法之钱泰就留学于法国巴黎大学,并获博士学位。不过,这些后来活跃在中国国际法教育舞台上的身影,留学前多已在国内研修过法律,往往同时具有中外两方的法学教育背景。可以认为,对于曾积极参与过民国时期国际法教学研究的上述各人,留学是对其学识的提升与眼界的拓展,但这种收获与国内法学教育所提供的有益导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息息相关。这也从又一侧面印证了民国时期中国国际法教育的成长与收效。 国际法学教育对国际法理论研究繁盛之促成 外国著作或教材的翻译无疑是中国国际法教学资料的第一来源。早在京师同文馆开设国际法课程的最初,丁韪良主导下的一系列国际法译著就作为同文馆之授课教材而集中出现。据《同文馆题名录》所载,除丁韪良所译之《万国公法》外,当时既为早期国际法输入中国的代表作品,又作为同文馆授课教材使用的还有《星轺指掌》、《公法便览》、《公法会通》、《中国古世公法论略》。至20世纪上半叶之法科大学与法政学堂中,外国国际法著作及教科书的翻译更为活跃,劳麟赐所著《万国公法要略》、今西恒太郎所著《国际法学》、高桥作卫所著《最近战时国际公法论》、中村进午所著《战时国际公法》及《平时国际公法》、今井嘉幸所著《中国国际法论》、横田喜三郎所著《国际法》等的中译本纷纷现世。一些编撰者在书中甚至连教材资料来源、适用学校、建议课时或学分都进行了专门交待。如宁协万在其《现行国际法》中称:本作为“著者历年关于国际法之札记、杂录、论著、译述、及讲演各稿,为有系统之整理,而仿德国黎斯特国际法与英国罗连士国际法之例,分作四部以成本书”。著者在“国立北京法政大学专任教授,在职八载,逐年将新得材料,加入本书,讲授学子”,而其在“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中央大学之讲座,均以本书为讲授之资”[4]1。周纬《新国际公法》中也谈及,其先“担任北大法科国际公法教授、旋南下改任中央大学国际公法教授”“,今以其两处讲义”,“出版问世”,“不负国际法学院之期望”[5]11。谭锡庠在《新编平时国际公法》中介绍,“本书原为民国十九年时之讲稿徒以材料及编制未妥善故特重行增删之”“,本书可供大学教本或参考书之用”[6]7。朱建民的《侵略问题之国际法的研究》中附有说明称“,本丛书每册各附导言或编后记,并各跋以讨论大纲,以便各训练班或小组讨论会之应用”[7]3。张道行的“部定大学用书”《国际公法》则有更具体的指导:“本书力求深入浅出,以冀能合于初学者的应用,若采而为教科书,则以四学分至六学分为宜,每周讲授两章,适可供一年的学程之用,书中所引成案,已不算少,苟有不足,则Scott,Evans,Briggs,Dickenson的编本都可补充,实则各生如能于上述各种成案的课本中,详研其内容,成为有用。”[8]6 由此,国际法教育的需求牵动了国际法学研究的进步:教材的编写是教学开展的要件,也成为国际法理论延展的基础与构成;学校刊物的创办是国际法教研成果的展示,也是国际法学科成长的助力与印证。可以说,中国国际法教育为中国国际法学生长不可或缺之内容,其前行之步伐与国际法学之成长丝丝相扣,为近代中国国际法学体系的生成贡献良多。(本文作者:刘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教育模式研究 当前我国法学教育,存在理论教学力量雄厚,实践教学力量薄弱的重要现实。法学院不乏具备博士学历和高级职称的法学专家,但是法学教学实践基地却较少,尽管有些院校也对外宣称建立诸多法学教学实践基地,但是由于资源的限制,大多数也是徒有其名,这对学生法学实践技能的培养造成不利的后果。 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 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基本使用“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主要通过引导学生之间对法律问题的辩论,逐渐的发现各自的错误,进而达到对法学问题认识深刻,并提高法学思维和法学素养的目的。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学专业学生主要通过学习上诉法院裁决编写的案例教科书来提高自身的法学素养和技能。案例教学法的特点是,学生主要通过学习和研究大量的司法案例来研究法律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精神。英美法系法学院的教师大多由具备多年司法经验和实践的法官和律师担任,这样他们在传授学生法律知识的时候,能够做到法律知识和司法实践的有效结合,真正培养学生的法律分析能力和应用能力,对学生的法律职业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但是英美法系案例教学也存在一些弊端,由于司法判例不能囊括所有的法律问题和法律知识,因此这种教学方法不能使得学生系统地掌握法律的知识体系。 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 大陆法系的法学教育模式,采取课堂讲授和课外课程讨论的学习,学生不仅要在大学校园里学习书本上的法律,通过系统的科班教育,掌握法律的基本原理、基本体系和基本原则;还要到司法、行政部门去练习运用法律的能力,并且最终检测学生学习成绩是否合格考试,不是由大学教授而是法官、高级行政官员主持的。大陆法系国家注重对法学理论和原理的研究,实践以理论知识的掌握为基础,在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展开。 建构我国实践性法学教育模式的建议 我国传统的法学教育在教育体制、教育方式与培养目标与英美法系国家有显著区别,不可能照搬西方国家的“判例教学法”,也不可能完全照搬大陆法系的职业教育模式。在当前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我国社会对法学人才越来越缺乏,我国法学教育模式的改革也势在必得。 1.提高教师使用案例教学的能力和水准 案例教学要求法学教师具有掌握司法案例的能力和水平,能够根据法学问题和社会发展选择具有“典型性”和“针对性”的案例,从而适合法学教学内容的需要。另外,在法学讲授的课堂上,法学教师在运用案例教学的时候,要具有掌控和引导学生对案例产生兴趣的能力,能够激发学生对司法案例分析和探究的兴趣和积极性,提高学生掌握运用法律原理,分析和解决实际案例的能力。 2.重视法学模拟教学的推广和使用 “法律的生命力始终不是逻辑,而是实践”。法律如果制定出来不出执行,不去规制社会经济秩序,保障社会权利,那么法律就会成为“死法”。因此,在法学教学中,要注重将死板的法律教活,这样法学模拟教学便应要求而受到广大法学教师的应用。因此,重视法学模拟教学,具体可以利用模拟法庭、庭审观摩等形式使学生置身于模拟和现实的诉讼活动,使得学生真正体验诉讼主体的角色和诉讼程序,进而掌握和理解模拟过程体现的法律精神和法律原理。 3.实行法学专业学生双导师制 法律是实用性的科学,英美法系国家的教师多数都是法官和律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能有效的促进实践和理论相结合。我国大多数教师没有司法实务经验,这对于学生法律职业素养的培养是很不利的,因此高校可以对法学专业培养采取双导师制度。具体来说,就是对现行法学专业教师侧重于对学生法学知识的传授,校外导师(法官、检察官、律师、企业法务人员)侧重对学生法律职业素养的培养。(本文作者:佟曾单位:沈阳建筑大学)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家对国际关系学科理论贡献 自1919年国际关系作为独立学科成立以来,它经历了92年的变迁,其中包括20-30年代的初创时期,二战之后的重建与美国支配时期(1945-1990),以及苏联解体后对国际关系重新认识的现阶段(1990-)。由于美国的学术理论与研究方法在该领域的影响近半个世纪,以致当今人们谈论起国际关系研究时,首先想到的是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摩根索(HansMor-genthau)、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家沃尔兹(KennethWaltz)、新保守主义代言人米尔斯海默(JohnMearsheimer)、新建构主义理论新秀温特(AlexanderWendt)等,甚至连国际关系学科也常被称为“美国学科”。可是对那些在国际关系学科初创时期有过重要理论贡献的国际法学者及其学术思想却论述甚微。其实,在第一代国际关系学者中多为知名的国际法学者和历史学者。 本文以20世纪20-30年代国际关系学科形成时期为背景,分析当时三位国际法学者诺尔-贝克(Phil-ipNoel-Baker)、曼宁(C.A.W.Manning)、劳特派特(HerschLauterpacht)关于国际关系的论述,旨在论证他们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内容、理念以及研究方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实际上,作为国家间行为的规范,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内容常为混同之形。无论从国际法学史还是从国际关系学视域,两者具有的共同点甚多,只是其着眼点迥异。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际关系学科的奠基之辈多有国际法学者了。然而,由于二战后的国际关系研究在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被武断地“科学化”、简单化,其结果导致了后来国际关系学者过于追求抽象理论的研究,从而忽视甚至歪曲了国际法与外交史在理解与研究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从此导致了国际关系学科陷入长期低迷的状态。这一现象值得中国学者和其他国家的相关学者们认真地反思和总结,以求推动和繁荣国际关系学科体系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给欧洲带来了空前的破坏,而且也使其部分地丧失了世界上的主导地位。随后,渴望避免再次发生此类战争演变成社会的要求,并推动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创建。不言而喻,对和平的普遍期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际关系学科初建时期的学术方向与研究方法。当时英国仍拥有世界上一流的海军和庞大的海外属地。此外,它的高等教育制度暨学术传统,包括对国际问题研究的理念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对国际秩序中的传统机制———外交、国际法、均势原则更有系统的理论体系与丰富的实践经验。〔2〕学术界普遍接受1919年英国创立了国际关系学科,而第一代学者开始探讨如何构建国际秩序并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宏观的视角。〔3〕由于国际关系研究产生的历史条件是在当时仍为世界近现代文化、教育重镇的欧洲,所以初创时期的奠基者多为欧洲学者、尤为英国法学者和历史学家。这一群体中较为影响的是伦敦经济学院(LSE)的诺尔-贝克、接替诺尔-贝克并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34年的曼宁,以及同在伦敦经济学院讲授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国际法学界新秀劳特派特。1919年,诺尔-贝克以英国首席谈判代表塞西尔(SirRobertCecil)的高级助理身份同往巴黎和会,他目睹了主权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在构建国际秩序问题上面临的困境。不久,基于他的外交经历以及长期从事集体安全和裁军问题的研究成果,诺尔-贝克被伦敦经济学院聘为首任国际关系教授(1924-1929)。他在相继出版的代表著《裁军》、《论国联的作用》中阐述了他对国际社会与集体安全的思考,这一论述曾引起摩根索(HansMorgenthau)等国际关系学者的重视。〔4〕的确,诺尔-贝克的教育背景很具国际化,这使他在看待国际问题时更注重国家间的了解与合作。不过,他在晚年谈到裁军时也曾伤感地说:“在人类已经成功地掌握了原子能技术、成功地探索了月球、成功地控制了某些险恶疾病的时代,如果裁军问题还是如此难以实现的话,那就意味着人类的未来是黯淡的。” 历史上,集体安全的理念与实践早已存在于国家间的互动中。就其性质而言,摩根索认为:“建立集体安全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由于没有执行国际法的权威机构,从而存在国际社会中的无政府状态。”〔6〕而诺尔-贝克强调,集体安全是在无政府状态存在的情况下,各国有义务以集体而非个体的名义维护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尊严,从而“让潜在的侵略者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必将面临世界其他国家———国际社会的反对。”〔7〕一战后,集体安全在欧洲被看作是“世界政府”的理念与现实中存在的主权国家体系之间的妥协。由于当时“世界政府”的理念被视为过于理想主义,而“均势政治”又在战后备受指责,因此,集体安全的提法似乎更为人们所接受;随之,也就成为战后欧洲各国谈论最多的议题之一。那么,什么样的集体安全才是当时自由主义理论家的期望?对此,诺尔-贝克指出:集体安全的目标必须是满足各国的安全需要,即带有普遍性,因为“一个不能消除战争威胁的集体安全机制是不可能解决任何国际问题的。”就思想传承而言,诺尔-贝克属于格劳修斯代表的欧洲古典自然法学派,他们相信国际法与集体安全最终能够取代国际关系中占支配地位的强权政治规则。他的思想与已故的国际法学家奥本海(Lassa.F.L.Oppenheim)和当时的法学新秀劳特派特的主张较为接近,即倡导国联发展成为集体安全机制的最高形式,并以国联公约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作为英国政府派驻国联的常任代表(1929-1932),诺尔-贝克建议各国政府遵循体现集体安全精神的国联公约。他指出,集体安全的意义在于各国政府能够、也应该一起探讨并解决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而其成功则取决于各国间的信任与合作。这种合作不仅要体现在移民、跨国税收、医疗卫生、万国邮政等社会问题上,更应该以集体安全来取代传统的军事同盟。诺尔-贝克的主张在当时有着广泛的社会认可,英、美乃至欧洲知识界、政界中不少人赞成国联公约应成为国际社会的法典,并将它独立于任何国家的意志,其最终目的是取代各国的国内立法机构。 然而,外交经历丰富的诺尔-贝克深知理念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别。生活于现实中的国家通常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安全,故集体安全的首要任务是使“排他性”的国家利益具有“兼容性”和“共性”。这样才有可能促使各国相信:构建国际社会并使其制度化是实现各国的共同利益———集体安全的必要条件。为此,诺尔-贝克主张在和平时期就应当制定一个全面可行的裁军方案,以落实国联公约第8条规定的,“普遍裁军计划将由国联委员会起草,其成员国须承认该举措为维持和平之必要。”〔10〕近代历史上,欧洲思想家孟德斯鸠、康德等人早已指责过军备竞赛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例如对经济资源的挥霍以及在民族心理上产生的恐慌。1899和1907年相继在海牙召开的国际裁军会议,更是旨在消除大国间的军备竞赛以及必然产生的恶性后果。但是,由于国家间的合作不甚理想,上述理念和实践并未能真正消除普遍存在的“安全困境”。针对30年代中期出现的军备竞赛及其导致的国际困境,诺尔-贝克这样写道:“当一国开始在与他国对抗(rivalry)中武装自己时,新一轮的扩军便会出现。首先是这一方,而后是另一方。国家间的对抗情形还会导致军事同盟的形成。同盟各方必然会不断地怀疑对方想要实行军事打击,或者是正在发展超越捍卫自身的实力,于是便力图重新调整彼此间的力量对比。欧洲国家应该明白,正是相互对抗才致使他们陷入战争的灾难;各国实行的自我防卫的军事准备摧毁了他们苦苦追求的和平。”〔11〕诺尔-贝克的集体安全理念是战后欧洲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鉴于1919年后的欧洲均衡政治已无法通过自发调节来维持和平,集体安全则取而代之、并受到了欧洲社会的普遍重视。新诞生的国联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临时性组合,其实质是为了遏制未来敌人的潜在联盟。后来,马丁•怀特(MartinWhite)的观点十分接近诺尔-贝克的这一看法,他们把集体安全定位为国际社会的联合防御体系,并分别在1936年和1946年提出,集体安全意味着它最终成为国际安全组织的基石。同样在裁军问题上,诺尔-贝克与怀特也先后主张各国接受裁军以表示对未来国际社会的高度信任,同时呼吁《国联公约》第8条应对各国发展军备予以法律上的限定。的确20-30年代要求裁军的呼声高涨,各国政府不得不举行多次谈判并签有条约;其中包括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的《四国海军条约》、1927-1934年间的国联裁军计划和筹委会的建立,这些都反映出当时国际社会致力于裁军的努力。为此,诺尔-贝克、劳特派特与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齐默恩(AlfredZimmern)、汤因比(ArnoldToynbee)等统被称为自由主义理论的代表。 但凡一个新学科的建立都应该有较为明确的教学体系,其中包括课程设置与相应的研究方法。国际关系研究也是如此。深受一战后欧洲渴望和平与避免战争的影响,诺尔-贝克积极推动了国际社会对集体安全与裁军的关注。毫无疑问,它们均是当时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同时也是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安全关注的核心议题。但是这也表明诺尔-贝克的研究方法仍然袭用传统的历史学和国际法来解读20世纪、特别是一战后的国际问题。〔12〕这就很难给这一新生学科定位,即它属于传统的人文学科还是社会学科,因为这涉及到该学科的研究方法与发展方向。为此,学界认为诺尔-贝克的继任者———查尔斯•曼宁则是提出国际社会为国际关系学科研究对象的第一人。〔 曼宁1894年出生在时属英帝国自治领的南非,那里仍实行着严格的“种族隔离制度”。年轻时的曼宁深受影响,并接受这一制度是“文明的西方对非文明的非洲土著人文化的保护”。〔14〕他甚至在民族解放运动方兴未艾的60年代依然为这一制度辩护。不过,曼宁在种族问题上的偏见并没有妨碍他对国际关系的兴趣。他在南非完成大学学业后,获得了罗兹奖学金(RhodesScholarship)前往牛津大学攻读法律(1920-1922)。毕业后,他被派往日内瓦担任国联首任秘书长迪拉芒(JamesE.Drummond)的助理。在此期间,曼宁参与了处理战后海外殖民地的托管事务(Mandatesystem)。这六年的工作经历以及他对国际事务的理解促使曼宁支持国联的作用,并一直关注这一新创立的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与发展。1928年,他先是受聘于牛津大学,但不久转往伦敦经济学院接替了资深的国际法学者、国际关系教授诺尔-贝克,并在那里执教至1962年退休为止。曼宁属于第一代国际关系学者中从事教学时间最长、最早探求国际社会的学者。据菅波英美(HidemiSuganami)追忆,他是第一个潜心把国际法中的国际社会理念扩大到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并借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国家间的问题。〔15〕与同时期的其他学者,如齐默恩、诺尔-贝克、卡尔(E.H.Carr)等人相比,曼宁的理论贡献主要是他把国际社会明确定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概念,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体系。他在研究国际关系时强调不能忽视国家间的外交承认与均衡政治的作用,但更应该关注国际法体系与集体安全机制的构建。〔16〕显然,曼宁的学术论述体现了西方政治思想的传承,也反映出当时流行的自由主义政治倾向。〔17〕因此有人认为,曼宁的学术思想源于其法律的训练和对欧洲文化的理解。他本人也坚持,在理论与实践上,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必须受到国际法与集体道德的约束。〔18〕这一观点显然来自他本人的信念和在国联的实践,同时也还深受英国近代法学家奥斯汀(JohnAustin)的影响,即国际法体系虽然缺少“宪法”特征以及强制的执行手段,但它毕竟能够在主权国家间的互动中促进稳定、规范和安全。〔19〕1962年曼宁在退休之际,完成并出版了其代表作《国际社会的性质》一书。其中收录了他对国际关系、特别是如何构建国际社会的思考以及他30年来的教学总结。回顾与探讨曼宁的学术观,我们不难发现他对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贡献是具体而有远见的。首先,曼宁十分重视国家主权与国际法原则之间的兼容或和谐。当面临如何解释二者可能出现的冲突时,他则从社会学的视角考虑构成国际社会的基本准则、国家身份认同,其中包括国际法在内的国际环境的变化所产生的后果。曼宁认为,国际法应该是整个国际社会成员相互遵守的行为准则,而非超越主权国家之上的法规。正如法泰尔(EmerichdeVattel)解释的那样,“如果没有规范各成员国之间的法律体系,也就没有所谓的社会。这是因为法律只能存在于具体的社会形态中。”〔20〕在国际关系理论层面,曼宁坚持主权国家、国际社会和国际法规的三重关系;并认为他们虽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只有将其一同使用才能够理解国际关系问题的本质。〔21〕曼宁分析了主权国家的性质,并认为由此构成的国际体系是一个独特的现象。这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超国家的权威能够提供给各国必要的安全或约束;同时也正是主权国家的存在才构成了国际秩序的前提。为此,曼宁把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建立在两个假设上。首先,无论是君主国还是共和国,其实都是由人来制定国家内外政策的。在国家的互动中,各国政府不仅必须考虑到它们的名声和信誉,而且更会以体系成员的身份进行交往。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国家政府拒绝获得外交承认和必要的援助。其次,主权国家通常在一定程度上自愿接受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约束;这与股票市场的游戏规则差不多。〔22〕因此,纵观欧洲国家体系演变的历史,当前的国家虽为主权实体(sovereignentity),但其性质不应与国内君主(sovereignperson)相混淆。曼宁认为,主权国家的对外权限仅仅指它在缺少“超国家治理”时拥有独立的、不受外来干涉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主权国家或君主可以在国际上同样行使其在国内政治中享有的最高权利。在国际交往中,国家只能在受到国际法原则制约的同时,享有所规定的权利与义务。说到底,国际关系需要一种共同接受的社会准则(socialnorms),才能保障整个体系或秩序的平稳运转。〔23〕对此,他明确强调国际关系的教育对象应该是包括民众在内的国际社会,特别是国家政府所应该承担的集体责任。〔24〕曼宁的学术理论对国际关系学者、特别是“英国学派”成员,如布尔(HedleyBull)、詹姆斯(AlanJames)影响颇深。他们坚持国际社会已经存在,并解释它实际上更多地是存在人们的共识以及相互遵守的国际法规中。例如,那些来往于国家间的外交官员、跨国企业人员或者是穿梭于国家间的文化艺术人士。〔25〕尽管目前国际社会在功能上存有问题,但它存在本身则表明,人类有责任去思考如何构建一个基于法治、道德与合作的世界秩序。 与诺尔-贝克、曼宁直接从事国际关系教育的经历不同,劳特派特则是位国际法学者兼律师。虽然他未担任过国际关系教职,但却一直心系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特别是劳特派特在思考战后国际法与国联的作用时,往往会从构建国际社会的视角进行探讨。如果用学术成果和影响衡量的话,国际关系学者———从卡尔、摩根索到曼宁、布尔———都会提及或引用劳特派特的观点。1897年8月16日,劳特派特出生在奥匈帝国的加利西亚省(今属于波兰)。他在维也纳大学读书的岁月恰逢一战期间;虽然劳特派特的天资与勤奋让他荣获法学和政治学博士学位,但是战后奥匈帝国的解体、以及中东欧出现的社会动荡迫使他和一些同代人前往社会稳定、学术氛围宽松的英国。1923-1937年间,他先在伦敦经济学院做访问研究;然后得到了讲授国际法的教职(但1938年转入剑桥大学)。1933年劳特派特出版了他长期研究的《法律在国际社会中的职能》一书,并于1935年在日内瓦国际关系论坛上发表了题为“国联公约对国际法之影响”的报告。这时期完成的学术成果基本上体现了他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及其学术思想。〔26〕从学术传承上讲,劳特派特属于维也纳学派(theViennaSchool),即反对国家主权至上并否认国家意志创造法律之说。就像该学派的创始人凯尔森(HansKelson)一样,他认为全部法律应该归纳于一个体系,在其最上端为国际法;而它的效力溯源于一个“最高的规范”或称“原始规范”(normeoriginaire)。〔27〕劳特派特本人通过考察国际审判案例的历史轨迹,来论证国际法是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以此增进法律在国际社会中的实效性。他实际上一直以此作为从事国际法所肩负的使命。劳特派特当时已开始思考国际人权与国际法庭的作用,并视其为研究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他二战后出版的《国际法与人权》一书是这一领域里的早期成果。〔28〕深受20-30年代集体安全与裁军呼声的影响,劳特派特主张国联必须在未来国际社会中扮演一种“超越主权国家”的角色。他写道“国联公约应该是整个国际社会的法律基石并独立于或超越国家的意志。”〔29〕这是因为《公约》的核心理念是通过集体强制措施来执行和平解决争端。为此,劳特派特与齐默恩、曼宁等人极力反对把国联变为各国政府代表定期会晤的国际会馆而非有实际效果的国际组织。他试图从国际法的视角理解国际关系、特别是国联的性质与作用。 鉴于当时国联的使命是“维护和平与推动国际合作”,他努力提高这一国际组织的权威以及赋予其权威的合法性。而国联公约在事关主权国家传统的核心利益上应该具有束缚某些国家权利的权威,这就要求《公约》须有相应的执行力度。劳特派特倾向把《国联公约》看作是一种强制性的法律体系,以代表国际法体系上的根本性变革。〔30〕他在曼宁主编的《和平转变》一书中写道:“如何使国际法在国际社会中‘和平转变’成一种有效的机制,答案只能是各国政府需接受国际法规定的责任职责,并承认由国际组织做出的对国际法的裁决或修改。”〔31〕如果我们分析劳特派特思想的话,会发现他实际上相信国际冲突不是来自人类的邪恶或国际体系本身的不健全,而是来自国际法律机制的不完善或者说国际法缺少应有的“实效性”。因此,这里包括建立一个真正意义的国际法庭,因为它是“维护国际和平正常机制的必要条件(sinequanon)”。〔32〕显然,致力于国际法研究的劳特派特一直坚持“条约必须遵守”(pactasuntservanda)这一欧洲古老的惯例,而任何国际秩序的“破坏者”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问题上,劳特派特与格劳秀斯、卡尔森、特别是他的学术前辈奥本海一样认为,国际社会与其受约束的成员国之间关系的法律是存在的。他坦承地写道,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需要不懈的努力和长远的眼光,如果国际法不能“变革”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就很难为国际社会的治理做出理论与实际的贡献。〔33〕这一观点对当今国际关系学者而言仍然值得深思。劳特派特的学术思想得到学界、包括当时自由主义学者的认可;不难理解也同时招来了指责。历史学家卡尔对他的抨击最为严厉。作为当时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言人,卡尔对齐默恩、诺尔-贝克和劳特派特等人观点的批评,主要是认为这一群体对国际政治现实报以盲目乐观,并且分析方法上多有纰漏。在20-30年代的不稳定期间,这种态度会导致极其危险的后果。可是,卡尔对上述学者的批评显然带有很深的误解。正如劳特派特所言,双方的分歧实际上来自对问题关注的视角不同,即目前的危机处理还是长远的理论探究。 劳特派特的理论体系形成于1938年慕尼黑协议签订之前,当时他对国联的信心主要来自三个层面。就欧洲近代历史发展而言,这一国际组织是欧洲外交体系长期演变的结果,即从国家间的冲突发展到相互制衡;再从19世纪的大国协调演变到20世纪初提倡的集体安全。因此,集体安全意味着主权国家分担共同的责任与义务,这是国联存在的核心基础。就国际舆论而言,国联是由新崛起的美国、特别是威尔逊总统提议、并由巴黎和会批准成立的国际组织。劳特派特相信20世纪的国际趋势只有一个可能的方向,那就是推动各国间的普遍合作与磋商而非抗衡。国联是集体合作的形式,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同盟;因此它没有明确的假想敌,只是根据国联公约第16条规定,“所有成员国家有义务对进行侵略国家予以各种可行的制裁;其中包括授权国联统率其成员国的军事力量去恢复现状”。〔34〕就现实利益而言,一战中暴露出来的残酷性、破坏性,让当时有识之士意识到,任何国家试图通过战争手段来追求排他性的国家利益,到头来必然是适得其反。同时,劳特派特也表示,法律对世界和平虽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并不是万能的。 可是,鉴于欧洲仍处于战后的痛苦中,他相信,只有当各国政府与人民意识到他们的职责是维护国联,并通过这一国际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公正的国际秩序时,这种痛苦与迷茫才有可能消失。国联的使命在于不仅要防止世界战争,而且要努力消除未来所有的战争。〔35〕他支持设在海牙的国际法庭,并期待通过国联与国际法来处理国家间的关系。如果能实行的话,这将意味着各国最终会迈向一个稳定、公正的国际社会。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劳特派特并未忘记,没有实力保障的国际秩序只能让侵略者产生错觉,有效治理无政府状态必须拥有“世界警察”的能力,当然也需要各国认同的道德准则和法律。为此,他希望国联成为一个真正有效、公正的国际组织,诚如英国政治家索尔特(ArthurSalter)指出地那样,国联将应扮演一个“抗击未知敌人”的永久性的潜在联盟。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科教学若干疑问思索 摘要:本文从目标的确立和兴趣的激发、教学风格、讲授方法、内容设计和因人而异以及爱国主义情愫和思维方式的培养等方面对国际法学科的教学特点和规律以及经验进行了初步探索和思考。 关键词:国际法学;教学;思考 自改革开放恢复法学教育以来,国际法学科在许多高校本科阶段更不用说研究生阶段划分为三个专业细分为众多方向,后经教育部调整为一个专业(即大国际法学)三个方向(原先的专业变为方向)。笔者曾较长时间从事过国际法学科诸多课程的教学,后集中到国际法,加上现已转入新的领域,所以,有必要对这一教学旅程予以总结,并有助于探讨和求教于同仁。作为教研论文,又限于篇幅,不得不对写作目的予以限定:一,围绕教学效果和教育质量这一中心;二,紧扣国际法学科教学的应有特点和规律;三,突显个人特色和风格。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必须着重体现和把握好以下方面: 一目标的确立和兴趣的激发 教好一门课就要善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其明确学习目标。在目标的确定上,笔者注意因人而异,定位实际。对大部分学生来说,达到本科教学程度即可;对少数有志于外交外事工作和考研学生(包括报考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者),适当加宽、拓深其知识,并介绍外交工作的重要性、特点和优势等。因为外交部是一个大部包括其所辖驻外使领馆和国际组织代表,另外国务院其它各部委局和金融机构均有条法司以及省市外事部门,而进入这些单位的大都须是国际法包括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专业的研究生才有可能。在兴趣引发方面,笔者注意以下几点:(一)强调学习这门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客观澄清并明确强调国际法的性质;①国际法是有别于国内法的一个丰富而独立的法律体系,仅具有国内法知识而缺乏国际法知识则于法学本科生知识结构不完整;它是学好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的前提和基础,因为后者孕育于前者,它们的一些基本概念、原理和制度具有相通性,前者对后者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对学好国内法课程的作用也不可小觑,因为国内法各部门几乎都有相应的国际法律制度的存在,主要表现为条约形式,有些更健全和超前,两者紧密相关;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信息网络化时代,国家间交往和人员往来更加频繁,“地球村”和“世界公民”概念渐显,涉外事务、涉外案件日益增多,缺乏国际法知识将难以正确应对和处理;国际事件频繁发生,常见诸于报端等媒体,对其正确认识和评价非运用国际法知识不成。因此,学好国际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科学、全面和宏观的思维方式。(二)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授法,注意生动形象性,既有助于学生对比较陌生的国际法概念、原理和知识的理解和接受,又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此点下文再议。(三)时常穿插国际时事点评,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有助于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此点下文再议。 二符合学科特点的气质、风格和语言特色 教学风格和语言特色因人而异,但也会因学科而有别。国际法在内容、适用范围和运用人员上不大同于国内法,主要适用于外交场合,大都由专门外交人员运用。这一专门职业群体形成了其特有的气质、风格和语言特色,主要体现为端庄、整洁、潇洒、大度、严谨而又不失洒脱、轻松之风,外交辞令具有不同于其它场合辞令特色,具有专业性、特定性、严肃性而又不乏技巧性、轻松感和特有魅力。所以,笔者在教学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适当体现和保持这种特有教学气质、风格和语言特色,既体现了学科特点,又增强了教?42?学魅力。 三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解法 鉴于国际法概念、理论和制度于学生比较陌生,更难领会,笔者注重采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解法。既有助于学生理解和接受,又增添了生动性和形象性。例如,对“主权”概念(乃国际法最基本概念,可谓国际法基石)的诠释,将其概括为“六性”,这样不但便于学生理解,而且使其印象深刻;在讲解“斡旋”、“紧追权”、“国际法上的承认和建交”、“国际习惯”、“反报和报复”等概念和制度时,笔者联系到朋友关系的处理等日常事例;在讲解国际法的特征(即与国内法的区别、外交特权与豁免和领事特权与豁免包括外交职务与领事职务及其任职资格和履职时间等理论和制度时运用对比分析法,辨析其异同,虽打破了教材体例,但易于学生把握,使学生记忆深刻;在分析国际法特征、领土组成部分、海洋区域划分、大陆架划界等内容时,则利用图表予以展示,增强了直观性,自然使学生易于领悟,印象颇深;在讲解安理会强制解决国际争端的程序和方法等制度和概念、理论时,结合一些典型案例进行:例如,对利比亚因“洛克比空难案”的制裁,对南非曾推行种族歧视和隔离政策的制裁,尤其对伊拉克因发动对科威特战争的制裁全面展示了安理会职权特色。另外,还有“中美撞机事件”、“美炸毁我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等。这样便于学生清晰理解,全面掌握所学知识点并学会学以致用。对于颇难理解的联合国国际法院诉讼管辖权类型,笔者撇开教材用语,用自己的话予以概括,使学生一下子抓到了问题的精髓,吃透关键;在讲解“缔约权”和“缔约能力”等概念和原理时,适当结合已学的有关国内法概念和原理对比进行,既使学生融会贯通,又使其理解得快。 四联系时事,穿插点评 理论讲授若脱离实际,不仅枯燥无味,而且听者难以领会,印象不深,所以,法学课大都注重联系案例和事例。笔者时常联系国际时事,穿插点评,不但活跃了气氛,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而且加深了学生对所学知识点的理解,有助于培养学以致用之风。例如,笔者在讲领土主权、海洋法、国家管辖豁免制度、国际责任法和国际航空法时就联系到“中美撞机事件”;“美国炸毁我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就涉及到外交关系法,国际犯罪和国家责任法;伊拉克发动的吞并科威特战争,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先后发动两次对伊拉克战争以及联合国对伊武器核查就涉及到国际法基本原则、战争法规、安理会解决国际争端的职权、程序和方法、战争犯罪、国家责任法、单边主义对联合国和国际法的挑战以及有关禁核包括其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际习惯法规则;巴以冲突和各种国际恐怖主义事件就涉及到国家领土法、民族自决权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法、安理会和国际法院的职权、国际刑法、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新威胁———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以及国际合作反恐机制的建立等;“前南刑庭”和“卢旺达刑庭”等就涉及到安理会职权、武装冲突法、国际人道主义犯罪和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管辖权等国际刑法问题,尤其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对有关国际法和国家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例如对国际刑法、武装冲突法、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组织法和某些国际习惯规则(如“条约相对效力原则”等)以及美国和中国的立场和态度。再如,中越北部湾划界,中越、中国和南海邻近岛国关于专属经济区、捕鱼和油气资源开发以及某些岛屿领土之争的协议和谈判,东海大陆架与日、韩划界问题,钓鱼岛事件等就涉及到领土法和海洋法;“10+1”和“10+3”、APEC、上海合作组织就涉及到国际组织法、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反恐等问题等等。 五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的设计 鉴于国际法内容丰富繁复,已有十几个部门法,几乎每一个都可独立成科,又受限于学时,所以,不可能面面俱到,平均使用力量,而应进行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的设计。笔者的设计标准主要有:是否紧扣学科特点;是否达到本科教学程度;是否照顾到绝大部分学生的要求和兴趣;是否能更多地联系本国和本地实际;其制度是否足够健全和成熟;是否能更多结合国内法现实;是否适当顾及自我优势和特色;其难易程度是否具有时代性。因此,笔者将具有统领各部门法作用的基本概念、原理和理论即“总论”部分作为重点予以详讲;另外还包括:海洋法,因为海南省是全国最大的海洋省;条约法,因为它乃国际法最主要的渊源,各部门法包括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都离不开它;国际争端解决法,因为它有助于学生学以致用,正确认识和评价国际事件,另外具有触类旁通于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之用;国际组织法,因为国际组织众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早已成为国际法的又一大主体,预示着人类组织化趋势以及我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国际人权法,因为其中包含着众多人权规则和刑事诉讼基本准则,而这些正是我国目前大力提倡且有待完善的地方;外交关系法,因为它有助于鼓励有志于外交外事工作和考研生的积极性,同时有助于学以致用,以之评判国际关系,另外,运乎处世为人也有相通之妙;主权和国家管辖权,因为主权是国际法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概念,国家管辖权的行使具有经常性和现实性且与他国易生冲突,这就涉及到如何妥善处理的问题;国际习惯,乃国际法的特有渊源且不大好理解,所以,应当详讲;国际知识产权法,乃国际法的一个新型部门法,在知识经济时代意义重大,知识产权在我国已上升到战略高度,也是我国比较落后的制度,所以,也安排为重点讲解内容。非重点和略讲的部门法和内容有:外层空间法,因为相对离现实较遥远且其制度尚未健全;国际法中的居民法,因有些内容也属国际私法范畴;战争法,和平和发展已成时代主流;国家的构成及其类型,已为有关国内法所包括且易于理解等。对于这些非重点和略讲的部门法,主要由学生根据兴趣自学。 六量体裁衣、因人而异的点面平衡 学生的基础和理解力参差不齐,学习兴趣和动力也存在差异。因而,在教学中,都应当注意量体裁衣,因人有别,因材施教,点面结合,综合平衡,无论是内容的安排,还是方法的设计以及语言风格。这里关键是点面关系的处理,就本人体验,所谓面就是绝大部分学生的水平、要求和兴趣,这是需要首先照顾的。于他们千万不可高估和拔高,而应专注于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即可。对他们,教师应不厌其烦,耐心细致,反复强调,语速舒缓。否则,难以收到好的教学效果。所谓点就是极少数基础较好,感受力较强,学习用功,立志较高(例如准备报考研究生包括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以及树立其它涉外志向等)的学生,于他们可适当拔高要求,即适当拓宽、加深其知识面,同时语言简洁、轻快,少重复。但点的照顾只能放在其次或通过单独辅导补之,否则教学效果难优,因为忽略了多数人利益。另外,还有对学生的亲和力等问题。这些都是需要注意和改进之处。 七爱国主义情愫的培养 国际法主要是调整国家间关系的法,自然言必称国家,?43?因而也就是最宜于寓爱国主义教育于教学中的一门课程。培养爱国主义情感于国家和学生都十分必要和重要。目前,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弱国无外交”已成历史。但是,我国在国际生活中发挥的影响和作用与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大国地位还很不相称。我们正在走和平崛起之路,这就需要薪火相传的青年一代满怀爱国热忱努力学习,掌握本领,为国家的更加富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我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而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直接从事国际事务的人,更应时刻注意维护国家形象,运用好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同时为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人类共同事业发出中国最响亮声音;不直接从事外事工作的人,也不要小觑自己的工作与国家利益和前途的关系,应认识到自己的工作也是在为国家利益和前途添砖加瓦,也体现着爱国主义精神。同时,我们要有大国民意识,在涉外场合,要表现出大国民风范。爱国是一个国民或公民应具备的基本品格,就如同儿女爱母亲一样。在目前市场经济环境下,爱国情操的培养更应从青年学生着手。基于上述理念,笔者在教学中时刻注意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愫。例如,在讲国际法史和条约法时,近代中国“无外交”,不懂国际法或无权运用国际法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被迫接受含有“割地、赔款、领事裁判权、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等反动国际法原则和制度的不平等条约,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中国积弱积贫;在讲国家的构成要素时,笔者就联系到其它国家国民的爱国意识和表现……,我国历史上主权和领土残缺的屈辱事件……,引用“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只要我能活到九七年,我就要到回归的香港去走走”———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执著的爱国情怀……等;在讲外交关系法时,联系美国炸我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青年学生如何正确地表达爱国情感;在讲到国家领土法、国际航空法、海洋法、国家管辖豁免法和国际争端解决法时,联系到中美撞机事件,也涉及学生如何正确表达爱国情感;在讲领土法和海洋法时,结合南海诸岛有关领土纷争、钓鱼岛事件和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有意识引发学生爱国热情,甚至联想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部影片———“西沙儿女”(“西沙保卫战”)中的主题曲“美丽富饶的西沙,我可爱的家乡”;在讲外层空间法时,联系到“神州五号”圆飞天梦和航天英雄杨利伟;在讲国际法的居民法中的无国籍人和海洋法中的“方便旗”时,在讲武装冲突法中的战争法规和日本遗留在华的“毒气弹”事件以及中国民间因侵华战争受害向日本政府索赔诉讼时都自觉引发学生的爱国激情,联想到母亲、祖国之意,等等。另外,设有专题讨论:引导大家思考探讨在和平崛起,靠自身力量实现祖国的腾飞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时代,青年学子应肩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我们的爱国思想应如何确立,爱国情感应如何培养和表达,爱国行动如何表现等。如此寓爱国主义教育于知识传授中,引起学生的极大共鸣,更直接、生动地引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意识、爱国情操和爱国理念,从而使他们心中时刻装着祖国,进而为国奋发。 八思维方式的培养和为人处世之道的感悟 科学、正确的思维方式和习惯与通达、合宜的为人处世之道于青年学生的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而这可从国际法的学习中得到培养和感悟。国际法是放眼全球,适用于世界的法律,所以,通过学习国际法有助于学生养成登高望远、放眼世界、立志高远的宏观视野和思路。国际法与国内法具有密切联系(几乎所有国内法部门均有相对应的国际法律制度,国际法所涉范围上至外层空间,下至海床洋底,几乎包括了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这样,可以有意识地培养学生习惯于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即将国际法和国内法结合起来进行学习、观察事物\思考问题、钻研和写作的思维方式,而这才是符合时宜的全面和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观察视角。如果仅仅将目光局限于国内,则不仅思维单一、视野狭窄,而且难以知识全面,有所创新和突破。因此,笔者在教学中总是注意引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例如在讲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理论、各部门法和论文写作时,都适当联系有关国内法,结合国内层面事宜。国际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国家间关系(即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和人际关系有许多相通之处;作为国际社会主体的国家和作为国内社会主体的个人也具有相同或类似的思想、秉性、风格和情感,可以概括为国家性(民族性)和个人性(个性),它们都是法律人格者,只不过前者可拟制为活动于国际社会的抽象的“人”。那么,通过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和把握,就可获得一些为人处世的启示,感悟其真谛,从而触类旁通,有助于正确、合理地运用于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例如,曾被誉为“日不落”帝国的大不列颠被其后裔美国取代,这体现了后来者居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律,日韩与中国有类似之处。美国在当今世界的声音最响凭借的是其强大的综合国力,所以,青年学子想要今后于国于民于己有所作为,就必须充实自己、增强实力、提高自己、完善自我,具有真才实学。因二战惨败以致几乎一片废墟的日本和德国短短几十年一跃而为世界经济强国,启发我们在逆境中要心中充满太阳,卧薪尝胆、励精图治、韬光养晦、积蓄力量,同时注意从自身实际出发,扬长避短,敢于和善于学习和借鉴他人之长;国际纠纷的处理最提倡用和平方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营造安宁、友好的周边环境和良好稳定的国际局势有利于国家建设和发展,于不同类型的国家(大小、强弱、贫富、远近、特征和与其历史现实关系等)和事件采取不同的外交政策、对策和行动(总方针是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务实,包含着丰富的外交智慧),对我们理性、友好处理人际矛盾,与人和睦相处,营造良好氛围和适应环境,培养原则性和灵活性不无启迪;国际舞台往往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凭实力说话,均势打破又平衡,力量对比常转换,这启示我们要有竞争意识。尤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接受和遵循优胜劣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律,培养坚强意志和善于平衡、调适和重塑的良好心态和习性。当某国遭遇灾难,他国出于国际人道主义往往施以援手,我们的人际关系中不也应提倡助人为乐,同情弱者,援助弱势吗?国家人格和尊严不容侵犯,我们个人也要注意维护自身尊严,切不可为贪图名利而置人格和自尊于脑后,而应自尊自爱;国家利益是国家考虑国际事务的出发点,但同时有责任的国家也还要为他国、国际社会和人类的共同繁荣和发展作出本国的贡献,这启示着我们个人在实现自我时还要兼顾他人、社会和国家利益并对之有所贡献,就是所谓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之理,否则就会陷入极端个人主义泥潭,自然也难以有利于自己的全面发展。外交场合,国际关系中充满着礼仪规则,十分讲究外交礼节,同样,我们人际关系中亦应以礼相待,文明交流与合作。相反,粗暴、盛气凌人、无礼不但于事无补,而且会引发矛盾和问题,等等。因此,通过国际法教学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科学全面的思维方式和通达、合宜的处世为人之道将会大有裨益,并能使其受益终身。因此,不能不说国际法是最适宜于寓教于乐的学科之一。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研究论文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别争端解决机制这两方面没有得到满足。②因此在该文本的基础上,1994年,“乌拉圭回合”顺利结束并达成了《关于履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该协议为WTO现行的反倾销法。它是WTO法律框架中非关税壁垒的多边协定中的一部分,为WTO的各成员国制订了一个总的框架。同时,它也进一步放宽了反倾销措施适用的条件,扩大了反倾销法适用的范围,增强了国际反倾销的透明度、预见性和可操作性。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肯尼迪回合和东京回合达成的反倾销协定只对签约国产生效力,它是作为WTO众多多边协定中的一个而存在的,对WTO全体成员国都有约束力。其影响力要比以前的反倾销协议大得多。显而易见,《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成就。 (二)我国反倾销立法概况 自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实施生效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反倾销法律制度。该法第30条明文规定了中国的反倾销规则,即“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出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成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或者阻碍。”其第32条规定:“当发生上述情况时,国务院规定了有关部门依法做出调查,并做出处理。”上述规定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规定几乎一样。1997年3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该条例将反倾销实体法和程序法集于一身,对于从申请、立案开始到终裁,征收反倾销税为止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均作了相应的规定,为我国的企业针对外国产品的倾销提起反倾销诉讼,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此外,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产业损害裁定听证规则》,该规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的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在反倾销和反补贴程序中组织的产业损害裁定听证。它较全面、系统的规定了产业损害裁定听证的原则及当事人、听证主持人、回避以及听证程序等问题。③但这些法规与WTO的有关基本原则仍然有不尽符合之处,因此,2001年11月26日我国又颁布了新的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废除了97年《条例》中的有关反倾销的规定。该法律是参考国外发达国家和世界贸易组织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定而出台的,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再商榷,以便更好的保护我国工业的发展。WTO的成立,尤其是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的签订,对世界各国的反倾销立法都起了推动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间,又才迈进WTO大门,如何运用WTO法和与WTO接轨直接关系到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得失。同时,我国正承受着倾销和反倾销的严峻现状,这些都对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WTO反倾销规则及对我国立法的约束 WTO是世界上一个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其宗旨是为了保护世界贸易自由化以实现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增加,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实现这一目的的办法就是通过互惠互利的协议,导致各成员国大幅度地削减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取消的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WTO实施了一系列的保障机制:〈一〉世贸组织规则的透明度要求它要求各成员国应迅速公布有关法律、法规等,无法公布时,必须提供公众可以获得的条件。旨在使各成员国及贸易者对成员的法律、法规、司法判决、行政决定及相关的其他国际协议有充分及时的了解和熟悉,为贸易机会提供可靠性和预期性。〈二〉通知要求其要求成员国向世贸的有关机构通知其法律法规的情况,通知要求进一步促进了成员法律法规的透明度与世贸规则的一致性。通知的事项既包括现有的规定,也包括对现行法律规章的修改和新颁布的规定。〈三〉贸易政策评审制度该制度是“乌拉圭回合”中达成的新协议。贸易评审机构每隔一段时间对成员的贸易政策进行审查,审查的频率依据成员的贸易量确定,贸易政策制度是确保透明度和一致性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虽然评审结果和提出的建议对被评审方没有约束力,但该制度提供了一个监督和反馈的机会,有助于其他成员利用争端解决程序提出指控。〈四〉争端解决机制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制度是保证成员的国内法律法规与世贸组织规则要求一致的最有力的措施和制度。争端解决制度将成员间的贸易争端解决置于多边制度的约束之下,成员在寻求解决违反义务和利益损害途径时,应诉诸并遵守争端解决体制的规则和程序。对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和建议,申诉方可请求赔偿或要求争端解决机构授权中止对有关成员的减让或其他义务,甚至采取“交叉报复”的手段。 世贸组织协定是各成员机构依宪法程序正式批准的国际条约,各成员国的立法机构在批准这一协定时也应承担使国内立法同世贸规则接轨的义务。任何国家的经济立法与世贸规则相抵触,就可能被裁定违背世贸规则并受到制裁。《世贸组织协定》第16条第4款明确规定:各成员国应保证其法律、规章与行政程序符合附件各项协议规定的义务。这也表明世贸组织成员有义务使其国内立法与世贸协议相一致。④ 我国加入WTO后,可以享受一系列权利,但同时,我们也要承担相当的义务。而在法律上,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使我国法律法规和WTO的系列规定不相抵触。人们常常把国际法称为“软法”,因为国际法的遵守主要是通过国际社会舆论形成的,依仗人们内心的信念、道义力量来实现,是一种不确切的规范。此外,各国为了彼此尊重,交往方便和友好合作,往往相互之间也采取各种国际礼让。但这些一旦与某个国家的实际利益相抵触,那么利益至上的原则,就会阻挠国际法效力的实现。同时,当事国也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就这一方面而言,它不像国内法那样具有强制实施的保障和有力措施,确实是“软法”。但实际上,从上两个世纪以来,国际法一直在作为国际交往中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则而不断发展的。各国不但通过其议会和政府宣示愿意遵守作为国际行为规则的国际法,而且各国为了使国际法更好的在国内有效的加以适用,不是采用“转化”的方式使国际法变成国内法的具体规则,就是采用“并入”的方式直接在宪法里承认国际法的效力。我国的做法就是“转化”法和“并入”法兼用。我国的宪法虽然没有就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和地位做出一般性的规定,但在若干部门法中已为此设有专门条款。如《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中规定: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我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此外,为了履行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还制定了一些专门条例,以便将国际法“转化”为国内法。我国为履行有关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的两个维也纳公约而制订的《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和《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⑤显然,我国是遵守国际法的规定的。WTO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其制定的规则也是我国所尊重和执行的。实际上,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采取相应的立法措施与建立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的法制目标是相一致的。只是加入WTO对我国现行法律的修订、补充提出了更快更全面的要求。 中国在改革不断深化之际,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长期实践中,已深刻的认识到了反倾销法的必要性:1、自从1948年总协定文本的生效以来,反倾销措施已被现行国际贸易制度确认为一种合理合法的保护国内相关产业的手段。2、反倾销法作为维护国际贸易秩序,保护国内产业的一种合法手段,与其他同样被认可的反补贴法、反托拉斯法、保障条款等相比较,有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3、反倾销法的实施可以有效的防止和消除倾销造成的侵害。它使进口商品在没有倾销性影响的前提下,进入中国市场。使进口商品真正体现市场价格,参与市场的公平和正当的竞争。4、在反倾销生效期间,进一步提高中国企业自身的竞争实力。客观上,国外进口商品因其被征有反倾销税,而不得不提高产品价格。这对倍受损害的中国国内产业来说,给了它们一个喘息和调整的时机。⑥ 三、完善我国反倾销法的建议 《反倾销条例》的出台,是顺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我国加入WTO后对我国法律逐步进行修改的一个方面,是我国立法技术不断提高的一个证明。应当说,反倾销法的制定非常有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囿于我们反倾销的实践不多,还有其他诸多的现实问题,新颁布的反倾销法仍有很多的不足。可以想象,随着我国进入WTO,外国的企业与我国各个领域的企业面对面交锋的机会不断增加,我们的反倾销法在发挥其作用的同时也会日益暴露它的不足。因此,笔者认为,应当积极着手反倾销法的修改工作。在修改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考虑以下几方面: 1、提高反倾销法律的“档次”。如前所述,我国《反倾销条例》为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这种行政法规效力毕竟不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颁布的法律。鉴此,结合我国几起反倾销调查案件的实践,在现行《条例》的基础上,加快研究和制定一部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反倾销法律,对于促进我国反倾销法的不断完善和趋势稳定,并与国际接轨都十分重要。 2、配套法规的完善。我国除了出台专门的反倾销条例,还应该考虑到法规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关系。我国对《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外贸易法》和《关于处罚低价出口行为的暂行规定》等法条也要做相应的修改。譬如,在《关于处罚低价出口行为的暂行规定》中就要充分补充对低价倾销产品的企业的法律责任和制裁措施。对出口企业相互倾轧,低价竞争的做法给予严厉制裁,以维护出口秩序,打击倾销行为。而在完善《价格法》时,就要调整关于价格调节基金制度的规定。在全国或一省制定统一的价格调节基金制度的规定,使其逐步走向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⑦ 3、因果关系及附加条件。GATT《1994年反倾销协议》对与倾销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采取了列举式和排除式相结合的做法,即应当审查提交给当局的所有相关证据,并排除倾销产品外的、同时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其他因素,如非倾销价格出口的进口产品的数量和价格、国内需求的减少或消费模式的变化等。这些都是值得在修改我国反倾销法中予以借鉴的。而对于附加条件,笔者则认为,必要的附加条件,诸如对国家总体利益的考虑,国内消费者可能因该产品被征收反倾销税而增加的负担与国内产业所受损害的程度相比较等等,有益于:(1)增加有关调查当局实际操作中的灵活性;(2)避免因片面保护某一产业部门而招致国家总体利益、对外贸易大局以及广大消费者利益的巨大损失;(3)有利于我国加强对外贸易经济谈判,因为征收反倾销税并非唯一的、最优先的抵制倾销的方法。当然,对“附加条件”必须严格加以限制,以防止有关调查部门的主观随意,增强反倾销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4、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反倾销调查程序。(1)明确规定“申请人”、“国务院有关部门”、“利害关系方”等规定;(2)依照《协议》的规定,完善我国反倾销复审与审查制度;(3)在调查程序中,主管当局要向当事人披露重要事实,使当事人有充分的时间发表意见,陈述看法,提供相关的资料以求的最大程度的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这是各国规定,我国亦如此。但我国对何为“重要事实”却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我国反倾销法对此应有具体的操作标准。(4)参照《协议》第10条的规定进一步明确追溯征税的效力、期限、程序及限制等;(5)进一步明确规定反倾销案件在调查过程中的期限,各部门调查和做出初步裁定的期限,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外贸部的建议做出是否同意征收(临时)反倾销税的期限,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调查或做出裁定的阶段的规定,中止或终止反倾销调查的效力期限,复审和审查以及多征退税的期限等等。 5、建立与完善我国反倾销诉讼体制。 (1)、合格的诉讼主体。一般而言,原告是指反倾销诉讼中“利害关系方”。虽然我国《反倾销条例》也有“利害关系方”的概念,但是却没有对其做出明确界定。从现行《条例》第19条的规定来看,所谓“利害关系方”似乎仅限于反倾销调查对象——被控告倾销产品的出口商及其进口经营商以及相同或类似产品的国内产业,而并不包括其他各方。笔者认为:“利害关系方”的范围应当包括现行《条例》第11条之反倾销调查案的申请人所包含的“有关组织”,因为从利害关系角度考察,一个反倾销案件不仅事关该产品的出口商、进口商与国内同类产品产业的利益,而且也同我国各产业部门公会、工会以及消费者密切相关。而在当前我国国内产业与企业法律意识不强,市场本身尚缺规范的情形下,尽可能地拓宽“利害关系方”的范围则更加有利于尊重和维护各方利益,保护我国市场。同时,鉴于我国的行业组织的发展还不具备一定规模,为了更好的保护我国经济,我们还可以规定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有权提起反倾销诉讼。 (2)、管辖法院。参照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4条、17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受理反倾销调查案件之诉的法院应当是被告所在地——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机构所在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样,有权对反倾销调查案进行二审的就理所当然地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了。我国《反倾销条例》对反倾销调查案的管辖法院没有规定成为一大缺憾,按《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这种管辖也令人质疑。由于反倾销调查是技术性强、专业化要求高、程序复杂的工作,对其进行司法审查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普通法院处理可能有时间和精力乃至能力上的困难;况且,地方中级人民法院和中央部委地位上、权威上的实际反差在当前的司法体制下,也难免影响国内外当事人对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独立性,公正性和准确性的信心;再者,所有对国务院部门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都由北京的某一中级人民法院初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那么,这两级法院将会面临着越来越沉重的负担,也难免会影响到司法效率。鉴此,有必要在反倾销立法中建立我国反倾销诉讼制度,包括管辖法院。参照各国经验暨我国实践,比较理想的法院管辖模式为:在最高人民法院下设专门法院——国际贸易法院,由该院受理反倾销调查案的初审;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国际贸易庭)负责二审即终审。这样设置的优点在于集中专业法官审理技术性强、影响性较大的反倾销案(实际上,国际贸易法庭不仅审理反倾销调查案,还可以审理涉外贸易的其他案件),更加体现效率与公正。 (3)、法院的受案范围。参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有关立法实践和我国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具体规定,笔者以为我国的反倾销诉讼的受案范围可以是以下几项:反倾销调查申请做出的不立案调查决定;对倾销和反倾销幅度做出的最终的决定;对损害和损害程度做出的最终的决定;对是否征收反倾销税做出的最后裁定等等有关的具体行政行为。⑧同时,我国也应该参考欧洲国家的做法,不允许对我国的法律规定提起诉讼,这是对我国法律尊严和国家主权的维护。 四、基本认识 反倾销具有两面性,它既有制止倾销达到公平贸易的目的,但它又有可能因被滥用而成为另一种非关税壁垒。因此,我国应在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法律框架内构筑反倾销机制:一方面,利用贸易组织法应对外国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努力消除外国对我国的歧视性待遇,以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我国应该修改、完善我国的反倾销法,并据此对外国产品在中国的倾销采取措施,以保护我国的民族产业。而综上所述,我们必须依据WTO的有关规定修改和完善我国反倾销立法。首先,符合WTO反倾销规则的反倾销法是我国善意履行国际条约、承担国际义务的体现,可以避免因为国内立法与WTO规则不符引发的贸易争端——协商、调解、仲裁、专家小组直至报复和制裁。其次,科学、完善和高度透明的反倾销立法、司法体制有利于树立和维护我国反倾销法律与实践的公正和权威性。其三,明确详尽、易于操作的反倾销法可以促进我国反倾销实践的规范化,以适应可能日益增多的反倾销案件。其四,修改和完善反倾销立法有利于进一步实现反倾销法的宗旨,有效地保护国内市场,维护正常的竞争秩序。最后,它还可以为我国产品打入和扩大国际市场争取更为公平有利的环境,促进我国对外贸易。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研究会论文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WTO规则与我国反倾销法的完善 ■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张志兵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别争端解决机制这两方面没有得到满足。②因此在该文本的基础上,1994年,“乌拉圭回合”顺利结束并达成了《关于履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该协议为WTO现行的反倾销法。它是WTO法律框架中非关税壁垒的多边协定中的一部分,为WTO的各成员国制订了一个总的框架。同时,它也进一步放宽了反倾销措施适用的条件,扩大了反倾销法适用的范围,增强了国际反倾销的透明度、预见性和可操作性。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肯尼迪回合和东京回合达成的反倾销协定只对签约国产生效力,它是作为WTO众多多边协定中的一个而存在的,对WTO全体成员国都有约束力。其影响力要比以前的反倾销协议大得多。显而易见,《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成就。 (二)我国反倾销立法概况 自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实施生效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反倾销法律制度。该法第30条明文规定了中国的反倾销规则,即“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出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成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或者阻碍。”其第32条规定:“当发生上述情况时,国务院规定了有关部门依法做出调查,并做出处理。”上述规定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规定几乎一样。1997年3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该条例将反倾销实体法和程序法集于一身,对于从申请、立案开始到终裁,征收反倾销税为止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均作了相应的规定,为我国的企业针对外国产品的倾销提起反倾销诉讼,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此外,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产业损害裁定听证规则》,该规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的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在反倾销和反补贴程序中组织的产业损害裁定听证。它较全面、系统的规定了产业损害裁定听证的原则及当事人、听证主持人、回避以及听证程序等问题。③但这些法规与WTO的有关基本原则仍然有不尽符合之处,因此,2001年11月26日我国又颁布了新的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废除了97年《条例》中的有关反倾销的规定。该法律是参考国外发达国家和世界贸易组织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定而出台的,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再商榷,以便更好的保护我国工业的发展。WTO的成立,尤其是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的签订,对世界各国的反倾销立法都起了推动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间,又才迈进WTO大门,如何运用WTO法和与WTO接轨直接关系到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得失。同时,我国正承受着倾销和反倾销的严峻现状,这些都对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WTO反倾销规则及对我国立法的约束 WTO是世界上一个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其宗旨是为了保护世界贸易自由化以实现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增加,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实现这一目的的办法就是通过互惠互利的协议,导致各成员国大幅度地削减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取消的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WTO 国际法学论文: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国国际法学研究 关键词:世界新格局;中国国际法学研究;挑战;应对 摘要:近现代国际法发展表明,实证国际法制度本身多源于经济贸易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定国家学者的国际法理论;格劳秀斯的思想对近代国际法的形成及杰克逊的观点对世界贸易组织建立的影响便是例子。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国际法理论尚难满足国家在国际社会应对相关事务的需求,中国国际法学者面对诸多挑战。为此,我们的国际法学研究应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为这个特定时代国际法理论创新的指南,努力增加国际法体系中的中国元素,提高中国在国际法规则制定方面的话语权,在维护国家正当利益的同时,也为人类做出积极贡献。 一、引言 本文所说的世界新格局是指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第一大贸易体对全球经济、政治等格局带来变化的状况。大国要靠经济实力说话,也需要有能够维护自己正当利益的国际法律制度。多年来,中国在国际法规则制定方面处于难以与其地位相称的位置,多是被动接受已经形成的所谓的国际规则,特别是在经济贸易领域。毋庸置疑,世界新格局对世界的发展带来了一些影响,这些变化也必将反映到国际法及国际贸易制度中。 回顾近四百年国际法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一国国际法理论对世界的影响与该国的经济、政治等综合实力及国际上的影响力是密切相关的;而且,诸多的国际法规则总是最先产生于学者的理论,尽管国家之间的冲突往往在先;正是因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不同于国内主体之间的冲突,结合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使得很多的国际法规则不可能先于冲突而产生;针对这种情况,解决问题的规则往往只能以学者的理论为依据来确定了。而且,自从主权概念诞生以来,其对内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独立权的本质及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主权国家平等原则,使国际法的本质最终体现就是各国之间意志的妥协,而这又不同于国内法。因此,通常在特定的时代,强国的国家意志多能左右着国际法的制定、执行与发展,而最终规则制定背后的依据均是相关国家国际法学家们的理论与学术观点。 大国国内产生的国际法概念或规则,常多源于其国内学者的观点和理论,这已经被历史所证明。国际法中最为重要的“主权”概念源自16世纪法国的博丹与该国当时的综合国力及其在欧洲的影响有很大的关联,实力强大要求世俗世界国家君主的权力有合法来源,主权应之而生。荷兰17世纪初中叶的崛起导致它与其前的强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发生冲突,以致时代为格劳秀斯推动近现代国际法形成创造了条件。格劳秀斯能够写出《捕获法》《论海洋自由》及《战争与和平法》等划时代的巨著与荷兰当时的经济贸易状况及格劳秀斯的人生经历等密不可分。他所主张的“海洋自由”就是为荷兰在为荷兰人争取利益寻找国际法依据;在他国的航海技术、贸易技术没有达到荷兰水平的情况下,荷兰对已有既得利益者西班牙、葡萄牙形成的秩序之挑战,会让自己成为最大受益者。“海洋自由”这一规则被普遍接受成为海洋法的重要原则。此外,格劳秀斯在1625年出版的《战争与和平法》对其去世后3年结束欧洲30年战争所达成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恰如学者赫德利.布尔所言,格劳秀斯所提倡的国际社会的观点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给出了具体的表达,格劳秀斯可能被认作是近代史上这一划时代的首次普遍和平解决争端的思想之父。这说明该著作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签订做出了贡献,也为后来国际法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此后强大了150多年的英国取代了荷兰,在国际法的制定和执行中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该阶段英国产生很多个知名国际法学者,如约翰・塞尔登(1584-1654)、边沁(1748-1832,最早提出“国际法”一词、戴西(1835-1922)、奥本海(1858-1919,被誉为“现代国际法之父”)等;英国鼎盛时期的国际法学家有很多,他们为英国在国际上的殖民主义扩张行为寻找国际法依据,并推动相关国际规则的形成与发展。 美国在20世纪初逐渐成为世界上头号强国之后,开始注重国际法学的研究。在钢铁大王卡耐基的支持下,美国国际法学会组织一批学者陆续将欧洲大陆的一些非英文版的国际法经典之作译成英文,在美国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事实证明,美国的国际法也是在学习借鉴他国的理论的基础上,并结合本国实际发展及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而日渐形成的,并对他国产生了影响力;但其不变的一条就是:在全球争取和维护本国利益,服务本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国际法规则的背后预示着国家利益,一直遵循着国家利益导向主义。二战以来国际贸易规则先由学界推动制定,进而进入政府国际谈判桌上,最终多数成为国际条约的内容。20世纪美国的国际法学者很多,知名的有美国前总统威尔逊(1856-1924)、鲁特(1845-1937)、修斯(1862-1948)、赫尔(1872-1955)、哈德逊(1886-1860)、杰塞普(1897-1986)、沙赫特(1915-2003)、路易斯・亨金(1917-2010)、杰克d(1767-1845)等。美国的国际法学者今天仍占据着国际法研究的主流地位,主导着国际法的发展方向,其国际法制定的霸主地位仍无人撼动。 国际法在无政府国际社会中通常是强国意志的体现,这已无需太多的证明。近代国际法的产生与发展的重地欧洲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随着欧洲内部的法西斯主义德国、意大利的失败及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法国的衰落才日渐减弱了其对国际法的影响。二战后,国际法发展的重心由欧洲转向了借助于两次世界大战迅速崛起的美国。罗斯福总统在二战结束前设想的政治、金融和国际贸易的三大国际组织中,联合国(政治性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先后如期设立,而尽管他设想的国际贸易组织因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经济贸易制度的根本对立未能建立,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却起到了临时性的国际组织的作用。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最终使美国在战后主导国际社会的意图得到了实现,其国家意图在国际法层面得到充分反映。这些脱离不了学者的贡献,如被称为世界贸易组织之父的杰克逊教授的相关理论被当做WTO建立的重要理论依据。与此相适应,国际法学随着一国经济发展及在世界经济、政治和贸易中的作用因本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及国际法规则形成中的作用也日益得到彰显。17、18世纪欧洲大陆的国际法思想较为发达和有影响力,而整个19世纪及20世纪初,英国国际法学者的思想在国际社会有较大的影响力;美国则在二战后至今,其国际法思想在世界发挥着主导作用,其重要表现就是美国的国家政策及在有关国际法规则的制定及执行中的表现就是明证。尽管其中不乏欧洲、日本甚至韩国等国际法学者的一些论点偶尔点缀,但美国的国际法思想主导着国际法领域的发展。 二、中国国际法学研究面对的挑战 中国国际法学的发展与本国经济发展几乎同步,但与国家的实力、经济增长速度及其在国际上的地位似乎未能同步,与我们在国际立法中的话语权及应对国际纠纷的效率还有差距。除了通过战争解决冲突之外,我们在国际社会中纠纷处理中,尤其是与西方列强的冲突中,政治形式的和平解决常使我们处于有些被动的地位,不能最为有效地保护我们的利益。国际社会是一定程度的无政府社会;国际法向来与政治、经济等难以分离。中国百年国际法发展的挫折坎坷之路随着中国和平发展和日益强大,应不再重现,而应让中国及其学者担当起中国国际法随着国家的强大而获得其在国际法领域中应有的地位。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清楚我们面对的挑战。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政治上大国地位早已为世界所认可(常任理事国是其标志之一),但在国际法的创制、理论及实践方面,似乎还显得较弱,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严重地不相称。 在国际实践活动的某些方面,我们走在世界前面,2008年北京奥运会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彰显中国的影响力,2015年8月北京又成功申办2022冬奥会;上海合作组织于1996年在上海成立,2015年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财长或授权代表出席了签署仪式,其中已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50个国家正式签署《协定》,2015年底符合生效条件,亚投行届时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北京。然而,尽管近年来中国国际法学者产生了一些新观点、形成了一些新思想,并在服务着我国的外交、国际贸易等实务,但我们原创的国际法理论不多,限于语言等因素,与老一辈学贯中西的世界级国际法学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与中国的大国地位对国际法理论提出的要求尚有差距,特别是在有国际影响力的理论、学术思想或流派方面,我们尚难于有所建树。 (一)领土、海洋主权方面面对的挑战 中国今天在世界上政治、经济的地位,需要有与之相应的国际法思想与理论。然而,近来中国南海诸岛主权不断遭到周围实力不强、国家不大的8个国家的不断挑衅,日本、韩国在东海大陆架与中国不断产生摩擦,如何利用现有的规则和国际法理论维护国家利益是一大挑战。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南海地区的干预,增加了问题的复杂化。至今我们在国际法理论和学术中未能为政府主张中国合法权益找到具有较强说服力的国际法依据。中国当下需要适合其要求的国际法学理论来为上述争议的解决提供路径。 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在形势变化的国际背景下,通过国际司法路径解决中国与他国如日本就钓鱼岛事件等产生的争议,是否是一条可以考虑的路径?依赖政治途径难以解决时,久拖不决,可能会使争议变得更为复杂:历史越久远,证据、事实会变得模糊,争议会变得更不容易解决。就如同在WTO框架下解决问题一样,可以据理力争,并在国际社会赢得尊重;而且,依据国际司法路径,未必一定对中国不利。国际社会日渐走向法治化,在法治观念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下,我们是否须有所突破?就这一点而言,我们需要充分的研究;就算结论是不借助于国际司法路径,在理论上也需为解决这类领土、海洋之争找到切实的解决方法。 (二)国际贸易领域中国际法研究面对的挑战 苏联解体后,美国通过新的贸易规则及知识产权制度,仍在干着殖民主义时期的事情,只不过今天不再是通过武器和战争,而是依赖于知识产权、国际制度与市场。我们以中国的铁矿石进口和稀土资源出口为例:在铁矿石上,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买方,在买方市场情况下,应该掌握着较多的主动权,但实际情况不是,我们对价格没有话语权;在稀土矿上,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卖方,在稀土资源严重稀缺的情况下,我们也应当有主动权,但也没有话语权,在WTO争端解决机构遭诉后败诉的案件较多。2007年4月,美国就中国著作权法“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不受本法保护”之规定申诉到WTO争端解决机构,最终以要求中国修改著作权法而告终;2012年和2015年WTO争端解决机构分别裁定中国9种原材料和稀土出口限制措施违反WTO规则。这些均是典型例子,且现在还面临着更多被诉的危险。不论是作为买方还是卖方,我们均无话语权,或说我们均是处于被动地位。这样的国际贸易规则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随着中国的全面发展,我们面对的国际法的挑战也越来越大。看看稀土领域,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是哪些?是日本企业。20世纪,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罪恶意图就是抢夺中国的资源,今天依然是这样。只不过战争对它来说是失败的手段,但今天的投资手段却是成功的。有资料表明,日本在东海海底的稀土存储量至少够其用40-50年;其储存量是中国的10倍。难怪有人发出惊叹:日本通过侵华战争实现不了的东西,在我国改革开放后通过投资、技术转移和其他的知识产权战略在一一的实现;日本仍在续写着“侵华”的梦想,不过不再是血淋淋的战争,而是温情脉脉面纱下的和平掠夺。 在国际贸易中,我们日渐成为贸易争端中的大国,争端案例从反倾销、反补贴到知R产权再到稀土出口等,几乎涉及所有贸易领域,在国际法以保护主权国家利益为重要宗旨之一未改变的今天,如何利用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俨然成为严峻话题。 很多人以为,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的历史可以画上句号了。但接下来,人们发现,美国开始“张着大嘴吃世界”,对全球实施“新殖民主义”。美国的富足,多是建立在掠夺他国的基础上。1997年,亚洲爆发了金融危机,美国坐收渔翁之利。比如,很多韩国企业都被美国收购了。 上述国际贸易领域的问题的解决,维护自己正当合法权益,对形成贸易规则增加自己的话语权,显然需要国际法学者的理论突破及为此付出的不懈努力。 (三)全球环境保护、气候变化控制等公共问题方面面对的挑战 处于工业化、城镇化阶段的中国对能源(尤其是石化能源)的大量需求和使用,既给中国带来环境污染问题,也让中国成为世界头号排放大国。在各种相关会议上,中国温室气体减排及环境保护成为其他国家关注的焦点。这些也给国际法研究人员提出挑战。尽管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环境污染治理等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从国际法的角度,我们应当探索找到充足的理由为正在谈判的后京都议定书时代气候条约的制定寻求更为公平合理的方案。这也需要理论上的探索。比如,我们的直接目标常放到“减排指标”分配上,但忽略导致排放的原因在于先进技术没有得到充分的使用,原因是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排放”是果不是“因”。为此,我们如何在后京都议定书时代谈判的条约中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先进技术的转让和使用作为条约的重要内容纳入进去,可能比只看减排指标分配更为有效;但这需要充分的理论论证,也需要相应的文本草案。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挑战。 在国际环境法、国际海洋法及外层空间法等新兴领域也尚有很大的拓展空间,特别是涉及到“人类共有财产或遗产”的使用与分配方面,尚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随着中国的技术发展,过去我们“鞭长莫及”的领域现在也有能力介入。我们如何利用现有的制度,或创造出一个既有利于本国又有利于人类的制度来获得国家的正当利益,并在特定领域有话语权,也需要有关国际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显然,在这些领域,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积极谋求有中国声音的国际法研究方向。 (四)其他方面面对的挑战 笔者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学时,一位来自英国在该法学院从事教学的教授认为,至今为止,中国经典国际公法教材主要参考了奥本海国际法,而且诸多教材中涉及中国的国际法案例甚少。她问:“为什么中国的国际法教材中很少使用与本国有关的案例?要知道,美国的国际法教材,55%以上的案例与美国相关。英国的教材也有1/3以上的案例与英国相关。”她还问:自己本国的教材都不以本国的国际法案例为主要研究对象,那么你们的学者研究国际法的意义何在?这些问题,让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的确,我们研读的中国法学院使用的很多国际公法教材,包括案例分析,除了老掉牙的“湖广铁路债券案”及“光华寮案”外,少有案例与中国相关,其他案例似乎与中国没有直接联系。如果国际法教材与本国无关,那我们用这样的教材培养的学生们,将来会关心国际法与中国的关系吗?这从一定层面说明我们目前的国际法教材存在的普遍问题。好在近来WTO争端机构处理的涉及中国的案子已经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及充分的讨论,并在相应的教材中体现。尽管如此,完善教材使其更为合理、符合中国需求仍是国际法学人面对的挑战。 至于其他方面,如国家主权相对论挑战传统的国家主权绝对论、国际法主体的拓展(非政府组织、私人主体特别是跨国公司国际法主体地位等)的讨论,都是我们在理论上需要完善和拓展的领域。 不同阶段的学者,对当时的国际法探讨和国家利益维护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作用很有限,因为国际法与政治向来很难分离,国际法建立在国家实力的基础上。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国际法理论的扎实对维护国家利益也能超越于国家实力而发挥作用,如冷战时期南斯拉夫一些国际法学者、印度、巴西甚至非洲的尼日利亚等国的国际法学者可以不受国家实力的影响而依据国际法理论起到维护国家利益和国际秩序的作用。因此,应对挑战,创新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与国家和政府而言意义无疑是重大的。 三、未来中国国际法学发展的思考 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活动中参与的V度和深度的不断拓展,中国对国际法理论的诉求毫无疑问也在不断增加。这是全体国际法学者面对的大好时机,也是国际法学者促进中国国际法发展的时代使命。如何利用现有的国际法规则维护国家利益,并修正不公平的国际法规则及对正在形成的新国际法规则产生积极影响,以听到更多的中国声音,体现中国国际法学者的智慧,是21世纪国际法对中国学者提出的要求。 中国错过了国际法发展的几个较为关键的时期:一是60、70年代,发展中国家纷纷崛起并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国由于刚刚全方位介入国际社会,再加上国内的混乱,对国际规则尚未充分了解和掌握,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对当时的活动施加影响。二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会议上的中国谈判力量的影响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由于此前国际法尤其是海洋法研究被荒废近20年,人才培养没有跟上,在国际谈判中显然难以收到理想的预期效果。三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等。考虑到法学的继承性,老一辈为我们打下的国际法学基础,我们需要在其上适应时代的发展做出满足国家现实的需求的努力。尽管国际法的基本原理、原则与规律是不变的。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是前辈们没有遇到的问题,既要继承,更要有所突破和创新,这是时代赋予当今国际法学者的使命。 (一)加强国际法理论的研究,为实务提供依据 我们需进一步加强学习西方现有的相关理论及现行国际法律制度,把握国际法学的原理及制度的本质,充分利用国际法的效力根据原理,在掌握他人理论基础上,结合国内国际实际,形成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体系或流派,为国家的国际事务需要服务。近现代国际法其诞生本身源于学者的理论,然后将其上升为实证的条约或规则,尽管产生理论的缘由是实际生活中纠纷;今天依然如此,国际法理论研究走在前面,甚至公法学家们的观点可以作为国际法院判案的补充性渊源。有史料表明,中国1689年与俄国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也是在徐日升等传教士在参阅早期国际法学者如荷兰格劳秀斯及西班牙苏阿瑞兹等的著作下为中国的钦差大臣提供建议而签订。 对中国而言,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对国际法的接受由被动变为主动,且也是从翻译有关学者的学术专著开始的。林则徐因禁烟及处理英国人在中国的违法行为,他被迫请人译出了《各国律例》;清政府各国事务衙门因处理与各国之间的关系,被迫出版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西方列强将各种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国人的头上,引起了各种自强运动和革命,我们被迫利用国际法的合理部分为自己挣得生存权益。新中国成立后,基于特定的环境,我们被迫接受苏联的国际法的影响;经济全球化下,为了加速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加入WTO,被迫去适用西方列强主导下的贸易规则,它虽然给中国带来很多利益,但也在严重伤害中国利益(如反倾销、反补贴、知识产权案及稀土出口案等)。这些都是我们被动的体现。尽管近百年史上,我们曾经有过很大贡献,如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理论等对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与泱泱大国应有的地位相比,这是远远不够的。今天中国在逐渐强大,我们在国际立法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也应该提升。它除了各种有利因素支持外,依赖于国际法学者努力。 学者理论研究的深度一定程度上影响该国利益在国际社会得到保护的程度。笔者曾经参加2014年4月7日至14日在华盛顿召开的第76届国际法学会年会和第108届美国国际法学会年会,体会到发达国家学术界对时下国际法问题的关注、研究的深入及为政府提供应对策略探讨的投入。这里仅从他们对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条约的《气候变化相关法律原则》的起草便可看出端倪。国际法学会为负责起草该条约的原则部分(共10条),学会专门成立一个委员会(约30人),至少自2010年就开始进行研究;每一条由来自不同国家法学院、律师事务所及政府部门的3-4个专家(教授60%以上)负责。在该次大会上,小组人员展示他们的草案,说明理由,并请与会者参加讨论,提出建议,然后他们再去修改。最终他们会将修改后的草案提交给有关的谈判代表。在谈判时,经过充分研究的条约,与那些仓促上阵、提出的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研究的约文草稿相比,哪一个更具说服力,不言而喻。 国际法学理论的薄弱,会让我们在国际谈判及国际规则制定及国际事务应对中处于劣势。美国国际法的强大,除了其自身的国力之外,学者为其政府提供充分的论证和理论依据,是美国在国际社会及国际法产生影响力方面进退有余的重要条件之一。美国学界与实务界(如政府机构、律师及法院等)之间流动十分频繁,学术与实务问题解决结合紧密,能够满足实际需求,又对相关理论提供证据,推动理论的形成。 这种行为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借鉴,我们的学会可以变得有组织,并且划分不同的专题组,平时加强研究,为国家的有关外交政策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相关法律事务服务。 (二)国际法理论研究拓展的原则 1.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为国际法学研究发展的基本指南 中国强大了,我们要有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不能跟着别人的理论转圈,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法准则。有学者提出,面对大数据、网络时代,中国在新的国际规则的形成过程中,要提出“中国方案”、体现“中国智慧”,这指明了中国国际法未来可能发展的方向。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指的是什么?其具体内容如何?我们提出后如何使他国接受并成为国际规则?这些都为研究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中国经过160多年的国际法实践探索,构建的方案涉及的国际法理论应当包括和平发展、和谐国际社会构建与以人为本等要素。它要求我们在国际社会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履行应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这种理论的形成有其必然性。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当时的处境,第一代领导人、等提出“和平共处”五原则,关键在于和平,以为新中国赢得生存机会,站稳脚跟。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针对结束后,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状况,亟需和平的发展环境,邓小平与大树“和平与发展”旗帜,既主张中国的和平发展、也期待世界和平发展。时代,国际社会已经走向“合作社会”而非“共存”,面对公共问题,各国需要合作。全球化日益深入,商品价值链分布于全球,技术使世界联系更为紧密,任何一个区域性的问题都是世界性的,合作是本世纪以来的必然选择,因此“和平、发展、合作(包括技术共享等)”成为我本世纪前十年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指南。在几代领导人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将“共赢”融入到国际关系行动指南中,彰显出负责任大国与世界共同前进的胸怀: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合作,不是出于中国一国之利,而是兼顾天下之利。因此,“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国际法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也是顺应这种规律;为此我们要慎提“崛起”而多谈共赢。 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思想指导下,我们以实证的研究方法,探索工业革命以来,人类遭遇的种种不幸,尤其是面对气候变化等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的情况及其根本原因,以分析已有的国际法理论或制度已不合时宜;现在需要有足够的勇气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导向,以和平、发展、合作与共赢及构建和谐世界为指导思想,创设中国的国际法理论。在经济全球背景下,以70年展中国家提出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为诉求,根除新经济条件下“新老殖民主义”再生的土壤,为国际社会和平发展提供依据。 世界发展趋势也证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当下的主题。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的巨大灾难使人类深恶战争,渴望和平,“和平”成为人民的当然选择。只有和平没有发展,难以改善人们的生活,也不符合人类发展规律,所以发展也成为上世纪后半叶人类共同关注的议题。20世纪90年代末经济全球化及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国与国之间的依赖更加紧密,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的利益格局。世界已经连为一体,任何一个单个国家的行为都有可能成为全球性的行为,进而对全球造成影响:如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疾病传播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谁也离不开谁的“地球村”意识似乎正在取代狭隘民族主义的纷争意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通过市场交易和民主协商来解决资源匮乏、领土争端、民族纠纷等各种问题比通过战争解决好得多。这些客观上要求国家与国家或其他国际法主体之间进行密切合作,并为这种合作准备了条件。合作、尊重民主的行为准则和全人类价值成为新的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实质。所以本世纪以来合作一直是中国政府提出的重要原则。国际条约及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作用越来越大就是各国“合作”的重要体现。然而,国际组织的形成及国际条约的作用并非只是让部分国家受益,而是要让所有有关条约缔约方或国际组织的成员都从中受益,分享文明及科技进步带来的积极成果;这就是“共赢”“互利”。比如,加入WTO,并不意味着其成员放弃其国家主权或地区经济权益,而是要求通过较为合理、公平、透明的规则不要把弱势成员变为他人刀俎上的鱼肉。在越来越多发展中成员参与的情况下,它要改变殖民主义时期“你的东西,通过不公平的规则,要变成我的”之强盗逻辑,让各成员在合作中互利共赢。当然,WTO中仍有很多有待进一步完善的规则,如技术贸易方面,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下,在所谓的国家技术出口管制法规下,技术后进国没有办法从公平的贸易规则中分享到技术进步的成果,但有谁会说西方国家因控制的“高端技术”未让发展中国家分享而当上被告?而中国出于保护环境、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对九种原材料如稀土等不可再生资源进行出口限制时则遭到美国等国家的申诉,进而在所谓的WTO规则下裁定这种行为违反WTO规则;这是否有承袭老殖民主义时期政策的迹象:只不过当时是通过战争来占领他国领土、武力迫使他国提供原材料和农产品,而今天是通过贸易制度?可以看出,美国等发达国家借助于WTO规则,利用中国等成员方的技术后进、国际贸易经验不足等因素,实行新殖民主义政策,以所谓文明的方式强迫其他国家继续为它们供应原材料,使后进国仍然成为它们廉价的加工地。这种合作显然有违公平正义精神,难以带来共赢的积极效果。因此,当下国际法理论的研究,必须在“和平发展合作”原则下,强调“共赢”,这是我们要积极改进或完善国际规则的重要出发点。 2.主张人类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为原则 21世纪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主旨是:人类共同利益至上,在国际法的价值取向上,当使人类的共同利益优先于狭隘的民族利益。全球化下,任意一个消极的影响会波及全球,如环境污染、气候变化、核事故等,这些使人类共同利益变得更为突出。对恐怖主义、人类认定的国际犯罪如奴隶贩卖、种族灭绝、海盗等行为的遏制和打击需要各国国家的共同努力。技术发展已经使国际法理论创新变得更为迫切:在人类可用陆地资源基本耗竭的情况下,南、北极及海洋(特别是专属经济区、公海等)、外层空间将成为人类竞争的主要领域。人类共同财产(南北极、公海、电离层空间、外层空间――含月球及人类目前所发现的天体――及其所拥有的物体、生物、天梯等)、公共空间(含公海、外层空间、南极等)、人类共同利益在今天显得更为重要。 处于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中国,在追求本国利益、争取国家利益最大化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坚持把本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破解人类发展难题。这是我们在发展自己国际法理论时应当坚持的态度。 在追求人类共同利益的同时,我们需要警惕某些国家假借国际法之名而行“单边利己主义”及貌似合法实质上损害他国权益的行为。它们试图努力地让全球国家碎片化或实行它们所设想的民主化,这背后都其不可告人的意图:被肢解的国家没有足够的强大的实力与其相抗衡,通过它们扶持的国内人实现对他国的战略资源的掠夺,奴役、剥削这些被肢解的国家。无论是科威特在西方操纵下从伊拉克独立,还是科索沃从塞尔维亚独立出被宣布不违反国际法、阿拉伯国家发生的茉莉花革命,更不用说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等事件在西方引起的欢呼雀跃:被视为民主的伟大胜利。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些国家变化后,并没有给其本国带来真正的福音,如茉莉花革命没有给埃及和利比亚人民带来安宁、民主和幸福;伊拉克战争及阿富汗在美国干预后并没有给两国带来和平,相反它们的国内战争、贫穷依然如影随形;美国对中东地区的干预没有带来进步,反而刺激了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活动等,以致给欧洲国家带来了一波又一波的难民潮。虽然这些国家的变化短期看都反映西方意图的实现,但长期地看,都留下了祸根。在意识形态高压之下,某些国家借助于所谓的民主、人权,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准确地说,一小部分统治集团利益的需要),在全球扩张自己的利益。短期地看,它损害的是部分国家的利益,但长期地看损害的是人类的整体利益。特定制度下的跨国公司行为给人类带来的公共问题越来越多,如果它们的行为仍得不到控制或引导,最终会毁坏全球环境和气候,最终使人类像恐龙一样遭遇突然的气候变化一夜间从地球上消失。无论从维护国家利益还是人类利益,我们都必须坚守最起码的原则:在国际社会尚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下、在国家作为最根本的利益单元存在背景下,任何国家都应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要在西方利益集团的叫嚣下,毁了自己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而纵容跨国公司的猖獗行为,最终毁了它们自己,也毁了人类。美国对我国西藏等问题一直或明或暗地染指或干预,并利用一小撮看不到美国险恶意图的分裂主义者来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也是这种行为的表现。 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的总体利益高于单个国家的个别利益;而主权国家在强调自己主权和利益的同时,不应侵犯或损害别国的主权及人类整体利益。有学者将民法原理运用于分析国际法的法学理论部分,并提出全人类总体利益原则作为国际法原则的新发展(和平权利、生存权利、自由权利、发展权利、物质文明权利及精神文明权利);这是很有道理的。 在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强国对国际法的态度是:根据其利益需要来遵守或要求他国遵守,规则只是约束弱者,强者都会根据规则来做出利于自己的解释。美国对有关关键产品、涉及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的高端技术等出口实行管制,但有谁对美国、西方国家的出口管制提出过质疑?这种国家利己主义或单边主义与时代赋予国际法所要求的合作、共享、共赢等原则相违背。各国间的共同利益应该是我们的追求,但它不是共同意志而是各国问意志的妥协,即出于人类利益的需要,各国问在利益方面一定的妥协,它遵循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寻求的是安全、有序、和平、公平和正义。因为国际法不是超国家法,不是各国的共同意志,而是各国协调的意志。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是WTO框架下必须遵循的原则,而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以环境友好技术作为基础,在人们普遍关注货物贸易、金融等服务贸易的时候,又有多少人关注技术贸易中的公平?发达国家将要求他国“公平”开放原材料、廉价劳动力等市场时,何时要求过他们的技术市场也要公平开放让他人容易获得?因此,将技术贸易纳入WTO体系中,制定相应的规则,应该是经济、技术后进国力图突破的领域,以便于我们也可以利用类似的公平规则制约西方。 在探寻人类共同利益的同时,对有关私人主体在国际法中的地位与作用也颇值探讨。在全球公共问题日益严峻情况下,企业和其他私人主体在相关的国际关系或国际活动中也在积极介入。有些国际条约中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诸多的私法行为主体的意志(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最早就是十二家跨国公司率先提出的)。充分利用非政府组织等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法制定、实施中的重要作用。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及各种利益趋同者共同维护国际正义。 3.充分挖掘中国本土的“国际法”元素 随着中国国际法研究水平的提高,对外交流的日益深入,专著、论文等研究成果的不断提升及中国影响力的日益增加,国际法中应当有更多的中国元素。基于国际法的本质及其形成规律,我们不能盲目提倡与“与国际接轨”,涉及某些特定领域,如主权、国家政治利益等,提与国际接轨是危险的;但在商事、贸易领域,技术性规范或商业运行规则,与国际接轨,可能并无害处。但不论何种情况,需增加中国的话语权。与国家的国际法实践相一致,我们的国际法学只是处于被动的翻译、学习、接受和消化阶段,未能产生出真正对国家发展有用的、有自己特色的国际法理论。国际法领域创新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特别是在西方经过400多年的实践与理论研究形成的规则对后来者形成较高门槛,突破原有的不公平做法,形成既能体现中国意志、维护中国利益又能被多数国家接受、体现公平正义精神的新理论与新规则,需要国家良好实践及学者们的理论挖掘与创新,这并非易事。 中国本土(并非仅限于传统文化)文化中国际法思想的挖掘十分重要:如和平共处的“和而不同”“大同社会”和谐相处,墨子的“兼邸薄胺枪ァ薄敖焕”的崇尚和平互利思想(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不希望战争在本土上发生,同样他国人民也不希望战争在本国领土上发生;自己不想环境被污染,他国也同样);“不战而屈人之兵”(发动战争的目的主要是获取财富与利益,而通过非战之措施同样可以实现类似目的,并共同促进人类的繁荣);“伐交”对于利益冲突,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即外交、和平争端解决机制等。 我们应该用中国的“和”文化来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并将其体现在国际法理论与规则中。和文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必须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和”文化,所以他不仅反复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而且他本人就是最好的中国故事讲解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攻克人类的共同难题。指出:“当代人类也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比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要解决这些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等等。”我们要以此为指导结合中国、世界的现实,并将它们同相关的国际法理论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国际法思想体系,这对利益冲突纷繁的现实问题的解决有着积极意义。 (三)国际法理论的实践基础 学界与实务界的专家学者应该可以进行双向流动,以促使国际法理论研究与国家国际事务实践的结合。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是美国。美国最著名的国际法学者都不同程度担任过政府部门的要职。这样的结合,使现实问题对理论的需求直接变成动力并为理论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对国际法而言,实务和理论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实践是理论产生的源头又要求理论服务于其,而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并高于实践,但它必须服务于实践。国际法本身的发展验证了这样的判断。 国际法史证明:国际法学强大了,该国在国际法领域的影响就会强大;国际法案例,最终的解决均是源自国际法理论,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对条约的解释,而条约的解释实际上就是理论的诠释。国际法理论的创新十分重要。百年来中国的国际法学理论基本上还是处于学习国外尤其是西方与苏联国际法理论阶段;我们原创的国际法理论较少,适合中国国情的国际法理论更少。但国际法理论不是一个独立发展的学科,它也依赖于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如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社会学、哲学等学科的发展为其国际法理论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结合其实力,使其国际法理论处于一种较为突出的优势地位,其实用主义哲学指导的特征较为明显,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其国际法中占据主导地位。占据传统国际法优势地位的欧洲,在自然法与实证法理论交融的体系下发展着自己的国际法理论。在中国的未来,经过国际法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会在研究国际法的方法、基础和理论等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 四、结论 总体上,国际法在中国演进的轨迹是:先是被动接受国际法,但在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法下,中国遭受到不公的国际待遇,未能利用国际法真正维护自己的权益;北洋军阀及国民政府时期产生过一批杰出的国际法学家,他们在相关活动中维护中国利益,在重要的国际法文件形成中发挥过积极作用,同时也为新中国的国际法发展准备了人才。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80年代,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在国际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下,迫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等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中国对西方传统国际法的主要内容扮演着革命者、挑战者的角色,给予批评和否定,但对于《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律文件中的合理部分及西方一些学者较为公允的国际法理论也在充分利用,并阐释自己的国际法思想。在1978年之前,几乎没有国际法的教学和研究活动,国际法理论研究较为单薄,主要以服务国际政治斗争和外交政策为目标。不过也收到一些实际效果,在法学家努力和参与下,国际化研究有了一定基础,形成了“和平共处”国际法思想。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及世界技术、经济、贸易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开始对现存国际法采取接纳并积极参与的态度,虽然对其中不合理的部分在努力改变,但是,国际法中中国元素还是较少,中国声音较为做弱,这种局面亟待改变。 在国际法研究中存在着上述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逐步开放并融入国际社会才近40年,我们对许多规则还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规则是别人先制定好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先接受、参与,再在学习、分析和适用的基础上,参与更多的立法、修法活动,逐渐增加中国的影响,增加中国的元素,展现中国人的智慧,为世界的和平与和谐作出中国人的贡献。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缩短这样的时间。在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实体、日新月异的技术等改变世界交往方式及经济一体化更为深入等背景下,形成适合新形势发展、富含中国元素的国际法理论和国际法思想是对当下国际法学人的重大挑战。 国际法学论文:议国际法学之方法论 摘 要: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要依据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和研究对象的特点有针对性的选择,不仅要借鉴国际关系、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知识,还要以相关学科的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综合运用逻辑思维和实证分析、自然分析等方法来研究问题。 关键词:国际法学;方法论;研究对象 引言 法,大体上可以分为国内法和国际法两部分,相对应的,也就分为国内法学和国际法学。从国际法本身的产生、发展和壮大来看,它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各国联系的日益紧密而产生的,伴随着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的日益增多而发展起来的。在不存在一个有效的国际政府的现状下,国际法的研究注定与国内法大不相同。 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离不开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某种意义上,正是研究对象的特点才决定了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尽管国内学者对国际法的定义各有千秋,但争议较少的一点是,国际法的发展趋势是调整不同的国家、国际组织、法人乃至自然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法律规范。即“国际法已不是传统的国际公法,而是反映国家意志的协调,调整一切国际关系(不仅仅限于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范的总和”。① 国际法学的研究对象与国内法研究对象有显著的不同。国内法的研究,比如一国的民法、刑法等实体法,以及各部门法的程序法,都不可避免地由本国的统治阶级或者说是立法机关的立法目的决定,其范畴大体在一国范围内,而很少涉及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以及法人、自然人之间的关系。而国际法的研究应该从宏观上,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不同国家之间的国际法主体,其各自的诉求不同、立场不同、知识背景或者生活环境不同,也决定着国际法主体之间的关系调整达成统一、协调的过程更难。 一、国际法学的传统研究方法 鉴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不同,以及国际法学所调整的法律关系的不同。其研究方法应该更侧重于比较研究(包括横向的各国之间比较和纵向的历史比较),价值研究,体系研究,实证研究,演绎与归纳研究,以及结合运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研究方法等等。以上这些研究方法在国际法学的学习中不可或缺。诚然,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必定是建立在普遍的法学研究方法之上的,但也有特殊之处。下面就作者发现的应当受到重视的几种研究方法或者国际法学的学习方法做一些理解和阐述。 首先,从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角度来看,有学者认为,“国际法学研究的确对我国的涉外实践―广义上的―未起到有力的指导作用”[1],尽管大体如此,但也应该看到我国的国际法学已经在处理WTO争端、松花江跨界污染、解决钓鱼岛争端、大陆架的主张等等领域起到了一些作用。普遍认为,国际法学始于西方,发展于西方,我们所要做得更多的是消化吸收,才能有所创新。孙世彦研究员认为,当前的国际法学研究过多侧重于理论研究,理论创新只能作为我们长期的目标,而不能每日追逐的目标。从这一角度来看,国际法学的研究更应该从实践入手,从案例入手,从我国所面临或可能面临的国际法问题入手来做一些研究。从历史上来看,国际法在中国的产生发展,正是现实所迫,才得以引进。在晚清和民国时期,针对理论研究较少,而主要是针对中国面临的国际问题寻找解决办法。中国那段时间“面临着收回租界的斗争、日本侵略、两次世界大战、联合国成立等重大事件”[2],因而当时的研究重点放在“国家主权(领事裁判权)、条约法、战争法等国际法领域”[2]等领域。尽管当时的研究是被人牵着鼻子走,是不得不为之举,却奠定了中国国际法研究的良好基础,产生了一批国际法学巨著,如1932年周鲠生先生的《国际法大纲》,1943年的王铁崖先生的《新约研究》,1948年李浩培先生的《国际私法总论》等等至今仍被国际法者视为经典大作。所以,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的角度来看,可能还是侧重于实践研究能取得更好的效果。从这一角度来看,目前我们学习国际法学还是要多从实践入手,多从我国遇到或可能遇到的国际法问题入手,多关注我国的经济贸易发展现状和前景,才能更有可能主动地学好国际法学。 其次,由于“国际法学看起来不像‘法’的特点”[3],国际法需要运用更多的实证方法来充实研究,使国际法学也更有血有肉一些,不是仅仅有国际法原则和国际条约的骨架。国际法着眼于国际法主体之间法律关系的调整,相对更抽象,运用好实证研究的方法,才能更好地为国际实践服务。从实证方法本身来看,其经典论点是“恶法亦法”,侧重于研究对象“是什么”,注重于还原研究对象的本来面貌,因此,首先要获得大量真实确切的第一手资料,才能进而加工提炼。那么,如何搜集资料,显得尤为重要了。尽管现在搜集资料的方式很多,如文章检索方面可通过Westlaw、Lexisnexis、Heinonline、JS-Tor等外文数据库,中文的CNKI等数据库以及WTO、ICJ等判例,而一些核心的第一手资料的确很难掌握,比如近期中国与欧盟的光伏谈判,由于是闭门谈判,以至于基本不可能拿到未公布的第一手资料。看来,要用实证方法必须要多下功夫,仅仅依靠书籍、检索文献、判例等还是不够的。因为,缺乏第一手资料区还原、分析该问题的实际情况。然而,宋连斌教授认为“就算是纯基础理论构建,也并不排除实践”,因为“没有一个时代像美国冲突法革命那样,选法理论与方法层出不穷,但其中有影响力的,还是那些从实证中来,到实证中去的。”[3]实证研究对国际法学的学有裨益,不过确实需要下苦功夫,否则即使有大量翔实的第一手素材,也不能做出创新的结论来,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实证阐释是国际法学的看家本领”[4]。 从传统国际法学的角度来看,自然分析法对于国际法学的研究,地位与实证分析法基本相当。自然研究的方法,解决的是国际法“应当怎么样”,它主张国际法应该体现普遍的价值,应该是正义的、公正的,对国际法主张进行价值评判。对于当前国际法的现状,不存在一个行之有效的国际政府的情况下,国际法在判定国际法主体的行为上,更多的是运用评价的方法,包括肯定性评价和否定性评价等,来影响国际法主体的行为。因此,对于研究国际法本身来说,不仅仅在于要重要国际原则、国际习惯等准则,更要抓住国际事件和国际关系的内在主线进行分析,也要注意价值评判和道德评判本身就具有“立场”,因此在研究中,分清事实是什么,立场是什么对研究的中立性格外重要,更进一步来说,自然分析与实证分析并重,才能改变一些学者认为的目前国内国际法研究上的“注释法学”趋势。 二、跨学科研究方法 从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来看,国际法天生与其他学科不可分割,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甚至于要以其他学习为根基。比如国际经济法,天生与国际贸易相关联,不熟悉国际贸易的规则和实物,无异于闭门造车。正如周忠海教授所言,不知道什么是波、什么是涛,怎么作好海商法的研究?因此,有学者主张国际关系与国际法是包容与被包容,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提出一条从国际关系理论入手来分析国际法的新路[5]。这种理论认为,不能仅仅关心,何时、何地以及什么,而是要分析如何、为何。该理论主张,要避免实证分析所带来的国际法学趋向“注释法学”的危险,避免脱离国际关系的现实来论国际法,要以国际关系入手,分析原因,进而真正繁荣国际法学。在国际关系理论看来,国际法的产生、发展等要从历史角度、政治角度来衡量,要国际关系入手作为研究主线。如“一战”以后“巴黎和会”的召开,国际联盟的建立,这都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想主义密不可分,也就是说为了形成战后新的国际局势,避免战争,从而促进了“一战”后国际法的繁荣局面。而“二战”后,联合国、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组织的建立,以后随之的联合国法律体系的制定与遵守都受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很大。 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博弈论来分析,国家之所以遵守国际法,是因为国家在合作中关心的是相对获益,也就是本国所得利益多于还是少于其他合作国家。国家并不在意是否所有参与方都能获益,而关注的是谁获益多。这种博弈论可以很好地解释国际立法博弈的失败原因,以及一些国际条约迟迟不能生效的原因。与博弈理论不同的是,国际关系中的新自由主义认为,理性国家关注的是本国的获益,而不是其他伙伴获益的多少,因而在一次博弈中,一国不惜代价获得利益,容易导致欺诈的产生,从而忽视了长远利益。又如,在GATT乌拉圭回合中引入的“议题挂钩”理论,即同时构建和谈判多个领域的国际规则,用国际关系的理论来看,它避免了在蛋糕做大之前而分割蛋糕,满足了利益的分配和平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5]。诚然,国际关系的理论对于理解国际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协助提出了独特的看法,加强了对国际规则制定的客观认识,不失为国际法理论的很好补充,似乎看来为构建国际法上的法理学提供了可能。 除国际关系外,国际法学与逻辑学、经济学等天生存在密切联系,国际法学无论采取何种研究方法都离不开逻辑的基本规则,而经济学是进行国际经济法研究的必备工具。还有一些基础学习,如外语,在国际法发展的今天,不掌握一门以上的外语,想研究好国际法已经不存在可能。在一国法律体系内,还需要具备民商法、仲裁法等国内法律学科来促进国际法的研究。除此之外,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方法都对国际法学研究有重要意义。 三、综述 由于国际法学的研究对象相对分散,研究领域广阔,因此选取何种研究方法,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总体上来说,要遵循实证分析、自然分析的原则,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从思维上来说,要有强的逻辑思维能力,有客观国际关系的分析能力;从研究工具来说,要必备一定程度的外语知识,掌握与研究对象相关的经济学、政治学等理论;从研究对象上来说,国际法学要借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如果研究海商法,要掌握潮汐、水文反面的自然科学知识,研究外空法,要掌握航天领域的知识等等。从研究的态度上来说,还需保持不怕吃苦,不能偷懒的态度深入研究。 在国际法哲学中,有学者提出了呈倒金字塔状排列的五个层次的知识结构,最底端是哲学,往上依次是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社会科学,法理学,民商法、宪法等部门法学,最顶端是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国际法学[4]。可见,国际法学要想有所创新,必须要实现与其他学科融会贯通,具备更加开放的视野和视角来分析国际法问题。 国际法学论文:严峻国际局势下的国际法学教学改革 摘 要:国际争端的不断涌现,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提出极大需求和更高要求,但当前的国际法学教育模式使得国际法学专业人才出现断层,亟需进行改革。对此,应以先进的教学理念为指导,明确教学目标,从教学模式、教学语言、考核方式等角度,深化国际法学教学改革,以应对国际局势严峻挑战。 关键词:国际法学 教学改革 指导思想 具体措施 法学教学改革一直都是高等教育界非常热衷研究的问题,这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对法学教育的必然要求,因为法律是正义的象征,法律人才是实现正义的主体,法律人才队伍的建设水平则代表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明程度和法治化进程,这就要求对传统的法学教学模式进行改革,从而为社会提供最专业的法律人才。 1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国家间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联系日益密切,整个国际社会在各个领域呈现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态势,而且在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中,各个领域的国际争端不断涌现,国际法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提出极大需求和更高要求。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受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国际法学在大多数高等院校法学教育中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导致国际法学专业人才出现断层,根本无法满足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基于此,国际法学教学改革引起了各高等院校的重视,逐步成为法学教学改革研究的重点领域。 1.1 国际法学在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 国际法是以国家间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的、有法律拘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在规范国家行为和调整国际关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国际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1]1998年,教育部将国际法学纳入到法学高等教育专业核心课程体系,具体包括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三个分支,各高等院校国际法学方向课程围绕这三个分支开设;2002年开始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亦将这三门法学高等教育专业核心课程纳入到其考查范围。 由此可见,国际法学无论是在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还是在中国法律人才筛选体系中,都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2]但是,正如开篇所述,由于中国大多数高等院校法学教育未给予国际法学应有的重视,致使中国国际法学学科的发展非常缓慢,而且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出现了断层。这些都要求我们对传统的国际法学教学模式进行深入改革,进而使国际法学得到其作为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专业核心课程的应有尊重,并培养出适合国际社会发展需求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1.2 迎接国际局势严峻挑战的迫切要求 进入21世纪,国际社会在各个领域面临重大的机遇和挑战,国际关系进入重新整合的新时代,新的国际秩序将建立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国际法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能够在新的国际秩序建立过程中更好地反映本国的立场和主张,世界各国对国际法学的研究和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愈来愈重视,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因为先进的国际法学理论和专业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能够为其本国外交政策的实施提供各种合理有效的借口,进而为其实现本国的外交目标提供各种有利条件。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文化,从汉朝“丝绸之路”开始,中国就开始了广泛而频繁的对外交往。在当代,中国的对外交往更加频繁,在整个国际社会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政治上,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经济上,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世界第二大进口国,并拥有最多的外汇储备;军事上,中国是世界上军队规模最大的国家,拥有各种自主研发的先进军事设备傍身;文化上,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最丰富的人力资源。中国如此显耀的优势,使其在国际社会颇受关注,同时也使其遭受诸多挑战,这从近期的国际局势就可窥探一二。政治上,黄岩岛、钓鱼岛的领土主权问题;经济上,欧盟针对中国出口的光伏产品反倾销、美国针对中国出口的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进行反补贴;军事上,美日、美韩在我国周边进行军事演习,妄图威胁我国。所有这些都彰显着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 2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 基于国际法学在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当前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我国传统的国际法学教学模式亟需加以深入改革。为此,我们应该以社会需求为本位,明确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为具体实施国际法学教学改革奠定思想基础。 2.1 树立正确的国际法学教育理念 深化国际法学教学改革,首先要明确国际法学教育理念。国际法学与国内各部门法学是法学的两个相互独立的平行领域,两个领域解决的问题迥异,社会对相关人才的需求亦大不相同,这就决定了两个领域法律人才的培养模式大相径庭。在国际法学教学改革中,应注重国际法学专业人才与国内各部门法学专业人才的不同,以当前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为导向,紧跟世界国际法学学科的发展前沿,在培养模式、专业结构、课程体系、评价机制等方面进行优化,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高质量、高层次人才。 2.2 引入先进的国际法学教学方法 在国际法学教育领域,一大批国际法学学者一致致力于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研究,他们开拓创新,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先进的教育方法,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教授和武汉大学肖永平教授所提出的教学方法。这些国际法学教学方法,经其本校实践取得了很好成效,应将其推广运用到整个国家的国际法学教学中。 2002年9月,在华东政法大学召开的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年会上,黄进教授针对国际法学的分支之一―― 国际私法的教学提出了一系列先进的教学方法,具体包括“国际私法教学与5H人才培养观、国际私法教学与3D课堂教学模式、国际私法教学与实践教学、国际私法教学与双语教学”等。其中,“5H人才培养观”是指在国际私法教学活动中教会学生how to be(如何为人)、how to do(如何做事)、how to learn(如何为学)、how to be with others(如何与他人相处)、how to enjoy life(如何享受生活的乐趣);“3D课堂教学模式”是指在课堂教学中广泛使用discussion(讨论)、dialogue(对话)、debate(辩论)方式进行教学。[3] 武汉大学肖永平教授在国际法学教学方法上提出要实现“五变”,具体是指变“以教师为中心”为“师生共同探索”,变“以教材为中心”为“教材和课外读物并重”,变“以课堂为中心”为“课堂与课外并重”,变“以传授知识为中心”为“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并重”,变“以学会为中心”为“以会学为中心”。同时肖永平教授还提出了“五I学习法”,指出在国际法学学习过程中,要做到正确识别法律争诉点、准确解释法律规则、善于确定关键事实、养成不断追问的习惯和得出自己的结论。[2]而“五I学习法”的养成,则离不开国际法学教学过程的引导。 3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具体措施 国际法学的教学改革,应充分调动教师和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整合一切可利用的教学资源,从教学模式、教学语言、考核方式三个方面深入进行,从而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高质量、高层次人才。 3.1 改革国际法学教学模式,采用新颖教学方式 国际法学的教学改革首先需要对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在传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国际法学教学内容的特殊性,引入新的教学方式。由于国际法学内容繁杂,涉及公法、私法的各个领域,为保证学生学习国际法学知识的系统性和连贯性,在国际法学教学体系和教学结构上必须由专业教师主导,因此,传统的“灌输式”的教学模式不可抛弃。但基于传统教学模式过于抽象枯燥,教学效果会因此受到印象,因此,国际法学教学改革过程中需要引入各种新颖的法学教学模式,主要包括多媒体教学模式、案例分析教学模式、模拟国际组织教学模式等,这些新型教学模式使原本抽象枯燥的课堂讲授变得生动形象起来,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听课兴趣,加强专业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思考,进而使学生能够自主分析当前的国际局势与国际争端,把这些枯燥的国际法规则灵活运用到保护国家利益的实践中。 3.2 改革国际法学教学语言,引入双语教学因素 国际法学与国内各部门法学相比,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国际性,这就使得对于国际法学的研究不应局限于国内领域,而应走出国门进入国际领域,这需要有非常高超的语言能力作为研究手段才能完成,因此,在国际法学教学改革中引入双语教学因素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际交往越来越频繁,国际问题和国际争端相应的也越来越多,这些国际问题和国际争端的解决迫切需要一大批掌握国际局势发展动态、具有坚实理论基础和开阔视野的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培养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对国外相关知识的涉猎是必不可少的,双语教学因此应运而生。所谓的“国际法学双语教学”是指在教师讲授国际法学的相关概念和规则,应该提供标准的英文注释,尤其是对于其中的专有名词,必须能够标注准确的英文翻译;在介绍相关国际条约时,对于其出处和原文内容必须向学生加以介绍;在介绍经典的国际法学案例时,应将裁决原文中的关键部分向学生展示。[4]通过以上双语教学途径,在教学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的国际法学专业外语水平,从而为其自主学习国外先进的国际法学专业知识提供便利,以进一步培养出高素质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3.3 改革国际法学考核方式,进行多角度效果考查 教学过程分为授课和考核两个阶段,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考核是督促学生认真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其中,期末考试时最传统的验收学生学习效果的考核方式,但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角度出发,考核方式不应局限于此。基于培养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要求,国际法学的考核方式应该多样化、灵活化,从多个角度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考察,从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除了期末考试之外,国际法学的考核还可以通过布置案例分析式作业、设置模拟法庭或模拟仲裁庭、针对热点问题撰写毕业论文、分小组讨论并展示探讨结果、组织辩论等多种方式灵活进行。通过对国际法学教学效果进行多方位、多角度考核,保证学生既能够掌握国际法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同时又能够灵活运用国际法学专业知识分析国际局势、解决国际争端,进而使他们成长为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科高质量、高层次人才,满足国际社会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 法学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信仰法律、熟练掌握法学理论知识并能将“教条化”的内容“务实化”的法学专业人才,作为法学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国际法学的教学目的亦是如此,但是当前中国的国际法学虽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但无论是人才的数量和质量还是研究成果的水准,仍然远不能适应中国对外开放的速度与规模。为了应对国际局势的严峻挑战,满足国际社会对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我们应该通过国际法学教学改革,调动学生自主学习和运用国际法学知识的积极主动性,从而培养出高层次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国际法学论文:案例教学在国际法学教学中的运用 摘 要:目前,案例教学已成为国际法学教学过程中的重要方法。然而在国际法学案例教学过程中出现了将案例教学等同于举例教学、对案例教学不够重视、案例选择不恰当、以学生为中心的模式很难达到等诸多问题。国际法的案例教学应当合理选择案例,教师应当恰当运用讲授案例的技巧,在课程设计方面应增加实践性教学环节时间。 关键词:案例教学;国际法;课程实践 国际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但现阶段我国学生普遍缺乏锻炼和实践的机会,接触国际法实例很难,学习过程中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在国际法教学中采用案例教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方面的缺陷,提高学生学习国际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案例教学法,就是运用典型事例进行教学,目的在于通过对典型事例的分析和解决思路、方法等的掌握,使学生进一步理解一般的分析原理,并借助这一原理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 [1]。其本质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互动式教学。 一、国际法案例教学易出现的问题 (一)将案例教学等同于举例教学 案例教学成功的重要基础之一是案例报告的规范化和权威性。在目前的国际法教学实践中,有的教师将案例教学理解为简单的援引案例来说明理论知识。虽然在系统知识的讲解过程中穿插案例有助于提高课堂气氛和加深学生的理解,但是这仅仅是系统教学的手段之一,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案例教学。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具有丰富的内涵,包括从案例选择到课堂设计的一系列过程。 (二)对案例教学不够重视 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方法,与其他的教学方法处于同等地位。引进案例教学方法却将其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不给予足够的重视,或者过于依赖案例教学方式都是不正确的。案例教学应当与其他方法并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课程分配上的均匀。案例教学有其自身的特点,需要将其与其他教学方式进行合理的搭配。 (三)案例选择的不恰当 案例的选择存在有难度,一旦选择不当,会直接影响案例教学的整体效果。案例选择困难的局面,一方面是因为案例来源不充足,另外一方面因为教师在选择案例时没有把握好标准。在案源上,困难的不是案例的数量问题,而是符合案例教学要求的案例质量问题;在教师选择案例方面,既要顾及到案例自身的价值,还要考虑到学生的基本情况,考虑到教学的进度和整体的教学状况,这些因素处理不好,就会降低案例教学的质量。 (四)以学生为中心的模式很难达到 通常的讲授式教学,以教师讲授为中心,教师处于课堂的中心地位,学生只是单纯的听课、记笔记,在课堂上没有主动性。这种影响呈现在案例教学中表现为教师在台上陈述案件事实,讲述案件涉及的法律知识,总结案件的意义,其中插入学生对于问题的看法。这种模式实际上是案例讲解,是传统的讲授式教学的一种,只是将系统知识换成案例,而不是案例教学。案例教学要求以学生为中心,要求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以及学生之间的互动。教师的角色转换不当,过于主动,就会削弱学生的主动性,同时也会限制学生的思维活动,达不到案例教学的目的和效果。 二、国际法案例教学的课堂实践 选择精确、有效、典型的案例,是实行国际法案例教学成功课堂实践的第一步。所谓精确,是指所选案例内容要与有关国际法理论相吻合;所谓有效,是特指国际法案例的政治性。国际法调整的国际法律关系除了包含法律因素外,更多的还要包括国际政治因素和国际关系的现实,与国际政治太过脱节的案例是没有生命力的。所谓典型,是指该案例在相关法律领域具有代表性。 实例演示:以WTO海龟海虾案为例 该案件的案情如下: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泰国投诉美国对某种虾和虾类制品的进口限制(WT/DS58)(禁止进口没有使用排除海龟捕捞装置捕捞的虾)。1996年10月8日,上述联合投诉方提出磋商要求。争端起因是1996年5月美国颁布609条款,禁止在捕虾时没有安装防止误捕海龟的装置TED的虾类产品进口。投诉方认为美国违背了GATT1994第1条、 第11条和第18条,并造成了利益的丧失和损害。1997年1月9日,马来西亚和泰国要求设立专家组。1997年1月30日,巴基斯坦也提出这一要求。1997年2月25日,DSB设立了一个专家组,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加拿大、菲律宾、新加坡、危地马拉、墨西哥、日本、尼日利亚、斯里兰卡、中国香港等11个国家(地区)保留第三方的权利。1997年2月25日,澳大利亚也要求就同样的争端事由设立专家组;1997年4月10日,DSB同意这一要求,决定由同一专家组合并审理澳大利亚的要求。专家组认为,美国禁止早虾和虾类进口的措施违反了GATT1994第11条第1款,不能被认为是GATT第20条中的例外。1998年5月15日,专家组报告由成员各方传阅。1998年7月13日,美国对专家组适用法律和法理解释问题提起上诉。随后,专家组推翻了专家组的一项调查结果,即专家组认定美国的被诉措施不包括在GATT1994第20条的序言允许的范围内。上诉机构推断出,美国被诉措施虽然符合第20条g款的要求,但却不能满足第20条序言中的要求。1998年10月12日,上诉机构报告由成员各方传阅。 该案若实践案例教学,大致可以分成如下步骤: 第一步,教师先将海龟海虾案分配角色,角色的分配应尽可能使大多数学生参与进来。在该案中,教师可以设定主持人1人,该主持人负责介绍案情,并以一段开场白开始这个案件的模拟。教师设定申诉方4人,分别代表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泰国四方;设定被申诉方2人,均代表美国,由其2人共同搜集资料加以抗辩;设定第三方11人,这11人分别代表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加拿大、菲律宾、新加坡、危地马拉、墨西哥、日本、尼日利亚、斯里兰卡、中国香港等国家或地区;设定专家组成员3人;设定上诉机构成员3人;设定一定的评委(最好基数),由评委对上述人员进行打分。 第二步,专家组审理程序。这个过程先由申诉方发言,然后由被申诉方抗辩,期间听取第三方的意见,最后由专家组做出裁决。这个过程评委应该对各个人员的表现进行打分,然后取平均值。 第三步,上诉机构审理程序。这个程序是上诉程序,具体设计跟第二步大致相同,最后由上诉机构做出终裁。 第四步,由评委进行核分,并将结果予以告知。同时,旁听观众(未分配任务的同学)可以向任何发言的同学就其所陈述的相关问题进行提问,这个环节要求准备案例的同学需要课下认真准备,确保就自己负责的部分了然于心。 第五步,由教师进行最后总结,并就相关知识点进行讲解,讲解的过程中需要将核心争讼点详细阐释,并积极给学生提供参考资料或推荐相关书籍、论文,以便学生在课后能够及时查阅。 第六步,由学生课下及时查阅资料并进行复习,教师可以在下一堂课时检查学生阅读资料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法教学中可以援引案例的选择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国际法院的判决。国际法院对国家的管辖权是建立在国家自愿的基础上的,由它审理的案件数量、范围有限,但根据国际法对国际法院职能的规定,国际法院除了拥有诉讼管辖权外,还有咨询管辖权。所以国际法中的教学案例除国际法院审理的成案外,还应该包括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仲裁机构的裁决、以及国际关系中发生的重要事件等等。这些意见、裁决和事件虽然不同于法院审结的成案,但它们都可以说明与论证国际法的原理、原则的产生和存在,同时也能说明国际法的现实性和复杂性,所以都应该在国际法案例教学中得到合理的运用。 三、国际法案例的教学设计 国际法案例教学设计大致上可以分为以下步骤: (一)案例的选取和整理 “法学案例教学以法律案例为课堂教学的起点,选择恰当的典型的案例是成功实施案例教学的先决条件。”[2]一个好的国际法案例必须具有实际价值,从法学教育来讲,首先,国际法案例的价值集中体现在案例中体现出的法律知识与法律运用;其次,国际法案例必须具有现实性,教师所选择的案例必须具有现实性和真实性,避免凭空虚构案例;再次,国际法案例必须具有启发性,这是案例教学目的的要求,启发性强的案例可以促进学生的思考和分析能力;最后,国际法案例的选择还要考虑学生的心理要求,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争议性强的案例能引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案例教学的效率。 (二)课堂讲授的技巧 国际法案例教学的方式可以多样化,可以有不同的课堂讲授方式和手段,恰当的形式可以使得课堂教学达到意想不到的结果。讨论法和质疑法是案例教学中常见的方法,组织学生就案例所涉及的法律知识进行讨论,发现案例中涉及的法律知识;不迷信案例中的结论,在论证结论的正确与否的过程中达到对案例知识的深刻认识和体会。在此过程中,教师要随时把握课堂进程,在应当给与提示、启发或者进行总结的时候能适时地做出反应。除了这些一般的方式,组织学生观看法庭审判或者邀请非课堂人员参与课堂讨论都是可以采取的方式。 (三)增加实践性教学环节时间 由于法学课是一门理论和实践结合较为紧密的课程,因而针对这一特点,教学管理部门在制订教学计划时,要充分考虑实践性教学环节。然而目前对实践性教学环节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它还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或者虽有少量安排,却是杯水车薪。这样要想把学生培养成动手能力强的应用型人才恐怕会成为美丽的肥皂泡。所以,对现行教学计划也应进行改革,要把实践性教学环节时间增加到总课时的1/4甚至1/3,并加强检查落实,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讨论案例,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法律操作训练,这更有利于将其培养成应用型法律人才。 国际法的学科理论和实践在普通高校的法学或国际政治学专业的大学生看来是充满吸引力的,但同时又难免产生隔空喊话的距离感,因为他们生活的空间终究与风云变幻的国际社会相去甚远。[3]案例教学是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应当在国际法法学教育中予以广泛采用。我国不是普通法系国家,案例教学不可能成为主要的教学方法,但是吸收案例教学方法可以弥补目前我国法学教育的不足。要使案例教学在我国的法学教育中达到良好的效果,必须将其与传统的教学方法结合起来,使二者能够相辅相成,同时应当正确认识案例教学,采取科学合理的方式使案例教学达到最佳的效果。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方法论中的分析实证主义 【摘要】面对国际法学方法论的选择,历史上的东西方法律文化都倾向于在国际关系上采用道德哲学的进路,将问题的解决诉诸于抽象意义上的原则与教义。近现代以来,国际法上道德哲学进路与社会科学进路的冲突集中表现在自然法学派与分析实证法学派两种不同的国际法学方法论中,社会科学的明显优势使得分析实证主义在方法论中处于主导地位。国际法学的发展需要法理学的理论支撑,在分析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统治下,中国的国际法发展需要更多的吸收借鉴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多种社会科学进路,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追求创新与突破。 【关键词】国际法;法学方法论;分析实证主义;社会科学进路 一、历史上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哲学进路 传统意义上,自然法学家们认为道德原则是比法律更高的标准。传统法学确实乐于接受道德哲学的教诲,这来源于道德高于法律的基本假设,道德可以为法律提供评价标准和合理性依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道德哲学被认为是永恒不变的,这种进路在国际关系处理中不可替代。随着国家不断的强大,世界上每一个君王或政府不论对内统治或者对外交流都无法离开道德哲学的帮助,道德哲学成了统治一个强大的专制国家并有效进行国际交往的必然选择,古代的国际法带有了明显的道德哲学色彩。 在古代中国,周朝就出现了“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统治思想,随后的国际交往制度中,“朝贡体制”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朝贡体制”起源于先秦的服事制度,《尚书·禹贡》所载“五服”制和《周礼·秋官·大行人》所载“六服”制,依据血缘亲疏、尊卑高下、地理远近,确立了一套以王畿为中心向周边层层扩散的统治结构,将夷狄置于边远地区。在朝贡体制下,中央王朝有抚驭、开化夷狄的责任,而夷狄则有义务向中央王朝进贡。这样,在高尚德行的感召下,中央王朝和夷狄之间将处于和平的状态。这既体现了华夏民族高度的政治智慧,又体现了道德哲学在冷兵器时代处理国家关系问题中的强大作用。 在西方社会,传承千年的古老文明抵挡不住野蛮人的入侵,黄金时代和民主政治消散在马其顿王朝的铁蹄之下。人们惊奇地发现,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先进无法转化成一种绝对的强大。在生产力尤其是军事科技无法取得压倒性超前的时代,专制集权的制度才能保证集结全社会的力量。于是,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划分,人们为了生理和安全的需求,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弃更高层次的需求,抛弃了诸如“品德”、“节制”、“荣誉”等美好的词汇,甘心在“恐怖”下“幸福”地活着。顺势而为,道德哲学披上了神学的外衣,成为专制统治的精神载体,恰如其分地渗透社会的各个阶层的每个细微的角落,把脆弱的国家沾粘起来,创造了一个看似稳定实则压抑了诸多矛盾的秩序。从西欧封建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然法在古代社会可以给一个区域带来和平,只有当国家和民族的棱角被道德哲学所磨平,才能真正带来国际社会的稳定。相对于灿烂不朽的古希腊文明,运用道德哲学伪饰的宗教统治来处理国际关系有着一种不可逆的进步性。古代中国的“朝贡体制”和古代西欧的宗教统治都同样体现了道德哲学在其处理国际关系上的重要作用。 二、国际法学方法论的思想定位 (一)近现代两种不同视角下的国际法 1、自然法学派的国际法学方法论 从历史上的国际关系可以看出,自然法学派带有明显道德哲学价值判断的思想一直是确立国际法的指导理论,这种普遍的道德原则和宗教教义在处理国家之间关系时被理所当然的顺从。格老秀斯作为“国际法之父”,在《战争与和平法》中明确支持国际法学中的自然法理论,认为国内法、国际法甚至战争法都应当遵循自然法的基本原则。近代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对人权的呼吁让人们切实感受到了自然法中的“恶法非法”思想。20世纪的新自然法学派同样传承了这种对法律应然性的推崇,马里旦所谓的尊严,富勒的道德,德沃金的权利,罗尔斯的正义等等无不体现了他们的价值评判标准,即那种抽象意义上的道德哲学。 面临对国际法问题的评价时,自然法学派主张的道德哲学进路要求人们去考虑国际法“应当”如何,这种预设带有明显的价值衡量倾向。不可否认的是,国际法应当具有道德性,但在复杂的国际关系背景下,道德标准如何确定?法律应然性的具体表现在哪个方面?这种抽象的原则教义无法解决真正的国际法难题,如国际争端的具体解决机制、WTO的具体贸易规则等,道德哲学无法为人们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思路,自然法学派的道德标榜与口号在面临现实质疑时只能偃旗息鼓。 2、分析实证法学派的国际法学方法论 与自然法学派的国际法“应当怎么样”相对应,分析实证在解决国际法问题时更多的关注其具体“是什么”以及“如何解决”。分析实证的方法论要求人们将国际法从实然之法的角度去研究,进行最基本的实证阐释,从国际条约、国际判例中寻找最基本的逻辑起点和规则。所谓国际法的实证分析,即“对于国际法的规范、实践所进行的描述性研究,解决国际法某个领域、某一方面、某一问题上的规则或者实践‘是什么’的问题。”这种方法论以奥斯汀、凯尔森、哈特等人为代表,在不考虑道德的同时注重研究法律规则、文本和体系。 分析实证主义认为,国际法不仅存在于高层次的道德原则和教义之中,更存在于具体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中,软法便是国际法的重要研究对象。这种方法论要求我们的关注点在于实际起作用的法律究竟如何,能够切实解决国际纠纷的国际法才能最大程度上满足现实的需要。“一项法律的制定过程就是力量博弈的过程。 (二)社会科学进路的理论优势 抽象的教义原则高于具体的法律规则,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评价标准或正当化依据,这种被德沃金称为“正当化追溯”的道德哲学学术进路源远流长,道德哲学所推崇的正当化基础和“公平正义”的理念在人们心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道德哲学在法律甚至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给予了人类社会一个简单而又稳定的是非评判标准,但它的局限性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矛盾的增加而日益暴露。抽象的原则在不断涌现的实际问题面前显得无比乏力,一个笼统的、普遍的、神圣的教义被证明根本不是适用于所有时代的万能钥匙,道德哲学不再像之前的一千年一样高高在上,国家统治者作为法律决策者开始注意更为细节的东西,他们思考并论证着每个棘手的问题,从中获得更为珍贵的价值判断。 道德哲学所说的更高的原则教义,比如对权利话语的推崇或者对自然法、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并不能指导具体的法律制度,最多算作是最后的保障或检验标准。在国际法学领域甚至整个法学理论体系中,真正能够改善人民生活和解决法律疑难问题的只能是社会科学。毕竟,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解决问题才是王道。国际法学的时代任务不是单纯的寻求正当性基础和标准,而要努力解决国内统治和国际交往关系运行中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疑难问题。莎士比亚说过,“简洁是智慧的灵魂”。社会科学并没有道德哲学如此繁琐和夸张的法律修辞,然而却能提出最简洁的方案和策略去化解法律面临疑难问题的尴尬,因此获得了解决问题的指导权。 国际社会的客观现实日益复杂,在处理日常法律问题尤其是国际法问题上,人类需要一种更犀利,更高效,更能直指问题本质的思考方式,这就是社会科学进路。道德哲学所统治的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相对稳定,但法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让当前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社会制度日趋完善、社会矛盾增多、文化多元、道德分质的现代必须抛弃这种进路,道德哲学的传统进路已经不能给予复杂的国际问题以充分的援助,法律决策者必须采用社会科学进路,以应对法律发展的需求。当然,社会科学的各种实证分析方法并没有要通过研究法律疑难问题本身的各种经验要素去取代法律实践中的价值判断,因为毕竟道德哲学的进路解答了人们为什么要受到某种约束的原因。社会科学在解决法律疑难问题时并不能忽视道德哲学的存在,比规则更高层次的法律原则和教义仍然具有指导性,又或者在疑难问题得到解决时用来验证判决和解决方案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社会科学和道德哲学一样,都不可能包含所有的思考。其实,没有哪种进路可以囊括所有问题的复杂性并且完全取代其它的理论竞争者。 三、分析实证主义统治下的国际法学与中国 (一)国际法研究中的法理学基础 与各部门法不同,法理学为法学研究提供的是一种共同的基础理论,国际法的方法论研究需要法理学基础作为强大支撑。有学者已经用法理学的理论来分析论证国际法中的基本问题,如从不同流派的视角分析人道主义干涉的法律框架,特别是《联合国宪章》中的部分规定;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国际习惯的构成要素等初步探索,但这远远不够,整个法理学的理论框架仍然架构在国内法的研究基础之上,国际法的法理基础与国内法相比明显缺失。 十九世纪,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轰隆声,孔德的实证主义和边沁的功利主义把古典自然法学拉下神坛。随后,奥斯丁把两者结合,创造出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并把法学从伦理学中独立出来,使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近代以来,分析实证主义已经取代了自然法理论,在国际法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到了当代,虽然在国际人权法等领域,自然法理论有所复兴,但实证分析仍然是大多数国际法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虽然有学者曾提出质疑:“独木不成林,倾分析实证主义国际法理论一派之力,尚难以支撑起一个国际法之‘法理学’学科。”但这并不能改变分析实证主义“一派独大”的现实局面,国际法学方法论的法理学基础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分析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进路之中。分析实证主义需要不断的丰富和扩充基本理论知识,进入一个更广阔的发展平台,以此来弥补相对于国内法“百花齐放”的理论缺失。 (二)分析实证主义与我国的国际法理论 中国传统文化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使得传统的法文化并不具备分析实证的特点,分析实证作为一种外来的法学方法论,从近代开始传入我国。有学者将其在国内传播以1919年的“”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一个初步传人阶段,之后进入深入的探索研究。梁治平先生明确肯定了分析实证主义对我国的影响:“20世纪初输入于中国并且很快在中国思想界取得支配地位的,是19世纪在西方达于鼎盛的科学实证主义思潮,而中国法律学的出发点正是法律的实证主义。”然而中国的现实情况并不如此乐观。分析法学强调法律的概念和规则分析,试图使包括国际法在内的法学理论成为一门与道德分离开来的独立科学,这本身便与中国本土的意识形态存有隔阂。尽管司法实践中一直在强调法官的中立性,但注重情理的儒家传统文化与政治政策压力使得分析实证主义并没有很好的在中国社会生根发芽,在国际法方法论体系中的作用更加微乎其微。但是,“从研究方法上看,分析实证主义最具国际法律思维的特色;而且在对国家权利和义务的精确界定上,离不开实证主义依概念和逻辑的技术分析方法。”面对中国的国际法理论,实证分析的方法论仍然需要处于主导地位。 道德哲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更多的采用政治艺术和道德感召。面对如今的分析实证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或许会为其在中国国际法的方法论发展中提供新的思路。国际法学的方法论作为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与其他领域的社会科学进行融会贯通更有利于我们找到最为正确的社会科学进路。在运用分析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中,国际关系理论可以更好的研究国际法律制度,实现与国际法学的有效融合。随着新现实主义、制度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国际关系中对国际法律制度的体现也越来越深入,美国的实用主义法律价值观已经使得多种社会科学方法并存的国际法学理论拥有广阔的用武之地。目前的中国国际法律制度并不处于学术高位,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坚持分析实证主义的基础上,要广泛吸收借鉴各种社会科学进路的优秀理论成果,在总结归纳的基础上谋求创新与提高,用科学的方法论来更好的指导国际法学理论和实践。 国际法学论文:中国国际法学会在西北政法大学召开年会 李适时、娄勤俭出席 2012年5月26日,中国国际法学会2012年学术年会在西北政法大学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国际法学会会长李适时,陕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娄勤俭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西北政法大学党委书记朱开平致欢迎辞。朱开平说,这次大会的主题选定为“当代中国与国际法——国家实践及理论思考”,非常契合当前我国的外交法律实践,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会议选题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具体情境来解释和适用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则,将为我国更好地参与国际实践提供良好的决策建议,必将对我国国际法学科的发展和进一步提高我国在国际法框架内的外交政策水平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他希望中国国际法学会和国际法学界的专家学者和西北政法大学建立更进一步的交流与合作,为我国国际法学科建设发展和我国教育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娄勤俭首先代表陕西省委、省政府对年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中国国际法学会长期以来对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所给予的关心与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陕西文化资源丰富、自然资源富集、科技资源优越、工业门类齐全。近年来,陕西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着力推进结构调整,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上升通道。当前陕西正处于全面建设以经济强、科教强、文化强、百姓富、生态美为主要标志的西部强省的关键时期,诸多知名国际跨国公司纷纷来陕投资,设立研发中心、建设生产基地,迫切需要更加完善的、符合国际惯例的税收、信用、监管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作保障。他希望中国国际法学会进一步加强对西部地区特别是陕西对外开放的国际法律问题研究,进一步加大对西北政法大学的支持力度,为陕西培养更多的涉外法律理论与实务人才,为政府决策提供更多更好的法律服务和智力支持。 李适时在讲话中指出,当前国际法在国际交往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应对挑战,加强研究,快出成果,既是客观形势的迫切需要,也是国际法学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他强调,加强国际法研究,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以我为主”,冷静分析、理性判断,准确把握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特点和规律;要始终服务国家利益,“为我所用”,立足实际、着眼长远,紧紧围绕我国对外发展战略的现实需要,不断拓展国际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要着力培养青年人才,努力造就一批适应形势需要的高素质、复合型、专业化人才,为我国的对外发展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力支持,要不断加强学会建设,促进学会与政府部门及企业的沟通,进一步强化桥梁纽带和服务作用。 据悉,本届年会是中国国际法学会第一次在西部地区召开的学术年会。在为期两天的活动中,会议围绕当前国际法领域若干前沿问题,就中国国际法事业的繁荣发展面临的形势、挑战和任务等进行交流探讨。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及省人大常委会、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全国各地国际法教学科研机构的二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在开幕式上,中国国际法学会与西北政法大学签署了共建“中国西部涉外法律人才教育培养与科研创新基地”协议。 来源:西北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方法论探究 【摘 要】国际法学的深入发展,需要以建立有效的方法论为基础,来解决传统法学方法论的问题;通过对不同方法类型的选择,以形成国际法学的方法体系,同时结合本专业的特点提出一些具体的学习方法。 【关键词】国际法学;方法论;方法体系 对国际法的研究,像对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一样,有它的不同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表明了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如历史方法、政治学方法、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以至于各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等。这些研究方法对于国际法问题的深入分析起了重要作用。本文从方法论界定入手,阐述了法学研究方法的类型,进而论述了国际法方法体系的构建,并介绍了相关的具体研究方法。 一、方法论概述 方法论,也称科学方法论,是有关各类科学研究的方法的理论,是关于科学研究活动的程序、途径、手段、模式及其规则的理论体系。方法是重要的,但在不同领域所适用的方法不可能都完全相同,解决不同的问题,需要用最合适的方法、最有效的“招数”,因而需要对各种方法进行类型划分,以便于人们选择和取舍,从而能够针对不同的问题,根据不同的需要,运用不同类型的方法。而研究不同的方法类型及其所构成的方法体系,同样也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国际法方法体系的构建 国际法作为法律的一个部门,除了上述这些研究方法以外,特别重要的、也是首先要使用的研究方法是法学方法。所谓法学方法指的是在阐述和分析问题中运用法律概念和法律逻辑。法律概念和法律逻辑不是抽象的、空洞的,而是以法律的拘束性为依据的。在国际法上,主要是指对国家的拘束性,在研究的过程中,不能脱离对国家的法律拘束性这个基本点:概念是对国家有拘束性的概念,逻辑是以对国家的拘束性为其特点。因此,深入分析需要善于使用法学方法。然而在研究或确立国际法方法论的过程中,还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一)方法体系的开放性。即国际法研究的方法体系,应当具有开放性。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特别是随着方法的不断创新,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自然也会不断得到更新。与此同时,由于作为国际法学研究对象的国际法系统十分复杂,对于这样的复杂系统,无论某种方法多么重要,也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必须要采取多种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因而国际法的研究方法必然要体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 (二)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即尽管研究方法可以是多元化的,但从现代的发展需要和国际法自身的系统协调来说,不仅要强调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而且还要强调对相关问题的综合,因而不仅要强调具体的分析方法,而且同样也要强调方法的综合性、系统化,使方法得到整合,使具有综合性的方法能够得到应用。为此,不仅要注意一个个具体方法的应用,还要注意国际法研究方法的系统化。 (三)研究方法的协调性。强调方法的系统化,进而言之,就是要强调方法的协调性。事实上,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 国际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与其他部门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因此,在国际法研究过程中,对于研究各类不同事实的方法,尤其应注意其协调性,从而更好地发现事实与事实、方法与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相关领域的一般规律。 三、国际法学习的具体方法 任何学科都需要掌握外语,以便扩大知识,打开眼界。而国际法尤其如此,因为国际法研究的对象是国际问题,需要广泛地了解外国情况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把知识只限于一国之内是根本不行的。掌握外国语言,当然是越多越好,至少也要通晓一种外国语文。如果是一种外国语文,最好是英语。因为英语在当前是国际上最为流通的语文,英语国际法材料是最为丰富的。 其次是广泛的基础知识,任何一个部门科学都不是孤立的,它必定与其他部门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国际法也不例外,因此,对某一部门科学进行研究,必须涉及到一些其他有关的部门,所以较广泛的基础知识是十分必要的。以前,国际法除了作为法学的一个部门以外,主要与历史和政治学有密切的关系。现在,国际法所涉及的学科更多了,它与经济学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它的一些分支逐渐与一些自然科学部门发生了关系,例如海洋法、外层空间法、国际环境法等等就需要一些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知识。因此,研究国际法要求有相当广泛的学识,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些学科的知识。当然,这并不是说,国际法研究工作者必须是其他有关学科的专家,但是,为了深入地进行研究,对于一些有关学科具有一定的知识,却是必要的。要对国际法进行研究,当然必须有国际法的专门知识。这里应该提及,国际法是一门范围很广的学科。在传统上说,国际法的范围已经很广,其中有国际法的基本理论、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地位、国家领土、居民与个人、国际条约、外交及领事机关、解决国际争端以及战争与中立等方面。 四、小结 对国际法的研究,像对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一样,有它的不同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表明了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如历史方法、政治学方法、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以至于各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等。这些研究方法对于国际法问题的深入分析起了重要作用。阐述国际法问题的历史发展,或者从政治或经济的角度来研究国际法问题,或者以国际社会结构为背景或以各种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来探讨国际法问题,无疑都将使国际法问题得到深入的分析。然而,一个国际法研究者不易同时使用各种方法,而往往偏向于某种方法,从而使自己的论点在理论上成为一个学派。
教育法学论文:教育法学理论体系现状探讨 一、我国教育法学研究现状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教育法学的研究进入了萌芽阶段,教育界和法学界开始考虑对教育立法,标志着我国真正意义上开始对教育法学进行研究。在今后这三十多年的发展中,教育法学的研究由最初的设想到现在的深化以及分化研究阶段,致使现如今已经写形成了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教育法学理论和体系。对于我国教育法学的研究现状我们可以通过对《评论》杂志和教育法学年会论文集这两本期刊进行分析。《评论》是我国在教育法学研究上对具有影响力的期刊,教育年会论文集是由教育法学的研究人员在年会上交流讨论的论文组成,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并且信息量比较大。通过这两本渗透出来的信息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对教育法学理论的研究在不断的深入,研究人员的视野也在扩展,将更广的领域纳入到研究中来,教育法学研究已经进入到发展阶段。但是与一些成熟学科如社会科学相比,教育法学还显得比较年轻和稚嫩,还需要不断的去探索。 二、我国教育法学既有理论体系研究 在我国教育法学发展的这三十年里,教育法学中涉及的概念、概念体系、教育法学主体以及主体间的关系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存在这一些问题如:1)教育法学研究对象不明确;2)教育法学研究方法单一;3)教育法学性质界定不清;4)教育法学理论体系不健全;以下将对这些问题作简要探讨。 1.教育法学理论体系的选择标准 由于我国教育法学这门学科的建立比较晚,发展时间也比较短,就必定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依据理论来进一步说明。而缺乏理论说明将会使得学者们对教育法学的研究无法用理论体系来标示。教育法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具有:自组织其理论、自固化其思维、自健全其机构和自外化其理论等功能。学者们在满足这些功能的过程中对教育法学理论体系进行探讨研究,然后以《教育法学》的名义出版,这将是教育法学理论体系建立的必要过程。 2.既有理论体系分析 我国以《教育法学》为名的教育法学类著作截止到现在已经有23本之多,作者都以不同的角度对我国教育法学的学科属性、概念、理论和法制形成体系进行分析探讨。本文借用申素平教授编写的《教育法学》进行分析。申素平教授编写的《教育法学》一共分为八章,由教育法语受教育权、教育主体与教育的法律关系、主体制度论和弱势群体受教育权这三部分组成。是以一种新的视角来研讨教育法学理论体系。根据内容我们进行分析,作者首先对教育法和受教育权的概念进行系统阐述,然后在对教育法的内涵以及受教育权的法律规范作为基础,对社会个体与教育的法律关系进行讨论,最后通过对学生、老师、学校的制度问题进行分析,从而达到对我国教育法学理论体系的研究。 三、以“受教育权”为逻辑起点的教育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理论体系的起点也是终点,以受教育权作为逻辑起点,那么在对教育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它的终点也必将是受教育权。对教育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应注意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理论体系的基本特征 教育法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特征应包括客观性特征、系统性特征和动态性特征。客观性特征是由体系特点决定的。系统性特征是理论体系的首要特征,最为关键的特征。动态性特征是说明在微观结构上理论体系是动态的,而在宏观上表现为相对静止的。 2.理论体系的基本结构 教育法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结构由核心层面和外部层面组成。核心层面是理论体系逻辑演变的载体,外部层面是理论体系中各个元素的分解。核心层面与外部层面在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扩大丰富,各自之间都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3.理论体系的研究框架 对于教育法学理论体系研究的目的就是构建一种一般性意义的,属于教育法学自己的研究框架。 作者:高婵单位:郑州华信学院 教育法学论文:大学教育法学课程教学的反思 一、变“教教材”为“用教材” 教材的选择和使用是大学教师教学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教材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它不仅关系到教师对课程内容的组织、设计与教学实施,也关系到教学目标的达成。但是对教材如何使用是一个有关教师教学理念的大问题。笔者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做到以下几点。一是按照以知识带动学生能力发展的基本思路,依照课程自身的逻辑体系和教育法律现实要求重新对教材内容进行组织,在所选用教材的基础上,重新构建自己课堂教学内容框架,突出“教育法学”课程的理论严谨性和实践应用性;二是根据大学生的学习思维特点和发展需要,在部分章节设计和使用学案,学生依托教师推荐的教材、其他参考教材或教育法学著作、期刊论文、网络资源等进行小组合作下的自主探究学习。改革实践表明,使用精心编制的学案,能够实现从学生“被动学”到“主动学”的转变。笔者作为教师,在学生进行学案指导下的分组合作学习和互动交流检测过程中,主要充当倾听者、帮助者、引导者的角色,有时也是权威解说者。可以说在学案理念下,不仅教师传统教学角色发生转换,从知识的告知者成为学生知识学习和能力发展的引导者、促进者和帮助者,而且对学生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自学过程,更是一个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合作、学会思考、尝试学习成功与分享学习快乐的过程。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大学教材本身也反映了多样化的学术观点,因此大学课程不可能是一统教材,而且教师对教材的选择上具有自主性。这些都决定了大学教师在教学中要坚持“用教材”而非“教教材”的基本教材观。如果只是“教教材”,显然教学重点在于课程知识的传授。相反,如果坚持“用教材”,则不仅传授了课程知识,同时还会把课堂知识延伸到课堂之外,也更注重大学生各种能力的培养。 二、变“接受性学习”为“研究性学习” 在我国,传统的大学课堂以接受性学习为主。它是以听讲、记忆、模仿和练习为特征的学习,教师主要通过讲授法引导学生在短时间内掌握大量的知识或技能。虽然诸多教学实践表明,接受性学习并不必然导致学习过程的枯燥乏味,但在现实中确实存在大量被动机械和无意义的接受性学习。在当前大学培养目标和社会发展要求下,这种情况下的接受性学习显然不能培养社会发展所需的人才,因此是要必须改革的。在“教育法学”课程教学中,笔者主要采取的一种方式就是通过学生分组,然后各组进行教育法制与法治的社会实践主题调查。这实际上进行的就是研究性学习。在授课之初,笔者首先就主题调研这一研究性学习的重要意义、实施步骤规划、调研结果呈现方式等进行说明,还结合对教育法制与法治的现实侧面考虑,先行拟定若干个调研主题,学生可以选择教师拟定的主题进行调研,也可以根据小组的兴趣自行设计和确定调研主题,最后学生进行多个主题的调研,比如法学体系中教育法的地位调查、非教育类专业教师的教育法治和法制观念调查、家长教育法制与法治意识调查、中外大学生教育法律法制意识现状调查、大学生教育法制与法治意识调查、小学教师教育法制与法治意识调查。各小组根据主题需要,自行设计问卷,并经过试测后正式发放问卷调查,后期利用SSPS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在调研结果呈现过程中,各小组不仅完成了正式调研报告,还制作了PPT,在全班进行调研结果的分享和交流。学生非常喜欢这种学习方式,虽然调研过程中遭遇很多困难,但是他们一致认为这样的学习活动不仅对现实教育法制和法治问题有了更具体的了解,也深化了对教育法学知识的掌握和理解,而且科研能力、思维能力、合作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等方面都得到锻炼,是一种自我发展、自我负责、自我完善并体验学习成功的过程,感觉受益匪浅。 要打破大学教师“满堂灌”的教学方法,就必须让学生真正“动”起来。这里的“动”不仅仅是动“手”,更包括动“脑”。研究性学习,就是这样一种新的理念。它是专业理论学习与实践研究的有机结合,是以学生为主体的积极主动、自主的有意义学习。这种学习“具有明确的专业方向,趋向于对深层次理论学习的理解,是以全面学习专业的基础理论为基石,向专业前言理论的循序积累,进一步强化专业理论的实践意义”。研究性学习主要以小组合作方式进行,通过为学生提供更多地动手动脑的实践学习活动,例如实验、观察、课题研究等来发展学生多方面的能力,是一种融合体验、探究和创新的现代教育理念下的学习方式,应当为大学教师在教学中所掌握和践行。 三、变“单打独斗式学习”为“合作互动学习” 传统的大学课堂学习仍倾向于学生个体的单打独斗式学习,即学生之间在学业成绩和能力发展方面没有更多的相互影响。近几十年,课堂中的合作与互动学习理念被认为是最重要和最成功的教学改革理念。笔者在“教育法学”课程教学中,就注意到以下几点。一是注重师生之间的互动学习,不仅注意打破教师满堂讲的传统局面,而且特别注意通过精心设计与实际联系密切的问题与情境,激发学生的探究与讨论的欲望。有时就某个教育法律问题,学生之间有非常激烈的争论,积极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论据,试图说服别人。笔者作为教师,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不会轻易做出评判,而是在不同观点中给予点拨或引导,最终的正确性认识和问题解决方案往往就在这种争论中被清晰认识和呈现;二是注重学生个人之间、学生小组内与小组间的合作互动学习,特别是借助上文所谈到的学案学习,学生小组的积极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大大增强,小组内部成员之间以及各小组之间的交流都得到加强,而且学会在积极的竞争中进行合作与协作,学生感觉收获很多;三是注意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即学校教务处提供的BB网络平台实现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课外学习互动。正是通过这些课内外的互动探讨、合作交流与学习,学生学会如何发表自己的意见,学会如何倾听别人的看法,学会如何深化对某一事物的认识,学会如何对学习进行反思。在大学教学中坚持合作与互动学习的理念,不仅能够成功改变传统课堂教学中师生之间的单维交流,也能够打破学生之间彼此漠不关心的学习状态,同时也可以积极发挥学生群体在知识学习和能力构建中的功能。因此,大学教师要深入了解这一新教学理念的内涵,并积极更新自己的教学理念,把大学生的能力发展要求和自己的教学实践方式变革真正结合起来,使教学成为富有时代气息的现代教学。五、变“知识学习”为“多元智能学习”大学是引领社会发展的导航器,大学目标的达成远不是通过培养掌握很多所谓“知识”的人才就能实现的,大学教学不能仅仅局限在知识教学上。当前最重要的一种人才理论是多元智能人才理论。多元智能理论是美国心理学家加德纳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他认为每个人至少都有7项智能,包括语言智能、数学逻辑智能、空间智能、身体运动智能、音乐智能、人际关系智能、自我认识智能。 20世纪90年代,加德纳又增加了自然智能与存在智能,由此人的智能至少包括9项。正是基于对多元智能理论的理解与欣赏,笔者在“教育法学”课堂教学中,首先是实现课堂教学观念的转变,其次是实现课堂教学设计的多元化,再次是实现学生学业成绩评价方式的多元化。笔者依托多元智能理论带来的教育教学启示,不仅关注到学生的智能差异,而且尝试积极促进学生多元智能的发展。比如课堂上大量的案例分析与所提倡的问题辩争,注重学生语言智能、逻辑智能的训练;切实开展的小组合作学习,是在充分考虑到人际关系智能发展和自我认识智能发展的基础上积极推进的。事实也证明,通过有效的小组合作与协作学习,学生都有很大收获,特别是那些原本不善于与他人交流的学生,在小组合作学习中,逐渐建立起自信和掌握与他人交往的一些技巧。此外,在平时学业成绩评价方面,笔者打破传统小测试等方式,尝试组织学生以小组合作方式进行教育法学实际问题调研、办教育法学手抄报,或者在全班举办教育法学案例分析答辩会,或由学生独立创作教育法制与法治漫画等,这些形式的采用都是试图对学生语言智能、逻辑智能、人际关系智能、空间智能等进行的系列训练。大学是青年学生心智发展成熟、世界观和人生观确定、个性形成以及职业生涯定向的重要阶段,因此在大学教学中,应该清晰认识到学生的多元智能,用全面和发展的观点去对待学生,并在反思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来进行教学。多元智能教学是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它不仅关注每一个学生,而且关注每一个学生的智能强项与弱项,关注教学过程的生成性,并最终促成有效学习的达成,实现学生知识与多种能力的有效提升。 作者:薛国凤单位:河北大学教育学院 教育法学论文:九年义务教育法学习心得体会 新义务教育法的诞生,标志着我国义务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是在对我国依法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指导和保障义务教育事业发展的制度与准则。法律将维护教育的公平公正、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一项重要指导思想,并重点对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保障义务教育投入、提高义务教育质量、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等方面问题作出了规定。新法律着力建立和完善促进义务教育发展的各项制度,在很多方面有创新、有突破,为我国义务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证。 新《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实施,对于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促进义务教育的发展,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新《义务教育法》的诞生标志着我国义务教育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对全民族素质的提高和国家未来的发展,都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真正以人为本,保障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孩子、所有学校、所有老师的基本权利,这是我读新《义务教育法》第一条到最后一条最深刻的感受之一。新《义务教育法》立法的理念有了较大的突破,其中最基本的一个立法理念是以学生发展为本,真正给学生以发展的空间,同时给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充分的发展空间。“新的《义务教育法》更加突出公益性,还有统一性和强制性。这三个基本支点,虽然不是直接的教育行为,但是对于教育工作者转变观念却非常关键。” 新法明确了对义务教育质量的要求,第一次将素质教育明确写入法律,提出要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强调要把德智体美有机地统一在教学的活动中。这些内容必然影响到校长的办学思想和教师的教书育人行为。同时,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也必须肩负起提高义务教育阶段质量的责任。在实施新《义务教育法》过程中,我有这样的思考。 总之,新《义务教育法》要求我们在教育教学中要为学生创设主动参与的机会,提供主动发展的空间,引导学生主动参与,从而落实学生的主体地位,促进学生的主动发展,使学生的素质得到提高,成为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孩子。 我们应该熟读新的《义务教育法》,在不断的理解和应用中,为学生们真正的发展和成长尽一份心,效一份力。 教育法学论文:开放教育法学 1999年,经教育部批准中央电大推出“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北京电大作为开放教育试点举办了本科开放教育法学专业。经过三年左右的教学,我深深感到开放教育与传统教育有很大的不同,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它“不仅意味着教育对象的开放,更重要的是教育观念、教育资源和教育过程的开放。”开放教育对电大的传统教学模式提出了挑战,它对电大教师的教学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分析研究开放教育的教学方法,寻求最佳的教学方式,便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我在开放教育法学专业《证据学》课程中进行案例教学的实践,对开放教育的教学方法作一些探讨。 一、“开放教育”教学模式下进行教学方法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开放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要求教师“运用广播、电视、文字教材、音像教材和计算机课件及网络等多种媒体进行现代远距离开放教育”。为适应开放教育的需要,电大教师首先要转变教育思想,要掌握先进的教学手段,同时还要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方法,使教学方法向适应开放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方向转变。 首先,开放教育冲破了传统教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网络教学打开了教师、学生、教材、教室、黑板之间的不可分割性,教学以实时和非实时的不同方式同步进行。这使以广播电视教学为主体、集中面授辅导和个人自学为主要形式的传统电大教学模式要逐渐转化为以多媒体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教学为主体、自主的个别化学习与交互式的集体协同学习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在这种教学模式下,“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以课堂面授辅导为中心”必须向“以学生为中心、以多媒体网络教学为中心、以自主的个别化学习为中心”进行转变。随着这种转变教学出现了许多变化:1多媒体远程网络教学的广泛运用,网络教学平台上教学资源的大量建设,学生可以随时随地自主上网学习;2电大教师所熟悉的面授辅导课的比例大幅度削减,教师再按照传统的教学方法,在面授辅导课堂上就课程内容进行系统的讲授已不可能;3教师的面授辅导课不再是系统讲授,而是重点难点的提示,组织学生进行教学讨论,对讨论结果进行总结及对易错处知识点讲解,以帮助学生理解和吸收教材的内容等等。教学模式的转变及带来的诸多变化,对电大教师传统的教学方法形成强烈的冲击,迫使我们对此进行研究和探索。 其次,中央电大“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项目的目的是“旨在通过课题的研究和试点工作,探索并构建广播电视大学在现代远程开放教育条件下专科教育和本科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框架以及相应的教学模式、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大批高质量的、适应地方和基层需要的应用性高等专门人才。”根据这一目标,电大教学在培养学生的知识、能力结构和培养规格上,应更为强调知识、能力、素质的协调发展,重视实践性教学环节,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电大开放教育法学专业主要是培养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其他从事法律工作的应用性高等专门人才。从这一目标出发,就要求学生在毕业后要具有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能满足处理复杂的法律事务的需要。实践证明,在现代社会,仅仅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是远远不够的,法律工作者还应当善于运用法律和法律知识来分析和处理各种法律事务,为此就必须精通(至少是某一领域内)法律规定和法律解释,谙熟诉讼程序和诉讼技巧等等。而在传统电大教学中,教师大多采用系统讲授的方法,注重课程内容的全面性、系统性、逻辑性,缺乏对学生的法律技巧、实际操作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思维的机敏以及雄辩的口才等方面的训练;同时强调以教师为中心,教学中缺乏启发性、互动性和实践性。从这种教学模式中毕业的学生,虽然掌握了一定的法学理论和法学知识,但由于缺乏实际操作能力和实践经验,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无法适应社会需要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正是针对电大教学中的这种现状,提出“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大批高质量的、适应地方和基层需要的应用性高等专门人才”的目标,对此必须改变教学方法,加强对学生素质或技能的培养,这应是电大开放教育的重要职责。 最后,开放教育法学专业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它需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单纯的系统讲授效果往往不好。学习法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在现实生活中运用法律去解决各种各样的法律问题。然而法律是抽象的、一般的,现实则是具体的、复杂的存在各种各样的变异。要将抽象的、一般的法律规则学通、学懂、学好、会用,就必须联系实际,结合具体事例进行案例教学。例如,在证据学教学中,相当部分教学内容与具体诉讼程序有关,这些内容程式化特征明显,单靠教师进行系统讲授,既枯燥又缺乏直观感觉,学生往往不感兴趣并难以掌握,而结合实例进行案例教学在传统教学模式下又有许多困难。而开放教育的出现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条件。多媒体远距离教学手段的大量采用使教师可以在网络教学平台上建立案例库在课堂上使用网络、电子课件,结合案例、结合法院开庭现场的录像来进行讲授,介绍诉讼当事人在诉讼中如何运用证据来证明有关的案件事实,司法机关如何审查判断和认定证据,从而使抽象的、一般的法律规则变为直观的、形象的具体案例,可以大大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减少其学习的难度,增强实践经验,教学效果就会大为改观。 教学方法从属于教学模式。适应开放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需要,探索新的教学方法时,案例教学以其特有的优势而在诸多教学方法中受到重视。案例教学起源于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盛名于哈佛大学商学院,现已成为美国大学所有专业和职业教育的主要教学方法,并为世界各国教育界所仿效。案例教学的基本特点是:它以精心选择、合理编组、相互联系的若干个(组)案例为基本教学内容教师根据教学的目的,选取有代表性的案例特别注意选取相互冲突的案例,交给学生课前预习。上课时,教师不进行系统的课堂讲授,而是对所选案例提出问题和学生共同讨论。教师要求学生在课堂上运用原始资料,陈述、分析、论证,并提出自己对案件的处理方案。案例教学法与传统系统讲授法相比较,教学主体是不一样的,传统讲授法是以教师为主体,而案例教学法却是以学生为主体。在案例教学中,案例的阅读、理解、思考、分析、讨论、总结、归纳等环节,都是由学生自己来完成。从完成案例教学任务的角度看,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后,能积极主动地投入教学过程,能对教学内容有深刻的领会,并获得相应的知识和能力,在分析案件、进行辩论、起草有关文书等技能方面的训练得到强化,在毕业后很快地适应实际操作。案例教学法以学生为中心,重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适应并可以充分发挥多媒体远距离教学的特点,因此成为我在进行开放教育法学专业教学的首选,并在《证据学》课程教学中予以采用。 二、“开放教育”教学模式下进行案例教学的教学措施和教学支持服务系统 案例教学是一个系统化的教学过程,应该有一系列教学措施和教学支持服务系统与之相配合。其中比较重要的教学环节有:编辑专门的案例教材,建立网上教学平台的案例库;制作电子课件,选用电视、录音、录像、电脑网络等多种教学媒体进行案例教学;增加案例分析在形成性考核中和期末考试中所占比例;相应的交互式学习支持服务系统(如E-mail电子信箱、BBS网上讨论和答疑、双向视频讨论、留言板、电话答疑等等)。我在《证据学》教学中采用这些教学环节并进行了一些实践。 1.编辑案例教学教材,在网上建立教学案例库 目前,北京电大尚不具备编辑、出版用于案例教学的教材的条件,但是多媒体网络教学的出现,给我们提供了这一条件。我在北京电大的教学平台上把《证据学》课程中需要学习和研讨的系列案例(部分)向广大学员,供下载学习。为了帮助学员学习,除了案件事实材料、思考讨论的问题外,还在网上给学员提供了案例涉及的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参考资料,以及难点提示等。学生进入北京电大的网站后,可以按照教学大纲和教学进度,对各章节的相关案例进行阅读、理解、思考、分析、论证,结合案例内容和教师所提问题学习教材相应的内容,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加深对教材内容的理解。在上辅导课时,教师可以结合教材对有关案例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 2.课堂上使用多媒体网络和电子课件进行教学 过去,在教学中讲解案例是比较困难的。通常情况下,一个案例的文字都比较多,在黑板上抄写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而简单地读一遍,学生又往往难以理解和解答。现在电脑教学的大量运用,为课堂进行案例教学创造了条件。为此,我制作了《证据学》案例教学的系列电子教学课件。课件按章设立,每一章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按照教材的内容,搜集、选择相应的案例材料进行整理、改写、编辑,并提出讨论的问题。上课的时候,在讲解完教材相关内容以后,可以在电脑上演示制作的案例电子课件或者上网选择网上相关的案例,组织学生们进行课堂讨论。讨论的形式可以是集体讨论、分组讨论,也可以是控辩双方的对抗式讨论。当然也可以将案例分析作为课后作业,留待下一次上课时再讨论。 3.网上BBS讨论 利用BBS网上讨论,教师可以进行实时答疑。2001年秋我共组织、参加了三次BBS网上讨论,其中最后一次较为成功。在讨论中,学生除了就期末复习的重点和难点进行询问外,还就网络平台上的案例提出了问题,许多同学对案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处理意见。我对学生的看法给予了解答和分析,学生感到较为满意。 4.通过电子邮件实现交互教学 开放教育开办以后,电大教师都有了自己的电子信箱,而随着上网人数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学生也建立了自己的电子信箱,这样通过电子邮件,学生可随时将案例分析时遇到的疑难问题发送到教师的电子信箱中,教师收到邮件后即可针对学生的疑难问题进行解答并发回学生信箱。2001年秋,我收到了学生的十余封电子邮件,多数邮件是就网络平台上公布的案例提问题,要求解答;其余邮件是索要相关的法律文件。我都给予了答复。 上述 一、 三、四三种现代远程教学方法的采用,打开了各个教学班的限制,极大扩展了教学的空间,使电大的课程责任教师除了在任课的教学班以外,能够在全市教学班的范围内进行教学方法的试验和改革。 5.改闭卷考试为开卷考试,增加案例分析在平时形成性考核中和期末考试试卷中所占比例。 教学方式的改变必然要求考试方式的相应改变,否则,教学方式的改变就是一种空想。目前电大法学专业期末考试以闭卷答题为主要方式,其中案例分析一般占10%至15%的分数比例。学生为了考试,要背大量的概念、简答题和论述题,考试成了一种记忆的较量,而综合分析能力考核则被放在次要的地位。但是,对于电大法学专业绝大多数学生而言,提高其法律实务的综合分析能力是最为重要的问题。而案例分析主要是测验学生掌握法律知识,运用法律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它所考查的不仅是教学中的点,而且包括教学中的面;它不仅关注学生了解了多少法律知识,更关注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和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此外,《证据学》这门课程与其他部门法学相比,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它是专门研究在刑事、民事、行政等三大诉讼中如何根据有关法律规范灵活运用诉讼证据的学科,其实践性、应用性极强。为此,我将《证据学》这门课程定为开卷考试,增加试题中案例分析的比例。本门课程至今已经进行了七次考试,考试题由三部分组成,其中案例分析题40分,选择题40分,问答题20分。选择题中也有相当比例的题属于小的案例分析,从而使案例分析题在整个试题中的比例超过50%.在平时的形成性考核中,也采用了类似期末考试的方法,作业中安排一至两个较大的案例分析。这种考试方式的采用,配合了平时的案例教学,督促学生在学习时主动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学习的系统性;同时改变那种死记硬背的应试方法,提高了学生综合分析的能力。 三、“开放教育”教学模式下进行案例教学对学生和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 案例教学法的采用使学生由被动地位转为主动地位,由单纯接受知识转为有创造性地运用知识,从以应试为目标而形成的背书、背笔记的机械式学习方式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转变为以运用法学理论、法律知识分析和处理案件为目标的能力培养和锻练,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均可得到较快提高。但案例教学在转变学生角色的同时,也对学生的学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案例教学减少了常规面授课系统讲授的时间,增加了学生在课堂上研究、讨论的时间,这就要求学生必须加强自学,对教师没有讲授的教材内容自行阅读、分析和理解。此外,学生在课后还要上网去查阅材料,下载并研究案例,进行大量的预习和阅读。而这些学习任务的完成完全依赖于学生的自觉性。据了解,极少学生能达到上述的要求,绝大多数的学生只在上课时跟随教师的教学进度,对有关的案例进行讨论,自学的积极性较差。此外,大多数学生还没有上网学习的习惯,要求他们上网去获取各种学习材料还较难完成。据北京电大崇文分校《消除学生心理障碍和克服学习困难的研究》课题组对139人的调查:“在问及希望学校提供的学习模式时,有99人选择固定组班教学,23人选择自主安排学习方式。在问及所采用的学习方法时,有99人选择面授教学,14人愿意自主学习。”北京电大《在学习支持服务系统中多媒体学习资料应用的研究与实践》课题组所做的《学生自主学习问卷调查》的统计显示:“80.7%的学生认为系统讲解教材的面授教学是较好的助学方式;87.5%的学生选择面授辅导。随着发展学生拥有计算机的数量预计可达60%,但也有38.6%的学生表示暂时不购买计算机;专为参加试点学习在入学后购买计算机的学生仅占4.9%.”这都表明,学生尚未从传统教育的模式下转变过来,还不适应开放教育的教学模式。而上述问题的存在,极大地影响了学生们参加案例讨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得在课堂上讨论的案例较少,案例教学的效果受到一定的影响。而据有关材料介绍,美国哈佛大学高级管理班(教学对象都是有两年工作经验的经理)所有课程基本上都采用“案例教学”法,在13周的教学时间内,要学习研究180个案例,大约平均每天要研究学习2个-3个案例。在学习案例的同时,还要指定一批参考书或参考材料要求学生阅读,以帮助学生吃透案例和更好地分析案例。 “开放教育”教学模式下进行案例教学对教师同样提出了新的要求。长期以来,电大教师的教学主要是制作录音课、录像课在广播电视中播放,在教学班进行系统面授辅导。对于这种教学模式,电大教师是熟悉的,并运用自如。但中央电大开展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以来,新的教学模式对电大教师的传统教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信息技术、多媒体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在教学中的广泛应用,要求电大教师不仅要掌握学科知识,还要熟悉多媒体远程教学的操作技能,能够进行网上教学,包括制作电子课件,在网上接收、批改、回复作业、论文,浏览、下载教学所需的资料,制作教学网页并上传至教学平台,利用BBS和双向视频系统与学生进行远距离互动式的教学交流,答疑、解惑。进行案例教学,教师还需要在网络上建立案例教学库,制作CAI案例教学课件等等。面对新的教学模式,电大教师业务素质必须重新定位:1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功底。电大教师应该成为熟悉本专业、本学科知识的行家;2要有较为丰富的相关学科的实践经验;3有驾驭网络技术进行导学的能力;4具有与现代远程教育技术相适应的科研能力。对此,电大教师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开放教育运用多媒体网络教学手段,冲破了传统教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使教学规模扩大,空间延伸,极大地提高了教学效率。这类教学形式灵活机动、富有弹性、充分利用先进的教学手段,充分调动了学习者独立、自主的学习积极性,受到了广大成人学习者的青睐。但同时,开放教育又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与传统教学有较大的区别。我们在运用各种先进的教学手段的同时,还要注意寻求和采用最佳的教学方法,以适应教学模式的变化。当然,本文所研讨的案例教学只是诸多教学方法中的一种,案例教学不可能完全代替或取消其它的教学方法,案例教学也不完全适用于所有的课程,我们只能根据教授课程的性质来选择最佳或较佳的教学方法。 教育法学论文:教育法学本科教学改革 一、成人教育法学本科教学存在的问题 1.教育观念陈旧,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 成人教育在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暴露出个别学校在社会效益上的重视不足。他们只注重学校招生规模的扩大,学生人数的多少,却忽视教学质量的提高;片面强调了成人教育中的“函授”、“业余”、“夜大”等特点,而忽视了终身教育的“教育”理念,在设置师资力量、安排教学课程等方面大打折扣;而成教学生本身工学矛盾的存在又使得学生的自学环节必然缺失,两相结合必然使得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 2.教学手段落后,教学模式缺乏 在部分学校的成人教育中,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仍然沿用老一套的教学手段,未能采取先进的、多种类型的教学模式进行教学。目前的成人教育法学本科教并没有充分认识到现行教学模式对提高教学质量的障碍,往往沿用单一化的教学模式,或者照搬普通高等教育法学本科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 3.课程设置不合理,教材选用不恰当 在课程设置上,成人教育法学本科课程也没有考虑到成人教育的特点,照搬普通高等教育法学本科教学的课程设置,使课程设置与成人教育学生的期望相差甚远。在选用教材的时候,没有经过慎重考查,教材“过时”,无法很好的开展教学,不能及时吸收最先进的理念,不能最大程度的满足成人教育学生的求知欲望。 二、教学改革的途径探讨 1.转换观念,明确定位,严把教学质量关 充分认识成人教育法学本科教学存在的问题,建立有别于普通高等法学本科教育的教学质量标准体系,明确定位成教法学本科教育的教学目标,提高教师和教育管理者的素质,保证和加大物质资源的投入,包括经费投入、教学内容、教学时间、教学手段、设备等等。 正如美国教育学家达肯沃尔德·梅里安在《成人教育》中指出的那样:“成人学习,是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教材为中心。”由此我们应改变“成人本科教育就是高等学历教育速成班的看法”,应该看到,成人教育法学本科教学新的发展趋势根据成人高等教育及成人学习的特点,选购好既不影响学科专业课程的规格档次和水平、又适合于成人学习特点的正规出版社出版的教材;教学内容上要注重实用,教学方法上灵活多样,让接受成人法学本科教育后的学生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即可。 2.借鉴普通高等教育先进模式,促进成教法学本科教学水平的提高 (1)诊所式教学模式的试行 法学界大多数学者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法学教育必须体现素质教育的要求,换言之,新时期的法学教育,从根本上讲就是法学素质教育,法学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法律人才。这种观念放在成人法学本科教学中亦适用。 2000年以来,我国普通高等教育法学教育改革中,引进了美国的诊所式法律教育(Clinicallegaleducation),并结合中国国情加以改造,以创立法学教育的新方法,促使法律诊所教育本土化,在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学校试行后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所谓的诊所式法律教育是一种从案例教学法发展而来并借鉴医学院临床教学方法的一种全新法教育模式。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首先在美国各法学院兴起。诊所式法律教育,一方面,吸取了案例教学法的精髓,即经验式的教学方法,另一方面,又在形式上借鉴了医学领域的临床教学模式,强调通过教师指导学生参与实际的法律运用过程来培养和提高他们的法律实践能力,从而加深对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的理解。在成人教育法学本科教学中推广“诊所式教学”,虽然存在成人教育学生有工学矛盾等问题,但是经过改良后的诊所式教学,在成人教育法学本科教学中也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2)多媒体教学技术的充分运用 目前,在普通高等教育法学本科教学中,多媒体教学技术的运用已经越来越普遍,而在成人教育中则相对教薄弱。囿于成人教育短暂的面授教学时间,更多的教师为了完成教学计划,赶教学进度,只能够加快理论知识的泛泛讲解,“演讲”式的教和廖廖几行板书的效果远远不及多媒体教学手段的充分使用。 在成人教育法学本科教学中,理论知识的掌握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在教学目标中几乎各占一半的比重,多媒体教学模式的优点可以很好的满足教学的多种需要。作为一种媒体技术,它所承载传输的信息是丰富的,形式是多样的,覆盖了教学系统的各种要素,具有全面性、形象性和使用的方便性,能提供最新的信息和各种便捷的服务,它提供了各个部门、环节和各种要素信息之间联系的信息通道,具有多向性和交互性。因此,在法学教学中可以通过应用多媒体教学模式,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对象,在不同的教学环节合理配置教学资源,充分、形象地模拟教学环境,组织学生采用多种有效的学习方法,以最经济、最直接的方式达成学习目标。如通过网络,将校园课堂和法院审判庭联接起来,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案例教学;通过网络,学生可以收集相关法学资料并参加讨论,实现互动开放式教学。 三、进行改革的可行性 虽然,普通高等教育法学本科教育仍然是我国法律人才培养的主渠道,但是,在目前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大环境下,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自我增值及终身学习,参加成人法学本科教育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途径。对于期望进行法学本科再教育的群体来说,办学机构的办学能力、教学质量、社会效益等是其选择的首要条件。办学机构只有适应教育潮流的发展,认真思考法学本科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改变滞后的教学培养模式,不断提升办学能力,办学才能长盛不衰。在教学实践中,由于大部分成人教育都依托于普通高等教育的教学资源,完全具备进行教学改革的软、硬条件。 当前,参加成人法学本科教育的学生怀着新的求学理念,选择学校时候更看重的是教学质量的情境下,加快法学本科生教育教学模式,摈弃成人教育法学本科教学中存在的低水平,泡沫化,理论与实践脱节、教学与法律职业脱节等弊端是非常必要的。培养实用创新型的法律专业人才,使经过成人教育法学本科学习的学生具有“法律人”应有的法律职业道德素养、法律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是办学机构增强办学竞争力的最好手段。成人教育学生的培养质量标志着一个办学机构的核心竞争力,不断探索和创新法学本科教学模式,才能从根本上增强办学机构的竞争力,为社会提供优质法律教育产品,从而进一步提高办学机构的社会效益。 教育法学论文:法理学在教育法学的应用 一、双重身份要求加大教师教育专业学生法学素养 2013年6月,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的若干意见》,强调“法律素质是现代社会公民健康成长、参与社会、幸福生活的核心素质之一”。要求“加大工作力度,全面提升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水平”[1]。教师是青少年法制教育的主要承载者,教师自身的法学素养直接关系到法制教育的成效,所以,作为未来教师的教师教育专业的学生仅仅了解教育法律部门的相关法律条文是不够的,需要获得法理学的支撑。同时,教师教育专业学生当下的身份是“高等学校学生”,依据《意见》对提高高等学校学生法律意识的规定,他们也需要“了解现代法学的基本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基本法律原则、法律制度及民事、刑事、行政法律规范,提高运用法律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和能力”[2]。双重身份要求在教育法学课程中贯穿法理学的内容,而高教版《法理学》“用实践揭示法理,以法理透视实践”的主旨正与这一需求契合。提高教师教育专业的学生教育法学课上对法理学的学习是不可或缺的。高教版《法理学》对教学的影响还反映在一定程度上补足实习、实训的不足,给学生一个想象的空间,通过现实的教育法律案件接触教育实践,在模拟学校的环境中体验为师的感觉,使教学具有针对性。 二、用教育实践揭示法理,以法理透视教育实践 《法理学》揭示了日常生活与法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善于从生活中的具体事例或案例出发进行法理学思考,提炼或检验法理学理论。用生活揭示法理,以法理透视生活”[3]。教育实践中的法律问题也是法理学研究的重要现实源泉,也需要法理的提升。 (一)教育是一种秩序 教育领域的一些违法行为,与教师的法律素养缺乏、法律意识淡漠直接相关。当教师把体罚当作“正当管理”、把侮辱性斥责当作“忠言逆耳”时,他已经毁坏了教育秩序。卢梭说,有人把自己看成是别人的主人,但他比别人更是奴隶。即使他并非总是果真如此,他也毕竟确实具有奴隶的灵魂,并且在遇到奴役他的强者面前,他会奴颜婢膝[4]。对学生权利忽视的教师,也会在教育管理中轻视自己的正当权利,陷入“在自己的权利上缺位,而在学生权利上越位”的怪圈。为此,在教育法学教学伊始,我们选择把“法的价值”补充到教学内容中。《法理学》第二十一章“法的基本价值”中强调了法对秩序的维护作用和对自由确认保护作用。“秩序是指事物存在的一种有规则的关系状态”[5]。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稳定性是秩序的具体特征。抽象地说,社会秩序表示在社会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关系的稳定性、进程的连续性、行为的规则性以及财产和心理的安全性。依据《法理学》教材,我们从“历史上的几种主要秩序观”入手,分析当下在教育领域特别是在中小学中,学校领导与教师之间、教师之间以及教师与学生和学生家长之间的秩序关系。 (二)以教材自身的学术性提升学生学习兴趣 教育法学的教学目的在于促进教师教育专业学生法制精神的养成,使未来的教师能够知法、懂法、守法、依法执教。现有的教育法学教材,对法律规定“是什么”解释的比较多,但对于“为什么”和“怎么办”讲解的比较少,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科的悠久历史和具有挑战性的研究内容可以有效地提升学生对该课堂的学习兴趣。《法理学》教材关于三种形式划定权利和义务的界限的学理分析,使学生可以把教育法律部门中的相关权利和义务规定进行分类。如:我们以把《教师法》中关于教师的六项权利和义务归为一类,即“由法律直接设定权利义务,并赋予以明确的内容”;我们可以把《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关于未成年人生存权、发展权和参与权的规定及未成年人工作原则的规定归为第二类,即“法律只提供依据或规定某种标准,由当事人自行设定权利义务确定具体内容”;另外一些偶发性事件的权利与义务模糊之处,可以归为第三类,即“法律设定了权威解释制度”。法学专业以及教师教育专业的学生“不仅要知道有关的法律规范,而且必须知道它们是怎样成为这样的法律规范以及为什么是这样的法律规范;不仅要知道解释和运用法律规范的技术,而且必须知道解释和运用法律规范时应当坚持的价值标准”[6]。学习法理学,掌握适当的法律方法、培养法律理论素质和法律思维能力,比仅仅习得具体的法律知识重要得多。 (三)以法律思维分析教育法律条文 通过教育法学课程教学,不仅要使学生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识特别是教育法律知识,而且要锻炼学生运用法律思维分析教育法律条文的能力,懂得运用法律武器维护学校、学生和自己的合法权益。我国的教师教育,无论是教学方法、教学内容还是课程设置,都是以教育学理论体系构建为核心,正是基于这一点,学科交叉解决教育领域的实际问题就难以实现。教师教育专业学生是未来的教师,他们在学习期间所接受的课程内容将直接影响他们未来的研究思路和审视问题的视角。为此,借助教育法学课程平台,把《法理学》的思想贯穿其中,提升学生的法律素养和法学思维能力,为日后依法从教奠定坚实的基础。高教版《法理学》特别关注法律的执行环境,弥补了当下教育法学教材偏重于法律条文解释说明,而缺少现实操作性的不足。在第六编“法与社会”中强调了法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之间的关系,明确了法律的制定与执行不仅仅是法律系统本身的事务,任何法律规定的落实都离不开环境的影响,正如教育法律问题不能仅仅从学校、学生、教师、家长的微观层面来看一样。“法的生命在法的实施”,《法理学》在第四编“法的运行”中突显“法的实施”的重要性,详尽分析了守法的影响与制约因素,为分析教育法律条文提供了社会环境依据。“社会认同”走进教师教育学生视野,在没有补充法理学理论之前,针对《教师法》规定的六项基本权利,学生们通常从“带薪休假”等显性权利着眼,而没有认识到“专业人员”在身份认定中的重要意义;没有考虑到只有确定了教师的专业人员地位,才能使其他权利的实现成为可能。通过学习“法的实施”,学生不再把权利相对方固化,开始从更大的体统中寻找解决教育中主体利益受损问题的办法。(本文来自于《黑龙江教育》杂志。《黑龙江教育》杂志简介详见.) 三、提升教师教育专业学生的“身份荣誉意识” 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在论及“什么是教育”时说:“教育须有信仰,没有信仰就不成其为教育,而只是教学的技术而已。”如何在教育法学课上,通过学习《教育法》、《教师法》等有关教育的部门法提升教师教育专业学生的荣誉感?《法理学》关于“法律职业伦理”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有效的路径。“在法律活动促进法律职业形成之前,其内部就已经开始酝酿着一种‘身份荣誉意识’,进而发展为一种传承后世的法律职业伦理,它从集团内部维系着这个共同体的成员并保证共同体的社会地位和声誉”[7]。教育职业共同体与法律职业共同体一样不是行业,而是职业。它不仅需要有专业学识与资质资格,而且需要践行特殊的职业伦理,成为这个社会中最崇高的人群。这一人群的特征是什么?《法理学》教材弥补了已有《教育法学》教材的不足,明确了现代公民应具备的基本素质。首先是主体意识,即明确认识到自己是一名教师,职业平凡而又不平凡,肩负着教书育人的使命,为此自己是社会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的主体,而不是无足轻重的客体,要有独立意识和独立地位。其二是权利意识,即清晰地懂得权利的正当性、可行性、界限性,在法定范围内主张和行使自己的权利,勇敢地捍卫自己的权利,同时对一切合法的权利给予同等的尊重和维护。其三是参与意识,教师和法律人一样应对社会更具责任力,并且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和公共事业管理。其四是平等意识和宽容态度,只有具有宽容品质的教师才能营造一个民主的学习生活氛围,只有讲民主的教师才能培养出具有宽容胸怀的学生。高教版《法理学》教材鲜明的理论引领特色,使教育法学教学突破对教育法条文的解释和讨论局限,使教育法律实践与法学理论有机结合起来,真正实现了为教师教育专业学生“依法执教”奠基的课程目标,也为今后教育法学教材建设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本文作者:李洪波工作单位:黑龙江大学 教育法学论文:现代开放教育法学的教学模式初探 一目前的开放教育法学专业课的教学现状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法学专业被添加为开放教育的一门重要专业。为了保证法学专业的继续存在和发展,开放教育的相关领导和责任教师一直很重视法学专业课的教授。从课前准备到课堂教授,最后到考前复习,老师们都积极参与,勤奋认真。经过20年的发展,开放教育的法学专业越办越红火,法学课程越上越有水平。而且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毕业生,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都相继成为了骨干,成为了社会跨越和单位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人才。客观的说,在前些年的法学专业课的教学中,成功的做法和经验还是不胜枚举的,并且也曾经多次被其他形式的办学模式所采用。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法学专业队伍的不断壮大,法学专业的办学领域不断拓展,一些新兴的办学模式逐渐兴起,他们及时观察社会的发展动态,不断发现新现象,总结新经验,提出新问题,许多具有法学课程教学前沿的进步观点层出不穷,对原来的教学秩序和教学方法,进行了冲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更加适合现代社会的法学教学的新模式。对比现有的新模式和开放教育原有的法学专业课教学模式,不难看出,传统的暴露出来的问题很多,概括总结如下: (一)教学形式原始而单一 长期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一样,都是以传统的课堂讲授为主,近些年辅之以细微的为数不多的社会实践。基础教育的教学内容与学习要求决定了,它必须以课堂灌输为重要教学方式,更多的将基础知识传授给学生,以不断增加学生的学习内容,开发学生的智力,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但是,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根本区别在于知识的专业性和应用实践性,学习是为了将知识转化为工作实践,提高工作效能。尤其是对于开放教育的学员,他们基本上都是在一线从事劳作,他们学习的出发点是为了掌握更多的专业技能,以更好地应用于所从事的工作,适应社会职业技能的发展。因此,单纯的课堂教学会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专业的学习范围,限制技能的拓展。法学本身就是一门应用性学科,必须更多地将书本知识联系到司法工作的实际。原有的单一课堂面授持续了十多年,这种局面必须被打破。 (二)教学方式古老而机械 原先的开放教育的法学专业课教学方式遵循了祖先留给我们的单一方式,即在课堂上,老师的作用就是根据所备课的内容,系统连贯的讲授,时而提问学员,时而独自讲解。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专业教师,单纯的追求课堂的教学完整性以及学员的出勤率和课堂学习的情况等。对于讲学的最终效果如何,学员乐不乐意听,实际上掌握了多少专业技能,这些都被抛之云外,甚至被一些老师当作可有可无,甚至认为不是他们的责任。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对学员的学习会带来一些负面效应,或者说,已经严重落伍于现代教育技术背景下的教学方式的发展,阻碍了教学的改革。 (三)教学内容表面化和主观化 传统的以讲授为主的面授教学,在教学的内容上,追求的是知识的肤浅散布。反映在教学的理念上,仅凭主观的意愿出发,或者自认为很科学、很完美、无懈可击。客观的深入思考,可以看出,这种教学内容实际很肤浅,只是从形式上规范了自身的教学,而实质上却忽略了教学的真谛,破坏了教学的效果。教学的实质应当定位于学生掌握了多少,真正能够应用于工作的概率有多大,而不是老师教了多少,教的内容广不广泛。 二改革开放教育的法学教学原有模式,实施现代模式的重要意义 随着现代教育技术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原有的教学模式产生的负面影响,改革开放教育法学教学模式势在必行。必须牢固树立改革是为了顺应社会发展和提高学习效率的意识,使改革的成果普遍应用于工作实际,提高教学效果。(1)改革开放教育的法学教学原有模式,实施现代模式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对高等教育提出的迫切要求。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增长。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经济的快速增长必然带来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全面发展。教育是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全面发展的动力,没有教育的改革和现代化,就不会有整个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对于在高等教育特别是成人高等教育的主力军之一的开放教育中,率先改革教学模式,尤为重要。“依法治国”理论的提出,在全社会形成了强烈效应。法学作为开放教育的重要专业,承担了改革教学模式的重任。(2)改革开放教育的法学教学原有模式,实施现代模式是落实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体现。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是国家发展的中长期规划,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保证。高等教育是与我国社会的各个领域直接联系的一个桥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成败,直接会影响到其为社会各行业输送的人才的整体素质,进而涉及到各项工作的优劣。开放教育的法学教学也应紧紧跟随教育改革的洪流,不断前进。(3)改革开放教育的法学教学原有模式,实施现代模式是提高教学水平的直接砝码。法学专业作为开放教育的一个重要专业,在整个的开放教育教学中,举足轻重。法学专业一直是开放教育的主打专业,要想提高整个的开放教育教学水平,改革法学教学势在必行。(4)改革开放教育的法学教学原有模式,实施现代模式是提高执法者的执法水平,实现依法治国的重要前提。开放教育的法学专业的学员,大多是正在或者即将进入司法部门工作的法律工作者。学习效果的好坏会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到未来执法的水平和效率。社会的发展,也必然带来司法执法的进步。社会上的新现象层出不穷,这就必然要求不断提高司法执法人员的素质和水平。作为直接培养法律工作者的阵地之一的开放教育的法学专业,要不断改革原有的落后的教学模式,提高教学技能,为学员的良性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现代开放教育法学专业课的教学模式 开放教育的法学课程要紧跟时代潮流,尤其是要跟随高等教育的教学改革潮流,主动学习现代教育技术背景下的专业教学理念,结合自身的学科特点,努力探讨,认真总结,形成独具特色的、科学高效的、能够深入广泛的应用于法学实践的教学新模式。(1)坚持教学形式的多样化、教学手段的现代化和教学方式的灵活性的统一。开放教育法学专业课的教学,必须突破原有的单一课堂面授的限制,充分学习和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推广多媒体教学,发挥网上优势,全面搜集、查询和整理教学资源,灵活多变的采取适当的教学方式,激发学员的学习兴趣,科学的传授教学内容,充分调动学员的学习主动性和创造性,提升教学的层次和水平。坚持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既要将开放教育的法学教学融入到整个高等教育教学的体系中,又要在实施教学的过程中,根据其特殊的专业学科特点和组织教学的特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针对性的实施特色教学。法学是一门工具性能很强的学科,尤其是倡导依法治国的当今,教学思想中要始终贯穿着学以致用的主体理念。充分思考和挖掘一切科学的教学方法,理论联系实际,大范围的展开案例和司法实践教学。努力创设不同的情境,多方面获得教学资源,全方位引导学员开发潜能和智力因素,提高学员的司法实践的能力和素质。(2)深入组织实施教学,客观地传授法学专业知识。在组织实施教学中,教师首先要全面熟练地掌握相关学科的知识,充分保证传授知识的内容的准确性。开放教育法学专业课的任课老师,不仅要在上课前认真备课,更要到相关的司法和执法部门去深入调查和实践,获得最直接的法学知识,深入思考,及时全面的总结,最后集中教材内容和实践认识,形成最终的教学内容。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杜绝知识的主观化,确保教学内容的真实可靠。对宏观的法学知识和内容要进行分解,形成系统的具体的知识点结构,将每一个知识点辅助相关的案例,组织实施教学,以强化学员对知识点的了解。开放教育的法学教学模式的创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各个组织实施教学的老师,必须严格对待自己,不断更新知识内容和教学理念,贯彻教学相长的工作态度,实现教与学的有机统一。 本文作者:田露工作单位:徐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教育法学论文:开放教育法学人才培养的创新 1推行“诊所式”法学教育,加强法学实践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电大作为一所的开放性大学,也应尝试开展诊所法律教育,通过设置诊所法律课程,来推进中国的法学素质教育,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法学应用型人才。电大探讨将“诊所式”法学教育模式改革,与修订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教学大纲等具体工作结合起来,来加强法学实践教学,推动电大法学实践教学创新团队的建设,凝炼出广播电视大学法学的实践教学上的特色。 2进行法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推行“诊所式”法学教育的具体做法 (1)结合成人学习特点,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大学法学资源,试点开设“诊所法律教育”课程。试点开设课程首先以劳动法、合同法、婚姻家庭继承法、未成年保护法的内容为主。目的是让学生学习相关知识以后能深入到本职工作中或者法律实习岗位为需求者提供法律服务;(2)把诊所法律教育课程的开设与教学计划的修改结合起来,将诊所式法学教育贯穿到法学人才培养计划中。结合开放教育培养实用型人才的需求,对法学教学计划进行修改,在加强法律基础教育的同时,强化增加本学科课程的素质。(3)开设诊所法律教育课程,进行教学方法改革。改变传统法学教育的模式,在重视系统讲授法的同时,大力提倡案例教学法、课堂讨论法。(4)加强实践教学,建立起一套系统的实践教学体系。把诊所式法律课程与毕业实习结合起来,建立起一套系统的实践教学体系。加强实践性教学。通过学生小组学习、BBS讨论,及实地模拟课堂,并开展法庭论辩赛,模拟审判等方式进行学生创新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围绕实践环节展开实践教学。并设立法律服务中心为需求者提供法律援助服务。(5)利用广播电视大学的资源,建立诊所法律教育的平台。 3推行“诊所式”法学教育的具体策略 (1)设置“诊所法律教育”课程,由具备律师执业资格的教师组成诊所法律教师团队,负责提出课程设计方案。设置出一系列的实践性法律课程。有必修实践性课程、选修实践性课程,校内实践性课程、校外实践性课程。(2)开设法学实践教学中心,设立相应的平台以便开展诊所法律教育。聘请在法律实务部门活跃的律师、具有丰富的法律实践经验的资深的法官、检察官来学校举办法律讲座,或者不定期地进入课堂讲解典型案例,让学生通过律师、检察官、法官来了解社会、了解自己今后将从事的职业,为其自己以后从事法律工作奠定心理上和能力上的基础。 4结语 推行“诊所式”法学教育,加强实践教学的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思路。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主体,注重学生参与,自主学习,并在实施中进行适当的辅助指导,充分发挥好教师的“辅助”作用,引导学生积极发现问题、主动思考问题,寻找解决问题方法,训练学生主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既具有一定的法学理论基础,又能适应现在社会发展需要的专家型、技能型法律人才。总之,法律诊所式教育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在今后开放教育的法律教学中,应该将这种教学模式贯穿于教学的始终,使学员真正从中获得知识并更好的服务于社会。 本文作者:才玉娜工作单位:辽宁广播电视大学 教育法学论文:教育法学是从受教育权出发 教育法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我国教育法律体系框架的形成和人们认识、评价教育法律现象的能力以及作为这种认识、评介成果的文化逐渐成熟,教育法学学科建设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孙霄兵博士所著《受教育权法理学:一种历史哲学的范式》,就是近期有代表性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 概览该书,最突出的印象是著者提出了以受教育权为核心构建教育法学乃至研究教育学、教育史的新视角。该书认为,受教育权是更重要的教育法学概念,教育法学应当是教育法律权利学,应当从此出发强调教育本身的基本因素和动力,构建以人的受教育权利的实现状态为起点和标准来探索、构建和反映的教育法学体系。这一立论及其理论框架构建符合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原理。就法理学而言,法是以权利和义务规定人们的行为规则和调整社会关系的。权利和义务是法律规范的核心内容,是法律关系的关键要素,贯穿于法律现象逻辑联系的各个环节、法的一切部门和法律运行的全部过程。从更深层次来说,权利和义务全面表现和体现了法的价值。人类的教育现象从总体上包括举办、实施、接受、管理和参与教育的五大类活动,涉及到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个人、教育机构和家庭等众多的主体。抓住受教育者这个主体,突出其接受教育活动中的权利,并以此为原点构建教育法学,这是该书的一大理论贡献。 基于同样的原点,该书进一步延伸到教育学和教育史的领域,提出从人的受教育权利角度研究教育,解读、分析教育思想、教育理论、教育体制、教育教学方法等,提出通过对受教育权发展变化特别是与不同文明形态发展关系的研究,透过受教育权发展变化的历史,揭示教育发展的必然规律。这无疑将催生出教育研究的新领域,产生新的突破。 正是基于上述全新的视角,该书以哲学、法学、历史学、教育学和政治学为理论基础,对受教育权的时态和走向进行了跨学科的全景式的扫描,概括出受教育权的经济学范式、哲学范式、法学范式和政治学范式的基本类型,并就受教育权的辩证互动关系做了系统的理论描述,详尽分析了受教育权范式的历史运动及其相应的发展方式、保障体制、管理制度、进步作用和历史局限,指出了受教育权范式的四个基本特征:(1)受教育权范式是权利本位范式,权利主体是决定一个社会教育性质的基本因素,是受教育权范式的核心和基础,居于中心地位,受教育权权利主体是受教育权范式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2)受教育权范式是受教育权权利主体与权力主体结合的范式,是权利发展与生产力发展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范式;(3)受教育权范式既是历史的,又是逻辑的,是历史哲学范式;(4)受教育权范式呈现出既是一元的又是多元的范式,是实践本位范式。这些研究,使该书提炼出的受教育权问题的概念体系和范式模型具有扎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比较系统地揭示了受教育权的历史发展、逻辑发展和当前实态,在逻辑(哲学)、历史和实践三者间实现自洽和互洽,从而促进人们对受教育权问题的深层把握。 该书在构建受教育权范式理论的基础上,透过漫漫的历史长河,从文化发展和文明演变角度对受教育权予以哲学形态研究,归纳出五种范式,即:以身份和地位的同一或认可为获取教育权的条件,以君权或王权为后盾,以培养特权人为目标和法律现象的特权化范式;以信仰的同一或认可为获取受教育权的条件,以神权为后盾,以培养宗教人为目标和法律现象的宗教化范式;以行为的同一或认可为获取受教育权的重要条件,以政权为后盾,以培养政治人为目标和法律现象的国家化范式;以经济利益(能力)的同一为获取受教育权的主要条件,以物权和产权为后盾,以培养经济人为目标和法律现象的社会化范式;以人的自由和个性发展需求为获取受教育权的主要条件,以人权为后盾,以自由人为培养目标和法律现象的个性化范式。 著者还深入探讨了受教育权的法理学。并对其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同的立法、司法和行政特点进行了论述,使抽象的法理与具体的历史阶段中的受教育权有机联系起来,深化了受教育权的法理学。同时,初步分析了受教育权范式变化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论述了上述五种范式的依次性、继承性、兼容性和主导性的关系,结合史实指出了受教育权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该书在阐述上述五种范式过程中,解析了特权、神权、政权、物权和人权五种权力和与这些权力相适应的五种社会(特权社会、宗教社会、政治社会、商业社会和人性社会),进而提出了与五种社会形态相适应的五种文明形态:军事文明、宗教文明、政治文明、商业文明和教育文明。指出这五种文明构成了人类文明史的全貌,五种权力、五种社会、五种文明的互替嬗变,根本动力在于权利主体不断要求扩大权利引起的,权利斗争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动力。这是个首创。尽管关于“教育文明”的内涵及其据以立足的依据尚需要进一步论证,但该书首开先河的“教育文明”之说,对我们加深对教育的认识,还是有启迪的。 著者在书中大声疾呼:“当新的教育文明展露之际,发展教育及其所带动的科技发展和政治建设,是抓住新的文明兴起机会的关键。中华民族在历史上错失了工业革命、商业文明发展的先机,现在必须抢占教育文明这一制高点”。这一见识,角度新颖,见解独特,足以引起我们认真思考和深入研究。 该书虽然是探讨教育法学原理的理论著作,但著者强调它是把实践作为最初起点、最高抽象点和最后归宿点的实践哲学,注重主体、注重价值、注重历史、注重实践,追求的是哲学论、历史论和实践论的有机结合。书中专辟一编,就当代中国受教育权的现实和未来、受教育权的立法、受教育权的行政实施、受教育权的司法保护四个层面,剖析了受教育权的实现前提和要素、受教育权的原则确认、受教育权的国家保障和受教育权的法律救济等实务性问题。书中还精选了17个案例,涉及到因成绩原因、身体原因发生的高考录取诉讼,因入学年龄而发生的义务教育入学诉讼,因对学生的处分引起的诉讼,因颁发学业、学位证书引起的诉讼,受教育权作为宪法权利的诉讼等。由于著者身在中央教育行政机关主管政策法规司局的特殊和便利位置,这些案例不仅很好地支持和诠释了书中的观点,而且对于我们从深层次认识受教育权、恰当处理相关事项很有参考价值。 在该书实践论编中,著者还论及了当代中国教育发展不平衡、多种范式并存的国情及其历史由来,提出了中国受教育权范式转型的七条建议:(1)明确转型的原则———领先或同步于社会转型;(2)严格限制特权化范式,防止教育腐败;(3)严格限制宗教化范式,教育与宗教相分离;(4)积极合理发展国家化范式,进一步明确和落实国家在教育投入、加强教育公共体系建设、促进教育公平公正等职责;(5)积极合理发展社会化范式;(6)大力促进个性化范式;(7)正确处理受教育权国家化范式到社会化范式和国家范式、社会化范式到个性化范式这两个转型之间的关系和步骤。这些建议触及了当前教育的弊端,基本上体现了教育的今后走向,对制定教育政策、实施教育活动的各方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践意义。 诚然,构建中国特色的教育法学学科体系尚在过程之中。有些问题,如书中提出的国家化范式在当代的作用、受教育权范式的转型等,还有待理论界做深入的研究。但《受教育权法理学》的问世,无疑对我国教育法学基础理论的发展注入了一股具有浓重理论色彩的清新空气,为该学科今后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 教育法学论文:教师新义务教育法学习心得 我们都知道,教育能够决定和改变一个人的未来和命运,教育也能改变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前景。新《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实施,对于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促进义务教育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它的诞生标志着我国义务教育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全民族素质的提高和国家未来的发展,都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作为学校中的一名普通教师,在学习了《义务教育法》之后,对提高师德修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它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要求,也是《义务教育法》赋予我们的义务。在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必须转变观念,树立教育新风。教育原理告诉我们,教育必须有明确的指向性和目的性,主要解决人的发展问题,唤起学生精神世界能动、自主的能力,培养学生成为社会所需的人才。《义务教育法》要求我们教师必须热爱教育事业,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文化。业务水平,爱护学生,忠于职守。教师必须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明确自己的职责所在,也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 我是一名教师,肩负着育人的重任。于是在学习之余,更应从自己过去的工作中找出不足,必须全身心地去爱自己的学生。喜欢学生,爱护学生,服务于学生,这是一名教育工作者的天职。师魂即师爱。要在实际工作中,时时处处体现师爱其实并不简单。有时,细小的一个工作,看似简单的一种举动,也许会折射出我们教师的教育理念。班级中的王新博同学,知识欠缺的太多,为了使他尽快的追上队伍,就利用课余时间给他补课,同时发动班级学习好的同学帮助他,他的成绩提高的很快。既方便了学生,切实减轻了学生的负担,又节省了时间,提高了效率,更增强了困难学生学习的自信心。我想,这小小的改变中,就蕴涵着老师以学生为本的理念,也是大家在学习了《义务教育法》之后的一种新的有效尝试。教师站在了学生的立场上,改变了自己原本已经习以为常的一些教学行为,目的则是为了切实帮助学生解决困难。作为教师,必须要对学生的发展负责,尊重他们的人格,在求知的过程中,关注学生原有的基础与能力,因材施教地帮助他们学会学习,因地制宜,潜移默化地帮助他们学会做人,培养他们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这样才称得上不辱使命。 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地今天,作为我们教育工作者,不能抱着过去的应试教育一套而不放,应该让学生走进更广阔领域学习,力求全面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师德风范,不断更新自己的学识。在思想上,政治上,文化上充实自己,为形成良好的师德风尚而出力,更好地为学生服务,爱岗敬业,使自己成为一名高素质的教育工作者。 教育法学论文:教师新义务教育法学习心得体会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教师应当热爱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文化、业务水平,爱护学生,忠于职守。《新义务教育法》颁布后,我校教师在学校领导的组织下,通过多种形式,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和交流,对如何才能强化师德,树立教育新风,每一位教师都有了自己更深刻的体会于是在学习之余,仅靠着自己从教以来点点滴滴找出了工作中的不足和以往教学中留下的遗憾,终于明确:身为教师必须要做到全身心去爱自己的学生。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已经成为学校教师势在必行的工作、通过学习,我深知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对学生要有慈母般的爱心,且不断更新、充实自己的知识,做到与时代同步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新义务教育法》颁布后,我校教师在学校领导的组织下,通过多种形式,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和交流,对如何才能强化师德,树立教育新风,每一位教师都有了自己更深刻的体会。下面我就谈一谈我的认识和感受。 《新义务教育法》对教师提出了以下要求:教师应当热爱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文化、业务水平,爱护学生,忠于职守。《教师法》告诉我们: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承担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和使命。教师应当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 明白了自己的职责所在,也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虽然我是一名普通的教师,却肩负着为祖国的未来夯实基础的重任。于是在学习之余,仅靠着自己从教以来点点滴滴找出了工作中的不足和以往教学中留下的遗憾,终于明确:身为教师必须要做到全身心去爱自己的学生。因为当你走进学校大门时,你的一切就已经不属于你自己了,而是属于孩子们。喜欢学生、爱护学生,应当是教师的天职,正所谓:师爱即师魂。可是在实际中真正做到这一点,尤其是做到喜欢每一个孩子,却是非常不易的。教师不应因为学生的家庭背景、人情的亲疏、智力水平的高低等因素而对学生另眼相看,应尊重学生的人格,公正合理地对待每一个学生。教师只应在乎学生是否学会做人,是否学会求知,在教学中应本着求真、求善、求美,最后才是求知这样一个原则来教书育人,必须把德育放在首位,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已经成为学校教师势在必行的工作。如何做到真正减负?怎么样做才能减到点子上?每一位教师都在思考探索。为了打破传统教育模式,让学生在更为广阔、宽松的学习和生活空间里,接受全面的培养,获得真正的全面发展,除了针对课堂教学加以改革之外,我对学生的作业布置中也丢掉了以前的简单重复的内容,改为根据学生的水平差异分层次设置不同的作业。 导致师德失范现象的因素很多,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教师教育理念陈旧,其理念还停留在应试教育的框框里,只注重学生的智育发展,忽视了学生人格培养,没有注意心灵的沟通。二是教师缺乏良好的心理品质,而教育学生需要良好的心理品质,心理品质的缺乏轻者对学生恶语中伤,重者对学生体罚。三是在利益的驱使下急功近利,缺少爱心,不会关爱学生。四是教育评估机制,仍以应试成绩为核心,教师面对各方面的压力,延缓了师德建设的进程。师德形成决非一种表面的具体行为。任何一种师德表现都能折射出深层的东西,它包含着人才观、学生观、质量观、管理观、学习观、评价观等一系列相关理念在内的综合观念。一句话,有什么样的教育理念,就有什么样的师德表现。 教师要不断更新充实自己的学识。博学多才对一位教师来说当然很重要。因为我们是直接面对学生的教育者,学生什么问题都会提出来,而且往往“打破沙锅问到底”。没有广博的知识,就不能很好地解学生之“惑”,传为人之“道”。但知识绝不是处于静止的状态,它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每时每刻都在日新月异地发生着量和质的变化,特别是被称作“知识爆炸时代”、“数字时代”、“互联网时代”的今天。因而,我们这些为师者让自己的知识处于不断更新的状态,跟上时展趋势,不断更新教育观念,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显得更为重要。否则,不去更新,不去充实,你那点知识就是一桶死水,终会走向腐化。 通过学习,我深知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对学生要有慈母般的爱心,且不断更新、充实自己的知识,做到与时代同步,才能培养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挑好肩上这付教书育人的重担。 这段时间的学习与实践,让我深刻地认识到: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教育工作者,就必须不断地在思想上、政治上、文化上充实自己。二十一世纪的学校教育需要的是对学生有爱心,对工作敬业,对自身不断充实的高素质、强潜能和综合知识能力完备的教师。希望我能在自己的努力后,早日成为这样一名高素质的、合格的教师。 教育法学论文:新义务教育法学习心得体会 义务教育法实施20年后重修,增加内容很多。做老师就应该是懂法、守法的老师。因此,利用空余时间,我认真学习了《义务教育法》。进一步感受到,作为一名教师,应严格遵守义务教育法,依法执教,爱岗敬业,作到既教书又育人,为培养新一代而作出最大的努力,这样才得以使我们的事业走向辉煌,使我们的教育对象健康成长。 新义务教育法的诞生,标志着我国义务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是在对我国依法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指导和保障义务教育事业发展的制度与准则。法律将维护教育的公平公正、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一项重要指导思想,并重点对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保障义务教育投入、提高义务教育质量、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等方面问题作出了规定。新法律着力建立和完善促进义务教育发展的各项制度,在很多方面有创新、有突破,为我国义务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证。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不断丰富自身学识,努力提高自身能力、业务水平,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规程,有高度的事业心、责任心、爱岗敬业。坚持“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树立正确的人才观,重视对每个学生的全面素质和良好个性的培养。 修订的《义务教育法》是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上的重大成果,也是改革开放、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必然,为学校办学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在新《义务教育法》中,四处提到非凡教育,充分体现了这届政府人文化的关怀和亲民的思想。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提升对弱势群体的法律保障,让这些有残障的孩子、这些家庭看到希望,看到党对他们的这种关怀。从这一点上看,新《义务教育法》凸显了政府构建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的理念,让教育工作者感到振奋和欣慰。 新《教育法》真正以人为本,保障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孩子、所有学校、所有老师的基本权利,这是我通读新《义务教育法》最深刻的感受之一。新《义务教育法》立法的理念有了较大的突破,其中最基本的一个立法理念是以学生发展为本,真正给学生以发展的空间,同时给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充分的发展空间。“新的《义务教育法》更加突出公益性,还有统一性和强制性。这三个基本支点,虽然不是直接的教育行为,但是对于教育工作者转变观念却非常要害。” 新法明确了对义务教育质量的要求,第一次将素质教育明确写入法律,提出要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强调要把德智体美有机地统一在教学的活动中。这些内容必然影响到教师的教书育人行为。在实施新《义务教育法》过程中,我有这样的思考。 目前,整个社会对考学越来越重视。为了让孩子上一所好的中学,很多家长不惜重金买学区房,北京的一个妈妈甚至花十万元买了个门洞,为的是孩子有个好学校上。再有就是家长为了孩子能择校,周六、周日给孩子报很多班,为的是拿这证书和那证书,使他们成为进中学的敲门砖。 针对近年来义务教育发展中出现的“择校热”等新问题,新义务教育法明确“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学校不得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我相信在新法的保护下,每个孩子都会受到同等的教育的。 教育中的热点问题,在《义务教育法》中都有了明确的说明,我相信教育将走上规范的法制化的道路。 教育法学论文:新义务教育法学习心得体会 这两天,新的《义务教育法》发到了手边。细读那上面的六十三条法律法规不难发现新的《义务教育法》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九月一日,与全国两亿中小学生有关的新版《义务教育法》已经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继1986年版的《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以来,首次启用修改后的新法。 对于所有的中国孩子们而言,这部新法对他们今后受教育的生活有了新的规定。通过学习新版的《义务教育法》,不难发现这部法律法规在九个方面实现了突破。 第一,指明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这个根本的方向。上个世纪,由于各地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使得义务教育阶段形成了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乃至学校之间较大的发展差距。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差距越来越大。新《义务教育法》将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纳入了法制的轨道,将均衡教育思想作为新《义务教育法》的根本指导思想。 第二,明确了义务教育承担实施素质教育的重大使命。我们过去推进义务教育时,主要是解决孩子有书可读、有学可上的问题,还谈不上素质教育。新《义务教育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义务教育纳入到实施素质教育的轨道上来,把实施素质教育作为义务教育的一项新的历史使命。新《义务教育法》同时把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作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点,并且提出了一系列实施素质教育的措施。 第三,新的《义务教育法》回归了义务教育免费的本质。普及教育、强制教育和免费教育是义务教育的本质特征,免费的步骤可以根据国情来分步实施,但必须坚持免费的特点。公益性是整个教育事业的特征,义务教育要更彻底一些,不仅仅是普及的、强制的,还应该是免费的。新《义务教育法》在免费教育上又迈出了一大步,在1986年不收学费的基础上增加了不收杂费的内容。中心财政将从今年开始,用两年时间免除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杂费;城市地区还要深入调查研究、制定方案、加快进程。 第四,进一步完善了义务教育的治理体制,强化了省级的统筹实施。此次新《义务教育法》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是在“以县为主”治理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了省级政府的统筹和责任,实践着从“人民教育人民办”到“义务教育政府办”的转变。原来看到乡镇一级难负其责,就将统筹责任放到县一级;现在县级基本上是吃财政饭,也无力承担,事业的发展必须要加大省级的责任。对教育的均衡发展、加大对农村教育经费保障的力度、加强对贫困地区的支持而言,省级的统筹都非常重要,这也是新《义务教育法》的一大亮点。 第五,确立了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再一次明确了义务教育经费的“三个增长”;建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分担机制,分项目、按比例分担;义务教育经费预算单列;规范义务教育的专项转移支付;设立义务教育的专项资金。通过这样几个渠道,建立起义务教育比较完善的经费保障机制。 第六,保障接受义务教育的平等权利。新《义务教育法》强调了对非户籍所在地,非凡是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确定了流动人口子女居住地人民政府要为他们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这将会对城市化进程的平稳推进起到要害性作用。 第七,规范了义务教育的办学行为。过去我们对义务教育的办学行为主要是从政策上进行规范,新《义务教育法》对规范义务教育办学行为出手是比较重的:一是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学校不得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要害是要对学校在资源、政策上进行公平的分配,不得有政策、资金、资源的倾斜,这一条体现了全社会对教育公平的强烈愿望。二是不得以任何名义改变或变相改变公办学校的性质,也就是“名校不能变民校”。三是第25条的规定,“学校不得违反国家规定收取费用,不得以向学生推销或变相推销商品、服务等方式谋取利益”。 第八,建立了义务教育新的教师职务制度。过去我们中小学的教师职务序列是中、小学分设,中学的初级、中级、高级与助教、讲师和副教授相对应,而小学则达不到。新《义务教育法》将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职务序列打通,小学和中学的差别不复存在,初级、中级、高级都与助教、讲师和副教授相对应,小学教师也可以评副教授,对小学教师是很大的鼓励。这一新规定对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发挥聪明才智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尤其是让小学教师看到了自身发展提高的前景,对小学教师是个福音。这个全新的制度,在教师职务制度上有了新突破。当然还需要一些配套性的规定。 第九,增强了《义务教育法》执法的可操作性。全面规定了《义务教育法》的法律责任,63条中有10条规定的是法律责任,将《义务教育法》的执法性、操作性提到一个空前的高度。而且规范了22种违反《义务教育法》的违法行为及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过去的18条《义务教育法》虽然起到了很大的历史作用,但操作性比较差,新的《义务教育法》则完全弥补了这种缺憾,大大增强了可操作性,加大了执法力度。 新的《义务教育法》具有强烈的时代性。经过在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背景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新《义务教育法》,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均衡发展的思想等等。 作为一个工作在教育一线的教师,我们不应仅仅做到自己学好这部法律,更要在平时的工作中注重做到依法办事,依法执教,从自己做起,把法律条文中的规定落到实处。做个懂法、守法、宣传《义务教育法》的好教师。 教育法学论文:新义务教育法学习心得 新义务教育法的诞生,标志着我国义务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是在对我国依法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指导和保障义务教育事业发展的制度与准则。法律将维护教育的公平公正、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一项重要指导思想,并重点对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保障义务教育投入、提高义务教育质量、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等方面问题作出了规定。新法律着力建立和完善促进义务教育发展的各项制度,在很多方面有创新、有突破,为我国义务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证。 新《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实施,对于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促进义务教育的发展,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新《义务教育法》的诞生标志着我国义务教育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对全民族素质的提高和国家未来的发展,都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修订的《义务教育法》是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上的重大成果,也是改革开放、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必然,为学校办学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在新《义务教育法》中,四处提到特殊教育,充分体现了这届政府人文化的关怀和亲民的思想。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提升对弱势群体的法律保障,让这些有残障的孩子、这些家庭看到希望,看到党对他们的这种关怀。从这一点上看,新《义务教育法》凸显了政府构建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的理念,让教育工作者感到振奋和欣慰。 作为一所普通初中学校的校长办好每一所学校,让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得起学,不因为家庭条件的差异和学校条件的差距影响到孩子的健康成长。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新《义务教育法》的最大受益者。农村蕴含着大量的人才,还有待开发的人力资源,从法律的角度给他们一个平等就学的机会,未来,国家和民族也将是最大的受益者。” 我探索打工子弟如何接受义务教育12年了,新《义务教育法》的出台,消除了我这些年的一些困惑,盼了这么多年,新《义务教育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义务教育阶段不交学费和杂费,这对农民工子女来讲意义重大。缴纳学杂费,这些钱对于城里孩子可能不算什么,但是对于打工子弟家庭来说,每月的收入是800元至1200元,学杂费是一个不小的负担。现在西部地区已经实行了“两免一补”,但打工子弟走进城市来以后,什么时候也能够免费入学,这是孩子们和他们家长共同关心的问题。 真正以人为本,保障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孩子、所有学校、所有老师的基本权利,这是我读新《义务教育法》第一条到最后一条最深刻的感受之一。新《义务教育法》立法的理念有了较大的突破,其中最基本的一个立法理念是以学生发展为本,真正给学生以发展的空间,同时给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充分的发展空间。“新的《义务教育法》更加突出公益性,还有统一性和强制性。这三个基本支点,虽然不是直接的教育行为,但是对于教育工作者转变观念却非常关键。” 新法明确了对义务教育质量的要求,第一次将素质教育明确写入法律,提出要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强调要把德智体美有机地统一在教学的活动中。这些内容必然影响到校长的办学思想和教师的教书育人行为。同时,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也必须肩负起提高义务教育阶段质量的责任。在实施新《义务教育法》过程中,我有这样的思考。 目前,整个社会对考学、对分数越来越重视。前几年当校长,考分只是家长关心,社会关心,近几年,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主要领导也十分关注,将一些考分指标压到中学校长身上;指标逐级分担,任课老师也承担着很大的压力。一旦中考成绩滑坡,社会不认可,领导也责难。怎样处理好文化课的学习考高分和学生全面发展的关系,对于一个校长来说,确实很难。 提高教育质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要提高教师质量。教师专业化的问题也正影响到学校的教育质量。“素质教育必须由高素质的教师来实现,但是农村初中校面对很多教师自身素质不高的现实问题。不能否认,素质教育在实施过程中阻力很多,困难重重。尽管如此,并不是说素质教育一定要等到教育均衡以后才能实现,在现有条件下学校也应该有所作为。多年来,××中学在推进和落实素质教育上就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关于学生素质的评价就已经坚持了十年没有中断。目前学校将学生德智体美劳几方面素质,分成可操作的92个评价点,每两周自评一次,时间在8分钟左右,使学生在不断地内省过程中,收到以评促行的良好效果。我相信,不管在什么样的办学条件下,开展好德、智、体、美、劳、心理等多方面行为素质评价,是实施素质教育一个有效途径。 素质教育不是一种运动,也不是一阵风。素质教育的落实需要细致的工作,落实在每一个孩子在学校中的每一天,体现在学校各项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当中。素质教育不应该是难以作为,只要能静下心来,仔细地去思考如何在一些细节上、在各个学科上下功夫,脚踏实地去研究教育教学、课程以及学校活动设计,就能够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发展。 结合学校自身实际贯彻落实新《义务教育法》,在学校层面需要做的工作很多。首先要领会新《义务教育法》的精神实质,特别要在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方面加以落实。从法人的角度,把教学质量作为办学的一个核心,通过学校教育教学的实践,体现《义务教育法》对残障孩子享受均等和优质教育资源的权利。在管理的保障层面把新《义务教育法》作为一个课题去研究,在落实中发现和解决问题。 多年来,打工子弟学校始终在漂泊状态,办学条件差,校园都是租赁的。目前北京近360所打工子弟学校,其中经过审批的只有54所。实际上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难,只要政府能够按照新的《义务教育法》,来给这些孩子提供和创造条件,将部分闲置公办中小学的校舍给打工子弟学校使用,就能解决很多困难。 贯彻实施新《义务教育法》,教育工作者首先要感悟法律条文背后的基本的价值取向是什么。其二是按照法律要求,依法办学,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不折不扣地执行法律。第三要不断发展法律条文的内涵。针对学校现在面临的一些热点问题和瓶颈问题,必须用发展的眼光,创新的方法执行法律条文,根据各地方的不同情况来处理。将只要学业分数的评价向多元化评价推进,将终结性监控向过程性监控推进,都是确保素质教育稳步实施的基础。××市教委也一直在思考探索建立义务教育阶段的质量监控体系,使区县政府正确看待区域内义务教育的质量内涵。贯彻落实新《义务教育法》,不是教育行政部门教校长怎么去做,而是取得广泛共识以后,校长自发地学法、守法和用法。同时也会产生出各种各样创造性的做法,新《义务教育法》为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学习空间和执行空间。 我们在追求一种教育理想,一种发展的理想,这种理想我们并不强求最后百分之百地实现,事实上,在追求的过程中,每个人、每所学校都会得到真正的成长,而每个人、每个学校真正得到发展了,才是实实在在的素质教育目标实现。 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提出缩小办学差距,不分重点校、重点班,非常人性化,体现了对所有人的尊重;不管什么样的家庭背景和经济实力,每个孩子都可以享受均等的教育,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我最关注的就是重点班的问题。相对于其他教育人群而言,校长们更为关注的是学校层面的教育均衡问题。高铁忠认为,传统的“重点班”划分不利于学生的均衡发展。根据学生考试的成绩划分为重点班、普通班以后,有些普通班的教学就非常困难,老师教学积极性不高;由于学生中缺乏“领军”人物,无论是班级管理也好,德育也好,都是一潭死水。新的《义务教育法》实施后,“重点班”被以法律的形式禁止,但高铁忠同时也担心这可能会使学校流失一批优秀生源。 作为基层工作者,感觉到学生的差异的确很大。在我们学校今年有30多个学生公共英语过了二级,也有的初一的孩子,一百以内加减法都算不清楚,如果把他们全都分到一个班级,老师的因材施教就比较难,往往是照顾到这儿就顾不到那儿。近年来,中关村中学就办了一些实验班,而不是平均分班,让孩子在差不多水平的情况下,在教师的因材施教中得到比较好的发展。邢筱萍认为,教育均衡就是让所有的孩子,同在蓝天下,都应该享受到同样的教育,但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均衡,因为不均衡是绝对的,百分之百的均衡是不能完全做到的。 教育法学论文:读《教育法学》有感 【摘要】教育法学对当今的教育事业具有重大的推进意义,作为现代从事教育方面的工作者,有必要从多角度、多侧面的去了解和认识教育法学这门学科,因此对教育法学的认识也不因只限于其本身,还因有对其体系的思考,所以在学习教育法学的过程中还应对教育法制、教育立法等进行研究。同时,也将法学知识运用于实践活动中,更好地看待问题、处理问题。 【关键词】教育法学教育法制教育立法 近期对《教育法学》的学习,让我收获颇丰,感触尤深,我对教育法规及其发展、各类教育法律和现阶段的国内外教育发展现状也有了一定的认识。下面就教育法学的各个方面谈谈我的一些感悟。 一、教育法W 教育法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性综合学科,是法学原理和教育学原理的有机结合。作为现代教学工作者应紧跟时代潮流,与时俱进。所以在此,我们也有必要了解教育法学的发展趋向。在位的教育法学研究中主要侧重于已下三个方面:注重开展教育法学微观研究课题;在一定范围内形成研究热潮,促进教育法学的普及与提高;成立有关学术团体,提高教育法学研究水平。了解这些发展趋向也将有利于学校相关活动的展开。 马克思之以理论一直强调实事求是即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为进一步突显教育法学的意义,我将结合实际事例进行剖析: 例如,1998年3月20日,星期五,黑龙江勃利县新起小学。一名叫王贺的小学生在教室见到一条金项链后,发扬“拾金不昧”的精神将项链交给老师,而老师却谎称这是一条镀金的假项链就将其占为己有。事发后,虽然事情的到圆满解决,项链物归原主,王贺也被评为三好学生,一向想受人敬仰的老师的不正行为却给这颗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永恒的阴影。他自己都不知道下次再遇到这样的情况自己该如何面对。 这一案例就充分说明了一个教学人员不懂教育法学,不能依法行教给社会带的严重后果,他对学生心灵的不良影响有可能是终生的。所以作为同一名合格的教学工作者应认真总结、体会上述中归纳的教育法学知识,为自己的学生做出表率。 二、教育法制 教育法制是国家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法制的存在与其它所有制度一样有它存在的社会基础,即社会整体法制建设水平和道德水平的提高;教育资源的合理整合与配置;教教育观念现代化;全体公民具有较高的教育法律的意识。 例如,1999年9月6日上午,河北省保定市安新县北喇喇地村小学发生重大集体中毒事件,师生共有150多人出现中毒症状,被送医院救治。那是星期一,是该校例行召开全体师生大会的日子,大约从8点10分开始,该校陆续有学生和老师出现中毒现象,送来医院检查后发现是“砷化氢中毒”,经相关部门调查发现,原来是北喇喇地村小学周围的小冶炼厂在冶炼铜、铝、铅、锡等有色金属中挥发出的砷和硫等有毒气体所致。 在该案中的小冶炼厂本应是被国家明令禁止,但由于“小冶炼”在该县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一直被当地政府所“默许”。试问在经济发展与师生安全两者间孰轻孰重,难道当地政府不该为此事件负责吗?针对这个事故,很显然责任不在校方,当地主管部门、环境监察部门等没有严厉治理清查违法小冶炼,从而致使空气里有毒气体严重超标,造成严重的影响。但学校也不是可以完全置身事外,学校也要起到监管的作用,毕竟校园也算是学生的避风港湾,学校也理应为学生维持一个至少安全的学习生活场所。依据教育法制的相关规定,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对教育执法负有一定的职责,要及时纠正教育违法活动。 由此,我们应该的出两个重要结论:一是教育法制在我国教育体系中地位重大,如果没有健全的教育法制,师生的合法利益将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其后果之严重,甚至可能危及其生命安全;二是我国的教育法制现今仍然存在诸多的问题,还需要不断的完善和深入的贯彻。这就要求我国在健全教育法制事业上投入更多的精力。 三、教育立法 教育法制的首要工作是教育立法,教育立法的质量又直接影响着教育法规的实施程度,影响教育法规的权威性和实施效果。特别要注意的是,处于教育法学学科深入发展时期我们尤应重视教育立法的科学性。法律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产物,要做到科学化就必须符合两个标准:是否符合教育规律,是否具有可行性。而其制约因素在于:教育立法科学化受国家主要方针政策的制约;教育立法科学化受人们对教育规律认识程度的制约;受社会物质条件的制约。而我们要实现立法科学就要建立科学民主的教育立法机制;就要依法清理修改现行教育法制、法规和规章,维护教育法制的统一;就要加快制定、实践迫切需要的教育法律,建立完善的、科学的教育法律体系。 例如,2005年9月1日,是广州增城市新镇联安村材育小学开学的日子,这一天,学生家长不仅要带孩子交纳学费进行注册,还要“义务”向学校缴纳几十到上百公斤的木材,这在该村已经竟形成了一个传统,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学校的这一行为越来越受到家长的反对,觉得这样给家听带来不必要的压力和负担,同时认为自己没有这样的义务,而校方则认为学校财政自己支付不起学校用柴,且交柴从三年级开始交起,四年级每人交50公斤,五年级每人交75公斤,六年级每人交100公斤,若不愿交柴家长可以以每50公斤10元的现金抵交木柴,校长觉得也是在按规矩办事,学校经济有困难,自己也很无奈。 如上述案例属于教学工作中的棘手事件,从事件的主客方和学校的角度理解,双方的观点都各有道理,这时该如何判定就成了一个问题。很明显校方的这一制度是不合理的,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但要推翻校方的这一观点则必须要在教育立法中建立完善的立法制度,有严谨的态度,考虑到社会的方方面是法律能在现实社会中做到行之有效。 总记 教育法学是一个系统的知识体系,它由一系列的相关知识构成了一个整体。如教育法学是框架、是理论指导;教育法制是教育法学的具体实施,而教育立法则保障了二者的现实可行性,凸显了其法律强制性,它们与现实生活联系密切,所以也应有所阐释,对它们的深入理解有助于我们对实际问题的合法处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会更投入的学习,是自己对教育法学有系统、清晰的认识,使自己在今后的日子里对实际问题能有更好的见解和解决能力。
量子力学论文:地方工科院校《量子力学》课程教法的探索与实践 量子力学是20世纪物理学取得的最伟大成就之一,也是物理类专业标志性课程。量子力学主要研究对象是原子、分子等微观客体的运行规律,由于它的出现,材料学在导电性、超导性、磁性领域都有了突破性的进展,除此之外它还对化学、生物学、天文等学科和许多近现代技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量子力学不同于以往力、热、光、电这些经典物理,它有自己独特而全新的理论框架体系,初次接触该课程的学生很难接受,量子力学的创建者之一波尔就曾说过“如果谁在第一次学习量子概念时不觉得糊涂,他就一点也没有懂”。本人从2011年开始讲授《量子力学》课程,先后教过5届学生,对于如何教好普通地方工科院校的学生,有一些体会。 1 讲授量子力学建立背景很重要 对于任何一门课程,只掌握书本里相关的公式、定律,能熟练地做课后题是不够的,这些只能让学生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更何况正如波尔所说,初次接触量子力学的人本身就很困惑,如果刚开学直接讲授物质波、波函数的统计解释、不确定性原理,用薛定谔方程计算能级和波函数,学生会一头雾水,不知道这些知识是什么,有什么用?如果我们回顾一下量子力学产生过程:开尔文的“两朵乌云”、普朗克解释“黑体辐射”、爱因斯坦解释“光电效应”(包括康普顿散射实验的验证)、波尔的氢原子理论,物理学的发展还是有规可循的,有这些前期成果作铺垫,德布罗意物质波理论、薛定谔方程、波函数的统计解释容易被接受,再告诉学生势阱看做简化的原子模型,得到的能级与原子发光机理相联系,学生学起来就会明白一些。这样适当增加量子力学建立背景,使学生明白它不是凭空产生的,是人类认识世界到了微观层次,由实验和理论相互促进的必然结果,教学效果会好很多。 2 讲授数学知识储备和课本的组织框架很重要 量子力学中微观体系的状态用波函数来描述,每一个状态可以看成数学中的希尔伯特空间的一个矢量,线性代数中所学的矢量运算法则(如矢量的加法、数乘、内积等)成了量子力学中基本运算。在矩阵力学中,态和力学量又可以用一个矩阵来表示,矩阵的运算法则及相关概念也是掌握量子力学所必须的。薛定谔方程本身就是一个偏微分方程,量子力学中的期望值也需要与概率相关的知识。《量子力学》课程一般开设在本科大三年级,所有数学知识都已学过,同时学生也有所遗忘,如果在正式授课前带领学生复习一下相关数学知识,不仅使学生学习更轻松,也有助于一些考研同学的复习,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学生在接触一门新课时,随着学习的深入很容易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境,所以讲授一些书本的理论框架也比较重要。我们使用的是周世勋的《量子力学教程》,该书浅显易懂,逻辑清晰,适合普通地方工科院校的学生作为量子力学的入门课本。如果学生明白课本的安排,包括这么几部分:描述一个状态及状态随时空的演化法则、状态中物理量的获取、微扰理论、自旋及多体,外加一独立成章的矩阵力学,学习起来会清晰许多,明白自己的学习进度,前后章节的联系,教学效果自然会得到提升。 3 讲授名人轶事,联系学科最新进展 和其他理论课程一样,《量子力学》抽象难懂、推导过程复杂,讲授会枯燥乏味。所幸量子力学建立的年代是上世界物理学发展的黄金时代,英雄辈出,群星璀璨。量子力学的缔造者如普朗克、爱因斯坦、波尔、德布罗意、薛定谔、海森堡、狄拉克、泡利等人身上都充满了传奇,从他们身上不仅可以学到知识、启迪智慧,每一个物理规律发现背后的故事、名人之间的师承门派还可以作为调节课堂氛围的资料,让学生感受到量子力学也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诞生在现实社会中,而不是如天外飞仙那般突然现世。学生有了这种亲近感,学习起来也会有动力。 尽管量子力学理论框架于20世纪30年代已经基本建立,成功的解释了很多实验现象,也影响了诸如化学、生物、材料等诸多学科的发展,但围绕量子力学基本概念、原理、物理图像的理解一直争论不断,随着实验手段的进步,诸如量子通讯、量子计算、拓扑绝缘体、量子霍尔效应、外尔半金属等许多新成果不断涌现,成为当今世界一个又一个的研究热点,不断提升人类认识物质世界的高度和深度。课堂上介绍这些学科的前沿进展,让学生感受量子力学的魅力和生命力,能极大的促进学生学习的兴趣。 4 合理实用多媒体课件教学 随着网络和计算机应用的发展,多媒体课件丰富了教学手段和内容,为教学带来了诸多便利。在讲授氢原子的量子理论时,公式繁琐、推导冗长,如果一一板书讲授,学生很容易听到后面忘了前面,如果提前做好课件,推导过程以幻灯片的形式播放,重点讲授推导逻辑和几个关键点,这样学生学习起来会省力很多。还有如果把电子衍射图像形成过程用动画演示的方式播放,学生对波函数统计解释的理解会加深很多。 多媒体教学会加强课堂上教学的交流、提高学生信息获取量,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但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多媒体课件能为教学引入很多便利,也有一些不足。如过分的使用多媒体课件,一张张的过幻灯片,除了信息量太多,学生还会被课件中动画、视频所吸引,忽视其中公式推导,及和老师的交流,这样学习层次很容易流于表面,不能深入;反之如果教授板书讲授,物理过程仔细推导,关键处点评交流,学生有时间去思考和参与讨论,能够加深对知识的理解,有利于构建他们的知识体系。总之“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只有传统板书教学与多媒体教学有机结合,才能达到提高教学效果这一根本目标。 《量子力学》在物理专业的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学生的发展更为重要,让学生更容易的认识、接收、理解、应用相关知识,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加深对物理学的热爱,是我们教学的最终目标,也是我们教师的责任。希望这些粗浅的思考能为其他地方工科院校的教学提供一些参考。 量子力学论文:《量子力学》理论教学与科研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的思考 摘要:电子科学与技术是光电信息产业的支柱和基础,量子力学作为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最重要的必修课,其体现出的研究和对待新事物的思想和方法,对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作用。论文围绕“科研融入教学、教学提升科研”的理念,提出拓展和更新量子力学理论课的教学内容,科研是充实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的源泉。同时,教师在提升教学效果的同时需要不断充实提升自己的科研水平,形成科研教学双促进,从而推动人才的培养和教学水平的提高。 关键词:电子科学与技术;量子力学;理论教学;科研实践 现代信息技术即将步入光子学新阶段,光子作为信息和能量的载体,迅速推动建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现代光电子交叉学科和信息产业。电子科学与技术是光电信息产业的支柱和基础,是多学科相互渗透而形成的交叉学科。量子力学在近代物理中的地位如此之重,但在实际教学中学生普遍感到量子力学理论性太强,公式众多,逻辑推理严密,太过抽象,难以理解,特别是跟实际生活联系不紧密,从而导致缺乏学习兴趣。作者在多年量子力学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总结教学心得,提出了“科研与教学互进互促”的教学理念,建立了教学内容与科研课题相结合的量子力学专业课程教学模式。 一、介绍量子力学理论在现代科学技术中的实际应用,调动学生学习量子力学的热情 兴趣是学习一切知识的源动力,在绪论讲述中通过大量多媒体资源向学生们展示现代科技革命与量子力学息息相关,量子力学渗透到现代科技的方方面面,从电脑、手机到航天、核能,从科幻电影到工业4.0,几乎没有哪个领域不依赖于量子论。同时针对学生们的喜好,科普《星际穿越》、《生活大爆炸》、《源代码》等热门影视中黑洞、虫洞、平行宇宙等量子物理的基本思想,以激发学生对量子论的求知欲,并向他们介绍一些关于量子力学的科普书籍,如曹天元的《上帝执骰子吗――量子力学史话》、霍金的《大设计》以及罗杰的《神奇的粒子世界》,并引用《上帝执骰子吗》中优美的开场向学生引出量子力学这一神秘和优美的故事,用生动有趣的方式讲述量子力学的发展史话,穿插每一个具有革命性大事记形成和建立的历史背景,相关科学家的简史和名人逸事,如德布罗意如何从一个纨绔子弟成长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牛顿和胡克还有其他科学家之间关于理论归属问题的争执;一个早期不受大家认可的爱因斯坦;二战期间参与研制原子弹,二战结束后大力促进核能和平利用的“哥本哈根学派”代表人物玻尔;以严谨、博学而著称,同时又以尖刻和爱挑刺而闻名的天才少年泡利;在建筑领域同样杰出的胡尔;爱打赌的霍金;等等。这些偶像级的人物在物理发展中就像一个个明星,你方唱罢我登场,一起连接起物理发展的恢弘历史,循序渐进地消除学生对量子力学的恐惧感,并且对于培养他们的科研品质有很大启迪。 量子理论的出现彻底地改变了世界的科技面貌,引发了许多的技术革命。用多媒体将最新的科技知识和高新技术全面融入到教学课程中,可以形象直观地表述量子力学与科学前沿的紧密联系,扩充学生们的知识和视野。如讲述电子自旋有两个取向这部分内容时,正好与计算机存储中二进制0和1相对应,这也正是量子计算机的基本原理,并展开介绍量子信息、量子通讯、量子计算机的基础理论均是遵从量子力学变量的分立特性叠加原理和量子相干原理。机械硬盘的原理是巨磁电阻效应,其本质是电子自旋相交的量子现象,医院里最先进的诊断技术――核磁共振,就是核自旋效应的典型应用。CPU逻辑单元CMOS中的核心部件――场效应晶体管,是量子力学在固体中的应用;集成电路生产用到的光刻机――其光源激光,航天领域对于GPS的系统误差校准以及尤其重要的卫星钟,也是量子力学的应用。没有量子力学,就没有以半导体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化工业。让学生们切身感受到量子力学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影响巨大是以往所不能想象的。 二、根据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优化教学内容和方法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一方面给学生讲授了教材上的基本内容,另一方面通过PPT和视频的方式将国内外研究动态和研究成果固化到教学中来,以保证教学内容总是站在专业学科前沿。通过这种融入方式,形成理论水平高、实用性强、特色鲜明的课堂教学,理论联系实际,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例如讲述微观粒子波动性中波长公式λ=h/时,通过比较电子和经典粒子的波长,说明为什么在日常生活中难以观测到粒子的波动性,并拓展引入透射电子显微镜的工作原理,当加速电压达到200kV时,电子的波长达到在0.1纳米量级,和原子的大小相比,由于透过样品后的电子束携带有样品内部的结构信息,通过分析电子束的成像可以得到颗粒形貌、大小、位错、缺陷、成分和相组成等微观特性,进而介绍电子显微镜的结构、成像原理及电子衍射原理,加深学生对微观粒子波粒二象性的理解和掌握。同时,还鼓励学生自己动手制作相关动画,提升他们的动手能力和参与性,并通过保龄球视频类比描述双缝衍射实验,形象直观。 讲述一维薛定谔方程求解例题――一维势垒贯穿时,引入隧穿效应概念,并且引用一张经典的狮子“穿墙”追到墙对面高枕无忧人的配图,这在经典物理中完全不可能想象,形象的例子可以更好地理解量子遂穿效应,并且强调了量子论与经典物理的不同之处,进而向学生介绍隧穿效应在现代科学技术中的实际应用――扫描隧道显微镜,用视频和多媒体向学生们展示扫描隧道显微镜的工作原理及分辨率的影响因素,并与课本上遂穿透射系数公式相互验证,并给大家介绍用扫描隧道显微镜的最新研究进展以及自己科研工作中的相关实验结果。 通过让学生们接触这些仪器的工作原理,等同于提前接触了科研工作,对研究工作有了切身体会和形象了解,同时对课程的理论知识有了现实认识。教学中不断渗透专业前沿科学知识,不仅可以使量子力学富有生命力和时代感,而且培养了学生的科学素质,让学习目标更明确,这些都对学生今后的工作和考研打下了一定的实践基础。另一方面,活跃课堂教学气氛和建立讨论环节在教学中是十分必要的。课堂教学一定不能让教师唱独角戏,要充分引导和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样有助于激发学生的思维能力,形成新的思维方式。同时要让学生占主导地位,将学习的决定权从教师转移给学生,可以鼓励学生分享量子力学理论在现代技术中的应用实例,通过查阅资料,动手制作多媒体的过程,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自主能动性,以及增强学生探索性学习的能力和搜集信息的能力。 三、科研融入教学,教学提升科研 在课堂上,要想真正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加深对量子力学理论的认识,教师只讲授课本上的知识体系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新知识日新月异,这些均需要授课教师不断吸取养分和了解本专业的前沿科学动态和研究进展,不断加强自身的科研水平,让教学和科研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围绕“科研融入教学、教学提升科研”的理念,拓展和更新量子力学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在实施过程中,紧跟学科前沿发展,将自身的科研经历和成果,以及量子力学理论相关的学科前沿实例灵活融入教学内容的各个环节,形成水平高、前沿性强、内容丰富的课堂教学内容,这将会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讲述海森伯测不准关系Δx・Δp≥?捩/2时,引入衍射极限这一物理问题,衍射极限本质上来源于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关系限制,是量子特性的一种宏观体现。 由于衍射极限限制了器件最小特征尺寸和加工分辨率,必须突破光学衍射极限才能进一步发展纳米光学和光子学,表面等离子体激元是目前解决这一瓶颈的唯一方案。进而系统地介绍表面等离子激元的基本原理,及其在光探测器、传感器、发光二极管及太阳能电池方面的应用。讲述电子自旋这一章节时,向同学们介绍材料界的新宠――电阻率超低、电子迁移速度极快,可以有效传导电子自旋的石墨烯,该材料卓越的性能令科学界普遍期待它能引领新一轮的电子元器件革命。引入科技巨头IBM公司制作的《一个男孩和他的原子》的微电影视频形象讲述自旋电子施法大数据存储,电子自旋的自由度得以被操控。当自旋电子学施展“魔法”,存储介质的体积将变得越来越小,而存储的容量却越来越大,甚至无限延展,真正一粒沙中存储一个世界。这种通过实实在在的研究案例让学生们清楚研究方法,加深对新知识点的理解,让枯燥的公式转换成形象的材料和器件,教学效果生动而富有启发性。 科研是充实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的源泉,同时也是培养创新性人才的必然需求。同时,教师在提升教学效果的同时,需要不断充实提升自己的科研水平,形成科研教学双促进,从而推动创新人才的培养和教学水平的提高。 量子力学论文:还原量子力学的真相 如果理性的科学家和有志于探索宇宙奥秘的人愿意抛开权威和传统的成见,冷静地思索以下内容,这将引爆人类科技时代的新思维且达到人类思想文明的大迁跃,这是历史的选择!当然了,追名逐利的人类从来就不缺少狂妄之徒,在网络和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一切都可能是幌子。拿什么来换取世人的理解呢?――天道自在人心。 量子力学和相对论是当代物理研究最尖端同时又是不可调和的两大理论。很多严谨的科学家和科技探索者已经发现目前世界最科学的物理学理论和实际的物理现象是格格不入的,甚至破绽百出。连牛顿和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巨擘最终都陷入不可知论,在其学术后期都怀疑自己的理论并渴望从上帝那里获得最终解释。客观地讲,不仅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当今物理学绝大部分的科学悬疑,我都能够找到解密的突破口!几乎所有的读者都以为我在吹大牛,这是可以理解的。本人的物理学水平就是普通高中阶段甚至没有专业的学习背景。(曾经在跨学科的学术期刊发表过各类专业文章,都是如此)这一切是为什么呢?拥有一个崭新的宇宙观重新来审视我们的世界,一切就会变得简简单单。 现在切入本文的话题,量子力学的奥秘到底在哪里呢?一百多年前,自从普朗克提出光量子假说以来,世界上顶级的科学家们都在苦苦思索,量子现象的奇特性让所有的物理学家们不可思议,也无法解释。许多科学家提出不同的方案来解释这一切,如超玄理论、平行世界等等,都无法彻底圆融和贯通量子现象。更加有意思的是,一些科学人士借用佛学理论来解释所谓的量子现象,让佛学和量子力学越来越变的高度神秘和费解。哎!这到底是科学的无奈还是上帝的愚弄呢? 以下,开解量子力学之答案。量子为什么有诸多神奇呢?只要知道量子的运行轨迹,所有的量子现象将会不攻自破。这可以让任何一个物理学爱好者立即明白。(真正的知识一定具有普适性)也就是说,量子现象非常之简单。我常常思考,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顶级的物理学家们都想不到呢?原因之一就是人类思维的固化,对前辈知识的盲目相信,潜意识里的思维定势导致无法认识到物质的真相到底是什么。还是感叹一句,量子现象一旦解密,物理学理论将会出现大面积的塌方,取而带之的是人类科技的日新月异。(曾经在【卷宗】(国家级科技期刊)上发表一篇文章“UFO的物理学原理和未来的发展空间”,并没有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实际上用新一轮的认识理论能够找到人类未来的新动力源以及宇宙飞船的动力核心。) 所谓量子只是一个物质微粒的表现体。科学家看到的量子只是一个显型模式,说到底量子的存在只是一种物质形式的存在表达,用微粒的说法只是更形象的接近观察到的现象。实际上说量子是微粒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概念诱导。(量子这个名称会让科学工作者潜意识中不自觉的带上思维定势,这也是量子力学的现象无法解释的原因。用既定的模式去寻找物质的真相,永远是死胡同。) 我们看到的量子运动,请注意了!到现在为至,人类物理学研究者都认为量子形成之后(或者说一个量子/光子被激发出来之后),在传导媒介里或者真空中继续以量子/光子的微粒-或者(微粒波)形式前进,而这就是所有科学家和物理学家的盲点。表面上看,科学仪器检测出来的现象是单个量子(或微粒波)在前进。是的,似乎看起来是单个量子在前进,而实际上根本不是!这就是颠倒乾坤的突破口。 胶片电影上的动画是连续的,而实际上是大量的胶片连接而成。检测到的单个量子现象在前进,其实是由不同的量子点组成的!(多么简单的事实!) 物理学家意识中一旦理解这个角度,量子力学的所有现象都会势如破竹。重点提示一下,实验中看到的量子现象都是被表现出来的,其实只是量子点的连贯状态。那么,量子是如何行进的呢?就像多米诺骨牌,量子也是一个个叠加出来的前进路线。无论量子和光子,在微观世界里都是统一的前进方式,这是宇宙变化的核心密码之一。(在天文学的宏观世界里呢?可怕的统一性还是存在的,只是时空的背景不同,变化也会不同)。 这里已经解开了量子力学的本质奥秘,余下的只是简单地和神奇现象一一对应。 量子和光子都是瞬间产生和瞬间消失的!!!??光速是如何得来的呢?就是正负电子的撞击之后,产生一个能量波。而这个能量波可以推动下一个正负电子的撞击。(光子的形成有很多原因,但是都是被能量波冲击下的能量聚合反应。无论是正负电子撞击还是其它的原因,如当原子核电子外层电子从高能级跃迁到低能级辐射出来的光子,也是能量冲击波的效果。微粒世界的本质都是能量波的物理学语言的显示,而不是所谓的固态物质体的存在。也就是说无论正负电子、质子、中字、原子核都是物理学语言,而不是绝对量化存在。这个思维点要重新的认识)这么一假设,天大的物理学奥妙就解开了。其一 、光子之所以可以保持匀速运动的根本原因就破解了。其二 、光子的速度取决于两个光子之间的影响,所以才会有量子的速度远远超过光子的速度。量子的速度取决于单个量子形成模式,而绝不是和光子保持同样的速度。 一言以蔽之,所谓光速(或量子速度)取决于前一个光子/量子与第二个光子/量子之间的聚合速度。当然这种极其超短距离的聚合是无法检测出来的,但是可以从现象中推导出来。 爱因斯坦说光速是不变的和直线行走的,这都是假设出来的理论坐标。爱因斯坦无法想象光线的行进方式,无法解释光线在太空的弯曲现象,才利用时间弯曲而替代光线弯曲的说法。(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引力会造成时空扭曲,光束接近高质量恒星就会发生弯曲。这里的只能先稍微说一点,所谓的引力不同就是物质的存在不同。引力既可以是波动的表达,也可以是物质的一种表达。实际上从爱因斯坦的质能守恒公式就可以看出来,物质本身就是一种引力。这个概念就是爱因斯坦本人和很多的科学家们没有意识到的思维转化,也是最需要体会之处――物质存在的真相)其实只要空间的密度不相同,或者光线行走的媒质不一样,光线的速度和方向就很有可能会改变。光速为什么在不同的媒介中速度不一样?是因为在不同的导体中光子的聚合难度和方式不一样,光纤中的光子路径就是明证。很多学者没有思考这些现象的根源,只是根据前人的思维来判定现象的合理性,当然无法给出确切答案。(物理学很多概念已经不适应未来科技的发展,这才是桎梏科技的最大瓶颈。) 光子/量子为什么有干涉现象,只有根据这样的推断才能够清清楚楚地解释出来。估计科学家们冷静地从这个角度去想一想,量子现象的神秘性都不需要更多的去解释了。 很多科学家和宗教家都在借用量子的随机性来神话量子的存在,似乎量子受自由意识支配,认为量子可以在任何一个点都有出现的可能。这是一个大错特错的逻辑无奈!量子出现在任何一个位置,绝不是取决于人脑的意识也不是取决于量子的自由意识,而是取决于观察者所给定的位置。如果给出量子可以到达的位置,量子就会以同样的状态出现,请注意了!这个量子是经过N个聚合生灭之后的量子,而不是刚刚被激发出来的量子。只要检测的位置到哪里,量子就会出现在哪里。再次重申!!检测位置是量子可以到达的位置,所以只要哪里检测,那里就会有量子! 量子为什么有纠缠现象?量子纠缠就是量子波的形式对称,绝不是异想天开的意识控制。当第一个量子形成的时候,就已经决定最后一个量子的形成模式了。只要这个量子能量存在,就会永远纠缠。 量子为什么自旋?自旋是微粒冲击波聚合后的现象,微粒只有通过自旋才可以控制或者说被控制。(自旋可以改变量子波的状态,不同能量等级波之间会有引力大小区别)量子只有自旋才可以保持与其他微粒的距离和引力。任何的物质只有自旋才可以存在!其实一切存在都是自旋的。地球上的人也是自旋的,只不过跟着地球一起自转。而量子现象是一个终极的宇宙存在模式,不过是缩小板块而已。强调一点,任何物体只有自旋才可能存在,才可以在宇宙中保持和其它物质的区别。自旋的速度不同,才可以保持与其它微粒子之间的距离。通过这个现象,就能够轻而易举的揭开天体运动的规律。 再说个似乎天方夜谭式的假设――只要改变自旋的状态,就可以改变物质的存在形式。举个例子,任何物质只要靠近太阳,一切都会灰飞烟灭(太阳里的物质也只是检测出来的能量波形式)。这说明什么?一切的存在只是一种形式的组合,而绝不是物质的永恒不变性。无中生有的变化模式产生了一切。自旋的这种物理学意义一旦被关注,发明比导弹更快的飞行器只是个时间问题。自旋现象将又是一个科技的亮点,通过自旋还可以推导出物质存在的更多奥秘,这里就不多说了。 还要郑重说明一点,量子描述的微粒绝不是实际的物质,而是一种推算出来的现象点,也就是说量子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形式,我们人类是无法用感知觉直接观察出来的,而只是通过仪器检测出来的现象描述。这说明什么呢?所谓的量子(任何微观世界的微粒)只是存在(或者称为存在波)的运动凸显状态。量子是否可以再细分呢?当然是可以的,只要人类的科技不断的向前发展,一定还有更加细微的存在。(这与宇宙的边界有关)。现当代的物理学家们在思考问题中,无意识地以为量子是个物质化的点,这是潜意识的思维定势。如果看懂以上的意思,就会彻底解开量子/光子的波粒二象性问题。(任何现象都要有不同的时空背景来认识,才可以找到最终的解释) 任何微粒都是波动的形式,实际上地球上的物体乃至宇宙上的任何物体都是波动的形式。大家可能会笑话我,眼前的物体如果是波动的,一切不都混乱了吗?眼前物体的静止是因为我们同步处在地球上,如果将眼前的物体放大到宇宙的星系上去观察自己,我们就会跟随地球一起呈现波动的状态。(在时间和空间的大背景下,地球也会发生聚合生灭的。从这个点上说,地球的生命是可以推算出来的。常常异想天开,若是有科学家愿意同我合作,就能够推导出很多的物理法则来服务于全人类)量子力学的伟大在于可以观察到宇宙的核心秘密,因为量子态已经可以将宇宙的运动轨迹复述出来。不过,量子是瞬间消失和瞬间产生的,眼前的物质是相对稳定的状态。 再到微观的量子世界里去观察,所谓量子就是波动聚合的刹那生灭的过程。产生一个量子/光子,必须产生一个能量波来维持下一个量子的形成。从这一点说,佛学的宇宙理论和量子现象是契合的。但量子绝不会简单地受我们的意识控制。(意识是什么?需要看我写的书【宇宙的裂缝】,那里有简洁直白的体现) 客观地说,本人的物理知识是非常有限的,同时只要我看懂的量子现象基本都可以解释。其实只要理解上面所演示的量子形成模式和运行机制,这些问题科学家们一定可以比我有更加精准的认识。如著名的电子双夹缝试验,这是物理学历史以来最不可思议的现象。如果看懂以上的内容,就可以解开这个世纪之谜。任何内行的研究者一看就会明白!这里就不赘述了。(量子的特性告诉我们,量子只会自动用波动的形式寻找可行进的最近途径,与量子的随机性是一个道理。) 量子还有一些现象,比如说,对一个粒子的测量,可以导致整个系统的波包立刻塌缩,因此也影响到另一个、遥远的、与被测量的粒子纠缠的粒子,是需要解构物质存在的根本原理才可以更加精细的表达出来。这里只说明一点,微粒是系统的存在表达,只有波动形式的变化显示,而不存在单个量子的物质形态。提示一点,量子本身就是一种波的显示方式,所以任何的单个量子必须和周围系统状态保持统一场关系。一旦对单个量子测量,就会干扰到此量子的周围场力,自然立马塌缩的。(譬如,地球上的任何物体都受到磁场力的影响,只是这种作用明显和不明显而已。而量子之间有强大的影响力,是必须相互作用的。) 本文到现在为止,只是破解出一部分的量子现象,而更多的量子力学需要更加深层的理论基础的构思和重建,这里是不敢多说的。如果继续剖析下去,将颠覆所有的物理学概念。当然了,或许有很多人以为我在胡说八道,更多的科学家不屑于去认识这种新的宇宙观。可是这一种新的宇宙观能够解释几乎所有的物理现象乃至生命、文化,政治社会等等。如果有更大的讲台,我将从宇宙大爆炸的第一动力开始,推导出宇宙的边界,万有引力的理解,时间和空间的终极奥秘是什么?(本人更加希望可以直接面对科学家的提问和质疑),超越时空的认识能够为全世界的人类带来一轮新的意识流并在科技界带来翻天覆地的发展。举一个例子,如果知道地球的重力是什么?重力最终回归到哪里去?顺藤摸瓜地思考这些问题,就会推导出磁场力就是天然的反重力,而人类就可以找到和太阳能一样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能。(这就是永动机的核心秘密) 不置可否,每个人的认识都有局限性,即便如此,也有理由相信以上有关量子力学部分的解析足以给科学界带来崭新的思路。为什么我可以推导出这么多奇怪的物理现象?或者有哪位科学家和宇宙探索者也想同样获得通天的启悟呢?这必须从宇宙的本质开始来分析,所有的答案才会有终结的解释。宇宙到底是什么真相呢?宇宙是意识的宇宙,宇宙是趋于和谐的宇宙,从这两个点出发,这个理论基础可以推导出宇宙和人类一切的奥秘。 量子力学论文:《量子力学》课程“问题导向型教学模式”探讨 摘要:掌握《量子力学》课程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是学生进入物理学前言问题研究和高新科学技术探索不可或缺的基础。文章结合这门课的特点以及人才培养的需求,在教学过程以“问题导向”作为切入口,将案例教学、视频、科研成果等融入教学过程,强化课堂小组讨论,推进实验教学,改进考核办法,从而为培养创新型物理电子应用人才打下良好基础。 关键词:量子力学;教学探讨;能力提高 1 引言 生产力的发展客观需要,推动人们探索微观世界的奥妙,掐指算来,量子概念的诞生已经超过整整100年。但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量子物理,就没有人们今天的生活方式。量子物理的应用已经渗透到现代化生产的许多方面,如半导体材料与器件,磁性材料与器件,原子能技术、激光技术等等。《量子力学》课程的学习已成为国内高等理工科院校“应用物理”“电子科学与技术”“光信息科学与技术”等专业的必修学科基础课。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科学素养,并为“固体电子导论”“光电子学”等后续课程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2 对《量子力学》课程的探讨 《量子力学》涵盖了基础物理、数学物理方法、概率论、线性代数、矩阵等多个学科领域的内容,特别是基本概念、规律与方法与经典物理截然不同,不能凭借我们所熟悉的经典概念去证明。这些现状导致学生在该课程学习中感觉到难度更大。传统的课堂教学容易陷入纯粹的数学推导而忽略物理情景的建立。 种种现象表明,现存的“单纯授课式”教学方式不符合本课程的教学规律,无法实现其预定的教学目标,必须在各方面加以充分改进。目前,国内外对《量子力学》课程的教学方法已经作了大量的尝试和研究,提出了多种教学方法,如开发生动的多媒体课件、课堂分组讨论、模块化教学等。如何让学生在偏微分方程为主线的教学体系中,理解抽象的量子物理基本框架,并激发和保持学生的学习兴趣,是任课教师需要探索和实践的重要课题,值得花力气去研究。此外,随着时代的发展,量子物理所带来的新技术又层出不穷,大量前言研究成果脱颖而出,如量子通信,量子纠缠,量子密码等。如何将这些最近量子应用技术融入到日常课堂教学中,无疑对教师的教学能力、教学方法和综合素质以及学生的课程学习方式等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问题既是学习的起源,也是选择知识的依据,又是掌握知识的手段,因此在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可以尝试以“问题导向”作为切入口,将案例教学、视频教学、科研成果等融入《量子力学》的教学过程,克服抽象的物理图景给学生带来的困扰,增强学生利用所学知识解释现实、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主动思考和实践创新能力,进而提高教学效果。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与基础,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专题研究,用现有的专业实验室条件,针对课程理论知识带着问题和专业的实践应用问题,在科研实践中加深知识的理解和运用,逐步提高其创新能力。 3 《量子力学》课程问题导向型教学实施建议 3.1 学习状态的调查与分析 量子力学可谓无处不数学,因此需要以无记名答卷调查和课间交谈方式,对学生的之前数学物理知识基础,学习兴趣等进行统计和分析,从而为制定合适的教学计划、选取恰当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打下基础。如果没有对具体问题进行严格的数学推导,就无法真正深刻理解基本原理,量子物理的实际应用也就更无从谈起。课程系统学习之前,教师应该把知识点中可能运用到的数学知识梳理后作为参考资料发给学生,便于学生在平时练习中使用。 3.2 建立“问题为导向的交互式教学模式” 《量子力学》建立在众多假设基础上,抽象难懂,研究的是微观世界物质粒子的运动规律,与现实宏观世界差距较大,特别是一些规律与日常经验完全不同。不少同学甚至认为这门课程与今后自己的工作联系不大,毫无用武之地,因而在学习上没有积极性。这一情况的解决很大程度上取得于教师的问题引导设置是否有新意,是否足够吸引学生。教师需要精心设计,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强化知识的渗透和迁移。如从大家所熟悉的歌星周杰伦的成名曲《爱在西元前》改编版过渡到量子物理的发展,从太阳能电池过渡到知识点“光电效应”,从量子计算机过渡到知识点“态叠加原理”,从氢原子的斯塔克效应过渡到“微扰理论”等等。这些课堂问题的精心设计和引导从理性的角度让学生接受量子物理的基本思想,激发对课程的学习兴趣,在无形中培养他们理性思维、逻辑思维、创新意识和推理能力,也势必会加深学生对知识模块的理解。 采用提示启发与组织学生小组讨论相结合的方法,对本课程中重要的概念和有争议的问题进行研讨,多为学生提供自由表达、质疑、探究、讨论问题的机会,有利于学生知识框架的自我构建。教师在讲解过程中需要注重物理思想的阐述 量子力学论文:基于“PBL教学法”的量子力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初探 【摘 要】以培养具有科学探索精神的创新型人才为目标,结合我校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实际问题,分析了工科专业量子力学课程的教学特点,提出了基于“PBL教学法”的教学改革设计方案,讨论了量子力学课程教学改革方面所作的一些有益的改革尝试,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学习量子力学课程的积极性,由过去的被动学习逐渐改为自主学习,并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结合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对于理论性较强的其他课程也可以起到示范作用,具有较强的理论指导意义和推广应用价值。 【关键词】PBL教学法;量子力学;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教学改革 量子力学与相对论的提出,被称为20世纪物理学的两个划时代的里程碑。特别是量子力学的创立,揭示了微观物质世界中物质属性及其运动规律,造就了20世纪人类科学技术的辉煌,推动了原子能技术、航天航空技术、电子技术等方面的发展,并开辟了光子技术的诞生之路,将人类社会推进了信息时代。通过量子力学课程的学习,可使学生掌握量子力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具有利用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量子力学课程的突出特点是理论性强、抽象难懂,在课程教学中需要特别把握好这些抽象理论知识的“入门教育”,把握得当,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文件精神,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要求。应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要求,推进课程改革,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因此,在近几年量子力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实践中,针对量子力学教学中出现的学生自主学习热情不高的现状,结合量子力学的课程特点,立足于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和培养学生科学探索精神及创新能力,提出了基于“PBL教学法”,即基于问题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以学生为主体的量子力学课程教学改革的研究,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案。 1 “PBL教学法”设计方案 “PBL教学法”是一种基于问题学习的教学方法,将学习置于复杂的有意义的问题情境中,激励学生积极探索隐含于问题背后的科学知识,实现知识体系的建构和转化,同时鼓励学生对学习内容展开讨论、反思,教师则以提问的方式推进这一过程,最终使学生在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良性循环过程中理解知识,实现学习的不断延续,以促进学生解决问题、自主学习能力的发展,以及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提高。具体设计模式如图1所示。 图1 “PBL”教学法设计模式框图 与传统教学方法相比,“PBL教学法”对教师备课和教学实施过程提出了更高要求。 1.1 PBL教师备课 (1)确定问题。问题是PBL的起点和焦点。问题的产生可以是学生自己在生活中发现的有意义、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也可以是在教师的帮助指导下发现的问题,还可以是教师根据实际生活问题、学生认知水平、学习内容等相关方面提出的问题。 (2)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教学资源是实施PBL的根本保障。随着网络课程、精品课程体系的建设,教师可以利用网络课程为学生解决问题提供多种媒体形式和丰富的教学资源。 (3)对学习成果提出要求,给学生提供一个明确的目标和必须达到的标准。 1.2 PBL教学实施 (1)学生分组。学生分组后,要让每个小组清楚地知道自己所要承担的任务,问题解决所要达到的目标,也要确定好小组内每个成员具体的任务分工。 (2)创设问题情境、呈现问题。布朗、科林斯等学者认为,认知是以情境为基础的,发生在认知过程中的活动是学习的组成部分之一,通过创设问题情境可吸引学习者。 1.3 PBL案例分析 例如,在讲到微观粒子的波函数时,有学生认为波函数是经典物理学的波,也有学生认为波函数由全部粒子组成。这些问题的讨论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望,可以通过分组进行小组内讨论,再将讨论结果进行小组间辩论,最后老师对各小组讨论和辩论的观点进行评述和指正,实现学生对一些不易理解的量子概念和原理的深入理解。 2 用量子物理发展的渊源吸引学生 量子力学理论与学生长期以来接触到的经典物理体系相距甚远,尤其是处理问题的思路和手段与经典物理截然不同,但它们之间又不无关联,许多量子力学中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是类比经典物理中的相关内容得出的。因此,在量子力学教学中,一方面需要学生摒弃在经典物理学习中形成的固有观念和认识;另一方面在学习某些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时,又要求学生建立起与经典物理之间的联系以形成较为直观的物理图像,这种思维上的冲突导致学生在学习这门课程时困惑不堪。此外,这门课程理论性较强,众多学生陷于烦琐的数学推导之中,导致学习兴趣缺失。教学实践证明,针对以上教学中发现的问题,应特别注意用学科理论自身的魅力吸引学生,通过尽可能还原量子力学早期的发展过程,让学生自己去体会量子力学的基本概念是如何建立并逐步完善的,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学习本课程的热情,也有助于学生深入理解教学内容。 3 抽象理论形象化,与学生深入探讨 量子力学课程的突出特点是抽象难懂,对此我们进行了探索。例如在量子力学教学中,“任何实物粒子都具有波粒二象性”是教学中的难点和重点。如何理解波粒二象性?我们可以先从光的波粒二象性入手,通过“光电效应”实验引出问题,通过总结光电效应实验的特点,发现与经典理论之间的严重矛盾,并通过诸多矛盾引出了爱因斯坦的光量子理论和光电方程,进而深入探讨光的本性和实质。随着内容的深入,我们可以进一步提出:波粒二象性是光子和一切实物粒子的共同本质,而且波动性和粒子性这两方面必有某种关系相联系。并顺理成章的指出物质波的概念和德布罗意关系式,从最基本的假定出发作出类比推理,理论的独创性给人深刻的印象。 在此,还可以以学生的口吻提出两个问题。 问题1)物质粒子既然是波,为什么人们在过去长期实践中把它们看成经典粒子并没有犯什么错误? 我们可以通过实物粒子子弹的德布罗意波长的求解找到答案,这是由于普朗克常数h是个小量,一般实物粒子的德布罗意波长λ=h/p很短,短到可以忽略不计。 问题2)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近似的用经典理论来处理问题?在什么情况下又必须顾及运动粒子的波粒二象性? 进而作出解答,一般来说,当运动粒子的德布罗意波长远小于该粒子本身的尺寸时,可以近似的用经典理论来处理;否则,需要用量子理论来处理。 这种层层深入,带着问题寻找答案的教学方法符合逻辑思维,学生很容易接受,将抽象而复杂的问题形象化、简单化。 4 联系量子力学的未来发展激发学生求知的渴望 尽管量子力学是以微观世界为研究对象,但它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却非常大。例如,在当今科学界还提出了量子通信的新概念,是实现完全保密的最佳通信方式,直接导致引领现今量子信息理论和研究的热潮,代表着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量子通信技术的发展方向。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对与量子力学紧密相关的实际应用技术进行调研,打消学生学习量子力学“无用化”的顾虑,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热情。 5 结束语 近几年,针对量子力学教学中出现的实际问题,结合量子力学的课程特点,我们提出了基于“PBL教学法”的量子力学课程教学改革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效,对于理论性较强的其他课程也具有较强的理论指导意义和推广应用价值。 量子力学论文:量子力学一位实验家的探索 本书作者长期从事量子力学的实验研究。不同于传统量子力学教材中正规、抽象的讲述,作者倾向于进行生动、具体的物理学讲解,以便满足不同学科学生的需要和兴趣。作者善于使用直白的语言来解释一些难懂的概念。他考察了量子物理学的近展,包括贝尔不等式、位置、光子偏振的相关性、物质的稳定性、宇宙力、几何相、AharonovBohm和AharonovCasher效应、磁的单极、中微子振荡、中子的干涉测量、Higgs原理以及弱电标准模型等。本书自成一体,内容包括量子力学传统的课题,也包含了必要的原子和分子结构的基础知识。本书的主要内容来自作者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给一年级研究生讲课时编写的教材,该教材后来成为加州大学的通用教材,它包含了160多个具有挑战性的习题,通过这些习题阐明了一些物理概念,也向学生提供了检验他们知识和理解能力的机会,习题答案可以在网上(/commins)查到。 本书共25章:1. 引言;2. 数学综述;3. 量子力学的规则;4. 基本定律与和波动力学间的关联;5.量子力学规律的进一步说明;6. 一维波动力学的后续发展;7. 角动量的理论;8. 三维波动力学:氢原子;9. 对束缚态问题的时间无关近似;10. 微扰理论的应用:氢原子的束缚态;11. 相同粒子;12. 原子的结构;13. 分子;14. 物质的稳定性;15. 光子;16. 非相对论带电粒子与辐射间的相互作用;17. 微扰理论中的其它课题;18. 散射;19. 特殊相对论和量子力学:KleinGordon方程;20. 狄拉克方程;21. 相对论自旋-1/2粒子与外部电磁场的相互作用;22. 狄拉克场;23. 相对论电子、正电子和光子之间的相互作用;24. 弱相互作用的量子力学;25. 量子测量问题。每章的结尾有练习题。书的末尾有3个附录、引文的出处、参考书目和主题索引。 本书著者Eugene D. Commins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系的退休教授,是该校优秀的研究生导师。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实验原子物理学。他是美国国家科学院(NAS)院士,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成员,美国物理学会(APS)成员。他曾多次获得教学奖,包括2005年美国物理学教师协会颁发的奥斯卡金奖,这是对有杰出贡献的物理教师的最高奖。他发表过不少论著。不幸的是,本书出版后不久,作者去世了(1932-2015)。 本书的内容在许多方面与其它的量子力学教科书不同。传统的量子力学大多是在直角坐标或极坐标中讨论或展开量子力学问题,而本书较多地在希尔伯特(Hilbert)矢量空间探索量子力学问题,还利用了与传统量子力学的对应关系,数学工具不同,因此对量子力学各种关系的表征也不同。本书是物理系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教科书和参考书。也是物理学家有价值的参考书。 刘克玲,退休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量子力学论文:意识与量子力学的内在关系 摘 要 量子力学与意识之间具有复杂的内在关联性,在量子力学中,意识被赋予了引发波函数塌缩的因果效力,并作为测量过程的初始条件由始至终地影响着对物理对象的客观描述。在意识研究中,建立在经典力学基础上的传统研究路径遭遇到无法摆脱的困境,需要引入量子力学来为自身提供全新的科学说明,这些说明形成了量子力学视域中的意识研究的三条主要路径。 关键词 意识 量子测量 波函数塌缩 神经活动 意识与量子力学原本分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学科,前者是心灵哲学与认知科学研究的对象,后者是物理学的前沿领域。随着意识问题在当代科学背景下,已经成为了哲学、心理学、物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等分科科学共同关注的焦点,意识问题的跨学科特征也日益突显。运用不同的学科方法来解释和说明意识问题,成为一种研究的必然趋势。许多的心灵哲学家和物理学家认为,意识和量子力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主张,不仅量子力学需要意识的参与以保证描述物理世界的完整性,意识研究也需要引入量子力学来突破现有的困境。 1 意识在量子力学中的位置 意识在量子力学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两个方面,一是在量子测量中,意识作为测量过程的初始条件,由始至终地影响着对物理对象的描述,二是意识引发波函数塌缩理论。 第一,意识与量子测量。经典力学认为,只要在测量过程中,具备明确的初始值,根据一系列基本粒子的初始位置和速度,就可以实现对事件的准确预测,揭示出世界的真实状态,并且,其测量结果不会受到观察者意识的影响。因此,就某种程度而言,经典力学中观察者的行为同样是被决定和可准确预测的,观察者的心灵与观察者本身的原子构成的经典态被视为相等同。但是,在量子测量的过程中,这种测量过程和结果的客观严格决定性和确定性会发生改变。依据标准的量子力学思考,以玻尔、海森堡等人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认为,测量和观察在描述物理实在的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量子测量的过程中,测量的结果会表现出一定的不确定性,即每一次的测量结果都不相同。这种不确定性主要来自观察者的意识和测量工具在每一次测量过程中所产生的差异性影响。“量子力学并不描述物理实在本身,而是描述物理实在出现的概率,而这种概率取决于观察者的观察。”①量子力学的产生从根本上改变了观察者在测量过程中的地位。 测量问题研究的是一个处于经典态的观察者是怎样在一个量子世界里存在的问题,量子世界描述了不同态的叠加,但是人类主体对世界的知觉和描述却属于宏观层次上的经典态。所以,在维格纳、斯塔普(Henry Stapp)等物理学家看来,人类主体对经典世界的经验为什么以及怎样从量子世界中突现中出来,是量子理论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之一。在量子理论中,人与微观领域的物质和能量同处于一个测量过程,观察者的意识会对测量的结果产生直接的影响,使测量结果表现出一种主客体不可分割的特征,正如海森堡所说,“自然科学不是自然界本身,而是人和自然界关系的一部分,因而就依顺于人。”②量子力学所揭示出的物理实在以几率波的形式呈现,并且只有在观察者的意识参与到测量过程进行观察时才会出现。在测量过程中,观察者的意识是量子力学所描述的物理实在本身的基本前提,自始至终都决定着测量的结果。因此,量子理论不是关于描述客观物理实在本身的知识,它从一开始就包含了观察者意识这一因素。量子理论实际上是由人类主体意识通过对物理对象的观察得到、并经过认知加工的知识。但是在经典力学中,情况则恰恰相反,人类主体同测量过程和测量结果截然分离,有意识的主体与客体对象之间有明确的边界。 第二,意识引发塌缩理论。冯・诺依曼在其1932年的著作《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中首次提出“意识引发塌缩”理论(consciousness cause collapse proposal,简称CCCP),受到维格纳和斯塔普的支持。该理论认为,“测量”仅仅发生在有意识的观察者和波函数相互作用的基础上,所以仅从量子力学的角度来描述世界是不完整的,一个完整、科学、系统的描述应该包含意识状态对量子力学的影响,而塌缩就是在有意识的观察者的心灵同其它系统的纠缠中发生的。“量子力学的规律是正确的,但是有一个系统有可能要用量子力学来说明,这个系统就是整个物质世界。有一个不在量子力学之内的外部的观察者,这个观察者就是人类(和动物)的心灵,它在大脑上执行测量并导致波函数的塌缩。”③持这种观点的哲学家和物理学家,如查尔默斯(David Chalmers)和洛克伍德(Michael Lockwood)认为,“塌缩动力学为交互论说明敞开了大门”。④同时,他们也认为意识能够从某种复杂的大脑物理状态中突现出来,从而具有引发波函数塌缩的因果效力。 当然,“意识引发塌缩”理论实际上还面临许多问题。例如,意识引发塌缩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是否仅在有意识的观察者参与的测量过程中,意识才会引发塌缩?根据现有的宇宙知识,早期宇宙的量子状态并不是一个意识的本征态(eigenstate),在宇宙产生的最初的三分钟里,也没有一个有意识的观察者在观察一切的发生。如果宇宙最初的那个状态是根据薛定谔所提出的规律而演化出的早期宇宙状态,那么一个与有意识的观察者的存在相关联的本征态就不可能产生。第一次的塌缩需要有意识的观察者出现才能产生,但是有意识的观察者的出现则需要更早状态的塌缩才能产生,塌缩与有意识观察者出现的先后顺序问题的不确定,直接导致意识引发塌缩不可能开始的结论。尽管,“意识引发塌缩”理论受到了许多科学性和哲学家的支持,但是他们并没有为该观点提供一种可靠的论证。并且,这一理论和作为主流说明的多世界理论相悖。多世界理论认为,波函数是对于整个宇宙的完备描述,它是一种基本的物理实体,从不塌缩;并且,量子测量不需要意识的参与,把意识引入到物理说明中,只会使实在论遭遇到危机。 尽管对于意识在量子力学中的位置尚无定论,但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参与到这一争论中去,比如维格纳、斯塔普、查尔默斯等人,他们关于意识在量子力学研究中的作用的积极讨论,已经表明,意识是量子力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2 量子力学视域中的意识研究 早期的量子力学研究者如普朗克、玻尔、薛定谔等人主张,意识研究应该引入量子随机性来解决与决定论之间的矛盾,此后,量子力学视域中的意识研究开始兴起。我们将首先说明为什么意识研究要引入量子力学,然后论述用量子力学研究意识的三条主要路径。 2.1 为什么意识研究需要引入量子力学 还原的唯物主义的观点以经典力学的决定论、还原论等原则为立论的基础。决定论认为,质点是真正的实在,只要给出质点的位置和动量,那么,依据一定的初始值,自然和人的行为就可以被准确地预测。还原论主张,一切高级运动形式都可以还原为低级、基本的活动形式,把这种方法运用到意识研究中就是把意识这种大脑的高级活动形式还原为最基本的大脑神经活动,以达到揭示意识本质的目的。传统的意识研究建立在这种理论基础之上,而意识问题的关键在于,意识的主观特征该如何进行有效的还原,并且使被还原为神经活动的意识仍然能够具有说明主观感受的完备性呢?这一问题被查尔默斯称为著名的“意识困难问题”。 “在经典力学中没有任何支持‘感受’存在的逻辑上的依据。它是一个理性封闭的概念系统,它的原则只有在决定事物的位置和运动的时候起作用,这个系统局限于一个狭小的数学框架内,不涉及任何现象性的性质。”⑤这就是说,在以经典力学为基础的认识论框架内,并没有人的主观感受的存在地位,经典力学以排除意识问题来实现自身体系的完整性。一种排除了意识存在地位的理论如何能够解决意识问题?这显然是令人怀疑的。 因此,彭罗斯(Roger Penrose)、斯塔普等物理学家认为,如果对意识的研究仍局限在经典力学的框架内,意识问题永远不可能得到解决,我们必须在一个全新的框架内说明意识和大脑活动之间的关系,而量子力学的引入,能够为我们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2.2 量子力学视域中意识研究的三条路径 意识是由大脑神经活动基于某种动力学而实现的过程,由于它涉及到微观层面的化学和电子现象,因此,对它的描述必然要涉及到量子理论。从而,我们可以把意识看成是一个发生在大脑微观世界中的特殊的量子力学现象。持这种观点的物理学家和心灵哲学家认为,“意识是一种对神经反射的直接认识,这种神经反射是通过已知的量子事件突然实现的。”⑥根据目前的研究,量子力学对意识的说明可以分为三条路径。 第一条路径是运用相关的量子力学概念,如量子叠加、塌缩等原理与意识活动进行类比来达到说明意识的目的。在说明的过程中,不需要涉及复杂的运算,也不需要将具体的概念运用到具体的情境中。这种方式的说明仅仅是一种概念上相似性的类比,因此本质上不是对意识过程的科学表征,并不能真正揭示意识的本质。 第二条路径是运用具体的量子力学概念来揭示神经生理学的过程。通过这条途径,量子力学对意识的相关特征做出了说明。 第一,用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态说明意识的高度整合性。个体在反观当下的意识状态的时候,大脑中会呈现一幅统一和谐的意识场景。例如,当某人在上课的时候,因为听到窗外的音乐而想起了某部电视剧的情节、大脑中会浮现电视剧的场景和人物、甚至是当时的天气,同时,他的耳边又传来老师的讲课声,同时他的右手正在做着笔记。于是,他所有的感官都被调动起来,在大脑中形成了一幅统一但富有情节跳跃性的场景。这幅场景完整且丰富,个体无法把它自行分割,也就是说,大脑中所呈现的统一和谐的意识场景不能被分割成他正在听音乐或者他正在做笔记这些构成意识内容的元素而独立存在。同时,随着老师的突然提问,他形成的意识场景被打破,继而思考老师提问的意识场景,或者随着窗外音乐声的停止,他的意识场景转换成了另一幅图像呈现在大脑中。不论意识的内容如何改变,他的意识状态总是统一且不可分割的整体。 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态是一种全新的物质状态,即不同活动水平的原子在温度极低的条件下会凝聚在一起而具有统一的特征。当这些原子处于静止状态时,它们以无序的方式排列,一旦它们受到外界的刺激,并且细胞的能量因刺激而达到某个临界水平时,它们就会一致性地被激活。这种神经元的激活能够波及整个大脑,并产生一致的量子电场。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态的过程机制恰好能够说明,分布在不同脑区且活动水平各异的神经元活动怎样能够协同行动,以支持一个完整统一的意识场景的产生。 第二,用测不准原理说明思维的量子化特征。EEG (Electro Encephalo Gram)实验已经证实,思维过程在本质上具有量子化的特征。思维过程与量子过程的变化有诸多相同点。例如,当一个人在回忆多年前,在某节印象深刻的课堂上被老师提问自己所做的回答时,大脑中许多与当时场景相关的模糊要素都处在被调动的潜在状态中,例如当时的天气、情绪状态、问题的内容、他的回答、同学们的反应等。当他把注意力刻意集中到其中一个记忆片段,如当时回答问题的紧张状态上,准备仔细回想和再现曾经回答过的内容时,他会发现在回忆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困难。对当时所回答内容的记忆会变得不如刻意集中注意力之前那样清晰和完整,甚至试图回忆起来的思路也会消失而被其它的思路所取代。在未刻意回忆时本来清晰完整的回答,反而在集中注意力之后变得模糊,甚至原先的回忆思路也被打乱,最终导致意识场景发生改变。这一特征能够用海森堡在1927年所提出的“测不准原理”来说明。 “测不准原理”表明,一个微观粒子的物理量,如位置和动量、时间与能量等不可能同时具有确定的数值,如果在一对物理量中,其中一个量的值越确定,那么另一个量的值就越难以确定。就思维的特征而言,被刻意关注的回忆类似于电子的二象性中的粒子性而具有“位置”,在刻意集中注意力之前的潜伏性的整体思路,就像电子的二象性中的波而具有“动量”。两者不能同时清晰或者同时确定,而只能确定一个。 第三条路径是一种关于量子力学的普遍性理论,其代表人物是玻姆(David Bohm)和斯塔普。玻姆等人提出一种“新实在论”的观点。他们认为,意识和物质不是两个根本性的实在,物质和意识只是从隐序的基本实在中投射到显序中的投射物。斯塔普持类似的观点,并提出了建立在过程本体论上的意识观点,即最本质的实在元素是现实场合(actual occasion),而不是物质或者心灵。现实场合可以把心理的和物理的特征紧密地联系起来。这样,心物直接互动的观点就被他在更为深层次的基础上提出的心物关联的约束集合(constraint set)所取代。 3 结论 量子力学与意识看似毫不相关,但实际上却是一对具有多重内在关联性的奇妙的搭档,两者的交叉研究极大地拓展了彼此的理论视域,其背后的形而上学基础是一种交互二元论。从交互二元论的角度出发,意识被赋予了引发波函数塌缩的因果效力,并作为一种测量过程的初始条件由始至终影响着对物理对象的客观描述。并且,意识研究中量子力学的引入,突破了长期以来用经典力学规律说明意识问题所遭遇到的瓶颈,为意识的高度整合性等特征提供了有力的科学说明。随着交叉学科的纵深发展,意识与量子力学的内在关联性将会得到更多的揭示。 量子力学论文:Hilbert 空间和量子力学 本书以完整和自成一体的方式详细阐述了非相对论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和它们所需要的数学理论,它们是为了使量子力学系统化而由David Hilbert, John von Neumann 及其他的一些数学家所开创的数学物理分支。 自量子力学诞生以来,该领域的许多先驱都曾向Hilbert请教有关数学问题。Hilbert从1926年开始系统研究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并在1926-27年曾经讲授过“量子理论的数学方法”。按照他和他的助手Johnvon Neumann等的观点,适用于量子力学的数学框架就是在1927年由一种抽象的数学结构所确定的空间。1926-1932年von Neumann证明了Hilbert空间算符的许多定理,于1932年撰写成非常著名的 “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一书,Hilbert空间中的线性算符作为量子力学数学基础得到了公认。 量子力学和Hilbert空间算符是物理和数学概念之间完全对应的罕见实例之一。不幸的是,量子力学许多教科书中关于这一方面的内容几乎被完全忽视了。发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在物理学家群体中,Dirac的量子力学远比Johnvon Neumann的量子力学流行。 Dirac的方法几乎不需要多少数学,很多概念缺少严格的数学定义。实际上,处理量子力学要求比Hilbert空间更普遍的数学结构。但是在Hilbert空间中量子力学更迷人,因为从中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数学结构如何以一种必然方式与物理理论联系在一起。 很多关于基础量子力学的著作不加证明地使用Hilbert空间算符理论的结果,而许多关于Hilbert空间算符的著作不处理量子力学。本书的目的不是完整地处理Hilbert空间算符,而是在完全的数学精度下讨论量子力学原理,并尽力追溯它们所赖以建立的实验事实。对于量子力学的处理是公理化的,其定义都是从以数学方式所证明的命题得到。本书不要求读者具备量子力学知识,仅从初等分析出发发展数学理论,详细给出了涉及的所有的证明,使本书很容易被仅有大学数学和物理知识的读者接受。对于自学也是非常理想的。 本书是一部纯理论著作,可以被分成几个部分用于多种课程。 全书内容分成20章:1. 集合、映射、群;2. 度规空间;3.线性空间中的线性算符; 4. 正规空间中的线性算符; 5. 扩充实线; 6. 可测集合与可测函数; 7. 测度; 8. 积分;9. Lebesgue测度; 10. Hilbert空间; 11. L2 Hilbert空间;12. 伴算符;, 13. 正交投影与投影值测度;14. 对投影值测度积分;15. 谱定理;16. 单参量幺正群和Stone定理;17. 对易算符和约化自同构;18. 迹族和统计算符;19. Hilbert 空间中的量子力学; 20. 非相对论中的位置与动量。 与量子力学密切相关的数学领域或物理类高年级大学生和研究生、泛函分析的研究人员和研究生以及物理学家会对本书感兴趣,他们可以看到抽象的泛函分析预言如何把量子理论所用的明显不同的方法引向统一。 丁亦兵,教授 (中国科学院大学) 量子力学论文:工科非物理专业“量子力学”教学初探 摘 要 本文主要针对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的数学和普通物理基础通常比较薄弱情况,对“量子力学”课程教学进行初步探讨,以求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 关键词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量子力学 教学探讨 量子力学作为当代科学发展最成功的理论之一,它主要研究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与相对论一起构成了现代物理学的理论基础。量子力学是学习固体物理、半导体物理和微电子技术等专业课程的重要基础,已经成为很多理工科专业最重要的必修基础课程之一。其体现出的研究和对待新事物的思想和方法,对学生学习其他学科和毕业后从事其工作均有很好的指导和启迪作用,对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及科学素养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量子力学理论与学生长期以来接触到的经典物理体系和日常生活常识相距甚远,尤其是处理问题的思路和手段与经典物理更是截然不同,但二者又是科学上的继承和创新的关系,许多量子力学中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是从经典物理中的相关内容类比而来的。因此,在教学中一方面需要彻底打破学生在经典物理学习中已经形成的固有观念和认识,另一方面在学习量子力学某些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时又要求学生建立起与经典物理之间的联系,以形成较为直观的物理图像,这种思维上的冲突导致学生在学习这门课程时困惑不堪。同时,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由于数学和普通物理基础比较薄弱,众多学生陷于烦琐的数学推导之中,导致学习兴趣缺失。那么,在教学量子力学时,应如何激发兴趣,提高教学质量呢? 一、学习量子力学发展史,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量子力学课程的第一节课讲授效果对学生学习量子力学的兴趣影响很大,所以量子力学绪论课的讲解直接影响到学生对学习量子力学这门课程的态度。作者主要通过列举早期与量子力学相关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以及量子力学中奇特的现象来抓住学生的兴趣。诺贝尔奖得主历来都是世人瞩目的人物,处于网络时代的学生当然也会有所关心和理解,而且他们的主要工作在量子力学这门课程中都将会一一介绍,这样通过举例子的方法强调了量子力学在自然科学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为学生探索什么样的工作才可以拿到诺贝尔奖留下悬念,逐渐消除学生对量子力学的恐惧感。通过介绍四大经典力学,引导出量子力学和大家熟悉的经典物理学的关系,并结合经典物理学史上出现的困难和解决过程,让学生深入了解量子力学发展史。这样一方面可使学生对量子力学的形成和建立的科学历史背景有深刻了解,有助于学生厘清经典物理与量子理论之间的界限和区别,加深他们对量子力学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的理解;另一方面,可使学生对蕴藏在这一历程中的智慧火花和科学思维方法有一全面的了解,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及科学素养。 在授课过程中,在介绍量子力学发展史上一些著名科学家的简历,如爱因斯坦,海森伯,薛定谔等的同时,适当地量子力学发展史上的大事记,比如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第一个晶体管的发明等。通过介绍这些学生熟悉的人物及相关事件,有助于促进学生对量子力学课程的兴趣,在听故事的过程中了解量子力学的诞生,通过讲述量子力学与经典物理学的关系,让学生明白量子力学是现代物理学基础之一,在微电子科学与工程后续课程固体物理、半导体物理等学科的发展中它都有重要的意义和应用。 二、加深对物理概念的把握,帮助学生找寻学习方法 量子力学课程的教学和学习需要线性代数、概率论、高等数学、数理方法等数学课程作为的数学基础,而在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的数学基础比较薄弱,从而对量子力学产生畏惧心理,影响对后续课程的学习。在物理学中,数学只是用来表述物理思想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逻辑演算的工具,教师不能将深刻的物理思想淹没在复杂的数学形式之中。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着重于加强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的讲授,把握这些概念和理论中所蕴含的物理实质。对一些涉及繁难数学推导的内容,在教学中刻意忽略具体数学推导过程,着重于使学生掌握其中的思想方法。例如:在一维势垒问题的教学中,对于数学方面的问题,只要求学生能正确写出入射粒子能量和势垒高度不同关系情形下三个区域薛定谔方程、记住其结论即可,重点放在该类问题所蕴含的物理意义及对现成结论的应用上。 三、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加深学生的理解 “量子力学”课程本身实验基础薄弱、理论性较强,物理图像不够直观,一味采取灌输式教学方法和长时间的板书推导,学生势必感到枯燥,甚至厌烦。长期以往,必然挫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得学习效果大打折扣。作者在教学过程中通过采用类比的方法构建物理图像使学生对一些难以理解的概念和理论形成较为直观的印象,从而形成深刻的记忆和理解。取得了不错的教学效果。结合图形、影像等多媒体手段,模拟实验全过程。借助有关的教学软件,通过对真实情景的再现和模拟,可以让学生重复观察模拟实验过程,增加师生之间的互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例如:在讲述微光粒子的波动性,借助电子衍射实验图像类比讲解波函数的统计解释和态叠加原理时,使用多媒体动画,我们可形象地展现电子一个一个打到屏幕上最后得到衍射图样的过程。通过减弱电子流强度使粒子一个一个地被衍射,粒子一个个随机的被打到屏幕各处,显示电子的粒子性;但经过足够长的时间,所得衍射图样和大量电子同时衍射所得图样一样,显示电子的波动性以及波函数的统计解释,可以加深学生的印象,理解其物理意义,同时也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通过比较电子和经典粒子的波长,说明为什么在日常生活中难以观测到粒子的波动性,加深学生对微观粒子波粒二象性的理解和掌握。若使用传统板书手工绘制,不仅速度慢而且不准确,直接影响教学效果。 四、结束语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作为电子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是研究电子或离子在固体材料中的运动规律及其应用,以实现微米和纳米尺寸下电路和系统的集成为目的。针对这种情况,在授课时应注意介绍量子力学和微电子科学与工程的联系,尽可能进行知识的渗透和迁移。课堂教学过程是一个不断探索、总结和创新的过程。要实现量子力学这门课程的全面深入的改革,还有待与同仁一道共同努力。 量子力学论文:研究生教育课程高等量子力学教学改革 摘 要 研究生阶段既是知识深化的学习过程,也是科研能力培养的过程,学习知识为科学研究打下基础。本文从现阶段研究生授课模式存在的问题出发,探讨了高校研究生高等量子力学教学的必要性,在教学过程中引入研究性教学模式,提高教学质量,使学生在掌握量子力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综合素质能力、科研创新能力得到极大的提高。 关键词 量子力学 教学改革 创新能力 研究性教学 自上个世纪80年初期恢复研究生教育,我国的研究生教育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①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研究生教育规模的也迅速扩大,研究生教育质量已成为一个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我国研究生的素质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发展,研究生教育是为国家培养现代化建设、发展科技培养高水平、高层次人才;研究生教育是我国站上世界知识经济高点的重要支持;同时也是高校实现由教学型向研究型转变的重要基础。研究生教育不同于本科生教育,研究生教育不仅包含课程教学,同时包含了社会实践、学位论文等诸多环节。②然而作为科研能力、自主创新能力发展的基础――课程教学不仅要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指导研究生思考,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根本。 研究生教学质量是整个研究生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如何合理利用现有教学资源条件,使得研究生教学质量能够稳步提高,则成为研究生管理的首要解决问题之一。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改革逐渐兴起,其主要目标就是培养创新型人才,教育界越来越多地关注教学方法创新研究。首先,研究性教学,是一种能有效引导学生主动探究、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教学方式,引起全世界各地的教育及其相关部门的关注。目前,教育部实施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研究计划, 现在全国已有100多所大学参加这项计划。其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国内外在总结以前高等教育成果与不足的基础上,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教育主要目标,对原有的传统高等教育模式进行了改革。 自从20世纪50年代美国施瓦布教授首先提出学生的学习过程和科学家的研究过程是一致的以来,研究性学习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提出了各种相关的理论。③④⑤ 然而,现在国内的高校课堂教学大部分都是基于传统教学模式:教师教学――课堂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而研究性学习,则主要是以研究问题为基础、由学生主动提出问题、并设计解决方案、解决问题,并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知识、培养相应的能力,基于此中方式来展开教学与研究的教学模式在国内现有的教学理念与教学资源条件下,应用并不广泛。尤其是在相对较为抽象难懂的理工类课程如量子力学课程教学中应用更是甚少。⑥研究生教育主要是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与素养,首先要在“研究”的培养上下功夫,而研究生课程教学正好提供了这一平台。在本文中主要以高等量子力学课程教学为主要研究内容,探讨如何进行课堂教学改革。 自1978年国内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以来,高等量子力学就被列为物理系各专业研究生必修的学位课程之一,同时高等量子力学也是报考博士研究生的考试科目之一,在原来本科阶段“量子力学”的基础上进行深化和拓展,主要是提供学生在后学研究工作中要用的一些知识和方法。量子理论已经成为解决物理学、生命科学、信息科学和材料科学等理论问题的关键。 量子力学作为一门微观物理课程,与经典物理学相比,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异:其中很多理论很难与日常生活和经验对应,涉及的理论、概念非常抽象,同时涉及非常多的数学知识,如(线性代数、Hilbert 空间、群论、数学物理方法和复变函数等),内容繁多,知识结构广泛,使得学生理解起来有非常大的困难,同时容易诱使学生陷入复杂繁琐的计算,而失去对量子力学学习的兴趣。目前,从我校物理系硕士研究生的实际情况来看,学生的量子力学知识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学生以前没有学习过量子力学,有的学生学量子力学学时非常短,同时每个研究方向对量子力学的需求也不尽相同。 因此,量子力学成为教师公认难教的课程、学生公认难学的课程。 高等量子力学的教学效果将直接影响学生以后的科学研究创新能力与论文水平。为了培养研究生日后的科研能力,我们主要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进行了改革探讨。 在教学内容上,结合本校教学时限(48学时)和本校学生的特点、学生的研究方向,主要目标是将量子力学的知识应用到其它领域,避免冗长的理论计算,激发学生的创新热情。重点学习量子力学的形式理论、微扰理论、对称性和守恒定律、量子散射理论等。 在教学方法上,根据学生的知识基础和教学内容的特点,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采用学生为主的教学方式。传统的教学方式主要是以教师讲授为主的灌输式、填充式,由于量子力学本身的特点,这些教学方法对量子力学的教学实效非常有限。一方面,一个主角的表演使得本身比较枯燥的量子力学课堂毫无生气,学生面对复杂繁琐的数学推导,思维跟不上教师的节奏,学生的学习热情下降。另一方面,学生本身的角色没有改变,自主学习、自主思考没有可锻炼的平台。教师考虑到自然科学的特点,一定要从知识的传承角度出发,这样教师要去贯彻启发式的教学方式。学生学一门课,学的是前人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间接知识。一个好的教师,应当引导学生设身处地去思考,自己是否也能根据一定的实验现象,通过分析和推理去得出前人已认识到的规律?自然科学中任何一个新的概念和原理,总是在旧概念和原理与新的实验现象的矛盾中诞生的。⑦作为教师,要充分利用新旧理论的矛盾提出问题,让学生思考问题,并设计一套完成的解决方案。在量子力学的课堂教学中,笔者结合实际情况,主要采取的是学生讲授为主、教师辅导的方式。尽管学生对量子力学知识的理解有限,但是一方面可以促使学生在课前预习;另一方面学生为了准备一堂课,要查阅相关资料,这样就可以极大地提高学生查找资料的能力,拓展学生知识面。作为教师,从学生讲授中也可以得到一些启发,诸如学生对一个问题理解的切入点与教师理解的不同,从而教师可以调整日后的课堂教学,使得课堂教学的内容从抽象化为通俗。 将科学研究融入到课堂教学,也是实现课堂教学改革的有效方式之一。研究生不仅要学习知识,更要的是做科学研究,寓教于研同样可以提高教学效果。在课题教学中,针对一个主题,在讲授基本知识的同时,更多的引入与之相关的前沿知识,并要求学生设计相关的问题,展开调查研究,以论文、学术报告的方式提交研究成果。通过此种方式,研究生的科学研究能力得到锻炼,创新思维能力得到培养,符合我们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目标。 本文结合本校研究生的实际情况以及量子力学学科特色,我们主要从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两方面探讨高等量子力学课程的教学改革。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研究生课程教学改革还有待进一步地深化,这样才能提升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整体水平,为祖国的发展培养更多的人才,日益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
语言艺术论文:新课导入的语言艺术 一节成功的好课,是从新课开始的。研究表明,如果在新课开始时,就能以有效的方法,唤起学生注意,安定学生情绪,激起学生兴趣,使学生以良好的心态投入课堂学习,那么整个课堂教学就成功了一半。我们知道,新课开始,学生大多精力分散,心神不集中。对此,除了通过神情暗示、动作提示外,可融组织教学于新课导入之中,依据教学目标,根据学生实际,精心设计导语,以发挥导语“集中注意、激发兴趣、突现目标”等多重功能。 描述情境,引发兴趣 教材中的不少课文,或描写了美妙的景色,或叙述了生动的故事,此类课文,可选其中精彩的画面或精彩的情节,通过具体形象的描述,声情并茂的表述,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桂林山水》可这样导入:同学们,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美丽的大花园,而桂林则是这个大花园中一颗璀璨的明珠。那里的水是那么清,那么绿,那么静;那里的山是那么奇,那么险,那么秀。谁到了那儿,都会被那奇特的风景所陶醉,被那美妙的景色所感染。今天老师就带大家去走一走,看一看。这样导入,学生就会被桂林山水的美妙所吸引,同时也对桂林山水的主要特点有了初步的了解,他们就会全身心进入课文描述的境界中去,投入到课文的阅读和景色的欣赏中去。 创设矛盾,促其探究 由于学生知识积累有限,认识理解能力欠缺,他们对某些知识的了解和理解往往与课文内容存在明显的差异。对此,新课导入可有机联系,合理运用,创设矛盾,引发疑问,以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如:《在仙台》一课教师这样导入: 师:同学们,知道鲁迅吗?谁能介绍他的有关情况? 生:我知道,他是绍兴人,在三年级我们学过《三味书屋》,课文中介绍了他小时候读书的情况,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珍惜时间人。 生:我从课外书中知道,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生:我从课外书上知道,鲁迅是对敌斗争的勇士,他用他犀利的笔与敌人斗争。 师:同学们知道得还真不少,但是你们听说过鲁迅学医的故事吗?(学生茫然)课文《在仙台》写的就是他为什么学医,以及在日本仙台学医的经过。(介绍鲁迅学医的原因和他弃医从文的故事)。下面我们来看看他是怎样在仙台跟藤野先生学医的。 学生虽然对鲁迅并不陌生,但对鲁迅学医以及放弃学医,走文学救国之路的故事却很少有人知道。诸如此类,教者充分运用学生知识上的缺陷,通过矛盾的创设,使学生产生疑问,从而为引导阅读探究奠定了基础。 剖析课题,明确目标 有不少课文,题目对课文内容和思路进行了暗示,这类课文,新课导入可引导分析课题,揣摩内容和思路,以使学生明确学习目标。如《草船借箭》这样导入: 师:今天我们学习一篇新的课文。(板书、学生读题)谁说说题目的意思。 生:草船去向别人借箭。 师:哟,草船真神奇啊,它竟然能向别人借箭呢? 生:不是,用草船向别人借箭。 师:对了,由课题你想想课文可能写些什么呢? 生:课文可能写谁借箭,为什么借箭,如何借箭,结果怎样。 师:是啊,谁用草船借箭呢?向谁借箭呢?为什么要借箭呢?是怎样借箭的呢?结果怎样呢?这是我们阅读这篇课文需要搞清楚的问题。 这样根据课文题目引导设问,教者适当提取梳理,使阅读目标以问题的形式展现在学生面前,从而确定了课堂学习的方向。 语言艺术论文:探究电影台词的诙谐语言艺术 一、《大话西游》台词的诙谐表现形式 修辞学家的杨鸿儒曾说过,诙谐幽默是一种修辞方式。这说明,诙谐幽默是语境中的一种常用表达方式,其影响力与效果和当时的环境、人物、画面有关,不同的场景,效果也会不同。在严肃的语境中如果采用诙谐幽默的语言,有时是不合时宜的。特别是在电影艺术中,更要根据画面与环境的不同而变化,这样才能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周星驰在《大话西游》中运作旧故事新诠释的方式,讲述至尊宝在还没有成为孙悟空的时候,面对尘世与紫霞仙子、铁扇公主、白晶晶的爱恨情仇。这部影片最大的成功之处,就是诙谐幽默台词的运用。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这种诙谐幽默的语言在特定的语境中,通过夸大、修饰,能起到一种粘胶作用,占据人的心智,让人潜意识中产生认同、模仿、传播。如影片中紫霞仙子所说的:“上天既然安排他拔出我的紫青宝剑,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错不了!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嘱目的情况下出现,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彩云来娶我!” 其实,这是少女对爱情的期待,如我们常说的“希望遇到白马王子”意思一样。如果在电影中还运用常规语言,就达不到喜剧化传播的效果,也不会那么打动人心。而只有像周氏一样,用夸张、戏谑、诙谐、幽默的语言,才能加深观众对于电影女主角爱情价值观的印象。“民间广场语言”的运用,加强了台词的喜剧与诙谐效果,如白晶晶对至尊宝所说的:“你把胡子剃光干什么?你不知道你少了胡子一点性格都没有了……哎…文也不行武也不行,你不做山贼,你想做状元啊?省省吧你!改变什么形象,好好的做你山贼这份很有前途的职业去吧!”完全世俗化的语言,加之颠覆性的人物造型,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让观众捧腹大笑之余,也不忘思考回味。诙谐幽默的语言是周氏喜剧作品的精髓所在。正因为有了它,才让“周氏电影”为人们所喜爱。 二、诙谐语言对电影的影响 突破传统,是“周氏电影”深得人心的因素之一。在爱情的表现上,周氏也能用自己独特的语言艺术来诠释,从而营造出一种截然不同的喜剧效果。《大话西游》中有一段经典的台词:“曾经有一份真挚的感情摆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才追悔莫及,人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你的剑在我的咽喉上刺下去吧,不用再犹豫了!如果上天能给我一次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哪个女孩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这段台词成了爱情的最好诠释,也是电影中最打动人心的情感表达。正是通过这种台词的渲染,观众体会到了主角感人肺腑的爱情告白,从而动容、动情。这种语言对于画面的渲染与标注,能“于无声处见有声”。 周星驰电影夸张的艺术画面、草根式的语言直白、看似荒唐但又隐喻现实的故事,让观众既爱又怜,达到了“嬉笑怒骂皆文章,荒唐戏谑诉真情”的效果。其诙谐幽默语言的产生,不仅依赖于文字自身的内在规律,更依赖于当下存在的语境,让人过目不忘,从而推动华语电影喜剧搞怪风格的蔓延和升华。 语言艺术论文:数学教学的非语言艺术 教学中的非语言因素是指教师在教学中为了达到教学目的而有意作出的表情、动作和姿势的总和。也有人把非语言因素称为体态语或体势语。教学非语言因素是相对于教学语言的。教学非语言艺术是教师灵活巧妙地运用非语言进行表情达意,达到教学目标的一种创造性的行为。据心理学家研究发现,非语言因素传达的信息占人的信息交流的60%以上。教学是师生信息交流活动,数学教学也是如此。可见,数学教师必须十分重视在教学中学会运用非语言艺术,以优化数学教学过程。 一、恰当运用非语言因素,激励学生乐学情感在数学教学中起动力的作用。以情感人,充满情感的教学,能使学生乐学不倦。课堂上数学教师的激励行为指教师的语言、面部表情和体态,对学生有激励作用。教师除善于使用激励的语言之外,还要富有激励的情感,通过赞许的点头,期望、称赞的目光、眼神,赞美的手势,会心的微笑,增强情感的感染力,使学生愉快地学习数学。如,教“约数与倍数”的概念之后,设计联想训练。教师讲一句话,学生说出意思相同的另一句话。教师说:“24能被2整除。”一个学生说:“24是2的倍数。”此时教师用赞许的点头,会心的微笑,作出认知与情感上的反溃“还可以怎么说?”另一个学生抢着发言:“还可以说‘2是24的约数’”,教师又给学生一个赞许的点头。课堂上师生情感交融,促进形成良好的教风与学风。 二、恰当运用非语言因素,辅助教学语言表达的效果非语言因素一般不能单独构成意义表达,教学非语言因素伴随辅助于教学语言,语言艺术在非语言艺术的辅助下,可以收到“言语不多道理深”的教学效果。 数学教学常从学生熟悉的事物,从具体形象入手,再引导学生进行抽象概括,经历从感性到理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机地把表情、动作、姿态与语言表达结合起来,可以增强教学效果。下面是一位教师上《年、月、日》的教学片断纪实:师:怎样才能记住大、小月呢?你能想出好办法吗?(评析:激励的表情、姿态与巧妙的设问有机结合。)师:大家观察,7前面的大月都是什么数(单数)?而7后面的大月都是什么数(双数)?我们就说7前单月大,7后双月大。(评析:在教鞭动作的引导下,学生的思路展开,获得科学记忆大、小月的一种方法。)师: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记住大、小月呢?同学们看课本第65页,握起左拳头,像图中那样,在左拳头上从一月数到七月,再从八月数到十二月,拳头凸起来的地方表示大月,凹下去的地方(除2月外)表示小月。我找个小朋友带大家数。 (评析:教师动作示范,引导学生观察,辅以教学语言,又让学生学会科学记忆大、小月的另一种方法。)数学教学中的非语言表达是在真实自然的现实情境中进行的,教师在教学中要善于挖掘教材的非语言因素,引导学生观察数学现象,思考数学问题,透彻领悟数学知识。如,《圆柱体侧面积的计算》中底面周长和侧面展开的长方形的长的关系是学习中的难点,为突破难点,课前师生都准备一张较厚的长方形纸板:长15厘米,宽10厘米。学生在教师的示范下做以下动作(操作):(1)把这一纸板卷成一个高10厘米的圆筒,把它握在左手,掌心向上;右手指在圆筒底划圈。(哑语:这是圆柱底面周长)(2)手慢慢放松,认真观察这个底面圆的形状变化,右手指着正在变化的曲线。(哑语:这是圆柱的底面周长)(3)把这张纸完全展开成为一个平面,右手指在这个长方形的长边上划一 划。(哑语:这是展开后的圆柱的底面周长)这一片断,由于教师充分运用非语言艺术,创设教学中非语言情景,化静为动,有效地突破了教学难点,形成生动活泼的课堂教学气氛。 三、恰当运用非语言因素,促进学生内部言语的发展著名的教育家布鲁纳指出:“一旦儿童能使言语内化为认识工具,就比以前更能以有效而灵活的方式将经验的规律表现出来,并加以系统的转换。”内部言语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盲语活动,是人们在思维活动中所伴随的一种不出产的言语。 内部言语的形成是学生头脑里认知同化的过程,是实现知识内化的思维方式。数学教学恰当地运用非语言因素给学生以适时的暗示、启发,能有效地引导学生的思维纳入合乎逻辑的轨道。 近代国内外小学采用“无声教授法”。把例题教学编成“小步子”的程序,利用电化教学媒体,教师从学生的思维反馈信息中,及时地运用动作、表情、姿势等非语言手段,让小学生参与和暴露思维过程”,使枯燥的数学教学变得生动活泼、新颖有趣。 这种无声的非语言教学艺术吸引了全班学生,个个聚精会神,引颈而望,学生计算能力、思维能力得到发展,许多教师皆称赞“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教学特色。 总之,数学教师必须创造和运用非语言艺术,遵循“一法为主、多法相助”的教学方法优化原则,使语言艺术与非语言艺术得到完美的结合,使非语言因素与多种教学媒体、教学手段有机组合,协调运用,那么,数学课堂教学艺术将展示它新的风华。 语言艺术论文:谈广播的语言艺术 论文摘要:高校图书馆是学校的文献信息管理中心,是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学术性机构。加强高校图书馆建设是高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从管理理念、馆员角色、馆藏渠道、技术运用和服务功能等方面提出了加强高校图书馆建设的建议。 论文关键词:高校;图书馆;可持续发展;建设 一、高校图书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高校有三大职能:培养人才、发展科技、服务社会,图书馆也承担着为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相应任务。衡量高校办学水平的基本要素包括办学思想、学生来源、师资力量和图书资料等,构成了高校办学体系的基本内涵,是共同组成高校可持续发展的有机整体。图书馆是衡量高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高校图书馆的建设关系到学校的发展,图书馆的发展与学校的定位密不可分。加强高校图书馆建设是高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 可持续发展理念是强调与社会、经济和环境相协调的一种发展。高校图书馆作为学校的一个重要部门,其可持续发展同样应当与学校的发展环境相协调。强调协调和持续发展是指图书馆的发展与学校发展环境、发展目标应形成一体化的互相适应、互为动力和协调共进的配合机制。随着社会发展以及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化,高校图书馆的传统意义正在发生全新的改变,其地位和价值越来越重要。社会信息化、数字化和知识全球化环境下,高校对图书馆的建设和完善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图书馆作为高校教学和科研的知识资源库和信息资源库,既面临着挑战,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因此,高校图书馆应抓好自身建设,创新管理理念、转变馆员角色、开拓馆藏渠道、运用现代技术和完善服务功能,促进管理水平的提升,与高校同步实现可持续发展,全面落实教书育人、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职能。 二、基于可持续发展的高校图书馆建设的策略 1.创新管理理念 (1)创新馆藏思路。馆藏传统意义上是指图书馆藏书,通常馆藏是指包含人们记载、存贮、传播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所创造的各类成果,并用文字、图形、音频、视频等符号系统的在一定载体上记录下来以供人们广泛阅读的精神产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高校图书馆建设发生了质的变化。因此,高校图书馆应创新馆藏思路,一是要开拓馆藏渠道,不断丰富馆藏资源,扩大和延伸收集、加工的内容和类型;二是要研究如何更大限度地开放和利用馆藏资源,为读者提供确切的、有价值的信息,更好地为读者服务。 (2)创新服务观念。读者是图书馆的服务对象,是图书馆存在的目的。没有了读者,即使有最丰富的馆藏,充其量不过是一座藏书楼或博物馆。高校图书馆要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正确认识和处理好馆藏与利用的关系,从馆藏导向过渡到以读者为导向;从传统的文献借阅服务转向多元化的信息服务转变。 (3)创新人才机制。高校图书馆需要大批敬业、勤业、精业的图书管理人才来保证高标准、高质量的开展工作。必须坚持人才管理创新,重视人才培养终身化、人才使用形式多样化、人才发展特色化、人才激励与考核制度化,造就一批既掌握传统的图书馆工作方法,又能熟练运用计算机与网络技术、外语进行工作;既懂得信息技术和现代图书管理知识,又熟悉学科与专业发展需求;既能处理图书馆常规业务,又能应对图书馆复杂事务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4)创新经营理念。信息是一种无形商品,图书馆作为收集、整理和传递信息的重要机构,应随着信息产业的升级与发展,逐步实现向社会全方位开放,实践高校的社会服务功能。高校图书馆要创新经营理念,拓展信息资源有偿服务领域,培育与探索图书馆的信息产品和服务市场,使高校图书馆的功能不断扩展和外延,实现资源共享,提高资源利用率,积极为社会上和地方上的读者服务,增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转变馆员角色 馆员是指图书馆工作人员,是图书馆各项工作的管理者和组织者。如果说馆员被历史赋予的第一个社会角色是“藏书保管者”、“知识守护者”,那么在信息化、网络化的今天,馆员不仅是文献收集者、知识守护者,也是信息开发者、加工者,更是知识和信息的传播者、借书育人者。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面对新形势,馆员要转变角色,从图书“馆员”,逐步向信息领域的“专家”、“行家”、“信息领航员”、“网络管理员”和“信息工程师”等角色转变。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不断学习新知识和新技术,熟练掌握各种检索工具和技术,提高信息技术综合运用能力,努力去做一个优秀的“信息导航员”,以热情的服务态度和娴熟的服务技能服务广大师生。 3.开拓馆藏渠道 馆藏是图书馆的物质基础,也是图书馆的精神力量。图书馆的馆藏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图书馆的价值水平和实现程度。现代图书馆的收藏范围越来越广,馆藏也从传统意义上的文献收藏向多方位收藏拓展。大凡与人类文明有关的一切记录及其载体都可以纳入现代图书馆藏品的范围,除拥有各种形式的文字记录外,收藏应向各种实物或博物资料延伸。诸如工程图、照片、广告、明信片、月份牌、书画、年画、挂历、香烟牌子、商标牌、火花、邮票、钱币、奖章、手工艺品、模型、玩具、地球仪、乐谱、服装及玻璃器皿等实物资料也将成为十分珍贵的馆藏资源。高校图书馆还应根据学校的学科建设与发展等实际情况,努力为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如浙江师范大学作为一所集文学、理学、工学、教育学、经济、政法、艺术、体育等学科门类于一体的综合性大学,其图书馆开拓馆藏渠道,丰富各专业门类所需的馆藏资源,将收藏现有的文献资源向各种实物或博物资料延伸,可以为师生的教学与科研提供更加全面高效的服务。 4.运用现代技术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现代信息技术已经被广泛运用到图书馆工作的各个管理环节,高校图书馆建设已经向管 理自动化、载体数字化、服务网络化发展。 (1)管理自动化。图书馆管理自动化主要包括图书采访、编目、借阅、流通、期刊管理、读者管理、典藏管理、阅览室管理、公共检索等自动化;利用计算机实现藏书分类统计、流通统计等数据统计的自动化;读者通过计算机实现检索图书资料的自动化;通过网络实现图书馆信息的自动化,实现加工新书通报、超期催书单、卡片目录、书标、书证等自动化。图书馆管理可以运用现代的集成管理系统和大型资源整合工具,为读者利用图书馆资源提供便捷的平台,充分发挥图书馆功能和效率,使读者更加方便、高效地利用图书馆资源。 (2)载体数字化。随着科技的进步,图书的载体向高科技的数字化新型载体发展。图书馆数字化载体主要包括各种电子出版物、利用网络实现共享的“网络图书”。目前,很多普通纸质图书也有“图书+光盘”的形式出版,体现了图书的数字化趋势。数字图书馆的馆藏数字化,通过因特网将各Web服务器上的资源库连接起来,为更多的人提供服务。网络图书以网络形式传输,传播速度快,成本低廉,时效性好,已经成为最有发展潜力的图书载体形式。 (3)服务网络化。互联网的普及和管网的建设,使人们的阅读方式正发生变化,传统的阅读方式正向数字化的阅读方式转变。高校师生可以在办公室、学生寝室和家里通过上网就能获取种种阅读信息。直接来图书馆借阅的读者,从表面看来似乎少了,其实不然,通过电子图书馆、数字图书馆电子阅览、网络阅览的人越来越多,图书馆服务功能正向网络服务方向拓展。图书馆的网络服务体系包括数字化信息的存储管理体系和信息的传输服务体系。数字化信息的存储管理体系是指数字信息的获取、加工、管理的自动化;信息的传输服务体系是指通过图书馆的服务器与局域网、国际互联网的高速连接提供优质的信息服务。网络的普及性和便捷性,使图书馆有大量的信息提供给读者,满足了读者的各种信息需求。 5.完善服务功能 (1)信息服务。根据学校的学科与专业发展情况,收集、整理、制作各类专业信息,编制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目录索引、文摘、汇编、索引数据库等。 (2)网络服务。除为读者提供传统的借阅服务、参考咨询、情报检索等服务外,还可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对馆藏文献进行更深层次的开发,并为读者提供网上服务、全文检索、多媒体检索、网络咨询等。 (3)培训服务。通过举办形式多样的培训等形式来普及网络知识,培养读者学会使用现代图书馆,提高读者的知识加工能力,使读者尽快掌握各种信息资源的存取方式,能快速收集所需信息资料等。 (4)增值服务。利用良好的图书馆信息技术设施设备,开设一些有偿的增值服务,如出租演讲厅、报告厅、音响厅等。 (5)延伸服务。提供便民设施方便读者。如代借、代译、复制、查新、书店、展览等。 (6)社会服务。在服务本校教学、科研的同时,为社会提供信息咨询和信息服务等。 加强高校图书馆建设是高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社会信息化、数字化和知识全球化正改变着图书馆的性质,高校对图书馆的建设和完善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高校图书馆机遇和挑战并存,只有坚持馆藏思路、服务观念、人才机制和经营理念方面的创新,抓好自身建设,发挥自身优势与特色,才能实现与学校发展的协调、和谐与共进,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语言艺术论文:谈《围城》中的多元化语言艺术 在钱钟书的语言艺术中,讽刺是举足轻重的一种语言手段。钱钟书没有用说教的方法来揭示他所看到的社会弊端,而是用讽刺对那些丑恶现象进行无情的嘲讽,在小说《围城》中便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钱钟书运用讽刺的手法是高超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多元化的。品味小说,回味无穷。 一、独特的比喻艺术 1.比喻的多样性和新颖性。 钱钟书的比喻因其见识广博,机趣睿智,在取材上具有多样性,没有重复雷同,选材也是从不同的角度去挖掘,新颖独特,雅俗共赏,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钱钟书常常采用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事物做比喻,如“你们新回国的留学生,就像新出炉的烧饼,有小姐的人家都抢不匀呢。” “二奶奶三奶奶打扮得淋漓尽致,出了汗,像半融化的奶油喜字蛋糕。”等句中的喻体“新出炉的烧饼”、“半融化的奶油喜字蛋糕”都是生活中很常见的事物,看似平淡无奇,用在这里却显得通俗易懂而又生动贴切。除了常听、常见、常用的事物,他还能将典故和一些抽象、虚幻的观念引用自如“狗为着追求水里肉骨头的影子,丧失了到嘴的肉骨头,跟爱人如愿以偿结了婚,恐怕那时候肉骨头下肚,倒要对水怅惜这不可再见的影子了。”“方鸿渐受到两面夹攻,才知道留学文凭的重要,这一张文凭,仿佛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避丑;小小的一片纸可以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这两个比喻句分别取材于《伊索寓言?河中肉影》和《圣经?创世纪》中的故事,用在这里让人忍俊不禁,又能受到奇特的效果。 2.比喻的讽刺意义 我们知道,手段并非目的,比喻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在小说《围城》里,它的目的便是为整部作品的讽刺艺术服务,而这些另人拍案叫绝的比喻手法的运用,极大的增强了小说的讽刺效果。在这部小说中,钱钟书用了数百个形式多样的新颖的具有深刻意义的喜剧性的比喻并不是孤立的,讽刺是他语言的重要部分,而他所钟情与的比喻边式他讽刺语言的一大特色,运用起来灵活自如,得心应手,而又有深刻的讽刺意义,将比喻的讽刺意义和幽默意义完美融合。钱钟书的笔尖如同针尖一样的次如肌肤,用极其深刻的比喻进行无情的讽刺。正是用这些形象深刻的比喻使整部小说的讽刺意义更加鲜明突出,也使小说具有了更大的形象性与生动性。效果更强烈,主题更深刻。 二、针尖般的语言艺术 1.个性饱满的人物刻画 《围城》这部小说中涉及到了大大小小几十个人物,这些人物性格各式各样,钱钟书对选出的人物都做了富有个性的刻画,足见其对语言有着驾轻就熟的能力。例如在写第一次出场的“哲学家”楮慎明时,这样写的:“一个身背高额,大眼睛,苍白脸,戴夹鼻金丝眼镜,穿的西装袖口遮没手指,光光的脸,没胡子也没皱纹,看起来像个幼稚的老太婆或者上了年纪的小孩字。”以及后面的他最恨女人而不肯佩眼镜为对苏文纨打翻牛奶和吹嘘自己与国外的哲学家罗素等常有联系时,实际上也正揭露了楮慎明他自己的空虚无聊及无耻下流,肖像描写生动形象。 除了生动的肖像描写外,钱钟书还能巧妙的运用英文和文言文等语言描写塑造人物形象,并善于刻画人物心理,通过其心理描写展现性格特征,品位小说,便可以深深体会。 2.惟妙惟肖的心理描写 心理描写总是作者着重笔墨去描写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很好讽刺机会。因为心灵的想法是人物最真实的感情,而人物的举止,说话不一定会像心灵一样真切,为了避免自己的迂腐被别人揭穿,书中的人物时常用不真实的行为来掩盖自己的丑陋。 从这些心理描写中,心理与行为举止的反差给予了讽刺的资本,也让读者对这些角色产生厌恶。借此讽刺那些丑陋的心灵,由隐到现,由暗到明,慢慢的揭露了范懿的爱慕虚荣,最终讽刺的味道愈加强烈。 3.不可忽视的写景映衬 《围城》中的景物描写是小说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虽然所占比例并不是很多,但能从钱钟书对景物的描写中仍能看到其艺术特色的表现,同样具有很好的审美价值。《围城》的第一部分,在写方鸿渐吻了鲍小姐,而她里区撇下方鸿渐在甲板上后,有这样一段描写“天空早起了黑云,漏出疏疏几颗星,风浪像饕餮吞吃的声音,白天的**大海,这时候全消化在更广大的昏夜里。衬了这背景,一个人身心的搅动也缩小以至于无,只心里一团明天的的希望,还未落入渺茫,在广漠澎湃的黑暗深处,一点营火似的自照着”。所描写的景物是与这时方鸿渐的心境想对应的,“广大的昏夜里”的“疏疏几颗星”犹如方鸿渐心中荧火似的那点希望,这也就暗示了方鸿渐追到鲍小姐的希望是几乎没有的。小说中的好多出的自然景物的描写都有这样的作用,因而成为不可缺少的部分。 结束语 《围城》我们展示了一个丰厚独特的新天地,在小说那对社会不容情面的蹊落、挖苦的背后,又蕴涵着作者那样多的对人生的热望,通过方鸿渐的命运,剖析当时灰暗社会的丑陋,更重要的是想唤醒在“围城中徘徊、挣扎的人们,冲破围城,去走自己的新路”。因此,钱钟书独特讽刺艺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 语言艺术论文:高校教师教学语言艺术之浅析 论文关键词:教师;教学语言;启发性;关键;人才 论文摘要:语言是人类进行思维和交流的重要工具。教学语言是教币引导学生开启知识宝库的金钥匙。不论是向学生传授科学知识,还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等都离不开教学语言,而且教师教学语言水平的高低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方面。因此,教师潜心探究教学语言至关重要。 教师在探究提高教学质量的问题时,往往注重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考试方式等方面的研究,却忽视了课堂教学语言的运用问题。事实上,同样的教学内容,因教师教学语言水平不同,其授课效果是不一样的。那么,教师的教学语言在讲台上如何精心施工呢?笔者在搜集大量文献、深人调研千名学生和多年的教学实践认为,应从以下几个层面上下功夫。 一、教学语言因学科不同而变化 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教师使用教学语言进行教学的过程是传授知识开发学生智力的过程。但因学科性质的不同,教师的教学语言应有所不同。仅举几个例子: 例一,大学语文课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宽学生的思路以及培养学生想象力等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教师要用富有时代气息的语言感染学生,善于进行恰如其分的描绘、夸张、形容和比喻等。出自语文教师之口的讲授,应该是声情并茂,妙趣横生,琅琅上口,娓娓动听的艺术杰作。这样才能开拓思维,激起学生情感的共鸣,唤起学生丰富的想象力,增强内涵力,发展智力,培养创新能力。 例二,思政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思政课教师是学生的人生导师,是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至关重要,同时也是培养他们论说能力、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能力的一门主要课程。教师在教学中不但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有创造性,增强时效性,而且教师的教学语言还应该具有科学性、逻辑性、论证性,善于言辞,长于论辩,其教学语言应像一块无形的“磁石”一样,紧紧聚拢学生的思路,善于诱导学生从复杂的现象中抓住主要矛盾,认识事物的本质,以及培养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面、全面地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例三,英语课从某种意义讲是一门实践课。教师通过课堂教学,使学生在听说读写译诸方面的基本功得到训练和加强。因此,教师在组织英语教学时,特别要创造语言环境,调动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大量的练习,达到熟练掌握英语语言的能力乙同时在课堂上教师无论是检查、讲解、分析、总结,还是复习,应根据不同的授课内容,用生动的标准的口语启发和调动学生的学习自觉性,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通过以上几门课的实例说明,做为一名卓越的大学教师必须用语言学家的用语准确、数学家的逻辑严谨、演说家的论证雄辩和艺术家情感丰富的特点,激发学生的创新火花和创意亮点,给学生留下难忘的印象,这种印象不但不会随着下课的铃声而消失,而且将会终身受益。 二、教学语言的精心施工 (一)富有启发性 由于受传统教学体系的影响,在很长的时间内注人式的教学方法在高校还占有一席之地。近几年来,随着教学改革的深人开展,虽然有所改变,但是这种状况仍然存在。这就会导致束缚学生智力的拓展,阻碍学生创新能力的开发与培养。笔者认为,教师的教学语言应具有思想性、科学性、逻辑性、启发性、探究性和互动性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启发性。要做到这一点教师上课时就要使学生处于高度兴奋状态的同时,鼓励学生具有质疑问难的精神,开阔思维,大胆想象,超常发挥。对于学生中的好奇心和勇于提问的精神给予呵护和积极引导。李政道教授曾对科技大学的学生说:“好奇心很重要,好奇才能敢问”。“最重要的是要提出问题,否则将来就做不了第一流的工作”。近代教育家陶行知也说:“发明千千万,起点在一问”。所以,教师要特别注重启发式教学,善于激起学生的疑问,鼓励学生质疑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启发他们发现问题和探讨问题,久而久之逐渐形成习惯,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能在我国科技发展、经济腾飞、社会进步的过程中起到中流砒柱的作用。 (二)用语准确性 对教师的教学语言既要有严密的逻辑性,丰富的知识性,更要有其准确性。无论是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传授知识的第一要义就是用语准确。否则,岂不是谬种流传,误人子弟!特别是对于那些重要的概念、定理、公式、原理、法则等表述,更是来不得半点失真和含糊。要花大力气反复斟酌所用词语、句子的意义、内涵等,切记用精当的教学语言,而不能拖泥带水,哼哼叽叽,重复呷嗦,一是对有关内容讲不清楚;二是容易产生歧义;三是会使学生产生逆反心理,直接影响教学效果。 (三)内涵创新性 据前苏联教育心理学家科瓦列夫的一项研究资料表明:64.6%的大学生最器重的是教师的博学多识,才华横溢。在我国,也有不少类似的调查研究数据佐证了这个结论。具体地说,内涵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第一层面,表现在教师能创造性地利用本身渊博的知识,精当地处理教学内容,并能深层次的拓展与延伸;第二层面,表现在教师教学时不仅传授知识,旁征博引,更重要的是能把学生引导到更高层次的知识境界;第三层面,表现在教师能将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天衣无缝地融人到有关的教学内容中。从某种意义讲,教师教学语言的理精辞美,对同学心灵的健康和成才至关重要,将会引导他们起航未来,扬帆梦想。 (四)声调节奏性 说到教师上课语言应有节奏感和旋律美,用精湛的教学语言点燃学生的知识之光。 首先,教学的声调要富于变化,根据教材内容的不同,教师的教学语言应抑扬顿挫,分轻重缓急,有时如春风细雨,有时又需要严肃庄严地告诉学生某一事物的真谛或者斩钉截铁地阐述某一学科的定理等。 其次,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根据其教学内容可以灵活发挥,有段落、句子、标点、情感等停顿;停顿的口气、神态、时间是不同的,运用得当,对集中学生的思路、唤起学生的情趣、引起学生的注意和强化学生的记忆等都能起到很好的作用,达到停顿的妙用。 第三,如果教师的教学语言能够融播音员的清晰、相声大师的幽默、评书演员的流利、“故事大王”的激情于一体,教师讲的课才是生动的、形象的、感人至深的、富有魅力的,才能引导学生同教师一起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中,使学生在“乐中学、学中乐”,成为最迷人的课。 (五)情感激励性 以塑造灵魂为己任的教师,既要用知识教育人,也要用情感感染人。有人曾说,“情感语言不是‘蜜’,但它可以粘住一切东西”,这就是说教学语言一旦饱含情感性,才能产生“听语动容”“受言激情”的神奇效应。实践证明,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都是有着强烈的情感色彩的,特别是教师进人激情状态后,情感语言能叩击学生心弦,引起共鸣,获得高质量的教学效果阎。进人激情状态后,教师也会自然地运用辅助语言—手势语言,上课时教师手势语言的运用一定要善于用较少的手势语言去衬托、强调关键话语,实现高精度、高效率的非教学语言信息的交流。这就要求教师具有很强的敬业精神,热爱自己的职业,喜爱三尺讲台,兢兢业业,辛勤耕耘,不计名利,甘为人梯,成功不必在我、奋斗当以身先的精神,成为有真知灼见的教学语言大师。 综上所述,教学语言是一门艺术,表面上看是口才问题,实质上是教师学识与修养问题。正如著名教学名师所说:“教师的语言是钥匙,能打开学生心灵的窗户”。高校教师一定要下功夫通过不断地修炼,提高语言修养,根据不同的课程和学生的心里特点,运用丰富多彩的生动形象的教学语言,不仅能活跃课堂氛围,而且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启迪思维,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的同时,培养出来的学生才能在工作岗位上施展自己的语言魅力和学识魅力,才能落落大方、从容不迫、镇定自若的演讲,才能思维敏捷、条理清晰、口似悬河地答辩,才能成为口才出众的创新型、实用型和复合型人才,才能为年轻一代架起心灵的彩虹,打造精彩的人生。 语言艺术论文:“移”:《围城》的语言艺术 论文关键词:《围城》 语言艺术 移 广度 深度 讽刺效果 局限性 论文摘要:本文所说的“移”是挪移、转换的意思,它涵盖了一些经典而不常见的修辞手法,如移就、移觉、移时、移序以及移义、移态、移码等。《围城》中语言的“移”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体现得非同一般,我们可以由此看到他那自由的审美风度、智慧和学识的广度及深厚的人文情怀。当然,“移”为小说带来强烈的讽刺效果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它的局限性。 钱钟书是一座“文化昆仑”(舒展语),上山取宝,各有各的手眼。钱学包含了文辞、文章、文学、文艺、文明与文化,古今总揽,中西打通,博大精深,为各门学科提供了各需所能。后学疏浅,高山仰止,从“钱学”中读中国语文的智慧与知识,我也只能“以管窥天”,仅从《围城》这部著作中,谈谈我对其中语言“移”艺术的一些思考。所谓“取一勺饮”,这也是钱钟书“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1]的开放性学术精神所包含的。 本文所说的“移”是挪移、转换的意思,它概括了一些经典而不常见的修辞手法,如移就、移觉、移时、移序以及移义、移态、移码等。《围城》中语言的“移”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体现得非同一般,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听到钱钟书的理想心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他那自由的审美风度、智慧和学识的广度及深厚的人文情怀。 一、“移”的广度 《围城》中“移”的广度,主要体现在“移”的种类和形式的多样性上,以下是对文中“移”类型的大致归纳和简要分析。 1、移就 《辞海》中“移就”定义为:“甲乙两项相连就把原属于形容甲事物的修饰语移到属于乙上”。这是一种超乎寻常的语言现象,也是词语搭配的创造性运用,在《围城》中笔者暂且总结出以下三种类型,例如: 辛楣和李梅亭吃了几颗疲乏的花生,灌半壶冷淡的茶,同出门找本地的教育机关去了。P100 柔嘉打了个面积一方寸的呵欠。P169 李梅亭想不到他会这样无抵抗,反有一拳打个空的惊慌 。p32 例一中移人于物,此类“移就”又称“移用”。疲乏的花生米,冷淡的清茶,全是两人心态的透露,“花生茶”是物,“悲哀冷淡”是人的七情之一,虽在写物,实在写俩人旅途中的疲软。例二则为移物于物。“呵欠”是无形无状,作者却故意写成有形之物,以“面积一方寸”加以形容,极言呵欠之大方,鸿渐在发表了长篇议论时,柔嘉只打呵欠,也暗暗讽刺了先前柔嘉对鸿渐的良苦用心。例三移人于人。“一拳打空”本指一个人的动作,“惊慌”则为一个人的心理,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讽刺了这一类定要在言语中占优势而又失败无趣的形象。 2、移觉 “移觉”在修辞上又称“通感”。《庄子·人世间》“夫循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为通感提供了哲学基础,因钱钟书一篇《通感》[2]的文章而正式被纳入修辞学的新成员,钱钟书认为“六根互为用”,所谓“感受之共产”,在围城中移觉的运用也俯拾即是,体现在视觉、嗅觉、听觉等方面的打通与交通。如: 大碟子里几块半生不熟的肥肉,原是红烧,现在像红人倒运又冷又黑。P90 心里想这真是法国新回的女人,把巴黎大菜的“臭味交响曲”都带到中国来了。 P33 有时候这一条丝高上去,高上去,细得,细得像放足的风筝线要断了,不知怎的要过一个峰尖,又降落安稳下来。P82 例一中属视觉移植,又冷又黑的红烧肉为眼前所见联想到红人倒运,那半熟不熟的既是肥肉,更是对那些投机取巧的所谓红人的讽刺。例二属嗅觉移植,这臭味如交响曲把人熏得反胃体现得淋漓尽致。例三属听觉移植,这是形容鸿渐鼾声的一段,听觉转为眼前之景,形象可感,让人不得不惊叹于转移之妙。 3、移时 《修辞通鉴》中“移时” 定义为:“把不同时代的事物扯在一起,以明显的时空错位,显示特殊的语言情趣”。[3]《围城》中的移时体现得尤为鲜明,其中古今打通,中西打通,使读着纵横百阖,驰骋于文化天空。例: 鲍小姐打她一下道:“你!苏东坡的妹妹,才女!”——“苏小妹”是同船男生为苏小姐取的外号。“东坡”两个字给鲍小姐的南洋口音念得好像法语里的“坟墓”(tombeau)p3 例句中鲍小姐简短的一句加以精辟的议论,古今跨越东西,贯通中西。称苏小姐为苏东坡的妹妹,造成特殊的语言情态,从而苏小姐的形象让人感觉滑稽可笑,加以法语使语言更加生动有味,从而强化了苏小姐并非真正才女这一语意 。 4、移序 这里所称的“移序”就是调整语序,即“为了表达上的需要,将前文中的词或语速的顺序做适当调整,组成新的词,从而产生了新的意义或新的情趣”。汉语没有明显的形态上的变化,因此语序的转换成了汉语中的最重要的语法手段。[4]在分析沈太太皮肉下垂像“圆壳的行军热水袋”时,有学者评价得很有特色,称她年龄不大,正是“徐娘半老”[5],就是典型地运用了移序。如: 好几个拿介绍信来见的人,履历上写在外国“讲学”多次,高松年自己在一个小国里读过,知道往往自以为讲学,听众以为他在学讲——讲不来外国话借此学学。P114 “讲学”意味着“有学问的人公开教授自己的学术理论”,这是一个具有很高水平的学术行为,而“学讲”意味着“学习讲话属于最底层的言语行为”。语序上的差异导致了语义上的高低差别,而语义上的变化与合理思维产生偏离于是诙谐而生,表面上语序的转移,却深刻地讽刺了那些不学无术,自吹自擂的丑陋形象。 5、移义 在汉语中,词语具有多义性,特定的词语环境限定多义词只能实现特定的某一意义。《围城》中巧妙地利用了语言环境的不同,使得一词的意义不露痕迹的转为另一意义,给人一种错觉之感,造成一种出其不意的效果。如: 后来跟中国并肩作战的英美两国,那时候只想保持中立,中既然不中立也根本立不住,结果这中立变成只求在中国有个立足之地。P178 高松年身为校长对学校三院十系的学问样样都通,这个通就像火车畅通肠道通畅的通几句门面话从耳朵里进去通到嘴里出来一点不在大脑中停留。P138 “中立”一词的拆分新解,深刻而辛辣地讽刺了当时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丑陋行径。而“精通”取“穿过”之意,幽默真实地刻画了高松年自耳朵进从嘴里出,不动声色地对学识浅薄而又自命不凡的高松年进行有力的抨击。 6、移码 所谓“码”即“语码”,广义上是指人们在交际中采用任何符号语言,可以是一种方言,语体或语域。笔者所指的“移码”是指在同一部作品中语法的转换,也就是指“两种或多种语法成分在文中的并置”。[6]例 : 但唐小姐会欣赏会了解,这谎话要博她一笑,他又欣然写下去,里面说什么:“昨天承示扇头一诗,适意有所激,见名章隽句,竟出诸伧夫俗吏之手,惊极而恨,遂厚诬以必有蓝本,有时取决,必实未安。叨在知爱,或勿深责 。”p45 苏小姐胜利的微笑低声说:“embrass-moi!” p56 正如方鸿渐所想的,用文言文比现代文妥当,词意简约含混,是文过是非轻描淡写的好工具。在文中夹杂一段文言文足见方鸿渐的迂腐,极大地讽刺了他撒谎的本领以及想到唐小姐会欣赏时,他那欣欣然的丑态。当然在《围城》中不仅有一段式的移植也有一词式的移植;不但有文言文的加入更有法语英语的嵌入。一词式移码显得文章灵活多变而外文又不会有文言那么生分,有白话那样容易讨人亲热,只有英语允许人坦白的讲“我亲爱的”“你的极虔诚的”。第二句中苏小姐用法文表现了她大家闺秀的形象,即使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还是说不出“吻我”二字。有意的移码避免了肉麻及一些社会的尴尬。 二、“移”的深度 世界是无限丰富和千变万化的,人的感觉也是如此,这就为人的感觉转移的深度提供了可能。《围城》中大幅度突破人类习惯性思维,通过语言或语言创造的意向挖掘事物的深隐特点。以下通过横向和纵向两方面谈谈《围城》中语言转移的深度。 1、对相邻而又不同经验的感觉转移。 世界上的事物,人们关于世界上的经验都是互相联系的,绝对不相关联的经验可以说是不存在。两个经验之间的距离愈远,差别愈大,区分越容易;而两个经验距离愈近,差别愈小,区分越难。而《围城》中,钱钟书善于对邻近的感觉经验进行游刃有余的切分与剥离,从而做到恰如其分的感觉上的转移。可以从一个具体的例子说起: 方鸿渐看唐小姐不笑的时候脸上还依恋着笑意,像音乐停止后袅袅空中的余音。P28 他想这是唐小姐还自己的,将来跟他细细算账,微笑从心底泡沫似的浮上脸来,痛也忘了。P32 曹元朗脸上一圈圈的笑痕,像投了石子的水面。P41 这都是写“笑”,且都是“微笑”,笑是一种肌体感觉,没有实体,作为一种感觉能够表现出来本来就不容易,更何况是将各种“微笑”的界限明显的区分开来,那真叫困难。这里作者巧妙运用比喻,使其很好的做到了这一点。第一种,那是方鸿渐对恋人的思恋,表现出心中的无比欢喜,其微笑余音绕梁,三日未绝。第二种,微笑可“浮”在脸上,是方鸿渐心中的自慰,也暗示了方唐两人的关系如泡沫似的最终虚无。第三种是假意的微笑,讽刺了曹元朗那“诗有意义是诗的不幸”的“高见”。 2、对前后相邻而又相近的经验在情感和情绪上的转移。 对于在某种情感和情绪上的变化,距离近,差异小,有时很容易被忽视,而这种细微的转移最能体现作者感觉的敏锐以及思想的深度。例如: 他靠纱窗望出去。满天的星又密又忙,它们声息全无,而看来只觉得天上热闹。一梳月亮像形容未长成的女孩子,但见人已不羞缩,光明和轮廓都清晰刻露,渐渐可烘衬夜景。小园草地上的小虫琐琐屑屑地在夜谈。不知哪里的蛙群齐心协力地干号,像声浪给火煮得发沸。几星萤火优游来去,不像飞行,像在厚密的空气里漂浮,月光不到的阴黑处,一点萤火忽明,像夏夜的一只微绿的小眼睛。P17 这是方鸿渐回国后,面对职业不容易找,恋爱不容易成就的现实,觉得自己渺小,懦弱的感情变化之景。整个景色从“动——静——动”,从“天——地——天”地移动变化,正是方鸿渐心灵感情起伏的体现,“热闹”的满天繁星表明内心的杂乱,而月亮渐渐地可烘托风景则表现了主人公心中渐渐趋于平静而突然又觉得羞涩难以见人。而后“小虫”“蛙群”琐琐屑屑又增添了心中的烦躁,漂泊不定的心灵觉得此时的萤火虫也在“漂浮”,“夏夜中微绿的小眼睛”又使方鸿渐在绝望的阴黑中又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简短的一句在景物描写上的转移将心情的微妙变化描写得淋漓尽致。 三、《围城》的“移”所体现的讽刺效果及其局限性 钱钟书著作中讽刺的笔法几乎无所不在,无所不用,他就如同一个魔法师用其魔笔将社会、历史政治、文化、人事、心理、心态绘就了一张丰富而又博大的讽刺画面,又以其特有的功力使已有的图形与色彩相互转移,从而渗透、形成了广、深、俏、奇的独特风采。其在短篇小说《灵感》中解释作家学到成功的秘诀是“深知中学生是他的好主顾”的原因的时候说:“只有学生,这些有头脑而尚无思想喜欢听演讲,容易崇拜伟大,充满少年维特的而非奇特的烦恼的大孩子,才肯买书,订阅新杂志。”在这里“维特”与“奇特”一字的转移,根据语义将其组合到一起,产生了强烈的讽刺意味。而《围城》中运用语言移动技巧,更是形成了一幅比沈从文《八骏图》更为荒诞的知识分子群落图。在这里有“方头钢笔”苏文纨;“局部的真理”鲍小姐;“寒暑表”方鸿渐;“空心大萝卜”赵辛梅;“老科学家”高松年……小说通过对人物外貌、心理、生平履历,行为方式用其极强的想像力加以移植,对其传统文化观念中的道德、伦理、宗教、哲学、文学艺术以及教育制度的种种弊端进行了猛烈的讽刺,在前文中评“移”之广度和深度中便可得知,在此不再赘述。 在读《围城》时,我们一方面为《围城》语言“移”的艺术所折服,然而一方面又觉得它缺少了些什么,至少没有《红楼梦》的浑茫感。笔者认为主要是这个转移艺术是以作者的视觉在审视小说中的人物,而真正移动的地方却忽略了,前文中的各种移动从未与小说主人公移叠在一起,并没有与主人公的情感世界相融。正如《围城》所绘就的这张画缺少了与所有图形相融的底色,从而拉开了读者与人物及其情节的距离。 另外,《围城》中的有些联想的转移似乎过量,从而影响了整个画面所要表达的效果。如:描写一个不足两岁的孩子说到“一个算不得人的孩子——至少船公司没当他是人,没要他父母为他补买船票”。他的相貌是“塌鼻子,眼睛两条斜缝,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远隔得彼此要害相思病”,对于一个未足世事的小孩,应该是天真无邪,什么都不懂,联想到不是人、害相思病确实有些讽刺过了头,从而缺乏画面的真实与协调感。再如,鸿渐突然觉得“在这种家庭空气里战争是不可相信的事,好比光天化日之下没人想到有鬼”。《围城》中的知识分子似乎都没有一丝爱国之情,战争发生了置之不理不大可能,即便行动上没有,在心里上也应该有所触动,这种写法我认为有些不合逻辑。 不过,总体而言,这种缺少及过度的转移艺术的局限还是有限的,对整个《围城》中心意向影响不大。 四、影响语言移艺术的主观因素 钱钟书是一个不能以现代科技范式来规范的智者,在这个讲究分工明晰,思维条块分割的科学时代,他有一个另类的思维,通过“移”艺术将自己各种思想表现得游刃有余。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与他三个方面的主观因素有关。 首先,钱钟书有一种自由审美的风度。钱钟书似乎站在围城外看围城,正如他在人生边上看人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生在此山中”然而走得出此山又如何,“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钱钟书站在这个高度自由地洞悉人世间的一切,从人世婚姻中看到围城似的婚姻观;从人与人之间的心理隔离,看到孤独者的围城心境,于是使其作品上通于神而下达于人世间。 其次,他拥有智慧与学识的广度。钱钟书在国学西学外语方面无不精通,国学中经、史、子集,西学中的哲学、心理学、美学、文学无所不及,在外语方面除了精通英法外,还掌握了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德语、拉丁语等等,因此在《围城》中文字便可达到东西贯通,包罗万象。而在社科院曾流行这样一句话“何其芳同志的理论素养+钱钟书先生的丰富知识=治学的最高目标”[7]。这话笔者认为不妥,在钱钟书丰富的知识背后无不灌注着浩瀚的思想与哲人的智慧,如“围城”之喻,“人的缺点与猴子尾巴”之喻,无不表现出他对宇宙人生的认识及极高的智慧。“一切自传都是别传”[8],《围城》中对哲学尤为瞧不起,实际上正表现了钱钟书无不受庄子、尼采、叔本华等哲学大师的影响。 另外,也是钱钟书深刻人文情怀的再现。从《围城》我所看到的男女平等来说,正是因为他生活中也拥有这种情怀。钱钟书一生只有一个女儿,他曾认真地对杨降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圆好,我们就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圆呢?”在小说中多次体现了这种思想。如,移用西班牙谚语:“运气好的人生孩子,第一胎准是女的”[9]。他还借用方鸿渐之口转述自己的观点:“女性解放还是新近的事实,可是已是这样的显著,我敢说,在不久的将来,男女两性的分别要成为历史的新名词。” “钱钟书的文本是超越简单文类语体的天人文本”,[10]在《围城》中,本文仅从语言转移的角度窥破九牛中的一毛。从语言转移的深度和广度中,我不得不折服于这位语言大师的锋芒与涵养、散漫与严谨、肆端与博综、精细与宏观的语言技巧。正如钱钟书自己所说:“随你怎么把作品奉献给别人作品总是自己的。”[11]《围城》是一座语言宝库,它有待于更多的读者来“取一勺饮”,来发现更多的奥秘。 语言艺术论文:舞蹈中的语言艺术详细内容 众所周知,舞蹈是一门综合艺术。它集人体动作、音乐、服装、舞台美术、色彩、灯光和情节于一体,主要依靠人体动作来塑造艺术形象,表达思想感情。舞蹈与其它综合艺术有许多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如,在歌剧、音乐剧、戏剧、合唱音乐等舞台表演艺术中,语言因素是非常重要、不可缺少的,而在舞蹈艺术中,语言艺术却很少参与。 从艺术发展的规律看,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结合是一个自然的趋势。我们知道,原始歌舞是诗词、音乐和舞蹈的结合,现代的舞蹈艺术为什么不能有更多的语言因素参与呢?事实上,有许多理由可以把舞蹈动作与语言艺术结合起来。西方的现代舞蹈家们已经重新认识了语言的功能,他们大胆探索语言在舞蹈作品中的运用。在国内,除了歌舞结合中的歌词之外,以较单纯的语言形式参与舞蹈表现的作品还不多见,这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和开发。 在国内的舞蹈作品中,语言与舞蹈的结合一般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语言在舞蹈创作中的运用 1、歌编舞 以歌编舞,舞尽曲意。歌编舞是以歌曲的旋律、风格和歌词的意境为基础创编的舞蹈。语言在这里是以歌词的形式出现。歌词加上音乐的翅膀,使歌声在所有乐声中最富于表情和魅力。用歌声作为舞蹈的伴奏最为自然、和谐。所以,用歌曲编舞这种形式极为多见,是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当然,其中自然少不了歌词这个语言因素的作用。 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歌曲,往往成为舞蹈创编者选择的对象。有的直接选用完整的歌曲,有的把歌曲作一些改变;有的选择歌曲的一个片断,有的则重新创作一首或一个歌曲片断。 歌编舞的几种创作形式。 (1)用完整歌曲编舞 选定一首歌曲,不加任何改变,以歌曲的旋律、歌词和风格为依据来编舞。过去,人们常常选用《义勇军进行曲》、《歌唱祖国》、《我们走在大路上》等传统歌曲创编舞蹈。改革开放以来,《在希望的田野上》、《父老乡亲》、《春天的故事》、《辣妹子》、《中国娃》等一批优秀歌曲又成了主要对象。 选用完整歌曲编舞是比较常见的创作形式。其原因:一是流行的群众歌曲较多,选择范围大;二是这些歌曲的旋律优美,适合舞蹈;三是音乐磁带比较容易获得,创编者不用为了请人创作或录音花钱费力;四是流行的群众歌曲大家都比较熟悉,用这样的歌曲作为舞蹈音乐有助于观众对舞蹈作品内容的理解和产生共鸣。 这种创作形式比较适合基层群众性的舞蹈创作。但采用完整歌曲编舞,在创作的自由和发挥上有一定的限制,因为创编者只能完全按照歌词的内容和音乐的节奏特点来构思和设计舞蹈动作。 (2)用改编歌曲编舞 以某首歌曲为基础,根据舞蹈表现的需要,重新组织和改编歌曲。 用改编歌曲创编舞蹈。编舞者可以根据舞蹈内容和表现的需要改变或重新创作新的音乐部分,使舞蹈音乐既容易理解和产生共鸣,又有一定的新鲜感,同时还给舞蹈创编者留下更多的自由创作空间。 不过,改编歌曲不象完整歌曲那样容易获取,它需要有作曲家、演唱家、演奏家和录音师的一系列创作活动才能最终获得满意的结果。 (3)选用歌曲片断 根据舞蹈内容表现的需要,从某首歌曲当中节选一个段落,安插于舞蹈音乐之中,起到烘托气氛、画龙点睛的作用。 这个歌曲片断通常用在舞蹈作品的高潮或结束之处,一般作为主题歌出现。人们可以通过歌曲片断的歌词来联想舞蹈表现的内容和情感,加深对舞蹈作品的理解。歌曲片断的突然出现还可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把观众的情绪推向高潮。 歌曲片断也可以放在舞蹈的开始部分,通过歌词把观众带入特定的环境和意境之中,起到点缀和烘托的作用。 戴爱莲在六十年代创作的《荷花舞》,就选用了歌曲片断,歌词的内容加深了人们对舞蹈作品的理解,人声的伴唱更是富于情感,把人们带入美的境界。 (4)创作歌曲片断 根据舞蹈内容表现的需要,创作独唱或合唱的歌曲片断,安插于舞蹈的某个部分,能起到意想不到的表现效果。 舞蹈《飞夺泸定桥》在表现红军战士冒着烈火冲向敌人,舞蹈到达高潮的时候,只用舞蹈已无能为力,这时,采用了歌声来代替真实生活中的口号和呐喊声。当桥头火起,红军战士突然静下来构成一幅持戈待发的画面时,响起了高昂的人声伴唱:“啊!熊熊的烈火,阻挡不了我们前进!冲上去!冲上去!冲上去!冲上去!把敌人消灭光!”雄壮的歌声表达了红军战士的决心。在这里,歌声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舞之不足,以歌咏之。用舞蹈难以表现的东西,可以借助语言来表达。 二、语言在舞蹈表演中的运用 1、歌伴舞 歌伴舞是以演唱为主、舞蹈为辅的表演形式。它的特点是歌舞结合密切,歌词比较朴实、通俗易懂,歌词的语言音调和音乐曲调结合紧密。它的舞蹈动作比较简单,只是为了烘托气氛。这种形式以通俗歌曲和流行歌手的表演为多。 2、说、唱、舞 这种表演形式在90年代越来越普及。表演者一边舞蹈一边用快速多变的节奏和抑扬高低的音调配合着音乐喊说出较长的语言段落,然后再以边唱边跳的形式把同一语言段落表演出来。 用词大多表述简单、具体的事物或直接表达情绪和感觉。重要的歌词常处理为重音,并常以切分音的节奏出现。歌词一般不用抽象、费解的文字,尽量选用易于快速理解的语言。 音乐一般根据语言本身的节奏和音调进行夸张和强调,大多采用十六分音符、八分音符和切分音的节奏组合搭配。 有时语言的选用并不是为了它的内涵,而是为了其动听的节奏效果。如“咱们那个老百姓,今个儿真高兴”。演员用切分音的节奏和着音乐说出,其结果不仅给听觉增加了新颖的成分,也为内容的强调增加了份量。 这种表演形式一般是舞蹈演员自己演唱,是一种很有潜力的表演形式。 3、号子加吆喝 劳动号子在舞蹈中的使用较为多见,效果很好。它可以让观众迅速理解舞蹈表现的内容,明确舞蹈动作的表现意义,通过号子声还可以告诉观众关于舞蹈表现的地域和地方特色等等。号子很容易配合舞蹈动作,烘托气氛,把情绪推向高潮。除了号子外,短短几个字的吆喝声对舞蹈表现也是非常重要和有效的手段。如一声“过年了!”可以马上把你带入春节的环境和气氛当中。一声具有地方特色的吆喝,可以让观众知道这是哪个民族,是山区还是草原,是塞北还是江南;也可以告诉你是什么节日,或是什么样的场面。这种声音对烘托某些特别气氛十分有效,颇引人入胜。 除以上所说的创作和表演形式外,还有一些尚待开发的新的创作方法。 三、语言参与舞蹈的新方式 1、配解说 利用解说词介绍背景,贯穿剧情。语言在这里的功能是提供时间、地点、年代、人物及其目的等背景信息。 舞蹈艺术长于抒情,拙于叙事,所以解说词中不要有评论感情的内容,把感情的表现留给舞蹈去发挥。有些叙事性的特定内容或环境,舞蹈难以说清,可以交给语言去表达。为了充分发挥舞蹈艺术的特点及其表现力,凡是动作性强的内容应一律留给舞蹈来完成。解说词不必细说事情是怎样做的,或人们是怎样想的,只需介绍一下地点、人物和身份就足够了。 利用解说词还可以推动剧情的发展,把情绪推向高潮,或制造一种激动的气氛。所以,解说不仅可以安排在开始,也可以用在结尾,或高潮部分。 使用解说词一定要帮助观众加深理解背景材料。解说要简明,不能压倒舞蹈本身,或过分地凌驾于其他因素之上。 2、加吟诵 由单人或男女两人有节奏地吟诵诗文,烘托气氛,表达感情。可以根据舞蹈内容选择或创作一节诗文,语言要易于理解,富有韵律感。要保证观众能够听清、听懂。朗诵的配乐音量要弱或不配乐。 3、加对话 表演者利用对话直接交流,可以明晰地介绍人物关系和情绪,帮助观众了解舞蹈内容。这种形式在国外的舞蹈创作中已有尝试,在国内还是一个尚待开发的领域,这其中蕴藏着丰富的宝藏有待于我们去发现和挖掘。 4、插科打浑 使用幽默滑稽、妙趣横生的语言,或富有地方特色的语言音调,配上相应的舞蹈动作,可使二者相得益彰,情趣盎然。二者的结合给观众带来轻松愉快的美感。这种形式可用在群众性的舞蹈表演中。 语言和舞蹈的结合方式还远不只这些,有许多新的结合方式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和开发。我们在运用二者的结合时,必须充分了解和正确区分语言艺术与舞蹈艺术的异同,既要发挥各自的特长,又要使二者有机地结合,相得益彰。 语言和舞蹈最主要的差异就是时间拍节的不同。语言可以很快地把一些意象送到观众脑子里,而且严谨精确。而要求舞蹈演员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这些概念和内涵传达给观众却是不可能的。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一是要注重语言的易懂性,避开艰涩难懂的语言而寻求一些较为舒缓简单的词句;删掉某些词句或段落,改变语法结构,只保留最关键的词句,这样才易于观众理解。二是要仔细选择最有特色的语言,以体现其易懂性。无论是说还是唱,传进耳朵的声音要清晰可辨,标准是让听众毫不费力。编导不要受充满想象力的优美诗篇的诱惑,把它们引入舞蹈艺术之中,以为越多的想象力便会产生越多的神奇力量。人们可以从书本中随意地反复吟诵,最大限度地品味它的美妙。而在舞蹈过程中,当观众要想在嘈杂的音乐声中抓住这些转瞬即逝的词句时,他们多半会茫然若失。所以,语言必须简炼,删去模糊的隐喻,力避华而不实。 有些适合语言表达的内容,单靠舞蹈不可能完成,那就要放手让语言得到尽情发挥。 反之,有些内容用舞蹈表现反比语言更快。如人的外貌、性格、仪表,如果用语言来描述则需要几页纸方能说清,那就要用舞蹈来充分表现。 只要把握住这些基本原则,从效果出发,大胆创新,定会创作出大家喜闻乐见的舞蹈作品。 语言艺术论文:图书馆员语言艺术略论 论文关键词:图书馆员 道德修养 普通话 语言艺术 论文摘要:良好的道德修养是提高语言表达艺术的必要条件!流畅的普通话是提高语言表达艺术的前提,图书馆工作的特殊性要求馆员语言表达具有针对性、节奏性和委婉性。 图书馆员不断改善服务态度,在与读者的言语交际中努力增强语言表达的艺术性,是提高服务水平、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的基木要求 1良好的道德修养是提高语言表达艺术的必要条件 道德修养是语言修养的基础,道德修养的高低决定了一个人语言修养的优劣。图书馆职业道德是在一般社会道德的基础上,根据图书馆工作的性质、任务,以及图书馆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对图书馆工作者提出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是图书馆员用以指导自己言行,调整馆员与读者、馆员与图书馆之间关系,判断自己和他人在图书馆工作实践过程中行为之是非、善恶及荣辱的标准。而换一个角度讲,一个人的语言是他的道德水准的外化,内心道德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言为心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我们只有时时注意加强道德修养,努力做到待人以诚,台一必郑重而恳切,语必自然而准确,神情必温和而亲切,想读者之所想,急读者之所急,才可能收到较好的服务效果。比如,在开放式图书馆里,一位读者因为不熟悉图书分类法,查阅不到其所需之书是常见现象,他因此一脸茫然,甚至焦急不安,也是可能的。这时候,我们就要善于察言观色,及时走过去,温和地问他一句:“您在查找一本书,是吗?”或“是否需要我帮您查找一本书?,此时一般读者都会毫不保留地把他的困难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愉快地去寻找他所需要的书,并道一声:“对不起,请稍候。” 也有的读者不满足于这一简单服务,为了今后史好地利用图书馆资源,他们还会主动问我们图书检索法。这就需要我们给他们讲一点图书分类法。不能多讲,但必须有针对性,而力求实用。 有时,我们还可以帮助读者选择较有参考价值的书,并让读者跟在后而,我们一边帮助找书,一边讲解查找方法。比如,一位读者要借论述当代语言学发展状况的权威著作,我便告诉他:“馆里新进《当代学术通观》一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权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是2004年4月出版的。这部阵里而可能有您要查看的内容,要不要拿来看一看?”读者当即请我拿来看。我顺便告诉他该书的具体查找方法。这样做,很容易使读者举一反二,学会检索所需之书的方法。 2流畅的普通话是提高语言表达艺术的前提 语言是全民的交际工具,图书馆作为与读者交流的窗口,运用规范的语言与读者交流至关重要。图书馆员要做到优质服务,平时应努力加强语言训练,尽可能地使用一口流畅的普通话。普通话高雅而文明,是与图书工作的高雅情调相一致的。图书馆员要想提高其语言表达技巧,就必须自觉避免使用方言词、方言语气和方言语调。图书馆员对某些读者可能不十分了解,这时就史需而带微笑,用规范的普通话尽快拉近与读者的距离。比如,我们要主动与他们打招呼,“您”字当先,“请”字随口,尽可能地使用普通话敬语。须知:尊人抑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社会心理和共秉文化规约,而语言的认同性是保证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条件。同时,与读者交谈时,还必须注意对方语言习惯、文化层次、地方风俗等各方而因素,尽可能地做出认同的努力。而不可不加区别,自行其事,甚至使用“喂,……”、“嘿,……”之类强势话语。当读者向我们道谢时,更应用普通话敬语表示谦逊,如“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能为您服务,我很高兴”、“谢谢您的夸奖!欢迎下次再来”等,而不可置若周闻。实践证明,只要我们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我们就可以同读者建立起一种友好的关系,创造出一种和谐融洽的气氛。 3图书馆员语言艺术的基本要求 图书馆工作的特殊性要求馆员语言表达具有针对性、节奏性和委婉性。 3.1语言的针对性 馆员接待读者,语言表达力求正确,既不可词不达意,也不能错传信息,。同样一句话,读者不同,理解各异,馆员应根据不同的读者对象区别对待;用不同的方式说话,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只有根据不同读者的不同问题,用针对性的答复和恳切的语气,才能赢得读者信任,从而进一步把我们的工作做好。但也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不管对哪一位读者,我们都不可措辞严厉,而使人尴尬;即使对个别不很文明的读者,也应冷静对待,切不可出言不逊,做出有损我们形象的事。 3.2语言的节奏性 节奏性是语言形式中最突出和常见的现象,我们讲语言表达的节奏,主要是紧慢疏密、轻重缓急。语速加快时,保持吐字清晰,语意明确;语速放慢时,要字断情不断,音拖而情激。恰当运用各种语气,准确把握声音之强弱、高低、快慢,抑扬顿挫,还能使没有表达作用的词语得到一定程度的掩盖,使语言提供的必要信息,史加突显出来。一种有节奏有礼貌的语言,任何读者都容易接受。反之,如果馆员与读者交谈而语言缺乏节奏感,读者就会产生一种受折磨的感觉,从而内心不快,有时甚至会产生这样那样的误解。和读者交流的柔和而有节奏的语言会让读者史加心悦诚服地遵守图书馆的规章制度,会营造图书馆不可或缺的文明气氛。 3.3语言的委婉性 图书馆员在为读者服务过程中,委婉的语气是一种拉近双方距离的有效“调和剂”。因此,我们要学会用符合礼貌要求的“软句子”说话。如闭馆时间到了,请人离开图书馆时,如果我们说:“别看了,该走了!”语气不很客气,读者听了会感到不舒服。如果说:“闭馆了,您该体息了!”用词较委婉,语气也客气一些了,就不至于引起读者太多反感。而如果说:“对不起,闭馆时间到了,请您明大再来,好吗?”这时,即使看书入迷、极不愿离开图书馆的读者,也会毫无怨言地离开图书馆。当然,语言的委婉.也有个“度”的问题.这就需要根据谈话的内容、对象、场景不同而灵活掌握了。 4结束语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语言表达艺术性之要求也因读者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图书馆员的语言行为反映了图I}馆的馆风及馆员的综合素质,语言艺术在馆员服务活动中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图I}馆员在日常工作中而对千差别的读者群体,理应不断提高自己语言表达的艺术性,与读者架起一座沟通思想认识的桥梁,让读者在良好的语言环境中感受到尊重,从而愉快地搞好自己的学习与科研。 语言艺术论文:谈论朱自清散文的时代语言艺术成就 论文关键词:朱自清 语言艺术 时代性 论文摘要:朱自清散文的语言艺术成就显著,其艺术化的口语技巧、生动传神的字句修辞技艺及朴质清幽的语言风格,都深深地刻上了过渡文学的时代烙印。 朱自清的散文,“以美丽动人的文字”,为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注入了活力,其散文作品多将文学的大众化特征与语言的艺术化追求很好地结合了起来,体现了时代语言的独特魅力。 一、娴熟生动的语言表达技巧 (一)“口语化”的语言特点 通俗浅近的“口语化”艺术是朱自清极为自觉的语言艺术追求之一。1929年,先生就在《说话》一文中首先提倡“用笔如舌”和“以说话论”的文风;并先后在《雅俗共赏》等篇章中提出了创造“口语化”语言的一些具体审美标准[1]。这一切为他散文的语言风格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朱自清的“口语”,主要以北京口语为基础,兼融其方言和西欧语言的某些表达方式,形成了具有知识分子口语特点的语言风格。在他的散文中,言辞亲切、随和,语句清新、典雅。如: (1)她和润儿在一处玩儿,一大一小,不很合适,老是吵着笑着。但合适的时候也有:譬如这个往床底下躲,那个便钻进去追着;这个钻出来,那个也跟着——从这个床到那个床,只听见笑着,嚷着,喘着,真如妻所说,像小狗似的。(《儿女》) 引文中的词汇,多从口语中提炼而来,生动形象,简洁自然。“玩儿”“合式”“老是”“那个”,尽是北京人的口头语言。在“这个……那个……”的口语句式中,作者用简洁恰当的动词,生动流畅的短句,使孩子们生动和谐的玩耍场面跃然纸上。这样感性的文字犹如一个个音符在欢快地跳跃,充满了生活气息。再如: (2)你见过衔着橄榄的人吗?腮帮子上凸出一块,嘴里不时地滋儿滋儿的。(《谈抽烟》) 作者通过“衔”“腮帮子”“凸出”“滋儿”这些形象的口头语,准确而生动地描摹出了吃橄榄的人的情态,言虽简,形却肖,艺术效果极佳。 值得一提的是,朱自清主张在实践中,有必要根据表达的需要,适度吸收并揉合富有生命力与表现力的文言成分和西欧语言的某些表达方式,使之“变为已有”[1],从而创造出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化口语。五四时期,他在努力打破白话文的艰涩难读并自觉追求“口语化”语言艺术的同时,并不回避文言词语及某些西欧语言的表达方式。 在朴质的叙事散文《背影》中,就含有不少文言词汇,如“惟”“箸”“诸多”“情郁于中”“发之于外”等。这些词,典雅传神,蕴涵了作者怀念饱经沧桑的父亲的深沉感情,凝练地表达了文章的中心思想,使“朴素自然中见精工”,收效甚奇。 朱自清对西欧语言的借用也是审慎的,少数的外来词尽量音译,如《荷塘月色》中的“梵阿铃”;对西欧语言中用不同词尾改变词性方法的借鉴,是借助了汉语中动态助词“着”“了”“过”放在非动词类的后面,以利于表情达意。如 (3)她松松皱缬着,像少妇拖着的裙幅;她轻轻地摆弄着,像跳动的初恋的少女的心;她滑滑地明亮着,像涂了“明油”一般。(《梅雨潭》) 作者在形容词“皱缬”“明亮”后面加上动态助词“着”,使其动词化,与中间一句的“摆弄着”结构一致,句式整齐,更显露出梅雨潭的情态。 可见,朱自清巧妙地选用一些文言词语及西欧语言,是对“口语化”艺术的有益补充,使他所追求的“口语化”语言成为了一种能雅俗共赏、具有大家风范的文学性语言;也是当时的文学语言在努力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与时代纵横相联的一种自然痕迹,体现了语言的时代性特征。 (二)遣词造句的艺术 朱自清对字句的锤炼相当重视,他在《语文拾零·自序》里曾谈到:“因为研究批评和诗,我应注意到语言文字的达意和表情作用。……我们说达意,指的是字面或话面;说表情,指的是字里行间或话里有话。”文如其言,朱自清散文用词贴切、句式工整,用朴素的语言,表达出最真切的情意。 朱自清对字句的锤炼,首先表现在对动词的选用及词句的组织排列上。恰当的动词,可使所写之景活跃起来,给人以无限遐想与诸多启发。在《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中,他写道:“沿路听见断断续续的歌声,有从沿河的妓楼飘过来的,有从河上船里度来的。”这一“飘”一“度”,既与歌源“妓楼”“船里”相呼应,又呈现出断续歌声的丝缕之美,渲染出作者游秦淮河的迷离情思。 朱自清还十分擅长运用儿化词与叠词来表情达意,使文字既轻巧,又蕴含感情。北京话里的儿化词常带有很浓的感情色彩,也带给朱自清的散文浓郁的生活气息。如《春》中的“桃儿、杏儿、梨儿”就满含了作者的喜爱之情,给人亲近、活泼的感受。再如《回来杂记》中用了“小顽意儿”“地摊儿”“三轮儿”“街口儿”“马蹄儿烧饼”“闲味儿”等儿化词,字里行间更有醇香自然的生活质感,让人感受到作者对生活的热爱,读来亲切自然。 恰当地运用叠词,不仅有言简意赅、生动形象的表达效果,还特别能给人舒缓婉转、轻柔真切之感,传达出深远的情意。如: (4)人生若真如一场大梦,这个梦倒也很有趣的。在这个大梦里,一定还有长长短短、深深浅浅、肥肥瘦瘦、甜甜苦苦、无数无数的小梦。(《跋》) 文段中的几个叠词意象丰富、广阔而形象,描绘出形态、情味、程度各异的人生梦想。这样的叠词在朱自清的各类文中都有,而写景抒情类散文里尤多,带给人独特的情感体验。 朱自清还十分注意句子排列的节奏感。他的文句总能散、整结合,长、短句式间隔有致,且行文的缓急、跳跃与停顿,都与内容的张弛和情感的起伏紧密相联,句子之间有音乐的韵律美。在《冬天》里,有一段写回家时情景的语句,就兼容了这种字词与句式恰当组织的双重美感: (5)外边虽老是冬天,家里却老是春天。有一回我上街去,回来的时候,楼下厨房的大方窗开着,并排地挨着她们母子三个;三张脸都带着天真微笑向着我。似乎台州空空的,只有我们四个;天地空空的,也只有我们四人。(《冬天》) 先是对称简洁的转折句式,两个“老是”朴实传神,家中的温情便清晰地凸现在外面的凄冷之上。接着写回家景象,全用短句,“开着”“挨着”“向着”几个动词令人回味无穷,一家人的团结友爱表露无遗。最后再用“似乎…只有…也只有…”的句式抒发感受,把作者对家的深情与家带给作者的感动表现得自然流畅、形象空灵。 无论是动词的传神达意、儿化词和叠词的轻巧蕴藉,还是句式的跌宕有致,都表现了朱自清对语言技巧的深钻细研和运用语言的纯熟与机巧,反映出他对时代语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表现手法的灵活 朱自清无论是生活还是写作,用情均细腻深刻。他能把对平常景物的独特感受写出来,准确地传达给读者,主要是因为他善于联想,并灵活运用多种表现手法,做到虚实结合,从而营造出各种幽美意境来。 朱自清喜欢设喻,将自己善感的情思寄托在一个个清新而完整的比喻意象之中,使文句优美传神。在《荷塘月色》中,这样的比喻就很突出。如: (6)月光如流水一样,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荷塘月色》) 作者先将“月光”比作“流水”,化无形为有形,接着紧扣“流水”,写出其完整的姿态动作“静静地泻在……”,表现出月光的轻灵生动,月夜的静谧和幽美。 再如《生命的价格——七毛钱》中,作者写到一个五岁女孩只卖七毛钱时,把它喻为“正如九头牛与一根牛毛一样”,极言生命价格之贱。比喻贴切形象、内涵丰富,有力地唤起了读者的联想,引起他们感情的共鸣。 朱自清散文中的“通感”艺术是其语言的另一大特点。他善于以“移觉”的方式使各种感觉融会贯通,给人灵动漂渺之感,在传情达意上收到了奇效。在《荷塘月色》中,作者这样描写“荷香”: (7)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荷塘月色》) 花香本属一种“嗅觉”,似与“歌声”无甚关联,但作者却感受到“缕缕清香”与“高楼上歌声”的相通之处——时断时续,若有若无,给人以嗅觉兼听觉的双重艺术享受。 朱自清散文中的表现手法自由灵活。为了更细腻准确地传达某种感触,他常把几种修辞串连在一起,而无堆砌之感:比喻常将比拟融合其中,使意象生动完整;通感事物之间的神似又借助了比喻的形式;有时将多个比喻或拟人形成排比,在层层递进中表达出更深厚的情意;或顺情引用文字,使文情更浓,意更切…… 二、朴质清幽的语言风格 杨振声曾说:“他文如其人,风华是从朴素中来,幽默是从忠厚中来,腴厚是从平淡中来。”[2]这“朴素”“平淡”之论,既符合其创作实情,又与其“谈话风”口语特点相一致。朱自清的散文,语言自然流畅,情感真挚,简约传神,形成了一种“朴质清幽”的神态。 在他的散文中,情或由事发,或由景生,自然地抒写出其独特的心眼观感,深刻地展现了在那个变革的时代里,一个善感的爱国知识分子的真实情怀。读者徜徉在其质朴的文字中,也似走入了他那片细腻的感情天地。这种风格,在其不同类的散文中,表现形式与内涵却又各有特点: (一)在叙事散文中,他能抓住平常人及事件中动情的细节,用质朴、简明的白描式语言进行描摹、勾勒。一些看似淡然的、不经心的语言,却正是作者的传神之笔:不夸张、不雕饰,浓浓真情孕于质朴之中。在大家都熟悉的《背影》一文中,作者就全用了白描来记事,未作多余的修饰、渲染。全文主要表现的是父亲对儿子的关爱与深情,儿子对父亲的感激、怀念,但像“爱”“感激”“关心”等抽象概括的词儿一个也没有,更没有华丽铺陈的词句,就凭着自己用心地观察、感受和细致地描摹,将父子之间浓厚的真情写得真切感人。如车站买票那一段: (8)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背影》) 作者抓住父亲动作——“拣定”“嘱我”“又嘱咐”,写出父亲不只操心“我”的位置、衣物,还担心“我”的旅途生活,想方设法为“我”做极其精细、周密地考虑和安排。这些描写,看似平常简洁,却恰到好处,使一个饱经沧桑的慈父形象跃然纸上。 再如他的《给亡妇》,也全是这种简朴生动的语言。此文具体描摹“亡妻——谦”对孩子和“我”这两方面的爱,表达“我”对妻的感激与缅怀。通篇无一夸张矫情的“爱”字,却给人情真意切之感。如写谦对孩子的惦念: (9)“……但孩子跟老妈子睡,你就没有放过心;夜里一听见哭,就竖起耳朵听,工夫一大就得过去看。” “你病重的时候最放心不下孩子。病得只剩皮包骨头了,总不信自己不会好,老说:我死了,这一大群孩子可苦了。” (《给亡妇》) 这一个个细节描写,细致入微地写出了妻子的爱子之情,十分感人。 (二)在写景抒情类散文中,朱自清尤其注意了情与景地紧密结合,写景细腻清新、景中含情;抒情真切朴素、情中有景。 在《春》中,一幅幅春景图形象生动,呼之欲出。无论是春草、春花,还是春风、春雨、春天的人们,都被写得意味盎然。如写春花时,有一句“闭上眼儿,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这种联想,与上文连贯自然,不仅侧面写出了花的多与香的浓,更使人感到了这花儿带来的希望与收获。画意与诗情,浑然天成。 另外,在以抒情为主的散文中,他的抒情感喟也不空洞,而是写出了生活中的情景事理,是可触摸、可感知的由衷之情。如《匆匆》第三段中写对时光匆匆流逝的感叹: (10)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他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城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众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边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匆匆》) 作者把对时光匆匆流逝的惋惜之情融入了“太阳的挪移”“洗手”“吃饭”“默默”“遮挽”“躺着”“叹息”等行为、场景之中。这些细小平常的生活情景,带来了他对时光深深地思考。朱自清用多情的眼看天然的世界,把笔下的世界也变得多情、美丽。 无论何时,朱自清都善于捕捉细节,细腻刻画对象,以有感的形象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这充分体现了他朴实真挚的写实风格;而写实不落窠臼,总是蕴含了作者的浓情真意,表现出朴中见巧的独特风格。 语言艺术论文:如何提升主持人在直播节目中的语言艺术 摘 要:随着传媒行业的不断发展,受众对广播电视节目的要求越来越高,精彩的广电节目以什么样的表现形式传递给受众已经成为重要的议题,本文试从多个方面研究论述如何提升主持人在直播节目中的语言艺术,力求通过一些方法帮助主持人提高自己的主持技巧和文化素养。 关键词:主持人;节目;语言;职称论文 在广播电视节目中,口语化环节不断增加,交流内容日益丰富,沟通的方式也更加多元化,这对主持人的语言艺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直播节目,主持人的话语直接呈现在受众面前,主持人的语言艺术已成为节目流程和传播的接力赛中举足轻重的关键一锤,也是广播电视品牌营销和节目赢得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如何才能提高完善主持人的语言技巧,更好的拓展直播节目呢?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如何提升主持人在直播节目中的语言艺术。 一、主持人语言规范 主持人面对素质参差不齐的受众,要想达到预期的效果,就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组织好自己的语言,语言是主持人与受众传递信息的重要手段,更是表达思想传递情感的桥梁,信息传递是否通畅,表达的语句是否够准确,都关系到直播节目的成败,所以,主持人的语言一定要规范,严谨。 早在1994年,我国的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其他部委制定了“主持人播音员普通话等级标准”,明确指出主持人需要达到普通话一级水平,这是对主持人素质的规范,更是对从事广电传媒行业工作人员专业化、标准化的有力推动,主持人制作节目使用普通话是播音主持工作的基本原则,能让广播电视节目易于理解接受,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张志公先生曾经指出:能用简单、易懂、标准的普通话表达出自己的思想意图,是语言文化表达能力较高的一种表现。复杂的语言内容,特殊的语音语调都加大了受众接受理解节目的难度,尤其是广播电视直播节目,针对的人群不是特定的小部分群体,而是泛在式广播电视受众,具有人群广、数量大、文化构成复杂等特点,要使节目达到通俗易懂、老少皆宜的效果就必须规范的使用语言。 此外,从社会责任感的角度来说,主持人对大众人群规范化使用语言还起着重要的引导、示范的作用。 主持人语言的规范化甚至直接关系到下一代人的语言文化素质。特别是现在,直播节目越来越多,群众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这都对主持人的语言规范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因此主持人提高自身的语言艺术首要任务就是要使自己的语言规范[1]。 二、语言准确,简洁,灵活掌控节目 主持人创作节目,对节目的灵活掌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言的运用。主持人的语言来源于节目,同时又是节目内容的一种升华。主持人只有真正的投入到节目的组织、创作中去,才能把握住节目的精髓,才能用最准确、简洁的语言展现出节目的精华,语言的生动、形象决不是靠华丽的词汇和文采的堆积,而是在于语言的逻辑性和缜密的思维。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白岩松是《东方时空》栏目的首任主持人,他所主持的节目深受大众喜爱,成为播音主持领域的领军人物,正是因为白岩松语言准确,简洁,寓意深刻,将揭示节目主题作为工作的第一要务。 对于直播节目主持人而言,在把握节目进程的同时,也要注意引导嘉宾、现场观众的参与,要鼓励嘉宾和观众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尤其是直播访谈类节目,主持人与嘉宾的地位是平等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观众更喜欢聆听嘉宾讲述,这就需要主持人灵活控制节目的节奏,适时提问,适时疏导,要善于灵活掌控节目中的每个环节,嘉宾和现场观众的充分沟通,会让节目现场的气氛更活跃,讨论内容更深入,节目也就更具魅力。 例如我们十分熟悉的《实话实说》节目,崔永元经常在嘉宾一段陈述之后,与现场观众进行互动,“刚才先生的观点,你是怎么看的,你有什么观点与我们分享”。短短几句,便把焦点转向了现场观众,让人感觉亲切平和,自然流畅[2]。 三、融入情感,凝练意境美 情感是艺术的生命,更是主持人的灵魂,只有用饱含深情的语言,才能拉近与受众的距离,让受众感动。要使自己主持的节目达到意境美效果,主持人首先要投入自己的真情实感,要了解节目的内涵,挖掘节目主题的寓意,充分融入到节目内容当中,真实还原作者记录的场景,只有主持人自己感受到震撼,才能使自己的语言艺术与节目内容融为一体,赋予节目以美感,让受众观看节目时产生共鸣[3]。 此外,主持人要根据节目内容调节自己的节奏,不同的段落,是行云流水,文采飞扬,还是充满激情,慷慨激昂,每个主持人说话的速度和语气各不相同,因此需要不断的磨练提高自己演播技巧,要通过节目带唤起观众的思维,让受众在多重信息的交流过程中构筑起联想的空间,只有让观众体会到了艺术魅力,主持人才能成功地塑造出节目的意境美。 我们主持人要学会把思想和感情巧妙融入到节目中,让语言表达中渗透着审美情趣,让优美旋律中流淌着艺术气息,这样才会让我们的广播电视直播节目更具魅力,为广大观众所喜爱[4]。知名主持人杨澜曾经指出:综艺节目主持人的成功,首要是看主持人的情绪控制是否到位,也就是说主持人的情绪、节目的气氛、观众的感受是否能够相得益彰。 著名的播音艺术家方明,无论是重大新闻,还是报刊摘要,经他播颂,让人感觉洋洋洒洒,自然大方;对于犀利的杂文和讽刺小说,更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抑扬顿挫,起伏有致,让人真实的感受到他饱满的激情,被大家赞誉为雅俗共赏的播音艺术大家。 真诚自然,融入真情实感,饱含意境美的广播电视节目才是大众喜欢的节目,才能受到大众的推崇。现在情感类节目成为一种新兴的直播节目形式,对于这种构成元素多元化的节目,主持人不能急躁,要以一种平稳的心态去面对,要真诚热情地与嘉宾和观众沟通交流,坦然细致对待每一个细节,只有这样,主持人才能赢得受众的认同,节目才会更加精彩。 四、树立语言风格,增添艺术魅力 容貌代表了主持人的形象,语言风格则代表了主持人的鲜明个性,独特的语言风格是主持人在长期的节目创作中形成的,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需要主持人在自己的主持工作中不断的去学习、探索。 一个优秀的节目主持人不能靠炫美的音乐,华丽的舞台去吸引观众,必须靠自己鲜明独特的语言风格去赢得观众。主持人富于个性的主持风格不仅是主持人的成熟标志,更是一个优秀节目的成功标志。 主持人是直播节目的核心,是整个舞台的指挥者,是大家关注的焦点,鲜明的语言风格会给大家带来耳目一新感受,会让大家紧随主持人的思路一步步深入,最终完全领悟主持人揭示的主题,主持人个性化的语言风格主要表现在,清晰的思维、鲜明的视角、独到的见解、理性的构思、独特的感受[5]。 对于主持人而言,只要我们全心的投入到广播电视节目中去,深入社会生活,用心思索感悟,热情服务大众,我们就会逐渐形成特有的创作个性和语言风格。 当代广播电视领域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主持人,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艺术风格。庄重、大方的赵忠祥让人感觉亲切、自然;真诚、睿智的方明让人感觉流畅、自如,他们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树立了自己的语言风格,增添了节目的艺术魅力。 五、结 语 总而言之,语言作为沟通交流的工具,是主持人文化内涵的载体,体现了主持人的思想情感和价值观念,语言艺术是主持人驾驭节目的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文化素养,要想创作出优秀的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就必须要不断地提升自身的语言艺术修养,语言艺术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主持人在工作生活中不断学习锻炼,只有加强业务素质,提高语言能力,主持人的语言艺术才能不断增强,才能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一名优秀的节目主持人。 语言艺术论文:物理教学语言艺术初探 摘要:语言是人类进行思维和交流的重要工具。教学语言是教师引导学生开启知识宝库的“金钥匙”。因此,教学语言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教师必须潜心探究教学语言。 关键词:物理教学;教学语言;启发性 教师在探究提高教学质量的问题时,往往注重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考试方式等方面的研究,却忽视了课堂教学语言的运用问题。事实上,同样的教学内容因教师教学语言水平不同,其授课效果是不一样的。那么,教师的教学语言在讲台上如何精心施工呢?这就要注意课堂教学艺术,而课堂教学艺术的重要方面就是课堂教学的语言艺术。本文就物理课堂教学的语言艺术作一初步探讨。 一、物理教学语言的特点 所有的教学语言都是为实现教育目的服务的,应有思想性、科学性、通俗易懂、准确、精炼、生动形象、富有趣味、富有启发性。物理教学语言也不例外,具体有以下特点: 1.物理教学语言的主导性 物理教学的艺术就是懂得如何引导学生学习。教师在组织教学过程中要让学生注意什么,感受什么,联想什么,以及表达什么,关键在于教师怎样利用教学语言进行引导。教学语言主导性的强弱,是教师主导作用发挥如何的一个重要标志。善于引导学生学习的教师的教学语言,总是能沟通师生的思维,拨动学生的心弦,引起学生的共鸣,制造出良好的教学气氛,调节教学节奏的张弛,从而带领学生进入教学意境,探索未来世界的奥秘。提高教师教学语言的表达水平,是有效控制课堂的基础条件。 2.物理教学语言的科学性 物理教学语言的科学性,应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用最简练的语言表现最丰富的内容。”要求在语法上用词恰当、简洁明快、干净利索。语言的准确性是物理教学语言科学性的核心。要求教师准确地掌握物理知识及其方法,说明物理现象及其本质。教师教学语言的精炼,是指教学的语言表述要做到言简意赅。优秀物理教师准确、精炼的语言“像敲钉子——声声入耳”。在教学中应注意避免言不及义的废话和不必要的重复,不说不着边际的空话,不讲套话,不说半截子话,不要口头禅。有些学生把在教学中常用“这个”、“那个”、“也就是说”、“嗯”、“啊”、“是不是”等多余字词的教师,称为“哼哈先生”,这也反映了学生对教学语言的要求。物理教学语言的科学性,还要求推理富于逻辑性,论述问题富于系统性,要做到语言本身要准确,不能含糊其辞;要清晰,不能前言不搭后语、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物理教学系统性要求教学语言层次清楚,结构条理,抓住精华,突出重点,取舍有致,而不是挂一漏万、以点代面。 二、物理教学语言艺术的功能 教学艺术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它是依靠其整体发挥其巨大教育作用的,教学艺术整体功能的发挥依靠其内部结构的最优化组合,教学艺术的整体功能的全面发挥,构成教学艺术神奇的综合魅力,在学生心灵深处产生强烈的审美效应。 物理教学语言艺术是教学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物理教师要在物理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物理教学语言艺术的陶冶功能、转化功能、愉悦功能和启智功能。 1.抑扬顿挫,感染力强——发挥教学语言艺术的陶冶功能 由于教学艺术情理交织的特点和感染力很强的审美形式,使之形成鲜明的情景性和非理性因素,具有不可忽视的全方位的潜在教育作用。“只有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的教育,才起了滴水穿石的作用”,这就是教学艺术陶冶功能。因此,物理教师的讲解要抑扬顿挫,教学语言应该有高有低,有快有慢,富有节奏感。将表情、手势、停顿、操作等无声语言与声调、轻重音等有声语言恰当地配合起来,使教师的讲解有声有色,更能激发学生的智力活动,从而使课堂气氛有节奏、有旋律、有起伏,学生在获得知识的同时得到美的享受,不断地把学生的学习情绪推向高潮。 在教学过程中,重要之处,适当提高声音,促其注意;关键之处,稍作停顿,使其感悟;需熟记的内容,不妨和以声韵,以利记忆。这样,就可以增强感染力,提高物理课堂教学的效果。 2.生动形象,直观性强——发挥教学语言艺术的转化功能 教学的实质就是引导学生把人类已知的科学真理转化学生的真知,把知识转化为能力。教学艺术高效率的转化功能标志着教师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因为精湛的教学艺术,可以迅速高效地完成知识的传授、技能的培养、智能的开发和品德的形成的教学任务。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语言要生动形象,既活泼、有趣、逼直,又深入浅出、易于接受。语言直观最好的形式就是“打比喻”。教师能深入浅出地选用一些富有情趣的比喻,化抽象为具体,变枯燥为有味,降低学生思维的难度,就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例如在进行“机械波的图象”教学中,对于简谐横波的传播方向与质点的振动方向之间的关系这一难点问题,笔者采用拟人化的方法,设想“一个小人顺着波的传播方向走去,在上坡的地方质点振动方向向下,在下坡的地方质点的振动方向向上”,进而得出“顺坡走,上坡下,下坡上,莫回头”的口诀,既符合客观规律,又易于记忆和应用。这样的教学语言艺术很受学生欢迎。 3.幽默可亲,趣味性强——发挥教学艺术的愉悦功能 教学的趣味性乃是教学艺术的愉悦功能的重要因子。教学艺术的愉悦功能直接促进学生乐于学习,教学艺术的愉悦功能从多方面影响学生的学习。原苏联教育学家米?期洛特夫说过:幽默是教育家最主要也是第一位的“助手”。在课堂讲解中运用幽默,可以控制学生的注意;可以使讲解的内容变得有趣,活跃课堂气氛,消除师生间的隔阂,融洽师生间的关系;可以突出一些概念、规律的特征,解决教学的难点,还可以巧妙地处理偶发事件,使教学转入正规。 如在讲“照相机”时,笔者采用讲故事的形式:某君照相时头顶地、脚朝天,问他为何如此照相,答曰:“照相只能成倒立的像”。学生听后发出笑声,不但活跃了课堂气氛,而且牢牢地记住了成像的特点。物理中经常要用到图形,如果把机械僵硬的物理图形画成幽默画,把物理变化过程用幽默连环画的形式展现,既可以加深学生对物理情景的感悟和理解,又可以使物理学习变得生动有趣,还可以得到艺术的享受。其实,日常生活中的很多幽默可以搬到物理课堂上来,只要运用恰当,通过幽默的描述、生动的语言、声情并茂的讲解,学生兴趣倍增、情绪高涨,容易进入一种最佳的学习意境。 4.巧于点拨,启发性强——发挥教学艺术的启智功能 孔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它指明了教师要抓住恰当的时机进行启发、点拨。启发式教学的目的是要引起学生的积极思维,其首要条件就是教师的教学语言具有启发性。这要求教师的讲课语言要跟当时学生的思想联系起来,与学生的接受水平尽量贴近,在各个教学环节中灵活机动地运用不同的教学语言形式,使学生接受所学的内容。巧妙设问,巧设导语,布设悬念,引导小结,师生互动,积极参与,环环相扣,引人入胜,将学生引入知识的殿堂。 笔者在“摩擦力”教学过程中,先让学生观察有关摩擦力的实验,再讨论有关摩擦力基本概念和知识,然后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增大有益的摩擦,减小有害的摩擦。鞋底为什么有凹凸不平的花纹?气垫船、磁悬浮列车有哪些力学特点?就这样,寥寥数语,轻松地打开了学生们的话题,引出了学生们的思维之路,使学生学得更为积极主动。 语言艺术论文:探析小学数学教师的课堂教学语言艺术 【论文关键词】小学数学 课堂语言 语言艺术 幽默风趣 【论文摘 要】小学数学语言是一门特定的语言,她作为一种表达科学思想的语言,在现代信息社会中已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应用性的交流工具。从一定意义上说,教师数学课堂教学语言能力的高低决定了学生小学数学学习水平的高低。数学教学中加强小学数学语言的教学,是现代数学教学不容忽视的问题。 小学数学教师的课堂语言作为一种表达科学思想的语言,在现代信息社会中已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应用性的交流工具。语言应当被看成数学知识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而小学数学语言是数学知识的载体,也是数学思维的工具。为数学交流提供了科学的保障,在发展学生数学思维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在数学教学中必须重视教师的课堂教学语言的运用。现实的问题是,数学教学不像语文教学那样要单独教小学数学语言,它一般不专门讨论数学中的语言问题,常常是一带而过,因此教师的课堂语言表达方式和质量直接影响着学生对知识的接受,教师语言的情感引发着学生的情感,所以我们说小学数学教师的语言艺术是课堂教学艺术的核心。 一、小学数学语言要准确规范、严谨简约 小学数学教学语言的准确性是指数学教学语言应该是严谨的、准确无误的语言。数学中的概念、性质、公式、定律都有它特定的内涵和表达方法,有时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也可能造成演变成概念性的错误,例如:“数位”和“位数”,“增加了”和“增加到”是截然不同的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位数不够用0补足”就不能说成“数位不够用0补足”。另外,读音要准确,作为教师要坚持并且要用尽可能准确的普通话教学,避免在传递教学信息时因使用方言而使学生对数学知识发生误解。在教学中多音字也要读准,方言和习惯读音要改用标准音去读。 教师的语言在准确的前提下,还要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有些刚走上讲台的教师之所以不能在40分钟内完成教学任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怕学生听不懂,返来复去、不厌其烦地讲,使课堂中有限的时间在与讲课内容无关的废话中悄悄地溜走,结过使教学重点得不到突出,学生又产生厌烦情绪,影响了教学的效果,为了克服上面的问题,必须在备课时精心设计好问题,过渡语,尽量不说与讲课内容无关的话。我们每一位教师在教学中要特别注意自己教学语言的严密和准确,不能任意使用日常生活语言来解释,表达数学知识,更不能出现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甚至于前后自相矛盾和错误的语言。 二、小学数学教学语言要启发性强 孔子说过:“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悱,这里指教师有意不说出结果、答案)在教学过程中,要变学生的被动接收信息为主动地获取知识,这就要求教师要启发学生通过看、想、做等认识活动来掌握。如,教“圆的周长”一节时,老师拿出一个呼拉圈,问学生,你能计算出它的周长吗?学生回答能量出它的周长(因学生没学计算圆周长的方法)。用什么量?怎样量?(用皮尺绕一周)还能用什么量?(先用绳子绕一周,然后再用皮尺量绳子长度)还可以用什么方法量呢?(在地上滚圈,然后量地上滚动一圈的长度)教师充分肯定学生的做法,想法很好,想象很丰富,然后接着问,如果给你们一个非常大的圆,还容易量周长吗?有没有简单方法来计算圆的周长呢?通过老师做实验得出:圆的周长和它的直径密切相关,圆的周长总是它直径的 3 倍多一些,在 3.1415926~3.1415927 之间,这个数是个固定的数,叫圆周率。现在同学们说说看,只要知道什么,就能求出圆的周长? 上例中,教师用了一系列启发性提问,不断点燃学生思维的火花,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自主掌握知识。 三、小学数学教学语言要形象有趣,通俗易懂 小学数学教学语言既非书面用语,又非口头用语,要通俗明白,使学生听得有滋有味,教师应该使抽象的概念具体化,使深奥的知识明朗化,用自己深厚的文化底蕴教给学生丰富的数学素养,通过驱动学生的数学想象,来达到培养学生数学能力的目的。 例如:在教学“时、分、秒的认识”时,为了揭示课题,教师先让学生猜谜语:“兄弟三人来赛跑,个子有矮也有高,他们会走没有腿,他们会说没有嘴。会告诉我们在什么时候睡,什么时候起、什么时候上学去。”当同学们猜对后,教师很自然的引出课题:“今年我们来认识钟面”。这样既有趣味性,又自然地把学生学习动机、兴趣吸引到新知识的学习上来。 四、小学数学教学语言要幽默风趣 幽默是一种较高的言语境界,它富有情趣,意味深长,小学数学教师的语言幽默,其作用是多方面的: 幽默可以激活课堂气氛,调节学生情绪。学生心情舒畅地学习与惶恐畏惧地学习,其效果是大不相同的。教师要善于借助幽默的语言去创造有利于师生情感沟通的课堂气氛,针对学生不注意分析已知条件,忽略隐含条件而引发出错误的证题思路,结合当今中学生错别字较多的情况,我分析题意后说:“这位同学的思想走到牙路上去了”,故意将“邪”读成“牙”,引起学生轰堂大笑,这既提高了学生认真分析已知条件的重要性,又告诉了学生“重理轻文”的思想要不得。 幽默可以提高批评的效果,让课堂违纪地同学心悦诚服,教师在课堂上遇到某些特殊情况时,假如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和理智,动辍对学生发火训斥,其弊端是众人皆知的,如果用幽默的语言来处理,其作用和效果就大不一样。 幽默可以开启学生的智慧,提高思维的质量,课堂教学的幽默,应和深刻的见解、新鲜的知识结伴而行,教给学生理智,学生会产生会心的微笑,获得美感享受。 总之,当然教师的课堂语言艺术多种多样,远非上述几点所包罗。教师的小学数学语言艺术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自己不断的学习和长期的实践,教师只有在数学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总结,不断完善自己的教学语言,达到数学教学语言的科学性、艺术性的辩证统一,若如此,我们的教学水平自然就会不断地得以提高。 语言艺术论文:探析课堂教学的语言艺术 摘要:课堂教学是教师通过语言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从而达到教学的目的,这就要求教师的课堂语言必须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应该做到:一是饱含激情而具有号召力;二是形象生动而通俗易懂;三是趣味幽默而富有启发;四是推理严密而环环可扣。 关键词:课堂教学 语言艺术 众所周知,课堂教学是教师通过语言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从而达到教学的目的,那么,这就要求教师的课堂语言要具有较高的艺术性。教师的课堂语言,应该声声入耳、句句感人、取喻贴切、出言有章。如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能用自己的"内部语言"迅速且准确地转换成学生容易接受的"外部语言",就会"言在此,而意在彼"。这样,就达不到预期效果和教学目的。如果教师不善言辞,讲起课来吞吞吐吐、语无伦次,正像"茶壶倒饺子"一样,那么即使是知识渊博,也很难完成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任务。因此,教师的课堂语言应该具有较强的号召力、饱满的激情、严密的逻辑性,也应该通俗易懂、形象生动、趣味、幽默而富有启发。 一、课堂语言应该饱含激情而具有号召力 古人说:"感人心者,莫先于情。"可见富有激情的语言才能感人,才能广泛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才能在课堂内产生一种强烈的号召力和凝聚力,使学生的思想高度集中到黑板上、教师身上、书本上,而不致于使学生"身在在心在汉"。那么,怎样做才能达到上述目的呢? 首先,教师应该把握住感情阈值及感情流量。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客观外界信号刺激人的大脑便引起大脑皮层的兴奋,这种信号达到一定"强度"时,感情才能开始发出。这个一定的"强度"即为阈值。因此,要以情动人,就必须有超越阈值的刺激信号,不然感情就难以发出。其实,教师讲课如同相声演员说相声一样,必须高度进入角色,才能达到"情自肺腑出,方能入肺腑"的境界。那么,这就要求教师很熟练地掌握所讲内容,才能轻松自如地进行讲解,才能充分地发挥语言技巧,从而达到"情见于辞、情发于声、情触于理"之效果。然而,教师还应该恰到好处地把握感情的流量,应以触发激起学生的求知欲为标准。以自己"灼人"的力量,收到感人的效果。 其次,教师应该把握住感情色彩,使学生产生心理共鸣。上课时,教师应该通过自己语言的抑、扬、顿、挫和面部表情的变化及恰当的手式等等,体现出不同的感情色彩。同时,根据授课内容的发展,时而低声细语、时而大声疾呼、忽而声色俱厉、忽而婉转动听。这样,以表情、语调作为课堂语言的辅助工具,就使授课内容与讲课激情高度和谐统一,从而达到引人入胜的目的。 二、课堂语言应该形象生动而通俗易懂 课堂中,教师必须对自己的语言进行精心组织,应该选择确切、精辟、通俗、常用的字、词、句,应极力避免使用令人费解的、罕见的方言词和文言词等。这样,才能达到课堂语言形象生动而通俗易懂的目的。其次,课堂语言还应讲究语法规则,且言简意赅。竭力使字、词、句等各级语言单位符合约定俗成的语法规则。不说半截句,不含糊其辞,也不拖泥带水。不然,就会主次不分明,就有点"荒草多了,苗就看不清"的味道。再次,教师在课堂中举例、取喻都应是学生易于接受且是喜闻乐见的东西。否则,就达不到通过举例、取喻来进一步说明问题的目的。当然,举什么例子,取什么比喻,都应在课前深思熟虑一番,绝不可临场靠灵感信手拈来,这样往往会使自己陷入被动境地。 三、课堂语言应该趣味、幽默而富有启发 趣味和幽默可以说是课堂语言的双臂。它们在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及启迪学生的智慧等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也就好像课堂的"味精"一样,如果投放适量的话,一定会使课堂"这锅菜"其味无穷,充满活力。 古人说:"启其蒙而引其趣"。这就是说经过启发引导,可以大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例如:语文老师解释成语"欲盖弥彰"时,就可以巧妙地用另一富有趣味的成语典故"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王二不曾偷"来说明其意义。这样,学生就在笑声中很自然地记住这个成语的意思。再如,物理老师可以由一队步兵正步过桥导致桥塌的故事来讲解"共振"的原理。化学老师可以由"坟山鬼火"来解释磷燃烧的道理。这样就使抽象的理论具体化了,把枯燥的东西变得富有趣味。从而使学生不把记忆东 西当成一种负担,反而在快乐的气氛中记住了东西。当然,我们提倡课堂语言应该富有趣味性,而不是要教师专门讲笑话,哗众取宠,来迎合学生。否则,就会使学生觉得课堂语言过于轻佻、庸俗、油滑。这样不仅大大地偏离了主题,而且也达不到教学目的。 有位名人这样说过:"幽默是智慧的闪现",这就说明了老师如能恰当地运用幽默语言,可以大大地开发学生智力,很好地陶冶学生的情操。幽默的语言也好像一串鞭炮,一点就响,一讲就笑,在笑声中绽开了智慧的花朵。因此,幽默的课堂语言,不仅使学生在发笑的同时领会了其中蕴含的智慧和哲理,而且活跃了课堂气氛,消除了紧张和疲劳,从而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学到了老师传授的知识。 四、课堂语言应该推理严密而环环相扣 课堂上,教师应该准确地表达所讲内容和严密地论证论点,用逻辑的力量去吸引学生,去一步接一步、一环扣一环地"征服"学生。因此,教师的课堂的语言应该条理清楚、推理严密、不凌乱。不然就会使所讲内容尤如一堆沙子,没有一点粘性,前后内容连贯不起来。同时,教师的课堂语言也应该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教师要抓纲张目,准确地把授课内容的重点、难点全面概括出来,使整个一堂课的内容好像一串有大有小的葡萄一样,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对课堂内容有清晰的印象和完整的记忆。 综上所述,具有较高的课堂语言艺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也不是一件"高不可攀"不能办到的事,这是我们教师一直需要探讨的问题。只有不断探索、不断创新,才能逐渐走向完善、走向成功。俗话说:"从血管里喷出的是血,从喷泉里喷出的是水。"是的,在教学中,教师花一份心血,就会有一份收获。教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艺术,作为教师,真可谓任重道远。 语言艺术论文:教师课堂语言艺术浅析 意大利诗人但丁说过:“语言作为工具,对我们之重要,正如骏马对于骑士的重要。” 所谓课堂教学语言,是指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使用的语言。研究发现,课堂教学语言对课堂教学效果和学生思维的开发都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教师具有良好的语言艺术,能使一堂课饶有兴趣,从而提高学生的听课兴趣,教学效果也将事半功倍。但教学中教师语言还存在一些问题,达不到语言艺术的境界,因此作为一名教师,应致力于提高自身的语言艺术。 首先来谈一下课堂教学语言的国语口语化的问题。课堂教学语言既要口语化,又要科学性和准确性,这与日常语言不同。然而,很多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学语言存在着主观随意性,句式松散,话语不流畅等问题。而教师在教学中主要目的是引导学生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因此,教学语言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目的性。课堂教学语言往往要求比较严谨,语言流畅,词语规范等。再者,教学中日常口语现象还存在着语言表达的随意性,发音、吐字、语调等的不准确性,没有抑扬顿挫的语调变化。而在教学中,教师的教学语言既要激昂,又要委婉,才能最大限度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学习效率。 然后来关注一下教师课堂语言生硬呆板的问题。课堂教学语言要生动形象,栩栩如生,饱含激情。古人云:“感人心者,莫先于人”。受欢迎的教师,不仅能绘声绘色地再现教材、描述事实、还能用生动的语言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善于运用机智风趣、诙谐幽默的语言增强教学的表现力。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有理,掌握分寸,恰到好处,寥寥数语,妙趣横生,既活跃课堂气氛,又使学生在笑声中接受教育,印象深刻。然而许多教师的语言枯燥乏味,颠三倒四,夸夸其谈,不能调动学生的兴趣,影响教学质量。 我们再一起来讨论一下教师课堂语言缺乏艺术性的问题。教师语言的运用是一种艺术活动。教师的教学语言艺术水平综合反映着教师的全部教学素养。著名美学家朱光歉先生说:“话说得好就会如实地达意,使听者感到舒适,发生美感,这样的说话,就成了艺术了”。 但有些教师认为,教师的任务就是传授知识,只要能把知识传授出去,学生能听清楚就万事大吉了,还谈什么语言艺术。在实际工作中,许多课堂教学的失败,并不都是教师知识贫乏或资历短浅造成的,大多是讲授缺乏应有的语言艺术。 在课堂教学中,还有一个问题也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那就是教师普遍不善于应用肢体语言。教师每天上课时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会对学员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教师的教学除了语言外,还应配合使用肢体语言,肢体语言是对课堂有声语言的重要补充。 针对以上种种问题,我们应该认真分析研究其产生因素,从而提出有针对性的、行之有效的化解策略。 孔子云:“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要想让整个课堂充满活力,让学生的思维得到更好的发展,教师就必须不断锤炼自己的语言,力求句句有用,字字精确。因此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苦练课堂语言基本功。在课堂语言艺术上,教师的好口才,好课堂语言主要来自于系统的专业知识,缜密的逻辑思维,娴熟的讲授技巧,炉火纯青和标准的普通话及大众化的群众语言。这样的教师胜似演员而深受学生欢迎,教师不仅平时要多注意自己的语言,潜心钻研,掌握规律,学点语法修辞和逻辑学知识,提高自身素质,打好坚实的语素基础,还要苦练语言基本功,如语言的节奏和韵律问题等,那么教师的课堂语言就会得到改善。 二、自我反省,明确问题所在。教师要深刻认识到课堂语言艺术的重要性,并对自己的课堂语言进行反思,更好的认识到自己的教学口语方面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围绕着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对照,明确问题所在,对课堂语言的训练和提升,有很大的帮助。 三、从读书中丰富自己的语言艺术。读万卷书,知识丰富,思维活跃,语言灵活。教师从读书中学习语言,应从经典作家的论著和著名的文艺著作中吸取语言艺术的精华。如果一个语文老师阅读了莎士比亚的大量戏剧,那他的课堂语言必然不会呆板生硬,枯燥单调;如他熟知屠格涅夫的作品,他的语言就可能明净和谐,优美宁静起来。又如历史老师在讲述法国大革命前熟读了雨果的《九三年》和狄更斯的《双城记》,那讲起来可能就不会简单地讲解教材,而是更多一分情感投入和历史背景的深入分析。 四、从课堂实践中提高语言艺术水平。教师,要真正提高自身的课堂语言艺术水平,首先要学习,再就是实践,二者结合起来才会收到更好的效果。教师把平时向老教师、学生、媒体等学到的语言运用到教学实践中,有计划地设计不同的语言形式,从语句、修辞、音量、语调等方面都做出精心的准备,而后在课堂教学中予以落实再根据落实的课堂反馈予以及时的调整和丰富,必定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五、注重肢体语言在教学中的应用。课堂教学是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解答疑惑的主要途径,除使用语言外,非语言交流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肢体语言就是其中之一。肢体语言的运用恰当不仅能够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也会加深学生的印象,这样,学生就会更好的理解教师的意图。因此,肢体语言的使用是一种艺术,更是一门科学。教师应该充分掌握并不断练习,以便提高自己的教学质量。相信如果能够恰当的运用这一技巧,又会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更好的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教学课堂语言是科学和艺术的统一。一个称职的教师,需要在语言的艺术性上多下工夫,要“做语言美的楷模”,努力提高自己语言的艺术水平。坚持课堂语言训练,教师应成为语言学习的有心人,要刻意把每节课作为锻炼和提高教学语言的机会,最终必定会使自己的语言得到丰富和发展,语言艺术是教师的基本功之一。为出色地完成教学任务,每个教师都应当努力提高自己的语言素养,掌握语言艺术,增强语言的表现力,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语言艺术论文:物理教学的语言艺术和举例艺术 物理学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怎样才能使课堂教学最优化呢?怎样才能在课堂上吸引学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呢?怎样才能启开学生的心扉,发展学生的智力,培养学生的能力呢?我认为这不仅需要妥善处理教材,安排内容,更要注意课堂教学艺术,而课堂教学艺术的重要方面就是课堂教学的语言艺术和举例艺术。 一、课堂语言的艺术 1. 语言的形象性 物理教学语言的特点是形象化。形象化的语言表达富有力度,能使学生感到惊讶、感到不同凡响,使学生情绪兴奋,对认识产生兴趣,体验获得知识的喜悦,从而提高学生学习的内驱力。注意运用形象化的语言,并非基于活跃课堂气氛,逗逗风趣。而是教师运用形象化语言施教,旨在激发学生的学习激情,引导学生学习物理知识本身。 2. 语言符合科学性、思想性 所谓科学性,就是要用准确无误、合乎逻辑的语言。我们要讲教学语言的科学性,但又不能片面地、一味追求什么概念都要严格地科学定义,而应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循序渐进,不断完善深化。例如,在讲力的概念时,首先只是叙述力是物体对物体的作用,接下来在高中讲授牛顿第三定律,对力的概念加深一步,指出力是物体对物体的相互作用,直到讲授牛顿第二定律后,又从力的作用效果来叙述,力是使物体产生形变和加速度的原因。这样对力的概念就逐步深化和完善了。 所谓思想性就是教学语言的教育性。语言是思维的表现形式,任何语言都反映一定的思想内容,教师应紧密结合教材内容,通过自己的教学语言有目的地、有意识地对学生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教育。 3. 语言注意严谨性、针对性 物理教材中用来表达物理概念、定理、定律等的语言都是十分确切和精炼的,常常是少一个字不行,多一个字不好,前后颠倒也不行。例如,光的反射定律中“反射光线在入射光线和法线所决定的平面内;反射光线和入射光线在法线的两侧;反射角等于入射角。”就不能将“所”字漏掉,也不能将“反射光线”和“入射光线”位置互换,更不能说“入射角等于反射角”,这是物理语言的严谨性和逻辑性的要求。 教师的语言应该是精辟的,但必须考虑针对性,物理教学语言的针对性首先应受教学内容的限制,不同的教学内容要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其次还要受学生年龄的制约,对不同年级的学生,教师必须用不同的语言形式,否则会失去对学生的吸引力;再次是受课堂上学生接受知识的情绪制约,这就要求教师的语言要有灵敏性、随机性,也就是因材施教。 4. 语言技巧需要想象力 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知识是有限的,想象力是无止境的。丰富的想象力,理智的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物理学的进步,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之所以说想象力是物理教学语言技巧的源泉,原因是教师可以想象知识的演化,想象实验的结果,想象课堂教学过程的情景,借助于想象提高语言技巧。从想象中采集,由造化中迸发,语言的技巧性,不是造作而得,恰是自然形成的。 5. 语言幽默可亲,有较强的趣味性 幽默是教育家最主要、也是第一位的助手。在课堂讲解中运用幽默,可以控制学生的注意;可以使讲解的内容变得有趣,活跃课堂气氛,融洽师生间的关系;可以突出一些概念、规律的特征,解决教学的难点。例如,在讲“照相机”时,我采用讲故事的形式:某游客照相时头顶地、脚朝天,问他为何如此照相,答曰,照相只能成倒立的像。 学生听后发出笑声,不但活跃了课堂气氛,而且牢牢地记住了成像的特点。 其实,日常生活中的很多幽默可以迁移到物理课堂上,只要运用恰当,通过幽默的描述,生动的语言,声情并茂的讲解,学生兴趣倍增,容易进入一种最佳的学习意境。 6. 语言的直观性 在物理教学中,还要注意语言的直观性,要运用语言艺术,使抽象的概念具体化,书面文字口语化,枯燥知识趣味化,这就是说教学语言既要通俗易懂,又要深入浅出,以加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例如,学生对如何区别电磁感应中的左手定则和右手定则,不难看出感应电动势的“感”字有个“口”字,右手的“右”字也有个“口”字,“口”字对“口”字判定感应电动势方向用右手;左手的“左”字下面有个“工”字,做工就要用力,故左手定则是用来判定通电直导线在磁场中的受力方向,这种拟人化的语言使学生注意力得到了集中。 二、课堂举例的艺术 在物理教学中恰到好处的举例,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启迪思维,加深理解,发展学生的智力。笔者在多年教学实践中,探索出课堂举例的四个特色,即“近、趣、妙、变”。 1. 近举例 近举例就是应多举学生平时看得见,听得到,摸得着的事例。让学生感到自己生活在自然科学之中,增强亲近感、现实感。例如,讲光的反射定律时,许多学生对“反射角等于入射角”的因果关系弄不清,认为“入射角等于反射角”也不错。为此,课堂上我举了一个生活中的例子:“小明的相貌很像他的父亲,但如果说成小明父亲的相貌很像小明行不行?”结果全班学生都笑了。我就因势利导说明了“先有老子、后有儿子”,“反射角等于入射角”不能颠倒的道理。 2. 趣味举例 趣味是吸引学生积极探究某种事物和爱好的动力。列举有趣的例子,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热情。例如,讲“蒸发”内容前,我用水彩笔在投影胶片上画了一只烈日下的黄狗,张大嘴伸出鲜红的长舌头。当用投影仪放出这一彩色图像时,学生不约而同地思考着同一问题:在炎热的夏日里,狗为什么要张口伸舌?我立即指出,要想知道为什么,请认真学习有关“蒸发”的知识。用生动、有趣的例子引入新课,可促使学生萌发强烈的求知欲,产生了积极的学习动机,潜移默化地从“苦学”过渡到“乐学”,从“难学”过渡到“易学”。 3. 举例要妙 妙就是指在学生思维发展的关键处、疑难处,起架桥铺路、有效点拨的作用。例如,在讲热水和冷水混合时,学生容易忽视“质量未知”而误认为“冷水升高的温度等于热水降低的温度”。为此我举一实例:在0 ℃的池塘水中,滴一滴100 ℃的开水与池水混合,池水温度能升高50 ℃吗?学生一听恍然大悟。 4. 举例要变通 在课堂教学中要“教活”,变则灵。变才会使课堂45分钟不枯燥、不乏味,愈变愈新,愈变愈活,深入其理,曲尽其然。 总之,教师怎样站、怎样坐、怎样说在教育上都不是“细微末节”,很多时候对教师工作的成败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教学语言,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
建筑科学论文:建筑科学设计问题分析 【摘要】文章分析了房屋结构设计中常见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防治措施。 【关键词】建筑;结构;设计 一、建筑基础设计问题 多层房屋无地质详勘报告,仅仅依据建设单位口头或笼统参照附近建筑物的基础设计资料就进行施工图设计是不科学的。地基与基础设计要做到合理,安全适用,设计人员必须依据地质勘察资料,统一考察多方面因素进行基础类型和上部结构的详细勘测方可设计,仅凭耐力这一数据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安全的,更不能盲目地把耐力容许值取得小一些就认为万无一失了。 采用换土垫层进行软弱地基处理,不进行换土垫层设计,只凭经验处置。有时设计者对软弱地基的危害认识不足,只是简单地凭借经验采用砂垫层加强一下承载力,没有进行垫层宽度和厚度计算,只能使软弱地基处理既不安全,又不经济。 民用建筑中柱、梁及基础的负荷未按规范乘以折减系数。设计人员设计多层民用建筑时,在计算梁、柱和基础的负荷时未按现行设计规范采用荷载乘折减系数计算其荷载值,因而荷载值不准确。 二、承重柱截面高度设计过小 这种情况多发生于六度抗震设防区。一些结构设计者误认为六度设防就是不设防,图受力分析方便,他们故意把柱子的截面高度设计得过小,使梁柱的线刚度比加大,把梁简化为铰支梁,柱按轴心受压计算。这种做法虽然易于进行结构受力分析,但却给房屋结构埋下了隐患。因为这样做忽略了梁柱间的刚结作用,即忽略了柱的约束弯矩,加之以柱截面的配筋都较小,结构一旦受力后,柱顶抗弯强度必然不足,从而使柱子与梁底附近将会出现一条或多条水平裂缝,形成塑性铰。这样在正常使用情况下,柱子已开始带铰工作。这不但影响了房屋的耐久性,而且也常常引起用户的恐惧心理。更为严重的是,这样的结构一但遭遇地震作用时,将会倒塌,这违背了现行抗震规范中“强柱弱梁”的设计原则。 三、砖混结构房屋中构造柱兼作承重柱用 在砖混结构中,构造柱不但能够提高墙体的抗震能力,而且构造柱与圈梁联结在一起,形成对砌体的约束,这对于限制墙体裂缝,维持竖向承载力,提高结构的抗震性能有着重要的作用。 在当前结构设计中,构造柱经常被作为承重柱使用,这种做法将引起以下几个问题。 构造柱作为承重柱使用后,使得构造柱提前受力,这不但会降低构造柱对墙体的拉结和约束作用,而且结构一旦遭遇地震作用时,在构造柱位置必然形成应力集中,首先破坏。这样构造柱不但起不到其应有的作用,反而成为房屋结构中的一个薄弱的部位。 构造柱一般生根于地圈梁中,没有另设基础,构造柱兼作承重柱使用后,柱底基础的抗冲切、抗弯强度及局部承压强度必然不能满足要求。柱底基础一旦发生冲切或局部承压将出现裂缝。建议承重大梁下的柱子应按承重柱设计。若梁上荷载和跨度都比较小时,构造柱也可布置于梁下,但此时必须按不考虑构造柱作用来验算墙体的局部承压和抗弯强度。经验算合格,方可在梁下布置构造柱。 四、悬挑梁的梁高选用过小 设计者往往只注意了对梁的强度和倾覆进行验算,而忽略了对梁挠度的验算。梁高选用过小,引起梁截面的受压区应力过高,在正常使用状态下,梁截面受压区产生非线性徐变。梁挠度随时间的推移不断加大。挑梁的变形引起梁板出现裂缝,裂缝宽度随着挑梁变形的加大而加宽,影响了房屋的正常使用。据笔者观察,这种挑梁的变形发展到后期,梁支座截面上部受拉区常常出现较宽的竖向裂缝,受支座附近上部受拉区也会出现较宽的竖向裂缝。受支座附近剪弯作用的影响,竖向裂缝向下延伸发展为斜裂缝,此时梁已接近破坏,当为托墙挑梁时,梁过大的挠度引起梁上部在梁支座附近出现裂缝。裂缝在梁支座处沿斜向延伸,缝愈靠上愈宽。挑梁的截面过小对结构的抗震也很不利。悬挑结构对竖向地震的作用最为敏感。梁高小时,截面的相对受压区高度较大,梁的延性减小,在竖向地震作用下易发生脆性破坏,失去承载力。 五、框架结构设计问题 在框架结构设计中,只注意了横向框架的设计而忽视了纵向框架的设计。 现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要求,水平地震作用应按两个主轴方向分别计算,各方面的地震作用应由该方向的抗侧力构件来承担。就是说,在框架结构设计中,纵向框架与横向框架有同等的重要性。一些结构设计者对以上非抗震设计,只按纵向的普通的连续梁进行设计,梁柱的节点和框架中的纵筋、箍筋的配置无法满足框架的构造要求。由于没有考虑地震的纵向作用,在实际设计中经常出现梁的支座负筋,跨中纵筋及箍筋的配筋置均不足的现象。 六、楼板设计常见问题 楼板是建筑工程中的主要承重构件,是它将楼面,屋面的荷载传给其周围的墙或梁上,楼板的设计问题必将连带梁、墙、柱等构件安全。若对整个设计考虑不周,很容易出现设计质量问题,有的还可能存在严重的质量隐患。楼板设计中常见如下几个问题。 设计时为了计算方便或因对板的受力状态认识不足,简单地将双向板作用单向板进行计算。使计算假定与实际受力状态不符,导致一个方向配筋过大,而另一方向仅按构造配筋,造成配筋严重不足,致使板出现裂缝。 板承受线荷载时弯矩计算问题。在民用建筑中,常常在楼板上布置一些非承重隔墙,故大楼板设计中常常将该部分的线荷载换算成等效的均布荷载后,进行板的配筋计算。但有些设计人员错误地将隔墙的总荷载附以板的总面积。另外,板上隔墙顶部处理常采用立砖斜砌顶紧上部分的楼板、屋面板,这样会给上部的板增加了一个中间支承点,使其变为连续板,支承点上部出现了负弯矩,而在板的设计中又没考虑该部分的影响,致使板顶出现裂缝。 双向板有效高度取值偏大。双向板在两个方向均产生弯矩,由此双向板跨中正弯矩钢筋是纵横叠放,短跨方向的跨中钢筋应放在下面,长跨方向的跨中钢筋置于短跨钢筋的上面,计算时应用两个方向的各自的有效高度。一般长向的有效高度比短向的有效高度小d(d为短向钢筋的直径)。有的设计为图省事或对板受力认识不足,而取两个方向的有效高度一致进行配筋计算,致使长跨有效高度偏大,配筋降低,使结构构件存在质量隐患,甚至出现开缝的现象。 七、连续梁按单梁进行设计 这种情况多发在阳台边梁的设计中。由于边梁上的荷重一般较小,没有引起设计者的重视,图受力分析方便,设计者把实际应为连续梁的梁按单简支梁进行设计,致使梁在支座处上部负筋配置量过少。这样必然引起梁在支座附近上部受拉区出现竖向裂缝,进而引起梁上部拦板出现竖向裂缝。如果该边梁长度较长时,问题将会变得更加严重。因为该梁一般直接暴露在室外,受环境温度影响较大。当环境温度变化时,梁的伸缩受到梁端柱或挑梁的约束,在梁内产生收缩应力,该收缩应力作用于原已产生的梁上裂缝处,引起梁的支座附近沿整个梁截面四周裂缝贯通,梁承载力降低,直接影响了使用安全。 建筑科学论文:智能建筑科学技术专业建设 1增设新专业的必要性论证 1.1相关产业发展现状调研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与现代建筑的融合,使我国楼宇智能化技术迅速普及,各种智能建筑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为建筑电气技术的应用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也为设备制造、工程设计施工、物业经营管理等行业开拓了巨大的市场,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工作特点鲜明、技术内涵丰富的新行业,极大促进了社会对建筑电气工程技术专业人才的需求。[1] 1.2职业岗位(群)分析 本专业在宽口径的职业素质与专业基础平台上,设置2个专门化专业方向。 A.建筑电气施工技术专业方向毕业生,主要在担任电气方面的施工工程师、施工队长、项目经理、工程监理等工作,也可从事运营管理及中小型工程的设计工作,或在电气照明工程公司、建设工程公司单位等部门从事安装工程造价预决算,物业管理,销售,监理,建筑施工组织管理等工作。 B.建筑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方向毕业生,主要在设计院、房地产开发公司、装修公司、建设监理部门、设备安装施工公司、楼宇弱电系统集成(含消防系统)公司、电气照明工程公司、建设工程公司单位等部门从事现代化楼宇自动化设计、安装、调试、运行、维护及管理,安装工程造价预决算,物业管理,销售,监理,建筑施工组织管理等工作。 1.3专业服务方向及市场对本专业人才的需求分析 重庆成立直辖市以来,成就了房地产行业的崛起,特别是现代智能办公大楼的建设已经成为时尚。智能建筑对建筑内的设备、配电、线路集成等的要求标准比原有的普通建筑要高很多,智能控制需要更规范、更准确、更安全、反应更快,对工作人员的要求就更高,因此,需要一大批实用技术知识面宽、高技能、综合工程实践能力强的高技能型人才。 重庆市高职高专院校共有20余所,目前只有重庆正大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本专业,而在整个西南地区,也只有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和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此专业。纵观全国高职高专院校,建筑电气工程技术这个专业也是非常稀少,因此,该专业的学生就业前景非常广阔,开设此专业将极大的有利于推动重庆市乃至西南地区的现代化智能型建筑的发展。 智能建筑市场的迅猛发展,直接拉动了对智能建筑新职业人才的需求。目前国内建筑电气从业人员数量巨大,已达到约100万人,且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重庆、广州、深圳、天津、杭州、宁波、大连等大中城市。绝大多数从业人员都未经任何培训就直接上岗,生产一线的操作人员技能水平很低,高级工不足2.4%,技师不足1%,高级技师不足0.3%。目前,全国建筑电气新职业人才缺口达40万,特别是建筑电气施工人才、楼宇智能化系统设备运行维护人才、楼宇智能化工程设计、管理、安装与调试人才等各层次人才严重不足。 2增设新专业的可行性论证 2.1专业开办经费及专业教学成本核算 专业开办后,可以依拓发电类专业群、建筑类专业群和电子信息技术专业群,很好地利用其它专业的实验室和教师,从而更好地实现资源共享,发挥现有实验室的作用以节约成本。后续资金可以通过该专业招生、学院的教学投入、上级主管部门的专项资金和培训建筑电气施工人才的收入加以解决。另外,以后随着学生规模的增加,可以分期分批进行教学上的投入,共同发展,从而更好地实现赢利。新晨 2.2专业基础课及专业课教师、实验室、实训室建设 由于本专业是由电气系、建筑系和计算机系共同构成,因此可以利用其它专业的实验室和教师,从而更好地实现资源共享,发挥现有实验室和实训基地的作用以节约成本。 2.3产学研结合背景 强化实验、实习和实训三个关键环节,校内外生产性实训时间超过50%。实施校企合作教育模式,保证学生有半年以上的时间到企业顶岗实习。本专业长期坚持为建筑行业服务,同时企业也为我们提供顶岗实习和就业岗位,优先选择毕业生,并参与学院人才培养工作,初步形成了教学与生产紧密结合、学校与企业互惠双赢的“校企联姻,产学合作”的办学模式,为学院进一步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施工学交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建筑科学论文:建筑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总结 全市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报告会召开后,我局迅速召开全体人员会议,组织学习陈惠娟书记重要讲话,结合我市建筑业工作实际,在全局开展了以“科学发展在建工”为主题的大讨论。认真分析、深入研讨问题,查找差距与不足,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和整改措施。经过认真讨论,决定以以下五个方面为抓手,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一、着力构建好学习型机关,学习型企业是落实“科学发展在建工”的前提。 知识更新、技术革新日新月异,当今是信息化、智能化时代,迫切需要我们即时掌握新知识,才能掌握规律,发现问题。首先机关人员要加强自身的学习,以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结合工作实际,采取多种形式,不断更新知识,树立爱岗敬业、忠于职守、精益求精的思想工作作风。 其次是正确引导各建筑企业着眼全局,不断学习,着力提升整体资质水平、资本实力和品牌含金量及企业队伍的人文素质,全力打造企业文化,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努力把“团结拼搏,开拓创新”的企业精神,“顾客至上,信誉第一”的经营理念融入到企业文化中,进而形成企业上下一条心,行业内部一盘棋的局面,为打造建筑强市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二、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是“科学发展在建工”的手段。 建工行业的特点、内在的发展规律和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迫使我们在谋求更好更快发展的途径上,要着力优化产业结构和不断提高产业升级,同时也要求我们在发展多元经济和特色经济上加速推进。 (一)统筹大企业做强与小企业做精,优化产业结构。 构筑如皋建筑业综合总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梯次结构。积极发展专业承包企业,以新一轮资质升级计划的实施为契机,引导、支持中小建筑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形成特色专业门类和特色经济结构。 (二)推进由单一经济向多元经济接轨。 发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优势,延伸房屋建筑主导产业,形成从设计、勘探、基础到主体、安装、装璜及居家办公、物业管理等一条龙服务的综合能力。同时,顺应国家建设投资走向,积极向非房屋建筑领域渗透,逐步培育路桥、市政、机电安装、环保、水利、桩基、消防、钢结构、防水、装饰等方面的综合总包和专业承包能力,不断增强市场服务功能。 三、加强政策引导、强化服务是“科学发展在建工”的有力保障。 虽然已是政企分开,虽然已是进入市场经济,但不可否认的是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培育和引导。加强政策引导,实施相关配套政策,为建筑业企业提供全面服务,切实为企业做实事,做好事,做成事。在服务对象上,不分企业类型,一视同仁,在服务方式上,努力寻求优质服务与监督管理的最佳结合点,在服务手段上,政策引导、业务指导和协会服务联动并进,努力为全市建筑业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和有力保障。 四、科技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是“科学发展在建工”的不竭动力。 大力实施科技领先战略,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引进高知高智人才,借鉴国内外先进管理、技术经验、加快自主创新,实现全市建筑业由粗放型向科技型、技术型的转变。 引导企业与科研机构或相关院校之间形成良好的技术创新合作机制。鼓励技术创新,帮助龙头骨干企业建立技术研发中心。加快专业技术和先进工法的开发之路,制定具有自身特点的企业技术标准和施工工法,不断增加企业的核心技术储备,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加强与落后地区的横向联合。针对一线劳动力紧缺的状况,争得当地政府的支持,在当地设立农民工学校、建立劳务基地。与当地企业采取兼并、重组、联合等方式,以资金、技术、经营管理经验予以支撑,实现双赢和共同发展。 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设计、施工要以营造“绿色建筑”为目标,最大限度地降低环境影响。使建筑业成为“循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切实履行好政府所赋予的市场监管职能,不断提升本地区行业水平和城市形象。 严格市内建筑市场管理,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和杜绝拖欠工程款和建筑民工工资现象的发生,维护社会稳定,提高建筑业和谐发展的能力。按照市“六城同创”指挥部的要求,加强市场监管力度,规范本地建筑市场管理,在施工现场配备远程监控设施,切实做好安全生产管理及文明创建工作,力争树立一批在南通市乃至全省范围内有影响的文明施工标杆工程,提升城市形象。 建筑科学论文:浅谈建筑科学类实验室的建设与管理 摘要:高等院校建筑科学类实验室是推动建筑学学科走向更科学、更理性的设计层面的研究平台。在了解建筑科学类实验室建设的必要性后,结合北京建筑大学“绿色建筑与节能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的实际情况,浅谈建筑科学类实验室的建设与管理和对建筑科学类实验室未来的几点期许。 关键词:建筑科学实验室;学科交叉;建设管理 一、建筑科学类实验室建设的必要性 建筑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居住环境,涉及城乡规划学、建筑学和风景园林学三门主干以及课程,以及与之相关的土木工程学、环境科学、交通工程学、物理学、化学、信息科学和社会学等,充分体现了学科交叉与知识综合的特点,建筑科学体现了科学技术“以人为本”的宗旨。[1]现代建筑业已逐步向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化建筑、绿色建筑、低碳建筑等这些领域进行研究和探索。面对多学科的科技支持,建筑科学需要一个平台,一个能够为学科交叉研究提供共同的研究平台和科研基地,建筑科学类实验室应运而生。建筑科学类实验室将学科交叉作为自身发展最重要的目标、最鲜明的特色,在学科交叉研究中,能够极大地提速建筑科学学科创新性研究,具有很大的实践意义。 北京建筑大学“绿色建筑与节能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就是一个建筑科学类实验室,实验室以“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1]为服务方向,由北京建筑大学建筑学院牵头,与土木学院和环境能源学院进行交叉与融合,致力于绿色建筑与节能技术领域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研发和创新型人才培养,促进当前与未来城乡建设中以可持续发展为模式的建筑事业发展。 二、建筑科学类实验室的建设与管理 建筑科学类实验室的建设与管理包括建设目标、组织结构、学术队伍、资产管理、科研管理、对外开放管理以及安全管理等。笔者结合北京建筑大学“绿色建筑与节能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绿建实验室”)的情况,在以下几个主要建设与管理方面进行分析和探索。 1.建设目标。建筑科学类实验室建设要瞄准国家和当地城市化发展的战略需求,“绿建实验室”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2]的科技工作指导方针,围绕绿色建筑与节能技术领域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建立开放式的高水平研究平台,进行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将实验室建成北京地区以绿色建筑与节能技术领域的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的基地,面向国内外开放并实行产学研结合。 2.组织结构。建筑科学类实验室应实行管理委员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绿建实验室”的管理决策机构是“北京建筑大学科研基地管理委员会”,负责宏观决策和监督实验室在培育、建设、运行中的重大事宜。管理委员会任命的实验室主任是实验室的直接责任人,具体负责实验室的建设与运营管理。学术委员会是实验室学术发展指导机构,由校内外优秀专家学者组成,职责是审议科研基地的建设目标、研究方向、重大学术活动、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审批基地研究课题等。[3]工作委员会由校内优秀教师组成,是实验室内部的建设与运营管理机构,职责是提出学术方向、学科布局及发展规划,确定实验室内部的组织结构、岗位设置及主要政策措施,编制实验室年度财务预算和决算、财政专项的申报及经费、仪器设备的使用与管理,决定实验室的人力资源分配和其他相关事项。[4] 3.学术队伍。建筑科学类实验室需要建立庞大的多学科交叉的学术队伍。“绿建实验室”人员主要包括专职管理人员、进入实验室从事科学研究的本校教师、研究生、本科生以及客座人员等。教师进入实验室工作原则上由所在学院安排,当合作承担重大或重点项目时,需要按课题进行人员组合,可根据所承担的研究工作内容,由学院统一管理。研究生、本科生进入实验室工作,需由指导教师所在院系统一安排,并报实验室备案。[4] 4.资产管理。建筑科学类实验室内所有财产均属于国家资产,是保证完成各项科学研究、学术活动等任务的必备条件和物质基础。“绿建实验室”实验用房、仪器设备及经费均由实验室在上级部门的监管下进行管理。经费管理由实验室主任负责组织使用与管理,主要包括专项建设经费、课题专项基金经费。专项建设经费指实验室建设期内,主要通过市财政专项解决,用于设备购置、平台建设等科研基地的基本建设。[4]课题专项基金指由学校划拨的“科研基地研究课题专项基金”,用于实验室的开放课题、自主研究课题等支出。“绿建实验室”的所有仪器设备在学校资产与后勤管理处验收合格后,即指定保管责任人负责设备的保管及借用,负责为设备建立技术档案,其中应含有使用说明书、设备使用记录、维修记录等。仪器设备涉及借用人较多,所以每次在使用实验室仪器设备时,应在实验室办理借用手续,由实验室管理人员安排协调。[5] 5.科研管理。建筑科学类实验室为提高实验室科研成果的数量、质量和水平,需要履行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科研管理办法,科研管理水平影响了建筑科学类实验室成果转化的水平。“绿建实验室”的成果有如下几方面:在科学技术项目研究研究过程中或为解决某一科学技术问题而取得的具有一定创造性、先进性和实用价值的应用技术成果;推广应用、转让已有科技成果并取得重大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的新成果;有一定学术意义的科学理论成果;正式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行业标准等。[5]绿色建筑学科尚处于起步阶段,成果以学术专著和行业标准为主,其他应用技术成果为辅。 三、对建筑科学类实验室未来的几点期许 1.各学科交叉程度仍需加强。建筑科学类实验室需要更深层次、多频率的学科交叉研究。对于建筑学来讲,需要交叉的学科有城乡规划学、建筑学和风景园林学土木工程学、环境科学、交通工程学、物理学、化学、信息科学和社会学等,目前我校绿色建筑实验室与能源学、土木工程学、材料科学等学科进行交叉学科研究,交叉的范围还有待加强,需要倾听更多交叉学科的意见。在交叉研究中,能够科学建筑设计方法,开拓设计思路,在与其他学科的碰撞中,拓宽自身知识面,对建筑科学本身有了更为系统、理性的认识,对本身为建筑学出身的科研人员受到很大程度的启迪,也使其他学科科研人员了解建筑学,能够更好地配合建筑设计。以“绿建实验室”为例,是以建筑学院为主导,土木学院和环能学院为辅助进行研究,而实际研究过程中还是拆分为几个学科分别研究,多学科共同研究频率仍需提高,因高校年轻教师教学任务繁重,投身科研的时间很少,而年轻教师正是科研的中坚力量,所以同时汇聚所有学科科研人员有很大难度,而且研究过程中需要各学科高频率的碰撞,在工作时间上需要得到院系和学校更多的支持。当各学科科研人员共同研究时,因为学科差异和认知差异,沟通也存在着一定障碍,建筑学作为这其中的核心学科,需要起到协调作用。 2.对外交流程度仍需加强。对于建筑科学类学科来说,尤其是绿色建筑方面,我国走在西方发达国家后,比西方晚了二十年,我国目前制定了较为完整的绿色建筑评估标准,但在建筑全周期的时间内,尤其是在后期运行管理上仍未形成完善的体系,还难做到建筑物“绿色全生命周期”。我国政府目前在努力引导绿色建筑产业的发展,但是学术背景、科研程度、实践数量、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成果还远远不够,对于建筑科学类实验室,尤其是绿色建筑类实验室,更需要加强国际交流活动。目前我国绿色建筑设计的关键步骤是根据投资估算计算可采用的单一技术,忽视了技术系统集合和被动式设计的巨大作用,应该把交流的重点放在这两点上,学习如何能够设计出精妙的绿色总体设计方案。目前“绿建实验室”和国内几所开展绿色建筑研究的高校保持了较为良好的交流,但与国外高校或研究机构鲜有交流,这与目前实验室的学科研究水平、科研经费和规模都有关系,未来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更多的对外交流,将科研水平提速发展。 3.实验室专业技术队伍建设仍需加强。建筑科学类实验室在专业技术队伍的建设中,涉及交叉学科的研究,所以更需要加强实验室专职人员的培养和进修,实验室技术人员需要较高的学业背景和工作能力,而职称、待遇和地位低,往往是一个人要做多个岗位的任务,所以很难留住人才,工作积极性会打折扣。另一方面,专职教师所在院系在教学等方面的担子重,尤其是年轻教师,很难安心在实验室内做研究。目前形成了一个现象,组织专业技术队伍参与研究难,交叉学科共同研究出成果难。 总之,建筑科学类实验室的发展仍在不断的前进和探索中,已取得了一定成果。随着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等的支持,建筑科学学科已较以往进行了科学化的研究。未来在经过更专业的技术队伍的不断的努力下,随着整体科技水平的发展,会有更先进的辅助设备供科研人员使用,计算机模拟水平也将得到极大提升,将多学科交叉研究更好融合,与国外先进科研机构交流合作,在建筑科学科研水平上向世界一流水平靠拢,进而促进我国绿色产业化的发展。建筑科学类实验室未来会创造出更具有科研水平、实践意义、实际经济价值、提升环境现状并提高建筑能源效率、创造优质人居环境的研究成果,符合建筑业未来发展方向。 建筑科学论文:《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发展策略分析 摘 要:本文阐述了《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的基本情况,分析了学报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并提出了一系列促进《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发展的措施和方案,以期为其他学术期刊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期刊建设;发展策略 一、学报基本情况 《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创刊于1984年,是由新闻出版总署和科技部批准,教育部主管的学术期刊,2005年由《长安大学学报(建筑与环境科学版)》更名为《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2006年开始由长安大学与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共同主办。办刊宗旨是秉承科学精神,促进学术交流,推动科技进步,提高工程建设水平。主要报道建筑结构、地下建筑与基础工程、防灾减灾、桥梁工程、建筑材料、建筑学、市政工程、力学等专业及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就一些热点和难点问题,开设“专家论坛”和“院士讲座”。 主办单位长安大学对《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的编辑出版高度重视,在办公条件、人员配备、出版经费等方面给予了全力支持。《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编辑部目前有3名专职编辑,并计划在今后几年继续引进高层次人才以增强编辑力量。 二、期刊发展策略分析 1.注重编校质量 自2005年更改刊名以来,《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编辑部狠抓期刊的编校质量和学术水平,取得了较大的进步。期刊在连续几年“陕西省科技期刊审读评优”中均获得编辑出版优秀奖。 2.提高学术质量 面对新时期学术期刊的发展特点及趋势,《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编辑部通过调整工作重心,加大约稿力度,树立了“立足中国,面向国际”的组稿意识,采取了多种途径和手段组织优秀稿件,以期全方位提高学报质量。经过几年的努力,期刊的投稿量不断增加,学术水平及影响力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从2005年到2011年共出版28期,刊发学术论文520篇,其中:院士为第一作者的论文22篇,占4%;教授、副教授论文260篇,占50%。与同行业其他学术期刊相比,作者群体学术层次较高。发表的论文中,有基金项目支持的论文在90%以上,国家级基金项目的论文数量达到了322篇,接近年发稿量的62%,其中不乏“十五” “十一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973”“863”等国家重点项目的论文。 3.扩大影响力 《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积极与国内外影响力较大的数据联系,争取被更多的数据库收录,从而扩大期刊的影响力。目前,《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已成为美国《化学文摘》(CA)、美国《剑桥科学文摘》(CSA)、波兰《哥白尼索引》(IC)、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等十余种重要数据库的来源期刊。2012年,《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入编《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1年版,标志着《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根据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的数据,《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从2007年起,影响因子排序一直居行业前列,2012年的复合影响因子为1.314。 4.加强特色期刊建设 编辑部一直把打造特色期刊作为期刊发展的宗旨,并一直努力创办特色栏目。编辑部不断向行业内的名家、大家进行约稿,提高期刊的学术质量,并以此为突破口力争将《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建设成为建筑行业内的名牌特色期刊。在2006年9月由教育部科学技术司组织开展的“首届中国高校精品・优秀・特色科技期刊奖评比活动”中,《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荣获“首届中国高校特色科技期刊奖”。2008年、2011年《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两次荣获“中国精品科技期刊奖”。 5.建设数字化平台 《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依托长安大学杂志社自主开发了稿件查询系统及审稿专家库,已稳定使用多年,现有审稿专家1700余名,且审稿专家库动态更新,保证了审稿质量。同时,长安大学杂志社已购买了期刊采编系统,编辑部正在调试系统,争取实现作者在线投稿、编辑在线办公、专家在线审稿、编辑部内部办公及文档管理统计网络一体化,为期刊下一步发展提供更好的数字化平台。 三、发展规划 在今后的编辑出版工作中,我们将努力提高《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向读者展示最新、最前沿的科研成果和信息。为提高国际化稿件和高质量稿件的比重,我们期望各位编委帮助编辑部组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编辑部也会进一步加大约稿力度,经常参加行业内的学术交流会议,了解行业发展动态,对时下的研究热点进行组稿,并加强稿件的审查力度。 建筑科学论文:基于科学学视角的建筑科学研究 摘要:作为拥有悠久历史的学科之一,建筑学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经逐步成为介于社会科学、哲学与自然科学、数学间的交叉学科,即建筑科学。目前,建筑科学仍然拥有着以交叉融合方式建立起分支边缘学科与分化发展的广阔空间。本文以科学学的角度出发,简要分析建筑科学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并基于对其的结构分析,提出建筑科学继续发展的相关措施。 关键词:科学学视角;建筑科学;发展研究 一、建筑科学的历史发展进程 在中国文字中的“建筑”,不仅能够表示营造、建造建筑物的人类活动,还可表示某种活动的建筑产物,或是某风格、某时期及其技术与艺术的总称,比如现代主义建筑、巴洛克建筑、古罗马建筑、秦汉建筑等。 我国的建筑历史可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并在当时就具备了独特的建筑风格,并以此在以后得到了一系列发展。据历史考证,在春秋末年,由齐国工匠官所著的《考工记》中,就已经详细记载了当时称工匠的主要职责,并记载了房屋建筑规则、王宫建筑规制以及都城规划等。可以说,我国是能够较早绘制建筑模型与建筑图的国家之一,但是与其相对应的建筑理论体系却并没有能够得到发展。 而现代建筑学的主体部分则源于西方国家,从历史上来划分,其建筑学的发展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古代,即建筑学刚刚兴起时。公元前3世纪至2世纪时期,古希腊出现了专业的建筑著作,其中涵盖了施工机械、建造方法、构图法则等内容。其后古罗马在古希腊建筑的基础上,使建筑的数量、规模、类型都有了更大的发展。公元前1世纪,来自古罗马的建筑师所著的《建筑十书》10卷本中,不仅将内容扩展到了住宅、公共建筑、施工设备、工具、供水工程技术以及建筑物与风向、阳光的联系等,而且首次提出了美观、方便、坚固的三原则。 第二阶段为近代,即文艺复兴时期。借助着文艺复兴浪潮,西方建筑学也得到了新的发展。在这个时期,不仅有大量的艺术因素注入到建筑活动中,而且由于几何学家也开始参与到建筑活动中,使建筑设计学、建筑制图学都得到了极大发展。其中,1485年的《论建筑》一书更是首次兼顾到了建筑艺术与建筑技术,为建筑学的雏形树立了较为完整的概念,可以说是建筑学产生质变的关键因素。 第三阶段即现代,建筑学得到了稳步的发展。自从20世纪以来,已有的建筑学科不断随着对象的细化而有多门分支学科分化出来,其在综合与分化的辩证统一中不断增加分支学科。另外,建筑学图书、刊物的数量也是逐渐庞大,不仅表现出建筑学正在逐步走向繁荣,而且还是其能够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从建筑学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难看出,建筑学已经演变为结构复杂的学科,所有将研究对象定为建筑活动与建筑物的学科都已经超越了单一建筑学的范畴,因此应称这些学科为建筑科学才更为恰当。 二、建筑科学继续发展的措施 时至今日,建筑科学学科可谓发展潜力巨大,而为使建筑科学的发展更为有序、可持续发展,基本应遵循一个基点,两条主线,三位一体的发展措施。 (一)一个基点 就是准确、清晰地把握好过去、现在、未来的建筑科学,并将此作为基点,完善总体规划,将力量进行合理部署,进一步将发展重点突出。而建筑科学学、建筑科学史就是为使建筑科学的发展而创立的新学科。 从本质上来看,建筑科学史就是将建筑科学及分支学科的演化进程进行梳理与回顾作为其任务,而建筑科学学则是基于对建筑科学发展历史经验的总结,进一步对建筑科学的定位、体系结构、持续发展的前景、态势、条件、背景进行探讨。它们既是建筑科学、建筑学的自我认识与自我反思,更是建筑科学迈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以前,这两门学科的内容一般都包含于建筑学基础、建筑学原理以及建筑学概论之中,而现在,这两门学科的独立已是必然,它们的创建对于整合性发展建筑科学有着至关重要的引导、支持作用。 (二)两条主线 就是指在完善、充实建筑科学学科结构的同时,应全面考虑内外两条线,其中内线应对已有学科的分化进行强化,而外线则应使学科间的融合得到促进。 首先要为已有学科营造出渐次分化的环境,通常情况下,研究对象分化直接影响了学科的分化。建筑物与建筑活动是建筑科学研究的对象,因此只要能够分化建筑物与建筑活动,那么建筑科学的已有学科也能相应获得细分化的可能。 其次是与相关学科的合作、交流与沟通要加强。建筑科学人员、建筑工作者应将其知识面充分的扩展,从而在建筑科学人员身上形成多学科知识的融合,同时还应积极地建立起与相关学科人员的横向联系,在合作课题中营造出萌生边缘分支学科的条件与机遇。 (三)三位一体 就是建筑工程、建筑艺术、建筑科学三者得到协同发展,并在建筑工程与建筑艺术的基础之上,将建筑科学建设重点突出。 建筑工程、建筑艺术与建筑科学之间应当是极为密切的关系,从图1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点。 图1建筑科学与建筑工程、建筑艺术的关系示意图 建筑物、建筑活动另外的表述方式就是建筑工程与建筑艺术,它们既作为建筑科学研究的对象存在,同时也是建筑科学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基础。建筑科学只有源源不断地“接收”到来自建筑工程、建筑艺术的实践经验与问题,并将这些内容提升为理论知识,才能真正得到建筑科学的相关回馈,进而发展成有理论导向、更具创造性的建筑工程实践与建筑艺术实践。 结语:综上所述,对于基于科学学视角的建筑学科来说,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其继续分化、细化且衍生出更多的边缘学科并得到更大发展的机会是客观存在的。为此,我们必须从建筑科学的发展进程开始研究,摸清建筑科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并根据时展的需要,使建筑科学更为完善。 建筑科学论文:钱学森对建筑科学技术大部门的战略思考 摘 要: 在建筑科学技术领域, 钱学森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 纯熟地运用系统思想和系统方法, 高瞻远瞩地、 独具匠心地提出了一系列在建筑科学技术领域有深远影响的战略思想: 提出要建立一门新的技术科学——城市学; 提出未来城市发展的模式——山水城市的战略构想; 提出“建筑哲学是建筑科学技术大部门的领头学科”; 提出要区分宏观建筑和微观建筑的思想; 提出建筑科学技术作为独立的一个科学技术大部门并且构筑了体系结构。这些战略思想为建筑科学技术理论的发展和实践的推进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 钱学森; 建筑科学技术; 城市学; 山水城市; 建筑哲学; 战略思想 导言 钱学森把园林学作为研究建筑科学技术的切入点, 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锐利的武器和系统科学的战略眼光, 在建筑科学技术领域提出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思想和建设性的意见。他依次提出将建筑列入文学艺术大部门的思想(1982年); 提出建立园林学的思想(1983年); 提出建立城市学的思想(1985年); 提出把山水城市作为未来城市发展的模式的思想(1990年); 提出要重视建筑哲学在建筑科学技术体系中领头作用的思想(1994年); 提出建筑科学技术体系及建筑科学大部门作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思想(1996年); 提出宏观建筑和微观建筑的思想(1998年)。这些思想以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思考的起点, 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明显的民族性; 明言是为人民服务的, 又具有“人民性”、大众性; 是一种超前性的思维, 具有前瞻性、时代性特征; 未来中国的建筑科学必将融入世界科学技术之中, 因而还具有全球性的特征。 有关建筑科学技术的著作有, 1994年9月初版, 1996年5月增订版的《杰出科学家钱学森论: 城市学与山水城市》[1]; 1999年6月出版的《杰出科学家钱学森论: 山水城市与建筑科学》[2], 两本书150多万字。根据钱学森的意见, 这是两本“多家言”的书, 不仅有钱学森的论文和信札, 而且还包括其他专家学者的相关文章。2001年6月出版的《论宏观建筑与微观建筑》[3]仅收入钱学森有关城市与建筑的论著, 并附以必要的注释。2009年5月, 鲍世行、顾孟潮编著的《钱学森建筑科学思想探微》[4]出版; 2010年6月, 鲍世行编《钱学森论山水城市》[5]出版; 2010年11月, 顾孟潮编《钱学森论建筑科学》[6]出版。在短短数年之内有如此丰硕的成果, 这在当前学术界还是罕见的, 足见它的强大的生命力。 一、 关于园林学的研究(1958-1984年) (一)《“不到园林, 怎知春色如许?”——介绍园林学》 钱学森研究建筑科学技术是从园林学开始的。1958年3月1日, 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不到园林, 怎知春色如许?”——介绍园林学》一文, 吹响了研究建筑科学技术的号角。这篇文章富有诗意的题目出自汤显祖的名著《牡丹亭》中, 是杜丽娘的著名唱词。文章阐述了如下思想: ①提出中国园林与中国山水画、花卉画和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思想。②提出园林学和建筑学都是美学艺术和工程技术彼此融会贯通的美术学科的思想。③提出新时期的园林学要有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思想。④提出园林学和园林设计都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发展创造的思想。[7] 园林学是钱学森研究建筑科学技术的切入点, 《“不到园林, 怎知春色如许?”——介绍园林学》一文是他研究建筑科学技术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对于建筑科学、山水城市等思想当时都已经基本形成。后来明确提出的①“山水城市”是把中国的山水诗词、中国古典园林建筑和中国山水画融合在一起的思想; ②建筑科学技术是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相互融会贯通的科学技术大部门的思想; ③“山水城市”要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社会主义内涵的思想; ④在建筑和城市建设中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思想, “山水城市”也是高技术城市的思想, 都可以从这里找到初步阐述的思想渊源。后来以此为基础作了新的发展, 进行了明确的阐释。 (二)《园林艺术是我国创立的独特艺术部门》本文文稿是由当时市长班学员、 合肥市副市长、 园林专家吴翼同志根据录音整理的, 原题为“钱学森同志谈园林艺术”。《城市规划》编辑部在1983年11月26日收到稿件后立即寄给钱学森请他审阅。后来公开发表的文章是经钱学森亲自修改补充的, 即1984年在《城市规划》上发表的《园林艺术是我国创立的独特艺术部门》一文。 1983年10月29日, 钱学森在第一期市长班上的讲话。后经过吴翼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字稿, 以《园林艺术是我国创立的独特艺术部门》为题发表于《城市规划》。该文着重讲述园林艺术问题, 主要阐述了两个重要思想: ①提出中国“园林”的概念与西方园林有本质区别的思想。首先, 提出中国园林不是建筑的附属品, 园林艺术也不是建筑艺术内容的思想。其次, 明确了中国“园林”综合了landscape, gardening, horticulture三个方面, 经过扬弃达到更高一级的艺术产物和“园林艺术”是更高一层的概念的思想。②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园林的不同观赏尺度和四个层次的思想。中国的园林可以看成“盆景”、“窗景”、“庭院”、“宫苑”四个层次。 钱学森把园林与城市建设相联系, 提出园林为城市建设服务, 以园林艺术来美化城市, 让园林包围建筑的思想。这实际上就是后来名声大噪的“山水城市”的思想, “山水城市”概念呼之欲出。用园林艺术来提高城市环境质量, 来表现中国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的高度文明, 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大事。要重视并搞好环境美, 并充分应用祖先留下来的园林艺术珍宝, 这样才能使人体会到中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8]这篇慧眼独具的文章在园林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建筑科学论文:引导绿色公共建筑科学发展 摘要: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积极引导建筑业界开展对绿色公共建筑的科学研究成为行内有识之士的共同认知。本文从我国在该领域内的研究现状及绿色建筑评价体系与正确的绿色公共建筑科学发展道路之间的内在逻辑角度,探讨如何引导相关研究展开分析,号召科研人员共同参与,力争实现建筑科学的跨越式发展。 关键词:绿色公共建筑;建筑科学;建筑设计;绿设计标准;节能材料 一、 绿色建筑和绿色建筑科学的定义 建筑从最初的遮风雨、避严寒逐渐发展到现今的智能化建筑,人们对建筑的需求从最基本的使用需求上升到美学、生态学等多方面的需要。专家学者们越来越重视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和谐相处问题。有鉴于此,业内学者提出了“绿色建筑”的理论。“绿色建筑”象征着健康、环保、高效、节能的环境,是以美学、生态学、人文科学等多学科交叉理论来指导实践,并实现人与自然协调互动、良性发展的建筑环境,是一种能够满足人群生存与发展需要的理想建筑。 目前比较流行的对绿色建筑的阐释是从建筑的生命周期的角度,即从建筑的设计规划, 到后期的建设施工、运营和建筑的报废、拆除的整个生命周期,特别是在建筑的建设施工、运营、报废拆除等阶段存在的资源和能源的输入输出,各种废气、废水和废弃物的排放处理问题,都要符合绿色环保的理念,充分考虑其行为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所以,绿色建筑是指在规划设计阶段考虑并运用周围的环境要素,在施工的过程中对周边环境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在运营阶段为使用者提供低耗、舒适、健康、无害的空间,在拆除后对周围环境的影响降低最小的建筑。在整个建筑的生命周期中,通过一系列的科学手段减少对资源及能源的浪费,控制废气、废水等废弃物,从而建设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绿色公共建筑。 而对建筑整个生命周期中涉及的绿色设计理念和技术手段总结与研发、可再生材料和能源的研究、对废弃物的回收利用技术的研制等方面的探索都可以归类于绿色建筑科学的范畴。 二、 我国绿色公共建筑科学的发展现状 我国的建筑等相关学科起步晚,起点低。同国际先进的学术水平还有着不小的差距。虽然很多的理工科院校都加强了建筑相关学科的专业体系建设,但是普遍存在着教师学术科研能力不高,学生学术素养水平低的情况。产学研脱节现象严重,在校学习的技术滞后于当今技术发展水平。研究内容过于理论化,研究成果没有有效的渠道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等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的绿色公共建筑科学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 促进绿色公共建筑科学发展的有效途径 对于促进绿色公共建筑科学的发展,我们要明确清晰的认识。即要明确绿色公共建筑的评价体系,只有确定了发展的目标,才能清楚如何做,以及围绕评价体系开展相关的科研工作。绿色公共建筑科学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国家、相关产业协会和科研高校的支持。只有在相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促进绿色公共建筑科学的发展。 (一) 积极构建绿色公共建筑综合评价体系,推动建筑科学的发展 1、绿色公共建筑综合评价体系的组成 绿色公共建筑综合评价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有很多的因素构成。所以,要界定公共建筑是否符合绿色公共建筑的标准,科学研究是否符合绿色公共建筑的需求,首先就需要明确构成评价体系的主要因素。绿色公共建筑综合评价体系的主要评价因素如下几个方面: (1) 清洁能源。由于公共建筑的能耗较大,所以优良的清洁能源系统能够有效的避免环境污染和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所谓清洁能源系统是指充分利用环境友好能源,如光能、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作为公共建筑的动力源。减少火电、地下水开采等对自然生态环境破坏较大的能源。在内部结构设计方面,要尽可能的采用辐射供暖措施,从而减少对能源的需要;优化设计外墙体和窗口,充分利用光照和自然风,实现低能耗的需求。 (2)建筑材料。公共建筑自身的定位决定了其对于建筑材料的选择上有着不同于住宅建筑的需求,所以建筑材料的选取决定着公共建筑是否符合绿色公共建筑的标准。在选择建筑装饰材料时,要选取在生产过程中对环境污染少,安装使用后对人体无负面影响的健康材料。提倡优先选用再生材料和可循环材料,提倡绿色办公理念。 (3)室内声学系统。由于公共建筑的职能决定了此类建筑对声学有着独特的需求。首先,由于公共建筑多选址在人流车流密集的地段,所以对于屏蔽室外噪音的能力要明显高于住宅建筑。其次,公共建筑经常用来举行大型活动,这就要求在室内设计过程中和室内装饰材料的选择上要保证观众对声音清晰、愉悦、不失真等方面的需要,同时还要不能对周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4)环卫方面。公共建筑的人流量大,产生的废弃物也较多。所以,满足废弃物排放需求,并且不对环境造成过分影响的环卫系统就显得极为重要。绿色的公共建筑应当配有完善的环卫系统。能够实现垃圾的有效收集和无害化处理,并能够实现废物的回收再利用。 2、绿色公共建筑评价体系的构建原则 绿色公共建筑评价体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就需要按照一定的构建原则进行组合。基于绿色环保理念和公共建筑的特点,绿色公共建筑评价体系应当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坚持全面性原则,在科学规划施工的基础上,有可操作性及层次性的设计建设。并要充分考虑当地的独特个性,因地制宜的灵活处理绿色公共建筑的共性与当地自然、人文等环境的个性关系。 3、绿色公共建筑综合评价体系 绿色公共建筑综合评估体系主要有以下四个评价流程:规划设计阶段、建设施工阶段、验收运行阶段和报废拆除阶段。在每个评价阶段,都要从能源、材料、声学系统、环卫系统等角度制定对应的评价依据和评估体系,对评估对象的各个阶段做全方位的考察,只有评估各阶段都满足绿色公共建筑的要求,才能开展实际的施工操作。只有通过对各环节的准确控制,才能有效保证绿色公共建筑标准的实施。 (二) 国家政策支持,健全法律法规和激励性政策 我国现有体制的特殊性,决定发展促进绿色公共建筑科学发展必须要依靠政府的扶持政策。前几年,中国政府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并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文本,形成完善的法律体系。同时出台相关激励政策,扶持绿色建筑产业的研发建设。这一系列的促进政策有利于实现产学研的统一,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将科学研究从图书馆搬到社会实践的方方面面,有利于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促进,相互发展。2005年正式公布的《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也为绿色公共建筑科学的发展明确了研究的方向。 (三) 加强宣传教育,促进公众参与 绿色公共建筑科学的发展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人民群众才是公共建筑的使用者和评价者。只有科学的发展满足人们的需求才是正确的发展道路。所以,要加大宣传力度,促进公众的参与程度,将建筑科学的发展同人民的需求结合起来,从而保证科学发展目标的正确性和前瞻性。 四、 结论 绿色公共建筑科学的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符合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符合建筑发展的潮流。作为建筑研究者和从业者要充分认识到这一发展趋势,在工作中围绕这一中心,切实的开展工作,促进中国绿色公共建筑科学的飞速发展。但是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科学的发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坚持从实际出发,踏实肯干,促进我国建筑科学在正确的发展道路上不断前进。
新闻实践论文:培养新闻采访课程实践教学思考 国内新闻学教育发展非常快,相关研究也不少,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培养出的毕业生难以适应媒体发展需要。新闻采访课程作为国际新闻专业的核心课程,教师不仅要向学生传授新闻采访的基本理论、方法、技巧,更要注重实践教学,切实培养学生的新闻实务素质,让学生在实践中进一步理解和运用新闻采访的方法和技巧。 2004年清华大 学李希光教授的新闻采访写作课程被列为国家级精品课。他的教学中有六种实践教学模式,包括对话式练习、作坊式课业、大篷车课堂、案例学习法、情景模拟练习和新闻现场练习等。他引进了“学在路上”的教学理念,带着学生重走长征路,到孔庙讲新闻学,探访楼兰古城等,在课外实践中借鉴美国新闻学教育中“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受到多方好评。然而,“清华模式”在国内的新闻采访课教学中还只是个案。 根据检索到的论文及国内引进、翻译的西方新闻学原版教材(如《新闻报道与写作》、《创造性采访》、《新闻采写教程:如何挖掘完整的故事》、《新闻写作与报道训练教程》等),可以了解到发达国家新闻实务教育中的一些理念和模式。美国的本科新闻教育就是培养记者,有三个突出特点,即以实务训练为本位、以社会科学为依托、以人文主义为目的。自美国密苏里大学创立新闻学院以来,新闻采访写作一直是美国新闻专业学生必选的四门专业核心课程之一,主要通过三种途径实现培养目标,即课堂课程教学、校内传媒工作机会、校外传媒工作机会,丰富的实践经验增强了学生在人才市场上的竞争力。美国很多大学都办有自己的媒体,方便学生实习,还进一步要求学生到新闻机构实习,如马里兰大学新闻专业的学生需要有一个学期在新闻机构工作。加拿大的新闻教育普遍要求学生不仅具有专业知识,如从基础报道训练如采访技巧、新闻写作,到一系列的制作课程,而且要有实践经验,要求有两个半年的实习期,广泛涉猎社区报纸业务和电视纪录片制作等。日本的新闻学教育同样强调实践重要性,朝日新闻、电视台等新闻单位从2000年开始接受实习学生,并作为制度确立下来,实习时间为半年,记2学分。① 鉴于国外的新闻学教育和国内“清华模式”的经验,根据笔者所在国际新闻专业的实际情况,尝试设计了新闻采访课程的特色实践教学体系,旨在培养学生的新闻敏感,使之成为具有强烈好奇心、高度社会责任感、敏锐的观察力和独到分析力的人。 构建新闻采访课程的实践教学体系,分为课堂实践、校园实践、校外实践、英语采访实践四个部分。 课堂实践 利用课堂做一些简单的采访练习,如用电话预约采访等。具体设计如下: 校园实践 校外实践 英语采访实践 课程组织形式和教学方法 美国的新闻实务课教学提供了一些借鉴,教师只有十分之一的时间上课,接下来就是由教师出各种各样的题目让学生去独立完成,最后由教师对学生的作业进行评点、讨论和个别辅导。提倡自学和小组讨论,学生六七人为一组,教师配备2个,一个是大学的专职教师,一个是兼职辅导老师, 由新闻界资深的记者和编辑担任。②以此为鉴,扩展、延伸新闻采访课堂空间,实践课堂可以在教室、在校园、在社会。通过营造采访环境以及让学生真实地进入采访环境,学习如何进行新闻采访。 教学方法上,需要注意课堂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同步,教师参与学生的采访小组实践活动,在实践中采取“师傅带徒弟”的方式,鼓励学生树立信心,从学生进入“新闻现场”问第一个问题开始,教师记录下学生的采访活动,并在学生采访结束时给予评价。要求教师能够对每个学生进行至少一次有针对性的辅导。 改变传统的以教师课堂讲授理论为主的教学方式,结合经典案例分析,组织学生讨论。案例教学法,是指利用以真实事件为基础所撰写的案例进行课堂教学,让学生针对案例充分表达自己的见解,以达到高层次认知学目标的一种启发式教学方法。在分类采访的内容讲授中,选择典型新闻事件,让学生学着作为职业记者来进行模拟操作。 设计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提高学生投入采访实践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把课程成绩分散在学期中间,让学生放弃最后考试背背书就拿学分的思想,特别增加实践环节在成绩中的比重。如采访校园陌生人写成的采访报告,作为期中作业;采访新闻业界人士并写成采访报告,作为期末作业的一部分;采访小组的新闻稿件也作为最后成绩的一部分。 最后,建立课程的讨论区或网站,把教学资料上网,构建良好的师生互动平台,实现开放式教学。 总之,改变以教师为中心的新闻采访课程教学模式,提高实践教学的比重,从课堂实践、校园实践、校外实践、英语采访实践四个环节入手,循序渐进,切实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本文章共2页,当前在第2页 上一页 [1] [2] 新闻实践论文:创新型新闻传播本科人才培养的理念与实践 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副司长张浩明(2010)认为,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提供优质的培养机制和管理。欧美关于本科人才培养中的“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问题也一直存在争论,从现在的实际情况来看,英国高等教育越来越向职业化教育靠拢。英国女王大学本科教学就是“以专业培养目标为中心”。美国一流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如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新闻学等专业,也大力提倡在职业化训练的基础之上培养创新人才。[1](p74) 创新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研究大多集中在理论层面的研究,但在实际的人才培养过程中缺乏操作性。笔者对新闻传播教育教学改革和创新探索进行归纳分析,在“以人为本,知行并举”的教学理念指导下,提出创新型新闻传播本科人才培养的理念和培养模式。 一、创新型新闻传播本科人才培养的理念 创新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是指在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教育中对学生进行创新精神、创新基础、创新能力和创新人格的培养和教育,这是构成新闻传播创新素质教育的四个主要内容。 为培养具有创新素质的新闻传播人才,必须树立新时代新闻传播教育教学理念: 1. 在教学哲学方面,坚持以人为本。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处于组织者的地位,应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作为学习主体的地位,应充分发挥参与教学的主体能动性,实现教学过程中教师主体与学生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统一。 2. 在教学目的方面,以学生成长成才为目标,塑造其创新性人格,陶冶情操,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高全面素质。 3. 在教学内容方面,注重专业知识与科技、人文知识相结合、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相结合。 4. 在教学过程方面,以师生双主体的交往与互动贯穿教学全过程,学生通过参与教学和科研创新活动来获取学习体验,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需求,引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创新意识。 5. 在教学方法方面,强调启发式、探究式教学,做到因材施教,注重个性化培养,启迪学生创新思维,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6. 在教学评价方面,在对学生评价时,采用“诊断评价、形成性评价、终结性评价”相结合方式,并以形成性评价为主,同时注重学生的“知识、能力、素养培养”的有机融合。 为此,提出创新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指导思想:以学生成长成才为目标,以素质提升为本,以能力培养为纲,以知识传授为目,以职业技能为用,以教学创新为体,以学生兴趣为源,开发学生潜能,增强竞争优势,培养善于管理的信息传播人才和精于信息传播的管理人才。 二、建立系统的实践创新能力培养体系 通过对国外著名大学创新能力培养及课程设置的研究,根据新闻传播学各专业特点,建立新闻传播学专业实践创新能力培养体系和平台(如下图),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体系和平台由专业培养体系、教学“软件”平台和教学“硬件”平台组成。[2](p152-153) 专业培养体系包括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和教学要求。在制订专业培养方案时,适当精减课时数,以保证学生有更多的自主学习时间,同时,明确要求本科毕业必须选修一定实践创新学分。同时,将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纳入理论课程和实验课程的教学建设之中,逐步使大学生能力培养融入教学的每个环节和过程之中。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的“软件”教学平台主要包括:1.理论课和实验课程建设中实践创新能力培养;2.设立大学生科研计划项目,将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相关理论和实践指导纳入课程建设;3.开展假期业界锻炼,业界锻炼制可让学生拓展眼界,了解社会需求,接受社会考验,提前适应社会,将理论与实践更好结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践问题。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和敬业精神,培养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以及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使综合素质和能力得到全面提高;4.组织学生参加与专业有关的大学生科技创新竞赛,如全国大学生“挑战杯”大赛、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中国大学生广告艺术节学院奖等,为学生的成果提供展示和交流的平台。通过上述教学平台,将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纳入整个教学过程中,并实现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的硬件平台的建立和整合,为实践创新能力培养提供教学保障。 三、构建以四个课程平台为基础,互动式为特色的教学模式 根据创新实践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要求,突破原有的专业课程结构,重新构建四个课程平台,即课内教学活动(含实验教学)、课外创新活动、校内文化活动和校外实践活动,创新与课程平台相对应的互动式教学模式。 1.课内教学活动:一是实施大作业驱动下的互动式教学,二是实施应用需求驱动下的“讲授、模拟、实践三位一体”的互动式教学。 2.课外创新活动:一是开展研究课题驱动下的互动式科研活动,二是开展实际问题驱动下的互动式科技竞赛教学活动,三是开展创业计划驱动下的互动式创业演练活动。 3.校内文化活动:开展文化主题驱动下的互动式人格塑造活动。 ⒋ 校外实践活动:开展应用项目驱动下的互动式社会实践活动。 (一)大作业驱动下的互动式教学 为了使大作业驱动下的互动式教学能有效顺利开展,要注意以下问题: ⒈精心设计课题。设计选题时,既要有明确的目的、任务和要求,让所有的学生有事情可做,又要考虑学生已有的知识结构和能力,让学生够能做得了事,还要与学生的兴趣相结合,让学生喜欢做事。 ⒉明确各自责任。设计课题的目的是要实现团队学习、分工合作、共同提高。大作业选题设计时,要做好小组成员的分工安排,形成人人参与、团队合作的学习共同体。 ⒊发挥学生的主动。在完成大作业的过程中,教师要给学生留有足够的思维空间,充分发挥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引导学生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此外,教师要对学生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及时地组织互动式讨论,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⒋强调学习成果形式。学习成果需要按大作业要求以作品的形式呈现,并在班级内交流。这样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达到认知系统化的目的。 ⒌建立学习评价标准。学习评价标准既要起事后评价作用,还要起到事前引导作用。采用理论考试与实践考核相结合、大作业与小作业评价相结合的考核方式,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⒍策略性评价学习成果。在学习成果评价过程中,组织学生对成果进行自我评价,不仅可以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创新能力,而且可以促使学生养成学习他人长处的良好习惯。通过自评、互评和辩论,学生的学习主体意识得到充分体现和加强,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可得到提高。 大作业驱动下的互动式教学,变学生被动接受知识为主动探求知识,变书本知识演绎推理性学习为问题解决式学习,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二)应用需求驱动下的“讲授、模拟、实践三位一体”的互动式教学 ⒈讲授:通过任课教师的课堂讲授,使深奥、抽象的课本知识变成具体形象、浅显通俗的东西,从而排除学生对知识的神秘感和畏难情绪,让学生掌握课程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⒉模拟:通过情景的角色扮演模拟,以及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启发学生领悟并掌握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方法和技能。 ⒊实践:通过各种实践,将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机地联系起来,使理论化的技能还原到实际操作中;使学生掌握新闻传播专业领域的业务流程,增强学生对媒体等环境的深入了解,熟悉媒体的基本操作,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使学生能将一些专业知识融会贯通于实践操作中,以达到教学与实践相得益彰的目的,最终使学生掌握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技能。 通过“讲授、模拟、实践三位一体”的互动式教学,能够达到以下效果:一是通过互动式教学建立了各种学习共同体(教师——学生、学生——学生、教师——教师),并有效地实现了“合活动学习”,即通过合作式活动,使学生从被动记忆状态转变为主动参与教育教学过程,将外在的间接经验转化为内在的直接经验,学生不仅在知识、技能与能力方面,而且在价值观、态度、情感等方面,都得到更多更好的发展; 二是有效地实现了教学重心逐步向学生主体的转移,由教师为主导的讲授过渡到师生合作的互动式模拟,最后实现学生自主学习;三是有效地实现了课堂内教学向课堂外教学的延伸,实现了课堂内教学与课堂外教学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了学生的知识和能力的有效提高。 (三)研究课题驱动下的互动式科研活动 研究课题是创造让本科生有机会在做研究中学习和提升,有效解决高分低能、眼高手低的问题。科研课题来源要不拘一格,有学生独立申报的省大学生创新项目、校大学生创新项目、学院本科生科研项目,还可以参加教师的科研项目。学院每年从教学经费中拿出一定数量的费用设立本科生科研基金,专门用于学生科技创新,每年3月进行一次本学生科研项目申报。 活动流程主要包括: ⒈学院组织教师提出项目,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围绕项目进行申报或自主选题; ⒉学生课外阅读文献和资料,并查找更多相关文献和资料进行阅读,阅读分精读和泛读; ⒊准备报告内容,包括文献综述、文献和资料的主要思想、自己的收获和思考; ⒋开展报告与研讨活动,学生报告,相互讨论,教师总结和点评; ⒌学生根据研讨的情况,进一步归纳并提出需要研究的问题; ⒍对于提出的研究问题,学生课后(包括假期)进一步开展深入研究; ⒎ 形成研究论文(报告)或作品。 (四)实际问题驱动下的互动式课外科技竞赛教学活动 通过举办各种课外科技竞赛活动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创造活力、学习激情和比学赶超的动力。课外科技竞赛主要是技能作品类竞赛,如dv大赛、广告艺术大赛、网页设计大赛、摄影比赛、大型活动策划比赛等。 活动流程主要包括: ⒈教师组织学生参加相关课外科技竞赛,并做好参赛前的知识的教学和培训,要求学生掌握竞赛的方法和步骤; ⒉学生明确课外阅读选题的策略及相关要求,并查找更多相关文献和资料,必要时还要开展市场调查; ⒊分小组进行实际选题的创作,并做好竞赛成品; ⒋每个小组向全体学生进行汇报,由教师和其他小组同学提出问题和建议,然后要由教师总结和点评,最后将修改好的作品提交给竞赛组委会。 ⒌每个小组根据汇报的情况,进一步完善竞赛作品。 以上阶段是一个反复的过程,在整个解题过程中,要求学生不断分析问题,在分析中发现问题的本质,总结经验,提高自己的创新能力。 (五)创业计划驱动下的互动式创业演练活动 创业计划为创业教育构建了一个演练的平台,使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式探讨成为必要和可能。围绕着创业计划开展的创业演练活动的实质是强调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精神和方法。在这样的过程中,学生成为主动的求知者、参与者和探索者,很多学生在创业计划过程中学会了如何与别人合作。更重要的是,学生的每一种创意都在创业演练活动中得到了模拟实施和评判,训练了学生创造性的思维和方法,提升了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 (六)文化主题驱动下的互动式人格塑造活动 主要通过四类校园文化主题,着力构建一种学习、对话、开放、探究、反思、创新的校园文化。 ⒈学习型校园文化主题。学术讲座、杰出校友座谈、师生沙龙,学术节、读书活动等文化主题活动都营造出了学习型校园的浓厚氛围。教师的研究成果,学生的学习成果相互交融激荡,极大地丰富了学校的物质文化内涵。学生置身其中,可获到精神世界的升华和行动上的见贤思齐。 ⒉对话型校园文化主题。在每年举行的校园辩论赛、演讲比赛、与名师面对面等文化主题活动中,教师与学生在校园这个共同家园中通过文化对话、沟通与创新,扩大了学生的信息量,突破了课堂教学的封闭性和局限性,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创新意识。 ⒊探究型校园文化主题。组建专业学生社团和各种兴趣小组等学生组织,聘请专业教师进行指导,引导学生自主开展多层次、多样化、系列化的科技创新活动,发动大多数学生积极参加,从学习一些基础知识、掌握一些基本技能开始,完善知识结构,锻炼动手能力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动力和创新需求,增强学习的主动性。 ⒋娱情型校园文化主题。文化创意比赛和各种征文比赛等活动,是培养学生良好思维方式的好形式。校园文化风、新闻采风、广告节、文化创意节等既有利于学生审美情趣的提高,又有利于拓宽学生的视野,增强他们的感受力、理解力、想象力,从而提高他们追求新事物、新思维的兴趣和能力。 在这些文化主题中,教师发挥着文化导向的主体作用,学生发挥着文化传承的主体作用,教师学生共为主体,既能避免校园文化中学生单一主体产生的自发性与盲目性,同时也能使教师在文化活动中发现自我、表现自我进而更新自我的主观能动意识得以充分发挥。[4](p3) 教师是校园文化中比较稳定的主体,只有实现对学生主体的有效整合,才能通过师生的互动,努力塑造创新人格。 (七)应用项目驱动下的互动式社会实践活动 通过参与基于实际应用项目的社会实践活动,学生亲身体验了实际工作流程,感受了企业文化和工作氛围,认识了社会对人才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的需求,实践了运用已有知识、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途径和方法,较好地实现了学生从学校到工作岗位的“无缝对接”。 新闻实践论文:新闻学实践教学新形式 作者:吴雨蓉 单位:鞍山师范学院文学院 一、地方师范院校新闻学实践教学面临的问题 首先,很多地方师范院校对新闻学专业缺乏了解,重理论教学,轻实践操作,课程体系与现代媒体发展的势头不相适应,大比重设置新闻学概论、新闻史、新闻采访与写作等传统新闻类课程,而对广播电视新闻业务课程和新媒体课程的设置却显得欠系统。同时,新闻实践教学环节占教学课时数较少,学生的新闻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整体策划能力得不到针对性训练。 其次,很多地方师范院校新闻学专业教师队伍结构不合理,缺少有直接新闻实战经验的教师。很多新建新闻学专业的相当一部分教师是从汉语言文学专业转行而来,毫无新闻学专业背景可言,更不用说实践能力了。由于很多专业教师缺乏媒介实践的第一手经验,往往是书本知识的现学现卖,实践能力与一线实践教学要求存在很大差距。还有,和其他文科专业相比,新闻学专业实验实训需要的硬件设备投入较大,建立设备较齐全的实验室动辄需要上百万元的投入,学校办学经费长期不能满足该专业建设需要。[1]现有的部分实验设备由于先前选型不当,利用率低或被长期闲置。同时,由于实践经费的不足,很难与校外媒体建立长期合作的对口关系,学生实践途径很单一,有时学校把实践压力转嫁给老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实际问题。 最后,地理位置的劣势也给地方师范院校新闻学专业的教学实践和学生的未来就业带来不小的障碍。很多地方师范院校地处距离省会和信息中心城市较远的内陆城市,所在地的新闻传媒机构无论数量和规模上都不及一线和省会城市,而有限的新闻机构大多人员饱和或机制不灵活,同时,经济发展和媒介市场化进程的滞后导致私营文化传播类企业类型比较单一,数量比较少,层次也比较低,想建立一批常态化和高层次的实习基地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二、实践教学新理念———加强基础、强化应用、多领域培养、多渠道实践 (一)保持理论教学优势,重视专业实践教育管理部门和所在院校必须更新文科师范教学的传统理念,对新开设的新闻学专业的实践教学采取应有的重视。在实践教学过程中,既要突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把专业知识的讲述和专业能力的培养结合起来,又要探索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的新模式,培养学生专业技能的同时不放松对学生的理论素养提升。通过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实践技能的锻炼,达到人才培养的目的,这应是我们构建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模式的主要指导思想。 (二)扩宽实践口径,体现“大媒介”观如今,传媒机构类型和传播方式正在进行革命性改变。社会为新闻学毕业生提供的实践岗位已经不单单局限在新闻机构,可以说一切属于媒介传播的岗位都是我们专业的对口岗位。另一方面,由于近年来新闻学就业形势的严峻,加上学校级别和地域劣势,地方师范院校新闻学专业很多毕业生无法进入新闻媒体机构,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学专业如果仅以新闻专才作为培养目标,显然不现实。[2]因此,我们的实践教学应摆脱单一新闻媒体平台的窠臼,把范围扩展到更广阔的领域,体现多学科和“大媒介”观。比如在实践领域上可以从新闻传媒拓展至广告、电影、数码产品制作、商业传媒、企业传媒等,这种“大媒介”的实践理念真正体现信息社会学科交叉的特点,也真正能把学生的专业理论和综合理论所学运用到实际,是符合新闻学教育趋势的。 三、建立新闻学实践教学新模式 (一)建立多层次实践教学体系,突出灵活性和持续性对于新闻学专业来说,实践教学的高效性得益于一套目标明确、方法灵活、多层次、贯穿全程的实践教学体系。这里面最重要的两点是方法灵活与连续性。所谓方法灵活,即通过多层次、多渠道的实践,使每个学生都有机会接触媒体和社会。所谓贯穿全程,是指注重实践教学过程中不同时段、不同内容、不同层次的连续设置,从而使四年的专业实践教学形成一个有效、连续的体系,真正保证学生实践技能的全面性。同时,为保证实践教学体系的顺利实施,我们把实践教学学时从原来22%增加到30%。 1.针对性的课内实践课内实践是围绕课程理论内容展开的实践教学活动,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及时消化课程的理论内容,掌握新闻专业应具备的采、写、摄、录、编、播等基本技能。《新闻采访学》《新闻写作》《电视摄像》《广播电视节目编辑与制作》等课程教学,教师在开展理论教学的同时积极开展课内实践教学,强化基本技能和专业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意识。如带领学生采访高考、车展、秋菜买卖、新生军训等新闻事件,可以根据不同的课程内容现场指导学生如何把握新闻眼、如何采访、如何摄录等,或指导学生制作合成广播电视节目,让学生在新闻实训中学习,在理论学习与实践的比较中发现问题,在解决问题中不断进步。 2.灵活的第二课堂除课堂教学外,经常组织学生进行第二课堂活动也是我们实践教学的良好示范。如每年一次举办的大学生记者节活动,通过学生电视纪录片、电视短剧、电视音乐片和电视专题片的展播及评奖,使学生得到新闻业务的全面训练,提高了综合能力。还有不定期举办的主持人大赛、摄影大赛、DV作品大赛等,对于提高学生的操作技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都大有裨益。此外,经常邀请新闻界人士开展学术讲座,让学生与业界人士“面对面”,拓宽学生视野,引导学生关注新闻前沿。“请进来”的同时“走出去”,通过组织学生去媒体参观,使学生对电台、电视台、报社等新闻媒体机构有一个直观的印象,更重要的是对新闻采编流程有一个宏观的把握。这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职业认同感,而且激发了学生学习新闻专业的兴趣。当然,第二课堂实践也同样要形成常规化和连续化,并考虑纳入教学计划,效果才能显著。 3.常规的小学期见习小学期见习的内容主要是组织学生走入社会、进工厂、进社区、下农村、走入各行各业、了解国计民生,目的是加强学生对国情、民情以及社会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尤其是对新闻工作实践的了解。 4.总结性的毕业实习毕业实习是加强实践教学的重要环节。通过毕业实习,学生可以广泛了解我国新闻事业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将课堂上所学到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与社会实践联系起来,增强感性认识、加深知识理解,进而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为撰写毕业论文作必要的材料准备,为毕业后奔赴新的工作或学习岗位奠定良好的基础。#p#分页标题#e# (二)创新实践教学平台,实现实践基地多元化,创新与媒体互动形式实践教学基地是学生运用专业知识服务社会的初始平台,同时可以有效解决专业发展中存在的设备短缺、师资力量薄弱等问题。在建设实践基地过程中,我们努力打通多种渠道,实现实践基地多元化,同时创新与媒体互动形式,巩固与媒体实践基地的长期互利合作关系。首先,充分利用校内资源,联合党办、团委和学生会把校园广播台、校园网、校报、校刊等利用起来,同时创造机会让学生参与宣传部的一些重要宣传活动。其次,充分挖掘省内外的媒体资源和社会资源。不仅与媒体单位合作共建,还在很多单位组织、工厂农村等建立了广泛的实践教学基地。这个过程中,我们注重对不同实习基地进行横向和纵向开发,最终形成了结构合理、层次清晰、衔接紧凑的专业实践教学基地资源,有效解决了学生无处实习、实践基地单一等问题。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用多元化的角度来定义实践平台,从电台电视台到报社、杂志社、网络公司、出版业、电影业、音像业、广告业、数码产品制作业、网络传播业,只要对媒介传播类人才有需求的岗位都可以作为我们的实践平台,这个思路是符合传媒发展趋势和本专业实际情况的。一个长期而稳定的实习基地的建设有赖于一种双向互利的合作关系。关注传媒发展前沿、主动参与传媒机构发展是我们保持与实习基地合作关系的一个得力措施。比如我们会定期对电台电视台的节目或报刊的栏目进行监评,或从读者角度对其改版提出更专业的意见。我们还与媒体合作,帮助他们策划有关大学生的一些节目,或者设立媒体的校园通讯员,这样即增加了学生参与媒体实践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实习基地从中也有所收获,真正体现了与实习基地的“双向互动”性。 (三)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业界与学界共育人才高质量的实践教学需要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高素质教师队伍。学校现有的进人机制很难在短时间内引进大量高学历、强实践的人才,这种情况下,“双师型”人才的培养就被提上日程。首先,我们要求每名专业教师都必须进入传媒机构或传媒企业学习或顶岗工作6个月到一年的时间,充分熟悉自己课程范围的业务操作,同时了解业界实践的新动向和新知识,把新的教学理念贯穿在今后的实践教学中去。此外,为了解决眼前实践教师缺乏的情况,我们聘请新闻机构的资深记者、编辑和管理人员作为外聘教师参与到我们的教学中来,即实现了师生与媒体的零距离接触,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这种高校和业界的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对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的意义非凡。 (四)创新考核机制,改革成绩构成比例,推行成果评价方式从学生的角度讲,怎么考,他就怎么学。所以,考核机制的创新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是非常重要的。首先,重视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评价。给学生平时的学习过程评定合适的分数,激励学生都参与到学习活动的过程中来,养成较好的学习习惯。改变原有那种以卷面考试形式为主的成绩评定方法,加大平时成绩构成比例,对实践性强的课程加大实验成绩的比例。这种评价方式意在引导学生加强平时的知识运用,注重应用能力的提高而不是对知识点的死记硬背。 其次,推行成果评价方式。以前我们对学生实践、技能训练以及课程学习以外的学生应用能力培养项目的效果检验大多采取教师评语的评价方式,这种方式过于程式化和含蓄,不利于学生个性能力的发挥和展示。推行成果评价方式,对学生的课内实践作品、校内外重大活动项目中的成果、媒体见习和实习的成果作品进行集中项目验收、作品评分或者成果展示,对于社团报刊、网站和校园电视台的节目成果进行类似于信息反馈和受众调查的师生评价,使学生的实践积极性得到很大的提高,有利于学生学习成果的交流。 新闻实践论文: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实践改革要点研究 摘要:随着媒体技术的不断革新,新闻信息传递越来越趋向于国际化和无边界化,因此新闻传播学开展双语教学就显得十分必要。虽然已经有一部分院校开展了该专业的双语授课,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本文对该专业双语教学的改革进行了一些探索,就其授课时间、内容、教材、方式等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改革路径 2001年,国家教育部颁布《关于较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提出本科教育要创造条件,积极推动英语等外语进行双语教学的要求,将全国高校双语教学工作由自发、无序推向主动、规范的阶段。即使如此,我国大多高等院校双语教学仍处于试行阶段,各院校也在对双语教学进行不断探索,还需不断完善、改革与创新。因此,本文就新闻传播双语教学的必要性、教学模式、改革的路径等作一些粗浅的探讨,以期对新闻传播双语教学的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 一、新闻传播学进行双语教学的必要性 双语教学,根据英国朗曼出版社出版的《朗曼应用语言学词典》的所给的定义:Theuseofasecondorforeignlanguageinschoolfortheteachingofcontentsubjects,意指在学校中能够使用第二语言或外语进行各学科的教学工作。在我国,双语教学的专业主要集中在理、工、农、医及经济等学科,文科相对涉及较少。但在社会学科的部分学科中,新闻传播进行双语教学是十分必要的。首先,双语教学是新闻传播媒介全球化发展的基本要求。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演进,新闻报道的同步性以及无边界化使得“地球村”成为现实。而在新闻传播学教学中,双语教学已成为培养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在实践过程中,无论是新闻采访、现场直播或新闻写作,新闻从业人员能够掌握国际语言已成为基本的职业生存能力。更深一步来说,开展双语教学可以使学生加强新闻敏感度,及时掌握并分析外文资料,随时了解信息的最新变动情况。其次,开展双语教学是提高新闻传播学教育水平的手段之一。新闻传播学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新闻传媒业提供优质的后备人才,而在实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提升学生的外语能力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 提高外语能力不仅指语言能力,也非普通意义上的听、说、读、写,而是以提高外语能力为基础,进而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以《英语新闻阅读》这门课程为例,“新闻阅读”是这门课程的重点,语言媒介不再是我们所熟用的汉语,而是英语。前提是我们需熟用此种语言技能,在此基础上进行新闻“阅读”,通过此门课程我们不仅能提升阅读能力,也是对跨语言领域、跨文化领域的一次次新闻解读、分析。最后,在新闻传播专业开展双语教学,也符合我国不断加强国际传播能力的目的。现今,中国各个方面都处于不断发展的阶段,不论是经济实力、社会文化,还是政治的民主化进程都在不断向前推进,但由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分歧,信息传递的不到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不够全面甚至有误解,而这些声音大多来自西方媒体。那么想要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与态度,就需要增强自身国际传播的能力,培养出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运用常用的国际语言适时进行新闻报道、新闻写作、发表评论等,从而传达真正的中国声音、中国态度,逐渐改变我们在国际传播中被动的局面。新闻传播双语教学的目的,就是培养出可以纯熟运用常用国际语言的能力,树立跨领域文化思维的意识,高质地实现国际传播的工作者。 二、新闻传播学进行双语教学的模式 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开展的前提是选择恰当的教学模式,并能够根据自身条件、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根据《朗曼应用语言学词典》来看双语教学的模式大概有以下几种:其一,沉浸型教学模式,即课程的教学过程完全使用汉语以外的语言开展,此种教学模式对教师和学生的语言水平要求都较高;其二,渗透型,即在教学工作中以汉语为主,适当穿插使用英语,主要体现在关键词和关键问题的非汉语言的讲解与背景解读,或者对一些外文词语的中文含义进行解读;其三,交替型,即交替使用中文与外文两种语言,在两种语言的运用上不分主次,在理解中文内容时适当使用英文进行补充,在讲解外文内容时适当使用中文进行解释;其四,演示型,即在专业内容授课过程中,主要以中文教学为主,针对一定的内容选择相应的时间用外文进行教学;其五,选择型,即通过开设选修课,结合学生的个人兴趣进行外文双语教学。这五种模式各有优缺点,在开设双语教学时,应该结合学生的实际水平、师资力量、所处环境等,选择相应的一种或几种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充分运用自己所具备的优势力量,使大多数学生能在双语教学的过程中获得最大的收益。 三、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改革路径的探索 (一)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授课时间 何时开展新闻传播学的双语教学,一直是人们探索的重要问题。很多人都赞成应该从大二或大三开展双语教学,认为此阶段的学生有了一定专业知识的积累,也经过了英语四六级的打磨,较为适合开展双语教学。其实不然,不同地区的学生应选择不同的时间点,应该结合实际来开展。例如,贵州地区的学生,一部分学生英语基础较为薄弱,高考之后是这些学生英语能力较强的一个时间段,如若此阶段不开展双语教学,而且外语学习方面的督促相对减少,到了大二或大三英语能力有可能不增反减,如若能在进入大学之后适当地开展双语教学,既是对英语学习的督促,也能起到更好的效果。专业基础知识是每个新闻学生在今后的学习当中都能用到的,所以针对此类学生,开展一贯而终的英语教学模式较为合适。当然,从大一开始进行双语教学并不是所有课程都合适,应选择新闻传播学的基础教育专业课程,从一开始建立学生对课程的整体性与系统性,与国际接轨。 (二)授课内容的选择 授课内容应系统化、模块化,与实践相结合。就《英语新闻阅读》这门课程而言,更应该与实践紧密结合。新闻具有时效性,所以英语新闻阅读在进行授课时,在不失双语授课根本的同时,应以当下发生的新闻事件为例,对学生进行引导,激发学生的新闻热情,将英语与新闻专业知识良好地结合在一起。另外,在允许的情况下根据学生的兴趣和爱好来选择授课内容,变被动为主动,最大限度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三)对教材的选用 适当地进行本土化的改革现今,很多院校的新闻传播学双语授课仍然选择的是英文原版教材,对学生学习最根源与最前沿的专业知识十分有利。但英文原版教材授课并不适用所有学生,比如偏离我们的现实情况、费用高昂、知识架构相对于国内的教材较为分散,不利于学生掌握等。面对此种情况,必须对教材进行本土化的改革。但我们在进行教材本土化的过程中,有几个问题需要注意:其一,教材本土化并不意味着对英文原版教材进行“修改”,而是在不改变知识体系的前提下,遵循作者原本授课意图的同时,将教材调整为适合当下学生使用的教材;其二,教材本土化可以适当选择当下环境的案例,让教材与实际联系更紧密;其三,将中西文化进行更好的融合,在教材本土化过程中注意对不同文化的注解。 (四)将多媒体教学更好地运用到双语授课过程中 当下,很多院校的授课过程都采用多媒体教学,那么针对授课难度较大的双语教学更应该有效地利用多媒体教学。由于英语并不是我们的母语,难以避免出现授课发音不准等问题,所以我们可以采用多媒体课件与面对面授课相结合的授课方式。多媒体课件集声音、图片、文字、动画、图像于一体,可以将学生带到情境当中,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第一时间将原汁原味的内容传递给学生。但仅凭多媒体教学是不够的,缺少反馈与互动,此时更需要老师来面对面地进行答疑解惑,将发现的问题一起进行讨论,才能最大限度地收获知识。很多专业课程的授课过程也是如此,那么新闻传播学的双语授课更应如此。 不难看出,我国很多院校新闻传播学的双语教学的授课还处于一个不断的发展过程中,与各个院校已形成的精品课还有一段距离,因此需要我们在授课的过程中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形成最适合自己的授课模式、方法、手段,将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发挥出最大效果,与国际接轨,培养出更多满足当下国际形势的新闻工作者。 作者:滕程 单位:贵州民族大学 新闻实践论文:新闻传播类专业实践性教学体系构建初探 新闻传播类专业对口就业率不高,已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在教育部近两年全国就业率较低的本科专业名单中,全国有15个专业被亮起“红牌”,其中广播电视编导、播音与主持艺术等2个新闻传播类专业位列其中。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新闻学博士童兵,谈及新闻传播类专业的对口就业问题,也坦言,复旦大学相关专业对口率在40%左右,清华大学在60%左右。新闻传播类专业对口就业率较低,固然有新闻传播人力资源市场供过于求等外在因素,但更折射出新闻传播类专业自身人才培养方式的问题。新闻传播机构对于专业人才的要求往往是重“术”轻“学”,而新闻传播院校在专业人才培养中,则较为重“学”轻“术”。人才需求与人才培养侧重的不一致,造成了用人机构、教育单位、专业学生“三输”的局面。为此,改变新闻传播院校在教学中重“学”轻“术”的倾向,构建新闻传播类专业实践性教学体系,成为当前新闻传播教育探讨的一个重要内容。实践性教学以实现掌握熟练技能和形成较强实践能力为目标,以技能的学习、训练和运用为中心的教学过程,既包括课堂上的理论教学,也包括实验室的实践教学。而新闻传播类实践性教学体系的构建,包括教学目标、教学方式、教学内容、教学管理、教学考评等五大要素。 一、教学目标:能力本位 传统的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较为注重的是知识的系统性、科学性与连贯性,是以知识为中心,强调新旧之间的联系。以能力为本位的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其教学目标要求十分明确,针对性与可操作性较强。一般会通过与新闻传播机构的联合调研,确定相关职业与岗位所需能力结构,并将岗位新闻传播人才能力结构图转化为专业教学目标,以满足新闻传播一线需求的岗位能力为中心,设计理论教学与实习实训等教学内容。教学中,新闻传播理论与新闻传播实践并重,相互配合,共同为新闻传播人才的岗位能力服务。在理论知识传授上,虽然离不开相关新闻传播学科知识的传授,但会结合当前媒体融合的趋势,调整教学内容,会涉及多学科的整合,而不是着眼于单一学科知识系统地讲授,主要是按照新闻传播岗位能力的需求,有针对性地选取相关学科知识,强调知识的针对性与实用性。而在新闻传播实习实训中,侧重于将所学的理论知识依据实际传播需求,进行整合处理,提高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为完成某一项实际或仿真的新闻传播任务,需要学生具备知识的运用能力、问题的理解能力、角色的扮演能力以及任务的胜任能力,而在这类能力的运用中,促进学生掌握相关传播理论,提升传播素养。 二、教学方式:工学结合 注重理论知识讲授,主要采用讲授式教学方式,与新闻传播行业缺乏必要的联系纽带。学生的学习与今后的工作之间存在脱节,是当前新闻传播类专业教学方式的一个主要弊端,而造成这一现状的主要因素在于新闻传播类专业中双师型素质教师的缺乏。在新闻传播类专业教学中,院校教师懂传播理论不熟悉新闻操作;聘用来自行业的教师,懂新闻操作不熟悉传播理论。虽然教育部和力推新闻传播高校与新闻单位从业人员互聘,实行高校与新闻单位人员互聘“千人计划”,加大力度逐步推动新闻教育与新闻实践的结合,但是在人员互聘之后将新闻传播专业教师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教学优势,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将学生新闻传播类知识理论的学习与新闻传播的实践实训结合起来,结合的效果主要看能否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增强学生对新闻传播类专业的认识;能否让学生在看到学习与工作之间的联系后,提高他们学习新闻传播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能否让学生通过与新闻记者的接触,跳出校园学习的局限,增强对社会新闻传播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体会新闻传播工作中团队合作的重要性;能否让学生在新闻传播的职业指导与职业训练中,扩大知识面,开阔眼界,提高他们新闻传播工作的环境适应能力;能否让他们在实际工作的锻炼中,提高学生的新闻传播责任心和新闻传播判断力;能够让学生借助实践岗位锻炼的机会,提高他们的专业对口就业率。 三、教学内容:项目导向 传统新闻传播类专业的教学,大多按学科架构形成教学体系,按章节结构传授教学知识。此类教学内容主要注重的是知识理论的传授,而不利于学生新闻传播技能的培养。因此,有必要参照新闻传播业务实践中的工作流程,设计能够培养学生能力,符合学生今后工作环境的项目,以项目为导向,重构新闻传播专业课程教学内容。对于新闻传播类专业教学内容中的项目开发,主要以新闻传播中产品与服务为载体让学生能够学会完整的完成新闻传播工作流程。因此,新闻传播类专业课程教学内容的项目开发,需要做到以新闻传播任务作为课程教学内容设置的参照点,确保教学内容以项目任务核心构建,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引导学生建构属于自我的知识与技能;另外,需要为学生设计围绕项目运行的所需要的综合化教学情境,以保障项目的仿真度或者真实性。项目确立后,对于承担项目的小组,需要对学生的角色基于真实新闻传播岗位的不同进行分工,并要求学生按照“明确任务、提出计划、组织实施、检验评估”等新闻传播工作流程展开项目实施。在真实或者模拟的新闻传播工作项目中学习,学生的学习不再是受教师的外部控制,而是变成了一种自我控制,学生可以围绕学习目标进行有意识的行动,锻炼学生从多种可能性的行动方案中选择最佳方案,锻炼学生对新闻传播工作任务的结果预测预判能力,提高学生自主意识。以项目为导向的新闻传播类专业课程教学内容重构,其主要的目标是让学生能够获得新闻传播职业岗位上的工作能力与行动能力,特别是新闻传播行业最为看重的动手能力。 四、教学管理:加强反馈 新闻传播类专业实践性教学体系的构建,对于教学管理而言,主要在于加强教学反馈工作。传统的新闻传播类教学,其教学反馈较多以学生的理论考试成绩为主;而新闻传播类专业实践性教学体系中在组建中,需要以教学反馈作为进一步加强教学管理的条件,认为教学信息反馈是提高专业实践性教学质量的重要基础。实践性教学活动开展中,教学信息的反馈收集与传统理论讲授型有所不同。新闻传播类专业实践性教学,由于教学场所不固定于教师,有时甚至是在校外,因此,教学反馈信息的获得具有随机性,而这也要求相关部门能够及时增派人员,制定相应的制度,保证实践性教学反馈信息获取的及时性。参照有关院校的实践性教学活动,一般来看,教学反馈信息的搜集,分为三个阶段:实践活动开展前的教学策划信息搜集,实践活动开展中的教学开展信息搜集,实践活动结束后的教学总结信息搜集。而如果从实践性教学反馈信息的来源来分,又可以分为实践单位的反馈信息、教师实践的反馈信息、学生实践的反馈信息。实践单位的反馈信息,主要从行业的角度,分析实践性教学活动,是否符合行业新闻传播产品与服务的实际生产营销情况;教师实践的反馈信息,主要从教学的角度,分析实践性教学活动,是否达到了教学要求;学生实践的反馈信息,主要从个人职业发展的角度,分析个人职业能力是否在实践性教学中有所提升。 五、教学考评:行业评估 依托教学管理搜集的反馈信息,对新闻传播类专业实践性教学效果展开评估,是判断和提高教学效果的重要一环。实践性教学与理论性教学的考评,肯定存在不同。新闻传播类专业原有的教学考评,必须基于实践性教学的实际进行改革。比如,将评价内容从对学生理论知识掌握程度的评价,改变为对学生实践技能的评价。又如,将评价方法从之前的理论考试总结性评价,改变为项目结果的总结性评价与项目过程的形成性评价相结合。而为了保障新闻传播类专业实践性教学评价真实反映实践教学过程,最有必要的改革就是将之前单一的以院校、教师为主的评价,转变为传媒院校与传媒单位的双主体评价。特别是随着国家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实施,不少主流媒体开始与新闻院校共建人才培养基地,联合培养新闻传播人才。联合培养人才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共同制定培养目标、组织教学团队、设计课程体系、建设实践平台,当然,也就包括了共同制定新闻传播人才实践性教学评价标准。参照相关职业的人才培养办法,一般来说,新闻传播人才实践性教学评价标准的制定,大多是由院校与行业联合成立的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负责,在其领导下,院校可以将教学的内容融入评价标准中,而新闻行业可以将实践的要求引入融入进来,并有可能引入通行的职业准入考试制度,以新闻传播专业人才通过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编辑记者从业资格证等相应的行业准入资格考试,作为学生结业的重要标准,实现学生毕业时同时拥有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从而提高学生的就业保障。 作者:纪富贵 单位: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宣传统战部 新闻专业个人实践回顾 实习相当于学习,而不是一份工作,在实习期间可以学到学校里面学不到的东西,在实践中吸取一些经验,那么如何写好实习报告呢?大家可以阅读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一则范文,请阅读新闻专业实习报告范文。 一关于有线电视新闻台 有线电视新闻台简介:有线新闻台是全球首个全日二十四小时以广东话广播的新闻频道,包括《重点新闻台》、《财经资讯台》、《24小时新闻台》、《直播新闻台》四条频道,拥有五百多人的新闻团队,每天24小时为客户提供最新最快的新闻资讯。有线电视新闻台更是香港首间建造“全数码新闻中心”的媒体,率先带领香港进入全数码广播。 二实习前的准备 因为有线新闻台没有在内地落地,所以在之前一直没有看过它的节目。也可以说对它根本不了解。上网所能查到的资料也很有限。对它的了解,也是停留在学院老师对它的介绍。不过,在出发前,多留意有关香港的新闻,看tvb和亚洲电视的新闻,不但助于多了解香港最近的新闻热点,还可以对新闻媒体的制作模式有个初步的了解。 另外,去香港实习临出发前,还要注意检查好自己的证件是不是已经办好,行李是不是带齐。这些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如果不做好,那么就会给实习带来很大的麻烦。 三实习工作 这次能去香港有线电视新闻台实习,对于我来说是一次十分难得的机会。因为对于读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学生来说,应该多实践。多出去外面看看其他地方的媒体运作方式。而在香港这样一个宽松,自由的新闻环境,有线新闻台是我们更进一步学习的理想平台。第一天去新闻台报到的时候,港闻部的采访主任黄庆州先生第一句告诉我们的就是:“你在实习的过程中,能学到什么取决于你的态度。”而且他还补充说,来实习的意义,就是把我们在学校里面学到的东西表现出来,电视台不会从头开始教我们。这翻话,是个指引,也是个提醒,他让我明白到,在以后的五个星期内,能学到什么东西,都是靠自己。而且我们也不仅仅是代表我们自己,我们所代表的也是我们学院,还有他们对内地学生的印象。 港闻部——每天都像是打仗 说港闻部(也叫assignmentdesk)是整个新闻台最忙碌的地方一点都不为过。每半个小时更新一次的新闻,几乎每一条新闻都要有followup。有时候,一条新闻,又需要几个记者采访不同的部分,而这些新闻又是耽搁不得的。在assigndesk里,真的可以充分感受到什么叫做跟时间赛跑。 在港闻部实习的三个星期里,我们一般都是以观察为主,高等法院,政府总部,教统局和立法院是我跑得最多的地方,其实就是法庭、教育和政务这几个线条的新闻跟的最多。跑多了,也自然而然的跟负责这些方面的记者渐渐熟落起来,看多了他们问问题的形式,以后独自做采访,也上手得比较快。 每天晚上十点左右,记者就要打回台里查自己的assignment,知道自己第二天要采访什么新闻。在新闻量多的时候,一个记者一天内做五条新闻也是很正常的事,这是在内地媒体实习的时候绝对无法想象到的。 而teamwork对于电视媒体来说也是很重要的,这点,在我们上课的时候,也是经常强调的一点。一条新闻的出来,不是记者一个人或者是编辑一个人的功劳。它需要全部人都很优秀,如果是在拍摄环节中,摄影师拍得不好,挤不到好位置,那么无论记者的稿写得有多好,画面不好看,这不是一条好新闻。又或者,如果负责开车的司机,不熟悉路段,稍微开错了几个路口,或者是错了几个红红绿灯位,那么新闻做得再好,被其他电视台先播出了,那也是输了。所以,即便是看起来很小的一个环节,如果这个teamwork里的成员不合作,做得不够好,那么都会直接影响到这条新闻的质量,长远来说,会影响到整个台的形象。这也是为什么新闻台里面不强调英雄主义的原因。 另外,香港的电视新闻有自己的特色和要求。他们不喜欢在新闻中出现具体的时间,这是因为有些重要的新闻在整天甚至隔天都要重播,如果新闻里面出现“今日早上”,“今日下午5点”这样的时间词,就会混淆观众。香港媒体的新闻较之内地短,一般都是每天1分钟到1分半钟。在半个小时的新闻内,所含的资讯量就会加大,也是为了适应香港人节奏快,对资讯的要求快,准,好的习惯。 在观察了三天之后,我得到了第一次自己实践的机会:在一个公开场合上采访教统局局长李国章。 因为在整个实习的过程中,香港教改一直是个热点关注的新闻,所以每逢教统局长李国章出现的公众场合,都会聚集一大批媒体的记者在外等候。当我到达了会场时,教统局的io(informationofficer)在一开始就说李先生今天大概都不会接受媒体采访了,大家都似乎认为今天也是不会有收获。但是大家也还是继续等李国章出来,准备突击采访。 教统局的io又表示说李国章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我们又马上把麦克风插上,等待李国章出来接受采访。在采访完毕后,记者们大多数都会聚集在一起,互相参考大家所记录到的笔记和听回录音,来确保自己没有漏掉任何的信息,有些不确定的还会反复问。而相互之间也会参考一下这条新闻怎么报。再打电话回各自的台里向采主报料。在这次报料过程当中,我自己也犯了一个错误,我向采主说李国章没有回应我们问的问题。因为这样的说话,我是听到另外一个媒体的记者这样报料回她的台里的,所以我没有经过自己的思考,想当然的觉得也应该是没有回应的,就这样跟采主说了。采主当时没有说什么,就是叫我把派到的beta带和音频先传回台里,让他听。等新闻出了以后,采主再打给我说,其实李国章从他的问题中已经是回应了我们问的问题了的,只是说得方式比较婉转,所以以后的采访一定要经过自己的分析,要注意听被采访对象回答的问题,如果遇到自己想要的答案,还要继续跟进下去。有时候,新闻的角度和内涵,就是这样靠记者挖掘出来的。 后来渐渐多了自己采访的机会,每次的采访回来,都会有不同的问题出现,幸好记者们都很乐意帮助我,告诉我哪些地方做的不够好,需要改进,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例如说,刚开始采访时,问的问题关联性不够强,不够针对,有时问问题又过于绝对,令到被访对象只回答是或者不是,又或者问完一个问题后没有跟进。这些问题,在课堂上老师都有强调过要避免的,听的时候好像很容易,但是到了自己真正操作的时候,经常都是遇到一些自己不熟悉的题目和采访对象,手忙脚乱,一拿麦克风,学到的东西就丢掉了一半,心里紧张得被访对象回答什么都记不清楚,也无法说按照他们的回答继续跟进问下去。后来自己总结的时候,也认为,在实习的过程中,保持平稳的心态也是很重要的,不能遇到什么自己不熟悉的采访对象时,就慌慌张张的。 港闻部里,给我感受最大的一点就是压力。无时无刻都感受到压力。在香港一个这么小的地方就有那么多的媒体,一条新闻做得好不好,大家都有目共睹。做得好的记者,通常都是行家争相交流的对象,在业内很受尊重。 当一个记者,在体力和脑力上要付出很多,当一个香港的记者,要付出的是双倍的体力和脑力,这也是香港媒体竞争的激烈情况所决定的。记得年前在维多里亚公园,做特首曾荫权的直播的时候,记者和摄像师就像洪流一样,围着曾荫权,大家都是想要抢到一个好位置,我和同行的记者都被踩烂了鞋子,甚至连裤子都被扯破了。 专题部——专供我啃带子的圣地 专题部一周出两档节目,一个叫《香港刺针》,由梁文道主持。专门针对热门的事件,主持和嘉宾一起探讨这个问题。形式有点类似凤凰台的《锵锵三人行》,不过不同的是,《香港刺针》的节目里面还会插入记者对这个谈论的题目做制作的外拍,另节目的内容更加丰富,而不是单纯的talkshow。另外一个是《时事宽频》,是类似于香港电台的《铿锵集》的一档专题节目,相对《香港刺针》来说,《时事宽频》的题材更为广泛,可以是当前的新闻热点,也可以是历史人文,科学技术等等。 在专题部的实习时间只有一周,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一周的收获特别的丰富。专题部对于我来说,像是一个巨大的图书馆,让我静下心来吸收他们前人做过的专题片。每天一早上班,我就是抱着一叠有小山高的纪录片,跑去剪片室看。一天下来,可以看差不多7、8个小时的片,但是自己都不觉得累,反而一边看,满心欢喜的写笔记,抄下他们好的制作方式。一个星期下来,写满了一个笔记本。 有时,在记者们有空的时候,会跟他们交流国内和他们不同的制作方式,看到一些他们做的很棒的专题,例如中国戏曲、sars系列,医护前线系列,还有一些国内目前还没有办法涉及的区域的专题片,都会问他们整个制作的方式,如何采访,怎么确定整个片的结构,等等。 在专题部的实习过程中,实践的机会很少。但是在看的过程中,吸收了很多新的知识,新的专题片制作方法。少了出去跑的时间,更可以静下心来回顾实习过程中,自己的不足和把之前来不及消化的东西,重新消化。对于我来说,这一周,也是自己进步最大的一周。 在整个的实习过程中,我深深的感觉到自己所学知识的肤浅和在实际运用中的专业知识的匮乏,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对一些采访工作感到无从下手,茫然不知所措,这让我感到非常的难过。在学校总以为自己学的不错,一旦接触到实际,才发现自己知道的是多么少,这时才真正领悟到“学无止境”的含义。 新闻实践论文:新闻传播学中博弈论方法的实践意义论文 摘要: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中具有方法论、学科拓展的重要意义。近年来,虽然博弈论在理论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质和量上还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新闻理论界对博弈论的理解存在狭义、广义与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三个层面水平。我们可从哲学意义、方法论意义和建构意义三方面,认识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运用的可能性。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博弈论方法 问题的由来 新闻传播学比之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方法论的研究尚未深入,本文所要论及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博弈论方法,就表现得比较典型。 将博弈论与新闻传播学相交叉的思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新闻理论界尚无人提到。后来新闻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心理学、新闻学与美学、新闻学与社会学等的研究,开始陆续出现。但新闻理论界在新闻交叉边缘学科研究过程中,一直没有很好地重视新闻传播博弈学的研究。作者在1997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涉猎了一些有关博弈论的论著,产生了新闻学、传播学与博弈论之间关系的简单联想。这种联想主要是对新闻文化学建构来讲的,从新闻文化的外延角度来看,新闻传播的竞争生态研究,不能缺少博弈论的思想。 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有关博弈论的书籍开始增多,后来出现了普及性的博弈论读物,这些书籍大都将社会生活、经济领域、历史经验等方面内容,与各种博弈类型相类比,说明博弈论的道理,但也带来某些副作用,即博弈论的庸俗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博弈”一词在新闻报刊、文章论著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新闻传播与博弈的关系,真正被新闻传播理论界重视,是在2004年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上,会上提出“传播即博弈”的观点,并存在争议。2008年10月,孙光海、陈立生的《传媒博弈论》由三联书店出版,有论者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把博弈论引入传媒领域的成功力作。 从新闻传播理论界涉及新闻传播与博弈论关系的话题,或在文章论著中有意识地使用“博弈”概念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狭义基础上的理解。仅仅从传媒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研究新闻传播的博弈。如《传媒博弈论》一书,“将四大主流门户网站、两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四大城市的13家都市报作为研究对象,对各大媒体平时新闻报道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环境进行分析,从新闻到版面到受众再到发行,通过大量案例剖析与实战推演,总结出各大媒体在不同环境下,针对不同的竞争对手以及竞争对手采取的策略,从而制定最佳策略。内容包括网络媒体博弈、都市报博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博弈、热点新闻与冷门新闻、大新闻与小新闻博弈等”。当然,从最严格意义上来看,该书许多内容还停留在下文所提及的第三种认识上。但就分析比较到位的有关传媒博弈的内容来看,完全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媒体之间竞争策略着眼,探求媒体的生存之道。 二是广义基础上的理解。从博弈论的广义思想出发,来探讨新闻传播领域中,如何把握新闻活动的规律,有学者称之为“大博弈的思维观”。实事求是地说,新闻传播理论界在这方面的论述还较少。人们由于对博弈论的跨学科性质意义尚不十分了解,所以对这种广义理解还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传播与博弈是两个概念,但并不意味着传播不能用博弈观点去研究。小约翰将博弈论研究归入人际传播理论,说明他已经把博弈论纳入到传播学视野了,不存在谨慎与否的问题。小约翰在《人类传播理论》的前面部分特别提到传播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即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存在传播的问题,传播学强调传播的双向性,恰好说明了与博弈论的紧密联系。另一位讨论者强调:“用博弈论解释一般传播现象的做法不可取。”这是基于“传播即博弈”这一命题而得出的观点。应该说“传播即博弈”是不对的,但“传播之中有博弈”,“博弈之中有传播”,在一般的传播现象中存在部分博弈现象,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们注意到,在正常的新闻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理性的情况还是较为普遍的。那种强调博弈论研究对象必须是理性的,从而认定传播学一般现象无法以博弈论进行解释,不尽妥当。我们知道,传播模式研究的前提,也要求理性的状态。[论文网] 三是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理解。一般是指事物之间相互影响、制约,或传统哲学所说的作用与反作用意义层面,来使用“博弈”概念。诚然,博弈论研究确实离不开这些因素,但所有事物间的这些因素,不一定都是博弈论所讲的博弈。也有在互动反馈意义层面,来理解博弈的,比起前者进了一层,然而也不十分确切。如诸多文章中的“不同文化与黄色新闻的博弈”、“媒体道德与新闻价值的博弈”、“新闻规律与媒体利益的博弈”、“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博弈”、“政府与新闻界的博弈”、“博弈海量信息”等。其中有些文章也道出了某些新闻传播博弈行为,但存在将博弈论泛化的情况。如有论者把主观上的意识与客观上的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观念或做法与某一具体的观念或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这都是与博弈论不相契合的。我们只能说是直觉地使用了博弈这一名词,而没有从博弈论的理论角度去进行规范的研究。 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专门提倡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博弈论方法,而是力图客观地思考博弈论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究竟能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起到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建构作用,甚至形成新闻传播博弈论这一新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 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德国著名数学家哥德尔1931年提出不完备性定理:第一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在内的形式系统中,都存在一个命题,它在这个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否定。第二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的形式系统自身不能证明它本身的无矛盾性。这个定律虽然是针对数学来说的,但是其革命意义远远涉及科学哲学、逻辑学,而这种情况也注定要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诚然,新闻传播研究中,也不能将博弈论看做是无所不能的理论。我们研究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可能性,目的主要是运用其基本思想,扩展研究视域,在新闻传播领域内最合适的地方,找到双方的契合点,从新的角度描述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的规律,调整我们的传播行为,使社会信息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 博弈论最基本的思想,其一,在同一活动中,某事物的行为效果如何,有赖于它事物的行为。其二,是均衡概念。其三,假设人是理性的。理性的人,指行动者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进行决策选择策略的目的就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作决策时可能往往是有限理性。其四,博弈论是竞争与合作的游戏,一般有协议契约。根据以上的简单概括,随之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过程中,有没有相类似的情况?其一,在同一新闻传播活动中,双方各自的行为要视对方的行为而定?其二,均衡概念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实现?其三,新闻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是不是理性的?情况允许的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否是追求的目标?其四,竞争与合作的契约关系,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建立?答案是倾向积极的。 有了上述基本思考,我们再从更大一些的方面来探讨运用博弈论的可能性: 哲学意义。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经济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交往关系中的普遍性、基础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诸多的因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合力作用,但归根结底的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立统一。 博弈论之所以在经济领域呈现出活跃的情况,人们之所以在各类社会活动、人际关系中发现博弈的因素,是因为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结成的各种交往关系所决定的。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归根结底是由交往关系决定的。因此,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包括新闻传播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亟须建立一套新型的适应这一体制状况的文化产业伦理。目前可以定义为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这就和博弈论中核心理论之一的“均衡”概念相暗合。每一次新闻传播策划、新闻报道活动或具体的新闻传播行为,都存在博弈论的问题,因为在某一次传播活动中的传播者之间、传受之间等,都有一个行为对策选择的问题,在现实环境中不可能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不追求个体局部利益的最大化,可能追求的就是整体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如我国文化产业的双赢策略,即博弈论的“均衡”。公益与私利、赢利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一直存在,博弈的均衡可达到社会发展的和谐。 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也有一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问题。 方法论意义。我们知道,博弈论最初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是运筹学下面的对策论。后来应用于经济领域。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西方经济学前沿领域的博弈论,已逐渐变为一种占主流地位的基本分析工具,人们十分重视其方法论意义。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经史子集中博弈的思想无处不在。过去曾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自然科学最基础的学科是数学,而社会科学的基础可以是博弈论。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正确,但是至少应该承认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从广义的角度看,传播应用学派的传播模式研究,实际上相当于博弈模型。在我国较为流行的英国人丹尼斯·麦奎尔、瑞典人斯文·温德尔合著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中,许多传播模型十分典型地体现出这种情况。该书第一版介绍了35个传播模式,第二版介绍了66个传播模式。除了个别早期线性模式外,在控制论的反馈概念出现之后,传播模式越往后越具有博弈的性质,甚至可以这样说,研究当代传播模式离开了博弈的思维,其研究是存在欠缺的,虽然其模式可能并不能完完全全解决实际中的所有问题。 理论建构意义。新闻学、传播学以及中国化的新闻传播学,从它们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是建立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日益融合的时代,在需要破除自然与社会科学鸿沟的时代,谁也不能断然否定新闻传播学领域可以不要博弈论的参与。作为与社会实践互动频繁、联系紧密的社会科学之一的新闻传播学,从来不存在其他学科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由于受经济学的影响,人们思考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时,可能认为仅仅反映在传媒的经营管理上。这种狭义的理解,导致产生了博弈论不适合一般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观点。作者认为,新闻传播研究中重视运用博弈论,并不是要求新闻传播理论“范式”像经济学那样转向博弈论,并把它作为核心的理论分析工具,而是在理论体系建构中,对博弈论方法给予足够的重视,将其中合理的内容,吸纳到基础理论中来。更重要的是,将博弈思维作为指导理论研究的一个窗口,扩展新闻传播理论空间。当然,也可以建立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二级学科“新闻传播博弈理论”,进行专门的新闻传播学新领域探索。 结语 新闻传播研究对博弈论产生兴趣已有多年,但是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被吸纳与运用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原因是新闻传播理论界对博弈论尚不太熟悉,对博弈论的理解也参差不齐,甚至还存在部分抵触心理,致使研究成果的质与量不甚理想。新闻传播研究需要理论创新,对理论与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路径。研究新闻传播博弈论,对理论研究者提出了知识更新的更高要求。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内部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博弈论无论在广义、狭义还是方法应用上,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都有用武之地,关键在于我们的观念。 新闻实践论文:媒介融合中新闻传播实践教学探析 【摘要】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给各种媒介融合提供了可能和便利,媒介之间的融合变得越来越紧密,成为了新的趋势。新闻的采集、加工和制作等传播活动,也随着时代的变化发生了一些改变,为了适应这种时代变化,高校新闻专业的实践教学也要做出相应的改变。 【关键词】媒介融合;新闻传播;实践教学 我国信息技术发展迅猛,“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让中国的互联网遍布大江南北,这为新媒体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发展过程中,媒介融合的特点越来越明显,这种变化给高校的新闻传播实践教学和新闻传播从业人员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挑战。 一、媒介融合下新闻传播实践教学的现状分析 (一)教学方式过于传统,重教学轻实践 教学体制改革,使得高校的招生数量不断增多,办学规模和办学条件等都有了新的变化,在这种背景下,高校的新闻教育专业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但在新闻教育专业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很多高学历的青年教师虽然没有任何的新闻从业经验,却也走上讲台,给学生们讲授实践教学相关的知识,或者在教学过程中对自己擅长的教学内容讲授得多,实践教学讲授得少,这导致很多学生在学习时缺乏实践训练和实践经验,一方面,这会使学生在走上新闻工作岗位后无法快速适应;另一方面,从人才输出这一项来看,也会对整个新闻行业造成不小的影响。 (二)教学内容与时代严重脱节 新闻专业在课程内容设置上严重滞后,专业导向上一些课程内容仍然以电视、广播、报纸和网络等单一的媒介介质进行区分,对于当前不同媒体之间相互融合的趋势涉及不多,这样一来,在教学活动中,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就会过于片面,缺乏媒介融合的整体思维。而学生因为专业选择和专业分业的关系,在社会实践中也很难适应,缺乏跨专业学习的能力。而这种专业分业的细化,不仅导致了不同媒体的实践课程学习和设置变得繁复,也造成了不必要的教学资源浪费。 (三)专业实践课程单调,设备陈旧 因为办学条件的限制,有的高校不会为实践课程配置专门的教室。而有的高校虽然具备配备专业实践教学实验室的条件,但是因为专业分业的关系,实验室之间是相互分离的,不能实现共享。同时,虽然媒介技术已经迅猛发展,更新速度也逐渐加快,但大多数高校在专业实验室的配置上还停留在非常落后的阶段,也就无法满足当前教学实践的需求。 二、当前媒介融合对高校新闻专业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 新媒体的迅猛发展,打破了过去传统媒体独领风骚的局面,而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媒体形式来生产和传播新闻的媒介融合正逐渐成为趋势,因此,为了适应时代的变化,高校在培养新闻专业人才上也要与时俱进,不断革新,教学活动要适应社会需求,培养应用型人才,这就需要对现有教学形式进行改革。 (一)当前媒介融合需要全能型人才 媒介融合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媒体形式共同运作进行新闻生产和传播,这就需要更加全能的人才。新媒体时代的交互性让受众不再是被动的新闻接受者,而是人人都可以成为新闻的者,都可以参与新闻的和制作,新闻从业人员也不再只负责新闻报道,还应该在这个人人可以发声的时代,对新闻加以引导,帮助人们更加深刻、全面地认识新闻背后的原理。 (二)需要掌握更全面的知识 随着我国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知识水平和学历相比过去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这也给新闻界的从业人员带来了新的挑战,人们对新闻的要求不断提高,对新闻的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新媒体背景下的新闻从业人员需要懂得从大量的信息中进行筛选、解读和分析,进而归纳总结出有用的信息,并进行立体式的报道和呈现。这种可以跨行业、精通专业的复合型人才是当前新闻传播专业培养人才的方向。 (三)掌握多种新闻传播方式 新媒体时代,与过去传统媒体不同,除了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介,还有网络、手机、电脑等多种媒体并存,媒介平台可以提供多种新闻产品,而它们之间也逐渐呈现出融合的态势。因此,新闻从业人员不能只掌握一项媒体技能,还要了解各个媒体的优缺点,针对新闻事件的不同特点,来选择最优的传播方式。所以,当前新闻传播所需要的是既精通专业又掌握技术的人才。 三、当前我国新闻传播实践教学模式 面对媒介融合的新形势,我国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在人才培养和教学模式上都做出了新的探索和改革,以此来适应新形势的变化。 (一)“2+2”培养模式 “2+2”培养模式是指本科的前两年进行全科专业的培养,大三、大四再进行新闻传播专业的培养,如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专业当前采取的就是这种培养模式。 (二)个性化培养模式 以上海财经大学为例,它通过对经济新闻专业的课程设置来进行个性化培养,通过教学模块上的不同设置来培养专业型人才,同时还设置了个性化课程,以培养学生的兴趣,并成立了多个兴趣小组,以此来提高学生的知识储备,开拓学生眼界,进而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四、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专业实践教学的改革途径 (一)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实践教育能力 新媒体时代下,媒介融合已成为趋势,为了适应这种形势变化,高校在教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上都应该做出相应的改变,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重要参与者,面对全媒体时代也应该做出改变,首先要提高实践教学技能。高校应注意对教师队伍实践能力的锻炼,应经常为师资队伍提供相关新技术的培训及讲座,不断提高教师知识水平,同时,应该多吸收一些有技术经验丰富的新老师,并搭建兼职教师平台,让更多掌握多媒体技术的教师为学生授课,进而提高学生的新闻传播实践能力。 (二)加强学科之间的合作 新闻传播专业与其他专业不同,它需要学生在掌握必要的专业知识的基础上,也能够对其他联系较多的专业有所了解,如经济学、法学、计算机专业等。新媒体时代需要的是能够适应新时代需要的“专业性强、基础好、知识丰富”的全能型人才,因此,高校在教学课程设置上应该做出调整,这样才有助于培养出全能型人才。应该注意将与新闻传播相关的专业彼此之间进行结合,让它们能够在教学实践设施建设和使用方面有所合作,打破过去学科之间的壁垒,建立新的合作关系。 (三)加强对新闻传播实践教学的重视程度 过去高校对于新闻传播实践教学不够重视,往往存在重教学轻实践的现象,其实践教学设备也严重滞后于当前的新媒体发展,有些实践实验室之间还不能实现共享,这些都制约了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因此,为了改变这种现象,高校应该在课程安排上适当地增强新闻传播实践教学的比重,同时,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多让学生参加一些社会实践,以此来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新闻敏锐性。 作者:霍慧娜 单位: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新闻实践论文:校园电视新闻相结合实践意义探索 【内容摘要】在新媒体飞速发展的今天,电视新闻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高校在广播电视新闻类人才培养上需要改变教学理念与实践脱节的状况,创新教学方法。文章以出镜报道课程为例,探讨其与校园电视新闻相结合,打造教学实践模式的切实意义。 【关键词】出镜报道;校园电视新闻;实践意义 在新媒体飞速发展的今天,新旧媒体之间的关系从抗衡逐渐转化为互助相融。在《新媒体时代也是主流媒体的新时代》一文中,作者提出在信息量爆炸的年代里,新闻媒体的制胜法宝依然是内容为王,重内容、强现场、拼立场。在融合发展之下,今后媒体不分新旧,只剩两种类型:有竞争力、影响力的媒体和没有竞争力、影响力的媒体。如同2017年各类经典文化节目的兴盛现象一样,具有精神引导、意识先行、直击心灵的文化表达形式在当下开始发光发亮。高校新闻类课程的教学,同样需要寻找到具有竞争力、影响力的培养模式。 一、出镜报道形式的广泛应用 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全国各地的新闻记者以最快的方式抵达汶川,在镜头前与全国观众进行交流,直击现场情况、报道最新进展;2012年中秋、国庆双节前,中央电视台派出大量记者走上街头,采访不同人群,引发全民探讨关于“幸福是什么”的问题。这些报道中采用的主要形式为“出镜报道”,这种报道形式能够将电视机前的观众与新闻事件的距离拉得更近。出镜报道始于1963年11月22日的下午,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记者丹•拉瑟直击现场,报道了总统肯尼迪遇刺事件,电视机前的观众被真实而具有冲击力的新闻现场所震撼,从而应运而生了一种新的新闻报道方式。出镜报道是指记者在新闻发生现场,面对摄像机以旁观者、目击者、参与者的身份向观众叙述新闻事件,并进行相关采访与评论的一种报道形式。出镜报道形式的出现,为电视新闻增加了“人情味”,主要体现在:第一,传播主体的人格化。在新闻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出镜记者作为人格化的传播主体,既是传递者又是解释者,观众正是通过与他们建立的传播关系来接触和接收信息。第二,增强了新闻的个性化色彩。出镜记者通过丰富的语言组织形式、独具特色的个人感受角度、不同的报道风格构建,使每一次出镜报道都具有独特的个性化特征。第三,人际化的传播样态。随着出镜报道的普及,越来越多的记者将模式化的口头表达转化成人际化的交流形式。记者将镜头设想成是某个特定观众,通过具有交流感的语言,把复杂的内容简明扼要、富有个人情感地表达清楚,实现一种拟态的“面对面”交流。在当代新闻报道中,出镜报道已经是一种广泛运用的电视新闻报道方式。尤其针对突发事件而言,这种方式使记者在新闻事件与电视观众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缩短了观众与事件之间的距离,其对新闻的真实性、可信度、现场感、逻辑性、深度性都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近年来,将出镜报道课程训练带入课堂已成为培养广播电视新闻类人才的一个必然趋势。但如何将已储备的知识结构与实际动手能力相结合,成为此类训练课程的瓶颈。不少新闻专业或非新闻专业的学生会选择去相关媒体实习,但由于实习时间短、实践经验少,很难接触到重要的采访、核心的工作,这些都会影响实践质量。除了借助地方媒体实习外,校园电视台同样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作为离学生最近的天然实习基地,校园电视台的新闻报道不仅在引导校园舆论、建立师生信息沟通平台、丰富校园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还可以提高学生对于出镜报道训练的学习兴趣与实践能力,合理将出镜报道课程训练与校园电视新闻进行结合可以达到一箭双雕、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出镜报道课程与校园电视新闻结合 所谓出镜报道课程训练与校园电视新闻相结合,是将课程进行“三三四”分割,即三分教、三分论、四分做。复旦大学教授张学新提出过关于大学课堂教学改革的一个新方向——对分课堂。对分课堂的核心理念是指把一半课堂时间分配给教师进行讲授,另一半分配给学生,使其以讨论的形式进行交互学习,强调讨论式课堂,鼓励学生自主性学习。出镜报道课程调整方案与对分课堂践行目的的相同点是,让学生在课堂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将学与做更好地结合。在课程设置上,30%的课时进行理论教学和方法普及;30%的课时需要学生将课下收集到的新闻素材或线索在课堂上进行头脑风暴,模拟现场报道的场景;40%的课时让学生融入新闻事件,以小组形式完成出镜报道。课程与校园电视台合作,主要利用40%的课时,成立出镜报道小组,承包每周一个主题的新闻报道系列节目。学生需要负责素材收集、现场报道、后期编撰与制作等一系列完整工作。在教学中教师的具体操作是:第一步由教师为主导,带领学生了解基本的出镜报道理论知识。从发展起源入手,到表现形式、操作方法,最后深入实践意义的探索,让学生不局限于如何去做的层面,而是在做之前思考为什么这样做、完成之后想要实现的目的与意义是什么。第二步要求学生仔细观察身边的大小事件,鼓励学生养成收集素材、日常记录的习惯。现代科技设备之发达,一些录音和视频用手机就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收集与保存。每一堂课中教师可以邀请学生分享所收集的素材,票选出最有新闻价值、最感兴趣的两条新闻进行事件现场模拟与小组讨论。在交流中,学生可以在倾听他人与表达自己两个方面不断提高沟通能力。第三步初期由教师带领学生深入校园,从主题事件开始演练,后期对一些校园突发事件或社会事件进行快速报道,并制作每周一期的新闻报道节目。例如,参与每年的新生军训、毕业典礼、教学科研会等报道与制作。第四步回归课堂,让学生对本期出镜报道的训练以及节目制作进行讨论与总结。教师有针对性地给予指导,结合所学理论,从新闻角度、新闻价值、报道思想、采访提问、语言表达等不同方面进行分析,进一步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与应用,同时为下一次训练中报道能力的提升打下基础。 三、课程结合模式的实践意义 出镜报道课程训练与校园电视新闻结合的这种培养模式,经过实践证明,在学生各方面能力培养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第四届长三角教师教育联盟工作会议暨教师教育创新论坛上,上海师范大学提出了核心能力素养“SCIL”结构的培养理念。本文所提出的课程训练很好地将这一理念融入其中,以达到人才有效培养与课堂实效提升一箭双雕的作用。 (一)提升学生目标导向的自主学习和自主发展能力 课程与校园电视台结合,并承包每周一期的主题报道、栏目制作,可以增强学生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使其有目的地去完成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应用。通过每一期节目的制作与思考,让学生自主发展相关专业能力,达到融会贯通、熟能生巧的效果。例如,题材选择、新闻报道角度、采访沟通技巧、后期稿件编撰、画面剪辑与制作等专业技巧的训练。 (二)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创造性解决问题能力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教师只起到方向性的引导作用,主要是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新闻职业的特征包括求真的职业责任、公正的职业操守、关爱人民的职业精神、克服困难的职业作风,按照新闻职业人才的要求,并结合实践中所产生的问题进行有的放矢的训练,能够更好地培养学生在遇到困难时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培养学生的国际素养、信息素养 随着课程的深入,从初期的校园动态,可以逐渐扩大报道范围,从校园内到校园外,甚至放眼世界,聚焦国际重大事件。但所有的新闻报道方向与角度需要教师进行合理的引导。从新闻入手,培养学生形成“新闻嗅觉”,不仅可以训练如何收集信息,还能够不断提升学生对于有效信息的筛选与信息价值的判断的能力。在每一期新闻报道的主题探索、筛选、思考的过程中,能够不断提升学生对于社会的责任感,逐渐改变校园教学与社会分割的状态,使学生形成从校园出发、立足于国际的新闻视野。 (四)打造学生的领导力素养 关于大学生领导力素养的打造主要体现在:第一,自知能力,即反思本人的行事风格和领导经验,了解优势并弥补不足。出镜报道新闻栏目每一期节目的收视反馈,以及课堂总结都需要学生反思自己在节目制作过程中的优缺点,并提出调整方案,在每一次总结梳理的过程中提升自我。第二,有效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包括解决和管理冲突、通过谈判寻找到合理解决途径、授权他人等能力。在小组合作完成节目制作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际沟通问题,例如小组分工矛盾、时间分配协调、采访人物的沟通等。通过每一次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实践过程,可以提升学生应对不同人际关系的有效沟通能力。第三,灵活的适应能力,包括多元文化的适应能力,团队合作、多视角分析问题的能力。在面对不同的受访人群或风格迥异的采访环境时,学生要适应当下的突发状况,借助团队的力量快速解决问题。对于不同的新闻主题从不同视角进行探索,挖掘最有新闻价值、最受人关注的角度。训练学生不断调整自己的新闻视角、发掘新的新闻主题,可以提升他们对于不同文化、不同领域的了解,拓展自身知识的广度与深度。 (五)活跃课堂气氛,提高课堂实效 课程与校园电视新闻的有机结合,让学生以主人翁的身份参与到课程中,从被动听课的学习方式转化为主动探究、自主操作的训练模式,在积极有效的训练中收获知识、技能、情感等,切实提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结语 出镜报道课程从理论出发,在实践中深化,在经验里总结与提升。与校园电视台的合作,充分利用有效资源,在课程中融入校园电视新闻报道的形式,加大了实训的力度,实质是一种任务驱动式教学法。这种教学法是一种新的尝试。在课程中提升学生的各项能力,将课堂与现实相结合,使学生与社会相连接,还需要教育工作者不断的努力与探索。 作者:颜缤 单位:上海师范大学 新闻实践论文:全媒体新闻传播人才实践能力培养 摘要:随着新媒体的崛起,媒体格局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全媒体能力成为新闻传播从业者的业务素质。新闻传播人才实践能力的培养必须创新,才能适应媒体发展的要求。本文从课程体系建设、全媒体教学平台建设、开放办学等多方面,探讨了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路径。 关键词:全媒体;人才培养;创新 全媒体新闻实践方兴未艾,全媒体业务能力成为媒体从业人员的新要求。全媒体记者要熟悉和掌握各种传播媒介的传播规律、传播特点和传播技能,一人独自完成各种形态的新闻产品制作。而当下新闻传播类专业的教学内容已经普遍落后于新闻传播业界的实践,适应全媒体要求的新闻传播人才实践能力的培养势在必行,本文就可行的培养路径作初步探讨。 一、全媒体课程体系建设 课程体系是人才培养的基础,它决定了培养出来的人才具有什么样的综合素质,是否适应媒体职业要求。在当下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课程体系应该有大的改革,才能培养出全媒体的新闻传播人才。首先要淡化专业界限。在国内有些高校新闻传播类各专业间的壁垒正被打破,教学内容实现了跨专业融合,甚至实现了校内跨学科的合作培养。这一改革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走在了前面,他们的“2+2”培养模式就是一种成功的尝试。这种培养模式要求新闻传播学科各专业学生在大一和大二阶段任选一个非新闻传播学科的专业,并系统修读所选专业的主要课程。[1]虽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经验不是所有的新闻传播类院系都能借鉴的。但至少这种思路带给我们启发:在新闻院系内部应该着力打破新闻学、广播电视学、网络与新媒体等专业间的壁垒。在大一和大二的时候不分专业,专业课设置可以完全一致,大三的时候再根据学生的发展意向,适当体现不同媒体对人才素质要求的不同侧重。其次要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加大实践课时的比重,明确实践教学的内容、形式要达到的效果,使实践教学具有规范性和可操作性,改变目前很多课程的实践教学安排流于形式的状况。在课程体系设计上,也要增加实践性强的课程,特别是适应媒介融合要求的新闻业务课程。除了传统的新闻采、写、编、评、摄等相关课程外,各专业都要开设《网络新闻写作》、《网络编辑》、《网页设计》、《融合报道》、《数据新闻》等课程,使培养出来的学生能独立完成多媒体新闻报道任务,能够通过对各种内容产品进行整合和深度挖掘,提升其品质和价值。[2]即使是传统的理论色彩比较强的课程,也要注重和新闻业界实践的密切结合,将理论融合在实践中,使理论具有鲜活的生命力。随着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新闻媒体的核心竞争力已不只在于采集和新闻信息,它还需要通过对各种内容产品进行整合和深度挖掘,提升其品质和价值。同时,媒体的细化、受众需求的多元化,精确区分新闻市场、实施行业新闻的分众传播已成为新传媒时代新闻传播的新模式,将新闻与信息传播进一步延伸到知识与服务领域成为媒介融合时代对新闻传播的新要求。再次要及时实现课程更新。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使新闻传播业界不断创造出新的传播形态,媒介格局也在不断变化重组。新闻传播专业的课程设置多是在传统媒介环境下形成的,多年来延承不变,已经和当下的新闻传播实践严重脱节。定期更替不适应新闻实践当下要求和发展趋势的课程,开设一批适应媒介融合需要的新课程,成为全媒体记者培养的前提条件。 二、全媒体教学平台建设 新闻传播教育中的技术训练尤为重要,新闻传播专业人才要朝着“全能型人才”转变。[3]搭建全媒体教学平台、开展全媒体实务类课程教学,已经成为当下新闻传播类专业教学效果的基本保证,是办学必不可少的手段。建设全媒体教学平台最重要的是建设全媒体实验室,训练学生利用多渠道采集、加工、处理信息,实现与纸质出版衔接的加工、制作、排版流程,以及与广播电视及网站内容制作相衔接的数字化加工、制作、管理流程,实现新闻出版的整体策划、整体实行,培养学生全媒体业务能力,适应融合媒体岗位的工作要求。利用新媒体平台,积极创新教学手段,将全媒体教学方法应用到实验室外的课堂教学活动中。就目前来说,可以建设课程微博、课程微信,充分利用各种新媒体形式进行课堂教学内容的延展、互动与深化,强化课堂教学效果,培养学生新媒体使用习惯,累积新媒体使用经验,提升全媒体实践能力。 三、与媒体合作办学 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大量的专业实践,特别是媒体一线的实战锻炼。这种媒体实践不仅是学生所需要的,也是许多新闻传播专业的老师所急需的。、教育部于2013年秋学期启动了新闻单位与高校新闻传播院系人员互聘的“千人计划”,为加强高校新闻传播院系与新闻单位的合作,为提高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质量提供了机遇、搭建了平台。老师进媒体。选派专业课教师到媒体挂职或定期观摩、考察,参加媒体的编前会、选题策划会等,投身一线新闻实践活动,追踪业界新闻业务变革,将最鲜活的实践内容和业界最新动态带到课堂。以教师实践能力的提升,保证学生业务素质的培养。记者编辑进课堂。由媒体指派资深记者,和专业课老师共同承担诸如《新闻采访与写作》、《报纸编辑》、《广播电视新闻采访与报道》、《电视编辑与节目制作》等课程的教学任务,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打造出高质量的精品课程。学生进媒体。积极建立实习基地,力争为每一个学生提供进行传播实践的机会,使学生熟悉媒体和传播公司的业务流程,强化专业意识,提升专业能力。组织学生定期参加媒体的业务交流活动,开展学生评报等专业活动,保持课堂学习与新闻实践相一致。学生办媒体。建立三个必备的学生新闻实践工作室:报编工作室、视频工作室和网络工作室,为学生搭建日常的媒体实践平台,做到人人参与,在新闻实践中提升专业能力。众包新闻合作。与相关报社、广播电视台、广告公司、网络公司等媒体、机构合作,由社会单位提出产品的制作线索和制作要求,新闻传播院系的师生负责实施,实现双赢。 四、加强校企合作 在传统媒体处于守陈的态势下,新媒体和企事业单位成为新闻传播专业学生就业的主渠道。在媒体实践这一块,各院校相关专业都很重视,但和企事业单位公关宣传部门的合作很不足,应该说是新闻传播专业办学的一块短板。加强校企合作既是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也符合新闻传播专业的办学规律。具体来说,新闻传播院系可以和微信营销、文化传播等公司开展实质性合作,输送学生到这些公司从事具体业务,也可以在学院成立工作室,将这些伙伴公司的业务拿到校内做,甚至拿到课堂上做。将供给侧和需求侧无缝对接,使人才培养不至于和社会需求脱节。学生实习的渠道也完全可以拓展到其他企、事业单位的宣传部门,使学生对不同行业、不同单位的宣传要求和工作特点有深入的了解,并在求学期间就有针对性地打好基础、做好准备。 五、案例库建设 在信息化环境下,知识的获取、疑难问题的解决都不再仅仅依靠教师,甚至完全可以不用依靠教师。传统课堂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必须进行大的变革,教师角色也要重新定位,引导学生运用知识去解决问题比传授知识更重要。案例教学法是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激发学生主动性、创造性的有效方法,是适应全媒体时代的重要教学方法。可以组建案例库、开发研究小组,从新闻业界的实践中研究、提炼教学案例,开展案例教学,帮助学生更好地树立专业意识、提高专业能力、保证人才培养质量。基本的案例库应包括新闻采访案例库、新闻写作案例库、新闻编辑案例库、新闻评论案例库、广播新闻案例库、电视新闻案例库、专题片案例库、新媒体传播案例库、广告案例库、新闻摄影案例库等10个案例库。 六、毕业论文改革 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是饱受诟病的问题,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也普遍存在抄袭等现象。作为应用性很强的专业,以理论阐述来考查学生的学业水平,甚至将此与学生的学位授予相挂钩,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弊端。在毕业生中推行以作品代替毕业论文的改革,是适应新闻传播教育规律的必然要求。毕业作品可以是毕业生公开发表的一定数量或字数的新闻作品,并辅以相关文字说明,也可以是虽未刊播但达到一定要求的音视频作品,或者是针对某一广电媒体或新媒体的创设或改版总体方案及样片等。总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有诸多实现的路径,其核心就是真正体现本专业的实践性特征,同时满足传播技能掌握上的全面性要求。 作者:王业明 单位:安庆师范大学 新闻实践论文:新媒体下新闻传播专业实践教学路径 摘要:当今时代,媒介新技术不断的发展,媒介格局、媒介生态发生显著的变化,媒介融合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新媒体背景下,新闻收集、加工、制作等新闻传播活动的步骤、要求及信息传播的方法必须要加以变化,才能符合新媒体的发展,这对高校新闻专业实践教学及新闻工作人员的实际操作本领提出了更新的挑战。本文对目前我国高校新闻专业实践教学中出现的不足、媒介融合给高校新闻专业人才培养提出的挑战进行了探索,并相应地提出了新时代我国高校新闻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方法。 关键词:新媒体;实践教学革新;新闻学专业 我们处于向多媒体进发的时期,媒介融合是新媒体时代的最大特色,所以这个时代也可称为全媒体时代或媒介融合时代。随着互联网的推广,新媒体技术快速成熟,以电子化及数字化为特点的全新媒介使传媒生态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当今传媒发展的根本方向是媒介融合,而固有的媒体和新媒体融合进步,是传媒界正在面临的一项深刻及关键的变革。 1新媒体时代高校新闻专业实践教学存在的不足 1.1教育理念较为传统,对实践教学部重视 在近几年高校学生增加及办学规模扩大的情况下,我国的新闻教育领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到2011年底,教育部备案的新闻传播专业本科在校大学生人数接近20万人,教学部门高达975个。很多具有高学历的青年老师毕业于新闻院校并进入工作岗位中,没有经过媒体实践的锻炼,不具备丰富的业务经验及实践本领,专业教学缺乏实践训练。 1.2设置新闻专业的课程不能紧跟时展的需要 首先,固有的新闻教育中,专业导向是新闻实务课程的内容指向,以广播电视、报纸及网络等单一媒介介质进行区分,不重视当今不同媒体间逐渐融合的总体形势,缺乏媒介融合的思想。专业间分业比较显著,学生不具备较好的适应能力及跨专业学习的本领。与此同时,针对不同媒体,对同一种实务技能进行课程的划分,也必然会导致教学资源的浪费及教学内容的重复。在新媒体阶段,这种课程体系所塑造的学生的专业本领不能很好的满足新媒体发展的需要。另外,在设置新闻专业课程时,或因为没有及时转变老师的思想,或受有限的专业实践平台条件的制约,我国很多的高校面临轻实践课程、重理论课程的状况,实践课程很少,导致实践教学仅仅是流于形式,学生没有实质性的锻炼及改进实践动手能力。 1.3专业实验室较为单调,且媒介技术的发展提前于建设 因不同的高校具备有差异的办学经济状况,高校新闻院系不一定开设专业实验室。尽管某些高校具备专业的实验室,实验室彼此间也具有相互分离的情况。例如,摄影实验室、报纸编辑实验室、广播电视节目编辑实验室等,这种彼此无关联的实验室不能使融合性实验教学得到满足;另一层面上,媒介技术逐步发展,革新速度快,我国高校目前的专业实验室装置较为落后,不能适应新时代实践教学的要求。 2新媒体视阙下对高校新闻专业人才培养提出的要求 在媒介融合的环境下,媒体人需要掌握的能力是资讯整理、跨媒体传播策划、大数据的收集及分析能力及“融合新闻”的制作本领等,都对高校新闻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水平的准则额。目前很多综合类高校新闻专业的培养方向是一专多能的高素质综合性新闻传播人才。“一专”指的是深厚的新闻传播知识的能力,“多能”表现在多媒体技能及多学科环境,在媒介融合的时期,单一的专业技能不能符合媒体工作的需要。从新闻传播学可采用综合性的人才培养目的角度上出发,我国新闻传播教育制度创新的两个关键点是跨媒体工作能力教育制度的塑造及专门学科基础教育制度的引入。 3媒介融合时期我国高校新闻专业实践教学创新途径 3.1加强教学思想的创新及专业教师全媒体实践技能的训练 面对新媒体背景,高校新闻教师团队面对着实践技能迈向全媒体发展、知识系统重新组装的紧急状况。首先,高校应注重专业间的彼此结合,分析新闻专业及与媒介息息相关的专业在实验室建设、教学等方面的合作,在新闻专业师资队伍中引入具备多媒体技术背景的老师,在这个基础上,带领本专业老师学习多媒体技术及网络,增强其全媒体实践的本领。 3.2创新考察形式,增加融合媒体实践课程的比重 我国媒介技术的高速进步及高校专业课程安排的周期性存在很大的冲突,媒介技术的发展提前于新闻专业课程内容。媒介融合环境下。我们必须结合未来的发展安排课程专业实践类课程,同时,还应增加融合媒体实践课程的比重。 3.3改进教学装备,努力搭建融合媒体实验基地 建设交互式的新媒体教学实验背景。媒介融合时期的新闻专业应打破固有的教学实验平台建设以媒介形式为根据,努力构建跨媒体、多功能的融合媒体实践教学基地。并不断的更新平台的教学装置,努力实现前沿性及时新性。 4结语 随着新媒体时期的到来,媒体融合逐步发展,作为国家文明程度的象征,新闻传播对社会稳定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其影响力及地位得到了更多的社会人士的关注。为促进新闻传播事业的逐步进步、满足全媒体时期新闻传播工作的要求,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及前所未有的机遇,只有与时俱进、坚持理想、改革创新及放眼世界,才能获得巨大的成功,在社会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作者:王颖 胡倩倩 牛超 单位:河南理工大学 新闻实践论文:高校新闻专业实践教学改革分析 摘要:当今时代,媒介新技术变化日新月异,媒介生态、媒介格局急剧演变,媒介融合已是大势所趋。新媒体环境下,信息传播方式以及新闻采集、加工、制作等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则、流程必须做出改变,才能适应新媒体的发展,这对新闻从业人员的实务技能以及高校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本文对当今我国高校新闻专业实践教学面临的问题、媒介融合对高校新闻专业人才培养的要求进行分析,并提出新时期我国高校新闻专业实践教学改革路径。 关键词:媒介融合;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改革 一、媒介融合时代我国高校新闻专业实践教学面临的问题 (1)专业教师实践能力欠缺,教学理念陈旧,对实践教学重视不够。在近些年高校办学规模的扩大以及高校学生扩招的背景下,我国新闻教育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到2011年底,在教育部备案的新闻传播学专业本科教学单位达到975个,在校学生人数近20万人。[1]大量具有高学历的青年教师从新闻院校毕业直接走上工作岗位,未经过媒体实践锻炼,实践能力和业务经验不足。据华中科技大学吴廷俊、王大丽对我国五所著名的新闻学专业的65位在职教师的调查,其中只有18位有新闻业务实践经验,仅占总调查对象的27.97%。[2]在大部分具有高学历的专业教师看来,新闻实践教学内容的学理性不深,简单易学,学生毕业后经短期培训即可胜任相关工作,相较于实践,学生更应在学校打牢专业理论基础,对实践教学重视不够,结果是教学内容往往纸上谈兵,学生应用能力不足。此外,教育部考评高校的重要指标是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绝大多数高校的教师评职晋级考核也以学术研究水平和成果为依据,鼓励学术研究型教师,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专业教师对业务实践的重视程度。 (2)新闻专业课程设置未与时俱进。首先,传统新闻教育中,新闻实务课程的内容指向基于专业导向,以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单一媒介介质形式划分,忽略了现今不同媒体间日益融合的总体态势,媒介融合思维匮乏。专业间分业较为明显,学生的跨专业学习能力、适应能力明显不足。同时,同一种实务技能根据不同媒体分设课程,也必将造成教学内容重复、教学资源浪费。在新媒体时代,这种课程体系培养出的学生的专业能力难以适应新媒体发展要求。其次,在新闻专业课程设置上,或因教师理念没有及时更新,或因专业实践平台条件所限,我国为数不少的高校存在重视理论、轻视实践课程的现象,实践性课程和学时偏少,结果是实践教学虽然存在却流于形式,学生实践动手能力没有得到实质性的锻炼和提高。 (3)专业实验室单一,且建设落后于媒介技术的发展。新闻专业作为人文社科学科,开设成本相对较低,这也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高校纷纷开设新闻专业的原因之一。因各高校办学经济条件存在差异,专业实验室并非高校新闻院系“标配”。即使是具有专业实验室的高校,实验室设置方面也存在着相对独立的普遍现象。例如,报纸编辑实验室、摄影实验室、广播电视节目编辑实验室等,这种相对独立的实验室无法满足融合性实验教学;另一方面,媒介技术日新月异,更新速度快,我国高校现有专业实验室设备老化现象较为普遍,无法满足新时期实践教学。 (4)地方院校缺少与媒体沟通联系,社会媒体实践基地多以传统媒体为主。因所在地区的媒体欠发达,我国很多地方新闻院校缺少与媒体沟通和联系,不能为学生提供良好的专业实践平台,毕业实习往往流于形式。另外,现今我国大多数高校新闻院系毕业实习单位以传统媒体为主。一方面是因为学生的新媒体实践能力较弱;一方面是因为网络及新媒体机构接受实习能力有限。 二、媒介融合对高校新闻专业人才培养提出更高要求 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媒体人所必须具备的跨媒体传播策划、资讯整合的能力、“融合新闻”的制作能力以及大数据采集与分析能力等,都对高校新闻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中国人民大学蔡雯教授认为:“在媒体融合背景下,需两类新型新闻传播人才,一是能在多媒体集团中整合传播策划的高层次管理人才。二是能运用多种技术工具的全能型记者编辑。”[3]各高校可根据自身特色定位和办学实力,在培养目标上有所侧重。传媒类高校可以将第一种人才类型作为培养目标,主要培养学生整合传播意识、综合策划、媒介经营管理能力等,地方综合型高校的培养目标可以定位为后者,主要培养学生多媒体技能。一专多能的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应成为当下多数综合类高校新闻专业的培养目标。“一专”体现在扎实的新闻传播理论功底,“多能”体现在多学科背景和多媒体技能,在媒介融合时代,单一的专业技能难以胜任媒体工作。从新闻传播学可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上看,专门学科基础教育体系的引入和跨媒体工作能力教育体系的建造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体系改革的两个重点。 三、媒介融合时代我国高校新闻专业实践教学改革路径 (1)加强专业教师全媒体实践技能培训和教学理念更新。面对新媒体环境,高校新闻教师队伍面临着知识体系重构、实践技能向全媒体化发展的迫切形势。首先,高校应加强专业间的内部融合,探索与媒介技术相关的专业与新闻专业在教学、实验室建设等方面合作,将具有媒体技术背景的教师充实到新闻专业师资队伍,在此基础上,带动本专业教师学习网络及多媒体技术,提高其全媒体实践技能。其次,高校新闻院系应加强与新闻业界的业务交流“融合”,创造条件支持中青年教师“走出去”,到新兴媒体进行中短期的实践锻炼,掌握全媒体实践技能和业界的发展动态;同时做到“请进来”,把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媒体人引入新闻实务课堂、定期开办业界前沿讲座,专业教师要与业界媒体人经常性地讨论媒介融合的最新发展趋势,不断探索改进新闻实践教学的方式方法。2010年,教育部正式批复设立新闻传播学专业硕士(简称:MJC),实行高校与媒体双导师制,这可为新闻专业本科实践教学模式改革提供范式借鉴。当然,在尝试将业界媒体人引入新闻实务课堂的实践中,应在教学方案的制定、遴选教师的标准、教学方式方法探讨等环节做到制度化、规范化。 (2)构建多层次媒介融合实践教学体系。在媒介融合时代,必须改革传统的实践教学体系,构建以课内实训与专业实验、校内外实践平台为主的多层次媒介融合实践体系。 1)开设适应时代形势的媒介融合专业。美国密苏里大学早在2005年就开设了世界上第一个媒介融合专业,为学生提供新闻传播技能的全面训练。新时期,我国高校新闻院系应及时改变对专业求精求专的陈旧教学观念,改革以往以单一媒介设置专业的陈旧做法,着力建设媒介融合专业。 2)革新专业实践课程以及考查方式。我国高校专业课程设置的周期性和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之间存在巨大矛盾,新闻专业课程内容往往落后于媒介技术的发展。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专业实践类课程设置必须具有前瞻性,在课程设置时应洞察未来几年内媒介的发展趋势。同时,要提高融合媒体实践课程和学时的比重。在实践课程考查方式上,以实践作品为评判依据,并积极鼓励学生们进行以融合新闻实践为主的尝试和锻炼。 3)建立校内外多层次的实践基地。在校内媒体建设方面,高校新闻院系要和学校宣传部门密切沟通协调,着力构建以校园报纸、广播、电视、网站、双微(微博、微信公众号)社交媒体为主的多层次的校内媒体实践平台。在履行高校对外宣传职责的同时,平台也将成为新闻专业学生在走向社会前提高专业实践能力的“新闻的试验田”。在新媒体时代,高校要特别注重高校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建设,以此提高对外宣传的信息传播水平和舆论引导能力,锻炼学生新媒体实践能力,笔者所在的高校在这方面工作成果较为突出,每天及时更新的图文、视频信息得到了师生的广泛好评。加强校外媒体实践基地建设,将校内实验平台与校外媒体实践基地在业务上进行衔接合作,鼓励低年级的专业学生在校内实验平台实践,最后一学年的假期实践和毕业实习到校外媒体实践锻炼,要扩展校外实践基地渠道,特别是让学生到新媒体机构锻炼学习。 (3)更新教学设施,着力建设融和媒体实验平台,构建交互式的新媒体教学实验环境。媒介融合时代的新闻传播活动已不是简单的单一媒介信息采集和编辑整合,应打破传统教学实验平台设置以媒介形式为依据的藩篱,着力建立多功能、跨媒体的融合媒体实践教学平台。平台的教学设备要及时更新,力争做到时新性和前沿性,同时要注重平台与业界的衔接,在业务流程和工作环境方面模拟真实的媒体工作模式。要把融合媒体实验平台打造成为课内外实践与实验、校内外实习的综合性平台,资源共享,充分利用平台为新闻实践教学服务。 作者:赵作为 邢晓梅 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传媒学院 新闻实践论文:电视新闻采访的实践策略 一、做好充分地新闻采访准备工作 (一)采访主题及采访背景的准备 对于新闻采访来说,它的开展需要新闻采访者与被采访者双方,在采访之前就应该明确采访对象是谁,清楚本次采访的主要内容是什么,需要获得哪些信息等。在此过程中,采访者首先应该确定采访主题,熟练掌握本次的主题内容,并能够根据主题内容确定采访对象,与被采访者提前进行沟通,促进采访工作的顺利开展。为了能够将采访内容与新闻宣传口径进行统一有效地结合,采访者应该有针对性地收集一些相关资料,了解与此相关的国家政策方针,从而有效地掌握电视新闻的宣传思想。面对这一境况,采访者应该不断更新自己的专业知识,提升自身的职业素质,对我国社会民情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和定位。除此之外,采访者还应该对本次采访的背景进行了解。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社会中越来越多的新鲜元素不断涌现出来,社会中的新闻事件和热点话题层出不穷。因此,为了提高采访效果就应该对采访内容进行提前查询和了解,掌握新闻事件的实际状况、类似报道以及国家对于这类情况的处理态度,并根据查找到的信息对该事件进行有效的处理和对待。 (二)准备好采访内容及应对突发事件的方案 所谓的采访内容准备指的是针对采访提前计划出要提出的问题,对于被采访者的回答也要做出预测,这样才能够针对被采访者的回应进行有效地应对并做出应对方案,做好随机应变的准备,提高采访效率。当然,在采访过程中由于环境原因或者是事件突变出现一些意外事情的情况是不可避免的,这些事件的发生会给采访者带来严重地工作阻碍,因此,采访者应该不断提升自身的采访技能,培养自身的随机应变能力,做好应对措施。同时,采访者还应该做好瞬息万变的准备,面对突发事件能够做出应对方案,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回应,并对自己的采访内容和判断进行有效地调整。通过提前准备不但能够培养采访者的胆识和能力,还能够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从而提高采访者的工作经验。 二、掌握扎实的电视新闻采访技巧 (一)善于创设新闻采访的良好氛围 为了提高采访质量,应该营造一个良好地采访环境,这是确保采访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提前条件。采访环境能够影响被采访者的心情,能够决定采访的配合度。而在采访过程中,如果有一个良好和谐的环境,被采访者则会保持愉悦的心情,紧张不安的情绪将会消失殆尽,这对于采访工作的顺利进行具有良好地促进作用。所以,在电视新闻采访工作中,采访者要提供一个宽容的采访环境,有效地激发被采访者的兴趣,积极配合采访工作。例如在采访开始时,可以利用老朋友见面的形势开展采访,先引入被采访者比较感兴趣的话题,这样能够活跃采访气氛,拉近采访当事人之间的距离,有利于采访工作的开展。 (二)学会尊重被采访对象 采访者的言谈举止、行为规范能够直接影响采访的质量。因此,在采访工作中,要学会尊重被采访对象,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生活习惯,在采访的时候要入乡随俗,避免出现不礼貌的行为。除此之外,在提问的时候要对采访对象的职业进行有针对性地访问。例如一些年轻的工作人员,为了能够快速完成采访任务在采访中工作只顾着提出采访问题,而忽略了采访对象的回应情况,这样就会出现所答非所问等严重、尴尬的采访局面。因此,在采访过程中学会尊重和聆听至关重要。 三、善用新闻采访的提问艺术 (一)巧妙设计采访问题,明知故问 问题设置是新闻采访的核心,问题设置的好坏程度会直接影响收集到的信息质量。所以,在设置采访问题的时候要巧妙地进行设计,将采访问题的内容尽量细化。除此之外,也可以在采访中使用明知故问的采访方式,当自己心里知道答案时,通过向被采访者提出各种问题进行引导,从而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同时,还要避免问题过于抽象化,这样不利于回答,内容过于表面。 (二)合理控制采访情绪,不急于捕捉答案 新闻记者的情绪与新闻采访的质量息息相关。一些刚刚入职的新员工来说在面对采访的时候往往会存在紧张不安的情绪,这样会制造压抑地采访气氛,影响采访对象的情绪。同时,有些新闻工作人员采访态度过于傲慢,采访中总是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姿态,这样会让采访对象反感,出现不配合的现象。因此,在新闻采访工作中,工作人员应该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摆正自己的位置,用良好的工作态度开展工作。 结语 综上所述,在电视新闻采访过程中,应该不断提升采访工作人员的素质,提高并保证新闻采访的质量,从而促进新闻事业的稳步发展。 作者:李霞 新闻实践论文: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实践性教学 近些年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稳步发展,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的迅速崛起,传媒业又迎来了发展的新契机。据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传媒蓝皮书: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15)》显示,2014年中国传媒产业总值达11361.8亿元,首次超过万亿元大关,较上年同比增长15.8%。[1]传媒业的快速发展也给新闻传媒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挑战,新闻传播教育事业要紧跟新闻传媒业发展的步伐,在新媒体背景下新闻传播专业教学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已适应当前媒体发展态势。新闻传播专业的实践性很强,实践性教学即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也能够促进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新媒体以其丰富的资源和强大的互动性等优势迅速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它不仅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模式,而且也对人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媒体的发展与普及给新闻传播专业实践性教学提供了很多便利。新媒体中丰富的信息可以为新闻传播实践性教学提供资源,新媒体手段可以拓展新闻传播实践性教学的空间,新媒体还可以激发学生新闻传播实践的自主性,师生可以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增强新闻传播专业的实践性教学的互动性,使得实践性教学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当前新闻传播专业实践性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实践性教学流于形式,不能达到预期效果 一些高校新闻传播专业课程教学大纲中虽然明确了实践性教学的学时分配,但是没有制定实践性教学具体的实施细则,教师在进行新闻传播专业课程实践教学的时候没有明确的规范可循,再加之在实践性教学中缺乏对教学过程的约束机制,使得实践教学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这些因素都导致一些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实践性教学流于形式,没有真正达到提升学生新闻实践能力的目的。此外,我国很多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教师,大多数是从高校毕业后直接任教,一些教师只是曾在新闻媒体实习过几个月而已,直接从新闻媒体转行进入新闻传播教育领域的教师不多,由于相对缺乏丰富的媒介实践经验,教师在新闻传播专业课程的实践性教学上往往浅尝辄止,学生对新闻传播专业实践性教学参与的积极性也不高。 (二)报刊类新闻实践性教学相对较多,新媒体实践性教学少 近些年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事业迅速扩张,很多高校都纷纷开设新闻传播专业,而一些高校却存在着师资力量相对薄弱、相关设备配备不到位、资金不足等问题,教师在新闻传播专业实践性教学上更愿意选择相对容易操作且成本较低的报刊类的新闻实践活动。此外,一些高校新闻传播专业任课教师的媒体实践经验也主要是来自于报刊类媒体。这些因素导致在一些高校新闻传播专业课程中报刊类新闻实践教学相对较多,而针对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的实践教学相对较少,特别是新媒体实践性教学更少。 (三)实践性教学方法陈旧,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很多教师在进行新闻传播实践性教学时,较多采用的是案例分析和课堂讨论、课后作业相结合的传统方式,学生处在比较被动的地位,参与课程的实践性教学的热情并不高。此外,单一性、灌输式教育方式在各高校的课堂上仍比较常见,许多教师的死板式教学方法使得这门有趣的学科变得索然无味,极大地降低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2]如何调动学生参与新闻传播专业实践性教学的积极性,这是在进行实践性教学设计时面临的一个问题。由于在校大学生很多时候都是处于群体之中,群体传播信息快,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也比较大,大学生就很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教师在进行新闻传播专业课程实践性教学的时候要考虑学生的这一特点,善于采用新的教学方法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二、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专业实践性教学探索 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应具有前瞻性,高校应该把握新闻业界发展的趋势、改变以往新闻人才培养落后于新闻实践的被动局面,实践教学不拘泥于课本与理论,并且与社会媒体紧密衔接,探索多渠道的实践教学新模式、新路径,将会为媒介的进一步融合储备需要的人才。[3]在新媒体时代,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学要紧跟媒介发展步伐,积极探索实践性教学的路径。 (一)将新闻传播专业课堂前移,与新闻媒体实践直接对接 目前很多高校新闻传播院系都跟新闻媒体有密切的合作,比如实习基地的建立、项目合作的展开等,新闻传播院系要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保持与媒体行业的充分交流,将新闻传播专业的课堂前移,让学生在交流中了解媒体最新的发展状况,学习新闻实践技能。教师在课堂上讲授新闻传播专业知识之外,可以带领学生去新闻媒体与媒体从业人员定期进行交流,还可以邀请新闻记者走进高校课堂,分享自身的新闻从业经验和心得体会,使高校新闻传播教学与媒体实践紧密结合。 (二)借助校内资源,开展校内新闻实践活动 在校期间新闻实践机会少是困扰很多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一个问题,在新闻传播专业教师要调动一切资源最大程度给学生提供校内新闻实践的机会。高校校内实习的机构主要有学校电视台、学校广播台、学校网站、院系网站以及校级报纸、院系报纸等部门,这些校内媒体可以给高校新闻传媒专业学生提供很好的实践机会。目前一些校内媒体的实践并门槛不高,但是学生不了解这些媒体的进入渠道,教师需要和这些校内媒体及时沟通,实时给学生提供校内媒体实践的信息。此外,教师可以在新闻传播课堂上借鉴情景模拟等方式尽可能让每一位学生参与新闻实践性教学,还用课余时间安排学生针对校内会议、体育比赛、文艺活动等进行采访报道,并及时对学生的新闻实践活动加以指导,拓展新闻传播课堂教学的范围。 (三)利用新媒体手段进行新闻传播实践性教学 随着媒介融合趋势的发展,媒体需要的是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新闻人才。虽然高校新闻传播教学也在积极进行实践性教学,但是陈旧落后的教学方法对学生的吸引力不大。在新媒体时代大学生接受信息的渠道更加多样化,新鲜事物能够引起他们的强烈兴趣,新闻传播实践性教学的方法要勇于创新。教师在新闻传播专业课程的实践性教学环节中可以引入网络、手机等新媒体手段进行教学,通过建立课程网站、微博、微信平台,关注当前新闻传媒业最新发展,将动态案例引入到新闻传播教学中,积极与学生开展实时互动,不断创新新闻传播实践性教学的方式。 (四)积极搭建新媒体实践平台 从近些年新闻传媒业的发展来看,报刊类媒体对新闻传播专业毕业生需求量有限,而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的人才需求相对较多,特别是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导致对新媒体传媒人才的需求量更大。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新闻传播类专业的教学不能仅是局限于对学生传统媒体新闻实践能力的培训,要注意适应新媒体发展的需要,突出培养学生的新媒体实践技能。在新闻传播专业的实践性教学中,要利用有限的资源积极搭建新媒体实践平台,引导学生多参加新媒体行业的新闻实践,为学生将来从事新媒体新闻工作打下基础。 三、结语 新闻传播专业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新闻传播专业的日常教学需要将理论性教学与实践性教学紧密结合,让学生通过实践真正理解新闻工作,增强学生的新闻实践能力,培养符合当前媒体诉求的新闻传媒人才。在新媒体背景下,高校新闻传播专业要在教学中不断探索新闻传播专业特色实践性教学路径。(本文系西安体育学院2014年教学改革项目“体育院校新闻传播类课程教学方式改革与创新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齐亚宁 新闻实践论文:财经报道领域数据新闻的实践 摘要大数据技术催生“数据新闻”的诞生,在大量可信的数据中寻找新闻线索,分析数据背后的社会经济形态,已成为一种全新的新闻生产模式。通过对《羊城晚报》“财经数据眼”栏目新闻报道的研究,探析我国数据新闻在财经领域的报道实践。 关键词数据新闻;财经报道;羊城晚报;财经数据眼 当前,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正席卷全球,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技术不断涌现,正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在新闻传媒领域,大数据技术催生“数据新闻”的诞生,在大量可信的数据中寻找新闻线索,分析数据背后的社会经济形态,已成为一种全新的新闻生产模式,尤其在财经新闻领域已多有实践,数据新闻的价值越来越受到业界和学界的重视。国内媒体在数据新闻领域已多有尝试,笔者将以《羊城晚报》“财经•热闻”板块“财经数据眼”新闻栏目为研究对象,探讨国内媒体利用数据新闻进行财经报道的实践。 1数据新闻的概念界定 大数据虽然是一种新兴技术,但数据在新闻报道领域的运用可追溯至19世纪上半叶。早在1821年,《卫报》就通过形象化的设计图展现和报道了曼彻斯特地区学校的学生数量以及学费等情况。早在21世纪初,“数据新闻”这一概念就开始出现在国内学术文章中,被业界和学界广泛关注。2007年以来,关于数据新闻的学术文章出现井喷,成为新闻研究领域的重要方向。何谓“数据新闻”?目前,国内业界和学术界并没有对数据新闻进行清晰统一的定义。在2010年8月举行的首届“国际数据新闻”圆桌会议上,数据新闻被定义为“一种工作流程,包括下述基本步骤:通过反复抓取、筛选和重组来深度挖掘数据,聚焦专门信息以过滤数据,可视化地呈现数据并合成新闻故事。”在《数据新闻学手册》一书中,对数据新闻这样定义:“数据新闻与其他类型的新闻区别或许在于将传统的新闻敏感和使用数字信息讲述一则好故事的能力相结合而带来新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会出现在新闻报道的任何一个阶段,使用电脑程序自动处理信息收集和组合的过程,而这些信息来自政府、公安局和其他公民机构,数据新闻能够帮助记者使用数据图表讲述一个错综复杂的故事。”同时提出,“记者和编辑利用充裕的数字信息,将传统的新闻敏感和引人入胜地讲述故事的能力相结合。”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数据新闻逐渐受到业界重视,尤其在财经新闻领域多有运用。国外知名财经媒体如彭博社、《金融时报》《经济学人》都进行了为数不少的财经数据新闻报道,而国内门户网站、传统纸媒、广播电视也开设了财经领域的数据新闻栏目和内容。笔者将以《羊城晚报》“财经数据眼”栏目为研究案例,分析国内数据新闻在财经报道领域的实践。 2《羊城晚报》“财经数据眼”栏目报道分析 “财经数据眼”栏目是《羊城晚报》“财经•热闻”板块于2017年开设的财经数据新闻栏目,截至2017年5月31日,该栏目已经合计刊发了10余篇报道,笔者将以“财经数据眼”栏目的财经数据新闻报道作为样本进行观察,梳理出数据新闻模式在财经报道领域的应用。 2.1“财经数据眼”栏目数据新闻报道内容 “财经数据眼”栏目选题较为多元化,涉及内容多为泛财经题材,由于《羊城晚报》是一家大型综合性晚报,并非专业财经媒体,报道内容多选取接地气、贴民生的综合性财经选题,包括贴近民生的影视娱乐、旅游、医药等产经新闻,也囊括宏观经济、上市公司经营、股票证券、理财投资等较为专业的金融新闻。“财经数据眼”栏目选取的财经题材具有贴近民生、紧跟热点、时效性强等特点,比如,栏目开篇报道《数据揭秘票房风云:这边银幕数年飙三成勇夺全球老大,那边票房增速创十年新低,八成观众叹惜欠佳作》在2017年初刊登,以2006年-2016年的国内电影市场票房数据为切入点,观察票房数据背后影视行业发展情况,展望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前景。《中国出境游井喷数据揭秘出境游那些事儿》《仿制药申报大降超六成创新药越来越多中国造》等报道专注产业,也和读者生活息息相关,《去年我国贡献全球经济增长1/3》《近百位珠三角企业大佬谈转型升级七成企业愿坚守本业求突破》等则立足于宏观经济、企业经营,选题立意各有特点。 2.2“财经数据眼”栏目数据新闻报道形式 与传统的财经新闻相比,“财经数据眼”栏目在数据新闻可视化上不断进行尝试。以《数据揭秘出境游那些事儿》为例,报道以8个图表配合文字梳理中国出境游的现状及趋势,以折现图反映中国出境游数量“井喷”的10年,以圆饼图反映出境游的性别比例和购买产品比例,以柱状图反映中国人出境游中跟团和自助游的占比,让读者更为直观地了解出境游的发展趋势。《年报数据看广东上市粤企捷报频传》则以8个图表展示2016年广东上市公司整体经营情况,由此反映广东整体经济发展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报道中,“财经数据眼”栏目开始寻求更为丰富的传播渠道,在移动端以H5页面的形态进行传播,读者可以在移动端直观地看到这篇长达4000余字的报道最精华的部分,同时还增加了部分交互功能。 3财经领域的数据新闻实践发展 数据新闻的特点,是通过观察热点背后的数据,探寻数据背后的热点,将数据背后的新闻事实呈现给读者。如何利用数据实现信息增量,且让信息更好地表达,是媒体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3.1追求越来越可靠的数据来源 对于媒体而言,实践数据新闻报道首先要有可靠、权威的途径获得海量的数据。数据新闻之所以真实可信,来自于其反映的现状和趋势预测都是给予海量可靠的数据的,新闻报道的价值就体现在媒体获得可靠数据的渠道,换言之,从业者获得的数据越独家、可靠,分析越权威、准确,其报道的价值就越高。 3.2对媒体从业者能力要求提高 新闻报道模式的每一次变革,对媒体从业者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大数据时代对媒体从业者对数据的挖掘和分析能力都有更高的要求,“媒体不仅仅是数据的采集者,只告知受众数据是什么,同时也要解释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数据,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联系”。财经媒体要从海量数据中挖掘到有价值的新闻线索,这要求从业者要对不同的数据的关联性和对比性进行分析总结,将复杂混乱的数据信息以简单清晰全面的形式呈现给受众。以《数据揭秘出境游那些事儿》这一报道为例,当作者看到“中国出境游人数已实现连续12年刷新历史纪录”“仅2015年上半年,访日游客就为日本贡献0.1%GDP”“中国游客旅游消费占据澳GDP总数的6%”3个来源截然不同的数据时,作者将这些数据联系在一起,得出“中国的‘黄金周’正在变成世界的‘黄金周’”的结论。同时,作者还通过对比中国、德国、澳大利亚的出境游旅客数量,解释为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境消费国”。除了探索和分析数据背后的新闻价值,数据新闻的另一个要求是对趋势进行预测,这也要求从业者对所报道的领域有较深入的认识。“数据不仅仅是作为一种辅助材料,帮助读者阅读理解,也不只是局限于通过数据表层去发现新闻线索呈现给用户,其实数据本身就传达一种信息,而且其蕴藏的信息内容是无法估量的,利用数据进行预测可以获取到容易被忽视却又蕴含重要价值的信息内容。” 3.3增强数据新闻可视化应用 对于数据新闻来说,简明清晰的数据可视化应用是一重要优势。“数据新闻的呈现形式有数据可视化、静态信息图、动态信息图、交互图,对数据进行准确的分析和多维度解读,明晰的呈现是数据新闻的独特优势。”数据可视化的方式很多,但如何选择准确美观的可视化应用,考验着媒体从业者操作数据新闻的能力。以《数据揭秘票房风云》一文为例,该文章以数据新闻的方式解读过去10年的票房数据,其中包含大量的数据图表,包括以折线图表现2006年-2016年国内票房,以柱状图表现票房补贴变化,以柱状图表现动画电影占比等,让读者更为直观地了解近10年国内观影市场的变化。概括而言,财经图表有两个优势:直观简洁、形象翔实,为了更好适应视觉文化时代的要求,可谓“一图胜千言”。 作者:莫谨榕 单位:羊城晚报社经济编辑部 新闻实践论文:新闻实践教学改革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台湾地区新闻传播教育各阶段的实践性教育;台湾地区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明亮启示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实践性教学课程是新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地区的新闻教育比较先进,在世界范围内也有一定地位、创办中英文报刊供学生校内实习使用、世界新闻专科学校由著名报人成舍我创办、公共关系专业的学生,则经常举办民意测验及市场调查,理论结合实际、图书资料专业的学生利用学校图书馆实习、20世纪90年代至今是台湾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蓬勃时期、实习结束后,学生必须写作实习报告,归纳经验与教训、台湾目前也存在新闻实务师资缺乏的问题、台湾各校均重视新闻实习的硬件建设、台湾的新闻学界与业界具有良好的互动关系等,具体请详见。 实践性教学课程是新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性教育课程的设置理念、管理实施、效果评估等,攸关新闻教育的成败。目前中国大陆新闻标的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学校培养的学生数量远远大于市场需求。学生毕业在媒介找不到工作,而业界需要的人才学校又不能提供,产销严重不对路。这表现了新闻教育方面的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课程设置缺乏科学性、合理性,学界、业界缺乏沟通。学校的实践性教学环节没有发挥应有的功效。 台湾地区的新闻教育比较先进,在世界范围内也有一定地位。新闻实践性教育是新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连接学界与业界,检验学校教育是否适应市场需求的重要环节。新闻传播学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其他学科不同,要求学生必须具有很强的动手能力。本文着重考察台湾实践性教学的具体做法与特点,以期大陆高校新闻教改可以有所参考与借鉴。 一、台湾地区新闻传播教育各阶段的实践性教育 根据郑贞铭教授的观点,台湾新闻传播教育可分为教育的奠基时期(1949年——1970年);发展时期(1971——1990)与蓬勃时期(1991——至今)。 在台湾新闻教育的奠基时期,也就是五十年代——七十年代,台湾地区经济初步获得发展,社会对专业新闻人才的需求量也有所增加。此间,台湾成立了政治作战学校新闻系、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政治大学新闻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社会教育系新闻组、世界新闻专科学校、私立中国文化学院新闻系等系、所。在课程设置上,重视写作能力、文、史、哲素养的培训,强调学界与业界的合作交流。各校都注重实习制度,比如政治大学新闻系将实习分为一般实习和毕业实习。一般实习包括:创办中英文报刊供学生校内实习使用。中文为《学生新闻》周刊,由三年级学生轮流负责采、写、编、校、广告、发行等工作,每人实习两个月,每周出版一期。英文月刊为《政治前锋报》,由四年级英文组学生担任采、编、校、发行等工作,配合新闻英文课程的教学。政大创办广播电台和闭路电视台供广电组学生实习使用,学生制作的电台节目每日中午二时至四时向外播出,闭路电视则仅在摄影棚操作,不对外播放。选修新闻摄影的学生可使用摄影部的设备。政大还与中央日报开展合作,中央日报木栅与景美两个地区的采访工作,交给政大四年级学生负责,采访新闻报送中央日报采访组使用,每人实习两个月。政大的毕业实习从1960年起改在寒假期间进行,学生可根据兴趣在可供实习的二十五家传播机构中进行选择,为期一个月。这些机构包括中央通讯社、中央日报、联合报、台湾广告公司、中国广播公司、中国电视公司等等,这些台湾知名的媒体和公司,均愿免费为政大学生提供实习平台。新闻事业机构与新闻界人士还为政大捐赠十三种奖学金,显示出当时学界与业界已经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 世界新闻专科学校由著名报人成舍我创办,他以培养“德智兼修,手脑并用”的新闻人才为目标,课程设置除讲授理论外,特别重视实习。将实习制度分为校内实习和校外实习。校内实习的具体做法是,各专业的学生逐年有实习课程。三年制学生(从高中毕业生中招收)从二年级开始实习,五年制学生(从初中毕业生中招收)从四年级开始实习。报业行政、编辑采访、印刷摄影三个专业的学生在学校的印刷实习工厂编印《小世界》周报。《小世界》周报每期出版4开1张,经费由学校负责,参与实际工作的人员大都由该校学生参加,完全是义务性质,包括评论、编辑、采访、副刊,绝大部分是同学执笔,老师只从旁辅导。其他如发行、广告、印刷、校对,也都由同学负责。广播电视、电影制作专业的学生则在世新电台、闭路电视台、电影电视摄影棚和小剧场做节且,这在当时的台湾是一个创举。图书资料专业的学生利用学校图书馆实习。而公共关系专业的学生,则经常举办民意测验及市场调查,理论结合实际。校外实习被安排在最后一个学期,根据专业到各机构实习。世新学校的培养方式在当时颇有影响,成舍我先生以私人力量投巨资兴办世新电台、闭路电视台、摄影棚等,购买最新设备供学生使用,使该校学生以动手能力强而著称,在台湾的广电专业、电影制作专业中脱颖而出。这也映证了郑贞铭先生说的“新闻传播教育一如医学院的教育,需要第一流的设备,第一流的仪器。学习者必须在学习环境中真刀真枪地干,才能赶上时代潮流,培养出第一流人才。廉价教育不可能培养出高质量的新闻传播人才,这是我们探信不疑的”。 1971——1990年是台湾新闻教育的发展时期。这段时期,台湾经济发展迅猛,人民的知识水平普遍提高,新闻事业的规模与技术都有较大提高。十一年间成立了辅仁大学日间和夜间部大众传播学系、中华文化大学新闻暨传播学院、政治大学广告系和广播电视系,铭传大学大众传播系等十七所院系。政治大学先后招收新闻学硕士与博士,标志着台湾新闻教育已形成了专科、本科,硕士、博士以及社会力量办学的一套完整体系。在实践性教学方面,除重视实习之外,各学校都积极筹资购买最新的广电节目制作设备和电脑排版系统投入使用。为解决实务性教学人才短缺的问题,各校纷纷聘请在媒介有实践经验的本校优秀毕业生担任兼职教师,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师资不足的压力。此外,台湾的新闻界学者也积极担负起对媒介监督、建言的角色,和业界人士合作,积极推动了台湾公共电视的建立与有线电视法的制定。 20世纪90年代至今是台湾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蓬勃时期。自从国民党在80年代末解除戒严与开放报禁之后,报业、电视、电台均对社会开放,台湾新闻媒介数量激增,对新闻人才需求殷切。台湾同时鼓励私立大学的建设。到2001底,台湾共有24校70个传播相关系所(公立26个,私立44个),其中大学部40个,硕士班28个,博士班2个。台湾地区的新闻传播教育显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随着传播科技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电脑与网络的普及,台湾新闻院校及时开设了电脑排版与设计、电子媒介原理与制作、多影像媒体和电脑多媒体制作等课程,并积极改进教学实习设备,如政治大学新闻系建成了编采自动化实验室、世新大学新闻系开设了制版、电子分色、电脑排版、印刷机械等一系列先进的实验室,让学生在动手过程中较好的体会了传播科技带来的革命,不至于和现实脱节。 对于当前的实践性教学,笔者咨询了历任台湾世界新闻大学校长和朝阳科技大学教务长、人文学院院长、传播艺术系主任的林念声教授与原铭传大学教师、现任台湾《旺报》驻厦门记者张彦清博士,了解到目前大致情况:台湾新闻院系平时十分注重与媒体保持良好的关系,学校有专人负责联络各类传播机构。在实习之前,教学负责人员必须落实每家单位能接纳几位实习学生,最后作出统计,以便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到广电媒体、网络、报社、广告公关公司等去做各项工作,不会浪费名额。实习过程中,学生每天都要求写实习日志,记录当天所做事项。学校负责实习的教师要与每个单位的带实习的人士取得联系,并寄出一份实习鉴定表请其填写打分。当然成绩与评语都承诺保密,以保证不以面子、人情打分,具有一定真实性。如果实习单位对某一学生的评语和分数过差,学校老师会与实习单位联系。并调查实际情况,因为有时不排除会因一些主观原因导致不公正的评价。实习结束后,学生必须写作实习报告,归纳经验与教训。一些学校会召开实习成果汇报会,对成绩优秀者予以奖励。一些学校会把实习成绩计人某一科的成绩,比如占总成绩的一定比例等。以鼓励学生抓住实习机会,多出成绩。当然,随着学校的扩招,媒介公司有时也无法容纳过多的实习生,一些学生只能到台北以外、或是一些小型的私营公司去做实习。 台湾目前也存在新闻实务师资缺乏的问题,尤其是缺乏具有广播、影视学专业博士级的实务人才。由于新闻传播实务界中经验丰富的人士不见得具备台湾教育部规定的大学师资聘用标准,很多实务性课程都只能聘请媒介人员担任。但这些人士因为业务繁忙,不一定能很好地承担课程任务,而且课后也没有时间与学生充分交流并给予辅导。为解决这个矛盾,一些学校采用了自己培养实用人才的方式,选拔硕士阶段已经具有良好动手能力(能独立制作广电节目、纪录片等)的优秀青年,送他们到国外攻读博士,然后回校任教。教育界人士也时常呼吁业界能更多反哺学界,为师生提供更多的实习交流机会。 二、台湾地区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明亮启示 综上所述,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的实践性教学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台湾新闻传播教育重视实践性教学环节。从创办初期,各校就形成了校内实习、毕业实习或校外实习的传统。各新闻院系均设有自己的报纸、电台、电视台、实验室供学生实习使用。高年级学生协助教师进行管理。政大新闻提出的“在做中学”已成为新闻界教育的共识。各高校在实习管理、评估方面的制度方面已较为成熟。 其次,台湾各校均重视新闻实习的硬件建设,不论是创办初期开设报纸、电台、电视台,发展时期购买先进的广播电视、电影制作设备,还是繁荣时期更新数字设备、搭建网络平台等等,各校始终想方设法、筹措资金,购买先进的设备充实教学,跟随时代进步,使学生保持较好的竞争力,不至于落伍。这也充分说明了新闻传播专业不是普通的文科专业,有心办新闻传播教育者,必须在财务上给予保障,因陋就简式的教育。培育不出高水平的新闻人才,也不符合现代化的新闻传播事业的要求。 第三,台湾的新闻学界与业界具有良好的互动关系。台湾各校十分重视与业界保持良好的关系,除有专人定期与媒体保持联络之外,学界成立协会或举办学术研讨会时。都会积极邀请业界代表参加。积极参与业界的新闻在职培训,并对节目进行监督与建议。从台湾新闻教育的奠基时期开始,一些新闻业界的人士就积极参与教育并提供奖学金资助,知名媒介愿意免费为新闻院系师生提供实习场所与机会,借机扩大影响或培养自己所需人才。比如近来一些报纸在大、中学生中开展“校园记者”行动。资助学生采访并拿出一定版面刊载其作品。一些电视台开展“校园征才”活动。选拔优秀学生进电视台,先做助理记者、编辑。并灌输公司的价值观,使之与公司更容易融合,自己也可培养所需人才。这样的合作,于双方都有好处。 高纲在谈到中国新闻教育改革的三个方向性融合时明确指出,新闻教育要与新闻实践融合。新闻界与业界融合要做好三件事:一是联手改革新闻实务教学体系,二是联手打造实践教学基地,三是联手推进双向交流机制。在这三个方面。台湾的新闻实践性教学均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新闻传播教育不是技术教育,它不以培养会动手的匠人作为最终目的,新闻传播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掌握媒体特性、善用媒体,为社会物质精神文明发展作出贡献的人才。不过,这与重视新闻实践并不矛盾,因为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能够促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和使用媒体,我们不能想像不会用枪的战士能在战场上打好仗,我们也不能想像没有受过良好新闻实践性教育的学生会适应2l世纪社会的需要。 新闻实践论文:云计算时代的新闻传媒行业信息安全实践 摘要:云计算是当前业界最受关注的技术和业务理念,特别是针对处于风口浪尖的新闻传媒行业来说,云计算的出现给传媒业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曙光。以广西日报传媒集团信息安全建设为例,从云计算理念和规范入手,突破传统的技术约束,以一种全新的技术架构来完成新闻传媒行业的信息安全建设,使其更具有时代竞争力。 关键词:云计算;传媒;信息安全 随着知识经济以不可逆转的力量推动着时代的车轮飞速前进,人类社会也正经历这前所未有的快速变革,自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知识经济的概念20年以来,人类创造的知识成果超过近5000年文明创造的总和;在新世纪刚过去的10年,经合组织GDP50%以上是依赖于知识经济;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甚至超过了80%。 正是在这样的知识经济蓬勃发展大环境下,广西日报传媒集团(以下简称“广西日报”)顺应时代,抓住机遇,整合出版资源,做大做强经营性文化产业。努力开创和发展包括平面媒体、网络媒体、移动媒体等全方位覆盖的全媒体传播和多元化产业发展的新格局。信息技术作为知识经济的核心驱动技术,成为引领传媒业迈向新时代的关键因素。 1 信息化建设的需求分析 自从2009年底转制为集团企业后,随着业务的快速增长和技术日新月异,广西日报在信息化工作深入应用时也遇到了一些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业务层面。随着广西日报业务的不断丰富和扩展,业务模式正在开始逐步的转型,主要是“传播者本位”向“受众本位”的转型、从“组织媒介”向“大众媒介”的转型、从“宏观内容”向“微观内容”的转型。业务模式转变对信息系统支撑并适应业务转型的要求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二、管理层面。企业化管理体制对业绩和效率要求更为明确,同时对投入和成本的控制也较事业单位时期更为严格,信息科技工作量化管理本身就是个业界难题,如何有效地治理信息系统,规范管理,降低成本,也是信息化工作面临的重要挑战。 第三、技术层面。WEB2.0时代,新一代互联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P2P、RSS、博客、微博、WiKi、播客等资讯传播技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并将迅速成为推动传媒领域技术革命的关键因素,信息科技工作不仅要将如此众多的新兴技术学习、消化、吸收,更要将技术和实际业务工作结合,无疑为信息科技工作增加了工作压力和难度。 综上所述,如果仍然延续传统的信息科技工作模式,将不能适应集团业务转型和发展的要求。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信息科技工作存在的问题,确保信息系统可持续发展,广西日报决定整合IT核心系统,规范相关业务流程,打造先进、灵活、安全的IT系统,具体需求如下: 第一,采用创新的云计算模式取代传统C/S或B/S计算模式,整合现有业务系统至统一运行平台,并采用松耦合思路进行协同整合,突破各IT系统的区域和边界限制,为业务系统转型提供技术支撑。 第二,引入成熟先进的IT管理体系和规范标准,结合业务实际情况制定包括系统生命周期、技术服务管理、信息安全管理等自身IT管控体系,为信息科技工作配套管理体系打下良好基础。 第三,建设严密、协同、灵活的信息安全体系,切实有效保障业务连续性,为业务健康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同时,提升资源利用率,优化系统性能价格比,降低系统总拥有成本,真正实现少花钱,多办事。 2 信息安全建设总体思路及安全实践 2.1 信息安全建设总体思路 根据总体规划、分步实施的总体思路,广西日报的信息安全建设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期项目以建设私有云为主要内容,第二期则是在一期的基础上,建设私有云和社区云的混合云为主要内容。总体建设思路如图1所示。 2.2 总体技术架构 在传媒集团信息安全建设中,云计算的最关键技术,就是如何整合计算处理、数据存储和网络传输三大子系统。在传统的C/S或B/S计算模式中,往往这三者是松耦合的,而在云计算环境中,这三者是紧耦合的――通过高速的宽带网络虚拟化技术,将处理资源及存储资源紧密有机地整合在一个完整的系统中。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云计算,必须使处理、存储、网络三大子系统实现以下关键功能: 第一、处理资源虚拟化和网络化。处理资源主要包括CPU、内存及系统总线,通过虚拟化技术将CPU、内存抽象出来,作为虚拟资源池,再通过虚拟化网络将各资源池联通,并通过管理系统进行统一资源调度,做到即可多个物理资源整合一个逻辑资源,又可将一个物理资源分割成多个逻辑资源,如现在流行的InfiniBand技术就是将传统封闭的PCI/PCI-X/PCI-E总线网络化的实例。 第二、存储资源虚拟化和网络化。存储资源主要包括各种在线、近线甚至离线存储资源,主流存储产品均支持各种网络化解决方案,包括SAN、ISCSI、NAS等,可以非常便捷地用网络管理的思路来管理存储系统。先进的存储产品可以支持虚拟化或云计算环境中的数据无缝迁移、灾备、数据消重等重要功能,如现在流行的FCOE技术就是将封闭式存储数据传输迁移到高速以太网的实例。 第三、网络传输宽带化和标准化。和传统计算环境相比,云计算环境中,网络传递的不仅是传统的IP业务数据,更多的将是各种处理资源和存储资源的数据,这些数据具有极强的实效性(纳秒级)、高可用性(99.999999%),并且要求网络具备极高的吞吐能力(万兆级)。同样重要的是,在传统网络中,IP数据是无连接的,而云计算环境中,网络传输应保障端到端业务的可靠性,所以要求网络面向连接特性更为严格。这使云计算环境中核心网络和传统的局域网、广域网、园区网有本质的区别。如现在流行的零丢包非阻塞式网络就是云计算核心网络的实例。图2为广西日报私有云建设总体技术架构图。 2.3 安全的云计算环境 在论述云计算环境的安全性时候,有必要明确的是“安全云”还是“云安全”的概念。“云安全”是信息安全领域最近炒得比较热话题,但是,“云安全“是各安全厂家借鉴了云计算的共享协作基本理念和思路,用在各自的信息安全产品的更新和协作上。使其产品能够更快速灵活的应对各种潜在和突发的安全威胁。因此,“云安全”只是一种理念,在业界有相当一部分资深人士认为“云安全”原理上甚至只是分布拒绝式服务攻击或僵尸网络攻击的反其道而行之。而“安全云”的概念和范围则要比“云安全”要广得多,技术深度也不可同日而语。“安全云”是完整的云计算环境中的信息安全体系,不仅是理念,还包括了各种管理标准、技术架构。因此,在建设安全的云计算环境光考虑云安全是远远不够的,要结合管理、技术、业务,建设并完善整个云计算安全体系。图3是广西日报的安全云体系架构。 建设广西日报安全云计算环境考虑了三方面,一是云计算技术架构,二是传统信息安全体系架构,三是引入了国内外相关的信息安全法律、法规和先进的安全标准的最佳实践。这使得广西日报私有云安全体系建设较有成效,切实保障了业务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 2.3.1 云计算环境下面临的安全威胁和风险 在广西日报云计算环境中,主要存在以下的安全威胁和风险,如表1所示。 2.3.2 统一集中安全认证/授权/审记 云计算环境中用户最大顾虑可能是云计算打破了传统信息安全的边界概念,无边无际,看不见摸不到,如采用传统的基于边界和各系统独立的安全思路,可以设想下这样的场景:云计算无边界限制,入口众多,各系统权限分立,安全标准不统一,缺乏事后追溯和跟踪审记,必将给云计算环境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因此,在私有云计算环境中,统一入口、统一认证、统一授权、统一审记(即AAA安全体系)是极为关键的。 统一入口可以通过建立统一云门户实现,用户在统一业务门户登陆后,通过统一认证产品,集成LDAP和数字证书等多因强认证技术,对用户提供安全的单点登录服务;用户成功登录后,由统一认证系统根据用户角色和业务系统安全规则进行集中授权;用户进行业务操作时或者登出后,由统一认证系统在后台记录下用户的操作行为,在必要的时候可支持操作回溯,通过对认证、授权、审记的统一集中,根本上改进了云计算环境下存在的安全隐患。图4为云计算环境下集成统一门户、统一认证系统的系统示意图。 2.3.3 可信计算体系 安全云可信计算体系包括可信身份确认、可信资源安全列表、异常操作行为检测等内容。可信身份确认可以采用PKI数字证书信任体系,确保参与云计算的各方的双法身份;可信资源安全列表可采用云安全技术,建立私有云可信安全列表,同时,可通过安全云快速部署异常行为检测功能至各主机和应用防火墙,通过云计算的灵活性和管理弹性,实现自适应、自防御的安全云。 2.3.4 数据私密性完整性 可借助基于开放性较好的SSL或SSH等安全技术,对云数据传输进行加密,采用HASH-1对数据进行校验,如安全级别要求更高,可采用数字证书签名对数据进行完整性校验。在实际云计算生产环境中部署要特别注意两点,一是如果用户数比较多或业务流量大,SSL性能应通过硬件加速来提升,二是CA中心自身信息安全要特别注意,建议CA采用物理隔离的方式,通过RA来和吊销证书。 2.3.5 业务连续性保障 对于生产业务,云计算环境需要确保其业务连续性,业务连续性主要包括系统高可用性、灾备和相关的业务切换管理体系。需要对涉及到所有环节,包括虚拟化的主机、存储和网络等各种资源和业务操作系统、中间件、数据库、业务应用做完整的评估分析,制定有针对性的业务连续性计划,实现系统无单一故障点,同时需要制定出当严重故障发生时业务切换计划,并采取定期演练验证和改进措施,云计算环境中业务的业务连续性架构如图5所示。 2.4 云计算环境对异构客户端的支持 广西日报由于新闻传媒业务的特殊性,必定有较多的移动用户和各种异构终端需要随时随地访问各种前端业务应用,云计算的特色优势之一就是能够完美地支持不同类型的用户和各种异构终端,包括传统桌面PC、笔记本电脑,也包括各种操作系统的智能移动终端。当然,完美支持iPad、iPhone等时尚数码终端也必不可少的。通过私有云的桌面虚拟化技术将前端界面展示和后端数据I/O的职能分别剥离,让统一的界面扩展到几乎所有类型的终端,显著的降低了应用开发和部署的投入,规范了标准的用户界面,简化了终端管理,对于二期扩展到混合业务云提供也了坚实的支持支撑。如图6所示。 3 云计算实施后的效益评估 第一,利用云计算虚拟化技术,充分整合前台和后台计算、处理、存储资源,极大地提升了硬件资源的利用率,降低了硬件采购成本、管理维护成本和使用成本,进而显著降低了总拥有成本(TCO)。 第二,通过集成统一门户和统一身份认证系统,从根本上改观了云计算存在的安全性的隐患,确保不同安全级别的业务应用能够在安全的区域内稳定可靠运行,结合数据保护和业务连续性保障,形成了云计算环境下信息安全体系,为业务提供了坚定稳固的信息安全保障。 第三,统一了用户界面,支持各种异构客户端访问,改善了用户体验,提升了用户满意度;通过先进云计算的技术创新为广西日报业务转型提供有力地支撑,为广西日报树立了本地区乃至国内的行业领先形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会计学论文:会计学定位及拓展 摘要:对会计学的学科定位及研究意义进行了探讨,分别从会计学科从属的自然科学和人文与社会科学两大学科对会计学的影响和作用角度研究了会计学拓展的基础、方向和特点。从整个学科角度探讨会计学学科定位问题有利于会计学科的建立,有利于会计学科外向型的融合发展,也有利于研究人员从更宽的视野、更广的角度、更深的层次和更创新的手段提升会计理论研究;而探讨会计学科与其他各学科的关系问题则有助于会计学科内向型的融合发展,有助于会计学科综合化和细化的研究,有助于形成独具特色的会计专门学科。 关键词:会计学;学科定位;拓展 一、会计学学科定位及研究意义 会计学从属于人文与社会科学但与自然科学又有交叉。从整个学科角度探讨会计学学科定位问题有利于会计学科的建立,有利于会计学科外向型的融合发展,也有利于研究人员从更宽的视野、更广的角度、更深的层次和更创新的手段提升会计理论研究;而探讨会计学科与其他各学科的关系问题则有助于会计学科内向型的融合发展,有助于会计学科综合化和细化的研究,有助于形成独具特色的会计专门学科。通过对会计学学科定位的研究,可以拓展会计学科的研究领域、丰富会计学科的研究内容、充实会计学科的研究方法、指明会计学科的研究方向。具体体现在: 1.拓展会计学科的研究领域 当我们站在一个更高、更全的视角俯瞰会计学在学科总体中的坐标位置,以及会计学与其有相互作用的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结交叉点及其联结的紧密程度时,我们就会发现有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研究。如环境经济学学科的兴起,相应地就有环境会计问题研究的必要性;而寻租经济学(公共选择学派的一个分支)的产生和发展,又会启发研究人员探索寻租会计学的有关问题。 2.丰富会计学科的研究内容 学科间的交叉、渗透,产生大量新的会计学分支学科,派生出大量的具体研究内容,大大丰富了会计学科的研究内容。如金融工具的创新和使用,增添了财务管理学和财务会计学的研究内容,产生了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等分支学科。 3.充实会计学科的研究方法 借鉴其他学科特有的并且成熟的研究方法,或将其移植到会计学科的研究当中可以完善会计方法学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如线性回归分析方法的引进使得固定成本与变动成本的确定更加科学和简洁,而不像工程技术学那样受主观因素的影响和人们对事物认识局限性的影响。近年来实证会计的兴起,更加丰富和完善了我国会计学科的研究方法。按马克思所说的:“一门学科只有当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真正完善的地步。”只有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的结合,规范和实证研究方法并举,会计学才谈得上是一门真正的科学。 4.指明会计学科的研究方向 通过会计学科和其他学科的比较研究,可以引发出很多新问题、新线索、新现象,为有志于会计创新研究的学者指明研究的方向。如产权会计学、资源会计学、行为会计学、会计心理学等的兴起就是佐证。 二、会计学的拓展 会计学主要从两个方面拓展,一是从社会科学拓展,二是从自然科学拓展。 1.从社会科学角度的拓展 会计学和其他人文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是融合与相对独立的关系。站在大会计角度,融合的程度大一些,而站在传统会计角度,其独立的特性又较突出。从会计学科和其他人文与社会科学的比较研究过程当中,可以产生出会计学的一些新的分支学科,大大拓展会计学的研究领域,丰富会计学的研究内容,实现会计“纯”科学的突破。 第一,会计学的理论基础拓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三论”(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等均是对会计学科具有理论指导意义的科学。这些学科的基本原理是会计学学科建立的理论基础或理论依据,对会计学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具体体现在对会计本质、会计对象和职能、会计内容、会计原则、会计方法、会计工作规律、会计学科体系以及会计学发展趋势等问题的概念界定和理论指导方面。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过程越是按社会的规模进行,越是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作为对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的簿记就越是必要”,就精辟地阐述了会计的职能(核算、控制)、会计的本质(既是核算工作又是管理活动)、会计的对象(能簿记的经济业务)及会计的发展趋势(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越来越重要)。 第二,会计学应用基础的拓展。统计学、技术经济学等学科是会计学学科研究的基础工具。统计学是收集、整理、分析和预测社会经济现象数量方面的科学,由于会计提供了经济社会中几乎所有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业务数据,统计学方法在会计数据信息中的运用,能够得出很多具有现实意义的模型、方法,解决现实的经济问题。如实证会计、财务管理、管理会计等学科的兴起和发展,是会计学真正体现管理职能的佐证。如用回归分析方法确定固定成本和单位变动成本;衡量风险的β系数的测定;公司价值与股利政策、股权结构、资本结构的关系分析等。 第三,会计学知识基础的拓展。法学、经济学、财政学、税收学、金融学、国际贸易学、投资学、管理学等是与会计学相互依存、相互结合较为紧密的学科。不掌握一定程度的会计学知识,无法从事这些学科的理论研究与实务工作,反之对这些领域知识的欠缺,也将影响到在会计领域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学科与会计学科的交叉、渗透、结合,相应地产生了税务会计、金融衍生品会计、理财学、会计法学等分支学科。 第四,会计学发展基础的拓展。审计学、经济法学与会计学存在紧密联系,对会计学的现实存在和未来发展提供了保障。这些学科的特点是以会计学为根基,如搞审计不懂会计不行,同样作为经济法庭的法官、律师,不懂会计知识也无法办案。 另外,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美学、文化学、教育学、公共关系学等学科与会计学学科在研究方法、思维形式等方面的相互借鉴和融合,产生了很多新兴的会计学分支,如会计文化学、会计教育学、会计心理学、会计伦理学、会计美学、会计哲学、会计公关学等。 2.从自然科学角度的拓展 会计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是工具和借鉴的关系。在对会计学与相关自然科学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探索当中,可以产生出一些会计学的新的研究方法,大大拓展会计学的研究思路,并丰富会计学的研究方法。 第一,会计学呈现出会计向数学的依赖和回归。数学模型的引进,实证会计的兴起,与传统的会计规范研究方法一起形成了现代会计科学研究方法的两大支柱。在会计研究方法中占50%的实证研究方法,数学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Jensen教授认为:“没有数据没有模型就不是真正的研究,或者不是科学的研究。”在美国,上世纪70年代以后,实证会计研究方法出现并占据了主导地位,几乎渗透到财务会计、财务管理、管理会计、审计等会计研究领域的所有方面。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又使得运用数理统计知识对会计问题进行定量分析成为可能。许多具有理工科背景的研究人员加入会计研究领域,使会计研究队伍增添了新鲜血液。计算机科学的飞速发展为这种数据分析和研究方法提供了技术支持和资料保证。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实证会计风靡美国,嗣后在世界各国都有不同程度的引进和发展。尽管对实证会计研究方法在会计学研究当中的地位、作用、理论意义、实践意义等问题探讨在学术界有着很大的意见分歧,如我国学者葛家澍教授、于玉林教授等对上述Jensen教授的观点就有不同看法;刘玉廷教授的研究则表明:从我国现阶段国情和实际情况出发,特别是资本市场(包括市场监管、法规建设等)尚在逐步形成时期,“垃圾数据”仍然存在并占有相当的比重(盈余管理、会计造假、会计信息失真等问题严重),实证研究成果的质量还难以令人满意。因此他认为我国目前乃至将来一个时期内,仍应坚持以规范研究方法为主导地位,适当结合实证研究方法,并注重采用实地研究、问卷调查、案例分析等实证研究方法来验证规范研究成果。本文作者认为,从时间和空间角度,从长远和世界范围看,实证研究在会计研究方法中将起越来越大的作用,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种发展趋势必将导致数学和会计学的更亲密合作。阎达五教授也指出:“未来的会计理论研究只有两条路可行,一是依靠资本市场,西方的研究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领域;二是结合企业的实践,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从企业的实践中总结归纳出新的思想。” 第二,会计学与计算机科学的结合将推动会计学学科再造成功。计算机科学对会计学科的影响和作用体现在会计与计算机的结合以及由此产生的会计电算化学科中。作为计算机科学在会计领域中的一项具体应用,会计电算化和计算机在医学学科中的应用(病情诊断、远程治疗、远程手术)、在工业自动化中的应用、在海底资源和矿产资源勘探中的应用还有着根本性的不同,目前会计电算化所能做到的并没有超越人所能做到的,而计算机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医学等领域中的应用却超越了人所能达到的。因此从会计学应用角度深层次地挖掘二者的结合点,将会出现会计学科的又一次飞跃。 会计学论文:浅析以就业为导向的独立学院《高级会计学》课程实践教学研究 【论文关键词】独立学院 高级会计学 就业导向 会计实践教学 课程体系改革 【论文摘要】本文从独立学院特点出发,以培养学生的就业能力为导向,注重社会对会计人才素质的需求,根据人才的需求情况确定人才培养模式。通过分析独立学院会计学专业《高级会计学》的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改进现有的教学方式、内容、手段、加强会计实践教学,探讨适合独立学院会计学专业《高级会计学》课程的教学体系。 独立学院虽然是一种新的办学模式,但它在高等教育中已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我国跻身国际经济大循环的广度和深度的不断扩展,资本的国际化流动和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社会对高级会计管理方面的人才需求量在不断地增大。作为独立学院,根据其办学特点、生源特点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应以就业为导向,其人才培养模式应以培养“技术应用实际能力和全面素质”为主要特色。 《高级会计学》是独立学院会计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已经成为独立学院会计学专业课程教学中的重要内容。经济越发达、高级会计人才就越需要,会计学专业人才就越来越重要。 作为独立学院的一名教师,对学生们更应该认真、负责,不仅让学生们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还应有强硬的实务能力。希望学生们离开校门后,能够顺利的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走向社会时有一技之长,成为社会真正需求的具有财会综合性能力的人才,为社会做出一点贡献。独立学院怎样才能培养学生们能够成为社会真正需求的人才呢?目前社会就业形势非常严峻,用人的单位、企业在招聘会计人员时,一般都要求应聘人员有会计方面的资格证书和具有一定的会计实务经验。而目前高校培养的会计专业的应届毕业生普遍缺乏这方面的能力,因此需要改革现有的会计教学体系,应以培养学生的就业能力为导向。 从独立学院会计学专业《高级会计学》教学现状分析,整个教学环节并不是独立的。大多数的独立学院基本是挂靠在公办院校之下,很多独立学院在教学方面基本上与公办院校主体一致。将公办院校的教材、教学进度、教学大纲、课程考核等照搬过来,作为独立学院的教学体系来使用。现行的公办院校《高级会计学》课程教学体系在独立学院教学中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 一、独立学院会计学专业《高级会计学》这门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高级会计学》是一门理论性、实践性、技能性都很强的课程,但目前还是以课堂讲授为主的教学方式方法。在培养模式上,沿用公办院校“重视灌输理论知识不重视实务实践能力”的传统培养方式,强调知识的获得而忽视个人能力的发展,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导致毕业生缺乏应对社会挑战的素质。随着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发展变化,人才竞争程度不断提高,用人单位对应聘者的实际操作能力、适应工作环境变化的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但传统的培养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既不是社会急需的技术应用、实际能力较强的高素质的应用型、技能型人才,也不符合独立学院培养会计学专业“应用型人才”的目标,也缺乏适应社会实践能力,对学生就业产生很大的影响。 2.《高级会计学》课程教学体制还是传统的教学方式局限于课堂,没能给学生创造会计实务操作的机会。学生缺乏实务实践机会,不符合独立学院会计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换言之,教学模式未从学生应该掌握什么样的实践知识才更适应社会的需要和学生未来发展的角度去考虑。学校应聘怎样教师才合理,会计教师应该具有会计实务经验。 3.《高级会计学》课程教学体制中缺乏专性的就业指导。独立学院是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但仅有培养目标远远不够,独立学院在这种人才培养理念指导下,必然要加强就业指导,实现学生充分就业。目前会计专业就业指导工作存在一定的问题。目前就业指导只是一种狭义的就业指导,其服务内容和范围都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就业指导的对象范围仅仅指向毕业生,忽视了更广泛的大学生群体,对大多数学生的指导呈现空白,必然导致很多本该开展的指导内容没有开展,指导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大多在就业指导方面开展工作,很少对学生进行职业发展规划的指导。如果独立院校与用人单位合作指导学生就业,那学生就业的针对性可能会更强些。 二、独立学院会计学专业《高级会计学》课程教学改进的措施 1.独立学院会计学专业《高级会计学》课程教学应强化实践教学,培养真正社会需求的“应用型人才”。在“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中,既要关注学生自主获取知识能力的养成,又要强调学生的实践训练及其工作技能的获得,避免被动学习、机械记忆、封闭式模仿的教学模式。实践环境的建设,正是强化学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要方面。学校应十分重视学生创新实践基地、实验教学中心的建设,通过建设高水平学生实践平台以及实践教学内容、模式的改革,开展多层次学生创新活动,努力打造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环境,并使之具有创新教育的内涵与功能。 2.独立学院会计学专业《高级会计学》课程教学应培养学生解决会计实务的实际问题的能力。独立院校会计学专业学生毕业后能否正常就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校培养的学生质量。建议让学生在学完各门会计课程的基础上进行模拟实际工作的会计实务操作,让学生真正做两三个月的实际会计工作,最好是通过校企合作,使得会计学生有有效的社会实践,有利于学生全面、系统的巩固会计学专业课程所要求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同时通过社会实践可使会计学生更进一步地熟悉会计学专业的技能,对会计实务操作技能有一个整体的掌握,以提高学生的会计实务操作水平,培养会计学生解决会计实务的实际问题的能力。这不仅使学生对企业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也会提高学生学习会计学专业课程的积极性,丰富会计学专业的教学内容。这样的话学生毕业后会很快适应实际会计工作,提高其在人才市场上的竞争力。 3.独立学院会计学专业《高级会计学》这门课程应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高级会计学》是会计学专业大三学生的必修课,对学生要强调《高级会计学》课程知识的实用性,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学生学习的目的性更要明确,学到的知识能够在实际中得到充分的应用;会计学专业的学生不但要掌握会计知识,还希望能够达到一定的目标。作为会计学专业的学生,毕业后踏入社会进入企业必须持有上岗资格证。作为老师一定要督促将要毕业的学生在毕业之前必须取得会计学专业方面相关的资格证,会计相关资格有:会计从业资格证、初级会计资格、中级会计资格、高级会计资格、注册会计师等。因此老师在授课时,应对授课内容进行必要地了解,会计资格在将来从事会计工作中的作用,这样在授课时就会有针对性,学生才能真正感觉到会计知识与他们将来工作的相关性,充分认识到本课程的重要性。教师在课堂上应注意把会计知识与学生的生活经验相联系,与社会实践和热点问题相联系,让学生感悟到会计问题的存在和学习会计知识的实用性,引起一种学习的需要。当学生对会计学习产生兴趣后,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就会提高,从而提高学习效率和效果;教师则从知识的传授者、灌输者变为主动学习的引导者、指导者、帮助者和促进者。 综上所述,独立院校在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对毕业生就业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这就要求独立院校以“应用型人才”为培养目标,对《高级会计学》课程教学体系进行相关的改革,从而培养出能适应社会发展的会计人才。 会计学论文:论远程开放教育中会计学实践教学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远程开放教育;实践教学;会计学;基地建设 【论文摘要】实践教学是教育部和中央电大“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项目研究中所要突破的重要环节之一,也是关系到学生、社会和学校的大事情,做好了这一环节,对提高电大的教学水平和毕业生的社会竞争能力至关重要。 会计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会计的教学,一方面要传授给学生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另一方面还要使学生掌握会计的各项技能,只有两者结合,学生才能学以致用。电大要实现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更要重视会计专业实践性环节的教学。 实践教学包括课程实践环节,也就是与课程教学内容结合、与课程理论学习同步进行的实践活动,如课程作业和课程实验等;集中性实践教学,也就是需要综合运用课程知识、集中进行的实践活动,如课程设计、社会实习、社会调查、毕业设计等。 一、实践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认识不足 没有认识到远程开放教育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对远程开放教育“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目标及其实现的途径认识不到位。同时,将会计实践教学看作是和理论教学一样可以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采用自主化和个别化学习,没有认识到远程开放学习过程与其他环节是不一样的,需要更多面对面的组织与指导。 (二)教材呆板、内容陈旧 目前电大会计实践教学使用的教材普遍存在案例教材偏少或案例代表性不强;电子教材不多,有也只是偏重计算机操作原理或程序软件,功能不强;教材体系不完善等问题。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与会计有关的法规、制度、核算程序、核算方法、分析方法都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中,这就要求会计实践教学的内容及时更新,但目前反映新制度、新方法的实践会计教材严重短缺。在会计核算方面用的都是多年前的旧材料、内容陈旧,与现在的制度、方法脱节;另一方面,会计实践教学内容在反映学科热点方面也严重滞后。 (三)实践教学内容选择不当,不能满足不容层次学生的要求 首先体现在学生个体的差异上。现代远程教育的特点决定了学生来自不同的工作岗位,拥有不同的工作经历、行业背景和职位差异,因而学生对会计实践的要求也多元化了,而目前的会计实践教学更注重单一目标的通才教育,忽视了对学生个性需要的满足。其次,表现在不同学历教育层次上。目前中央电大远程开放教育会计专业包括了开放本科和专科两个层次。很明显这两个层次的实践教学在教学目标、教学要求、教学重点和难点上有很大程度的区别。 (四)设备、师资等软硬件缺乏,难以保证会计实践教学质量 随着远程开放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展,使得原本就短缺的实践教学场地、设备等资源越发紧张;另一方面体现远程教育特色的基于网络的实践教学平台和资源的建设与开发又没有到位,不能满足学习者的需要。在师资方面,缺乏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融会贯通、传统理论与现论相辅相成、传统口授能力与现代电子教学能力相结合的教师,而且目前实践指导教师由于缺乏制度性地培训,专业知识不能及时更新,又缺少会计的实际工作经验,其整体水平不容乐观。 二、改革会计实践教学的初步构想 (一)根据本、专科学生的特点制定针对性的实践教学计划 因专科阶段的学生大多是刚接触财会知识的,其培养的重点应放在专业基础知识、基本操作能力上。在实践内容的设计上应突出全面性和直观性,采用手工记账的模拟实践方法,通过“凭证—账簿—报表”的循环,以掌握会计基础知识、熟悉会计核算过程为导向,并且以手工模拟为基础逐步开展计算机模拟,适当增加以侧重熟悉动作或程度训练为主的珠算、点钞等实训课。 本科阶段学生的培养应重点放在制度设计、会计管理、会计监督等方面。在模拟实践教材的设计中,除保留传统的工业企业外,还应适当增加商品流通业、服务业、合资企业等行业的业务,以拓展学生的视野、丰富学生知识。在材料的选择上,应力求其具有全面性与代表性,补充有关会计管理、审核和监督等方面的内容,并在实践中注重引进电算化系统。 (二)加大实践教学的教材和资源建设 加大开发、编制会计实践教学教材的力度。实践教学教材要具有对实践的指导性,在内容上要适应经济发展、学科发展的要求,适应创新型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应充分发挥媒体教材的优势,重点制作会计的实践教学录像节目及课件、网络等媒体教材,以扩大学员的视野,开拓学员思路,帮助学生熟悉会计、认识社会、展示一般情况下或通过课堂模拟实践教学难以观察到的各种会计现象和知识。 (三)多渠道拓展实践教学基地 实践基地,由于经费体制等各方面原因,单凭学校一方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校内、校外、学生和教师各方面资源。学校通过与企事业单位或一些培训机构合作,建立教学实践基地,这样一方面为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出谋划策,为单位提供员工培训的机会,另一方面也解决了学校经费紧张、实践基地缺少的困难,同时也给年轻的教师提供了实践和锻炼的机会。学校可以以自身的机房,会计模拟实验室作为企事业单位员工的培训基地,收取培训费,同时享受合作单位为学校提供的免费服务。 (四)进一步加强实践教师师资队伍建设 尽管远程学习以学习者自主学习为主,但远程教育的实践教学却需要教师的组织与指导。为使学习者能够更好地把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已有的实践技能进行整合,更需要从专业实践教学的角度,进行有计划、有针对性的系统训练和实践,更需要教师的个别化指导。在远程开放教育以学生为主体的实践教学中,指导教师实践教学的专业能力的提高已迫在眉睫。对于电大系统来说,一方面,对于本校专业教师,加强培训力度,参加有关培训班的学习或定期派遣专业教师到挂靠单位进行锻炼,提高专业技能。另一方面,聘请经验丰富的高水平教师或有关行业实践工作中的中高级人员,或吸收实践经验丰富的开放教育学生参与实践指导。实践中的任何新的制度、方法的颁布实施,都可以通过他们很快反映到教学中去,提高教学的实效性。 (五)采用灵活多样的实践教学模式 一方面,把专业技能培训、鉴定结合到实践教学中来,在实践教学中突出对学生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把社会职业岗位群的职能要求融入到实践教学目标的要求中来。如要求专科毕业的学生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会计电算化证书、珠算等级证书等。 另一方面,把实践教学与学生自身工作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更好地促进理论知识在实际工作的结合和运用,提高工作质量。这种实践教学模式适用范围较广,既适合于课程作业,也适合社会调查、毕业作业(论文)等。结合工作实践教学模式能充分发挥学习者在工作第一线的优势和主动性,有利于学生全面、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促进学生职业素质和职业能力的提高。 如开放教育会计本科的《会计制度设计》的课程实践就是要求学生能运用所学知识分析现实案例。不少学生本身就是企业的会计或管理人员,他们利用自己的工作岗位为基地,充分调查取证,分析企业会计制度,找出相应对称,在实践报告中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令人信服的结果,促进了理论知识与实践工作的进一步结合,取得了明显的实践教学效果。 (六)加强对实践性教学环节的管理和评估 为切实做好实践性教学,及时了解和掌握实施情况,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实践性教学环节的管理。所有的实践教学环节均应按教学计划的要求认真完成,并进行考核,未完成或不合格者不能取得相应课程的学分。上级电大还应制定实践性教学工作的评估体系,以供各试点电大进行自评和考评。通过考评,将实践教学开展好的单位的成功经验予以表彰和推广,对质量不能保证的试点教学点进行批评,并协助其限期整改。 通过以上措施,会计专业的实践教学一定会有质的提高,可以切实解决会计专业学生实践操作能力的不足,促进学生创新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的提高,增强社会对电大会计专业毕业生的认可率。 会计学论文:我国司法会计学教育问题研究 司法会计学是法学中研究司法会计活动的规律、机制、方法和对策的一门边缘学科。司法会计学教育是法学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主要就我国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的情况、现状及如何发展这一教育问题作些探讨,以期对我国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活动能有所促进。 一、我国开展司法会计学的研究及教育的回顾 “司法会计” (Judicial accounting)一词是外来词,来源于大陆法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传入我国。在英美法系中,司法会计一般称之为法庭会计(Forensic Accounting,有译为“法务会计”)。 我国的司法会计理论最先是从前苏联引进的。1954年引进的前苏联法学理论中,有一法学分支学科《会计核算与司法会计鉴定原理》。后由政法学院主管部门(高等教育部)于1956年将其列为法律专业的选修课。从此,我国开始了司法会计学的教育活动。但是,由于当时我国的经济形式较为单一,法律事务很少涉及财务会计问题,因而除少量会计人员的贪污案件外,司法会计在我国法律诉讼中很少应用。受司法实践发展的制约,至70年代末,我国几乎没有人对该学科进行专门研究。 1981年7月,司法部在制定法学专业的教学方案时,将《司法会计》列为选修课。基于开设课程的需要,西南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的何联升、许兆铭同志开始涉足司法会计学研究,并于80年代中期在法学专业开设了《司法会计鉴定学》或《司法会计》课程。之后,又有一批政法院系的法学教学人员、财经院校的会计教学人员和检察机关的干部介入司法会计理论研究。90年至92年期间,司法会计专业出版物的发表达到一个鼎盛时期。除一些政法学院、政法管理干部学院自编教材外,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组织编写了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司法会计学概要》、司法学校教材《司法会计基础教程》。 从上述介绍可以看出,我国司法会计理论的研究首先是基于司法会计学教育的需要而开展的。这不免对司法会计学的研究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例如:我国进行司法会计理论研究的路线,大都是直接借用前苏联的理论体系和总结诉讼中的一些做法。这种研究路线导致司法会计理论的研究出现两大失误:一是受前苏联理论的影响,认为司法会计即指司法会计鉴定,将司法会计鉴定归纳为查帐、查物和写鉴定书,这一观念严重制约了司法会计鉴定理论的发展。二是,受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做法所限,一则是将司法会计活动仅限于某些个别案件,例如:84年出版的《大百科全书(法学卷)》将司法会计鉴定解释为“即运用会计学专业知识,对国家或集体企业、事业单位中怀疑有贪污行为的财务人员经管的财务帐目进行的一种鉴定。主要解决对财物收支出纳是否平衡,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在财物流转中是否舞弊以及如何舞弊等”;二则,将财务会计错误行为的法律定性问题列入司法会计鉴定的范围。有些司法会计学或司法鉴定学教科书中,甚至直接将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贪污、挪用、偷税、抗税等列为司法会计鉴定的范围。这些理论研究的成果,被长期运用于司法会计学教学和职业教育,对我国的立法、司法实践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例如:由于理论上将司法会计检查与鉴定混为一谈,我国诉讼法中至今没有关于查账的具体规定。再如:因受这类观点的影响,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超出财务会计问题的范围出具司法会计鉴定结论、本应出具有罪证据但实际出具了无罪证据(但法官仍作为有罪证据采信)等混乱局面。 笔者从1984年开始研究司法会计的学科体系。通过研究认为,司法会计学科体系的建立应当符合科学性、合法性和适用性的要求。因此,在司法会计理论研究中,以诉讼立法精神和刑事侦查学原理为指导,借鉴法医学等学科的体例,采用了先进行基本原理研究后建立实务操作理论系统的研究路线。通过十多年的业余研究,完成了“司法会计理论体系研究”课题。提出了将司法会计从理论上和实务中均分为司法会计检查和司法会计鉴定两大分支的“二元”立科思想。在理论体系方面,提出并建立了以司法会计学概论、司法会计检查学和司法会计鉴定学为基本结构的“二元”理论模式;在研究成果方面,从学科原理、操作程序、操作方法和实务理论等方面解决了将司法会计检查与司法会计鉴定进行分科的所需的一些理论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主张逐步推行司法会计检查和司法会计鉴定由案件承办部门和技术部门分别主持,以及司法会计鉴定结论只回答财务会计问题的做法。最高人民检察院已于1995年起将“二元”司法会计理论运用于司法会计专业的职业教育。 从司法会计活动看,在笔者接触到的文献中,尚未发现建国前有关司法会计活动的具体记载。但我国唐朝将管理百官俸料、赃赎的比部司置于刑部管辖,宋朝有过延续。这一做法与刑部处理官吏职务犯罪案件需要比部司协助查帐是否有关尚不得所知。五十年代开始,随着公有制经济的建立,财务会计技术的应用得到普及,诉讼机关在查处贪污、投机倒把、偷税等案件中开始出现会计检查和会计鉴定等司法会计活动。受政法院校开展司法会计学教学活动的启发,1985年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技术部门提议,基层检察机关开始配备专职司法会计技术人员,逐步建立了司法会计专业技术门类。全国检察机关已配备司法会计技术人员逾千人,每年检案万余件,在协助侦查部门查账、提供司法会计检验鉴定结论,保障了诉讼的依法进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已开始进入总结提高阶段。与此同时,检察机关还加强了司法会计学的职业教育工作,全国举办了18期司法会计专业人员上岗培训和两期侦查人员培训。80年代后期以来,法院在审理一些民事、行政案件时,也开始委托注册会计师进行相关问题的司法会计鉴定。近年来,审判机关、公安机关也开始酝酿配备司法会计技术人员,开展司法会计技术工作,并采取不同形式进行司法会计学职业培训。 二、我国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的现状 学历教育方面,目前我国在法学本科专业中进行司法会计学选修课教育主要集中于少数政法院校和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综合性大学的法学院系至今几乎没有开课(或以会计学课替代)。我国目前已有几所学校开设了司法会计专业或司法会计方向的本科教育体系,西南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有几位司法会计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毕业,亦有博士研究生涉猎该专业研究。为了开拓教育领域及适应司法会计专业人才的需求,有的财经院校曾试办过司法会计学专业证书班,有些财经院校的会计专业则开设了司法会计鉴定课。 职业教育方面,我国检察机关比较重视对司法会计学的职业教育,除司法会计专业人员上岗需要进行为期半年的培训外,对侦查、起诉等业务人员也进行一些司法会计学教育活动;公安机关已从99年开始对经济犯罪侦查人员进行司法会计业务培训;法院系统虽尚未将司法会计学单列为职业教育的内容,但在司法鉴定业务培训中已涉及了司法会计鉴定的内容;作为司法行政管理部门的司法部目前正考虑编写司法会计学职业教育教材,以并酝酿在律师及司法会计学鉴定人中进行司法会计学职业教育。 应当说我国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已近40年,但到目前为止的教育内容、教育的普及性与司法实践的需要差距较大。影响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的主、客观因素主要有: (一)从主观方面讲,对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是制约司法会计学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 目前,由于我国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不足,导致司法实践及司法会计学研究等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 一是,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着取证难或不会应用司法会计技术查处案件所涉及的财务会计业务事实。由于大多数刑事警官、检察官、法官和律师都缺乏必要的司法会计学知识,多数侦查、检察和审判人员尚不掌握通过司法会计检查来收集书证的基本工作技能,也不清楚通过司法会计鉴定应当和可以解决那些财务会计问题,所以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出现这样一些情形:(1)遇有需要收集财会资料证据问题时,不会收集或不能正确收集,导致许多涉及财务会计业务的刑事案件无法侦破;(2)涉及利用财会资料证据证明问题时,不能正确利用这类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有的不能正确判断证据的含义进而将有罪证据作为无罪证据使用或反之,有的则不能正确判断证据的真实性进而以假当真,这是造成一些案件错诉错判的原因之一;(3)对需要进行司法会计鉴定的情形不送检或提出不适当的鉴定要求;(4)不会收集司法会计鉴定所需的检材至使一些鉴定无法进行,等等。如何使大多数刑事警官、检察官、法官和律师掌握必要的司法会计学知识,这是法学教育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二是,司法会计专业技术人才缺乏。我国目前几乎没有专门从事司法会计理论研究的人员,只有为数不多同志在兼职进行司法会计理论的研究。从诉讼业务的需要讲,全国至少需配备两万人左右司法会计专业技术人员,而全国现有在岗的司法会计技术人员仅千余人。人才缺乏所造成的后果是:首先,已造成司法会计学的理论研究和教学的被动;其次,在司法实践中,一些诉讼机关的证据收集活动受到司法会计技术方面的限制;第三,即使已配备司法会计技术人员的一些诉讼机关,也出现了因技术力量不足而不便进行司法会计检案或草率检案的情形。 三是,现有司法会计专业人员的业务水平亟待提高。我国目前从事司法会计理论研究和教学的人员,以经济法学专业人士为主,大多缺乏研究司法会计学的必要理论基础;诉讼机关已配备的司法会计技术人员,则主要是从会计、审计等工作岗位选调来的,其专业技术水平大多还处在应付诉讼的阶段。由于司法会计专业人员的知识结构不合理,给专业理论研究及实践中带来一些问题:一则,我国研究司法会计学的历史虽不长,但已经走了许多弯路,一些研究成果的运用已给司法实践造成了不少危害,究其原因,司法会计学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不合理当属主要因素之一;二则,许多司法会计技术人员尚缺乏开展司法会计业务所需的法学、司法会计学专业的理论和技能,因而导致司法会计实践中经常出现违法检案和技术性错检的情形。 (二)从客观方面看,理论研究成果中的偏颇、司法实践中对证据要求不高、教育机制方面的欠缺以及缺乏必要的客观环境等,也对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开展形成了障碍。 首先,从已发表并投入法学学历教育的司法会计学研究成果看,过于偏重对会计学的介绍和审计理论的移植,缺乏对司法会计学的许多基本理论的揭示,是我国多数司法会计学书籍的共性。这些研究成果给人们以多方面的误导:一是,认为司法会计学教育必须会计学教育为前提,似乎法学教育中无法进行司法会计学教育,这是导致法学教育中忽视对司法会计学的教育的原因之一;二是,认为司法会计仅指司法会计鉴定,因而司法会计教育的对象主要是司法会计专业人员,非专业人员不需要学习和掌握司法会计学知识,在法学教育中进行司法会计学教育“无用”;三是,认为司法会计与审计无技术上的差异,大量地引用审计学的内容,给人以司法会计学完全可以由审计学取而代之的印象。这些偏颇理论的误导,致使人们对在法学教育中是否需要进行司法会计学教育产生疑问,而这一疑问如果不加以解决,也就难以讨论司法会计学教育问题。 其次,从法律诉讼实践看,我国历史上一直采用以言词证据作为主要证据的诉讼模式,法官对口供、当事人陈述及证言比较重视,对其他证据都显得不太重视;在通过技术活动取得的证据中对法医活动所形成的证据比较认同,对司法会计活动所形成的财会资料证据、司法会计检查笔录和司法会计鉴定结论等证据常常显得不太重视。在这一背景下,司法会计活动在诉讼中的重要性势必会受到影响。例如:目前许多案件在缺乏必要的书证情况下,案子却照常进行审理和判决;一些刑事案件都是在犯罪嫌疑人不供认犯罪的情况下才想到要进行司法会计鉴定,但常常因事过境迁无法获取检材,司法会计鉴定也无法进行。由于司法实践中对司法会计活动的重视程度不高,因而对法学教育中的司法会计学教育也必然产生不良影响。举个例子:目前法医活动在各类诉讼中的应用量不足司法会计活动应用量的一半,但由于法医活动在诉讼中被重视的程度远远高于司法会计活动,所以,几乎所有法学院系的法学学历教育中都有法医学选修课,但绝大多数综合性大学的法律院系都没有开设司法会计学课程。 第三、教育机制方面的缺陷,主要是计划教育机制对司法会计学教育产生一些不利影响。司法会计学教育有跨学科教育的特点,而目前我国实行的主要是专科教育机制,根据人才市场的需求进行人才培养、跨学科进行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机制尚未普遍建立。司法会计学教育包括普及教育和专业教育两类,其中,普及教育的对象主要是从事立法、法学研究和司法实际工作的人员,而专业教育的对象的主要是从事司法会计学研究、教学和司法会计鉴定技术人员。根据现有教育机制,司法会计学的普及教育应当由法学教育部门承担,而司法会计学的专业教育需要会计学教育部门承担。但实际上,由于法学教育部门对司法会计学教育重要性认识不足,在师资、课程设置方面都不愿意做适当的投入;而大部分会计学教育部门因目前尚未受到学生就业困难的困扰,所以也不愿意进行司法会计学教育的投入。 第四、司法会计学教学人才的匮乏,也是制约司法会计学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需要复合型教学人才,教学人员既要熟悉法学又要熟悉会计学。这种复合型教学人才理应由大学负责培养,但按现行的教育体制也很难完成这类教育人才的培养。 另外,由于缺乏专业人才,我国于1992年便筹备成立的司法会计标准化委员会至今尚未果,致使司法会计专业活动缺乏必需的专用技术标准。 通过上述问题的展示,已足以说明在我国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上述问题的解决,固然涉及到立法、司法等各方面的改进,但从法学教育的角度看,如果能够加强司法会计学的教育工作则可以为上述问题的解决打下基础。例如,通过司法会计学历教育的改进和职业教育的加强,可以提高司法会计理论研究、立法及从事实际诉讼人员的素质。人的素质的提高,则可以带动整个法律诉讼、法学研究和司法会计活动质量的提高。 三、我国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的意义 我国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对于适应我国司法实践发展的需求,提高我国司法会计理论研究水平,促进我国立法及法学教育以及与国际接轨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是我国司法实践发展的要求 在目前及未来的诉讼活动中,司法会计活动将成为大量案件诉讼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1)从刑事诉讼要求看,强调以证据定罪、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诉讼权益的保护,是修正后刑事诉讼法律的一大特色。这在客观上为司法会计活动的广泛开展提供了依据和动力。例如,获取有罪证据已被规定为预审的前提条件,在涉及财务会计业务案件的侦查中,那种先录口供后取财会资料证据的做法已被否定,取而代之的将是先进行司法会计检查收集线索和财会资料证据并对相关财务会计问题进行司法会计鉴定,查明有犯罪事实后方可进行预审。(2)随着经济刑法的不断补充,涉及财务会计业务案件类型已成倍增长。这一新的形势给以经济犯罪侦查技术对策为研究对象的司法会计检查学的研究与发展,提供更广阔的领域。例如,根据79年刑法,案件本身包含财务会计事实的案件仅有二十余种,而97年实施的新刑法,此类案件已有一百多种。由于不同类型犯罪在手段、涉及财会业务的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就需要理论上不断地提供新的司法会计检查方法和对策。(3)我国正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必然会带来更多的和全新的财务会计事项。因此,未来涉及经济的各类诉讼案件中也会出现更多的财务会计问题需要通过司法会计鉴定解决。例如,证券、期货问题的鉴定是在90年代初才被提出的;而目前的企业产权重组中所出现的财务会计事项便是以往经济案件所不可能涉及的。司法会计活动的日益发展,必然需要更多的掌握司法会计学知识和技能的诉讼人才,而造就这类人才的主要途径就是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试想,在未来的诉讼中,不懂得或不了解司法会计学的诉讼人员,如何能全面地收集证据?如何能真正地公正执法?也可以这样说,司法会计学教育是严格执法和公正执法的需要。 (二)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是提高我国司法会计理论研究水平的需要 我国对司法会计学进行系统性研究不到20年,虽然介入这一研究的同志不足20人,但已经初步建立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司法会计学理论体系框架。与国外现有同类理论研究成果相比,我国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在基础理论方面已有明显的优势,但实务性理论的研究相对滞后。而实务性理论的研究涉及各类不同的诉讼和各种经济方式、经济核算内容,决非少数理论研究者所能够承担。为了提高我国司法会计理论研究水平,高等院校有责任担当起高层次司法会计专业人才教育培养工作,这将为进行司法会计理论研究提供大量的优秀人才;同时,随着司法会计学教育在法学教育中地位的提高,也可以促使一批通晓法学和会计学人才转向司法会计理论研究的领域。 (三)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有利于促进我国的立法水平 司法会计活动,是诉讼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我国目前的诉讼法律中,仅有关于司法鉴定的一般性规定,缺乏各类具体的司法鉴定规范,也没有关于司法会计检查的具体规范。后者使得我们现实中诉讼人员进行查帐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使司法会计检查处于无法可以的尴尬地步,更谈不上强制进行司法会计检查。这些立法缺陷,与立法者缺乏司法会计学教育不无关系。当前,我国正在酝酿制定证据法,而财会资料证据、司法会计检查笔录、司法会计鉴定结论以及司法会计检验结论等通过司法会计活动所取得的证据,都应当是证据法所需要研究的立法问题。另外,司法会计活动属于技术活动,除了一般法律的规范外,还需要有与法律相联系的技术标准做依据,其中,专用技术标准的制定是离不开相关立法指导的。所以,司法会计学教育不仅只是培养司法会计实践所需的人才,即使从事立法工作的人员也需要通过司法会计学教育提高素质。 (四)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有力于完善我国的法学教育体系 司法会计学是司法实践中应用面极大的一门边缘性学科,它是法学教育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从司法会计学的基础理论看,它所研究的司法会计活动类型、司法会计活动机制、财会错误原理等内容,都是涉及到诉讼活动的分类、诉讼原理及社会行为的法律性质等重要法学理论;从司法会计检查学内容看,它所提供的司法会计检查程序、嫌疑账项的发现及查证方法,是法学理论所要研究的重要诉讼原理;从司法会计鉴定学内容讲,司法会计鉴定范围、司法会计鉴定的提请与组织、司法会计鉴定结论的表达要求等内容,也是法学理论中应当揭示的一些原理。因此,司法会计学是法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司法会计学教育理应成为法学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说,司法会计学教育的开展,则必然对法学教育体系的完善起到促进作用。 (五)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有利于我国与国际接轨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及市场经济的法制化的发展,会计与法律的结合将越来越紧密,法律事务中也将会越来越多的涉及到财务会计问题。司法会计专业人才的需求也逐步升温。据《参考消息》报道,早在1996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杂志就发表了对未来热门职业的跟踪调查结果:在美国20大热门行业挑选出的20种热门工作中,排在首位的是会计领域中的“法庭会计”。我国近年来会计学界也有人士发表文章探讨国际法务会计的需求与供给问题,一些文章还认为,法务会计是适应21世纪的会计人才。这些都表明培养司法会计学专业人才,既符合国际上未来人才需求的趋势,也是发展国内、国际经济所必需的。 四、我国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的展望 (一)司法会计学教育的层次及目标 司法会计活动的内容包括财务及账务的检查、帐务验证、鉴别判定和证据审查等。因此,在法学及相关专业的教学部门进行司法会计教育的层次和目标是不同的。 首先,在办理涉及财务会计业务案件中都会不同程度的应用到司法会计技术,因而所有的刑事警官、检察官、法官和律师都需要掌握一定的司法会计技术,但对司法会计学掌握的层次要求会有所不同;其次,所有涉及经济法学(含经济刑法学)、诉讼法学、证据法学研究的人员也需要掌握一定的司法会计学原理知识;第三,专职从事司法会计活动的人员(主要是指司法会计学技术人员)则需要全面掌握司法会计学的原理及各种司法会计技术。 根据对不同职业和不同层次的人才培养的需求,笔者认为,司法会计学教育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进行: 第一层次是普及级教育。普及级教育的对象是主管及办理一般诉讼业务的诉讼人员和法学专业的在校生。其目标是培养能够掌握司法会计学的一般原理、司法会计取证手段、组织司法会计鉴定以及审查司法会计鉴定结论能力的法律(法学)人才。 第二层次是业务级教育。业务级教育的对象是主管、办理涉及经济业务案件的诉讼人员和经济侦查专业的在校生。其目标是培养能够掌握司法会计学的一般原理、各种司法会计检查的手段、组织司法会计鉴定以及审查司法会计鉴定结论能力的法律(法学)人才。 第三层次是专业级教育。专业级教育的对象是司法会计技术人员(含注册会计师)和司法会计专业的在校生(含本科生和研究生)。其教育目标是培养能够全面掌握司法会计学专业知识的专门人才。 从司法会计学教育的内容看:第一层次教育,主要是有选择的开设《司法会计学概论》,首次教育约需20至70课时;第二层次教育,需增加司法会计检查学,首次教育约需140课时;第三层次教育,则还需要增加司法会计鉴定学和鉴定实务,首次教育约需260课时。 (二)司法会计专业的设置 20世纪80年代后期,笔者曾呼吁在综合性大学开设司法会计学专业,当时的主要目的是想借大学教育的开展来推动司法会计学的研究,但未能引起共鸣。90年代,一些财经类院校普遍设置了法学专业,笔者也多次与此类院校的会计学专家探讨开设司法会计专业或方向问题,结果也是常常碰壁。会计学界人士对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不太感兴趣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会计学专业的学生就业形势较好-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二是,师资难寻-会计学专业的老师们因看不到司法会计学的前景都不愿转行搞司法会计学教学;三是,不承认司法会计学的专业性-认为会计学专业的学生可以到司法实践中再进行学习。 笔者一直坚持认为大学(特别是综合性大学)应当开设司法会计专业(或方向),该专业将于2010年前形成竞争趋势。一则,司法会计学专门人才的市场较大,且作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应当是未来大学培养学生的主要方向;二则,与目前会计学专业注册会计师方向相比较,司法会计专业的学生需要开设的专业课程还要多,既然注册会计师可以设置专业方向,司法会计更应当开设专业方向;三则,司法会计学虽然属于应用学科,但由于其所依托的学科-财务会计学比较抽象,其学科内容较法医学、物证学更为抽象,而学历教育中应当集中解决比较抽象的内容,在司法实践中边干边学的应当以较为直观的学习内容为主。 目前,有些会计学界人士提出,可以通过法学和会计学的双学历或双学位教育来解决司法会计专业人才的培养,笔者认为有可取之处。但应当指出的是,在双学历或双学位教育中应当处理好司法会计学的专业教学问题,司法会计学科是有其独立性的,并非是会计学与法学的简单相加。 (三)司法会计学教育的急需解决的几个现实问题 一是,应当提高重视程度。无论法学的学历教育部门还是职业教育部门,都应当把司法会计学教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采取一些切实措施,把司法会计学教育开展起来。 二是,师资的培养问题。应当通过研究生教育来培养一批司法会计学的教师人才。研究生教育中出现的教学困难问题,可以借鉴国外大学教授与相关部门科研人员联合带研究生的做法解决。 三是,相关教材、教学参考材料及案例集、习题集的编写事项。我国现有的一些司法会计学教材普遍存在系统性不强的问题。只有认真地加以解决,才能发展好司法会计学教育。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可以采取大学与实际工作部门合作研究开发的路子。 随着我国诉讼科学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司法会计理论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在未来的法律诉讼中,司法会计理论和技术的应用将会在诉讼中普及,司法会计活动也将会置于相关技术标准下统一实施,司法会计学教育的发展也会受到应有的重视。可以相信,司法会计学教育的发展具有广阔前景。 会计学论文:关于在会计学原理教学中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的思考 摘要:由于会计人员缺乏职业道德而带来的会计信息失真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本文就如何在会计学启蒙阶段课程——会计学原理课中贯穿职业道德教育的问题,提出了通过丰富教学内容、革新教学方式、改革评价体系来建立一种创新的教学模式,以提高学生主动探索知识的能力和树立“诚信为本”的职业人格,为他们将来走入社会形成正确职业判断打下良好基础。 关键词:职业道德教育 诚信 会计学原理 案例教学法 传媒 互联网 分析近年来美国的安然事件和中国的银广夏、ST猴王、三九药业等上市公司会计造假事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也包括会计教育体系的缺陷。不论是上市公司还是承担审计责任的会计师事务所,违规者中不乏会计界的高级人才,有的甚至是会计专业的精英人物,其精湛的专业技能却用来钻法律的空子,为满足一己的私欲而损害广大投资者的利益,这与他们缺乏基本的职业道德有最直接的联系。 一、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职业道德教育在会计教育体系中的重要性不同于其他专业。会计是一种经济语言,它所传达的信息是投资者、债权人、政府等各种信息使用者进行决策的依据。如果会计信息的提供者出于各种目的而编制虚假会计报告,其危害的范围和程度将是无法预计和防范的,尤其在当今这样一个全民参股的市场经济社会中,我们已经震惊地看到了虚假会计信息带来的损失。朱容基总理2001年视察上海、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时,欣然题写了“诚信为本,操守为重,遵循准则,不做假账。”的十六字诤言,至今仍然振聋发聩。教育治本,法纪治标;教育治远,法纪治近;教育和法纪,德治和法治,二者只有并举,才可能从根本上遏止造假行为。 不可否认会计职业道德需要他律,但是我们在不断完善法规建设的同时往往忽视了会计职业道德的自律要求。虽然安然事件终结了美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自律的历史,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自律不重要,相反,这恰恰是因为自律做得不够。当巨额的经济利益与严肃的道德规范发生碰撞时,只有潜移默化的诚信教育,才能使天平倾向于道德规范。诚信教育最适当的时机就在于会计从业人员的启蒙教育阶段,一旦将这种职业道德内化为个体道德,那么无论会计人员的专业技能和理论水平上升到什么层次,公众的利益都会得到保护。 二、改变以往重专业技能培养,轻职业道德教育的传统教育观念。 会计学原理就是会计教学体系的启蒙阶段课程。会计的职业道德主要体现在会计一般原则之中,而会计一般原则通常是在学生不具备任何会计基础知识的一开始就向学生介绍,学生能否透彻理解其含义,教学效果确实值得怀疑。会计的基本原则应用于整个账务处理程序之中,而教师在教学时,却容易忽视在专业技能的教育中贯穿职业道德教育。一方面,是因为教师本人缺乏实际经验,对虚假会计信息的意识不敏感、不熟悉,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根据披露的情况来看,会计信息失真不象近年来这样猖獗,所引起的危害也没有如今这样严重,导致职业道德教育在传统教育模式中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随着会计信息使用者的日益增多,资本市场的日益发展,对会计信息的披露要求将越来越严格,许多过去不为人知的造假行为被暴光并受到应有的惩罚。时代呼吁诚信,作为这一行业的教育者,我们更应该意识到职业道德教育的分量举足轻重,只有在思想上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才会在教学过程中贯穿职业道德教育,在向学生传授会计知识的同时,即时将会计一般原则与账务处理紧密联系起来,使学生不仅掌握会计核算的原理并且真正地理解会计一般原则,在日后的实践中才能做到在账务处理中正确地运用一般原则。 三、如何在教学过程中贯穿职业道德教育。 (一)、丰富教学内容。 会计学原理是一门极为抽象和理论性很强的学科,需要学生有较强的逻辑推理能力和思维分析能力才能理解知识要点。学生普遍反映在学习该门课程时,最难做到的就是理论联系实际,而如果做不到理论联系实际,对于学生来说,会计的基础理论将无法理解,或者无法透彻理解,更别说如何运用诚信原则了。这就恰恰需要教师及时地将报纸、杂志、网站所报道的各种新闻和案例作为教学内容,补充教材的理论知识,引导学生识别和判断虚假会计信息,强化会计职业道德观念。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会计信息正是对会计学原理的最好诠释。一方面引导学生更多地关注身边比比皆是的会计信息,而不是局限于书本知识,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学生树立“诚信为本”的思想,通过各种案例学习职业道德的精髓,从而更好地掌握和运用一般原则。更重要的是,有针对性地指定和指导学生阅读某些报刊、杂志、书籍和网站,传授的是学习会计的方法,培养和锻炼的是学生获取知识、分析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但可以帮助学生在走出校门之后不断地更新和扩展自己的知识面,从而不至于被日新月异的信息社会所淘汰,而且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人格和理念。在这种能力的培养方面,教材远远不及处于时代前沿的各种传媒。首先,书本上的知识,五年十年之后就需要更新。马克思说过,“没有永恒不变的真理”,真理变成谬误,这在自然科学领域尚不鲜见,更何况社会科学领域。如今,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崭新的衍生金融工具不断涌现,无形资产的重要性日益突显,会计理论的根基——四项基本假设一律面临严峻挑战,尤其是历史成本假设,在信息失真的时代,账面完全成了某些企业的数字游戏。如何识别会计要素、如何确认和计量会计要素、以及如何运用正确的会计信息来进行正确的决策,这在书本之中决没有现成或统一的答案。不同时期、不同企业、不同目的,就有不同的核算。作为时代的喉舌,传媒所传递的无疑是与时代同步的信息,这一点,是教材永远无法企及的。其次,书本上的知识,对于大多数同学而言,如果将来不从事相关工作,将很快被遗忘。学无止境,在有限的大学时光里所学的知识不过是浩瀚海洋中的一滴水,而在一生的时光中运用大学所学的方法论可以去探索无穷无尽的知识。再者,书本上的知识无论用什么方式传授,学生都是处于被动的接受状态,教学效果事倍功半;而通过书本之外的各种途径,可以培养学生主动学习和思考的兴趣和能力,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会计职业道德的培养方面,传媒的披露和报道带来的震撼和影响有时候比理论灌输和说教更为深刻,毫无疑问,面对扑面而来的信息,教师的引导在职业人格的塑造过程中担负着非同一般的作用。 (二)、革新教学方式。 1、 跳出会计学会计,跳出会计教会计。 任何一个行业都需要进行会计核算,都需要利用核算所得的会计信息来进行管理决策。很难想象一家制造业的会计人员不懂得本企业产品的生产流程,也很难指望该企业的会计主管不懂得不同材料的差异却能做好成本控制。会计学不光可以联系财政、金融、贸易等经济类学科来教,而且还可以涉及政治、哲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就职业道德而言,在会计学原理课程中尤其适宜穿插哲学的教育,除了在会计学中运用方法论、实事求是等哲学思想之外,还有人生观、世界观、思想品德的塑造。我们的学生应该树立严谨的职业人格,日后一旦选择会计职业,成为一名会计人员,就应以诚信作为做人之标准,把诚信视同生命一样珍贵,宁可不干,也不违背良知。学生通过会计学原理的学习首先就要明白,会计就是责任,只要干了会计就意味着承担了责任和义务。 2、 在会计学原理教学中运用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一般运用于会计专业的高年级专业课程当中,因为要求学生掌握相应的专业知识,有一定的专业判断和分析能力才能进行。会计学原理课程因为教学对象是没有任何会计基础的初学者,传统上很少运用案例法,然而,会计学原理又是一门最需要用案例来阐释的课程,尤其是对于会计一般原则的理解和运用,案例具有重要意义。这就只能靠教师广泛查阅资料,寻找适合于初学者分析的案例。所谓“适合”就是指明显违反一般原则的案例,或者在重大方面违反一般原则的案例。例如2001年7月网易在纳斯达克的停牌风波就是源于网易在2000年度的财务报告中包含了未提供实质性服务的广告合同收入以及一些根据美国会计准则不能确认的易货交易的收入累计420万美元,导致网易调整后的净收入减少53.2%。根据权责发生制原则,如果未销售产品或提供相应服务,预收的收入即便是已经收现也只能确认为负债而不能计入收入,网易显然是违背了这一原则。我们并不需要很细致地向学生解释和剖析网易的具体收入内容和详细计算方法,学生就完全可以通过这个案例理解权责发生制的含义,教学效果显然比让他死记硬背权责发生制的定义好得多。类似的案例其实不胜枚举,象《广州日报》这样大众化的报刊,其财经新闻版经常有相关报道,更不用说众多的专业刊物了。 3、 在教学中倡导实证研究的精神。 虽然说规范研究或者实证研究基本上属于研究范畴,但是在教学中倡导研究精神,尤其是实证研究的精神,其实是很有必要的。会计研究的方法广义上可分为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两种,规范研究主要回答“应该如何”的问题,而实证研究主要回答“实际是什么”的问题。我们的会计教学其实类似于推广规范研究的成果,将漫长社会发展中总结出来的理论知识以及实务操作经验传授给学生,使其免于经历实证研究的艰辛过程。然而,正是因为一味地接受,学生几乎丧失了判断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兴趣和能力,当他们置身于错综复杂的经济环境中时,面对眼花缭乱的会计事项,如何坚持原则,如何在适当的时点以适当的金额来处理会计事项,没有人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也不存在标准答案,一切都需要按照职业道德的要求进行职业判断,然而由于学生在大学教育中缺乏思考分析能力的锻炼,又几乎没有实践经验,因而很容易让私欲和个人利益凌驾于原则之上,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在教学中鼓励学生开展研究活动,尤其是实证研究,旨在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职业精神,有助于他们日后走入社会形成正确的职业判断。 4、 开展会计专题的辩论赛。 在会计教学的各个阶段都可以开展会计专题的辩论赛,中级和高级教育可以针对具体准则的命题进行辩论,而初级教育可以针对会计一般原则的命题开展辩论。学生乐意通过辩论这种形式积极参与到会计知识的主动学习和思考当中,尤其是对传统提出挑战的命题,他们往往不遗余力地查找资料,力争以充足的论据,鲜明的观点表达自己的见解以说服对方。例如我曾经让学生就企业的广告费开展过辩论。一般原则要求划分收益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传统上将广告费归入收益性支出,作为费用列示在利润表内,然而,广告树立了企业的品牌和形象,广告费用无疑会与企业未来各年的销售收入相关,为什么不能资本化为商标这种无形资产呢?学生通过激烈辩论,不仅深刻理解了划分收益性支出与资本性支出这一基本原则,而且进一步认识了资产、费用这些会计要素的含义。会计事项中的资本化还是费用化之争可谓俯拾皆是,学生今天对广告费的属性进行了辩论,明天就将对企业的各种实际支出做出资本化亦或费用化的抉择。所以我们做教师的,引导学生进行正确的职业判断,不仅责无旁贷而且任重道远。 5、 充分利用互联网加强信息沟通。 课堂上的时间是极为有限的,教师在课堂上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又多为单向交流,学生是否掌握了知识要点,除了课后争分夺秒的问问题,一学期一次的期末考试,以及可以抄袭标准答案的课后练习以外,几乎没有其他的反馈渠道。互联网可以改变这种状态。在任何大众化网站上申请一个免费信箱是一种最快捷和简便的做法。我曾经在21cn上申请了一个免费邮箱,在教会计学原理的班级公布账号和密码,其作用相当于一个班级留言板。任何时候都可以将我认为值得向学生推荐的文章转贴上去,学生浏览之后同样以邮件的形式发表自己的见解和感触,参加讨论。平时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布置课前的预习准备工作。财经网站上关于如何识别虚假会计信息,如何完善监管体制,如何正确运用一般原则一类的文章数不胜数,向学生推荐如全景网、财会世界、天润财经、会计资讯网等权威的专业网站,可以使学生接触到最前沿的会计资讯,当然也包括职业道德方面的最新资讯。电脑的普及极大方便了师生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改善了教学效果。 (三)、改革评价体系。 会计学原理的评价体系是由平时成绩以及期末考试综合构成的。由于前述的种种革新的教学方式,便产生了诸多革新的评价方法。 1、 平时成绩。 传统上,平时成绩一般根据学生出勤率、上课回答问题情况以及课后完成作业情况来评定。然而,这些传统方式存在很大的缺陷,比如说,出勤率高的同学不一定认真听课,认真听课的同学或许理解能力不强,而出勤率不高的同学也许是因为已经掌握了该门课程的知识而希望把时间花在更有价值的地方。至于回答问题以及课后作业完全可以从参考书上或其他同学处找到标准答案,这样得来的平时成绩不能真实反映学生的实际水平。平时成绩应该全面考虑个人接受知识、理解知识、运用知识甚至创造知识的综合素质。如果在教学中引入案例分析、辩论赛,教师可以邀请非发言组队长共同构成评审团,根据发言组的观点正确程度、资料充分性、论证结构的合理性、表达能力等各种评价指标,分别给出团队分和个人分。如果设立了班级信箱,可以根据学生参与的程度以及发言的水平考核个人掌握知识的情况。如果教师在案例的选题以及向学生推荐的文章中增加职业道德类的选择,学生必然会增加这一方面的知识和提高职业判断的能力。 2、 期末考试。 会计学原理期末试卷的题型一般包括填空、单选、多选、名词解释、简答、计算以及综合等。名词解释和简答所占的分值一般占到20至30分,这其实是一个不适当的比例。专业名词的定义可以有多种表述方式,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与其让学生倒背如流还不如让他们真正学会理解和运用它。在试题库建设方面应该适当增加判断题和案例分析题的比重。尤其是针对一般原则的题目。让学生指出并更正案例中企业账务核算的错误可以使学生更好地掌握和理解一般原则,同时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评价学生的职业道德水平和职业判断能力。 诚信兴企,失信败企。不仅对于会计行业,对于任何一个行业,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性都是无庸置疑的。作为高校教师,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正确引导学生树立“诚信为本”的职业人格,帮助他们在大学阶段就为将来走入社会形成正确的职业判断打下良好基础。 会计学论文:知识经济与会计学的发展 [摘要]当前,人类社会正在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对传统的会计假设、会计原则、会计计量都将产生冲击,进而推进会计学的发展。 [关键词]知识经济;会计学;会计假设;会计原则;会计计量 当前,人类社会正在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是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以信息化和网络化为基础,通过持续、全面的创新,最合理、有效地利用资源,促进科技、经济、社会的和谐统一,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会计的发展是与经济环境相适应的,为了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我们必须以全新的思维,探索知识经济时代下的会计观念。这些变化具体表现在对会计假设的冲击,对会计基本原则的冲击以及对会计计量的影响等等。这些冲击与影响会极大地推进会计学的发展。 一、对会计假设的冲击与发展 按照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会计核算基木前提是: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分期、货币计量。会计假设的作用不言而喻。然而,这一作用的正常发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假设的科学性、合理性。当假设建立在合理、科学的基础上时,它会推动本学科的发展;相反,当假设失去了支持它的合理事实基础时或者当假设所依据的事实与现实差距很大时,会计假设也必须及时作出相应修正,以适应新的环境。 (一)对会计主体假设的发展。在传统会计中,会计主体是指拥有一定经济资源并对这部分资源负责,具有经济业务的独立主体。经营组织的独立化,要求会计不仅记录和反映业主财产的变化,而且要视组织为一体,反映其日常收支及经营成果,即需要确定会计空间范围,会计主体假设从而产生。传统的企业会计只核算企业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并向有关方面提供会计信息。而这种情况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是不能适应时代要求的。网络交易的发展,导致会计主体界限越来越模糊。电脑技术的发展与广泛应用突破了地域空间对经济交往的限制,这些网上实体的出现对传统的会计实体假设是一个挑战。如何正确、客观反映其资产负债及财务状况,是知识经济下会计假设应设法解决的问题。 (二)对持续经营假设的发展。按照持续经营假设的基本含义,除非有反面例证,否则就能够认为企业的经营活动将无限地经营下去,即可以预见的将来,企业不会面临破产清算。只有在这一前提下,企业的再生产过程才得以进行,企业资本才能正常循环周转,所有资产也将按照预定的目标在正常的生产经营过程被消耗、售卖等等。然而企业不论其规模大小,它总是一个“有限生命”的组织,一旦能够证明会计主体已无法履行其所承担的各项义务时,本假设就失去了支持它的事实基础。例如:企业面监倒闭、破产的情况;会计个体被兼并的情况;还有“网上实体”本身就不适用持续经营假设。 (三)对会计分期假设的发展。会计分期假设本身是对持续经营假设的一种补充,是指人为地将企业不断的经营活动分割为若干个较短时期,据以结算帐目和编制会计报表,提供有关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会计信息。它存在的原因与会计管理职能直接相联系。之所以要计算期间损益,定期编制会计报表,主要是通过报表,找出存在的问题,以利于下一个周期的生产经营。但是人为地划分区间,并且“待摊”“预提”费用等,必然导致客观经济现实与会计反映结果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背离,成为引起会计信息失真的制度原因,即会计期间的划分将不可避免引起会计信息的部分失真,这是会计分期假设本身固有的缺点。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传统的以年度为期的会计分期假设将受到冲击。 (四)对货币计量假设的发展。货币计量假设包括币值不变(一致性)假设和记帐本位币(唯一性)假设两个附带假设。一方面,“媒体空间”的无限扩展性,使得国际间资本流动加快,资本决策可在瞬间完成,从而加剧了会计主体所面临的货币风险,也冲击了币值不变(一致性)假设。前不久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所导致的一些国家的货币大幅度贬值,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网上银行”的兴起,“电子货币”的出现,则强化了记帐本位币(唯一性)假设,使得货币真正成为观念的产物。 二、对会计基本原则的冲击与发展 会计原则是指确认和计量会计事项所依据的规范和规则,它对于会计人员选择会计程序和方法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会计原则大多是从经验中归纳而来的,与会计环境关系密切。为了与知识经济的要求相适应,会计基本原则必须及时做出相应的修正。 (一)历史成本计价原则。历史成本因其客观、可验证、易取得的特性,在传统会计中长期处于“一统天下”的地位。但在知识经济时代,以知识为主要资源,依靠发达的科学技术作为企业生存发展的决定条件,如按历史成本计价,往往会低估无形资产的实际经济价值。在市场瞬息万变,风险和收益都呈极大化趋势下,将历史性会计信息用于决策时,往往有滞后的效果。历史成本存在较大的缺陷。但并不是说在知识经济时代应放弃历史成本计价,而是根据未来会计中的决策需要,采取多重计量手段才是科学的选择。 (二)确认原则。收入确认原则,是有关收入入账时间确认的原则。传统收入确认原则的最大弊端在于收益揭示不完整,影响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真实盈利能力的判断。传统收入确认原则更确切地说是营业收入的确认原则。我们知道,企业收益分为两类:一类是资产置存收益,是指由于置存资产而尚未实现的收益;另一类为营业收益,是指销售资产所获得的收益。传统会计出于谨慎性考虑,不承认未实现的资产收益,会计人员所报告的企业收益仅是第二种收益,而不是全部收益。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生产的产品是知识密集型产品,具有较高的增值性,忽略其置存收益会影响投资者对企业的整体评价。另外,产品的个性化和网络商务的兴起,使生产商、销售商、顾客之间信息沟通更为畅通,产品的销售风险大为降低,资产置存收益实现的可能性显著提高,因而,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收入确认应由单一的“已实现”标准向“已实现或可实现”标准转化。 (三)费用配比原则。在传统的会计中,未耗成本仍具有未来经济效益,应作为资产处理,已耗成本则予以转销。配比要求在收入和费用之间能有一种合理的关系,但是很多费用和收入之间却很难找到这样的关系,通常只能是依据一种假定的关系而进行的,结果会丧失会计信息的客观性和可靠性。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信息技术用于会计,会计系统可以同时提供并分别采用各种费用分配方法的会计信息,以便信息使用者全面了解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费用与收入配比已不是确认费用的唯一标准,费用确认标准将趋向多元化。 (四)权责发生制原则。权责发生制原则是收入实现原则和费用配比原则的前提。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权责发生制原则也受到较大的挑战,其原因主要表现为:首先,权责发生制不利于反映企业本期现金流量信息,现金流量是现代企业非常重要的一项财务数据,它直接关系到企业的流动性和偿债能力的有效评价。而在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柱的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知识创新、扩散的速度很快,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加剧,企业稍有不慎,就可能面临破产、清算。其次,权责发生制下所确定的净收益有其自身的缺陷,会计收益中包括许多非现金的应计和递延因素,其数额的分配是依据假定关系而进行的,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容易导致收益结果不能真实、可靠地反映企业经营业绩。最后,权责发生制依赖于一项未经证明的假定。无论是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还是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在其提出的概念框架结构体系中,都假定采用权责发生制会计所得出的企业收益方面的信息,比只依靠现金收付说明的财务情况更为有用。然而,上述假定并没有得到实践的验证,相反,全球都非常重视编制现金流量表这一事实,对此还作了明确的反证。 (五)充分披露原则。在知识经济环境下,以知识为基础的信息技术不但能够快捷地传递大量信息,而且也为用户提供了直接分析这些信息的手段。如果再单纯提供综合性信息,将影响信息使用者进行判断和决策。因此,会计工作应着重提供多种属性的报告:既包括最低层的原始数据,也包括高浓缩的综合信息;既包括定量信息,也包括定性信息;既包括历史信息,也包括预测信息等,使会计信息的披露更好地反映出相关性的特征。 三、对会计确认和计量理论的影响 传统会计理论,将货币计量作为一项基本假设,以是否可计量作为能否纳入会计信息系统的一项基本标准,在计量属性的选择标准上,首先考虑的是其可靠性,即这种计量必须是建立在已经发生、客观存在、可以验证和检查的基础之上。为适应时代要求,会计确认的内涵将得以扩大,财务报表要素将被重新定义、分解,确认标准也将重新界定。现行确认范围之外的诸如人力资源、自创商誉、衍生金融工具等一些对企业生存发展至关重要的经济事项将纳入报告体系加以反映,为信息使用者提供全面完整的信息。随着未来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各种交易活动与交易手段的不断创新,权责发生制与收付实现制出现融合的趋势,将是未来会计确认基础的发展方向。会计计量贯穿会计系统的全过程,是会计系统的核心环节。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各种新现象、新问题不断涌现,员工素质、市场份额、企业背景、行业资料等许多无法以货币量化的信息将进入会计信息范围之内。根据不同会计事项,不同业务性质,选择适当的计量属性,以提供各类决策相关信息。因此,未来的计量模式将会出现货币计量与非货币计量并重、以历史成本计量为主的多种计量属性并存的局面。 上面从三个方面论述了知识经济对会计发展的推动作用,事实上,这种推动作用远远不止于此,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经济带来的这种推动作用将越来越充分地显现出来,只有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在实践中积极进行改革,才有可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很好地发展我们的会计学理论。 会计学论文:我国会计学科体系重新构建研究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建设的发展以及现代技术手段的运用,加剧了会计学科的分化与整合,涌现出大批新兴的和边缘的会计学科,使得现有的会计学科体系的构建明显地不适应会计学科发展变化的需要。因此,进一步对会计学科体系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重新构建我国科学的会计学科体系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我国会计学科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为了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在引进或学习前苏联会计学科体系的基础上形成了我国传统的会计学科体系。其特点是始终围绕国家财经制度和计划两个中心,以会计方法为主体、以会计核算为重点来确定会计学科体系的内容。这一时期形成的会计学科体系包括会计核算原理、部门会计学、部门财务管理、部门经济活动分析。传统会计学科体系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以行业部门为标志设置学科,各学科内容重复;各门会计学科大多是对财会制度的解释和说明。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会计学术界的理论研究风起云涌,研究领域不断扩展,既注重会计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同时也开始研究西方会计理论与实务,并逐渐形成了我国现代会计学科体系。 我国现代会计学科体系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如下: 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传统会计学科体系的基础上增加了审计学、西方会计学、电算化会计、管理会计学、会计史及会计理论等学科,开始摆脱按国民经济部门设置会计学科的思想,按照会计科学的内在规律和研究内容分设学科,突破了传统会计学科体系的框架。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会计学科体系日臻完善,在会计内容、职能及特殊领域的拓展方面取得了丰厚成果,如出现了社会会计学(宏观会计学)、人力资源会计、物价变动会计、预测决策会计、责任会计、成本管理会计、股份公司会计、集团公司会计、联营会计、中外合资会计等。它们对促进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与国际惯例接轨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个时期形成的会计学科体系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只注重核算,不注重管理;只注重方法研究,忽视理论探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会计学界对会计这门科学有了全面的认识,并对会计学科的性质进行了深入研究,一致认为会计学科属于经济管理学科;建立了一批既具有实用价值又具有发展潜力的会计边缘交叉学科,如会计经济学、会计伦理学、会计行为学等;会计学研究方法理论已初见成果,西方实证会计方法也引入我国并得到运用。 二、重新构建我国会计学科体系的原则 (一)应有利于反映会计学发展的水平并揭示其发展方向 会计学科体系由传统会计学科体系向现代会计学科体系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会计学科的内容由简单到复杂、会计学科门类由少到多、会计学科内部不同学科之间由内容各自独立到出现不同程度的交叉重复的过程。对会计学科体系的重新构建,就是为了对会计学科的内容进行全面及时地了解和把握,并对其进行更加科学的分类,使会计学科体系的内部结构更趋合理。同时应充分认识到,学科的发展以及学科分类的研究是一个不断深化、不断完善的过程。 (二)应有利于正确处理会计学科与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 当前各门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已成为一种趋势。各门学科都在寻求新的突破点,扩展自身的研究领域和范围,由此也造成了学科界限不清、内容重复的现象。对会计学科体系的重新构建,就是要使会计学科体系的内部结构在更趋合理的同时与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更趋明晰。哪些内容应属于会计学科的范畴,应根据会计学科本身研究的对象和发挥作用的领域来确定。有的学科虽然与会计具有紧密的依存关系,但其研究的对象、完成的任务和目的却有着明显的区别或完全不同,这样的学科就不应属于会计学科。 (三)应有利于促进和指导会计教学和会计实践 会计学科体系的建设与发展,对会计教育的促进作用和对会计实践的指导作用是非常直接的。这是因为各种会计学科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为了适应会计教育的需要形成了各门会计课程。会计学科体系与会计课程体系在内容、对象和方法上是相同的,其区别在于:会计学科体系取决于会计学研究的对象,会计课程体系取决于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会计学科体系具有先进性和超前性的特点,会计课程体系具有稳定性和滞后性的特点。总之,会计学科体系是设置会计课程体系的基础和依据,有了完善的会计学科体系,才能有完善的会计课程体系,从而也才有高水平的会计教育和优秀的会计人才。 三、重新构建我国会计学科体系的设想 (一)会计学界对会计学科体系构建的几种主要观点 1989年末,郭道扬教授主编的《会计百科全书》,将会计学科划分为会计发展史、会计学原理、预算会计、税收会计、金融会计、工业会计、商业会计、电子数据处理会计、西方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工业财务管理与分析、审计等21类。1990年侯文铿教授主编的《会计辞海》,将会计学科划分为基础性会计、生产部门会计、流通部门会计、服务部门会计、其他专业性会计、检验性会计、技术性会计、研究性会计共8大类41门学科。1994年于玉林教授主编的《现代会计百科词典》,将会计学科分为基础性学科、职能性学科、部门性学科、专门性学科、综合性学科共5大类144门学科。基础性学科又分会计工作基础学科、会计行为基础学科;职能性学科又分企业会计职能学科、社会会计职能学科;部门性学科又分第一产业部门学科、第二产业部门学科、第三产业部门学科;专门性学科有税务会计、会计法学、物价变动会计、环境会计;综合性学科有成本会计、外商投资企业会计。于玉林教授在《大会计学概论》中认为,会计学科体系按学科性质与范围不同还可分为会计基础学科、企业会计学科、事业会计学科、个体经济会计学科、人本会计学科、会计专门学科、综合会计学科等7类。还有的学者将会计学科体系划分为会计基础学科、会计核算学科、会计分析学科、会计管理学科、会计实践学科。有的则将会计学科体系划分为基础学科和分支学科两大类,基础学科包括初级会计学、会计理论、会计史等,分支学科包括宏观会计学、微观会计学两类。 上述对会计学科的各种分类,既是会计学术界对建立我国会计学科体系进行广泛深入地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也反映了不同阶段我国会计学科的发展水平。它不仅突破了我国传统的会计模式,打破了按行业分学科的会计学科体系,体现了理论发展的继承性,而且较好地将西方发锕?业奈拿鞒晒?胛夜?导氏嘟岷希?朔?酥贫燃铀得鞯穆壑ば问剑??备?幼⒅鼗峒评砺鄣难芯俊5?牵?鲜龈髦址掷喽曰峒蒲Э剖欠癜?ú莆窆芾砗蜕蠹蒲г虼嬖诤艽蟮姆制纭4送猓??泊嬖谝欢ǖ娜毕荩?从捎谝陨戏掷嗷?旧鲜前醋酆戏掷喾绞浇?械模?衙饣岢鱿趾?悄谌莶蝗?妗⒂械难Э品衷谀骋焕嗪苊闱康任侍狻? (二)重新构建我国现代会计学科体系的设想 完全合乎逻辑、十分周全地进行学科分类是困难的。于玉林教授在《大会计学概论》中指出:“在会计学科体系中,某些相同性质的会计学科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形成类学科(学科群);不同类别及其所属的会计学科形成会计学科体系。对会计学科体系的研究,主要是会计学科类别划分的科学性;类学科中学科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各类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研究会计学科体系的构建,主要是研究会计学科类别的划分及其科学性。从会计学科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不难看出,首先,会计学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矛盾的特殊性是划分学科类别的客观依据;其次,会计学科类别划分与会计学科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时期分不开,不同历史时期会计学科类别划分是不同的;第三,会计学科类别划分应从不同角度进行不同的分类,不同的分类应涵盖当前会计学科的全部内容,既应避免重复,又应避免遗漏,既能容纳中西方比较成熟的会计学科,又能充分反映会计新学科。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对重新构建我国现代会计学科体系提出如下设想: (1)按会计学科体系研究对象分类,包括会计基础学科、企业会计学科、政府及非盈利组织会计学科、特殊领域会计学科、综合性会计学科。 会计基础学科包括会计工作基础学科、会计行为基础学科、会计方法学科、会计教育学科、会计史学科。会计工作基础学科又包括会计核算原理、电算化会计;会计行为基础学科包括会计哲学、会计伦理学、会计心理学、会计逻辑学、会计行为学等;会计方法学科包括会计方法学、实证会计等;会计教育学科包括会计教育学、会计人才学等;会计史学科包括中西方会计思想史、会计史等。 企业会计学科包括财务会计、成本会计、证券公司会计、金融企业会计、税务会计等。 政府及非盈利组织会计学科包括财政总预算会计、行政单位会计、事业单位会计、科研单位会计、军队会计、社团会计等。 特殊领域会计学科包括无形资产会计、物价变动会计、破产会计、期货会计、清算会计、遗产会计、司法会计、人力资源会计等。 综合性会计学科包括社会会计、社会责任会计、环境会计、资源会计、咨询会计等。 (2)按会计学科的形成过程分类,可分为传统会计学科、引进会计学科、新兴会计学科。传统会计学科包括会计学原理、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等;引进会计学科包括电算化会计、税务会计、实证会计、环境会计等;新兴会计学科包括会计哲学、会计逻辑学、会计伦理学、会计方法学、人力资源会计、物价变动会计、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等。 (3)按会计学科研究的空间范围分类,可分为国际会计学科、国内会计学科。 (4)按会计学科本身的地位、作用分类,可分为重点学科、一般学科和新兴学科。 另外,财务管理学科、审计学科不应再作为会计学科。首先,会计学与财务管理是经济管理科学的两大分支,二者各有侧重。会计重在对经济活动过程中资金运动的核算与控制,而财务管理则重在对经济活动过程中资金运动的筹划与管理。财务管理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其内容和体系是比较完整和系统的,不应再作为会计学科。其次,审计是为了达到一定目的受托对会计工作结果进行检查,实质是外部或社会对会计的一种监督。它与会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也不应将其作为会计学科。 总之,会计学科体系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其分类也应是多角度、动态的、分层次的。当然,按会计学科研究对象分类是其中最重要的分类标志。 会计学论文:对人力资源会计学科归属的探讨 内容提要: 目前会计理论界一般认为,人力资源会计应该属于财务会计的范畴。但是,人力资源会计自产生以来就属于管理会计的范畴,并不因为知识经济到来后,人力资源管理日益重要,而将其划入财务会计的范畴。从人力资源会计的产生、定义、特征等方面来看,它不是企业的资产,其价值也不易核算,它属于管理会计的范畴;从我国的国情来看,将人力资源会计划入财务会计的范畴,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关键词:人力资源会计;管理会计;财务会计;资产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IT等高科技产业已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增长点,人力资源在国民收入中的贡献率逐渐增加,从而在客观上提出了重视人力资源的要求,具体表现在会计学界,就是人力资源会计归属问题的探讨。现在,国内期刊中的有关论文一般都认为,人力资源会计归属于财务会计,有的从会计理论上加以论证。有的精心设计了人力资源的会计科目并举例证明,以求证其可操作性和实用性,有的还设计了人力资源会计核算的计算公式并举例说明,甚至有专著问世,真是大有呼之欲出之势。至少,至今还没有发现任何一篇论文对此表示异议。但我认为,人力资源会计无论如何都属于管理会计的范畴。所以本文作者不揣简陋,就人力资源会计的归属问题,提一些不成熟的观点,抛砖引玉,供大家参考。 一、从人力资源会计的产生来看,它归属于管理会计的范畴 人力资源会计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产生于美国会计学界的一个新的会计分支学科,人力资源会计的创始人弗兰姆·霍尔茨所著的《人力资源管理会计》一书的问世,标志着人力资源会计学的诞生并将其归于管理会计领域。弗兰姆·霍尔茨给人力资源会计下的定义是:“把人的成本和价值作为组织的资源而进行的计量和报告,其目的是便于把人作为组织的资源而进行管理。人力资源会计是管理会计的一个分支,它包括将会计的概念和方法应用于人事管理领域。它是以人力资源成本和人力资源价值为核心,将人力资源会计作为一种管理工具,广泛应用于人力资源管理的各个方面,使得人力资源会计具有实践意义和可操作性,使人力资源的计划、控制、取得、开发、分配、保护、补偿等环节的管理工作更加细化和具体化。”[1]在这里,弗兰姆·霍尔茨明确指出,人力资源会计主要是为本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服务的,是属于管理会计的范畴。 美国会计学会下属的人力资源会计委员会给人力资源会计下的定义:“确认和计量有关人力资源信息,并将这些信息报告给有利害关系人的程序。”这里所谓“利害关系人”的概念,从广义上理解完全包括企业内部与外部的各种团体和个人,内部的当然是指人力资源管理,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外部的指什么呢?它是指非货币计量的信息,如谁担任总经理或部门负责人就可以取得更好的企业效益等;它是与效益有关但与直接货币计量无关的问题,这里绝对不可以按习惯思维定势将人力资源会计需要“报告给外部”演绎理解成为“人力资源财务会计”。 日本学者若杉明的定义:“人力资源会计是通过会计方法和跨学科领域的方法测定和报告有关人力资源的会计信息,以供企业的经营者及利害关系人利用。”若杉明的定义是在弗兰姆·霍尔茨的基础上,将含义宽泛的“组织”明确界定为“企业”,认为人力资源会计核算仅局限于企业这一营利性组织,而非营利性组织则不在其范围之内。 二、人力资源会计符合管理会计的学科特征 从服务对象上来看,管理会计主要是为企业内部各级管理人员提供有效经营和最优化决策的管理信息,所以被称为“对内报告会计”。如何对人力资源进行有效管理完全属于企业内部事务,而对外报告的财务会计的利害关系人是财税部门、主管机关、银行、证券等监管机关和中小投资者,他们一般只关注与“货币”有关的会计事项,因为人力资源管理基本上不涉及“货币”,或者说难以计量和入账,所以并不被外部会计信息使用者所关注,主要投资者和大股东除外。 从行为方式上来看,财务会计关注的是,如何计量和传输财务成本信息,一般不重视经理人和员工的行为;而管理会计吸收行为科学的“以人为本”的思想,最关注的问题是业绩报告中计量的结果对经理人员和职工的日常行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并想方设法调动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这正是人力资源会计管理的核心与实质。 人力资源会计是否归属于管理会计的范畴,再请看下面的两个权威性定义: 美国会计学会(AAA)下属的“管理会计委员会”于1958年所下的定义:“管理会计是运用适当的技术和概念来处理某个主体的历史的预期的经济数据,帮助管理当局制订具有适当经济目标的计划,并以为实现这些目标做出合理的决策为目的。”[2]而人力资源成本与人力资源效益的正相关关系恰恰符合这里所谓的“某个主体的历史的和预期的经济数据”这个界定,所以人力资源会计符合这一定义。 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所属的常设分会——财务和会计管理委员会于1988年所下的定义:“管理会计是指在一个组织内部对管理当局用于规划、评价和控制的(财务和经营两方面的)信息进行确认、计量、积累、分析、处理、解释和传输的过程,以确保其资源的利用并对它们承担经管责任。”[3]在这个概念中,将信息明确为财务的和经营的两种,但是这里为什么要包括财务信息呢?众所周知,管理会计将销售、成本、存货、现金流量、全面预算都列为管理会计的内容,企业管理的依据就是这些计划,而且执行得非常到位。但是无论你把这些计划计算得多么接近实际,但却终究不是实际而是计划,所以它们当然就跳不出管理会计的框框。更何况人力资源会计核算的不确定因素(如人力资源成本和价值的确认、计量都没有解决,等等)太多,为什么非要强拉硬扯地算作财务会计的内容呢? 三、人力资源是企业的一项资产吗? 将人力资源会计划归于财务会计范畴的依据是,假设人力资产的成本或价值可以与实物资产一样为会计所确认、计量、报告与管理。这一假设能否成立是人力资源会计归属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人力资源不是财务会计意义上的资产,那么也就无法进行会计核算,无法对外部信息使用者提供有关人力资源会计信息,人力资源会计归属于财务会计的论点也就失去了立足的基石,也就成了无聊的、哗众取宠的论题了。 我国财政部1993年7月1日起施行的《企业会计准则》规定,资产是企业拥有或者实际支配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包括各种财产、债权和其他权利。另外,根据《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与《企业会计制度》对资产下的定义,人力资源如果要构成企业资产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 1.资产必须是由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人力资源(经理人或普通工人)是在企业的管理过程或生产过程中付出了智力或者体力以后,才凝结到了企业的产成品中去。这当然不是什么“过去的交易”,而是人力资源必须先存在于企业,然后再付出“劳动”,最后取得劳动报酬。这个事实说明,人力资源在先,而“交易”在后,那当然不是什么“过去的交易”。所以,当企业聘用某一劳动者时,企业向受聘者支付的是劳动报酬,而不是从奴隶市场上花钱买到了一个奴隶,如果企业买到的是奴隶,则可视为企业的一项现实资产;反之,则不是。如果硬要算资产的话,那就只能是劳动者已经付出的“劳动”(这又回归到我们所说的财务会计的概念上去了),即是说你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算作企业的“资产”(在财务会计中“工资支出”从来就属于“资产类科目”),那只是一个劳动者一生全部劳动的几千分之一。由此看来,企业已经支付了一周(或一月)的工资,并不意味着人力资源已经全部成为企业的现实资产,也不意味着企业已经购买了一个完全供其使用的奴隶。 2.资产必须是企业拥有或控制的。有人这样辩解:劳动者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建立雇佣关系,企业通过支付工资、奖金等报酬形式,实质上已取得或控制了人力资源聘用、培训与解雇的权利。这种说法混淆了“劳动”与“劳动者”两个不同的概念和关系,如果在签订劳动合同之前就将“劳动者”确认为“资产”,这个“人力资源”是已经被企业所拥有或控制,企业还有必要与自己已经拥有或控制的“资产”来签订合同吗?如果在签订劳动合同之后将“劳动者”确认为“资产”,他既然已经归企业拥有或者控制,他也就失去了主体地位,那就不存在劳动纠纷,也不需要《劳动法》了。事实上,从法律关系上来看,只有两个法律地位平等的自然人或法人才有签订合同的必要性,而这里的“法律地位平等”正好说明企业不拥有他,不控制他,他(人力资源——经理人或者普通工人)不是企业的资产。劳动合同的实质是劳动者出卖“劳动”,企业以工资形式购买“劳动”。 3.资产会预期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有观点认为:人力资源是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表现出来的工作能力,其创造的价值总是远大于人力资源本身的价值,具有服务潜力,能够在未来为企业创造经济利益。其实,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新观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分析剩余价值的源泉时指出,必要劳动形成的是雇佣工人的所得,剩余劳动形成的是剩余价值。必要劳动反映到企业的财务上,是企业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福利,是成本,是资产。剩余价值就是企业的利润。劳动者创造的价值总是远大于其收到的工资,而工资在企业就是成本。如果说人力资源是企业的资产(或者成本),他所领到的工资也是企业的成本,那么“成本”一词怎么解释呢? 四、将人力资源确认为无形资产后,就可以核算其价值了吗? 无形资产是指无实物形态的、企业用于生产商品或提供劳务,或为了行政管理的目的,使用年限超过一年的非货币性资产。其特征有:不具有实物形态,具有垄断性,收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可以长期使用。人力资源是指某一特定实体所控制的、在预计的服务期间能给这个实体带来经济利益的劳动力资源。它是一种以人为载体的特殊资源,它的价值体现在人力资源的创造性使用过程中。诚然,人力资源也具有无形资产这四个特征。那么,具有这四个特征的就必然是无形资产吗?这个逻辑关系简单的就像这个例子一样:狗有四条腿,有四条腿的不一定是狗,甚至不是动物,而是桌子或什么东西。 但必须承认,人力资源的成本是可以核算与计量的。例如,招聘广告费,引进测试、能力评估费,培训、进修费,实际发生数额合计后,作为费用,随时入账,或者在一年内分期摊销;或者,为了更加符合配比原则,就像无形资产一样,在若干年内摊销完也可。麻烦至此,尚不麻烦。令人大为麻烦的是在“确认无形资产成本”之后,请看会计界的两种观点:(1)将人力资源确认为一项无形资产,其价值与成本之差额记入资本公积,不参与利润分配;(2)把人力资源确认为无形资产的同时,将其资本化为介于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之间的劳动者权益,参与企业税后利润的分配。 这两种观点涉及到人力资源的入账价值确定问题。人力资源有两种价值表现形式,即个体价值和群体价值。个体价值的计量以个体掌握的知识内容和应用为基础;群体价值的计量应考虑群体内个体掌握知识的相互作用、知识结构的互补程度、企业的组织结构、管理行为、组织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许多会计学者认为,人力资源价值应反映群体价值,群体价值的计量由个体价值合计而来。所以,人力资源会计核算应反映个体的公共价值。 人力资源个体的公共价值如何确定,目前公认的、最流行的计量方法有五种:(1)1964年由赫曼森在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发表《人力资产会计》一文中所提出的“调整后的未来工资报酬折现法”,即是指以某个职工未来工资报酬的现值乘以能够反映本企业盈利水平与本行业平均盈利水平差别的效率系数,作为人力资源价值确认的一种计量方法;(2)1968年由弗兰姆·霍尔茨等人提出的“经济价值法”,即是指企业在未来的生产经营活动中,人力资源能够为企业提供未来的收益,通过折现方式在按照人力资源投资的比重而计量人力资源价值的一种方法;(3)1969年由赫曼森提出的“非购入商誉法”,即是指企业在过去若干年内的累计收益额超过本行业平均收益额的一部分或者全部就是企业群体的人力资源价值;(4)1971年由巴鲁克·列夫和阿巴·施瓦茨在《会计评论》上发表题为《论人力资源的经济概念在财务报告中的应用》一文中所提出的“工资报酬折现法”,即是指某单位职工的人力资源价值等于职工在剩余受雇期间未来工资报酬的现值;(5)1985年由弗兰姆·霍尔茨在《人力资源会计》一书中所提出的“随机报酬价值法”,即是综合考虑职工个人预计服务年限、服务职位,以特定劳动服务的价值与预期概率而计量的一种方法。[4]我们权且对这几种方法的复杂计算、应用范围和前提条件存而不论,仅从上述概念中就可以看出,每种方法里都有几个因素是不确定的。有这么多不确定的因素,为什么非要把它与精确核算的财务会计扯在一起呢?考虑到这些公式应用的不精确性,再加上企业产品价格受市场波动的影响进而影响到本企业的经济效益,以及通货膨胀、原材料价格等影响因素,必然导致会计信息失真,成本核算混乱;或者虚增人力资源成本,使税收减少,从而损害国家利益,甚至其他预料不到的情况都可能出现。 五、人力资源会计划归财务会计的探讨是客观需要吗? 必须承认,知识经济彻底改变了土地和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人力资本的主导作用也非常明显地凸现出来,人力资源的重要性也早已提到企业管理的议事日程上了。但人力资源会计从一开始产生它就属于管理会计的范畴。在知识经济时代,强调人力资源会计的重要性是对的,但是,硬要把它从管理会计的范畴中扯出来,千方百计地、生搬硬套地、勉强地归入财务会计,必然破坏财务会计的精确性和严谨性。只要我们冷静地思考一下中国的现状,就会发现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和专著是没有什么使用价值和实践意义的。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力资源供大于求,且十分廉价。中国企业家形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是“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三条腿的蛤蟆没有,两条腿的人一抓一大把”。你想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让普通的人力资源资本化,与出资方平起平坐,瓜分税后利润,无异于与虎谋皮,白日做梦!至于高级专业技术人才、高级经理人才,用入股方式、协议方式、经理股票期权方式,或者年薪制、年薪加利润提成等方法,简单明了,核算方便,又何必要拿来一大堆外国的计算公式,避简就繁,舍易求难呢? 或者认为,人力资源会计很重要,只是因为其价值核算的难题解决不了,所以才没有纳入财务会计核算的范围。其实不然,是否属于财务会计范围的标准是客观需要,而不是能否精确核算其价值,固定资产折旧、自然资源损耗、坏账准备、无形资产摊销和存货计价等,这些东西的核算都不精确,但十分必要。我的意思是财务会计不需要人力资源会计的加盟,因为它的加入,只会添乱而没有任何好处。我们切不可认为,知识经济时代来到了,人力资源管理重要了,人力资源会计就该跳槽了,就要由管理会计转入财务会计。正是在这种“因为重要,就要加盟”的逻辑下,才有了有人设计出了包括人力资源的资产负债表却又设计不出数字,列出了一系列计算公式却又算不精确,声称自己突破了人力资源无法核算的世界难题却又无人喝彩的尴尬局面,理论方面热热闹闹,实务方面冷冷清清。一言以蔽之,不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会计学论文:建国以来我国会计学术研究的阶段性特征 会计理论是人们对会计实践的经验总结,是在理性高度上对会计实践规律的认识。它一旦形成,便反过来指导和影响会计实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我们已走过半个世纪的历程。回顾我国会计理论在这一历史的时期中的发展,我们认为,同样离不开这历史时期的会计实践活动,而我国这一历史的会计实践在各个不同时期的阶段又带有强烈的历史色彩。为了能以较短的篇幅大致地描写从阶段性特征来反映我国会计理论地逻辑顺序,这就是本文的宗旨。 一、 分析目标假设 本文的分析目标,是描述我国会计理论在各个历史阶段的特征,从而揭示会计理论在我国发展的客观规律。其假设或前提可如下述: 1 分析不能脱离我国社会经济的客观背景 可以说,最具体本质特征的就是不同历史阶段我国社会经济的客观背景。它包括经济发展的模式、经济管理体制、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等。会计作为一门社会管理科学不会不受这些大环境的因素制约。如果说,国与国之间,或一国内部不同时期之间会计理论的发展存在明显差距,那么这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背景应该构成其主要原因。 2. 会计管理体制是会计理论发展的直接因素 我们很难对会计管理体制改革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从我国的实现情况来看,会计教育体制以及我国会计信息市场的发展。我们认为 ,会计理论的发展直接与会计管理机构密切相关,我国长期以来高度集中的管理机构也构成了会计理论发展的一大特色。会计理论的发展离不开会计人才的培训,我国会计教育体制的发展变化也显示了我国会计理论研究队伍的现实状况。会计信息市场既是会计理论研究的直接源泉,同时也是会计理论研究成果的重要体现,西方会计理论的发展就证实了这一点。 3. 会计研究方法直接反映出会计理论的研究水平 事实上,会计研究方法也是一大概念。它包括选题方法、分析方法等。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选题与西方国家最大的差异就是在于我们曾经缺乏一个市场。西方的选题大部分来自于实务界的需求,有一定的针对性。而我国会计研究长期来基本上分散于个别会计实务界以及教育界、政府部门的人员,所以缺乏针对性、系统性。从会计研究所采用的分析方法而言,我国会计研究主要是采用规范性的推理模式;同时,我国会计大部分是就会计论会计的研究,很少体现相关科学的发展。因此,引进西方成果的多,介绍的多,而开拓的少。 以上说明,我国会计理论发展的不平衡性正是受制于不同时期这些环境的变化。本文试图在不同时期揭示这一变化特征,并根据这些特征来得出其规律性得内容。根据对建国以来会计学术研究发展情况得考察,可以设想将其分为六个历史,时间顺序为:第一阶段,1949年-1952年,建国初期,学习苏联会计模式阶段;第二阶段,1952年-1958年,探索我国会计理论以及同意会计制度阶段;第三阶段,1958年-1966年,加强企业内部会计管理制度;第四阶段,1966年-1978年,会计理论研究停滞阶段阶段;第五阶段,1978年-1988年,会计理论恢复阶段;第六阶段,1988年至今,创建中国会计规范体系阶段。 二、建国初期,学习苏联会计模式阶段(1949-1952年) 这一阶段正值新中国创建初期,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中央根据当时的情况提出了一切向苏联学习的口号。这在当时几乎成了会计界上下一致的行为准则。 我们集中查阅了新中国第一本会计学术期刊《新会计》。就现存的资料来看,当时的会计理论文章不多,最早的一篇是中国人民大学邢宗江、黄寿宸两教授发表于创刊号的文章《怎样建立新中国会计理论基础》。这开他是我国建国以后会计理论研究的先河。文章的要点大致为:第一,旧中国会计完全是摹仿和抄袭资本主义国家,但资本主义的一套会计理论和实务和最终并未能够完整与普遍地建立起来;第二,资本主义会计理论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础之上,资产阶级会计学者千方而计保护资本家的利益;第三,社会主义会计理论在许多方面与资本主义会计理论有差别,例如,会计方程式、会计目标、资金流转方式等。 在这以后,东北人民大学大学相义恭等四位教授发表了《会计学的阶级性和历史任务》一文。尽管也有后来的几篇文章对以上两篇论文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可以认为,极力主张会计学科学的的阶级性是这一时期会计理论研究的一大特色。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当时的一些会计学者着手翻译了大量的苏联会计教材,宣传、学习苏联的一整套会计方法体系。 从上面可以看出,建国初期我国会计理论全盘照搬苏联模式,是与当时的客观历史背景以及人们对两种社会制度下会计学本质的理解密不可分的。 三、探索我国会计理论以及统一会计制度阶段(1952年-1958年) 这一阶段正值我国全面实行计划经济阶段。中央在当时提出了建立完善的新的会计理论和统一会计制度的号召,要求会计核算既正确地反映企业的全部经济业务活动,又能结合完整的统计核算与业务核算,以便最终达到监督国家计划完成的目的。在这一阶段,会计理论主要围绕阶级性、对象与方法,以及会计制度等内容展开。尽管讨论没有在较大范围内展开,但我们从中仍能看出它的时代特征。 1.关于会计阶段性问题 当时普遍认为,会计核算是经济科学的一种,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会计核算的方法服从于核算的目的和任务,并受特定时代经济基础的制约。从而认为不同的经济基础会产生不同的会计核算。当时会计界都认为会计核算是反映和监督经济过程的工具,它与经济基础直接联系,而与生产没有直接联系。所以会计对生产所起的作用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下是不同的。这就是会计具有阶级性的理论依据。 2.关于会计核算的对象与方法 对于会计核算的对象,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会计核算的对象是在各企业、各组织范围内以货币形式来反映和监督的有计划的社会义扩大再生产过程及其物质基础--社会主义财产。另一种意见认为,会计核算的对象是各个经济部门中社会劳动的耗费。以上两种观点主要取自当时苏联的会计教科书并在我国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对于会计核算方法,当时比较统一的看法是:不断地以凭证为根据进行反映,并以货币的估价对会计核算的各种对象按性质相同而又内部互相联系的特征进行经济上的总括,以求得计划完成情况的各种指标;或进概括为:以货币为主要量度,对会计对象进行连续、系统、完整地记录、计算、反映和监督所应用的方法。这些表述指明了会计核算的完整性、连续性、客观性以及货币计价的特征,表明当时对会计方法和认识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3.关于会计核算制度 在这一历史阶段,一方面政府按行业建立了分行业的统一会计制度;另一方面,又对制度执行中感到不合理的方面展开了热烈讨论。其讨论意见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多数同志认为,统一的制度采用"一竿子插到底"的做法,难以满足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同一行业不同专业的实际管理需要。 第二,统一的会计报表格式在结构上比较复杂,不便于企业领导运用报表进行管理,从而造成报表不受领导重视,只是为报而编制的现象。 第三,许多同志建议会计核算工作应力求通俗化、大众化,符合群众监督、群众管理的方向。 第四,有些同志提出,会计年度与日历年度可以不一致、大众化,符合群众监督、群众管理的方向。 综上所述,这一阶段,我国会计理论研究已开始起步,各项规章制度也已初步建立,但作为起步阶段,并受当时特定时代背景的影响,存在着相当大的局限性。到了后期,由杨纪琬、娄尔行、葛家澍、赵玉珉、吴诚之等会计学家编著了建国以后由我国财政部组织编写的第一本《会计原理 》教材。教材第一次较为全面的阐述了会计核算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等问题,对于统一这些问题的认识起了积极作用,引导中国会计逐步走上规范化的轨道。 四、加强企业内部会计管理阶段(1958年-1996年) 在这一时期,由于排除了各方干扰,国家经济走上了稳步发展的轨道,对于企业会计人员,要求将重心移向企业内部会计管理上。许多企业围绕增产节约,合理使用资金,加强会计核算的基础工作,增强会计对上交国家税利监管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大量宝贵经验。这一时间的会计规范尽管没有发生根据性的变化,但从这一时期会计工作的重心可以看出,会计作为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信息提供者负着重要使命。在这一阶段,财政部要求各行各业认真编制预算与决算,以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计划执行效果。 为配合这一时期加强企业内部会计管理的需要,会计研究生要围绕以下三方面展开讨论: 第一,会计研究转向了成本管理的研究。不少论文提出企业要增产节约,提高盈利能力,成本是一个重要因素。而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对于企业成本的反映与监督也是会计核算的一个重要五节,理应所应当构成了会计规范的主要内部。 第二,进一步提出了财务管理的概念。提出了经济活动分析,经济核算,资金管理等重要概念。尤其是加强企业流动资金管理成本主要的研究内容。 第三,进一步提出了健全企业规章制度。包括建立班组织经济核算、物资管理、责任制度、报表的预决算制度。并于1963年了会计人员职权条例。 五、会计理论研究停滞阶段(1966年-1978年) 十年动乱期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会计工作和其他科学领域一样,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灾难性打击。财经院校停办,会计教师被下放接受转想改造,会计理论研究处于停顿状态;加上工业生产和其他一些部门的经济活动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企业会计核算完全陷入了困境。由于大力宣传企业管理的群众性,提倡群众管理,反对"管、卡、压",进而出现了无账会计等不可思议的现象。既然会计已经成为可有可无的工作,理论研究也停滞不前,更谈不上与国际学术交流的问题,使我国会计研究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六、会计理论研究恢复阶段(1978年-1988年)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在这一次付上,把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社会义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头等大事。会计工作再一次迎来了规范化的大好时机。我国的会计理论研究重新回到了新的起点。这一时期的会计理论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 1.由过去单一地学习苏联会计模式基础上闭门基础上的闭门探索转向更多地引进国际通行的现代会计模式。 过去,我们搞计划经济,采用苏联会计模式有其历史原因,也在客观上的需要。现在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建设,转向市场经济的轨道,会计是"国际商业语言",因而必须学习和引进国际上通行的现代会计模式。作为学习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许多理论研究侧重于介绍、宣传以英美为代表的会计核算方法。例如借货记账法、会计平衡公式、折旧计算、各种计价模型等。人倾家荡产一时期的研究来看,人们的观点还处于新旧体制的交替之中,各种认识还不统一,从而出现了诸如增减记账法与借贷记账法的争论等。但到了这一时期的后半阶段,会计界逐步地认识到,会计作为一项管理活动是适应社会化生产的发展需要而产生的,它不应有姓资、姓社之分。在这一认识前提下,更多的西方会计模式被引入我国。 2.逐步地扩大了会计理论研究领域 在这一时期,由于大量地引进西方会计模式,从而我国会计界对西方会计有了更多的了解。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逐步地将一些新的会计学科体系引入到我国的会计研究中,例如,管理会计、国际会计、人力资源会计、行为会计等。尽管由于我们与世界隔绝了近十年而使研究层次显得零星分散,缺乏系统,并且偏重于介绍,但在更大的范围内,为我们开拓了会计理论的研究视野,为以后的理论体系研究以及会计规范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国会计界的权威人士开始探索我佃会计理论体系的研究课题,从而将我国的会计理论研究引向了更高的层次。只是由于建立我国会计规范体系的迫切需要,才使这一研究课题没有更深入地开展下去。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在1978年,我国开始进行全面的经济改革,经济承包责任从农村向工业部门转化,有关利润分配的问题,产权的归属问题等引发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课题。在这一阶段,我国设立了几个经济特区,也提出了一系列外会计理论课题。总之,这一阶段起因于我国的改革开放,人们的思想观念的解放,从而大大丰富了我国的会计研究领域。 3.会计教育体系的全面发展为我国会计理论研究注入了生机 从1979年开始,我国各高等财经院校重新恢复招生,并从1980年开始招收会计研究生。这一举措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会计专业人才,现已成为我国会文坛理论与会计实务界的中坚力量。 这一时期,会计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进行会计教学改革。全国许多财经院校在教学计划、学科体系、教材编以及教学方式上都大胆探索、创新、逐步地打破了过去行业会计模式,而以会计学科本身的体系来适应各行业会计的需要。这不仅为以后与国际接轨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同时,也带动了我国一批中青年会计理论研究人才的培养与成长。 七、创建中国会计规范体系阶段(1988年至今) 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出现了几次重大历史变化,带动了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一个飞跃,这些都将在中国会计发展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 1.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会计学会与会计制度管理司就着手我国的会计准则制定工作。在1989年1月,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基本理论和会计准则研究组在上海金山举行了第一次会计准则专题研讨会,围绕中国会计准则的体系展开了热烈讨论,掀开了中国会计理论研究新的一页。经过多方共同努力,于1992年底颁布了我国基本会计准则以及各行为的会计制度,并从那时起进入具体会计准则的制订与颁布。 围绕中国会计准则,主要研究的课题有:我国会计准则性质与内容,会计准则与现行统一会计制度的关系,研究和制订会计准则的思路,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协调等。尽管我们遇到了许多现实难题,有些问题至今尚未得到满意的解答,但它毕竟标着我国会计规范工作进入了实质性阶段。 2.1990年度,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从而使中国证券市场进入了开创性的历史阶段;随后,又在深圳成立了全国第二家证券交易所。从那时起,我国证券市场发展迅速,并使会计研究与市场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向国际会计研究的方向靠拢。 股票市场引发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会计信息的披露。其中涉及信息使用人,披露方式与内容,信息揭示的规范化等。从信息使用人而言,我国会计信息主要是面对国家的各级权力机构,许多上市公司在披露会计信息上主要受这一利益的驱动,出现了许多不规范的行为。从信息披露方式与内容上看,由于我们主要是借鉴国外的模式,出现了与我国现实不相符的状况。例如,在我国现金流量表准则出台以前,许多上市公司对于要求编制这一报表感到困难很大,又无规范可循,现实问题不少。总而言之,股票市场的规范集中体现在会计信息披露的规范化。尽管许多问题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努力,但它为我国会计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天地。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我国会计理论研究方法从规范化向实证方向的转化,就归功于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所提供的素材。所有这些现实问题不仅激发了国内会计界人士研究的巨大热情,同时也引起了国外会计界的极大关注。许多国际知名会计专家教授将会计研究转向了中国的股票市场,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3.随着改革开放的力度进一步加大,我国会计实务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机遇。具体表现在: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多重组合,资产的重组,股份合作制的兴起,金融信息产业的出现等,都给会计理论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现实问题。其中许多问题已是当今国际会计界研究的热门话题。例如,金融工具、合并报表、会计信息质量、会计信息市场,以及会计人员,审计人员耿业道德等。所有这些标志着我国会计理论研究正迅速走向世界,我们与国际间的差距正在缩小 。 1995年,中国会计教授会在上海成立,召开了第一届年会,以后又相继在上第、厦门、北京召开了第二、第三、第四届年会。世界许多会计界权威人士都参加了这些年会,使我国会计研究与世界各国有了更广泛的交流机会,我国会计理论研究成果已受到世界注目。 会计学论文:目前中国建立税务会计学科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以多环节征税、多层次调节经济为标志的现行税制,使税务机关正常征管与企业会计核算工作密切相关。我国目前税法体系中的24个税种,几乎覆盖了企业会计核算的所有环节,对一个中等规模的企业来说,税收会计核算的工作量约占会计工作总量的1/3.从税收征管的角度看,企业税收会计核算质量的高低决定着各税种应纳税额计缴的准确性,也制约着税收征管效率。因为会计人员素质较低,税收会计核算差错率高,税务机关势必投入大量的人力进行申报资料分析和现场稽查。从企业内部管理的层面分析,频繁的计税失误,不仅要补缴应纳的税款,还要承担滞纳金及罚款,增加了企业经营资金的意外支出。进一步完善税收会计核算,是加强税收征管和企业会计管理的双重课题。 (一)现状及问题。 1.税收征管与会计核算管理不同步。新税制的实施,难以适应《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财务通则》原来规定的核算内容。尤其是目前价内税与价外税的并存,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与一般纳税人角色的互换,使企业日常会计核算复杂化。新税制实施之初,增值税作为价外税的会计处理首次施行。相当一部分企业会计人员对期初存货处理、含税收入还原、视同销售行为的计税等会计处理方法不熟悉,企业税收会计核算一度出现比较混乱的局面。在税收征管工作中,由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负增值”及低申报问题的大量出现,税收政策又作了相应的改变,国税机关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认定更加慎重,适当缩小了一般纳税人的认定范围,迫使企业不断改变税收会计核算方式。加之税务人员对稽查后调账辅导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不列支出项目、确定增值税进项税额不允许抵扣后,没有考虑到企业会计核算的繁杂工作量,只补税罚款了事。一部分企业税收会计核算呈现无序状态。 新《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实施后,原来税法规定的内容难以满足新的经济情况。如旧的《企业会计准则》规定计提的减值准备;所得税的退还财务制度规定冲减退还当年的应交所得税等,税法却对此没有规定。 2.缺乏统一规范的核算文本。现行的会计制度是先于税制改革制定的,对税收会计核算要求只在“应交税金”科目下进行了简单的介绍。而相继颁布的新税种,又只是各个税种相互独立地列明会计处理方法。企业会计人员难以从统一的文本中系统了解和掌握税收会计核算方法。在税款计缴过程中,难免顾此失彼。如工业企业在材料购进环节,既要确定购进环节的增值税及原材料成本,又要对应征消费税的产品计算出税法规定的外购环节允许扣除的消费税。由于消费税不是对所有企业普遍征收的税种,经常造成计税失误。虽然掌握会计核算方法是会计人员的最起码要求,但要求企业所有的会计人员都精通税法,显然也是不可能的。 3.税务机关对会计核算人员缺乏有效的监督。目前会计人员的管理方式是统一由各级财政部门培训、发证及考核。税务机关对会计核算工作缺乏硬性监督。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7条规定了“企业未按规定设置、保管账簿或者保管记账凭证和有关资料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处以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但对已建立账簿而核算混乱的,仍无法作出规范性的处罚。更何况企业会计核算管理主要遵循的是财政部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制度》,其解释权不在税务机关。只通过一般性的税法宣传和公示公告,无法使企业会计人员系统掌握税收会计核算方法。而税务机关办班培训又受收费标准和纳税人的承担能力等诸多因素的限制。这客观上影响了部分企业会计人员税收会计核算技能的提高。 4.缺乏独立行使税收执法权。税收,对国家来说,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对纳税人来说,是必须承担的经济成本。税务机关能否独立行使税收执法权,无论对政府还是对纳税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各级地方政府作为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行为主体,直接参与经济生活,往往对税收的征收管理进行直接干预,使税务机关的执法活动偏离法治轨道,也影响到纳税人的经济利益。 (二)对策思路。 1.税收政策的变动应充分考虑到税收会计核算变更可能带来的后果。新的增值税实施以后,税收与成本收入直接分别核算,计税方式更加科学。但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达到一般纳税人标准后,在认定审查期间停销或停购待票(增值税专用发票),致使企业经营间歇性中断;也有的企业为减少税收负担而采用虚假的税收会计核算方法。这些都应该在今后的税种设计和征管工作中充分予以重视。 2.应建立统一的税收会计核算规范和设立注册税务师协会。建议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在税收法律法规的制定过程中,应尽量保持税收会计核算方法的相对稳定。在此基础上,将各税种所涉及的税收会计核算方法,统一汇编成权威和规范的文本,作为会计教学与培训的必备教材或操作指导用书,并及时补充和完善。健全的组织形式是保证企业税务会计工作规范化、科学化的必要条件。就我国现状来看,要设立企业税务会计,还必须建立注册税务会计师协会,定期组织税务会计资格考试,保证企业税务会计具有一定水准的执业素质;并对税务会计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为完善税收规定和企业决策提供参考。另外,还应制定约束企业税务会计行为的条例或规定,以减少企业税务会计不合法行为的发生。 3.税务机关应重点加强稽查后的调账管理。在征管工作中,税务机关应根据税前列支项目调整和稽查补退税款所发生的企业应纳税额变化,将调账指导与监督工作纳入征管程序。随着会计电算化的普及,新税种凡涉及会计核算方式改变的,应同步开发出与之配套的计算机应用软件。针对当前税收会计核算比较混乱的情况,税法制定权威部门应制定出相应的约束范围和处罚措施,使税收会计核算工作走上规范化管理轨道。 4.建立税务会计需加强人才方面的培养。如果说税务会计的最重要的目标是促进企业生产发展,提高经济效益,那么税务会计的业务素质则是税务会计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核心和保证。税务会计作为融会计、税务、法律知识及其相应的实际工作经验为一体的高智能活动主体,首先需要社会为其提供充足的业务培训机会:(1)在高等教育中开设与“税务会计”相关的课程,培养具有较深会计理论、税收理论及法律理论功底的专业人才。(2)税务机关应给企业税务会计常年提供咨询服务和培训的机会,以使企业税务会计及时掌握最新的税收规定和征管制度。(3)企业应树立正确的纳税观念,选拔符合税务机关和企业要求人员担任税务会计,并为其提供培训、调研机会,保证税务会计质量的不断提高。 5.建立税务会计需加强法治建设。随着税务会计的诞生,企业会计可能会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如何在合法或不违法的情况下为企业制定出最佳的纳税方案上。这便对企业管理及税收征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要求企业用制度的形式规定税务会计必须遵循的准则,规定企业的其他管理人员不能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强行要求税务会计作出违法行为,从而为企业税务会计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另一方面实现税收的法治化,其核心在于制约税务机关权力,将税务机关税收征管权的运作纳入法律设定的轨道中。这不仅可以防止税务机关可能出现的权力腐败,而且可以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不因税务机关的滥用权力和越权行事而遭受损害。只有将税务机关的权力纳入法制规则的有效制约之中,税收的法治化才能得以实现。 税收法治化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建立我国现代税收会计学科的灵魂和方向。 会计学论文:高级会计学若干理论问题探讨 随着我国会计改革的不断深入和会计教育的进一步发展,高级会计学已作为一门独立课程出现在我国各高等院校会计专业的教学体系中。到目前为止,有关高级会计的定义、理论基础、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等高级会计学的理论问题仍是空白。我们认为,既然高级会计学已作为一门正式课程列入高等院校的会计教学体系中,就有必要首先回答这类问题。本文拟就此谈谈我们的意见,以求教于各位同仁。 一、高级会计的定义 高级会计学是以高级会计为研究对象的,要对高级会计学有一个清晰、总括的认识,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高级会计概念。那么什么是高级会计呢?它究竟高在哪里?与一般意义的财务会计有何区别?另外,高级会计指的只是高级财务会计,还是融管理会计为一体的广义高级会计?这些问题在研究高级会计学时已无法回避。下面我们先将我国学术界对高级会计的认识和理解进行列示与比较,然后再在探讨界定高级会计的重要意义之后,提出我们对高级会计的界定。 (一)我国理论界对高级会计的界定 从现在的情况看,我国大部分学者认为高级会计即为高级财务会计,也有的学者认为高级会计一词难以捉摸、不好解释,因而将其界定为"特种会计"或"特种业务会计"。我国现已出版的高级会计学教材中对高级会计进行的解释都比较含糊,如: 1.“本书(指《高级财务会计》承 接《中级财务会计》一书的内容,对一些专门的会计领域,也是比较深奥的会计课题展开论述”(见厦门大学会计系列教材《高级财务会计》前言)。该书简述的内容为公司会计(含股东权益会计、所得税会计、清算与重组会计)、合并财务报表、外币折算、物价变动会计和租赁会计。 2.“中级财务会计限于论述财务会计的基本理论、方法和技术,即通用的课题;高级财务会计则是针对上述各种专题(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而出现的股票上市、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清算、集团公司、跨国经营等经济活动---本文作者加),对有关问题加以阐述”(见上海财经大学会计系列教材 《高级财务会计》前言)。该书阐述的内容为不同组织形式有特色的所有者权益会计、企业合并和合并报表、特殊的财务报告、政府及非盈利组织会计和一些特殊的财务会计专题 (包括寄售与分期收款销售、 租赁、房地产、退休金、所得税、期货交易、外币业务、外币报表换算以及公司的重整、改组与破产清算)。 3.“企业特种会计是指企业一般会计业务以外的特殊业务会计.本书所论述的企业特种会计问题可分为三类:(1)特殊的财务报告问题。如控股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分店经营时的汇编财务报表,有海外分支店和子公司时的外币报表折算,以及通货膨胀情形下对财务报表数据上的通货膨胀影响因素的消除和和调整。(2)企业会计中比较特殊而又比较复杂的问题。如分店经营,合伙会计,外币交易会计,分期收款,专营权及寄代销业务会计,租赁会计,所得税会计等。(3)企业处于非持续经营等特殊情况下的会计问题。如企业破产、解散和清算,以及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资产评估等”(见中南财经大学会计系列教材《企业特种会计》前言)。该书还认为,由于国外的高级会计还包括非企业会计的内容,因此将该书定名为高级会计学是不大恰当的。 4.“这种研究、应用和修正原有的财务会计理论和方法,以及创建新的会计理论和方法 (亦指高级会计学--本文作者加),用核算和监督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出现的‘特殊经济业务’,向外部与企业有利害关系者提供更为真实有用和相关经济信息的会计学科,我们称其为高级财务会计”(见首都经贸大学会计学系列教材《高级财务会计学》导论)。 此外,我们还参阅过由谢诗芬主编的《高级财务会计学》(湖南出版社1993年出版)和向泽生主编的《高级会计学》( 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但他们均未明确地界定过高级会计,而只是说高级财务会计学是"系统讲授财务会计中的高尖理论与方法 "(谢诗芬主编),"我们就财务会计中最核心的问题和经济改革出现的新业务、新问题编写了这本《高级会计学》"(向泽生主编)。 从上述不同论点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对高级会计的认识尚未形成共识,这不仅表现在高级会计的范围上,即高级会计应否包括管理会计、非盈利组织会计、人力资源会计等内容,还表现在对 "特殊经济业务会计" 的认识方面,即高级会计与一般财务会计分野的标志是否就在于"一般"与"特殊",高级会计是否就是指特殊业务会计。 应当指出,高级会计一词源于英文的advanced accounting,在国外的会计教材体系中,有关这一概念的内容既有专门论著,也可散见于一般财务会计(即financial accounting)之中。但是,从我们见到的国外原文版教材中,很难找到对高级会计的定义性描述。我国港台地区的学者对高级会计的界定也很笼统,一般将其解释为特种会计,认为高级会计主要是将会计原理运用在非一般会计事项方面,是对会计原理所作若干更深入的讨论与运用(参见台湾辅仁大学会计系高松教授所著《高等会计学》自序)。也有的学者更进一步说明,由于高级会计阐述的是一般财务会计不能包括的业务,所以其内容有的较难,有的则不难,不能将其全部归为复杂的业务事项(参见台湾政治大学郑丁旺教授所著《高级会计学》)。 由上述可以看出,对高级会计作出清晰、准确的界定,是会计理论研究中有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界定高级会计的重要意义 我们认为,通过深入的分析,从最基础的角度给高级会计下一个切合实际的定义是很有必要的。这种必要性主要表现在: 1. 可以界定高级会计的外延,概括高级会计的本质特征、从概念这一基础环节奠定对高级会计进行研究的逻辑基础。 2. 可以在明确概念的前提下,将高级会计与其他会计学科,尤其是与一般财务会计进行比较,以期在比较的基础上对高级会计、广义财务会计乃至整个会计学进行深入探讨。 3. 可以用明确的高级会计概念及建立在其上的相关理论,更好地指导业务实践,在解决我国会计改革面临的难题方面发挥作用。 (三)我们对高级会计的界定 根据我国当前会计工作的实际情况,并考虑到今后的发展,我们倾向于将高级会计定义为:高级会计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原有的财务会计内容进行补充、延伸和开拓的一种会计,即利用财务会计的固有方法,对现有财务会计未包括的业务、或者需要深入进行论述的业务以及随着客观经济环境变化而产生的一些特殊业务进行反映和监督的会计。它与传统财务会计互相补充,共同构成了财务会计的完整体系。 深入理解这一概念,还需要进行下列补充说明: 1.高级会计属于财务会计系列,因为: (1)它也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进行核算;(2)它也是以合法的会计凭证为记录经济业务的依据;(3)它也是依据会计凭证登记账簿并编制对外报表;(4)从本质上看它也是以记录经济业务为手段而全面介入企业经营的一种管理活动。总之,它在会计方法上与一般财务会计完全一致,也符合财务会计的一般特征。 2.高级会计与一般(中级)财务会计的分野主要表现在业务范围方面,即高级会计核算和监督的内容有些是一般财务会计不包括,或者不经常发生的业务事项,主要是一些特殊经济业务和特殊经营方式企业的特殊会计事项。将这些业务单独归为一类,我们即可将企业单位经常、普遍存在的会计业务与不经常、不普遍存在的会计业务划分开来,将前者归为中级财务会计的内容,而将后者归为高级会计的内容,并将二者描述为财务会计中的一般与特殊的关系。这样划分一般财务会计和高级会计能够与国际会计惯例基本保持一致,也易于被广大会计界所接受。当然,在高级会计中还包括对一般财务会计内容需要深入论述的部分,但这些内容有一定深度,远非一般财务会计所能涉及。 3.高级会计与一般财务会计的区别还表现在对会计业务反映的连续性、系统性和全面性方面 。高级会计反映的业务有些只发生于某一特定时期,且既可能发生于所有企业,也可能发生于部分企业,总之属于一般财务会计所不能完全包括的业务事项。将这样的业务归为高级会计的内容,可以给一般财务会计以完整的外延范围,使其有更为完整、清晰的体系,也使高级会计在核算范围、内容方面的特殊性得以明确体现。 高级会计学是专门研究上述高级会计业务的一门学科。它的形成与进一步发展是本世纪中期以后的事情。但从 现在的情况看,它的出现与发展,确实对一般财务会计学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其结果是以专门对一些特殊会计业务进行研究、表述的高级会计学弥补了一般财务会计学的不足,二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财务会计学的完整体系。 二、高级会计学的理论基础 (一)高级会计学理论基础的特征 按照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提示,一般财务会计的理论首先应当是四项会计基本前提(或称会计假设、会计假定)和十二项一般原则;其次才是与会计假设、会计原则密切相关的会计要素及其确认、计量的基本要求。《企业会计准则》的其他内容和行业会计制度,是在会计假设划定的框架内,以会计原则作为指导思想而建立的指导会计业务实践的行为规范。因此,我们可以将四项基本假设和十二项一般原则视为财务会计学的核心理论。会计理论界在以此为核心进行理论研究时,都将会计假设视为会计理论的最高层次,即认为它是建立财务会计理论和实务的基础;同时,也都将会计原则视为会计理论的另一重要内容,即认为会计原则是在会计假设指导下控制会计实务、制定会计行为规范的信条。 众所周知的另一事实是:在本世纪中叶以后,美国会计界放弃了以会计假设为会计理论研究逻辑起点的研究方式,代之以财务会计目标为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并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以财务会计目标、会计报表构成要素、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会计确认、会计计量、资本保全为核心的会计理论框架结构。按这种思维方式进行会计理论研究所取得的成效,已为国际会计界所认可。 现在的问题是,会计假设、会计原则在会计理论体系中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以会计假设为核心与以会计目标为核心的会计理论体系是何种关系,这已成了人们需要研究和回答的问题。我们的看法是:以会计假设为核心和以会计目标为核心的理论全系产生的背景和适用的范围是有区别的,两者的结构和包含的内容也不相同,但它们不是互相排斥的,两者具有互相结合和相互转化的关系。以会计假设为核心的会计理论体系由于以一定的前提条件为支撑,其范围必然要受前提条件所制约,很难容纳超越其前提条件的内容;这样,当会计环境发生变化、一些新的经济业务超越了前提条件的限定后,以会计假设为核心的会计理论体系就很难支撑下去了。而以会计目标为核心的会计理论体系由于冲破了会计假设的限制,处于一种可以包括更加广阔范围的境地,因此,它也就能在变化了的会计环境中发挥作用。实际上,美国会计界走的就是这条路子,他们从研究会计假设起步,而在环境发生变化后随即建立了一套以会计目标为导向的会计理论体系。国际会计准则理论框架中只将权责发生制和持续经营作为基础性假定,在《国际会计准则第1号---会计政策的说明》中也只承认继续经营、一致性、权责发生制三个基本会计假定,同样是使财务会计适应环境变化而对会计理论进行的必要修订。这也就是诸国际会计准则规范的业务事项中很少有一般财务会计业务而多数属于特殊会计业务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我们的看法是: 由于受假设限定范围的制约,以四项会计假设为基本前提的会计理论体系只适用于一般财务会计,应当是中级财务会计学的理论基础;而以财务会计目标为核心的会计理论体系有了更大范围的适应性,可以容纳高级会计,因而可以被视为整体财务会计的理论基础。但是,从实践的结果看,以会计目标为核心的会计理论体系并没有将以四项会计假设为核心的会计理论体系全盘否定,它们都在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究其原因,两套理论体系除存在外延大小的区别外,还有内涵丰富与否的差异,因此它们能够适应不同会计层次的要求而存在,并随着不断变化的客观形势而变换自身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会计原则方面,后有专门说明)。 我们认为,在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过程中,承认并认真探讨以四项会计假设为基础的理论体系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使我们从会计理论的原始性,基础性环节上更为全面地认识会计理论,在完成会计工作的初步转轨、建立以会计准则为指导的会计核算体系中发挥作用;但是,当客观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各种超越会计基本前提的经济业务大量涌现以后,势必要随着会计环境的变化而增添一些新的会计理论,以更好地指导会计实践。因此,我国会计界对高级会计业务的深入探讨,正是这种环境变化的客观要求,由此而产生的结果,必然是会计理论研究更加深入,财务会计学体系更加完整、健全。有鉴于此,我们想从以四项会计假设为核心的会计理论体系和以会计目标为核心的会计理论体系之间相互结合、互相转化的角度来探讨高级会计学的理论基础。我们认为,介于两种理论体系之间的衔接部有着非常丰富的的内容,充分体现了高级会计学理论基础的特征,应成为进行高级会计学理论研究的基本线索,这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二)客观经济环境的变化造成的会计假设松动,是高级会计学形成的基础 此处的"松动"有两层含义,一是原有的客观条件发生了较大程度的变化,难以用原有的方式限制和解释;二是原有的条件为客观形势所限,被彻底否定。会计假设的松动只是会计理论发生变化的结果,其根本原因是客观经济环境的变化,是原有的会计前提条件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客观经济环境的表现。我们可将会计假设的松动与形成的高级会计的各项业务结合起来说明: 1. 会计主体假设的松动表现为实践中产生了多层次、多方位的会计主体,由此形成分支机构会计、合并会计报表、分部报告、基金会计等特有的会计事项。 会计主体假设主要是设定会计为之服务的对象,即限定会计核算的空间范围。但是,现代经济的发展和出现的会计业务已向这项假设提出了挑战。比如,已构成母、子公司关系的企业集团出现后,会计为之服务的主体已具有双重性,会计核算的空间范围已处于了一种模糊状态;如果企业集团的母公司本身也是一个大企业,下设若干个表现为独立会计主体的分支机构、若干个负责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事业部和若干子公司时,其会计核算的空间范围就更加难以掌握;还有,近期出现并快速发展的以基金为主体的单位和以各种基金为主体的会计核算(如西方的基金单位会计和非盈利组织会计)也很难用传统的会计主体理论予以清楚的说明。在此情况下,只是一般地说会计主体与企业法人主体不是同一概念、说会计主体会随情况的变化而有不同的层次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我们的看法是,在当前情况下,会计主体假设已随客观经济环境的变化而有了新的更丰富的内容,实践促使会计这一假设有了松动,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超越该前提条件的分支机构会计、合并会计报表、分部报告(也可解释为分片报告)、基金会计等新的会计业务。我们应将这样的会计业务归为高级会计的内容。 2. 持续经营假设的松动表现为实践中有些企业难以持续经营而需要重组或解体,由此形成了企业清算、破产与重组的诸会计业务。 持续经营假设设定了企业在未来的一定时期内不会进行解体清算的前提条件,企业要在此基础上组织会计核算。但是,企业在未来的时期内能否持续经营取决于多种因素,也就是说,现代经济中的很多不确定性因素可能随时导致企业解散、重组或者破产。显而易见,企业因各种原因而形成的这种情况,都是对持续经营假设的否定。综观国内外所有的高级会计学教材,都将企业解体、重组、破产作为必述的内容,其道理也在于此。我们的看法是,持续经营假设为一般财务会计业务设定了前提条件,而这一假设的松动,亦即非持续经营而形成的会计业务就理所当然地成了高级会计学的内容。 3. 会计分期假设的松动表现为实践中突破了以年度为核心的会计期间,由此形成了一些特殊的跨期摊配事项和损益确认事项。 会计分期假设将企业持续不断的经营活动人为地划分为等距的会计期间,为分期确定企业经营损益设定了前提条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会计分斯都是重要的,它是权责发生制的基础,也是会计确认、计量的依据。但是,随着客观经济环境变化而出现的新的经济业务也波及到了这一假设,从而形成了依赖这一假设不能解决的一些会计事项。比如,由于企业有特殊的跨期摊配事项,由此而形成了所得税费用的跨期摊配;由于只以会计年度为对外报告的期间而提供的会计信息不能满足报表作用者的需要,由此而有了中期会计报告和以企业清算期为特殊报告期的特有报告事项;另外,期货业务、衍生金融工具的出现与发展,已使现行的定期财务报告制度难以及时提供有效的信息,这些业务都要求依据各类事项而确定出独特的损益确认期限,因此也就有了对期货、期汇等业务进行核算和报告的专门规定等。由此可知,超越常规,亦即等距期间前提条件的松动,也形成了一些一般财务会计难以容纳的会计业务,它们也是高级会计的内容。 4. 货币计量假设的松动表现为实践中由于存在不同货币而引发的外币业务、币值不稳而引发的物价变动由此形成了外币业务会计与物价变动会计。 众所周知,货币计量假设已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受到巨大震撼。会计要以货币为共同计量单位的含义已由同一企业拥有不同货币而转化为"记账本位币假设";货币的币值不变含义也由持续的物价变动而否定,陆续出现了物价变动会计的几种模式。在此情况下,记账本位币制度下的一种货币被另一种货币所计量的事实,已很难再用货币计量假设说明;而物价变动对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又强烈地冲击着建立在货币计量假设基础之上的历史成本原则,使会计界在痛定思痛之时不得不寻求新的会计计量方式。很明显,货币计量假设的松动,使外币业务会计和物价变动会计成了现实的会计业务并由高级会计处理。 此外,还有一些与上述事项交错并生的会计业务。如会计主体、货币计量假变化而形成的外币报表折算;会计主体、持续经营假设变化而形成的企业合并;会计分期、货币计量假设变化而形成的以套期保值为核心的期货、期汇会计,等等。 有必要说明:对一般财务会计业务的解释还应依赖于四项会计假设,我们是在承认会计假设存在的前提下探讨高级会计学的理论基础的;由此而得出的结论是,划分一般财务会计与高级会计的最基本标志在于其是否在四项假设的限定范围内,在此范围之内的会计业务属于一般财务会计的内容,超过设定范围的则应将其视为高级会计的内容。 我们还可以从国际会计准则的某些规定中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国际会计准则第1号-会计政策的说明》第六条指出"编制财务报表要以某些会计假定为基础。因为承认和使用这些假定是不言而喻的,一般不再对它们作特别说明。但若不遵守这些假定,则必须予以揭示,并说明其理由"。国际会计准则《关于编制和提供财务报表的框架》第23条中指出:"财务报表的编制,通常是根据企业是一个经营中的实体并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继续经营的假定,从而,是在假定企业既不打算也没有必要实行清算或大大裁减经营规模。如果有这样的打算和必要,财务报表就可能必须按照不同的基础编制,然而要是那样做,就应当说明所采用的基础"。由此可以看出:是否使用会计假设,使用哪些会计假设,是有条件的;如果全面承认四项会计假设,会计核算的范围将会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定,只能适用于一般财务会计;而由于高级会计脱离的四项假设全面限定的范围,因此也就需要单设学科,专门阐述了。 (三)会计原则的强化和延伸使新会计业务有了固定的处理地方式,从而促使高级会计学单独成科。 会计原则的强化,是指原有的、建立在会计假设基础之上的会计原则面临新的经济业务而更进一步发挥了它原有的作用,将其指导思想式的信条贯穿于新的经济业务之中;会计原则的延伸则是指面对新的经济环境,原有的,建立在会计假设基础之上的会计原则将其适用基础扩大范围,从而又在会计处理方面产生了新的效应。 在以会计假设为核心的会计理论体系中,会计原则与会计假设是密不可分的.会计理论界曾为之作过探讨,诸如哪些原则与哪些假设相关,哪些假设的延伸形成了哪些原则,等等。现在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在原有会计假设发生变化后,与之相关的会计原则是否仍在发挥作用。我们的看法是:在新的经济环境下,会计假设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会计原则的作用不仅没有随之而削弱,而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它们的加强来自于弥补会计假设变动后出现的理论空缺的需要,同时也是促成高级会计业务真正成为财务会计处理惯例的理论依据。可以说,高级会计学的形成与会计原则的强化、延伸有着内在的本质联系。 我们从国际会计准则的理论框架中可以看到,原有的会计准则(或指四项会计假设之外的会计信条)被归纳为财务报表质量特征的判别依据,即在会计假设发生变化的同时它们非但没有发生依附性的变化,反而在新的理论体系中得到了肯定与发展。这也应是对上述理论的证明。我们在此以国际会计准则理论框架的内容为基础,将与高级会计学理论基础有关的会计原则的强化、延伸情况分别说明如下: 1. 相关性原则。当会计资料对报表使用者的决策有用时,会计资料就有了相关性,因此也就要求会计将有用的信息进行处理并对外报出。我们认为,下面的会计信息对报表使用者来说是相关的:企业合并和破产清算方面的资料;新出现的期货业务、衍生金融工具业务带来的利益和风险;企业融资租入资产(未取得其实际产权)的实际利益与风险的转移;企业形成集团化经营后,非法人实体的经济实体的结合状况及其经营成果;企业在用两种以上货币进行业务经营时发生的外币业务,等等。所有这些业务必须按照相关性原则的要求予以会计处理并适时报出。可以说,在新的经济环境下,相关性原则的作用处于更为重要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也正因为如此,高级会计的形成有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2. 重要性原则。如果某种会计资料的省略或发生差错会影响报表使用者进行正确的决策,则该种会计资料就具有重要性。据此可知,企业集团的综合会计资料是重要的,期货、衍生金融工具等风险较大的业务信息也是重要的,租赁资产的特有利益、风险转移信息是重要的,披露企业年度报告以外的中期信息、分部信息也是重要的,等等。因此,对外报告出合并会计报表、中期报告、分部报告,报告有关期货、衍生金融工具业务,对融资租赁事项采用特殊原则记录和报告,以及以特有的方式报告企业有关合并、解体清算的会计信息也就显得非常有必要。所有这些,都在促使会计在新的经济环境中采取积极措施、运用新的方法来处理并反映上述有用信息,这就使高级会计的形成和进一步发展有了内在动力。 3. 如实反映原则。如实反映原则要求会计如实反映理当反映的经济事项,它也要求在财务资料遇到不足以如实反映所拟反映情况的风险时采用两种方法处理:对有的事项可以不予反映(如企业内部产生的商誉);对一些事项则应予以确认但应揭示其确认和计量方面存在着差错的风险。这条原则要求企业即使面对确认、计量方面的风险,也必须反映一些新出现的经济业务,这就使高级会计需反映的业务事项有了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侧面,从而促使高级会计在处理方法和披露方式上不断创新。 4. 可比性原则。可比性原则不仅要求同一时期不同企业之间的会计报表可以相互比较,也要求不同时期的会计报表能够相互比较。为此,它要求企业之间、企业内部采用相对稳定的会计政策,并在会计政策变化时揭示出变化的原因和对当期会计资料的影响。但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会计核算的相关性、重要性如实反映原则还要求企业在会计计量方面进行历史成本与市场价格的比较。我们认为,这应当是可比性原则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延伸的突出表现。成本与市价比较不仅存在于对企业期末存货的计价方面,而且还是资产评估,企业合并、兼并等会计处理的基础。从高级会计的角度来看,物价变动会计的形成与发展,企业合并时商誉的确认与计量,外币业务汇总损益的确认与计量,期货、期汇交易的盈亏确认等,都和这一原则的延伸有关。从另一角度看,会计处理方法在不同企业、不同时期的一致性,要求会计界逐步统一已有的会计处理方法;而正是在这种要求和制约之下,才逐步形成了一些新的会计处理惯例,构成了高级会计学的基本内容和现有体系。我们还认为,可比性原则的延伸为计算由于物价、汇率变动给企业带来的实际或潜在损益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这也是高级会计学建立、形成的重要理论基础。 5. 审慎原则。审慎原则的核心是财务报表的编制者必须考虑到许多事件和情况下必然会有的不确定因素在对外输出信息时,不抬高资产和收益,也不压低负债和费用。应当说,新的经济环境又对这条原则提出了新的要求,主要是这条原则要与中立性和可靠性原则相结合,不仅要合理核算可能发生的损失和费用,还要按照谨慎的要求合理核算可能形成的利得和收益。这就要求会计面对一些高收益、高风险的经济业务,或者是另外一些重要的经济业务,采用特殊的确认、计量方法,即各种损益虽然没有最终形成,但却要进行提前确认的业务事项。比如:外币业务的汇兑损益,期货交易损益,物价变动时期的特殊报表,等等。事实上,国际会计界通行的以市价(而不是成本与市价孰低)作为外币项目的计价标准,及时确认外币交易的汇兑损益就是这条原则延伸和修正的体现。从理论上分析,除一般财务会计的加速折旧、提取坏账准备和存货变现损失准备、按成本法核算长期投资时价值永久性下跌等关于损失和费用的确定方式之外,有很多预先确认损益的事项已体现于高级会计之中,它构成了高级会计学理论基础的又一组成部分。 6. 配比原则。这一原则虽未列于国际会计准则理论框架的财务报表质量特征之中,但它在会计处理中,尤其是进行成本核算、确定损益时仍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所以,我国会计界将它作为会计核算中计量和确认的重要原则加以阐述。我们认为,这条原则在新的环境下又有所发展,比如,套期保值的期汇、期货事项与被套期保值事项的配比,所得税费用与应纳所得税额之间差额的跨期配比,以及会计政策变更、会计估计变更时数据的跨期配比,等等。可以说,上述难题的最终处理依据的是配比原则,各种新的处理方法的形成及其不断完善,则是配比原则的强化和发展。 7. 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这条原则要求如果会计要想如实反映其所拟反映的经济事项,就必须根据它们的实质和经济现实而不是仅仅考虑它们的法律形式。也就是说,如果实质性的内容超过了外在形式的限制,那么会计应以实质性内容为依据进行记录和报告。从现行高级会计学的各个版本看,有很多内容与这条原则有关。比如,企业购受股权益后的各法人主体与企业集团合并会计报表的会计主体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会计报表内容的不一致;合并会计报表报出的销售收入额与法律上认可的集团各企业的销售收入汇总额不一致;融资租赁资产被承租方确认为资产核算有悖于资产所有权转移的要求;一般提及衍生金融工具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及其与其相近的期货合约价值,并不符合传统资产、负债的条件,却也要作为表内事项反映,等等。这些事项都是当前会计界最棘手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原则则是实质重于形式,由此而形成的系列会计业务同样构成了高级会计的主要内容。 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上述诸会计原则的强化和延伸在高级会计各业务的形成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它们理应被视为高级会计学基础理论的构成内容;还应指出,现阶段的会计原则(指国际会计准则理论框架中的会计原则)已与早期的会计原则(会计理论框架建立之前的会计原则)有了极大的区别,这种区别是客观经济环境变化在会计原则方面的反映,而正是这种变化弥补了四项会计假设松动产生的理论空缺,形成了一种的新的理论环境,也就是我们所述的高级会计的理论基础;进一步延伸,高级会计学就是建立在这种理论之上的学问,它与一般财务会计学共同形成了财务会计学完整体系。 三、高级会计学的研究范围 根据前面所述高级会计的定义,我们认为高级会计学的研究的范围应是一些中级财务会计学一般不涉及或者需要深入论述的"特殊会计业务"。结合我国会计实务和会计教育的情况,我们倾向于将这些特殊会计业务按一定标准归为不同类别,分别作些说明,这样有助于人们对高级会计学研究范围的认识进一步具体化和对象化。 (一)跨越单一会计主体的会计业务 一般财务会计学多是只论述以一个企业为主体的会计业务,具有会计主体单一化的特点。而高级会计学则注重论述由于会计主体假设松动而产生的多层次、多系列的会计主体及其业务。这样的业务主要表现为大型企业的分支机构会计,企业集团或跨国公司的合并会计报表、分部报告、内部转移价格和外币报表折算会计,也可以包括国外非盈利组织会计中的基金会计。 这样归类首先说明的是,大型企业、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有很多超越一般财务会计的特殊业务,需要高级会计予以处理与解释,例如总部、分部之间,母、子公司之间,各分部、各子公司之间的往来业务等;其次进一步提示的是,在大型企业、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的会计业务中,单一会计主体的会计业务一般是在中级财务会计学中讲述的,而跨越单一会计主体的会计主体之间、法人与法人之间的会计业务,应当属于高级会计学的内容。我们认为,将高级会计的业务范围作如此划分,既有利于高级会计业务的具体实施,也有利于对高级会计学的深入研究。 还有必要指出,国外的高级会计学教材大都将非盈利组织会计纳入高级会计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但从我国的会计实务和会计教育现状来看,我们认为作为与盈利组织会计平行的另一大类会计--政府及非盈利组织会计,还是单独设置、作为中级会计学中的一门独立课程较好,因为这样处理易于为我国会计界所接受,有利于指导我国预算会计的业务实践。 (二)仅在某类企业中存在的特殊会计业务 实践中有些业务,如期货、期汇、外币和租赁业务,仅在某些企业中发生,不具有普遍性,因此,按照中级、高级会计分开的原则,将此类超越一般财务会计内容的特殊业务归为高级会计学是顺理成章的。 我们认为,进行这样的划分,着眼点在于一般财务会计学主要是讲述所有企业普遍存在、且内容相对稳定的会计事项,这样可以使中级财务会计学的内容更加整齐、规范,易于深入论述,便于从具体业务中推导和归纳其基本理论、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而对企业因经营上需要而从事的非一般会计业务,也就是较有特色的会计业务,就有必要另设课程,分开阐述了。 在国外的高级会计学教材中,有很多版本并未将这样的内容纳入高级会计学的体系之中,而是将其归为中级财务会计学(如租凭业务和一般外币业务),或者是归为国际会计学(如期汇会计)。 有的内容则在会计学教材中很少见到(如期货合约会计)。我们认为,我国的高级会计学教材首先要着眼于我国的现实需要。在我国,商品期货业务在一些大型企业中已经有所涉及,外币业务在大型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更是普遍存在,租赁业务在国内业务中发展也很快,所有这些都说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实践中已经或正在不断产生一些新的业务,对此类业务的会计处理完全由传统的财务会计来承担实在是“力不胜任”,很难满足客观需要,而将其列入我国的高级会计学教材之中,我们认为是一种正确的选择。尽管在我国现阶段有些业务还没有开展,如期汇业务,对各种衍生金融工具运用的会计处理也只处于探讨的阶段,但随着人民币经常性项目可兑换业务的开展和资本性项目可兑换业务的试行,对期汇会计进行深入的论述已显得非常有必要。因此,我们认为将这样的内容写在我国高级会计学教材之中也是非常适宜的。 (三)在某一特定时期发生的会计业务 此处所说的特定时期发生的会计业务,是专指诸如企业解体、破产清算时,企业合并和改组时,或者是社会发生较大的物价变动时产生的会计业务。这类业务的特征是,虽然企业清算只是个别企业的事情,但应将这种业务在会计期间上特殊看待,即将清算的起止日期专门作为一个特殊的会计期间处理;而物价变动虽涉及的企业多、范围广,但在会计处理上还有"反映价格变动影响的资料"和"恶性通货膨胀经济中的财务报告"之分,因此也应紧紧抓住其在时期方面的特征,将其划分为特定时期发生的会计业务。总之,此类业务具有时间性的特点,处理此类业务"时期"概念特别重要。这也可以看成是会计环境在时间上的表现。 在国外的高级会计学教材中,一般都包括企业清算方面的内容,而通货膨胀会计则多见于国际会计学教材体系内。我们认为,国外高级会计学与国际会计学有很多相互穿插、重复阐述的内容,而我们在引进、吸收国外的有关内容时,应当作深入的分析研究,使之更好地适合我国的实际;根据我国会计教育的特点,对这样的内容进行再次归类,将通货膨胀会计的内容纳入高级会计学的体系之中比较妥当。 (四)与特种经营方式企业紧密相关的特有会计业务 这里讲的特种经营方式企业主要指股票上市公司,同时也包括合伙经营企业和合资经营企业,这类企业的特有会计业务主要指股票上市公司在组建和经营期间的信息披露和中期报告,也应包括合伙企业会计和合资企业会计在股东权益方面的特有内容。 在国外的高级会计学教材中,有关股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主要见诸于公司经营过程中的会计报表及其注释、与每股净收益相关的财务指标计算部分,也有一些内容由于与公司董事会报告中的财务问题有关,因而在财务报告中一并予以说明。但我们认为,为了更好地指导业务实践,我国的高级会计学应当把阐述的重点同时侧重于公司组建时的信息披露和经营过程中的信息披露,并要紧密结合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突出我国股票上市公司的特色。 (五)一些特殊经营行业的会计业务 这里讲的特殊经营行业并不是我国一般提及的工业、商业等,而是指诸如租赁公司、期货公司及与之相类似的经纪人公司等在业务经营上有独特之处的行业。对于这些行业,我国的会计制度尚未深入涉及,其业务处理也较为复杂。但由于这样的会计业务与承租企业、期货投资企业等的会计业务相对应而存在,双方有着相互依存、互为补充的关系,因此我们也可将其纳入高级会计学的内容,分散在各对应事项的章节中加以阐述。 四、高级会计学的研究方法 由于按上述理论基础与研究范围建立的高级会计学涉及领域较广,而且难度很大,因此,确定或者选择科学的研究方法就显得十分必要。此处不准备对研究方法做全面、系统的论述,只想就在研究高级会计、选用研究方法时应考虑的问题作些分析。 (一)以中级财务会计学为起点,进行深层次的研究 由于高级会计学是会计专业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或高层次的研讨班中开设的课程,因此,一定要处理好与中级财务会计学之间的关系,争取做到二者都有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而且能够相互协调、密切配合、紧密衔接。 按上述要求,高级会计学所述内容既要与中级财务会计学相区别,又要对其进行补充深化,使两者共同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方法体系。这一点不仅要表现在各章节内容的安排设置上,也要体现于各章节的具体内容之中。比如,对每一章的内容进行必要的、更深层次的理论探讨,并按不同于中级财务会计学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范围更为广泛的例题演示等。 (二)以各个有特色的会计业务为核心,进行专题研究 与中级财务会计学不同,高级会计学的体系是由一系列专题组成的。在对每一专题进行探讨时应遵循的原则是:问题一经提出,就要尽可能将其交待清楚,既不回避难点,又不故弄玄虚;如果所阐述的问题会涉及另外的会计业务,如期货投资企业与期货经纪公司、租赁业务的出租人与承租人,则尽量在说清一个方面问题的同时也把另一方面的相关内容介绍清楚;对一些内容相近但又有区别的会计业务,如期货业务与期汇业务、企业解散清算与破产清算、外币业务与外币报表折算等,则尽量分析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相同与相异两个方面说清理论、探讨实际业务处理中的特殊之处。 (三)理论与实务紧密结合,重视业务分析和实例演示 与中级财务会计学相比,高级会计学在理论阐述与应用业务举例之间的关系结合方面也有其特色。众所周知,中级财务会计的理论大都集中于会计假设与会计原则的解释,各会计要素的说明,以及对各会计要素的确认和计量方面。由此也就形成了中级财务会计学理论部分相对集中(集中在教材的第一章和各章中的第一节),实务部分大都在以后各章、各节中说明,理论阐述与处理方法演示界限分明的结构体系。但是,高级会计学不仅有着不同于中级财务会计学的理论基础,各个专题中还有其各自的基础理论和与专各题事项相关的会计理论、特有处理方式等。可以说,高级会计学中各专题的内容在与之相关的确认,计量等方面都有理论上的独特之处,也有与其实际业务联系紧密的、各具特色的业务处理程序、方法等,这样各个专题就形成了一个个与共同理论大相径庭的专门系列。为此,恰当处理高级会计学各专题中理论阐述与业务处理之间关系非常重要,而以业务分析为中心,侧重于实例演示应是正确的选择。 (四)进行多方位比较,坚持"洋为中用",着重分析我国的实际问题 这里讲的"多方位比较",主要是进行国外经济法规、国际会计准则、国外的其他习惯性做法与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准则、制度的比较,目的是通过比较认清各个专题的规律性和已取得共识问题的处理程序、方法,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分析我国现行做法与国际通行做法的异同及其原因。"洋为中用"强调将国外的做法加以介绍,并在基础条件相似的情况下,尽可能吸收国外方法的优点,经过"嫁接"为我所用。按此要求,我国的高级会计学不应是国外教材的编译本,而是经过加工、处理后,适应中国人的习惯、基本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作品。 为了更好地实现上述目的,我们应当在进行高级会计学的研究时注意以下几点: (1) 国内国外都有,差异不大的业务,主要按我国的法规、制度要求解释; (2) 国内国外都有,差异较大的业务,在阐述基本做法的同时进行国内国的比较说明; (3) 尽量按我国现行财会法规的要求设置、使用各个会计科目;按我国会计人员的习惯使用会计术语,使内容易读易懂; (4) 对一些与我国现实经济生活结合紧密、且我国急需引进的业务处理方式,要说透说细,并要深入、全面地阐述关于实施这方面会计业务的看法。 以上只是我们在研究高级会计学时遇到问题的一些想法,在此提出意在"抛砖引玉",使更多的同行们共同关心,共同探讨这一问题。恳请各位同行对文中的不妥之处批评指正。 会计学论文:我国会计学科体系重新构建研究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建设的发展以及现代技术手段的运用,加剧了会计学科的分化与整合,涌现出大批新兴的和边缘的会计学科,使得现有的会计学科体系的构建明显地不适应会计学科发展变化的需要。因此,进一步对会计学科体系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重新构建我国科学的会计学科体系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我国会计学科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为了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在引进或学习前苏联会计学科体系的基础上形成了我国传统的会计学科体系。其特点是始终围绕国家财经制度和计划两个中心,以会计方法为主体、以会计核算为重点来确定会计学科体系的内容。这一时期形成的会计学科体系包括会计核算原理、部门会计学、部门财务管理、部门经济活动分析。传统会计学科体系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以行业部门为标志设置学科,各学科内容重复;各门会计学科大多是对财会制度的解释和说明。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会计学术界的理论研究风起云涌,研究领域不断扩展,既注重会计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同时也开始研究西方会计理论与实务,并逐渐形成了我国现代会计学科体系。 我国现代会计学科体系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如下: 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传统会计学科体系的基础上增加了审计学、西方会计学、电算化会计、管理会计学、会计史及会计理论等学科,开始摆脱按国民经济部门设置会计学科的思想,按照会计科学的内在规律和研究内容分设学科,突破了传统会计学科体系的框架。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会计学科体系日臻完善,在会计内容、职能及特殊领域的拓展方面取得了丰厚成果,如出现了社会会计学(宏观会计学)、人力资源会计、物价变动会计、预测决策会计、责任会计、成本管理会计、股份公司会计、集团公司会计、联营会计、中外合资会计等。它们对促进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与国际惯例接轨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个时期形成的会计学科体系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只注重核算,不注重管理;只注重方法研究,忽视理论探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会计学界对会计这门科学有了全面的认识,并对会计学科的性质进行了深入研究,一致认为会计学科属于经济管理学科;建立了一批既具有实用价值又具有发展潜力的会计边缘交叉学科,如会计经济学、会计伦理学、会计行为学等;会计学研究方法理论已初见成果,西方实证会计方法也引入我国并得到运用。 二、重新构建我国会计学科体系的原则 (一)应有利于反映会计学发展的水平并揭示其发展方向 会计学科体系由传统会计学科体系向现代会计学科体系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会计学科的内容由简单到复杂、会计学科门类由少到多、会计学科内部不同学科之间由内容各自独立到出现不同程度的交叉重复的过程。对会计学科体系的重新构建,就是为了对会计学科的内容进行全面及时地了解和把握,并对其进行更加科学的分类,使会计学科体系的内部结构更趋合理。同时应充分认识到,学科的发展以及学科分类的研究是一个不断深化、不断完善的过程。 (二)应有利于正确处理会计学科与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 当前各门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已成为一种趋势。各门学科都在寻求新的突破点,扩展自身的研究领域和范围,由此也造成了学科界限不清、内容重复的现象。对会计学科体系的重新构建,就是要使会计学科体系的内部结构在更趋合理的同时与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更趋明晰。哪些内容应属于会计学科的范畴,应根据会计学科本身研究的对象和发挥作用的领域来确定。有的学科虽然与会计具有紧密的依存关系,但其研究的对象、完成的任务和目的却有着明显的区别或完全不同,这样的学科就不应属于会计学科。 (三)应有利于促进和指导会计教学和会计实践 会计学科体系的建设与发展,对会计教育的促进作用和对会计实践的指导作用是非常直接的。这是因为各种会计学科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为了适应会计教育的需要形成了各门会计课程。会计学科体系与会计课程体系在内容、对象和方法上是相同的,其区别在于:会计学科体系取决于会计学研究的对象,会计课程体系取决于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会计学科体系具有先进性和超前性的特点,会计课程体系具有稳定性和滞后性的特点。总之,会计学科体系是设置会计课程体系的基础和依据,有了完善的会计学科体系,才能有完善的会计课程体系,从而也才有高水平的会计教育和优秀的会计人才。 三、重新构建我国会计学科体系的设想 (一)会计学界对会计学科体系构建的几种主要观点 1989年末,郭道扬教授主编的《会计百科全书》,将会计学科划分为会计发展史、会计学原理、预算会计、税收会计、金融会计、工业会计、商业会计、电子数据处理会计、西方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工业财务管理与分析、审计等21类。1990年侯文铿教授主编的《会计辞海》,将会计学科划分为基础性会计、生产部门会计、流通部门会计、服务部门会计、其他专业性会计、检验性会计、技术性会计、研究性会计共8大类41门学科。1994年于玉林教授主编的《现代会计百科词典》,将会计学科分为基础性学科、职能性学科、部门性学科、专门性学科、综合性学科共5大类144门学科。基础性学科又分会计工作基础学科、会计行为基础学科;职能性学科又分企业会计职能学科、社会会计职能学科;部门性学科又分第一产业部门学科、第二产业部门学科、第三产业部门学科;专门性学科有税务会计、会计法学、物价变动会计、环境会计;综合性学科有成本会计、外商投资企业会计。于玉林教授在《大会计学概论》中认为,会计学科体系按学科性质与范围不同还可分为会计基础学科、企业会计学科、事业会计学科、个体经济会计学科、人本会计学科、会计专门学科、综合会计学科等7类。还有的学者将会计学科体系划分为会计基础学科、会计核算学科、会计分析学科、会计管理学科、会计实践学科。有的则将会计学科体系划分为基础学科和分支学科两大类,基础学科包括初级会计学、会计理论、会计史等,分支学科包括宏观会计学、微观会计学两类。 上述对会计学科的各种分类,既是会计学术界对建立我国会计学科体系进行广泛深入地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也反映了不同阶段我国会计学科的发展水平。它不仅突破了我国传统的会计模式,打破了按行业分学科的会计学科体系,体现了理论发展的继承性,而且较好地将西方发锕?业奈拿鞒晒?胛夜?导氏嘟岷希?朔?酥贫燃铀得鞯穆壑ば问剑??备?幼⒅鼗峒评砺鄣难芯俊5?牵?鲜龈髦址掷喽曰峒蒲э剖欠癜?ú莆窆芾砗蜕蠹蒲г虼嬖诤艽蟮姆制纭4送猓??泊嬖谝欢ǖ娜毕荩?从捎谝陨戏掷嗷?旧鲜前醋酆戏掷喾绞浇?械模?衙饣岢鱿趾?悄谌莶蝗?妗⒂械难э品衷谀骋焕嗪苊闱康任侍狻? (二)重新构建我国现代会计学科体系的设想 完全合乎逻辑、十分周全地进行学科分类是困难的。于玉林教授在《大会计学概论》中指出:“在会计学科体系中,某些相同性质的会计学科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形成类学科(学科群);不同类别及其所属的会计学科形成会计学科体系。对会计学科体系的研究,主要是会计学科类别划分的科学性;类学科中学科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各类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研究会计学科体系的构建,主要是研究会计学科类别的划分及其科学性。从会计学科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不难看出,首先,会计学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矛盾的特殊性是划分学科类别的客观依据;其次,会计学科类别划分与会计学科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时期分不开,不同历史时期会计学科类别划分是不同的;第三,会计学科类别划分应从不同角度进行不同的分类,不同的分类应涵盖当前会计学科的全部内容,既应避免重复,又应避免遗漏,既能容纳中西方比较成熟的会计学科,又能充分反映会计新学科。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对重新构建我国现代会计学科体系提出如下设想: (1)按会计学科体系研究对象分类,包括会计基础学科、企业会计学科、政府及非盈利组织会计学科、特殊领域会计学科、综合性会计学科。 会计基础学科包括会计工作基础学科、会计行为基础学科、会计方法学科、会计教育学科、会计史学科。会计工作基础学科又包括会计核算原理、电算化会计;会计行为基础学科包括会计哲学、会计伦理学、会计心理学、会计逻辑学、会计行为学等;会计方法学科包括会计方法学、实证会计等;会计教育学科包括会计教育学、会计人才学等;会计史学科包括中西方会计思想史、会计史等。 企业会计学科包括财务会计、成本会计、证券公司会计、金融企业会计、税务会计等。 政府及非盈利组织会计学科包括财政总预算会计、行政单位会计、事业单位会计、科研单位会计、军队会计、社团会计等。 特殊领域会计学科包括无形资产会计、物价变动会计、破产会计、期货会计、清算会计、遗产会计、司法会计、人力资源会计等。 综合性会计学科包括社会会计、社会责任会计、环境会计、资源会计、咨询会计等。 (2)按会计学科的形成过程分类,可分为传统会计学科、引进会计学科、新兴会计学科。传统会计学科包括会计学原理、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等;引进会计学科包括电算化会计、税务会计、实证会计、环境会计等;新兴会计学科包括会计哲学、会计逻辑学、会计伦理学、会计方法学、人力资源会计、物价变动会计、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等。 (3)按会计学科研究的空间范围分类,可分为国际会计学科、国内会计学科。 (4)按会计学科本身的地位、作用分类,可分为重点学科、一般学科和新兴学科。 另外,财务管理学科、审计学科不应再作为会计学科。首先,会计学与财务管理是经济管理科学的两大分支,二者各有侧重。会计重在对经济活动过程中资金运动的核算与控制,而财务管理则重在对经济活动过程中资金运动的筹划与管理。财务管理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其内容和体系是比较完整和系统的,不应再作为会计学科。其次,审计是为了达到一定目的受托对会计工作结果进行检查,实质是外部或社会对会计的一种监督。它与会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也不应将其作为会计学科。 总之,会计学科体系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其分类也应是多角度、动态的、分层次的。当然,按会计学科研究对象分类是其中最重要的分类标志。 会计学论文:21世纪会计学十大难题 如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任何研究一样,会计学既然作为一门科学,也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而且要有创造性思维,不断提出新的问题、新的理论、新的规律,从而使社会真正成为指导实践的科学。科学的真正进步需要提出问题,尤其是提出难题。同样,卓有成效的会计研究也应从提出难题入手。攻克难题才能推动科学进步,为此,应该组织会计学家集中全力确定会计学的难题,从而组织力量有计划地攻关,推出具有里程碑价值的研究成果。 会计学的难题是什么?笔者为此进行了一次专家调查。按照中国会计教授会的会计教授名录,共发出200多份“关于会计学难题的专家调查问卷”。调查问卷发出后,很快收到许多回信。著名会计学家娄尔行教授回信指出:会计学难题除了跨国公司内部转让价、合并会计报表和外币业务会计这三大难题以外,还有:国际会计准则的统一与协调,中国会计理论体系的框架结构,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规范与职业道德,管理会计的规范化、职业化问题。 北京大学的闵庆全教授认为,会计学的难题为:①多式簿记问题;②会计的属性;③人力资源会计;④社会会计与国民经济核算的结合。 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庆成教授回信指出,会计学的难题为:①知识经济和会计创新;②人力资源会计和人力资本权益会计;③环境会计;④衍生金融工具会计;⑤立足于收付实现制基础上的企业现金流量的分析。 中南财经大学的易庭源教授回信说:“总结我50多年的研究,深感最难的问题,是如何把会计学改造为一门正确处理价值与使用价值矛盾的新兴学科,使它成为企业总经理的军师……其实,我从四个方面改造会计的内容,应是通俗易懂、人所共知的,难就难在破除传统观念,特别是扬弃全世界通用‘等式说’借贷原理。” 山东经济学院的汪平教授寄来了他的《世纪之交中国会计学学术难题刍议》一文,认为目前我国会计学学术难题大致有:现代会计理论结构研究;会计概念的经济学分析;权责发生制与现金收付制;历史成本计价与其他计价方式;财务报表的改进;信息技术、金融市场与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会计学研究方法论。他在文章中指出:“新中国成立后直至改革开放的1978年,我国会计学的发展走了一条与国际会计学发展迥异的道路,一是政治因素过多地浸入会计问题的研究之中,二是政策性解释替代了严谨的理论分析。整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我国会计学界表面繁荣之下所掩盖的是学术规范的欠缺与理论贫血症的不断加剧。1993年的宏观会计改革为我国会计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然而,回顾几年来的会计学研究历程,除了一些小规模的、明显有仿效性的实证研究之外,重大的理论突破仍然付之阙如。” 厦门大学的常勋教授寄来了他的新著《财务会计三大难题》,作为对调查问卷的回答。他在序言中写道:“从80年代起,‘合并财务报表’、‘外币折算’和‘物价变动(通货膨胀)会计 ’就被认为是财务会计的三大难题。由于它们的国际差异与协调化趋势倍受国际会计界的关注,也常称为国际会计三大难题。” 二、科学难题是科学进步的阶梯 科学发展史表明,科学难题是科学进步的阶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在会计理论和实务中,问题也是层出不穷。我们应集中一部分研究力量攻克难题。会计学的难题是推动会计学进步的阶梯。提出会计学问题,尤其是提出概念清晰的难题,更能对会计学的进步起到真正的推动作用。 会计学的难题往往孕育着新的会计理论,从而在对现实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有效对策,并指导和改进会计实务。 会计学的难题就是会计研究领域的制高点,这样的难题可以通过其基本特征来加以界定。我认为会计学的难题应具有下列基本特征:①基础性:其作用在于填补某一领域的空白;②关键性:其作用在于对某些问题取得重大突破;③深刻性:其作用在于能产生重大的历史影响,或者说,具有里程碑的价值;④复杂性:其作用在于能从纷繁复杂的会计实务中理清思路,摸出头绪;⑤前瞻性:其作用在于高瞻远瞩,预测未来,对一些未知的或不确定的因素作出恰当的估量。由于上述基本特征,我们可以说,攻克会计学难题就意味着会计学的革命,意味着创新。 15世纪地中海沿岸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造就了“现代会计之父”帕乔利及其“帕乔利时代”。实际上在此以前,会计的一套方法已反复试验了至少三百年之久。迄今为止我们仍然在分享着帕乔利的成果。帕乔利的成果是否已经得到到顶了呢?回答是否定的。1982年美国会计学会以第18号研究报告的形式,发表了时任美国会计学会会长伊尻雄治的论著《三式簿记和收益动量》,向在会计理论与方法中统治了近500年之久的复式簿记提出了挑战。这就表明,复式簿记并不是记帐方法发展的顶峰,也不是完美无缺的,随着客观的需要和实践的发展,复式簿记会历史地和逻辑地扩展为三式簿记。 会计史家一般将1494年帕乔利《簿记论》的出版称为会计学术思想领域的第一次革命;将1854年爱丁堡会计师协会的成立称为第二次革命;将50年代后管理会计的产生称为第三次革命;而将70年代以来产生的社会经济会计(又称社会责任会计)称为会计史上的第四次革命。每一次革命其实都是会计理论的飞跃,是会计学难题的突破。 50年代以来,中国会计学界对会计基本理论问题开展过多次讨论,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例如,关于会计的本质,有“管理工具论”、“会计管理活动论”、“信息系统论”;关于会计职能问题,有“反映论”、“反映和控制论”、“记录、管理、计划论”、“计量经济效益、收集记录经济事项、传递财务和成本信息、分析预测及参与管理和决策”、“核算、监督、预测、决策、控制、分析职能”;关于会计对象问题,有“过程和财产论”、“资金运动率”、“经济活动价值量论”,“经济信息运动论”;关于会计属性问题,有“上层建设论”、“两重性论”、“生产力论”。 此刻,我们正站在迈向21世纪的门坎边。迅速普及的国际互联网技术已被应用在会计信息的传递上,使会计信息可以迅速、有效地突破时空的限制。未来的会计将出现多样化的趋势。这一趋势必然影响会计的规范性,造成会计实务的无序状态。 上海财经大学的薛云奎教授概括了财务会计发展的十大趋势。认为财务会计正面临着从单一报表体系向多元报表体系转变;从重可靠性到可靠性与相关性并重;从历史成本到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并重;从主体信息到主体与有关信息并重;从有形资产到有形资源与技术资源并重;从货币计量到货币与非货币计量并重;从绝对值信息揭示到绝对值与相对值信息揭示并重;从事后信息揭示到事后与事前信息揭示并重;从年度信息揭示到年度与日常信息揭示并重。 所有这些,都说明我们将在一个全新的背景下探索全新的会计学难题。 三、21世纪会计学十大难题 会计究竟是什么?在本世纪50年代,美国的流行观点是把会计视为一种艺术。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所属名词委员会1953年8月发表的第1号“会计名词公报”(atb no.1)写道:“会计是对经济活动中的财务方面进行确认、记录、分类、汇总、报告和解释的一种艺术。”公报还说:“艺术有一部分是科学。但艺术还包括加到科学上的艺术家的技巧和经验。对会计来说,定义强调的是会计人员运用其知识,以解决特定问题的那种创造性的技巧与能力。”这里的艺术家就是指会计信息处理的主体??会计师。 将会计称之为一门艺术,是由会计本身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同一企业的经济业务或会计事项,运用不同的计量方法,或由不同的会计师进行计量,所产生的结果往往不一致。尽管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要求具有可证实性,但事实上,会计方法的可选择性会使描述或计量的结果有相当的模糊性。 但是,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即真实性、全面性、可比性、相关性、有用性和时效性,又决定了会计是强调精确的科学。尤其是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对会计对象进行定量分析,使会计信息更加精确。 这就是说,会计具有科学和艺术的两面性,它既是科学,又是艺术;既有精确性,又有模糊性。有人主张,要用科学的观点看待会计信息的模糊性,根据要反映的会计对象提出的不同要求,宜粗则粗,宜细则细;对会计中的模糊现象,应当按模糊数学的规律和要求进行处理。 2、会计的国际化与国家化会计的国际化,是指采用国际上公认的会计原则和方法来处理和报告本国的经济业务,实质上是会计准则的国际化。 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会计的国际化是大势所趋。然而,由于各国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法律环境、文化环境等有所不同,导致会计原则和方法的适用性也有所不同。由于会计准则是在特定环境中产生的,美国强调其国情而有条件地接受“国际惯例”,德国、法国则埋怨国际会计准则过于美国化。中国的国情比西方国家更为独特,这就决定了中国的会计改革不能一味地强调国际化而忽视本国的特点。毫无疑问,会计要为本国经济服务,因此本国的会计准则应当在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同时,充分反映经济现实和经济事项的实质内容。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会计是一种方法,一种“商业语言”,会计无国界,无所谓国家特色。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因为社会制度不同,市场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经济管理体制不同,国家要求不同,经济法规不同,因此具有国家特色。至于如何体现特色,则众说纷纭,见仁见智。 会计的国际化与国家化,从两者的内涵来看,其实是相互矛盾的,在很多方面是相互排斥的。可以说,过分强调国家化在很大程度上会阻碍国际化,而强调国际化又在很大程度上会削弱国家化,其根本原因是由国际经济的发展与维护国家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 会计的难题就在于,在会计国际化的进程中,一定要把握好会计国家化与国际化的辩证关系。 3、会计信息失真问题会计信息失真,已经成为普遍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会计信息失真主要表现有:乱挤乱摊成本、费用;潜亏挂帐、虚盈实亏;虚假发奈 和原始凭证;截留或隐瞒收入,私设“小金库”;设置多套帐;编造和提供虚假财务报表。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主要是: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后,经营者与管理者(所有者)获取会计信息存在不对称性和内部人控制现象,经营者为了追求小团体利益、粉饰业绩、谋求私利,有关部门为了局部利益而虚报浮夸,以及法制不健全,执法不严,监督不力,管理不善,家底不清等。治理会计信息失真,必须强化监管和约束,同时要进一步改进会计工作的外部环境,要建立会计信息真实性的保证系统。 4、合并财务报表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于1978年公开要求对以前的各项财务会计准则进行评论时,当时的塔奇。罗斯会计师事务所(touche ross co.)以提问的方式列举了与合并财务报表有关的十个问题,其答案均有待进一步探讨。这十个问题有:①在什么限度内将不同类的、国外的或具有特别风险的子公司或关联公司(或两者兼有)包括在合并报表中?尤其是,如果把金融子公司排除在合并报表之外,会形成在资产负债表外筹措资金的可能。②在什么条件下,汇编财务报表会比合并财务报表更为可取?③是不是公司间所有交易都要抵销(即在合并中抵销)?即使各方之间关系稀疏、不可控制,而且这些交换从经济上考察是合理的。④为什么在母公司出售其对被投资公司的一部分投资时会导致损益?而当被投资公司出售其部分股份时,会引起投资公司权益的同比例变动?⑤在什么条件下单独编制或在合并财务报表之外再编制并公布母公司的财务报表,才是合理的?⑥怎样记录由受控的子公司发放的股票股利?⑦按法定股权的比例抵销公司间利润在经济上有没有雄辩的理由?⑧会计确认应否与某些州不承认权益法会计的法律保持一致?从而,应否对权益法基础的留存收益中进行的股利分派加以限制?⑨在子公司单独编制财务报表的情况下,将母公司的某些费用“下达”,计入子公司的财务报表,是否合适?⑩如果子公司中的少数股权实际上都是外发的不可兑换优先股,在合并财务报表中,相应的优先股股利应否列为利息费用? 5、外币折算在外汇交易的会计处理,存在着功能货币选择、折算汇率选择的问题;在外币购销会计处理中,存在着单一交易观和两项交易观的;争论在对应否确认未实现汇兑损益的问题上,存在着当期确认法与递延法的争论;在外币报表折算方法与合并要求之间,存在着两难选择;在兼用时态法和现行汇率法的问题上,存在着两大矛盾;在国际通货膨胀影响的消除问题上,存在着“先消除后折算”还是“先折算后消除”的争论。 6、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基本的金融工具包括现金、银行存款和商业票据、债券、股票等,早已在报表中确认和揭示。而衍生金融工具包括期权、期货、互换、远期合约、票据发行便利、利率上限、利率下限等,仍被认为是“资产负债表外项目”。 正如葛家澍教授所指出的,“当前财务会计所面临的难题不是传统的金融工具,而是衍生的新金融工具。”“由于金融工具的合约在签订之后至履行之前,往往存在着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等多种风险,因此,已确认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有时需摊销确认,即再确认。在金融工具中,除持有到期的长期债券可按摊余成本计量外,基他的计量都需要使用现行会计模式所很少使用”公允价值“。但新金融工具又并非所有类别都可能按统一的确认标准加以,确认如果需要确认,也不可能完全按公允价值去计量。”“目前,企业所操作的创新金融工具,基本上被排除在财务报表之外,这些资产负债表外项目对报告使用者构成了隐藏的潜在风险,即有可能形成‘资产负债表外损失’的风险,影响了他们的正确,决策实际上损害了企业外部关系人的利益。所以,报告有关金融工具的信息已成为当前财务会计和财务报告的重大问题,其紧迫性不亚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报告物价变动信息。” 7、物价变动会计由于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动援了币值稳定的会计基础假设,导致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财务报表失实,从而歪曲了企业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和资金运转的真实图景。 物价变动会计主要是指对整个会计计量结构的改造,有三种会计处理模式:①历史成本/不变购买力模式;②现时成本/名义购买力模式;③现时成本/不变购买力模式。 对物价变动的反映基本上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用一般购买力表示财务资料,称为一般购买力法;另一种办法是用现行成本代替历史成本来确认资产的个别价格的变动,这可称之为现行成本法。两种方法的理论基础都是资本保持理论,即:只有在保持资本完整无缺之后,才能确认收益。在物价上涨时期,必须消除物价变动的影响,才能判断资本保持的程度。 各国会计准则在是否仍以历史成本报表为基本财务报表,以及在披露物价变动影响时是采用重编完整的报表还是仅提供部分补充资料等方面,存在着多种不同的方式。 8、自创商誉的确认和计量裘宗舜教授认为:“工业经济时代之后将是知识经济时代。届时,无形资产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地位。不可单独辨认的无形资产??商誉面临的难题是:企业自创商誉能不能确认入帐。赞同者认为,外购商誉可以确认入帐,根本一致性原则,自创商誉也应评估入帐;反对者认为,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资产的价值以交换价值为基础,自创商誉不存在交易行为,价值评估可能存在任意性,不应把会计报表降低到广告水平,企求起轰动效应。” 葛家澍教授指出:“在现代企业中,自创商誉是存在的,也是可以计量的……它既可以通过未来现金流量的贴现值确定,又可以通过股票市价总额(如果是上市公司)与其重估价后的净资产进行对比来确定。”“自创商誉之所以长期在会计上得不到反映,是由于传统会计有一些框框难以突破。首先是实现原则,其次是权责发生制原则,最后是信息的可靠性质量要求和谨慎原则。会计中的一些传统偏见应当逐步改变。” 9、战略管理会计战略管理会计旨在为企业提供外部市场和竞争者的信息,分析企业自身所处的地位,从而帮助企业制定、实施战略计划,以取得竞争优势。 战略管理会计不仅重视数量,而且更重视“信息导向”,通过一系列战略性业绩指标来帮助决策者了解自身及其竞争对手的地位、状况、包括成本优势、价格优势、市场份额等。为此,需要创造性地运用“竞争者会计”、“相对成本动态分析”、“产品盈利性动态分析”等技术方法,正确评价企业的经营业绩,从而确立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战略优势地位。然而,战略管理会计目前仍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如何形成有机的体系和有效的机制,还需要作大量的研究工作。 10、国际会计的协调化各国会计准则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国际会计准则在很大程度上以盎格鲁??撒克逊会计原则为基础,优先考虑收入与费用的配比,而欧洲大陆则是稳健性原则。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一直致力于国际会计的协调化。为寻求完善会计准则的共同之处,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四国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组成了非正式的机构,讨论有关会计准则制定中的问题。1993年,他们邀请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参加讨论,通常简称g4+1.在g4+1的成员中,可比(协调化)的内容只有资金报表/现金流量表、租赁、备抵和或有事项、非常性项目,而需要进一步协调的有:联营企业投资、中期报告、中止经营、企业合并、合并报表、外币折算、概念框架、退休金和其他退休福利、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值、金融工具、综合收益、每股盈余、短期投资、分部报告、会计变更、商誉,而错误、利息资本化和研究与开发费用等,还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会计研究的创新,关键在于选题的创新。选题是否有创意,关键在于是否抓住了难题,瞄准了高峰。会计研究的方法当然很重要,但是大可不必热衷于此,对规范研究和证实研究等问题争论不休,或者厚此薄彼,徒耗精力。其实,每一种研究方法都各有优劣,完全可以互补。 一篇文章难以穷尽所有的会计难题。所谓十大难题,只是种种难题中的一部分。事实上,在本文的引言中,已经列举了许多会计学教授提出的难题,例如:会计控制功能的实施;收购兼并与债务重组;公允价值计量;质量成本问题;会计预测问题;环境会计问题;网络技术对会计的影响;虚拟企业会计确认与计量;会计电算处理中心2000年问题等。还有像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价值的确认与计量,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会计学难题。 会计学论文:开展会计学术讨论推进会计理论研究 (一)关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问题 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是当前会计学术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大家认识到会计信息是否真实可靠,不仅关系到企业经营状况能否如实反映,会计工作在经济管理中的地位能否提高,作用能否有效发挥,而且也关系到社会经济秩序能否正常运行的大问题。在讨论中,大家从不同角度对如何提高会计信息质量阐明自己的观点。 有的同志认为,必须建立严密的多层次过滤式的责任保证系统,包括法人代表责任保证系统、总会计师责任保证系统、会计人员责任保证系统、注册会计师责任保证系统和社会职能部门的责任保证系统。只有各个环节上严格把关,才能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 有的同志认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提高会计人员素质,严把市场“进入”关;(2)实行会计委派制,确保会计人员的独立身份;(3)实行会计信息的公开制度,提高财务资料的透明度;(4)实行严格的财务报告审计制度,发挥“经济警察”的作用;(5)加快会计工作执法力度,做好监管工作;(6)扎实开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活动,加速会计电算化进程,保证会计信息处理的正确性、及时性。 有的同志还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以后说,要解决会计信息失真必须抓住以下三个方面:(1)明晰产权,发挥产权对于会计信息生成过程的规范和界定功能;(2)加强会计制度建设,完善我国会计准则体系;(3)理顺各方利益关系,减少利益冲突;(4)强化契约关系,以利于降低违规行为的预期收益,提高违规行为的预期成本,从而有效地控制会计信息失真的状况。 在讨论中较多的同志认为,会计信息失真并非完全是会计人员的责任,而往往是由于各方面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的。这个问题的存在是和我国周前经济转轨时期的体制以及客观经济环境密切相关的。许多企业经营者和决策者出于某种追求,往往粉饰其业绩;而各相关利益集团出于各自对会计信息的要求,使得虚假会计信息有一定的市场。因此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需要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关键是应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并且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只有各方面共同努力才能奏效。有的同志还谈到西方发达国家规范会计工作秩序,解决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经历了一段较长的时期,我国要解决这个问题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应该采取长期治理、综合治理、分阶段治理的方针。就会计工作本身来说,首先实现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然后建立起完善的法规和监督体系,依靠扎实工作,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二)关于改进企业会计人员管理体制问题 近年来为了解决会计信息失真问题,会计界对改进会计人员管理体制,试行会计委派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多种形式的实践,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遇到许多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问题。大家对此提出一些看法。 有些同志认为,会计委派制与现行法律。法规包括《公司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有矛盾,而且会计人员实行委派以后,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会计信息失真问题,所以只能起治标作用,不能整治根本;只能作为权宜之计,不宜作为万全之策。 有的同志认为,如果对行政事业单位委派会计人员未尝不可,但对国有企业委派会计人员形成干预企业经营管理,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也有的同志认为,改进企业会计人员管理体制,既要面对当前经济体制转轨时会计工作中出现混乱状况的严峻现实,又要适应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客观要求。按照这个原则,对国有大中型企业不妨一方面改进现有总会计师制度,另一方面借鉴西方的财务总监制度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加以创新,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在具体做法上,把总会计师的职责权限定位在集中精力协助企业负责人当好家理好财,成为企业负责人的得力助手;而把财务总监的职责权限定位在代表所有者依法对企业经营者进行监督,不参与经营管理,形成约束机制。目前有些地方以委派财务总监取代了总会计师,领导企业财务工作,参与企业经营管理,这是混淆了两者的区别,必然难以对企业经营者实施监督,难以发挥财务总监应有的作用。 在讨论中不少同志认为,我们应该积极推行会计委派制,把推行会计委派制与贯彻《会计法》结合起来;因为这是从企业外部对一个单位的遵纪守法所进行的会计监督,内外结合,更能使会计法治和会计工作秩序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三)关于管理会计的应用与发展问题 管理会计的作用已为越来越多的会计理论和实务工作者所共识,至于如何在我国推广应用,大家发表了不少见解。 有的同志认为,较长时间以来,在学术界始终存在“管理会计的理论与实践相背离”的争论,争论的背后是针对管理会计的有用性问题。而提高管理会计的有用性,就意味着管理会计理论与实务的融合,就能增强管理会计的生命力。 有的同志认为,管理会计在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中发挥的独特作用,是财务会计管理方式和手段所无法替代的。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管理会计在我国企业中的应用,还处在个别的或分散的水平上。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企业领导重视不够问题,也有会计人员业务水平不高问题;既有管理会计理论本身缺陷问题,也有管理会计基础工作不够规范问题等。其中,解决管理会计本身存在的理论缺陷问题是推动管理会计发展的根本;提高会计人员、生产经营管理人员的素质是推动管理会计发展的关键;研究开发管理会计电算化应用软件是推动管理会计发展的重要措施。 有的同志认为,管理会计的推广应用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具有较高素质的会计人员;(2)企业各部门的密切配合;(3)企业领导人重视。显然,在我国目前情况下,这三个条件在大多数企业中还没有完全具备。因此,要推广管理会计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包括权威部门的支持和采取实质性措施。 有的同志认为,管理会计的推广应分三步走:首先,进行调查研究,找出符合中国国情的行之有效的手段;其次,通过开办培训班等各种形式帮助会计人员和其他有关人员了解它的具体内容;第三,各企业应根据本身特点,由小到大,抓住重点环节逐步开展。 有的同志瞻望管理会计研究的前景,认为:(1)管理会计的研究正面临两方面选择。一是仍然沿着管理会计的发展轨道,使其研究建立在传统的理论与方法之上;二是面向实际,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与研究课题。这两种选择,完全取决于研究人员的激励机制。(2)由于管理会计所处现实环境的变化和企业组织机构的变化,必然要求管理会计改变过去那种静态分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而运用动态及不确定性的研究理论与方法。(3)现代企业组织形式正从集权管理向分权管理转化。与之相对应,企业的管理会计体系也要从原来的纵向管理向横向管理转变。(4)现代企业的经营战略将转向长远规划,追求全球性的发展以获取最大的收益,因此企业的管理将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实施分权管理模式,由此提出了战略管理会计的新课题,它具有环境控制、战略设计、战略控制三大特征。(5)随着环境与组织的变化,管理会计将会在定义、本质特征以及范围上发生根本性变化,将会被“组织会计”所取代。(6)由于环境与企业组织的变化将导致对新型的管理会计信息需求,主要表现在非财务的信息需求将进一步上升,财务信息的种类也会发生变化。(7)管理会计研究将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主要是由过去的单一研究向综合研究发展,多课题研究同时并举,各种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相结合,使研究结果具有更为广泛的应变能力。 在讨论中不少同志认为,管理会计在我国的应用与发展,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进行。 (四)关于会计工作在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中的作用问题 自从东亚金融风暴发生以后,人们普遍关注如何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会计工作在这方面应如何发挥作用。木少同志对此展开讨论。 有的同志在详细分析了东亚金融风暴的形成和教训以后,对有些人所说的国际炒家利用游资兴风作浪因而形成金融风暴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关键在于自身的“抵抗力”,如果自身的“免疫功能”强,“病菌”也难以侵入。对于经济健康的国家来说,国际炒家也无能为力,只能以失败告终。他们认为,会计的职能是核算和监督。利用会计信息进行预测、决策、控制、分析和考核,对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进行全过程的监控,是防止与化解金融风险的有效途径,也是会计应该发挥的功能作用。从目前情况来看,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进行以下几方面改革:一是整顿会计秩序,规范会计工作,恢复银行“铁帐本”、“铁算盘”、“铁规章”的行业形象;二是完善现行信贷资产质量分类和考核办法,全面清理金融资产,努力降低不良资产的比例;三是遵循谨慎原则,改进金融业务收入确认和呆帐准备、坏帐准备的计提办法;四是要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的要求,提高商业银行财务报表的透明度,使报表使用者了解银行的经营状况,尤其是偿债能力和变现能力以及各种业务具有的相对风险程度;五是在财务报表中要对各种金融工具披露和列报,既包括传统的基本金融工具如债券等,又包括各种形式的衍生金融工具如利率调期、货币调期、期权等;六是聘请注册会计师加强对商业银行的会计帐目和财务报表进行审计鉴证。 有的同志针对当前银行内部控制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下改进意见:(1)摆正和完善内控与业务发展的关系,树立“内控优先”的观念;(2)建立风险补偿制度,对一些风险大的业务项目向保险公司进行投保或提取风险准备金;(3)强化制度控制,对业务全过程建立较为完整的控制制度,使每个员工、每个岗位、每项业务都处于有效控制范围之内;(4)完善会计核算制度,改革会计确认和计量基础,逐步推行公允价值法、成本与市价孰低法;(5)加强会计监管力度,确保职能部门监督作用的有效发挥;(6)加强会计电算化风险防范,从软件设计、业务操作、技术维护、监督控制等方面入手进行严格管理;(7)提高会计队伍素质,完善奖惩制度,最大限度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有的同志还通过分析韩国金融危机来看我国的金融风险并提出相应对策,包括:必须完善各种核算、结算程序和业务操作程序;必须严格执行各项法律法规和制度;必须加强对贷款单位进行资信调查,对其信用等级进行评定;必须根据借款人的资本大小、经营规模、财务实力等情况决定贷款政策。 在讨论中,也有的同志从管理会计角度进行考虑。认为,应把管理会计的管理技术和方法运用到银行会计管理中,实现资金、人力等有限资源的最佳配置,以提高经济效益,增强竞争实力。 (五)关于会计改革与发展问题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发展,要求会计工作不断进行改革,使之与新的经济形势相适应。至于如何改革,大家也提出了一些设想。 有的同志认为,前阶段会计改革已取得了显著成效,下一步会计改革应该更多地关注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状况,了解并解决这些地区会计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以推动会计改革在全国发展;同时,会计改革是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的工程,因此不能脱离目前经济体制改革的现状,而盲目追求会计改革的速度。此外,会计改革不应仅仅停留在理论界、政府中的高层人员和企业中的会计负责人,而应深入到基层会计实务工作者中去,使他们对会计改革目标、内容,目前进展的程度以及今后发展方向有更深入的了解。 不少同志还对会计发展的前景进行了探索。有的同志对知识经济时代的会计进行描绘,认为:第一,“会计报告”或“财务报告”将由“企业报告”所代替,使对外提供报告的内容趋向多元化。在企业报告中计量属性也将趋向多元化而不只是历史成本一种。第二,人力是企业所占有的最有价值的资产,有必要对人力资源进行核算并对外报告,人力资源会计将从理论走向实际应用。第三,企业应把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统一起来,考虑其经济活动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生态效益。所以,社会责任会计和与之相对应的环境会计在未来的企业报告中也将得以体现。第四,企业报告的方式将向灵活性、实时性发展。可以通过因特网随时提供各种事项以及每种事项的多种属性特征的报告,使信息使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决策需要,主动提取相关信息。 有的同志对未来会计的发展趋势进行瞻望,他们认为,未来会计的特征将是:第一,前瞻性信息与历史性信息并重;第二,信息供应量增大与表外信息进一步上升;第三,信息处理与更为及时;第四,信息的提供可兼顾不同使用人的需求;第五,会计计量属性的多样化;第六,会计处理方法的更新,会计报告系统将实现对各类业务的实时反映和控制;第七,会计工作将从记帐、编表转向更具技术性的分析和预测;第八,审计的重点将由查证对帐,改为了解企业营运过程,评估并测试企业营运风险,衡量企业经营的财务性或非财务性指标,对管理层提出改进经营的建议。 也有的同志根据当前国际金融市场中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的发展,联系到现行财务会计理论的现状,认为,无论是在会计确认、计量方面还是在损益列报方面都难以对衍生金融工具交易作出恰当的处理,需要采用与传统的、非金融性资产或负债项目不同的会计准则进行处理,这也是亟待研究的问题。 通过上述五方面问题的研究,已经提出不少新的观点,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可以预料在大家继续努力下,必将进一步引向纵深发展。 会计学论文:管理会计学课程体系构建问题的探讨 [摘要] 管理会计学在企业管理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并随广大理论工作者的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者的实践而不断充实和完善。但是管理会计学一直存在许多重大而未解决的问题,特别是管理会计学的理论体系、内容体系及课程体系应如何架构等一直妨碍着对管理会计学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对三种典型的管理会计学教材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并阐述了自己的认识。 [关键词] 管理会计学 企业核心能力 作业链 价值链 管理会计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在企业管理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并随广大理论工作者的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者的实践而不断充实和完善。但是基于管理实践而产生和发展的管理会计学一直存在许多重大而未解决的问题,特别是管理会计学的理论体系、内容体系及课程体系应如何架构等一直妨碍着对管理会计学的进一步深入研究。管理会计学之所以引起人们的争议,主要在于其管理对象和目标的不明确。不同学者针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判断,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内容体系。 目前在理论界比较有影响的观点有三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型课程体系;以企业核心能力培植为主线构造21世纪管理会计的基本框架;以作业链的设计和价值链的分析为主线,以竞争优势的获得为核心,以价值最大增值为目的,站在战略角度架构管理会计体系。 一、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型管理会计课程体系。 作为企业会计两大分支之一的管理会计在当代会计实践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将管理会计学纳入到高校会计专业的主干课程成为必然,如何设计和构建他的课程体系,让学生更容易接受和理解管理会计的内涵并能够学以致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我国管理会计理论工作者从学生学习出发,以学生为中心构建了管理会计课程体系,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吴大军老师、牛彦秀等老师编著的《管理会计》 (一) 背景资资料 管理会计的产生是为了加强企业内部经济管理,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标准成本系统是成本会计向管理会计过度的分界点,成本性态分析则是管理会计的起点,因此成本会计是管理会计的前身。(余绪婴)在市场经济日益繁荣的今天,企业的竞争日趋激烈,成本控制在企业管理中更为重要,作为对企业内部管理服务的管理会计学对成本的分析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 (二) 内容体系 全书以现代企业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为背景,阐明以企业为主体,密切联系现代会计的预测、决策、规划、控制、考核、评价等职能,系统地介绍了现代管理会计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实用操作技术。本书第一部分交待了管理会计的基本原理和传统管理会计的基本方法;第二部分讨论了管理会计各项职能在实践中的应用程序与具体操作方法。最后集中介绍了管理会计发展的新领域作业管理和战略管理会计。 (三)我认为本教材从中国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以现代企业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为背景,在内容的组织、体系的安排等方面充分考虑到学生学习的需要,真正突出了以学生为中心,而且本书相对于传统的管理会计教材新增加了作业管理和战略管理会计,站在 前沿的角度介绍了管理会计发展的新领域,应该说是传统教学型管理会计体系的继承和发展。 二、以企业核心能力培植为主线构造21世纪管理会计的基本框架 会计与其所处的环境息息相关,尤其是为企业内部管理服务的管理会计对企业组织的结构或体制以及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环境具有依附性。胡玉明老师编著的《高级管理会计》从环境入手,以企业核心能力培植为主线构造了21世纪管理会计的基本框架。 (一)背景资料 当我们步入21世纪,我们面对一个崭新的经济环境,21世纪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从宏观上看具有国际化、金融化和知识化的特点;从微观上看,人类社会将从工业社会转入信息社会,企业的经营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天有三种力量,它们或者独立或者合在一起,正在驱使今天的企业越来越深的陷入令多数大董事和经理惊恐的陌生境地。”(迈克尔哈默,詹姆斯钱皮,1998)。这三种力量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三c,即顾客化(customers)、竞争化(competition)和变化(change)。面对这样的宏微观环境,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比利润更重要的是市场份额,比市场分额更具有根本意义的是竞争优势,比竞争优势更具有深远影响的是企业发展的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e)即企业面对市场变化作出反应的能力。 (二)内容体系 胡玉明老师围绕企业核心能力的评估、培植和提升,构架了管理会计的基本框架,在第一部分阐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成本管理会计的新发展,讨论了21世纪成本管理会计会计主题的转变,构造了21世纪成本管理会计的基本构架,并以当前经济环境的变化为依托分析作业成本管理的基本原理及其在企业管理上的重大开拓性;第二部分对质量成本管理会计、资本成本管理会计、人力资本管理会计、企业激励机制与经理人激励报酬设计等进行了探讨;最后展示了中国企业成本管理会计制度的变迁及特色。 (三)这种课程体系应该说以环境作为论述的起点,突出了企业核心能力的培植,全面阐述了管理会计如何为企业核心能力的诊断、分析、培植和提升服务的方法,即采用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综合业绩评价制度并从财务维度、顾客维度、企业内部业务流程、企业学习与成长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充分的介绍。有助于促进企业竭尽全力,鼓足干劲,沿着持续改善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前进,更快、更好、更有效地塑造企业核心能力,创造持续的竞争优势。对于21世纪的高级管理会计来讲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并为企业内部管理和控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以作业链的设计和价值链的分析为主线,站在战略角度架构管理会计体系 自由贸易的发展和企业经营的国际化,使企业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竞争要求企业进行顾客化生产,采取差异化战略。孙茂竹老师以作业链的设计和价值链的分析为主线站在战略的角度构架了管理会计体系。 (一)背景资料 1985年迈克尔.波特提出价值链的概念,他认为:“每一个企业都是用来进行设计、生产、营销、交货等过程及对产品 起辅助作用的各种相互分离的活动的集合。”并将一个企业的经营活动分解为若干战略性相关的价值活动。每一种价值活动都会对相对成本地位产生影响,并成为企业采取差异化战略的基础,供应商通过向企业出售一定产品对企业的价值链产生影响而企业通过向顾客销售产品又影响买方价值链,基于此我们将此概念推广并根据经营活动的有机联系,将价值链分为纵向价值链、横向价值链和企业内部价值链。 纵向价值链就是把供应商和顾客分别视为一个整体,它们之间通过彼此出售和购买产品的各种联系,构成的一种链条关系,这一关系可以向上延伸至最初原材料的最初生产者(或供应商)也可以向下延伸到最终产品的最终用户。这一概念将最终产品看做一系列作业的集合体。企业是作业链中的一环或几环。这样企业可以从最基本原材料的取得到最终产品使用后废弃这一整体价值链的层次上分析产品的成本和收益,从合理分享利润的角度进行战略规划。 横向价值链是指将企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虑,所有在一组相互平行的纵向价值链中处于同等地位的企业之间相互作用所构成的具有潜在关系的链条。 企业内部价值链是纵向价值链分析和横向价值链分析的交叉点。它是提供给顾客的产品的价值形成过程,与作业链的形成过程一致。对该价值链形成的认识使企业的管理深入到作业这一层次,使企业能够在所有环节上对资源的耗费进行控制,提高价值增值水平,帮助企业实现经营管理的目标。 (二)内容体系 首先将管理会计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把管理会计分为对所有企业都适用的企业管理会计和只对特殊情况适用的的高级管理会计。第二层是按价值链结构把企业管理会计分为战略管理会计和战术管理会计两部分,其中将企业纵向和横向价值链分析作为战略管理会计内容,内部价值链分析作为战术管理会计内容。第三层是战术管理会计部分将内容和方法结合起来并体现不同企业的特点和要求。 在章节上可以分成理论部分包括理论框架和价值链分析原理、价值链分析包括横向价值链和纵向价值链、决策分析包括品种决策分析、生产组织的决策分析、营销管理决策分析、服务管理决策分析、人力资本的决策分析。预算的编制和控制、管理会计报告和业绩评价。 (三)作者发展了波特的价值链概念,把企业内部价值链看做是提供给顾客产品的价值形成过程,与作业链的形成过程一致,进一步发展了纵向价值链观点,认为纵向价值链是指将企业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并提出了横向价值链,认为这种横向联系实际构成了产业的内部联系。以作业链的设计和价值链的分析为主线,以竞争优势的获得为核心,以价值最大增值为目的,站在战略角度架构了管理会计的课程体系。这一体系对于我们学习和应用管理会计学具有很深的现实意义。 通过对上述不同管理会计学课程体系得分析,我们觉得在不同情况下,基于不同的考虑出现的管理会计学的课程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那就是站在战略的角度构架我国管理会计学的课程体系。我个人认为在目前管理会计学学科体系不规范,很多教材实际是管理会计方法和内容的混杂体,没有一个清晰的主线把其内容串起来,体系残缺的事实面前,以作业链的设计和价值链的分析为主线,站在战略角度重新构架的管理会计的课程体系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 管理会计学在企业管理中发挥着重大作用 [摘要] 管理会计学课程体系构建问题的探讨。管理会计学在企业管理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并随广大理论工作者的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者的实践而不断充实和完善。但是管理会计学一直存在许多重大而未解决的问题,特别是管理会计学的理论体系、内容体系及课程体系应如何架构等一直妨碍着对管理会计学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对三种典型的管理会计学教材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并阐述了自己的认识。 [关键词] 管理会计学 企业核心能力 作业链 价值链 管理会计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在企业管理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并随广大理论工作者的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者的实践而不断充实和完善。但是基于管理实践而产生和发展的管理会计学一直存在许多重大而未解决的问题,特别是管理会计学的理论体系、内容体系及课程体系应如何架构等一直妨碍着对管理会计学的进一步深入研究。管理会计学之所以引起人们的争议,主要在于其管理对象和目标的不明确。不同学者针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判断,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内容体系。 目前在理论界比较有影响的观点有三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型课程体系;以企业核心能力培植为主线构造21世纪管理会计的基本框架;以作业链的设计和价值链的分析为主线,以竞争优势的获得为核心,以价值最大增值为目的,站在战略角度架构管理会计体系。 一、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型管理会计课程体系。 作为企业会计两大分支之一的管理会计在当代会计实践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将管理会计学纳入到高校会计专业的主干课程成为必然,如何设计和构建他的课程体系,让学生更容易接受和理解管理会计的内涵并能够学以致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我国管理会计理论工作者从学生学习出发,以学生为中心构建了管理会计课程体系,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吴大军老师、牛彦秀等老师编著的《管理会计》 (一) 背景资资料 管理会计的产生是为了加强企业内部经济管理,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标准成本系统是成本会计向管理会计过度的分界点,成本性态分析则是管理会计的起点,因此成本会计是管理会计的前身。(余绪婴)在市场经济日益繁荣的今天,企业的竞争日趋激烈,成本控制在企业管理中更为重要,作为对企业内部管理服务的管理会计学对成本的分析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 (二) 内容体系 全书以现代企业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为背景,阐明以企业为主体,密切联系现代会计的预测、决策、规划、控制、考核、评价等职能,系统地介绍了现代管理会计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实用操作技术。本书第一部分交待了管理会计的基本原理和传统管理会计的基本方法;第二部分讨论了管理会计各项职能在实践中的应用程序与具体操作方法。最后集中介绍了管理会计发展的新领域作业管理和战略管理会计。 (三)我认为本教材从中国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以现代企业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为背景,在内容的组织、体系的安排等方面充分考虑到学生学习的需要,真正突出了以学生为中心,而且本书相对于传统的管理会计教材新增加了作业管理和战略管理会计,站在 前沿的角度介绍了管理会计发展的新领域,应该说是传统教学型管理会计体系的继承和发展。 二、以企业核心能力培植为主线构造21世纪管理会计的基本框架 会计与其所处的环境息息相关,尤其是为企业内部管理服务的管理会计对企业组织的结构或体制以及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环境具有依附性。胡玉明老师编著的《高级管理会计》从环境入手,以企业核心能力培植为主线构造了21世纪管理会计的基本框架。 (一)背景资料 当我们步入21世纪,我们面对一个崭新的经济环境,21世纪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从宏观上看具有国际化、金融化和知识化的特点;从微观上看,人类社会将从工业社会转入信息社会,企业的经营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天有三种力量,它们或者独立或者合在一起,正在驱使今天的企业越来越深的陷入令多数大董事和经理惊恐的陌生境地。”(迈克尔哈默,詹姆斯钱皮,1998)。这三种力量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三c,即顾客化(customers)、竞争化(competition)和变化(change)。面对这样的宏微观环境,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比利润更重要的是市场份额,比市场分额更具有根本意义的是竞争优势,比竞争优势更具有深远影响的是企业发展的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e)即企业面对市场变化作出反应的能力。 (二)内容体系 胡玉明老师围绕企业核心能力的评估、培植和提升,构架了管理会计的基本框架,在第一部分阐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成本管理会计的新发展,讨论了21世纪成本管理会计会计主题的转变,构造了21世纪成本管理会计的基本构架,并以当前经济环境的变化为依托分析作业成本管理的基本原理及其在企业管理上的重大开拓性;第二部分对质量成本管理会计、资本成本管理会计、人力资本管理会计、企业激励机制与经理人激励报酬设计等进行了探讨;最后展示了中国企业成本管理会计制度的变迁及特色。 (三)这种课程体系应该说以环境作为论述的起点,突出了企业核心能力的培植,全面阐述了管理会计如何为企业核心能力的诊断、分析、培植和提升服务的方法,即采用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综合业绩评价制度并从财务维度、顾客维度、企业内部业务流程、企业学习与成长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充分的介绍。有助于促进企业竭尽全力,鼓足干劲,沿着持续改善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前进,更快、更好、更有效地塑造企业核心能力,创造持续的竞争优势。对于21世纪的高级管理会计来讲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并为企业内部管理和控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以作业链的设计和价值链的分析为主线,站在战略角度架构管理会计体系 自由贸易的发展和企业经营的国际化,使企业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竞争要求企业进行顾客化生产,采取差异化战略。孙茂竹老师以作业链的设计和价值链的分析为主线站在战略的角度构架了管理会计体系。 (一)背景资料 横向价值链是指将企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虑,所有在一组相互平行的纵向价值链中处于同等地位的企业之间相互作用所构成的具有潜在关系的链条。 企业内部价值链是纵向价值链分析和横向价值链分析的交叉点。它是提供给顾客的产品的价值形成过程,与作业链的形成过程一致。对该价值链形成的认识使企业的管理深入到作业这一层次,使企业能够在所有环节上对资源的耗费进行控制,提高价值增值水平,帮助企业实现经营管理的目标。 (二)内容体系 首先将管理会计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把管理会计分为对所有企业都适用的企业管理会计和只对特殊情况适用的的高级管理会计。第二层是按价值链结构把企业管理会计分为战略管理会计和战术管理会计两部分,其中将企业纵向和横向价值链分析作为战略管理会计内容,内部价值链分析作为战术管理会计内容。第三层是战术管理会计部分将内容和方法结合起来并体现不同企业的特点和要求。 在章节上可以分成理论部分包括理论框架和价值链分析原理、价值链分析包括横向价值链和纵向价值链、决策分析包括品种决策分析、生产组织的决策分析、营销管理决策分析、服务管理决策分析、人力资本的决策分析。预算的编制和控制、管理会计报告和业绩评价。 (三)作者发展了波特的价值链概念,把企业内部价值链看做是提供给顾客产品的价值形成过程,与作业链的形成过程一致,进一步发展了纵向价值链观点,认为纵向价值链是指将企业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并提出了横向价值链,认为这种横向联系实际构成了产业的内部联系。以作业链的设计和价值链的分析为主线,以竞争优势的获得为核心,以价值最大增值为目的,站在战略角度架构了管理会计的课程体系。这一体系对于我们学习和应用管理会计学具有很深的现实意义。 通过对上述不同管理会计学课程体系得分析,我们觉得在不同情况下,基于不同的考虑出现的管理会计学的课程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那就是站在战略的角度构架我国管理会计学的课程体系。我个人认为在目前管理会计学学科体系不规范,很多教材实际是管理会计方法和内容的混杂体,没有一个清晰的主线把其内容串起来,体系残缺的事实面前,以作业链的设计和价值链的分析为主线,站在战略角度重新构架的管理会计的课程体系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 会计学论文:会计学研究的方法论比较 从一定意义上讲,会计学的发展史也是科学方法论的演化史。所谓方法论就是科学家在从事科学研究过程中积累和形成的一种研究工作模式。会计学的每一次重大进展,几乎也同时伴随着研究方法的重大进展。研究方法的每次发展也总是使会计学者对会计的规律性的认识更深化一步。会计学的发展和体系的形成是在新旧方法论的交替和进化中实现的。会计学自诞生以来,一直是以实用社会科学作为其特征和标志的。会计学的研究方法论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从而达到目前这样的水平。由于研究的方法论对于会计学的实践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因而很有必要对会计学的研究中有关方法论的问题进行回顾、比较和探讨。 一、会计学研究方法论发展的几个主要阶段 (一)自我观察法-一种对经验的主观主义研究方法。早期的会计学家们认为,会计学的研究对象是会计工作的直接经验。会计学既然是一门研究会计工作人员经验的科学;因而会计学的研究方法必然是研究如何观察这种直接经验,而此种方法又必然只能采用主观主义的方法和手段来完成。这种传统的研究方法后来受到许多批评。因为各个研究者的主观主义的观察结论不仅无法达到一致,而且也使研究工作带有许多偏见;另外,这种方法还会对其他一些研究方法加以排斥。这就使得自我观察法难以得到更新和发展,其结果则必然被新的方法论所取代。 (二)实用主义方法论思想。由于早期会计学只对直接经验进行自我观察式的研究,因而不能客观地解释各种会计现象是如何发生、发展和相互作用的,也就不能真正解决人们在会计实践活动中的各种会计学问题。在它受到批评的同时,先后在西欧和美国产生了实用主义会计学。当时的一些会计学家们认为,会计学应当研究会计的功能,强调会计学在会计实践中的应用。在研究方法方面,他们采用了描述法、归纳法、演绎法、伦理学法、社会学法和实验法等。虽然实用主义会计学并没有完全放弃自我观察法,但在这一阶段的研究中强调了方法上的多样性和实用性,重视会计活动在操作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探讨会计实践与环境的关系。实用主义会计学通过采用多种多样的应用研究方法,不仅填补了自我观察法的不足,而且推动了会计学向更为广泛的领域发展,为财务会计学、管理会计学、会计伦理学、会计法学、会计心理学、行业会计学、甚至计算机会计学等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行为主义会计学的到来打开了大门。 (三)以操作主义和实证主义为方法论基础的行为主义会计学。在会计学研究中引进实证法,最早是由美国会计学家詹森倡导的,是与行为主义会计学相配套的研究方法。行为主义会计学坚持以被观察到的,可以予以客观记录和定量分析的行为作为会计学研究对象。这实质上是把布里奇曼在物理学中所倡导的操作主义观点作为会计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并以此指导会计学研究。在会计学研究中采用实证方法,可以对会计现象和会计实务做出更为客观的解释和预测。一切会计研究都要以经验的实证材料为依据,不能经过实证的会计概念、准则和理论都是不可取的。会计学研究中采用实证方法已经是世界性潮流,有许多优点和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会计学更加切合实际,有助于形成更加科学的会计理论,有助于检验和发展已有的会计理论。但在肯定其贡献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其局限性。实证方法无法对会计行为产生的心理和意识等有关人的内部过程做出完整的、客观的和全面的解释。从广义上讲,实证会计研究与西方会计文献中经常提到的经验研究是等价的。从狭义上讲,实证会计研究是经验会计研究的一个分支。实证管理会计研究的目标是追求理论的实用化。现在许多西方国家和我国在管理会计方面广泛开展实地研究,这是管理会计实证研究的新的发展方向,是以组织行为为基础的实证研究合乎逻辑的发展。北美管理会计研究已逐渐从规范研究转向多种描述性方法的使用,主要运用分析、问卷调查、档案资料和专项实验等四种方法。与北美管理会计实证研究中大量使用经济学理论相比,欧洲的管理会计实证研究更多运用社会学、心理学、组织行为学等学科的理论,研究政治、文化、甚至宗教等社会因素对管理会计的影响,多采用案例的方法进行研究,这值得我们分析借鉴。 (四)以现象学和场论为方法论的会计学。在会计学的研究方法方面,有部分会计学者走的是一条与行为主义会计学完全不同的道路。他们强调会计人员意识的完整性和组织性,反对去寻找会计行为中的“元素”,认为应当自由、公正地描述会计人员的直接经验,而会计人员的直接经验是按原来的结构被接受的。对于这种完整的经验如果按实证法强加分析,化整为零时,其原有的整体性就会被破坏。这种从另一角度来强调会计活动的整体性并对其规律进行研究,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受物理学中场论的影响,会计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以b=f(e,p)为函数,发展了对会计人员的动机与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推动了会计心理学中有关团体动力学研究的发展。作为一种方法论工具,现象学的观点被认为可以用于对会计人员的主观体验进行科学研究,并弥补那些只注重会计行为的实验数据的不足。当然现象学的方法和场论的方法是不容易掌握的,对于某一研究者采用这类方法是否取得成功及成功的程度也是很难判断的。 (五)以信息论作为主要方法论的现代认知会计学。现代认知会计学主要以信息论来解释会计工作。计算机科学为现代认知会计学探索人们会计活动的内部过程提供了必要的手段。用信息论的观点对会计活动过程的特点和规律做出更好的描述和前所未有的揭示,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用计算机和程序软件的操作和运行来模拟和解释会计活动过程,确实是会计学在研究方法上的一个具有历史性变革意义的进步。但是,这仍然是以机械论的观点去研究会计人员和会计工作,把社会化的会计人员简化为机器的人。因此,以信息论为主要方法论的现代认知会计学仍然不能完整解释和真实反映会计行为的活动规律。 (六)以整体论为主要方法论指导的人本主义会计学。当行为主义会计学步入极端机械论的后期,一种旨在研究会计人员及会计工作的人格和价值发展的新学派-人本主义会计学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和研究方法。他们不仅反对行为主义会计学把会计人员视为刺激-反映机器的观点,也反对意识经验学派把会计意识经验还原为会计人员的原始驱动力或基本防御机制的观点。在哲学指导思想上,人本主义会计学认为会计行为都有其特殊性,不能用一成不变的概念和方法去研究丰富多彩的会计活动。它更加注重对个体会计活动的研究,力图使每一个会计个体的活动得以健康和充分的发展。我国会计管理活动论就具备这一特点。人本主义会计学不仅不排斥传统的科学研究方法,而且还扩大了原有的会计研究范围,以便解决过去一直被排除在会计学研究范围以外的会计信息和会计人员的价值等问题。人本主义会计学显示了一种要在科学方法论方面加强自身体系的愿望。 二、当前会计学研究的方法论现状与问题 纵观会计学的发展历程,会计学的研究方法论与指导思想经历了一系列变革和演化,产生了质的飞跃。无论我国还是其他国家,会计学由于研究方法和认识手段的不同,已经形成了众多的学术流派。从会计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会计学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一定的哲学思想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基础之上的。纵然有良好的愿望和确定的目标,如果缺乏科学的指导思想和有效的科学技术手段,会计学研究仍然是“欲速则不达”。即使指导思想正确,研究方法得当,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和发展研究的技术手段,若不能及时修正和调整研究目标、对象和范围,会计学研究的结果仍然会出现一些“以偏盖全”、“以点代面”的结论,如“会计信息系统论”、“会计管理活动论”、“会计工具论”、“会计艺术论”等都是如此。 时至今日,会计学的学派之争已基本结束。会计学对会计信息的价值的研究似乎已经有了较为一致的结论;有关会计准则的研究正在向更深的层次发展;而会计行为的研究则侧重于会计环境影响的探索;各种具体会计问题的实证性研究正在全面展开;至于对一些重要会计问题的创造性研究看来困难更大一些,正在寻求更有效的途径和方法。会计学在许多不同的层次上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着研究,最终目标是想弄清楚人类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会计工作以及会计的真实面目是什么。但需要强调的是,实证分析的方法目前被大家重视,这是一件好事,它对某一个具体问题的研究往往是很有效的,但它并不能代替整体分析。会计学研究中整体分析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整体分析需要反复研究法,即以整体观为前提,通过实验或实证来理解各有关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就是对会计工作中个体的研究,在采用演绎法时也应当慎重,一般规律有时并不能直接推论个体的特点,而对每个具体会计问题的研究有时却可以概括出一般的规律。一般规律只能帮助我们去理解个体、具体的会计问题,但解决这些个体、具体的会计问题仍然需要采用个案法的整体分析手段。 由此可见,会计学的研究方法论就目前而言仍然处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阶段。即使在同一研究领域,由不同方法论所指导的不同研究方法也常常是同时并存。这是一种正常现象,也是会计学发展到今天的必然结果。会计学研究与其它任何学科一样,不应该也不可能用单一的研究模式去人为地强制性地统一所有有的研究工作。会计学的研究对象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有着许多不同的水平、层次、方面的相互作用的关系。我们的研究方法不可能用某种简单化的方法去处理,但也不应该用“随心所欲”的方法去进行研究。寻找当前大家都能接受的研究方法的指导思想,并运用到会计学的研究工作中去,是当今会计学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国的会计学研究虽然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也应当看到,我国从事会计学研究的人才从总体上讲还是缺乏的,而他们在进行研究时所采用的方法论也显得单调。我们重复性的研究多,创新性研究少;滞后型研究多,超前型研究少;传统方法多,新方法少;介绍国外的多,借鉴研究的少;政策性研究的多,学术性研究的少等现象仍然没有根本改变。中国会计学研究还带有较多的政治色彩和行政长官意志的特点。 三、在会计学的研究发展过程中构建新的方法论 会计学研究者的科学研究工作是在一定的方法论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它决定着我们的研究目的和达到目的所需手段的选择。会计学研究方法论的演化史已经提示我们,会计学研究方法论应当是成体系的,这个体系至少有以下三个组成部分:1、会计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2、会计学研究的一般科学方法论;3、会计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技术。研究会计现象,首先要对会计有一个基本观点,这就是会计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所要解决的问题。科学的哲学方法论并不能代替具体的会计研究工作,但是具体的会计研究工作是在一定的哲学方法论的指导下进行的。 会计学研究有了正确的科学研究哲学方法论的指导,还需要形成会计学研究的一般科学方法论。这个问题的解决取决于科学发展水平并受到研究工作者内在和外在条件的制约。在经历了会计学研究的微观阶段之后,即分析性研究之后,会计学研究的发展已经出现了向宏观阶段,即综合研究的趋势。会计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除了受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影响之外,还应当注意采用耗散结构理论、协同理论和突变理论作指导。所有这些理论都为现代会计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提供了有力思想武器。虽然这些理论并非出自会计学,但对会计学的研究工作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而且,正是由于会计学学派林立,众说纷纭,就更需要用系统论的思想方法来描述和解释会计这个具有客观系统性的研究对象。当然这些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并不能代替会计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会计学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需要构建符合会计学科发展的一套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 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会计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技术问题。可以说会计学研究已经涉及到会计活动的每一个领域,因此,在具体研究的方法和技术方面必定有相当大的差异,如财务会计的研究方法就与管理会计的研究方法有较大差异,研究一般企业的会计问题的方法就与研究上市公司企业会计问题的方法存在较大差异。具体的研究方法是与具体问题的研究相联系的。我们可以看到,会计学研究在各个不同的领域中几乎运用了绝大多数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其中包括数学的、社会学的、经济学的、管理学的、统计学的、伦理学的、心理学的、法学的、逻辑学的、甚至物理学的、美学的各种各样的方法。每一种方法都有其特点和长处,但同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 会计学的研究对象是复杂的、多层次、多元化和动态的,同时又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性。我们不仅需要对个别会计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微观分析研究,而且更需要整体的、系统的、动态的宏观综合研究,归纳总结出各种会计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会计学理论和学说不能仅仅处在一种描述性的初级水平阶段,而应当是可操作的,有预测力并有控制力的,这样才能使会计学成为一门既有自己比较完整一致的理论,包括研究方法论体系,又能运用科学的方法论去解决具体问题,具有更为广泛实际应用价值,作用和效果更为显著的现代社会管理科学。 无论采用哪种方法进行会计研究,研究思路必须清晰,而且在研究问题时应当注意体现以下一些基本要求:1、系统相关性,即我们在研究某一会计问题时,要始终把会计当作一个完整的系统来对待。2、成果应用性,会计研究的定位应介于纯粹的哲学思想和纯粹的操作手段的层次,它是一种既带有哲理性质又带有操作特征的方法哲理探讨。3、层次分明性,会计研究应始终注意体系建构及研究过程的层次性,既力求做到逻辑严谨,又力求做到层次分明。 在会计学研究方法论中,无论是采用规范研究法,还是采用实证研究法,还是采用其它类型研究方法,要根据研究的目的来决定采用哪一类型研究方法,甚至应当是各种方法同时并举。因为各种方法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不能解决会计研究中的所有问题。对采用什么方法进行会计学研究,不能画地为牢,厚此薄彼,更不能说某某方法是科学的方法,而另一类方法是不科学的方法。各种研究方法只要用得好,认真地去做,就可以得到满意的效果。如果做得不认真,再好的研究方法也难以产生好的效果。我们既需要会计学的实证研究大师,也需要规范研究大师,更需要能将各种研究方法综合全面应用的会计学研究大师。如果仅仅采用某一种方法进行会计学研究,肯定是没有前途的。 无论采用什么研究方法,都应当注意理论联系实际,这个实际就是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比如研究会计目标问题,就不能泛泛地说会计目标应该是什么,而应当研究中国的会计目标是什么,其它国家的会计目标是什么,中国国有企业的会计目标是什么,中国私营企业的会计目标又是什么?这样的研究才有意义。 无论采用哪种研究方法,作为研究者不要先入为主,夹杂着太多的主观价值判断,或单纯为政策寻找答案。研究是为了发现规律,寻求真理。当然在研究中也应当避免为研究而研究的现象发生,采用某种规范研究方法研究某一会计理论问题,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得出了一些新结论,这不能说是为研究而研究。只有那些做了大量低水平重复性研究的研究,而研究的目的也仅仅是为了发表一些文章而评上职称之类的,才叫做为研究而研究,这类研究应当限制并加以反对。 会计学研究方法本身并不是会计学方法,这一点要搞清楚。对于各种会计方法的分析和应用,当然也是会计学研究中应当采用什么方法时需要注意的。比如对管理会计中某些方法的应用,是采用传统的研究方法,还是采用新的,甚至是创新的研究方法就值得仔细推敲。采用传统的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往往使管理会计方法的应用得到进一步延伸,研究本身的成本也不会太高。而采用创新的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结论,有时往往是革命性的,研究本身也需要付出很高的成本,而管理会计方法的应用将会彻底更新。 在应用各种研究方法时,需要不断进行创新,绝不能照搬国外的研究方法、他人的研究方法。就拿实证会计研究法来讲,我国的情况与西方国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研究者的文化背景、知识素质也有很大差异,我们不可能完全按照西方国家的会计学者那样去验证一些我们本不需要验证的问题。 会计学论文:浅谈现代经济环境下的会计学演进研究 摘要:会计学的发展演变,与社会的经济环境变化密不可分。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各种新情况新局势不断涌现,如对外开放带来的国际化趋势、信息化带来的现代化趋势、行业规模扩大带来的细分化趋势、社会进步带来的融合发展趋势,这些时代潮流也给会计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改变。本文结合多种趋势,探究现代经济环境下的会计学演进。 关键词:会计学 经济环境 演进 会计,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会计学,在会计作为一个简单的行为受到关注和研究以后而产生。换言之,在会计学已经发展到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时,这门社会科学才正式得到大家的认可进而得以发展。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会计学的研究对象早已不再局限于原始的基础会计活动,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各种科学文明的不断涌现,会计学已经与数学、经济学、管理学的发展密不可分。同样,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会计学的发展除了受到相关学科的发展演进影响以外,更受到整个社会发展的速度进程、经济实力、科技革命等方方面面的影响,因此,我们应当以发展的观点来审视会计学这门学科的理性发展。 一、国际化趋势:会计学的国际发展及其理性应对 经济全球化,是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最显著的特点。我国作为世界重要经济组织之一,受全球化发展的影响更为明显。在这种国际环境下,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已经成为不可避免并且我们应该积极应对的重要问题。经济全球化作为一把双刃剑,他带来的冲击和带来的积极意义各自参半。如何抓住机遇顺利实现我国在世界经济结构里的稳步前进,是我们当前必须解决的问题。会计学作为世界商务经济的重要参与者,也必须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把握契机来加强学科内部的深化发展。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出现,使我国得经济与世界各国经济在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程度进一步加深,而作为世界经济相互交流与合作的工具,会计学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制定通用的规则和语言,实现全球商务的无障碍沟通。因此,我国会计的国际化发展趋势已经是不容回避的客观事实。在认清国际化的大背景下,我们更应该立足于国内,找到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会计国际化道路。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以市场经济为主导,国家宏观调控为辅导的经济政策,因此,与资本主义市场相比,我们在重视市场经济的同时,也没有放松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作用。这种在社会转型期必须经历的特殊现状,也对我国会计学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趋势,也同样不能失去自己的特色。在与世界上先进的会计学理论和实际操作水平接轨时,我们应该在尊重自身国情的基础上,有选择性地学习,吸收有利于我国会计学发展的先进理念和先进技术,结合我国的自身特色来促进我国会计学的国际化发展。这是会计学国际化发展趋势的基本要求,也是我国在国际化潮流中应当作出的必要选择。 二、信息化趋势:会计学的现代化发展及其体现 信息高速公路作为信息革命的重要产物,带来了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改变。信息资源在社会各个层面的传播,对传统的信息资源传播方式带来了极大地改变,这种新型传播方式的出现,也是会计学的发展比在之前的任何一个时期都要迅速。会计学的现代化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体现在会计工作者的办公设备上面。对于会计工作者而言,当前的信息化设备不仅能完成原始的数据录入、数据存储、数据计算等简单的功能要求,更是能够对数据进行系统分析,自动筛选、自动成图,使会计的相关结果更直观的表现出来。大大降低了会计工作者所需要的时间周期,提高了工作效率。会计学的现代化发展,另一方面体现在会计学的理论知识现代化上,包括会计理论、会计观念、会计思想、会计意识等理论范畴的现代化。会计学作为一个社会学科形成以来,人们更多地关注的是会计技巧、会计实际工作的进步,忽视了会计学的相关理论对会计学发展进步的重要影响。在会计学迅速发展的今天,传统的会计学理念已经不足以支持会计学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必须在意识领域里有更多的创新,以此来推进会计学全方位的真正进步。 三、多样性趋势:会计学科的具体化与细分化 在我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新型产业出现并发展壮大,在市场经济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功能。会计学,也因此被运用到各个不同的行业中,在新世纪发展知识经济的条件下,扩大会计领域的同时,也细化了会计学内容。最重要的表现在会计学研究对象的细化,传统的会计学注重的是简单的会计活动,如公司企业的账目活动等。会计学科细化以后,研究对象呈现出了多样性。例如针对资产管理的《无形资产会计》,针对企业破产重整程序的《破产会计》,针对证券基金期货的《期货会计》、《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等。会计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的发展必然受到社会环境的多重影响,经济环境的开放性和经济模式的多样化,也就必然带来会计学的不断具体化、细分化发展。 四、融合性趋势:会计交叉理论与会计交叉学科 社会的不断发展,也必然带来社会学的不断吸收与融合。会计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也不可避免的接受着其他学科的入侵和影响。在会计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存在着各种会计交叉理论和会计交叉学科的发展,只是在不同时期由于所处环境的不同而各有其特点,在新时期,会计学的发展趋缓是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性发展。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之下,各学科的交叉影响与融合是必然的趋势,自然学科的先进技术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创造了更优越的物质条件,同时各社会科学的不断演进,理论知识的不断丰富也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广博的理论支持。这种融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会计学与自然科学的融合。会计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与自然科学地融合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表现为与以计算机科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的融合。计算机科学已经成为无论是会计学的理论工作者抑或是实际操作者所必须学习并接受的一门自然科学,由此便产生了适合于特定人群的《计算机会计学》。其次,会计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相互融合。会计学不仅与社会学科以外的科学相互融合,在内部,也在相互影响。例如会计学与社会科学中的哲学、伦理学相融合,形成了《会计伦理学》、《会计哲学》。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科学也在不断进步,人类社会里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与发展,各学科之间交叉融合的趋势早已不再新鲜。作为生存在社会环境之下的会计学,自然也是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趋势的影响。对于会计学与其他学的交叉融合,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绝不是简单学科的重复叠加,而是在吸收各自精华基础上的深度融合发展。 结语:时代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也必定会带来会计学的不断演进发展。会计学作为与国家的各项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学科,我们在接受外来挑战的同时,也应该勇于抓住机遇,不断吸收先进的理论知识和技术经验,实现会计学横向的扩张和纵向的深入,以此来实现我国会计学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财政研究论文:构建和谐社会公共财政研究论文 摘要:公共财政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和政策手段,构建和谐社会也对财政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我国财政对构建和谐社会形成了一定制约,应着力构建“和谐财政”: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努力解决“三农”问题;完善税收制度;促进社会公平;建设“生态财政”。最终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必要的政策和财力支持。 关键词:和谐社会;公共财政;生态财政 一、构建和谐社会对财政建设的要求 社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由此也决定了和谐社会内涵的复杂性和广泛性。不同学者对和谐社会的理解也不尽一致。有的认为,和谐社会最根本的特征是和谐的利益关系;有的认为,构建和谐社会就是建立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社会利益均衡机制,从而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还有的认为,和谐社会是指“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以上观点从不同的侧面阐述了和谐社会的内涵。综上所述,和谐社会是指社会内部本身以及社会与其自身相关的事物之间保持的一种协调状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强调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又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子系统之间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需要财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等与之相配套。应积极运用财政政策使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到经济增长给其带来的实惠,使其自身得到全面发展,从而增强社会认同感,避免各种不和谐现象的发生。与构建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是和谐财政政策。所谓和谐财政政策,是指既能有效支撑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发展,又能保证财政体系自身和谐循环的财政方针、准则和措施的总称。与以往的财政政策相比,和谐财政政策应更加注重公共产品配置的公平,实现公共产品均等化;更加注重财力分配的基本均衡,缩小地区间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造成的财力差异;更加注重财政政策的公平公正,为各种市场经济主体提供平等的财政条件。 二、财政政策对构建和谐社会制约的主要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各项制度建设滞后,难免产生各种不和谐因素。诸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地区、城乡差别问题;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等。以上不和谐因素的产生固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与财政政策不完善也有很大关系,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不同地区居民享受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均等从公平角度讲,同一个国家居民应该享受到大致相同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因居住地区不同而有较大差别。全国性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提供,各地不会有太大差异。地方性公共产品由各地方政府提供,在现行的财政政策框架下,地方性公共产品的多少与当地政府财力有直接联系,而政府财力又是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不同省区之间,特别是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人均财力差距非常明显。2003年人均财政支出,最大与最小的省份差达8.58倍;并且同一省区内财力差距也较大,如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2004年人均可支配财力分别是东西两翼和粤北等山区的7.7倍和6.6倍。财力差异造成各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不同,不同地区居民享受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均等。 2.“二元”财政结构彰显城乡差别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出发,政府财政应有助于缩小城乡差别。相反,由于我国“二元”财政结构的存在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差别。一是政府对于同一种公共产品,在城乡之间的提供方式不一样。如在教育、道路等方面,城市居民基本上可低价甚至免费使用,其成本主要由政府承担;而在农村则主要是通过名目繁多的非税方式由农民自己承担,财政只给予少量或根本不给补贴。二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广大农村居民尚未纳入社会保障的范围。近年来,我国政府逐步加强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扩大了社保对象范围,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在占全国人口60%的农村人口中,社会保障仅限于在小部分城镇劳动者中实施,使得城乡社保覆盖率之比高达22∶1。 3.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拉大,财政调节乏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的一个重要职能是调节收入分配,避免贫富差距过大,维持相对公平。当前,收入分配差距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单位,甚至同一单位不同岗位之间都呈现持续拉大的态势。从整体上看,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早已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标准,如果不采取措施予以解决,很可能引发社会动乱等不稳定因素。现行财政调节功能存在明显不足,主要体现在税收调节作用未能充分发挥。一是不同收入阶层税负不均衡,从税负公平角度而言,税负应与纳税能力相适应。而我国事实上却出现了中低收入者税负相对过重,富人税负轻的“逆向调节”现象。由于当前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过低,税率过高,又缺乏合理的减免和退税制度,造成中低收入者税负过重。据统计,2004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的65%来源于工资、薪金所得,且中低收入者占了绝大多数。二是税制体系不完善,财产税相对缺失。根据国际经验,个人所得税调节作用的充分发挥必须要有与之相配套的财产税。由于我国遗产税、赠予税等税种的缺失,使税收难以发挥对高收入群体的“削峰”作用。 4.财政宏观调控乏力,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采取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导致自然资源大量消耗,环境质量严重下降,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资源短缺、国土沙化、饮用水源的污染等因素对我国经济发展构成很大制约。然而,财政宏观调控在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作用发挥不够,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三、构建和谐财政的设想 公共财政应通过完善各种政策、制度,构建“和谐财政”,为建设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1.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为公共服务均等化奠定基础 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消除地方差异和主体差异,各地方政府能够按照全国一般标准和居民的生存需求,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应建立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保障机制,重点是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一是变基数法为因素法。按照因素法合理确定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额,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税负高低、城市化程度、人口、教育状况等因素作为转移支付的主要依据,通过对各种因素综合分析确定支付规模,提高转移支付的科学合理程度;二是采取灵活多样的转移支付形式。要把一般性补助、平级补助、专项补助、特别补助等形式有效结合;三是调整转移支付结构。现行转移支付很大一块是通过税收返还形式进行的,经济发达地区税收返还所占份额最大,反而加剧了地区间财力不均衡。由于税收返还的状况短期内难以改变,为抵消其不利影响,应调整转移支付的地区分配结构,重点向中西部贫穷地区倾斜。 2.加大解决“三农”问题的财力支持力度,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针对目前我国城乡之间差距过大的现实,应发挥财政政策导向作用,使财政收入分配适度向“三农”倾斜,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一是财政投资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新增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向“三农”倾斜,逐步建立稳定的农业投入增长机制,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业发展后劲。二是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大力支持农村公益事业发展,新增教育、文化、卫生等财政支出应主要用于农村,进一步改善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完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逐步实现公共产品的城乡“一体化”供给。三是完善税费减免和财政补贴政策。建立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长效机制,维护农民的正当利益。四是增加农民就业培训支出。对农民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增强农民的就业能力,有利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 3.完善税收制度,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缩小收入差距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税收制度则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要逐步完善税收制度。一是完善税制设计。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重点应放在高收入阶层,适当减轻中等收入者的税负,通过提高起征点、降低税率、减免退税制度等,缩小中、低收入者与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应将目前的分类课征制改为混合课征制或综合课征制,有利于加大对高收入阶层的调节力度,真正体现公平税负的原则。同时,应将各种补贴、福利等全部纳入工资范围征税。二是加强税收征管,提高税务管理和监督的技术水平,加强对偷税、逃税、避税行为高发领域的监管力度。对私营企业家、文艺体育界明星、外企高级雇员、房地产开发商、知名经济学家、律师、官员等“新富阶层”的收入实施重点监控。三是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遗产税是个人所得税的补充,可以有效防止个人所得税的流失。此外,在开征遗产税的同时还应开征赠与税,以防止被继承人生前将财产通过赠与方式逃避缴纳遗产税。 4.建设“生态财政”,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当前,资源紧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已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制约,应加强财政在生态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作用,支持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在财政政策上,加大对生态建设和环境建设的支持力度,建设“生态财政”,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及节约型社会的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一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生态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二是完善生态补偿机制。进一步完善排污收费制度,并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利用谁补偿”的原则,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三是大力支持发展循环经济。坚持开源与节流并重,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积极引导社会资金进入资源循环利用领域,促进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立。 财政研究论文:公共财政研究论文 关键字:公共财政进程市场化范围 一、问题的提出20世纪90年代初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提出后,我国关于公共财政改革的研究和讨论逐渐兴起。1998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第一次提出了建设公共财政的要求;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建议》明确将建立公共财政初步框架作为“十五”时期财政改革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了健全公共财政体制的改革目标。发展市场经济需要相应的公共财政制度配合已经成为共识。但是,在总体认识日渐清晰的同时,我们对公共财政具体内容和活动范围的理解却比较混乱。本文的研究基于如下判定:公共财政的出现旨在纠正市场失灵。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公共化决定了财政的公共取向,这是公共财政产生的制度性根源。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政府的动态关系决定着公共财政的范围。因此,一种经济运行只要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其财政模式就必然应该是公共性质的或趋向于公共化的。本文的研究方法将着眼于历史数据和经验的分析(注:由于时间跨度和各国的差异,统计数据的口径会有一定出入;另外转轨国家数据的准确性也存在一定的质疑。但不会对本文的观点产生影响。作者在采集资料过程中尽可能做到统一和标准。),有些材料可能是读者熟知的,但希望通过本文结构的安排和选取资料的特殊角度,能有助于论题的阐述。二、市场经济中的公共财政Ⅰ:纵向演进的线索就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的一般历史过程而言,公共财政范围的变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我们以欧美的财政理论和美国的财政实践为主来进行考察:1.自由竞争时期的全面排斥阶段。这一阶段的市场被认为从三个方面实现着自我调制节:(1)供给为自己创造需求,市场经济不会发生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2)市场经济有趋于充分就业均衡的自然倾向;(3)利息率能调节储蓄和投资达到均衡,政府不应干预生产资源的配置。在这样一个无阻力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严重和长期的危机和萧条状况被认为不可能出现,市场机制总会通过供求调节而自行得到恢复。在这种条件下政府的作用受到否定和排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被对立起来,政府经济活动范围局限于很小的领域。“廉价政府”决定了财政对资源的配置权也是弱小的、无足轻重的,公共收支规模较小、活动范围狭窄(注:公共财政的形成是资产阶级斗争的结果,夺取公共收支的最后控制权是其形成的根本标志。1787年英国国会通过“统一基金法案”,标志着现代国家预算制度的确立。在美国由于整个世纪政府所需资金有限,加上关税收入充足,不太需要通过支出来制衡收入,其预算和会计法令以及预算署到1921年才确立。也就是说在联邦政府成立(1789年)后的132年中并没有规范的国家预算制度。)。“市场失灵”的范围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义的,主要是指涉及国家安全、公共秩序与法律、公共工程与设施以及公共服务等。从187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联邦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低于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1930年前,联邦政府支出仍保持在接近3%的水平(注:大卫·n·海曼:《公共财政:现论在政策中的应用(第六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在1825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以后的一百多年中,资本主义经济事实上的确基本能够靠市场机制本身的调节保持经济的正常运行。2.1929年大萧条后的全面干预阶段。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市场经济充分发达,制度演进产生的内在矛盾也在日渐累积和深化。到1929年危机和大萧条爆发时,其严重程度已直接威胁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生存,人们发现“一旦抛弃了完全竞争,那个推断自由放任的作用很可能导致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来满足需要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就不复存在”(注:萨缪尔森:《经济学》,第62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凯恩斯将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经济危机和大量失业定义为一种由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短期非均衡状态。主张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增加投资需求,使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市场机制得以重新恢复。财政政策实施效果的核心在于消费倾向,其政策传导过程表现为财政政策手段收入分配变化社会总需求改变财政政策目标实现。这一阶段“市场失灵”的范围是凯恩斯主义的,除了传统范围的“市场失灵”,更主要是指市场经济的外部性、垄断、分配不公、经济波动、信息不对称等。这些缺陷的弥补客观上需要政府介入,在微观领域以效率准则为主导,关注公共产品提供的效率和政治决策的效率;在宏观领域以公平准则为主导,关注收入再分配和宏观调控问题,通过政策调控稳定经济运行。公共财政在这一阶段逐渐形成三大职能,即有效配置资源、公平收入分配和稳定宏观经济(注:musgrave,r.a.,thetheoryofpublicfinance:astudyinpuliceconomy.newyork:mcgraw-hillbookcompany,1959.)。财政活动的范围随着政府职能的扩展而迅速扩大。发达国家的政府支出从1960年占gdp的28%迅速上升到1994年的50%(注:imf工作人员:《世界经济 展望:1996年5月》,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年版。)。美国的政府支出比重虽然一直偏低,但仍然从1929年的10%左右跃升到30%左右。随着对“市场失灵”认识的深化,以及公共产品理论的确立,政府行为与市场活动形成了一体化和相互替代的关系,公共支出广泛进入新的“市场失灵”的领域,传统的支出结构随之发生调整。从美国联邦支出的变动情况来看,1945-1975年国防支出占联邦支出的比重从89.49%下降到26.03%;而增长较快的主要是健康、医疗、收入保障、社会保障等转移性支付,其中收入保障从1.23%上升到15.09%,社会保障从0.29%上升到19.46%,整个转性支付的比重从1.75%上升到42.21%.可见联邦支出应对“市场失灵”的领域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伴随这种变化的还有联邦净利息支出的大幅增长,其比重上升了一倍:财政支出结构的以上变动,尤其是转移性支付在公共总支出中地位的上升,是政府运用财政支出工具实现财政政策目标的直接表现,也是政府直接实施其公平社会收入政策的表现。在收入方面,税制结构也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美国这一时期以所得税和薪给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取代了早期以关税等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所得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实行累进税制起到了自动稳定器的作用,配合了这一时期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实现政策目标的需要。3.“滞胀”之后的适度调整。凯恩斯之后,新古典综合派的“混合经济”思想居于主流,公共财政范围的扩大促成了二战后20多年的繁荣。但是由于财政政策只能通过心理因素的调节解决流通环节的疏导和价值实现问题,而并不解决生产环节资本与劳动的内在矛盾,只能缓解问题、暂时解决问题或使问题以被扭曲的方式出现,而不能真正消除市场实现危机的周期性出现,并且政府作用的滥用也带来了“政府失效”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滞胀就是一个例证。随着政府大量干预经济所暴露的失灵出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又进入新的调整阶段,货币主义、公共选择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向新古典主义复归,西方社会出现了国有经济私有化的浪潮。20世纪90年代以后私有化已突破了原先被认为自然垄断的领域,如电力、电信行业等。在这一背景下,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普遍有所回落,尤其是在欧洲,美国政府支出的比重也停止了继续攀升的势头,趋于平稳。支出结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从2000年美国联邦支出来看,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防支出的比重进一步下降到16.46%;转移性支付总体上呈持续上升趋势,已达到56.73%,但有关收入分配方面的支出比重已逐渐趋于稳定,有关社会保障、医疗等福利性支出比重继续上升;随着债务规模的扩大,净利息支出的比重已上升到12.46%.财政活动范围的逐步趋于稳定,公共支出的效率、公共产品的私人供应受到重视(注:科斯理论的贡献正是对公共产品一定要由政府提供提出了质疑,推动了公共产品私人供应问题的研究。)(如福利制度从公共生产转向私人生产),资源的公共使用受到更严格的管理和调整。成熟市场经济制度的演进线索表明,市场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其配置资源高效率的一面不断提高,其配置失灵和无效的一面也不断显现。这种失灵由传统的公共性产品的提供扩大到市场运行的机制性、功能性障碍,突出表现在宏观经济运行的不稳定和收入分配不平等方面,内在矛盾的调和需要政府的介入,调控成为一项重要的职能,公共财政范围的扩大和作用的增强使财政逐渐走向公共经济化。但是这种调和是动态的,市场的高级化本身会消化一部分失灵(注:一些交易费用学派的学者认为,市场失效与市场发展的层次有关。市场失效只是说明了某种最简单的契约形式,在节省交易费用和保证有效的激励方面的失败,并不是广义的市场(包括企业制度等复杂的契约关系)的失败。正像货币和银行制度没有发明出来时,人们发现很多经济活动将不能通过物物交换的低级市场进行,人们可以说那是市场失效。实际上,正是低级市场的失效产生了对高级市场形式和制度创新的需要。(参见杨小凯:《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第16-1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使市场重新替代政府,同时政府的介入本身也有失灵的一面。二者的关系处于动态中,公共财政的范围也必然处于实践演进中,呈现出从国防、行政管理等守夜人职能到大量的政府投资、公共产品的生产、收入分配的公平,再到以福利化为导向的社会保障等特征。可以说西方财政制度的演变史,是公共财政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历史,公共财政始终以弥补市场失效为职能界定的依据。三、市场经济中的公共财政Ⅱ:横向展开的比较除了市场经济纵向演进中公共财政范围的变动,在横向展开的线索中,一般市场经济原则下形成的不同的市场经济制度模式、不同的政府—市场关系、不同的财政活动范围,也是个分鲜明的。同样在自由竞争时期,与英法为代表的财政少干预经济的自由主义思想相反,德国历史学派提出并实施了国家干预主义的思想,希望通过国家干预实现经济发展,克服其后进性 。其基本观点是反对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主张实行社会改良主义,宣传国家有机体学说,强调国家活动的生产性,主张扩大财政职能和财政支出。德国历史学派的出现和政府—市场关系模式的形成,显然并不主要是市场经济一般意义的要求,而是其他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注:这一思想虽然后来成为国家干预主义的渊源,特别是凯恩斯主义的论据,但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财政调控经济的原理并不同于历史学派的背景,而是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一般要求,二者在出发点和目标上都有差异。)。1929年大危机后,随着政府干预经济的加强,发达国家的公共支出普遍扩大,但是各国增长的幅度又存在很大的差异。美国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29年的10%左右上升到30%左右,最高年份在40%以上;瑞典中央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在20世纪早期低于7%,到20世纪末全部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已超过2/3(注:大卫·n·海曼:《公共财政:现论在政策中的应用(第六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20世纪80年代以后各国市场经济制度逐渐趋于成熟,公共财政的范围和作用也趋于稳定,政府—市场关系的差异性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同的制度模式。比如美国政府微调型市场经济模式,法国计划引导下的市场经济模式,德国“市场经济+国家调节+社会保障”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瑞典社会福利市场经济模式,日本政府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式。政府支出比重的差异性反映了这种模式的多样性。政府支出结构的差异性也有助于描述这种特征。以1995年为例,在公共产品的支出中,美国的比重最高,其中主要反映了其作为超级大国在国防上的庞大开支;merit产品(优值品)支出中,瑞典、法国、德国该项支出占gdp的比重都比较高,反映出对教育、健康等社会服务的重视,美国该项支出占gdp的比重虽然不高,但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却最高,说明政府对这方面的支出也是十分看重的;转移支付在各国政府支出中几乎都处于最重要的位置,可以看出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对收入分配、社会福利的重视。瑞典的转移支付占政府支出的比重虽然不是最高的,但占gdp的比重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体现了福利国家的特征,法国、德国的此项支出也很大。经济服务支出主要是指政府对自然垄断行业的投资和对农业等的补贴,德国、日本在这方面的支出比重明显高出其他国家很多,体现出政府对这些领域的积极介入,美国该项支出占gdp的比重最低,则与其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特征有关。公债利息支出中,美国所占比重较大,反映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持续后果,瑞典所占比重较大则反映了福利开支过大带来的压力。不同市场经济制度模式的形成和公共财政范围的差异性,表明在市场经济一般性规律之外,还有更多复杂的因素在改变着政府与市场效率的比较,在影响和决定着一国政府的职能和财政配置资源的权限。从上述国家的比较中,大致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1)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着市场发育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从而决定了“市场失灵”的范围和政府职能的范围。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会比较突出,政府既要培育市场发展,又要弥补市场不足,组织经济活动。东亚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都实施过强有力的政府干预。(2)一国的国际地位和发展战略的制约。先行国在其经济社会充分有序发展后开始进入起飞阶段,在国际竞争中享受先发优势。后起国大都在内部未充分发育的情况下面对现代经济的压力,必须要通过制定有偏重的发展战略,借助外部先进技术和资金等后发性优势实现经济起飞,而这一点是一般性的市场调节无法做到的。经验证明没有发展战略和国家创新机制的比较优势,只会使落后国家处于竞争的低端。国际竞争环境从外部决定了一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并最终决定了政府在发展战略中的特殊作用。日本以私人企业制度为基础,资源按市场原则进行配置,政府以强有力的计划和产业政策对宏观经济运行实行导向,以达到经济发展的预期目标。(3)不同的国家性质和政治制度的制约。财政对资源的配置并不是通过供求调节和价格波动来完成的,而是要通过特定的政治程序来安排,并受到特定的国家利益或政党目标的制约。比如美国分权自治的联邦制度和三权分立的政权决定了其政治民主化程度较高,权力制衡机制较为完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容易受到监督;东亚国家大都具有政治专制与经济自由相结合的二元特征,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作用较强;瑞典模式的核心实际上是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与私人资本主义之间的一种“历史性妥协”,在混合经济体制基础上实行社会民主主义和广泛的社会福利政策。(4)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制约。非经济因素的初始条件的差异对市场经济模式和公共财政范围的影响不容忽视。比如美国坚持传统的个人奋斗的信条,德国政府干预经济的观念受到康德国家的生产性功能、黑格尔国家“非物质资本”论等思想的深刻影响,东亚国家政府作用的发挥则受到儒家伦理精神所塑造的集体主义、忠诚奉献等思想影响。日本市场经济制度 模式的形成既受到历史上农业社会和财阀的影响,又受到二战后特定统制时期的影响。四、转轨经济中的财政公共化Ⅰ:csb、cis国家的考察(注:csb:中、南欧及波罗的海国家,包括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和斯洛伐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地区、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cis:独联体国家,包括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乔治亚、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有时还用到ceb:中欧及波罗的海国家,包括捷克和斯洛伐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现代市场经济总体上具有国家干预的特征。在正常演进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范围基本上同“市场失灵”的范围相适应,政府—市场的边界有一个历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在转轨经济中,由于市场是通过体制转换来建立,没有自然形成的过程,人们的观念、市场制度的建设、经济发展水平、转轨中的体制关系等因素,使情况又更为复杂一些。既然以现代市场经济作为转轨的一般目标模式,向市场机制的过渡就并不意味着政府从经济活动中完全退出,而是政府管理经济职能的转变,即在体制转换过程中、在未来新的市场体制基础条件下,如何使政府职能处于恰当的位置。另外,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作为改革的设计者和主要推动力量的政府,还对市场形成本身起着重要作用。1989年以来,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以及俄罗斯等原苏联国家和东欧各国先后制定并实施“向市场经济过渡”纲领和计划。在财税体制转轨方面,主要是按照“华盛顿共识”的方案,通过改革使国家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化,缩小原有的财政范围和规模。财政职能转变的重点是两个:一是财政作为政府行为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是解决市场不能满足的一些社会公共需要;二是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方式由以直接行政方法为主转向以间接经济方法为主,通过实行分税制,在中央级预算中建立转移支付项目。但在实际执行中,情况远比预想的差甚至完全相反。“休克疗法”的核心是政府从传统资源配置方式中迅速退出,这一步骤主要通过大规模的私有化和自由化来完成。但政府退出的结果并不是预期中的市场配置效率,而是产出的大幅下降,企业经营状况的持续恶化。在国家收入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各国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出现了大幅下滑的趋势。一方面政府的迅速退出导致财政汲取能力的大幅下降。在转轨国家中,企业曾经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改革初期大量的国有企业进行了私有化,国家对于这些企业失去控制就意味着对失去了对财政的控制,cis国家的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38%下降到1998年31%,csb国家则从44%下降到了39%(注:worldbank,adeeadeoffiscaltransition,workingpaper(15031)。)。另一方面,财政支出比重的迅速下降意味着政府基本放弃了对经济的调控。cis国家总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56%下降到2000年的33%;ceb国家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48%下降到2000年的42%.在这种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国家最大限度地离开市场经济的结果是经济的大幅衰退和持续的通货膨胀。以俄罗斯为例,1992年1月关于价格自由化的总统令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生效,标志着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为基本方向的经济转轨开始(注:其中主要的改革措施包括:(1)从1992年1月2日起,一次性大范围放开价格,90%的零售商品和85%的工业品批发价烙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2)实行严厉的双紧政策,即紧缩财政与货币,企图迅速达到无赤字预算、降低通胀率和稳定经济的目的。(3)取消国家对外贸的垄断,允许所有在俄境内注册的经济单位可以参与对外经济活动,放开进出口贸易。(4)卢布在俄国内可以自由兑换,由原来的多种汇率过渡到双重汇率制(在经常项目下实行统一浮动汇率制,在资本项目下实行个别固定汇率制),逐步过渡到统一汇率制。(5)快速推行私有化政策。)。在随后的一年内政府以最快的速度、最大的规模从资源配置中退出。配合政府管理经济职能的完全放弃,财政范围不断缩小,财政支出大大削减。政府过快退出带来两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转轨过程中经济危机与财政危机形成对峙局面,导致稳定经济与稳定财政的措施相互矛盾。如果采取稳定经济、遏制生产下降的措施,则必须运用政府手段扩大投资;如果着眼于解决财政危机、压缩预算赤字,则要求大幅削减政府支出,减少国家投资。二者的不相容性使稳定经济和稳定财政这两个目标不可能兼得。在这种矛盾下,俄罗斯政府采取了优先稳定财政货币的紧缩政策,但在短缺和衰退的背景下,必然导致国内经济情况的进一步恶化。同时,紧缩财政政策还造成企业税收负担过重,税额竟占企业利润的70%,而政府为追求无赤字预算又竭力压缩国家集中生产性投资,结果整个经济缺乏投资主体和投资热情。由于政府管理经济职能在转轨初 期的迅速退出,政府支出从1992年占gdp的51.9%下降到1993年的39.9%,导致1992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减少45%,gdp增长率为-19.0%,通货膨胀率高达1353.0%,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循环和周转条件被全面破坏。经济运行从此进入漫长的恢复中,到2000年俄罗斯的gdp总量仍然只相当于1990年的64%(注:worldbankcountryofficedata:maddision(1982)。)。二是形成了转轨过程中的制度真空,使转轨失去了应有的驾驭。“休克疗法”的失败除了目标设计上的脱离实际,其实施的路径一开始就排斥和否定政府在转轨中的作用,否定政府在市场制度形成中的作用,一味地追求理想市场条件下的理想结果,即只要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就可以达到经济的均衡发展。结果导致了新旧制度衔接上的制度真空,引发资源的非法配置,财政无法实施有效的干预。与此同时,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和保护本国经济方面软弱无力,经济衰退引发社会动乱和政治动荡。这种转轨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动荡和贫困一直延续了多年之后。才引起各方的反思。“华盛顿共识”因拒绝政府在经济发展和转轨中的积极作用而受到广泛批评(注:stiglitz:moreinstrumentsandbroadergoais:movingtowardtheposterannuallecture(helsinki,finland)。)。1999年底普京总统提出“俄罗斯思想”,重新强调国家在政治、经济体制建设中的作用,即通过政治上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与加强中央权力,保证俄罗斯实现市场经济的改革(注:普京指出:1.俄罗斯必须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建立完整的国家调控体系,这是指让俄罗斯国事政权体系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力量的有效协调员,使它们的利益保持平衡,确立合理的社全发展目标和规模、为目标的实现创造条件的机制。2.在经济转轨的方法上,今后只能采用渐进的、逐步的和审慎的方法,切忌1990年代机械搬用西方经验的错误做法,强调俄罗斯必须寻觅符合本国国情的改革之路。3.重视社会政策。对俄罗斯来说,任何会造成人民生活条件恶化的改革与措施基本上已无立足之地。([俄]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原载《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99年俄罗斯经济出现复苏,1999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4%,工业生产增长8.1%,基层企业的财政状况良好,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外贸顺差约为400亿美元;2000年在全球经济出现颓势的情况下,俄罗斯经济反倒爆出亮点,经济增长率达到9.0%,工业产值增长率约为9.5%,一些部门特别是轻工业部门增长更快,达到150-200%,投资比上一年增长了近20%,外汇储备达到300亿美元,全年的国际收支差额达到10年来最高值约600亿美元,通货膨胀率被控制在21%以内。2001、2002年gdp分别保持了5.0%和4.3%的增长速度(注:imf,worldeconomicoutlook2003:growthandinstitution;俄通社-塔斯社莫斯科2000年12月21日电。)。五、转轨经济中的财政公共化Ⅱ:中国样本的分析从实践来看,我国将建立公共财政框架作为新时期财政改革的重要目标,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用不断增强、国民经济不断发展、财政改革不断深化而逐步认识和明确的。改革开放特别是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以来,我们一直在努力探索和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财政体制,在这期间尽管没有明确提出建立公共财政的目标模式,但我们已经在财政“公共化”实践中进行了很多探索与突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资源的配置服从于国家计划,市场的作用受到排斥和禁止。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决定了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传统的财政理论将财政职能定位于生产建设型,财政代替企业成为社会投资主体,成为社会再生产的主要构成要素。全社会基本建设投资的80%以上由财政拨款安排,财政基本建设拨款在整个财政支出中占30-40%,居于首位。这一阶段财政运行机制的基本特征是以低价收购农副产品和低工资为基础,企业利润上缴为主要形式的特殊财政收入机制(注:在1957-1977年的20多年里,通过农副产品低价这一形式,逐民承担了总额约6000亿元的“低价暗税”;1956年以后城镇职工经常性的工资升级被中止,在以后的20多年里基本没有变动;企业留利率也一直很低,1978年只有3.7%.),大而宽的财政支出机制(注:财政职能延伸到社会各类财务职能中,包揽生产、投资乃至职工消费,覆盖了包括政府、企业、家庭在内的几乎所有部门的职能。),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机制。经济运行的好坏直接取决于财政投入产出的效果,财政安排生产、安排消费—积累比例、安排基建的效果。经济运行的矛盾直接反映为财政收支的矛盾。在这样的体制背景下,财政的首要任务是直接发展经济。我国财政公共化的改革是与市场化进程相衔接的,在渐进的过程中可明显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财政通过逐步退出传统的资源配置领域推动经济运行机制的市场化,以存量缩小的方式体现自身职能向公共化内涵的转变。从改革开始一直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之前,是我国从计划向市场转轨一个比较长的量变积累期, 时间跨度大致从1978年到1992年。这期间从转轨而言是要在打破旧体制约束的同时引入新体制的活力,并使新旧体制配置资源的能力和范围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使新的体制逐渐酝酿、形成;就发展而言是要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到20世纪末基本达到小康,完成经济发展的前两步。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运行同时包含了改革与发展两个主题,财政活动范围的界定十分复杂。一方面财政作为计划体制下资源配置的枢纽必须被打破,以便让体制外的资源能够寻求自发组合的方式,这就是我们讲的财政放权让利的过程。放的是资源配置权,让的是配置资源的范围,从而在计划体制的边界上才有了企业自主权的扩大、企业和个人收入分配比重的提高、银行经营业务的扩大、物资流通的放松等等,而这一切正是形成以利益为导向、以供求为平衡、以资本社会动员和形成为核心的市场化机制的雏形。另一方面,在配置方式的转型过程中,财政必须继续承担确保社会经济基本稳定的任务,这其中包括保持财政-国有企业的纽带关系(税收)以确保基本的平衡能力、支撑能力;保持对经济建设的较大投入以确保对经济总量的基本维持能力;保持对利益受损者的补贴以确保转轨的平滑度。这时的财政既要主动推进改革,又实际承担着改革所带来的损失和成本,收支矛盾加大,平衡能力下降。财政对经济的干预方式是多重的,既有直接作为生产主体、投资主体的部分,也有让出一部分资源让市场因素、市场主体经营的部分。财政的角色是多重的,财政与经济的关系也比较混乱、复杂。由于市场机制尚在形成中,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界定还不清晰,市场缺陷和对政府职能的要求不突出,财政的职能也缺乏清晰界定的前提和基础。因此这一阶段总体上是一个传统资源配置方式逐渐被削弱、瓦解的过程,这种被削弱、被瓦解既表现为财政在经济增长中地位和比重的下降,也表现为财政体制内部分权化过程中,中央财政地位和比重的下降。其实质是财政对经济资源配置能力的下降和中央财政对整个财政资源配置能力的下降。由于与这种下降对应的市场化配置资源和分权化配置资源的上升,因此在本质上是一个机制转换的过程、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严格地讲,财政在这一阶段属于被改革的对象,其体制变动既来自于改革的压力,也来自于对维持基本平衡能力的底线的死守,因此还没有找到适应新体制要求的体制框架。但是这种渐进退出所带来的制度变迁效果是积极的,既推动了市场机制的逐渐形成,又保证了经济的稳定增长。与俄罗斯相比,我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虽然也呈下降趋势,但这种趋势是平滑的、渐进的,体现着政府传统职能的渐进退出和市场机制的渐进生成。另一个支撑这种渐进退出的证据是在这一阶段长期保持的财政对国有企业、居民等的各种政策性补贴。这些补贴在改革初期的迅速增长与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下降形成反向作用,在总量缩减的同时起到了结构性补偿的效果,对于价格改革和国有企业经营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第二阶段:财政通过自身改革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财政体制框架,逐渐将财政公共化的目标定位于弥补市场失灵,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以增量拓展和存量的结构性调整,继续完成传统职能的退出和对改革进程的驾驭。1992年我国确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的终极目标,并判定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后,我们实际上进入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时期。在此以后的过程中,由于市场机制已经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市场的效率和失灵都同时暴露出来,我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也在明显地显现出来,人们对市场、对政府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注:我们在政策导向上开始明确提出“我国市场发育还不成熟,必须加快市场体系的培育和发展……同时要看到,市场也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一面,国家必须对市场活动加以正确的指导和调控”。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又处在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尤为重要……经验证明,微观经济越放开,市场化的进程越快,要求宏观调控越有力和灵活有效。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要有必要的集中和相应的手段”。(参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1995年9月28日),《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1468页))。我们在实践中逐渐突破了市场化初期将市场经济等同于无政府、将政府等同于“守夜人”的极端、古典思想的束缚,对财政地位及职能的认识也就更深入了一步。即经济体制转轨、传统资源配置方式的转换、财政按传统方式配置资源能力的削弱,并不应该等同于财政地位的被削弱。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介入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了基本保证。财政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在推进市场化改革、退出传统资源配置领域的同时,如何通过职能转型以适应新体制要求。1994年我们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工商税制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改革,第一次真正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新的财税体制框架。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提高了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财政收 入占国内生总值两个比重,1994-2001年全国财政收入增加2.14倍,年均增长17.8%,全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1.2%提高到17.1%,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在体制调整后迅速由1992年前的38.6%左右提高到55%左右,实际运行中一直在52-56%之间。这次体制改革的实质是财力结构的调整,是财政在财权上的振兴。“两个比重”的提高主要是通过税制改革扩大税基、分税制改革划定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所带动的积极性的提高来实现的。这一改革改变了改革以来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1978年的31.2%下降到1994年的11.2%连续15年日益积弱的趋势,增大了财力安排上总体的回旋余地,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财政体制承载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的能力。因此,从实际效果来看,体制对市场化进程的适应与配合是积极的。但是体制在某些方面的过渡性特征也是明显的,突出表现在财政职能的界定和各级财政的关系界定上,并导致财政在支持经济发展的方式上缺乏明确的界定,财政收支结构和范围还不尽合理;财政在支持其他事业发展方面的职能界定还不清晰。这些过渡性特征仍然对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体制性的约束。在随后的近10年中,我们的认识和实践又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比如“集中财力,振兴国家财政,是保证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条件”(注:参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年9月12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强调“衡量财税工作做得好不好的根本标准,就是要看是否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是否有利于维护好、实现好和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否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注:参见:《关于财政税收工作问题》(2000年1月19日),《建立稳固平衡强大的国家财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在努力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增加财政收入的前提下,将财政支出主要用于满足我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公共需要,包括政治、经济、科学、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公共需要……”(注:参见李岚清:《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逐步建立公共财政框架》(2000年11月20日),《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逐步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新时期市场—政府的关系作了新的界定,明确提出在“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的同时,要“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要“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要在完善财税体制的基础上,“完善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方式”(注: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第21-23页。)。伴随这一过程,我国在税制方面的改革(如所得税分享、税费改革)、支出结构的调整(增加对社会保障、教育、科学等的支出)也在渐进推进中。总体上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为了能够充分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保持制度变迁过程中社会的相对稳定和新旧制度的有效衔接,政府在改革出台的时机、步骤的把握、利弊的权衡、变迁进程的调整等方面都起着决定性的组织和领导作用,财政也为推动制度变迁掌握着资源配置权限与范围的进退尺度,在市场培育和市场弥补两方面发挥作用。中国政府在转轨中的作用以及财政政策的效果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组织的肯定。根据1996年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国际管理与发展研究院每年组织和公布国际竞争力评价,转型国家国际竞争力比较要素及排名中,中国以26名的高分排列在所有转轨国家的第一位。在对政府作用进行评价时,中国在6个大的方面、30多个指标综合排名转轨国家第一位。六、小结关于如何认识公共财政的范围,本文有如下基本看法:(1)财政活动的范围是围绕政府与经济的关系展开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问题转化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的私人特征和效率原则决定了财政的公共特征和公平原则。二者构成了资源配置的两种方式和两种价值取向。因此研究公共财政的隐含前提是市场经济背景,首要内容是这一背景下动态的政府—市场关系,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决定了政府职能的边界,并最终决定了公共财政的范围。(2)在这样的认识下,公共财政的研究既是一个理论命题,更是一个实践框架。一种经济运行只要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其财政模式就必然应该是公共性质的或趋向于公共化的。只是囿于市场发育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其公共财政的进展程度以及与其配套的职能、体制、管理系统会有很大的不同。(3)并且财政在作为一个经济范畴的同时,也是一个政治范畴,既要强国富民,又要治国安邦。财政通过收支活动进行的资源配置,从方式上讲不是以价格波动 和市场出清来进行,而是通过政治程序来完成;从目标上讲不仅局限于经济增长和效率最大化,还有特定的国家利益和目标。因此不同的国家性质和政治制度使公共财政的内容和形式更为复杂。再加上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同一个公共财政命题下,实践框架呈现出多样性和特殊性。(4)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关于政府职能强化、财政活动范围扩张的案例至少有两种类型:一是市场过弱、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条件下,政府干预以弥补市场功能的不足;二是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市场机制运行的内在矛盾深化,需要政府进行一定的替代和矫正。(5)对于转轨国家而言,公共财政建设有着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完全不同的历程。西方的公共财政是在市场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在政府财政活动中自然形成的;转轨国家的公共财政则要在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转轨过程中、在政府职能转换中、在传统计划型国家财政的基础上、通过政府的主动安排和作用来形成。不论转轨路径如何选择,财政公共化的内涵事实上都包括两个步骤:一是以财政传统职能的退出推进市场化的形成,二是以逐渐生成的市场机制界定和规范财政活动的范围。因此财政公共化与经济市场化的契合情况直接决定着转轨的绩效。关于“市场失灵”和公共财政的关系,从已有的实践来看下列方面都曾经是必须考虑的因素:(1)市场自身固有并随其发展而发展的缺陷。包括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由竞争必然导致垄断,垄断使市场价格高于均衡价格,市场交易量低于均衡交易量,资源配置达不到帕累托最优,市场出现障碍;市场不能很好解决的经济行为外在性问题,无法协调的社会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矛盾;市场机制不能有效解决的宏观经济均衡问题。(2)市场发育不完善而出现的功能缺陷。主要是指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成长阶段的限制,市场结构和市场功能还残缺不全,各种市场尤其是要素市场缺乏良好的组织,市场信息不灵敏、不准确,不能及时正确地反映产品、劳务和资源的真实成本,从而导致市场本身应具有的资源配置功能不能有效发挥。对于这种性质的缺陷总体上要通过市场本身的发展来消除,但在转轨过程中政府一定程度的弥补和替代、政府以积极措施促进市场发育(如明晰产权、加强法制建设等),是必须兼顾好的两个动态方面。(3)政府应该退出尚未退出导致的市场缺陷。主要是指政府干预过多或不适当干预所造成的市场扭曲,这是转轨经济中特有的现象。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政府从传统职能的退出、财政从传统资源配置领域的退出,都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政府退出与市场进入的过渡状态,传统的“政府缺陷”仍然发生作用,配置的冲突和扭曲会普遍存在,如诸候经济、行政性垄断、双轨制、按隶属关系划分的财政体制等。这些缺陷的消除将取决于改革进程。(4)转轨过程中由于改革战略的失误、试错、纠错而产生的市场失灵。如激进改革战略失误所造成的经济衰退、资源配置低效、非法、经济社会政治动荡等,这种失灵的代价巨大,并且必然伴随一个重新强化政府和培育市场的过程。另一类是由于有限理性和认知能力不足而在“边学边干”中试错的成本,以及对经济运行的影响。(5)在转轨本身的发生、发展上的失灵。市场不可能在计划体制下自发产生,不可能自发地设定转轨的路径,也不可能自发地推动转轨向前演进。政府必须始终对体制转轨秩序进行控制和调节。政府是新制度的供给者,通过逐步制定和完善一系列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则来组织市场,完成制度变迁,软弱的政府不可能完成推进市场化进程的任务。(6)制度属性对市场的约束。市场调节作用的发挥必须在国家法律、法规和计划指导下进行,必须考虑特殊的政治制度。引导非公有制主体在追逐利润目标的同时兼顾社会福利目标,消除经济运行的盲目无政府状态和保证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要通过利益机制和制度约束来实现(注:例如邓小平对中国经济转轨的制度性界定是,“我们的改革,竖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9页))。转轨经济中的政府职能包括对冲突的控制(体制冲突、利益冲突)、对发展战略的控制、对经济的保护、对变革路径的选择、对受损者的补贴、对宏观经济的稳定。总体上是在资源配置方式的替代过程中对制度设计、步骤、目标,对由此对经济运行、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影响加以控制和管理。转轨本身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财政活动的范围覆盖了上述所有的六个方面。评价政府行为和财政活动的标准并不是对某些西方规则的符合,而应以经济运行的效率根本(注:1996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将经济转型的长期目标界定为,“建立一种能使生活水平长期得到提高的繁荣的市场经济”,显然对市场经济的目标是有严格限定的。),至少狭隘地理解公共财政是难以满足实践要求的。 财政研究论文:地方财政研究论文 关键词:财产税地方财政税收归宿 一、引言 按照受益范围的大小,公共产品可分为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和区域性的公共产品。全国性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覆盖整个国家,每个区域的居民都能同等消费,因而代表区域居民利益的地方政府不会自愿提供,只能由代表整个国家居民利益的中央政府提供。相反,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受益仅局限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因而其他区域的地方政府不会提供,只能由代表该地区居民利益的地方政府提供。税收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价值补偿,因而税收收入和税收权限的划分也应当与公共产品的提供相对应。为提供全国性公共产品而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征收的税种,其税收收入和税收权限应归属于中央政府;为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而选择在区域范围内征收的税种,其税收收入和税收权限应归属于地方政府。 作为地方支出项目的资金来源,财产税在世界各国地方财政中占有重要地位①。然而,目前各国学者对财产税是否属于受益税的争论尚未停止,一些学者也在试图寻找能够替代财产税为地方政府筹集资金的其他税种(Oates,2001)。财产税税负最终由谁负担?用于何处?能否采用其他收入予以替代?通过研究财产税归宿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有利于明确财产税的经济效应和在地方财政中所应发挥的作用,从而合理制定财产税政策,改善地方财政状况。 从研究方法上看,税收归宿可以分为绝对税收归宿、平衡预算归宿和差别税收归宿。绝对税收归宿考察当其他税和政府支出不变时某种税收的经济影响,是最基本的税收归宿分析方法。平衡预算归宿考察的是税收与政府支出计划相结合所产生的分配效果。也就是既分析税收的归宿,又考虑通过税收取得的政府支出的用途。差别税收归宿考察的是政府预算保持不变时,以一种税替代另一种税的归宿差异。本文从的财产税绝对税收归宿入手,对平衡预算归宿和差别税收归宿进行一次全面的考察。 二、绝对税收归宿:谁负担了财产税 传统观点在分析中采用局部均衡方法,并将财产税划分为对土地课税和对建筑物课税两部分,认为财产税是对土地和建筑物课征的一种货物税,税收归宿取决于相关的供给和需求曲线。对于土地而言,只要数量无法改变,其供给就是完全无弹性的,因而全部税负由土地所有者承担。如果土地的供给不是固定的(例如城市土地供给可以扩展至毗邻农用土地的市郊地区;同样,通过填埋改造也可以增加土地的数量),那么税负则由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分担,比例取决于供给和需求的弹性。对于建筑物而言,由于建筑业在长期内可以按市场价格取得所需资本,因而建筑物的供给曲线是完全水平的。如果资本无法在建筑部门取得预期收益,就将转移至其他部门。因此,对建筑物征收的财产税能够向前转嫁给消费者。对于财产税的收入分配效应,传统观点指出,对土地部分课征的财产税,取决于来自于土地所有权的收入是否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同样,对建筑物课税的累进性取决于随着收入的增长,用于住房部分的收入是提高还是下降②。 与传统观点相反,Miesezkowski(1972)采用Harberger的税收归宿一般均衡模型(两个生产部门、全国范围内固定的资本存量以及一定的政府服务水平)分析地方财产税的归宿。后来人们将Miesezkowski,Zodrow,Wilson等人的观点合称“新观点”。Miesezkowski指出,传统的局部均衡分析没有考虑整个经济中所有地区广泛征收财产税时的一般均衡效应。他在模型中假设全国的资本供给完全无弹性,因此资本所有者作为一个群体承担全国范围内的财产税。 Miesezkowskiki将这一效应称为财产税归宿中的利润税部分。由于资本所得在富有阶层收入中所占比重更大,因而财产税归宿中的利润税部分具有较高的累进性。该结论与上述传统观点截然相反。此外,在税收相对较高的地区,财产税使资本从该地区流出,降低了该地区生产要素(土地和劳动力)的生产能力和要素回报率。资本流入税收相对较低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工资和土地价格提高而住房和商品价格下降。Miesezkowski将其称为财产税归宿中的货物税效应,并指出,货物税效应扭曲了经济中的资本配置,使资本从高税收地区转移至低税收地区,直至所有地区资本的税后收益相等。 可见,采用局部均衡分析与采用一般均衡分析的假设前提与结论的差异是显著的。笔者认为,这种差异的产生,主要源于对问题分析的角度不同。传统观点想要解释的是某一特定地区的财产税归宿,而一般均衡方法着重考察一个国家整体的财产税归宿。当考察问题的角度发生变化时,结论产生某些差异就不足为奇了。况且,两种观点并非完全对立。当某一地区的财产税相对于全国的平均税率而言较高时,该地区的消费者就将以更高的商品购买价格承担这种货物税效应。这时,财产税归宿的传统观点就可以视为一般均衡观点的一种特例。实际上,财产税是一种地方税,地方政府在讨论征收财产税所产生的效应时,似乎并不关心其他地区的资本收益和房屋的消费者,它们只考虑本地区居民所负担的税收以及对本地区经济所造成的扭曲。地区税收负担的增加,主要是通过货物税效应产生影响,利润税效应作用很小,因而总体效应是累退的。其他地区的利润税效应将被货物税效应的收益所抵消,从而将所有税收负担留给课税地区。课税地区的税收归宿不仅是累退的,而且该地区承受所有的税收负担。从整个国家的财产税体系上看,财产税的税收负担则包含累进性因素,但地方居民则视财产税为累退的。由于财产税主要是作为一种地方税发挥作用,因此后一角度显得更为重要,即货物税效应是问题的主要方面。 三、平衡预算归宿:受益观点与新观点之争 由于财产税是地方财政支出的重要来源,因此在分析财产税归宿时,考虑财产税的用途显然是必要的。对于财产税的平衡预算归宿问题,同样存在着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被称为“受益”观点。该观点基于Tiebout(1956)的分析框架,假设消费者具有“用脚投票”的完全流动性,地方政府间存在竞争。这使得各地区的公共服务相对于个人需求而言具有同质性,因此在该框架下地方公共服务的提供总能保持在有效的水平上。受益观点最先由Hamilton(1975)提出,他将财产税作为地方最重要的筹资手段纳入Tiebout模型,并从四个方面对模型加以扩展:假设地方公共服务提供的是满足私人需求的产品,因而公共服务的人均成本是固定的,地区规模与公共服务的有效性无关;通过居住用财产税为地区服务筹资;房屋市场模式明确,有足够的地区可以满足住房和公共服务需求,换言之,与理想的税收及支出对应的住房供给是完全有弹性的;地方政府制定了严密的地区法规,能够确定地区内住房的最低价格。在上述情况下,个人不会因财产税的征收或提高调整其房屋消费,个人按照对住房和公共服务的偏好选择居住地区,正如在最初的Tiebout模型中,配置到公共部门的资源是有效的,因为财产税作为一次性总付税,相当于支付地方公共服务的成本。此外,用于住房的资本配置是有效的,各家庭间不产生收入的分配效应。换言之,具有严格地区法规、能够保证同质住房以及财产税的完全资本化在房屋价格上体现出差异的居住用财产课税体系,相当于不具有扭曲效应的使用费。Fischel和White将这一方法扩展至对工业资本征收的财产税,假定企业在地区间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同样,在适当的地区法规下,工业财产税相当于为政府公共服务支付的费用(GeorgeR.Zodrow,2001)。 另一种观点即“新观点”。以Miesezkowski的一般均衡分析为基础,Zodrow-Miesezkowski(1986)在考虑财产税用途的前提下,对原有模型进行了修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假设政府在模型中按照Coumot-Nash方式竞争(认为其他地区的财政政策和资本收益不变),因此地方税收和公共支出是内生的;模型考虑地方公共服务对个人效用水平的影响,个人效用函数包括地方服务,允许个人对地方服务具有不同的需求;按照Tiebout和受益观点所强调的个人对地方公共服务需求不同,允许个人在地区间流动,每个地区中的个体在其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方面是同质的;模型包括一种简单的土地使用范围形式。分析的结果表明,引入Tiebout特征后,一般均衡分析的基本结论并未改变。只要资本随着地区间财产税的差异而在地区间流动,且资本供给在全国范围内固定,财产税归宿中就将包含利润税和货物税两方面的内容。 这说明,尽管受益观点和新观点的前提和结论存在差异,但在二者的分析中,某一地区的地方支出都与财产税负担紧密相连。实际上,由于地方土地所有者(尤其是房屋所有者)居住在课税地区,消费者价格的提高局限于地区生产和消费的商品,因此新观点中明显具有受益观点的特征;换言之,通过提高地方财产税筹集地方政府支出而增加的负担完全由地方居民负担。 新观点的受益特征与实际的受益观点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得到结论的过程与后者不同:按照新观点,地方要素和消费者的税收负担产生于因课税而导致的资本流出。对于受益观点和新观点的争论,一直以来从未停止。笔者认为,既然财产税是一种地方税,那么在考虑地方财政支出时将其视为一种受益税显然更符合财政联邦制的概念——各级次的政府在其范围内提供公共服务,并自行为之付费③。然而,这种受益税是相对意义上的,或者说是地区间或各政府级次间受益税,而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间受益税。在绝对的受益税情况下,税收实际上成为一种使用者收费,即公共服务的价格,因而不产生超额负担,对资本市场没有扭曲效应,研究其归宿问题就显得毫无意义。而事实上财产税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受益税——从全国范围上看是累进的,从地区角度看则是累退的。 四、差别预算归宿:财产税的替代性收入来源 由于地方政府提供的主要是地区受益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因此有必要掌握自身的收入来源。作为地区性公共产品的价值补偿,财产税一直在地方政府收入中占有重要比重。然而,在实践中,财产税的估价容易导致征纳双方的争执矛盾,按季或年度征收且由纳税人直接缴纳又经常使纳税人感到税收负担格外沉重,因此地方居民往往向地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减轻财产税负担④。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开始寻找替代性的收入来源。对地方政府而言,财产税的替代性收入来源主要包括销售税(或增值税)、所得税、使用者收费,以及来自更高级次政府的转移支付。在上述收入中,使用者收费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是一种不断增长的、颇受欢迎的收入来源。使用者收费被广泛地用于为卫生服务、开发许可、公用事业、文化景点等筹集资金。但是,作为一种为公共产品和服务筹资的收入来源,使用者收费局限于具有排他性的服务。因此,对于地方政府有义务提供的很多产品和服务(如贫困救济、基础教育、治安等)而言,使用者收费是不合适的。 除使用者收费外,销售税(或增值税)和所得税也是地方政府考虑的主要对象。与地方财产税相比,地方所得税和销售税确实具有一些优点。由于更高级次的政府(中央政府或州、省级政府)通常也征收这两种税,因此,由更高级次的政府代为征收和管理,能够节省遵从和管理成本。此外,这两种税收的弹性都要好于财产税,并且在大部分情况下可以自行申报。相比之下,财产税的税基需由税务管理部门进行估测,所费时间较长,而且通常被纳税人认为是武断和不合理的,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不大。将销售税和所得税作为地方收入主要来源的问题是,一方面,由于更高级次的政府同时征收销售税和所得税,因此,如果地方政府将其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那么边际税率将会非常高。另一方面,销售税和所得税的税基要比财产税税基具有更大的流动性。个人完全可以通过在邻近的地区购物或工作,以避免缴纳地方销售税和所得税。 更高级次政府的补贴是地方政府的又一收入来源。事实上,几乎所有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中都包含着自身收入和上级补助,但二者所占比重各地差异较大。一种极端的形式是Tiebout-Hamilton-Fischel模式,地方政府提供广泛的公共服务体系,家庭选择适当的居住地区,以享有其希望得到的公共产品。在该模式中,地方财政具有市场化的特征:家庭在选择居住地区时“用脚投票”,有效地“购买”希望得到的公共服务,税收如同市场决定的价格一样发挥作用。另一种极端形式则在地方财政体系中强调地方服务的平等性,地方政府应发挥基本的再分配作用。在该模式中,地方收入中很大一部分依赖于转移支付,中央政府通过征收全国性的税收在筹集收入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中央分配大量的补助给地方政府,用于地方公共支出。支持后一种模式的人认为,主要依靠中央政府收入的财政体系更有效率,也更为公平。因为更高级次的政府可以更为有效地使用累进税,这一方面提高了税制的公平性,另一方面也使人们无法通过在各地区间迁徙而避税,减少了扭曲性地区决策引起的超额负担。此外,在集权财政体制下,可以采用平均的方式将资金分配给地方政府,从而使各地区间的财政机会更为平等。尽管这些观点指出了更高级次政府补贴的优越性,但笔者认为,该模式的最大缺陷在于忽视了税收与政府支出决策之间的联系。实际上,地方政府想要作出正确的财政决策,就必须权衡公共支出的成本与收益——理想的结果是将支出调整至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点上。如果资金来源于其他地方,这一联系就被割断:公共支出项目的边际收益不再等于其边际成本。有关地方公共服务范围和水平的决策很可能变成地方与更高级次政府间关于地方公共项目补贴规模和形式的谈判结果。因此,决定在边际上扩大还是缩小地方公共项目时,地方税收必须发挥主要作用,以使这些决策的成本和收益在复杂的决策中成为主要的决定力量。 五、中国财产税改革:税收归宿理论的引申 改革开放后,中国对财政体制进行了渐进性的改革,并于1994年建立了以分税制为基础的财政体制。分税制财政体制实施后,中央政府收入由之前的20%左右提高至50%以上,并且至今一直保持着这一水平(国家统计局,2004)。然而,在地方政府的收入份额大大降低的同时,其支出任务并未相应减少,70%的公共支出仍由地方政府负担,其中超过55%的部分落在县、乡政府肩上(WorldBank,2002)。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集权化和原有地方支出责任的保留使地方财政捉襟见肘。为了满足地方居民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地方政府不得不寻找替代性的收入来源。在众多可选择的渠道中,不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预算外收入和没有纳入预算外管理的非预算收入不在中央政府的预算控制范围之内,成为地方政府弥补财政收支差额的两种最为常用方法⑤。世界银行(2002)估计中国目前的预算外收入和非预算收入占GDP的20%,其中2/3由地方政府支配。Wong(1998)估计1994年中国的预算外资金高达2100亿元,占GDP的4.7%。Gang(1998)的案例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乡镇政府的大部分公共支出是通过非预算资金筹集的。例如,广东省某镇1993—1994年90%的基础教育支出成本通过非预算资金弥补;浙江省温州地区某镇94%的道路建筑资金和50%的政府行政支出来源于非预算资金。按照他的估计,中国南方城市的政府收入中,1/3来源于预算收入,其余部分由预算外和非预算收入弥补。 预算外收入和非预算收入的使用反映了中国从中央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一种进步和改良,因为二者体现了地方纳税人对地方公共产品的偏好与满足这些偏好的资金之间存在更为紧密的联系,从而使财政资源的配置更有效率。尽管具有上述优点,但二者的负面效应更加明显:首先,由于各地方政府征集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能力不同,因而地区间差距进一步扩大。实践表明,经济发达地区比不发达地区更容易从地方经济中取得资金,结果是不发达地区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由于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征集会减少中央财政的收入规模,因而中央政府采用转移支付以减轻地区差异的能力同样降低,欠发达地区的财政状况面临着进一步恶化的风险。其次,由于非预算资金完全由地方政府自由支配,不受中央政府监督,因而地方政府往往以降低其税收负担为条件要求企业为地方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投入资金。换言之,相对于预算资金而言,地方政府更加倾向于可以自行支配的预算外或非预算资金。这无疑将削弱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不利于达到稳定经济的政策目标。最后,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取得大部分是无规则的。这种不透明的制度安排也为地方官员的腐败敞开方便之门。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规范地方财政体制,减少通过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筹资的负面效应已经成为下一步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笔者认为,加快财产税的改革将是解决该问题的一剂良药。该结论的得出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国的税制改革已经到了必须处理省级以下财政关系的阶段。虽然分税制改革确立了中央与省级政府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但并未明确省级以下财政关系。实际上,与中央——省级政府收入——支出不配比一样,省级以下政府也存在这一问题。尽管大多数公共支出发生在县乡级次上,但收入分配却并未与支出模式相符。因此各级地方政府间也应建立规范的财政关系。财产税属地方税,如果下一步的改革集中于地方财政体制,那么财产税必然成为主要的改革对象。第二,加快财产税改革也符合中央政府希望地方政府减少使用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愿望。实践表明,每当中央政府试图抓紧对地方财政的控制,省级以下政府通常都采用非正式的预算安排予以应对。可以说,忽略省级以下政府作用的改革方式必然无法削弱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使用。因而,在未来的改革中,中央政府必须对地方财政予以重视。财产税的改革不仅不会使中央利益受损,还将有利于帮助其实现建立以税收为基础的财政体系和地方政府减少使用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目标。允许地方政府拥有财产税的管理权将有助于激励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向正式的预算体系转化,从而更加便于中央政府监控。第三,推进财产税的改革还将有助于防止地区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财产税不仅征收了地理位置租金,而且要求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的主要受益者支付成本。用财产税替代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无疑有助于消除非正式预算筹资方法所导致的负面激励效应,实现中央政府所提出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 财政研究论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财政研究论文 内容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农产品国际贸易的竞争日趋激烈。如何既不违背WTO农业规则,促进本国农业的发展,又能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禀赋优势,合理组织农产品生产,扩大农产品出口,增强本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制定农产品生产与贸易发展战略的出发点。本文根据农业生产的资源配置与资源耗费情况,以及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提出提升中国主要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财政政策措施。 关键词:农产品竞争力国际贸易财政支持政策 世界农业科技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要求世界农业发展专业化生产并实现国际分工。农业国际化主要表现在世界农业多边管理框架基本形成,农业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农业技术合作日益增强,农业外国直接投资大规模增加,农产品国际贸易日益扩大,其主要特征是农业管理规则国际化、生产国际化和市场国际化。市场是世界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由于生产销售国际化的发展,任何农产品都与国际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不断取长补短,趋于融合。 中国在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农业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对农业投入明显不足的同时,农业科技总体水平又较落后,农业科技贡献率只有42%,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制约了农业的持续稳定增长。因此,根据比较优势原理,采取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加大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力度,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就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选择。 农产品比较优势与农产品国际竞争力 比较优势反映了一国资源禀赋与贸易结构关系,反映出国家之间由于一国资源禀赋的差异所导致的产业以及对外贸易结构模式的差异。决定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因素较多,其中以国内生产成本、边境价格、汇率最为显著。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内生产成本由于国内外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最小化,边境价格由国际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而汇率将更为真实地反映本币的换汇成本。根据Pearson提出的国内资源成本理论(DomesticResourceCosts,简称DRC),测算出中国主要农产品的比较优势与国际竞争力如下: 粮食产品中,大米具有比较优势,小麦和玉米处于比较劣势,缺乏国际竞争力。从比较优势度(1-DRC)来看,小麦在1993年已缺乏国际竞争力,比较优势度降为-0.20。2001年小麦比较优势度为-0.11。玉米从1996年起缺乏国际竞争力,2001年为-0.07。只有大米仍具有比较优势,2001年为0.35。 油菜籽、大豆处于比较劣势,缺乏国际竞争力。从比较优势度和农产品社会净收益两种评价方法看,大豆在1990年-1994年均具有比较优势,但从1995年开始,大豆的比较优势度和农产品社会净收益均持续下降,1995年比较优势度为-0.03,社会净收益为-0.04元/公斤;2001年比较优势度为-0.04,社会净收益为-0.09元/公斤,已缺乏国际竞争力。油菜籽在1990年-1995年具有比较优势,但从1996年起油菜籽已缺乏国际竞争力,比较优势下降很明显;社会净收益2001年为每公斤-0.06元,资源配置效率明显下降。 棉花比较优势下降很快,已缺乏竞争力。1996年起棉花已不再具有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度1996年为-0.05,2001年降为-0.46;社会净收益1996年为-0.51,2001年为-0.37。 生猪具有稳定的比较优势。生猪是中国少有的一直保持比较优势的农产品。1990以来生猪的比较优势度一直在0.37-0.59之间,最好优势度在1993年为0.61,2001年为0.42。从社会净收益来看,生猪具有较高的资源配置效率。1993年-1995年维持在高收益水平上,社会净收益分别为每公斤1.17元、2.44元和1.83元,即使在农产品收益普遍下调的1999年,生猪的社会净收益也有1.30元,2001年达到1.6元。 苹果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从比较优势度和社会净收益看,苹果的比较优势很显著。苹果在1990年-2001年的比较优势度一直在0.74以上。苹果的社会净收益NSP也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收益水平,1990年-2001年期间有8年超过每公斤2元的收益水平。苹果是目前中国较具国际竞争力的产品。 分地区来看,农产品比较优势表现为: 华北、东北、华东和华南地区的部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小麦生产具有比较优势。最具比较优势的是黑龙江省,其次为山东省,其后比较优势度依次为河北、天津、河南、安徽,说明这些地区更适宜发展小麦生产。而西北、西南地区的小麦生产则明显处于比较劣势,这些地区小麦生产不具有竞争力,不适合发展小麦生产。 稻谷生产总体上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稻谷是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产量一直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40%以上,种植面积占全国粮食播种面积的22%-30%。稻谷生产主要集中于华南双季稻作区、华中双季稻作区、西南高原单双季稻作区、华北单季稻作区、东北早熟单季稻作区和西北干燥区单季稻作区等6个大区。大米生产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地区是整个东北地区及华南和西北部分地区,而华北地区大米生产不具有比较优势。 玉米是重要的粮食作物和饲料作物,种植面积和总产量仅次于稻谷和小麦,其生产主要分布在东北春播玉米区、黄淮海平原夏播玉米区、西南山地玉米区、南方丘陵玉米区、西北灌溉玉米区、青藏高原玉米区等6个主产区。东北地区玉米生产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大豆生产主产区有比较优势。大豆原产地在中国,是重要的油料作物和优质蛋白来源,全国各地均有大豆生产,但以东北和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为主。辽宁、吉林、黑龙江大豆生产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黄淮地区大豆生产除河南、陕西和山东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外,其他省区均缺乏比较优势;福建和云南则缺乏比较优势。 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财政政策 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需顺应农业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以国内外两个市场为导向,以区域比较优势为基础,依靠科技引进、研究和推广,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着力改善农产品的品种和质量,实现农业发展增长方式的根据转变,促进农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 传统的财政农业投入政策主要围绕农产品数量增加为主要内容,投入重点放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上,对改善农产品质、农业科技、农产品市场建设、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农业收入支持体系等方面的投入不够,投入力度也不足。在农业发展新阶段,中国政府需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力度,并按照WTO农业协议,优化财政农业投入结构,逐渐压缩竞争性项目的投入,扩大公益性、服务性项目的投入。 扩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规模,提高财政农业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 世界农业发展经验证明,政府财政农业投入的规模对农业发展具有极为重要作用。农业是高度依赖土地、水、气候等自然资源的产业,维系农业的稳定发展,首要条件是农业有良好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其内部环境就是具有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较高素质的农业生产经营者,广泛应用的农业科技等;外部环境主要是市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价格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农业税收制度的完善等。创建良好的农业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重在政府的财政投入。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但力度仍显不够。在财政经济明显转好的情况下,每年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占农业生产量总值的比重一直处于4%左右水平,这一比例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也算是很低的;财政对农业投入占财政总投入的比重一直徘徊在7%-8%之间,如果扣除具有广泛外部性的水利基础设施等投入,则这一比例更低,仅4%-5%之间,这种投入力度对于增强农业基础地位,提升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显然是不够的。WTO农业协议及中国与其他国家达成的双边协议不仅未限制政府加强对农业的投入力度,而且还为政府加大对农业的支持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即不仅可以争取没有上限的“绿箱”政策,而且可以在农业生产总值的8.5%或某一个产品产值的8.5%以内对农业或某一特定农产品进行“黄箱”政策范围内的支持。因此,国家在财政收入和支出不断增加的同时,需重视对农业的投入,在未来5年内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占农业生产总值的比重年均需达到5%以上,10年内需达到10%的水平(含“绿箱”投入);财政对农业投入额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例应逐年有所提高,近5年需达到10%以上的规模,10年内需达到15%以上的规模。 优化财政对农业投入结构,提高政府对农业的支持效率 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结构集中反映出财政资金在农业支出中的分配构成,体现了政府对农业的投入重点和投入方向,是财政农业投入政策的组成部分。不断优化财政农业投入结构是财政投入政策追求农业投入效率的主要路径。 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以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和综合效益。未来几年内,财政需加大对农田水利设施的投入,改善重点流域的水利设施。注重对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投入,支持农田水利设施的配套建设和维修保护,重点支持节水灌溉设施建设,支持小流域治理和雨水集蓄利用,以及土地的整治,提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注重对农业科技的研究、引进和推广的投入。中国目前农业科技总体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落后较多,甚至不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农业科技贡献率只有42%,而发达国家一般为60%-80%,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制约了农业的持续稳定增长。农业科技研究、引进和推广具有典型外溢性特征,属于公共财政职能范围。在中国财政农业投入结构中,对农业科技的投入明显不足。1950年-1962年13年间,以及1968年-1970年3年间,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基本上没有投入,以至于根本就没有列入到财政预算中。1950年-2000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科技研究、引进和推广的支出为85.08亿元,仅占这期间国家财政农业支出总额的0.78%,剔除未列入当年预算的年份16年,财政对农业科技年均投入仅2.43亿元,这一比例比世界上最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数还要低。《农业法》规定国家对农业科技投资增长率要高于经常性财政收入增长,但实际上,从《农业法》颁布实施至今,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投入一直维持在每年10亿元以下,1997年以前还只在5.5亿元以下,1985年-1995年每年仅2-3亿元,根本就没有增加,有些年份还有所减少;1998年开始才有所增加,但也只有9.14亿元,1999年还有所减少,为9.13亿元,2000年有所增加,为9.78亿元。按照《农业法》规定,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增长每年应高于当年经常性财政收入的增长,但是,由于基数很低,即使财政对农业科技投入增长幅度高出经常性财政收入较多,其总额也很少。因此,根据中国现有农业科技水平、农业发展状况及财政经济实力,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的投入首先应在总额上有大幅度增加,基数至少不低于30亿元。在此基础上,再根据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和财政用于农业支出增长幅度确定财政对农业科技投入的增长幅度。就财政农业投入结构而言,目前需将财政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比例由现在占财政农业投入总额的0.8%左右提高到2%以上,适当减少对具有竞争性项目,如农业综合开发方面的一些生产性投入。 按照公共财政要求和世贸组织农产品国内支持政策原则,逐步扩大对农业事业性投入的比重,压缩对农业生产性投入的比重,注重对农产品质量标准与农业病虫疫情防治体系、农产品市场信息服务体系和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投入。 注重财政资金的投入重点,加大对一些具有比较优势农产品生产区域的投入 稻谷、小麦、大豆、玉米等农产品的生产在东北具有比较优势;水果、蔬菜、生猪的生产在华中、华北、华南均具有优势,国家财政宜选择在这些地区建立比较优势农产品生产基地,集中财政资金进行投入。2001年由农业部在东北组织实施的“大豆振兴工程计划”已取得明显的成效,值得推广。 用好WTO农业规则,优化财政对农业的补贴政策 财政对农业补贴是世界各国政府支持和保护农业的最主要手段。中国现有的农业国内支持(AMS)水平很低,1996年-2001年间的国内支持水平还是负值,平均为-79.36亿元。这种支持水平固然说明了中国在加入WTO的谈判以及加入WTO以后不需要承诺减让农业国内支持,但是,如此低水平的农业国内支持,无论与国外相比,还是出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的实际考虑,明显不利于农业持续发展和农民收入提高。因此,政府除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外,还需不断优化财政补贴政策,建立和完善政府的农业补贴机制。在补贴对象和补贴重点的选择上,目前除重点补贴粮食生产者外,还需注重对农业保险业的补贴,支持建立农业灾害保障机制,促进农业保险业的发展。 财政研究论文:科学发展观中性财政研究论文 财政部长金人庆同志在上海举行的“全球扶贫大会”闭幕式上提出,中国财政政策将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而转向中性,这一与时俱进的财政政策调整思路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在财政领域的充分发挥和集中体现。 一、财政平衡观与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问题 经过对财政平衡问题长期不懈的研究,我总结出“财政收支矛盾与平衡转化规律”的基本命题,即财政收支是绝对的不平衡与相对平衡的对立统一体。因此,财政可根据客观经济形势的变化,采取“相机抉择”的办法,担负起以自身收支的短期不平衡实现社会总供需平衡的宏观调控的重要职能,进而积极达成在更高收入水平上动态、长期、稳固的财政平衡的实现,为下一轮“逆风向而动”的财政政策的实施创造条件。而要实现这一财政与经济的良性循环,关键就在于把握好财政失衡导致政策不可持续性所引致的淡出时机的选择问题。 我国自1998年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作为我国主动、自觉根据外疲(世界经济疲软,影响出口)、内缩(通货紧缩,国内需求不足)的严峻宏观经济形势作出的一次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有益、成功尝试,拉动我国经济逐步走出周期性低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以社会供需总量为主要调控的对象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只是一定时期内的特殊政策,本身具有的双重不可持续性也决定了其淡出也需相机抉择。首先,以“补平波谷”为己任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具有不可持续性,因此也必须随宏观经济周期的变化而调整,敏锐地判断时机并积极采取措施化解在宏观经济中出现的新矛盾。其次是财政赤字规模与国民经济承受能力的限制而导致的政策实施上所具有的不可持续性,因为过度扩张财政政策所引发的财政收支失衡矛盾的加剧必然会产生不良后果,如巨大的赤字不但会丧失动员社会资源功能,而且由此而来的政府债务危机如不加以有效控制,有可能引起经济总量更严重失衡,甚至导致社会动荡和政治不稳等宏观问题,倒逼财政政策此时不得不被动调整。 目前是我国积极财政政策主动淡出、积极向中性转向的最佳时机。首先,期望以政府投资拉动民间投资,解决需求不足导致的通货紧缩的政策目标已实现:从1998年以来平均拉动我国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促成2003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9.1%,国民经济出现增长态势,进入了经济增长的上升通道,因此积极财政政策可以“功成身退”了。若缺乏对宏观形势判断僵化思维贻误政策调整最佳时机,则可能出现过犹不及的情形:一方面过度增加的国债基本建设投资作为政府行为不利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投资的政策效应也必将出现递减,甚至影响到产业结构调整和宏观经济平衡,另一方面中央国债投资往往需要地方资金和银行信贷配套,国债投资项目的长期性也可能造成银行体系的坏帐问题等。其次,积极财政政策持续6年,从判断政府偿债能力的两个实质性指标来看,即国债偿还率和中央债务依存度不断提升并早已超过警戒线,我国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面临很大的偿债压力和很高的债务依存度,而且地方隐性负债和或有负债问题如无法妥善解决,最终还得依靠中央财政,所以国债风险恐怕比表面指标所表现的更严重。因此目前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通过渐进性的安排,在保证必要的继续工程和重点支持高科技、西部大开发以及振兴东北工业基地资金需要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压缩新增国债规模,尽可能地放慢支出进度,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尽可能地通过加强征管增加收入,积极、适时减少财政(税收)政策扩张倾向,而逐步淡出的这么一个动态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实现向总量平衡的中性财政政策逼近的过程。 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结构性宏观调控与中性财政政策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得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阶段的我们党和政府的发展理念,其实质是要求我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的,即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则,协调就是要在发展中实现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的有机统一,促进发展的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充分考虑环境、资源和生态的承受能力,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而只有对经济、社会结构、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宏观结构性问题进行有效的调控,才能从制度上、体制上根本保证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点中性财政政策仍将责无旁贷。 中性原则是一个政策目标,也并非绝对的不偏不倚,正如相对税收中性论,从微观机制与宏观导向相结合角度来诠释社会主义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两者矛盾统一关系。现阶段中性财政政策意味着保持财政收支规模不人为扩张或压缩,保持财政收支的相对平衡,因此对中性财政政策不应该作为绝对理解,而应该以相对中性意义上理解,即宏观总量中性影响与宏观结构调控的对立统一。公共财政论作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殊的运行论,是有值得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我国借鉴的地方,特别是市场失灵论:市场失灵既包括了宏观经济总量失衡,又包括了外部性、市场垄断、信息不对称、收入分配不公等,这些正常运行的市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有可能导致经济、社会结构性失衡,因此财政要以非市场化方式作用于这些领域,这点是与财政本质论的财政调控职能不谋而合的。我国正处于转轨时期,我们还担负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任务,这些都要求财政在尊重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的前提下,“相机抉择”地对国民经济总量进行宏观调控,扩张、紧缩和中性的财政政策就是依据对总量调控力度大小而言所作的划分,而无论何种财政政策,只要是健全完善的财政政策也都应内在的包含着“对症下药”的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的任务,现阶段我国向中性财政政策的转向就是力求实现向财政收支的大体平衡的目标逼近,以保持社会供需总量基本平衡和经济社会的稳定,同时“有保有压”、“有奖有抑”地调整支出结构,侧重于对经济、社会结构、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宏观结构性问题进行调控,以保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正是结构性失衡,即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社会分配差距有拉大倾向、经济粗放式增长,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尚需进一步深化。从投资、消费、出口这拉动经济的三架马车的表现来看,首先是投资增长率偏高,投资结构不合理。就投资产业而言,2004年1至5月,第二产业投资以超出一、三产业数倍的速度增长了47.8%,虽然6月份增速下降为16.2%,但由此得出过热宏观经济已实现了“软着陆”的结论还为时尚早;就投资行业而言,部分行业如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出现投资规模偏大、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而在这些投资过度的行业中,其内部一些有利于提高技术水平、环保节能、促进产品升级换代的投资项目却仍显不足,直接导致产业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就投资形式而言,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规模过大,由此带来重要原材料、能源及交通运输的“瓶颈”制约,加剧了重要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结构性通货膨胀。其次,投资与消费关系不协调,居民消费倾向长期偏低。经济运行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并没有因为积极财政政策而得到根本解决,集中体现在居民消费倾向偏低,成为阻碍经济长期健康运行的因素。中国平均消费倾向在积极财政政策实行后经历的不升反降现象,不仅是平均收入提高所导致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因素引致的,而且很可能是在体制转型过程中所积累的一些经济、社会结构性问题的集中反映。首先,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区域二元结构导致基尼系数有可能超过了40%,高收入组的低消费倾向直接拉低了社会平均消费倾向;其次,国有企业改革和资本密集型投资对劳动力就业人口排挤效应,失业对这部分人群消费能力的抑制;最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基础教育在部分农村地区非义务化,高等教育的产业化倾向,都增加了居民的储蓄倾向。第三、出口结构低层次。虽然2003年我国已挤身世界第四贸易大国,但却仍非贸易强国,低附加值产品为主的出口结构不仅不利于提高外向型经济的竞争力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且也容易遇到反倾销、技术壁垒等方面的贸易摩擦。 因此,目前财政政策的目标应适时调整为预防通货膨胀、为各项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为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而此时主动转向中性财政政策可谓是正值时机、对症下药。 三、以人为本,积极促进向中性财政政策的转向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说明了发展的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向中性财政政策的转向也必须以人为本,才能体现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具体而言,当前要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新一轮体制性、结构性税制改革要注重效率原则与公平原则的统一,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为模式的税改涉及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地方税、农业税制和税收管理体制等方方面面,体现了广义税收中性所内含的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效率原则包含两个层次,一是行政效率原则,提出了税务工作应努力减少自身给微观主体带来的效率损失,具体而言我们应进一步优化税收征管工作,一方面严厉打击各种走私活动,严格杜绝偷税、漏税、骗税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要简化税制和办税手续,增强税务机关纳税服务意识,使税收征管走上法制化、人性化轨道。二是经济效率原则的宏观非中性,即税收应发挥对经济、社会结构、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宏观结构性问题调控的“奖抑效应”,按照不同领域税负水平有增有减的原则,对有利于实现五个统筹的投资、消费实行低税率、轻税负,相反,对于一些发展过热的或环境污染、能源浪费严重的行业或行为加征重税,倡导人们的健康投资和消费观念,促进市场机制发挥最大效率,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公平原则同样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公平承担税制负担以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的社会公平原则,这就要求我们加快各项税费改革的步伐,特别是要坚决取缔农村一切不合理的收费和摊派,逐步取消农业税,减轻农民负担实现横向公平,同时更好的发挥个人所得税的“内在稳定器”功能,实行综合与分类征收相结合,提高扣税标准,加大对高收入阶层的征收力度,运用免税手段支持弱势群体如下岗职工的再就业,促进各阶层以能力为标准分担税负的纵向公平原则的实现,充分发挥税收对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功能;二是经济公平原则,要求我们统一内外企业所得税,完善消费型增值税试点推广工作,消除重复征税,激发民间投资消费热情,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为社会公平竞争营造良好的税收环境。 2、调整直接财政支出范围、增加转移性财政支出比重,多渠道落实人的全面发展。一方面国债直接投资除了继续完成积极财政政策基础设施建设在建项目的收尾工程外,向五个统筹领域倾斜并注重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引导功能,比如进一步支持西部生态破坏严重地区“天保工程”的顺利实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平衡的协调统一,打破过去仅仅以财政投入拉动多少GDP增长速度为考量政策的唯一标准,更多关注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只有当经济、社会与自然三者协调发展,才能使物质财富积累的同时,维护生态文明,创建精神文明,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此同时,要积极探索财政补贴、贴息等转移性支出形式,加大转移性支出力度,改善转移性支付的办法,逐步实现公共产品的均等化,更切实的让人民群众受益。如在向三农倾斜方面,配合直接投资向农村诸如水、电、气、道路基础设施倾斜,财政转移性支出可以采取“增收”与“减负”并举的方式:在增加农民收入这方面,一方面在流通环节间接补贴保护农民的合理收益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如利用财政资金建立农副产品的价格保护机制,以合理的保护价收购农副产品,并对农民购买种子、化肥等农业生产必须的生产资料实行优惠价格供应,另一方面可以运用粮食风险基金作为资金来源,更多采取直接补贴农民方式,并加大这一补贴占粮食风险基金的比重,此外还可拨出财政资金用于农业生产性专项贷款,对农产品深加工企业的生产经营贷款实行贷款贴息,以支持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转型等;在减轻农民负担方面,重要的举措就是加强对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投入,如财政能有效的支持逐步取消农村地区的基础义务教育收费,则根据目前我国农村地区基础教育的收费水平,作一个保守的估计,许多农户每年就可从这项教育体制改革中减轻负担200-300元,同时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综合素质和健康水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3、加快预算制度改革,实现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的阳光财政。以人为本的中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应该在强化预算内部监督的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更多的重视来自审计部门、人大以及作为纳税人的公众的外部监督,促进预算高度透明、谋取公众利益的最大化为特征的阳光财政的实现。为此,首先要在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预算管理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预算管理制度的基本框架,继续推进部门预算的基本管理模式、国库集中收付模式、收支两条线管理、政府采购制度等一系列预算改革:部门预算中的细化预算、透明预算是国库集中收付、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和政府采购改革的基础;规范的国库收付、收支两条线管理又是落实部门预算、保障政府采购的条件;政府采购反过来又为部门预算提供依据、为国库集中收付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改革提供操作客体,这些同步推进、相互配合、彼此促进的改革必将极大的提高预算透明度和内部监督的刚性。其次,注意审计监督与人大监督的结合,提高监督有效性。从现实情况来看,一方面审计法规定审计机关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的干涉,但由于其归属于国家行政机关系统,既要对同级政府负责,又要审计监督同级政府的财政行为,因而审计的独立性、权威性和客观性不可避免要受到影响和削弱,另一方面,宪法、预算法和审计法赋予了人大对财政预算的审计监督权,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它的工作班子还欠缺为人大及其常委会提供有效、高质量的服务能力,因而在目前建立人大审计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只有把两者有机结合才能使得人大与审计机关对财政监督工作更富成效、更具权威。最后要自觉转变政府观念,积极创造条件使人民群众能够了解预算、参与预算、监督预算。要逐步做到政府预算收支计划的制定、执行以及决算的形成等过程都向社会公开,让人民群众知情,引导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听取和注意接受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的阳光预算、阳光财政。 财政研究论文:农村资金财政研究论文 一、农村公共品的理论分析 农村公共品是指在农村地域范围内,用于满足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公共需要的一类物品。对于农村公共品而言,政府必须充分发挥其财政保障作用,通过一定的机制,保障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这是由农村公共品的性质决定的。 (一)农村公共品具有一般公共品的性质 1.农村公共品具有非排他与非竞争的特性。由于存在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在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中,基于市场的资源配置将会出现“搭便车”现象,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供给不足,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而政府的强制性融资方式能够很好地解决该问题,实现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 2.大多数农村公共品具有外部性。外部性的存在将导致私人的边际效益与成本偏离社会的边际效益与成本,无法达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所以农村公共品的市场供给是无效的。为了保障其有效供给,政府需要建立财政保障机制,通过矫正性的税收、财政补贴等手段,调整私人边际效益或成本,矫正外部性。 3.部分农村公共品具有规模效应。部分农村公共品的单位成本会随着供给规模的增加而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如就农村科技推广这一公共品而言,小村庄的分散供给是低效率的,但是当土地相对集中后,可以更好地使用新技术、推广机械化,产生规模效应。这类农村公共品的市场供给同样是无效的,会出现私人收费成本过大、浪费性重复建设等问题,所以应当由政府通过一定机制保障其有效供给。 (二)农村公共品具有区别于一般公共品的特性 1.农村公共品具有生产分散性。农村公共品的生产分散性是指农民能够用于公共品供给的资金较为分散,这是由农业生产的特点和农村分散的经营方式决定的。由于存在这种生产分散性,一些在城市中可以由私人提供的公共品,在农村中只能由政府通过发挥财政资金的保障作用,保障其有效供给。 2.农村公共品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农村公共品的受益范围相对较小,因此农民就能够通过一定的渠道反映其实际需求,上级政府也可以通过这些渠道,了解农民的需求意愿,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合理的供给决策。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农村公共品是否有效提供,直接关系农民的受益程度,因此农民也愿意表达其需求意愿。基于这一特性,政府的财政保障机制,应以满足农民需求为基础,使上级政府的供给决策能够反映农民的需求意愿。 3.农村公共品具有边缘性。所谓边缘性是指农村社区处于中国行政区划的最底层,乡镇以上各级政府提供的全国性或地方性公共品都有可能覆盖到农村,这就使得农村公共品供给具有多层次性。这一特性要求各级政府的财政资金保障机制,应当以供给资金均衡为目标,通过合理确定其供给决策,保证公共品在农村分布的数量和质量。 二、现行农村公共品供给资金财政保障机制的缺陷 (一)基层政府财政收入有限 在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中,地方财政收入,特别是基层财政收入,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目前的财政体制下,中央财政收入主要由一些税源广泛、税收收入稳定、征收成本较低的税种组成。但是,相比之下,基层财政收入则主要依靠一些小额、零星的税种,基层财政缺乏支柱财源。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农业税和特产税取消后,基层财政空间被进一步压缩,预算赤字缺口比较大。为了支持农村税费改革的巩固与完善,2006年起财政每年将安排1000亿元以上的资金,其中中央财政每年将通过转移支付补助地方财政780亿元,但这与税费改革之前政府和农村社区组织通过各种形式每年实际收缴的1500亿元~1600亿元相距甚远。税费改革使得基层财力受到影响,削弱了其能够用于农村公共品的财力保障。 (二)基层政府支出范围不合理 在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下,基层政府的重要经济职能之一就是提供辖区范围内的公共品。但是,目前基层政府的支出范围偏大,挤占了原本应当用于公共品供给的一部分财政资金,导致公共品供给的财政投入不足。目前,我国县乡两级的人员经费支出增长大大超过财政收入增长,尽管近几年对乡镇进行了合并或撤销,但也存在减机构不减人员的问题。行政体制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导致政府运行成本上升。 (三)转移支付难以体现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资金扶持 1.专项拨款难以体现中央政府的政策意图。在各项转移支付中,专项拨款应当能够促进基层政府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积极性。但目前专项拨款存在以下问题:一方面,资金范围太宽,用于支持准区域性公共品供给的资金所占比例较低,数额较少;另一方面,在确定拨款额和配套资金的配套率时,并没有充分考虑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地区间公共品提供水平上的差距,而且容易诱使一些地方政府伪造配套资金,调取专项拨款。 2.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目前财政部门只管拨款、不问资金使用去向的现象仍然相当普遍,这使得中央拨付的资金在使用中存在严重的挤占、挪用、截留、沉淀等问题。而这些资金经过层层截留,下拨到农村后,基层政府往往还要设立专门的机构负责资金、项目运作,这些机构和行政人员也占用了大量的资金,这都影响了资金的使用效率,导致能够真正用于农村的项目资金很少。 三、完善农村公共品供给资金财政保障机制的对策 (一)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合理界定基层政府的职能范围 1.应改变现有基层政府的财政体制,借鉴先进省份经验,全面推广“乡财县管”。乡镇的财政可以由县级政府负责管理,这样可以利用县级政府的财力,有效提供农村公共品,同时利用县级财政的约束力,防止腐败现象、资金挪用现象的发生。 2.乡镇作为一级政府仍有必要存在。截至2004年底,我国县级单位共有2862个(其中县级市仅374个),而村民委员会共有652718个,不可能由县级单位直接面对行政村,在二者之间应当有一级乡镇政府,并逐步将其发展为社区公共事务活动的中心,这将更加有利于农村的发展。 3.基层乡镇政府的职能应当有所转变。即从现在的全能型、多功能的政府向有限功能的政府转变。其首要职能应是保障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满足辖区范围内居民的公共需要,其职能范围应当被界定为接受县级政府的委托,负责农村公共品的具体提供过程,并向县级政府负责,保证农村公共品的数量和质量。 (二)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供给决策权,稳定供给资金来源 基层政府对农村公共品的财政保障能力不足,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间供给决策权的混乱有关,因此,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决策权,才能稳定农村公共品的资金来源,确保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具体而言,中央政府应当负责提供全国性公共品,如义务教育、计划生育等,并确保其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均匀分布。对于地方性公共品,应根据受益范围,由地方各级政府提供。对于准区域性公共品,如农村病虫害防治、农村职业教育等,在地方政府供给的同时,中央应适当干预地方的供给决策。通过明确的制度安排,确定各级政府的供给决策权,稳定农村公共品的资金来源,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公共品资金的供给问题。 (三)完善地方税体系,壮大地方政府提供农村公共品的财力 取消农业税之后,地方财政尤其是基层财政的负担比较大,如果不采取相应的措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为此,必须加强地方税体系的建设。 1.在合理界定地方收入规模的基础上,明确地方税的主体税种,建立地方流转税(包括营业税)和地方所得税及个人所得税为主体的双重主体税种的地方税体系。主要措施是改革城市维护建设税,将其由附加税改为专门的地方流转税,从而保证地方税税基的广泛、收入的稳定、征管的便利。 2.完善辅助税种。财产税是地方税收的重要税种,具有税基稳定、税收收入保障性好的特点,结合我国国情,在规范地方税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完善财产税、资源税及一些行为目的类税收,并将其作为地方税收的辅助税种。 3.在全国统一税收政策的前提下,中央下放部分税收的管理权限,地方根据情况确定税种,决定具体税收制度,确定开征或停征,即地方对一部分税种具有相对较完全的税收管理权限。 (四)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1.建立促进地区公平的转移支付制度。为了保证农村公共品供给资金的均衡分布,应通过促进地区公平的转移支付制度,调整地区之间的既得利益,逐步缩小地区之间财政保障能力存在的差距,实现财力水平的相对均衡。特别是对目前财力不足的贫困地区,应提高无条件转移支付所占的比重。 2.注重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逐步缩小辖区内地区间财力的差距。加大省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充分利用转移支付制度来平衡地区间财力差距,保证不同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均衡,特别是对存在辖区外部性的农村公共品(如环保和教育)应当通过转移支付,对供给方做出一定的补偿,实现外部性的内在转移。 3.调整现行转移支付的结构,充分发挥专项拨款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保障作用。对专项拨款进行合理分类,同时在确定地方政府配套比率时充分考虑各种因素,保证专项拨款的合理分配,同时加强对专项拨款资金的管理,争取实现转移支付资金的“一步到位”,避免资金的再分配。 (五)完善其他配套措施 1.农村金融扶持。考虑到我国农村发展的实际情况,仅仅依靠有限的财政投资显然是不够的,因此,政府应适当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农业信贷的资金总量。首先,给予支农贷款税收政策优惠,对支农贷款给予合理的补偿,如建立贷款利息补贴制度,通过补贴贷款利率,降低贷款利率水平;其次,建立农业贷款的保障机制,如通过建立农业贷款担保基金、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以及向农业倾斜的信贷激励机制,对积极支持农业发展而使经济效益受到影响的农业金融部门给予必要的奖励,从利益上鼓励金融部门增加农业信贷投入的有效供给。 2.简化政府层级,推广省直管县。我国基层政府财政困难、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等都和我国政府级次过多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目前有五级政府,实行“一级政府,有一级财政”,而且每一级政府又都要求机构健全,并与上级政府部门相对应,这无疑会导致基层政府机构臃肿,财政供养人员增多。为此,应借鉴国际经验,简化政府层级,推广省直管县,将市级政府与县级政府改成平级政府,市级政府只管理城市自身,县级政府改由省级政府直接管理,取消市级财政与县级财政的结算关系,从而减少财政资金的流转环节,降低交易费用,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财政研究论文:社会保障和公共财政研究综述 【摘要】本专题文献综述共涉及四个部分。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公同的天地第一部分将就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之间的宏观关系进行文献研究综述;第二部分的综述内容是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支出;第三部分的综述内容是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收入;最后一部分的综述内容是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预算之间的关系。 一、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之间的宏观关系 ⒈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之间关系的基础 尽管有少数学者认为社会保障属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而非公共财政学的研究范畴赵志耘、郭庆旺,但目前学界大多将公共财政与社会保障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社会保障,尤其是基本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产生联系的主要原因是基于社会保障纯的公共物品性质胡鞍钢。正因为如此,社会保障成为最大的政府开支方案,。虽然有学者认为社会保障并非纯的公共物品,而是介乎社会公共需要和私人个别需要之间的,在性质上难以严格区分的半公共物品,但仍然承认它常常要由政府部门给以提供高培勇。另一方面,政府的财政拨款成为社会保障资金的一个固定的和主要的来源渠道,也是政府站在社会保障前台的标志郑功成。总而言之,社会保障的公共或半公共性质以及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重要作用是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产生联系的基础。 ⒉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之间的关系 林治芬认为,从历史发展进程上看,随着經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财政体制和社会保障方式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财政体制从原来的国家财政转变为公共财政;社会保障方式从原来的企业保障转变为社会保障。因此,市场经济是公共财政和社会保障共同的来源。从时间顺序上看,社会保障则先于公共财政产生。在社会保障普遍发展成为一种制度时,就自然融入了公共财政之中林治芬。除了来源上的一致性之外,公共财政与社会保障之间的共同点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林治芬:社会保障和公共财政的主体都是国家;分配对象都主要是剩余产品;分配特征都包括强制性和无偿性;两者的作用目标都是为了弥补完全市场的缺陷。因此,社会保障的本质是一种财政分配关系。相应地,公共财政理论也要求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有效的稳定机制而存在刘颖,财政加大对社会保障的资金投入,是政府转变职能,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重要内容张左己。 此外,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的三大职能之间也联系密切:林治芬认为,从公共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方面分析,国家发行国债常常借助于社会保障基金,世界各国普遍规定社会保障基金的一定比例用来购买国债。公共财政分配职能中的福利性转移支出本身就是社会保障的内容。在公共财政稳定经济的职能中,社会保障税税率以及社会保障支出等可以自动调节经济波动林治芬。而张馨、袁东等人认为,通过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制度来平抑经济运行的萧条与过热,是公共财政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实现稳定经济职能的重要手段。因为,社会保障制度下的济贫支出和失业保险费支出与经济形势的反向运动具有促进经济回升或抑制经济衰退的作用张馨、袁东。 目前,学界已基本达成普遍共识,认为社会保障是公共财政的主要组成部分。相关政府高层指出,要加快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共财政,进一步调整和优化财政收支结构,将财力主要用于社会公共需要和社会保障方面李岚清。在学术界,有学者通过对国外社会保障制度历史发展的研究,认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健全,与国家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着直接的关联,社会保障是国家财政资金运用和现代公共财政的一个重要方面王家新、乔均。另有学者分析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与之相适应的公共财政的建立和完善,财政支出结构尚有进一步调整的空间,使整个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达到%蔡社文。社会保障的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也表示,各级财政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由目前的%左右逐步提高到%%。财政预算超收部分除法定支出外,主要用于充实社会保障资金张左己。相应地,公共财政对社会保障投入不足也已是普遍的共识:有学者指出,目前我国财政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对社会保障事业投入力度不够张高峰,社会保障是目前财政收支项目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缺位”领域高培勇。而正是由于政府支出用于增加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很少,使得公共预算没有引起公众关注刘怡。除了资金上的支持之外.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支持还体现在:承担社会保障运行的费用和实行税收优惠两个方面郑功成。 当然,公共财政与社会保障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林治芬认为,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就主体而言,政府是财政分配的唯一主体,而社会保障中的分配主体除政府之外还包括其他类型的社会性团体;第二,社会保障的集中分配程度要低于财政分配,社会保障的分配是财政分配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财政资金的分配完全遵循无偿性的原则,而社会保障这里主要是指社会保险的分配则遵循权利与义务相结合的原则林治芬。 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之间的相互影响主要体现在收入和支山两个方面林治芬:从收入方面看,社会保障基金实质上是财政资金的转移和让渡,如果不征收社会保障税费,那么这部分价值就会以利润或所得税的形式流入财政收入。同时,社会保障基金节余为政府举债提供可能,社会保障基金成为政府公债的重要筹资渠道,这必然会对财政分配产生很大影响。从支出方面看,社会保障资金筹集和支付方式、范围和标准等的确定与调整,都会影响到国家财政支出。比如企业社会保险费税前列支会减少财政的所得税收入。至于由财政预算内支付的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项目对财政支出的影响力就更为直接了。社会保障的资金收支数量直接、间接地影响财政收支分配的规模和结构。社会保障多收了,财政势必要少;社会保障支出增加,财政负担必然加重。 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不同组成部分性质有所区别,与公共财政的关系也因此有所不同:国家财政应当对社会救济与社会福利事业承担主要责任,而由于社会保险最终追求的是自我平衡,因此国家财政应当与社会保险保持适当距离,全国社会保险基金也不宜盲目追求规模,应当适量郑功成。林治芬也认为,在社会保障的三个子系统中,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的财政性要强于社会保险。就社会保险而言,国家只承担一种组织管理职能而不应过多介入林治芬。但是面临目前社会保险资金紧缺,尤其是养老保险基金的历史欠债问题,大多数学者则认为政府有责任通过扩大公共财政的社会保障支出来弥补历史欠账。 另有学者研究了预算外资金与社会保障之间的关系,研究认为,预算外资金也应属于公共财政的范畴,但它是各个部门、地方、单位、企业小金库的基础,由各个部门自行筹集和使用,除了用于公共支出外,很大一部分用于实物发放、职工福利和应付政府各个部门的集资摊派。这种做法与地方社会保险金社会化的统筹,存在利害冲突,违背了社会统筹同舟共济的原则,阻碍全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中国城市社会救济制度改革研究》课题组。 财政研究论文:浅谈财政研究中的统计分析方法 【摘 要】现阶段,财政研究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在了解财政收入及支出、制定科学决策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统计分析方法在财政研究中的应用,不仅能够提高财政研究有效性,还能够保证财政工作顺利进行。文章将对统计分析方法概念及其重要意义进行分析和研究,并阐述统计分析方法在财政研究中的具体应用,以期为我国财政工作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和建议。 【关键词】财政研究;统计分析方法;概念;应用 一、前言 近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我国财政工作面临的压力日渐增大,为了能够更好地进行财政分析工作,积极引进统计分析方法显得尤为必要,利用统计分析方法,不仅能够更加直观、清晰了解各项工作实际情况,还能够提高财政分析工作准确性,为此,加强对财政研究中统计分析方法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二、统计分析方法概念及其重要意义 1.概念 统计学主要研究对象为客观事物数量特征及关系,作为一种关于数据收集、整理及分析等一体化方法论科学,也是实证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统计分析法将研究对象的数量、规模等各类数量关系作为基础,通过揭露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规律等,最终对事物做出准确的解释及预测。 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电子应用设备逐渐成为人们生活、工作中不可缺少一部分,为统计分析法的推广提供了极大支持,统计分析法也逐渐成为各学科研究中的重要方法。在具体应用中,通过利用分析法中的数学方式、模型等获取相关数据、信息及资料,并进行整理及分析,最终获得定量结论,实现研究目标。 统计分析法是一项科学的分析方法,在具体应用中,要确保历史统计数据信息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如果缺乏准确性,势必会直接影响后续决策科学性。 2.重要意义 统计分析法在财政分析工作中的应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统计人员及部门需要完成任务的重要手段。一项完整统计调查活动涉及调查、设计及整理等多项内容。为此,在完成调查工作后,便要进行分析工作。利用统计分析法开展财政分析工作,不仅能够为管理者提供完整的统计分析报告,提高决策科学性,还能够客观、具体反应财政各项工作实际情况、提高财政人员工作质量及效率,在编制统计分析报告过程中,能帮助财政人员及时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并积极进行学习和提升,以提高财政研究工作水平,为此,利用统计分析法开展财政分析工作显得尤为必要。 三、统计分析方法在财政研究中的具体应用 1.合理确定选题 选题是财政分析工作的首要环节,具体可以通过积累统计数据方式进行,将数据进行对比,并对不同之处进行分析,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从而确定选题方向,还可以通过对工作情况等进行了解,将实际工作作为根本出发点,以更好地完成分析报告。不仅如此,还可以通过了解时事等方式完成选题工作,并将本企业作为题目,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章制度,为后续财政研究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2.收集相关资料 资料作为统计分析工作的主要依据,没有资料的支持,那么研究工作也将无法开展,在进行分析之前,收集相关真实、完整的资料十分必要。在资料收集过程中,需要加大对资料严谨性的关注力度:首先,利用统计报表,由于统计报表各项目较为完整,利用报表收集相关资料,能够保障资料完整性;其次,收集相关部门资料,财政研究工作涉及范围较广,为此,为了能够提高资料全面性,要加强对原始资料的收集;再次,整理专题资料。整理的专题资料主要是对某个目标进行研究,具有一定针对性,利用这类资料,能够提高研究工作有效性;最后,实际调查是最为直接的一种方式,财政人员能够直接获取自己所需的资料,能够保障资料质量。 3.加强对资料的整理 通常情况下,原始数据资料不能够进行直接汇总,需要进行相应加工和整理。目前,可以利用计算机软件代替手工形式整理资料,如利用excel软件统计数据,将数据录入到计算机当中,便于后续工作的开展,同时,财政人员可以利用平衡推算、因素推算等形式对数据进行相应的估算,对数据进行排序和分类,最后构建统计图表,以清晰的查看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相比较传统统计工作,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能够提高工作效率,还能够最大限度减少失误,提高财政研究有效性。 4.选择合理方法进行分析 统计分析作为关键环节,选择合理方法能够达到预期研究目标,常见的财政研究统计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第一,对比法,将存在关系的要素进行对比,如静态或者动态对比;第二,分组法,主要是指按照统计分组理论,将数据资料进行分组处理,如比例等,而后开展分析工作;第三,平均法,利用平均指标分析财政现象的构成特征、依存关系等,揭露财政工作存在的不足之处等。除了上述方法之外,还包括动态法和因素法,在具体使用中,可以结合实际工作需求,选择合适的方法。 5.制定分析报告 制定统计分析报告是对上述过程的总结和归纳,为此,统计分析报告要在统计资料基础之上,应用简洁、明确文字进行表述,充分反映客观现实。在统计分析报告编写中,要注重采用说明性应用文体,提高措辞规范化,清楚的表达事物之间的关系。 结论:根据上文所述,统计分析方法在财政研究中的重要性日渐突出,为此,财政人员要重视该方法,并加大对统计分析方法的研究力度,结合丰富的实践经验,使统计分析法在财政研究工作中最大限度发挥积极作用,从而提高财政研究工作有效性。 财政研究论文:中国地方财政研究的特色与趋势 摘要:地方财政研究涉及经济学、管理学和政治学等学科,为更好地解决当前地方财政运行中的困难和问题提供了智力支持。本文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1994―2013年中国地方财政研究论文的关键词进行检索得到的数据为基础,对20年来中国地方财政问题研究的特色与趋势进行描述和分析。我国地方财政在对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起到助力作用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和不利因素,学术界对地方财政问题的关注度基本处于有增无减的态势,从文献检索中发现虽然地方财政的发文数量在增多,但是综述性统观的文章仍然偏少,即便是已有的综述也仅是对已有文献在内容上的简要概括和重复,缺乏地方财政研究领域相关基本数据的支持。中国地方财政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要注意前车之鉴,已有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不应该在未来的研究中持续出现,要结合实际调整研究方向,既需要在做好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也注重实证研究,更需要根据地方财政运行中显现的种种问题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更好地推进学科向纵深领域不断发展。 关键词:地方财政;府际财政关系;财政结构:财政研究 一、引言 地方财政是我国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地方财政具体包括省(直辖市)级、市(地区)级、县(市)级和乡(镇)级四级,保持地方财政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于一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中国的财政体制改革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按照“放权一让利一分权”的路径逐渐展开,对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进行了调整。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对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特别是省级财政)在分配关系上实现了规范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改革还是有一定的遗留问题,比如省以下的分税制并未彻底落实。我国地方财政在对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起到助力作用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和不利因素,学术界对地方财政问题的关注度基本处于有增无减的态势,从文献检索中发现虽然地方财政的发文数量在增多,但是综述性统观的文章仍然偏少,即便是已有的综述也仅是对已有文献在内容上的简要概括和重复,缺乏地方财政研究领域相关基本数据的支持。以数据为基础的文献考察不仅能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坚实的事实基础,也能提供某种理论延伸的契机。 为了弥补既往研究所缺,需要系统、科学、客观地分析我国地方财政研究的重点领域和趋势,本文将根据CNKI 1994-2013年中国地方财政研究论文检索的相关数据,通过对有关文献标引的关键词进行考察分析来展现这一研究的发展和变化。对于论文来源需要作以下两点说明:(1)不可否认,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超过3000家,发表地方财政研究的论文很多,CNKI来源期刊是其中一小部分,但CNKI来源期刊无疑是有极高的文献收藏价值和使用价值,并且覆盖每一个学科与空间,目前是作为考察与评价我国学术现状及学术影响力的有力工具,权威性毋庸置疑,因此,其有效性是明显的;(2)CNKI收录的文献来源包括期刊、报纸、硕士博士论文、会议论文、图书等,每一类型文献都有自身特点,从文献的时效性、规范性、理论性等方面综合考虑,学术文章能兼顾上述特征,因此本文数据检索与统计的基础是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和CSSCI来源期刊,当然,少部分符合此条件的期刊没有进入中国知网,但由于本文并不对某一特定期刊进行统计分析,而是较长时段的总体情况考察,因此对结果的影响差异可以忽略。 二、中国地方财政研究的概况 从CNKI中选取1994-2013年这20年有关地方财政研究文献的关键词后,基于分布与聚类考察的目的,首先将每年出现频率最高的部分关键词列出,并统计这些关键词在每年文献中出现的次数,这样做一方面考察了每年地方财政研究中“最热”关键词的分布,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地方财政研究重点的变迁。表1就是从CNKI的中国地方财政研究文献中选取的在各年份出现频率较高的13个关键词,关键词旁边括号中的数字表示该关键词在当年文献中标引的次数。其次就是将选出来的13个关键词按照相近性或相关性进行分类,根据每一类中各关键词主要涵括的研究领域进行“分块”研究,以便我们对地方财政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有更清晰明了的认识。 为了使关键词所反映的主题既有针对性又不失全面性,本文对所选取的关键词进行了一定的处理: (1)去掉了一些虽然出现频率非常高但含义过于宽泛或者针对性不够明确的关键词,比如“地方政府”、“财政政策”、“转移支付”和“公共财政”,这样做更容易抓住关键词所反映主题的针对性和时效性;(2)合并了含义大致相同的关键词,比如将“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并入“地方财政支出”,将“物业税”划人“财产税”统一用“财产税”进行统计,“地方财政困难”和“地方财政困境”虽然一直出现但是频次不那么高,所以统一划入“地方财政风险”进行统计;(3)每年度选取标引次数最高的13个关键词,对于频率相同者,选取和地方财政研究领域关联性较大的进行统计;(4)有些板块的研究与板块中具体关键词重复,如地方财政收入板块与关键词“地方财政收入”相同,这表现出总体与具体的差别。 表1反映了1994-2013年间我国地方财政研究的主要方向以及研究发展变化的过程,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每年地方财政研究中出现频数最高的关键词,表明了当年研究的“最热点”,也为大致掌握中国地方财政研究方向的变化提供了客观的数据和资料。通过对1994-2013年间研究的高频关键词进行初步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地方财政研究涉及地方政府职能的方方面面,重点研究地方政府收支活动。与此相关反映在表1中就是有些关键词虽然不是每年都以最高频出现,但始终排在前列,只是排序稍有变动,如“分税制”,1994年分税制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内容最多的一次财政体制改革,在整个改革历程中是极为重要的篇章,为我国进一步发展夯实了基础,其影响之深远是不言而喻的。有些关键词在前几年几乎未出现过,但是在后几年突然变成了高频关键词,比如“地方政府债务”,与此相反,有的关键词在前几年出现频率较高。但是近几年出现的频率在减少,比如“农村税费改革”,这显示出了地方财政研究的政策导向性和时效性。20年间,“分税制”和“农村税费改革”各占据了5年的最高频关键词,“地方财政风险”变动的幅度与其他关键词相比显得较大。总体上来看,各关键词在每年出现的频数基本都在增加,表明对地方财政研究的关注度在不断上升。 三、中国地方财政研究的板块结构 在对1994-2013年CNKI中地方财政研究文献标引关键词进行粗略的分布考察之后,我们有必要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更细致的聚类分析,同时也从一定角度对关键词分布的内在联系进行考察。根据表1中所列地方财政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将20年间地方财政研究领域划分为以下四个板块: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支出、地方财政体制改革、地方财政运行,每一板块下再划分细的分支研究方向。以下就是将表1中所列关键词对应到上述四个板块中进行的简要描述与分析。 1 地方财政收入 地方财政收入按照来源主要分为税收收入、中央转移支付收入、非税收入②、债务收入和其他收入。表1所列的文献标引关键词中主要涉及如下三个:地方财政收入、地方税、财产税。考虑到部分关键词间的关联性,下文会将这些关键词放在一起进行分析。 图1中“地方财政收入”词频变化的总趋势为先下降再上升,1994--1999年基本处于下降阶段,1999---2003年较平稳,2004--2012年上升速度很快,词频从14增加到了125.9年间增加了近8倍,到2013年又略微有下降。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自2007年以来,中国地方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逐年提高,2011年地方财政收入首次超过中央财政收入。2011年全国财政预算收入10.37万亿元,其中,中央本级收入5.13万亿元,地方本级收入5.24万亿元,这也是1999年以来,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首超50%。这就不难理解近几年地方财政收入研究迅速上升的原因,撇开地方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提高这一事实不说,对财政收入的研究是地方财政研究不可回避的话题,其重要性在地方财政研究中是不言而喻的,分析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及其规模,使其管理更符合现代化建设和保证地方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要求具有重要意义。 地方税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由地方政府征收、管理和支配。1994年分税制改革划分了国税和地税两套征管系统,对地方税这一新出现的概念的研究必然会呈上升趋势,随着改革的推移,地税系统逐渐完善,对地方税本身的关注度逐渐降低,标引次数也随之略有下降。2005年之后,对地方税的研究开始处于平稳状态,但这并不绝对代表着对地方税的研究在减少,合理的解释应是对其研究不再停留在宏观层面,而是细化到对地方税具体税种的研究,对地方税某一领域的深入研究逐渐成为地方财政研究的发展方向,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财产税。从图3中可以看到对财产税的研究从分税制开始时就有,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趋热,2011年之前基本处于上升状态,但真正开始被研究是在2004年。2009年国务院公布了《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提出要深化房地产税制改革,研究开征物业税(属于财产税),对应在图3中表现为2009年到2010年财产税这一关键词的标引次数陡然上升,一年内增加了63%,在2010年达到了峰值。再进一步细分,对财产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物业税,也就是后来的房产税上,2011年房产税在上海、重庆等地开始试点改革,可以说多年探讨开征可行性的研究初步有了结论,当然在此并不是说房产税在全国开征有了可行性,只是既然中央政府已经开始实行改革,再去探讨可行性的意义就不再那么显著,对房产税的研究就逐渐开始下降,因而财产税的研究标引次数也就开始下降。 我国现阶段地方税具体包括营业税(不含铁道部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总公司集中交纳的部分)、资源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车船税等。很多国家都把财产税作为地方税的主体税种,目前我国地方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来自与土地、房地产有关的税收和收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土地财政④,因此,构建较为完善的地方税种体系,培植较为广泛和稳定的地方税税源就显得很有必要,同时将现行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等整合为财产税作为地方税主体税种开征的可行性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 2 地方财政支出 与地方财政收入相对应的是地方财政支出,地方财政支出是地方政府实现其职能的重要手段,主要用于保障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致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公共安全、科教、文化体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环境保护、交通运输等支出。地方财政支出的方向直接显示着地方政府的活动范围和方向,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支出的规模不断扩大,对支出的范围、结构、规模和监管是研究的主要方向,本板块的分析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地方财政支出、农村税费改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 在进行标引关键词统计时将“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并人了“地方财政支出”,事实上地方财政支出研究的分支很多,但在数据统计时发现只有“结构”这一分支标引次数靠前,其重要性可见一斑。从图4中不难发现,对地方财政支出的研究从1994年到2005年间变化并不太大,这是因为我国对财政的传统研究以收入为主,随着近年来要求以支出规模为主进行预算的改革意见的提出,对支出的研究从2006年开始呈上升趋势,并在2009年达到最大值,再结合我国政府在出现变化的年份中出台的相关政策进行考察,出现这些变化的原因就比较明显了。中央政府2006年宣布全面取消农业税,2009年开始实行新农保试点,这些举措都使地方政府开始面临更为严格的财政纪律约束,也迫使地方财政为执行中央的政策而增加了支出。当然我们应该意识到,虽然惠农政策一直在提出,但是财政对“三农”的支出力度依然不够,而对基础建设的支出又过高,支出结构需大力进行调整,所以伴随着支出结构的调整,要着重解决地方财政支出“越位”和“缺位”的问题,优化支出结构,新农保和农村税费改革就涉及调整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政策。 新农保的全称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为原则,最大特点就是政府将对农民缴费给予补贴,并全额支付基础养老金。我国作为农业大国,解决好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是改善民生的重中之重,尤其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农民的养老问题是地方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提出改变了以往农民自缴保费的筹资模式,由政府对农民投保进行补贴,而这项对农民养老提供保障的重担主要落在了地方政府的身上,强化了地方政府的责任,由此也引出一个问题,即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能否到位是政策落实的关键,各地方政府在财力方面存在差别因而面对的财政压力也不同,在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尤其是到了县一级的地方政府,地方财政的筹资困境已经成为制约新农保良好运行和顺利推进的一个阻碍因素⑤。我们从图4中已经发现在提出新农保试点改革的当年对地方财政支出的研究有明显上升,可见地方财政支出对新农保这一政策落实的重要性,虽然新农保本身的研究稍显滞后,但是也明显的反映出了研究的政策导向性。 同样作为惠农政策,农村税费改革是由中央自上而下推动的旨在减轻农民负担的改革,和新农保一样都是为了解决好“三农”问题,是规范农村分配制度的重要举措。这一改革最初于2000年在安徽省进行试点,然后从2002年开始逐步扩大到全国各省市,因此在图6中我们可以看到标引关键词从2000年开始出现大的变化,整个发展趋势呈倒V型。从实际情况来看,农村税费改革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也减少了地方财政收入,因此该有的各项支出就无法到位,比如乡镇学校经费捉襟见肘,义务教育投入不足,无法偿还已有债务等,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地方政府尤其是乡镇政府的实力。 无论是财政支出结构改革还是农村税费改革以及税制改革,都是围绕着“公共财政”这一改革方向和目标进行的,归总到一点就是要对我国的整个财政体制不断进行优化,亦即地方财政体制改革。 3 地方财政体制改革 中国的财政体制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多次变迁,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还是要从1978年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说起,财政体制改革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又是财政体制改革的中心之一,归结起来主要是三点:财权、事权、财力,只有这三个要素分配的均衡和谐才能使每一级政府都正常运行,更好地履行各项职能。图7显示了对地方财政体制改革研究两个比较密集的时期。一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主要着眼于调整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对省以下财政关系怎样理顺并没有做具体要求,而是由各省自行处理省级以下政府财力的划分,但事实上省以下并没有很好地落实分税制,各级政府的职责范围也没有明确合理地划分,这就导致一些地方出现了基层财政困难和基层政府职能的弱化。这种财权上移事权下移的方式虽然改变了中央政府财政拮据的局面,但却使得县乡政府出现负债,严重影响了政府职责的履行,如农村义务教育、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医疗等,虽然中央政府出台政策的初衷是好的,但往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并导致了一系列不良后果,比如“土地财政”的出现与发力。另一个研究集中期是2008年至2009年,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开始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2009年中央政府了2000亿元地方债,我国的《预算法》明确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人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⑥,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快速增长,再加上地方政府之前以各种名义举借的债务,不得不考虑此时发债可能引起的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并对土地政策、房地产市场、公共服务的提供等产生影响,因此中央政府发行地方债这一行为必然引起学界的关注。 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中的重要一步,采取的是自上而下推动的渐进式改革,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项财税制度。本着“朝前看”的指导思想,使我国的财政体制朝着更加规范合理的方向迈进,同时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行为,即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提到的,使其更具有竞争性,促进中国近30年经济高速增长⑦。在分税制的实施初期,确实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对其研究也主要集中在优势方面。比如它使得政府间的财政关系趋于稳定,直接增强了中央的财政实力。按照税种划分了国税与地税两套税收征管系统,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的同时也有效防止了税收流失。由此可见分税制改革对我国经济调整和优化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没有任何一项制度是可以解决经济社会中所有问题的,分税制也如此。在实施的后期,分税制的一些弊端也逐渐显现,比如所谓分税只分到了省一级,省以下税收收入的划分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事权、财力具有不确定性,在“非对称分权”的情况下,出现了地方财政困难的局面,在一些经济不太发达的中西部地方,县乡政府负债的现象并不少见。从图8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分税制的研究基本是处于下降趋势,这可能是因为研究方向转向了由分税制带来的一些问题,比如在后面的图11中可以看到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研究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尤其是在分税制实施的后期上升明显。分税制改革后各级政府之间协调力度加大是促进财政分权的重要原因之一。 1994年分税制改革就是一种财政分权的尝试,西方财政分权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地方政府更接近公众,更了解辖区内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选择偏好及效用,因此能更好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中国的财政分权是在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起来的,这是与西方财政联邦主义的重要区别⑧。在分税制之前的财政改革主要是围绕着让利和放权来进行,但是有“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再放”的怪圈。分税制引出的财政分权,是一种新体制框架的构建,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各级政府之间形成了新的权责利关系,明确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边界,这一次分权的改革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极大地推动了地方经济增长,但也引出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在图9中对财政分权的研究在2007年才开始出现明显的上升,我们可以理解为随着中央治理方式和中央地方之间关系的变化,财政分权这一改革措施引出的一些在制度设计之初未考虑到的后果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比如近几年的地方政府债务,这些问题在分权的初期是没有显现的,但由于分税制和地方激励机制的不完善等因素随着分权的运行逐渐显现出来。 由于财政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中央财政紧张的局面有了很大的改观,中国的财政体制更加规范健全,但是也引发了地方财政运行的种种问题,比如地方财政风险、土地财政等。 4 地方财政运行 财政体制改革至今,主要有两次比较重要的调整:第一次是1994年以分税制为基础的财税体制改革,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原则,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分设中央与地方两套税收征管机构;第二次是1998年中央政府提出了建立以公共财政为改革目标,试图按照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客观要求的模式建立财政为公共产品服务、提供财力保障并满足公共需要的财政管理体制。目前对于体制层面的宏观研究已慢慢淡出研究的重点领域,从以下几个图中我们可以发现研究领域开始转向了由这一制度运行而对经济社会产生的一系列影响,主要包括地方财政风险、地方政府债务、地方经济发展和土地财政等等。 地方财政风险主要有债务风险、收入风险和支出风险等,风险的大小一方面取决于引起风险的因素,另一方面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即政府能否有效化解风险。从纵向来看,因为一些制度层面的原因,我国地方政府中省市一级财政风险相对较小,而县乡一级政府普遍有财政困难的现象:从横向来看,东中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别较大,不同地区的地方财政风险的程度和化解风险的能力也有所不同。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中西部地区,地方财政风险的问题就相对比较突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东部地区,抵御财政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强。在图10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地方财政风险的研究集中在2003年前后,结合国家的财税政策来看,2002年启动了农村税费改革,改革的重担实际上最终落到了基层的县乡一级政府身上,在财权和事权不对等的情况下,农村基层政府普遍存在收入困境,政府运转不灵。农村税费改革政策本身是好的,但在落实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却非常值得引起注意,因此对地方财政风险的研究自然就上升了。另外,对地方财政风险的研究在2011年前后又有小幅的上升,可以理解为是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又重视起来了。 可以说地方政府债务是造成地方财政风险的最主要原因,虽然目前我国《预算法》明确规定地方政府不能举债,但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却普遍存在着,尤其是县乡一级政府债务问题比较突出,而且债务来源相对于省市级政府来说更为复杂,这与现行的财政体制、行政管理体制都不无关系。目前大多数省以下政府的税收收入分配方式采取的是分成制,更进一步来说,一方面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不清,另一方面分税制改革又造成财权上移事权下移,县乡政府缺乏稳定的财政收入,上级政府转移支付的规模较小甚至不到位都是债务形成的原因。从图11中可以发现,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研究从2010年左右才开始出现明显变化,标引关键词从2009年的41个增加到2011年的109个,两年间这种成倍的显著变化反映了学界对地方债务问题的高度关注。根据统计署2010年的第35号公告,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174.91亿元,是2009年本级地方财政收入的3倍,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67109.51亿元,占62.62%;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3369.74亿元,占21.80%;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其他相关债务16695.66亿元,占15.58%。2010年国务院专门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清理地方融资平台债务,严格控制地方信贷规模,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对于地方政府债务的研究在2010年开始大幅上涨的原因,伴随着控制债务规模的政策出台并付诸实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就逐渐开始下降。 税负水平和地方经济发展可以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地方经济的发展可以促进税制的优化和税收收入的增加,同时税收政策又是影响地方经济的重要因素,税制不合理会阻碍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因此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对地方经济发展的研究相对其他年份比较多。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促进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增强地方经济稳定增长的能力是每一个地方政府的职责所在。上文分析到地方政府债务在2010年左右膨胀到了非常庞大的规模,这极大地增加了地方财政风险,这种负债的形成除了与财政体制有关外,与地方政府一味追求地方经济发展速度也不无关系。由于缺乏健全的约束机制,地方政府倾向于支持“铁公基”等对地方经济发展和GDP增长有直接拉动作用的项目,虽然这确实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使得城市土地大幅增值,但是也造成了地方政府的巨额债务负担,这就不难理解对地方债务和地方经济发展的研究在2010年都呈上升趋势,作为二者结合造成的后果,“土地财政”引人关注。 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形式表现出一个明显的特征――土地财政,这一现象是伴随着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土地使用有偿化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实施出现的,发展的历史并不长,但是普遍存在性和存在的规模不容小觑。在图13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一点,对土地财政的研究是在2009年以后才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在转移支付力度不够以及不被允许主动发行地方债的情况下,要维持政府的基本运转、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地方财力的增加,而地方税收收入又难以在短时间内大幅增长,房地产业的迅速兴起正好为此提供了契机,在现有的“招拍挂”制度下,地价和房价互相推动着上涨,已成为欠发达地区和新兴地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撑,同时也在各级地方政府中普遍存在着,只是规模大小不同而已。然而这种给地方政府带来收入的模式却使得地方财政收入结构脆弱,经济结构失衡,耕地流失严重,引起民生问题凸显,从长远来看,“土地财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必须加以改变,尤其是在近几年房价的涨跌成了全民关注的热点话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土地财政的研究必然会呈上升的趋势。 四、总结性评述:特点与趋势 以上就是对1994-2013年CNKI中地方财政研究文献标引关键词的分布与聚类分析,所选取的这些关键词涵盖了当今地方财政研究的大多数领域,既包括宏观层面的,也包括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从这些关键词在20年间的分布和数量变化大致可以观察到中国地方财政研究的变迁特点,并且可预测其未来的主要发展趋势。 首先,地方财政研究与时下政府出台的各项财税政策联系密切,注重时效性和贴近现实性,偏向于政策导向型。从上文的图表分析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各关键词峰值出现的年份往往都是在某项与之相关政策出台的同期,可以说财税政策的变化引领着地方财政研究的发展方向。并且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在未来的研究中,政府财税政策的变化依然会左右地方财政研究的走向,即地方财政的研究依然会是政策导向型。财政本身就是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行为,政府出台的各项财税政策、法律法规或多或少都会对地方政府的行为造成影响,因此对地方财政的研究必然会随宏观政策的变化而变化,过去20年对地方财政的研究已经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至于从哪个角度或哪个层面去切人理解各种政策或者改革措施,则因人而异。 其次,规范研究多于实证研究,尤其是案例实证研究较少。某些财税政策在出台的初期公众对其比较陌生并且在当时有意义,因而可能规范研究多一些,但随着治理方式和中央地方关系的变化,该政策不再如出台初期那样符合实际情况,此时就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因此可以推测,未来地方财政真正有意义的研究会偏向于实证研究,扎扎实实地解决实际问题。从关键词分析中可以发现,目前对地方财政运行过程中的困难、问题的成因和对策研究相比1994年前后纯粹的财政理论研究要更加突出。比如,地方财政研究主要围绕分税制来展开,对于分税制制度本身的研究已渐渐淡出,相反,分税制等一系列财税改革措施对现实的经济生活产生的各种影响逐渐成为研究的重点,因为分税制的继续存在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对其实际影响的研究以及如何去补救负面的影响显得更有实际意义,也再次体现出地方财政研究的时效性和现实性。 第三,地方财政研究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并存,微观层面的研究日渐凸显,即更偏向于研究大框架下的小分支。在关键词的统计和选取过程中发现宏观层面的词数量非常多,虽然宏观研究也是学术研究不可缺少的部分,但是在如今中观、微观研究的学术价值可能更高一些。中央出台的财税政策本来就是宏观的,如果研究再从宏观层面去进行,就显得缺乏实际意义,作为应用经济学的财政学,尤其是地方财政这一领域的研究自然应该选取较小的主题切入,从微观的层面去研究问题,从学术角度验证具体财税政策的合理性,提出改进意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完成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的辩证过程,这样有利于中央各项财税政策在地方的落实过程中得到带有学术研究支撑的科学评估,为政策的落实和完善提供实证分析的理论支持。 第四,地方财政研究不仅涉及经济学领域,也涉及政治学领域,“财”和“政”互相影响,密不可分,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有助于推进地方财政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为交叉学科的发展提供契机。随着“公共财政”改革目标的推进,以及地方财政贴近人民群众现实利益的特点,对地方财政的研究必然还会出现新的领域。近年来“土地财政”研究的兴起就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再加上地方财政与地方政府的各种行为联系密切,在进行研究时地方政府学是不可回避的理论支撑,因此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出现也不是问题。 通过对CNKI 1994-2013年中国地方财政研究论文的关键词相关数据的整理分析,我们从大多数已有文献综述不同的视角出发,对近20年来中国地方财政研究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作了较为细致的描述和分析。对地方财政收入板块的分析发现,对财政收入的研究呈下降趋势。近几年的研究只是在引起收入变化的具体税种方面有上升趋势,研究方向需要聚焦到“公共财政”制度建设上来,使地方财政收入来源更加公开透明、收支管理更加规范化;对地方财政支出板块的研究发现,与地方财政收入研究呈下降趋势相反。对地方财政支出的研究呈上升趋势,这是目前学术界较为关心的话题,这与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不无关系,最重要的是地方政府支出规模近年来呈现膨胀趋势,地方政府普遍负债,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对财政体制改革板块的分析发现,财政体制研究是最具有政策导向性的,在一项宏观政策颁布的当年和前后一两年对该政策的研究一定会呈明显的上升趋势,提醒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也要注意紧跟宏观政策的变化,多做实证研究;对地方财政运行板块的研究表明,学术界已经注意到了财政体制改革所引起的一系列或好或坏的后续效应,并适时地提出了科学评估的合理化建议。中国地方财政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要注意前车之鉴,已有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不应该在未来的研究中持续出现,要结合实际调整研究方向,既需要在做好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也注重实证研究,更需要根据地方财政运行中显现的种种问题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更好地推进学科向纵深领域不断发展。 财政研究论文:我国公共财政研究综述 摘 要:发端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在引起中国经济体制剧变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我国财税体制。公共财政作为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学术界引起广大学者的极大关注。当前,国内学者主要围绕公共财政的内涵、特点,存在问题、实现路径及政策建议等方面展开研究, 本文针对上述问题对公共财政研究进行了综述。 关键词:公共财政;改革;研究综述 一、公共财政的内涵与特点 (一)公共财政的内涵 关于“公共财政”这一概念,学术界有如下几种观点:张馨将“公共财政”定义为:国家或政府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分配活动或经济活动,它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财政类型或模式。高培勇认为“公共财政”是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政府财政收支活动模式。 贾康则认为“公共财政”是指以社会权力中心代表公众利益、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发生的理财活动,属于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上的公共分配。社会主义财政,即建立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基础上的财政分配。 白文杰给出了公共财政的基本内涵:公共财政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套制度框架,是以满足公共需要为目的、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核心内容,以弥补市场失灵为活动范围的一种以政府为主体的资源配置方式。 虽然学者们对“公共财政”的定义各不相同,但都涉及到“市场经济”、“社会公共需要”和“分配”这样的关键词。由此可见,学者们在对“公共财政”本质、内涵方面的理解是一致的。 (二)公共财政的特点 目前学者们普遍认为“公共性”是公共财政最显著的特征。高培勇从三个方面总结公共财政制度的基本特征:第一,公共性。以满足整个社会的公共需要作为界定财政职能的口径;第二,非赢利性。以公共利益的极大化作为安排财政收支的出发点和归宿;第三,规范性。以依法理财作为财政收支运作的行为规范。同时指出:上述的基本特征,只不过是一个相对完善的公共财政制度的“底线”,而非全部。张映芹认为“‘公共性’作为公共财政的典型特征,必然贯穿于公共财政全过程”。 冯俏彬总结公共财政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需要为主,表现在财政支出上,公共支出在全部财政支出中占据了绝大部分的比重;二是公众参与各项财政决定。其中第二个特征由于涉及政府与公民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更具有实质意义、更加重大的政治与经济问题。因此认为公共财政即民主财政。 二、我国公共财政建设存在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不断推进财政体制改革,自1994 年开始实行“分税制”以来,无论是在政策效果、还是在经济效益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果。这些成果包括:分税制财政体制、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政府采购制度等。但是,当前我国公共财政建设依然面临很多的问题。 白文杰指出,我国公共财政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1)公共财政收支规模问题;(2)公共财政收支结构问题;(3)公共财政预算管理中的问题;(4)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问题; (5)财政政策问题。 戴微认为,我国在财政信息公开上存在很多问题,主要体现在财政信息公开的内容不完善、财政信息公开的质量不高、现行财政信息公开机制难以满足多层次需求。 许金柜从体制改革的角度,认为当前我国公共财政存在的、应该着力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财政的公共性不足。(2)财政体制改革法治化不足。(3)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整体上均等化效应不足。(4)地方事权与财权、财力不匹配,县乡财政日渐困难。 三、我国公共财政实现路径与政策建议 针对我国公共财政中出现的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邓子基认为,要使公共财政制度成为促进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助推器,要改革完善相关财税政策和制度,推行政府绿色采购制度,支持建立市场化交易与补偿制度。杨志勇则从构建规范化的政府预算制度、规范化的政府收入体系、规范政府间财政关系、高效的财政政策调控体系四个方面提出建议。曾康华提出,还须在省以下财政体制、结构性税制调整及预算管理的精细和民主等方面深化改革。 贾康从六个方面针对我国公共财政制度建设和改革创新提出建议:一是实行“扁平化”改革,减少财政层级;二是进一步理清政府事权和职责,形成三级支出责任明细单;三是构建财权与事权相呼应、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和税源总分制度;四是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五是构建有利于发展方式转变和走创新型国家道路的财税体制;六是改进和优化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 白文杰从如下三个方面对我国公共财政建设进行思考:(1)回归政府职能本位,以“公共财政”建设为核心;(2)调整财政收支结构与方向,努力由“建设财政”、“吃饭财政”转向公共财政与民生财政;(3)加强公共财政预算改革和管理。 综上,学者们对公共财政已形成较为完整的研究框架,在公共财政的内涵、特征、存在问题等方面取得了不少共识。在取得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重宏观研究、轻微观研究,主要表现在倾向于研究政府在公共财政中的作用,对地方政府、公民、社会组织这些主体的研究较少。这为本文进行下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研究方向. 财政研究论文:土地财政研究:地方政府“经济人”行为模式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大规模的城市发展,土地财政收入逐渐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形成了靠卖地筹资并将资金投入大规模城市经营,形成的财政缺口进一步靠卖地来弥补的地方财政恶性循环,并引发了一系列城市问题。土地财政作为一种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已广为诟病。 土地财政一直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对于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财税制度不合理。二是土地管理制度不完善。三是政府行为失范。笔者认为,土地财政作为一个复杂的问题,绝不是某个单一因素引起的,但各方面因素却应有主次之分。土地财政的主体是地方政府,应从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入手分析问题的内因,并以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来解释其他因素的作用机理。 一、土地财政现状及问题 (一)土地财政的现状 在地方财政收入中,土地出让金收入所占比重近几年一直呈上升趋势,2010年全国水平达40%,远远高于世界同期平均水平的20%。2011年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3.3万亿元,同比增长22%,占地方财政收入总额36.60%,创下历史新高。而财政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前三季度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17936亿元,同比下降23.1%,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出现财政危机。由此可见,土地收入已经成为地方财政的支柱,地方政府财政对土地的依赖性过大。 (二)土地财政引发的问题 首先,引发了地方财政的恶性循环。地方政府借助“市场化”的土地出让方式推高房价地价,进而带动房地产行业的迅猛发展。房地产行业的繁荣引发资本大量流向该行业,同时房价的居高不下对其他消费品产生挤出效应,造成经济结构失衡。其次,土地财政还引发了一系列城市发展问题。在以政府为主导、土地为保障的城市建设中,城市土地利用率极低,盲目横向扩张,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而且城市的规划扩张中,大量的拆迁引发不和谐因素,侵害了当地百姓的利益。 二、土地财政原因分析:基于地方政府“经济人”行为模式 (一)地方政府的“经济人”行为模式 1.地方政府“经济人”行为假定。根据布坎南的理论,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和人,首先应具有“政府人”的特质,该特质要求地方政府完全代表该地区人民和社会的总利益,除此之外没有自己独立的利益目标。其次,地方政府作为一个由具有“经济人”特质的官员组成的机构,也具有理性“经济人”的特质。 2.地方政府在“经济人”行为模式下多重利益权衡。地方政府利益可以分解为三个层面的利益:地方利益、地方政府部门利益、地方政府官员利益。首先,地方政府承担着社会管理责任,必须考虑和维护地方利益,这是地方政府的宏观利益。其次,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必须考虑和维护地方政府部门的利益,这是地方政府的中观利益。再次,地方政府是由政府官员组成的,官员的“经济人”特征决定了其必须考虑和维护地方政府官员的利益,这是地方政府的微观利益。 3.土地财政中地方政府 “经济人”行为的具体表现。土地财政问题,就是地方政府利益分解的偏误。地方政府过多地注重政府部门利益和政府官员个人利益,忽视地方利益,在政府双重角色的权衡中更多地偏向于一种“经济人”的角色。具体到土地财政当中:一是地方政府利用土地最大限度地赚取收入,忽视了对土地利用的后续管理。二是地方政府热衷于将财政收入投入到对城市的经营中,进一步推高房价地价,赚取土地增值所带来的溢价收入和相关税费收入。 (二)土地财政中地方政府“经济人”行为模式的产生原因 1.激励机制不合理――官员政绩考核制度。我国政府官员的考核制度并非一种完善的激励机制。在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指标设置及权重划分上,往往片面强调用经济增长指标考核干部,不能反映社会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以及公民的实际利益。例如,只看重GDP、财政收入之类数量指标,轻视反映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发展潜力、经济运行成本等指标,导致片面追求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而忽视经济质量的优化。 2.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预算约束制度和行政问责制。第一,缺乏严格的预算管理制度。土地财政作为一个财政问题,本应受到预算的严格约束。土地财政的失控发展则表明预算约束严重不足,这是由于我国地方政府预算监督机制的法定性破坏严重。一方面,各级政府预算不具有法律效力及约束力;另一方面,执法主体、法律责任的不明确,不可操作性致使部分执法机关和监督部门不严格执行预算法,且无法追究他们违反预算约束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第二,缺乏有效的行政问责制度。我国行政机关实行首长负责制,权责对等意味着首长具有一等的决策权,这就容易造成寻租行为和决策失误。在土地管理中,政府决策失误或失败现象随处可见,但少有官员为此而被问责。究其原因,主要是目前的行政问责制存在不足:一是行政问责主体局限。行政问责的主体目前只局限于政府部门内部上级对下级的问责,这在上、下级存在连带责任关系时是无效的。而土地财政基本上是地方各级政府都存在的问题,其引起的后果在各级政府中也都相似,上级政府基本不会就此类错误追究下级政府责任。二是行政问责范围局限。目前行政问责仅局限于那些已经造成不良影响或重大影响的失职事件,而对于那些尚未产生不良影响但可能存在失职情形的行为还没有纳入问责范围。而土地财政问题中的决策失误、短期工程,其危害性在近期一般不能表现出来。三是行政问责程序局限。行政问责启动程序上,目前还局限于党政机关,很少由人大、法院或公众等其他主体来启动。 三、政策建议 (一)构建地方政府综合型绩效考核系统 西方国家在绩效考核方面起步较早,已做出了一些成功的尝试。当前我国的政府绩效评估的发展虽还处于雏形阶段,但通过借鉴国外经验已有了成功的案例。比如香港和山东烟台的服务承诺制,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笔者基于比较适合于我国推行的服务承诺制,提出以下制度建设的参考意见: 1.完善立法。中央应完善绩效考核方面的立法,对政府行为的约束机制提供强大的法律保障。同时中央各相关部门应当依据本部门实际,在法制要求的基础之上进行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明确公民在社会公共服务的各个方面享受的权利与服务,拓展绩效考核的深度。 2. 加大服务承诺的公开化。首先,地方政府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以“服务公众,发展经济”为出发点,提出政府各部门的服务承诺,并向社会公开。其次,应该将服务承诺的标准、投诉程序、违约责任向社会公开,便于公众监督,使承诺真正落到实处。再次,在各个部门的承诺到期日,部门应当做出相应的总结并将其公开,便于公众了解上一工作年度服务承诺的兑现情况。 3. 完善内部监督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通过完善内部监督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可以使承诺的兑现考核明晰。例如香港屋宇署为加强对服务承诺的监督,将客户服务经理的姓名写在办公地点的总接待处,并公布监察机构名单,承诺每年将服务情况的检查结果与已定标准互相对比, 接受监督。参照这些经验,政府部门可以采用内部对比考核以及外部公众实时监督反馈的形式建立考核机制,确保服务承诺的有效兑现。 (二)完善土地相关收支的预算管理制度 1.确保土地收支预算管理的刚性。与土地相关的各项收支要严格按照预算执行,不得随意变动或超收、超支。另外,可考虑建立土地出让基金制度。 2.确保土地出让专项基金的独立性、安全性及科学性。对于土地出让专项基金,应严格按照《国办10号文》的规定,地方国土资源部门应与财政部门、人民银行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和定期对账制度,确保土地出让专项基金的独立性和安全性。土地专项基金的使用要科学化,明确各项用途的支出比例,确保惠及民生的项目资金到位。 (三)完善地方政府的问责制度 通过借鉴国外经验,笔者认为我国在构建完善的问责制度时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 完善问责制度的法律保障。我国行政问责制度还比较松散,缺乏完整的确保行政责任的法律体系,也没有制定专门的行政问责制方面的法律法规。同时,宪法规定的政治问责制度,由于缺乏明确细致的程序性规定而难以发挥效力。所以,要构建系统的问责制度,必须在法律层面对其进行规范和保障,将政府官员在决策和日常政务当中失职的情形详细列举出来,对问责的启动和实施程序固定下来,便于实施。 2.扩展问责制度的调整范围。我国的政府官员问责制主要处理政府主要官员违风党纪或影响较大的行为,调整范围过小。政府官员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不应只用接近于法律底线的准绳约束其行为。所以,应加大问责制度调整的范围,将政府日常管理和投资决策的效果也纳入问责范围,对于决策失误、行为示范应追究相关官员的责任。具体到土地财政问题,就是将政府对于土地出让基金预算的违反,以及城市建设项目投资当中的项目决策失误、低效浪费的面子工程都纳入问责制度调整范围。 3.扩大问责制度的主体范围。我国问责制度的问责主体主要是上级领导,是一种内部问责,缺乏来自社会其他组织以及公民的问责途径,责任的判定不是自下而上的反馈结果,而是由上级主观认定,很难实现客观公正。所以,要实现对地方政府官员全面、客观的问责机制,必须扩大其问责主体。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 财政研究论文:民国时期的财政研究及对当前财政改革的启示 内容提要:辛亥革命后,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财政理论研究获得了较快的发展,研究体系也逐渐完善。尽管民国时期财政研究的内容非常广泛,但主要集中在“公共财政”与国家财政的关系、财政制度改革、财政收入来源、财政与金融的关系、地方财政等五个方面,这对当前的财政改革仍然有着强烈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民国财政思想;财政制度变迁;经济思想史 民国初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财政理论研究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研究体系逐渐完善。鉴于对民国财政思想的研究业已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图在对民国时期财政研究的概况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从“公共财政”与国家财政的关系、财政制度改革、财政收入来源、财政与金融的关系、地方财政研究等五个方面对民国财政思想展开全方位的透视。 一、民国财政研究概况 据民国经济学家唐庆增先生的统计,从1928年到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经济学社丛书共19种31册,在中国经济学社丛书19种中,财政类书籍居第一①,财政类7种,金融类5种,劳工与人口2种,其他5种。 胡寄窗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对1901至1949年间自撰和翻译的经济著作刊行总数进行了多角度的统计分析,按照学科分类,财政学、经济原理、货币学位列前三。已有的研究表明,“五四”以后,由于自西方留学返国的经济学家增多,逐渐支配高等学校经济科学的讲坛,加之20世纪最初20年译自日本的经济著作多是由西方引入,于是,西方尤其是英美经济原著的译本数量在这一时期一直占据压倒优势。但是,通过对经济学不同分支学科的细分可以发现,财政学著述中以日文译本为多,而经济学原理和货币银行方面则以西文译本为多。以下依据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对民国时期的财政学著作出版情况进行统计分析。这一时期的著作主要分为三类,一是财政学理论,二是中国财政问题研究,三是外国财政问题研究。 (一)财政学理论 对民国时期总书目的整理发现(见表1),这一时期中国的财政学体系已经比较完善,财政学著作包含财政学、比较财政学、财政政策论、国家财政制度、国家预决算、政府会计、税收、国债、地方财政、战时财政等领域,国人的财政学专著已经超过译著数量,但对于国外财政学著作的翻译仍占据很大部分,译自日本的财政学著作在整个财政学译著中仍然占主要部分,租税理论和市政研究著作则主要译自美国。 (二)中国财政问题研究 由表2中的中国财政问题研究著作构成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的税收制度研究是财政问题研究的重点,而在税收研究中田赋以及所得税问题的研究又是重点中的重点。其次关于财政制度与管理体制的研究在民国时期财政制度现代化改革中处于显要地位,关于财政制度的研究专著有《中国财政制度与财政实况》(杨汝梅著,中华书局,1935),《公库制析述》(秦汉平著,公利出版社,1941),《公库制度》(阮有秋著,新建设出版社,1941),《中国现行公库制度》(杨骥著,正中书局,1941),《中国公库制度》(杨承厚编著,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1944),《中国预算制度刍议》(吴贯因编著,内务部编译处,1918),《中国之预算与财务行政及监督》(吴贯因著,建华书局,1932),《中国预算制度与财政实况》(杨汝梅著,中国计政学会,1934),《五权宪法的预算制度》(王延超著,博文书局,1944),《国地财政划分问题》(李权时著,世界书局,1929),《中国财政收支系统论》(马大英著,中国财政学会丛书,1944)。 对中国财政宏观问题的研究突破就财政论财政的研究视角,将财政制度改革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紧密结合,著作有《中国财政论》(金国珍著,商务印书馆,1931),《中国经济建设中之财政》(贾士毅著,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1932),《中国财政问题》(罗介夫著,太平洋书店,1933),《中国财政问题》(朱契著,国立编译馆,1934),《怎样检讨财政问题》(崔敬伯著,国立北平研究院经济研究会,1936),《中国财政的经济基础》(崔敬伯著,国立北平研究院经济研究会,1936),《中国财政中的金融统制》(崔敬伯著,国立北平研究院经济研究会,1937),《中国财政之病态及其批判》(孙怀仁著,生活书店,1937),《中国财政问题》(叶云龙著,商务印书馆,1937),《中国战时财政论》(闵天培编著,正中书局,1937),《战时的财政和金融》(符灿炎著,商务印书馆,1938),《中国的战时财政》(金天赐著,中山文化教育馆,1938),《财政学与中国财政――理论与现实》(马寅初著,商务印书馆,1948)。 公债作为政府筹资手段不断在国家财政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关于公债问题研究的专著逐渐增多,如《公债论》(晏才杰著,新华学社,1921),《国债与金融》(贾士毅著,商务印书馆,1930),《中国战时公债》(尹文敬著,财政评论社,1943),《公债市场》(投资周刊社编,中国文化服务社,1947),《国债辑要》(蒋士立编,商务印书馆,1915),《内国公债史》(徐沧水编,商务印书馆,1923),《中国的内债》(千家驹著,社会调查所,1933),《中国之内国公债》(王宗培著,长城书局,1933)。 民国时期对财政史的研究也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代表著作《民国财政史》(贾士毅著,商务印书馆,1917),《民国续财政史》(贾士毅著,商务印书馆,1932),《中国财政史》(胡钧著,商务印书馆,1920),《中国财政制度史》(常乃德著,世界书局,1930),《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史》(霍衣仙著,北新书局,1936),《中国财政史纲》(谭宪澄著,工商学院,1937),《民国财政简史》(贾德怀编,商务印书馆,1941)。 (三)外国财政问题研究 在对外国财政的研究方面(见表3),统计表明国人对日本财政的研究著作在数量上和研究的广度上都远大于对英国、美国和苏联的研究。对日本的财政问题研究主要涉及财政制度、战时财政、地方财政、公债、税收、国库制度和财政史等几个领域。主要著作《日本财政》(赖季宏编著,商务印书馆,1939),《日本之地方财政》(刘百闵编,日本评论社,1933),《日本之地方财政》(周宪文著,正中书局,1933),《日本财政制度》(南柔编,日本评论社,1933),《战时日本财政》(陈宗经著,商务印书馆,1943)。对英国财政研究的专著有《英国所得税论》(金国宝著,商务印书馆,1924),《英国战时财政金融》(财政金融研究所编,中华书局,1940),《英国战时财政论》(张白衣著,商务印书馆,1945)。对于美国和苏联的财政书籍主要是编译或译著的形式。国人这段时期之所以对日本财政问题的关注远远超过英美和苏联,原因有二:一是日本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都受到过西方殖民者的侵略,但在走向现代国家方面日本却远远领先于中国,是中国前进的榜样;二是日本崛起后率先将魔爪伸向中国,成为中国的大患,因而国人无论是处于学习的需要还是御敌的需要,都不能不将极大的注意力转向日本。 除了财政研究著作之外,民国时期以“财政”命名的期刊有43种,大概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财政公报,主要公布国民党政府和财政部的命令、法规和章程,第二类是财政评论和财政学报,主要研究财政金融理论,并对有关政策和经济问题进行探讨,第三类是各地方政府的财政刊物,刊登政府的财政法令、公文及财政状况以资事实上和学术上之研究。1939年元旦创刊的财政学学术刊物《财政评论》是我国民国时期创办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财政学学术刊物,发表了许多财政名家的学术成果。此外,还有一些经济类期刊涉及财政问题,如《中国经济问题》(中国经济学社年刊第1卷,1929年3月,商务印书馆发行),刊载有关财政问题的文章17篇。《经济建设》(中国经济学社年刊第2卷,1929年11月,商务印书馆发行),刊载有关财政问题的文章13篇,主要是学社社员在1928年财政会议与经济会议中的各种提案。《经济学季刊》(1930年4月创刊,1937年5月停刊,商务印书馆与黎明书局发行)刊登有关财政问题的文章49篇,在该刊物的各类文章中位居第三。 二、民国时期财政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一)学理上的“公共财政”思想与实践中的国家资本财政 民国时期中国的财政学引入西方的“公共财政”与“公共经济”等现代财政术语,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自己的财政学教学体系。陈启修1924年的《财政学总论》指出:“财政者公共团体之经济或经济经理也;易词言之,即国家及其他强制团体当其欲满足其共同需要时关于所需经济的财货之取得、管理及使用等各种行为之总称也。”类似的分析和观点,在当时几乎所有的财政学著作中都存在着。如我们现今所能见到的20世纪20年代的寿景伟、张澄志,30年代的姚庆三、李权时和尹文敬,40年代的王延超等人的财政学论著,在财政概念的分析上无不如此。而曹国卿的《财政学》在1947年的第三版中,通过分析“财政”词源,明确使用了“公共财政”的概念。当时的公共财政观是从公共经济的角度分析财政问题的,对于公私经济的讨论出现在诸多财政学书籍中。陈启修在其《财政学总论》中基于经济主体的不同将经济分为五大种类,一为个人经济,二为企业经济,三为公共经济,四为国民经济,五为世界经济,并讨论财政这一公共经济与其他经济的一般关系。他用图形的形式生动地表述为“个人经济为几何学上之点,则企业经济为由点而成之线,公共经济为包含点与线之面积,而国民经济则为包含点线面之体积,以个人及企业经济之厚薄为高度,乘面积而得者也……世界经济为各国民之经济之结合,故可用包含各种体积之球形体表之”[1]。 在绝大多数财政学教科书基于公共财政视角以“财务行政秩序论”,“公共经费论”,“公共收入论”,“收支适合论”作为基本框架的同时,有学人基于财政趋势的变化,认为应将公共企业论作为单独的一部纳入财政学中②,虽然这一建议未被著者采纳③,但是,这一问题的提出可以说是从学理上认识到了公共财政与国家资本财政的区别,虽然当时对公共财政与国家资本财政的关系问题还没有较深的认识,但是在民国的财政实践过程中对于国家资本的财政管理体制问题的讨论是值得当下研究者关注的一个问题,毕竟这一问题也是至今困扰我国公共财政改革的重大问题。 (二)财政制度改革 公库制度、预算制度和超然主计制度是民国时期财政制度改革的三大主体,这是在广泛借鉴各国财政管理制度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国情制定出来的。关于推行计政的几个问题,在《计政季刊》中有如下论述,“一国政治的设施,赖财政为基础。而财政又须计政为之监督与推进。在积极方面,则国家凡百兴革事业,有所准绳。可得按既定实施计划。在消极方面,则防止贪污,杜绝舞弊,避免横征暴敛非法之收入。减少不经济之支出。”[2]民国十六年(1927年)国府奠都南京后,首先以整顿财务行政为急务,先后公布各种财政法规,成立审计部,又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确立超然主计制度,其理论基于联综组织原则,互相平衡,互相牵制,冀国家财政进于健全清明之途。此联立系统构成包括收支行政系统(统一的收支命令系统),超然主计系统(建设的计政系统),就地审计系统(监督的计政系统),公库出纳系统(独立的国库系统),其执行机关为财政部或财政厅(执行收支系统),主计处或会计处(建设计政系统),审计部或审计处(监督计政系统),中央国家银行或之金融机关(执行公库出纳系统)。以上组织,在纵的方面,则系统分明,各自独立。在横的方面,则联立综合,互相衡制。 在公共财政制度建设过程中,值得关注的是在三民主义的发展框架下,国家资本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鉴于国家资本经营运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建设的成败,因此学术界在讨论国营事业内部经营制度的同时,也开始从国家财政的角度讨论国营事业的预算问题。目前掌握的关于国营事业预算问题的资料有《论编造公有营业基金预算之范围》,载于《财政评论》第5卷第3期;《论国营事业之预算制度》,《我国现行营业预算制度之商榷》,载于《财政评论》第12卷第5期;《公营事业应否适用公库制度论》,载于《银励》(重庆市银行业学谊励进会编)第1卷第5期。 (三)财政收入思想 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改革也是贯穿民国时期税制改革始终的一个重要问题。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设立中央财政机构和地方财政机构。中央财政机构为财政部,作为南京政府管理监督全国财务行政的总机关,总揽全国财政收支。地方财政机构有两类:一类是中央派出处理国家收支的机构,如财政特派员、关监督、盐运使、统税局、印花烟酒税局、直接税办事处等。另一类是处理地方财政收支机构,各省设财政厅,管理全省财政收支预决算的编制以及对县财政的监督。县设财政科,管理全县财政收支、预决算的编制及各项税收。针对北洋政府时期各级财政收支不清,地方截留中央财力的现象,南京政府1928年11月正式公布施行《划分国家收支地方收支标准案》,将财政体制定为中央与省二级制。1934年,南京政府又公布了《财政收支系统法》,将财政体制由过去中央与省二级制改为中央、省、县三级制,提高县市地方政府的地位。1941年起,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实行国家与地方自治两级财政,省级并入中央。1946年7月1日,南京政府修正公布《财政收支系统法》,重新确立中央、省、县三级财政体制。 税收改革思想是民国财政思想的主体,不仅在民国时期对中国财政问题研究中有关税收的论著占据了绝对的多数,而且在时人的论著中也可以看到当时对于税收改革思想的重视,“财政学中之最关重要者厥惟赋税”,“将来中国要整理财政,当然首先租税,而租税之中,尤以田赋一项为最重要。”[3]民国时期税收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整顿旧税,创办新税,建立新的税制。这一时期由于大量国外的税收译著的出现,国人对租税问题已经有了更新的认识,但民国战乱不断的环境影响了税收制度的改革,严重迟滞了现代税制建立的步伐。 (四)财政与金融的关系 财政与金融的关系是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时至今日,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仍然面临着如何处理政府财政与资本市场之间关系的问题。资本市场和政府财政间的相互关系,从微观经济学视角看,是公私产品生产和融资的两种不同机制;而从宏观经济学视角看,则是媒介储蓄与投资的两种不同机制。从交易费用视角看,两者在资本要素配置上具有基于交易费用比较基础上的制度替代关系,而从产权视角看,两者又具有了内生关系。因为国家是产权结构界定的主体,自然成为影响资本市场效率的根源,而国家之所以构造出特定的产权结构则与其获取租金的财政需要息息相关,反映在中国制度变迁实践上就是:国家及其财政需要既是资本市场兴起的关键,而国家单方面获取租金的财政需要又是造成资本市场困境的根源。 民国时期以财政与金融为研究对象的论著有贾士毅的《国债与金融》(商务印书馆,1933),崔敬伯的《中国财政中的金融统制》(国立北平研究院经济研究会 ,1937),其他关于财政与金融的关系问题散见于报刊中,马寅初和章乃器是当时对这一问题探讨比较多的学者,参见《马寅初全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和《章乃器文集》(华夏出版社,1997)。这一时期学术界对于财政与金融关系的认识已经较为成熟。崔敬伯在《中国财政中的金融统制》中从学理上对财政与金融的关系做了精辟的阐述,“‘财政’与‘金融’无论在辞义上,或是在实际上,都应该分清,而不容相混。财政是‘国家经济’(State Economy)的经理,金融则系‘国民经济’(National Economy)的权衡。在‘社会化经济’未曾实现以前,国家经济与国民经济,在体制上,是要分别保持其独立性的。因为国民经济的活动,妨害了国家经济,固不可;但是因为国家经济――即财政――的方便,遂以国民经济为牺牲,使之陷于长期的混乱,当然也不是‘健全财政’(Sound Finance)所能容。所以在实际上,财政与金融,务必要系统分明,不相侵扰” [4]。同时,他也从经济现实出发,认为“现在的经济流通,早不是实物交换经济,也不尽是货币经济,而是‘信用经济’的时代。不仅国民经济要受信用经济的支配,国家经济――即财政――也要受信用经济的支配。政府财政的收支,在数量上很难恰恰相抵,在时期上也不容易恰恰相值;为财政与金融彼此调剂起见,收入多而支出少的时节,可以存在银行,转而流通于市场;支出多而收入少的时节,也可以借自银行,藉资财政的周转。在这信用经济时代,政府虽然属于公经济的主体,无妨同私人经济一般,也可以同银行开户头,也可以向金融市场行贷借;财政与金融,尽可以取得自然而合理的联系,这便是财政学上所称之‘公共信用’(Public Credit)或公债(Public Debt)”[5]。 民国时期财政与金融关系认识的成熟与实践过程中的由财政与金融逐渐融合所导致的局势的失控是否可以作为如今构建立宪式公共财政制度的否证,将是探索财政与金融关系问题的一个独特的视角。 (五)地方财政研究 陈启修在《财政学总论》第五编设“地方财政论”专章,给以地方财政学研究重要的地位,他认为“地方财政学者研究地方自治团体之财政之学问也。地方财政学上之原理,与国家财政学上之原理,相同者固多,不但从一般的理论上言之,所谓公共财政(Public finance)学实必须包含二者而后始得完全。且即从特殊的问题观之,仅观国家财政上之事实,亦实不足明问题全体之真相……故研究国家财政学者同时必须研究地方财政学。” 关于何谓地方的概念问题,直至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一日(1942年)依照《改订财政收支系统实施纲要》划分之后,自治财政系统才从以往向以省地方为单位改为以县市为单位。中国行政序列向来没有市的建制,城乡之间在行政上并没有严格的区分。1908年清廷实施预备立宪,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第一次以官方的名义明确城市为一政治单位。从此,中国开始了城乡合治向城乡分治的转变。但是,在自治财政建设初期,根据地方税收的实际情形,中央已陷地方于附庸之地位。而欲实现县地方为有独立性之自治单位,举凡地方之管、教、养、卫诸要政,均为实现新县制之中心工作,凡此各项经费当以地方自筹为原则。由于中国县地方原无独立财源,而原有各项规定收入与建立自治财政的要求殊难适应,因此剖析地方财政现有特征,并在建立系统的公共财政进程中探索如何处理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关系问题,同时立足于自治财政,建立地方的税收制度,尤其是理顺田赋与土地税的关系问题,并不断建立健全地方预算制度、审计制度,以及完善地方财务机构建设,提高地方财务行政管理效率,如此诸多问题的提出与探讨就成为民国时期伴随着地方财政建设始终的重要问题。 20世纪20年代随着中国市政改革实践的推动,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一股研究市政问题的新思潮,产生了一批市政学著作,如前文所述,同时出版了《市政评论》,《市政研究》等刊物。与此同时,面对当时的县乡财政困境,学术界通过调查研究和撰写专著对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办法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与县财政及地方赋税紧密相关的调研即有定县赋税调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县政调查”、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田赋调查以及中央大学经济系田赋附加税调查等等。除调研之外还有大量相关论著出版,如汗血月刊社编辑的《田赋问题研究》、方显廷编《中国经济研究》(下)、刘世仁的《中国田赋问题》、程方的《中国县政概论》,彭雨新的《县地方财政》,朱博能的《县财政问题》。此外,在《地政月刊》《东方杂志》《中国农村》《财政研究》《财政评论》《复兴委员会会报》《益世报财政周刊》《汗血月刊》《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等刊物上还发表了大量与县财政及地方赋税相关的文章。 三、民国时期的财政研究对当前财政改革的启迪 通过对民国财政研究的简单梳理,可以看出公共财政与国家资本财政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近代中国来说一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虽然建国以后形成的计划经济型财政模式将公共财政内化到国家财政当中,淡化了公共财政与国家资本财政之间关系处理的问题,但现阶段转轨过程中建立的公共财政与国有资产财政的“双元财政”模式又再次将处理两种财政之间的关系问题摆在了改革者的面前。从经济思想史的视角对民国时期的财政制度改革实践及由以产生的公共财政与国家资本财政之间关系的认识进行整理研究,无疑是对目前公共财政制度建设问题认识的一个有益的拓展。 近代以来随着信用经济的发达,财政与金融的关系逐渐紧密,而以政府主导的社会经济变革又将国家经济与国民经济糅合在了一起,因此对于财政与金融关系处理的得当与否就成为国民经济是否良性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民国时期金融思想和金融制度的逐步健全与完善是离不开积极财政政策的支持和推动的,“财政中的金融统制”,“财政政策中的金融措施”等等提法足可见这一时期财政与金融的融合。时人从学理角度对财政金融关系问题的探讨与实践过程中财政金融政策实施之间的差异,对我们认识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过程中如何处理财政与金融的关系问题提供更为厚重的思想史实。 民国时期的地方财政建设是整个财政制度改革中的重要部分,伴随工业化出现的城市建设和乡村建设问题,时人在引入国外地方财政研究的同时,从国情出发进行了试点建设并展开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这些宝贵的思想资料对当前解决地方财政问题具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 总之,民国时期的财政研究对中国目前财政改革的启发是多方面的,我们应该重视对民国财政思想的研究,这样才能古为今用,更好地服务于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及其解决路径分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 [摘 要]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理论中,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从描述资本主义生态环境污染的表现、类型、状况和危害,到剖析资本家的本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再到批判资本主义工业之后的未来社会的建构,分别由浅入深地对资本主义工业开展了现象批判、本质批判直至生态批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理论,对于我国预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危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工业化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资本主义工业;生态批判 当我们曾经为之顶礼膜拜的工业文明的负面效应不断显现之时,人们开始冷静头脑、深入反思,法兰克福学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派别都从不同角度开始了对工业文明的重新审视。然而,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工业弊端初露端倪时,就已经开始了他极具预见性的系统思索,为人类文明的生态转向提供了最初的理论支撑,本文将就这一问题进一步研究,阐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生态批判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生态批判的历史背景 马克思思想博大精深,一百多年后的今天,马克思主义仍在哲学、政治经济乃至生态等诸多领域发挥着重要指导作用,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马克思思想中的生态论断越来越显示出重要的价值。然而,马克思生态思想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是和他生活的历史年代息息相关的,是发轫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同时,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比其他理论更彻底、更深刻。笔者认为,马克思当时所处的年代与社会发生的三个本质性变化,即工业革命、社会结构、世界市场,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重要转向,同时也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产生具有根本性的影响。 (一)工业革命的兴起 从15世纪开始,西方在人类由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的重大转型中走在了世界的前面,其主要标志就是蒸汽机时代的来临。1769年,瓦特制造出了第一台蒸汽机,从这以后,人类的工业化进程可以说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而正是这一路高歌的工业文明,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另一层面的重大变革,这一变革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与自然对立观念的实质是人与自然的冲突对抗,直接表现是人类征服自然、压榨自然、盘剥自然行为的加剧。英伦三岛上首先爆发、继而遍布全欧洲的工业革命,既宣告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同时又开启了另一个新的时代。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等豪言壮语都催生着人类应该成为世界的主人的意识。在科技高奏凯歌时,人类从自然界攫取了大量资源,尝到了无数甜果,在控制自然的喧嚣中人类坚定了自己是大自然君主的信念,人与自然分离的天人对立观念也随之加深,导致了人类更大规模地征服自然、掠夺自然,生态问题日益严重。十九世纪初,资本主义工业化萌芽已经在悄悄生长,这一阶段,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不断扩大蒸汽动力的规模与效益,消耗了大量的煤炭,在滚滚黑烟中,西方主要国家先后开始了近代大工业生产体系的运行,这种生产方式产生了大量的工业废气、废渣、废液,当生产与生活垃圾堆积到一定程度之时,大自然终于毫不留情地给人类实施了报复,造成了惨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居于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的思想观念和生存环境的变化中,马克思很早就开始关注资本主义工业化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在最早体现马克思生态思想的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敏锐地看到了问题实质,鲜明地直接把文章焦点对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他说:“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①既然人具有能动性,那么人与自然之间必然会发生交流与影响,也就是说人与自然有着互动性,是一种交互关系。因此,由人与人组成的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②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进行了研究,奠定了他后来生态批判最初的理论基础。 (二)社会结构的变化 如果说工业革命更多地是让马克思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由于环境污染所带来的人与自然关系思考的话,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形成的社会新型结构,则使马克思从人与人的关系的层面,深入反思了资本主义工业带来的生态危机。马克思给出了精辟的论断:“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①马克思独具慧眼地看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的社会结构变化,并给出了当时社会结构的最大特点,即对立阶级简化,矛盾加剧。我们看各个历史时代,每一个时代都会有那个时代特有的社会结构。古罗马的社会结构包括贵族、骑士、平民、奴隶;中世纪的社会结构包括封建主、教士、属臣、师傅、雇工、农奴等等。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社会结构仍然复杂,但却被马克思统统归入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阶级,这意味着阶级之间的冲突趋于单一,涉及广泛。单一指的是只剩下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广泛指的是除了压迫与被压迫的范畴之外,已经没有其他形式的社会存在了。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之下,马克思看到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在资本主义异化劳动条件下,一切都变得异化起来,“一方面所发生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在另一方面产生着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最彻底的、粗糙的、抽象的简单化,或者毋宁说这种精致化只是再生产相反意义上的自身。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在工人那里也不再成其为需要了。”②工人们的劳动完全背离自己,付出劳动却得不到收获,他们生活的环境“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成为人的需要了。肮脏,人的这种腐化堕落,文明的阴沟,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他的任何一种感觉不仅不再以人的方式存在,而且不再以非人的方式因而甚至不再以动物的方式存在。”③就这样,马克思从人与人关系异化的层面,把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环境恶化的事实全部浓缩于无产阶级的生活工作环境中并揭示出来。 (三)世界市场的形成 1840年以后在欧洲迅速延伸的铁路,让过去的主要交通工具马车望尘莫及,火车的出现也使得交通显著扩大了规模,加快了速度。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提出了“世界市场”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他所看到的就是世界市场形成过程中的欧洲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④他在《资本论》中进一步论述:“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⑤马克思的以上论述可谓一针见血。马克思所处年代之后的社会形态仍然符合马克思关于世界市场的论述,只不过规模更大、范围更广。先是帝国主义列强围绕着殖民地划分市场的争夺,挑起了两次世界大战。今天,世界市场的主要特征已经不仅仅是对外贸易,而是工厂的国外转移、资本的国际流动、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等,超越了国家框架的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展开。这种世界市场对于生态领域来讲,就是污染由富国向穷国的转移。马克思当年所说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与压迫,已经通过世界市场的形成,演变深化为资本主义富国对第三世界穷国的生态剥削与压迫,资本主义对污染从来都不是寻求“问题的解决”,而只是会绞尽脑汁实现“问题的转移”,①可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具有了更加深远的意义。 二、马克思从生态维度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批判 众所周知,在诸多社会理论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最能有效解析资本主义社会深层矛盾和主要弊病的思想武器,该理论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都有极其深刻的批判。今天,马克思的生态批判理论也随着世界生态危机的加重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可以说,马克思的生态批判理论是他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个逻辑延伸,是从揭示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到揭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的理论延展。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批判,这一理论的不同侧面虽有所侧重,但都直面病态的资本主义社会,最后殊途同归,就是要以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实现全人类的解放。 (一)现象批判: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的反思 资本主义工业的生产方式就是追逐利益的最大化,这种方式直接导致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使得工人的生活与工作状况惨乱不堪,使得整个社会也深陷生态危机。 1.直击工人生活状况。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使人类对自然资源过度地开发利用,并且资本家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生产成本,无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渣、废液对工人生活环境的污染。在空气污染中,煤烟当属罪魁祸首。恩格斯提到:“曼彻斯特周围的城市是一些纯粹的工业城市……到处都弥漫着煤烟。”②在曼彻斯特的工人聚居区“总是把一切工厂的煤烟都吹到这方面来。光让工人去吸这些煤烟!”“这里的空气由于成打的工业烟囱冒着黑烟,本来就够污浊沉闷的了……在这种难以想象的肮脏恶臭的环境中,在这种似乎是被故意毒化的空气中,在这种条件下生活的人们,的确不能不降到人类的最低阶段。”“在大城市的中心,在四周全是建筑物、新鲜空气全被隔绝了的街道上和大杂院里……一切腐烂的肉皮菜帮之类的东西都散发着对健康绝对有害的臭气,而这些臭气又不能自由地散出去,势必要把空气搞坏。”③大工业城市把污染直接引向了人类生命的源头――水。“蒸汽机的第一需要和大工业中差不多一切生产部门的主要需要,都是比较纯洁的水。但是工厂城市把一切水都变成臭气冲天的污水。”④“在伦敦,450万人的粪便,就没有什么好处理的方法,只好花很多钱来污染泰晤士河。”⑤此外,就像今天一样,富人区的垃圾堆也总是高高地垒起在贫民窟里,当时马克思早已看到,“位于城市中最糟的区域里的工人住宅,和这个阶级的一般生活条件结合起来,就成了百病丛生的根源。”① 2.直击工人工作环境。工人在资本家压榨下,一天中绝大多数时间是在不停地劳动,因而身处的工作环境的污染给工人的危害更直接、更严重。关于磨工:“由于在磨刀叉时有大量灰尘状的、极细微的、有尖锐棱角的金属屑飞出来,弥漫在空气中,从而不可避免地要吸到肺里去。干磨工平均很难活到三十五岁,湿磨工也很少能活到四十岁”,②“谁要是当了磨工,谁就逐渐成为完全绝望的人,仿佛已经把灵魂卖给魔鬼了。”③关于陶器工:“最有害的工作是把成品浸到一种含有大量的铅而且常常含有许多砷的液体里,并且要把刚刚在这种液体里浸过的制品用手拿出来……有害的东西就非常容易浸入身体。结果引起剧烈的腹痛和严重的肠胃病、经常的便秘、疝气痛、肺结核、羊癜疯和四肢麻痹等。”④关于玻璃工:“工房里的温度高,这一切就引起了孩子们的全身衰弱和疾病、发育不良、特别是眼病、胃病、支气管炎和风湿病。”⑤关于采矿工:“由于空气里充满了尘土、碳酸气和矿坑瓦斯,产生了许多痛苦而危险的肺部疾病,特别是哮喘病……黑痰病,它是由细微的煤屑侵入肺的各个部分所引起的,这种病的征候是全身衰弱、头痛、呼吸困难、吐黑色的浓痰。”⑥关于纺织工:“即使是真正的工厂也缺乏保障工人安全、舒适和健康的一切措施。很大一部分关于产业大军伤亡人数的战报(见工厂年度报告)就是从这里来的。同样,厂房拥挤,通风很差,等等。”⑦ 3.直击社会“工业黑化”。由于英国的大城市最早进入工业生产体系,因而这些城市也是环境污染最早、最严重的地区,环境污染的同时也引发了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工业黑化”这一概念也因此在这里首先被提出。早在19世纪初,英国曼彻斯特第一次发现了一种黑色飞蛾,而在以前,这种飞蛾只有浅色型个体。但从那时起,直到今天,黑色型频率稳定上升,以致于出现在所有工业地区,而且这些地区黑色型都很常见,频率高达95%以上。伴随着“工业黑化”现象的则是各种“环境公害”事件。“据相关资料统计,1846年,英国伦敦的耗煤量就比同年德国的煤产量(320万吨)还要多。”⑧仅此一项,我们就可以知晓当年伦敦的工业污染严重到何等程度,这也决定了伦敦必然在以后的1873年、1880年和1892年屡次发生令世人震惊的煤烟污染的“环境公害”事件。恩格斯多次到“工业黑化”首发城市曼彻斯特及周边考察,他提到:“曼彻斯特周围的城市是一些纯粹的工业城市……到处都弥漫着煤烟。”① 在曼彻斯特的工人聚居区“总是把一切工厂的煤烟都吹到这方面来。光让工人去吸这些煤烟!”②在曼彻斯特附近的波尔顿,艾尔克河“像一切流经工业城市的河流一样,流入城市的时候是清澈见底的,而在城市的另一端流出的时候却又黑又臭,被各色各样的脏东西弄得污浊不堪了。”③ (二)本质批判:对资本主义环境恶化根源的揭示 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人们生活状况、工人生产环境和社会生态恶化等种种事实后,又对导致这种社会现象的本质进行了剖析。 1.诘问人类思想认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由于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科学技术的空前发展和人们对于自然界认识能力的不足,导致人们没有真正看清人类在大自然中所处的位置,更准确地说是没有充分认清人与自然的关系。西方国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自然科学的兴起,唤起了人们对于改善生活条件的欲望。这一时期,“技术至上”的口号响彻整个世界,随着人们对自然探索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相信人是万物之灵,凭借科学技术可以统治世界。这种对自然界没有丝毫敬畏的心理,终于支撑着人们把地球宰制得千疮百孔,把大自然盘剥得支离破碎。实际上,每一次人类以地球的主人自居对大自然肆意掠夺后,总是伴随着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地告诫人类:“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能带来灾难。”④人们在实践过程中,“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⑤ 2.挖掘资产阶级本质。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解放全世界无产者伟大的理论武器,就在于马克思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看到了资产阶级的丑陋本性。资本主义工业能以其自身的运行方式,在创造大量财富的同时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归根结底就源自于资产阶级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由于资产阶级唯利是图和极端贪娈的本性决定,导致资本家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只会把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且除此无他,工人阶级是死是活根本不在考虑之内,只要工厂创造了丰厚的经济效益,哪怕背后的代价是无数工人的尸体。他们只在乎眼前的高额利润,而这是他们进行工业生产的惟一动力。而且,为了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投入成本,以最大程度地追求收益,资本家极尽所能地压榨剥削工人,从生产生活环境、到饮食、工资,无所不用其极,把工人们能干活的各种需要压到最低标准才是他们绞尽脑汁所想。正如马克思所说,“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一个的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出售时要获得利润,成了惟一动力。”⑥“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① 3.探析社会生产方式。笔者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有两种基本属性:一是资本属性,二是工业属性。资本属性体现在资本家对获取资本的极度贪娈上,只要能扩大生产、聚集财富,劳动者和自然资源都可以无限牺牲。工业属性体现在工业化生产的极大“反自然性”。②一方面,从资本属性上来分析,实际上资本属性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为了资本的无穷积累,资本家丧失良知,剥削工人,无产阶级为了生存,只好牺牲劳动,受尽压迫。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照它的矛盾的、对立的性质,还把浪费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压低工人的生存条件本身,看作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从而看作提高利润率的手段。”③因而,从实现人与人的和谐的角度来讲,必须追求公平正义,自由民主,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另一方面,从工业属性上来分析,实际上工业属性体现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工业生产无论能给人类带来多大益处、享受到多少文明成果,究其根本,这种生产是建立在消耗自然资源的基础上的,我们现在所说的GDP之所以能够增长,无一不是以消耗地球上有限的自然资源为代价。而既然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工业生产又是马不停蹄的,这样两者之间就形成一个永不调和的矛盾。因而,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本质是反自然的,后果只能是把地球有限的自然资源消耗殆尽,自寻灭亡。我们看,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种属性上来剖析,资本属性上体现出了人与人的背离,工业属性上体现出了人与自然的背离,因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是反人类的,又是反自然的,它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马克思从揭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病入手,找到了生态危机的病根,要根治这种社会病症,就必须改变资本主义制度。 (三)生态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超越 实际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就是建立在现象和本质两方面批判的基础之上的,所谓“不破不立”,以上两个层面的深刻批判相当于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破”,而在这一部分,要重点探讨生态批判“立”的一面。 1.理论内核: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任何一种社会批判理论都有一个不变的内核贯穿始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生态批判理论的内核就是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谈到批判的生态维度,也就进入了生态学领域,这一领域有两个概念是贯穿始终、不可避开的,就是人与自然。马克思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论断就构成了他对资本主义工业生态批判的理论内核。马克思的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理论实际上是强调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二者是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人是主体,有其主观能动性,但这个主体是属于大自然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主体本身就是大自然不断进化的结果之一,没有自然这个客体,就不会产生人这个主体,而一旦人这个主体产生后,必然会依照人有其能动性这一本质对自然进行改造。“人需要以自然为其劳动的对象,并从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料,这种人的对外活动,对马克思来说就是一种生产劳动。”④人与自然的关系,正是借由劳动来联系的。而主体人通过劳动与自然发生联系之后,自然就人化了。人与自然任何形式的沟通互动,都是自然与其本身的联系。马克思把人与自然看成一个统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开发自然是人的需要,过度开发就会遭到自然的报复。这种一而二、二而一的辩证关系构成了马克思生态批判的核心内容。 2.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生态论证。马克思以一个斗士的身份,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的批判,得出资本主义必然走向毁灭的结论,这是我们都十分熟悉的。然而,这背后还隐藏着另一维度的资本主义灭亡论证,即生态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也就是说生产资料都被资产阶级控制和拥有着,这是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资本,而无产阶级只能为资产阶级提供劳动,并承受着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环境恶化与垃圾污染。对此,马克思论述道:“自由劳动者有双重意义:他们既不像奴隶、农奴等等那样,直接属于生产资料之列,也不像自耕农等等那样,有生产资料属于他们,相反地,他们脱离生产资料而自由了,同生产资料分离了,失去了生产资料。……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因此,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①我们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剥削得以实现靠的就是让工人和生产资料相分离。马克思论证的工人阶级要进行斗争,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制,用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而这种论证之下隐藏的另一层面的生态论证可以理解为,工人阶级进行斗争,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回生产资料,获得发展权利。这种生态论证在今天更具有现实意义,它时刻警示我们,不但要实现政治经济的解放,更要实现自然解放和生态解放。 3.生态批判之后的社会建构。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工业进行生态批判后,给出了他有力的构想,这些构想成为生态文明的理论先声。首先,通过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减少工业废物。马克思认为,只要工业生产得以继续存在和发展,工业废物就不可能绝迹,而生产废物特别是工业废物又是环境污染的一个主要原因。这样我们可知,减少污染的方法既可通过减少工业废物,也可通过再利用工业废物来实现。关于减少工业废物,马克思说:“废料的减少,部分地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的质量。……在生产过程中究竟有多大一部分原料变为废料,这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和工具的质量。最后,还要取决于原料本身的质量。而原料的质量又部分地取决于生产原料的采掘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即本来意义上的文明的进步),部分地取决于原料在进入制造厂以前所经历的过程的发达程度。”②关于利用工业废物,马克思认为,随着科学特别是化学科学和化工技术的发展,人们可以发现工业废物的有用性质或属性,并在生产的各个部门加以利用,把本来毫无价值的废料制成有多种用途的产品。马克思提到的对“排泄物”的深度开发和综合利用,以及基于此而产生的各个工业生产部门的合理配置和协调发展的问题,在今天看来尤为重要。其次,各类工厂应尽可能合理地分布,实现城市和农村的高度融合,通过合理布局来减少工业污染的密度,这样就可以减轻环境承受污染的重负,在一定程度上仍可依靠生态系统自身的自我净化能力和生态修复能力,达到缓解生态环境受到的压力。最后,消除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当时大工业中的蒸汽技术是社会生产的核心技术,这种技术只是一个客观存在,真正使其导致大规模污染环境的是资本主义对它的使用方式。因此,“要消灭这个不断重新产生的现代工业的矛盾,只有消灭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有可能。只有按照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力的那种社会,才能允许工业按照最适合于它自己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的原则分布于全国。”①以上皆为马克思针对生态问题所预设的解决措施。我们看到措施当中包括了认识上的转变和科技水平的提高应用,这些实际上都属于技术层面的解决措施,而真正解决问题必须刨根问底,找到根源。在马克思看来,必须铲除资本主义制度,赋予工业生产以社会主义性质,实现健康的、无愧于人本性的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着眼于长远利益,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前提下追求社会生产的发展。 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生态批判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透过工业生产带来的环境恶化对资本主义工业进行的生态批判,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尽量避免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危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进而逐步实现向生态文明的转型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丰富发展 沿着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脉络寻觅,我们可知马克思在敏锐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人与自然不可化解的矛盾后,仍然将批判理论的重点放在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问题上,这是因为在马克思那个年代,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比当今有限得多,工业化生产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也没有今天严重。时间推移到今天,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批判方法,抓住了马克思在工业化初期对人与自然对立关系的关注,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更具有时代意义的生态批判,这些内容构成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生态批判的理论延续。反观之,相对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判,由于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中具有深厚的政治经济成份的现实基础,因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拥有更强大的生命力与现实借鉴意义。可以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扩充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新的维度与视角。 (二)人类社会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理论先声 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落后的文明形态总是不断地被先进的文明形态所取代。当人类迎来勃勃生机的工业文明之时,人们陶醉于工业文明的巨大成果之中,只看到了工厂林立,却很少有人注意到浓浓黑烟。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工业刚刚兴起,甚至还没有称其为一种文明之际,就已经看到了光辉之后的黑暗,并用他深邃的理论分析为我们新一轮的文明转型――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指明了方向。马克思关于工业文明早期的生态呐喊,为今天人类向生态文明转型提供了最初的理论支撑。现在,我们看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对马克思思想的生态关注,生态批判理论如雨后春笋一般在世界各地出现,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给地球带来巨大的生态灾难之后,开始大力呼吁重视、解决生态问题。与此同时,还置全人类的长远利益于不顾,置发展中国家、落后国家人民利益于不顾,向这些国家大量倾销具有污染性的废料,将高耗能与高污染的废弃工业出口给这些国家,转移生态问题,加剧了全球的环境恶化。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问题已经蔓延到全球,危及全世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批判中呼吁的人类文明转型已经迫在眉睫。 (三)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理论指导 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起步较晚,今天,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我们正在走着当年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路,而且距离他们还有很远。可是,我们绝没有必要步其后尘,连生态危机、环境恶化也要重蹈覆辙。在这方面,马克思的生态批判理论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完全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越”,在避免生态危机的同时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工业化道路。首先,要深刻理解马克思的科学观,“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①、“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体系的体现者”②等等,我们应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大力研发新能源技术。其次,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断裂的事实造成了城乡的对立,工业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发展起来了,农村土壤的肥力变成了工厂的产品,农民变成了工厂的劳动力,而城市中的含有有机肥料的垃圾,农村又利用不上,工业废料又加重城乡污染。从我们国家来看,应多筹划以城市发展带动农村发展,以农村发展促进城市发展,合理调整城乡建设布局,理顺城乡关系,使之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再次,马克思阐述的异化劳动,在工业文明时期导致了工业异化,这种工业异化对劳动异化进行放大,形成了现代人类社会的一种新的侵略方式――生态侵略。我们一方面要仔细研究这种现象,进行反生态殖民主义的抗争;另一方面,要注意这种趋势在本国的变相存在,比如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富人把垃圾屯积在穷人区,富裕地区把城市污染转移给穷困地区等等。 总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理论是一座亟待开发的“富矿”,其内蕴的理论特质和现实意义对当下中国的发展极具启示意义。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及其解决路径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生态环境危机的内在文化价值观根源 摘 要:如果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多集中于它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批判理论上,就往往会忽视它对资本主义文化价值观的整体性批判。以生态马克思主义为视角,从自由主义文化传统、利己主义价值观以及消费主义价值观三个方面阐释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内在文化价值观根源,可得出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生态环境危机的逻辑推论。 关键词:生态环境危机;文化价值观;反生态性 生态危机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各国都极力解决的现实性难题,寻求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的途径已经是时下理论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把理论关注的焦点聚集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由此应运而生。它把理论矛头直指当今人类发展面临的严峻的生态危机,并以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全方位批判而名声鹊起。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反生态性进行批判时,也意识到了支撑这种制度的文化因素。 我们考察生态马克思主义从社会文化价值观维度批判资本主义反生态性,可以弥补以往人们总是注重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维度批判消费主义的不足,而显现其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性。 一、自由主义文化传统中的自然观 自由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一贯坚持的文化传统,它既是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也是西方利己主义价值观的典型。马克思批判自由主义时说道:自由主义的“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不过是没有超出利己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即没有超出作为退居于自身,退居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与共同体分割开来的个体的人”[1]。自由主义把人的全部生活限定于脱离国家整体主义结构的原子式个体,从政治上的个人权利到文化价值观上的自私自利成为自由主义追捧的个人全部生活的意义。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开始,人们的精神贫困化就开始了。人们全部的精神生活和价值追求被单一化为建立在金钱之上的物质满足,资本主义的文化精神在启蒙理性运动以来就成为追求个人自由的理想的代名词。“自由”被描述成一种人的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是独立个人在社会经济、政治和精神文化生活领域的基本权利。这样,从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之初,启蒙运动宣扬的自由、平等精神就被视为这种新社会的基本内容并一直贯穿其发展的一切阶段直到今天,并形成自由主义文化传统的历史发展轨迹。 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被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所倡导,人与自然便被逻辑地放在了对立的境地。西方自近代以来,尤其是自资产阶级革命以来,“人”是指独立、自由和平等的个人,与社会整体或国家相分离、相对立的个人。虽然这种意识形态中的最强音承认“人是目的”(康德)、“个人拥有权利”(诺齐克),为人们争取政治平等、反对政治压迫和奴役确立理论依据,具有反封建、反神学的价值,推动了人在自身社会环境(人与人的关系或生产关系)中相当程度的历史性解放,起到了历史性的较大进步作用。然而,如前所述,“人是目的”在资本主义逻辑演绎中仍然异化成手段,“平等”徒有躯壳,而“自由”则更只是资本家剥削劳工的自由。同时,正是在“人是目的”这一凝聚着西方思想史两千年发展成果的命题背后,隐含着其它一切(显然也包括自然)皆为手段的意蕴(或至少是片面理解或误读)。在个人“有追求自身幸福的权利”的旗帜下,在资本追求利润的推动下,人开始了对自然前所未有的征服。人在自身社会环境中获得解放的巨大力量转化成了征服自然过程中的巨大动力,并且走过了头,衍生出一种巨大的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力。这样,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的矛盾还未解决,人与自然生态的矛盾却又随之凸显。所以,从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那一刻起,当追求自由的理性演变成追求自由主义的过程,就注定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二元对立,也就意味着这种思维方式为人对自然进行控制和掠夺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论依据。 由此,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进而指出,自由主义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不仅造成认识论上人与自然的二元分离,而且在个人追求自由、平等的同时,掠夺性地对待自然,这实际上是一种人与自然不平衡关系的开始。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恰恰是这样一种资本主义特有的自由观决定了其社会意识是一种个人主义。在他们看来,启蒙理性赋予个体主体性地位的确立,同时,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向了一种主客二分的二元对立思维境地,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导致“世界的祛魅”。人们对自然的敬畏感、审美感退隐,自然成为完全世俗的、单纯的有用物。这样,自然失去了所有使人类精神可以感受到亲情的任何特性和要遵循的任何规范,被抽象为空洞的实在。当然,现代科学的祛魅法则在一定范围与程度上是适用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法则具有无限的普适性,而现代性中对它的过分夸大则导致了“形而上学的还原论”。还原论的认识方法将一切认识对象还原为事物最小的单位――基本粒子,而在这种基本粒子中排斥了精神的位置。这样一种机械主义的自然观和认识方法认为自然界是毫无感觉的外在存在,这也就是二元论哲学所强调的主客体二分法。“这种哲学为现代性肆意统治和掠夺自然的欲望提供了意识形态的理由,而控制、支配、统治、征服自然的欲望正是现代精神的中心特征之一。”[2]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莱斯分析了资本主义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存在着三种内在矛盾性:一是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建立在“自然”和“社会”相互分离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之上,这种观点把社会作为唯一有意义的能够发展的领域,而自然只不过是社会必不可少的支撑结构。但是,随着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人的活动已经成为自然进化过程中的构成部分。二是控制自然的“实质基础是连接科学研究、技术发明和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机构,它们威胁着现代社会一切其他的机构”[3]5,但人类目前在解决这两方面问题时却无能为力。三是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这是莱斯的又一个重要观点。莱斯认为,控制自然的观念不仅造成了对自然的奴役,而且带来了对人的奴役。他认为:“自然本身不是控制的对象,控制的各种不同含义适合于对自然的各种不同观点。如果这个命题是正确的,那么反过来也是正确的,即控制自然不是科学本身的事业而是一项广泛的社会任务。”“在由‘征服’自然的观念培养起来的虚幻的希望中隐藏着现时代最致命的历史动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的不可分割的联系。”[3]6它意味着通过科学技术对自然进行控制的同时也加强了对人类自身的控制,反过来而言,科学技术对自然的控制是为了加强对人的控制。在莱斯看来,控制自然的观念最为重要的问题是,人的那些最关键的需要已经被社会持续不断的控制所扭曲,并在这个消费主义时代愈发尖锐。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将整个自然作为满足人类无法满足的欲望的材料加以占有和利用,然后通过各种形式强制人们进行消费,从而使人类失去自由,并完全否定人类从外部自然的强制力量中获得解放的努力,最终导致人类和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的自我毁灭,而这恰恰是当代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动力。 莱斯进一步指出,至关重要的不在于“生产机构无限地扩张成了它的信条”,而在于“评价它的成果对于人的价值的一切合理标准遭到破坏”[3]49。因此,莱斯得出结论:自由主义把个体自由建立在日益加深的自然控制的后果之上,因而在这种虚假的意识控制下,资本主义为了公共消费而作出的任何控制自然的行为都得到了人们奋力的坚持。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奥康纳从文化与自然的关系入手,列举大量事实分析资本主义破坏了文化与自然之间原本统一的关系,以此证明在资本主义财富的扩张中对自由放任的生产方式的追捧导致的破坏性后果。他说:在资本主义之前,“文化与自然之间的统一性――文化价值、技术水平、劳动方式以及‘第一自然’之间或多或少都是能够很好地统一起来的――自从第一条铁路在这一地区建造起来,自从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化的甜菜蔗糖和石灰生产业在这一地区出现,自从高度资本主义化的甜菜蔗糖业被移入帕加罗山谷地区,自从‘旅游业的巨子们’把自然界舒适宜人的故事加以理性化,自从蒙特利湾地区著名的沙丁鱼加工业被提升到机械化的水平上,自从这一地区与整个国家和整个世界的经济命脉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句话,自从资本主义化的财富取代原来的社区性和自主性的财富的时候起,上述的这种统一性就开始瓦解了”[4]。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文化成了“人力资本”和“社区资本”,生态环境成了“自然资本”,人们的自由的表现就依赖于掌控资本的程度和扩张资本的速度上。 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形成、人类理性支配地位的获得意味着人同自然关系的分离和对立,大量打着“自由”旗号的“功利主义残忍行为”正在破坏和威胁着生物种群。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对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来说,整个星球面对的最大威胁的生物圈文化的扩张已显得十分脆弱,因为这种文化已经构成了对地球基本生化循环的威胁”[5]。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每一种衰落的文明无不打上“统一和标准化的趋势”以及“差异性和多样性丧失”的烙印,如果资本主义社会仍然以这种自由放任的方式对待自然,并受狭隘的、掠夺式的道德支配,那么,生态破坏危及人类生存时刻的到来只是个时间问题。所以,为了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就必须破除自由主义的文化传统。 二、利己主义的价值观 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曾经这样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在经济上采取放任主义的形式而在一切其他社会的和政治的事务中采取了个人主义的形式”[6]。他的这个观点实际上指出了自由主义的实质就是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进一步推演到社会生活方式的选择上,就表现为一种利己主义的价值观。 回顾美国的发展史,在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清教徒式勤俭节约的世俗禁欲主义――马克斯•韦伯称为“新教伦理”的精神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但是,“自从禁欲主义着手塑造尘世并树立起它的尘世的理想起,物质产品对人类的生存就开始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这力量不断增长,且不屈不挠”。“今天,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主义,依赖于机器的基础,已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7]。反之,资本主义文化精神被另一个极端的贪婪攫取的功利主义所替代。丹尼尔•贝尔就此指出,韦伯所讲的资本主义精神在其萌生的阶段就已经带有这种潜伏的“病灶”,“禁欲苦行的宗教冲动力造就了资产者精打细算、兢兢业业的经营风范,贪婪攫取的经济冲动力则养成了他们挺进边疆、征服自然的冒险精神和勃勃雄心”[8]。这种精神反映在文化领域,就是热衷于个性自由和自我表现的满足。由此,个性自由和自我表现的满足一跃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从工业社会过渡到后工业社会人们表现自由主义精神的主要方式。 如何追求个性自由和自我表现的满足?一方面,人们通过机器和技术提高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另一方面,人们从利己主义原则出发,寻求各种各样表现自我和实现自我的需要与满足。这样,整个社会的功利主义趋向、个人利己主义的本性在资本增值的无限发展中得到淋漓尽致的释放。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利己主义的价值原则一直以来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原则的真正缘由。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从韦伯和贝尔那里得到了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反生态的论据。他们认为,整个社会的利己主义将导致人对自然的掠夺和人对人的剥削的加速;同时,在资本的怂恿下,个人在社会生活中自然地就把利己主义的享乐生活方式变成了一种异化消费的消费主义,商品拜物教的虚假意识就此形成。对此,佩珀指出,“虚假意识是异化的核心”,在资本主义社会,“虚假意识在商品拜物教中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容易发展,其中人类劳动的产品转化为商品:看起来非人性化的东西,其重要性不是来自工匠技艺或社会有用性,而主要来自交换价值。商品被具体化了。它们的真正价值(它们所体现的劳动)作为‘交换价值’被疏远(异化)和物化”,“同样地,他们借以产生的生产关系被隐藏了起来。它们的存在与否看上去好像是一种供应满足需求的直接经济‘规律’运作的功能――而在现实中,大量需求事实上是资产阶级通过广告和营销被创造出来的,就像‘新需求、新需要’一样――通过对其他人的劳动的占有满足资本积累的主要目的”[9]。 生态马克思主义高兹在批判资本主义经济理性时也指出,经济理性本身就是一种功利主义。资本主义在经济理性的控制下,为了追求效率和利润的最大化,必然会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视为简单的金钱和利益关系,由此进一步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视为一种工具关系,对生产与利润的无限追求最终必然会导致生态危机。因此,在高兹看来,只有让创造性、快乐、美感和游戏战胜劳动中各种效率、谋利的价值选择,才能出现“一个可能的其他社会远景”。可见,高兹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视为是内在反生态的,这是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内在于其中的反生态的根源。 三、消费主义的价值观 哈贝马斯在关于资本主义合法性问题的分析中看到了在国家干预下的有组织的社会生活中资本主义危机正在由经济领域转移到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由此推导出当代资本主义消费观蕴含着反生态的价值取向。哈贝马斯指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文化制度所提供的最主要的动力是由公民的利己主义和职业家庭的利己主义综合而成的。”[10]66在他看来,从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来看,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系统从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那里获得投入,具体表现为可以购买的能够满足集体需要的商品和服务,法律行为和管理行为,公共和社会保障等。其他两个系统的产出危机同时也就是社会文化系统的产出失调,并转化为合法性的丧失。前面所说的各种危机倾向只有通过社会文化系统才能爆发出来。原因在于,一个社会的社会整合依赖于这一系统的产出: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以合法化形式给政治系统提供动机,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向教育和就业系统输送劳动动机”[10]66。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抛弃了传统的合法性根据,但又没有形成一种能为自己提供合法性辩护的意识形态,文化或意识形态严重透支。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危机正是根源于僵化的社会文化系统不能随时用来满足行政系统要求所产生的动因危机,即:“对于维持生存非常重要的传统遭到腐蚀,普遍主义的价值系统超载。”[10]68这就意味着,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思想文化系统已不能为晚期资本主义的统治提供思想文化方面的支持,经济与政治系统已丧失了合法性存在的必要条件。因此,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市民社会如同其所包含的公共领域一样,也遭到了破坏,国家权力渗透于市民社会的公共文化生活之中,同时,公共文化生活也不断地商业化,出现了“文化的贫困”,导致人的精神生活的异化,规范同一性共识难以达成,进而由于普遍利益受到压制而导致了国家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危机。 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看来,正是由于后工业社会资本主义政治合法性建立在不断满足人们的需要(主要是由资本家制造出来的虚假需要)的基础上,因此,“鼓励所有的人把消费活动置于他们日常关注的中心位置,同时在每一个已获得消费水平上加强不满足的体验”成为资本家赢得更多利润和政治家维持其政治合法性的必然选择。商品拜物教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更为突出。 生态马克思主义批判了现在工业社会把满足等同于无止境的物质消费的消费主义文化生活方式。马克思曾经指出:“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也就是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11]通过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资本家就赚取了更多的剩余价值,实现了资本不断增值的目的。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拜物教从一开始就成为资本家赢利的工具。后马克思主义者鲍德里亚对这种情形也进行过尖锐的批判。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社会的兴起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代的结束,它是一种与新型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特定的社会化模式;在消费社会,消费取代了生产的角色,生产是为了消费。这是对马克思时代生产决定论的“颠覆”。一些“关于开支、享乐、非计算(‘请现在购买,以后再付款’)的主题取代了那些关于储蓄、劳动、遗产的‘清教徒’的主题”[12]。 消费主义在消费社会中流行起来,这与其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不如说是一种人生价值观的选择,它选择了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生。今天,消费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泛滥使得早期商品拜物教的形式发生变化,形成新的物的二重维度,即在消费社会,物质消费不仅包括“功能性维度”的消费,而且包括“符号性维度”的消费。物不仅具有原来的物质性(也可以称之为“功能性”)作用,而且具有意义性(也可以称之为“符号性”)作用。在消费主义者那里,物的符号性意义维度已经完全超越了其原本的功能性作用,导致异化消费的流行。在日常生活中,物的符号化意义的凸显必然导致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致在当今整个由消费主义控制下的社会无论物质产品还是精神文化产品都必然采取符合符号化审美意义的形式才能得以展现自己的存在。这样,从物到符号的商品拜物教形式的变化标志着消费社会的来临。 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种符号化的结果使得消费越来越抽象化、虚拟化。20世纪尤其是80年代以来,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为了刺激消费而鼓励实施自由的经济政策给国际化股票以及债券市场的发展创造了轻松的银根松弛的环境,这种环境促成了消费社会“不消费就衰退”的道德逻辑和及时行乐的人生价值观。按照这样的逻辑,资本家和消费者好像站在了一起,一方为了赚钱,另一方为了享乐,他们都需要过度消费资源。正是这样,在发达工业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通过符号化消费的控制进而牢牢地控制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人们盲目满足符号化了的虚假需要的消费过程被视为缓解现实生活中所受压抑的人性的手段,把满足虚假需要的消费过程错当作个人自由的实现,最终把符号化了的物质主义的消费与精神满足、人生幸福等同起来,用消费在数量上的多少作为衡量自己幸福的尺度,其结果是造成这种需要超出自然界承受能力的限度。在阿格尔看来,由于地球的生态系统有其自身的生态限度,因而它根本就不可能支撑人们对需要无限增长的追求,这就会导致人们无限获得商品消费以满足需要的期望破灭。阿格尔说这就是“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它要求人们应该重新思考自己的消费观和幸福观,认识到“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而不是消费活动”[13];消费只是达到幸福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只有把人们从消费等于幸福和自由的价值观念中解放出来,把劳动看作幸福和自由的源泉,树立劳动、闲暇一元论,才能真正摆脱功利主义对待自然的做法。 从今天资本主义的发展来看,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支持资本主义经济复苏和维护政治稳定依然脱离不开其高消费的生活方式,这是资本主义国家标榜自己富裕和制度优越的必然选择。生态马克思主义恰恰紧紧抓住了对资本主义异化消费的批判,它批判的不仅仅是这种生活方式的反生态性,而且指出蕴含在消费主义背后的功利主义、利己主义文化观念的反生态本性,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价值观的深层危机。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关键所在!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及其解决路径分析:论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态文明与发展中国家环境恶化的关系 [内容提要]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实现物质文明的同时,逐步实现了生态文明。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态文明带有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原罪”,它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代价。它们掠夺发展中国家的物质资源。换取自身的生态平衡和经济发展;它们向发展中国家倾倒废弃物,换取自身的生活质量和优美的自然环境:它们推行生态殖民主义,使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恶化、资源匮乏,以此换取自身的物质丰裕和愉悦生活。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在现代文明发展中尚难克服的制度性矛盾。 [关键词]西方国家 生态文明 发展中国家 环境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实现物质文明的同时,逐步实现了生态文明,西方民众的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然而,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带有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原罪”。它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它们拥有了优美的自然环境,却使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它们拥有了健康和生活质量,却牺牲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它们在国内开始追求经济可持续发展,却在国外大肆掠夺物质资源。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态文明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为代价的。 一、西方资本主义掠夺发展中国家物质资源,换取自身的生态平衡 西方资本主义各国以剩余价值规律为其基本经济规律,以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为驱动力。在此情形下,这个社会必然要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不断开发新的产品,不断扩大消费市场,不断追求更高的利润。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社会也必然要消耗极大的物质资源,这给生态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极大的压力,与生态文明的诉求形成明显的矛盾。 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们“幸运”地找到了既可不断消耗大量物质资源、又可保护本国生态环境,既可追求生态文明、又不愁物质满足的办法。他们利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靠消耗发展中国家的物质资源助推本国经济发展,进而解决了本国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的矛盾;靠“巧取”发展中国家的物质资源,支持西方民众的物质满足,进而为他们追求生活质量和“时尚”的生态文明奠定了物质基础。这样做的结果是将生态环境的破坏、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生活质量的下降留给发展中国家,而换来的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对生态文明毫无后顾之忧的追求。正如美国学者威廉・格雷德所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靠疯狂掠夺资源的‘错误’使欧美国家富裕起来,‘文明’起来。” 首先,西方发达国家利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凭借自身拥有的先进科学技术,优先开发、大肆购进发展中国家的矿产资源,而保护本国的矿产资源。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所决定,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为维持其经济的繁荣就要不断进行经济扩张,所需矿物的消耗量也不断上升,这使它们加大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掠夺”。有数据显示,美国、欧盟、日本对发展中国家拥有的13种重要原材料的平均依赖程度分别为60%、90%和92%。1988年,发达国家进口的矿物燃料和有关材料54%来自发展中国家,其中美国和日本的比率分别为67%和85%。美国80年代主要工业原料进口对穷国的依赖程度超过70%的达10种:锶100%,锡97.3%,钶91.7%,石墨88,6%,铬83,9%,锑83.9%,铝土矿82%,石油85.3%,锰76.7%,钨70.7%。进入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别国的“生态掠夺”有增无减,其重要的稀有矿产几乎全靠进口(见表1),而本国矿产资源却被严格保护起来。通过消耗发展中国家的矿产资源来奠定本国的物质基础,维持本国的经济繁荣,这是西方国家“发达”起来的基本条件。 其次,西方发达国家利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大肆购进发展中国家的木材、谷物等初级产品,以此维护本国的植被和土地的肥沃。1989年,欧共体、日本和北美共进口了价值为1360亿美元的“初级产品”。其中,日本70%的谷物、小麦和大麦,95%的大豆,50%以上的木材都需要进口。其绝大多数都来自拉美正在迅速消失的热带雨林。荷兰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了三倍于它的土地面积的农产品。以发展中国家的土地肥力递减和植被不断被破坏为代价,实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物质满足。 如果说发达国家大量进口谷物对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破坏力还不是十分严重的话,那么,木材的进口则严重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据统计,发展中国家每年采伐1370万公顷森林,发展中国家每年消失极其珍贵的1290万公顷热带林。虽然毁林行为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但一半以上的木材和近乎3/4的纸张都被运往工业化国家。日本森林覆盖率为70%,被誉为世界上的“绿色王国”。但自1962年以来,日本就不曾砍过一棵树,所需木材全部从国外进口。20世纪90年代,日本木材消耗量占世界第六位,是热带木材最大的购买国。据日本农林水产省林野厅2003年统计,日本全年一次性筷子消耗量约为25亿双,人均200双左右,但日本国内一次性筷子的产量仅占3%左右,其余97%依靠进口,仅从中国进口的就占96%,而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只有18%。 再次,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手中的技术和金钱,大量购买发展中国家的稀有野生植物,以满足其优裕的物质享受。在自然界中,有许多颇有经济价值的、稀有珍贵的野生植物。这些植物一旦被开采,便会造成对自然植被的严重破坏。科技十分发达的西方国家深知其中利害。因此,它们不许人们开采本国的稀有植物,却利用其技术优势和金钱诱惑,大量开采发展中国家的稀有植物。中国云南生长一种植物――红豆衫,从中可提取贵重的抗癌物质――紫杉醇。美国研制成功紫杉醇针剂后,严禁任何人开采美国的红豆衫,却将目光锁定在中国。受利益驱使,日本、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的商人也想尽各种办法,低价、大量收购中国的红豆衫。中国红豆衫的过量开采,满足了美国对抗癌药物的需求,却给我国红豆衫资源造成毁灭性的破坏。美国还从马达加斯加热带雨林中发现一种名叫“长春花”的植物是治疗儿童白血病的特效药――长春碱和长春新碱的主要原料。于是,这种植物被大量开采,源源不断地成为美国的制药原料,而马达加斯加的热带雨林则为美国医药行业的繁荣作出了牺牲。据统计,西方发达国家的制药工业每年从发展中国家的植物资源中获利300亿美元,但发展中国家的植物资源则遭到过度采伐,自然植被遭到日益严重的破坏。 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掠夺”产生了两个截然相反的结果。 其一,西方发达国家依靠发展中国家源源不断的、极其廉价的自然资源,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使这些国家顺利进入“丰裕社会”。同时,依靠发展中国家源源不断的自然资源,也实现了对本国自然资源的保护。连年大量进口木材的日本,国内森林覆盖率高达70%;连年大量进口石 油的美国,国内石油储量极其丰富,只是不予开采;淡水资源十分丰富的德国,每年竟有50%的用水是进口的。西方发达国家靠对穷国的“生态掠夺”换来了本国的“生态文明”,靠牺牲穷国的资源换来了自身的生活质量。 其二,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低价掠夺,使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急剧减少,可持续发展能力严重降低,人们的生存环境严重恶化。据统计,非洲开采的钻石、黄金、铀等矿产比例分别为世界总产量的98%、46%和21%。二战后,南非、津巴布韦成了黄金生产国,扎伊尔成了金刚石生产国,赞比亚成了铜的生产国。这些矿产资源的出口占到国家出口总值的90%以上,主要提供给发达国家消费。经过半个世纪的过量开采,这些非洲国家资源日益匮乏,几近枯竭。更为不幸的是,半个世纪以来,这些国家主要在为发达国家开采自然资源,几乎没有发展现代工业体系。在资源日益匮乏、几近枯竭的今天,这些非洲国家如何发展,如何走向现代文明,实在令人堪忧。在生态环境惨遭破坏的地区,不要说可持续发展,甚至人们的生存都成了问题。 二、西方资本主义向发展中国家倾倒废弃物,换取自身的良好环境 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必然产生大量的废弃物。废弃物的增多与倾倒会污染空气,污染水源,污染耕地和牧场,污染整个人居环境,从而影响人们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当今世界,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最为强大,其所产生的各种工业垃圾或废弃物最多。据联合国环境署统计,工业发达国家生产的有害废弃物占全球产量的95%。与日俱增的工业垃圾给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环境、民众的生活质量和人的健康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致使西方社会陷入两难境地:要经济的发达和优裕的生活,就要有强大的现代工业和现代经济的发展,这就免不了要产生工业垃圾;要良好的人居环境和较高的生活质量,就要解决工业垃圾问题,而这极有可能影响经济的发展。面对两难,西方发达国家主要采取了两种解决办法:一是发展循环经济,减少废弃物的产生。然而在现有条件下,这对于解决强大的现代工业所产生的大量废弃物来说,作用十分有限。另一种办法就是将大量的工业垃圾或废弃物倾倒到发展中国家。在西方发达国家看来,这是解决两难问题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此种处理工业垃圾的方式既保证了本国的经济发展,又保证了环境、健康和生活质量。可悲的是,发展中国家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场”,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成了西方民众追求健康和生活质量的牺牲品。对此,前世界自然保护同盟主席、圭亚那前外长拉夫尔爵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富国给地球带来的污染远远超过其他所有国家,他们对清除工业化过程产生的污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西方发达国家主要运用两种方式将生态垃圾倾倒到发展中国家。 其一,将工业垃圾直接出口到发展中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财富和权力、用“蝇头小利”的利诱和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中的“权力”高压,使发展中国家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倾卸场。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处理一吨有害废物的平均费用约为2000美元,而将工业废弃物扔到穷国,每吨只需支付40-100美元不等的价格,于是,穷国成了发达国家“处理”有害废弃物的最佳场所。对穷国而言,因为有“可观”的收入,再加上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压迫”,它们只能十分无奈地“同意”充当发达国家的废弃物堆放场。据统计,自1986年至20世纪90年代末,发达国家已向发展中国家输送了1.63亿吨有害垃圾。美国每年要向境外倾倒200万吨左右的有毒废料,主要倾倒到发展中国家。除美国外,欧盟每年向亚非拉68个国家出口有毒垃圾。2006年,荷兰一家公司向科特迪瓦倾倒垃圾500吨,不经任何处理就堆放到18处废物场中,造成17人死亡,数十人病情严重。据埃及《金字塔报》估计,近几十年来,发达国家每年约有8000万吨毒垃圾被出口到第三世界国家。仅日本一国在2006年就向印度尼西亚出口毒垃圾3100万吨。 西方发达国家还将80%的电子垃圾出口到了亚洲。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统计,从1997年到2004年,有超过3.15亿台电脑报废,而在美国西部地区回收的“电子垃圾”中,有50%到80%被运到了亚洲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享受了现代科技成果,却由发展中国家承担环境污染的恶果。在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倾倒生态垃圾的过程中,中国也未能幸免。据统计,发达国家进入我国境内的废物1990年为99万吨,1993年为828,5万吨,1997年为1078万吨。从1997年到2005年,仅英国运往中国的垃圾数量就增长了8倍,2005年该国向中国运送的垃圾达到190万吨。 实际上,西方国家的统治者们坚持的是双重价值标准。在国内倡导生态文明的价值观,而对待发展中国家,则坚持生态殖民主义和反生态主义的价值观。由此可以认定,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内的“生态文明”图景中已明显打上了对发展中国家实施“反文明”行径的底色。对此,美国学者威廉・格雷德公正地指出:“当美国公司仍自由地把来自它自己国家的有毒废物倒进贫困国家的领土时,美国人却在责备贫困国家破坏自然,这种做法是十分伪善的。如果要改造这个世界,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必须先整理好自己混乱的内务。”。 其二,西方发达国家将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的项目从本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各国每年产生的有害废弃物的数量是惊人的。虽然有发展中国家做“垃圾场”,但这只能解决固体废弃物问题,废水和废气是无法向别国“出口”的。为了彻底解决有害废弃物(尤其是废水、废气)问题,西方发达国家还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实施战略性的国际转移,转移的目的地就是发展中国家。 近几十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借助经济全球化及国际资本全球流动的有利时机,利用发展中国家急于发展的心理和环境保护标准的不完善,打着对外援助的旗号,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将大量的高污染产业(如塑料、橡胶、造纸等),在本国被禁止、严重危害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的产业、产品、工艺和设备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这里建立生产企业或生产基地。西方发达国家的此种做法收到了一石二鸟的“理想”效果:既在发展中国家赚取了巨额利润,又把难以治理的工业废水、废气及废物留在了发展中国家。据统计,为了避免本国受到环境污染,日本已将60%以上的高污染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和拉美国家,美国也将39%以上的高污染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在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化工部门中的外国直接投资额所占的比重居各部门之首;在马来西亚,跨国公司占农药零售额的75%;在菲律宾的258家跨国公司中,60%涉及污染密集型产业。在日本“最肮脏”生产部门的国外投资中,2/3-3/4是在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在将“肮脏”生产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过程中,中国也是受害者。据《中国 经济时报》报道,1991年外商在中国设立生产企业11515家,其中污染密集产业达到3353家,占企业总数的29.12%。污染密集产业在引进外资中所占比例为34%。 21世纪以来,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产业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又出现“去工业化”趋势。他们为了更好地维护本国的人居环境,开始将工业生产部门逐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样,就可以将现代工业产生的污染和生态垃圾问题全部甩给发展中国家,而发达国家则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信息产业、技术研发产业。 西方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以及将“肮脏”的生产部门投到发展中国家,给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带来几乎是不可逆转的损害。许多国家空气质量严重恶化,水污染严重,土地肥力锐减。有的地区传染病横行,有的地区民众饮用水常年达不到卫生标准,有的地区因空气质量影响,癌病高发。在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地区,几乎不适合人居。美国的联合碳化公司将高污染的化肥厂设在印度的波霸罗。1984年12月3日,该公司设在印度波霸罗的化肥厂发生甲基异氰酸脂毒气泄露,造成2000多人直接死亡,10万人致残,当地环境被严重污染。欧洲国家将各种危险的农药、医药及有害制品放在发展中国家制造和销售,其中一家石棉公司在印度投资办厂,使7000工人中60%的人身体受到伤害。 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些“反生态主义”的做法表面上是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实质上是损害了全人类的生态环境,严重恶化了人类可持续生存的环境。 三、西方资本主义以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换取自身的愉悦生活 西方发达国家的现念是追求人的健康、生活质量、生态文明和人的自我实现。然而,与上述理念形成悖论的是:主导当今世界发展的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并不是健康、生活质量、生态文明,而是贫困、疾病和生存环境的严重恶化。形成这种悖论的原因很容易理解。 其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让国内民众过上优裕的生活,利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购进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时压低价格,出口本国的高附加值产品时抬高价格,通过这种不平等交换盘剥发展中国家,以发展中国家众多民众陷于贫困为代价,保证了西方民众的优裕生活。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将生态垃圾及有害废弃物倾卸到发展中国家,将高污染的生产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发展中国家的资源逐步枯竭,环境日益恶化,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降低。西方国家以发展中国家逐步降低可持续发展能力为代价,保证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对此,世界自然保护同盟作了正确的分析:“大多数人,主要但也不完全是生活在低收入国家,他们生活水平从凄惨到无法忍受,使用的地球资源远远少于按计算所应得到的那部分,并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患有贫困病。”与此相反,“少数人,大多数但也不完全在高收入国家,享受着很高的生活标准,消费与其应占有的能源、食品、水、矿产和其他资源分量不成比例的那部分,并且染上富裕病(主要与过量消费有关)。”虽然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贫穷原因复杂,但西方发达国家的“巧妙”盘剥肯定是其贫穷的重要原因。 其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让国内民众有一个良好的人居环境,把自身产生的生态垃圾和有害废弃物倾卸到发展中国家,以发展中国家的人居环境恶化为代价换来了西方民众良好的人居环境,以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破坏为代价,换取了西方社会的生态文明。在占人类1/4人口的西方民众享受愉悦生活的背后,是发展中国家承载着发达国家的垃圾和工业废弃物,承载着西方高污染企业的产业转移,支付着西方发达国家快速发展而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的成本,进而使发展中国家民众陷入贫困,人的健康和生活质量状况下降。 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披露,一半的非洲人生活极端贫困,1/3的人处于饥饿状态。1999年,撒哈拉以南非洲每日生活费为1美元的人口比例为49%。这些与十年前一样,几乎没有发展。联合国计划开发署负责人布朗的话引人深思。他说:“在欧洲国家,一头牛每天的生活标准是3美元,但与此同时,却有40%的非洲人日均生活费不足1美元。在富裕的发达国家,恩格尔系数大多为10%-19%,而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大多为50%-59%,有些贫困地区恩格尔系数甚至高达80%-90%。”更为严重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众多民众长期挨饿,几乎难以生存。2008年,东非至少有1400万人处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状态。厄立特里亚人口营养不足率高达72%,海地46%的人营养不足。全球有22个国家处于长期高水平的饥饿状态(30%以上的人口食物不足)。这些国家均是发展中国家。 追求人的健康、生活质量和丰富多彩的人生是美好的、与人类文明与进步同步的议题。照理说,坚持“文明”价值观的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应注重本国民众的健康和生活质量,也应该关注全人类的健康和生活质量,这才是现代文明的表现。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统治者和主流社会,难以摆脱资本主义制度的“窠臼”。他们在国内高调关注人的健康和生活质量,追求丰富多彩的人生,而对待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则“巧妙”盘剥。他们过度开发、消耗发展中国家的物质资源,将源源不断的垃圾倾倒到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就是拿发展中国家民众的健康和生活质量作“牺牲”。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在现代文明发展中所面临的结构性冲突,也是它尚难克服的制度性矛盾。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及其解决路径分析:资本主义与近代以来的全球生态环境 [摘要]生态环境问题虽然古已有之,但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则是在近代以后开始产生,并逐渐显现的。世界性的经济体系需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这对全球生态环境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但要害在于这一体系的资本主义性质,为资本积累而进行的生产把追求利润放在至高的地位,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不断扩大生产和提高生产力也就意味着消耗更多的资源,造成更严重的污染。资本无限积累的趋势必然具有不顾一切地去消耗地球资源的冲动。而且不惜污染环境。过去五个世纪的世界历史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都证明,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近代以来全球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资本主义 资本积累 全球生态环境 世界历史 除了自然界本身的运动所引起的气候变化(如历史上的小冰期)及其对全球生态环境产生影响以外,由于人类的活动而造成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是在近代以后逐渐产生的。这是一个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扩张而变得愈加明显和严重的问题。15、16世纪以后,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人类的许多活动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和意义,有一些活动尽管发生在局部地方,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却是全球性的;另一些活动发生在这一时代的初期,虽然在当时还没有对全球生态环境产生明显的影响,但长期的、累进的过程却给全球的生态环境带来严重的后果。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资本主义。从历史和现实来看,资本的扩张最终都要通过侵害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世界来实现,资本无限扩张的本性包含了不断破坏生态环境的倾向,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全球生态环境出现不断恶化的趋势。 一、生态环境问题:从地方性到全球性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有关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古已有之。人类长期分散地生活于一定的地域。为了生存和发展,人类利用或改造自然。同时,人口不断繁衍,又加大了资源和环境的压力。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会产生生态环境问题。历史学家庞廷说:“农业的采用,以及随之而来的两种后果――定居社会和逐渐增长的人口,对于环境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可见,环境问题几乎是一个与史俱来的问题。而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关注也是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不过,在近代以前漫长的历史阶段,所谓生态环境问题基本上是地方性而非全球性的问题。当时,全球联系还未建立;世界市场还没有形成;没有因为大生产而引起的严重的大气污染;没有大量排放的有毒、有害物质;也没有核爆炸、核污染的威胁;等等。那时的生态问题主要由人口繁衍对土地造成压力所引起。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人们开垦山地、林地、荒地、滩涂,造成自然环境的改变或破坏,并导致水土流失、洪水泛滥等。但这些问题的影响一直局限在局部,比如砍伐森林,近代以前世界上几乎每个地方都出现了随人口增长而砍伐森林和开垦土地的情况,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及其后果从未影响到全球。 中世纪欧洲人对森林的砍伐就是这样一个史例。在中世纪早期和盛期的欧洲大部分地区,主要的生态系统属于温带森林。农业的发展导致部分天然林被砍伐。但欧洲的生态系统在很长时间里并没有遭到太大的破坏,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0世纪。从10世纪开始,欧洲的人口开始迅速增长。到14世纪中叶的黑死病到来之前,从意大利开始一直到欧洲的中部和北部,人口增长了三倍。随着人口的增长,欧洲发生了大规模的垦荒运动,森林和沼泽地都被清理出来用作耕地,这导致欧洲的森林资源大为减少。“森林起初覆盖着西欧和中欧面积的95%左右,而到了中世纪大移居时期结束时,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20%左右”。结果,人们的生活环境也变得较为恶劣。在西欧,新的居民定居点已经出现在土壤比较贫瘠的地区;在东欧,开荒的移民一直把前沿推进到斯拉夫人生活的区域。欧洲的经历表明,人口的增长的确对资源和环境造成了压力,并且最终破坏了原有以温带森林为主的生态系统。但是,迄今为止,历史学家并没有发现可以表明这一经历对全球生态系统产生灾难性影响的证据。也就是说,这个持续了几个世纪的生态破坏过程所造成的消极后果,仅限于欧洲。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增长对环境的影响一如欧洲。森林面积的减少是人口增长的一个后果。以明、清的人口迁徙与环境变化的关系为例,可以说明前因后果。由于人口增长,明、清时期,我国出现较大规模的移民运动,“江西填湖广”和“湖广填四川”之说,表明了当时的人口流向。移民大量涌入,耕地便不断地从平地向低山、中山、高山地带拓展。结果,林地面积逐渐后退、减少,原本是豺狼虎豹出没之地,到后来演变为“山尽开垦,物无所藏”的境地,原始生态遭到破坏。学者高寿仙认为,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呈现日趋恶化态势中的“快速恶化期”,人力因素的影响要大于自然因素,致使“不少地区的环境急剧恶化,抗灾能力急剧下降”。从目前的有关研究来看,明代是一个灾异频发的朝代。而且各地都普遍出现旱涝灾害。但从灾害的发生范围来看,这些灾害多为区域性或流域性的。清代生态环境的破坏比明代更严重,学者张研称清代的自然“渐失丰饶”,旧的生态体系在17-19世纪结束。它的后果一如明代,其最为严重的后果在于对“中国社会兴衰、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 以上两个发生在欧洲和中国的生态环境遭到比较严重破坏的事例表明,生态环境问题的确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人类活动的扩大而变得更加严重。但是,近代以前,这主要是地方性、区域性的问题。由于人口增长所引起的对资源需求的增加,进而导致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从来没有演变成全球性的问题。 近代以后,情形就不同了。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随着资本主义向全世界的不断扩张而悄然来临,并越来越严重。不过,这并不是一个从以前的地方性、区域性的问题简单地扩大到全球的问题,而是一个在破坏的方式、内容、程度和后果,并且归根到底在性质上不同于以前的新问题。 仍以毁林来说。同样是欧洲人砍伐森林。后果却是全球性的。 一是欧洲人到世界各地去砍伐森林。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商人和殖民者开始踏上全球所有的土地,并着手掠夺世界各地的林木资源。在美洲、东南亚和印度,到处都出现大片的原始森林被西方殖民者砍伐的情况,比较突出的事例是砍伐巴西的原始森林。在欧洲殖民者到来后的头一个世纪,殖民者最感兴趣的是巴西的红木,这种可以用来制作红色染料的木头生长在热带丛林里,要想把它们砍倒并运出森林很不容易,殖民者便雇佣土著,砍伐树木、清出空地,以便伐木者进入密林深处和运出红木。在头一百年里,大西洋森林里有6000平方公里的森林因红木贸易而消失。东南亚的森林也遭遇到类似的破坏。19世纪,英国征服了缅甸。缅甸尚未被开发的森林对英国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在首先被征服的德林达依省,那里的柚木森林在不到20年的时间被砍伐殆尽。低地缅甸在1852年成为英国的附属地,使得伊洛瓦底三角洲的大片森林遭到被砍伐的命运,欧洲又是这些木材的市场。到20世纪末,那里共有约1000万英亩的森林被毁。 二是砍伐森林的主要目的是牟利。如果说,以前的毁林主要是为了开垦土地,解决人们的吃饭问题;那么,近代以后西方人在世界各地到处伐木,主要目的则是为了牟取利益。木材成为一种商品,伐木成为一种工作,殖民者将砍倒的树木运出林区,卖到远方的市场而赚取利润,如上述对巴西红木、缅甸柚木的采伐;或者是为了在通过毁林而开垦的土地上种植别的植物,生产更有利可图的商品。例如,当橡胶成为19世纪欧美工业化国家的重要商品时,英国人和荷兰人就开始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清除茂密的森林,建立橡胶种植园。 三是用现代化的手段大规模地砍伐。由于市场对木材需求的扩大而大规模采伐森林,引起全球森林资源急剧减少。自18、19世纪起,随着欧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广泛发展,对木材的需求量大增,成片的原始森林成为西方人大肆砍伐的对象。如巴西的大西洋森林虽然很早就开始遭殖民者的侵蚀。但早期的殖民掠夺并未对它造成根本性的破坏。到1822年巴西独立时,大西洋森林还只消失了一部分。但是,大西洋森林的消失速度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加快,铁路建设一方面使用大量的枕木,同时也使火车这种现代的运输工具可以自由地进出大森林。从此,木材被源源不断地运送到世界各地,直到森林面积越来越小。如今,大西洋森林最多只剩下8%。南美热带雨林的生态意义是众所周知的,它的面积急剧缩小,物种大量消失,生物多样性遭破坏,很多美景成为人类的记忆。 从西方人在世界范围砍伐森林,到砍伐的目的、规模、速度、方式,以及所造成的后果等方面来看,近代以来因为商品生产的需要而对森林生态的破坏与以前主要为解决吃饭问题而毁林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我们承认森林构成全球生态系统的重要部分,对于调节全球的气候、净化空气、涵养地表水分、防止水土流失等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认为地球上到处消失的大片森林,尤其是像巴西的热带雨林那样的原始森林的大面积减缩,已经对全球的生态环境产生了严重的后果,那么,我们应当注意到,这个后果是由西方殖民者进人世界各地进行长达几个世纪的大规模砍伐森林所造成的。所以,就森林消减这一事例来说,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是从近代以后逐渐产生,并变得越来越严重的。没有这样一个历史的维度。我们就看不到这一问题与历史上早已有之的地方性、区域性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区别,也不能很好地理解当代全球性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源之所在。 事实上,近代以来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不仅仅表现在森林减少这一个方面。在这个历史阶段,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对全球生态环境起消极和破坏作用的活动还出现了新的内容和形式,后果也更加严重。一些经济活动在大量消耗资源的同时,又严重地污染环境。比如18世纪下半叶以来,煤炭和石油作为大工业的能源先后被大规模地开采和消费,不仅过快地消耗了不可再生的矿物燃料,而且造成了大气污染;化学工业是19世纪新兴的工业,随着这一工业的出现和发展,有毒物质被大量排放和散布到全球各地,使水体和土壤受到永久性的毒害,对人类的危害不论是显现的还是潜在的都无法估量;在20世纪,核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更使人类生活在全球毁灭的恐慌和阴影之中。 如此这般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近代以前的人类从未遭遇过。 二、世界经济体系与全球生态环境 近代以前不存在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因为没有一种力量或一个因素可以使其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只是到了近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世界联系建立起来,世界市场形成。这个经济体系从15、16世纪起一直发展至今,被人们称为“现代世界体系”。随着这一具有世界意义的经济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就逐渐出现了。尽管在这一经济体系的历史早期,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还不突出,但后来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其源头仍可追溯到这一经济体系形成期的殖民和贸易活动。到工业化以后,这一经济体系对世界资源环境的影响更为明显了。 这个经济体系由资本主义驱动,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世界性的特征。 资本主义起源于地中海周围的地区,绝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在15世纪前后,这个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结合处的区域就是当时的国际贸易、长途贸易的中心,具有世界性的特征。地理大发现、新航路开辟以后,全球联系建立起来,世界市场逐渐形成,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便适时转移到以北海和波罗的海为中心的西北欧地区。在那里。经济活动具有更加明显的全球特征。工业革命以后,这个经济体系的世界性具有了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化的世界市场,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就是当今的“全球化”现象,也十分典型地反映了资本在世界范围的扩张趋势。历史地看,所谓全球化只不过是由于资本的力量所驱使的、从15、16世纪以来就处在不断加强过程中的世界性联系发展到当前的一个状态。 根据15、16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我们不难发现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它在全世界的渗透和扩张之间的紧密关系。开创全球联系的主角是资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是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他们还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当前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时代与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的时代是一脉相承的,如果那个时代的资产者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到处奔走、到处创业、到处落户,那么,全球化时代的资产者及其人们只不过是借助了比他们的先辈们更加高效、快捷的交通和联络方式。更加方便地奔走于全球各地而已。他们与他们19世纪的前辈有共同的志向,就是通过资本在全世界流动,实现最大的资本增殖。 所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资本在全球的扩张史。资本主义经济的世界性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它越是发展,就越是需要把整个世界作为它的活动场所,资本扩张的天性驱使它出现在全球任何一个有利可图的地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全球联系形成并越来越紧密的动力来源。 世界性的经济体系决定了资产者们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 在这一经济体系的早期阶段,换言之,在16、17世纪,在这一体系的核心地区,生产力还处在手工生产阶段。在世界上“配置”资源的能力还有限,当时的欧洲人甚至还拿不出足够的、可以吸引人的产品与亚洲国家进行正常的贸易交往。所谓“核心地区”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物资需求主要限于在当时被称为“奢侈品”的丝绸、香料等物品,而大宗商品也不过是粮食、木材。所以,从生产和贸易的角度来看,这一经济体系在当时能调动的全球资源的数量和种类还不大、不多,这种情形下的资源配置似乎还不足以对全球生态环境产生明显的影响。 不过,破坏性的趋向从一开始就已经显现。当时的一些经济活动已经表现出了在世界范围内掠夺资源的特征。从长期看,这种掠夺性的经营方式意味着生态灾难,本文前已提到的森林砍伐就属于这种情形。关于狩猎和毛皮贸易是又一个事例。狩猎是自古以来到处都存在的活动,而毛皮贸易也一直是市场 上的一项重要交易。但是,以往以生计为主的狩猎活动和毛皮交易市场的地方属性,对生态的影响并不明显,这种狩猎活动和毛皮交易或许可以称之为处在“可持续发展”状态。但是,近代以后,古老的狩猎活动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欧洲人和亚洲人对兽皮、毛皮和象牙的需求(常常取决于消费者的狂热)给狩猎产品赋予了前殖民时代没有的新的经济价值”,而对野生动物制品的渴望驱使被称为“国际经济先驱”的商人和资本家们深入内陆,开拓边疆,对毛皮的追逐成为欧洲人在北美大陆四处扩张的内在驱动力之一。为了组织大规模的毛皮贸易,殖民者建立了多家毛皮公司,而当地的狩猎者也被纳入殖民者的毛皮贸易网络之中。近代世界经济中的这项贸易具有典型的掠夺性,商人和捕猎者们在一个地方尽量捕猎,直到在经济上无利可图为止,然后换一个地方。当19世纪的狩猎者开始使用对动物更有杀伤力的武器装备以后,狩猎和毛皮贸易对野生动物的掠夺性就充分地暴露出来了。猎人和商人们所考虑的是“最大数量的眼前收获,根本不去考虑怎样保存资源”。商业性的狩猎很快使相关的动物处于灭绝或濒危的境地。 当然,我们不能根据这个经济体系早期出现的一些活动就认定当时全球的生态环境已经遭到破坏。事实上,在16、17世纪,全世界到处都生长着茂密的森林:与毛皮贸易有关、后来被大肆捕杀、甚至灭绝的紫貂、黑狐、海狸、海豹等动物,那时也未遭到灭顶之灾。但是,如果我们从这种掠夺性的贸易活动从开始到结束的全过程去看,那么,早期的商人和殖民者,即后来的“资产阶级”的先驱。他们所从事的这些活动就是导致后来全球资源遭到大肆掠夺、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整个过程的开端。 到18、19世纪,随着工业化大生产的兴起,资源“配置”完全就是全球性的了。工业化意味着生产力的大发展和生产规模的扩张,“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 生产力大发展和生产规模的扩张对全球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全球资源的需求增加了。新的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作为世界经济体系的核心地区,英国调动了全世界的资源。19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1835-1882年)有一段话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北美和俄罗斯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谷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地区是我们的森林;澳大利亚相当于我们的牧场,而我们的牛群在南美:……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而我们的咖啡、糖和香料种植园全在印度。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二是环境污染前所未见。工业革命期间,煤炭成为大工业最主要的能源,生产量猛增。1800年、英国的煤炭产量达到一年1500万吨左右。而在1560年,英国的煤炭产量才22.7万吨。这240年间,英国的煤炭生产量增加了66倍。以英国煤炭生产量急剧扩大的趋势,可知工业生产大发展对能源的巨大需求。 煤炭资源的大量消耗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以往的历史研究及相关的论著多将煤炭的大量生产和消耗视为一种衡量工业生产规模的指标,从积极的意义上进行叙述,而少从环境污染方面给予足够的考量。今天,当我们意识到世界上到处在大量排放二氧化碳造成气温上升,破坏了全球生态时,我们首先应该想到祸害源自于人类大量消费了从地下开采的煤炭、石油这些化石燃料。有人指出,“开始于18世纪后期的集中的工业化阶段,就其将污染因子释放到大气中的规模、浓度和种类来说,可算是一场革命”。这的确不是危言耸听,伦敦以“雾都”闻名,空气中飘浮的大量煤烟造成令人恐怖的雾气是常有的事,并常常致人于死地。直到1952年12月,伦敦还发生了历史上最恶性的烟雾事件,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造成4000多人死亡,而“家庭取暖、工厂和发电厂等燃烧煤炭时产生的二氧化硫和烟尘是导致这一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伦敦的煤烟污染不是孤例,所有在19世纪欧美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崛起的工业城市都逃不过被污染的厄运,“从欧洲大陆的鲁尔和林堡地区,到英国中部的黑县和匹兹堡附近的莫那加艾拉(Monongahela)山谷,这里有1.4万个烟筒群向大气中释放烟雾”。 化学物品的污染危害更大。化学物质对人类的毒害早就发生过,比如水银这种剧毒的物质常常是矿石冶炼所不可缺少的,所有的采矿区都会发生有毒污染。但是,在工业革命时期,化学工业竟作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发展起来,新的化学品的生产和化学污染物质的排放都大大增加了。从工厂排出的有毒化学废料,使河里的生物灭绝,并危害人类健康。化学品之所以最难容忍,在于这种物品即使少量释放,也常常是难以消除的,并且会对人类和自然生态系统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以上情况说明,全球性的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破坏是在世界性的经济体系形成以后逐渐出现,并变得越来越严重的。世界市场似乎为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准备了条件,工业革命在大规模地消耗资源的同时,也使环境的污染规模化了。 但是,经济活动的世界性难道必然要破坏全球的生态环境吗?世界各地互通有无式的贸易往来,以及在工业革命时代因生产力的革命性变革所带来的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结果,本来可以造福于人类,与全球生态环境的破坏没有内在的逻辑关系,但它们之间竟然发生了事实上的联系。这不是偶然的巧合,问题出在这一世界经济体系的资本主义性质上。全球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一世界经济体系的资本主义性质。 三、资本积累趋势的生态环境后果 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理论有助于我们认识资本无限积累趋势所隐含的生态环境后果。 资本是资本家用来生产或经营以求牟取利润的生产资料和货币。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资本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不变资本,即该部门在生产上使用的全部生产资料的价值,包括机器、工具、建筑物、原料、辅助材料、半成品等等。这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并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因此,它被称为不变资本。另一部分资本是指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它在生产过程中改变自己的价值。它再生产自身的等价物和一个超过这个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额,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本身是可以变化的,可大可小。这部分资本因而被称为可变资本。资本家把他所购买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在一起,就开始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 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获得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并使资本增殖;途径是尽可能地利用被雇佣者的劳动力。资本家尽量榨取雇佣劳动剩余价值的方式主要有二,一是延长劳动时间,以及在一定的工作时间内增强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的做法在资本主义早期及19世纪的欧美国家都普遍采用过。 欧美工人阶级在历史上为争取10小时、8小时工作日而进行的斗争,表现了雇佣工人对资本家的这一剥削方式的反抗。现在,这种剥削方式在欧美国家已很少见,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比较常见。增强劳动强度的做法是资本家在规定的工作时间里对雇佣劳动者的体能和智能的充分利用,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从而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二是提高劳动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并通过商品便宜来使工人本身便宜,是资本的内在的冲动和经常的趋势。”这主要表现为革新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通过发展劳动生产力来节约劳动,目的绝不是为了缩短工作日。它的目的只是为了缩短生产一定量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工人在他的劳动的生产力提高时,一小时内例如会生产出等于过去10倍的商品,从而每件商品需要的劳动时间只是过去的1/10。这绝对不能阻止他仍旧劳动12小时,并且在12小时内生产1200件商品,而不是以前的120件商品。” 我们以前对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这两种方式的了解,主要是为了认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对人的残酷剥削,而关于对人的残酷剥削又是如何引起对物的大肆消耗、进而对生态环境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其实,上述两种剥削方式都包含着消耗越来越多的物质资料的趋势。比如提高劳动强度,“生产上利用的自然物质,如土地、海洋、矿山、森林等等,不是资本的价值要素。只要提高原有劳动力的紧张程度,不增加预付货币资本,就可以从外延方面或内含方面,加强对这种自然物质的利用。”提高劳动生产力也有同样的结果,过去一个工人用手工工具只能加工比较少量的原料,现在,同一个工人用一台机器就能加工一百倍的原料。“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较高的资本构成,会使数量越来越小的劳动,推动数量越来越大的生产资料。” 工厂制度下的大生产是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大规模消耗资源的集中体现。马克思说,“一旦工厂制度达到一定的广度和一定的成熟程度,特别是一旦它自己的技术基础即机器本身也用机器来生产,一旦煤和铁的采掘、金属加工以及交通运输业都发生革命。总之,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力,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一句,如果我们从全球生态环境的角度去理解,大概包含两个意思:一是资本主义经济必将使它的活动空间最大化,创造一个原料来源和产品销售广及世界的市场;二是世界范围内的资源利用最大化,乃至将可用的资源消耗殆尽。的确,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生产率也是和自然条件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自然条件所能提供的东西往往随着由社会条件决定的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地减少。因此,在这些不同的部门中就发生了相反的运动,有的进步了。有的倒退了。例如,我们只要想一想决定大部分原料数量的季节的影响,森林、煤矿、铁矿的枯竭等等,就明白了。” 除了扩大生产规模,资本主义生产逐渐发展了对外投资的形式,将资本直接投向世界上任何一个可以给资本家带来预期收益的地方,这种形式是19世纪后半期开始的。那时,资本积累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资本的扩张出现了输出资本这样一种新的形式,我们习惯上将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称为垄断资本主义。资本流向全球,方便了资本主义生产对全球资源的利用和消耗。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他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讲到英国要在印度建铁路网的事情时说,以前,英国的各个统治阶级对印度的发展几乎没什么兴趣。后来,工业巨头们发现,使印度变成一个生产国对他们有很大的好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正打算在印度布下一个铁路网。铁路建设就是一个资本输出量很大的项目。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人在印度境内铺设铁路,到1910年。印度就已经拥有世界上第四大铁路网,铁轨的总长度占亚洲的85%。铁路建设对印度经济社会的发展虽然有促进作用,但修建铁路的目的是为殖民掠夺服务,所以,对印度生态资源的破坏就不可避免。比如对森林资源的破坏,修筑铁路对枕木的需求量猛增,木材的价格也随之攀升。伐木的步子因而加快,并深入到内陆山区。到19世纪70年代,光是为了提供枕木,每年就得砍掉50万棵大树。 从19世纪后期出现垄断资本主义,到今天的全球化,西方国家输出资本的量在不断扩大。在新自由主义的旗帜下,资本流动也更加方便和自由。全球化是19世纪晚期以来开始出现的资本扩张过程发展到当代的新形态,它的核心内容就是资本的运动。不过,今天的跨国资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向全球更广大的地区进行更加深入的扩张。随着跨国资本的广泛流动,对生态的破坏和环境的污染也达到了更加严重的程度,全球化与当今发展中国家面临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并存,不是偶然的巧合。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资本全球扩张所造成的问题。 剩余价值生产的不断扩大、资本积累或生产规模的扩大、资本在全球的流动,从资本家个人来说,这一切当然是资本家发家致富的手段。是为了满足资本家个人的目的和需要。不过,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层面上看,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对于任何单个的资本家来说,不断扩大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积累等,到后来都成为一种必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 是的,资本必须积累,否则,资本家就无法在社会中竞争;生产和市场占有率必须扩大,否则,他就不能在竞争中取胜。在这里,资本家的资本的不断增大,成为保存他的资本的条件。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特征。“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表现为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条件,而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又反过来引起资本的加速积累。因此,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随着资本积累而发展,资本积累又随着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发展。” 可见,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下,一方面,作为个体的资本家,他自身有绝对的致富欲,是一个“价值追逐狂”,对剩余劳动就有“狼一般的贪欲”;另一方面,资本家的这种贪欲并不完全以他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竞争是一个生死攸关、并且需要长期进行下去的事情,资本家不能以取得一次利润为满足,而必须无休止地去谋取利润;资本必须不断地和尽可能地增殖,在竞争中壮大。 因此,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 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制下,生态环境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的对资源必要的消耗。如果这种消耗的结果是使人们享受到更丰富的产品,有助于提高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那么,这种消耗应该既必要,又合乎理性。但是,当无休止的谋取利润和无限的资本积累成为经济活动至高无上的目标,而越来越发展的生产能力也服务于这一目标时,那么,资本无限积累的趋势就必然具有不顾一切地去消耗地球资源的冲动,而且还不惜污染环境。 四、资本扩张的脚步与被践踏的生态环境 我们已经从理论上阐述了资本积累趋势对生态环境的危害,下文将结合实际,叙述资本扩张的脚步 踩踏脆弱的生态环境的途径和方式。 首先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对生态环境的公共性的侵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产的所有者和经营者总是力图将一切物质形态,包括土地、森林、水等据为己有,以谋取私人利益。马克思曾说过,“凡是自然力能被垄断并保证使用它的产业家得到超额利润的地方(不论是瀑布,是富饶的矿山,是盛产鱼类的水域,还是位置有利的建筑地段),那些因对一部分土地享有权利而成为这种自然物所有者的人,就会以地租形式。从执行职能的资本那里把这种超额利润夺走”。在他们看来,只要这些自然物质可以用于创造利润,那么,它们最终都不过是能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商品,或者是可以用来生产商品的手段。例如,森林在他们的眼里只不过是长在地里的大量木材而已,当他们获得对土地和森林等自然物的所有权以后,他们所考虑的就是如何尽快把成才的树木砍倒,作为商品在市场出售、变现。但是,从生态环境的角度看,森林还具有涵养水源、吸纳二氧化碳和产生清新的空气、保存生物多样性等环保作用,它的存在有益于所有人的生活,是具有典型的公益性的生态自然资源。可是,森林的公益性不是木材的所有者最关注的事情,把森林视为生产资料的人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将木材生产的利润最大化。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公共的生态环境往往经不住资本扩张的脚步的践踏。 诚然,资本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作为一般的人,也懂得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于保证必要的生活品质的意义。但是,资本积累的最高追求决定了执行资本职能的人们对公共利益的态度。对他们来说,降低生产成本和赢利是第一位的,而公共的和社会的利益总是被放在次要的、从属的地位。比如美国伊利诺伊州电力公司按规定必须减少污染物排放。起初,公司计划建造一个耗资3.5亿美元的洗涤塔,用以消除二氧化硫。但到20世纪90年代,由于政策允许企业买卖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公司发现购买污染许可比建造洗涤塔合算,(通过购买排污额度,公司不仅可以继续燃烧高硫煤,而且在20年的时间里还可以节约2.5亿美元的开支。结果,该公司决定废弃洗涤塔,转而购买排污许可证。购买排污许可证在某种程度上使企业污染环境的行为合法化了。这一事例表明,企业即使被迫承担环保责任,也总是将减少成本、扩大利润和积累资本放在第一位。私有制与公益性的关系由此可见。 其次,投资行为的短期性不利于生态环境的长期性保护。市场经济讲求效率,而市场行情则变化多端,风险不可把握。资本主义的理性要求投资者和经营者在最短的时限内取得投资的回报。在多数情况下。投资者或经营者必须在自己认为有把握的时间内尽快收回某一项目的投资并实现赢利。 而生态环境的保护是一项长期的事业。投资行为的短期性对生态环境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加快资源消耗的节奏而较少考虑长远的保护,比如过度掠取海洋渔业资源、动植物资源,对不可再生的矿物资源的大肆开采或浪费性开采,等等。在不加约束的情况下,投资行为的短期性往往导致竭泽而渔。二是在资本无限积累的总趋势下,一些短期的投资行为所造成的污染,经过不断的累积,从长远看对生态环境产生危害。比如大量使用化肥对土壤的影响。在1950年,全世界的化肥使用量为1400万吨;到2000年,这一数字攀升至1.41亿吨。由于年复一年地使用化肥,在一些国家,化肥的使用量开始接近植物吸收营养物质的生理极限,再增加化肥的使用量对于提高产量已无意义。同时,过度使用化肥,使营养物质流入河流和海洋,使藻类迅速繁殖,水中缺氧并导致水中的生物死亡。 真正意义上的生态环境保护不仅仅着眼于当前,更是为了子孙后代,这与资本追求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取得回报的要求是不相符合的。当然,并非所有的投资都只看重眼前利益,有的投资也追求长远利益,甚至还产生生态效益,比如造林。不过,这种兼有经济效益和长远的生态效益的投资确实只占少数,而且,投资者也是在估算到有确切的回报以后,才会做这样的投资。 第三,资本全球流动,污染全球化。这是资本谋求利润并逃避责任追究的一个结果。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的工业化时期。欧美国家的环境污染一如当今正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的情形。当欧美国家的环保标准提高以后,那些污染严重的行业和企业就无法继续在当地生存下去。于是,有人就鼓吹污染转移。1992年2月8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以《让他们吃下污染》为题,发表了当时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的一份备忘录中的部分内容,萨默斯认为,世界银行应该鼓励更多的污染企业迁往欠发达国家。他主张向低收入国家倾倒大量有毒废料,完全不讲道德而只讲经济逻辑。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福斯特指出。萨默斯的观点“反映了资本积累的逻辑”,他的作用是“为世界资本的积累创造适合条件”。 事实上,借着全球化的潮流,许多原先存在于西方国家的污染企业都已搬迁至发展中国家。这一行为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环境问题,我们已深有感受,这里不再赘述。但是,我们还得指出,随着资本的全球化,污染也就不可避免地全球化了。 第四,鼓动和诱导消费,浪费性地消耗资源,并产生大量废弃物和污染物。资本主义破坏生态环境最遭人批评的事例莫过于“消费社会”(或“消费主义”)了。的确,资本主义的积累趋势对全球生态环境的破坏在消费社会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消费社会”并不只是就消费而言,消费是消费社会的突出现象,但这个现象的直接来源却是生产。马克思认为,消费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创造出生产的动力。消费把需要再生产出来。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下,消费是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消费与生产的关系不可分割,通过扩大消费、加快消费的节奏或增加消费品的种类,进而维护和推动生产。 消费社会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所出现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我们现在身处消费社会,但消费社会的源头在19世纪晚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扩张,尤其是19和20世纪之交的科学管理与“福特主义”被广泛接受以后,产品大量地生产出来,丰富的商品需要有人去消费。否则,生产能力过剩,生产难以为继。与此同时,生产者和经营者又积极开发新产品或力图将以前由少数人享用的奢侈品推向大众。在这种情况下,建构新的市场,把大众“培养”成为消费者,就成了极为必要的事情。于是,企业主和商人便借助于经过巧妙安排和设计的广告和电影、电视等媒体。煽动和刺激人们的物欲,并用“时尚”来诱导人们的消费观念,鼓动人们追求时尚,不断将“时尚”大众化,以扩大时尚用品市场。丰裕社会的人们就这样被引导或诱导着去消费他们原本可能不需要或不想要的商品,即去消费在生活必需品以外的其他商品。所以,在消费社会,人们的消费欲望是被引诱出来的,消费需求也是被资产者们创造出来的,为资本积累服务。 从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来说,消费社会其实就是一个浪费社会。消费社会的消费是炫耀性的消费,是消费者有意炫耀自己的消费行为,是展示个人经济实力从而确定社会地位的一种手段,所消费的商品已经超越了一般的生活需要。尽管高档的用品和奢侈品的消费从来就有,但这种消费一直限于社会中 的小部分人群。而在消费社会,很大一部分民众出于炫耀的目的而追求奢华商品的消费,非生活必需品竟然变成日常生活用品。因为炫耀性消费而造成的不必要的资源耗费,正是资本积累的一个结果。 加快消费的节奏是消费社会中与炫耀性消费相关的另一种浪费性消费。在原本意义上,商品的耐用性是确定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大件的、价值较高的商品通常具有耐用性。耐用性与节约相关,商品的耐用性越强,浪费就越少。所以,“在一定的范围内,商品的耐用性应当最大化,从而使资源消耗最小化”。但是,在消费社会,商品的耐用性妨碍消费的节奏,加快产品更新换代才符合经济增长的要求。因此,有意规定商品的使用寿命和有计划地推出商品的新款式成为促进消费的重要方式。结果,前者使商品在规定的时间后成为废物;后者则不断使新款变旧款,从而使旧款折价而弃用。比如不断推出新的汽车型号的做法,一方面自然而然地降低了先前汽车的价值,加快老款车的淘汰进程;另一方面,推出新型号意在挑起新的购买欲望,以便卖出更多的汽车。在加快产品更新换代的过程中,更多的资源被消耗。更多的物品遭废弃。资本加速积累的步伐以经济增长的名义把生态环境踩在脚下。 最后,信贷消费把消费社会中的挥霍性消费推到极致。消费需要消费者具备一定的能力,即需要有足够的财力。消费信贷不仅为一般性的消费提供支持,也为消费者炫耀性的消费融资。美国是一个典型的借钱消费的国家,信贷消费不仅有文化传统,而且也是美国人引以自豪的生活方式。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美国人的信贷消费几乎达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在1979年,美国的家庭债务达到个人收入的66.8%;1998年,这个比例上升至98%;到20世纪末,这个数字更是升至102%。这种疯狂的贷款消费最终导致今天的金融危机实在是不足为怪。同时,它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同样不可小视,因为这种生活方式等于透支了地球资源,也提前污染了生活环境。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为消费社会的形成创造物质基础,而日益增长的消费的诱惑又驱动着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互为条件、互相促进,资本在此基础上又形成新一轮的循环和积累。而真正的受害者是脆弱的地球生态环境。 结束语 把人类当前面临的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放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段上进行观察,我们发现,这是一个经过了长期累积、在工业化以后日趋严重、到全球化时代已无法回避的问题。在近代以来的每个历史阶段,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都与资本主义有关。当然,对生态环境不利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20世纪世界人口的爆炸性增长,甚至曾经发生过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对生态环境造成过严重的破坏。但是。放在全球生态环境的意义上来衡量,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才是真正具有世界性的经济体系,同时,它也是最强大的资源消耗机器和最主要的污染源。 讨论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当然需要全球眼光。有些具体的生态环境问题看上去只发生于局部地区,实际上却是世界经济体系运转所致。甚至当今处在后工业化时代的西方国家拥有碧水蓝天、森林茂密的优良环境,很大程度上也是以仍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知道了要用10亿件衬衣才能换回一架波音飞机的故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的资源消耗那么多、环境质量那么差,而美国只要卖掉一架飞机就可以让每个美国人穿上几件质地优良的衬衣,用很少的资源付出换得良好的生态环境。所以,越是全球化时代,我们越是需要用全球的视角、在世界经济整体的范围内看待一地的环境为什么污染或另一地的环境为什么优良。 资本主义为积累而生产,必然使生态环境遭殃。资本具有无限积累的趋势,最终要与有限的地球物质资源,以及与地球对废物和污染物有限的吸纳能力产生矛盾。就此而言,资本主义不可能像以前那样长久地发展下去。
会计职能论文:新环境下如何发挥成本会计职能 成本会计上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成本会计技术手段与方法不断更新,会计电算化已经或正在取代手工记账,而且在企业建立内部网(Internet)情况下,实时报告成为可能。二是成本会计的应用范围不断拓展,传统上对成本控制并不关注的行业如医院、计算机生产厂商、航空公司等都对成本控制投入了越来越多的精力。实际上,不论是银行、快餐连锁店、专业组织还是政府机关,成本控制已变得不可或缺。 成本会计的变化源于企业制造环境的变化以及管理理论与方法的创新。而后两者又起因于外部环境的变化。企业外部环境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1、大多数产品供过了求,造成市场竞争日趋激烈;2、产品需求多样化,顾客对产品质量也日益苛求;3、国际间分工合作日趋密切,竞争也趋于残酷激烈;4、新技术、新工艺的创新蔚然成风。以上外部环境的变化既要求企业的制造环境有别于往昔,也要求对管理理论与方法进行创新。 一、 新制造环境对成本会计的冲击 新制造环境具体包括: 1、弹性制造系统(FMS):是指使用机器人及电脑控制的材料处置系统,来结合各种独立的电脑程式机器工具进行生产,它有益于产品制造程序的弹性化。使用FMS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从事多样化产品的生产,解决对产品多样化、精致化的需求。 2、电脑辅助设计(CAD)、电脑辅助工程(CAE)及电脑辅助制造(CAM)系统。电脑辅助系统,不但提高了电脑的功能,并且为厂商提供了更为宽广的发展空间。使用电脑辅助系统可减少人工成本、节省时间并提高工作效率。 3、制造资源规划(MRP Ⅱ):是指制造业所采用的电脑管理信息系统。目前流行的材料需求规划(MRP I)是MRP Ⅱ的前身。MRP Ⅱ有助于管理当局进行及时、有效的投资与生产经营决策。 4、电脑整合制造系统(CIM):是指以电脑为核心,结合FMS、CAD、CAE、CAM等所有新科技的系统,以形成自动化的制造程序,实现工厂无人化管理。 面对企业新制造环境的冲击,传统的成本会计技术与方法如果继续使用,将造成: (1)产品成本计算不正确。因为在新制造环境下,机器人和电脑辅助生产系统在某些工作上已经取代了人工,人工成本比重从传统制造环境下的20%—40%降到了现在的不足5%。但制造费用剧增并多样化,其分摊标准如果只用人工小时已难于正确反映各种产品的成本。 (2)成本控制可能产生及功能行为。传统成本会计,将预算与实际业绩编成差异报告,即将实际发生的成本与标准成本相比较。在新制造环境下,这一控制系统将产生反功能的行为。例如,为获得有利的效率差异,可能导致企业片面追求大量生产,造成存货的增加。另外,为获得有利价格差异,采购部门可能购买低质量的原材料,或进行大宗采购,造成质量问题或材料 库存积压等等。 针对传统成本会计不适应新制造环境的局面,美国会计学者提出了作业成本法(Activity-Based Casting,ABC),ABC法在美、日和西欧诸国的企业,尤其是竞争激烈和人工成本很低的高新技术企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ABC法就是把为生产一种产品所发生的所有作业,如质量检验、机器维修和顾客服务等分配到产品成本中的一种成本计算方法。这种方法较传统成本计算方法更为精细,成本数据更加准确。ABC法将制造费用按作业别归集到不同的成本库中,然后分别成本库采用各自的分配标准来分配制造费用。在作业成本法的基础上,ABC法又发展为作业基础管理(Activity-Based Management,ABM)。简单地说,ABM就是以ABC法为基础,利用作业成本信息,帮助管理人员找出不增值但消耗资源的作业。ABC法所提供的成本信息也能够促使管理人员重新设计整个价值链上的作业活动以节省企业资源。 二、管理理论与方法的创新对成本会计的影响 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新技术、新工艺不断涌现,管理理论与方法也在不断创新,大大促进了成本会计学科的发展并丰富了其内容。其中对成本会计系统有影响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1、适时制(Just In Time System,JIT)。是一种严格的需求带动生产制度,要求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各环节紧密协调配合,原材料、零部队、产成品保质、保量并适时地送到后一加工(或销售)环节;其目的是使原材料、在产品及产成品等各类存贷保持在最低水平,尽可能实现“零存货”,以降低存货成本。在存货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会计人员为简化存货计价,可能采用倒推成本法,就是当产品完工或销售时,倒过头来计算在产品、产成品等生产成本。因为在采用JIT的企业,从收到原材料列产品制成所耗用的时间大幅缩短,而且期末存货量也变得很小,使得传统的分批或分步成本法详细记录各类存贷的必要性受到怀疑。由成本—效益原则,对少量的存货做详尽精确的追溯,无疑得不偿失。这样倒推成本法便应运而生。 2、全面质量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TQM)。TQM是本世纪60年代从传统质量管理发展起来的,随着国际国内市场环境的变化,TQM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企业竞争的战略武器,一种由顾客的需要和期望驱动的、持续的改进产品质量的管理哲学。TQM的目标就是公司在生产的各个环节追求产品“零缺陷”,并由顾客最终界定质量。TQM对计量和报告员工业绩的会计来讲,就是产生了质量会计这一新学科。但由于提高质量所产生的收益难以计量,质量会计发展的重点就放在质量成本的确认、计量和报告上。一般认为质量成本由5大类构成:(1)预防成本;(2)检验成本;(3)内部失败成本;(4)外部失败成本;(5)外部质量保证成本。另外。在TQM情况下,会计人员绩效衡量标准包括了产品的可靠度、服务的及时性等促使管理人员努力提高产品质量的非货币性指标。 3、战略管理(Strategic Management)所谓战略管理,就是着眼于对企业发展有长期性、根本性影响的问题进行决策和制定政策,以便在市场中取得竞争优势,确保有效完成公司目标。战略管理思想对成本会计系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战略成本管理(Strategic CoatManagement)的提出。战略成本管理就是运用成本数据和信息,来发展及确认能促进公司竞争优势的最优战略。战略成本管理所包括的范围,目前还没有定论,一般包括3个方面:(1)价值链分析;(2)市场定位;(3)成本动因分析。每一方面都包含非常丰富的内容。 4、基准管理(Benchmarking management)和持续改进(Continuous Improvement)。管理方法的新趋势就是基准与持续改进的结合。所谓基准就是以公司外部或内部最优的业绩标准来衡量自身的生产活动;持续改进意味着管理人员不是一次性地确定基准,而是持续不断改进提高的过程。日本丰田公司是贯彻基准管理与持续改进的典型。基准和持续改进被称为“永无终点”的比赛。基准管理与持续改进对成本会计系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管理人员和会计师们认识到降低成本要向本行业最好的公司学习,以同质产品的最低成本作为基准,了解自身与最优者的差距,并分析其原因,进而实行企业再造工程(Reengineering The Corporation)以增强竞争力。 5、限制理论(Theoty of Congtraints,TOC)。根据TOC,每个公司至少有一个瓶颈制约着它的发展,否则无论公司定下什么目标都会实现(如,利润最大化)。企业限制因素通常可分为资源、市场、政策、原材料和后勤5类。限制理论把企业看成一系列链状相连的过程,如果薄弱的联结处得到了加强,那么整个链也就得到了加强,但是如果加强了其它的联结处,整个链就不会得到加强。限制理论对成本会计系统的影响是,管理人员和会计人员认识到,在有些情况下,不能一味强调降低成本和费用,要有逆向思维,要在企业的薄弱环节加大投入量,“为了省钱而花钱”。如果企业待解决的瓶颈是更新设备,引进新型设备会发生一笔较大的支出,但在今后设备使用期间,因设备利用效率的提高而增加的产出加上设备维修费用降低的综合效益,可能抵补支出而有余,就总体而言,效益可有所增加,这也是“成本—效益”原则的另一种诠释。 6、目标管理(Objective Management)。按目标进行管理,要求一个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应当确定总的奋斗目标,如利润总额、资全利润率等,并据以指导、组织、动员员工为完成企业总目标而努力。围绕这个总目标,企业各部门、各环节乃至每个人都应当制订自己的奋斗目标,如销售量目标、成本目标、技术目标等,并制定实现目标的措施,以保证总目标的完成。实行目标管理可以提高企业管理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克服盲目性,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目标管理对成本会计系统的影响就是目标成本的制定、分解、控制和分析。我国的目标战术管理,已初步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 以上6种管理理论与方法我国都已不同程度地应用。但总体来说,我国的企业管理还比较落后,各种管理理论与方法落实到成本会计系统上,除目标成本、质量成本还差强人意外,像倒推成本法、战略成本管理等几乎无人问津。成本会计系统作为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一部分,根深才能叶茂,只有管理搞好了,成本会计才能得以革新与发展。 三、我们的对策 面对现代成本会计的发展趋势,即作业成本法与作业基础管理的兴起,战略成本管理方兴未艾,以及目标成本的推广应用等等,我国的成本会计工作如何顺应国际国内市场环境以及企业生产环境的变化,结合国情,引进、吸收、消化各种新的管理理论与方法,并总结我国自己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深思。笔者认为,我们应采取的对策是: 1、加强成本理论的研究,提高我国成本会计水平 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研究方法体系,理论研究者必须冲破传统会计观的束缚,解放思想,勇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应本着创新精神、务实态度和严谨作风,深入企业调查研究,同实际工作者密切合作,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广泛开展案例分析,从理论高度提炼成功经验,同时,理论研究应针对我国成本会计实际问题致力于将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在此基础上,讲究实效,建立成本会计理论研究成果的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充分发挥成本理论研究对成本会计实践的指导作用。 2、成本会计工作者应更新观念,树立成本效益(Cost Benefit)、成本回避(Cost Avoidance)思想。充分发挥成本会计的职能作用 长期以来,我们在评价企业成本工作绩效时,往往把成本升降作为唯一标准。这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因为成本只表现一定时期内所发生的各种劳动耗费,至于这种耗费效益如何,却不是产品成本指标本身所能反映出来的。所以,成本工作绩效考核应通过投入与产出关系进行评价:一是产出的投入越少越好,二是投入的产出越多越好,三是投入增长慢于产出增长为好,四是投入减少快于产出减少为好,五是投入下降,产出上升为好。在实践中片面强调降低成本,势必挫伤企业为未来增效而支出某些短期看来高昂但却必要的费用的积极性,从而影响企业技术革新和产品更新换代。过去由于我们未能正确理解成本效益思想,导致有些企业在竞争中往往注重采用低成本战略,而忽视采用差异化战略。因为企业投产新型差异化产品,从短期看往往开支较大,但实际上这些新型差异化产品可以扩大市场占有率,从而得到更高的成本效益。所以,为未来增效而正视树立成本效益思想,有利于企业竞争战略的制定。 成本回避的核心是要求早期避免成本的发生,使挖掘降低成本潜力向预防性方向发展。我国传统降低成本的方法,从范围上看局限于生产领域;从内容上看局限于制造成本;从时效上看局限于事中和事后成本控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降低成本的方法已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成本回避将降低成本视野重点转移到产品开发、设计阶段以及采购、制造、销售和使用阶段;从内容上着,扩大到整个产品生命周期成本,包括生产者成本(开发设计成本、制造成本、物流成本、营销成本)和消费者成本(使用成本、维护保养成本、废弃处置成本);从时效上看要求防患于未然,进行事前成本控制。总之,成本回避立足于早期回避可以避免发生的成本。我国成本会计的改革应构思成本回避的具体方法,并力求在实践中应用。 现代成本会计的7个主要职能是成本预测、成本决策、成本计划、成本控制、成本核算、成本分析和成本考核。成本决策是成本会计的重要环节,在成本会计中居于中心地位。它同成本会计其他职能是密切联系的,成本预测是成本决策的前提,成本决策是成本计划的依据,成本控制是实现成本决策既定目标的保证,成本核算是成本决策预期目标是否实现的最后检验,成本分析和成本考核是实现成本决策目标的有效手段。毋庸置疑,现代成本会计职能归根到底是一种行为职能。在行为科学逐渐受到重视的今日,企业应把激励贯彻始终,其核心是创造一种适当的激励环境,充分调动每个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群策群力,发挥成本会计职能作用,共同致力于整体目标的实现。 3、推进成本会计电算化 利用以计算机技术为中心的信息管理手段已成为现代成本会计的一种必然发展趋势。企业成本会计工作以电子计算机为手段,大大加快了信息反馈速度,增强了业务处理能力,对于及时、准确地进行成本预测、决策和核算,有效地实施成本控制,全面地考核、分析成本,都有重要意义。实践证明,实现成本会计电算化是当务之急,是实行新的成本会计方法的技术前提。但是,当前会计电算化应用中还存在以下的问题:一是简单地停留在模仿替代手工核算阶段,只能进行事后反映,无法进行科学决策、预测和事中控制。一是企业管理信息系统中。采购、营销、人事、财会等子系统互相分割,尚未形成有机联系的整个企业管理信息系统;三是会计信息系统提供的一般只是财务会计信息,不能充分反映成本会计和管理会计需求的信息。因此,为了推动会计电算化深入发展,必须加快会计电算化从核算型向管理型转变,将会计信息系统有机地融入企业整个管理信息系统,通过电算化的应用,为成本会计和管理会计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持。 4、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经验和方法,博采众长,为我所用 西方成本会计是一门历史悠久的生机勃勃的学科。特别是随着适时制、战略管理、基准管理、限制理论、行为科学、运筹学、系统工程和电子计算机等各种科学技术成就在成本会计中的广泛应用,形成了新型的着重管理的经营型成本会计。例如适合我国当前多数企业实际需要的标准成本会计,责任成本会计、目标成本计算、质量成本会计、成本决策、成本预测和近十几年孕育的适时制与倒推成本法、作业成本法与作业管理、成本企划、产品生命周期成本会计以及战略成本管理等。对此,我们应结合国情和不同企业的具体情况认真研究。有些方法可以直接引进,有些方法应加以改革和完善,有些方法只能在少数具备条件的企业采用,或局部吸收其方法。总之,为了完善发展我国的成本会计,借鉴西方成本会计理论与方法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这种学习要有创新,而创新只能与我国国情相结合,从而探索并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成本会计体系。 5、总结完善和推广我国行之有效的成本会计方法 我国企业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成本会计经验,如编制成本计划阶段的项目测算法,成本指标归口分级管理,包括班组经济核算在内的厂内经济核算制,实际上都是强调“以人为本”,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管理和控制成本的积极性、创造性,至今仍不失为现代成本会计的有效方法、邯钢“模拟市场核算,实行成本否决”的经验,以及潍坊亚星集团有限公司实行的“购销比价管理”,把企业管理成本的重点从以内部生产为中心,延伸到对供产销全过程的控制。这些都是值得总结和学习的。总之,近十几年来我国企业管理成本新鲜经验层出不穷,为发展成本管理、丰富成本会计内容作出了很大贡献,值得会计学术界深入学习,认真总结,将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加以总结完善。 6、完善成本会计组织,提高全员成本意识和素质 为了适应现代成本会计的发展,必须完善成本会计的组织,建立和健全成本会计规章制度,实行全方位。全过程、全员管理成本,使决策层和所有部门、单位都重视成本,人人关心成本,提高全员成本意识和素质。对于成本会计人员来说,除了应具备会计职业道德之外,不仅要懂会计和财务管理,还要懂经营管理,特别是要熟悉生产技术,学会运用价值工程、成本最优化理论和方法;同时还要熟悉并掌握现代成本会计的理论与方法,学会预测、决策和控制,学会使用电子计算机进行信息处理。笔者认为:根据成本会计人员职责的要求,我国一些工业企业在成本岗位上要配备成本工程师,以利于成本会计做到技术与经济相结合,充分发挥成本会计的职能作用。 会计职能论文:会计目标与会计职能的比较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自1973年特鲁伯罗德研究小组发表“财务报表的目标”报告起,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会计界对财务会计理论的研究,总是将目标放在第一位。会计目标成为理论界讨论的热点话题,这在财务会计概念结构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等所的财务会计概念结构或类似的文告,都提及目标问题,并将其放在重要地位。而我国会计界数十年的研究中,很少涉及目标的概念。相反,在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历史进程中,会计职能曾是争论的中心话题之一。早在50、60年代,学术界就在较大范围内对会计的任务与职能进行了讨论;发展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会计理论研究中,会计职能成为主要话题之一,直接、专门讨论这一问题的论文为数甚多。 进一步地看,会计目标和会计职能的研究,存在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西方会计理论界强调会计目标,比如美国会计界,近20年的理论研究一直都是将目标摆在重要的地位上,特别是在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财务会计概念结构公告”后,更是如此。同时,在西方的文献中,很少提到会计职能的概念。相反,在中国会计界,对会计职能的研究,一度非常流行。同样,中国会计界在90年代以前,很少涉及目标的概念,即使有,也是以介绍西方理论为主。到目前为止,我国财务会计的目标究竟是什么,还缺乏深入、透彻的研究,也没有形成一个权威的、可为学术界所普遍认同的论述。 本文就是针对这一现象,将西方有关会计目标的研究和我国关于会计职能的论述加以比较,以期从中发现对我国未来会计理论发展有所帮助的启发或启示。 二、会计目标与会计职能的简单界定 一般认为,明确提出财务会计的目标,是在信息论和系统论被普遍接受后才出现的。按照信息论与系统论的观点,会计可以看作是一个信息系统(AAA,1966),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葛家澍等,1988)。既然是一个人造的信息系统,就必然要有一个目标,以达到指引系统运行方向的作用(葛家澍, 1988)。因此,财务会计的目标可以说是财务会计系统运行所期望达到的目的或境界,它的内容受到人们(主要是信息使用者)主观期望的影响。而所谓职能,则是指一事物所固有的功能,会计职能就是会计自身所具备的功能。按照我国会计学界流行的解释是:会计职能是会计所固有的、客观存在的,它随着会计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深化而不断完善(葛家澍,1986,葛家澍等,1986)。 从上面的说明可以看出,目标和职能,一为主观要求,一为客观存在。从理论方面看,二者应有明确的区别。但是,它们的提出,都有赖于人们的认识,并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财务会计的可能“期望”。严格区分什么“期望”表述的是目标,什么“期望”表述的是职能,是很难做到的。因此,下文对会计目标的回顾,将以字面上采用“目标”或英文“purporse”(中文译作“目的”)与“objective ”(中文译作“目标”)为依据,并将主要以美国会计理论界的观点演变为主线;而对会计职能的回顾,则以“职能”或英文的“function”为依据,且主要侧重于我国会计理论界的争论。 三、会计目标研究的简要回顾 限于资料,我们尚不能查证谁最早提出会计目标的概念。但在1921年的一本著作中,就已经提到“会计的目的”和“会计师的目的”等概念(Simpson,1921);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1938 年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会计的目标是“有助于企业的运行,以达到其既定的目的”(Sanders and others,1938)。在此之后,会计目标这一概念,在各种文献中,时有述及。 30、40年代,美国的一些会计文献在讨论会计理论问题时,不是特别注重目标的概念,但他们在研究中,都直接或间接(更多地是间接)涉及到目标这一概念。如佩顿和利特尔顿在其共同合作的经典名著公司《公司会计准则绪论》中认为,会计的目的是“提供关于某一企业的财务数据,加以汇集、整理与提供,以满足管理当局、投资人和社会公众的要求”(1940);在此前后,坎宁(Canning, 1929 )、吉尔曼(Gilman,1939)等人在他们的论著中都间接地讨论到会计目标概念。 50年代,理论界开始有人将会计目标(目的)作为直接研究的对象。如美国会计学家斯朵伯斯(G.J.Staubus )的博士论文就是专门研究会计目标(objective)问题,并提出会计目标就是“提供对投资人决策有用的信息”(1953);1955年,美国会计学会所属“公司财务报表所依据的概念与准则委员会” (Committee on Concepts and StandardsUnderlying Corporate Financial Statements )发表了“公开财务报告的揭示准则”,也讨论了财务报告的目的(AAA,1955 )。但直到60年代,会计目标的讨论才受到更大程度的重视。 1960年,一篇题为“研究方法论和会计理论构建”的论文,也说到目标的概念及目标在会计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性。文章说:“企业在构造一种起服务职能的理论体系中,第一个程序是建立职能的目的和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目的和目标是会改变的,但在任何时期,目的和目标都必须规定明白或有可能明白地予以规定”(Deuine,1960 )。而1966年,为纪念美国会计学会成立50周年,美国会计学会专门发表了《基本会计理论说明书》。这份说明书最早权威性地使用了会计信息系统的概念。这份报告将会计定义为信息系统。既然是信息系统,那么,就一定要有目标。这份报告提出,会计应当为下列目的提供信息: (1)对有限资源的利用所作出的决策, 包括辨认决定性的决策领域,并确定目标与方向; (2)有限地管理和控制一个组织的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 (3)记录(保存)与报告资源的受托责任(custodianship orstewardship); (4)促进(会计主体)的社会职能并控制此种资源。 这份报告的分开发表,表明学术界在会计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开始有意识地注意会计目标问题。或者说,会计目标成为财务会计理论体系中最为重要的要素之一。 受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委托,1971年,以特鲁伯鲁德为首的一个研究小组,开始专门研究财务报告的目标。经过两年多的研究,该委员会于 1973年发表了一份题为“财务报表的目标”的研究报告,提出了财务报表的基本目标就是提供“据以进行经济决策的信息”( AICPA ,1973)。而随着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第一号概念公告的发表,对会计目标的研究,从理论逐步走向应用。会计目标的研究,受到全面的重视,并被作为财务会计理论框架的起点。 应该指出的是,70、80年代,关于会计目标的研究,形成了两个代表性的流派:受托责任学派与决策有用学派。前者认为会计的目标就是向资源的提供者报告资源受托管理的情况,它应以客观信息为主(Ijiri,1976);后者则认为,会计信息系统的根本目标就是向信息的使用者提供对他们进行决策有用的信息。一些国家的准则制订机构也纷纷制定、颁布有关财务会计的基本概念,以作为会计准则制订的理论依据。在这些准则组织所颁布的概念公告中,目标总是一个核心的概念。其中,代表性的观点有: (1)财务报告的目标广泛集中于对投资者决策有用的信息。 …财务报告在整个经济中的作用是提供对经营和经济决策有用的信息,而不是确定这些决策应该是什么样的信息(FASB,1978)。 (2 )财务报表的目标是提供在经济决策中有助于一系列使用者关于企业财务状况、经济业绩和财务状况变动的信息。…财务报表还反映企业管理当局对交付给它的资源的受托管理责任( stewardship ofmanagement)或经管责任(accountability of management)。使用者之所以评估企业当局的受托管理工作,是为了能够作出相应的经济决策,例如:是保持还是出卖其对企业的投资,是续聘还是更换管理者等(IAS,1989)。 (3 )通用目的的财务报告的目标是向信息使用者提供对制订并评价稀缺资源配置有用的信息。…它还可用作管理当局免除向报告使用者所承担的受托管理责任的手段(AARF,1987)。 (4)财务报表的目标是提供有关企业的财务状况、 业绩和财务适应能力(financial adaptability),以便对一系列广泛的使用者在进行经济决策时有用的信息(ASB,1991)。 从上面这些观点可以看出,当前各国的准则制订机构在认定财务报表(告)的目标时,倾向于将向信息使用者提供其对决策有用的信息,放在更为重要的地位,而将受托责任的履行与报告,放在较为次要的地位。 四、会计职能研究的回顾 早期美国的会计理论研究中,也不乏有关职能的论述。如佩顿在其早期的著作《会计理论》中写道:“会计的职能(function)就是记录、分类、整理与提供价值的数据,以便(主体)的所有者和代表(即:管理者)在处置( disposal )时能周全地( wisely )使用资本”(Paton,1922)。类似关于职能的论述,在不少文献中都有涉及。 50年代后期起,美国会计界引入了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的概念,从此,职能的概念较少使用,也不被理论界所重视。而大约在同一时期,中国会计界对职能的讨论,成为当时会计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中国会计理论界早期不提会计的职能,而只提会计的任务。如,在50年代的一篇论文对此的论述,较具代表性:“会计核算的最主要任务之一,就在于系统地反映出计划执行的进程和结果,从而可以发现偏差,发掘潜在力量,使国民经济计划能够正确地反映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法则,并在各方面适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的要求”(中国人民大学簿记核算教研室,1953)。 这里,会计的任务主要是反映问题。到了50年代中期,人们对会计的要求逐渐加大。在会计的反映任务外,还有的学者提出了监督计划的执行、保护国家财产、提出增产节支方案与建议等多项任务(娄尔行,1957;李祥辉,1957;葛家澍,1957等)。 到了60年代,受马克思关于簿记是“过程的控制和观念的总结”论述的启发,转而开始使用职能的概念。这一时期,对会计职能的论述,基本上倾向于 “反映与监督”两大职能,这也与当时将会计界定为“经济管理的工具”的认识分不开的(朝阳,1962;陈忠贵,1962;谈惠,1963等)。 到了80年代,对职能的讨论,出现了新的高潮。对会计职能的具体内容的认定,可谓“百家争鸣”。比如: “观念的总结…是会计的基本职能”(赵玉珉,1983.3); “会计的主要职能是反映和控制。其中,反映是基本的,第一位的”(葛家澍、唐予华,1983.5); “概括地说,会计具有管理职能。…它大致可分为预测、计划、反映、控制、分析、组织”(郝振平,1982.3); 有学者在总括我国会计理论界80年代关于会计职能的研究时发现,我国会计界对会计职能的研究,分歧甚大,从“一职能说”、“二职能说”直到“七职能说”以至“全职能说”(孙宝厚,1989),应有尽有。 同样,到了80年代中期,我国理论界关于会计职能的讨论,也出现了两大代表性的流派。一是认为会计的职能以反映为主,另一观点则认为会计以监督职能为主。持前一观点的人,在对会计的定义上,倾向于会计是一个经济信息系统,作为一个信息系统,提供信息是其主要职能(葛家澍,1988);而赞同后一观点的人则认为,会计是一项管理活动,会计为了发挥其管理经济活动的作用,就必须具备监督、甚至控制的职能(杨纪琬等,1982)。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会计界到了90年代,理论研究转向以会计准则为主,对会计职能的研究也走向式微。 五、会计目标与会计职能研究的比较 按照上文对会计目标和会计职能的讨论,可以发现:会计目标这一概念,在性质上有点像我国会计界过去曾使用过的“任务”,它们都是外界对会计信息系统所提出的要求。所不同的是,西方会计界在认定具体的会计目标前,要经过大量的调查与分析(“特鲁伯罗得报告”的形成过程可说明这一点,详见葛家澍:《会计学导论》,1988),而我国会计界给出会计任务一般只是借助逻辑论证与理论推断,甚或是国家方针、政策、法规等。至于职能,是各该事物本质的体现,因而,会计职能是会计本质的具体化,或者说,是会计这一客观事物的内在要求(葛家澍,1986)。换言之,职能应该是一种先于人们认识的客观存在,人们只能认识到会计具备这方面或那方面的职能,而不能创造或要求会计必须具有某种它在本质上所不具备的职能。从这种理论角度出发,会计目标和会计职能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一为主观要求,一为客观存在,它们无论在其性质或内容上都应该存在一定的区别。 但是,无论是会计目标,还是会计职能,都要经过人们的主观认识过程,才能被发现、认同。例如,一门炮,是一种客观事物或客观存在。炮的职能是什么,应该取决于炮的本质。而炮的本质又是什么呢?如果给炮下个定义,它是“口径在2厘米以上、能发射炮弹的重型射击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1988,p858)。有了这一定义,对炮究竟具有什么职能,仍然很难作出明确的界定。但是,炮的目标却是很直接的。不同的人,可以给炮赋予各异的目标,如战场上的士兵与和平建设的建设者(比如人工降雨的气象工作者)就会对炮有不同的要求,而发展到当代,炮可以用来发射礼花;经过改装的炮,可用来人工降雨。显然,在人们赋予炮以多种用途后,人们对炮的职能的认识,也会有所发展。换言之,尽管职能是客观存在,而目标是主观要求,但人们对目标认识的深化,往往会推动职能认识的发展。并且,在实际生活中,一事物的目标和该事物所可能具备的职能,在内容上是很难区分的。从对炮的目标与职能的认识,也可得到印证。具体到会计,西方普遍流行的决策有用学派认为,会计的目标就是向信息使用者提供对他们的决策有用的信息,而我国关于会计职能的论述中,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会计以反映为主要职能,即:将企业价值运动过程所发出的数据,整理、加工成财务信息的过程。如果仔细推敲下去,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与整理、加工财务信息,在内容上是不会有根本的区别的。实际上,如果具体比较上述关于目标与职能的论述,我们将会发现,它们在主要方面是共同的,即:都是要求财务会计提供反映企业(主体)经济活动的信息。差别体现在措辞、表述、侧重点等方面。 从系统的原理来看,所谓系统,是“按照计划为完成特定目标而设计出的一列组成部分”。详而言之,一个人造系统是由两个或更多的要素、按一定的结构所组成的整体,它有特定的功能和既定的目标,目标决定了系统运行的方向,系统的整体功能和综合行为都是为了实现系统的目标而设计的(Miles, 1975;葛家澍等,1988)。由此可见, 对一个人造系统来说,目标比职能(即系统的功能)在层次上要高。 进一步地看,职能是一事物的本质特征。对会计这种社会科学而言,由于它没有实体存在形态,因而,本质特征十分抽象、很难把握。也就是说,会计职能是抽象的、难以捉摸的。相反,目标是人们对一事物期望的总括。放之于会计,会计目标则是人们期望会计所可能履行的任务、所可能达到的境界,这样,会计目标就比较明晰、可以把握。从这一意义上看,研究会计目标比研究会计职能,更为切实可行。 概括地说,由于:(1)职能比较抽象,而目标相对要直接、具体;(2)对会计这一人造系统而言,确定目标又是至关重要的;(3)现实生活中,职能与目标在内容上又难以区分。因此,就理论研究的成果及成果的意义而言,目标的研究将高于职能的研究。这一点,从美国会计界对会计目标的研究历时20余年仍方兴未艾,而我国会计职能研究自80年代末就趋向式微,也可得到印证。 六、一点建议 通过上面的比较,我们发现:美国会计界对会计目标的研究,已从理论走向应用,即用于指导财务会计概念结构的制订,从而进一步地影响到财务会计准则的制订。未来我国财务会计基本理论的研究,应该更多地加强对会计目标的研究。当然,研究我国的会计目标,仍应注意一点,那就是:在进行书面归纳、推理研究的同时,要同时进行大量地调查研究,将结论建立在我国现实经济生活基础上,使理论研究成果能真正用于指导财务会计准则的制订。 会计职能论文:再论会计基本职能 摘 要:会计理论界对会计职能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趋势微。我国加入WTO后,市场经济日趋规范,发展经济的环境发生了根本改变。因此,有必要对会计职能实现的广度、深度和精度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关键词:会计核算职能 监督职能 认识 职能是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功能,会计职能就是会计本身所具有的功能。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会计学术界就在较大范围内对会计职能展开讨论,到70年代末,对会计职能的研究成为会计理论研究的热门话题之一并逐渐形成高潮。从“一职能说”(提供信息,会计职能是统一的,也是惟一的)、“二职能说”(反映和监督,反映和控制,反映和管理,核算和监督,核算和管理)、“三职能说”(认为会计职能是计算过去,控制现在,预测未来)、“四职能说”(计算经济效益;收集记录经济事项;传递财务、成本信息;分析预测,参与管理和决策)、“六职能说”(除了传统的核算、监督职能、还有预测、决策、控制和分析职能)到“七职能说”,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人们曾欣喜地看到,会计理论的研究成果对指导我国会计工作的实践,充分发挥会计人员做好会计工作的主观能动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会计理论界对会计职能的研究日趋势微,其原因可能缘于人们的认识逐渐趋于一致,即会计的基本职能是核算和监督,1985年颁布的第一部《会计法》也对此首肯。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发展的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反思我国会计工作的实践,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会计核算和监督这一基本职能,从其实现的深度、广度和精度上重新加以认识,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一、会计核算职能 对会计核算工作的抽象反映就是会计核算职能,会计核算是会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计核算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对企业、单位一定时期的经济活动进行真实、准确、完整和及时的记录、计算和报告。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是会计核算的显著特征。会计就是要以货币为计量单位,去记账、算账和报账,以便真实、完整、准确、及时地反映企业、单位的经济活动情况。 会计核算的内容是会计对象,具体表现为各种各样的经济业务,1985年颁布的《会计法》和2000年修订后的《会计法》将其归纳为七类。它包括:(1)款项和有价证券的收付,如企业的销货款、购货款和其他款项的收付,股票、公司债券和其他票据的收付等;(2)财物的收发、增减和使用,如材料的购进与领用,产成品的入库与发出,固定资产的增加与减少;(3)债权、债务的发生和结算,如应收账款,应付账款,其他应收、应付款的发生和结算;(4)资本、基金的增减,如企业实收资本和盈余公积的增加和减少;(5)收入、支出、费用、成本的计算,如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和支出,管理费用和产品成本的计算;(6)财务成果的计算和处理,如企业的销售收入大于业务成本、销售税金及附加,表现为盈利,要按规定进行分配,反之即为亏损,要按规定进行弥补;(7)需要办理会计手续,进行会计核算的其他事项。 会计核算要求做到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和比较。(1)真实。真实性是对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第一原则。是指会计核算应当以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为依据,如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做到内容真实,数字准确,资料可靠。只有会计核算记录的数字和情况是真实的,才能保证记账、算账、报账是真实的,会计资料才是有用的。真实是会计的生命。会计核算的过程应当如实再现经济活动的全貌。(2)准确。要求对会计事项的处理是合理、合法的,有关数字的计算是正确的。(3)完整。要求对企业、事业等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和其他活动的各方面或全过程都得到全面的记录、计算和报告,不得有所遗漏。只有会计核算完整,才能为领导、有关单位和群众提供全面、正确的资料,才能为领导做出经营决策,有关单位制定政策、计划,群众参与和监督经营活动,提供有效的依据。(4)及时。是要随着经济业务的发生,按时得到会计处理和记录、计算,并根据有关规定按时向有关对象报告。及时为单位领导提供会计信息,有利于领导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做出正确的决策;及时为企业各部门提供会计信息,有利于对生产过程的耗费进行控制,提高经济效益。(5)比较。是对发生的经济业务从多方面进行比较,作出恰当的估计和判断,做到投入少而产出多。如企业采购材料,销售产品。比较包含在会计核算的过程中,才能发挥会计的应尽之责,会计之于管理的作用才能更好地发挥。人们习惯对一事项所说的合算不合算,就是看是不是经济、节约。可见,比较是会计核算的内核属性之一。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际竞争会更加激烈。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私营企业和个体企业的大量涌现,市场经济的完善、规范,要求对会计核算的外延和内含应进一步加以认识。首先从广度上分析,应扩大会计核算的范围。现在,不少私营、个体企业尚未建立会计账簿,难以进行会计核算。这样,必然导致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不利于企业自身的管理和发展。从会计的反映对象是能够用货币计量的经济活动看,只要有经济活动,只要有货币收付行动,就应当从会计上加以核算,大到拥有上百亿元资产的企业集团,小到每一个家庭。至于采用何种记账方法,建立何种账簿,是否进行报账,应视会计主体不同而定。能够采用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应尽量统一,保证核算的规范和指标可比。对于每一个家庭,通过建立简单的账簿核算日常收支,可以控制耗费的发生,掌握支出的流向,配比收入可以计算出结存,把握日常活动的规律,逐步培养起我国公民的经济核算意识。会计教育工作者应当担负起培养公民经济核算意识的职责。每一个公民经济核算意识的增强,必然使国家资源得到最优化利用。其次从深度和精度上分析,我国现有会计从业人员的业务和职业道德素质,客观地说,同企业走向国际市场这种现实需求还有较大差距,高水平的财务总监还是凤毛麟角,非常缺乏。因此,我国的大学本科教育,硕士、博士教育,应当抓紧培养一批具有高深理论知识和丰富实践经验的高、精、尖人才,以解燃眉之急。在企业内部,会计核算的方式上,应当恢复过去的优良传统,实行厂部核算下的车间核算和班组核算。划小核算单位,将成本、费用、收入、利润指标层层分解,落实到人,大企业算小账,把经济效益一点一滴挤出来。 二、会计监督职能 会计监督职能是会计监督工作应发挥的作用,或它应有的功能。会计监督的主体是企业、单位的会计机构、会计人员。会计监督的对象是企业、单位的经济活动。会计监督的内容主要表现在:(1)监督经济业务的真实性。监督企业、事业等单位发生的经济业务是否真实,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对不真实、不合法的原始凭证不予受理。对弄虚作假,严重违法的原始凭证,在不予受理的同时,应当予以扣留,并及时向领导人报告,请求查明原因,追求当事人的责任。对记载不准确、不完整的原始凭证予以退回,要求经办人员更正、补充。发现账簿记录与实物不符时,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2)监督财务收支的合法性。就是要监督企业、单位所发生的经济业务是否符合党和国家的财经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要求。凡符合有关规定的,会计人员予以办理。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对不合法的原始凭证,不予受理;对违法的收支,应当制止和纠正;制止和纠正无效的,应向单位领导人提出书面意见,要求处理;对严重损害国家和社会公众利益的违法收支,应当向主管单位或者财政、审计、税务机关报告,以便处理。(3)监督公共财产的完整性。企业、事业等单位的公共财产,包括其各项资产。会计机构、会计人员要监督公共财产是否得到很好的保管或正确的记录,账实是否相符。发现公共财产短缺或损毁,应查明原因,及时处理。 会计监督按照与经济业务发生的时间,可分为事前、事中、事后监督。事前监督指在经济业务发生之前,即审核其是否符合有关政策、法令和制度的要求,对于违法的经济活动,要坚决加以限制和制止。只有限制非法活动,才能鼓励正当经营;限制滥用、浪费,才能增产节约,增收节支。事前监督可收防患未然之效,使会计监督处于主动地位。事中、事后的会计监督是对会计所反映的经济活动情况及有关资料加以检查和分析。通过检查和分析可以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对已发现的问题,要拿出整改意见,提出行之有效的措施。调整经济活动,实现规定要求的预期目标。 在明确会计监督的内容和过程之后,若把会计监督放置到目前的经济环境之中,审视其质量,就会发现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1)会计监督的主体应当扩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第七十三条规定:“各单位的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对本单位的经营活动进行会计监督。”现在,在会计核算中伪造、变造会计凭证,建立账外账的现象屡有发生,多数是由单位的会计或受指使、或自己所为形成的。让造假者自身去查假、打假,其结果不难想象。应当看到,我国会计队伍的整体素质是好的,他们分布在不同行业的不同单位,是会计监督的主力军。但会计主管部门不应袖手旁观,不能仅仅充当制度的制定者和宣传者,应当介入到会计监督之中,弥补单位会计人员自身监督的不足。(2)加强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现在,会计委派制的实施,新的会计制度的实行,对客观因素造成的会计信息不实发挥了抑制作用。但人为因素造成的会计信息不实,只能靠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来约束。如出于种种目的歪曲企业、单位的财务状况,随意操纵收入、费用的确认标准。或随意改变利润的计算和分配办法,以达到夸大经营者业绩或粉饰公司业绩的目的,其结果必然损害国家和投资者的利益。2000年修订后的《会计法》,虽加大了对提供虚假会计信息人员和单位负责人的处罚力度,但实际效果并不十分明显。虚假会计信息的根本治理,靠会计人员娴熟的业务技术和职业道德在日常核算中的自觉恪守。新闻宣传部门要披露打击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现实案例,弘扬遵守政策、认真负责的会计人员的先进典型,为会计人员营造一种守法、护法、执法的良好环境和社会氛围。 会计核算职能和监督职能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核算职能是监督职能的基础和前提。监督职能的发挥能够更好地保证会计核算的质量。会计核算和监督职能的充分发挥,能使企业、单位的经营活动实现管理最优,效益最佳的目标。 会计职能论文:中央银行会计监管职能的强化路径选择 摘 要:在新的形势下,中央银行的会计应该摆脱单纯内部会计束缚,要有监管的职能。本文对中央银行如何发挥会计监管职能提出了五条建议。 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特别是我国加入WT0以后,对我国中央银行会计监管职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民银行会计应当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摆脱单纯内部核算会计的束缚,切实树立会计监管的理念和思想。因此,本文拟对如何发挥中央银行会计监管职能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央行会计监管的内容及作用 第一,对金融机构会计的内控制度监管。一是对金融机构的会计基础体系做出评估,决定是否许可运行。中央银行会计部门应当对金融机构的会计凭证制度、财务记载与核对制度、会计核算系统的设计是否科学等方面的内容做出全面审查和评价,看其是否满足防范会计风险的需要。二是对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状况进行实时监控,监督金融机构会计是否执行了会计审慎性原则和合规性原则,指导和促进金融机构改进和加强会计内部控制管理,提高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第二,对金融机构会计核算质量的监管。当前,有些金融机构受利益驱动,经营思想出现偏差,会计工作行政化,违背会计核算原则,造假账现象时有发生。这种行为严重妨碍了人们对金融机构经营活动真实与否的判断,破坏了会计核算的基础,使国家进行宏观经济决策失去了可靠的依据,甚至造成失误。因此中央银行把金融机构提供的会计信息是否真实、准确、完整作为会计监管的内容是十分必要的。具体包括金融资本金核算是否真实、管理是否严格;存款准备金以及金融机构存、放、汇的数据是否准确,经营利润反映是否真实等内容,以此保证央行会计部门掌握最全面、最系统、最权威的监管资料。 第三,对金融机构支付结算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监管。结算纪律的监督管理主要包括账户管理规定的执行情况,即各金融机构是否存在未经中央银行审批,擅自为企业开立账户或扩大账户的使用范围的现象;票据的签发、使用和受理是否严格遵循《票据法》和《支付结算办法》的规定;各类举报情况的调查和处理以及联行汇差资金的监管等。 第四,加强对地方性金融机构的会计监督和指导。目前,商业性金融机构会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集中反映在地方性金融机构无会计主管机构,会计核算组织杂乱无序,非规范性、随意性较大。因此,人民银行会计部门应在各自辖区内,帮助地方性金融机构根据统一会计制度,选择和设计符合本企业具体情况的会计核算形式和具体的财务管理制度,并监督指导其实施,以此规范其经营行为,确保地方性金融机构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运行模式健康发展。 二、加强央行会计监管职能的几点想法 一是要转变观念,重视会计监管。要改变过去那种会计部门只要账平表对就行的想法,树立会计部门身兼两职的观念,既要坚持和发扬会计“三铁”精神,确保会计核算质量,又要履行会计监管职能。对待会计监管工作,要改变只重视结算纪律监管的片面认识,充分全面地发挥会计监管职能。使会计监管融入金融监管范围,成为金融监管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 二是制定完善金融会计法规体系,统一会计监管标准。当前,要加强和完善会计法规的建设,尽快出台会计监管的有关制度办法,明确金融机构所享有的权利、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要尽快修订完善金融业统一的会计制度,统一规范会计科目,统一银行账号的编制方法,统一报表编报格式,做到内容规范、归类明确。明确金融机构业务稳健处理的会计政策、有问题贷款的计息政策、计提风险准备金的政策等,使中央银行会计监管能够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便捷高效,树立央行监管权威。 三是要正确处理会计监管与其他部门监管的关系。一方面要正确处理会计监管与中央银行其他监管的关系。会计部门的监管,主要是对金融机构的会计业务是否按合规性、真实性和审慎性原则实施的监督管理,是专业性的业务监管;而其他部门的监管主要是对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退出及经营合规性等方面的监管,是综合性的全面监管。因此,会计在实施监管职能时,既要加强与其他监管部门的联系和沟通,又要准确把握会计监管的特点,避免各部门监管效果相互抵消或重复劳动,以提高人民银行整体监管效能。另一方面,要正确处理会计监管与财政审计监督的关系。随着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的日渐成熟和完善,借助这些中介机构对金融机构的会计业务进行检查监督,也是中央银行会计监管的一种方式。 四是会计监管要与加强金融服务相结合。人民银行会计部门担负着对金融机构会计监管和提供会计服务的双重职责,会计监管不能独立于会计服务职能。一方面,中央银行会计部门实施监管职能,查处违规行为,对被查处对象来说是实施监管职能,但却为整个金融系统创造了一个公平高效的经营环境,对其他金融机构和客户而言则是一种行政服务。另一方面,中央银行会计监管的大部分内容是对金融机构服务过程的监管,其监管职能也是在中央银行为金融机构提供服务或金融机构为客户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实现的,因此会计监管要与服务紧密结合。另外,在监管方式的选择上,要通过调查、分析、现场指导以及柜面服务等多种形式,参与到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当中,提出好的建议,促使其提高经营业绩,使商业银行切身感受到人民银行监管带来的好处,消除其逆反心理,自觉地接受和配合人民银行的监管。 五是监管形式要多样化,特别要注重运用科技手段,提高监管质量和效率。人民银行会计部门在实施会计监管时,要结合实际情况,拓宽监管思路,使监管方式多样化,针对不同的监管内容采用不同的监管手段,如对会计核算制度可采用事前审批的方法,而对结算纪律的检查也不能只局限于现场检查,大量的工作还是日常柜面监督,对金融机构准备金及财政性存款缴存情况的监管则可以通过加强对金融机构报表的审查来实现。要加强中央银行会计监管系统建设,充分利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借助于先进的计算机应用技术和畅通的通讯网络,加快研制开发会计监管软件,建立一套科学、有效、完备的会计监管系统,设立计算机信息数据库,进行数据整理计算和分析。通过将中央银行会计部门的非现场监管系统与金融机构会计业务处理系统联网,实现系统的信息共享。 会计职能论文:试论税收会计的职能作用与发挥 摘 要:文章阐述了税收会计的涵义与税收会计的职能,探讨了税收会计与税收征收管理的关系,并分析了税收会计职能作用的具体体现。 关键词:税收会计 职能 税收征收管理 一、税收会计的涵义与税收会计的职能 税收会计是核算与监督税收资金运动的一门专业会计。它是以直接负责税款征收、入库业务的税务机关为主体,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对税收资金及其运动进行连续、系统、全面、综合核算与控制,为税收决策及时、准确地提供信息资料,以保证税收政策法规的正确贯彻执行,保证税款及时、足额入库的一种税收管理活动。 税收会计的职能,是税收会计在税收征收管理过程中固有的、客观的功能和职责。税收会计和其他会计一样具有反映和控制两大基本职能。 税收的反映职能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税收会计通过一系列专门核算方法,将税收资金已经发生的运动情况,真实、客观地表现出来,反映税收业务活动的历史情况。比如,税收会计通过设置与运用会计凭证、会计科目、复式记账、登记账簿和编制报表等税收核算方法,提供一定时期的应征税金、减免税金、入库税金等税收资金运动的核算资料,可以全面地反映出税收业务活动的历史状况。另一方面,税收会计运用科学的方法,对记录的历史信息,进行分析和判断,获得一定质量的会计信息,用于预测税收资金运动的发展变化趋势,从而预测税收业务活动的发展趋势。 税收会计的控制职能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会计方法控制。通过税收方法本身的规范性、严肃性,使税收业务符合规定的会计方法、会计程序,从而达到控制的目的。比如,税收会计可以运用税收会计凭证的方法,对纳税申报表、税收票证的填用、手续、传递程序等,制定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实施对税收征收管理过程的控制。二是法规控制。通过税收会计反映的税收业务活动所涉及的国家政策、法规和制度来监督税收业务的合法化和合理化,这就是平常所说的会计监督。例如税收会计通过对税收票证的审核,可以发现错征税款并及时更正,依次监督征收活动依法进行,法规控制是税收会计的主要控制职能。三是目标控制。通过税收会计提供的信息与预定的计划、目标相比较,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使税收活动沿着正确轨道正常进行,例如税收会计利用核算资料,分析税收运动各环节对税收计划的影响,采取相应的征收措施,以保证税收任务的完成。 二、税收会计与税收征收管理的关系 税收会计的本质是一种税收管理活动,是税收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税收管理是一种系统的管理,它是由若干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各自发挥功能的管理要素所组成的有机整体,主要包括税收信息管理、税收法规和税收计划管理、税收征收管理以及税收监督检查管理。税收会计与税收管理的各个部分有着密切的联系,具体体现在: 1.税收会计信息是税收管理过程的状态、特征及变化趋势的客观反映。它是税收法规和计划管理的基础,又是进行税收监督检查的基础,它包括税收活动定性的信息和定量的信息两大类。其中定量的信息由税收业务核算、税收会计核算和税收统计核算来提供。税收会计核算所反映的信息是对税收资金运动最具有全面性、系统性、连续性和准确性的信息,税收会计是获得税收资金运动信息的主要渠道。 2.税收计划和税收法律是税收活动的法律依据与税收工作的目标。税收法规管理主要是法规的制定,制定税收法规必然要考虑税收的财政职能,即税收法规出台对税收收入的影响,这就需要使用有关的税收信息来分析。税收计划管理实际上就是对税款入库情况的管理,它所要的信息主要是入库税金即影响入库税金方面的信息,所以,它离不开税收会计的核算资料。 3.税收征收管理是税收职能的实现过程,它是税收活动的主要内容。税收财政职能的实现,实际上是国家预算资金积累的过程,即税收资金运动过程。税收征收管理的主要工作是税款征收入库,税收会计通过办理税款结报,汇总缴库、与金库办理上交税款入库税款的对账以及办理税款提退等业务,直接参与税款的征收工作。 4.税收监督检查的主要内容是税收法规的正确执行和税收计划的完成。税收监督检查除运用法律和外部审计手段外,主要是通过税收行政监察、税收业务稽查和税收会计等内部手段来实现的。税收会计运用其特有的方法,如制定原始凭证填制手续、传递程序来规范税收活动;开展凭证审核和会计检查来揭露与纠正违反税收法规的行为;进行会计分析来督促税收计划的完成等,通过税收会计对税收征收管理过程进行全面监控,成为税收监督监察的重要手段。 三、税收会计职能作用的具体体现 税收会计的职能贯穿税收管理的全过程,如何发挥税收会计的职能作用,在加强税收征收管理,依法征收税款,提高税收征收质效,最大限度地节约税收成本中发挥最大的作用,是摆在税收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那么,税收实践中税收会计的职能作用体现在哪些方面? 1.反映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党和国家制定税收政策提供依据。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即税收负担率,是指一定时期的税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国内生产总值由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体系,采用科学的方法产生,而税收收入则是税收会计通过完整的核算体系,全面、系统地反映出来,通过对比和分析,总结出税收负担率发展变化的规律,为党和国家制定税收政策,调节经济运行提供正确的决策依据。 2.为税务机关加强税收征收管理,提高征收管理质量和效率提供可靠的依据。税收会计核算从纳税人实现税收到税务机关征收税款,组织税款入库直至纳税人欠缴税款的全过程进行全面的记录和反映,这就为税务部门掌握纳税人税收实现情况,及时征收税款并为准确、及时解缴入库,摸清纳税人欠缴税款情况,强化税收征收管理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税务机关根据税收会计反映的企业欠缴税款的情况,进行正常的税收检查和税务稽查,保证党和国家税收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税务机关按照税收会计制度的规定,分科所、分预算级次、分税种设置入库税金明细账,编报税收入库税明细表,为税务部门掌握税收收入进度,提供可靠的依据。 四、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挥税收会计的职能作用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90%以上,税收会计是国家预算会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职能作用发挥得好与坏,事关财政收入能否平衡,事关社会稳定与发展。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税收会计工作,充分发挥税收会计的职能作用,使税收更好地调节经济运行、组织财政收入,服务于经济发展。 1.加大税法、《会计法》的宣传力度,普及税收和会计知识,营造全社会重视税收、重视会计资料真实性的社会氛围。每年组织全社会的税法宣传,教育广大公民树立依法纳税光荣,偷税、漏税可耻的思想意识,必须为税务部门提供翔实、准确的数据资料,为税收会计核算创造良好的社会基础;定期对税务人员、税收会计人员进行税收知识、税收会计知识的培训,并严格组织考试,成绩及格的发给《税收知识合格证书》,成绩不及格的不得上岗,通过提高税务人员和税收会计素质的有效办法,使税收会计的职能作用得到最大发挥;教育广大税务干部养成良好的工作作风,不论向哪里提供数据,都要做到数据准确、编报及时、口径统一,为税收会计核算创造良好的条件。 2.加强对税收会计工作的组织领导。各级一把手要亲自抓税收会计工作,使税收会计人员能更好地履行职责;各级税务机关要配备“总会计师”协助单位一把手做好税收计划的下达、税收会计核算、会计检查和监督;要成立税收会计机构,省局税务要成立税收会计处,市税务局要有税收会计科,县区税务局设置税收会计股,基层分局设置税收会计组,各级税务机关的税收会计部门要配备一定数量的政治、业务素质高的税收会计人员,并保持相对的稳定,为税收会计发挥职能作用,提供组织和人力上的保证。 3.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完善的规章制度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税收会计工作也不例外,税收会计真正发挥其职能作用,如实反映税收征收管理情况,监督和控制税收征收管理的全过程,使税收工作规范、高效地运行,必须建立和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并在实际工作中严格遵守,付诸实际行动:(1)建立税务机关内部的税收凭证传递制度。税收会计及一切与税收会计有关的税收征收管理资料,必须在规定的时间,保质保量传送到税收会计手中,确保税收会计掌握核算的第一手资料。(2)税收会计核算流程。制定详细的税收会计核算流程,要包括凭证传递,出纳和税收会计如何进行交接手续等。(3)建立税收会计和税收征收人员的责任制度。明确税收征收人员的义务就是要将征收税款的原始凭证及时传递给税收会计人员,并保证税收会计核算资料的正确性;税收会计人员必须按照规定的核算程序、核算方法、记账规则对税收资金运动情况,进行全面、系统、连续的核算和反映,并对税收资金运动的过程进行控制,使税收征收管理活动符合党和国家的税收政策,符合国家的法律。 4.实行目标化管理,严格责任及奖惩。(1)要把税收会计核算资料的真实性,能否准确地核算企业欠缴税款作为评价各级地方税务机关一把手政绩的依据,干部升迁、提拔,不能只看税收任务的完成这一指标,还要看税收会计核算的真实性和合法性。(2)各级地方税务部门要把税收会计核算质量、真实程度,列入目标管理之中,对完不成税收会计核算质量和真实性指标的单位,取消参加评选先进的资格。(3)税收会计资料不真实,弄虚作假,使税收会计信息失真,审计、财政、纪检监察部门发现有利用税收会计营私舞弊行为的,给予必要的经济和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移送司法机关严惩。对严格执行税收法律、法规及税收会计制度,税收会计核算资料真实、可靠的,在给予精神鼓励的同时,给予必要的物质奖励。 会计职能论文:新环境下如何发挥成本会计职能 成本会计上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成本会计技术手段与方法不断更新,会计电算化已经或正在取代手工记账,而且在企业建立内部网(Internet)情况下,实时报告成为可能。二是成本会计的应用范围不断拓展,传统上对成本控制并不关注的行业如医院、计算机生产厂商、航空公司等都对成本控制投入了越来越多的精力。实际上,不论是银行、快餐连锁店、专业组织还是政府机关,成本控制已变得不可或缺。 成本会计的变化源于企业制造环境的变化以及管理理论与方法的创新。而后两者又起因于外部环境的变化。企业外部环境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1、大多数产品供过了求,造成市场竞争日趋激烈;2、产品需求多样化,顾客对产品质量也日益苛求;3、国际间分工合作日趋密切,竞争也趋于残酷激烈;4、新技术、新工艺的创新蔚然成风。以上外部环境的变化既要求企业的制造环境有别于往昔,也要求对管理理论与方法进行创新。 一、 新制造环境对成本会计的冲击 新制造环境具体包括: 1、弹性制造系统(FMS):是指使用机器人及电脑控制的材料处置系统,来结合各种独立的电脑程式机器工具进行生产,它有益于产品制造程序的弹性化。使用FMS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从事多样化产品的生产,解决对产品多样化、精致化的需求。 2、电脑辅助设计(CAD)、电脑辅助工程(CAE)及电脑辅助制造(CAM)系统。电脑辅助系统,不但提高了电脑的功能,并且为厂商提供了更为宽广的发展空间。使用电脑辅助系统可减少人工成本、节省时间并提高工作效率。 3、制造资源规划(MRP Ⅱ):是指制造业所采用的电脑管理信息系统。目前流行的材料需求规划(MRP I)是MRP Ⅱ的前身。MRP Ⅱ有助于管理当局进行及时、有效的投资与生产经营决策。 4、电脑整合制造系统(CIM):是指以电脑为核心,结合FMS、CAD、CAE、CAM等所有新科技的系统,以形成自动化的制造程序,实现工厂无人化管理。 面对企业新制造环境的冲击,传统的成本会计技术与方法如果继续使用,将造成: (1)产品成本计算不正确。因为在新制造环境下,机器人和电脑辅助生产系统在某些工作上已经取代了人工,人工成本比重从传统制造环境下的20%—40%降到了现在的不足5%。但制造费用剧增并多样化,其分摊标准如果只用人工小时已难于正确反映各种产品的成本。 (2)成本控制可能产生及功能行为。传统成本会计,将预算与实际业绩编成差异报告,即将实际发生的成本与标准成本相比较。在新制造环境下,这一控制系统将产生反功能的行为。例如,为获得有利的效率差异,可能导致企业片面追求大量生产,造成存货的增加。另外,为获得有利价格差异,采购部门可能购买低质量的原材料,或进行大宗采购,造成质量问题或材料 库存积压等等。 针对传统成本会计不适应新制造环境的局面,美国会计学者提出了作业成本法(Activity-Based Casting,ABC),ABC法在美、日和西欧诸国的企业,尤其是竞争激烈和人工成本很低的高新技术企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ABC法就是把为生产一种产品所发生的所有作业,如质量检验、机器维修和顾客服务等分配到产品成本中的一种成本计算方法。这种方法较传统成本计算方法更为精细,成本数据更加准确。ABC法将制造费用按作业别归集到不同的成本库中,然后分别成本库采用各自的分配标准来分配制造费用。在作业成本法的基础上,ABC法又发展为作业基础管理(Activity-Based Management,ABM)。简单地说,ABM就是以ABC法为基础,利用作业成本信息,帮助管理人员找出不增值但消耗资源的作业。ABC法所提供的成本信息也能够促使管理人员重新设计整个价值链上的作业活动以节省企业资源。 二、管理理论与方法的创新对成本会计的影响 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新技术、新工艺不断涌现,管理理论与方法也在不断创新,大大促进了成本会计学科的发展并丰富了其内容。其中对成本会计系统有影响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1、适时制(Just In Time System,JIT)。是一种严格的需求带动生产制度,要求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各环节紧密协调配合,原材料、零部队、产成品保质、保量并适时地送到后一加工(或销售)环节;其目的是使原材料、在产品及产成品等各类存贷保持在最低水平,尽可能实现“零存货”,以降低存货成本。在存货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会计人员为简化存货计价,可能采用倒推成本法,就是当产品完工或销售时,倒过头来计算在产品、产成品等生产成本。因为在采用JIT的企业,从收到原材料列产品制成所耗用的时间大幅缩短,而且期末存货量也变得很小,使得传统的分批或分步成本法详细记录各类存贷的必要性受到怀疑。由成本—效益原则,对少量的存货做详尽精确的追溯,无疑得不偿失。这样倒推成本法便应运而生。 2、全面质量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TQM)。TQM是本世纪60年代从传统质量管理发展起来的,随着国际国内市场环境的变化,TQM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企业竞争的战略武器,一种由顾客的需要和期望驱动的、持续的改进产品质量的管理哲学。TQM的目标就是公司在生产的各个环节追求产品“零缺陷”,并由顾客最终界定质量。TQM对计量和报告员工业绩的会计来讲,就是产生了质量会计这一新学科。但由于提高质量所产生的收益难以计量,质量会计发展的重点就放在质量成本的确认、计量和报告上。一般认为质量成本由5大类构成:(1)预防成本;(2)检验成本;(3)内部失败成本;(4)外部失败成本;(5)外部质量保证成本。另外。在TQM情况下,会计人员绩效衡量标准包括了产品的可靠度、服务的及时性等促使管理人员努力提高产品质量的非货币性指标。 3、战略管理(Strategic Management)所谓战略管理,就是着眼于对企业发展有长期性、根本性影响的问题进行决策和制定政策,以便在市场中取得竞争优势,确保有效完成公司目标。战略管理思想对成本会计系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战略成本管理(Strategic CoatManagement)的提出。战略成本管理就是运用成本数据和信息,来发展及确认能促进公司竞争优势的最优战略。战略成本管理所包括的范围,目前还没有定论,一般包括3个方面:(1)价值链分析;(2)市场定位;(3)成本动因分析。每一方面都包含非常丰富的内容。 4、基准管理(Benchmarking management)和持续改进(Continuous Improvement)。管理方法的新趋势就是基准与持续改进的结合。所谓基准就是以公司外部或内部最优的业绩标准来衡量自身的生产活动;持续改进意味着管理人员不是一次性地确定基准,而是持续不断改进提高的过程。日本丰田公司是贯彻基准管理与持续改进的典型。基准和持续改进被称为“永无终点”的比赛。基准管理与持续改进对成本会计系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管理人员和会计师们认识到降低成本要向本行业最好的公司学习,以同质产品的最低成本作为基准,了解自身与最优者的差距,并分析其原因,进而实行企业再造工程(Reengineering The Corporation)以增强竞争力。 5、限制理论(Theoty of Congtraints,TOC)。根据TOC,每个公司至少有一个瓶颈制约着它的发展,否则无论公司定下什么目标都会实现(如,利润最大化)。企业限制因素通常可分为资源、市场、政策、原材料和后勤5类。限制理论把企业看成一系列链状相连的过程,如果薄弱的联结处得到了加强,那么整个链也就得到了加强,但是如果加强了其它的联结处,整个链就不会得到加强。限制理论对成本会计系统的影响是,管理人员和会计人员认识到,在有些情况下,不能一味强调降低成本和费用,要有逆向思维,要在企业的薄弱环节加大投入量,“为了省钱而花钱”。如果企业待解决的瓶颈是更新设备,引进新型设备会发生一笔较大的支出,但在今后设备使用期间,因设备利用效率的提高而增加的产出加上设备维修费用降低的综合效益,可能抵补支出而有余,就总体而言,效益可有所增加,这也是“成本—效益”原则的另一种诠释。 6、目标管理(Objective Management)。按目标进行管理,要求一个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应当确定总的奋斗目标,如利润总额、资全利润率等,并据以指导、组织、动员员工为完成企业总目标而努力。围绕这个总目标,企业各部门、各环节乃至每个人都应当制订自己的奋斗目标,如销售量目标、成本目标、技术目标等,并制定实现目标的措施,以保证总目标的完成。实行目标管理可以提高企业管理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克服盲目性,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目标管理对成本会计系统的影响就是目标成本的制定、分解、控制和分析。我国的目标战术管理,已初步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 以上6种管理理论与方法我国都已不同程度地应用。但总体来说,我国的企业管理还比较落后,各种管理理论与方法落实到成本会计系统上,除目标成本、质量成本还差强人意外,像倒推成本法、战略成本管理等几乎无人问津。成本会计系统作为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一部分,根深才能叶茂,只有管理搞好了,成本会计才能得以革新与发展。 三、我们的对策 面对现代成本会计的发展趋势,即作业成本法与作业基础管理的兴起,战略成本管理方兴未艾,以及目标成本的推广应用等等,我国的成本会计工作如何顺应国际国内市场环境以及企业生产环境的变化,结合国情,引进、吸收、消化各种新的管理理论与方法,并总结我国自己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深思。笔者认为,我们应采取的对策是: 1、加强成本理论的研究,提高我国成本会计水平 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研究方法体系,理论研究者必须冲破传统会计观的束缚,解放思想,勇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应本着创新精神、务实态度和严谨作风,深入企业调查研究,同实际工作者密切合作,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广泛开展案例分析,从理论高度提炼成功经验,同时,理论研究应针对我国成本会计实际问题致力于将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在此基础上,讲究实效,建立成本会计理论研究成果的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充分发挥成本理论研究对成本会计实践的指导作用。 2、成本会计工作者应更新观念,树立成本效益(Cost Benefit)、成本回避(Cost Avoidance)思想。充分发挥成本会计的职能作用 长期以来,我们在评价企业成本工作绩效时,往往把成本升降作为唯一标准。这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因为成本只表现一定时期内所发生的各种劳动耗费,至于这种耗费效益如何,却不是产品成本指标本身所能反映出来的。所以,成本工作绩效考核应通过投入与产出关系进行评价:一是产出的投入越少越好,二是投入的产出越多越好,三是投入增长慢于产出增长为好,四是投入减少快于产出减少为好,五是投入下降,产出上升为好。在实践中片面强调降低成本,势必挫伤企业为未来增效而支出某些短期看来高昂但却必要的费用的积极性,从而影响企业技术革新和产品更新换代。过去由于我们未能正确理解成本效益思想,导致有些企业在竞争中往往注重采用低成本战略,而忽视采用差异化战略。因为企业投产新型差异化产品,从短期看往往开支较大,但实际上这些新型差异化产品可以扩大市场占有率,从而得到更高的成本效益。所以,为未来增效而正视树立成本效益思想,有利于企业竞争战略的制定。 成本回避的核心是要求早期避免成本的发生,使挖掘降低成本潜力向预防性方向发展。我国传统降低成本的方法,从范围上看局限于生产领域;从内容上看局限于制造成本;从时效上看局限于事中和事后成本控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降低成本的方法已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成本回避将降低成本视野重点转移到产品开发、设计阶段以及采购、制造、销售和使用阶段;从内容上着,扩大到整个产品生命周期成本,包括生产者成本(开发设计成本、制造成本、物流成本、营销成本)和消费者成本(使用成本、维护保养成本、废弃处置成本);从时效上看要求防患于未然,进行事前成本控制。总之,成本回避立足于早期回避可以避免发生的成本。我国成本会计的改革应构思成本回避的具体方法,并力求在实践中应用。 现代成本会计的7个主要职能是成本预测、成本决策、成本计划、成本控制、成本核算、成本分析和成本考核。成本决策是成本会计的重要环节,在成本会计中居于中心地位。它同成本会计其他职能是密切联系的,成本预测是成本决策的前提,成本决策是成本计划的依据,成本控制是实现成本决策既定目标的保证,成本核算是成本决策预期目标是否实现的最后检验,成本分析和成本考核是实现成本决策目标的有效手段。毋庸置疑,现代成本会计职能归根到底是一种行为职能。在行为科学逐渐受到重视的今日,企业应把激励贯彻始终,其核心是创造一种适当的激励环境,充分调动每个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群策群力,发挥成本会计职能作用,共同致力于整体目标的实现。 3、推进成本会计电算化 利用以计算机技术为中心的信息管理手段已成为现代成本会计的一种必然发展趋势。企业成本会计工作以电子计算机为手段,大大加快了信息反馈速度,增强了业务处理能力,对于及时、准确地进行成本预测、决策和核算,有效地实施成本控制,全面地考核、分析成本,都有重要意义。实践证明,实现成本会计电算化是当务之急,是实行新的成本会计方法的技术前提。但是,当前会计电算化应用中还存在以下的问题:一是简单地停留在模仿替代手工核算阶段,只能进行事后反映,无法进行科学决策、预测和事中控制。一是企业管理信息系统中。采购、营销、人事、财会等子系统互相分割,尚未形成有机联系的整个企业管理信息系统;三是会计信息系统提供的一般只是财务会计信息,不能充分反映成本会计和管理会计需求的信息。因此,为了推动会计电算化深入发展,必须加快会计电算化从核算型向管理型转变,将会计信息系统有机地融入企业整个管理信息系统,通过电算化的应用,为成本会计和管理会计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持。 4、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经验和方法,博采众长,为我所用 西方成本会计是一门历史悠久的生机勃勃的学科。特别是随着适时制、战略管理、基准管理、限制理论、行为科学、运筹学、系统工程和电子计算机等各种科学技术成就在成本会计中的广泛应用,形成了新型的着重管理的经营型成本会计。例如适合我国当前多数企业实际需要的标准成本会计,责任成本会计、目标成本计算、质量成本会计、成本决策、成本预测和近十几年孕育的适时制与倒推成本法、作业成本法与作业管理、成本企划、产品生命周期成本会计以及战略成本管理等。对此,我们应结合国情和不同企业的具体情况认真研究。有些方法可以直接引进,有些方法应加以改革和完善,有些方法只能在少数具备条件的企业采用,或局部吸收其方法。总之,为了完善发展我国的成本会计,借鉴西方成本会计理论与方法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这种学习要有创新,而创新只能与我国国情相结合,从而探索并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成本会计体系。 5、总结完善和推广我国行之有效的成本会计方法 我国企业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成本会计经验,如编制成本计划阶段的项目测算法,成本指标归口分级管理,包括班组经济核算在内的厂内经济核算制,实际上都是强调“以人为本”,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管理和控制成本的积极性、创造性,至今仍不失为现代成本会计的有效方法、邯钢“模拟市场核算,实行成本否决”的经验,以及潍坊亚星集团有限公司实行的“购销比价管理”,把企业管理成本的重点从以内部生产为中心,延伸到对供产销全过程的控制。这些都是值得总结和学习的。总之,近十几年来我国企业管理成本新鲜经验层出不穷,为发展成本管理、丰富成本会计内容作出了很大贡献,值得会计学术界深入学习,认真总结,将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加以总结完善。 6、完善成本会计组织,提高全员成本意识和素质 为了适应现代成本会计的发展,必须完善成本会计的组织,建立和健全成本会计规章制度,实行全方位。全过程、全员管理成本,使决策层和所有部门、单位都重视成本,人人关心成本,提高全员成本意识和素质。对于成本会计人员来说,除了应具备会计职业道德之外,不仅要懂会计和财务管理,还要懂经营管理,特别是要熟悉生产技术,学会运用价值工程、成本最优化理论和方法;同时还要熟悉并掌握现代成本会计的理论与方法,学会预测、决策和控制,学会使用电子计算机进行信息处理。笔者认为:根据成本会计人员职责的要求,我国一些工业企业在成本岗位上要配备成本工程师,以利于成本会计做到技术与经济相结合,充分发挥成本会计的职能作用。 会计职能论文:世界会计职能论研究 20世纪,世界会计界在会计理论研究中涉及到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会计的定义。它至今不仅仍然是研究中的一大难点,而且已成为对重要会计理论问题深入研究及社会对现代会计作出公正评价的一个障碍。笔者认为,要通过所下定义正确揭示会计的本质特征,最终用一个科学的概念将其表现出来,首先必须明确的就是如何认识会计的职能问题。这是因为它既关系到定义中对会计本质的揭示,又关系到定义中对会计功能作用的认定,并最终影响到社会对会计工作作出公正的评价。本文就此从会计环境变迁之分析与历史结论之评说方面加以研究。 一、论会计环境变化对会计职能演进之影响 会计环境是指与会计产生、发展密切相关,决定着会计思想、会计理论、会计组织、会计法制、会计方法,以及会计工作水平的客观历史条件及特殊情况。会计环境对簿记及会计的影响是直接的,就簿记及会计的职能或曰功能作用而言,它伴随着经济的、科技的、文化的,以及经济体制等环境要素的变化而相应发生变化。会计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会计的功能作用,限定了人们对簿记及会计功能作用的认识,进而也限定了人们对它的评价,限定了它在某一历史时期经济工作中的实际地位。因此,会计的基本职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发展变化既取决于会计所处环境的变化,也取决于人们的思想水平。人们只有在认真分析与研究会计环境问题的基础上,才能对某一历史时期簿记或会计的职能作出正确评价,进而也才能对这一历史时期的会计定义作出科学的结论。正因如此,在研究会计职能与揭示会计本质时便不能仅仅把“会计”作为一个专业名词或者一种纯技术性的工作来对待,而应当从总体上对它加以考察,把它看作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在一定会计部门组织之下与在一定会计法制支配之下的会计工作,以及这种工作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会计思想、会计理论、会计技巧、会计方法相协调所形成的一体化关系的集合体。这是研究会计职能与定义问题的一个具有关键性意义的出发点。据此,我们分别考察历史上有关会计职能的几种不同认识。 (一)核算工具论 在人类会计发展的早期阶段,会计环境中的经济发展要素成为人们认识“簿记”职能的主要依据,它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对人们的“簿记思想”产生着重要影响,而这一历史时期又集中体现在自然经济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的经济结构中占支配地位的是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生产的目的主要是自给自足,而非积累价值、故在此阶段经济关系较为简单:这时作为国家仅需要通过簿记核算其财政收支状况及其结果,为考察“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服务;而民间商业与手工业也只需要通过单式簿记核算其收支。以便在收支相抵中求得收大于支这一所企望的结果。古代数学家正是从记帐、算帐、报帐、用帐与服务相结合的角度,作出了“零星算之为计,总合算之为会”的结论。这一定义仅仅表现了簿记的核算职能,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方面均未涉及到会计的监督职能,所以它所体现出来的是这一历史时期,在世界上具有代表性的“核算工具论”思想,是人们最早关于单式簿记本质的认识。 (二)管理工具论 随着14—15世纪地中海沿岸城市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萌芽,复式簿记在早期的金融业、商业等行业的应用中渐自成长起来,并最终在核算中取代了单式簿记的地位。这时,人们对簿记职能的认识逐渐发生变化。1494年卢卡。帕乔利的《簿记论》问世,改写了人类会计发展的历史,它标志着由古代会计进入近代会计发展时代。16世纪的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18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使世界进入到资本主义统治时代。而从18世纪60-80年代开始的产业革命,及至到19世纪这场由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人类又进入到机器大工业时代。在此几百年间,一则,学者们通过复式簿记在公司经济管理中所显示出来的功能作用,将家计与公司簿记分离开来,并使公司的经营管理者自此得以独立;二则。在市场经济体制支配下的各类股份公司逐步实现了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此时,在权益成为管理所关注目标的同时,人们已进一步认识到簿记对于公司管理的作用;三则,由于价值决定机制、供求机制及竞争机制协同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发挥作用,在公司内部管理中,逐步把加强成本核算作为加强管理的一个主要方面。也正是由于成本核算问题而引发,使学者们不仅明确认识到簿记在公司管理中的作用,而且成本问题也逐步成为人们由簿记思想认识阶段向会计思想认识阶段演进之导因,进而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会计界完成由簿记发展阶段向会计发展阶段转变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此外,由于会计师事业的兴起及其社会性功能作用的展现,也相关地向社会显示了簿记工作在社会经济及公司经济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导致人类的会计思想与理论由“核算工具论”转变为“管理工具论”。使“管理工具论”成为在早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阶段占支配地位的思想与理论。 把簿记看作管理的工具,认为它是为公司经营管理工作服务的观点,最初可以从卢卡。帕乔利的《簿记论》一书中看到。他认为簿记是商业经营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条件,它在管理资产及所有权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故商人欲求经营之顺利便离不开复式簿记。在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学者克朗赫尔穆(F.W.Cronhelm)在《簿记新法》一书中曾作出这样的结论:“簿记,乃是通过记录财产,随时反映所有者的资本全部价值及其组成部分的技法。”这里尽管作者依旧看中簿记之技法,并仅仅强调簿记的反映作用,然而,他却明确指出簿记与体现所有者权益相关联,从这方面已体现出簿记的管理功能。此后,又有美国学者本杰明。富兰克林。福斯特(B.F.Foster)在《复式簿记解说》一书中所作的类似结论:“簿记,乃是反映全体价值及其各组成部分的价值方法,是记录财产的技术。”这类观点对其后出现的“技术(艺术)论”有着直接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管理工具论”这一在复式薄记时代占支配地位的簿记思想,其影响极为深远,在20世纪现代会计发展中,西方会计界关于会计定义的几种主要派别,与其均存在历史渊源关系。其在前苏联及东欧国家中的影响更为深刻。那里的教科书中明确写道:“核算是一种工具。”“会计核算是对国民经济统一体系的各个环节的活动进行监督和领导的最重要的工具。”50年代,这一理论被引入我国,成为直至70年代在我国占支配地位的一种思想及理论。究其原因,“管理工具论”之所以在上述国度复兴,其根源在于这些国家所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会计实体是国家而非独立核算的企业,故在客观上,无论政府会计还是企业会计均是实行计划管理的工具。 (三)技术论与信息系统论 历经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一百多年旷日持久的探索与在渐进的历史过程中进行革新,如前文述及,终于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完成了会计发展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转变——由簿记时代进入会计时代。到20世纪30—40年代,世界又进入到以新技术革命为基本特征的信息时代,从40年代开始,“三大”(即大科学、大工程、大企业)发展态势的出现,从此“使科学研究和生产规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开始了科学社会化、技术社会化、管理社会化、教育社会化,以及生产社会化的新阶段。”信息化经济成为历史发展的潮流。在这一背景变化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和“决策论”影响之下,以及在经济管理界酝酿、设计与构建“管理信息系统”的基础上,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会计界产生了旨在揭示新历史时期会计本质的“两论”——技术论与信息系统论。现就“两论”出台的情形及其内容分述如下: 1、会计技术论 对“会计技术(Art)论”,我国不少学者将“Art”译为艺术,并依此将这一学派称为“会计艺术论”学派。从本质上考察,会计不能列入艺术之列,只能讲它在计算帐目、汇总帐目、求取平衡,以及表现在会计报表中对各科目的组合方面显示出具有一定“艺术”形态的技巧或技艺。因此,部分学者将“Art”译为“技术”为妥。194l年美国会计师协会(AIA)所属会计名词委员会的《会计名词公报》第1号《复查与提要》(RevieW andResume)指出:“会计是一种技术(Art),是关于诚实有效和以货币形式记录、分类、汇总具有财务性质的经济业务和会计事项,以及说明其经营成果的技术。”其后该委员会又于1953年了第43号《会计研究公报》(ARRs)重申会计是一种技术。可见技术论仅强调会计的反映职能,并据此强调它的服务性作用,认为会计工作重点在于分析或说明财务成果。正如前文中所讲,现代“技术论”与历史上的“簿记技术论”在思想与理论上有着一定的联系,而又结合现代技术的应用扩展与充实了新的内容,最终在对会计本质问题揭示上自成一派。在80年代出版的《美国百科全书》中亦明确写道:“会计是分析和说明经济数据的技术(Art)。”同期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第三卷中也写道:“会计是记录、分类和汇总企业交易与说明其成果的技术(Art)。”刘炳炎教授曾指出:把会计仅仅看作是纯技术的工作是一种偏见,因为在一些美国人当中只承认纯理科学和自然科学,从而把会计只作为一种技术。从性质上考察,“会计技术论”是以往“管理工具论”思想的变态,它依旧把会计的本质认定为管理的工具,仅以反映的职能作用为管理服务,在思想和理论上并没有质的变化。《美国百科全书》在阐述前文所引会计定义的同时,又作出这样的具体解释:“在企业,会计贯穿于每一活动之中,并且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管理工具而提供服务。”这便足以说明“会计技术论”学派在思想上与立论方面的本质所在。 2、会计信息系统论 为阐明“会计信息系统论”的成因,首先必须揭示其产生的历史导因,这将使我们明显地看到以往对这一学派的研究存在的片面性。 “会计信息系统论”的产生,大体上受三方面的影响。首先是电子计算机应用之启示。最初,在部分公司中计算机部门“相当于会计部门的一个延伸机构,它每天的工作就是处理工薪帐单、财务报表和总帐。”其后,人们便渐自“把计算机看作公司严密管理资产的一种信息工具。”这种电子计算机实践对“会计信息系统论”的产生具有直接影响;其次,是公司管理部门与管理学者、科技工作者在研究建立“管理信息系统”过程中的直接影响。现代经济关系的复杂化,促使科技工作者与管理工作者考虑到实现管理过程中的人机结合问题,其中必然涉及到实现财务会计信息取得中的人机结合问题。正如美国商用机器公司的特德。加维伊所讲:“为了管理复杂事件的需要,我们强调建立一种信息系统计划,它也是企业计划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在这计划中公司会计部门被吸收参与这一工作,从而使人们逐步认识到会计信息系统是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会计信息系统论”的产生还受到管理会计发展的影响,1950年4至6月英国会计管理考察团赴美国对五十多家大中型企业和哈佛等著名大学,以及几个主要会计团体进行了调查研究,并于当年10月写出了《管理会计》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管理会计是以帮助管理当局制订政策和控制日常企业经营活动的方式来提供信息服务的。”1965年1月,英国还将1931年创立的《成本会计师》期刊改名《管理会计》;著名会计学者莱昂德。R.艾米曾在刊物上指出:“向管理当局提供信息并指导其行动,至少同外部报告同样重要,而且,这个职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日益重要。”他还强调指出:在当时“为决策提供信息方面是会计师最薄弱的环节,但从战略上说,这是最重要的任务。管理会计着重阐述会计人员必须向管理当局提供有助于计划、决策和控制的信息。”可见,从管理会计角度所提出的会计信息问题对于引发“会计信息系统论”学说具有何等重要之影响。 上述表明,“会计信息系统论”的缘起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历史导因。只有把握这一点,才能在研究中不致于曲解它的本意,才能从会计本质内容的内在规定性方面洞察这一论断的历史局限性。 美国会计学家利特尔顿(A.C.Littleton)关于会计信息方面的论述较之上述英国考察团所写报告要晚几年,他在1953年才指出:“会计是一种特殊门类的信息服务。”又讲:“会计的显著目的在于对一个企业的经济活动,提供某种有意义的信息。”1966年在美国会计学会的《会计基本理论说明书》中指出:“从本质上讲,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会计既是一个经营实体一般信息系统的一部分,又是信息概念范畴中的一部分。”这一提法在70年代己为相当一部分学者所认同,并为大多数会计工作者所接受。1970年,美国公共会计师协会(AICPA,1957年由AIA改为此名)也改变了它在40年代“会计的性质是技术”的提法,而在公报中指出:“会计是一种服务活动,它的职能是提供有关经济事项的定量信息。该信息主要是财务性质的,而且是对经济决策有用的。”这份公报强调信息服务,并在信息服务与经济决策之间建立了必然之关系。至70年代,由美国学者西德尼。戴维森(SidnyDavidson)主编的(现代会计手册》在序言中指出:“会计是个信息系统——一种用来将一个企业或其他实体的有意义经济信息传达给有关部门的信息系统。”这种观点历经80—90年代,已成为在世界会计界占主要地位的一种论说,其影响之大是史无前例的。 从总的方面考察,“会计信息系统论”较之“管理工具论”、“技术论”的进步在于:一则,它迎合了时代潮流,引入“信息系统”这一科学概念,从人机结合方面突出了会计反映这一功能性作用;二则,它明确并强调了财务会计信息对于公司经营决策的有用性与必要性,并从服务方面突出了财务会计信息在公司经营决策中的作用;此外,这一学派从建立科学的会计信息系统的方面来认定会计方法改革的方位,使现代会计方法体系与电子计算机有机结合起来。然而,必须指出,从根本上讲“会计信息系统论”所强调的依旧是会计的反映职能,所肯定的也依旧是会计的服务性功能作用,即使在确定财务会计信息与决策的关系方面也依旧是从被动方面认定的,而未能体现会计的能动作用,所以,说到底它与“技术论”一样均未跳出“管理工具论”的圈子,仅仅体现为对以往“管理工具论”的进一步发展。美国会计学家利特尔顿在阐明“会计是一种特殊门类的信息服务”这一基本观点的同时,又直言不讳地把现代会计说成是由过去简单的工具发展成为一种复杂的工具“,这一事实便是反映”会计信息系统论“依然囿于”管理工具论“圈子之内的最典型的例证。 纵观以上从古至今人们对会计职能认识的演进史,以及人们在认定会计职能的同时对会计本质问题的揭示,使人不得不作出这样一个惊人的结论:在众多会计名家及著名会计团体的笔下,会计从来都未曾摆脱过作为“工具”的命运,无论会计环境发生着多么重大的变化,会计都始终被看作是纯粹服务性的工作,是处于被动状态的行为,从始至终处于作为“工具”的这个社会位置之上。面对这一令人深思,甚至被人熟视无睹的奇怪现象,使人不能不产生一系列的思索:产生这一怪异现象的根本性原因究竟何在造成这一怪诞现象体现在人们思想认识与理论研究方面的误差究竟又出自何处在会计界是否有一部分人一直处在一种自惭形秽的状态之中,还是生在山中无甲子,不知世上己千年这些正是下文将试图探索的问题。 二、经济管理学家眼中的会计“庐山真面目” 检索大量有关经济管理的文献,可以同样惊人的发现,那些著名的经济管理学家们从来就不从“工具”的角度来评价会计,他们的观点甚至完全与一些会计学家相背离,以其所论、所云相较量,会计界中“工具论”者便陡然显得黯然失色。 美国著名学者克劳德。小乔治(ClaudeS.George)在评述考古发现的史前“帐单”时指出:在五千年以前的苏美尔人文化中所发现的世界上某些最早的书面文件,是管理控制实践的证明。同时,他认为那些祭司向所谓的“神”提交的财物保管帐目其本身便是“一种管理控制实践。”据此他还断定当时苏美尔人已认识到“进行管理控制的必要。”在这方面他与英国著名史前考古学家柴尔德(V.G.Childe)所作结论相同,而柴尔德又进一步强调那些史前“帐单”所体现出来的意义还表现为人类知识上的一次革命,而制作“帐单”的人本身便处在管理的位置之上,他们为“管理日益增长的收入的任务……必须设计出更好的办法来。”在经济管理学划期中,经济学家们把第一阶段古代史(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1600年)划期的首要标志确定为“通过薄记来掌握和计量个别的社会关系。”并明确指出:对于经济管理学来说必须充分评价复式簿记的意义。他们认为:复式簿记与帕乔利关于复式簿记的著作“把商人的私人家政(计)与商人的经济管理分离开来,依据复式簿记使商人的经营管理独立起来。资本主义企业就是这个进程的结果。”由此可见,经济管理学家与考古学家们一开始便从管理的方位上来评价原始计量记录法与单式簿记,并对复式簿记在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予以高度评价。事实上,他们已把簿记工作作为管理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看待。 19世纪下半叶,在人类努力创造条件实现由簿记向会计转化的前期,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1885年版)中,以高瞻远瞩之伟大气魄对“簿记”之重要性、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作出了科学的论断:“过程越是按社会的规模进行,越是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作为对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的簿记就越是必要。”马克思是把会计的发展与经济发展这个历史动因紧紧联系在一起加以分析并作出这一科学论断的。一方面,表明社会经济越是向更高阶段发展,生产与市场的关联关系越是紧密,公司内外所体现出来的经济关系越是复杂,会计的地位与作用便越是显得重要;另一方面,则表明会计具有“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之职能,既反映企业的整个生产经营过程及其结果,将客观经济现象如实显示出来,并作出相应的结论,而又对整个生产经营活动过程发挥控制性功能作用。可见,马克思的这一科学“论断与”管理工具论“毫无相涉之处。 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在一些跨世纪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又可以进一步看出他们对会计社会地位与工作地位更切实、更具有针对性的评价。德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MaxWeber)指出:“一个合理的资本主义企业,就是一个附有资本会计制度的企业,也就是根据现代薄记和结算方法来确定它的收益能力的一个机构。”他还指出:“资本主义存在最起码的先决条件,就是把合理的资本会计制度作为一切供应日常需要的大工业的标准。韦伯讲的”现代簿记“即现代会计。他既强调簿记的技术,又强调规定技术操作的标准——会计制度,既说明簿记在确定企业收益中的作用,但又指出这种作用并非仅仅是技术的、服务性的,而是具有重要管理意义的。显然,这是一种公正的评价,是具有时代意义的观点。 与韦伯同时代的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亨利。法约尔(HenriFayol)不仅明确把企业的财务与会计区别开来,而且相关联地确定了它们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法约尔认为,公司的经营与管理活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经营是由技术活动、营业活动、财务活动、安全活动、会计活动与管理活动六大部分有机组合而成,而其中的管理活动又包括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这五大要素。他还指出:财务活动的基本目标在于资本的筹措与应用,而会计除具有核算功能之外,还直接与管理相关,诸如会计组织、制度,以及成本控制等,它既体现了经营与管理之密切关系,也体现了在公司经营活动中的能动作用。在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中,财务及会计与其他活动结合为一体,成为不可分割的部分,是公司的管理行为之一。而这一点却正好在一些会计学者眼里出现了视觉上的误差。 与以上两位学者齐名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泰罗(FrederickTaylor),被誉为“科学管理”的创始人。这位跨世纪的优秀人物在现代公司管理中确立了:“现代成本制度”。并在这一制度中充分体现了“标准成本”、“差异分析”与实行“预算控制”的精神,以及具体进行计量、考核的基本方法。泰罗不仅从工程技术与管理相结合的方位观察管理方面的问题,而且在实践中认定了进行“预算控制”与“成本控制”的重要性。他将会计纳入公司的管理活动,并开辟了由财务会计扩展到管理会计的通道。在泰罗之后,又有很多工程师在“管理会计”建设方面作出了贡献。1937年出版的由美国管理学家卢瑟。古利克(Luther Gulick)与英国管理学权威林德尔。厄威克(LyndallfUrwick)合编的《管理科学论文集》,将自法约尔以来的有关管理职能方面的论说加以系统化,提出了著名的“管理七职能论”,即计划、组织、人事、指挥、协调、报告、预算七大职能,在论及“预算”职能时,他们认为,在这一职能中应包括财务计划与会计控制等重要内容,并将会计纳入整个管理活动之中,从管理的角度认定了会计的职能。 最后,本文还要提到的是德国经济学家古藤伯格(E.Guten berg)在《管理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对于财务与会计地位之认定与作用之评价。古氏之作分为三论,第三卷为《财务论》(1969年版)。论说中把筹资、投资、生产、成本、销售、会计等关键性管理环节有机结合在一起,突出了财务与会计,尤其是成本控制在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他的理论对其后财务与会计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如此等等,经济管理学家们笔下的会计,在经济世界里显示出一种重要管理能动力,无论它在理论上的位置,还是在实践中的位置都始终与经济管理关联在一起。无论是从那荒远时代去探索会计的历史起点,还是在当今信息经济发展时代考察现代会计的状况及其发展态势,他们都把会计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完整的历史演进过程,并在此过程中确认会计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管理的发展始终相辅而行的关系,并且随着经济之演进使会计与管理渐自融为一体。可谓识得“庐山真面目”。相比之下,为何在会计职能作用认识与会计本质揭示方面,经济管理学家与一些会计学家之间的差异如此之大,为何在研究结论方面存在天壤之别在此,试从以下几方面考究其原因: (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886年,美国科学管理的先躯亨利。汤(HenryTowne)发表了题为《作为经济学家的工程师》的著名论文,作者指出经济管理与工程管理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他认为工程师具有的知识应当扩大到经济管理范围。这一思想认识影响了包括泰罗在内的许多工程师,促使他们把工程技术问题与企业管理问题,乃至会计问题结合起来加以研究,并将研究成果用于解决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问题,这既是20世纪初工程师们得以在“管理会计”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主要原因,也是他们能站在全面管理的高度来观察会计,并最终确定会计在公司的管理工作中完全可以发挥能动作用的重要原因。然而,会计学者与会计工作者则往往局限于会计范围之内来认识会计、研究会计与评价会计。这样,他们更多地看到的或体验到的是会计的服务性作用,从服务方面所认识到的则只是会计的反映职能,从而忽视了会计在公司管理中的能动作用。他们中的很多人不能站在会计与经济管理、科技管理的结合点上居高临下的看待公司管理中的会计问题,自然也不能从全局上来确定会计在公司管理中的地位。同时,至现代社会,在文理渗透。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融合、相互长入之际,他们中的一些人知识面日益狭窄,观察会计问题的视野已处于近视状态,也就依然沿着传统之路走下去,大体上是就会计而研究会计,以致最终导致不识现代会计“庐山真面目”之结果。 (二)单纯从“会计”词意上或将“会计”作为一种纯技术工作,来认识、研究会计基本职能与揭示会计本质上的失误。 会计是具有一定知识结构与职业道德素质人的工作,尤其是进入近代社会后,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道德素质,以及在智能方面有着更高要求的管理者的工作。从本质上讲,会计人员本身便是管理者,他们所从事的是管理者的工作。同时,无论在企业中还是在政府部门,会计管理者又归属于一定会计组织部门,并以一定的法律、制度作为他们工作的依据与行使管理权之保障。他们的会计思想受着经济环境、科技环境,以及政治环境的影响,他们的学历、资历与理论、技能又决定着他们的管理能力及其在管理组织中的地位。以上便是考察、研究会计职能,揭示会计本质的依据或出发点。如果忽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把“会计”作为一个名词或一项技术工作来看待,便必然在结论上产生误差。经济管理学家们之所以能识其“庐山真面目”,其重要原因便在于他们总是从经营管理的全过程中,从会计工作与会计组织部门、会计法制、会计理论、会计方法。会计技巧与手段相结合的一体化方位上来认识会计;而会计学者们却总是从会计的核算技术与服务性作用方面,或是从会计工作的方式、方法方面,或是从“会计”词意方面来认识与评价会计,由此便在结论上产生了很大的差异。这种体现在所作结论方面的差异,是全面看问题与片面看问题的区别造成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后者只看到了现象,而前者看到了本质。 (三)经济管理学家从会计与科学管理关系的一致性方面看到了会计的特殊性;而会计界的不少人只从形式上看到了会计的技术特性。 从前文所引史实中可见,经济管理学家们从会计的反映职能方面看到了作为技术的会计,而同时又从控制或管理职能方面看到了作为一门科学的会计。会计是科学与技术的结合体,至现代社会及至未来,作为科学的属性方面,它融合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关内容,日益显示出作为一门边缘科学或交叉科学的特征,而作为技术它又将历史上形成的方法、技术本体系与现代信息技术密切结合在一起,形成为科学的会计信息系统。同时,它又在理论上包容了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决策论等管理理论,以及自然科学中的相关理论,使它又将具有综合性科学的特征。那些会计学者们却一直是从会计的反映职能方面确认其技术性,然后仅仅从技术性方面看到其服务作用,最终在服务方面走到尽头,在终点的地方便产生了无法摆脱的“工具”之结论。 1980年,会计学家史蒂夫。洛尔(Steve Lohr)发出感叹:“会计过去从本没有受人尊敬的形象。”中国过去的一些同行与他有着一样感觉,在电影、戏剧及不少小说里所见有关会计的人物大都是些不幸的形象。这种看法虽然有失偏颇,但与近年来中国人对会计的看法已大不相称。然而,记忆犹新、阴影犹在,“会计工具论”依然在全世界泛滥成灾,洛尔之哀叹正是他的那些同行们造成的。可以讲,正是这支庞大队伍里的一些人,在不知不觉中有损自己的形象,降低了本职业的威望。当今,在现代会计环境这面巨大的镜子面前,该是我们认清自己形象的时候了。 我们认为,用任何方式表现出来的“工具论”理论都是不能成立的,“会计工具论”应当在世界上退出历史舞台。同时,应当看到,只有消除“工具论”在世界上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方能为现代会计正名,方能为现代计奔向二十一世纪从思想上、理论上扫除障碍。 三、会计本质与职能问题研究在中国的发展 世界会计界在会计职能研究与定义的阐述方面,有其杰出代表者。如英国的劳伦斯。狄克西(Lawrence Dieksee)、弗朗西斯。皮克斯利(F.W.Pixley)等人在完成由簿记向会计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中发挥了显著作用,并在会计理论建设的最初阶段作出了突出贡献。也许由于他们通常是站在公共会计师的位置上来审视会计,并且由于他们对与会计存在血缘关系的审计有着精深研究的缘故,所以他们一开始对会计地位的评价便是客观公正的。正如迈克尔。查特菲尔德(Michael Chatfield)指出的:狄克西、皮克斯利等对现代会计思想的影响远比现在活着的任何人都大,他们正是在由会计实践发展到会计理论之时出现的人物,并且把握住了未来的会计师建立公认会计准则的历史时机。此外,在德国也可看到一些与狄克西等同时代的、齐名的会计学家,如雪尔(J.F.Schar)、伯利纳(M.Berliner)、霍格利(Fridrich,他们在会计学建设,明确会计在管理中的地位方面做出了同样突出的贡献。 从揭示人类会计思想演进规律方面来考察会计中的问题,查特菲尔德指出:“古代世界所遇到记帐、控制和检查之类的问题,在许多方面与现代有共同之处。……私人财富的积累导致了受托责任会计的产生……调查受托者的诚实性和可靠性的需要,使内部控制成为所有古代簿记制度的主要特征。”这是从史学的研究方位考察会计问题所作的结论。 在中国,70年代末期以来,会计界对会计职能的研究与对会计本质的揭示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中国学者即使在引进诸如会计信息系统论之类的理论时,也是从再认识、再研究的角度出发的,并且在研究中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这是值得加以肯定的。 (一)“会计信息系统论”在中国的发展 “会计信息系统论”的基本观点自80年代引入中国,并经过一些著名会计学家的研究,在以往的基础上作出了新的论断,从而克服了以往研究中的片面性,使这一论说得到发展。其基本贡献在于: 第一,从管理的角度阐明了会计是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如葛家澍教授等人所下定义:“会计是旨在提高企业和各单位活动的经济效益,加强经济管理而建立的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 第二,在通过对会计所下定义揭示会计本质的同时,又相关联地强调了会计具有“反映”与“控制”两大基本职能。葛家澍教授等人认为会计“在企业和各单位范围内,主要用于处理价值运动所形成的数据并产生与此有关的信息,起反映职能,上述数据与信息的进一步利用,又能起监督、预测、规划和分析评价等控制职能。会计的上述两项职能,都有助于进行正确的经济决策和财务决策。”事实上这一论断已将“会计信息系统论”同“管理工具论”、“技术论”区别开来。 第三,从宏观经济调控与宏观经济控制总体系研究方面相关联地研究会计信息系统建设及其作用问题。如裘宗舜教授等人指出:“现代会计是一个财务、成本信息系统。”而这个系统却是“为宏观调控服务的经济信息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故它与宏观经济决策密切相关。由此,便改变了以往将会计的作用仅仅局限于公司方面的观点,从而将其作用扩大到公司以外,并最终与“国民经济总控制系统”建立起必然的关系。这是很值得肯定的进步。 (二)“会计管理活动论”的历史贡献 1912年,围绕“管理经济学”的建立,德国经济学界展开了一场论战,其结果宣告了持传统技术观的私家经济学的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管理经济学的建立。从导致这一转变的理论建设原因方面讲,人们不仅认为当归功于德国经济学家“施马连巴赫(E.Schmalenbach)在动态资产负债表论、成本核算论、公司金融(财务)论等方面所进行的实证研究。”而且应归功于在簿记、会计、财务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展,这些进展是“管理经济学”得以建立的重要依据。此后,日本学者铃木英寿又进一步研究了“管理经济学”的历史划期,在他划分的六个历史发展阶段中,与簿记、会计发展相关联者为两个阶段,即第一阶段“簿记理论时期”(1900年前后);第二阶段“资产负债表理论、成本理论、核算制时期(1920年前后)”。因此,成本理论、财务理论、核算制,以及有关企业经营成果形成方面的理论最终便“成为管理经济学的一个主要领域。”如果再联系同一历史时期“管理会计”的命名,并作为会计的一个分支学科的产生,便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围绕会计与管理的关系问题,科学家、工程师,经济学家及部分会计学家们的认识开始出现趋同之处。至40年代中期,西方学者在管理经济学研究方面开始由经济实证转入理论化时期,这时企业财务不仅成为这一领域里的研究重点,而且通常把财务与会计问题联系在一起认定会计在经济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受管理经济学理论的影响,50年代在美国产生了“管理经济会计学派”(Managerial Economics and Accounting),其基本理论明确地揭示了会计与管理之间所存在的必然联系。就中国出现的“会计管理活动论”学派而言,无论该学派是否在立论方面受到国外相关学派的影响,其影响程度如何,我们都认为该学派从实质上揭示了会计与管理的关系,其理论的立足点是正确的。 1979年12月,在中国会计学会成立大会上,学者们首次提出了“会计管理”概念,1981年2月,在财政部印发的《全国会计工作会议纪要》中最早使用了“会计管理”名称。1982年8月,杨纪琬、阎达五教授在《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论“会计管理”》的文章,正式提出“会计这一社会现象属于管理范畴,是人的一种管理活动”这一论断,并指出:“会计的职能总是通过会计工作者从事的多种形式的管理活动实现的。他们提倡在中国使用”会计管理“概念。1983年2月,阎达五教授撰文指出:”会计管理的内容是价值运动,会计管理的目的是提高经济效益,会计管理的基本职能是计划和控制。1983年6月,成圣树教授等撰文指出:会计“是经营管理的核心,是反映和控制经济活动并使之达到一定目的的一种能动行为,是有组织,具有管理职能的一种管理活动。” “会计管理活动论”的基本观点反映了对“会计工具论”的否定,它是我国进行会计改革以来,体现在会计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中的一个历史性的进步。这是因为:其一,这个学派认定了现代会计是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了它在国家经济管理与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这一点奠定了中国会计改革的思想基础;其二,这个学派把对会计本质的揭示与对现代会计基本职能的认定结合起来加以表述,明确了会计的反映与监督(控制)职能;其三,这个学派明确了会计在管理中所起的作用是能动的,从而从根本上与“工具论”、“技术论”区别开来;此外,他们认为会计的本质性含义与职能是处于变化之中的,强调对会计的认识与研究应破除“终极论”的观点。 (三)会计控制系统论 杨时展教授指出:“现代会计是一个以认定受托责任(Accountability)为目的,以决策为手段对一个实体的经济事项按货币计量及公认原则与标准,进行分类、记录、汇总、传达的控制系统。这一定义从外延与内涵两方面揭示了现代会计的本质。首先,定义阐明了会计基本目标在于认定受托责任履行情况这一内在的,并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其次,又在确认受托责任目标的基础上,揭示了现代会计是个控制系统这一关键性问题,使人明确地认识到受托责任这一目标与会计控制系统的结合,便是现代会计内涵中显示其本质的问题,而现代会计的主导性职能是控制;此外,又明确了受托责任与决策的关系。应当注意,以上三个方面所揭示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概念上的,而且是从会计工作的基本内容及基本程序上体现出来的。杨时展教授在会计本质问题上的研究成果,体现了现代会计发展的历史方向,在会计基本理论建设上将占有重要历史地位。 可见,中国十多年来的会计改革,在会计理论研究与实务革新中已见显著成效,它产生了已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创造性研究成果。就会计本质问题研究而言,它已步入世界先进行列,体现了中国会计发展对于世界的贡献。 四、论现代会计的基本职能 在第一个问题的阐述中,笔者强调了会计环境的变化决定着会计职能变化这一基本观点,并表明随着会计环境的变化,在会计的内涵与外延两方面都同时发生着相应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直接影响到会计的本质性内容发生变化,并最终影响着一代会计学者的思想,使他们在新的思想支配之下就会计的定义作出新的结论。在现代会计发展阶段,当如何认定会计的基本职能,明确会计工作的基本目标,以及应当如何从定义上科学地揭示现代会计的本质,这是本文在最后一部分中所要集中探讨的问题。 (一)关于会计历史演进中管与算的关系 在史前时代便可发现,原始人所作的刻画符号,一开始便与管理生产、生活联系在一起,即使那些栩栩如生的动物画图也“并不是一种神秘的‘艺术冲动’的表现。……也不是专门的寻求那种乐趣,而实是为的一个严肃的经济目的。”尽管人们在这个阶段对生产关心的程度不同,然而,事实却表明,人们一开始所进行的计量与记录便出自对经济进行管理的动机。进入文明社会后,在自然经济发展阶段,单式簿记的方法体系逐步构建起来,它体现了官厅会计的历史贡献。除簿记方法之外,为贯彻“量人为出”之制,统治者组建了财计组织,颁行了财计制度,最终形成了簿记组织、簿记制度与簿记方法相结合的簿记工作格局。故在此阶段,人们所关注的或认识到的只是簿记的核算职能,认为簿记是为维护国家财政收支服务的工具。然而,这时客观上与簿记核算职能并存的还有簿记的监督职能,簿记工作还起着监督国家财政收支实现的作用,只不过在此期间,簿记的核算职能处于主导地位而已。 由单式簿记阶段演进至复式簿记发展阶段,与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货币经济萌芽、演进密切相关。正如韦伯所指出的:当“合理商业终于在整个经济生活范围内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一个领域,在这领域内便首先出现了数量的计算。他还认为:”在贸易由群体进行时,为了清算帐目就必须有精确的簿记。“而在单式簿记时代的簿记错误很多,即使从最近的由”佛罗伦萨留传下来的那些用文字记数的演算,竟错误到四分之三至五分之四的程度。“所以,韦伯把复式簿记称之为”真正的簿记“,是进行管理的重要手段。在考察簿记与资本主义性质商业的关系时,韦伯认为:”簿记(复式簿记)是在贸易组合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在早期出现的一批家族性质的公司里,由于公司簿记与家计混为一体,故这类公司的帐目最初是”一笔糊涂帐“。直到帕乔利的《簿记论》问世后,这种情形才大为改观,家计与公司簿记逐步严格划分开来,理论与实务统一起来,簿记在公司经济管理中的作用也突出起来,人们开始认识到管与算结合的意义,进而认识到薄记的反映职能与监督职能同等重要。经历产业革命,在20世纪进入信息经济发展时代后,人们在管算结合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又逐步认识到在管理与核算之间,算是基础,是手段;管则是目的,管处于主导地位。 总起来考察,在会计发展史上,自从有了会计的算,同时便有了会计的管。会计的管不可以脱离会计的算,而会计的算又始终是围绕会计的管理目标进行的。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既不存在脱离管理而独立存在的算,也不存在脱离核算而独立存在的管。由会计环境的变化及人们的认识水平所决定,相对而言,在古代社会里,通常认为簿记以算为主,以管为辅;至近代社会,人们将管与算并重对待,提倡管算结合;而进入现代社会发展阶段之后,人们又逐渐从会计对于管理的能动作用方面认识到,在会计的基本职能方面,当以管理作为主导方面,而核算仅起辅助性作用了。 (二)论会计的基本职能——反映与控制 管理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而会计的发展不仅与管理发展的历史动因相同,而且它们在发展中又是同步的。人们也是从揭示管理的实质出发对管理下定义,一般认为经济管理是针对人力和资源的结合,通过计划、组织和控制来实现一定经济目标的过程。这一定义所包含的内容,与会计存在的意义至为密切相关。一方面,这一定义明确了会计控制的对象——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并对会计控制提出了要求,要求会计应充分利用信息,参与对一个经济单位的人力、物力、财力的管理;另一方面,管理所追求实现的目标又集中体现在经济效益方面,自然这也是会计控制所追求实现的目标。从总体上讲,以上两方面包含着某一单位的经营管理向会计工作者所提出的根本性要求,即要求作为管理人员的会计工作者必须承担他的岗位责任——受托会计责任。 当簿记还作为一种附带工作之时,其会计责任体现于整个经济责任之中,尚未成为一种专职责任。当会计专职出现乃至会计组织部门产生后,便出现了受托责任;井在官方形成了受托责任制度,在民间则出现了体现受托责任的“人簿记”。至近代,当股份公司从家族公司形态中摆脱出来后,所有权和经营权发生分离,科学意义的受托责任才得以明确、普遍地体现出来。泰罗强调公司中的“岗位责任”,而法约尔则把责任与权力统一起来,他指出:“对责任的畏惧,恰如对权力的喜爱”,而有其权便当负其责。韦伯则把责任、权力体现在组织部门建设之中,从组织上明确了包括会计部门在内的作为一个管理组织的责任。至现代会计发展阶段,正如杨时展教授所指出的:“受托责伍‘已成为现代会计控制中的核心问题了,在对会计本质问题的研究中,人们必须正视这一问题。现代会计的目标在于认定管理中的受托责任,现代会计工作者的使命在于履行受托责任。在市场经济下,认定经营者的责权利,维护所有者权益,以及实行科学、严格的会计控制,是履行受托责任的集中体现。 正是从现代会计所处的环境出发,从现代经济管理对会计所提出的要求出发,以及从市场经济下会计所担负的重大经济责任出发,笔者认为,现代会计的基本职能应当归纳为反映和控制,而为了达到反映与控制的目的,现代会计在发展中逐步构建了它的两大工作系统,即会计的信息系统和控制系统。 1.会计的反映职能与系统 会计的反映职能是通过一定的会计方法,遵照公认财务会计准则的要求,正确地、全面地、及时地、系统地将一个会计实体单位所发生的财务会计事项表现出来,并通过科学的分类方法,将不同性质的会计事项分门别类的、集中的表现出来,以达到揭示会计事项本质之目的;会计的反映职能在客观上体现为通过会计信息系统对财务会计信息进行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又具体体现为两个基本工作阶段:一是信息确认阶段,通过这个过程进行信息筛选,去伪存真,将虚伪假冒及失准的信息揭示出来,清除出去,为整个优化信息的过程奠定基础,确保财务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为决策提供有用的、能确保决策正确无误的信息。二是核算工作阶段,核算过程包括制证、计量、记录、归类、组合、测试、编表等环节,这个过程体现为对若干会计方法的具体应用,诸如以货币为统一的计量标准、设置帐簿,会计科目在分类中的应用,以及在编报前应用平衡公式进行测试等。可见,以往把会计的反映职能与会计核算等同起来对待有失片面,应当注意,在会计信息系统工作过程中,为防止会计信息失真,应当把财务会计信息确认放在重要位置上。 在信息经济发展时代,电子计算机在经济管理工作中的应用,最终形成了科学的“管理信息系统”,而这个系统理所当然地将财务会计系统包括其中。把电子计算机处理技术与财务会计方法体系有机结合起来,便形成了科学的会计信息系统,而这个系统又自然而然成为“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系统。除上述环节外,在会计信息系统中还应包括信息储存与信息输出两个环节。这样,便把确认、核算、信息应用三个阶段结合起来,而后通过电子计算机技术处理,既在“会计信息系统”建设方面实现了人机结合,而又使所取得的财务会计信息成为可分解、可传递、可交换,以及可供管理者、决策者选择使用的信息。由此,通过这个系统便可达到行使会计反映职能之目的。 现代会计的反映职能是现代会计工作的基础,它通过会计信息系统所提供的信息,既服务于企业内部的决策者,又是会计部门参与决策的依据;它既服务于企业内部管理,又服务于投资者,以及与企业工作相关的财税、金融及审计部门;此外,财务会计信息的另外一个突出作用是为会计部门的会计控制工作服务的。故可以看到,如果从这些方面来理解会计的服务作用,这种服务作用也决不是被动的,而是具有能动性的。此外,应当明确,无论从人机结合的角度,还是仅仅从会计工作者在信息确认环节所体现出来的作用考察,都可以看到会计的反映职能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会计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 2.会计的控制职能与系统 就现代会计的反映与控制两大职能的关联关系而言,反映职能是会计发挥控制职能作用的基础,是为进行会计控制服务的,而会计控制则是现代会计部门适应市场竞争环境变化,强化企业内部管理,增强企业竞争能力,以及参与企业经营决策的首要职能。 追溯历史,人类会计控制思想的产生与从会计控制方面认定会计的职能,起始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萌芽阶段。其主要历史原因,是在此期间社会生产由家庭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发展阶段的演进,具体表现集中在“成本控制”思想、方法及其理论的萌芽方面。1436年在威尼斯建成了为制造兵舰服务的造船厂,史称威尼斯兵工厂。该厂成立之初便采用了复式簿记、到15世纪中叶就已经有了“早期形式的成本会计。”在16世纪,该厂已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兵工厂,由于它开始采用控制与分权管理的办法,在工厂生产控制中已形成了由人事管理、部件标准化管理,以及“会计控制”、“存货控制”与“成本控制”组合而成的基本内容。从成本控制方面讲,当时已经把成本范围界定为“固定费用、可变费用和非常费用”三种,其控制细致程度已达到对于进入和离开造船厂的每件财物都要进行详细记录的地步。 历经产业革命阵痛之后,以成本控制为中心的“会计控制”成为“工厂制度”建立的一大支柱,这时工程师与管理者都认识到“动力传动的机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但也提高了对资本的要求和资本成本。”他们还认识到必须通过最大程度地利用资本来控制资本成本。“这样,到18世纪与成本控制问题乃至整个会计控制问题相关联,人们开始把财务控制作为管理的一个重点,正如小乔治所讲:在英国的那些工厂主心目中”财务是他们的王国。“正是从财务控制出发,人们充分认识到”新的簿记制度在控制方面的价值。“同时,在18世纪,人们也已认识到预算在经济控制中的重要作用。进入19世纪后,英国博尔顿—瓦特父子公司索霍铸造厂便在管理中”制定生产标准、编制生产计划、部件标准化、成本控制应用、成本会计……“,其中以计划与成本控制作为管理中最重要的环节。其后,成本控制也在美国制造业中播下了种子,并出现了由管理学者惠特尼所制定的”成本会计制度。“至19世纪末,人们在经济控制中又把注意力集中到建立管理控制组织,实现科学的组织控制方面。20世纪初在美国企业中建立科学管理制度的同时,在大中型企业中出现了由”会计控制长“(Controller)主持的会计组织部门及由”财务控制长“(Treasurer)主持的财务组织部门,从而这种组织格局又将计划(预算)控制、成本控制、会计制度控制等内容统一起来,最终形成了会计控制的实质性内容。进入市场经济中的信息经济发展时代后,人们便在研究”管理控制系统“建设的过程中,一方面在从事管理工作的人与电子计算机结合方面考虑到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与应用问题,其中尤其是着重研究解决了”会计信息系统“的建设与应用问题;而另一方面在相应考虑”会计控制系统“建设与应用的同时,又进一步考虑到现代会计的这两大系统之间的协同关系处理问题。美国学者安托尼(Anthony)把公司中的控制划分为”业务控制、管理控制和战略控制“三种,其中又将会计控制纳入管理控制之列。同时,以上三种不同的控制,需要三种相应的不同信息,其中进行会计控制所需要的信息自然来自于会计信息系统。这方面我国学者也有同样的认识,并且作出了进一步的研究。在涉及会计信息系统为会计控制提供信息依据方面,会计学者莫德姆。拉曼(Mawdudm Rahman)与莫里斯。海拉第(Maurice Halladay)明确指出:”会计信息的支持确定了企业中会计控制所能达到的范围:当企业需要控制系统,并明确所进行的控制要达到的目标后,他们便要在会计信息系统上投资。“ 由此可见,人们对会计控制职能的认识取决于会计环境变化中的四大要素:一是市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二是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三是经济体制的变革,以及企业内部管理组织与管理系统的革新;四是现代会计文化的发展,电子计算机与会计的结合应用等。事实表明,由以往“反映—监督”(或核算、监督)职能向“反映—控制”职能的演变是客观环境变化的产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时,在现代会计发展阶段,会计通过两大并存的系统——“会计信息系统”与“会计控制系统”显示其职能作用,通过前者体现其反映职能,而通过后者行使其控制职能。反映是实行控制的基础,控制则是现代会计的目的或“落脚点”,故在两者之间会计控制职能处于主导地位,它体现着现代会计发展的历史性进步,显示着现代会计的本质。以下围绕现代会计控制职能方面的问题,试作进一步分析: (1)会计控制职能的涵义 首先,应当明确的问题是现代会计控制的对象与目标。从控制对象方面讲,它表现为对一个法定的会计实体进行控制。如果这个实体是指一个独立核算的企业,由于这种企业是由处于经营管理系统中的若干岗位或环节组合而成的,因此,为行使会计对企业经营活动过程及其结果的控制权力,并履行其受托责任,便自然而然要按这一专职岗位设置会计组织部门,由其具体组织会计控制工作。这样便把会计的岗位职责与权力统一在一起。从现代会计控制工作所立定的管理目标方面讲,它集中体现为这个会计实体的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并且是这个实体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这里,如果再把会计控制的对象与所确定的管理目标统一起来加以认识,便可作出这样的结论:现代会计组织部门为实现其既定控制目标,以法制为依据,以科学理论为指导,通过一定科学的程序,采用科学的方法与现代化手段,充分履行自己的受托责任与行使管理权力,使企业的经济活动过程与财务活动过程遵循经济活动规律及其经济活动规范运行,这一工作过程及体现在这一工作过程之中的能动管理作用便是“会计控制”。 其次,从现代会计控制的基本内容方面考察,它应当包括以下六个基本方面:一是财务会计控制与管理会计控制;二是提供财务会计信息,参与经济决策;三是会计部门利用财务会计信息在工作过程中直接进行控制,诸如在执行财务计划中体现出来的计划控制,以及进行成本控制等;四是对会计信息系统的控制,即通过对优化财务会计信息的过程控制,防止信息失真;五是就现代会计而言,已由侧重利用内部信息施行控制转向从管理战略目标出发,充分利用市场信息、科技信息,以及来自外部的财务会计信息进行全面控制。同时,现代管理会计亦由以往固守传统的财务成本控制转向作业成本控制;六是现代会计控制还应包括内部审计控制等内容。 再次,现代会计控制的基本依据与指导思想。现代会计控制所持依据已超出财务会计理论与管理会计理论的范围,它实行控制的依据已扩展到现代经济控制理论方面,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决策论等。围绕经营管理与决策问题,在充分发挥会计控制作用中还应当明确:“有效的控制必须是科学的系统的控制:系统的控制必须是把握优化信息的控制;优化的信息必须通过科学的系统方法取得。”同时,现代会计控制的指导思想又应是实行全面控制,即这种控制应在时空关系上把过去、现在与未来结合在一起,把事前、事中与事后结合在一起;同时,应把微观、中观与宏观控制结合在一起。 (2)现代会计控制系统的构成 现代会计控制系统包括经营循环控制与决策过程控制两个分支系统,这两个系统与电子计算机控制系统的结合,便成为处于自动控制状态,并与会计信息系统相结合的科学的控制系统;经营循环控制系统包括市场、计划、过程控制、成本、库存、价格、行销、内部审计八个控制部分,其中过程控制又包括设计、采购、投入、产出、质量、储存、计价、运输、销售及盈亏等环节。而决策过程控制则围绕参与决策和本部门自身的决策进行,由以下九个运行环节构成,即预测、分析、决策。计划、建制、审核、检查、监督及追踪决策等。 以上两大分支系统不仅体现了全面而系统的控制,而且突出了成本控制这个核心;不仅从参与决策方面体现了会计的能动作用,而且突出了现代会计在强化企业内部控制中的能动作用;不仅体现了以市场作为控制起点,以计划作为指导的“市场第一、计划第二”的思想,而且体现了对全作业过程的控制。同时,从决策过程控制这个系统的建立中可见,会计的监督作用当涵容于会计控制之中,它只是实行会计控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故不能在对现代会计职能的表述中,以监督取代控制,把会计控制职能局限在监视、考察与督促方面。倘若如此概括现代会计的职能,便会在现代会计本质揭示方面出现片面性,并影响到一系列会计理论问题的研究。 当然,在会计控制系统建设方面,目前还远远不如会计信息系统建设成熟,其中也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3.关于揭示现代会计本质的定义 通过上述研究,可以把问题集中在以下这个重要观点之上:进入现代会计发展阶段后,现代会计在其工作的组织运行过程中,显示出两大基本职能,一是反映职能,是通过会计信息系统加以体现的;一是控制职能,是通过会计控制系统加以体现的。这两大工作系统都体现了与现代信息技术的结合。如前所述,在这两大职能中,前者起控制基础作用,后者起主导性控制作用,后者是现代会计工作的落脚点;在两大系统中,前者不仅通过技术性功能作用为企业的决策者及企业内外部的相关部门提供信息服务,而且还直接为会计部门进行会计控制工作服务,而后者则通过充分利用前者所提供的财务会计信息;以及其他相关经济信息,对企业的经济活动过程进行全面、系统的控制,并最终在经营决策方面体现现代会计的地位与作用。事实上,体现于现代会计两大职能、两大系统中的具体问题已涵容于上述内容之中,如经济效益目标揭示问题,货币计量手段应用问题、财务会计信息通过一定程序的优化问题、资金运动问题,以及受托责任关系问题等等。故依我之见,在揭示现代会计本质,为现代会计下定义时,便勿需在内容中一一加以表述。基于此,试对现代会计定义作如下概括: 现代会计一是会计管理者通过会计信息系统与会计控制系统的协同性运作,实现对市场经济中的产权关系、价值运动过程及其结果系统控制的一种具有社会性意义的控制活动。 笔者认为作为会计的定义,它既须体现会计的对象、职能、目标、意义、地位、作用,还须描述会计控制的范围。会计定义便是这些内容的抽象性概括,它集中说明会计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以及怎么做这些与揭示会计本质相关的问题。因此,在上述定义中强调了六点:一是强调了会计管理者这个工作的主体;二是突出了两大系统进行协同运作所显示的功能性作用,在其中涵容了现代会计的反映与控制职能;三是反复强调了会计控制的主导性功能作用,并强调了系统控制;四是将对象与目标结合在一起,明确对市场经济中产权关系及价值运动进行控制,这样,从控制范围方面讲,既包括了宏观经济部分,又包括了微观经济部分;既涉及到企业或公司这个市场经济的细胞,又包容了市场经济构成中的各个部分,诸如商品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劳务市场,以及房地产市场等,这样也就克服了以往表现在会计控制对象方面的局限性。同时,产权关系与价值运动是一个内容十分深广的概念,它包括了经营者、管理者与所有者之间客观存在的经济关系及经济责任关系,涵容了个别经济效益与社会经济效益的统一性问题,进而提示性地将经济效益问题表现出来。从广义方面讲,它可泛指企业内部经济关系与企业同社会的经济关系,从总体上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统一在市场经济这个客观环境之中,将国家所有者、企业所有者、外商所有者及个人所有者的关系统一在市场经济这个客观环境之中;五是将意义、地位、作用结合在一起,将其概括为会计是“一种具有社会性意义的控制活动。”关于社会性意义从第四点可见,如将这种意义具体化,便可以得出现代会计是市场经济(或市场经济发展的信息经济阶段)管理基础这一结论,自然,这一结论便体现出现代会计的地位与作用。当然,这样来概括现代会计的定义,揭示其本质,是否合适,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同时,由上述定义引发,可将现代会计的地位与作用作如下概括:现代会计是现代经济控制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信息社会中通过对包括财务会计信息在内的经济信息的优化与利用,以期实现对既定目标控制的关键性管理工作。具体讲,现代会计是实现对世界经济一体化控制及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控制的重要方面,是地区及企业对经济进行中观、微观控制的主要力量,而从事现代会计控制工作的领导者、组织者当是经营决策机构中的核心成员之一。 笔者始终认为,任何经济形态存在的空间或逐步扩展为经济群体的空间,都将必然是会计控制的空间,而经济工作的历史走向,也必将永远是会计控制的历史走向。人们在今天看起来似乎是犹如“海市蜃楼”的虚幻事物,只要经济世界有朝一日展现在那一空间里,那么人们将会透过经济世界繁荣昌盛的景象,看到一个确实存在着的同样繁荣昌盛的会计世界。 会计职能论文:论会计职能——兼论会计监督问题 一、会计本质与会计职能 会计的本质是什么?人们对它的看法五花八门。其中一种较流行的观点是“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我认为,定义是揭示一门学科的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对会计的定义要求它能揭示现代会计概念所反映的特有属性。现代会计至少包括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两大分支。其中财务会计以向主体外部信息使用者提供真实相关信息为基本任务,管理会计则主要为企业管理当局提供作为决策依据的会计信息,它们成为主体内、外部会计信息的源泉。但如果仅从这一点出发,把会计定义为一个“信息系统”,并不能体现现代会计的全部特征。从理论上说,一个独立的信息系统应具备的特征包括:(1)以对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要为基础;(2)在必需的数据基础上产生有用的信息;(3)把数据转换成信息并传输给使用者。但这仅仅是财务会计应发挥的功能,其意在保证对外提供的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而现代会计的特性,不仅在于上述三个方面,它还包括了对信息的利用和对信息合意性的控制。其中利用信息是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两者共同履行的职责,即会计的分析、评价等。而对信息合意性的控制则是管理会计所特有的,它要根据企业已定规划的要求,调整其财务数据,使之符合企业规划目标的意图。从这一点看,把现代会计定义为一个财务信息控制系统更为准确。如果把会计定义为“信息系统”,那么它要解决的是主体(如投资人)对客体(如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确定性的认识以及使信息“保真”的问题,只要使得信息使用者正确了解到客观的信息,那么作为会计系统的使命便完成了。①显然,“住处系统”的观点是针对财务会计下的定义,而把管理会计摒除在外。事实上,现代会计不仅要解决“信息系统”应解决的问题,而且要更进一步地解决主体对客体的确定性的保证和实现问题,同时还必须按照目标要求,能动地对输出的会计信息进行“干扰”,使之符合计划与决策的要求。②这就是作为一个控制系统所应有的作用。 所以,现代会计是一个旨在提供和控制财务信息,使之符合目标的信息控制系统。这个控制系统把现代会计的两大分支兼容于一体,既体现了财务会计信息的客观真实性,又表达了管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与合决性,从而将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两个信息范畴统一起来,更有效地发挥会计职能作用。 不言而喻,会计信息控制系统的职能就是为企业外部和内部的信息使用者提供客观、相关、合意的会计信息。 二、会计目标与会计职能 既然我们把现代会计定义为一个信息控制系统,这个系统就有它既定的目标。所谓目标,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想要达到的境地和标准”。那么现代会计系统的目标或达到的境地和标准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人们有一种较为广泛的共识,既会计的目标是主体外部的利害集团和内部管理当局提供真实、相关的会计信息。这种认识似乎顺理成章,因为作为财务信息的生产地,会计不就是为提供信息而存在的吗?然而这种认识太表象化。我认为,要认识会计的目标,应当从现代企业制度中会计所扮演的角色去研究。 现代企业制度的本质特征是投资人的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分离,有限公司是其典型形式。由于投资人的所有权与经理人员的经营权的分离,因而形成了一种委托关系,即投资人授权给经理人员为其利益从事经营活动。实际上这种“关系存在于一切组织、一切合作性活动中,存在于企业每一个管理层级上。”③也就是说,企业是由与企业契约有关联的各种利益集团组成的。这些团体为了各自的利益,为企业提供某种投入(资本、管理、技术、人工等),以期从中获得报酬。但由于它们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为了降低风险与成本,提高效益,自然要通过有形或无形的契约来限制不利企业价值增长的行为和合理分配企业创造的现金流量。 关系的产生有赖于经济职能的分解,现代企业经济职能分解有两种最基本形式:一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这种分离导致公司法人财产权的出现,公司所有者只是通过委托关系对公司法人财产权保持最终控制。二是,政策制定与行政管理分离。这种分离导致了公司高层领导(董事会、总经理)与中下层领导及职工之间的复杂的关系。④在多层次的关系中,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存在着利益的不均衡性。如何保证受委托人如是履约即完成委托责任,保证委托人的利益在受委托人倾心尽力的工作下得最大限度的增加?这就需要建立一整套沟通、激励、协调关系的管理机制,而在这个管理机制中,会计接受委托的责任是,将各关系中产生的活动过程及其结果,遵循一定的规则,客观地记录下来,并经一定程序的加工整理,如实地报告给关系的双方,供其决策作依据。而且,在现代企业两个基本关系中,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关系,属于企业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关系,这种受托人的经营责任的报告,应由财务会计承担;决策者与具体管理者及员工的关系,属于企业内部上、下级之间的关系,这种内部的经营责任的报告,应由管理会计承担。所以,现代会计“因受托责任的发生而发生,因受托责任的发展而发展”,⑤它在关系的管理机制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会计以货币度量形式将经营者的所有经济活动的价值方面进行确认、计量、记录、汇总、整理,最终以财务报告的形式将经营者的受托责任向委托人报告,并请求审计,以解除经营者的受托责任,这就是现代会计的目标所在。“会计人员应站在受委托者立场,帮助受托人认定和解除受托责任,会计的终极的原本的目的始终在于完成和认定受托责任”。⑥既然目标是欲达到的境地与标准,也就是说目标是最终的结果。引申到会计,认定和解除受托的受托责任就是现代会计最后的目标。也是会计工作的终结。那么提供财务信息是不是会计目标?自然不是。提供会计信息是为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依据,而经营者的决策是为了完成其受托责任而必需进行的工作,投资人的决策也是为保证其委托利益受到保障进行的工作,会计只不过是为帮助他们完成委托或受托责任进行决策。由此可见,提供与决策相关的财务信息就是现代会计的基本职能。 三、会计环境与会计职能 勿庸置疑,会计所处的环境对会计目标的确定和会计模式的选择是有重大影响的,会计环境对会计职能的影响也自然存在。 会计受环境影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经济因素对会计影响是最大的,诚如一位名人所言:“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这一点已为我国经济改革以来实践所证明。并且我们也看到,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带来会计制度的变革,企业管理体制及组织形式的变革也会带来会计职能的返朴归真。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作为企业财产的所有者,通过政府的代表直接行使企业财产的经营权,同时也直接插手企业会计工作,实行统一的、而且多是为宏观经济管理需要设计的会计制度。会计工作仅限于记账、算账、报账,为宏观管理提供设定的各项财务指标和数据,而且会计作为国家财政、计划在企业的延伸,理所当然就代表国家对企业的经济活动进行监督。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完善和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机制的建立,会计代表国家行使监督权的基础已经丧失。企业生存于日臻成熟与完备的市场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形式发生根本转变,国家要通过财政、税收、货币、产业政策等来实现与企业的协调。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会计,成为企业内、外部利益集团及政府关注的焦点,因为,会计所提供的信息直接关系到各方利益的协调。但是会计工作的性质决定了会计部门只能是一个主要以财务信息的收集、加工、整理,为决策人和执行部门提供决策依据的“情报部”,它的地位决定了它不是一个决策或权力机构。会计所能做的,就是为与企业利益相关的各方和为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竞争能力提供财务信息。而且置身于企业利益之中,企业不具备代表国家监督企业经济活动的精神上和物质利益上的独立性,所以,会计的所谓监督职能自然就随着经济环境的变革和外界强制力的弱化而解了作了。这种对企业经济活动的监督,只能通过建立完善的外部监督机制和以立法形式明确企业管理当局的财务与会计责任来落实,而会计只是要充分地发挥其唯一的固有职能——反映或曰提供财务信息。 四、关于会计监督问题 综上所述,现代会计是一个以提供客观、相关、合意的财务信息为职能的财务信息控制系统。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会计以完成和认定受托责任作为最终目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服务于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企业的会计是为企业内、外部提供决策依据的信息源。 然而理论界对会计职能的讨论由来已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择其基本观点,普遍认为会计有两大基本职能,即反映与监督。所谓反映,就是客观地记录和报告企业经济活动与经营成果,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提供财务信息。无论对会计职能持何种观点者,都认为会计有反映职能,看来,会计的提供财务信息的职能是得到广泛认同的。 会计有没有监督职能?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1、许多同志认为马克思关于会计是“对过程的控制和观念的总结”这句名言,是对会计职能的最好概括,其中提到的“控制”就是监督的意思。我认为这段话,应根据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及当时会计的发展水平来理解。十九世纪中叶的会计是集会计、财务、审计、计划于一身的,会计扮演着多种角色,在这种情况下,认为会计有监督职能是合情合理的。而在会计、财务、审计等学科已经独立的今天,会计的监督职能就随之解除了。⑦ 2、职能者,事物之固有功能也。会计职能应当是会计所固有的功能。会计的“监督职能”要求会计人员担负国家行使行政监督权,这不是会计所固有的职能,而是外部强加的责任。 3、如果有会计监督,那它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对会计工作、会计人员的行为的监督,即自我监督;二是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合法性、合理性监督。前者应当理解为会计人员在从事会计工作时应当以职业道德规范或行为准则自我约束(自律),正如从事任何职业都应有其职业道德一样,如果把这个意义理解为会计监督,虽然牵强,也无可厚非。对于后者,应根据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计人员在企业所处的地位来分析。其一,会计人员属企业的普通员工,他的各种利益均受制于企业,若要会计人员监督厂长经理,实际是一种“虚拟”监督,原因在于厂长经理与会计人员的利益关系要比国家与会计人员的利益关系具有更大的“趋同性”。况且要一个命运都攥在他人手中的会计人员去监督他人,岂非儿戏?其二,要会计人员按法规要求对企业经营施行监督是一种外部强制力,问题在于,会计部门是否执法部门,会计人员是否执法人员?谁来保障他们的执法力度和弥补他们因执法而遭受的利益损失?实际上把这种超负荷的监督职能强加于无职无权的会计人员身上,其结果只能导致法规效力的弱化,而会计人员的唯一选择就是为自身利益所驱使,站在企业一方。 4、会计监督意指会计对企业经济行为的监督,它与会计人员按准则、制度要求进行规范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需要相应职权地位为基础的,后者则是会计工作的性质决定的。如果把会计人员按会计工作规范提供信息,根据会计资料进行预测、分析、参与决策也视同监督,未免把监督的含义扩大化。如此一来,恐怕就不存在没有监督职能的工作了。 5、有意地拓宽会计职能,造成后果是会计对其他工作的职能(如财务、审计、计划等工作)越俎代疱,这种“侵权”行为违反了职能界线必须明确的管理原则,反而会造成各项工作的混乱。 总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计不具有监督职能,而恰恰是“提供一种信息的工具,通过该工具把创利企业业绩的有关信息传递给有兴趣的人士。会计提供的基本资料是投资过程中各方经济决策的基础。……会计从而有着三种基本职能:计量经济活动以指导企业家和投资者;计量利润以作为计算风险资本回报率的基础;确保给投资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各方提供公平的经济状况和业绩报告。这些职能在两个不同的层次上得以履行:管理会计提供信息给企业家用于控制和计划他们自身的活动;财务会计提供必要的信息供投资者参与企业家的活动过程。⑧而这三种职能归根到底就是一种职能:提供财务信息。 会计职能论文:论会计电算化环境下的会计档案职能 摘 要:文章根据会计环境变化对于会计职能的影响,论了在会计电算化环境下,会计档案职能的特点、职能的定位与职能的实施;强调在会计电算化环境下,会计档案的重要职能是实现档案管理向会计工作过程渗透与后续利用的延伸,成为单位财务部门会计质量控制的关口与财务信息利用的窗口。 关键词:会计环境 会计职能 会计档案 会计电算化是指电子计算机代替传统的人工记账、算账、报账以及部分代替人脑完成对信息分析、预测与决策的过程,是以电子计算机为主的当代电子技术与信息技术应用到会计实务中的简称。会计电算化与会计档案管理之间是相互依存、互为促进的关系,一方面,会计电算化工作拓宽了会计档案的职能范围、提高了会计档案管理的效率;另一方面,会计档案管理也对电算化环境下的会计提出了新要求,并为会计控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本文拟从会计环境变化对会计职能影响的角度,论述会计档案职能应随着会计职能重心的变化而相应调整,会计档案职能的定位应确保会计电算化环境下会计控制职能的需要,档案的管理应从软件与硬件两个方面确保会计档案职能的实施。 一、会计电算化环境对会计职能的影响 会计工作电算化是伴随着科学技术进步与管理的要求而发展成为一种实现会计职能的手段,是科技环境与管理环境共同作用于会计工作的结果。在会计电算化环境下,一方面,会计人员的工作环境得到改善、效率得到提高;另一方面,会计职能作用形式产生了变化,会计职能的重心由人工记账时期的会计核算转向会计电算化环境下的会计监督。 1.简化了会计核算过程。会计是伴随着经济活动的规模与复杂性到了一定程度后,从其他经济管理活动中分立出来的,形成其自身独立的专职工作。传统的人工记账时期,会计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进行会计核算,会计核算的过程包括设置账户、复式记账、填制凭证、登记账簿、编制会计报表等内容,其中大量重复的劳动是填制凭证、登记各种账簿与编制会计报表;在会计电算化环境下,会计核算的过程除设置账户与填制凭证是采取人机交互方式外,人工记账时代大量重复进行的登记账簿与编制报表工作主要由计算机自动完成,会计人员所进行的主要是审核与监督工作。显然,在电算化环境下,会计核算过程得到简化,会计工作效率明显得到提高。 2.拓宽了会计监督职能。人工记账时期会计人员的主要精力是放在登记各种账簿与编制会计报表上,会计职能主要表现为核算职能,会计监督仅仅体现在核算之中,监督的形式主要是事后监督与被动监督。在会计电算化环境下,一方面,会计人员可以从繁重的手工劳动中解脱出来,在时间上保证了会计人员能够有效地行使监督的职能;另一方面,由于会计电算化环境下的预算控制不仅实现了对单位经济活动的“时时监控”,而且还可以打破时间的跨度,完成对历史会计信息的处理与未来信息的分析等工作,较好地协助会计人员进行事前预测、事中控制与事后考核等对经济活动全过程的控制工作,从而大大地拓宽了会计监督职能的空间。 二、会计电算化环境下会计档案职能的特点 同人工记账时代的会计档案相比,会计电算化环境下会计档案的形成与管理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1.内容复杂性与领域拓展性。传统的会计档案是指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和会计报表等会计核算纸质材料,它是记录和反映经济业务的重要史料和证据,具有严格的数据平衡性、时序性和严肃性。实行会计电算化后形成的会计档案,从实际内容看,一方面保留了传统意义上具有严格规范性、史料性和整体性的会计档案,另一方面又包括了存储在计算机硬盘中的会计数据、其他磁性介质或光盘存储的会计数据,使电算化会计档案与传统的会计档案相比,存储的范围和领域明显扩大。 2.环境依赖性与载体特殊性。传统的会计档案不需要软、硬件的支持,比较直观,可以直接查看到会计信息,而会计电算化档案必须在特定的计算机硬件与软件系统才可重现,对系统环境具有很强的依赖性。会计档案的数字化,使会计核算资料的记录方式发生了突破,改变了信息的介质,提高了会计信息处理的质量和速度,但由于电算化会计档案中的档案载体不是纸张而是磁盘、光盘等,它们受载体的质量、存放环境、存贮信息有效期与载体在计算机文件中阅读器质量好坏等因素的影响。 3.信息共享性与数据易改性。网络技术的运用,可以提高会计文档的多方位检索速度,并能够实现档案信息的网上远距离传送,有利于会计档案资源共享。但是,由于存储磁介质与光盘中的数据可以很容易被修改,从而导致会计档案信息的失真,甚至被破坏的可能,而使会计档案失去价值。 三、会计电算化环境下会计档案职能的定位 由于会计电算化环境下会计工作的结果(会计档案)具有领域的拓宽性、环境的依赖性与数据易改性等特点,会计电算化虽然有助于简化核算过程与拓宽会计监督的职能,但在会计工作质量控制与会计信息安全利用等方面存在较多的问题,给会计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与要求。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使会计职能适应会计环境对会计工作的要求,就应从调整会计职能入手,将会计职能的行使设置为两个层次,一是由前台工作人员行使对经济活动的核算与监督职能,完成对单位经济业务的处理工作;二是由后台工作人员行使对会计工作的再监督职能,完成对会计信息质量控制与信息利用工作。会计档案作为记录会计工作过程与反映单位经济活动状况的证据,既是联系会计工作前台与后台的纽带,也是实现会计质量控制与会计信息利用的主要途径。因此,同传统手工记账时代的档案管理职能相比较,会计电算化环境下会计档案的职能主要应突出它的两大功能。 1.会计质量控制关口的职能。在会计电算化环境下,会计质量控制的重点是建立一种内部制约机制,及时预防“差错”与“舞弊”行为的发生,会计档案管理的主要职责是要留下包括“差错”与“舞弊”行为在内的经济业务记录与会计工作痕迹,并通过相应的事后监督机制,及时发现并中止上述行为。因此,在会计电算化环境下,会计档案管理首要职能是实现档案归集关口的前移,确保会计档案资料的真实性,反映经济业务与会计工作的本来面貌;其次,要将内部会计控制制度与实施结果纳入档案管理的范畴,把事后监督信息定期反馈到会计工作前台,同时真实记录信息反馈与信息处理的过程;第三,要建立会计档案归集的审查制度,制订各种会计信息处理过程的归档要求,做到内容完整、手续完备、要求具体、责任明确,使会计档案的归集成为单位会计工作质量再完善的过程。 2.会计信息利用窗口的职能。由于计算机中的数据文件是动态的,时刻都在发生变化,因此,会计档案利用的首要任务是要根据会计工作的特点,在规定的时间段内进行数据备份,并定期将计算机系统中的所有档案要素复制到磁介质上,与相关的文字材料和电子文档等一同归档,保证归档资料的完整性,为实现档案数据的综合查询与有效利用奠定基础;其次,要运用相关的统计分析方法,根据单位经济业务的分类,对会计信息进行加工整理,并通过对会计档案的编研,以财务年鉴等方式形成有价值的会计信息,防止保存档案信息的载体失效而使重要的会计信息丢失;第三,根据工作需要,在有针对性地实现会计档案信息对外提供与提高会计档案利用价值的同时,做好会计档案数据的日常维护工作。 四、会计电算化环境下会计档案职能的实施 要实现会计电算化环境下会计档案的各项职能,必须从观念、制度、手段与人力等方面入手,才能确保会计档案职能的实施。 1.强化档案意识。首先,要克服传统会计档案管理过程中的一些错误观念,纠正会计档案管理过程中的一些错误做法。比如:重凭证、账簿管理,轻辅证材料管理;重纸质实物档案管理,轻磁性介质档案管理;重档案移交后续管理,轻前台会计工作的档案管理;重一般档案的统一管理,轻专门档案的专门管理。其次,要将先进的档案管理思想、管理方法、管理理论和管理成果应用于会计档案的管理实践,树立会计档案管理的时效性意识、完整性意识、过程控制意识、质量保证意识、妥善保管意识与有效利用意识。 2.健全档案制度。会计档案管理应从严密、有序与规范的要求出发,充分重视制度建设,严格按照《会计档案管理办法》与会计电算化环境档案管理的要求,积极推进会计档案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与现代化工作。要建立会计档案入库前的审查制度,加强前台会计工作的会计档案管理,确保人库会计档案的质量;要建立会计档案查询、对外借阅、复印等内部控制制度,防止档案资料的遗失与泄密,确保会计档案的安全;要加强对有保存价值与利用价值的辅证材料以及磁性介质会计资料的管理,防止磁性介质档案信息的失效,确保会计档案的完整。 3.完善档案手段。传统意义上档案手段主要是指档案库房、档案设施,随着新型存储介质的不断出现和现代信息处理技术的广泛应用,出现了许多新型的档案载体,新型载体与传统档案载体在形成介质、利用方式、存储方式等各个方面都有不同的特点和要求。以新型档案载体为对象的会计档案,将是电算化环境下会计档案管理的重要形式,它不仅要求有效地保护档案载体,还要确保档案信息内容的安全性、真实性与完整性,这就给会计档案的管理手段与管理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会计档案管理部门只有将当代先进的技术设备、技术手段与技术成果引入档案管理实践中,才能满足新型档案载体管理的要求。 4.培训档案人员。现代化的管理需要现代化的人才、现代科学技术手段与先进科学管理方法的掌握和应用,人是决定因素。由于会计档案资料内容广泛,具有专业性、广泛性与严密性的特点,作为一种专门档案,不能按一般档案的管理办法进行管理,而应该按照专门档案进行专业化管理。会计档案的专业化管理,要求档案管理人员不仅要有档案管理学知识,还应具备会计专业知识,能够熟练使用现代化的管理手段,运用各种管理软件。而现在大部分档案管理人员只具备会计或档案管理单方面的知识,难以胜任现代会计档案管理工作的需要,培养和引进一批既掌握各种现代技术知识和技能、了解档案管理知识,又精通会计工作业务,专门从事会计档案管理的工作人员,才能适应新时期会计档案管理的要求。 会计职能论文:国有企业分离所属社会职能部门会计处理探讨 分离国有企业所属的社会职能部门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措施,也是增强国有企业竞争力的重要保证。如何适应新形势下的变化,对国有企业分离所属的社会职能部门有关业务事项进行正确的会计处理,是一个新的挑战。本文对此进行初步探讨。 一、国有企业分离所属社会职能部门的会计业务事项的变化 1.会计主体的变化。会计主体是会计核算的主要前提之一,明确会计主体,才能把握会计处理的立场。尽管许多国有企业对各个部门实行单独核算,并编制内部会计报表,其内部核算单位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为一个会计主体,但真正对外的会计主体仍只有一个,就是企业本身。从国有企业分离出去承担社会职能的部门将独立于原企业,实际上变成了多个真正的生产经营性的会计主体或承担其他社会职能的会计主体,有的还将变成另一会计主体的组成部分,如企业办的小医疗机构被大的医院受让等。 2.适用的会计制度的变化。过去在一个企业里,为了核算的统一,或者为了企业集团合并会计报表的需要,各个部门一般统一采用企业会计制度,或者至少要求与企业会计制度接轨。分离后,这些社会职能部门需要根据自己的业务性质重新确定自己适用的会计制度,如医院、学校只能适用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等。 会计的重要职能是反映和监督。以上变化在客观上要求会计对其进行核算予以反映,所涉及的业务事项必然要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二、国有企业分离所属社会职能部门的会计业务处理 现行国有企业所属社会职能部门有两种主要的经济模式:一种是国有企业内部独立核算的非法人单位(以下简称“非法人单位”);另一种是国有企业投资的法人单位(以下简称“法人单位”)。在进行会计处理时要兼顾这些因素。下面具体探讨国有企业分离所属社会职能部门时所涉及的业务事项的会计处理。 (一)关于资产清查的会计处理 对资产的清查,首先要对所分离部门的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无形资产、长期投资以及其他资产进行全面清查登记,编造财产清册,同时对各项资产损失以及债权债务进行全面核对查实。对财产清查过程中发现的资产盘盈、盘亏、毁损、报废等,国有企业主体或国有企业直接、间接投资的法人单位应当分别下列情况进行处理: 1.盘亏、毁损各种物资时,借记“待处理财产损溢——待处理流动资产损溢”科目,贷记“库存物资”、“库存商品”、“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等科目。盘盈各种物资时,借记“库存物资”等科目,贷记“待处理财产损溢——待处理流动资产损溢”科目。以上处理同时要结转物资成本差异和商品进销差价。 按规定转销盘亏、毁损的物资时,按收回的残料价值,借记“库存物资”等科目,按可以收回的保险赔偿和过失人赔偿的数额,借记“其他应收款”等科目,按两者的合计数贷记“待处理财产损溢——待处理流动资产损溢”科目;属于非常损失的部分,借记“营业外支出——非常损失”科目,贷记“待处理财产损溢——待处理流动资产损溢”科目;属于一般经营损失的部分,借记“管理费用”科目,贷记“待处理财产损溢——待处理流动资产损溢”科目。按规定转销盘盈的各种物资时,借记“待处理财产损溢——待处理流动资产损溢”科目,贷记“管理费用”科目。 2.盘亏固定资产时,借记“待处理财产损溢——待处理固定资产损溢”、“累计折旧”科目,贷记“固定资产”科目。 报废和毁损的固定资产应转入清理,通过“固定资产清理”科目反映该固定资产价值及其在清理过程中所发生的清理费用和清理收入。固定资产清理后产生的净收益,借记“固定资产清理”科目,贷记“营业外收入——处理固定资产净收益”科目。固定资产清理后的净损失,区别情况处理:属于自然灾害等非正常原因造成的损失,借记“营业外支出——非常损失”科目,贷记“固定资产清理”科目;属于正常的处理损失,借记“营业外支出——处理固定资产净损失”科目,贷记“固定资产清理”科目。 盘盈固定资产时,按重置完全价值,借记“固定资产”科目,按新旧程度估计的折旧额,贷记“累计折旧”科目,按重置完全价值减去估计折旧额后的净值,贷记“待处理财产损溢——待处理固定资产损溢”科目。 3.对于确实无法收回的账款,经批准转销时,采用直接转销法核算的,借记“管理费用”科目,贷记“应收账款”等科目;采用备抵法核算的,借记“坏账准备”科目,贷记“应收账款”科目。对于确实无法偿还的账款,按规定转销时,借记“应付账款”等科目,贷记“营业外收入”科目。 4.对于尚未处理的潜亏、产成品清查损失和亏损挂账,经主管财政机关审批后,可以直接冲减盈余公积和资本公积,不足部分冲销实收资本,借记“盈余公积”、“资本公积”、“实收资本”科目,贷记“待处理财产损溢”、“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科目。 有一点要注意,国有企业投资的待分离法人单位在清查时,其会计处理按以上程序进行,国有企业主体无需进行会计处理。只有在待分离单位是直属的非法人单位的情况下,国有企业主体才做上述处理。 (二)关于资产评估的会计处理 经批准分离所属社会职能部门的国有企业,按照规定要聘请法定资产评估机构对其财产进行资产评估,评估资产价值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批确认后,进行如下处理: 1.所分离的社会职能部门为非法人单位。国有企业应按批准评估确认的资产价值调整有关资产的账面价值。对于流动资产、长期投资以及无形资产,应当按照评估确认的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借记(或贷记)有关资产类科目,贷记(或借记)“资本公积”科目;固定资产应当按照评估确认的固定资产原值与原账面原值之间的差额,借记(或贷记)“固定资产”科目,按照评估确认的固定资产净值与固定资产原账面净值之间的差额,贷记(或借记)“资本公积”科目,按照两者之间的差额,贷记(或借记)“累计折旧”科目。 2.所分离的社会职能部门为法人单位。国有企业或其他投资方依据资产评估报告,按投资比例调整“长期股权投资”和“资本公积”科目,被分离的法人单位也要相应调整有关资产类科目和“资本公积”科目。 另外,聘请中介机构所发生的审计、评估等费用,应由国有企业主体承担,并计入当期管理费用。 (三)关于资产分离、转让的会计处理 国有企业分离所属社会职能部门,按照国家经贸委、财政部等六部委《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的意见》(国经贸企改[2002]267号文件)的精神——“要坚持多种形式、分类指导、分步实施的原则”,可以采取的形式有以下几种,不同的形式有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 1.直接移交给当地政府。这种形式与企业分立业务有点类似,在一般情况下,需要对分离后的整个企业重新建账处理。但是,根据会计核算原则中的重要性原则,由于分离所属的社会职能部门与国有企业生产经营主体相比,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在所占的比重上都很小,因此我们可以采用较为简单的方法。不妨将其视同国有企业无偿将其所属的社会职能部门捐赠给当地政府,在不影响国有企业损益的前提下,进行如下处理: 分离的社会职能部门为非法人单位的,由国有企业直接冲减其相应的资产、负债和资本公积;分离的社会职能部门为法人单位的,国有企业按投资比例冲减其长期投资和资本公积。 2.整体出卖给其他法人或自然人。此时,应由国有企业与其他法人、自然人签订产(股)权转让协议,并按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分离的社会职能部门为国有企业内部独立核算的非法人单位的,由国有企业直接调整其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类科目,并进行相关的损益处理。分离的社会职能部门为国有企业直接或间接投资的法人单位的,按转让款项,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按转让长期投资的账面价值,贷记“长期股权投资”科目,按其差额调整相应的“资本公积”、“长期股权投资——股权投资差额”和“投资收益”等科目。 3.单独或与有关部门投资合办,实行产业化经营,由福利型转为经营型,由无偿服务转为有偿服务。这主要是因当地政府接收分离的社会职能部门(如医院)有困难而采取的方式,其实际并未脱离企业,只是由企业投资控股而已,因此按《企业会计准则——投资》进行会计处理就可以了。至于出租,则是企业资产经营经常采取的一种方法,仍应按企业会计业务中的其他业务收支处理规定处理。 (四)会计报表处理 国有企业在办理产权转让手续期间,应当按照以下规定编报会计报表,并分别报送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 1.所分离的社会职能部门为法人单位。分离的社会职能部门(如子公司)开始清理财产时,应编制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利润分配表。清理财产工作完毕后,应向国有企业和其他投资方的管理部门移交资产负债清册。在评估结束并按评估确认的价值调整账面价值后,编制资产负债表。 2.所分离的社会职能部门为非法人单位。因其不是会计主体,因此无需单独编制会计报表,而由其母体企业按上述规定编制会计报表。 3.分离后的国有企业。因保留生产经营主体,会计核算前提——“持续经营”没有受到影响,因此仍应按现行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会计报表。在分离后,应编制资产分离日的资产负债表,并报送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等。 (五)过渡期的会计处理 1.待分离的是非法人单位。国有企业有必要在其他资产下增设“待分离资产”科目,在其他负债下增设“待分离负债”科目,在“资本公积”科目下增设“待分离资产处置”和“待分离资产评估”明细科目,以便于国有企业单独核算和反映分离单位的经济活动。 2.待分离的是法人单位。国有企业只是投资方,不用专门处理,但可在年度报告中进行适当披露。 另外,关于评估基准日至分离日,由于持续经营引起分离的单位净资产发生变化,经审计确认批准后,分离的单位是国有企业直属的非法人单位的,国有企业可以按增加、减少的净资产,以现金或其他资产方式收回或补足,并相应调整“资本公积”科目;分离的单位是国有企业投资的法人单位的,国有企业相应调整“长期股权投资”和“资本公积”科目。 总之,国有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难度大,会计业务处理复杂。会计人员要结合实际,根据具体的实施方案和配套措施,妥善做好会计业务处理工作,促进国有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目标的顺利实现。 会计职能论文:试论税收会计的职能作用与发挥 摘 要:文章阐述了税收会计的涵义与税收会计的职能,探讨了税收会计与税收征收管理的关系,并分析了税收会计职能作用的具体体现。 关键词:税收会计 职能 税收征收管理 一、税收会计的涵义与税收会计的职能 税收会计是核算与监督税收资金运动的一门专业会计。它是以直接负责税款征收、入库业务的税务机关为主体,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对税收资金及其运动进行连续、系统、全面、综合核算与控制,为税收决策及时、准确地提供信息资料,以保证税收政策法规的正确贯彻执行,保证税款及时、足额入库的一种税收管理活动。 税收会计的职能,是税收会计在税收征收管理过程中固有的、客观的功能和职责。税收会计和其他会计一样具有反映和控制两大基本职能。 税收的反映职能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税收会计通过一系列专门核算方法,将税收资金已经发生的运动情况,真实、客观地表现出来,反映税收业务活动的历史情况。比如,税收会计通过设置与运用会计凭证、会计科目、复式记账、登记账簿和编制报表等税收核算方法,提供一定时期的应征税金、减免税金、入库税金等税收资金运动的核算资料,可以全面地反映出税收业务活动的历史状况。另一方面,税收会计运用科学的方法,对记录的历史信息,进行分析和判断,获得一定质量的会计信息,用于预测税收资金运动的发展变化趋势,从而预测税收业务活动的发展趋势。 税收会计的控制职能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会计方法控制。通过税收方法本身的规范性、严肃性,使税收业务符合规定的会计方法、会计程序,从而达到控制的目的。比如,税收会计可以运用税收会计凭证的方法,对纳税申报表、税收票证的填用、手续、传递程序等,制定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实施对税收征收管理过程的控制。二是法规控制。通过税收会计反映的税收业务活动所涉及的国家政策、法规和制度来监督税收业务的合法化和合理化,这就是平常所说的会计监督。例如税收会计通过对税收票证的审核,可以发现错征税款并及时更正,依次监督征收活动依法进行,法规控制是税收会计的主要控制职能。三是目标控制。通过税收会计提供的信息与预定的计划、目标相比较,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使税收活动沿着正确轨道正常进行,例如税收会计利用核算资料,分析税收运动各环节对税收计划的影响,采取相应的征收措施,以保证税收任务的完成。 二、税收会计与税收征收管理的关系 税收会计的本质是一种税收管理活动,是税收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税收管理是一种系统的管理,它是由若干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各自发挥功能的管理要素所组成的有机整体,主要包括税收信息管理、税收法规和税收计划管理、税收征收管理以及税收监督检查管理。税收会计与税收管理的各个部分有着密切的联系,具体体现在: 1.税收会计信息是税收管理过程的状态、特征及变化趋势的客观反映。它是税收法规和计划管理的基础,又是进行税收监督检查的基础,它包括税收活动定性的信息和定量的信息两大类。其中定量的信息由税收业务核算、税收会计核算和税收统计核算来提供。税收会计核算所反映的信息是对税收资金运动最具有全面性、系统性、连续性和准确性的信息,税收会计是获得税收资金运动信息的主要渠道。 2.税收计划和税收法律是税收活动的法律依据与税收工作的目标。税收法规管理主要是法规的制定,制定税收法规必然要考虑税收的财政职能,即税收法规出台对税收收入的影响,这就需要使用有关的税收信息来分析。税收计划管理实际上就是对税款入库情况的管理,它所要的信息主要是入库税金即影响入库税金方面的信息,所以,它离不开税收会计的核算资料。 3.税收征收管理是税收职能的实现过程,它是税收活动的主要内容。税收财政职能的实现,实际上是国家预算资金积累的过程,即税收资金运动过程。税收征收管理的主要工作是税款征收入库,税收会计通过办理税款结报,汇总缴库、与金库办理上交税款入库税款的对账以及办理税款提退等业务,直接参与税款的征收工作。 4.税收监督检查的主要内容是税收法规的正确执行和税收计划的完成。税收监督检查除运用法律和外部审计手段外,主要是通过税收行政监察、税收业务稽查和税收会计等内部手段来实现的。税收会计运用其特有的方法,如制定原始凭证填制手续、传递程序来规范税收活动;开展凭证审核和会计检查来揭露与纠正违反税收法规的行为;进行会计分析来督促税收计划的完成等,通过税收会计对税收征收管理过程进行全面监控,成为税收监督监察的重要手段。 三、税收会计职能作用的具体体现 税收会计的职能贯穿税收管理的全过程,如何发挥税收会计的职能作用,在加强税收征收管理,依法征收税款,提高税收征收质效,最大限度地节约税收成本中发挥最大的作用,是摆在税收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那么,税收实践中税收会计的职能作用体现在哪些方面? 1.反映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党和国家制定税收政策提供依据。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即税收负担率,是指一定时期的税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国内生产总值由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体系,采用科学的方法产生,而税收收入则是税收会计通过完整的核算体系,全面、系统地反映出来,通过对比和分析,总结出税收负担率发展变化的规律,为党和国家制定税收政策,调节经济运行提供正确的决策依据。 2.为税务机关加强税收征收管理,提高征收管理质量和效率提供可靠的依据。税收会计核算从纳税人实现税收到税务机关征收税款,组织税款入库直至纳税人欠缴税款的全过程进行全面的记录和反映,这就为税务部门掌握纳税人税收实现情况,及时征收税款并为准确、及时解缴入库,摸清纳税人欠缴税款情况,强化税收征收管理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税务机关根据税收会计反映的企业欠缴税款的情况,进行正常的税收检查和税务稽查,保证党和国家税收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税务机关按照税收会计制度的规定,分科所、分预算级次、分税种设置入库税金明细账,编报税收入库税明细表,为税务部门掌握税收收入进度,提供可靠的依据。 四、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挥税收会计的职能作用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90%以上,税收会计是国家预算会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职能作用发挥得好与坏,事关财政收入能否平衡,事关社会稳定与发展。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税收会计工作,充分发挥税收会计的职能作用,使税收更好地调节经济运行、组织财政收入,服务于经济发展。 1.加大税法、《会计法》的宣传力度,普及税收和会计知识,营造全社会重视税收、重视会计资料真实性的社会氛围。每年组织全社会的税法宣传,教育广大公民树立依法纳税光荣,偷税、漏税可耻的思想意识,必须为税务部门提供翔实、准确的数据资料,为税收会计核算创造良好的社会基础;定期对税务人员、税收会计人员进行税收知识、税收会计知识的培训,并严格组织考试,成绩及格的发给《税收知识合格证书》,成绩不及格的不得上岗,通过提高税务人员和税收会计素质的有效办法,使税收会计的职能作用得到最大发挥;教育广大税务干部养成良好的工作作风,不论向哪里提供数据,都要做到数据准确、编报及时、口径统一,为税收会计核算创造良好的条件。 2.加强对税收会计工作的组织领导。各级一把手要亲自抓税收会计工作,使税收会计人员能更好地履行职责;各级税务机关要配备“总会计师”协助单位一把手做好税收计划的下达、税收会计核算、会计检查和监督;要成立税收会计机构,省局税务要成立税收会计处,市税务局要有税收会计科,县区税务局设置税收会计股,基层分局设置税收会计组,各级税务机关的税收会计部门要配备一定数量的政治、业务素质高的税收会计人员,并保持相对的稳定,为税收会计发挥职能作用,提供组织和人力上的保证。 3.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完善的规章制度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税收会计工作也不例外,税收会计真正发挥其职能作用,如实反映税收征收管理情况,监督和控制税收征收管理的全过程,使税收工作规范、高效地运行,必须建立和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并在实际工作中严格遵守,付诸实际行动:(1)建立税务机关内部的税收凭证传递制度。税收会计及一切与税收会计有关的税收征收管理资料,必须在规定的时间,保质保量传送到税收会计手中,确保税收会计掌握核算的第一手资料。(2)税收会计核算流程。制定详细的税收会计核算流程,要包括凭证传递,出纳和税收会计如何进行交接手续等。(3)建立税收会计和税收征收人员的责任制度。明确税收征收人员的义务就是要将征收税款的原始凭证及时传递给税收会计人员,并保证税收会计核算资料的正确性;税收会计人员必须按照规定的核算程序、核算方法、记账规则对税收资金运动情况,进行全面、系统、连续的核算和反映,并对税收资金运动的过程进行控制,使税收征收管理活动符合党和国家的税收政策,符合国家的法律。 4.实行目标化管理,严格责任及奖惩。(1)要把税收会计核算资料的真实性,能否准确地核算企业欠缴税款作为评价各级地方税务机关一把手政绩的依据,干部升迁、提拔,不能只看税收任务的完成这一指标,还要看税收会计核算的真实性和合法性。(2)各级地方税务部门要把税收会计核算质量、真实程度,列入目标管理之中,对完不成税收会计核算质量和真实性指标的单位,取消参加评选先进的资格。(3)税收会计资料不真实,弄虚作假,使税收会计信息失真,审计、财政、纪检监察部门发现有利用税收会计营私舞弊行为的,给予必要的经济和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移送司法机关严惩。对严格执行税收法律、法规及税收会计制度,税收会计核算资料真实、可靠的,在给予精神鼓励的同时,给予必要的物质奖励。 会计职能论文:中央银行会计监管职能的强化路径选择 摘 要:在新的形势下,中央银行的会计应该摆脱单纯内部会计束缚,要有监管的职能。本文对中央银行如何发挥会计监管职能提出了五条建议。 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特别是我国加入WT0以后,对我国中央银行会计监管职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民银行会计应当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摆脱单纯内部核算会计的束缚,切实树立会计监管的理念和思想。因此,本文拟对如何发挥中央银行会计监管职能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央行会计监管的内容及作用 第一,对金融机构会计的内控制度监管。一是对金融机构的会计基础体系做出评估,决定是否许可运行。中央银行会计部门应当对金融机构的会计凭证制度、财务记载与核对制度、会计核算系统的设计是否科学等方面的内容做出全面审查和评价,看其是否满足防范会计风险的需要。二是对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状况进行实时监控,监督金融机构会计是否执行了会计审慎性原则和合规性原则,指导和促进金融机构改进和加强会计内部控制管理,提高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第二,对金融机构会计核算质量的监管。当前,有些金融机构受利益驱动,经营思想出现偏差,会计工作行政化,违背会计核算原则,造假账现象时有发生。这种行为严重妨碍了人们对金融机构经营活动真实与否的判断,破坏了会计核算的基础,使国家进行宏观经济决策失去了可靠的依据,甚至造成失误。因此中央银行把金融机构提供的会计信息是否真实、准确、完整作为会计监管的内容是十分必要的。具体包括金融资本金核算是否真实、管理是否严格;存款准备金以及金融机构存、放、汇的数据是否准确,经营利润反映是否真实等内容,以此保证央行会计部门掌握最全面、最系统、最权威的监管资料。 第三,对金融机构支付结算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监管。结算纪律的监督管理主要包括账户管理规定的执行情况,即各金融机构是否存在未经中央银行审批,擅自为企业开立账户或扩大账户的使用范围的现象;票据的签发、使用和受理是否严格遵循《票据法》和《支付结算办法》的规定;各类举报情况的调查和处理以及联行汇差资金的监管等。 第四,加强对地方性金融机构的会计监督和指导。目前,商业性金融机构会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集中反映在地方性金融机构无会计主管机构,会计核算组织杂乱无序,非规范性、随意性较大。因此,人民银行会计部门应在各自辖区内,帮助地方性金融机构根据统一会计制度,选择和设计符合本企业具体情况的会计核算形式和具体的财务管理制度,并监督指导其实施,以此规范其经营行为,确保地方性金融机构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运行模式健康发展。 二、加强央行会计监管职能的几点想法 一是要转变观念,重视会计监管。要改变过去那种会计部门只要账平表对就行的想法,树立会计部门身兼两职的观念,既要坚持和发扬会计“三铁”精神,确保会计核算质量,又要履行会计监管职能。对待会计监管工作,要改变只重视结算纪律监管的片面认识,充分全面地发挥会计监管职能。使会计监管融入金融监管范围,成为金融监管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 二是制定完善金融会计法规体系,统一会计监管标准。当前,要加强和完善会计法规的建设,尽快出台会计监管的有关制度办法,明确金融机构所享有的权利、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要尽快修订完善金融业统一的会计制度,统一规范会计科目,统一银行账号的编制方法,统一报表编报格式,做到内容规范、归类明确。明确金融机构业务稳健处理的会计政策、有问题贷款的计息政策、计提风险准备金的政策等,使中央银行会计监管能够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便捷高效,树立央行监管权威。 三是要正确处理会计监管与其他部门监管的关系。一方面要正确处理会计监管与中央银行其他监管的关系。会计部门的监管,主要是对金融机构的会计业务是否按合规性、真实性和审慎性原则实施的监督管理,是专业性的业务监管;而其他部门的监管主要是对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退出及经营合规性等方面的监管,是综合性的全面监管。因此,会计在实施监管职能时,既要加强与其他监管部门的联系和沟通,又要准确把握会计监管的特点,避免各部门监管效果相互抵消或重复劳动,以提高人民银行整体监管效能。另一方面,要正确处理会计监管与财政审计监督的关系。随着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的日渐成熟和完善,借助这些中介机构对金融机构的会计业务进行检查监督,也是中央银行会计监管的一种方式。 四是会计监管要与加强金融服务相结合。人民银行会计部门担负着对金融机构会计监管和提供会计服务的双重职责,会计监管不能独立于会计服务职能。一方面,中央银行会计部门实施监管职能,查处违规行为,对被查处对象来说是实施监管职能,但却为整个金融系统创造了一个公平高效的经营环境,对其他金融机构和客户而言则是一种行政服务。另一方面,中央银行会计监管的大部分内容是对金融机构服务过程的监管,其监管职能也是在中央银行为金融机构提供服务或金融机构为客户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实现的,因此会计监管要与服务紧密结合。另外,在监管方式的选择上,要通过调查、分析、现场指导以及柜面服务等多种形式,参与到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当中,提出好的建议,促使其提高经营业绩,使商业银行切身感受到人民银行监管带来的好处,消除其逆反心理,自觉地接受和配合人民银行的监管。 五是监管形式要多样化,特别要注重运用科技手段,提高监管质量和效率。人民银行会计部门在实施会计监管时,要结合实际情况,拓宽监管思路,使监管方式多样化,针对不同的监管内容采用不同的监管手段,如对会计核算制度可采用事前审批的方法,而对结算纪律的检查也不能只局限于现场检查,大量的工作还是日常柜面监督,对金融机构准备金及财政性存款缴存情况的监管则可以通过加强对金融机构报表的审查来实现。要加强中央银行会计监管系统建设,充分利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借助于先进的计算机应用技术和畅通的通讯网络,加快研制开发会计监管软件,建立一套科学、有效、完备的会计监管系统,设立计算机信息数据库,进行数据整理计算和分析。通过将中央银行会计部门的非现场监管系统与金融机构会计业务处理系统联网,实现系统的信息共享。 会计职能论文:再论会计基本职能 摘 要:会计理论界对会计职能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趋势微。我国加入WTO后,市场经济日趋规范,发展经济的环境发生了根本改变。因此,有必要对会计职能实现的广度、深度和精度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关键词:会计核算职能 监督职能 认识 职能是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功能,会计职能就是会计本身所具有的功能。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会计学术界就在较大范围内对会计职能展开讨论,到70年代末,对会计职能的研究成为会计理论研究的热门话题之一并逐渐形成高潮。从“一职能说”(提供信息,会计职能是统一的,也是惟一的)、“二职能说”(反映和监督,反映和控制,反映和管理,核算和监督,核算和管理)、“三职能说”(认为会计职能是计算过去,控制现在,预测未来)、“四职能说”(计算经济效益;收集记录经济事项;传递财务、成本信息;分析预测,参与管理和决策)、“六职能说”(除了传统的核算、监督职能、还有预测、决策、控制和分析职能)到“七职能说”,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人们曾欣喜地看到,会计理论的研究成果对指导我国会计工作的实践,充分发挥会计人员做好会计工作的主观能动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会计理论界对会计职能的研究日趋势微,其原因可能缘于人们的认识逐渐趋于一致,即会计的基本职能是核算和监督,1985年颁布的第一部《会计法》也对此首肯。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发展的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反思我国会计工作的实践,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会计核算和监督这一基本职能,从其实现的深度、广度和精度上重新加以认识,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一、会计核算职能 对会计核算工作的抽象反映就是会计核算职能,会计核算是会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计核算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对企业、单位一定时期的经济活动进行真实、准确、完整和及时的记录、计算和报告。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是会计核算的显著特征。会计就是要以货币为计量单位,去记账、算账和报账,以便真实、完整、准确、及时地反映企业、单位的经济活动情况。 会计核算的内容是会计对象,具体表现为各种各样的经济业务,1985年颁布的《会计法》和2000年修订后的《会计法》将其归纳为七类。它包括:(1)款项和有价证券的收付,如企业的销货款、购货款和其他款项的收付,股票、公司债券和其他票据的收付等;(2)财物的收发、增减和使用,如材料的购进与领用,产成品的入库与发出,固定资产的增加与减少;(3)债权、债务的发生和结算,如应收账款,应付账款,其他应收、应付款的发生和结算;(4)资本、基金的增减,如企业实收资本和盈余公积的增加和减少;(5)收入、支出、费用、成本的计算,如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和支出,管理费用和产品成本的计算;(6)财务成果的计算和处理,如企业的销售收入大于业务成本、销售税金及附加,表现为盈利,要按规定进行分配,反之即为亏损,要按规定进行弥补;(7)需要办理会计手续,进行会计核算的其他事项。 会计核算要求做到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和比较。(1)真实。真实性是对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第一原则。是指会计核算应当以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为依据,如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做到内容真实,数字准确,资料可靠。只有会计核算记录的数字和情况是真实的,才能保证记账、算账、报账是真实的,会计资料才是有用的。真实是会计的生命。会计核算的过程应当如实再现经济活动的全貌。(2)准确。要求对会计事项的处理是合理、合法的,有关数字的计算是正确的。(3)完整。要求对企业、事业等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和其他活动的各方面或全过程都得到全面的记录、计算和报告,不得有所遗漏。只有会计核算完整,才能为领导、有关单位和群众提供全面、正确的资料,才能为领导做出经营决策,有关单位制定政策、计划,群众参与和监督经营活动,提供有效的依据。(4)及时。是要随着经济业务的发生,按时得到会计处理和记录、计算,并根据有关规定按时向有关对象报告。及时为单位领导提供会计信息,有利于领导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做出正确的决策;及时为企业各部门提供会计信息,有利于对生产过程的耗费进行控制,提高经济效益。(5)比较。是对发生的经济业务从多方面进行比较,作出恰当的估计和判断,做到投入少而产出多。如企业采购材料,销售产品。比较包含在会计核算的过程中,才能发挥会计的应尽之责,会计之于管理的作用才能更好地发挥。人们习惯对一事项所说的合算不合算,就是看是不是经济、节约。可见,比较是会计核算的内核属性之一。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际竞争会更加激烈。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私营企业和个体企业的大量涌现,市场经济的完善、规范,要求对会计核算的外延和内含应进一步加以认识。首先从广度上分析,应扩大会计核算的范围。现在,不少私营、个体企业尚未建立会计账簿,难以进行会计核算。这样,必然导致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不利于企业自身的管理和发展。从会计的反映对象是能够用货币计量的经济活动看,只要有经济活动,只要有货币收付行动,就应当从会计上加以核算,大到拥有上百亿元资产的企业集团,小到每一个家庭。至于采用何种记账方法,建立何种账簿,是否进行报账,应视会计主体不同而定。能够采用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应尽量统一,保证核算的规范和指标可比。对于每一个家庭,通过建立简单的账簿核算日常收支,可以控制耗费的发生,掌握支出的流向,配比收入可以计算出结存,把握日常活动的规律,逐步培养起我国公民的经济核算意识。会计教育工作者应当担负起培养公民经济核算意识的职责。每一个公民经济核算意识的增强,必然使国家资源得到最优化利用。其次从深度和精度上分析,我国现有会计从业人员的业务和职业道德素质,客观地说,同企业走向国际市场这种现实需求还有较大差距,高水平的财务总监还是凤毛麟角,非常缺乏。因此,我国的大学本科教育,硕士、博士教育,应当抓紧培养一批具有高深理论知识和丰富实践经验的高、精、尖人才,以解燃眉之急。在企业内部,会计核算的方式上,应当恢复过去的优良传统,实行厂部核算下的车间核算和班组核算。划小核算单位,将成本、费用、收入、利润指标层层分解,落实到人,大企业算小账,把经济效益一点一滴挤出来。 二、会计监督职能 会计监督职能是会计监督工作应发挥的作用,或它应有的功能。会计监督的主体是企业、单位的会计机构、会计人员。会计监督的对象是企业、单位的经济活动。会计监督的内容主要表现在:(1)监督经济业务的真实性。监督企业、事业等单位发生的经济业务是否真实,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对不真实、不合法的原始凭证不予受理。对弄虚作假,严重违法的原始凭证,在不予受理的同时,应当予以扣留,并及时向领导人报告,请求查明原因,追求当事人的责任。对记载不准确、不完整的原始凭证予以退回,要求经办人员更正、补充。发现账簿记录与实物不符时,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2)监督财务收支的合法性。就是要监督企业、单位所发生的经济业务是否符合党和国家的财经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要求。凡符合有关规定的,会计人员予以办理。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对不合法的原始凭证,不予受理;对违法的收支,应当制止和纠正;制止和纠正无效的,应向单位领导人提出书面意见,要求处理;对严重损害国家和社会公众利益的违法收支,应当向主管单位或者财政、审计、税务机关报告,以便处理。(3)监督公共财产的完整性。企业、事业等单位的公共财产,包括其各项资产。会计机构、会计人员要监督公共财产是否得到很好的保管或正确的记录,账实是否相符。发现公共财产短缺或损毁,应查明原因,及时处理。 会计监督按照与经济业务发生的时间,可分为事前、事中、事后监督。事前监督指在经济业务发生之前,即审核其是否符合有关政策、法令和制度的要求,对于违法的经济活动,要坚决加以限制和制止。只有限制非法活动,才能鼓励正当经营;限制滥用、浪费,才能增产节约,增收节支。事前监督可收防患未然之效,使会计监督处于主动地位。事中、事后的会计监督是对会计所反映的经济活动情况及有关资料加以检查和分析。通过检查和分析可以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对已发现的问题,要拿出整改意见,提出行之有效的措施。调整经济活动,实现规定要求的预期目标。 在明确会计监督的内容和过程之后,若把会计监督放置到目前的经济环境之中,审视其质量,就会发现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1)会计监督的主体应当扩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第七十三条规定:“各单位的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对本单位的经营活动进行会计监督。”现在,在会计核算中伪造、变造会计凭证,建立账外账的现象屡有发生,多数是由单位的会计或受指使、或自己所为形成的。让造假者自身去查假、打假,其结果不难想象。应当看到,我国会计队伍的整体素质是好的,他们分布在不同行业的不同单位,是会计监督的主力军。但会计主管部门不应袖手旁观,不能仅仅充当制度的制定者和宣传者,应当介入到会计监督之中,弥补单位会计人员自身监督的不足。(2)加强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现在,会计委派制的实施,新的会计制度的实行,对客观因素造成的会计信息不实发挥了抑制作用。但人为因素造成的会计信息不实,只能靠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来约束。如出于种种目的歪曲企业、单位的财务状况,随意操纵收入、费用的确认标准。或随意改变利润的计算和分配办法,以达到夸大经营者业绩或粉饰公司业绩的目的,其结果必然损害国家和投资者的利益。2000年修订后的《会计法》,虽加大了对提供虚假会计信息人员和单位负责人的处罚力度,但实际效果并不十分明显。虚假会计信息的根本治理,靠会计人员娴熟的业务技术和职业道德在日常核算中的自觉恪守。新闻宣传部门要披露打击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现实案例,弘扬遵守政策、认真负责的会计人员的先进典型,为会计人员营造一种守法、护法、执法的良好环境和社会氛围。 会计核算职能和监督职能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核算职能是监督职能的基础和前提。监督职能的发挥能够更好地保证会计核算的质量。会计核算和监督职能的充分发挥,能使企业、单位的经营活动实现管理最优,效益最佳的目标。 会计职能论文:论高等院校会计核算中心职能的创新 内容提要:创立会计核算中心体制是实现高校财务管理,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有效机制。明确设立会计核算中心的地位和职能,规范高校财务行为,加强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促进高校事业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会计核算中心 集中结算 资金管理 监督与服务 一、创建高校会计核算中心的目的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高校理财的宏观环境发生了变化。为了充分利用现有高校在实行“统一领导、集中管理”财务管理体制的同时,《高等学校财务制度》也规定“规模较大的高校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财务管理体制。”分级管理是指在高校统一领导财务工作的前提下,在明确高校和二级单位权限、责任、利益、以及财务规章制度健全的基础上,根据财权划分,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由高校和校内二级单位进行分级管理。会计核算中心隶属财务部门领导,代表高校领导和财务部门统一集中办理高校二级单位的会计核算和资金结算业务的专业机构,会计核算中心与二级单位(部门)之间是委托与、服务与监督的关系。核算中心的地位和职能的发挥具有相对独立性,既对管理单位的会计工作负责,也对高校领导和资金管理负责,可以较好地实现服务与监督的统一。 1.建立会计核算中心有利于切实深化高校资金管理改革。建立会计核算中心主要是为了规范高校的财务行为,加强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促进高校事业发展。随着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日益发展,高校财务管理的核心问题是效益问题。财务管理的综合效益集中体现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各方面。高校办学过程中的经济行为日趋多元化,高校的财务管理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局面。根据《高等学校财务制度》规定的财务管理的主要任务,财务管理核算体系的构建就要紧紧围绕如何依法多渠道筹集事业资金、如何科学配置高校资源,如何对高校的经济活动进行监督等方面来进行。建立会计核算中心掌握高校财务资源的配置状况,可以从总体上起到正确的政策导向作用,分析和比较高校的办学效益,检查和监测高校的财务风险,有利于引导高校的财务管理走向良性发展的道路。 2.建立会计核算中心能够保证二级单位依法履行职责。要保证高校各项经济活动的合法、合理,就要严格按照《会计法》、《高等学校财务制度》的要求进行核算和监督,通过会计核算中心建立二级单位(部门)经济责任制,有利于强化高校管理层任期内的经济责任,增强单位或部门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心和使用感,促使其为保证高校的发展更合理地筹集好、使用好各项资金,确保资金的完全性和效益性,以便从财力上更好地保证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 3.建立会计核算中心有利于开源节流。目前,各高校内部办学形式多样化和筹资形式多元化活动的展开,高校各级管理者清楚地认识到这是高等院校办学体制的方向,需要财务管理人员配合制定一些激励政策给予积极支持。既要认真宣传国家财经法律和有关经济政策,使各种形式的办学创收活动在正确轨道上运行,又要帮助创收部门树立理财思想,同时也要做好一切服务工作,提供一切方便。在分配制度上要打破过去平均主义思想,要拉开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分配距离,创收与不创收不能一个样,效益好与效益差不能一个样。从而调动全院各单位或部门参与各项办学创收活动的积极性,筹集办学经费以增强学校办学的整体财力。 二、高校会计核算中心的特点 高校财务管理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会计核算中心的地位。高校会计核算中心要旨是在高校二级单位的资金所有权、资金使用权和财务自主权不变的前提下,对二级单位进行集中办理会计核算和实行会计监督,是融会计核算、监督、服务于一体的会计管理体制,实质是资金的所有权和核算权分离,核算权和监督权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一种会计核算管理制度的安排,其特点如下: 1.统一委托。会计核算中心与二级单位或部门建立委托、受托关系,二级单位或部门与会计核算中心签定委托书,确定委托、受托关系,委托核算中心会计核算,二级单位或部门指定专人办理报账等事项,具有会计监督功能;二是统一账户管理,核算中心为每一个二级单位和或部门建立内部账户,配发资金结算手册,预留付款印鉴,不开设外部银行账户,核算中心具有一定的银行服务功能。 2.集中办理结算。会计核算中心为二级单位或部门集中办理资金结算,一是二级单位或部门不设会计、出纳,其现金收入、支出等资金结算,与外部单位往来代收代付等由二级单位或部门指定专人到核算中心办理。二级单位或部门收入直接记入二级单位或部门内部账户,然后支付使用,一般不得透支。二是集中进行会计核算,核算中心审核二级单位或部门报来的原始凭证,填制记账凭证, 登记会计账簿,编制往来报表,为二级单位或部门定期提供对账单,随时提供有关会计信息资料。三是集中管理会计档案,二级单位或部门会计档案全部由会计核算中心统一保管,分二级单位或部门分年度装订成册,按会计档案管理办法对会计凭证、账簿、报表等编目、立卷、归档。 3.建立审核制度一是建立支出审核制度,二级单位或部门报表的所有单据都必须有单位印章、主管领导人签章必须与预留印签一致;二是建立凭证审核制度,会计核算中心必须严格审核二级单位原始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才能报账和进行账务处理。督促二级单位所有原始凭证达到“四有”:即有合法凭据;有付款印鉴,有使用用途,有经办人的印章。根据二级单位不同的业务活动需要,科学使用会计软件,开展会计核算,严格按照账务处理流程操作,及时、准确、完整的计算、记录、反映其财务收支和各项经济活动情况,实行预算内外资金统一管理、全面监督。 4.核定现金流量。建立现金管理制度,根据各二级单位现金流量核定一定额度的备用金,以减少报账人员的工作量。现金实行限范围的管理,严格滥用和超范围使用资金。核算中心建立岗位责任制度,对二级单位或部门情况做到“三勤”,勤了解二级单位或部门项目、勤了解现金来往规律、勤了解现金来龙去脉。建立票据管理制度,实行“四定”:即定人员,不相容职务分离,形成相互制约;定制度,购入、发出、核销、回收等环节建立票据台账,相互签字制约;定数量,根据业务需要定供票数量;定期缴销。 三、会计核算中心与二级单位的会计关系及责任的划分 1.会计核算中心与二级单位(部门)之间的会计关系。(1)委托与关系。从本质上看,高校会计核算中心是一种记账方式,它是高校财务管理模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创新,为加强高校资金管理,在当前高校教育经费不宽裕的情况下,大力开展开源节流工作是理好财,用好财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促进高校财务管理改革,规范会计秩序而产生的一种记账方式,是对传统记账方式的发展和突破。它与传统记账具有本质的区别。传统记账是委托单位(部门)自愿委托授权,委托单位或部门的自主权较大,选择权也较大;而会计集中制是领导的强行委托、强行,委托单位或部门没有自主权,处于被动地位,不管愿不愿意,不管接不接受,都必须由会计核算中心统一集中实行会计核算,不存在选择权与自主权。(2)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从会计核算中心的职能来看,从编制凭证、登记账簿到有关明细报表、会计档案管理等一系列会计核算业务都必须由会计核算中心负责完成,要为二级单位(部门)提供优质规范的会计业务服务。会计核算中心是服务主体,本校二级单位(部门)是服务的客体,会计资料是服务的对象。服务是第一位的,是基础,是前提,是在服务中监督,监督中服务。(3)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从总体上看,会计核算中心是监督的主体,二级单位(部门)是监督的客体,会计核算中心代表高校法人代表对二级单位(部门)实行会计监督,是会计核算中心核算的目的所在。其目的就是通过强化会计监督,加强创收资金管理,开源节流,规范会计工作秩序,促进高校财务管理改革。从另一个角度看,二级单位(部门)对会计核算中心也存在监督关系。一是监督会计核算中心会计核算工作是否规范合理,是否调动各二级单位(部门)创收的积极性;二是监督会计核算中心代为保管资金是否安全完整、分配是否合理。 2.会计核算中心会计工作责任的划分及界定。(1)资金收支活动的主体。虽然二级单位(部门)创收资金的会计核算工作移交了,但资金收支的使用权没有变,二级单位(部门)按学校规定的资金拥有权,在规定范围内使用,所有的创收项目活动及收支活动都由二级单位(部门)自行决定,会计核算中心不得干预。(2)资金权的主体。二级单位(部门)的资金集中以后,会计核算中心履行的是代管职能。要了解二级单位(部门)还有多少资金,可以通过资金结算手册或直接到会计核算中心查询,资金的所有权、使用权、审批权没有发生转移,仍归二级单位(部门)所有,发生转移的仅仅是资金的保管权。(3) 会计核算中心的权限。会计核算中心主要是对二级单位(部门)发生经济活动以后提交的原始凭证,重点审核原始单据是否合法,原始凭证的内容是否符合国家制定的收费范围和标准,以及预算外资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的规定。至于二级单位(部门)的经济活动是否合法,经济活动凭证的内容是否合法、真实,会计核算中心无法监督和管理。因此,会计核算中心主要对会计核算工作的真实性、会计资料的安全完整及保密工作负责。(4)“集中与分级”管理的内容。集中不是权力的集中,分级不是分散,集中与分级是管理主体和管理客体的关系,是宏观和微观的有机统一,制度和规则的统一,是高校全局收入和重大项目收入资金调度的统一,事关高校师生的共同利益。分级管理的要素是高校二级单位在不违背政策法规和学校宏观计划的情况下,充分发挥自主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本单位得到充分的发展,使每个教师的正当利益得到体现。 四、高校会计核算中心的主要任务 高校财务管理核算中心的核心问题是效益问题。会计核算中心的综合效益集中体现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方面。随着经济体制的不断变革和高校改革的不断深入,高校要实现自身的不断发展就必须加强自身的财务管理,不断强化筹资功能,并把“依法多渠道筹集事业资金”作为财务管理的中心任务来抓。经济体制改革为学校多渠道筹集资金提供了动力,但是,另一方面教育事业的不断扩大又为高校筹集资金带来很大的压力。因此,会计核算中心要积极拓宽筹集资金的渠道。目前,高校可利用现有的设备和科学技术进行咨询服务、开放实验室等各种有偿服务活动、举办各种类型的培训班、进修班等办学活动。会计核算中心在管好用好这些资金的同时要通过体制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不断开辟筹资渠道,并且促使高校筹集资金渠道符合国家政策、法规。总体上说,高校会计核算中心核算体制要正确处理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一方面要坚持学校对财经工作和财务活动的统一领导;另一方面又要同时调动校内二级单位理财的积极性。具体表现为一方面要进一步集中全校的财力;另一方面又同时下移财务管理权力,扩大二级单位(部门)自主理财空间。一级核算,二级管理其实是试图在两种财务管理体制中找到某种结合点,一方面是实行分级管理,赋予二级单位(部门)一定的财务管理权力;另一方面不允许二级单位(部门)单独设置财会机构,二级单位(部门)的全部收支必须集中在校级会计核算中心进行核算,并在会计核算中心机构监督之下,以集中全校财力。 为了做好本职工作,严格内部控制,加强监督与服务,应根据国家有关财经法律法规和学校的财务规定,结合中心和二级单位的工作实际,制订相关、必要的办法和规定。如:一是中心岗位职责。中心可根据业务需要,采取一人一岗、一人多岗、一岗多人等方式,但从中心领导到一般会计工作人员都必须明确到岗、到位,从会计业务岗位到管理岗位,都应职责分明。二是报账员岗位职责。二级单位报账员的岗位是负责衔接本单位和中心财务关系往来的重要环节,对其要求须具备一定财务知识,掌握和熟悉国家有关的财经法规、学校的财务制度等,同中心会计人员一样二级单位报账员的岗位职责和工作任务也必须明确。三是内部控制制度和内部管理制度,如:现金管理制度;内部稽核制度;电算化管理制度;会计档案管理及查询制度等。为了规范工作秩序、衔接好各会计岗位之间的关系,还应制定内部操作规程、工作行为准则等。四是监督与服务制度。监督是为了加强优质高效的服务,提高服务管理水平,服务应寓于监督之中,监督与服务有机结合,将有力促进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的行为规范。
政治小论文:厂务公开在基层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作用 党的十六大明确地表述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它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基层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以“三个代表”为指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认为厂务公开就是落实“三个代表”的具体形式。厂务公开在幼儿园也称之为园务公开,它是反映园情民意,职工行使民主权利的有效形式,它能够反映全体职工的思想动态、意愿要求,能够理顺职工的思想情绪,化解矛盾,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基层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一种无形的工作,它时刻要求党员干部要及时进行宣传教育,了解职工的思想动态。特别是在油田深化改革面临生存压力的情况下,职工的思想有起伏、有波动也是正常的。但这些都需要党员干部在认真学习领会上级的指示精神,特别是“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组织全园教职工采取集中学习、分组讨论、相互交流的方法,通过发放“明白纸”、出宣传专栏、抄政治学习摘记、写心得体会的形式,让全园教职工产生危机感,充分认识到当前形势的严峻。在岗效薪点制试点摸底中每个职工都是以平和的心态面对现实,只有认清形势,转变观念,努力学习,提高素质,才能在发展中求生存、求上进。对于职工有看法,有不理解的地方,通过园务公开这种有效形式,化解职工的看法和顾虑。有效的化解使全园教职工对改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思想观念发生了明显变化,对自身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积极参加各种业务学习、技能培训。在这次幼儿园计算机高级培训中,全园65的保教人员积极报名,踊跃参加,刻苦练习,形成了一个学业务、练技能、强素质的良好氛围。 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在园务公开中能否成功,关键取决职工群众对公开内容的关切度和满意度。为此我们首先提高对园务公开的认识。实行园务公开群众是基础,领导是关键,重点在认识。园务公开对促进领导班子、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进一步搞好党风廉政建设以及发挥民主,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都有不可或缺的意义所在。因此,幼儿园领导始终把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放在首位,并将其贯穿于推行园务公开这一工作的全过程。在年初制订园务计划、教育教学计划、工会计划时,将园务公开作为一项基本办园方针,规划在日常工作之中。其次,建立健全园务公开的机制。厂务公开是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党政工组织的共同任务,是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的表现。幼儿园成立了由园领导担任小组组长,成员由在教职工中有威信、各工种的代表人员组成的园务公开、民主监督小组;依据上级《厂务公开、民主管理监督制度》,结合本单位实际,制订幼儿园《园务公开、民主监督办法细则》,使园务公开、民主监督领导小组成员人人知晓园务公开的内容、形式以及自己的义务、权利。 园务公开涉及到幼儿园的重大决策,热点、难点问题,党风廉政建设,工资、奖金发放,职工疗养、培训,物资采购等各方面的问题。这些都是教职工最关心、反映最强烈的敏感问题,而且容易引发矛盾与教职工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因此,在制定各种规章制度、考核细则、办法及做出各种重大决策时,我们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首先经过办公室提议,班组长讨论,然后提交教职工广泛酝酿。信息反馈上来后,再加修改、补充和完善,经职代会表决同意实施。特别是对幼儿园发展规划、浮动工资奖金发放办法、岗位量化考核标准、教育教学奖励方案等关系到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及有关评优、选先、晋级、疗养、生活福利等重大事项。幼儿园做到了,强化职工监督,不搞“暗箱操作”,最大限度增加透明度。 搞好园务公开,关键是领导,特别是园长,要有较强的群众观点和民主意识,摆正个人和群众的关系。作为园领导应该凡事公开透明,实行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不搞家长制、一言堂,尊重和维护教职工在幼儿园管理中的主人翁地位,虚心听取她们的意见、建议和批评,悉心倾听她们的呼声,做她们的贴心人。只有“心贴心”,才能缩短党群、干群的距离,增强相互间的沟通与理解,激发广大教职工的主人翁意识和献身幼教事业的热情。 园务公开密切了幼儿园与家长和社会的联系。对于幼儿家长关心的诸如幼儿园招生办法、结果;新生分班情况;幼儿园收费依据及标准;对社会承诺的项目;以及幼儿的各项收费、身体状况、营养 量的摄入、一周食谱的制订等。这些项目的公开,较好地协调了幼儿园同家长、社会的关系,更好地形成了教育合力,促进了幼儿全面、主动、健康、和谐发展。幼儿园还以家长学校为依托,以家长委员会为核心,借助家长会、家长开放日、家长学校、家长调查问卷、园长接待日等形式,使家长清楚地了解幼儿园的有关情况,促使家长向幼儿园提出合理化建议意见,为幼儿园的发展献计献策。 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千头万绪,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通过园务公开这种有效形式,将教职工关心的、有疑虑的事通过园务公开公布出来,打消了职工心中的疑虑,特别是将容易滋生腐败的现象公开:园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承诺内容、项目公开,以供教职工监督执行;在民主评议干部方面,职代会对干部个人的评议结果,均在职工大会及园务公开栏上公布;每个学期末在教职工大会上,园领导将幼儿园一学期的各种费用的收入、支出情况公开,对各种的物质的采购、入库、领料、发放、报销等环节严格程序、履行手续、层层把关,幼儿园的发展规划管理制度的制定都能听到群众的声音,使他们能够自觉参与,关心幼儿园的发展建设,出谋献策。 实行园务公开制度以来,职工中私下议论的事少了,干工作、谋发展为园领导出主意、提合理化建议的事多了。实践证明,公开、透明的管理制度是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利手段,是化解职工思想波动,密切干群、党群关系的好途径,是领导干部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廉洁自律制度的保证。 几年来园务公开的开展,促进了我园管理水平的提高,领导廉洁自律工作也有了新的进展,广大教职工的主人翁意识明显增强,保教工作的积极性热情高涨,全园上下形成了心齐、气顺、劲足的良好氛围,有力地保证了幼儿园的稳定发展。 政治小论文: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到新水平 党的十七大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的方式处理人际关系”,这一新的提法,体现了党对人民的关怀和关爱,同时也指明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改进方向,对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针对企业在新时期如何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这个问题,笔者联系企业实际谈几点体会。 一、建立调研制度,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预知能力 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企业职工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同时还伴随着利益上的碰撞,这就增加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度。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要坚持定期或不定期地对企业职工思想进行分析,确定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内容,认真探索企业职工容易产生矛盾的环节与因素,及时了解职工需求,尤其要善于激活职工内在的精神需求,针对职工不同的思想情况,采取主动,正确引导。 二、树立人本理念,筑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在根基 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是必要前提。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应当在尊重职工的基础上,努力为职工办好事、办实事。一般情况下,在一个职工住房难、就医难、生活难、子女就业难的企业,开展思想政治工作难度较大。但是,一个真正善于管理、有长远眼光的企业领导,他首先做的绝对不是在职工面前摆困难,而是更多地关心职工的实际利益,尽最大努力想职工之所想,急职工之所急,做到思想沟通到人,帮扶职工到家,化解热点、消除疑虑、理顺人心,使职工真正感受到企业的关怀和尊重,认识到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从而树立起主人翁的责任感,自觉地去为企业拼搏和奋斗。因此,在开展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中,我们要注重感情投资,善于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在改善职工生活、解决职工困难的过程之中,使之成为联系企业与职工的感情纽带,坚持从点滴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细节做起,不断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创造力,使思想政治工作能够适应新情况、新任务、新形势的要求,这样,才能赢得群众的理解,形成人企共同发展的理念,使企业顺利渡过难关,健康发展。 三、注重继承创新,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渗透能力 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经过多年的实践,形成了丰富经验。这些宝贵经验需要在工作中加以继承。但是随着新形势、新思想的不断出现,又需要企业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大胆创新。对于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思想工作方法,诸如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典型示范、自我教育、正面灌输等等,我们都要继承下来,发扬光大。同时,要坚持解放思想,做到工作与时俱进。比如说,结合人力资源的科学管理方法,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职工和服务职工相结合,把着眼点放在统一职工思想、理顺职工情绪、凝聚职工人心、激发职工积极性和创造性上来;结合生产经营的管理模式,把企业生产活动中的矛盾点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着力点,把经济工作的目标点,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落脚点;结合企业管理的方法,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企业基础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来抓,管人与管事相结合,通过创新职工教育,把企业每位职工的能力挖掘、激发出来,并利用到生产经营中去;结合企业党建的工作方式,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项硬任务来抓,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各项工作的全过程,体现在企业日常工作上,落实在党内生活中。 四、实施素质提升,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人才保障 思想政治工作者的重要任务是“传道、授业、解惑”,就是通过言传身教,使职工能够领悟和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愉快地接受上级的指示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不仅要坚持以人为本,注入真情的力量,更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目前,部分政工人员已经不能适应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要求,所以,企业要通过引进专业人才和培养训练的方式,建立一支适应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要求的政工队伍,一支懂得如何关怀人的内心,疏导人的情绪、为企业健康发展提供和谐环境的队伍。他们不仅具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和政治教育的专门知识,而且还精通管理学、心理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相关知识,更重要的是具备驾驭科学知识的能力、敏锐的识别能力和果断处理问题的能力。工作中能够根据职工的思想问题的性质、程度,及时进行处理,而且应付自如,富有艺术性。作为企业管理者,要真正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做到在思想上重视政工队伍建设,尊重政工人员的劳动,增强政工人员的信心和政工岗位的吸引力,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人才支持和组织保障。 总之,在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企业要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立足思想调研,更新工作理念,注重继承创新,提高队伍素质,真正把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政治小论文:边防检查站政治处科学发展观心得体会 科学发展观是党的重要指导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更是塘沽边检站在新时期发展进步所必须坚持的指路明灯。目前,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已在塘沽边检站如火如荼地开展。贯彻好党中央和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的决策,落实好天津边检总站党委的工作部署,关键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多思考、抓落实、见成效。 一、加强理论学习,解放思想观念 学习是促进思想改变、观念更新的基础和前提。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推进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从旧观念到新观念的转变,要求全体民警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解放思想,用理论武装头脑,而不是把学习培训看成是应景之作。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必须强化民警的学习意识,优化民警队伍的知识结构,提高民警队伍的能力与素质。根据需要举办业务基础、英语、岗位技能、警容警姿、证件鉴别等不同类型的培训班,通过平时测验和结业考试检验学习效果,严格落实业务考核奖惩措施,激发广大民警的学习热情,形成抓学习、练内功、上水平的良好氛围,为各项工作的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坚持以人为本,提高服务水平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塘沽边检站工作的基本原则。继续贯彻落实公安部"提高边检服务水平十二项措施",以"提高服务水平为中心",以"让人民群众满意"为工作目标,采取开门评警、定期召开特邀监督员座谈会、发放征求意见表、公布24小时投诉电话等多种形式,进一步努力解决人民群众和出入境人员最关心、需求最迫切的问题;进一步提高执法公信力和群众满意度,构建和谐警民关系;进一步提高广大党员领导干部服务基层、服务民警、服务广大出入境人员的意识和善于学习、开拓创新、科学决策、领导指挥、统筹协调的能力;进一步加强边检队伍服务理念、专业素质和职业精神的建设。 三、结合工作实际,突出实践特色 强调实践要突出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要求,也是尊重客观规律的具体体现。学习实践活动能否取得成效,达到预期的目的,关键是能否把握住实践这一重要环节。要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契机,广开渠道,积极走访辖区企业,进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宣传活动,加强与辖区内企业的沟通联系,不断满足广大出入境人员和地方政府、相关企业对边检服务的新期待,着力解决制约提高边检服务水平工作健康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高的标准,更有力的措施,努力做到"服务更加亲切,管控更加严密",营造良好的通关环境,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丰硕成果真正落到实处,惠及群众,为滨海新区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 四、坚持统筹兼顾,促进科学发展 学习实践活动时间较长、涉及面较广、任务也很繁重。因此,要统筹安排好学习实践活动各个阶段和各个环节的工作,做到有机衔接、前后呼应。把学习实践活动作为推动当前"提高服务水平"工作的重要机遇和强大动力,妥善处理好开展学习实践活动与做好当前各项工作的关系,相互协调,互为促进,切实通过学习实践活动推动当前各项工作的开展,用各项工作的实际成果衡量和检验学习实践活动的成效。 新形势下,塘沽边检站的建设发展面临机遇与挑战。塘沽边检站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工作,抓住机遇,广开渠道,多措并举,乘势而上,使边检工作更加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更好地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更有力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更有效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政治小论文: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成果很多,但鲜有从党代会报告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而作为改革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十二大以来,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历届党代会报告的重要内容,报告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挥棒和指南针。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历程和理论走向。从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党政分开、权力下放——法制建没、机构改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并不平坦。 一、从十二大到十六大,中国共产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历程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198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讲话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纲领,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讲话指出改革的原因和必要性,“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1]政治体制涉及范围很广,内容相当丰富,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是党政领导体制,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制约着整个政治体制。邓小平明确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即“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 1982年9月召开了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继续改革和完善国家的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这是党代会报告中第一次提出“政治体制”概念,第一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尽管“政治体制”概念在这个报告中只出现了一次,但当时人民熟悉的“领导体制”、“领导机构”、“干部制度”、“党政机构改革”等相关概念多次出现,这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史上有着深远的意义。报告指出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等弊端,提出必须“党政分工”。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领导机构的改革,主要是消除权力过分集中、兼职副职过多、机构重叠、职责不明、人浮于事、党政不分等种种弊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报告强调了“党政分工”:党的工作和政府的工作,企业事业单位中党的工作和行政、生产工作,必须适当分工。 十二大以后,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政治体制也进行了某些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由于全党的工作重心是放在经济上,因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尤其是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严重后果日益显露。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在1986年再次突出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他1986年谈话的中心和焦点,仅在这一年中就有近2次谈话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其中有9次是作为主要谈话内容。在这些谈话中,邓小平谈得最多的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6月28日的谈话中他首次使用了“党政分开”的概念,之后进一步明确阐述了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党政分开”和“党政分工”有着不同的内在涵义,“党政分开”的提法无疑更具科学性,这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和实施明确了重要的指导原则。 1987年1月,召开了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谈话的精神,十三大报告从七个方面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是历次党代会报告中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论述最具体、最丰富、篇幅最长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党政分开和下放权力。以十三大为标志,以后的历次党代会报告都把政治体制改革列为一项重要内容。山于改革的连续性,大部分内容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以十三大报告为蓝本,具体阐述一下报告的内容。报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分为七个方面:(1)实行党政分开;(2)进一步下放权力;(3)改革政府工作机构;(4)改革干部人事制度;(5)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6)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7)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1992午1月,十四大召开。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十四大对政治体制改革作了比较大的调整,政治体制改革强调的重点由十三大的党政分开、下放权力转变为法制建设和机构改革。十四大以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大体上按照调整后的部署进行,改革的进程和速度有所放缓。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化,进入攻坚阶段,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1997年9月,十五大召开。十五大报告站在世纪之交的高度,在总结新的经验的基础上,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作了新的概括,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确认“法治”概念,并把对法治的认识从过去的技术层面上升到战略高度,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和任务。在法学上解决了法律的手段功能和目的价值的关系。 在22年11月,召开的十六大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从而使两个文明建设发展成三个文明建设,这在理论上是一大创新。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 二、党代会报告显示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召开的历届党代会报告,我们可以看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是曲折的。改革的步伐时快时慢,改革的热度有所变化,改革的重点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和时代特点有所调整,但改革的精神始终如一,改革的大部分内容是一贯的,连续的。从党的十二大到十六大的改革重点依次为:党政领导机构——党政分开、下放权力——法制建设、机构改革——依法治国——建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从上表可以看出,党的十二大和十三大是一脉相承的,十二大把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摆到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的战略地位,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是具有突破意义的进展。大会提出了党政分工,到十三大发展成党政分开,开始了党政关系改革的探索。十二大提出改革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只是从防止类似“”的历史悲剧重演的角度出 发,没有提山政治体制改革的系统方案。十三大则把政治体制改革具体化、系统化,它以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而载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史册。蓝图的提出,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由单项改革进入全面配套改革的标志。十四大对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调整,改革步伐有所放缓。有学者认为,十四大后五年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令人瞩目的成就,是加快了法制建设步伐,中国的立法工作在快车道上飞速行驶,无论立法的数量还是质量,都创了新中国法制建设史上的新高点,为十五大形成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略作了实践和理论准备[2]。十五大和十六大的改革思路是基本一致的,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本质上是统一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是民主,依法治国的着眼点在法治,民主和法治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 其一,关于党政关系改革。 虽然十二大提出了党政分工,但党政关系改革正式启动应是在十三大以后。十三大报告指出,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十三大以后,开始试行党政分开的改革,各级党委撤消了与同级政府部门重叠对口的职能部门,大量事务性和行政性的工作开始由行政部门和业务部门承担。但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是简单地用西方多党制条例下的党政关系来理解党政分开的改革,看不到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通过共产党)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宪法规定了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二是认为实行党政分开就会削弱党的领导,看不到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是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改变,不仅不会削弱反而会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这两种倾向都影响了党政分开的改革,表明要寻求符合我国国情的党政分开的运行机制是个尚需继续探索的课题。同时还应看到,党政分开阻力重重还有深层次的原因。十三大提出为了适应党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的转变,必须调整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机构,党委办事机构要少而精,与政府机构重叠对口的部门应当撤消。但从党的组织结构看,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组织健全、结构严密的国家化的科层组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与同级政府系统具有相似的结构,二者表现出显着的同构性,如党的政法委员会与政府的司法机关之间、党的纪检与政府的检察部门之间、党委的组织部门与政府的劳动人事部门之间,都存在着机构并列、重叠交叉的问题。这种结构上的同构性必然带来职能上的交叉与重合,产生权责不清、效率低下、官僚主义等弊端。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改变现行党组织的科层结构,这不仅将使大批党的领导干部放弃现有的许多权力,产生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而且将可能对传统的政治体制提出挑战。有学者认为,这是在我国党政职能分开提出多年却始终未能落实的结构性根源[3]。 1989年春中国发生了政治风波,国际上发生了苏东剧变,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改革的风险性和稳定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中国领导人以更加谨慎的态度对待政治体制改革,对改革方案进行了调整,淡化甚至停止了党政分开的改革。在官方的话语系统中,“党政分开”销声匿迹,甚至连“党政关系”的字眼也刻意回避,实践中则出现了“党政一体化”、“党政合一”的倾向。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延缓了,十三大报告确立的党政分开的思路没有得到最终有效的贯彻,在实际工作中基本被放弃或者说被冷处理了。但是,如果因此就得出中国不再进行党政关系的改革的结论,则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理论走向的简单解读。中国第三代领导人出于稳定的需要不再强调党政分开,并不意味着对旧体制的弊端没有深刻的认识,而是转而从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入手来理顺党政关系。1997年党召开的十五大第一次确认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十六大提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没,具有全局性作用。在中国现实的政治条件下,从这个角度进行党政关系改革是可行的,关键是要制定具体措施,使其具有可操作性,落实到行动层面。 其二,关于选举制度改革。 十三大报告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提出了选举制度的改革问题,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中唯一“论述”这个问题的。毋庸讳言,中国选举制度改革滞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程度较低,至今仅在县乡两级人大实行直接选举,在市、省、国家三级实行间接选举。按照现代政治学的理念,直接选举范围的大小是民主程度高低的标志之一。而中国是世界上极个别的实行多层次间接选举的国家,这使中国社会主义高度民主的理论和现实之间产生了一定的距离。此外,在干部的选拔和任用上,规定领导干部由民主选举产生,或集体讨论决定,但在实际运行中,选举往往由于不能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而流于形式。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扩大直接选举,坚持差额选举,适当采用竞选制,让候选人通过媒体或面对面与选民交流,使选民了解候选人,更好地行使选举权。竞选只是一种选举方式,与社会基本制度无关,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其三,关于行政体制改革。 建国以来,中国经历了8次机构改革。在改革开放的2多年中,从党的十二大到十六大,机构改革一直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尤其在十五大后,政治体制改革主要集中在政府机构改革方面,表现出以行政体制改革为切入口,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从历次改革的成效来看,事实上都没有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究其原因,许多学者认为,首先是在改革中没有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其次是改革局限于对既定体制进行局部调整,而没有触及体制本身。在改革实践中,往往流于单纯着眼于精简机构和人员,以机构数目和人员总数减少多少来衡量改革的成效,不仅难以达到行政改革的根本目的,即克服机构臃肿、资源浪费、官俯主义等弊端,提高行政效率,而且容易走入为精简而精简的误区,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困境。最后一点就是改革没有法律化,没有用法律来推进改革。改革的成果也没有法律化,取得的成果很快又丢失了。另外,政府机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等于政治体制改革,其他方面的改革还要进一步推进。 其四,关于依法治国。 在实践依法治国的过程中,第一必须处理好党和法律的关系,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依法治国就是实行法治,也就是“法的统治”,突出特征是法律支配权力,权力服从法律。这一点许多文章有过论述,这里不再多淡。第二必须真正处理好法治和德治谁主 谁辅的问题。道德是属于精神的、自律的,其调整的范围、功效和作用是法律无法达到的,但自律性特点决定了它在治理国家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法律是属于政治的、他律的,治国应当主要依靠法律。中国有着长期的德治传统而无法治传统,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不时看到道德和法律的冲突,甚至在司法实践中,我们也不时看到法律道德化的影子。客观、严谨是法治的特点,而道德化的法律以及一种法律的道德化操作则会动摇这种客观性。在社会转型期人们道德水准下降的客观背景下,适当强调德治是必要的,但必须注意始终突出法治的主题。 其五,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同志在\5·31讲话中曾高度概括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三大基本特征,即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表现为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辨证统一,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以达到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这种新型的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重要标志,包括人民按程序对国家公务员进行选择和监督的民主原则、增强政治生活透明度的公开原则、政治运行科学化的程序原则和依法治国的法制原则等。这些原则一旦落到实处,将会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突破性进展。 如同精神文明重在建设一样,政治文明也重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需要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建设至关重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现实取向,第一要健全民主制度,扩大人民民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第二要落实依法治国方略,使依法治国不只停留在政策层面,而要体现在具体行动层面上。 三、简单的结论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已逾二十年,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改革总体战略的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无庸讳言,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辉煌成就相较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在各个方面无疑都严重滞后。首先,2年来政治体制各项改革基本上是功能性、单项性的,还在外围阶段打转,而尚未进入体制层面。随着改革的深化,功能的效用越来越受到结构的制约。其次,一些重大改革措施至今仍停留在文字上,没有落实到行动层面。简单说,政治体制改革既需要深化,也需要落实。 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不仅影响和制约着完成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各项任务,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而且影响和制约着民主法制建设的进展和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影响建立强有力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加大反腐败力度,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因此,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积极稳妥地继续推进,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体化,逐步落实,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出现一个新局面。 政治小论文:思想政治工作心得体会 构建和谐社会,不仅要关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还要高度重视人自身的心理和谐。在构建和谐企业过程中,大多数企业都能重视职工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但关注职工的心理健康、重视以疏导的方式教育引导职工、解决问题、消除矛盾的却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动关系的和谐性,对企业管理和运行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当前,随着工作节奏的加快、竞争的加剧、工作压力的增加以及婚姻家庭问题也对职工造成了直接的心理影响,部分企业职工都存在这样那样的心理问题,或者处于心理亚健康状况,因此,如何加强职工心理疏导工作成为企业急需探讨的问题。 一、企业职工产生心理亚健康因素的成因 在企业改革发展不断深入的关键时期,企业的管理者、普通职工普遍感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产生心理亚健康大致来源于以下几方面: (一)社会原因。随着企业内部实行减员增效、机制创新等改革的冲击,每个职工面临的压力巨大,思想观念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加之现代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竞争越来越激烈,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心理问题日益突出。对待内部改革,有些职工既盼又怕;利益分配上,他们既厌恶“大锅饭”,又怕打碎“大锅饭”承担风险;劳动用工方面,他们既想参与竞争,又怕被淘汰;就业上,他们既满足于国企工作的稳定优越性,又向往其它企业的高收入和高福利。 (二)工作原因。许多企业工作环境受限,时间紧、任务重,职工时常感到工作压力大,没有充足的时间正常休息和娱乐,年青的职工找对象都很困难。一些职工因为晋升名额受限制,晋升机会不多,感觉不到升迁的希望。一些职工反复与会议、文件、报表、材料、新软件等打交道,单调乏味,尤其是工作多年有经验的管理人员,面临子女就业等家庭压力,一见没完没了的报表就感身心疲惫,产生一种本能的累积厌倦。当矛盾、郁闷、紧张、不满等负性情绪长时间积累却没有得到正常的通道抒发时,很容易引发心理障碍。 (三)家庭原因。由于职工不同的成长过程和家庭背景,形成了职工不同的个性。还有部分职工由于与伴侣长期分居,聚少离多,夫妻之间往往因不理解而感情淡化导致感情破裂。在一个企业中,一个家人分散在三四处是很常见的现象,也有的因为无法分担家庭事务,如照顾小孩、老人等而导致矛盾激发,家庭的种种困扰使职工精神恍惚没有心思工作。 产生这些心理原因是由破坏性的心理压力造成的,一种是超出个体适应能力极限的过度压力,多数与竞争因素相关;另一种是长期静止、单调乏味或感觉剥夺等引起的缺乏自我实现的压力,多数与职级静止和公平因素相关。 二、关注企业职工心理健康的必要性 和谐的企业需要职工的和谐心理作为精神支撑,唯有人的心理真正和谐,才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回报企业,推动社会和谐。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企业的职工普遍感到工作不顺心、没有幸福感,对未来顾虑重重,那么,这个企业就没有和谐的基础和氛围可谈。在现实生活中,职工产生心理问题时,大多闷在心里,碍于面子,不善于求助组织,不主动找同事、朋友、家人诉说,易使亚健康心理日益加重,造成严重后果。职工的心理状态和心理素质直接影响个人的思想、情绪和行为,同时也影响部门的工作和队伍建设。企业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应积极关注和化解,及时发现职工的心理问题,并且给予适当辅导,这将对企业的长远利益和个人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大推动作用。 三、有的放矢,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态度决定一切,有什么样的心态,就会有什么样的表现。事实上,职工思想上存在的问题大多是心态和心理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广大思想政治工作者在把握思想脉搏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治心病,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引导。实践证明,通过定期和不定期的分析职工思想脉搏,能够发现各种矛盾和倾向性问题,进而制定工作方案和措施,从而有效做好疏导化解工作。分析把握职工的思想脉搏,一是在工作中观察,看其是积极主动地工作还是被动应付,是违章违纪还是规矩做事;二是在谈心中揣摩,是牢骚满腹、怨天尤人还是知足常乐、心存感激,是吞吞吐吐、遮遮掩掩还是心直口快、实话实说;三是在接触中了解,通过跟班劳动、家庭走访和面对面地接触,摸清情况,重点要摸清了解职工对上级方针政策和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关注程度及思想反映,特别是对一些重大事件和重大活动的反响和看法;了解职工对企业改革发展稳定决策部署和工作措施,对单位生产经营形势的思想反映和意见建议;了解职工对党的建设、党群关系和党员干部党风党纪的思想反映和意见建议;了解职工对本职工作的情绪和态度,对学习培训和职业发展等自身价值实现状况的评价和需求;了解职工对单位民生建设的思想反映和意见建议,对工作生活环境的基本评价和基本要求;特别是要了解困难人员生活的基本状况和期盼;了解职工的基本价值取向,精神文化追求,存在的普遍性、倾向性、苗头性思想认识问题及原因等,为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摸好实情,打好基础。 四、真情帮扶,大力解决职工的实际困难 职工的问题困难无论是工作和生活中的,还是思想和心理上的,只要出现和存在,就需要我们主动靠上去,真情帮扶。只有真心实意地帮助解决职工群众的各种困难,才能以心换心、以情换情,才会赢得理解和认同。 从现实情况来看,广大职工的需求和困难是多层次的、多方面的,除物质需求外,还有政治需求、文化需求等,除安全感外,还有尊重感、自豪感和成就感等。当然也有极少数职工存在着物质生活方面的困难。因此,要着力从源头上找出症结,解决问题,促进和谐稳定。要实施“情感凝聚”工程,尊重每一位职工,在乎他们的心情、感受和情绪;要建立职工档案;要定期到职工家中走访,做到职工有病探望到,家有困难帮助到,节日期间走访到,红白事祝贺慰问到。用真挚的情感唤起职工对集体的热爱,实现干群关系的和谐融洽。要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关心职工的住房、子女就业等问题,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要把职工是否满意、是否赞成、是否高兴作为解决问题的标准,充分关注每一个人自身成长与发展的需要,关注人的理想、信念和情感,促进人的个性、才智和潜能的充分实现。让职工不仅收入提高,生活上富裕,而且精神上感到愉快,让职工真正体面的工作,有尊严的活着。 五、丰富载体,精心培养职工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依靠生动有力的说服教育,更重要的是依靠开展丰富多彩的寓教于乐的教育活动。通过发动组织广大职工积极参与科学、健康富有教育意义的主题活动,以主题活动开发心田 ,提高心智,以健康、文明的娱乐活动焕发人的精神,陶冶人的情操,激发人的斗志,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和引导人的价值取向,让职工受到教育、认识得到提高、思想得到升华,从而增强职工的争先创优意识,促进企业形成奋发向上、干事创业的良好局面。 在实际工作中,一是开展“学比创”活动, 组织开展“学身边事例、学身边典型”,引导职工群众立足本职,比工作,看是否有新进步;比作风,看是否有新变化;比素质,看是否有新提高;比贡献,看是否有新成绩,使职工形成一种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心态。二是结合职工队伍思想实际,通过巡回宣讲、组织恳谈会等方式,突出抓好职工群众形势任务教育、敬业乐业教育和法律法规教育。三是定期开展篮排球、乒乓球、棋牌类等文体比赛活动,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培养职工“情同手足、亲如一家”的亲情理念,构建团结、友爱、温馨的家文化,使职工的工作热情和创造潜能得到充分发挥,全面提升团队的凝聚力。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归根结底是做人的思想教育工作,离不开感情的投入和心里的疏导。高度重视企业职工“心理健康问题”,实施人文关怀,关心每一个职工,服务每一个职工,为他们做到缓解压力,舒畅心情,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留人留心”,对企业的长远利益有着巨大的推进和巩固作用。 政治小论文: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做法 为做好党的组织工作,明确要求:要全面从严治党,“搞培训、提素质,选干部、配班子,育人才、聚贤能,抓基层、打基础”,为“十三五”规划开好头起好步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__交通运输集团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期,面对经营中的困难和压力,公司党委对思想政治工作丝毫没放松,更加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在经营管理中的重要性,不断总结思想政治工作新经验,逐一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探索发展新途径。多年来,商运集团思想政治工作者在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实践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加强与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力求在内容、形式、方法、手段和机制等方面努力创新改进,在加强针对性、实效性、主动性上下功夫”,不断加大与职工干部、经营者和管理对象的沟通交流,不断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下面我本人就围绕如何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力和渗透力谈一些自己的观点。 坚持以人为本,这是新时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立足点。同志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所在,是和谐社会的最高价值理念。坚持以人为本,体现在执政上,就是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体现在发展上,就是要回归到经济发展以社会发展为目的、社会发展以人的发展为中心这样一种理念,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体现在结果上,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思想治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作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只有回归到贴近企业发展实际、贴近企业管理、贴近职工的实质性内容中去才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如果将思想政治工作仅停留在不断翻新形式和花样上作文章,而不敢触及现实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中随处可见、可感、可及的实际,对广大职工的愿望、需求、意见、建议、理想、态度、观念、熟视无睹,并不能真正起到教育、引导、鼓舞、启发人的作用。以人为本的思想是当今社会在治理国家、管理企业等方面都在倡导的一个基本理念。所以,当前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更多站在广大干部职工的角度上去想问题,真正把“职工利益无小事”的要求落到实处,急职工之所急,为职工排忧解难,多办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好事实事,特别是要关心困难职工的生活,实实在在地为他们解决问题,从而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来凝聚广大干部职工的力量。这样,思想政治工作所产生的效应就会变成强大的动力,推动各项工作,促进企业发展。 因时制宜,这是思想政治工作取得实效的关键点。事业的生成发展、兴衰成败归根到底取决于人,取决于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而人的行为又受思想支配。因此,思想政治工作中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要做到因人而宜、因事而宜、因时而宜。面对集团公司的新形势,职工对企业发展的切身利益比较关注,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只讲空道理,要正视广大职工对自身切身利益关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要在联系企业实际、联系公司发展上下功夫,既要用科学理论武装职工,教育职工,启发职工,又要解决职工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工资低、下岗再就业、离退休生活保障、医疗保障等实际问题;既要宣传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又要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工作;既要在积极地促进职工利益实现让职工共享集团公司改革发展成果,谋取职工利益最大化,又要,引导广大干部职工树立正确的利益观、价值观、企业观、发展观。只有把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及宣传的内容与职工的学习、工作、生活联系起来,才能使两者互相渗透,使广大职工在润物细雨中明白道理,在潜移默化中获得感知和理解,从而形成推动企业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加大创新,这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增加活力的首力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是尊重职工、理解职工、凝聚职工,有效调动生产、工作积极性,集中精力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服务于企业生产经营、服务于道路旅客运输的需要,服务于我市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的需要。当前,我们正处在发展的关健时期,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根据发展的变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要努力探索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而创新要围绕集团公司重点工作和中心工作,围绕企业生产经营深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首先,必须以市场观念为先导,没有新的观念和思路,就没有新的行动。要倡导创造性思维,实现思想再解放,观念再创新,思路再突破,敢于打破固定单一、僵化的思想政治工作机制、工作模式,使思想政治工作始终贯彻于生产经营、企业管理的全过程,渗透到客运、货运、经贸、汽车销售等各行业中,渗透到管理、安全、质量、服务、销售、制造、场站建设、报商引资等各个环节中去,在不同方面中,思想政治工作要适应行业对象、内容的变化,还要不断地改进工作方法。要以灵活的思想教育方式,抓活思想,抓住主要矛盾,围绕最敏感最关心最迫切解决的热点问题、 难点问题,采取有效的方法进行启发和诱导,增强干部职工面对困难挑战的心理承受能力,向贴近生产经营管理实际、贴近职工思想实际转变。既讲道理,又针对个人实际,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把讲道理同办实事有机地结合起来,深入实际,了解职工的需求,掌握职工的心里变化和思想动态,解决他们工作生活中实际困难。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在实际工作及时地把握职工的思想动态,加强应变能力,掌握工作的主动性,这样才能把思想政治工作做活、做准。构建“大政工”体系,这是推进思想政治工作根本点。思想政治工作是兼负宣传、教育、导向、培养等多种职责的“系统工程”,在认识上,必须纠正把思想政治工作看作是政工部门和政工人员的事。从现代企业管理的角度来看,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根据当前集团公司面临的新情况、新特点、新变化,要把思想政治工作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队伍建设、工作方法切实引导到促进企业发展轨道上来;通过转变政工部门职能,构建起组织有力、机制灵活、一岗多能、全员参与的“大政工”体系;通过人力资源整合把人力资源管理、企业文化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党工团组织管理溶为一体,为形成协调一致、齐抓共管的思想政治工作新格局创造条件,使政工干部能够有机会加入到业务工作中去,了解和熟悉业务工作,培养一专多能的人才,使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的改革、发展同步,达到思想政治工作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客观要求相一致的目标。 在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中,我们的许多探索和创新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抓住了新形势下集团公司思想政治工作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但也要清醒地看到,这些探索还需要继续深化和拓展。要充分认识到现在思想政治工作所面临的形势更复杂、任务更繁重、工作更艰巨,必须一如既往紧密联系实际,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队伍建设,积极开拓创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探索新方式,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感召力和渗透力,努力开创一个生动活泼、扎实有力、促进企业长久发展的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并充分利用商运集团发展优势,加强领导,理清思路,科学规划,全力构筑中原经济区东部战略支撑,为实现__“依托大交通,形成大物流,构建大产业,促进大发展”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政治小论文:做好金融系统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考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做好金融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尤为重要,特别是点多面广、直接服务于广大农村的农村信用社,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显得更为迫切。目前农村信用社正处在改革和发展的新时期,新的思想动态较多,各种思潮相互激荡,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市场经济中消极因素的冲击,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新任务,如何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创造新经验,开辟新局面,真正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作用,是当前农村信用社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当前农村信用社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 总体而言,农村信用社系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主流是好的,在促进业务发展,保持稳健经营,推进改革进程等方面发挥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特别是随着农村信用社改革的不断深入,业务的不断发展,信用社系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些弊端逐渐暴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制度执行不力。近几年,农村信用社切实加大了建章立制工作力度,组成了一个庞大、缜密而完善的风险防控体系。但为什么在如此缜密的制度约束下还会不断地发生经济案件呢?关键就在于制度执行不到位。我们有的领导干部习惯以文件传达文件、以会议贯彻会议,而不愿深入基层、深入职工,基层对上级的政策精神、制度规定到底有没有学习、有没有执行、有没有落实,心中无数!有的员工认为上级制定的规章制度、操作流程过于“苛刻”,因为“嫌麻烦”,借口“客观原因”而将上级的规定置之不理,自行一套。于是有的对上级的规定、制度和流程不执行、不落实;有的实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文件明文规定也要变通。“十案九违章”,从发现和暴露的经济案件来看,正是这些屡禁不止的违规违纪行为给我们事业的发展留下了极大的隐患。 二是敬业精神不够。近几年,农村信用社切实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提出讲敬业精神。但敬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是每个员工都做得很好。我们有的同志整天无所事事,悠哉乐哉,没有远大理想,没有奋斗目标,没有金融从业人员的道德标准;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个人利益损害不得半分,集体利益从不考虑;有的领导和职工不能坚持正常的工作时间要求,不愿在基层吃住,成了“走读生”、“一日游”干部;有的不能保持健康的心态对待名利,盲目攀比,一天到晚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生活奢靡。这些人是我们队伍中的害群之马,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尽早要断送我们的事业。 三是工作作风不实。作为主要为“三农”服务的金融组织,特定的服务对象和相对困难的经营环境要求我们信合员工必须具备脚踏实地、吃苦耐劳的工作作风,但有那么一部分同志工作起来总是眼高手低,作风飘浮。有的基层同志不愿深入农村、深入农户,不愿和群众交朋友,看不起农民;有的政治、政策、业务知识,而又不爱学习,得过且过;有的安于享乐,说多做少,缺乏实干精神。有些联社机关的同志也是如此,工作起来拈轻怕重、拖拉懒散、人浮于事;甚至带头违反制度、对基层打招呼、递条子、带头违反制度,导致上行下效。由于自己不能以身作则,对基层检查指导工作时也就蜻蜓点水、点到为止,马马虎虎、走个过场。这些华而不实的老爷派头说到底是官僚主义在作作祟,对我们的工作有百害而无一利,必须坚决铲除。 四是自律意识不强。廉洁自律,是作为一名金融从业人员的基本要求;艰苦核素,是农村信用社的优良传统。但随着市场经济和农村信用社的不断发展,在社会上形形色色不健康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侵蚀下,我们农村信用社员工长期以来形成的吃苦耐劳、勤俭朴实的光荣传统也在逐渐的淡化、削弱。有的同志一天到晚只顾琢磨个人利益,将手中的权力视为为自己谋利益的工具;有的认为给客户办点事就觉得是对他人的恩赐,借机吃、拿、卡、要;有的利用自己在信用社工作之便,冒名自借贷款、参与社会经商、做生意、入股办企业等违规行为。这些行为都违反了农村信用社纪检监察有关规定,都是相当危险的。 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深究起来是多方面的,除了员工自身原因之外,与我们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对思想政治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和工作力度上的薄弱也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加强员工思想政治工作对农村信用社而言不仅具有极端重要性,还具有相当的紧迫性。 二、新形势下加强农村信用社思想政治工作的对策 由于农村信用社处于农村金融第一线,职工思想状况如何,将直接影响支持“三农”服务的效率与水平。思想政治工作要充分发挥党、团、工会的作用,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形成齐抓共管,造就一支爱岗敬业、乐于奉献、文明服务的金融队伍,发挥农村信用社“联系农民最好的金融纽带,新形势下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 1、构筑思想政治工作的思想保障。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进一步加强领导,各级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抓,这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各级领导要切实把思想政治工作列入议事日程,“一把手”要对思想政治工作负第一责任人的职责;班子成员要挑起两副担子,既要对分管的业务负责,又要对分管部门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负责;各职能部门负责人要实行“一岗双责”,坚持“两个文明”一齐抓,把思想政治工作同业务工作结合起来做,对本部门工作人员出现的思想问题要及时教育和引导。要克服那种思想政治工作是领导的事、是政工部门的事的错误认识,把思想政治工作与业务工作同布置、同要求、同考核、同评比,切实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对各项业务工作的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作用。 2、强化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机制。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基层思想政治工作面临大量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积极探索,认真研究,妥善解决。一是要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新形势下,少数职工由于受各种不良思想的影响和不健康生活方式的诱惑,崇拜金钱,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倾向比较明显,个别人还因此走上犯罪道路。针对这些情况,要运用有效的方式进行正确引导,使他们懂得怎样做人和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理性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二是要加强职工道德教育。应 结合行政、经济、人事等手段,运用先进榜样示范、细化工作考核内容、提高工作评价标准、兑现奖惩措施等切合实际的方法,培养员工内在的敬业精神,认真负责地做好每一项工作。三是要区分不同的群体、个体,因人施教。新形势下员工个体情况差异性很大,思想政治工作要适应这一复杂情况,把工作做细、做深、做活。要区分不同对象、不同情况对症下药,因地制宜,因人施教,切忌“一刀切”。3、确立思想政治工作的工作机制。政治工作必须确立坚持扬利与抑弊的工作机制,调动全体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人的潜能。但要真正很好地调动干部职工的主观能动性,并且能使这种积极性能够持久下去,光靠精神鼓励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工作中,要善于把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注重物质利益的原则,在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注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内容,引导人们按照价值规律办事;另一方面又要不断去克服市场经济带来的负效应,坚持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 4、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示范作用。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对职工形成无形的启示和感召力,领导干部自身的言谈举止,就是一个无形的榜样,也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最大的优势。首先,领导干部要树立坚定的政治观念,不断加强和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其次,领导干部应当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用良好的形象影响感召职工,为干部职工树立良好的榜样。思想政治工作不同于经济工作和行政工作,它不能单靠行政手段,而只能用疏导教育和说理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还要靠领导干部的自身形象来影响和感召职工,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第三,领导干部要胸怀坦诚,谦虚谨慎,与人为善。与职工建立平等融洽的良好的人际关系,使职工对领导产生亲切感,愿意讲心里话。如此领导干部就能随时掌握职工的思想动态,对症下药,因势利导,把问题解决处理好。 5、构建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机整体。首先,思想政治工作要主动服务和渗透于各项工作,针对各项工作尤其是重大工作任务开展中人员情况和思想问题,运用思想政治工作多种方法、手段,消除疑虑,解决矛盾,鼓舞士气,保证工作任务完成;其次,思想政治工作要做到“抓小不忘大”。思想政治工作要乐于办职工迫切需要的“小事”,关于解决职工工作生活中的“小问题”,“小问题”解决好了,就会少出或不出大问题;再次,思想政治工作要永远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必须依靠业务经营管理这一有效的载体。建立竞争激励机制,创造鼓励先进,鞭策后进的工作环境,调动职工工作热情,发挥职工潜能,这也是思想政治工作追求的目标;第四,思想政治工作要促进各项管理措施的落实,管理水平的提高,要建立思想、制度、法律三条防线,把经常性的思想教育和严格的制度管理结合起来,使自律与他律、内在约束与外在约束有效融合,形成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机整体。 政治小论文:浅议生态环境政治与当代国际关系 引论、国际政治学家眼中的生态环境问题 依国际政治学家眼光看,生态环境问题是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依不同兴趣研究的,哪怕从国际问题研究(而非国内问题研究)这样一个大范围来看亦是如此。 第一个主要的角度,主要从经济出发,更多反映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兴趣,叫作“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谓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它要求在考虑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力求实现一种比较协调、均衡、有连续性的发展。这方面的研究和认识,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两个世纪以前写下的《人口原理》,简单说,作者的预测是,如果听其自然,人口增长会呈现几何图式(2、4、8、16……),而人类所需的食物的增长最多是算术方式(1、2、3、4……),最后的结局当然十分悲惨。到本世纪50至60年代,欧美一些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人类的生产活动、科学技术改进和资源消费方式之短期和长期的不同后果,其中最有名的是60年代末提出的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罗马俱乐部报告》,这份报告及其他类似的文章、专着的一个共识是:如果人类继续现有的科技开发方式、人口增长速度和资源消耗结构不变,那么,地球的生态环境将遭到严重破坏,资源有可能耗尽,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也将最终发生非常突然、无法控制的崩溃。80年代,美国着名学者莱斯特·布朗出版的名着《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对可持续发展观首次做了系统阐述,它分析了经济发展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如土地沙化、资源耗竭、石油短缺、食品不足等,具体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开发再生资源等途径。最近二十多年,可持续发展研究也逐渐从学术界的议论变成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和一些国家政府的议事日程。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首次召开了《人类与环境会议》,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并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呼吁;1992年联合国再次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最后通过的《环境与发展宣言》(又称《里约宣言》),正式确立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人类发展的主题。最近,在1997年年末,为了使21世纪的地球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聚集在日本京都,召开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又名“防止变暖京都会议”),并最后通过了《京都协议书》,达成了各国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新尺度。[注1]在这里,归根到底,“发展”是核心的概念,“非持续性”是它的旧有特点,而“可持续”乃一新的属性。从国际政治视角分析,这种发展观使国际关系具有了一种动态的面目,一种在外延上、规模上不断扩大的形态,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在这种过程里各种行为体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和发生作用,为什么会有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行为。因此,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是国际政治学观察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但它还没有解决国际政治学家们关心的问题。 第二个重要的角度,是由所谓“古典的国际政治分析”确定的,它的通用说法是“生态环境问题引出的安全考虑”。在传统国际政治学家关心的这一领域,主要的研究兴趣在于地理及范围更大的环境要素对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主权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上面,这些研究兴趣不象“可持续发展观”那样只是最近几十年才明确形成的概念,甚至不是随着民族国家的生成一道出现的东西,而是从很久远的从前便具有的思想线索。对于很多国际政治学家来讲,要透彻了解国际政治事务,必须参考“一系列环境要素,不论它们是否属于人类的范畴,也不管它们有形还是无形”。[注2]因此,亚历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海洋和气候对民族特征和人的才智的影响,到了近代西欧更出现了让·博丁和孟德斯鸠等人的“地理决定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欧美国家出现了以麦金德、马汉、斯皮克曼、拉采尔、豪斯浩佛等人为重要代表的不同地理政治学派,到了二战以后、尤其是6-70年代以来,人口及资源、技术要素等全球性课题的显现,促使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学家去分析人口、资源、地理、气候及广义的生态环境对国家实力、战争冲突、国家间关系、相互依赖程度、一体化过程、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强化等“高级政治”的影响。这中间又分许多学派、分支,有各种方法、工具和解释,比如,有的侧重纯粹自然条件(气候、地理、自然资源等)的国际后果,有的注意所谓人造问题及环境(污染、人口、城市化、过度工业开发等)的世界性含义;有人看重国家间博奕等“战略性分析”,有学者纯粹关心(国际背景下)个人与自然的联系;有“地缘政治学派”,也有生态学意义上的“人-境关系学派”;等等。与前面提到过的经济学家的视角不同,国际政治学的“经典关注”不在于“发展问题”,而在于“生存”或“权力”等概念(这里面又略有区分:传统现实主义比较强调“权力”,新现实主义更重视“生存”)。总之,国际政治学家们为人们开辟的完全是另一幅国际社会景观,一幅长久以来便存在的人类以群体方式竞争斗争、“优胜劣汰”的政治画面。 还有一个大的角度,也是由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推导出来的,由于没有定论,这里姑且称之为“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它与前两个角度都有一些关系,但同时存在着重要的区别。与“可持续发展观”的相似之处在于,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也极其重视国际关系中由于生态问题的严峻化所带来的相互依存过程及其深远后果,不同的地方是,后者比前者更加看重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如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运动、动物保护机构以及跨国公司等集团力量)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不论消极或积极的作用),对国家扮演的传统角色则有所批评、有所否定;而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不只同意“发展”的经济学观念,更强调国际社会的“进步”、“演化”和“质变”等术语包含的可能性及意义。与传统国际政治学家的“国家生态安全”考虑相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更多地把关注焦点放在“族际安全”、“人类安全”、“物种安全”甚至“地球安全”等层面,这种安全范畴当然远远超出了狭隘的军事安全或政治安全或国家安全的范围;不过,与国际政治学思想传统一致而有别于经济学思路的一点是,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依然保持了对“安全”问题本身的执着思索。在这一相对较新的角度上,人们研究的主要问题,多半与旧的国际关系分析单元和分析途径(如国家能力、政府治理、主权现象、国内国外的严格区分、政治经济 的泾渭分明等)的失效和困境有关,或者与新的世界政治分析单元和途径(如世界多元主义群体的崛起、各种国际NGO的出现和活跃、“政治”与“权力”等概念的重新界定、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的新形态等)的受重视联系在一块。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前面那种观点多被纳入“传统现实主义”或者“权力政治学派”的范畴内,后面这种观点则基本上属于“全球主义”或者“新理想主义”等学派见解的名下。对于后面这些学派见解的倡导者,生态危机与其说是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如讲是一种人为结果,是人类以国家形式和传统国际政治结构管理和开发地球环境的不当所致,所以,解决或缓和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是改进原有的政治结构和思维方式,逐渐把立足点从“主权国家”放到“国际社会”,建立与旧时代有别的全球主义世界政治文明(包括开发资源方式、生活消费方式、群际交往方式、学习及适应方式等等)。[注3]与传统现实主义不大一样,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建立在一种进化论哲学基础之上,它把人类社会的成长,看成一个由单一性和冲突性朝整体性和协作性过渡、由主权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无政府世界状态朝更有向心力的国际社会乃至全球一体化转变的长期历史过程。 显然,角度的各异常能够使人得到重要的启发。避免独断性和简单化,是国际问题研究者应有的分析尺度。在简单的介绍之后,下面,我们就“生态环境政治与国际关系”这一主题,分别从主权国家的角度和国际共同体的不同角度,进一步探讨国家安全与主权面临的威胁、全球政治的观念及分析视角等问题。 上篇、生态环境政治——主权国家的视角 “生态环境”属于合成概念,它既可区分开来讨论(英文分别是“ecology”和“environment”)[注4],也可作为一个术语使用(ecological environment)。鉴于本文主要聚焦于国际关系所受到的影响和冲击,从方便计,我们主要使用后一个概念。就是说,这里讲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广义概念,它包括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条件、矿物资源、大气和地表等自然环境,以及人类力量对它造成改变以后形成的次生环境(如工业、农业、建筑、交通、通讯等工程造成的人为环境),总之,指以地理条件为基础、人类周围的物理世界。 大体上,我们可以依国际政治学的分析途径,从主权国家的利害关系出发,将它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分为地理政治关注、生态威胁关注和国家主权关注。 1.地理政治关注 地理政治关注以纯粹的自然环境为分析前提。如前所述,它已存在了很长时期,甚至发展出了一门学科——地理政治学(也经常被称为“政治地理学”),这种关注在今天仍然保持了鲜活的生命力。[注5] 地理政治分析的本质,在于揭示国家的政治权力和利益得失与地理、气候、自然资源等外部天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象法国当代着名国际政治理论家雷蒙德·阿隆指出的,它“把外交-战略关系与对资源作出的地理-经济分析以及由于生活方式和环境(定居、游牧、农业和航行)而引起的对外态度的解释,从地理角度加以系统化”。[注6]英国当代政治地理学家杰弗里·帕克指出,地理政治学是“关于国家的地理空间现象的研究,旨在探寻对国家实力之地理基础的认识。对国家行为的观察检验是以领土、区位、资源、人口分布、经济活动及政治结构这样一些特征为背景的。各个国家被当作世界政治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地理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因此地理政治学具有整体性,其目标是把形形色色的现象综合起来,总体地加以表述和解释。”[注7]总之,它是一门以地理分析为基础、专门研究国际政治力量与地球自然性质之内在联系的学问;这门学问把领土国家视为国际政治力量的主要单元(非主要单元有诸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各种超国家集团等等),而气候、植被、土壤、位置、矿物资源、海拔高度、陆块分布等因素则构成“地球自然性质”的内涵。地理政治理论提供了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视角。它相信,国家的权力和利益,牢固地根植于地球的天然物性之中;假使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象玻璃球一样光滑,对权力的地理研究就失去了意义。现代国家的力量恰恰来源于其安身立命的领土,国土是国家实力的必要条件。国家领土系指隶属于国家主权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一个国家是不可能没有领土的,虽然必要的领土可以很小。一个流浪的部落或种族,尽管可能有一个政府,或在其他方面是有组织的,但在没有定居自己的领土以前,它不会被国际社会认定为一个国家。正由于地表及相关因素在不同国家的差异,使地球成为人类上演一出出历史剧的舞台。 地理政治研究的实质在于把人及人的关系放到地球的环境中去看待。纯粹地理分析的对象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地理学者们对特定的地理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它们多半属于认识深浅的不同;地理政治观点则必须随着人类的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并且随着不同的学者对这种变化之性质的解释的不同而表现出理论的差异。比如,飞机的出现以及人类对外层空间的不断开发,给地理政治学增加了一个全新的方面。正象“海权论”的创始人马汉和“陆权论”的奠基者麦金德教授分析技术在便利海洋和陆地交通上所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各自的地理政治理论一样,本世纪前半叶西方一些地理政治学家通过对飞行器技术改善造成的后果(如机动性的大大增加,地形障碍重要性的下降,前方后方观念区别的模糊,等等)的考察,创立了崭新的“空权论”。与此同时,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地理政治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确定或校准国家当局的对外政策、尤其是涉及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政策;在这种场合,“地理政治”被用于指称处在世界体系中的各国筹划国家安全政策时的某种地理基准。在决策者和决策智囊层那里,专门的地理政治区域并不是由恒定不变的地形所规定的地理区域,而是一方面由自然地理所决定、另一方面由实力中心的动态转移所决定的战略区域。就是说,争夺权力的斗争本身会把一些地区提到显着地位,把另一些地区暂时降到被人遗忘的地位,以致被审视的那些特殊区域有的扩大、有的缩小。地理政治分析与纯粹的地理分析不同,其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它所研究的是动的而非静的形势。政治世界中条件的改变,会改变某一时期给某些特殊因素所赋予的重要性、因而影响到最终的结局。技术条件的变化也会使形势改变,特别是在行使武力方面,因为交通速度和工业技术的进步,必然会使一定国家的实力地位发生变化。地理因素不会改变,但它们对外交政策的意义却会改变。 总之,地理政治观的根本,在于教会各国如何根据既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使自己在获得权力与和平的国际斗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一百多年以前,现代地理政治学说的主要奠基者之一、英国牛津大学地理教授麦金德曾经提醒人们:“政治的进程是驱动和导 航两种力量的产物。这种驱动的动力源于过去,它植根于一个民族的特质和传统的历史之中。而今天则是通过经济的欲求和地理的机遇来引导政治的动向。政治家与外交家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些不可抗拒的力量。”[注8]在人类即将迈进21世纪的当口,这种地理政治观仍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 2.生态威胁关注 与地理政治的关注不同,国际政治学家对所谓“生态威胁”的关注,只是近四分之一世纪的事情,但后者所获重视程度相对前者而言有明显上升趋势。从罗马俱乐部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表着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之后,尤其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以后,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增长、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开始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这方面的具体研究涉及许多“技术性”领域,主要是科学进步、技术改进和经济高速增长所造成的一系列始料不及的负面后果,如人口大量增长、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的各种废物对大自然的污染,交通拥挤、食物短缺、药品短缺和资源匮乏,森林过度砍伐、河流改道、饮用水源被污染及大片区域沙漠化,油轮泄漏、电子噪音、化学废物和核威胁的迅速扩散,地球自然物种(植物、动物和其它生物等)的急剧减少和人造“怪物”(城市和工业排放的“三废”造成的“畸形儿”,某些可怕的、类似“克隆人”的试管产品的出现等)的增加,气候变暖、各种人为的灾害越来越频繁;简言之,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失调,地球生态开始以各种灾害的形式惩罚“人的罪孽”。新的形势,迫使国际政治学家从生态危机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力斗争,而国际政治理论对于生态环境遭破坏的所谓“传统关注”,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之上:国家(state)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关系是政治活动的一个领域;国际政治学者探讨的中心内容,应当是在国际无政府的政治体系下、处于相互竞争的各国如何争取各自权力与利益的问题,是对国家之间冲突与合作的分析及说明。从这个立场看,生态威胁的出现,给国际政治分析家提出了许多有重大压力、但并不陌生的研究课题。 这里面有两类课题: 一类课题是,生态问题以何种方式作用到国际权力结构的分配,又如何影响联盟与对抗的新组合模式?在这方面,所谓“南北关系”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典型的事例之一,是有关气候改变原因的争论。基本上,有倾向于北方国家(发达国家)和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两种基本意见。[注17]前者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主要来自于落后、愚昧地区民众对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植被的各种破坏(包括不恰当的农业耕种方式、食物摄取方式、燃料原料结构等等),所谓“沙漠化过程”完全是某些发展中国家错误的发展政策所致。后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发达国家的大众消费结构(大量使用家用电器、大量弃置城市垃圾等等)、工业高能耗结构和对发展中地区的不计后果的掠夺性开发(如石油的大量开采和其它矿物燃料的过量汲取),才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他们以城市化和汽车工业造成的严重生态污染为例,强调工业发达地区各国要对当前生态失衡负主要责任。依照前一种意见,某些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由此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速度,已经超出了国际社会的道德容忍度,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不顾他人的方式;“不仅对自己的子孙后代缺少责任意识,而且对国际共同体缺少责任意识”。因此,必须采取各种形态——不论是外界鼓励采用合理的、“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或者是提供各种技术、资金等环保援助,或者是使用强制的、国际法的和国际干涉的方式——制止发展中地区的这一势头;对于这种论点的人来讲,所谓“可持续发展”,首要的目标是针对“野蛮的、不能持续的发展”,即制止竭泽而渔、杀鸡取蛋的开发方式。他们批评说,有些发展中国家甚至以破坏环境为要挟,强迫发达国家和国际社会提供他们所需的各种援助。这一派意见体现在国际政治观念中就是,要加强现有的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的实施力度,加强国际干涉及其哲学基础的研究,加强对不合理开发方式的监督和控制。相反的意见批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指责是一种虚伪且傲慢的态度,认为发达国家目前实际消耗着地球每日消费的绝大部分燃料、原料,却拒绝让后发展地区的人有享受(或有可能享受)同样的消费模式及舒适生活机会;真正的不道德是“了解事情的利害关系,在自己不肯做出任何让步的同时却让别人做出牺牲”。批评者质疑,这能否算作公正、平等,能否称作道义的选择?!在他们看来,假如发达国家真的愿意与发展国家一道解决生态危机,首先必须从自身着手,比如增加对不发展地区的援助、放弃掠夺性贸易、减少过于奢侈的消费、改造旧的生活观念等等。对于世界共同体而言,这一过程的含义在于改造既有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放弃西方旧式的支配性模式,建立机会更加均等、权利更加平等、规则更加公正的国际民主机制(国际政治格局)。这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9] 另一类课题是,生态环境因素如何构成了国家间暴力冲突的新来源,情况有多严重?西方有国际冲突研究专家指出,生态环境的改变会改变国家间的力量平衡,在某个区域或全球范围内导致新的不稳定,并诱发各种冲突乃至战争。[注10]例如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些问题:气候的变暧,导致北冰洋不冻航线的紧张并引起对南级资源的争夺;膨胀的人口和土地压力造成移民潮,给接受国的国内秩序和周边地区的稳定带来消极后果;水资源的紧张(尤其是水供应的下降)和上游的污染,导致相关国家的矛盾与冲突;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食品的缺乏造成城乡之间、定居者与流动人口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粮食出口国用食品作为要挟或施压的武器;联合国海洋法的生效,加剧沿海国之间的“蓝色圈地运动”、以及沿海国和内陆国之间的生存权利之争。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易受到环境遭破坏的影响,并导致彼此间的麻烦,因为发展中世界仍然没有充分意识到环境退化的恶果,仍然在使用旧的开发方式加剧生态环境威胁(如滥伐森林、农田退化、水资源过度汲取、渔业资源枯竭等);也有人认为,发达国家比欠发达国家在环境之战中显得更脆弱和易遭攻击,例如生态问题导致的移民潮肯定向欧美方向移动,核污染主要出现在工业化区域,汽车和电器等现代消费品的大规模使用严重加剧了工业化国家对石油等矿物原料的依赖程度,“生态恐怖主义”势力打击的主要目标当然是以美、日、欧为中心的西方国家。不论我们赞成哪一派观点,有一个现象是毋庸置疑的:生态环境在当代所受到的破坏,给国际战争和国家间冲突增加了许多新的变量,使国际社会和主权国家同时变成某种新形式的“人质”——生态环境可怕退化的“人质”。[注11] 论述到目前为止,生态环境威胁对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挑战,仍然限于“传统的安全关注”的层面,就是说,它只是给国家提出了新的任务或压力(包括设置新的功能与目标),并没有要求限制甚至改变国家本身;国际格局仍然被视为某种“无政府主义的”的竞争和冲突环境,全球一体化与合作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生态环境之被破坏给国际政治研究带来的各种问题,与其说是一种挑战,不如讲是一种激励;在国家角色的塑造上,这些问题被当成是“建设性的”,而不具有“破坏性的”后果 政治小论文:地税局干部思想政治建设的思考 地税事业担负着我市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重要任务,地税干部的思想作风正不正,工作得力与否,直接关系到地税的发展和建设。我认为,思想政治工作与税收中心工作的关系应该是辩证的。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前者是服务于后者的。的确,地税的中心工作是“收税”,我们也把完成税收任务作为首要工作,而要圆满完成此项工作的先决条件是要做好人的思想政治工作。税务系统有句老话叫做“带好队,收好税”,“带好队”体现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作用,“收好税”则是税收的中心工作,二者是基础与中心的关系,是前提与目的的关系。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好,好似吃橄榄,越嚼越有味,有了长久的魅力,税收中心工作自然就出色。 思想政治工作是对人的工作,尤其是对人职业道德的教育工作。道德是人的精神基石,是维系社会关系的基础,是法律的底线。正因为如此,道德教育即德治就显得尤为重要。法治是具有强制力量去规范人们的行为,而德治则是舆论的力量,是通过道德教化而唤起人们内心的道德遵从。道德建设要着眼于眼前,从点滴入手,最忌假、大、空。税务职业道德纪律建设更要从岗位做起,提高职业道德建设的地位,规范税务职业道德纪律,从而使得地税的整个形象得到社会最大的认可。因此,视岗位为责任,强化“五种意识”,则是新形势下加强干部思想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践行“讲政治、讲党性、树正气”活动要求的具体体现。 岗位是人们扮演各种角色的舞台,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对地税干部来说,岗位就意味着责任,意味着在各个方面比一般干部要有更高的标准、更高的素质。干部的层次越高,地位就越重要,责任就越大。联系地税系统的实际,目前绝大多数干部对自己的岗位比较珍惜,并能独立高效地完成工作任务。但是,也有极少数干部随着在税务系统工作时间的增长,逐步放松了学习和要求。主要表现为:有的不求有“成绩”,但求无“问题”;有的干工作流于表面化、形式化,带有主观随意性;有的提职晋职慢一些,不是想自己差在哪、差什么,而是患得患失,斤斤计较,怨天尤人。这说明我们当中有的干部对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缺乏正确的认识。要改变这种状态,必须视岗位为责任,在强化“五种意识”上下功夫。 一要强化“标杆”意识。即用人格的魅力感召人,用道德的力量凝聚人。人格是人的思想、性格、才能、作风、气质的综合体现,日常生活中,若是某人平时对自己要求不严,政绩平平,别人会说“此人一般”。对于个别干部表现出的“言行不一,表里有别”,受到局领导的批评,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每一个干部本身就是一座人生的“标杆”,其一言一行都不同程度地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烙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就要求我们的干部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用自己的模范行动、良好形象和人格力量去得到社会的认可。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做到“五正”:一要“心正”,认真学习政治理论,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二要“言正”,言行一致,光明磊落不当“两面人”;三要“身正”,一切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时刻站在党和人民利益的立场上,践行科学发展观、“讲政治、讲党性、树正气”不停步;四要“行正”,在其位、谋其政、倾其心、尽其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讲价钱;五要“风正”,树正气,扬正风,保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始终把先进性塑在自身行动上。 二要强化“不懈奋斗”意识。就是要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要做到奋发有为,就要处理好提升职务与提高水平的关系,确实做到“水涨船高”,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在实践中增加成绩。想问题、抓工作、办事情,要少琢磨上面挂不挂号,多考虑纳税人需不需要;少考虑对自己有没有好处,多考虑对纳税人有没有益处。不能干点工作总考虑领导看没看见,更不能干了一两件事就向组织讲价钱。要坚信,只要是真抓实干,能拿出真东西,组织上是能看到的,是不会被埋没的。要处理好加压与加速的关系,面对新形势找差距,知不足,奋发努力,保持一种“事业无止境,奋斗无穷期”的进取精神,保持一种“秉烛夜读书,品茗独炼句”的精神境界。 三要强化自觉“充电”意识。就是要始终坚持学无止境,勇于求索的精神。自觉“充电”,在于通过对知识的获取来体现对本职岗位工作的胜任。不管干何种工作都需要具备相应的知识和能力,所处的层次越高,需要学习和掌握的东西就越多。特别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税收设备的更新,知识、技能在不断“增容”。过去掌握的,现在可能落后了;过去熟悉的,现在可能陌生了。因此,在提高素质上,也必须与时俱进。一个人要有所作为,必须要有较高的精神境界,而精神境界的高低,又往往与学识深浅联系在一起的。不仅要把学习作为一种要求、一种责任,更要把学习作为一种修养、一种情操、一种境界,不断增强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在学习上只有“毕生”,没有“毕业”。学习,一要精,二要悟,三要联。学得越精,悟得越深,联系得越紧,成果就越大,工作的创造性就越强。目前,随着地税系统改革的不断深化,新的学习热潮正在兴起,作为地税干部在这种挑战面前,一定要抓紧充实自己,不断增强应对能力、竞争能力、管理能力、决策能力和创新能力。 四要强化“创新”意识。就是要勇于开拓创新,积极进取。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同时也是干部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力量源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强弱,决定着我们工作效率的高低。创新意识、创新能力越强,工作效率就越高,否则反之。因循守旧,势必被动落伍;只有思想解放,善于用新的思路、新的办法研究解决工作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才能开创新局面,高标准履行工作职能。工作要有所成效,必须靠改革创新拓展空间,找到新的“增长点”。首先,要有创新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干部必须要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上当表率,有超前的创新思维、创新思路,决不能思想落后于人。其次,要建立创新机制。既然我们的工作离不开创新,那就应该采取完善创新体制和机制等措施,鼓励创新实践,形成解放思想、大胆创新的氛围,营造支持各类创新活动的环境。再次,要充分地相信和依靠广大干部群众,切实让他们在创新中唱主角。创新既是领导的责任,也是群众的事业。部门领导应该深入干部当中,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集中他们的智慧,把大家组织到创新实践之中,使他们真正成为创新的主体。同时,创新的关键在于人才。鼓励创新,既能使各类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又能为人才成长提供广阔的天地。 实践证明,创新既是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的需要,也是凝聚民心、激励士气的有效载体。只要充分地把干部们的创新积极性、创造性调动起来,发挥出来,我们的税务工作就一定能够跃上一个新的台阶。需要指出的是,创新是一种超越,一种扬弃,但又不是异想天开。创新既要倡导敢闯敢试的精神,又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因此,要从实际出发,把创新与解决具体问题结合起来,切不可脱离实际求“新”出“奇”,搞些中看不中用的东西。 五要强化“有所作为”意识。就是要在本职岗位上建功立业。要有所作为,就要甘于吃苦、乐于吃苦、乐于奉献。要“有所作为”,我们既要敬业,又要精业;既要出“产品”,又要出“精品”;既要讲奉献,又要作贡献。领导给工作就是给机会,给任务就是给地位,多干事才能快速提高。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我们一直在前进中摸索,在摸索中前进,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积累了一些经验,但还有不少亟待我们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谦虚谨慎、开拓进取、再接再厉,为加强自身建设和 完成各项税收任务继续努力奋斗,为地税事业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政治小论文:20世纪西方政治学:形成、演变及最新趋势 【内容提要】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古希腊的圣哲们所奠定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伴随着社会科学分化的一般趋势,西方政治学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学科框架,完成由传统政治研究向现代政治科学的转变。20世纪中期,行为主义及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成为西方政治学的主导范式,它的孕育、兴盛和衰弱经历了大半个世纪。“二战”以后,西方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三种范式或元理论(本体—规范的理论、经验-分析的理论和辩证—批判的理论)共存的局面。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大趋势下,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学出现了政治经济整合研究、政治学现实性增强、政治哲学复兴、由国家焦点向全球视野的转变等新趋势。 【关 键 词】西方/政治学/行为主义 【 正 文】 政治学是一个以人类社会的政治现象、政治关系或政治实践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领域,它涉及国家(政府)、政党、权力、政策、统治、管理和价值分配一类的主题。在当代西方,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一起并称社会科学的三大学科。如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西方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形成于19世纪末、 20世纪初。在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与演变的历程(经过确立独立的科学框架、学科的分化及初步整合、整体化和杂交化趋势出现三个阶段)之后,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学呈现出一种新的知识形态。本文将简要回顾20世纪西方政治学的发展,着重评析二战后及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状况、成就及最新趋势,以便为面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某些有益的借鉴。 一、现代西方政治学的形成 现代政治(科)学研究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然而,作为人类古老的知识领域之一,政治(学)研究源远流长,它的历史与国家的历史一样悠久。因为自从有了阶级和国家,就有了阶级统治和政治管理,也就需要对这一类现象加以研究,并提供政治相关知识。可以说,随着东西方最初奴隶制国家及其法律、政治制度的产生,就出现了政治的研究,开始了政治思想及政治学的发展史。在各文明古国遗留下来的历史典籍(如《汉谟拉比法典》、《摩奴法典》和《政事论》)中,可以找到大量关于政治和法律的论述。 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古希腊的圣哲们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所奠定的。所谓的研究传统,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研究组织、理论体系、主题范围、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构成方式,它决定了该学科的学者们提出课题、分析问题和理论论证的方式。古希腊产生了系统的政治研究思想,以城邦(国家)的兴衰为中心,政治学作为一种为管理复杂国家(城邦)事务提供指针的专门学问而出现。古希腊时期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或哲学家及学派。如梭伦、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学派、德谟克利特、诡辩学派、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其中尤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研究的成就最大。人们认为,他们两人奠定了西方政治研究传统及其方法倾向的基础——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哲学思辨方法和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实证比较方法;或者说,前一种模式“带有较多的哲学色彩、怀疑论和理想主义”,后一种模式“较为现实、科学和敏感”。(注: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11~12页。) 之所以说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由古希腊时期所奠定的,理由是:第一,希腊人创立了政治事物,即描绘了政治这种东西,把它同个人存在和集体存在的其他方面区分开来;第二,希腊人在活动的意义上创立了政治学,意识到它本身是活动,是致力于研究政治事物的活动;第三,希腊人造成对单个政体(国家、城邦)两重性中固有的问题尤其是公民与政体的关系问题的持久意识;第四,希腊人首先认真地表达了政治学研究中主要的、令人迷惑不解的、一再出现的问题,即“既然”和“应然”的关系。他们从此开辟了解决实际的和伦理的东西之间关系问题的道路,即使没有为以后的政治研究提供一条可以被接受的路线,也提供了一个起点。(注: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11~12页。) 古罗马时代尽管没有出现伟大的政治理论家,没有形成在后来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哲学,但是罗马人把古希腊的政治理论加以应用,其实际成就也深刻地影响了现代西方的政治思想。这不仅表现在罗马人扩展了实际的政治范围——从城邦国家扩张为地域辽阔的帝国,并创立了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而且表现在罗马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传统带进中世纪,进而流传到现代世界;他们还为现代政治研究贡献了个性意识、个人尊严、“自然状态”与自然法、人生平等观念。古希腊罗马时代是西方政治研究传统的形成阶段。这一传统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政治思想与道德哲学或伦理学密切相关,人们研究政治问题是为了实现某种“正义”或最高的“善”,其研究成果主要是以政治伦理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中世纪是西方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缓慢演化的时期。基督教的兴起以及神学世界观的支配地位,对这一时期的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有如政治思想家萨拜因(G.H.Sabine)所说,基督教会的兴起及其对精神领域所拥有的控制权是“西欧历史上的政治学和政治哲学两方面最富于革命性的事件”。中世纪的政治研究主要采取了神学政治论的形式,政治学实际上是隶属于神学体系的一个科目;《圣经》是政治研究的出发点、信仰的绝对权威,是判断真理或是非的基本标准。这一时期政治研究的中心主题是教会与国家、教权与王权的关系,而中世纪神学政治研究中由古希腊罗马时代所继承并发展了的个人与社会、国家权力、理性与信仰等成为近代西方政治研究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近代是西方政治研究的转型时期。近代伊始,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运动使政治学研究逐步摆脱基督教神学的束缚,转入对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马基雅维利、布丹等人开始从历史事实、个人经验出发来研究国家主权、国际法等现实政治问题,使政治学研究世俗化,并具有经验研究的某些特征。在17、18世纪,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以及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确立与工业化的发展,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的政治研究空前繁荣,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这一时期,国家、政府、主权、自然法、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分权与制衡、自由、民主、平等、幸福成为政治研究的主要概念框架。进入19世纪,适应于资产阶级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与矛盾、维护现存制度的需要,西方政治研究发生重大变化,由过去探讨国家“应当”怎样转变为说明国家实际上怎样,出现了边沁的功利主义、密尔的自由观和代议制理论、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同时,受19世纪自然科学进步的影响,这一时期以观察、实验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方法逐步取代以思辨、演绎推理为基础的规范研究的方法而成为政治研究的主导方法。总之,近代政治研究为现代政治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孕育和发展之后,伴随着近现代社会科学分化的一般趋势,西方政 治研究向政治科学转变,即政治学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框架,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史学等)区别开来。 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政治学院,这被人们当作政治科学兴起的象征性标志。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西方政治研究的范围、方法与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近代政治学的经验、实证的研究为现代政治科学的突破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到了19世纪末期,人们普遍相信,一旦描述了在一个政治制度中决定着权力分配的那些法律,就获得了有关政治机构如何运转的准确的理解;学者们设想,在宪法与法律所规定的各种政治机构官员的权利及特权与他们在岗位上的实际行动方式有着紧密的联系。因而,描述的、经验的研究取代了规范的、思辨的研究。在现代政治学形成时期,学者们一般都注重于描述当时的政治制度与过程,把重点放在依法构成的政府上,并以法律文件及宪法规定作为主要的资料基础,注重对这些情报资料的收集和描述。他们将制度、结构和法律看作政治领域的最重要的独立变量,而将人性视为常量,认为政治制度是支配和影响人类行为的因素,而非人类行为影响政治制度。正是这个原因,这一时期往往被人们称为现代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形式主义、制度或法理研究的阶段。 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首先出现在美国。如果说,19世纪以前政治研究的中心是在西欧的话,那么从19世纪末开始,这种重心已经转移到北美了。美国政治学研究无疑是继承了从古希腊开始的欧洲研究传统的。可以说,美国政治学的早期发展受到了欧洲的极大影响,政治科学的奠基者们正是从欧洲政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成果出发,来建构政治学的研究框架以及为政治学划界的。德国的国家学以“国家”概念为中心,注重主权以及体现国家意志和最高权力的法律等方面的研究;国家、主权、法和历史处于西欧政治研究的一般方法的中心;英国19世纪的政治研究具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传统或倾向。这些对美国政治科学家界定政治学的范围和方法有着重要影响。伴随着西方社会科学分化的浪潮,政治学在美国确立了它的研究对象、范围及方法。政治学逐步将自己限定于国家、政府、权力一类问题的研究上,而与定位于市场研究的经济学和定位于市民社会研究的社会学相对照。而在方法论上,经验、实证分析的方法取代以往的思辨演绎方法而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导性方法。 现代政治学与近代政治研究的区别首先表现在方法论上。19世纪中后期工业化和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实验自然科学的成熟,成为近现代社会科学及其方法论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科学主义的日益盛行,使得人们普遍相信经验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样适应于社会领域的研究,人文社会知识同样可以科学化。19世纪末期,美国政治学界的杰出人物如柏吉斯(John W.Burgess)相信自然科学的经验、实证方法可以用于政治领域的研究。他们认为政治体制的演变及其运行有其规律性,一套精细的分析方法可以揭示出这种规律性。这套分析方法也就是历史—比较方法,它强调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和评论。柏吉斯等人用这种实证的分析方法取代近代政治研究的思辨、演绎方法。不久之后,这种注重历史文献、囿于文件和纪录而忽视政治现实的历史—比较方法便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批评。进入20世纪,美国政治学界的顶尖人物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弗兰克·J·古德诺(Frank J.Goodrow)和阿瑟·本特利(Arthur Bently )等人主张用“现实主义”取代历史—比较方法,主张政治学必须研究现实政治生活。威尔逊号召政治研究走向社会,深入民众,去大街、办公室和议会大厦;古德诺强调政治学应研究“整个现实国家有关的领域”;本特利则认为,政治学应研究政治集团及其活动。现实主义研究方式的出现标志着西方传统的政治研究向现代政治学研究的转变。 现代政治学与传统政治研究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学科的制度化方面。学科的制度化(或学科的社会建制)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在学术团体、专业杂志、书籍出版、基金资助渠道、教育培训、职业化以及图书馆新的收藏目录的确定等方面的建设,特别是大学相关专业教育的发展(专业、系科设置以及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等)。与政治学从人文社会知识或道德哲学的分离相一致,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学逐步在美国大学及研究所扎根, 成为大学专业教育和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1880年,在柏吉斯的倡导下,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政治学院;1886年,该校创办了《政治学导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政治学的研究与教学起步也很早,亚当斯在这所大学首先提出历史学和政治学方面先进的教学和研究计划,并于1877年成立“历史和政治学会”。密西根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哈佛大学也属于第一批兴起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的大学之列。这些学校都培养研究生,开始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政治学成为各大学广泛讲授的科目;政治学作为一项培养研究生层次的事业,也在20多个的主要大学中扎根。到1920年,全美大学兴办的政治学系已近50个。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03年, 全美权威性学术组织“美国政治学会”成立;1906年,学会出版著名杂志《美国政治学评论》,这是政治学成熟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总之,到了20年代初,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一样,已经制度化而成为美国大学教育及学术研究体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二、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衰 二战后,美国政治学发生了一场所谓的“行为主义革命”,行为主义政治学成为美国甚至整个西方政治学的主导范式。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学运动,发端于本世纪初的政治学的“现实主义”的研究方式,孕育于20~40年代政治学中的“科学主义”运动,兴盛于50~60年代,并持续到70~80年代的“后行为主义”时期。 本世纪20~40年代既是美国政治学学科框架的逐步完善和学科制度化建设进一步发展时期,也是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酝酿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现实主义的方法取代历史—比较方法(“现实主义”)而成为“当代各派政治理论的共同发源”(注: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页。), 这可以说是科学主义及行为主义研究方式的开端。紧接着,出现了提倡科学主义的“新政治科学运动”,它主张用社会学、心理学和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排除妨碍政治分析的价值判断 ,使政治研究科学化。这场运动的倡导者是当时美国政治学界的头面人物查尔斯·E ·梅里安(Charles E.Merriam)。他在1921 年发表的《政治学研究的现状》一文以及1925年出版的《政治学的新方面》一书中提出了“新政治科学”的概念,主张运用科学方法研究政治过程,将政治行为作为调查研究的基本对象,重视在政治分析中理论与经验研究中必然形成的相互关系。他特别强调应用心理学、社会学和统计学的概念和方法,以解决政治学中积累起来且日益增多的事实材料。他认为,政治学的发展在19世纪上半期经历了一个先验演绎的阶段,下半期又经历了一个历史—比较方法的阶段。尽管在20世纪初已经出现涉及观察和测量的归纳科学的发展,但政治学要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必须对政治和政治行为进行更具理论性和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更深入研究。“新政治科学运动”为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这一时期梅里安所在的芝加哥大学继哥伦比亚大学之后,成为美国政治学的另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了以梅里安为首的所谓的“芝加哥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戈斯耐尔、凯伊、特鲁曼、西蒙、阿尔蒙德以及亨廷顿、伊斯顿等人。 50年代、60年代,行为主义政治学崛起,并在美国政治学研究中居于主导地位。何谓行为主义?按照罗伯特·达尔的说法,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与人的实际行为以及他们赋予其行为的意义有关,行为主义用观察到的行为来解释政治现象。德怀特·沃尔多称:行为主义运动可以被解释为重新进行努力和加强努力来对待政治学中的“科学”,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真实的或真正的科学。戴维·伊斯顿认为,行为主义的核心信条是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及模式来发展政治学。他在《政治分析的框架》(1965)一书中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基本信念概括为如下几条:(1)政治学最终可望成为一门科学,它可以进行预测和解释, 其目标是建立系统的、经验的理论;(2)社会科学研究应以理论定向, 理论与资料之间必须有密切的相互作用;(3 )政治分析必须将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区别开来;(4)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从根本上是一致的, 科际合作或跨学科研究对各学科都是有益的;(5 )政治学者对方法论应该更加自觉、熟练和精通;(6)政治分析应以个人、 团体的行为作为焦点,而不是以政治制度作为焦点。(注: David Easton,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Analysis.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Englewood Cliffs.1965,pp.6~7)80年代末,伊斯顿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了题为“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的学术报告,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要点归结为:第一,行为主义认为在人的行为中存在着可以发现的一致性;第二,这些一致性可以被经验主义的实验所证实;第三,行为主义对获得和进行分析的方法有更严格的要求;第四,行为主义运动使自己在理论上比过去更多地注意精细化;第五,行为主义者一般认为,研究者和社会的价值标准基本上可以被排除在探究的过程之外;第六,行为主义意味着把新发现的重点放在基础或纯粹理论上,而不是放在应用研究上。(注: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首先是由二战后科技革命的展开以及政治学发展本身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二战后,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某些学科(经济学、心理学等)更严格的资料收集和方法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建立可检验的经验理论的成就,对政治学研究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而传统政治学的历史描述和印象主义的分析、常识性的研究似乎走到尽头。不断发展的大规模的工业化社会及其出现的大量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已难以用这种方式来加以研究及解决;在对政治体制、机构及过程的认识中,大量的现象和问题悬而未决,难以用不精确、不可靠的理论来加以解释。因此,人们迫切希望将政治学研究或政治分析由常识变成科学。其次,行为主义的兴起与当时美国特定的社会条件有关。二战后,出现美苏冷战的局面,并爆发了朝鲜战争,当时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掀起了后来称为麦卡锡主义的思想及政治上恐怖主义时期,旨在迫害自由和进步的思想,这促使政治学及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学者更倾向于做价值中立、客观的科学或学术研究;战后西方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繁荣”以及50年代、60年代初流行的保守主义,导致了所谓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流行。这形成了有利于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的文化氛围。 行为主义政治学作为50年代、60年代美国政治学发展的主导性潮流,有其成功和合理之处,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首先,行为主义使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及分析技术的探索成为自觉,并提供了一系列政治研究或分析的有用的方法和技术。在行为主义兴起以前,哪怕是在主张“现实主义”研究方式的政治学者那里,并没有多少专门的方法可以用来研究资料或进行分析,方法——即需要专门的注意力或技巧的领域被看作是不成问题的,结果,没有严格的专门的方法可以用来检验所获得的资料以及所得出结论的可靠性程度。行为主义主张将经验科学的方法用于政治问题的研究,特别重视经验研究和定量分析方法的应用,力求使政治研究科学化;他们提供了政治研究的“工具箱”,其中观察、访问、实验、模拟、模型、统计分析、系统分析等成为基本的工具。其次,行为主义将政治学研究的重心由法规、制度的静态研究转向政治制度的运作或政治过程、政治行为的动态研究,并力求建立起可检验的经验理论。行为主义者相信通过运用科学方法论进行经验研究可以使政治学成为一门能够作出解释和预言的科学。基于这种认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纷纷建构各种理论体系,如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论、多伊奇的政治沟通论、西蒙的行政决策论、亨廷顿的政治发展论。且不论这些理论本身有何缺陷,它们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中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再次,行为主义者强调社会科学各学科本质上的一致性,重视跨学科的研究,顺应了当代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科学发展的交叉、综合和整体化的发展趋势。行为主义政治学自觉地吸取了当代科学技术的成果,特别是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统计学、系统分析等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扩展了政治学的研究视野,丰富了政治学的理论内容。行为主义者深知人与社会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试图在研究人类的政治行为的基础上来获得关于人类行为的一般规律(规律性)的认识。这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政治学研究的狭窄的眼界。 然而,行为主义政治学具有其内在的理论及方法论的局限性。例如,它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过分推崇经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及模式;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的分离(政治研究的价值中立性);注重学术研究而忽视现实社会问题研究;偏重于微观、中层理论的建构而忽视宏观理论研究的倾向;等等。这使它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强烈批评。首先来自传统政治理论家(包括规范理论家和批判理论家)的批评。这些传统主义者坚持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研究传统,反对政治研究的科学化。他们认为,就科学一词的严格意义而言,政治学不可能像行为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成为一门科学,因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它涉及人类行为;与自然现象及过程不同,人类行为十分复杂,没有规律性,缺乏稳定性,牵涉到太多的偶然性和变量;人类行为以及政治行为是独一无二且不能重 复的,不能做实验,科学方法不能处理无穷的偶然性,因而寻找行为的规律性是徒劳无功的。传统主义者进而认为,量化和严格的分析更不适用于政治学,因为它既缺乏精确的概念,也没有合适的计量方法。在他们看来,社会科学及政治学不能把价值、情感和意识形态一类的东西与经验事实分开,社会科学家以行动定向,他们应扮演人道主义者、批评家和改革者的角色,并应致力于宏观社会政治理论的探索。其次是来自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的挑战,特别是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这一著名论著中对实证主义研究方式的沉重打击。库恩提出一种历史主义的新科学发展观,认为科学研究基本上是一种非理性的过程,科学的发展并不是一种渐进的、量的积累过程,而是表现为一种渐进中断或科学革命即新的“范式”取代旧的“范式”的过程,科学的历史表现为从一种决定研究的范式向另一种范式的随机性转变;他强调科学的发现、理论的建立、检验、发展及接受为历史、社会、文化因素所制约,摆脱价值、意识形态、个人偏好的所谓纯客观的研究是不存在的。这就动摇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哲学及方法论基础——实证主义方法及其价值中立性的基础。最后是来自行为主义政治学内部尤其是达尔、尤劳、伊斯顿等人的批评。例如,达尔在《政治学中的行为方法》(1961)一文中尖锐地批评行为主义的事实与价值分离的观点,指出行为主义难以运用历史知识,难以用想像力去做预测。 60年代的美国社会状况则提供了对行为主义的批判及随之兴起的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有利条件。当时的种族冲突及民权运动、城市骚乱、反文化运动、环境的恶化、政治领袖的相继遇刺、贫困和社会不平等、越南战争等等,引起了政治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家对自身的社会责任感的反省,对价值中立、纯客观研究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对行为主义的批判及后行为主义的出现正是以这种社会背景作为基础的。正如伊斯顿所说: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后行为主义代表了现代世界对迅速失去控制的工业化、种族和性别的歧视、世界性的贫困和核战争危险的觉醒。 伊斯顿是这场所谓的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发起者。他在1969年9 月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就职演说《新的革命》中说:“美国政治学正在发生一场新的革命。……它的口号是关联与行动,它的批评对象是学科、专业和大学”。(注:David Easton:"The New Revolu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LXⅢ(December,1969),pp.1051)他说, 前一场革命——行为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就被政治时代日益增长的社会政治危机所抛弃了;行为主义注重方法而忽视内容、注重事实而忽视价值等缺陷引发了政治学研究的危机。他呼吁政治学者关注当前重大而迫切社会问题的研究,关注人类价值,谋求社会福利,用知识促进社会改革,以科学方法为手段建设理想社会。这篇文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称为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一份迟到的宣言。 后行为主义的核心信条是“关联与行动”(relevance action)。根据伊斯顿在《政治系统》第二版(1971)中的概括,后行为主义的基本主张是:(1)实质重于技术, 即与当代迫切社会问题发生关联并加以研究,重于成熟的分析技术本身;(2 )行为主义蕴涵着经验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它局限于事实的描述与分析,妨碍它自身从最广泛的脉络上去了解这些事实;(3)行为研究与现实脱节, 其核心是抽象分析,后行为主义关注在危机时刻满足人类的真正需要;(4 )研究并加以建设性的发展,是政治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5 )政治学者作为全体知识分子的组成部分,必须履行保护人文价值的义务或责任;(6)拥有知识等于负有行动的责任,而行动也就是去改造社会;(7)知识分子不能对各种政治斗争置之不理,政治学者的政治化是不可避免之事。(注:David Easton:The Political System : An Inquiry intothe State of Political Science,2nd.ed.New York:Alfred A.Kropt,1971,pp.322~237) 后行为主义的“新革命”实际上是美国政治学中的一场改革运动,它的兴起标志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衰落。因为它抛弃了行为主义的基本信条,由强调政治学的科学化、实证化和精确化转向“关联与行动”;它抛弃了行为主义的“科学主义狂热”,主张实质重于技术,含糊优于没有什么意义的精确性;它反对排除价值、否认规范作用的纯描述性研究,主张关注人类价值,重新引入价值及规范研究;它反对政治学为学术而学术,提倡研究紧迫的社会问题,政治学研究为社会改革、公民福利和人类目标的实现服务;它批评行为主义政治学局限于细小问题的研究,主张重建宏观的社会政治理论。后行为主义的“新革命”导致了传统的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也促使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异军突起、身价百倍,乃至有不少学者(包括伊斯顿本人)主张用政策科学来取代政治学的研究。70年代以后,西方政治学呈现出一幅更加丰富多彩的知识图景。 应该说,行为主义及后行为主义政治学仅是50年代、60年代及70年代初西方政治学的一种思潮(也许是居支配地位的思潮,起码在美国是如此),它不是西方政治学研究的全部。联邦德国学者克劳斯·冯·柏伊斯在《当代政治理论》(初版于1972年)一书着眼于欧洲及北美的情况,对二战后西方政治学的发展及图景作了更全面的概括,认为“在当代的政治学中,存在着三种相互竞争的元理论的基本观点:(1 )[本体—]规范的理论;(2)经验—分析的理论;(3)辩证—批判的理论。这三种理论中的每一种理论都是以政治的——政治科学的核心概念——不同的基本概念和不同定义作为出发点。”(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0页。)这三种元理论也就是战后到70年代西方政治学的三种模式、三种思潮。行为主义政治学可以归入经验—分析理论之中(另一个典型是英国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这种理论以实证主义作为哲学基础,主张事实与价值分离,追求政治学的科学化。 本体—规范的理论则沿袭从古希腊开始到中世纪及近代的政治理论传统。它反对实证主义及行为主义的拒斥形而上学(本体论)及排除价值因素的纯科学研究,自觉以本体论作为理论基础,主张规范研究。尽管它并不否定经验研究的作用,但反对用定量分析来处理政治问题,更多地要求从个别情况或典型事例入手作政治研究。它要求知识与行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本体—规范的理论即使在行为主义政治学兴盛的时候,仍有其广泛的影响力。如柏伊斯所说:“规范的政治理论存在于所有重要的国家之中,甚至存在于大不列颠这个据说由于它的经验主义传统并不怎么喜欢规范主义的国家中。在美国,那些最著名的规范理论家都是从流亡者的队伍中产生的,例如,A·阿伦特、L·斯特劳斯、E ·费格林、H·斯彼欧;有的则同欧洲的思想传统保持密切的联系, 例如D·哲敏诺。”(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 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4页。) 辩证—批判的政治理论的渊源则是古代的辩证哲学,其直接的先导或理论基础是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种理论的主流是我们通常所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这种理论在欧洲尤其是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美国等地都有广泛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凡是在早期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观点被发现的地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就能找到它的形形色色的孪生姐妹”。(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2页。)其主要代表人物及流派有卢卡奇、卢森堡、科尔施,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罗姆、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列斐伏尔、梅洛—庞蒂、萨特等人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阿尔都塞、普兰查斯等人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萨格勒布等人为代表的实践派的马克思 主义等。这种辩证—批判理论的原则是:以政治和社会的历史性作为出发点,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并把批判社会当作首要任务;以辩证法当作基本方法,强调社会“政治事实”与历史“总体性”的联系,重视矛盾与历史分析;拒绝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来塑造社会科学和经验分析方法;反对社会科学的片面专业化,主张建立宏观的社会政治理论。(注:关于辩证—批判的理论,详见拙作:《“新马克思主义”》(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法兰克福学派与科学技术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三、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新趋势 进入70年代,随着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西方社会科学乃至整个科学技术出现了一个基本或一般的发展趋势,即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发展趋势的不断加强。处于这种大趋势之下,本世纪最后25年,西方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变化,呈现出新的知识格局:政治学日益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及自然科学学科相互交叉融合,研究方法、途径以及知识的产生方式得到更新;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宽、主题日趋多样、理论内容更加丰富;政治学的现实性增强,日益与解决当代人类社会重大的、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密切相关。由此形成了大量的新学科(分支)、新思潮、新流派,如政策科学(政策分析)、新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科学技术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环境政治学,以及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学派、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社群主义、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等等。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的新发展趋势及特征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跨学科研究尤其是政治学与经济学的整合研究成为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上述列举的当代西方政治学的新学科(分支)、新思潮和新流派几乎都是跨学科或交叉研究的产物,而在这种跨学科研究中,要算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整合研究最为突出。这一趋势导致了在本世纪初、中期衰落了的政治学传统的复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在《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的学术报告中将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当作当代美国政治学发展的四大趋势之一;我国政治学者王沪宁在《比较政治分析》一书中认为,到了80年代,西方政治学已从政治社会学转向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成为现在政治研究中的时髦方法。美国学者福格森(Thomas Ferguson)和罗杰斯(Joel Rogers)在其主编的《政治经济学》(1984年)一书的前言中写道:“在专业性政治科学的最新发展中,再没有什么事件比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并迅速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更引人注目了。……这个领域目前正在成为政治学系或研究所的重要课程内容之一,……它所产生的论著已经跨越且侵入传统上被认为是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国际关系、行政学、尤其是美国政治等研究领域。”(注: Thomas Ferguson and Joel Rogers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Readings in the Politics andEconomics of American Public Policy.New York:M. E. Sharpe,1984,p. Ⅶ)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学派、国际政治经济学可以说主要是这种政治经济的整合研究所形成的理论或学科分支。 以公共选择理论为例。这是一个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研究而产生的流派或学科,更准确地说,是一个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政治学主题的跨学科学派。按照奠基者布坎南的观点:“公共选择是政治上的观点,它从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大量应用于集体或非市场决策而产生”;它是观察政治制度的不同方法;它把四分之一的世纪以来人们用来调查市场缺陷和市场失灵的方法同样应用于国家和公共经济的一切部门。或用另一个公共选择学者缪勒的话来说,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研究,或简单地定义为将经济学应用到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主题与政治学的主题是相同的,涉及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政党政治、官僚机构等。由此可见,公共选择理论就是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政府—政治行为与过程的一个跨经济学、政治学的新领域(人们称之为“政治的经济学”或“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学者通过对其涉及的各个主题的研究,形成了种种理论,如非市场决策(公共决策)论、代议民主制经济论、国家理论、利益集团理论、寻租理论、官僚机构经济论、政府扩张论、政府失灵论、俱乐部理论、财政联邦制理论、立宪经济论等等。这大大丰富了当代政治学的研究内容。(注:关于这种理论可参见拙作:《公共选择理论与当代政治学研究》(《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与理论教学》1997年第7期)、 《非市场缺陷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二是政治学日益关注现实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它的现实性不断加强,并反映出当代社会科学的知识产生方式由以学科为中心向以问题为中心的转变。政治学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其基本功能是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但是,西方政治学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行为主义及实证主义研究方式的盛行,只注重政治研究的科学化,忽视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研究;只注重细小、局部问题的研究,忽视重大、紧迫问题的研究;只关心事实分析而排除价值研究。因而政治学理论与实践脱节,政治学不能履行好它解决政治问题的功能。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现的“后行为主义革命”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克服政治学发展的这种偏差。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者提出“关联与行动”的口号,要求政治学研究价值问题,关心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和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从而导致政治学向政策科学的转变,也引发了其他关注西方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思潮、流派及理论(如女权主义政治学、环境政治学、科技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等)的发展。 作为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新研究领域,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出现被人们誉为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一次“最重大的突破”,是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科学革命”。政策科学或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中的政策研究方向的想法,始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拉斯韦尔的思考以及思想库的政策分析实践。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种新的研究方向或途径迅速发展并制度化,成为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的七大基本领域之一(其他六大领域分别是: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学或比较政府、公共行政学、国际政治学、政治学方法论、本国政治)。政策科学将科学知识尤其是社会科学知识与公共决策过程密切联系起来,提倡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方式;政策科学的倡导者们力求克服政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片面强调学术研究的局限性,提出一门能把各种知识和方法直接运用于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新学科或新的研究方式。政策科学是一门以实践取向的学科,它是适应人类利用已有知识和方法去改进政策制定系统,提高政策质量的需要而产生的。政策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政策实践或实际的政策过程(Y.德洛尔说政策科学的核心是把政策制定作为研究和改革的对象;S.S.那格尔则将政策科学界定为“为解决各种具体社会问题而对不同公共政策的性质、原因和效果的研究”),它的目的和功能是提供政策相关知识,为政策实践服务。因此,政策科学不是纯理论科学或基础研究,而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可以说体现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它既来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得以应用和发展。(注:关于这个领域,可参看拙作:《政策科学的研究纲领》(《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 期)、《是政策科学还是政策分析?》(《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4 期)、《美国政策科学的形成、发展及最新趋势》(《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11期),以及作者主编的《政策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 三是以国家为分析单元或焦点向跨国或全球的视野发展。按照华勒斯坦(I.Wallerstein)在《开放社会科学》中的说法,60 年代末以前,西方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这三门以探求普遍规律为目标的学科,基本上是以国家作为焦点或分析框架和视野的。即使是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也是以主权国家作为立足点,即从一个主权国家的角度看它与其他主权国家的关系,相应的政策称为对外政策或外交政策,目的是研究各国彼此间所采取的政策,而不是跨国结构所出现的种种新特征。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经济与政治的一体化趋势的出现,从70年代开始,这种以国家为焦点的倾向受到怀疑和削弱,而跨国或全球化的视野开始出现。一些新学科领域,如国际政治经济学、世界城市研究、全球制度经济学、世界体系分析、文明研究、跨国地区研究(如东亚、欧盟等)都以独有的方式向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前提提出挑战。 例如,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也是当代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尤其是政治学与经济学杂交的产物。从本世纪初开始,伴随社会科学的分化,经济学形成了它特有的以市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框架,全面分析和理解市场及其相互间的影响和作用成了大部分经济学家的工作;而另一部分人则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似乎与经济无关的政治生活上,与政治学家合流。研究领域的这种分化造成了学科的空白。有如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R·吉尔平(R.Gilpin )在《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1987年)一书中所指出的,这就产生将国家政治与市场经济两个范畴重新结合在一起的必要性。A ·肖恩菲尔德在这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他指出了学科的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和政府干预经济管理的趋势,研究了政府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政策对经济和民主的作用,并因此制定了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纲领,以此作为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桥梁。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国家与市场(或权力与财富)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主题,它要应用理性行为模式来解释国家行为。然而与(新)政治经济学的其他分支及流派不同,它主要着眼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领域;更重要的是它不以单一主权国家为焦点,而是以跨国或全球为视野。按照吉尔平和华勒斯坦(后者为世界体系论的创立者)的观点,国际政治经济学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跨国市场经济和竞争国家系统之间的关系,核心则是世界体系中的经济和政治秩序应如何创造和维持。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看来,了解世界经济的性质对于理解国家的性质是至关重要的,这个学科不是把国际经济当作一种交换领域,而是当作一种由跨国公司所控制的全球商业系统,它是由公司、贸易协会和政府等体制机构相互联结的多维系统。 四是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意识形态争论的炽热化和政治学研究主题的多样化趋势。如前所述,在西方尤其是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曾一度使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这一政治学的最古老的分支受到了冷落。而50年代~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繁荣”,自由—保守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居于支配地位,加上社会科学研究的片面的学术化、科学化倾向,导致了“意识形态终结论”横行。进入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停滞和各种矛盾的加剧尤其是滞胀现象、生态危机、社会政治危机的出现,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以及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衰落,政治学研究重新理论化,政治学者也“重新”政治化;政治学日益关注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并以价值定向,从而促使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到80年代,它重新确立了作为政治学的七大主要领域之一的地位),以及意识形态争论的表面化和白热化。在目前世纪之交的西方,意识形态的争论十分尖锐。既有传统的得到了发展更新的意识形态理论,也有适应新形势而产生或复活的新意识形态理论。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社群主义、女权主义、生态主义、民族主义这些主要意识形态既相互交锋,又相互融合,构成了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一个复杂多变的画面。此外,政治学研究不再固守原来的“政治领域”(国家、权力、政治系统及过程、政治行为等),而是侵入原本属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领地”,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主题日益多样化。 政治小论文:参与式教学法在政治概论教学的运用 一、国际政治概论课程中“参与式”教学法的具体应用 目前参与式教学法在我国外语院校国际政治课程教学上的应用时间比较短,属于初期的探索阶段。实际上,国际政治课程内容本身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理论性和综合性,非常适宜开展参与式教学活动。而国际政治学科使用较多、效果较好的具体参与式教学方法主要有:角色扮演、头脑风暴、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方法。 1.角色扮演 角色扮演就是用演出的方法来组织开展教学。利用情景模拟形式在教学过程中,把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等巧妙地结合起来,使教学过程生活化、艺术化,使得学生在角色扮演和角色交往中,学习科学知识,激发学习兴趣。此种教学方法使用中应遵循四个基本原则:情景性原则、趣味性原则、共同性原则和适当介入原则。国际政治概论教学中就是一种由学生自己设计真实国际社会中国家或国际组织的不同行为、态度和立场,模拟“国际问题情境”,以达到了解信息、发现问题、明确国家利益等目的的有效手段。比如模拟联合国大会、模拟各种外交谈判、模拟国际会议等。角色扮演可以帮助学生直观而真实地掌握不同国家或组织之间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所承担的不同角色,采取的不同行为,了解国际矛盾、冲突、合作背后的深层原因,寻找可行的解决办法。这对于提升学生对于国际问题的理解力、分析力,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是十分有益的。 2.头脑风暴 头脑风暴(Brain-storming)法又称智力激励法、BS法、自由思考法,是由美国创造学家A?F?奥斯本于1939年首次提出、1953年正式发表的一种激发性思维的方法。头脑风暴法是一种使每个人都能提出新观念、新想法,能创造性解决问题的集体训练法。在国际政治概论课程教学中,头脑风暴法在运用一般的归纳相关知识、提高记忆力、开拓知识领域和视野的同时,常用来提出解决国际问题的方案或搜索外交决策的选择方案。使用头脑风暴法掌握的原则:禁止批评和评论,也不要自谦。对;目标集中,追求设想数量,越多越好;鼓励巧妙地利用和改善他人的设想;独立思考,不允许私下交谈,以免干扰别人思维;自由发言,畅所欲言,任意思考。该方法不强调个人的成绩,应以小组的整体利益为重,注意和理解别人的贡献,不以多数人的意见阻碍个人新的观点的产生,激发个人追求更多更好的主意。国际政治概论教学中,此种方法也很有效。如国际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国际社会悬殊的贫富差距、不平等不民主的国际秩序、民族仇恨、霸权主义等等,可能呈现的答案会各式各样,但真正的答案往往就产生在头脑风暴激励后的这种火花里。 3.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法,就是针对某个特定已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国际事件或情景进行呈现、描述,可以是文字、图片或录像,由参与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实际上,国际政治概论课程具有丰富的案例资源,适于应用案例分析法,对国际政治经典案例进行解析,是专业教学中的常用方法。比如,国际合作教学中,经典案例很多,包括中美经贸合作、中俄能源合作、中国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美日军事合作等,课程讲解之前要求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查找收集自己感兴趣的案例,然后安排专门时间进行案例交流。运用案例分析法要注意几点:一是精选案例。案例来源多种渠道中最常用的一种渠道是各种媒体,如案例书报、杂志、电视广播等。另一种渠道是教师深入实践第一线收集有关资料。二是注意对案例的分类取舍。要优先选取最典型的案例,所选取的案例切记庸俗,选取的案例不宜太复杂,切忌喧宾夺主。三是应用案例,常见的一种方法是教师根据授课内容或者先讲授基本的理论含义,然后用案例加以说明,或者教师先讲授案例,然后水到渠成地引出有关的基本理论。但案例的引用千万不能仅局限于此种方法,必须灵活加以应用。四是要延伸案例。简单地说,案例延伸就是让学生在学习某一基本理论知识的基础上,通过仔细观察现实生活,努力寻找反映理论原理的案例,并用所学过的理论对所观察到的事实现象进行分析,以进一步加深对所学理论及分析方法的理解。通过这一过程,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大大增强,知识面得以拓宽,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会有很大提高。 4.小组讨论 小组讨论式教学法是学生参与教学的一种直接方式。它是以学生为中心,以导师为载体,为学生提供了一个集思广益的空间,最大限度地挖掘学生的潜能,在小组讨论中培养学生的协作精神和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国际政治概论教学中,安排国际政治专题讨论和课堂随机讨论及小组辩论等形式,既可以针对角色扮演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也可以根据针对教学内容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具体操作方法可根据上课学生的人数,通过数额配置由学生自由分组,一般每组以5人为宜,要求小组成员共同完成问题,通过个人在小组讨论中的充分参与,小组成员共同讨论交流,分享个人对问题的认识,培养学生集体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在讨论中小组成员之间相互合作支持,充分激励想象力和创造力,培养小组成员协作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讨论结束之后,教师应要求学生进行评价反思,互相评议彼此的整体表现,使学生得到有益的启迪。 二、国际政治概论课程实施“参与式”教学法应用的经验 参与式教学法的最高目标和核心理念是“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经过参与式教学法在国际政治概论课程教学中的实践,总结出一些初步经验,并对继续探索提出了一些价值思考。 1.不要过度注重参与式教学法的外在形式而忽视教学情境创设 国际政治概论的理论性极强,在参与式教学法的运用中,对教学情境创设不足、小组划分不当,随意指定小组,认为只要为学生建立起小组,学生自然会参与合作完成任务,结果会影响了学生对专业学习的热情。 2.注意参与式教学法的应用形式要与专业教学内容建立起针对性 在国际政治概论课堂教学中,教学内容的具体选择和方式的运用,要注意对拟讨论任务的难度设计要合理,要对每一个学生的专业水平要进行较为充分的分析了解,否则将会影响小组整体合作和讨论效果。 3.课堂教学中对学生参与式学习指导要灵活多元 课堂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关注学生参与教学的结果,更要注重学生的整个讨论进程,对活动中出现的问题给以及时解决,指出应用一些合理、科学、适当的思维方法,指导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活动,使教学活动的目标顺利实现。 4.参与式教学活动中要给以全面客观的评价 对学生 在课堂教学中参与教学的评价要客观、科学、公正、全面。在评价中教师对学生激励尺度把握要准,表扬和鼓励的使用与对学生不足之处的指导都要注重,不能有偏颇。教师的评价不仅有学习结果和部分学生的正确建议还有有对其他的非主流方案的重视,这样有利于小组成员的整体进步和提高。 三、国际政治概论课程实施“参与式”教学法中存在的不足 1.教学观念陈旧,制约了参与式教学法的有效利用 教学观念是教育教学质量提高的关键。参与式教学法是一种发挥学生主体性、合作性与探究型的新型教学方法,但是教师还没有完全树立起与之相适应的新教学观念,还存在“穿旧鞋走新路”,“换汤不换药”的一些陈旧理念,在教学中往往要拿过去的传统教学经验面对今天的教育现实生搬硬套,只讲究参与的具体形式而忽略了参与的内涵与实质,形成了一些对参与式教学法的误解和偏见。 2.教师的开放性学识水平和教学组织能力经验不足 由于外语院校非语言专业的教师大多是来自于国内综合高校,他们的专业水平较高,但对其他学科的了解不多,对于交叉学科较为生疏,知识的开放性偏低。又在没有经过专门的组织教学方法的培训与锻炼的情况下,因师资的不足而直接上岗,导致专业教师的教学组织能力不足。 3.外语院校非语言专业的使用教材欠缺 目前“国际政治概论”课程的教材版本主要有,陈岳教授主编的《国际政治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三次修订);李少军着《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三次再版);梁守德、洪银娴着《国际政治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2004年改版为《国际政治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这些教材的内容理论性较强,专业程度较高,研究领域较广,是针对专业院校国际政治专业的学生使用的。外语类院校的“国际政治概论”课程还没有专门的适用教材,大多选用上述三种版本中的一种作为参考。这对外语院校国际政治专业的参与式教学法的推进是有制约的。 4.专业课教学研讨机制欠缺 高等教育中存在的一个现实是专业课程教学中几乎是一门专业课一般只有一位教师任教,而且该教师同时还讲授多门其他专业课,这样就造成一门课程的教学在校内几乎没有共同的研讨基础。同时,由于教师担任多门专业课,也使得教师花在一门专业课中的时间、精力受限,影响了专业课的教学质量与教学效率。此种专业课的教学现实状况,使得专业课程的教学研讨几乎是不可能展开,教师之间也因此没有进行研讨的共同对象,致使参与式教学法的研讨很难有效推广。总之,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人才的培养,外语院校的非语言专业教学方法创新势在必行。随着外语院校非语言专业教学方法的创新研究的推动,教学资源和条件的日益完善,参与式教学方法在外语院校非语言专业中的实施的舞台更加广阔。参与式教学法在专业课教学中的应用作用将越来越明显。教师要抓住机遇,树立人本新观念,不断提高自身修养和业务水平,掌握“参与式”教学法的精髓,真正成为学生学习的参与者、激发者、促进者和指导者,真实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教育教学质量。 政治小论文:新形势下加强县公安机关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考 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成员的心理也正在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经济成份和经济利益的多样化、社会方式的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和就业岗位、就业方式的多样化也日趋明显,社会情况和社会治安状况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作为国家政权机关的公安队伍建设和公安民警个人,在新形势下,正面临着思想意识、价值意识、法律意识、道德意识等方面的挑战,对此,各级公安机关和公安机关的各级领导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沉着应对,认真思考,抓住机遇,开拓创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时效性和主动性,增强时代感,影响主旋律,探索和拓宽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路子。 一、当前全州公安队伍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世人注目,国人欣慰,同时也成为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现实教材。正确的、先进的、新生的、进步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成为公安队伍中民警思想意识的主流。总的讲,全州民警队伍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政治合格、业务过硬的队伍。特别是通过“三讲”和“三项教育”的学习整顿,队伍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人民群众的满意程度显著提高,公安队伍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获得进一步提升。通过2002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投票测评检验,全州公安队伍的综合满意率为96.03%,比上年上升了7个百分点。平均不满意率为3.97%,比上年下降了6个百分点。 (一)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在公安队伍内部,一方面广大公安民警为保社会一方平安而流血流汗,为社会、国家、集体做出许多奉献和牺牲;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民警的待遇与社会上的分配不公和高消费现象反差越来越大,再加上公安机关殚精竭虑、如履薄冰地不断深化和完善公安工作的各项服务功能,民警又时常受到客观执法环境不佳的困扰,在多种思想观念的相互碰撞下,部分民警出现了思想上的困惑和多种想法。主要表现在: 1、领导干部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少数领导干部缺乏责任意识,不能按照要求认真落实思想政治工作的各项措施和要求,工作中存在时紧时松、应付了事的现象。二是有的领导自己能力弱,缺乏理论功底和做思想工作的经验。三是个别领导干部表率作用差,在日常的工作和学习中,对别人讲的是马列主义,对自己行的是自由主义。四是少数领导干部缺少创新进取精神,缺乏职业危机感。五是个别领导对思想政治工作仍存在说起来重要,忙起来不要的倾向,重业务建设轻思想工作的问题比较普遍。基层政工干部不安心本职工作的问题,也直接制约着思想政治工作的深入开展。 2、民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民警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影响,个别民警理想信念有所淡化,道德观念滑坡,价值观念市俗化,重利轻义、重个人轻集体的情况有所发展。二是部分民警爱岗敬业意识不强,总同社会上一些高收入的人相比,对公安工作尤其是对自己的本职工作缺少热情,对人民缺少服务精神。三是少数年轻民警和新加入公安队伍的民警,从警目的不明确,是报着当民警工资不愁、穿警服无人敢欺的目的加入公安队伍的。四是部分民警工作岗位的社会性、流动性和分散性较大,接受信息较多,思想变化波动较大。特别是在近几年频繁的专项斗争,公安民警长期超负荷运转、高强度工作,身体长期处于极度疲惫状态。对此,有的民警产生消极“厌战”思想,图安逸、求享乐的思想有所滋长。在警力少、任务重、压力大的情况下,一些民警作风不实,讲虚话、图虚名,工作中的形式主义现象也时有发生。有的民警的自我意识膨胀,时刻以自己为中心,不能顾全大局,将自己置于集体和他人之上,耍特权抖威风的顽症没有得到彻底根治。五是一些民警的法律知识和法制观念淡薄。在执法和“用权”的过程中,随意性较大。六是从事政工工作的人员事业心、责任感不强,忙于应付事务,不愿做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经调查,全州各级公安机关的政工领导干部(政委、教导员、指导员)各有三分之一的职位还空缺。政工干部文化程度偏低、工作经验不足,新形势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办法不多的问题比较明显。 (二)产生的原因。 认真分析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个别领导干部和部分民警的思想素质和业务能力,与公安工作的地位和新时期社会发展对公安机关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缺乏做思想工作的动力。工作中存在惰性,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缺乏对新形势下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特点和规律的把握了解,所做的思想政治工作内容脱离民警的思想实际,工作简单化、表面化和腐俗化,用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传达文件,给工作造成消极影响。二是缺乏职位压力。个别领导干部和政工干部在其位而不谋其政,缺乏必要的职位压力,干好干坏、干多干少一个样的问题仍然存在,以“实绩论英雄”的风气难以形成。三是缺乏时代特点。思想政治工作受人们头脑中固有的传统思维的影响,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公安工作的要求。四是缺乏自控能力,不能抵御外界环境的消极影响,经不住金钱、权力、美色的诱惑。五是缺乏创新精神。面对各种错误和消极的东西,不敢抵制,不肯积极地开创新时期公安工作的新局面。六是缺乏改革精神,个别领导干部墨守成规,不懂变通,开展工作方法简单,手段落后,水平偏低,能力低软,使得思想政治工作缺乏针对性和时效性。 二、加强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途径 公安工作的历史经验表明,应对各种复杂多变和艰难困苦的挑战及考验,人的因素最为关键。公安机关能否按照“三个代表”要求积极做好新时期公安民警的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可靠、训练有素、作风过硬、业务精 通、公正执法、纪律严明,党委政府满意,人民群众拥护,能够担当跨世纪重任的高素质队伍,是做好新形势下各项公安工作的重要前提和根本保证。 第一,始终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强化理想信念教育。 公安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公安队伍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的政治立场,保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因此,必须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切实抓好民警的思想政治教育。只有理论上的清醒,才有政治上的坚定。一是要坚持不懈地用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民警头脑,广泛深入地进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下,教育全体民警特别是各级领导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提高辩别是非的能力,增强见微知著的预见性和敏锐性。二是抓好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作为人民卫士,参加工作之日,就是以身许国之时,当以事业为重。要利用多种形式教育民警扎扎实实工作,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为警,要在思想上、行动上永远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形成自觉自愿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贡献自己力量,自觉自愿地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而舍生忘死。三是强化宗旨观念、群众观念和法制观念教育,把加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教育和公正、文明严格执法的法制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长年坚持下去,在公安机关内部大力倡导说实话,鼓实劲,求实效的工作作风,形成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良好风气,做到严格执法,秉公办事,保持清正廉洁,使“对法律负责、为经济服务、让人民满意”真正成为每个民警的自觉行动。把全体民警的思想行动统一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国家法律重于生命”上。四是抓好经常性的政治学习。要倡导全体公安民警特别是各级领导要做学习的模范,为加强学风建设起好表率作用。当然,光讲学习还不够,还必须坚持“灌输”的原则。政治学习,需要灌输,这种“灌输”,是有领导地进行正面教育。学习问题决不是民警个人行为问题,更不是想不想学的问题,而是必须学、一定要学好的问题。要通过学习,努力提升自身的理论修养、党性修养、道德修养、知识修养。 第二,加强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不断开拓创新。 用什么思想和方法来武装、教育、引导、管理并带好这支队伍,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是公安机关各级领导应该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现在形势的发展变化很快,不注意研究新问题,就难以跟上时展的要求。特别是思想政治工作方面,老办法不灵,新办法不多,工作思维和工作水平已经远远落后于斗争形势。要适应这个变化,就必须在借鉴过去好的经验和做法、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针对形势的发展变化认真研究和探讨更加有效的措施和方法,才能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服务和保障作用。对此,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的思想路线,按照“三个代表”的标准,来研究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途径。现阶段就是把思想政治工作融入民警的生活中去,融入到民警的工作中去,寓教于乐,循序渐进。部署业务工作时就应包含着思想政治工作,在指导工作时应体现着思想政治工作,在日常管理和生活中更要充分凸现思想政治工作。要把思想政治工作做新做活,就要从大事着眼,小事着手,从每一件具体事情去教育引导民警,使民警从工作实践中逐步接受教育,真正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骨子和灵魂里。目前各级领导和政工部门的工作者,在已有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上,要完成工作方法和创新的转换,要更加注重渗透性、规范化和社会性,把“说教式”与“引导式”、“号召式”与“激励式”相结合,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方法,使公安思想政治工作更加符合时代的本质和潮流。 第三,加强公安民警的道德建设,实现“以德治警”目的。 在社会转型期,必须加强公安队伍和广大民警的职业道德修养,提高思想道德水准,尽量避免因在执法过程中的偏私而造成冤假错案、循私枉法和执法不公。所以,在我们强调加强和改进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大力加强民警的道德教育。目前,在全州公安内部,实施道德教育的关键,一是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要教育民警,手中的权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神圣的法律赋予的,执法的权力要站在人民利益、党和国家的利益上来,树立社会正义和公道,自觉维护好权力的尊严,体现真正意义的公正、公平。二是树立正确的名利观。要教育民警正确看待名利,不为个人虚名而丧失党的原则、违背工作纪律、损害国家利益。不做名利的奴隶,努力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三是要守得住清贫。广大公安民警如果有了守得住清贫、耐得住艰苦的思想境界,整个公安队伍就会以德树威、以德服人、以德行政,从而实现以德治警的目的。 第四、认真落实从优待警方面工作,关心爱护民警。 从优待警作为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之一,必须从“人本原理”出发,在强化民警理想信念和价值取向为主线、党性教育、形势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主要内容学习教育的同时,要下决心解决好民警的切身利益和生活中的困难。落实从优待警,必须从政治上、工作环境上、生活上、教育培训上、福利待遇上从优。尤其是在开发警察队伍智力,提高整体素质上要做到思想上重视,组织上健全,内容上具体,措施上落实,财物上保证,以提高民警做好公安工作的能力和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当前,从优待警首先要尊重和维护民警的合法权益,提高民警的社会地位。公安内部要建立维权组织,依靠党委政府,协调有关部门,成立人民警察基金会,落实各项维权措施,理直气壮地维护民警的合法权益,做民警坚强后盾。其次是集体安排休假,保护民警的身心健康。由于公安职业的特殊性,广大民警长期与违法犯罪打交道,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加之长期超负荷工作,得不到正常的学习和休息,各级组织要妥善安排民警的休假,以保持队伍旺盛的斗志和战斗力。再次是想方设法安排好民警家属和孩子的就业问题,解决后顾之忧。第四要提高民警的经济待遇,最大限度地调动积极性。特别是民警的岗位津贴,多年来一直低于政法系统的其它单位。作为执法部门第一线的公安民警,出生入死,忍辱负重,默默无闻地工作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把岗位津贴的标准提高到同政法系统其他部门的同一标准之内,应该是比较合理的。认真解决民警个人理想前途和生活待遇中的问题,使“从优待警”工程真正在具体行动上得以落实,使民警从自己切身利益上真正感受到组织的温暖,从而激发其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公安队伍才能成为一个坚强有力的整体。 第五、注重抓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感 召力。 在加强和改进公安思想政治工作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优化思想政治工作的外部环境,创造有利的和良好的风气。作为公安机关的领导班子和领导者个人“喊破嗓子,不如作出样子”,要求民警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带头学习,牢记宗旨,坚决抵制和反对各种消极腐败现象。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带动和影响广大民警,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感召力、说服力。古人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加强公安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强调领导的表率作用。当前,各级领导要特别注意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一是要处处以身作则,为部属作表率;二是必须明确民警在人格上、政治上与领导者是平等的,领导心中要有“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点;三是对民警要宽容,要满腔热情地关心、支持和帮助他们做好工作,负起领路与教导的责任;四是处事要公道正派。对领导者来讲,所有民警都是同志不能有亲有疏,要公平对待,一视同仁;五是礼贤下士,广纳良言。工作和表率作用处理的好,就会有利于加强感情交流,密切领导与民警的关系,发挥群众效应,同时也将会丰富领导工作内容,促进本单位工作的落实。 第六、着力构建“大政工”工作格局,充分发挥团队精神。 政工部门是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组织保证,政工干部是开展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骨干和主力,积极发挥政工部门的职能作用,是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环节和组织保证。但是,公安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光靠政工部门和政工干部“孤身作战”,而要依靠多方面力量的“协同作战”,由于公安工作的特殊性,建立大政工工作格局势在必行。建立“大政工”的总的思路是:在各级公安机关党委的领导下,以党支部为基础,以政工干部为骨干,各部门各负其责,各级领导认真负责,全体民警广泛参与,形成体现公安特点、符合实战需要,网络健全、制度完备、运作规范、权威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格局。其具体办法是:一是在认识上要提高,二是在职责上有分工,三是制度要落实,四是要按照标准选好政工干部,五要转变工作作风。 人民警察是党绝对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全州各级公安机关一定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正确处理好公安内部关系,切实把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手硬起来。特别是在国际战略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处在重大变革时期,社会治安状况复杂、暴力犯罪突出的情况下,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非常重要。总之,新形势下的公安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要充分体现尊重人、理解人、激励人的原则,始终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既讲道理,又办实事,真正实现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目的。 政治小论文:关于构建政治教学体系的几点思考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是在倡导创新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后,“自主创新”又被提上了新的高度与日程。教育教学阵地亦当“常创常新”,“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强调的更多的是教育教学方法、手段的问题,谈的是教育教学形式。在内容上如何突破呢?在这里,本人想就教育教学内容,结合政治科目实际特点谈谈构建政治教学体系的几点思考与看法。 一、体系的困惑 当我们谈论体系问题时,首先要区分三类体系。一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体系(包括列宁、、邓小平等的发展),我们把这称之为“本义体系”;二是,专业工作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等所创立的体系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我们把这称之为“研究体系”;三是,为了进行教育教学而编写的教科书(尽管这里面也包含着研究,但不同于第二类),我们把这称之为“教材体系”。 这本来就使我们在教学中不断地感受到“体系的困惑”,偏偏又出现了一个任何教师都不敢轻视的“考纲体系”。这样,我们就自然而然想到了教师的“教学体系”问题。 现在,由于《课程标准》规定的原因,教师不便在教学中另有大的设想,更由于考试的原因,有的教师根本不敢去构建自己的“教学体系”。甚至为了对付高考,有的教师就按上一年的高考说明的体系简单进行教学,这就有点遗憾了。 目前,国家已经明确提出,要“试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当然,思想政治课怎样贯彻这一要求,可能更需要试行,需要过程。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总结经验,积极思考,结合自身与学生实际摸索与构建自己的“教学体系”。事实上,有的教师已经这样做了,他们虽然不便或不敢对“教材体系”作大的调整,但小的调整还是有的。 二、构建教学体系的必要性 1、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首先,意识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但不等于人们的意识都是一样的。我们可能只是一名普通的政治教师,不是专业研究人员。但在紧张的工作闲暇,是完全有可能抽出时间来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等的经典着作的,在有关问题上(例如教材上的某一理论)也是有可能思考出自己的“研究体系”的,从而有利于形成自己的教学体系。 再有,教材虽然是按照《课程标准》编写的,但也不过是编者的一种理解,也未必一定是最合适的。我们在教学中,不仅有必要在教学方式、方法和手段等方面有所创新,在体系叙述上也可以创新。对教学内容不仅可以作小的调整,也可以做大的调整。 2、教材本身存在局限性 教材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滞后性、专一性与普遍性等方面。 首先谈谈教材滞后性问题。由于一定条件的限制,每一时期的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而且即使是正确的认识也不是随时随地都是正确与合理的。相对而言,政治教材的时代性更强。因此,在教学中我们总不免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一是,某些理论观点的提法已有变化,但教材未能及时作出相应调整;二是,教材所选取的材料也有一个新旧冲突或更新的问题;三是,相关的改革尤其是高考的改革也有可能使教材在某些方面显出老态。 其次是教材具有专一性特点,它一般只能在一定的框节范围内阐述某一知识点,这就必然会使它难以兼顾前后左右。因此,在逻辑性与系统性上可能会有所缺陷。 再次是教材具有普遍性的特点,它绝对不是只针对某一局部地区或某一部分学生而编写的。在面对不同地区与特殊的群体时,它可能就不一定是最适合的了。 3、是体现教师个性的要求 相对而言,我们一些经验丰富或是教学年龄较久的教师,对于教材已是烂熟于心,在课堂教学上,已不仅仅是不会照本宣科的问题了,而是有自己独特的教学见解了。在今天推行研究性教学的背景下,教师的教学模式当然很受学生注意,但学生其实更重视教师对教材内容的把握与迁移。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一位能独立而又合理构建自己“教学体系”的教师,在学生心目中是很有个性的教师,学生也是很欢迎这样的教师的。 4、也是适应高考的需要 虽然我们不提倡“应试教育”,但客观的事实又迫使每一个政治教师不可能不紧随高考指挥棒转。“考纲体系”无疑是有其存在合理性的,谁也不能、不会视而不见。因此,问题在于是否能完全“亦步亦趋”,是否能有效率地组织教学,是否能适应学生实际情况?要提高课堂教学效果,除了简单的参考一些教学资料外,是一定要构建自己的“教学体系“的,也只有这样才能更有利于学生把握教材知识,从而提高学生适应考试的要求。 三、构建教学体系须注意的问题 1、方向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实践活动是客观的物质性活动,是在一定意识指导下的有目的的活动。”“为什么教?”“教什么?”等是教学活动初始时就须心知肚明的,也只有“有的放矢,”方有可能保证教学的良好功效。 本人所理解与把握及注重的方向性主要在于以下几方面:第一,要明确与顺应整个教育体制改革尤其是高考改革趋势,“面向高考又不全为高考”,“追求升学率,而不片面追求升学率”,做推行素质教育的小卒。第二,充分了解与熟悉教材、教学大纲与考试说明等,对于高考所考查的知识范围与能力要求等要烂记于心,同时要注意及时关注与把握相关的高考信息。第三,要较全面、准确摸清自己所教班级学生水平层次差异,尽可能“因人而异”,“因材施教”,面向全体学生,关注“两头”,突出“中间”。 2、逻辑性 任何科学理论都是把真理性的认识系统化,按一定的逻辑构成的体系。“学生的学需要教师的教,教师的教是为了不教”。培养与提高学生逻辑思维能力与自学能力,是教师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在实际教学中经常发现学生不能明确与把握前后左右教学内容的内在逻辑联系。也就是说,虽有许多“散钱”却没有能找到一“麻绳”把它们有机地串联起来;而且在他们的答题过程中也常表现为思路不清,逻辑混乱,“散文”联想式答题,“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而到头来是“形神俱散”,事倍功半,“竹篮打水一场空”。注重逻辑性,“水到渠成”,有利于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如《经济常识》教学内容有相当一部分可按“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逻辑性讲述,比较典型的有“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等框节内容;《 哲学常识》教材内容有许多内容是可采取“三点式”(原理方法论实际问题分析)进行教学的;〈〈政治常识〉〉教材内容基本上可遵循“一般特殊”思路讲述。当然,具体的逻辑线索也是有其特殊性的,是丰富多彩的。因此,问题不在于有没有逻辑这“麻绳”,关键在于找什么样的“麻绳”,最能被学生接受与掌握。 3、系统性 “掌握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政治学科考生应具备的一种中等层次能力,这是自1999年《考试说明》对政治科新增加的一项能力要求,也是高考政治科命题由“以知识立意向以能力立意为主转变”的主要表现之一。 高考政治命题通过设置新材料、新情景和新问题,把一个新的意境呈现在考生面前,这种新的意境从学科知识的角度分析,可以看出它涉及多方面的知识,具有一定的综合性,要全面地和完整地把握意境中涉及问题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就必须掌握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在构建“教学体系”时,注重知识的系统性相当重要。 需引起注意的是,前高考政治命题处处长蒋超同志曾在湖南的一次政治年会上讲过这样一个比喻:反对挖井,但要挖坑,坑要广。在当前,政治科高考已不再注重考查知识的覆盖面,更重“主干知识”的考查,因此在构建“教学体系”时,一定要慎重处理“深度”与“广度”的问题,要真正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4、常识性 我们只能在常识的水平上进行最基本的理论教育。一定要因人而异、因材施教,不能搞成人化教育,更不能故弄玄虚,使学生如“何仙姑回娘家——云里来雾里去”。总之,把自己对“本义体系”的研究和现行“教材体系”、“考纲体系”的思考有机结合起来构建自己的“教学体系”,可能是我们对“体系问题”困惑的积极回应。这样做无疑是困难的,但也不是做不到的! 政治小论文:政治礼度下的审美诉求 摘要:在董仲舒思想中,审美是巩固汉帝国政治制度的一种手段。这意味着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不再是美和丑的审美判断的问题,而是政治生活的正当与否的问题。对董仲舒美学思想的评价应该摆脱审美和现实的二元对立的标准,以更宽广的视野注意董仲舒在美学史上的重要性。 关键词:审美; 政治制度; 董仲舒 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其所守。”[1]董仲舒希望建立法度明确的社会,使民知其所从。那么,在这种充满制度感的大一统政治理念中,什么构成了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 一 汉初几十年,一切法制都沿袭秦之旧制,因此汉室初时并无自己的制度文物。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家大谈“改制更化”,正是要在制度文物的确立上证明汉室受命于天的合法性。因此,董仲舒是先从制度文物的确立来证成儒家成圣的理念的,这一观点延续了荀子隆“礼”和公羊学重“治”的思路,而与唐代韩愈的道统观殊异。 董仲舒的愿望是建立一套稳固的政治制度,通过制度使各种权力得到安置和平衡,使社会秩序得到有效的保障,因此在《春秋繁露》中,我们可以看到董仲舒对各种“制度”的强调,比如在《服制》篇中他说:“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畜产人徒有数,舟车甲器有禁。”[2]就是说,饮食、衣服、房屋、家畜、仆役、车船、器具等等都要有一定的规格制度,不可违背;在《三代改制质文》中他说:“顺数五而相复,礼乐各以其法,象其宜;顺数四而相复,咸作国号,迁宫邑,易官名,制礼作乐。”[2]就是说,要按照五行的法则制定适宜的礼乐,要按照商、夏、质、文的顺序订立国号、迁徙都城、改变官名、制作礼乐;在《官制象天》中他说:“吾闻圣王所取仪,法天之大经,三起而成,四转而终,官制亦然者,此其仪与?”[2]就是说,官制应当效法天数,使两者一一对应起来;在《度制》篇中他说:“故明圣者象天所为,为制度,使诸有大奉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乃天理也。”[2]董仲舒在这里说明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方法在于制作一套制度;《爵国》一篇则继续论述了官制、军制和井田制。从上述内容来看,董仲舒要把汉代的礼乐文化、政治文化、军事文化乃至日常生活中的诸多事宜都形成一定的规章制度,以获得统一、稳固的社会秩序。 何为制?董仲舒说:“器从名、地从主人之谓制。权之端焉,不可不察也。夫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故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谓之大德,大德无逾闲者,谓正经。”[2]所谓“制”,在董仲舒看来就是事物要合乎其名份,因此每一事物都有其“可以然之域”和“不可以然之域”。他所构想的制度社会虽然不否认权变,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权变之端,逾越了这一权变的界限则被视为“反经”的异端。德国学者海因里希·迈尔认为,在政治领域中:“关于‘什么是正确的’的争论乃是根本的争论,‘我应如何生活?’乃是人的首要问题。”[3]这一看法同样适用于董仲舒的政治思想,董仲舒希望建立法度可明的社会,正是为了在社会范围内确立“什么是正确的”以及“应如何生活”。 海因里希·迈尔在阐述哲学的政治转向时说:“哲学的期待和哲人的判断本身也应该受到检查,这不得不在与政治的对峙中方可实施。诸如‘崇高’、‘高尚’或者‘美’的观念,虽然属于哲学领域,但对它们的哲学探究,必须得考虑到它们对哲人居于其中但却力图超越之的政治共同体里的政治、道德和宗教意见的依赖。”[4]正是在此前提下,我们思考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因为审美活动在他构想的政治礼度中需要接受“正经”与“反经”、“可以然”与“不可以然”的检查,因此脱离政治礼度所设的可以然之域就无法真正触摸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 二 如上所述,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以建立汉代的制度文物为主要目的。大体说来,董仲舒所构想的汉代政制主要以天人感应的形上依据、性未善的人性依据和经学诠释的儒典依据为其根据。这三个方面实际上构成了董仲舒美学思想的“可以然之域”,细加探讨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 首先,天人感应的形上依据。董仲舒确立了君权神授的原则,他认为王者所受命之天带有人格神的意味,如《春秋繁露·郊语》篇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2]但为了防止君权过度膨胀,他也吸收了灾异遣告的思想,《春秋繁露·同类相动》云:“故气同则会,声比则应,其验皦然也。试调琴瑟而错之,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而他商应之,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故以类相召也。……美恶皆有从来,以为命,莫知其处所。”[2]董仲舒吸收灾异遣告的思想主要是为了借助自然界中出现的灾异事件对权力起到制衡的作用,使天子能有所畏惧而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但是,这种思想主要是一种同类相动的自然主义思想,这就和他强调君权神授的天命观有了矛盾。一方面,他要为社会确立人为的规则和制度;另一方面,他又希望证明这种人为的设计是符合自然的。所以,在谈到琴瑟自鸣的现象时,他认为这是“非有神,其数然也”,这是同类相动的自然原理;但很快他又把这种原理运用到了社会现象上面,认为“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但帝王之所以能兴起,关键的是他能够施行仁德。这样,一个原本是解答自然现象可能性的问题就变成了关于人的行为的价值判断的问题。 董仲舒关于美的看法同样有这种矛盾。在《春秋繁露·天地之行》那里董仲舒说:“天地之行美也。”[2]《循天之道》篇也说:“然则天地之美恶,在两和之处,二中之所来归而遂其为也。”[2]这里他是用阴阳五行的自然原理解释天地之美。然而,在《官制象天》中他说:“天以四时之选与十二节相和而成岁,王以四位之选与十二相砥砺而致极,道必极于其所至,然后能得天地之美也。”[2]董仲舒所说的天地之美在这里就变成了社会人事的和谐有序。自然主义的天地之美本无所谓正确与否的问题,因为自然的运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在社会人事的天地之美中就有了正确与否的问题,因为人的行为是可以进行价值判断的。可见,正是因为董仲舒把审美活动引入了政治制度领域,它才有了审美的合法性的问题,对于董仲舒而言,合乎“正经”的美是那种能够嵌入汉帝国的制度设计并保证这一制度合理运作的美。 其次,性未善的人性依据。性善、性恶在孟子和荀子那里有了明确区分。孟子认为人之于善,犹水之就下,乃人的本性。但是,孟子把向善归之于人的本性却有可能使人失去外在的约束力,因为既然于本性上说人人皆是尧舜,那么只要由着自身的本性而行,所为就是仁义之事,外在的礼乐教化就形同虚设了。这一理论为荀子所不能接受,他认为人性本恶,而礼、义则是后天学习中掌握的,因此,“无伪则性不能自美”。[5] 董仲舒在这个问题上吸收了孟子和荀子的看法。他说:“性如茧如卵,卵待覆而为雏,茧待缫而为丝,性待教而为善。此之谓真天。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2]董仲舒认为没有天生的善,只有天生的善质,善质经过王道教化之后才能成为善,“循三 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2]董仲舒和荀子一样把善的实现放在社会制度的建设中,因此,不存在不需后天修饰的纯粹的美,他说:“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1]与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相比,董仲舒显然更强调审美活动必须落实在社会制度的层面。 第三,经学诠释的儒典依据。董仲舒所要建立的理想社会是以天意为其核心的,但天意难晓,必需要有法典性的文献为实际的政治实践提供凭据。董仲舒说:“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然则宫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中制也。臣闻良玉不瑑,资质润美,不待刻瑑,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然则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1]董仲舒这里用《春秋》的记载来为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提供依据,并进而推出玉不瑑而不成文章的美学原则。这说明,在董仲舒的思想中儒家经典的支持构成了审美活动的合法性依据之一。 以上三者构成了董仲舒美学思想的“可以然之域”,脱离这几个前提条件的审美活动是不被董仲舒所构建的大一统帝国所允许的。因此,董仲舒的美学思想带有强烈的规范生活的意味,这种倾向在他的礼乐美学思想中最为明显。 在关于礼乐的论述中,董仲舒颇为强调礼和乐的制作顺序,他说:“制为应天改之,乐为应人作之。彼之所授命者,必民之所同乐也。是故大改制于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乐于终,所以见天功也。缘天下之所新乐而为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兴德。天下未遍合和,王者不虚作乐。”[2]董氏认为作乐必须在改制之后,天下制度未备,王者是不随便制作音乐的。这一观点所隐含的深刻意义需要在和孟子、荀子的礼乐观相比较之后才能比较清晰的体现出来。荀子关于礼乐的看法最重要的就是“乐合同,礼别异”,[5]即礼的社会作用在于区分,而音乐的社会作用在于整合。我们要注意把荀子所说的“乐合同”与孟子说的“与民同乐”区分开来。孟子的“与民同乐”虽然也是强调音乐的整合功能,但孟子主张人人皆可为尧舜,这就暗示着“与民同乐”的社会最终可能取消等级的存在。但是,荀子却非常强调社会的等级区分,因此,他说的“乐合同”是以“礼别异”为前提条件的,即音乐的整合功能必须建立在社会群体的等级区分基础上,“乐合同”发挥的整合功能不但不是取消社会的等级区分,反而是要使社会群体更乐于接受这一等级区分。董仲舒的礼乐观显然更接近荀子,他认为社会制度周全时才需要制作音乐,这样音乐就可以发挥“和政兴德”的作用了。可见,董仲舒把荀子注重社会区分的礼乐观又向前推进一步,他提出先礼后乐的看法进一步从制度层面保证了音乐对大一统王国的巩固。 从董仲舒关于文采服制的观点可以更清晰地发现他是以政治制度作为审美的前提的。他说:“凡衣裳之生也,为盖形暖身也。然而染五采、饰文章者,非以为益肌肤血气之情也,将以贵贵尊贤,而明别上下之伦,使教亟行,使化易成,为治为之也。若去其度制,使人人从其欲,快其意,以逐无穷,是大乱人伦,而靡斯财用也。失文采所遂生之意矣。上下之伦不别,其势不能相治,故苦乱也;嗜欲之物无限,其数不能相足,故苦贫也。今欲以乱为治,以贫为富,非反之制度不可。”[2]董仲舒认为审美是为了更好地辨明上下等级秩序,这才是“文采所遂生之意”,因此,要使祸乱得到治理,非得恢复制度不可。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审美能力在董仲舒的思想中并非简单的个体技能或情性的体现,而是一种社会规范力量。在董仲舒构想的帝国等级制度中,那些能够辨明上下人伦的审美活动(“染五采、饰文章”)被指定为合法的(“文采所遂生之意”);而那些不能辨别上下之伦的审美现象则被斥为人心之“欲”。 三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已经不再是美和丑的审美判断的问题,而是政治生活的正当与否的问题。董仲舒有很丰富的美学思想,但关键的是在他那里审美并没有独立性,审美要依附于整个帝国的政治制度的建构,成为指导、规范人们生活的标准。这点和希腊柏拉图的美学思想十分相似,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说:“荷马确是最高明的诗人和第一个悲剧家。但是你自己应当知道,实际上我们是只许可歌颂神明的赞美好人的颂诗进入我们城邦的。如果你越过了这个界限,放进了甜蜜的抒情诗和史诗,那时快乐和痛苦就要代替公认为至善之道的法律和理性原则成为你们的统治者了。”[6]这就说明,出于政治制度的考虑,诗歌此时已经有了划分:对城邦有益的诗歌和对城邦有害的诗歌。这种划分并不在于诗歌本身的审美价值,而在于它是否从属于苏格拉底所设定的良好政治。按照他的看法,荷马并不能为城邦居民提供“正确”的知识和良善的生活。柏拉图显然没有考虑诗艺本身的独立价值问题,对于一种独立于政治的诗艺而言,美和丑的审美判断或许才是其根本的问题,但出于政治制度的考虑,诗歌就有了好坏之分。 由此可见,董仲舒将儒家重政教的美学思想发挥到了极端,甚至将一些美学原则形成了规范性的制度。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董仲舒在大多时候忽视了一些重要的审美规律,比如他只看到音乐有“和政兴德”的作用,只看到衣裳服饰有辨别人伦的作用,却把音乐和服饰“益肌肤血气之情”的作用看成是“欲”。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董仲舒在中国美学史上一直是个被人忽视的边缘性人物,因为在董仲舒那里我们找不到太多重视审美自身规律的思想,审美在他那里首先是作为巩固帝国统一的工具而存在的。那么,该如何理解董仲舒在美学史上的位置?如果仅从审美自律的观点出发,董仲舒的美学思想确实太过功利,这也是我们现在大多数人的看法。董仲舒的美学思想重社会、重制度、重现实、重目的,与我们一般理解的审美重个人、重个性、重理想、重情感有着很不一样的面貌。在后者看来,董仲舒并没有正视审美自身的独立性。但问题在于,审美是否有绝对的独立性,即审美是否能够真正脱离特定的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背景而成为超历史超现实的标准?从18世纪以来,审美无功利的观点已经在美学领域占了主导的地位,这容易让人在审美和无功利之间划上等号,把无功利视为审美自身的规定性,并最终以二元对立的视角看待审美和现实。这种观点的极端表达就是把审美看成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看成是和现实世界相对立的理想境域。这种观点一经形成,便具有了某种霸权的意味,那些注重现实功利性的美学观念被视为拙劣的、未触及审美本质特征的观念,而那些注重审美自律的美学观念则被视为重要的、抓住审美本质的观念。美学史的写作在很多时候就是按照这种期待视野而编排的。 总之,审美现象本身就是在历史和社会现实中产生的,因而并不存在一个超历史和超社会现实的标准。审美始终是和特定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纠结在一起的,它并不具备绝对的独立性。这就是说,我们要摆脱那种审美和现实的二元对立的观念,以一种更宽广的视野看待审美现象。无功利性和功利性实际上都是审美的特征,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二者只有偏重,而不能偏无,两者的结合才形成了现实世界中的审美现象。以这种视野审视董仲舒的美学思想,我们就能重新发现董仲舒在美学史上的重要意义,正如极端强调审美自律性的美学家一样,董仲舒从另外一个极端论述了审美的价值和限度,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对中国美学有一个全面的理解。 政治小论文:国际政治学主流学派的国际民主逻辑 在国际政治学中,“民主”仍然是一个新课题,但随着实践中国际间交往的大发展,国际民主的诉求日渐高涨。理论上,各主流学派对国际民主少有论证,但我们却不难发现其对国际民主“潜藏”的态度、诉求与“价值偏好”。本文旨在对国际民主进行学理层面的探讨,并不着重研究实践中的所谓“程序民主”问题。事实上,由于缺乏统一的主权上位,相对完善的程序层面的国际民主还很不成熟,它更多的是以民主价值“片段”的形式渗透在具体的国际事务和交往中。因此,本文将国际民主定义为一系列符合民主基本规范的价值原则,是一种“社会事实”或“社会存在”。相较于国内民主,国际民主的内涵与外延都更加丰富、宽泛。主权国家、非国家行为体、个人都是国际民主的价值载体,主权的独立与平等、国家间的合作与妥协、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和协调以及人的基本权利等都可以看作是国际民主的价值体现。 一、自由主义逻辑与国际民主 国际政治学发轫于自由主义,但其最兴盛的学派是现实主义。尽管越来越受到挑战,但可以说直到今天,现实主义依然保有其“超主流学派”的地位。对人性的悲观、对权力的争夺、对相对利益的追逐、历史的循环论判断是现实主义坚硬的理论内核。分析其理论逻辑,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现实主义否认国际民主的存在。作为“超主流学派”的现实主义是国际政治理论中、特别是现实中的主导话语,以至于在英语国家中流行“权力政治乃口语中的国际政治”的说法。[1]但要更全面理解国际政治、更准确地研究国际民主问题,我们还需要看看硬币的另一面。 与现实主义不同,自由主义对国际民主持乐观的态度,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以及其中各主要派别的思想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一点。 和平是国际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国际民主的基本前提,可以说自由主义对国际和平以及对国际体系持续进步性的信心从来没有动摇过,相互依赖自由主义、制度自由主义、共和自由主义从不同的角度(经济、制度、政体)进行研究,对于国际和平得出了殊途同归的结论。实际上,各派别在理论上对国际民主问题也都给出了自己的证明,只不过没有明确提及而已。相互依赖理论对权力(非对称相互依赖产生权力)的重新发现,使人们能够重新认识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关系,小国(在某种情况下)亦可以形成对大国的权力优势,大国与小国之间在获得权力优势的机会上的相对平等得到了初步证明。全球化时代,“复合相互依赖”模型的提出更是全面否定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说明了在存在多元行为主体的世界中,经济等“低级政治”领域的国际互动越来越重要,军事的作用正在不断地减弱,各种非主权行为主体(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的治理作用日益凸显,世界事务中,更加广泛的参与和协调成为可能。“复合相互依赖”进一步弱化了现实主义权力、等级的话语,彰显了国际民主中平等、协调、参与的重要意义。[2]制度自由主义发现了无政府体系中的“市场失灵”现象,国家之间无法达成合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并非由于现实主义所谓的国家对相对收益的计较和对权力的欲望。而国际制度能够帮助国家解决这种由于信息缺失造成的困境,使各国之间互动的交易成本降低,让国际合作成为可能。相互联结的制度网络能够有效地制约国家特别是大国的“犯规行为”,实际上起到了保障中小国家权利的作用。共和自由主义最直接地探讨了民主问题,民主和平论集中地代表了其理论研究成果。尽管民主和平论着重于讨论国内民主体制与国际和平的问题,但其对民主的信仰、对民主价值的阐释却同样适用于国际领域。民主和平研究存在三个分析层次:单向国家层次(monadic)、双向互动层次(dyadic)和国际体系层次(systemic)。单向国家层次主要研究民主政体是否更具有和平性质;双向互动层次主要专注于文化层面的研究,认为民主国家比专制国家更容易满足现状;国际体系层次的研究是最新的发展,理论逻辑尚不清晰,但全球层次的民主与体系冲突之间的关系是其研究的基本问题。[3]虽然民主和平论是关于民主政体与国际和平之间关系的还原主义研究,但它认为国家内部民主的政治文化、行事原则、思考逻辑会不断地渗透到体系层次中去,并通过国家之间的交往不断地内化于其中。 另外,自由主义开始逐步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国际机制之所以改变,不是因为国家所宣称的客观利益发生了转移,或是由于权力分配的更动,亦非政府面临的制度化条件发生了改变,而是由于人们利益观念的改变——即由于行为者的学习所造成的。”[4]通过“学习”,国家能够对协调、合作等国际民主价值形成比较明确的认知,营造更加浓厚的国际民主环境。然而,自由主义所说的“学习”只是温特所谓的“简单的因果作用”。要发现国际社会的变化,更全面地看待国际民主的现在与未来,我们还需要建构主义的帮忙。 二、建构主义逻辑与国际民主 在建构主义的理论中,“观念”具有第一性,这样,“人”的位置就被极大地凸显了出来。在有人生存的世界上,不仅物质层面深深地印上了人类活动的烙印,而且整个世界也因人的存在而有“意义”,这并不是否定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但是,如果形容物质世界是一张“黑白素描画”的话,那么,正是观念、文化为它涂上了“油彩”。在温特的主流建构主义理论中,“国家也是人”,诸个人的共有知识或者说文化再造了国家作为“法人”或“团体自我”的观念,因此,国家某种意义上也带有身份、利益、意图等人的特征。[5]在建构主义的世界中,人和国家不再是主流理论(理性主义主流理论)所描述的物质的傀儡,而是自己行为的主人;物欲“横行”的世界是决定论意义的,而观念的意义是给人们带来了变革的希望。现实主义看不到变化的可能,它认为“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这样,现实主义研究的就不再是真实的“规律”,而是在推导一套“应然”的结论。温特在说明“我们今天认为是国际政治‘常识’的内容”时写道:“某种类型的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导行为体,这些行为体是利己的个体,因此国际体系部分地是一个自助体系;但是国家也相互承认主权,所以国家之间是竞争对手,不是敌人,国家有维持现状的趋向,这使他们约束自己的行为,在受到外来威胁时寻求合作,因此体系部分地也是一个助人体系,这与霍布斯面临灭顶之灾式的自助逻辑有着根本不同。”[6]在建构主义论证中,我们看到了一幅国际民主发展的图景,各国从相互厮杀的恐惧中认识到了独立、宽容、合作、互助等国际民主价值的重要性,在不断的交往实践中,民主文化规范能够成为另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随着交往频度的提高、时间的持续,国际民主价值的内化程度也会增加,当越过温特所谓的“倾斜点”时,国际民主文化则会有质的提升,国际民主的价值内涵也会显得更加丰富、具体。 三、英国学派逻辑与国际民主 英国学派是国际政治学理论中最具“多元主义”特质的一个流派,在英国学派的理论中,我们能够看到多种思想传统对它的影响。马丁·怀特总结出了国际理论研究的“3R”传统(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主义),他认为单靠三种传统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足以理解国际政治学,只有把这三种都一并用上才足以理解它。[7]英国学派尽力避免在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中间“选边站队”,而是辟出了一条“中间路线”。这并不是说英国学派是各流派之间妥协的产物或是一个不同理论的“大拼盘”,英国学派有其独特的研究视角与领域,它把由国家组成的世界看作是一个“社会”, 我们从其论述中能够感知英国学派对国际民主价值潜藏的态度。 与英国学派理论内涵的多元性相一致,其在国际民主问题上的态度也同样呈现多元(矛盾或模糊)的特点。英国学派承认国际体系的特点是持续的无政府状态,但它更愿意把国际体系看作是一个无政府社会,其中存在着把各自独立的国家粘合成一个社会的各种共同价值,“秩序”与“正义”就是英国学派较为关注的两个内容。赫德利·布尔认为,“国际秩序就是追求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的基本或主要目标的行为格局”,这些基本目标包括:维持国家体系和国际社会本身的生存;维护国家的独立或外部主权;维护和平;限制暴力的使用;条约必须遵守;国家相互承认彼此的主权。[8]他认为国际社会一直存在于现代国际体系中,因为维系秩序的共同因素一直在起作用,包括:共同利益观、规定行为模式的规则以及使这些规则发挥效力的主权国家。可以看出,英国学派认为国际制度(特别是宏观的宪法性国际制度,如主权制度)、规则、共同利益能够规约国家的行为并使国家尊重彼此的主权权利从而促进合作、达成协调(妥协)、规约战争、维护和平,这是秩序格局的基本要求;国家的独立、自主等建立在秩序格局之上的目标更是体现了国际正义的价值要求。从这方面看国际民主作为一种价值规范与英国学派的理论内涵是相融的。然而,英国学派对秩序格局的维护还有另一层理解,即强调大国的责任与战争的作用。在英国学派看来,秩序具有本体论地位,它是国际社会的首要价值,是为实现国际社会的基本目标服务的,[9]大国之间的均势以及均势政策(包括战争),是国际社会追求秩序目标的重要制度或准制度。这样,小国的主权权利与合法利益荡然无存,强者统治的秩序不是将正义踩在脚下,就是披上了正义的外衣。在这里,英国学派接受了现实主义的逻辑,国际民主更是无从谈起。这与前面分析的英国学派和国际民主的高度相融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体现了英国学派矛盾、模糊的一面。对于秩序与正义关系这个根本问题,英国学派的早期观点相对一致,大致都认为它们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但秩序在一般情况下或是在与正义相抵触的情况下具有优先价值。然而从文森特开始,英国学派在涉及到人权的国际干涉问题上表现出与自由派国际主义合流的趋势。[10]英国学派的一些新生代学者认为个人的权利、人际之间的平等具有更基础的意义,世界正义应该优先于国际秩序,[11]这种思想在某种意义上颠覆了学派前辈对秩序与正义的理解。也许在这些新生论家看来,世界主义民主或超主权意义上的国际民主在价值排序上也应该高于国际政治民主,“人权高于主权”代表了这样一种思考。应该说在英国学派内部就秩序与正义的关系并没有达成一致,因此在此问题上引申出来的对国际民主的价值定位也比较暧昧和模糊。 四、国际民主:不同侧重与共同呼声 通过对国际政治学几个主要学派理论逻辑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其对国际民主潜藏的态度(或反对、或支持),以及几个学派对国际民主内含的基本价值的各自定位。 作为超主流学派的现实主义并不是国际政治学的“谛始者”,它是在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冷战)的大背景下,通过批判经典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倾向而逐步在学界、政界、坊间获得“当家”地位的。现实主义对人性的看衰、对权力的执迷、对相对利益的计较、对历史的悲观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由主义经过痛苦地转型,破“茧”成蝶;而现实主义对“历史经验”的“洞见”在新的时代似乎正在转变为应然的“说教”,现实主义固守着其“绝对的”真理作“茧”自缚。新的自由主义对现实主义的批判更加切中时代的“现实”,人类新的交往实践证明了自由主义超越现实主义的时代“兼容性”,自由主义理论中暗含的国际民主的价值就是此种“兼容性”的明证。自由主义对现实主义针锋相对的批判可谓切中要害,对权力政治以及相对利益的反对、对相互依赖事实的判断、对多元行为主体的重视以及对制度作用的信仰彰显了独立、平等、协调、合作等国际民主价值。此外,自由主义的历史观(人类正走向和平、合作)也暗含了其对国际民主的信心。 回溯国际政治学的发展历史,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以及后来的部分“趋同”构成了整个学科成长的“轴线”。某种意义上讲,其他学派或理论正是比照着这条轴线,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审视这条轴线中存在的“缺失与弧度”,试图提出自己的方案来“补充和修正”它。现实主义在世界政治问题上的消极看法与“偏执”,从积极的层面看,却激发了其他学派的研究兴趣。除现实主义外,国际政治学其他主要学派(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英国学派)尽管在国际民主的多元价值中各有侧重,但在理论上均显现出了对“国际民主”的诉求与呼声。但需要指出的是,各个学派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被宏观的学派标签掩盖的是具体的分歧。 国际政治学的主要学派或是某一学派内部对国际民主亦存在着不同的判断或期许。建构主义倾向于说明“观念”对历史的创造作用,建构主义语境下的国际民主是主权国家间的“国际关系民主”。自由主义相互依赖理论强调了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国际组织)的作用,打破了国家垄断国际事务的霸权,超主权国家意义上的国际民主初露端倪。而其后由罗伯特?基欧汉领衔的制度自由主义向现实主义基本假设的妥协使其又退回到了“国家中心主义”的窠臼,自由主义语境下的国际民主似乎也很难逃脱现实主义的“古老诅咒”。然而,新的现实催生了新的理论,新的理论对现实又有着规范性的期许,自由主义全球治理研究的兴起“异化”出了更高形式的国际民主价值——多元、多层的行为主体载荷的国际民主。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被共有价值、共享文化“粘合”在一起,要获得国际社会的成员资格就需要维护并追求“秩序”与“正义”的基本价值。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二者的排位模式,如果是“秩序大于正义”的排位,那么大国间的均势、小国利益的牺牲以及战争的平衡作用就成为了第一考虑,这简直是现实主义式的梦魇;如果是“秩序等于正义”的模式,则大国的“协调责任”得到强调,同时主权国家(特别是小国)的权利得到尊重,这是较为贴近晚近经验现实的国际政治民主形式(价值);而在“正义大于秩序”的模式中,主权权利同样受到重视,但秩序不能建立在主权对国内混乱、贫弱的掩盖以及对国内“正义”的压制的基础之上,国际社会成员的“社会(国际)责任”以及公民个人的“天赋人权”被凸显了出来。在全球化的今天,主权的合法性越来越来源于国家对内的权责与对外的担当。主权制度的相对软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历史大势,弱化主权制度的国际民主需要得到肯定。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也看到了在不同的理论逻辑下各学派关于国际民主的“暗中较量”。在层次或外延上,各学派对国际民主的形式有诉求、有侧重;在规范、内涵上,其在国际民主的多元价值上有重叠、有纷争。重叠与诉求是各主流学派国际民主逻辑的“最大公约数”;侧重与纷争则源于各学派对现实世界的不同角度期许与领悟,但这些都传达了同样一个信息——对国际民主的共同呼声
科技研究论文:加速转型期的科技资源配置研究 摘 要 传统的科技资源概念及理论,忽略了加速转型时期科技资源客观运行环境和系统内部结构的变化,已经不适应当前科技资源有效配置的要求。因此,关注科技资源要素的分化并探索科技资源的有效配置模式,对全面促进科技进步与创新,提高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转型期 科技资源 配置模式 经济增长 科技资源是科技活动的物质基础,是创造科技成果,推动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要素的集合。随着科技资源系统内涵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在当前资源稀缺性存在前提下,特别是在现今加速转型期的科技作为满足人们的无限欲望需求的情况下,决定科技稳定和高效产出的科技资源配置系统必然要成为学者和专家研究的重心。笔者认为,在对科技资源配置研究的基础性问题进行重新审视的基础上,加速转型期的科技资源配置面临着科技资源配置主体的分化、模式的选择、有效配置衡量标准重构以及有效配置的理论发展等四个方面的问题。 1 加速转型期科技资源配置的主体研究 科技资源配置的主体由科技资源配置的微观层次的执行主体和宏观层次的调控管理主体构成。其中,执行主体包括大学、研究机构、企业,它们是执行科学技术活动的实体,科技资源配置的基础层次,也是科技资源配置的运行层次;调控管理主体是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和中介科技服务机构,它们对科技资源配置按市场经济和科技活动自身的规律进行分配、管理、调控、评估组合等,使科技资源配置达到优化目标。执行主体与调控管理主体既通过体制组成资源配置系统,也融会于运行机制,在全社会的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系统中运行。然而,在我国当前科技运行体制下,笔者认为科技主体分化程度不够,直接表现在宏观调控管理主体权利集中和科技活动执行主体经济形态单一两个方面。 首先,由于我国原有的科技体制是政府主导型的,科技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家的指令性计划下达,因此政府在科技资源配置系统中的行政作用十分明显,主要表现为政府对资源配置的调控指导不足,而管理功能过于倚重,其直接影响是科技资源的配置不以市场为导向,科技产出与市场脱节,造成科技资源的浪费和低效。在加速转型期,科技与经济一体化要求必须以市场作为基本运行机制,由于社会的分化,在新的整合机制尚未建立之前,国家的政治整合能力应该不断下降,否则就会阻碍社会转型。因此,政府的职能重心应该是相对下移的。要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必须明确政府职能,大力发展社会组织,使市场主体完善,主体行为适应加速转型期的经济运行机制。同时还要推进政府职能转移到社会,培育各类社会组织承担政府让渡的职能,通过建立广泛的社会对话机制,积极发展政府、科学活动执行主体和社会组织三者之间的伙伴关系,落实民间社会与政府共同治理的合作关系, 其次,由于我国参照原苏联的科技体制,其科技执行主体多年来一直分化缓慢,已不能适应当前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混合经济形式,阻碍了市场运行机制资源配置作用的发挥。因此,要在加速转型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必须深化科技活动主体体制改革,主要是科研机构和高校的科研体制改革,重构政府和高校以及科研机构的关系,优化运行机制。 2 加速转型期科技资源配置分析框架 对科技资源配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科技资源配置规模、配置强度、配置结构和配置效果四个方面,对其合理性的判断就是这四个部分的综合表征。 科技资源的配置规模宏观上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间内配置的科技资源总量,一般对该部分的研究采用指标体系法,从定义的角度加以研究,并进行定性的分析和评价。其合理性主要表现在人力、资金从总体的数量上来表征对科技系统发展的支持程度、保障程度。 科技资源的配置结构包括科技资源配置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两个方面。科技资源配置的内部结构是指在经济活动过程中,科技资源在不同方面的分配和使用比例。科技资源配置的外部结构是指科技资源在整个社会资源中的使用和分配比例,具体包括科技资源在不同活动层次配置结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不同活动主体的配置结构(企业、高校、研究机构)、不同的行业部门配置结构和不同的学科领域间的配置结构。总的来讲,科技资源要素的配置结构(包括资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科技系统的功能和效率。对该部分的研究一般采取定量分析的方法。 科技资源的配置强度主要表示对科技的支持力度和强度,包括科研人员的经费支持力度、国家财政对科技的拨款力度等;科技资源的配置效果主要是对科技资源配置合理性的问题研究,一般采用DEA、AHP、SD等研究方法予以检测和说明。 在科技资源的配置过程中,各科技活动主体的行为规范、市场运行的机制等都表现为一定的制度规范。真正制约和引导资源合理流动的不是宏观的调控主体、市场,而是制度,整个资源配置的过程表现科技活动主体在制度约束下的自我组织过程。如果存在着科技资源配置的经济寻租行为,那么只是制度的缺陷,其损失就是交易成本。所以,有效地资源配置模式应该是在弥补现有制度缺陷的基础上的总效应递增。根据这一分析,笔者借助科技制度资源适应度的概念来描述科技资源配置的合理程度,其理论值为科技资源系统内科技产出的增幅与交易成本降低额度的之比,其中,交易成本为科技制度供给过程中所发生的费用。科技制度资源适应度可用来描述科技资源配置中的科技制度对科技产出的推动力,其值越大,表示科技资源配置越趋于优化,科技制度对科技产出的推动力越大,数学表述如下: 科技制度资源适应度=科技产出的增值额/交易成本减少额 =Δ科技产出/Δ科技交易成本 这一公式是鉴于加速转型期科技资源系统内科技活动主体多元化、多种经济运行机制并存以及市场化程度不平衡等的特点,根据系统论的黑箱原理得出该理论模型可以在不考虑加速转型期科技资源系统内部配置结构复杂性的基础上实现科技资源配置的优化和调控。 3 加速转型期的科技资源配置方式 科技资源的基本配置方式一般分三种:计划配置、市场配置、混合配置。对加速转型期科技资源配置方式的选择应该是在考察国际社会科技资源配置模式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经济发展实际创造性的选择和使用。 目前,国际上国家科技资源配置的模式选择通常有三种类型:“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模式、“社会市场经济”的德国模式、“社团市场经济”的日本模式。这三种资源配置模式,其实都是对科技资源配置混合方式的发展利用,其共同点是都认为科技资源的配置方式应该市场经济为主、政府的计划作用为辅。区别在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职能和所起作用有所区别。 根据国际科技资源配置的经验,由于我国加速转型期实际实行的是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混合经济运行模式,这决定了我国现阶段必须实行以科技资源的混合配置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模式,又由于加速转型所涉及的面广、层次深、强度大,新的整合机制一时难以形成并安全运作,致使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交接过程中存在的空白环节以及社会的分化导致政府职能存在着让渡等客观现实情况,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就应该强调政府作用,以确保加速转型期的安全过渡,所以,在加速转型期,我国应该实行政府主导型的混合科技资源配置模式。 政府主导型的混合科技资源配置模式一方面可以通过科技政策、产权规范等制度的供给发挥政府的职能,在宏观上对全社会科技资源进行引导,使科技资源的布局更为合理,促进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使科技资源更好地在不同科技活动主体和层次、不同的科技活动过程、不同的学科领域、不同的地区和不同部门之间分配,有效防止市场失灵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以大多数微观科技活动主体为中心,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遵守一定的市场规范,使这些科技活动主体高效率地调动自身科技配置,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佳效益,推动经济增长。政府主导型的混合科技资源配置的最终目的是促使科技活动主体生产出更多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科技成果,实现科技经济一体化。 在此还要强调一下的是,之所以选择政府主导型的混合科技资源配置模式,强调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其主要鉴于政府具有其他组织所无法替代的职能,可以通过法律、政策引导等制度手段为科技资源规范的市场化运行创造先决条件,促进科技的高效产出。 4 加速转型期科技资源有效配置理论发展 由于科技资源是经济资源的子系统,具有资源的一般特性,经济学作为研究人们如何利用稀缺资源并实现其最优配置的科学,对资源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的理论构成了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落脚点,也构成了科技资源配置理论的一般前提和基础。而当作为科技资源配置理论的前提和基础——传统经济学理论在解决资源配置问题时本来就存在着问题,而科技资源的特点早已超出了经济资源自身的特点的时候,科技资源配置理论就不应该是简单的经济资源的配置理论的应用,而应该是由其发展和延伸的新的理论支撑。 4.1 传统经济学理论在解决经济资源配置时就存在天然缺陷 科技资源配置理论是建立在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的,而经济学理论自身是为经济资源有效配置的解决而产生的。然而,不管是从方法论的角度,还是从逻辑的角度,经济学在解决资源配置是存在着的不自洽的问题,这种不自洽是与生俱来的。主要是由于传统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是建立在抽象分析、逻辑演绎和实证经验方法的基础上,以需求分析为出发点,利用数理为基本工具,使经济学走向科学化、定量化、严格化的道路,发展成为一个具有严密演绎结构的、无懈可击的内在逻辑演绎体系,忽略了与环境的联系。而科技资源配置作为一个系统,不是一个简单的分配财力、物力、信息资源到各主体进行研究与开发、测试再由生产部门生产的线性过程,而是一个由人、物、信息、制度、市场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有机体系,而是既要实现在各主体之间宏观层次的资源分配,又要实现各主体系统拥有资源后的微观配置,即拥有科技资源后的自组织行为,这一点是传统经济学理论无法达到的。 4.2 现有的科技资源配置理论忽略了科技资源自身的特点 科技资源作为经济资源的子系统,具备经济资源的基本特点,这就意味着科技资源的经济资源属性使其资源流动、配置以及使用必须遵循一定的经济学规律,也构成了用经济理论解决科技资源配置的一般前提,但并不意味着构成了一切前提,这主要是因为科技资源有其自身的特点,科技资源是智慧性资源,具有可积累性、发展性、可继承资源、开放型资源、非强排他性,正是由于科技资源与众不同的资源属性,形成了对传统资源概念和意义的突破,而对传统经济资源质上的区别,迫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要素所产生的内部效应,重新审视科技资源无法完全转化为物质流进行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范式分析的现实,重新审视科技资源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4.3 现有的科技资源配置理论忽略了科技资源的时代特点 现代社会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科技全球化以及科技经济一体化,当信息化为全球信息资源共享带来了方便时,对基于狭义的科技资源配置对信息资源的漠视,对网络信息资源存在严重不均衡性背景下的统一资源配置模式以及信息资源形式的改变和信息作为资源的交易成本特性所应导致科技资源统计和评价方式的变革就必须引起重视。与此同时,科技资源配置应该建立在国际化的背景下,是一个充分考虑其他国家资源配置形式下博弈配置,单纯的数理分析是不能真正反映科技资源本质要求。 4.4 数理方法应用前提的高抽象性不可避免会产生资源配置评估失真 各种应用于科技资源配置研究的数学模型研究方法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实践,理论严密,模型成熟,但是在与科技资源配置研究内容相结合时,存在着不同的侧重点和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科技资源的有关数据来源都经过一定转化处理,具有高概括性和高抽象性。其次,过分强调客观数据,忽略主体环境的考虑,使得产生评估结果往往是简单前提条件下高效评估,复杂条件下的无效评估。第三,就是单个模型往往只能反映科技资源配置某一方面的问题,不是在综合条件下的全面反映,所以就可能会出现同一数据由于使用程度和使用面的不一致导致结论的相悖或相互削弱的现象,最终导致科技资源配置评估失真。 鉴于以上分析,把握现实的资源配置信号以及资源配置主体的活动规则和特征,单靠理性逻辑的认识工具是远远不够的,需借助非理性的工具,如对市场习俗、本能、欲望就是理性逻辑不可言状、难以描述的对象,而事实上,它们也是市场赖以存在、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内驱力,而这一切正是传统主流经济学所缺乏。 5 加速转型期科技资源有效配置的理论选择 自新古典经济学之后,经济学演绎出了许多流派,其中有一个学派却异常引人注目,这就是制度经济学派。制度经济学着重于从价值判断标准、伦理学的角度进行宏观制度分析,建立了包括制度权力及其他非经济因素在内的整体方法和注重历史因素的演进方法以及规范分析方法,扩大逻辑演绎前提的内涵和在理论构架上以及方法论上的突破,很大程度弥补了传统经济学的不足,为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解决的方向。 科技资源的有效配置之所以必须要以制度为保障,这主要是因为制度作为“约束个人和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系列共同的习惯、常规、既有的经验和规则”,可以通过一系列外在形式化的规则或程序强制赋予人们的行为一种外在的限制和规定(涵盖角色、功能、责任、权利和义务等),使其形成一种内在共同的文化价值模式,由此产生共同的长期稳定的行为预期,使人们能够在价值模式的内在约束下自觉地按照各自所扮的角色及功能进行有序的共同发展和互动。这种制度安排的制度化和定型化过程,同时也是一种利益分配格局的塑造过程,通过制度,人们可以对经济活动的规范产生一种长期稳定的预期,为经济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服务。 制度经济学将人类行为的根基建立在制度结构(标准、工作规则、用法和习惯)上,纳入制度和文化背景中,保持加速转型时期社会分化后的活动主体单位的现实状态,并通过假设的制度结构与观察相比较,从而从经验上加以检验分析,对于加速转型期不同的经济运行机制、经济形态以及不同发展区域的经济行为具有更强的指导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讲,比现代的主流西方经济学范式更具亲和力和张力,也为科技资源配置问题的合理解决提供了可能。 科技研究论文:中部六省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基于中部六省“十一五"科技发展规划的比较研究 论文关键词:区域科技发展;中部六省科技发展战略;“十一五”科技规划;中部崛起战略;创新型国家建设;创新体系建设 论文摘要:根据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总体部署及关于中部地区“三个基地和一个枢纽”的定位要求,结合中部六省“十一五”科技发展规划。对中部六省的科技发展战略进行了比较研究。中部六省根据各自的特点。对“十一五”期间的科技任务进行了科学的规划。 0前言 在我国全面部署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背景下,中部六省(即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根据我国的科技规划纲要。相继出台了各省的“十一五”科技规划。为了深入研究依靠科技创新促进中部崛起的问题,有必要结合中央有关文件精神以及各地的实际情况。对中部六省的科技发展规划进行对比分析。从而为进一步明确和细化我国中部地区科技发展战略提供借鉴。本文比较的重点是中部六省科技发展重点领域、优先主题和重大专项。比较的核心是中部六省科技体制改革、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和具体政策措施。 1中部六省科技规划的总体特点 1.1在指导思想上紧扣自主创新的主题 中部六省都强调以邓小平理论、“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实施科教兴省战略和人才强省战略,遵照国家“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以自主创新为主线,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为建设创新型省份奠定坚实的基础。这些指导思想和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总体要求大体上是一致的。 1.2在定位上略高于中央的要求 中央在《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中指出,“东部地区要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支持中部地区加强科技发展能力建设”。但是中部六省在科技规划中都把“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规划的基点。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重要任务,这种定位略高于中央的要求。 1.3在规划上体现了各省的特色、在科技项目部署上突出了重点 从规划的体系结构上来说。中部六省的科技规划内容、体例大都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框架大体一致。主要的区别在于由各自的科技基础和实力不同所导致的具体科技攻关领域和项目、科技体制改革、配套措施等方面的差别。 中部六省的科技项目规划主要是两个重点领域:一个是集中于“农业、能源原材料、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领域的科技项目布局。在中部各省的发展战略中大都把新型工业化作为重中之重,提出要“推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另一个重点是人口和生态领域,主要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生态建设、防灾减灾等方面。 具体说来,各省规划的重点和特色是: 山西省选择具有相对优势的生物技术及新医药、新材料、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领域,以共性关键技术创新为核心。 安徽省加快电子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巩固在电子基础材料和元器件等方面的优势。将生物技术作为迎头赶上的重点。促进新材料向功能化、智能化、集成化方向发展。 江西省围绕优势和特色产业,着力在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开展关键技术攻关。 河南省在电子信息方面形成集聚效应和规模化产业发展优势。在生物工程方面加强医药生物、微生物发酵、生物技术育种等方面的重点研究。在新材料方面加快新材料的制备和成型加工两大关键技术的研发。 湖北省发挥电子信息和生物技术优势,提高汽车、钢铁、化工等支柱产业和农业的创新能力.将能源、资源、环境技术放在重要位置。 湖南省将重点放在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与医药、现代交通运输业等领域,加快利用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 2中部六省科技发展战略背景和目标比较 2.1发展战略背景比较 中部六省在“十五”期问,科技事业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科技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为各省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但还存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如:企业尚未完全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不紧密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改观,科技体制改革有待深化,区域创新体系还不健全。“十一五”时期,中部六省将面临许多历史机遇和挑战。无论是实现中部崛起、促进社会和谐,还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产业结构,都需要以科技为支撑。 2.2具体指标比较 中部六省发展的总体目标大都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提高科技总体实力”等等。湖北、湖南、江西和山西4个省都提出要达到全国或中部地区上游水平。 从具体目标来看,各省不统一.反映了各省对科技发展规划目标认识的差异性。此外,在少数可比性较强的指标中,各省大体上差不多。如:“全社会研究与发展投入(R D)占GDP的比例”、“高新技术产品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等指标各省大体相同。 3中部六省科技发展重点领域、优先主题及重大专项比较 中央对中部地区的定位是“三个基地和一个枢纽”.也就是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 3.1粮食生产方面 中部六省都是农业大省,各省在农业领域的优先主题、重大专项和基础研究都很多。根据中央的要求.中部六省大都继续实施优质粮食产业工程、畜禽良种工程等种子工程和动植物保护工程,不断加强动物疫病防治,继续推进农业科技推广、应用和服务体系建设。 各省除了在重大专项上还能体现出一定的区域特色之外,彼此之间农业科技规划的差异并不显著。农业(动植物)新品种选育(繁育)技术、畜禽水产健康养殖与疫病防控、农产品精深加工、农业信息化技术、农业生态安全(农产品安全技术、生态农业、绿色农业)、现代农业技术装备与设施等,大都被中部六省作为重点。 各省还根据区域特色选取了一批重大专项。山西省的重点是:旱作节水高效农业综合配套技术示范工程;红枣、马铃薯、优质小杂粮等特色农业产业化技术研究。江西省的重点是:东乡野生稻有利基因的定位及育种研究:红壤区域治理与生态农业技术研究及开发:猪重要经济性状主基因的鉴别与优质种猪的选育研究。湖北省的重点是:名特水产品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主要畜禽良种培育与产业化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双低油菜产业化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等。湖南省的重点是:超级杂交水稻技术的研究与示范:大宗农产品综合深加工技术及关键装备的研究与开发。 3.2能源原材料方面 中央关于中部地区能源原材料基地建设的要求是,“加强能源基地建设,稳步推进山西、河南、安徽等煤炭资源丰富地区大型煤炭基地建设” 山西省根据自身是煤炭大省的优势,大力加强和煤炭安全生产、开发、利用有关技术的研究。安徽针对“两淮地区”煤炭的开发利用进行相关技术的研究,部署了煤炭高效安全清洁生产和煤化工专项。河南充分发挥豫北地区油气煤炭资源比较丰富的优势,大力开展煤和石油生产及其深加工技术研究。 而湖北、湖南和江西把重点放在高效节能研究上面。湖北强调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水电);江西强调鄱阳湖风能开发和生物质能研究:湖南强调新能源(生物质能源)的开发,并把生物柴油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作为重大科技专项。这些规划符合中央关于“因地制宜、积极稳妥地推进生物质能发电和风电建设工作”的要求。 中部省份的矿产资源十分丰富。中央提出“加强原材料基地建设,发挥中部地区铁矿石、有色金属、黄金、磷和石灰石等矿产资源优势,建设综合开发利用基地”。安徽以铁、铜、金等资源为重点,着重开发高效开采和冶炼技术,特别是深部隐伏矿床找矿技术。湖北重点加强对特色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技术的研究,部署了磷资源开发利用关键技术研究重大科技专项。湖南着重加强矿产资源高效分选提取与矿山接替资源探查技术的研究。 中央还提出要“重点支持钢铁、石化、化肥、有色、建材等优势产业的结构调整,形成精品原材料基地”。山西主要是和冶金有关,其重大专项是:无镍不锈钢、优质合金钢连铸及热轧工艺技术。安徽省主要是新型特种建材、非金属矿深加工和精细化产品开发。河南省主要是冶金建材。江西主要是钢铁冶炼与加工、有色金属新材料和化工新材料。湖北重点是开发高性能冶金材料.以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端板材的需要,开发化工关键技术及其产品.发展新型建筑材料关键技术与装备。湖南加快用高新技术提升陶瓷、轻纺、钢铁、建筑等传统材料行业,以技术优势形成产业优势,其重大专项是高性能金属材料产业化开发关键技术。 和农业规划不同,各省之间的能源原材料规划很不均衡。能源集中在山西、安徽两省,特别是山西省仅在煤炭领域就设置T4个重大专项。矿产资源集中在安徽、湖北两省。材料集中在湖南、湖北和江西。江西省总共只安排了16个专项,但仅在材料领域就有6个重大专项。能源、资源和原材料是紧密相关的3个领域。山西、安徽和河南省对于能源和资源规划得多,而对于材料贝4较少涉及。安徽、河南在材料方面规划得很简单,而湖南、湖北规划得较详细。 3.3现代装备制造方面 中部六省在现代装备制造领域规划了许多重点和专项。 山西省突出重型装备制造工艺及技术、智能高效采煤设备和工艺技术、铁路机械和专用机械生产工艺技术等.安排的重大专项是:矿山机械、重卡汽车生产装备制造技术、公路改性沥青快速制备技术。安徽省突出汽车整车产品开发、关键零部件及汽车电子、混合动力汽车、绿色制造、数字化和智能化设计、智能信息家电等,安排的重大专项是节能环保汽车及关键零部件专项、制造业信息化专项。江西省突出先进工业流程标准化示范工程、先进制造技术研究及应用、新型运载工具制造技术等,安排的重大专项是民用航空关键技术研究。河南省突出汽车、摩托车关键零部件和轿车车身开发技术、超精密加工及超高速加工技术与装备、新型输变电成套设备、新型机械设备。湖北省突出电动汽车及汽车关键零部件、现代装备制造技术与设备等,安排的重大专项是电动汽车、制造业信息化工程。湖南省突出现代工程机械、新型轨道交通设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等,安排的重大专项是电动汽车及关键零部件、新型换流变压器及特高压直流输变电系统重大装备、轿车无级变速器(CRV)产业化关键技术。 中央关于中部地区建设现代装备基地的要求是:“建设具有自主创新的现代装备制造基地,重点发展清洁高效发电技术装备、高压输变电设备、大型矿山开采设备、石化设备、大型施工机械、数控机床及关键零部件、新型农业装备、高速铁路列车、大功率铁路机车、新型地铁车辆、汽车及零部件、高附加值船舶及配套”。 从上面各省的规划可以看出,中部六省在现代装备制造的某些领域过于集中。如汽车领域,除江西侧重于民用航空领域以外,其余5个省都重视汽车产业的发展。安徽、湖北、湖南、河南都将汽车作为重点领域,湖北、湖南还将电动汽车作为重要发展项目。而在国家所列举的l2个中部地区重点发展领域中,只把汽车及零部件作为第11个列举项目。 对于国家所列举的其它领域,各省关注程度普遍不高。如关于“输变电设备”项目,只有湖南和河南列入规划;“大型矿山开采设备”只有山西列入规划;关于“高速铁路列车、大功率铁路机车、新型地铁车辆”只有湖南的“新型轨道交通设备”和山西的“铁路机械”涉及到。而“高效发电技术装备、新型农业装备、高附加值船舶及配套”项目,中部六省都没有列入规划。江西省侧重发展的民用航空项目不是国家所列举的项目。 中部六省除湖北省现代装备制造种类较多以外,湖南侧重于工程机械、输变电和轨道交通:江西侧重于民用航空;山西侧重于煤炭机械和运输;安徽侧重于汽车整车生产;河南的特色不明显,重点不突出。 3.4高技术产业方面 中央关于高技术产业基地的要求是:“建设高技术产业基地,加快发展新兴产业。国家对电子信息、生物工程、现代中药、新材料等领域的研发与产业化给予重点支持”。 相比现代装备制造基地来说.中央对中部六省高技术的规划不是很具体.没有列举什么项目.而是着重对促进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加强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建设、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建设国家工程中心和实验室进行了说明。这就说明,中部地区的高技术产业和现代装备制造业不同,还没有形成鲜明的特色,中央的着眼点是“如何培育高技术,加快产业化”。但是由于高技术产业对经济的带动性十分显著,加上中部六省普遍对自身创新能力期望很高,因此,在各自的规划中都将发展高技术作为重中之重。 (1)信息产业。山西省以光机电一体化、微电子、新型元器件、软件、现代通信为重点,以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为核心。安徽省突出软件和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器件和片式元器件、自动化装置与系统,安排的重大专项是电子信息材料专项、计算机软件专项。江西省突出信息技术应用工程、软件技术、光电子产品技术.安排的重大专项是应用软件研究开发。河南省突出计算机网络高速路由器、交换技术与产品、各种宽带网络的接入技术及产品.加强信息化的开发应用,研制开发新型农业信息系统。湖北省突出光通信技术及下一代网络、无线通讯系统与终端、激光技术及应用、数字视听(3C技术及融合)产品、软件及信息服务业等。湖南省突出新型显示器件技术、数字视讯与媒体技术、软件、信息网络与现代物流技术,安排的重大专项是数字卡通内容制作及传播应用关键技术。 从上面可以看出,湖北侧重于光电子技术:湖南侧重于数字卡通,其它各省重点不明显。除河南以外,其余5省都强调软件研发,特别是江西和安徽将软件开发列为重大专项。 (2)新材料。在新材料领域,中部六省主要是集中于纳米技术的研发。新材料领域和原材料领域联系较紧密.不少省都集中于传统原材料领域的新材料研发,而对于高技术领域的新材料研发实际上并不多。如:山西的重大专项是纳米、永磁、多晶硅及镁合金新材料制备技术开发;安徽的重大专项是纳米材料和新型功能材料:江西的重大专项是纳米新材料研究开发;河南的重大专项是新材料的制备和成型加工技术;湖北的重点是新材料技术研究与开发;湖南的重点是先进电池材料、先进硬质材料、先进复合材料、纳米功能材料。 (3)生物工程、现代中药。山西省以中药现代化综合技 术开发为主攻方向,加强中药现代化的关键工艺技术和集成工艺技术开发,重大专项是中药现代化技术。安徽省突出酶工程和细胞工程技术、基因操作和蛋白质工程技术,重大专项是新药创制。江西省突出生物医药、化学药新药、中药新药、中药现代化技术聚焦工程.重大专项是江西道地和特色中药现代化关键技术研究开发。河南省在医药生物、微生物发酵、生物技术育种等方面开展重点研究,形成产业化发展的群体优势。湖北省突出生物医药技术、生物农业技术、生物工业技术、生物医用材料技术、生物能源、生物环保和生物服务技术。湖南省突出生物安全技术、医药生物工程技术、现代中药技术、创新药物技术。 从上面的项目名称可以看出,在生物工程和现代中药领域,中部地区主要是依托当地的中药材资源优势,进行现代中药开发。 3.5综合交通运输枢纽 中央关于将中部地区建设成为交通运输枢纽的要求更多地是从交通运输、商贸流通体系、交通运输重点项目的角度进行规划的。因此,中部省份在综合交通运输枢纽方面的科技立项十分少.只有湖南和安徽将发展“智能交通技术”列为优先主题.但是具体内容也不是很多。 3.6人口和生态重点科技领域 中央指出.中部地区发展面临着“人口和生态环境压力大、自然灾害频发,抗灾能力较弱”的问题。由于这些问题很具体,因此,中部六省在科技规划中,对优生优育和人口控制、污染治理、废弃物综合利用、自然灾害预报等领域都设立了优先研究主题。 结合自身的特点.山西将工矿区土地复垦及生态重建研究与示范、煤烟型大气污染控制技术与示范、重大矿山灾害事故预警与应急救援技术作为重点。安徽将巢湖、淮河水污染综合治理作为重大专项。江西将鄱阳湖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相关技术研究作为重大专项。河南加强对艾滋病和地震灾害的研究。湖北强对血吸虫病、洪水预警和防治的研究。湖南把湖沼地区血吸虫病防治关键技术研究作为重大专项,并加强对水旱灾害防治和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的研究。 4中部六省科技体制改革、创新体系建设和对策措施比较 作为省一级的科技规划.促进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体系建设是一项重要内容.也得到了各省的高度重视。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体系建设和对策措施的关系十分紧密。关于这部分内容的规划,各省差异较大:有的将创新体系和体制改革作为对策措施中的一部分:有的没有对策措施,只有创新体系建设。这种差异反映了各省对建设区域创新体系和进行科技体制改革认识上的不同。各省都强调要建设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相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以及社会化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只是在具体表述上有所不同。从具体对策来看,各省主要从财政投入、政策法规、优惠政策、人才培养、加强领导等方面进行阐述。 中央并没有单独就中部地区问的科技协作进行要求,只是把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和高技术产业发展放在一起,指出中部地区要“加强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的技术合作,促进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加强技术创新服务体系的建设,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支持建设若干科技基础平台”。这就说明,中央认为中部地区高技术的发展离不开创新体系的建设。 在区域经济布局上,中央也只是提出“以武汉城市圈、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带为重点”,“支持中部地区与东、西部地区在粮食、能源、原材料等方面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鼓励中部地区与毗邻的沿海地区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因此,从中央来说,关注的重点主要在于中部各省份内部的增长极建设和东、中、西部问的互动。 在区域合作方面,中部六省较重视与国外和其它区域的合作,而不太重视中部地区内部之问的合作与交流。其实从中央对中部地区“三个基地和一个枢纽”的定位以及上面各省的规划重点来看,中部六省面临着许多共同的科技需求,在一些方面也有许多共同的优势,完全可以通过加强中部六省区域创新体系的建设来寻求发展.没有必要各自另起炉灶,或只盯着国内或国外一些科技发达地区。因此,中部各省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本地区问的科技协作,共同促进本区域的创新体系建设。 科技研究论文:中国科技成果评审制度研究 中国科技成果评审制度产生于集权体制时代,显然与改革后的体制不相适应。本文的目的是剖析科技成果评审体系的问题及其根源,探讨适合未来发展的科学评价方式。文章先分析现行科技成果评审体系的特点和各种不同的评审形式(如科技成果鉴定、评奖评审等),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然后提出了改革科技成果评审制度的建议。笔者认为,应当减少政府资助科研项目的数量,避免各种计划项目、基金项目的重复设置,基本上取消国家社科基金,逐步乃至最终取消科技成果鉴定制度,以更为有效的专利版权制度等来代替它。 一、“科技成果”、“评审”和“领先”、“先进”:中国特色的科技管理概念 “科技成果”一词在中国的文献中出现得极其频繁,最新出台的《科学技术评价方法(试行)》(2003年9月22日颁布,以下简称“评价方法”)中也同样使用这个概念。但是,查阅《中国百科大词源》、《实用科学名词术语词典》、《词源》、《辞海》、《现代科学技术词典》等国内工具书,均找不到对“科技成果”一词的表述。从字面意义上理解,“科技成果”无非是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的简称,当然,它应该是指某项科学技术研究活动取得的具有价值的结果。据此来看,未经过科研活动,借用甚至剽窃来的结果肯定不是科技成果;同样,虽经过了研究活动,但取得的结果不具有价值也不能被称为科技成果。 “科技成果”一词在中国的各种场合事实上被泛化地使用,造成了许多不良影响,也错误地引导着科研活动的方向。许多项目或课题在尚未完成结果鉴定之前就自称为“科技成果”;各种“科技成果”鉴定会、报告会、评审会宣传得不亦乐乎,听起来好像并不是某个项目要进行结果鉴定,而是某个“科技成果”正在做宣传,专家到场是为了替这个“成果”作宣传,越是有名望的专家到场越是能为这个“成果”增光,于是不明就里的媒体便一哄而上,结果不是成果的“科技成果”就真的成了成果。何况,由于存在着评审失败以及评审腐败等诸多因素,即使经过鉴定、评审的项目也并不全是真的科技成果。 国际上通用的与中国特色的“科技成果”相对应的概念只有项目、技术、专利,而且国外的项目一般都是使用它本身的具体称呼,不使用“成果”这一层次的统称,中国本来完全应该参照这一做法进行管理。既然“科技成果”这一概念已经被滥用,中国的有关管理部门应该做出规定,慎用以致于取消“科技成果”一词,用其他更为准确的词来代替[1]。实际上,科技成果这个概念带有很强的行政认可色彩,却不具备任何法律意义,它与国际上知识产权领域的专利、版权概念有着本质的差别。未申请专利、也不受版权保护的中国式“科技成果”在国际上得不到法律上的承认,这不利于中国参加国际技术贸易与竞争[2]。 “科技成果”一词与中国管理科研技术开发活动的行政体制有很深的渊源。中国的“科技成果评审制度“是科技成果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制度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与计划经济下科技成果的非商品属性相适应。在计划体制下,科研和技术开发计划由政府下达,经费由政府拨付,研究结果归政府所有,由政府负责推广,所以政府必须管理和参加科技成果的“评审”工作。 “评审”是另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词,在英语或其他语言中很难找到与之对应的词。它具有评价和审定的双重含义,指由国家有关管理机构对取得的成果、成就以及某种资格进行评价、审定并最终给予某种形式的确认。科技评审的组织者一般是国家各级科技管理机构,包括政府机构、非政府的国家基金机构、直属政府的事业单位等,由这些管理机构根据国家的有关管理办法组织或委托专家评审小组对科技项目或成果进行评审。本文分析的主要是科技项目的事后评审。 最早的科技成果评审始于50年代,当时的评审主要采用鉴定的形式。1955年10月31日,国务院批准建立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协调委员会,规定其任务之一是“负责鉴定科研成果”,这是最早的关于“科技成果鉴定”的说法。1958年开始“”后,“科技成果”迅猛增长,良莠不齐,在这种情况下,急需建立一套有效的评判标准和方法来辨别“科技成果”之真伪。当时国家科委开始了科技成果的鉴定工作,并在1959年初步形成工作程序。1961年4月,国务院通过了《新产品、新工艺技术鉴定暂行办法》。1994年国家科委颁布了《科学技术成果鉴定办法》。此文件规定,“科技成果鉴定”只用于列入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科技计划内的应用技术成果,以及少数科技计划外的重大应用技术成果;换言之,不属于这个范围的“科技成果”可以“评审”,但不组织“成果鉴定”。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科技成果评审”方法体系,其中除了奖励评审外,其他评审形式多是从上述的鉴定制度演变发展而来。 目前,中国科研单位的课题(项目)来源主要有4类。第一,科技主管部门根据科技发展规划和计划提出的指令性和指导性课题(项目),称为科技发展规划和计划内项目,包括各级科技计划和基金项目。其中国家级的科技计划包括“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即863计划)”、“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即973计划)”、“基础研究重大项目前期研究专项”、“星火计划”、“火炬计划”、“软科学研究计划”、“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计划”等。各部委、省市也都根据自身重点扶持的情况建立各级科技计划。至于各种基金项目,国家级主要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各省相应也有由省财政拨款建立的省级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第二,科研机构与其他部门通过横向联系形成的联合开发课题(项目)。第三,科研机构接受某些部门或企事业单位的委托进行研究开发的课题(项目)。第四,科研人员通过长期的积累和实地调查后自己提出的课题(项目)。 这些课题或项目研究结束后,成果的确认分别有不同的方式。第一,科技计划或者基金项目,属各级财政支持的项目,按照国家的规定必须评审并登记科技成果。其中应用性技术成果必须有科技成果鉴定;而基础性研究成果由于主要表现为学术论文的形式,其评价本着“公开发表,自由评议”的原则获得认可,但是执行中还须提供由研究者所在单位学术委员会做出的评定意见,从而形成了学术委员会的评审。第二,政府或者企事业单位委托的项目结束时,往往采用委托单位组织专家评审或验收的方式。近几年,有少部分项目已经开始由评估中心或国家认可的评估机构来评估[3]验收,通过专业化的评估程序对委托项目进行判断,提供给委托方最后的评估结论,但这种方法还不成熟。第三,某些有重大影响的自由研究项目,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也要进行鉴定或评审。第四,联合开发的课题(项目)按照主要完成单位为第一负责人的原则,由第一负责人申请鉴定或评审。第五,上述各项目在取得一定的评价之后,得由所在单位推荐向各级政府申报奖励,于是评奖的过程中又形成了评奖评审。 目前中国科技管理部门通常用“国际领先、国际先进、国内领先、国内先进”等概念划分成果级别。这种概念的含义是把科研项目成果与以往科学成果对比,从而评价其创新程度及意义。但是,一项新的科学成果的真正价值不只是体现在它是否比以往科学知识的积累前进了一步,还要看未来它能给学术界、技术经济界和教育界带来什么创造性效用。而这后一点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得到证明。可是中国的国家自然科学奖评奖却规定:所谓“得到国内外自然科学界公认”,是指主要论著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或学术专著出版一年以上,其重要科学结论已为国内外同行所引用或应用。学术成果发表后短短几年里被引用数次,岂能妄称被“公认”为“国际领先或国际先进”?一项科学成果发表以后,多数情况下其价值是否在该领域内领先只有经过同行的普遍认可才能定论,而同行们在认可其价值之前往往会展开学术讨论和评价,不同观点、不同发现、不同结论之间的讨论耗时经年,多年讨论后一项成果被推翻之例亦屡见不鲜。“国际领先或国际先进”之评语是不能轻易判定的。进一步看,国际学术界评价一项新成果的价值,是由科学家们个体分散和自发地进行的,只有当个体的承认积累到相当数量之后才形成共识,尽管其中可能不同学派仍会有不同看法。这个过程很可能比该成果提出者个人的生命还长。如此来看,中国的许多科研结果公布之后就很快被“评审”为“国际公认”的“领先或先进”成果,其实更大程度上是国内人的自说自话,如果不是借助于行政权力,甚至未必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真得到国内学术界的公认。中国的科技成果评奖结论的声望不高,与这种“中国特色”的评价概念及评价方法有很大关系[4]。 科技成果的管理是科研和技术开发活动的行政管理之重要一环,欲改革“科技成果评审”的方法和制度,就必须改革科技管理体制。科技管理体制与管理方法的法制化、国际化,是适应市场经济及国际大环境的必然结果,将知识产权概念引入成果管理,还科技成果的本质属性势在必行。 二、中国现行的科技成果评审制度:内容与问题 中国现行的科技成果评审形式主要包括:科技成果鉴定及项目验收评审、评奖评审、学术委员会评审等。另外,由于软科学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特点不同,这两类成果的评审有各自单独的规定,下面一一介绍。 1. 科技成果鉴定 在中国,科技成果鉴定是科技成果的主要评审形式。科技部发展计划司公布的“2001年全国科技成果统计年度报告”显示,该年全国共登记科技成果28,448项,其中采用鉴定方式确认的成果数为21,124项,占评价项目数的74.25%,比重很高。根据现行的《科学技术成果鉴定办法》[5],科技部归口管理、指导和监督全国的科技成果鉴定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科学技术管理部门归口管理、监督本地区的科技成果鉴定工作;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负责管理、监督本部门的科技成果鉴定工作;这些管理部门(以下简称组织鉴定单位)负责组织鉴定,或委托有关单位(以下简称主持鉴定单位)主持鉴定。主要有检测鉴定、会议鉴定和函审鉴定三种形式。采用检测鉴定时,由组织鉴定单位或主持鉴定单位指定经过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认定的专业技术检测机构进行检验、测试,必要时,组织(或主持)鉴定单位可以会同检测机构聘请3至5名同行专家,成立检测鉴定专家小组,提出综合评价意见。采用会议鉴定时,由组织鉴定单位或主持鉴定单位聘请同行专家7至15人组成鉴定委员会。采用函审鉴定时,由组织鉴定单位或主持鉴定单位聘请同行专家5至9人组成函审组。参加鉴定的专家由组织鉴定单位从国家科委或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科委、国务院有关部门的科技成果鉴定评审专家库中遴选。鉴定的程序是,由科技成果完成单位或个人根据任务来源或隶属关系向其主管机关申请鉴定;若符合鉴定办法第八条规定的条件,经组织鉴定单位批准,组织或主持鉴定单位将被鉴定科技成果的技术资料送达承担鉴定任务的专家;参加鉴定的专家收到技术资料后进行审查,提出鉴定意见;组织鉴定单位和主持鉴定单位对鉴定结论进行审核,并签署具体意见;经鉴定通过的科技成果,由组织鉴定单位颁发《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证书》。 在这种科技管理体制下,科技成果之产权归国家所有,不是商品,一经鉴定便向社会公开,任何单位均可无偿使用,科技人员获得的报答与成果的推广应用无关,通常是由成果完成单位根据成果鉴定给成果完成人员待遇、奖金、职称、晋升等。由于科技人员往往不关心科技成果的开发利用,许多成果通过鉴定、颁发奖励之后就被束之高阁。中国科技人员众多,但科研成果开发利用的情况却相当落后,这种科技管理体制是一个重要原因。科技成果鉴定的目的在于正确判别科技成果的质量和水平、促进科技成果的完善和科技水平的提高、加速科技成果推广应用。然而,对于(绝大多数)应用技术成果来说,得到市场承认的项目才是有意义的、高质量的,市场的接纳也就宣布了它广阔的推广和应用前景,引入市场竞争才能真正促进这类科技项目研究水平的提高,而应用型技术成果本身也非常适合于在市场上进行评价。所以,成果鉴定的目的通过市场完全可以完成,而且会完成得更好、更有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说单纯的由行政部门组织的鉴定其意义其实相当有限,只不过是满足了科技管理行政部门自身的需要。 这种体制的另一个问题是,科技管理部门既是鉴定的管理者又是鉴定的组织者,同时还是鉴定的监督者,这充分显露出计划经济的特征──政府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在对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的监督付诸阙如的情况下,从项目审批到项目评审各个环节上的腐败就日益猖獗。此外,这种成果鉴定方式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评审专家的选择,而参与鉴定的专家并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字号(3){[6],鉴定的整个过程中都没有监督者存在。在这样的状态下,鉴定的派生利益可能成为参与鉴定者的动力,由此又导致国内普遍存在的所谓“学术腐败”。 国家计划内项目及基金项目结项后,除了规定要实行鉴定的以外,其余项目都要验收,于是验收评审成为科技成果评审的又一种方式。验收是指由验收单位按计划任务书或所规定的验收标准和方法进行测试、评价,并做出结论。其一般步骤是,先由项目首席科学家和项目专家组负责课题验收,编写项目结题总结报告及课题验收报告,会同依托部门向科技部业务主管司提出项目验收申请,然后由科技部组织验收专家小组进行项目验收。由于验收工作是从鉴定发展而来,验收中的专家评审过程大体与鉴定一致,此处不再赘述。 2. 科技奖励评审 科技奖励评审往往在鉴定或者其它评审的基础上进行。现有的科技奖励体系有官方和民间奖励二个层次,以前者为主,这里的讨论也以政府的科技奖励体系为对象。这个科技奖励体系是一个上下对应的垂直体系,中央层次有国务院设立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包括“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除最后一项的受奖对象是对中国科技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外国人或外国组织,其它奖项均为国内科技工作者而设。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设立了省一级科学技术奖(其中又分设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和科学技术进步奖等),省以下地方政府不再设立科学技术奖。国务院所属各部中仅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设立了部级科学技术奖,其奖励范围是涉及国防和国家安全、不便公开的项目。 根据1999年4月28日通过并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科技部负责科技奖励的评审组织工作,为此专设了“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以下简称“奖励委员会”),其主任委员由科技部部长担任,科技、教育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和著名科学家及有关专家15至20人为委员。“奖励委员会”聘请有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各个奖项的评审委员会,评审委员会委员每届任期3年。国家自然科学奖评审委员会下设9个学科评审组,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评审委员会下设29个专业评审组,负责各自学科(专业)范围内的奖项初评工作,并将初评结果报相应的评审委员会。 科技奖评审对象指国家科技奖推荐项目的完成人、完成单位或国家科技奖推荐人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每年授予人数不超过2名,授予对象是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在科技发展中有卓越建树者以及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化中创造巨大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人。“国家自然科学奖”授予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中阐明自然现象、特征和规律,做出重大科学发现的科学家。“国家技术发明奖”授予运用科技知识做出产品、工艺、材料及其系统等重大技术发明的人。“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授予在应用推广先进科技成果,完成重大科技工程、计划、项目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或组织。后三种奖每年奖项总数不超过400项。 “国家科学技术奖”的评奖程序如下:个人申报-有关部门推荐-奖励办公室形式审查-学科(专业)评审组初评-异议公布-评审委员会复审-奖励委员会决议-科技部审核-国务院批准。其候选人由推荐产生,遵循“逐级上报推荐”的原则,申报与推荐相结合。奖励办公室对推荐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审查合格的推荐材料提交相应评审委员会学科(专业)评审组或组织具有评审资格的同行专家进行初评。初评由学科(专业)评审组以会议方式或书面方式进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各评审委员会以会议方式进行评审,记名投票表决产生评审结果,并向奖励委员会提出获奖人选和奖励种类及等级的建议。奖励委员会以会议方式对各评审委员会的评审结果进行审定[7]。 在现行评奖体制下,奖项设立过多,奖励对象分散,单项奖金数额小,这是平均主义观念的产物。奖励因其崇高性与稀缺性而对科学家产生吸引力,奖金额高才会对社会产生影响力,激励科技工作者向难度大、周期长的项目挑战。目前的奖励方式对获奖者的激励作用不足,在社会上产生的荣誉导向效果也有限。此外,评奖过程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比如申报和推荐要按行政级别层层上报,一项科技成果若因各种原因在基层单位得不到承认,就失去了“参赛”机会。前一段时间为社会各界所关注的“蒋春暄”现象决不是偶然发生的\字号(3){[8]。其实,完全可以进一步放宽推荐人的资格,允许权威性学会组织或著名刊物出版机构推荐参与科研成果评奖者,或制定复合量化标准(如发表的刊物质量、被引用次数达到一定数量等),允许达到这个标准的成果完成者自荐参评。 3. 学术委员会评审 这里讲的学术委员会是指在研究院所、高校、学会等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的组织内设立的由教授、专家的代表组成的学术审议机构,其主要职能之一是评审各类科学研究成果。在高等院校里,除校学术委员会以外,还设有院级和系级学术委员会,一般由本单位的“一把手”兼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学术委员会的成员相当一部分是单位的中层领导,如高校中的院长、系主任、所长,也有一部分是老教授。这种制度本身是集权体制和审批经济的产物,违反学术发展的规律。教授与教授之间的地位本来应该是平等的,但在行政权力的支持和背书下,学术委员会的存在人为地把教授分为两类,一类(多数人)的命运掌握在另一类(少数人)手中,前一群体中每一位教授的权力利益都要受制于后一群体,从而允许后者垄断支配前者的命运。 即使学术委员会的成员均能做到公正,它也缺乏行使权力的能力。因为学术委员会要评审几乎所有学科的成果,而选自每个学科的委员人数非常有限,在隔行如隔山的情况下,只有被评审项目相关学科的少数委员在具体的评审过程中有发言权,多数委员往往是门外汉,所有评审过程易被少数人控制。事实上这种委员会只能进行形式上的审查。学术委员会下设的分学科委员会没有最终决定权,后者的决议时常被学术委员会所否决。假如院系的分委会起决定性作用,则校级学术委员会就没有必要存在了。 按照目前的科研管理体制,各院校完成的政府各级计划内项目的基础研究成果一般要由校学术委员会出具评价意见书,这是校学术委员会承担的评审功能之一。但是,现实中各单位学术委员会对这种研究成果实际上根本不是认真严格地评审,而是把“评审”变成了促进该成果通过验收的过程。由做项目的单位出具对项目的评价书,无论如何这个评价书都不会是客观的,因而也没有实际意义,这种形同虚设的评审早就应该取消。 4. 软科学项目评审 自从中国科学院撤消了哲学社会科学部,政府将该部另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后,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只管辖自然科学学科的研究。由于自然科学某些学科的发展已经越出了传统的自然科学边界,而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又不愿意把这些新学科的管理权交给中国社会科学院,于是就在其管辖范围内另设了一个独特的介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软科学”研究领域。由此在中国的科研管理上出现了自然科学、软科学、社会科学3大领域的界分,这也是“中国特色”,世界上没有别的国家实行这样的管理模式。在中国,软科学研究是指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多门类多学科知识,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系统分析和论证手段,研究决策和管理实践中提出的课题。 目前,科技部归口管理全国的软科学研究,其政策体改司软科学处为软科学研究管理的具体执行机构,各级政府机构相应设有软科学管理机构。软科学成果评审由各级软科学管理机关聘请同行专家,按照规定的方法、程序和标准,对软科学成果的质量、水平等进行审查、评价,并做出相应结论。其评审程序与管理方式与鉴定相似,只是在具体的评审标准和评审时侧重考查的指标方面,由于软科学自身的特点而有所不同[9]。 由于软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各种社会发展问题,其成果主要是一些咨询意见或政策备选方案,这些成果是否具有实用性和可行性要由政府有关部门或经济部门来判断,而不应当只由同行内的学者专家从学术角度判断。所以,从其特性考虑,软科学研究成果的评审应以政策被采纳的部门或委托咨询机构评审并奖励,而不必由科研管理部门自行评审,政府不必再设软科学方面的评审。 5. 社会科学评审 目前社会科学界尚没有一个关于社会科学项目评价的条例,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项目结项都采用鉴定的办法。不久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刚出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鉴定结项办法》,对2000年以来立项的院重大课题的结项鉴定工作做出规定。其程序包括:重大课题的成果定稿后由课题主持人向所在研究所提出召开课题结项报告会申请,经研究所同意并由所科研处组织课题结项报告会;报告会后由研究所向社科院科研局提出鉴定结项申请,科研局组织成果鉴定,核定成果鉴定等级,并将结果报院里审批;科研局公布课题最终结项结论,下达院重大课题结项证书或院重大课题终止通知书[10]。按此办法,一项课题结项实际上要分别举行结项报告会和专家鉴定会。前者邀请研究所内外同行专家、所学术委员、院科研局和财计局的有关人员,报告内容包括研究概况、成果主要内容、成果在学术上的贡献和创新等,报告会上要求有质询程序。后一个会由院科研局主持,请专家就课题成果进行评议和鉴定。 社会科学研究的特点是对于一个问题的研究结论可以多种多样,百家争鸣,一个结论是否正确或可行,要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进行检验,绝非一个鉴定会或几位到会学者就能断言并辨明其成果等级或优劣,何况在这种鉴定会上很可能会得出主观的、不负责任、迎合某些意图的鉴定结论。因此,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鉴定可以取消。如果课题属于基础理论研究,可利用其发行量、引用次数、发表或录入的刊物等级以及同行评价等作为学术评价的辅助手段;如果课题属于应用类研究,则应由应用者来评价。 三、应当如何改革中国现行的科技项目“评审”制度 1. 逐步减少乃至最终取消“评审”,对不同的科技项目采用不同的评价方式 “评审”并非评价科技项目唯一可行的方式,也不是最有效的方式。“评审”本身属于有目的、有组织地在短期内强制性地对某项研究结果做出评价,由于其人为性、短期性、强制性,所以并不适合所有类型项目的评价。一个真正的成果必然会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或市场的承认,无需官方组织的“评审”;相反,由政府部门介入的“评审”过程未必能“评”出真正的成果。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从来不组织什么由政府机构参与的层层上报的“科技成果”“评审”,这丝毫不妨碍各国的科学研究和学术成果。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的“科研成果”“评审”制度源于集权体制下政府包揽一切、控制一切、决定一切的管理需要,改革20多年了,却从未触动这种科研管理制度,以至于到现在这种落后的管理方法和制度依然如故。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腐败日益泛滥的情况下,现实证明,多一种政府机构参与的“评审”就可能多一种寻租的机会,如此则“评审”的正当性就更成问题了。在一些情况下,组织“评审”可能会成为有关政府机构、事业单位里某些人获取不当利益或学术圈某些人瓜分学术研究资源的途径,这些人为了从中上下其手会千方百计地维持这种“评审”制度。 严格控制“评审”的数量直至取消“评审”这一方式势在必行。科技部最近颁布的《评价办法》也开始考虑到这一问题[11]。欲逐步乃至最终取消“评审”,代之以更为有效的评价制度,应该考虑包括以下方面的工作: 首先,应当逐步乃至最终取消“科技成果鉴定”制度。这是目前中国“科技成果”“评审”的主要形式,它只适用于评价政府科技计划的结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开发项目结果的评价完全不必依赖于上述的“鉴定”形式。从科研发展的趋势、成果推广应用的要求、政府职能的转化、成果保护各个方面来看,“科技成果鉴定”制度是早晚要取消的,何况它还助长了学术腐败。随着经济的市场化,企业正在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大量科研活动尤其是应用性技术的研发将主要由企业推动支持,政府组织的各类科技计划不应该仍然占据主要地位。评价应用性科技项目结果的目的是转化推广,必须为推广应用者提供切实可信的专家意见,而不是为满足主管科技的政府部门文档管理的需要“走过场”,现行的鉴定制度只提供过于简单又十分抽象的鉴定结论,并不能满足对应用性科技成果评估的专业性需要。上述“鉴定”制度切断了科研与技术开发之间的必要衔接,只有取消这种制度,让市场机制来评价科研项目的结果,科研人员与科研机构才会真正关心技术开发和面向市场需要的研究课题,才能大大减少科研项目立项和研究过程中的盲目性。从保护知识产权的角度来看,上述“鉴定成果”不符合鉴别知识产权的法律要求,无法获得产权法的保护,申请鉴定方因为担心其知识产权在“鉴定”过程中或“鉴定”之后受到侵害,不敢在“鉴定”会议上提供核心技术细节,因此参与“鉴定”的专家事实上无法了解关键性内容,如此“鉴定”的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次,科研活动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3大类,对这3类科研项目应采用不同的评价方式。评价基础研究项目的标准应该是学术影响,其客观依据是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刊物或学术会议公开发表后被同行学者引用的次数以及是否被国际上权威性文摘所摘录。在一项研究结果尚未获得国内外同行自发的评价之前,政府的科研管理部门匆匆忙忙地找几个专家组织“鉴定”“验收”,其实缺乏学术意义上的权威性。这种“中国特色”的“评审”结论并不为国际学术界所承认,不过是“关起门”来“孤芳自赏”而已。至于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项目的评价则应当向专利管理靠拢。中国早在1985年就颁布了《专利法》,专利申请与审查程序比现行的“科技成果鉴定”办法既科学又有效,也可以减少“鉴定”过程中的不正之风,中国应该与国际接轨,用专利申请和审查代替应用类“科技成果鉴定”。为此科技管理部门应该指导研究者申请专利,鼓励获专利权的单位对获得职务发明专利的研究者先给少量物质奖励,专利投入应用后获专利权的单位从所得收益中按比例给与发明人提成,效益越高、社会贡献越大,个人收益越多。这样的做法与市场经济直接挂钩,不再拘泥于行政性“评审”的名额限制和奖金分配。以专利管理代替“科技成果评审”之后,科研人员的注意力就会从关心政府部门的“重视”和国内“评审”给的“国际领先”虚衔,变成关心一项获得专利的应用型技术成果能不能带来收益。另外,以著作、电脑软件为形式的科研项目可以用发行量的大小作为其成果的评价依据,这种成果评价方式向版权管理靠拢,以版权费作为智力劳动的主要报酬。而软科学项目则可由委托或采纳项目结论的收益部门根据项目产生的社会效益之大小给予评价[12]。 2.釜底抽薪──减少政府部门对评审的需要 “科技成果”“评审”之所以会在中国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科研评价方式,根本原因是科研管理部门依赖于它,计划项目的完成验收需要“评审”,政府奖励工作也需要“评审”;一旦政府部门参与的“评审”成为主要的科研评价方式,连科研机构完成自选课题后也会主动要求上级部门“评审”,以获得政府部门的承认。要减少乃至取消“评审”,就必须减少乃至消除政府部门对“评审”的需要,同时减少政府部门对科研活动的直接控制,这就必然涉及到科技体制改革。 首先,应当加快国有科研院所的民营化步伐。在科研院所国有化的状态下,科研院所与政府是隶属关系;政府的计划项目以指导或指令性计划方式下达到科研院所,经费由政府拨付,项目完成后成果属于政府。这样,政府对国有科研院所的管理就是理所当然的,而国有科研院所也只能通过政府组织的“评审”结果取得评价和奖励。对科研院所来讲,通过评审、获得奖励的项目越多,下一年度能申请到的经费就越多,因此,为了激励研究人员多申请立项,多数科研院所把政府“评审”的结果与参与项目研究人员的各种待遇、福利挂钩。正是这种体制本身产生了日益膨胀的对“评审”的需求,也导致扭曲的“评审”结果和科研激励机制。假如科研院所是民营机构,政府部门委托科研机构承担研究项目,二者之间就是一种契约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政府部门不能以“上级领导”的身份对民营科研机构处处约束、发号施令,在这种情况下,由政府机构出面主持项目“评审”并决定项目成果的“等级”就不再是公允的安排了,那时会需要由信誉良好的中介机构承担项目评估。 其次,要减少政府资助科研项目的数量,消除各种计划项目、基金项目的重复设置。目前,“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每年资助的项目有上千个之多,如2003年确定的资助项目中,除教育、艺术、军事3个单列学科外[13],其余22个学科的总资助项目数为987项。其实,与自然科学研究相比,绝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并不适合以基金资助形式进行,因为无法在事前或项目完成后的短时期内清晰地判定研究成果本身的价值,因此也不易判断预定目标是否确实实现。此外,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本身不需要多少设备和实验费用,除了进行社会调查之外,其主要的资料收集方法是查阅资料,许多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可以在没有多少资助的条件下完成,而通过基金支持提供大量研究经费给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却未必真能在学术上取得重要进展。所以,我们认为可以基本上取消“国家社科基金”,只保留对考古学、历史学等极少数学科及社会调查的资助,将“国家社科基金”改造为国家社科奖励基金,对于成果突出的,给予奖励。自然科学领域的政府资助项目也同样存在着大量的重复设置现象。例如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已经设立的资助领域,在“863计划”、“973计划”中又重复设立,评审验收则由不同部门管理,互不沟通,有的项目可能既申请“自然科学基金”又申请“863”或“973计划”,造成资金浪费。重新构建中国的科技项目管理框架,重新设计科技项目的资助体系和评价体系是减少“评审”需求的有效方法。 目前政府所设科研奖励看来还需要“评审”,但可以通过减少奖项来抑制对评奖“评审”的需求。而且“评审”中不少工作完全可以交由各类专业学会或评估中介机构来做,政府的任务是制定严格的评价规则,监督这些中介机构的工作。如此政府部门才能从它并不擅长的专业性管理工作中解脱出来,实现职能上的转变,而评估机构则应当对评估结论承担法律责任。 3. 改善中国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 目前中国现行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仍然是政府主导、行政型运作为主,需要通过改革逐渐形成另一种科研成果评价体系。同时,2003年以前,由于没有一部完整的关于科技成果如何评价及评价原则的法律法规,评价办法不完整,各种规定相互之间不协调,漏洞很多,十分混乱。比如有对应用性技术成果评审的鉴定办法,有软科学评审办法,却未规定对基础研究项目的评价办法,也没有对社会科学项目评价方法的明确规定;又如,研究成果应当如何归类也没有明确规定,只能由管理部门进行经验性操作,结果有些边缘性学科的成果无法正确归类。此外,没有关于对“评审”实行监督的机制,这大大影响了评价结果的质量。还有,有关“评审”的各种条例、办法一改再改,不利于科技管理工作的稳定。 在科技和社会各界的呼唤之下,中国在2003年5月15日颁布了《关于改进科学技术评价工作的决定》,对当前科技成果评价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原则性、指导性的意见和决定。同年9月22日,又颁布了《科学技术评价方法(试行)》,明确了评价目的、原则、分类方法、评价准则及监督机制等。但是,由于评价工作的复杂性和法规本身的不完备性,这两部法规显然是远远不够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需要有完善的法律体系的支撑。 发展各种学会组织作为科技成果评价的中介机构,有助于构建新的评价体系。专业学术学会组织有着知识优势和人才优势,组织专家进行科研成果评议正是它们的长项。学会组织也能较为客观、独立和公正地进行评价,它作为非政府组织的独立法人,具有对所作评价结论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目前,中国的各个学会组织基本上是政府机关的附属品、一些退休官员的“养老院”。要让专业学会组织发挥科研成果评价的新功能,就要实现学会组织真正的独立运营,其组织的内部管理和结构要重新改造,学会成员的组成、选举要向自治的方向发展。 由评估公司进行科研成果评估是国际上比较成熟的一种方法,而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独立的评估公司。国家科委于1995年、1996年曾分两批组织国内部分省市以及产业部科技计划管理人员赴法国考察科技评估情况,学习国外科技评估经验。1996年又成立了“国家科技评估中心”,此后,科技评估工作在大部分省市陆续展开。由于科技评估机构是政府创立的,所以现阶段科技评估工作主要是为各级科技行政管理部门服务,这使评估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科技管理部门的影响,不能真正独立进行。此外,科技评估机构在许多省市都是独此一家,缺乏竞争,因而评估水平难以提高。今后中国应当培育民间的评估中介机构,让它们承担大量的成果评价工作,政府则进行政策性引导,扶持有信誉的评估中介机构。 对于不得不保留的极少量的科研奖励的评审工作,应当加以改良。评奖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评审专家,所以首先要科学化地形成评审专家库。科技部新公布的《评价办法》对评审专家的遴选做了规定,提出了全面性、随机原则、回避原则、更换原则、公开性及开放性等要求。今后,为避免专家库的固化并增加其对创新的容纳力,还应吸收各种学派的专家和非资深专家加入,而不应用一些硬性的指标如职称等加以限制。在组织具体的评审组和委员会时,除了随机原则外,还应综合考虑学科构成、性别构成、年龄构成等,使结构更加合理。专家的资格方面还应设立限制条件,如年龄、健康状况、近几年学术活跃状况等;在参加某项评审时,亦应确定评审期间专家的时间保证,如现在正在承担项目的专家不要进入评审专家的行列。在评审方法上可采用国际上的一些常见方法,如“双盲法”等。评审材料可以是书面材料、视听材料、实物材料等,评审组织方式可以是通信评审、会议评审,还可以是互联网的网上评审。 目前中国科研成果评审中的一个大问题是缺乏监督,无法保证评审的公平性。新的《评价办法》第53条规定:委托方可以根据需要建立科学技术评价监督委员会。但这样的监督委员会能否独立是关键问题。建议建立独立的监督机构,而不单是有依附于委托方的可有可无的监督机构。更为重要的是,应当利用社会力量的监督作用,严格评审过程的明示制度,特别是评审结论的明示制度,这会使专家对自己的评审结论负责,让评奖处于更加透明的状态中。 科技研究论文:关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规律研究 论文关键词:科技型中小企业 企业成长 生态模型 论文摘要: 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过程类似于生态界生命的成长,都具有发展的欲望,经历着生命 周期的过程,及生存与发展的种内与种间斗争。通过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个体和集群成长建 立生态模型,并分析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过程中环境影响因素的动态变化,为我们进一步了 解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规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影响着地区科技发展和技术进步,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又取 决于它是否能顺利的成长。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成长是一个动态和“蜕变”的过程,在这个过 程中,中小企业要经历几次“蜕变”,每一次“蜕变”都要克服“路径依赖”“知识缺乏” 和“资金缺乏”等障碍。许多专家学者都对此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的探讨,但是多集中对企 业的生命周期和群落效应的研究上,而对于其成长阶段的生态模型却研究不多,实际上科技 型中小企业成长也具有发展的欲望,要经历成长、发育、繁殖、衰老和死亡的生命周期过程 ,新陈代谢、遗传与变异、生存与发展的种内与种间斗争。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过程也体现 出生态特征:自组织性;结构、时间、功能有序性;共存互惠性;复杂性和新陈代谢性。 本文试图以生物学及生态学的观点,将科技型中小企业在成长中表现出来的现像,用生 态理论、原则和方法进行描述,并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单体、群体生态模型和成长过 程中的环境影响因素模型,进一步推进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理论研究。 一、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单体生态模式 企业成长主要体现在“量”和“质”的增长上,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个体成长,犹如生物 界中昆虫的个体非变态成长一般,需要经历“卵”、“茧虫”、“成虫”等阶段,只不过作 为一个社会非生命体的组成部分,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阶段主要分为:“高新技术选择”“ 科技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产业化”。 科技型中小企业个体成长过程中的第一阶段为高新技术选择,这个阶段又可以称为“创 意期”,企业没有形成,还只能是一种概念或者构想,往往是以一些掌握或拥有高新技术的 人员为核心,成员少、资源少且对环境的依赖和要求高。第二阶段为“科技成果转化”,这 个时期的企业如同破卵而出的“茧虫”,刚开始和外界环境接触,生命力脆弱,成长欲望强 ,需要充足的养分。许多企业都在“孵化器”中完成这个阶段,主要在于“孵化器”给企业 提供了成长的政策、金融、人力等环境,保障了企业能健康的成长。科技成果转化后的企业 初具规模,组织结构和功能逐渐完善,对人才、资金、资源的需求大。第三阶段为“高新技 术产业化”,该阶段企业组织结构日趋成熟,组织功能已经逐步完善。企业开始拥有稳定的 经营管理组织构架,利润不断增加,企业的规模扩大,投资开始多元化,并开始逐步转型蜕 变。通过服务保障为主导的支撑体系支持,发展成熟的企业可以选择产业集群化或第二次飞 跃。 在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过程中,有着包括物质流、信息流、资金和人才流的大量资源流 动,当然不同阶段的资源流动规模也是不一样的。在第一到第二阶段,信息流流量大,这个 阶段的企业还处于被动的适应环境时期,信息对于企业来讲是至关重要的;第二到第三阶段 ,物资流和人才、资金流量大,这个时期是企业快速成长期,伴随着企业的规模扩大,资金 、人才和物资需求增加,其流量也快速增长;第三阶段以后,企业发展趋于平稳,如同生态 界中的各种生物,成长到一定程度就不会再成长,而开始逐渐走向繁衍后代和衰老,这个时 期的企业资源流动趋于平稳,并有开始下降的趋势。 随着生态学理论研究的发展,从关注于生命个体成长,逐步转变为研究生命群体或群 落。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成长也是如此,科技型中小企业单体的成长往往是伴随或引导着一个 科技型中小企业集群成长的。 二、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集群生态模式 迈克•E.波特(1998)认为,产业集群是在某一特定领域内互相联系的,在地理位置上集 中的公司和机构集合。企业集群包括一批对竞争起重要作用的、相互联系的企业和其他实体 。企业集群的发展模式很多,国际上比较著名的模式有:钻石模式、弹性专业化模式、全球 价值链模式和集群效率模式,也有学者将我国中小企业集群的发展模式分为三种:内生型集 群、外资嵌入型集群、外资带动型集群。 生态学中的生物群落是指一定区域或环境里的各种生物种群,相互有规律地结合在一起 的一种结构单元。同样一个集群中的企业往往也是依靠某种特殊的价值利益联系在一起的, 如以自然资源为纽带,如河北省清河的羊绒生产,其产量占全国总产量80%;以人文血脉为纽 带,温州、台胞、侨胞等结成的企业集群;以高新技术为纽带,如美国硅谷、我国中关村等 企业集群;以政府政策为纽带,如各地区的经济开发区等。所以在一个集群的形成之初,第 一阶段就是要确定企业的集群点。科技型中小企业集群的集群点主要以高新技术和政府政策 为主;当企业集群点得以确定,接下来就是核心企业(群)的形成。犹如生态圈中的群落一 样,都需要一个集群的核心,然后逐渐扩散,向外扩张。这个核心企业(群)可以是大型企 业的衍生企业,也可以是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核心企业(群)形成之后,为该企业所配套 服务的其他企业,如原材料配件、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社会保障服务等关联企业以共生、附 生、寄生等方式于之共存,企业集群初具规模。当企业集群成长到一定阶段,就开始向规模 化、投资主体多元化发展,并力求达到动态平衡。通过前几个阶段的原位膨胀,企业集群已 经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动态平衡,当不具备继续发展的空间时,就要寻求新的集群点。当新集 群点的选择变更了企业集群的核心价值,这样建立新企业集群的过程我们称为群落更替;当 新的集群点选择使得企业集群核心价值得以保留,这样建立的新企业集群我们称为异地克隆 。前四个阶段我们统称“原位膨胀”,后两个阶段并称“异地孵化”,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集 群成长无外乎要经历以上几个阶段。 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生态模型将其成长分阶段进行了分析,加深了对科技型中小企业 成长的认识,有利于制定保障其健康成长的措施。但是生态模型还没有有效反映制约其成长 的环境因素是如何影响和变化的。 三、影响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因素分析 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过程中,其规模小、市场份额少、科技含量高,受环境影响的制 约程度高,资金、管理、技术、人力资源、市场等都或多或少的制约企业成长。科技型中小 企业,作为社会经济体系中的一部分,只要存在,它就会与环境发生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 换。研究开发费用、经营者才能、政府行为、资源状况、成本费用、产品状况、顾客、利润 、市场容量和竞争对手等因素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影响因素。 各影响因素交叉影响,各个时期又都有一个或几个因素对企业的成长起着决定性的作 用。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又随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呈动态阶段性变化趋势,我们以技术和资金 的变化过程为例。 在初始阶段,高新技术带动企业成长,是高科技企业成长的立足点,这个时期需要充分 的实验条件和技术人员,成长期科技成果已经得到转化,形成了一定的专有技术优势,技术 能力已经较强,到了成熟阶段,技术方式与行业壁垒已经形成,这个时期主要以技术创新为 主,对高新技术的要求开始分化为现有技术的创新和创造性的开发新技术。 企业成长的原动力是企业不断累积的资本,在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初始阶段,需要一 定的启动资金,主要用于科技成果转化的准备金或企业创业基金,这些资金一般来自个人投 资和风险投资,资金数量相对较少。一旦企业成长链启动,资金就必须源源不断的向企业组 织供给,在前期,资金的需求增长速度逐渐增加,这从曲线的前一部分的斜率逐渐增加就可 以知道。当科技型中小企业进入成长期,对资金的需求仍然很高,但是增加的幅度开始放慢 ,并且这个阶段企业已经逐步开始运作规范化,管理费用增加的缓慢;市场化运作,利润逐 渐增加,因此对金融支持的需求增量放缓。企业成长进入成熟期后,通过大公司参股、员工 认购、股票公开上市等以及从各种金融机构筹集发展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并随着企业规 模的扩大、产业升级或转型,对资金需求增长加速。 四、结论 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科技型中小企业作为中小企业中最具创新 活力和创新能力的部分,越来越受到重视,各地区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以及企业集群发 展的政策支持都在逐渐加强,给予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金融外界支持逐渐规范化。科技型 中小企业的成长具有“生态性”和“阶段性”,影响其成长的环境因素呈动态变化。运用生 态模型和数学模型来分析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成长,为我们加深对其成长过程的认识提供了一 个很好的途径,为企业进行市场和管理决策提供参考,为政府和社会组织制定更加有利于其 成长的政策和措施提供了依据。 科技研究论文:浅析增强地方高校教师科技创新能力研究 论文关键词:地方高校 教师 科技创新能力 论文摘要:科技创新的主体是教师,要提高地方高校的科技创新能力,更好地位地方经济服务就必须提高地方高校教师的科技创新能力。通过对地方高校教师的科技创新能力现状进行分析,总结出提升教师科技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多学科组织研究团队进行科技创新;主动与中小企业产学结合;将优势学科与地方科技需求对接。同时,政府及地方高校还应从相关政策、激励和培养制度等方面努力创造提高地方高校教师科技创新能力的条件。 一、地方高校的界定 地方高校是从行政管理角度出发形成的集合概念。我国通常根据高校的隶属关系将高校划分为部委属高校、教育部直属高校和地方高校。潘懋元先生曾提出高等教育地方化包括两层涵义:一是,高等教育要适应地方经济发展,为地方发展服务,使之成为地方文化科学中心;二是,高等教育管理权属于地方,并以地方财政拨款作为办学的资金主要来源。[1]因此,可以把地方高校界定为: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的高校或由省辖市(地、州)管理的,担负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生的培养任务,少量学科培养博士研究生,以应用学科为骨干的,主要面向地方(包括省、市、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全日制高等学校。 地方高校作为地方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的高校,不仅具有大学的教学、科研、服务社会三大基本职能,同时由于其办学性质和地域差别,往往具有特殊的办学特征。在办学经费上,地方高校的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地方政府财政拨款和民间投资,地方高校也就担负着为地方经济建设培养应用型人才和针对地方需求开展科技创新的责任,其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也都具有地方经济的特色。因此,地方高校在地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中起着主导作用,是地方科技创新系统的主力军。 二、地方高校教师科技创新能力现状分析 (一)地方高校科技人员状况 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部委院校和教育部直属院校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和知识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而在高等教育体系中主要承担精英型教育的任务;地方高校作为人才培训的重要基地,因而在高等教育体系中主要承担大众化教育的任务。[2]就从事科技创新人员数量来看,地方高校从事科技创新工作的人员与部委高校、教育部直属高校相比存在着较大差距。在师资力量的配备上,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占绝大多数,只有小部分人员从事科研创新工作。根据《2008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的统计数据,全国共有高等院校786所,其中地方高校696所,占高校总数的88.5%,其教学与科研人员人数占全国高校的69.1%,其中研究与发展人员和R D成果应用及科技服务人员占全国总数的62%和54.2%。同时,在科研人员组成结构上,部委院校和教育部直属院校教学与科研人员中科学家和工程师副教授以上职务人员均达到了50%以上,具有中高级以上职称人员均达到了70%以上,而地方高校副教授以上职务人员只占40.2%,中高级以上职称人员只占65.5%。可见地方高校在科研人员的技术层次上与部委院校和教育部直属院校相比,其拥有的高水平的、经验丰富的科研人员的比例较少。 (二)地方高校教师科技创新能力现状 高校教师的科技创新主要是指其把握学科发展的前沿领域,以科学知识生产为目标,对科研活动所必需的主要人员、实验技术装备、图书情报系统、科学劳动结构等基本要素进行优化组合,建立起效率较高的科研活动系统,采用新的科研方法、开辟新的学科领域、获得具有突破性成果的过程。高校教师科技创新能力则是使得这一创新过程获得实现的能力。它主要包括主体创新意识、创新资源投入能力、科研活动产出能力和科学知识流动能力。[3]高校教师的科技创新能力主要体现在科研活动产出能力上,科研活动的产出主要包括高校承担研究与发展项目数量、获奖成果数量、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数量和专利授权数量等。 地方高校由于政策制度、办学层次、办学定位、办学条件、办学经费等因素的影响,教师的科技创新能力较弱。就地方高校科研产出来看,根据《2008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的数据,占全国高校总量88.5%的地方高校承担研究与发展项目129364项,占全国总量的56.4%;拥有获奖成果2728项,占全国总数的54.5%;342713篇,占全国总数的56.1%;拥有专利授权5429项,占全国总数的38.5%。由于地方高校肩负着提升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消除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历史重任,而科技创新是地方经济发展的源泉,因此,地方高校教师应根据学校的办学特点和地方需求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更好地为地方经济服务。 三、增强地方高校教师科技创新能力的对策 (一)正确选择地方高校教师科技创新的有效途径 1.多学科组织研究团队进行科技创新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研究日益呈现出“大量分化,高度综合,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并向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延伸。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越来越多,科研活动呈现出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特点。[4]跨学科进行科技创新,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是地方高校科技创新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在研究内容上,依托本学科的创新点,进行跨学科、跨分支学科、同一学科内部各个研究方向等多方位的交叉和渗透。在研究方法上,既要有递进式的交叉和渗透研究,又要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空间进行纵向的深入和横向的拓展,从而提升科研的层次,拓展科研新的领域,形成新的科研方向和科研特色。在合作范围上,不应局限于本院系内的合作,还应积极寻求其他学科院系甚至于其他高校的合作研究。地方高校教师在跨学科的科技创新合作中,不仅能加深自身专业知识还可以拓宽知识范围有助于提高其科技创新能力。 2.主动与中小企业产学结合 在地方科技创新系统中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地方高校和科研机构是重要的创新源。我国除了少数大企业具有自主创新能力外,大多数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科技创新能力都很弱。地方高校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加强同中小企业的联系合作,帮助中小企业弥补科技创新能力的不足。地方高校教师在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应成为中小企业加强科技创新的指导者,积极主动根据企业需求在传统企业改造和新技术引进、推广、吸收、提高方面与中小企业合作攻关。在企业建设上为企业的制度创新提供有力的支持与服务,承担一部分的企业培训和指导,将现代企业制度导入到中小企业中。同时,教师也可以通过和中小企业的产学结合促进自身的理论水平和创新能力,将知识创新转化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生产力。 3.优势学科与地方科技需求对接 在新的知识经济时代,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要求高校为其输送高素质的人才,更迫切的需要地方高校为地方科技需求提供有力的支持。在学科建设上,高校必须找准在当地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只有和本地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优势学科与地方科技需求对接,才能保证学校健康、稳定、持续发展。并且应根据地方产业发展特点选择与之相对应的学科:针对当地支柱产业发展重点学科;针对当地新兴产业发展新兴学科;针对当地社会进步发展人文学科,实现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相互交融,共同发展。 (二)努力创造提高地方高校教师科技创新能力的条件 1.地方政府搭台,促进产学结合科技创新与技术开发 地方政府在产学结合科技创新与技术开发中起着举足轻重的桥梁作用。一方面,地方高校科研团队的创新与政府对地方产业结构的调整关系密切,地方发展往往选择具有较强技术关联性和产业带动性的重大战略项目作为突破口,培育拥有核心技术的产业和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这就需要地方高校与企业合作,提供技术支持。另一方面,地方高校的科技成果产业化,是产学协调发展最有效的途径。这就需要地方政府进行牵线搭桥寻求需要科技成果的企业,使学校的科研成果能转化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生产力。所以,地方政府应建立产学相结合的互动性产业化服务平台,以地方产业情况为背景,将企业的资金与高校科研人才结合起来共建研发机构实现科技创新的价值。 2.政府对教师创造的科技成果形成激励政策 科研奖励是对科研成果和科技工作者创造能力的承认,是衡量科技人才对社会贡献大小的标志。政府制定各项对教师创造的科技成果进行激励的政策,可以促进科技创新人才队伍的迅速发展,促进科技人才的脱颖而出。通过给予优秀科技成果和突出贡献者以各种形式、各种渠道的表彰和奖励,进一步激励科技人才对社会做出更大程度上的贡献,有利于教师的培养和选拔。地方政府应出台一套完整科学的激励政策,对学术带头人和骨干,要真正实行专业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加大分配向优秀人才和关键岗位倾斜力度,鼓励教师多作贡献,强化激励机制。 3.地方高校建立青年教师科技创新的培养和激励制度 在地方高校青年教师的数量占到了一半以上,他们承担绝大部分专业课程、基础课程教学和科技创新实践工作。[5]他们虽具有较高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但实际工作经验的缺乏和专业知识不够深入和广泛,其能力离科技创新工作的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地方高校应建立培养青年教师科技创新能力的制度,为青年教师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提供机会和平台。而与企业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让青年教师下企业锻炼是青年教师获得实际经验、深入学习专业知识的最佳途径。再者,地方高校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和投入一般是倾向于教学方面,科技创新更多是被看成青年教师的个人行为,被看成是教学工作以外的副业。地方高校也基本没有形成提升青年教师科技创新能力的激励机制。但是要提升地方高校教师科技创新能力不能忽视占有绝大多数的青年教师的创新能力,应鼓励青年教师积极进行二线研究,建立青年教师二线研究的激励机制,对青年教师的科技成果进行奖励。 科技研究论文:科技传播的研究状况及其模式 论文关键词:科技传播;传播模式;网络环境 论文摘要:关于科技传播以及在网络环境下信息传播对科学研究的意义等问题,虽然很多学者进行了探究,但尚有待深化。在分析比较前人的理论模式的基础上,我们构造了网络环境下知识创新中信息传播的阶梯网状模式。这种阶梯网状模式突出启发性信息的作用,强调信息选择、信息反馈的多样性带来信息传播的随机性和多路径,有助于进一步认识科技传播及其运动的特点和规律。 一、科技传播模式的研究状况 虽然科技传播概念的使用还没有达成一致,在国内有“科技传播”、“科学交流”、“信息传播”、“技术传播”,英文中有“Scientific and Teclinical Communication”,有“Science Communication”,有“scientific Communicatmn”,还有“Technical Communication”,但对科技信息、科技交流、科技传播、网络传播等的研究却十分活跃。 1.科技传播 J.D.贝尔纳(J.D.Bernard)是最早注意到科技传播的科学社会学家之一,他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用一章(第十一章)专门讨论科技传播。贝尔纳认为,“按照过去关于科学的概念,交流是科学家之间惟一的桥梁”,但是,“在今天我们已经明白科学情报数量之多已使其传播成为巨大问题”,“除非采取某种措施,我们就将面临知识一经获得就立即无用的局面”,因此“需要极为认真地考虑解决科学交流的全盘问题,不仅包括科学家之间交流的问题,而且包括向公众交流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划分为提供专门资料和提供一般资料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涉及科学出版物本身的职能和科学家之间个人联系的其他手段,第二部分涉及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工作。”从贝尔纳的阐述中可以看出,科技传播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科学家之间的交流、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工作,这三方面组成了科技传播系统。 W.O.哈格斯特龙(W.O.Hagstrom)将科学传播与科学奖励联系起来,提出了独特的“交换理论”。所谓“交换理论”,即主张科学家为了得到承认而相互交换科学信息。哈格斯特龙在《科学共同体》一书中完整地阐述了这一理论。在他看来,科学家向科学共同体贡献心智是作为礼物,以换取得到承认作为回报。“在科学中,提交的手稿被科学期刊接受就确立了赠礼者作为一名科学家的地位——确实,作为一名科学家的地位只能靠这样的礼物馈赠而得到——而且这还确保了他在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声望。……科学的组织结构包含着以社会承认对信息的一种交换。”哈格斯特龙的贡献在于深入分析和探讨了科学传播的动因。 D.克兰(D.Crane)的《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的扩散》是专门讨论科学交流问题的著作,她采用实证的方法,通过对乡村社会学和数学领域的研究,综合评述了自己对科学交流方面的研究,对科学创新的扩散、科学交流与影响的本质等问题作了深入分析。克兰的研究无疑对科学交流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翟杰全在《论科技传播》中将“科技传播”定义为:“科技知识信息通过跨越时空的扩散而使不同个体间实现知识共享的过程”,认为科技传播承担着把科技知识从其拥有者传递给接受者,使接受者了解、学习和分享这些知识信息的任务,基本功能是把科学家的“私有知识”转化为“社会共享知识”,实现科技知识的传递和扩散,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吴国盛在《科学走向传播》中指出,“传播”首先代表的是一种新的观念。“科学传播”就是把“传播”的理念引入对“科学”的理解之中,用“传播”的态度看待科学、对待科学。科学的“传播”化,表明“多元、平等、开放互动”的现代观念已经或正在进入科学事业中,进入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中。科学传播包括三个层面:科学界内部的传播,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的传播,科学与公众之间的传播。 2.科技传播模式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们开始注意对信息传播规律的研究,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1974年Meadow发表的《Communication in Science》一书。Meadow指出,人们试图通过建立信息传播的模型,用行为科学理论来研究信息传播的过程,研究的重点是学者为什么和怎样进行学术研究,他们是如何互相交流的,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以什么方式发表研究成果和其他信息,出版发行机构和图书馆在学术信息传播过程中怎样发挥作用等。张勇的《科技信息传播模式研究》从信息的作用、信息化、信息网、信息技术以及科技文献传播、媒体传播、组织(中介)传播、网络和网络化传播等方面的理论和现实状况入手,研究了科技信息传播的发展趋势,科技信息传播的三种模式与应用途径。本人的《试论知识创新信息运动》一文把知识创新看作是创新信息的运动过程,认为知识创新的过程就是创新信息与人的认知能力相结合的过程,知识创新只有基于创新者的信息活动才能完成,知识创新中信息运动就像一条红线,贯穿于知识创新的整个过程。邹志仁的《情报交流模式新探》提出应当依据信息交流的主体及其关系来建立信息交流的模式,并根据“终结元”介入程度将交流分为直接交流、准中介交流和中介交流。信息栈是严怡民在《现代情报学理论》中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信息从生产者向使用者流动过程中所经过的环节。它必须是人或人工系统,其功能是接收、处理和传递信息,并且是信息交流过程中信息变异的重要影响因素。王琳认为栈理论和“中介元交流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为两者的模式标准都是建立在对信息交流主体及其关系的客观反映基础之上的。但与中介元相比,使用“信息栈”的概念术语除了表明其传递的中介作用外,可以更加突出和强调它的吸收和利用信息并使之增值或衰减的功能,从而更准确地反映了信息交流的实质。 3.信息网络化与科技传播 随着信息网络化的发展,网络传播正在改变着科学研究的途径和模式。Michael Nentwieh在《网络科学:信息传播技术改变学术交流模式》一文中,就信息传播技术(ICT)如何通过改变学术交流模式而改变科学研究的模式做了研究,提出了一个启发式的模型:ICT是个独立的变量,另有一系列相关变量,这些因素构成了一个新的体系,即网络科学(Cyberscience)。Rice在《网络分析和网络传播系统》一文中对CMC系统(电脑网络信息传播)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指出,网络已日益重要,而CMC系统的采纳和运用又是重中之重。CMC系统通过电脑和电信网络的联合作用来促进大量联网使用者之间的创造、处理、存储、修复、信息交换等各方面的能力。Leah A.Lievrouw和Kathleen Carley在《在“telesclence”时代科学知识传播模式的变化》中研究了在计算机、电话、传真机以及其他电信设备的工作环境下,科学家们是如何采用一种新的方式——“telesclence”来进行研 究的。文章指出,在网络环境下,刊物文章或者有组织的科学会议的数量不再增加,取而代之的是新电子基础设施上人与人之间交互作用的增加。Leah A.Lievrouw在《传播、意象和科学知识:一个概念框架和个案研究》一文中指出,科学家交流行为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以及他们交流渠道、风格与信息、网络的复杂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Roosendaal H.E,Geurts P.A.T.M,Vall der Vet P.E.等在《科学传播的发展:关于资源链的思考》中分析了科学信息资源链的转化,并指出科学信息资源链的转化是与科学研究和教育相伴随而变化发展的。燕今伟的《网络环境下学术信息传播的变革》,从学术信息传播模式的发展历史和研究现状人手,以参与学术信息传播过程的主要机构为出发点,探讨了网络环境下信息传播过程的变化,最后分析了信息传播模式的发展趋势。岳泉等的《网络信息传播透析》指出,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为信息传播提供了一条崭新的途径,对传统的信息传播产生了强大的冲击,互联网正以惊人的速度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工作、学习、生活,改变着人类信息传播的模式。郝金星在《网络环境下的信息交流模式初探》中研究了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的信息交流在网络环境下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文章通过研究网络对信息交流的影响,分析网络环境下信息交流的变化,进而提出了信息交流的网络模型。 信息网络化极大地提高了科学研究的效益,使得科学家们更倾向于利用网络。Walsh和Maloney探讨了网络对科学研究的合作结构和合作生产力的影响。他们认为,科学之间的协作越来越多,网络技术更能促进科学的团队合作。互联网技术可能改变科学合作结构,从而提高合作生产力。Walsh和Bayma在《虚拟大学:电脑网络信息传播(CMC)和科学研究工作》和《电脑网络和科研工作》中对电脑网络信息传播可能给科学研究工作带来的影响和变化进行了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他们通过对四个领域科学家的访问,讨论在科研组织中网络传播的影响,认为网络传播能够催生新的合作机制,网络传播已经成为科学工作必需的一部分。他们发现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使用网络的频度不一样,这是由于不同领域不同的社会结构和工作组织造成的。Stephanie Teasley和Steven Wolinsky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传播:远距离的科学合作》,论述了网络是如何支持远距离的科学合作的。网络通过快速的信息传播、协调大量复杂的实时关系,增强科学研究间的协作。特别是联合实验室——“无高墙的实验室”:高性能的网络结构连接政府、企业和院校,组成一个虚拟的整体,正是这一整体支持着远距离的科学合作。Kouzes、Myers和Wulf在《联合实验室:在网络上进行科学研究》中指出,现代许多复杂的科研成果都是多个研究机构合作的结晶,基于计算机的合作被应用于现代科学研究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 二、科技传播的理论模式 模式,是对现实事件的内在机制以及事件之间关系的直观和简洁的描述,是理论的一种简化形式,能向人们表明事物结构或过程的主要组成部分,以及这些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传播学确立数十年来,传播模式创立了数十种,数量之多表示着信息传播模式研究的兴旺和人们对其的重视。 1.拉斯韦尔模式 在传播学研究中,第一位提出传播过程模式的是美国学者H.D.拉斯韦尔(H.D.Lasswell)。他认为描述传播行为的一个方便的方法,是回答下列五个问题:谁(Who)、说了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to Whom)、取得了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这被称为“拉斯韦尔公式”,也称“五W模式”。 这一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它第一次将人们每天从事却又阐释不清的传播活动明确表述为由五个环节和要素构成的过程,为人们理解传播过程的结构和特性提供了具体的出发点。但拉斯韦尔虽然考虑到了受者的反应(效果),却没有提供一条反馈渠道,没有能揭示传播双向互动的性质。 2.申农—韦弗模式 1949年,信息论创始人申农(C.E.Shannon)和韦弗提出了有关信息传播的数学模式,该模式是从通讯工程的技术设施中抽象出来的,它将通讯原理运用于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从而对以后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该模式虽然提出了“噪音”的概念,但仍是单向、线性的模式。为弥补和发展申农—韦弗模式的不足,M.德福勒(M.DeFleur)提出德福勒模式。德福勒增加了另一组要素,以显示信源是如何获得反馈的,而反馈则使信源有可能使自己的传播方式更有效地适应信宿。 3.马莱兹克模式 G.马莱兹克(G.Maletzke)1963年提出了关于信息传播过程的系统模式。在该模式中,他把信息传播放在一个受到各种社会力量、心理因素相互作用的环境中进行考察。传者和受者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着互动、双向的信息传播,整个传播过程是在复杂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的影响下完成的,是一个复杂的、互动的系统。 4.米哈依洛夫模式 米哈依洛夫(A.L.Mikhailov)将科学情报生产者与使用者之间的交流过程分解为非正式交流和正式交流,提出了广义的“科学交流系统”。他认为通过科学文献系统来进行的交流是正式过程,情报的使用者与创造者之间通过个人接触进行的交流是非正式的。这一模式的提出,可以说开创了情报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情报交流模式。该模式简单明了,有其合理性和实用性,缺陷在于它只是对情报交流的一个粗略描述,作为情报交流系统基本要素之一的“情报”并未在模式中得到反映,而且模式也没有考虑到环境对情报交流过程的影响。 5.假想的2020年信息交流模式 Hurd研究了新技术背景下科学交流的新变化,提出了假想的2020年信息交流模式。该模式立足于网络媒介,颠覆了基于纸质载体的信息交流模式。Hurd认为,无形学院仍将存在,网络工作站增进了成员之间的联系,成员们依靠网络保持联系,学术信息、原始数据被保存在服务器上供他人使用,网络提供相关研究信息和预印本文献。 三、知识创新中信息传播的阶梯网状模式 为进一步认识科技传播及其运动的特点和规律,在考察分析比较前人理论模式的基础上,我们构造了网络环境下知识创新中信息传播的阶梯网状模式。 知识创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把创新过程置于三维空间中,可以看作是曲折上升的阶梯式攀登过程,每一个完整的阶梯都可以分为平缓面、转折点和倾斜面。而每一个平缓面、转折点和倾斜面都充满着信息传播的网状运动。在信息运动曲折上升的阶梯式攀登过程中,平缓面进行的是“问题”指引下的信息集聚活动。这个界面具有很强的信息加工处理功能,不仅吸取外部信息,而且也发送信息。信息集聚是对知识创新中的信息加以选择和协调,分析和综合,就如同潜能处于高度积蓄状态,稍有机会就能成为契机。转折点的关键是启发性信息的介入,这一介入使得信息集聚爆 发出巨大威力。创新者在百思不得其解时,某一信息的刺激,使之豁然开朗,产生飞跃。转折点可以说是创新成功的瞬间。倾斜面形象地反映出启发性信息的介入而导致创新的产生,表达了科学认识中的“顿悟”对知识创新的强有力推动。此时,知识创新中的关节点已经突破,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迎刃而解,信息从模糊到清晰、从零散到系统、从潜在到显现,并在协调机制和反馈机制的双重作用下加速运动,急剧上升,从而进入知识创新的高潮。 在知识创新的阶梯攀登过程中,信息运动曲折上升,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信息运动的积极主动性。引入信息传播流,把创新过程置于三维空间中,信息运动像一根红线,始终贯穿着创新的全过程。信息运动,特别是与外来信息的交流不仅表现在平缓面的信息集聚活动和各界面、阶梯间的信息沟通和交流,更突出地表现在转折点启发性信息的介入。 第二,把握了创新的发展趋势。知识创新的过程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的,也有停滞,甚至倒退的时候,信息运动也常常可能出现阻滞。但对于有毅力的知识创新者来说,这种停滞是暂时的,随着信息传播的发展,特别是启发性信息的介入,知识创新可能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状况,信息运动的总趋势也是上升的、前进的。 第三,突出了创新者的信息能力。如图7所示,增加信息流宽度,缩短每一阶梯所用的时间,就意味着增强知识创新的时效性。要达到这一点,要求知识创新者必须具备很强的信息能力,即拥有很强的信息意识,从而能敏感地捕捉各种信息,特别是启发性信息,想方设法从多种渠道获取信息,应用先进技术和科学方法处理信息,另辟蹊径利用信息等,这样,信息传播在知识创新中的作用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 在阶梯式攀登过程中,每一个平缓面、转折点和倾斜面都充满着信息传播的网状运动。也就是说,在网络环境下,信息传播流中不仅存在着链式运动,而且存在着多重链式互动的运动模式,即网状运动。这是因为,在网络环境下,信息传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非线性的运动系统。作为非线性的复杂系统,由于存在着信息选择、信息反馈的多样性,从而造成信息传播及其运动的随机性和多路径。由此形成网络环境下知识创新中信息传播流中的网状运动,网状运动有如下特点: 第一,信息选择、信息反馈的多样性。信息选择是信息传播极为重要的一环。之所以要进行选择,是信息多样性造成的。可以说,对不同信息的选择造成了信息传播模式的不同。在信息传播中,对输入的信息存在着双重选择。第一重选择出现在外界信息开始输入系统时,创新主体不同,选择的标准就不一样,在一些科学家那里能输入的信息,在另一些科学家那里却根本不受重视,没有机会输入。具体表现为:那些在一个范式指导下已经成功地工作了很长时间的科学家,往往拒绝接受不同于原范式的异质信息;相反,那些受原范式影响不深的年青科学家易于接受异质信息。第二重选择出现在外界信息输入后,由于创新是一种否定性思维,其实质就是科学家思维系统中存贮着一种对信息状况的评价程序,这种评价程序来自科学家此前的科学认识和实践。这种程序一旦形成便成为评判信息的标准,而科学家总是在科学思维中运用“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法来选择信息。正是这种信息选择的多样性,造成了信息运动模式的不同。此外,在网络环境下,由于信息传播具有很强的互动性,传者输出的信息,不仅得到受者的信息反馈,而且由于传者本身也处在信息网络系统中,因此,这一信息互动、信息反馈就显得更加强烈、更加多样。 第二,信息运动的随机性和多路径。在信息传播中,由于信息选择的多样性和信息反馈的多样性,使得信息运动表现出很强的随机性,从而导致信息运动的路径不是唯一的,而是多路径的:一是传者1受者1传者2受者2传者3……二是传者在新的信息启发下,可能直接产生新的信息,或者直接对新的传者产生影响等,形成传者1传者2受者2传者3……三是在传者与受者的互动中产生的信息,对后来的某一个新的传者或受者产生影响,形成传者1受者1传者3受者3传者4……而在这所有的路径中,创新者始终既可作为传者,也可作为受者,参与到这一信息传播的复杂过程中。 科技研究论文:科技体制的概念分析——兼谈科技体制研究的新视角 论文关键词:科技体制 概念 组织方式 制度安排 综合国力 论文摘要:关于科技体制的研究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命题,但我国至今对其尚无统一的定义。本文在研究学术界分歧的基础上,界定了科技体制的概念。进而通过深入分析科技体制的要素和内容,提出研究组织方式、制度安排、政党制度和综合国力等新的视角。 我国近现代科技体制是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基础上建立和逐步完善的。民国时期,我国开始尝试建立新型的科技体制,但是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建制并不成功。除了地质学等极少数学科,民国科技体制对于科技活动的作用十分有限。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前苏联的影响和帮助下,我国的科技体制才真正建立起来。这一时期的科技体制有效地集中了当时稀缺的科技资源,为新中国的社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1985年以后,我国对科技体制进行改革,使其在运行机制等方面适应国内新形势的需要。这一时期科技体制对科技进步的作用十分明显。面对日益激烈国际竞争,1999年以后,我国政府进一步改革科技体制,并着手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科技体制 日益成为我国提高综合国力,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制度体系。 我国学术界对科技体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是大多数研究者有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在科技体制的基本概念上是模糊的,甚至产生歧义,这也影响了研究者对科技体制作用的深入理解。“科技体制”至今尚无统一的定义,本文拟对这一概念进行解析和界定,并提出科技体制研究的新视角。 1 学术界对于科技体制概念的分歧与笔者的界定 在英文中,并没有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stitution(科技体制)一词。也就是说,这个词还没有确切的涵义。实际上,国外学术界很少对 “科技体制”进行专 门研究 ,而只是在 PublicPolicy(公共政策)和 Public Management(公共管理)等的学科领域中涉及到 ;真正对科技体制进行广泛而深入研究的是中国学者,这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命题。 在我国,也没有“科技体制”统一的定义。学术界的理解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侧重于实践层面,一类侧重于理论层面。侧重于实践层面的理解主要是对政府文件的阐释,分歧不多,但笔者尚未发现比较完整、全面的概括。侧重于理论层面的,由于研究者角度不同,分歧很大,兹举例分析如下: 有辞书手册认为科技体制是 “指国家对科学技术的管理制度和方法”。这种定义过于简略 ,而且缺少对其它构成要素的概括,显然不合适。 有学者认为,科技体制是“科技事业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一种综合性社会结构和管理制度,它对科技进步及科技成果能否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具有强大的影响作用。“这种定义看到了科技体制的本质是一种制度系统。从本质上讲 ,体制是制度的具体实现形态,包含在制度的范畴内。因此,科技体制的本质就是科技活动的制度化,即科学技术的社会建制。但是如果把运行机制简单理解为“科技成果转化”,是不妥当的。 有学者认为,科技体制是“指科技系统的存在与运行形式。换句话说,科技体制是科技系统的形式方面,是科技系统的存在结构与运行形态。而科技系统是科技体制的物质承载者,构成科技体制的内容。”这种说法只是说明了科技体制与科技系统的关系,并不能明确地揭示科技体制的内涵。 有学者认为,科技体制是“各个科技组织发展的复合体,这些组织是同分配资源以满足个人、集体和国家的需要相关的。它主要包括科技体系结构(组织系统)和运行机制(规则系统)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互为条件、相互依存。”按照这样的定义,科技体制可以分为多种层次,在具体研究中还需要进一步界定。有学者认为,科技体制“是科技活动的组织方式,是科技系统各构成要素的组织结构及规定其间相互关系的制度,其中包含有科技活动中各层次、各部门权限的划分、组织形式、机构设置、工作程序和运行机制等等。”这个定义是比较全面和抽象的,但是对于制度安排概括不够。有学者认为,科技体制“是指科学技术研究与管理的机构设置、职责范围、权属关系和管理方式的结构体系。”个定义使用的是狭义概念,实际上指的是“科技管理体制”。 以上这些定义,从各个方面揭示了科技体制的内涵,对科技体制进行了初步的总结,指出它是一种制度系统,包含组织方式、组织体系、管理形式和运行机制等要素,对于深刻理解科技体制具有启发性,和我国政府的实践也大致吻合。不过 ,在有些方面还值得商榷,如从抽象性角度来说,职责、职能和管理方式等都可以涵盖在制度安排之内。另外,这些定义都没有完全涵盖科技体制的组成要素 ,忽视了其时间性、系统性、动态性等特点,有明显的不足。 现代科技体制的形成,是从美国开始的。二战结束后,万·布什调任美国国家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主任,他向罗斯福总统递交了一份研究报告,标题是《科学——无尽的战线》。这份报告的中心思想就是,科学研究是国家强盛、人类进步所必需的,因此政府有责任来支持、资助人类在这个领域的活动。它建议由联邦政府出资成立一个完全由科学家控制的 “国家研究基金会”,下设国防、自然科学 、医学等部门,分别掌管各 自的研究。《科学——无尽的战线》可以说是美国科技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美国现代科研政策的基石,被誉为“开创新纪元的文件”。195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科学基金会法案》,为美国现代科技体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因此,以 1950年为界,美国的科技体制前后是不同的。在我国,如果以 1840年、1949年为界,可以划分出三种科技体制模式,其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即便是同一种模式,我国科技体制在 1985年前后也大不一样。不同国家,或者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科技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对科技活动的组织方式也是不一样的,由此而进行的制度安排就千差万别。因此,历史时期,组织方式和制度安排是构成科技体制的重要因素。 科技体制包含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是一种共识。组织体系是科技体制的表现形式,是行使科技活动组织和管理权力的物质载体,如果没有组织体系,科技体制也就不存在了。运行机制是科技体制的灵魂,是科技系统各构成要素连续不断的运行方式,科技体制赖此发挥作用,如果没有运行机制,科技体制就成了一个空架子。 此外 ,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形式,科技体制必然要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其中相关性最大的是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传统和思想观念等。 综上所述,结合我国政府的实践,笔者认为:科技体制是一个国家一段时期内科技活动的组织方式、制度安排、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等的总称,是表现科技系统各构成要素相互关系的动态模式。科技体制是一种综合性的制度系统,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传统和思想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并受到后者的制约。研究不同国家的科技体制,应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在内容上有所侧重。 2 科技体制研究的新视角 科技体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应当不断拓展新领域,以使研究更加深入。实际上,只要我们细致分析了科技体制的概念,就可以找到新的研究角度。 2.1研究科技体制的要素,扩大研究视野。 对于科技体制的构成要素,研究者一般理解为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这种认识是有合理性一面的。组织体系是科技体制的表现形式,是行使科技活动组织和管理权力的物质载体,而运行机制则是一种连续不断的运行方式,通过它发挥组织结构的功能。我们始终关注的是科技体制对科技进步的作用,也就是科技体制的功能,因此,与功能最相关的这两个要素就必然最受重视。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停留于此,是不能全面理解和认识科技体制的,应当摒弃这种功能主义的方法,全面地研究科技体制的各种要素,以扩大我们的研究视野。 一个国家对科技的认识不同,国情特点不同,其采用的组织方式也就有所差别。科技活动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但是同样需要投入和消耗社会资源,同样有产出和效益,同样需要考虑资源的配置方式和配置效率问题。建国初期,我国政府采用的是“全面规划,重点发展”的组织方式。实践证明:这种方式集中了有限的资源,促进了科技的进步。但是,科技活动本身是复杂的并不完全遵从计划,如果削足适履,只会适得其反。另外,科技的产出及应用,也很难用计划来安排。这种粗放型的组织方式,有待于修正和完善。对于组织方式的研究 ,将有利于提高科技活动的效率,提高效益,使科技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发展。 制度把人们对科技的认识、组织方式、管理方式等具体化了。按照构成要素,制度可以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人们有意识创制的,具有强制力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它通常由公共权威机构制定,也可以由有关各方协商制定主要包括国家法律、政府政策条例、国家机构的职能职责、公司规章、经济合同等。非正式制度是在人们在长期交往中形成的包括道德观念、价值取向、伦理规范、风俗习惯等。“在科学活动中非正式制度对生产知识这种思维活动的约束作用有效性和能力并不低于正式制度,而且在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下正式制度发生着变迁并最终决定着正式制度的演变。” 科技的落后,其背后的实质与根源就是制度的落后。古代中国成为世界文明中心之一,拥有四大发明;而近代中国却没有出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从而引出闻名于世的“李约瑟之谜”。学者林毅夫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科举制度的激励结构将人的创造力引离了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抑制了人们从事技术创新的活力,从而阻碍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成长。圆一定意义上说,在中国,促进科技进步和创新,“有效的制度是最为稀缺的要素”翻。制度安排,则是根据社会需要为人们的科学活动设计、制定和供给一定的规则体系,包括对这些规则的运作程序或操作方法的设定。制度安排对创新的影响非常深远和广泛,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制度高于技术》一书中指出的,推动技术发展的主要力量是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对于科技体制,制度安排的研究是一个崭新的视角。 此外,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具有行政化的特征,这种党政关系对科技事业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中国共产党行使权力的体制也是科技体制的组成部分,这是我国科技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2.2研究科技体制的内容,提高研究层次。 当我们开始对一个新的问题进行研究的时候,首先碰到的就是概念。概念是科学研究的起点,也“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工具”。 科学地认识和界定一事物的概念 ,是科学地认识该事物的前提,因为“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实际上指明了该事物的特定范畴明确了我们的研究对象。因此,当我们界定了科技体制的概念也就明确了科技体制的内容。 科技体制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具体来说:在科技投入方面,科技体制涉及到人力、财力资源的分配,科学基础设施的建设,研究与发展(R&D)力量在政府、企业、大学的分布等。在科技产出方面,科技体制涉及到科学发明、发现的激励,科技成果的转化,高科技成果的应用等。在科技影响力方面,科技体制涉及到科技贡献力的显现,高科技的储备,科学普及的广度和力度等等。此外,科技体制还影响科技人员才智的发挥,影响科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影响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的速度等等。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对于科技发展来说,科技体制的影响是综合性和全局性的,它在总体上影响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 科学技术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当代国际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其实质是科学技术的竞争。《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明确指出,科技进步和创新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决定因素。我们必须以科技根本内容,并且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紧密耦合,进行以综合国力为目标的全方位竞争 ,才能赢得在现今和未来国际社会真正有利的生存与发展条件。美国总统克林顿刚刚上台,就于1993年 2月 22日与副总统戈尔以《技术为美国经济增长服务:加强经济实力的新方针》为题发表了政策报告;德国联邦政府过了《关于保障德国未来经济环境的报告》;英国政府也于 1993年5月 26日发表了题为《认识我们的潜力——科学、工程和技术战略的白皮书》。世界各国政府都采取了各种政策和措施来激励和推动科技进步,以提高科技实力,增强综合国力。这些政策和措施主要依赖于科技体制的贯彻和执行,换句话说,一个国家的科技进步主要依赖于科技体制作用的发挥。我国科技强国战略的实施,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其基本的保障是科技体制改革能否顺利实现。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体制等制度系统的作用显著增强,科技体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因此,从综合国力的高度来对待科技体制 ,把科技体制作为综合国力的一个指标,这是一个新的视角。 科技研究论文: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摘要: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如何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走出去已经成为科技部门关注的问题。通过分析,本文认为信息服务将成为影响科技型中小企业走出去的关键因素。在认真分析国外经验和我国现状的基础上,指出可考虑把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纳入我国科技发展中长期规划之中。文章最后提出了加强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服务体系 一、信息服务将成为影响科技型中小企业走出去的关键因素之一,面向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息服务体系建设更易取得成效 1.科技型中小企业走出去需要良好的信息服务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已经成为继资金、技术之后影响企业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指由科技人员领办或创办,主要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企业。其产品主要面向国际市场。由于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周期日益缩短,技术更替日趋加快,只有加快技术成果的产业化速度,才能抓住转瞬即逝的市场机会,获得成功。科技型中小企业要想走出去,更要与全球的企业竞争,只有通过建立高效快捷的信息渠道,把握技术发展的脉搏,及时获取准确的市场信息,熟悉国外环境以及市场准入制度,并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所需资源并对其进行优化资源配置,才能在同国外企业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将自己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 2.政府所提供的信息服务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来说至关重要 为了促进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企业必须能够及时、准确地获取国际市场的需求信息,迅速地对市场波动做出反应,适时地调整研究开发、经营管理及销售策略。由于科技型中小企业自身力量有限,加之单个企业获取信息的难度和成本都会加大,因此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统一规划和部署,打破区域、部门、行业、领域的分割与限制,建立公共信息资源共享机制,搭建为企业提供信息服务的平台。 1999-2000年,科技部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连续对科技兴贸计划重点出口企业进行了需求调查,调查表明:出口企业普遍对“政府能够提供国内外的政策法规、市场需求信息”、“对企业如何进入国际市场提供相关的指导和培训”有迫切需求。因此,创建促进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走出去的信息服务体系,建立支撑企业快速反应的信息技术平台,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活动、人力资源管理、风险规避等运营环节中提供专业化、结构化的信息资源以及相应的指导和培训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3.加强对中小企业的信息服务,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内容 加入WTO 后,国家不能通过各种补贴直接支持企业的生产活动,然而为企业创造适宜的生存环境,搭建公共服务平台确实被允许的,并成为各国促进本国企业发展,提高本国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其中,通过建设信息服务体系和网络,为企业提供信息服务更是成为各国政府支持企业发展的普遍做法。有关调查也表明,企业对政府服务的需要主要集中在信息服务上,有71.8%的企业认为信息服务是最重要的政府服务项目。 4.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息服务体系建设更容易取得成效 中小企业的信息服务体系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鉴于我国企业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的现状,我们认为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息服务体系建设更容易取得成效。首先,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主要聚集在各地的高新技术园区,可以充分利用高新区所具有的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搭建信息服务平台;其次,科技型对本领域内最新技术的发展以及竞争对手的技术动向更为关注;第三,科技型中小企业对信息的价值具有较高的认同,且与普通中小企业相比,具有较强的信息获取能力和基础条件。 此外,以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息服务为突破口,加强面向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在有力推动科技型中小企业走出去的同时,也可以有力推动面向所有中小企业的信息服务,促进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 二、国外的经验和启示 1.成立专门的信息服务咨询机构 欧盟针对中小企业建立了一系列信息咨询服务机构,包括EICs、CORDIS、BC—NET 、BRE等,为中小企业提供全面服务。欧洲信息中心(EICs)作为中小企业的“首选信息服务窗口”,现已形成了覆盖整个欧洲经济区以及中东欧、地中海沿岸,拥有294个分支机构的信息网络。它向中小企业通报有关欧盟的活动和议案,包括研究与开发技术的信息及技术转让计划。欧盟研究与开发信息服务机构(CORDIS)负责为中小企业提供有关欧盟研究和创新活动的全面信息(包括计划的执行、结论等),同时还帮助中小企业寻找合作研究伙伴,寻求研究活动的潜在资金来源等。创新传播中心(IRCs)负责向中小企业提供技术和创新方面的帮助,协助它们确认技术要求和合理技术,帮助它们参与欧盟科研开发计划。两个企业合作网络(BC—NET 与BRE )专门负责帮助中小企业在地区、成员国、欧盟乃至全世界寻求合作伙伴。 成立于1953年的美国小企业局创办的商业信息中心遍布全国的大中小城市,每个中心均配有8部10部计算机和专业软件,向中小企业免费提供最广泛的信息服务和资料服务。 法国政府采取措施鼓励各级工商会组织所属中小企业信息联网,发挥桥梁作用,提供海外市场信息。例如,法国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希望到中国寻求产品和投资市场,但缺少有关信息和语言工具,因此,巴黎工商会最近成立法中交流委员会,专门承担向中小企业提供中国市场信息,帮助企业家前往中国等事宜。 2.政府出面推动覆盖全国的信息服务网络建设 挪威政府为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建立了覆盖全国的面向中小企业的信息服务支撑体系。具体做法是在主要大学和26所地方性学院中建立"国家增值信息专家网络",即TBIC(Technicaland Business Information Center )。这些大学与当地的研发机构合作,构成对中小企业的技术支持;与商务信息提供者(如商业数据库商)一起构成本地服务于中小企业的信息资源。同时通过Internet,可以寻求全国其他地区的TBIC的信息支持,从而形成多级、分地区的中小企业信息保障体系。TBIC的突出特点是将信息专家和各行各业专家作为最重要的信息资源纳入信息支撑体系,且充分利用大学、研究机构的智力资源优势。 日本政府积极支持中小企业机构的跨区域合作,实现经营、技术信息共享。各都道府县的"支援中小企业机构"利用跨地域信息网络和共享的各种数据,向中小企业提供经营、技术和信息等各种咨询服务。日本政府还帮助为大企业生产零部件的中小企业建立同大企业的信息通信网络,提高签订定货合约的速度和效率。 3.制定专项计划促进中小企业的信息服务体系建设 美国政府实施了小企业信息服务计划。该计划在全国建立了信息网络,把信息分门别类地输入网络,供中小企业自由选用。中小企业信息服务计划既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技术、资金管理、专家等方面的信息服务,同时又可以防止社会资源的重复使用造成浪费。中小企业信息服务计划既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技术、资金管理、专家等方面的信息服务,同时又可以防止社会资源的重复使用造成浪费。 欧盟投入4400万欧元,启动了“进入信息社会计划”,帮助中小企业利用“信息高速公路”,以融入国际市场。 4.出台各种激励措施,促进中小企业充分利用各种信息资源 美国联邦小企业管理局推出了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网络经营的计划,为中小企业培训专门人才,尤其是培训网络技术管理人员,目的是使中小企业在网络化潮流中同大型企业能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同时,政府方面还积极支持、协助中小企业建立行业性内部网络,实行信息资源共享,为中小企业通过信息高速公路进入国际市场创造有利条件。 日本最近采取了一项扶持中小企业信息化发展的重要举措,向各地的中小企业支援机构提供资金,帮助它们建立内部网络和加入因特网,建立广泛的信息和接收系统。 5.有针对性的为中小企业提供切实有效的信息 英国政府开通了“直接通向政府”主页,提供各类信息服务。该主页于1998年11月开通,提供包括1100多个文件的企业监管指导甚至各种报表,使企业可以方便、迅捷地在本地“一次性”办理完成政府要求的有关审批监管手续。 欧盟最近在因特网上开通了“企业之窗”网站,使企业能够及时了解欧盟乃至国际市场的变化,寻找商机争取打入国际市场。“企业之窗”内的信息资料包括经济新闻、贸易博览会信息、近60万家企业的年营业额统计、欧盟关于企业的法规和政策等。“企业之窗”可使用欧盟内部通用的12种文字调阅,是欧盟向企业提供的最方便、信息量最大的资料库。企业还可通过这一网站向欧盟委员会反映它们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三、推动服务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应该成为我国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1.我国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的现状 根据课题组2003年对我国科技系统信息服务体系建设情况的调查,在参加调查的78家政府机构(主要是各地科技厅(局))中,虽然大多数单位均建立了网站,但普遍存在浏览量小(53%的网站日浏览量在100次以下),更新速度慢(能做到每日更新只占总数的11%),没有专人维护(57%的单位没有专人或只有一人负责维护)等问题。此外,的信息缺少深度分析,不能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也是一个重要问题,据调查73%的网站不能满足用户需求。主要原因是,缺少一个合适的机制,没有明确的责任主体。要想维持一个运行良好的信息网站,为企业提供真正需要的信息,需要专业的信息分析人员,在不断了解企业需求的情况下,从繁杂的信息海洋中提取,加工和整理相关信息,显然作为一级政府机构的科技厅(局)没有精力做这个事情。另外,在地方科技厅(局)也没有设置这样一个机构或专业职位做这个事情。当然,缺少资金支持,没有专业技术人员维护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此,设立专业化的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信息服务的公益性机构,应该成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政府的重要任务。 2.服务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息服务体系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一个完善的信息服务体系主要包括基础网络环境、机构建设、服务内容提供以及人才培养。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构建已经不是技术问题,但资金、人才培养(主要是信息服务的提供者,掌握信息利用和获取技能的人才也很需要)、内容建设则成为主要矛盾,而这其中最根本的是要转变思想观念,建立能够促进信息服务体系健康发展的体制和机制。 信息服务体系的建设需要大量的硬件和软件,还需要专门的技术人员进行维护,因此一定的资金投入是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的前提条件。当然,如何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加强信息共享,提高网络利用效率也是网络建设中必须考虑的问题。 人才培养和内容建设是一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信息服务属于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如何从浩瀚的信息海洋里加工整理出企业所需的信息,需要高素质的人才来完成。只有通过对企业需求的分析,生产出满足企业需要的信息产品,为企业提供满意的信息咨询和服务,才能显示出信息服务的价值,信息服务业才可能获得持续的发展,也只有这样才能不断的吸引高素质的人才进入信息服务行业。 因此,作为中小企业信息服务主体的政府应该积极转变观念,提高服务意识,促进政府信息资源公开,引入市场机制,加强信息服务体系的建设。而观念的转变、机制的形成绝非一日之功。 3.服务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应该成为我国科技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信息服务体系作为科技服务体系的主要力量,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对科技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作用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加强,世界各国都把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作为本国科技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近年来,我国也加强了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环境建设已经成为我国科技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2003年更是提出了科技中介被科技部确定为科技中介机构建设年。但是,一个完善、有效的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完成,绝非一日之功,应该把服务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应该纳入我国科技发展的中长期规划,提出明确的战略规划和分阶段建设的具体目标,通过有效组织和科学实施,全面推动面向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息服务体系建设。 四、加强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的建议 1.建立完善的信息服务体系和广泛的服务网络 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建立多元化的信息渠道。鉴于中小企业缺少获取信息的资金、人力和手段,应尽可能采取各种手段,如网站、纸介信息、刊物等,提高中小企业获得信息的能力;二是专业信息服务队伍建设,通过对现有机构的人员培训、吸纳新人进入以及组织离退休科技人员发挥余热等手段,建立一支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高水平信息服务的专家队伍;三是大力发展从事信息咨询服务业的中介机构,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国内外市场需求、产品和行业发展趋势、投资机会介绍、投资风险评估等信息,减少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投资风险,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四是充分利用高新区科技型中小企业聚焦的特点并,建设区域性信息服务平台;五是借助行业协会的力量,建设富有专业特色的信息服务平台。 2.加强机制建设,引入市场机制,形成多层次、多主体的信息服务体系 具体来说,就是提高政府的服务意识,将一部分职能、一部分资源剥离出来,通过对原有人员的培训和吸引高素质、专业化人才的加盟,组建面向企业服务、公益性的专业信息服务机构。同时,通过政策引导、开放政府信息资源,鼓励市场力量进入信息服务领域,通过竞争,激活和提高为企业服务的意识,加强对信息资源的开发,提高其利用效率。 3.设立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化专项资金 资助中小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并鼓励专业厂家参与中小企业的信息化建设以及中小企业信息化的软硬件开发。我国政府可为中小企业进行信息化建设时购置的设备提供信贷担保,给予优惠贷款、贴息贷款,同时也可给予正从事信息化的中小企业降低税率、税收减免、一定的财政补贴等财税支持,并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风险投资和股票上市等方面,对信息化确有成效的中小企业给予积极支持,从而在税收、财政、金融等方面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信息化的资金扶持体系。 4.开展“送信息到企业活动” 了解企业需求,建立联系渠道,及时为企业提供所需信息。同时对企业进行培训,帮助企业掌握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方法。为中小企业提供网上查询、主页制作、网上商城、虚拟主机等综合性信息服务。 5.以科技兴贸信息网为依托,建立面向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息服务专栏 在已有数据库的基础上,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广泛搜集国内外技术动态、市场信息,建立一个面向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提供直接服务的数据资料库(包括:项目库、人才库、产品库、物资供求库、政策法规库等),使中小企业以较少的费用及时、准确获得所需要的各种信息。同时与各级政府、相关网站建立合作和信息共享机制,扩大信息来源,形成覆盖全国的信息网络服务体系。 科技研究论文:浅谈态度理论在科技创新团队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论文关键词: 态度理论 科技创新团队 管理 论文摘 要:在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科技创新团队的管理显得尤为重要。从心理学角度出发,通过对心理学中的态度理论和管理学中沟通和激励因素的比较分析,将态度理论引入管理中,主张对科技创新团队进行创新型管理。以求加快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步伐。 思想教育与心理学有着紧密的联系,思想教育必须遵循心理学规律。知觉是个人对客观事物、对他人的一种认知心理过程。在知觉基础上与人交往、与客观事物接触,就会逐渐形成态度。由于每个人的社会生活环境、知识构成的不同,待人处世的态度往往也不同,态度差异是个体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态度作为心理上的一种准备状态,支配着人的一系列活动,是行为的基础和诱因,对人的行为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态度理论是社会心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在社会心理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将态度理论引入科技创新团队的管理是心理学与管理学两门学科的创造性结合,这一结合必将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有利于建立“以人为本”的管理体制,也有利于加快创新型国家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步伐。 1 态度理论概述 态度是个人对外界事物的一种持久的、一致的内在心理和行为倾向(张德,2004)。人们在认识客观事物或在工作交往中,总是对人或事产生不同的反应,做出各种各样的评价。这种对客观对象表现出来的积极、肯定的或消极、否定的心理倾向,是一种内在的心理状态,当这种心理状态变得比较持久稳定,就会成为态度。 态度具有指向性,态度必须有态度主体即态度的持有者(一般指个人),以及态度客体即态度对象。作为态度的主体,人因为在性别、年龄、文化、个性、人生观、价值观存在着差异,因此对待每一个客体会有不同的态度。态度的客体存在于很多方面,包括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或者仅仅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观念等等,因此,同一个人对不同的态度对象会有不同的态度,甚至同一人对同一态度对象在不同的时间内也会有不同的态度。(刘永安,2002)在态度主客体发生联系的过程中,主体一般是通过不同态度客体对自身的利弊情况逐渐产生不同的行为倾向。 态度的心理结构由三种成分构成:认知、情感和意向。认知是人对事物的看法及评价,如对一个人或一件事情的褒奖和批评。情感即人对事物的好恶,带有感情色彩和情绪特征。人的喜爱或讨厌、热爱或憎恨、尊敬或厌烦、热情或冷淡等,都反映出人的态度。态度与情感不完全相同,但态度包含情感倾向,情感可以直接反映出态度。意向即人对事物的行为准备状态和行为反应倾向。态度不同于行为,但态度含有行为倾向,人的行为可以反映出他的态度(张德,2004)。 2 科技创新团队建设的重要性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科技的日益进步,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引领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因素。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不仅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点,更是产业结构高速发展和增长方式转变的中心环节。因此,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是新时期科教兴国战略的具体体现。人才队伍建设是自主创新的根本,而人才队伍建设的核心是优秀科技创新团队的培育(柳洲、陈士俊,2006)。为什么只有进行科技创新的团队化管理才能最大程度的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呢? 一方面,科技人才的管理要是创新型的管理。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反复证明的客观真理。作为管理基本职能的创新,它是一种思想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实践,又是一种原则以及在这种原则指导下的具体活动。任何组织系统的任何管理工作都包含在“维持”和“创新”中,因此,维持和创新是管理的本质内容,有效的管理在于适度的维持与适度的创新的组合(周三多、陈传明、鲁明泓,2005)。所以与一般的团队管理不同,科技创新团队管理是一个不断创新的团队,在这个团队管理中,不能教条死板,不可以墨守陈规。而要时刻保持创新精神,加强学科间的交流与渗透,打破传统的思维方式,实行新的管理制度。 另一方面,科技人才的管理要是团队化的管理。首先,团队化管理可以规范科研人员的行为,协调人际关系,提高科研人员的归属感,通过他们相互理解达成共同目标,从而有效地把个人目标融入和升华为团队目标。其次,科技创新团队成员可以在合作过程中实现技能互补,为队员在互动中彼此受益提供了基础,通过相互帮助和支持,不仅有助于增加工作的满意度,使队员拥有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提高队员的创新效率,而且有助于促进工作的协同,产生比个体简单综合高得多的生产率。最后,与一般的科研群体相比,科技创新团队成员间通过在研究课题中的分工协作,极大地提高了交流沟通的频率,通过这些交流与共享,不仅使研究的课题迅速完成,而且有助于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在本学科领域的应用,发现新的学科增长点。 3 学习理论在科技创新团队管理中的应用 前文分别对态度的概况以及科技创新团队管理的重要性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和分析,现在我们将对关于态度的理论做一个罗列,其实关于态度的理论有很多,例如:学习理论、诱因理论、预期价值理论、认知反应理论、认知理论、平衡理论、一致性理论、认知失调理论、层次理论等等。下面,文章会将学习理论和认知失调理论引入科技创新团队的管理中,分析这些理论在实际管理中的应用。 3.1 学习理论 学习理论是探究人类学习本质及其形成机制的心理学理论。它重点研究学习的性质、过程、动机以及方法和策略等。学习理论包括经典条件反射理论、强化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C.I.霍夫兰。他认为,人的态度主要是通过联想、强化和模仿而产生的。联想、强化和模仿正是学习的三个主要机制。经典条件反射理论重视联想,强化理论重视强化,社会学习理论重视模仿。 3.2 学习理论在科技创新团队管理中的应用 心理学家一般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由某种动机引起的。动机是人的一种精神状态,它对人的行动起激发、推动、加强的作用,因此称之为激励。在科技创新团队管理中,可以将学习理论运用于团队人员的激励过程中。激励就是通过影响职工个人需要的实现来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引导他们在企业经营中的行为。在学习理论中,包含了强化理论、经典条件反射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所以根据这些理论的要求,在科技创新团队管理中就要坚持赏罚分明的激励机制。 以强化理论为例,强化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是其所获刺激物的函数。如果刺激物对他有利,这种行为会重复出现;若对他不利,这种行为会减弱直至消失(张德,2004)。因此管理者要采取各种强化方式,以使人们的行为符合组织的目标。强化有正强化和负强化之分,正强化,就是奖励那些符合组织目标的行为,以便使这些行为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从而有利于组织目标的实现。在科技创新团队管理中,可以通过科技成果奖的设立、科研经费的增减、科研人员的配备等方面作为组织对团队表现的正强化。适当的正强化可以激励这些团队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并且有利于各个科技创新团队之间的良性竞争。负强化,就是惩罚那些不符合组织目标的行为,以使这些行为消弱直至消失,从而保证组织目标的实现不受干扰。现阶段我国的科技创新团队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管理的行政化趋向。科技创新团队理应是学术严谨的管理氛围,但近年来一些高校对人才的管理过于偏向行政化,科研人员越来越在意科研经费的多少和行政职位的高低,而忽视了科研成果的含金量。甚至个别地方还发生了惨假、抄袭的学术腐败事件。对于上述现象,管理者予以行为的负强化,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以保证科技创新团队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 4 认知失调理论在科技创新团队管理中的应用 4.1 认知失调理论 认知失调理论是列昂.费斯廷格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试图解释态度和行为之间的关系。认知失调是个体可能感受的两个或多个态度之间或者他的行为和态度之间的任何不和谐。这个理论认为当两种认知或认知与行为不协调时,为了保持一致,态度将发生变化(张德,2004)。失调通常是心里上的不舒适,它使人致力于缓解这种失调,用协调的因素来代替失调的因素。 4.2 认知失调理论在科技创新团队管理中的应用 认知失调理论有助于预测人们行为改变的倾向性,例如,如果由于工作需要要求人们去做与他们的个人态度相冲突的事情,他们将努力改变自己的态度,以便使他们的态度与言行协调一致。团队在管理中,沟通十分重要。团队成员与外部人士交流,组织者与被组织者的信息传递,管理者与下属的感情联络,控制者与控制对象的纠偏工作,都与沟通相联系。沟通是协调各个体、各要素,使团队成为一个整体的凝聚剂,是管理者激励下属,实现领导职能的基本途径,也是团队与外部环境建立联系的桥梁。 在科技创新团队管理中引入认知失调理论要以沟通为其媒介,在认知失调理论中的不和谐要通过沟通达到和谐,通过团队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沟通,可以使被管理者认识到已发生的不和谐因素并不太重要,愿意试图去改变这种不平衡,而不能使团队成员认为所产生的不和谐是不可控制的结果,那样他们就不大有可能改变已有的态度,从而给管理工作带来不便。此外,众所周知,创新是对原有的思想,原有的原则的一种突破,甚至是对传统观念的革新,所以在科技创新团队中的成员要有一种用于打破常规,坚持己见的精神面貌。所以在科技创新团队中冲突会时常发生。传统观点往往只看到了冲突的消极影响,把冲突当做组织的内部矛盾、斗争、不团结的征兆。因而管理者总是极力的消除、回避或掩饰冲突。事实上,由于沟通差异、结构差异和个体差异,尤其是在一个创新团队中,这些差异和不同的观点都客观存在着,有冲突在所难免。所以,要看到冲突的积极作用。一个没有冲突的团队必定对所有事情都持相同的观点,这样的团队就缺乏创新意识,当然,这也与我们一直倡导的建设自主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科技研究论文:浅议压力管理理论在科技创新团队管理中应用研究 论文关键词: 压力 工作压力 压力管理 科技创新团队 论文摘 要:中国企业为适应国内社会转型、国际经济全球化双向巨变,频繁变革组织管理模式,不断调控资源配置布局,以谋求新时期新形势的发展要求。而这正导致企业员工自上而下普遍承受着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异常压力,尤其以科技创新团队成员所面的为不断更新技术,超负荷透支脑力,无条件输出体力等更高层次的创新压力最为突出。在阐述压力和工作压力定义的基础上,分析科技创新团队成员作特点,探究团队工作压力管理新模型的构建,并进一步探讨压力管理在科技创新团队管理中的实施策略。 1 工作压力概述 工作压力的产生既有组织环境的原因,也有成员个人认知、能力等方面的原因,它是组织和成员个人交互作用的结果。在对工作压力进行管理时,如果仅仅依赖成员个人能力缓解压力,那么企业只能教育或培训成员如何单方面应对压力,而不是从源头上解决工作压力问题。因此,解决减少乃至消除引起压力的源头诱因问题,组织和成员必须积极的进行双向压力管理配适。 2 科技创新团队工作压力管理新模型的构建 2.1 科技创新团队成员工作特点 科技创新团队中,技术性成员占很大比重,他们身为团队乃至企业的骨干力量,与其他团队的从业人员相比,主要具有以下工作特点: 2.1.1 复杂性 科技创新团队成员的工作多属于思维活动复杂程度较高的脑力劳动。这种劳动,需要经过特殊的专业训练,通过训练获得在该工作领域从事创新活动所必需的能力。需要成员不断地对工作任务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找出不同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而确定工作计划和实施步骤,采取有针对性的工作方法,攻关重大课题项目,突破原有技术瓶颈,创造自主产业价值。而科技创新团队成员的个人劳动价值隐藏在技术、产品整体性和功能性中。因此,技术、产品的高度智力集成体现了创新过程的复杂性却并不彰显每个成员的智力投入。成员的工作通常是团队协作中的一个环节,个体离不开团队集体力量,团队也不能没有个体的能动性,所以难以区分个体与团队的劳动成果。 2.1.2 长期性 科技创新团队成员劳动的长期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劳动能力的积累具有长期性。科技创新成员是高层次人力资源,其脑力劳动,无论在经济理论上,还是在企业实践中都视为必须加大投入的智力资本。这种投入必然要以人才储存作为基础,唯有长期培养、不断投资才能形成的理论上和实践中所理想的人才能力储存。另一方面分析劳动行为与劳动绩效之间的反馈不难发现,科技创新团队成员的脑力劳动要比一般体力劳动所需绩效反映时间长。其团队的劳动绩效反馈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才能显现,短期内很难用一种精确的计量模型加以确定。 2.1.3 创造性 创造性是科技创新团队成员自身及其劳动成果的最本质特性。首先,创新是科技创新团队劳动实现价值的根本所在,通过专项劳动发现新现象、新规律,提出新概念、新方法,运用新工艺、新技术,将创造性劳动转化为全新的产品或服务,从而为企业和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其次,创新是成员以其所积累的知识和能力为基础,通过大脑的思维、联想、加工和创造来进行科研、设计、管理和服务的能动过程。其过程自始至终都伴随着知识的传播、运用和创新。因此,科技创新团队成员的创造性工作,决定了其工作性质永远都不可能被电脑或更先进的技术性物质所取代。 2.1.4 自主性 科技创新团队成员劳动不同于一般劳动,其劳动过程往往处于无形当中。只要劳动者自身愿意,无需要固定的工作场地,他就能随时随地进行思考和探索,进行设计和创新。因此,对于科技创新团队成员而言,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工作过程既可以不局限于某一个固定的工作时间和地点,也可以不拘泥于一成不变的流程和步骤,以实现工作自主性的要求。所以工作中强调自我引导的成员大多追求灵活自由的工作环境,喜欢相当独立的工作模式,倾心更具张力的工作安排。 2.2 工作压力管理新模型的构建 压力管理模型的构建除了应对压力产生与作用机制开展研究,还应当从个体和组织两个方面丰富、拓展模型的管理实践与操作内涵与外延。其中,个体方面的压力管理主要体现在组织帮助成员更好地应对压力,个体通过自身调整缓解因过高的工作压力带来的身心伤害。而组织方面的压力管理则表现为对压力源进行有效控制,建立、完善和运作工作压力预警机制,工作压力保障机制等。这两个方面共同支撑了工作压力管理模型的结构框架。 3 科技创新团队压力管理应用策略 3.1 工作压力管理 3.1.1 工作本身的压力管理 (1)制定工间休息制度:企业制定合理的工间休息制度,并配置相应的活动场所、配备相关健身休闲设施。劳逸结合的工作模式、丰富多样的休息项目不仅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消除工作的疲倦厌烦情绪,缓解成员长时间工作产生的压力,而且有助于改善组织管理形象。 (2)弹性工作时间制度:工作性质的不同也表现在工作时段的差别。科技创新团队成员创作灵感迸发、抽象思维活跃常常出现在深夜,通宵工作的情况普遍存在。为保障充足的睡眠和第二天良好的工作状态,企业可以根据科技创新团队自身的特点,敲定合理的上下班时间段。 (3)建立学习型组织:建立多层次、高流量、全覆盖的公司内部网络。成员可以利用内部网进行各项技术交流和学习;企业可以通过内部网络实现网上培训、智力资源共享,充分共享内部网络资源为成员学习新的技术业务提供条件。 3.1.2 事业发展的压力管理 (1)企业通过正式传播渠道向成员传递企业战略发展规划和目标方向,为科技创新团队成员提供技能培训、职业测评以及职业生涯规划。 (2)绩效考核要充分体现科技创新团队成员能力和业绩,让有工作能力的成员承担更具挑战性的责任。 3.1.3 组织结构氛围的压力管理 (1)建立良好的组织文化。 良好的组织文化使成员寻求企业支持和缓解工作本身造成的压力成为可能。建立良好的组织文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企业文化不单单通过书面文字体现出来,还需要组织管理、制度保障其顺利实现。华为的价值观就是:奋斗、奉献。企业不仅通过内部刊物《管理优化》、《华为人》等向成员灌输这一价值观念,在薪酬政策和晋升制度等方面也充分体现这一价值理念,所以华为的价值观在庞大的成员队伍和偌大的公司当中得到了内化和外显。 (2)增强成员决策参与和工作自主性。 同时,缺乏决策参与和工作控制也是强有力的压力根源,许多策略可以改善科技创新团队成员控制的感觉和增加工作决策的机会,比如:构建和发展半自治工作小组、工作圆桌会议。企业中有许多项目组,它们是为了完成某个项目或者不同的职能任务而组建的团队,其中的成员面对同样的工作目标,因此在完成工作任务的过程中,就目标的实现过程、实现手段、每个人的责任范围等问题展开讨论、进行决策,调动和增加每个人的决策参与性。 3.2 组织、个人压力应对策略 3.2.1 组织应对策略 (1)对成员进行工作压力知识的培训。 由人力资源部门专门人员负责选择培训资料或者教材,包括工作压力的产生、影响因素、作用过程、应对策略等内容的资料或教材,也可根据自己企业实际进行选择。培训可采用课堂讲授方式,利用企业内部网络资源成员自修模式,利用外部咨询机构培训方式等。专项培训有利于科技创新团队成员正确认识工作压力、科学掌握应对工作压力的基本方法。 (2)企业福利政策。 根据成员工作中中常见的困难将企业制定福利政策所面临的问题划分为:与工作相关的问题、人际关系问题、事业发展问题以及成员经济困难问题等。企业可以建立心理咨询机构为成员提供调理思路、调节人际的服务;也可以制定诸如成员购房的无息贷款此类福利政策为成员的实际需要提供帮助,从而缓解不同问题造成的工作压力。 带薪休假政策建立和完善,则有利于提高员工工作热情,激发创新潜力。科技创新团队成员可以依据制度调整、积攒和申请假期。企业还可依据运行情况照顾、奖励额外假期。有条件的企业也可以组织成员集体外出旅游或者其他休闲娱乐活动。优厚的福利政策不仅可以提高企业文化外在的社会感召力,而且可以加强企业内部成员凝聚力。 3.2.2 个人应对策略 (1)自信心的培养。 抵御工作压力并保持乐观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自信心。面对工作上的问题,即使有实力但缺乏自信心也容易陷入“不行了、做不到”的消极思想中,无形中增加了工作压力。培养积极自我需要健强的体魄为载体;积极的自我对话为模式;正确的自我认识为基础;合理的自我发掘为动力。在成功突破一次次挑战性工作中,逐步培养起自信心,并通过增强自信心大大缓解工作压力。 (2)时间管理。 许多工作压力是由于时间不够造成的。管理好自己的时间,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是缓解工作压力的一种重要方法。有效管理时间就是要改变诸如犹豫不决、精力分散、遇事逃避、办事拖拉和完美主义等错误的的思想观念和行为。积极的时间管理包括把工作按轻重缓急进行分类处理,改变自己做事的偏好,对自己的工作任务制定完成期限等等。对工作采取ABC管理法可以有效利用工作时间,提高工作效率,从而缓解工作时间紧张带来的工作压力。 (3)社交支持。 来自亲人、同事和朋友的社会支持,在人们心理上会产生强烈安全感和归属感,对增强人们的自信心,提高个人应对工作压力的能力产生巨大影响。与来自亲人朋友的支持相比,与同事和主管人员建立的良好的人际关系网络从而得到为自己提供客观分析及解决问题方法的工作同事或督导的社交支持能更有效地缓解科技创新团队的员工的工作压力。 (4)健康的生活方式。 合理的饮食、充足的睡眠、适度的锻炼,科学的放松技术都被证明对缓解工作压力有积极作用。例如:参与体育锻炼能够增加社交机会,强化自我意识、保持自我功能控制有效性。将体育锻炼中使用的正确呼吸方式运用到普通工作放松间歇环节,有利于减轻紧张感达到缓解工作压力的作用。对科技创新团队成员而言,参与体育锻炼对提高应对压力的能力和明确参与的动机都能产生积极的影响。 4 结论 由于科技创新团队成员的工作具有复杂性、长期性、创新性和自主性等特点,企业在科技创新团队管理中要科学合理应用压力管理理论,从企业层面做好员工工作本身和事业发展的压力管理。企业可以通过构建良好的企业文化,增强科技创新团队成员参与企业决策意识,提高科技创新团队成员工作的自主性,加强对员工工作压力知识的培训,为员工提供合理的心理咨询等方面来做好员工的压力管理,提高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加企业活力和经济效益。对于科技创新团队的员工自身而言,也要积极学习压力管理理论,通过各种方式方法努力增强自信心,做好合理的时间管理,通过社交或其它健康的生活方式来缓解工作中紧张的情绪和压力,从而使自己以饱满的精力和心态来面对工作。 科技研究论文:浅析古希腊罗马时期科技伦理思想研究 论文关键词:古希腊罗马 科技伦理 神话 科学技术 道德 善 论文摘要:古希腊罗马时期是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活跃期,这一时期的科技伦理思想是西方科技伦理思想的雏形。它深受古希腊神话的影响;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是其核心;对后世科技伦理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和作用。 古希腊罗马时期是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活跃时期。这一时期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哲学家、伦理学家,如泰勒斯、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诞生了众多学术流派。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科技伦理思想正是在这片丰沃的文化土壤上孕育发展的。基于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状况以及对人生的哲学思考,学者们提出了朴素的科技伦理思想,形成了该时期科技伦理思想的理论框架。纵观西方科技伦理思想史,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科技伦理思想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西方科技伦理思想的雏形。研究这一时期的科技伦理思想对我们认识现代西方科技伦理思想的现状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古希腊神话呈现西方科技伦理思想的端倪 古希腊神话折射了当时人们朴实的宇宙观、自然观,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朴素的科技伦理思想。马克思说过:“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古希腊罗马时期,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十分有限,只能把对自然征服的渴望寄托于想象。神话中的神和英雄就是由想象创造出来的征服自然的化身。人们借助神话中神和英雄的力量达到征服自然的愿望。而在现实生活中,科学家是征服自然的杰出代表,这些神话故事反映的其实是现实生活中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征服自然的事迹。 1.赞扬征服自然造福人类的精神 征服自然造福人类是科技伦理的重要准则之一。这一准则最初体现在古希腊神话中提坦神普罗密修斯盗取火种送给人类的传说中。普罗密修斯为了帮助人类征服自然,违抗了众神之父宙斯的禁令,盗取天火给人类,教会了人类使用火种。这引起了宙斯的愤怒,于是宙斯命令火神赫淮斯托斯和强力神克刺托斯以及暴力神比亚将普罗密修斯钉在高加索山的峭岩上,让鸳鹰每天啄他的肝脏,直到后来被大英雄赫刺克勒斯解救出来,才重获自由。普罗密修斯在明知盗取火种会触犯禁令的情况下,仍不顾个人安危,要为人类送去福社的行为,正是古希腊人对征服自然造福人类精神的颂扬。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火”是人类征服自然的武器,代表了一种知识技术,学会了使用火,就学会了改造自然的重要技艺。普罗密修斯盗火的行为,正是科学技术征服自然造福人类的最初体现。 2.歌颂征服自然勇于献身的道德品质 古希腊神话中很多故事都体现了人类征服自然勇于献身的科技道德品质。赫刺克勒斯的传说便是典型代表。赫拉克勒斯在婴儿时代就表现出了无畏的勇气,当两条毒蛇爬向他母亲阿尔克墨涅时,“他两只手各握着一条蛇的脖子,用力一捏,就把它们捏死”。在他面临人生的十字路口时,抵制住了“堕落的享受”女神的引诱,接受了“美德”女神的劝诫,“他决定走‘美德’的路,而且不久就有一个使他为善的机会”,只身去喀泰戎山猎杀凶猛的狮子。为了给人类带去幸福,他接受了国王欧律斯透斯的苦差,要完成困难重重的12件大事。他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做到了,最终升格为神。赫刺克勒斯在希腊神话中的故事含义深刻,他的事迹是古希腊人同大自然不懈抗争的一个缩影。他勇敢机智、坚毅不屈,为了人类的幸福,勇于献身。这些勇敢的行为体现了当时古希腊人在改造自然中高尚的科技道德品质。 3.体现出征服自然团结协作的优秀思想 团结协作是科技道德规范之一。这一规范在古希腊神话中有充分体现。比如伊阿宋为了恢复他的王位继承权,被他的叔叔拍利阿斯要求去取金羊毛。获取金羊毛的难度是难以想象的,于是伊阿宋在造船手阿耳戈斯的帮助下造了一艘叫做“阿耳戈”的大船,然后邀请了希腊著名的英雄来参加这次盛举。这些英雄们为一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相互帮助,团结协作,克服了一个个困难,在美狄亚的帮助下,终于取得了金羊毛。又比如,在墨勒阿革洛斯猎取卡吕东大野猪的故事中,他召集了众多的英雄来完成此事。在整个打猎过程中,“有些人布置网罗,有些人放出猎犬,别的人又寻觅野猪的脚迹”。不管是著名英雄,还是普通猎手,人们各有分工、彼此配合,为人类除去了大害。由此看出,古希腊人在同自然斗争中,是十分推崇团结协作精神的,不管你是多么杰出的英雄人物,都要在团结协作的前提下才能退到征服自然的目标。 4.倡导征服自然的创新精神 创新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也是科技伦理思想的重要准则。古希腊神话故事中已经朴素地反映了这一科技道德思想。在拍耳修斯的故事中,他奉父命去割下众怪之父福耳库斯的第三个女儿墨杜莎的头。墨杜莎是一个头上盘着许多毒蛇的怪物,谁看见她,就会立刻变成石头。拍耳修斯从赫耳墨斯那里借得了青铜眉碗当他来到墨杜莎熟睡的地方时,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发挥创造精神想到了一条妙计。他背对墨杜莎站着,将青铜盾举起,从发光的盾牌中看见了墨杜莎的形象,于是趁机割下了墨杜莎的头。这个故事充分体现了古希腊人的聪明才智,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能够勇于创新。 二、古希腊罗马时期科技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科学技术具有直观性、经验性、猜测性的特点。当时的哲学家探讨有关科技道德的问题,只能出于对自然界直观的、经验的认识,那时的科技伦理思想,更多的是散见于当时哲学家、科学家的各种论述中。 1.数是道德的根源 毕达哥拉斯认为:“万物的始基是‘一元’。从‘一元’产生出‘二元’……从完满的‘一元’与不定的‘二元’中产生出各种数目·一于是创造出有生命的、精神的、球形的世界。”既然数创造出了生命的、精神的、球形的世界万物,因而道德也是由数创造出来的。在毕达哥拉斯学派建立的关于数的哲学体系中,数是一切事物的根源,代表万事万物的本质。数被抽象成脱离客观事物并先于客观事物的存在,一切客观和非客观的东西都是由数而生。因此,道德也必然以数为基础,在本质上是数的派生物。正如徐少锦先生所说:“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的宇宙观、人生观、道德观建立在对数的神秘理解基础之上。他把数与道德联系起来,企图从数学知识中引出道德知识,用数学说明道德。”毕达哥拉斯把道德归属于数,蕴含着以数为代表的科学知识派生出道德规范和道德准则。 2.美德即知识 苏格拉底比毕达哥拉斯前进了一步,提出“美德即知识”。他说:“我们不是说美德是一种善吗……但如果知识包括了一切的善,那么我们认为美德即知识就将是对的”。他认为美德和知识是一致的。他说:“正义和一切其他德行都是智慧。因为正义的事和一切道德的行为都是美而好的,凡认识这些事的人决不会愿意选择别的事情;凡不认识这些事的人也决不可能把它们付诸实践;即使他们试着去做,也是要失败的。所以,智慧的人总是做美而好的事情,愚昧的人则不可能做美而好的事,即使他们试着去做,也是要失败的。”在苏格拉底看来,人只有具有知识,才具有道德,一个人是否有道德是以是否有知识作为依据的。他所指的知识既包括道德知识,又包括自然知识。罗国杰先生认为:“他把科学的真知和道德的真知看作一回事—都是知识”。苏格拉底所指的正义和道德行为的内涵,已经由对人的一般的道德品质要求扩展到了泛指一切事物美好的本性。正义的事和道德的行为,都是美好的、善的,如果一个人能够认识到这种美好,选择去做它,那么这个人的行为是道德的;相反,如果一个人不具备这些知识,就不能去做正义的和道德的事。一切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有关的技术、经验都可以称为技术知识。一个愚昧无知的人,不会认识到善,更不会用善的知识去为人类造福。因而知识是与善联系起来的。 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们没有明确而直接地提出知识与道德的关系问题。而他肯定了知识的道德功能,认为愚昧的人没有道德,只有具有知识的人才有道德,知识是美德的基础,美德从知识中来,知识与美德具有同一性。苏格拉底看到了知识对道德的作用,但也片面地夸大了这种作用,这是不足取的。 3.善的理念是科学和真理的来源 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思想作了唯心主义的解释与发展。柏拉图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善的理念派生出来的,善的理念是一切的基础。他说:“这个给予认识的对象以真理并给予认识的主体以认识能力的东西,就是善的理念。它乃是知识和真理的原因。真理和知识是好东西,但它却是更好的东西”。在他看来,科学是对真理的理性认识,也是由善的理念派生出来的,科学和真理是从属于善的理念的,善的理念比科学和真理更有价值。他强调:“因为我已经告诉过你多次,说善的范型是最高的知识,所有别的东西,唯有利用善的范型,才能变为有用和有益的……没有善的范型,则其他任何的知识或财产,都于我们毫无益处……如果我们没有美和善的知识,一切其他事物的知识有任何的价值吗?一定没有。”从柏拉图关于科学、真理和善的关系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认为善的理念是科学和真理的来源,没有善的知识,其他一切知识没有任何价值。 4.自然是决定人快乐和幸福的根源 德漠克利特的观点与柏拉图的观点不同。德漠克利特提出了原子论的观点,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原子构成,认为灵魂和精神也是由原子构成的。他从唯物主义的路线出发,解释自然规律与人生伦理的统一。他认为原子是决定人生怡然自得和幸福的原因。他说:“太阳和月亮是由同样的原子构成的,这些原子是光滑的和圆的,灵魂也是由这种原子构成……生活的目的是灵魂的安宁……灵魂平静地、安泰地生活着。”德漠克利特从原子论出发为自然观和伦理观找到了唯物主义的基础,这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他认为宇宙是和谐的,是因为构成宇宙的原子分布是平衡的。伊壁鸿鲁继承了德漠克利特的思想。他认为自然科学是人获得快乐的根源。他说:“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什么是宇宙的性质,而是生活在对那些关于宇宙的寓言所说的事的恐惧之中,对于这个人来说,排除对所谓最主要的事物的畏惧,就是不可能的,所以一个人没有自然科学的知识就不能享受无疵的快乐。”他明确指明了一个人如果不具备自然科学知识,就认识不到宇宙的性质,认识不到自然规律,因而无法从宇宙的变化规律中体会到人生的快乐。这就是说人应该去积极探索自然、认识自然规律,获取人生的快乐。 卢克莱修进一步发展了伊壁鸿鲁的思想。他说:“是一个希腊人(指伊壁鸡鲁)首先敢于抬起凡人的眼睛抗拒那个恐怖。”他认为认识自然运动规律是理解幸福的前提。他在《物性论》里论述了物的存在本性与道德的关系,认为物质是永恒变化的,只是形式不同而已。他说:“竟然看不见自然为她自己并不要求任何别的东西,除了使痛苦勿近,叫它离开肉体,除了要精神享受愉快的感觉,无忧无虑。因此,我们看见我们有形的生命所需要的东西根本很少,只是那些能把痛苦去掉,又能撒下一些欢乐的东西。”这就是说自然只是为了人们精神愉悦,而并不要求别的东西,如果人们追随自然的本性,就不应该去追逐名利、财富。人们之所以出现道德缺失行为,是因为没有认识到物质世界运动变化的本质,没有从构成万事万物的原子运动中理解幸福的含义,自然规律与人的道德相互联系,人们只有理解自然万物的运动规律,才可能实现精神的愉快,获取人生幸福。 5.科学技术以善为目的 亚里士多德批判继承了前人的科技伦理思想,他不同意柏拉图把善当作是科学技术的来源的观点,而认为科学技术以善为目的。他说:“每种技艺,每种学科,以及每种经过考虑的行为或志趣,都是以某种善为其目的。”亚里士多德是从人的行为的目的来阐述他的这一观点的。他说:“由于行为,技艺、科学的种类繁多,所以它们的目的也种类繁多。”这里,人的行为不仅指一般的人类行为,而且包括人类改造自然的行为。他认为这些行为产生了种类繁多的技艺、科学,而这些技艺和科学通过人类改造自然的行为,又表现出种类繁多的目的。技艺、科学的目的与人类改造自然的行为的目的是一致的。而人的行为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追求善的。这就是说这些种类繁多的技艺、利学的目的也是直求善的。 6.重视科技道德修养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哲学家、科学家都十分重视科技道德修养。德漠克利特提倡勤奋好学的科技道德修养。他说:“大部分天性不能干的人,由于练习而变成能干”。他认为要敢于说真话,提倡求真务实的科技道德修养。他说:“说真话是一种义务,而且这对他们也是更有利的”。他甚至比较明确地提出了追求真理、刻苦钻研的科技道德修养。他说:“任何艺术,任何科学知识,都不能不经研究而获得。”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位著名的科学家明确地提出了追求真理、求真务实的科技道德修养。他说:“一个坦诚的人,一个爱真理的人,他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中是真实的,而在差距悬殊的事情中就更为真实了;他唾弃虚假,不但因为它是可耻的,并且因为它本身。”亚里士多德提到的“爱真理”、“真实”、“唾弃虚假”,即是说人应该热爱真理,应该求真务实,不应该弄虚作假。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面对攻进城里的罗马士兵利剑仍然进行数学研究,将生死置之度外毫无惧色,不幸被杀害,体现了科学家献身科学的崇高品德。这种献身科学的科技道德精神,是他良好的科技道德修养的表现。卢克莱修也强调求真务实的科技道德修养。他说:“还必须用推理认识天的规律和面貌。”这里说的用推理认识天的规律,指的是科学家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必须按照客观实际、实事求是,要有求真务实的科技道德修养。 三、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科技伦理思想的核心 古希腊罗马时期哲学家、科学家的科技伦理思想都是依据当时的生产实践和对自然界的质朴认识,围绕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展开论述的。每一个流派对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都有自己的见解,无论是从探究科学技术与道德的根源上,还是科学技术研究的目的上,都进行了充分的论证。探讨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科技伦理思想的核心。 1.探讨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贯穿这一时期科技伦理思想的始终 纵观古希腊罗马时期科技伦理思想,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的探讨贯穿该时期科技伦理思想发展的全过程。 最早认识到科学技术与道德有联系的是古希腊数学家、天文学家泰勒斯。他看到了科学技术中蕴含的善的意义。在泰勒斯的雕像上刻有这样的铭文:“去寻求一种唯一的智慧。去选择一种唯一的善”。这里“寻求智慧”与“选择善”是统一的,“寻求智慧”也就是寻求知识,包括寻求科学技术知识。这即是说寻求科学技术知识与选择善是一致的。毕达哥拉斯的“数是道德的根源”、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柏拉图的“善的理念是科学和真理的来源”、亚里士多德的“科学技术以善为目的”、德漠克利特的“原子是决定人生怡然自得和幸福的原因”、伊壁鸿鲁的“自然科学是人获得快乐的根源”和卢克莱修的“认识自然运动规律是理解幸福的前提”等观点,说明这一时期的科技伦理思想至始至终都在探讨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问题。 2.从不同角度探讨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 这一时期的科技伦理思想都以探讨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为中心,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二者的关系。 (1)从根源的角度探讨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 毕达哥拉斯学派是从数是道德的根源上说明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的。该学派认为宇宙万物由数构成,由此推论道德也是从数中产生的。在毕达哥拉斯那里,“数”是潜在的科学技术。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和谐的数目,数目本身就包括了各种各样和谐的特性,它派生了道德。柏拉图是从善的理念是科学和真理的来源上论述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的。他认为善的理念是超脱一切客观现实和主观意识之外的世界的本原,是知识和真理产生的原因。在柏拉图看来,善的理念派生出科学技术知识。他说:“科学和真理可以认为像善,但还不就是善;善比科学和真理有一个更高尚更荣誉的地位……善必定是不可思议的美,它是科学和真理的作者”。柏拉图将科学技术知识的产生都归结为一个虚幻的善的理念,这是错误的。 德漠克利特是从原子的运动变化是道德的来源上解释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的。他认为原子是构成世界的本原,灵魂、精神、意识和道德都是由原子构成的。伊壁鸿鲁是从自然科学是人获得快乐的根源上阐述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的。他认为没有自然科学知识就不能享受无暇的快乐。 卢克莱修继承和发展了伊壁鸿鲁的思想,他是从自然运动规律的角度出发阐明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的。他探讨了自然的本性与道德的关系,从自然运动变化的科学规律中看到了道德的意义。 (2)从目的的角度探讨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 亚里士多德从思考科学技术追求的目的出发,提出科学技术以善为目的的观点,第一次将科学技术和善的关系问题从目的论的角度上明确提出来,这是认识上的飞跃。 亚里士多德从目的的角度论述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比前人和同时代人前进了一步。以往人们即使提出二者具有某种联系,但论述得较为粗浅。“科学技术以善为目的”就较“数是道德的根源”以及“美德即知识”更加明确,更加理论化。因为不管是毕达哥拉斯的“数”,还是苏格拉底的“知识”的论述,都是潜在地指科学技术,但还不明确,不具有确定性。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科学技术以善为目的,使这一理论规范化、系统化了。 亚里士多德还批评了柏拉图的理念论。柏拉图认为有一个超脱一切客观存在的抽象的善,它派生一切。亚里士多德认为,不同的技术有不同的善,这个善是客观的,并非抽象的。他说:“善对于每一种事业或每一种技术看来都是不同的。战术的善不同于医术的善,其他各种技术也莫不如此。”他提到科学技术以善为目的的合理性。他还将善和幸福联系起来,认为“行为善的顶点是幸福,善的生活、好的行为就是幸福”。他将幸福作为“行为善”的归宿,即在改造自然的科技实践中去追求善,才能达到幸福。这就抛弃了过去那种形而上地论述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 四、古希腊罗马时期科技伦理思想的影响和作用 从毕达哥拉斯的“数是道德的根源”开始,后经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再到亚里士多德的“科学技术以善为目的”,这些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诸多后世哲学家、科学家的科技伦理思想都可以在这一时期找到雏形。 英国哲学家罗吉尔·培根认为,智慧能使人脱离愚昧无知,能使人行善避恶,知识和道德是统一的。他说:“道德哲学是一切科学的目的,是一切科学之王,因为只有它教导精神善良。”他明确提出道德是一切科学的目的,即是说科学技术是追求善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科学技术以善为目的”的思想。他进一步指出:“理性是正确意志的指南,并使意志得救。为了行善,要了解它;为了避免作恶,要识别它……没有比研究智慧更值得的了,因为智慧能驱除愚昧无知。”由此看出,他强调理性的重要。愚昧无知的人没有理性,认识不到善,因而无法做善的事情,理性的人才有智慧,才能做善的事情。罗吉尔·培根将知识与行善作恶联系起来,探讨了善与知识的关系,也可说是对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观点的传承。 波兰科学家哥白尼自幼攻读古希腊经典著作,深受古希腊文化的熏陶。他认为:“虽然一切高尚学术的目的都是诱导人们的心灵戒除邪恶,并把它引向更美好的事物,天文学能够更充分地完成这一使命。这门学科还能提供非凡的心灵欢乐。”哥白尼强调一切高尚学术的目的是引导人们心灵摆脱邪恶并且趋向善良,肯定了一切高尚学术的道德作用。他认为天文学是最有道德价值的,能够给人带来快乐,是善的。天文学能提供非凡的心灵快乐,就是一种道德的行为,是追求善的。哥白尼的这种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爱因斯坦的科技伦理思想深受古希腊罗马时期科技伦理思想的影响。他阅读了许多亚里士多德和卢克莱修等人的哲学著作。他说:“在我每天晚上向我妹妹念的读物里面,有些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卢克莱修这本书对于每个还没有被我们时代的精神所完全征服的人,对于每个能够从旁观的角度去观察当代和评价当代人的精神成就的人,都会产生一种迷人的作用。”爱因斯坦认为,科学技术应该造福于人类,不能为人类带来灾祸。他强调:“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他认为,只懂得科学技术的本身是不够的,必须将为人类带来福社这一伦理原则融人到科学技术的应用中,科学技术应当将有益于人类作为主要的奋斗目标。关心人本身、为人类造福,这是善的行为,在他看来科学技术应该追求善的目的。他指出:“技术进步的最大害处,在于用它来毁灭人类生命和辛苦赢得的劳动果实”。他看到了科学技术可能会对人类造成的巨大危害,晚年积极奔走,为不滥用科学技术大声呼喊。如在对待原子弹问题上,他发表了著名的呼吁制止核战争、谋求世界和平的《罗素一爱因斯坦宣言》。这些观点和事例反映出爱因斯坦的科技伦理思想与亚里士多德的科技伦理思想具有一致性,都认为科学技术应该以善为目的。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科技伦理思想对后来的科技伦理思想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如科学技术决定道德论,这种理论认为,科学技术决定道德的发展,只要科学技术发展了,它的道德水平就自然会提高。它把科学技术看做是道德的决定因素,各种社会意识、风俗习惯都受制于科学技术。这种思想在理论上是受到毕达哥拉斯“数是道德的根源”思想的影响。毕达哥拉斯认为“数”决定一切,也决定道德的产生与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毕达哥拉斯“数是道德的根源”的观点,是科学技术决定道德论最早的理论来源。 古希腊罗马时期科技伦理思想内容十分丰富,西方不同时期的科技伦理思想在理论上都受到它的影响,它是整个西方科技伦理思想的理论之“源”。现代西方科技伦理思想正是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科技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研究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科技伦理思想,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科技伦理思想的状况,对于我们研究近现代西方科技伦理思想的特点和规律都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科技研究论文:科技特派员制度的特点与长效机制研究 论文关键词:科技特派员制度 农村科技服务体系 机制创新 长效机制 论文摘要:科技特派员制度由福建省南平首创,是新时期我国农村科技服务体系的创新与补充,是解决目前基层科技力量不足与科技服务“缺位”的成功实践。本文就我国现有农村科技服务体系概况及科技特派员制度的特点、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就建立该制度的长效机制提出建议。 面对新时期的“三农”问题,全国各地对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创新,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从单一的推广者主导变推广者与应用者二元主导,服务模式也呈日益多样化。这些方式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四种类型[1-2],即:机构型主体服务方式、载体型主体服务方式、传媒工具型服务方式和实体活动型服务方式。科技特派员、科技CEO、科技大篷车、科技人员承包套餐等均属科技实体活动型服务方式。 一、科技特派员制度的特点及作用 科技特派员制度于1999年创建于福建省南平,是“南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农村科技服务体制不完善,“三农”问题比较突出的特殊情况下采取的应对措施。科技特派员是目前我国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实体活动型服务方式的代表之一,在科技推广实践中,科技特派员以其独特的服务方式活跃在农村经济生产第一线,其产生的效益,衍生的活力,在全国农村、农民、科技人员和地方各级政府中产生了较大反响,成为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成功实践。科技特派员制度特点鲜明,成效显著,具有以下特点与作用。 (一)具有一定的行政职能和公益性 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为了满足国内粮食和工业原料的供给,逐步建立起了完整的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元化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并将其作为政策和技术延伸的手段,这种推广模式对农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科技特派员制度是在我国经济转型期的一项农村科技服务工作的探索实践。一方面,科技特派员仍然肩负着部分行政职能,包括:执行政府专业科技推广任务;起到向政府提供地区发展战略建议和上传下达的作用;协助政府参与农业生产安全监测、引导基层建立行业组织等;另一方面,开展公益性科技服务,如技术指导、技术推广、农民技术培训、防虫防灾预测预报、信息传播等。 (二)激活了潜在的人力和科技资源 20世纪末,原有的农技推广服务网络由于缺乏财力支撑和机制不活,已经“线断、网破、人散”,农民缺乏有效的科技指导,科技成果难下去。实施科技特派员制度,是在农村科技体制不完善、“三农”问题突出的特殊情况下采取的超常之举。最初下派的科技特派员是从南平市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科研所挑选出来,并将原有的乡镇“农五站”整合成乡镇科技特派员工作站。此后,该制度得到中央及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加强到从挖掘各级行政潜能、盘活城市科研院所和机关既有人力和科技资源,把科技特派员制度向上下两头延伸。向上通过借助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政府机关的人才优势,从中选派—些高级专业人员担任科技特派员,促使各种社会资源向农村倾斜和转移;向下则是从乡土人才中直接选聘村级农民技术员,建立村级服务站。科技特派员原先也都从事农业科技工作,但因体制机制问题,其人力、技术资源未能有效发挥出来,这一举措超出意料地激活了这些“闲置”的资源,并且在短期内迅速聚集起了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爆发力。通过科技特派员的沟通协调,各方面互相借力,互为依托,以直接、便捷的方式将农业科研院所等单位大量的先进技术、优良品种和生产开发性项目引入农村,使科技人力资源和生产要素紧密有效地结合起来,实现了低成本的农业科技的推广和普及,解决了农业科技成果进村入户和有效转化的问题。同样的主体和客体,在实施科技特派员制度后,释放出的能量反差如此之大,带来效果如此的截然不同,这就是一个机制的问题。 (三)建立起科技人员与农民的长效合作机制 科技特派员制度是对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革命,其核心是科技推广者与科技应用者双方形成利益共同体。在实践过程中,科技特派员通过资金入股、技术参股等形式,与农民群众和专业大户、龙头企业等结成经济利益共同体,实行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形成了农业科技推广的投入回报机制。科技特派员制度不同于传统的农业科技推广制度,它成功地运用市场经济规律解决科技成果与生产结合、科技人员与农民结合的动力问题;把传统服务中由推广者主导的简单生产咨询和技术指导行为转为以依托农村科技大户和农村行业协会、转为与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和面向市场需求的应用者主导的经济行为,把短期服务行为转为服务加合作的长期行为。据统计,自1999年以来,福建累计下派科技特派员10872人次,与农户或基层经济组织建立各类经济利益共同体2 483家[3]。科技特派员制度特在通过技术支持参与或创办各类农业经济实体,形成各种不同的合作关系、利益结构和经营模式。利益共同体机制,在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的同时,给农民吃了一颗放心采用新品种、新技术和投资发展的定心丸,达到合作双方的互利共赢。 (四)找到了农村科技和经济最佳的结合点 农民作为农业技术的最终用户,居于农业技术应用的主体地位,只有农业技术为广大农民所采用,并取得预期的效益,农业技术的价值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科技特派员制度有别于传统科技支农所采取的“拉郎配”行政干预,采取的是双向选择、供需对接。鼓励技术人员根据自身技术专长,农民、专业户及农业企业等根据自身产业结构调整目标和当地资源开发的需要,双方在自愿磋商的基础上达成服务契约关系,实行服务对象与服务主体的有效对接。这种灵活,自主性强的合作方式,采取双向选择,把满足农民对科技的需求放在第1位,找准了供需服务双方,科技和经济的最佳结合点,使现有的城市科技资源服务于农村生产,达到生产要素的最有效配置,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 (五)推动了农村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科技特派员制度打破了传统农业科技推广站定点服务的模式,采取既定点又流动的新型科技团队服务模式。团队由科技特派员与当地村级农民技术员共同组成,按照“精干、高效、集成、联合”的原则,进行专业力量整合,建立区域行业科技服务团队,对接各种农民专业经济组织,通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来提高农业承接科技的程度。即特派员在做好科技服务责任村工作的同时,更加注重发挥团队作用,在团队工作中除起到“传、帮、带”的作用外,更重要的是团队在必要时,能根据自身能力的大小和专业需要,可以通过行业组调度,实行跨区域服务,形成整体合力,成为一支既分散各地,又具有整体优势的科技服务队伍。 二、建立科技特派员制度长效机制的对策思考 科技特派员制度是一种能够充分发挥科技资源作用、具有较强生命力的工作新机制。但是,由于科技特派员制度是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非常之举,在实践中,这一制度陆续暴露出一些不足之处。因此,开展科技特派员长效工作机制研究,对于确保该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理顺组织管理机构 目前科技特派员的组织管理部门比较混乱。虽然各地均由当地党委或政府负责同志任领导小组组长,但具体管理部门差异较大,有的归属于科技部门,有的归属于农办,甚至也有的归属于组织部。这种管理体制可能有利于各地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推进科技特派员工作,但从工作统一管理的角度出发,显然不利于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管理,也增加了工作统筹协调的难度。应把处于相对混乱的科技特派员的组织管理体系理顺,做到从中央到地方的科技特派员的管理机构保持一致,并健全自上而下的管理机构,以方便组织管理和工作协调。 (二)建立制度运作保障体系 一是对编制、职务(职称)、工资、福利等给予保障;二是对工作经费和项目资金给予财政和信贷扶持;对优秀科技特派员给予奖励,调动其积极性。进一步加强科技特派员激励机制建设,建立融资担保机制和项目风险保障机制,通过立法的形式设立农业科技投资风险金,科技项目开发初期的风险金由政府“埋单”,以降低科技特派员实施项目的风险,为其提供放开手脚“表演”的机会;三是探索并完善技术要素参与利益分配的方法和途径,使科技人员的收入与其工作绩效挂钩;四是鼓励下派期满的科技人员兼职科技特派员工作,继续发挥专长,以保持服务的连续性。 (三)加大技术、资金支持力度 科技特派员紧紧围绕优势产业、特色产业开展技术指导、技术培训等工作,使农业生产率、资源利用率等都得到有效提高,推动了地方特色农村经济的发展。如福建南平市2005年科技特派员实施的63个服务项目中,就有38个项目是围绕当地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如:毛竹(含竹笋)、锥栗、葡萄、桔柚、食用菌、乳业和茶叶等,使当地的优势产业、特色产业一跃成为主导产业。因此,政府应加大资金投入力度。首先应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划出政府投入用于农村科技特派员工作的专项资金,鼓励科技特派员开展优势项目开发。其次是调整农业科研经费结构,给予派出单位稳定的科研专项经费支持。三是保证派出单位对派出人员提供有针对性的技术支撑。这种技术研究因具专指性和实用性,特别容易向农村转化渗透,是一种有效的农科结合的途径。四是要注重发挥政府资金的带动作用。引导农民和社会各方资金投入农村科技项目开发,逐步形成以政府投资为主体,社会投入为补充的多元化投融资体系。五是把科技特派员工作内容纳入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建设中,与星火计划、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农业综合开发、科技扶贫等项目结合起来。近年来,我国科技特派员试点工作引起了国际机构和组织的极大关注,科技部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IFAD)、中德合作项目办公室(GTZ)、日本国际办力事业团(JICA)等国际机构和组织进行了有效沟通与合作,为利用国外资源开展科技特派员试点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四)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结合 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科技资源也不例外,通过引入市场机制,真正做到“科技下海”[4]。农业作为经济效益低,社会效益高的弱势产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目前我国农业科技推广工作尚无能力完全通过市场机制来运行的一定时期内,政府应通过适当的行政手段来支持科技特派员工作,将政府行为与市场运作有机结合。当然,随着科技特派员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成熟,过多的政府行为反而会增加不必要的制度成本,从而制约其进一步发展。到时,政府应适时、逐渐转变角色,逐步弱化其在科技特派员工作中的主导地位。 科技研究论文:国防科技基础研究是国防科技创新发展的基础 基础研究的发展来自两类动力:一类是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与追求,对科学系统自身内部规律认识的不断拓展与深化;一类是面向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的重大需求。国防科技基础研究的目的在于取得新的军事技术优势,为国防科技创新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基础研究会涌现出新概念,进而引起技术和作战能力的重大变化。美国《国家安全科学技术战略》认为,技术优势是美国国家军事战略的基础,保持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的那些技术的优势,对美国是非常重要的,今天的基础研究为明天的创新发展奠定基础。 一、基础研究概念的演进 (一)线式研究模型 1945年,美国总统科学顾问万尼瓦尔·布什在一篇题为“科学———无止境的新领域”的文章中,第一次对基础研究作了简要说明,提出了科学研究的线式研究模型。按照这一模型,科学研究从基础性工作到开发是以逐步前进的方式进行的。基础研究被认为是线式模型中的第一步。线式研究模型可表示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先期技术开发,线式模型曾对基础研究有过许多定义,如“基础研究是对现象和可观测事实的基本见解,没有针对工艺或产品的具体应用,”“基础研究是以不考虑实际结果的方式进行的”等等。 线式研究模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首先在美国形成并发展起来,成为当时研究部门的工作模式。在诸如“曼哈顿计划”等成功经验的推动下,美国国家实验室和政府研究机构依靠大量预算繁荣起来,研究教育系统得到长足发展,大学入学人数增加,为工业界研究实验室培养了大量人才。 (二)统一体研究模型 随着全球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科学研究的线式前进模式受到挑战。由于政府用于基础研究的预算不断削减,工业界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也大幅度减少,为获得最大的经济和军事利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被逐步结合起来,使得研究进程从线式接续变为相互连接的统一体。在统一体模型中,研究过程的各个阶段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而不是孤立地进行。基础研究既可以作为没有预定应用目标的基础探索性工作进行,也可以是为了解决产品开发过程中新出现的问题进行的应用性基础研究。 1997年,美国《研究与发展》杂志对4000名研究人员进行了“基础研究调查”。被调查人员中,67-3%的人把基础研究最关键的因素定义为了解科学原理或现象的工作。另外的17.1%的人认为,基础研究是为将来的发展建立基础。这种认识支持了把各个研究阶段集成为统一体模型,而不是孤立地进行。基础研究以两种方式归入统一体,即探索性基础研究和应用性基础研究。探索性基础研究或纯基础研究———应用领域尚不清楚,不产生直接效益,其任务是探索客观事物的基本规律,发现新原理,提出新理论。这种研究对于长期的技术和经济繁荣都非常重要;应用性或针对性基础研究属于工程技术科学的范畴,任务是针对生产实践中提出的科学技术问题进行理论探索与实验研究,或者运用基础科学理论为解决某一类工程技术领域中的普遍性问题提供理论和实验依据。总之,基础研究不管是探索性的还是应用性的,都为研究过程奠定长期的基础,是推动研究工作前进的车轮。必须对基础研究进行稳定持久的投资,才能确保今天进行的研究能给将来的技术和经济提供足够的安全性。 二、国防科技基础研究是国家基础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防科技基础研究属于应用性基础研究一类,是以军事应用为目的进行的探索新思想、新概念、新原理、新方法、新材料的科学研究活动,为解决武器装备研制的技术问题提供基本知识。国防科技基础研究一是着眼于现有军事系统需求的“渐进式”研究,二是为满足未来国防需求的革命性研究,前者逐步提高技术发展水平,后者则为突破性创新和形成能力奠定基础。 1997年4月9日,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五所大学的校长,联名提出“关于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纲要)中加强国防科技基础研究的建议书》”,得到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17名院士的附议。专家们认为:国不可一日无防,国防不可一日无科学技术。发达国家国防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以及我国“两弹一星”研制的成功经验表明,国防科技基础研究不仅是整个国家基础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发展武器系统新概念、新原理、新方法、新技术,导致武器装备发生质的变化,直至引发军事技术革命的动力,同时还是发展我国国防科学技术的基石和源泉。国防科技基础研究不仅具有一般基础研究的许多共性,还具有一般基础研究不具备的独有特性,如由于高、精、尖武器体系间的激烈对抗性导致国防科技基础研究的先进性、紧迫性和针对性,多学科领域的综合性,以及保证国家安全带来的保密性等。这些特性决定了国防科技基础研究,是国家基础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基础研究涉及各个学科领域,拥有广泛而深厚的探索性和应用性基础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为国防科技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知识基础,是发展国防科技不可缺少的条件。国内外武器装备发展,特别是我国“两弹一星”研制的成功经验,都证明了国家基础研究对国防科技发展的重要作用。 三、国防科技基础研究是武器装备发展的先导 基础研究的实质是探索未知,往往是需要几年甚至数十年的努力,研究工作才见成果或有所突破,其潜力才能供军事应用。尽管有时某种研究工作的成果可以从实验室直接转化为战场使用的防务系统而显示其效果,但是多数基础研究成果是渐进成果,革命性的突破是罕见的,但一旦突破,却十分有价值。 历史上,基础研究的突破导致新的军事装备的例子很多。例如,激光器就是由美国国防部资助的“三军联合电子学计划”的“分子光谱学”研究引发出来的。今天,各种类型的激光器已用于测距仪、机载扫雷器,通信系统以及其它军事装备和军事训练,而且其应用范围还在扩大。尽管如此,激光器方面的研究目前还在继续,并不断取得重大突破。 技术上占优势的军事力量的发展和维持,无不依赖于一个持续而有成效的国防科技基础研究计划。耐高温发动机材料、视频成像、激光器、信息处理及全球定位等技术的发展,都是长期坚持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果。从研究到投入战场应用的时间,一般需要7~20年时间,当然,这要根据科学发现的性质而定。然而,在诸如软件、理论模型和新工艺这样一些领域(特别是微电子材料和软件),有可能在不到7年的时间内,就转移到已制造或已部署的系统中提供近期效益。美国国防部基础研究最近取得的能带来远期和近期军事效益的成就近50项。这些成就全面反映了基础研究对军事力量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四、关于加强综合性国防科技基础研究的建议 制订国防科技基础研究计划,确定政策和加强基础研究投入,必将大大推动我国国防科技基础研究的发展。在加快重点武器装备研制步伐,加强预研成果向现代战斗力转化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国防科技基础研究,也为稳定国防科技基础研究队伍,增强国防科技发展后劲提供了新的契机。 1997年5月,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召开了国防科技基础研究专题研讨会。到会的100余位科技专家(包括34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认为,《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中第十二项重点任务的规划《若干重要基本理论和研究》之所以成功,在于当时很好地瞄准了发展“两弹一星”中的重大科学问题。因此,许多同志都希望今天的国家基础研究计划或国防科技基础研究计划,也应瞄准新时期对国家安全有重大影响的科学问题,全面瞄准在战略层次上对基础研究的需求。 1.开展国防科技基础研究的战略和指导思想 开展国防科技基础研究,我们应坚持1989年制订的《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要(1990~2000~2020)》确立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发展战略,即:“发展基础性研究,必须立足我国国情,注意与社会、经济和科技进步协调发展。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准,仅靠技术引进,不可能从根本上缩短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更谈不上在某些方面有所创造,有所建树,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因此,一定要有自己的科学研究队伍。但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基础性研究规模又必须与国力相适应,发展重点和选题首先要考虑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否则,也不可能保证基础性研究稳定发展。” “根据我国国情、国力和基础性研究的现状,面向未来发展,结合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我国发展中长期基础性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大力提高科学研究人员的素质和水平,不断增强解决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中重大问题的科学能力和提高综合国力,为开拓和发展技术产业奠定科学和人才基础,在主要的学科领域能跟上世界科学发展的步伐,在一些基础较好的领域,有所创造,有所建树,使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继续做出贡献。 国防科工委在长期的国防科技预研工作中,深感基础研究工作对武器装备发展的重要作用。在已建立并逐步完善的国防科技预研体制中,设立了基础研究基金,其研究内容大多来自重点武器项目发展的需求,为解决产品开发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应用性基础研究,即遵循科学研究统一体模型的原则,组织开展研究工作。“两弹一星”和其它大型武器的研制都采用了这种行之有效的方式。长期以来,国防科技应用基础研究费用是由国防科技预研资金支持的,投资强度受到限制,基本上属于一般项目。基础研究的投资力度不够,削弱了基础研究力量和设备更新,影响了基础研究的进度和成果,不利于为21世纪国防科技的发展提供创新的活力和发展后劲。 科技研究论文: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下科技标准化作用的双重性研究 论文摘要: 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下科技标准化作用建设已经成为 "双刃剑",在GATT/WTO的法律体系中第20条的安全例外中,明文规定进口国可以保护人类健康,枯竭资源,依据国家主权原则,制订更高标准,保护人类健康,枯竭资源( Human and health, exhaustive natural source)。但是由于规定不完善,易诱导绿色贸易壁垒。一些发达国家在绿色贸易的借口下,行贸易保护之实,制定严格复杂的检测和审批形成所谓的“绿色贸易壁垒”。尤其是乌拉圭回合之后,各国只能在GATT/WTO在规定第20条的安全例外中和卫生和预防协议(SPM)中,人为设置障碍。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尽快研究建立既符合我国国情、又能与国际接轨的标准化体系,适应世界自由贸易环境。 关键词:标准化 自由贸易 双重性 一, 引言 1947年,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了关贸总协定,3作为重要国际组织,WTO在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和世界自由贸易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世界贸易组织所签的条约,尤其技术条约,已经成为规范贸易行为和制度世界性指导原则。但是这个多边贸易体制具有大国利益倾向,尤其是自由这个贸易中的实用主义依然存在,使WTO成为大国主导操纵一个场所。事实和历史证明:关贸总协定纠纷不断,原因之一便是自由贸易中的实用主义和大国主导操纵,科技标准化作用的双重性使然。有人说:WTO是一个“富国俱乐部(club of developed and rich states)”和“只保护富国利益(protection states' profit only)”。 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下科技标准化作用建设,已经成为 "双刃剑",既有有利的一面,亦有不利的一面,因此要扬长避短。一方面,要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另一方面,也要适当搞一些自己的标准,以阻挡外国企业长驱直入,保护本民族利益。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下要利用贸易技术壁垒协定给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和在WTO的过渡保护期内的条件,战略高度上重视标准化作用。 二,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下科技标准化发展的趋势和WTO技术标准协议 当今世界技术标准发展的趋势:5 (1) 技术标准与技术专利密不可分,技术标准成为非关税壁垒的主要形式,因此技术标准已经成为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竞争的制高点。6(2)国际贸易壁垒分为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是指关税以外的通过法律、政策等形成的限制进口的贸易壁垒,其中主要包括对进口产品数量的限制,如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等和贸易技术壁垒(3)贸易技术壁垒的核心是标准,贸易技术壁垒主要通过产品技术标准和制定技术法规,以及检验产品是否符合有关标准和法规的合格评定程序来实现,其核心是技术标准。 当今世界技术标准发展的另一种趋势是:技术标准与国际贸易的联系越来越多,尤其是乌拉圭回合之后,各国只能在GATT/WTO规定第20条的安全例外中和卫生与预防协议(SPM)、《TBT协定》中,人为设置障碍,这已经成为贸易技术壁垒的主要组成部分。 1993年,关贸总协定历经七年艰苦谈判,达成贸易技术壁垒协定(TBT)-WTO。贸易技术壁垒协定的宗旨是限制贸易技术壁垒,要求尽可能采用统一的国际标准。但是贸易技术壁垒协定(TBT)给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带来的利益并不对称。原因是发达国家实际上掌握着国际标准的制定权,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几乎没有什么技术壁垒可言,发达国家的产品能够长驱直入,而对于发达国家,这些标准则可以成为限制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口的铜墙铁壁。技术标准与技术专利密不可分,技术标准与技术专利捆绑现象屡见不鲜。 三,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下科技标准化作用的双重性研究 在GATT/WTO在规定第20条的安全例外中,明文规定进口国可以保护人类健康,枯竭资源,依据国家主权原则,制订更高标准,保护人类健康,枯竭资源( Human and health, exhaustive natural source)。 从概念上讲,WTO的规则体系中存有许多例外,如保护环境的规定,俗称环保例外权。例如,美国汽油销售案(U.S.A. Gasoline Case),在绿色贸易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借口下,旨在保护国内炼油企业,制定严格复杂的标准和歧视性达标时间形成所谓的“绿色贸易壁垒(Green barrier)”,这种环保例外权的行使往往和国家主权联系在一起,在国家主权高于一切的国际法原则的影响下,有些国家利用GATT/WTO在规定自由贸易的同时,出于对环保和不均衡考虑的例外,如GATT/WTO在规定第20条的安全例外,和规定不完善,一些发达国家在过份严格的科技标准化的借口下,行贸易保护之实,制定严格复杂的检测和审批形成所谓的“绿色贸易壁垒”,尤其是乌拉圭回合之后,各国只能在GATT/WTO在规定第20条的安全例外中和卫生和预防协议(SPM)中,人为设置障碍,绿色贸易壁垒,形式多样,涉及产品广泛,措施花样繁多。绿色贸易壁垒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损失惨重,使发展中国家更加处于劣势,沦为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的提供者,污染转移的庞大场所。 纵观GATT/WTO的历史,不难发现:GATT成立之初所奉行的不歧视原则(Non-discrimination principle)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公平的贸易结果,1958年的GATT专家组的报告指出, 对初级产品的依赖和市场问题和现存的规则和公约对发展中国家十分不利.10经济学家劳尔.普雷比克研究也表明: 发展中国家,如拉美国家,不得不为较少的回报出售越来越多的货物.11例如,美国汽油销售案(U.S.A. Gasoline Case),在绿色贸易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借口下,旨在保护国内炼油企业,制定严格复杂的标准和歧视性达标时间形成所谓的“绿色贸易壁垒(Green barrier)”,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又如,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的国家,遭受“绿色贸易壁垒”的出口货物已超过25%,约400-500亿美元,极大地削弱WTO多边贸易体制作用的发挥。 严格复杂的标准和歧视性达标不仅严重损伤自由贸易,而且一旦纠纷出现, WTO的争端解决机制(DSU)缺陷是程序繁杂,使WTO成为大国主导操纵纠纷解决,利用争端解决机制程序之便,拖延时间,采取实用主义,让对方失去机遇和市场.首先,诉讼成本较高,须聘请精明强干的法学者,了解WTO的规则和对争端解决机制的可能的期望进行预测,其次,诉讼时间长,在GATT历史上,有的争端解决拖延时间长达5年.最后,即使胜诉,在发达国家不承担义务时,发展中国家难以采取有效的手段,难以抵偿发达国家不承担义务所造成的损失。因此,应尽快建立快速争端解决机制(rapid disputes of resolution of mechanism)12 四, 我国科技标准化概述 十六大报告明确要求要以十六大精神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积极探索质量安全管理工作和标准化建设的新思路、新举措,尤其是随着农业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13。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产品占领农业国际市场,是农业发展的一个战略性问题。加强标准化建设对我国面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能力成为当前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 目前,我国技术标准与国外具有明显差距并且技术标准水平落后,在采用国际标准方面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14在高技术产业领域,除了在中文编码、VCD和第三代移动通信领域有少量标准被纳入国际标准外,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能被动地执行国外提出的标准,受制于人。另外,技术标准制定与科学研究脱节。15 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下,中国政府在中承诺按照国际惯例,开放市场,增强透明度,公布技术标准,中国应自加入时起,使所有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符合《TBT协定》。为改变我国频遭贸易技术壁垒限制,16成为受贸易保护主义受害大国局面,当前条件下,在WTO的过渡保护期内,应解决好以下问题: 第一,找出WTO的TBT 和现行的标准化的差距,集中整治,解决突出问题;第二, 必须从战略高度上重视标准化工作;第三,入世条件下实施标准化建设战略,建设既适合我国国情又能与国际接轨的标准化体系;第四,在入世条件下政府应加强立法和执法监督,淡化政府干预职能并加强应对国际贸易壁垒研究。 五,结论: WTO在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和世界自由贸易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涉及自由贸易的纠纷不断,原因之一便是科技标准化作用的双重性使然。 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下科技标准化作用建设已经成为 "双刃剑":在GATT/WTO的法律体系中第20条的安全例外中,明文规定进口国可以保护人类健康,枯竭资源,依据国家主权原则,制订更高标准,保护人类健康,枯竭资源( Human and health, exhaustive natural source)。但是由于规定不完善,易诱导绿色贸易壁垒。一些发达国家在绿色贸易的借口下,行贸易保护之实,制定严格复杂的检测和审批形成所谓的“绿色贸易壁垒”。尤其是乌拉圭回合之后,各国只能在GATT/WTO在规定第20条的安全例外中和卫生和预防协议(SPM)中,人为设置障碍。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造成的损失惨重,使发展中国家更加处于劣势,沦为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的提供者,污染转移的庞大场所。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十六大报告明确要求要以十六大精神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积极探索质量安全管理工作和标准化建设的新思路、新举措,尤其是随着农业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17,从战略高度上重视和加强技术标准工作,尽快研究建立既符合我国国情、又能与国际接轨的标准化体系,适应世界自由贸易环境。
区域经济论文: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政府壁垒以及避免策略 论文摘要:区域经济合作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我国具有更高的同质性的地方政府之间,应该得到更好的借鉴与效仿。尽管我国的总体经济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要保证我国经济后续发展及其长远目标,作为我国经济有机组成部分的各个地方政府,就需要突破各自为政的现状,更好的完善市场经济制度,采取区域经济合作战略,为中国经济发展灌输强劲动力。 论文关键词 区域经济 政府障碍 消除策略 一、政府壁垒相关概述 (一)地方政府运用行政政策和规划时所造成的障碍 1.制定不合理的优惠政策。在我国资本总量供给不变且有限的情况下,各地方政府通过博弈之后,为了吸引到更多的资金流入本辖区,一般会选择对整体经济最不利的结果,也就是采取不合作的恶性竞争措施,给予进入本地的企业低于市场成本的资源,造成了国家资源的浪费。资源浪费的结果,并没有换来企业发展最佳配置,而是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2.采取户籍优惠政策,医疗保障制度以及教育制度等歧视性待遇。由于以上不对等制度的存在,人口的流动性就被限定了,从一个行政区进入另一个行政区,后顾之忧就得不到解决,人才的跨区域流动就很难实现。较少的人口流动,很难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同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障碍。 3.采取对本地区产业有利的经济政策。本地区的企业获得更大的税收减免,减轻及免除更多的收费,从而降低本地企业的成本,使得本地产品具有较高的竞争力。为了进一步提高本地企业的竞争力,当地政府可能会提供低于贷款利息的贷款以及其他优惠措施,降低企业成本。有些地方政府甚至限定外地产品的流入,设置行政壁垒,根本不给于其他外地企业进入本地的机会。即使产品可以流入,在经历了跨区域运输之后,高昂的路费也会增加成本,限制外地产品的竞争。 4.限制生产要素流出本行政区域。对于自然资源,地政府一般会限制本地自然资源的流出,而购买其他地区的自然资源。于此同时,限制劳动力的流动。为了增加本辖区的经济优势,地方政府一般限制高科技产业的外流。 (二)各地方政府制定地方性法规与规章时形成的壁垒 地方政府不仅有制定政策的行政权力,而且宪法中规定了地方政府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与规章。由于是地方性法规与规章,地方政府一般会考虑到本地区的经济利益,而规定上面政策中采取的措施,从而将之规定为法规规章,形成正式性的政府障碍,在此不再多说。而且法规规章具有滞后性,曾经有利于促进经济合作的规定,可能在经济逐渐发展的过程中,而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 二、政府壁垒形成的原因 行政分权结果,造成地方政府在更多的领域内拥有更大的主动权,间接促进形成地方市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高度集权,统一管理全国范围内的资源安排,各个地方政府只是中央地方政府政令的执行者,只要能够圆满完成上级任务即可,无法体现各地方政府积极竞争的情况。而中央政府分权后,相应地财政权与税收权由地方与中央共同行使,而地方政府同时取得了相应的融资权利以及企业管理权,就有机会取得地方财政收入盈余。然而事物都有双面性,原本为了激励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的策略,由于地方政府追求最大的经济利益,则出现了阻碍经济发展的现象。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利益,往往放弃规模经济和产品更新换代,采取低效的地方保护,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形成。 1.我国的政绩考核制度间接地造成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在我国当前官员考核制度中,地方经济快速发展成为考核官员的主要指标之一。考核地方官员,主要看当地GDP增长速度,以致地方官员将GDP指标作为任期的主要目标,形成了注重发展GDP而忽视经济效益的情况。有些地方政府,为取得较快的经济发展,鼓励高税收及高盈利的产业进驻该地区,从而引起各产业重复建设,忽略了与其他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 2.地方政府大而全的职能,出现了与民争利的情况。地方政府本是市场经济裁判者和调控者,而在我国现有体制下,国有企业大量存在,地方政府又成为了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分割也就慢慢形成了。 3.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是地方政府壁垒形成的原因之一。由于各地区不同的资源禀赋、地理位置、历史文化、交通条件、基础设施等客观因素,各地区经济发展并不均衡。因此,也就形成了各具优势的不同产业,而由于相同行业在不同区域的重复建设,在地区经济竞争中,各地方政府为避免本地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往往采取“利己”的措施,使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不能形成优势互补和产业梯度的转移,不但阻碍区域间的经济合作,而且加剧了区域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 4.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遗留的一些产业分配问题,由于先前的布局,难免会出现重新整合的阻力。于此同时为了获得一方百姓“父母官”的美誉,地方政府官员则可能束缚产业升级与转移,而只是的保持现有利益。 三、突破地方政府壁垒,促进区域间经济合作 1.改革政治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创立正确的政绩考核体系,避免各地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首先,在中央改革集权化政权的过程中,难免出现不适的情况,部分部门给予的权利过大,而有的则要求过于严格,现在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约束力越来越弱,所以有必要形成较严格的约束机制,以便地方政府在竞争的同时,也可以更好的合作。其次,政府职能需要从积极的市场参与者转换到裁判者与调控者的角色,不仅不参与市场行为中,而且尽量能不调控的就有市场机制来约束,只有涉及到公共利益的时候,才可以谨慎的调控约束。再者,在有限的自然资源约束下,快速经济发展作为政府官员最重要的考核指标,难免会引起恶性竞争,这时,需要将更多的指标纳入到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 ,比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业的更新换代等等。更合理的考核指标,就更有利于减轻当地阻碍。 2.建立统一的市场经济竞争体制,继续深化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实现政企分开,实现企业的自由竞争,形成规模经济和各地区竞争优势。第一,区域内各地方政府应实行统一的市场经济原则,比如,非歧视原则、市场准入原则、公平竞争原则。逐步取消妨碍区域经济合作的制度与政策规定,以及妨碍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第二,政府部门既是行政行为的实施者,有事市场竞争的参加者,拥有强制手段的政府为了取得更多利益,必然会约束其他主体地竞争。因此,要不断放宽对市场主体参与者的约束,逐渐改革国有企业制度,政企分开,使市场主体在平等的氛围中更加活跃的竞争。在企业主体都可以按照市场规律来进行生产与转移的情况下,规模经济也就会慢慢的形成。 3.完善相关法制,将政府行为纳入到法律规定之中,利用制定法律时的预见性,将部分阻碍经济发展的行为规定为法律禁止的行为,在一方做出该行为后,需要按照法律承担有关责任。为了促进法律更好的实施,则需要加强执法队伍的建设,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严格依法行使,则可以很好的钳制政府官员实施“利己”行为。 4.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对区域内交通、港口、通讯等基础设施的统筹与管理,实现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体化。没有区域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地方经济就很难有效地流动。重复建设不仅不利于区域经济合作,而且造成资源浪费。因此,各地方政府间应该积极协调配合,完善各地区间的交通设施,通讯设施,教育科技文化设施,遥相呼应。 5.借鉴国外经验,消除政府障碍,促进区域经济合作。首先,我国可以借鉴全球区域经济合作的经验,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国家间采取的区域经济合作方式,而每种合作方式都有其有力的一面。在这方面做的最成功尚属欧盟。欧盟在发展区域间经济时一般会采取以下三种措施:制定相关的区域政策,成立负责执行区域政策的专门机构或部门,建立专门的基金,并对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在我国各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时,可以做借鉴。其次,借鉴德国经验。德国是世界上公认的区域协调发展做得比较好的西方国家之一,其区域政策深受世界各国的重视和推崇,其主要手段是区域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它分为两类:财政性转移支付,即横向财政平衡,是在各州之间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即财力强的州拿出部分财政收入“捐给”财力弱的州,使各州及地方的人均税收平衡;收入性转移支付目的是使各地区居民收入相对均衡。若是我国可以实现这一制度,那么在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就可以注意到平衡协调,并且避免不均衡的结果出现后在进行调整。最后,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经验,鼓励地方政府之间签订相关的政府协定与协议,规划经济,基础设施,教育等社会因素,促进各地区间更好的合作。 四、结论 伴随着一系列的改革与发展,我国经济已经取得了辉煌成绩。然而,由于存在行政区域经济,较大的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为了取得更好的发展,我国应当不断的消除行政区经济中的壁垒,取得区域间以及更大范围内的经济合作,并且实现规模经济且展现其中的竞争优势,避免资源浪费,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与跨区域间转移,争取突破瓶颈,促进我国经济更上一层楼。 区域经济论文:区域经济视域下高校人才的培养途径 “十二五”时期是石家庄市实现转型升级和跨越赶超的重要时期,石家庄市委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大力实施中东西部三大区域经济协调互动发展战略,举全市之力建设东部产业新城、大西柏坡、空港工业园、南部工业区四大战略性项目,带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新跨越。而石家庄中东西部三大区域经济协调互动发展战略实现的有效路径之一,就是从教育入手改变要素的供给状况,提高区域人才的总体竞争力,增加区域经济的综合竞争能力。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人才具有决定性作用,它的基础性、战略性特征对一个区域的建设和发展意义重大。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应用型人才资源的开发利用,不仅可以直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而且可以优化区域人才资源结构,有助于从根本上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与配置效率,实现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只有针对性地培养应用型人才,才能保证人才兴业战略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方针得以顺利实施,使之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和最直接的动力源泉。 区域经济视角下,石家庄地方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可行性 1.产学研合作运行机制为应用型人才培养创造良好条件。目前,石家庄实成功合作的案例使产学研联盟日益成为学校、企业、科研单位的一项“战略意识”。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的本科院校也在研究和实施探索产学研合作的新模式,使学校的智力资源和区域产业密切相连。此外,有关产学研合作的政策进一步促进了产学研合作,为开展应用型人才培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比如,在“2012年度石家庄市产学研合作对接会”上,石家庄市11家企业与石家庄铁道大学、河北农业大学、河北科技大学等单位签订了科技合作协议,项目投资总额达2.43亿元。石家庄有关政府部门表示,要不断探索和创新产学研合作模式,打造一流的产学研合作平台,开展多种形式的产学研合作,要鼓励高校和科研院所根据自身优势,与企业共建产学研合作基地,成立校(院)企科技合作机构,加快科技成果向我市的转移和转化,为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2.石家庄拥有一批特色鲜明的应用型地方高校。石家庄地方高校和地方行业关系紧密,有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先天优势,积累了很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经验,取得了显着的办学效益和社会效应。这些高校注重创新办学理念,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学科建设、培养模式改革,培养的应用型人才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为应用型人才培养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区域经济视角下,石家庄地方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对策 当前,探讨、完善石家庄地方高校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是加快提高石家庄地方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内容,对推动地方高校更好地服务区域经济进而促进地方高校又好又快的发展意义重大。 1.科学规划,明确石家庄地方高校的指导思想。市委市政府应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建立应用型人才培养工作协调机制,明确责任,做好“十二五”乃至今后更长一段时间内的规划工作,统筹安排社会资源,切实落实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有关任务。 2.努力提升石家庄地方高校的办学水平。“十二五”时期是石家庄地方高校发展的关键时期,高等教育应改变以规模扩张为主的发展模式,探索内涵发展为主的发展模式,创新高校的管理体制,走产学研结合的新道路,为石家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人力保障。 3.不断提高为区域经济发展输送应用型人才的能力。地方高校人才培养的规格应当定位为应用型人才,要深化本科教学改革,以能力培养为核心,把知识传授本位改为能力形成本位的教学模式;试行学院或专业群的大类招生改革,灵活设置专业方向;增设学科平台课程;合理缩减理论教学时数,加大实践教学课时比例;逐步推进校内专业办学质量评估工作,强化专业特色和特色专业建设。 4.地方高校人才培养应适应区域经济发展。地方高校专业结构的设置应适应区域人才需求结构的变化。目前地方高校专业设置与多样化的人才需求相背离。地方高校人才培养的类型定位应符合区域产业分工和技术层次与生产组织过程的需要,要使培养的人才能够适应区域经济发展对各类专门人才类型的需求。地方高校要建立专业评估机构,改变人才培养质量的方式,依据区域产业分工的具体特点,使专业定位和产业结构转换、技术结构升级相协调。 5.要优化教学资源配置,明确服务区域定位。制定正确的发展目标及合理的人才培养模式,确定新的人才培养方向及专业设置,及时了解区域经济的特点,调整专业方向,合理调整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以更好地服务于区域经济。要根据区域经济的特点以及地方资源来筹划学科专业建设。使学校的目标定位、学科规划、及人才培养目及管理制度,都围绕地方建设和社会需求来确定,进而实现学校发展目标。 6.坚持分工与协作。地方高校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认真谋划高校办学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建立全方位、立体化的校地合作、校企合作体系,多渠道、多层次、多方面地融入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去。高校应当在自身所处的类型、层次上,提高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地方政府要支持、引导高校的办学发展思路。提供财力、信息资源等服务。比如,加大对高校的财政投入,提高办学质量,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增强高校自主办学的能力。只有高校、政府、社会的共同参与、优势互补,方能实现合作双赢、互惠互利,促进高校和区域经济社会的共同发展。(本文作者:于向阳、李红娜 单位:石家庄学院) 区域经济论文:中外区域经济政策的对比 区域经济政策是政府(主要是指中央政府)干预区域经济的重要工具之一,它通过政府的集中安排,有目的地对某些类型的问题区域实行倾斜,力图促使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格局协调并保持区域分配合理。尽管不同的国家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仍有许多共同之处值得思考和借鉴。 一、中外实施区域经济政策差异分析 1、中外实施区域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体制背景差异 美国是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联邦政府的区域政策从制定到实施都与美国奉行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制度相吻合。尽可能让市场机制有效地发挥作用,始终是美国经济理论的主流,也是历届政府遵守的信条。与此相应,一方面,区域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公共政策,政府投资项目以基础设施、兴办教育、提供各类公共服务为主,为私人资本投资创造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区域经济政策中渗透着尽可能不干扰市场机制作用的理论,非国有资产的流动,都遵循“逐利而往”的原则。 德国采取的是“社会市场经济”制度,所谓“社会市场经济”是指在实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原则时,又重视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所负有的责任,与其它西方国家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思想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通过制定市场竞争规则,推动和保护市场自由竞争;二是允许发挥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力求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三是将经济成就同社会进步相结合。 中国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30年,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总体上强调区域均衡发展,同时优先考虑国防与国家安全。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不断改革,我国在协调区域均衡发展方面的做法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2、中外实施区域经济政策对落后地区开发的时机差异 最早进行工业化的英国,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英国传统工业区的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导致失业率大幅度增加。同时,原有的经济欠发达地区与以伦敦为中心的英格兰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也不断拉大。这既动摇了英国经济总量原来长期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位,也带来了国内政治社会的不稳定现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英国政府成为西方国家中最早企图通过政府制定区域政策来干预和解决其区域问题的国家。 在原苏联,直到俄国发生1917年的十月革命以及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即苏联)的建立,才真正开始运用区域经济政策主动对其包括远东地区在内的欠发达地区进行大规模开发。最初的考虑主要是开发利用东部欠发达地区的森林、水利、能源等具有世界意义的优势资源,后来又出于必须赢得卫国战争的军事需要和国防安全目的,将落后地区资源开发与建设战略大后方以及缓解地区发展差距逐步结合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西部落后地区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开发。第一次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改变工业偏集于沿海的状况,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我国实施了以均衡发展为主线的宏观区域经济政策。第二次的实施背景是1995年9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其中明确提出了“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1999年,同志在西安就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发表了重要讲话,正式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 3、中外区域经济政策的实施主体差异 美国基本上没有一个指导性的全国发展计划来指导区域经济发展,其区域经济政策的实施主体是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任务而改变的。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地区再开发计划的实施主体是地区再开发管理局。鉴于地区再开发计划存在的不足,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公共工程和经济开发法》,开发管理局也变为经济开发署。 德国的区域经济政策是由联邦和州政府共同来制定、完成的。联邦德国在1969年10月颁布的《改善区域经济结构共同任务法》中规定:区域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由州来执行,联邦只起协调作用,在经济上给予资助(联邦提供区域经济促进费用的50%)。 中国应该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分工合理、职能明确的区域管理机构。区域政策的制定、实施与评价都需要一定的机构来负责,这种机构不论采取何种模式设置,都是立法的产物。而且,必须有专门的职能部门对区域政策负责。根据1998年“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中国国务院组成部委共29个,国务院直属机构共17个,国务院办事机构共6个,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共9个。其中有许多涉及地方发展援助,各有一定的资源,但无一协调区域行动的机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利益格局的调整,部门与区域冲突有加剧之势,区域问题增多要求设置统一的区域管理机构。 二、中外区域经济政策共同之处 1、工业化过程中区域问题的规律性演化使得区域政策具有某种相似性 区域经济政策是为了解决区域经济问题而存在的。建国至今,中国的区域问题的变化,同其他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曾出现的区域问题的演变路径有类似之处。在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区域问题的出现与演变存在一个规律:在前工业化时期与工业化初期,主要的区域问题是贫困落后与生产力区域布局不平衡;而当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加速阶段后,区域差距扩大及由此而产生的区域经济矛盾与冲突成为重要的问题;在社会经济发展接近中等发达水平时,那些曾经率先进行工业革命的区域开始出现膨胀或萧条。 中国的区域问题同样表现出这种规律性的变化。在改革开放前,突出的区域问题是贫困落后和生产力地区布局不平衡。改革开放后沿海发展战略的实施加剧了区域差距的扩大,同时带来了区域间剧烈的利益矛盾与冲突。近年来,老工业基地的老化和部分发达城市地区的膨胀问题也开始充分显现出来。 2、国家计划对落后地区开发的宏观指导具有普遍性 自从区域政策开始被运用到对落后地区的开发中来,对落后地区的开发就带有明显的国家计划的色彩,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制度背景下,国家干预的方式和程度不同罢了。不论是在有计划经济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有自由经济传统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凯恩斯经济学称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以来,这种现象更为明显。如日本1950年便制定了《北海道开发法》,设置北海道开发厅,随后又制定了北海道综合开发计划,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九州、四国等开发计划也相继提出,并推动形成了全国综合开发计划的形成。 在对落后地区开发的过程中,国家计划的运用一般还与经济的不发达程度相关,即不发达国家或发达国家中的不发达地区,通常对国家计划的作用抱以更大的期望,希望通过国家计划对其进行 财政转移支付给予开发扶持,这些地区国家计划的作用程度常常比较深刻。 3、在开发落后地区过程中国家投资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无论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还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投资对落后地区的开发都具有深刻的影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几乎是唯一的投资主体,国家投资的投向和规模对经济开发局面的形成是直接的、决定性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虽然出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局面,但国家投资的主体地位仍非同寻常,国家投资对落后地区的开发具有导向性的作用。落后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差,所以外部资金的注入对其发展有特殊意义,但一般的工商业投资必须有利益预期的保证,现实的环境使之不愿冒此风险。商业性投资的观望加强了不发达地区对国家政策性投资的期望和国家投资对不发达地区经济开发的关键作用。 4、民族文化因素伴随经济因素共同影响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 英国是一个由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四个不同地区和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国内各地区间的离心和向心趋势自古有之。当英国经济繁荣和国家兴盛时期,英国各个地区民族凝聚力增强,从而形成一个“紧密团结的国家”,但当国内经济衰退时,各个地区的离心趋势开始增强。促进北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等边缘地区的发展、缩小地区差距自然成为英国政府不可小视的一个问题。 巴西的地区经济差距属于殖民地时代的历史遗产。巴西在解决南北差距问题的过程中,没有注意到长期的差距对国民心理的影响。1991年12月11日的巴西《这就是》周刊汇集了一些南方人对北方人的看法,被采访者大多使用了游民、无赖、懒汉等字眼,这种偏见构成了南方分立运动的思想基础。 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西部大开发是缩小东西部差距的重大举措。西部十二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86%,全国八个民族省区全部在西部,西部是我国众多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区。正是因为西部是多民族的聚居与活动之地,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巩固的历史进程中,西部地区有扮演着重要而不可缺少的角色。所以,中国在制定区域经济政策时民族问题、尤其是西部地区的民族问题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 三、结束语 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各国的实践充分表明在解决区域经济问题、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区域经济政策的科学制定与实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地区差距明显、区域问题突出的我国,在运用区域经济政策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应认真分析国内外政治经济体制、时展背景等各方面的异同,在尽快设置统一的区域管理机构的基础上,遵循工业化过程中区域问题演化的规律,尊重不同地区人民的民族感情,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长远的战略规划。尤其在开发落后地区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应发挥积极的导向作用。 区域经济论文:行政效能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 行政效能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 加强行政效能建设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具体体现。是加快区域经济健康、有序、快速发展的当务之急。因此,必须大力加强行政效能建设,创新体制,健全制度,严格监督,实现政府角色定位的准确化、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管理效益的最大化,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经济发展软环境,适应新时期、新形势和新任务的需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期望和要求,推动区域经济的全面发展。 一、行政效能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动作用 1、加强行政效能建设是优化投资软环境,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 良好的环境,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环境关乎形象,关乎企业和产业的生存与发展。在当前十分激烈的区域竞争中,区域经济发展对软环境依存度越来越高,软环境已经成为一种高潜质的发展资源,软环境已经成为优势突现的竞争实力。哪个地方投资软环境好,哪个地方经济发展就快。如果不加强行政效能建设、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就会坐失良机。失去一次机遇往往就会失去一个发展阶段,一步落后就会步步落后。再说,现在的发展是在高效率、高速度、高质量的过程中进行,如果没有一个高效务实的政府机构与之相适应,要想在新一轮发展中赢得主动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下大力气开展行政效能建设,改善发展软环境,适应时代的需要。 一是加强行政效能建设,有利于依法行政,创设市场经济法制环境。建设效能型政府,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政府行为法定化。行政效能建设犹如勒紧野马的缰绳,可以督促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严格执行政府的决定、命令,维护法律法规的尊严,保障政令畅通;可以及时纠正各种不当行政行为,依法惩治行政执法中的违法违纪行为及消极腐败现象,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二是加强行政效能建设,有利于高效行政,降低经济发展的商务成本。通过行政效能建设,可以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体制、规范程序,最大限度地减少行政审批项目、各类办事环节和相关收费,构建一个反应敏捷、效率一流的政府服务体系,凸显一个地区低廉的商务成本优势,从而营造良好的投资创业环境。 三是加强行政效能建设,有利于廉洁从政,提供公平竞争的发展平台。通过行政效能建设,可以及时地发现管理过程中出现的漏洞和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改进管理办法,完善规章制度,健全监督机制,减少不廉行为的发生。通过效能建设,可以推进政务公开,使行政权力的运行更加透明,从而清除影响经济发展环境的污染源,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发展平台。 2、加强行政效能建设是符合投资主体和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 好的环境不仅能吸引投资,加快经济发展,也是不断提高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质量的内在要求,与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息息相关。行政效能低下,不仅难以保证政府工作目标的实现,还会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损害政府的形象。 (1)加强行政效能建设是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有效途径。通过行政效能建设,可以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使各级干部的发展意识、开放意识、服务于经济建设的意识明显增强,工作作风、服务质量明显改进,工作节奏明显加快,行政效率明显提高,执法机关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执行政策水平明显提高,“三乱”现象明显减少,努力营造开明、开放、优惠的政策环境,高效、快捷、优质的服务环境,文明、诚信、热情的人文环境,安全、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2)加强行政效能建设是增强投资者信心的重要举措。通过行政效能建设,不断优化工作层面、政策层面、体制层面的发展环境,积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树立服务型政府的新理念,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提高行政效率,降低投资成本,为各类投资者创造公开、公正、高效的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对人才流、商品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吸引力,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3)加强行政效能建设是实践“亲民、利民、爱民”的具体体现。通过行政效能建设,可以找准贯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切入点和结合,使各行各业、各个部门单位党员干部增强为民服务意识,诚心诚意为群众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做到深入、深入、再深入,扎实、扎实、再扎实。特别是多到困难大、群众意见多、工作基础差的地方去,团结那里的群众一起克服困难,切实把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通过及时的、持续不断的便民、利民活动,使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就业、住房、医疗、环境、治安等需求得到更好的满足,让群众在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征程中取得实际利益,享受到发展的成果和实惠。 二、当前行政效能建设在适应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 近几年来,各级行政机关和工作人员在解放思想、改变观念、科学决策、依法行政、简化程序、提高效率、改变作风、服务群众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离“三个代表”的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还有较大的距离,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具体表现为: 一是服务态度差。当前,一些机关工作人员仍存在“脸难看,门难进,话难听,事难办”的现象,办事态度生硬,庸俗关系盛行,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的现象时有发生;部分机关工作人员业务不熟,答复问题前后不一,不能做到一口清。二是办事效率低。一些单位人浮于事,工作人员责任心不强,办事效率低下;有些部门全局观念淡薄,部门利益至上,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合意的执行,不合意的不执行,拖而不办,不了了之;一些部门的办事环节繁琐,审批事项过多,达不到精简高效的目的。三是管理不规范。行政管理比较混乱和无序,不该管的到处管,该管的没管好,没有真正做到依法行政、规范管理,随意性比较大,责权利没有达到真正的统一。 存在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部分干部的服务理念淡薄。服务观念显失,不能换位思考,这是行政机关效能不高的首要原 因。有些部门的领导及部分工作人员对自身的地位和作用缺乏正确的认识,社会责任感淡漠,服务意识淡化,不能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过分强调部门利益和个人收入。有的还把手中的权力当作“私有财产”,随意处置。二是部门的职能划分不科学。首先是行政权力划分不合理,权力设置科学性缺少,表现在没有充分放权,没有科学分权,没有有效制权。其次是行政职能配置不科学。行政职能范围过于广泛和庞杂,即所有的社会事务都纳入行政管理的范围,其结果是不该管的管了,该管的未管好。其次是行政职能方式过细。即过分重视微观管理,从而造成政府一方面越俎代庖,影响了社会基本单位的积极性,压制了社会活力;另一方面又无暇或无法充分顾及全社会的宏观性事务,导致宏观失控,带来人为的无序状态。三是监督机制严肃性缺乏。目前监督的机构多,队伍庞大,但监督的合力没有形成,且重事后监督轻事前监督,监督的实效没有真正体现,因此对行政权力的运用缺乏有效制约。另外,多数部门责任追究的意识淡薄,责任追究的办法缺少。 三、实现行政效能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的途径 行政效能就是生产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区域之间的竞争实质上已经演变为发展环境的竞争。谁能够率先营造一个与国际接轨、人们普遍向往的良好环境,谁就能率先抓住机遇,率先赢得发展。而营造良好的区域经济发展环境,行政效能建设是根本途径。 因此,要实现行政效能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应从以下两个层面入手才能奏效。 (一)从理念层面必须强化四种观念 1、抓住一个核心,即变“官本位”为“民本位”,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法为民。作为行政效能建设的主体——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要树立“公仆”意识和“群众”观念,变“官本位”为“民本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我们的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人民的主人,更不能是人民的老爷。因此,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应当是为人民做奉献,为群众谋利益,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力尽所能,想方设法解决群众的急难困苦。只有树立公仆意识、群众观念,尽力为人民群众多办事办好事,才能取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信任,才能树立人民政府的良好形象,才能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2、围绕一个轴心,即变“无限政府”为“有限政府”,做到简政放权,减少干预。行政效能建设要坚持办事效率和办事程序的统一,在行政效能建设中,我们强调提高效率,主要是为解决一些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办事拖拉,遇事扯皮等效率低下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政府机关要加强宏观调控,简政放权,减少干预,变“无限政府”为“有限政府”。 3、突出一个中心,即变“管理型”为“服务型”,做到转变作风,优化服务。“群众利益无小事”。作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时刻要有“服务”意识,心里要有老百姓,要转变作风、优化服务,做到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变“管理型”为“服务型”。 4、紧扣一个重心,即变“允许型”为“禁止型”,做到依法行政,规范执法。市场经济,实质上就是法制经济。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是当今民主政治社会的主流,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法制无法无天。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法律制度不断完善,法治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但是在各级政府和机关工作人员中依然存在法制观念淡薄,不依法行政、不依法办事的现象。这不仅影响政府的效能,而且影响政府的形象,更影响党群、干群关系。为此,要严格做到依法行政、规范管理,变“允许型”为“禁止型”。 (二)从操作层面必须做到三个坚持 1、坚持改革拉动,为区域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创设体制机制性条件 一要不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努力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与世贸组织规则相接轨的行政审批体制,深化便民服务中心的建设工作,培育和规范社会中介组织。 二要积极推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疏通干部进出渠道。进一步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严格干部管理任用制度,减少委任制,扩大选任制,完善票决制。 三要逐步完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真正实现“收支分离”。严格按照中央关于财政体制改革方面的有关规定,认真落实新政策、新制度,努力实行收支两条线。 2、坚持制度推动,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优质高效平台 行政效能建设需要和依靠有关制度作保障,才能体现其公平性、持久性、规范性和科学性。 一要完善行政决策制度,实现科学化。决策的绩效是最大的绩效,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要完善决策规则,实行决策前的论证制,决策中的票决制,决策后的责任制。凡是政府的决策都要符合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以避免决策的随意和不科学。 二要完善机关办事制度,实现公开化。大力推行政务公开,提高政务透明度,保证一切行政行为都在阳光下操作。加快“电子政务”建设步伐,探索推行网上申报、网上注册登记、网上审批、网上招投标等办公方式,以科学合理的办事流程,现代化的工具和手段限制公职人员的自由裁量权,保证行政决定的公正性和合理性。 三要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实现规范化。行政机关要科学配置管理资源,优化机关管理要素,合理划分各个岗位和各个环节的事权,做到职责明确,关系理顺,制约有效,提高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和整体效益。 3、坚持人文促动,激发服务主体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动力 一要加强教育引导,畅通信息渠道,体现预警性。通过经常性的教育引导,强化广大机关干部的宗旨意识、责任意识、廉洁意识和效能意识;继续深化行风评议工作,办好“行风直播室”,多渠道收集、整理群众的意见和建议;畅通群众投诉渠道,花大力气建好经济发展环境投诉中心,建立健全各部门的投诉机制。 二要形成监督合力,加大追究力度,体现惩戒性。要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人大法律监督、政协民主监督、财政、物价、审计 、监察等专门监督以及司法监督、舆论监督、公众监督等各种监督的作用,协调配合,形成合力。纪检监察机关要突出重点部门、重点项目和重点对象,实施纪律检查和效能监察,哪里不落实就跟踪到哪里,哪里难推动就督查到哪里,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要制订出台和严格执行有关损害和影响经济发展环境责任追究办法。各部门也要加强对“神经末梢”的监督管理,认真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切实解决“肠梗阻”现象。建立行政效能监察中心,加强行政效能监察工作。 三要完善绩效考核,提高福利待遇,体现激励性。要明确牵头部门,抓紧调研测算,尽快实现工资外收入分配统一,提高公务员福利待遇,建立并逐渐增加公务员廉洁从政的收入预期和不廉腐败行为的成本预期,使他们更加珍惜自己的岗位,不愿以身试法。同时,加强绩效考核,从而逐步建立起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有利于保护干部依法、高效、廉洁从政的利益格局。 区域经济论文:国际贸易下的区域经济发展之我见 一、带来了区域内部经济的增长 由于地区经济自主权益性的增强,区域经济协调增长对全国经济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要研究具体区域经济发展,必须首先研究其经济增长问题。而二者之间存在着区别和联系,可见要表述为经济增长加经济社会进步等于经济发展。增长是区域经济发展量的个性,而进步是其质的特性。所以,研究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应注重增长问题的研究,才能运用其运动规律,通过产出总量的增长,为改善环境创造条件,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20世纪9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全球化发展使传统的发展战略所需的政策工具日益受到国际规则的制约,传统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的重要性降低。在这种发展趋势下,无论在主观需要还是客观条件上,我们都必须树立新的发展观,通过积极吸引国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并与自身资源相结合,提高国际竞争力。 二、对区域内部产业结构推进起了巨大作用 从进口贸易促进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机制作用看,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进口贸易通过需求信号刺激区域供给机能发挥作用,推动区域新产业的滋生和成长,进口区内所没有的产品使消费者偏好逐渐向这些新产品转移,导致区域内需求结构发生变动,当这种需求刺激信息达到一定程度时:将吸引区域内投资于这类产品的生产:二是进口贸易通过引进国内外的技术或引进生产线,可以加速区域产业的成长。引进先进技术将为区域经济发展输送活的生产力因素,从而使区域经济活动集聚和吸纳功能不断增强,促进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最终促进区域经济系统优化功能的发挥。 值得指出的是,出口和进口不是孤立的对区域产业结构起作用,凡是成功地实施外贸推动经济起飞和发展的国家或地区,其进、出口之间都有很密切的经济联系。区域内部可有效地利用进、出口把区域内相对落后地区产业结构有机地衔接起来,形成较高的互补关系,不仅可以极大地实现地区的比较利益,而且可以有效地促进本区产业结构的调整。 三、提高了区域内部就业水平 解决就业问题,不应是一个被动安排现有劳动人口的过程,而是一个通过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提高人口素质、促进经济加快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努力把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的过程。根据贸易和就业的关系,当出口大于进口时,按照对外贸易乘数理论,贸易顺差越大,一国国民收入增加量就越大,解决就业问题的能力也就越强。在通常情况下,重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战略会促进就业较快的增加。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就业资源不可避免地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要把就业放在世界范围内考虑,通过各种措施扩大国际交换,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争取把更多的就业岗位配置到我国来。就区域内部的情况而一言,“发展是硬道理”并不简单等同于GDP增长是硬道理。GDP规模再大,若就业规模没有相应的、按一定比例的增长,那么社会稳定就无法保证。因此,面对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本资源相对稀缺的区域内部,必须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开放服务业,巩固传统市场和开拓新兴的市场,积极吸引FDI,这样可以利用工业国的剩余资本,为剩余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劳动力丰裕是区域内部的优势,通过扩大劳务输出可以减缓就业压力。通常在进出口贸易中扩大劳务输出有两种措施:一是隐性劳务输出,在出口商品中提高物化劳动含量,在进口商品中提高技术含量,大力发展“三来一补”生产,充分利用对外贸易增加就业机会,通过国际贸易扩大潜在的就业含量;二是显性劳务输出,即劳务出口,让劳动力在境外工作或进入国际劳务市场,后者发展潜力很大。 四、加大了FDI的引入 资金是重要的生产要素,资金短缺是不发达经济面临的共同难题,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约束条件。任何地区的开发和经济发展,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支撑,从世界范围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大量资本的流入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成为资本流入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一般而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贸易量越大在现实条件下与其可得的外资流入量就越多,但在不发达的区域内部,其出口向资本品转换能力很弱,使之在获得资本品的国际借贷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资发展经济取得了重大成就。大量外资的引进和利用,不但弥补了省内建设资金的不足,而且带动了产业技术进步和经营管理水平的整体提高,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地区之间利用外资的差距比较大,发展很不平衡。随着我国经济协调发展的步伐加速,区域内部在资金、政策等方面获得了相应的支持与倾斜,在利用外资方面得到了重大发展:规模不断扩大,质量不断提高,结构、形势更趋多样化,经济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力地促进了区域内部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弥补和缓解了建设资金不足与经济快速发展的矛盾,促进了企业管理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从上面可以看出国际贸易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以上几个方面的作用机制共同发挥作用,反过来又可以综合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这是区域内部地区开放经济体制下利用外贸作用机制促进其经济发展的表现。我们要从国际贸易的角度出发探讨区域内部地区经济发展问题,提出利用外贸促进区域内部经济发展的对策。 区域经济论文:谈渤海区域经济发展中政府职能界定的法律问题 【论文摘要】随着渤海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区域间各级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如何界定和发挥政府职能已成为亟待研究与解决的问题。本文主要针对各省市政府在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中如何定位其职能进行探讨研究,统筹区域经济规划,加强宏观调控,努力建立区域经济协调机制,促进环渤海区域经济共同发展。 【论文关键词】环渤海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宏观调控 环渤海区域是指环绕着渤海全部及黄海的部分沿岸地区所组成的广大经济区域,主要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同时延伸辐射到山西、辽宁、山东及内蒙古中东部。环渤海地区处于日渐活跃的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地带,是我国东北、华北、西北地区的主要出海口和对外交往的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作为中国北方核心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环渤海地区具备良好的基础,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组合优势尤为突出,同时环渤海地区也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海洋经济”和“大陆经济”的连接枢纽,强大的创新能力、发达的金融业也使这里成为外商在北方投资最密集的地区。全球80多家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机构,其中40%以上设在北京;而天津拥有的外商投资企业有1万余家;大连的外资企业数量和质量在全国达到一流。环渤海地区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经济区。① 环渤海地区已成为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之后的中国第三个大规模区域制造中心。环渤海地区在保持了诸如钢铁、原油、原盐等传统的资源依托型产品优势,同时新兴的电子信息、生物制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也发展迅猛。环渤海区域经济已进入到一个跨越式发展期,未来环渤海经济在全国经济中的比重会进一步增大,渤海区域沿海经济走廊相互协作的逐步深入,环渤海5省市提速发展的态势将会进一步明显。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加速时期,由此带动的重化工业加速发展也将为“环渤海经济圈”带来历史性发展机遇,环渤海地区未来发展具有巨大的潜力和空间。从一定意义上说,环渤海经济圈是保证中国政治和经济稳定的核心地区,是“三北”地区发展的引擎,是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前沿,它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引领和带动作用日益显现。但随着渤海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区域间各级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如何界定和发挥政府职能已成为亟待研究与解决的问题。 一、建立高层次的区域协调机制,消除地方保护,促进区域“共同市场”的形成 二战后,随着区域合作组织如欧盟、美加墨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盟、非盟等等成立与发展,国际间这种经济合作组织已经迅速得以发展,且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大趋势,对世界经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影响。根据美国着名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有关国际上区域集团引起的“管辖权统一”的理论,“管辖权统一”对各种特殊利益集团是一种制约,它极大地减少了贸易壁垒的长度,促进了各国的经济增长。奥尔森指出:“由于在相互独立的国家之间实行了自由贸易,就不能通过任何方式再利用政府的强制权利来加强卡特尔组织所需要的对产出的限制了。同时,也没有任何方式在所有国家中间再去建立维护特殊利益集团利益的法律,因为并没有任何共同的政府存在。”奥尔森所谓的“管辖权统一”就是指国家间经济合作制度。“管辖权统一”理论不仅适用于国际间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同样也适用于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中各省市之间的合作。 (一)进一步发挥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席会的作用,加大区域间政府的合作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加深的前提下,加强区域联合发展已成为环渤海各省市的共识。目前,环渤海地区已经形成了以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系会为代表的协调机制。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席会通过20多年来的不断探索和不懈努力,为环渤海区域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在环渤海乃至全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如2004年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系会通过了《2?12廊坊共识》、《5?21北京建议》、《6?26廊坊框架》,第一次将环渤海的发展与东北亚的发展结合起来,第一次建立了官、学、商共同参与的政府推动、市场驱动的对话磋商机制,第一次实现了环渤海地区领导人联手打造中国第三增长极的“全家福”;2008年联席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推进环渤海区域合作的天津倡议》确定了环渤海区域合作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目标,给环渤海区域合作带来崭新的工作局面。 自联席会第十二次会议以来,各成员市围绕《推进环渤海区域合作天津倡议》和工作议案狠抓落实,环渤海区域合作不断扩大,经贸交流日趋活跃,合作成果日益显着,科技、交通、旅游、环保等方面的合作进一步深化,合作机制更加完善和健全。同时,还分别成立环渤海区域环保合作网络组织、环渤海区域口岸合作组织、环渤海区域人才协作联盟。会议期间还举行了环渤海地区项目合作签约仪式,集中签订了16个合作项目,合作金额达182.69亿元。 (二)加强政府协调机制,逐步建立统一有效的权威性区域协调机构 政府要在环渤海城市群中发挥协调作用,逐步由低层次松散型到高层次紧密型的环渤海区域性协调机构,作为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组织保障体系,本着共同发展的目的制定区域发展战略与规划,综合安排生产力布局、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金融、资源开发等内容,协调解决区域联合的重大事项,制定区域协同发展的政策,推进区域合作的进程,最终形成一个有效的统一指挥与协调权威性机构,以利于形成统一协调的行动。因此,各级政府应建立政府协作、区域合作市场中介组织参与等法律制度,保证在区域横向合作活动中,政府逐步实现从全能型政府转变为有限型政府、从审批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从高成本型政府转变为高效率型政府、从传统型政府转变为现代型政府的职能转变。 为了协调环渤海区域经济的发展,保证区域横向合作 计划的有效实施,各级政府还可以考虑成立环渤海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构或区域性的经济协调专业职能机构,负责区域经济开发的统筹、协调和监督。同时为发挥区域经济发展中社会力量的作用,鼓励建立区域性联合经济自治组织,协调区域内各类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区域性联合经济自治组织应由区域内各类企业自愿参与,代表区域内企业的共同利益,反映企业的共同要求和愿望,沟通政府与企业的联系,加强行业的内部协作关系,搞好区域内企业的自身管理,促进区域性各类企业的共同发展。 此外,为适应区域经济合作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渤海区域间政府应在充分发挥环渤海地区市长联系会作用的基础上,有步骤、分阶段地建立环渤海区域间协调机制,包括社会团体、高等院校及学术机构、行业协会等之间各种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多元化的区域合作机制体系。还可以针对区域经济联合的具体合作内容成立相关专题工作组,协调区域合作中的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冲突问题,以谋求共同发展的目标。 区域间各级政府多层次的合作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是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走向成功的关键。目前,环渤海区域发展的种种制约和障碍清楚地表明,区域内各省市间迫切需要一定程度上的“管辖权统一”,以消除地方壁垒,减小对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制约,促进区域“共同市场”的顺利形成。各级政府应当把握新的历史性发展机遇,从提高区域间联合紧密度、健全统一的市场机制、建立交流合作长效机制、提升区域合作层次等方面入手,通过组建环渤海企业合作促进会,从深层次上推动了区域合作的发展。 二、充分利用环渤海的科技资源优势,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利用,提高自主知识产权的竞争力 环渤海地区是中国科技力量最强大的地区,仅京津两大直辖市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科技人员占全国的四分之一。环渤海经济圈已经形成了以高新技术产业、电子、汽车、机械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集群,各具特色的产业带开始形成。北京有中国最大的中关村电子信息产业科研、贸易、生产基地,集中了软件开发及信息技术的优秀人才;天津开发区已成长为环渤海沿海经济活跃度最高、发展速度最快的区域,IT制造业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这里还是全国最大的电子通讯设备、液晶显示器等生产基地;各级政府应当结合本地的实际,充分利用环渤海区域的强大科技资源优势,制订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和利用的相关规定,鼓励本地企业创造自主知识产权,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进而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 各地政府应推动和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加强重大科研课题的联合攻关,加快建立区域科技项目合作机制和成果转化平台,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并且,结合本地实际,对与外地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进行重大科研课题合作研发的当事人给予各种优惠和扶持政策,包括提供资金资助、给予物质奖励、优先职称评定和聘用等方面,以此发展研发机构,建立科技服务体系,培育自主品牌,提高技术研发转化能力。应建立健全人才合作交流机制和区域性人才市场,完善促进就业工作协调机制,协调解决区域内就业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鼓励和保障人力资源在区域间合理流动,各地政府应该对流动人才的户籍迁移、社会保障、子女的入学入托等问题给予当地居民同样待遇。充分利用本地区高科技人员集中的优势,进一步发展跨区域、跨国际的科工贸、科工农等多种形式的联合体,促进科技经济一体化。 政府可以采取适当优惠扶持鼓励建立区域内技术市场,完善持续激励自主创新和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体现技术参与收益分配的制度,加大鼓励区域间技术服务优惠政策的力度,对科技中介机构开展区域间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给予税收扶持;加强区域技术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技术市场公共服务能力,大力推进技术市场的信息化建设,结合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建立面向社会、辐射全国的技术交易服务平台,支持区域性技术交易网络的建设。 环渤海地区是中国对外开放口岸最集中的地区,是最大的粮食、煤炭、原油等进出口物资中转基地。要充分发挥本地区港口群的优势,扩大国内外经济联系,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尽快实现与国际市场对接,形成合理分工、优势互补,联合发展,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 三、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制订区域宏观调控法律规范 随着经济一体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区域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区域间各省市产业结构不合理、不正当竞争、地区保护和市场条块分割等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制约了环渤海区域经济快速发展,要打破行政和市场壁垒,充分发挥市场的功能,则必须依赖政府的宏观调控。美国为了解决区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不平衡,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注重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并制定了相应的区域经济宏观调控的法律规范。为了对落后地区进行治理开发和促进经济发展,美国分别于1933年通过了《麻梭浅滩与田纳西流域开发法》、1961年颁布《地区再开发法》、1965年《阿巴拉契亚区域开发法》等一系列法案,并成立了相应的机构,负责领导、组织管理和规划落后地区的开发与经济发展。这些立法举措,一方面为区域经济发展中各级主体的行为提供了法律规范,同时也为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划、地方政府之间关系的协调以及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了协调机制。加强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并注重依靠法律制度来保证其实施,这是美、日等发达国家发展区域经济的主要措施,这一成功经验,也完全适用于环渤海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将环渤海区域经济的宏观调控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区域经济宏观调控制度的完善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工作,并且,我国目前区域经济基本性宏观调控立法还处于空白。由于没有统一的区域经济宏观调控基本法,从而也使得区域经济宏观调控制度难以建立,也就无法更好地发挥政府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调控作用。因此,为了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尽快制订宏观调控基本法是极其必要的。但在没有基本法的前提下,环渤海区域各省市政府也应积极探讨制订相关的法律性文件,予以促进和协调区域经济发展。 目前,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实行联席会议制度,自2004年以来,环渤海经济合作联席会议通过了《廊坊共识》、《北京倡议》、《环渤海区域合作框架协议》(即《廊坊框架》),以及《中国北方环渤海11城市旅游区域合作框架协议》、《环渤海信息产业合作框架协议》等专门性文件。这些文件就其性质来看,都是政府间的协议,属于行政契约,而不是法律性文件;就其内容来看,大多是一些原则性规定,以及各省市政府间一种意向或共识,对于经济合作协调等方面的具体措施并不多,且缺乏相应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的规定。对于文件相关的解释、合作争议的解决、违约责任的承担等问题都没有具体的规定,这种缺乏法律强制机制和实施机制的区域经济合作不具有稳定性,也就无法起到对经济发展进行宏观调控的作用。因此,环渤海区域政府应当积极探索,本着合作的精神与共同发展的目的,达成具有相应法律效力的区域性法律规范文件,这样,才能真正保证环渤海区域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 四、建立并完善环渤海区域性维护公平竞争秩序的法律制度,促进公平竞争秩序的形成 一个区域性共同市场的形成,依赖于一个区域层次乃至全国层次的健全完善的公平竞争的制度。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制经济,其内在要求是确保市场主体在市场交易和市场竞争上上应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规则;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管理要逐步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各省市政府应当制订适合 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的统一制度和政策,加强统筹规划、协调发展。环渤海区域各省市政府要从区域大局出发,修改、制订或逐步取消妨碍区域市场一体化形成的相关制度与政策,在税收优惠、招商引资、资金扶持以及土地使用权出让等政策上力争统一协调,保证区域内各类市场主体享受同等待遇;同时,政府应进一步加强对环渤海地区交通网络、信息网络的投资,应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各地改善市场竞争环境,引导、扶持和重视私有经济的发展,繁荣市场经济,增加环渤海经济圈的竞争力 区域经济论文:对区域经济史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 近20年来,国内外区域经济史研究异军突起,日益受到史学界的关注。特别是区域经济个案研究成果颇丰,但对于区域经济史理论规范的探索,还显得比较薄弱。本文拟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对区域经济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发表一些看法,以求教学术界。 一、研究内容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高潮,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八大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竖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 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末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 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三、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区域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涉及到区域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理应具有区域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特征,即把区域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共时态”与历史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历时态”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应是机械地拼凑,必须根据学科的根本属性有所侧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特征。区域经济史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历史学,着眼于从历史看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史与单纯的地方经济史研究不同。地方经济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而区域经济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特色,而是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因为即使在前近代时期,一个区域内的经济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织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画地为牢”,就地方谈地方经济,视野集中于一处,围绕该区域的内部发展进行研究,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只是寻找一个实验室(区域),据此去研究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具体到宋代区域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一些较成功的典范,如张熙惟的《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作者在对唐宋间山东经济发展概述及水平评估基础上,指出学界提出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经济全面超过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观点,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注:参见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页。)。这种通过区域“小经济”窥视社会“大经济”的研究方法,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所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单元小到何种程度,它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在空间上永远存在中心地和外围区的差异。他的“区域——中心”研究理论,宣称通过对具体区域的分析研究,可以推翻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观点,在史学界一度引起巨大反响。当然,一个区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区域反复运用,进而推广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认真推敲。 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未形成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一致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首先,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国内史学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内,不少人习惯于把马克思从西欧经济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种歪曲历史和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的主观主义倾向,曾使区域经济史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使得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无法弥补。以宋代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就有许多学者按照马克思描述的西欧社会演变历程,坚持“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理论框架,并殚精竭虑地阐述我国古代经济“典型”如何在宋生“变态”。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研究,仍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工场手工业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几乎出现于中国每一王朝的商业繁荣时期。 其次,学科渗透的困境。不同学科理论的引进往往会带来一场变革,但是由于理论来源复杂多样,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部分理论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与传统理论不能相互衔接等。因为在相关学科尚没有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对问题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阐释语言,都往往难以提供很好的可对话的渠道。经济学家热衷于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历史学家则沉迷于对史料考证的精雕细啄。目前,离跨学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远。 再次,学科发展的盲目性,这些年来,对生产关系的变革研究得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研究得少;乡村经济研究得多,城镇经济研究得少;自然经济研究得多,交换经济研究得少;生产领域研究得多,流通领域研究得少;发达地区、汉族经济研究得多,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现代经济研究得少等等,学科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对区域经济作出科学的理论归纳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区域经济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应承担一般历史学所具有的为后人提供资政经验的功能。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描述,而应着重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总结历史上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者而言,有意义的论题不是历史上经济区域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经济区域实际社会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如朱瑞熙、徐建华的《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基础上,对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个地理区的开发水平作了具体分析与比较,并客观地指出:“与全国发达经济区相比,这一时期湖南的开发程度还不可过高估计,但毕竟为十三世纪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注:朱瑞熙、徐建华:1995年,《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第181-197页。)类似的着眼点,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 四、现实意义 作为历史学发展趋向的一种重大变化,区域经济史的兴起决不是学者在史学探寻之路上 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学绝路上的刻意追求。区域经济史源于时代的需求,源于史学本身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虽然纯粹是一个历史课题,但在当前却富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多样化已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兴起,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根据“后现代主义”的看法,当现代人用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状况去“写历史”时可能会面临一种困境,即理性解释模式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使得我们研究历史十分注意典型学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这也是为什么区域经济史研究逐渐受到多数历史工作者重视的原因。一个自称普遍性的模式,如无法在一个简单的个案中得以证实,便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区域经济虽不能称为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缩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说明意义,且是现实关怀的投影。 纵观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它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与其它领域的研究相比,显得比较幼稚。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虽然从最初不为传统史学主流所承认的边缘位置起步,到21世纪初以一个生机勃勃的前沿性的姿态展现于史学界,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不足之处也十分明显:深入的专题性研究尚不多见,学术规范还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等等。 最后仅引美国新史学派创始人鲁滨逊的一段话作为结尾:“人类各种学问的范围本来是临时的、无定的、常常变化的。各种学问的界线是互相交错的。……假如历史学家要发展到最高的程度,它就不能不放弃个人主义的倾向,而且要承认:历史只是研究人类的方法中的一种。” 区域经济论文:川南五市(乐山、自贡、宜宾、泸州、内江)区域经济协作前景分析 川南五市(乐山、自贡、宜宾、泸州、内江)区域经济协作前景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已越来越成为一种突出的时代趋势和现象,而区域要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必须建立经济增长极,通过增长极的自身发展及对其他地区和部门的影响,推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增长极有产业和空间两种相辅相成的表现形式:产业上表现为能够带动国民经济其他行业增长的“主导产业”;空间上表现为“主导产业”所在地形成的“增长中心”。对于人口众多的区域经济来说,这种增长极,单靠个别产业和个别城市是无法承担的,而必须依靠主导产业体系及其所在的城市群共同支撑。在有城市群的经济区域中,由于整个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形成区域增长极,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使整个区域经济都得到快速发展。在城市群内部,多个经济增长极构成网状系统,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使各个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地区都得到了发展,从而使城市群本身也得到快速发展。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城市群无可置疑地成为引领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增长极,处于集聚和创造财富的中心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群建设获得了快速发展,城市群逐步成为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实现形式,特别是沿海地区在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面向世界的富有开放性的城市体系。整个东部省份,无一不具有两个中心城市及其所带动的城市群:如辽宁省14个省辖市,基本分为以沈阳为中心的辽中城市群和以大连为中心的沿海城市群;山东除了发展较快的省会城市济南之外,也形成了以副省级城市青岛为核心的青、烟、威半岛城市群;另外还有江苏的南京、苏州及其苏、锡、常城市群;浙江的杭州、宁波城市群;福建的福州、厦门及其厦、漳、泉城市群;广东的/!/广州、深圳及其深、珠、惠、中山、江门城市群等等,有力地拉动了整个东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城市群在区域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作用得到了充分体现。 目前,四川在西部已基本形成了以成都为中心的成德绵城市群。这个城市群符合中央提出的以特大城市为龙头,用地少、就业多、要素聚集能力强、人口分布合理的新城市群标准,这个城市群对带动四川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但是与东部省份相比,四川仅有一个城市群作为增长极是不够的。而地处成渝腹心地带的内江、自贡、宜宾、乐山、泸州5个川南城市,有可能形成一个新的城市群。 川南五市地域面积4.8万平方公里,占全省的10;人口2100万,占全省近四分之一;本地生产总值1360亿元,占全省五分之一,是除成、德、绵之外的四川第二大城市群。区域工业化率比较高,5市全部工业增加值530亿元,占生产总值的40,高出全省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也高于成都、绵阳的比重。五市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70亿元,占全省的24,工业利润73亿元,占全省三分之一强。在川南打造重化工业城市群,有五大有利条件: 第一,有协作基础。从地域区位和历史渊源上看,川南城市群互动发展、区域整合有良好的基础。一方面,川南城市开发较早,布局紧密,在地理上已形成相对独立的城市群。另一方面,川南五市产业结构较为合理,在市场的互补性、资源的互补性、产业的互补性及经济发展的依存度等方面都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已经呈现出分工与合作密切、相互融合、共生互补的一体化发展态势。 第二、有产业支撑。一是化工,川南有全省最集中的天然气化工、盐碱化工、化纤、高分子化工等产业,覆盖无机化工、有机化工、高分子化工等全部领域,在化工科研,特别是高分子合成材料研究方面有独特的优势。二是食品,五粮液、泸州老窖、郎酒,占了全省名酒的一半,产量占了全省的70,名酒的品牌效应在全国屈指可数。三是通用机械,有锅炉、机床、起重机械、泵阀等。四是新材料,川南的高分子材料、合金材料、碳黑材料、焊接材料、磁性材料、核材料,在四川唯一,全国领先。国家商务部已意向性同意在自贡建新材料出口基地。川南五市大中型企业科技力量较强,有1.69万人从事科技活动,占全省的23。五是旅游,乐山、宜宾、自贡的大佛、恐龙、竹海、石海、古镇、民俗旅游等资源得天独厚。川南的以上五大产业,已基本形成产业集群,正拓展产业链,其产业优势在全国同行业中有领先地位或独占优势。经过培育壮大,不仅能支撑川南的发展,而且能拉动全省的经济发展。 第三、有资源依靠。川南具有较为齐全的能源资源。天然气虽已走过盛产期,但储量800亿立方米,仍占全省储量的30以上,支撑川南发展是有保障的。具有全省最多的煤炭资源,其保有储量占全省储量120亿吨的65,是支撑全省火电发展的主要煤炭基地。宜宾向家坝水电站,是目前四川开发的最大水电站,装机规模超过四川现有全部电力装机的一半。川南的能源配置,可以确保川南有最佳的水、火电结构,也可为全省的水、火电结构合理化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川南的盐卤资源200亿吨以上,还可开采上千年,这为川南的化工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川南农产品资源丰富,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全省的21,粮食产量占全省的23,为食品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支撑。 第四、有交通支持。川南是全省唯一有条件发展立体交通的区域。五市间距离均在100公里左右,全部通高速公路,等级公路比重为70,比全省水平高4个百分点;公路密度为每百平方公里46.54公里,高出全省平均水平一倍;货运周转量和客运周转量分别占全省的22和28。其中内宜高速公路贯通三市,是四川公路出海大通道的必经之地。五市全部通铁路,其中内昆线是四川到广东最短的线路。五市境内有宜宾、泸州机场,虽然规模较小,但宜宾机场是目前全省唯一盈利的支线机场。五市大多通航运,其中乐山、泸州、宜宾是省内主要的水运港,泸州是全省唯一发展的集装箱港。如能对沱江航道进行整治,使内江、自贡也能进入航运,则川南有全省最便宜的出海通道,由此可以构建云、贵、川三省的物流结点。 第五、有腹地依托。川南城市群不仅可以依托川渝广大的盆地作为其依托的腹地,而且可以辐射贵州的遵义、毕节、六盘水地区及云南的昭通地区。 加强川南区域经济合作,应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市场、科技、政策、资本四个方面加强产业整合,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 比较优势和特色经济是经济合作存在与发展的前提条件。川南五市都具有各自不同的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历史基础。如何进一步加强产业整合,加快形成比较优势突出、互补性强的特色产业集群,是加强协作区内经济合作的首要任务。我认为,应重点从市场、科技、政策、资金四个方面加强整合,把各地区的资源市场以及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优势结合起来,以市场拓展引导产业方向,以科技开发提升产业层次,以政策统一降低交易成本,资本运作支撑产业发展,形成带动各地经济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 综合优势。市场上,消除一切人为的市场壁垒,形成商品自由流动、人员自由进出、合作自由进行的统一市场。重点是全面建成各协作市区间全方位的“绿色通道”,所有的产品都可以在各地市场上取得“绿卡’,并有在各地市场销售的权利,各地的经营主体都可以平等取得经营权资格等。 科技上,开展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之间的技术交流和智力支持,可筛选一批市场前景好、竞争优势强、带动效应大的高新技术项目,以此为载体加强各成员之间的科技、人才交流合作,促进科技资源优化配置。 政策上,应参照WTO的基本精神,制订和修订产业政策,包括产业发展纲要、产业投资指导目录、区域性产业转移、产业分工和整合、鼓励扶持补贴政策等,鼓励各类经济主体自由地进行资产重组、企业并购和产业转移。 资本上,应在吸引社会投资资本和国内外投资银行的同时,在经济协作区域内统一行动,加快产业资本证券化,培育各级各类金融市场,为企业增加募集资金的渠道。 第二,从方式、内容、主体、组织四个方面创新合作机制,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 在合作方式上,要从偏重于单个企业,逐步转向行业组合、条块联手、内外结合等方面进行区域经济合作。合作内容上,要从偏重于投资办厂,转向既有投资、又有技术管理、市场拓展、教育培训、咨询信息等各种服务相互渗透的合作。合作主体上,要从偏重本地国有企业转向动员各类经济和社会组织,联合协作区及区域外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合作组织上,要从偏重于一般性的牵线搭桥,转向统筹协调、政策引导、规划导向和改善环境的综合性组织。 第三,从互信、投入、机制、产业四个方面协调行动,推进生态环境建设。 切实搞好环境保护,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不仅与川南五市的发展环境密切相关,而且关系子孙后代的生存发展大计。保护和治理生态环境具有很强的区域性和关联性,需要经济协作区内各成员的共同努力和统一行动。要形成建设西部美好家园的共识,增强互信,加大投入,建立机制,形成产业,联手推进生态环境建设。一是各方应互不向对方城市和农村扩散污染工业,不新建污染企业,互不允许开办从事破坏绿色植被、水体、空气的产业,相互配合处理好各种纠纷。二是各方共同努力争取国家对长江上游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政策和资金支特,继续抓好长江上游生态工程建设,加快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共同防治区域性环境污染。三是各方共同努力,促进国家尽快建立合同性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形成合作共建生态环境的补偿机制和生态利益共享机制。四是各方统一规划环保产业,协同发展循环经济,共同推进无污染、无公害产业的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 川南城市群的构建不可能一蹴而就,既需要国家相关部委及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协调和推动,也需要川南五市之间的合作和努力,同时更离不开重庆经济协作区发展的带动。为此,在考虑川南城市群的构建中,应重点研究好以下问题: 一、城市群发展规划问题 城市群的发展必须以一个统一的规划为基础。应加强对川南城市群区域规划的组织协调,由省里组织省内相关部门、有关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参与规划编制工作,川南五市配合,联合编制川南城市群发展规划,将规划制定落实到一批跨地区的、有利于共同发展的重大产业项目、重大基础设施、重大生态环境等建设项目上,并列入全省“十一五”期的项目建设的重点,从资金、政策上加以支持。同时,建立川南城市群组织互动机制。作为规划区域主体的川南五市,应着手建立一系列有效的组织工作制度,如定期的五市政府领导峰会、五市企业家峰会、五市经济协作会、政府职能部门对流会以及方便社会各界参与的区域合作机制,通过这些交流与合作,搭建起五市之间的协作桥梁。 二、中心城市建设问题 中心城市是城市群发展的制高点,其在区域经济中的辐射带动作用是其他城市无法替代的。因此,加强川南中心城市建设是发展川南城市群的当务之急。中心城市的加速发展有其内在必然性,市场机制将扮演越来越最重要的角色,但由于完全自发的市场活动并不能使城市规模、布局结构达到最优,所以建议省政府能够有意识地选择1-2个基础和发展潜力较好的城市作为重点支持城市,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促进要素集聚,增强城市功能,扩大城市规模,推动其加速发展成100万-200万人口的大城市,并成为川南城市群的中心。 三、重大基础设施一体化问题 基础设施建设是一种规模经济建设,城市群内有一个规划统一、布局合理的基础设施建设,既节约投资又提高效率。因此,川南各市应在城市群发展总体规划的框架下,来制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子规划。要加强全区域的统一规划与协调,在各类基础设施的建设上,既要考虑满足各城市自身发展的需要,又要从全区域的整体发展需要出发,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建设。当前,应以打造五市1小时经济圈为目标,在机场、港口、铁路、高速公路的建设布局上,从总体的角度进行统一规划,形成全区域统一、高效、便捷的交通网络,加速生产要素和产品流动,有效解决各城市资源有限和市场不足的问题,得以更好地发展,进而形成高效方便的现代化城市群。在机场建设上,以宜宾机场为基础,通过改造扩建提高其运输能力;在港口建设上,实施沱江航道整治、加快泸州集装箱港口建设,改造、建设乐山、宜宾、自贡各主要码头;在铁路建设上,启动由峨眉至乐山、自贡、隆昌的峨隆路项目,连接成昆线、成渝线,提高川南五市的铁路综合运输能力;在公路建设上,新建乐山经宜宾、泸州至重庆、乐山经井研、自贡到泸州的高速公路,向南延伸隆纳高速公路至贵州界,向东延伸内宜高速公路至遂宁,打通川南至川中的快速通道,加上现有的成渝、内宜、隆纳三条高速公路,形成川南城市群三横两纵的高速公路网络。 四、产业分工问题 强化产业整合,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增强全区域的竞争能力,是建设以城市群为中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问题。各市不宜强调在自身行政区划内培育和形成所谓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以避免生产力布局重复和产业结构雷同现象。建议由省发改委牵头,确定川南五市产业发展方向和生产力布局,五市在省里的统一协调下,重点在产业互动、资源共享、市场共建、专业协作等方面合理规划,在川南区域性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定位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因地制宜地配合区域主导产业、支柱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我认为,当前,川南地区应重点发展三大主导产业:一是能 源工业。以煤电、水电相结合,抓紧向家坝、溪落渡等特大型水电站前期工作,建设川南最大的筠连煤田及宜宾黄楠庄火电站、筠连坑口电站,有效发挥自贡电力集输中心和西电东输的枢纽功能,从而使川南成为我国西南地区水火并举的大型能源基地。二是化工产业。综合开发硫磷、天然气、岩盐和盐卤资源,继续扩大盐化工、天然气化工优势,加快建设硫磷化工,使之逐步成为四川、乃至全国独具特色的综合化工基地。在空间布局上形成三点两带格局,即以自贡、泸州、宜宾三城市为核心,沿长江和内宜铁路及其支线形成两个化工产业带。宜宾以硫磷化工为主,发展高效复合肥料,并依托天原化工厂发展氯碱和精细化工;泸州以天然气化工为主,发展尿素、磷铵、有机化工原料、合成材料、精细化工;乐山、自贡以盐化工为主,发展两碱、甲烷氯化物、氟材料和其它精细化工。三是旅游产业。整体开发以峨眉山-乐山大佛风景区和自贡恐龙-宜宾蜀南竹海风景区为重点的川南旅游资源,突出自然生态旅游、佛教文化旅游、盐史文化旅游和名人故里红色旅游四个主题,推出特色旅游线路,建设一批经典景区。在围绕上述三大产业发展的同时,各市也要根据实际情况,着力于发展特色产业,提高食品、机械、造纸、新材料等重要优势产业的竞争力,实行差别化发展,以形成区域内合理分工和梯度互补的产业体系,进而实现川南城市群产业趋同化竞争到产业协作化互补、由产业的点分布到产业带聚集的转变。构建川南城市群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区域发展的创新实践,不但需要积极的态度,也需要务实的作风,更需要创新的勇气。 区域经济论文: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探究 一、数据处理与测算 本文以河北省为研究对象,所有原始数据均来自《河北省统计年鉴》及《河北经济年鉴》。(1)提取主成分。利用SPSS19.0软件对处理后的原始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指标间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前3个主成分累计总方差达到91.123%,根据累计贡献率大于85%的原则,选取前三个主成分来概括原始变量。(2)确定河北省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协调指数。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协调度指数K可以表示为三个主成分与其对应的贡献率乘积的累加,即得到各主成分与各指标之间的关系,由此计算得到河北省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协调度指数,如表2所示。(3)确定河北省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协调指数预警区间。根据3σ法的理论,参照国内外研究成果,选取1倍标准差和2倍标准差作为预警区间的界限。由SPSS19.0得到统计指标数据的均值E=1.389和标准差σ=1.165。根据3σ法计算河北省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协调度指数预警区间,其中,(-∞,-0.941)、(3.919,+∞)为异常区间,(-0.941,0.224)、(2.552,3.919)为基本正常区间,(0.224,2.552)为正常区间。 二、研究结果分析 由指标的组成可知,本文中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协调度指数表示的是房地产业的发展速度与区域经济发展速度的相适应程度。如果协调度指数过小,表明房地产业发展相对于区域经济而言过于缓慢;如果协调度指数过大,则表明房地产业发展速度过快,超过区域经济的发展速度,这时便会出现房地产业市场过热的情况,并且有出现房地产泡沫的危险。将表2河北省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协调度指数K可视化为折线图,如图1。由图1可看出,河北省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协调度指数总体处于较稳定状态。从2001年到2009年,协调度指数K波动上升,到2009年达到目前最大值,之后逐年下降,开始稳定波动。结合原始数据以及图表分析可得,2002年,住宅市场供不应求,此时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的协调性较差,协调度指数为0.835,位于基本正常区间。从2003年开始,房地产投资增速开始趋于稳定,此时协调情况有所好转,协调度指数进入到正常区间。2004年,住宅市场供不应求情况又趋明显,此时协调度指数减小,滑落到正常区间的边缘。2005年以来,国家在房地产市场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均加大了调控力度,河北省房地产市场也受到一定影响。因此,从2005年到2008年,协调度指数保持在正常区间范围。2009年,河北省跟随国家政策,出台了相关政策刺激房市,导致房地产市场过热,协调度指数骤然增大到4.110,处于异常区间的边缘。2010年以来,中国房地产政策由此前的支持转向抑制投机,先后采取了土地、金融、税收等多种调控手段,河北省房地产业的供需结构也因此发生了变化。因此,协调度指数从2010年开始下降,2010—2012年均处于正常区间范围。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对河北省房地产业和区域经济发展协调度指数的计算,可以得出,从2001年到2012年,河北省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情况基本处于正常状态。结合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对以上所得结论进行分析,得到以下建议。1.建立完善的房地产业预警指标体系,完善房地产业预警系统。在建立河北省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性定量分析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对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度预警体系指数的实时监控,及时纠正房地产业运行过程出现的偏差,为房地产业更好更快地发展提供一定的保障。2.探索建立保证房地产业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房地产业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主要从制度和科技两个方面考虑。在制度方面,根据国家对房地产相关政策,如土地政策、金融政策、财税体制和住房保障等政策,结合河北省的实际情况,建立合理的价格监督机制;在科技方面,通过对住房信息的普查,建立完善的住房状况信息系统。这可以为科学分析住房需求、建立长效机制提供部分信息基础。 区域经济论文:区域经济学论文 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厦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摘 要]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基础。厦门在新一轮跨越式发展中,应坚持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积极发展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着力提升第一产业,不断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关键词]新型工业化;产业结构;厦门 [正文]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基础。厦门在新一轮跨越式发展中,应当坚持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在优先、快速发展工业的同时,带动第三产业,提升第一产业,使现代服务业和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迅速提高 一、积极发展先进制造业 制造业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主导力量,是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先进制造业主要是指以先进制造技术为主要生产手段的制造业,一般说来,其具有三大特征:一是科技含量高;二是生产效率高;三是创新能力强。对于厦门来说,发展先进制造业首先是适应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时代要求;其次,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快速发展工业、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业强市的必然选择;再次,发展先进制造业是构建“厦门制造”、实现新一轮跨越式发展的需要。可以说,没有强大的先进制造业,就失去了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动力源,就难以提前基本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也就难以成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重要中心城市。 1、做大做强三大支柱产业。厦门特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目前已基本形成了电子、机械、化工三大支柱产业为主的制造业结构体系。综观厦门制造业,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明显优势:一是较强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厦门作为我国最早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对外、对内开放程度居于全国前列,尤其是利用外资水平较高、对外贸易活跃,加上四通八达的海陆空立体交通运输网络,以及较为完善的市场机制,使落户厦门的企业发展空间较大,整体竞争力较强。同时,经过这些年快速发展涌现出的一大批制造业骨干企业,如戴尔电子、金龙汽车、翔鹭石化等,也形成了较强的后发优势。二是较强的人才优势和科技优势。厦门地方不大,面积仅1569.3平方公里,但高等院校密集,尤其是厦门大学享誉海内外,每万人中大学生比例高居全国前列,企业具备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城市综合竞争力在内地城市中排名第九位。三是有一定的市场优势。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厦门作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重要中心城市,目前已经和周边地区以及江西、广东等地初步形成了相互开放、相互衔接、相互依存的统一市场。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厦门先进制造业发展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这集中体现在产业整体配套能力较弱、产业链条较短,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集群。因此,发展先进制造业,实现新一轮跨越式发展,必须重点扶持发展一批关联性大、带动作用强的龙头企业和骨干项目,以延伸产业链,壮大产业规模,增强产业竞争力。 2、加快培育新兴产业。科学技术特别是生物、纳米、新能源和新材料等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给制造科技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也对世界各国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厦门在新一轮跨越式发展中要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就必须依靠高新技术,突破传统产业的限制,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大力发展例如光电产业、动漫游戏产业、环保设备制造、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产业。 3、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有机结合。发展先进制造业,宜采取“点上突破,面上提升”的发展思路,督促落实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各项政策,在优先发展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高新技术产业,提升装备制造业水平的同时,加大用高新技术及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力度。通过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一方面使其能够满足原先不能达到的市场需求,并创造出新的市场需求,为其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另一方面促使传统产业升级换代,从而推动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为此,首先要通过实施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企业淘汰落后的技术与装备,并推进企业产品标准化,鼓励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这是传统产业接纳高新技术的前提与基础。其次,加快推进企业信息化。我们要充分利用当今世界信息革命浪潮所带来的契机,全面落实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方针,大力实施制造业信息化工程,提高制造业整体信息化水平。最后,坚持投资扩大与结构优化并重。要继续坚持实施投资带动战略,抓住扩大投资不放松,着力引导各种资金投入主导产业,促进高新技术产业、重要装备制造业经济总量的扩大与质量的提高。同时,搞好投资结构的调整,在传统制造业领域提高产业的创新、发展能力及综合竞争力。 二、加快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 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兴旺发达程度是衡量城市现代化、国际化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加速发展现代服务业能够为新型工业化提供新的低成本支撑,为城市现代化拓宽多元化就业空间,为“富民优先”开辟低门槛创业途径,为经济结构调整建立节约型产业模式,为可持续发展创造绿色增长方式,为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提供全面选择。改革开放以来,厦门服务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人均服务业占有量比重较大,但是,随着gdp的增长,第三产业产值虽然有所增长,但比重却呈下降 趋势。因此,在新一轮跨越式发展中,我们要充分认识发展服务业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充分认识加快发展服务业是厦门经济发展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充分认识厦门发展服务业存在的差距、潜力和目标任务,要像重视发展制造业一样重视发展服务业,以抓开放型经济的力度来抓服务业。 1、重点发展为制造业配套的生产服务业 一是现代物流业。现代物流是运输、储存、配送、流通加工、信息处理等基本功能的有机组合,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支撑,被誉为21世纪最有前景的行业之一。厦门有港口、交通、产业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发展现代物流业前景广阔。为此,我们要以打造国际中转港、赶超高雄港为目标,加快港口开发开放步伐,积极扩展港口功能,提高港口物流管理水平,深化“大通关”建设,推进区港联动、厦漳港口组合和海铁联运等三项工作,完善口岸服务功能,力争把厦门建设成为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国际物流枢纽中心。二是科技服务业。要建立健全社会化科技服务体系,推动自主创新,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要建立财政资金支持创新创业的机制,健全完善风险投资机制,充分发挥企业自主创新的主体作用。要积极兴办各类科技服务机构,建设公共科技平台,提高科技资源社会共享程度。 三是金融服务业。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厦门发展金融业要以构建区域性金融中心为目标,着力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精心培育金融市场,积极发展各类金融机构,鼓励发展民营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加快金融业开放步伐,特别要充分利用好与台湾的地缘、血缘、文缘、商缘、法缘“五缘”优势,抓住四大对台基地(即祖国大陆对台通商基地、台商在祖国大陆投资基地、海峡两岸旅游合作基地和农业合作基地)建设的契机,勇挑建立两岸金融合作实验区的重任,大力引进台湾金融资源,吸引台资金融机构入驻,力争使厦门成为台资金融机构汇集地,并最终实现从经济特区向金融特区的转变。 四是会展服务业。会展服务业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近年来,厦门充分发挥沿海城市、经济特区的优势,积极发展会展经济,为会展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今后要继续以“9·8”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中国对台出口商品交易会和厦门国际马拉松赛为重点,加强与全国行业协会、国际会展机构的交流合作,积极承办各类国际国内会议,发展国际化、专业化、贸易型为主的会展,举办具有产业和地方特色的会展,把厦门培植成海峡西岸的高层次会议、展览中心。要着力整合会展资源,扶持发展会展企业,加快会展业配套设施建设,完善会展服务体系和整体功能,争创厦门会展业的品牌优势。要充分发挥会展业的集聚辐射效应,延伸会展业产业链,带动相关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2、大力培育关联度大的新兴服务业 一是信息服务业。信息服务业主要包括系统集成、软件等信息内容服务业和数字平台、网络等信息工具服务业。党的十六大把信息产业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明确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为此,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信息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牢牢把握信息服务的新技术、新业态,坚持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与鼓励扩大信息消费相结合,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高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能力。要加大信息资源整合力度,积极发展基于数字平台、移动通讯平台、宽带多媒体平台的信息增值业务,不断拓展网络增值服务,推进社会服务信息化。 二是旅游业。旅游业是“朝阳产业”,对扩大消费需求、增强城市活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均具有重大关联带动作用。20__年厦门市接待海内外游客达1712.88万人次,旅游总收入230.93亿元人民币。今后要围绕建设旅游强市为目标,充分发挥独特的旅游资源优势和对台旅游区位优势,有效整合旅游资源,实施旅游项目带动战略,加强旅行社等大中型骨干旅游企业的培育和建设,加大旅游产品开发力度,延伸旅游产业链,壮大旅游产业经济,建设并形成东南沿海的重要旅游口岸和国际性海滨旅游城市。要加强旅游区域协作,发展与邻近的漳州、泉州、龙岩的旅游互动,开辟跨区域旅游线路,加大旅游市场促销力度,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旅游市场格局。要积极争取国台办的政策支持,将现有的厦金旅游审批权下放至厦门,并开放大陆居民走厦金航线赴台旅游。要抓住厦门成为台胞包机新增航点的契机,加大厦门旅游的宣传力度,吸引更多的台胞、国际游客在厦通关、登陆。 三是文化产业。文化产业的发展要以建设海峡西岸和东南沿海文化名城为目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整合社会文化资源,落实文化产业政策,引导社会力量投资文化产业,尽力形成一批发展前景好、产业规模大、竞争能力强的文化产业群和文化产业集团。要充分利用厦门的环境资源和人才资源,大力发展音乐、艺术、舞蹈等特色教育,特别要发挥厦门作为全球三大油画生产基地的优势,从政策引导、产业规划、环境营造、市场拓展、人才培训等方面下功夫,提升油画产业的层次,做大做强油画产业。同时,要充分认识到厦门与台湾有着很密切的文化渊源,对台交流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厦门作为闽南文化的汇聚地,闽南的各种文化都能够在厦门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空间。因此,我们要在两岸文化交流中积极发挥先锋和主力作用,充分利用与台湾语言相通、习俗相近、地理位置毗邻的优势,狠抓有闽南特色(如歌仔戏)的文艺精品创作,搭建两岸文化交流的平台,全方位推进对台文化交流工作,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3、全面提升直接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消费性服务业 一是现代商贸业。一方面,要从“扬长”出发,依托厦门的人文优势、区位优势、口岸优势和服务配套设施较完善等优势,以推进流通现代化为主线,加快商贸零售业态升级换代,大力发展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特许经营、制等多种现代流通方式,努力构建聚散能力强、辐射面广、高效益、高容量的生产资料、农副产品、工业消费品三大流通体系,初步形成区域商贸中心的基本框架。另一方面,从“避短”出发,通过新建、调整、提升,促进城市商贸等级网络体系的形成,支持商贸业的合理布局和有序发展;促进商贸业专业化发展,重点 培育石材、汽车、it电子等专业市场,同时以专业街为载体,支持专卖店、精品店、品牌店为主的新兴商业业态的成长;扩大商贸业吸纳辐射能力和范围,努力提高商贸业组织化、集约化程度,提高综合竞争能力。 二是社区服务业。要坚持以方便百姓和增加就业为目标,进一步完善社区服务设施和服务体系,推进社区服务业向社会化、产业化方向发展。要建立政府扶持、市场运作的现代社区服务发展机制,完善社区服务设施,健全服务网络,创办服务企业,拓展服务领域,增强服务功能,形成广覆盖、多层次、社会化的服务体系。要加快发展养老托幼、家庭医疗、家庭教育、清洁卫生、保养维护等便民利民的家政服务。按照城乡统筹的要求,加快农村生产生活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规划建设中心村,促进农村人口的集中居住,搭建公共服务平台,加强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进城务工的组织和就业培训服务。 三是房地产业。房地产业关系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这几年,厦门房地产业发展迅速,但行业发展水平有待提高。今后要重点规范土地市场管理,提高有限土地资源的集约化利用水平,合理调整房地产结构,推进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切实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当前,要积极探索建立房地产政府调控体系,定期分析房地产市场形势,建立房地产信息预警系统,加强监测引导,促进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 三、着力提升第一产业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厦门作为沿海开放的外向型经济城市,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虽然仅有2%,但是,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厦门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现代化;没有厦门农村的城市化,就没有厦门城市的现代化;没有厦门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厦门全市人民的小康。为此,一要继续做大做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目前,厦门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如银鹭集团、大洋集团、如意食品集团等,已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今后,我们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运作规则,坚持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方式,扩大订单农业规模,组织适销对路的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流通,延伸农业产业链,实行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提高机械化程度和生产技术水平,实现农户与市场、农业生产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对接,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步伐,推动农村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二要抓住当前对台形势转变的时机,加大农业对外特别是对台开放力度。一方面,通过农业科研部门及相关民间组织开展技术交流,大力引进台湾名优新品种和台湾农产品的标准化生产、保鲜、加工等前沿技术和农产品质量检测、动植物防疫检疫、食品安全卫生技术等多方面的现代农业高新技术,建立台湾农业技术引进示范区,提升厦门农产品品质,增强厦门农业的比较利益优势;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小三通”和业已形成的台湾水果中转地等有利条件,以及大嶝对台贸易区的有利地位,积极开展农业新品种、新设备和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把厦门建成对台农业合作基地和台湾农副产品到大陆中转集散基地。三要围绕“优质、高效、安全、生态、环保”的要求,适度开发观光农业。根据厦门的自然资源、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发展观光农业宜主要开发以下两种类型:一是观光果园。如荔枝园、草莓园、花圃、台湾水果园、柚子园等等,让游客入园摘果、赏花,享受丰收的喜悦和陶冶情操;二是休闲农场。作为一种综合性的休闲农场,游客不仅可观光、采果、体验农作,享受乡土情趣,而且可实现住宿、美食、度假和游乐于一体,丰富厦门旅游的内涵,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区域经济论文:区域经济特色的创新创业 摘要:当前创新创业教育的困境、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特点、高职校的性质、高职生自身特点等多种因素决定学生创业意识及能力必须区域化,与区域经济特色相适应。为此,必须解放思想,强化乡土教育教学,重构培养体系,政府、社会、学校联动,共同组建高职生创业平台,开设适合区域经济特点的新研究、新专业、新培训。 关键词:五年制高职生;区域特色;成功创业;教育 不同类型的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也应该有所区别,体现自己的特色。对五年制高职校来说,紧跟时代潮流,紧密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开展区域特色的创新创业教育,培养学生创业意识及创业能力,应当是一个合理有效的创业教育理念,它有利于提高高职生创业的成功率,是当前高职生成功创业的新引擎。地方高职校为地方经济服务,抓住区域特色创新创业教育,就是抓住了高职创新创业教育的牛鼻子。 1.大学生创业的高失败率促使我们重视区域特色创新创业教育 对区域创新创业教育的忽视,导致学生创业过于理想化、概念化,找不到自己的准确定位,找不到符合区域实际的项目,是高职生创业成功率如此之低的重要原因。近几年,高校中大力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已成为广大师生乃至整个社会的共识,许多高校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创业教育,许多大学生也满怀激情投入创业之中。但在实际操作中,大学生创业的成功率却极低。据有关资料表明[1],社会上创业失败率为70%左右,大学生创业的成功率仅为2%~3%左右,毕业后自主创业率也不过1%,可见同社会上的创业相比,大学生创业的成功率是不容乐观的。 2.经济区域化趋势引导着五年制高职创新创业教育的方向,顺应这个时代潮流的创新创业则更容易取得成功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一方面使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区域经济格局的形成和经济的个性化。经济的快速增长越来越多地聚集于有特色的地区。区域特色因个性而存在,个性成为区域价值的依据,如深圳经济区域、苏南经济区域、苏北经济区域等都有自己的特色。 3.五年制高职校的现状决定了其创新创业教育区域化的方向 地方高职校应以培养面向基层的应用型人才为根本出发点,积极探索可行性的人才培养模式和多渠道的培养方法,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目前,各地高职校、尤其是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高职校,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的功能尚未得到有效地发挥,其中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是,高职毕业生区域创新创业意识及能力不强,不愿意在本地创业。因为经济相对落后,毕业生大多向往经济发达地区,学校亦将他们向发达地区企业推荐。 4.高职生区域化使创业倾向区域化 高职生的生源分布有一定的区域性,即大多来同一个地方,尤其是五年制高职生几乎全来自本地。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极为熟悉,区域化的创业教育有利于创业的展开,并提高成功率。大学生的创业意识与社会关系网络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这对立志创业的五年制高职生如何建立社会关系网络提供了参考模型。他们应该试图建立宽泛的社会关系网络,多与人沟通,并与社会网络成员建立广泛的事务关系。而区域化则为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抓住以上问题,五年制高职生创新创业就有了明确的方向,在山重水复之际,出现柳暗花明。那么,如何进行区域特色的创新创业教育呢?各个区域有自己的特色,下面以江苏宿迁为例,作一简单说明,以期抛砖引玉。 宿迁市属于苏北经济区,建市十多年来,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经济增幅连续几年全省第一,被社会誉为宿迁现象,区域经济特色初现,但仍属于经济发达省份的落后地区。一方面我们需要引进大量的人才,另一方面,我们的培养的人才大量的流失,同时,我们还发现引进的外地人才不同程度地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 一、以区域特色教育为中心,重构创新创业培养体系,并建立长效机制 1.强化乡土教育与创业教学,增加高职生对区域创新创业的了解,培养高职生区域创业之心志 五年制高职生年龄较小,阅历也浅,对创新创业问题认识不深。区域创业意识与创业能力不强。许多高职生虽然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但未必对当地区域全貌及历史文化等有透彻把握;再加上中学阶段的升学率教育,许多学生曾经两耳不闻窗外事,对外界所知甚少。但他们对新知识的接受速度快,转化的效率也惊人。因此高职校宜及时开设地域文化特色课程,为其补上这一课,让学生受到丰富的地域文化的熏陶,丰富教学内容,提高学生的民族文化意识和人文素养,强化学院学生扎根宿迁、建设宿迁,在宿迁创业的坚定信念。 宿迁市编写的《宿迁创业文化读本》,是了解宿迁市市情及创业状况的较好的资料,适合在高职校中传阅。同时,开放教学内容,教师要经常组织学生查阅区域性报刊、网站等,并逐渐让学生养成这样的习惯,及时了解区域最新信息、创业文化,学会运用信息,跟上区域经济发展潮流。 2.改革课程体系及教学模式,丰富创业内容,调动高职生持续的创业热情,培养高职生区域创业之智能 五年制高职生的创业热情很高,但其持续性不强,往往遇到一点困难就全部放弃。对此,我们要倍加呵护,为高职生成功的区域创业提供充分的课程准备。课程体系应调整为能够涵盖科学、技术、经济、文化、道德、法律、环境、艺术、社会发展知识、区域创业优惠政策等诸方面,满足时代需求的体系。增加区域市场与经济、环境与发展、人文与道德等课程门类,正确处理好基础与专业、理论与实践、教学与指导的关系。尤其注重适当的艺术教育,从内外激发高职生创业激情。 抓住教学这个中心环节,通过教师将区域创业教育内容渗透于各科教学之中,营造一种民主、 平等、热烈的教育氛围,以此提高高职生学习与创业教育有关知识的积极性和兴趣。 改革考试制度,完善评估机制。考试制度的改革应立足于知识的运用、整合与创新,采取书面考试与科研论文、产品设计、社会调查报告相结合的形式,并且提高能力测评项目比重。 二、政府、社会、学校联动,共同组建高职生区域创业平台 宿迁全民创业的热潮正蓬勃兴起,高职校作为社会的一个单位,应积极地参与其中,以补充自身,并逐步将社会资源化为己用。可以这样断定,凡是没有明确指明不让学校参加的活动,学校都有参加的可能,凡是没有指明不准让学校利用的资金、资源,学校都可以利用。 1.充分利用社会培训,积极争取联建创业实践基地。宿迁市政府非常重视创业文化建设,并于年初始组织了多次创业培训,设立了专门的创业服务中心,出台了许多创业优惠政策。学校应带领学生积极利用这些创业平台,带领学生参加创业培训,积极争取联建创业实践基地,让学生走进基地实践获得经验,让基地的成功者引导学生更好的创业,通过基地寻求创业机会。 2.以项目带动创业创新,发挥高职校师资优势,带领学生为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开展科技服务。我国企业没有技术自我研发的传统,大多没有设立自己的技术研发机构。近年来随着科教兴国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施,一些大型骨干企业建立了自己的技术研发机构,但绝大多数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却还没有,宿迁市企业多属于后者。 高职校要跳出只管教书育人、不投身经济战场的封闭办学圈圈。教科研人员不在生产第一线,对企业的需要不了解,但可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带领师生集体攻关,积极为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开展科技服务,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以实际行动引导学生创新创业。 三、根据区域经济特点,解放思想,开设适合区域经济特点的新研究、新专业、新班级、新培训,以满足五年制高职生区域创业的需求 区域经济格局的形成和经济的个性化,对高职生创业有新的要求,需要高职生不断补充社会所需要的知识。这两者促使高职校不断进行新的研究,创建新的专业形成,而不应该仅仅是文凭的发放点。形式上可采取专项培训、短期培训等。 这儿的问题是许多高职校在设置专业时,缺乏这种开拓的勇气,不是根据区域优势,而是根据自身优势来设置专业,尽管做了很大的努力,但学生的感觉还是没学到知识。我们在要求学生学以致用的同时,更要教以致用。也许有人会说,高职校也不是万能的,不可能所有专业都开,有些专业即使是区域所需、学生所需,学校也想开,但缺乏实力。对于这类问题要分类对待,只要对区域创业有益,完全可以尝试着来做,下面试着列举几种情况来说明: 1.区域成熟产业,看其前景决定是否发展。若是无公害、日不落产业,大力发展,引导学生在此创业,如宿迁花木产业、高效农业、畜牧业等等,都应当深入研究,应当开设此类专业,或者类似短训。师资可以就地取材,从当地聘用即可。在积累的基础上,不断开发。 2.区域初步发展产业,看其趋势,趋势良好的朝阳产业,则开发新专业。如电子产业等,应用广泛,适合深入开展研究,形成自己优势,同时也可以组织集体攻关设计。对学生加大教育力度,为学生开拓创业领地。 3.对引进的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集中力量创设此类新专业。宿迁要想实现跨越式发展,除了不断接受经济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外,还应该瞄准国内、乃至国际精密技术前沿。可以尝试以学校为依托,招先进项目,让学生亦实现跨越创业。 创业虽然也属于就业,但它是就业的深入,承担着一份社会责任。因此,对于一些敢于“吃螃蟹”的高职生,只要基本条件具备,学校就应为其顺利创业提供机会和服务。另一方面,要根据高职生自身特点和社会需要,帮助和引导他们及时转变就业观念,鼓励他们选择最能发挥自己作用的职业岗位,用自己所学,在不同的岗位上建功立业。宿迁是人口大市,如何化人口负担为人力资源,成功的区域性创业教育是致关重要的。宿迁的高职校应抓住这个机会,努力提升自己,培养创业人才,为宿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区域经济论文:现代物流业和区域经济发展 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物流业作为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工业化进程中最为经济合理的综合服务模式,正在全球范围内得以迅速发展。在国际上,物流产业被认为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动脉和基础产业,其发展水平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被喻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加速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我国的政府有关部门和广大企业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现代物流业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近年来,全国各地兴起了发展现代物流业的热潮。如何认识现代物流业在国民经济或区域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发展现代物流业的首要问题,它将直接影响人们对现代物流业的重视和投入程度,也将关系到现代物流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水平。 一、关于现代物流业的基本认识 1.物流产业的发展及其基本内涵 物流产业的产生和发展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产物。传统上的物流活动分散在不同的经济部门、不同的企业以及企业组织内部不同的职能部门之中。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企业内部管理的日益完善,生产和销售领域以外的运输、储存、配送等物流环节中蕴藏着巨大潜力。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开始寻求成本优势和差价优势,对物流各环节的功能进行扩充和整合,使其实现总成本最小化。他们首先将企业内部物流资源整合和一体化,形成了以企业为核心的物流系统,物流管理也随之成为企业内一个独立部门和职能领域。之后,物流资源整合和一体化不再仅仅局限在企业层面上,而是转移到相互联系、分工协作的整个产业链条上,形成了以供应链管理为核心的、社会化的物流系统。物流活动逐步从生产、交易和消费过程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种专业化的、由独立的经济组织承担的新型经济活动。在此基础上,发达国家经济中出现了为工商企业和消费者提供专业化物流服务的企业,即“第三方物流”企业。各种专业化物流企业的大量涌现及表现出来的快速发展趋势表明,专业化物流服务作为一个新的专业化分工领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新兴产业部门和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上述可知,物流理念被引入产业界后,其内涵一直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充。短短几十年间,物流由最初概念的形成、发展和不断完善,在全球迅速成长为具有无限潜力和发展空间的新型服务产业,并已进入现代物流的发展阶段。所谓现代物流业,是指产品从生产地到消费地之间的整个供应链,运用先进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技术,进行高效率计划、管理、配送的新型服务业。它通过对物流的各个环节,包括运输、储存、包装、装卸、加工、配送和信息处理等相关活动,进行一体化管理,以达到降低流通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企业利润的目的。因此,国际上通常把降低物资消耗而增加的利润称为第一利润源泉,把节约活劳动消耗而带来的利润称为第二利润源泉,而把通过降低物流成本挖掘的利润称为第三利润源泉。着名管理权威P.F.德鲁克则把现代物流业称之为尚待开掘的“黑大陆”。 2.现代物流业的基本特征 虽然物流活动存在已久,但在现代经济中,物流产业及其所提供的物流服务,与传统的物流活动或者生产、流通部门从事的物流活动已经有了本质上的区别。具体表现为: 第一,现代物流业是国民经济中的动脉系统,它连接社会经济的各个部分并使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第二,现代物流业通过对各种物流要素的优化组合和合理配置,实现物流活动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物流总成本的降低。 第三,现代物流业可以为全社会提供更为全面、多样化的物流服务,并在物流全过程及其各个环节实现价值增值。 3.现代物流业的发展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现代物流业发展呈现出五大趋势:一是系统化趋势。为满足用户需求不断变化的客观要求,现代物流包含了产品从“生”到“死”的整个商品流动过程,形成了一个整体的专业化的供应链,物流系统也就成为一个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的社会 系统;二是信息化趋势。借助于商品代码、数据库的建立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在运输网络合理化和销售网络系统化的基础上,整个物流系统实现管理电子化,物流业正进入以网络技术和电子商务为代表的信息化新阶段;三是专业化趋势。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生产企业为精干主业,提高效率,逐渐把物流配送业务交由专业的物流企业去做。第三方物流能够发挥集约化、专业化的优势,在更大程度上实现物流合理化,从而节约流通费用,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四是仓储、运输的现代化与综合体系化趋势。仓储现代化表现为高度机械化、自动化、标准化,组织起高效的人、机、物系统;运输的现代化则要求建立铁路、公路、水路、空运与管道的综合运输体系;五是物流与商流、信息流一体化趋势。传统上,商流、物流、信息流是三流分离的。但现代物流的功能逐步拓展,将商品的交易、产品的位移和信息的传递集成在一起,实现了三流合一。 二、现代物流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现代物流业具有很强的产业关联度和带动效应,它不仅涉及水路、公路、铁路、航空、管道五大运输方式经营企业,还涉及交通、运输、仓储;包装、 通信等设备的制造和经营业;不仅涉及农业、工业、货代、仓储、包装、堆场、电子商务、邮政、通信、银行、保险、消费者等生产经营和物流服务企业以及用户,还涉及政府、税收、海关、检验检疫等管理部门。因此,现代物流业几乎涵盖了一产、二产、三产的所有领域和部门,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都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是国民经济的综合性和支柱性产业之一,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1.发展现代物流业,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越发展,专业分工就越细。专业分工越细,也越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专业比正是现代物流业的一个显着特点,它使生产者、经营者能压缩存量资本和不必要的物流投入,使消费者的需求能更便捷、更好地得到满足;使电子商务、全球卫星定位通讯技术等先进科技有更广阔的应用领域;使物流经营者能更专致于物流服务;使物流设备和技术、管理进步更快;使物流资源向专业化、规模化、合理化方向配置,形成集约化的物流经营,产生规模效益。 2.发展现代物流业,有利于优化生产力布局和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目前,我国地区产业结构雷同、重复建设严重,东部、中部、西部产业相近系数高达0.95左右。规模形不成,厂商生产和销售成本高,消费者购买价格高,可谓两者俱损。因此,各地区应依托资源优势从事生产和经营,形成区域间合理分工和协作,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为贸易发展奠定交易基础。而地区分工造成的生产区域化与消费全球化矛盾则通过现代物流业得以解决。这样,不仅使各地区和企业避免不合理的重复建设以及由此造成的盲目竞争,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也能使各地区的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利用。 3.发展现代物流业,将推动第三产业发展。现代物流作为一个新兴产业,正好属于需要大力发展的第三产业,成为第三产业的重要支柱。因此,发展现代物流业不仅可以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及地位。而且,发展现代物流业可以带动相关的批发零售业、餐饮业、房地产业、信息业的发展。这样既增加了第三产业的绝对数量,还提高了第三产业中高附加值行业的比重,从而优化区域产业结构,繁荣区域经济。此外,发展现代物流业也是创造再就业的有效途径。随着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劳动就业将出现新的格局。 4.发展现代物流业,将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现代物流在我国刚刚起步,潜在需求巨大,相对传统的物流业,它属于产业的优化升级。现代经济发展对高质量、高效率物流服务的需求,将使传统物流业获得新的业务拓展领域,变单纯的仓储货运为现代物流,提高附加值,走出新路。 5.现代物流业是改善投资环境,扩大招商引资的重要措施。目前,经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日本、欧洲、新加坡等国的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区域时,把综合物流发展状况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考察条件,来判断项目投资的效益。例如,上海浦东刚建成就吸引了 世界500强中的不少企业登陆,而当他们发现那里居然没有一个物流中心,不少企业憾然离去。痛定思痛,一个由上海市相关部门组成的物流促进委员会开始着手建立物流中心改变其投资环境。 6.发展现代物流业,有利于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公路、铁路、港口、航空等基础设施是现代物流业发展的重要条件,而物流业的发展又将推动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功能的发挥。近年来,我国不少港口城市通过实施“以港立市”发展战略,城市交通运输建设步伐不断加快,海港、空港、高速公路、铁路等交通网络建设日益完善,为物流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港口城市抓住有利时机,通过大力发展物流产业,进一步完善了城市交通网络建设,提高了城市基础设施水平,有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7.现代物流业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在传统的物流运作方式下,企业各自搞物流,形不成经济规模,造成采购成本高,人员和运力利用率低。现代物流业通过集中采购、集中运输、集中储存、集中管理等专业化、规模化服务,可以有效地降低采购成本,极大地提高人员和车辆、仓库等物流设备和设施的,利用率,从而减少企业物流支出,提高经济效益。 8.现代物流业是现阶段实施港区一体化的有效途径。在港口(包括海港、内河港、空港)与保税区合作中,依托港口的运输功能和保税区的保税仓储、加工贸易、国际中转贸易功能,发展现代物流业,使港口的优势和保税区优势得以互补,为实现港区一体化创造有效的途径。 9.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将直接产生显着的经济效益。例如,美国物流业规模为9000亿美元,几乎是高技术产业的两倍,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日本在近20年内,物流业每增长2.6个百分点,经济总量就增加1%;据统计数据,发达国家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为10%左右,而我国约为16.7%,这说明,我国物流成本的节约空间还非常大。因此,如果能够在物流合理化方面加以改进,将该比例降低一个百分点,我国每年就将直接节省约2400亿元的物流成本,为企业和社会带来极为可观的经济效益。 10.发展现代物流产业,能够起到完善结构,提高国民经济总体质量和抗御危机的作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过后,人们在分析和总结东南亚各国和各地区的情况时发现,以现代物流为重要支柱产业的新加坡和香港具有较强的抗御经济危机的能力。 通过上述探讨可以看出,发展现代物流业应作为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优化生产力布局,改善产业结构,提高国民经济综合素质和企业经济效益,增强经济竞争力,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项战略性举措。 三、成都发展现代物流业孕育巨大商机 成都作为西南地区的商贸中心和交通枢纽,商贸流通和货运仓储相当发达,发展现代物流业理应成为成都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为此,依托西部大开发战略,成都明确提出:将成都建成西部物流中心的战略举措。2000年9月21日,成都市人民政府批准在成华区内建设“成都物流基地”。目前,成都物流基地已与北京赛普京良、深圳平湖两大物流基地签订 合作协议,共同建设中国未来的三大物流基地。 物流基地的建设为其服务辐射半径区域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给区域经济带来了强劲的冲击。在过去几年,成都市成华区因基础设施差、改造成本高而制约了市场的发展,远远落后于成都其他各区。在成都市约400万平方米的专业市场总量中,成华区仅有10多万平米。自2000年正式被市政府批准建立物流基地后,成华区专业市场得到了迅猛发展,目前,已建成成都八里庄二仙桥钢材市场、成都512建辅建材市场、八里庄粮食批发市场、圣灯陶瓷玻璃橱具酒店用品市场等大大小小的市场共40余个,在建的还有富森·美家居装饰材料批发市场、中国西部塑料市场等20多个专业市场。根据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介绍,计划到2005年成都全市市场需新建近500万平方米,其中,成华区就规划有118万平方米,约占全市新建市场的25%。到2005年,这一地区将建成一个以生产资料为主的,集仓储、运输、物资配送、信息咨询、餐饮娱乐、通讯、金融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大型现代化市场群,形成高起点、高效率,极具辐射力的现代化物资交 易中心、仓储中心和信息中心。建成后,年交易额将达到200多亿元,与金牛区金府路生资市场群及五块石市场群和武侯区红牌楼汽配市场群及高新区火车南站消费品加工贸易区批发市场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成华区的成功实践引起了青白江区的高度重视,区政府开始积极探索促进本区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 为进一步加快青白江区现代化建设的步伐,青白江区提出了“建成一流卫星城,跨越发展青白江”的发展目标。可历史及实践都证明:任何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是和有效的物流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良好的物流条件,经济发展必然受到制约。成华区为何能吸引越来越多的市场开发者?为何能成为一片投资热土?究其原因,投资者都不约而同地看中了这里良好的物流条件。为此,青白江区提出紧紧围绕交通区位优势的特点,依托工业基地、大型企业、铁路枢纽,加快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现代化物流中心,充分发展物流经济的思路。青白江区发展现代物流业,有其自身的优势:(1)青白江区是成都市东北的门户,交通区位优势明显。国家公路国道主干线“五纵七横”经过成都的两条(上海—成都)、 (二连浩特—河口)均经过青白江区(成绵高速、成南高速),另有国道108线和省道唐巴公路,还有7条县道,区内公路密度达132.9km/km。区内现有国家铁路4条——宝成、达成、成渝、北环线,另有1条企业专用铁路,有火车站5个,其中大弯站、青白江站、城厢站属成都枢纽站,有国家铁路二级口岸1个。青白江区拥有大量可供开发的土地,而且地价便宜,只相当于成都二环路附近地价的1/5。(3)青白江区有充足的水、电、气资源。工业渠流量8万立方米/秒,并已建成日处理污水10万吨的污水处理厂;区内建有西南地区最大的500KV枢纽变电站,总变电容量178KVA,具有国、地电网双线供电优势;四川省南北两大输气管道及两座大型天然气配供中心都建在区内,天然气管道铺设完备,天然气日供量400万立方米。(4)区内建有华铁国际储运有限公司,配有先进的物流设施,具备“一关三检”查验功能,已开通成都 上海“五定班列”,以及与上海、天津、青岛、连云港、广州、深圳等沿海口岸的进出口业务,具备良好的物流基础。(5)经铁道部批准,将把青白江火车站由原来的13股道扩建为24股道的大型货运编组站,成为成都北货站,这是青白江区发展物流业的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6)青白江区是全国和西南地区着名的化工、冶金基地,拥有川化、成钢、成桥、蓝风等12家国有大中型企业,还有中日合资川化味之素、美国成都宝洁、成都王牌农用车、四川升达杯产等10多家合资、独资公司及联办企业,形成了以化工、冶金、机械、建材、轻纺五大支柱产业。雄厚的工业对物资储运有巨大的需求,可以为物流业带来充足的货源。 由上述可知,青白江区已具备发展现代物流业的基本条件,而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必将引起青白江区经济的重大飞跃。第一,青白江区发展现代物流业,不仅可以增强本区对德阳、金堂、新都等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而且可以与同处成都市北面的“成都物流基地”互相配合,优势互补,增强成都市对中国西南地区物资、人员、信息等的辐射作用;第二,青白江区发展现代物流业,有利于区内物流资源的整合及优化配置,提高物流企业经营效率;第三,青白江区发展现代物流业,可以为区内大中型企业提供“准时供应系统”、“即使供应系统”和“零库存系统”等第三方物流服务,使工商企业降低管理费用,压缩存量资本和不必要的物流投入,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第四,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将会大大改善青白江区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外来资金和项目落户青白江区,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缩短与周边地区和先进区县的差距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第五,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将大大提高青白江区的整体服务水平,增加第三产业的比重,同时,可以带动周边专业批发市场的发展,这将进一步增强青白江区的吸引力和辐射力。随着物资、信息、资金和人员的集散,又会直接推动餐饮娱乐、金融、信息通讯等相关行业的发展。此外,现代物流业的发展最终也会对房地产的开发形成新的需求,以商业房地产开发带动住宅房地产的建设。 然而,上述这一切都必须立足于对现代物流业的大力发展。可见,现代物流业的发展的确对区域经济有着巨大的带动和促进作用。 区域经济论文:区域经济与公路运输的关联性 公路运输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在各种交通运输方式中所占比重很大,公路运输成为了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成为地区间更直接、更有效的主要运输方式。其发达程度能够衡量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程度,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很大的积极作用。 一、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梯度发展协调性理论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公路成为国家重要的公益性基础设施,公路运输是以公路为运行基础,公路网由通道与结点组成,公路网覆盖到了乡村、城镇、工矿企业、港站码头。公路运输是由公路和汽车两部分组成的,是以站场为基地,以车辆为工具,实现旅客和货物位移的生产活动。如今,公路运输所具有的优势正逐步得到发挥,公路运输的优点包括公路运输的广泛性与便利性,公路运输因其公路网分布的广泛性成为区域内唯一的运输方式,使我们能够随时利用生产和生活运输;公路运输基础建设的延伸性和通达性很好,是最为普遍适用的运输方式。并以其通达程度深、延伸性较强等特点为农村运输提供了便利,具有完善的交通工程设施和服务设施,为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建设服务;公路运输的缺点是运载量小、能耗大,运输成本高,劳动生产率低,安全性、舒适性低;公路运输的适用范围适合于补充和衔接其它运输方式,能在短时间、低投入的情况下开辟,对国土开发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 区域经济是特定地区空间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总称,是指一定地区范围内的社会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区域经济的形成受到多方面条件作用,由此决定了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区域经济的特征包括区域性、综合性(系统性)、开放性和权益性。区域经济最基本、最显着的特征就是区域性,它受该区域的自然、技术和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影响;区域经济联系是各种产业间和地区间经济联系的综合与交叉,区域经济发展要综合考虑多种方面的系统协调,因此具有一定的综合性和系统性;随着世界经济的日益开放,区域经济更加注重区际之间的流通与交换,使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能够相互补充,从而达到协调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是为了获得本区域经济发展和居民福利的增加。 二、梯度及区域经济梯度发展 梯度的涵义是描叙事物在空间内不均匀分布状况,区域经济梯度发展是指经济在地区之间呈现一种的不均衡发展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生命循环阶段的变化,按顺序由高梯度地区转移到低梯度地区推进。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之间协调性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协调是具有目的的即实现系统的总体的演进目标,协调的含义包括:把协调看作是一种组织管理工作,把协调当作事物发展的一种态势。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协调性是指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公路运输子系统内部元素、区域经济内部元素、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之间、区域经济和公路运输与人口、资[:请记住我站域名/]源、环境之间的协调统一状况。主要由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相互发展、相互制约的特殊关系所决定。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协调性的表现形式公路运输发展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之间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并在一定投入下产出最大或一定产出水平下的投入最小。梯度经济发展理论将区域经济发展分为高、中、低梯度区,公路运输的区域效应是增强区域经济系统的开放程度,使区域经济系统内的分工协作愈加明显和集中,使区域经济系统的非平衡性提高,加强了区域经济的集聚作用,增加对投资的吸引力,促使区域经济系统向更高阶段演化;区域经济的公路指向效应意味着经济活动的加强,运输需求的增长是刺激运输供给,提高的区域实力。 三、应用DEA评价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梯度发展协调性 公路运输与经济之间具有相互影响、相互协调,一个协调发展的系统应该是有效率的,要求和谐一致、良性循环,评价需要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和综合评价的方法进行。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简称DEA,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借助于数学规划和统计数据,以凸分析和线形规划为工具的进行评价,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可以对经济效益指标进行评价,通过建立线性规划来求解出最优权系数和效率值。特点是适用于多输出一多输入的有效性综合评价问题,建立模型前无须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输入输出之间确实存在某种联系,无须任何权重假设,具有很强的客观性。在具体应用时,首先要进行区域经济梯度发展指标的选取。指标的选取原则是指标数据应易于获取、指标数量不宜过多、指标要具有较强的分辨力、根据“决策单元”区分投入与产出、指标体系要保证其统一性。利用这种方法能够很好的评价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梯度发展协调性,以刺激经济的发展,从而实现公路运输高效化、一体化。 四、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对策 规划公路的运输结构以及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意义重大。它要求我们要做到加大公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公路运输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管理力度,提高公路建设项目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合理规划、统筹兼顾。应注重及时调整公路运输与经济系统的发展状态,进一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和加大政府的资金投入。要充分考虑等级公路的建设规模,制定合理的管理措施和方案刺激经济发展,加大移民力度,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修路通车,对地区进行公路运输与经济协调发展管理应考虑全面,坚持执行国家的实行松紧适度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满足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公路交通的要求。 在加大公路网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进一步加强道路的养护,先扶植经济发展潜力大的地区,兼顾已建成公路的运营效率,以加快公路运输的发展,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克服重建轻养的思想。应以市场经济为调节手段,区域的公路基础设施建设步入一个新的台阶,让公路运输业为区域经济贡献更多的力量,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 区域经济论文:试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区域货币政策选择 在理论界,一直以来的典型观点是财政政策实行结构调节为主,而货币政策实行总量调节为主,因而强调在货币政策上的全国统一性,而以财政转移支付缩小地区经济差距。但是,对于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来说,政策的可行性应该比政策的一致性更为重要,特别是,面对东西部差距越来越大的趋势,反思全国统一的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很有必要。联系到最优货币区理论,差距较大的国家不能组成单一货币,如果把最优货币区理论运用到一国范围内,在各地区存在较大差距时,实行全国统一货币政策是否有其不当之处呢? 一、最优货币区理论及其在我国范围内的应用 二战后,在对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的优劣比较中,蒙代尔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理论。他认为,在单一货币的流通区内,人们无需兑换货币,节约了社会资源,也无需承担汇率风险,扩大了经济交易范围,有利于经济发展。因而,一种货币的流通范围越大就越能促进微观经济效率。但是,由于各国经济发展存在差异,经济周期也不完全同步,此冷彼热是经常现象,这时就需用货币政策加以调节。从这个角度考虑,货币区就该尽量细分,货币区越多越好。这样,当某一地区经济紧缩时可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避免经济衰退。反之,如出现经济过热,则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使经济降温。如上所述,货币政策的灵活性需要增加货币种类,缩小货币流通范围,微观经济效率则需扩大货币流通范围,减少货币种类。那么,货币种类的最恰当范围,即最适度的货币区是怎样确定的呢?蒙代尔认为,判断一个货币区是否最优货币区,关键在于要素的充分流动性。如果一个货币区域内要素能充分流动,区域外则存在流动性障碍,该货币区便是一个最优货币区。值得注意的是,他同时指出,最优货币区既可能大于一国范围,也可能小于一国范围。最优货币区理论引起了广泛关注,在蒙代尔之后,不少经济学家对最优货币区的划分标准,提出了多种见解,比较典型的有经济的开放度与通货膨胀的相似性。 正如蒙代尔指出的那样,最优货币区既可能大于一国范围,也可能小于一国范围。一个国家使用一种货币并不等于说该国就是一个最优货币区,除非在经济方面满足一系列条件。因为一国通行一种货币主要是国家主权的表现,由政治力量主导,其货币流通范围取决于国家政权力量所能达到的地域,而最优货币区则主要是由经济力量决定的。但由于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实践,人们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几个国家的货币联合组成一个更大的货币区上。实际上,这隐含了一个条件:各国本身已是一个最优货币区。对经济发展水平比较均衡的小国来说,或许基本上可以这样认为。但对一个大国,特别是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着差异,该国本身是不是一个最优货币区,或者说,是否存在实行全国统一的货币政策的条件是值得探讨的。下面,我们按照上述对最优货币区划分标准的典型观点,对我国是否是最优货币区加以判别。 从生产要素具有高度流动性来看。我国户籍制度管制严重,各地差异甚大的社会保障标准,都极大地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另一种主要要素——土地,其高度流动性更是无从谈起。 从经济的开放度来看。经济开放度可用外贸依存度,即进出口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整体经济开放度在不断提高。但是,我国地区之间外贸依存度存在着巨大差距,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开放度高,其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从通货膨胀的相似性来看。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各方面的具体条件不同,我国各地的通货膨胀率也存在很大差异,如1994年全国通货膨胀率达21.7%,最高的陕西(25.9%)与最低的上海(15.6%)相差10.3%。在其它时期,地区间的通货膨胀率也存在较大的差异,物价水平的不一致,使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存在相当困难。 二、统一的货币政策对西部地区经济的不利影响 按世界标准来衡量,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已达中等收入国家(地区)水平;而落后地区仍处于世界最贫穷国家(地区)之列。存在这么显着的地区差距,无论从哪个判断标准看,我国都不是一个最优货币区,因而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存在困难。从我国货币政策的实践看,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不利于全国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也引起了一些地区或明或暗的抵触。 首先,由于东部在全国经济中占较大比重,因而全国经济状况的判断就主要是基于东部地区的形势而做出的。东部地区市场经济相对发达,其经济对外界环境的变化比较敏感,在一个经济周期中,东部地区要快于西部地区。现实情况就很可能是东部已过热,而西部则仍属正常范围。此时,实行紧缩货币政策就对东部来说是适宜的,就全国整体来说,也可能是适宜的,但对西部这一局部范围来看,则不啻于一记闷棍,使发展势头良好的经济遭受沉重打击。因而,我们说这种全国统一的货币政策在改善整体经济状况的同时阻碍了部分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发展。 第二,货币政策最终效应取决于宏观经济主体与微观经济主体对货币政策的反应灵敏程度。货币化程度高的东部地区,货币资金的运动对整个实体经济的影响更为显着。而在货币化程度低的西部,在经济发展中有一个货币化程度逐渐提高的过程,因而即使相同的货币政策力度调控力度,对东西部产生的实际作用也不同。就“基础货币-货币乘数”机制来说,简单地,货币乘数=1/(法定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由于法定准备金率是全国统一的,而西部地区的货币化程度远远低于东部地区,因而其现金漏损率较高,再加上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的资金漏出,使西部地区货币乘数低于东部地区,从而使西部地区支持经济发展的资金远远少于东部地区,带来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另一方面,东部地区市场经济较发达。一般而言,受国家的货币政策调整影响最大的是国有企业,东部地区国有经济比重较小,西部地区国有经济所占比重较大,也就意味着同样的货币政策调控力度,对东西部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东部地区受到的影响要比西部小。 第三,同样的利率客观上造成对东西部的差别利率,东部在享受“优惠利率”。根据经济理论,利率的范围在0与利润率之间。资金的使用效率受到基础设施,管理水平等多方面影响,而在诸多方面东部都要优于西部,造成东部地区的资金使用效率较高,企业的利润率较高。企业是否借用资金,关键在于,所借资金获得的利润能否补偿成本后仍有剩余。就是说所借资金的边际利润率是否高于借款利率。由于全国统一的利率政策,东西部的借款利率基本一样,而资金的边际利润率存在差异,东部要高于西部。东部资金利润率高于西部而实行统一利率,其隐含意义就是东部地区实际上在享受“优惠利率”,不可避免地造成西部资金需求旺盛但同时又有大量资金流出的现象,制约了西部经济的发展。 三、用区域货币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地区差距是各国在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一度被广泛认为只是暂时现象,市场力量将使之达到平衡,但现实无情地击碎了对市场的迷信。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提出的一种具有深远影响的理 论认为,存在地区差距时,既有回波效应,即由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劳动力、资金、资源并增加发达地区有效需求,从而有利于发达地区进一步发展的力量;也有扩散效应,即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传播技术、购买原料等有利于不发达地区发展的力量。但在市场的力量下,回波效应通常总大于扩散效应,也就是说,更可能造成地区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而不是缩小地区差距。从各国发展经验看,在缩小本国地区间差距上,都是通过自觉的调整来促使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不采取有差别的区域性货币政策。如美国颁布了地区再开发法,成立区域开发机构以保障区域扶持政策的落实;意大利则对到相对落后的南方地区投资的,给予特殊优惠和信贷支持。 我国的地区发展差距,特别是东西部差距问题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家的长治久安都将带来不小的影响。这一问题已引起广泛关注,也采取了一些财政转移支付措施,但收效不明显。前面我们论述了我国范围内本身还不是一个最优货币区,因而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是不适宜的。实践上,我国原来实行的统一货币政策,客观上是对东部地区的“优惠”,进一步加大了地区差距。自然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实行有差别的货币政策,以缓解地区差距,是目前可行选择。 1、针对东西部地区差距,实行有差别的利率、准备金率 目前,我国利率仍未市场化,中央银行可对西部地区实行有别于东部地区的贷款利率,使其与西部地区企业的经济效益和承受能力相适应,同时对西部金融机构在税收和利润留成上给予一定优惠,以弥补贷款利率所带来的损失。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利率也对西部实行优惠,同时规定西部银行必须为所在地提供较大比例的贷款,防止银行资金通过拆借等形式流出西部。我国现行存款准备金主要作为资金调节的工具而非作为安全性的保证措施,可将东部地区的存款准备金率定得稍高于西部,使发达地区的资金通过中央银行的调节流入西部地区,支持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2、在各地经济冷热存在明显差异时,根据一地的经济冷热决定实行紧缩或松弛的货币政策 我们已说明了由于全国的经济周期不同,西部地区在一个经济周期中慢于东部地区,根据东部地区的经济状况来决定货币政策的松紧,实际上形成了对西部经济的损害,对西部而言难免有“瞎指挥”之嫌,这也就是为什么西部对治理整顿屡有怨言的关键所在。我国中央银行已建立大区分行,可以充分发挥其作用,扩大其制定本辖区内货币政策的自主权,针对本区实际决定实行松或紧的货币政策,或者至少在松紧幅度上具有自主权。 3、适当放宽西部企业直接融资条件,为西部发展筹集更多资金 目前,我国企业发行股票、债券的资格是全国统一的,不利于西部企业在股票、债券市场上筹集发展资金。我国西部地区的上市公司数不到全国的20%,通过一级市场融资的比例更低。西部地区的资金积累能力薄弱,如果不能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则难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区域经济论文:关于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分析讨论 交通运输系统在整个国民经济大系统中起着纽带的作用,它把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环节有机联系起来,是保证社会经济活动得以正常进行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交通运输业是一个不创造新的可见物质的产业部门,其生产活动不提供具有实物形态的产品,只是实现旅客和货物的时空位移。区域经济发展直接涉及交通运输的建设,两者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一、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交通运输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区域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相互影响的一般表现及规律是:当区域经济发展迟缓、乏力时,它对交通运输的需求和投入能力萎缩,表现为区域经济对交通运输发展的限制和阻碍,当区域经济蓬勃发展时,它对交通运输发展的需求迫切,投资积极性旺盛,但因交通运输发展本身的技术经济特点,不可能迅速显出效果,因而表现为交通运输发展滞后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制约。 交通运输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以下几点:首先,交通运输是区域经济及社会生产、生活的内部条件,同时又是区域经济系统中一个创造产值的物质生产部门。其次,交通运输是区域资源开发与经济建设的先行,是区域产业生产力合理布局的先决条件。区域资源的开发包括矿产能源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海陆生物资源及旅游资源等,其目的是通过一定的工程措施与技术工艺,将这些处于自然或半自然状态的潜在物产,转化为人类可以利用的现实财富,为区域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服务。再次,交通运输是区域工农业和城市建设现代化发展的保证和动力。我国的四个现代化中,提出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事实上,它们都离不开交通运输现代化的支持、保证作用。在区域工业现代化方面,生产规模化、原料和产品销售市场的多元化、多向化、网络化,与高技术和分工专业化及布局临空化相联系的信息化是其突出的技术经济特点。这就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现代交通运输系统。在区域农业现代化方面,商品性专业化的生产、外向型农业及农工贸经营公司的运作、乡镇企业的发展及其十分活跃的生产、商贸活动,农村劳动力的结构性转移和地域性流动,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提升等等,靠传统落后的交通运输方式和信息传输状况,绝然无法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和促进作用不断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不断提高,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为避免在经济发展中各省市区自成体系、重复生产、重复建设,客观上要求在更大范围内考虑各地区的经济发展。 二、发展交通运输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第一,实现交通运输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交通运输体系的可持续发展,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和重要内容。对应于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交通运输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包括交通运输体系的发展对区域经济动态发展的保障交通运输发展形成的效益应在区域社会成员、部门及地区,按社会分配原则公平分享、把交通运输建设对环境生态的危害降到自然生态环境系统能够容许与消解的最适程度。这些也正是区域经济持续发展所追求的目标和内容。 第二,加强公路交通运输的发展。区域经济联系是提高区域竞争力的基本要求。区域联系网络的基础结构可以分为交通运输、通讯、动力设施网络等,在这些传输性基础结构中,实现人与货物流动的交通运输网是最基本的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以区际贸易为主包括要素流动在内的区域经济联系的变化。公路交通运输网的完善,可以从降低运输成本和减少交易的空间成本两个方面来促进区际贸易。区域贸易不但受本地需求的影响,同时受伙伴区域进口需求的影响。作为生产成本组成部分的运输成本对贸易价格产生强烈的影响,从而影响伙伴区域的进口需求和区域间的贸易。运输成本随距离的扩大而增加,这会产生空间组织中的距离衰减规律,两地之间的距离越近,发生贸易的可能性就越大,贸易量越大,贸易种类越广。这使得贸易首先发生在相邻区域之间。如果运输费用大到极点,任何距离的运输行为都变得不合理,那么区域贸易就不会发生,各个区域只能靠自给。随着运输成本的逐渐下降,区域间的相互需求扩大,区际贸易也不断扩大。在现代交通的基础上,区域间的运输成本不仅取决于实际距离,更取决于覆盖它们的交通运输网络的密度和结构,对交通运输设施的建设和升级不仅要满足当前阶段的贸易需要,更要发挥作用创造更多的区际贸易需求。 第三,政府加强制度管理。交通运输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作为交通运输管理当局,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交通产业投资基金制度,扩展政府资金来源与投入方式,以达到解决目前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对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须”制约的目的;另一方面,要从发达国家成熟的综合交通管理体制借鉴经验,将交通运输各种方式的发展看作一个综合、有机、相互补充而又相互制约的整体来加以规划、建设和发展,变革并完善我国交通运输管理体制。 只有按照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固有规律,制定相应的区域政策和区域规划方案,才能达到全国经济的合理布局和产业结构优化,达到区域经济发展的效益与均衡,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
基础理论论文:论构建我国现代经济法基础理论的若干基本点 摘要:本文是对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的探讨,论述了现代经济法学的四个基本问题:现代经济法价值取向的问题、现代经济法的主体架构问题、现代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哲学基础理论论证和现代经济法的主要研究方法。希望通过对这些基础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能够加强我国经济法学界基础理论统一与共识。 关键词:经济法基础理论、现代经济法的价值取向、第三主体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与转轨,我国的经济法学基础理论也已经历了20多年的争论与发展,在发展中争论,在争论中发展,在实践中检验各种理论的正确与谬误,正是在这样一种对真理的不断追求与探索中,我国的现代经济法学已经颇具规模。 目前,我国的经济法学界已经形成了多种流派学说,从最初的“纵横说”、“学科经济法说”、“密切联系说”、“经济管理关系说”、“综合经济法说”、“经济行政法说”、“企业法说”、“国民经济运行法说”,到现在的“经济协调关系说”、“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经济管理与市场运行关系说”、“宏观调控说”、“国家调节关系说”、“国家参与关系说”、“新经济行政法说”、“二次调整说”、“模糊说”、“限定的纵横统一说”,等等。 百家争鸣的景象当然我国现代经济法学蓬勃发展的最好表征。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各种经济法学说相互并立,甚至一本书就代表着一种经济法流派,既给经济法学的讲授工作带来了相当的难度,也是一门独立学科还不够成熟的表现。笔者认为一门成熟的学科不仅要有促进该学科发展的争论,更多的要有促进该学科独立而稳定的共识,而在我国的经济法学界显然缺少一种“求同存异”的认识。在我国经济法基础理论日益丰富的条件下,我国的经济法学者应该尽可能的抛弃所属学派的意气之争和门第之见,在一切为我国经济法学独立和发展的大局观的指引下,尽快将各学派相同相通的经济法学理论统一起来,以谋求我国经济法在未来更大的发展。 笔者拟通过本文,在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的“求同”上作一个初步的尝试。在我国的经济法学界至少有现代经济法的价值取向、现代经济法的主体架构、现代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部门法的哲学理论论证和现代经济法的研究方法等四个问题应该形成共识。 一、现代经济法价值取向的问题 现代经济法的法律价值取向: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而非以国家为本位的法。 我们首先来谈谈现代化这个常识性问题,有的学者认为:“现代化有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一个是民主政治,这两点背后共同的东西就是社会的个人本位化,也就是从一个共同体为本位的传统社会过渡到个人本位的、尊重公民个人权利和个性价值的社会。”[1] (P231)对于此种认识,笔者认为“尊重公民个人权利和个性价值”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关于“社会的个人本位化,也就是从一个共同体为本位的传统社会过渡到个人本位的社会”的提法,值得商榷。 回顾人类近现展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在社会价值取向上始终存在着以个人为本位的西方国家同以国家为本位的东方国家之争。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和个人本位的思想理念,在反封建的斗争和人类思想解放的过程中其进步作用当然应当肯定。而在相对贫穷落后的东方国家,正是以国家为本位的主导思想,才使得整个国家的稀缺资源掌握在该国先进的阶层或统治阶级手中,由政府加以调配,从而集中力量办几件大事。例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正是藉此赶走外来压迫,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国内进行政治和经济革命,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有力的工农业和科技基础。 然而无论是以个人为本位的理念,还是以国家为本位的理念在人类生产力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人类社会化大生产的背景下都遇到了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和问题,于是它们都自觉或被迫地选择了或正在选择一种现代化的本位理念观:以社会为本位的理念观。在信奉“个人本位”的西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深刻认识到极端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非但不能保证个人充分发展,相反会危及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关于对“个人本位”危害的认识,早在19世纪,作为美国社会学法学派的创始人庞德就已经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他把利益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并进一步指出:“包含社会利益的个人生活是一种道德的、社会的生活。所以社会利益不能容忍为了满足反社会的邪恶目的而行使个人权利。”[2](P138-140) 而在信奉“国家本位”的东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同样认识到国家的过分集权,大大损伤了社会个体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也就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也正是基于这种本位观认识的转变,无论这种转变在当时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它都体现在了对国家经济关系的调整上,而这种调整体现在社会上层建筑的法律中,便是现代化的经济法理念观。绝对的计划经济以国家为本位,绝对的市场经济以个人为本位,而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所以“绝对的计划经济不需要经济法,绝对的市场经济容不得经济法”[3] .只有在市场与计划(西方国家)或计划与市场(东方国家)相互融合,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经济法才得以产生。 综上,经济法是社会转变中产生,其本身也在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而转变。现代经济法的法律价值取向与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相一致: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因此,现代经济法是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型部门法,是法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而随着经济法社会化本位的日益凸现,经济法的现代化主体—第三主体,一个完全以社会为本位的主体,也逐渐显露出庐山真面目,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现代经济法的主体架构问题 经济法主体二元架构的突破,三元架构的初探。 我国一些传统经济法学者的“国家—市场”二元框架理论的基本特点是:将政府和市场作为对等的非此即彼的两个主体,他们把政府和市场作为经济资源配置的两种基本方式。当“市场失灵”的时候需要政府权力的适当介入或干预,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国家指导”;而政府的调节行为则可能会有调节“不适当”情况的出现,这就需要完善的法律对政府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加以规范。从正面说,政府对市场失灵时的正确干预需要法律的确认;从反面说,政府干预的缺陷和有时的失灵与不适时也需要法律的纠正、限制和禁止。这样就产生了一些经济法学者认识经济法本质的基础。对于这种经济法的国家干预和协调学说这里我们不做评论,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经济现象的日益丰富,我们越来越认识到第三部门的存在和其对经济资源配置影响力的日益加强。 对于第三部门的认识,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的认识是不统一的,这里限于篇幅笔者不能一一举例,笔者认为所谓的第三部门就是与国家政府和私人团体相对应的社会团体,社会团体不具有国家机关的官方性质,同时也没有私人团体的赢利唯一性。这里需要对“赢利唯一性” 做一特殊说明,“赢利唯一性”不同于赢利性,它强调唯一性,即第三部门可以有赢利的要求和需要,但赢利不是第一性的,它往往服从和服务于其它社会公共目的。社会团体具有极强的社会公益性,着眼于人类社会长远的整体利益,随着其范围和主体的日益扩大,其社会为本位的价值观正日益受到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认同,因而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社会团体作为经济法的第三部门的提出,恰恰反映了人类价值观的转变历程:由国家为本位到个人为本位,由个人为本位“回归”到社会本位。社会团体的范围至少包括各种公益事业基金会、文化团体、学术组织、运动协会、现代化的教会、“在野”派、民间环保组织、红十字协会以及独立的传媒等等。 特别地,在当代高科技日益深入人们生产、生活的条件下,以国家、政府的立法行为来弥补高科技所带来的法律真空已经明显滞后,在全球范围内的因特网的技术标准、保护协议和相关游戏规则几乎都是在没有国家的参与的情况下,由一些社团组织不待政府授权而自行制定和实施的,这种超越国界,没有国家参与的立法在现实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保障与实施,这更从现实的角度证明了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团体的独立的主体地位和其存在的必要性与价值:即第三部门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新型主体,它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必然和客观需要。 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团体同国家政府对经济资源配置调整的优势在于:第一,经济资源配置效率大大提高。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团体同国家政府相比显然缺少了官僚的拖沓作风。第二,经济资源配置更加人性化。与国家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职能不同,由于社会团体更着眼于社会整体利益,所以它会将更多资源应用于相对贫困和需要投入的经济个体。中国古语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补有余。”这句话充分说明了人类历史上的贫富差距总在不断拉大的社会根源。而第三部门的出现则真正有可能使人之道符合天之道。而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随着生产力的日益提高,第三部门在这方面的职能将越来越强大。第三,第三部门经济资源配置范围将有可能超越国家领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超越国界第三部门也越来越多,它们对经济资源配置当然地不限于一国之内。这无疑为突破各国政府相对狭隘的贸易保护壁垒,反垄断特别是反国家垄断提供了一个的新的解决途径。 三、现代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哲学基础理论论证 经济法的哲学基础理论的现代化: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与延伸-系统论。 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的地位长期以来受到一些民法学者的质疑,在他们看来:经济关系可以分解为行政性经济关系、平等主体的经济关系和劳动经济关系,所谓的经济法法规可以分解为民法的规范、行政法法规和劳动法法规,而经济关系的综合调整则可以分解为行政法的调整方法、民法的调整方法和劳动法的调整方法,既然这三个部门法可以分割“独立”调整经济关系,经济法也就丧失了其存在必要性。 笔者认为这些民法学者之所以会得到上述错误结论,主要是采用了片面的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更是对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和现代科学的系统论缺乏应有的认识。 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是一种综合性的经济关系,所谓的综合是有机的结合,绝对不是简单的相加混和,所以采用“平面层次的分割法”来分析分解经济法的研究对象当然是行不通的!笔者认为法律本身就是一种有机的系统,而法律中的各个部门法本身也是一个有机系统,部门法系统就构成了法律系统的子系统。引用哲学中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色彩的系统论的观点来理解现代化的法律体系关于部门法的划分,从而从哲学的角度为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来正名,无疑对丰富现代化经济法基础理论有重大意义。 辩证唯物主义系统论认为:系统虽然由子系统或元素构成,但系统具有子系统或元素不具备的某些特性,系统一经子系统或元素构成就发生了质的飞跃与提升。所以系统不能理解为其子系统或元素的简单集合。此哲学观点无疑为现代法律系统的子系统划分(部门法划分)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论。一些传统的民法学者划分法律部门时认为:横向的平等主体间经济关系由民法部门来调整,纵向的经济关系则由行政法来调整。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既有横向领域又有纵向领域,那么经济法是否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依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经济法)一经子系统或元素(横向领域的经济关系和纵向领域的经济关系)构成就发生了质的飞跃与提升,这种质的飞跃与提升具体表现在现实中就是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既不可能由单纯调整横向经济关系的民法来实现,也不可能由单纯调整纵向经济关系行政法来实现。相应地,这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所调整的一定范围内的纵横统一的经济关系相对于单纯的横向经济关系与单纯的纵向经济关系,有质的变化,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关系。这里我们可以借鉴化学来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比如C + O2 = CO2,CO2显然与C和O2不是同一种物质。这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提出的著名的结构质变规律。通过上述带有思辨色彩的哲学分析,我们可以很自然的确信:新兴的经济法系统当然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 四、现代经济法的主要研究方法 经济法的研究方法体系一般认为主要有三个层次:哲学层次的抽象思维方法、法学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哲学层次的抽象思维方法在讨论第三个问题时我们已经使用过,它从人类的思维逻辑上论证了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从而驳斥了少数其它部门法学者对经济法地位不能独立的攻击。 法学学科的研究方法当然是经济法研究的最基本方法。但笔者认为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才是经济法的最主要研究方法。 对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这里笔者作如下定义:将原本为甲学科特有的研究方法应用在乙学科中,从而使乙学科有意想不到的突破或发展的研究方法,叫做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是现代学科研究中最锐利的研究方法。例如现代生物学基因排列发现就是借鉴了物理学科的研究方法;而现代最出色的经济学者和其理论往往都借鉴了数学的分析方法。凡此种种,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那么作为新兴的部门法-经济法而言,它的研究方法就更具备了这样一种特性。对于经济法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主要是指对经济学的借鉴。这种借鉴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借鉴源自于经济法与经济学的天然联系,是伴随着经济法刚刚产生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显然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的市场一手论是不可能使经济法成为独立的部门法。而只有在现代经济学认识到国家适度干预的理论后,才使经济法的独立成为可能。所以经济法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可避免地与经济学联系在了一起,甚至可以这样说:经济法就是法学借鉴经济学而从传统法律体系中独立出来的部门法。因而它也就常常为近乎“完美的”传统法律体系固执的拒绝和不容。 从宏观经济学的国家和市场对经济的调控理论到微观经济学的效益和成本、供给和需求、均衡理论,现代经济学几乎无一不为现代经济法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和吸收的理论。 综上:法学学科的研究方法是经济法研究的最基本方法,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尤其是现代经济学理论)才是经济法的最主要研究方法。 结论 经济法作为法律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从它的价值取向到它的主体,从它的独立基础到它的研究方法无一不闪烁着各种学科的前沿性与现代化的光芒。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法律体系中冉冉升起的新兴部门法必然和其它新兴事物一样有着无限美好的前景。 基础理论论文: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回顾与述评 摘 要:文章回顾总结了近二十年来我国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简要历程,划分了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两个重要阶段;对我国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发展的原因和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三大成果进行了概括;并对今后我国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方向与研究方法提出了见解。 关键词:经济法学;基础理论;回顾;总结;前瞻 一、回顾与启示 我国法学界对于经济法学理论的研究兴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已有二十多年,应该说经历了二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92年)为大量兴起到走向徘徊阶段。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经济体制改革快速发展起来,这为当时经济法学理论研究大量的兴起奠定了社会经济基础。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法学界一些专家学者致力于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不少学者著书或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理论主张,当时主要集中在法学院校的经济法学教学中。从80年代初始,我国司法部组织各法学院校专家学者编撰高等院校法学统编教材。1983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经济法学》统编教材,书中阐述了经济法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归纳主要有以下几点: 1.关于经济法的定义和调整对象。“经济法是调整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及其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公民之间的那部分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1](P6-8),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曾经盛行一时的“纵横说”,“既包括调整国民经济管理在经济活动中社会关系———纵向社会关系;也包括调整社会经济组织之间以及他们与公民之间在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横向经济关系。”[1](P6 8)“纵横说”遭到民法学界人士的强烈反对,由此展开了经济法与民法调整对象的大辩论。这种辩论一直到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由于《民法通则》第二条界定了民法的调整范围,再加上时任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王汉斌同志在《民法通则》起草说明中指出:“平等主体之间横向的经济关系由民法调整,纵向的经济关系由经济法和行政法调整。”[2](P44)至此为民法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争论从法律依据上划了一个句号。 2.关于经济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20世纪80年代初,不少学者仍主张建立以计划法律制度为核心的经济法体系。1981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颁布后,当时所有的经济法学教科书都把这一法律规范作为其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这是因为有些经济法学者认为,《经济合同法》是经济法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阶段(1993年以来至今)为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徘徊发展到走向基本完善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背景是中国从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在经济改革取得了初步成绩后,出现了停滞徘徊状态。究其原因是人们的主观思想仍受到计划体制思想观念的束缚,对改革形势产生怀疑,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姓“资”还是姓“社”的疑问和讨论;客观方面由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新生事物,没有现成的经验参照,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车到山前疑无路”的困惑;再加上89年“六四”政治风波的影响,有人担心进一步改革开放会给国家稳定带来影响。在这关键时刻,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于1992年初南巡发表重要讲话,明确阐明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根本上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制度范畴的框框,解决了当时困扰人们姓“社”还是姓“资”的思想认识问题。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同志的十四大报告,不仅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我国经济法学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所以,1992年以后我国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出现了历史性转折。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关于经济法的定义及调整对象。1995年6月,高等法学院校《经济法学》教材第五版由法律出版社出版,书中将经济法定义为:“调整宏观调控下一定的市场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P14)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宏观调控下一定的市场经济关系,具体包括宏观调控经济关系与一定的市场经济关系。”[1](P22-27)从该书第一版和第五版内容来看,对经济法定义及调整对象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明显的转变,主张“纵横说”的经济法学者逐步转至“市场关系说”的认识上来,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后,由于该法明确否定了有些经济法学者提出的“纵横说”,经济法学研究对象一度出现了断层。这时,以西南政法大学李昌麒教授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密切联系论”,他在1987年出版的《经济法教程》中将经济法定义为:“调整经济管理关系以及与经济管理关系有密切联系的经济协作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3](P18)从而对当时盛行的“纵横经济法论”提出限制,这在当时完全符合《民法通则》立法精神。李教授在此基础上又发展提出“国家干预说”,他在1994年出版的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经济法学》中,将经济法定义为,“国家为了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调整全局性的,社会公共性的,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或者简而言之,经济法是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4](P33)该书将经济法调整对象分为四个部分:(1)微观经济调控关系;(2)宏观经济调控关系;(3)市场调控关系;(4)社会分配关系。[4](P34-49)“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在法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2.关于经济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虽然在学界仍然强调计划法反映经济法本质特征,但多数学者已不主张把计划法列为经济法的“龙头法”。另外,“经济组织法”、“宏观调控法”与“社会分配法”,作为经济法学理论体系包含的基本内容在学界逐步形成共识。 二、发展与成就 (一)经济法的独立地位得到确立与承认 从我国经济法研究的兴起开始,就产生了经济法与其它学科(主要是民商法、行政法)的理论争议,与前苏联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经济法学界与民法学界产生了五十余年的争论相似,我国经济法与民商法也存在相当激烈的争论。大经济法主义与大民法主义相互排斥对方,不承认各自的独立性。80年代初期以陶和谦教授为代表的大经济法主义者强调经济法的重要性与独立性,提出“纵横论”,以排斥民法的地位和作用,先后遭到佟柔先生、张佩霖、杨振山、冠志新、王家福、梁慧星等教授的强烈反对与批评。后来,佟柔先生提出“学科经济法论”,王家福教授提出“综合经济法论”,梁慧星教授提出“经济行政法论”,虽然研究的角度不同,但共同点都否认经济法的独立性,当然这些都是80年代初期的观点和主张。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后,一些专家学者的观点发生转变,这一方面得益于王汉斌同志在起草《民法通则》说明中指出民法、经济法、行政法划界问题;另一方面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两法对经济发展的独特作用及相互不可替代性。1986年后,李昌麒教授首先倡导有限制的纵横论,即“密切联系论”;北大杨紫火亘教授提出“管理———协作论。”①均是在克服“纵横论”对经济关系做纵向和横向划分之缺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主张强调经济法的独立地位,同时承认经济法调整的社会经济关系有一定范围的限制。事实上对大经济法主义的“纵横论”提出批评与否定。1993年民商法学著名学者梁慧星教授在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事立法》中指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秩序,要求建立和完善两种不同性质的立法体系,即为市场提供一般规则的民商法体系和以维持公平自由竞争秩序为目标的经济法体系。后者主要是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质量管理法以及各种市场管理法。”[5](P43)武汉大学漆多俊教授1995年6月在海南讲学时提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调整需要两手,即‘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民法为‘无形之手’,经济法为‘有形之手’。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既有看不见的无形之手———民法起作用,又离不开看得见的有形之手———经济法宏观调控。”我们看到,经济法由于扎根于我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土壤之中,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在经历过徘徊状态后,经过认真反思,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显示蓬勃生机,而民商法学者们也大多认识到经济法独特的作用民法是不能代替的事实。应该说到90年代初,中国经济法的地位才真正得到承认和确立。 (二)经济法调整对象渐趋一致 1994年,西南政法大学李昌麒教授在其“有限制的纵横论说”基础上提出现今盛行的“需要国家干预经济说”。①他对经济法的定义及调整对象,前文已有说明,这里不再重复。中国人民大学刘文华教授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而制定的,有关调整经济管理关系和市场运行关系的法律规范的统一体系。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包括:(1)国家经济管理关系;(2)市场运行关系;(3)组织内部经济关系;(4)涉外经济管理关系。”②有关理论被学界称为“经济管理与市场运行说”。北京大学杨紫火亘教授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协调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所谓经济协作关系,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企业组织管理关系;(2)市场经济关系;(3)宏观经济调控关系;(4)社会经济保障关系。”③有关理论被学界称为“经济协调关系说”。漆多俊教授认为:“经济法是规范和保障国家调节之法。现代国家调节社会采取强制、参与、促导三种方式。为了规范和保障这三种国家调节,需要制定和实施竞争法、国家投资经营法,国家宏观调控法”。④有关理论被学界称为“国家调节关系说”。上述四位教授的学说,可以说代表了经济法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和研究水平。通过比较就会发现有共同特点:第一、各种学说都肯定了宏观调控经济关系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经济法应积极建立宏观调控法律制度,这一点各位学者均形成共识。第二、经济法调整对象以市场经济秩序法为重点,如漆多俊教授提出的竞争法,李昌麒教授提出的市场调控法,刘文华教授提出市场运行法,虽然表述不同,但实质上都是以重点发挥经济法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中的功能与作用为目的,来构建以市场经济秩序法为重点的经济法律体系。第三、关于市场经济关系的重要主体———经济组织的调控,多数学者认为应纳入经济法调整的对象,如李昌麒、杨紫火亘、刘文华教授均认为经济法应包含对企业等经济组织管理监督的职能,而主张将其纳入调整对象,漆多俊、梁慧星教授认为其应属民商法调整对象。第四、对于社会分配调控关系,有人主张应由劳动法来调整,如漆多俊教授;李昌麒教授认为应属经济法调整范畴,学界对此争议颇多。笔者认为在市场经济资源配置过程中,国家通过干预可以保持社会分配的公平、公正和合理性,因此,笔者同意李昌麒教授的观点。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法调整对象或范围渐趋一致,多数专家学者已取得共识,即经济法从微观上调整国家对社会经济组织的管理关系,宏观上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社会经济关系,经济法的任务在于维持市场经济正常秩序,保证社会分配的公平公正和合理性。 (三)构建的经济法学体系基本形成 从目前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现状来看,学者们基本上抛弃了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下所形成的“大经济法主义”,经济法的调整范围相对缩小,趋向科学合理。在构建经济法学体系的思考上,对其内容的统一认识也逐渐靠近。根据对前几位教授各自编撰的经济法论著的考察,发现理论体系上都是五编三十章左右,第一编都是关于经济法基本理论的阐述;第二编除漆多俊教授外,其他几位教授都编写了经济组织法(有的称为企业法),以李昌麒教授主编的《经济法学》为例,经济组织法的内容包括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法,外商投资企业法、公司法、经济组织承包、租赁经营法,与杨紫火亘、刘文华教授编写的内容如出一辙;第三编市场调控法(杨紫火亘、刘文华教授称为市场运行法,漆多俊教授称为市场障碍排除法),虽然称谓不同,但其内容几乎都是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法律制度;第四编宏观调控法,包括产业结构调节法、计划法、投资、国有资产管理法,银行法、票据、证券法、保险法、劳动法、环境法、自然资源法、对外贸易法;除票据、证券、保险法、环境法、自然资源法有不同观点,如有的学者认为不应由经济法调整而应由民商法调整外,对其他法律制度应列为经济法学理论体系,各家学说意见是统一的;第五编社会分配调控法,包括财政税收法,劳动报酬、社会保障法,对此编内容,学者意见不一,漆多俊、刘文华、杨紫火亘教授认为财税法应属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对于劳动报酬,社会保障法,江平教授认为应属社会法范畴。笔者从经济法具有保障社会资源分配的公平、公正、合理考虑,赞成李昌麒教授的主张,上述具体制度应纳入社会分配调控法制体系中。 我国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经过20年的洗礼已日渐成熟,经济法是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法的理念已被广泛认同与接受,其调整对象日渐明确一致,经济法体系的构建基本形成并趋向合理完善。整个经济法研究领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的看到,在经济法学界目前仍然存在着不愿放弃旧观念,甚至想拓宽经济法调整范围的倾向。如有的学者仍然把合同制度作为经济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公司,票据、证券、保险、破产等作为经济法体系应包含的内容较为普遍,而这些内容在传统意义上属于商法调整范围。笔者认为,这些内容不应并入经济法而应归入民商法体系,这样做可以维护中国本不发达的私法体系的完整。 三、前瞻与方向 首先,我国加入WTO,市场经济逐步国际化,世贸组织规则将直接影响并作用于我国市场经济关系。因此,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首要任务是世贸组织规则与中国经济立法相互协调,共同为我国经济建设发展服务的问题。其次,知识经济时代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新的社会因素不断涌现,所引起经济关系也迫切需要经济法学理论加以研究。经济法学基础理论应为立法与实践提供理论基础,这是摆在中国经济法学家面前的任务。面对新的社会经济因素,经济法学基础理论最重要的研究内容是必须划清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的界限。有学者称经济法与相邻部门法界限存在“模糊性”,提出“法律部门间的界限适当模糊化原则”。[6]笔者认为这是不可取的,以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关系存在交叉性而主张几个部门法界限适当“模糊”,其结果会扩大经济法调整范围,就会又回到80年代初的旧思维上去。近年来出版的经济法教材,其内容庞杂,把属于民商法体系如合同、公司票据、证券等法纳入经济法体系就是研究对象模糊不清的结果。 笔者认为,在研究方法上要充分借鉴国外先进的研究理论,“法经济学当会成为经济学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的重要构成”。[7]法经济学的创始人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罗纳·德哈里·科斯,他用经济学的观念研究法学,提出经济的成本论,注重追求法的经济目的与效率。重庆市委党校张正德教授认为,用经济学的观点研究经济法应带给我们三个方面的启示,“一是经济法学应更加强调运用法律准则和法律价值观去分析经济问题;二是对经济行为的法律调整应以提高经济法效益作为第一价值取向;三是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确定,经济法规体系的确立应从适应和保障价值规律的实际出发。”笔者非常赞同以上两位学者的意见,我国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在解决了一系列误区之后,应该理性地看到,国家采取何种调节、干预手段才能取得更高的个体效率和社会效率,这是中国经济法研究的核心问题。我们在研究世贸组织规则对我国经济法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以及研究知识经济对我国经济法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时,必须要使经济法学者与经济学者联合起来,进行法学经济的研究,才能取得新的突破和更大的成绩。 基础理论论文:我国开征物业税的几个基础理论问题 要在我国开征物业税,最早是在2003年的中央文件中提出来的。开征物业税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和政界关注的热点,研究论文颇多,见仁见智。本文从基础理论的角度探讨在我国开征物业税的问题。 物业税实际上和财产税的含义是相同的,前者在东南亚国家和我国的香港地区使用;后者则是英语国家“Property Tax”的中文翻译。因此,“物业税”和“财产税”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述。物业税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税种名称,而是税收分类中的一个类别,其基本含义是对财产征税。那么,什么是财产?凡是对人有用的东西都是财产,包括可用于消费或可用于取得收入。对财产征税和对财产的收入征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对财产的价值存量征税;后者是对财产产生的价值流量征税。财产税不可能对所有财产普遍征收,而只能是选择性征收,通常可供选择的财产税税种有:房产税、遗产税和馈赠税。有些学者或政府官员认为印花税也属于财产税的一种,这是可以商榷的。从印花税的制度安排来看,是对合法权利的征税。“权利”也是财产,但印花税中征税对象的“权利”是由政府认定的,因此印花税虽然有“税”的形式,实际上却是政府对提供公共劳务收取的使用者费。印花税可以大大节约商品劳务交易税和生产要素收入税的征管成本,对减轻纳税人的税收负担是有利的。而财产税的征管成本是很高的,也不存在降低纳税人税收负担的功能。 开征财产税的目的是使税收制度和财政体制更能体现效率和公平,理由如下:(1)房产税有利于房产转移到更能创造价值者的手里。物业税属于对物税,并不考虑纳税人的纳税能力,因此当纳税人缺乏负担能力的时候,只能把房产转移到更有纳税能力者的手里,有利于社会价值财富的增加,从而提高经济运行效率;(2)遗产税和馈赠税有利于实现“人”的公平。一个人一生中拥有的财产分两种:一种是靠自己挣得的财产;另一种是靠继承遗产和馈赠获得的财产。因此对后者征税更能体现“人”的公平;(3)房产税有利于提高政府的资源配置效率。公共受益和公共成本负担对称原则是构建效率财政体制的要求,房产税通常是地方税,以房产作为居民公共受益的成本分摊依据可以较好地贯彻对称原则。这正如对高速公路的收费可以由汽油税和轮胎税替代一样,因为以汽油和轮胎的消耗来计算使用高速公路的费用是符合效率原则的。 当然,财产税也经常遭到批评。因为房产税是对物税,所以不符合税收量能负担的基本原则,有失公平,同时遗产被征税却会挫伤财产所有者创造价值的积极性。财产税虽然有利有弊,而且也是一些实施国家争论的热点之一,但基本倾向是认为利大于弊,也没有更好的政府收入形式来替代财产税。因此,房产税一直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例如英国,平均要占财政收入的30-40%,高的可达70-80%,低的也有10-15%。 但我国却有另一种观点,认为开征物业税的主要目的是理顺房产的市场价格,或者说有利于改善房产价格过高的态势。由于这种观点开始是由官方人员说出来的,因此影响很大,以致于对物业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房产税,甚至使居民产生要通过增加税收的办法来降低房产价格的印象。这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有问题的。从理论上看,房产税和房产的市场交易价格是两个不同领域的问题。前者属于公共劳务的成本分摊问题;后者则属于私人商品的资源配置问题。因此,前者属于公共财政的范畴;后者则属于市场经济的范畴。把不同性质的问题相混不利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从实践上看,将会产生“劫贫济富”的不良效果。因为在我国购买得起房产的只是极少数人,但人人都要有房居住,因此人人都成为降低房价的负担者。这显然是极不公平的。应该说,房产价格过高与土地非农业利用的政府垄断和其他政府垄断有关,和房产税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前者的问题是公有制国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重点和难点之一,是全局性的问题,不是靠房产税可以解决得了的。 如果要开征物业税,那么要了解中国的现状,然后再考虑如何通过物业税来改善我国的税收制度和财政体制。在我国的税收制度中,物业税安排了房产税,但没有遗产税和馈赠税。 我国的“房产税”究竟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产税这个问题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我国的房产税只是对盈利性企业的房产和出租的房产征税,而对非盈利组织、政府公共部门、居民自有住房的房产都是免税的。在征税房产中,计税依据也是不统一的,盈利性企业房产的计税依据是房产的原值而对出租的房产则采用租金。在市场经济中,房产价值是被不断折现的过程,因此从效率的角度看应该对房产的现值征税而不是对房产的原值征税。对原值征税失去了财产税的性质,更有点象投资方向调节税。以租金为计税依据虽然是对房产现值征税的一种方法,但我国的计量办法却失去了房产估值的特征。房产的租金是房产的利率回报,要使其反映房产的市场交易价格,就必须是市场利率而不是个别利率。但我国的计税办法是房产的实际租金而不是市场租金。这样,对出租房产的现实租金征税实际上成了“营业税”而不是财产税。因此,我国税收制度中虽然有房产税名称的税种,实际上却并不是真正的财产税。 在我国的税制安排中,征税对象涉及到“土地”财产的税种有三个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和土地增值税。它们是不是属于财产税的问题需要研究。 为什么叫“城镇土地使用税”而不叫“城镇土地税”或“城镇地产税”?主要原因可能是:我国的城镇土地都是国有(公有)的,国家征税也是代表国家的,因此不存在国家对国有土地征税的问题。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因此对“分离”出去的“土地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进行征税。土地使用权是国家认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属于政府对公共劳务收取使用者费。但城镇土地使用税是按土地面积定额征收的,因此还具有国有土地租金的性质。因此,现有的城镇土地税并不是财产税。 耕地占用税是对农用土地转为非农利用的一次性征税。在我国的税制安排中,对农用土地形式上是免税的,但土地使用方式的转变可以看作是一种“交易”,因此实际上是对土地交易设置的一种特别税,属于商品交易税范畴。农用土地转为非农利用是政府垄断的,最初改变使用方向的是政府,因此政府似乎应该是纳税人。然而,政府只是土地非农利用的“批租人”,因为最终非农利用的是社会其他组织和个人,所以后者是真正的纳税人。由此,政府可以获得大量的“批租”净收入。土地批租净收入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政府批租土地使用权的价格和政府征用农用土地的价格之间的差额;二是政府利用土地这一特殊商品的交易获得的税收收入。因此,土地批租收入实际上是政府土地经营收入和土地交易的税收收入集于一身的收入,并没有财产税的性质。这种处理方式在逻辑上似乎是有疑问的,原因就在于土地所有权、国家征税权、国有资产经营权等一些基础理论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土地增值税是按土地使用权可以交易的原则设置的税种,因此属于商品交易税的特殊税种。政府认定使用权的费用一般说来不会有很大的增加,增加的实际上是土地的价格。土地价格为什么会上升,一般说来和该地方段的投资密集度和消费密集度有正相关。这是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式思维,那么属于市场经营的增值收入应该属于经营者;属于政府投入引起的增值额应该由真正意-义上的房产税解决。但该税的设置可能是从所有权角度考虑的,认为土地所有权是国家的,因此应该把土地增值的一部分收归国有。因此这也不属于财产税。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确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物业税。在我国开征物业税的问题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上述分析也同样表明,应该从完善税制和财政体制的角度研究物业税的开征问题。当然,国有资产(包括土地)市场化的制度安排是必要的前提条件。 在我国开征物业税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如何开征房产税的问题,因此下文主要讨论与此相关的理论问题。由于我国目前存在房产税名称的税种,为了区别新开征的具有财产税性质的房产税,因此把后者称为“物业房产税”。上述分析表明,我国现行的房产税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产税。要把我国的房产税改造为物业房产税需要进行三个方面的改造:以房产现值为税基、对房产普遍征税,以及房产税的优惠设置。 以房产现值为税基是物业税特征的关键,对房产现值的评估有两种方式:按房产市场交易的效率价格估值;或按房产的效率租金估值。前者称之为房产交易法;后者称之为房产收入法。理论上说,如果能正确认定房产市场交易的效率价格或房产出租的效率租金,那么两者的现值评估应该是一致的。但房产的市场交易频率和出租频率都不是很高的,而且市场制度总是有缺陷的,因此评估方法的选择对房产现值的评估会产生很大的差异。由于房产税是地方税种,国外通常的作法是由地方政府确定评估方法,原则是使评估更接近市场的效率价格。 在我国开征物业房产税,尽管效率价格和效率租金价格的市场条件都不具备,但笔者认为采用房产收入法评估税基有利于税负的设计。我国的房产已经进行了私有化改革,但这一政策只适用于199g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国有职工,享受了按工龄和职级为计算依据的房价补贴。这种补贴可以理解为以往的工资中不含住房费用,因此相当于专用于房产投资的工资补发。也可理解为房产投资的收益补助,因为职工购房的房产价格即使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也大大超过了改革前支付的租金。开征物业房产税意味着减少补贴,因此以收入法评估税基有利于税负设计。1999年底以后参加工作的国有职工,按政策应享受房租补贴,但至今并未真正落实,以收入法评估税基也有利于房租补贴额的确定;同时也有利于1999年底以前参加工作但房改政策没有落实到位者的补助。如果按上述思路设计物业房产税的税负,意味着和工薪制度的改革是联动的。 另一个方面应该考虑的是税率,即开征物业房产税以后,居民总税负有所增加还是保持目前的水平?如果是前者,那么意味着将增加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如果是后者,那么意味着将调整我国的政府收入制度,包括税收制度和非税收入制度。笔者主张后者。目前我国的预算支出占GDP的比例在23%左右;预算外和制度外支出占GDP的比例估计不会少于预算内的50%,两者合计占GDP的比例高达35%左右。这个总负担率是很高的,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以及历史的经验来看,总负担率的水平是不宜再提高的。但开征物业房产税需要对房产进行全面的重估,征管成本是非常之高的。如果总负担相对稳定,那么意味着将会减少政府的可支配财力。这是静态地看问题,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态势来看,将有利于效率、公平原则的贯彻。但这需要思想观念上的转变,即效率和公平原则的贯彻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提高政府收入的比例。减少政府的收入比例,意味着增加市场经济发挥作用的空间。因此,非但不会增加财政困难,还能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对房产普遍征税,意味着所有房产都是征税对象。对非盈利组织和政府公共部门房产征税的依据是什么?这主要涉及国家征税权和财产所有权的关系问题。在国家征税权中,“国家”是公众(全民)的代表;在我国的公有制中,“国家”又是“全民所有制”的代表。因此,似乎不存在“国家”对自身征税的问题。我国房产税中的免税制度可能是出于这种考虑。尽管“利改税”突破了这一思路,但仍然在其他领域顽强地表现出来。 其实,国家征税权应该高于财产所有权。“国家”是“市民社会”和“政权社会”的统一体。市民社会由家庭、企业和非盈利组织构成;政权社会是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的组织。市民社会从事物质财富或货币表达的价值财富的再生产,政权社会从事精神财富或非货币表达的价值财富的再生产。两类社会中的财产所有权虽然是由政权社会界定的,但目的是为了规范市民社会和政权社会的行为。国家征税权虽然也表现为政权的行为,但却是为了维护市民社会和政权社会的存在而设定的,因此高于财产所有权。这表明,不论是市民社会的财产,还是政权社会的财产都在国家征税权的覆盖之下。 我国现有的房产税对非盈利组织和政权组织占用的房产免税,相当于对这些组织的运行费用的补助。这会扭曲资源配置效率。因此,如果我国开征物业房产税,对“国家”内部的所有房产征税是符合效率原则的。但这需要重新核定上述组织的经常费用和政府预算的支出额,这涉及到预算制度和财政体制的改革。 在物业房产税的优惠问题上涉及到纳税人的负担能力和房产的性质问题。物业房产税的征税对象是房产,并没有考虑纳税人的负担能力,因此从负担能力方面考虑优惠是必要的。有一种观点主张对居民住房优惠一定的面积,即把一定面积作为物业房产税的免征额或起征点。这种观点是可以商榷的。以面积为免征额或起征点形式上似乎很公平,实际上是有利于富人的。一般说来,富人房产的单位面积的租金较高,穷人房产的单位面积的租金较低,这意味着对富人的优惠高于穷人。因此,这种优惠政策是不可取的。笔者主张设立包括住房租金在内的最低生活标准,家庭收入达不到的应予免税,差额部分还应该得到政府的社会救济或房租补助,后者相当于物业房产税应设置负税率。 家庭住房形式上是消费品,但从人的再生产角度看应该属于投资品。而且,住房建筑是纳入城市建设规划的,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也属于投资品。对于社会价值财富的增长来说,投资是应该受到鼓励的。因此,如果住房出售收入用于住房再投资的话,相应的交易税应该返回,即只对改变用途的交易收入部分征税,这表明优惠还涉及到其他税种之间的联动关系。 基础理论论文:三峡工程应用技术基础理论的研究 摘要:三峡水利枢纽应用基础的研究,是由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与三峡开发总公司联合组织的大型综合性研究活动。结合三峡工程生产实际,对三峡工程泥沙问题;通航建筑物应用基础;高边坡基础理论;混凝土材料及水工建筑物安全监测五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探讨,不少成果可以直接应用于三峡工程建设中,这些研究也推动了我国工程应用基础的提高。 关键词:仿真模拟 岩体力学 混凝土耐久性 高掺粉煤灰 《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几个关键问题的应用基础研究》是199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联合资助和领导下开展的一项大型综合性研究。所谓“应用基础”实际是指工程设计、工程施工应用技术的基础理论。经过5年研究。取得了预期的成果,已于1999年6月在三峡坝区通过国家科委组织的专家组验收。 此项研究涉及三峡工程的几个关键问题,侧重于从应用基础理论上解决工程疑点和难点,在研究中理论与工程实际相结合。所获成果,对三峡工程有的具有直接应用价值,有的需要在工程进展中加以验证。从专家意见中反映出,这些研究推动了我国相关领域工程应用基础理论水平的提高,一些技术还可以推广应用到其它水利水电工程上去。现将研究的内容和取得的成果按以下五个课题予以介绍: 1 三峡工程泥沙问题研究 三峡枢纽上游年输沙量大,枢纽建成后,大量泥沙将在水库内淤积,坝下游河道则发生冲涮,若不加以妥善解决,将影响水库寿命和枢纽效益的充分发挥。本课题研究了以下内容。 1.1 几个泥沙基础问题 主要有:淤积物的密实度及干容重变化研究;泥沙起动规律研究;推移质运动特性和输沙率研究;底层泥沙交换、状态概率及推悬比研究;水流挟沙力研究。 1.2 坝区泥沙淤积和坝下河道演变 内容有:通航建筑物引航道防淤清淤措施研究;电站引水防沙措施研究;河道床面粗化研究;河道床面形态和阻力;坝下游河道演变及河型转化。 1.3 数学模型和实体模型技术研究 进行了模型沙特性研究;实体模型变率研究;实体模型图像分析系统;长系列试验方法比较;数学模型试验中a系数研究;回流区泥沙淤积计算。 关于泥沙的基础理论研究,在水库淤积物密实过程、泥沙起动规律、冲积河道阻力和床面粗化、推移质运动特性、底层泥沙交换和水流挟沙力等问题上都获得了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对于通航建筑物引航道的防淤清淤措施、电站的引水防沙方案已为设计部门所采用。对于实体模型中的模型沙特性研究、模型变率的影响、长系列试验方法以及数学模型中不平衡输沙恢复饱和系数,回流区泥沙淤积等都作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其研究成果有助于澄清三峡工程泥沙科研中长期存在的不同认识,本课题中建立的实体模型图象分析系统能够在短时间内量测大面积水域的流场,是一项十分有用的新技术。 2 通航建筑物的应用基础研究 本课题对三峡工程通航建筑物的通航条件、船闸水力学、船舶运行仿真模型和船舶技术应用中的一系列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 2.1 枢纽泄洪对坝区通航条件的影响 从枢纽泄洪对上下游航道通航条件的影响、电站调峰非恒定流对通航条件的影响、通航水流条件的航行判据的研究表明,通过采取相应的措施,优化船闸与电站的运行方式,可以达到坝区通航条件的要求。 2.2 船闸输水系统和闸阀门水力学解决以下技术难题 (1)输水系统水力学:三峡永久船闸输水系统采用了4区段8支管,顶支孔出水,盖板消能的动力平衡系统,它可使水流均匀分布于整个闸室平面,从而可减少闸室输水所导致的非恒定流水面波动和局部水流紊动。通过试验及计算分析得出,支孔形状、廊道雷诺数、廊道阻力、支孔高宽比、支孔总面积与廊道面积比等,是影响出流的一些因素,并提出了改进意见。 (2)船闸阀门水动力学特性。 (3)阀门空化特性及控制空化措施。 (4)阀门流激振动特性及减振措施。 (5)船闸人字闸门运行动水阻力。 (6)船闸水工模型试验缩尺效应。 2.3 船闸运行过程仿真模拟试验 采用计算机仿真模拟方法对船闸输水及船舶过闸过程进行模拟,其优点是经济、快速、宜于长期保留,预演过程整体性强。主要模拟过程有:船闸输水过程仿真、航行条件的快时模拟、船舶航行条件实时模拟器的研究、船闸运行可行性分析。 本课题的主要研究成果:如超高水头大流量的阀门水力学、通航建筑物的通航条件和船舶试验技术研究等都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对于非恒定流减压模型试验方法和试验设备的研制、阀门段廊道流态特征和急变分离流机理、门楣通气减少空蚀的综合措施、分散输水系统中出水支孔流量分配规律、泄洪产生引航道往复流的机理、小尺度船模的相似性等研究成果都已应用于三峡工程设计,并据此修改了《船闸设计规范》中的输水系统部分条文,成果具有广泛的推广价值。 3 三峡船闸高边坡若干基础理论研究 此轮高边坡研究基本上是国家八五科技攻关三峡研究的延续和深化,内容侧重于工程岩体力学的应用基础理论。由于研究工作与永久船闸高边坡施工平行进行,因此研究成果除了一部分可以用于指导反馈设计和施工以外,大部分成果对我国高边坡工程,特别是卸荷高边坡工程,可为设计提供理论武器和较先进的分析手段。 3.1 关于岩体力学性质的研究 三峡坝区的闪云斜长花岗岩属性良质优的岩体。由于建闸开挖体坡高(170m)、体长(1610m)、堑深(67m);由于山体下部诱发的地应力释放;由于风化和岩体结构面的发育发展;导致岩体宏观力学性质与按常规试验获得的力学数值之间存在差异,而且在开挖后会有性质弱化的趋势。 通过研究,在试验与调查基础上,建立了岩体宏观力学参数模拟理论,提供能较真实反映现场岩体性质的参数值。如岩体的变形模量,微新岩体可取为20~30GPa。研究表明,岩石在三向应力状态下,卸围压可导致岩石的开裂。开挖后的高边坡,岩体同时存在加载和卸荷,卸荷效应会引起岩性区域的重新划分,从坡表至深层出现程度不同地岩体变形、松动和开裂。研究认为区内花岗岩体存在着卸荷流变效应,此种流变可通过正、反分析予以界定。 3.2 高边坡岩体稳定分析方法的研究和应用 在具有不同理论背景的岩体破坏机理研究分析基础上,采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对高边坡的稳定进行了分析计算。以反映变形规律和变形量。 分析使用的方法不同于过去较明显的是,在计算模型中较多地运用了脆性理论。如有的引进、开发、应用“断裂损伤介质分析系统”,对高边坡进行了断裂损伤弹塑性与流变分析;有的针对三峡船闸高边坡建立了脆弹粘性理论分析的计算模型;亦有数家单位采用其它方法试图解释三峡船闸高边坡卸荷岩体的变形和非连续性问题,如离散元法(DEM)、不连续变形分析法(DDA)、数值流形方法及卸荷非线性分析。 从分析结果看,在三峡船闸高边坡不同断面的特征点上,在垂直于船闸轴线方向上,最大水平位移大都不超过50mm。清华大学用断裂损伤流变模型计算的位移量在坡顶最大,为100~300mm,其它部位为50mm左右。给出的流变量,即开挖结束后继续随时间发展的位移量为5mm,收敛期为一年。 此外,有的运用潘家挣塑性力学的上下限理论,用组合塌滑体的刚体极限平衡分析方法,给出高边坡整体稳定问题中沿最大可能滑动面滑动的边坡体稳定安全系数大于5。 完成的其它成果有:对渗流水荷载、爆破动力荷载的分析研究;用锚固模型的流变损伤分析方法研究锚固机理等。 4 三峡工程混凝土原材料研究 本课题结合三峡工程的需要,以提高混凝土的耐久性为中心,研究混凝土的配合成份,配置出高性能混凝土、抗冲耐磨混凝土、微膨胀水泥和灌浆改性超细水泥等方面都有所创新,其中改性超细水泥灌浆已在三峡工程中试用。研究成果的水平总体上处于国际前列。 4.1 混凝土耐久性及破坏机理 本课题侧重研究混凝土自身因素对耐久性的影响。对混凝土原材料特性进行分析,找出不利因素,提出改进的措施,从提高混凝土自身的性能来达到抵抗外界环境的影响,从而提高了大坝混凝土的耐久性。 (1)对大坝混凝土所用水泥及粉煤灰性能进行了试验研究。对三峡大坝所用中热硅酸盐水泥和低热矿渣硅酸盐水泥的性能进行了全面的性能测试分析,均符合国家规定指标。中热水泥的含碱量可达到小于0.55%(熟料小于0.5%),低热水泥的含碱量可达到小于1.0%的指标。对粉煤灰品质、水化速度和贫钙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粉煤灰在拌制混凝土时有三种效应并产生三种势能:形态效应产生减水势能;火山灰活性效应,使粉煤灰具有受激活反应的势能;微集料效应造成致密势能。粉煤灰的水化速度与温度有密切关系,且随时间增长而增加。混凝土在20C下,粉煤灰在3~4年中仍在水化,只是水化速率缓慢,因而强度也是在缓慢增加。 (2)三峡大坝混凝土必须使用高效减水剂和引气剂。在确定高掺一级粉煤灰的前提下,必须选用与粉煤灰相适应的高效减水剂至关重要,两者配合应用,在降低每m3混凝土的用水量方面,能产生叠加效应。能使总减水率达到20%~30%。掺入引气剂后能使混凝土抗冻性能大幅度提高,也提高了混凝土韧性和抗折强度。 (3)混凝土的微观结构研究试验得出:①水胶比对孔隙率和孔径分布有较大的影响,水胶比大,孔隙率就高,大于100nm的孔增加;②每m3混凝土用水量降至100kg以下,总孔隙率大大降低;③掺入30%、50%、70%的一级粉煤灰,浆体总孔隙率随掺量增加而增加,但孔径大于100nm的有害孔仍较少,小于20nm的无害孔增加。 水泥浆体于集料界面存在富水层,较多的SO3溶解于此,造成人Aft富集和Ca(OH)2晶体的择优取向生长,构成混凝土中的薄弱部位。当水胶比降低,对界面结构有所改善;掺加20%或者40%粉煤灰及高效减水剂和引气剂后,改善了界面结构,但粉煤灰应低于50%。 4.2 微膨胀型中热和低热水泥研究成果 研究成果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已研制出微膨胀型中热及低热水泥;第二,对两种膨胀源氧化镁及钙钒石的膨胀机理,微膨胀中热和低热水泥的膨胀机理有了了解。 4.3 高掺粉煤灰大坝混凝土 由于优质粉煤灰的大量掺入,其需水量比为90%左右,加之高效减水剂联合使用,产生叠加效应,使每m3混凝土的用水量减少20%~30%,由于用水量降低加上高掺粉煤灰,就使得水泥用量可以大大降低,得到质量较好的混凝土。 4.4 抗冲磨高性能混凝土研究 三峡工程特种混凝土原设计是采用C40抗冲磨混凝土,这种混凝土曾用于葛洲坝水利枢纽的特殊部位。本课题研究出C60抗冲磨高性能混凝土,它的特点是限制水泥浆体积在混凝土中的总含量,掺入高活性掺合料-硅粉和优质粉煤灰取代水泥,以减少水泥用量,选用与之相匹配的高效减水剂及膨胀剂,使C60抗冲磨高性能混凝土的水泥用量降至330kg,掺合料的总重量达37%。用铁矿石粗骨料制备的抗冲磨高性能混凝土28d抗压强度可以达到89.6MPa,抗冲磨失重率又比C60低40%,抗冲击韧性提高1.8倍,但单价较C60高。 研究表明抗冲磨混凝土的改性机理是由于大量极细的活性掺合料水化后生成得C-S-H凝胶改善了集料与 水泥胶体的界面结构,使总孔隙率减少25%,有害孔减少,使混凝土密实性大大提高。 4.5 大坝基础处理水泥灌浆材料改性及其机理研究 三峡大坝防渗帐幕设计标准要求ω≤0.01L/(min·m·m),在细微裂隙发育的大坝基岩,用普通水泥灌浆无法灌入的地段。采用超细磨水泥灌浆能达到设计要求且不污染环境。 1)超细磨水泥主要性能如下: ①细度D95≤16μm,平均中值粒径小于4μm。 ②浆材的稳定性和流动性,当 W/C=1.0时,析水率小于5%。 ③强度:3d为52.5MPa,28d为72.5MPa。 ④膨胀率:3d不小于0.15%,28d不大于0.60%。 (2) X光衍射分析现场灌浆情况,可以看出绝大部分水泥熟料已水化成 C-S-H凝胶、Ca(OH)2和钙矾石 (Aft),仅有少数石英(SiO2)及碳化的 CaCO3,所以水泥结石强度高,无体积收缩。 5 三峡水工建筑物安全监测与反馈设计 本课题分五个专题:安全监控系统结构与方案优化,安全监测信息分析的新理论与新方法,安全监测高 新技术及自动化监测系统,混凝土坝施工期仿真计算与温控反馈设计,开放式大型通用水工结构分析系统原理及研制技术等。 5.1 安全监控系统结构与方案优化研究 三峡工程包括永久船闸、升船机、左岸大坝及厂房、泄洪坝段、右岸大坝及厂房、茅坪溪防护坝等建筑 物的监测系统,另外还有专项监测、地质环境及其他监测,其中仅永久性测点就有6000多个,是当今世界上最庞大的安全监测系统。为此,对总体结构、监测仪器布置和变形监测网等进行了全面系统地优化研究。 (1)总体结构优化针对三峡工程大坝特点及安全分析、评价和监控的要求,对安全监测系统总体结构, 依据信息可靠、有序采集、保存、查询、调用等原则,应用优化理论,将原设计大坝三级监控(建筑物、分区和工程监测中心)改为二级监控(建筑物,监测中心),从而减少了结构层次,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节约了费用。 (2)监测仪器布置优化结合技术设计和招标设计,依据少而精等原则,对监测仪器的布置进行优化研究。经优化后,变形和渗流监测仪器、设备数量减少约 1/2,应力应变监测减少约2/3,水力学和动力监测减少约1/2,监测费用减少1亿元以上,经济效益显著。 (3)变形监测网络化对变形控制网和倒垂等进行优化研究,突破常用的模拟法,提出用解析法的优化方 案,构成目标函数。以精确、可靠、灵敏度和费用等作为约束条件,形成一个二次规划模型,并以此编制变形监测网自动化分析软件。应用这一个优化软件,对升船机及临时船闸高边坡水平监测网进行了优化设计。 5.2 安全监测信息分析新理论和新方法 安全监测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监测资料的分析和反分析,对水工建筑物的安全状况作出综合分析、安全评价和监控。为此,针对三峡主要水工建筑物在施工期、蓄水期和运行期的不同特点,吸收国内外安全检测领域的最新信息分析理论和方法,提出了安全监测信息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主要分三大类: (1)综合分析和安全评价的理论和方法用层次分析和模糊评判及其相结合、突变理论、多级灰关联分析、可靠度理论等方法和理论,依据实测资料对大坝的实测性态进行综合分析和安全评价。应用可靠度理论方法,以风险分析为基础,建立大坝安全风险评估的框架。 (2)结合已建工程和三峡大坝的典型坝段(泄洪2号坝段等),建立了施工期的特殊监控模型,时空分布的确定性模型及反分析模型,多测点监控模型因子集分析模型,另外还提出用数学滤波法分离时效分量,采用回归与时序模型,用瑞利分布研究监控模型中环境量对效应量的滞后效应等。 (3)拟定变形监控指标拟定的理论和方法 主要包括用结构分析法和数学监控模型拟定监控指标。 5.3 安全监测高新技术及自动化监控系统 鉴于三峡工程的特殊要求,决不允许中断监测和采集数据,这就要求安全监测系统能精确、稳定、可靠、长期而又实时地采集数据。为此,在吸收目前国内外传感器(主要是变形、裂缝等)及自动化监测技术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开发和研制精度高、稳定可靠的自动化监测仪器和设备,对稳定性检查,对监测系统的构成和选型提出优化方案等。 5.4 混凝土坝仿真计算与施工期温控反馈设计 混凝土高坝,工程规模大、工期长、施工和自然条件复杂,使设计与实际施工有一定差别。为此,开展混凝土坝仿真计算与施工期温控反馈设计的研究,对优化设计和施工,提高混凝土坝的设计施工水平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实用价值。对此进行下列研究,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 ①提出了一整套混凝土高坝的仿真计算新方法;②研究了通仓浇筑重力坝和碾压混凝土重力坝温度应力的特点和规律及其与常规柱状浇筑重力坝的差别;③编制了混凝土坝和基础温度场、渗流场和位移场反分析软件;④研制了混凝土高坝施工期温控反馈设计软件。⑤对三峡大坝进行系统仿真计算,提出了合理的温控措施。 5.5 开发式大型通用水工结构分析系统原理及研制技术 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①系统设计原理及实施方法;②系统工具环境的设置;③系统应用软件 的引进和开发;④计算机新技术在大型水工结构分析系统中的应用。 上述研究成果,大部分已用于三峡工程设计,为优化设计提供了理论基础,为创造一流的三峡工程提供了技术保证。 基础理论论文:水土保持治理对河道系统影响研究的若干基础理论问题 摘要:依据流域环境系统的观点,认为开展水土保持治理应考虑对下游河道系统的影响,并通过近期初步研究,论述了河道系统对流域治理的反馈响应问题。由此,提出了建议开展水土保持治理对河道系统影响的若干基础理论问题。 关键词:土壤侵蚀 水土保持治理 河道演变 流域环境系统 1 绪论 江河流域多是开放的复杂环境巨系统。从地貌学的角度而言,该系统是由以坡面为主的能力聚集区子系统和以河道为主的能量及物质输移通道子系统构成的。水土保持治理不仅会对坡面生态环境变化产生影响,而且对下游河道的演变也会有很大作用,就是说,在流域环境系统下,水土保持的效应具有级联性。然而,关于后一效应问题的研究目前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随着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山地的大规模开发,水土保持在解决江河水患和山区自然灾害中所具有的作用愈加被人们所认识。不过应当看到,水土保持是人类加诸自然环境的一种外界干预,对其必然有正负两方面的效应。如果这种干预适应自然环境的演化规律,就会促进自然环境的改善,增加其承载能力;反之,就难以达到治理的目的,可能会以系统性的或大局的损失换取局部或部分的利益,例如,若水土保持治理方案不合理,将对河流系统的水沙组合关系及其输移规律产生大的干扰或破坏,很可能在得到流域局部地区的经济效益的同时而造成下游河道泥沙灾害进一步加剧的局面。 目前,国内外对流域治理的方法和模式都有不少研究成果,例如,我国80年代提出的以小流域为单元综合治理的模式,就是我国在流域治理应用基础理论方面作出的一项重大贡献。但是,就研究现状看,这些研究多局限于流域水土流失治理的土壤侵蚀学科范畴,忽视了从流域整体系统出发,研究河流对流域治理的反馈响应;片面强调了水保措施在流域治理中的减沙效益,而忽视了流域治理对河流水动力学特性及水文学特性、输沙规律的影响;更多地研究水保治理对流域大时域平均意义上的产水产沙的影响,而对洪水要素影响的研究有嫌不足;只从总量上研究水土保持的减水减沙效益,忽视了因措施配置方案不宜,而可能造成的不利水沙关系,使河道淤积加剧等问题。这些均属水土保持建设中存在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是泥沙灾害防治中理论性与实践性很强的重要科学命题,直接涉及到制定江河治理方略及总体规划的科学决策。当前,国家对江河流域治理、生态环境保护极为重视,大大加强了投资力度。同志提出了“经过一代一代人长期地、持续地奋斗,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的宏大目标。此时对有关水土保持治理效应研究的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加强研究水土保持治理对河道系统影响的几个重要基础理论问题是十分有意义的。 2 研究现状及问题 我国的水土流失相当严重,尤以黄河中游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最甚,土壤侵蚀模数可达20000t/(a·5km2)以上。长江流域的水土流失面积近年来有增无减,如以80年代与50年代相比,增加了52.9%~210.7%,且部分地区的土壤侵蚀模数也增加了30%左右[1]。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流域逐步开展了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实施了各类治理措施,在保护和改造当地的土地资源、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及改善生态环境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效益。同时,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减少入黄泥沙的作用。据统计,黄土高原138个水土流失重点县,1984年粮食总产比1979年增加了22%,其中陕西、甘肃、山西、内蒙古4省(区)所辖的122个县,1984年人均收入为1979年的3.7倍。水土流失严重的无定河流域经过20多年的治理,1984年的粮食总产量为1972年的近3倍。根据水文法计算,从黄河流域大规模开展水土保持治理的70年代以来,黄河中游多沙粗沙区水利、水保工程年均拦减径流量超过10×108m3,80年代的为13.98×108m3,70年代年均拦减沙量为3.56×108t,80年代为3.95×108t[2]。 但是,就黄河下游河道冲淤调整趋势及近年来的洪灾情况看,黄河下游的泥沙灾害仍未明显减轻,甚至在诸如“96.8”洪水期间,尽管流量属中常洪水,但不少河段水位却达到或超过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经济损失也是建国以来最大。根据1969~1990年实测资料统计,黄河下游花园口至艾山河段粒径大于0.05mm的粗泥沙淤积量始终占其来沙量的15%左右。进入80年代以后,粗泥沙淤积量占该河段淤积总量的1/3,比80年代以前的还大32%[3]。同时,近年来该河段的淤积量占全下游淤积总量的比例有增无减。另外,根据无定河、秃尾河等黄河支流流域水土保持治理前后的河道冲淤变化分析,尽管经治理后取得了一定的减水减沙效益,但在有些年份其支流河道仍是淤积的。分析还表明,一些支流流域治理后,河道的水流输沙能力不一定能够增大,特别是对于粗颗粒泥沙,其输沙能力反而有所降低[4]?。 因此,从全面防治泥沙灾害的角度而言,对上述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实际上,从流域地理系统的观点来说,河流作为其中的主要子系统,其发育演变与水沙动力输送的关系极为密切,水沙条件一旦发生变化,河流必然会以河道的冲淤、形态变化作出相应的反馈调整。而且,河流的调整方向与水沙条件的变化趋势具有直接的关系。水土保持措施具有工程、生物等不同的类型,其减水减沙作用是不同的,有的减水效益明显,有的则减沙效益明显。不少专家研究均表明[5,6],不同类型的水土保持措施的拦水拦沙作用具有很大差异,对流域的产水产沙量及洪水过程有不同的影响。如根据分析[5],黄河支流汾河流域水库淤地坝等治沟工程措施拦沙量占流域治理措施总拦沙量的65%,梯田、水保林等坡面治理措施拦沙量占35%,相应的拦水量分别占总拦水量的11%和89%。显然,如果在黄河中游大规模开展水利水保工程治理,不同的措施配置方案,就会使进入河道的水沙条件产生不同变化,也就直接关系到河道的冲淤演变方向。我们近期的初步研究进一步表明,不同的水土保持措施配置方案,减水减沙效益比是不一样,对水沙过程的改变,包括对水沙搭配的调整都是不一样的,下游河道的冲淤变化也相应不同。如根据多沙粗沙区个别重点支流的资料分析,只有当减水减沙效益比在某一范围时,河道的冲淤才能基本达到平衡,否则,淤积反而有所加重[8]。因此,我们必须从宏观的角度出发,依据流域地貌系统的观点,进行全流域的整体研究,才有可能解决这些重大问题。只注重水土保持改善农业生态经济的作用,而忽视对河流输沙及河床冲淤规律的改变效应,就难以全面解决土壤侵蚀灾害问题,就无法真正解决河道淤积、水患灾害的问题,就有可能形成“减蚀不减淤”或“减沙不减淤”的局面,因此,必须对江河流域的水土保持治理对水沙组合及运行、河床冲淤演变的影响进行研究,探索出治理下游河道淤积灾害的新途径。 坡面及沟道的水土保持治理对进入河道的水沙量及其过程的改变,实际上就是对流域系统内的能量进行了时空上的再分配,破坏了原有长期形成的河流的水动力平衡输入条件,改变了天然情况下的河流动力特性。作为一种响应,河流的能量耗散过程必然作出调整。河流能耗过程调整的方式、幅度和速率是与水土保持措施对河流系统能量分配的干扰作用大小有关的。因此,认识水土保持治理对河道冲淤调整的影响,应以分析水沙过程的改变与河流动力特性的调整作为基础和依据,这也是评价水土保持治理方案合理性的理论前提。 从河流系统来说,流域坡面的产水产沙及河道的演变调整是能量耗散的两个子过程,而在以前的研究中,人们着重注意的是前一过程的变化,忽视了作为流域重要子系统的河流的演变调整问题,多数仅限于流域的地理因子(如流域面积、纬度等)及地貌因子(如沟壑密度、植被度等)与河流径流量、输沙量的关联性的分析。关于水土保持措施对河流动力特性的影响研究却很少。 流域治理干预了自然条件下流域系统能量的分配过程,引起河流水动力学特性(包括输沙水力特性)方面的变化,那么,作为能量耗散的主要形式,河床冲淤演变趋势亦将进行调整。如对黄河支流皇甫川流域资料统计分析,该流域从60年代以来,各时期单项水土保持措施的配置比例均有差异(表1),相应地,河流能量(单位时间动量)与河道的冲淤量关系也有所变化(图1),根据对河道发生冲刷的平均情况初步分析,其变化关系与坝地、草地的面积比(单项面积与总治理面积的比值)显得较为密切。另外,不同年代的单位水流动量的冲刷量是逐年减小的,至90年代稍有回升(图2)。根据统计[9],从50年代至90年代,汛期降水量、汛期径流量及洪水径流量年内分配是基本相同的,就是说外界输入流域系统内的能量过程变化并不大,这显然是与输至河流的能量过程及水流的动力特性变化有关的。可见,河流系统的能量变化对河道的冲淤演变趋势起着很大的制约作用。认识流域治理对河床演变规律的影响,对确定江河治理的规划设计及治理方略均是极为重要的。 3.3 水土保持治理对河流水文学特性的影响 主要是对洪水特性的影响。目前,不少专家认为水土保持治理对一般洪水有明显的影响,可使洪水过程趋于坦化,洪峰流量减小,历时加长。但对大洪水尤其对特大洪水是否有影响,有何影响及影响多大等需要研究,这不仅对认识下游河道的演变趋势是必要的,而且对制定下游的防洪宏观决策和规划也有十分重要意义。 3.4 水土保持治理对河道演变的影响 关于水土保持治理对河道的冲淤演变影响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主要有:流域产水产沙与河道冲淤演变的关系、流域治理后河床冲淤变化、横断面形态调整、纵剖面调整等等,及其与流域治理的关系。 在大的流域自然地理系统中,一定的自然地理背景决定着特定的河流演变规律,这种演变规律实质上是河流为适应集水区内各种地理环境因子繁纷复杂演化过程的一种由无序到有序的自组织功能的体现,就是说,河流的性质和演变过程集中反映了流域控制变量的影响,这些变量共同决定着河流的水文泥沙特征、河道形态特征和演变趋势。 尤其对于黄河这类含沙量大的河流,其下游河道特征及其演变规律是在具有中游水土流失极为严重的黄土高原地理背景下经漫长时期形成的,一旦开展大规模的水土保持治理,不仅直接改变了土壤侵蚀的环境演化过程,还必然使径流量及其过程受到调蓄或干扰。而正如上述,在流域环境系统行为中存在着集水与产沙、供水与河道演变的平衡阈,当水土保持治理达到一定规模后,流域环境系统的行为将逾越这种阈,各项控制因子演变过程将处于一种突变性的振荡态势,不过,这种演变过程却又总是力求达到另一种新的平衡,建立相应的阈。各级支流是直接受到感应的第一层次。因此,分析水土保持治理对河道演变影响的科学关键点是搞清水保措施与产沙、产水产沙与河道演变的平衡阈关系,并以支流作为基本层次,研究下游河道演变对水土保持治理的反馈响应。 3.5 水土保持治理方案的河流效应约束参数的研究 从流域环境系统的观点,水土保持治理的主要目标应获得三方面的效益,即防治土壤侵蚀效益、农业增产效益及减少河道泥沙淤积灾害效益(或作用),而这三方面的效应具有相互联系、相互平衡的关系,这种关系受约于流域系统整体稳定运行的要求。事实上只有此,才可能实现整体流域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关于水土保持治理减少土壤侵蚀效益及农业增产效益的约束参数已有不少研究,但如何选择减少河道泥沙淤积效益或水土保持治理的河流效应的约束参数需开展研究,同时,关于河流效应同其它效应间的关系以及在考虑河流效应约束条件下水土保持措施配置体系的比选原理及依据也是应开展研究的重要的基础理论问题。 基础理论论文:电力系统灾变防治基础理论 摘要:电力系统灾变的特点、灾变原因及灾变防治策略。 关键词:电力系统 灾变特点 灾变原因 防治策略 一.电力系统灾变概况 电力是国家的支柱能源和经济命脉。目前我国电网装机容量2.5亿千瓦,居世界第二位。随着三峡等大型电厂建成,必将出现超大规模的联合电力系统。我国计划在2010~2020年间建成安全可靠、满足电能传输和市场化运作的全国范围联合大电网。如何保证其安全、稳定和经济运行,是一个及其重大和迫切的研究课题。 而自6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已发生了多起灾变性的重大电力系统事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如美国1965.11的东北停电事故,停电2100千瓦,停电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1977.7美国东北停电25h;1978.12法国停电75%,时间7h;1982.12加拿大魁北克州全停;1983.12瑞典停电67%,时间6~7h;1987.8东京大停电,时间6h;1996.9马来西亚全国大停电;1996.8美国西部大停电,损失3200万千瓦负荷,停电时间7h。这些事故的起因均为某一局部故障,但由于控制措施采取不当或不及时、电网结构的不合理、继电保护装置的误动或拒动,或者是上述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最终导致了系统的连锁性故障以致于大面积停电,即所谓灾变的发生。大区电网的互联和电力市场机制的引进在给人们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威胁,电网的运行增加了更多的不可预知性,电网运行在稳定极限边缘的可能性也大为增加。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只按现有的可靠性准则来保证电力系统的安全是不够的。应建立电力系统的第三道安全稳定防线,即必须对系统中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做好准备。尽早开展电力系统灾变防治系统的研究,避免灾难的重演已成为目前电力系统研究的当务之急。 二.电力系统灾变的特点 现实的电力系统同复杂的甚至是不可预测的环境相联系,它随时都可能受到来自自然或人为因素的干扰,要完全防止事故的发生是不可能的。电力系统灾变是指电力系统主要由连锁性事故导致的电力系统稳定破坏而发生的大面积停电。电力系统事故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可逆性事故,即电力系统受干扰后,能从一种正常工作状态走向另一种或回到原来的工作状态。二是不可逆事故。即电力系统受干扰后,电力系统功角稳定破坏,或电压稳定破坏即电压崩溃,或频率稳定破坏即频率崩溃,或三者中的任意二者或全部破坏,电力系统瓦解,大量损失负荷。 下面例举了电力系统的一类灾变的发生发展过程。 1.假设 l 事故前潮流如图1所示,且节点2、节点3联络开关通过功率很大;线路1~2,1~4接近稳定限制功率运行。 l 线路配置较完整的继电保护和重合闸,且线路1~2,1~4跳闸可联切电源1号机组和分别联切节点2、4部分负荷,但事故当时联切装置停运检修中。 l 变压器配有常规保护;发电厂配有常规保护和自动控制装置。 l 电源节点2与系统联络开关有振荡解列、低电压解列联系;节点3与系统联络开关有振荡解列、低频率解列联系。 2.灾变发生和发展过程 (1)线路1~4永久故障,两侧保护正确动作掉闸。1号电源因离故障点近,冲击较大。 (2)线路1~4负荷转移至线路1~2,1~3,线路4~3潮流反向。 (3)电源1,3间功角稳定破坏,系统振荡,1号电源侧频率大幅上升,3号电源侧频率大幅下降;电源1,3之间联络阻抗二分之一处(电源2附近)为振荡中心,电压稳定破坏。 (4)1号电源部分发电机过速解列停机。2号电源与系统联络开关振荡解列、低电压解列供电地区,但因事故前该地区受进功率很大,事故时电压很低,低频切负荷装置启动功率不足,大都未动,故解列以后,频率陡降,最终该地区所有发电厂被迫解列,部分停机,局部系统瓦解。3号电源与系统联络开关振荡解列、低频解列动作供电地区,但因事故前所在局部系统功率外送较大,加之在系统振荡过程中部分低频减载动作,解列后功率过剩,频率上升,部分发电机组被迫减出力或解列停机。负荷节点4,因在振荡过程中频率很低,低频减载动作,大部分负荷损失。 灾变最终结局是:2、3号电源解列,系统损失大量负荷,全网和局部系统2均瓦解,局部系统3解列后也几近瓦解。 由上述简单系统灾变的示例以及结合多次实际电力系统灾变事故经验,可将电力系统灾变的主要特点总结如下: 1.具有极强的综合性。电力系统灾变几乎涉及到电力系统中的所有重要问题,几乎每一起电力系统灾变事故均与系统失去稳定有关,灾变是系统失去稳定并导致大面积停电的结果。因此在研究中必然会遇到电力系统原有的众多难题,如系统的动态等值与简化、稳定判据的选择、负荷的动态模型难以获得、控制方法的适应性以及系统的强非线性和时变性等问题。 2.连锁性故障是导致电力系统灾变发生的主要原因,它表现为一系列线路和电源的连锁反应跳闸,并最终发展为系统的解列、频率或电压崩溃。连锁性故障往往由极其罕见的严重事故造成,具有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典型的严重事故包括同一走廊的输电线路全部同时断开、枢纽变电所全停或占系统容量较大的一个发电厂全停等。目前人们对连锁性故障发生的机理只有一些定性的认识,对连锁性故障发生机理的系统性研究仍不多见。 3.连锁性故障发生时的控制方式及策略与常规情形不同,要求在灾变研究中应考虑罕见严重故障发生时的控制方式和策略,这与以往的基于个别故障发生后采用的控制方式和策略明显不同,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见诸于文献。 三.电力系统灾变原因 仔细考察过去发生的多起重大电力系统灾变事故,可知导致事故扩大的原因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种: a)输电线路过负荷或故障跳闸,引起大量负荷转移,最终造成一系列线路和电源的连锁反应跳闸。1961年英国东北部、1965年美国东北部和1967年美国东部的大停电等事故均是由上述原因引起。 b)负荷增长过快,系统无功不足而导致电压崩溃。1978年法国和1987年日本大停电事故便是由这一原因造成的。 c)系统元件的保护或自动装置拒动或误动。 d)线路多重多次故障,导致一系列跳闸,最终发展成稳定破坏事故。 e)大机组跳闸,引起连锁反应,最终发展成稳定破坏事故。 f)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或人为因素(如地震、战争等)。 灾变是系统稳定破坏的结果,根据系统失稳的特征不同,稳定问题包括功角稳定、电压稳定、频率稳定以及电力系统非管制后所呈现的电力市场稳定问题。 l 电力系统功角稳定 所谓电力系统功角稳定就是要求保持电力系统中所有同步发电机并列同步运行。交流电力系统的正常运行条件是各发电机按同一供电频率同步运行以保证为用户提供统一频率的电能。电力系统失去功角稳定的原因是在运行中不断受到内部和外界的干扰,使电气连接在一起的各同步发电机的机械输入转矩于电磁转矩失去平衡,出现各发电机转子不同程度的加速和减速,以及各发电机转子相对功率角的变化,如果这种变化随时间增大,则最后将使发电机失去同步运行。由于各发电机的频率不相同,电力系统中的电流和电压将发生很大幅度的振荡,用户得不到正常供电,保护装置动作,一般要断开受影响的发电机、线路等元件,有可能使系统解列为几个子系统并不得不切除负荷及发电机,从而导致全系统的崩溃。失去稳定的现象可能是发生一台发电机与其余发电机间,或者发生在几群发电机间,每群发电机内还是同步运行的。 l 电力系统电压稳定 电力系统的电压稳定性是电力系统维持负荷电压于某一规定的运行极限之内的能力,它与电力系统中的电源配置,网络结构及运行方式、负荷特性等因素有关。在电力需求不断增加,受端系统不断扩大,负荷容量不断集中,而电源又是远离负荷中心的情况下,以及输电系统带重负荷时,会出现电压不可控制连续下降的电压不稳定现象,即电压崩溃。它往往由于电力系统电压的扰动(如发生短路,大容量电动机的启动,冲击负荷等)、线路阻抗突然增大(断开线路或变压器)、无功功率减小(断开发电机或无功补偿装置)或节点负荷的增大而诱发,使大量用户断开和大面积停电。 l 电力系统频率稳定 在电力系统稳态运行情况下,全系统的发电机出力和负荷(包括线损)是平衡的,电力系统频率是一个全系统一致的运行参数。在实际运行时,当电力系统出现干扰使发电机的总出力和负荷的总功率出现不平衡时,相应地将导致各发电机转速和频率的变化。在频率变化的第一阶段调速器和调频系统还没有动作,系统的平均频率将下降或增大,各发电机间将产生振荡;第二阶段发电机的调频系统以及负荷的频率调节效应,导致发电机有功出力以及负荷的变化,随着电力系统容量的增大,频率的微小偏移均将发生很大的有功潮流波动和调整,如果电力系统频率进行的监视和调节不够,就会导致系统频率的进一步恶化,这又将导致系统电厂中锅炉出力的变化,以及电动机负荷的变化,使得电力系统的出力和频率进一步变化,最终使系统走向频率崩溃,一致全系统大面积停电。 l 电力市场稳定性 当前电力市场化浪潮席卷诸多国家,我国也在积极推行市场化改革。先进国家电力工业走向市场的经验表明:电力系统的市场化运作由于打破了垄断,引入了有序竞争机制一般将使发电成本降低30%,电价降低26%左右,这对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是电力市场的发展在带来明显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对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性提出了新的课题,即电力市场经济稳定性。从而电力系统的稳定性将由两部分组成,即前述的电力系统物理稳定性和电力市场经济稳定性,而且两种稳定性紧密交织在一起,灾变发生的可能性将大为增加。比如1996年发生的两次美国西部大停电以及马来西亚大停电就是市场化改革带来的惨痛教训。 电力市场稳定性指电力市场必须保证其经济活动的稳定性。政府部门和电力市场的各参与方都希望评估影响电力市场稳定性的各种因素,了解电力市场在受到预想扰动时的动态行为和稳定程度,并希望可靠的算法支持其决策,防止市场的崩溃。 影响电力市场稳定的因素有: 1) 市场经济下的系统运行工况将由市场需求来决定,系统间大量的电能交换和交易、不可预测的潮流和线损等因素都增加了运行调度的不确定因素,更容易遇到离线分析未考虑的工况。 2) 电力市场下,发电、输电、供电将各自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电网公司将不再具有在传统垂直一体化电力结构下的调度能力,网络的安全问题将更为突出。 3) 在宏观经济方面,能源政策、环境法规和国民经济发展态势的调整 4) 在微观经济方面电力市场规则的修改,各参与者的博弈 5) 在技术方面,电力系统的物理特性、安全稳定导则、稳定传输极限引起的阻塞、分析技术和控制技术 电力市场稳定性的研究内容是: 1) 在市场均衡价格下,研究市场价格微小偏离市场均衡价格时的市场稳定性 2) 研究市场在大扰动情况下,系统是否能够保持足够多的发电公司、充裕的可发电容量及可输电容量,也即电力市场的大扰动稳定性问题。美国加州电力市场崩溃时发电成本上涨和发电容量不足,造成加州批发电力市场价格飞速上涨,而当时的用电端是按照冻结电价售电的,这样就失去了电价调节的杠杆作用,用户的用电弹性作用完全丧失,市场价格失衡 3) 研究电力市场的动态品质问题,如电价的渐进性、对振荡的阻尼等。 四.电力系统灾变防治策略 电力系统灾变防治研究是一项复杂的综合性工作,涉及到电力系统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连锁性故障的机理及其发生时的控制方式和策略、电力系统隐患的探测和预防、决策准确性与快速性的兼顾以及完善预警系统的建立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 电力系统灾变防治系统(Power System Collapse Prevention System,缩写为PSCPS)研究的目标 1)准确地进行判断并给出正确的控制措施是对PSCPS的基本要求。电力系统扰动发生后,要求PSCPS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对系统的有效控制。在紧急情况下,只有准确的决策和快速的执行才能有助于电力系统状态或性能的改善,否则会加剧系统的崩溃。然而,目前研究中采用的算法和方法多数仍难以满足PSCPS的实时性要求。快速性和准确性要求一直是电力系统研究中的一对矛盾,同时满足快速性和可靠性要求的安全及稳定控制算法才具有实用价值,机理可行而缺少实时性的算法虽具有研究价值,但却不宜采用。 2)PSCPS应具有鲁棒性和适应性,不应受到某些虚假现象的影响而产生误判。电力系统的时变性要求采用的控制方法和策略具有适应性和鲁棒性,即要求针对不同的问题采用不同的控制方法和策略以确保控制的准确性。电力系统的扰动具有不确定性,危险形式也千差万别。不同的扰动和危险方式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需要各自不同的判定方法和控制策略。PSCPS必须能正确地识别各种危险发生或即将发生时系统的相应特点,并做出合理的决策。此外,PSCPS还应能正确识别系统正常的扰动和真正的危险,并做到“去伪存真”。 3)PSCPS的算法应能反映系统的实际,采用的假设应具有合理性,其对系统危险指标的判据应是充要的。这主要体现在研究中采用模型的适应性、系统等值的准确性、预想事故集筛选的合理性以及判定方法的选取等多方面。在PSCPS研究中,针对不同的问题应采用更接近实际的系统模型。首先,假设应是合理的,在做系统简化和等值时,需使简化后的系统符合实际的未简化系统,或者保证简化引起的误差不使PSCPS做出虚假或错误的判断;其次,所采用的预想事故筛选原则应是准确的,不应遗漏任何具有潜在危险的预想事故。 4)PSCPS包括的一系列重要稳定裕度指标如电压稳定、功角稳定和频率稳定指标等应是基于参数空间的,且具有可操作性和直观性。它能回答诸如某条或某几条母线上可同时增加的负荷有功和无功功率数量,某条或某几条输电线上可同时增加的有功传输功率等具有实际物理意义的问题。基于系统状态空间的性能指标虽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但常常缺少实际可操作性。 5)在紧急或事故情况下,PSCPS给出的控制决策除了要考虑系统安全性外,还应使控制代价最小。保守的决策虽能保证系统的安全,但却会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因此要求PSCPS具有优化控制决策的功能。 6)在电力市场环境下,PSCPS应能准确在线度量当前市场的结构稳定性和有界稳定性,基于发电及用户侧的市场报价,解决含动态稳定约束的阻塞问题,优化调度,以及提供高质量的各种辅助服务决策。 因此电力系统灾变防治急需解决以下问题: 1)电力物理大系统的稳定性理论 包括建立电力物理大系统的整体建模;电力大系统全局稳定性的定量测度理论,研究电力系统稳定域的拓扑结构,失稳模式及其演化规律;电力大系统稳定性的在线快速评价方法体系。 2)电力市场稳定性理论 建立电力市场的动力学模型,研究电力市场竞价、交易、调度运营等动态行为对市场稳定性的影响,研究物理系统与经济系统稳定性的交互关系。 3)连锁性故障发生的机理和控制策略 研究连锁性故障发生的条件和特征,探索研究连锁性故障的理论和方法,制定反连锁性故障的相应措施。 4)电力大系统的非线性优化控制和优化调度理论 研究电力大系统的非线性鲁棒控制原理,使得系统具有鲁棒稳定性和高干扰抑制能力;研究混杂系统复合控制理论,解决非线性高维、分块、多层、连续信号和离散信号并存的控制系统设计及求解方法;研究混杂系的调度策略。 5)电力大系统的实时仿真决策系统 建立全新概念的发电厂与电网控制与调度的计算机实时信息处理系统,即需研究电力大系统整体和各个组成部分的实时仿真决策系统,分层分块地建立运行中各发电厂与整个电力系统的在线实时仿真决策系统,它可实时给出潮流调度最优方案和反事故紧急措施的合理建议等。 6)建立电力市场的实时仿真决策系统。 五、电力系统灾变防治策略示例——先进励磁控制技术运用 电力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依托清华大学)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下,在中电联合水力发电学会自动化专委会推动帮助下,与长办机电处、水科院自动所、华中电力集团公司、内蒙电力公司、广东电力集团公司以及葛洲坝能达公司等单位合作,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已成功地研制了GEC-I性全数字式非线性最优励磁调节装置,并已投运于丰满水电厂、海渤湾电厂、沙角电厂(A)、焦作电厂、沙岭子电厂等十多台机组,提高了有关电网的安全稳定性,产生了重大经济和社会效益。近期内丰满第二台和广东连州、韶关、华北大同一电厂以及浙江镇海等电厂的该型装置即将投入运行。目前,该国家实验室在东北电力集团公司支持下,研制了双工控机,具有彩色平板数据和波形显示器(PPC)的新型非线性最优控制装置GEC-II,可望于1999年三季度以前投入白山水电厂30万kW机组试运行,为三峡机组励磁系统国产化作进一步技术准备。 上述励磁调节器,从理论、软件到结构完全具有我国自主产权。其理论上的领先地位已为国际有关专家公认;对提高和改善电网稳定性的重要作用不仅被理论和仿真证明,而且已为内蒙电网实际发生的故障所验证;也为华中、西北、浙江、四川等电网科技人员独立进行的物理和数字仿真(用“综合稳定程序”)所证实。本文将对这已具有我国完整知识产权的高科技装置从理论优势、装置特点、仿真结果和实际运行等方面作扼要阐述。 5.1 理论上的创新性 首先让我们对励磁调节器设计的理论基础发展过程作简要的回顾。 5.1.1单参量辅助控制 60年代,随着美国电力系统的发展,特别是发电机快速励磁(自并励方式)的广泛应用,工程控制论中的一对最基本的矛盾即控制系统的灵敏性与稳定性的矛盾便日益显露出来。美国一些电网产生了多起“低频振荡”(LFO,Low-Frequency Oscillations),这种LFO现象从物理观念上可归为“欠阻尼”问题。约30年前(1969年)美国de Mello F等人提出了可用辅助励磁控制(SEC,Supple mentary Excitation Control)来提高系统阻尼[1],并给出了辅助励磁控制通道的具体传递函数为: 式中,是辅助控制环节的输出; 是转速偏差。 由于转速的导数近似地与发电机有功功率成正比,故上式中的反馈量亦可换成,当然传递函数亦应作相应的改变。 以上这种单参量(或)辅助控制环节,发明者将其称为PSS(Power System Stabilizer)。从那以后北美大多机组都装上了“PSS”,随后其他国家和我国也不同程度上引用这项技术。 国际励磁控制界权威学者,加拿大温哥华B.C大学终身教授Yu Yaonan(余耀南),对PSS做过精细深的研究,发展了de Mello等人的方法,提出了一套算法和设计方法,其成果载于他的ELECTRIC POWER SYSTEM DYNAMICS(《电力系统动态学》)这本名著中[2]。虽然不少学者就按单机系统模型设计的PSS在多机系统如何协调问题上想了不少办法,但仍然存在着如上述著作第3和第4章中所指出的问题:①尽管北美大多数电厂装有PSS,但LFO现象仍时有发生;②由于设计方法本质上是单机单参量的相位补偿法,其所适应的系统振荡频带相当狭窄。 我国华南电力系统原打算采用“PSS”来提高系统小干扰的稳定性, 但在计算中发现难以用一种不变的PSS参数来适应系统运行方式的变化。 5.1.2线性最优化励磁控制(LOEC) 为了对励磁控制技术作进一步改进,余耀南教授于1970年在IEEE期刊上发表了他在电力系统线性最优控制领域的开篇文献[3],随即在国际电工界掀起了线性最优励磁控制(LOEC,Linear Optimal Excitation Control)研究热潮。这种控制理论与技术和以往相比,主要有以下两点革新:第一,将单参量辅助反馈改进为多参数反馈(反馈量为电压,功率,转速和转子电压。);第二,运用“线性、二次型、黎卡梯”,(LQR)这一成熟的控制方法,求得多个反馈量之间的最恰当的放大倍数匹配关系,因而实现“最优化控制”。 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本文第一作者等在高景德教授、余耀南教授指导下,在LOEC的设计理论的系统化和工程实用化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这种以LQR方法为理论基础的线性优化励磁控制装置从1986年第一台在碧口水电厂试验并成功投运后。在国内得到了推广与运用,该技术被成功地用于红石和刘家峡等水电厂(调节器由洪山电工所制造)。在国外,法国EDF比我国约晚5年,也独立的研制出线性多变量优化励磁控制器,称为“四通道控制”,解决了法国电力系统的低频振荡(LFO)问题。 由于LOEC有如上所述的两点革新,故显著拓宽了所适用的振荡频带(亦即增强了对振荡频率变化的鲁棒性);更加有效地抑制LFO,这一点不仅为动态模拟实验、数字仿真所反复证实,也被碧口水电厂和红石水电厂令人信服的现场试验结果所验证。1990年清华大学进一步改进的线性优化控制——“零动态最优励磁控制”,在微机励磁调节器上得以实现。至此,我国已从理论和装置上占据线性化励磁控制技术的制高点。 5.1.3 近似线性化模型的局限性 上述两种控制方式虽有种种差异。但它们本质上部是基于单机系统在一个特定的平衡点(即特定潮流)处近似线性化的数学模型设计的。虽然PSS模型是以传递函数G(S)表示的,LOEC是以线性定常系数微分方程组表示的。但我们知道,传递函数只是线性微分方程的拉氏变换形式而已。 电力系统实际上是一个强非线性的系统,其中第i台发电机有以下模 型: (1) 式中,—皆为常数,和分别为转速和暂态电势;为转子电压,是控制量。 和是关于和的非线性函数,分别为: (2) 式中,为发电机转子角;为常数。 把非线性函数在某一特定状态下近似线性化后,代入原方程即可得近似线性化数学模型。其近似线性化的处理方法是把和在某一特定状态处按台劳多项式展开后只保留首项,而把二次方和高次方项统统忽略。该处理方法在微分学中称为“以非线性函数在某一特定点处的全微分代替其在该点处的增量”。用几何学的观点来看,即以状态空间中在点处某曲面的切平面代替其曲面(参见图1)。 图1 以处的切平面近似代替曲面示意图 问题很清楚,这种近似只是在当实际运行的状态点离开点很近时才是对的。在电力系统发生短路故障时,实际运行点必然会远离初状态。由图可知,这时近似线性化的数学模型就完全不对了。因此按这种模型设计的励磁控制器,在大干扰下控制效果将会大大削弱,甚至产生负作用。为此PSS环节的输出必须加严格限幅(美国学者坚持限幅在土5%);LOEC虽尚未发现有负作用产生,但对提高暂态稳定作用甚微。 5..1.4 非线性最优励磁控制 目前我国电网,低频振荡和小干扰稳定性的改善固然重要,但更具重要意义的是要提高其暂态稳定水平,为此迫切需要发展直接按多机系统精确非线性模型设计的最优励磁控制器。在过去的十年里,国际上基于微分几何方法的非线性系统控制理论有了较系统的发展,美国将其用于如飞行器和机器人等控制系统。在我国,本文作者首先将其用于复杂电力系统,并发展了这种理论,在IEEE/PES,1989年第一期上发表了该领域的开篇文献[4];随后MIT的Ilic教授和多国学者在该领域进行了跟踪研究。1993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电力系统非线性控制》专著[5],奠定了基于微分几何方法的电力系统控制理论基础。1996年11月IEEE电力系统卷发表了本文作者的“分散非线性最优励磁控制”一文[6],该文在国际上首次给出了关于这类非线性控制解最优性质严格数学证明,使这种理论上升到“非线性最优”的高度。论文为SCI收录,被各国学者多次引用,使我国在该前沿学科领域占有国际上一席之地。 90年代初,IEEE自动化学会主席华盛顿大学Tarn T J教授对我国学者这一成果是这样评价的:对非线性系统微分几何方法的发展有重要意义,且这种理论和方法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应用领域。他们明确指出:研究结果表明,与传统方法相比,这种非线性控制方法在改善电力系统暂态稳定性、动态品质优化方面有着突出的优越性。最后他得出结论:中国这方面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美国科学院院士Zoborszky J教授热情评论道:非线性几何方法是一种高新而精深的科学方法,加之电力系统模型的极其复杂性,中国作者成果是一个通过精确与博识的分析使问题得到明澈无疑解决的范例,是一项极具吸引力与挑战的新贡献。 其实这种理论和方法的主要思路是相当简单明了的。 电力系统中运行的发电机组的数学模型有以下形式(具体模型见(1)): (3) 式中,是状态量;是的非线性函数向量;是常数向量;是励磁控制量。 方法是要求找到一组非线性坐标变换: (4) 同时又找到非线性控制律(状态量非线性反馈) (5) 这里都是的非线性函数。使得发电机组励磁控制模型(3)精确地在全动态过程意义上转化为Z坐标下的线性系统(故称作“通过反馈的精确非线性化”方法): (6) 根据线性优化原理很容易找到(6)式中最优的,将代入(5)式,即可得到非线性励磁控制策略。 (7) 上述结果已由本文作者在1996年IEEE上发表的论文证明:以上非线性控制解对原非线性系统(3)也是最优的。 用以上方法得到的非线性最优励磁控制规律为: (8) 式中,分别为发电机有功功率、无功功率、端电压、转速,其它皆为这台发电机本身的参数。 励磁控制规律(8)有以下特点:第一,其中仅含有受控发电机可测的状态变量,所以实现了真正的分散控制;第二,仅含有受控机组本身的参数等,故对网络结构的变化有完全的自适应能力(鲁棒性);第三,由于在求解该控制律中,未对模型作近似线性处理,该控制规律对“小干扰”和“大干扰”同样适用;第四,文献[6]业己证明,该控制规律对一类二次型性能指标是最优的。 应指出(8)式所示的是发电机全状态量非线性最优反馈策略,这种策略对电力系统起着镇定(Stabilizing)作用(无论对于小干扰还是大干扰)。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是:全状态量非线性最优PSS(Power System Stabilizer)。 5.2.装置的先进性 由我国自主开发的高科技产品GEC-I型微机非线性励磁调节装置是在先进理论指导下 设计的并采用现代微机技术,集先进性与可靠性于一身,专为大、中型发电机组设计的励磁调节装置。 通过近十个电厂中的运行,显示出该装置除采用了先进的励磁控制理论外,还有诸多的特点: (1) 实现了全数字化设计。该励磁调节装置从交流输入到控制脉冲全部实现了数字化,完成了交流采样、数控脉冲等一系列先进的微机技术,取消了模拟环节和电位器调整环节,在硬件结构上实现了最小系统配置,提高了装置的可靠性和调节精度。 (2) 实现了国际标准化的软件设计。该励磁调节装置在实现了最小系统配置的条件下,保护与调节功能均采用软件设计得以实现,如TV(电压互感器)断线保护、强励反时限保护、低励限制保护、V/F限制保护,以及功能齐全的调节方式,如非线性最优励磁调节方式,线性最优调节方式,PSS方式以及PID调节方式,恒无功和恒功率因素方式也在考虑之列。 (3) 实现了设备调试智能化。该装置具有方便直观的人机接口;运行中不仅能直观地了解装置的工作状态和发电机的运行状态,而且一切调试均能由计算机系统的功能键完成,如零起升压、土10%阶跃响应。调节器参数和保护参数的整定均能由加有密码的键盘来完成。 (4)实现了系统元件板的故障自诊断功能。整个调节装置在运行过程中,具有完整的故障自诊断系统,一旦故障出现能明确地指出故障板,使之可达到最快修复的目的。 (5)故障信息记录也是该励磁调节装置较为突出的优点之一。当系统出现故障或操作人员误操作引起的故障,以及装置本身故障都可由故障信息记录系统查明原因,对于分析故障原因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5.3.非线性励磁控制对提高系统安全稳定性的重要作用 同步发电机励磁调节对提高电力系统稳定性的重要作用早在四五十年代就已引起了充分重视,非线性最优励磁调节对提高电力系统的静态稳定、暂态稳定和电压稳定方面己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从计算机仿真研究、动态模拟实验研究、直至现场故障的实际动作行为都证实了非线性最优励磁调节的重要作用。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己完成了华中电网、西北电网、新疆电网、浙江电网的仿真研究,华北电网和广东电网以及西南电网仿真工作正在进行中。仿真研究是基于电科院电力系统分析综合程度(PASSP)进行的,几个系统的仿真结果如下。 5.3.1 对提高西北电网稳定性的仿真研究 西北电网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四省。截止1996年底全网统调容量1300万kW。西北电网主网架为330kV电压等级。主网联接是一个环形网,其环网总长度近 2000km,而东西部之间的输电距离为500km.,位于北部的宁夏网是通过双回线以三角环网的形式与主网联络,西北电网的接线示意图参阅文献[7]。 就运行的稳定性而言,目前西北电网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1) 西电东送方式存在弱阻尼现象,动稳极限仅为80万kW,无法满足功率交换的要求; (2) 东电西送时存在暂态稳定问题。暂稳极限仅为73万kW; (3) 区域网的局部稳定问题也较突出,特别是宁夏网、陕南网和汉中网都存在电压稳定性问题亟待解决。 通过对西北电网详细的仿真研究,可得出以下结论:西北电网在安康、渭河、碧江、清远、龙羊峡、大坝、大武口7个电厂中装设非线性最优励磁调节器,西电东送的动态稳定极限可由原80万kW提高到100万kW。东电西送的暂态稳定极限由73万kW提高到80万kW,对区域网中的各局域网的稳定水平和电压水平也有显著的改善。典型的仿真结果参阅文献[7]。 5.3.2 R4华中电网稳定性改善的仿真研究 在华中电网中,由于湖北电网与江西电网之间的弱联系,当500kV葛凤线发生三相短路后,葛洲坝大江机组对南昌机组的功角摇摆出现等幅(甚至增幅)的低频振荡,鄂东下陆至江西柘林线路的有功潮流出现等增幅的低频振荡。研究表明,若在葛洲坝电厂、汉川电厂和南昌电厂的机组上装设非线性最优励磁调节器,不仅可有效抑制上述的低频振荡问题,而且还可改善系统的暂态稳定性,其仿真结果见图2所示。 葛洲坝大江机组对南昌机组功角摇摆曲线 虚线为常规控制 实现为NOEC控制 图2 华中电网仿真结果 从以上几个系统仿真结果可以看出,发电机非线性励磁调节器对于同时改善电力系统的静态稳、定暂态稳定和电庄稳定均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5.4. 结论 “一个没有创新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我国政府强调要特别重视“研制开发出一批具有我国知识产权的高技术产品”。本节所介绍、评述的全数字化非线性最优励磁调节器;从理论到装置具有完整的我国知识产权。 本节所介绍、推荐的控制装置是在我国的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电力系统非线性控制理论指导下设计的。该理论在电力系统小干扰和大于扰稳定控制的统一性,控制对于电力网参灵敏和结构改变的鲁棒性,各发电机控制所需反馈量的独立性以及控制规律的最优性这4个长期希望解决但未能解决的问题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国际一领域起着“挑头”作用。 装置实现了从采样到脉冲输出的全数字化和100%的冗余度,并且以国际上最可靠的工控机总线为硬件核心和依托,可靠性高;新改进的产品具有彩色平板显示器,可显示和记录运行状态和波形,这一点也比国外同类产品先进。在我国目前已有24套装置投入运行。 国务院领导同志和三峡总公司的负责同志对三峡发电机组控制系统和二次系统国产化问题十分重视。鉴于三峡电厂的特殊重要性,我们在为三峡而研制的励磁控制器中除其硬件核心部分采用国际上最可靠的工控机外(这一点已做到),其它部件,包括开关、插件、端子等所有零部件也应采用国际上最先进可靠的产品。这样做与自主知识产权丝毫也不矛盾。如果我们在硬件上采用国际最先进可靠的产品,在理论和软件上我国已经领先,二者结合起来,就能使整个产品跨入到国际先进水品行列。 基础理论论文:传播学基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内容摘要】建立可靠的传播学基础理论是当今传播学研究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而哲学问题、社会学问题及文化问题都不同程度关联到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现象学、解释学及“法兰克福”学派等几种有影响的主体哲学通过社会学理论及文化理论内在地决定了传播理论的框架和体系,因而,反思主体哲学根基的弊端,超越人类中心论思维的局限是现代科学认识论的核心问题。马克思的实践理论及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为主、客体的协调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当代社会学中的结构化理论及文化研究中的人类共同心智及社会知识型理论都提出了结构重于主体的解释模式。这些理论不仅在社会学和文化研究方面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而且对传播理论研究也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传播学基础理论;主体哲学;主客体协调;社会学理论;文化理论 传播理论集中体现了现代知识的综合,这种综合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和开放性上。传播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既可以指狭义的创新和发展(指传播理论自身),也可以指广义的创新和发展(指影响到传播理论体系的建立),由于学术界对后一个问题论述不多,本文主要论述影响传播理论的基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本文谈到的基础理论主要分为哲学问题、社会学问题、文化问题等3个方面,这3个方面不同程度涉及到传播理论。理论界选择什么样的基础理论,传播理论相应地就会带什么样的印记。就目前有影响的传播理论来看,主体哲学(对哲学的基本问题偏于主观的理解)及相应的社会学理论和文化理论的影响更大。今天,审视传播理论的基础理论,使传播理论建立在可靠的根基之上,继而创新和发展传播理论,是传播学界面临的一项基本任务。 影响传播理论的几种主体哲学 在当代,哲学思想对传播理论的影响通常是通过社会学为中介的,我们在评判一种社会理论时,总是在评判一种哲学思想。为了叙述的便利,我们首先分析影响到社会理论的哲学思想,然后分析其相应的社会理论和文化观。众所周知,主体哲学在西方哲学中更为典型和明确,在西方思想史上有其长久的历史背景。自文艺复兴以后,绝大多数哲学流派都是以主体意识的第一性作为理论的起点。在20世纪,从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到解释理论,从精神分析到现象学,从存在主义到“法兰克福”学派,主体第一性的观念以各种体系表现出来:心灵、心理、直觉、精神、体验、理性观念、人道主义等等,它们都指代一个实体——主体,是主体赋予了人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种信念在现象学哲学、解释学哲学和“法兰克福”学派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它们在社会——文化理论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它们也通过社会——文化这个中介间接地影响到传播理论。至今,我们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争论仍是这些方面的延伸。 我们首先来看现象学,胡塞尔提出现象学的观念并发展了现象学的方法,现象学哲学有一套较为完整的认识论,以现象学为框架的社会学也多以此为根据发展了意向理论及价值理论。现象学的基本任务是以直觉达到人类理性的深刻基础,这一任务的前提是直觉是一切知识的合理根源,一切在初始状态的直觉中呈现的事物将会完全地如其所呈现自身的那样被接受。这个假设中,主体的理性被赋予了不可动摇的地位,直觉是我们接受事物的外在方式,最后还会有一先验的自我来保证直觉的可靠。为了达到本质的直观,他提出了“现象学的还源”,简单地讲,这一命题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历史的加括弧:即把我们的各种信念(不论是经验的概括还是各种现实的信念)全部悬置起来,并不对它们作是非的判断。2.存在的加括弧:放弃一切有关存在的判断,因为哲学的认识是对本质的认识,而对现实存在的判断则非本质,所以,对存在的判断也应中止。3.先验的还原:这种还原使我们从此验的自我走向先验的纯粹自我,这是世界上一切意义被建立起来的基础。胡塞尔晚期则将自我纯粹意识视为最终的绝对领域,即它的存在不需要任何实在为前提。纯粹意识的地位确立后,即可以解释经验世界,如果人们在经验的世界找到共同之处,那么,这是因为他们在意向性上是一致的。 正是这种主体哲学的框架和意向性理论,影响到后来的现象学社会学的发展,舍勒提出的价值哲学、舒茨的意义理论都与现象学有着密切联系。现象学对现代微观社会学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只要我们看一下戏剧理论(戈夫曼),本土方法理论(加芬克尔),交换理论(雷克斯)及冲突理论(霍克斯),无不带有意向性理论的影子,无论是日常的自我还是掩盖了意图的自我,都可以在现象学纯粹那里找到最后根源。 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将胡塞尔的现象学观念扩大到社会领域,认为对社会活动的理解取决于主体间的一致,意义在于主体赋予对象的过程上,社会互动之所以可能,也是由于主体间的一致性。和一些其他的微观社会学理论相似,现象社会学也是以个体为基本的考察单位,尽管这些理论以互动来解释社会系统,但它们几乎都忽视了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制约。从理论上讲,社会结构的形成总是离不开个体及集体的参与,但社会制度形成稳定状态后,它总是从语言到思想、从法律到伦理、从制度到信念各个方面来制约个体。主体既参与了社会制度的形成,同时,又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个体的动机和行为往往是制度化的结果。离开了社会结构和制度,很难解释一些行为和动机的原因,这也是微观社会学理论普遍的局限所在。 一些其他的微观社会学理论如符号互动论等也都是以个体为根基来解释社会,个体往往成为不受社会制度制约的个体,微观理论的共性表现在它们几乎都在表述主体哲学的一些基本主张。 解释学也存在着类似的理论。解释的根基建立在个体的体验和理解之上,为了说明解释是普遍有效的,就要说明解释在主体间是一致的,为了说明主体间的一致还要找到更基础的东西。当代的伽达默尔是用语言来解释主体间的一致,语言既是解释学的根基,也是对世界的体验,其核心观念是人类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用委婉的体验解释世界无疑要比现象学更少地依赖于主体,但体验的背后又隐含着原来的主体。 解释学赋予了个体极大的心理自由,个人的体验成为分享共同意义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对解读精神性文本来讲,由于时间的差别,也由于解读者所处社会历史背景的条件,解读者不可能得到文本的原始意义,解读总是充满了个体的理解,因而文本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在所难免,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也是合理的。显然,在文本和读者的关系上,解释学以牺牲文本来迎合读者,其相对主义的结局不可避免。 “法兰克福”学派发展了一套批判理论,批判理论旨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从认识论上看,批判理论主要对实证主义提出了批判。批判理论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对立,精神与物质的对立。批判理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矛盾可以从近代的启蒙找到根源,启蒙精神在改变自然时从认识理性中发展了极度的工具理性,科学技术也是工具理论的集中体现,当世界都变成可度量的对象时,人也变成了被奴役的对象。在当代,启蒙精神变成一种操纵意识,这又是通过大众文化来实现的,大众文化造就了文化产品的单一化和标准化,文化工业代表了这种单一化和标准化。简而言之,“文化工业”已成为当代一种新的社会控制形式。 纵观以上几种哲学思想,无论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多么不同,确定主体意识优于并高于所有一切,是他们哲学推论的前提。正因为存在着主体意识与外在世界的对立,他们的结论几乎都包含了事实与价值的对立,世界与心灵的对立,以致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对立,在更极端的态度上往往以牺牲认识的理性法则来换取意识的自由。我们在伽达默尔及“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胡塞尔那里,可以看到精神世界的无限膨胀,科学涉及到的物理世界往往被看成对意识自由是一个极大的妨碍,甚至对意识自由是有害的。主体哲学很少考虑这样的问题:即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框架中,主体的推论是否包含了局限和偏见的问题。绝大多数的主体哲学将理性看成是自明的,客体就是呈现为主体推论的结果,这个假定预设了主体不会出现任何偏差。而事实上无论在哪种意义上,这种假设都是不可能的,特别是近代科学的发展,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主体意识不可避免地会包含着局限。思想史的发展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在未能把握其本质前,总是以主体的图式看待世界的,以人的特性解释世界注定会产生拟人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也不可避免地暗含了人类中心论的思想,主体哲学就是按这种推论极端发展的结果。主体哲学是在人类中心论和拟人论的框架下来看待人与世界的,这样,对世界的认识总是折射出主体的意图和限度,世界的存在往往被看作人类中心的象征。换言之,它没有实体性的地位,它的性质全靠主体意识的解释。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不仅存在于西方古典哲学中,也存在于其他民族的哲学中。当人类不能分离出单独的客体时,除了用人这个尺度解释外别无其他方式,这也不难理解为何主体哲学一直是哲学史中最有影响的理论。 认识到人类中心论及主体意识的局限是近代科学理论的成果,这个开端就是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在他的日心说中,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自转并和其他行星围绕太阳公转。与地心说相比,这是一幅全新的世界图像。这里,不论是地球还是人类,都不具有特殊目的和意义,相反,他们(它们)只是宇宙系统的一部分,这种理论最早喻示了人类从中心到系统的变化。 在以后达尔文的理论中,也提供了反对人类中心论的又一种理论。按照其理论,人是生物连续进化的一个环节,人也像其他生物一样组成了一个系列。这里,人不具有特殊的意义及目的,这种理论也排除了神学理论的创世说。达尔文理论与哥白尼理论在反对人类中心论上是一致的。这两种理论都说明了人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此外,当代量子力学也提供了背离人类中心论的理论。这里,主体哲学与人类中心论有着天然的联系,正因为它假定了人是世界的终极目的,因而,它无法解释真正的客观世界,也不可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理论,而科学理论总是呈现出反拟人化的结果。 现代科学理论的发展过程越来越趋向将人视为无数系统中的一部分,人类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如果这样看待人类,人类中心论的思想是值得怀疑的,主体哲学的观念也是值得怀疑的。 建立主、客体相协调的理论 就认识论来看,主体哲学代表了解释世界的一个方向。除主体哲学以外,一些哲学家力图使主客体协调起来,这种努力在近代开始显示出积极的成果,超越主体哲学的有效途径在于恰当地说明主客体的关系。对马克思来讲,解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首先是实践的问题,因为实践包含了将两者统一起来的可能,思维的观念只能在实践中加以验证:“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①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与其他哲学的根本区别,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到了实践对人与世界的双重作用:在实践中,自然成了人化的自然,人通过实践也在改变自身的特性,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实践的观点说明,主、客体本性的确定是从对方的作用中获得的。 在20世纪,思考主、客体的关系仍是思想界面临的主要议题,皮亚杰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提出了认识的发生问题,再次涉及到主、客体的关系。传统认识论大多在两种态度上摇摆:一种是经验主义,往往将认识看成信息来源于客体,主体只能受教于客体;另一方面,先验论和天赋论则认为主体一开始就有内部生成的结构,然后这些结构加诸于客体。这两种理论涉及的都是在高度成熟阶段上的认识,而没有涉及认识的起源,认识的起源要比这两种理论设想复杂得多。皮亚杰根据心理研究的成果,证明了认识既不起因于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也不是起因于一个业已形成的客体,而是起因于主、客体的中途,它同时包含着主体又包含着客体,这样,充分考虑到联系主、客体的中介就十分必要。皮亚杰作了这样的设想:“如果从一开始就既不存在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也不存在作为客体而存在的客体,又不存在固定不变的中介物,那么关于认识的头一个问题就将是关于这些中介物的建构问题:这些中介物从作为身体本身和外界事物之间的接触点开始,循着由外部和内部所给予的两个相互补充的方向发展,对主客体的任何妥当的详细说明正是依赖与中介物的这种双重的逐步建构。” 认识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一个建构过程,它从感知运动阶段经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到形式运算阶段,才能达到通常意义上的认识。认识图式的发展是主客体之间的同化和顺应,相互协调的结果,经同化、顺应的平衡作用,使主体的认识图式逐步接近客体的结构。 在建构的过程中,我们很难看到有一个本质不变的客体,也很难看到有一个本质不变的主体,顺应说明了主体会在对环境的适应中造成认识图式的改变;同化说明了主体对环境的过滤和改变,使之符合主体的认识图式。建构就体现了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过程,认识的过程就是从简单低级的结构向复杂高级的结构不断过渡,这也是一个永无终结的过程,客体意味着主体所能达到的极限。 皮亚杰的理论建立在大量心理学及生物学的实验基础上,因而,它代表了解释认识形成及发展的科学解释方向。它的要点仍是沟通主客体的中介,在中介的关系中说明主客体。如果将这个中介与马克思的实践联系起来,它们的近似就在于从联系主客体的结构模式上解释主客体。 除了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以外,语言哲学关于语言对世界的组织成形作用也作了出色的论述,这一理论涉及到的指称问题、真理问题、意义问题及言语行为对我们理解语言与认识、语言与主体及语言与社会有积极的启发作用。 此外,值得提到的还有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建立在严格的理论法则之上,它以语言模式为出发点,突出强调了结构和系统的观念。结构的观念表明了它对表层对象背后共时的关心;系统的观念表明了它试图通过关系的模式来解释对象,和语言哲学一样,它也是通过观众形态来说明主体的。就此来看,以上几种有影响的哲学与主体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传播体系建立在主体哲学之上时,我们很难察觉主体哲学的局限,这种局限势必通过其社会学理论内化于传播理论之中。毋宁说,主体哲学的蓝本和传播理论的摹本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主体哲学对心灵的能动作用的强调会贯穿于传播理论中。同样,它的局限(没有看到认识总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内涵在传播理论之中。因而,借鉴科学的认识论建构主、客体的关系,使传播理论建立在可靠的哲学的社会学根基之上,是传播学界需要思考的问题。 以上我们曾对主体哲学与微观社会学的关系作过分析,确实,微观社会学对主体的动机、行为、意义是主体间的互动曾作过详细分析。然而,微观传播学理论几乎都没有考虑到既定的社会结构对主体动机和行为的作用和影响,没有考虑到社会结构与动机的辩证关系,因而无法说明动机和行为的真正动因,最终使陈述的理论趋于表层化。显然,问题的真正源头在于如何看待行动和结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是一个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理解主、客体的问题。 目前,大家经常谈到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该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结构与主体的关系问题,与微观社会学理论不同的是结构化理论力图在更客观的立场使结构与主体协调起来。 传统宏观社会学偏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塑造上,而大多数微观社会学理论将注意力集中在个体和行动的意义的理解上,吉登斯提出了将两者协调的结构化理论。结构化的核心旨在说明社会结构既是通过人类的行动建构起来,也是行动得以建构的条件和中介,即结构与主体存在着一种二重化的过程,结构并不是外在于主体的活动,而是通过主体的特定活动而构成;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既是其不断组织的实践的条件,又是这些实践的结果,结构不应简单看作对主体的外在制约,它既有制约性同时又赋予行动者以主动性。这样,结构和主体存在着一种生产和再生产的方式,对结构和主体的妥当说明,需依靠对它们二重化关系的说明。 鉴于目前传播理论更多地依靠微观社会学来维系,清醒地看到微观社会学的不足,并从社会学层面考虑结构与主体的协调关系也是传播学界不容忽视的问题。 主客体的关系也涉及到如何看待文化,一个多世纪以来,文化研究一直是全球性关切的问题。通常大家谈到有影响的几种理论大多集中在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两个领域。 社会学中占主流地位的理论是价值论,其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韦伯及狄尔泰,用价值解释文化的各种理论几乎都将文化视为对象满足主体需要的一种活动。现象学、解释学、“法兰克福”学派及大多数实用主义理论都代表了这个方向。它们的共性是:都给予了主体以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是生命、体验、理解、自由或人与社会、精神与物质的对立,都要根据主体意识来评判,文化几乎没有自己的实体地位,文化的存在完全要看主体间的解释。本来,用价值解释文化并不是没有说服力,问题在于对主体的极端信赖除了走向自我中心论以外别无选择,此外,价值论的解释还面临着文化相对主义的危险,事实上,这两个方面的危险也是价值论所无法克服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人文科学的研究区别于自然科学除了对象不同外,还在于研究者适度的介入是可行的。但研究者介入到什么程度则是价值论和解释学所无法回答的问题。以此为框架,总是面临着解释过度的问题,而解释学通常也把解释的多元化视为合理的。这样,在价值论和解释学的背后,我们看到的仍是主体哲学的主张。 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主体与世界的对立变成为精神与“物化”的严重对立,工具理性的扩张必然在制度上、精神上对人进行新的操纵,文化的单一性及庸俗性不可避免。所以,由于工具理性的极度扩张,人类未来的文明也是暗淡的。 该学派的许多主张都建立在主、客体的对立上,为了维护主体的至上性,不得不排斥非主体的存在。“法兰克福”由于把个体与社会看作完全都是对抗性关系,现代工业文明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被看作是一种倒退,与之相关的是工业社会及科技进步造就的大众文化根本不具有以往精英文化的单纯和高贵。“法兰克福”学派从主、客体的对立进而过渡到人与社会的对立,再过渡到文化的对立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这样,我们除了看到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外,我们根本看不到它们是如何协调在一起的。 纵观以上几种有影响的文化理论,几乎都是从主体来解释文化,其结果要么是价值涵盖了一切,要么是文化存在着对立。因而,超越主体哲学的局限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大家知道,近几十年来,结构主义提出了一套与主体哲学截然不同的理论,包括其文化理论(主要集中在文化人类学),其核心是以语言模式来看待社会系统,进而解释主体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从结构主义的影响来看,它提供的超越主体哲学的途径和方式是可行的。 结构主义主要关心文化的共时性问题,莱维——斯特劳斯集中表述了结构主义的文化观,即文化不仅是共时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加以说明。文化人类学家经常可以看到大量重复出现的文化形态,是什么决定了它会重复出现?如果人类没有普遍共同的心智,这一问题也就不可能产生,是各个文化外观形态的差异重要还是内在的共同模式重要,两种不同的选择会有不同的答案。 按照这种方式来理解文化,各种文化现象就不难解释了。无论文化人类学提供多么不同的文化差异,但共时态的文化是存在的,因为像亲族系统、婚姻系统、神话系统、图腾系统反复出现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中,这恰好证明了各民族具有构造文化的共同能力。它通过转换系统,成为我们可以看到的各种具体文化形式,而共时模式为这些形式找到了答案。考察各种具体文化的差异不是人类学的任务,人类学要探讨决定文化现象的深层内容——人类共同的心智。 共同的心智,在他那里也就是无意识问题,它不是与意识相对立的下意识或潜意识的概念,毋宁说它是人类先天的一种构造功能。它普遍地存在于各民族中,因而是普遍的理智功能,正是它的存在,可以解释各种文化的普遍共时。 结构主义的重要代表福柯在思想史领域提供了一种非主体解释思想的方式,福柯对思想史的分析集中在权力对知识的形成上,换言之,社会的知识型总是体现了权力的支配,主体正是在各种制度性场址的权力关系中生成的。 如果主体总由其他因素所决定,那么,确定的主体是不存在的。毋宁说主体总是由特定的知识型所决定,《词与物》表明了知识型如何决定着主体。按着结构主义的解释,它会引出许多被忽视的结论:如果文化不存在着高低之分,发达和落后之分,那么,各种文化之间的比较只能得到现象的差异,追问这种差异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很想知道热衷于中西方文化比较的研究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如果文化现象的差异只是表层问题,那么中西方文化在心智的创造上具有的共同性不更重要吗?难道它们不都是共同心智的结果吗?如果表层的背后确实存在着普遍的东西,揭示这些普遍性正是文化研究要回答的。知识型理论也使我们看到了思想的另一个方面:我们认为许多不可动摇的观念其实是用某种占主导地位的信念所支配的,主体不仅无法意识到这一点,在大多数情况下反而在强化这种信念。事实上,能超越既定知识型的人少之又少,我们通常表述的知识大多数情况下是某一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知识而已。 综上所述,建立主、客体协调的认识论是社会人文科学的可靠前提,它影响到在什么样的方式上看待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客观的社会理论直接关系到传播理论的根基问题:个体既是社会制度的结果,又参与了社会制度的形成,这样,两者存在着密切的对应关系。同样,非主体解释的文化理论旨在说明文化共时模式的存在,表层文化现象的对立和无序并不反映内在层次的共同模式,如果我们做深层分析,各种文化可以找到普遍的共性。 结语 近50年来,人类的知识积累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以往许多被认为是经典的理论和命题,现在被看作是有条件的和相对的,知识的不断综合和更新要求我们的思维与时代保持同步,特别是像传播学这种新型的综合性学科,如何使其理论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近代科学反复证明了这样的事实:一门学科的成熟与否,在于其基础理论的成熟与否,而不在于其表象形态的丰富,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传播理论,相对于传播理论的应用理论来讲,其基础理论的研究就更为重要。 目前,传播学界对狭义的传播理论讨论较多,而对广义的传播理论讨论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传播理论的深化理解。如果我们仅仅讨论狭义的传播理论,我们只能得到一个相对封闭的解释体系。问题在于对传播理论基本观念的讨论常常会将问题引向更基本的问题,例如,信息问题、语言符号问题、意义问题、传播的存在及目的等等。对任何一个问题完整的回答都会涉及到人的问题,涉及到人对世界的理解,涉及到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些问题都属基础理论的范畴。这样,借鉴基础理论的成果,无疑会强化传播理论的解释力,使狭义的传播理论更为健全。 本文谈到的传播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论述的。以上谈到的三个方面直接关系到我们建立什么样的传播理论。主体哲学曾在哲学史上产生过长期影响,而现代科学的发展愈发证明了其内在的局限性,我们只有从主、客体相协调的途径上来看待主体意识时,我们才能更好理解主体意识,我们只有恰当地说明了主体,我们才能恰当地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才能恰当地说明文化的本质特征。这既是我们探讨广义传播理论的目的所在,也是我们探讨传播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核心所在。 基础理论论文:英、德行政程序基础理论之比较 [内容提要] 通过正当的行政程序来规范行政活动参与者的行为已成为世界上多数追求法治国家的必然选择。由于历史背景、法律传统、社会现实和理论体系的不同,各国赖以建立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也不同。英美法系国家强调自然正义、正当程序;而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程序处处体现法治行政原则。本文将通过两大法系的典型国家——英国和德国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的介绍与比较,以期对我国构建行政程序法治有所借鉴。 [关键词] 自然正义 法律优先 法律保留 法治主义是现代法治国家追求的目标与基本精神,经过历史的变迁,法治国家的价值已得到各国的普遍公认。法治国家理论在行政领域主要体现为法治行政,其核心是国家权力的组织与运行要受法律的制约,以法律来制约政府的行为。法治行政已成为现代法治国家行政领域的一项重要原则。 从各国行政程序法治的情况来看,英国的行政程序立足于自然正义原则,这一点发端于有关公正合理的运用行政权的宪法原则。英国的行政法有很长的历史,但早期的行政并非现代形式的行政,在中世纪,一切行政权属于国王,这一时期实际上存在构成行政法的法律规范,但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法律体系中行政法的存在。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直到17世纪下半叶才出现。1608年的革命摧毁了许多枢密院的行政权,王座法院对行政权控制的时代开始了。一直到19世纪后期行政国家的出现,一些重要原则,如司法复审管辖原则、自然正义原则等才开始广泛适用于各级政府部门。中间行政法的发展虽然经历过退步与低潮,但二战以后,为了适应现代行政发展的需要,英国先后制定了行政立法规则,裁判所和调查法等多部法律,以此确立了英国行政法的体系,使其获得了全面发展的客观条件。从英国行政法的发展可以看出,英国行政法是一种控制政府权力的法律,强调控权的价值与意义。英国行政法是有效控制行政权力组织与具体运行过程的规范体系,强调权力行使过程的正当性,即权力行使要有合法而正当的程序。它源于自然正义原则,自然正义原则作为英国行政程序的基础理论,其适用范围十分广泛。 德国是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德国行政法经历了“警察国家”行政、自由法治行政和社会法治国家行政三种历史类型。现代意义上德国的社会法治国有两层含义:一是国家拥有广泛的社会管理职能;二是国家在行使其职能时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法治国理念的发展也使德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出现行政程序法的国家之一。从1883年开始,德国各邦开始了广泛的行政程序立法。二战使德国对民主与自由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公民获得了直接参与行政行为的权利,这一观念引导了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自此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已成为大势所趋。1963年德国就有了总共85条的行政程序标准草案,现行的行政程序法是1977年生效的《行政程序法》。德国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源于其法治国的宪法观念,表现为法治行政原则。 一、英国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自然正义原则 (一)自然正义原则的历史发展 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在他的《伦理学》中提出了“自然正义”概念,他说“在政治正义中,一部分是自然的,一部分是法律的,——自然是指在每个地方都具有相同的效力,它并不依赖于人们这样或那样的想法而存在;而法律的则意味着起初既可以这样,又可以那样,……。”近现代意义上自然正义的观念最早出现在英国1215年制定的《英国大宪章》之中。该宪章第39条规定,“除依据国法之外,任何自由民不受监禁人身、侵占财产、剥夺公民权、流放及其他任何形式的惩罚,也不受公众攻击和驱逐。” 这可以被看作是自然正义原则的最初体现。而体现自然正义原则的正当程序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354年爱德华三世颁布的第28号法令中,“任何人,无论其身份、地位状况如何,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予以逮捕、监禁、没收财产或处死。”正当法律程序的本意是指刑事诉讼必须用正式的起诉方式并保障被告接受陪审裁判的权利,后来扩大了其适用范围,即广义上剥夺某种个人利益时,必须保障他享有被告知权、陈述权和倾听权等。一直到18世纪,虽然现代议会主权原则取代旧观念在英国已逐渐确立,但这并没有因为立法机关权力的扩张而使自然正义原则在理论上予以改变。英国是判例法国家,许多原则正是经过一个个案例逐步建立起来的,自然正义原则也不例外。 直到19世纪末,行政法伴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大而发展,但是到了20世纪,行政法的发展受到了阻碍,自然正义原则也受到了挫折。1914年的地方委员会诉阿利奇一案中,上议院错过了一个运用自然正义原则的重要机会。在该案中,汉普斯特自治区议会命令关闭某座房屋,理由是不宜住人,经房主向地方委员会申诉,举行了一个公开调查会。房主向法院控告地方政府委员会未经公平审讯即撤销了他的申诉。因为没允许他会见做出决定的官员,也没让他看举行调查会的视察员的报告,那个报告理所当然是案卷中的主要文件。这些控告在上诉法院得到胜诉,在上议院却失败了。该案本应当成为重新塑造行政程序新形式的一个机会,但这样一个契机被错过了。但这并没有结束,二战期间及其战后,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行政权出现了空前的强大,而行政法却出现了极大的衰弱,大量的判例是放弃司法复审和错误。 直到1958年这个错误才被纠正。1958年《裁判所和调查法》的产生导致了程序改进计划,带来了行政法的复兴。法院通过一系列的判决使自然正义原则重新获得了适当的应用,为依法行政规则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里不得不提及一个著名的案例:里奇诉波德温案。该案中,上议院做出了恢复自然正义原则的决定,它是有关自然正义的代表性案例,在英国行政法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1963年布莱顿警察长因被指控犯有阻碍司法程序的刑事罪而受审,但被宣布无罪,其他两名警官被判定有罪,法官趁机抨击警长对警察队伍的领导,因此布莱顿警察事务委员会一致决定开除了该警长的职务,他的辩护律师申请庭审并被允许出席尔后的一个会议,委员会议认同以前的决定并以9比3的投票结果通过。警察长行使了他向内政大臣上诉的权力。但上诉被驳回,最后他转向法院,要求宣布那个开除他的决定无效。因为没有通知他任何针对他的指控,也没有给他辩解的机会。这被高等法院驳回,上诉法院也一致予以驳回,但上议院以4比1的多数支持了上诉请求。这意味着自然正义原则重新得到重视并将在广泛的基础上予以适用。同时该案也改变了英国行政法的历史。正如雷德大法官在1963年所说:“我们没有发达的行政法体系。”1971年丹宁大法官则说:“可以说,现在我们已经真正拥有发达的行政法体系。” (二)自然正义原则的内容 自然正义原则不是一个实体内容,而是支配行政机关活动程序方面的规则。他要求行政机关的活动要符合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的规定,即使法律无规定时,行政机关在行使其权力时也不能违背自然正义原则。这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公正原则,它是对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的实质性要求。 自然正义原则包括以下两项基本内容: 1、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 任何人不能在自己的案件中充任法官作为自然正义原则的一项基本内容在英国法上又被称作反对偏私的原则。在司法上,法官如果可能或可以被正当的怀疑与所受理的案件有个人的利益牵连,那他就没有资格去裁决该案件。该项原则甚至可以使法官以此为由宣布议会的法律无效。同样,这项原则也适用于行政决定,行政机关不得就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事实做出决定,以避免偏私。在英国行政法历史上,由于行政决定中的偏私从而导致该决定无效的案例很多。比如1730年法院撤销一个有关迁走一位贫民的命令,因为其中的一个地方治安官是该贫民将被迁离的那个区的居民与纳税人。法院还曾经撤销了私下征询过消防队长意见的纪录委员会的决定,因为正是消防队长报告了某消防队员不守纪律。 但在实际情况中,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形:法律授权某官员采取行动,尽管他与该行动有利害关系,但依据法律,他是唯一有权这样做的人。这时自然正义不得不让位于此种必要性,因为如果不这样做,那行政机制将会发生故障。因此一方面,法院严格的适用反对偏私的原则,另一方面议会试图通过在特定情况下授予一定的豁免来予以缓解。比如1875年的《公共卫生法》中允许地方治安官依本法进行裁决,而不顾他们可能是地方机构的成员。但法院只是从狭义上去理解这些规定,认为任何偏离这一自然正义原则的情况都必须有立法的明确规定。该法被认为排出了仅仅基于地方机构成员资格而提出的丧失资格的可能,但不排除地方治安官办事时实际上与司法公正不一致的情况。但在诉讼中如果一方当事人或他的律师知悉裁决人不合格以及自己有权提出异议,但让诉讼继续而不加异议,那他们便被认为放弃了提出异议的权利,不得对裁决以此为由提出上诉。 关于裁判者会发生偏见的可能性存在两种标准,一是“合理怀疑”标准,一是“确实可能”标准。英国法院曾数次认为两种标准是不同的,因此不得不在其中予以选择。丹宁大法官交叉使用了这一标准,他说:“法院不看是否真正可能或已经事实上偏袒一方而牺牲另一方。法院着重看别人得到的印象如何。但必须看上去真有偏私的客观可能。猜度与推想是不够的。必须存在这样的情形,从那种情形中正常的人认为地方治安官或主席可能或极可能会或已经以一方为代价不公正的偏向另一方。正常人会认为他这样就足够了。道理再简单不过了。正义必须植根于信赖,当心地正直的人们转而认为法官有偏私时,信赖也便荡然无存了。” 2、接受公正的审讯 在司法上,任何人不能未经审问就受处罚,法官必须在听取双方意见的基础上才能作出判决。该原则从司法本土移植到行政领域中,开始适用于行政机关的活动。他要求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裁决时,必须给予双方陈述自己的理由的机会,让双方了解对方的论点和依据,在此基础上行政机关才能作出裁决。当行政机关本身与公民发生关系时,如果将做出对公民不利的决定,也必须事先告知对方做出该决定的依据,并听取相对方的意见。接受公正审判的原则涉及到获悉对方理由的权利,提出证据和辩论的权利等。法院坚持被赋予合法权力的机关事先非经听取对方的意见将不能有效的行使权力这一原则,并且几百年来一直在执行这一原则。该原则广泛适用于司法行为和行政行为。法院赖以适用这一原则的假设是,给每个受害者接受公平审讯的权利既是良好法律程序的准则,同样也是良好行政的准则。即便命令或决定在实质上是无可挑剔的,法院也可以控制其程序,要求公平的考虑双方的意见,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有益于良好行政了。 上文所提到的里奇诉波德温案中重申公平受审权,使这一原则已经成为对侵害权利的行政行为或决定所普遍适用的规则。“提供审讯是落在每个裁决人身上的义务。”这句话经常被人所重复提及。接受公正的审讯原则包括以下几项重要权利:(1)知情权。这其中包括了解针对他提出的案情,知道相关的证据以及不利于他们的各种观点。该原则并不要求行政机关在反对意见提出之前公开他所收集到的所有信息,但一旦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行政机关将不能只从一方接纳证据而不向别的当事人公开。(2)听证权。听证权是自然正义原则内涵的一项重要权利。行政机关如果给予当事人以听证的机会,那他就应当做到:考虑当事人希望提交的全部证据;让各方当事人知道要考虑的所有证据;允许向证人发问以及允许对本案中的证据和论点进行评论。但听证并不仅仅限于口头听证,在有些案件中并不排除只给予书面陈述的机会。(3)要求说明理由的权利。说明理由在一开始并不是自然正义原则的题中应有之意,但随着行政程序的发展,自然正义原则的内容也在不断修正和扩充中。现在要求说明理由也已成为自然正义原则的一个关键因素。该权利之所以如此得到重视则是因为如果不知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的理由,公民便无法找出充足的理由要求复审或上诉,从而失去法律的充分保护。 自然正义原则在英国有逐渐扩大的趋势,那么自然正义原则的适用范围究竟有多大,对此有不同的理解。行政机关主张自然正义不应适用于纯行政性的行为。而绝大部分法官主张每项司法性行为都应受制于自然正义原则。并且为此他们将大多数的行政行为都称为“司法性的”。法官并没有说自然正义原则应普遍适用于司法性行为与行政性行为,而是扩展了司法性的含义,即当在某项行为中如果自然正义被遵守,那该行为即是司法性的。实际上,凡是具体的影响公民权益的行政行为都应被认作司法性的行政行为,他要求那些虽然是行政性的权利但要求像司法性权力一样行使,必须遵循自然正义原则。 二、德国行政程序法的理论基础——法治行政原则 法治行政要求任何行政活动都依宪法与法律进行,因行政活动自身利益受侵害者能够得到有效的救济。法治行政是民主主义与保障人权理念的体现。在德国法治行政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法律优先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 (一)法律优先原则 法律优先原则是指行政应受现行法律的约束,行政机关不得采取与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措施。法律优先原则无条件的适用于一切行政领域,包括干预性行政行为、授益性行政行为等各方面。该原则有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3款予以确认。该款规定:“立法权受宪法的限制,执行权和司法权受法律和权利的限制。”如果该原则未被遵守,将会有相应的制裁,这包括:与法律相抵触的法规命令无效;违法的行政行为可撤销或被废除;违法的行政合同无效等。法律优先原则实际上是对违法行政的禁止,他是消极意义上的法治行政。 (二)法律保留原则 法律优先原则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法治行政,法律保留原则则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法治行政。他要求行政机关只有在取得法律授权的情况下才能采取相应的行为。当法律出现缺位时,优先原则并不禁止行政活动,而保留原则将排除任何行政活动。相对于优先原则,保留原则的内容更丰富和复杂。法律保留原则拥有广泛的宪法基础,这包括民主原则、法治国原则、基本权利保留原则和议会保留原则。1、民主原则要求,颁布普遍适用的、对公民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只能由人民选举产生的议会做出。从这一点可以得出,凡在议会范围之内的事物均由立法机关保留。2、法治国原则要求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应由法律予以规范,即由法律予以保留。3、基本权利保留要求必须全面保护公民的自由和财产,对自由和财产等基本权利的限制只能由法律予以规定。4、议会保留原则要求特定事项绝对需要法律予以规定。 随着行政活动领域的扩大,法律保留的适用范围也产生了争论与分歧,并产生了相关的学说,主要有:1、侵害保留说。该学说认为法律保留原则只适用于限制个人权利与自由方面的行政;2、全部保留说。该学说认为保留原则应适用于行政的所有领域;3、社会保留说。它认为除传统的干预行政以外,在给付行政领域也要适用保留原则;4、重要事项保留说。该理论由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提出。重要性的标准是某个规则对公民和联邦的意义、份量、强度等。某一项事务对公民或联邦越重要,就越属于保留的范围。 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范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自由法治国时代,法律保留的范围限于所谓干预行政,在现代社会这已经显得不够了,无论是干预行政还是给付行政都需要体现保留原则,以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1、干预行政。对于公民自由与财产的干预, 必须纳入法律保留的范围。这也正体现了德国基本法所确立的对基本权利的要求。上文已经提到,基本权利保留要求全面保护公民的自由和财产,只有通过法律或者根据法律才能予以限制。对于行政机关的干预行政职权,法律应当对其内容、对象、目的和范围等方面予以确立和限制,以使公民对这种干预具有可预见性和可预测性。2、给付行政。法律保留仅限于干预行政已经被突破。给付行政的扩大要求相应的扩大法律保留的范围。但这里的问题是法律保留在多大范围内包括给付行政,国家是否可以提供法律没有规定的给付。实际情况是法律的约束程度因行政领域的不同而不同。 (三)法治行政在行政程序中的体现 德国行政程序主要体现在1977年生效的《行政程序法》中,它要求行政决定必须采取合法的程序和形式。 1977年的《行政程序法》并不是一个关于在实施某一个行政行为时必须遵循的严格步骤的法律,而是规定了在德国法中有关已经形成的程序的一般规则。 这主要包括:1、调查程序。该法第24条规定了调查原则。行政机关可以依职权查明事实,确定调查的方式与范围,不受参加人的意见和所提供的证据的限制。但行政机关应当考虑一切对案件有意义以及对各方当事人有利的事实,不得以案件的陈述或申请未经准许未经证实为由拒绝接受属于其管辖范围内的陈述或申请。2、告知程序。该法第25条规定,如果参与人因为疏忽或无知而没有提出对自己有利的陈述,那么行政机关应当建议提出有关的陈述或申请,必要时,可以告知参与人在程序中的权利与义务。否则,可能会导致对公民的侵害因而承担国家赔偿责任。3、听证权。该法第28条规定了参与人的听证权。该条第1款规定“干预参加人权利的行政行为公布前,应当给予参加人对有关决定的重要事实进行陈述的机会。听证的权利已经成为不得违背的法律程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与英国等普通法国家的听证权相比,德国行政程序中的听证有更多的限制。例如第一款中的限制包括一方面限于”干预“参加人权利的行为,另一方面限于必须是”重要事实“。第二款中列举了五种具体案件没有必要举行听证。第三款规定如果听证与公共利益冲突,不得举行听证。4、阅卷权。阅卷权与听证权是紧密相关的,因为只有经过阅卷,行政程序的参加人才能有效的行使自己的听证权。该法第29条规定了参加人有权查阅有关程序的案卷以维护其合法权益,但同时对阅卷权作了相应的限制。5、保密权。公民有权保守个人秘密和商业秘密。如果行政机关有权公开,则保密保护不复存在,这个权利一方面来自公民的同意,另一方面来自法律的明确规定。6、说明理由程序。该法第39条规定,对于书面的或书面确认的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应当书面说明理由,理由包括做出行政决定的主要事实和法律理由。对裁量决定的理由说明,也应当使人认识到行政机关作为行使裁量权出发点的观点。同时该条第二款规定了不需说明理由的五种情况。 三、结语 英国行政程序以自然正义原则为其基础,并且已经成为行政程序中一条不变的公理,它并不通过一部法律予以体现,在行政程序中即使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也必须遵循自然正义原则,它是一种内在的和普遍的要求,因此被认为在行政程序中具有实质意义。而德国的法治行政原则要求行政机关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活动,尽管他也能够制约行政活动,实现对权利的保护,但立法终究无法满足不断发展的社会对法律的要求,而且德国并没有具体的承认自然正义原则。因此有人认为德国的法治行政原则在行政程序中只具有形式意义。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不确切的,一方面上文所提到的德国行政程序中的一些原则与权利,如听证权、说明理由等正是自然正义原则的体现,而且从某些方面来看,德国行政程序法中的一些原则所包括的内容比英国的自然正义原则所包括的内容又有所发展;另一方面德国的宪法法院可以依据宪法对法律进行违宪审查,以确认该法律是否合乎宪法的基本价值和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以及时对法律进行调整。因此法治行政原则在德国行政程序中既具有形式意义又具有实质意义。 基础理论论文:关于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几个基础理论问题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高等教育质量观 评估制度安排政府 角色扮演 社会态度 论文摘要:我国当前的评估制度在施行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弊端,并不完全是由于评估指标设计不够科学、评估技术不够完善,而是由于更为深刻、更为根本的原因所导致的,充分探讨适合我国国情的评估制度安排及其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是较研究评估技术更为迫切的一项工作。尝试从高等教育质量观、不同评估制度安排的效益存在差异、政府在高等学校评价中的角色扮演、对不同高校的社会态度等四个方面对评估制度之基础理论进行初步探讨。 2003年 ,我国正式确立了五年一轮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制度 (以下简称评估制度)。截至2008年6月,第一个五年评估工作已经结束,其间有 500多所高校先后接受了评估。然而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的日益凸显,评估制度也暴露了一些不足之处,如由于委托关系而产生的评估主体的道德风险问题,由于行政性评价而导致的评价指标体系单一问题等。其实,现有评估中的一些弊端,并不完全是由于评估指标设计不够科学、评估技术不够完善所导致的,而是由于更为深刻、更为根本的原因,如评估制度安排不尽合理等。本文认为,充分探讨适合我国国情的评估制度安排及其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是较研究评估技术更为迫切的一项工作,因为它是评估制度不断走向完善,在实践中走的更远,更能发挥实效的基础。 一、 对高等教育质量观的看法 高等教育质量观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概念,它会因为研究者所站的立场、层面的不同而不同。例如,站在学校的立场,从微观的、具体的、操作的层面思考的研究者可能会着眼于学校的专业布局、课程结构等;站在社会的、政府的、公共福利的角度,从抽象的、宏观的、指导性的层面思考的研究者可能会着眼于人才培养的价值取向,如学术性与职业性的消长问题等。本文所说的高等教育质量观是站在社会的、政府的、公共福利的角度,从抽象的、宏观的、指导性的层面而言的。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已经对大众化条件下的高等教育质量观作了很多的探讨与论述,例如戚业国提出了高等教育多元化质量观,认为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甚至不同定位的院校应当有自身的质量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 “避免用一个统一的尺度来衡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高等教育质量,这实际上也是坚持了高等教育多元化质量观。 本文坚持高等教育多元化质量观,其特殊内涵简述于下。一所高等学校可以有不同于其他高等学校的质量追求。例如,同样是办土木工程专业的两所高校 (甲与乙),甲校以培养土木工程基础理论或技术研究人员胜任力为价值追求,如果其预期目标达到,那么它的办学可以称之为有质量,应该被社会承认;乙校以培养建筑工地工程技术人员胜任力为价值追求,如果其预期 目标达到,那么它的办学同样可以称之为有质量,同样应该被社会承认;类似上述甲乙两校关于土木工程专业的办学质量不应该进行排队、比较,否则会误导高校的发展。 推而广之,同质的事物才可以进行排队、比较,不同质的事物不可以直接进行排队、比较。也就是说只有同质的高校、专业等才可以进行质量达成度方面的排队、比较。一所学校将来的发展不应该过早地被非科学外力所决定,而应该建立一套发现其“内力”的机制,发挥其内力的平台,在科学外力的激励下,不断获得成长条件,逐步发展壮大,或者及时淘汰,有效提高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当然,多元化的质量观并不排斥不同高校质量追求达成度之间的排队、比较,只是说,多元化质量观是一个更基础的观念,只有在此基础之上,只有在坚持不同高校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校定位、专业发展目标、课程设置标准等多元化发展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进一步审慎地探索对同质高校、同质专业等进行质量达成度方面的排队、比较,或者根据特定的技术处理将不同质的高校、专业等进行同质转换后再进行排队、比较,进而根据排队、比较的结果以及相应的技术措施赋予相应的社会资源。同质转换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下面我们可以用图示的方法揭示本文所秉持 的高等教育质量观的内在要求,这也是我们探讨高等学校评估制度安排的一个基础。 二 、不同评估制度安排的效益存在差异 高等学校的客户是多个群体的混合体,这个混合体里有家庭、企业、还有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政府等。不同的客户对于高等学校的期待是不一样的,这取决于客户的结构状态、理智水平等,例如家庭可能期待学校能够提供富有竞争力的文凭,丰富学生的学识,提高学生的能力 ;企业可能期待学校能够提供使受教育者具有团队协作精神、扎实专业知识、良好综合素质的教育服务或者具有市场价值的研究成果 ;政府可能期待学校能够加强基础学科的研究,生产具有重大理论或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 ,塑造学生的精神品质。一所高等学校要想存在发展乃至辉煌卓越 ,必须考虑其是否能够满足客户的需求 ,如果能够很好地满足客户的需求,那么它可以被称之为是有质量的,否则是无质量的。从理论上讲 ,一所高等学校最终的客户即直接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满足程度应该作为评价其办学质量的基础。评估制度安排的设计应该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否则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评估制度安排中评估主体的设计应该紧紧围绕直接利益相关群体开展,建立利益诉求信息通道,使利益诉求信息得到充分表达,从而为科学评价高等学校的办学质量建立一套有力的动态标准、监督体制。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多样化发展的高等学校集合与其主要客户群体互动 的良性平台,这个 良性平台类似我们建立秩序良好的市场环境以供买卖双方互利互赢增加社会总剩余一样。假设高等学校有三个主要的客户群 A、B、c和误差客户集合(0,理论上讲,高等学校的评估制度安排(记作 cuES)应该考虑到这三个要素和误差客户集合的利益诉求,应该是 A、B、C和利益诉求的一个函数,即 F(A、B、c、‘o),当缺少一个及以上主要客户群或者显著但没有考虑时,高等学校的评估制度安排就是不完全的,不良性的,不平衡的。 当前我国的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制度是政府主导的行政性评估,评估制度安排忽视了部分直接利益相关群体,如企业和家庭,造成了部分直接利益相关人利益诉求渠道缺失或利益诉求链条过长而导致利益诉求信息扭曲的结果,从而难以发挥企业和家庭在评估中的作用,难以形成合理的制约监督机制。当然,企业和家庭在评估制度中的体现并不一定是实实在在的所有家庭和企业 的参与,而是一种更加可行、合理的制度安排,如可以是企业的人或者家庭的人,这两个人能够受到家庭和企业充分的监督与信任,能够充分代表家庭和企业的利益等。 三 、 政府在高等学校评价中的角色扮演 政府是购买高校 “产品”的一个重要客户,例如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民族精神等。由于某些高校 “产品”的特殊性 ,如果没有政府或者某些特殊机构 (例如企业、慈善机构等 )的支持或采购,这些 “产品”可能难以被高校生产出来。从评估角度来讲 ,当前评估制度安排的一个基础无疑是 “政府评价政府”,也就是说,政府办学 ,同时政府评价自己的办学,尽管政府办学的主体与政府评价的主体不同且有着不同的职责,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并不一定会严格履行职责,他们很有可能背着被人谋取私利,很可能使评价大打折扣。这里我们有两个根本的问题需要思考:一是政府充当了评价的主体,忽视了高校 “产品”的其他直接利益群体的监督参与,政府是否可以很充分地代表其他直接利益群体的利益;二是当前本科教学评估中政府的评价者是否可以政府对政府的办学者进行很好的评价。通过当前社会对高校教学质量的一片唏嘘声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到,社会直接利益群体的利益没有被很好地通过政府内化为学校的专业建设、课程更新、教学模式、管理行为等。另外,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制度运行过程中的一些弊端也充分说明了“政府评价政府”,委托之问进行评价的制度设计问题。所以说,政府在高等学校评价中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关系评估制度设计的又一个基础理论问题。通过上边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评估制度和现代高等学校制度的建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就是说,政府首先需要确定自己在高校 “产品”生产中扮演生么样的角色以及如何扮演这个角色。其次,“政府评价政府”是一种非良性评价制度。评价制度设计中应该充分考虑高校 “产品”其他直接利益群体的参与,使其利益得到表达转化为高校 “产品”的特性 ,同时通过评价主体多元化制度安排,也有利于形成评价主体之问相互监督、相互制衡的格局,从而为高校 “产品”质量的提高打下一个坚实的导向环节。 四 对于不同高校的社会态度 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很多高等学校从产生之日起就存在着差别,或是由于办学 目的不同而引起的办学资源的差异 ,或是由于某种难以改变的外力的原因而导致的办学资源的差异等等 ,总而言之学校存在差别是一种常态现象 ,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看待这种差别。本文认为,任何一所高校都应该有平等发展的权利。所谓平等发展的权力是指,社会应该为高校的产生,发展,消亡提供一个公平、科学的制度平台,依托于该平台,高校可以平等地产生 ,与此同时,其内部力量也将获得公平发展的条件,如果高校的内部力量能够有效发挥那么它将得到直接利益相关群体的认可,获得相应的社会资源,否则就应该予以淘汰或者并人其他效率更高经营更好的管理者手中,否则就是对社会财富的一种侵蚀。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高等教育领域建立一种 “优胜劣汰”的制度机制,从而更加有效地利用高等教育资源。这种对不同高校的社会态度直接关系着评估制度的设计。依据这样的对不同高校的社会态度,评估制度的设计应该着眼于每一所高校的发展 ,关注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校,通过实施评估,一方面通过给予适当资源量的正向激励手段激励经营得当的高校发挥优势,继续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减少或者剥夺资源的负向激励手段对经营不当的高校予以相应的惩罚。 基础理论论文:试论中国死刑复核程序的基础理论研究 论文摘要:死刑复核程序是我国特有的司法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在中国文化、理念中传承而来。研究死刑复核程序的基础理论,将为新时期死刑复核制度的完善与重构提供众多宝贵的参考、借鉴意义,是死刑复核学术研究不可逾越的阶段。 论文关键词:死刑复核程序 借鉴 基础理论 发展 死刑复核程序与任何一种法律制度一样,都是扎根于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在我国历史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死刑复核程序较大的受到了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并毫无疑问的在其中包含着一定的小农经济的观念。而随着当今中国的文明社会的进一步形成,经济的不断发展,现代法治的进步以及人权保障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将死刑复核程序放在新的理论基础上进行重新构建成为了历史的必然选择。这不仅仅是人们的主观认识所决定的,更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死刑复核程序在中国诉讼发展史,尤其是刑事诉讼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客观存在的重要性决定了我们必须重视并完善这项制度,这是中国司法制度的完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步。 一、中国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 (一)死刑复核程序性质的实然界定 应用实证分析模式考察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通常是在现行立法实务层面进行。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各地方人民法院依法报请复核的死刑案件,应当全面审查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是否正确,最终对正确的判决和裁定予以核准、改判不正确的判决和裁定。然而,仔细研究后我们可以发现,现有的法律规范对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的界定,还不是很明确。 现行法律条文中,只有《刑事诉讼法》第199条至204条法律条文简单对死刑复核程序作了规定,其他司法解释中关于此制度的规定也不多。《刑事诉讼法》第200条规定,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的通知中有文字进行说明。因此,实际上现有的死刑复核程序并未充分确认审判程序的司法权属性,倒是由于目前的法律规范空白处较多,以及在实践中一些秘密进行的情况存在,导致了它更多得反映了“审核”过程中的行政权性质。 (二)死刑复核程序性质的理论之争 这个层面上的争执属于死刑复核程序性质的应然角度探讨。目前国内理论界对于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定位,基于立法和实务的具体表现,存在着很多争议,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第一种意见,审判程序说。细化又可为两种分说。其一是“认为应当在核准死刑裁判时分别听取检察人员、辩护人的意见,构建更接近于一种不开庭的审判程序”。另一种则主张“死刑复核程序开放化,从书面审理转变为开庭审理,让人民检察院、诉讼当事人、被告人的辩护人等都参与到这一程序中来,甚至以死刑案件三审终审制取代死刑复核程序,来实现诉讼的目的”。持这种观点的人实际上也就是主张对死刑复核程序进行诉讼化改造。 第二种意见,法院内部监督程序说,即将死刑复核程序定位于行政审查审批程序。樊崇义写的《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定位和运作》持该种意见认为,“核”才能体现死刑复核程序的本质,而不是“审”,也就是说更近似于“批准”,只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在原一、二审的基础上进行复查、核准,应当按照审批的思路设计复核程序,而不能按照独立审级的模式来看待复核程序。 (三)死刑复核程序性质的应然定位 “建构在侧重于打击犯罪的理论基础之上的死刑复核程序性质定位的行政性观点,忽视了死刑复核程序的本质,没有站在应然的角度来观察这个问题,而是从现行立法的实然角度来分析的。行政权的最高价值在于效率,而与司法权永远相伴随的则是权利救济和维护正义”。从根本上讲,死刑复核程序是为了少杀、防止错杀,而不是像行政权那样以追求效率价值为目的的,如果将这二者混淆了,那么将十分不利于保护被告人的人权。 我认为,死刑复核程序是我国刑事诉讼所特有的一种诉讼程序。在1979年与1997年的刑事诉讼法都将死刑复核程序与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与审判监督程序分专章并列规定。可见,立法者显然是充分认识到了死刑复核程序的重要性,才将死刑复核程序作为如此重要的诉讼程序来对待的。从立法目的来讲,设置死刑复核程序主要就是为了使被告人可以在上诉之外再取得一次权利救济的机会。从程序完善角度来讲,在这种性质定位基础之上,目前应当进一步强化死刑复核程序的审判权性质,对死刑复核程序进行正当程序改造,这就主要涉及到控辩审三方的关系具体到在死刑复核程序中的架构问题,应将控诉职能和辩护职能引入到死刑复核程序中来,明确被告人刑事辩护权,统一死刑适用的严格证明标准并完善相应配套规则,设置合理科学的死刑复核程序期限,实行开庭审理,建立直接言辞审理原则,实行合议庭负责制,并仍然采用合议庭一致或绝对多数同意的表决机制,健全检察机关对死刑复核案件的主动监督机制,分离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程序与死刑一、二审程序,使该程序真正走向诉讼化。 二、中国死刑复核程序的价值 在哲学理论的概念中,存在于主、客体的关系之中的“价值”,是客体自身具有的某种功能或者属性,这种功能或是属性能够满足主体的某些需要。主体在作用于客体的同时,客体也会相应的对主体发生反作用,在这个作用于反作用的过程中客体能够满足主体的某些方面的需要。价值不是主观任意的,而是客观存在的。它必须以客观事物自身具有的属性的实际存在为前提,并依附于主体身上客观存在着的某种需要。这样看来,价值就是主体客体之间客观存在着的一种有用的关系。 关于刑事诉讼价值,陈瑞华教授认为有三种基本含义:一是价值观念,也就是存在于某些人或者某一社会之中的法律价值理念;二是为人们所接受的一些基本的法律评价标准;三是值得人们追求和努力实现的价值目标。??我认为,如果仅仅将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扣上一顶“有用性”的帽子,那么刑事诉讼法也将会被简单的看做实现刑事实体法的工具而已。这样又使得程序法再次陷入成为实体法工具的命运。所以我们不应该忽视刑事诉讼程序存在着的自身价值,它本身的运作过程也是一种价值的体现与实现。刑事诉讼价值是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的统一。其中,刑事诉讼的内在价值或者公正价值,则主要是指刑事诉讼在过程中是控辩双方的利益得到平等的尊重和维护,刑事诉讼的功利价值或工具价值则主要表现为它对于刑法规范实施的积极意义。所以说,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一部分,死刑复核程序当然应将刑事诉讼公正、秩序和效率这三个方面的价值完整的体现出来,并促使三种价值各自应具备的功能有序、和谐的实现。 (一)公正价值视角下的我国现行死刑复核程序 死刑复核程序是判决、裁定生效前进行的审查核准,是从诉讼程序上保障死刑正确适用的一种诉讼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规定,是我国尊重人权与严肃、谨慎的慎杀与少杀刑事政策的集中体现,这一审查程序的设置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保证了办案质量,更是为正确适用死刑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诉讼程序保障。死刑复核程序具有毋庸置疑的公正性,应注意的是,这种公正性不仅需要指向受害人一边,也更需要指向被追诉人以及社会公众。通过死刑复核程序审查报请复核的死刑案件材料,审查司法机关在一、二审程序中认定犯罪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是否存在瑕疵,对少数罪大恶极、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非杀不可的犯罪分子核准死刑裁判,处以极刑,使正义得到伸张,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不受侵害。此外,如果在这个程序中发现之前的死刑裁判有任何不适当或者错误的情况发生就必须予以及时的制止和纠正,防止错杀无辜,给可杀可不杀的犯罪分子获得重新做人的机会,更甚者是还无罪者清白,这样做不仅是有利于缩小死刑的适用范围,并最终有利于得到社会公众对死刑复核程序公正性的认可。可见除了对实体公正具有保障作用,其独立的诉讼价值才是程序公正更重要的价值。 (二)效率价值视角下的我国现行死刑复核程序 波斯纳认为:“公正在法律中的第二个意义是指效率。”由此看出,以很快的速度达到审判结果一直是诉讼进行的理想状态,这里也体现着刑事诉讼的效率原则。 死刑复核程序是把握生死的最后一道关卡,鉴于其重要性,所以审查时间长且对执行官员要求也很高,在死刑复核过程中,合议庭要了解案件事实、证据、程序、法律适用等各方面的情况,全面审阅案卷。这些成本随着死刑案件复核时间和进程而变化,时间长、进程慢则成本高;时间短、进程快则成本低。??自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后,最高人民法院耗费大量资金扩充数百名法官,打造全球最大的刑事审判庭用于死刑复核。而死刑复核收益等于无复核所造成的损失的期望值,在敬畏生命、尊重人权的今天难于直接量化,所以我们应该注重生命而不是只注重成本。与经济成本相比较,生命的价值自然是要优先考虑的因素。正是想通过完善死刑复核制度体现对人的生命敬畏,避免冤假错案、避免错判错杀,所以才有了中国特色的死刑复核程序。 (三)秩序价值视角下的我国现行死刑复核程序 刑事诉讼的秩序价值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是追究犯罪活动的本身必须是有序的;另一方面是通过对犯罪行为的惩治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秩序价值要求必须防止政府滥用权力而使社会成员处于无安全保障的状态,所以国家刑事司法权的行使也必须是有法律规范且有序的。一方面我们要对“犯罪故意明显,社会危害大,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处以死刑,以维护法律的尊严,保障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也要严格限制法官滥用“自由心证”,防止权力的滥用。 三、中国死刑复核程序的功能 法律功能的发挥与法律目的的实现实际上都是对法律进行的社会学思考,在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异,所以二者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体”和“用”的关系。 (一)死刑复核程序的纠错功能 死刑直接涉及到被告人的生命权,如果出现错判死刑的案件,会极大地影响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和司法权威的树立,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所以防止错杀不仅是死刑复核程序设置的初衷,更是死刑复核程序的第一位功能。实际上,从中外死刑案件的审判实践看,死刑案件的错判率极易高于其他罪案。 有学者认为,死刑复核程序纠正冤、假、错案的功能是有限的,而且具有成本高、代价大的缺陷。案件事实认定问题的性质决定了,法官在查明事实上,并不优于普通民众,上诉法院法官并不优于初审法院法官。因此,我们不能将防止事实认定错误的所有希望都寄托于死刑复核程序。诚然,死刑复核程序不可能将一切冤假错案一一纠正,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实现凭借一种制度完全解决案件的真实性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多一道审判程序,自然就多给了含冤的犯罪嫌疑人得以救济的机会,也就给了正确司法增添了一分希望。死刑复核程序的价值,也许就在于这多出来的一个机会。 (二)死刑复核程序的控制功能 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死刑,是中国一关的基本死刑政策。实体法之路与程序法之路是对死刑的限制的两个方向。前者是根本性的,主要是通过刑法立法减少死刑罪名的设置,能够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由于文化、国情与民意等原因,短时间内还不能够彻底得废除死刑,死刑复核制度作为程序法之一,在限制死刑方面有着实体法道路所不具有的超越性,更容易被接受。 基础理论论文: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基础理论、运行模式和机制研究 内容提要 本文论证发展农业高新技术的必要性,提出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渗透理论,并结合近年来我国各地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实际情况,总结归纳出我国各地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和机制,提出加快利用高新技术改造我国传统农业的对策和措施。 关键词:高新技术 改造传统农业 理论 运行模式与机制 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发展迅速,一场以高新技术为中心的科技革命正在全球蓬勃兴起,推动着传统产业的变革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这个传统产业正面临新技术革命的挑战。目前,我国农业在由“资源依存型”向“科技依存型”转变。高新技术正逐步地走进我国农业的每一个领域。如果我们能抓住时机,采用先进的农业科技成果加快对我国传统农业技术的改造,那么在二十一世纪初期,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就会迈进一步。 一、发展农业高新技术的必要性 (一)农业高新技术的概念 所谓农业的高新技术,是指能广泛用于农业领域的,对农业经济发展和农业科技进步产生深刻影响和重大推动作用,并能形成新型农业产业的高技术和新技术。包括国家科技部认定的航天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7个高新技术领域的相关内容。但目前具体应用于现代农业,主要指农业生物技术(转基因技术、酶技术和发酵技术等)、农业信息技术(包括计算机农业应用和各种农业专家系统、农业网络技术)、设施农业技术(包括各种温室技术、无土栽培技术)、节水农业技术(改善地面灌溉系统和滴、微灌、喷灌技术)、核技术(用于农业育种技术)、现代农业机械技术(带电脑程序控制)、农产品精加工技术、遥感遥测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技术、激光技术(激光平地)等。 (二)传统农业的经济增长潜力有限 传统农业是一种技术状态和资源要素水平长期内大致保持稳定不变的农业状态,经过世代适应,各种生产要素已达到最佳配合,但由于其物质和能量的低层次循环,其内部发展的潜力有限,由于其生产工具以手工操作为主,劳动力、畜力、土地等传统要素是其主要生产资源因子,新生产要素对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微乎其微,从而造成了土地生产率及劳动生产率的双重低下。概而言之,传统农业具有以下五个特点: l 传统农业是一种自给自足的产业; l 传统农业的技术停滞不前; l 传统农业中的劳动者文化素质较差; l 传统农业对外部环境依赖性较强; l 传统农业是一种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 因此,传统农业不能成为社会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 (三)现代农业是一种商业性的农业 现代农业是一个由市场导向的与发展农业相关、为发展农业服务的产业群体。从农产品生产过程看,农业关联产业群包包括产前、产中、产后的各行各业。产前主要是农用物资的生产与供应,如机械、肥料、种子、饲料、农药、农膜、电力及其他物资;产中主要是直接与农业生产耕作或为之服务,包括耕作、播种、施肥、收获等环节及植保、病虫害防治、卫生防疫、种苗与繁殖等;产后主要是农产品的流通与加工,如收购、运输、保鲜、加工、销售等。这个围绕着农业生产而形成的庞大的产业群,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与农业生产形成稳定的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利益共同体;它们相互之间又及时传递各种市场信号,并以科技进步成果、市场供求信息和各种物质力量支撑着各个环节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现代农业已沿着资源投入、生物生产和经济增值三方面有了很大发展,基本上是把平面结构的农业转化为空间结构的三维农业。是按三维农业的概念,把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各项内容及其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基本形式显示出来。 (四)高新技术对改造我国传统农业具有重要的作用 我国人多地少,落后传统农业一直是困扰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后顾之忧。因此,引入国内外农业高新技术来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已成为我国改造传统农业的强大动力。为了使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有一个带动性的突破,全国各地在实施“九五”农业科技计划中,把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区作为重要内容。据农业部科教司的统计,到1999年为止,我国拥有各种形式的农业高新技术园区和现代农业示范区405个。在这些园区中,大量农业生物技术、无公害食物生产技术、工厂化农业生产技术、智能农业生产技术等现代农业新技术得到广泛开发应用、示范和推广,为园区所在地区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技术、新信息,展示了现代农业新的经营方式,有些地方因此而培育了新的农业经济增长点。 由于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对于实现我国农业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探索21世纪我国农业发展的新的途径,迎接新的农业科技革命到来,促进我国农业发展上一个新的台阶具有积极意义。我国各地政府予以十分重视和支持,将其列入本地经济和农业发展规划,并筹集和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开发建设。预计在未来五至十年内我国农业现代建设将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将有大量高新技术成果进入农业领域,通过现代农业示范区的示范、推广而达到产业化规模。 二、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渗透理论 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就是使高新技术向传统农业领域的产前、产中、产后阶段迅速地渗透和扩散,使高新技术不断地渗透到传统农业领域的产前、产中、产后的关联产业,从而造成农业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农业科技产业不断出现,农业关联产业不断扩大,形成和构建一个全新的现代农业产业链条,如图1所示。 图1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渗透理论示意图 三、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机制 在我国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主要是通过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实施来进行的,而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建设和实施,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实现全面协调的动作,必须有完善的运行机制保障其运行。要使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建设顺利进行,进而对农业的科技示范推广起到应有的作用,就必须建立和健全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五大运行机制。 (一)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资金筹措机制 良好的资金筹措机制是保证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实施成功和得以发展的基本前提。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建设资金一般实行多渠道、多层次的筹集。按投资主体的划分,分为政府项目筹措型、民营筹措型和混合筹措型三种。 (二)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技术依托制度 所谓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技术依托单位,是指为了搞好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农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与示范项目的建设单位,通过签订技术承包合同或协议的方式,建立一种联系紧密、互惠互利、长期合作、稳固可靠的关系,在项目区内,针对不同类型的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技术关键问题到项目区进行技术成果转让、技术承包、技术开发、咨询服务、高新技术成果示范等活动。这样的农业科研单位或高等院校称之为技术依托单位。 根据我国农业科研单位与生产经营单位联合发展的现状,以及目前农业科研成果的转化渠道、种类和途径,把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技术依托单位分为科技基地依托型、科技企业技术依托型、科技服务依托型三种。 (三)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管理机制 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要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农业高新技术成果为依托,根据农业科技示范项目区的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因地制宜,逐步建立起科学、简明、高效的管理机制。在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区,应逐步建立和健全以下运行机制。 l 科技成果引进、示范的推广机制; l 技术承包机制; l 经营机制; 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经营运作,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和社会经济条件,采用不同的经营机制(目前一般采用农业企业化经营、承租反包和股份合作制的三种模式)。这些经营机制主要有如下运作机制所组成。 l 农业企业化经营机制 l 承租反包制 l 股份制经营 l 利益共享机制 l 竞争激励机制 l 完全成本核算机制 l 吸引人才机制 四、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选择及影响因素 (一)运行模式 通过对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的研究。对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的概念界定、模式的特性和影响因素,以及模式构建的基本原则进行界定。结合近些年来我国各地实践,按照不同的农业科技示范类型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类型进行分类,归纳出十三种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这十三种模式分别是:1、农业高新技术走廊模式(潍坊模式);2、院地联营型模式(唐河模式);3、“公司+农户”运行模式(温氏模式);4、高效农业开发区运行模式(许昌模式);5、工厂化农业开发区运行模式(孙桥模式);6、农业企业开发型运行模式(锦绣大地模式);7、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示范区模式(张掖模式);8、龙头企业带动型运行模式(新兴模式);9、外向型高科技农业模式(珠海模式);10、工商企业带动型模式(野力模式);11、“政府+企业”的农业示范区运行模式(顺义模式);12、“以工补农”运行模式(龙口模式);13、“农业企业集团”运行模式(烟台中粮模式)。 (二)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运行模式的影响因素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一旦形成,便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这种稳定性不是绝对的,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会随着外界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1、农业经济发展水平 农业经济发展依靠科技进步,尤其是高新技术的采用会极大的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反过来,高新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又会受到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和制约,建立在不同农业发展水平基础之上的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必然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2、农业科技创新水平 农业科技创新是农业技术进步的源泉,农业高新技术成果来源于农业科技创新,农业科技创新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农业高新技术成果的多少。无论生物技术、育种技术、设施农业技术和农业工程等高新技术应用,还是基因技术、3S技术和激光技术,进入农业领域都离不开农业科技创新。 3、农业教育 这里的农业教育包括各种基础教育、中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以及专业人才的培训等。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的教育状况反映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的高低,直接和间接影响和制约着高新技术转化为现实农业生产力的全过程,同样也影响和制约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 4、社会经济制度和体制 不同的经济体制和社会制度会影响农业高新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快慢。在市场体制下,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序和社会制度环境的优劣,如农业科技管理体制、农业生产组织管理体制、农村产权制度、土地使用制度等,也在不同程度上制约农业高新技术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5、宏观政策导向 主要包括农业科技政策以有其他相关的农业产业政策(如价格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等),政府的宏观政策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方向、重点。比如政府的农业科技政策会影响农业科技力量在各层次、各环节、各专业的安排和分配比例以及农业科研单位、科技人员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而这又会直接影响农民采用高新技术的现实性、可能性、积极性。 6、宏观经济环境 宏观经济环境主要指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运行机制。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应该是有利的宏观经济政策加经济运行的市场机制。在这种宏观经济环境中,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必然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效益型运行模式。 7、市场环境 这里的市场主要包括农业技术市场、农业要素市场和农产品市场等。农业技术市场的发育程度关系到农业科技供需的衔接以及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农业生产要素市场的数量、质量、价格等影响农民采用高新技术成果的规模、成本。农业产品的市场供求、供销、流通等影响到农民采用高新技术的收益。农民采用高新技术成果的经济界限是使用农业高新技术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如果超过这一界限,即使技术效果再好的高新技术,农民也会拒绝采用。 五、加快高新技术改造我国传统农业对策和措施 (一)加强领导,成立全国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和应用工作委员会 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为了便于统筹安排,组织宏观协调工作,建议国家科技部、农业部牵头,组建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和应用工作委员会,由国家科技部、农业部、教育部、林业局、中国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组成,负责组织、协调等具体工作。 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和应用工作委员会下设专家组,下设大田种植、蔬菜花卉、畜牧水产、果木林业、水利工程、生物工程、土肥栽培、植保防疫、农业项目投资评估等9个分组。编制总体规划,研制定政策,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加强对全国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和应用的宏观指导。 (二)制定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园和示范项目的发展规划 根据农业高新技术的成熟度及今后我国的农业发展趋势,从加速农业高新技术的示范和应用,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的高度出发,制定不同地区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和示范项目的发展规划。各地在建立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区时,应选择若干地区作先行一步的试点,以取得经验,确实验证该项目区已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再考虑逐步推开,以避免盲目攀比,一哄而上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三)明确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建设的指导思想与实施的总体思路 第一、在指导思想上:牢固树立高新技术为实现我国农业综合开发持续发展,农业经济持续发展和农村持续发展服务的思路,注重五个结合:即农业与农村经济、农业研究与开发推广、近期与远期、科研院所与项目区、高新技术技术与常规技术、传统技术的有机结合,充发挥高新技术组装、技术中试、技术辐射、技术扩散、技术转化的基本功能。 第二,在战略部署上:以科技带企业,以企业带基地,以基地带农户,逐步形成有竞争力的农业科技企业,形成技贸工业一体化的模式,走出国门,跻身国际市场。 第三,在经营模式上:由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实施单位以及企业经营者共同投资,组建产权明晰、职责明确、风险共担、利益分享的股份制企业化经营,创造经济效益,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滚动发展。 第四,在开发方向上:按照“农科教、种养加、产供销、农工贸、城乡一体化”的要求,实行多层次、多形式、多元化的优化组合、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综合开发的产业体系。 第五,在运行步骤上:从简到繁,从易到难,不断探索,继续试点,积累一套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成熟经验,成功后再进行全面推广,逐步建立高效运行,自我发展的新机制。 (四)制定长期稳定的科技政策 1、放宽经营政策 允许项目区的科技企业经营农业技术成果,包括农作物种、种苗、畜禽良种、配合饲料,复合肥料、生物农药、动物疫苗、加工产品、农牧机具等。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区经营技术产品,应当从政策上享受现行的种子公司同等待遇,或与种子公司联营,实行利润分成,以保征项目区有可靠的收入。 2、在投资、税收、贷款上给予优惠 凡是批准进入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区的企业和外商投资项目,以及农业高新技术引进项目,在工商、税务,金融、外交、海关、商检、人事工资、奖励等方面的政策,必须配套优化,并且优于其它(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才能富有吸引力和保证实施。 3、放活分配政策 切实贯彻“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相结合,多劳多得,突出重点,兼顾一般”的原则,对于项目区从事科技开发,新产品生产,市场营销等方面的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在分配上给予优惠,拉出档次,对于有突出贡献者应予重奖,要支持一部分科技开发人员,通过正当的劳动致富,并实行先富带后富,走共同富裕之路。 4、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建设形式要灵活多样,不拘一格 建设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也应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农民对农业科技的多样化需求,本着多渠道建设、多形式开发、全方位辐射的原则,统筹规划,协调布点,灵活运作,不断探索项目区建设的新路子,在鼓励各级政府及农业科技、农技推广等部门带头建设农业高新技术范区的同时,积极引导农村专业合作组织、骨干龙头企业、个体种养大户以及外商独立创办或以资金、设备、技术、信息入股等形式,联合开发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区。 今后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区的运行要逐步建立企业化经营管理的运行机制。项目区农业高新技术企业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原则组建、管理和经营,并逐步建立“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完善市场导向与技术创新有机结合的、科工贸、科农贸一体的企业经营机制。项目区内农业高科技术企业,实行国有和非国有经济成份共存、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并举的方针,平等竞争、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五)扶持一批以“高、新、外”为特征的高新技术龙头企业,支持民营农业科技(知识)型企业发展 把我国农业科技型龙头企业建设当作重中之重,在发展方向上突出“高、新、外”。即档次高、规模大、围绕主导产业或拳头产品,集信息、生产、加工、贮运、销售于一体,成为产业或产品的主体。采用的技术新,不管新上项目,还是老企业改造,都要注意发展高技术、高层次的企业、外向型,重点扶持面向国际市场,有出口创汇能力的龙头企业。 要优先发展生物工程、农业信息、节水灌溉等辐射和渗透力强企业。加大对种子、生物农药、生物制剂以及微生物肥料、饲料企业支持力度。扶持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把民营科企业发展纳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按照“支持现有的、培育优势、鼓励改制的、吸引外来的,发展新办的”基本原则,因地制宜,进一步加大创新力体系的建立,支持民营科技企业上总量、上规模、上水平。 (六)加快我国农业高科技术产业的风险投资体系建设 建立不同类型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风险的投资基金。一是可以考虑由我国财政部门和银行出资成立我国农业风险投资基金,对农业的技术产业化风险资本市场市场起引导作用,并成为政策性融资机构。二是由政府,农业科研、教学单位、有关企业、农户共同出资创立地方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风险基金。三是动员和鼓励社会各种基金组织向农业高新技术企业提供融资或投资。四是成立中外合资风险基金。五是在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设立风险投资基金。对于部分市场前景看好的农业高新技术项目,可以采用股份制形式,由政府、集体、民营企业、金融机构、居民、农户共同入股,组成股份公司,共担风险。 (七)尽快建立农业科技示范区项目管理信息系统 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信息系统建设主要应抓好农业科技信息、农业生产资料产品市场信息、农产品供求及其价格信息和农业政策法规等子系统的培育以及因特网的信息网络、农业信息服务机构的建设,特别是重视国际国内互联网建设,加强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与国内外的交流与联系。 (八)走产学研一体化的道路,鼓励农业科研院所积极参与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建设 要建立双向科技人才兼职制度,加强农业科研院所与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的智力和信息交流。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的科研人员可利用业余时间到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区兼职,从事技术开发和创新活动,把过去的个人渠道变为公开渠道。科研院所领导应支持这项活动,并加强管理工作,这有利于加强产学研合作和技术转移。 (九)培养农业的技术人才,提高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的整体素质 培养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人才应采用多渠道培育方式,如利用现有的农业大专院校为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培养生物技术、设施农业、农业工程等方面的技术人才,还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培养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急需的经营管理人才。各级党校、行政管理学院、农业大专院校、电大、函授大学都可以开设有关专业,实行脱产、半脱产或业余学习,为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培养一批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农业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还可以通过农校、电视中专、绿色证书培训等形式,造就一代有文化、有知识、懂技术、懂生产的新型农民。 基础理论论文:英、德行政程序基础理论之比较 [内容提要] 通过正当的行政程序来规范行政活动参与者的行为已成为世界上多数追求法治国家的必然选择。由于历史背景、法律传统、社会现实和理论体系的不同,各国赖以建立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也不同。英美法系国家强调自然正义、正当程序;而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程序处处体现法治行政原则。本文将通过两大法系的典型国家——英国和德国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的介绍与比较,以期对我国构建行政程序法治有所借鉴。 [关键词] 自然正义 法律优先 法律保留 法治主义是现代法治国家追求的目标与基本精神,经过历史的变迁,法治国家的价值已得到各国的普遍公认。法治国家理论在行政领域主要体现为法治行政,其核心是国家权力的组织与运行要受法律的制约,以法律来制约政府的行为。法治行政已成为现代法治国家行政领域的一项重要原则。 从各国行政程序法治的情况来看,英国的行政程序立足于自然正义原则,这一点发端于有关公正合理的运用行政权的宪法原则。英国的行政法有很长的历史,但早期的行政并非现代形式的行政,在中世纪,一切行政权属于国王,这一时期实际上存在构成行政法的法律规范,但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法律体系中行政法的存在。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直到17世纪下半叶才出现。1608年的革命摧毁了许多枢密院的行政权,王座法院对行政权控制的时代开始了。一直到19世纪后期行政国家的出现,一些重要原则,如司法复审管辖原则、自然正义原则等才开始广泛适用于各级政府部门。中间行政法的发展虽然经历过退步与低潮,但二战以后,为了适应现代行政发展的需要,英国先后制定了行政立法规则,裁判所和调查法等多部法律,以此确立了英国行政法的体系,使其获得了全面发展的客观条件。从英国行政法的发展可以看出,英国行政法是一种控制政府权力的法律,强调控权的价值与意义。英国行政法是有效控制行政权力组织与具体运行过程的规范体系,强调权力行使过程的正当性,即权力行使要有合法而正当的程序。它源于自然正义原则,自然正义原则作为英国行政程序的基础理论,其适用范围十分广泛。 德国是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德国行政法经历了“警察国家”行政、自由法治行政和社会法治国家行政三种历史类型。现代意义上德国的社会法治国有两层含义:一是国家拥有广泛的社会管理职能;二是国家在行使其职能时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法治国理念的发展也使德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出现行政程序法的国家之一。从1883年开始,德国各邦开始了广泛的行政程序立法。二战使德国对民主与自由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公民获得了直接参与行政行为的权利,这一观念引导了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自此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已成为大势所趋。1963年德国就有了总共85条的行政程序标准草案,现行的行政程序法是1977年生效的《行政程序法》。德国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源于其法治国的宪法观念,表现为法治行政原则。 一、英国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自然正义原则 (一)自然正义原则的历史发展 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在他的《伦理学》中提出了“自然正义”概念,他说“在政治正义中,一部分是自然的,一部分是法律的,——自然是指在每个地方都具有相同的效力,它并不依赖于人们这样或那样的想法而存在;而法律的则意味着起初既可以这样,又可以那样,……。”近现代意义上自然正义的观念最早出现在英国1215年制定的《英国大宪章》之中。该宪章第39条规定,“除依据国法之外,任何自由民不受监禁人身、侵占财产、剥夺公民权、流放及其他任何形式的惩罚,也不受公众攻击和驱逐。” 这可以被看作是自然正义原则的最初体现。而体现自然正义原则的正当程序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354年爱德华三世颁布的第28号法令中,“任何人,无论其身份、地位状况如何,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予以逮捕、监禁、没收财产或处死。”正当法律程序的本意是指刑事诉讼必须用正式的起诉方式并保障被告接受陪审裁判的权利,后来扩大了其适用范围,即广义上剥夺某种个人利益时,必须保障他享有被告知权、陈述权和倾听权等。一直到18世纪,虽然现代议会主权原则取代旧观念在英国已逐渐确立,但这并没有因为立法机关权力的扩张而使自然正义原则在理论上予以改变。英国是判例法国家,许多原则正是经过一个个案例逐步建立起来的,自然正义原则也不例外。 直到19世纪末,行政法伴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大而发展,但是到了20世纪,行政法的发展受到了阻碍,自然正义原则也受到了挫折。1914年的地方委员会诉阿利奇一案中,上议院错过了一个运用自然正义原则的重要机会。在该案中,汉普斯特自治区议会命令关闭某座房屋,理由是不宜住人,经房主向地方委员会申诉,举行了一个公开调查会。房主向法院控告地方政府委员会未经公平审讯即撤销了他的申诉。因为没允许他会见做出决定的官员,也没让他看举行调查会的视察员的报告,那个报告理所当然是案卷中的主要文件。这些控告在上诉法院得到胜诉,在上议院却失败了。该案本应当成为重新塑造行政程序新形式的一个机会,但这样一个契机被错过了。但这并没有结束,二战期间及其战后,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行政权出现了空前的强大,而行政法却出现了极大的衰弱,大量的判例是放弃司法复审和错误。 直到1958年这个错误才被纠正。1958年《裁判所和调查法》的产生导致了程序改进计划,带来了行政法的复兴。法院通过一系列的判决使自然正义原则重新获得了适当的应用,为依法行政规则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里不得不提及一个著名的案例:里奇诉波德温案。该案中,上议院做出了恢复自然正义原则的决定,它是有关自然正义的代表性案例,在英国行政法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1963年布莱顿警察长因被指控犯有阻碍司法程序的刑事罪而受审,但被宣布无罪,其他两名警官被判定有罪,法官趁机抨击警长对警察队伍的领导,因此布莱顿警察事务委员会一致决定开除了该警长的职务,他的辩护律师申请庭审并被允许出席尔后的一个会议,委员会议认同以前的决定并以9比3的投票结果通过。警察长行使了他向内政大臣上诉的权力。但上诉被驳回,最后他转向法院,要求宣布那个开除他的决定无效。因为没有通知他任何针对他的指控,也没有给他辩解的机会。这被高等法院驳回,上诉法院也一致予以驳回,但上议院以4比1的多数支持了上诉请求。这意味着自然正义原则重新得到重视并将在广泛的基础上予以适用。同时该案也改变了英国行政法的历史。正如雷德大法官在1963年所说:“我们没有发达的行政法体系。”1971年丹宁大法官则说:“可以说,现在我们已经真正拥有发达的行政法体系。” (二)自然正义原则的内容 自然正义原则不是一个实体内容,而是支配行政机关活动程序方面的规则。他要求行政机关的活动要符合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的规定,即使法律无规定时,行政机关在行使其权力时也不能违背自然正义原则。这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公正原则,它是对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的实质性要求。 自然正义原则包括以下两项基本内容: 1、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 任何人不能在自己的案件中充任法官作为自然正义原则的一项基本内容在英国法上又被称作反对偏私的原则。在司法上,法官如果可能或可以被正当的怀疑与所受理的案件有个人的利益牵连,那他就没有资格去裁决该案件。该项原则甚至可以使法官以此为由宣布议会的法律无效。同样,这项原则也适用于行政决定,行政机关不得就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事实做出决定,以避免偏私。在英国行政法历史上,由于行政决定中的偏私从而导致该决定无效的案例很多。比如1730年法院撤销一个有关迁走一位贫民的命令,因为其中的一个地方治安官是该贫民将被迁离的那个区的居民与纳税人。法院还曾经撤销了私下征询过消防队长意见的纪录委员会的决定,因为正是消防队长报告了某消防队员不守纪律。 但在实际情况中,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形:法律授权某官员采取行动,尽管他与该行动有利害关系,但依据法律,他是唯一有权这样做的人。这时自然正义不得不让位于此种必要性,因为如果不这样做,那行政机制将会发生故障。因此一方面,法院严格的适用反对偏私的原则,另一方面议会试图通过在特定情况下授予一定的豁免来予以缓解。比如1875年的《公共卫生法》中允许地方治安官依本法进行裁决,而不顾他们可能是地方机构的成员。但法院只是从狭义上去理解这些规定,认为任何偏离这一自然正义原则的情况都必须有立法的明确规定。该法被认为排出了仅仅基于地方机构成员资格而提出的丧失资格的可能,但不排除地方治安官办事时实际上与司法公正不一致的情况。但在诉讼中如果一方当事人或他的律师知悉裁决人不合格以及自己有权提出异议,但让诉讼继续而不加异议,那他们便被认为放弃了提出异议的权利,不得对裁决以此为由提出上诉。 关于裁判者会发生偏见的可能性存在两种标准,一是“合理怀疑”标准,一是“确实可能”标准。英国法院曾数次认为两种标准是不同的,因此不得不在其中予以选择。丹宁大法官交叉使用了这一标准,他说:“法院不看是否真正可能或已经事实上偏袒一方而牺牲另一方。法院着重看别人得到的印象如何。但必须看上去真有偏私的客观可能。猜度与推想是不够的。必须存在这样的情形,从那种情形中正常的人认为地方治安官或主席可能或极可能会或已经以一方为代价不公正的偏向另一方。正常人会认为他这样就足够了。道理再简单不过了。正义必须植根于信赖,当心地正直的人们转而认为法官有偏私时,信赖也便荡然无存了。” 2、接受公正的审讯 在司法上,任何人不能未经审问就受处罚,法官必须在听取双方意见的基础上才能作出判决。该原则从司法本土移植到行政领域中,开始适用于行政机关的活动。他要求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裁决时,必须给予双方陈述自己的理由的机会,让双方了解对方的论点和依据,在此基础上行政机关才能作出裁决。当行政机关本身与公民发生关系时,如果将做出对公民不利的决定,也必须事先告知对方做出该决定的依据,并听取相对方的意见。接受公正审判的原则涉及到获悉对方理由的权利,提出证据和辩论的权利等。法院坚持被赋予合法权力的机关事先非经听取对方的意见将不能有效的行使权力这一原则,并且几百年来一直在执行这一原则。该原则广泛适用于司法行为和行政行为。法院赖以适用这一原则的假设是,给每个受害者接受公平审讯的权利既是良好法律程序的准则,同样也是良好行政的准则。即便命令或决定在实质上是无可挑剔的,法院也可以控制其程序,要求公平的考虑双方的意见,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有益于良好行政了。 上文所提到的里奇诉波德温案中重申公平受审权,使这一原则已经成为对侵害权利的行政行为或决定所普遍适用的规则。“提供审讯是落在每个裁决人身上的义务。”这句话经常被人所重复提及。接受公正的审讯原则包括以下几项重要权利:(1)知情权。这其中包括了解针对他提出的案情,知道相关的证据以及不利于他们的各种观点。该原则并不要求行政机关在反对意见提出之前公开他所收集到的所有信息,但一旦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行政机关将不能只从一方接纳证据而不向别的当事人公开。(2)听证权。听证权是自然正义原则内涵的一项重要权利。行政机关如果给予当事人以听证的机会,那他就应当做到:考虑当事人希望提交的全部证据;让各方当事人知道要考虑的所有证据;允许向证人发问以及允许对本案中的证据和论点进行评论。但听证并不仅仅限于口头听证,在有些案件中并不排除只给予书面陈述的机会。(3)要求说明理由的权利。说明理由在一开始并不是自然正义原则的题中应有之意,但随着行政程序的发展,自然正义原则的内容也在不断修正和扩充中。现在要求说明理由也已成为自然正义原则的一个关键因素。该权利之所以如此得到重视则是因为如果不知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的理由,公民便无法找出充足的理由要求复审或上诉,从而失去法律的充分保护。 自然正义原则在英国有逐渐扩大的趋势,那么自然正义原则的适用范围究竟有多大,对此有不同的理解。行政机关主张自然正义不应适用于纯行政性的行为。而绝大部分法官主张每项司法性行为都应受制于自然正义原则。并且为此他们将大多数的行政行为都称为“司法性的”。法官并没有说自然正义原则应普遍适用于司法性行为与行政性行为,而是扩展了司法性的含义,即当在某项行为中如果自然正义被遵守,那该行为即是司法性的。实际上,凡是具体的影响公民权益的行政行为都应被认作司法性的行政行为,他要求那些虽然是行政性的权利但要求像司法性权力一样行使,必须遵循自然正义原则。 二、德国行政程序法的理论基础——法治行政原则 法治行政要求任何行政活动都依宪法与法律进行,因行政活动自身利益受侵害者能够得到有效的救济。法治行政是民主主义与保障人权理念的体现。在德国法治行政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法律优先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 (一)法律优先原则 法律优先原则是指行政应受现行法律的约束,行政机关不得采取与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措施。法律优先原则无条件的适用于一切行政领域,包括干预性行政行为、授益性行政行为等各方面。该原则有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3款予以确认。该款规定:“立法权受宪法的限制,执行权和司法权受法律和权利的限制。”如果该原则未被遵守,将会有相应的制裁,这包括:与法律相抵触的法规命令无效;违法的行政行为可撤销或被废除;违法的行政合同无效等。法律优先原则实际上是对违法行政的禁止,他是消极意义上的法治行政。 (二)法律保留原则 法律优先原则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法治行政,法律保留原则则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法治行政。他要求行政机关只有在取得法律授权的情况下才能采取相应的行为。当法律出现缺位时,优先原则并不禁止行政活动,而保留原则将排除任何行政活动。相对于优先原则,保留原则的内容更丰富和复杂。法律保留原则拥有广泛的宪法基础,这包括民主原则、法治国原则、基本权利保留原则和议会保留原则。1、民主原则要求,颁布普遍适用的、对公民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只能由人民选举产生的议会做出。从这一点可以得出,凡在议会范围之内的事物均由立法机关保留。2、法治国原则要求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应由法律予以规范,即由法律予以保留。3、基本权利保留要求必须全面保护公民的自由和财产,对自由和财产等基本权利的限制只能由法律予以规定。4、议会保留原则要求特定事项绝对需要法律予以规定。 随着行政活动领域的扩大,法律保留的适用范围也产生了争论与分歧,并产生了相关的学说,主要有:1、侵害保留说。该学说认为法律保留原则只适用于限制个人权利与自由方面的行政;2、全部保留说。该学说认为保留原则应适用于行政的所有领域;3、社会保留说。它认为除传统的干预行政以外,在给付行政领域也要适用保留原则;4、重要事项保留说。该理论由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提出。重要性的标准是某个规则对公民和联邦的意义、份量、强度等。某一项事务对公民或联邦越重要,就越属于保留的范围。 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范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自由法治国时代,法律保留的范围限于所谓干预行政,在现代社会这已经显得不够了,无论是干预行政还是给付行政都需要体现保留原则,以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1、干预行政。对于公民自由与财产的干预, 必须纳入法律保留的范围。这也正体现了德国基本法所确立的对基本权利的要求。上文已经提到,基本权利保留要求全面保护公民的自由和财产,只有通过法律或者根据法律才能予以限制。对于行政机关的干预行政职权,法律应当对其内容、对象、目的和范围等方面予以确立和限制,以使公民对这种干预具有可预见性和可预测性。2、给付行政。法律保留仅限于干预行政已经被突破。给付行政的扩大要求相应的扩大法律保留的范围。但这里的问题是法律保留在多大范围内包括给付行政,国家是否可以提供法律没有规定的给付。实际情况是法律的约束程度因行政领域的不同而不同。 (三)法治行政在行政程序中的体现 德国行政程序主要体现在1977年生效的《行政程序法》中,它要求行政决定必须采取合法的程序和形式。 1977年的《行政程序法》并不是一个关于在实施某一个行政行为时必须遵循的严格步骤的法律,而是规定了在德国法中有关已经形成的程序的一般规则。 这主要包括:1、调查程序。该法第24条规定了调查原则。行政机关可以依职权查明事实,确定调查的方式与范围,不受参加人的意见和所提供的证据的限制。但行政机关应当考虑一切对案件有意义以及对各方当事人有利的事实,不得以案件的陈述或申请未经准许未经证实为由拒绝接受属于其管辖范围内的陈述或申请。2、告知程序。该法第25条规定,如果参与人因为疏忽或无知而没有提出对自己有利的陈述,那么行政机关应当建议提出有关的陈述或申请,必要时,可以告知参与人在程序中的权利与义务。否则,可能会导致对公民的侵害因而承担国家赔偿责任。3、听证权。该法第28条规定了参与人的听证权。该条第1款规定“干预参加人权利的行政行为公布前,应当给予参加人对有关决定的重要事实进行陈述的机会。听证的权利已经成为不得违背的法律程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与英国等普通法国家的听证权相比,德国行政程序中的听证有更多的限制。例如第一款中的限制包括一方面限于”干预“参加人权利的行为,另一方面限于必须是”重要事实“。第二款中列举了五种具体案件没有必要举行听证。第三款规定如果听证与公共利益冲突,不得举行听证。4、阅卷权。阅卷权与听证权是紧密相关的,因为只有经过阅卷,行政程序的参加人才能有效的行使自己的听证权。该法第29条规定了参加人有权查阅有关程序的案卷以维护其合法权益,但同时对阅卷权作了相应的限制。5、保密权。公民有权保守个人秘密和商业秘密。如果行政机关有权公开,则保密保护不复存在,这个权利一方面来自公民的同意,另一方面来自法律的明确规定。6、说明理由程序。该法第39条规定,对于书面的或书面确认的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应当书面说明理由,理由包括做出行政决定的主要事实和法律理由。对裁量决定的理由说明,也应当使人认识到行政机关作为行使裁量权出发点的观点。同时该条第二款规定了不需说明理由的五种情况。 三、结语 英国行政程序以自然正义原则为其基础,并且已经成为行政程序中一条不变的公理,它并不通过一部法律予以体现,在行政程序中即使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也必须遵循自然正义原则,它是一种内在的和普遍的要求,因此被认为在行政程序中具有实质意义。而德国的法治行政原则要求行政机关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活动,尽管他也能够制约行政活动,实现对权利的保护,但立法终究无法满足不断发展的社会对法律的要求,而且德国并没有具体的承认自然正义原则。因此有人认为德国的法治行政原则在行政程序中只具有形式意义。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不确切的,一方面上文所提到的德国行政程序中的一些原则与权利,如听证权、说明理由等正是自然正义原则的体现,而且从某些方面来看,德国行政程序法中的一些原则所包括的内容比英国的自然正义原则所包括的内容又有所发展;另一方面德国的宪法法院可以依据宪法对法律进行违宪审查,以确认该法律是否合乎宪法的基本价值和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以及时对法律进行调整。因此法治行政原则在德国行政程序中既具有形式意义又具有实质意义。
历史教学论文:历史教学中问题教学探讨 关于问题教学,国内外有很多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人了解到,在国内不仅中小学进行问题教学的探讨,就是高等师范、电大等大专院校也在探讨这种教学方式,中学各学科,语文、数学、历史、物理、化学、信息技术等各个学科,也都探讨和采用问题教学这种教学方式。在中学历史学科的教学中,也有许多人对此作了深入的探讨。为什么这种教学方式如此长久地、广泛地受到各层次学校、各学科教学的普遍关注?那是因为,问题教学是实施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的好手段、好方式,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 关于问题教学的含义,国内外有很多论述,在当今现代教育技术环境下的问题教学我倾向于这样一种表述:问题教学它是综合借鉴目标教学、结构教学、图示教学、程序教学等教学方法的模式、理论,运用摄影、录音录相、电影、电视、计算机CAI技术、互联网等最新的教学技术手段,通过问题的展示和学生的质疑问题,形成教学过程的双向交流,培养学生分析、综合、归纳、比较、概括等能力,提高学生思维素质的一种新型的教学方法。问题教学或称问题教学法,可与其它教学模式结合在一起,或融为一体而实施,也可以有单独的自身的模式结构,对于问题教学,我们不仅要探讨它的结构,更要了解它的本质,更要善于在教学实践中运用这种教学方式。 一、问题教学的结构探讨 关于问题教学结构模式,综合许多研究成果和本人教学实践的体会,我认为可包括:一、问题的生成与呈现;二、问题的理解与探索;三、问题的解决与拓展。这三个环节或过程,如果再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述,那就是一个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然后又发现新问题的这样一个过程。 (一)问题的生成和呈现 大凡搞研究的人都知道,问题就是课题。在课堂教学中,问题就是教学的内容,解决问题就是教学要实现的目标,那么问题是如何出现的呢,我们又如何提出问题呢?简言之,问题的生成就是指提出问题的背景,在什么情况产生问题,提出问题;问题的呈现相当于问题教学中的问题设计,用什么方式提出问题。我们先看问题的生成。 问题从哪里来,古人说:“学起于思,思源于疑”问题从教学中来,从学习中来,从实验和实践中来,没有学习和实践就没有问题的产生。在学科教学中,提问的权利为师生共同拥有。从问题产生的背景看,有教材内容中的问题,有背景材料中揭示的问题,有社会生活实践中碰到的问题。 问题的呈现,就是用什么方式提出问题,与问题的提出者和问题生成的背景密切相关。在教学中,问题的呈现一般通过创设问题的情境来实现。创设问题的情境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多媒体影音材料来呈现,二是通过事例的口头描述或由实验提供的事实来呈现,三是通过文字材料来呈现,而就问题提出的内容看,①通过创设情境直接提出问题;②让学生对所面临的要加以理论解释的现象和事实提出问题;③由旧知识拓展引出新问题;④从日常观念和科学概念的矛盾中引出问题;⑤提出猜想,并加以检验提出问题。由于在教学中教师常常发挥主导作用,教师在问题设计时往往从以下方面去做:①围绕知识重点设计问题;②采用“模块”设计问题,即通过把本单元的学习内容高度概括,建立本章本节知识的基本框架,使学生在掌握知识的同时,又掌握了本单元的知识结构,便于把主要精力放在掌握每个单元的重点知识和知识之间的相互联系上。③营造情境设计问题。如前所述,问题设计要营造与生活紧密相关的问题情境,而且做到:一要有新意,有意义;二要有概括性,使学生掌握解决同类问题的方法;三是要使学生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教师的提示能够解决此类问题;④指导“学法”设计问题;⑤利用资源设计问题;⑥便于“自测”设计问题。 (二)问题的理解与探索。 这是介于问题提出与问题解决之间的问题,问题有多种类型,也分为许多层次。国外有人将问题分为呈现型,发现型,创造型三类。①呈现型问题一般是由教师或教科书给定的问题。此类问题一般具有直观性,直接性的特点,其思路和答案是现成的,呈现型问题的结构可能比较简单,也可能是多层次的可以用一个图示结构完整的体现出来。如“试述新文化运动产生的背景、内容和意义。”这类问题多为教材中重点问题,一般是重大事件的背景或原因,内容与过程,结果与意义的阐述和说明,一般可将教材中现有的文字表述作为问题的答案。同时也是学生一般要熟记的问题。②发现型问题的答案是已知的,从人类认识的角度看,未提供新见解,但从学生认知个性来说,却是独立的发现,是探索,这种探索过程中形成的意识和思维发展,就是真正的创造和发现。发现型问题有几种情况,一是需要概括、归纳、综合的问题;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在政治、经济、外交、国家统一等方面有哪些大的政策调整,有哪些理论创新?”二是需要分析论证的问题,如,“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为什么建立资本主义共和国的道路行不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什么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是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此外还有比较、评价等方面的问题;③创造性问题是人们从未提出过的问题,是具有开创性的问题,是发明的先声。“发现型”和“创造型”问题都具有创造价值。这两类问题体现了提问者的自主性,执着的追求性,个性思维和开放性特点。但是,对于中学教学来说,最有实用价值的是发现型问题,引导学生直接参与问题设计,鼓励学生自己发现和提出问题是最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学生向老师提问比教师提问学生更有意义。问题教学在预习、导入、课中、课尾以至课后,学生都有权利不断提出和补充问题。尤其要鼓励学生提真实的问题,不设禁区,不鄙视学生提出问题的幼稚,真诚地欣赏学生不断 萌发的问题意识,积极引导学生自主和合作地解决问题。 (三)问题的解决与拓展。 “问题解决”是在创设多样问题情境,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基础上,指导学生主动从不同角度去思考,并从各种途径去探究问题的答案,从而把握事物发展的特征和本质,探索事物发展规律性的东西。问题教学倡导一种把已获得的知识成果作为发展的起点,从知识传递中找到不仅是已有的结论,更主要的是联系尚未解决的问题。问题解决不只是解决已提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发现新出现的问题,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问题教学的归缩是新问题的产生。 “问题教学法”在探讨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时,有教师的释疑,也有教师指导下的课堂讨论,师生共同释疑,更有教师逐步指导学生自己动手查资料,解决问题的探索。有人更主张把解决问题的义务由学生承担,让课堂展现学生的思维过程,领悟学习方法,训练表达能力,“让孩子自己解决问题”。如何才能真正让学生解决问题。①共同梳理提出的问题,保护学生提问的积极性,分清问题的结构和层次,分层处理问题;②给足时间,充分思考,促进思维的发展;③展示问题解决过程,尊重学生的创造。要以独立或合作探索作为解决问题的主要形式,抓住教材和学生理解中的不确定因素,鼓励学生创造,充分展现思维过程,保护学生的创造权;④正视学生个体差异,珍视学生的批判。无论问题得出怎样的结论,都是学生思考的成果,都要尊重,要让学生在解决旧问题的基础上萌生新的问题,从而产生更高层次的学习热情。⑤为解决问题提供设备帮助与智力支持。 “问题解决”的方式和思路,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①从教学方式的角度考虑,充分体现教师教学方式和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②从逻辑方法角度考虑,弄清问题的结构和类型,提倡解答一个问题,力求寻找多种途径,因为解决某一问题的本质是相同的,实现的途径可以是多样的,甚至问题的答案也可以是开放的。③解决问题一般或采用归纳法,或演绎法,或采用辨证思维等方法解答所要解决的问题。 二、问题教学的本质思考 “问题教学法”是以学生为本,以学生的发展为教学出发点,把学习主动权交给学生,让学生通过自我发现去激发其智慧和潜能,培养其强有力的内在学习动机,即把作为人的本质创造精神引发出来的一种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核心和重点,是培养创造型人才的准备、基础和前提。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应该从学生的思维能力入手。历史教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历史问题教学正是适应历史思维能力培养的好方法,也就是说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历史创造精神的培养正是历史问题教学的本质所在。 为什么历史问题教学是历史思维能力培养的好手段,好方法呢,那是因为,思维从问题开始,创造力从问题开始。亚里士多德说:“思维自惊奇和问题开始”,问题是思维和深入学习的起点。在问题教学中,问题设计与思维过程紧密相联系,两者有机结合是实现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培养创新精神相统一的突破口。历史问题教学从那些方面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呢? 历史问题教学思维能力和思维品质的培养一般有以下几种: ①灵活思维。对历史现象,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分析中,不为习惯思维所束缚,灵活地综合运用相关的知识,主动变换思维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对材料进行深层的发掘和高精度的提炼,去寻求解决问题最佳方式和方法,说穿了就是培养思维的敏捷性。在教学内容设计时,如果所设计的一个个、一组组彼此联系的问题群符合绝大多数学生认识水平和认识规律,并辅之以适时的启发诱导,随着学习的深入,学生的思维就会越来越敏捷。第二,问题设计时要注意设问角度的多变,问题答案的多个,解决方法的多种,同时还要注意问题的可迁移性。第三,从一个中心向四周辐射谓之发散,将多个问题指向同一个中心,谓之聚焦,也是训练灵活思维的方法之一。 ②深层思维。能够在历史现象分析的基础上,抽象概括出其中隐含的人类社会变迁与发展的本质特征,规律和趋势,做到“以史为鉴”,形成科学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教师设计问题时,要通过提供新史料,创设新情境等方法,为学生进行抽象、概括思维训练创造条件,培养历史思维的概括性。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是思维活动的基本形式,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基本方法。培养学生从诸多个别的特殊事物中概括归纳出一般的基本规律和共性的认识,与运用一般的普遍的规律去指导认识个别的特殊事件的演绎推理能力,是培养学生思维概括性的具体内容和方法。思维概括性是思维活动的基本内容和形式,是思维发展的基本反映,问题教学法对培养学生思维的概括性是大有益处的。 ③批判思维。指对传统的或一般的结论,观点大胆质疑,对前人积累的知识,能正确分析批判,开动脑筋,勇于探索,反省自己纠正不适应的思维方式和方向,以期得到全新的思维成果。教师的问题设计,就要能引导学生不为前人观点所左右,独立地寻求问题的结论。这就是培养学生思维的批判性。思维的批判性是思维活动的内在动因,没有批判就没有创新,没有批判就没有发展,没有批判的世界将是一片灰色。历史思维批判性的培养,会使学生在醒悟和批判中,变得越来越聪明,思考问题越来越深刻。 ④创新思维。历史创新思维培养,一般指借助联想,运用直觉,释放灵感的方法去对未知史事进行自主创新的思索,提出全新的创造性的方案,进而解决问题的一种思维方式。是一种非逻辑化的思维,创新思维的训练,一般在历史总复习阶段进行。这就是培养学生历史思维的创造性。思维的创造性是思维属性的最高形式,创造性思维能力是思维能力的最高形式。实际上思维活动的每一过程都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每一次思维活动都应该具有创造的本质。平时我们所见到的独特的见解,新的概念,定律、公式、新材料产生,新颖的论证方法和做法等,都是创造性思维的突出标志。创造性思维能力是学生重新组织已有的知识经验,提出新的方案或程序,并创造出新的思维成果的能力。 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还有许多方面,比如历史思维的求异性,历史思维的深刻性,历史思维的准确性,历史思维的迁移性等等。历史思维能力的扩展主要通过辩证思维、学术问题的争鸣商榷、学生的质疑问题等形式实现。在集中、求同思维的基础上,进行发散和求异思维,启发鼓励学生从静态历史时空到动态历史时空的转变中,从历史的哲学思考中,从人与自然、意识与物质的关系中,从人的自身发展、社会发展史观及规律中进行深入的思考。 三、历史问题教学的实施方略 以“创造力”培养为核心的历史问题教学,其内涵包括历史问题意识培养和历史思维能力培养两个方面。同时,现今中学历史高考形势发生了许多变化,高考命题已向“浅知识、新情境、热问题、重综合、重能力”方面转变,历史学习特别是历史复习,要让学生在突破基础知识的同时,提高历史思维能力及学科内部综合和学科间的综合能力,为此: 第一,注意培养问题意识和提高自身素质。①学生质疑和教师提问要适当互补;②保护学生的问题意识,教师要多一些宽容,对学生积极参与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行为及时加以肯定。把教师的信任化作学生进步的动力。对于学习中学生提出幼稚、古怪的问题,一定要持宽容的态度,要允许学生出错,允许改正,允许保留,欢迎质疑,欢迎争辩;③教师要加强自身修养,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开放式教学向教师提出了挑战,对于拿不准的问题,要坦诚承认自己的不足,与学生共同研究。 第二,具体落实历史课堂教学中的问题教学。①以“问题”为引导,指导学生搞好历史学习,学习前可以书面问题的形式指导学生从历史条件,历史阶段特征,影响等方面进行自我预习,检查学习效果,对于学生存在的模糊认识或错误理解,作为重点分析内容,对学生能联系其他学科知识,运用科学发展观分析历史现象,这种超书本知识范围,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思维方式和能力,教师要加以鼓励。②以“问题”为中心帮助学生形成历史知识结构。问题教学要让学生站在一定的高度去分析历史,构建历史知识的整体结构,变机械记忆为理解记忆,提高学生的记忆能力与理解能力。③以“问题教学法”突破历史复习的教学重难点。现今的高考中,历史学科的知识考查以学科主干知识与社会热点问题相关的知识为主,这是高三复习教学的重点也是肄业班历史教学的着眼点。如何理解和运用这些知识也就成了教学的难点,历史教学要充分利用问题 引导学生突破主干知识,并利用社会热点问题,创设新情境,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④以“问题教学法”培养学生良好的历史思维习惯。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中,培养学生对评价历史人物的评价原则,方法等形成良好历史思维习惯,在评价中坚持两点论,重点论等思维方式,全面分析评价历史人物;另外在对历史事件,历史文献等的比较问题中,帮助学生形成较为固定的历史比较方法与习惯,同时得出一定的历史启示,以挖掘历史的思想教育功能。在对历史事件,政权组织,政治运动等性质分析提问中,形成分析性质的一般思维角度与方法,在分析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影响因素时,培养学生多角度,全方位分析历史的思维习惯。⑤以“问题教学法”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以某一阶段、某一专题、社会热点作为问题设计的中心,既可培养学生历史学科内部的综合能力,又可培养学生学科间的综合能力。⑥以“问题教学法”指导学生的历史课后学习。 第三,提供学生课堂教学以外历史“问题解决”的学习平台。根据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的需要,在现代教育技术环境下,必须给学生提供“问题解决”学习的平台,这样的平台有两个方面,一是以计算机、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技术平台,发展远程教育的教学模式,建立专题学习网站,开展在线讨论,异步讨论等形式的教学活动,如在BBS系统中建立学科主题讨论组,教师设计能将讨论逐步引向深入的后续问题,让组内学习推向深入。二是积极开展研究性学习和社会实践活动。在课堂教学中碰到的一些难度较大的问题,不宜在课堂上展开,根据分层教学的原则,可以鼓励学生作为一个研究性学习课题立项,然后,进行较长时间的研究,以充分利用社会教育资源和学校教育资源,为我们深层次教学和学习服务,从而从实战角度培育具有创新精神和综合实践能力的人才。 历史教学论文:历史教育论文历史教学创新处理几个关系 创新,已成为时下教育界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历史教学中也是如此。不少具有强烈求索和实践精神的教学工作者及时实现观念更新,大胆采用新的教学思维模式和教学方法。在尊重科学,服从真理的前提下,鼓励学生标新立异敢向课本质疑,向资料、老师说:“不”。这些,使历史课堂教学充满生机,促进历史教学质量的提高。 但是,也应该看到,有些试图创新者脱离教材,学生和社会实际,违背了创新的真谛,造成历史教学中某此无序状况,表面看来很是花哨、闹热,实则让受教育者无所收获或少有收获,甚至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其表现大致有下几种:理插科打诨。课堂上开玩笑,讲佛教、讲到鲁智深醉打山门、《蒙娜丽莎》就是达芬厅的自画像变形之美。博得学生一惊一笑,以为这就是创新。二是滥加臧否。课堂上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以个人之好恶,道听途说之材料,任意评说,引起学生认识混乱,以为这就是创新。三是放任自流。课堂教学胸无成竹,缺乏驾驭课堂的能力,扔下几个问题,不加引导与指点,让学生争争吵吵,无结果而散,留下认知上的空洞或缺陷以为这就是创新。四是活动取代。有的以参观、讨论取代教学,或以“电灌”取代“口灌”,缺乏与课文的有机结合,仅仅停留在历史教学的表面,没有体现出历史学科的特殊性,还以为就是创新┉出现这些现象,究其原因,是出于对创新教育的裨理解有误。创新教育,说到底,就是要以人为本,以学习者为中心,通过生动活泼的教学活动,培养受教育者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开发具有不同禀赋学生的潜能,使之成为应21世纪需要的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我们认为,历史教学必须创新,但这种创新不应该是勉强为这,形工序义的,而就该是贯穿教师创新意识与求实作风,精心筹划、设计与操作,确有成效的。 历史教学的创新,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短程能力的关系。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历史基础知识的传授与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是密不可分的。能力源于知识。试问,对基本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时空都茫然无知,你能说他有历史思维能力吗?当然,知识又有待于转化为能力,单纯地提“知识就是力量”,也有片面性。知识必须经过加工、联系、拓展和重组,才能在今年内后的实践中应用于。当今世界上的经济、文化、民族、外交关系中的盘根错节、风云变幻,深长思之,仍可从古今吵外历史现象中找得巫通之外。水有源,树有根,在历史教学分明新中,必须注意知识与能力并重,舍近求远何忽视知识传授,片面强调能力的作法是不可只传授知识,不教给学生思维方法,不培养成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的作法同样是不可取的。 二是传统教学手段与现代教学手段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既要讲继承,又要讲发展,对传统教学手段不能一概否定。实际化教学,有形有影有声,入眼入脑,活泼感人,这是创新;站在讲台上,一本书、一支笔或加一幅图,娓娓道来,深入浅出,师生心灵感应,产后情感受上、意识上的共鸣,这也是创新。创新的关键不在表面,而在实质。当然,我们不能以此为“满堂灌“辩护。不过,我前历史教学工作者有必要在传统与创新的结合上做文章,使自己教学更趋完美。我们不能固守传统教学方法,排斥先进教学手段,而应使二者有机结合,相得益彰。从不使用电化教学手段同的,可否试它一试?课堂气氛过于沉闷的,可否注适入一些新鲜空气、启疑、激疑、释疑,让教学过程式充满思辩性、挑战性、生动性呢? 三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历史教学形式应该多样,因课而异,因材而异,因人而异。变化多样的教学形式往往能给学生以新的刺激感,形式活跃的课堂氛围,给学生发挥聪明才智提供适宜的载体。在这方面,不少教师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与创造。有的把讨论引入课堂,让学生阐述观点,说明道理,甚至围绕一些史不界尚有争论的问题,把学生分为正方、反方,一形辩论。如郑和下西洋、殖民主义的后果、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等对中国有影响的问题,都可分为辩题。不必担心学生越辩越糊涂。 在教师的主导下有序进行的课堂争鸣只会带来学生热情的高涨,发散性思维能力和应变能力的提高。 四是课内与课外的关系。历史课堂教学对创新能力的培养总是具有一定局限性的,因为还有一些矛盾客观存在。如历史教材的相对稳定与史学材料的大量涌现,信息剧增的矛盾,课堂教学与实践活动的矛盾。所以历史教学分明新不仅要注重课内,还要充分利用课外,只有课内外双管齐下,有机结合,形成合力,才能促进历史思维,历史创新能力的发展。这里有很多形式可供利用。如结合教学,有计划安排学生参观博物馆、烈士陵园、考古遗址、图片展览等;组织学生到学校和地方图书馆借阅相关的历史资料;组织学生参加学佼、地方的历史知识竞赛,重大历史题材影视片评论,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纪念演讲以及历史小论文比赛活动等。课内是实施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的主阵地,课外活动则是课内的延伸和深化。在这是,必须注意的是,课内与课外,不能成这互不相关的两张皮,而要努力形成契会点,要引导学生进行广泛的课外阅读。丰富的知识是创造的先导。没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其他自然学科、社会科学知识,就不可能纵览古今,正确地总结过去、指导现在、预测未来,就谈不上创造才能的发挥。学生的知识面愈广,愈具有综合性、渗透性,其创造力普愈强。 “古文科斗出,新叶剪刀生”。我们中学历史教育工作者承担着重要的使命,我们的作为21世纪建设人才的价值取向、人文素养、知识构成和能力素质紧紧相连。我们应该站在“面向现代化、不懈的追求,研究和实践历史教学创新的途径和方法,开拓出中学历史教学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 以上就是我们为您准备的“历史教育论文历史教学创新处理几个关系”,更多内容请点击精品学习网论文频道。 历史教学论文:历史教学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 (广西教育学院政教系 李露) 在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的新形势下,如何继承和发扬中华民 族传统美德,改进和加强学校的德育工作,培养德才兼备的跨世纪新人,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试就历 史教学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这一个侧面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传统美德教育与现代化建设 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学说为主干的伦理型文化。所谓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就 是中华民族优秀道德品质、优良民族精神、崇高民族气节、高尚民族情感、良好民族礼仪的总和。它对中华民 族的形成、繁衍、统一、稳定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起到了巨大作用。 今天,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有了 很大的改善。但是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还存在一些矛盾,市场经济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最值得注意和忧 虑的是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对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腐蚀和毒害。金钱至上、自私自利和贪图享 受的思想,正扭曲着一些人的灵魂,影响着人际关系的协调,并阻碍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因此,在现代 化建设中,在大力发展生产力,更多地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还必须创造能够适应新经济关系的新道德体系, 即适应时代需要的高度的精神文明,这样不但能够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而且能够保证物 质文明按照既定的价值导向健康地发展。传统美德是现代化新道德的基础,是建立新道德体系的思想材料,其 内涵我们完全可以赋予现代意义,使之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大力开展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需要,是历史赋予教育工作者的重任,对教育青少年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影响 ,激励他们的民族自豪感、自尊心、自信心,树立正确的思想、信念和价值观,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 格人才,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历史教学中进行传统美德教育的主要内容 道德教育是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学历史教学的重要任务。挖掘丰富多彩的典型素材,寓道德教育 于历史知识的传授之中,可以对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这是历史学科的特殊功能所在, 是历史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学历史教材蕴含着不胜枚举的可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极好素材,针对当今改革开放形势和青少年学生 思想的实际,我认为当前在历史教学中应大力提倡的传统美德教育的内容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1.精忠报国 在封建社会中,报国往往是与忠君联系在一起,众多的士大夫以一死报君恩来昭示自身的气节,但更多的 志士仁人、民族英雄,如苏武饮雪吞毡、岳飞精忠报国、文天祥气贯长虹、戚继光英勇抗倭、林则徐虎门销烟 、陈天华钟鸣狮吼、谭嗣同快哉赴死,都是在国难当头之时,或为国御侮,或抗争不屈,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浩 然正气。从古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直到中国共产党人的“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都表 现了民族和国家利益至高无上的高风亮节。 2.天下为公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把“天下为公”作为崇高的理想,如墨子推崇的“摩顶放踵,利于天下而为之”、诸 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仲淹主张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宪成的“国事家事 天下事事事关心”、孙中山提倡的“天下为公,大同世界,”这种崇高的志向和博大胸怀,是我们民族精神的 精髓,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和自豪。在中国历史上,以天下为已任,为国为民无私奉献者,光耀星繁,代代相传 。从大禹的三过家门而不入,到班超立志边疆几十年,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到的“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 ”,都体现了无私奉献的精神。 3.勤劳节俭 中华民族自古褒扬勤劳俭朴的美德,所谓“奉公以勤,律身以俭”,史书上不乏这方面的箴言,如“一生 之计在于勤”、“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等。中华民族以勤劳的双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以吃苦耐劳著称于世。如马钧发明翻车、李春建赵州 桥、黄道婆改良纺织工具……都是劳动创造世界的生动事例。墨翟、隋文帝、王安石、范仲淹、明成祖、曾国 藩等,均可谓节俭的名人,而、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更是节俭的模范。 4.自强不息 中华民族具有自强不息、奋勇进取的传统意识,提倡做人要“刚健有力”,“自强不息”,为事业要“废 寝忘食”。自强不息,奋勇进取,表现了中华民族高尚的民族志气,是我们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住,它使我 们这个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长期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使我们历尽艰难而不衰亡,具有强大的凝聚 力,战斗力。 历史上不乏前人自强不息之记载,如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左丘失明而作《左传》;孙膑双脚被膑而作《 孙膑兵法》;司马迁被处宫刑而发愤十五年著述成《史记》。这些感人肺腑、催人奋进的生动事例,将激励学 生为实现理想而奋勇进取。 5.立志勤学 从古到今,炎黄子孙立志勤学的言论、事迹比比皆是。从古人的韦编三绝、墨池、划粥、悬梁、刺股、囊 茧、映雪、借书、挂角到今人的为民族昌盛而学,为中华崛起而学,其精神感人至深。立志勤学是一种民族责 任感,是人才成长必须具有的精神,也是事业成功,国运昌盛必须具有的精神。 6.仁者爱人 孔子最早提出“仁者爱人”的思想,它除了有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作用外,对于协调整个社会人际关系起了 极为重要的作用。在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创建社会主义和谐友爱的新型人际关系,要教育青少年懂得 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帮助人,做到“与人为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 我国历史上有过不少杰出人物热爱人民的事例,如李冰父子为民修建都江堰、变水害为水利 ;扁鹊周游列 国,为民治病救命;林觉民“将爱你(妻子)之心去爱天下的同胞”;罗盛教舍己救人的壮举,都充满着对人 民群众关心、热爱之情。 三、历史教学进行传统美德教育的途径和方法 历史教学进行传统美德教育的途径有两条:一为历史课堂教学,一为历史课外活动。这里,就历史课堂教 学方面谈些做法。 教师是历史课堂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他可以通过制定明确的德育目标、有意识地选择德育内容与手段 ,达到对学生进行传统美德教育的目的。 1.制定明确、具体、恰当的德育目标 学生学习历史这门学科,总是要通过一节节的课堂教学来完成的,这就要求教师在制定课堂教学的德育目 标时要明确、具体。如李白、杜甫、白居易不但才华横溢,诗艺高超,而且具有热爱祖国、忧国忧民、关怀民 情等高尚的思想情操。应当以此向学生进行做人要德才兼备的教育。在制定目标时,还要注意恰当。如果脱离 了所教内容空设目标,或超越学生水平制定高深而不切实际的目标,都不会收到好的教学效果。 2.深入研究教材,把握丰富的德育内涵 中学历史教材涉及传统美德教育的内容非常丰富,十分广泛,其中包括显性的和隐性的。教师应该时刻把 “给青少年播下传统美德种子”作为己任,深入研究教材,努力挖掘教材中包含的传统美德教育内容,并作统 筹安排,通盘考虑,根据各个时期教材内容制订施教计划,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落实历史教学中传统美德教育任 务。 3.选择恰当的施教方法和手段 (1)说理教育。在历史教学中要重视说理,即人们常说的“晓之以理”。要做到这一点,一是要寓教于史。 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具体事实的知识对于形成观念和信念,起着很大作用”。教师在叙述历史时 应始终用丰富鲜明的事实来揭示传统美德思想,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让学生在具体、生动的历史知识中提高 认识,懂得道理,逐步形成有关的观念和信念。二是要启发诱导。中国古代教育家早就提倡循循善诱的启发式 的说服教育。《学记》载:“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因此,思想教育不能采取 硬灌的办法,而应启发学生积极思维,从中悟出真谛,在心灵中受到启迪和教育。三是要联系实际。这是指针 对学生存在的思想疑虑和不良行为进行教育,但教育时要注意分寸,抓住要害。如特级历史教师蒋炳光看到一 些学生不爱惜劳动果实,浪费粮食比较严重,针对这种现象他在讲“文景之治”时,着重讲文帝提倡节俭,景 帝爱惜谷物的事例。景帝说:“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都不如谷物和丝麻。”蒋老师对学生说,一 个封建皇帝尚且知道崇尚节俭。爱惜谷物,我们是社会主义时代的青少年,怎么能不如一个封建皇帝呢?这样 寥寥数语,就打开了学生的心扉,使学生受到启发和教育。 (2)情感陶冶。列宁说:“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人们对种种历史现象 、历史人物的认识,不是无动于衷,而是常常怀着不同的情感,而情感是思想品德、信念形成的重要因素。这 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动之以情,以发自内心之情去讲述历史人物和事件,给学生以爱憎分明的情感熏陶。情 贵于真。教师要有充沛的、真挚的情感,就得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也就是说,教师要在塑造学生的同时也要 “自我塑造”。 在教学中进行情感陶冶,使用电化手段作为辅助会收到奇效。利用电化手段可创设情境,“再现”已消逝 的历史现象和人物,调动起学生听觉、视觉等感觉器官,使学生感受到历史的氛围,从而进入历史角色,受到 感染和教育。 (3)榜样示范。一位法学家说得好:“命令的道路是漫长的,范例的道路既简单又实际。”在现实生活中,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中国古代教育家历来重视榜样教育,孔子常举尧、舜、周公等人作为榜样,教育弟子们 “见贤思齐”。共产主义者的崇高榜样是启发学生自我认识,促进自我教育的强大力量。无产阶级的英雄模范 ,先进典型,具有高尚的思想品格,是人们学习的榜样。针对中学生善于模仿的特点,在历史教学中,教师应 结合历史人物的成长道路、创造发明、英雄事迹、豪言壮语或隐性的内容进行讲述,在学生的心灵中树立可供 学习的榜样。 (4)对比分析。在历史教学中适当地进行比较教学,可以收到烘云托月的教育效果。中国历史上有对祖国对 人类做过杰出贡献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和艺术家,也有碌碌无为、游手好闲的寄生虫、恶霸、流氓、地 痞;有为保卫祖国而献出宝贵生命的爱国主义者,也有委身外敌,卖国求荣的不屑之徒;有一心为公的共产主 义战士,也有追名逐利的剥削阶级野心家。将这些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进行对比分析,可使学生明白如何做人的道理。历史教学在贯彻传统美德教育方面,具有广阔的前景,历史教师应当为此作出更多的努力。 历史教学论文:浅谈几种新的历史教学方法 人的知识是通过各种感觉器官获得的。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采用多种教学方法,交叉刺激学生的感觉器官,让学生耳闻目睹、口诵心维,读读写写、讲讲练练,把知识传授给学生。这样做,可以拓宽学生获得知识的信 息渠道;还可以使课堂教学轻松愉快、生动活泼,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依据这样的指导思想,我在上历史课时教学内容和学生的特点,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创造了一些新的教学方法,谨此罗列,以求抛砖引玉。 历史课的语文教学法 在历史课中引入语文教学方法,是完全可行的。自古文史相通,历史与文学的关系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任何文学作品都产生于一定的历史背景并反映某一个方面的社会现实,同样,任何历史内容都是依靠文学形式记录下来的。因此,对历史的表述不仅可以借鉴,而且必须借鉴文学的方法。如从贾谊的《过秦论》中了解到秦朝灭亡的历史原因,从清朝的腐败历史中认识到《红楼梦》的伟大意义。 把一些语文教学方法运用到历史课之中,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例如:指导学生围绕历史教材的章、节、 标题来抓中心,划段落,分层次,归纳大意,写出提纲和要点,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讲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运用记叙文和小说的表现手法,按照时间、地点、场景和情节等要素,或叙述,或议论, 或描绘,或抒情,再现历史的过去,生动活泼,能激发学生的学习情趣。讲述历史原因、结果,分析历史观点,介绍历史场景及历史文物,则采用议论文、说明文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做到观点鲜明,论据充分,论 证严密,逻辑性强。甚至在考试中,我也采用作文的方法,把论述题改为“历史作文”。考中国古代史,我要求学生写一篇的诗词《沁园春·雪》的读后感,考世界古代史,我要求学生写一篇“由新航路的开辟所想到的……”的文章,打开了学生的思路,培养了学生的联想能力。实践证明,历史教学参考语文的教学方法 是很有益处的。 历史课的对抗式讨论法 长期以来,怎样组织和开展课堂讨论一直是历史教学的难点,不少老师布置的课堂讨论场面冷淡,争论不起来,导致讨论失败或者收效甚微。我从大学生辩论对抗赛节目引起轰论效应中受到启发,于是把这种形式引入课堂讨论之中,很受学生的欢迎。 每次讨论前,我设计一个学生感兴趣的题目,把学生分成正方和反方两大组,要求每个人都按题意写成小论文或辩论稿并交给我看。我看完作批示后,把稿子发回给学生,进行分组讨论,互相补充完善本方观点。正方和反方各推举4名代表,在班上进行辩论。其程序是:各自陈述意见自由争论归纳总结。最后由老师进行裁判并具体分析双方的辩论得失。在世界古代史教学中,我组织的课堂讨论题目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比较”,正方的观点是“西方文明不如东方文明”,反方的观点是“东方文明不如西方文明”。在世界现代史教学中,我设计的题目是:“战争与和平谁是历史的主流”,正方的观点是“和平是历史的主流”,反方的观点是“战争是历史的主流”。这种讨论具有竞争机制,适合学生的特点,他们为了驳倒对方,翻阅了很多书, 讨论的场面十分热烈,趣味盎然,往往是时间已到,很多人仍言犹未了。 历史课的知识串联法 所谓知识串联法,就是抓住历史线索。这线索犹如网之纲,纲举目张,基本知识就会一网而尽。历史知识一般由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几个基本要素构成,上历史课必须把这些基本要素讲清楚,这是历史课与其他课程的最大区别。这些要素又可演化成为历史的基本线索,并以这些基本线索把相关历史知识串联起来,好像用线串珠子一样。 比如,以时间的推移为线索,列出大事年表;以空间的转移为线索,按一定的地点、区域或国别范围来讲授历史;以人物的活动为线索,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往往贯穿了整个时代,中国民主革命史与孙中山、的名字几乎密不可分;以历史事件的发展为线索,讲清起因、经过和结果,就可以知道每一种历史现象的兴衰过程。此外,还可以把握一定的社会矛盾为线索,分清两个历史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解决矛盾的基本方式(改革和革命),以及矛盾产生、发展、激化和消失的过程。用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论原理来分析历史问题,我们就会发现一切历史事件都是由一定的社会矛盾引发的,而历史事件又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必须同一定的社会矛盾联系起来,如评价历史事件的性质要看其主要方面,评价历史人物的作用要一分为二 。 可见,历史教学抓线索是非常重要的。教学线索反映了教师的教学思路,教学思路又是由教学内容、教学对象及教学条件来决定的。一个成熟的教师,其教学思路必然是十分清楚的,有条不紊的,符合学生的认识水平和思维方式的,对不同的教学内容要采用不同的思路来组织教学。 历史课的点面交叉法 要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最重要的是要找准“点”,以“点”带“面”。所谓“点”,就是历史纵向和横向联系的交叉点,即座标。我上课时,往往抓住某一个知识点,谈今论古,谈古论今,或者谈中国论外国,或谈外国论中国。比如讲到世界某段历史时,我就问:“这时的中国怎么样?”,公元1—2世纪,西方有个罗马帝国,东方有个东汉帝国,不同的是前者是个奴隶制帝国,后者是个封建制帝国。讲到现在的“中东和谈”,就说一说犹太人的苦难历史、现代的几次中东战争,帮助学生分清是非曲直,并介绍一些书目让学生去借阅。这种点面交叉法,大大丰富了课堂教学的信息量。 历史课的教学点,还包括现实社会的一些“热点”和“焦点”问题,启发学生从历史的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有人也许会认为这样做,上历史课会离题,扯得太远了。其实不然,首先,从历史的角度讲现实问题,是符合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教学原则的;其次,学生对现实问题比较关注,也感到比较困惑,如果我们从本学科的实际出发,对这些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讲解,利用课堂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其效果将是不言而喻的。 历史课的点面交叉法,目的是在课堂教学中尽量让学生获得更多的知识,并使之融汇贯通。为此,要求教师必须要有厚实的知识基础。培根有句名言:“知识 就是力量。”我们教育界有一句老话叫“给学生半桶水, 自己就得有一桶水。”所以,教师平时知识的积累是很重要的。我坚持看书学习,特别是注意收看电视新闻、专题报道,阅读报纸杂志,以扩充和更新自己的知识,上课时补充一些教材之外的材料。我收集资料的办法多种多样,或做索引,或剪报,或抄录于卡片和笔记本,或记下自己的心得体会,学生作业做得好的我也保留下来。我把这些资料归纳分类,使用起来很方便。教学者,欲教必须先学,作为教师,应该教到老,学到老,教学相长永远是个真理。 历史课的过程教育法 整个教学过程可分为三大环节: (一)备课环节。我在实践中总结出“备课三步法”。第一步,备教材,知道“教什么”(基本理论、基 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第二步,备学生,明确“为什么教”(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思想教育);第三步,备方法,掌握“怎么教”(开头、中间、结尾)。一节课上得好或坏,关键是看课前的准备工作做得如何。 (二)上课环节。传统的课堂教学是老师“满堂灌”,搞“一言堂”,以讲授为主。我主张课堂教学应该 把重点放在搞好“教”与“学”的双边活动方面。“教”以“导”(引导)为主,“学”以“思”(思考)为 贵,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体作用。 (三)课后或课外环节。这个环节以学生的自学为主,有两大任务:一是消化课堂教学内容,扩大历史知 识面;二是通过课外活动,培养历史教学技能。历史课外活动有多种多样,如“参观名胜古迹”、“历史知识 竞赛”、“历史故事会”、“历史园地”、“历史游戏”、“历史剧讨论会”,等等,既可丰富学生的知识, 又可提高学生的能力。 上面所谈到的,是我上历史课的一些做法,有一些还停留在想法阶段,还是十分粗浅的。教海无涯,学无止境,十年教师工作所积累得的这些点滴经验,只不过是我在教学海洋的岸边所捡得的几枚贝壳而已。 历史教学论文:在历史教学中提高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所谓教学,应在于学生在学校知识全部忘记后,留下的那部分东西。”那么在历史教学中留下的应是什么呢?笔者以为,历史教学要留下的应是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应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应是正确的思维方法和思维习惯,正如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说,“读史使人明智”。现结合人教版初二《历史与社会》的内容,针对初中学生普遍存在的思维缺陷(如考虑问题时容易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看问题,被事物的表面现象所蒙蔽),谈谈在历史教学中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请记住我站域名/]从而在历史教学中点燃学生的心智,让学生变得聪明。 一、引导学生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任何事物都和周围其他事物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孤立的事物是没有的。因此,我们要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 把握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中诸多因素的内在联系。例如,教材下册第五单元第三课“世界开始走向整体”中以“新航路的开辟”为中心,讲述了新航路开辟的背景和影响。为此,在教学中,笔者向学生提出了几个问题:(1)为什么要开辟新航路?(2)为什么能开辟新航路?(3)新航路开辟给世界带来了哪些影响?在学生思考回答后笔者进行了总结:(1)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以及“东方遍地是黄金”的诱惑,西方各国急需向海外扩张以获取原料和市场,而从亚洲到欧洲的陆上交通却被奥斯曼帝国所隔断,因此,西方国家迫切要求打开一条新的贸易通道。(2)地圆学说的流行,指南针在航海上的运用,促进了航海技术的发展,使新航路的开辟成为可能。(3)新航路的开辟,使大量欧洲居民移民来到美国,促成了美利坚民族的形成;残酷的奴隶贸易使黑人从非洲来到美洲,欧洲殖民者的殖民扩张和野蛮屠杀导致了印第安文明的衰落,亚非拉许多国家成为欧洲国家的殖民地,全球联系加强了。这些都是新航路开辟的结果,与新航路开辟构成了因果关系。这样教学,有效地培养了学生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的能力。 把握历史和现实的有机联系。例如,新航路的开辟使许多亚非拉国家成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从而导致了这些亚非拉国家的长期落后;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民族精神等)的绵延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这些都体现了历史和现实的联系。而八年级上册综合探究一——保护我们身边的古老文明中“怎样评价他们的做法”,本身就是从历史和现实的联系来看文物保护和旅游业、城市建设的关系。通过教学,能培养学生用联系的观点来看待历史问题,并把它与现实紧密地结合起来。 二、引导学生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又是变化发展的,绝对静止的事物是没有的。因此,我们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例如,教材下册第二单元第五课中有一段关于科举制度的对话,学生不易理解。在教学中,笔者首先向学生介绍了我国古代官员的选拔制度。我国古代官员的选拔有世袭、军功、荐举、郎选、恩荫和科举等形式,主要可归结为三种制度,即先秦的“世卿世禄”制度,秦汉至魏晋南北朝的荐举制度和隋至明清的科举制度,其中科举制度延续的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然后问学生:“为什么对科举制度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这说明了什么?”让学生从科举制度的演变中了解科举制度对个人对社会的不同影响。早期的科举制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到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因要求学生严格按照朱熹注释的“四书五经”而作文(史称“八股文”),已成为压抑人性和创造力的关键因素,也成为钳制中国思想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不同的人对科举制会有不同的看法,就是根据科举制在历史演变进程中的不同作用而言的。在这里,笔者对学生强调了一个“变”字,以引导学生用变化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三、引导学生用全面的、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存在着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利与弊、对与错可以共存于同一事物。因此,我们要引导学生用全面的、一分为二的观点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例如,在对秦始皇评价前,笔者要求学生看书归纳出秦始皇为巩固国家统一所采取的措施,并思考、讨论以下问题:(1)你怎么看待秦始皇的“焚书坑儒”?(2)有人说:秦始皇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北筑长城,南凿灵渠,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所以,对中国的历史发展功不可没。你认为这种观点对吗?为什么?(3)陕西西安的“ 兵马俑”举世闻名,你怎么看待秦始皇的这一浩大工程?(4)为什么秦王嬴政自称“始皇”?他的目的有没有实现?为什么?(5)有人说:“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你认为这种观点对吗?为什么?(6)综上所述,你怎样评价秦始皇这个人物?通过对以上系列问题的讨论、分析,使学生懂得:(1)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秦始皇灭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封建国家,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是民心所向,也显示了他的雄才大略;同时,秦始皇筑长城、建阿房宫、建兵马俑,横征暴敛,在当时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引起了人民的反抗,加速了秦朝的灭亡,因此,秦朝的灭亡也是秦朝实行暴政的必然结果。(2)秦始皇“焚书坑儒”钳制了思想,摧残了文化,对后世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但秦始皇筑长城,凿灵渠,车同轨、书同文,巩固了国家统一,对当时社会发展又产生了积极作用,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由此,我们要用全面的、一分为二的观点看秦始皇的所作所为,不能看到他“焚书坑儒”、横征暴敛的一面就说他是个暴 君,也不能因他统一中国、统一文字等就说他是个明君。 四、引导学生透过事物的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现象是事物的外部联系,事物的本质是事物的内部联系,只有后者才反映了事物的性质,决定了事物的发展方向。因此,我们要透过现象抓本质,特别是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因为,历史事件的发 生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这种历史的本质往往被历史现象所掩盖,所以,在对历史事件的分析中,我们不仅要培养学生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看问题,也要培养学生透过历史的现象看到历史本质的能力。例如,通过教材下册第六单元第三课“汇入工业文明大潮的中国”教学认识中国近代的苦难历程就是如此。 中国近代史分两条线:一条是侵略与反侵略的中华民族的抗争史,这是一部挨打史、血泪史。中国为什么会挨打?在教学中笔者设计了几个问题供学生思考:中国“屈辱的岁月”从什么时候什么事件开始?为什么这段历史是中国“屈辱的岁月”?地大物博的中国为什么会挨打?在学生进行回答后笔者再加以总括:对造成中国“屈辱岁月”的原因,我们既要正面分析列强的罪恶,也要反思我们民族自身的不足,以寻找历史的真相和历史的本质。通过引导学生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军事实力、思想观念等方面对当时的中国与西方主要国家作比较,就可以发现,当时的中国在各方面都远远地落后于西方国家,而落后就要挨打。近代史的另一条线索是中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缓慢发展,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艰难行进的过程。由于历代统治者采取“重农抑商”的国策,加之近代的闭关锁国、落后挨打,致使中国的工业化、资本主义化进程缓慢,这又扩大了中国和西方国家甚至日本的差距。 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的剖析,我们看到,中国的近代史,既是一部挨打史,也是一部民族抗争史,中国的近代史的演变轨迹,是中国和西方国家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西方的殖民侵略和中国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双重因素造成了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局面。这说明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历史发展的本质。 总之,在历史教学中渗透辩证法教学,培养学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既是历史教学的目标,也是素质教育的要求,教师必须予以贯彻实施。 历史教学论文:历史教学中如何提高教学互动的参与率 历史教学中如何提高教学互动的参与率 文/李毅 内容摘要:历史教学互动方式有多种,可以通过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学生与学生的互动、教师与教材的互动、学生与教材的互动来提高教学互动的参与率。 第一部分 问题的提出 一、目前教学互动的现状: 目前教学互动的现状有: 1.师生互动是一种非对称性相倚性互动。教师根据自己计划作出反应,学生则以教师的反应作为自己行为的根据,教师能引导和控制互动的发展方向和速度,学生则是被动的,被引导的。 2.师生互动是一种教师对学生实施高控制和高约束,学生对教师采取高服从和高依赖的人际互动。 3.师生互动以事物性为主,情感交流很少。 4.师生互动以传递固有知识技能为主:这种互动现状有正负两种功能。正功能体现在技能的习惯,负功能则表现在不利于学生尊重需要的满足和学生主动性与创造性的发展上。 5.教学互动中,师生互动多,生生互动少,教师与教材的互动、学生与教材的互动则更少。 二、研究的假设及要解决的问题 (一)研究的理论假设 根据对己有研究的回顾与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1.教学互动水平能够通过训练得到提高。 2.影响教学互动的第一位要素是学生的特征,关键的因素是教师的素质,教材的编写也是重要的因素,如果教材内容量大,就没有互动的时间。 3.良好和谐的师生互动关系可促进学生交往能力和社会性的发展。 (二)研究要解决的问题 1.确定教学互动类型,并据此设计出5个教学互动案例。 2.以设计的互动案例为实验因子,训练师生互动能力,教师与教材互动能力,学生与教材互动能力,观察其变化。并辅以个案观察法,从定量、定性两方面分析互动训练对教学互动的影响,探讨教学互动培养的途径和方法。 第二部分 研究方法 一、归纳教学互动的构成要素 本研究将教学互动归纳为: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学生与学生的互动、教师与教材的互动、学生与教材的互动四个方面,并以四个方面设计的42个问题,作为评价教学互动水平的依据。 二、确定互动类型,设计实验因子 表1教学互动类型的比例 表1 依据“教学互动水平的评定问卷”首先对实验组、对照组学生进行测评,并进行Z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无显著性差异,他们具有同质性。 2.施加实验因子,进行现场实验与观察实验组学生除正常教育外,增加互动活动实例训练,每节课增加15-20分钟,每次互动结束时,由老师根据互动表现总结、评价、强化好的互动行为,逐步提高教学互动水平。并由教师对典型互动案例详细观察记录,以便实验结束后作定性分析。 3.实验过程中的观察 根据教学互动的构成因素采用事件取样法对学生进行个案追踪观察,详细记录互动持续的时间、发生的背景、互动双方扮演的角色,互动的具体过程、典型的语言、行为和表情、互动的结果、后果、互动原因分析及评价。观察对象的选择,根据前测中教学互动水平的评定数,求出所有被试学生在互动各方面的平均数X,标准差S,每周2次课观察,每次35分钟,由指定学生记录、老师评定。 4.其他辅助方法 让实验班学生每人制作一个“学生历史小档案”,记录学生的自我评价。 5.后测: 实验后再次依据“教学互动水平的评定问卷”对照组学生进行测评,并进行Z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实验组与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表明实验对提高教学互动水平有效。 6.评分与统计: 将前测成绩,后测成绩填人事先制好的表格内,求出实验组与对照组在实验前、后的X和S,进行Z检验;并对实验组与对照组互动各因素在实验前、后进行差异检验,根据检验结果作定量分析,根据个案追踪观察材主料作定性分析,从而探索教学互动的特点及规律。 四、结果与分析 (一)互动训练对教学互动能力的影响 表2教学互动测量比较表 表2 由于p〈0.01,因此认为互动训练能提高互动水平。 (二)互动训练对互动水平各构成要素的影响 表3实验组与对照组互动各要素实验前后比较 表3 从表3可以看出,实验前对二组的互动各要素进行比较,差异不显著,(p〉0.05)经4个月互动训练,在教师与学生互动、学生与学生互动、学生与教材互动方面,二者差异显著。 五、讨论 (一)教学互动训练能够促进教学互动能力的发展 实验结果表明:互动训练可以促进教学互动能力的发展,互动训练后,互动能力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用许多实验证明,外部剌激能使学习者发生相应反应进而习得某种行为,而影响这一过程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强化。通过改变所施强化的种类、程度、频率或方式等等,可以有效地控制互动行为的学习,都是极其有效的。要卓有成效地塑造学生的互动行为,培养其互动能力,强化是关键环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教学互动能力的提高。 (二)教师的素质是提高教学互动水平的关键因素 教学互动应考虑的因素: 第一、教师与学生的互动 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应考虑的因素: 1.教师自身因素:教师应通过自学和求学等多种途径提高专业知识。如果一个老师谦逊、博学且又善于教学,学生的积极性就被大大地激发出来,就愿意学习,与教师的互动频率就会增加。另外,教师要将自己造就成值得推崇的模范,要用自己的人格影响学生的人格的发展和形成,用自己的性格去培养学生 的性格。因为品质优秀、素质良好的教师是一种最有力的教育手段。2.学生因素:作为教师应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从而促使他们参与到课堂中来,增强学生与教师间的互动性。 作为教师应怎样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呢?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1)坚持内因为主的方法:有人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孔子也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教师在实施历史教学的过程中,为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教学的方法应新颖有趣。不仅要把学生的学习由“学会”转为“会学”,要让学生从“要我学”转为“我要学”,要使得学生“愿学、好学、乐学、勤学、独学”,要开发学生在没人要求情况下自主学习的本领,使其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也只有具备学习能力的人,才能进行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才能适应二十一世纪发展的需要。 (2)充分注意外因的作用:当代认知心理学强调学习的内部动机,但也十分重视学习的外部动机。学习者不可能在任何时候对学习内容都感兴趣,所以对于学习者,尤其是少年儿童,应适当多一些口头和书面的表扬、鼓励和奖励,逐渐增强其学习的内部动机。应当认识到:如果只依靠内部动机,那么,一旦学习的目的达到,学习者的需要就可能衰弱。如果同时注意对外部动机的引发,学习者就会有足够的力量。 (3)注意因材施教原则: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还应注意因材施教原则,即从客观上充分考虑学生的个别特点:根据学生的个别具体情况和水平确立个人具体学习目的;要看到每个人的亮点并容许其用自己的优点去弥补其不足。 (4)创设“问题情景”教学: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应注意从多角度、多方位设计思考题,发展学生横向、类比、逆向、联想等发散思维,使学生不单单停留在理解和掌握所学内容的表层,而且能利用现学知识,结合己学知识去创造、去探索、培养发散思维,增强创新意识。比如在《“”十年内乱》中问到:“九一三”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对当时人有哪些警醒,对后人有哪些教益呢?这一事件的发生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给党和国家带来的究竟是什么?通过问问题,使学生联系实际思考问题。 (5)正确运用比赛等形式:研究表明,人脑处于竞争状态时的学习效果要比平时的学习效果好得多。“石本无火,相击而发光。”教学实践也反复证明,学生对即使是毫无直接兴趣的智力竞赛活动,因渴望竞争取胜而产生的间接兴趣,也会忘记事件本身的乏味而兴致勃勃地投入到竞争中去。为此,教师应设法把课堂变为“智力竞技场”,积极创设竞争氛围,在课堂上开展各种自学比赛活动,如抢答比赛等。 各种竞赛活动能使学生对所学知识产生兴趣,变苦学为乐学,使学生大脑处于高效率的最佳学习状态,能有效地提高教师与学生间的互动率,同时培养了现代人所需要的竞争意识。 第二、学生间的互动: 1.学生间互动的类型: (1)全班教学法:此方式能使学生动脑、动口、动手、专心致志、主动学习,发展语言表达能力。 (2)个别辅导: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宜采用此法。 (3)同桌活动:此方式适合于简单的问题。 (4)小组活动:此方式适合于有一定难题的问题。 2.学生间互动应考虑的因素: (1)内容上:学生只有面对自己熟悉的材料才会产生讨论和探求的兴趣,才会有抒发自己感情和观点的需求,也才会有话可说,并在积极参与的活动中获得历史知识。因此,教师可事先就所学习内容提供相关的讨论话题,让各小组选择;如果学生对教师预设话题不感兴趣,也可以自拟题目。 (2)时间上:老师用多少,学生用多少,学生间的互动又用多少,什么时候进行学生间的互动,都应充分考虑。只有保证学生的互动时间,互动内容才会有深度,否则只能停留在表层,达不到教学的目的。在互动中,如果有的小组已提前完成任务,教师应将事先准备好的话题布置下去,而对有可能超时的互动要给予及时提醒。另外,也可通过教师与学生协商时间来确定。因为通过磋商有利于学生增强监控意识和责任感,并提高互动中学生的参与率。 (3)要创设偷快、和谐的课堂氛围:教师可以通过音乐或诙谐的话语增添轻松的学习气氛,只有在放松状态下,学生才乐于参与,学生的互动才会更加有效。另外,教师在表达语言时,语气要自然、态度要真诚,这样师生间的距离才会拉近,学生也会高昂、无拘无束,学生间的互动也能在亲切、融洽的氛围中进行。 (4)要考虑学生的性格特点,进行适当的分组:由于学生性格不同,参与课堂互动的积极性也不同。根据学生的性格特点,可将学生分为以下六类:努力学习型、默默无闻型、社交型、附庸型、游离型和厌学习型。由于学生的性格不同,参与互动时也是不均衡的,厌学习型是由于基础薄弱,想参与活动却又力不从心,为掩饰内心的自卑而置身事外导致厌学,这样的学生如果和努力学习型的分配在一起效果会更好些。默默无闻型由于性格内向,喜欢自己琢磨,喜欢独处,不善于在人前发表意见,他们有能力说,有的甚至还是学习尖子,但不善于争取机会,即使听到与自己不同的见解也不加反驳,因此他们如果和社交型的在一起效果会更好。 (5)要向学生提供充足的资料:比如可适当准备与教学相关的图片,学生通过图片更易于掌握知识,更促进学生间互动。教师还应提供与学生互动内容有关的补充材料,使学生自如地表达相关内容。同时,还可以提供因特网网址和报刊杂志等。 (6)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师在分配好小组后让学生参与互动时,教师本人并不是无事不干,而是要对学生进行适当的引导和点拨,例如引导学生围绕课文中心发言,不要离题太远。尤其要关注厌学型学生在互动中的表现,让他们多一些发言的机会,多给他们一些鼓励,在互动中还可把学生的重要观点或创见写在黑板上,这样可使学生受到鼓舞,并起到引导作用。 (7)要有评价:对小组互动,不仅要有整体的评价,对小组中的每一个成员也可作适当的评价。对互动结果要及时展现并给予表扬,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增加其完成学习任务的责任感。 第三、教师与教材的互动: 1.教师要利用教材但又不能完全拘泥于教材:教师在选择教材内容时,要把历史学习和生活经验相结合。教师可以通过采访、个人访谈或调查问卷等方式了解学生所敬佩的人、所喜欢的历史事件。了解学生的生活经历、知识和技能基础及其感兴趣的话题,教师再做进一步的迁移,将教材中的知识与学生的生活经验结合在一起,能有利于有效地组织课堂教学,同时也帮助学生用所学知识去处理日常生活实际问题。 2.将教材内容以媒体方式呈现:教师可根据教学内容巧妙运用生动形象的教学媒体,丰富学生的视听形象。教学媒体包括录音、录像、挂图、投影、电脑等教学手段,利用现代教学技术手段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以起到调节情绪、设置氛围、引人入境、诱发联想的课堂功效。例如:在学习《从郑和下西洋到闭关锁国》这一课中,为了使学生更加深刻地了解郑和下西洋的壮举,编辑了部分录像,在学习《“万方乐奏有于阗”》中,还将选取六个少数民族的服饰彩色打印出来,这样就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第四、学生与教材的互动: 学生根据教材内容通过各种表现方法来体现教材的内容。如:对内容生动的课本剧可让学生表演,使他们发挥自己的特长,满足其表现欲,如介绍满族的礼仪“打千”;再如,学生通过写论文等形式来学习教材内容,使 知识学以致用,并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对努力学习型的学生,可让他们自己定任务,自己制定完成任务的具体措施与策略,然后,让学生自我评价互动参与情况以及作业完成情况等,以培养其自学能力。(三)互动能力的培养有利于交往能力和社会性的发展 社会性是指人在形成自我意识,进行社会交往,内化社会规范及道德准则,进行自我控制及表现其社会行为时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征。学生在互动过程中获得的知识与技能,能够从根本意义上发展学生的交往能力,从而有利于其社会性的发展。 总之,课堂互动方式多样化,教学时不可能也没必要每一种方式都用到。在教学中,教师要善于组织互动,要科学地组织互动,才能使学生的能力得到提高,才能达到教学目的。 历史教学论文: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必须重视和加强乡土历史教学 (浙江省丽水市 孙龙基 胡群英) 贯彻《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必须通过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认真落到实处。乡土 历史教学则是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途径之一。 乡土历史是对学生进行爱家乡、受祖国教育的具体而生动的材料。加里宁说,“爱国主义教育是从深入认 识自己的故乡开始的”。“家乡是看得见的祖国,祖国是扩大了的家乡。”此话很有道理。 几年来,我们从听课中发现,中小学生对乡土历史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人们对自己家乡的山水草木,人 文景观,历史发展,社会变革等一般都有深厚的感情。进行乡土历史教学,可以把爱国斗争进近了,把爱国人 物讲亲了,使学生通过对家乡历史发展的认识,促进对家乡现状的研究,从而使学生的思想感情与家乡与祖国 联系得更切实,更紧密,培养他们为建设家乡的美好明天和中华腾飞而努力奋斗的志向。 重视和加强乡土历史教学,可以使初二《社会》课的教学内容更具体、更丰富。如学习《社会》第三册第 七章《中国古代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中的“重要的水利工程”一目,老师可以引导学生参阅丽水地区乡土 教材中《浙江省最早的水利工程——通济渠的修建》一节。让学生知道,通济渠是处州人民与大自然斗争的丰 碑。1400多年来,它一直在发挥作用,使碧湖平原成为丽水地区最大的粮仓。学习《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一章时,教师可讲述乡土历史教材中的“方腊起义与处州人民的斗争”、“处州人民反对金、元贵族压迫的 斗争”、“处州叶宗留起义”和“处州人了抗倭斗争”等内容。近现代史部分中可联系讲述的就更多了。它由 近及远地使学生懂得,处州人民的斗争是中华民族斗争的一部分。学习《中国古代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一章 内容时,教师可联系乡土历史的相关内容,说青瓷、石雕,论宝剑、香菇,评述这些在国际经济、文化交流中 为祖国赢得声誉的工艺品和特产时,学生会激荡一种民族自豪感。学习《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一章时,乡土 教材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就更多了,无论是处州籍的还是外籍文人学者,都为处州创造了光辉的科技文化成果 。学习这些内容,会使学生激动不已,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自然会在学生中潜滋暗长,这种润物细 无声的情感培养,是空洞说教所无法替代的。 近在本乡本土的许多历史文物、遗址,可供学生参观、考察,有些史实还可以让学生调查访问,从中得到 一些感性知识,培养学生的情操。丽水地区七县二市,著名的名胜古迹有64处,重要的纪念地、烈士墓8处 。如缙云的仙都、丽水的南明山、青田的石门洞、庆元的西洋殿、松阳的延庆寺塔,龙泉的九姑山,云和的龙 眼洞、景宁的时思寺、遂昌的遗爱寺以及牛门岗新石器遗址、大窑青瓷古窑址等都名闻遐迩。青田的同 志题词纪念碑,景宁的李振彪烈士墓,青田、龙泉的革命烈士陵园,丽水厦河的中共浙江省委机关旧址等都是 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基地。通过历史考察和调查研究,增强了历史教学的生动性、直观性,又在潜移默化中培 养了学生爱乡爱国的情感。 乡土历史是祖国悠久历史、灿烂文化、民族灵魂的一个缩影,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具体材料,切 实搞好乡土历史教学是历史教学中的重要一环。 丽水地区虽然地处西南山区,但源远流长,有悠久的历史,在祖国光辉灿烂的历史长中占有一席之地。早 在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 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处州涌现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令人瞩目,可谓是“人杰地灵”。 杜光庭(缙云人)是一位著名文学家,他创作的《虬髯客传》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南宋著名学者鲍彪(缙 云人)著作颇多,主要的是《杜诗注》和《战国策注》。南宋龙泉人叶绍翁是学者又是诗人,他的“春色满园 关不住,一支红杏出墙来”诗句,富有艺术性和哲理,成为流传千古的名句。松阳人张玉娘是与李清照等齐名 的南宋四大女词人之一。南宋时著名的医学家、青田人陈言著有《三因极一病源论粹》一书,创立“三因极一 ”学说,对中医病理学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元末明初的刘基(青田人)学问渊博、才智非凡,是我国历史上 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朱元璋征聘的“浙东四先生”中除了刘基,丽水的叶琛,龙泉的章溢也都是 明代的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们对朱元璋统一全国,建立朱明王朝起了重要作用。明初著名学者、龙泉叶子 奇的《草木子》是我国著名的笔记之一,它对研究元末明初历史有重要参考作用。 通过乡土历史教学,应让学生明白,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丽水地区畲汉各族人民不断进行反压迫斗争 。如北宋方腊起义时,霍成富、陈箍桶在缙云举旗响应,后壮烈牺牲。为反对金、元贵族的压迫,缙云人詹友 在靖康之难中忠贞殉国;丽水人姜绶忠贞不屈,被金人杀害。丽水人刘倚友在东京保卫战中英勇牺牲。遂昌人 龚楫战死和州,名垂史册。龙泉人何志同、鲍廉,青田人林融、季文龙,缙云人曹天骥、曹天骏兄弟都为反对 金、元贵族压迫而贡献出自己的生命。 近现代的乡土教学更有助于爱国主义教育。在太平军两次进军处州时,爆发了陈二麻子领导的农民起义和 赵起为首的金钱会起义,有力的支援了太平军的斗争。当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在丽水地区兴起之时,处州爆发了 以会党为中心的反教会反侵略的爱国斗争,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 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的成立和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创建,使处州革命斗争生气勃勃,刘英、粟裕等英名永远留在 丽水地区人民的心中。抗日战争时期,同志和华侨领袖陈嘉庚曾分别前来我区视察和慰问。还为 青田东源小学的创立作了“中华民族新希望”的题词。 丽水地区虽是山区,但处处有宝。龙泉宝剑“寒光逼人,削铁如泥”,是闻名全国的工艺品。它名扬四海 ,在1915年巴黎博览会上得过奖。青田石雕饮誉国内外,它作为商品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妙绝 伦的石雕代表作如《葡萄山》等,成为我国工艺美术中的瑰宝。“山珍海味”之一的香菇源于我区的庆元县。 庆元县不仅是中国香菇种植的发源地,也是世界香菇种植的发源地。龙泉青瓷是我国青瓷的代表,有“薄如纸 ,明如镜,青如玉,声如罄”的美誉。通过教学,我们可以启发中小学生立足家乡,放眼全国,胸 怀世界,促 使他们树立为建设家乡美好的明天和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的志向。 近几年来,我们要求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结合统编教材认真使用经浙江省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的《浙 江省丽水地区义务教育乡土教材·历史》,并列入结业会考范围。据我们了解,全区绝大多数学校都能按此要 求授课,学生学得生动活泼,绕有兴趣。庆元县屏南镇中学成立了乡土历史兴趣小组,在历史教师指导下举办 专题研究、报告会,联系实际进行乡土史调研活动。该校陶学海同学撰写的《地编乡土教材〈历史〉的点滴争 议》一文在1994年地区中史年会上获得好评。1994年丽水市城关镇举办乡土历史知识竞赛,多数学生 参赛,实际上是一次爱国主义教育活动。1995年11月,地区教研室召开了一次乡土历史教学研讨会,动 员历史教师利用乡土教学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充分发挥乡土历史在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中的作用。 历史教学论文:关于在历史教学中突出爱国主义教育 一、让学生了解祖国悠久的历史和中华民族对人类的卓越贡献。 我国是人类祖先最早发源地之一,同埃及、印度、巴比伦一起被誉为世界四 大文明古国。中国文明带着她自己的独特的风格,一个高峰接着一个高峰,直到今天仍是奋斗不息,前进不止!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达四千年之久,我国不仅历史悠久且还有灿烂的文化。通过向学生进行祖国悠久历史和辉煌灿烂文化传统教育,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结合我国已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它将为经济的繁荣,科学文化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前提和保证。从而使学生坚信祖国“四化”一定能够实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民也一定能在不远的将来赶上或超过世界发达国家,再现祖国的辉煌。 二、“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教育,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责任感。 古人云:“人无志不立”,我国古代汉朝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班超投笔从戎,功在边疆的远大志趣,东晋时祖巡从邪闻鸡起舞”,立志报效国家,成为收复中原的代表人物;南宋的岳飞从青少年起就有“精忠报国”之志,终于成为我国历史上众口皆碑的抗金将领而名垂史册。 到了近代,首先有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提出的“天国”理想,其次有资产阶级维新派康有力等提出的“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还有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的理想社会等等。 到了现代,更是有着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刘少奇等革命家领导中国人民奋斗不息,为推翻三座大山,建立和平民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实现了几千年来劳动人民美好的社会理想,通过运用英雄人物和革命老前辈的浴血奋战,出生入死,顽强斗争的生动史实,教育学生继承和发扬它们的革命光荣传统,树立起振兴中华人人有责,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而献身的精神。 三、进行忠于祖国,为维护祖国尊严和统一的爱国教育。 祖国的统一,一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我国各族人民从古到今都为这一 主流和不受外来侵略,进行着长期的英勇卓绝的斗争。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统一的约占三分之二的时间。而且愈到后期统一的时间越长,统一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国家统一对经济、科学文化等各方面都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国家的统一更有利于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史。在凶恶的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面前,如果不是一个统一 的国家,如果没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强团结和英勇反抗,中国在侵略者的屠刀宰割下,就会完全陷入殖民地的深渊。正是历史上源远流长的统一和团结形成一条坚韧牢固的纽带,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联系起来,团结战斗粉碎了帝国主义列强妄图瓜分中国的野心。 中国共产党人是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继承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为了民族的彻底解放,自“五四”以来反帝、反封建运动到八年抗日战争付出巨大的牺牲,建立了新中国,解放后党又领导中国人民平定了达赖叛国集团,赢得了维护祖国统一的又一重大胜利,保卫了祖国的神圣领土和主权。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党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以他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高瞻远瞩地提出对台湾、香港、澳门实行“一国两制”的构想:目前香港、澳门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在台湾问题上,去年1月30日,主席发表讲话:“作为双方可先就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在此基础上共同承担义务,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对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进行规划,“无论是结束敌对状态的谈判”也好,还是实现两岸统一的谈判也好,都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双方都必须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上述这些感人至深的爱国主义光辉范例和生动的史实,充分说明了统一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是亿万人民的共同心声。我在多年的历史教学实践中,深深地感到:只要有针对性地选取素材,突出重点,是能够通过历史长河五彩缤纷的生动事例给学生以启迪,在他们的心田中播下爱国主义的种子,并引导他们为保卫祖国和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而奋斗。 历史教学论文:让学生主动参与到历史教学活动中来 历史是一门既深刻严肃又丰富生动的学科,如果我们只注重了它深刻的一面而忽视了它丰富多采的一面,只注重了它严肃的一面而忽视了它生动活泼的一面,则往往会使学生对历史产生退缩、畏难、回避的情绪,从而影响整个课堂教学效果。因此,充分调动各种有效手段,营造积极的课堂教学氛围是激发学生良好的学习情绪的重要因素、是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的前提条件,而创设学习历史的情境则是学生主动参与的必要手段。那么,如何营造积极的课堂教学氛围和创设一定的情境让学生积极参与教学呢?让我们来共同努力,探讨一条让学生参与历史、亲近历史、学好历史的路子。 一、营造学习历史的氛围,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学习兴趣是推动学生主动和愉快地探求知识的巨大动力,是激发学生灵感的源泉。兴趣不是天生的,是在学校、社会、家庭环境的影响下逐步形成的,是人在学习实践中逐步培养的。教师只有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在融洽和谐的气氛中,以积极向上的心态,以对历史学习的浓厚兴趣和饱满的学习情绪,主动、积极地从历史知识的海洋中汲取营养,铸造人格,提高素质。所以,教师要让学生以极高的热情、极大的兴趣投身于学习、参与教学。课堂教学的主体——人(教师与学生),是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个体。在教学中,营造充满生机活力的教学氛围对于课堂教学的成功与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创设学习历史环境,激发学生的参与动机 动机是指激励人们活动的内在动因和力量。所以激发学生的参与动机是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的前提。心理学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由动机引起的。在教学中我尽量利用各种手段,创设引人入胜的意境,创设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教学情节,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从而使学生产生参与探究的动机。一开始学生们还有一些胆怯、害羞心理,站在台上不自在、别别扭扭的。那么,如何创设一定的教学情境使学生摆脱这种心理,积极参与到教学中来呢? (一)、注重教师情绪对学生的影响 由于教学内容的严肃性和认知上的距离感,在历史教学中,教师情绪状态尤为重要,稍有懈怠,学生就会产生一种气氛低沉状态,因此,在实际中我非常注重调整自己的教学情绪,让自己在精神饱满、情绪振奋的状态下进行教学活动。只有当教师自己处于一种愉悦的状态,学生才会处在一种兴奋的情绪状态下从事学习活动,并主动配合老师的教学,激起他们参与的动机。当师生在教学中形成了良好的情感心理场,课堂教学就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除了教师自身的文化修养和教师作为一种专业素养的情感调控能力外,教师生动的教学语言(包括体态语言)的运用对课堂氛围的创设显得十分重要。对于一个历史教师来说,积蓄好自己饱满的教学情绪,认真设计好自己的教学语言,并在教学过程中适时适度地加以发挥运用,这是获得良好教学效果的必备条件。 (二)、注重历史与现实的结合 由于历史本身具有过去性的特点,往往使学生在心理上产生一种距离感。教师可以把与课文内容有关的新闻时事、社会现实结合到历史教学中来,借此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如在学到英国侵占我国香港时,让学生搜集有关“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成功实现的事例;由于事例是学生自己找的而且受到老师的信任和赞许,他们有一种“成功”感,而其他学生也萌发出“欲与他人试比高”的情绪,学生的参与意识被调动起来了。这样把历史感和现实感融为一体,既培养了学生的参与意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又增强了教学效果。 (三)、注重教学形式的多样性 教师要尽可能改变“一支粉笔一张嘴”的落后教学模式,历史课堂不应只用讲述法、谈话法、讲解法,而应依照学生能力水平、教学内容、教学任务等实际情况,选择使用更多的方法。如“讲读议练教学法”、“发现教学法”等。改变“课课一个样,常常一个腔”的教学模式,吸引学生饶有兴趣地学习历史。此外,还可以开展演讲会、故事会、知识抢答、辩论等寓教于乐的各种活动。如学习《》内容时,我引导学生就“要不要变法,要不要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要不要提倡西学、改革教育制度”等问题进行辩论,收到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对于有些不容易解释清楚的重难点内容我先布置学生回去看课文、看课外书、查资料,上课时可以让学生带着资料上讲台当“老师”给其他学生们讲解,我一般针对同一个重难点要找几个学生带不同版本的资料从不同方面去讲解,我在边上只起“导演”和“旁白”的作用。这种方法既能够加深学生对重难点的理解、又能提高学生的参与热情。 (四)、重历史作业的创新 历史作业是巩固历史教学效果的重要环节,许多教师往往比较重视课前设计、双边活动、启发提问、导语结语等环节的创新,而忽视了作业这一重要环节。其实,科学而有效的习题,特别是认知性习题、开放性习题是培养学生历史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媒体,也是掉到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有效手段。我的实践证明,在同一个年级的不同班级或同一个班级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采取多种形式的作业布置方法,比如,对于成绩较好的班级或学生我布置的作业多为主观性、开放性习题,而成绩较差的大多以客观性习题为主,这样做收到的教学效果很好,它使每位学生都有事可做而且能做好,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抄袭现象。因而改革历史作业的内容和形式,赋予历史作业更多的创造性、开放性和灵活性,从而培养学生的个性和参与性,既是适应素质教育的需要,也是摆在我们每一个历史教师面前的任务。 历史教学论文:高中历史教学中如何发挥“学生主体作用” 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告诉我们,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的“教”是为学生的“学”服务的。在高中文科 历史教学中,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启发诱导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把蕴藏在学生身上的巨大学习潜能 开发出来,是不断提高历史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的关键所在。在教育面向现代化,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化, 注重培养学生能力的今天,改变以往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教法,把教学的重点转移到学生身上,把提高学生素 质当作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乃是当务之急。笔者就此浅谈在高中文科历史教学中的几点具体作法。 一、让学生明确学习目标 在教学实践中,我依据“双纲”(即《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和《中学历史考试大纲》),认真钻研课本, 把课本中每一个历史阶段、每一章、每一节的具体要求和通过学习应该达到何种程度都告诉学生,让学生心中 有数,目标明确,既能增强他们学习的兴趣和信心,也便于学生检查自己学习效果。 二、引导学生阅读课本 课本是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来源,也是学生学习的主要依据,尤其是课本中的大字部分,是历史课堂教学 的主要内容。当然,对于小字部分和一些图表,也必须指导学生去阅读,这对于加深理解主要内容及拓宽学生 的知识是不可缺少的。就最近几年的高考试题来看,培养学生阅读材料、分析材料内容,归纳材料中有效信息 的能力显得更加重要。我在近十年的高中历史教学实践中,体会到教学中通过对课本的大字与小字、文字与图 表的联系贯通,引导学生多思、多问、引伸和拓展,充分利用课本中智能因素,对掌握基础知识和提高能力大 有好处。 然而,许多学生却不重视或不知道应怎样重视课本。特别是在复习阶段一些学生认为自己对课本内容已经 熟悉了,于是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看社会上搞来的一些复习资料上。针对这种情况,我除对学生进行反复 说明外,还利用课本上的有关内容,编制成一些问题,以此督促他们认真阅读课本。例如《中国近代现代史》 下册第一章第三节中,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对日本侵华问题的四个材料,我设计了如下问题: (1)四则材料反映对日本的侵略扩张持何态度? 采取了什么样的政策? (2)结合材料,说明东北三省迅速沦亡的原因。 (3)你对的上述言论有什么看法? 通过设计问题,让学生仔细阅读课本提供的有关材料,掌握课本的基础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加深对课本 主要内容的理解与认识,培养学生的能力。此外还可设计一些问题,使学生在阅读课本时,注意挖掘课本内容 中的隐性知识,以培养学生的分析、理解的能力。如: 下列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应该是:(1)“公车上书”(2)强学会成立(3)《中外纪闻》的创办(4)维 新变法运动在全国开展 此题的正确答案是:(1)(3)(2)(4),而许多学生认为应是(1)(2)(3)(4),出现这一错误 就是由于忽视了课本中的“强学会成立以后《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这句话。所以“《中外纪闻》 的创办”是早于“强学会的成立”的。 另外,还可将课本中的习题、思考题拿出来让学生做或对它们稍加改动再让学生完成等,以此来教育学生 重视课本。 三、鼓励学生提出疑问 讲完一个章节内容,学生可能会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我就让学生把疑问提出来,交给全班讨论,教 师只在一旁作点拨、引导、启迪工作。对于学生不能解决或不易解决的问题,我根据具体情况给学生予以答复 或提示,必要时则给予个别辅导。 实践证明,学生自己搞清楚的问题,其印象是很深的,记忆也牢,这是激发学生学习历史兴趣的重要方法 。 四、要求学生作学结 在每讲完一章、一单元及一本书之后,我总是要求学生写学习心得小结。写小结实际上是一次重新整理与 复习已学内容的过程。学生们很可能在写小结的过程中发现自己以前没有认识、理解的问题,以便弥补缺陷, 并把分散在课本中的知识加以系统化,从而可以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为此目的,我常有意识地布置一些带有 总结性的作业,让学生完成。如“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困难局面是怎样形成的?中共为克服困难采取了哪些 措施?各有什么作用?”又如“我们应如何理解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危机四伏”等等。 另外在课堂上每讲一道典型例题或习题,或评讲试题时,也可让学生进行小结,其内容可包括:(1)题型 及演变;(2)解题所涉及的知识内容;(3)多角度解题思路的方法;(4)题目的改编、联想、引伸、拓宽等 。这样做可使学生的智能得到相应提高。每次测试之后,我还都要求学生对做错的答案一定要改正或重做,并 且一定要求学生认真进行总结分析,在此基础上教师再认真讲评,然后让学生制定今后复习的计划。 五、让学生讨论似是而非的问题 学生在学习、答题过程中,常遇到一些似是而非或有争议的问题,对此,通过课堂讨论、查漏补缺,就能 澄清概念、明辨是非,帮助学生正确理解问题。 例如,中国近代史上的资本主义产生这一问题,就要组织学生讨论“中国资本主义是不是‘欧风美雨’的 产物?为什么?”对此,要求学生先阅读课本,认真分析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结合思考题,进行自 由讨论,各抒已见,然后由教师加以点拨,引导学生得到正确的解答,这样可进一步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和综 合分析的能力。 六、让学生分析错误 学生在认识和运用所学的历史知识过程中,总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这是学习中的正常现象,教师的 责任在于引导学生发现错误,剖析 错误,纠正错误。实践告诉我们,剖析错例往往比正面讲解印象更深。 所以,对于错误,特别是大部分学生易犯的典型错误,一定要认真剖析,让学生不仅要知其错,更重要的 是知其所以错,使学生在纠错过程中学习提高。 总之,正确树立“学生主体观”的关键在于教师转变观念,备课中结合学生的实际,分析学生可能存在的 一些问题,然后有针对性地去解决,这样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提高了,学习成绩就能明显提高。 历史教学论文:“指导----自主学习法”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 初中历史教学的任务集中体现在:认识素质的教学和意向素质的培养。本人试就认识素质的教学,谈谈 “ 指导 ---- 自主学习法 ” 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 首先,对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作用的思考。当前,教育机制已全方位地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学生会不会学习,不只看他掌握了多少的知识,还在于看他是否掌握了正确的学习方法。可是现实中,许多教师仍热衷于对教材讲到、讲全、讲透,恨不得把学生当成知识容器,这对于学生认知水平的提高是极为不利的。因此,教师要改变教育观念,由传授型向指导型转化。 其次,对学生在课堂活动中地位的思考。学生素质的提高,关键在于其自身的积极性,在于其内在的积极因素。教师应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空间,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学生真正参与,发挥其主体作用,实现自主 ---- 自我学习、自我训练、自我评价等。 总之,在初中历史教学中,要做到在教师指导下,实现学生的自主学习。它旨在调动学生的参与和学习的主动性,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改变教师讲述为主的教学模式,创造一个民主的、活跃的课堂氛围。根据初三世界历史的教学实践,我把 “ 指导 ---- 自主学习法 ” 应用为 “ 三读、两讲、一练 ” 。 “ 三读 ” 指的是:学生速读、精读、复读。 “ 两讲 ” 即学生讲、教师讲。一练指的是课堂上学生的口头、书面练习。 一、 “ 三读、两讲、一练 ” 的操作 历史科难以挤用学生的课余时间,因而合理安排每一节课的时间就尤为重要。下面按组织教学的顺序进行说明。 1 、速读 ( 1 )内容:要求学生进行全文速读,着重放在教材的大字部分。 ( 2 )阶段训练: A 、教师带读约一个月 8 课时。带读方式有两种,一是教师组织学生集体默读;二是对重点的或较短的目集体朗读。通过朗读,教师既可纠正读音 ( 尤其是古今音.异 ) ,又可使学生加深领会教材。尤其是起转折、递进、总述及感情色彩的部分。此为动口阶段。 B 、教师导读约二个半月 20 课时。教师指导学生学会做标识,如时间下面划波纹线,地点下面划横线,人名下面划小三角号等等;教师指导学生如何理解各自然段的大意,并理解段落之间、层次之间内容的关系,此法与语文教法有相似之处。目的是使学生初次选择有效信息。此为动手阶段及向动脑阶段过渡。 c 、学生自读。即自我学习阶段,此为动脑阶段。完全由学生自我学习,选择信息,自行识记、理解,并能够初步了解哪些内容还不明白,还想了解哪些。 2 、学生讲。 这一环节,教师能了解学生学习、初步掌握的情况,弥补了教师备课中对学生学习能力预见的不足,为教师全面性、针对性精讲提供了教学出发点。 (1) 要求:学生敢讲、愿讲。学生能讲、会讲。 敢讲、愿讲的关键是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如何发挥的问题,敢是勇气问题,要求大胆发言,愿是主动问题,要求积极发言,敢和愿都重在培养学生的自我实现意志。因此,如何使学生敢讲、愿讲,激发学生的表达欲望呢 ? 教师应尽量多表扬学生、鼓励学生。使学生具有一定的信心、勇气,使学生感觉到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哪怕是做好一道题,改正一个缺点,讲出三、五句话,对学生的微小进步都要给予表扬、鼓励。这样,学生就没有心理负担、不会担心讲错,不会担心被同学取笑,就能推进差生,促进优生。 能讲、会讲的关键是能力大小的问题,教师要注重培养 “ 讲 ” 的方法、技巧,如何使学生能讲、会讲.提高口头表达能力呢 ? 教师应先制定小目标,难度小,学生较容易达到、逐渐由易到难。最后学生能用自己的语言来讲;达到表达流利,又有科学性、精炼、准确的目的。当学生讲的时候,教师在组织、用词等方面做画龙点睛地指导。 (2) 阶段训练: A 、列举、讲清基本史实,如《古代希腊》一课第二目 “ 欧洲最早的文明 ” ,学生能讲清: a .希腊早期文明是欧洲最早文明; b 。古希腊主要在希腊半岛上; c 。希腊文明渊源于爱琴文明; d 。后来,因为外来力量,爱琴文明没落了。对图表、材料方面的信息,学生讲的能力还待提高; B 、准确地再认、再现重要的历史事实、历史结论。如《欧洲早期封建国家》一课,学生能准确地讲出: a .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 5 世纪末法兰克人建立了法兰克玉国; b .法兰克王国到查理在位时,建立起查理大帝帝国; c .查理大帝帝国在 843 年被查理的三个孙子把帝国一分为三,这三部分后来分别发展为法兰西、德意志和意大利三个国家。 C 、准确地阐述历史的阶段特征、基本线索和发展过程。准确地阐述历史事实的本质、特征、规律趋势,阐明史实之间的关系,等等。如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时代的阶段特征可分为: a 、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新航路的开辟。英、法、美三国先后成功地用革命暴力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又用法律手段巩固了成果。资产阶级革命在本质规律的特征上,体现为相似性和差异性。封建制度衰亡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 b .民族解放运动。 c .国际关系。 (3) 在组织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是时间上的安排。学生回答离题太远时,教师应肯定其积极性,同时用委婉的语言尽早让其停止;学生照课文念时,教师须鼓励学生对课文内容要有所选择。 二是教师要有耐心。学生的认知水平出现差异,总体分析能力处于浅表层次,不能急于求成。 3 、教师精讲。 通过学生讲这一环节后,教师对学生掌握知识的状况有所了解、就可以对学生进行矫正、指导。教师的讲是精讲,既要分析精辟、透彻,又要富有历史学科的语言特色。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书面、口头。 (1) 指导学生建立知识框架体系,揭示知识内在联系,这可以由板书来实现。 (2) 指导学生进行精读,加深对知识的记忆、理解。 教师在备课阶段对教材进行剖折,把握知识内容的核心关键所在,用简明、富有启发的语言进行指导,但对重点的字、句、段,必须逐字讲清,逐段过关。 教师在精讲中,时时要以学法的指导为重。如应用马列主义观点。例:用阶级的观点评价《汉漠拉比法典》,但也要用辨证的观点来评价。如何识图,如何以图说史,如何以史说图,图史因果互证。又如纵横比较法、跨学科法等等。每一种方法的指导,都应依托教材的原文,逐步深入指导,切忌急于求成。 教师在精讲中要有全面性和针对性。全面性,指的是基本要求,如上述之 (1)(2) 。针对性,通过备课中对学生的预见和学生讲的情况出发,针对学生的薄弱之处进行精讲。 有一点应该注意,不能认为教师讲的越少越好,只讲知识条理、框架,这样就没有把握历史学科的特点,一节课就没有 “ 血肉 ” ,没有激情,更没有韵味了。 4 、精读。 教师在精讲过程中,对精读提出要求并对学法进行指导,之后学生展开精读,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这体现为教材中的难点。 同时,学生的精读也应集中在重点内容。 5 、练习。 练习可分为两部分,口头语符练习,书面语符练习。 (1) 口头语符练习 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即 “ 学生讲 ” ,前面已述,在此不重复。第二阶段即全课讲完后的练习。阶段训练:巩固、掌握基础知识,培养口语表达的流畅性、正确性、及自我实现意志。我 设计的题型有: 请你谈一谈 …… ;请你说一说 …… ;假如你处在那样的环境中你将怎么办 ? 如果你是某一历史人物、你将怎么做 ? 这种问题类型比较新颖,学生的主动性再次被调动起来了。 (2) 书面语符练习 目标一:培养再认、再现历史知识能力、运用书面语符表达的正确性、唯一性。这主要在选择、填空、判断、改错等类型题。 目标二:增强培养历史的观察力、感知力、简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初步运用史论、史观的能力。这主要运用于材料题、问答题、评述题。 6 、复读。 上述各环节结束后,不妨让学生闭目凝思,思考哪些已掌握。哪些未掌握,随后翻开课文复读。要求学生细读和比读。细读指的是学生全面地阅读课文,实现再次巩固基础知识、进一步达到掌握知识的框架结构。通过比读,实现知识迁移、能力提高、掌握学习方法。 二、总结 “ 三读、两讲、一练 ” 的操作,基本上能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学生的主体作用真正发挥起来。精神状态方面,学生乐于学习,兴趣提高了;学习态度方面,学生普通积极主动。学生爱上历史课、觉得上历史课是一种享受,并进而树立了对初中历史学科的正确态度。同时,学生的认识素质有明显的提高。 当然,要做到这些,作为老师是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认真思考,全盘统筹,所以非常不容易。其备课量非常大,一是要备学生,只有在充分了解学生的基础上,你的教学才能分步,分层次进行,二、是对教材熟悉,如果对教材不熟悉,就不能掌握其重难点,你也无从下手,那么,只能又走上传统的依样画葫芦,满堂灌的老路。 在实施 “ 指导 ---- 自主式学习法 ” 过程中,我深深地认识到:要真正地落实 “ 指导 ---- 自主式学习法 ” 以学生为主体,以老师指导为主导,面向全体学生、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参与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跟老师扎实的专业文化知识及统筹全局,驾驭课堂全过程的能力有密切的关系,特别表现在时间上的合理分配,重难点的讲述,学生讲练结合,板书的精心设计及帮助学生形成知识网络都有重大的关联。经过一个学年的实践,我认为这种学习还是很受学生的喜爱,也认为是确实可行的。在以后的教学中,我要不断地总结经验,以取得更大的成果。 历史教学论文:试论历史教学孕涵在素质教育之中 (福州一中 林树中) 自有人类以来,历史与教育就如江河与水流一样地共存着。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教育的重要性已成 为人们的共识。历史教育在人才素质教育中的重大意义和作用也越来越被重视。为了更充分地发挥历史教育的 功能,使历史教学对促进人材成长,素质形成起更大的作用,现就历史教学在中学素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以 及紧密相关的问题,即如何提高历史教师自身的素质谈些个人的看法。 一、历史知识是人的素质教育的重要基础 过去,我们对历史知识内容的广泛性、综合性虽然有所认识,但是如何认识它在全面发展教育中的优势作 用,却思考得比较少,认识得很不够。全面发展的教育首先要从具有全面的基础知识开始,历史教育具有全面 提高学生素养的优势。 我们说,学生的素质提高是指多方面的综合素质而言:道德水平、文化水平、健康水平、审美情趣,劳动 技能以及智力和非智力的心理素养等,标志着学生素质的总水平。然而,在全面发展的教育中,历史教育具有 实施全面发展教育的基础作用。 首先,学习历史是深入探讨其他科学的基础。历史科学它本身就囊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学、 艺术、教育、宗教、民族等等基本知识,以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内容为背景。如司马迁的《史记》就有 关于天文算学、水利、地理等知识;南宋郑樵的《通志二十四略》,包括了礼、乐、刑、艺、天文、地理、食 货、灾祥以至昆虫、草木等。初中教材还介绍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孙思邈的 《千金方》、沈括的《梦溪笔谈》、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等科技巨著。高中教材则用三章的篇幅介绍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和发展。历史科学同其他一切科学都有或近或 疏的关系:它有时要借助其他科学来说明某些历史现象;反过来,其他科学的研究,也离不开历史科学研究所 提供的资料和文献。可见,历史科学同其他科学有着错综交叉、相辅相成的关系。搞好学校历史教育,能大大 开拓学生的视野,使思路敏捷、思维开阔,分析问题就有广阔的历史背景和丰富的知识基础,能增强判断力、 理解力和思维的深刻性。有了背景知识,有了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学生的文化素养就能得到全面协调的发展 。这无论是对学习其他社会科学课程,还是对学习自然科学课程,都将是十分需要的知识和能力基础。这对全 面发展的教育来说,是很重要的。这一特点,是其它学科所无法取代的。 历史学科教育,对德育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的。在古今中外的历史长河中,有多少社会现象对学生进行政 治和阶级观点教育是极好的教材;有多少仁人志士可歌可泣的事迹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品德教育是其他学科 所不能替代的。至于进行思想教育,那就更加明显,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渗透在全部历史课程的每个课时以 至每个环节之中。通过学习历史,可以使学生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培养 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观察、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史育德,既体现历史教学上的史论统一 ,又实现了历史在全面发展教育上的德育与智育的统一。 中学历史教育、教学还有利于发展学生的智力与非智力心理素质。大家都知道,人的心理可以分为智力因 素和非智力因素两部分。智力因素通常指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思维力,它们与智力活动的直接效果有密 切关系;非智力因素是指智力因素以外的其余心理因素,如情感、意志、兴趣、性格、信念等,这些因素虽然 并不直接决定智力活动的成果,但它们的作用,却深刻地影响着智力活动的程度、效率,决定着人的活动的指 向与成败。 学校历史教育要明确地提出发展智力,培养非智力心理因素的任务。 对于发展智力,历史教学的有利条件,首先是历史知识的记忆信息量大。我国以文明古国著称于世,光是 有文字记载的史料,就浩如烟海;社会生活空前丰富,由此积累起来的历史知识之丰富复杂,也是过去任何时 代无法比拟的,这样,如何记忆历史知识就成了历史教学中的一项基本能力。我们不主张死记硬背,也不主张 把大脑变成信息库,我们主张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向学生介绍有关记忆的心理常识,如遗忘规律等,并结合历 史知识特点,总结出符合学生自己记忆特点的记忆方法来,提高识记效率和保持能力。良好的记忆力,不仅是 学习历史的必要条件,也是学习其他知识的必要条件。 第二,学习历史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学习历史的过程,也是培养想象力的过程。历史教材是以文字为主的 信息载体,概括性的文字叙述较多,如果能够依据文字材料的揭示,在头脑中想象出具体生动的形象,将会更 真切地感知历史过程。所以,我们必须从小就要借助于历史教学发展他们的再想象和创造想象能力。 历史教学对观察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培养也很有效,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就不说了。 中学历史教育也存在着培养非智力心理因素的有利条件。历史教育由于具有鲜明的思想性、生动的故事性 、强烈的感染力,并 能为学生树立典范,对培养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效尤前人,做个品德高尚和有作为的人无 疑是有积极影响和作用的。 二、提高历史教师的素质修养,是当务之急 首先,历史教师必须是一个革命者,爱国主义者。历史上许多革命家、民族英杰都得益于青少年时代的历 史教诲。爱国主义传统是中华民族的珍贵历史遗产,是使我们国家兴旺发达的巨大原动力。历史教师应当恢弘 民族正气,振奋民族精神。 第二,心有全史,胸存“底本”,这是对历史教师最起码的要求。历史上的一切事件、人物,不是孤立的 ,都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都是互有联系、互有影响制约的。历史教师必须做到心有全史,才能把历史讲通 、讲活、讲准。否则,就会把历史讲成一些孤立的点的偶然聚合。范文澜在《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 告诫学历史的人,不要自己跑到禁闭室中去。不通全史,只求专深,就是自我禁锢。学史者不可如此,教史者 更不可以这样。胸存“底本”,也应引起我们重视。一个好的历史教师心有全史,不是靠东点西戳来拼凑“全 史”的,要有一个扎实的“底本”。 熟读史籍,驾驭史料,这是历史教师的专业知识修养的一个重要方面。历史要籍往往是对历史事件、历史 人物的原始记载,因此它是历史研究与教学的基本材料。历史教师不能只满足于引用二手,甚至三手资料;而 应熟读一些中外历史的重要书籍,在熟读历史要籍的基础上,注意提高对各类基本史料的识断能力,通晓史籍 、文献出自那种立场、观念的人之手,从而能驾驭史料,辨析真伪。 近年来,中学历史教科书有改削,而每一次增删改补都引起一些历史教师的不适应。究其原因,最根本的 是由于一部分历史教师的专业知识修养尚未达到应有的高度,他们心无全史,胸无“底本”,对史料不熟悉。 有人采取下述程序,进行进修,得到了实效。以中国古代史为例:以翦伯赞编的《中国史纲要》为主线, 以范文澜,蔡美彪的《中国通史》或郭沫若的《中国史稿》为主教材,以东北师大编写的《先秦史》、《秦汉 魏晋南北朝史》等断代史为第二教材,再选择几本近年来最新科研前沿专著,如赵恒烈、王铎全编的《历史教 育学》,周发增、张显传等合编的《历史教育学新论》作为辅助读物,在此基础上,再究读中学教科书,一定 会有更新更深的体会。 此外,如有余力,还可以先读断代史、通史参考资料,辅之港台专著;进而读通史纲要,辅之以各种史学 期刊,最后多涉猎最新的科研成果及论著,然后再回到中学历史教科书上来,融汇贯通,启迪自己的思想,激 发学生的想象,从而就能使历史教学走出“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怪圈,真正成为涵养素质,启动思路 ,展望未来的教学相长的生动课程。 第三,作为一个合格的中学历史教师要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改革开放时代,各类科学迅速发展,分支学科 日益增多,历史教师应尽可能涉猎更多的学科知识,如语言文学、艺术鉴赏、历史地理、历史美学、历史心理 学、历史统计学等等,以期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地研究历史和讲授历史。 历史教师上课要讲话,语言表达能力对一个历史教师来说非常主要。历史教学强调教学语言的直观性,对 主要事件要叙述得鲜明、生动、形象、吸引人,这都有赖于历史教师的口头表达能力。为什么有的历史教师讲 课水平高?除了他的理论与专业方面的根底之外,语言文学素养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相应的哲学思想、政治学说、经济思想,历史教师要讲清每个时代的历史,要引导学生 学懂弄通历史,就不能不掌握各个时代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各种思想流派。这是很不容易的。不懂哲学,就很难 讲清中国的“诸子百家”,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不懂经济学,也讲不清凯恩斯、罗斯福。历史教师要学 哲学、学政治、学经济,只有这样,才能讲通一些专业史,才能将历史当科学来讲授。 历史教师还应该学习科学技术常识,讲不清科技发展史,势必讲不清当时的生产发展情况,也讲不清与生 产发展相关的其他历史现象。历史教师对此缺乏必要的了解,就会出现知识性错误,甚至闹出笑话来,反之, 历史教师具备科技方面的素养,将会使课讲得更生动、更具体、更准确。 如讲原始社会,在讲到尖底汲水瓶时,可说明虽然他们不懂是重心原理,但在实践中已在运用。又如讲述 鉴真东渡日本六次未成功,教师可结合当时还未发明轴承,帆是固定的,不能随风向变动而改变帆的方向,所 以才屡渡不成;依此推之,空海入唐的遭遇也就不言而喻了。 历史几乎涉及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因此,历史教师应当有较广博的知识,较高的文化素养。 第四,从事教育工作的人都应该具备教育理论修养,懂得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这是不言而喻的。也 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作赘述了。 历史教学论文:论世界现代史在历史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世界现代史是史学领域中一门新兴的学科,是历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类历史可以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这五种社会形态,反映出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世界现代史是人类社会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历史。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极大地削弱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激化了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1917年11月7日,俄国人民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首先突破国际帝国主义阵线,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世界大战的爆发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事件,同志精辟地指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①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它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世界现代史的开端。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世界范围内的基本矛盾除了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外,又增添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构成了世界现代史的基本内容,决定了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总趋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是完成这个伟大过渡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由于各国国情不同,过渡的形式、途径、方法和速度也有所不同,不会按一种模式同步前进。 世界现代史是史学领域中一门年轻的、政治性很强的学科,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以及当前世界形势有着密切的联系,今天国际上和各国所发生的许多事件,都可以从世界现代史中找到它的渊源,通过世界现代史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科技、文化意识形态等历史进程的全貌,它不仅是历史知识教学的重要内容,也是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国情教育、道德情操和革命理想教育的最直接、最生动、最重要的材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是政治思想教育的主要方向。 世界现代史中,有许多革命导师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论述。马克思在1852年就明确指出:“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②列宁反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他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③列宁认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④列宁驳斥了对苏维埃政权“损害民主”、消灭民主”的无耻攻击,指出资产阶级民主“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⑤而无产阶级专政“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本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⑥在教学中,应结合史实阐述革命导师的有关论述,使学生从理论上认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 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有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的生动教材。1848年,欧洲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都参加了革命,有的还推翻了反动统治,建立了革命政权,但因没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各国革命先后失败了。而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从而使革命得到巩固。这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都说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多么重要!又如德国十一月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在客观条件上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但结果却大不相同。德国十一月革命的历史经验表明:要使革命取得胜利,必须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的革命政党,由于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派低估了党的作用,没有与机会主义分子决裂,因此,在革命爆发时,德国无产阶级还没有一个战斗政党.斯巴达克联盟虽然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但它毕竟不能代替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正如列宁所说,这是最大的不幸和最大的危险。在十一月革命的过程中,虽然建立了德国共产党,但毕竟为时过晚,没能提出明确的纲领,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因此,也不可能建立起巩固的工农联盟,致使革命的成果落到资产阶级手中。这些确凿的史实,在教学中如能予以运用,必将加深学生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理解。 在教学中,还可能通过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对比教育学生。如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一次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它震动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使资本主义世界遭受价值2500亿美元的损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损失为1700亿美元),并使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四。但社会主义的苏联,不仅没有卷入经济危机,而且经过1928——1937年两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苏联实现了整个技术改造,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苏联的工业产值超过德、英、法,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通过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对比,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苏联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过程中,实行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国民经济计划化。通过这“三化”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苏联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曾出现了曲折和失误,二三十年代形成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的“模式”有不少弊端。苏联的经验并不都是成功的,苏联成功的经验并不都适合于各国的情况。各国的革命和建设,只能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借鉴苏联的经验、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符合于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 世界现代史教学在国情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情都离不开它的国际环境。我们研究中国的国情。不仅要研究中国的历史与现状,而且还要研究世界的历史与现状。要把中国历史放到世界体系中去认识,只有从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出发,才能深入领悟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工业革命改变了国际力量的对比,影响波及整个世界。19世纪30——40年代,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英国首先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从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一步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从此,中国人民革命的性质和内容有了重大变化。从鸦片战争到的80年中,中国人民反抗封建统治和外来侵 略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中国的先进分子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曾信仰过进化论、天赋人权论以及形形色色的救国理论,但历尽千辛万苦,结果都失败了。这就是中国旧民主革命即资产阶级范畴的民主革命的结局。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马克思主义当时能在中国广为传播,不仅因为它是科学,更重要的是它适应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客观需要。 第一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讨论签订和约问题。帝国主义国家无视中国主权,将各国在中国山东非法获得的全部权益转让给日本。为此,中国人掀起轰轰烈烈的。1919年6月28日下午,北洋军阀政府代表团在人民反帝怒潮的压力下,不得不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中国代表团严正指出,“大会对于山东问题的解决办法不公道。……与其承认违悖正义公道之第156、157、158条款,莫如不签字。……舍此而外,实无能保持中国体面之途。故责任不在中国,而在于媾和条款之不公正”。⑦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在国际上产生了极大影响,美国舆论界普遍支持中国,美国议会最终拒绝批准和约与此也有极大关系。 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思想上、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两年后,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出现了“新世纪的曙光”。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屡遭挫折后的彷徨之际,从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新建的中国共产党身上看到希望,确定“以俄为师”,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形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局面。 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给资本主义世界沉重打击。危机不仅激化了资本制度固有矛盾,而且导致了国际法西斯势力的猖獗,日本成为亚洲战争策源地,进而发动侵华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抗日战争是亚洲各国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斗争的主力,中国人民的长期艰苦斗争,大大消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有生力量。 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成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某些大国的对华政策总是指向中国内部,力图操纵中国内部政治变化,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影响达到顶峰,美国妄想把中国变为美国的殖民地,独占中国是美国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对华政策,造成中国的又一次内战。但是,美国没有力量控制中国事态的发展,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中国革命的胜利成为十月革命后世界最重大的历史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世界的兴起,在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中,中国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坚力量,有力地支持亚非拉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极大地改变了过去少数帝国主义国家操纵世界的局面。 通过分析研究中外历史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认清国际上各种势力是怎样促进或阻碍我国历史发展,认清我国国情的国际环境,这样才能对我国的国情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求教师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还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精湛的教学艺术。 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树立远大的革命理想,是历史教学中思想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 世界现代史充满着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反动、战争与和平、光明与黑暗的斗争。教学中可以通过生动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达到思想品德教育的良好效果。各国人民都为历史的进步、为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做出伟大的贡献,都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科学家和文化家等杰出人物,他们的思想、经历、成就,都将启迪学生在“做人”问题上的思考,使他们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使他们热受真、善、美,憎恨假、恶、丑。至于为祖国而献身,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仁人志士、革命先辈的英雄业绩,更是陶冶道德情操的极好材料。世界现代史教学,还有助于人们敏锐而又准确地把握世界发展的趋势与时代转换的潮流,在论及“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时说过:“历史的道路,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历史是进步的,我们在此进步的世界中,历史中,既不应该悲观,不应该拜古,只应该欢天喜地的在这只容一趟过的大路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们的光明,将来有我们的黄金世界。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乐天努进的人生观。”⑧这说明正确的历史观对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世界现代史教学就是用历史科学武装学生头脑,帮助他们选择人生、展望未来、坚定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信心和决心。 历史教学论文:浅谈迁移法在历史教学中的应用 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说过,未来的文盲不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没有学会学习的人。为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学校教育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迁移法是学习能力培养的一条重要途径。历史教学中的迁移法应结合历史学科知识体系的特点历史与其他学科相互渗透的关系、历史与现实的联系来进行。它不仅有助于知识向能力的转化,而且有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一、 教材知识点之间的迁移结合 历史的各个组成部分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纵横联系互为因果的。正因如此,《全 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指出:“要注意历史知识多层次、多方位的联系。特别要注意历史发展的纵向联系;同一历史时期的横向联系。”历史的发展有纵横两大坐标“纵向比较主要从时间角度,对同一民族、不同区域、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段、不同发展层次的历史现象进行比较。”;“横向比较主要从空间角度,对不同民族、同一区域、不同国家的历史现象进行比较”。学习历史必须瞻前顾后、顺推逆溯。在介绍蔡伦改进造纸术时,可引导学生追溯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书写材料,分析龟甲、兽骨、竹木简、丝绸 、麻作为书写材料的缺憾之处,进而认识到每一项发 明创造都要经历一个艰辛的积累、总结过程,这是纵向联系;同时还可介绍在我国造纸术外传之前其他国家的书写材料,以及造纸术外传后给这些国家带来的深刻影响,通过分析比较,增强学生的民族 自豪感和自信心,这是横向比较。纵横联系,引导学生进行知识的有效迁移,既可“温故而知新”,又有利于新问题的理解与解决。 二、历史与其他学科的迁移结合 “历史学科 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综合性,无所不包,无所不及,内容涉及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 、科技、文化、教育、艺术、民族关系等各个方面,与多种学科联系密切,历来就有政史不分、文史不分、史地不分之说。”对历史材料的阅读、理解和表达离不开语言文字的功夫;解释历史事件 ,分析历史现象,评价 史人物离不开政治理论、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原理多厨史空间概念离不开地理知识。所以,课堂上教师应尽可能地融合一些边缘学科知识,尤其是政史文的有机结合、渗透和移植,以此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加深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如在介绍百团大战时,恰当地联系语文教材上的《狼牙山五壮士》、《冀中地道战》、《小英雄雨来》等篇章,有助于学生加深理解“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根据地打击 日本侵略者”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抗战,l945年 8月,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抗 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等内容。唐代史学家杜佑在《通典》中说:凡言地理者,多矣。在辨区域、征因革,知要害。”他透彻地说明了历史学科与地理学科联系的切人点。为什么亚非四大文明古国都建立在大河流域?为什么资本主义最早萌发在意大利?为什么中国上古时候种桑织绸非常发达的北方,到现代早已成了“明 日黄花”?为什么曾以生命之水孕育了中华民族的 “母亲河”,在今 日竟被视为 “中国的忧患”?这些问题深刻说明了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影响,用唐朝的着名哲学家刘禹锡“交相胜 ,还相用”的话来形容是非常贴切的。历史教学中通过不同学科知识的迁移,一则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二则可以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 ,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 三、历史与现实的迁移结合 历史讲述着人类的过去,然而,历史又是过去与现在永不休止的对话,是人们了鳃自己的社会,理解变化与延续的唯一途径。“书中积蓄着古人和今人的经验,固然是学生所需要的;但是就学生方面说,重要的在于消化那些经验成为自身的经验。”现实生活中,我们所遇到的很多问题,尤其是一些“热点”问题都有着各自的历史渊源。人们常常需要“以史为鉴”,通过借鉴历史的经验,来反省自我、认识 自我和超越 自我;通过借鉴历史的经验,来加深对现实的理解 ,把握事物的本质,从而科学地预见未来。闲此在历史教学 中适时引入一些“热点”问题,能更好的在教学中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如我在专题复习 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时,是这样导人的:先为同学们转述白岩松说过的一件事:奥运圣火在伦敦传递时曾遭到藏独分子的破坏,一个英国小姑娘不解地问她的母亲,他们为什么要破坏圣火?年轻的母亲回答说 ,他们的国家被中国占领了。此时我转问同学,真的是他们的国家被中国占领了吗? 如果当时你在旁边 ,你会对这两个不明真相的母女说些什么?学生的积极性马上被调动起来 ,用一系列的史实证明西藏 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在这里,奥运圣火、藏独分子与历史有机结合 ,通过学习,学生对热点问题有了更透彻的了解。历史是为现实服务的,学习历史的最终 目的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教师应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运用课本知识去解决热点问题,学会从热点中去追溯历史。苏霍姆林斯基说过:什么是掌握知识呢?这就是使周围世界的事物、事实、现象和事件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学生自己的东西。 “在社会各要素之问互动加强 ,人类活动领域不断拓宽和人类行为手段与方式 日趋多样化的今天,以分科课程为单一或主要模式的学校课程结构已经滞后于人类社会的演进速率。”当前,“为迁移而教”已经成为教育改革的口号,布鲁纳称 :迁移问题是教学过程的中心。研究运用迁移规律教学,培养学生运用迁移规律学习知识、培养能力尤显重要。不容忽略的是,迁移有正迁移与负迁移之分 ,有利于未来的学习或对学习起促进作用的,称之为正迁移;相反,起阻碍作用的,则称之为负迁移。因此在迁移法的应用方面,应该把握住“度”:注重历史学科内知识的纵向联系横 向比较;注意同政治 、地理、文学、社会生活等的有机交融从而促使历史课堂教学更加富有生活气息;历史课堂研究领域涌现出更多的增长点;历史课堂教学更加有利于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 历史教学论文:历史教学中的传统美德教育 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优良道德品质、优良民族精神、崇高民族气节、高尚民族情感、良好民族礼仪的总和,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精髓。如何让这些民族传统美德在新时期发扬光大,是今天学校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历史教学中着力于传统美德教育,可强化学校德育工作。 一、让学生认识教材中蕴含的传统美德内容中化民族传统美德的内容十分丰富,它渗透在历史教材中,教师应充分发掘这些因素,提高学生的认识水平。这些内容大致可归纳如下:1.忠心报国,勇赴国难。这一美德的行为表现是把民族和国家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其深刻的社会责任意识是中华民族性格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戚继光组织“戚家军”英勇抗倭,并赋诗明志:“封候非我愿,但愿海波平”;甲午战中的爱国将领邓世昌、林永升“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为反对外来侵略浴血奋战;张自忠“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在战斗中,他身负重伤,仍高呼“杀敌报国”,直至壮烈牺牲;共产党员吉鸿昌就义前高歌“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他们所展示的就是这样一种美德。 2.国而忘家,公而忘私。这一美德的本质是把“天下为公”作为崇高的理想人格。如教材中大禹治水,前后13年,风里来雨里去,三过家门而不入;范促淹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孙中山提倡“天下为公,大同世界”;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等,都是以天下为已任,为国为民无私精神的体现。 3.勤劳俭朴,艰苦奋斗。中华民族向来以勤劳勇敢,吃苦耐劳,富于创造力而著称于世。所谓“奉公以勤,律身以俭”,“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等,集中体现了这一美德的内涵。教材中,墨翟主张“节用”、“节葬”、“非乐”,反对统治者穷奢极欲、挥霍无度的生活;隋文帝身体力行,崇尚节俭,形成隋初良好的社会风气;马钧发明翻车,李春营建赵州桥,黄道婆改进、推广先进的棉纺织技术,都是这一美德的杰出代表。 4.不畏强暴,自强不息。这是中华民族独立意识、自我意识和自觉能动性的鲜明标志。在历史教材中,具备这种美德的也不乏其人。如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司马迁被处宫刑后,15年著成《史记》;徐悲鸿公开表示“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决不趋炎附势;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这些都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历尽艰难并不断走向强盛的巨大动力。 5.文明礼貌,仁者爱人。我国是礼仪之帮,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帮助人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又一个鲜明特性。历史教材中介绍的李冰父子为民修建都江堰,变水害为水利的事迹;名医扁鹊周游列国,为民治病救命善行;爱国志士林觉民“将爱你(妻)之心去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心愿;罗盛教为抢救朝鲜落水儿童而英勇牺牲的壮举,都充满了对人民的关心、热爱之情,表现了民族的传统美德。 二、历史教学中传统美德教育的主要方法1.正面诱导。教师应坚持正面教育原则,准确而鲜明地向学生宣传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要启发学生积极思维,从具体、生动的历史材料中悟出真谛。如针对学生中的高消费现象,可讲述隋文帝提倡节俭、隋景帝爱惜谷物的事例,启发学生认真思考,引导他们自觉调节自己的行为。 2.情感熏陶。“情贵于真”。教学中,教师要运用具体生动的历史材料或实物,辅之以充满情感色彩的语言去影响学生,引起学生的共鸣。如通过讲述屈原、岳飞、杨靖宇等杰出人物可歌可泣的事迹,激发学生强烈的报国情感,振兴中华、富国强民的决心。 真挚的道德情感,来自于教师本身的道德修养,因此,教师要通过“自我塑造”来达到塑造学生的目的。 3.现场教育。牋各地丰富的德育资源是进行传统美德教育的“活教材”,教师要充分利用。我在述抗日战争的历史时,带领学生走出课堂,探寻常德会战的历史踪迹,参观我校校园北城墙堤上保存完好的抗日碉堡,凭吊常德会战五十七师阵亡将士纪念坊,并现场介绍余程万部八千将士英勇抗战、勇赴国难的民族形象,让学生深切感受民族传统美德的巨大精神力量。 历史教学论文:谈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国情教育 历史教学是向学生进行国情教育的一门重要学科,特别是在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中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国情教育内容。历史教学中的国情教育主要是以下诸方面。 一、进行五千年灿烂的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教育,我们伟大祖国有着五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从人类告别愚昧迈入文明时起,到公元15世纪以前,我国一直是当时世界上为数很少的几个先进国家之一。中华民族以高度的智慧和能力,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由中国人民培植的优秀文明传统,从古至今,一代代相传,一脉相承,因此它与我们正在建设着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分不开,割不断的。我们要积极地从古代文明中汲取营养,同时借鉴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不断前进,创造出更加光辉灿烂的当代社会主义文明,以崭新的面貌重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要进行这方面的国情教育。 中华民族具有优秀的传统,她以刻苦耐劳着称于世,又培育了为世人称道的道德风尚。到社会主义阶段,这些优秀传统被继承和加以弘扬,与社会主义思想相融合,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以我们在历史教学中也应进行这方面的国情教育。 二、进行五千年中国人民奋斗史,特别是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教育。中华民族是一个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在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革命精神,在中国历史上闪耀着永不磨灭的光辉。在近代,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造成了中国近代的落后。出路何在?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励,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许多求进步的先进思想人物,提出了不少济世图存的主张,企图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但都没有成功。“五四”运动后,随着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真正救国救民的责任落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人阶级身上。历史已经证明,唯一的出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经过28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近百年来历史所证明的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过去搞革命是依靠了党的领导,现在搞建设,搞四个现代化,同样也离不开党的领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只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西方的多党制领导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我们要在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中,向学生进行光荣革命传统的教育,特别是要向学生进行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教育,从而使学生自觉继承革命传统,热爱党,在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三、进行社会主义必然性的教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而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痛苦摸索,从多次失败中找到的,我们要教育学生应当珍惜这一正确的选择,?“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在我国的建立,实现了我国历史上空前的全国(除台湾外)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祖国的富强。我们要在中国现代史的教学中教育学生,让他们了解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和只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才有光明的前途。因为在我们这个底子雹人口多、生产不发达的国家,如果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资本主义,将会产生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少数人富裕,大多数人受穷。在生产不发达不富裕的国家”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搞社会主义,才能使大家都有饭吃,都能生活得好。 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教育。在中国现代史的教学中,要同学生讲清讲足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使他们了解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和前途的无限光明。4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十多年来,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由一个极端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综合经济实力大为增强,我国已建立了比较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农村经济走向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提高,11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教育、科学文化等各项事业也得到很大发展。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学生了解到了我国的社会建设的巨大成就之时,他们就会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而树立起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将来自觉地献身于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但是我们还要使学生了解,我国是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虽然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我们的生产仍然落后。经济不发达,我国当前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个国情,教育学生深刻理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改革事业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要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还要广大青少年学生艰苦奋斗,努力学习,以便将来担负起社会主义建设的重任。 在历史教学中进行国情教育,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 1、从思想上要明确认识在历史教学中进行国情教育的重要性。进行国情教育,是广大历史教师义不容辞光荣使命,要认真钻研《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学习国家教委颁发制定的《中小学加强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教育的总体纲要》、《中小学历史学科思想和政治纲要》,认真钻研历史教材,充分挖掘教材中的国情教育因素,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在教学中运用。国情教育必须寓于历史教学活动之中,紧密结合历史教材,以便得出结论,要对学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在国情教育中,教师在讲授时,要充满感情,表现出主观上的爱和憎,赞美和批判等鲜明的阶级感情,只有这样,才能以生动的历史事实感染学生。 2、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国情认识国情。 历史唯物主义是认识国情、分析国情的基本方法,也是认识、分析国情的基本原则,是正确认识国情的前提。进行国情教育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对历史国情知识,进行科学分析,去教育学生认清国情发展的真正规律,预见其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样,才能使国情教育对客观世界及事物的发展以正确地反映。 以真实的历史,真实的国情教育广大的青少年学生,就能使广大的青少年学生,正确认识我们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无比正确的。 3、运用比较方法进行国情教育。有比较才有鉴别。通过比较,求同存异,或者求异存同,从而探寻正确的道路和适宜的措施。国情教育要进行历史的纵向比较,这样才能认识中国现实社会所处的阶段,才能看清中国的历史进步,发展趋势和前景。国情教育只有将它 放到同一历史时期内,进行不同国度的横向比较,才能找出国情中的长短差距,探求适合本国国情的各种问题的答案,才能发人深省,催人奋起。 4、向学生进行国情教育,要以正面教育为主,要使学生从多方面、多角度地认识我国的国情。在历史教学中,在讲国情中的积极有利因素方面,可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在讲国情中消极不利因素方面,要深刻分析产生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使学生心理能够产生出一种民族的紧迫感和忧患感,归纳到一 点,通过认识国情,增强青少年一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使命感。 5、从实际出发,进行国情教育。国情教育必须从教育的对象学生出发,必须从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解决学生思想与现实存在的一些不够正确的认识问题。 从而使学生能够正确地认识我国的国情。 6、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国情教育。向学生进行国情教育时,要采取丰富多彩的形式。除课堂讲授外,还可组织一些其它的活动。如参观、调查、访问、搞专题报告会等等。在教学中要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如使用教学挂图、幻灯、录像等,使之真正把课内外的教育有机结合起来,从而达到向学生进行国情教育的目的。 历史教学论文:高中历史教学应立足“以本为本” 许多教师都说现在高中历史教学工作难,学生也觉得难学,因为知识点多,理论性比初中更强,但根据笔者的经验,教师教历史,学生学历史,都应立足于课本,而能力的培养、答难质疑亦应立足于课本。教师不论采用何种教学方法、模式,学生如何去学,都应立足于课本。 一、能力的培养应以本为本 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是历史教学的最终目的,其中能力的培养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种能力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掌握历史知识的能力,理解、认识历史知识的能力,运用理论观察、分析、评述重大历史问题的能力,运用史料的能力,创造性历史思维的能力等。而这些方面的能力培养都应从课本出发。 1.掌握历史知识,理解认识历史知识的能力。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基础知识的教学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是高中阶段历史教学能力培养最基本的要求,其层次较低。教师在教学工作中,此类问题尽可能自己少讲,尽量让学生多看书,指导学生自己去掌握这些知识。现行的高中历史教材图文并茂,条理性强,学生完全有能力自己掌握,教师只要稍加提示即可。值得一提的是,部分教师为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把一些课外知识引入课堂,以活跃课堂气氛,这无可厚非,但一定要把握分寸,紧扣教材,切忌夸夸其谈,冲淡主题,否则学生掌握的就只是一些片断,而非系统的历史知识。 2.运用理论观察、分析、评述重大历史问题的能力。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指导学生学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分析评价重大历史问题,它同样应立足于教材。如中国古代史中如何评价武则天的统治。谈到武氏的统治很多人都会看到其残暴的一面,对此,教师切忌大肆渲染,而应结合课本,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分析。根据教材内容可以看出士族是一个腐朽、寄生的阶层,在隋唐时期,士族门阀衰落,庶族地主兴起,而武则天的统治手段之一就是利用庶族地主势力打击士族地主,所以武则天的手段有其进步的一面,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其进步性还应是主要的。另外教材明确指出:“武则天当权半个世纪,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国力不断上升。”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其统治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3.运用史料的能力,即史料分析。这方面的能力训练更应立足课本,且重在平时。教学讲解每一节新课时,都涉及史料分析,所不同的是,面对的史料是教材内容。教学中教师应以教材为依据,有针对性地设计相关问题,其难易度可根据学生的情况确定,让学生阅读教材后分析作答,教师最后加以适当总结。这样做,既可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利用不同层次的问题,让尽可能多的学生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又能非常有效地培养学生运用史料分析问题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教材的讲解是经常性的,所以这种能力的培养也是经常性的,久而久之,学生运用分析史料的能力必然有较大提高。如教师在讲述“七七事变”的背景时,可让学生阅读该部分教材的引言。从日方来看包括以下方面:①实现蓄谋已久的吞并中国、独霸亚洲、称雄世界的既定方针;②华北事变后,日本积极扩军备战,1936年制定了所谓“国策基准”的侵略计划;③1937年为摆脱经济危机造成的困难,决定发动战争。同时再指导学生分析中国方面的情况,可以看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同时,教师也可以此为契机,把“七七事变”的背景与“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背景作比较,从而培养学生比较历史问题的能力。 4.创造性历史思维的能力。创造性的历史思维其实就是如何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作出正确的决策。在现行教材中有许多创造性历史思维的典范可供我们学习,如“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就是光辉的典范。同样,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也不乏此类典范。例如: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经济体制改革,它是否走资本主义道路?教材指出:“它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些环节,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中可以看出改革只是生产关系中某些环节的调整,如管理环节、分配环节等,但并不是从根本上改变所有制性质,所以在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属于集体,农民只享有使用权,城市中企业的所有权属于国家(少部分企业资产拍卖转让),因此,我们走的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是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的基本经济学说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这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探索,这是对马列主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又如对一国两制的分析,教材指出它是指“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港台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创造性的战略决策。从结果来看,它有利于香港、澳门和平回归,实现了港澳地区的平稳过渡及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有利于祖国的统一大业完成,值得充分肯定。教师在教学中应不断地发掘教材中的此类问题,特别是指导学生自己去发掘此类问题。通过这些范例的学习,培养学生创造性历史思维的能力,真正做到举一反三。 二、答难质疑同样应以本为本 许多师生所涉及的难题,在不少场合下,都未结合教材认真分析,如深入教材加以探讨,这些难题便可迎刃而解。另外,学生掌握的历史信息主要来自课本,理论素养又不够,所以教师在答难质疑时应尽量以本为据,这样更能增强其说服力和感性认识,同时还能起到培养学生分析教材、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作用。如: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乃至出现短暂的春天,分析其根本原因,许多人都认为应该是欧洲列强暂时放松对华的经济侵略。仔细分析教材就会发现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首先,该节教材第一段就指出辛亥革命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扫除了一些障碍;南京临时政府奖励实业等措施,使各种发展实业的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民国初年出现各种实业团体形成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新热潮。由此不难看出,民族工业短暂的春天实际上在民国初年就已经开始了;其次,教材第三段明确指出:“欧洲列强暂时对华的经济侵略,对华输出商品和资本都有所减少,这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很显然,外部条件不足是构成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 课本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具有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只有立足于课本才能使一些看似困难的问题迎刃而解,才能使高中历史教学工作稳步快速地向前发展。 历史教学论文:浅谈历史教学中“O”变量的合理使用 课堂提问是中学历史教学中最为普通运用而且是必不可少的教学手段之一。我这里所说的“O”变量,可以 简单地理解为课堂提问中老师设计的问题。长期以来,有些历史教师对“O”变量的设计和使用认识不足。认为 课堂提问只是为活跃课堂气氛,教学有个缓冲而已,这种认识是非常片面的。其实“O”变量只要设计的合理, 运用的恰当、及时,富有启发性,它不仅能活跃课堂气氛,而且能深化历史课教学,培养和发展学生综合分析 问题的能力和运用史实解决问题的能力。认真研究“O”变量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合理设计和使用,是每个中学 历史教师值得深思的重要课题。本文就历史教学中“O”变量的类型设计,“O”变量的功能,“O”变量的使用 原则谈谈个人粗浅的认识。 一、“O”变量的类型设计 中学历史课堂中“O”变量的设计要因讲授内容、课型、讲授方法不同而不同,不能死搬硬套,概括起来主 要分以下三大类: 1、导人新课前设计“O”变量 新知识的传授依赖于旧知识的巩固,在讲授新课前,教师应结合已学过的历史知识和新授课的内容,合理 地在二者结合处恰当地设计“O”变量。通过师生之间彼此的问答,自然地过渡到新授课内容。如讲授世界近代 史“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一章时,提问“美国独立战争的结果怎样?对世界有何影响?”导人新课。此外,新 旧历史知识的结合点,不一定就是上节课和新课所讲的内容的联系,也可以是隔章节之间同类知识或者同一时 空间的历史知识的联系。按照这一规律设计,更能提高学生的能力。 课前设计和使用“O”变量,是检查和巩固旧的历史知识的一种必要手段,也是从旧课过渡到新课的桥梁, 它的合理使用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抓住学生的注意力。但它不是每堂课都能使用。如复习课,每个新的 阶段开始的一章不宜使用。 2、新课、复习课讲授过程中设计“O”变量 “O”变量的设计和使用是一个课堂的核心,是教学过程中的关键环节。苏霍姆林斯基指出:“使你的学生 看出和感到有不理解的东西,使他们面临着问题。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就是成功了一半。”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要有意识地通过“O”变量,来创设“问题情境”。使学生面临着一个又一个问题,激发学生的求知欲。然 后在教师的引导下,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揭示教材的内在联系,从而使学生获得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历史事件和求异思维的能力。 哪些地方需要设计“O”变量,哪些地方不需要设计“O”变量,“O”变量怎样设计,何时使用,要根据课 堂具体内容而定,在以下几种情况,教师可试探设计和使用。 第一:需要把历史知识综合归纳,条理分类的地方要设计“O”变量。如讲授中国近代史抗日战争时期,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一节时,可设计:“革命统一战线是怎样建立的?”使学生对两次国共合作的不同条件、 方式、作用有一个系统的认识。第二:需要深化教材,加深理解的地方应设计“O”变量。如:“法国资产阶级 革命”一章,当讲授到它的特点是最大最彻底时,发问为什么它是最大最彻底,让学生联系前三节分析人民推 动革命的表现。使学生认识到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第三,需要进行比较,加深理解和记忆的地方 应设计“O”变量,如“德意志,意大利统一”一章,问“试比较德意志、意大利统一的相同相异之处”。在比 较中,增强学生归纳总结能力,找到事件之间的联系和规律性,从而使之对知识更加巩固、更加鲜明。第四, 总结成败得失的原因或经验教训时应设计“O”变量。如:讲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后,让学生总结出: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基本经验,联系现实,加以分析和运用,指导学生树立“学古可以明今”的观念。第五,某些咬文嚼 字的地方应设计“O”变量。课文中一些难写的字词,学生往往会念不会写,课文给的材料学生往往读不懂,教 师要帮助记忆、分析。 3、在课尾复习巩固时应设计“O”变量 巩固提问广泛使用于新授课讲完后和复习课中,它可以使学生更深地了解和全面地掌握这节课的内容。正 如前苏联恩·伊·布拉日尼在《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些条件》的论文中指出:“在上课结束时,由教师指导下提 问学生来发言,这种形式的结束性谈话,是比教师用演讲来结束要有益的多。”可见课尾“O”变量使用的重要 性。它可以使学生把零碎的片断历史知识系统起来,及时消化和吸收。此外,在单元复习或阶段性复习中,除 由教师讲清线索外,应设计一些带有难度的“O”变量配合教师讲授。 二、“O”变量的使用功能 1、利用“O”变量组织课堂教学。 当教师走进教室宣布上课后,部分学生由于受外界、生理及上节课内容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精力分散,一 时难以集中到课堂上来。这时教师就应设计“O”变量及时提问,短时间内把学生的全部精力吸收过来,专心听 课。讲授过程中,教师除用生动语言,积极思维打动学生外,还应利用“O”变量对课堂“溜号”、听课不专心 的同学加以提醒。但教师使用“O”变量时要掌握分寸,学生可能回答不出来,不能大加谴责,只要把学生的精 力集中到课堂上来就达到目的了。 2、利用“O”变量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中学历史教学虽然强调精讲点拨,但提出问题,尤其是提出带有启发性的问题,我认为更重要。课堂上教 师就象乐队指挥,“O”变量就象“指挥棒”。它指到哪里,学生就跟到哪里,指挥棒发挥好了,就能取得满意 效果。 3、利用“O”变量调动学生积极性,培养心理素质。 在课堂教学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课堂教学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的学习动机,“填鸭式”教学无 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只有合理使用“O”变量,为学生提供“参与”教学的条件,消除师生之间的思想距离, 唤起学生对历史课内容本身的亲近感,从而激发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主动去学,而不是被迫去学,这样效果会 更好。 4、巩固历史知识,加强思想教育 在新授课的课尾使用“O”变量或复习课中使用“O”变量,不仅能使学生对新旧知识加以系统化,而且能 促使学生独立思考,深入分析,渐渐地提高他们的能力。 课堂使用“O”变量还可以及时有效地挖掘教材中可以教育内容,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树立学生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 三、“O”变量的使用原则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O”变量的设计和使用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影响巨大,决不是可有可无的。那 么“O”变量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怎样能运用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呢?我认为应遵循以下原则: 1、了解学生,心中有数 要想使“O”变量在课堂上发挥它有效的作用,教师必须对所教班级的学生有一个整体了解,对每个学生的 历史知识水平、性子脾气、智力水平以及爱好特长都应摸清,然后分成好、中、差三等,对于基础好的同学提 问他(她)难度大一点的问题,基础差的同学提问一些简单问题。压制优等生的骄傲情绪,激发差生的学习兴 趣,对性格开朗,能言善辩者多提问,性格内向不善言语者少提问,不能压制和强行提问,否则效果差。 2、精心设计每个“O”变量 “O”变量使用的好坏,关键要看它设计得是否合理。教师在备课时要认真研究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吃透教 材,结合知识内容和学情,力求做到小而具体,带有启发性,蹦蹦高就能抓得到。同时体现能力培养,题目要 源于教材,力求高于教材,切合学生实际,要有难有易。 3、因人施问,有的放矢。 为了使每个学生在课堂上都始终处于积极思维状态,教师要平等对待每个学生。不能只提问好学生,不提 问差生,久而久之,很容易伤害那些不被提问的学生的感情。以为老师瞧不起他,慢慢对历史课失去兴趣,产 生抵触情绪,后果可想而知。所以每位中学历史教师都应正确对待这一问题,让学生感到你对他(她)们的爱 护、关注,让他们带着轻松、愉快、渴望的心情去学习历史。 4、要想方设法使每个回答问题的学生都成为胜利者 中学生的自尊心是很强的,他们希望在全班同学面前能把老师提出的问题回答好,但每个同学之间由于基 础的好坏,反应的快慢,对于老师提出的每个问题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回答好,所以教师在提问时要有所区别, 对于难度大的题要让好学生来回答,如让一般学生回答有可能是“不会”二字,同时使其心灰意冷,害怕提问 ,害怕上历史课。 此外,当学生回答问题遇到困难,思维受阻时,老师要循循善诱,启发点拨,逐渐使他回答的完整、全面 。最后教师给予肯定、鼓励。如果再加上一句:“谢谢,请坐。”学生的心情将会更舒畅,以后的历史课中他 (她)将会更积极,更活跃、更有信心。 历史教学论文:分析历史教学德育作用趋弱调查 当前中学历史教学德育浸润功能趋弱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现实之困。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对中学历史新课程标准课程目标的解读和处理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新课程标准提出了三维课程目标即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中学历史教师往往强调前两者而忽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从而背离了新课程改革的核心价值——育人。历史学科包含着丰富而鲜活的史实、人物、情感和人生,为落实三维目标的融合、有效促进学生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平台。那么,什么是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历史教学》编辑任世江先生有一个简洁的概括:情感来自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决定情感倾向。 价值判断就是从历史角度和现实角度对历史上人的行为和思想做出价值判断,从而认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掌握价值判断的标准,树立比较正确的价值观。如何在历史教学中真正实现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本人这学期在执教人教版必修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专题部分中“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一目内容时,进行了一些思考和尝试,希望抛砖引玉。 思考一:转变观念,紧扣课标,在教学设计中重视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目标。叶澜教授强调:“为实现拓展现有学科的育人价值,新基础教育要求教师在作教学设计时首先要认真地分析本学科对于学生而言独特的发展价值,而不是首先把握这节课教学的知识重点与难点。”“每个学科独特的发展价值除了一个领域的知识以外,从更深的层次看,至少还可以为学生认识、阐述、感受、体悟、改变这个自己生活在其中并与其不断互动着的、丰富多彩的世界和形成、实现自己的意愿,提供不同的路径和独特的视角,发现的方法和思维的策略。”课程标准《历史Ⅱ》提出:在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能从经济的角度认识基本国情,知道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和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与曲折,增强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分析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它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应该包括: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艰难探索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增强坚持改革的自觉性;充分认识农村经济制改革的深远影响,培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面对现实关注“三农”增强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聂幼犁教授曾尖锐地指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在计划经济下生活惯了的人们更多地想到的是享受其成果而忘记了它的过程是艰巨的、磨砺的,甚至是痛苦的、涅盘的。我们的中学课程也缺乏这些方面的内容。”这种缺失正是历史教学设计中应该弥补的部分。 教学设计一:艰难的开端材料一:“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1978年末的那个寒夜,小岗村18户农民签订分田到户的“秘密协议”90后的学生对中国的六七十年代是很难理解的,小岗村的农民不就是想多打粮食、增加产量吗?不就是想换个方式进行农业生产吗?这样的事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风险连“杀头”“做牢”都想到了?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1958年后农村实行的体制,及1966-1976年时期“左”倾错误思想占统治地位,形成了“分田、单干就是违背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错误认识,所以才会有了“杀头”“做牢”的风险。那又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农民“杀头”“做牢”也要“分田”呢? 材料二:省委书记万里去金寨县调查,在燕子河山区,他走进一户低矮残破的茅屋,在阴暗的房间里,见一位七旬老人和两个十五六岁的姑娘蜷缩在锅灶边的乱草堆里,便亲热地上前和他们打招呼。老人麻木地看着他一动不动。万里伸出手想和他握手,老人仍麻木地看着他,不肯起身。万里很纳闷,以为老人的听觉有问题。陪同的地方干部告诉老人,新上任的省委第一书记来看你,老人这才弯着腰颤抖地缓缓地站起。这时万里惊呆了,原来老人竟光着下身,未穿裤子。万里又招呼旁边的两个姑娘,姑娘只是用羞涩好奇的眼光打量他,也不肯移动半步。陪同人员插话说“别叫了,她们也没有裤子,天太冷,他们冻得招不住,就蹲在锅边暖和些。” ——“时没裤子穿”陈桂棣、春桃《小岗村的故事》困窘的生活现实,加上大灾荒,学生一定能理解小岗村的创业者们是如何艰难地又是勇敢地迈出改革探索的第一步的。 思考二:重视三维目标的整合,凸显历史学科特点,找准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的切入点培养学生健康的情感和高尚的情操,传承民族精神,提高人文素养不仅是历史教育的目标,其它学科也担负着同样的任务。问题应该是历史课程实现的途径怎样体现学科特点。教师学会从历史的角度给学生提供具体生动的历史材料,以丰富的历史史实为依托,做到“寓情于史”。 教学设计二:深刻的变革——充分认识改革的深远影响 材料三:他们胸无点墨,却以本能击破乌托邦的狂想。为了吃饱肚皮,冒上杀头的风险,这是时代的荒谬,却是普通人跃上历史浪尖的荣光。一纸惊世骇俗的契约,十几个庄严的血指印,宣告一个尊重人性尊重常识的时代到来了,亿万农民从此告别饥饿。 ——南方都市报“改革开放30年30位风云人物之小岗村18户村民(一纸契约签定一个时代开始)的“致敬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点和在全国的逐渐推广,全国农业得到很大发展,农村开始了历史性的变革。事实上做为整个改革的开端,它还从思想上冲击了“左倾错误”的禁锢,促进了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的 马克思主义的回归,揭开了改革的序幕。 思考三:关注现实,符合学生年龄心理特征,实现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当今时代社会环境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多种价值观的选择与困惑等,都在冲击着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念。在这种背景下,涉世未深的中学生在道德价值观上极易出现某种程度的模糊不清的认识,致使偏激狭隘、违反历史理性的情感价值观渗透在历史学习过程中。如何化解这一难题?历史是过去的现实,学习历史是为了与现实的对接,因此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现实,这是历史学科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的重点所在。 教学设计三:不懈的探索——重视三农问题,探索实现农村的现代化 材料四:1978—2000年我国居民年均收入情况表 ——岳路版教材必修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多年后,“城乡差别”或“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仍然是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和难题。必须解决好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问题”。探索在继续。 材料五:不懈的探索——小岗村30年后重受关注。 2008年金秋时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到安徽凤阳县小岗村考察。新华社在报道中写道:谈到乡亲们希望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能够保持长期不变时,说,“我要明确告诉乡亲们,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创造》2008年12期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开放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不适合社会化生产的要求,不利于大规模进行农田水利建设,不利于使用大型农机具,不利于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也不利于劳动的协作和分工,已经不适合于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确实需要扩大生产经营的规模。怎么办?党正在尝试实行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实行集约经营,调整产业结构、同时发展乡镇企业和非农产业,推动农村改革向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方向发展。探索还在继续。 “情感态度价值观”是历史教学的本源,在新课改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学教育新课程改革的历史契机中,中学历史教学要真正落实“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理念,实现三维目标的有机整合,实现史学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育人目标,让所有的学生都能得到整体性发展,我们任重道远。 历史教学论文:对历史教学德育作用趋弱调查分析 当前中学历史教学德育浸润功能趋弱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现实之困。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对中学历史新课程标准课程目标的解读和处理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新课程标准提出了三维课程目标即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中学历史教师往往强调前两者而忽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从而背离了新课程改革的核心价值——育人。历史学科包含着丰富而鲜活的史实、人物、情感和人生,为落实三维目标的融合、有效促进学生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平台。那么,什么是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历史教学》编辑任世江先生有一个简洁的概括:情感来自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决定情感倾向。 价值判断就是从历史角度和现实角度对历史上人的行为和思想做出价值判断,从而认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掌握价值判断的标准,树立比较正确的价值观。如何在历史教学中真正实现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本人这学期在执教人教版必修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专题部分中“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一目内容时,进行了一些思考和尝试,希望抛砖引玉。 思考一:转变观念,紧扣课标,在教学设计中重视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目标。叶澜教授强调:“为实现拓展现有学科的育人价值,新基础教育要求教师在作教学设计时首先要认真地分析本学科对于学生而言独特的发展价值,而不是首先把握这节课教学的知识重点与难点。”“每个学科独特的发展价值除了一个领域的知识以外,从更深的层次看,至少还可以为学生认识、阐述、感受、体悟、改变这个自己生活在其中并与其不断互动着的、丰富多彩的世界和形成、实现自己的意愿,提供不同的路径和独特的视角,发现的方法和思维的策略。”课程标准《历史Ⅱ》提出:在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能从经济的角度认识基本国情,知道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和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与曲折,增强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分析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它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应该包括: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艰难探索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增强坚持改革的自觉性;充分认识农村经济制改革的深远影响,培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面对现实关注“三农”增强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聂幼犁教授曾尖锐地指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在计划经济下生活惯了的人们更多地想到的是享受其成果而忘记了它的过程是艰巨的、磨砺的,甚至是痛苦的、涅盘的。我们的中学课程也缺乏这些方面的内容。”这种缺失正是历史教学设计中应该弥补的部分。 教学设计一:艰难的开端材料一:“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1978年末的那个寒夜,小岗村18户农民签订分田到户的“秘密协议”90后的学生对中国的六七十年代是很难理解的,小岗村的农民不就是想多打粮食、增加产量吗?不就是想换个方式进行农业生产吗?这样的事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风险连“杀头”“做牢”都想到了?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1958年后农村实行的体制,及1966-1976年时期“左”倾错误思想占统治地位,形成了“分田、单干就是违背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错误认识,所以才会有了“杀头”“做牢”的风险。那又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农民“杀头”“做牢”也要“分田”呢? 材料二:省委书记万里去金寨县调查,在燕子河山区,他走进一户低矮残破的茅屋,在阴暗的房间里,见一位七旬老人和两个十五六岁的姑娘蜷缩在锅灶边的乱草堆里,便亲热地上前和他们打招呼。老人麻木地看着他一动不动。万里伸出手想和他握手,老人仍麻木地看着他,不肯起身。万里很纳闷,以为老人的听觉有问题。陪同的地方干部告诉老人,新上任的省委第一书记来看你,老人这才弯着腰颤抖地缓缓地站起。这时万里惊呆了,原来老人竟光着下身,未穿裤子。万里又招呼旁边的两个姑娘,姑娘只是用羞涩好奇的眼光打量他,也不肯移动半步。陪同人员插话说“别叫了,她们也没有裤子,天太冷,他们冻得招不住,就蹲在锅边暖和些。” ——“时没裤子穿”陈桂棣、春桃《小岗村的故事》困窘的生活现实,加上大灾荒,学生一定能理解小岗村的创业者们是如何艰难地又是勇敢地迈出改革探索的第一步的。 思考二:重视三维目标的整合,凸显历史学科特点,找准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的切入点培养学生健康的情感和高尚的情操,传承民族精神,提高人文素养不仅是历史教育的目标,其它学科也担负着同样的任务。问题应该是历史课程实现的途径怎样体现学科特点。教师学会从历史的角度给学生提供具体生动的历史材料,以丰富的历史史实为依托,做到“寓情于史”。 教学设计二:深刻的变革——充分认识改革的深远影响 材料三:他们胸无点墨,却以本能击破乌托邦的狂想。为了吃饱肚皮,冒上杀头的风险,这是时代的荒谬,却是普通人跃上历史浪尖的荣光。一纸惊世骇俗的契约,十几个庄严的血指印,宣告一个尊重人性尊重常识的时代到来了,亿万农民从此告别饥饿。 ——南方都市报“改革开放30年30位风云人物之小岗村18户村民(一纸契约签定一个时代开始)的“致敬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点和在全国的逐渐推广,全国农业得到很大发展,农村开始了历史性的变革。事实上做为整个改革的开端,它还从思想上冲击了“左倾错误”的禁锢,促进了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的 马克思主义的回归,揭开了改革的序幕。 思考三:关注现实,符合学生年龄心理特征,实现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当今时代社会环境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多种价值观的选择与困惑等,都在冲击着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念。在这种背景下,涉世未深的中学生在道德价值观上极易出现某种程度的模糊不清的认识,致使偏激狭隘、违反历史理性的情感价值观渗透在历史学习过程中。如何化解这一难题?历史是过去的现实,学习历史是为了与现实的对接,因此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现实,这是历史学科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的重点所在。 教学设计三:不懈的探索——重视三农问题,探索实现农村的现代化 材料四:1978—2000年我国居民年均收入情况表 ——岳路版教材必修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多年后,“城乡差别”或“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仍然是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和难题。必须解决好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问题”。探索在继续。 材料五:不懈的探索——小岗村30年后重受关注。 2008年金秋时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到安徽凤阳县小岗村考察。新华社在报道中写道:谈到乡亲们希望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能够保持长期不变时,说,“我要明确告诉乡亲们,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创造》2008年12期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开放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不适合社会化生产的要求,不利于大规模进行农田水利建设,不利于使用大型农机具,不利于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也不利于劳动的协作和分工,已经不适合于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确实需要扩大生产经营的规模。怎么办?党正在尝试实行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实行集约经营,调整产业结构、同时发展乡镇企业和非农产业,推动农村改革向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方向发展。探索还在继续。 “情感态度价值观”是历史教学的本源,在新课改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学教育新课程改革的历史契机中,中学历史教学要真正落实“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理念,实现三维目标的有机整合,实现史学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育人目标,让所有的学生都能得到整体性发展,我们任重道远。
西方经济学论文:浅谈 西方经济学 考试内容与考试方法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考试内容 考试方法 改革 论文摘要;作为经管类专业基础课的《西方经济学》在考核时,往往侧重于对学生记忆力、对教材内容、对学生试卷成绩的考核。在对其考核内容和方法进行改革时,应注重考核学生对知识的运用和创新能力及实践能力,通过多样的考核手段和统一的考核标准,全面考查学生的整体素质。 考试是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也是测量和监控教学活动效果的重要工具。它通过对学生知识、技能、能力和素质水平等方面的测量,甄别和评价教学效果。考试的内容和考试方法的选择将影响学生学习方式、行为方式,最终影响培养人才的能力结构综合素质。因此考试必须基于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服从于教学目标的实现。对经管类本科学生而言,《西方经济学》通常包含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分两学期授课,属于经管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以下将结合黄河科技学院自身做法,对《西方经济学》的考试内容和考试方法进行探讨。 一、常用的考试方法和考试内容 1、闭卷考试 闭卷考试是我国高校大部分课程主要采用的考试方法,也是《西方经济学》课程最常用的考试方法。它着重检验学生记忆知识的数量和理解知识的程度,侧重于考察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注重知识的再现水平而忽视了学生应用知识能力的考查,具有命题简单、阅卷准确方便、易于组织考试等优点。 2、开卷考试 开卷考试是允许学生带与该课程相关的资料进入考场,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试卷的考试形式。开卷考试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考试内容多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开放性试题,这种考试方式主要考查学生应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考查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应用能力。 3、闭卷考试与开卷考试相结合考试方式 闭卷考试的内容与开卷考试的内容各占一定比例。考试时先做开卷考试,然后收开卷部分答案,再做闭卷部分试题。闭卷部分侧重考查学生对基本知识的掌握情况,开卷部分侧重考查学生利用基本理论分析问题的能力。 4、撰写小论文 这种考试形式要求学生写出一篇学科论文,题目既可自拟也可由教师出题,教师根据学生书写的论文质量评定成绩。有时在学生完成论文之后,还可以组织学生进行答辩。书写论文不仅要求学生理解掌握书本上的知识,还要求学生利用网络、图书馆等资源查阅大量资料,对知识进行理解吸收,并加以分析、综合,所以这种考试方法不仅是对知识的综合考查,也是促进学生增强分析能力、表达能力的~种有效手段。 5、实验操作考试、技能操作考试 这种考试形式要求学生进行实际操作或技能操作,其考查的重点是学生实际动手能力,包括在实验过程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西方经济学》课穗现行考试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1、重记忆,轻运用 从我校该课程的考试内容看,主要侧重于考核学生对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的掌握程度和理解程度,题型上多为名词解释、判断、选择、简答、计算和论述。前5种题型应该是检验学生对概念掌握的准确程度和综合应用能力的,但经常所命题目在课本上能找到现成答案,学生只要背下来即可。而论述题重点体现的是学生运用知识分析问题的能力,但在实际命题中所占分值也不高,最高只有10%。因此,从整体上看。对学生运用这些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分析和解决现实中问题的能力缺乏有效的考核。而实质上,我校采取的这种考试模式,考查的是学生的记忆能力,谁的记忆力好,谁的成绩就好,使学生形成了考前背一背就能顺利通过考试的习惯,很难将学生学习的优劣真正的区分开来。 2、重教材,轻就业 尽管《西方经济学》课程是经管类专业考研的必考科目,但结合我校实际情况来看,考研率和录取率比较低,更多的学生在毕业后走向工作岗位。因此,在考试内容上,应该注重与人才培养目标、就业岗位相联系。但从我校该课程的考试内容上看,主要侧重于对教材内容的考核,尚缺少对技能和能力的考核。目前我校《西方经济学》课程在开设时设置6个学时的实践课时,但这种实践并不能体现于就业方向的联系。在就业日益困难的今天,若所学内容和考试内容若仍局限于教材和课堂教学中教师讲授内容,就会与人才培养目标、就业岗位相脱节,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如何将该课程与学生今后的就业联系起来,仍然需要进行深入探讨。 3、重卷面成绩考核,轻素质考核 在我校,该课程的考核主要通过闭卷考试,以成绩来衡量优劣。卷面成绩一般占学期总成绩的70%;平时成绩占学期总成绩的30%。卷面成绩主要依据期末考试成绩,平时成绩主要通过平时作业来衡量。这种相对单一的考核形式使得学生不注重平时学习,依靠考前背一背,作业抄一抄来获得成绩,考试的导学、促教功能难以发挥,学生上不上课与期末考试学业评价的关系不大,导致学生缺课、逃课,甚至忽略学习的规律,造成知识的掌握不牢,基础不稳,也难以全角度、全方位地考核学生的知识、技能和能力。 4,重结果,轻过程管理 在我校,由于《西方经济学》课程是经管类专业的必修课,涉及到多个专业,通常是多名教师共同承担教学任务,使得在过程管理中存在着对学生考核标准不一致的问题。不仅是平时成绩的考核项目、评分标准不一致,在卷面成绩和平时成绩所占比例也出现不一致。这种过程管理的不一致,使得很难真正公平的考核学生。 三、《西方经济学》考试内容与考试方法改革 1、由注重理论考核向注重知识的运用和创新考核转变 《西方经济学》的考试不应该仅仅是对书上某些问题的照抄或者照搬,也不仅仅是对学生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掌握情况的考核,而是要在考核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考查学生对当前相关经济现象或者经济热点的分析能力,体现出学生对知识的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在出考题时,要把握以下原则:一是适用性的原则。考试的内容要贴近学生学习的实际,符合培养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基本要求;二是可操作性的原则。无论在考试的内容上或手段方法上,都应既有科学性,又简便易行,便于操作,以反映和掌握学生的真实能力和水平为目的。 2、由注重知识考核向注重实践能力考核转变 尽管《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基础课程,但在注重知识考核的同时,应该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考核。实践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1)做社会调查,形成调查报告。调查的内容选择应满足以下要求:能引起学生的兴趣;是书本知识的拓展;能锻炼学生。(2)组织课堂讨论。就书上某个知识点或者经济现象进行讨论,既锻炼了学生的口头表达和语言组织能力,又体现了学生对问题的分析能力。在具体操作时,可以采用事前准备或者即兴发挥两种方式。事前准备给学生较长的准备时间,主要考察学生利用查询到的信息全面分析问题的能力,即兴发挥则侧重考察学生自身学识素质、语言组织及逻辑分析能力。(3)撰写小论文。可以采用自由选题或者指定选题的形式,借助于资料的查阅,通过自我的理解、吸收和分析,形成一篇小论文。通过采取多种形式的实践,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体现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考核。 3、由相对单一的考试向多元化考试形式转变 《西方经济学》课程的考核在期末采取闭卷考试的同时,要尽量丰富平时成绩的考核形式。对平时成绩的评定除了将作业作为一个考核项目外,还可将出勤、课堂讨论、撰写小论文、平时测试、调查报告等作为考核项目。此外,提高平时成绩在总评成绩中的比例,不以一次考试的优劣来评判学生,将对学生的考核在一个过程管理中体现出来,全面反映学生的整体素质。 4、考核标准由相对随意向统一性考核转变 对学科性质和地位基本相同的《西方经济学》的考核,应该采用统一的考核标准。(1)统一命题。打破谁上课谁命题、同门课程不同专业各自命题。(2)统一平时成绩的考核标准。组织该课程的所有任课教师进行讨论,确定平时成绩的考核项目、评分标准。(3)统一卷面成绩和平时成绩的分值比例。任课教师共同确定两者之间的适当比例。(4)集体阅卷。保证阅卷过程中的公开性和公平性。 作为经管类专业基础课的《西方经济学》,如何能够真正的实现对其考试内容和方法的改革,需要在教学过程中进行不断的实践和探索。 西方经济学论文:浅谈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的重要性分析 [论文关键词]西方经济学 环境教育 必要性 [论文摘 要]西方经济学作为大学经济学及相关专业的主要必修课程之一,始终博得人们的广泛关注。但随着人口数量膨胀与资源稀缺之间地矛盾锐化,其所蕴含的传统经济学理念无法跟上时展,更无法对现在盛行的循环经济体系给出合理解释,呈现出一种与生态文明渐行渐远的趋势。而环境教育的多学科渗透特性可以弥补传统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弊端。因此,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堂中渗透环境教育是十分必要。本文在阐述目前大学西方经济学概况的基础上,指出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堂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必要性,并给出几点建议。 一、西方经济学概述 西方经济学被西方国家誉为“社会科学的皇后”,其受重视程度可见一斑。我国各高校的经济学专业一直将此课程设置为专业必修课,管理类专业也纷纷将其视为专业基础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无论从实践还是理论研究的角度,此门课程受重视程度都逐步提高,有越来越多的专业开设了本门课程。 对于西方经济学的介绍,国内出版过多种图书。在大讲意识形态的年代里,介绍西方经济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批判,因此在介绍时,一般是为树立批判的靶子,甚至断章取义,改革开放之初,虽然我们开始强调有批判地借鉴西方经济学,但由于从主导思想上否定市场经济,所以对可供借鉴部分的分析很不充分。80年代中后期,随着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忽视国情、盲目照搬西方经济学的倾向又有所抬头,一些在西方国家也存在很大争论的理论和主张,诸如凯恩斯主义的用高消费和高投资及温和的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发展的主张等,被不加具体分析地应用到中国经济的研究和实践之中,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并给实际的经济运行带来许多消极影响。 我国大学现行的西方经济学课程使用的课本极其多样化,但均由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组成。目前我国大学广泛使用的西方经济学课程经过以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为代表的“家计管理学”以及早期重商主义者安·德·蒙克来田、亚当·斯密主张的“政治经济学”逐步演变而成。西方经济学的诞生是以19世纪微观经济学从经济学的阵营中独立出来为标志,并由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综合宏观和微观经济学,最初形成西方经济学的完整体系。此后西方经济学学术成果辈出,并对整个世界经济格局起到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在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必要性 在环境问题日益恶化的今天,如不符合自然发展规律,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就会日陷浅滩。为此,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具体表现在: (一)弥补课程自身缺陷 西方经济学课程的自身缺陷,总的来说就是传统经济学理念的缺陷。从经济理论来看,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只有进入市场体系的资源才是真正的经济资源,才具有经济分析意义。那些市场上难以计量的东西,如环境服务、自然资源、生态功能等即使很重要,但由于无法通过价格机制进行配置,就无法进行经济分析,也就当然被排除在经济理论考察范围之外了。这种观念从斯密、李嘉图开始一直延续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之中。在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的许多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的观点中,他们无不忽视资源与环境的地位和作用。他们只是根据报酬递减现象进行表面化的经济分析,只注重对资源与环境可以纳入市场核算的经济价值部分分析,从未深究报酬递减的原因是什么。事实上,对土地等自然资源要素的过度使用超过环境承载力,导致边际报酬递减现象。[1]而自然力服务并非是通过狭隘的经济核算就可以完全计量的。很显然,在西方经济学狭隘地崇尚市场机制的视野内是无法看到自然资源与环境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的。为此西方学者埃尔斯曾经形象地比喻道:“看不见的手,没有绿拇指”。[2]因此在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能有效促进新时期课程发展。 (二)促进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要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的发展。[3]如果人们的过度生产、消费超出环境承载力,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破坏,就会威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不经济”。为此,西方经济学的覆盖范围应从原有的人与人扩大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平衡,也就是偏重于循环经济、稳态经济研究。循环经济是指物质、资源的循环利用,以达到节约资源成本目的。稳态经济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完美境界,指物质、能量能够得到无浪费的充分再利用。 在21世纪,这个提倡生态文明、发展循环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应将环境教育融入到西方经济学课堂中,使学生懂得人类如果过度破坏、利用环境,就会造成人类发展的不可持续。 三、在西方经济学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建议 西方经济学课程分为微观、宏观两大部分,其中微观经济学中主要讲授关于供给与需求、消费者行为、生产、成本、生产要素定价等理论问题。宏观经济学则主要介绍国民收入核算、国内生产总值、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增长等理论问题。那么如何在这些复杂的经济问题中渗透环境教育,使新型的西方经济学可以弥补对于解释循环经济、自然环境与资源稀缺性等方面的缺陷?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从微观经济学层面渗透 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单独个体之间的经济关系,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两个层面: 1.企业层面,西方经济学主要介绍供给需求、生产、成本等内容。教育者可以以一个企业为例,将循环经济的清洁生产观介绍给学生。比如丹麦的瓦伦堡工业园区的建设:这个工业园区的主体企业是电厂、炼油厂、制药厂和石膏板厂,以这四个企业为核心,通过贸易方式利用对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和副产品,作为自己生产中的原料,不仅减少了废物产生量和处理的费用,还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形成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良好循环。通过对瓦伦堡工业园区的建设以及一系列具体数据的换算,学生可以轻易的得出哪种生产模式更节省成本、更环保。从而让他们受到很好的环境教育。 2.个人消费层面,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所介绍的消费者行为强调“拼命生产、拼命消费”的理念。而通过渗透环境教育,我们则要求学生理解适度消费、层次消费理念。从而使学生建立起一种新的消费观念,这种消费观念应该是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绿色消费观。 (二)从宏观经济学层面渗透 宏观经济学研究整体经济学现象,主要包括gdp、经济政策两方面内容。 1.关于对待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了解应更上一个层次。不能凭借传统的思路,一味的追求gdp的盲目增长。在传授与其相关的经济学理论的同时,引用绿色国内生产总值ggdp概念,使学生在接受传统经济理念教育的同时可以认识到它的非决定性。 2.关于宏观政策方面,可以联系下新制度经济学的内容,让学生们在了解传统的经济政策同时,也能了解些关于政府改善生态环境,坚持循环经济的决心与方针政策。 西方经济学论文:简析西方经济学素质教学改革 【论文摘要】素质教育是指依据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以尊重学生主体性和主动精神,注重开发人的智慧潜能,注重形成人的健全个性为根本特征的教育。实施素质教育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它体现了教育的性质、宗旨与任务。提倡素质教育,有利于遏制目前教育中存在着的“应试教育”的倾向,有助于把全面发展教育落到实处,从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要求看,素质教育势在必行。本文从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上方法与手段的创新入手,以转变教学角色、教学观念、教学模式、重视课堂讨论和案例教学法为切入点,论述了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和实施办法。 【论文关键词】素质教育;西方经济学;大学生;改革;实践 素质教育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改革思路和方向,已经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接受和认同,正在逐渐影响渗透到教育领域的各个方面和各项活动中,缓慢然而深刻地改变着固有的一切观念、体制和行为,中国的教育正孕育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如果只在家里闭门造车,而不下去接触实践,就不可能有如今的素质教育思想不断丰富和发展。根据素质教育的要求,为使素质教育进人主阵地,如何以全新的视野、从新的角度、在新的经济学背景下更好地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政策与操作实务来加强对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如何把“两全”落实到每个教学岗位,使课堂教学成为实施素质教育的主渠道,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一、提高大学生素质教育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罗诞铖老师说,现在的大学生由于从小学到高中的“被安排”与“被考试”,绝大部分学生已将考试作为奋斗目标,将“被安排”作为常态,失去了独立发展思想的能力与意识。到了大学,突然面对一个相对“不被安排”和“不被考试”的环境,对生命与人生的追问被迫来到眼前。很多大学生迷惘了!面对这样的问题,在授课的准则就是让学生自己提出问题,自觉学习。学生学会自觉地学习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教师的教不能代替学生的学,应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学生如果没有学习兴趣,就谈不上学到知识,更谈不上创新。 另一方面我还发现当前部分大学生对认知思想道德理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排斥心理。其原因:一是由于社会浮躁情绪和功利化趋势的影响,导致大学生不愿意静下心来学习思想道德理论,探索理论真谛,而只热衷于对浅层次的“技巧性”知识的掌握,存在着“理论无用论”的倾向;二是社会舆论对思想道德理论教育不加区分的一些负面评价,把思想道德理论教育等同于脱离实际、等同于“假大空”、等同于枯燥的说教,这种先入为主的评价,导致了部分学生对思想道德理论的逆反心理。 二、为了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在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上方法与手段的创新 《西方经济学》课程从其结构体系可分为三大部分:即理论知识、管理和实践。理论部分主要有:供求价格理论、消费者和生产者理论、市场理论、分配理论、国民收入决定理论、ad—as曲线和国际收支理论等。管理部分主要有:市场失灵管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失业和通货膨胀治理等。实践部分主要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业务、资本证券业务、金融衍生业务、外汇业务以及国际结算等。这种结构体系要求有不同的教学方法与手段完成教学内容,从而较好地实现教学目的。 1.转变教学角色。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课堂的主人。大学生思维活跃,个性张显,渴望表现自我,展示自我,更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这就要求我们教师要破除师道尊严,努力创设一种民主、和谐、宽松的教学氛围,把课堂的主发言权归还给学生,为学生搭建一座展示自我的舞台,让学生大胆发言、踊跃发言,勇于提出不同的见解与主张,让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尽量做一位忠实的听众,尊重学生,相信学生,不惟我独尊,允许不同见解的存在,更要欢迎独到见解的出现。当然我也要发表个人的见解评论,不要强人所难,要以理服人,与学生平等对话,共同探讨,努力与学生达成共识。当问题较难时我还采用定向点拨、转换点拨、启发思维、联系迁移、挑战诱导等方法,力求实现由“教师”向“导师”转化。只有这样学生才会有一个发展的空间,用他们自己的理解,自己的审美观,自己的表达方式去掌握知识。 2.转变教学观念。面对第四版的新教材,需要在备课上花不少时间,充分掘展教材资源。因此我觉得教师必须学会解放自己,不要再把主要精力放在让学生对某一点知识的逐一过关上,学习的过程不仅仅是直接接受书本知识,纯粹被动的接受、记忆的过程,这种学习窒息人的思维和智力,摧残人的学习兴趣和热情。教师注重的应该是学生学习方法的培养,学习过程的探究,充分用好课堂50分钟。知识在成倍增长,现在即使背了不少知识,日后不一定就会用到,但教会学生的学习方法却能让他们终生受益。有这么一则故事:一位仙人会点石成金,他遇到一位牧童,要送一些礼物给牧童,随手点了几块石头变成了金子送给牧童。牧童不肯要,仙人问他想要什么,牧童想了想说:“我想要你的那根手指。”这个牧童很聪明,他知道金子很快就会花完,如果拥有了仙人的手指那财富就会无穷尽。作为升达的一名教师,我不会吝啬于给学生那根”手指”。 3.转变教学模式。教学不仅是知识的再现,而且是时代精神的生动展现,是人类智慧与创造力的结晶。科学的教学方式绝不能仅限于科学知识的传播与灌输,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了解科学知识演变发展的历史过程,把握科学知识的时代内涵,领略科学探索者的人格魅力,从而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启迪学生的科学创造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构建充满生命力的课堂教学运行体系,新课标下的化学课堂教学主要体现这样的教学模式——⑴创设问题情境:上课时尽可能给学生提供一个熟悉的情境,这样学生就不会觉得陌生,学习积极性也会大增。例如联系2010年中国实际gdp和人均gdp的具体数值是学生更好的理解国内生产总值;⑵安排活动探究:教材中有不少很有价值的活动与探究栏目,我们可以选择性的开展探究活动,让学生亲身体验体知识的生成过程,既启迪思维,又加深记忆,当然不能为了探究而探究,盲目探究,也不能因为探究耗时就不探究,有时过程比结果更重要。例如可以在学生学习了简单的国民收入核算以后去探究均衡国民收入的产生及意义。 4.重视课堂讨论。上课是整个教学活动的中心环节,要提高教学质量就必须上好课。课堂讨论作为课程的一部分,对提高教学质量也是很重要的。自如驾驭课堂讨论课的教学进程,需要较高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能力。教师在课堂讨论课的教学中,必须满足一般课堂教学的基本要求:即目的明确、内容正确、方法恰当、结构紧凑。 5.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课堂教学方法。在每一章的教学中.寻找结合教学内容的真实事件进行分析解释,并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训练学生分析和解释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是西方经济学教学的一个十分有效的工具经典的“大炮与面包”等案例已深入人心。案例教学能把生活中一些活生生的事实摆在学生面前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加深对经济理论的理解。但是,仅仅分析那些西方经典案例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把西方经济学与中国本土经济相融合,适当地引进一些现实中的案例以及贴近现实生活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解释,这是因为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最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学会运用所学的原理来分析解释实际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并帮助解决现实中的经济问题或者提出一些前瞻性的政策建议。 素质教育观念已深人人心,并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素质教育实践已从宏观走向微观,深人到课堂教学领域等诸方面。教学改革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有许多课题需要研究。我们正处在一个知识经济已见端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对劳动者的素质有了新的要求。西方经济学作为高校一门重要的课程,更需要加大改革力度,既要突出其基础理论的地位,又要避免其内容越来越宠杂的倾向。要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主动学习和独立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了解基本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意义,这应是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努力方向与目标。这就对教育工作者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不断务实,探索。既不能脱离实践,也不能离开理论的指导。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面向21世纪振兴教育行动计划》。 西方经济学论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兼评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 【内容提要】 政治 经济 学 涉及的对象是物质生产。在马克思已经严格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 社会 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 市场 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 【关 键 词】物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选择 【 正 文 】 在我国建设有,认为 政治 经济 学 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 社会 市场 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开辟了揭示人类 历史 发展规律的新天地,使人们有可能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在与生产力的紧密联系中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研究,才能揭示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和它的经济运动规律,这当然有助于人类自觉地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如果更多的人掌握了这一科学思想,必将大大加快社会的进步,使全人类受益。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人类历史因他的存在而缩短了。这一评价得到历史的印证,也得到了全世界无偏见的学术界的认可。在本世纪末的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于9月举行了一次网上选举“千年”最伟大思想家的投票活动,马克思列在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等之前,高居榜首,被选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 三、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由英国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奠定基础的。他们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研究如何增进国民财富和发展 资本主义 生产力的。凡是影响和破坏国民财富增长和生产发展的,他们都反对,凡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增长的,他们都勇敢地加以维护。他们确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最能推动财富增长的。 由于他们生活的时期还属于阶级斗争尚不发展的时期,这时还允许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无顾忌地科学地涉及资本主义社会各方面经济关系并进行客观研究。他们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各个阶级之间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马克思指出:“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页。) 随后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夺得统治地位,阶级斗争也采取日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具有威胁的性质。这时要求资产阶级客观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和发展已不可能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就敲响了。问题已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一直发展到只偏重于在不危及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如何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效率的提高以获得最大的利润。 这样,政治经济学从斯密、李嘉图以来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着,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学派的科学方面,即劳动价值理论和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内部结构的深入研究,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指出了它的发展趋势和历史局限性。二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开始,经过马歇尔、凯恩斯到当代的萨缪尔森,是研究财富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和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穆勒1848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走向庸俗化和教科书化的时期的标志。因为这个时期资产阶级与工人队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资本主义经济虽尚未爆发重大危机,但社会问题已相当严重,批判资本主义弊病的空想 社会主义 思想也相当流行了。穆勒为维护资本主义的利益,企图把这两种对立的利益加以调和。 穆勒首次按照生产、分配、交换这样的顺序安排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它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把斯密和李嘉图开创的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转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把生产关系撇开了,把生产看作是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与社会形式无关。他把生产与分配割裂开来,认为生产决定于一般自然规律,与社会经济关系无关,分配不是由生产决定的,而是由社会 法律 和习惯决定的。从穆勒开始的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一直支配着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当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合著的《经济学》(第12版)中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是这样表述的:“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这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的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的观点。从他们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规定来看,与19世纪的约翰·穆勒的表述基本是一致的,从内容上看,基本上属于生产一般或市场经济一般,都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隐蔽起来。 我们看一看西方经济学所规定的研究对象“如何选择”问题。这种说法的缺陷的根本方面,仍然在于它只局限于属于物质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的如何选择上,而回避了资源在人们之间分配的“选择”,即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而这个方面同样是物质生产得以发生的根本前提,没有这个方面,物质生产就像一只缺腿的蚂蚱,是跳不起来的。没有生产要素在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这个前提,资源在各类生产间的配置是不能实现的,也就不会有物质生产。 例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经济学》中提出的选择:“为什么曾经被用来种庄稼的土地又用来造工厂?为什么在仅仅几十年间,用来造马车的资源又用来生产汽车?为什么自动机床代替了铁匠?”(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11页,北京, 在 资本主义 社会 里,一切关系都表现为一种商品关系,一切联系都借助 市场 联系起来。 社会生产关系还表现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中,有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等。社会生产关系还包括生产部门、商业部门、 金融 部门、 农业 部门等等之间的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所有这些方面的总体形成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 经济 结构,即有 法律 的和 政治 的上层 建筑 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社会生产关系既然在生产和社会发展中有着这样重要的地位,因此,今天的政治 经济学 仍然应当遵循《资本论》指出的研究方向。这不仅对深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切事物是必要的,对我国建设有 西方经济学论文: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对比分析 【摘要】:我们从劳动、自然、资本生产三要素之间通约的角度,沿着经济思想史的脉络,将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价值理论进行比较,分析两大经济学范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排除自然对价值体系的影响,集中分析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我们认为不同程度的复杂劳动是劳动的一般形态,复杂劳动之间的通约系数应该考虑它在再生产中的地位,按照它在下一生产周期生产的产量来进行近似折算。人力资本和复杂劳动之间有互相通融的地方,它们都含有时间和技术的因素。衡量价值的量纲应是时间与技术的复合单位。在技术变化的条件下,不能单纯用劳动时间计量价值。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价值尺度;资本;时间;技术 一、自然之物与劳动、资本的通约——寻找不变的价值尺度 分工和交换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起点,是经济学最基础的分析层面。马克思经济学和以正统自居的新古典经济学都是从这里着手开始经济理论体系的搭建。两者都遇到了同样的技术性间题:为使交换成为现实,必须构造出相互交换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体系。除去两者所被赋予的不同意识形态,其实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对同一问题的回答。其根本的区别在于,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决定财富的生产要素是土地、劳动、资本的三位一体;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资本从逻辑上讲只能是自然和劳动的产物,所以在这些要素中,只有土地和劳动才是有关财富形成的终极要素。 认为价值是由土地和劳动共同创造的第一人是配第。配第在考虑价值量的决定时企图把土地和劳动通约,他用土地的面积、自然年生产力和劳动者的谷物工资及劳动时间来进行劳动和土地之间的换算。川但是他受到了重农学派的影响,没有解释作为土地之外的自然之物与劳动之间的通约。为克服这一间题,斯拉法也作了解答。假定商品是用商品生产出来的,即a商品的价格由生产a的劳动以及为生产a所耗用的b,c,d……z商品来决定,这样就得到一个方程;同理b商品的价格又由生产b的劳动以及为生产b所耗用的a,c,d……z商品来决定。依次推理,c,d……z商品都可以作出如上分解,从而构成一个庞大的物质生产的投人一产出方程组。加上劳动变量,消去一元,求解该方程,就得到了一种相对价格体系,川也就是李嘉图苦苦追求的“不变的价值尺度”。这个理论完美地实现了劳动与物质的通约。斯拉法通过“标准生产体系”,用数学证明了利润与工资分割经济剩余的比例不会对价格体系产生影响。也就是说,通约后的价格体系可以换算成以劳动时间计量的单位,并且不再受资本构成的干扰。这就提高了劳动价值理论的纯洁度,解决了李嘉图面临的难题。但是斯拉法的生产体系是线性的,意味着这种价格体系只是在固定不变的技术条件下才能够成立。在一个动态的技术可以变化的社会里,价值尺度将会受到影响。 斯密面对这一难题,干脆抛弃了自然之物。而马克思非常重视自然之物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他批驳了财富是由人类劳动唯一生产出来的观点,认为自然之物构成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马克思通过定义明确区分了财富与价值,排除了自然之物的原始价格对劳动形成的价值量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产生了一些问题,财富归根到底都可以分解为自然与劳动,而不可能分解为单一的劳动。那么这个“终极之物”是如何定价的呢? 人类社会之初,假设自然资源是充沛并可自由支取的,如阳光与空气,必定没有价值和价格,因为它们不是交换的对象。一旦出现了稀缺,就会有先占权或暴力创制的种种产权。马克思写道:“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看作隶属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这些产权的取得,显然是来自于先于生产和交换的非生产的制度因素,它赋予自然资源以垄断价格,使“不具价格的东西也获得了价格”。简化掉开采成本的影响,它是权力对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再分配,它的量的决定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即维持资源产权的资本化费用参与剩余价值分配从而获得地租的过程。所以诺思称赞马克思所强调的所有权在经济组织中的重要作用是重大贡献。 自然资源的资本定价理论是由当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索罗较早提出的。他试图深究三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把资源视为资本,扣除开采成本和供求的影响后,当预期的资源市场价格上涨幅度高于利率时,业主就倾向于较早开采,反之亦然。这样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假设所达到的均衡,按照现实的开采量和利率,就可以倒求出现存资源的价值,完成自然资源与资本的通约。然而资源存量的勘察开采和转换替代取决于不确定的技术条件。一般来说,资源存量是未知量,而存量的多寡将直接影响价格体系和对未来价格的预期,使得情况更加错综复杂。 用现金流资本化的方法把资源与资本通约存在同样的问题,不仅要假设利率不变,还必须假定现金流是永续和稳定的。自然资源所带来的垄断利润和租金在长期中不可能保持稳定。不确定的技术和自然资源存量的变化将对现金流产生直接的影响。 两大经济学范式都试图把自然之物通约掉,使用的方法不同,是为了服务于不同的目的。新古典经济学把一切能够带来稳定的现金流的东西统统资本化,是为了论证给这种现金流带来保障的制度的合理性;而马克思要揭示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断增殖的社会过程中的矛盾,所以必须把规模报酬递增内生化。报酬递增的规律只有在价值的世界里才能找到,自然世界受物质和能量守恒原理制约,不可能产生报酬递增,所以马克思要抽象掉使用价值对价值的影响。无论如何,把自然之物通约掉,可以使我们集中讨论劳动和资本这个更为核心的问题。 二、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实践尺度与理论尺度的背离 劳动价值论必须解决不同种类的具体劳动之间的计量及可加性的通约问题。马克思用劳动时间来计量同质的抽象劳动,但对不同的具体劳动之间的换算通约却没有过多涉及。 马克思排除了劳动者的察赋差异,认为人类抽象的劳动是同质的。斯密也是这样。他认为:“人们天赋资质的差异实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人们到了壮年,分别选择不同的职业,好象是由于不同的天资,但在多数场合,天资的差异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然而在现实中,“由于总体工人的各种职能有的比较简单,有的比较复杂,有的比较低级,有的比较高级,因此他们的器官,即各个劳动力需要极不同的教育程度,从而具有不同的价值。因此工厂手工业发展了劳动力的等级制度。与此相适应的是工资制度”。 马克思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换算来说明不同等级的具体劳动之间的通约,“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至于这种换算所必须的自乘系数又是什么决定的,马克思认为,“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但是马克思没有详细论证这种“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从而留下了广阔的探讨空间。 庞巴维克对此进行质疑:“依照什么比例复杂劳动产品的价值可以转化为简单劳动,这是不确定的,不可能预先根据复杂劳动所固有的任何性质加以确定。它只是实际交换关系所决定的实际结果。”这个批评可以说是切中要害。要把现实中不断生成变化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在理论上用简单倍乘系数固定地表达出来,无疑是极其困难的。对此,希法亭辩护说,庞巴维克把揭示价值规律的“固有性质”的“理论尺度”同作为“实际结果”的“实践尺度”混同起来了。在希法亭看来,理论尺度似乎没有必要和实践尺度相吻合。希法亭为马克思的辩护,如同麦克库洛赫为李嘉图的辩护,并没有为劳动价值理论增添有分量的理论价值。这种价值尺度的两分法实际上等于承认了两种尺度之间的背离。要想取得理论上的进步,我们必须找到新的理论尺度,使之与实践尺度相符合。 对于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新古典经济学用供求理论来解释,认为劳动力等级和工资体系,都是在劳动力市场上讨价还价的均衡的结果。但是结构上的均衡无法解释总体上的非均衡—失业。虽然凯恩斯极力反对劳动价值论,他却站在西方经济学立场上第一个从总量的角度上思考劳动就业量的决定的问题,用失业的现实反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力的供求理论,从而与马克思有了相通的地方。 凯恩斯写道:“所以在讨论就业理论时,我只想用两种数量即币值量及就业量。前者是绝对齐次性,后者可变为齐次性。因为只要各种劳工以及助理员之间之相对报酬相当稳定,则为计算就业量起见,我们可以取一小时普通劳工就业为单位,而一小时特种劳工之就业,则依其报酬之大小加权。在凯恩斯看来,构成总量的不同劳动之间是可以通约的,这个通约有两层含义:一是用具有代表性的“普通劳工”的劳动时间来作为劳动就业的基本计量单位;二是利用市场上形成的报酬体系作为加权来换算不同种类的劳动。以“新剑桥左派”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发展了凯恩斯的第一层含义,认为“工资率决定物价水平”,市场上的讨价还价只是使得工资率围绕一个基准上下波动,而工资率的决定力量只能在“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中寻找,从而把目光转向习俗、历史、法律等长期社会因素,以及劳资双方阶级力量的对比。他们不自觉地涉及了价值的“绝对尺度”,猛烈抨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虽然他们并不赞成劳动价值论,但是沿着这些观点可以找到两大经济学范式之间关于价值理论的融通的线索。 而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囿于市场理念和均衡思想,把目光集中在第二层含义上,就连以研究劳动价值论著称的米克也写道:“(各种不同的劳动)在理论上必须换算,在实际上换算不是根据准确的尺度,而是根据在市场上的讨价还价。米克认识到了不同劳动之间通约的理论困难,却又试图用理论和实践两种尺度进行调和。这个做法不过是对希法亭的回应。 三、劳动与资本的通约—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资本与劳动是两大经济学范式的基本概念,而越是基本的概念越是深奥复杂。资本在不同语义里歧义颇多,没有统一的解释。本文认为,资本定义要满足下列条件:第一,完全抽象掉具体物质的内容,我们已讨论过对“终极之物”的通约问题。第二,包含有时间因素,否则就无法解释利息的时间性质。第三,包含有生产力的技术性因素。这是资本的传统语义里的基本内容。 最传统的观点就是认为资本是实物资本,是机器设备、原材料、生产工具或是过去积累的物化的劳动。这显然不满足上述条件一。认为资本是生产条件和环境的总和等观点,虽侧重历史的演化,但是内涵过于宽泛,无法做时间上的分析,不能说明利息的产生,不满足条件二。西尼耳的“节欲论”是纯心理的概念,节欲一年与一个月显然是不一样的,它包含了时间因素,并且排除了物质因素。但是单纯的“节欲”什么也创造不出来,储蓄不能够自动地转化为投资。所以,他的观点不满足条件三。庞巴维克的“迁回生产”是最接近满意程度的资本概念。他的迁回生产过程又是和时差利息论密切相关,迁回生产在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后能够带来更大的生产力,所以满足上述三个条件。按照他的定义,资本是一种迁回的生产手段,所有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可以按照等级排序,处于迁回生产顶端的是高级资本。 虽然庞巴维克极力反对劳动价值理论,但是“迁回生产”与马克思的资本定义也有相通的地方。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是“处于运动过程中的价值,从自身出发并以加大的量回到自身”。资本在形式上表现为可变与不变资本,其实质功能却是通过不断的再生产的循环来实现自身不断增殖的终极目的。马克思和庞巴维克都继承了欧陆哲学的思维传统,在资本定义中彻底排除了实物概念,重视时间和技术的因素,强调再生产循环的社会过程,认为资本是流量而不是存量,是面向未来的不确定的更大产量或价值,而不是对已知的过去的盘点。 于是,迁回生产和复杂劳动也就有了融通的地方。劳动过程不是简单的物质能量的转换,最鳖脚的建筑师也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人类使用实物资本的生产过程是有意识的能动的复杂劳动,也是迁回生产的开始。复杂劳动与经验、技能、知识、资本等因素密切相关。掌握的知识越多,操纵的资本越高级,劳动的复杂程度越高。斯密最早对此有所认识,他把“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到的有用才能”也算做与实物等同的资本;而舒而茨发展的人力资本理论更加贴近了复杂劳动的概念。它们的形成都需要“教育培训”和经验积累;其目的都是为了递增的报酬或增殖的剩余价值。 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进步,生产过程越来越“迁回”,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越来越大,“整体工人”的劳动程度也越来越趋于复杂,社会生产力也越来越大。马克思认为在劳动中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紧密结合的,“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器官……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这种延长了的肢体,或者说,由人类所掌握的经验、技能和知识外在地转化的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就成为社会平均的复杂劳动程度的标志。不仅如此,个别劳动越是复杂,所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也越高级。这里的操纵不是直接的操作,它指的是复杂程度较高的劳动处于迁回生产过程中的较高地位,掌控着所有下游的低级实物资本,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它在再生产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生产出更多的产量和使用价值,另一方面还担负着进一步技术创新的任务,使得迁回生产的链条继续延伸。因此,复杂劳动通约为简单劳动,应该按照它们在迁回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进行系数折算。 至于系数折算的具体方法,本文只能作出粗浅的尝试。如果按照复杂劳动所掌控的实物资本量进行折算,存在着上文讨论过的实物资本的加总悖论,使得这个方法并不可行。我们可以尝试按照复杂劳动在下一个生产周期所带来的产量和使用价值进行折算。产量和使用价值可以用货币量加总,同时在技术上也可以预期。通过技术上的统计,就能为实际折算提供现实资料。当然这只是近似地换算,是价值决定因素中的实践尺度。这并不意味着使用价值量决定价值量,归根到底,这个系数是在迁回生产的过程中复杂劳动的特性所决定的。诚然,产量和使用价值并不是再生产的唯一目标,理论尺度与实践尺度仍然有偏离;但是通过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实践尺度,比在市场中形成的尺度较少地受到偶然因素的干扰,能够最大程度地接近理论尺度。 有人用复杂劳动所耗费的时间和培训、教育等费用为基数来进行系数折算。这些时间和物质耗费是一种沉没成本,只能说明过去而不能面向未来。只有通过对复杂劳动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的衡量,才能够揭示动态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因为人类的学习、技术的进步是加速度的变迁过程,复杂劳动的折算不仅仅是简单的倍乘,而是非线性累积的指数乘积。也只有在扩大再生产的循环中,依据未来的产量和使用价值,才能够反映这种系数的指数特征。 复杂劳动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在劳动价值论中占据关键地位。在迁回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等级的复杂劳动,是劳动的一般形态,反映了资本(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相结合的特性和劳动对资本(生产资料)的利用程度,是劳动与资本通约的桥梁。所以,价值量是对复杂劳动的计量。对于同等程度的复杂劳动,可以用劳动时间计量;对于不同程度的复杂劳动,必须先折算它们的换算系数。从以上论述可知,这个系数必然也包含了技术的因素。所以说,时间与技术是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四、通约的量纲——一种新的理论尺度 由此可见,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通约矛盾不能依靠单纯的时间标准来解决。如果以劳动时间为单位,则人寿期百年,所有人创造的价值就大致等同,这与现实显然不一致。马克思认为价值量是由劳动时间决定,并且不受技术变动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不能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如果要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就要折算它们之间的技术含量,承认技术对价值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利用综合时间和技术的复合单位来定义价值是惟一的出路。正如牛顿在自然哲学里对质量的定义表述为每单位加速度的力,价值的量纲应该表述为时间与技术的复合单位。 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庞巴维克的话:“马克思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发现了一种思想,即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能等同..…在交换的场合,事情是以商品所有权的变化为结束。这宁可表明存在某种导致变化的不均等和优势。当某些复合体彼此密切接触时,就会产生某种新的化学组合..…事实上,在现代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古代经院学者关于被交换商品中存在某种等同的理论是不能成立的。庞巴维克的原义是批评马克思逻辑“三大步”的第一步,即相互交换的商品中包含有等量的质。他的意思是说,商品的交换,就像是能量的流转,总是由“不均等和优势”肇始,并且终结于这种“不均等和优势”的消洱。这个说法是有启发的。不同的分工造成了不同的技术和察赋差异,从而具有了李嘉图式的“相对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不仅可以解释国际贸易,同样可以解释国内的一般性的商品交换。价值的流通,正是基于这种相对优势,从而使得买卖双方有利可图。 这样,价值的复合单位在现实生活中就能够找到根据。在交换中,出于对相对优势的衡量和比较,人们一方面需要计算由劳动时间来计量的实际成本,另一方面也需要对相互之间的生产技术条件和机会成本进行估算对比。马克思写道:“不同部门的生产力水平不能直接比较。我们不能因为生产一盎司金与生产一吨铁需要同量劳动时间,就说金的生产力低于铁。可见,时间与技术因素必须综合地考虑在一起才能在交换中进行相对优势的比较。当金与铁交换时,生产铁的工人会计算在自己现有掌握的技术下生产一盎司金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同样生产金的工人也会计算由自己来生产一吨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当各自都估算出自己的比较优势时,交换就发生了。估算中依据的时间和技术,就产生了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 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会受到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比如供求的数量、讨价还价的势力等等。但是它的决定性的因素,是能够保证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所以恩格斯说:“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而生产费用,在不同的技术条件下显然是不同的。只有把劳动时间和技术条件结合考虑,才能判断出一宗交换“值不值得”,判断出该商品的价值能否保证它的再生产。 马克思定义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构造一种标准的社会平均技术条件。对于生产同一种商品的不同生产者来说,这是合理的,而对于资本构成不同的众多品种商品的生产者来说,就不太现实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斯拉法的“标准生产体系”一样,排除了技术变动的可能性,不能够反映动态的社会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也需要综合考虑时间和技术。 时间不仅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哲学家思考的对象。伯格森区分了“真正的时间”和“科学的时间”,认为人类生命延绵的真正时间是不可衡量的。至少,这句话启示了单纯用钟表的劳动时间来衡量价值的困难性和复杂性。过去一小时的劳动与现在一小时的劳动即使在生理上是无差别的,在社会意义上也会有极大的差别。时间并不是均衡的流程,因为社会进步和技术发展总是加速度的。如果说价值量是单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那么这个时间是过去生产该商品的时间还是现在再生产同种商品的时间呢?可见,时间和技术关系的理解是本文的关键所在。等量劳动时间创造等量价值,是在不变的技术条件下起作用的规律。当社会呈现整体的技术进步,或者个别劳动中所包含的技术因素起了变化,价值的衡量就要考虑重新计算。 从两大经济学范式相互通融的角度来理解价值理论,不仅解决了复杂劳动的通约问题,而且长期困扰劳动价值论的其他难题也都迎刃而解。同时,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两大范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它们各自坚持了价值尺度的时间维度和技术维度,“新的理论尺度”为它们的通融搭建了桥梁。 西方经济学论文: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利益和谐思想的比较 摘要: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都围绕经济利益这一核心问题构筑了相应的理论体系,虽然它们对利益冲突的性质、根源及化解途径的认识不同,甚至是相互对立的,但都认为利益关系是社会的本质关系,经济利益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利益关系;利益和谐 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从不同的视角、沿不同的路径对利益和谐问题进行了研究,虽然二者的利益理论有着本质区别,但在它们的理论体系中影响利益关系的基本因子却相同。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劳资利益冲突出发。反向阐述了利益和谐思想的重要性 马克思认为,利益是人类活动的基本动力,“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人类历史的研究前提是“一些现实的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可见,马克思所讲的利益首先是指人们的经济利益。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而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就是满足人们的经济利益需要。因此,经济利益需要贯穿人类社会始终,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前提和动力因素。“社会的每次行动,都是从直接的物质动因产生的”。“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一)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利益冲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为起点,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利益冲突进行了深入剖析。马克思认为,利益的社会本质和社会基础是生产关系,经济利益是生产关系的具体表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决定其经济利益冲突的形式和特点。 资本主义的直接生产过程就是劳动过程,也是价值形成和价值增值过程。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是通过资本家雇佣工人的方式实现的,其前提是劳动力成为商品。与一般商品相比,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体现了一种特别的、甚至更为重要的经济关系,即体现了资本和雇佣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相对地位及由此决定的新价值的分配关系。 工人作为雇佣劳动者所得到的工资,仅仅是其劳动力的价格,在其劳动力的使用过程中即在劳动过程中,工人创造的价值远远超过其所获得的工资。资本家进行生产的目的是为获取剩余价值。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可见,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分配关系,决定了工资与利润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天然具有相互对抗的性质。因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是资本主义社会利益关系的主旋律。 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资本家必然不断进行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资本积累不仅使资本在数量上增大,而且使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出现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加剧了劳资冲突。一方面,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在资本总额中,不变资本日益增多,可变资本相对减少,工资在新增价值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小,而资本家的利润所占份额却越来越大。另一方面,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也相应减少,造成劳动供给相对过剩,使产业后备军规模越来越大,并对在业工人构成极大压力。这种竞争力量的存在,进一步增强了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减弱工人对削减工资、延长工作时间和重构生产过程的反抗。”使在岗工人的待遇更低、劳动条件更差,加剧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资本积累导致资本主义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贫困在无产阶级一极积累,而财富在资产阶级一极积累,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是对抗性基础上的分配关系。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没有削弱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关系,而且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关系,使雇佣劳动者的处境更加恶化。 (二)分析了劳资利益冲突对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马克思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利益冲突及其对劳资双方的影响,还进一步分析了劳资利益冲突对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所决定的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导致了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矛盾,即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张与有限的市场购买力之间的矛盾。一方面,资本在获取最大剩余价值的动机驱使下,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导致生产能力不断扩张,总供给持续增加。另一方面,工资收入在社会新增价值中所占比重越来越低,劳动者购买力受到严重制约,导致总需求不足。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主体是雇佣工人,工资总额是社会总消费能力的决定性因素。但这种“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生产力,也小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同时,随着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工资相对于利润在新增价值中所占份额不断下降,又进一步抑制消费的增长,使供求之间的缺口日益增大,产品过剩问题越来越突出,并最终导致以产品相对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的爆发。 马克思对利益和谐问题有独到的深刻见解。马克思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协调来分析利益和谐的。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是决定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这一规律的作用下,人类社会经历了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变迁,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但并未改变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的对抗性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替代,不过是以资本家对劳动的剥削替代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不仅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相反,还加剧了这一矛盾。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会被更适合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取代,社会主义公有制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替代,将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消除经济利益的对抗性质,实现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利益和谐状态,并以此为基础,最终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纵观马克思的观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推动了社会形态的变迁,其中,社会不同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的经济利益关系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集中体现,同其他经济利益相互对抗的社会形态一样,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被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和发展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匹配、协调是经济利益和谐的前提,实现经济利益和谐并不是人类的最终目的,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也是社会和谐与否的检验标准。 二、西方经济学的利益和谐思想 西方经济学的利益和谐思想主要有两种观点,即自然和谐的思想和人为和谐的思想。 (一)自然和谐的思想。和谐其实就是重农主义语汇中的“自然秩序”。按魁奈的说法,社会秩序区分为自然秩序和人为秩序。自然秩序是一种“自然法”,它是客观的、永恒的。而人为秩序则是一种“人定法”,具体表现为政府的制度、规章、法令。人为秩序必须符合自然秩序。如果人们认识到自然秩序并按它来安排人为秩序,社会就处于健康状态,人类就幸福。否则,社会就处于病态。他还认为,只有在自由制度下,个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才能达到一致,这就是自然秩序的精髓。 亚当·斯密是在自然秩序和谐的基础上用天然一致的信条来解释效用原理,认为个人的自我利益是人类的本性。斯密在其经济学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阐释了“经济人”、“看不见的手”和“自然秩序”的思想。他说:“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他进一步指出“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在斯密看来,“经济人”对经济物质利益的不断追求是人们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的动机,是促进生产发展的原动力。同时,为防止“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时妨碍社会和公众利益,斯密主张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建立一种“自然秩序”,即完全竞争的经济模式。他认为竞争保证利己的追求将改善社会的经济福利,而垄断则代表了不受控制的自我利益和经济福利的最终损害。自我利益不仅推动了畜牧业向农业的转化,而且推动了城市商业社会的发展。 与斯密不同,弗雷德里克·巴斯夏的利益自然和谐是一种乐观主义劳资利益调和论。在其《和谐经济论》一书中,巴斯夏力图引导人们去认识一切正当的利益彼此和谐这个真理。交换是巴斯夏“经济和谐”的出发点。按照巴斯夏的观点,人们在交换中,“能够互相帮助、互相替代对方工作,提供相互的服务。”他还进一步把劳动和资本的交换看做两种“服务”交换的表现。资本家的“服务”是供给工人以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工人的“服务”是替资本家生产。工资和利润就是这两种“服务”的报酬。在经济自由的前提下,这两种“服务”的交换也必然是等价的。这样,劳资关系也是互相提供“服务”的关系,是绝对和谐的关系。可见,巴斯夏所说的和谐是阶级关系的和谐,其目的在于从正面论证资本主义社会是最好的,是要永存的,因为它是自然的、和谐的社会秩序。 马歇尔的经济利益和谐思想体现在他的均衡价格论和收入分配论中。换句话说,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和分配论本身就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经济和谐论。马歇尔认为,价格是由市场上供给和需求双方力量相互冲击和制约所决定的,当市场供求力量势均力敌时,就形成了均衡价格。均衡是指经济的稳定状态,此时,所有的“经济人”都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各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是和谐的,大家相互之间绝无什么对立的矛盾。在均衡价格理论的基础上,马歇尔建立了他的收入分配理论。马歇尔认为,所谓收入分配就是把国民收入在各种生产要素之间进行分割,分配问题实质是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问题。马歇尔将均衡价格理论运用于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即生产要素的价格取决于要素的供给和需求,当生产要素市场达到供求均衡时,各要素所有者获得相应报酬。既然如此,要素供给者和需求者也必定实现了各自的目标,从而达到了经济利益的和谐。他还把这种观点运用到国际经济关系中去,认为只要自由往来,穷国和富国都可从国际贸易中得到各自的利益。 (二)人为和谐的思想。边沁是英国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是功利主义的代表。边沁基本上承认个人是利己的,但他否认利己主义的任何自然的和谐,他用利益的人为一致解释效用,认为集体的利益是个体利益的加总。他所提出的功利主义包括两个原则:一是功利原则或幸福最大化原则,即追求幸福是人的天性,但社会利益只能以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道德准则和立法依据。因此,增加幸福的行为应肯定,减少幸福的行为应否定。二是自我选择原则或自我偏好原则。每个人是否幸福只有他自己最清楚,所以他是自身是否幸福的最好判断者。每个有理性的人都有为自己谋求最大幸福的倾向,主张一切合乎个人利益或兴趣的东西都能增进个人福利的总量即社会福利,所以政府应根据功利原则最低限度地行使权力,即只限于保护自由和财产安全,除此之外不作任何干涉,经济上应实行自由放任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边沁认为经济利益是天然和谐的。相反,他否认利己主义的任何自然和谐。他认为犯罪为利己行为违反公共利益提供了例证,存在犯罪的事实证明不能做到自然和谐。哈耶克将这种功利主义称为看重实效的功利主义,因为他们主张:对每一个行为,都应在充分了解其可见后果的情况下加以判断。这等于宣布,人类在充分掌握了一切相关事实之后,能够建立起一种把一切细节都安排得当的理想的社会制度。 凯恩斯由于市场无法自发实现充分就业而必须依赖政府干预的思想,颠覆了古典经济学的统治地位,使国家干预论取代了经济自由的思想而居于主流地位。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显著弊端是不能提供充分就业。失业的存在以及收入的不公正分配本身就意味着利益的失谐。失业以及收入分配不公是市场机制本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也就是说,利益的天然和谐是无法实现的,必须通过政府干预给予解决。凯恩斯建立了国民收入均衡决定模型,分析了失业产生的原因,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此外,他还分析了收入分配不均的影响,指出收入分配不均会降低消费倾向。因为富裕的人只把收入的一小部分用于消费,而把大部分储蓄起来;贫困的人会把新增收入的大部分用于消费。因此,他主张用累进税和遗产税来缩小分配不均的幅度,这样便能提高消费倾向,扩大有效需求,提高就业水平。 制度主义者认为,从当代和前辈经济学家们的理论中推论出来的并不是利益的和谐,而是利益的巨大差别。他们认为,人生来就是集体的与合作的人,是有着共同利益的群体。但在群体间也存在着利益冲突,就像大企业对小企业、消费者对生产者、农民对城市居民、雇主对工人、进口商对国内生产者、商品制造者对货币贷放者之间那样。一个有代表性的和公平的政府必须为共同的利益进行调解。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利益和谐理论的比较及启示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发,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利益关系的对抗性质,并指出这种相互对抗的利益冲突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形式。马克思认为,在一切社会中,资源尤其是物质资源,都是归一定的人、社会集团或阶级所占有。这种占有就形成了人们之间不同的物质利益关系。资本主义所有制本质是一种私有制,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由此决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以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以剥削雇佣劳动为特征、以获取剩余价值为目的所形成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相互对抗的经济利益关系。生产关系的这一特点决定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对资本的隶属性质和从属地位,决定劳动成果归资本家所有、雇佣劳动者仅能得到补偿其劳动力价值的工资这种收入分配格局。这样,生产力发展和财富增长只能使少部分人而不是大多数人受益,其结果是失业和贫困在无产阶级一极积累,而财富在资产阶级一极积累。技术的进步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不仅不会改变这种利益关系的对抗性质,反而会加剧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从而加剧资本主义的利益冲突及其基本矛盾。因此,只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消除这种利益对抗,实现经济利益和谐。 与马克思的观点相反,西方经济学认为,经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本质上虽有矛盾和冲突,但这种矛盾和冲突是可协调的。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展开对利益的分析,认为资源的有效配置状态就是利益和谐状态,因为此时,不仅所有的经济人都实现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社会也实现了整体福利的最大化,整个社会的利益状态是和谐的。这种状态在私有产权、法治、民主等前提下,通过竞争性市场可以达成。即便由于某些原因,如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问题,限制了市场的竞争性,加剧了经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可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改善市场状况,化解经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利益关系是非对抗的,经济人之间可以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实现“共赢”。 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从不同的视角、沿不同的路径对利益问题进行研究,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最根本的分歧在于对资本主义利益关系本质和利益冲突性质的判断。虽然二者的利益理论有本质区别,但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影响利益关系的基本因子却是相同的。关注这些基本要素及其影响,对化解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利益冲突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利益和谐理论的比较分析,可给我们以下启示: (一)利益关系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关系。无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认为经济活动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是为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所形成的所有关系,都反映了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利益关系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关系。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差异导致利益矛盾和冲突的产生,并推动了制度变革,所以说,利益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人类社会的变迁正是这一矛盾运动的结果。基于此,构建和谐社会首先必须协调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经济利益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利益和谐,就不可能有社会和谐。因此,和谐社会的本质是利益和谐,认清这一点,对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转型,其实质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分配,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利益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一系列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调节利益关系,以利益冲突向利益和谐的转化统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产权制度是决定利益关系的核心制度。产权制度是制度集合体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产权是一系列用来在共同体中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的地位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产权的界定和分配会影响到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和经济活动的结果。因此,产权制度决定了社会利益关系的格局和特点。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的私有产权制度能使财产在运用过程中的责任和收益相一致,并激励财产所有者积极地去发现并满足他人的需要,财产所有者按其私利行事,却造成了有益于他人的后果,由利己而实现利他,最终实现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和谐。但马克思则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相互对抗的利益关系的形成,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正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不改变这种所有制关系,则无法实现利益和谐。在经济运行中,产权是交易的前提,无论是物品的交换还是劳务的交换,表面上看是物品在物质上的转让和移动,但实质是权力的转让。因此,交易的实质是产权的交易。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核心内容之一就是产权制度改革,只有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相适应的产权制度,才能通过市场有效调节社会成员的利益关系,实现经济利益的和谐。 (三)收入分配制度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收入分配不仅影响微观主体的经济利益,而且还影响到宏观经济的运行。马克思认为,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收入分配是不公正的,它不仅导致无产阶级的贫困,加剧了社会利益冲突,而且还进一步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需求不足,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使资本主义社会爆发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西方经济学家也十分重视对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凯恩斯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认为其显著的弊端之一就是财富和收入分配的无原则和不公正。琼·罗宾逊夫人更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中,工资和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将朝着不利于工人的方向变动,这种收入分配不公还导致社会的有效需求不足,使经济陷入衰退。因此,她主张借助于政府或第三部门的力量,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实现经济利益的和谐。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伴随着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社会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不仅加剧了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也造成我国长期以来的内需不足,使经济增长不得不依赖投资和出口。要扭转不合理的经济增长结构,使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量,必须改变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增加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例,并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四)制度对调节利益关系具有重要作用。马克思指出:“利益就其本性来说是盲目的、无止境的、片面的,一句话,它具有不法的本能”。因此,需要制度来对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加以确认和保障。现行制度在本质上不过是人们基于对生产资料不同占有关系上所体现的经济利益关系的结合,是构筑在既得利益关系基础上的包含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思想意识形态等内容的上层建筑。它既要适应现实的利益关系,同时也会对这种关系产生影响。由于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和利益差异,必然导致利益冲突。因此,制度的选择实际上是各种利益集团相互冲突和相互妥协的利益博弈过程。在社会变革时代,随着利益关系的调整,整个上层建筑也将发生相应变革,以适应新的利益格局。经济转型: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其实质是利益的调整和分配。而“制度是人类设计出来调节人类利益关系的一些约束条件。”其根本作用在于保障、维护及协调利益关系。因此,经济利益由冲突走向和谐的关键在于制度建设。 (五)强调机会和权利平等。从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论述可看出,二者都十分重视机会和权利的公平分配。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悲惨境地源于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权利、地位极不平等:资本家由于占有生产资料,在生产中处于主导地位,工人阶级除自身劳动力外,一无所有,其劳动隶属于资本家。这种权利、地位的不平等,使工人不得不接受资本家的剥削。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不变,工人阶级的境况就不会有根本改善。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公平竞争的经济。机会和权利平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只有在每一个经济主体都能够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的前提下,资源才能实现最优配置。其实,机会、权利均等不仅是市场机制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重要体现。我国经济转型时期所出现的利益冲突,很大程度上是由权利和机会分配不均等造成的。可以说,人们对自身利益状况的不满,不仅表现为对结果的不满,更重要的是对机会、权利分配不公的不满。因此,要化解利益冲突,首先必须做到“穷人能与富人、权贵共享权力和规则”,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具有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和获取收入的权利、机会。 西方经济学论文: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比较研究 摘要:马克思经济学侧重制度分析,通过考察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来解释经济问题。西方经济学侧重于从现象层面进行经济分析,运用个量和总量研究法、均衡分析法、静态和动态研究法、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法、数理模型分析法、制度分析法等来研究资源配置问题。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对推动我国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方法论;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比较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突破都离不开方法论的变革,深入了解不同经济学体系的方法论是把握好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关键。本文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进行比较,对我国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基础的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是制度分析,通过考察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经济学与其它经济学流派相区别的根本标志。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注重对经济制度、经济权力及其历史变迁的研究,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分析个体的经济行为;把复杂的社会现象归结为经济关系,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生产关系及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把生产关系的变化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从生产力水平出发,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基础反映了马克思经济学的本质和精髓,并使马克思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一种范式与其它的经济学流派区别开来。马克思经济学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意义不仅在于其理论,而且在于其方法。 当代西方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视为一般和永恒的范畴,从总体上看,其哲学基础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人性论,并以个人主义作为其研究的出发点。在这一哲学基础上,西方经济学家运用个量和总量研究法、均衡分析法、静态和动态研究法、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法、数理模型分析法、制度分析法等,并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可见,当代西方经济学从其唯心主义世界观基础出发,侧重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这些具体的研究方法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也有类似的体现,虽然马克思并没有从这个角度进行论述,也没有使用过相同的名词。 二、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比较 (一)总量研究方法和个量研究方法的比较与评析。个量研究主要以单个经济主体的活动为研究对象,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研究个体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其特点是把一些复杂的外在因素排除掉,突出个体经济主体的现状和特征。这种研究方法在实践中主要分析单个企业中要素的投入量、产出量、成本和利润的决定及单个企业有限资源的配置、单个居民户的收入合理使用,以及由此引起的单个市场中商品供求的决定、个别市场的均衡等问题。这种研究方法往往将某一个体的具体情况和局部特征表现得非常清楚,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是难以注意到宏观经济对个量关系或个体经济行为的影响;二是研究结果常常是有条件的,因为这种方法是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排除一些外部经济因素来研究个体经济问题,但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一些外部因素却常常是事物发展的重要条件,有时还可能会成为影响经济运行的主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研究方法的运用是有条件的,而且研究结果往往与现实不符。 总量研究方法把制度因素及其变动的原因及后果和个量都看成是不变或已知的前提下,以经济发展的总体或总量为研究主体,研究宏观经济总量及其相互关系。如,在研究消费时,只着眼于社会总消费与总收入、总投资、总储蓄的相互关系,对个体的消费行为及其变动则不予关注。这种研究方法由于抓住经济运动的总体状况及总体结构,因而其研究结果对把握国民经济全局具有重要作用。但这种研究方法也有局限性:主要是往往忽视个量对总量的影响。 作为分析经济的具体方法,不论是总量研究方法,还是个量研究方法都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由于个量与总量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加和关系,有些经济现象从总体和个体不同的视角来研究,其结果会有所不同。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运用了总量与个量研究方法。关于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马克思有时以个别资本为研究对象,有时以社会总资本为研究对象。在对魁奈的《经济表》中运用的总体的研究方法,曾给予很高评价。他说:“魁奈的《经济表》用几根粗线条表明,国民生产的具有一定价值的年产品怎样通过流通进行分配,……无数单个的流动行为,从一开始就被概括为它们的具有社会特征的大量运动,——几个巨大的、职能上确定的、经济的社会阶级之间的流通。”但由于魁奈“有限的资产阶级的眼界”,使他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进行错误的划分,因此,他虽然天才地应用了总量分析的方法,却不能得出完全科学的结论。从马克思对个量和总量研究方法的运用中,不难发现:第一,马克思的总量分析总是以个量分析为前提,因而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宏观分析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贯性。而二战后以凯恩斯主张的以总量分析方法建构的宏观经济理论中,却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这也是近些年来西方经济学理论界为之修漏补缺的重要原因。第二,马克思是在对资本主义现实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作了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运用个量或总量的研究方法。而西方主流经济学者在运用这些方法时则往往忽视甚至抹煞了现实的阶级关系。 (二)均衡研究方法的比较与评析。均衡分析方法是研究各种经济变量如何趋于平衡的方法。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曾借用机械力学中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研究方法来说明经济均衡。因此,均衡研究方法主要研究各种经济力量达到均衡所需要的条件和均衡实现稳定的条件。虽然,由于影响均衡的条件经常变动,以致难以达到均衡,但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时,研究各种力量的均衡方向,仍然极为有用。均衡分析方法通常有两种: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局部均衡分析是将经济事件分为若干部分,集中考察其中的某一部分,而对其他部分存而不论。一般均衡分析法则侧重用各种经济因素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来分析整个经济体系的均衡,重视不同市场中各种商品和资源的产量和价格的相互关系。如果资源供给状况、消费者偏好、技术函数已知,一般均衡理论便能从数学上证明通过资源和商品价格的自行调节以达到彼此相互适应的水平即均衡状态。 均衡分析法侧重经济数量关系的研究,在正确的思想和理论指导下,其科学性不容怀疑。但当代西方经济学家在运用这一研究方法时都往往忽视量的平衡背后质的关系,甚至用量的平衡取代质的同一性,这往往会掩盖事物发展的本来面貌。如,马歇尔通过市场供求关系的研究,确立了供求相等时的价格为均衡价格,并以此代替价值关系。但他从来不回答为什么供求相等时的价格恰好处在这一水平,而不会处于其他水平。因此,这种分析方法缺乏对价值实体的分析。从均衡方法的具体运用来说,决不能用函数关系代替因果关系的分析。函数分析是量的关系的研究,而因果关系的分析是质的关系的研究,因此,不能用量的分析代替因果关系的研究。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在《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将经济规律和一切规律分为三类,即因果律、同时律(或结构律)和函数关系律,并指出:“最基本的是因果经济律,因为其他两类经济规律都可以转化为因果律”。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也完整系统地运用了均衡分析法,在分析供求时马克思不仅分析了竞争如何使供求趋于一致,同时也着力分析在供求一致时的价值决定问题,这实际上是分析价值实体问题,因此,马克思能科学地揭示价值是价格变动的内在根据。马克思对社会再生产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均衡分析,他深入地研究了社会再生产平衡发展的实现比例或均衡条件,但并不说明资本主义经济是均衡的,而是说明资本主义经济难以达到均衡,并且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均衡是如何形成的及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三)静态和动态研究方法的比较与评析。静态研究方法是抽象掉了时间因素和变化过程而静止地分析问题的方法,主要为了说明什么是均衡状态和达到均衡状态需要的条件,而不管达到均衡的过程和取得均衡所需要的时间。当已知条件发生变化后,均衡会由一种状态转化到另一种状态。如果只着眼于前后两个均衡状态的比较,而不考虑从一个均衡点到另一均衡点的移动过程和经济变化中的时间延滞,则被称为静态的研究方法。动态分析方法是对经济体系变化运动的数量进行研究,通过引进时间的因素来分析经济事件从前到后的变化和调整过程。汉森在《凯恩斯学说指南》中引用拉格纳·佛里舒的话说“不但考虑在某一时点的系列数值并研究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而且要考虑在不同时点某些变数的大小,同时我们引用某些足以在同时属于不同时刻的其中数值的公式,这是动态学说的重要特点。只有通过这种学说,我们才能解释一种情况怎样从前面的情况中产生出来。”希克斯在《价值与资本》中指出:“我把那些我们并不计较日期的经济理论称之为静态经济学;而把那些对每一个数量都必须注上日期的理论称之为动态经济学。” 由此可以看出,用是否考虑经济数量在时间上的变化来区分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如何将根据有无时间的变化与有无增长来区分的动态和静态分析统一起来?阿克利在《宏观经济学》中指出:“静态分析,不论简单的或比较的,都只集中在均衡位置上面。它既不涉及达到一个均衡位置所需要的时间,也不涉及各个变量向均衡状态所经过的路线。这是一件关系动态分析的事。”“如果均衡是在时间推移中没有变动的一种状态,那么只要均衡保持着,一种关系的时间维度就可以略而不论。”按阿克利的意思,尽管均衡是在时间中变动的,但量上没有变动,可按静态来处理。瑞典学派的林达尔在《货币与资本》中认为:“没有经济事物不是在时间中进行的,如果要具体考察动态与静态,我们就可以给出一个一般方程,然后又将具体的经济量值带入方程中,如果在量上不变动,这就是一种特殊的静态。如果有量上的变动,就称为特殊的动态。” 西方经济学的静态与动态分析法各有所长。静态分析可有效说明均衡的条件,而动态分析可观察到经济变化的过程。马克思认为物质总是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中运动的,运动是普遍的,静止是相对的,静止不过是运动的一种特例,并且认为静止是事物存在的必要条件,否则任何事物都不具有质的稳定性。但决不允许用静止掩盖和替代事物运动变化的绝对性。质量互变规律告诉我们必须在质量互变中研究动态与静止。因此,西方经济学中的静态与动态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与静止是不同的,前者主要局限在数量关系上。 (四)实证分析法与规范分析法的比较与评析。实证分析简言之就是分析经济问题“是什么”的研究方法.。侧重研究经济体系如何运行,分析经济活动的过程、后果及向什么方向发展,而不考虑运行的结果是否可取。实证分析法在一定的假定及考虑有关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前提下,描述、解释或说明已观察到的事实,对有关现象将会出现的情况做出预测。客观事实是检验由实证分析法得出结论的标准。樊刚指出实证研究作为一种经济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是:“从经济现象的分析、归纳中,概括出一些基本的理论前提假设作为逻辑分析的起点,然后在这些基于现实得出的假设基础上进行逻辑演绎,推导出一系列结论,并逐步放松一些假设,使理论结论更加接近具体事实。”规范分析法是研究经济运行“应该是什么”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主要依据一定的价值判断和社会目标,来探讨达到这种价值判断和社会目标的步骤。 现代西方经济学认为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具体的经济分析都不可能离开人的行为。在实证分析法中,关于人的行为的社会认识是其分析的基础,完全的客观主义是不存在的。从经济理论发展的历史来看,“除少数经济学家主张经济学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纯实证分析以外,基本一致认为经济学既是实证的科学,又是规范的科学,因为提出什么问题来进行研究,采用什么方法来研究,突出强调那些因素,实际上涉及到个人的价值判断问题”。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还没有实证分析这个方法论术语,在一些学者看来,马克思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强调的只是规范分析。其实,马克思主张的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分析方法,就是规范与实证有机结合的方法。马克思的历史分析方法可以说就是一种实证分析方法,是“动态实证”。马克思十分重视对事实的分析。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他说:“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马克思很重视实证分析,如,马克思对分工、生产、交换、市场、利润、利息等范畴的考察和研究都是实证分析,他的经济研究实践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五)数理模型分析方法的比较与评析。数理模型分析方法可使对经济过程和经济现象研究的表述更简洁清晰,推理更直观、方便和精确,使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更加条理化、逻辑化和明了化。与英国的斯密、李嘉图,法国的魁奈、西斯蒙第及德国的李斯特等同时代的经济学家相比,马克思是当时经济学大师中运用定量分析最多和最好的。《资本论》在数学方法上,除运用简单的加减乘除之外,还有比例关系、函数关系、不等式及众多的统计图表。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恩格斯认为:“单靠数学演绎就确定一个论断为真理的事,这种情况几乎从来没有,或只是在非常简单的运算中才有。”而且列宁也指出:“数学公式本身什么也不能说明,它只能在过程的各个要素从理论上解释清楚以后对过程绘图说明”。可见,马克思经济学对数学的运用,只是把数学当成一种工具。而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把数学当成一种目的,以数学化的程度来评价经济学达到的水平。 (六)制度分析方法的比较与评析。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们就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在制度不变的前提下研究经济问题。在一定情况下,这种假定有利于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做深入分析。但在许多情况下,经济行为远比传统经济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复杂得多。因此,制度经济学家创立了将制度作为变量,用正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用,采取结构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社会文化分析法来研究经济问题,揭示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经济学方法论。总体来看,制度分析方法的特征主要有:第一,动态化特征。即用进化或演进的眼光看待经济世界,这是制度分析方法的一个突出特征。制度分析方法特别看重制度的演进,而且认为促进制度演进的真正动因是技术的变化或技术的能动性,同时还认为技术变化和经济政策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因此,必须在制度演化的动态过程中去寻找问题形成的原因。第二,“非纯粹经济分析”的特征。制度分析方法始终坚持一种信念:社会经济是一个整体,经济系统中一切事物之间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而且任何事物都是其他事物的原因。所以在研究经济问题时既考虑“经济因素”,又考虑“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并把法律、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等非经济因素纳入经济研究的内生变量中。第三,方法论的集体主义特征。从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分析有两种途径:一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二是方法论的集体主义。正统经济学是以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为基础,而制度经济学则带有强烈的方法论集体主义色彩,他们认为对制度这一集体行动的考察和描述才能最好地理解个人的经济行为。第四,具体化特征。制度经济学家使用正统经济理论去分析制度的构成及运行,并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在研究方法上带有具体化的特点,侧重研究微观经济制度,并更多地从现象上和形式上进行分析,较少进行内在矛盾的分析和考察。其理论核心总是围绕制度的内涵和构成、制度变迁和创新、产权制度和国家理论这些具体的制度范畴。 制度分析方法不是西方制度经济学家的独创,其实马克思就是一个制度经济学家,他的生产关系分析实质就是制度分析,与西方制度经济学家不同的是,马克思是从本质上来进行制度分析的,西方经济学家则是从现象上进行分析。由于西方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方法注重从现象和形式上进行制度分析,因而具有客观实用性,所以它针对当代外部性经济问题的解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被广泛运用于经济理论的研究中。 三、结论 (一)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具有不同的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经济学是制度分析,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经济学是人们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创造性活动中,进行观察和感悟事物所形成的理性结论。 (二)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具有不同的方法论基础。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人性论,并以个人主义作为研究的出发点。马克思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相区别的标志,它反映了马克思经济学的本质和精髓。 (三)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实现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和发展。西方经济学在其漫长的发展经历中,实现了研究方法的不断革新,这是我们在创新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过程中可以借鉴的。如,数学方法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运用,确实使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某些研究变得更加精确。从当前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情况来看,数理方式已被引用到一些经济学的研究中,这标志着中国经济学的进步和方法论的创新。但在应用中,既要克服以往忽视运用数学的缺陷,适当增添经济数量的成份,又要防止走西方过度数学化的另一个极端,防止数学方法的滥用,把科学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又如,我国目前正处在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一些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规则和制度不健全,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出现大量的问题。这些问题完全靠传统经济理论所提供的办法难以解决,因而制度分析方法对研究转型时期的经济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西方经济学论文: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差异性和互补性研究 摘要:马克思经济学的生命力在于其从现象到本质的研究路线及对不合理的现实进行剖析和改造。但局限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它的分析主要停留在有关社会制度的宏观层面,缺乏对微观制度的具体分析,这也正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所面临的困境。在微观行为机理及影响因素实证方面,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有很大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发展需要契合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具体微观问题的工具、模型及理论。将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表达工具和检验手段结合起来,就可形成更全面的分析体系。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路线;契合 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和以新古典学派为代表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原本是统一的,有共同源头,其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主要研究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关注社会关系中人的互动行为。因此,探讨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通过相互之间的沟通来促进两者发展,并最终使经济学成为一门更为完善、成熟的学科,就显得非常重要。本文就两者的契合性作以探究,尤其是探究如何契合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维、理论来发展马克思经济学。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生命力及当前的困境 马克思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它认为基于力量博弈而形成的均衡世界并不是合理的,而是偏离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合理要求,从而出现一种异化状态。因此,马克思经济学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基于这种目的,马克思经济学在研究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时遵循从现象到本质的基本路线:首先,透过现象去探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其次,分析事物的现状表现。再次,剖析现状的成因及其偏离本质之处。最后,分析异化现状下的种种行为及其造成的危害并寻找纠正事物异化的途径。 马克思经济学在如下几方面比西方主流经济学深刻得多。一是在研究的根本目的上。马克思经济学是人本主义的,关注整体社会和弱势群体的福利提高。因此,不仅关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及相应的物质资源的创造问题,而且还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相应的社会资源的创造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则是物质主义的,在既定社会制度的情况下仅仅关心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在研究的基本领域上。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整个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因而关心公共领域的制度安排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则从孤立的个体主义出发,探究私人领域中的发财致富问题。三是在理想状态的选择上。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经济现象从属于社会系统,因而努力探究事物的本质,并把这一本质视为未来所要回归的基本方向或理想状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想状态则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而这种假设往往不现实或根本不能实现。四是在基本立场上。正因为认识到现状与本质之间的差异,因而马克思经济学基本上是批判性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则热衷于通过供求分析来解释现状,并在伦理实证主义的支配下为现状辩护。 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所赋予的使命的原因,马克思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有关社会制度的宏观层面,是对社会发展总体趋势的分析,缺乏对微观制度的具体分析。因此,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被推翻后,马克思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国家中具体微观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就显得力不从心,这也正是马克思经济学目前所面临的根本困境所在。 二、马克思经济学在微观理论基础上的不足 正因为马克思关注的是社会制度问题,导致其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微观基础的支撑。如,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从劳动投入角度探索商品生产,并从协作角度梳理了分工的深化和组织的嬗变,但它并没有具体探究微观组织中的劳动配置问题,也没有具体考察组织内部的协调机制及其影响因素。再如,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从权力结构的角度研究社会利益的对抗和冲突,但它分析的基本单位是阶级,把具有相同阶级地位的视为一个整体而采取共同行动,并由此深入探究了阶级利益的对立及由此产生的阶级斗争。因此,其研究的是整体主义,而并没有进一步分析阶级成员的行为心理,从而对集体行动的判断似乎缺乏微观的个体基础。 尽管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事物的本质展开深刻的分析,其经济学结论之间存在较为严密的逻辑一致性,但不可否认,其基本理论也是建立在特定的引导假定上,这种引导假定并不一定就反映事物的真正本质,一旦某些微观假设出问题,那么,整个理论的可信性也就会受到质疑,其应用于实践也会带来深重的危害。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同质劳动的基础上,而同质劳动显然已越来越不符合社会的发展现实。再如,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也是建立在劳动市场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但这显然不符合现实。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其总体性质方面,而很少对其微观理论基础进行审视。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往往缺乏更为微观的具体分析,马克思经济学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并构成一个更为完美的理论逻辑,就必须注重微观方面的探究。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契合 要进一步为马克思经济学提供微观分析的基础,就需要契合两方面的知识和理论:一是其他社会学科近年来的发展,包括心理学的新近发展、道德哲学的新近发展,等等。二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近年来的发展,包括不完全信息下的人类行为、互动行为的博弈基础,等等。其实,不仅马克思经济学缺乏对微观行为的探讨,即使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存在微观和宏观之间的脱节: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集中于微观方面,而以心理学定律为基础的凯恩斯经济学则关注宏观方面。当然,后来由于新凯恩斯经济学在不完全信息的基础上重新借鉴新古典的理性选择理论,从而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奠定微观基础。同样,也正是基于这种契合,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行为机理也逐渐为其他的宏观社会现象提供有益的分析基础。显然,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是经济思想长河中各有侧重的两个主要支流,它们也理应汇合在一起。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更好地理解事物的发生、发展和进一步演化的规律。特别是,尽管目前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学科存在很大分歧,但两者在本质上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经济学理论体系。 纵观经济学发展史,可得出如下几点结论:一是经济学本质上是统一的。当前割裂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范式的研究内容各有偏重但更具互补性: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人与人关系的层面,西方经济学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二是研究内容的不同导致两者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很大差异:西方经济学偏重于抽象演绎、个体主义、形式理性及均衡的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强调历史归纳、整体主义、实质理性及演化的分析。三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是“社会关系”的含义,它研究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把经济学视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并注重事物本质和事物之间作用的内在因果机理。四是西方经济学从功能主义出发,有助于揭示事物之间的功能联系及分析均衡状态,基于自然主义取向而偏重研究抽象人的行为,这导致其逐渐走向数理模型化道路,而这种模型化道路并不适合于探索事物之间内在因果机理和本质的政治经济学。五是基于内容和方法的差异。两者在分析的前提假设上也存在某些不同:西方经济学讨论的抽象经济人是同质的,而政治经济学探索的社会人是异质的。六是尽管方法论存在差异,但这些方法也都是兼容的。如,历史归纳和抽象演绎、演化和均衡等仅仅是经济学研究的不同视角,因而两大经济学范式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可以得到很好的契合,从而促使经济学的发展。 尽管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有一个共同源头,但自古典经济学以后,这两方面内容却越来越分裂了,并形成两个越来越对立的学科。一方面,自从边际革命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逐渐抛弃了对制度反思和改进的思路而将其研究对象逐步限定在物质财富上,从而演变为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的学问。后来,经过几代人为建立“纯”经济学而不断地借鉴数学工具,西方主流经济学终于发展出了在表达上越来越精确的微观技术,但却因抛弃了伦理学内容而越来越与现实相脱节。另一方面,基于马克思经济学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内容抽象化、永恒化而主张历史地分析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及其动机,逐渐形成了以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从而缺少对微观行为的研究。因此,西方经济学会越来越倾向抽象而孤立的形式主义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更倾向于结合其他社会科学进行历史和现实的分析。显然,从两者的基本特质上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更为生动和多样,也更具启发性,从而具有更重要的发展意义。 重新审视两者的互补关系,甚至将两者纳入统一分析框架,这已越来越成为明智经济学家的共识。而且,纵观经济思想发展史,经济学理论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产生于一次意义重大的折衷。显然,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能对当前存在的两大经济学范式作全面而系统的梳理:首先,要对两个基本范式进行比较就必须梳理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必须探究经济学的本质。一方面,要对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之争作以辨析,另一方面,对两种范式分歧的原因进行挖掘。其次,对两个基本范式的研究内容和方法进行比较:在内容上,主要考察边际革命引起的争论及变革时的社会背景;在方法上,主要探究历史归纳和抽象演绎、原子主义和整体主义、同质性均衡和异质性演化的差异和形成背景。再次,为探究两个基本范式的互补性,还须对各自的演化轨迹及所面临的危机进行剖析,挖掘内容和方法上的共通性。具体说,这些工作主要包括:探究和梳理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研究目的、内容及其演化;分析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兴衰历程;梳理政治经济学的特点、发生、发展及趋势;从研究内容出发比较两大经济学范式的方法论;剖析主流经济学基于个体主义和抽象演绎基础上均衡分析方法的形成及其功能分析的内在缺陷;探索政治经济学基于因果关系所形成的方法论特色;思考两种范式之间沟通和互补的内在机理及构建统一经济学的可行性。事实上,只有对两大基本范式的特点及其形成渊源作系统的比较分析,在揭示其差异性的同时又对内在的共通性进行剖析,才可以真正勾勒出构建统一经济学的基本思路。 根据理论研究所包含的四个层次:方法论层次、理论构建层次、思维表达层次、理论检验层次,可将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基本理论观点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表达工具和检验手段结合起来,形成“马经为体,西经为用”的分析体系:一方面,马克思经济学从根本上是要揭示事物的本质,这是对经济学长期发展的探索。另一方面,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则偏重于具体的分析工具和手段,并热衷于对短期内的现状分析。当然,对本质的探讨需要非常广泛的知识,特别是梳理和继承前人的认知和观点,需要对各方面知识进行契合,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他人的理论和观点抱有宽容的态度,并积极进行沟通和交流,而不是像当前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截然割裂,相互漠视和轻视。 西方经济学论文: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比较研究 摘要:马克思经济学产权理论和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是两大不同的理论体系。把两种理论体系进行系统比较,有助于在我国的产权改革过程中坚持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并借鉴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中的有益之处。 关键词:产权理论;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比较 目前,学术界存在两种主要的产权理论体系:一种是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另一种是以科斯为首的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对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有的学者抱有一定的偏见和误解,无视马克思在产权理论方面取得的成就,否认或贬低马克思产权理论。而对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则采取盲目崇拜的态度,认为只要实行了新自由主义的产权理论就能彻底解决我国国有企业的问题。其实,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就有了科学、系统的产权理论。著名西方学者s·佩乔维奇在他的《马克思、产权学派和社会演变过程》一文中,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及其产权理论,认为“马克思是第一位有产权理论的社会科学家”。对马克思产权理论所取得的成就,熊彼特也赞扬“是以穿透崎岖、不规则的表层,并以深入历史事物的宏伟逻辑的眼光来领会的”。对上述两种理论体系进行系统的比较,有助于把握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摒弃错误思想的干扰,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进一步推进我国的产权改革。 一、关于产权的研究目的比较 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是以剖析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它通过由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手段,揭示资本主义产权制度的本来面目及资本主义制度下产权的本质,说明资本主义产权关系的虚伪性和不合理性,进而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得出其必然灭亡和必然被社会主义产权制度所取代的科学结论。在马克思看来,所有权无非是建立在物的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私有制反映资本主义制度下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另一部分人劳动的剥削实质。这种不合理的产权关系或所有制有违社会公平,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灭亡和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 西方产权理论的目的和任务是要表明产权的内容如何以特定的和可预期的方式来影响资源的配置和使用。西方产权理论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它从交易费用出发,依据交易费用的高低来安排和调整产权关系和产权制度,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美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西方产权经济学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贡献”在于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给予新的理论解释和辩护,试图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合乎理性,而公有制则是非理性的。 二、关于产权的研究方法比较 马克思产权理论的方法论是科学抽象法、逻辑与历史一致法、有机整体方法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为产权理论研究提供了科学的哲学背景,使产权理论形成了系统、整体、动态的理论体系。马克思认为,社会不是个人的简单加总,社会整体决定了个人的属性,思维的出发点不应是抽象的个人,而是现实的处于社会联系中的个人,人是处在社会整体联系中的,是多种规定性的有机统一。按这种系统、整体、动态的方法,一定社会的所有制形式和产权结构不是个人之间自由交易和自由契约的结果,而是社会结构的整体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产物,不是理性的个人自由选择导致了产权制度的变迁。相反,是社会结构和产权制度的变迁决定个人的行为方式和选择空间。因此,产权制度首先不是个人之间的一种交易关系,而是不同阶级或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一种生产关系。 现代西方产权理论采取的是个体主义的方法。西方产权经济学家认为,产权关系首先是个人对财产的一种排他性的占有关系,这种占有关系在给经济主体带来利益的同时,也产生交易成本;产权制度的形成和变迁是个人在交易成本约束下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进行自发交易的产物。可见,西方产权理论对产权问题的分析完全是建立在以成本——收益分析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理性经济人范式之上。这种把社会的、历史的人抽象成无差别的、理性人的分析方法显然是主观臆造和错误的。 三、关于产权的研究层面比较 马克思所说的产权主要是指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他把生产资料从一般产品和资源中分离出来,当作社会经济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决定性因素。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宏观层面分析了所有制和财产关系。马克思对产权理论分析的焦点是放在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成因和发展趋势上。因此,他没有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根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有关产权及其产权制度的调整这类问题上。总的来说,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侧重于历史规律、经济制度等宏观整体层面的分析,当然不可否认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也有微观层面的分析。需要强调的是微观层面的产权分析只是马克思所有制整体分析范式中的一个环节,不是分析的重点。 西方产权经济学所研究的作为交易关系的产权制度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既定前提和背景的。现代西方产权理论从市场经济运行的具体机制、经济个体的交易行为和契约关系、法权关系、成本收益关系等方面来分析产权关系。因此,现代西方产权理论无论在内容还是在方法论上都具体化、定量化和微观化。也就是说,西方产权理论主要是从微观层面来分析产权关系,是一种微观个体的分析范式。如,科斯在其《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所讨论的产权问题就是围绕产权的法律界定及其产生的成本收益关系而具体展开的。诺思也认为,产权是个人对他们所拥有的劳动、物品和服务的占有权利,占有是法律规则、组织方式、实施及行为规范的函数。 四、关于产权起源的比较 马克思对产权的起源主要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阐述的。他认为,公有产权的产生是由原始共同体所处的自然条件决定的。在恶劣的原始自然条件下,如果人们不建立公有的产权安排,不进行广泛的协作和分工,人类就难以抵御自然条件的侵袭而无法生存下去,公有产权关系是人类早期得以存在的基本条件。因此,公有产权的产生是自然的,其动力来源于人类生存的需要。私有产权是在公有产权的基础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家庭的演变而产生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化是在强制的前提下逐步取代原始公有产权关系的。“私有财产的统治一般是从土地占有开始的,土地占有是私有财产的基础”,“产是私有财产的第一个形式”。可见,私有产权是在自然形成的公有产权的基础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家庭制度的演变而逐步产生的。私有产权不是永恒的,它必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最终被消灭。 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主要是从资源稀缺和人口压力等外部条件人手研究产权起源的。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产权就是指私有产权,产权的起源也就是私有产权的起源。产权是在产权主体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活动中自然演变产生的。西方产权理论认为人类迄今为止只经历了一种产权形态,即起源于中世纪晚期的私有产权。在他们看来,欧洲封建庄园制度不存在产权关系,原因在于那时的财产占有方式是通过掠夺和强制实现的,而不是通过经济力的作用自发形成的。诺思认为,欧洲中世纪时代在封建公约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私有产权是资本主义兴起的直接根源,是推动西方世界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中世纪前,以封建公约为基础的资源共同占有和利用的封建社会始终处于一种无产权状况。 五、关于产权绩效的比较 马克思对产权绩效的评价主要以生产力为基础。认为“不同所有制或产权结构的合理性只能到社会历史运动的规律,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去找寻”。马克思强调所有制既可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也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如果财产关系和利益关系合理,这种合理的经济制度必将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反之,则会阻碍生产力的进步。因此,应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要求。同时,马克思分析了历史上各种产权制度的绩效。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对奴隶制和封建制来说是一个巨大进步,它消除了劳动力的非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但资本主义的产权关系所推动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是有限的,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种产权关系最终会阻碍和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被新的产权制度所取代。 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由于从抽象人性论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合乎理性,私有产权能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内部化的激励,是最优的、最具效率的。公有产权的不明晰必然导致公有产权的滥用,使资源配置达不到最优状态。因为判定一种产权结构是否有效率,关键看它能否为它支配下的人们提供比外部性更大的内在刺激。在公有产权下,由于共同体的每个成员都有权分享共同体所具有的权利,人们在公有产权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是公共财产的低效率。 六、关于产权结构的比较 马克思认为广义所有权或产权是由终极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等构成的权利束,其内在结构可有多种组合。如,共有产权、国有产权、集体产权、合作产权、个体私有产权等。由于马克思研究的目的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所有权的不同形态、所有权的本质及其变迁规律,所以其更重视对所有权的分析,突出对终极所有权的研究。当然,马克思也对股份公司的“两权”分离作了一些原则性的说明,而对其分离的条件、具体的产权结构以及资本所有者如何对经营者进行控制等问题尚未进行详细描述。 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在具体的产权结构方面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阿尔钦和德姆塞茨在科斯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团队生产理论,认为企业的本质特征在于一个拥有中心剩余索取权的“中心签约人”。由于企业中存在专用性资产,容易遭受“套牢”或“敲竹杠”的机会主义行为的侵害,所以企业所有者就应是那些对企业专用性资产进行投资并享有剩余索取权的人。哈特等人认为“剩余索取权”并非是一个完备的概念,企业所有权的真正含义应是“剩余控制权”。在合约不完全时,没有在合约中详细规定的那些权力即剩余控制权,应归资产所有者所有,他们因此发展了一个“不完全合约”理论或gmh理论。就企业的产权结构问题,目前多数主流经济学家认为,非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相比其专用性更强,更容易受到侵害,非人力资本所有者获取剩余收入,承担着企业的经营风险,因而应成为企业的所有者,“资本雇佣劳动”具有天然的合理性。 七、关于产权变迁的比较 马克思把所有制的产生、发展和变迁放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去考察,即放到历史发展规律中去考察,认为产权制度和产权形态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在马克思看来,一定社会的所有制形式或产权结构不是个人之间自由交易和自由契约的结果,而是社会结构的整体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结果。生产力是既定的物质前提,人们不能自由选择,所以也就不能自由选择由生产力决定的所有制结构及其法律表现——产权结构。马克思还尖锐地批判道:“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和永恒的观念来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 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是建立在抽象人性论和个人主义方法论基础上。西方产权学派尽管有时并不否定私有产权是由公有产权转化过来的,但经常把产权等同于私有产权,并认为交易成本相对较低的私有产权只能被精细化和多样化,而不可能被完全取代。诺思认为产权是个体对他们所拥有的劳动、物品和服务占有的权利,私有产权是独步单方,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是唯一可靠的途径。这样,在西方产权学家的头脑中,私有产权就变成一个永恒的经济范畴。他们把产权视为源自超历史的人的自利本性,是具有独立财产权的理性的个人为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建立的契约关系,而特定契约关系的形成是比较不同契约安排的交易成本的结果。产权是一种人为的制度安排,法律创造了产权,人创造了法律。所以产权本身不是在历史中生成和变迁的,而是脱离生产状况、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西方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制度是人类的一种创造,当制度变革带来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行为主体便会推动制度变迁。因此,资本主义的财产制度不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而是历史发展的起点;不是生产发展的结果,而是生产发展的前提;不是客观经济条件生成的,而是人的自然本性规定的。 八、结束语 综上所述,可看出,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和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是两个不同的产权理论体系。由于两大产权理论体系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阶级立场不同,所以研究的目的、方法、内容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总的来说,马克思产权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科学方法,揭示了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本质和运动规律,在理论深度、体系和逻辑上更具优势和说服力。而西方产权理论由于方法论、研究立场等局限性,得出的结论则相对肤浅,具有片面性,不能够把握问题的本质。因此,在我国产权改革的指导思想上,应以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为指导,不能含糊和动摇。同时,也应看到,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毕竟是一百多年前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理论,还没有涉及如何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在经济运行中的各种产权关系问题。因此,应积极借鉴西方产权理论的合理之处,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来指导我国的产权改革实践。 西方经济学论文:论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位置和功能 摘要:准确定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位置和功能,需要把握好以下问题:要正确看待西方经济学,分清西方经济学和当年马克思批判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关系,鼓励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创新性研究,有分析地加以利用;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在教学和研究中的指导作用,理解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采取与时俱进的态度来创新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关系的矛盾,来创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刻认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互补性。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马克思 近两年来,我国报刊上讨论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位置、功能的文章很多,其中有多种不同的看法,有些甚至是完全对立的。分析这些不同看法产生的根源,主要在于我们正处于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一方面社会基础在变,而且变得相当快。另一方面,虽然上层建筑相应地也在变,但变的速度比较慢。因此,就出现了差距和矛盾,自然就形成各种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准确定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位置和功能,需要我们把握好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怎样看待西方经济学 (一)现在大家讲的西方经济学和当年马克思批判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虽然有继承关系,但内容却发生了很多变化。过去,我们认为西方经济学只是为资产阶级私有制辩护的庸俗经济学。然而,在西方经济学里却很少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西方经济学者看来是毋须讨论的既定前提,尽管这种观点存在着问题,但在他们现在的书中所研究的重点早已不是这个问题了。西方经济学现在也讲“制度”,但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生产关系总和制度,而是选择资源配置方式的机制体系,即西方经济学认为的最有效的经济资源市场配置机制。这里讲的制度已具有了另外一种涵义。20世纪以来,在西方国家也出现了新制度经济学,其侧重用交易费用的观点分析问题,这种分析方法可以作为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关系研究的一个补充。 (二)应鼓励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创新性研究并有分析地加以利用。田国强在2005年《经济研究》第2期发表文章指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有作用(事实上,二战后西方国家领导人都曾先后利用过西方经济思想,如货币主义、供应学派的思想等)。由于我们在改革经济体制方面已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所以我国也可有分析地利用西方经济学分析研究人类社会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方法。事实上,我国在很多方面(主要在经济政策和经济措施方面)已经有分析地加以利用了。如,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划分方法,把经济问题分为微观和宏观两部分。在宏观方面,我们也在利用西方惯用的调控手段,尽管在调控的具体措施方面有所差别,但基本方法大体类似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另外,中国不少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都喜欢用西方经济学的方法研究问题,说明西方经济学有吸引人的地方。如,有人就说西方经济学比较具体实用,不是脱离现实讲空道理。为此,我们应鼓励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创新性研究,并敢于将研究的成果引入到教学中去。 (三)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不宜采取片面的强制措施来扶一个压一个,而应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目前,西方经济学在我国传播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快,但应该承认西方经济学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许多中青年似乎更热衷于西方经济学的方法体系。现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中国真正懂得政治经济学又熟悉西方经济学的人太少,评论起来往往不是偏于这一方,就是偏于那一方,很少能做出全面中肯的科学评价,有时甚至还出现盲目跟风的现象。如,有人把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绝对对立起来加以批判,这显然有些过于偏执。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其中确有某些对立的成分,但由于它们研究资本主义是从不同侧面(前者是从资本主义资源配置,后者是从经济利益关系)研究的,从这个角度看,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因此,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不宜采取片面的强制措施来扶一个压一个,那样做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其效果可能适得其反。正确的态度是认真抓好对这两门科学的研究,脚踏实地运用这两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只要它们包含有真理的成分,或部分是真理,就没有必要害怕它,而且要兼收并蓄,为我所用。 二、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在教学和研究中的指导作用 (一)首先要理解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以前,在实践中究竟应怎样理解及如何贯彻马克思主义精神方面,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偏差。因此,我们要从与时俱进的角度弄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中,哲学是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在运用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社会经济问题时曾提出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往往与当时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但现在仍然可指导我们的行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今天仍带有普遍指导意义,但需要用新的实践来丰富和发展它。否则,只是干巴巴地把原有几条结论当作一成不变的公式,很难真正解释和解决实际问题。如,在过去阶级矛盾尖锐的条件下,马克思很强调阶级斗争。然而,今天在对立阶级已基本消灭的情况下,如再强调阶级斗争为纲恐怕就脱离实际了。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在体制和政策方面提出了许多新观点,但并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而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二)要弄清以下几个问题: 1.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原本只包括资本主义部分(资本论)。传统观点认为,政治经济学包括两个部分,即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实际上,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原本只包括资本主义部分(资本论)。列宁在论述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时指出,在马克思时代世界上还没有出现社会主义。既然在马克思的时代并不存在社会主义,当然也不可能撰写出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的政治经济学建立是在斯大林主持下由原苏联一批院士编写开始的。然而,由于它没有、事实也不可能科学地反映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必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观臆想的结果。因此,此书出版的寿命不过十年左右。我国是从学习原苏联开始学习社会主义的,受原苏联教科书的影响非常深,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中国才开始编写包括以中国经验为主的社会主义部分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完全摆脱原苏联教科书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虽然逐步对原苏联教科书影响的内容和框架有所突破,但很难说现在编写的教科书已是不折不扣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因此,现在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应把上述这两部分区分开看待。不能一说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它的社会主义部分就认定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 2.要采取与时俱进的态度创新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由于有马克思的原创著作存在,人们一般不会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产生歧义,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许多不同于当年马克思在英国生活时的那些情况和特点,阶级矛盾也并不像《资本论》中描写的那样尖锐,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出现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中描写的那样奄奄一息状态。马克思从当时的形势出发,考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终将引发社会革命的论述是科学的,同时他也察觉到资本主义发展到新阶段出现了调节和缓解矛盾的内在机制。然而,他来不及就这些新的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因此,原来有些结论就需要重新加以审视和研究了。为坚持马克思主义认真求实的研究精神,我们不应戴上先入为主的眼镜,而要认真地、也实事求是地揭示资本主义矛盾发展变化的新形式和新特点,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找出它在将来必会被更高级的社会制度代替的历史趋势。要避免不顾客观事实,把马克思在那个时代得出的某个或某几个结论一成不变地生搬硬套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头上。 3.要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关系的矛盾,来创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著作很难说哪一本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有很多版本在不同程度上含有某些马克思主义因素或马克思主义科学成份,但作为成体系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来说,也不可能是完全符合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精神的。理由是直到今天为止世界上还没出现一个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至于西北欧一些被认为是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种种原因看法分歧很大,这里暂搁置不论)。理论是现实生活的本质反映,当现实生活本身还没发展到成熟或定型的条件下,又怎么可能出现一本反映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呢?可见,硬要拿出一本科学地反映成熟社会主义本质的著作来,这种要求未免有点过于超前。即使马克思生活在现在,恐怕也难于满足这种要求。客观存在决定人们思想意识,人们是无法改变这条规律的。现在有些人企图把西方经济学引进来,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合并起来,先讲商品、货币、资本,再分别讲两种制度本身,这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引出新的矛盾。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同,试图把二者合成一体,自然会出现前后矛盾的问题。现在政治经济学课程不如西方经济学受学生欢迎有多种原因,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不成熟是一个重要原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建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当前较为现实的办法是仍要遵循过去传统的理解,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仍然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虽然社会主义社会已基本消灭了敌对阶级,似乎已不再需要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了,但社会上的体脑差别、城乡及工农的差别却依然存在,行业之间的收入差别也存在。也就是说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的矛盾依然存在,这种差别不仅反映在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方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反映在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上。对此如果认识清楚、处理得当就会给社会和谐发展提供可靠的物质基础。反之,如果认识和处理不当,则会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可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着眼点放在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 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教学中可以起互补作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可以互补的。利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互补性,对培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人才意义重大。从一方面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也就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利益关系。在社会主义时期,尤其在转型时期,人们的社会地位都处在快速变化中,人际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变动迅速而且复杂。认真加以研究并妥善处理这些关系,对缓解矛盾、协调利益关系,对人们之间的和谐相处,共同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非常重要。然而,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协调生产关系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不是全部内容,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是在生产技术不断进步的基础上,推进生产技术创新与生产组织的升级。当前世界上居于主流地位的经济运行机制体系是市场经济体系,由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着眼点是探索社会经济关系的矛盾,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寻找理论基础,它可以揭示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大趋势。然而,它并不以研究如何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核心。在社会主义经济处于发展和转型期的中国,很难不研究优化资源配置问题。而这个问题恰恰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和重点。可见,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已形成了“自然的分工”,这并不是偶然的和人为的撮合,而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原因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经过比较最终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即公认的有效的市场运行机制体系。西方国家二、三百年前就已实行了这种市场经济体制,他们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体系的研究自然也就有了较多的历史积累。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和经验比我们成熟。为了我们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没有理由对西方经济学不重视。至于西方经济学在西方也确实有不同的评价和补充,但这不应成为我们对它采取排斥态度的理由。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会不断出现新的矛盾和问题,已有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不可避免地也会不断暴露出自身的不完善和局限性,社会上和学术界也就自然会出现一些批评性和补充性的意见,甚至形成不同的流派。这些都可以视为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科学发展的常态,不足为奇。上面列举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可以互相补充的一些理由,并没有全面分析这两个学科的其他关系,包括互相矛盾的内容。只要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互补的看法能够成立,那么,在高校的经济学专业这两门课程的并列就是顺理成章的。为培养全面掌握经济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建设人才,我们不能采取封闭的态度,简单地扶持一个、排斥一个,而应把它们都放在各自恰当的位置上,都给予足够的重视。 西方经济学论文: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比较 摘要: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虽然对创新的内涵、条件与绩效的认识有重大不同,但都认为创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的基础性因素。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进行比较,有助于在我国建设创新型社会中以马克思的创新理论为指导,借鉴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的合理之处,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创新研究范式。 关键词:创新理论;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比较;借鉴 马克思经济学的创新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虽然在分析视野、分析方法、观察立场等方面有重大区别,但分析框架中的基本因子、作用机制又有相通与互补之处。因此,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进行比较,归纳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有助于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中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成果,澄清和排除其中的错误观点,构建符合时代特点和中国国情的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创新型社会建设。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创新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的创新理论主要是以唯物史观作为基本信念与价值观,以唯物辩证法为分析方法,以生产方式范畴为核心概念,提出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基本原理和具体结论。其方法论是科学抽象法,特别是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的统一。 (一)揭示了创新的内涵、主体、动力和条件 马克思把创新界定为,个别资本通过采用更好的工作方法、新发明、改良的机器、制造秘方等,以提高其生产力并得以在某一特殊生产部门内实现超额利润。创新是在通过专业化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把各生产力要素有机地组织成资本生产力并获得超额剩余价值的过程,其实质是采用新的生产方式,是劳动资料和劳动条件的革命。创新有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既定生产过程的技术合理化与一种技术向另外一种技术的转移、劳动节约型创新与资本节约型创新等区分。马克思认为,创新主体是多元的,包括工人、企业家(资本家)、职业创新者或科技人员、国家。由于采取历史分析方法,在论述分工、协作和机器时马克思指出,生产资料的集中及生产中的共同消费使工人的经验观察成为技术创新的原因;在企业主体与创新关系的论述中,马克思肯定了垄断厂商技术创新的必然性和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灵活性;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科学因素被有意识和广泛地加以应用,职业创新者为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发明和技术创新成为一种独立的职业;国家通过法律、法规、政策等对技术创新进行调节,以提高创新对市场和环境的适应性。 马克思认为,创新的内在压力和动力是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动机;资本主义竞争是创新的外在压力,以新技术为手段的竞争是市场竞争的重要内容,进而使市场需求成为创新的外在牵引力;劳资对立的阶级关系则从生产关系和基本制度层面提供了创新的制度压力。马克思还从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对立统一关系中,进一步说明创新的外在压力,认为消费既是社会再生产的目的,又是社会再生产的起点。因而消费同样既是创新的目的,也是其源泉。马克思从历史角度进行长期分析和宏观分析认为,对以机器使用为代表的创新而言,社会消费需求的变化、消费结构的升级、消费模式的演变有助于提升技术创新的层次,是推动创新的基本力量。因此,消费需求是创新的直接契机和社会条件。对创新所需要的条件,马克思强调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的制约与决定作用,而且关注国家创新政策和创新战略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分析了金融与信用制度对创新的支持作用,认为金融与信用制度促进股份公司形成,使技术创新的规模条件得以满足;金融机构对技术项目的筛选和风险管理,降低了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证券市场克服资本积聚的有限性,便于企业筹集长期资金,增强技术创新能力。 (二)论述了创新的过程 马克思经济学的创新理论以唯物史观与辩证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基本特征是把创新看作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一过程表现为一个上升曲线的社会进步过程。创新的内容涉及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方面,其中科技创新是创新的主要组成部分。科技积累为机器的发明、使用、改进提供前提和基础;反过来,直接生产上的科技应用又对科技具有决定和推动作用。创新不是随意发生的,而是具有明显的演进轨道特征或时间继起性。创新的演进以技术、知识、人才的积累为前提,创新的方向选择又具有环境适应性。 (三)分析了创新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影响 马克思对超额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进行分析,指出采用改良的生产方式的资本家比同行业的其余资本家占有更多的剩余劳动(超额剩余价值),而且个别资本所做的就是全体资本在生产相对剩余价值时所做的。创新在客观上使商品更加符合市场需求。重大产品创新将带来分工和交换价值体系的内生性扩张,产品创新与新兴产业部门的建立,从质上扩大了劳动的社会分工体系,由此扩大了既有的交换价值体系,为资本创造价值提供了新的源泉;反过来,这种内生的市场创造与扩张又促进资本积累,使相应的资本与劳动游离出来,从而创造新的工艺过程或生产部门。马克思分析了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都是重要的。创新的技术一旦适应环境,就会对旧技术产生革命性替代,甚至摧毁世界范围内以旧技术为基础的产业与就业结构。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中劳资对立的制度特点出发分析了节约劳动型创新对就业的影响,提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遍趋势是在所有生产部门中用机器代替人的劳动,创新导致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伴随着无产阶级的再生产与失业大军的持续存在。此外,马克思认为,技术创新会推动制度创新。 马克思主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分析创新问题,这是一种长期的、历史的、动态的创新分析框架,有利于揭示创新的真正起源和历史过程。但他并没有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基本经济制度不变的前提下有关创新及创新制度的调整这类问题上,对短期的具体创新过程没有直接研究,也不可能运用现代分析技术对创新理论进行精细化处理和数理分析。 二、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 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以企业家创新理论、新增长理论、演进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等为代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成果。 (一)对创新内涵、主体、动力和条件的分析 熊彼特从生产函数和均衡分析方法出发,把创新界定为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或生产条件的新变化,认为创新包括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市场创新、要素创新、组织和管理创新等。创新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其实质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创新是企业家概念的行为内涵,企业家是创新职能的人格化。创新的发生是因为经济中存在某种潜在利益,企业家创新的目的是为获得这种潜在利益,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创新的主动力。熊彼特具体分析了创新的动力和阻力,指出由于在创新阶段前经济处于低水平的静态均衡或循环流转中,创新不可能经过无数次的小步骤产生,必然经过积聚力量、摸索经验的准备阶段。按照这种分析,作为一种变革的创新必然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在前一轮创新中的成功者本应利用其有利地位拓展创新,但由于既得利益往往阻止下一轮创新,结果患上“成功的失败”综合症。以柯茨纳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和以舒尔茨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学派认为,创新主体可进一步拓展到家庭、农民、科技工作者甚至消费者等,创新是具有多样性的行为概念,功能不仅在于打破旧均衡,而且包括通过对付不确定性而恢复均衡。现代创新理论进一步识别出用户创新、制造商创新和供应商创新等类型,把创新区分为渐进创新和根本性创新;技术系统变革和技术经济范式变革;结构性创新、空缺创造式创新等方面。新制度经济学认为,虽然创新具有不确定性、高投入性和高风险性,但资本主义制度能提供承担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有效制度安排。新古典经济学从外部性概念出发,认为技术创新活动存在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偏差,使个人创新的积极性大为降低,应通过制度安排使创新者的个人收益率、局部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和整体收益率,通过规范人们的行为空间,缩小模仿、搭便车行为的选择空间,为创新提供必要的社会秩序;通过降低创新过程的交易费用,巩固与扩大基于合作的创新基础。任何国家在进行技术创新时都离不开有效的产权制度,改进技术的持续努力只有通过建立一套能持续有效激励创新的产权制度才能实现。创新与创业精神是基于一定文化价值观体系(非正式制度)而形成的,是文化等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增长的中间变量。 (二)对创新过程和具体机制的说明 熊彼特认为,创新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发明之外,创新主要是一个内生的因素,取决于企业家的天赋、动机、才干,创新行为是以机会为中心的识别、探索、利用、决策、实施的过程。创新具有间断性,是一个由新组合取代旧组合的变化过程。创新可分为企业家间断创新与大企业持续创新。产业层面的变革常表现为突变式创新,主要通过引入新产品或新服务、开辟新市场而实现。而大企业往往具有竞争优势和市场地位,有条件按消费者的价值观念改进现有产品或服务,因而沿既定技术轨道进行渐进式创新。新增长理论认为,创新过程和具体机制突出表现为技术进步的内生化这一核心命题。新增长理论强调“干中学”、溢出效应、人力资本、收益递增等机制,对创新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阿罗把技术进步看做是资本积累以及“干中学”的副产品,罗默则强调企业r&d投资的作用,宇泽弘文加入了人力资本因素,卢卡斯则提出以人力资本外部性为核心的增长模式。演化经济学认为,技术创新的路径依赖具有一贯性和累积性。技术诸变异体(不同发明和设计)、技术的不同发展方向和可能中存在类似生物物种间的竞争,与生存竞争类似的市场选择机制使新技术得以产生和实现。在这一过程中,技术演进会出现自我强化现象,使环境成为适合自身生存而不利于其他技术生存的生态场。首先出现的技术通常可凭借先动优势,利用规模经济效应降低成本;技术的普遍流行导致人们采取相同技术产生的网络外部性,加之技术在市场上越是流行,越会使人们相信它进一步流行的预期自我循环效应,最终形成自我增强的循环积累效应。以纳尔森为代表的演进经济学则认为,技术进步是一个非均衡过程,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路径依赖和调整时滞。创新是一种具有不确定性的个体现象,表现为一个“跳跃不定”的曲线,任一微小因素的变化都可能导致结果难以预测,形成所谓的“蝴蝶效应”。其中,渐进式创新主要基于以前技术的继承,通过现有技术的改进进行,是遗传意义上的创新(“涌现”);突变式创新往往经过重大技术变革或根本性突破,是对以前技术的非线性继承(“突变”)。 (三)关于创新绩效的描述 熊彼特认为,创新的最初阶段不会有大量的创新竞争者,企业家在短期内可通过创新实现垄断,获得创新初期的垄断利润。但随着创新利润的不断增加,创新利润率会逐渐下降以致消失。经济增长是量变,经济发展是质变,创新就是经济发展。由于创新是经济内部自行发生变化的结果,技术创新的创造性破坏导致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形成是与创新直接相关的。创新或新组合不是人们依据一般的概率原理所期望的那样,在时间上均匀分布的,而是“如果一旦出现,那就会成组或成群的不连续出现”,创新活动时而高涨,时而停滞甚至倒退,决定了经济发展具有非均匀性或周期性。在关于创新与制度变迁的关系这一问题上,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虽然都认为(私有产权)制度是重要的,但制度与制度创新被视为外生变量,没有考虑技术创新、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演进经济学派强调,新的生产方式在向社会各部门扩散的过程中,会与社会制度框架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按照新制度经济学和演进经济学的分析,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是不同的。如,在企业成长阶段,技术创新形成的规模经济效应和成本优势促进企业规模扩大;在企业转型阶段,创新有助于扩大企业经营方向和规模调整的机会集,构成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此外,创新通过网络外部性、集体学习等机制形成行业层面的集聚效应和乘数效应。新制度经济学运用“成本——收益”和“供给——需求”框架,分析了技术创新对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影响。 西方经济学中的创新理论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前提背景,主要从微观层面和短期视角,从创新的具体机制、不同经济主体的创新行为、成本收益关系等层面分析创新问题,因此在内容上、方法上都更具体化、微观化和定量化。但西方经济学强调创新是改进资源配置效益的根本手段,试图说明资本主义制度是能有效激励创新的,因而实际上为资本主义制度激励创新的动态调整能力给予新的理论解释和辩护。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的比较及启示 由于时代背景、分析方法的不同,马克思经济学创新理论与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的内容、结论也不同。但这两类理论体系中影响创新的基本因子和机制有相通之处。因此,马克思的创新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是既相互区别对立,又相互联系一致的关系。在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应继承和坚持马克思经济学创新理论的精髓,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中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成果,构建符合时代特点和中国国情的发展中的马克思经济学创新理论,为创新型社会建设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 (一)创新是协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一种基本手段和机制马克思经济学主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分析创新问题,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技术与制度变迁的浩大历史画面,其重点在于历史规律、经济制度等整体宏观层面的把握。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与生产力的发展根本上存在对抗性矛盾,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制度、技术与管理创新仍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前提背景,主要从微观层面和短期视角,揭示创新的具体机制和不同经济主体的创新行为。在我国构建创新型社会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之间并不存在对抗性冲突,但因进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转型而出现的新矛盾和新冲突,必须通过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等途径,大胆借鉴和引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切实有效可行的创新机制,构建创新型社会来解决。 (二)创新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马克思在从微观层面分析改良的生产方式对资本家获取超额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作用后,指出创新在客观上使所生产的商品更加符合市场需求。重大产品创新将导致新兴产业的建立,带来分工和交换价值体系的内生性扩张,从质上扩大劳动的社会分工体系和既有的交换价值体系。反过来,这种内生的市场创造与扩张又促进资本积累,使相应的资本与劳动游离出来,从而创造新的工艺过程或生产部门。马克思强调,创新的技术一旦适应环境,就会对旧技术产生革命性替代,甚至摧毁世界范围内以旧技术为基础的产业与就业结构。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认为,企业家在短期内可通过创新获得垄断利润,进而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和成本优势,促进企业规模扩大;新增长理论强调通过网络外部性、集体学习等机制形成行业层面的集聚效应和乘数效应;演进经济学则认为,经济增长是量变,经济发展是质变,创新就是经济发展。由于创新是经济内部自行发生变化的结果,技术创新的创造性破坏导致经济发展。创新活动时而高涨,时而停滞甚至倒退,决定了经济发展具有非均匀性或周期性。在我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创新能力不足导致的经济增长质量不高是一个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的问题,必须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入手,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改善经济增长质量。 (三)制度激励,特刺是产权激励对创新的绩效具有重大影响 马克思强调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的制约与决定作用,分析了金融与信用制度对创新的支持作用,关注国家创新政策以至创新战略的作用。新制度经济学认为,虽然创新具有不确定性、高投入性和高风险性,但资本主义制度能提供承担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有效制度安排,通过制度安排缩小模仿、搭便车行为的选择空间,巩固与扩大基于合作的创新基础,为创新提供必要的社会秩序。同时强调产权明晰是收益和成本界定的前提和基础,任何国家在进行技术创新时都离不开有效的产权制度,改进技术的持续努力只有通过建立一套能持续有效激励创新的产权制度才能实现。创新与创业精神是基于一定文化价值观体系而形成的。因此,构建创新型社会的关键因素在于制度和产权建设。 (四)将企业家精神作为创新的内在动力、创新过程内部的影响因子及创新的外在动力 熊彼特强调创新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其实质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功能在于打破旧的均衡。创新的主体主要是企业家。企业家创新的目的是为获得这种潜在利益,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创新的主动力。作为一种变革的创新必然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在前一轮创新中的成功者可能由于既得利益往往阻止下一轮创新,结果患上“成功的失败”综合症。现代创新理论则识别出创新的认知障碍、行动障碍、模式障碍,关注社会发展滞后、制度行为、企业家创新偏好的作用。马克思认为,创新涉及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内容,创新主体是多元化的,创新类型是复杂多样的,创新的实质是采用新的生产方式,是劳动资料和劳动条件的革命。从历史角度对作为创新外在牵引力的市场需求进行长期分析和宏观分析,认为对以机器使用为代表的创新而言,社会消费需求的变化、消费结构的升级、消费模式的演变有助于提升技术创新的层次,是推动创新的基本力量。因此,构建创新型社会必须既大力激发企业家精神,又重视市场需求的外在牵引,同时不断克服创新过程的各种障碍和阻力。 (五)强调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存在对立统一关系 马克思把创新看作是一个表现为上升曲线的社会进步过程。技术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创新是把技术与组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迁联系在一起的中间变量。科技创新和科技积累为机器的发明、使用、改进提供前提和基础。创新的方向选择具有环境适应性。创新不是个人的偶然行为,社会整体决定了创新的属性;不是理性的个人自由选择导致了创新,而是社会结构和制度决定了人们创新的方式和选择空间。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虽然都认为(私有产权)制度是重要的,但制度与制度创新被视为外生变量,没有考虑技术创新、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演进经济学派强调新生产方式在向社会各部门扩散的过程中,会与社会制度框架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出现所谓强制性制度变迁。新制度经济学则运用“成本——收益”和“供给——需求”框架,分析技术创新对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影响。因此,在构建创新型社会时,必须形成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互相促进自我增强的循环积累机制。 西方经济学论文:案例教学法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应用 1案例教学法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意义 案例教学法主要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以案例为基础,设置好教学情境,启发学生学习兴趣,开发学生能力,综合评估学生的一种教学方法。通过案例教学,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意义如下: (1)激发学生的主动性。 西方经济学理论比较多,纯讲授理论学生理解效果比较差,也会影响学生接受效果。通过生活中的经济学案例,让学生捕捉生活中的案例,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让学生思考生活,从而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挖掘学生内心学习的驱动力,从而高效学习。 (2)有效引导学生转化知识的能力。 西方经济学中的理论知识掌握后,理想目标就是学生能够综合运用西方经济学的知识有效地做出市场行为或经营决策,但是不少学生是书呆子,不能灵活运用知识,通过案例教学法,注重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运用能力。 (3)增强师生互动。 传统的理论教学注重的理论讲述,不可避免地变成教师的主场。通过案例教学,过程强调师生互动,学生理解案例、分析案例,主动消化案例中不懂的知识点,从而加深对于知识的理解,对于教师提出更难的问题,对于教师的要求也就更高了。 2案例教学法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应用过程 (1)精选案例 西方经济学案例主要来自于西方世界。对于学生比较好理解的案例肯定是本土化的案例。案例类型主要有信息式、问题式、陈述式、决策式、实录式案例等。教师应该根据经济学中不同的知识点,预先确定好案例类型,同时在讲解经济学概念时,让学生自己先查找案例,然后组织学生讨论,选出最适合这个概念的案例,目标主要是加强学生对于概念的自我感知。 (2)案例呈现 案例呈现不是教师呈现,而是加强学生的参与。主要是激励学生分组竞赛,通过分组,选出组长和分配好成员,要求学生提前预习知识点,将精选的案例,制作成PPT,案例呈现部分包括,讲述者(讲述者的仪容仪表、表达流畅程度、知识传达)、PPT内容(案例简介+案例分析+案例启示)、PPT形式(制作颜色、图文)。 (3)分析与讨论案例 由组长引导,成立讨论小组,分析案例呈现中呈现的案例简介,引发学生对于案例的好奇心,进而引发学生的思考。分析案例时,注意学生的角色定位、讨论的氛围,教师在分析与讨论案例过程中,与传统教学不同的是,教师角色应该定位于引导与监督者,尽量让学生积极讨论,小组长代表小组发言。 (4)评价案例与知识开展 学生分析与讨论完案例,对于案例有一定结论陈述,教师此时才开始真正进入教学角色,将学生的案例进行评价,并开始进行知识点开展,教师结合自身学识并要讲解的知识讲述新案例。 (5)形成案例库 一学期完毕,要求每一组组长共同努力,将案例整理,形成电子案例库,让学生加强复习,巩固案例中所传授的知识点,并通过案例库让学生感知一学期来自己所做出的学习成果。 3案例教学法在西方经济学中应用策略 (1)案例教学的本土化 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案例的西化不可避免,从而难以让学生理解,因此很有必要将教学的案例本土化,这样能够案情清晰好理解,本土化的案例,透过现象理解本质,一方面化抽象为具体,另一方面也能加深学生对于市场经济规律的理解。 (2)案例开发渠道多样化 鼓励商学院教师自主开发高含金量的教学案例,教师通过市场调查,了解更多的经济现象,将经济现象与经济学原理结合;与多家企业合作,校企共同来锁定案例,比如说经济学中的市场行为,通过与企业合作,能够在实践中加深学生对于市场行为和决策的理解;与校外其他资源合作共同来开发西方经济学的本土化案例;在报纸、杂志、电视媒体上选取案例素材,让学生在实践中提取案例。 (3)增强案例趣味性 趣味性极强的案例能够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够有效地促动师生互动。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通过查找中国古典文化中的典型的案例,增添趣味性,比如:古人吃饼,吃到第五个后悔迟了前四个,叫学生思考古人结论是否正确;通过俗语或成语故事,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经济学原理,主要体现在机会成本。生活中丑男配美女的经济学原理等。 (4)凸显案例实用性 经济学原理在现实生活中应用广泛,但是如果学生机械地记忆理论,那么学习西方经济学的作用就不明显。教师在运用案例教学法时,一定要凸显案例实用性,在讲解概念时先要引入生活场景,将生活案例加以分析,在经济学原理分析题中加入生活小常识。这样既能提升学生参与热情,同时也能激发学生热情,还能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4结语 总之,案例教学法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有着非常积极的重要意义,既能改变师生角色,也能改变教学氛围,但是目前西方经济学案例的本土化还存在不少问题,未来西方经济学中案例教学法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未来还需要深入研究。 作者:汪支华 单位: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广播电视大学 西方经济学论文:科教融合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应用性并重的学科,这就要求在课程教学过程中,老师不仅要引导学生系统学习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知识,还要努力提高学生运用经济学原理分析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然而,在我国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学与科研“两层皮”现象还相当突出,主要表现在教师的科研内容与教学内容严重脱节,导致教学过程中不能有效地将理论知识与现实经济问题联系起来,结果是老师照本宣科,学生疲于应付,这种情况严重阻碍了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因此,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有必要从“科教脱节”向“科教融合”转变,将教师的科研内容与教学内容尽可能地融合起来,并积极创造条件引导学生参与教师的科研工作,这样,不仅可以发挥教师的资源优势,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推动学科的发展,还可以通过将科研经验和书本知识相结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 1“科教脱节”在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的表现 1.1教师资源方面 从教师资源上看,“科教脱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一些教师从事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但不从事关于西方经济学主要问题的研究。这些教师很难将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理解透彻,也不能及时了解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前沿动态,更谈不上将西方经济学理论与我国实际经济问题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例如,如果一个教师不去研究2008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欧洲主权国家债务危机形成的原因、特点、运行机理及其后果,就很难将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讲深、讲透,并吸引学生探究性地学习相关知识。 2)一些从事西方经济学主要问题研究的老师,并不担任从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工作。这些教师虽然从事西方经济学主要问题研究,但由于是“专职科研人员”,目的是为了拿课题、发文章,对教学兴趣不大。教师的科研和课堂教学脱节,不仅导致教师资源的隐形浪费,降低了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违背了大学科研工作为人才培养服务的目的,从长期看,还会降低大多数教师对从事科研工作价值的认同感,认为科研就是为了评职称,职称评定后便懈怠下来,使教师的科研潜力得不到充分发挥。 1.2教学内容方面 从教学内容上看,“科教脱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教师讲授与自己科研内容不相关的知识。有些任教西方经济学的老师不从事西方经济学主要问题研究或只研究其中的一两个问题,却要负责将整个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从头讲到尾,结果对其中的许多知识缺乏自己的研究思考、积累和理解,只能照本宣科,单纯地向学生“灌输”西方经济学中的抽象理论,从而使得学生对西方经济学内容的学习产生一种枯燥乏味、学而无用的心态。 2)教师的授课内容与现实问题脱节。西方经济学课程内容本身理论性比较强,实际应用或案例较少,并且教材中的绝大部分案例是以国外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中的现象。如果教师不能指导学生运用相关理论来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或者无法将理论与当前中国国情和国民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就会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会感觉理论与现实之间偏差太大,学习兴趣会大大降低。 3)教师的授课内容不能与时俱进。现在大多数西方经济学教材所纳入的内容还是上个世纪比较成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其主要解析的是上个世纪及以前的社会经济生活。进入新世纪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社会经济生活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不仅影响了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还会影响到政府的宏观治理。可是,很多教师还是停留在上个世纪的书本上,对“互联网+”“创新2.0”“工业4.0”等知之甚少,不能根据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合理调整授课内容,降低了理论对现实的解释能力与实践价值。 1.3教学方法方面 从教学方法上看,“科教脱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教学方法手段单一。李光勤指出,当前我国高等院校在进行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时基本都采用“满堂灌”的教学方法和注入式的教学手段。这种教学方法手段,教师只注重基本概念、理论的讲解,很少引导学生去思考、去理性批判、去探索问题,教师只是简单地传递知识,而不能很好的引导学生进行启发性、探究性和开放性学习,不能教会学生怎样创造新知识。因此,注入式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很难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无法增强学生分析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应用能力。 2)研究性教学方法缺失。曾祥炎认为,与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模式不同,研究性教学要求教师把“教学”与“研究”结合起来,在教学中注入研究的“元素”,鼓励学生主动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在探究过程中能动地获取知识、发展技能、培养能力,是提升教学效果的重要途径。从中可以看出,研究性教学是实现“科教融合”的重要途径,研究性教学方法缺失,会导致教学过程中产生学生厌学、教师厌教的双重厌倦心理。 1.4考核方式方面 从考核方式上看,“科教脱节”主要体现在大多数教师选择单纯的闭卷方式进行课程考核。这种考试方式侧重于考核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往往忽视了学生实际运用经济学知识的能力。一方面,虽然在一些试卷中也会有少量理论联系实际的试题,但学生实际上很难将理论要点与现实问题准确、适当的相扣;另一方面,学生对闭卷考试标准答案的追求容易也使他们陷入“思维标准化”的困境,并带来一系列的消极后果,比如在学习中缺乏怀疑精神和理性批判精神,缺乏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严重影响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的提升等等。此种考核方式表面上是考查学生对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熟悉程度,实质上却只考查了学生的知识记忆能力,并不能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实际运用能力。这种单一的考核方式只适合那些不勤于思考而善于死记硬背的学生,相反,对那些勤于思考、具有探究创新兴趣的学生而言,不利于他们学习兴趣和积极性的培养。 2“科教融合”在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的实现路径 2.1教师资源的选择 教师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首先应该注重教师资源的合理配置,通过教师资源合理配置为“科教融合”打下基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强化教师教学的专业性。在西方经济学教师资源的选择上,应该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安排从事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研究的老师担任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工作。 2)实施专题化或模块化教学。根据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大纲、教材内容将教学分为多个专题,分别由多位教师根据研究专长和兴趣各选一个专题,对全校所有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学生循环授课,充分发挥每一个教师的科研优势,提高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 2.2教学内容的重构 西方经济学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针对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有必要根据现实发展要求,进行知识重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设计多元化的教学案例。安排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案例教学,既能打破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中教师为主导、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局面,又能启发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培养学生的经济思维。这对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生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和判断能力至关重要。 2)允许教师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扩展教学内容。教师把研究某一个问题的思想、方法和取得的新进展引入教学活动,既可以开阔学生视野,加深对某一理论的理解,同时也可以让他们感受到理论创新与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乐趣,甚至吸引他们参与教师的科研活动,使他们在研究中学习与成长,并养成独立思考的气质和批判精神。 2.3教学方法的创新 教学方式和方法的创新是激发学生探究经济学问题兴趣的重要手段。在“科教融合”导向下,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应重点引入研究性教学方法。研究性教学方法不仅能让教师把科研工作中的方法与心得通过教学传递给学生,诱发学生对科学研究的兴趣,而且还能让学生在教师的启发和引导下,充分表达、质疑、探究、讨论对某一问题的看法,将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用于分析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当然,教师还可以将正在研究中遇到的问题拿到课堂上让学生参与讨论,既能培养学生的好奇心、敢于提问和挑战学术的精神,又能引发学生的思考,产生对新知识的求知欲望。 2.4考核方式的改革 采用科学合理的考核方式对学生的学习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科教融合”导向下,必须对西方经济学单纯的闭卷考核方式进行改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注重过程考核。增加学生平时成绩所占比例,采用闭卷、开卷、课程论文、课堂表现、平时作业、学生出勤等多种考核方式相结合。 2)注重能力考核。适当增加主观题所占比例,根据学生的答题思路或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答题的创新程度,判断学生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3)注重兴趣考核。对学生围绕特定理论或专题进行的资料搜集、文献整理、观点摘编、论文写作等活动予以肯定,并将其作为课程考核的重要补充方式,使学生在某些观点上有所研究,并产生学习甚至学术兴趣。 3结语 课程教学和科学研究是高等学校生存与发展的两项基本任务。然而,长期以来教学与科研处于脱节状态,不仅导致了教学资源的浪费,而且制约了课程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需要防止教学与科研“两层皮”现象,实施面向“科教融合”的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从优化师资配置、丰富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改革考核方式等多方面进行努力。 作者:曾祥炎 单位: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 西方经济学论文:案例教学模式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应用 一、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对西方经济学教学的重要性 (一)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极强的课程,是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概括,因此一方面它与我国现实国情存在差别,让学生很难在现实中找到相应的案例;另一方面随着理论难度的加深,需要学生具备较强的逻辑推理和分析能力,对理论的假设和相应的图表、数据统计和公式推理进行理解分析,这些都让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下降。例如,无差异曲线、预算线、等成本曲线、等产量曲线、拉弗曲线以及产品和货币市场均衡下的IS-LM曲线。而在西方经济学课程中引入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可以很容易的从案例中分析出经济学原理和概念,将抽象的经济学概念形象地展现给学生,一方面西方经济学案例涉及的是学生身边的经济问题和焦点问题,能吸引学生足够的兴趣主动思考;另一方面通过探究性的问题让学生不断地思考和探究,变被动接受为主动探究。例如,机会成本的概念很抽象,教材的解释是“稀缺性资源有很多种用途,当我们选择其中某一种用途时必须放弃其他用途而放弃的相应用途产生的最高收益”,可以结合让学生结合上大学产生的学费、生活费和高中毕业直接出去工作所得到的收益来谈论上大学的机会成本。或者谈论暑假放弃暑期打工的收益和家里的一日三餐,而出去旅行并产生费用的机会成本。 (二)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 自主探究是探究式案例教学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教师通过一些好的案例,给学生提出一些引导性的探究问题,让学生对学习的内容进行运用,以小论文的形式或者课堂谈论的方式展开。例如教师在讲授供求理论的时候,就可以提供产品价格方面的案例,让学生分析城市中商品房价格居高不下,而电子产品价格却是在不断下降的原因,分组讨论后画出相应的供求曲线的变动情况,并在课后时间完成一篇探究小论文。另外教师在讲授资源的稀缺性和机会成本的时候,可以经济学家们最喜欢议论的“大炮和黄油”为案例,讨论分析大炮和黄油的机会成本,如何在这两者的资源配置找到均衡。自主探究还可以通过组织学生分组辩论的方式展开,让每个学生都参与,这可以培养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和应变思维。例如,教师在讲授价格与供求定理的时候,可以当下火车票调价问题让学生分组进行辩论,从经济学角度辩论火车票是否应该降价。 (三)培养学生的多向思维能力 对于相同的案例和问题,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看法和处理方式———探究式案例教学就是要让学生在社会生活的案例中充当角色,置身于一定的情境下,引导学生利用经济学知识进行思考。通过这种参与案例分析的方式,培养他们的思维习惯和系统的思考方式,让他们能以大局的角度来分析,培养创新精神。由于案例本身是比较自由开放的,不再有什么标准的答案,这样学生能够畅所欲言,在教室的引导下进行的讨论就是各种思维方式的碰撞,这本质就是在于强调学生的多向思维。 二、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在西方经济学教学应用的方式 (一)探究式案例分析作为理论讲解的一种方式 教师在讲解经济学理论的时候,可以将所选取的合适案例穿插在理论中,比如可以以简单的案例作为引入,在案例的阅读中,进行经济学概念的解析,一方面加深概念的理解,将抽象的概念形象化,另一方面可以吸引学生的兴趣,故事性的分析远比纯粹的概念讲解有意思。利用案例帮助学生进行经济学理论的理解,让学生理解起来容易,学起来轻松。例如在讲解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时候,可以用吃饭的例子(刚开始吃满足感是最大,之后越吃越不想吃)来让学生自己感受这个规律;在讲解供求规律的时候,可以举季节性水果刚出现的时候供应不足,价格高,然后逐渐供应量增加,价格慢慢降低,这样的案例随手拈来,但却能起到很好的效果。让学生在案例分析中理解这些规律,然后再上升到理论层次,这样学生对经济学的原理理解就很容易,教学质量也就提高了。 (二)以辩论的形式进行探究式案例教学 教师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选择一些适当的热点问题作为案例,让学生阅读的同时,提出一些具有议论性的探究性问题让学生进行辩论。比如“,收入分配是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还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经济增长是要效益优先还是环境优先“”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这类案例都是可以让学生从正反两方进行辩论,而且可以能启发学生进行多方面的思考,促使学生查阅相应的资料,增强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实地调查探究的方式 探究式案例教学强调学生的分析问题能力,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可以让学生去实地考察,通过自己的调查分析来帮助理解经济学理论和解决实际问题。例如,在讲解价格歧视知识的时候,可以让学生去调查周边的人对价格歧视的认识,以及价格歧视的具体实施方式,并讨论分析这种价格歧视方式的对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福利情况。通过这种实地探究的方式提高了团队协作能力和观察分析的能力。 三、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对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的认识错误 探究式案例教学已被越来越多的课程和教师所接受,但目前很多教师对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的认识存在错误,探究式案例教学有时候被认为是在教学中的举例方式,就是教师在讲完课之后进行列举案例、提问问题,让学生起来回答。这种举例提问方式太过单一,并不是探究式案例教学,没有脱离传统的教学方式。探究式案例教学应该是将案例作为理论教学的媒介,而非加深知识印象的工具。因此探究式案例教学并不是简单的举例提问,两者是有差别的。第一,探究式案例教学中,案例占据重要的地位,学生是案例探究的主体,教师作为案例探究的引导者,意欲引导学生进行案例探究讨论,各抒己见,或者将案例作为理论学习的一种方式。而举例提问仅仅是老师对个别同学的提问,基本不存在学生之间的互动,而且案例也仅仅是在教室上完课之后才用到,没有起到其该有的效果,教学质量也就无法提高。第二,探究式案例教学中,学生有独立的思考时间,而举例提问没有太多的思考时间。第三,探究式案例教学是让学生自主学习、思考,锻炼分析能力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像举例一样仅仅是对经济学概念的说明和理解,应该将理论和案例分析结合起来,才能有效的理解和运用所学的经济学知识。 (二)国内的西方经济学教材缺乏相应的案例 目前我国高校经管类专业的西方经济学大多用的是国内的教材,而国内教材以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为经典,其特征就是理论性特别的强,偏向于理论分析和逻辑推理,概念性质的知识点太多,而相应的案例却非常少,总之就是枯燥乏味,标准的教材模板。而国外的西方经济学的教材几乎每页都有案例,以案例分析分主,侧重通过案例解释经济学理论和原理、解决经济现象和问题,很多教材会在案例中附加一些形象的漫画,比如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事实上这些教材畅销全世界也证明了案例丰富、通熟易懂的经济学教材不仅适用于经管专业,也适用于社会中初学者。但是国内的教材的案例基本来源于西方国家,与我国的社会经济背景相差甚远,在实际教学上很难推广。因此,国内的西方经济学课程使用国内教材,更需要教师加强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用简单易懂的案例将抽象的经济学理论和原理形象化。 四、提高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 (一)选取案例要与中国国情相符合、和大学生相关 国外的西方经济学教材译本中的案例大都是国外的,与中国国情不符合,有些能适用我国大学生,但由于案例与学生不存在关联,没有切身体会,很难置身于案例的情境中,因而也就没办法达到探究式案例教学的目的。因此,教师在收集西方经济学案例的时候,应选取那些与当下经济热点相关的,和大学生生活联系比较紧密的案例,从而在案例探究的过程中能更好的结合当下的经济形势。例如2015年是大学毕业生就业最难的一年,就业一直是我国的热点问题,因此,在讲到供求理论和失业理论的时候就可以选择大学生就业难的案例,引导学生结合当下的经济形势,从供求和价格角度分析大学生就业难的宏微观原因,还可以让学生自己去人才市场实地探究更深层次的原因,比如劳动者的职业技能与雇主的需求存在不对称。另外,选取案例还应该和大学生相关,能够引起大学生的探究兴趣,也不用提出太难的问题,让学生不知道从何阐述观点。比如讲解价格歧视的知识点的时候,就可以用中国通讯市场价格的案例,探究通讯市场价格是否存在价格歧视这类和大学生息息相关的问题。能启发学生独立思考,有自己的观点,教师在顺势引导,就能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二)在案例探究过程中需要教师的适当引导 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就是要打破传统的“讲授-接受”模式,从而引导学生主动学习,让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因此,在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中,学生应该是教学的主体,而教师要做的是指引学生的思考和讨论,让学生积极参与讨论,让课堂真正属于学生。因此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中,学生应该贯穿始终,从针对案例分析进行查阅信息,独立思考,课堂中对案例进行探究,再到课后对案例进行总结,都应该让学生参与其中。如果出现有些班级在经济学案例讨论中气氛不够激烈,没有应有的讨论气氛,则教师应该在进行案例探究之前先活跃班级的气氛,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鼓励积极响应发言的学生,另外也要让学生认识到在西方经济学的课程学习中应该畅所欲言,有自己的思考。总之教师应该在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中保证学生的有效参与。 (三)建立探究式教学案例资料库,做好教学总结工作 在高校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中,应该建立案例资料库,对于一开始案例资料库的建立和完善工作,应该让所有教师进行分工协作,选取符合一定标准的案例加入案例资料库中,这样按照相同的标准筛选的案例就有了通用性。经济学案例需要通熟易懂、诙谐实用,同时也符合中国国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西方经济学课程组全体教师的收集下,探究式教学案例资料库将会不断完善。另外在探究式案例教学结束后,教师应该做好教学总结工作,一方面让学生在课后撰写相应案例分析的心得,可以随所欲言,目的在于了解学生的想法,而非作业;另一方面教师也应该对本次案例探究的学生是否积极参与的情况进行一个总结,并对下次的教学工作如何促进学生的积极参与提出相应的想法。此外,可以通过QQ、微信群等网络工具与学生进行经济学方面的互动,这样教师就可以在课堂之余和学生进行交流,更好的归纳总结探究式案例教学。 作者:田江 单位:遵义师范学院 西方经济学论文: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 1马克思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以“社会人”为出发点,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制度分析方法是马克思经济学所使用的基本方法之一,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从本质上可被看作是一种制度经济学理论。对制度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点,也是特点。他把制度看作一种内生变量,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分析框架,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逻辑主线阐述人类社会制度的历史变迁。在西方经济学看来,马克思忽略了非正式制度,其制度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是经济制度等正式制度。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解。他把非正式制度看作上层建筑范畴,讨论了它们与经济制度等正式制度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他没有对非正式制度下过定义,但其对经济伦理、意识形态等领域的研究涉及非正式制度的多项内容,在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体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1.1非正式制度的起源和本质 马克思认为,非正式制度先于正式制度产生,习俗等非正式制度起源于人类的诞生,道德等非正式制度形成较晚,它们都伴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作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人类在通过劳动能动的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产生了经常具有集体性质的非正式制度。早期的非正式制度主要是协调集体成员内部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如在原始社会,作为对自然的崇拜和探索,祭祀活动是一种制约、凝聚集体力量的行为。马克思还发现,虽然生产力的发展是非正式制度发展的前提条件,但非正式制度与生产力的发展并非总是同步的,非正式制度有时候会滞后或超前于生产力的发展。如处于奴隶制社会的古希腊的生产力水平远落后于现代资本主义,但其文化繁荣至今令人赞叹。马克思认为非正式制度的本质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层面的范畴。他看到了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对非正式制度的决定作用,同时也强调非正式制度的反作用,从根本上阐明了非正式制度变迁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例如,马克思把意识形态这一非正式制度看作是适应一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观念的上层建筑”,超越的根本途径在于实践。他还认为道德是反映一定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调节着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实践中的各种关系。 1.2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和经济发展 马克思把社会制度区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表现为生产关系并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制度,第二层次是表现为上层建筑并起反作用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前者是正式制度,后者包含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和法律、政治等正式制度。后者先于前者产生,但其立足于前者才能发展。二者互相影响,密不可分,共同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迁。当二者相融的时候,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发展起到整合、凝聚、教育、规范等积极作用;否则,非正式制度将对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 1.3非正式制度变迁 马克思的非正式制度变迁理论主要是为了辅助正式制度变迁理论,来阐释人类社会变迁的规律和演变走向。他认为非正式制度对制度变迁所起的作用不是根本性的,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承担者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个体组成的阶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影响到处于不同利益群体的阶级当中,这种矛盾主要通过阶级斗争来解决,一般是革命式演变。人的全面发展是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变迁的根本原因是以科技进步为核心要素的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原因是阶级矛盾。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的主要目的,是寻求人类社会整体制度变化发展的规律,说明经济发展对制度变迁的作用以及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 2西方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以“经济人”为出发点,以主观效用价值论等为理论基础,西方经济学主要采用以边际替代方法指导的假设-演绎-实证的静态分析方法,阐述非正式制度的基本原理。西方经济学非正式制度理论的研究涉及多个学派,限于篇幅,每个学派仅选择若干个代表人物的思想来介绍。在诺斯以前,已有多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涉及非正式制度的一个或多个方面,但是它们一般被隐含在对制度的研究当中。 2.1古典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受亚里士多德和休谟等人伦理、美德、仁爱和同情等思想的影响,斯密多次提到非正式制度在国民财富创造中的重要作用,他将慎重、勤勉、节约、同情、良心和自爱等看作市场经济秩序不可缺乏的伦理道德基础,认为社会分工是非正式制度演化的结果。马尔萨斯认为人类应该由拥有相同点的习俗和政府来管理。穆勒阐述了习俗、惯例对市场竞争、产品分配和地租的重要影响。韦伯采用历史演绎的方法论,阐述习俗、历史、语言等非正式制度与体制等正式制度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其理论体系中的非正式制度主要是指宗教,认为宗教信仰的虔诚是人们在感性层面的理性选择,可以促进资本主义向前发展。 2.2新古典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该学派认为经济人是一种脱离现实观念的人,在偏好、制度等既定的前提下,把价格机制作为核心,采用边际替代法、成本收益比较法和均衡分析等方法论研究非正式制度。其中,马歇尔较早意识到社会文化、理想和宗教等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具有相同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经济主体,彼此间信任程度较高,有利于实现高度合作,地区经济发展是区域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合作的结果。 2.3制度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2.3.1旧制度主义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基于对新古典经济学采用的静态均衡分析方法的批判,该学派主要采用进化论、实用主义哲学和历史主义等方法论,强调“历史演进”,重视资本主义体制内部不同经济集团的利益冲突,看到了技术变化引起的社会、心理、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演变。作为社会心理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认为历史是进化或演进的,受到非经济因素制约的经济制度只是它所依存的文化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把制度理解为“流行的生活方式”、“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等。他认为法律和经济制度等正式制度受到非正式制度的约束,思想和习惯等非正式制度是制度的核心,非正式制度演化成各种制度。非正式制度同正式制度一样,经历多个阶段动态的且不可预期结果的演进。非正式制度不是个体选择,而是历史演化的结果。源于对人类习惯和本性的考察,他认为经济变迁中以技术和利益集团对抗为主要原因的推动导致不总是向进步方向发展的制度变迁,改变了人类的思维习惯,思维习惯同时也反作用于经济变迁。作为社会法律学派的创始人,康芒斯认为制度起源于强迫的社会关系和自我意识。他首次区分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用法律这一正式制度的观点来阐释社会的各种经济关系。他认为社会组织由多种交易组成,包括冲突、依存和秩序三个方面的交易关系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各种利益冲突只能通过法律制度得到解决。虽然注重法律等正式制度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但是他对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也有不少关注。他认为制度可以理解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指出传统、习俗和惰性等可能制约集体行动,并把美德和伦理等非正式制度看作制度的关键。他重点探讨了习俗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阐释了集体行动控制力的执行者问题,当执行者改变时,制度变迁随即发生。 2.3.2新制度主义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采用制度和技术二分的方法论,艾尔斯的工具价值理论强调人的主动性和创造力。他认为科学事实指引的人的行为是理性的,而由过去的态度和信仰指引的人的行为是非理性的,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制度的消极影响。他认为制度的核心是伦理道德、思想习惯和文化传统等非正式制度。人性是人们遵循的非正式制度的产物,社会的发展离不开非正式制度。各种非正式制度经过演变,会形成固定的文化。这种固定的文化而非成本和收益分析理应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他提出技术进步和源于文化、习俗的制度是社会中存在的两套不同的价值体系,前者的影响更加深远。技术发展推动制度变迁,但其中的关键应该是形成一种把技术发展看作经济发展核心的新的思维方式。 2.3.3新制度经济学派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该学派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经济人、有限理性、不完全信息和机会主义等假设,并以利润最大化、主观效用和博弈论等为理论基础。该学派的非正式制度变迁理论主要是辅助正式制度变迁理论,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构建一个立足经验史实的理论体系,把技术、市场规模、人口和产品等外生变量看作诱因,认为制度变迁是个体追求功利的结果,以此来解释经济绩效。科斯奠定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但诺斯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最多,他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生产力技术分工经济活动方式交易(费用)产权(制度)结构(生产关系)的思路。非正式制度(或称非正式约束)的概念由诺斯在1981年首次提出,指人们在长期交往过程中无意识形成的行为规则,包含风俗习惯、意识形态、道德观念等。他认为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以及实施机制共同构成制度,非正式制度是制度产生和变迁的关键,人们的行为主要受非正式制度制约,非正式制度要和正式制度相容,才能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非正式制度变迁的主体是追求财富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体,变迁的根本动力在于个人基于成本收益分析所追求的利益最大化。正式制度可以直接移植或快速变迁,而非正式制度由于具有长期性、渐进性、遗传性等特征,很难直接移植,其变迁一般是渐进式的,需要较长时间。因为作为过去和未来的连接,非正式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诺斯认为,非正式制度是路径依赖的主要来源。非正式制度本身以及在其影响下与现有制度依存的既得利益集团总是努力去维持现状,这是路径依赖的两个主要原因。诺斯和凡勃伦都认为有些非正式制度可以像遗产一样被继承或发展,这也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解释非正式制度较难形成,但是一旦形成便较难变迁的原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诺斯非正式制度理论的特色之一在于以经验学习、信念、偏好等非正式制度为桥梁,探讨了认知科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力图分析人在面对不确定时进行选择并经常相信自己的行为的原因。 2.3.4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由于新古典分析框架的限制,诺斯意识到非正式制度的演进性质是制度变迁渐进性的主要原因,但是无法进一步深入研究。格雷夫引入博弈论思想,采用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论,对诺斯的研究进行了拓展,探讨了文化传统、路径依赖和制度绩效的交互关系,深入论证了非正式制度与制度变迁的关系。他指出文化传统、家族关系等非正式制度在社会发展演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博弈论视角,青木昌彦模糊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区分界限,侧重从非正式制度角度认为“制度是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的一个自我维系系统。”他把制度阐释为参与人自发实施的在策略互动中选择的内生变量,认为参与人集体修正自身的信念,他们的决策反过来也会反作用于制度。他还从理论、实证及政策等层面,阐述了文化、信仰等非正式制度与法律等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论证了制度在个人选择与经济运行中的作用。 3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非正式制度理论的比较及启示 两大理论体系不是对立的,也有一些相同或相似之处。比如说,二者都立足于现实,发现了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研究目标都是为了找到更有效率的制度。当然,二者之间也有不少差异,下面将选取几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3.1比较 3.1.1方法论的比较 马克思在剖析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采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逻辑-实证的动态经济分析方法,主要是定性分析,认为非正式制度的产生与变迁及其经济功能的发挥,是一个动态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交互发生作用的过程,其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是技术进步,其理论体系具有相当的逻辑和深度。西方经济学是在假定现行资本主义制度合理的前提下,采用边际替代方法指导的假设-演绎-实证的静态分析方法,主要是定量分析,对某些表象的、阻碍经济运行的非正式制度进行修正,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下预先假设若干既定条件,通过逻辑演绎,不断修正得出的结论,以使其符合现实情况。这种分析方法难以从根本上揭示非正式制度变迁及其经济功能发挥的动态、辩证关系,使其理论体系具有根本性的不足。 3.1.2非正式制度的本质和起源 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都是以人为出发点,基于经济利益对非正式制度问题展开研究,但二者存在本质的区别。马克思把人看作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对个人物质利益的科学规定与现实分析,认为个人利益的实现并非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是受其所处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制约。因此,马克思认为非正式制度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其本质是适应一定生产力层次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层面的范畴。西方经济学脱离社会现实,把人界定为抽象的、单个的经济人,仅仅偏重个人对利益最大化的成本收益分析及积极追求,认为个人利益的实现是历史演化或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因此,西方经济学认为非正式制度起源于人类的理性选择或历史的演化,其本质是追求自由和个人主义的规则或契约等。 3.1.3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 基于劳动价值论,马克思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价值和剩余权均应归属于劳动者拥有;基于边际效用价值论,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本、劳动力、土地和企业家等要素共同创造和分享价值,剩余权应归要素所有者或管理者拥有。两个理论体系反映了不同阶级的利益诉求和差别。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并把人的全面发展看作非正式制度变迁的终极目标,以此得出社会发展变迁的规律和走向。西方经济学把效率和交易费用作为核心概念,认为非正式制度变迁是个体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结果,显得比较肤浅。 3.2启示 3.2.1注重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相容 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密不可分,互相补充。非正式制度先于正式制度产生,是正式制度的基础,但它一般不能替代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非正式制度存在发展的重要保障,影响和制约着非正式制度的变迁路径和方向。经过变迁,有些非正式制度会转化为“诱致性变迁型”的正式制度,有些非正式制度会消失或继续演化。除了“诱致性变迁型”的正式制度,还有一类是人们有意识地直接设计的“强制性变迁型”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相互制约,共同作用于社会中的个体行为和经济发展。当二者相容时,会约束、激励个体行为从而节约交易成本,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将发挥消极作用,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现实中,正式制度变革一般通过行政或法律等手段较快地强制实现,而非正式制度变革很难同步进行。当旧的非正式制度与新的正式制度并存时可能较难融合甚至互斥,有时候旧的非正式制度甚至会扭曲或抵消新的正式制度带来的收益。所以,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应注重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之间的关联性,在强制性的正式制度变革前构建缓冲机制,尽力避免二者不相容时带来的消极影响。 3.2.2积极推动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非正式制度的变迁 现实中,人并不总是单单追求利益,还追求在集体或国家中的认同与归属。在其中,非正式制度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有些非正式制度可以直接对经济发展起作用,但是更多时候它是通过人在对经济发展起作用。由于无形性、不确定性等特征,非正式制度很难直接移植,其变迁一般是非强制性的渐进式演变,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并非总是同步的,有时候会滞后或者超前于经济的发展。基于人的作用及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时滞和渐进式特点,一般来说,政府应该积极主动的进行引导,通过立法、教育和增加投资等途径,促使一定的制度环境和经济秩序的形成,提高社会成员的综合素质,推动非正式制度变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要求,提高经济绩效。反过来,生产力的发展也会进一步推动非正式制度的变迁。 3.2.3客观评价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非正式制度广泛存在,对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它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而且,其经济功能的发挥一般要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并与已有的正式制度相容。因包含宗教、习俗、习惯等多个组成部分,它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是恒定的而是动态变化的,而且所起的作用也不总是积极的。如中国拥有丰富的非正式制度资源,历来重视伦理道德、习俗、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强调并引导个人对集体和国家利益的服从。直至今天,中国特色的非正式制度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凝聚力量、激励个体等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和资源占有权力的差异等原因,政治或企业中的“裙带”关系、不当的农村宗亲观念对经济发展起着一定的消极作用。客观评价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利于挖掘非正式制度的内涵、潜力,注意引导并发挥其积极作用,避免或减少其消极作用。 3.2.4借鉴两大理论体系的科学之处,创新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由于理论基础、方法论等差异,马克思比西方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更具科学性和系统性。但是两大理论体系各有千秋。以非正式制度变迁理论为例,马克思侧重宏观动态层面,忽视了微观静态层面,导致其分析框架的现实操作性受到质疑。诺思的研究主要涉及短期经济规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马克思理论的不足。科学地评判、合理地借鉴西方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有助于创新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4结语 我们应基于现实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已有的正式制度,以马克思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来指导我国依法治国等相关实践活动。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深入,目前国家也强调科学、和谐、可持续等发展观,经济发展是根本和基础,但是应注重经济社会环境等协调可持续发展。集中国家资源,推动意识形态、信任、伦理道德等非正式制度的变迁与创新,构建完备有效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容的制度体系和惩罚机制,节约交易成本,应该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作者:张美云 单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和前景 【内容提要】中国历史地理学具有悠久的传统,也是一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新兴学科。由于中国拥有长期延续的文献记载,涉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很广,包括多样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景观,在中国发展历史地理学有举世无双的优势。在气候和环境变迁长时段观察等方面,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人类的未来作出独特的贡献。已在进行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项目,将使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本文还对历史地理研究如何为现实服务,如何提高研究水平发表了看法。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及其规律,是地理学的分支。但由于历史地理的研究主要依靠历史文献,必须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为历史学所用,也被看作为历史学的一个二级学科。 中国历史地理学不仅具有历史地理学的共性,而且具有中国的个性。这是由于这门学科在中国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发展过程,也拥有举世无双的优越条件,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学术的进步和人类的未来作出独特的贡献。 中国历史地理学具有悠久的传统也是一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新兴学科 历史地理学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我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禹贡》。这篇托名于大禹的著作实际产生在战国后期,距今也有二千多年了。《禹贡》虽然是以记载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后的地理状况为主,却包含了对以往地理现象的追溯,含有历史地理学的成分。而且由于其中的内容来源不一,并不排除一部分记载来自战国后期以前的时代,可以说,中国人注意并记录以往的地理现象,开始于战国以前。 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既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当时代地理著作,也堪称中国第一篇历史地理专著,因为它所记述的对象并不限于西汉一朝,而是“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对见于历史典籍记载的重要山川地名作了考订注释。尽管作者班固并不以地理学见长,但由于他比较充分地利用了已有的地理记载和地理研究成果,所以还是开创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雏形。此后,从郦道元的《水经注》到唐宋以来传世的地理著作,几乎都是由当时代追溯到往古,注重历史地理现象的记载和研究。 《汉书·地理志》的作者生活在公元1世纪,但依靠当时保留着的历史文献,对早在公元前11世纪以来的一些地理要素,包括古国、历史政区、地名、河流、山岭、古迹、关隘、寺庙、纪念地等都作了记载和简要的考证。同样,成书于公元6世纪的《水经注》所记载的范围也不限于当代或作者的见闻所及,而是从传世的数百种地理著作中搜集整理了大量史料,并作了深入的考证和研究,使《水经注》成为继《汉书·地理志》以后最重要的一种历史地理著作。今天,我们之所以还能知道先秦的某一个地名在现在的什么地方,之所以能知道春秋战国时的政治态势和秦汉以降的疆域范围,之所以能够大致了解黄河早期的几次改道,都离不开这两种著作。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皇朝的更迭、政权的兴衰、疆域的盈缩、政区的分合和地名的更改不断发生;黄河下游及其支流的频繁决溢改道又经常引起有关地区地貌及水系的变迁,给社会生活带来相当大的影响。中国古达的文化使这些变化大多得到了及时而详尽的记载,但由于在如此巨大的空间和时间中所发生的变化是如此复杂,已不是一般学者所能随意涉足,因而产生了一门专门学问——沿革地理。 中国古代一直具有重视历史的传统。沿革地理历来被看成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一贯受到学者的重视。沿革地理所研究的内容不仅关系到国计民生,也是治学的基础,例如历史地名的注释和考证、历代疆域和政区的变迁、黄河等水道的变迁,特别是涉及到对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十三经》和传统正史的理解和解释的有关地理名称和地理知识,都被看成是治学的基本功。沿革地理的成就在清代中期达到高峰,乾嘉学者无不致力于沿革地理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与具体成果方面几乎都推向极致。 但是沿革地理并不等于历史地理学,两者不仅是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区别。就研究内容而言,前者主要是疆域政区、地名和水道的变迁,后者却包括地理学的各个分支。就研究的性质而言,前者一般只是对现象的描述和复原,很少涉及变化的原因,后者则不仅要复原各种以往的地理现象,而且要寻找它们变化发展的原因,探索它们的规律。由于产生于西方的现代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很迟,加上缺乏全面系统的科学基础,中国沿革地理虽然早已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却一直未形成新的学科。数百年来,除了有少数几位专治沿革地理的学者之外,大多只是历史学家、经学家、训诂学家、文学家、金石家的副业,它的成果主要也是作为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注释检索之用。历史地理学则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是现代地理学的一部分,一般说来需要有专门的研究人员,它的研究成果既可用于解释自然发展规律,也可以用于解释人类活动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在特定自然条件下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显然,历史地理学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是现代地理学的建立,中国到20世纪初叶才逐渐具备这一条件,所以中国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是3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1934年初由顾颉刚首倡、谭其骧协助成立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及其主办的《禹贡半月刊》还是以研究和发展沿革地理为宗旨的。1935年初,《禹贡》开始以“中国历史地理”(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作为刊物的英语名称,这说明禹贡学会的学者们已经受到现代地理学的影响,产生了将传统的沿革地理向现代的历史地理学转化的愿望。但从此后《禹贡》的内容和学者们的研究方面和方向看,还是侧重于沿革方面的。而且,不久爆发的抗日战争和随之进行的内战使禹贡学会不得不停顿,学者们的愿望无从实现。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教育部列出的大学历史系课程中还只有“沿革地理”,而不是“历史地理”。 对学科发展满怀热情的学者及时指出了沿革地理的局限性,其中以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的意见最为有力。1953年院系调整后,一些大学的历史系以历史地理学取代了沿革地理。不久,北京大学率先在地理系中招收了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成立了历史地理研究室。此后,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也先后设立了专门的研究室、教研室,有的还招收了专业本科生。到6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已经粗具规模,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尽管由于的破坏,出现了多年的停顿,集中反映历史地理研究成果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还是在70年代末大致完成。到20世纪80年代初,历史地理学界一致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粗具规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历史地理学者继承和发扬沿革地理注重文献考证的传统,充分运用地理学和相关学科的科学原理,引入先进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不断开拓新的学科分支,扩大研究领域,在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社会地理形成了不少新的分支,在历史地图编绘、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行政区划史、移民史、人口史、区域文化地理、地区开发、环境变迁、气候变迁、灾害与社会、上海历史地理、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和整理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绩,有的已居国际领先地位。在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陆续退出研究领域后,一批中青年学者已经成为各个分支的学术带头人,绝大多数拥有博士学位或留学经历,形成了结构比较合理、门类比较齐全的学术梯队。近年由教育部确定的106个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名列首批,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就是以该校的历史地理研究所为主组建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等机构合作研制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GHGIS)已经完成首批样本,初步进入国际领先地位。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水平在整体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标志着这门具有悠久传统的学科迎来了一个向现代化全面迈进的新阶段。 在中国发展历史地理学有举世无双的优势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所以大多数学者将历史地理学归属于地理学,少数学者认为它属于历史学,或者是介于地理学和历史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但对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研究手段是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而不是以实地考察为主的地理学研究方法,一般是没有异议的。尽管历史地理研究离不开地理学的基础原理,同样需要采用地理学的基本研究手段,并借助于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但绝对离不开文献资料。正因为如此,尽管现代历史地理学首先产生在西欧和北美的发达国家,尽管它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手段适应于各大洲的各个国家,但只有具有丰富的、延续的、系统的历史文献的时间和空间才有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也正因为如此,英国、加拿大和欧美其他国家的历史地理研究集中在历史人文地理,并且主要是17世纪以后的课题。由于历史自然地理现象的变化尺度往往以数百年或千年计,在缺乏长达千年的、延续的历史资料的前提下是无法进行的。 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却具有举世无双的优势,有条件进行长时段的、持续的、大范围空间、长时段时间和全方位的研究。这是因为: 中国有悠久和延续的历史。迄今为止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商、周,并且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通过考古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还可能将历史提前到夏朝以前。尽管目前得到证实的中国历史还不如埃及、巴比伦的长,但从夏朝开始,中国的历史一直没有中断,作为历史主人的主体民族是从以夏人为中心的华夏诸族发展下来的,不像其他文明古国的历史早已断绝,当年的主人或者早已迁离,或者已经灭绝。 中国历来有辽阔的疆域,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一般都有数百万至上千万平方公里。尽管疆域时有盈缩,内部也有过多次分裂割据,但一般都能在北起今阴山山脉、燕山山脉、辽河下游,南至海南岛和南海,西起陇东高原、川西高原、横断山脉,东至于海的范围内实施着有效直接的行政管理,从18世纪中叶起又扩到今中国全境。这就为历史地理学进行大范围的、可比较的、前后连贯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大舞台。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数以十计,政权数以百计,行政区数以千计,使用过的地名数以万计,涉及的人物、事件、制度更难以数计,为历史地理学者留下巨大的发展潜力,也留下了不少千古之谜。 历史上中国的范围内拥有多种自然地理环境,跨越北半球的寒、温、热三带,拥有东亚大陆的三个阶梯,有复杂多样的地形和地貌,包括世界最高的山脉、最低的盆地之一、最长的河流之一、最大最厚的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平原,以及其他多种世界罕见的地理现象,形成了很多景观迥异的地理区域。由于开发时间长、供养人口多,大多已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发生过显著的变迁。这些都为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课题。 中国历来人口众多。从公元初的6000多万人发展到1850年的4.3亿人,又增加到1953年的6亿余人,中国人口在世界人口中一直占着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比例。从古代的华夏诸族、三苗、百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到今天的56个民族,中国始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尽管自古以农立国,以农为主,同时具有游牧、饲养、狩猎、采集、捕捞等多种生产方式,农、林、牧、副、渔、手工业、工业、商业、服务业和各种特种行业全面发展。各民族、各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物质和精神文化丰富多彩,方言繁多。尽管儒家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宗教同时存在,各种民间的、地方的信仰变化无穷,就是儒家文化内部也有各种流派。这些都是值得历史地理学开发的无尽的宝藏。 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中国文化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文化在总体上还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对东亚以外也没有产生直接的、整体性的作用。但早在先秦时期,先民就开始了与境外的联系,张骞通西域和丝绸之路的开通,甘英、朱应、康泰、法显、宋云、惠生、常骏、玄奘、王玄策、慧超、杜环、李志常、常德、亦黑迷失、汪大渊、周达观、陈诚、郑和、王景弘、费信、图理琛、谢清高等旅行家、探险家、航海家、高僧给我们留下了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的记载,有的是世界上唯一、在当时当地也没有的珍贵记录。同样,竺法兰、安世高、安玄、康僧会、支谶、鸠摩罗什(Kumarajiva)、阿罗本、伊本·瓦哈伯(ibn-Wahab)、马可·波罗(Marco Polo)、伊本·拔图塔(Ibn-Battutah)、鄂多立克(Odorico da Pordenone)、约翰·孟德高维诺(Giovanni de Montecorvino)、邓玉函(JeanTerrenz)、利玛窦(Matteo Ricci)、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庞迪我(Didaco de Pantoja)、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徐日shēng@①(Thomas Pereira)、罗雅各(Giacomo Rho)、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o)、冯秉正(Josephde Moyriade Maillac)、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等人因种种原因来到中国,或者传播佛教、景教、天主教、基督教,或者带来了西方、阿拉伯、印度文明,或者向外界介绍了中国当时的情况,其中也有未见于中文记载的重要资料。具有如此多的研究中外交流史和世界文明史的资料,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者的幸运。 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文字开始于甲骨文,现在已完全能够解读。战国后期,各国间的文字交流已没有障碍。从秦始皇统一和规范文字至今,中文的基本构造的意义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世界上最多的文字记录,传抄或印刷了世界上最多的书籍,保存至今的书籍和其他文字记载如金文、碑刻等,无论数量、内容和种类,都是世界上最多的。此外,还有和田文、粟特文、吐火罗火、吐蕃文、契丹文、西夏文、蒙文、满文、彝文等各种文字的史料,大多已得到解读。其中仅地方志就有8000多种,对明、清以来各地的记载非常详细。用中文译成的《大藏经》所收录的佛经,由于一部分原本早已散佚,成为有关资料的唯一出处。这样的历史文献资源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同样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缺损或空白,但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历史地理可以研究的时间最长,空间最广,资料的密度最高,可信度最大。 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人类的未来做出独特的贡献 自上世纪后半期以来,地球上出现了气候的急剧变化和不少自然灾害,大多数地方的环境趋于恶化,最近在中国北方出现的罕见的沙尘暴和各地普遍的春季高温更使人们对未来的气候和环境变迁充满了困惑和忧虑。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也在为未来担忧,而科学家的预测莫衷一是。科学不是算命,不能未卜先知,科学的预测只能建立在大量实践和科学规律的基础之上。但人类认识规律需要相当长的积累,如对一种地理现象的变化规律的了解,都需要一个比较长时段观察。如果不做长时段的研究,就要总结它的规律,来预测它未来的发展趋势,那是非常危险的,或者说是完全不可能的。 不幸的是,人类用现代的科学仪器来观测气候,如气温、风向、风力、气压、降水等,到现在最长只有170多年,能积累那么长年代资料的站点在全世界只有50个,其中的90%集中在西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完全依靠现代科学仪器积累起来的气候资料,那最多只能研究西欧四十几个点不到200年间的规律。而且影响气候变化的各种因素的变动周期或长或短,如太阳黑子变化是11年一个周期,而气候冷暖的变化却有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周期。从现有的资料分析,上一世纪的气温的确呈上升趋势,但仅仅100年的资料能证明是一个完整的周期吗?谁能肯定100年后气温是继续上升,还是又将进入一个新的周期,或者进入一个下降阶段呢?退一万步说,即使这170年的资料能够提供西欧地区的规律,也不可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至于我国,能够积累100年以上现代气候观测资料的点也屈指可数,大多数县级观测点的资料是从1958年后开始的,比研究西欧的条件更差。幸运的是,依靠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和各种信息,历史地理的研究可以为人类提供更长、更多的气候变化状况,有可能使我们了解更多的规律性。当然,科学家也可以利用孢子花粉分析、土壤沉积物分析、生物种类、碳[14]断代、考古发掘等方法来获得气候资料,但在信息的延续性、广泛性、精确性方面,与文献记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例如,现存的甲骨文中有好几条有关亚洲象的记录,证明殷人猎象已很有经验,在王都殷(今河南安阳)附近的田猎区内常有成群的野象在活动。另外,甲骨文中出现的十多种天气现象的字中,没有冰、霜等字。结合考古发现的其他证据,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公元前16-11世纪的商代是一个气温偏高明显的阶段,其年平均气温比今天还高,黄河以北地区的冬季气温比今天上海一带还要高。所以说,从上一世纪开始的气温升高并没有超过历史时期的极限。同样,我们可以在历史资料中找到很多极端最低气温的记录,例如,上海附近的太湖在宋代冬天经常结冰,有时湖面完全冰封,上面可以步行和供车辆来往。苏州一带的运河也经常冻结,以至船只常都备有凿冰工具,不断破冰才能通行。这些情况,现在早已绝迹了,这说明历史时期长江三角洲冬天的极端最低温度比今天低得多。这就是说,近一个多世纪内出现的气温变化都还在历史时期“正常”的范围之内,在密切注视、认真对待的同时,不必过于紧张,过于悲观。 又如,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的研究证明,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灾害,是明朝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1556年1月23日)陕西华州的大地震,死亡人数至少有83万。而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人。已知黄河最大的洪水发生在道光二十三年,三门峡洪峰流量达到36000立方米/秒,12天洪水流量119亿立方米,相当于500年一遇。而20世纪内最大的1933年三门峡洪峰量是22000立方米/秒;1958年在河南花园口实测到的洪峰流量是22300立方米/秒,12天洪水流量86.8亿立方米,只相当于50年一遇。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大量类似的例子,这至少可以证明,自然灾害并不存在越来越严重的规律。人类活动固然会加剧自然灾害,但造成自然灾害的主要或根本原因显然还是自然本身,这正是我们必须探索的规律。 用从我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整理出来的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的类型和程度、环境变迁和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变化的资料,结合其他历史信息,参照现代观测资料及其研究结果,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填补现代科学研究的空白,为更科学地发现和认识自然规律,预测未来提供经验,为全人类的未来做出贡献。 从传统历史地图到数字化、信息化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能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由已故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新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最重大的成果之一,也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和历史地图研制的一个里程碑。这部上起原始社会,下迄清末,包括20个图组、305幅地图和约70000个地名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图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 严格说来,《中国历史地图集》只能称为《中国历史疆域政区地图集》,或者是《中国历史普通地图集》,因为它的内容只包括历史时期各个政权的疆域政区、重要地名和有地名意义的建筑、具有政区性质的民族分布,以及作为地图必不可少的框架海岸、河流、山脉;而没有表达其他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要素如地貌、水文、气候、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内容。而作为名符其实的历史地图集,这些方面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政府部门、社会各界和学术界需要这样一种地图集,根据我们的历史资料和已有研究水平也完全有可能编绘出这一图集,所以从1982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下,由谭其骧主编,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历史、考古、近代史、民族等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杭州大学等数十个单位的学者开始编绘一部包括20个图组、千余幅地图的三巨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编稿已基本完成,正在制印中,第一册将于年内出版。 但由于印刷地图既不可能将不同年代的诸多内容绘在同一幅图上,又不能将历史时期地理要素的全部变化都用分幅地图表示出来,这种以静态地图来表示历史地理动态的矛盾是无法得到解决的。历史地图的使用者会有各种目的,但都需要找到特定的年代和特定的地区,而且希望能对原图上的内容有所取舍,删去不必要的点线,增加自己的内容,以突出主题。他们需要的是各种不同年代、不同地区、不同比例尺的历史底图,进而能将地图上的有关要素量化,计算出具体的数据。现有的印刷地图显然远远满足不了这样的要求。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新的历史信息的发现,历史地图必定有一个不断修改补充的过程,但传统的印刷地图的修订和制印却相当麻烦,往往要耗费很长时间,所以出版的地图总是落后于研究成果和最新信息。 当地理信息系统(GIS,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和数字化地图(digital map)问世以后,这些难题就都迎刃而解了。正因为如此,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决定不再简单修订《中国历史地图集》和整理出版考释文字,而是采用最先进的技术,编制“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China's Historical 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 这一系统的基本思路是: 制定一套完整、系统、全面、精确的编码系统,将所有能够发现并确定(包括能够部分确定)的历史地名全部编码,做到一地一码,即一个地名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任何变化都将在基本码不变的条件下生成新的代码; 研制相应的数据库,要求容量充分,信息完整,检索便利,链接迅速,适应各种不同层次和探索的要求,将全部原始信息(包括史料、档案、数据、图像等)全部输入,并能不断更新; 以国家测绘局的数字化地图ArcChina(一百万分之一全国地图)为底图,逐渐上溯,明代以后编出包括县及县以上界线、县以下可考地名的逐年地图,此前编出包括县以上界线的可考地名、间隔尽可能短的阶段性地图; 在完成普通历史地图后,进一步将历史人文、社会、自然地理各分支的研究成果和信息充实这一系统,使之日益完美,成为名符其实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这个系统将提供一套开放的地图和数据平台,从理论上说,可以提供中国历史上任何空间和任何时间的地图,供历史地理学、历史学和其他任何学科和各类用户使用,或作为进一步开发的基础;其他全部产品将分批在互联网上,供全世界非商业目的的用户免费下载。 从2001年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和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哈佛燕京学社、澳大利亚格林菲斯大学亚洲空间数据中心、数字化文化地图集行动计划(ECAI,Electronic Cultural Atlas Initiation)等机构合作,在世界各国数十位专家学者的支持下,已经启动这一项目的研制计划,并已完成和了第一批样本。这一项目将分阶段实施,以十年或更多的时间完成。 这一项目采用的地理信息系统和数字化地图的技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所表达的内容是以中国悠久的历史、辽阔的疆域、灿烂的文化、庞大的人口、众多的民族和丰富的史料为基础的,加上二千多年沿革地理的传统和半个多世纪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完全有信心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例如欧洲的历史地图还只能编到200年前,目前正努力争取编到300年前,而我们完全可以编到2000年前,有可能编到3000年前。在同样的技术条件下,我们的成果当然更先进。这样的水平是无可比拟的,没有争议的。 “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必将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完成中国历史地图从传统向数字化和现代化的转折,将中国历史地理和历史地图的研究提高到新的高峰。 历史地理学如何为现实服务 作为一门科学,历史地理学的根本任务是学科本身的发展,而不是如何适应现实的需要。一味迎合现实需要,片面强调现实的需要,必定会影响学科的正常发展,甚至完全违背科学规律。1949年以后,历史地理学曾经受到政治因素的过度干预,因而片面强调为政治服务,为现实服务。例如在历史疆域的研究中,常常因国家关系的改变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为了突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辽阔的疆域,不惜将不同年代的疆界拼凑成一幅极盛疆域地图。近年来,历史地理研究又受到经济因素和地方利益的影响,如削弱甚至放弃了必要的基础研究,以所谓的“成果”为创收手段,无原则地迎合一些地方开发旅游、抢名人、争古迹、以假乱真的需要。 这并不是说历史地理学不应该或者不必要为现实服务,历史地理学者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一员当然也承担着自己的责任,也应该爱祖国,爱社会,爱家乡,通过贡献或转让科研成果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不仅完全正当,而且是值得提倡的发展方向。但这一切的前提,必须是严格遵循科学规律,坚持实事求是。只有学科本身得到正常发展,基础研究不断得到加强,才会有真正适应现实需要的成果。 为现实服务不是为一时一事服务,不能违背历史事实和科学规律。如果只是随大流,看风头,迎合现行政策,不仅不利于学科发展,而且贻害社会,损害国家的长远利益。20世纪60年代初,谭其骧先生就论证了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根本原因是中游耕作方式的改变使水土流失减轻,流入黄河中下游的泥沙量减少。他认为,要彻底消除黄河下游的水患,关键是做好中游的水土保持,提出了农林牧并举,退耕还林,综合治理的建议。如果一定要为当时“大办农业”、“以粮为纲”的政策服务,他当然不能写这样的文章,或者提出这样的建议。但事实已经证明,谭先生这样的治学态度才是真正有利于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为现实服务的典范。 正在兴起的西部大开发为历史地理学者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广阔舞台,历史地理的各个分支都能有用武之地,也是学科发展的大好机遇。正确地阐述西部的历史地理背景,必然能对西部大开发作出贡献,所以我们应该积极投入。但是西部开发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同样存在着各种矛盾、认识的误区和不同意见,历史地理学者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不能简单地为现行的或当地的政策作解释,找依据。同时也应该看到,历史地理的研究毕竟是以历史时期为主,而历史背景的作用是有限度的,不能为了突出学科的重要性而随意夸大历史因素的作用。 如何提高历史地理研究的水平 提高历史地理研究水平的途径很多,方面很广,但提高研究结果的精度是最重要的任务。固然,历史地理的一些分支和不少方面还是空白,亟需填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加强。但一般说来,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增加研究力量、扩大研究领域来解决,而精度的提高却不是量的积累,而必须取得重大突破,是质的飞跃。 由于绝大多数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已经无法通过实地考察来复原,只能依靠文献记载,而现存史料中往往只有不完整的描述,普遍缺乏必要的数量,要进行量化分析相当困难,更难得出精确的结论,所以在已有研究成果中,对时间、地点、程度的定量精度很低。由于成果的精度不高,很难作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也无法为归纳或预测提供可靠的数量根据,也难以得到其他学科的引用,受到运用部门的重视。 例如,现有研究成果已经证明西北地区历史上曾经有森林分布,很多地方有良好的植被覆盖,但其他研究也提出了西北地区长期干旱,植被覆盖率一直很低,只在局部地区才有森林的观点。有的地理学家还指出,黄土高原上不可能有森林覆盖。孤立地看,这些观点都有道理,都可以找到史料根据,但却互相矛盾。你说某一朝代那里出产木材,他也可以说什么时候这里是不毛之地,且不说史料是否完全正确,那么史料没有提到的地方和年代(实际上占大多数)情况怎样呢?如果我们能提高研究的精度,从一般证明西北地区有森林提高到复原出不同时期具体的植被分布图,说明什么年代、什么地方有什么植被,以后有什么变化,哪些地方本来就没有植被,这些争论就能得出可信的结论。这样的研究结果无疑具有更高的学术水平和实用价值,必定会被相关学科和实际部门所采用。 又如,历史地理学对长时段气候变迁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但如何将史料中十分粗略的记载转化为可靠的数据,并且能为国内外同行所接受,如何将这些数据的精度提高到一个适用的限度,例如年(时间)、县(范围)、摄氏度(气温)、毫米(降水量)、级(风力)等单位,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史料不可能有多少新的发现。依靠现有的信息检索手段,不久就能将所有的史料收罗无遗,传统的历史学和地理学研究方法也已被历史地理学者推到了极致,要提高研究精度只能寄希望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只能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的、综合性的努力。 中国历史地理学既然与历史学有如此深厚的渊源和如此紧密的联系,它未来的发展自然也离不开整个历史学科的繁荣,也需要历史学科其他分支的重视。实际上,凡是与空间分布及其变化有关的任何一种历史现象、历史要素都属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同样,历史地理学的任何研究成果,都能为历史学各个分支所利用。两者之间目前存在的巨大差距正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前景广阔,发展的潜力无穷。 中国历史论文: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建立与发展——兼论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 内容提要 建国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且发展前景广阔。本文在侯仁之教授《历史地理学四论》的启迪下,对本学科的理论与实践、国际接轨意识、综合系统性、时间特性以及促进学科发展的内外动力等几个方面,从有助于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健康发展的角度,作了简要的回顾和展望。 关键词 中国历史地理学 《历史地理学四论》 理论与实践 国际接轨意识 综合系统性 时间特性 历史地理研究在中国有着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的悠久传统,但现代历史地理学首先是在西方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形成的。40年代,侯仁之教授就学于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在西方现代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H·C·达比教授的指导下,系统、正规地接受了现代历史地理学思想的薰陶。学成归国之后,侯仁之即结合教学科研实践,于五、六十年代不懈努力地在中国大力倡导现代历史地理学。然而,正当中国历史地理学刚刚迈上现代科学轨道之时,十年“”阻止了它的健康发展,使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与西方本已缩小的差距再次拉大。1979年,“”结束不久,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即开始取得新的突破,并逐步走上现代科学的正轨,侯仁之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一书,无疑是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地理学界最主要的理论研究成果。80年代以来,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和历史地理专题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但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索却没有取得相应的大发展,对实践的指导还没有新的突破。正是在这一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俳徊前进之时,侯仁之将他先后发表的四篇理论探讨论文及“附录”四篇、“资料”两篇共十篇论文结集成册并题为《历史地理学四论》[②](以下简称《四论》)出版,既显示了他个人对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认识历程,又从理论思维和实践研究两个方面展现和强调了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几个新旧问题。 一、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在漫长的“神”本位观念(自然界的“地心说”、人类社会的君主制)主宰下的古代历史时期,历史地理研究只是为治史提供疆域政区变迁的地理沿革背景资料,以及在这些治史资料基础上编绘的读史地图。随着近代科学文明的兴起,科学观念、规律意识和理性精神逐渐冲破“神”的樊篱,哥白尼的日心说与牛顿的力学,使人们知道,自然界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有规律可循可观察可认识可判断可推理的客观存在,把握客观规律后,就可以对客观世界进行科学地改造和利用。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也逐渐渗入历史学,要求历史学不仅要研究人类社会自身的历史,也要研究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历史,以及人类活动叠加于自然环境的人文地理环境及其历史。在近代科学文明的大潮中,正是这些科学实践的客观要求,使地理学迅速脱离历史学而成为一门独立的近代学科。而在近代地理学诞生之初,历史地理学就已经蕴涵了它在地理学中的潜在位置。[③] 在西方,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问题,曾经长期地困扰过许多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A·赫特纳认为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地理学科,但又模棱两可地自我怀疑[④],R·哈特向既不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又否定它的独立学科地位,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⑤]。在现代历史地理学诞生前夕,来自历史学界和地理学界的历史地理研究者们,还为此进行过激烈的面红耳赤的争论。[⑥]由于争论者们本身缺乏深厚的历史地理研究实践,故未阐明历史地理学科的本质问题。而同时代的H·C·达比[⑦]、W·G·伊斯特[⑧]等少数几位历史地理学家,用他们坚实的具体历史地理研究实践,奠定了历史地理学理论的基石。1940年,C·O·索尔在达比等人研究的基础上,第一次从理论上全面系统地概述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研究要点、研究资料、野外考察以及研究方向等诸多方面。[⑨]从而宣告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诞生,同时也结束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之争。其后不久,R·H·布朗[⑩]、D·怀特利瑟[①①]的著作和A·H·克拉克的一系列重要论文又丰富了诞生不久的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 在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自明末至民国初年,其研究方法类似于西方,而研究成果数量不逊于西方,至本世纪20年代以来,才逐渐落后于西方。[①②]以至于建国之初,教育部仍然把“中国沿革地理”视为历史地理学的代名词而规定为大学历史系的选修课程。对此,学成归国不久即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讲授地理学课程的侯仁之立即呼吁将“中国沿革地理”尽早改为“中国历史地理”,并在中国首次提出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其内容不以历代疆域的消长与地方政治区划的演变为主,而以不同时代地理环境的变迁为主,这样应该从先史时期开始,举凡每一时期中自然和人文地理上的重要变迁,如气候的变异、河流的迁移、海岸的伸缩、自然动植物的生灭移动以及地方的开发、人口的分布、交通的状况、都市的兴衰等等,凡是可能的都在讨论范围之内。”[①③]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侯仁之发表了第一论《历史地理学刍议》[①④],在中国首次阐述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总体理论以及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的关系,不久又发表了第二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⑤],在北京地区历史地理与西北干旱区历史地理的研究规划方面,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探讨。 70年代末期以后,我国学术界逐渐恢复了与西方的学术交流,学术理论研究也逐渐与西方接轨。强调综合整体研究的系统论,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和尝试,至90年代已经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许多分支学科中得到充分运用,科学哲学界和地学界提出的“地球表层学”概念是否获得学术界普遍承认暂且不论,但其综合统一的系统研究理论符合地理环境的客观现实。侯仁之敏锐地把握了这一时代的脉搏,连续推出第三论《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⑥]和第四论《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①⑦],吸收并倡议在历史地理研究实践中运用系统理论,着重强调了人—地系统的综合统一研究。如果说侯仁之《四论》中的前两论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成果的话,那么,后两论则是他对新理论与新研究实践在新科学技术发展的背景下所获取的新认识。 经过几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者几十年来长期、大量的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实践证明:纯理论研究固然可能取得某些成果,但从学科发展的整体上看,唯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是一条正确的唯物辩证之路:理论涵蕴于具体研究之内,具体研究凝缩于理论之中。 二、理论探索中的两种偏向 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各门科学领域中的内在规律,经过更高层次的概括和总结,最后将升华成科学哲学、乃至哲学的普遍性规律;哲学是科学的向导,具体科学的发展,无不有意无意地受到哲学的影响,经受了各种哲学思潮的影响之后,尽管构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大厦为时尚早,但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索,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目前,国内历史地理学界对于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的探讨存在着两种偏向。 一种偏向是对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及其各分支学科的名词、概念,作知识形态的学科体系表述。在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形成阶段,这样的基本表述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在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经过方法论研究、新哲学思维等几个阶段到今天的多元化时期[①⑧],再将过多的精力投入到知识形态的表述,对学科的发展没有更为重要的意义。A·H·克拉克和J·帕藤在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创刊号的《社论》中明确地指出:“《历史地理学杂志》将不是提倡有关历史地理学的性质、或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或历史学之间关系的教条”[①⑨]式的讨论。中国《历史地理》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两杂志的主编及编委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具有共识。 广义的历史地理学理论应该包括各种历史地理学说与历史地理知识体系,但历史地理学说与历史地理知识体系在属性、功能等方面具有本质的差异。更不能将历史地理知识体系作为历史地理学的核心理论。“因为要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建成一门符合现代科学标准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决不是一件轻易办得到的事。”[②⑩] 另一种偏向是对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探讨的漠视和轻视。“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②①]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不可能、也不应该回避理论问题。任何一项对本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的具体历史地理研究,无论研究者持什么样的态度,都是自觉不自觉地在某种理论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反之,一项具体的历史地理研究,如果就事论事地叙述或狭隘的考证,而事后又不进行分阶段的概括与总结,不找出所做研究的规律性和普遍性,并充实和完善各种层次、各种专题的现有理论,这项研究对学科的发展就没有更大的意义。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今后既要克服理论研究中的知识形态体系的简单叙述,也要纠正轻视和漠视理论研究的偏向,这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三、国际接轨意识 就任何一门学科而言,要想获取重大发展,就必须接轨于国际学术领域,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举凡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注重学术研究的国际性,并在某些学科或某些分支学科领域中成为国际研究中心。综观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现状,发达国家的历史地理研究总是国际性的。从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编辑部在英国的事实讲,英国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而从该杂志设立“总编”与“美洲总编”的事实来看,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国家。由于英语已成为最主要的国际性通用语言,因此,其它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国家如法、日、俄、德等国,都注重与英语世界的国际交往,将它们国家的重要研究成果介绍、翻译成英文版进入国际学术领域。[②②]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性,并在已有的介绍国外历史地理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开始向国际历史地理学界宣传和介绍我国已经取得的重要历史地理研究成果。[②③]今后应当逐步深入、广泛地进行中外历史地理研究的多方位、多层次比较,在保持中国传统特色的前提下,了解和借鉴西方研究的资料、方法和思想,以期更快地达到真正与国际接轨的目的,并在国际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中争得中国应有的学术地位。 四、综合系统性 在漫长的古代历史时期,学术研究以人文社会科学占绝对统治地位。这一时期的地理学作为历史学的附庸,以对人类居住环境的描述为主;而历史地理学则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 近代以来,人类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积累、创造和改进了大量改造自然的知识、工具和手段,使得自然界逐渐被人类的改造能力所征服;近代工业革命的兴起,更使人类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④]。自然科学的每一项重大发明和创造,都给人类社会带来文明的跃进,同时也使人类逐渐注意到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采而带来的自然界不可逆变化的后果。因此,自然科学的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以至逐渐形成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颉颃、甚至自然科学声势盖过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局面。近代的地理学已经脱离了历史学,并伴随着地质学、气候学、植物学等近代自然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成为一门以研究自然地理为主、人文地理为辅的学科;而历史地理学则以描述历史时期人类居住环境以及诠释历史地理文献为主要内容。 本世纪以来,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创造着前所未有的人类生产力,使人类对自然的大力征服不断遭到自然界的恶性报复,最终迫使人类反思人类自身的行为与社会活动,重新辩证地认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反映在学术研究领域,则出现了一系列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边缘研究与综合研究,以致形成大量的综合学科。[②⑤]现代地理学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大力加强了人文地理研究的内容,从本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开始,形成了强大的人文地理研究思潮。现代历史地理学正是在人文地理研究的浪潮中涌现出来的。[②⑥] 提倡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反映出人类对自然的影响越来越大、人类与自然越来越要求互生共存的客观现实,也反映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联袂研究的趋势[②⑦],其本质是提倡历史地理的综合研究,强调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要综合参考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双重要素,从人文与自然相区分的二元论研究向统一综合研究方向发展。 历史地理研究的客观对象具有四级客观系统:地理环境各要素的一级子系统;地理环境各要素之间的二级子系统;所有地理环境要素组成的地理环境三级子系统;以及更高层次的人类与地理环境系统组成的地理系统—地球表层巨系统。所有各级系统都是相互间进行着物质迁移、能量转换与信息传输等内外部循环的开放系统,又都是从无序到有序、从低序到高序、再从有序向无序演化的动态平衡系统。历史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客观系统性符合系统学理论的主要观点,这必将要求研究的系统性。与其被动地经过长期、无数次地分门别类的单要素研究摸索才最后上升到系统研究,不如主动地接受现代科学研究中普遍运用的系统学理论去系统地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客观系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侯仁之在《四论》的第三、第四论中一再强调历史地理研究的系统性。系统论的认识方法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获得普遍的应用,既表现在层层深入、内外联系的历史专题地理研究之中,也体现在逐级综合、分类归纳的历史区域地理研究之内,而动态的观点,则贯穿始终。以往的定位、定时研究应当逐渐向综合、系统和动态的研究过渡。 总之,伴随现代历史地理学科的诞生而出现、至今仍然困扰着部分学者的历史地理学科属性问题,表面上看来是学科的归属问题,实质上反映了在整个科学领域内,从分门别类的单一学科研究向交叉联系的多学科综合系统研究方向发展的趋势。现代地理学是一门综合系统学科,现代历史地理学更是一门综合系统学科。 五、时间特性 客观现实的地理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构成这一系统的每一种系统要素都能发展成为一门地理分支学科,而每一种系统要素在历史时间延续中的发展变迁过程及其与系统内外其它要素的交互关系,都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 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与空间,均为有限的时空,既不是具体技术科学的时空,也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时空。它的空间主要指地球自然界的“生物圈(biosphere)”和受到人类影响的“理智圈(noosphere)”[②⑧]。其时间的上下限为:人类出现并产生农业而对自然界产生影响以来、直至人类发展的全过程,包括将来发展的未来趋势。关于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跨度,侯仁之在其《四论》中有精辟的论断,他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坚决主张现代地理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当前的这一段时期内,必须推向过去的时代,一直上溯到人类开始出现在地球上,并且在自然界中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之后,这项研究就属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而且这一研究领域,同样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严格地说,今天的地理,明天即成为历史地理”[②⑨]。 关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时间特性,从科学哲学的辩证认识来分析,有三种对立的时间观念:⒈静止的历表时间和动态的历时时间;⒉单纯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和整个人类历史时间;⒊简单“过去”的历史时间和“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位一体的历史时间。静态的历表时间,反映不出人类历史的“活动”特征。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有明显的缺陷:首先,历史文献记载以前的历史时间,没有历史文献记载;其次,如同地表大陆的荒漠和地壳岩层具有间隔、裂隙和断层一样,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存在着大量的断缺和空白;第三,文献记载的人类历史地理活动,如果没有考古学、地质地貌学、民族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辅佐,就不能完全、甚至正确地加以反映;最后,历史文献如果没有近代与现代文献记载的延续和补充,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就显示不出它的现实发展意义。如果研究者持有简单“过去”的历史时间观念,就不可能重视近代和现代历史地理研究,更不可能在揭示过去、总结现在的基础上,去科学地预测未来。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创刊号《社论》是这样论述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性质的:“至于所考虑的时间性质,我们倾向于有部分近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稿件投送本刊,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惊讶。可是,既然我们已经广泛地意识到:所有、或几乎所有的地理现象,在或长或短的历史时期内,都几乎不可避免地发生或大或小的变迁。那么,基于这种公认,我们将对近现代(包括本世纪)的历史地理研究给予关注,并值得在本刊占有一席地位。”[③⑩]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也已经注意到“研究的历史时代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③①]。同时开始关注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动向。[③②] 从学科理论的整体上讲,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特性,当然是动态的、整个人类发展过程的、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位一体的历史时间,但要克服具体操作中的难度,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 六、内外发展动力 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现代历史地理学若要取得长足的发展,需要学术界内外双重动力的合力推动。外部动力包括:⒈历史传统延续的惯性;⒉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⒊科学技术进步的促进;⒋社会机制功能的健全。前三种动力一般只是有无或大小的问题,而取决于人为决策因素的第四种动力,除了有无和大小问题外,还会涉及正负的问题,若把握不好,将会直接、即刻和长期地影响到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健康发展。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队伍长期分属历史学与地理学两个部门、且侧重于历史学部门的社会机制事实,使现代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打下了深深的史学传统烙印,这对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历史地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一大传统特点。我们一方面应当积极地正视这一客观现实,并根据现代国际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多元化趋势,以稳定本学科发展的态度来维护这一现状。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种局面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严重问题,以便积极地加以改进。比如,我国现代地理学系统内大量涉及历史地理问题的实际研究,由于具有地理学基础的历史地理研究者少之甚少、而许多具有扎实历史学功底的历史地理学者又无法参与,最后只能由做具体研究的非历史地理工作者自己摸索着解决。这就使得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一种畸形现象:当前经济建设亟需投入研究力量去解决的许多历史地理现实问题没有历史地理工作者研究或参与研究,而与现实脱节、崇尚古代文明且只需一部分人研究的传统历史地理专题却有相对多的历史地理研究者争相参与。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历史地理学在研究往日的地理的同时,还必须显示出为现实经济建设服务的直接应用性一面,方能在现代地理学、乃至现代科学之林中显示出它真正的力度。这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学发展的趋势之一,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应该加强这一方面的努力。 现代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内部动力主要是历史地理工作者的自我意识,包括:⒈对学科理论问题的不断反思和持久评估,以指导研究实践。⒉研究资料的新发掘、新发现。一方面要正确地对待历史文献资料,意识到历史文献资料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突出地位,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历史地理研究资料不局限于历史文献资料,以免陷入研究的误区。既要加强历史文献资料的疏理工作,也不能为历史文献资料所左右。⒊研究方法的更新与最佳选择。随着历史地理研究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各种研究方法,均有它们的成功之时和成功之处,历史地理学经过长期的研究实践,已经可以举出不下20种有名可指的具体研究方法,但具体研究对具体方法有具体选择,最终的目的是真正解决问题。既要反对为赶时髦而堆砌新方法的新名词新词藻,也要注意对已有研究方法的反思与更新。⒋研究思维的角度、深度和广度,是研究者保证研究质量的自身主观意识。⒌不断地创造性地研究实践,是学科发展的本源。 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是几代学者群体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以往每个发展阶段均有各自的研究特点,而新的发展趋势又必将有新的学术要求。本文在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的启迪下,评述了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几个新老问题,恳请前辈与同仁的赐教。 中国历史论文:《大分岔》与中国历史重估 近几年,对中国传统历史的评价,恰逢各种西潮重又汹涌东来的当口,开始也变得飘忽不定起来。原以为后现代、后殖民思潮不会对古老的中国历史发生冲击,事实却不然。地球既然已经变得如此之小,目下西方各种思潮纷繁迭起,争雄斗奇,怎么会把中国给遗忘在一旁呢?看来对此类事情,若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先弄清其由来,难免会产生无所措手足的迷茫,更不用说理智选择了。 例如,“海通”之后,鉴于中西国力对比的现实落差,中国史家开始了对自己传统社会的重新检讨,中西历史比较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中国何以会由古代的辉煌转向近代的沉沦,何以不能像西欧那样率先转向现代,却落入后进挨打的命运,成了百年中国一直在苦苦追索的“天问”。现在,从大洋彼岸却传来了不同的声音,弗兰克、彭慕兰向我们棒喝道:欧洲最先进的英国和中国最先进的长江三角洲,在17、18两个世纪里,其发展水平和发展道路基本相同,甚至后者比前者的发展状态还好一些,只是到了19世纪才开始分道扬镳。(见1月25日《学林》版周武文章《中国和欧洲何时拉开差距》)西欧的现代化,包括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完全是一些个别因素的耦合,因此中国何以不能像英国那样的设问,纯粹是一个被“欧洲中心主义神话”制造出来的伪问题。言下之意,我们多少有些庸人自扰式的“意恋”。 如何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史观 “二兰”的说法不免有些夸张,但他们主张在历史研究中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桎梏,反映了要求变革史学观念的一种动向,值得我们重视。西来的许多社会理论往往产生于对欧洲历史经验的提升,从经验事实的层面上,自然就很难完全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地域历史的观察。不顾活生生的历史实际,硬将中国历史强行拖进欧洲经验框架以求“规律”一致,将西来的观念绝对化,我们过去确实有过这方面的严重教训。中国历史的走向自有许多有别于欧洲的特殊性,往往被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所忽视。例如中国就没有劳役经济、实物经济、货币经济三段迭相更替的阶段,至少从西周起,三者即并行不悖,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及至商业、信贷资本在战国至西汉一度还相当发达。又如私人雇佣劳动、土地转让买卖出现之早,也决不落欧洲之后。当然,还有被“二兰”完全撇在一边的权力高度集中、权力决定财富的社会体制,这种体制一方面产生过经济高度发展的强盛国力,一方面也同时产生贫富的高度悬殊和严重的阶级对抗,此种现象亦为欧洲历史所不及。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在我看来,它只是要纠正唯欧洲历史为正常的历史偏见,而决非是要放弃对人类历史普同性的探索。相反,充分揭示各种地域历史的多样性,合理地进行各种历史量长度短的比较,正是为了更好地总结全人类历史的实践经验,加深对人类社会发展普同性的认识。 坦率地说,“二兰”由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神话产生的新结论,对欧洲历史的解释实在过于简单化,简单得难以使人置信,例如直到如今仍然在影响世界历史面貌改变的时代转折的发生,竟系于一个或二个偶然的因素,而非历史众多因素(如思想革命、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乃至社会革命等等)长期积渐发生的突变?相反从中国的立场看,怎么也更像新《天方夜谭》式的东方神话,似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并不重要,毋需学习西方,也完全可以由自我逻辑的发展,重新恢复“世界中心”的地位。 无论弗兰克,还是彭慕兰,他们都坚持必须离开欧洲中心主义的路灯重新打量中国历史,如前所述,其主观意向并没有错。然而,面对这样一个挑战传统、新意别出的宏大历史叙事,话题太大,难点甚多,涉及到必然与偶然、个性与共性等一系列历史哲学陷阱,既然以“破”为主,过分苛求也许不近情理。但历史学不管如何变革,都不能改变它必须基于实证的“天性”。否则,它就不再是历史学。因此,最重要、也最基本的,首先必须全面地准确地对待史实。如果立论在前,随意摘取与己有利的史实,不能全身心地投入整体历史的体验,严肃地证实或证伪自己的命题,这样的“立一家之言”,就难脱思想制作的干系,即为宣传他们的反欧洲中心主义思想而刻意制作历史的嫌疑。 任何观念都有适用的范围和边界 这一事实使我强烈地感到,史家托出史识固然都申明有史实作依据,然而史家的心境和语境,却是读懂他们史识所万万不可忽视的“话外音”。说实在,我很怀疑弗兰克和彭慕兰对明清江南有真正深切的历史体验,或许他们对真实的明清江南历史也没有太多的兴趣。因为从他们的历史叙事里,可以闻到一股非常浓厚的挑战现代主流的“后现代”理论气息,选择史料是跟着他们的理论兴趣走的(因此,他们援引的史实多来自第二手)。“后现代”在史学上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否认历史有必然性,一切历史的变迁都是耦合的,任何历史发展模式都不具有普适性。因此,依托欧洲历史经验产生的“现代化理论”理所必然地要被排斥在历史比较的框架里,不被认可为一种值得借鉴的参照目标。与此相关,他们也强烈反对历史的目的论,认为一切历史的变迁都不是预设的,都是人们各自活动的自然延续,自然产生的结果,不可能复制、不可能重演。从这样的理论出发,他们当然会不无真诚地告诫中国人:你们自身的历史不仅没有错,而且更值得自珍自重。依着你们历史内在的自然逻辑,别管别人怎样,独立地走自己的路去!我不知道这对中国人是一种诱惑,还是一种误导?试问:在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现实的今天,我们在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时候,难道还要重复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低级错误,拒绝接受任何对我们有用的,别人的、也包括欧洲在内的成功经验,重新回到“各扫自家门前雪”的状态吗? 现在有一种倾向,观念越新越好,见异而思迁,成了一种时髦,一种风尚。殊不知任何观念都有适用的范围和边界,决不会是全能的。“现代化理论”确有可以被反驳的地方,“现代化”也决非尽善尽美,但“后现论”正像有些人所说,破坏多于建设,可以质疑和反驳的地方也不少。历史学的悖论就在这里:观察历史无论如何不能不依靠理性的思维,因此一定的观念和方法是我们进行研究无法不用的“工具”。然而沉浸在历史情景之中久了,也多少能意识到,“史无定法”(吴承明先生语),任何“工具”一经滥用,都有可能成为遮蔽我们真实地观察历史的屏障,甚至是人为制造历史成见的陷阱。 我愿意相信弗兰克、彭慕兰的某些指责是有道理的,一味用欧洲中心主义的标准估量中国历史,一定会产生许多偏差。例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不要说套用西欧“封建”是何等地不伦不类,就是近二千年来的帝国历史,易朝换代,其间又何尝没有许多显著的变化和发展?我也相信中国人的经济理性不低,江南人在人口密集、重赋重费的压力下,为了生存,逼出了一条多种经营的经济“活路”,就是明证。然而,又有何种充足证据能够否定,不管如何曾经辉煌,到头来农业经济高度发达的中国,到了需要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关口,却被卡住,不能主动走过去的事实?即使在近代化已经展开的一百多年里,我们遇到过多少“死的拖着活的”、逆向行走的事例,难道这也能够置若罔闻吗?! 解决问题最后还得靠历史情景的准确 弗兰克、彭慕兰的宏大叙事存在巨大的断裂,即对于解释英国19世纪何以能转变、中国何以不能转变这种强烈反差,与它们先前历史因缘果报的复杂关系,采取了逃跑主义的策略。这种不近情理的逃逸,终究显示出他们和我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治史心境。他们尽量寻找19世纪前中国历史发展的一切光明面,置阴暗面于不顾;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期望中反对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光芒才相对黯然失色。然而他们并不能理解19、20世纪之际的中国人如何苦于向现代转变的艰难,这种心境并非来于观念,而是来于生活实在的体验;因此他们当然也不能理解,我们何以要痛苦地、自悔地究根刨底追问19世纪以前的历史,追问原有的社会发展机制到底出了什么毛病,病根又在哪里?此真可谓“饱汉不知饿汉饥”,此一时、彼一时也。 “二兰”的中国命题,无视中国发展高度不平衡的国情,径用江南代表中国,以一斑窥全豹,明显是一个致命的论证软肋,经不起反驳。至于明清江南,也许确实可以找到不少证据,支持这样一种学术见解:这里的农业、手工业乃至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市场发育程度等等,其发展水平都不比同时期的欧洲为低。但同样是铁定的事实,而非人的幻觉,已经过去的几百年历史证明:江南是大一统中国的江南,无可避免地要受到更多国家因素、制度因素的制约,阻碍着这一过度发达的前现代地区顺利变迁到现代;即使被动地开始了现代化的驱动过程,社会的变迁也非常之不顺利、非常之曲折。我觉得,我们过去在“资本主义萌芽热”情景下产生的一些明清江南研究成果,重点在寻找“光明面”,看来是为“二兰”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提供了片面而不准确的“信息”。因此,现在很有必要在“明清江南经济发展水平及其限度”这样一类重大问题上进行反思和重新研究。 与一些国外学者、特别是带有后现代倾向的学者之间的分歧,往往主要发生在心境以及语境的不同上,但解决问题最后还得靠历史情景准确而不是粗枝大叶的估定。新见,不管是何种新见,也都必须经受事实的检验。对明清江南,鉴于史料的局限,最难的是对发展程度作定量方面的估计。个别外国学者既然计算出了古代中国的GDP、人均收入以及占世界GDP的比重多少,中国学者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有此可能。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而不作出必要的回应。明清江南的经济状况,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唯有对关联发展过程的众多因素(包括决不可忽视的非经济因素,如权力体制、财政体制等)尽可能逐个省视其实际状态,并作综合的整体分析,研究才可能有所细化。这就需要发掘更多的微观材料,加以细致的考订和总体汇合。因此,我觉得未来的明清江南社会研究的重心,很可能又要再次回到微观研究的层面上来。当然这绝不是初期研究的重复,而是有针对性地前进,否定之否定的升华。其中有些环节长期少有进展,例如各种经济主体(庶族地主、工商业者、农民)的财政与法外的经济负担,县级乃至市镇乡村的各种行政费用与名目众多的摊派,它们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都需要有切实的史料搜集作依托,才能据此评估其得失利弊。因为,在这一点上,正显示出中国历史与欧洲大相迥异:在中国,很难像欧洲那样产生具有主动推进现代化冲动的新富裕阶层(相反,中国的富裕者往往寻求与传统政治的融通,屈从于体制的压力),因此也就无法产生引发国家与社会互动、变革社会体制环境的历史主角——独立的社会中间力量。 进入多元化的时代,什么样的新论都有自己的位置,也都需要有正常的对话来交流沟通。从历史考察的角度来说,“二兰”的挑战,我觉得无论是从宏观的史观、史学方法,还是从微观的史实考据,都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对于宏观叙事比较冷落的当下中国史学界来说,这一外来的逼迫,或许还是一种难得的推动。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相互关系管窥 对于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以及文化区域三者相互关系的研究,迄今似乎未见过有专门的讨论。本文试图从宏观的角度对这一关系进行初步的探讨,由于题目较大,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先以例证式的方法予以说明。 在这三种区域中,行政区划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产物,由法律形式予以确认,有最明确的边界与确定的形状;自然区域是地理学家对自然环境进行的科学性的区划,不同的科学家与不同的地理观点,形成互有差异的自然区划方案。文化区域则是相对较不确定的概念,一般由文化因素的综合来确定,具有感知的性质,主要是人文地理学者研究的对象。 自然区划虽有不同的方案,但由于其所根据的是确定的自然环境,所以各方案之间相去不是很远。行政区划虽由现实的政治需要而确定,但要受制于历史传统与自然环境,从来都是在已有的体系上进行调整与改革,不可能凭空设想一个全新的体系。而历史传统中既包含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的因素,也有历史文化区域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文化区与自然区也有依存关系,尤其是小文化区与自然环境关系更为明显。要之,行政区与自然区和文化区三方之间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 一、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基本关系 行政区划是在自然地理环境的背景上所划定的政治空间,因此在人为的政区与天然的地理环境之间就存在契合与否的问题。地理环境是由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活于其中的植物动物等因素组成的复杂的物质体系。中国历史上长期是一个农业国家,对于地理环境的地域差异有很深刻的认识,深知行政区与自然区的一致对农业生产管理有重要作用,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总是尽量保持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一致,以利农业经济的发展,维护封建王朝的稳定。但是长治久安又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这个目标是摆在有利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上的。而为了达到长治久安,统治者不断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到逐步加强中央集权的必要性,在这种政治思想的指导下,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一致性越来越差,尤其是高层政区在古代中国社会的后期与自然环境之间已经存在相当大的背离现象。 按照最近的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方案,中国可以分成三个大自然区,即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与青藏高寒区。这三大区又可进一步分成七个自然地区和三十三个自然区。东部季风区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45%,总人口的95%,过去、现在与将来都是中国最重要的农耕区。对于作为中国历史疆域主体部分的东部季风区,古人早就认识到其内部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季风区内可以划出三条东西向的分界线,第一条是在东北自然地区和华北自然地区之间,正与战国时期的燕国长城的东段重合。这条界线使得今辽宁省大部地区在自然区划方面属于华北而不属于东北。而在《禹贡》所划分的九州方案中,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同处于青州之中,说明古人对这一界线的认识与今人一致。 第二条界线是分开华北与华中两个自然地区的秦岭-----淮河一线。这是中国最重要的地理分界线。此线南北两侧,无论地层、地貌、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等自然地理要素都显著不同。比如从气候上来看,此线是最冷月太阳幅射热量收支相等(即一月份平均温度为摄氏零度),也是全年水份收支相等(即降水与蒸发相等)的标志线。这个标志作用自古以来就被观察到,"桔过淮即为枳"可以说是这一观察的最形象的总结。由于上述原因,秦岭-----淮河一线历来被视为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线,不但南船北马、南米北麦由此线而判然,甚至分裂时期南北政权的对峙也常以此线为界。而且在元以前统一王朝之中,行政区域的划分基本上不跨越这条界线。 第三条界线是华中地区与华南地区的分界,也是热带与亚热带的分界。这一界线在地理学家当中争议最大,大致在北纬二十一度至二十五度之间波动。极端南界的方案是在北回归线以南,其他方案则画在南岭与北回归线之间。在北回归线以南,夏天时太阳可以从北边的窗户射入屋内,古代称之为"北向户"或"北户"。但对于北回归线古人的认识还不是那么具体,必须以山脉河流为标志才能更直观地感觉到,所以南岭常被近似地当成热带与亚热带的分界线,"岭上著梅未"就透露了岭南与岭北梅花开放先后的差异,标志着岭南地区近乎热带的风光。这条界线不如第二条界线重要,但在元代以前,行政区划界线也大致遵循此线,除了个别地点,一般不被跨越。 由三条界线所划出的四个自然地区以下,又可细分为十九个自然区。而在华北地区与华中地区内的自然区界线也极富标志性。在华北,由于距海的远近与湿润程度密切相关,离海越远,湿润程度越低,因此自然区界线呈南北走向。如太行山与西河(即陕西与山西之间的黄河段)就使河北、山西和陕西处于不同的自然区之中。在华中,地势的抬升与降水量密切相关,因此武夷山、雪峰山、大别山、巫山、乌蒙山都成为重要的自然区分界线。历代王朝的正式政区大部分分布在华北与华中地区,这些垂直的自然区的分界线也都成为政区之间的界线。 以下我们更具体地来分析一下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关系的历史变迁。 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为了控制边远地区,曾对某些政区,实行过犬牙相错的划界的措施。这一措施的实质是使政区的边界不和重要的山脉或河流相重合,以避免那些地区负险对抗中央政权。但从大的范围看来,秦代郡级政区的幅员与自然地理区域存在相互对应的关系,或者是一郡自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或者数郡组成一个完整的地理区域,少数情况下一郡包含几种不同的地貌类型。 北方的关中与山东地区开发充分,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因此郡的幅员较小,往往是几郡组成一个地理区域,如邯郸、钜鹿两郡为黄河与太行山间之三角冲积平原;雁门、代郡、太原、河东与上党五郡组成山西高原,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当然这五郡又各自为一个地理单元:雁门郡是大同盆地,代郡是蔚县、广灵盆地;太原郡是太原盆地,上党郡是潞安盆地,河东郡是汾河陷落谷地及河东盆地。其他自成一个地理单元的郡还有不少。最著名的是首都所在的内史,正占据当时最富庶的关中盆地,或称渭河冲积平原,今天依然是著名的八百里秦川。也偶有一郡包含两种地貌,如三川郡包有豫西山地和伊洛小平原。南方在秦代开发尚浅,地广人稀,郡域很大,甚至一郡超过今天一省,所以常自成一地理区域,或包括几个地理单元。如巴郡是川东摺曲山地及嘉陵江流域,蜀郡是成都平原及川中丘陵,闽中郡是浙闽丘陵,九江郡是淮南平原与丘陵及鄱阳湖盆地等等。 秦郡的划分重视地理区域的作用,每郡都以一肥沃盆地或平原为核心而推广于四周这高原或山地,以便保证有相当地可耕地,使农业经济的发展有一坚实的基础。汉兴以后,出于政治需要,已破坏了秦郡分划的主意。首先把秦郡划小,如内史一分为三,每郡都成支离破碎之区。其次是削王国之地以充实汉郡,使王国周围汉郡领域不断变化,以至如西河郡跨黄河两岸,临淮郡居淮水东西,与地理区域脱离了关系。当然南方的汉郡由于地域缩小,也有个别郡反面与地理区域相符,如豫章郡恰好是鄱阳湖盆地的范围,但这样的例子不多。因此汉晋南北朝时期,行政区划已与自然地理区划脱离关系,直到隋代重新统一全国以后才又有了变化。 隋炀帝在大业三年进行行政改革,将三百余州调整为一百九十个郡,并使绝大部分郡界与山川形势相符,这不但为以后唐代的十道分划奠定基础,而且也使唐以后的统县政区又与秦郡一般,大致与自然地理区域相适应,但当然是在更小的地域范围内。隋郡的幅员远比汉郡为小,比秦郡就更不可同日而语了。因此就每一个郡而言,多数只是一个地理单元的一部分而已。但就一组郡而言,却往往与一个自然地理区域相合。因此秦隋划郡原则的对比,前者重区域,后者重分界。 贞观元年,唐太宗将天下诸州以山川形便分为十道,这十道严格地以名山大川及关隘要塞作为界限,并以之取名,形成在地貌组合方面相当完整的地理区域。这十道是:关内道,潼关以西,陇山以东;陇右道,陇山以西;河北道,黄河以北;河东道,黄河以东,太行山以西;河南道,黄河以南,淮河以北;淮南道,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山南道,南山(即秦岭)以南的汉中、川东山地、南阳盆地和江汉平原;剑南道,剑阁以南的四川盆地西半部;江南道,长江以南,南岭以北;岭南道,南岭以南。以上十道除山南道东西界外,各道之间都有明确的山川界线。 中国的地貌大势是西高东低,主要河流山脉都呈东西走向,因此十道的划分即以这些山川为骨干,先沿黄河、秦岭-----淮河、长江及南岭横切四刀,再以南北向的次要山川太行山、西河、陇山及淮水之源的桐柏山和嘉陵江为标志竖切五刀,就形成了十个地理区域,十分自然,也相当合理。十道的分划对唐代三百余州起了分组的作用。唐初派遣按察使、巡察使赴各州进行监察工作,年底回京汇报,这些使节之间的分区巡视肯定与十道有关系。所以开元年间将十道分成十五道以后,就正式成为固定的监察区。时隔不久,安史之乱爆发,全国范围内被划为四十来个方镇以对付叛乱,这些方镇在唐后期成为实际上的高层政区,其幅员多与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如原来的江南西道被调整为宣歙、江西、湖南三个观察使辖区,江西观察使与今天江西省完全一致,是一完整的自然地理区域,湖南观察使则对应于湘、资二水流域。另外福建观察使也与今天的福建省毫无二致,为浙闽丘陵的南半。 唐代的州由隋代的郡划小而来,在地貌方面也大多自成一小地理区域。例如今浙江省在唐代分成十个半州,即杭、湖、越、明、睦、婺、衢、温、台、处十州及苏州的南小半。浙江北部是太湖平原,南部则是众多河流谷地。在这十个半州中,温州是飞云江流域和瓯江的下游,处州则由瓯江支流小溪与大溪流域组成,台州包括整个灵江流域,明州覆盖了甬江流域,湖州则与苕溪流域相对应。至于钱塘江流域乃由衢、婺、睦、杭诸州所分割,每州各包括其一条支流。浙江在唐代已经得到比较深入的开发,所以州的幅员已经够小。除了东北一隅以外,十个州的地域和界线自唐代直到清末一千年间毫无变化,只有名称的更改而已。诸州之间由于关山阻隔,形成一个一个的小封闭圈,成为长期保持稳定的地理基础。可见政区的分划若与自然地理区域相一致,就有可能保持长期的稳定。 唐代无论分道还是划州,都力图使之与自然地理区域相适应,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为了寻求同一政区之内的自然地理特征的相似性、均一性,以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直到二十世纪的今天,综合自然地理区划的工作依然是直接为着农业生产服务的。因此了解不同自然地理区域之间的差异,并使行政区划与某一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显然有助于古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农业生产进行统一指导和规划。同样的气候,均质的土壤,完整的地形有利于进行同一类型的生产活动,简化农业生产管理,便于进行水利建设。所以秦代与隋唐都有意使统县政区的分划与自然区划相一致。 汉代由于主要矛盾在于政治方面,在于中央专制皇权与地方诸侯王分权的对立,所以西汉尽一代之力,以分化瓦解东部地区诸侯王国林立的局面,既夺取王国支郡为汉郡,又以蚕食方式不断扩大这些汉郡的领域,因此郡域与郡界不断浮动,在这种情况下,而求其与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岂不是等于缘木求鱼。因此西汉末年的郡大多与自然环境关系不大。隋唐帝国刻意追求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划的一致,说明其时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基本上得到了妥善的处理,社会主要矛盾已偏向经济方面。但是隋唐的统县政区并非没有缺陷,出于政治目的,隋唐的州(郡)范围划得过小,在农业生产方面也产生不良影响,有些建设工程在此州为水利,在彼州可能就成为水害。但是从总的方面看,可以说,自隋唐时候起,直至清末为止,统县政区是与自然区划大体一致的。但是高层政区情况则完全不同,在宋代以后,已经与自然地理区域发生偏离。 宋代是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朝代,中央政府显然有意识地使作为高层政区的某些路的辖境,偏离山川形便的原则,以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其中典型的例子之一是江南西路。该路并不和唐后期自成一地理区域的江南西道一致,而是缺去东北隅饶、信二州(即昌江与信江流域),并在西北边越过幕阜山而领有兴国军(今湖北东南角)。这样一来,江南西路就不成完整的地理区域了。另外,名为淮南东路,却地跨淮河南北;称做河东路,却领有黄河以西的州军,同时又不领属位于河东的河中府与解州。但是宋代的路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高层政区,所以这种偏离自然区划的路还不普遍,如两浙路、福建路、广南东西路在地貌方面就都是比较完整的地理单元。因此宋代是高层政区脱离自然地理区划的过渡时期。 元代形势大变。因为行省是集民、财、军政大权于一体的高层政区,为了防止割据,省界的划定以犬牙相错为主导原则,行省的区划根本不考虑自然环境因素,而是根据军事行动和政治需要来确定。蒙元征服中原的行动是由北到南进行,因此行省的布置也采取南北拉长的方向。但中国的主要山川是东西走向,因此沿北南方向布置的行省就必然要跨越黄河、秦岭、淮河、长江、南岭等天然界线,因而包容复杂的地貌类型。同时,温度的变化与纬度的变化成函数关系,南北走向过长的行省也不得不纵贯不同的气候带。加之蒙元设置的行省幅员过大,在北方,由于降水量由滨海地带到内陆呈逐步递减状态,这样的行省就不免要横跨湿润与干旱的不同气候区。如元初的陕西四川行省,在地貌方面既覆盖了整个陕甘黄土高原和内蒙高原西部,又越过秦岭包容了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以至贵州高原北部。从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来看,则是横跨了西北干旱区和东部季风区两个自然大区。在季风区中又跨越了华北温带和华中亚热带两个自然地区,并且在华中地区还跨越了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两个自然区。 当然这是战时体制的体现,当时全元疆域只分七省。之后,为了平时行政管理的需要,到元代中期调整为十一省的格局。上述陕西四川行省一分为三,成为甘肃、陕西、四川三行省。其中陕西行省跨越秦岭的形势已定,直至今日不变。又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组建一个新的行省-----河南江北行省,如果忽略宋代小规模跨越淮河的淮南东路,那么这是淮河南北地区第一次组合为一个幅员巨大的高层政区。这两个行省的建立,意味着秦岭------淮河这一中国地理上最重要的分界线在元代完全被弃置不顾,说明自然地理区域已经不成为划分政区的重要基础,被优先考虑的是政治因素。其他如湖广行省包容今湖北南部、湖南与广西、海南,江西行省包容今江西与广东,都是不合常理的表现。 明代改元代十一省为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俗称十五省,每省地域有所缩小和调整。大部分省份都成为比较完整的地理区域。但秦岭-----淮河被跨越的状况依旧,同时还出现新的不合理的区划,即将太湖流域一分为二,分属南京与浙江。清代十八省,进一步由十五省析分而来。南京被竖切一刀,分为江苏与安徽,但依然是跨淮越江的形势,与自然区划无关。 统观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可以发现其与自然地理区划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曲折变化的过程,那就是秦的相符,汉的脱节,隋唐的契合,宋的渐离,元的背离和明清的渐合。所谓自然地理环境,以中国的老话说,或可称之为天时与地利。气候的两大因素是气温与降水,这可谓天时;地貌、土壤、植被则可比拟为地利。几千年农耕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天时与地利。行政区划是人为划定的,也许可以说是人和的因素之一。如何使行政区划与自然环境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如何求得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配合,以创造农业发展的最佳背景。这就是秦代隋唐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域契合的原因。但是当政治需要超过经济动机的时候,政区的自然地理背景就被忽视了,造成元代行省与自然环境的背离。然而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也不能长期维持,所以明清以后又部分地使行政区划和自然地理区域趋向一致。 二、文化区域与自然地理区域以及行政区划的关系 如果从一般直观的感觉看来,似乎在不少地区中,这三种区域是相当一致的,但仔细分析却不然。文化区域比不得自然地理区域,后者虽不如行政区划那样有法定的确切的边界,但在经过学术论证以后,也有相对明确的范围。但文化区域主要是由感知而来的认识,当选取不同的文化因子作为划分文化区域的标准时,其范围也会有不同的形态。在各文化因子中,语言(或方言)、风俗、宗教都是比较重要的标准,而其中语言的标准更显突出。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分析几个实例来说明文化区域与自然地理区域以及行政区划之间的关系。我们将会看到既有三个区域相重的情况,也有两个地域相重,而另一种区域与此二地域背离的情况,还有三种区域互相间都不重合的情况。 以湖南为例。历史上湖南的的综合文化地理区划可以分成东部的湘、资二水流域与西部的沅、澧二水流域两区,两者的分界以雪峰山为标志。这是与自然地理界线相一致的。在唐后期,湖南的概念初步形成,当时指的仅是湘资流域。沅澧流域则尚未得到深入开发,以五溪蛮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占有重要的地位。北宋时期,沅澧流域得到开发,成为荆湖北路的一部分。由于对沅澧流域的开发是从湖北方向而来,而且在行政区划上与湘资流域分处两个高层政区,因此通两宋与元代,沅澧流域与湘资流域分属不同的文化区域。方言不同,风俗有别。元代湖广行省太大,包容今湖南、广西、海南及湖北南部,对文化区域的整合作用不明显,此时沅澧流域属湖北道,仍与湘资流域的文化不同,明代以后,原荆湖南北路合成为湖广布政使司。清初,又分湖广为湖南湖北两省,这时的湖南省包括了湘、资、沅、澧四水流域,于是湖南文化的一致性渐渐体现出来,经过三百年的整合,湘资流域与沅澧流域不再分属两个文化区,而属于同一个文化区的两个亚区。湖南的类型是文化区域既与行政区划大体一致,也与自然地理区域一致。 山西则是另一种情况。从表面上看来,山西似乎是三种区域完全一致的典型。例如作为行政区域的山西省在自然地理方面也基本上自成一区,周围有明确的黄河与太行山为其自然边界。在文化上似乎也有山西文化一体的感觉,晋中文化与相邻的河北地区的燕赵文化与陕西地区的关中文化似乎有明显区别。但仔细加以研究,就会发现其实不然,就在山西这样的地区,也存在文化区与行政区及自然区不一致的情况。如从汉语方言来说,晋语有入声,在北方官话区里显得十分特殊。但晋语并不复盖山西全省。在山西省西南部的运城地区的方言就不存在入声,不属晋语区的范围,而与关中方言十分接近。而方言与语言的认同,正是划分文化区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再从历史上作深入研究,更可发现,在明代以前,并不存在全山西省范围的一体化的山西文化,其中运城地区与陕西关中文化一体,上党地区与河南省的河内地区文化接近,雁北地区则与边塞文化相对一致。这种情况也许会令人感到惊奇。因为在山西这样一个封闭的凸地形中,文化的一体性原本应该是无可怀疑的。 在南方的福建,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福建与江西之间的武夷山是划分自然区的标志界线,福建省本身也成一相对封闭的地形,两面是山,一面是海,只有南边与广东不存在明显自然界线。但从文化上看,闽西与赣南及粤东北却成为一个独特的客家文化区,既与自然区不符,也与行政区不一致。跨越三省的客家文化区的存在,说明文化区域的的活力并不受法定的界线(行政区划)与天然的界线(自然地理区域)所限制。当然,除了客家文化区外,福建其他地区的文化是存在某种一致性的,或者可以称之为闽文化区,但在这一文化区域中又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至少可以分为四个亚文化区。而这些亚文化区与历史上的统县政区(即唐宋的州与明清的府)的范围有密切的关系。另外,闽文化区虽然未覆盖福建全省,但却延伸到福建以外的广东东南部的潮汕地区,这是在明代就有明眼人已经看出来的。在王士性的《广志绎》里就说到:"(潮州)以形胜风俗所宜,则隶闽者为是。"当然,若仅以闽方言为准,则闽文化区还可以扩大到在地域上并不连属的广东雷州半岛、海南岛与台湾地区。 至于陕西省,则是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划及文化区域相矛盾的典型。秦岭南北分属不同的自然区域,这一点在今天任何自然区划方案里都是一样的,在古代也是这样认识的。而从文化上看,关中文化与汉中文化也有明显的不同。关中方言属于中原官话,而汉中方言却夹有中原官话与西南官话的成份。而且时至今日,汉中地区仍然流行用西南官话演唱的汉剧,而关中地区却是秦腔占明显优势。陕西内部的文化地域差异不但体现在关中与汉中地区之间,而且还存在于陕北与关中之间。陕北地区通行的方言是晋语,与关中的中原官话有相当大的区别,而与山西大部分地区有共同语言。就自然环境而言,陕北的黄土高原地貌与关中的渭河冲积平原也截然不同。因此,陕西其实是三种不同的文化区的无机的结合,是自然区、政区、文化区三不重合的典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自元代将秦岭南北划在同一行政区以来,经过七百年时间,在行政管理体制的作用下,关中与汉中地区的文化却又有逐渐走向一体化的倾向。这种倾向最明显表现在中原官话区的扩大。向北,关中方言侵蚀陕北的晋语,而使之由北而南晋语特征逐渐削弱的现象,亦即入声字逐渐弱化的趋向。在汉中,中原官话则从东西两侧南下,使得西南官话的范围收缩到中部一带。同时,在汉中,在关中,都有秦腔的演唱,但倒过来,汉汉调在关中却呈逐渐萎缩的弱势。当然这种文化的整合过程至今尚未完成,因为要将原来自然背景与文化因素差异都很大的不同文化区整合为一,是要经过很长的历史时期的。 相对陕西地区而言,湖南文化的一致性就比较显著,尽管湖南的沅澧流域与湘资流域组成一个单一的高层政区仅有三百年时间,远比陕西统合秦岭南北的时间为短。即使加上与湖北共处一个布政使司的时间,也还不足六百年。但到底雪峰山所隔开的湖南东西两部分只是第三级自然区的差异,而秦岭所分隔的陕西南北两部分却是第二级的自然区域的差异。相比起来,当然前一差异要比后一差异小得多。加之,自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北来的移民到达荆南与江湘地区,使得沅澧下游与湘资下游的方言互相靠近,??假至于今日,新湘语与西南官话的差异也比关中方言与汉中方言的差异小。 在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的关系中,尺度范围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情形,以上所说的是省区内以及相当于省区的大尺度的范围,已经体现行政区划的作用。至于省以下的文化亚区,行政区划的规范作用就更加明显,因此文化亚区往往与历史上的统县政区的范围相一致。不但如此,在这个尺度范围里,文化区与自然区之间也存在明显的依存关系。例如在浙江与福建,各中小河流的流域往往是一个个统县政区(即州或府),同时又是一个个小文化区。尤其在浙江,流域与府与吴语的次方言区基本重叠。在山西与湖南,也有同样的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决非偶然,是与经济开发过程相联系的。一个府的地域,往往由一二个县先行开发,其他县再由这一二个县分置而来。因此一府之内的文化具有同一性,相对于其他府则有相异性。不但如此,一府的府治由于是该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对该府起着一种文化垂范的作用,从而使该府的文化同一性更形加强。这从政治中心所用方言往往是该府的权威土语这一现象可以看出。 三、简短的结语 对于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古人似乎就有明确的认识。东汉时期,巴郡太守但望给中央政府上了一疏,要求将巴郡一分为二,其分割方案与依据是:"江州(今重庆)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精敏轻疾。垫江(今合川)以西,土地平敞,姿态敦重。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敢欲分为两郡:一治临江(今忠县),一治安汉(今南充)。各有桑麻丹漆,布帛鱼池,盐铁足相供给,两近京师。"从自然地理背景看,两汉的巴郡东部是摺曲山地,亦即"滨江山险"。西部是嘉陵江平原,所以"土地平敞"。东西两部分自成地理单元。从人文地理基础看,东西部有风俗的差异。东部"其人半楚,精敏轻疾",西部却"姿态敦重",所以"上下(指上下游,亦即东西部)殊俗,情性不同。"以此为据,巴郡可以分为巴东与巴西两郡。风俗的差异就是文化差异的表现形式,是分郡的重要依据之一。在这里,分出的新郡,就是自然地理区域、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相一致的典型。虽然当时朝廷未接受这一意见,但我们却由此可以看出,关于上述三种区域的统一性问题,已经早有人注意到了。 形成文化区域是社会的力量,划定行政区划的是国家的行政权力,而自然地理区域的划分则是受自然规律所支配。因此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事实上体现了社会、国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由于中国疆域辽阔,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在不同的地域中,这三者有不同的关系,而且从历史上看来,这一关系又是逐渐在变化的,例如由于政治需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生变化,行政区不断发生变迁。在今天,如何调整行政区以促进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同时在学术上,这项研究也可视为是联系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两大分支的桥梁,尤其因为行政区划是政治地理研究对象,文化区又是文化地理的研究内容,因此这一研究等于是将自然地理与政治地理及文化地理的有机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对于如何更深刻地认识人地关系,使地理学成为研究人地关系而不单纯只是研究自然环境的科学,有重要的学术参考意义。而且研究三者的关系对于文化区的重新塑造,深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识,也有一定作用。 国外这方面的探索尚未见到。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在美国,其行政区划大多与自然区划没有关系,许多州与县的形状只是简单的几何图形,谈不上三者之间的关系。欧洲各国虽然有政治地理研究,但都注重大尺度的地域范围,较少涉及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关系的问题。我国与欧美国家不同,在文化区,尤其是行政区的变迁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源,应当在学术研究方面加以充分利用,以对地理学理论的发展作出自己的有特色的贡献。 本文研究的主要目标是要探讨行政区与自然区及文化区三者之间最一般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作用。弄清楚行政区划对文化区的整合作用,自然区对文化区的制约作用以及如何调整改革行政区划以适应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并与自然区保持某种程度的协调。但兹事体大,以上所说只是一个提纲,详细研究,还待将来。 中国历史论文:细碎的农田制度及其对于中国历史的定型作用 一、题旨的说明 中国至今以农立国,全国人民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出口货物中绝大多数是农产,目前我们国民经济的基础,显然偏倚在农业上。中国人是以勤俭著名的,尤其是农民的不辞劳苦。农事技术也因为积上几千年的经验相当进步,往往西人在晚近才做到或才由专家特地研究出来的,在中国古书上,数百年前,甚至千年以前,已经有记载了。照道理讲,中国农业应该很兴盛了。但是农民冻饿,粮食入超。即使在富庶的江浙农村,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往往要靠借来的米或卖米卖麦,吃一两个月的稀饭麦糊之类。偏僻穷苦地方的情形更差,甚至十几岁的女子没有裤子穿。而且几乎年年此处那处的闹着灾荒,灾民动辄数万数十万,甚至多到数千万。真是像孟子所说的:“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以农立国的农业和农民,可怜到如此地步,岂不可怪。 造成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可以总括做一句话:“农民太多而每户耕地太少”。农多地少,再加上不断地把土地任意分割,因此形成细碎经营的农田制度。“细碎”是指每一家的耕地不但太少,这仅有的少量土地,还分成许多丘,可能相隔很远的散布着。这种细碎现象,不论在地权分配或土地利用方面,都可以明白看到。 而且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并不是新近才有的,至少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现在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如此深刻,从前也必然同样的深刻。它既然这样长期的深刻影响农民生活,农民百分率在古代比现代还要高,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以上,它势必影响到整个民族性和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我们的确可以说,农田制度对于中华民族的性格及其几千年来的历史,具有一种强有力的定型作用。 本文的主旨,就是要检讨或分析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的内容,它的发生和持久存在的所以然,尤其着重在它对于种种方面的影响。最后要附带地说明这种农田制度的继续存在或其改革,怎样关系到中国的前途,这说明势必牵涉得很广泛,但是这不是本文重心所在,本文只预备作一些极简单而概括的说明。 二、细碎的农田制度 据民国二十四年土地委员会调查江苏等16省,163县,1745000余户乡村住户的结果(见《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1937年2月出版),其中25.8%没有土地。在有地的1295000余户业主之中:有地不到5亩的业主,超过业主总户数的1/3;加上有地5亩以上而不到10亩的业主,差不多占业主总户数的6/10;再加上有地10亩以上而不到20亩的业主,就超过业主总户数的8/10,而他们所有的亩数合计只占总亩数的1/3强。50亩以上的业主,不到业主总户数的5%,而他们共有亩数,也占到总亩数的1/3强。这分配显然不均。但是总亩数的八成以上,在百亩以下的业主手中,而千亩以上的业主所有地只占总亩数的2%强。这又表示土地集中的现象并不严重,最显著刺目的是大多数业主所有的土地实在太少。6/10的业主,每户所有土地不到10亩。全体业主所有土地的总平均,每户也只有土地15.174亩。 虽则以上的调查限于乡村住户,遗漏了住在城里或外县的地主,但是这遗漏部分不难从同一调查里约略地推算出来。农家实际经营的面积共计2401万余亩,而乡村住户共有土地1965万余亩,这表示其中有436万余亩系向调查范围以外的业主承租来的,占实际经营面积的18.6%。在这436万余亩申,必然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官田、学田、地方公田、慈善机关、庙宇、祠堂的土地以及同族中支派所有公堂田之类,可能这些土地占到这400余万亩的半数以上,假定有一半是属于私人地主的,并且假定这些私人地主每户有地200亩,那末约计10900余户,把这些户数和亩数加入乡村住户的业主户数及其所有亩数之中,来计算每户平均有地若干,也只能每户平均到16.175亩。即使假定这一半属私人地主的土地,是完全属于一个地主的,还只能平均到每户有地16.865亩。虽则有些地方的大地主所有土地,多到数万至数十万,甚至可能在100万亩以上,但是在全国计算起来,究竟是极少数。中小地主实在太多,他们所有的土地少得可怜。有地100亩以上的地主,通常已经要算大地主了。所以全国平均起来,每一业户所有的耕地,必然很少。 再看农家实际经营的面积,据前述同一调查,在1534000余农户中:经营面积不到5亩的占24.38%;5亩以上而不到10亩的占22.6%;10亩以上而不到15亩的,占13.75%;合计不到15亩,经营面积的农家超过总户数的6/10。而全体农产总平均,每户经营面积15.759亩。这是全国的平均,广东福建平均都不到10亩。又据金陵大学在22省调查16000余场的结果(见卜凯先生的《中国土地利用》1937年3月出版),平均约22亩有零。 再从人地比率来推算。我国面积虽大,全国土地在海拔3千尺以下的只占1/3(适于耕种的土地差不多限于这高度以下),而1万尺以上的占到1/5,全年雨量不及20?嫉闹辽僬既?婊???雨量在4?家韵碌氖巧衬?卮???贾?0?贾?涞氖呛登??0?贾?0?贾?涞氖前牒登?,所以可耕地的百分率很低,约为25%,不到40亿亩(据翁文灏先生的《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见《独立评论》3、4两号,1935年6月出版)。其中已耕地有多少,各家估计不一,或者还不到15亿亩。全国人口也只有估计,多寡不一,姑且定为4.5亿人,用来分配15亿亩的耕地,每人摊得3亩余。五口之家平均每户摊得16亩余。农民占总人口数的百分率,也是各家估计不一,大抵为75%(据《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为75.49%)。单由农民分配耕地,每户约可分得20亩。这数目也和上述实地调查每户经营面积的结果差不多。 耕地少而人口多,农民百分率又高,农家每户经营的面积当然不得不少。美国在农业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每年有大宗剩余农产品出口。但是最近美国农民百分率已经减到20%,比我们低了55%,或和中国农民百分率为4与15之比;每户农场平均面积增加到1170亩,比我们大了50多倍。相形之下,格外显得我们的农民百分率特别高,而每户耕地特别少。 据最近出版的《美国统计提要》(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46),美国农民占总人口数的百分率和每户农场平均面积如下:(1945年的农场平均面积,另据一自美寄来的论文抄本,来源失载)。 农民百分率的减低和农场面积的扩大是有连带关系的。美国近几十年来,这种趋势很明显;只有当不景气时,失业工人下乡谋生,农民百分率可能有暂时的增高,而农场平均面积减少,但是数量有限,为时不久,并不能改变这趋势。 现在再把若干其他国家的农民百分率和农场面积抄录于下,以供比较(据吴文晖的《中国土地问题及其对策》1944年11月初版)。 又据1944《日本年鉴》日本的农民百分率也在减少;1903年是64.07%,1937年是42%,1941年是40%。 欧美的农场,大都结集成一整片,而我国农家的耕地,分散得很历害。据《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全国平均每丘面积,水田仅一亩二分余,旱地亦不足三亩;各丘与农舍间之距离,平均在一里以上。”又据近年实地测丈的结果,杭县每丘面积平均一亩余,无锡不到一亩。一家有地十余亩的散布十余处。 总之,中国农家每产所经营的土地,十分细小而零碎,所以把它称做“细碎的农田制度”。 三、这种农田制度的发生及其顽固持久性 中国文化自始即是一种农业文化,它开端于夏民族的采集经济进化到农耕。发祥地在今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处一带地方,逐渐扩大,东向而入华北大平原。经商周以至春秋时齐晋秦楚等列国的开拓经营,战国时燕赵秦楚更向外发展,黄河流域除掉陕甘的一部分外,差不多都已同化并且扩展到长江流域。到了秦汉,不但统一蒙古大沙漠以内和新青康黔滇以东的大陆,东北的辽东朝鲜和南方的交趾也在中国版图之内(西域三十六国和西南夷服属于中国的,尚未计入)。不过汉代江南还是卑湿的边区,经济和文化的重心仍在中原。汉末中原大乱,人民南徙,东晋又来一次大迁徙,江南经六朝的经营,到了唐朝后半期中央已经要靠江淮的接济了。闽粤到宋元才繁荣。云贵的内地化,完成于明清。东北的大事开垦,始于清末。这些都是今日的农业区域。 中国文化的发祥地,大抵在今晋陕豫交界处一带的黄土区域。那里的土壤很厚,虽不甚肥,但是容易耕作,也没有茂密的森林,使初民容易在耕作之前清除掉。所以在新石器时代,虽则今日中国各区域,大都稀疏的散布着居民,只有这一地带最适宜于发生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活。那里的雨量变率虽大,但是旱年不能使一切植物都干死,而且容易引导河水作小规模的灌溉,这个又促进技术和社会组织能力的进步。那里正是夏民族的故居,他们就由此兴盛起来,成为当时最强盛而进步的民族。其后起自海滨的商民族,逐渐西移,吸收夏的文化,最后打败夏而成为中原第一大国。而夏民族的一支,在渭水流域的周人,又强大起来东向而征服商,承继商的文化。夏商周的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孔子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又说:“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而且春秋时汉族自称曰诸夏或华夏。诸夏和夷狄的分别,就着重在文化上。所谓“城郭衣服”,差不多是诸夏农业文化的象征。春秋时中原一带及其附近,还有不少夷狄和诸夏夹杂着,血统相同而文化不同的就认做夷狄,血统不同而文化相同的则认做诸夏。可见夏实在是中国文化的初期,而农耕的兴起,即所以形成汉族,以别于蛮夷。 夏的疆域,大抵只有今陕西中部的东半边、山西南部及河南西部一带地方;它的声威或势力,可能远达山东河北两省境内。商的中心根据地在今河南,兼及山东西部及河北南部;它下面的侯伯,分布在河南的大部、山东西部、河北山西的南部、陕西东部以及江苏安徽的北部。周自武王灭商,周公东征,昭王、穆王和宣王向西和向汉水淮水流域的开拓,那时的封建帝国,已经统治今山东河南的大部、河北山西的南部、陕西中部、甘肃东部和江苏安徽湖北的北部,不过这范围内并没有统一,乃是一种诸夏和夷狄杂处的局面。西周的封建诸侯,可以说是在这大范围的疆土内,星罗棋布的建立军事据点,筑城以便攻守,在城外从事农耕,而列国的贵族,则为统治农民的武装集团。平王东迁以后,王室衰微,诸侯兼并,霸国并兴,杂处中原的和边疆的蛮夷,或同化或北迁,尤其是吴越的兴起,扩大了诸夏的范围。战国时除中原诸戎为韩魏楚所灭外,燕开拓到今辽热察三省的南部,赵开拓到绥远;魏开拓陕西北部的东半边;秦开拓陕北、甘东、关中和四川的大部;楚开拓江西北部,湖南全部,甚至云贵的一部分。秦灭六国后,更南并福建、两广以及越南的东北部。汉武帝时,复辟甘肃西部,直到玉门关,而且服属新疆至申亚一带的三十六国;东征井朝鲜,置四郡;西南服属云贵一带的西南夷。秦汉已经奠定了中国今日版图的大部分。 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和东北松辽平原,都很适宜于农耕。所以发祥于黄河中游黄土区域的农业文化,可以扩张到黄河下游,再向南次第推广到长江和珠江流域,向东北推广到辽河流域。蒙古和新疆的雨量太少,青海和西藏的地势太高,大部分不适于农耕;内蒙、河西以及新疆的北路和南路,虽有不少绿洲,但是面积太小,散处的少数农民,不足以抵抗游牧人的侵掠,所以农业文化扩展到内蒙河西就到了止境,而且在这地带屡进屡退,成为农耕和游牧两种文化互为消长的边缘,直到清末以来才渐有变更。即使在松辽平原也因为突入游牧地区,虽则农业文化早就扩展到辽东,但是不容易保持,进一步的发展还是晚近的事。 在三大流域中,黄河中游的黄土区域,最便于初民的农耕,已如前述。华北大平原因为黄河的时常泛滥改道,所以要等待到农耕技术和社会组织能力稍有进步后,才能够控制水患而利用它。商和西周的人口似乎都很稀疏,春秋时代华北仍旧是夷夏杂处的局面,要到战国时代才达到相当充分利用的程度。从夏商到战国,或说得比较稳妥些,从农耕初兴到黄河流域的充分定居与文化混一,可能已经花费一千五百年到二千年以上。长江流域的华夏化,或许开始于商代,然至西周之末,似乎还限于大江以北。晚至汉代,还说“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见《史记》)。湖南也是“卑湿贫国”(见《汉书·景十三王》传),四川比较好得多;但是全国精华差不多完全集中在中原及其附近。这是因为北方习于旱作,长江以南有很多水乡,不是水乡的又大都是丘陵地,由于雨多天热,草木茂盛,也和黄土区域或华北大平原不一样,发育于北方的农事技术,对于这异样新环境的妥善利用,不免感觉到茫然。尤其是江南浙西的水利,煞费经营。虽经六朝的开发,江浙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但是米粮还要靠荆裹的接济。后经五代时吴越的设置专官治水,北宋范仲淹等续修圩田和堤塘工程,至南宋而发展到极盛。自此江浙的富庶,甲于全国,取二千年来中原的全国经济文化中心而代之。这样,长江流域从开始接受中原农业文化,到发展至相当充分的程度,自商代至宋也差不多经过二千年的时间。 夏的农田制度怎样,现在不可考。商代大抵是同一族的人同居在一村落,共有村落附近的耕地,而且很可能的共同经营这耕地,没有像后世一样的家庭农场。西周行的是采地制度,庶人虽分授私田,但是要同耕领主的公田,公田是使用多人耕种的大农场。春秋时代鲁国的“初税亩”(见《春秋》),把公田全都分给庶人佃耕,齐楚等国也在把土地划分成小方块,授佃分耕,这才普遍流行着佃耕的家庭农场。战国时土地私有制确立,更为自耕或佃耕的家庭农场安排下不可动摇的基础。纵然有雇工或使用家奴耕种的大农场,那只是极少数的例外。战国时一天(亦即一家)所耕的标准面积,在黄河流域普通是100亩,合今28市亩余,和现在差不多,已经显得农场的很细小。一家耕地的分散情形,大抵在战国时也已经逐渐发生,但是像今日这样的十分碎散,可能是汉以后的发展。各地区的农田制度未必尽同,但是看得时期长一些,迟早趋向于同一型类。 夏商周农业和土地制度的考证,要费许多篇幅,在此处是不必要的。现在单就农户个别经营的家庭小农场的兴起,略作解释。在西周的采地制度里,耕者是农奴性质的庶人,土地是属于领主的。庶人由领主分授小量的私田,使他们耕种自养,无须纳租,但是要到公田上去为主人耕作,这就是所谓“藉而不税”的办法,藉庶人的力量耕种公田而免收私田的田租。春秋时鲁宣公十五年的“初税亩”,分明是开始废掉藉法,按亩收租(那时候的所谓税,实即今日所谓地租),这就必须连带着把公田也全部划分,分给庶人佃耕。因此农奴变为不自由佃农,耕地全部划分成佃农耕种的家庭小农场。此外齐国的要使井田畴均,相地而衰征(见《国语》)。楚国的画土田,井衍沃,量入修赋(见《左传》),似乎都是一种整理土地和租税的方法,把耕地的划成井字形的小方块,分给人民佃耕。结果和鲁国走上同一方向,促成家庭小农场的成立。 关于家庭农场的大小,孟子说:“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汉书·食货志》载魏国李悝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又《沟洫志》载魏国史起说:“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可见战国时代黄河流域家庭农场的标准面积,是每户百亩。那时候的亩法和现在不同,周代以六尺为步,一百方步为亩,后世以五尺为步,二百四十方步为亩。尺的大小也不同,周尺一尺,约合营造尺七寸二分,合市尺六寸九分余。所以战国时代的一百亩,只合旧营造尺亩三十一亩余,合市亩二十八亩余。春秋时代每户农场的面积,大抵也大不了许多。 春秋时代的耕地,既由领主划分授佃,甚至划成小方块分授农民佃耕,每户所耕的土地显然是合为一整片的。到了战国时代,土地可以买卖,私有制度确立。而且那时各国尤其是秦国,鼓励个人主义,商鞅令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因为土地的移转买卖和弟兄分家的结果,每户所耕的土地,可能渐渐发生细割分散的现象。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农田制度,而且如此的流行于广大地区,流传数千年之久,至今我们仍旧在它的笼罩下?主要是地理环境促成的。第一,中国天然是一个大陆农业国家,很难发展为工商业社会,至少近百年以前是如此。这是因为(1)中国东南虽有很长的海岸线,但是太平洋太大,即使邻近的岛屿,也隔着相当距离,在古代航海术幼稚时代是不容易到达的。在另一方面,内陆有如此广大的适于农耕的区域可以维持大量人口的生活,而且事实上经过几千年的移民拓殖,才把这广大农耕区域利用到相当充分的程度,没有急迫地向海外谋生的必要,所以中国很自然的成为一个伟大的农业国家,海外贸易不容易发生,直待明朝以后才有大量的移民出国,这是最基本的原因。(2)农业民族不习惯于航海,政府的税源可以取给于广大农地,也无须外求,想不到海外的利用,那时海上又没有强敌,没有建立海军的需要。没有海军就不容易管理海上的人民。因此政府不乐意它的人民和海外往来,甚至沿边的海岛也禁止移殖(例如浙江象山县属的大小南田、樊*[山+奥]鹁鸪头、大佛头、大月*[山+奥]、簪鱼头等,孤悬海外,直接大洋,自明代久经封禁,清初因之,后因私垦的人很多,道光时始设南田厅,民国改为南田县。)政府有意的采取闭关政策。(3)农业国家的税源既然依靠农田,官吏又出自地主阶级,而富商可以危害统治者的利益,所以战国时就产生重农抑商的思想,把工商看起末业,政府有意的抑止商业。 第二,在这古老而不易发展工商业的农业国家里,至少有下列几种重要因素,配合着造成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而历久不变:(1)中国农业区域的气候和土地,很适合于园艺式的经营,可以支持稠密的人口,每户的耕地可以少。长江流域以南可以一年两收,黄河流域也可以两年三收,一亩可以当两亩或一亩半用,南方水稻的产量又多于旱作,更可以减少每户耕地的面积。而且园艺式的经营需用人工特别多,一年配合着种两季作物,更需用较多的人工,也使每户耕种能力所能应付的耕地面积不能大。这和苏联寒冷地方的土地大不相同,寒带地方每亩的生产少,每户耕地不得不较多。所以苏联容易在短期内改为机械化的大经营,而中国不可能。(2)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古代农事技术幼稚,耕作几乎全靠人力,每人所能耕的面积很少,所以利于人口的增殖。人口已经增殖到饱和点,则每人可能分得的土地就不得不减到极少。而且在利于人口增殖的社会,已经增殖到饱和点时,增殖率的惯性不易停止,常使人口增加到过饱和。这样不但限制省工农具的引用,而且减少役畜的使用,更使每户耕地趋向于减少。所以小农制必然持久存在。不像白种人到新大陆的时候,农事技术已经很进步,加以不久紧接着机器的发明,所以能够以少量白种人,创制省工的大农具,很迅速地开发广大地区,自然造成大农经营。这背景和中国是大不相同的。(3)兄弟均分田产,不但使农场趋向于细分,而且为求分配的公平,往往把肥瘠不同的土地搭配着均分,使一家所有的土地趋向于碎散。(4)分割卖买的自由,使农民可以东一丘西一丘分别零星出卖,甚至把一丘地划分劈卖,买者也是这样零星买进,因此也促进土地的碎散。 中国历史论文:历史研究的逻辑框架和中国历史纲要 一、实证历史学 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确定社会的实际运行过程,即解决历史“是什么”的问题。只有在搞清历史是什么的基础上,才能归纳历史运行的规律。历史学要成为“科学”,必须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 实证历史学必须排除价值判断,它不评价人物的好坏,不判断历史活动积极作用或消极作用,不研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进步和反动。 二、历史研究基本假设(公理) 1、人口具有无限增长的趋势(马尔萨斯原理)。 说明:生物的繁殖能力都大大超过生物的简单更替水平。只要资源允许,生物个体都具有无限增长的趋势。它是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基础。 2、人类行为都追求效用最大化(经济人行为原理)。 说明:人类行为的选择倾向是相同的,就是利用和创造资源以最大限度地满足需要。需要的满足“程度”称为“效用”。人的需要可以分为本能生理需要、基本物质需要和社会高层需要三类。性欲的满足,权力和名望的实现,都要付出代价,所以都有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不同人遇到同一种情况之所以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不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选择倾向,而是因为同一选择对他们具有不同的成本和收益。 3、资源总是稀缺的(经济学基本假设)。 说明:满足不同类型的需要要有不同的资源。满足本能需要的资源是“异性”,满足吃、穿、住、行需要的资源是物质资料,满足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需要的资源包括社会环境、组织、机构和职位等。相对于人的动态发展的需要来说,资源总是稀缺的,这就会引起争夺稀缺资源的斗争,这一斗争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始终。 三、历史运行原理(框架) 各种组织、制度和文化都可以表示为资源环境的函数,因为它们都是人类在特定“资源环境”及其变化条件下“合理选择”的“结果”。组织、制度和文化一经形成,就成为影响人们下一步“选择”的重要参数(诺斯制度形成和作用原理)。 社会状况的终极原因(条件)是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包括自然变量和社会变量)。如果我们用S表示社会,用Y表示原始变量,用W表示外生变量,用F表示选择原则(对应法则),那么历史研究的框架就可以表示为: S = F(Y,W) (对历史研究框架的详细阐述,可参看笔者的另一篇文章《探讨历史终极原因的框架》) 四、历史探索的方法——执果索因 从历史结果出发,探寻哪些条件使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选择”了这样的结果,这些条件又是从那里来的,它们是原始的独立变量(自变量),还是由其它情况决定的中间变量因变量;如果是因变量,继续探寻它产生的条件,一直探寻到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为止。 五、历史论证的方法——由因导果 由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开始,阐明它们如何决定了人们的“选择”,初次选择的“结果”与原始条件一起,构成新的“客观环境”,又如何决定了人们的下一步选择。社会按照这一原则在自我运行(我不愿用“发展”一词)中,何时掺入了何种外生变量,它如何改变了约束条件,使人们作出了新的选择,这样,由原始条件和外生变量一直“推演”到当代社会状况。 六、历史研究的关键环节——“如何”选择 传统历史学不区分“原因”和“条件”(我们前面也不注意这种区分),但区分“原因”和“条件”是有意义的。在导致人们“选择”结果的所有约束条件中,我们把最后成就的条件或最后掺入的外生变量称为“原因”,把此前已经存在的情况或变量称为“条件”。这样,原因和结果具有一一对应关系,任何一个结果都有唯一的“原因”。复杂的“结果”都是单一结果的合成。历史研究首先要把混合结果“分解”为一个个单一结果,探索单一结果的单一原因和条件。在此基础上,继续探讨原因和条件的来源,一直探讨到原始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这就得出历史运行的终极原因或条件。就“终极”来说,“条件”和“原因”是一回事。 由于历史的终极原因都是原始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所以历史探索的关键环节就不是要弄清终极原因“是”什么,而是终极原因“如何”影响了人们的选择,从而形成了特定的社会状况。如果没有外来因素的影响,那么社会的终极原因都都是地理环境及其变化。 由多因引起多果的笼统阐述,或者用因素的“共同”作用解释某一结果的出现,都无法令人信服地阐明历史过程的原因。 七、中国历史纲要 应用历史探讨的基本思路和框架,对中国历史得出以下全新的结论(纲要): 1、粮食为主的单一食物结构。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属于暖温带的半湿润地区,既适合于牧草生长,也适合于种植粮食作物。粮食种植可以比畜牧业养活更多的人口,人口无限增长的趋势使粮食种植业排除了畜牧业,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以粮食种植为主的食物结构。 2、小农经济的社会结构。黄河流域属于季风气候,冬春夏秋多雨,这一降水特点有利于农作物生长,也使得单个农户也能够生产,于是形成分散耕作和生活的小农结构,同时决定了社会实行弟兄平分家产的继承制度。 3、宗族组织。农户繁衍分立形成血缘宗族。宗族农户在生产和生活上可以互助,宗族组织可以为松散的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4、以县为基础的政治统治机构。平坦开阔的平原、稠密的村庄和人口,使得盗匪团伙难以藏匿和生存,一支小规模的武装就能够对广阔地域进行流动保护,于是形成以县为基本政治单位的统治结构。政府是为居民提供保护和公正等公共产品,而以税收作为报酬的组织。为便于统治,在县以下设立乡、里、保、甲负责税收,在县以上建立省、道、府、州进行宏观治理。 5、统一国家。公共产品具有规模经济效益,政治单位越大,单个农户应分摊的成本就越低,所以统治者力图扩大统治范围,百姓拥护建立统一国家。 6、专制主义。在小农社会中,统治者没有可供农民分享的政治权力,农民对各个产品也没有讨价还价余地,于是形成农民对统治者绝对服从的专制制度。 7、人口与食物。人口增长和土地不变,导致劳动报酬递减,人口饱和时食物只能勉强糊口。 8、人口与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与人口密度呈正相关关系。劳动报酬递减使得偷盗、抢劫等不正当手段的“相对价值”大大上升,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成本大大增加。 9、儒家文化。儒家学说的提出,反映了在人口对土地造成沉重压力、社会秩序陷于混乱时,社会文化精英企图用“仁政”恢复正常秩序的努力。在正常情况下,儒家学说所主张的秩序,有利于政治统治,所以被统治者推崇。但它对治理混乱的秩序毫无作用。 10 、王朝循环。人口饱和加自然灾害导致自耕农民无法生存,于是爆发农民起义,引发王朝兴亡更替。新王朝建立后人口下降,人地矛盾危机缓解,开始新一轮的王朝循环。王朝循环有其具体特点和原理(略)。 11、清代人口问题的产生。明代从新大陆引进的高产作物玉米和番薯在清代得到推广,使中国土地能够供养更多的人口,导致清朝后期人口比历代人口最多时增加了五、六倍,达到4亿多人。近代以来的人口问题,就是在清朝时期产生的。 12、太平天国。人口成倍增加使人均耕地大大减少,人口对土地造成从来未有的压力,引发重要由贫苦农民参加的太平天国“贫民起义”。历史上张角、黄巢、李自成领导的起义也是“贫民起义”(而秦末起义、反莽起义、反隋起义、反元起义则是全社会起义),“贫民起义”总是陷于失败。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社会内部力量运行的结果,而与资本主义这一外生变量无关。 13、资本主义压力与变法图强。社会精英在资本主义压力下作出了变法图强的反应,如洋务运动、、预备立宪、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等,其目标都是中国的富强。 14、生存和图强的关系。 贫民争取生存和社会精英变法图强,目标不但并不一致,在大多数情况下还互相冲突,1949年才合二为一。 15、中国革命 条件:人地矛盾危机使农民普遍贫穷。 外生变量:劳动价值论的输入。 劳动价值论使贫苦农民能够理直气壮地打倒富人,进行土地革命,在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这是一因一果); 外生变量: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后的全面抗战使全国广大农民获得了在富人政权和穷人政权之间进行选择的机会,共产党力量空前强大,终于在1949年建立全国性的穷人政权。 劳动价值论的输入和日本的侵略这两大外生变量缺少任何一个,中国都不会出现全国性的穷人政权(苏联十月革命的外因相同)。 16、穷人政权误入歧途。 苏联建立穷人政权的情况与中国完全类似,即人口贫困、劳动价值论的传播和对外战争。 表面上看中国是照办了苏联的制度,但从深层次看,共产党政权实行财产公有、计划经济,都根源于劳动价值论。由于劳动价值论否定财产所有权的重大意义,不承认其它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贡献,所以信奉劳动价值论的穷人政权不能发挥其它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必然导致经济发展的缓慢乃至停滞。劳动价值论无视经济人正当的利益追求,使穷人政权误入歧途。 17、市场改革。 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改革,是使经济回归正道的伟大转折。 八、宏观历史问题解答 历史探索的逻辑框架和中国历史纲要并没有解决传统历史学的疑问。以下对主要疑问给予解答: 1、唯物史观的错误和缺陷 唯物史观的宏观理路无疑是正确的,但传统唯物史观也存在错误和缺陷,其错误在于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机械的理解和划分,这一划分使人单从生产关系方面去理解“商品市场”,认为市场发展的动力在于生产力的发展。由于把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归于技术的积累、提高和突破,而又无法探明技术突破的更原始的原因,这就使历史终极原因的探索走进了死胡同。 为了走出这一死胡同,人们回过头来开始由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解释生产力的发展,用上层建筑甚或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来解释生产关系,结果出现了用儒家思想、专制制度、宗法组织解释小农经济结构和生产技术长期停止不前的状况。 实证历史学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它们处于同一个逻辑层次,都是经济人在特定约束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这样,实证历史学就改正了传统唯物史观的错误,加强了传统唯物史观的薄弱环节。 这样,实证历史学是改正、补充和完善了的唯物史观,是彻底的唯物史观。 2、技术创新原理(这一原理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诺思阐明的。诺思是我们本文中所称的“实证历史学”的创始人)。 英国的李约瑟博士谈到中国古代在许多技术上曾经长期领先,但他始终没有搞清近代科学技术何以产生于西欧而不是中国。 人们的任何行为都牵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技术发明也不例外,只有那些预期收益显然高于预期成本的发明项目,才会有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研制。人类发明计时钟的过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原理。15世纪时,为确定远洋航行中轮船在海洋中的位置需要测算纬度和经度,测算纬度的问题早已解决,而测算经度需要一架在远洋航行期间保持精确的计时钟。西班牙、荷兰、英国都宣布对发明计时钟给予巨额悬赏。这笔悬赏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最后由英国的哈里森获得,他为了研制计时钟几乎耗费了半生精力。假如哈里森未研制成功而突患疾病死亡,计时钟还会被其他人发明出来,因为高额赏金是刺激人们进行研制的基本动力。如果没有赏金,发明成果因被人仿制而使所获收益大大低于所付出的代价,就不会有人去进行这种研制。仿制他人的发明成果显然具有一种搭便车的利益,所以人们都想等待别人发明出来之后进行仿制,于是社会只可能出现一些象鲁班发明锯子那样的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的简单的或偶然性的发明创造(历史上偶然性的发明创造之所以不断出现,正是因为它们不需要多大成本)。 尽管高额赏金能够刺激发明创造活动,但政府悬赏的只能是重大而又紧迫的项目,事事都靠政府悬赏是不现实的,于是保护发明者利益并给予创造活动经常性刺激的专利制度在西欧被发明了出来。如果没有专利制度的保护,许多发明创造的预期收益是远远低于预期成本的,因而根本不会有人去进行研制。古代中国没有形成保护发明者利益的制度,所以出现的发明创造大都具有简单和偶然的性质。等到能够偶然发明的技术(几乎)都被人们掌握,剩下的都是偶然性原理所无法突破的时候,技术发明就会陷于停滞。中国的生产技术长期陷于停滞,基本原因就是如此。 3、西欧出现技术突破的原因是市场兴起(由诺思阐明)。 西欧工业革命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专利制度,但西欧最初出现生产技术突破时,专利制度还没有出现,所以应当到其它方面寻找原因。诺思在其所著《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阐明,西欧之所以出现一系列技术突破,是由于人们利用商业扩张和市场兴起所带来的盈利机会的结果。 市场扩大引起生产规模扩大,导致社会分工,制造业中精细的分工使人们只需要重复简单的动作,把人们天生的发明欲集中在容易解决的问题上,从而为用机械代替手工提供了可能。欧洲一系列的技术创新,就是在这种由市场扩大所带来的利益的刺激下出现的。没有市场兴起这一条件,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 4、西欧市场兴起的原理。 市场兴起是由于参加市场交换的人数众多,人们参加市场交换是为了获得利润,利润来源于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基本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主要取决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除自然形成外,地理条件差异的大小也与空间距离密切相关。不同地区之间基本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高于其间的运输费用和交易成本,是交易能够实现的前提条件。 西欧小范围内气候差异大,导致产品差异大,各地具有明显的比较利益;西欧河流密布,水量均匀,一年四季都适合于通航,水路运费低廉,各地的不同产品就能够实现交换,刺激了商品市场的发展。 过去,人们总把市场兴起看作技术进步引起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实际上正好相反,是市场兴起增加了人们的盈利机会,吸引人们扩大生产规模,引起了操作过程的分工,刺激了技术进步。简单地说,市场兴起是原因,技术进步是结果。 西欧社会发展的因果链条可以归纳为,地理条件决定了产品差异大和运输费用低,刺激了市场的兴起和扩张;市场盈利刺激生产规模扩大;生产扩大引起专业化和操作过程的分工;精细的分工刺激了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又带动整个经济增长,促进了社会进步。总之,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在西欧兴起,归根到底是由于那里有便于市场发展的地理条件。 5、中国何以长期发展缓慢 一系列的宏观历史之谜,例如中国封建社会何以如此漫长,中国小农结构何以长期维持,中国生产技术何以停滞不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何以萌而不发等,都根源于中国商品市场难以发展。只要弄清了中国商品市场难以发展的原因,其它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实证历史学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思路是明确的:商品市场难以发展是由于很少有人从事交换,人们不从事交换是由于交换无利可图,无利可图是由于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不能抵偿运输费用和交易成本。 在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等温线和等降水量线都是东西方向(与纬线平行),从现今陕甘交界处向东一直走1500公里到山东半岛东端,各地的土壤、气温和降水差不多都是相同的,导致自然产品基本相同,因而没有交换的必要。虽说在南北方向上土壤、气温和降水差别较大,引起自然产品差异较大,但是这一地域没有南北走向的河流,产品交换只能通过陆路运输。在古代条件下,陆路运费大概等于水路运费的30倍,一般商品根本承受不了这样高额的运输费用,结果南北方向有差异的产品无法实现交换。中国农民将产品运到有差异的地区交换所需要的产品,比自己直接生产所需产品还要花费更高的代价,于是农民的合理选择就是调整产品结构来满足需求,结果社会就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过去常常有人说自给自足的传统使得中国农民不喜欢与外界交往,实际上是从事交往无利可图才使得中国形成了自给自足的传统。 6、重农抑商政策是市场发展状况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我们知道,历代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统治者何以重视农业,原因是明显的。在中国,农业历来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统治者的力量,与其管辖的农户数量成正比,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提倡以农为本,重视农业的发展。 历代统治者何以都实行抑商政策,却很少有人能够给予合情合理的解释。 认识抑商政策的关键是把统治者也看成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经济人”。统治者之所以实行抑商政策,肯定是因为(他们认为)商业对他们不利。现在,有许多人认为,商业对社会、对国家也都是有利的,统治者之所以采取抑商政策,是由于统治者没有认识到商业的积极作用(短视)。这一认识太过肤浅。在两千多年中,历代统治者都实行抑商政策,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韩非甚至直接把工商业者看作社会的五种蠹虫之一(《五蠹》),恐怕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统治者的短视。 我们已经知道,生产成本的差额高于运输费用和交易费用是实现商品交换的前提。中国学者很少有人对古代市场上的交易费用给予研究。从现有材料看,制约中国商品市场发展的因素是产品差异小和运输费用高。商品的运输费用与商品的体积、重量成“正相关”关系,物品越是低值笨重,越难以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在任何地区,金银、珠宝等贵重物品当然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中国古代的远距离贸易,除了金银、珠宝外,还有丝绸、瓷器、茶叶、香料等产地有限、但用处特殊的物品,由于运费高昂,所以它们到达消费地以后都成为普通百姓消费不起的奢侈品,加上它们不是生活必需品,所以不可能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多大影响。从消费的必要性上说,也许只有经销盐、铁才有利可图,垄断经营更能赚大钱。这一原理早就被人们发现,远在战国时期,统治者就开始实行盐铁专营制度(从经济角度看,国家对盐铁垄断经营的利润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税收),严厉打击私自制售,这就断绝了商人盈利的主要项目。由于从事农、林、牧、渔基本物品的交换无利可图,所以商贩只好行奸弄巧、坑蒙拐骗或者贩卖违禁物品赚钱,于是奸商和私贩几乎成为商人的代名词。行奸弄巧当然对社会起不到积极作用,贩卖违禁物品又严重侵害国家利益,所以盐铁专营以后,国家从民间商业中获得的税收还抵偿不了对其进行管理的费用。在统治者看来,商人的积极作用还弥补不了他们给国家造成的损害,于是国家都采取抑商政策。 有人认为商业的流动性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不利于统治者的管理,所以统治者才实行抑商政策。这一认识也是肤浅的。如果商业能够盈利,国家能够从一般商业活动中获得足够的税收,就能够雇用大批官吏对商业进行管理,这样既有利于社会,又可以为文化精英“安插”相应的“职位”,一举几得,国家何乐而不为呢? 说到底,国家的商业税收来源于商业本身的盈利。由于中国正常的商业不能盈利,怎能够指望统治者积极扶持它的发展呢?抑商政策当然会对市场发展更为不利。不过,由于地理条件限制,即使没有抑商政策,中国的商品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发展起来。 地理条件制约中国商品市场不能发展,是中国长期停滞于小农社会的根本原因。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述 2000年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8月初在昆明云南大学举行“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2001年10月已出版论文集《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会上专家们就历史地理学领域内各种问题和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运用新兴的GIS技术展开了广泛、深入而饶有兴趣的热烈讨论。本年度出版的专著和论文集有:谭其骧著《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侯仁之等著《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5月)、王北辰著《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0年7月)、朱玲玲著《文物与地理》(东方出版社2000年4月)、葛剑雄著《碎石集》(学苑出版社1999年7月)、翁俊雄著《唐后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大出版社1999年12月)、景爱著《沙漠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10月)、李治安著《行省制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王妙发著《黄河流域聚落论稿——从史前聚落到早期都市》(知识出版社1999年12月)、胡阿祥著《“中国”古今称谓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1月)、阙维民著《历史地理学的观念:叙述、复原、构想》(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张伟然著《湖北历史文化地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鲁西奇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等。吴传钧、施雅风二院士主编《中国地理学九十年发展回忆录》已经问世(学苑出版社),周振鹤主编《上海历史地图集》已经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华林甫汇编《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学苑出版社)也已面世。 本年度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可观,仅就笔者寓目的二三百篇而言,已经涉及到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各个领域。下面择其主要而概述一年来的研究进展。 一、历史地理学理论 “历史地理”一词从何而来?什么时候中国才有?侯甬坚《“历史地理”学科名称由日本传入中国考》(《中国科技史料》第4期)一文为我们提供了答案。作者根据中、日两方面的背景资料和依据,提出了“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名称在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的看法,认为这一名称于1901~1904年随日本近代学制而传入我国,二三十年代在国内学术界渐有介绍,1935年3月1日被《禹贡》杂志用作英文刊名,开始扎根于学术界。 “历史地理学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但今天我们依然要呼唤它的新生”。这是孙天胜、曹诗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一文(《晋阳学刊》第6期)中提出的观点。该文从学科性质、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入手,指出“历史地理学”命名上存在着名实不符问题,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应回归到研究社会历史与地理环境关系的轨道,“现实的历史地理学的命名有悖于科学规范”,而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在这里,他们提出如此前所未有的观点和名词,虽未必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无疑会促进学科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入。 最近二十年来,历史农业地理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已出版专著十余部,但在学科理论、区域、专题和时段上仍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有待于今后不断加强。李令福《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初探》(《陕西师大学报》第4期)一文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曹树基的书评《以人为本的历史农业地理学》(《清史研究》第3期)认为:萧正洪《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 现代地理学发展方向之一是展开区域研究,历史地理也莫能外。在区域研究理论上,鲁西奇继1996年发表《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该年第6期)后,本年度发表了续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地区多样性包括景观的多样性和历史发展道路、模式的多样性,政区、移民、地理环境、经济类型、城市发展以及地方特权、方言、风俗是影响多样性区域之生成、演变的重要因素,地区多样性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架构和走向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历史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 此外,关于历史地理学理论的论文还有葛剑雄《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文汇报》11月4日)、毛曦《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刘锡畴《中国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喀什师院学报》第1期)等。 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谭其骧先生早在1990年历史地理会议的主题报告《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中就已指出:“历史人文地理将是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希望、最为繁荣的一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将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文汇报》1991年1月6日第3版)。经过十年的稳步发展,历史人文地理已经成为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成果多、质量高,代表着历史地理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历史人文地理领域广阔,宜分别概述其本年度的学术成就。 1、历史政区研究 历史政区研究是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现在有的学者将其赋予“历史政治地理学”的内涵,或主张以“历史政治地理”取而代之。在这个领域内,本年度成果不少,但多集中于先秦、秦汉时期。张怀通《先秦时期的基层组织——丘》(《天津师大学报》第1期)认为,作为先秦时期重要基层组织的“丘”,源于龙山文化末期在原野中用土堆积而成、人类藉以居住的台地;商代的丘是农渔田猎的基本单位,是军赋的承担者;西周、春秋时代的丘与国野制度相结合,是“野”中的政权组织,丘民耕种公田,缴纳禾、刍、米,春秋末则缴纳牛、马、车,充当甲士、步卒;战国时代因井田制和国野制度的瓦解,国、野两套行政系统混一,丘被乡取代,“丘”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李晓杰《春秋晋县考》(《历史地理》第十六辑)钩稽了春秋晋国较为明确可考的原、温、邬、祁、瓜衍之县、先茅之县等三十二个县,指出这些晋县大多分布在河水及汾水两侧,且多分布于晋国的边地,认为春秋后期其性质已出现了由县邑之县向郡县之县转化的现象。这是对周振鹤关于县制起源三阶段说的绝好补充。宋杰《春秋时期中国政治力量的分布态势和列强兴起的地理原因》(《首都师大学报》第4期)将当时中国的政治地理格局划分为中原地带、弧形中间地带、周边地带的华夏与东夷中山诸侯、争霸列强、戎狄蛮夷三股政治势力,认为不同地理区域的自然、社会环境对各国的经济、政治及民风的影响,使弧形中间地带的齐、晋、秦、楚列国得以崛起称霸,超过了鲁、卫、郑、宋等中原地带的旧日望国。 汉武帝设立的刺史部,传统观点认为按州或州部派遣刺史,以致出现一些无法解释的疑难问题。汪清《汉武帝初置刺史部十三州辨析》(《史学月刊》第3期)认为,“州”、“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武帝将全国除京畿以外所有郡国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叫“部”,武帝应是设立十三刺史部,其中包括朔方刺史部,但不存在所谓“朔方州”。他的另一篇文章《王莽时期州制的变化兼论都督制的滥觞》(《郑州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王莽时“州”的行政化倾向被固化,而监察职能被削弱甚至被剥离,“保”区制的设立使州受到更多军事因素的渗入,州呈现了军政合一的性质。 李晓杰《东汉荆州刺史部所辖诸郡沿革考》(《湖北大学学报》第5期)利用现存的文献史料,以东汉初年荆州刺史部作为具体的考证区域,将其时该刺史部所辖的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等郡的沿革做了通代的详尽考察,使其变迁的分辨率精确到“年”,为进一步从事东汉政区地理的全面研究提供了基础。彭建英《东汉比郡属国非郡县化略论》(《民族研究》第5期)从东汉比郡属国的设置背景、管辖对象、内部结构及其主要功能等几个方面论述了东汉比郡属国问题,认为它是东汉王朝管理归降少数民族的一种羁縻制度,就其性质而言并未实现郡县化。 此外,这方面的论文还有万昌华《郡县制起源理论的历史考察》(《齐鲁学刊》第5期)、黄金铸《论六朝岭南争取激增无滥置之嫌》 (《学术研究》第6期)、郑宝恒《民国时期行政区划变迁述论》(《湖北大学学报》第2期)等。 2、历史产业地理研究 唐晓峰《鬼方:殷周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一文认为,早期传世文献上的“鬼方”是殷商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不是如后世匈奴那样的骑马游牧民族,在山、陕北部发现的鬼族遗存证明了这一点;自新石器时代始,今山、陕北部长期以来是原始农业的分布地区,后因气候变化而逐渐演变为半农半牧地区。 李伯重《革命乎?虚像乎?》(《九州》第二辑)从方法论上分析了导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论所使用的“主导法”与“集粹法”的致命弊端,指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只不过是空间意识缺乏所导致的一个“虚像”,并力图求得宋代江南农业时空变化的“实像”。高王凌《中国棉作分布的历史演变》(《九州》第二辑)重点研究了棉花传入中国后、尤其是清代棉花种植的地理分布,将棉花生产分作“自产有余且能大量外销”、“接近自给”、“不能自给”、“极少棉作”四类地区,发现全国约有70%以上人口的棉花需求都是依赖市场获得的,其中又有40%需靠省际交流,因此作者认为“把传统经济说成是‘男耕女织’、‘一家一户自给自足’,显然是不大合适的”。辛德勇《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的农业开发进程及其经验教训》(《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使用翔实的史料,探讨了三峡地区原始农业、宋元及其以前和明清时期的农业开发状况,最后总结出服务现实的三点经验和教训,认为“今后峡区的农业发展,必须借鉴历史经验,走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的大农业路子,以充分、合理地利用山地资源”。李令福《历史时期关中农业发展与地理环境之相互关系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探讨了历史时期农业生产与地理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以关中为例简要分析了两者的相互作用。戴鞍钢等《中国近代工业地理分布变化及其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将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历程分为四个阶段,指出其地域分布始终没有突破偏于沿海沿江地带的基本格局,认为这种状况限制了它的社会影响。此外,同类论文还有王双怀《明代华南的粮食生产及其地域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尹玲玲《明清时期湖北地区的渔业经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等。 3、历史城市地理与古城址研究 应该说,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本年度的成果以古都研究居多。李小波《从天文到人文——汉唐长安城规划思想的演变》(《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城市是文化的载体,都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文化风貌的体现,汉长安城法天象地、灿若星辰,唐长安城周易礼制、政通人和,其规划思想反映了从天文到人文的转变。程妮娜《金代京、都制度探析》(《社会科学辑刊》第3期)认为,金代京、都制度最初是在照搬其他民族制度的基础上,融入女真民族传统的政治特征而形成的;在金朝不同的社会制度发展阶段上,京、都制度不断调整、变革,在女真统治集团对国内各地各民族的种族统治运作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金代京、都制度上承辽宋、下启元明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韩光辉《论中国元代建制城市》(《历史地理》第十六辑)探讨了金元都市警巡院、城市录事司的官制与职能,详细研究了元代建制城市的规模及其户口特征、时空特征,认为元代建制城市的辉煌“就在于对一百余个城市实行了专门且有效的行政管理,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可惜明清城市管理又倒退到由附郭县或县负责的陈轨旧俗上去了。李孝聪等《清代北京城王府建筑的选址与分布》(《九州》第二辑)一文,由北京城王府的出现与发展历史过程入手,从王府在城市空间中的分布着眼,着重分析了清代北京城内王府在不同阶段的选址和分布特点,并对产生的原因作了探讨。尹钧科《十八世纪北京的城市建设》(《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认为当时大规模重修或新建宫殿、王府、寺观,使北京城市建筑更为完备,而大力整治街道沟渠和彻底改造城外大道,以及西郊“三山五园”为主体皇家园林的修建,使人们更能领略到十八世纪北京城市建设的辉煌。白洪希《清朝关外都城辨》(《辽宁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兴京赫图阿拉、东京辽阳、盛京沈阳已是史书和学术界公认的都城,但努尔哈赤居住十六载的费阿拉城以及界藩、萨尔浒却不能算作都城。同类论文还有:于希贤《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文化透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考古》第7期)、汪文学《古代都城地理格局之发展极其相关问题研究》(《江海学刊》第1期)等。 尧都平阳的传说,虽还没有得到考古学上的直接证明,但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和已有的考古成果间接地表明它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说明包括临汾地区在内的晋西南地区是华夏文明的直接起源地,是中国历史的主要源头。这是王社教、朱士光在《尧都平阳的传说和华夏文明的起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一文中表述的观点。郑州小双桥遗址从1990年被发现和经过1990年、1995年两次考古发掘以后,有的学者多次撰文,一再论证这就是殷商仲丁所迁的?都,邹衡先生《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嚣)都说辑补》(《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4期)对此观点加以肯定;然方酉生《小双桥遗址为仲丁?都说商讨》(《武汉大学学报》第1期)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实物资料认为,下此结论为时尚早,仲丁所迁?都应当是郑州商城。徐昭峰《试论偃师商城的性质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提出郑州商城为商汤所都之亳、偃师商城性质为军事重镇的观点。石泉《古夏口城地望考辨》(《武汉大学学报》第4期)从汉魏六朝文献记载出发,结合一系列相关地名的定位,通过缜密的考证与分析,初步认定汉末三国至梁、陈之际的夏口城实当位于今钟祥市或稍南处;在梁、陈之际的大动乱中,古夏口城遭到毁灭性破坏,此后“夏口”之名遂移至今武汉市。学术界对在西安附近新发现的沙河古桥的性质问题尚未取得一致看法,王维坤《沙河古桥的新发现与研究》(《西北大学学报》第3期)通过对沙河古桥进行的综合分析,认为是“沣河古桥”的可能性较大。据李并成《汉玉门关新考》(《九州》第二辑)考证,著名的玉门关存在了1140年,关址最早设在今嘉峪关市西北约十公里处的石关峡,西汉太初三四年之际西迁敦煌西北,隋唐时又东徙今安西县双塔堡,五代宋初进一步东徙而迁回石关峡。 此外,石培基等《历史时期西北城市发展简论》(《人文地理》第3期)运用历史地理、文化地理的方法,通过分析周代至清末西北地区城市的发展过程,简要探讨了西北城市形成、发展的过程及其内在机制。这类文章还有段渝《秦汉时代的四川开发与城市体系》(《社会科学研究》第6期)、曹小曙等《历史时期昆明城区拓展及结构演变研究》(《热带地理》第3期)等。 4、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这一领域的研究方兴未艾。吴永焕《从 方言 所记地名看山东方言的分区》(《文史哲》第6期)从扬雄《方言》记录方言词语时所用地名单独列举与并举情况考察,看出秦汉时期山东方言大致可分为齐鲁、东齐海岱两区四片,如此格局的形成与齐鲁各地不同的历史人文背景有着密切关系,并且其格局在今山东方言中仍然保持着。湖北省境的演变自秦至明曾有一波三折的历史进程,张伟然《湖北历史时期的感觉文化区》(《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认为这种波折不可能只是纯粹的政治行为,而是文化在起作用——湖北省境是一个可以依凭的独特的感觉文化区,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才使得湖北省境即使经过长期割裂后也始终保持着成为一个完整区域的要求,该文对湖北感觉文化区的演变、作为文化地域的空间构成、地域归属与整合、作为感觉文化区的判读指标等进行了深入探讨,颇具新意。张晓虹《明清时期陕西民间信仰的区域差异》(《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阐释了陕西民间信仰区域差异的发生、发展及其变迁的历程,从而揭示出民间信仰与自然环境及地域社会之间的关系。干旱是影响关中农业生产、甚至人民生存的主要自然灾害,张晓虹、张伟然合撰的《太白山信仰与关中气候——感应与行为地理学的考察》(《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一文试图从行为地理学的角度阐释陕西太白山崇拜的产生及分布地域的形成过程,很有见地。据李仁《回族杰出人物的历史地理之分析》(《回族研究》第1期)研究,回族人口分布西多东少,但杰出人物东高西低,认为东南沿海优越的历史、地理环境与穆斯林优秀人才的出现、成长不无关联,因而呼吁:提高西北地区回族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 5、历史地名研究 历史地理研究离不开地名,地名研究的专门之作为数也不少。华林甫《中国历代更改重复地名及其现实意义》(《历史研究》第4期)一文中关于西晋太康元年、隋开皇十八年更改重复县名的论述是作者一大发现,他对中国历史上六次大规模更改重复地名运动所作之发覆,钩沉抉隐、爬梳排比,总结了历次更改地名的特点和规律,进而以这些规律来衡量当今地名存在的问题,从而指出并建议现存50多组字同、形似、音近的地名在适当时候均应予以改名。刘宗迪《华夏名义考》(《民族研究》第5期)依据作者提出的人类族群建构于原始舞蹈的理论,通过对“华”、“夏”两字的文字学和文献学考证,说明“华”、“夏”两字最初都是舞蹈之名,表示饰羽之舞,中华民族最初名称“华夏”正是由此演变而来的。程二行《春秋都邑何多以“父”名?》(《中国典籍与文化》第4期)论述了见于《春秋》、《左传》中鲁、郑、卫、晋、楚诸国十来处含“父”字地名的来历,认为古时“父”、“阜”通假,“阜”义为土山,高大而上平,古人建都立邑多选择地势高敞之地。李锋敏《从河西走廊古地名看古代河西历史》(《甘肃社会科学》第2期)指出河西走廊地区许多发源于匈奴语和汉语而至今仍沿用的古地名是各族历史融合的语言“化石”。这方面的论文还有孙冬虎《南海诸岛外来地名的命名背景及其历史影响》(《地理研究》第2期)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阿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历代国号研究的论文,如《王莽新国号述论》(《江苏社会科学》第2期)、《汉唐国号考原》(《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赵宋国号考说》(《扬州大学学报》第5期)、《蒙元国号概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等,并出版了《“中国”古今称谓研究》一书。作者综合运用历史学、民族学、地理学、语言学、文字学、心理学、名称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将繁多的国家称谓分为三类,详细阐释了中国历代统一王朝国号,同时也论及分裂朝代的国号,考论中国古今名号和域外有关中国的诸多称谓;作者认为,中国的各种称谓往往凝聚着传统文化的精华,深探其源、细释其义,有助于理解过去,从而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书中广征博引、以考带论,其言富有文采,饱含热情。该书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结构浑然一体,探索鞭辟入里,新见迭出,精义纷呈,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很强的现实意义,卞孝萱先生之“序”谓此书为“奠基”、“开拓”,均非过誉。 6、历史地理文献研究 中国历史文献汗牛充栋,历史地理文献研究成果亦复不少。据郭声波《唐宋地理总志从地记到胜览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第6期)研究,北宋以前地理总志的代表作属于以州下类目县目夹杂为常用体裁、以政治经济地理为主要内容、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的的地记型,南宋的代表作转变为以州下纯用类目为体裁、以文化名胜地理为主要内容、以趋时应景为主要目的的胜览型,这种演变不仅根源于宋代文化的发展、也根源于宋代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合力所致。郭红《两幅大同镇图比较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对明代《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和《三云筹俎》中的大同镇图作了专门研究,据此可纠正《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山西图中“杀虎口” 、“阻虎堡” 、“宁鲁堡”、 “ 威鲁堡”等地名中的“虎”、“鲁”二字原为“胡”、 “虏”之误。王卫东《明代山西沿边的几个地名》(《历史地理》第十六期)据《明世宗实录》等史料也指出了《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这几处失误。中国现存的古代游记众多,但除了十数种著名的之外,绝大部分不大为地理学界所注意,周宏伟《中国古代非知名游记的地理学价值管窥》(《湖南师大学报》第2期)从一些具体例证分析,发掘出这些游记不但蕴藏着很多有价值的自然地理学资料、而且也包含着不少重要的人文地理学内容,因此他认为所有的中国古代游记都是研究历史地理和地理学思想史的最为可靠的和极为重要的材料,应当受到地理学界的重视。汤开建《祝淮 新修香山县志·澳门图 研究》、《雍正 广东通志·澳门图 研究》(《暨南学报》第3期和第6期)专门研究早期澳门地图,前者通过图上首次出现的地名揭示清代澳门城市历史发展的内涵,后者对图中涉及的澳门华人庙宇起源等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观点。颜广文等《论阮元与 广东通志 的编撰》(《华南师大学报》第3期)从阮修通志的时代背景、阮元本人所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及其居中的领导作用、修志班底的构成及其主要成员的学术素养等方面分析,认为阮志体例架构既全面又完善,选材广泛,编撰独特,史料价值高,全志具有鲜明的由专注考据转向经世致用的时代特征。 此外,这方面的论文还有戴念祖《邹伯奇的摄影地图和玻璃板摄影技术》(《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期)、李勃《 舆地纪胜 琼州部分纠谬》(《学术研究》第7期)、高福顺《简论 高丽记 佚文在地名学上的贡献》(《东疆学刊》第1期)等。 三、历史自然地理研究 黄河是中华大地的生母,治理黄河必然要参考黄河史研究的结论。谭其骧先生1962年提出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著名论点,如今已成了治理黄河的指导性原则,但当时任伯平持有疑义;1997和1998两年,任伯平与赵淑贞合作发表二文,重申旧说,仍然否定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局面的存在。王守春《论东汉至唐代黄河长期相对安流的存在及若干相关历史地理问题》(《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一文发现,任、赵二人的论文“许多史实和观点存在诸多错误和问题”,指出他们对历史文献的“随意曲解”是“极不严肃的”,“不是严肃的学者应采取的态度”,他们所谓“黄河下游并不安流”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作者认为黄河相对安流时期的出现,主要还是中游地区生态环境改善的结果,王景治河当然功不可没,但治河手段再高明也不可能维持长达七百年的相对安流。关于黄河壶口瀑布历史上溯源侵蚀的速度,七十年代史念海先生根据郦道元《水经注》和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的描述,推算出自公元527年至813年间平均每年后退5.1米、从公元527年至现代平均每年后退3.3米的结论;但是现代测量出壶口瀑布平均每年仅仅后退5厘米,两者竟然相差上百倍,故宋保平《论历史时期黄河中游壶口瀑布的逆源侵蚀问题》(《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一文重新检讨了影响瀑布后退的四大因素,结果显示岩性特征、落差、流量、泥沙含量均非影响瀑布后退的关键原因,因而认为《水经注》和《元和郡县志》多为定性描述,只能称为“半定量”;如果一定要确定其侵蚀速度,那么只能得出从李吉甫时代到现代的溯源侵蚀平均数值即1.2米/年 这么一个模糊的数据。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 “三峡工程”举世瞩目。蓝勇、杨伟兵《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森林植被分布的演变研究》(《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表明,明清以前三峡地区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森林覆盖率,但明清以后大规模移民的过度农业垦殖、盐业开发和官方皇木采办等活动极大地摧残了该地天然森林植被系统,清末各类厂矿的兴起对腹地森林资源影响较大,而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人口膨胀和大炼钢铁使这里的森林覆盖率一度降到15%以下,从而导致水土流失加剧、自然灾害增多,因此作者认为“如何控制农业垦殖、特别是山地陡坡垦殖,进而退耕还林,发展合理的农林复合型(三峡)库区经济以利于水土保持已刻不容缓”。 灾害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灾害是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方面,为此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对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灾害与人口、灾害与社会经济、灾害与社会政治、灾害与社会文化等问题发表了高见。满志敏《光绪三年北方大旱的气候背景》认为这次清代后期社会影响最为严重的大旱灾形成的原因在于全球性的特强ENSO事件影响下亚洲地区季风的显著减弱。左鹏、张修桂《明清水患与江汉社会》认为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的水灾是江湖自然演变与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既为人们提供了开垦荒田的淤地,也因此引发了种种社会矛盾与冲突,堤垸的修守诚然是一种御患措施,但因其单一化而使江汉地区的人地关系日趋恶化。(以上三文具载《复旦学报》第6期) 环境研究方面,朱士光《西安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特征与都城长安相互影响之关系》(《陕西师大学报》第3期)研究表明,关中地区优越的生态环境对长安的城市建设、物资供应、经济繁荣提供了物质保证,而西汉王朝对王畿所在关中地区所采取的一些政治、经济、文化措施也对保护与改善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总之,本年度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喜人,学风严谨、论证扎实而又紧密结合现实的论著不少,作者队伍中也涌现出一批新人,昭示着本学科良好的发展前景。当然,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进程中,研究西部地区历史地理问题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但目前这方面的成果太少。 在新的一个世纪里,出于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和社会的企盼,笔者相信中国的历史地理学一定会得到更加充分、完善、健康的发展,历史地理工作者在二十一世纪里必将大有可为! 中国历史论文:浅谈中国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 论文关键词:历史文化城镇 保护意义 现状 问题 保护的动力 保护的基本原则 经费的负担和筹措 论文摘要:中国对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可以说刚刚起步,需要更加科学合理的保护理念和手段。本文通过介绍什么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意义、现状和面临的问题,以及保护的基本原则和一些可以借鉴的方法,希望能提供一些关于保护方面的思路,并引起人们对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关注。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众多承载着中华数千年文化、传统、历史的古城镇,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散落在华夏大地。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国人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文化体验的追求日趋流行,“历史文化城镇”开始为人们所熟悉。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含义 所谓历史文化城镇,就是许许多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群体构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镇街道景观。例如,带门楼的宅第,树木繁茂的庙宇,高耸的城郭、宝塔,以及文明开化以后所产生的西洋建筑、桥梁、濠河……等的姿态。[1]每个建筑物和构筑物,都有其深远的由来和历史,如果能够为来访者提供详细了解的资料,则必然会给人们很大教育;如果能将它们组成一定形体,创造出我们四周的“环境景观”,那么就可以使平常完全生活在异地的人,扩大生活范围,弥补生活体验的不足。我们亲生感受到,在我们生活的国土上,可以创造出多么丰富多彩的生活空间来。 但是文化城镇并不只是给外来者赏心悦目。文化城镇犹如地方文化的面孔,在这里反映着人们的实际体验,这是无法代替和置换的,他们将视它为自己的故土故乡。 所以,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就是在保存历史文化城镇物质遗产的同时,如民居、街道、桥梁,保护城镇建筑群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性环境。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意义 早在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17次全会制定的“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保护的国际建议”的前言中说:“在生活条件迅速变化的社会中,能保持自然和祖辈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密切接触,才是适合于人类生活的环境,对这种环境的保护,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在各个地区的社会中,充分发挥文化及自然遗产的积极作用,同时把具有历史价值和自然景观的现代东西都包括在统一的综合政策之中,才是最合适的。” 科教文组织的第19次全会,提出了“历史性地区的保全及其在现代的作用”的国际建议,其中有:“所谓历史性地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存在。为适应多样性的社会生活必须有相应的多样性生活背景,据此,提高历史性地区的价值,将对人们的新生活产生重要意义”。[2] 可见,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对我们了解历史,传承传统文化,丰富现代生活,促进社会多样性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保护历史文化城镇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的一种需要,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对古城镇的保护处于一个越来越重视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就有关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规定,历史文化城镇自然也在保护之列。而在200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该条例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通过单独制定法规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进行规范,国家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各级地方政府也有相应历史文化城镇保护法规的出台。例如,2004年制定的《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2006年开始施行的《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中国社会正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放到这个我们过去不曾注意的焦点上。 但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现状令人堪忧。最主要是对历史文化城镇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对于文化保存造成很大阻碍。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面临的问题 当前,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追逐经济利益与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现代人对传统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捧,使得越来越多的地方认识到历史文化城镇镇潜在的巨大利益,利用古老的资源,发展旅游业,推动地方经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一味地旅游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不断商业化。许多地方只是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忽视了古城镇本身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更忽略了对历史文化城镇的持久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已经日趋严重,并直接影响着古城镇的“生存”。因为,于历史文化城镇而言,其巨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城镇建筑,布局结构的合理和艺术,更在于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人所形成的历史,文化氛围,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商业化的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离它的价值越来越远。 以云南丽江为例:十多年前,1997年12月4日,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与雅典、罗马、威尼斯等伟大城市比肩;十多年后,2008年1月中旬,古城被指责过度商业化、原住民流失,联合国派出检查组,丽江面临亮“黄牌”之忧。十年仅是历史的一瞬,然而这十年丽江的变化几乎超过了过去800年的总和。如今,涌入丽江的不是蒙古战车和铁骑,而是源源不断的游客和老板,他们带来丽江的不是马刀与盔甲,而是快速增长的旅游收入和巨额资本。 雕梁画栋、小桥流水的古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诗人、专家、学者们感叹:在酒吧街的灯红酒绿中,在小贩的叫卖声中,古朴一点点褪去,丽江古城正变成一具没有内容的空壳。 07年6月,在新西兰举行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丽江古城、故宫、长城、圆明园、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6项中国世界遗产被要求在大会上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作解释。 丽江古城能申遗成功,既靠有形的建筑群落,更是靠存在于街头巷尾间的纳西市井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是看中它是“保存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与自然美妙结合的典型”,才授予其桂冠。 但目前古城核心区域都商铺客栈林立,原住民纷纷将房院腾出给外来商人获取一年十几万的租金,并用这笔钱在新城购置洋房,他们搬走家当的同时还搬走了在城中存活了近千年的民俗文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官员认为古城本就是为商业而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甚至有人认为即使联合国真亮“黄牌”也无妨,因为丽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知名度。这样出自官方的想法给古镇的保护,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造成了很大阻碍和不利影响。[3] 当地居民是保护事业的动力 由丽江古镇一例,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我国历史文化城镇的物质遗产,基本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是,非物质性的历史性环境,仍在遭受着肆意破坏。可以说,这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核心问题和难点。一旦人们意识到历史性环境保护的重要,并着手进行保护,实际上也就解决了古城镇物质遗产保护的问题。因为历史性环境保护较之物质遗产保护,程度更深,也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本质。 日本作为我们的邻国,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都与我们相似。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就开始致力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尤其是历史性环境的保护,并且获得了较好的成效,对我们极具借鉴价值。比照日本的做法和成功经验,我认为激发当地居民保护的意识和积极性,才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在日本,历史环境的保护也如同公害处理,自然环境保护一样,首先是由当地居民中产生。各地方政府着手采取相应对策,公布具体条例,等到这种条例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制定之后,国家才作为最高行政管理,着手进行法律制度的完善工作。文化城镇文物保护法的修订也经过了这样一个顺序而进行。以“日本全国历史文化风土保护联盟”为中心,由各地居民发动的保护运动,其伟大功绩就在于促进各自治体颁布有关条例,并将其吸收到文物保护法内作为修订的内容之一。 可见,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历史环境保护的基础和动力。而日本民众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关注,归根结底源于他们“环境观”的变化。日本曾经爆发过严重的公害问题,世无旁例的水俣病和四日市气喘病,使得公害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深受公害之苦的居民们敏锐地感到了生活环境中的种种问题,发现了自然环境破坏剧烈。要求保护自然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群众环境观不断发展扩大。 最终,人们把历史环境的破坏看作为现代环境问题的主要课题。认识到历史环境是当地居民精神团结的象征,其消灭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换言之,公害是直接危及人们生命、健康的犯罪行为,而历史环境的破坏,恰是对居民精神生活的挑战。一旦失去历史环境给居民所造成的失落感,对于曾经以此为自豪的当地人来说,简直不可容忍。这样一来,人们在重视环境的物质方面的因素之外,也开始注意到了文化方面的精神价值。[4] 日本的这种“居民——地方政府——国家”的保护模式被事实证明是可行且有效的。那么如何调动我们国人的保护意识,树立“环境观”,这是紧接着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参照日本的做法,朝日新闻社于1972年2月14日出版的早报上,动员了该社所有通讯员,以“必须保存,复原的历史性文化城镇”为题,列举了全日本169处城镇加以介绍。接着又以“充满历史气息的文化城镇”为题,公布了全日本200多处城镇的所在地图及概况一览表。而财团法人环境研究所在它编辑的杂志中,出版了“环境文化”特辑,将与历史文化城镇的有关资料全部收集在一起,以前两次的朝日新闻报载为基础,加上和全国各地方政府讨论的结果,收录和确认了400余处历史文化城镇。这些城镇都是当地居民认为应该保护,由他们进行申报,并最终由国家登记注册的。 日本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始于上世纪60、70年代,主要的宣传工具就是报刊杂志。在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网络、书籍、电视等各种媒介都可以成为我们宣传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手段。并且我们可以把主动权交给居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发现、确定、保护历史文化城镇。这样更能调动居民的保护意识和积极性、主动性。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与居住环境的改善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固然非常重要,但决不能限制地方居民生活的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文化城镇的保护,猛一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非如此。新的东西,是真正新的东西,而不是为新而新、虚有其表的拙劣设计的冒牌货,就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言,它必然是和旧有的优秀传统相调和的。文化城镇的保护,必须与热爱保护地区文物的人们生活和环境的改善、提高结合在一起,这是文化城镇保护的基本理论。 在西欧社会中,保存、创造“理所当然的东西,存在于理所当然的场所中”的思想,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保存的相当完美,当地居民以此为豪的现象,随处可见。这正是以居住环境的适宜性思想为指导,由当地人用双手亲自创造出来的。[5] 在我国,也有比较成功了例子。江南古镇绍兴,在旧城改造中将改建和保护相结合,让居民继续居住在历史建筑中,作为延伸历史文脉的手段,这就是绍兴保护古城的高明之处。 老城区以保护、旅游、居住为主,陆续迁出工厂、企业,保证原始街区的完整性;对生活在老街老巷的居民,在不改变外部立面的前提下,允许他们改造内部结构,以更适宜居住;新建房屋采用江南特色的外部装饰,与城市风貌相协调;新建居民楼多用灰墙黑瓦,体现江南民居风格。对这些历史街区,绍兴的做法是除了外观的修缮,直接目的就是改善居民的生活,包括电网整治、排污管道全面接通、管道煤气入户等。修缮后的街区,既让居民生活便利,也使游客接踵而至。 由于历史文化城镇的老建筑大多年代久远,房内的设施老旧,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相比,古城镇的居民生活条件差。居民为了改善条件,移居城市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而如同古城丽江,没有了原住民的古城镇,不过是丧失了灵魂的空壳城镇。所以,只有切实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绍兴模式”[6]确实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保护事业费用的负担和经费的筹措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事业的特色在于其多样性。从地区的历史、现在的功能、经济的基础等不同角度来看,有各种各样的保护形态,在同一个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中,各种事业的保护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居住房屋的保护、自然景观的保护、公共事业便民设施的整顿等。这种事业的多样性就决定了不应该采取统一的经费负担。经费负担、筹措的方式,应该根据各地区不同保护事业的实际情况,决定合理的方式。 例如,作为居民住房的老宅的保护与修缮,如果完全由政府支付费用,那么国家财政的负担就可能过重。因此,可以由居民承担自家的保护、修缮费用,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金。但在一些极度贫困的古城镇,就可以由国家承担民居保护的全部费用。 对于公共设施的保护,则可以政府出资为主,鼓励民间组织、企业、个人出资为辅。而地方博物馆、名人故居等管理整顿费用,可以通过征收入场费的方式负担一部分或全部,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足。 关于经费的筹措,在日本,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经费来源,是以补助费、贷款和公共事业为中心的。公共事业不是直接的财源,但是在编制预算措施时,从补充完善保护事业的观点加以考虑是有益的。贷款是有偿的资金,但在资金数量和使用对象上可有灵活性。 另外,曾有学者提出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7],利用发行奖券的方法所得的收益费,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经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或“文物保护奖券”均是以充当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费用为目的的,每年可发行二次(如春、秋适宜旅游的季节),向全国发行,其收益由地方政府、文化厅、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团体的协议下,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财源而灵活运用,这将是非常有效的经费筹措办法。 对于我国,除了大力发展旅游业以获取收益,作为古城镇保护的经费外,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是一条值得我们考虑的新思路。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治乱循环背后的资源配置问题 摘要:自秦汉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一个显著特点是治乱循环。历代的有识之士总是试图打破这个轮回,然而,众多的改革总以失败告忠,黄宗羲称之为积重难返之疾。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作为王朝的统治阶层无法跳出儒家学识的认知框架,对资源稀缺性条件下的人口规模极限缺乏认识,另一方面,则是官僚集团出于自身利益的追求,对王朝统治秩序的伤害。 关键词:治乱循环;中国历史;资源配置 自秦汉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一个显著特点是治乱循环。历史总是由一个个英雄人物串联起来,在一个个朝代的变更中伴随着一次次治乱循环的轮回,最终形成了荡气回肠的历史长河。对于这个现象,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土地的兼并问题,更不能肤浅地理解为昏君、奸臣对王朝秩序地破坏,在笔者看来,导致王朝治乱循环的根源主要体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人口与资源的发展矛盾 (一)人口规模与社会治乱的关系 从历史看,人口的数量规模与社会的治乱具有极其深刻密切的关系。 由图可见,在清以前,中国人口规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上限,即5 000—6 000万人。历史上达到了这一规模的时期为:西汉后期、东汉后期、隋初、盛唐、北宋、元、明末。 在对达到这个峰值的时间进行分析之后,我们会发现人口曲线的各个高峰点,常常与那一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相伴随。而这个高峰期往往也是社会、历史即将发生大转折、社会发生重大变动的前夜。 例如,西汉平帝年间是当时人口最高峰时期,这恰是王莽篡政及绿林、赤眉起义的前夜。东汉桓帝年间是人口高峰期也是爆发黄巾起义、发生汉末大变乱的前夜。又如,西晋之太康年代,隋之大业年代,盛唐之开元、天宝年代,北宋之大观年代,以及明朝崇祯时代,等等。 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大的动乱时期,持续战乱所导致的人口大规模绝灭是极其残酷的。如三国时代人口减少了86%,东晋的八王之乱到五胡乱华在80年间使人口减少了70%,隋末农民起义导致人口减少了67%,蒙古人南下使人口减少了84%,满清入关导致人口减少了80%。 如果说一次、两次可能是一种偶然现象,而这种历史现象的重复发生,则反映了一种客观规律——历史上人口数量与社会经济、政治之繁荣、衰落、动乱的周期性变动具有近乎同步的关系。 (二)人口与社会之乱关系的实质是对社会资源分配的自我调节 经济学里有一个重要的假设,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如何用有限的资源满足无限的欲望,是一个发展的难题。 在农业文明时代,对国家来说,最重要的资源自然是耕地。从中国的政治地理疆域看,自秦汉时代至明朝年间,中国领土的领域是大致相同的(元朝除外),也就是说耕地的总体数量是相对稳定,在生产力,尤其是农耕种植技术没有大的突破以前,粮食的数量是相对稳定的。 在王朝初期,由于经过战乱,人口数量大幅减少,土地资源相对充裕,这时候在资源分配上不存在大的矛盾,人心思治。 进入王朝中期,人口大幅增加,但仍然可以通过开垦新耕地来吸纳新增劳动人口,当人口达到一个规模,资源已被瓜分完毕,对资源的利用达到一个饱和点,也就是经济学所说的帕累托最佳状态,即达到所谓的王朝盛世。 到了王朝晚期,人口规模开始溢出,但新增可用耕地数量越来越少,开发新耕地的成本大于获益,越来越多劳动力失业或就业不足,形成“流民”。随着流民数量的递增,逐渐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而王朝政权将之视为不稳定因素,不断地歧视、弹压,是故,方有“官逼民反”的口号。历史上多次发生“流民起义”,或者在农民起义中,大量的参加者就是这些“流民”。 因此,我们可认定在特定的生产方式及技术条件下,社会所能负荷的人口规模具有一个上限(在清代以前这个极限在6 000万左右)。突破了这个规模,社会资源分配即陷于失调,这种重要社会资源的分配失调最终必会导致社会变乱。 从这一意义上看,历史中治乱局面的周期性爆发具有其必然性。这种治乱,可以看作是历史对于人口规模和社会资源分配的一种自动调节机制。 对于清朝人口突破1亿后仍继续增长的原因,个人的看法是这种自动调节机制并未消失,太平天国战争等多次内部变乱实质就是这个机制在起作用。从人口统计曲线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过程中人口曲线出现一定幅度的升降摆荡,但由于此时人口基数已极为庞大,即使是千万人计的人口减少也不能影响人口的总体规模。 (三)发展工商业是打破人口与资源发展瓶颈的唯一途径 我们在分析人口曲线的时候,发现从秦汉至明末这段时间里,大部分时期中国的人口规模的上限在6 000万左右,但在南宋时期,人口的规模突破了7 000万,如果计算上该时期金朝统治区域的人口数量,人口规模将突破1亿。对这种情况的解释是南宋时期,由于金国入侵,国土缩小到原来一半,为了维持财政收入,朝廷采取了鼓励工商与贸易的政策,由于工商业和第三产业可以吸纳大量新增劳动力,所以,人口规模得以突破而不产生动乱。而清朝中期人口突破1亿的原因也同样如此,一方面是农业种植技术的提升以及高产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推广;另一方面则是鼓励对外贸易的成果。 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讲,工商业发展是打破历史循环,解决社会危机,避免全局性动乱和战乱的一种可行方案。然而,由于中国自秦后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权威主义和工商业精神不相容,导致工商业本身积累发展的可能,被从体制上、政策上到思想上严密扼杀。在这种环境中生存的民营工商业,并不能发展为赋税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的盛衰对王朝便不那么重要。 尽管历代不乏有识之士试图打破这种轮回,但由于无法跳出儒家学识的认知框架,出于对人口与资源问题认识的匮乏以及对工商业作用的鄙视与遏制,这种努力只能是徒劳无功的。 二、官僚集团对资源的掠夺导致王朝秩序的崩溃 (一)王朝制度与分封制度的区别 按照吴思先生的说法,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应当分为两种制度,一种是周王朝的分封制度,另一种则是秦汉以来的王朝制度。 周王朝的分封制度是借鉴氏族部落居住地的构筑形制,把它引入政治领域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其着重于地方分权,虽然周天子是全国土地和臣民的最高所有者,是天下的“共主”,但周天子只能责成诸侯对中央有一定的贡献,而对诸侯采邑内部的处理,是无权进行裁夺的。周王朝分封制的成功之处在于以血缘为纽带,在当时交通极其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充分授权,使其属下各个诸侯国得以不断扩张,最终覆盖了大半个中国,这种疆图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是无法想象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血缘不断变浅,疆土的扩张已到达一个瓶颈,围绕着资源的配置问题,利益的冲突开始产生。当部分诸侯国的实力超过共主之后,周王朝再也无力约束属下的诸侯,诸侯的混战开始了,分封制随着崩解。 取代分封制度的是王朝制度,王朝制度与分封制度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通过官僚制度管理国家,而后者则是通过诸侯制度来管理国家。按照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其下层有一个能“尽其民力”和“地力”的自耕农制度,中层有一个由号令赏罚驱动的官僚制度,上层有一个控制一切资源的血缘继承的君王。与分封制度相比,王朝制度下的官僚阶层对其治下的各种资源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要比诸侯大夫弱得多,短暂得多,与中央对抗的能力也就弱得多。对国君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容易控制的高效而稳定的中央集权制度。 (二)官僚集团对王朝统治秩序的损害 王朝制度在解决分封制问题的时候又造成了官僚集团瞒上欺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新问题。由于官僚阶层与其治下民众的利害关系更加短暂脆弱,出于对自身私利的不懈追求,官僚阶层所追求的必然是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这就造成其比分封的贵族集团更不关心百姓的死活。 王朝建立初期,农民造反集团的余威尚存,出于对农民造反力量的敬畏,官僚集团对农民的盘剥较轻。到了王朝中后期,随着人口增加,农业依赖的土地资源也日渐紧张,社会各阶层对土地资源的争夺也日趋激烈。由于承平日久,官僚集团对农民造反力量的敬畏已荡然无存,王朝秩序的基本均衡被逐渐破坏。在和平时期,由于反抗官府压榨的风险远高于收益,自耕农阶级对各级权势阶层的巧取豪夺所采取的策略是忍耐。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比较容易得逞,这个集团的收入水平较高,这就激励更高比例的人口加入在生存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贪官污吏的行列,从而加剧了王朝官僚集团膨胀和腐败的原有趋势。随着压榨程度逐步升级,底层生存环境持续恶化,直到十羊九牧的生存危机出现,最终引发大规模的暴烈反抗。王朝统治秩序崩溃,天下大乱,群雄逐鹿,直到新的王朝出现,由于此时资源相对充裕,掠夺的成本高于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成本,则人心思治,新一轮的轮回重新开始。元代诗人张养浩的千古名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正是对这一现象的最好描述。 (三)政治制衡的缺失是导致治乱循环的根源 在今天看来,制止官僚集团对资源掠夺的有效途径在于政治制衡,但是在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里,这种制衡是无法达成的。 首先,作为最高统治者——天子,本身应当是最痛恨官僚对资源的掠夺行为的,因为这种行为是对王朝统治秩序的破坏,动摇的是王朝的执政根基,因此,历朝历代的皇帝是不吝于对这种行为作出最大的惩罚的,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其中,以明朝在惩治贪官上最为严厉,动辄抄家灭门,朱元璋甚至是下令将贪官扒皮塞草挂城门口示众,但反观明朝一代贪官污吏是层出不穷,朝纲混乱。关键一点就在于天子是无力约束这种庞大的私下追求的,因为在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中,官僚阶层是维持其统治的关键环节,一旦失去了官僚阶层的支持,天子的地位也将不保。历史上王莽就是这个下场。 其次,在官僚集团内部,作为王朝统治秩序的提倡者,儒家集团努力想维持这种均衡,他们通过参政争取帝王的师友地位,期望达到政治制衡的目的。但另一方面作为官僚集团的一员,可能部分儒生出身的官员真心信奉儒家道统,而更多的人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把它当作升官发财的手段。由于儒家集团是一种松散的组织,内部缺乏欧洲天主教会那样的严密组织,其内部也是四分五裂的,再加上其政治对手如宦官集团、军人集团或后戚集团的存在,因而难以摆脱对皇权的依附状态,所以也就无法阻止这种失衡。 再次,是自耕农阶层,由于自耕农经济制度下的农户生产方式是以一盘散沙的状态存在的小农经济模式。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决定了农民阶级以两种形态交替存在:和平生产时期的一盘散沙状态与造反时期的集团状态。在和平时期,由于农民生活在里甲制度的严格控制之下,他们力量分散而微弱,反抗官府压榨的收益很微薄,却面临着杀一儆百的巨大风险。因此,在风险远高于收益的情况下,弱小而又分散的自耕农阶级是无力抵抗各级权势阶层的巧取豪夺的,自然无法形成对官僚集团的政治制衡。而当王朝晚期,农民集团造反时期,此时王朝的秩序已是完全崩溃,另一个轮回开启。 最后,是工商业阶层,中国的资本并不缺乏控制政府制定法令的愿望,但在大一统的王朝制度下,资本的利益仅是王朝治下的一个局部的集团利益,对王朝的财政贡献有限。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在欧洲产生,本身就带着一种必然。在当时,欧洲处于一种四分五裂、王国林立的竞争环境,同时,王权与神权之间存在相互的竞争与对立,因此,也就限制了政权对工商业的过分盘削。而在中国这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环境中,民间资本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自然也就无所谓政治上的制衡。 三、小结 显然,上述失衡过程是一个势所必然的趋势,王朝的历史越长,这个趋势就表现得越明显。这个过程实质是社会对资源配置失调的一种自我调节。历代的统治阶层由于缺乏对人口与资源关系的深层次认知,因此,不能解决长期性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在王朝制度这种高度中央集权的权力架构中,是无法形成构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会力量,因此,就无法解决统治集团堕落的周期性问题。 唐太宗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对历史总结的目的在于要为现在的执政提供借鉴。时至今日,人口与资源的问题,还有政治制衡的问题,仍然是困扰着我们的两大难题。 尽管从清朝开始,人口的上限被不断突破,但我不认为人口与资源的发展极限规律已被打破,相反是蕴藏了更大的危机。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大量严峻社会问题,均与人口的巨大压力有关。这种人口规模对于我国资源、环境生态和经济、政治所带来的问题和压力是巨大的。历史启示我们,也是在警示我们——我们已经接近了人口增长的警戒线。考虑到中国人口规模的增长远快于国内可利用资源开发的增长速度,可以设想,回归内向自守的经济体制是无出路的。我国国民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必须成为能突破国际遏制,外向型的,即具有吸纳外部资源能力的开放型经济系统。 中国历史论文:近代中国历史大变局中的“中间”知识分子 [摘要]民国时期著名的科技精英团体——“中国科学社”成员,多数有着欧美著名大学的留学经历,认同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而又满怀“科技报国”之心。这批知识分子在不同时期与执政当局的离合关系,表明了“科学社”同人终身不渝的爱国情怀,以及对国家科学事业发展所作的贡献,同时也可见他们在中国近代阶级搏斗空前激烈的背景下,在面临历史大变局时表现出来的彷徨心态和无奈选择作了揭示。在中国近代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已经形成后,“中间势力”生存的空间是极为有限的,不管是“人世”还是“出世”,他们都没有成为独立的势力,因此也始终没有走出寻求自身定位的困境,他们的历史命运也从一个重要角度折射出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困顿。 [关键词]中国科学社;中间知识分子;历史大变局 近代以来,由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的转变,在思想进化的历程中,中国的知识阶层中相当一部分人逐步获得了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政治家)的自由意识,并逐渐习惯于立足公众权利,自由地交流思想。这种具有独立立场的新型知识分子,乃民主、科学意识的主要社会载体。由于近年来学术界的思想解放,对这部分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动荡起伏历史变局中的命运,已有不少著述和论文涉及。但总体上来说,学术界的目光还主要集中在近代各个时段中活跃于思想文化界的此类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身上,如胡适、张君劢、罗隆基等,对与这些人物有相近政治诉求,但并不热衷于政治,却执著于“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知识分子类型尚未有深入的考察,而恰恰是这批知识分子建构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主体。在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中,尤其在中国现代历史发生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他们的无奈选择,不仅折射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曲折脉络,也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乖蹇命运的写照。正因为如此,本文拟把考察视角对准民国时期最大的科技精英社团——中国科学社同人,以他们在各个历史时段中与执政当局的离合关系为例,对此类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大变局中的心路历程作一探讨,以补以往研究之不足。 一、“科学救国”的力倡者——五四前后的“科学社”同人 1914年6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校园的一个俱乐部里,一群中国留学生正在聚会,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大陆已战云密布,而太平洋彼岸他们的故土中国,也在阴霾笼罩之下,所以尽管此刻的校园里一片恬静,但会聚在这里的中国留学生却按捺不住内心忧国忧民之情,他们在一起纵论天下大事,不由得“引颈东顾,眷然若有怀也”。于是,有人提议“能否做一点什么,对祖国有些微的贡献”。由于在场的多为在美国专攻自然科学的学子,他们想到“现今世界里,假如没有科学,几乎无以立国……中国所缺乏的莫过于科学,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刊行一种杂志来向中国介绍科学呢”?于是几天后,在一位叫任鸿隽的学生房间里,在哈佛和康奈尔留学的中国学生中最为出色活跃的几位学生再次聚到了一起,他们将提议变为行动,决定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编写科学文章,发行《科学》杂志,并在当晚就草拟出一份《科学月刊缘起》的文章和一份《科学社招股章程》。就这样,在远离中国的大洋彼岸的美国大学校园里,一批中国留学生办起了我国最早的一份自然科学杂志——《科学》,并创立了一个以“科学”为职志的同人团体——中国科学社。该社成立后,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联络同志,研究学术,在海外留学生中的影响很快得到扩大,团体人员也迅速增加。据任鸿隽在《科学》杂志上的记述:1914年时,科学社人数为35人,次年10月增加到77人,1916年召开第一次年会时,人数更增加至180人。 就在科学社不断成长的同时,在他们梦魂牵绕的故土,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发刊了。与科学社同人标举“科学”大旗一样,陈独秀的《青年杂志》高举的是“民主”大旗,为的都是一个目的,就是要用这两面大旗,来撼动中国几千年的旧思想、旧文化,“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新文化运动很快在中国思想文化界掀起巨澜,也在海外留学生中得到热烈的响应。这时已为科学社骨干的胡适给陈独秀寄去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该文立即被陈独秀刊登在《新青年》上,从那以后,提倡“白话文”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中国文坛也由此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也就是在这场以“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伦理,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运动中,以群体面貌出现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展示了他们的风采,使“德先生”和“赛先生”来了个亲密大携手,从而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国内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令海外学子归心似箭,不少科学社骨干成员相继返国,科学社总事务所也于1918年10月从美国迁回到国内。挟五四“科学”、“民主”之潮,科学社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中,胡适已成为蜚声中外的新文化名人,其他科学社成员也都很快成为国内教育、文化、科技领域的骨干和佼佼者,他们用自己在国外所学的专长,致力于中国科学事业的开创,除创办学术刊物外,还举行各种科学演讲、筹办科学图书馆、设立科学奖励、创建研究机构。由于他们不懈的努力和开拓,到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科学社组织已成为国内最大也最具影响的知识分子团体。 然而,中国的社会现实是残酷的,由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五四爱国运动发生了。如果说前期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为“思想启蒙”,其时的爱国运动已直接转向以“救亡”为目标。围绕“中国的出路”和“救亡”问题,新文化运动中同处一个阵营的新知识分子由于思想、主张的不同而最终走向了分化。这个分化首先发生在《新青年》同人中,1919年底,也就是五四爱国运动进入尾声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开始了一场关于“社会改造”的大讨论。在这场大讨论中,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因受“十月革命”影响,思想已趋于激进,并开始自觉担负起传播“主义”的使命;而胡适则因受他的老师杜威的影响,对社会改造持“点滴改良”的观念。于是便有了所谓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在这场论战之后,《新青年》同人中的部分成员坚决“左转”,成为五四后的“彻底改造派”,另有一些成员则明显“右转”,形成了以《努力周报》为核心的所谓“胡适派”。这样因意见分歧而导致的内部分化也几乎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很多新知识分子社团中。但与其他社团不同,由于中国科学社是基于“科学救国”思想而结合的团体,其成员中又多半为英美留学生,对西方“自由”、“民主”价值有较为真切的体认,回国后又多服务于教育、科学界,这些成员之间的同质性使科学社在五四后知识分子群体普遍出现分化时避免了分裂。当然,科学社成员在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上,也存有这样那样的分歧,甚至展开过公开论战,但由于都有对“自由思想”的尊重,所以并不因此而影响同人间的私交和感情。而在政治上,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力倡者,认为科学“才是中国救贫救病的唯一的根本方法”,对当时风靡的来自苏俄的“阶级 斗争”理论,他们并不赞同,认为中国只有继续走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文明之路才能有希望。所以,在五四后的那场“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科学社的成员大多是胡适“改良论”的支持者。略有区别的是,他们多数为自然科学学者,政治被他们视为一块“污浊之地”,故在五四后各种“主义”的喧嚣声中,学社成员多半采取了所谓“纯科学”立场,如学社的重要喉舌《科学》月刊即奉行“专述科学,归以效实,玄谈虽佳不录,而社会政治之大不书,断以科学,不及其他”之旨,刊载的文章对政治和时局少有涉及,同人的精力也主要放在独立兴办各种科学事业上,队伍和事业都得到了扩大。 然而,北京的政局却也一直让这些对“政治改良”抱有期盼的知识分子失望。1924年,曹锟贿选发生,随着“王宠惠内阁”的垮台,“好人政治”遂成泡影。这使曾经力倡“好政府主义”的胡适、丁文江等人也开始对军阀政府心灰意冷,《努力周报》因此而停办。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由于军阀政治横行无已,这一政权已逐步为所有知识分子所厌弃。持温和改良立场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尽管不赞成用“革命,’手段来推翻它,但对这一政权也产生了强烈的离异感。“好政府主义”的破产证明军阀政治体系已不能根据社会成员的要求调整自身,也完全丧失了对新知识分子容纳、吸收和整合的能力,从而也就失去了来自这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 二、由“出世”而“入世”——国难危机中的“科学社”同人 1926年,南方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虽然军事上势如破竹,但政治上革命阵营内部“左”右势力的对垒却越来越严重,国共矛盾也日益加剧。1927年4月12日,在北伐军进人上海后,终于发动了“”,并于4月18日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一年后,在“二次北伐”的进军声中,北京的军阀政权彻底倒台,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统一告成”。 在这历史大变局中,主要为“自由主义派”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曾对南方的革命有过怀疑和不安,但由于他们对北京军阀政府已不再抱任何希望,对国民革命带来的这场历史大变动,大体上来说是欢迎的,对在南京建立新政权能在推翻军阀政府后帮助他们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也产生了幻想,科学社同人对新政权的这一最初认同,似乎可以从在1922年后就一直任科学社董事会董事长的蔡元培加入这一政权,并在创设中央研究院时得到诸多科学社成员的鼎助中得到印证。蔡元培与中国科学社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科学社作为一个民间的科学团体,其事业能“蒸蒸日上,若有无限前途者”,如任鸿隽在《中国科学社之二十年之回顾》一文中所述,“在于社会的同情与鼓励”,其中特别提到了蔡元培等人对科学社在物质、精神等多方面的帮助和提携。1927年策划“四一二”时,蔡元培正在上海,平时过从甚密的有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等人,所以耳边满是诋毁共产党的言论。蔡乃一柔和雍穆之学人,素来反对“偏激”,当他听吴稚晖等诬称共产党人“为非作歹”、“杀人放火”、“诬陷本党同志,无所不用之极”时,也不免受其影响。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任命蔡出掌教育,蔡乃将此作为实现其“教育独立”理想的机会,改旧制为“大学院制”,尝试实行“学者领政”、“教授治校”。在“大学院制”的推行中,蔡元培所倚重的几乎都是中国科学社的骨干成员,如科学社的扛鼎人物杨荃(杏佛),就被蔡委以大学院教育行政处主任、副院长,中央研究院秘书、总干事等重职,实际主持大学院工作。中央研究院是蔡元培“大学院制”最重要的成果,创设伊始,蔡元培就聘请胡刚复、王醚等科学社骨干帮助制定《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在1928年6月9日中研院正式成立及随后召开的第一次院务会议中,出席者大多是当时科学社的成员,中研院成立后下属10个研究机构的所长也几乎被科学社成员所包揽。 然而,蔡元培和科学社同人一心向往的“思想自由”、“教育独立”并不为国民党所容。大学院制“试行伊始,反对斯起”,试行不到两年便告结束。蔡从大学院制的命运中看清了国民党统治下政治的黑暗,知道自己难有可为,乃自动提出辞去本兼各职,出京赴沪。因不满于独裁,1932年,蔡元培与宋庆龄、杨杏佛等一起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为主席,蔡为副主席,杨杏佛担任总干事,因积极营救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为所嫉恨。对宋庆龄、蔡元培,蒋不敢轻易下手,于是便把暗杀目标指向了杨杏佛。1933年6月8日,蔡元培的得力助手、中国科学社骨干、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大学院制”的夭折和杨杏佛的被暗杀,是国民党独裁政权对蔡元培和科学社同人群体这样一批一心以“学术报国”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的迎头棒喝。由于国民党大力推行“”,这批有较深西方教育背景、经新文化运动洗礼、向以“独立”自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陡形紧张。其实,在“大学院制”被撤废的同时,与“大学院制”遭到同样打压的,还有以“人权”标榜的“新月社”和“现代评论”社同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部分知识分子依附,成为新政权中的新贵;另一部分知识分子(主要指共产党人)取反政府立场,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但仍有相当部分知识分子(主要为上层知识分子)既反对共产党的激进革命,也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因此他们声称“不附属于哪一党派”,希望走中间道路,他们以“科技救国”自持,崇拜欧美的宪政主义,其政治理想是把中国打造成一个民主国家,而不是哪一家的“党国”。“新月社”和中国科学社同人群体正是这类知识分子的代表。在遭受打压后,他们仍然坚守自己的信念,于是就有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独立评论》的创刊。 《独立评论》创办于1932年5月,创刊人乃30年代京津地区主要任职在清华、北大、南开一些高校中被称为“北方学人”的著名教授,办刊经费由同人认捐方式筹集,其主要成员有胡适、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翁文灏、任鸿隽、陈衡哲等,其中很多人即中国科学社社员。刊物主编为胡适,谓之《独立评论》,意在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精神,就如刊物发刊词所说的,“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由于《独立评论》为同人所办,故能比较真实地刊载和反映不同的声音,因此一发行就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刊物。然而,同样为国民党统治时期,同样受国民党“党化”意识形态的高压控制,何以这份被公认为“自由主义”的刊物独能自由散布而不被扼杀呢?这显然与当时国民党当局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某些转变有关。 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中国东北发起了“沈阳事变”,面对日人灭亡中国的侵略野心,国内朝野上下都有了严重的危机感。作为执政的国民党当局来说,如何凝聚民心,增强国力,抵御外患,成为当务之急。再者,经过中原大战后,南京政权根基稍固,在亟待进行的建设事业中,需要有真才实学人物的襄助。然而,国内科技界的精英人物又多为“自由主义”者,如何改善和协调与他们的关系,对当局来讲具有紧迫性。同样,国难的加重,也使这些以“科技救国”为己任的学 人忧心如焚,关注现实问题,遂成为这一时期《独立评论》的一大特色。创刊后不久,刊物就开辟了“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的专栏,其中在“建国”问题讨论中,“民主”和“独裁”之争格外引人注目。论争中胡适的“民主论”虽仍能赢得少数皈依者,但已不符合其时很大一部分人的心理,而蒋廷黻、丁文江等人提出的“新式独裁”主张,却在当时知识分子中获得了众多支持。九一八后,日本侵占东北的现实和民族危机的加深,使人们逐渐把对国家命运的关注集中到如何迅速增强国力以抵御外侮上。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人们似乎已不能容忍“缓慢的,分散的,经常是徒劳的”去解决问题,而把“急先务”作为国家需要的头条标准。此外,由于在进入30年代后,随着南京中央地位的加强,知识分子虽然对这一政权仍存在着普遍的不满,但已勉强地开始让自己逐步去适应这个政权。也就是说,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国共两大势力的对峙,政治选择的空间变小了,两面讨好不可能,而两不讨好“最不现实”,在不得不择一而事的情况下,在中国缺乏“独立”根基的中间知识分子多数倒向了国民党。于是,中国这部分学有专长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开始从“出世”走向“入世”,与政府合作,把他们拯救国家的努力与维护政府的权威联系在了一起。 知识分子对政府态度的变化,给了一个与学界、科技界沟通的契机,在1932年后的一段时期中,多次在庐山召见知识界的知名人士,对大局多有垂询。据蒋廷黻在其回忆录中所记述的,他因在《独立评论》和《大公报》的文章受到蒋的重视,几次被蒋约到牯岭去谈话。1932年11月,在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参谋总长的参谋本部下,一个被叫做“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新机构正式成立了。与其他机构大肆渲染的开张不同,这个机构的成立是平静的,甚至是秘密的,其成员以“私交”关系与蒋合作,直接向蒋汇报工作。主持这一委员会的就是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科学社北京分社社长翁文灏。翁在上任后不久,就向提交了一份《国防工业初步计划》,内中对国防工业发展新战略的系统阐述,奠定了委员会今后工作的基础。委员会副秘书长是钱昌照,一位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委员会最初有委员40人,清一色的留学归国人才,毫无疑问,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在当时都是“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居首位的人物”,也几乎都是中国科学社的成员。至于这一委员会成立后在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事业上所发挥的作用,近年来随着民国史研究的深入,已有一系列著述给予了高度评价。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建设突飞猛进时期,国家国防和经济建设中所有关键决策、重大项目以及取得的绩效,都无不与这个委员会有关,正是这个机构,为这一时期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与国民政府的合作搭建了一个平台。 三、由“合作”而“离弃”——1949年国共政权易手之际的“科学社”同人 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给国民政府和知识分子提供了恢复和重建相互关系的极好机会。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形势下,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中这批最杰出的科技精英开始进入政府各个重要部门,为奠定抗战的国力基础,他们心甘情愿地放弃了高校教授和研究院优裕的城市生活,亲临西北、西南等国内人迹罕见之地,从最艰苦的勘探、测量、绘图、设厂干起,从事为中国奠定工业化基础的开拓工作。他们的工作热情完全是忘我的,以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灵魂人物翁文灏为例,自担当起整个国家国防和经济建设总设计师的重任后,便以他看似瘦弱的双肩担起了“综理全国经济”的重担。他殚精竭虑,日夜操劳。1934年2月春节即将来临之际,翁文灏却还奔波在去浙江长兴煤矿的调查途中,路上不幸遭遇车祸,头部因此受重伤,昏迷两三个月后,才摆脱死神的纠缠。而曾任中国科学社社长的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就是在湖南衡阳考察煤矿时因煤气中毒而去世的。他们这种无我奉献精神的原动力是什么?这在钱昌照为资源委员会写成的“会歌”中得到形象体现,歌曰: 我们决不想丝毫享受,我们决不要任何虚荣; 我们最厌听士大夫的清谈,我们最厌听弱者轻微的叹息。 国家民族到了最严重的关头,想什么享受,想什么虚荣! 清谈误尽了苍生,叹息活现着无能。 看随处都有我们应做的工作。 我们决不为名,我们准备挨着饿! 前进,前进,前进中开辟着国家的大道; 创造,创造,创造中树立民族的宏基。 永远积极,永远乐观; 哪里有不能解决的困难?哪里有不能排除的障碍? 这是我们的世界!一切由我们担当,当仁不让! 这是我们的世界!一切由我们担当,当仁不让! 从这激昂的歌词中,我们不难体验到那些书生们的耿耿报国情怀。由于有这种精神的激励,在资委会工作的科学社成员当仁不让地工作在“抗战建国”的许多关键性技术岗位上,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以为抗战作出杰出贡献的玉门油田为例:石油为战时的军用、民用必备品,然我们国家却一无出产。战前,资委会在西北边陲之地的玉门发现了大油田,但由于玉门地方僻远,属戈壁滩上不毛之地,没有人烟,开发很难,加上战时外汇紧张,油矿开采设备又都需从国外进口,中央有人建议暂时放弃。终因翁文灏、钱昌照等人的坚持,资委会副秘书长孙越崎亲任甘肃油矿局负责人,远赴西北坐镇指挥,开采终得进行。1942年太平洋战争后,西南国际交通被切断,在进口石油万分困难的情况下,正是玉门开采的石油基本满足了前线以及大后方交通运输对油料的需求。像这样的艰苦创业事例,在当时的资委会科学社同人中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不仅如此,在资委会工作的科技专家在个人操守上也堪称楷模。由于资委会管理的是国有大企业,主管手中掌管着诸多能源、矿产资源和战时紧张物资,在这样的位子上,经营者倘私欲膨胀,是很容易侵渔自利的,而企业的公营性质,也容易造成浪费和低效,这在当时国民政府的很多部门和行政机构中已是司空见惯。为防止被“权力”所腐化,身为经济部长兼资委会主管的翁文灏为资委会同人立下“规约三条”:“(一)同人互相戒勉,一切工作均以有益于国家民族及中国经济之前进为目标,公私分明,决不因私害公;(--)同人互相戒勉,对于服务事业之同类及相关事业,决不私人经营,既不为股东,也不为任何有关之营业;(三)同人互相戒勉,转为公共利益而服务,不为私人盈利而用力,对于任何垄断公利之私人,用意既属相反,工作无从联合。”翁文灏以这样的标准诫人,更以这样的标准律己。他担任资委会的领导工作,但从不在资委会领取兼薪。资委会另一负责人钱昌照在任职期间也兼任过教育部常务次长,当时教育部次长薪金为600元,还有400元的办公费补助。而资委会任职的薪金加上办公费总共不过500元,但他仍放弃了教育部的薪给而自动支领资委会的薪金。翁、钱两位克己奉公的操守为资委会员工作出了表率,上行下效,其属下一般也都能做到清廉自持,资委会“风气相当良好,贪污之风可称绝迹”,连域外专家也称赞资源委员会是“中国目前整个行政机构中,办理最优良及最现代化的一环”。这不仅是对资委会同人的赞誉,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荣 耀。有人因这一时期他们中很多人在政府部门担任了主要职务而称他们为“技术官僚”,实际上他们中多数人并没有因担任“官职”而沾染官场恶习,他们也并没有把在资委会工作作为个人的晋身之阶,只是借此舞台,施展自己的专长。在抗战中,他们确实是积极“入世”的,但对政治和官场却始终保持着谨慎的态度。这从科学社同人对加入国民党的态度就可看出。翁文灏的国民党党员可说是钦定的,“入党”实在是出于无奈。其他资委会成员也一样,国民党中央党部曾几次要求在资委会设党部,都被拒绝。直到1943年上半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通过下了命令,次年又作出“所有出国人员均需到中央训练团受训”的规定,在设立党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翁文灏、钱昌照乃向蒋提出在资委会内“设特别党部”的要求,建议负责人也从资委会原有的党员中产生,不必由中央另行派人。虽如此,国民党的党务活动并没有在资委会中得到开展。更可贵的是,他们也并没有因到政府内“做官”而忘记了他们“诤友”的责任,在战时的国民参政会中,常能听到他们要求改革的诉求。但他们显然对国民党是有幻想的,在抗战临近胜利时,他们似乎看到了战后和平建国的新机遇,为此,他们热烈地讨论着战后国家工业化的实现途径,设计规划着国家建设的蓝图。 1945年8月,中国人在经过八年抗战后终于迎来了胜利,科学社同人们也和全国民众一样欢欣鼓舞,以为从此将开始一个中国经济建设的“黄金时代”。然而,接踵而起的国共内战很快又把他们的梦想打得粉碎。不仅如此,战后国民党一意孤行的内战政策和病入膏肓的腐败,不仅使他们的“建国”理想陷于毁灭,也使他们对这一政权失去了信心。关于战后这些知识分子与国民党政权越来越疏离的关系,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科学社机关报《科学》刊文动向上窥见一斑。为避免“《科学》踹政治漩涡”,以往《科学》杂志刊文原则是“断以科学,不及其他”。但战后的刊物功能出现了大的变化,如其“编后记”所言:“抗战以后,激于世变时会,转向到科学的社会功能方面来了”。1947年《科学》第29卷第5期上就发表了科学社总干事卢于道的《科学工作者亟需社会意识》一文。在该文中,作者对战后科学家每况愈下的生活境遇作了揭示,称“科学界人士尽管安贫乐道,可是生活却被压在柴米油盐里。甚焉者其职业是教人而自己的子女受不到教育,整天在研究营养而自己的营养不足,专长是研究心理而本人就精神萎靡以至于精神衰弱”,文末发出了“传统地对于政治不理会的态度是需要改变了”的呼吁。而《科学》第29卷第12期上刊载的科学社理事吴学周《悼亡友汪兄盛年并为国内科学工作者痛苦》一文,更是对当局黑暗政治扼杀知识分子的一个控诉。很明显,抗战的胜利不仅没有给知识分子的境遇带来任何改善,反而使他们落入贫困的窘境。尤其是内战战场上形势逆转后,国统区经济出现崩溃,很多在科研机构和大学工作的科学社社员也和民众一样,被饥饿、贫困和通货膨胀所困扰。“大学教授1935-1936年间的收入还能够勉强维持一个中等水平的生活,自从1936-1944年之间,他们的薪给百分比突然迅速地降落到原来的11%。而最后到了1946年前头,跌到了3%。事实上,他们的收入已经比不上一个人力车夫了。” 关于战后知识分子因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而最终导致他们对国民政府的离心,已有一些著述作了反映。但为什么在战时那样艰苦的环境下,知识分子能够团结在政府周围,同心同德,毫无怨言,而战后却不堪忍受了呢?概因战前经济还在继续增长,社会不平等问题尚未到全局性爆发的程度;而战后一方面是战争引起的资源空前短缺和由通货膨胀而触发的经济恶化,导致包括知识分子和普通公务员在内的绝大部分民众的生活都陷于普遍的贫困化,另一方面是党国显要还在借助他们垄断的权力,靠“劫收”中饱私囊,巧取豪夺社会的稀缺资源。这种强烈反差无疑激化了社会矛盾。国民政府也曾试图缓和这种不满情绪,但远未成功。于是发生在这一时期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很多著名教授的同情和支持,有些从不过问政治的教授,也毅然加入了游行示威的行列。而面对民众和知识分子的抗议,国民政府采取了高压手段,一些站出来伸张正义的教授因此而被逮捕,甚至遭暗害,这使那些以“纯科学”自负的科学社同人也发出了抗议的声音。把中间力量从中立逼向激进,这是国民党政权的最大失策。这一现象表明,已经失去农村和底层民众人心的国民党政权,也最终失去了城市人口以及他们中的精英人物——上层知识分子的支持。 时至1949年,由于在三大战役中国民党军主力被歼,南京政府大势已去,成王败寇,历史再次面临着改朝换代的大变局。面对败局,在为后路预作安排的显然对被称为“国宝”的文物和高级知识人才之价值是有认识的,他不愿把这批宝贵的资源留给共产党,于是在一面下令把“两院”宝物和收藏运台的同时,也一面部署著名大学的南迁,同时更制订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计划中被列入动员南撤的人士有四类:(1)各校、院、会负责首长;(2)中央研究院院士;(3)与官方有关之文教人士;(4)学术界有贡献者。这些计划主要由教育部长朱家骅亲自负责,陈雪屏、蒋经国、傅斯年具体执行,并由国防部等部门配合。毫无疑问,科学社同人中很多人被列在了动员撤台的名单之中。时移世易,在这历史即将发生大转折的关头,这批向以“不依傍任何党派”自诩的上层知识分子也陡然意识到,其时的他们和当时的整个中国一样,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他们面临着痛苦的抉择。 由于这批主要置身于学界、科技界的知识分子以往在政治上多持“自由主义”立场,在面临国共易势时,许多人内心的惶惑是可以想见的。对他们的心态,现在已有一些论著作了很好的揭示,如曾任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所长的陈三井教授就撰有《1949年变局与知识分子的抉择》一文。他在文内把处于纷扰变局中的这批知识界上层人士作了四大类型的区分:(1)迎接解放,共辅新朝篇;(2)心存观望,根留中国篇;(3)坚决反共,义不帝秦篇;(4)乘桴浮于海,花果飘零篇。尽管有此四种类型之分,但陈的文章也证实在这分道扬镳的四类人中,属后两类的都为数甚少,而属前两类的显然占了绝大多数。如科学社同人中很多人虽被列在了国民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名单之中,但被“抢救”到台湾去的却寥寥无几。以时为科学社理事周仁为例,1947年时,中研院院长朱家骅就要他把他任所长的中研院工程研究所先行迁去台湾,周仁以需要选择所址为由,一再要求暂缓。至1948年,朱家骅又两次写信给周仁,让他速去台湾,但都被周仁所拒。再以曾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物理学家科学社理事吴有训为例,他因对国民党失望,1947年在应邀出席联合国在墨西哥召开的组织委员会会议时,坚决辞去了校长一职,会后他去了美国,但在1948年秋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之时,他悄然回到国内,和中央大学学生一起迎接了南京的解放。也有科学社同人中的一些杰出人士在国民党政权行将垮台时,因学术声望和造诣已为海外一些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聘请,有的人其时就在欧洲和美国等地讲学,但他们不仅拒绝了撤台,更选择了根留大陆。如时为科学社社长的任鸿 隽,大陆色变时已年过花甲,他的三个子女也都在美国,本来他也作了出国的准备,并已离开上海到了香港,但四个月后,他却毅然回返了内地。据有关统计,1949年时科学社理事会成员有27人,其中只有1人去了海外,其余26位理事全部留在了大陆。再如国民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中的重点对象——中研院院士,虽然当局为动员他们撤台竭尽了全力,但最终搬去台湾的只一个总办事处和数学、历史两个研究所,仅占中研院14个单位中的14%。就人数来说,去台的有130人,占总人数506人的25.7%。而81位院士中,去美国工作的12人,占15%,留在大陆迎接解放的60人,占院士总数的74%。更为感叹的是,1949年5月资源委员会在钱昌照、孙越崎、吴兆洪等人的率领下,在上海宣布了起义。资委会是国民政府重要的经济部门,其成员中多数人虽为科技人员,但颇受器重,因而在一些政府核心部门担任了一定职务,其核心人物翁文灏还一度被委以行政院院长的要职。而资委会同人的起义,对当时的国民政府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 很明显,面对即将到来的变局,在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对峙的中国,处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势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心情,无疑是“极其错综复杂”的。然而,不管是彷徨、是欢呼,还是无奈,他们中多数人在变局发生时显然离弃了国民党,而选择了一个对他们来讲实际上还十分陌生的新政权。如前已述,类似这样的抉择也曾发生在二十年前,当时他们中的多数,选择的却是国民党。当然,在作出抉择时,每个人都有非常实际的考虑,按陈三井教授的说法,走也好,留也好,都是各人“一生自我认定的最佳选择”,其间“无不掺杂了个人情感、家庭因素、师生情谊、承诺与职责等考虑,甚至与经济问题密切相关”,但陈教授也认为除这些因素外,更有决定性的因素乃深植于这些知识分子心中的那种“个体对大我的责任和使命感”。对此,其时发表于《科学》的一篇科学社理事曾昭抡的文章《1949年的中国科学家》颇能说明问题。他写道:“国内局面到了1949年,无疑业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旧的势必死去,新的将要诞生。”而这“新”在他们心目中又是什么呢?显然,他们有着企盼,这就是“多年来科学的厄运,可望有转机”。于是他写道:“此时此日的中国科学家不但用不着怕大时代的降临,而且应该鼓起勇气迎上去,发挥自己一生伟大的抱负。我们不要消极地去应变,而要积极地提出主张,作为将来建设新中国的参考。”这种因对国民党的彻底绝望转而寄希望于新政权的心迹,以时为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冯友兰的一段话甚为典型,他说:“我是中国人,不管哪一党执政,只要能把中国搞好,我都拥护”。又有人说:“中国好比有两个儿子,大的是国民党,二的是共产党。大的把中国搞糟了,应该让二的试一试。”正因为怀有这样的憧憬和期盼,很多在国共两大势力之间一贯持“中间”立场的知识分子,尽管对共产党及其将建立的新政权仍心存疑虑,但总认为“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你搞自然科学,那就更没问题了”。更有不少人认为“自己既不是地主、资本家,更未加入国民党,与中共无仇无怨,甚至还因同情学生运动而被当局视为‘思想左倾’。如今中共要掌权了,在新政权中,自己凭知识吃饭,当无问题”,这样的表述可以说是说出了当时被认为是“中间势力”的人,尤其是那些一生孜孜以求“科学报国”人士中多数人的想法。 由于数千年的封建历史,在近代艰难的社会转型中,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成长可谓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尤其是五四后,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已经形成,夹缝中的中间势力的生存空间极为有限,尽管他们已从传统知识分子的身份中脱胎了出来,也力争过“独立”的地位,但“人世”也好,“出世”也罢,他们始终没有走出寻求自身定位的困境,最终仍然是一个依附性的阶层,这正是他们的悲哀。所以,在国共两大政治势力的决战揭晓后,由于中共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在与独裁当局作斗争时,曾高扬过“民主、自由”的旗帜,在开国之初,也贯彻了相对开明的知识分子政策,这些无疑都大大增强了这部分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当然,他们中也有选择出国和赴台的,但大部分认同了新政权则是不争的事实。客观而言,其中固有“趋利避害”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出于对国家美好前程的期盼。当年,他们在作出留国或返国选择时,对未来有过很多憧憬,虽在以后的年月里,道路并不平坦,但他们初衷不改,报效祖国之心未曾稍移。 中国历史论文:论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合一 一、政教合一及其三种形式 “政教合一”是政权与宗教合一的政治制度或社会现象。在上古时代的许多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的教规起着类似法律的作用,该宗教的祭司或僧侣对政治有很大的支配作用,对人民思想控制很严,有些国家首脑同时兼任宗教首领,这种状况在东方奴隶制专制国家特别流行。在中古时代,东西方各国都用有国教之名或无国教之名的实质上的国教作为统治思想,政教合一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当时的国家一般地说都处于政教合一的历史发展阶段。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提出政教分离的主张以后,政教合一的现象日益减少,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例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还提出“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神道教一直作为其国教。当代进界上还有一些国家仍在实行政教合一制度。 这里所说的政教合一,涉及的是狭义的政教关系,即宗教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的结合(西方人所称的relations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常译作“政教关系”,其实指的是“教会与国家之关系”,即体制化的宗教团体与作为统治机构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广义的“政教关系”应指一般的宗教(包括体制化的与非体制化的、正统的与异端的宗教)与一般的政治(包括统治阶级的与被统治阶级的、在朝的与在野的政治)之间的关系。这种结合的紧密程度,在各个时期各个国家是各不相同的。结合的紧密程度较大者,可称为“神权政治”,即宗教与政治、教会与国家、神权与政权的完全结合;结合的紧密程度较小者,可称为“国教统治”,即被抬高到统治地位的宗教在思想领域内的控制。当然,这两类情形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大多数政教合一制度,总是介乎最严格的神权政治(如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所实行者)与最松弛的国教统治(如《拉特兰条约》废除前的意大利所实行者)之间,我们可称之为“温和的政教合一”,由于这种情形比较普遍,较能代表宗教与统治阶级政治相结合的一般状况,我们为了行文方便,也可简称为“政教合一”。于是,按照宗教与统治阶级政治相结合的紧密程度,我们就得到了政教合一现象的三个类型——“神权政治”、“国教统治”、(温和的)“政教合一”。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三种政教合一的形式,是否存在于中国的历史之中;如果存在,又是什么宗教,以什么方式在这些政教合一形式中发挥作用。 二、中国历史上有“神权政治”吗? 神权政治是神权与政权合为一体, 国家机关与宗教机构紧密结合,借用神或宗教的名义进行统治的政治体制。神权政治只构成一定时期一定国家的政治制度的一个侧面,例如,它可以同君主制结合(如古代东方各国),也可以同共和制结合(如加尔文领导下的日内瓦)。在上古时代,由于宗教意识十分普遍和有力,由于原始公社中宗教与政治浑然一体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各国政治制度都或多或少包含着神权政治的成分。在这种制度下,宗教是维持统治秩序的重要支柱;重大政治事务往往以宗教形式作出决定;政治活动的得失成败往往被归因于神意;最高统治者被视为神的化身或人,上层统治集团包含大量的宗教上层人物;宗教上的考虑对政治决策有重大影响。这些情况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古代的埃及、巴比伦、波斯、犹太、印度和中国。 神权政治在中国历史上,主要存在于上古时代,或者说从夏商直到西周。 所谓“有夏服天命”(《尚书·召诰》),夏禹“致孝乎鬼神”(《论语·泰伯》),说明夏代已有假借天命鬼神来统治的情形。至于殷商统治者,则不但自称天命而王,而且每事必问卜筮,以宗庙中的大室为治事之所,政令皆假神意而出,神权政治在此时发展到顶峰。周代开始“以德配天”,表明人伦方面的考虑在政治中所起的作用开始加重,但是周王仍以“天子”自居。平王东迁以后,周天子地位下降,极端的“神权政治”也开始随着“礼崩乐坏”而崩坏了。然而,比较温和的“政教合一”制度,在中国并未走下历史舞台,而以一种新的特殊的形式延续了二千年之久。这就是特殊的儒教与特殊的中国专制政治的结合,关于中古时期的这种政教合一形式,我们将在第四节再来详述。这里先说上古时期的神权政治。 上古时期中国的神权政治,有其鲜明的理论表现形态,即把人间的统治秩序和政治制度,一概说成超自然超人间的“天意”或“天命”的结果。最有代表性的表述,是《尚书·虞书》中的这一段话:“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眨惶熘扔欣瘢?晕椅謇裎逵乖眨弧??烀?械拢?宸?逭略眨惶焯钟凶铮?逍涛逵迷铡!痹谑导?疃?校?诮逃刖?卤徊⒘形?肮??钡牧酱罅煊颍?此?健肮??笫拢?陟胗肴帧保ā蹲蟠?こ晒???辍罚?6?漓胗胝鞣?祀与戎)以及其他重大事务,又往往先由专人贞卜吉凶,然后才能决定实行。贞卜事项多与政务有关,可见政教结合范围之广。至于政教结合程度之深,于下列记载可见一斑: 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尚书·洪范》) 这就是说,在决策过程中,国君、辅相以及民众的意见,都可以被卜筮之类初级的宗教活动所否决。这还不是地地道道的神权政治吗? 祭祀与占卜对于政治既如此重要,主持其事的“巫”与“史”,即“宗教人士”,也就成了国君的辅相,即“政界要人”。殷商时代的“巫咸”、“巫贤”,就是此类人物。至于各种名目的“史”,负责在国政大计决定之前,贞卜吉凶,并保存贞卜结果。由于熟悉重大往事,国君遇有大事必咨询之。所谓“天道福善而祸淫,祸福之至,必有其几;君子见微知著,明徵其辞;其后或远或近,其应也如响。作史者比事书之而策,侍于其君则诵之,有问焉则以告之。其善而适福,足以劝焉;淫而适祸,足以戒焉,此史之职也”(汪中:《述学·左氏春秋释疑》)。由于史官于国政如此重要,故王国维经考证后断言:“古之官名多从史出。”(《观堂集林·释史》) 汪中曾综述说:“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之备书于策者何也?曰:此史之职也。……楚公子弃疾灭陈,史赵以为岁在析木之津,犹将复由。吴始用师于越,史墨以为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陈敬仲之生,周大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韩起观书于大史,见易象孔成子筮立君以示史朝。”(《述学·左氏春秋释疑》)史官负责解释的天道鬼神灾祥梦等事,竟与灭国、用兵、立君等重大政务有关!这亦表明政教结合之深。司马迁也曾追述说:“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化己。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然皆可以战伐攻击,推兵求胜,各信其神,以知来事。”(《史记·龟策列传》)这又表明政教结合之广。 神灵信仰的表现,主要是祭祀活动。在我国上古时代,祭祀乃“国之大事”,往往由国君亲自主持,即孟子所谓“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孟子·万章上》)。倘若废弃祭祀,甚至会授人以讨伐的口实,如葛伯不祀,商汤伐之,殷纣慢于鬼神,百姓怨望,诸侯有畔,都是明显的例子。祭祀的对象首推祖先。祖先崇拜在我国一直延续到近代,在中国传统宗教中占有核心地位,这是我国小农经济和宗法关系长期延续并占据统治地位的一个副产品。上古时代祭祀祖先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国语·鲁语》说:“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民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因此祭祖成了国君的首要职责,祭祖制度也成为社会等级制度的重要部分和明显标志。《礼记·大传》说:“礼,不王不*:。王者*: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袷及其高祖。”至于庶人的祭祀,则“不过其祖”,不许“追远尊先”。到了周代,更定立了维护政治等级的庙制:“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礼记·王制》)宗教制度成了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 作为“国之大事”的祭礼,还有别的对象,即各种自然神灵。《尚书·尧典》有“类于上帝,?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的记载。《礼记·祭法》说:“有天下者祭百神,诸侯在其地则祭之,亡其地则不祭。”表明了自然神灵的祭祀也是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紧密相关的。而且这类属于自然崇拜的宗教活动,也都由国君亲自主持进行。 除了“祀与戎”,还有一种最重要的“大事”,即生产活动。在渔猎经济时代,田猎是一项大典。进入农耕时代,氏族首领则须领导耕作,但在部族联合和阶级出现之后,对耕作的直接领导渐渐转变为象征性的领导,表现为一种隆重的宗教式的典礼,即所谓天子亲耕仪式,一直延续到封建时代。《国语·周语》描述道:“古者太史顺时?土,……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士乃脉发。……王曰:史帅阳官,以命我司事。……稷则遍戒百姓,纪农协功;曰:阴阳分布,震雷出滞;土不备垦,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农师一之,农正再之,后稷三之,司零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师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则大徇。耨获亦如之。……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由此看来,上古时代之宗教、经济与政治,真可谓三位而一体! 前述祭祖和庙制的宗教上的等级制度,从西周开始又与宗法制度相结合。大宗“百世不迁”,小宗“五世则迁”,宗子有主祭特权,不许支子主祭(《礼记·王制》:“支子不祭”),都是这种结合的明证。宗法制的“尊祖”、“敬宗”和“亲亲”、“尊尊”等原则,成为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构成所谓“礼”的核心内容。而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首要特点,就是宗法思想居主导地位。(《孝经·五刑章》:“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法制的主要特点,就是以“礼”为法律的基石和准绳。在汉字中,“法”字本作“?”和“?”。据《尔雅·释诂》解释:“法,常也。”?的本义指常行的范型或标准,即行为规范。据《说文·?部》解释:“?,刑也。平之如水,从水。?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就是解?,亦作獬豸,古人信其“性知有罪”。①《说文》解释说:“解?兽也。似山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所谓不直,即对当时行为规范的违反。这种种情况都表明,上古时代的宗教、伦理与法律制度,也可说是三位而一体。 另外,上古时代根据季节气候皆有“帝”或“神”在主持,违反时令即受惩罪的迷信,而有天子帅公卿大夫迎春于东门,迎夏于南门迎秋于西门,迎冬于北门的仪式(《礼记·月令》),有“度于天地,而顺于时动;和一民神,而仪于物则”(《国语·周语》)。的说法:在战争中常以占卜等宗教仪式来动员群众,假借神意来鼓舞士气,从占卜命辞到《易经》,都有不少卜问战事的记载,从夏启伐有扈氏,商汤伐夏桀,到周武伐商纣,都自称是执行神的惩罚。②这些都是神权政治的明显表现,这里就不多说了。 总之,对照本节开头所列的神权政治的各项特点、夏商周时代的中国宗教(包括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和统治阶级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都无不具备。这种神权政治既神化了统治阶级及其各项政治活动,神化了当时的政治法律和社会秩序,当然对于巩固当时的政治、维护统治秩序,统一新兴国家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三、中国历史上有“国教统治”吗? 国教是由统治阶级或执政当局定为国家的全民性信仰的宗教,它是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是维护统治秩序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在原始社会,氏族或部落宗教曾经是氏族或部落的全民性意识形态。奴隶制的统一国家出现之后,统治阶级往往以某一部落的神?为全国共奉之神,或者以征服者的宗教取代被征服者的宗教,或者创立或接受某种新宗教,将其定为全民信奉的官方宗教,以求获得意识形态上的统一。在国教体制下,国教的祭司或僧侣往往享有很高的地位和特权,对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发挥重大的影响,并排斥其他宗教或其他意识形态,造成意识形态单一化的状况。国教在中古时代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逐渐被接受为现代政治和思想原则,意识形态多元化成为大势所趋。虽然某些国家仍然保留国教,但其强制力已大为减弱,对其他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已不再完全排斥了。 我们所说的“国教统治”,就是指这种利用某种宗教来统制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为既定社会制度辩护的现象。起这种作用的宗教,有的被宣布为“国教”,有的没有宣布,有的具有“国教”的名称,有的没有这种名称,有的有一套系统完备的制度,有的没有这种制度,但它们都赋有同样的职能,实质上都是有形或无形,有名或无名的“国教”。 有人认为我国既无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当然也就没有“国教”可言。然而历史事实证明,我国自古以来的确存在着实质上的国教,或者说,我国古代的某些宗教确曾有着上述国教的特征和职能。 殷商以来的祖先崇拜和上帝崇拜,汉代以后的儒教,实质上就是我国古代的国教。上节所引的不少材料已经证明,殷周两代的祖先崇拜和天帝崇拜制度,都是由统治阶级所规定的宗教制度。这种宗教制度同宗法制度结合在一起,在全民当中推行,起着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作用,关于这一点,下边这段记载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国于是乎蒸尝,家于是乎尝祀,百姓夫妇择其令辰,奉其牺牲,敬其粢盛,洁其粪除,慎其采服,?其酒醴,帅其予姓、从其时享,虔其宗祝,道其顺辞,以昭祀其先祖,肃肃济济,如或临之。于是乎合其州乡朋友婚姻,比尔兄弟亲戚。于是乎弭其百苛,殄其馋慝,合其嘉好,结其亲昵,亿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诸侯宗庙之事,必自射牛、?l羊、击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国语·楚语下》) 好一派为着人间的目的,上下左右虔诚祀奉的宗教场景!这种上自君王,下至百姓的全民宗教活动,一直延续到近代中国,对于“教化”人民虔诚“事上”,维护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政治统治,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有人认为中国人没有宗教气质,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 商族征服并统治其他部族以后,政治上的一元化必然要求意识形态上的一元化,其标志就是信奉“上帝”的国教的出现。“这个上帝不是商族的民族神,但却与商族有特殊关系;上帝的神性作用的范围遍及全国上下臣民,却又是殷商王朝贵族的保护神。”(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第258页,中华书局,1982年)所谓商王的祖先“宾于帝”的说法、多次出现在殷墟卜辞中。至于“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终厥德,实万世无疆之体”(《书·商书·太甲中》),“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书·商书·咸有一德》),“惟天监下义,典厥义”(《书·商书·高宗肜日》),“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厥德”(同上)等种种说法,鲜明地表现出这种上帝崇拜维护殷商统治秩序的国教实质。 周灭商以后,上帝的名称多了(有“上帝”、“天”、“皇天”、“上天”、“?天”、“昊天”、“苍天”、“天帝”等等),政治职能也扩大了。先王不只是“宾于帝”,而且本身就是“天子”(《诗·时迈》:“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社会规范和制度也来自“天意”(《礼记·丧服四制》:“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人民既然必须“奉若天道”、“恪谨天命”,当然不能违反或抗拒了。周的统治者还“以德配天”,使“天”赋有了更多的人格神的属性,以便更好地发挥天帝崇拜“教化”下民的国教作用。下面这段话典型地说明了周代的天帝崇拜把统治秩序神圣化的作用:“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周书·泰誓上》) 至于殷周以来祝、巫、儒、史之类“国教专职人员”身居高位,对国家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的重要影响,上节已说得不少,这里不再重复了。 春秋战国以后,诸侯割据:“礼崩乐坏”,然而祭祖和祭天、作为实质上的国教,并未废弃。郊祭、庙祭和封禅之类祭仪仍然进行。秦襄公曾作西?,秦文公曾作??,秦皇汉武都曾亲行封禅,汉高祖曾立北?,孝文帝郊雍,武帝幸雍、幸甘泉、郊祭太一,都是证明。不过诸侯祭天,是周天子地位下降在宗教上的反映,五帝出现,是阴阳五行观渗入上帝信仰的表现而已。这一时期的儒家思想家荀况说:“日月蚀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荀子·天论》)。又说:对于卜筮和祭祀,“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同上),“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荀子·礼论》)。一语道破了殷周以来统治阶级利用宗教的实质。而国教不过就是统治阶级赋予了政治性质以便为自己服务的宗教。 儒家学派创立之初,只是诸子百家之一,并非宗教。但它在宗教方面并不否认天命,在政治伦理方面鼓吹孝弟仁义,维护周礼和宗法制(我们知道宗法制是与祖先崇拜这种宗教形式密切相关的),并把两方面结合起来,主张由矢志“克己复礼”而又“知天命”的“君子”来治理天下。这种宗教方面的态度为它以后的宗教化提供了内在根据,而其政治主张又为它以后的国教化准备了条件。孔子本人对于天命鬼神的态度是矛盾的。他既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之类的话,同时又“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提倡“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总的来说,他不探究形而上的天命鬼神在本体论上的有无,但他从不否认其存在的可能性,而且他明确地维护作为古代礼乐制度的祭祀之礼。③因此,从右的方面继承他的孟轲和董仲舒等人,分别发展了天命信仰和天人合一之说,借他的名义为统治阶级立言的《礼记》更说:“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是故夫记,必本于天,?ビ诘兀?杏诠砩瘢?镉谏ゼ郎溆?璩?福?适ト艘岳袷局?9侍煜鹿?铱傻枚??病保ā独窦恰だ裨恕罚?S炙担骸胺仓稳说溃??庇诶瘢?裼形寰???赜诩馈保?ü?漓耄?梢允谷恕吧显蛩秤诠砩瘢?庠蛩秤诰?ぃ?谠蛞孕⒂谇住保ā独窦恰ぜ劳场罚?K?裕?岸E尝之义大矣,治国之本也”(同上)。这就使古代宗教与儒家学说结合起来,直接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了。在这里,传统宗教、儒学和政治“三合一”的新国教的胚芽,已经清晰可见了。即令是从左的方面继承孔子的荀况也说:“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礼论》)。总而言之,后世的儒学既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宗教的祭天祭祖内容,又阐扬了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礼制,再加上一套作为自身特征的仁义孝悌伦理说教,所以特别适合于上借神权,下靠父权,骨子里集权专制,外表上仁义道德的统治者的需要。它在汉武帝以后演变为专制国家的实质上的国教,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汉代统治者笃信天命鬼神祸福,自武帝以降,改元多达七十五次,便是一大表现。在经过汉初一段时期的选择之后,统治阶级终于看中融合阴阳五行说和传统宗教(敬天祭祖)而宗教化了的儒学,罢黜百家,定于一尊,确立了它统治中国思想达二千年之久的国教地位。从此太学设立五经博士,教育专以儒经为内容,“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汉书·艺文志》),“良家子弟之于六艺‘尔雅’,犹之乎西洋经院学者之于古希腊拉丁教条”④,“金马门、石渠阁、白虎观、鸿都门,‘服方领、习矩步者,委蛇乎其中’,这是活埋人性的中古道院的尊严所在”(同上)。除了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之外,当时儒教的国教化还表现在:第一,施政往往以“经义断事”,前述改元大事即是一例。甚至司法工作也有“引经断狱”的现象。第二,选用官吏,也以儒经为标准,以便于“祖传秘记,为汉家用”,以至于“大师众至千余人,皆禄利之路然也”。第三,天子亲与教义的制定。如宣帝甘露三年诏诸儒会石渠阁讲五经同异,帝亲称制临决;章帝建初四年会诸儒于白虎观,讲五经同异,帝又称制临决,结果产生宗教法典《白虎通义》;灵帝时定正“五经”文字,刻石于太学门外,以取正而不杂异。无独有偶,在当时的世界上与汉帝国双峰并峙的罗马帝国,为基督教成为国教打开大门的君士坦丁大帝,召集了历史上第一次主教大会——尼西亚公会议,亲临致词,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力统一教义,制定了著名的“尼西亚信经”,以后又以皇帝名义颁发《新约圣经》定本,命细工巧匠制备五十部分发各地教会,以止息一直存在的争论!这两大帝国的统治阶级都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准备过程,在大致相同的时代,确立了各自国家中思想领域内的国教统治。⑤ 自此,儒教经典一直成为统治阶级的最高教条。从两汉时期的经学和谶纬之学,到魏晋时期以老庄解释儒经的玄学,从唐代排佛的“道统”说,到宋明兼融佛道的理学和心学,儒学的宗教特征在每一个阶段都有所发展,其理论也益发系统而完整,孔子更被推崇为圣人和教主。甚至连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而掀起变法运动的康有为,也认为“孔子创教”而且仍要从该教的经典中去寻找维新的理论根据。 对照前述每一项国教的特征和职能,儒教都是当国教之称而无愧的。它是由执政当局扶持而占据统治地位的;它控制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上自君王,下至村夫,都深受其纲常名教精神的濡染,“天地君亲师”牌位深入于穷乡僻壤,仁义忠孝主题渗透于小说民谣;它的官方地位由于科举制度(从唐以《五经正义》,为取士标准,到元以宋儒经注为取士标准,直到明清的八股文以《四书》、《五经》出题,以宋儒经注为据)而进一步加强,并成为教育事业的主导思想;在维护统治秩序方面,它通过“礼”的说教,起着“法”的镇压所望尘莫及的作用,因为这个“礼”是“从教化中养成的个人敬畏之感,使人服膺”(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1~57页,1948年版);它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灵魂,加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同时又在不同的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排斥各种外来的宗教和意识形态(佛教不得不被它改造,甚至甚督教传教士也不得不迁就它)(由此而有所谓“中国礼仪之争”),维持了思想领域内的统一和专制;从董仲舒提出只有儒生才能做官,以至于“鸿都门学之士,至有封侯赐爵者”(《文献通考》,转引自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到隋文帝创设科举,以后有功名的儒生不但享有特权如秀才以上免役,生员无力纳赋,可以奏销豁免,举人以上犯奸不治罪,只“削职为民”。西方基督教教士在中世纪亦有特权。,而且对于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发挥着重大的影响,简直可以说,构成古代中国统治阶级主体的,从经济上看是地主,从意识形态上看是儒生! 国教在世界历史上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而且在历史时代上越往上溯就越普遍。以同一时期来看,在比较闭塞和保守的社会中,国教比较常见。当然,一种宗教的产生和流行,绝非统治者的一纸敕令所能造成,但是统治者的政治措施,却可以决定它能否成为国教,这就要看统治者是否认为它有利于自己的统治了。世界上几乎所有重要的宗教(世界三大宗教以及印度教、犹太教、神道教等)都有过成为国教的经历,儒教也不例外,因为它在封建时代既适合于小农生产的经济基础,又适合于宗法制的社会环境,因而是有利于中国封建统治秩序的巩固的。 四、中国历史上有“政教合一”吗? 关于“政教合一”以及介乎“神权政治”与“国教统治”之间的温和的“政教合一”的界说及特征,我们在第一节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但这里所说的“政教合一”,所指的是第一节所称的政教合一的“三种形式”之一的“温和的政教合一形式”,这是应该记住的。如果说前节所说的“国教统治”主要表现宗教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职能,那么本节要谈的“政教合一”则主要表现宗教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职能。在中古时期,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封建统治者都常常宣扬君权神授,以神权巩固政权,政教合一是普遍的现象。所有的区别仅仅在于合一的程度和方式不同,而这种不同乃是各国的社会政治状况的不同以及宗教和意识形态状况的不同造成的。 第二节已经提到,夏商周三代的神权政治崩溃以后,比较温和的政教合一制度,在中国并未走下历史舞台,而以一种新的特殊的形式延续了二千年之久。这就是特殊的儒教与特殊的中国专制政治的结合。 中国封建国家的政治特征是君主专制,经济特征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特征是以家族为单位的宗法制,而儒教的重农观念⑥和纲常伦理⑦,恰恰与这三大特征相适应。所以它与封建国家的结合,在逻辑上是必然的,在历史上是有基础的。 政教合一现象的考察,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全面进行:政治指导思想,统治集团构成,教育制度,法律制度,基层统治。虽然儒教没有基督教那样的教会组织(其实其他宗教也都没有基督教那样的教会组织,但不能说它们就不是宗教),中国的封建国家与欧洲的封建国家也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是儒教与中国封建国家的结合即中国式的政教合一,在上述五个方面都有独特然而是鲜明的表现。在政治指导思想方面,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以儒教为正统思想,从帝王到大小臣僚无不自幼诵读儒经,熟习纲常名教,以为治国之本。因为儒教神化封建政治,有利于他们的统治。董仲舒说:“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春秋繁露·尧舜汤武》),“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朱熹说:“法者,天下之理”(《朱子大全·学校贡举私议》),“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文公全集·读大记》)。他们把封建政权、封建法律和封建的政治伦理规范都说成是“天意”或“天理”的结果,类似的君权神授的说法在儒教理论中是不胜枚举的。所以儒教倡言的“礼”,在统治者心目中,不只有道德的意味,而且有宗教的色彩,又不只有宗教的效能,而且有政治的功用。所谓“礼行于五祀而正法则焉。故自郊社祖庙山川五祀,义之修而礼之藏也”(《礼记·礼运》)。这个“礼”,不单是“礼教”,而且是“礼治”,是政教合一的“礼”。礼治是中国封建社会在政治上的一大独创,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曾经为之倾倒。殊不知它不过是与欧洲形式不同的另一种政教合一,所以欧洲各国自称“基督教国家”以别于“异教国家”,而中国自称“礼义之邦”以别于“化外之邦”。 在统治集团构成方面,前节已经提到,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由儒生构成。早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对策,把仕途与学儒结合起来之后,这种结构体制就大致定下来了。汉代的儒教以经学形式出现,政府从在太学学经的儒生中选拔官吏自不必说,更由于经学以师法家法相传,这种“思想界的基尔特制”(参见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秦汉社会的研究》)由“累世经学”而“累世公卿”,由“士人”而“士族”,从朋比标榜,乡党品题,发展出汉魏的豪强高门,又发展为两晋的门阀世族,形成了隋唐之前统治阶级的主要部分。隋唐时期实行科举取士制度以后,中小地主的入仕使统治集团在经济等级上多样化了,但在意识形态上却更加单一化了。统治集团构成方面的政教合一更加紧密而稳定,而且制度化了。中国封建官场的这种特点,正好用得上这么两句话,叫做“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 宗教与教育结合,是历史上政教合一现象的一大表现。在中国封建时代,这种结合的密切和稳定也是举世罕见的。这主要得力于科举制度。秦汉以前,私学繁荣,百家争鸣,政治上的多元与思想上的多元相得益彰。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对策,“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正是要用思想上的统一来巩固政治的统一。从此不论太学、郡国学、校、庠、序等等大小官学,还是广布民间的所谓私学,都以儒经为主要教学内容。所谓今文古文之争,也同统治阶级内部在朝与在野两大集团的争夺密切相连,从王莽到王安石利用古文经,从刘秀到康有为利用今文经,都说明那儒经好一似“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经过一段士族豪门垄断文化的时期之后建立起来的科举制度,更把儒教对教育的控制推向登峰造极的地步。由于科举是入仕的必经之途,因而科举的科目就成了封建教育这辆马车的驭者,使之永不离经叛道,而成为封建统治者得心应手的绝妙工具。唐太宗曾眼看着大批入选的儒生而喜不能禁,脱口而出:“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这些“英雄”即封建国家的“栋梁”,正是万千莘莘学子的引路人。所以,此后一千多年中,官学也好,私学也好,多半是学经入仕的预备场所,“四书五经”的一统天下。 在法律方面,中国封建时代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是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礼治”⑧原则。从董仲舒根据“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春秋繁露·阴阳位》)而提出“德主刑辅”,到最有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唐律》的“一准乎礼”(《唐律疏仪·序》)、“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律疏仪·名例疏》),莫不如此。直到封建法统即将告绝之际,宣统皇帝还下谕声称“三纲五常”“实为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法之大本”(《新刑律修正案汇录》)。正因为如此,历代封建法律都只以“治民”、“治吏”为目的,从来没有治君之法,法自君出,狱由君断,皇帝特权凌驾于法律之上。汉武帝定儒教于一尊之后,儒教不但成为封建法律的理论基础,而且还渗透到法律运用和司法过程之中。隋唐之前,“引经决狱”、引经注律之风一度盛行,随着儒教经义的法典化,经学家也有兼而为律学家者,如马融,郑玄、杜预皆是。汉儒宣扬的阴阳五行四时之说,竟使“秋冬行刑”制度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儒教的宗法精神浸透了以家族为本位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习惯法,形形色色的家法族规在社会上十分流行,尤以宋朝以后为甚。这些家法族规不仅对于家族成员具有巨大的约束力,而且得到国家承认,成为国法的重要补充。清末推行新政时,学贯中西的法学家沈家本主持修订新法新律,准备采用以个人为本位的现代原则取代以家族为本位的封建纲常,在张之洞等人指其“败坏礼教”、“违背君臣父子夫妇之伦”和“男女之别、尊卑长幼之序”的攻击下,仍然不得不凭靠“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的儒教理论进行反抗,最后并以退让告终。总而言之,宗法观念、君臣等级和重德轻刑的儒教精神,指导封建立法达二千年之久,构成了中华法系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却不利于商品经济和与之适应的“私法”的发展,特别在封建社会后期,更严重地阻碍了以商品经济发展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发展。 封建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君主专制的世界大国。庞大的中国社会不是靠生产的高度分工和社会化联合起来的,那么,小农经济的分散的基层,与封建政治的集权的顶层,乡村与朝廷,是靠什么联结起来的呢?曰:士大夫与绅士。士大夫即在朝作官的士,绅士即在野乡居的士,士就是读书人,也就是儒生。作为士大夫的儒生,执行着国家机构的正式管理职能,作为绅士的儒生,执行着社会基层的非正式管理职能。没有后者在“天高皇帝远”、官吏和政令难于深入的穷乡僻壤,作为官僚机构的延伸和补充,用统一的礼教去提供并实施一定的社会规范,则人口如此众多、幅员如此辽阔的封建中国能维持如此长久的统一和稳定,那是无法想像的。一般说来,这些绅士虽非“鸿儒”、亦非“白丁”,他们往往有过科举功名或者宦游生涯,休闲或退任而乡居在家,身兼地主或者与地主关系密切,于是凭借政治、经济或文化的优势,在宗族和乡里享有一定的特权和威望,俨然“以师为吏”。举凡乡里的道德“教化”,宗祠祭祀,排难解纷,民事仲裁,都少不了他们。他们还充当征收赋税的媒介人、学校、道路、水利等公用设施的筹办人或主持人,地方志的编修者,甚至乡练民团的组织者或统率者。康熙皇帝曾颁发圣谕十六条,悬于直省学宫:“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息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警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戒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防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引自《圣谕广训》)这真是儒生充当编外基层官吏,儒教为封建政治服务、二者完美结合的全面写照! 如果我们把儒教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把中国封建社会与欧洲封建社会和阿拉伯哈里发国家进行比较研究,就会发现,虽然这些不同的宗教,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特征,它们的政教合一情况也有许多不同;但在上述五个方面,儒教的政教合一情况,同基督教,尤其是伊斯兰教的政教合一情况,在基本点上都是非常相似的。限于篇幅,这里不多说了。 五、几点佐证 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同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合一问题有关,所以这里不能不提及。但这两方面的问题涉及面太广,理应专文论述,这里只能简略地说几句,同时作为中国历史上政教合一现象的佐证。 第一方面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的政治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第二方面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宗教与被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在野集团的政治活动的关系。 统治阶级利用宗教为自己的政治服务,一是利用其出世因素,因为所谓出世可以转移人们对此世的注意,从而有利于巩固现存的社会秩序,于是出世本身就成了一种入世,成了“用退出政治来参加政治”(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第33页,1993年)二是利用其入世因素,因为任何宗教都有入世的因素,不过程度不同而已,这种因素可以表现为某种社会政治主张。由于同一种宗教的思想观念、情感体验、行为修持,尤其是社会政治主张,均因民族、阶级、阶层、职业集团以至个人的不同而不同,专制统治者对它的利用,仅以其在政治上有利于己,表现出顺从趋势为条件,倘有异己的倾向,则予以打击或排斥,即令对国教也不例外。 总的来看,封建中国的“国教”无疑是儒教,但是统治阶级的当权派为了自己的利益,或出于自身的偏好,或由于一时的政治需要,也有贬抑其至上地位,或者打击其异己派别等情事发生。前者如梁武帝之崇佛,隋文帝之贬儒,儒教的国教地位曾一度岌岌可危。后者如东汉党锢之祸,北宋新旧党之争,南宋义理派时势派之争,明代东林党案,清代禁立盟社和文字之狱,代表正统儒教思想的儒生或士大夫,都曾遭到排斥镇压。这些历史事件都有各自的社会政治原因,但它们也说明,即使对国教,专制统治者也要令其完全屈从于己,以为驯服工具,倘有利用经义教理同自己作对者,定要排斥打击,置“仁政”、“礼治”的祖传圣教于不顾! 从整个历史发展来看,佛道两教在中国没有儒教似的国教地位,统治阶级对之又拉又打的现象更为显著。佛教东来之初,统治阶级以为它能“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魏书·释老志》。,所以“莫不崇尚,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魏书·释老志》)。佛教依附神仙方术而扎根,迎合魏晋玄学而发展,到南北朝时几有取代儒教而成为国教之势,隋唐时期更是盛极一时。这种发展,正是佛教方面的依附迎合与统治阶级的拉拢扶植相结合的结果。晋僧道安曾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行。”(《高僧传》卷五,《道安传》)这句话已为随后的历史事实所证实。 由于“中国的佛教的势力远不能与欧洲中古时期基督教的权力相比”(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第29页),“佛教在中国不是唯一的宗教。因此,它的影响也有一定的限度”(同上)。综观中国封建社会,势力类似欧洲的基督教而占有统治地位的宗教,还是儒教。即令那位以多次“舍身事佛”闻名的梁武帝,一边舍身事佛,一边还为孔子立庙,置五经博士,下诏宣称:“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厉行,由乎经术。”所谓教者,儒教也,经者,儒经也。梁武帝之立佛教为“国教”,是“使儒家的社会伦理观点与佛教的迷信思想密切结合”(同上书,第26页),这位中国最典型的佛徒君主,也“不能用佛教来排斥儒学在政治上的地位”(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2编,第439页)。在中国的思想环境和政治环境下,佛教受到限制(计有分官设职,防止伪滥,限制立寺度僧,规定试经度牒制,沙汰僧尼等措施)甚至遭受打击是在所难免的。所谓三武一宗之灭佛,当然首先与佛教的经济,社会势力膨胀有关,但也同三教之彼此斗争有关。北魏太武帝和唐武宗灭佛,既有道士从中撺掇,又有禁斥“非圣之言”与“外方之教”之意。北周武帝灭佛,诏“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后周世宗灭佛,诏禁“亲无侍养者”出家,二帝灭佛,乃为维护儒教,弘扬礼乐、维护纲常。至于历代士大夫之反佛议论,更多于同一目的。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说:“及至李唐奠定宇内,帝王名臣以治世为务,轻出世之法。而其取士,五经礼法为必修,……科举之制,遂养成天下重孔教文学,轻释氏名理之风,学者遂至不读非圣之文。”(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39页,中华书局,1982年) 道教在中国历史上亦有类似遭遇。原始道教曾为农民起义的动员和组织形式,故遭受封建统治者压制。东晋以后与纲常名教相结合而产生的贵族道教,则受到统治者的扶持拉拢。但综观中国历史,除了在北魏太武帝、唐武宗、宋徽宗、明世宗等几个皇帝统治下,一般而言,道教都未能上升到统治性意识形态的地位。道教与佛教互争,各有胜负,但二者均常同受儒教排挤而受挫。按范文澜先生的说法,儒释道三家的关系,大体上,儒对于佛,排斥多于调和,佛对于儒,调和多于排斥。佛与道互相排斥,儒对道不排斥也不调和,道对儒有调和无排斥。这话不用于思想理论方面而用于政治关系方面,颇有道理。这种关系也是儒教在中国历史上享有实际上的“国教”地位的有力佐证。 前曾提及,广义的政教关系,还应包含非体制化的、异端的宗教与被统治阶级的、在野的政治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还应包括非国教的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宗教与某些历史发展关头的政治变革运动的关系。这些方面的关系也非常复杂,我们在此且把它归纳为三种具体表现形式,即人民起义的宗教外衣,异端运动的社会实质,与宗教改革的政治内容三种类型。在中国历史上,这三种类型都有其特殊的表现,它们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教合一现象。恩格斯说过:在封建时代,“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1页)中国封建时代也不例外,由于社会政治制度中一直包含政教合一的成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儒教与封建政治的合一),这种制度的身上一直披着那层“神圣外衣”。所以反对这种制度的人民起义,在用“批判的武器”为“武器的批判”开路之时,在“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的时候,也往往戴上一副神圣的手套,用种种宗教或迷信的方式作为宣传和动员组织的手段,这是从陈胜起义、黄巾起义、孙恩起义、法庆起义、母乙起义、方腊起义、钟相起义、王念经起义、红巾起义到太平天国起义的历史,都一再证明了的。 以上提到的农民起义,基本上都是利用非国教的宗教为自己服务的,这当然具有同统治阶级利用国教相对抗的性质(例如洪秀全的这种对抗就是十分自觉的)。中国历史上还有不少农民起义,利用了儒教理论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贵君轻”等说法,打起“除暴安良”、“替天行道”的旗号以为号召,这些起义被正统儒生和封建统治者诬为“离经叛道”、“犯上作乱”,起义者的主张被视为异端邪说。这种现象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教合一的一个证明。正是由于一种宗教的正统理论受到统治者支持,正统教派或教内权威在该教流行的国家内与世俗当局关系密切,并借助政权力量压制非正统的思想或教派,所以一种宗教的异端才会与被统治阶级联系在一起,才会成为带有浓厚社会政治性质的、被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在野派(或反对派)的运动。嵇阮之流菲薄周孔,被斥为“非圣无法”,反映出寒门庶族地主与门阀士族地主之间的社会矛盾,以及曹氏与司马氏之间的政治斗争;康梁之辈维新变法,被指为“灭圣经”、“乱成宪”、“堕纲常”、“无君上”,反映了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社会矛盾,以及改良派与顽固派之间的政治斗争。而中国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民间宗教和秘密宗教,往往是儒释道三教异端的大杂烩,也往往成为农民起义的组织形式。总之,既然政教合一使得正统宗教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受正统宗教压制的异端与受统治阶级压制的被统治阶级的政治,必然也会产生或多或少,或隐或显的联系。这正是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双重控制的必然产物。 一般的政教关系不能不涉及宗教改革所具有的社会政治内容。提起这个问题,人们经常想到的是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不少人宁可大谈公元前15世纪末到14世纪初的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的宗教改革,或者藏族僧人宗喀巴的宗教改革,就是不谈中国汉族历史上的宗教改革,似乎这种事情与中国无缘一般。 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意识形态要适应社会状况,宗教不例外,中国汉族的宗教当然也不例外。当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与社会上层建筑的矛盾时,上层建筑包括宗教就必然发生变革;在宗教与政治紧密结合的情况即政教合一的历史条件下,宗教的变革必然带有政治内容或具有社会政治的作用。如前所述,中国既有自己的传统宗教,就必然有宗教的变革(不论当时有没有“宗教改革”的名称⑨),既有政教合一的现象,其宗教变革就必然其有社会政治的内容。 殷商时代产生了“帝”的观念,它统御原来各部族的种种自然神和社会神,超越了民族界限而又与殷人有特殊关系,这既反映出殷族与被征服各族的统治与被统治的新关系,又是原先各族分散的神灵崇拜不适应新的统一王国需要的结果。周灭商以后,不但上帝的称号增加了许多,而且出现了系统的天命观,上帝的神性大为扩展,上帝在道德和政治上的权能也加强了。商王与上帝并无血缘关系,只在死后才“宾于帝”之左右,而周王则被说成“天子”,所谓“有王虽小,元子哉”(《书·召诰》),“昊天其子之”(《诗·时迈》)。周公“以德配天”,把天帝的神性与社会道德和政治制度(周礼)更密切地结合起来。周朝统治者又制定了一整套宗教祭祀方面的“庙制”。这些做法,旨在使当时的宗教在维护王朝纲纪,驯服天下万民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总之,殷代夏和周灭商之后的宗教变革,正是政治上的“汤武革命”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假如我们承认,汉武帝摒弃汉初占统治地位的黄老之学,罢黜百家,独尊含有大量神学和迷信、天命色彩浓厚的“儒术”⑩,设立官方的五经博士,实行思想统治,确实算得上意识形态领域(宗教在这个领域内占统治地位)的一项重大变革的话,那么,这至少可以算是类似宗教改革的一种措施。这种改革措施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黄老无为之说不利于积极的统治,学派纷争有碍于控制人民的思想),明显的政治作用(调整统治阶级的思想,巩固君臣上下尊卑的秩序,为统治集团培养思想统一的“人才”,使封建统治带上神圣的光圈),以及深远的历史影响(有利于国家的巩固和统一,不利于学术思想的发展,等等),这也是毫无疑义的。类似地,王莽把古文经学扶上官方地位,刘秀取消古文经博士,复立今文经博士,隋朝创兴科举制度,唐朝颁布《五经正义》用于科举取士,对这些重大的措施也可以从宗教改革角度作出分析。除此之外,寇谦之在朝廷支持下“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佛教禅宗“呵佛骂祖”,主张“即心是佛”,元代蒙古皇室大力推崇喇嘛教,这些事件不无具有宗教改革的性质,并且具有各自不同的或深或浅的社会根源,或大或小的政治作用,或好或坏的历史影响,于此不再赘述。 总而言之,不论是根据理论进行分析,还是根据事实进行归纳,不论是从正面,即从政教合一的三种形式来观察,还是从侧面,即从儒释道三教的政治关系来观察,甚至从反面,即从宗教与被统治阶级政治的关系来观察,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历史上,政教合一的确是存在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政教合一,就是儒教与封建专制政治的结合。
自然科学论文:自然科学的经验基础与解释学 摘要:经验与陈述的关系并非归纳或演绎的逻辑关系,因此科学的经验基础就构成一个难题。仅仅把科学看作命题体系的观点不能解决这个难题,同时经验主义的平台也不能提供任何通道。科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活动,惟有语用学和解释学的平台才能为这个难题提供解决方案。科学的实践性、公共性、主体间性、情境性为理解库恩的范式理论提供了线索:自然科学具有解释学的基础。劳斯进一步主张:自然科学本身就是解释学的事业,科学是不断重构的叙事。科学的解释学与客观主义形成对立,而这并不必然使科学滑入相对主义。伯恩斯坦提出了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方案:解释学本身就为这种超越提供了资源,解释学循环恰恰对科学范式的开放性提出了要求。 关键词:经验基础 语用学 解释学 叙事重构 一、 经验与陈述的逻辑鸿沟 自然科学被公认为经验科学,但是,科学哲学家对“什么是经验”、“如何进行检验”等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意见。波普尔把经验基础问题界定为“关于个别陈述的经验性质以及如何检验它们的问题”。([1],30)经验基础问题涉及经验(或观察)与基本陈述(或观察命题)的关系、陈述与陈述的关系这两个层面的问题,它构成科学哲学的基础性的问题。 逻辑经验主义预设了某种中性经验或者说无主体的经验以及描述这种经验的中性语言。逻辑经验主义处理经验与陈述的关系的典型方式是逻辑原子主义式的,基本经验或原子事实与基本陈述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以此为前提,它用形式逻辑的方式处理基本命题与理论命题的关系,提出其科学检验和科学划界的原则即证实原则,主张科学理论与基本命题之间存在着归纳证实的逻辑关系。作为其弱化形式的概率论仍然坚持中性经验和中性语言的设定。 波普尔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集中于基本命题与理论命题的逻辑关系层面,他对归纳主义的证实原则的驳斥在逻辑上是无可反驳的:任何普遍的科学的理论命题都是不能由有限数量的观察命题得到证明的。经验与陈述的关系这一层面并非波普尔的主要关注点,但他对此也有所反思。他认识到经验与陈述之间并不存在类似于陈述之间的逻辑关系,经验与陈述之间存在着一个似乎不可跨越的鸿沟。经验并没有直接的证明作用,“陈述只能由陈述从逻辑上加以证明”。([1],31)“由于要求基本陈述和其它科学陈述具有客观性,我们将剥夺了我们自己本来希望把科学陈述的真理性还原为我们经验的任何逻辑手段。”([1],33-34)简言之,一切基本命题(或观察陈述)的真值是无法从经验上予以确证的,所谓科学的检验——基本命题对理论命题的证明或证伪——就丧失了原有的基础。 拉卡托斯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一书中对经验基础问题作了富有启发的分析。他指出,独断证伪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的基础包含两个错误的假设。第一个假设是:理论命题和观察命题之间有着自然的、心理的分界。第二个假设是:观察命题是由事实得到证明的,正确的。实际上这两个假设对逻辑经验主义同样有效。拉氏驳斥了这两个假设。他认为,观察命题与理论命题并非如通常所以为的那样直接来源于中性的、纯粹的经验,观察渗透着理论预期,观察命题以更高层次的理论为背景。针对第二个假设,拉氏指出,“观察”命题的真值是无法明确决定的,“任何事实命题都有不能由实验得到证明,命题只能由其它命题导出;不能由经验来证明陈述,‘就象不能用敲桌子来证明陈述一样’”。([2],21)他进而断言:“因而,我们既不能证明理论,也不能证伪理论。软的,未经证明的‘理论’同硬的,业经证明的‘经验基础’之间的分界是不存在的:一切关于科学的命题都是理论的,而且都是不可避免地可错的”。([2],22) 科学的可错论无疑为怀疑主义、非理性主义敞开了大门。那么,如何实现可错论与科学合理性的调和呢?约定主义的策略似乎不可避免。波普尔既承认科学理论的可错性,又试图坚持科学的批判理性。他必须决定如何把受检验的理论与不成问题的背景知识区分开来,背景知识中的理论将获得“观察的”地位,作为检验其它可怀疑理论的基础。波普尔强调背景知识在科学活动中的地位并承认其约定性:“批判永远不会从无开始。…讨论问题时我们总是承认(但愿只是暂时地)各种不成问题的东西,它们暂时为讨论这个问题而构成我称之为背景知识的东西。在我们看来,这种背景知识很少始终绝对不成问题的,它的任何一部分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受到挑战”。([1],205)批判总以特定时空下的背景知识为前提,并保留着对这些背景知识提出上诉的权利。科学知识的增长就处于这种约定与批判的循环之中。但无论如何新理论总是以其真值不确定的理论为基础,因而这样建构的理论大厦归根结底是缺乏基础的。拉氏很幽默地表达了这种怀疑:“我们的方法论证伪主义者骄傲地拒斥了这种逃避主义:他敢于不减可错论之威,且又敢于以大胆的、冒险的约定主义政策毫无教条地避开了怀疑论。他完全知道所冒的危险,但他坚持人们必须在方法论证伪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之间作出某种选择。他提出了一场几乎没有希望赢得的战争,但声称说参加这场游戏比放弃这场游戏还是要好些。…有人甚至会说,方法论证伪主义与独断证伪主义的不同就在于它是空讲可错论!”([2],41) 可错论、约定论和对背景知识的实用主义的强调都是由科学的经验基础问题导出的合理结论,是对科学的理解的一种进步。而波普尔之所以有“空讲可错论”之嫌疑,其根源在于他仅仅局限于陈述间的逻辑证明(或证伪)层面,而放弃了对经验与陈述的关系作出合理说明。鉴于经验与陈述之间的逻辑鸿沟,任何回避而不予解释的科学合理性理论都是空中楼阁。 那么,科学的经验基础问题究竟能否被解决呢?答案是;在经验主义的平台上该问题无法得到解决。经验主义的根本性难题在于,它导致了唯我论的困境。经验主义所谓的经验不过是个人化、私人化的经验,而这种经验并非是主体间有效的:我的经验不同于你的或他的经验,所谓的经验检验也就不是主体间有效的。因此,摆脱该困境必须引入主体间性以及语言的公共性。当我用私人语言说“这朵花是红的”的时候,别人无法理解“红的”代表着什么感觉;而当我用公共语言说出这句话,并得到大家的认可时,这句话才变得有意义、主体间有效了。因此,惟有在语言学、尤其是语用学的平台上经验基础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或者说该问题不存在了。经验主义考查命题是否为“真”,而在新的平台上则考查命题是否“有效”。这涉及科学观念的根本性的转变:科学是一种实践活动,其主体不是单个的科学家而是科学共同体,科学理性也是情境性的。 二、逻辑鸿沟的弥合:作为实践活动的科学 正如阿佩尔所言,“在分析哲学的发展进程中,科学哲学的兴趣重点逐渐从句法学转移到语义学,进而转移到语用学。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3],108)语言哲学的语用学转向彻底地了转变了我们看待科学的方式,科学的实践性(活动性)、主体间性和情境性或者说局域性都能在语用学的平台上凸现出来。语用学把句法学与语义学纳入对语言的整体性的语用分析之中,分析对象由名词性的“语言”变成动词性的“言语”。“言语”是一种活动,奥斯汀说“说话就是做事”。把语言视为言语行为同把科学作为活动来理解是一致的,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由技术兴趣引导的介入世界的活动而非静态的知识。维特根斯坦明确指出不存在私人语言,语言总是公共的。同样,科学语言和科学活动总是在共同体中发生并获得有效性,科学的主体不是单个的主体而是共同体。“真”为“有效”所取代,“有效”即主体间有效:在主体间得到一致认可。维氏的“语言游戏说”把语言、生活形式和世界理解视为一个整体,各个“语言游戏”只具有家族相似性而不可通约。科学本身就是一种语言游戏,它同时还是在更广阔的日常实践的语言游戏中展开的。科学的情境特征和局域性可由此得到说明。以此为背景库恩也就好理解了。 如果说前库恩时代科学哲学的主流把科学作为既成的知识来考察的话,那么库恩的范式理论则是把科学作为一种活动来考察的一座里程碑。他在《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一文中表达了这种取向:“我们都关心获得知识的动态过程,更甚关心科学成品的逻辑结构”([4],265),“要分析科学知识的发展就必须考虑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4],267)。 库恩对经验基础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并对波普尔的证伪逻辑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波普尔所谓的认识逻辑名不副实,因为它只局限于陈述间的逻辑关系而忽略了对陈述与观察之关系的探讨。在波普尔看来,理论要成为科学的,只能通过观察陈述而被证伪,不能通过实际观察。库恩认为,这种逻辑的证伪并不能给认识逻辑提供基础,而认识逻辑的规则及其逻辑要求“已不单是意义的符号关系。它要求认识论家和科研工作者把理论所导出的句子不是同其他句子相联系,而是同实际观察或实验相联系。这就是卡尔爵士‘证伪’一词必然引来的后果,但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却始终保持沉默。…当一种业已公认的理论不是面对实验陈述,而是面对实验本身时,逻辑在什么条件下才要求科学家放弃这种理论呢”?([4],280)库恩很清楚,波普尔不能、他自己也不能为观察与陈述提出一种通常意义上的逻辑,在这个层面上,逻辑是无效的。他阐明,“提这些问题目的是要表明逻辑尽管是科学探索有力的、最后总是不可缺少的工具,但人们也有某种可靠知识在形式上并不需要逻辑。同时我还要提示,逻辑证明的价值并不是为了逻辑本身,只是在条件需要而且需要到一定程度时才有。”([4],281)这乃是对科学理解中的逻辑迷信的破除。 那么库恩针对上述经验基础问题提出了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他指出:“我曾引进‘范式’这个词以强调科学研究依存于具体事例,它可以跨越理论内容同理论应用之间的鸿沟”。([4],281)库恩强调范式作为范例的意义,他认为,科学共同体承认的合乎范式的范例是具体的题解。 “共有事例即以发挥一般都归之于共有规则的认识功能。事例发挥这种功能时,知识的发展不同于知识在规则支配下的发展。”([4],313)作为范例的科学范式是一种具体的题解活动,科学家通过一系列题解活动的示范和训练而习得他所在科学共同体中科学活动如何进行的知识。科学的语言、概念和理论在具体的题解活动中、具体的科学实践中被赋予意义、可理解性和可操作性。理论化离开了活动便无法理解。因此,经验与陈述的连结要在特定的具体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去寻找,唯有参与特定科学共同体的科学游戏,才能理解经验与陈述在该科学范式中的特定连结。归根结底,经验与陈述的关系不是一种逻辑关系,而是一种非逻辑的活动关系;经验与陈述间的鸿沟是靠“活动”来跨越的,具体的实践活动是连结二者的中介。 库恩的范式理论既不是指向单个科学家的活动,也不是指向无主体的知识增长的逻辑,而是考查科学共同体的实际活动。范式可以粗略地等同于科学共同体。科学有主体,但既非先验主体也非自我封闭的经验主体,而是现实的科学共同体。科学知识的有效性以能否在科学共同体获得主体间的认可为基准。而对于赢得这种认可来说,经验证实或证伪是不充分的,论辩、说服、修辞、宣传、权威甚至权力都在现实的科学共同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科学共同体首先是交往共同体,它是科学得以可能的条件,其中进行的意义沟通和理解使得科学语言和活动获得特定的意义。阿佩尔指出,“自然科学家的实验共同体总是表现为一个指号共同体。而这种主题间性水平上的沟通决不能由某种客观科学的方法程序来取代,原因就在于这种沟通是客观科学之可能性的条件。”([3],71)“一个交往共同体的存在是一切在主体-客体维度中的知识的前提;这个共同体本身乃是对世界材料的客观描述和说明的主体间性元维度”。([3],73) 科学活动也是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语言游戏”。语言游戏同特定的生活形式与世界理解相联系,科学范式之不可通约不过是语言游戏之不可通约的合理结论。科学的语言游戏植根于特定科学共同体的实践活动。不存在中性语言,语言与经验世界相互耦合于特定的实践活动或者说生活形式中。逻辑分析在这个层面上是无效的,对这种经验与称述之间关系的把握需要深入地考查并理解特定的科学实践活动乃至作为其背景的更为广泛的生活世界。语言与世界的这种耦合关系可以说明科学范式的不可通约性。“为什么理论之间或是语言之间的翻译如此困难?因为,正如经常议论到的,各种语言以不同的方式把世界说成各种样子,而且我们没有任何道路去接近一种中性的亚语言的转述工具。…学习一种语言或一门理论就是学习描述世界,该语言就是随着这个世界而起作用的”。([5],362) 科学家总是在某个科学共同体中从事科学活动,总是从属于某个范式。库恩的范式由形而上学信念、理论框架、选择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标准构成,不同的范式中的科学家是在不同的世界中工作的。不同的范式构成不同的科学世界,其中的科学家面对着不同的经验问题和理论问题及其相互连结。因此,科学家的工作本质上也是解释工作,其从属的范式构成他解释、理解世界的前见。范式是历史地形成的,既有的,构成科学家置身于其中的情境(当然情境不局限于自主的科学共同体),科学理性也只有置于情境之中才能得到真实的理解。对库恩而言,不存在不依赖于特定的科学范式和文化的、所谓客观的事实的宇宙。实际上胡塞尔早就揭露过科学的客观主义假象,他认为关于表面上客观的、由事实构成的世界的知识,实际上先验地植根于前科学的世界之中。科学分析的可能的对象,是事先在我们原本的生活世界的现实中形成的。哈贝马斯指出:“胡塞尔正确地批判了客观主义的假象。这种假象用合乎规律的、结构化的事实的自在现象蒙蔽科学,掩盖这些事实的构造,从而使人们无法意识到认识和生活世界的利益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6],123)世界如何呈现依赖于主体的特定的实践活动,依赖于主体所属的科学共同体和生活形式。 对科学活动的主体间维度、公共性、不可通约性、情境特征以及局域性的揭示,一幅新的科学形象浮现出来。科学的解释学维度昭然若揭。科学无本质。科学总是文化的、历史的产物,科学的形象并非静止的、普遍的。正如夏佩尔所言,“在科学中不存在任何神圣的、原则上免受修改或摈弃的东西:所谓事实是如此,理论、概念问题、方法、思维方式,甚至包含在一些所谓免疫的‘元科学’概念群中的‘科学’定义也如此”。([7],446)库恩赋予范式过强的约束性,然而,即使在同一范式中也存在着不同解释之间的竞争。用解释学来区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还有意义吗? 三、作为解释学事业的自然科学 在伽达默尔那里,解释学经历了本体论转向,理解成为人之存在的基本状态,这样,解释和理解的普遍性得到了确认。自然科学同样是解释学的事业。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以及科学的文化研究都揭示出了自然科学的解释学维度。“科学的知识也像一切知识一样,涉及对某人揭示(诉说)某事。科学探讨意义,这些意义就是体现在语言中的、在经验中修改和实现的,并在实验室的特定的实践中和科学文献及文化中传递的社会存在物。…科学有某种与其自己的(历史的)令人信服的判断和论据有关有历史空间或‘此时此地’。解释学哲学为把历史和文化重新引入自然科学哲学提供了哲学基础。”([8],9) 狄尔泰把解释学方法作为区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根据。查尔斯?泰勒(Charls.Tailor)继承了这种区分,他坚持: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天然就是解释学的;自然科学的对象没有意义,对不同的文化是一样的,不依赖于人的解释,因而解释学在自然科学中是没有位置的。库恩的范式理论表明,自然这本大书并非没有意义。恰恰相反,具有不同范式的科学共同体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和解释着自然界。在与泰勒的争论中,库恩表明了其解释学立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一样,其中没有某套中立的,文化中立的范畴,自然对象或行动能由这套范畴来描述”。([9],21)“我的观点一直是如此:任何时期的自然科学家乃是基于一套概念,当代的实践者从他们最近的先辈那里继承下这套概念。这套概念是历史的产物,包含在文化中,当前的实践者通过训练进入这种文化;对于非共同体成员来说,仅仅通过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理解其它思维模式的解释学技艺是不能进入这种文化的。同时,我已作为特定时期的科学的解释学基础提到过它。你们可能注意到,它非常接近于我曾经所谓的范式。”([9],22) 库恩强调了自然科学的文化历史性,科学范式是与特定的文化和历史相联系的,一种范式就是在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对自然的一种解释。因此库恩反对泰勒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所作的简单区分:自然科学中没有解释学的地位。他认为自然科学研究同样需要解释学的解释。不过,他仍然相信可以从解释学角度去区分这两种科学。他认为,范式更替确实意味着解释和理解自然的新方式,具备解释学的基础。然而,追求一种新解释并非促使这种转换的产生的研究者的自觉意愿。与之相反,新的解释却是人文科学游戏的自觉目标。因此,他坚持其早期的观点:自然科学区别于其它科学的地方在于,自然科学有支持常规的解题研究的范式,而人文科学不存在范式或常规科学时期。“自然科学尽管要求我所谓的解释学的基础,但他们本身不是解释学的事业。另一方面,人文科学通常如此,它们别无选择。”([9],23) 劳斯(Rouse)的解释学立场比库恩更为坚决和彻底。与泰勒相反对,在承认自然科学也是处于历史与文化中的需要解释的事业的立场上他与库恩是一致的。劳斯认为:库恩坚持,在遇到外来的、不熟悉的文化或本文时,存在着一种特征性的解释行动,而进入一种外来文化或本文的方式基本上不同于我们或多或少毫无问题地生活于一种文化(包括我们自己的科学文化)中的方式。劳斯不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即使在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熟悉的文化中仍然存在着竞争的意义解释问题。“传统是由对传统的不同解释的冲突构成的,这种冲突本身有着一个易受相互竞争的解释影响的历史。”([10],615)他认为,在库恩所谓的常规科学时期同样存在着经常的对范式的解释,常规科学的共享实践就包含着对实践的多元解释。劳斯在《科学的叙事重构》一文中指出,自然科学的历史演变总是伴随着科学的叙事重构。共享历史的科学共同体成员总是微妙地、竞争性地用不同的方式理解以往的科学研究并筹划自己的研究工作,都希望自己的叙事能为更多的共同体成员所接纳,从而主导共同体的研究方向并确定自己的研究地位。“科学研究是一种社会实践,研究者由此构造叙事情景,过去的研究通过这种叙事情景被理解和认同,而进一步研究的重要可能性被筹划。这个叙事领域展示了对该领域的连贯的、共享的理解和在不同的筹划、解释威胁下的不连贯之间的持续紧张。”([11],179)劳斯主张解释的普遍性,“以解释学循环为特征的解释,以及理解与自我理解的纠缠,并不划出一个行动或探究的特殊领域,而是使事物清楚的一个普遍特征”。([12],55)他坚持解释学并不构成区分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依据:“我主张,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不能形成一个天然的类别。...所有的学科为一个内在发展历史以及与其它科学领域和社会实践的互动的历史所形成。...不同科学的成功实践总是已经并将继续避开方法论者所施加于其上的限制和类型学(typologies),这些方法论者提供一门科学为了成功必须如何的最新描述。”([12],56) 劳斯坚持科学本身是历史的偶然的产物,并将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产生变化,科学没有不变的本质;他反对任何全球性的(global)、普遍化的科学合法化叙事,他坚持科学是局域性的(local),隶属于特定的文化传统和历史阶段;科学的可靠性并不依赖于全球合法化,科学的局域性并不削弱科学的可靠性。 自然科学的解释学反对自然科学的客观主义的理解,尽管这种客观主义的自我理解促进了近代科学的发展。不过,反对客观主义是否必然滑向相对主义?如何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伯恩斯坦认为,解释学提供了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途径。“伽达默尔提醒我们,在传统、历史和语言属于我们以前,我们便属于传统、历史和语言。我们无法摆脱效果历史的动力学力量,后者决定了我们将生成为什么。”([13],212)历史、传统和成见并非人类理性的限制,而是本质上理性有限的人进行理解和解释的前提。库恩的范式不可通约性并不意味着范式的绝对封闭和自主性,仅仅意味着不能把特定范式的标准强加于其它范式,因为不存在超越的标准。不可通约性恰恰要求开放性。对特定的文化、传统和科学范式的隶属恰构成理解其它文化、传统和科学范式的可能性条件,构成这种理解的本质特征的是解释学循环。因此,解释学追求的并非是封闭和自足,而是开放性和相互理解。而惟有在与古老本文、外来文化的遭遇中才能促进自我理解和自我超越。“科学共同体使用的理性和论证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并且指导科学活动的标准和规范从本质上说来是开放的。人们对于解释在科学活动的每个阶段的认识已经有所发展,并且在观察和理论之间的任一固定的分界上开始探询。” 自然科学论文:自然科学知识在幼儿园其它领域的渗透 摘要:在儿童进行自然科学探索时,教师可以提出开放性问题,以便引出更多的问题或引导出儿童探索的新方向。高质量的教育鼓励儿童具有选择性的思考,多重性的答案和创造性的洞察力。教育者不应仅仅是教给儿童已有的自然科学事实和规定的实验程序,而应允许并且鼓励儿童探索自然科学,因为这样可以促进孩子思考能力的发展,例如组织、分类、问题解决、推论以及逻辑。这也是自然科学知识在幼儿园其它领域的渗透过程。 关键词:自然科学 知识 幼儿园 其它领域 渗透 黑龙江高等教育厅规划课题《有效提高幼儿教师自然科学素养,促进幼儿科学潜能激发的研究》,课题项目编号:gzc1212037 自然科学并不是一系列已被人发现了的事实,它是一个过程,一种对世界进行思考和理解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观察、对即将发生事情的预期、对预期进行检验和对观察的事物进行有效的解释几个方面。研究者提出“儿童是通过‘建造’而非指导来掌握科学知识的”。他们一定会对所观察的现象和实验的结果给出一个自己的解释,一个具有个人意义的解释。在儿童进行自然科学探索时,教师可以提出开放性问题,以便引出更多的问题或引导出儿童探索的新方向。高质量的教育鼓励儿童具有选择性的思考,多重性的答案和创造性的洞察力。教育者不应仅仅是教给儿童已有的自然科学事实和规定的实验程序,而应允许并且鼓励儿童探索自然科学,因为这样可以促进孩子思考能力的发展,例如组织、分类、问题解决、推论以及逻辑。这也是自然科学知识在幼儿园其它领域的渗透过程。 一、通过对自然科学的观察激发儿童的科学热情 在幼儿的科学课程中应该呼吁:“请亲手触摸!请亲自探索!”我们必须培养儿童学习的兴趣并且鼓励他们问:“如果……会发生什么?”然后给他们相关的材料去发现答案。这些活动可以帮助儿童定义基本概念,激发他们天然的好奇心去探索和发现。如儿童可以观察植物从种子到发芽再到开花,最后又产出种子这样一个生长周期。他们还可以通过观察植物的不同部位,发现它们在颜色、形状、相对大小和组织等方面的相似点和相异点。儿童也可以观察环境元素,例如水、光、温度等所起的作用。 所有的儿童都是通过他们的感官来学习周围世界的。婴儿和学步儿童以及学前儿童,他们的科学知识是以他们看到、听到、品尝到、闻到和触摸到的东西为基础的。适合发展的科学课程通过激发观察、质疑、兴趣和描述来拓展这一儿童成长和发展的情形。 作为教师,也将和孩子们一起去观察、提问、预测、实验和验证很多科学事实。这就是科学教育在幼儿阶段所包括的所有内容。为发现世界创设环境并激发幼儿的求知欲:“我的环境中都有什么?对我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能做什么样的改变?”态度是在早期形成的,我们应该培养儿童天然的好奇心,满足他们想要知道“为什么”的需求,这也会鼓励孩子进行科学探索的热情。 当你想方设法来进行探索和发现时,你会认识到“我们应该把科学作为整个课程中正在进行的一部分,融入到日常活动和常规中”。当儿童激发起科学热情时,可以自发地和创造性地去改变物理环境(室内的布置),还应该利用户外环境,允许儿童在那里花费大量的时间,提出问题探索假设的情况,拓展观点。这可以点燃他们终身热爱科学的火花。 继续展示你对科学和发现的热情。吉尔玛提供给我们一种刺激性的方式来做到这点:当你在初夏的早上抬头看橡树上最高的树枝时,你可能没有思考树木从土壤中获取养分,传送到树干以及每片新叶和橡树果胚芽的科学原理。但是你有下面那样的意识,并指导你的学生们也知道,这也是教学的一部分。问一些问题:“我在想,是什么让叶子变得那么绿?我在想,这棵树要长这么高得需要多久……”我们可能没有教授具体知识,但是我们在教授好奇心。 二、鼓励儿童对自然科学进行探索,完成儿童对自然科学的自我解释过程 经常性的引导孩子观察周围的世界,孩子的观察能力就会越来越强,同时求知的欲望也会加更加强烈。相比教师直接告诉儿童事实是什么这种方式,儿童在自我解释过程中会学到更多的东西。因此,教师应继续为孩子提出开放性的问题,从而鼓励孩子对他们在活动中所做的观察进行加工和总结。这个过程会促使更多的问题提出,并实施进一步的探索。 对于教师来说,与幼儿一起分享自然世界是一 件很兴奋的事情。孩子们渴望主动获得第一手的经历。如果教师希望儿童用他们的感官去探索自然世界,就需要鼓励孩子与世界的真实接触。从触摸软的泥巴或凹凸不平的树皮,到闻新鲜的干草或腐烂的树叶;从看到盘旋的蜂鸟,到听到蟋蟀重复的叫声;从品尝脆甜的苹果,到酸葡萄的味道一一没有什么能像大自然一样提供如此丰富的视觉、听觉、味觉、触觉和?@觉体验的机会。 儿童可以品尝或看到空气吗?他们可以触摸到它吗?怎样做?在操场上,引导儿童体验风(移动的空气)怎样来自不同的方向。儿童可以用风向带、风向袋、风铃等来进行体验。 儿童在自然环境中散步的过程中有很多进行发现的机会。在去散步之前,鼓励儿童做望远镜。把两个卫生纸筒(或把一个纸巾筒剪成两个)绑在一起。在筒的一端打上洞并穿上一根绳做成颈带。蝴蝶或小鸟飞是儿童可以通过他们的望远镜来观看的很多事物中的一部分。每个儿童可以做一个户外散步用的“收集袋”,用折叠的建筑纸或标签纸来做并穿上绳子,绳子要留足够长来作为肩带。用结实的纸板做书页并用环扣在一起来做一本课堂书。儿童把他们在户外散步中发现的东西贴在书页上。把书放在图书区给儿童玩。 哈姆弗瑞斯说:“儿童有想把他们发现的所有东西带回家的倾向。要向他们解释自然的平衡是非常微妙的,大自然中的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目的(例如,豆荚为来年的生长保留种子,一块树皮可能是很多昆虫的家)。鼓励他们收集一些他们以前没有收集到的东西……”新鲜的树叶可以放在报纸中间,这样很容易被压平,可以夹在两个纸板之间并用橡皮条紧紧地保护好。一周后,树叶可以移动并粘到剪贴簿上或以其他方式在教室中展示。 通过种草,也可以进行一次“自然科学探究”,儿童可以寻找在他们生活环境中生长的不同种类的草。在教室中为儿童提供草籽来种植。使草发芽的最快并且最容易的方法是把一块湿海绵放进一个有水的平锅中并把草籽撒在海绵上。这些草籽通常能在任何地方生长,只要给它们定期浇水并且放在有阳光的地方。很好玩的是把海绵剪成不同形状,然后看草长成圆、三角形或心形。这是儿童直接观察自然的一种方法。另一种种草的方法是在塑料杯里面装上泥土或陶土 (儿童可以把杯子装饰成一个脸的形状)。把草籽撒在泥土上,然后浇水。不久,儿童会很高兴地看到“头发”长出来。 对幼儿来说,他们计划、种植并照顾植物时,就学会了对他们以后生活都有帮助的、有用的概念和技能。当他们观察植物的生命周期时他们学习了科学,计算以及把种子分类时学习了数学,读种子袋上的字和种植指导时学习了语言。并且,当儿童把一粒种子培育成一株茂盛的植物时,他会有一种自豪感。儿童可以在沙水台或窗台上的花箱里种植出一个室内花园(花和蔬菜)。这一活动是另外一种鼓励儿童对植物主动负责的方法。 自然科学论文:关于自然科学方法与语言学理论建设 论文关键词:乔姆斯基 形式语言学 自然科学方法 语言能力合成说 论文提要:本文是对司富珍《语言研究中的科学方法》一文的回应。司文主要是通过把乔姆斯基理论与自然科学的简单比附,为其进行辩护,但是司文的论据既未准确反映科学发展的史实,又有悖于科学理论建设的程序,同时也不符合科学研究的方法。本文主要目的是讨论语言学理论的建设如何从自然科学研究实践中得到启示。 1.引言 学术争鸣是学术健康发展的标志和必要条件之一。不同的学者由于知识背景不同,研究的经验各异,观察问题的角度有别,很自然会对同一理论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前文《乔姆斯基语言学的哲学基础及其缺陷》(《外国语))2005年第3期)刊登出来以后,形式语言学派阵营的学者反应很激烈,我们已经听到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和批评。《外国语)2oo6年第4期发表了两篇与我商榷的文章,其中一篇已对王强某些错误说法给予回应,另一篇就是司富珍的文章,本文就是对司文批评的答复。 司文的论证代表了形式学派为自己辩护的典型方式,那就是把乔氏理论与自然科学进行简单的比附,认为乔姆斯基语言学的形态和发展符合自然科学的特征,因此也是科学的。比如宁春岩(2000)由此得出形式语言学是一种“纯科学”的结论,乔姆斯基在批我的前文时,甚至认为自己的理论符合牛顿以来的所有科学规范,是“标准科学(standardscience)”(王强,2006)。生成语言学理论的创始者和追随者对科学的向往精神是值得赞赏的,但是一门学科是否科学,主要是看它的研究实践,而不是根据任何个人的美好愿望。本文将通过考察科学发展史,弄清真正的自然科学的方法应该是什么,可为我们语言研究提供哪些借鉴。 我们前文的核心思想是,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不是根据对语言现象的观察分析而建设起来的,而是生硬地把数学的概念和结构直接移植到语言中来,在数学和语言这两种极不相同的系统之间进行简单的类比,结果造成了研究中的削足适履、扭曲割裂语言的现象。很遗憾,迄今尚无一个乔氏理论的维护者针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尽管如此,他们的观点也反映了相当一部分人对乔氏理论认识上的误区,对此的澄清,有助于人们对当代语言学理论的正确了解。 2.科学理论建立的程序 科学理论必须基于观察和实验,这有两层意思:一是任何科学假设的提出必须根据观察、实验的结果,这是科学实践区别于宗教信仰的主要特征之一;二是任何科学假说必须经过大量观察、实验的验证后方能成立。简单地说,科学理论来自于实践,存在于实践,发展于实践。 司文说道,“从理论建设上来看,大量的科学史实表明,理论建树对于科学实验和数据调查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而先理论思考后事实验证则是建构科学理论的常规程序之一。”然而这并不符合科学理论建立的程序。我们前文(石毓智,2005)曾引用牛顿受苹果落地启发而提出万有引力定律的故事,只是要说明观察实践对理论提出的重要性,并不是一个对有关科学史的全面描写。司文认为我们的引例与科学史“正好相反”,她认为牛顿提出万有引力定律是根据伽利略关于力的“假想”。乔姆斯基也是引用牛顿的科学实践来支持自己“先理论后事实”的语言学理论建构的合理性。那么就让我们以伽利略和牛顿这两位现代科学的奠基人的科学实践,来说明科学理论建设与实验观察之间的关系,讨论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语言学理论建设有什么样的启发作用。 除了牛顿,伽利略要算是现代科学的最伟大奠基者了。一种关于科学的哲学是由伽利略开创的。与亚里士多德不同,伽利略认为科学必须寻求数学描述,而不是物理解释。这一方法开创了科学的新纪元,扭转了科学研究的方向,加深与加强了数学的作用。他的工作成为牛顿伟大工作的开端。伽利略提出了一个科学规划,这个规划包括三个主要内容:第一,找出物理现象的定量描述,即联系它们的数学公式;第二,找出最基本的物理量,这些就是公式中的变量;第三,在此基础上建立演绎科学。 上述的第一步和第二步都是关于科学的观察和实验,第三步才是建立理论系统。伽利略强调物理现象的数学描述,但是他并不是把已有的数学系统强加在物理世界中,而是探讨特定物理现象背后的数量规律。乔姆斯基也很重视把数学应用到语言学中去,但是他的程序不符合科学研究的规范,他是把已有的数学概念和系统移植到语言中去,而不是研究具体语言现象背后的数学问题。由此而导致其理论的重大缺陷。 自然科学家应该毫不含糊地让自己所提出的假说接受试验的检验,这不仅是他们的义务,也是他们的理论取信于人的必要条件。伽利略经过反复试验找出了自由落体的公式:s=gt2/2。由此推出,同高度的两个不同重量的物体将同时落地。为了让大众信服,他做了著名的比萨斜塔实验,彻底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亚里士多德的错误观念。这种对待自己研究成果的精神多么值得我们学习呀!任何高深的理论在事实面前都会变得简单易懂。然而为乔姆斯基辩护者态度却不是如此,当遇到有人批评他们的理论不符合事实时,往往会辩解道:“我的追求跟你们的不一样,我的理论是高深的,直捣人类的心智,因此你不能用具体的语言现象来衡量我的理论;你理解不了我,那是因为你的水平太差。”自上个世纪70年代乔姆斯基提出普遍语法的假设以来,没有找到任何一个成功的案例说明:一个说英语或者汉语的小孩的天生普遍语法到底是什么样子?又如何代人所谓的“参数”变成了具体的英语或者汉语?而且认知心理学家所做的独立实验观察也不支持乔氏的假说。任何一门科学都不能以与其他科学的某些表面相似性而声称自己就是科学的了,都必须接受自己所分析对象的反复检验。 牛顿创立万有引力定律的第二个依据是开普勒的天体运动三定律。新天文学除了对人们关于宇宙的思想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以外,还有两点伟大的价值:第一,承认自古以来便相信的东西也可能是错的;第二,发现科学真理就是耐心收集事实与大胆猜测相结合,这两点在他的后继者那里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在布拉埃观察的基础上,开普勒提出了天体运动三定律:(1)行星在椭圆轨道上绕太阳运动,太阳在此椭圆的一个焦点上;(2)从太阳到行星的向径在相等的时间内扫过相同的面积;(3)行星绕太阳公转的周期的平方与椭圆轨道的半长轴的立方成正比。 可见,开普勒的三大定律也是在耐心收集事实和观察的基础之上,然后进行大胆的科学猜测的结果,而且最终还要接受观察事实的检验。牛顿在伽利略和开普勒的基础上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万有引力定律是牛顿和他同时代的科学家共同奋斗的结果。牛顿熟悉伽利略的运动定律,知道行星受一个被吸往太阳的力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个力,按照运动第一定律,行星将作直线运动,这个想法许多人都有过。哥白尼、开普勒、胡克、哈雷及其他人在牛顿之前就开始了探索工作,并且有人猜想,太阳对较远的行星的引力一定比较小,而且随着距离的增大,力成反比地减小。但他们的工作仅限于观察和猜测。牛顿在他们观察猜测的基础之上借助微积分的帮助,给出了万有引力的公式:。其中的f表示引力,k是常数,m、m分别表示两个物体的质量,r是两个物体间的距离。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因为世界上从来没有人运用过如此单一化和统一化的方程式来描写如此广大的现象。从运动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公式很容易推出地球上的运动定律,在伽利略的地上物理运动和开普勒的天体运动定律之间建立一种内在的联系。 万有引力定律的科学性还在于,据此而做出的许多科学预测被一次次地证实了。最有名的要算是哈雷的预言和海王星的发现了。哈雷仔细研究了有关彗星的各种记载,根据万有定律推算出彗星出现的规律,他的预言最后被证实了。天文学家阿达姆斯和勒未累分析了天王星的运动的不规则规律,得出结论:这种不规则性是由其他行星的引力而发生的。勒未累根据力学法则计算出这个行星应该位于何处,最后用望远镜发现了这颗行星。任何科学规律都应该具有预测性,它的说服力突出地表现在它的预测被证实的时候。 牛顿发现万有定律的过程有四个特征:一是充分吸收前人的科学研究成果;二是依据自己的观察分析;三是统合了地球和天体两种类型的运动规律;四是据此而提出的科学预测被反复证实。乔姆斯基的理论建设过程不符合上述的任何一个特征。首先,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假说并不是根据认知心理学独立观察试验的结果,而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纯粹假想,迄今还没有找到它的生理基础和心理现实,它到底是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似有不着边际之感。其次,乔氏把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截然分开,不重视语言应用现象的调查分析,其理论大部分是纯粹思辨的东西,缺乏证据和说服力。 第三。乔氏理论在共时现象的分析上似乎勉强可自圆其说。然而对于历时现象则一筹莫展,根本不能把语言中不同领域的规律联系起来。历史语言现象是任何语言学理论的试金石,因为很多语言规律只有在时间的长河中才能展现出来,而且更重要的是,语言的共时和历时规律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历时的事实有助于共时规律的探讨,反之亦然。最后,乔姆斯基普遍语法假说会带来很多逻辑结论,如果小孩真的有一个天生的形式语法系统,那么他们在出生时或者出生不久就会创造复杂的句子结构,然后代人参数变成具体的语言。但是小孩的语言发展过程根本不是如此,他们在10个月左右才开始出现独词句,18个月左右开始出现双词语。2岁以后才逐渐出现复杂的语法现象,他们的语言能力是随着认知能力的发展和对周围世界观察的深入而一步一步发展完善起来的。童习得语言的过程中。看不到任何证据支持所谓的普遍语法的存在。 3.论证的逻辑和对待新理论的态度 人们在论证过程中,一种最常犯的错误是诉诸权威的言论。这在文科论文中尤其普遍。司文多次引用科学哲学家kuhn和现代汉语语法学家陆俭明的话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但是并没有论证他们的话为什么就是真的、对的,而是想当然地认为权威人士的话就应该是真理。利用权威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属于论证的常见逻辑错误之一。 kuhn是一个哲学家,而不是一个科学家,他并不从事科学实验与分析。他对科学实践的概括和科学发展的预测带有很大的主观i生,并不完全与历史事实相符,也不能准确预测科学发展的方向。他的学说在科学哲学界具有很大的争议性,因此以他高度主观化的哲学概括来支持乔氏的理论,显得不着边际,空洞无力。 司文所引用陆俭明的下述一段话也不符合乔氏理论的发展事实:陆俭明(2004)作了很好的解释:“从表面看,乔姆斯基的理论年年在变,年年翻新,似乎表明他的理论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但他的假设,他的研究目标始终未变。”那么变4-1=的是什么,正如陆俭明(2004)所言。变4-1=的是实验方案和具体理论细节。 然而事实上,乔氏的理论自创立到现在半个世纪,已经经历了五种理论形态的变4-1=:(1)经典标准理论;(2)扩展的标准理论;(3)原则一参数理论;(4)管辖一约束理论;(5)最简方案。平均下来每10年变一次。如果如陆俭明所说的是“年年在变、年年翻新”的话,那应该是50余种理论形态。乔氏理论每次形态的变化都涉及到重要假设的改变,包括新的假设的提出和旧的假设的取消。比如他的原则一参数理论明确提出了前期没有的“普遍语法”假设,而且研究目标也有重要的变4-1=;又如其“最简方案”就抛弃了早期的“深层结构”的假设,研究目标随之也发生了变4-1=。乔氏的理论系统基本是思辨性质的,并不包含什么“实验方案”,所以就谈不上什么实验方案的变化。 司文再次引用陆俭明(2004)的一段话,批评我们前文对乔氏理论只是“贴标签”,没有深入了解乔氏的理论。其实贴标签也包括好的和坏的两种。对一种理论。或者因为自己长期的研究选择了这一理论框架。或者因为自己不了解其他相关的理论,或者是自己缺乏科学知识。或者因为对语言事实没有深入调查过,由此而产生的对某种理论的盲目崇拜,也是一种“贴标签”的行为。我们认为我们前文的论证是严谨的,论据是充分的,我们也能充分理解不同理论背景的人我们文章的不同反应和评价。 汉语学界缺乏理论创新,这与我们的学术风气不无关系。对别人提出一种新思路,在汉语学界往往会经历“三部曲”:第一部是对你“不屑一顾”;第二部是 “冷嘲热讽”;第三部是对你“围堵封杀”0在这种寒风凄雨的气候中,新的理论思想大都会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影响汉语语言学发展的重要因素还有门派错综复杂,无原则地推举夸饰自己门第的人,无原则地封堵诋毁其他学者的工作。这种状况只有从根本上加以改变,汉语语言学才能健康地发展,我们也才能对语言学理论的建设做出真正的贡献。 司文评述我们的“语言能力合成说”道:“除了罗列了一些心理学中关于人的一般认知能力的几点常识外,也没有做有说服力的论证,更没有做任何建设性的工作”。话中透露着轻蔑与不屑,但是她并没有理解我们的工作。我们想要说的是,人类的认知能力是一种层级系统,语言能力是由更基本的认知能力协同合作的结果,而且这些基本的认知能力还合成其他知识系统,并初步论证哪些认知能力共同形成了语言能力。这一思想不仅语言学界迄今尚没有人明确提出,即使认知心理学界对此也没有清晰的认识。我们并不是要声明我们发现了某种认知能力,而是探讨人何以能够创造和学会语言这一问题。现在把我们的初步思想拿出来跟大家交流,是想听取大家的意见,从而来发展完善它。我们这一思想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从那时至4"-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在现代汉语和汉语史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果都以对自己母语研究的系统性和深刻性来比,在我们理论指导下的语言研究也是卓有成效的。以汉语史为例,我们已有三部著作对汉语上下三千年的发展全貌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它们为《汉语语法化的历程》(200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现代汉语语法系统的建立》(2003年,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语法化的动因与机制》(200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这些都说明一个道理,科学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及确立历时和共时规律之间的内在联系。 上文提到,历史语言现象是任何语言学理论的试金石,只有能够成功解释语言发展规律的理论才是科学的。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我们这一标准太偏颇,因为不同的理论适用的领域不同。但是如果了解语言的本性的话,就会明白这个标准的合理性。 第一,任何语言都不会停留在一种状态而不变,都必然会发生变化;语言变化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可以把语言变化看作一个连续函数,设定代表在i时间点上的状况,f(xi一1)代表该时间点之前的状况,代表该时间点之后的状况。 第二,如果一种理论声称它是可以解释共时状态的,那么就意味着它必然能够解释该语言等时间位置的状况。又因为时间是连续的,f(x)代表的是一个历时过程,那么就可以得出结论:任何能够解释共时状态的理论必然能够解释历时状态,反之亦然。从理论的过程可以证明上述结论的正确性。以乔姆斯基的理论发展为例,它创立于1957年,至-4""-已有50年的时间了,如果它能够解释这个时间区间的每个时点的共时状况,那么它就必然能够解释这50年的连续变化过程。如果乔氏的理论是学继续存在下去,那么就可以解释未来的l0年、100年、1000年的语言状况。结论是该理论可以解释语言的整个发展史。可以用一个比喻帮助我们理解语言的发展过程。语言发展史如同一条历史长河,它是由过去、现在和将来组成的,现在是过去发展的结果,是走向未来的出发点。要解释现在的状况必须了解它的过去,方能说明它从过去到现在的发展过程,能够预测它的发展方向。 第三,乔姆斯基的理论在历史语言研究中派不上用场,一筹莫展,那么声称能够解释共时现象的论断必然也是虚假的幻象。中华民族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历史典籍的连续性和丰富程度在世界上无与伦比,全面而系统地记录了汉语的发展历程。我们在这个领域已经耕耘了l0余年,对汉语史语料做过广泛调查,阅读了大量的文献,进行过多项研究,这是我们评说各种理论是非曲直的最重要基础,-tg是我们从事理论假设的主要依据。 4.结语 要提高语言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可以从自然科学的方法中得到启发。但是与自然科学的简单比附,或者把自然科学的概念方法简单移植到语言学中去,或者采用自然科学的符号描段,这些方法都无助于提高语言研究的科学性,只能给人以一种科学的假象,而不能解决实质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学术研究,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探索语言现象背后的规律。 我们的语言学理论假设还需要一个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要实现这一点还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在探索的过程中一定会有这样那样的失误,欢迎任何真诚的学术批评,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对我们的关心和鼓励。我们期待着年轻一代的朋友,能够以一般的科学逻辑方法,在深人探讨语言现象的基础之上,做出更多的独立的理论思考。 自然科学论文:自然科学如何是诠释学的? 摘要:近代科学革命以前的自然科学是诠释学的。就近现代自然科学而言,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它完全是诠释学的;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它的基础是诠释学的,但常规的自然科学研究却不是诠释学的。 关键词:自然科学 诠释学 自然科学诠释学 自然科学的诠释学问题在两个层面上一直都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首先,自然科学究竟是不是诠释学的?其次,如果是,它又如何是诠释学的?在什么意义上是诠释学的?在何种程度上是诠释学的? 这里将跳过第一个层面的问题,直接从历史的角度切入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在我们历史地澄清了自然科学如何是诠释学的以及它在什么意义上和在何种程度上是诠释学的这样的问题之后,也自然对第一个层面的问题给予了一个肯定的回答,而且是一个被清楚地澄清和界定了的肯定回答。 一、古代、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诠释学与自然科学 “诠释学”一词来源于赫尔默斯(hermes)。赫尔默斯在希腊神话中作为诸神的一位信使,其任务是来往于诸神与凡人之间,给人翻译和解释诸神的消息和指示。由于神的旨意在许多情况下是通过自然现象来体现的,自然万物本身也都体现着诸神的到场,所以,古代的诠释学也意味着通过自然现象来解释神的消息和指示。又由于占卜等也是一种猜测神的旨意的技术,所以柏拉图在《伊庇诺米篇》中把占卜术与诠释学归为一类。 在中世纪,诠释学主要是圣经诠释学。不过,对圣经的解释也包含着对自然的解释,因为自然被认为是上帝之手写就的大书,被称为“自然之书”。“自然之书”观念可以追溯到圣经的经文。在教父时期,许多神学家都发挥了圣经中所包含的自然之书观念。在中世纪,自然之书观念则广泛流行起来。 所以,古代和中世纪的诠释学本来就没有把自然排除在外,它因而包含着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科学,也可以说,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科学作为对自然的解释,本来就是诠释学的。 这样的诠释学自然科学一直延续到近代科学革命时期。在文艺复兴开始的时候,这种自然科学甚至呈现出日益繁荣的局面,而且也正是这种繁荣才拉开并推动着科学革命的进程。狄博斯说:“尽管我们指出数学抽象和量化的出现对于近代科学的发展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在当时的意义似乎不如现在这么重要。对于当时的许多人来说,回复到‘真正的’神秘主义和自然法术似乎远为重要。”([1],p156) 文艺复兴时期的神秘主义和自然法术以当时广泛流行的赫尔默斯主义(hermetism)为代表。这个赫尔默斯是一位被附会为埃及智者的人物,并被认为是由费奇诺(ficino)所翻译的《赫尔默斯全集》的作者。他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法术复兴中最为重要的人物”([2],p.18)。赫尔默斯主义属于新柏拉图主义,它的最大特点是使用自然法术(包括炼金术和占星术等)来研究对自然的控制,把自然法术看作是真正的自然科学。在它看来,隐蔽着的自然的神秘力量、日月星辰的支配性力量等都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可以解释和运用的,自然法术就是探讨自然过程的最完美的科学。帕拉塞尔苏斯及其学派的活动就典型地代表着这个时期自然科学的自然法术特色。 以“自然法术”形式存在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科学,不仅是要理解和解释自然中的神意和神秘力量,而且更在于要把这种神意和神秘力量运用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它与古老的诠释学一样,是“理解的技巧”、“解释的技巧”和“应用的技巧”的完整统一,属于一种特殊的“实践智慧”,所以也应该属于诠释学的范围。 另一方面,文艺复兴时期的赫尔默斯主义与“自然之书”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从更早时期流传下来的“自然之书”观念,在文艺复兴时期乃至整个科学革命时期都是自然科学的一个突出特征。 在文艺复兴时期,《圣经》和传统自然哲学著作的权威一步步受到削弱,自然之书的重要性则越来越为自然科学家们所认同。人们“抛开盖伦、阿维森那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对自然进行界定——它是由上帝亲自书写、制作并编辑起来的图书馆”,“每一块土地都是自然之书的一页,而那些想探究自然的人必须用双脚踏在自然之书上”。([3],p195) 托马斯•梯米(thomas tymme)在1612年的书中说:“自然之书的智慧……吸引我们去思索伟大的、难以理解的上帝。我们会为他的伟大的作品而感到荣耀,因为各种天体的规则运动……各种元素的联系、一致性、力量、道德以及美……又有如此多的诠释学者在教导我们,上帝是它(他)们的动力因,他们侍奉的上帝作为终极因显现在它(他)们之中,并为它(他)们所证明。”(转引自[1],p20。对照旧译本做了稍许改动) 作为近代物理学奠基人而为科学革命做出卓越贡献的伽利略也没有跳出自然之书的观念。他认为,我们能在上帝的所有工作中发现上帝的伟大,能在打开着的宇宙书卷中读到上帝的伟大,自然之书包含着深刻的无穷奥妙。对于神圣的自然之书,我们须使用神圣的数学予以解读:“除非我们首先学会理解其语言并阅读构成它的字母,我们就不能理解这本书。”([4],pp237-238) 甚至牛顿也认为自然是真实的天启之源([5],pp232-3)。 二、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的自然科学和诠释学 自然法术传统和自然之书传统的自然科学是诠释学的,这一点应当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自文艺复兴之后,自然科学和诠释学分别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到了19世纪,自然科学与诠释学已经成为截然不同的两种东西。 首先是自然科学经过科学革命而摆脱了自然法术传统,并逐渐远离了自然之书传统。 持有自然之书观念的开普勒比较早地批判过赫尔默斯主义和自然法术;笛卡尔的主客二分、机械论和普遍数学思想则早在自然之书观念和自然法术盛行的时候,就已经在破坏着它们的基础;伽利略在解读自然之书的时候,由于拒绝“原因”解释而仅仅使用数学描述,实际上也已经在侵蚀着自然之书传统,与自然法术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牛顿曾全身心地从事炼金术研究,却把有关炼金术的手稿都封存起来而不予以发表。这被人看作是一个象征:接下来的世纪将是神秘主义和自然法术被封存起来的世纪。 伽利略和牛顿已经不再妄想追溯现象背后的本质,自然界对于人类的理解而言始终是不透明的,甚至是永远也无法理解的。用外在描述方式来代替解释方式并以此来说明自然,由牛顿所定型的这种力学方法,自此之后迅速地扩展到物理学的其它领域,继而又迅速地扩展到其它自然科学领域。到19世纪的时候,“实证的”自然科学已经在各个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与此同时,自然之书观念也逐渐地在科学家那里失去了市场。地质学和生物学的革命向不变论提出了挑战,这也使人们很难相信始终变化着的自然界仍然是上帝书写的神圣之书。 另一方面,诠释学自身在文艺复兴以后的演变,也使得它越来越远离自然和自然科学。 在文艺复兴运动中,人们既展开了对自然的研究,又开展了宗教改革运动。就诠释学的发展来说,宗教改革的最重要成就就是圣经的世俗化。它把圣经与古典作品同等对待,而这种同等对待就使得诠释学逐渐成了对文本的一般性解释方法。在18世纪,诠释学从圣经注释方法发展为语文学方法论。到19世纪初期,施莱尔马赫把诠释学发展为关于理解和解释的一门普遍科学或艺术,使之包容流传下来的所有文本,而不只是那些古典的、权威的或神圣的文本。从此以后,自然法术就不再是诠释学所关注的对象了,而自然之书观念的衰退也使得自然这本大“书”不再被包含在诠释学的“文本”之中了。 到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的“实证性”和有效性给人文科学提出严重的挑战:人文科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何在?为了给人文科学奠定基础,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科学,并同时与自然科学区别开来,狄尔泰进一步把诠释学发展为人文科学的普遍方法论。在狄尔泰这里,人文科学是对世界的内在“理解(verstehen)”,即理解世界的生命和精神,而这种理解所需要的程序、方法或技巧就是“解释”(auslegung)。由于生命和精神具有类似性和普遍性,所以人的内在经验通过心理转换就能够进行转移,人也因而能够进入内在的精神世界。正是这一点使得以关于理解和解释的诠释学为其方法论的人文科学具有了科学性和有效性。狄尔泰确实在一定意义上为人文科学争得了自身的独特地位,但是他的做法实际上也已经默认了实证科学的强势地位,只是力争这种实证科学不要再进一步侵入到人文领域。同时,狄尔泰的诠释学也由此确认并强化了科学与人文的二分。 按照狄尔泰的说法,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可以直接观察的、没有目的的、自在的并受普遍必然自然法则所支配的物理事实,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通过观察和实验而把个别事例归入一般规律之下,但诠释学所探讨的是对生命和精神的理解和解释,而生命和精神是不可直接观察的、有目的的、从事着价值判断的、有传统的和变化着的东西。狄尔泰的“理解”和“解释”特指对所说、所写和所做的语言、文字、符号、遗迹和行为的把握,也就是对一般表达所包含的意义的把握。由此,自然科学对自然界的“说明(erklarung)”根本就不能是这样的“理解”和“解释”。“解释”是阐释性的、揭示性的,而“说明”则是外在描述性的、因果性的。如果我们说“理解自然”,那也只是一种形象化比喻。 所以,只要把诠释学看作是纯粹人文科学的方法论,并以实证主义的方式来看待自然科学,那么,自然科学就不可能是诠释学的。 三、20世纪有关自然科学诠释学的争论 波普尔既不同意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也不同意狄尔泰仅仅把诠释学局限于人文科学领域。他认为,人的认识是对事物的一种译解或注释,是不可能不出错的;再者,知识绝不可能始于虚无,它总是起源于某些背景知识和某些问题,所有的观察都是渗透着理论的、有选择性的,总是在一定的境况中去发现某种结果。另一方面,波普尔认为,理解无疑是人文科学的目的,但同时也是自然科学的目的。人类和自然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爱因斯坦对宇宙实在的理解与人文科学中的理解至少有四点相似:“(1)如同我们由于共有的人性而去理解别人,我们可以因为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去理解自然。(2)如同我们由于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有某种合理性而去理解人们,我们可以因为自然规律中固有某种合理性或某种可理解的必然性而去理解自然规律。这几乎是所有的大科学家(至少是从阿那克西曼德以来,如果不提赫西俄德、希罗多德的话)的自觉愿望;而这种愿望至少首先在牛顿、以后在爱因斯坦的引力学说里得到某种暂时的满足。(3)爱因斯坦信中提及上帝,表明了另一种与人文科学相同的意义——试图按我们理解一件艺术作品的方式去理解自然界,把它当作一种创造。(4)自然科学里有这种情况:人们意识到自己全部的理解活动最后归于失败——这一点人文科学家进行过许多讨论;而且被归咎于其他人的‘异己性’,任何真正的自我理解的不可能性,以及理解任何一个完整、真实的东西时的不可避免的过分简化。”([6],pp194-5) 所以,波普尔反对“把理解的方法说成是人文科学的特点,说成是我们用以区别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标志”,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完全是把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看作是适合自然科学的唯一哲学。([6],p195) 波普尔的观点对于自然科学诠释学家来说是令人高兴的,但是波普尔对狄尔泰和实证主义者的否定是以朴素实在论为前提的,在认识论方法论上又与其证伪主义观点一样犯了简单化的错误。在上述引文中,他所谈论的自然科学实际上指的都是自然科学的基础,他所列举的科学家都是一流的大科学家。当一流的大科学家探讨自然科学的基础性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是作为哲学家在探讨自然哲学或科学哲学问题,这些探讨确实是诠释学的。但是,大多数具体的自然科学研究并不总是每日每时地去研究这些宏大的问题,并不总是连续不停地去提出新理论、证伪旧理论。[7] 库恩就在自然科学的诠释学问题上纠正了波普尔的这种偏颇。 波普尔的诠释学观点是在批判狄尔泰等人的观点中提出来的,库恩则是在与charles taylor的直接辩论中明确提出其诠释学观点的①。taylor持有与狄尔泰相似的看法,认为人类行为的意义需要诠释学的解释,而自然现象则不需要这种解释,如果说它们具有某种意义,那其意义对于所有的文化来说也都是一样的。库恩则认为,同一个自然物体对于不同的文化或共同体来说,其意义是不同的,我们今天的天体就与古希腊的天体不同,而且这两种天体概念之间是不可通约的。这是因为关于自然界的概念都是为一种范式或一个共同体或一种文化所拥有的,从古希腊的范式到我们的范式,其中已经发生了革命,我们和古希腊人生活于不同的世界之中。 由于任何时期的自然科学都是以其从事者所接纳的一组概念为基础的,这组概念又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必须运用诠释学的技巧才能让非共同体成员加以接受。所以,库恩把这组概念称为科学的“诠释学基础”(hermeneutic basis),实际上也是他以前所说的“范式”。但是库恩认为,在有了这种“范式”或“诠释学基础”之后,科学家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常规科学研究——则通常不是诠释学的,因为这些工作只是根据范式来解决难题。因而,库恩的最终结论是,“尽管自然科学可能需要我所说的一种诠释学基础,但是它们本身却不是诠释学的事业。”([8],p133) 虽然库恩在科学诠释学问题上得出了谨慎的、限制性的结论,但受到他本人极大影响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却并没有遵守他的限制。他们大都把库恩的科学共同体概念加以引申和改造,把整个的自然科学,包括具体的科学知识甚至具体的数学知识和逻辑知识,都看作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并都看作是诠释学的。不过,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大都把自然科学诠释学作为他们工作的前提,然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自然科学的社会学分析之中了。但受到欧洲大陆现象学-诠释学强大影响的自然科学诠释学家们则与之不同,他们不仅仅承认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而且还对自然科学展开大量具体的考察和分析,分别从科学史、科学实验、科学发现、科学交流、科学描述等不同的方面来揭示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 综上所述,自19世纪末期以来,关于自然科学诠释学问题的争论,大致已经出现四种不同的态度:受狄尔泰和实证主义影响的学者都否认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波普尔在科学哲学领域首先批判实证主义,把自然科学也看作是诠释学的;库恩通过科学革命和常规科学研究的区分,承认自然科学的基础是诠释学的,但否认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自然科学诠释学家则大都把“常规科学研究”也看作是诠释学的。 通过前面的讨论,可以说完全否认自然科学诠释学的实证主义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那么,对于近现代科学来说,它又究竟如何是诠释学的呢?是仅仅自然科学的基础具有诠释学性质,还是整个的自然科学都是诠释学的?如果用库恩的术语来说,这里争论的焦点显然就在于:“常规科学”究竟是不是诠释学的? 四、存在论诠释学与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 至此,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诠释学本身的含义。实际上,诠释学在20世纪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革,已经完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诠释学了。经过海德格尔和加达默尔的根本性改造,诠释学不仅是方法论的,它首先而且根本上就是存在论的(本体论的,ontological)。用希兰(patrick a. heelan)的话说,诠释学已成为指向存在的“强诠释学(strong hermeneutics)”,而不是仅指向狭义文本的“弱诠释学(weak hermeneutics)”。([9]) 海德格尔首先把诠释学改造为此在诠释学意义上的存在论诠释学。此在诠释学要展示的是作为此在的人的本己存在的意义、一般存在的意义以及在人的周围世界中的非此在事物的意义,它也因此为认识这些事物的科学提供基本的视域或方案。另一方面,此在诠释学通过对人的生存的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展示,也为历史科学(精神科学,人文科学)提供了可能性,因而在更深层次上也把狄尔泰的诠释学包容了进来。 作为此在诠释学,存在论诠释学的理解不是与“说明”相并列的一种认识方式,也不是要进入他人的内心世界。理解本身作为此在“在世”的一种基本方式,是构成狄尔泰式“理解”和“说明”之共同基础的东西。存在论诠释学的解释也不是狄尔泰那作为方法和技巧的“解释”,而是指理解的“造就自身(sich auszubilden,developing itself)”([10],p188),即,把在理解中所突开的存在的种种可能性整理出来。这种解释因而就具有理解的前结构,即“前有(vorhabe,fore-having)”、“前视(vorsicht,fore-sight)”和“前概念(vorgriff,fore-conception)”。这种“前结构”是由事情本身所决定的,并构成解释者不言而喻的先见。 在海德格尔思想的后期,随着他的ereignis的转向,其存在论诠释学也随之有了进一步的含义,这就是突出强调对存在意义的聆听和归属,对ereignis的圣言(sage)的接受和遵循。至此,海德格尔又在存在论层次上回复了诠释学的某种古老的意义:诠释学首先意味着“承载消息和音信”([11],p29),“在引出音信、保存消息的意义上”([11],p32)来使用“诠释学”这个词。 加达默尔遵循海德格尔的思路,把诠释学进一步变成系统的诠释学哲学,并以此来揭示那“超越我们的愿望和行动而与我们一起发生”的东西([12],p4),也就是揭示“先见”、“权威”、“传统”的合法性和重要性。 如果对存在论诠释学加以简单概括的话,可以说它有两个基本要点:一是存在论诠释学把理解、解释、保存和运用“存在的意义”看作是人之生存的本质;二是存在论诠释学旨在从人的生存或存在的角度,而不是仅仅从人的认识方法的角度,去揭示人是如何理解、解释、保存和运用“存在的意义”的,亦即它是从人之生存整体的角度去揭示人追求存在意义的一般诠释学处境的。 从第一点来看,由于对存在意义的追求是人之生存的本质,所以它在本质上体现于人的所有活动之中,从而也体现于人的各种各样的认识活动中,体现于自然科学的各种认识活动中。由此,对自然科学基础的研究与常规自然科学的研究,都在根本上隶属于对存在意义的理解、解释、保存和运用,也因而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诠释学的性质。 从第二点来看,在如何追求存在意义的问题上,存在论诠释学给我们展示出来的一般诠释学处境是:不管是在哪一种生存活动中——无论是日常的衣食住行活动,还是政治活动、经济活动、宗教活动、艺术活动,也无论是实践活动,还是认识活动——人都是从已有的对存在的源始理解出发,去追求存在的意义的。由此,作为人的生存活动之一的常规科学研究活动,必然与自然科学的基础性研究以及人的所有其他活动一样,作为本质上对存在意义的追求,都同样是从已有的对存在的源始理解出发的,具体来说,都是从理解的“前结构”或“先见”出发而进行的一种“视域融合”。因而,常规科学研究无论如何也逃不出诠释学的一般处境,它必然具有诠释学的性质。 当然,常规科学研究是严密的、精确的、程序化的解题活动,常规科学知识是体现在命题、定律和理论中的确定的、客观的知识,它不是像人的主观精神那样流动不居,它本身是主观精神的客观化和永久化。但是,常规科学知识正是以这些确定不变的形式,来长久“保存”在科学研究中所获得的有关实在的信息,进而也长久“保存”在其范式和基本方案中所揭示的存在的意义。希兰就认为,“生活世界的意义场域不断地被科学的理论活动所精炼、替换或改变”,这恰恰显示出科学的诠释学性质。([13]) 常规研究从一个方面说无疑是一种实验研究,这种实验是通过对实在的控制和逼迫,而提取出有关实在的信息。但这种控制性和逼迫性的操作是在认识过程中由原初的理解所必然衍变出来的,并归根结底隶属于对存在意义的理解。常规研究从另一个方面说也无疑是一种数学研究。但这种数学研究正是由自然科学的“数学因素”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在为常规研究奠基的时候,那些基础性的研究工作(比如伽利略的工作)事先从数学的角度为常规研究打开了视域,提供了对存在意义的基本理解,具体的研究只能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只能活动于这种数学的视域中,只能是一种数学研究。([14]) 数学化的常规研究恰恰表明,其自身有一个数学化的“前结构”,是对原初数学式理解的展开、保存和运用。 总之,从存在论诠释学的角度看,常规科学研究作为人的一种生存活动,必然归属于对存在意义的理解、解释、保存和运用,因而必然具有诠释学的性质。 五、自然科学如何是诠释学的? 在我们揭示出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之后,有必要再进一步指明其范围和限度。这个范围和限度就是:仅仅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常规科学才是诠释学的。这同时也意味着: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常规科学不是诠释学的。 方法论与存在论本来是不可绝对分开的,任何一种方法论都有其存在论预设。但是,当我们所说“任何一种方法论都有其存在论预设”的时候,我们已经表明方法论和存在论其实并不在同一个层次上,存在论是方法论的底层和基础。这样,当常规科学在存在论上具有诠释学性质的时候,它在方法论上未必也保持其诠释学性质。实际上,它恰恰在方法论上失去了其诠释学性质。所谓在方法论上失去其诠释学性质,就是说它的方法在整体上和细节上都失去了诠释学的性质,其方法不是诠释学方法。诠释学方法是一种哲学方法,哲学方法严格说来不是方法,也就是说它不是那种程序化的和对象性的技巧。这样,常规科学的数学方法和实验方法以及各种各样的更为具体的方法,就其作为方法而言,都由于其程序化和对象性的特征而不属于诠释学,因而在方法论上不具有诠释学的性质。 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明白库恩为什么要否认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了。他的否认完全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的,他完全没有涉及存在论问题。(库恩的否认还有另外一点考虑:他的范式和科学共同体概念有走向相对主义的可能性,而且事实上也确实导致了相对主义。这一方面引起了许多科学哲学家的批判,另一方面对于库恩自己来说也确实是出乎意料的。于是他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限制,并与传统科学哲学观点进行了某种妥协。在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问题上,库恩的这种限制和妥协就表现为仅仅承认自然科学基础的诠释学性质,而否认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 至此,关于“自然科学如何是诠释学的”这个问题,我们除了进行历史的追述和廓清之外,又对近现代意义上的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进行了专门分析。现在让我们概述一下自然科学究竟如何是诠释学的: 古代的、中世纪的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科学,在诠释学的最古老的意义上,即作为对神的音信和旨意的理解、解释和运用,都是诠释学的;从后来的方法论诠释学和存在论诠释学的角度看,它们也都具有诠释学的性质。对于近现代自然科学而言,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它完全是诠释学的,也就是说,不仅自然科学的基础是诠释学的,而且常规科学也是诠释学的;但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只有自然科学的基础是诠释学的,常规科学则不是诠释学的。 对于近现代科学的诠释学性质,我们明确区分了存在论层次和方法论层次,这具有特别的意义([15])。因为如果我们不加区分的话,笼统地说“自然科学是诠释学的”很容易引起误解。这种误解首先是对自然科学本身的误解:既然自然科学是诠释学的,那它就与哲学人文科学没有本质的区别了,它与神话、巫术和近代以前的科学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了。这就不能使人们真正把握近现代科学的本质和精神,甚至会对科学的自身发展造成一种干扰。这种误解其次是自然科学家对自然科学诠释学的误解。由于科学家本身不是哲学家,他们一般对存在论诠释学是比较陌生的,他们只可能知道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诠释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加分别地告诉他们说自然科学是诠释学的,他们就会认为诠释学家完全是胡说八道:严密的、精确的、实证的、数学化的自然科学怎么能是“诠释学的”呢?索卡尔(alan d. sokal)之所以会写文章嘲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科学诠释学家,其原因正在于此。 对于自然科学家难以理解存在论意义上的诠释学,我们也应该予以理解。这种理解不仅仅是出于宽容,而且也有着学理上的根据。自然科学方法不可能把握自然科学本身。物理学实验能够研究物理的世界,但不能研究物理学本身。对于自然科学家来说,当他作为自然科学家而不是作为哲学家的时候,他是身在科学的“庐山”之中而纯粹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他因而就不能跳出科学之外来认识科学的“庐山”真面目,他无法看到那“超越我们的愿望和行动而与我们一起发生”的东西,无法在存在论的层面上看到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 所以,在与科学家对话的时候,我们必须申明:就方法论和方法而言,常规科学不是诠释学的;科克尔曼斯(joseph kockelmans)所说的“科学事业自始至终都是彻头彻尾的诠释学事业”、“在每一方面都具有诠释学的成分”、“生来就具有诠释学的成分”([16])等,只有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才是恰当的。 自然科学论文:浅谈经验主义对自然科学研究的影响 摘要:经验主义是近现代科学和西方哲学的理论基础,正确理解经验主义对科学研究和人类认识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介绍经验主义在哲学及科学史中的发展历程,在揭示其内涵的同时不断将内在矛盾和问题呈现出来,以便人类能正确认识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性质以及产生的正负面影响,从而更好的为科学研究服务。 关键词:经验主义;原则;科学研究 经验主义被认为是实证科学基础,它主要包括感觉优先原则、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和经验证实原则三个方面。感觉优先原则强调感官经验是一切认知活动的起点,拥有对认知活动、经验和理论的科学资格的裁判权;客观性的经验作为实证科学研究材料的经验,是通过严格筛选及加工后获得的;经验证实原则是根据实验对理论的真理性的判定原则,由此对整个科学研究定性。正是如此,科学家们在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曾一度将经验主义当成从事研究的“神兵利器”,虽然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的历史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纵观科学技术史,经验主义带有不可遮掩的片面性,给科学研究带来了重重阴霾,阻滞了科学研究的进程。 一、经验主义在科学史中的发展 1.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发生、发展 在欧洲科学技术史和哲学史上一直交织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斗争,它们就认识的来源和内容等问题进行了长期的争论,进而成为欧洲哲学史上两个基本的认识论派别。在科学研究未形成前,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想倾向自古就有了,认识论一开始就包含着矛盾,它是经验的与超验的矛盾复合体。在古希腊早期,哲人们已经表现出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种倾向。随着哲学的发展,这两种倾向的对立便逐渐展开,赫拉克利特的经验主义色彩比较突出,毕达哥拉斯派的理性主义色彩比较突出,从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开始产生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直接对立。亚里士多德等人虽看到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各自的片面性,但也未能克服这种片面性,最终表现为亚里士多德在二者之间的摇摆不定。到了欧洲中世纪,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在经院哲学中以唯名论和实在论的形式继续存在。从近代的自然科学发展来说,力学、数学和天文学较其他学科发达,这就使得人们在用科学和理性认识世界时,必须付诸于当时的自然科学。不过当时人们并没有把经验和理性有机结合起来,建立科学的认识论。一部分人注重力学的实验和经验归纳法,并使之绝对化,形成了近代的经验主义;另一部分人则注重数学的理性演绎法并也使之绝对化,形成了近代的理性主义。根据当时资产阶级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以及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状况,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作为认识论上的两种比较典型的形式全面系统地展开论争。他们在对认识论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同时,也暴露出自身严重的局限性。可以说16—18世纪是欧洲哲学史上一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促进的矛盾发展史。正是这两个认识论派别的哲学论争,也相应引发了科学研究中的认识论以及方法论的斡旋,从这个层面来说,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争也是科学研究史上思维与方法论的斗争。厘清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史的脉络,有利于提升自然科学研究的思维能力。 2.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外延、内涵的伸缩 经验主义强调认识对象的客观性以及感觉优先原则。在培根那,经验论仅是一个认识论原则,它的意义在于确立不同于神学知识的科学知识的来源。宗教知识来自于天启,而科学知识则来自于人的感官经验。起初人们只是要求一个科学知识应该有其经验来源,后来这个要求就演变为判定一个理论是否是科学理论的标准,即如果一个命题没有相应的经验背景支持,那么它就不能算是一个科学理论。到了洛克的时代,人们开始用科学知识来解释宗教知识。随着实证科学的发展,经验论逐渐成为解释人类知识来源的唯一理论,“经验”也仅指人通过感官获得的经验。比如一个人说“看到”上帝或“感到”上帝就在他身边等相关经验,是不能被科学家承认的。科学会判定类似经验是人类感觉器官的异常活动的表征或是观念的非科学的排列组合而否定其合法性。在这种认识论原则下,上帝、灵魂这类东西就渐渐地丧失了实体地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经验论逐渐越过自己的疆域,获得判定存在者是否存在的特权。也就是说,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发展中作用与职能均悄然发生了变化,一些非经验的素材将不能被其认可、真正的科学知识被拒之门外,阻碍了人类探索与认识自然的进程。 (1)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判定的是理论是否是“科学理论”的资格问题,而不涉及是真假问题。但在现实研究中,经验主义却往往能根据经验给与那些理论以真假判断,扩大了经验主义的适用范围。且论按照经验论原则,凡是没有感官经验基础或来源的理论都不能认作是科学理论,故而在这里“科学”一词也不能称的上是真正称得科学上的正确或真理,而只能指一种归属性,隶属实证科学范畴之内的理论。 (2)就事物的存在性来说,经验主义原本并不具有直接判定事物存在与否的能力,一个事物是否存在和人们对它们是否有感觉是不能等同的,却在研究中或是生活中具备了这种“神力”,它对事物存在性的判定资格源于人们凭着个人经验主义或者大众认可的日常的朴素经验对其的误用。但抽象的反对并不能阻止人们日常思维中的“惯性错误”,人们在无意识中,依然很自然地用经验之有无来判断事物之是否存在,听到“这个那个不存在”之类的武断判断。所有这类断言都是与科学精神是不相称的。通俗点说,经验主义者只有断定某物存在的能力,而不具备断定某物不存在的能力。 (3)经验主义中的原则作为一个理论判定原则实质上是个程序原则,它重点关注的是认识事物的方式、程序,只有通过特定认知路径获得的经验、理论才能被承认,这无疑是抹杀了其他非经验等路径获取知识的可能性,哄抬了经验主义在获取真理中的作用。这也就是所说的感觉优先原则:即只有经过感官经验确认的事物才能被接受为客观的存在,成为科学研究的合法对象;它要求感官经验在认识过程中或科学理论建构过程中具有绝对的否决权,甚至一个理论或一组经验如果没有得到其他人的感官的确认,它也不能成为“科学理论”加工的材料,进入科学领域。所以,感觉优先原则是个程序性的资格认定原则,仅仅针对一个知识产生的来源、路径进行判断。这就是经验主义影响下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必要组成。正是由于经验主义酿成的恶果,才有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复杂坎坷的命运,导致中医的科学地位至今不能被完全承认的悲凉局面。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外延内涵的膨胀,指定特制的科学路径,导致“只手遮天”的科学结果,其实已经悄然违背了自然科学研究的初衷。 二、经验主义对自然科学研究的种种责难 1.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强调经验的绝对“客观性” 以感觉优先原则作为实证科学基础的经验主义并不盲从直接的感性经验,它对“经验”有着特殊的要求,即必须是客观的绝对的经验。所谓客观的经验就是“可公共感知的”的普遍经验。 (1)在科学材料的对象选择上,经验主义设置外在的壁垒,对其加以筛选。“可公共感知性”是指某一经验必须是所有的人都可能感知到的,它强调的是“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即如果某经验是某人用身体感官直接感知的,那么它必须是其他人用感官也同样能够直接感知的。否则,该经验就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材料。如神话中的牛鬼蛇神的经验历来都属于个别人的经验,是不可公共感知的,是非普遍的,所以,它不能被科学承认为合法的研究材料,不能进入科学领域。即所谓的“可公共感知的”,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合法材料。只有这样的经验才能满足实证科学研究所要求的“可重复性”要求,并且成为最受实证科学欢迎的加工材料。这就是在实证科学中经验主义对科学研究中材料的外围限制。事实上一些“非可公共感知性”的事物依然可以成为科学青睐的对象,只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已。 (2)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在科学材料的处理程序上,经验主义强行添置复杂筛选工序,对其进行取舍。经验主义认为一个具有普遍感知性的经验虽然获得进入科学领域的资格,但由于经验的相对性,它还必须被进一步处理,把和主体有关的因素都过滤之后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可公共感知的经验必须依托具体主体的感官、凭借一定的感觉方式、依赖于主体的感觉能力。我们知道人的经验受人的身体和感官的状态、心理状态、观察视角等多种个体因素的影响,它导致人的经验具有“可变性”。在同一环境中,不同的人对于相同的物体的感觉会是变化不一的。如何使参差不齐的具体经验达到齐一、使之能够相互交流、相会认可从而成为科学研究的“客观”材料呢?人们采取的方法主要通过对经验的非主体化或外在化处理实现的。通过设立一个外在于所有人的衡量尺度,比如人们用气压计来衡量对象或环境的气压大小,而不再使用和人体感觉有关的压抑和舒张这类主体性较强的概念。这种经验就不再是传统意义的经验,而演化成一组数据。这样的数据既摆脱了具体个体,又可以在不同的参照系之间换算。这样的“数据”才是真正客观的经验。相关仪器以及参照系的发明成了科学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和成果。这正是经验主义对科学探究中科研工序的第二层限制。数据固然重要,固然客观理性,但理性的处理与非理性的遐想,也是伟大的科学发现必不可少的。 (3)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对科学或是经验主体的特殊处理。忽视特殊群体(如极少数感觉特别敏感的人、感觉特别迟钝的人)所获得的别人或非感官性感知能力获得的经验,假设人的感知能力相同,经验的来源、渠道相同。这实质上是把普通人的感官能力作为衡量一切人的感官能力的尺度。这样主体之间的差别以及个体的特殊性被抹平了。这也使主体的因素被从经验中抽出,从而也使经验成为 “与主观主体无关的”成分。这是经验主义对经验主体第三层限制。所以,在近现代科学和哲学的主体必然是以普通人为基准的抽象的人,人们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差别,仅仅像一符号,经验的主体因素被彻底抽象掉了。实证科学中盛行的经验主义通过对科学和经验主体的限制,使普通经验论上升为科学经验论:实证科学所研究的经验是可公共感知的、与任何主观因素无关的被抽象的数据及符号。看似客观,却在无形中丢失了“被遗忘的角落”中的科学以及科研中关于人自身的意义。 2.自然科学研究中,经验主义中诸原则的冲突与紊乱 作为一个判定原则,感觉优先原则不同于经验证实原则。经验证实原则是对理论或命题真理性的判定,并由此对整个研究的科学性做出判定;而感觉优先原则是对认识对象或认识材料的“科学”合法性或资格的判定,而不是“真理性”。在严格的经验证实原则下,一个理论如果它本身或其推论能够在实践或实验中获得经验证实,那么就可以确认它为科学研究,而不是伪科学等。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不是建立在可公共感知的经验基础上的,他的“理想实验”是公然对感觉优先原则的否定。按照感觉优先原则它必然不能被科学所承认,因此它曾四处碰壁。随着现代科学提供相对论所使用的概念、公式的科学运用,以及后来相对论在各个领域实践的成功,它才慢慢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地接受。如果说人们基于感觉优先原则不能承认,人们却基于经验证实原则给予承认,相对论就只有在科学门外徘徊的份儿了。因此,经验证实原则和感觉优先原则并不总是一致的,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存在着冲突与紊乱,影响科学研究中的定性和判断。 总之,作为实证科学基础的经验主义是科学经验主义,它表现为感觉优先原则、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和经验证实原则三个方面。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实质上是要求作为科学研究材料的经验因“可公共感知的”而成为科学的材料。感觉优先原则具有对科学研究材料和理论“科学合法性”的资格认证权时,不能认证其真理性,是程序认证,当遇到“非可公共感知的”类的材料或是客观性经验时,难免会出现混乱;当遇到感觉原则自身无法认可而又被经验证实原则结果认证为具有真理性的科学研究成果时候,这两种认证方式以及这三个原则并不总是一致的,在一些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几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与紊乱,人们至今也没有找到协调几者冲突的最佳方法。这不能不说是经验主义在实证科学运用中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对自然科学研究中经验主义的批判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反对的经验批判主义,是以唯心地曲解“经验”这一概念为基础的。经验批判主义者把经验理解为与客实在无关的人类体验、人类感觉的总和,他们断言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世界的要素”或“经验要素”,每个物体都是“要素的复合”。马赫主义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他们没有真正理解经验主义,没有意识到即使是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发展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自然科学并不全是经验归纳的结果,它迄今具有的不可靠性、可错性、局限性、片面性等缺陷,主要是经验主义的过错。自然科学的重担不能只让理性来背负,作为“大胆假设”,非理性也经常起到重要作用。新中国建立后 ,一无所有的旧中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获得辉煌的科学成果。但是我们必须面对中国科学研究中,旧的经验主义始终笼罩着科学精英,束缚着他们的思想,阻碍着重大理论的构成的现状。事实上,科学史上但凡卓越的发明家和科学家都离不开对经验主义、权威主义和教条主义等的强烈对抗。特别是对经验主义 ,恩格斯早在19 世纪就进行了严厉批判。观察、实验若没有正确的思想指导 ,非但不能获得科学真理 ,甚至会使科学家对经验的盲目崇拜,误入感性知觉的歧途,最终走向真理的反面。然而迄今在科学研究中 ,许多科学家依然一味地信奉经验归纳 ,较少注重各种非理性方法的应用。其实早自本世纪初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打破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之后 ,研究中的经验主义和归纳方法就开始受到抨击。英国的罗素把一些科学家好比自作聪明的“火鸡”,仅凭经验归纳,常得出荒谬透顶的结论。库恩认为科学主要来自科学家的灵感和顿悟;而费耶阿本德则径直走向非理性和认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使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越来越没有立足之地。由此在科学研究中一些典型的非常规的方法和思想势如破竹般地流行起来,并直接对传统的经验主义针锋相对。 传统经验归纳的给科学研究设置的重重障碍。科学史上 ,从培根起 ,直到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都认为科学理论是经验归纳的结果。先是通过科学实验获取经验事实,后对经验材料进行分析、筛选和分类 ,进而对筛选材料进行逐级的抽象和综合 ,直至得出一般的科学理论。而所有这些认识都不能超越经验范围,经验成了人类认识的惟一来源和界限。这种经验归纳方法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受到波普尔以及历史主义学派彻底否定。特别是费耶阿本德直接把批判矛头指向科学哲学中影响最大的逻辑实证主义,认为正是在这里存在最严重的经验主义。在他看来,认识史上没有一成不变的知觉和事实,即对着同一幅图像,由于不同的理论背景、文化经历也会产生不同的知觉印象和经验事实。如古希腊的“地心说”事实,到近代就发生根本变化,同一“感官印象”变成完全相反的“日心说”事实。所以科学家的劳动都是作为一种在复杂社会和物质条件下的决心和行为的结果而变化着的。因此必须去除那些僵死的、无所不包的原则、术语、概念及解释。对于那些与旧的知觉、事实相对立的新的知觉、事实 ,必须采用新的术语、概念和范式。人们正是用广阔开放的感官和丰富旺盛的智力探索世界,且取得了令人惊异的发现。费耶阿本德因此极力主张“怎么都行”的多元方法论,旨在摧毁形而上学思维方式 ,敦促人们锐意创新和采纳生动活泼的思维方法。 经验主义推崇的经验的、固定的科学研究范式定位亟待变通。历史主义学派否定科学的经验性,企图用格式塔心理学和集体心理主义完全取代科学实在论。在库恩看来,科学家认识的世界内容是由科学家的共同信念所约定。既然范式的改变,不表明是人们对同一世界认识的加深,而仅是科学家心理信念的波动,新旧范式之间也没有通约和比较的必要了。美国科学哲学家范•弗拉森也从建构论的角度,否定了经验知识的可靠性和真实性,认为科学实在论对理论术语所作的形而上学诠释,并不能保证构成的科学理论就是对实在世界的真实描述。好的理论不一定为真,经验的真实性并不是衡量真理的标准;科学的证实也只是限于经验,不能说明经验之外的问题。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人们总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概念框架的‘透镜’来了解自然。这些概念框架以及嵌在框架之内的语言 ,可能给我们所认识的事物染上一种不可避免的‘色彩’”。经验的、固定的科学范式也失去了它亘古不变的重大作用,对它的定位亟待调整与变通。 四、小结 因此 ,在从事自然科学研究过程中,经验主义并非是追求真理、探究科学的唯一形式,不能仅立足于感性经验来否定某项发明创造或假说。在研究中,切忌因经验主义就错失一项重大的科学发现。经验的不可靠性,早就给人类早早的上了一课。在一个由人为设置的理想世界里,人们可以将某个在探索科学奥秘时,也只能从尊重自然界本身开始,而决非人类的智力所能够完全办到的。科学具有可错性,即使卓越的科学家在下结论的时候,也不应该武断地下断语。即使在人们自以为已经完全掌控了必然性的时候,要懂得一切必然性和规律性都是在“茫茫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自然科学的揭秘过程,要正视经验主义的存在与内涵,一个完整的科学研究,不仅只需要经验,更需要辩证思维、理性及非理性去综合推敲、把握,也需要那么一些特殊的顿悟和直觉,它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常常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自然科学论文:文理学科的交融——试论张之路小说的“自然科学情结” [ 论文 摘要]张之路作为一个“半路出家”、先理而后文的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中受到了长期伴随其生活的 自然 科学 及其高级形态——科学技术的影响,而形成一种“自然科学情结”,在大量表现于其创作中的同时又伴随着一种反思的精神,从而使张之路的儿童文学创作在保持儿童喜闻乐见的趣味性还具有了一定的思想高度。张之路的创作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对文 理学 科的融合,而且是一种高层面的融合。 [论文关键词]张之路;儿童文学创作;自然科学情结;文理融合;理科知识 “情结”一词最初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是指一群重要的无意识组合或一种强烈而无意识的冲动。但它在19末至20世纪初开始被弗洛伊德和荣格这两位精神分析学说和原型批评的大师广泛运用于对文学作品的阐释中。于是“情结”的意义从单纯的心理学层面有了进一步的延展,它已不仅仅指那些无意识的行为,许多执著于某一方面的感情也被纳入其中,“情结”已经成为今天在中外文学批评中广泛应用的一个重要范畴。其实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某种甚至多种情结。作家们自然也都有其难以割舍的情结,这些体现于其作品便是他们努力的去表现某方面的内容。笔者认为,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张之路就存在着一种“自然科学情结”,他在作品中总是着力描写、刻画与自然科学相关的人或事,同时还对自然科学产生的科学技术予以关注:或正面对科技进行肯定,希望其普及;或从反面对科技的 发展 进行批评、反思。这些构成了他“自然科学情结”的基础和主要内容。 张之路的“自然科学情结”与他自身的生活经历时密切相关的。他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又做过多年的中学物理教师,因此他对自然科学,具体说来就是理科的知识有着很深的理解。这在张之路的心底已经成为一种积淀,并表现于作品中——他的小说中塑造的教师形象几乎都是理科老师:《第三军团》中的班主任可子晏是化学老师、《题王许威武》中的许威武是物理老师、《夏雨》中的夏雨也是化学老师,等等。这些有的是与作品有很大的联系,是作品所需要的,但也有一些人物和他们所教授的学科几乎与整个作品的故事进程并没有太多的联系,是可以不必具体交待的,但是张之路却把他们都十分明确的写了出来,这只能说是他的一种情结所致——他对自然科学太过于熟悉,在创作中很难不予以流露。另外正是由于张之路对理科知识的熟悉,在一些作品中他对上课(当然是理科的课)的过程也有细节性交待。例如曾在其多篇作品中出现的那个用香烟灰来做糖燃烧的催化剂的实验。这个实验的原型正是张之路自己,他曾于上世纪70年代末在中央电视台给小朋友们现场演示过这个实验。在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这些与内容关系不大的理科知识和情节,并不能说是张之路的有意卖弄。这就与同为儿童文学作家的董宏猷在他的小说《十四岁的森林》中,每隔几章就插入一篇有关动植物介绍的科普短文有着异曲同之妙:它们都是知识的介绍,但是作家却能很好的将这些糅入到作品中,不会使读者们感到枯燥、突兀。张之路的创作主要是儿童文学,读者自然是以少年儿童居多。所以像这样在作品中适当出现的介绍理科知识的内容便会在孩子进行文本阅读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受到其影响。孩子们不一定都会理解,但是至少能够使他们有一个初步的印象。粗略了解以后再去学习,更有助于促进儿童对知识的掌握。在这样的过程中少年儿童既欣赏到了文学作品,更从中收获了文学以外的知识,可谓一举两得,而且这样的知识的获得远比老师在课堂上滔滔不绝地讲述、呆板地实验更加行之有效。张之路这种对自然科学的介绍应该说,更多的是一种“无心插柳柳成荫”,但正是这使得他的儿童文学作品在趣味性中蕴含了智慧的启迪作用。 如果说张之路在小说中对于自然科学的基础——理科知识的交代尚处于一种情结的无意识状态的话,那么他作品中的许多涉及到先进科学技术的情节内容便可以说是有意而为的了。张之路喜爱自然科学,这就使他在作品中不会仅有表层的流露,不会满足于仅表现一些理科的基础知识,而要再进一步触及更高层次的内容,那就是科学技术知识。 张之路曾说:“科学史这样神奇,这样有力量的把一个肉眼凡胎几乎不能相信的景观拉到你的眼前,使你心有所悟!”这足以说明张之路已把单纯意义上的自然科学提升到了 现代 科技的高度。这已不再是“情结”的不自觉表现,而是有意识的要体现出来。这种思想也大量的出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张之路有很大一部分作品属于幻想小说,但它们又不同于纯粹的科幻作品。幻想小说扎根于现实,其中有很多场景都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而不是科幻小说所虚拟出的过去或未来的景象。他重视科技,但科技不能够象文学那样浪漫神奇,它十分严谨,是一种周密的现实逻辑。可是这也并不影响在文学作品中有关科技的想象力的发挥,科技是幻想的翅膀,二者并不是背道而驰的。正是由于它们的紧密联系,在张之路的小说里才总是出现与科技相关的幻想:如在《魔表》中,他对最后被制造成手表机芯的外星不明飞行物的残骸首次出现的情形进行的描写: 据世界科技组织报道,今天清晨四点半,一不明飞行物在电力层发生爆炸。据权威人士分析,它极有可能来自外际星球。世界各国都希望得到爆炸的残片…… 这段文字描写既交代了这个神奇机芯的来历,同时经过渲染又烘托出了一种神秘的感觉。另外,《好玩!佳佳龟》中从电脑里爬出的小乌龟也是。这些作品中的幻想的核心部分都与科技相关联,科技可以说是它们的载体。我们当今的时代是 科学 技术飞速 发展 的时期,各种新的技术几乎是日新月异的变化着,因此国家想要发展进步,科技是必不可少的,而掌握高尖端科技的主要力量在于青少年。张之路深刻的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来表现今天科技的现状,以便使阅读这些作品的孩子们能够紧跟住时代的步伐。在他的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先进科技对于孩子的帮助和影响,科学技术对孩子而言已不再是一种外在的抽象形态,而是一种内化的心理机制:他们对科技不仅向往,而且十分崇尚。《非法智慧》中的郭周,从小就泡在电脑上是个电脑天才,也就是靠他的力量最终摧毁了“阴谋”,挽救了同学。张之路以幻想文学的形式来表现科技,科技也是幻想不可或缺的推动力,科技促进幻想,幻想启发科技,他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张之路认为“幻想使人变得聪明”,所以科技与幻想相结合是让孩子接触高科技,提升想象力的很好途径。这也是他着力于表现科技的目的之一。 张之路尽管热衷于科学技术,并将其体现在创作中,大力向小读者介绍,希望他们能够从中受益,但是他所具有的并不是那种狂热的思想,而是对科学技术辩证地去看待。我们不可否认科技对于当今时代的重要意义,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它的负面影响。随着科技的不断壮大,它所涉及的领域也正扩大,对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影响也愈来愈大,人们对科技的依赖更使其迅猛发展。一个事物的发展壮大的过程必然衍生出许多负面的影响。科技的某些消极方面 自然 也在其发展过程中日益凸现出来。 张之路敏锐地捕捉到一些生活中由科技的极速发展而造成的弊端,并用文学的形式给予表现。他对科技有执著的表现,积极的倡导、推广,但同时也注意到了科技的不良影响,这就使他的作品中带有了一种忧患意识,为作品增添了一层反思的色彩。在《非法智慧》里,陌生人一伙向青年学生身体中插入一种可以遥控的能提高智商的芯片,为的是可以通过芯片控制这批被机器化的高智能学生,进而达到控制整个国家命脉的罪恶目的。在这里“芯片”就是高科技的代名词。这种具有很高科技含量的东西本来会造福人类,可是却被应用到阴谋之中,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在书中的结尾,张之路借用陆翔风的口说道: 有些东西我们有能力去做,但是我们不应该做,就像许多年前我们可以制造核武器进行战争;我们可以用水银提炼黄金;我们可以用ddt农药杀虫。可我们最后决定不去用这些最终毁灭人和环境的东西。如今,令人眼花缭乱的崭新的科学技术潮水般地向我们涌来。如果,我们没有人性化的思考,人类终究会有一天遇到自己制造出来的天大的灾难!…… 由此我们应该看到科技的发展是把双刃剑,既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又可以给社会造成严重危害。人类本来应该对科学技术有掌控的能力,否则也就不会产生出高科技,但是由于科技所带来的丰厚的利润和报酬使人们发生了异化,人在利益的驱使下变得非人了。这便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异化后的人再生产出对人类不利的科技,这样的科技再去异化更多的人……,这是一个可以循环往复的可怕过程。儿童是产生新科技的希望,所以儿童正是一个应该予以充分关注的关键点。孩子们应该去接近科学技术,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他们对于科技的分辨能力也是最为薄弱的,最容易受到其负面影响的冲击,面对科技的异化,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抵御能力。张之路的小说起到的便是这样一种警示的作用:引导孩子们正确的认识科学技术,使他们现在及日后真正做到能够使科技发挥其积极作用,同时又不被其消极方面所囿。张之路能在对科技进行展望的同时也对其进行高层次上的反思,这对一个作家,尤其是为关系到国家将来前途命运的儿童进行创作的作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品质。 “张之路走上儿童文学创作的道路是偶然的”,他作为这样一个“半路出家”,先理而后文的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中自然会受到长期伴随其生活的自然科学及其高级形态——科学技术的影响,形成一种情结。并且大量表现于其创作中的同时又伴随着一种反思的精神,从而使张之路的儿童文学创作在保持儿童喜闻乐见的趣味性还具有了一定的思想高度。张之路的创作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文 理学 科的融合,而且是一种高层面的融合,意义也十分深远而重大。 自然科学论文:西方自然科学家宗教信仰探析 摘 要:科学和宗教在本质上是对立的。西方大部分的自然科学家都是宗教信仰者,在这些科学家身上,宗教和科学彰显着和谐。这些科学家所信仰的上帝并非我们常人所理解的干涉自然事件、决定人类命运的最高神,而是宇宙间的自然规律、世界秩序,这种信仰是一种无神论的信仰,是一种强烈的宇宙宗教情感,这种情感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的最高动力,激励着他们去发现自然界的一些最基本、最深邃的奥秘。因为在他们看来,上帝伫立在科学无限探索的尽头,研究科学的道路,就是通向上帝,逼近上帝之路。 关键词:科学;宗教;上帝;宇宙宗教情感 宗教与科学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宗教的本质是以信仰超自然力量为核心的信仰主义体系,它相信超自然的上帝或神灵主宰世界,用超自然的原因去说明世界,把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归结为神的意志和表现;而科学本质上则是反映客观世界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它把一切研究对象都视为不依任何人的精神或神的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实在,它们的产生是基于事物本质所决定的自然原因,它们的变化服从于客观规律,科学不承认有任何超自然的力量及其对世界的作用,也反对用超自然的力量和原因去说明世界的任何现象及其发展进程。在对事物的说明和理解中,如果引进超自然的力量和范畴,那就不再是真正的科学。宗教和科学的信仰方式和理解方式有着根本的区别。宗教信仰是宗教的基石和指导思想,科学家是科学的坚定拥护者和忠实实践者,从科学与宗教的本质对立而言,似乎科学家应该无缘于宗教信仰。然而纵观科学史,我们却不难发现: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同时又是坚定的宗教信仰者。那么,这些伟大科学家的宗教信仰是怎样的一种信仰?这些信仰又是如何“引领”他们在科学上取得建树? 1 上帝——颠扑不破的宇宙规律、世界秩序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在它的著作里留下了许多关于上帝、宗教、圣经等方面的论述,他在76年的生涯中,曾多次坦率地谈到过他的宗教信仰。1929年4月24日,纽约犹太教堂牧师h·哥尔德从纽约发了一份电报到柏林,问爱因斯坦:“你信仰上帝吗?”并要他用电报回答。爱因斯坦当日就发了回电,内容为“我信仰斯宾诺莎的那个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而不信仰那个同人类的命运和行为有牵累的上帝。” 那么,所谓斯宾诺莎的上帝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在欧洲哲学史上,斯宾诺莎的上帝就是有名的泛神论。泛神论的核心观念是:大自然即上帝,上帝即大自然,上帝和整个宇宙是一个统一体,上帝存在于一切事物中,是唯一的无限实体,上帝和大自然是同一回事。黑格尔曾指出,斯宾诺莎把自然当作现实的神,把神当成自然,于是神就不见了,只有自然被肯定了下来;叔本华认为“泛神论是一种客客气气的无神论”,费尔巴哈对此也有过类似的见解:“泛神论是站在神学立场上对神学的否定”,“无神论是颠倒过来的泛神论”。在西方近代科学文化思想史上,斯宾诺莎的泛神论深深影响了西方整个文化——从哲学到文学、绘画和音乐,再到自然科学,西方一大批伟大的思想家、优秀的艺术家和杰出的科学家无不受惠于斯宾诺莎把上帝还原为大自然这一光辉思想。泛神论成了他们共同的宗教信仰。泛神论者在宇宙中看到了上帝和在上帝那里看到了宇宙,在对宇宙秩序的赞美、欣赏中,他们的观念和情绪相混合,创作了许多不朽的作品、发现了宇宙间的许多本质现象、规律……他们心目中的上帝不是一个躲在天宫中、能干涉自然界事件的人格化了的神,而是颠扑不破的宇宙规律、世界秩序。 普朗克的宗教信仰也很突出。1947年,这位行将辞世的伟大理论物理学家在一封书信中解释了他的宗教信仰,说他本人“一向是一个具有深层宗教气质的人,但我不相信一个具有人格的上帝,更谈不上相信一个基督教的上帝。”作为一个具有深沉宗教气质的人,普朗克心目中的上帝即世界秩序,他将自然科学的世界秩序等同于宗教的上帝,在他看来,外在世界是一个独立于人而存在的绝对的东西,适用于这个绝对东西的规律代表着、体现着一种神性,宇宙结构中显露出的秩序和美丽,就是上帝的化身。 牛顿对上帝也有类似的看法“上帝根本没有身体,也没有一个体形,所以既不能看到,也不能听到或者摸到他,也不应以任何有形物体作为他的代表而加以膜拜……我们只是通过上帝对万物最聪明和最巧妙的安排,以及最终的原因,才对上帝有所认识……”显然,牛顿的上帝是宇宙和谐、绝妙的安排,上帝的本性不是别的而是熔铸在他的物理学本身之中,熔铸在他关于绝对空间、时间和重力等的概念之中。 此外,现代的许多科学巨匠,如莱布尼茨、康托尔、法拉第、玻恩等等,都是具有深沉的宗教信仰。莱布尼茨认为,上帝按照数学法则建造了整个宇宙,上帝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数学中集合概念的创立者康托尔心中的上帝是熔铸和体现在数学的宏伟体系中的;法拉第心中的上帝是世界的终极和谐;德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m·玻恩心目中的上帝是在各种飞驰的现象中,那根巍然耸立不变的规律之杆;…… 上述有关科学家心目中上帝的表述尽管不尽相同,但其隐含的本质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信仰的上帝没有任何拟人化的特征,不需要任何外表的形式,诸如直指蓝天白云的教学尖顶,还有半明半暗的烛光以及其他仪式,与教会信奉的那个干涉自然事件的“上帝”有着天壤之别,更与尘世善男信女顶礼膜拜、祈求赐予幸福的那个“神”没有任何关联;他们的上帝本质上是井然有序的宇宙结构、世界秩序、不容颠扑的自然规律,他们的信仰实质上是对实在——外部实在世界——理性本质的信赖,有着强烈的唯物主义色彩。 2 “朝上帝走去”——上帝伫立在科学探索的尽头 什么样的志向和信仰,就产生什么样的成就。我国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说:“学本立于志,志立而学问之功已过半矣。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自古及今,有志而无成者,有之;未有无志而能有成者。” 爱因斯坦信仰宇宙是完美的,简洁的和可以被理解的,并且能够使追求知识的理性的努力有所感受,他的志向始终是思考一些大问题,用其自身的努力去猜测上帝的方针,揭示大自然的普遍原理,从而更好地理解上帝、接近上帝。在他看来“在我们之外有一个巨大的世界,它离开我们人类而独立存在,它在我们面前就像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对这个世界的凝视深思,就像能得到解放一样吸引着我们,而且我不久就注意到,许多我所尊敬和钦佩的人,在专心从事这项事业中,找到了内心的自由和安宁。……从思想上掌握这个在个人以外的世界,总是作为一个最高目标而有意无意的浮现在我的心目中。”爱因斯坦这一最高目标,正是他的志气和信仰所在!在漫长而多艰的科学旅程中,他的这种具有唯物主义色彩的宗教信仰始终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是激发其志气,使其勇于求索宇宙之秘、析天地之美、达万物之理的不可穷竭的源泉。 普朗克,在大自然的规律性、对称性面前表现出了无比的敬畏之心和激赏的情怀,认为这种规律性、对称性恰是宇宙结构中显露出来的秩序和美丽,而这就是上帝,是绝对的东西。在《科学自传》中他曾写道:“外在世界乃是一个独立于我们的绝对东西,寻找那些适用于这个绝对东西的规律,这在我看来就是科学生涯最美好的使命。”在《宗教与自然科学》一文的末尾,喊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口号:“朝上帝走去!”他对绝对东西(如物理学中的普适常数)的追求和依赖,走近上帝的渴望,不仅构成了他从事科学研究最深厚的动力,而且使他饱经忧患的一生充满着温暖、慰藉和光明。最终他提出了量子假说,发现单个光子的能量e与其频率之间有恒定的倍数关系:e=hv,h=6.62606896×10-34j·s(为纪念普朗克后人称之为普朗克常数),从而极大地推进了量子力学及相关科学的发展。 牛顿在物理学上的成就同他对宇宙合理性的深挚信念,以及热切地想了解它的愿望,也是分不开的。在重力这个司空见惯的自然现象前,他竟怀着一种深深敬畏和赞叹的感情:“重力必然是由一个按一定规律行事的主宰造成”。这个规律牛顿最后找到了,那就是万有引力定律,但宇宙最初的推动力又从何而来呢?这个问题他苦苦追索之后归功于“上帝是第一推动力”,是上帝推动了宇宙各星体的运动,从而产生了万有引力。 莱布尼茨也是一个渴望能看到宇宙中“预定和谐”的人,数学在他眼里,全然不是别的,而是上帝的杰作,他一向把他渊博的知识、认识和研究工作同上帝联系起来,对上帝的认识是他的工作的最高目标,研究数学的道路,就是通向上帝、逼近上帝之路;康托尔深信无穷数列是森严、和谐、永恒宇宙秩序的象征,它们都具有神性,集合论中的(连续统)势是一种神圣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说,是通向无限的皇冠、通向上帝的皇冠的阶梯;对法拉第而言,同样是与上帝近距离接触的渴望引导他走上了物理学研究的道路,并且做了许多伟大的实验,揭示了大自然的一些基本奥秘;玻恩在科学研究上的冲动也是源于他对上帝、美和真理的敬畏和追求,他渴望在飞驰的现象中、急旋的万物中找到这些固定的、安静的东西。 在这些具有宗教信仰的科学家看来,科学研究是通向“上帝”之路。上帝在无限远方的召唤,使他们的精神世界有了一个固定不变的支撑点,于是他们的心灵在这个支撑点上找到了平衡,达到了神有所归、虑有所定、心有所寄和灵有所托的安稳境界,这种境界完全可以使他们在科学探索的征途上打破物质界的种种诱惑,心中无任何偏见、私意地投身科学,不考虑个人荣名,甚至为捍卫科学真理可以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不为利夺,不为害怵。众所周知的布鲁诺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为捍卫“日心说”他被教皇处以火刑,至死都临危不惧……反之,如果他们世界只有科学而没有上帝,那么他们的精神支撑点将会崩溃。上帝是他们献身科学的精神因子和人格力量。他们对上帝的信仰指引着、激励着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探求科学真理。理解上帝、接近上帝的渴望,乃是他们追求科学真理的强大动力。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些自然科学家的宗教信仰具有强烈的唯物主义色彩,他们的宗教观是泛神论,他们信仰上帝,实质上是信仰宇宙的和谐、完美和可以被理解的特征,是对实在——外部实在世界——理性本质的信赖,是对宇宙合理结构和井然有序的一种献身、崇敬和赞叹的感情和心理状态。但他们对宇宙和谐、完美的虔诚和狂热,对宇宙合理结构和井然有序的崇敬、赞叹甚至愿意为之献身的感情和心理状态却同宗教的精神如出一辙。这种虔诚、狂热、崇敬、赞叹的感情和心理状态无时不在激励着他们去发现自然界的一些最基本、最深邃的奥秘,对他们而言,上帝伫立在科学无限探索的尽头,运用科学的理性去发现宇宙的法则和秩序则是通向上帝的唯一正途。爱因斯坦生前常常说“大自然是一位难以接近的女神”,科学的探索困难重重,接近上帝乃是他们克服困难、追求科学真理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是一种崇高、庄严的宇宙宗教情感,这种情感不仅是科学研究最强有力、最高尚的动机,而且也是使科学研究最富有生气的灵感源泉!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一个科学家可能信仰宗教,一个宗教信徒也不妨碍从事科学研究,科学知识和宗教信仰在一个人身上完全可以和平共处、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科学是理性和逻辑的象征,而宗教则是情感和直观的代表,人不仅是理性的动物,还是情感的动物,人不会充当一部只按逻辑运算的计算机。科学取消了作为第一因和目的因的上帝,却无法取消人类对于天地万物的终极思考,尽管这种终极思考可能是非理性的,但这种非理性的思考却给理性的科学指明了航向。难怪爱因斯坦在《科学和宗教》一文中指出:“科学只能由那些全心全意追求真理和向往理解事物的人来创造。然而,这种情感的源泉却来自宗教领域。同样属于这个源泉的是这样一种信仰:相信那些对于现存世界有效的规律是合乎理性的,也是说可以由理性来理解的。我不能设想一位真正的科学家会没有这种深挚的信仰。”“科学没有宗教是盲目的,宗教没有科学是跛足的。”“真正的宗教已被科学知识提高了境界,而且意义更加深远了。” 自然科学论文: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论文 一、抓好三个环节,实行分段管理 从申请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过程来看,可以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管理分为前期管理、中期管理和后期管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管理重点各不相同,只有针对性地把握其管理要点才能获得最大效益,达到管理的最优化。 1前期管理 做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前期管理是前提性的基础工作,只有这一步做好了,才能保证下一步管理工作的顺利实施。前期管理的内容主要包括认真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搜集信息;做好申报项目动员工作,让每一位有条件的研究人员都积极主动地申请资助项目;开展系统的申请书写作培训讲座,严格申请书的规范性审查;严格项目预审与评审制度,完善评审机制;注重依托优势学科,提高申请书的竞争力。做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的管理,帮助研究人员提高基金课题的中标率则是科研管理人员工作的重点。对于科技人员而言,获得这一国内最高水平的科研基金的资助,更是其科研能力和竞争实力的客观体现。 2中期管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期管理是整个管理过程的中间环节。这一环节主要是对获资助项目进行中期检查,要求负责人提交项目年度进展报告,包括项目进展情况、经费使用情况等。对每一个项目执行期的情况都应进行严格的审查,避免不良情况的出现。通过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实行中期管理情况的分析,以及在检查评估中发现的若干问题,研究认为中期检查评估能够起到较好的督促与纠错作用。对于可控因素,通过科学的过程控制可以及早识别隐患,通过合理配置资源克服技术难点并化解风险,对于一些不规范现象予以进一步规范。例如,对于研究内容需做较大调整,建议项目负责人提出正式申请报请自然科学基金委知晓并批准,特别是在技术遇到瓶颈或是实验可能失败的情况下,可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论证,为其提出解决方案、参考或找出新的研究点。对于检查过程中因客观原因无法顺利按规定时间完成的项目,要及时提醒,尽早按规定时间向自然科学基金委提交延期申请。对于实验记录不规范的,要督促其做好规范的实验记录,并加强今后实验记录的抽查与管理。同时还要加强检查后的追踪与评价,分析检查后的管理实施效果。 3后期管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后期管理往往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环,在这一阶段,不但要对项目进行结题验收,而且要对验收项目进行绩效评估,跟踪管理,关注其成果转化情况,因为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研究成果得以应用,促进社会进步。在后期管理中,必须充分地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动态管理,优胜劣汰,宏观上要管理住,微观上要搞活。也就是说,在进行后期管理时,必须同时注重发挥基金委、科研单位及项目主持人的积极性,共同协力进行多层次的管理。基金项目的后期管理涉及基金委、受资助单位和受资助者即项目主持人三个层次的管理工作,只有这三者默契配合,共同努力,才能保证基金项目的顺利进行,才能对项目进行有效的后期管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本身是一个系统过程,前期、中期及后期管理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衔接,单纯地依靠做好某一阶段的管理工作是很难提高整体管理效益与水平的。只有将前期、中期和后期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针对每一阶段不同的管理要点采用正确的管理思路与管理方法,才能提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效益,实现其使用效益最大化。 二、加强队伍建设,强化服务意识 要完善科学基金管理,加强科学基金管理队伍建设也是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一是科学基金管理工作者应认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在工作中应该勤于思考,善于思考;谦虚谨慎,保持高度的公正性;既要防止和克服管理工作中的浮躁情绪,又要避免不思进取的管理作风;在实践中要勇于开拓、善于创新,树立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要坚持实事求是,辩证思考,与时俱进,共同改进与完善科学基金的管理工作,为促进我国基础研究源头创新,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重大作用而尽一份自己的力量。二是科学基金管理工作者应有较强的主动服务意识,要不断努力学习科学基金管理新办法、新理论和信息技术的新知识;对科学基金管理工作的系统性、科学性要有足够的认识;勤学相关管理论著和管理文献;将创造性思维方式引入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工作中,不断强化竞争意识,提高自身管理素质。从一定意义上讲,管理也是服务。管理部门是为广大科学家和科研工作服务的,所以基金管理部门的管理要体现在做好服务工作上。三是要建立一支稳定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队伍,必须要有一套专门的、有效的激励机制,以提高基金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使他们专心从事科学基金管理工作。在职务、职称晋升等方面,积极创造条件,使他们看到从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工作的光明前途。在生活方面,多关心他们,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让他们安心工作。有必要的话也可以设立行政管理类奖项,对那些业务精通、有较强管理能力的,并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给予一定的奖励,确保其积极性、创造性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以保证管理队伍的稳定。 作者:郝志鹏黄丹丹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 自然科学论文:近代自然科学教育法论文 一、欧洲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科学革命始于文艺复兴时期,而17世纪是欧洲社会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的时期,被誉为欧洲历史上“科学的世纪”。 英国哲学家罗素指出:“近代世界与先前各世纪的区别,几乎每一点都能归源于科学,科学在17世纪收到了极奇伟壮丽的成功。” 中世纪人们对自然现象普遍缺乏兴趣,其根源在于一种超自然的观点和向往来世的思想占据支配地位。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开始表现出研究自然的兴趣,这种状况主要是自然主义精神促成的。自然主义与超自然主义截然不同,前者关注现实生活,重视经验和事实;后者则倾向于神秘。“而那时期比较鲁莽的人,要揭示外在世界的秘密,却采取荒诞不经和虚伪欺骗的手法。他们不运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却不耐烦地希望用神秘的手段和高于感官知觉的特殊的内在的启示,来迫使自然供出自己的秘密。”其他人并不满足于这种探究自然秘密的方法,而是急于要掌握控制自然的能力,迫使它符合自己的愿望。“但是,他们确实认为自然是神秘力量的表现,相信同这些精灵发生神交就可以控制自然现象。他们希望通过秘密的技术和符号以及各种各样神秘的方式,或者发现毕达哥拉斯学说所指出的写成自然这部书的隐秘的数字,来达到这种目的。这就是巫术或魔术。……他们还极重视用巫术的方法转化金属,这就是制造金子的技术或炼金术。”总之,人们希望找到探索自然奥秘的试金石,并对自然完全加以控制。随着时间的推移,荒唐的因素逐渐被剥除,炼金术演化为化学,占星术演化为天文学,巫术演化为实验,而神秘的毕达哥拉斯数论则培育了对数学的兴趣。 英国学者沃尔夫指出:“科学的近代是跟着文艺复兴接踵而来的,文艺复兴复活了一些反对中世纪观点的古代倾向,而且部分地也是由于这个原因,那些对中世纪的生活和实在观心怀不满的人都拥护文艺复兴。……中世纪基督教趋向于自我克制和想往来世。恪守宗教生活誓约的理想的基督教徒一心想着天国。他对自然界和自然现象,从根本上说毫无兴趣。……重见天日的希腊和罗马古籍犹如清新的海风吹进这沉闷压抑的气氛之中。诗人、画家和其他人激起了对自然现象的新的兴趣;有些勇敢的人充满了一种渴望自主的理智和情感的冲动。”随着人文主义者对人性和人的自然本质的揭示,他们开始对自然界及其运动规律进行新的探索,尤其是通往东方新航路的开辟,进一步振奋了人们的探索精神。他们不再把对自然界的理解建立在信仰和启示上,而是直接诉诸于对自然界的考察和探究。“和中世纪的思想家大多开始于对传统文本的阅读不同,近代早期的科学家最为看重的是观察和假说的建构。”在中世纪的黑暗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蓬勃兴起,并且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世间再度看见往昔于二千年前在希腊化的亚历山大里亚所见的景象———为数众多的研究者与教师、实验室、资料收藏、交换知识观念的设施,简言之,一种适宜于科学进步的社会与知识环境。”这是地球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一次革命,也是一场伟大的科学复兴。在这场科学革命中,出现了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等科学巨匠,他们成功地利用了当时的数学和物理学研究成果,在天文学上突破了占统治地位的托勒密“地心说”,创立并发展了“日心说”,由此揭开了近代自然科学革命的序幕。 随着自然科学的空前发展,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和发现自然界,对周围事物产生极大的好奇心,这是当时的时代个性。由于印刷术的改进,古典科学著作得到广泛传播,有利于人们摆脱希腊和拉丁古典作家的观念及经院主义哲学的束缚。17世纪是近代科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在大学的外面,到处都充满了对科学的好奇,这种好奇心在平信徒中比在神职人员中更富于创造力,因为长期以来神职人员几乎是学术的惟一的监护人。在意大利以及别的地方,科学团体正在兴起,讲师的职位正在设立,重要的本国语著作也不乏人在撰写。应用科学包括数学、物理学和化学正在飞速发展;不久,培根将强调自然知识的功用,并把手艺人的经验提升到几乎与哲学家的见识相等同的水平”。这场发生在自然科学领域的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整个宇宙的认识与理解,并为整个欧洲思想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这种科学文化界的巨大变化,德国著名教育史家鲍尔生指出:“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超自然主义的旧神学的崩溃,另一方面是自然科学,尤其是作为现世主义的新哲学基础的数学的迅猛发展。人们对于神学和基督教的兴趣,在宗教改革运动和反改革运动的斗争中,曾经再度兴起,并曾在世界上占了统治地位,在某时期还几乎压倒文艺复兴所提倡的世俗教育的势力;在现在这个历史时期,宗教兴趣却被现代哲学和科学的学术势力所排挤,而且在很多领域中确实被消灭了。”正如地理大发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习惯一样,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则启发了人们的思想,培育了人们的理性、自信心、优越感、乐观主义和科学探索精神。 二、科学教育的探索:倡导科学教育的先驱们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人们探索科学教育的兴趣空前高涨。 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最早敏锐地洞察到科学的实用价值及其教育意义,并积极倡导科学知识的传播和推广。拉伯雷的《巨人传》、培根的“所罗门宫”、弥尔顿的学园、配第的科学组织、夸美纽斯的泛智论、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安德里亚的《基督城》以及洛克的绅士教育,几乎涉及自然科学的所有领域。 拉伯雷是16世纪法国重要的人文主义作家,他在长篇小说《巨人传》中通过描述巨人卡冈都亚受教育的过程,将经院主义教育和人文主义教育进行鲜明对比,讥讽经院主义教育的可笑和无用,突出科学教育在人文主义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拉伯雷的科学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卡冈都亚给儿子庞大固埃的信中。在这封信中,卡冈都亚为儿子拟定了一份新的教育大纲:“……至于七艺中的几何、算术和音乐,在你年轻的时候(那时候你不过五六岁),我曾经教过你一点儿,你要继续学习下去,如果可能,把余下的都学完。至于天文学,要学习所有的规则。……至于自然科学知识,我要你仔细地学习;要做到没有一处海洋、河流和泉水里的鱼类你不知道;天空中的飞鸟、森林里或是在果园里的一切灌木和乔木、生长在地面的各种草和花卉、隐藏在地球内部的各种矿产以及世界东方和南方可以见到的各种各样的宝石,所有这一切你都应该知道。此外,必须非常仔细地阅读希腊、阿拉伯和罗马各地医学家的著作,也不要轻视犹太法典的学者和谶纬学家的学说;你应该学习解剖学,获得关于微观世界即人的充分的知识……”卡冈都亚的要求几乎囊括了当时自然界的全部内容,是一个培养人全面发展的知识体系,更是一幅现实主义教育的宽广图画。在新教育大纲中,拉伯雷主张通过旅行、参观、实地考察等教学方法,把科学知识和实际生活联系起来。他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科学教育思想,但已经意识到自然科学知识在整个完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拉伯雷重视自然科学及直观教学等观点,为后来科学教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培根是17世纪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近代科学归纳方法的创始人。他的著作处处洋溢着对新知识、新发明以及科学的热情向往和赞扬,充满了对僵死、空洞的经院哲学的嘲讽和轻蔑。他在1594年圣诞节演出中借“王子”之口表达了征服自然的科学教育理想:(1)建立一个最完备、最广博的图书馆,以便收藏一切对启发理智有价值的书籍,而不管它们的出版年代、印刷方法、使用的语言和地区等因素;(2)建造一个宽敞奇妙的花园,里面生长着各种各样十分茂盛的植物,花园与放养适当种类的淡水湖和咸水湖相连,在花园四周的房屋饲养一些珍禽异兽;(3)开设一所美丽的陈列室,分类陈列任何人工或机器所制造的东西;(4)开办一个设有工厂的实验室,拥有生产工具、熔炉和实验器具等。培根的科学教育理想后来成为他在《新大西岛》中描述的“所罗门宫”的雏形。“所罗门宫”是专门为研究自然和人类而建立的一所规模较大的科学教育机构,它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各种设施。例如,用来凝结、冷冻和保存各种物体的大洞穴,用来进行土壤实验和嫁接、发芽、试验的各种果园和花园,用来饲养各种鸟兽的动物园,用来配制各种各样的药草制剂、药材和药品的药房等。“所罗门宫”还拥有进行各种科学试验的实验馆,如光学馆、音乐馆、机器馆、数学馆、香料室和魔术室等。总之,在科学主宰着一切的“所罗门宫”,科学与学术享有极大的自由,人们热心从事各种科学研究。可以说,培根在科学上具有远见卓识,他几乎预见了现代科学的各种实验和创造活动。他的构想揭示了科学与人类社会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为科学知识的世俗化绘制了蓝图。培根的后继者受其鼓舞把“所罗门宫”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各国科学社团正是顺应这种新时代的需要而诞生的。 弥尔顿是17世纪英国著名诗人、政论家,也是科学教育的倡导者。他对传统经院主义教育进行了猛烈抨击,建议创办一种重视自然科学知识兼具实科性质的学校,他称之为“学园”。学园的课程计划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神学和自然科学四部分,其中自然科学占很大比重。弥尔顿为学园拟定的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范围十分广泛,包括算术、几何、天文、自然地理、物理、数学、三角、筑城学、建筑学、工程、航海、农业、生理学、医学、解剖学、自然哲学中的气象史、矿物学史、植物学史、动物学史以及自然哲学方法论。他还主张让学生阅读一些医学家的著作,使他们了解一个人的气质、脾气、幽默以及如何应对粗鲁;主张把猎人、捕野禽者、渔夫、牧羊人、园丁、药剂师和其他科学家、建筑师、工程师、航海家、解剖师的实践经验引入自然科学的教学。“这些知识和经验给他们染上真实的自然色彩,使他们不会忘掉,并且给他们以与日俱增的快乐。”在弥尔顿生活的时代,近代自然科学正处于起步阶段,自然科学的成就还不足以取代古典著作的权威,因而他虽然重视自然科学知识,却主张学生从古希腊罗马著作中学习自然科学,这说明他的科学教育观具有新旧交替时期的两重性。这种使古典主义课程和实科教育相结合的理想,在17世纪70年代英国率先创办的学园中变成了现实,而且在洛克的《教育漫话》中得到进一步发挥。配第是17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皇家学会的创始人之一。针对当时人们从事科学研究各自为政的弊端,他主张建立一个有利于科技传播与发展的科学组织。这一建议被认为是后来英国皇家学会创办的先声。为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和普及科学技术教育,配第建议创办劳动小学和机械中学。劳动小学主要对儿童进行基础知识及能力和制造业训练,因而课程分为两部分:前者包括阅读、写作、绘画、制图、算术、几何、外语、音乐等;后者包括车工、制作数学仪器和钟表、雕刻、制作乐器、磨制玻璃工艺、植物栽培和园艺、船舰模型、地球仪、解剖学等实用技术。机械中学是一种实科中学,除学习科学知识之外,还要学习旋工、钟表、雕刻、造船、地球仪、罗盘针、香料等。机械中学设有科研机构和配有科研设备,如生物示范园、水族馆、陈列馆、机器模型、图书馆、天文馆、地球仪、试验田等。受培根感觉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影响,配第主张采用直观教学原则,强调学习与劳动相结合,重视儿童在工场中的实际操作。为更好地了解手工艺知识的发展状况,他建议对所有知识重新审查,并从中筛选一切有关实际或实验的学问,将它们编成一部大型著作。配第强调教育与科技及手工业生产相结合,设计新的学校模式,反映了17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以及人们强烈要求改革传统教育的愿望。他的关于收集各种科学知识汇编成书的建议是夸美纽斯泛智论及百科全书的先导,他所描述的机械中学与培根《新大西岛》中的“所罗门宫”交相辉映。配第在教育史上首次使用了“实科”这个词,后来德国教育家席姆勒将在哈勒创办的新学校称为“实科中学”。夸美纽斯是17世纪捷克著名教育家,他从1634年起开始致力于探讨“泛智”问题,所谓“泛智”是指广泛全面的科学或智慧。1650年他应邀担任匈牙利政府的教育顾问,期间创办了一所“泛智学校”,并为该校拟定了一份教学计划,名曰《泛智学校蓝图》。这份计划内容丰富,自然科学占有较大比重,如五年级逻辑班教室门口上方写着“不懂自然哲学的人不得入内”,墙上贴满了逻辑法则,学习内容有数学、地理学、天文学、光学、机械发明史、文体、希腊语、戏剧表演等。夸美纽斯的泛智思想和重视科学教育的主张体现在其一系列著作之中。例如,在《母育学校》中,夸美纽斯为6岁以下儿童提出了一个广泛详细的教学计划,内容包括自然、光学、天文学、地理学、年代学、历史学、家政、政治学、辩证法、算术、几何学、音乐、语言等学科,他认为通过这种启蒙性质的教育可以为儿童奠定各门科学知识的基础。在《大教学论》中,夸美纽斯拟定的国语学校课程除当时流行的读、写、算、宗教和唱歌外,还增加了经济学、政治学、天文学、地理、自然、世界历史等常识;拉丁语学校除了开设文法、辩证法、修辞学、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学外,还增设物理学、地理、年代学、历史等学科。总之,他主张加强新兴自然科学知识教学,对学生进行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教育。夸美纽斯对科学教学法也提出了卓越的见解,他把教学中的直观性奉为“金科玉律”,认为“科学的真实性和确定性有赖于感觉的证明者胜于任何其他证明”。作为一种知识结构,泛智论贯穿于夸美纽斯为各级学校所设计的教学内容之中,这一理论适应了张扬理性、尊重科学知识的时代潮流,表达了重视普及教育和科学教育的美好愿望。康帕内拉是17世纪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和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他设计的太阳城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的学习和研究,古典主义和神学几乎销声匿迹。按照他的设想,从2、3岁起儿童就应在有学问的老人带领下,一边在城市中散步和游戏,一边观看和学习四周城墙上的图画,从而获得最简单的科学知识;从7、8岁起儿童一边学习初等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一边从事自己所喜爱的生产劳动,如各种手工业、农业、畜牧业等;接着开始研究比较抽象的科学,如数学、医学等,并经常举行讨论和辩论;最后大家在各种科学和手工业部门获得与其能力相符的职务。在太阳城各城区的内外城墙上都悬挂着华丽的图表,这些图表几乎包括了所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如天文、占星学、几何、历史、逻辑、修辞、文法、医学、物理、农学、地理、动物学、地质学、政治学等。太阳城有许多教师负责讲授这些图表和绘画的意义,因此儿童在10岁以前就能毫不费力地通过直观教学掌握各种科学的基本知识。康帕内拉认为,仅从书本研究某种科学的人只是一些外行和学究,只有联系实际的教学才能培养出随机应变的有才智的人。康帕内拉在《太阳城》中创立了一种社会主义国家学说,太阳城里知识统帅权力,除了按知识划分外,人人平等,没有阶级差别。教育是普及和强迫的,它以数学和自然科学为基础,训练学生适应各种职业。《太阳城》是继莫尔的《乌托邦》之后又一部重要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其中的科学教育主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安德里亚是17世纪德国思想家,他在《太阳城》和《乌托邦》的影响下,于1618年写成《基督城》。基督城十分重视科学研究,建立了许多科研机构。例如,在解剖室,研究者从事动物和人体解剖实验,以帮助人们弄清人体各器官的位置,认识生命和各器官的运转;在物理大楼,展示着自然发展史的各种图像,包括气象万千的天空、各个地区迷人的景色、不同种族的人们、动物的画像、万物的形态以及各种石头和宝石,这些都是用于科学研究的自然界样品;在数学大楼,有供研究用的天体图和地图,有星罗棋布的天空图和日月星辰的仿制品等。基督城注重科研成果的转化,建立了有利于科学技术应用的各种工场,这些工场从事金属加热、冶炼、溶化和铸造、制盐、制砖、制造玻璃和陶器。基督城强调培养公民的科技兴趣,要求人人接受科学教育,因而在自然科学研究和科技应用中公民对于科学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们在很久以前就受过训练,深谙科学工作的个中三味,并且对于自然界的内部奥秘感到由衷的兴趣。”基督城对科学教育的重视也体现在学校教育中,在基督城中心有一所宽敞美丽的学校,学校设有8个讲堂,分别是文法、算术、逻辑、天文学、自然科学、音乐、伦理学和神学,青少年可以自由地在8个讲堂接受科学教育和训练。安德里亚重视通过直观教学进行科学教育,基督城与科学教育相关的设施有实验室、解剖室、药品供应室、机械器具陈列室、绘画和图片工作室、数学实验室等,学生在这些实验室接触实物,能更形象地认识事物。安德里亚在《基督城》中重视科学实验和科学教育等思想,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洛克是17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他在《教育漫话》中明确提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绅士。绅士既不是教士或学究,也不是朝臣,而是事业家。为使绅士掌握各种有用的知识和技艺,洛克提出了一份内容广泛的教学计划。在这份教学计划中,他依据“功用”原则选择学习科目,主张课程设置应把现代实用科目与古典科目结合起来,兼顾实用与装饰。洛克要求绅士学习的科目包括书写、阅读、图画、速记、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地理、写作、算术、商业、数学、天文、几何、历史、年代学、伦理学、民法、法律、逻辑学、修辞学、自然哲学、跳舞、音乐、击剑、游泳、骑马、园艺、细木工等。他以功利主义思想为指导,论述了绅士学习各种科目的意义。“自然界中的许多事物是一个绅士所容易知道及必需知道的,此外,还有许多事物乃是以愉悦与利益,作为对寻幽探奇者的艰辛劳动的丰厚回报。不过我认为,上述种种事物宁可从诸如那些亲身进行过合理实验与观察的作者去获得,而不是来自于纯思辨方式的构想。”他认为一个人如果能够在许多领域进行探索,广泛地阅读,大量地研究人类及其思想和生活方式,就会具有精神上的自由;而一个虽然深入彻底但只研究了少数几门学科的人绝不可能达到这一目的。洛克倡导实物教学,主张让儿童亲自观察各种事物,使他们获得有关事物鲜明的印象,从而牢固地记住它们。洛克为年轻绅士所拟定的教学计划反映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对教育的实际需要,是弥尔顿科学教育观的新发展。《教育漫话》成了17世纪7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学园的理论支柱,直到18世纪末以前这种新型学校还在英国久盛不衰。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影响下,上述思想家从不同的立场和视角探索科学教育理论,大力倡导科学教学,这种科学思潮是教育理论中对经院主义教学内容进行改造的催化剂,有力地冲击了当时学校盛行宗教神学、古典主义和脱离实际的倾向,推动学校教育进一步贴近生活和社会实际。 三、科学教育的实施:新型学校与科学教育的传播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思想家们对科学教育的探索和大力倡导,在欧洲主要国家诞生了一批新型中等学校。 这些学校除开设原有的古典主义学科外,科学技术知识开始普遍受到重视,一些新的教学方法(如实物教学、直观教学、观察、实验、实习等)也得到广泛运用,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近代科学教育的传播。16世纪德国教育家梅兰希顿按照新教思想与人文主义相结合的原则建立了新型中等学校,其主要课程除人文学科、古典语言和宗教教育外,在规模较大的学校高年级还讲授科学基础知识,如数学、几何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等。在17世纪后半期就开始酝酿的哈勒学园堪称当时教育革新的典范。这是一所以贵族学校为基础招收高年级学生的寄宿学校,它试图把传统的古典学科与现代语言、现代科学结合起来。在现代科学方面,学园设有几何、数学、生物学、解剖学、历史、地理等学科,而且把重点放在实物教学和实际应用上。例如,几何课尽可能增加野外实习,数学中的分数要以实物讲解,夏季应到乡村或田野讲授生物学,冬季要利用雕刻或动物尸体讲授解剖学。在哈勒学园的影响下,大多数地位较高的学校都在课程中增加了现代语言和自然科学。1708年席姆勒在哈勒创办了一所“数学、力学、经济学实科学校”。这所学校以数学、自然科学和经济学研究为中心,讲授数学、物理、机械学、自然、天文学、地理、法律、绘画和制图等实用科目,在教学法上广泛应用了绘画、图表、标本、模型等直观教具,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色彩。1747年赫克尔在柏林创办了经济—数学实科学校,设有算术、几何、力学、建筑学、制图、贸易、商品制造、自然知识、人体知识、动物学、植物学、桑树栽培和养蚕等课程,学生按制造业、建筑业、农业、簿记、矿业、商业等分为不同的班级,先接受数理基础训练,然后按志愿进行专门的职业训练。这在科学技术教育上迈出了一大步,随后在德国许多城市相继出现了一批类似的实科中学,成为德国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17世纪法国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掌握在教会团体手中,学生均需服务教会并恪守共同的教规。1637年曾在耶稣会学院受过教育的笛卡儿发表了《论正确指导理性和在科学中寻求真理的方法》一文,认为耶稣会教育并未给他留下任何确定的信念,于是转而依靠理性方法研究哲学和科学,他认为按照这种方法进行研究,其结果是确定无疑的。受笛卡儿的影响,基督教圣乐会首先对耶稣会教育权威提出了挑战。圣乐会崇尚笛卡儿的理性主义哲学,致力于改革中等学校。圣乐会中学的课程和教学方法体现了教育新观念特别是现实主义:古典文学在课程中占显著地位,但也包括法语、现代外语、法国史以及数学、地理、物理、化学、解剖学等自然科学;大多数课程用法语教学,强调历史、代数学和算术,运用地图和其他直观教具讲授地理,在实验室从事物理、化学和解剖学研究。圣乐会虽然在名望和势力方面不能与耶稣会相匹敌,但其教育活动一直延续到法国大革命。该时期法国贵族教育在课程设置上也发生了根本变化,除学习贵族的必修科目拉丁语外,更注重学习法语、西班牙语和英语等现代语言;经院哲学被笛卡儿哲学所取代,数学和新兴科学代替了传统的“四艺”,并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进行讲授;为了提高贵族子弟未来的行政管理能力,历史、地理、法律和政治备受重视。该时期国家对工商业的干预也刺激了法国科学教育的传播。例如,17世纪中期在朗格勒为战争孤儿创办了一所贸易学校,开设数学、建筑学理论课程以及织布、制鞋等实践课程。法国政府也成立了一些专门学校教授艺术、设计和建筑等科学知识,如1648年的皇家绘画学园、1671年的皇家建筑学园、1682年的国立航海学校、1688年的艺术学校等。18世纪法国高级技术学校得到进一步发展,为了给海陆军部队和建筑业输送工程师,1716年奥尔良公爵创建了“路桥人才集团”,专门提供建筑、数学、物理和化学教育的路桥学校由此诞生,该校是欧洲最好的土木工程学校。与此同时,采矿学校、绘图学校、商业学校、军事学校、航海学校也纷纷建立。科学教育的发展使得这一时期法国在技术教育方面遥遥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英国实行科学教育的先驱机构当推“学园”。由于文法学校和大学都掌握在国教徒手中,许多非国教派教士创立了一种规模小而且收费廉的新型中等学校,他们吸收了弥尔顿和洛克的思想,重视自然科学和现代外语,运用英语教学。例如,1715年瓦特在伦敦创办了一所实科性中学,学校拥有各种各样的实验仪器,建立了科学实验室,采用演示和实证等教学方法,传授数学、天文学、地理学、航海学、军事学、簿记和自然科学等。1740年由约瑟夫•兰德尔建立的希思豪学园,专门为中上层阶级提供所需要的课程,8岁至18岁的学生达170人,图书馆拥有藏书1400册,科学仪器包括太阳系仪等。后来兰德尔在约克开办了另一所学园,宣称不采用文法学校僵化、专制、以书本为中心的教学方法,而采用更灵活和实用的方法。随后,化学家普里斯特利创建的瓦林顿学园在课程现代化上更进了一步,课程包括英国文学和文法、历史、化学、地理、解剖学和自然科学等。18世纪末弗罗兰在巴斯创办了一所学园,课程分为三类:第一类阐述人与自然的关系,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博物学和应用科学;第二类阐述人与人类自身的关系,包括拉丁文、法文、意大利文、文法、逻辑、修辞学、诗、绘画、音乐和体育;第三类阐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古代和近代史、政治学、经济学和名人传。与此同时,弗罗兰的妻子也为女子建立了一所实科中学,其办学精神与男校基本一致。以上这些学校注重科学知识教学,适应了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潮流,同时有助于训练一批作为工业革命先驱的职员、机械师、技术革新者和企业家,因而深受社会特别是中产阶级欢迎。该时期传统的公学和文法学校也开始增加一些现代学科,如1770年伍得彻尔文法学校在招生广告上声明,除希腊语和拉丁语外,还讲授算术、簿记、对数、几何学、测定法、三角学、力学、测量术、水准测量、航海学、地理学、自然哲学、天文学以及地球仪的使用等。17世纪俄国仍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农业国家,文化教育发展缓慢。在17世纪80年代的莫斯科,只有24%的城市居民(成年男性)识字。17世纪末沙皇彼得一世考察欧洲各国后,为增强国力,在军事、财政、工商业、农业、文化教育和科学方面进行了全方位改革,其中创建实科学校进行科学教育是彼得一世改革的重要措施。为培养军事和工业部门的各种专门人才,1701年在莫斯科建立了炮兵学校,要求教给炮兵及官员子弟以读、写、算及其他技术的科学知识。学校分为初级班和高级班,前者学习读、写、算,后者学习几何、三角、制图及炮兵技术等,学制四年,合格者送往部队或参加其他工作,不合格者送到炮兵厂当工人。随后,彼得一世颁布法令创办数学与航海学校,要求教授数学、航海学以及与航海有关的各种科学。学校分为数学班和航海学班,学制四年,所设课程有数学、天文学、地理学、测量学、航海学等。学生毕业后大多送往荷兰、英国等地深造,回国后担任舰队军官。从1701年至1716年,数学与航海学校为俄国海军培养了1200名骨干,还培养了不少造船业的专家和教师。18世纪初彼得一世还允许设立了外医科学校、工程学校、外国语学校、计算学校、矿业学校等,这些学校在科学教育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些学校中,知识的世俗倾向、新的教育形式、与实践的联系扩大了人的视野,增强了人认识周围世界的可能性。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拓展了世俗文化的活动范围。”可见,在近代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欧洲主要国家的学校教育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主要表现为一批新型学校的建立、课程内容的世俗化、科学知识的广泛传播及新式教学方法的运用等。在这场科学革命中形成的新知识、新理念与新方法,不仅给欧洲教育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且也提供了新的机遇。从此以后,欧洲教育逐渐朝着科学与理性所指引的方向迈进。 四、近代自然科学对教育科学化的贡献自然科学的成就对教育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 在欧洲近代自然科学的影响下,自然科学知识获得空前增长,科学研究方法取得突破性进展,科学理性精神得以确立。这些变化对西方教育理论及学校教育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极大地促进了教育内容、教学方法和教育理论的科学化,是推动西方近代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首先,自然科学的发展促进了学科分化,出现了许多新兴的独立学科,如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力学、光学、热学、电学、气象学、地质学、地理学、解剖学、医学、生理学、药学、植物学、动物学、建筑学等,都在16-17世纪得到长足发展,推动了教学内容的科学化。随着近代科学教育的兴起,具有实用价值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逐渐扩大了在课程中的影响,并日益取得主导地位,而不切实际的宗教神学和古典主义受到排斥。经验主义认识论的代表人物如培根、洛克等,明确阐述了与形而上学和神学知识观不同的新知识观———科学知识观。“因此,如果说,在知识观念问题上,16世纪还只是一个对形而上学和神学知识观进行怀疑的世纪的话,那么17世纪则是一个真正解构和建构的世纪。”美国学者布鲁巴克指出:“一些人对通过感觉经验的新方法探究自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例如,英国的哲学家培根和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他们已经看到一个新的课程轮廓,即依据科学而构建的百科全书式课程。”自然科学对教学内容的冲击打破了传统的学制框架,导致了新型学校的产生,如弥尔顿的学园、夸美纽斯的泛智学校、配第的机械中学、各种实科学校等,对后来西方学校教育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新型学校的出现,一方面扩大了教育对象,使中产阶级和平民子弟也有机会接受中等教育;另一方面削弱了宗教教育的统治地位,促进了教育的世俗化,并对长期以来盛行的古典主义提出了挑战。其次,自然科学注重观察、实验、经验、独立思考,否定传统与权威,推动了教学方法的科学化。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自然科学理论中的某些新方法、新工具被引入学校教学活动,以取代往日机械背诵、强迫记忆、盲目服从权威的教育方法,在教学方法上打破了口耳相传的旧传统。“自然科学理论是建立在大量经验和实验观察事实基础上的,它通过对经验和实验结果的归纳和分析,提出一种逻辑构造型的理论体系作为理论框架。”实物教学、直观教学、模型、标本、图表、参观、实验、实习、制作等新的教学方法,使教学活动更加生动活泼和丰富多彩,有助于提高学习兴趣和教学效果,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培根是近代科学教育的先驱。他在大力提倡科学知识的同时,对于如何获得科学知识的新方法进行了探讨。他指出:“科学当中迄今所做到的一些发现是邻于流俗概念,很少钻过表面。为要钻入自然的内部和深处,必须使概念和原理都是通过一条更为确实和更有保障的道路从事物引申而得;必须替智力的动作引进一个更好和更准确的方法。”他认为过去科学和哲学之所以毫无结果,是由于缺乏正确的方法,因此我们必须找到求知的一种新途径,那就是新逻辑、新工具。培根提出了科学归纳法,主张通过观察和实验从许多具体事物中寻找共同规律,认为一切知识都是由归纳而来,可靠的知识必定来源于正确的归纳法。同样,夸美纽斯深信以感觉经验为基础的教学方法最可靠,洛克认为感觉是心灵“白板”获取知识的唯一途径,这些思想都深刻地影响了教学方法的革新。再次,自然科学发现了宇宙内部存在的客观规律和秩序,在其启示下一些教育家努力探索存在于教育工作中的客观规律,使教育教学研究由单纯的经验总结上升为教育理论,使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从而促进了教育理论的科学化。顺应自然既是人文主义学者在教育活动中遵循的原则,也是一种工作方法,同时还是他们进行理论探索的依据。如夸美纽斯提出教育应当摹仿自然,“教导的确切的规则只能从自然借取”。根据这一原则,他论证了学校工作制度、教学组织形式、教学原则、教学方法、学校纪律等。过去人们往往引用圣经或宗教教条论证教育规则,夸美纽斯虽然没有完全摆脱旧传统的窠臼,但他在引用圣经之余力图寻找一个新的理论依据和论证方式。夸美纽斯引证自然的做法表明他探索教育教学规律的可贵尝试,突破了教会宣传“圣经包含一切真理”的禁区,使人们的注意力从天国转向现实生活,有利于教育工作摆脱宗教神学的桎梏。有学者指出:“在教育学史上,是夸美纽斯首次从科学认识的角度强调并试图探讨教育规律。……在教育学史整个发展谱系上,夸美纽斯开创了近代的‘自然主义教育学’理论流派之先河。”可见在教育理论中自然适应性、向自然学习、模仿自然,反映了人们探索教育及教学客观规律的愿望。最后,自然科学使人们重新认识了自己,抛弃了以往有关人性问题的原罪论、宿命论和悲观论。正如罗素指出:“科学引起的另一件事就是关于人类在宇宙间的地位的想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哥白尼学说本来应当有伤人类自尊心,但是实际上却产生相反效果,因为科学的辉煌胜利使人的自尊复活了。”一些人文主义学者和思想家热情歌颂人性,崇尚人性的美好,以全新的观点重新讨论人性问题,改变了对教育目的观的看法,主张教育为现实生活服务、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实用性人才。“新的教育目的观将在科学精神和人文主义精神的结合中得以建构。甚至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人文主义的传统从此慢慢让位于科学知识对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影响,包括对教育目的观的影响。”另外,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以巴黎科学院、英国皇家学会和柏林学院为代表的科学社团也应运而生,既开创了科学专业化和社会组织化发展的先河,也从思想观念和教育实践方面极大地扩展了高等教育的范畴及内涵。⑥同时这些专门的科学社团也是推动科学知识传播的主要机构。 作者:易红郡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自然科学论文:关于学术期刊的自然科学论文 1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必须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 科技期刊担负着缔造中国科技文化的选择、优化、传播与积累的重任。作为出版工作者,期刊编辑肩负着社会责任、政治责任以及文化责任。因此,期刊编辑要具备过硬的政治素质、坚定的理想信念以及明确的政治方向,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价值现、世界观,时刻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编辑的政治素质主要指编辑人员如何紧密结合编辑工作实际,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对于学术期刊,人们一般认为社科类学术期刊比较容易出现政治问题,而对于自科类学术期刊则稍有忽视。文献[5]中舒干列举出了一些自科类编辑人员因对政治问题的忽视而出现的政治错误。笔者也曾在期刊校对过程中遇到作者将台湾、香港的股票数据与欧美国家的数据进行对比,而在文章的图题里面因为疏忽将以上两个地区和其他国家统一写成了多少个国家的对比图,在文章编辑过程中却没有发现。因此,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更应该重视从细节处发现政治问题,这就要求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必须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有良好的政治判断力。 2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必须具备较高的业务素质 学术期刊编辑的编辑业务水平高低直接关系到期刊质量的高低,最终影响到学术期刊的学术效果和社会效果。因此,学术期刊编辑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编辑业务能力。期刊编辑出版的双层学科性质决定了期刊编辑人员既要具备学科专业业务素质,也要具备编辑专业业务素质。关于期刊编辑的业务素质,很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笔者认为,期刊编辑的业务素质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即:狭义上的业务素质和广义上的业务能力。狭义的业务素质如文献[2]中所提出的,包括:①语言文字修养,②论文审读与编辑加工能力,③现代化办公能力;而广义上的业务能力包括选题策划能力、编辑加工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特别是要对市场发展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无论是狭义上或是广义上的理解,总体来说,一个合格的、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应该既具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合理的知识结构,通晓编辑工作的规律;同时,随着社会不断进步,科技日新月异,自然科学学术编辑又必须要有过硬的英语技能,并且还要能够熟练掌握计算机应用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 首先,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要有与自然科学学术期刊发展相匹配的学科专业知识以及合理的知识结构。一般来说,自然科学学术期刊大多分为两类:综合类和基础学科类。综合类学术期刊涉及内容非常广泛,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计算机、电子学、环境科学等各种自然科学学科,如:《中国科学》杂志。基础学科类一般只涉及某一种或者几种相互交叉的自然学科,如:《数学学报》、《物理学报》等。无论是综合类还是基础学科类的学术期刊,都对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要求。现在我国学术期刊的编辑,尤其是自然科学类学术期刊,许多已有硕士甚至博士学位,极大部分都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在我国现代社会中是一支科学文化素养较高的群体,专业知识都基本满足要求。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需要在已有专业知识基础上努力成为自身学科的“专家”,同时,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和学术素养,及时更新各种自然科学专业知识,调整和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成为一名“杂家”,从而更好的完成编辑工作,为读者服务。 其次,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要通晓编辑工作的规律,具有较强的编辑业务能力。一般来说,期刊编辑主要是熟练掌握编辑出版学科知识及详细了解国家关于出版方面的方针、政策。而对于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来说,学术文章中涉及到的数理公式较多,变量符号、图表更是数不胜数。由于人的能力有限,不可能完全掌握所有的自然学科知识,也不可能像电脑硬盘一样存储大容量的数据,因此,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需要更多的将自然科学常识与编辑理论常识以及编辑专业知识结合起来运用,指导日常的编辑活动。 最后,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要有过硬的英语技能,并且能够熟练掌握计算机应用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现代科技迅速发展,无论是稿件由纸质版变为电子版还是接收方式由邮寄变为互联网接收,都显示出期刊编辑工作方式的改变。现在我们面临的是计算机网络,是多媒体世界,是电子出版物,这些都要求期刊编辑能够熟练掌握计算机以及互联网的应用,从而使期刊编辑工作更方便,更大程度上的提高编辑工作的准确性和时效性。对于自然科学学科来说,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国际间的交流变得更容易,因此要求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要有过硬的英语技能,做好国内与国外学者交流的纽带,从而更好的为读者服务。 3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必须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对于期刊编辑来说,不仅要具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娴熟的编辑业务技能,同时也要有道德素养,具有崇高的社会责任感,高度的敬业精神,使自己所编辑的刊物成为对读者、对社会有积极意义的精神食粮。期刊编辑的职业道德是用来维护编辑与作者、编辑与审稿人、编辑与读者、编辑与编辑群体等相互关系和利益的准则。为此,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只有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增强社会责任感,具有高度的敬业精神和强烈的奉献精神,以质量为标准选稿,始终坚持为作者、读者、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为保证期刊质量严格把关,为社会提供更多的精品力作。 4结语 总之,在这个改革与创新的时代,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必须要与时俱进,敢于开拓,勇于实践,不断加强各种理论学习,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增强自己的业务能力,在编辑工作中大力弘扬职业精神,恪守职业道德,促使自己的综合素质得到全面提升,与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的发展相适应。 作者:张晓庆 单位:重庆交通大学应用数学和力学编辑部 自然科学论文:探微自然科学下创造性人格结构模型 1项目分析 项目难度在人格、态度测验中称为“通俗性”,100个词汇的通俗性在0.4到0.8之间,基本符合要求。大部分项目的区分度也比较高,鉴别指数小于0.2的词汇被剔除,总共有28个项目。 2探索性因素分析 经过多次探索性因素分析,删除了载荷小于0.3的项目、删除了在2个或2个因素上存在载荷差异小于0.15的项目,最后形成一个32个词汇项目的结构模型。因素分析的先决条件是各变量之间必须具有相关性。KMO统计里的值为0.886,Bartlett's球形检验的x2值为5801.538,p=0.000,说明32个词汇具有相关性,这544个样本的数据适合进行因素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抽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素一共7个,总共解释了总变异的56.34%。32个项目的共同度都挺高的,达到0.4到0.7,都可以保留。各项目在各因素中的载荷如表1所示。根据问卷各项目的具体内容,要对各因素进行命名。因素1的项目涉及偏激、焦虑、急躁、冲动等,将其命名为“神经质”;因素2的项目涉及锲而不舍、刻苦等,命名为“勤勉坚毅”;因素3的项目涉及和蔼、友善、重感情等,命名为“真诚友善”;因素4的项目涉及低调、谦虚、深沉等,命名为“淡泊沉稳”;因素5的项目涉及激情、幽默、浪漫等,命名为“激情敏感”;因素6的项目涉及精明、逻辑等,命名为“逻辑性”;因素7的项目涉及天真、可爱等,命名为“孩子气”。 3内在一致性信度检验 测验信度是指一个测验对同一批被试多次施测所得结果的一致性程度。信度包括4大类:重测信度、复本信度、内在一致性信度、评分者信度。在对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格特质结构进行信度检验时,仅采用内在一致性信度进行评价。将验证用的数据进行内在一致性信度分析,计算克龙巴赫α系数(Cronbach'salpha)。7个因素的α系数分别为:0.8、0.803、0.799、0.671、0.685、0.715、0.633,基本或良好地达到了心理测量学对内在一致性信度的要求。 4效度检验 (1)验证性因素分析 为了验证探索性因素分析后的“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格特质结构模型”的有效性,将438名验证样本的数据汇集后,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对该模型的拟合度进行检验,使用LISREL8.70程序,依据各个项目得分的协方差矩阵来完成参数估计。根据探索性因素分析确定的32个项目重新调整顺序,设置7个潜变量,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去衡量模型的各项指标,其中最常用的是拟合优度的卡方检验。使用X2和自由度一起来说明模型正确性的概率,当X2/df小于3时,模型拟合较好;在5左右,表示整体模型可以接受。除此之外,GFI、NNFI、CFI、IFI、RMSEA、SRMR等指标也可以用来衡量模型的拟合情况。GFI、NNFI、CFI、IFI等的取值范围在0到1之间,越接近于1,拟合度越好;RMSEA的变化区间也在0到1之间,但越接近于0越好,临界标准一般是0.08。拟合指数表明,X2/df为2.4,CFI、NNFI、GFI都在0.85以上,模型可以接受。RMSEA小于0.06,比较好。说明模型的总体拟合度比较好。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格特质结构模型7个维度:“神经质”(6个项目)、“勤勉坚毅”(5个项目)、“真诚友善”(6个项目)、“淡泊沉稳”(4个项目)、“激情敏感”(4个项目)“、逻辑性”(4个项目)“、孩子气”(3个项目)。 (2)效标效度 将本结构7个维度与威廉斯创造性倾向测量表的冒险性、好奇性、想象力、挑战性等4个分测验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勤勉坚毅、真诚友善、激情敏感、孩子气与威廉斯创造性倾向测量表达到相关系数为0.4的中等相关。而神经质、淡泊沉稳、逻辑性则与威廉斯创造性倾向测量表的相关相对较低,大约从0到0.3之间。这可能与威廉斯创造性倾向测量表更倾向于测量个体的创造愿望有关。 5讨论 5.1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格的结构构成和具体特征 创造性人格的研究100年来也没有形成一个被全世界广泛认可的结构模型,特别是在特定领域中的创造性人格的结构模型研究中。本研究认为自然科学领域的创造性人格结构应有其特殊性。因此,对某一特定领域进行创造性人格的结构模型研究是可行的。采用创造性人格特质形容词表对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才进行词汇评定研究,得出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格的结构由7个因素构成,它们是:神经质、勤勉坚毅、真诚友善、淡泊沉稳、激情敏感、逻辑性、孩子气。因素一被命名为“神经质”。它描述的是一个人遇到困难时精神上出现的不安状态。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在偏激、焦虑、自负、急躁、冲动等方面,平均分在2.21到2.48之间,并没有出现高分的情况。因素二被命名为“勤勉坚毅”。它描述的是一个人对待事物的认真和坚持态度。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在敬业、坚韧、刻苦等方面,平均分在3.78到4.14之间,得分非常高。表明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勤奋努力、对所追求的事业坚持不懈、脚踏实地。因素三被命名为“真诚友善”。它描述的是一个人的内在品质、人际关系上的特点。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在友善、和蔼、重感情等方面,平均分在3.58到4.02之间,得分比较高。表明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真诚、友善、比较重感情。因素四被命名为“淡泊沉稳”。它描述的是一个人的处世态度和情绪稳定性上的特点。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在低调、儒雅、谦虚、深沉等方面,平均分在3.26到3.75之间,得分中等偏高。表明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比较低调、淡泊名利、坦然、谦虚、深沉的特点。因素五被命名为“激情敏感”。它描述的是一个人对待事物反应强度和深度上的特点。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在激情、浪漫、幽默、想象等方面,平均分在2.93到3.44之间,得分中等偏高。表明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比较有激情、比较富于想象、稍浪漫、具有一定的幽默的特点。因素六被命名为“逻辑性”。它描述的是一个人的认知风格和是否具有才干和逻辑性的特点。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在精明、逻辑、成熟、镇定等方面,平均分在3.62到3.94之间,得分比较高。表明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思维深刻、考虑周到、逻辑性强、遇事镇定的特点。因素七被命名为“孩子气”。它描述的是一个人纯真、童贞方面的特点。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在天真、可爱、顽皮等方面,平均分在2.33到2.85之间,得分处于中等。表明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在孩子气方面的特点并不明显。 5.2关于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格形容词表的形成 采用词汇法对人格维度进行探讨已经广泛应用于人格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临床心理学等各个领域,其作用也日益被研究者们所关注。陈利君曾利用Gough形容词检查表对自然科学领域的高创造性者进行过研究,认为创造性人格由公正性、宜人性、开放性、内倾—外倾性、神经质5个因素构成[11]。但是我们试图通过词汇法对中国本土高创造性人群的人格进行探讨,建立适合中国文化环境的创造性人格理论。研究搜集了中国有高创造性的人物传记中的描述稳定人格特点的词汇,还搜集了高创造人群的日常生活中的稳定人格特点的词汇,对这些词汇进行分析整理,应能较全面地反映中国人的创造性人格特点。 5.3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格的结构模型的心理测量学验证 运用自编《创造性人格特质形容词表》,对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人员进行了5级评定调查,得出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格特质结构模型7个维度:“神经质”(6个项目)、“勤勉坚毅”(5个项目)、“真诚友善”(6个项目)、“淡泊名利”(4个项目)、“激情敏感”(4个项目)、“逻辑性”(4个项目)、“孩子气”(3个项目)。经探索性因素分析,KMO、Bartlett's球形检验、各词汇项目的共同度、各项目在各因素中的载荷等指标都符合因素分析的要求。验证性因素分析中,各拟合指数都达到优良水平。测验项目具有良好的区分度,整个模型结构的内在一致性克龙巴赫α系数、效标关联效度等指标也基本或良好地达到心理测量学要求。本结构模型可以继续为以后研究所用。 作者:彭运石 莫文 彭磊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广西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自然科学论文:浅谈自然科学实验教学创新 一、生物类通识课程实验探索 (一)实验内容的选择设计 1.呈现基础性和趣味性 非生物类专业的学生虽然缺乏基本的生物学实验操作技能,但对生物学实验却充满着好奇与渴望。据王国强等(2005)调查显示,非生物类专业本科生对生物实验课很有兴趣和有兴趣的高达96.30%②。由于学生的基础不同,兴趣各异,全面开展基础生物学实验技术方法的学习和训练,其工作量会非常繁重。因此,根据非生物专业不同学科的需要和学生不同的基础,同时设置不同层次的生物学基础实验项目,着重扩大共享面,有利于教学活动的开展。就大多数非生物专业学生而言,既体现基础性又有趣味性的生物实验,通过认真观察、探求尝试、独立思考,同样会对生物学基本内容产生较深刻的感性认识,使之提高对生物学的兴趣,达到促进培养学生科学世界观和严谨的科学研究态度的目的。据此,设计大量基础趣味性实验,能在侧重提高身心素质的实践教育中实现严谨笃实与轻松快乐的平衡,能够让学生在愉悦的情感体验中享受学习生物学的乐趣,唤起学生的求知欲望。 2.突出交叉性和探究性 理工科学生具备一定的实验技能,在基础性生物类课程学习后,应进一步鼓励他们运用所学去参与探索生物学奥妙,大胆尝试更加专业的生物学实践性活动,引导学生在解决生物学问题后进行主动学习。设计的基本和综合性实验,能给予学生一些潜在的才智得到发现和发挥的机会,让学生在由浅入深、由简单到综合的实验过程中,逐步培养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未来的学习和研究打下一些基础。教育也要为发展学生的个性服务③,对于少数特殊需求的学生尤其与生物学相关专业的学生,经过一些必要的基本技能训练实验后,教师逐步引导学生参与特殊类拓展型实验,设计条件允许的创新性实验,鼓励其与生物专业学生课外研学,共同开展跨专业领域的研究,从而扩展实验的创新空间。 3.实验模块的应用 通识课程面对的学生是多样的,不同模块可对应不同类型、不同需求的学生(图2)。模块1的设置主要针对艺体生、文科生,实验项目无需太多的实验技能就能完成,如生物鉴赏、植物水插生根、玫瑰精油的提取等;模块2主要针对理科生、工科生,项目设置以预备性实验为主,包括对基本仪器的使用、基本方法的掌握以及数据处理能力的训练,目的是为后续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模块3、4设计体现生物学特色,难度适中,具可操作性,如体表微生物的检测、DNA提取、动物养殖等,对学生进行实验技术方法的训练,从而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创新能力和科学思维能力。实验模块既可单独进行,也可穿插合并,基本能实现学生专业分流和对口所需,并进行开放式实验教学,学生完成规定的实验下限数项目,可预约多选多做。 (二)更新教学模式 理论课和实验课教学合理衔接、互相促进,可以充分发挥生物科学作为一门实验性科学的创新优势。但选修生物类通识课程的人数众多,要照顾到全体学生,就要在学习内容、学习时间、学习方式上为学生提供自助餐式选择性学习的空间。实践中,实施以培促教,培训专业学生尤其是师范专业学生成为实验教学助教,与指导教师共同成立“三三制项目组”,每两名本专业学生负责三个层次各一项实验,指导教师1/3时间用于指导预实验、1/3时间用于管理和协调、1/3时间用于实验过程和结果评价。专业学生参与指导非专业学生的选择性实验,从实验教学方面可以丰富课堂教学的形式,降低教师的工作强度,大大提高学生动手的“面”。通过“生生合作”的实验教学模式,搭建专业与非专业学生互动学习平台,以满足学生多样化、多类型、多层次的适应性要求,真正营造出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研究性学习的良好环境(图3) 改革评价方式,科学考核学生的学习效果,摒弃终结式考核。教师从设计思想、参与程度、实验组织与操作、实验报告书写等多方面对学生的能力进行综合考评,最终把学生从应试教育引向素质教育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二、课程改革效果与思考 (一)理论与实践并重,形成了理论与实践、课内与课外一体化的培养体系 实施开放性实验,打破了理论教学一统天下的不利局面。通过生物学实验,学生加深了对生物学知识的理解,在宽松真实的实验环境中,获得了科学的思想和方法,对学生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起到了重要作用。实践性教学有效地延伸和补充了课堂教学,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取得了比单纯课堂教学更好的效果,也提供了开展课外科技活动的平台,有利于学生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的养成和提高。学生实验兴趣浓厚,积极主动,参与探索性和求新性的实验实践后,个性品质也得到了充分发展,形成了自主学习的良好氛围,在本校举办的课外素质拓展活动之生物学知识竞赛中,参赛学生人数逐年递增就是很好的例证。 (二)实现了实验教学资源共享,协调了横向课程与实验重复之间的矛盾 生物类通识课程的教学内容广泛,各课程条块分割,但实验实践环节都有交叉和重复。统一开设非专业开放性实验,打破独立的课程界限,弥补了没有统一教材的缺陷,也转变了实验室专为某一课程或项目服务的观念,避免重复购置,减少了资源和空间的浪费。实验项目共享,受益面广,学生各学所需,既可根据所学课程针对性选择实验项目,也可以不拘泥于课程而尝试有自我兴趣的实验。教师也能根据教学需要,择机选择一些实验项目引入课堂,因材施教。同时,把热点问题或科研成果引入到实验教学中,根据个人所长进行实验指导。通过理论与实验教学的兼融,组成了具有交流意识和科研意识的教师团队。 (三)专业学生的再实践,提升了学生的非专业能力 专业学生参与实验项目的开发和指导,改变了他们的被动学习状态,增强了其动手能力和主动适应社会的能力。教学中主体地位的实现开启了学生限制性思维向开放性思维的转变之门,对学生的适应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实践能力等非专业素质的提高起到了导向作用。在课余丰富的实践活动中,将学生从考试型引向研究型学习,增强了对理论与实践知识内在联系的认识,也培养了其团结协作的精神,建构了师生间互为主体的和谐关系。 三、结语 通识课程是大学本科阶段的基础课程,无论是发展学生的智力还是对其以后的专业教育都将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大学的课程应该具有无限的开放度④,具有较宽知识面的人才便于向更高层次发展。开放性的实验活动,是整合知识学习与技能培训的有效途径,确实能增强通识课程的影响力,提升课程的品质。如何改进实验教学运行机制、优化实验项目、提高管理策略并逐步创造一个更加优质的创新环境,需在今后教学实践中不断改革和探索。 作者:温涛 颜鈺梅 单位:宜宾学院生命科学与食品工程学院 宜宾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自然科学论文:文科生自然科学类书籍阅读现状探微 1文科生阅读自然科学类书籍是当代社会和时代的要求 21世纪是一个变化神速的时代,技术、经济和政治、文化领域的巨大变革为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可能和机遇,也带来了众多的未知风险和潜在隐患。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在加强,国际政治多元化的格局仍然存在。和平与发展虽为世界各族人民的良好愿望,但整个地球并不平静。军备竞赛、核武器的研制、空间技术竞争、贸易摩擦等等每天都在上演。虽然人类的异化得到许多人的认同,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已成不争的事实存在着。人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科技成果,而且一些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要依赖新的技术去解决,而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只达到3.27%,是日本,加拿大和欧盟等世界主要发达国家20年前的水平。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和时代背景下,作为未来主人和生力军的大学生们,就决不能再作“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文弱书生了。就必须打破文理分科隘口,广读各科书籍,做到真正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晓达中外各国风情民俗、地理状况,了解人类技术成就和文明成果。只有这样,才能在当代国际风云的变幻莫测中确立正确的世界观,坚持正确的民族立场,掌握先进的技术手段,培养正确的生活观念,树立正确的环境能源意识,领悟世界先进的物质精神文明成果,更好地做好社会和时代的主人。 2文科生阅读自然科学类书籍是当前大学生自身就业与工作的需要 市场经济条件下,就业的不确定性和职业的不稳定性,使所学专业与所选择工作要求相脱节的情况大量存在,无形中加大了就业风险。而文科专业中的历史学、哲学、法学和管理学是初次就业对口位率最低的学科,供需失衡也造成法学学生成为就业率最低的专业。要应对这样的局面,就必须尽量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自主学习自然科学类相关知识,以便扩大择业范围,更好地在职业竞争中把握机会,获取成功。当前文科生毕业后在工作中突显的一些问题也让更多的人呼吁打破专业局限,以便培养全面优秀的专业人才。中国新闻网2009年3月13日引《检查日报》中《代表委员称文理分科不改革无法造就法学大家》一文中,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主任曹义孙对记者的谈话充分表达了对当前法学生在文理分科背景下表现出的“先天不足”的感慨。侯欣一强调:“法学人才除了法律专业素养以外,还应具备两种素养,一种是人文素养,一种就是科学素养”。“一个法律问题背后肯定有非常复杂的社会因素,没有对社会的解读,只会生搬硬套,怎么会成为优秀的法律人才”,“只有人文素养,没有科学素养,也不行。比如知识产权这门课,文科背景下的学生就无法深入进去,一遇到技术层面的问题,就卡壳了,而有些教师自己也是不通的。”[3]而在现实生活中,法学专业人员在解决房地产、知识产权等涉及多项技术指标的法律纠纷时表现出来的失误和纰漏更是让众多的社会人士闻之寒心。而一些具备自然科学相关知识的人员则在法学领域做出了惊人业绩。如被喻为“神探”、“中国的福尔摩斯”的世界著名的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早年取得的是警察和刑事科学学位,之后又获得的是纽约大学生物化学及分子化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许多侦查结果的取得,都依赖其掌握的化学和生物学知识。而这是大多法学人员不具备的。这些都说明,在当前社会条件下,文科生特别是文科专业中实践性最强的法学专业学生,掌握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 3促进文科生自然科学类书籍阅读的引导策略 3.1积极聘请自然科学领域专家学者开展讲座,营造多学科交叉综合的学术交流氛围 文科生缺乏理科自然科学知识,理科生缺乏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素养,是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理科生人文素养的缺乏问题已有多人撰文讨论并引起社会关注而加以改善,许多理科院校都不断聘请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到校交流讲学,以便向师生渗透人文社科知识,加强其文化素养。而对文科生自然科学类知识的欠缺问题加以撰文讨论的则几乎为零。文科院校开展学术讲座或交流会议也多以与专业设置和学科属性相同或相近为主,很少聘请本专业或学科以外的专家学者进行交流讲学。如2009年是西北政法大学开展学术讲座和交流比较多的一年,粗略统计全年共开展讲座和学术报告108场。除5场题目未报外,其中政治法学类76场,占总数的70.4%,哲学、文化、社会学共11场,占总数的10.2%,经济、管理6场,占5.6%,英语3场,占2.7%,教育及就业专题5场,占4.6%,其它两场,一场为《图示的态度和方法》,一场为国家授时中心的董军主讲的《现代时间斗量于北京时间》,显出明显的自然科学技术特点,但占总量不到3%。由此可见文科院校学术交流活动中的倾向性和局限性,而当前学术和社会问题呈现出多学科交叉发展、综合治理的趋势,作为学术文化重阵的大学,就应积极感知和响应社会发展趋势,努力挣脱自身专业和领域局限,关注其它专业和自然科学发展动态,积极与自然科学领域单位和个人进行交流和合作,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创造访学讲学契机,从而打破专业学术局限,开阔师生思维视野,为增强理科素养、完善知识结构创造良好的学术交流和文化渗透氛围。 3.2针对图书介绍薄弱环节,加大自然科学类书籍介绍力度 现代开放宽松的图书阅览环境下,对图书的介绍推广亦是形式多样,不一而足。有大型书店的热销书或新书推介、网上图书资源的重点书目介绍、电视或广播节目中对名小说或书籍的导读。而大学生进入校门后,有教育部高教司指定的大学生必读书目100种,各专业老师也会开列本专业所须阅读的书目,梁启超、胡适等人也曾开列过青年必读书目。但仔细考察各家所列书目,大都倾向于人文社科领域,涉及自然科学类的书籍极少。这样使得整个社会阅读超于功利性、消遣性和单一性,不利于在全民范围内形成讲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科普环境,不利于全民科技意识的树立和提高。介于此,各图书文化事业机构和单位团体,特别是肩负着培养国家人文社科领域人才的文科院校,就要针对这一薄弱环节,改变跟风趋势作风,积极引进自然科学类书籍和文献载体,利用音响、视频、报刊、网页等多种方式向读者灌输科学精神、科学理念、科技生态知识和意识,介绍优秀的自然科学读物和文献资源,调动其阅读兴趣和积极性。 3.3突破专业局限,开展自然科学类知识竞赛和社会实践活动 中小学自然科学知识竞赛比较普遍,而文科大学生自然科学知识竞赛并不多见。2008年江苏省举行了首届文科大学生自然科学知识竞赛,是这方面的创举[4]。此举是在认识到“大学生科学素质的高低,对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和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因长期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学生的科学素质结构存在明显缺陷”,响应国务院《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为激发大学生学习自然科学的热情,提高文科大学生的自然科学素质而实行的。其主要知识点和要求为:①重点了解物质、能量、信息和宇宙、地球、生命方面的基本知识,掌握运用这些知识的主要方法。②一般了解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球科学、生物学等基础学科的内涵、外延、作用和发展概况;了解科学技术的性质、功能、历史和发展趋势,及其对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活的影响,掌握尊重科学方面的基本要求,了解学科体系的结构和布局,相互间的分工、联结、交叉与融合,以及由此形成的功效,了解资源和能源的开发与利用,环境保护,以及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基本知识[5]。可以说较为全面地涵盖了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点和理论体系。这种通过知识竞赛激发学生学习自然科学兴趣的方式,变被动为主动,不但能起到较好的刺激作用,而且能起到良好的引导和知识普及作用,值得文科院校借鉴推广。此外还可通过定期参加自然科学实验室活动、野外考察、参观科技馆、制作手工机械等方式,调动其学习阅读自然科学类书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科技意识,提高科学素养,完善知识结构,促进大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作者:万彩红 单位:西北政法大学图书馆 自然科学论文:略谈自然科学论文政治质量意识 一、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出现的政治类差错的表现形式 (一)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的主题与观点方面存在的问题 虽然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不涉及政治性言论,但它仍有政治原则与方向问题。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的政治原则与方向首先体现在文稿在主题与观点中是否与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保持一致。例如,有一篇名为《中医退出正当时》的文稿,作者以大量事实论证我们应放弃对中医的投入,把有限的资源用在西医发展上会有更大效益。审稿人认为作者提出的观点大胆、独到、新颖,可以作为一家之言刊载。而编委会认为,文稿观点与国家大力发展中医的观点相悖,不予刊用。而与此同时,有刊物刊出了类似观点的文稿,虽在学界引起了反响,但给举步维艰的中医发展在舆论上又人为制造了不该有的麻烦。一篇名为《公立医院应走市场化道路》的文稿,作者从经济学角度阐述公立医院走市场化道路解决发展问题的观点,观点有理有据。审稿人认为,该观点对我们许多陷入发展困境的公立医院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可以刊载。而编委会认为,文稿观点与国家医疗制度具有社会福利性质,公立医院必须承担社会义务的原则相悖,不予刊用。审稿人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与缺乏政治意识有关。学术类科技期刊的政治原则与方向表现在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出版方针。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就要求学术类科技期刊保证所载内容必须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二)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内容方面存在的问题 (1)为提高影响力,置泄密于不顾 许多刊物为提高刊物影响力,喜欢刊载一些有“爆炸点”的文稿,而许多作者为提高自身学术地位,也希望刊载文稿能引起学界广泛影响。为此,都在围绕“爆炸点”做文章。“爆炸点”不好找时,自然想通过捷径来制造“爆炸点”。最捷径的办法就是大尺度地暴露研究方法与过程,以此来赢得别人的兴趣与关注。在医学期刊中,我们常常会发现,许多期刊把一些非常有情报价值的种族基因信息刊登出来,为敌对国家制造基因生物武器提供了资料,这种教训是惨痛的。有资料显示,国外情报机构获取我国情报的主要渠道是公开出版物。因此,期刊编辑必须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在审阅一些高科技项目时,一定要慎之又慎,把好保密关。 (2)就学术而学术,置潜在不良影响于不顾 许多编辑在审稿时就学术而学术,置潜在不良影响于不顾。比方说,有一篇名为《XX族艾滋病感染调查及分析》的文稿首次披露了一个封闭地区、学者们认为不存在艾滋病流行条件的地区发生了流行情况,这是一个颠覆以往普遍认识的一个新的学术观点。审稿人认为,该文稿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应该予以刊载。但编委会在慎重思考后予以撤稿,认为这种情况发生在民族地区,如果被人利用,很可能将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演化成政治问题。有一篇名为《某地鼠疫流调报告》的文稿将一个地区发生鼠疫的情况进行了报道。审稿人认为,该文稿意在总结某地鼠疫的发生规律,对鼠疫防治有极大的指导意义。而编委会认为,文稿不宜公开发表,其如若散布到社会上,极易引起社会恐慌。一篇名为《XX族X基因突变检测分析》的文稿将某一个民族的某个基因情况进行了报道。审稿人认为,该文稿发现了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一个基因特征,对人种研究提供了证据。而编委会认为,文稿貌似一篇纯学术论文,但文中涉及到的观点有种族歧视问题,文稿不宜发表。 (3)重视文稿总体思想,置细枝末节于不顾 编辑工作是一项繁重的脑力加体力加眼力的工作,很少有不超负荷工作的编辑。故而许多编辑把全部精力放在了文稿的主题思想上,而忽视了对细枝末节的审查。殊不知,一个小小的不注意便会引发大的政治波动。有一篇名为《我国人口肿瘤分布地区特征》的文稿宣称统计范围为“全国”,但我们细看并无台湾资料,对此我们的编辑及时在文中加注“除台湾地区”字样。这种情况很多,易给人以口实。有一篇名为《海西州藏族蒙古族自治州地方病调查》,我们对文稿的敏感问题进行了审读没有发现问题,而在付印时,一位蒙古族激光照排人员提出“抗议”,原来作者把“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写成了“藏族蒙古族”自治州,我们在审读时没想到会发生此类问题。此外我们在常见问题上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常常对国界也十分注意,而对省界、区界关注不够,引来意想不到的纷争。 (4)重视文稿主体审读,置参考文献于不顾 随着文稿规范性的增强,参考文献成为学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参考文献的审读,我们许多编辑认为不会有什么问题,于是或仅对关键文献加以审核,或只是对文献引用格式予以规范。在对一篇国外来稿审核文献时,我们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作者提供的是一个文献来源网址,但无意点开这个网址,发现它是一个别有用心的链接。对文献链接我们要有十二分的注意,对指向一些特定域名的网址进行不厌其烦的检查,防止将读者引向境外别有用心的站点,例如对含.tw的站点,应着重检查,其常常隐含有分裂祖国的内容。 二、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政治质量的把控 (一)编辑主体的审美原则是学术期刊把控政治质量的关键 编辑主体的审美原则是保持刊物政治质量和学术质量的关键。任何学术期刊,包括自然科学类期刊,总是由一定的阶级所掌握,总要表现其所属阶级的立场、观点、利益和愿望,为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服务。因此办好学报的最根本的原则,即是必须牢牢把握政治性原则,必须讲政治。因此,编辑主体在对稿件进行编辑加工时,首先要看文稿的政治质量,如果一篇文稿仅从学理上有严密性,但政治倾向是消极的,甚至是反动的,那么,再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文章也是不可取的。所以编辑主体在审稿、编辑加工过程中必须以敏锐的政治眼光审视文稿,否则就失去了作为编辑主体自身应尽的职责。[1] (二)切实做好审读的制度设计是学术期刊把控政治质量的方法 审读制度是我们的防火墙。学术期刊编辑要树立审读意识,审读一直贯穿于期刊的整个编辑、出版工作的始终。每个出问题的编辑部都有审读制度,本文强调的是“切实建立”。作为一项制度设计,我们要把审读制度设计成一项不可逾越的程序性制度,而不仅仅是一项可有可无、可松可紧的附加性制度。 (1)构建学术期刊外部审读机制对于提高学术期刊的质量十分必要。 (2)重视审读者的第三方性。往往请单位内部的专家来做审读工作,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许多问题他们看不到或不愿说。而从单位外聘请相当比例的审读员,则可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3)不放松知名专家稿件的审读。应加强对约稿的审读,对审读出的问题不迁就,不通融。 (4)审读决不可抽样,必须全刊审读。综上所述,自然科学类期刊编辑要从思想上树立起对自然科学类文稿的政治审查意识,不因其为自然科学类稿件而忽视政治质量审查,要辨别、厘清一字不着但潜含于文稿内容之内的不良政治问题,按照“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发表分内外”的原则,切实确保自然科学类期刊的整体办刊质量,严格做好自然科学类期刊政治质量的把控。 作者:陈芃 单位:青海大学 学报编辑部 自然科学论文:浅议学前教育专业自然科学课程 1充实学前教育专业自然科学课程的必要性 1.1幼儿教师科学素养水平对幼儿培养至关重要 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3.27%,相当于日本(1991年为3%)、加拿大(1989年为4%)和欧盟(1992年为5%)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这一数据在2001年1.44%,2003年的数据是1.98%,2005年是1.60%,2007年是2.25%,[2]以上数据反映出我国公民整体科学素养水平不高且提升缓慢,而幼儿科学教育则是公民科学素养的早期形成的重要保障,对幼儿培养起到关键作用的幼儿教师科学素养的水平将会直接制约国民整体科学素养水平的提高。笔者也在学前教育专业任教,在2012年冬季国家英语四、六级考试的时侯(12月22日),有学生(理科生)因害怕世界末日来临,而选择放弃考试。这虽然只是个案,但我们未来的幼儿教师的科学素养水平,从这一愚昧行为中可见一斑。 1.2适当增加自然科学课程的重要性 在指导幼儿科学活动中,幼儿教师承担着激发幼儿对自然、对科学、对周围世界的兴趣,启迪幼儿心智的任务,对于孩子生活中一些有趣的、有益的生物、物理、化学现象都要能深入浅出地作出适当的、科学的解释。因此,学前教育专业课程的设置要适当增加自然科学方面浅显的与今后幼儿教育工作相关的知识,将自然科学作为基础学科正常开设,这对于拓宽师范生的知识面,开拓视野,提升学生的文化素质,培养高师学前教育专业的师范性有极大的帮助。 2如何设置学前教育专业自然科学课程 2.1现行课程设置不利于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 五年制大专和中专的通识课程中包含了自然科学(物理、化学、生物)课程,而三年制大专的课程除了表1所列举的相关课程以外,并无其他自然科学相关课程。那么三年制大专是否可以增设与五年制大专和中专类似的自然科学课程呢?三年制大专的同学在初中和高中阶段,已经比较完整的学习了自然科学的课程,那么知识的简单重复学习,便没有了意义,这也是为什么在课程里面几乎没有了自然科学。让笔者深有感触的是,各校学前专业现行的教育大纲几乎都可以概括成教心学(教育学、心理学)加技能(美术、音乐、舞蹈等)的模式。比如在教师的教育专业性方面,当前各校学前大专课程主要以教育学、心理学、学科教学法为主,而没有将未来幼儿教师的培养纳入到一个系统化的课程设置体制当中。[3]这样的后果导致学前专业毕业生自然科学知识参差不齐,良莠不一,他们不知道什么该学,什么不该学,学过以后也不知道在实际的工作中怎样传递给幼儿。 2.2三年制大专需要怎样的自然科学课程 《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指出幼儿教师应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根据现存的实际情况和对未来幼儿教师的要求,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学前专业大专课程必须进行改革。以幼儿园教学的实际需要设置一门以物理、化学、生物等知识为主的综合课程,该课程总体教育实践为60~80个学时为宜。第二,对实际的教学过程进行改进。山东女子学院董旭花教授主编的《幼儿园科学园(室):科学探索活动指导117例》中活动54—简易直流电动机模型。[4]该活动目的在于帮助幼儿初显的认识电和磁的相关现象,让他们感到好奇,激发了他们对科学、对自然的热情,同时,也锻炼了幼儿的动手能力。虽然大专生在中学阶段已经学习过此活动中涉及到的物理学知识,但很多的同学没有完全的掌握相关的知识,更谈不上在幼儿教学中运用。在自然科学实际的教学中就可以以通以上类似的活动示例为背景,让未来的幼儿教师自己动手完成活动示例中要求的各项内容,然后对活动示例中所涉及到的相关自然科学知识进行总结和归纳,从而对相关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和巩固,笔者把这种对师范生的教学过程叫做“从运用到知识”法。第三,现有的自然科学教材不适合当前的教学,应根据实际为该门课程编写专门的教材。该教材的编写应遵循逆推或归纳过程,从幼儿教学的实际出发,归纳出需要学前专业学生掌握的知识和技能。教材的编写可以按照“从运用到知识”法,重点以剖析幼儿科学教学中实际教学活动为主,帮助学生总结和巩固相关的自然科学知识。 3结语 近几年,全社会都在持续的关注学前教育的发展,国家也陆续出台了幼儿教师培养的相关政策和指导意见。学前教育专业自然科学课程的规范有效开设对幼儿教师科学素养以及对幼儿科学教育水平的提高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希望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学前教育专业研究者和专家共同努力,让我们从幼儿教师培养开始,逐步提升我国公民科学素养水平。 作者:周春 单位: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自然科学论文: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报道内容综述 1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的报道内容 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的报道内容,因各个学报的办刊历史和学校特点呈现出比较鲜明的个性。科技期刊在选稿方面要提高话题意识、注重选题创新,注重期刊载文的科学性、新颖性和先进性[7]。高校学报报道内容的选择主要体现在其报道的学科上,也反映在其作者群上。另外,科普等相关功能的探索也在业界有讨论,有的利用封二、封三报道科研快讯,有的开辟了研究简报的栏目。总体来看,报道内容体现各高校的特色,没有统一的要求,也没用相应的国家或行业标准,专门的研究尚不多见。笔者对于部分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目次中的栏目设置情况进行了整理和分析。 1.1核心类高校学报报道内容 这里指的核心类高校学报主要包括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和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栏目设置选择部分核心类高校学报近3年的情况(见表1)。通过分析,发现这类刊物报道内容特点如下: (1)与本校学科结合紧密。有的是独具特色的交叉领域,如电子科技大学的复杂性科学;有的是所在学校的优势专业,如武汉大学的化学、生物,武汉科技大学的冶金科学与工程,福建农林大学的作物科学;师范类的报道内容则紧密结合了所开办的专业,全面而细化。 (2)反映了地域科技资源。如华中师范大学的城市圈研究,宁波大学的海洋水产与生物技术。 (3)在拓宽报道内容上有新的尝试。由于这些高校学报办刊的优势,在吸引优质稿源上有条件,也逐步在尝试宽口径的栏目设置,如沈阳师范大学的主编约稿、武汉大学的综述,河北师范大学则设置了专题研究和学科综述两大栏目。 1.2综合类高校学报报道内容 综合类高校指的是世纪之交高校合并后出现的学科相对齐全的一般院校,具体栏目设置情况见表2。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这类刊物报道内容特点如下: (1)栏目设置比较全面,优势学科体现不足。部分高校学报没有栏目设置,究其原因,有的是栏目正在形成中,有的是办刊实践中发现栏目设置与报道内容有冲突,干脆取消栏目。 (2)开始注意与学科、地域结合来设置栏目。如江汉大学的光电化学材料与器件研究栏目,依托于部属重点实验室举办特色栏目;武汉纺织大学的纺织科学;东北大学的信息与控制、材料与冶金栏目;武汉工业学院(武汉轻工大学)的食品科学与工程,等等。在地域科技资源上,贵阳学院开设了区域经济研究;四川理工学院开设了工程质量、安全与防灾减灾。 (3)办刊实践中的新尝试。综合类高校学报难以借助刊物影响吸引优质稿源,在拓宽报道内容上也没有太多的内动力,但也进行了不少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青海大学的研究报告与学术论文。这里一个重要的尝试是浙江海洋学院和青海大学推出的研究简报。一般高校学报在高端的努力是必要的和艰难的,但在快速报道方面是有优势的和有需求的,研究简报的推出,很好的挖掘了自身的办刊优势,值得推广。 1.3农林师范类高校学报报道内容 选取农林师范类高校单独分析,是因为这类高校围绕优势学科办学,专业特征明显,对它们的分析也有解剖麻雀的意义(见表3)。通过分析,发现这类刊物报道内容特点如下: (1)与学科、地域的结合十分明显,所报道的内容能够全面反映办学资源。关于这一共性特点这里不再展开。 (2)在学科的纵深方面有探索,从理论和应用上都有拓展,很好地体现了栏目设置的延展性。如杭州师范大学的有机硅专栏;新疆师范大学的竞技与健身研究。 (3)在报道的时效性上也有初步尝试。如内蒙古农业大学的简报栏目。 1.4学报自然科学版报道内容的主要趋势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当前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报道内容的主要发展趋势。 (1)立足优势学科开门办刊。学报是“职员、学生共同研究学术、披露心得之机关”(见《北京大学月刊》创刊号《编辑略例》)。与本校优势学科的结合是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办刊的立足点。 (2)着力报道地域科技资源。不同地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有不同特点,学报应抓住这些优势科技资源,在与地域科技资源结合上不断着力。 (3)创新办刊思路注重延展性。高端的主编约稿、院士特稿,大综合的专题研究,注重时效的研究简报都是栏目设置的新趋势。实际上,学报报道内容和栏目设置的领域相当宽广,是和经济社会发展、学科的动态、学校的建设紧密相连的。按照中国图书分类办法,与自然科学相关的类别就有10大类,其中T类就有TB一般工业技术,TD矿业工程,TE石油、天然气工业,TF冶金工业,TG金属学与金属工艺,TH机械、仪表工业,TJ武器工业,TK能源与动力工程,TL原子能技术,TM电工技术,TN无线电电子学、电信技术,TP自动化技术、计算机技术,TQ化学工业,TS轻工业、手工业,TU建筑科学,TV水利工程,等等细类。在国外,科技期刊的科普功能得到重视和应用。学术期刊论文中阐述的新方法、新实验和新观念,也会作用于人的思维,具有科普功能。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学术期刊中完全可以融入科普内容,成为重要的科普载体[8]。科普报道以科技在线、编辑精选、网络观察、读者来信、学科视点等栏目出现在诸如Nature、Science等刊物上。然而,我们的高校学报编辑部多以“不能改变读者对象、降低学术水平为代价来招揽读者”的理由,没有在这方面进行尝试。总的来说,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在报道内容上既要细化栏目、精耕细作,又要提高固定栏目的比例、强化优势特色栏目。 2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特色栏目建设 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是典型的小众传媒、综合性学术期刊,文章数量少却专业种类众多,难以体现学科特色,是这类期刊的致命弱点。 2.1学报界和研究者多数主张策划特色栏目 多数研究者和学报界同仁认为高校学报影响力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涵盖的学科和专业太多,信息集中度太差,最终造成了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排序的下降。一段时间以来,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压缩报道内容,甚至举办专业期刊成为时尚。其中不乏成功的例子,如《中国地质大学学报》变更为《地球科学》,成为地球科学类的综合性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大幅度上升;《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刊载论文内容集中,脱离了一般学报大综合的特性,成为全国众多高校学报中的佼佼者。为此,自科学报界多主张向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习,举办特色栏目。他们认为突出特色,以特制胜是普通大学学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途径[9]。《江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开辟了“光电化学材料与器件”专栏,《海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开辟了“热带药用植物化学”特色栏目,《湖北民族学院学报》有“民族医药”栏目。综合性大学按照重点学科凝练特色栏目,民族师范类院校按照地域和传统优势学科打造特色栏目,专业明显的农林类学校更不用枚举了。这些特色栏目立足本校的重点学科,主动围绕栏目组稿约稿,成为倍受业界注意的重要阵地。 2.2不少办刊人和管理者主张坚持办刊规律不强求特色 也有学者质疑了大学学报的“特色论”[10]。他们的理论依据是学报是学术期刊,不能同文学期刊等消费类期刊等同,不可盲目学习其特色建设的规律。他们列举了中科院系统的学术期刊、国外的期刊办刊实践,特别强调:科学无特色,创新和反映创新的科学研究是学术期刊的第一要务。其精神实质在于质量[11]。当然,这些质疑论者也没有否定编辑的策划努力,他们承认学术期刊有学术引导的使命,提倡以问题为中心。 2.3对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特色栏目建设的建议 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的建设自有其规律可寻,在坚守职责的基础上,不断扩大报道内容是总的趋势,这一趋势必然同经济社会发展、学科动态和学校建设紧密相连。开办特色栏目不是学报的唯一目的,在学科相互渗透、交叉融合和不断分化组合的总态势下,相对集中地形成自己办刊的特色才是自然科学版的社会职责。这方面要有所创新,不能有固步自封的心态,不能回到过去那种“你拨经费我办刊,不愁期刊没人看”的旧思路上。对于特色栏目建设,不搞不必要的争论,而要在建设中不断打造队伍,凝练特色。这也许是面向未来的办刊之道。 作者:叶冰 曾婷 单位:江汉大学 期刊社 自然科学论文:中医理论与自然科学研讨 1科学理论的特点 自然科学理论,其所有的边缘概念都是来自于人体外部感觉器官的信号,比如西医,其观察人体情况,都是用眼睛、耳朵。所以自然科学理论的基本概念都是来自于人体外部感觉器官的信号,这是导致笔者能够理解、认同自然科学理论最重要的原因。总的来看,自然科学理论是人的大脑对来自于手、眼睛等人体外部感觉器官的信号的总结、概括、抽象而形成的理论。 2中医理论 中医理论是人的大脑对来自于身体内部感官信号的总结、概括、抽象而形成的理论。 与物理理论相比,中医理论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但是构成中医理论的基础概念如:金、木、水、火、土,阴、阳、邪气、邪风、卫气……是不被人们所认同和接受的。因为现代的科学家包括普通人,总是试图用所谓科学的方法来解释中医理论,他们总是问“什么是气,什么是金、木、水、火、土”,看不到气,也检测不到。所以这导致了中医理论不被认同。但是这就如同要求人们用眼睛看到香味、臭味,用手摸到红色、绿色,这是不可能的,中医理论的基础概念是人脑对来自于身体内部感觉神经的信号。 为了证明中医理论是人的大脑对人身体内部感官信号的抽象、总结,有一个很重要的证据———中药的药性。在中医理论中,中药的药性是通过品尝,甚至将药草吃进肚子,从而感受药草的药性。这证明了中医理论是人的大脑对人身体内部感觉神经信号的总结。 所以,自然科学理论是人的大脑对人身体外部感官信号的抽象、总结;中医理论是人的大脑对人身体内部感官信号的总结、抽象。 3展望 本研究所提出的观点首先证明了中医理论的科学性,其次为中医的研究方向指明了道路。 中医理论中五行理论为认知科学提供了一个关于“情感”的物理模型,这个“情感物理模型”对于认知科学有很大的作用,对于构建人脑中知识库模型有很大作用,笔者希望通过进一步对五行理论的研究了解情感与大脑的联系,从而为人脑“知识库”的研究提供益处,为我国自动化程度进行质的飞跃提供理论基础。 作者:孟晓宇 单位: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自然科学论文:柏拉图哲学对自然科学的实用性 数学天文学家柏拉图 柏拉图将“理念”应用到天文学,“理念”在希腊天文学中的本意是形式,毕达哥拉斯借用“理念”来指称理想的几何图形,以区别于纸面上画出的几何图形.苏格拉底将这一思想推广到伦理范畴,柏拉图将这一思想推及到整个宇宙18Pg.柏拉图的宇宙论由形式、个体和造物主构成.柏拉图继承和发扬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是世界本原的观点.他用理想的、数学的天文学来代替观察天文学,是一项激进的观念变革.柏拉图第一次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盘旋在天文学家脑海中的行星运动问题给出了明确的目标:如何组合各种均匀的圆周运动,使其结果对应于所观测到的行星运动l8]2,围绕着柏拉图提出的问题,经过了500多年,从欧多克索(Eudoxus)到托勒密(Rolemy),希腊天文学家利用数学原则与圆周运动来说明天体运动的各种不规则的现象.柏拉图提出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的学说,由人类组成的微观世界与宇宙的宏观世界相回应,他的思想影响到了中世纪欧洲的思想.柏拉图企图使天文学成为数学的一个分支,他的宇宙观基本上是一种数学的宇宙观.他用数学表达描述了神圣的天体运动,他设想宇宙开端有直角三角形,他坚信地球是固定在宇宙的中心,同太阳、月亮和行星一起与不同的速度围绕地球旋转.柏拉图认为只有一个宇宙,他认为不同的天体都是由四种元素的微粒组成的.火微粒是正四面体,气微粒是正八面体,水微粒是正二十面体,土微粒是立方体.第五种正多面体是由正五边形形成的十二面体,这是组成天上物质的第五种元素,叫做以太•柏拉图的正多面体,多元素体现了把自然数学化的一大步.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继承和发展了柏拉图的这一思想,哥白尼和伽利略也遵行了柏拉图的数学天文学思想而取得成功的典范,伽利略在《试金者》中曾这样描述过:宇宙这本书是上帝“用数学语言写成的,其文字是三角、圆和其他几何图形”四巴柏拉图受到了毕达哥拉斯派关于数的神秘主义的影响,他把这个理论运用到天文学中.在《蒂迈欧》中,柏拉图强调“一个”世界的完美性.他用“一”这个数字的概念说明了世界太完美了,并和德漠克利特的机械论展开论战,推动了天文学向前发展.柏拉图的天文学体系不涉及可见天体的可感知的运动,而是与想象中的天空中数学点的完美运动有关,这些完美的数学点描绘出圆周运动,通过匀速圆周运动的组合来解释天体运动的不规则性这一思想为数学天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欧多克斯(Eudoxs)在柏拉图原则的指导下提出了天文学的天体的同心圆理论.托勒密乃至哥白尼一直延续这一思想研究完美的同心圆运动轨道. 柏拉图:理念论与数理思想相结合的古代典型柏拉图 在科学研究过程中,他将在认识论体系上的理念论与在本体论体系上的数理思想相结合,逐步建立和形成了自己的科学方法论理论体系.柏拉图对真理的认识是和他的理念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他特有的唯心主义,后世称之为“唯实论”.“唯实论”对科学史的影响,超过了他的任何其他理论.科学史学家丹皮尔认为柏拉图的唯实论是一种现代形式观念的“实在论”,比一种粗糙的唯名论更接近真理7竺柏拉图的唯实论与基督教神学相结合,在方法论上表现为注重推纳演绎法,重视数的观念.柏拉图将几何学作为演绎推理的一个很好的实例,柏拉图曾经明确地把上帝看成一位几何家.他以几何学为蓝本,认为数理学家要利用各种几何图形进行思考,但是这种图形不是现实中的图形,而是理念中的图形,经过假设和逻辑推演,最终形成人们对现实世界认识的各种的理念.E•迈尔(Mayr)将这种思维称之为“类型逻辑思维”〔10183.这种思维模式认为自然界中应该重视研究典型现象,柏拉图本人建构的宇宙模型正是用了这种方法,欧几里得乃至整个自然科学所采用的方法都是如此111].波普尔认为,柏拉图是提出几何世界图景的第一人,是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等近代科学奠基者的思想噶矢112].研究科学史的历史学家林德伯格(Lindberg)这样描述柏拉图在科学上的影响:柏拉图的观点具有明显的现代口吻—理想化是大多数现代科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我们在建构模型和定律时,为了把握本质就需要忽略偶然因素的作用110183.而物理学也是遵行了这一方法论而取得了巨大成功,例如:古希腊的阿基米德在解决杠杆原理时,继承了柏拉图的理想化思想,忽略了杠杠本身的重量、支点的摩擦以及空气阻力的因素,同时把物体作为质点,把杠杆的位置定位为一个理胜化的数学点来处理.同样,伽利略的对接斜面理想实验就是试图在排除所有阻力和干扰的理想状况下描述物体的运动,解决了物体的运动问题,这是柏拉图的“类型逻辑思维”延伸的一个经典实例.后来的牛顿在伽利略理想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牛顿第一定律,即赓胜定律,惯性定律是不能直接用实验去严格的验证,它也是理想化逻辑推理的产物.柏拉图的自然哲学思想记录在他的众多著作中,其中最著名的是《蒂迈欧篇》.科学史学家WC丹皮尔曾这样评论《蒂迈欧篇》:这部书差不多成了中古时期的知识的唯一来源,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遗忘的几百年中,它给中世纪带来了一种自然哲学,当时的异想天开的见解有许多就是从那里来的Iv]51.柏拉图还通过举办学院的形式传播他的科学思想,他注重实证研究,培养了欧多克索斯、亚里士多德等大批杰出人才. 作者:张瑶 吴文良 徐楠 单位:昭通学院物理系
社会科学论文: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整体化趋势:成就、问题与启示 【内容提要】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在经历了长期的专业化分化和初步的交叉、融合之后,已大踏步地向杂交、综合和整体化的方向发展。传统的学科界限已经模糊;交叉、横断、边缘性的学科分支、研究领域和理论流派大量出现;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知识的产生途径以及理论的应用方式得到了更新。简言之,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和整体化已成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基本的趋势。在人类即将迈向新世纪的时候,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趋势的表现、成就和问题作简要的回顾、检讨与展望,对于我们跟踪国外社会科学的新发展及新成就,加强跨学科研究,更新我国21世纪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方法,推动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体制的改革,促进我国社会科学事业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近现代社会科学的形成与分化 科学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整体化(古代)到专业化(近现代)再回到整体化(当代)的发展过程。近代各门实验科学在分化出来以前,是以自然哲学这一整体化的形式存在于哲学的母体之中的;而近现代各门经验社会科学在分化出来以前,则以道德哲学或人文知识的方式存在于哲学的母体之中。可以说,在文艺复兴以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其研究与教学事业是整体化的。 自文艺复兴开始,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各门实验自然科学纷纷从自然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领域。从16世纪开始,人文社会研究也试图以某种方式获得经验确证,从而发展出系统的世俗知识,即开始了社会研究的科学化的努力。但是,近代的经典科学观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笛卡儿的二元论,即物质与意识、人与自然、物理世界与社会及精神世界的分离。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这两种文化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分界。这一点我们可以从1663年托马斯·胡克为英国皇家学会草拟的章程宗旨中得到清楚的证明。胡克写道:皇家学会要“通过实验手段增进关于自然万物的知识,完善一切手工工艺、制造方法和机械技术,改进各种机器和发明”,学会“无涉于神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语法学、修辞学或逻辑学。” 到了上一个世纪之交(18世纪末—19世纪初),各门实验自然科学以及数学已经成熟,并且占据了人类知识领域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自然科学家并不把人文社会知识当作科学,而社会科学家则以自然科学为榜样,为社会知识的科学化(科学的客观性、可证实性、定量化、形式化和精确化等)而努力。 进入19世纪,随着西方工业化、城市化、大学改革和经验研究的成长,社会科学知识的产生逐步变成一种相对自主的、由自己特殊的程序或方法所指导的活动,并逐步建立在系统的经验数据的基础上。在19世纪,社会科学作为了解和控制日益复杂的社会的手段成长起来,先是以统计学和人口统计学的形式,后以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形式确立起来。这一时期社会科学新的且最重要的东西,是理解社会及其问题的程序或方法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即想象的、神秘的、天启的东西让位给科学。这反映了经验的、定量的以及形式化科学方法的成长。这种方法论上的变化,并不仅仅是经验科学发展对经验主义认识论原则的承诺,以及社会研究模仿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研究方式的结果,而且也是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必然结果。因为社会科学的最终目标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劳动分工的细化带来了更复杂的社会问题及管理问题,国家或政府需要更多、更精确可靠的知识和信息来制定与执行政策、管理社会。因此,新方法的应用不只是为了获得关于社会的客观知识或科学真理,更重要的是统治者要利用这种知识来控制和管理社会。此外,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美大学的复兴与改造也是近现代社会科学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经过改造的大学成为知识创造的主要场所,神学院或被取消,或缩小为一个系;医学院和法学院仍有其重要地位,但局限于特定的专业或职业训练;哲学学院以及分离出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各系科成了知识产生的主要场所。 19世纪50年代到本世纪20年代(有的学者界定为1850—1914年间),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先后形成了现代社会科学独立的研究框架,并加以制度化,尤其是在大学扎了根。这种进程主要发生在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美国,因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社会科学的大部分经典也就是在这些国家出现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在16世纪后半期到19世纪上半期,人文社会研究没有涉及现代社会科学的主题。相反 ,有不少现代社会科的核心问题,如国家与法、政治制度、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国际关系、权力问题等已得到了相当充分的研究,人们不仅能在早些时候的马基雅维利、布丹、格老秀斯、配第、重农主义者和启蒙学者的著作中,而且能在19世纪上半期的托克维尔、赫尔德、基佐、费希特、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的著作中看到大量的社会科学主题的论述,只不过这些论述很少是在我们今天所说的特定的学科框架中来进行的。 还是让我们简要地叙述一下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是如何形成的吧。据说史学是一门在西方最早制度化的社会科学(在我国,人们更多地把史学当作人文科学看待,在西方也有不少学者反对把史学列入社会科学领域之中)。实际上,史学是人类知识最古老的分支之一,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各文明发祥地,遗留下大量的历史典籍,它们所记载的多是民族或国家的过去、尤其是帝王将相的生平活动。19世纪后半期所形成的新史学之所以被看作社会科学,就在于它遵循经验科学的传统或要求,提出用历史的事实来说明理论,或者说从历史事件或现象中概括、归纳出说明历史过程及其内在联系的理论,并用这些事件或事实来检验这种理论。新史学要求经验理论说明各种历史现象的相互关系以及历史过程的规律性,反对旧史学的那种讲述故事的研究方式。 经济学是另一个出现较早的社会科学学科。尽管“经济学”这一名称是19世纪才出现的,但是,经济研究及经济理论在近代成就卓著。在16—18世纪已经出现了政治经济学、统计学、财政学和国家学这样一些学科名称;重农主义、重商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都是现代经济学诞生之前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应该说,这一时期出现的经济研究与政治研究是密不可分的,“政治经济学”、“国家学”、“财政学”这些名称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现代经济学的出现,使政治经济学这种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逐步消失。因为经济学家强调经济行为反映的是个体行为,而不是各种制度,进而又假定了自由放任或自由主义原则;经济学的普遍化假定使经济研究直接面向现实,因而经济史研究被挤到了角落的位置(后面我们将看到,在当代社会科学的整体化发展趋势中,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的研究复活了)。 社会学的兴起几乎与经济学同步。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拉尔夫·H ·特讷在《寻求认同的美国社会学》(载于《当代美国社会科学》)一文中认为,社会学之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想法出现于动荡的19世纪中叶的欧洲。当时,传统的社会在一片革命、反革命和国际战争嘈杂纷乱中瓦解;作为对现实的反应,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提出社会学应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人类社会的相互关系,并提出采用现有科学的实证方法;而另一些学者(包括赫伯特·斯宾塞、乔格·齐美尔、埃米尔·杜克海姆、卡尔·马克思和卡尔·曼海姆等)则奠定了现代社会学的基础。他们与孔德一样,力图将不带偏见的学术性理想,与解决时代主要社会问题的原则这一目的相结合。(注:参看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不过孔德所提倡的社会学与今天的社会学不同,它是一门实证的、综合的、统一的社会科学,是各学科的皇后(社会学在19世纪后半期发展起来之后,如何看待它的研究对象及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关系,一直是有争论的问题;到了当代,主流观点主张它落脚于市民社会或狭义社会问题,即与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相对的社会问题的研究) 政治学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正式学科,比经济学和社会学要晚一些(据说迟缓出现的一个原因是法学院不愿放弃对国家及政治领域的垄断)。它的兴起也许可以将哥伦比亚大学设立政治学院(1880年)作为标志。在此之前,政治学的研究已具备了坚实的基础。近代民族国家的生成是政治研究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美国政治学家、行政学家D·沃尔多在《政治学的发展》一文中曾这样来描述近代政治研究的进展:近代政治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范畴,即建立国家体系;改变与改善国家体系;寻求毁灭或超越国家体系。第一个范畴以马基雅弗利、布丹、霍布斯为代表;第二个范畴以洛克、边沁、密尔为代表;第三个范畴以马克思、巴枯宁及克鲁泡特金为代表。此外,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等人也有重要的影响。(注:参看Fred I.Greenstein,Nelson W.Polsby主编:《政治学:范围与理论》,台湾幼狮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5-20页。)这一时期政治研究的中心主题是国家、主权、权力、法律及历史。在二战后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兴起以前,政治学的研究重心是政治哲学尤其是国家理论,它直接继承了古希腊至近、现代欧洲的政治研究遗产。政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出现,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学的成长,另一方面却加速了政治经济学的衰落。因为在人们看来,国家(政治)和市场(经济)是按照不同的逻辑运转的,必须对两者加以分别的研究(“国家学”在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是一个兴旺发达的学科,它往往被人们当作现代政治学前身或近现代政治学的德国版本。实际上它并不是“纯”政治学研究,而是包含了当代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理学和经济史等方面的研究,相当于当时英法流行的“政治经济学”)。 人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独立学科,其形成有独特性。按照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的说法,现代世界体系的建立涉及欧洲人与世界其他民族的相遇以及对这些民族的征服。在欧洲人眼里,有两类截然不同的民族和社会结构。落后民族生活在相对较小的群体中,没有文字与大范围的文教,技术、军事、经济落后,用来描述这些民族的一般术语是“部落”(tribcs)、“种群”等等。对这些民族的研究构成一个新学科领域,即人类学。它主要从探险、旅游和殖民地机构官员的活动开始,随后在大学里作为一个学科而被制度化,不过它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分支是隔绝的。尽管人类学家也研究人类的普遍自然史,但其更多地研究特定的民族,成为人种学家(西方各国人类学研究的重心与其所征服的国家或地区密切相关,英国人类学的重点是东非和南非;法国的重点是西非,美国的重点是美洲印第安人和关岛)。在西方尤其英美的大学中,人类学早已成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领域。与研究落后民族的人类学相对,在近现代西方,曾流行一门对其他高级文明国尤其是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界的研究学科,即东方学。在近代,这些地区衰落,相继成为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东方研究原本发端于教会,最初是作为福音传道的辅助手段而获得存在,后来逐步世俗化,并在大学中制度化而成为一个社会研究领域。 此外,还有几个在现代没有被当作社会科学主要学科的领域:(1)法学。法律现象显然是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法学无疑应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分支。然而在现代,法学没有被人们当作社会科学学科看待,原因在于:一方面,在近现代社会科学形成与分化以前,大学早就设有法学院,且势力强大,其任务是培养职业法官或律师;另一方面,法律条文太规范化了,缺乏经验研究的根基,其规则也不是科学的规则,背 景过于个别或特殊化,因而受到注重经验研究、探求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家们的怀疑。(2)地理学。19世纪末期, 地理学首先在德国的大学中得到重建,获得新生。它实际上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领域:人文地理属于社会科学;自然地理属于自然科学。(3 )心理学。它本来是哲学尤其是认识论的组成部分,较早从哲学母体中分离出来,并在近现代以新学科的形式出现。它主要被人们当作自然科学及医学的一个分支(实验心理学尤其如此);只有社会心理学才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在社会研究中幸存下来。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已形成独立研究框架或范式的社会科学各主要学科继续发展。社会科学家们继续对这些学科领域进行界定,为本学科“划界”,确定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及范围,说明它与相邻学科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差别)。同时,社会科学学科的制度化建设进一步得到加强。所谓的学科制度化建设,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学术团体、专业杂志、书籍出版、基金资助渠道、教育培训、职业化以及图书馆新收藏目录的确定等方面的建设,其中尤以大学的教学发展(专业、系、所、学院的设置)为要。19世纪后半期所开始的社会科学学科的制度化历程大概是:首先是各主要的社会科学学科在大学里站稳脚跟——先设立讲座或教席职位,进而成立系、所或学院,开设系列专业课程,授予专业学位,学生获得职业资格;伴随着教学制度化的是学科研究的制度化——成立地区性或全国性的学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专题研讨会,出版发行专业期刊与书籍,获得各种基金来源的资助,图书馆对本学科领域论著收藏的制度化等。 总之,从1850—1945年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社会科学的各个研究领域逐渐从道德哲学以及人文社会知识的总体中分离出来,有的学科成熟了,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有的边缘化了(如史学、地理学和心理学);有的则衰落了(如国家学、东方学等)。这近百年的社会科学建立学科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不断减少学科数量、以便能划分成若干学科门类以及彼此严格“划界”的过程,最后只剩下今天我们所熟知、并在世界被广泛承认的若干学科门类——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也许还有史学和法学以及社会心理学)等。于是,人类的科学知识形成了这样一个三分格局;在一端是数学和各门实验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另一端则是人文科学尤其是哲学、文学、艺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是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社会科学之所以获得这种中介地位,是因为它们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的特征:第一,它们的目标是获得制约人类行为或某一社会生活领域的一般法则或规律性;第二,力图把握各种必须当作个案来加以研究的现象(而非个别事实);第三,强调必须将人类社会的现实分割成若干不同的部分来分别加以研究;第四,主张采取科学方法及程序,为科学的客观性和严格性而努力;第五,偏爱通过系统的研究方法获得证据,以控制条件下的观察,而不以普通的文献资料为主。 二、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 如果说,二战以前社会科学的形成与分化的一般趋势是各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逐渐形成自身的学术框架,并严格与其他学科划界且学科数量不断减少的话,那么,二战后则是相反的趋势占上风,即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学科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的出现和不断加强。 按照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中的说法,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科学的学科系统的分化形成了三条明确的分界线:(1 )对现代文明世界的研究(史学和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与对非现代世界的研究(人类学、东方学)之间的分界线;(2)在对现代世界的研究方面,过去(史学)与现在(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这三门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学科)之间存在着一条分界线;(3 )在探求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内部,对市场的研究(经济学)、对国家的研究(政治学)与对市民社会的研究(社会学)之间的分界线。二战后,由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社会经济(生产力)的发展、人口增长、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化、大学的扩展以及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大量增加等因素的推动,这三条分界线面临严峻的挑战。 尽管战后社会科学的学科分化仍在继续,但新学科、新知识系统分支以及新思潮,更多地是以学科的交叉融合的方式出现的,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不断加强。尤其是60、70年代,跨学科交叉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各种跨学科研究机构纷纷成立,跨学科的研究文献大大增加,并涌现大量的交叉、横断和边缘性学科。在这个时期,美国的各大学纷纷成立跨学科研究中心,兴起跨学科研究,各种不同的组织机构尤其是各种基金会也都热心支持跨学科研究。因此,60、70年代被人们称为“跨学科研究的时代”。进入80年代,跨学科交叉研究蓬勃发展,社会科学以及科学技术的杂交整体化趋势更加强劲,传统的各社会科学学科的边界日益模糊,难以清晰界定。80年代以后,跨学科交叉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 跨学科研究体制的国际化:1980年“跨学科研究国际协会”成立,到1986年已召开了四次国际大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6年召开了首次跨学科会议,主题是“科学与知识的边界”,1991年12月在巴黎召开第二次会议,主题是:“科学的传统——面向21世纪的跨学科展望”(会后发表了《巴黎宣言》)。 顺便说,我国在80年代初兴起了一个“交叉科学热”。1985年5月,在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三强和钱伟长的倡议下,召开了全国的交叉科学讨论会。钱三强在会上提出了“迎接交叉科学的新时代”的激动人心的口号,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本世纪末到下个世纪初将是一个交叉科学的时代”(注:钱三强:《迎接交叉科学的时代》,载《光明日报》1985年5月17日。);钱学森也认为,“交叉科学是一个非常有前途、非常广阔而又重要的科学领域,开始时可能不被人所理解,或者有人不赞成,但终究会兴旺起来”(注:钱学森:《交叉科学:理论与研究展望》,载《光明日报》1985年5月17日。)。 所谓的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或多学科研究、超学科研究),按照G·伯杰在《跨学科:大学的教学和科研问题》中的说法, 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学科之间的紧密或明显的相互作用,包括从简单的交换学术思想,直到全面交流全部学术观点、方法、程序、认识、术语以及各种资料。也有人认为,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是对于典型学科之间的问题的研究。这种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的研究方式,导致了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融合和重组,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综合性知识分支,推动了当代社会科学的杂交、整体化趋势的形成与发展。 二战后,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尤其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越来越多地采用了科学方法尤其是定量分析方法及数学模型,结果它们研究问题的途径、方法论以及问题切入点的各自的独特性被削弱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的局限性日益暴露而引起各学科学者的批判。尽管从组织方式上看,这些社会科学主要学科之间仍然存在很大差别,但研究的主题与方法日益重合。“这些学科多方面的重合产生出双重的后果:一方面,无论是依据研究的对象还是依据处理数据的方法,要想为这几门学科找到明确的分界线都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可接受的研究对象有了范围上的扩大,每一门学科也变得越来越不纯粹了。这样便导致了对这些学科的统一性和学术前提的合法性的不容忽视的内在质疑,而在以前,每一学科正是借此而为自身的独立存在权利进行辩护的。”(注: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0页。)战后特别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后,出现了一大批跨学科交叉研 究的综合性新学科领域,其中涉及面较广、较成熟、且有相当影响力的新学科,有未来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管理科学、区域研究、文化研究、现代化与发展研究等领域。兹举几例: (1)未来研究。这是一个在60年代末、70 年代初开始兴起的一个典型的跨学科、综合性领域,以对事物的未来进行研究和预测为主题,开展研究未来的各种活动,有自己的跨学科体系和分支,涉及经济、社会、科技、军事和全球问题等领域,特别是在粮食和人口、资源及能源、城市和交通运输、自动化、信息化、空间开发、教育、环境、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全球问题的研究等方面,成就卓著。未来研究通常包括未来学、预测学和分布在各个领域的跨学科分支(如社会预测学、经济预测学、军事未来学、人口预测学)所组成的学科领域。跨学科性是未来研究的最根本的特征,甚至可以说,没有跨学科性,便没有现代的未来研究。这种跨学科的特征,在研究内容、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上都得到充分的体现:它涉及的课题及研究内容大多是总体的、复杂的、多系统的问题;它的研究以问题为核心,需要依靠跨学科、多学科的专家智慧来解决;从研究方法及分析技术体系看,它基本上采用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注:参看金吾伦主编:《跨学科研究引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308页。) (2 )政策科学(政策分析或政策研究)(注:关于政策科学领域的详细情况,可以参看陈振明:《政策科学的研究纲领》(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是政策科学还是政策分析》(载《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4期)、《美国政策科学的形成、 发展及最新趋势》(载《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11期)等论文,以及作者主编的《政策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这是二战后开始出现,60年代末、70年代初异军突起的又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新研究领域。它的诞生,是由社会科学家与科技专家联合、致力于解决人类面临的日益复杂问题的需要所推动。政策科学不是现有的某一社会科学学科的更新,而是一个全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具有综合、交叉的特点。它的产生和发展需要以大量的知识和分析为基础,几乎迄今为止人类所创造的科学知识和方法都可以运用于政策研究之中。政策科学正是在吸收其他学科尤其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统计学、运筹学、系统分析以及哲学和数学等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戴维·伊斯顿在载于《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的《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一文中这样描述政策分析或政策科学发展:“在研究解决〔环境污染、种族的和社会的和性别的平等、战争〕这些紧迫的社会问题的过程中,这个时期〔即60年代末、70年代初〕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结合,对知识的应用投入了巨大的力量。我们在迅速和广泛发展的所谓政策分析运动中,亲眼看到这一点。不夸张地说,数百个学会建立起来了,不仅是为了理解政策的形成和贯彻方式,而且为了系统阐述帮助解决目前所有紧迫的社会问题的政策选择……。这样,政策研究重新唤醒了早些时候各门社会科学一体化的希望,至少在知识的应用上如此。”(注: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3)区域研究(或地区研究)。 这也是一个跨学科或多学科的研究领域,二战前已经出现,二战后迅速发展,起先出现在美国,随后扩展到西欧各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区域研究的对象、范围是“区域”——即被假定在文化、历史和语言等方面具有某种一致性的地区;研究者来自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以及人文科学的各学科,也有少量自然科学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某个地区的历史与现状、政治、经济、文化及科技等方面。区域研究是美国大学的科研及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所有研究性的大学都设有各种区域研究所(中心),主要涉及的“地区”有:东亚(中国或日本)、东南亚、南亚、欧洲(或西欧)、苏联(俄罗斯)、东欧、中欧、拉美、中东、非洲等。区域研究所(或中心)的人员大多来自于其他学科,也有少量的专职研究人员及职员。这个领域之所以首先在西方尤其在美国兴起,有其政治原因及动机。随着战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发挥领导作用的加强,需要了解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及历史,需要对某一地区有“专门知识”的专家,为政府制定及执行相关政策(尤其是外交和国防方面的政策)服务。区域研究的目的正是要培养这一类专家。 那么,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实现的?或者说,其杂交化及整体化的方式是什么?应该说,途径或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研究方法的移植、模仿和渗透;研究主题或对象领域的交叉、重合或融合;概念、假定和理论的相互借用等方式。 首先,方法论的成熟程度及独特性是一个学科“范式”或“研究纲领”中最基本的构成因素之一。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和整体化趋势,首先是通过方法论上的移植、模仿和渗透来实现的。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这几个以探求普遍规律为目标的社会科学主要学科,从一开始就以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为榜样,继承经验自然科学的传统,追求知识的客观性、可证实性以及解释和预言。在其形成和发展历程中,各个社会科学学科普遍地应用自然科学及数学的方法,如观察、实验、归纳、类比、概括、模型化等;随着战后科技革命的展开以及科学方法论的进展,各门社会科学学科纷纷借助于系统分析、控制论、运筹学、数理统计、计算机模拟、博弈论等当代科学方法论及分析技术。而且,各门社会科学在模仿、移植或利用自然科学和数学的一般方法论及分析技术的过程中,也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一旦一种新方法被某门社会科学所应用并取得成功,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就会跟上仿效。根据美国学者P·戴辛在《社会科学的发现模式》(1971 )一书中的说法,社会科学的方法可以归纳为四类,即实验法、调查法、参与观察法和形式化方法。实验法最早被心理学家所采用,后广泛应用于社会心理学,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后来也普遍采用这种方法;调查法是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尤其是市场研究)共同使用的方法;形式化方法最初产生于经济学,后来被广泛地运用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经济学在这方面对许多社会科学产生了示范效应);参与观察最初来自于人类学,目前在社会学、政治学、组织理论等领域中有大量的运用。自然科学和数学方法的应用以及各社会学学科方法的相互借鉴,一方面使社会科学学科的科学化、形式化的程度日益增强,另一方面使它们各自方法论和切入问题角度的独特性削弱,学科的差距缩小,逐步靠拢或趋同。 其次,研究主题、对象范围的交叉、重合或融合。社会科学的基本功能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者日益关注当代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的解决,逐步由以学科为方向,转移到以问题为方向的研究途径或知识产生方法。这在客观上推动了各学科的研究主题或对象范围的交叉、重合或融合。早在50年代,社会学就将“政治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列为它的两个重要的、常规的分支领域;政治学家日益将它的研究范围扩展到国家、政府、政党这些正式的政治体制之外,把原来属于社会学研究主题的非正式组织或体制及过程,如利益团体(压力集团)、社区、抗议运动等纳入自己的视野,并日益关注经济过程及其与政治过程的相互作用。当代经济学家也同样关注经济与政治的整合研究,这导致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衰落了的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复兴,即所谓“新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及其在经济理论研究中地位的日渐显赫。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经济学途径”)来研究传统的政治学主题(国家、政府、阶级、利益团体及权力关系等),在当代是一种时髦的做法,在这方面,当代西方经济学思潮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及新制度学派是典型。此外,当代经济学家也十分注重经济史的研究,日益介入传统史学的领域,现在,经济史研究已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这种研究主题、对象范围的交叉、重合或 融合,进一步使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越来越不纯粹,学科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对历史的关注并不是那群被称为历史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对社会学方法的运用也不是那群被称为社会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同样,经济学问题也不只是经济学家才有权研究。事实上,经济问题对一切社会科学分析都是极其重要的。我们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说,专业历史学家对历史解释、社会学家对社会问题、经济学家对经济波动就一定比其他社会科学家知道得多。”(注: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6页。) 第三,概念、理论的相互借用。这是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杂交化、整体化的又一途径或方式。概念的提出、应用和传播是一个学科概念发展的三个基本阶段,概念在各学科的交叉、杂交中起着中介或桥梁的联系作用。列宁说过,概念或范畴是人类认识之网的“网结”。每个学科的新概念都有可能对其他学科的发展产生影响,因为人们可以借助这些新概念来观察世界,进一步加深或拓展对因果关系的认识。曾有学者作过统计研究,认为在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中,政治学引进、借鉴其他学科概念的数量最多,从其他学科那里借用的概念分别是:社会学概念22种;人类学和经济学的概念各12种,心理学和法学概念各9种,新闻学概念5种,生物学、数学、社会心理学、统计学和神学概念各2-3种;“纯”政治学概念只有9种。有一种说法,认为30年代政治学开始借用一部分法学理论;50年代吸收社会学、史学理论以及少量哲学理论;70年代引进领域扩展到心理学及数学理论;80年代以后日益转向经济学理论。D·E·梅亨利在《比较政治学研究生核心课程的调查总结及分析》(1988)一文中对美国32所大学所设立的比较政治学专业研究生课程进行了归纳和分析,整理出一份核心课程表,共21门课,其中有15门课属于交叉研究或杂交领域,包括发展研究(发展经济学)、政治文化(政治人类学)、精英理论(政治社会学)、依附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团体理论(社会学分支)、功能主义(比较人类学)、系统论(生物学)、阶级理论(社会分层)等。而按照拉尔夫·H ·特讷在《寻求认同的美国社会学》一文中的说法,社会学在其发展历程中(尤其是50年代以前),与人类学关系密切,社会学家往往吸收人类学的经验,借用人类学的概念,早期社会学家从人类学那里借用了“文化”概念,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从人类学的结构功能主义借用“结构-功能”概念;随着70、80年代对功能主义的反叛及一股上升的社会结构解释文化的趋势的出现,社会学日益转向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从这些学科中借用概念、理论及模式。对社会结构兴趣的加深,使社会学家的注意力重新引向长期被忽视的政治学的“权力”与“冲突”概念,这两个概念成为60年代及随后突起的政治社会学的中心议题。与此同时,社会学家频繁地转向经济学,以寻找组织和个人决策模式,70、80年代,这种模式在社会学中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扩散,以至于“合理性”、“自利”一类的概念在社会学中也流行开来。(注:参看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8页。) 理论的相互借用,也促使了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交叉、融合。根据M·因特里加托在《行为科学间的相互依赖》中对社会科学理论相互借用方面的分析,经济学把竞争理论、结构模式、效益理论和决策理论分别输出给政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分别把政治学的组织理论、权力理论以及权力均衡论引入各自的学科之中;社会学的科层制理论、社会体系论和混沌学说,分别被经济学、政治学和心理学所吸收。每一学科为解决本学科的问题及促进本学科的发展而引进、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 三、评价与启示 综上所述,从二战结束到今天,在经历了半个世纪孕育之后,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的趋势已清晰可辨。正如华勒斯坦等人所说:“多学科的发展趋势业已十分明朗,不管人们对此怎样评价,它对学科的组织形式所产生的后果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在1850年至1945年期间,用以给社会科学知识活动归类的名称一直都在不断地减少,最后只剩下寥寥几个公认的学科名称。然而,1945年以后却出现了一个反向的曲线运动,新名称层出不穷,并且都获得了适当的制度化基础:大学里新的研究规划甚至新建的系,新的学术团体,新创办的期刊,以及图书馆制定的新的分类目录。”(注: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1页。) 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中的这种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基本趋势出现,其积极作用就在于:第一,它融合了不同学科的“范式”(尤其是研究方法及程序、研究主题、基本假定、概念、理论等),加强了各学科之间的交流,打破了以往专业化垄断现象,拓展了研究范围及研究主题,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或转换了研究视角,形成大量交叉性、综合性、横断性和边缘性的新学科,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科学的知识内容。 第二,它用“以问题为中心”的新知识产生途径(方式),取代旧的“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方式)。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所采用的基本上是一种“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它们彼此划界,严格限定研究的范围,在本身的学术框架内活动,并产生关于界定为本学科问题研究的知识。当代社会科学创造了“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它从各学科不同的侧面或视角展开对同一问题的研究,从而促进了社会科学不同领域学者的交流与合作,大大拓展或加深了对相关问题的了解。 第三,与这种“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密切联系,当代社会科学知识的实践性、应用性或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大大增强。尽管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也宣称要解决社会问题,但是,它们所追求的是可以证实的经验理论,基本上属于学术研究,而不以帮助政府提出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的政策方案为己任。当代社会科学仍然遵循科学的传统,为社会知识的客观性而努力,但它更关注当代人类以及各国或地区所面临的复杂社会问题的解决,为社会知识的日益增加的应用性而奋斗,它把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视为天职。 第四,推动了大学以及思想库的社会科学的教学、研究与应用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学科的制度化或社会建制,本身就是当代社会科学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整体化趋势的一个重要内容,随着各种交叉、综合性新学科的出现,西方各主要大学及时调整社会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体制,创建从事这些新学科领域的教学与研究的系、所、学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各种跨学科研究中心或研究所的创立、以及注重知识应用的思想库的兴起,对于打破传统的社会科学各系、所、学院的僵化体制以及彼此之间的封闭、分割状态,形成灵活的体制,对于加强各学科知识和人员的交流,增加社会科学知识对解决社会问题的应用,增强其生机活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然而必须指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在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或者说遇到了一些障碍。一是整体化与专业化的关系问题。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界限已经模糊,学科分类已难以做到清晰。但是迄今为止,社会科学内容的专业分工仍然存在,社会科学教学、研究及应用的体制,仍然以传统的学科分割作为基础(按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设立系、所或学院,仍然是大 学最基本的社会科学教学与研究的建制)。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种以传统学科为基础的专业分工将继续存在。学科的确可以起到锻炼头脑、疏导学术能量以及便于知识的归类的作用。因此,如何处理整体化与专业化的关系,就成为21世纪西方乃至全球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 二是同行专家的评价与认可问题。由于大量的交叉性、综合性、横断性、边缘性学科的出现,使得从事这些领域研究的学者尤其是先驱者的学术成就的承认,成为问题。按照以往的传统,研究成果只能在本学科的专业刊物上发表,其他方面的成果不论多么优秀,只要在其他刊物上发表,往往被视为异端,不被当作本学科、专业的成果。美国学者J·科尔和S·科尔在《科学界的社会分层》(1972)一书中曾指出, 科学家的专业身份与科学成果的认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马太效应”,不能达到一视同仁的“普遍主义”原则。这就抑制了人们从事跨学科交叉研究方面的热情与积极性,妨碍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的迅速发展。 三是跨学科交叉研究中不同学科的交流问题。这是跨学科交叉研究中深层次的方法论基础问题。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认为,相互竞争或对立的科学理论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不同学科共同体所使用的语言也是不可翻译的。既然如此,在跨学科交叉研究中,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如何做到充分完全的交流,各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如何真正得以融合贯通,就成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方法论基础问题。 对于跨学科交叉研究中遇到的这些问题,国外学者做了不少研究。他们认为,在学科与跨学科研究之间,形成某些难以解决的“悖论”。美国学者J·T·克莱因在《跨学科的历史、理论和实践》中指出:学科的局限,与跨学科研究为打破这种局限,必然出现“悖论”;法国学者J·P·雷斯韦伯在《跨学科方法》一书中认为,跨学科方法反对学科的垄断,打破了科学的传统的统一体系,动摇了以分化为主旨的科学体系,但同时又在进行新的分化,跨学科研究出现了一种悖论。 如何解决跨学科研究中遇到的这些问题?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召开的第二次国际跨学科会议所发表的《巴黎宣言》提出了这样的思路:跨学科研究并不寻求建立科学与传统之间的结合,而是探求使两者相互作用的方法,使两者在高度差异的基础上统一;日益显著的专业化趋势已把科学与文化分离了,跨学科性在承认专业化价值的同时,力求通过重新创立文化的统一和重新发现生活的内在意义而超越这一价值。的确,面对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不断加强、而传统的学科专业分工依然起作用这两者并存的局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承认专业分工的差别的基础上,注重跨学科交叉研究,加速各学科的融合与统一。 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整体化趋势,对于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社会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迪意义。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社会科学领域(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研究与教学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理论应用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国外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日益与发达国家同步、接轨;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整体化也在逐步成长壮大,涌现出大量交叉、综合、边缘、横断学科,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管理科学、未来研究、政策分析、区域研究等已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生力军。 但是,毋须讳言,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中一直存在着一些障碍性的因素,妨碍或制约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的进一步发展与突破。这些问题或障碍主要有:一是体制僵化、臃肿、缺乏活力。各系、所、学院(研究院)一直沿用传统的社会科学的专业分工设置,这些研究与教学单位彼此分割,相互封闭,自成一统,没有足够的联系沟通的机制与渠道;二是社会科学的学科、专业的划分过细、过杂,学科专业设置老化,教学内容也相对陈旧;各学科之间没有充分的交流与融合,跟不上当代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发展的步伐;三是社会科学研究及教学,与社会实践、社会需要脱节,不少社会科学工作者仍然习惯于在大学或研究所的“象牙塔”做“纯”学术研究,不愿意、或无力从事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与解决;而另一方面,政府、企业和社会仍然不懂得充分利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来为决策与管理服务,学界与政界、企业界及社会之间,并未真正形成中介或桥梁。 面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克服这些困难和障碍。一种可供参考的思路是,跟踪、研究当代国外社会科学中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文化整体化的发展趋势,借鉴其成功和合理之处。例如,大力发展交叉、综合性新学科,加大应用性研究的比例;加强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合作与交流,设立大量的跨学科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创建注意社科知识应用的思想库;调整社会科学的学科、专业及课程设置,扩大一级学科的比例,减少二级学科(专业)的数量;更新或充实社会科学各学科专业的课程内容,增加按一级学科设立课程的比重,引入综合、交叉、前沿的学科知识及方法论等等。 应该说,近几年来我国高校和社会科学院系统的研究及教学体制改革,基本上顺应了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这种杂交化和整体化的潮流。一些大学和社科院(如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加大了跨学科交叉研究的力度,成立了不少旨在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和知识应用的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如国情研究中心、政策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等);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近期对大学教育的学科专业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本科生专业由原来的500多个压缩合并为250个;研究生专业(二级学科)由654种压缩合并为381种;相应增加了一级学科的数量,由原来的72种增加到88种;各种社科研究基金大大增加了对交叉性、综合性、前沿性学科以及应用性课题研究的资助;如此等等。简言之,当代社会科学的杂交化和整体化趋势正在悄悄地改变着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教学及应用的格局。 社会科学论文:教学《社会科学基础知识》引发思索 有人说,地球的颜色是绿色的,她孕育着生命,预示着人类的诞生和未来。我说,她是生命的摇篮,人类的母亲,她把全部的爱无私地奉献给人类的子子孙孙。她的确很大,幅员辽阔,但不是无边无际;她的确很美,山青水秀,但不是青春永远;她的确很富,资源广博,但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如今,地球生态环境已被人类活动严重破坏。尤其是水的污染更为突出。 水是地球上万物的命脉所在,水滋润万物、哺育生命、创造文明。中国水资源的分布极其不均匀。中国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于500立方米,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所需1000立方米的临界值。北方许多大中城市因缺水造成工厂停产或限产,损失的年产值达1200亿元,南方一些城市也陆续出现水荒。目前全国600多座城市中,有300多家缺水,其中严重缺水的有108个,缺水量约为1000万吨/天左右。几百万人生活用水紧张。 面对“滴水贵如油”的水资源,而人类对它的浪费和污染却是令人痛心的:据统计,全世界污水排放量已达到4000亿立方米,使5.5万亿立方米水体受到污染,占全世界径流总量的14%以上。 一、石家庄水污染及主要污染物 水体污染和水资源短缺是石家庄市水环境面临的两个严重问题。由于气候变劣和生态环境破坏等原因,区域内地表水径流量减少,地下水超采严重;城镇污水排放、工业废水排放及广大农村地区超量使用化肥与农药等农用化学物质,使地表水环境质量难于根本改善。 地表水 市域河流总长为1536.4公里,其中常年干枯河段占25.21%,季节性有水河段占32.66%,在常年有水的648.2公里监测河段中,河流污染状况十分严重。 石家庄市主要监控的地表水体包括辖区内的两大水库(黄壁庄水库、岗南水库)和地表河流。 岗南、黄壁庄水库是石家庄市的重要地表水源,承担着每天40万立方米的城市供水任务。由于岗、黄水库水源地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有效地控制了水库水质的污染加剧趋势,除总磷和总氮两项指标外,两个水库的水质基本达到并保持在国家地表水二级标准范围内,但由于受上游来水和汇水区范围内面污染源的影响,两大水库氮、磷污染问题不能得到根本解决。 市区南部,源于鹿泉市上寨乡五峰山,由赵县东南部出市境,全长80公里,是石家庄市区、栾城县、赵县和鹿泉市排污泄洪河道,同时承担着栾城县、赵县沿途农田的灌溉功能。由于接纳了石家庄市区的绝大部分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沿途又汇入了栾城县、赵县、鹿泉市的部分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该河实际为一条排污河,河水常年呈黑臭状态,有机类污染严重。 滹沱河作为石家庄市的母亲河,是市域内的最大河流,也是海河流域上游一条重要支流,她发源于山西省繁峙县,在石家庄市境内全长237公里,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全局性的支撑作用,沿河地区已发展形成一条连接冀晋的经济走廊。目前,河流上游建有两座大型水库(岗南水库、黄壁庄水库),水质较好,河流下游从正定县开始水体水质为劣V类,水体中首要污染物为化学需氧量和生化需氧量。 地下水 石家庄市地下水资源短缺,地下水采补矛盾突出,地下水位埋深增大和地下水降落漏斗面积扩大的程度难以得到根本控制。地下水水位漏斗面积呈逐年增加趋势。 二、石家庄水污染危害与影响 色度:许多工业废水会使河流变浊变黑,不但有碍观瞻,而且会干扰阳光照射河水,妨碍光合作用进行,影响水中生物生存。其中,以纸厂,染料厂,皮革厂等污染最严重。 温度:有些工厂排放高温废水,使河水温度增高,水中含氧量减少,正常水生物不能适应,并会降低水的净化能力。会排放高温废水的工厂有炼钢厂、石化工厂、纸厂、食品加工厂、火力及核能电厂等。 毒素:金属、石化、农药等工厂排放的废水,常具累积性毒素,可能引发各种生物性病变,甚至导致生物体死亡。 铅: 对肾脏、神经系统造成危害,对儿童具高毒性,致癌性已被证实 镉: 对肾脏有急性之伤害 砷: 对皮肤、神经系统等造成危害,致癌性已被证实 汞: 对人体的伤害极大,伤害主要器官为肾脏、中枢神经系统 硒: 高浓度会危害肌肉及神经系统 亚硝酸盐: 造成心血管方面疾病,婴儿的影响最为明显(蓝婴症),具致癌性 总三卤甲烷: 以氯仿对健康的影响最大,致癌性方面最常发生的是膀光癌 三氯乙烯(有机物): 吸入过多会降低中枢神经、心脏功能,长期暴露对肝脏有害 四氯化碳(有机物): 对人体健康有广泛影响,具致癌性,对肝脏、肾脏功影响极大 污水种的粮食卖石家庄:子牙河水系的黑色幽默 石家庄赵县的沟段,未到河边,浓浓的臭味先至,只见乌黑的污水穿桥而过,沟边一些树木干枯死亡。邢台市环保局一位负责人说,沟段每日污水高达10万吨,主要来自石家庄市的造纸、制药等废水。记者看到,沟两岸玉米等庄稼青青,长势喜人。记者问曹务屯村一位村民,是否用污水浇地,他回答:"不用污水用啥,这水毒,菜一浇就死,只能种麦子、玉米等作物。"记者问吃不吃这地里的粮食,老农笑笑说:"不吃,全卖给石家庄。" 三、石家庄水污染防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是一部控制水污染的基本法,控制范围十分广泛,包括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等地表水体以及地下水体的污染防治,主要措施如下: (1)在开发、利用和调节、调度水资源的时候,应当统筹兼顾,维护江河的合理流量和湖泊、水库以及地下水体的合理水位,维护水体的自然净化能力。 (2)新建、扩建、改建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和其他水上设施,必须遵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 (3)依法划饮定生活用水地表水源保护区。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保护区分为一级保护区和其他等级保护区。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取水口附近可以划定一定的水域和陆域为一级保护区。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一级保护区外,可以划定一定的水域和陆域为其他等级保护区。各级保护区应当有明确的地理界线。 (4)防止地下水污染,禁止企业事业单位利用渗井、渗坑、裂隙和溶洞排放、倾倒含有毒污染物的废水、含病原体的污水和其他废弃物。 人工回灌补给地下水,不得恶化地下水质。 但是,提倡生态文明就是否定工业文明吗 ?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要求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提倡生态文明是否意味着否定工业文明? 党的十七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同时强调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生态文明是在扬弃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后工业文明”,是人类文明演进中的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建立在把“人—社会—自然”看作是一个辩证、发展、整体的生态科学世界观的基础之上。它把人与人化自然(社会)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把人类的整体利益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崇尚“节约自然资源”、“尊重大自然的价值与权利”,追求“人—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和谐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把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与美丽看作是全人类根本利益之所在和基础。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常识普及政策 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做好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工作,必须充分认识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战略意义,针对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面临的形势,坚定不移地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多渠道、多角度探索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新思路、新举措,从而全面提高全民族哲学社会科学素质。 一、加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战略意义 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生产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自身发展规律的学问,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指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哲学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是自然科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必经环节。繁荣发达的哲学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进步的基础,只有依赖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正确价值导向,自然科学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造福于人类。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有效手段。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既可以为现实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重要的是它将为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全面进步营造良好的思想和精神氛围。在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先进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对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极为重要。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和伟大的民族精神要始终继承与发扬光大,就要依靠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特别是大力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与传播。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人的全面发展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趋势。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文盲率较高,且基础教育还不能适应社会迅速发展的需要,公民素质偏低。公众的科学素养偏低,已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竞争力提高的关键因素。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大力推进社科普及,有利于培养公众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形成尊重科学,求真务实的风尚;有利于公众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认识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提高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利于增强全民族的民主法制意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自觉性,提高民主参与、民主监督和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能力;有利于公众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际关系,在全社会确立符合社会主义伦理要求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道德规范;也有利于公众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品位和质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必将在更高层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新时期社科普及工作的形势 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文化的全面交流与渗透使社科普及工作任务异常艰巨。当今世界正处于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不仅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发展,而且也深刻影响着世界各国的政治、文化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把各民族文化带人了全面的交往中,使文化的经济功能和政治渗透功能紧密结合。面对经济全球化这个不可逆转的世界大潮,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管是否愿意,都要自觉不自觉地融人其中,否则,就会失去生存的空间。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有积极方面的影响,也有消极方面的影响。首先,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人类的普遍交往,使得不同文化之间,尤其是东西方文化之间大大增加了相互了解的机会;同时,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管理经验以及其他方面的文明成果在国际上的广泛传播,为不同民族的人们打开新的文化视野,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环顾世界,审视自己的文化;通过对世界文化的了解,可以进一步加深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以便采取相应的政策推进文化的发展。其次,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丰富的文化资源。 当然,经济全球化也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带来了消极的影响。首先,某些西方大国仍然坚持冷战思维,推行“西化”、“分化”战略,从而加剧了东西方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其次,经济全球化虽促进了人类的普遍交往,但同时也宜扬了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思想、文化帝国主义思想,传播了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种种歪曲和攻击,支持海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甚至是邪教分子进行颠覆活动。 为此,我们必须正视经济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影响,结合中国实际,加大民族优秀文化的教育和传播,大力宏扬民族优良传统,在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的指导下,积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同社会转执时期矛质凸显,和谙社会建设对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人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确保社会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要环节。哲学社会科学作为分析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论工具,对协调个人惯性与社会变化、润滑发展中的社会和谐关系,具有特别的意义。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宜传和普及,让哲学社会科学走进百姓生活,让人文精神渗人千家万户,是化解人民内部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和谐社会建设迫切需要广大社科工作者坚持“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针对百姓关注的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释疑解惑,舒解公众的不良情绪,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通过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民众法律意识,培养公民法律理性,从而增强公民通过正当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和自觉性,促进社会的有序与稳定;通过人文社科知识讲座和报告会,向大众阐释和谐文化精神,倡导人文关怀,养人心志,育人情操,以文化育和谐。 信息与网络技术的迅速发 展使社科普及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网络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行为产生了并正在产生着重大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正在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改写着社科普及工作的历史,使社科普及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网络宣传形式的综合性将增强社科普及工作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辐射力;网络的开放性、现代性将为实现社科普及工作科学化、现代化提供前提条件;网络有助于提供个性化服务,满足个性化需要,增强社科普及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网络的超时空、全天候性,有利于社科普及工作的经常化;网络的等时共享性、即时播发性和快速传播性,将大大提高社科普及工作的效率和效益。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对于社科普及工作来说既意味着机遇,也意味着挑战。其一,网络增大了舆论管理、舆论监督和舆论导向控制的难度;其二,网络传播方式对社科普及工作者的素质提出了新要求;其三,网络传播方式迫切要求社科普及工作者转变传统的社科普及工作理念和思维。 回立法滞后,经费无保障,社科普及工作未得到应有重视。与自然科学相比,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立法相对滞后,哲学社会科学的宜传和普及基本处在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状态。由于长期以来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哲学社会科学普及的重要性尚未被全社会充分认识和重视,一些人将“科普”仅仅理解为自然科学的普及。尽管很多有识之士近年来都在呼吁,要加大哲学社会科学传播力度,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提高人们人文社会科学素质,但在实际工作中,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往往被置于无足轻重、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地位,严重制约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和其服务社会功能的发挥;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没有真正纳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其专项经费目前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列入同级财政算,使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制度建设和长期发展计划难以得到完善和落实。 闪会众对社科知识雷求增长较快,社科普及产品供给不足,会众获取社科知识的梁道不畅。 经济社会生活的迅速发展和变化,使公众对社会科学知识的需求在迅速的增长,尤其是经济学、管理学等一些实用性较强的社科知识。虽然近些年来社会各界对社科普及工作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但社科普及工作仍然没有摆脱困境,社科普及的形式、内容、方法同社会发展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哲学社会科学普及资源缺乏有效地组织整合,其宜传和普及仅限于一定的范围,不能有效地夜盖社会各个层面,难以满足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与广大人民群众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需求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三、搞好新时期社科普及工作的对策与建议 问加强社科普及工作自我宣传,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和重视社科普及的良好氛围。搞好新时期的社科普及工作,首先要普及的是有关“社科普及工作的重要性”的理论和知识,我们要通过各种宜传手段和方法,让全社会充分认识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不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包括繁荣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发达的自然科学,也应该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促使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和重视社会科学普及工作。 目以社会普遥关注的热点问题为重点,扩大普及内客的洒盖面。社会在发展,新生事物在不断涌现,人们需求的知识内容也在不断变化。这就要求社科普及工作者要深人实际,面向大众,善于抓杜会的热点难点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普及工作。一方面,要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开展理论宜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统一思想,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但我们也要注意社科普及不能等同于党的思想政治宜传工作,社科普及应该有更广阔的舞台和更丰富的内容。另一方面,社科普及工作要以“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为原则,以“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树立科学观念,提倡科学方法”为导向,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目标,不断拓宽普及知识面,把社会科学领域不断更新的理论、知识和方法纳人到普及的内容。要使社科普及工作真正做到与时俱进,起到引领和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 闰创新方式方法,实施社科普及品牌战略。 目前,社科普及形式多采用办学、办班、讲座、知识竞赛、展览、编写普及读物、在刊物上开辟科普专栏、成果交流、科技咨询、信息服务等。随着社会需求的不断扩展,新颖的普及形式将会不断出现。我们应该根据普及工作的不同对象、不同层次、不同要求,采取灵活多样的普及形式,而不能仅仅拘泥于某一种或某几种固定模式。只要适应社会和大众所求,方法适宜,路子对头,任何普及形式都可以探索。 网络的优势是明显的,它具有综合性、开放性、现代性、全天候性、等时共享性等特点。我们要充分利用它的优势和特点,运用社科普及网站、网业等不同于传统媒体的方法和手段,进行独具特色的网络社科普及,占领网络宣传主阵地,宏扬网络宜传主旋律,引领积极、健康、向上的网络主流文化。 做好新形势下的社科知识普及工作,还有一个比较成功且值得推广的方法是打造立得住、叫得响的公益性品牌,以凝聚力量、聚集人气。如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等品牌节目,能够有效起到激发学习兴趣、掀起学习热潮的效果。 回拓宽经费来源梁遗,建立德定的社科普及经费保津机制。稳定充足的经费来源是搞好社科普及的重要保障。首先,要积极争取政府加大投人力度,各级政府要将科普经费列人同级财政预算,逐步提高科普投人水平,改变当前很多地方一搞活动就要“请示、化缘”的尴尬局面 社会科学论文:建设高素质哲学社会科学队伍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我省高校社会科学系统和社会科学研究系统,正按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署,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职业精神职业道德学习教育活动,这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迫切需要,是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迫切需要,是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过硬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迫切需要,必须认真抓好,切实抓出成效。认真搞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进一步增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运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统领哲学社会科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指导思想,更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须臾离不开的根本指针。深入学习、广泛宣传、全面贯彻、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全党的一项长期任务,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历史责任。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定要不断增强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自觉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推动工作,指导实践。首先,要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争先锋。要联系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的新变化,联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联系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新探索,进一步拓展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视野,不断深化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的认识,在解决好自身真学、真懂、真信问题的同时,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其次,要在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当表率。要自觉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研究,使之贯穿于学科建设、教材编写、课堂教学、课题研究、学术交流、成果评价等各个环节,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各个方面。要把是否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判断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向的根本标准,把是否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衡量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重要尺度。第三,要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做模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既要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真诚信仰者,热情宣传者,更要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忠实实践者。每一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要自觉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凡是符合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事情就满腔热情地去研究、去宣传、去实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提出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是我们党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也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个新飞跃。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把学习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学习贯彻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深入研究科学发展观,大力宣传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 认真搞好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学习教育,进一步增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绝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 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和结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处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言以蔽之,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认真学习,真正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将其运用到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各项工作中。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蕴涵在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可以说是博大精深,在具体实践中,要注意把握其精髓。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问题上,应特别注意把握住两点:一是要始终站在真理的立场上来观察和处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它的真理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说到底就是一个不断探求真理、发现真理、服从真理、捍卫真理、发展真理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穷尽真理,只是开辟了一条通往真理的光明大道。马克思主义者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作为一名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不断追寻真理,一切服从真理,敢于坚持真理,坚决捍卫真理,努力发展真理,自觉地和真理站在一起。二是要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观察和处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和真理性是统一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为全人类谋解放、谋幸福的理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以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无论是搞教学还是搞科研,都要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重去考虑其社会效果。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问题上,也应特别注意把握两点:一是要坚持实践的观点。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第一和最基本的观点。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动力和目的,是检验认识的惟一标准。马克思主义重视理论,但更尊重实践。当前,我们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的攻坚阶段,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必须在实践中去探索,去总结。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在头脑中树立起实践的权威,满腔热情地投身到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实践中去,在实践中经受锻炼,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在实践中发现和坚持真理。二是要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决定历史的是“行动着的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同时也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我们党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党逐步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对人民负责、虚心向群众学习、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等一系列重要的群众观点,并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制定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不仅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而且是繁荣和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保证。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模范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无论是搞教学还是搞科研,都要注意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努力从人民群众的广阔而丰富的实践中挖掘研究题材,汲取思想养分,形成真知灼见,创造学术精品。要立足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理论需求,面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火热生活,研究和回答新的实践课题,提出和概括新的实践经验,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力、说服力和感召力。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从总体上说,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具体说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处理问题的方法很多,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全面地发展地联系地看问题的方法,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方法,在处理复杂问题时抓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等等。马克思主义者是动机与效果统一论者。坚持正确的方法,是实现动机和效果统一的重要途径。对于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具体方法,不仅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要认真研究和运用,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同志尤其应该认真研究和运用。 认真搞好职业精神职业道德的学习教育,进一步增强端正学风、文风、作风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养成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先进的职业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搞好学风、文风和作风建设,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建设的基本要求,是繁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重要保证。 首先,要养成和弘扬先进的职业精神。在这个问题上,有以下五点需要认真把握:一是要养成和弘扬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说到底是探求真理、发现真理、服从真理、捍卫真理、发展真理的事业,而探求、发现、服从、捍卫和发展真理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甚至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二是要养成和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既是一项崇高而伟大的事业,又是一项十分清苦的事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耐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三是要养成和弘扬百折不挠的精神。马克思说过:“在科学上面,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合格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具有坚强的意志、矢志不渝的品格,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都不改初衷,不移青云之志。四是要养成和弘扬开拓创新精神。真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追求真理的道路永远没有止境。马克思主义所以具有不可战胜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模范地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正确处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五是要养成和弘扬战斗精神。尤其在今天,马克思主义既需要发展,更需要捍卫。当前,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不仅要提倡探索精神、创新精神,而且要呼唤战斗精神。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义无反顾地去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满腔热情地去宣传,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要理直气壮地去抵制、去斗争。 其次,要养成和弘扬优良的职业道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职业道德上应特别注意以下三点。一是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任何社会中,哲学社会科学都不能游离于政治之外。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既是政治纪律,又是职业道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有很强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时刻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二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是一项面向社会、研究社会、面向大众、服务大众的工作。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以对党对人民对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严肃对待自己的一言一行,认真考虑自身工作的社会效果。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纪律意识。当前,尤其应从哲学社会科学的角度,多做团结鼓劲的工作、正面引导的工作、化解矛盾的工作、维护稳定的工作,为促进我省的“三个文明”建设和构建和谐辽宁作出应有的贡献。三是要淡泊名利,加强修养。从事纯洁而高尚事业的人也应是纯洁而高尚的。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不断加强自身修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侵蚀。要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堂堂正正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做事,老老实实地做学问,以良好的思想和道德风范,树立和维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良好形象。第三,作为一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养成良好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的同时,还要特别注意端正学风、文风和作风。学风问题,说到底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是使马克思主义束之高阁,还是使其与中国改革和建设的实践紧密结合的问题。全党的学风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风,关系到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文风问题说到底是动机与效果、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问题,文风的好坏,关系到我们的理论能否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我们的文章、著作和报告能否发挥应有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战斗力能否得到充分发挥。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树立良好的学风和文风,最根本的是认真贯彻党的思想路线,求真务实,大胆探索,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要坚持做到严谨而不保守,活跃而不轻浮,锐意创新而不哗众取宠,追求真理而不追逐名利。要讲真话不讲假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新话不讲套话,讲群众听得懂又愿意听的话,不讲群众既不愿意听又听不懂的话。学风和文风建设要靠作风建设来保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一线,注意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在群众中汲取营养,在艰苦生活中磨练意志,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和解决问题,在继承和发展中不断推出学术精品,为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和构建和谐辽宁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理论支持。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浅议 社会科学研究究竟是否需要将事实与价值分开,或有意识地排除价值判断?这似乎是个显而易见的简单问题。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人们暗含的价值观总是或隐或现地影响研究本身。这一问题在东方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成其突出。因此。本文先论述当代西方哲学对这一问题的若干代表性论点,然后再对我国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某些普遍倾向作针对性的评论。 科学价值中立说 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在较长时期内影响了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和认识论。一般认为马克斯?韦伯引入了现代的事实—价值两分的观点。他在《社会学与经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这一经典论文论述了两方面的观点[1]。第一点他吸取了休谟的思想,认为在规范与描述之间、在断言某物实际上是什么与理想上应当是什么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我们加于事物的价值不属于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学关心的是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且解释为什么。自然,科学能够而且必须注意个人和团体在事实上怎样做出评价,但他们却不能从根本上真实地记录这个或那个事物是内在地有价值的,因而是在范畴上应当被评价的。韦伯的第二个论点是有规定性的。他从不认为价值是无足轻重的,也从不宣称每个人,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应当总是避免价值判断。与此相反,他坚持提出指认与评价的区别,二者不容混淆。一个人在表达价值判断时,不应当自称这种判断是得到科学地确认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当社会科学家推崇某种行动时,他们应当尽力地说明自己所说内容中哪些是科学的发现,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议。这是知识分子的真诚品质与尊重真理的原则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学与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判断的严格区别,要求社会科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亨普尔指出,有关科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可以说是围绕着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展开,这就是:(1)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行为,和(2)批判评价和论证科学断言和程序的方法论标准。在科学家的实际行为层次上,价值评价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诱导因素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准则、审慎的思考和个性等等显然会影响科学家对所研究领域、问题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选择。社会和政治价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问题领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励人们赞同某些并无可靠根据的理论。当然,作为一种规律,科学研究中决定采取或放弃一个特定的假设或理论,将强烈地受到认知价值或准则的影响,这反映在他们坚持某种方法论程序的标准上。[2] 正是在构成研究行为的重要的诱导因素这个问题上,价值评价与科学研究相关联。因此,必须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科学史解释科学研究行为时考虑价值评价的作用。然而,这种科学解释在谈到科学家受价值影响的时候,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它在解释科学家接受或放弃一个理论时,并不论证这个理论的合理性,或表明这是个不合理的科学程序。而合理性问题要求的是在可以获得的证据和其他系统的根据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批判的评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科学观,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主张科学理论与证据关系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种标准可用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逻辑关系来表示,由此而为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说提供了依据。按此观点,恰当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的成见、信念或态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违反了科学规范,并可以用对科学以外的价值观的过度依赖来解释研究者违背恰当的科学行为的动机。 与上述科学哲学观点相类似,现代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的鼻祖卡尔?曼海姆也把自然的与文化的区别了开来,把数学、自然科学与宗教、道德、实践领域等其他方面明确区分开来。“可以说,形式知识在本质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内容并不受个别的主体及其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显然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主体事务,它只能由某些主体、或在某些历史时期被接受,而且从个人的社会目的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3] 他认为,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领域则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断言,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非真理的。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高度明确的阐述,对其追随者有权威的明确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个或数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它的接受或推行还往往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要完全服从它,谁的行为就必须完全渗透着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与该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开。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与利益,这就迫使利益与对抗着的人们相互欺骗,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理。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明显。 曼海姆坚持认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观的一切知识,不可避免地都是有党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论点是,像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均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党性的束缚,所以他也承认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这些观点引起了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的争论。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开创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难在于,曼海姆承认,表现阶级立场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导致在科学意义上被认为“真”的那些关于事物性质的理论和发现,因此,问题就转移到这些“真理”是否取决于导致探索和发现这些真理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这一点上。“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既然随着历史时期而改变,曼海姆认为这问题就成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现在假定科学的处理方法和客观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头痛的问题是:任何一种的科学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书中,不同的一页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读者对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 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独特形态的科学主义思想,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实际认为,即使存在阶级或党派观点的相对性,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仍然存在超越主观价值的客观性基础,比如根据经验基础所作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这是我们过去在认识实用主义时所忽视了一个重要论点。 因此,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学发展以后对其根本任务的一种认识论的反思。 在科学知识系统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动排除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干扰,以相对纯化的方式对待其研究,以便适应客观性的要求。 对绝对价值中立说的批评 韦伯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价值中立说的观点,在近数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学家主要是历史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的批评或挑战。库恩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学的积累发展观,论证了科学理论的根本转变不简单地只是对关于事实的增长了的知识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学不同学派之间的转换更像是信仰的转变,没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础可言。劳丹则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家理性行为的适中的观点,指出理性的行动者持有各种目的和关于世界的预设信念,为了合理地接受一个信念,他必须能够限定与自己的目标和信念有关的推理范围。劳丹试图把科学合理性的一般要求与价值论、方法论和事实层次的共识统一起来。 科学实在论者普特南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独特的意义。他公然声称自己要为一种几乎被推翻了的观点恢复名誉,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无论如何也是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因为事实陈述 本身,以及人们据以决定什么是事实和什么不是事实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都预设了价值。普特南指出,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观点是建立在科学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基础上的。怀疑价值判断具有认识功能的一个理由是,它们不能用“科学方法证实”,而且在福柯所讨论的伦理学观点中还强调调,在伦理问题上,人们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许多人相信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满意的论证。但在事实上,对于任意选取的一个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人们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许多人对于科学和很多理论都是可悲地无知,至于科学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学的意义决非仅限于它的实际应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学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与多数主义来证明科学真理的合理性和价值真理的非合理性,这是站不住脚的。[5] 普特南强调,至少有些价值必定是客观的。精确科学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像“融贯性”和“实用的简单性”之类认识上的优点,因此,至少有些价值词项不仅仅代表使用这些词项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们适用的那些事物的属性。如果这些词项不代表理论的性质,而仅仅代表有关人对理论所持有的“态度”,那么像“正当的”、“充分确证的”、“最有效的解释”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观的。因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赖的参项更为客观。因此,至少这些价值词项具有某种客观的用法,即某种客观的正当性条件。同样,对于伦理学判断的主观方面也不能强调过分了。如果说,在科学领域坚持科学是一项客观的事业,并不等于认为每一个科学问题都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学问题也许有一些客观的、不确定的答案,那么,在伦理学领域,某些价值见解是确真的,某些是确假的。“总而言之,某些价值见解(以及某些意识形态)肯定是错误的,某些见解肯定不如其他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伦理学探究是客观的,同坚持根本没有任何不确定性的情况这种愚见,是两码事。”[6] 由此可见,普特南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竭力从两方面来阐述二者之间的融合、统一与制约。一方面,他不同意证实主义和旧实在论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的观点,而坚持科学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与融贯性、正当性、实用简单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要求的统一,科学的客观性与多元性要求的统一。另一方面,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认为至少有些伦理价值是有客观标准或依据的。就认识而言,对于概念构架的任一选择,都是以价值为先决条件的,在选择一个描述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实的构架时,在众多的因素中首先会涉及到人们的道德价值。因此,真理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的理论为先决条件。 普特南试图把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价值有机地、内在地统一起来,既不放弃实在论的客观真理论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实一价值两分的传统观点。其观点属于一种形式的价值真理论,是对那种离开人的能动的认识过程,而仅仅在本体论上强调真理是对实在或事实的纯客观描述的传统实在论的批评。它告诉人们,追求直理的科学不是与人的价值无涉的中性活动。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对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由此而彻底否定事实与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呢?显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断言的,每一个事实都有价值负载,每个价值又都负载着某个事实。这后一命题说明,没有客观性依据的价值不能算作真正的价值。因此,这里的价值又与传统的事实价值两分观点所说的价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观价值。可见对价值的不同解释预设了不同的结论。而从根本上说,价值具有主观与客观两重属性,纯粹的主观价值显然无法与客观性或科学性相统一。这里便存在不同层次的价值问题,客观性与价值只能在科学发展的高层次上统一起来。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 前面论述了当代西方哲学有关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为我们合理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提供了借鉴。 就本来意义而言,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系统的知识探究,因此它在实质上与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有所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基本立场、态度和方法上。从基本立场来看,社会科学以追求关于社会的事实知识或确切知识为基本任务,因而一般不预设立场。真正的社会科学是真诚而无畏的,无须迎合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研究无禁区,一切似乎已成定论或天经地义的东西或结论,都可能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怀疑对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结论或成见,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是“无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多用归纳法、统计法等科学方法,以便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东西。尽管归纳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为了探究事实,社会科学家仍然频繁地使用,包括统计法等科学的归纳方法。 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追随者则与此不同。他们固执地追求信仰,从抽象的观念、原则、口号出发,竭力为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教条主义的顽固态度,对既成的传统和信念不敢怀疑或质疑。其方法大多为演绎法,即从抽象的大前提出发,推演出脱离现实的结论,所以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尽管也打着科学的旗号,但其论证方式却十分繁琐,追求华丽的词句或动听的口号,实质则空洞无物,思维也不讲究逻辑,经常出尔反尔。归纳法和统计方法在意识形态那里只具有纯粹工具的意义,事实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还存在一定的区别 ,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与自然科学更为接近的学科,可以采用经验研究和统计学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学等更具有文化特点和包含更多价值判断的学科,往往与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分不开。然而,当代的一个发展趋势是日益要求人文学科也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学方法和论证方式。比如,伦理学曾被认为只是关于规范价值的学问,但是,20世纪的科学主义者提出了伦理学不能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任务,伦理价值前提应从实际生活的伦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学科如仍停留在传统的相对价值的水平,永远自说自话,无法像科学那样可作广泛而重复的比较和讨论,那显然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将人文和社会科学只当作特定社会集团的学问,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现,甚至提出所谓民族特色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这实际上是将这些学科降至不具普遍意义的私学的水 平,与占星术、风水术没有多少区别了。一门学科只有在成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讨论和验证的学问时,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社会科学也许因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价值因素的考虑,从而有可能影响研究者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看法,但每门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则、范畴或概念,以及公认的研究和验证方法,包括共同的逻辑工具。比如政治学中的国家、政体、民主制、权利等概念及相关学说,用于民意调查的统计方法和一般数学及逻辑方法,便属于这种共同基础性的东西。 当然,如前所述,纯粹的绝对的价值中立在科学研究中也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类似于乌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说,从更高的境界来看,脱离客观性的价值只是主观价值,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然而,这仍然不能说明科学研究丝毫不需要警惕主观价值的束缚或影响,妨碍认识客观性的实现。而且,人的认识与科学发展的高低阶段之分,在时间上也有侧重点先后的区别。可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上解决了事实与价值相对区分的问题之后,才能实现较高层次上统一的任务。 由此来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较低层次的主客不分、科学与意识形态混淆的状况。举例来说,伦理学几乎还没有脱离规范伦理的阶段,对于当前人们实际上如何处理或对待人伦关系,较少作实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从抽象规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诚然,规范伦理是伦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作为科学的伦理学还要从事认定事实的工作,这就需要进行某种程度上价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伦理的“应当”误作“是”。在传统伦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实与规范不分的情况,例如有人把写在经典中的规范伦理与中国社会实际处理人伦关系的事实混为一谈,几乎不指出两者间的区别;更有人将战后日本等东亚社会的成功归结为孔孟之道,对于这些国家在长期传统中形成的带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作如此轻率的概括,更显出概括者社会科学研究常识的欠缺。 至于像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事实与价值混淆、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不分的情况。一些人不懂政策宣传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区别,硬是把“应当”当作“是”,不懂得意识形态与科学并不是一回事。立场相对中立的问调查和事实报告,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问题上,做得还相当不够。有时候则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断。例如,某个新兴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资和城市建设及环境卫生方面做出了显着的成绩,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长期要求机关干部普遍加班加点,休息时间极少,在维护城市卫生时采取了一些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严厉惩罚措施等。这些都是涉嫌违反现有法律、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但有研究者写文章把这些归结为“善良违法”,试图以其行为结果的某些成绩来论证其违法行为的合理性。请注意这里的“善良违法”这一提法,这是用伦理价值判断来限定事实判断。如果有点现代科学的常识,便不会这样来认识问题。因为事实首先是,这些规定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动者的动机是否善意,则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以对动机的价值判断来为违法的行为作辩护,显然是难以服人的。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在“百家争呜”时期多种学派并存竞争,源于民间的学问可以被某些统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现官方垄断学术的局面。只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一切学问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结果是历史、文学、哲学都摆脱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广义的统治术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法学和政治学了。这种情况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学,如天文学为皇帝订立历法服务。当西学经过外国传教士之手传到中国时,官方思想已严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态度。直到20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才最终冲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得以在在中国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争取相对独立的奋斗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得到贯彻,经历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项艰巨的任务。一些人习惯于唯上、唯书,偏偏不唯实, 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制造了许多指鹿为马、改事实、严重脱离实际的“研究成果”,以“遵命为术”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克服传统的体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摆脱各种束缚,取得真知。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较普遍的事实与价值不分的问题。当然,社会科学中的事实与价值,客观性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二者在更高层次上可以统一起来。但在较低层次,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只有解决了低层次的区分问题,才能解决更高层次的统一问题。另一方面,绝对化地理解科学的价值中立,在两者之间划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样也会陷入乌托邦主义,因为我们只能做到大致的区分。 因此,问题正在于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如果把纯粹的绝对的客观性与完全的主观价值当作两个极端,那么实际的研究者总是处在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上。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还处在靠近主观价值的一端,有必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观性那一端,当然,谁也无法奢望达到彻底的客观性这一理想状态,只能尽力做到比较高的客观性。反之,毫无客观性的自觉要求,让科学与主观价值混淆不清,那就连起码的科学性也无法保证。 社会科学论文:巩固五五普法成果服务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五中全会对加强全民法制宣传教育提出明确要求;党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五个五年规划》;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总书记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就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作出重要指示,为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指明了方向。—,我国在全体公民中实施了第五个五年普法规划。五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和全国人大有力监督下,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和各地各部门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面实施“五五”普法规划,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保障和促进“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坚持突出宪法的学习宣传,各项法律法规得到广泛传播 各地各部门坚持以宪法为核心,深入宣传各项法律法规知识。一是突出加强宪法的学习宣传。组织开展了以“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主题的法制宣传活动,举办巡回报告78600多场次,直接听众达2600多万人次。每年“12·4”全国法制宣传日,、司法部、全国普法办都确定宣传主题,指导各地各部门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宪法知识,弘扬宪法精神。各地各部门把宪法纳入普法重点对象法制培训内容,加强宪法知识考试考核。二是深入开展国家基本法律的学习宣传。深入学习宣传与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深入学习宣传民事、刑事、行政实体法和程序法,在抓好日常宣传教育的同时,积极利用各项法律颁布实施周年纪念日,组织开展集中宣传,收到了良好效果。三是切实加强新颁布或新修订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编写新法知识读本40多种,免费发放1200多万册,发放张贴宣传挂图2500多万张,使各项法律为人民群众及时了解。四是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融入法制宣传教育全过程,重点抓好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教育,促进全社会牢固树立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的理念。通过学习宣传,全社会学习宪法、崇尚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权威的氛围更加浓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学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进一步增强,进一步夯实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 (二)坚持以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农民为重点,全民法制宣传教育深入推进 坚持分类指导,区分不同对象,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一是领导干部学法用法不断深入。坚持党委(党组)理论中心组学法、举办法制讲座、党校和行政学院设置法制课、考试考核等,推进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五五”普法期间,有24600多人次省部级领导干部、41.53万人次地厅级领导干部参加了法制讲座,各级领导干部依法执政、依法决策意识和能力进一步提高。二是公务员学法用法不断深入。加强公务员岗位职能法律知识培训和考试考核,共培训公务员4200多万人次,公务员参加法律知识考试2700多万人次,98%以上的公务员达到了每年法律知识学习、培训不少于40学时的要求,公务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和服务社会的能力进一步提高。三是青少年学法用法不断深入。坚持课堂教育与课外教育相衔接,努力抓好课堂法制教育,广泛利用第二课堂开展寓教于乐的法制教育活动,在校青少年学生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法制教育,增强了遵纪守法意识,提高了自我保护和抵御违法犯罪侵害的能力。四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学法用法不断深入。组织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法律知识培训3.35万多期,培训人员290多万人次,举办讲座、报告会5.13万多场次,参加人员620多万人次,提高了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依法经营、诚信经营和依法管理的能力。五是农民法制宣传教育不断深入。根据农村特点和农民群众需要,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制宣传教育,培训农村“两委”干部1200多万人次,培训农民工1.56亿人次,提高了农民的法律意识,增强了依法参与村民自治和基层民 主管理的能力。重点对象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有力地带动和促进了全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全体公民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进一步提高,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依法参与社会管理、维护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进一步增强。(三)坚持以法制宣传教育主题活动为平台,法制宣传教育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围绕“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司法部、全国普法办指导各地各部门组织开展了系列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充分发挥法制宣传教育职能作用,服务和促进了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一是紧紧围绕服务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各地各部门共举办促进经济发展法治论坛、法制讲座、报告会等专项法制宣传活动39.8万场次,开展“提高农民法律素质、促进农村改革发展”等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136万多场次。二是紧紧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大力加强劳动就业、安全生产、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医疗改革、食品药品安全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城市和农村居民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三是紧紧围绕党和国家重大部署、重大任务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围绕改革开放30周年、北京奥运会、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大事喜事,以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四川汶川和青海玉树地震灾害、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西藏拉萨“3·14”事件、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等,组织开展了国庆60周年安保、“人文奥运、法治同行”、“加强企业法制宣传教育、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抗震救灾、“精彩世博、法治先行”、法律进帐篷、法律进寺庙等一系列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为党和国家办成大事、办好喜事、办妥难事营造了良好的法治氛围。四是紧紧围绕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促进社会矛盾化解”为主题,加强与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相关法律法规学习宣传,组织开展专项宣传活动16.2万多场次。针对重点地区、特殊人群开展法制宣传7.6万多场次,开展校园周边整治法制宣传教育活动12.5万多场次。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的开展,发挥了法制的规范、引导和保障作用,有力促进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服务了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四)坚持以“法律六进”为载体,法制宣传教育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在全国组织开展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法律六进”活动,是“五五”普法的一项重要创新。,、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下发通知,对“法律六进”活动进行了精心安排部署,制定下发了实施细则,组织召开了“法律六进”经验交流会和现场会,推进“法律六进”活动深入开展。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制订实施方案,加强考核和监督,确保“法律六进”活动扎实推进,取得了明显成效。深入推进“法律进机关”,坚持机关法制培训、考试、法制讲座制度,组织开展各种学法用法活动,加强机关学法用法工作考核,提高了各级机关依法管理和服务社会的水平。深入推进“法律进乡村”,切实加强农村法制宣传教育阵地建设,广泛开展“送法下乡”、“送法进农户”活动,大力开展“农村法律明白人”、“法制宣传员”培训,广泛利用农村广播站及农民夜校宣传法律知识,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深入推进“法律进社区”,充分发挥普法讲师团、法制宣传志愿者作用,积极整合资源,推进社区普法广场、法制公园、法制长廊、法制宣传电子显示屏建设,开展针对社区青少年、下岗职工、闲散人员、回归人员、流动人员、安置帮教对象、社区矫正人员等人群的法制教育,服务了社区群众,提高了社区依法管理水平。深入推进“法律进学校”,扎实推进中小学课堂法制教育计划、课时、师资、教材“四落实”,组织开展“模拟法庭”、“小小律师辩论会”、“小手拉大手”等课外法制教育活动,加强学校法制教育园地建设,增强了青少年法制观念。深入推进“法律进企业”,利用职工学校、企业宣传园地、举办短期培训班、专题辅导、法制讲座,开展有针对性的法制宣传教育,引导企业员工依法参与企业民主管理,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促进了企业依法经营和管理。深入推进“法律进单位”,发挥各单位自身优势,利用公示牌、宣传册、触摸屏、开放日等多种形式,宣传与本单位业务相关的专业法律,在城市公园、车站、机场、港口等窗口行业单位设立法制宣传栏或电子显示屏,使之成为法制宣传的流动窗口。“法律六进”活动丰富了普法内容,拓展了普法途径和方式,扩大了覆盖面和影响力,增强了针对性和实际效果,使法制宣传教育更加深入基层,更好地服务群众。 (五)坚持以法治创建活动为依托,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坚持法制宣传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深入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一是法治城市、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广泛开展。法治城市和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是“五五”普法的又一项重要创新。在认真总结各地依法治理工作经验基础上,全国普法办下发了创建工作通知和指导标准。各地结合贯彻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制定完善了创建制度,建立了目标考核体系,不断推进创建活动深入开展。到底,全国已经有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41个市(地、州、盟)、1856个县(市、区)全面开展了法治创建活动。底,全国普法办评选表彰了首批266个法治县(市、区)创建先进单位。二是基层依法治理深入推进。“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得到了全面推进,各地建立完善了“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标准和目标考核体系,民政部、司法部分四批命名表彰了1373个“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各地还积极探索开展“民主法治示范社区”、“诚信守法企业”、“依法行政示范窗口”等创建活动,基层依法治理活动形式 更加丰富。三是行业依法治理不断深化。各部门各行业围绕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积极开展各种依法治理专项活动。“五五”普法期间,各部门和行业开展全国性专项整治活动130多次,开展执法检查活动170多次。多层次、多领域的依法治理活动,提升了法制宣传教育效果,有力促进了法治政府建设,促进了社会管理创新,提高了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六)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水平进一步提升 各地各部门努力改革创新,不断提高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水平。一是创新工作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服务群众作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增强了法制宣传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二是创新工作制度。在认真总结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制定完善了各项学法用法制度和法制宣传教育考核评估、监督检查机制。制定了关于加强新闻媒体、网络等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指导意见、关于开展“法律六进”和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等法治创建工作指导标准和意见等。各地各部门从实际出发,建立完善了普法档案、工作考核等制度。目前,全国已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并实施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条例》。各地各部门还把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落实情况纳入年度综合考评体系,促进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任务的落实。三是创新工作载体。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优势,不断拓展法制宣传教育领域。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级电视台开辟法制栏目430多个,县(市、区)级电视台开辟法制栏目1530多个,建立普法网站2300多个。加强城市、乡村公共场所法制宣传阵地建设,法制长廊、法制公园、普法大篷车等成为法制宣传教育的新型阵地。广泛利用公共场所电子显示屏、楼宇电视、手机报、城市公交电视、移动通信等新平台,不断扩展法制宣传的覆盖面和受众群。四是创新工作形式。广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法制文艺活动,共举办各类小型法制文艺演出137万多场次,参加现场观看的群众达1.8亿多人次。“12·4”全国法制宣传日系列宣传活动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已成为法制宣传的重要品牌。 (七)坚持健全完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深入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各地各部门不断健全完善普法依法治理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遍成立了由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担任组长的普法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健全了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体制。各部门、各行业也成立了由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任组长的普法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本部门本行业普法工作的领导。各级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认真履行职责,积极争取党委、人大和政府支持,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法制宣传教育。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广泛参与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有力保障和推动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深入开展。 法制宣传教育是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基础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必须持之以恒、常抓不懈。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科学制定好“六五”普法规划,求真务实,开拓进取,扎实工作,进一步推进新形势下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深入发展,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社会科学论文:法学自身的品性决定了社会科学方法应用前景的有限性 刻下汉语法学学术含量较低,学术规范窳败,丑闻时有。将眼光放宽,迄现代中国一百年,海峡两岸三地,整个汉语世界,既无伟大法学作品和作家,更谈不上成熟范型或者流派的提出。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也是不少法学从业者的忧心所在。有鉴于此,经由借鉴和运用社会科学的范式与方法,提升法学的学术含量乃至“科学性”,是一种可欲的选择,可能也是提升汉语法学必需完成的作业。 本次会议的主旨既是“社会科学”方法在法学中的运用,即意味着法学非社会“科学”,因此是科学话语难能完全笼罩的言说空间。这便一般性地决定了此种“科学 ”方法在该领域应用前景的有限性。所谓的“文科”、“理科”这类说法,是通常习用的,但却非“科学”的,无法用作解释此种问题的概念工具。既不算“科学 ”,亦非人文学科,那便是通常所说、行之已久的“法科”了。法学之为法科,决定了自己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的位置,其之用来形成自己的知识系统、设构自己的理论命题的进路和范式。这一切叠加在一起,构成了法学的品性。 法学之为一门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思想体系,其基本问题,其需求和担当,决定了它具有不同于“社会科学”的学术品性。法学的基本问题源于法律的基本问题,一言以蔽之,是“事实与规范”的互动。人世生活本有规范,将它们描述出来,呈现为规则及其体系,是法律的创世纪,法学的使命,也是对于法学的劳动分工要求。通常情形下,事实先于规范,规范因为有待自生活中提炼和完型,总要慢半拍。之所以说一切立法颁行之际即已“过时”,如拉丁法谚所谓“法律一旦公布即已过时”,其因在此。但是,在诸如急遽的社会-文化转型时段这种特定时期,规则可能先于事实,以整顿山河。拿百多年来的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为例,虽然迄今为止尚未形成真正的共和政体和宪政秩序,但是,自1911年以来,法律藉由立法,先在规则层面形成了宪政与共和图景,以此理想图式引导、推动、逼迫事实就范,向它靠拢,即向规则的制订者心目中拟订的生活模式看齐。正是在此,法学担当了从“发现”规则到“设定”事实的知识使命。 从而,法学-法律的需求和担当是双重的。一方面,对于规则进行静态的描述和设定。描述是“发现”生活,“设定”即归置并规制生活。另一方面,对于源于社会变迁等等因素而导致的事实提出的挑战,消极或者积极地做出规则的回应。正是在此,对于什么是事实?有哪些事实?规则的效果如何?如何获得预期的法律效果?以及为什么规则会出现与其制订者预期相悖的结果等等,恰恰是“社会科学”的用武之地。所谓“多点”、“多层”的民族志范型,人类学的田野调查,都是“观俗立法”的杠杆。事实上,伪满政体进行的民事习惯调查和民国政府组织的华北农村民事习惯调查,均为适例。通常习用的回归统计方法等等,在实证性地解答诸如“ 为什么有法不依”这类问题时,应当有用武之地。至于涉及到法律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诸如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它们是否属于这一意义上的“法学研究”,则有待辨析。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法学是一种基于特定需求而来的知识体系,而主要并非人类好奇心的产物,更非形上心性的对象。因而,法学是一种有限的知识体系,甚至是一种自我循环、自我证立的知识体系。法律的思维方式,如法律论证,常常即为一种典型的循环论证。实际上,法学共同体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学术集团,自产自销,也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诸多的法学刊物可能只在法律从业者圈子里流转,正像《牙科研究》这种杂志只有牙医才会去看,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而以“解决实际问题”自勉的“务实”导向,整体上来说不是坏事。其之为“有限的知识体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即“限”定在此。这就如水利工程学,当然无需也不可能回答宇宙起源的问题,更不可能处理人生意义。但要修水坝,建水库,就得靠它。各门特定学术的定位及其价值,正在于此。从而,就整体而言,法学基本上是一种解释学,一种关于事实与规范互动图景的描述、评价和阐释的技艺。从而,它排斥对于多余学术附加值的追求。——一旦“多余”,即超出法学,而进入其他“学科”。这也就是为什么“大法学家”倒未必一定在法学院的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今日与会的主要是法理学、法哲学的学者,部门法学的从业者寥寥,而法学主要是由众多部门法学构成的知识家族,这就从另一侧面对此提供了说明。——这不正是我所说的“有限性”的具像吗? 所谓“多余”,即就完成法学的需求和担当来说并非必要的知识诉求、理论铺陈和思想启示。毕竟,法律及其一整套理念形态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结果导向,即订定规则、划定是非,自分配正义和校正正义归置并进而规制人世生活,——具体的、日常的、有形的、关乎什么事情的用处的打理日子的流程,是是非非的油盐酱醋,打打闹闹的家长里短。形上的人类理性成果下落至具体的法的运作和法学意义上的研究,中间存在着若干环节。不是形上的东西没价值,事实上,以实用理性著称的汉语文明今天恰需补充浓郁的形上兴趣,以益中和,而致通明,才是正道。而是说,就具体的法律和法学的担当来说,即便没有它们,也还够用。超出这一层次,即进入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哲学或者法律哲学,已然非经典的法学范式所能涵括了。有人可能会说,哪里有什么“经典”的法学及其范式?今天的法学与百年之前难道一样吗?这话没劲。因为,我们可以问今天的人类和千年之前一样吗?你与昨天之你相比还是同一个人吗?当然不一样,可人还是人,你还是你。——法学还是法学。 必须承认,在人类知识的阶梯中,不同学科的学术含量及其所要求的人类心智和心性,在层次与类型上是不同的。一般常人经过培训可以成为工程师或者部门法的专家,也会比较胜任,但要成为理论物理学家和法哲学家,甚至是小有所成的理论物理学家和法哲学家,则非中上心智之人不可。而同一层次的心智,却因心性不同,或趋于理性,或趋于情绪,有的善于事功,有的耽溺思辩,遂各 自成就一番书生事业。远的不说,就晚近中国而言,吴经熊就根本不同于王世杰,一如陈景润之迥异乎钱学森,而同为超逸灵动的心性,朱光潜还与宗白华大大不一样呢!就法学家而言,在现代学术分工体系中,他们可能在法学院,也可能在其他科系,这是现代大学“官僚行政体制”的隶属关系,不是问题所在。许多人正因为自己的心智不屑于、心性难于忍受法学的品性,遂“转行”到其他学科,找到自己的心灵投契之所, ——马克思、韦伯、巴尔扎克、吴经熊和徐志摩,无一幸免! 在科际界限趋于模糊的“后学科”时代,学科之间方法上的借鉴是常有的事。学者们大多是“心中有问题,眼里无学科”,属于哪一种“学”,倒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这也恰恰说明了借鉴“社会科学”范式、方法的可能与必要。但是,不能因此犯晕,认为自己的那点“借鉴”,真的就是“科学”了。——别忘了 法学说自己是科学,社会学就笑了 社会学说自己是科学,经济学就笑了 经济学说自己是科学,人类学就笑了 人类学说自己是科学,物理学就笑了 …… 最后,诗人笑了 这是打油,不是取销主义的立场,也不是将探索社会科学方法在法学中的运用这一严肃用意直接扭曲为大家要将法学变成科学的天真,一如要用拼音取代汉字,更非危言耸听地直认社会科学方法为法学的“天敌”,而只是想说明我今天的发言主旨,即在法学中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的有限性,从而,找准其可能用武之地。同时,对于今天会场上基于校际立场而波光旖旎的集体自恋情绪,觉得有点“那个”,所以略加调侃,不损人以利己,提醒不要过于自恋,否则小模小样,鸡皮疙瘩出,没意思,可能上帝倒哭了。自恋是动物的本性,太过自恋则为本性的倒错。诸位多谈其运用或者应用的可能性,我则提醒其有限性,正反两面,一积极,一消极,而同为 “建设性的”,则问题将趋澄明,列位看官,你说乐之何如。 我愿再次指出,陈述法学及其知识生产过程的这一品性,并非排斥法学研究借鉴社会科学范式或者方法,更不是否定法律人养成过程中对于大量非法学知识和理论的引入。恰恰相反,鉴于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价值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进境与困境,造成了利益厘定、是非判断的一定时空的不可能性,要求法科学生在体察世态人情、历练人间冷暖的同时,尽量多具备法学之外的“社会科学”知识和文史哲等传统人文修养,使法律人成为既具备法律理性和知识力量,同时并具有道义担当和同情心,真正属于孔门所说的“文质彬彬”的人,具有现代公共理性和人文关切的人。就刻下中国语境而言,法学教育不仅应当是职业人士的养成过程,同时应当是博雅的、人文的,道理正在于此。深切的人文精神,是这个工商时代更为珍稀的人类心性,也是疗治当下汉语法学求致用而至俗、阐学理却近私这一病症的良方。—— 这可不是要让法学院毕业生个个都成“文人”,正如倡导在法学中借鉴社会科学方法并非意味着所有法学门类均无一例外地运用,并且能够运用这些方法。 否则,法学院的毕业生人人大脑发达,个个能说会道,似乎都能运用一套科学方法,却恰恰没心没肝,甚至狼心狗肺,连基本礼数也不屑,那时节,还不如没有的好。——朋友,知识并不导向善,甚至导向恶,在今天这样一个唯科学主义的时代,一个“科学裁判所”的世代,不是恰需时时警怵的吗!现今的法科学子多数只有职业关切,实用主义取向无以复加,动不动就弱兮兮地“郁闷”,好像也谈不上什么社会情怀之类,公司、财产、债券、金融等等实用法知识成为唯一选项,这难道是法学教育的福音吗?——好像实用主义的本意也并非是这个意思。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意义 社会科学期刊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来自社会实践又服务于社会实践。 作为社会科学文字载体和传播媒介的社会科学期刊是社会科学的必然产物和社会发展的客观反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促进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化,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着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意义 1.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地位。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是自然规律的反映,它研究自然界各种物质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是人们改造自然的武器;社会科学则是社会规律的反映,它研究社会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是人们改造社会的武器。主席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在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加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紧密结合,深刻认识井掌握当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指导实践。实行仕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必须用新的理论去指导实践.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就显得更为突出。 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决定了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性。一方面社会科学期刊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很难用经济的观点来衡量;另一方面社会科学期刊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是间接的,不象自然科学同生产力要素那样直接结合.很快就会提高效率、效益,社会科学更多地体现为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虽然科学管理也会出效益.但毕竟是间接的,社会科学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得是促进和保漳作用。所以.社会上普遍存在重视自然科学而忽视社会科学的倾向.但社会科学研究滞后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这是社会科学期刊受冷落的原因。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自然科学的发展带动社会科学的发展,社会科学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和保障自然科学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革,社会科学许多新的未知领域需要我们去研究和开发,特别在当前科技进步带来生产力大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繁荣社会科学期刊加强社会科学研究更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2.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作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变革,从而导致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产生,这些问题只有通过新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才能给予科学的回答和正确的解决。实践证明,如果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事物发生,就会出问题。文化教育上的失误将产生思想意识上的混乱,经济管理上的失误将带来巨大的物质损失,政治决策上的失误将造成社会动乱。因此我们应当高度重视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作用,它是掌握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园地,是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舆论工具,是了解社会动态和经济形势的了望之窗,是学习社会科学文化启迪智慧的知识殿堂,是研究探讨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公共讲坛,是进行科学管理民主决策的参谋和助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是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呼唤。 二、当前社会科学期刊面临的主要问题 1.经费拮据。据1991年统计,全国自然科学科研经费为11亿3千多万元,而社会科学研究经费仅为3千多万元。国家拔给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科研经费不及自然科学经费的零头。近年来这种状况并无多大的改观,凭这点经费要想举行学术交流和开展调查研究活动已显得力不从心,再投入更多的财力去办好社会科学期刊就更是举步艰难。 2.质量降低。期刊的质量要以所刊载的内在质量为标准。当前,社会科学期刊存在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倾向,有的研究者囿于经费困难闭门造车,有的不愿深入进行艰苦细致的社会调查,使科研成果和实践相脱节;有的期刊部门和单位倾向比较严重,刊物.自觉不自觉地成为领导论坛;有的片面追求名人效应,从而脱离读者大众;有的受不正之风的影响,期刊变成应酬亲朋好友的关系稿,上级领导的推荐稿,金钱来往的交易稿.评聘职称的照顾稿等等,使得文章平庸、肤浅、枯躁,影响了期刊的质量。 3.读者面窄。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社会科研工作者劳动的社会效益体现不在经济报酬上,作者千辛万苦获得的科研成果要发表不仅得不到相应的稿费,往往还要承担版面费、赞助费,作者和编者都缺少提高期刊质量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大潮却冲破了多年被禁锢的思维定式,使读者品味不断提高趋于多样化,使社会科学期刊受到冷落。一些期刊的作者和编者与读者缺少交流和沟通,造成社会科学期刊的读者群体日益萎缩。 4.偏离办刊宗旨。社会期刊的重要作用就是发挥社会效益,除读者需求外还存在社会需求。受经济利益的驱动有的期刊忽视社会效果,偏重猎奇,追求轰动效应.背离了为j、民服务的宗旨,影响了社会科学期刊的健康发展。 5发行困难。从社会科学期刊的功能来看,不论是可读性还是收藏价值,都受到了广播、电视、报纸等大众传媒和电脑光盘等现代化存贮设备的有力冲击。归根到底社会科学期刊的发行数量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要同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承受力相适应.期刊的过多过滥和不合法的指购派购都影响到社会科学期刊的正常发行,背离读者和社会需求的期刊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的对策 1.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邓小平同志指出:“仕科期刊工作者在工作上要精益求梢,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社会科学期刊要以社会效益为已任.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坚待四项基本原则,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求真务实地办好刊物。 2.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社会科学期刊只有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改革才能带来生机。一方面各级领导要提高对社会科学期刊重要性的认识,在办刊经费上给予政策上的倾斜。另一方面要大胆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打破铁饭碗、大锅饭的旧体制.允许搞一些广告和实体等合法的创收。期刊内容上要锐意创新 、广开言路、百纳群言,鼓励不同的学术观点进行辩论和探讨,提倡运用新思维、新观点、新思路来分析研究社会问题和现象,开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 3.加强管理。社会科学期刊作为社会科学产品公开发行就具备了商品的属性,当然要受到社会主义市场管理的约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社会科学期刊这样的特殊商品不应当排除计划管理,读者需求用市场去调节,社会需求要计划去调节。不是所有的期刊和期刊所有的出版费用都由国家包下来.国家财政支持要有重点,即使是重点期刊国家也只是分门别类承担一个基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市场管理中的首要任务就是确定汁么可以进入市场.什么不可以进入市场,对那些社会效益好的就是赔钱也要坚待出版,对社会效益不好的就是赚钱也不能办。国家要运用价格、悦收等经济手段加强宏观调控、指导消费,使社会科学期刊在文化商品中得到资源的优先配置;运用法律手段促进和保障社会科学期刊的健康发展.运用必要的行政手段淘汰那些质量差、社会效益低、不具备办刊条件的期刊,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把社会和经济发展必需的期刊办好。 4.扩大群众基础。社会科学期刊要扩大刊物的影响,不仅要使专家学者青睐,而且还要使人民群众喜欢。要扩大读者面就必须扩大作者面.必须坚持以质量为标准,材料要实、文风要正,对有头衔和没头衔的作者都要做到一视同仁。社会科学期刊就必须走入社会贴进群众.要以群众论坛、读者专栏等形式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力度和范围,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精神文明和科学文化需要。 5.提高服务水平。社会科学期刊要提高服务水平就必须立足于从理论上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要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结合国际国内形式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情况.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科学推断预测未来发展的新动向、新趋势和发展规律出发,及时调整栏目设置和研究方向,加强相关课题的研究,发挥社会科学期刊服务社会的功能和作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就必须提高对社会科学期刊重要性的认识.找准存在问题的原因,提出解决的方法和对策,只有保障规模适度的社会科学期刊群体平衡协调地健康发展,才能开创社会科学期刊欣欣向荣发展的新局面。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常识普以及探析论文 一、加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战略意义 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生产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自身发展规律的学问,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指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哲学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是自然科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必经环节。繁荣发达的哲学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进步的基础,只有依赖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正确价值导向,自然科学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造福于人类。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有效手段。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既可以为现实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重要的是它将为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全面进步营造良好的思想和精神氛围。在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先进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对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极为重要。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和伟大的民族精神要始终继承与发扬光大,就要依靠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特别是大力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与传播。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人的全面发展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趋势。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文盲率较高,且基础教育还不能适应社会迅速发展的需要,公民素质偏低。公众的科学素养偏低,已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竞争力提高的关键因素。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大力推进社科普及,有利于培养公众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形成尊重科学,求真务实的风尚;有利于公众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认识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提高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利于增强全民族的民主法制意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自觉性,提高民主参与、民主监督和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能力;有利于公众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际关系,在全社会确立符合社会主义伦理要求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道德规范;也有利于公众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品位和质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必将在更高层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社会科学论文:树立科学发展观促进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转化 摘要:树立科学发展观,提高人文社科成果转化重要性的认识,加强引导提升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质量。健全机制,搭建平台,畅通转化渠道解决转化难的问题。 关键词:成果转化;人文社会科学;科学发展观 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具体运用,就是社会主体为实现一定目的而自觉接受社会科学成果的影响或应用社会科学成果的过程。目前,高校承担的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占全国总数的1/4,承担的国家“863”计划项目占全国总数的1/3 以上,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占全国总数的70%以上。据统计,一所综合性大学的人文社科类成果数约占学校成果总数的1/3。近年来,国家通过狠抓科技成果的转化,高校许多自然科学类的科研成果已经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人文社科类的科研成果的转化则存在明显的不足,已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一、高校人文社科类研究成果转化的现状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弘扬传统文化以及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等方面均取得重大成果,但是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在质量、数量和效率等方面还存在不足。许多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仅仅停留在发表的刊物上,即使有少量的成果进行了转化,也存在转化的层次偏低,影响力不够,不成体系的状况。由于构建和谐社会对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需求日益迫切,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社会效用不断凸显。许多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还不能适应这个新的形势和新的要求,成果转化的效益无法得到保证。 二、高校人文社科类研究成果转化难的原因 (一)人文社科类研究成果自身特点决定 人文社会科学类研究成果对于社会进步的作用方式和产生的影响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大不相同。自然科学成果应用于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可以像企业生产产品一样,从研发到投产,从生产到获利,能够比较精确地计算出成果转化的效率。社科成果一般不直接作用于社会生产力,而是与自然科学成果结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因此它对于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一般是间接的、伴随性的,这就增加了社科成果转化的难度。 (二)高质量应用性人文社科成果较少 科研成果质量是市场转化的生命线。我国高校文科科研成果转化少、转化难的现实,与高质量应用性人文社科成果较少有着很强的相关性。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表现形式是论文、论著和研究报告,一所综合性大学每年发表的人文社科类论文有上千篇,其中不少发表在核心期刊和权威期刊上,但通过仔细研究发现,这些论文推广和转化的价值较低,真正对现实有指导意义的更少。究其原因一是高校里有一部分文科类的教师主动与社会接触少,对社会发展状况了解不深、不透,难以有重点、有选择性地开展针对性、前瞻性科研。如某一地方性本科学院,在申报当年所在市下达的社科科研课题时,很少申报与当地省情、市情结合紧密的课题,80%以上的教师都热衷于那些比较务虚的纯理论课题。最终的成果能直接指导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就少了。二是,高校文科科研中重数量、轻质量,重科研、轻转化的现象比较突出。许多教师为了完成科研任务,不注重社会的现实需求,闭门造车,主观臆断,直接影响科研成果的实用性和针对性。所谓的科研成果不仅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而且难以进行转化,成为庸俗的文字游戏。 (三)对人文社科类成果转化重要性认识不够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国家越来越重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但是,不管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看, 谈到成果转化,各级政府部门、政府官员、企业管理人员首先考虑的就是进行自然科学类科技成果的转化推广工作。国家设立的“成果转化基金”、“产业化项目”等资助的全是自然科学类的项目。 国家1996年颁布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第二条中注明:“本法所称科技成果转化,是指为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对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所产生的具有实用价值的科技成果所进行的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广直至形成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发展新产业等活动。”将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排除在可转化的成果之外。可见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转化推广工作还没有引起全社会足够的重视[1]。 三、促进高校人文社科成果转化的对策 (一)树立科学发展观,提高对人文社科成果转化重要性的认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解决人们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重要性认识不足的关键。社科成果一般不直接作用于社会生产力,而是经过转化作为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武装劳动者。与自然科学类科研成果转化相比,有着软件性、滞后性、受众不确定性、效果不确定性、转化周期较长等特点。 这就要求:一是各级政府和政府官员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不能只顾任期内短期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指标。而应该高屋建瓴、具有前瞻性,如同重视自然科学类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一样,重视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转化。二是高校的教师和科研工作者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要有“甘坐十年冷板凳的精神”,克服急功近利和浮躁的心态,潜心研究对社会发展有巨大推动和指导作用精神产品。 (二)加强引导提升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质量。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质量是转化的前提。社会需要大量的切合社会实际的、有转化价值的精品科研成果,这类成果的产生,需要引导和激励,需要科学的、客观的、适应于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评价指标体系,需要与科研人员特点相适应的激励措施。中国政法大学为了鼓励精品成果,制订的《文科科研成果评价办法》对在一定考核期内有一个精品成果的教师、科研人员即可以豁免其他科研成果项数,鼓励教师用足够的时间准备高水平的成果, 起到了促进科研、激励精品的效果,有较高的借鉴价值。 省市科技、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在主持社科类科研课题立项时,应加强引导和管理,鼓励教师积极申报与省情、市情紧密结合的课题,把纯理论性的、“空对空”的课题量规定在合理的比例范围内。 (三)健全机制,搭建平台,畅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渠道。不断改革旧的体制机制,建立适合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新机制。一是要加强高校自身的科研机制和体制改革,要变革那种纯学术、脱离实际的研究,而应将纯理论研究为主转向综合性、开发性、应用性研究为主;研究方式从无偿研究转变为有偿研究;只有实现了科研导向、运行环节、队伍结构等方面机制的转变,才能真正促进高校科研成果的转化。二是探索建立社会科学成果的产权认定制度、价值评估制度和权益保护制度。三是要建立健全社科研究机构与政府、党政、企业等部门的信息沟通机制,加强社科研究的针对性、时效性,密切供求联系[2]。 要搭建起一个平台,全面调整产方—卖方—买方的关系,使成果的转化正规化、程序化。作为买方的决策人要用社会科学成果支持和检验自己决策,作为卖方的社会科学成果管理机构要承担起监督决策者的决策是否科学的职能,同时根据需求制定合理的科研成果生产计划。作为产方的科研工作者和科研机构要分析市场动态,使自己的成果能满足市场需要。 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和直接价值与间接价值的认识和理解将不断加深。人文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新局面必将到来。 社会科学论文:试谈领导干部科学素养是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保障 论文关键词:领导干部; 科学素养; 科学发展 论文摘要:领导干部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领导干部是决策者,决策的科学与否直接关系着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方向与方式的科学与否。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科学决策的基础保障。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精神、掌握科学知识、运用科学方法,才能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沿着科学的道路不断向前发展。 一、 领导干部科学素养的社会特征 科学素养是人们坚持科学精神,自觉地运用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修养和能力。科学素养决定着人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关系着人们工作与生活发展的优劣与成败。公民的科学素养,除了关系到自身的发展,作为国民素质的基本元素也同时关系到国家的发展。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与普通公民具有不同的社会特征,作为决策者,领导干部的科学素质不仅只是作为一个普通个体对社会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作为社会发展的领导和推动力量对社会产生影响。 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对于经济社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决策的科学性上。决策的科学与否关系着发展目标的正确与否和发展方式的优劣与否,科学的决策符合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能够促进事物向好的方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引领和推动力量。不科学的决策则违背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会使事物的发展与人们的希望背道而驰,阻碍社会的发展。因此,决策的科学与否,对于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科学决策的基本保障。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素养,才能具有科学决策的意识与科学决策的能力。首先,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精神,才能在决策过程中自觉地以科学的态度看待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在工作中勇于探索、不断创新,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发展。其次,领导干部必须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才有能力在决策过程中客观地认识环境,正确地分析和判断形势,准确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从而确保决策这个主观行为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使决策具有科学性。 二、 科学精神是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意识保障 精神是推动事物发展的灵华,领导干部的科学精神是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意识保障。科学精神来自于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的积累和升华,它又反过来制约着人们行为和习惯的科学性。科学精神所代表的核心内涵是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与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创新精神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而理性精神则是各项事业沿着科学道路、按照科学方式发展的保障。 首先,创新精神是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动力。科学精神的本质要求是开拓创新、不断进取。科学技术之所以不断发展,就在于科学研究在不断更新观念、不断大胆创新。创新精神是一种强烈的创造欲望、开拓精神,是一种对于新问题、新方案、新途径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科学的创新精神体现在对旧概念的修正和不断发展新的概念,它对陈旧的现实、落后的现象不满、并提出质疑,而且要求改变现状,追求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创新精神是由科学探究的实践升华而来的,科学探究的过程是寻找新发现的过程,“科学上的新发现,必然冲击原有的认识,产生新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境界”。由于新的发现变革了人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又引导了人们新的行为,因此,使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事业得到新发展。所以,创新精神是变革的动力。思想的解放、观念的转变和思维的更新都来自于人们的创新意识。事业的发展,必须依靠创新精神的推动。 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不断产生。面对新环境、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领导干部如果墨守成规,仅拘泥于经验,就有可能使新的机遇丧失、使旧的情况恶化。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有创新精神,这样才能面对工作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大胆创新。主动审视现实的状况,质疑制约发展的现象,自觉地变革陈旧、落后的东西,在思想认识上和工作实践中不断开拓进取,用新的思想和方法去分析问题,以新的目标和新的措施来解决问题,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第二,理性精神是促进各项事业沿着科学道路、按照科学方式发展的保障。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是科学精神的首要要求。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要求人们必须依靠理性思维来把握事物的本质,实事求是地去探索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得出事实和逻辑的必然性,而不是单凭直觉和经验。实事求是地理性精神体现的是一种尊重客观事实、探索求知、追求真理,不盲从潮流,不把偶然性当必然性,不把局部看作全体的精神。这种科学精神,来自于人们对于科学本质的认识。科学的本质就是整理事实,从中找出普遍性的规律和结论,而不是仅仅抓住现象作出的结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和结论,必须是在观察、试验所得到的事实基础上进行整理、分析、判断,然后经过实践的验证加以证实,这样才能将其作为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结论。因此,科学的理性精神是把握事物科学发展的保障。 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朝着科学的方向、按照科学的方式发展,必须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具有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领导干部的理性精神是科学决策的理性支撑。领导干部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才能自觉地排除掉主观唯心的东西,以科学的态度处理和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调查研究来了解发展中的问题;以事实为依据来研究、寻找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以实践作为检验结论的标准。领导干部在决策过程中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使各项事业科学、系统、有序、稳健地发展,从而确保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 科学知识是认识和判断发展环境与形势的基础保障 科学知识是领导干部具有这种认识和判断能力的基础支撑。领导干部必须具备丰富的科学知识,才能具有正确认识和判断环境与形势的基本能力,并以此来保证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正确的方向和目标。 首先,科学知识是领导干部辨识能力的基础支撑。科学知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客观的事实,它包括自然的事实、历史的事实和社会的事实。另一个是规律,规律是事物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和必然的联系。人们必须具有科学知识,才能认识和分辨各种自然、社会和思维现象及其规律。在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科学的发展中,领导干部要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必须首先对发展环境和形势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科学的判断,这样才能为决策方案的制定提供基础信息。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具有科学地辨识能力,而这种能力来自于科学知识的支撑。领导干部只有具备丰富的科学知识,才能识别国家政策方针和大众传媒中出现的各种相关信息,才能利用科学知识去分析和判断各种事物。如果领导干部缺乏必备的科学知识,就会妨碍其对于环境和形势的客观认识与科学判断。例如,为了应对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的局势,我国提出了“节能减排”这一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为了落实这一措施,国家明确了“到2010年,中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将由2005年的1.22吨标准煤下降到1吨标准煤以下,降低20%左右”;“到2010年,二氧化硫排放量由2005年的2549万吨减少到2295万吨,化学需氧量(COD)由1414万吨减少到1273万吨”等任务和要求。但是,在我们对某市部分现任局处级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调查中发现:对于“标准煤的含义是什么?”这个问题,有43.30%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错误的答案;11.34%的人选择了“不知道”。对于二氧化硫排放主要来源的问题,有35.57%的人选择了错误的答案,6.70%的人选择了“不知道”。对于“COD是什么?”这个问题,有22.68%的人选择了错误的答案,35.57%的人选择了“不知道”,对于“循环经济的‘3R’原则是什么?”这个问题,仅有54.12%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正确的答案,而有近一半的领导干部对这一原则不够了解。由上可见,由于一些领导干部由于缺乏相应的科学知识,因此,无法搞清这项措施中的相关概念。这必然影响他们对“‘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等项约束性指标的客观认识;对发展“循环经济”这项“节能减排”的重要措施的意义的正确理解。同时,也会妨碍他们对“节能减排”这一战略措施实施后未来发展环境与形势变化的正确判断。 第二,科学知识是提高认识效能和预见能力的支撑。科学知识是人们对外部世界进行再认识的基础,人们根据已有的知识进行分析、推理、判断,寻找和认识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由此来掌握社会发展的进程,利用事物之间的促进关系、消除发展进程中的制约因素,提高预测和预见能力,使社会有计划、有目的地朝着人们希望的方向健康地向前发展。目前社会系统纷繁复杂,各个社会部门、各种社会现象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构成社会自身的矛盾运动。因此,领导干部必须依靠科学知识去再认识这些社会现象和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必然联系以及相互促进和制约关系,以便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正确制定社会的改革方案、工作计划、方针政策;及时调整社会关系和上层建筑,加强意识形态的建设,以此去改造和管理社会活动,引导和管理人的行为,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而如果领导干部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则会制约领导干部观察和处理问题的视野和高度,影响其决策的大局性和系统性。例如,我们在对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调查中发现:对于“在我国,专利分为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和固定构造四种”这个判断正误的问题,有40.72%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正确”这个错误的答案,17.53%的人选择了“不知道”。这说明超过五分之三的领导干部,对于我国的专利法不够清楚。对于“恩格尔系数越小,说明生活水平越高。”这个判断正误的问题,仅有43.30%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正确的答案;而有4.12%的人和52.58%的人,分别选择了“不知道”和错误的答案,这说明大部分领导干部对于测量人民生活水平的常用方法不了解。对于“科学决策的民主化意味着民主选举与言论自由。”这个判断正误的问题,仍有10.31%的人选择了“正确”这个错误答案。这说明,少数领导干部,缺乏基本的科学决策知识。 专利法、恩格尔系数和决策的民主化,是目前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一些横向知识。其中:专利法是保护创新的重要科技政策之一,它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决策密切相关。领导干部对于我国专利法的基本内容和内涵缺乏了解,说明他们还不能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高度,对什么是创新、为什么创新和怎样创新有一个认真的思考。“恩格尔系数”是家庭收入中食物支出金额与总支出金额的比,它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领导干部对此指标的含义不了解,说明他对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目前的差距是什么、问题是什么、发展目标是什么还没有一个客观的判断。决策的民主化是科学决策的根本内涵,领导干部对于科学决策的民主化,除了意味着民主选举与言论自由外,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在照顾大局的条件下,公平地照顾各方面的利益”这个基本内涵都不清楚。说明他对现代社会的决策环境与决策需求还缺乏应有的理解,对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缺乏基本的认识。 四、 科学方法是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的手段和途径保障 科学方法是领导干部科学决策能力的支撑,是推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思想方法与措施、手段的保障。面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复杂局势,领导干部只有按照科学的思维方式、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才能充分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确保决策的科学性。 首先,科学方法为领导干部科学决策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科学方法为人们有计划地管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例如、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创造思维等科学思维方法,为人们对社会的整体和部分进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确立改革和管理的最佳方案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科学思维是人们利用科学方法进行思考,获得理性认识的基本途径。当今社会已发展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大系统,任何个人的行为,局部的事物都与整个社会系统密不可分。同时,现代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资源和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这使决策环境日趋纷繁复杂。这些都给领导干部的决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决策问题复杂、规模庞大、涉及面广泛、因素繁多,决策问题变化快、动态性强是现代决策的面临的新问题。面对这种复杂的决策环境与决策需求,领导干部如果不能很好地运用现代科学思维的方法,特别是系统思维的方法,则难以把握好各项事业科学发展的方向和方式。但是,从我们在对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调查中发现,大部分领导干部对于传统科学思维的理解与运用能力比较好,而对于系统思维、创新思维等近代科学思维方法的理解与运用能力比较差。调查显示:80.11%被调查的领导干部,能够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得出测试题的正确答案。而在对系统思维方法进行的测试中,只有11.29%被调查的领导干部能以系统的观点,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处理测试题中的问题,而其余88.71%人,均按照传统思维方法对问题进行处理。系统思维是按照客观事物本身的系统性,“从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整体与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关系中综合地考察和研究问题,以达到最佳处理方案的思维方法。领导干部只有运用系统思维原理,来探究工作中整体与局部、整体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与相互作用,才能将自己的局部工作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工作紧密联系起来,才能将各个方面的关系与利益统筹、协调起来,才能有效处理好当今经济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按照科学发展观所提出的“全面发展”和“统筹兼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全面共同发展。 第二,科学方法为科学决策提供了先进的手段与措施。科学方法是处理问题的方式、途径、手段、程序和技巧。科学方法是把握事物发展方向与方式的有效工具与锐利武器。领导干部运用科学方法,一方面,能够为决策提供更加全面和精准依据。另一方面,能够使主观决策更贴近客观事物变化的规律。因此,充分、有效地利用科学的方法与手段,是保证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途径。但是,我们在对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的调查中发现:部分领导干部对于定量分析科学方法的运用还存在差距。调查显示:72.04%被调查的领导干部对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完全理解;有56.45%被调查的领导干部对于比对实验方法完全理解。但是,在对统计方法进行的调查中,对“统计科学的总体性是从整体上反映和分析事物的质量特征。”这个正误判断题,有59.79%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正确”这个错误的答案,11.34%的人选择了“不知道”。这说明有超过三分之二的领导干部,对于统计科学的总体性是从整体上反映和分析事物的数量特征这个概念不清楚。在对领导干部的综合数据分析能力测试中,我们给出了一组中国与国际先进水平能源消耗的比较数据,内容为:“中国火电厂供电煤耗为404(gce/kw.h),国际先进水平为317(gce/kw.h);中国每吨钢可比能耗平均值为966kg(标准煤),国际先进水平为656(kg标准煤);中国每吨水泥熟料燃料消耗为170(kg标准煤),国际先进水平为107.5(kg标准煤);中国每公斤标准煤能耗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为0.36(美元),国际先进水平为5.58(美元)”。要求被测试者根据给出的数据,对我国能源状况进行判断并得出结论。结果只有44.62%被调查者选择了“我国节能潜力大”这个正确答案,而超过一半的人分别选择了“我国能源消耗量大”和“我国能源安全问题大”两个错误的答案。这说明部分领导干部对于数据分析方法的运用水平还有待于提高,对于“单位”数值与“总体”数值反映客观事实的区别认识不够清楚。 由上分析可见,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保障。要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朝着科学的方向、按照科学方式发展,关键要靠各级领导干部的科学决策。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科学决策的保障,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精神、掌握科学知识、运用科学方法,才能使决策成为经济社会沿着科学道路发展的动力与方向盘。 社会科学论文:生态学视野中的若干人文社会科学问题 【摘 要 题】生态文化与环保意识 【正 文】 科学的精神是统一,社会运动与自然运动的规律有着惊人的相似。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两者间有许多值得相互借鉴的成果,从某种程度上讲,两者甚至可以用更加简练和统一的语言来描述,生态文化的核心观念为此提供有价值的视角。在生命科学发展历程中,先后取得过两个对人类世界观产生重大影响的成果,一个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它使人们心目中静止不变的客观世界转变为动态、进化的客观世界;另一个成果就是随着生态科学的发展,而形成的生态文化观念,它使人类从人类中心主义的恶梦中醒来,回归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永续发展的光明大道上来。具体讲,生态文化作为以生态学基本原理为基础的文化形态,正在逐渐取代人类中心主义,成为人类发展的主导性、前瞻性文化,是现代以及未来人类文化发展的主流,也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需的基础。因此,从生态学视角认识和理解人类面临的各种困境和问题,寻求可能的、合理的解决途径,就显得格外迫切和重要了。本文试图以生态工作者的视角审视和理解若干人文社会科学问题。 一、生物与环境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了解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显然是研究生态学和生态文化的基础。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错综复杂,很难用简短的几句话来概括,但是,我们可以从历史沿革的角度对其有一个比较恰当的理解。 简而言之,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一、生命是环境的产物。在地球形成之初,表面笼罩着原始的还原性大气,没有氧气、臭氧层,紫外线强烈地照射着地面,地球上没有任何生命;经历漫长的化学演化过程,大约在35~38亿年前地球上出现了原始的生命——光合自养生物蓝绿藻(Cyano phyta);原始的生命在遗传、变异和自然选择的长期作用下,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过程,形成了现存的多样性的生物类群。二、生物在进化与发展过程中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原始的生命在海洋中繁殖、蔓延,消耗CO[,2],释放O[,2],地球表面逐渐形成氧化性大气和臭氧层,地表紫外线辐射减弱,昼夜温差缩小,为原始生命的演化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物理、化学和生物因素的共同作用,地球岩石圈的表面形成土壤,为陆生生物的生活提供了基质,也为其登陆创造了条件;在大约4亿年前,绿色植物登陆成功,从此陆地上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三、生物与环境密切相关、相互依存。现存的生物圈是生物与环境长期协同进化的结果,而这种环境又需要生物的调节来维持,生物与环境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共同影响着全球环境的变迁和人类的命运。 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对这种关系的认识水平也是逐渐发展、变化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人类的产生开始、到文艺复兴之前,为神秘文化阶段,相当于人类文明的蒙昧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类对自然规律缺乏认识,对自然界充满了神秘和恐惧,人类是自然的附庸;在这个时期,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局限在局部和较低的水平,以宗教为代表的神秘文化是文化的主流,社会、经济及文化缓慢地向前发展。第二个阶段,从文艺复兴开始到20世纪中期,工业文明阶段。由于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人类开始具备揭开自然界神秘面纱的能力,人类在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方面,出现了意识上的偏差,摇身一变以自然的征服者和驾驭者自居,这是人类文化发展少年时代;在这个时期,以工业化大生产为背景的工业文明成为人类文化的主流,社会、经济和文化飞速发展;人类对环境的影响逐渐超过了环境自身的调节能力,环境问题成为世界性的问题,危及人类的长远发展与持续生存。第三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今,生态文明阶段。在此之前,以自然的征服者和驾驭者自居的人类,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环境、资源、人口、能源等危机,促使人类重新认识人与环境的关系,认识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逐渐形成了以生态学基本原理为基础的生态文化,成为人类发展的主导性、前瞻性文化;以生态文明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观念,是人类实现人—自然—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需的基础,这是人类文化走向成熟的阶段。 人对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是人类认识自然、认识自我发展过程的产物,这种认识水平体现在人类文化、科学的方方面面,形成纵横交织的人类文化与科学谱。在不同时期和社会背景下,不同的文化形态可能同时并存,各种文化形态在文化谱系中所占的比例及其变化趋势,决定了文化的现状与文化的发展方向。作为人类的一员,无论在那一种文化形态的背景下,只有溶入主流的先进文化之中,个人的价值才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 二、生态位理论与社会生态位现象 Whittaker(1975)指出:“生态位是指每个物种在群落中的时间、空间位置及其机能关系,或者说群落内一个物种与其他物种的相对位置”。通俗地讲生态位就是生物在漫长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在一定时间和空间拥有稳定的生存资源,进而获得最大生存优势的特定生态定位。生态位的形成减轻了不同物种间的恶性竞争,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使不同物种都能够获得比较的生存优势,这是自然界各种生物欣欣向荣、共同发展的原因所在。 生态位理论已经广泛应用于农林、经济、教育、政治等领域。事实上,人类社会活动的诸多领域均存在“生态位”定位问题。只有正确定位,才能形成自身特色,发挥比较优势,减少内耗和浪费,提高社会发展的整体效率和效益,促进社会良性与健康发展。在我国社会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生态位重叠现象。以教育为例,教育部对从小学到大学教育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材版本、教师培养等都做出了严格的规定。确保全国人民在不同地区受到整齐划一的教育,培养出的人才在知识背景、能力倾向、思维模式、就业取向、发展目标等方面存在全方位的生态位重叠,甚至连知识与能力缺陷都大同小异。这与美国各个州政府负责管理地方教育,可以形成各具特色的教育体系相比,我们的教育实在是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目前中小学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可望逐步改善这种被动的局面。但高等教育的改革却显得畏缩不前、无所作为。 从事科学研究也同样存在“生态位”定位问题,人云亦云、附庸风雅的跟屁虫显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科学家应该将自己热衷的工作当成一种事业去追求,而不是当成一种职业仅仅用于换取养家糊口的资本和安逸舒适的生活。就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以其严谨的科学性预见社会发展的趋势,为社会的发展指明方向;另一方面,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及时发现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失误,及时予以指出和纠正。新中国建国后发生的一系列失误,社会学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前我国正处于道德与社会价值重构的历史转折时期,人文社会科学可谓大有可为。人云,科学家是社会的良心,社会科学家更是如此,他们不应该,也没有任何理由把自己混同一般的民众,而应该勇敢地肩负起社会责任与科学道义。 三、生物重演律、文化重演律与社会重演 生物重演律:1866年海克尔(E.Haeckel)提出,生物的个体发育简短而迅速地重演系统演化的过程,这就是著名的“生物重演律”。如,蛙的个体发育经历了受精卵、囊胚、原肠胚、蝌蚪、幼蛙(有腿、有尾)、成蛙等几个阶段,分别相当于系统进化过程中的单细胞生物、多细胞群体生物、腔肠动物、鱼类、有尾两栖类、无尾两栖类等阶段,这说明蛙的个体发育反映了蛙的系统发育过程。 文化重演律:个人文化素养的形成过程简短而迅速地重演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教育过程的本质是人类文化的重演。在人类5000年文明发展的历程中,有无数先人、巨匠为科学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积累了大量的科学文化知识,形成了现存的多样化的人类文明。教育过程实际上是将人类已有的文化成果传承给后人的过程。但这种传承并不是机械地照单全收,而是对人类文化的精华和重要文化成果的传承。因此,个人文化素养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对人类系统文化成果形成过程的重演。这个过程相对于人类5000年文明史,简短而迅速。 与生物重演相似,文化的重演也绝不是机械的或绝对的。作为个体文化的发育,实际上应该是在继承人类系统文化成果基础上的发展,个人的学习阶段正是接受人类系统文化成果的时期,相当于文化的重演阶段。名师出高徒,为什么?之所以成为名师,因为他们对系统文化成果的认识和理解具有独到和高明之处,能够帮助学生多快好省地跨越了文化的重演阶段,少走弯路,节约时间,并为其进一步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指导和支持。其实这个例子也说明了,教师的素质对教育及人口素质的发展和提高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有些教育专家提出,教育不应该只是继承。文化的继承或重演与创新并不矛盾,人类系统的文化成果是巨人的肩膀,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成为伟人。对于人类系统的文化成果,不是需不需要继承,而是如何继承的问题。而是创新的继承和继承中的创新,是对人类文明的传承和扬弃。因此,教育必须不断探索教育教学规律,更新教育观念,确保不使教育这一传承人类文明的过程成为制约文明开拓前进的障碍,进而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 社会重演律:社会的重演并非新的发明创造,马克思关于社会运动与发展趋势的理论,其实也就说明了作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个案,其发展过程在重演整个人类社会演化的过程。但这种过程并非绝对的重复。在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曾经面临和解决过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发展阶段也不同程度的体现出来。 四、生物的进化与文化的进化 1、生物进化 种群是生物生存与进化的基本单位。生物进化的微观表现形式是种群的基因频率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连续变化,这是物种进化的量变的过程。当这种量变的积累超越了物种质的界线时,就产生了新的物种。一般来讲物种的形成包括三个主要步骤,即:突变、自然选择和生殖隔离。突变是生物进化的动力,通过突变为自然选择提供素材,对物种有利或无害的基因可以通过自然选择而保留下来,并在种群中逐渐扩散;个体迁入 (基因流)也可以增加基因素材,个体的迁出与基因漂变会导致基因库的萎缩;种群基因库数量、质量逐代变化,当该种群中某些个体与其他个体之间形成生殖隔离时,就产生了新的物种。 比如:美国就是一个人口基因库质量发生连续变化的例子,这与其长期实行移民政策密切有关。美国是世界超级大国,吸引了各国高素质的移民,这种移民流的生物学实质就是优质的基因流。因此,其人口基因库质量和整体人口素质不断提高。美国经济、科技实力不断提升和人口素质的不断提高互为基础,相互促进,为美国长期的发展与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作为快速发展的大国,拥有大量的发展机遇,这是吸引外来移民的重要条件,如果我国也能实行严格、适度的移民政策(千万别腐败),同样也会对我国人口质量的提高助一臂之力。 自然条件下的生物的进化、人工条件下的生物驯化等条件下的生物进化所遵循原理是相同的,但两者之间又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在自然条件下,生物进化过程中的选择力量是自然因素(自然选择);选择的标准是生物的适合度;生物进化的速度缓慢,但其遗传机制稳定、遗传结构均衡,有利于生物长期发展与生存。以野猪为例,在自然条件下,野猪通过发展快速运动能力来逃避捕食者和猎人的伤害,其体型紧凑而强悍,适于奔跑;体表粘有沙粒和树胶(在树上蹭痒、粘上树胶,在地上沙浴,粘上沙子),一般的子弹都难以穿透;野猪锯齿獠牙,十分凶猛,可以捕食小型动物,并可以与虎狼对抗,这都为野猪在自然界中很好地生存创造了条件。 人工条件下,生物驯化过程中的选择力量是人为因素(人工选择);以人类的好恶作为选择的标准 (生产性能、经济价值、娱乐观赏价值等);生物驯化的速度快;但人工选择会导致生物遗传结构的失衡,限制了生物进化的潜力,最终可能会导致物种的崩溃。仍然以猪为例,野猪是家猪的祖先,但家猪与野猪已经表现出很多方面的不同,家猪的体形臃肿,行动迟缓、性情温顺,这是长期人工选择的结果;但是这种选择导致家猪育种潜力或遗传潜力的衰退。比如,比利时培育的皮特兰猪,其瘦肉率达到了70%以上,经济价值极高。但其抗应激的能力极差,从种猪场运到养殖场、或从养殖场运到屠宰场,就可能导致其死亡。显然人工条件下的生物驯化是一种有限的进化,不能保证物种的长期进化与持续生存。 无论是哪一种条件下的生物进化,即使对于完全相同的种群,可以仅仅因为选择的力量和标准不同产生截然不同的进化结果。 2、文化的进化 文化进化的规律可能更复杂,生物进化的规律虽然不能简单地挪移到文化进化领域,但是生物与文化进化两者之间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我们不妨把作为文化构成单位的个人的思想、观点、方法等视为文化的基因,某种文化基因的总和构成了该种文化的墓因库。文化基因库中基因频率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连续变化,这是文化进化的微观表现形式。文化发展的前景取决于文化、思想来源和发展的多元化(多样化)。统一行动对于社会发展的有序化是有益的,而统一思想,却从源头切断了新思想、新文化形成和扩散的途径,对文化发展绝对具有重大危害。 对于文化的进化我们也尝试从文化基因的突变、文化的选择和新文化的形成三个方面予以论述。 文化基因的突变。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的产生,可视为文化基因的突变。文化基因的突变为文化的进化提供选择的素材,是文化进化的动力源泉。但是新的文化基因能否在文化基因库中扩散,并成为文化进化的动力,还取决于文化的选择力量,不同的选择力量,塑造不同的文化形态。因此,在此阶段,应该减少对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传播和扩散的人为限制,言论和思想自由是推进文化健康发展的最基本的问题,也是先进文化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必备条件。 文化的选择。与生物的进化不同,文化选择的力量更多地属于人为因素。从这一点上看,文化的进化与人工条件下的生物驯化,在选择标准、进化潜力、进化前景等方面存在相似之处。现存的各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实际上是不同的选择力量和标准长期作用的结果。因此,选择力量和标准的革新是文化创新的先导。 下面从文化选择的力量和标准、选择类型两个方面对文化选择予以简单介绍。一、文化选择的力量,可以是国家机器、宗教力量、学术力量、民众力量、随机事件、其他力量等。这其中,取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原则的学术力量是文化选择最良性的选择力量;国家机器、宗教力量以及国教合一的选择力量,往往导致文化发展的畸形;尤其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当迷信战胜科学、蒙昧战胜理性时,如以宗教或国教合一的力量对文化进行的选择,导致文化形态的滞后更为严重。另一方面,某种文化选择力量在社会中渗透的越充分,对文化进化的影响就越大,当这种选择力量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甚至每个人的思想意识中去的时候,这种文化发展的方向就很难在短时间内逆转了。比如:适宜的文化选择的力量,直接导致文化的繁荣。文艺复兴的例子自不必说,就单以我国为例,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文化与思想空前繁荣;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大陆的思想文化激烈论争,导致文化巨星群星灿烂;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治学理念,曾经造就了北京大学的一度繁荣,并成为当时中国新文化、新思想的发源地,成为推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排头兵。 文化选择的类型有定向选择、稳定选择、分裂选择三种类型。定向选择的力量和标准只有利于文化谱系中偏向一端的部分,促使文化朝向一个特定的方向发展,这种选择类型一般是良性的和趋前发展的,以学术力量、民众力量作为选择力量的文化进化属于这种类型。稳定选择的力量只有利于文化谱系的中间部分,偏离文化谱系的中心越远,被淘汰的压力就越大;这种选择促使文化谱系高度单一化,稳定地长期处于某种文化形态,其文化进化与发展都十分缓慢,以单一的意识形态作为选择力量的文化进化多属于这种类型。与稳定选择正好相反,分裂选择的力量不利于文化谱系的中间部分,而对文化谱系的两端有利,导致社会文化形态的两极分化,进而导致文化形态的分立。世界各地民族主义的抬头,就是这种文化分立的典型现象。由于文化进化的选择力量不同,形成了千差万别的文化形态。 文化选择的结果。在过去由于交通限制,世界不同地区的文化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按照一定的选择标准、沿着一定的发展路线稳定地发展着,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态。在这些文化形态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外敌入侵、朝代更迭,社会发展,在不同时期的文化选择标准发生过这样或那样的变化,这其实也是这种文化形态形成的必备的条件。在现代全球经济与文化一体化进程逐渐加快的条件下,各种文化形态之间还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融合。相反,以经济和军事实力为依托的优势文化的扩散,更加充分地暴露出了不同文化形态的差别,导致了文化形态之间的持久的冲突。文化形态的不兼容,正如生物的生殖隔离一样,它是文化进化的结果,也是不同文化形态分型的依据。 五、生物进化中的遗传瓶颈与文化进化中的文化瓶颈 遗传瓶颈是指,如果一个种群在某一时期由于环境灾害或人为过捕等原因导致种群数量急剧下降,这必然会导致种群基因库质量的下降。经历遗传瓶颈后,如果种群数量不能得到有效恢复,就会由于遗传漂变其基因库质量迅速降低。如果经受连续的选择(捕猎、灾害等)压力,种群最终可能走向灭亡。如果经历遗传瓶颈后种群数量逐渐增加,并不断积累新的遗传变异,补充和扩大基因库的数量、提高基因库的质量,种群就会重新发展和兴旺起来。但是,一般而言,经历遗传瓶颈后,种群的恢复需要相当长(多个世代)的时间。比如,由于过度捕猎,19世纪90年代北方象海豹只剩下了20头,通过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直到100多年后,其种群的数量增长到3000余头,数量仍然很低。如果不是采取有力的保护措施,仍然大量捕杀,该物种可能已经灭绝了。 文化瓶颈现象在文化进化过程中普遍存在。文化瓶颈的形成通常与文化进化的选择力量的变化有关。与生态学的遗传瓶颈相似,一旦形成文化的瓶颈,其文化基因库的恢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如果连续遭受强大的选择压力,就会形成持续的文化瓶颈,导致文化的衰落,甚至消亡。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文化瓶颈持续现象较为突出。秦朝灭六国统一天下之后,焚书坑儒,杀戮了大量的文人雅士、永久性地毁灭了大量的文化典籍,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巨大的文化瓶颈;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而排斥其他各家思想,进一步限制了百家争鸣,形成了秦汉以后两千余年、持续的文化瓶颈现象;大清王朝灭亡前后的百年间,军阀混战、外族入侵,民族命运风雨飘摇,各家学派、思想论争激烈,文化思想空前繁荣,这一时期可谓群星璀璨,精彩纷呈,这是中华文化大恢复与大发展的时期,是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某一段时期,由于文化政策方面的失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曾经导致一种文化、一种思想长期作为文化选择的准绳,国家机器成为文化选择的主导力量,文化发展的单元化趋势压制了文化的进化与发展,形成了文化的瓶颈。这种局面在结束以后才逐渐得到缓解。 从世界文化发展史的角度看,阿拉伯文明的没落可能与其政教合一(伊斯兰教)的意识形态关系密切,印度文明的衰落也与佛教不无关系,当宗教意识成为文化选择的力量时,文化瓶颈的现象也就随之产生了,而这种文化瓶颈的长期持续必然导致文化的衰落。 突破文化瓶颈的限制,是文化走向兴盛的基础。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封建制度的逐步瓦解,打破了原有的文化瓶颈,形成了清王朝灭亡前后100余年的文化振兴。日本明治维新,引进西方文明,推动了日本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大发展。而美国南北战争打破了奴隶制度对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限制,形成了随后美国长达100余年的大发展。文化瓶颈效应可以用来解释人类文明兴盛与没落,勾勒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轮廓。 六、群落的演替、顶极群落与文化的演替及顶极文化 生物群落是指生态系统中有生命的部分。自然界中生物的分布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遵循一定规律而聚集成的有机整体。每个群落都有其特定的外貌,结构(空间、时间结构等)和功能。 当群落内外环境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时,生物群落中的一些物种消失,另一些物种侵入,群落的组成、结构、形态、内环境向着一定的方向发生连续的有序变化,结果一种性质的生物群落被另一种生物群落所取代,这个过程就是群落的演替。任何一种群落演替达到稳定阶段时,就形成了与当地气候、土壤、生物等条件相适应和协调的群落,这是演替的终点,也称顶极群落。在群落顶极形成之前,群落的演替过程持续进行。如果我们要求群落的演替停留在某一阶段,比如,农田生态系统、湿润地区的草坪(自然演替可形成森林)等,就必须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除草、灭虫、修剪等。如果群落演替达到顶极状态,群落的结构、功能趋于完善,此时,群落的生物量存量达到最大,而群落生产力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对顶级群落的适度利用,有利于打破平衡关系,刺激群落生产力的提高。 文化现象虽然表面上杂乱无章,实际上相互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即所谓的文化群落。由于外来文化的渗透、自身新文化的产生,文化群落的形态、结构和功能也会发生有序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最终结果可能是一种性质的文化取代另一种性质的文化,导致文化形态的更迭,这就是文化的演替。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文化的西方化、我国文化的近代化与现代化,以及现代世界文化的一体化趋势等等,实际上都是文化演替的实例。任何一种文化发展到稳定状态时,也就形成了文化顶极。文化处于顶极状态时,其发展与进化潜力降低,文化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 在相对封闭、缺乏交流的条件下,在文化单元化(包括宗教化、神化等)条件下,在国家和政权强制力的作用下,更容易形成文化的顶极。比如:在政教合一的国家,文化顶极现象往往明显而持久。 生物群落顶极形成之前,群落的演替过程持续进行。与此相似,文化顶极形成之前,文化也是处于不断发展和持续变化之中的。同样,如果我们人为地要求文化的演替停留在某一阶段,就必须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给予压制、阻截和控制。期间,这种倾向就十分明显,导致文化的倒退。 与人类中心主义相比,生态文化是一种全新的和革命性的文化形态。而“现代”文化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和工业文明的基础之上,从这个角度上讲,生态文化是一种反“现代”文化的文化形态,这也就注定了生态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受到“现代”文化的抵抗和阻挠,包括“现代”文化对生态文化所作出的消极和迟钝的反应。但是,生态文化作为人类发展的主导性、前瞻性文化,其发展趋势是无法逆转的,未来人类的文明必然是生态文明。 社会科学论文: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定位 有人主张将已往的“哲学社会科学”改称“人文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用以指称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另一大半(有关人、文化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的)科学领域,这是目前一股国际性的学术潮流。其用意在于强调哲学和各门社会学科的本性是面向人、社会、文化的,从而倡导立足于人、关心和服务于人的发展的价值导向。采用这一提法的好处是,强化这些学科的本意,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导向。但其中有几个具体的理论问题是值得探讨的。 一、带有人文性质的研究和创作是否属于“科学”。 对于这个问题,国内外学术界一直有争议,关键是对“科学”的理解不同:以西方一些人的标准,一个学科只有达到了对象的可重复性、描述的客观化、形式化和定量化、知识的可积累性等一些自然科学的特征,才属于科学。这种狭隘观点目前仅承认现代的经济学、社会学等少数社会学科是科学,而把政治学、史学、法学、文学、艺术、教育、新闻乃至哲学等统统排除在外(当然,这也与有些社会学科的工作和发展水平尚不到位有关),或宁肯叫“人文学科”,也不叫“科学”。这种观点影响了不少人,特别是在自然科学界有一定市场。 按照另一种,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的实质在于“理性地处理感性材料”(马克思),在于通过“实事求是”(罗素)的研究去追求真理,凡符合这一实质的研究活动及其成果,就属于科学范畴。因此,哲学和各门社会科学也应该是科学,不应因为有某些形式上或程度上的差别,就否定其科学的实质。邓小平同志说“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无疑体现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立场。 二、在学理上,“科学”与“人文”两个范畴是有区别的。 科学,是以强调事实、理性、描述性知识和真实性、真理为主旨的规范体系。科学仅以符合事实及其客观规律为根据,而较排斥人的主观意向、价值取向、意识形态,虽然在总体上,科学与人类的价值追求正相关(对人类有益);但在具体研究过程和具体观点上,则要求必须不带任何主观倾向,首先要如实地反映客观。科学的直接成果只给人提供可能的选择空间,并不直接规定或代表人的价值选择,自然科学最能体现这种特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科学技术活动可以没有价值导向、人文负载。事实上,科学总是要走向人文价值的,而技术本身就已经是科学向人文转化的一个阶段了。科学愈是走向发展和应用,就愈是离不开人文导向,这一点正是当今时代的一大特征。至于如何对待科学技术的问题(如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则显然属于社会人文领域,而不是自然科学问题。 “人文”这个概念,有“人的(人本的、人道的等)+文化、文明的”意思。其特点恰恰在于强调人的主体地位、人的需求和保障、人的情感和意志等价值性内容,即“人文精神”。“人文”的核心是价值,对于阶级、国家和社会利益集团来说,它们的人文倾向、价值观念体系如何,则构成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人文精神”的特点在于是从一定人的立场出发,一切为了现实的、具体的人。因此,它的思考和表达方式不同于科学:反对“价值中立”,要求始终体现和维护人的价值权利、价值选择,要有自己的主观倾向性,不能停留于冷冰冰的事实描述,更不能容忍依据事实和理性而得出不利于人的结果。政治、道德、文学、艺术、教育、宗教等最能代表这种特点。当然,“人文精神”说到底也有科学不科学、合理不合理之分。完全排斥科学的“人文精神”,往往是野蛮落后的。 因此严格说来,“科学”与“人文”的区别并不在于对象,不在于对象是自然界还是社会、不在于对象中是否包括人(科学也是人在活动)等等,而在于研究的方式、性质和直接的目的。因此,我认为,不宜以“科学”和“人文”作为外在的标准,去机械地划分学科类型,而应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作为一切思想和知识的内在要求,并用它们来反映各门学科的发展特点和程度,即:一切科学都应该严格遵守科学原则,贯彻人文精神。 在历史上,曾有人(如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等)主张全部科学可以分为两类: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有人(极端的科学主义者和极端的人文主义者)则认为,把“人文”与“科学”联在一起,犹如“方的圆”和“黑的白”一样,是不成立的。从哲学上看,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这两个极端之间,有共同的毛病,就是未能全面地理解和把握真理与价值之间的关系。 三、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这两个提法,我认为名词之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明确以下两个方面的涵义: ①关于人文和社会领域(以它们为对象)的研究,应该和能够成为科学,应该使它们具有与自然科学同样的科学本质和功能。 ②以人和社会为对象的学科,不能仅仅以科学性的描述为满足,更要充分体现人文精神、发挥人文关怀的功能,并向一切科学技术领域普及这样的功能。这一点,正是当前国际性人文学术思潮所强调的重点,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特征。 这样,“哲学社会科学”就有了双重的身份和意义:一方面,它是科学,具有科学的本质和功能(经济学、史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在这方面更突出)。在关于社会和人的问题上,自然科学不可能代替社会科学;另一方面,它又是人的价值观体系,有比自然科学更突出的人文性质和功能(伦理学、美学、政治学、法学、文学、艺术、宗教、教育学等更明显)。哲学既不是单纯的社会科学,也不属于纯粹的自然科学,而是具有两方面的综合功能(把哲学列入人文科学,仅仅是对哲学精神的一种理解)。也就是说,人文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的涵盖面更广、功能更多、意义更深远。因此,从人类社会全面的、长远发展的意义上说,我们无疑应该更重视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更依靠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 四、承认人文学科是科学,是就这些学科领域的总体和实质而言,不等于认为在这些领域中的任何一种观点、学说体系都一定是科学的。就像并非每个物理学家的观点在物理学上都能成立一样。“学科”与“学说”之间,不能简单等同,这一点有普遍意义。但我们以往似乎不够注意。 同时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代表了人类已取得的最高成就,至今仍是世界上最科学、最先进的学说体系。这一点已经并将继续得到历史和实践的证明。因此,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学习、贯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用以来指导和推动我国的各项事业。 五、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首先,必须承认: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我国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是科学,不是非科学,因此要充分理解和高度重视它们的这一社会地位。如果说,科学技术作为社会物质生产的“第一生产力”,在于它如今已经成为生产力构成中最重要的“软件要素”,那么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则是整个社会的“软件要素”,是生产力中的“软件的软件”(掌握科学技术应用的程序)。当我们考虑社会发展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时,决不能忘记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否则,其科学观将是不完整、不充分的。 同时,要进一步指出:仅仅把哲学和人文社会学科当作科学还不够,它还有超过一般科学的意义和功能,即人文价值体系的意义和功能。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实现自身解放、自由和幸福的社会理想、价值观念的代表。因此,在谈论社会全面发展时,我们更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否则,其社会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也将是不完整、不正确的。 总之,我们需要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与意识形态、真理与价值统一的、先进的学说体系,从而高度重视我国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建设和发展,高度重视这方面成果的检验、推广和应用。在我国和世界未来的发展进程中,文化和价值领域里将要面临的变革和建设任务、将要迎接的挑战和机遇,丝毫不比科学技术上的任务更小、更简单。对此,需要有充分的准备。 社会科学论文:浅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 论文关键词:体育社会科学 学科体系 逻辑起点 人本体育 论文摘要:要探讨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构建问题,首先必须明确它的逻辑起点。为探寻这一逻辑起点,在对近期内快速发展并已初步形成的学科体系考察基础上,运用辩证逻辑思维的方法,经过抽象和提炼,提出了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是“人本体育”的观点。无论从学科发展的历史,还是学科本质属性来看,“人本体育”都应是本学科最本质、最基本、最概括和不可分割的范畴,这个范畴可成为本学科体系构建的起始点和基石。 改革开放后,我国体育事业发展迅速,其规模不断扩大,水平不断提高,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成为一种日益复杂的社会现象。面对这一形势,仅靠当年单薄的“体育理论”这一具有体育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科,已经无法应对我国体育事业快速发展的需要。体育运动实践的需要呼唤体育社会科学兴起,在这种需要的推动下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在短短的30多年里得到了迅速发展,不少学科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独特、具体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形成了独立的学科理论框架和特有的研究角度。一定数量学科群的逐步成熟,促进了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初步形成,它的地位与作用逐步得到全社会的承认。1996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体育学(体育社会科学)被正式纳人由国家统一管理和规划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成为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并列的一级学科。然而,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形成的时间毕竟很短,体系仍未完善,关于体系构建的一些理论性问题还未完全清晰,其中包括它的逻辑起点尚未探明。任何一个学科体系的构建都必须明确它的逻辑起点,这是学科体系构建的基石。因此在研究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时,探讨其逻辑起点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1学科体系逻辑起点及其确定的方法论基础 “逻辑起点也称之为逻辑始项,它是指一门科学或学科结构的起始范畴,是指理论体系的始自对象,是整个逻辑体系由以展开和得以完成的一个最初的规定。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科学应该以什么为开端’田”范畴是人类认识事物本质的一种思维形式,是反映事物发展过程最本质、最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人们依托范畴深入了解事物的整体和内在的联系。因此,和其他学科一样,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内部结构的认识,实际上是对该学科的范畴体系的认识与推演过程。而这一推演过程需要一个起始的范畴,这个范畴决定了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认识应该从哪里开始。“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问题,既是确定学科体系展开的最原初、最基本、最简单的范畴,作为学科体系构建的出发点,又是探求能揭示研究对象的质的规定性并以此范畴作为整个体系得以建立与展开的根据和基础,整个体系是按照某种必然性由这一开端生发开来,形成系统”可以认为,任何学科体系的构建必须建立在一块基石上,而这块基石即是“逻辑起点”。 探寻学科的逻辑起点是体育社会科学学科构建其体系难以回避的问题,而且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门学科体系的构建是一个辩证逻辑的思考过程,它需要遵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法则。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认识,必须在对近期内快速发展已初步形成的体系考察的基础上,抽象出一个反映该学科最本质、最基本和不能再分隔的范畴,也就是寻找一个构建体系的逻辑起点。最后所确定的逻辑起点必须符合“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就应当从哪里开始”的规定圈,这一起点范畴,还必须是本门学科所包含的诸多范畴中那一个最原初、最抽象和规定性最简单的范畴。当学科体系的起点范畴被确定后,我们才能进行逻辑的推演,构建一个较科学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也就有了坚实的基石。 2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确定 2. 1明确研究对象 当前,我国体育学术领域中关于学科名称的提法不太一致。比如,常把“体育学”、“体育人文社会科学”、“体育社会科学”等,都看作是除体育自然科学学科之外,其他所有体育科学学科群集合的统称。《辞海》对科学所下的定义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可以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类,哲学是二者的概括和总结。”美、英百科全书则根据人类认识世界的知识体系包括自然的、社会的、人类思维的三大方面,而把科学分为自然、社会和人文三大类。从我国对科学统一管理和规划的角度来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1996年批准,将体育学(体育社会科学)正式纳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成为该领域的一级学科。国家管理机构这一决定,实际上是将体育社会科学等同于体育学,这里的体育社会科学即可理解为除体育自然科学学科之外,其他所有体育科学学科群的集合,其中包括体育人文与体育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因此,本文所要探讨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即是关于人们认识体育的社会与人文方面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 2. 2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本质属性的理解 体育是人类创造的一种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根据文化结构的三层次理论,体育社会科学知识应当包括除外层的物态文化外的中间层与核心层文化,即中层的社会制度、关系、组织,核心层的体育认识、体育情感、体育价值、体育理想、体育道德、体育审美等。人具有物性和人性这两重性。人首先是由各种组织器官等物质构成的,组织器官是由细胞组成的,而细胞又是由各种分子构成的。体育运动实际上都是人体内部物质间相互作用、不断变化与运动的过程。因此,要了解人体运动的内在机制,要使运动更加有效和科学,要取得良好的锻炼效果或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就要运用自然科学中的一些学科知识来解决这些问题,于是就产生了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生化、运动生物力学等体育自然科学学科,当然这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人与其他万物不同的是,人不但是由物质构成的有机体,而且人还有思想、精神、情感等;同时人还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人类选择了社会这种生存形态,人类的各种活动从此便离不开群体。为了保证社会正常运行,社会就产生了各种规范性的道德、伦理、制度等。体育是由于人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体育运动中会有许多善与美的判断问题、价值观问题、道德伦理问题以及制度规范问题、组织问题等,需要我们去探讨、研究和解决,这必然就需要运用各种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知识来指导。改革开放后,由于体育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我国引进、产生了一批体育社会科学的学科群,比如体育史学、体育哲学、体育人类学、体育社会学、体育管理学、体育法学、社会体育学、体育经济学、体育伦理学、体育美学、体育科学学、奥林匹克运动、运动心理学等。随着这些学科的逐步成熟,我国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便初步形成了。在这个体系中的学科,研究的都是体育中除物性问题外的人性问题。 2. 3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确定 要准确选定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范畴,就需要合理的抽象,使这一抽象出来的概念能准确反映本学科本质的规定性,而且不能对它再进行分割。“作为逻辑起点的范畴,如果抽象不足或抽象过度都不可能形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抽象不足’是指没有把那些非本质的、个别的、偶然的以及现象的因素舍弃于净而使起点范畴“过于”丰富。‘抽象过限’是指把本来体现研究对象本质规定性的因素舍弃掉了,使起点范畴过于抽象。 根据以玉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性质的分析,我们知道,这一学科涵盖的范围较大,它涵盖了除关于体育“物性”研究的体育自然科学诸学科之外所有的其他体育学科,即包含体育人文学科群和体育社会学科群。而这些诸多的学科中都有体育中的“人性”这一基因(鉴于体育概念的复杂性,在这里就不对体育概念进行讨论),也就是说这些学科的理论知识都是由体育中的“人性”成分所决定的。这就是说,体育之“人性”是反映体育社会科学学科本质的最基本的概念。但是,鉴于目前人们对人性有不同的看法,为了不引起歧义,我们拟采用“人本体育”这一概念作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起始概念。这一概念的概括度高、外延广大,它反映了本学科体系中概念体系的内在联系,并对理论体系起着统一概括的作用。因此,我们认为将“人本体育”作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起点范畴是合适的。 3“人本体育”作为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合理性分析 3. 1从形成与发展历史看其合理性 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科学长期受到忽视。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社会的运行机制高度统一,社会的一切活动由政府规划、管理、包办,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和简约化,因而对社会科学的需要并不那么迫切。这种现象造成了我国的社会科学在那些年代里发展缓慢,一些学科的研究与教学甚至被取消了,如社会学学科等。在这一背景下,我国体育事业同样由政府统一规划、管理和包办,体育工作者可以等、靠、要,无需考虑和研究更多的问题。在旧体制中,体育的任务主要是为政治服务,任务的单一性和过分偏重竞技体育促使体育界只重视物质层面的研究,如技术、战术、体能训练研究、运动员选材研究等困,由此造成了当时的体育科学研究深受工具理性思想的影响,过分地倚重于体育自然科学学科群,忽视了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具有体育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科只有“体育理论”这一门,这种学科单一的状况,决定了在这一时期里难以形成具有真正意义的学科体系。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深人,我国体育事业生存与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原有体育体制与转型中的经济体制出现异质矛盾。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推动下,我国体育事业的规模不断扩大,结构日益复杂,人民群众对体育的需求也进一步提高,呈现出多样化和个性化的趋势图。在这一时期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与原有的体育体制以及发展水平之间的矛盾突出,而要解决这一矛盾就急需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的指导,正是由于体育改革实践的需要,体育科学园地里萌发并成长了一批新学科,这些学科至20世纪90年代已初具雏形。90年代后,我国体育学术界从原来单一的工具理性思考逐步开始体育“人性”的思考,关于人文体育的研究成果在增多,在批判体育过分“物化”中“人文”的字眼也在不断增多。 2003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是科学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最高价值取向,提出一切工作要以不断满足人的各方面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出发点。提出以人为本是社会发展的进步,体育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要事业,理所当然要坚持以人作为自己发展的出发点。这就要求研究体育中的人和人与人关系的体育社会科学诸学科将自己的研究视角指向人,以人为本,将“人本体育”作为自身学科的起始范畴。 3. 2“人本体育”是学科最本质、最基本和不可再分割的范畴 “人本体育”是一个高度概括的概念,理解它实际上就是就要弄清以人为本的体育应当是什么,或者说体育应当如何以人为本。这一问题决定着本门学科最本质的问题。而要弄清这一问题,首先还是要了解“人是什么?”这一个看似简单却又深奥的难题。要真正弄清这个问题,就必须对人性、人的本质等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古今中外,多少学者探讨了这一问题,然而直至今天,其答案依然莫衷一是。但是无论对于人性有多少种不同的看法,人性不同于物性这一点则是公认的。人一方面是由物质构成的有机体,人需要靠补充各种物质与能量以保持机体的存在与发展,也就是说人有生理方面的需求。从体育的角度来说,人要参与体育运动,需要有物质性的生理基础,还需要有符合生物力学的运动技术,这些都属于体育运动的物性知识。而体育运动中的人性则是人不同于其他万物(包括动物)的特性,这就是人有思想、有精神、有感情,人除了有生理、安全等低级的需求外,还有其他万物所没有的精神上的高层次的需求。人类由于需要而创造了体育,人对体育的需要不仅仅是由于物性的需要,更由于人性的需要,即认同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以及休闲、娱乐、养性等提高精神生活质量的需要。这些需要是人类所特有的高层次的需要。人创造体育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认识和研究体育就应当从人的角度出发,探讨人(各种人)对体育的具体需求是什么,并如何满足不同人的不同体育需求,体现体育的以人为本的宗旨。这是体育社会科学所有学科都需要探讨的问题,也就是说以人为本的体育是所有体育社会科学学科的共同基础。 人类各种需求的满足仅靠个人是无法实现的,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人类选择了“社会”这一存在形态。人们为了追求更加幸福的生活走到了一起,结合成各种群体,将个体的力量有机地结合成为强大的集体力量,以求满足自身不断增长的各种需求。自从人类产生以来,这种社会性就一直伴随着他们,并成为他们得以存在与发展的重要条件。千百万年的群体生活、社会生活,使得人世世代代处在有组织的生活之中。反过来说,社会性又无时不在影响、促进着人类本身的发展,可以说离开社会就无法研究人。体育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活动,在体育实践中人们为了满足各种体育需求总要产生种种体育群体、组织,产生各种能保证体育运动更好开展的种种规范,如各种体育政策法规、规章制度等。这些在体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社会性产物,实质上是为更好地为满足人们自身体育需求的手段,在现代社会中如果没有这些社会性要素,人们的各种体育需求便无法得到满足。因此,体育中社会性问题也是体育社会科学应探讨和认识的问题,而且研究这些问题的基点同样是“人”,仍然应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就是要求我们办任何事情首先要考虑的是人,凡事以人为重,以人为出发点,要不断满足人的全面需求,促进人更好地发展。这里要强调的是,人应当指的是广大人民群众。体育作为一项促进人全面发展的事业,它关注与思考的应当是体育应当如何做到以广大人民群众为本。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是促使体育产生的重要原因。在生活中人们需要体育来宣泄自己的情感,展示自己的个性,体现自己的价值和对健康的追求。体育是以身体活动为手段去追求人的发展、个性的张扬、身心的健康和生命质量的提高,即体育应以人为本,关注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然而在过分强调政治和经济的年代里,却往往把体育当作是实现政治或经济目的的手段,与此同时科学主义也在对体育产生严重影响,使人们逐步形成了依靠科学技术可以解决所有的体育问题的观念。这种观念使人们在认识体育时产生了主客体的错位,造成了对待体育的“物化”现象,关注的只是运动技术、生物指标和器物等物态文化。尤其是在竞技体育中,产生了“技术异化”的现象。当人们的目光紧紧地盯着运动技术和运动成绩时,忘记了自身价值的存在,而把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极大地提高运动成绩当作是运动训练的终极目标。这种现象导致了人们忽视体育的人性的本质,忘记了体育的本意和初衷,也使得体育社会科学的发展迷失了方向。因此,我们在探讨体育社会科学不同学科的问题时,始终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思想,将“人本体育”这一基因渗透到所有的问题领域中去。而作为体育社会科学基因的“人本体育”是不可以分割和异化的。换句话说,我们在构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时,必须将以人为本的体育即“人本体育”作为构建的基石,在这块牢固的基石上才能构建起合理的体系。 4结语 在我国建国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体育社会科学不被人们重视,因而它的发展缓慢,显得十分薄弱和单一。然而改革开放后,在我国体育事业快速发展和哲学社会科学大繁荣的背景下,30多年来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不断涌现出许多新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一些较为成熟的学科正逐步集合成自己的学科体系。“一般说来,一门科学只有到了相对发达和成熟的阶段,才便于发现它的逻辑起点,作为起点的范畴也能为自己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找到充足的理由和根据。对于一门科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在开始时往往是不清楚的,只有经过认真地研究之后,才能逐步明确起来。”在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学科形成的初级阶段,探讨其学科体系的建构,有助于学科健康发展,而要构建学科的体系,首先就要寻找它的逻辑起点。为此我们运用辩证逻辑思维的方法初步探讨了这一问题,提出了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是“人本体育”的观点。我们认为无论从学科发展的历史,还是学科本质属性来看,“人本体育”都应是本学科最本质、最基本、最概括和不可再分割的范畴,这个范畴可以成为本学科体系构建的牢固基石。 社会科学论文:日常生活批判与社会科学范式转换 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在《审美特性》中曾把日常生活比作一条长河,他认为,科学、艺术等更高的对象化形式都是从这条生活长河中分化出来的。他的学生赫勒在《日常生活》中明确把日常生活界定为“那些 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她认为,如果没有个体的再生产,任何社会都无法存在。然而,与每一个体的生存息息相关,而又无言地孕育和滋养着人类社会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的日常生活世界,却长期处于哲学社会科学的视野之外,成为人们熟知的但又熟视无睹的背景世界,一种与物换星移、花开日落无异的自然氛围。把日常生活世界从背景世界中拉回到理性的地平线上,使理性自觉地向生活世界回归,是20世纪哲学的重大发现之一,胡塞尔、维特根斯坦、许茨、海德格尔、列菲伏尔、哈贝马斯、赫勒等许多理论家从不同层面推动了这一哲学转向。对我国哲学界而言,生活世界的概念已经不再陌生,但是,回归生活世界的真实含义,以及这一转向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范式转换的重大意义,还远远没有开展出来。 生活世界之被遗忘是在两个层面上完成的。首先,在社会结构层面上,历史的进展呈现出从日常向非日常的演化趋势,即从原初的、未分化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礼尚往来的日常生活世界中逐步分化出哲学世界、艺术世界、科学世界、政治系统、经济体系等非日常世界。相应地,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重心也由日常向非日常转移。其次,在理性反思的层面上,哲学和历史科学的关注点越来越被非日常世界所吸引。近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经历了“自然科学化”的过程,习惯于把自然科学所揭示的因果现象、必然性、线性决定特征、还原性、可计算性、普遍性等,放大为统一的、一元的、无限的世界的普遍规律,由此建立起以理性逻辑、绝对真理、普遍规律为核心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各种社会科学体系,人真实地生活于其中的日常生活世界则被完全从理性的视野中放逐。一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生成了:哲学成为描述普遍精神和绝对理性的纯粹意识哲学,历史学表现为环绕着政权更迭和国家兴亡的宏观史学,政治学表现为以政治权力和制度安排为核心的宏观政治学,经济学成为揭示基本经济运动规律的国民经济学,等等。 应当说,这种以追逐普遍性的宏大叙事为特征的哲学社会科学范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为,理性的反思性本身就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的本质特点。在人类历史由自发走向自觉的时代,对日常的微观的生活现象进行理论抽象,有助于在偶然的、差异的、个别的、多样化的社会现象中把握人类历史运行中的某些规则性和普遍性的机制。但是,当宏观的哲学社会科学把人具体地生存于其中的生活世界完全视作无足轻重的、平庸的日常琐屑而加以蔑视时,当以价值和意义为特征的人的生活世界完全被以必然性和普遍性为特征的自然世界所消解时,这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之弊端就充分显现出来。 弊端之一:否定差异性和个体性。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的根本缺陷是用普遍化的方法来研究文化和社会现象,从而否认差异性、个别性、主体性和自由。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甚至断言,在精神的普遍性已经大大地加强的时代,“个别性已理所当然地变得无关重要”,而绝对理念的普遍性要求统治一切。 弊端之二:忽略社会发展的文化内涵。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对差异性和个体性的否定,实际上是对生活世界的内在文化内涵和意义结构的排斥。结果,在这种宏大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不仅生活世界和伦理道德世界的特殊性和个别性被抽象掉,变成数学化和理念化的无限自然世界图景中的一个案例;而且,从原初的生活世界中分化出来的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科学世界等非日常世界,也变成没有内在文化规定性和价值约束的机械的、冷冰冰的自然领域,历史成为“无主体的”自在运动。 弊端之三:理论研究的抽象化顽症。马克思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强调思维中的具体,即思维中包含“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恩格斯曾断言,任何一种社会哲学,它的研究结论如果没有包括“使它得以成为结论的发展过程”就毫无价值。我们发现,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的根本特征正是在普遍的知识和原理中抽象掉这些多样性和过程性,从而形成空泛的、大而化之的理论结论。目前,这种抽象化的毛病不仅在哲学研究中而且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中普遍存在。 因此,“回归生活世界”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和意义。真正的日常生活批判范式是要使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真正回归到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的生活世界,回到日常生活世界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礼尚往来的具体活动,回到生活世界内在的价值、意义、传统、习惯、知识储备、经验积累、规范体系,等等;是要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批判地考察每一时代每一文化中的个体是如何展开自己的消费、交往、思考和生存,如何形成自我同一性,如何把这些文化背景带入公共的社会生活之中,还要考察生活世界内在的图式、知识储备、规范体系等是如何同社会公共生活和制度安排形成互动。不难看出,这种意义上的日常生活批判范式代表着哲学社会科学范式的深刻转变。 首先,日常生活批判或生活世界理论极大地拓宽了社会历史理论的视野。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内涵要比我们的教科书体系更为广泛。他们反复强调一个重要的出发点: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社会活动。因此,人的生存需要和满足需要的生产,以及人自身的繁衍和家庭等是社会历史运行的深刻基础和社会历史理论的基本主题。然而,后来的理论体系并没有对这些日常生活予以关注,而是围绕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非日常领域而展开。如果我们把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日常消费、日常交往、日常思维活动纳入社会历史理论的视野,认真考察日常生活世界和非日常世界在不同历史时期此消彼长、支撑、制约、互动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构造出更为完整的人类世界图景,对社会历史运动肯定会有更为深刻而全面的理解和把握。 其次,日常生活批判或生活世界理论提供了一种微观哲学社会科学范式,一种文化批判的理论视野。日常生活批判并不是对于具体的日常活动及其要素的非批判的描述,而是对于生活世界的内在文化结构和活动机制的分析,特别是对经济、政治、科学、艺术等非日常活动的日常文化根基的挖掘。哈贝马斯把世界划分为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而由文化、社会和个性构成的生活世界不是世界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或领域,而是为行为主体提供给定的文化传统力量(知识储备)、规则体系和价值支撑的条件和背景世界。作为交往行为主体的主体间性的生活世界实际上是以文化的解释力量内在地与所有其他三个世界相互交织和相互影响,或者构成所有这些对象领域的内在的文化机理。在这种意义上,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等在微观层面上开展日常生活的解读与批判,无论是挖掘生活世界内在的价值和意义以抵御技术理性的异化,还是拆解前现代的日常生活世界的自在自发的、经验式的和人情化的文化图式以铺平社会公共生活和社会运行中现代性启蒙的文化地基,或是把生活世界当作全球化交往和世界历史背景下交往行为合理化的文化基础而加以重建,都会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日常生活批判范式对于克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抽象化顽症,具有根本性的意义。20世纪,在哲学所营造的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氛围中,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众多社会科学领域中都出现了告别宏大叙事,自觉地向生活世界回归的趋势。法国的年鉴学派、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派、德国和奥地利的日常生活史学派、英国的“个案史”学派等,都反对只写重大历史事件和只关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宏大叙事的历史学,而主张把关注中心转向具体的和微观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各个领域。在政治学领域,开始出现微观政治学,主张从日常生活的机制去思考制度安排问题,探讨微观权力秩序的重建问题,而福柯则从监狱、医院、军队、学校等传统政治学忽略的边缘领域,开展了关于理性权力结构的微观政治学的批判。 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哲学领域率先开展日常生活批判研究,此后,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论范式对于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学、法学等领域的研究也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相继出现了教育的日常生活批判、法学的日常生活批判、历史学的日常生活批判、文学的日常生活批判,等等。虽然这些探索具有初创的性质,但是已经开始展示特别的发展潜力。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开始自觉地告别那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理论范式,自觉地摒弃那种从范畴到范畴的抽象化病症,并且开始为我们提供具有创造性的新见解。例如,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现代性的启蒙和生成所遭遇到的许多阻力都可以从日常生活批判的视角获得特别的解释:中国各级教育中的应试教育屡禁不止,而素质教育流于形式的问题,以及决策机制和行政运行机制的经验化和缺乏理性的特征,在深层次上与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普遍的经验化文化图式有着紧密的关联;而中国社会公共生活之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的“有法不依”、超越规则的现象,则与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普遍的人情化文化图式有着必然的关联,也即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分析的那样,传统农本社会是一个“无讼的”社会,其日常的礼俗文化基因阻碍法治秩序的建构。总之,日常生活批判范式将成为21世纪最具解释力和创造力的哲学社会科学范式,它同宏观的社会历史理论范式有机结合,将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开启崭新的地平线。
艺术学类论文:度艺术学理论类专业建设热点与难点调查报告 摘 要:本调查报告力求以2013年度艺术学理论学科整体发展为主线,着重选取本科教育教学以及研究生教育和学科建设状况为调查对象,依据调查事实、统计数据和文献检索等资料进行梳理和剖析,主要探讨了以下八方面的问题:一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各层次学位授予点及本科专业方向设置状况;二是艺术学理论学科本科专业设置状况分析;三是艺术学理论专业本科阶段人才培养问题探讨;四是与本科教学相关联的研究生培养问题分析;五是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存在的问题;六是学术研究面临方向或探讨进路模糊的问题;七是艺术学理论学科与相邻学科边界模糊的尴尬局面;八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的契机与挑战。 关键词:[HTK]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专业方向;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学位论文;学术研究;边界;发展契机;挑战 引言 2013年伴随着艺术学学科门类的升格,艺术学理论学科遂成为该门类属下的一级学科,其发展有着显著的改观。具体表现可以概括为:其一,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命名,避免了早先与学科门类艺术学同名所带来的混乱和麻烦,使学科定位和发展有了明确的方向。尽管对这一学科命名及学科体系建构至今仍存有不同的看法,但在总体认知上学界还是能够求大同存小异,基本肯定这门学科命名的必要性以及存在的合理性,从而达成基本共识:艺术学理论学科属于人文学科,其设置遵循的原则,一是传统学科的定位原则,是对各艺术门类进行宏观、整体、综合的研究,旨在探讨艺术的一般规律及跨门类艺术的交叉规律,具有观照和解释人类社会所有艺术现象与艺术共性特质的学科特性,其基础研究包括史、论、评三个领域,这和相邻的哲学、文学等学科门类属下的一级学科定位相类似。二是现实原则,即学科定位与发展要适应现实的迫切需要,能够为国家和区域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服务。例如,艺术管理和艺术创意研究方向的设立,便是关注现代技术的新进展,适应文化产业迅速发展的需要,从而使艺术学理论更具有多学科之间的渗透性,进而扩大其研究的范围。其二,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无论是研究生教育,还是本科教育在本年度里均有较大的发展,主要是硕士学位授予点和本科专业(艺术史论专业)申报的院校增加,使学科的覆盖面大幅度扩大,促进了研究生教育和本科教育的均衡发展,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社会对艺术学理论学科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其三,从今年初开始,伴随着从事艺术学理论研究人员人数的不断增加,相应的学术成果又有明显的增加,期刊数,截止2013年11月中旬统计,本年度约2200篇,论著约50部,教材约30部。从艺术学理论学科年度发展各项指标来看,有理由证明,2013年度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势头不弱于艺术学学科门类属下的其他四个一级学科。当然,在学科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期时,也存在着新旧问题的交织,面临着学科持续发展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在新形势下,提出加强和改进学科建设的明确思路,准确把握学科定位,在学科服务于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的需要下,不断探究新思路和新举措。本调查报告力求以2013年度艺术学理论学科整体发展为主线,着重选取本科教育教学以及研究生教育和学科建设状况为调查对象,依据调查事实、统计数据和文献检索等资料进行梳理和剖析,力求概括本年度学科发展的热点与难点问题,揭示出艺术学理论的整体状态,为学科建设和发展提供年度咨询报告。 [HS(3][HT5H][JZ(]一、艺术学理论学科各层次学位授予点及本科专业方向设置状况[JZ)][HS)] 截止2013年11月底统计,2013年度全国高校及科研院所具有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单位有20个,硕士学位授权点的单位有69个。目前,以艺术学理论学科名义设立本科专业方向点的院校有50余所(主要是艺术史论、艺术管理和文化产业等大类专业方向)。另据不完全统计,明确以艺术史论或艺术理论方向设立本科专业方向点的院校有5所,即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艺术史论(专业方向)、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专业方向)、山东艺术学院艺术文化学院艺术理论(专业方向)、哈尔滨师范大学原艺术学院艺术理论(专业方向)和四川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系艺术史论专业。这里需要说明,以艺术学理论学科名义设立本科专业方向点的院校,是指依据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允许的专业范围内设立的专业方向。此外,从统计资料来看,本年度全国共有40余所院校的本科专业是以艺术管理或文化产业名目拓展专业方向,计有“艺术管理”、“艺术创意”、“艺术传播”、“艺术商务”、“艺术市场”和“文化产业”等。如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艺术管理专业、中央音乐学院音乐艺术管理专业、上海音乐学院艺术管理专业、中国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艺术策划专业、星海音乐学院艺术管理专业、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艺术管理和文化产业专业等。此外,综合院校、师范院校、工科院校,如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也都设有艺术管理类本科专业方向。 二、艺术学理论学科本科专业设置状况分析 针对艺术学理论学科设立本科专业方向点的情况分析来看,基于设点申请的现实状况,各类先行设点的院校均是以专业方向名义招生,直到教育部于2012年底正式颁布实施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以下简称《目录》)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之后方才开始有大量院校正式申请,这也是形成2013年度艺术院校、综合院校、师范院校和工科院校集中申报“艺术史论”本科专业热点效应的原因。由于所有申报院校获准招生计划需要等待至2014年初公布,故对于2013年度“艺术史论”本科专业的设点,只能根据全国各院校申请联络的信息进行预测,估计院校在30所左右。比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四川音乐学院、广州美术学院、山东艺术学院和南京艺术学院等院校,就是依托原有的美术史论本科专业或艺术学理论博士学位点、硕士学位点的基础上申请设置本科专业的。综上所述,表明两个特点:一是这些申请院校都十分看重艺术学理论学科的配套建设,希望完成从本科到硕士至博士学位点的整体建设,以推进学科发展,带动学科建设,进而提升学校的办学水平。二是从目前申请院校来看,还主要是偏向艺术学理论和美术史论或设计史论这几类专业领域,这类专业转弯幅度不大,基本治学思路、研究方法和教学方式有相近之处。相对说来,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电影等专业,则由于研究对象和治学方式的差异,导致来自这类院校的申请相对较少。关于艺术管理专业,从现状分析来看,可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只能是以专业方向的设点形式存在。虽说艺术学理论学科二级学科拟设有相应的艺术管理或艺术跨学科研究这样的研究方向,但主要是在研究生培养层面,可供本科专业延伸的条件有限,其原因:一是教育部2012年颁布的新《目录》和新《规定》中没有确立为本科专业点,这样就无生长空间;二是管理学属于独立学科,对于艺术领域而言,属于跨界学科,艺术管理只是借力发展,学科生长空间同样有限。因此,这一专业点在本科阶段只能以借力发挥的状态存在。但现实状况是,仅以全国31所独立设置的艺术院校(包括解放军艺术学院)为例,均设有艺术管理类专业。如果再加上其他各类院校,保守统计其数目也在翻翻之上,这是一个庞大的教育领域。 三、艺术学理论专业本科阶段人才培养问题探讨 人才培养是本科专业学科价值最为显在的标志之一,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以往都是以能否适应和满足社会需求为导向,作为学科建设成功与否的“晴雨表”。这一评价指标的思想根源,究其依据主要是教育部历次颁布的本科专业《目录》和《规定》所言明的意图,即强调“本科学生能在相关专业领域从事应用开发与管理工作”。这样一来,针对艺术史论本科专业的申报,也引发了对其专业培养方向问题的争论,归纳意见,有一种意见认为,本科开设艺术史论专业是改变以往单科专业教育模式,重点加强以综合艺术史论为主的跨门类、跨领域专业教学,着眼于知识拓展及审美素质教育,着重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和艺术创造能力,以适应全方位及可持续发展的人才需要。另一种意见认为,艺术史论只能是较高层次的教育,基础还是门类艺术史论,如果专业指导思想及课程设置不明确,很可能会影响对人才基础能力的培养,弄得大而空,缺乏专业的精深度,难有适应的社会领域。再一种意见认为,理论与实践对于任何艺术专业都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而目前艺术史论专业教学中的课程编制,或者说课程结构存在诸多问题,诸如两者难以有机结合,如果没有彻底改变的措施或策略,容易导致学生毕业时理论与实践能力的不足,无法适应社会对艺术学理论综合人才的培养要求。因此,许多院校建议召开全国性本科专业教育教学专题研讨会,就艺术史论本科专业的设点问题,诸如生源、招生方法、教学思想、课程编制、教材建设和师资队伍等关键环节组织论证,制定相应的教学指导标准,力求通过一系列教学改革使之尽快摆脱目前的困境,呈现生机和活力,实现其应有的重要价值。当然,这里也有一个对待本科生就业认识的误区。如果说考察现行择业去向,能够接纳艺术史论本科专业学生的机构主要是事业型文化艺术创意及行政管理单位,诸如出版社、报刊社、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或艺术馆及文化宣传部门(高校和研究院所基本不含对本科生的吸纳,故不在列);民营单位则为辅,如画廊、艺术社团或演出公司等。现在突出的问题是,无论事业还是民营单位普遍趋于高学历消费,原本较低层次的工作岗位最适合本科生就业,但统统提升为研究生,甚至连硕士生都排斥,要求博士生入职,这种势必造成本科生去向日益狭窄,这不仅仅是教育界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对人才结构合理配置使用的问题。那么,从另一角度来认识,将艺术史论本科专业当作是人文学科(即大文科)一部分来看待,培养目标可以认定是具有较为宏阔的视野和较为综合的素养,可以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对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和艺术跨门类学科研究进行宏观认识和应用。作为吸纳人才的储备,本科生中的优秀人才明确就是为高一层次学科点输送合格人才,即为硕士和博士学位点培养高质量的基础人才,如同哲学、文学、语言学、历史学和考古学等长线学科一样,是学术薪火传递不可分割的人才储备。据此,艺术史论本科专业培养目标和特征可以拟定为:本科生应具有较为宽阔的视野、较为扎实的艺术史论知识基础、较为综合的素养和较强的创造意识,能运用中文和一门外语进行文献阅读、资料查询和学术交流,掌握本学科学术研究前沿动态,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或创作与策划、管理实践能力,具有运用艺术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可针对某种艺术现象进行批评,可以从艺术跨学科研究中获得较为实用的知识,以服务于艺术和其他社会实践。本专业培养的本科生能够继续在高校和科研院所深造,或在艺术管理、编辑出版、新闻传播、艺术创作等部门从事策划、管理、编辑、评论、创作等工作。如上所述,艺术学理论本科专业的招生和培养,是学科建设的基础环节,而且是重要的学科生长链条。当前,艺术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塑造国家新形象以及国民艺术文化修养方面的作用,具有不可置疑的重要性,而这项工作的推进需要各个层面、各类专业人员的共同协作才能够完成。从艺术教育的角度看,国家在培养从事各门类艺术专业的人才外,同时也需要能够在宏观层面上对艺术加以认识和阐释的专业人才。如此说来,传统的门类艺术专业对应各个艺术领域,且偏重专才教育,而如今,艺术文化事业的交叉与综合发展,对于具有综合素质的艺术人才的培养就提出了新的需求,这一需求即构成了艺术学理论学科本科专业培养的根本价值。此外,由于历史原因,艺术学理论学科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建立以来,主要是在研究生教育层次上推进的,因而学科建设的成熟度也主要体现在研究生教育,这就造成了教育教学在某种程度上的倒挂。而适度促进艺术学理论学科本科专业的发展,也能够为该学科业已形成规模的研究生教育,储备、输送更加对口的人才,使得这一学科在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这两个层面上达到相对的平衡。就当前的状况而言,目前已经开展较为纯粹的艺术学理论学科本科专业方向的院校,在全国范围内为数不多。其中,代表性的是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在该院下设的艺术学理论系,本科阶段开设的专业主要课程有:艺术导论、艺术史(包括门类艺术史)、艺术哲学、艺术心理学、艺术社会学、艺术经济学、艺术管理学、艺术史学、艺术批评。从专业名称及课程设置来看,课程结构比较完整,尤其是在开设课程的思路上,与艺术学理论学科设立的初衷较为匹配,即这样的本科阶段教育尝试是有目的地按照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学理要求进行探索和实验。另外,哈尔滨师范大学原艺术学院从2005年至2012年连续八年开设艺术学本科专业方向,以培养艺术学理论综合素质人才为目标。开设课程有艺术学概论、艺术史专题、艺术理论、艺术批评、艺术市场管理与策划,以及门类艺术理论的课程,诸如美术史、音乐史以及相关专业理论等。自该院于2008年划分为美术学院和音乐学院以后,逐步改为美术学和音乐学本科专业。加之,在教育部颁布新《目录》和《规定》之前,要求重新申报专业方向,故2013年艺术学专业暂停招生。山东艺术学院也属于国内开设艺术学理论本科专业方向较早的院校,该专业方向设立在该院艺术文化学院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内,名为艺术学专业方向,其本科课程有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以及相关的艺术经济、艺术产业、艺术管理等。培养目标定为,具备较高的艺术理论和策划创意方面的能力,能够在各类文化艺术机构、文化传播系统、文化企业等部门从事文化艺术研究与教学、艺术编辑与批评、艺术项目策划与运作等方面的高层次专门人才。相比而言,仍有多所高校开设以艺术学为名义的本科专业,其课程未能形成结构体系,在具体的课程设置上,往往是以门类艺术的相关课程替代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必要基础课程。出现这种专业与专业方向不相配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地说,课程体系的不完备、师资配备的不对口、教材建设的缺失,特别是认识上的局限等,都使得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本科专业教育无法达到专业设置的根本要求。再从学科定位来说,艺术学理论在一开始已经明确其研究对象就是艺术,这可以称得上是先天的优势。事实上,美学、文艺学等文科专业也都给艺术予关注,对于艺术本身发展而言,这种关注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研究者及实践者的思路和视野。然而,美学、文艺学等专业的研究,仅从近年来发表的学术成果统计来看,他们关注的视域又大于艺术本身。试想,如果艺术学理论学科在已具备学科定位的天然优势下,还不能对艺术进行有效且价值凸显的研究,从而证明其无法取代的学科价值,那未免大大浪费了这样的先天优势。此外,从当下学科发展趋势看,美学及文艺学对于艺术问题的研究视域,实际上也在产生着某种转向,即逐渐拓展到更广的哲学、社会学等其他人文社科领域当中。这似乎暗示着,在艺术学理论学科建立后,美学及文艺学也在探寻着自己新的发展道路。在这样的学术相互推进、多元学科互渗互融的际遇下,艺术学理论学科如何能够既牢牢把握住自己的研究方向,凸显自身在艺术本体问题开展研究的学科价值,又抓住学术大发展的契机,着力明确发展方向,是本学科需要认真思索的命题。 四、与本科教学相关联的研究生培养问题分析 与本科专业教育相比,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研究生培养工作应当说是已有一定的历史积累,且成熟度要强得多,其原因是:一方面研究生培养历史较长,如东南大学艺术学系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随后有哈尔滨师范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上海大学、上海音乐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南京大学、中国美术学院、四川大学、福建师范大学、西安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等学校相继建立自己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授权点。截止到2013年10月底,全国已有69家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开展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硕士研究生的教学与培养。其中,具有艺术学理论博士学位授予点的单位达到20家,从数量上看远超其他门类艺术学科:音乐与舞蹈学12个,戏剧与影视学15个,美术学13个,设计学12个。至于艺术学理论硕士点,数目也远远超过其他门类艺术学科点。从这一点来说,艺术学理论学科丝毫不逊于艺术学学科门类属下的其它四个一级学科。然而,从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来看,不难发现,艺术学理论学科的二级学科点承担的研究生教育工作,在一定程度依然存在着杂乱现象。具体来说,许多院校并未按照既定的艺术理论、艺术史、艺术批评、艺术美学、艺术管理或艺术跨学科研究等初步拟定的二级学科名目来规划专业方向。可见,关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设置,在全国范围内还未达成共识并形成一定的规范。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在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的二级学科目前尚未明确学科目录和指导标准,从而造成各自为政的局面。例如,某些院校研究生培养不分专业方向,笼统称作艺术学理论学科,结果什么专业方向都往里放,既有美学、文艺学的研究方向,又有大量门类艺术的研究方向,甚至细划到水彩教学和钢琴教育,使得学科点及研究方向成了典型的摆设,挂羊头,卖狗肉。这种状况是需要在今后教育教学工作中引起足够的重视并着手加以解决的。同时,更要防止学科建设中抢山头、铺摊子、要指标的现象发生,为了达到招生数量增加的目的,全然不顾该专业的属性和师资条件。如果这样的问题不引起高度重视,及时加以调整和纠正,那么,艺术学学科门类升格的意义会全被串换、稀释,这对于学科健康发展有着极大的危害。由此可说,在研究生教育过程中由于规范缺失造成的诸多混乱,在一定程度上也将直接影响到本科专业的教育教学。况且,在研究生教育中,至今还缺乏对课程结构与课程体系的探究,所谓的核心课程、通识课程以及各类选修课程仍处于缺失状态。至于研究生课程教材建设更是滞后,到目前为止还缺少学界认可的、规范的、通用的基础课程教材,诸如:艺术学导论、艺术哲学、艺术美学、艺术类型学、艺术学方法论、艺术价值论、艺术史学史、艺术经济学、艺术文献学、艺术学经典文献选读、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等。更不要说,尚未启动的事关提升学科研究水平专门化教材的编撰工作。此外,关于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的问题也十分突出,仅从分类学角度来对近年来各个院校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进行评估的话,学位论文选题与学科立足研究方向的匹配就存在很大的不实。实事求是地说,这里列举的诸种现状问题,的确给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生教育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阻碍,同时也引发了其他门类艺术学科,以及外界学科的非议。相对门类艺术学科而言,似乎并非缺乏明确的具体研究对象,而是对象太过庞杂,难以把握,以至于不能深入研究,因而使研究生教育方向显得空洞。归根到底,如果一个学科连内核问题都尚未解决,怎么能使其成为一个学科并且建立学科点培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呢?这些质疑理应受到重视。不可否认,与本科教学相关联的研究生教育存在的问题,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本科教育和教学,这也是本调查报告列出针对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生教育存在问题探讨的目的。由此看来,依据《目录》和《规定》,针对艺术史论本科专业明确培养方向和学科类课程建设问题的探讨已迫在眉睫,明确艺术史论本科专业方向,其教育教学必须在课程结构、教材建设和实践教学等方面深化改革,再需要从师资选配上着手启动,这样才能避免研究生教育的种种问题在本科教育教学中的翻版出现,进而促使艺术史论本科专业教育教学从课程开发、教学理念、学习方式等方面作出调整,呈现一系列崭新的、可行的、切实有效的变化。 五、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存在的问题 艺术学理论学科在研究生培养阶段所存在问题,还首先表现在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始终没有明确的研究指向和学术积累。选题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本身的偏离是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培养工作中存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当然,造成这样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研究生的生源极其缺乏,基本上来自于各门类学科,造成学生将艺术学理论与门类艺术理论完全等同理解,从而在学位论文选题中表现出极为强烈的门类思维的倾向,这样的状况普遍存在于艺术学理论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选题过程。具体表现为,大量的门类艺术理论研究课题仍然作为艺术学理论研究方向的选题,稍好一点的是,研究视角有所转变,但这一点在门类学科的艺术史论研究中已多有体现,仍未构成选题上的实质性突破,更难有选题指向性的创建。其次,就其他人文学科或者理工科转入的艺术学理论学科生源来说,他们大多对于艺术的理解非常感性,但同时又非常片面,虽然较门类艺术出身的学生而言相对容易建立一种抽象的理解观念,并且能够站在门类学科之上较为整体的来看待艺术,然而,真正当他们开始进行艺术或者艺术学理论的思考和研究之时,他们的理解可能依旧会停留在对于“艺术”甚至“美学”等非常感性的层面上,仅仅认为艺术或者艺术学理论可能会和“美”密切相关,甚至理解它们之间就是某种意义上的等同关系。这样一来,他们对于艺术学理论的认识实际上就会被定位在一种局限与片面的抽象观念之中,从而导致学位论文选题停留在某种感性描述,深入不到艺术本体的研究当中。再次,由于指导教师本身来自于不同的研究领域,所以在指导硕士或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以及研究工作时,不免带有某种观念和认识上的局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没有帮助研究生对艺术学理论进行深入的探讨,甚至影响了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中所谓“艺术一般”观念的形成和建立,更难以形成所谓的学术积累,有的学科点,十年甚至二十年也看不出对艺术学理论研究的体系脉络及升级研究的课题,从而导致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在学位论文选题的重复乃至偏离。 六、学术研究面临方向或探讨进路模糊的问题 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科研成果统计,表现在学术论文上,归纳来说有这样几点特征:从综合性大学的学术刊物及学报(社会科学类)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的社会科学刊物来看,此几类刊物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关注实际上是远远弱于哲学、史学、文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其他人文学科的。例如,就《中国社会科学》而言,截止2013年11月出版的期刊统计,并没有刊登一篇严格意义上的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论文。而这样的差距,一方面或许是由于综合类的人文社科类杂志对于艺术学理论类的科研论文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反思,艺术学理论学科科研水平的提升,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当然,也表明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领域还有比较大的上升空间。如果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各种文艺或艺术类的专业学术期刊,则又会发现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科研又有着多个研究方向或是探讨路径:一是从门类艺术切入,进而升华到“艺术一般”的层面,展开对艺术以及艺术学理论的研究;二是借助于美学或美学方法论切入艺术的研究;三是从艺术史或者门类艺术史的角度对艺术发展的历史进行梳理,从而以“古”观“今”或从“今”观“古”,得出较有价值的理论认识;四是从文化、哲学以及社会学等角度对于艺术进行本体的思考。以上所述的研究方向或探讨路径大致概括了当今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的主体方向,必须承认这些研究,拓宽了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路径,但从中我们也应该反思艺术学理论研究本身存在的问题:是否只要拓宽研究的路径,以美学、文艺学、社会学、文化学的视域对艺术进行观照,就意味着从门类理论上升到艺术学理论,从艺术个别抽象为艺术一般?方法的突破是否能够代表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全部?艺术本体的探索是否就只能依赖于上述这几种路径?这是一个亟待探讨与追问的问题。 七、艺术学理论学科与相邻学科边界模糊的尴尬局面 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艺术学理论学科随之也从以前的二级学科艺术学被提升为现在的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在学科建制上确立了自己的栖身之地,拓展了自身的发展空间,理所当然能够获得极大的进步。然而,我们又不得不面对一大问题,就是艺术学理论成为一级学科之后,所面临的与相邻学科边界模糊的尴尬局面。比如说,艺术学理论与哲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美学,以及文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属下的二级学科文艺学之间形成学科交织,甚至相互研究领域覆盖的关系。又比如说,许多综合性大学,在学科申报过程中也是将美学和文艺学师资加以整合纳入到艺术学理论学科中来。所以说,艺术学理论学科与相邻学科边界模糊的尴尬局面的形成有着多重因素。当然,从学科发展和学科交叉角度来说,艺术学理论与美学以及文艺学共同面对艺术问题进行探究是大有好处的。也就是说,从不同学术观念、不同学术视角和不同治学理路探讨艺术问题,能够使得艺术理论建设更趋完善。然而,也出现一个不得不引起我们思考的问题,这就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在这样的学术研究背景下,学科自身所面临的复杂局面。我们看到,美学、文艺学的研究中或多或少地都牵涉到了对于艺术诸方面问题的研究,尤其是美学,在20世纪以来的演变过程中已经越来越深入艺术的领域进行考察和探究,逐渐形成了艺术哲学、艺术美学等研究方向,其复杂性原因我们在此不作深究。在这样一种局面下,作为以艺术为其重要研究对象的艺术学理论,显得极为尴尬,如何建立起自身的学科优势?如何区分出与艺术美学或美学本身研究的差异?如果艺术学理论不能尽快建立起自身的学科优势,那么多足鼎立的态势又会让艺术学理论何去何从?我们在统计2013年度学术成果时不得不承认,实际上将艺术理论的研究成果进行归属存在诸多难度,首先是分类,其次是方向,都有模糊不清的问题存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各个学科都会有一定的本位思想,美学、文艺学、艺术学理论的研究成果归类认定不清,在艺术学理论的研究领域,会将美学以及文艺学的研究成果统计在内;而在美学领域,艺术学理论以及文艺学的研究成果也会被归入其中。江苏省2013年美学年会征集的论文就是这种状况,其中涉及艺术学理论研究的题目约占2/3左右。这一点实际上不论在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学术交流中,还是美学学科的学术交流中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而这样的学科胶着态势,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而言,就会产生学科边界模糊的状况。表面上看,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外延扩大了许多,艺术学理论的研究不论从方法上,还是涉足领域,以及学术成果上都趋于多样化。然而,我们却是把较为成熟的美学方法、美学的研究思路或者文艺学的研究思路拿过来为自己所用,甚至由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新生”,促使美学、文艺学的从业学者“转向”研究,从而谋求发展空间。艺术学理论学科外延被无限扩大的同时,其学科内涵正渐渐被弱化,导致学科边界越来越模糊不清。从历史上看,学科历史能够追溯到古希腊的美学,以及受苏俄影响在我国发展近百年的文艺学,在研究方法上较之艺术学理论要相对成熟。正因为如此,如果我们站在艺术学理论学科本位上把对于艺术的研究当作艺术学理论研究的话,那么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内涵在研究方法上的话语权实际上毫无疑问被美学、文艺学或多或少地蚕食了。而照此下去,研究对象上“艺术一般”的明晰,也会因为美学以及文艺学研究对象的宽泛性而产生某种程度上的弱化,这一切还有待进一步考察。但艺术学理论的先天优势或者研究对象上的纯粹性,即研究“艺术一般”的艺术学理论学科也会因此而慢慢消解。如果这样的情况持续发生,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而言,必将遭受严重的威胁。话说回来,我们可以理解原本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设立,可以理解为是狭义的“艺术一般”理论研究,即将过去分门别类的艺术研究打通提升,从个别上升到一般进行观照,而现在似乎是广义“艺术学”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类似于广义相对论覆盖了狭义相对论,其研究性质发生了改变。在此条件下,我们也看到,全国多所院校申报设立艺术学理论学科博士和硕士学位点,就是将原有的美学及文艺学学科点经过整合申报。可见,美学及文艺学从业学者向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转向,正是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的原因之一。这种转向势必造成学科边界的模糊。举例来说,如果现在要统计全国美学及文艺学学科的研究状况,或是学科点的建设状况,那么艺术学理论学科点会不会被统计在列?反之,如果现在要统计全国艺术学理论研究状况以及学科点的建设状况,那么,美学及文艺学的学科点是否也在统计之列呢?更为现实的问题是,如果试图用科研成果来对全国各院校的艺术学理论学科进行排名的话,其结果一定会出现表里不一的尴尬局面。评估排列目的是什么?分类条件是什么?指标如何设立?当然,在此并不是要否认美学及文艺学对于艺术研究的学术贡献,美学及文艺学之所以能够强势进入艺术研究的领域就已经说明了它们在某些方面的优势。综上所述,艺术学理论学科目前面临的这种复杂状况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因为这样的复杂状况实际上已经给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纠正、区别对待,那么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势必产生另一种扭曲。艺术学理论学科具有自觉地从艺术(具体门类艺术)中来,形成一般层面的艺术理论,再转入到艺术中去加以实践指导或提升,这样的学术路径,实际上就是为艺术而“生”的学科。而当前如果因为其他学科的强势进入,使得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外延和内涵发生变化甚至慢慢消解学科设立的初衷,那么,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确实存在着问题。 八、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的契机与挑战 综合考察艺术学理论学科(包括本科与研究生教育)在学科定位、人才培养、课程建设诸方面的现实状况来看,其存在问题有多方面的原因,既有学科演进的历史问题,又有学科现实发展的困境。诚然,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仍然沿着过去的老路走下去,而不加以调整与改进,那么,积累的各种问题将会彻底否定一个学科存在的价值,这不是武断的推论,而是现实的昭示。诚然,任何一个学科的推进,直至成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需要经历一个曲折的建设和发展过程。本报告所指出的问题,只能说明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成长还不够成熟,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事实上,任何一个学科的成长总是要经历从不成熟、不完善走向成熟和完善的过程,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成长当然也不会例外。以下就调查研究问题,从四个方面来探讨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契机: 1.厘清学理认识带给学科的发展契机诚如上述论及的人才培养以及学科定位问题,艺术学理论学科与其他门类艺术学科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界限不清,甚至在某些学者看来,艺术学理论可以直接等同于其他门类艺术的理论,甚至被其他艺术理论所取代。这种观点在很多由门类艺术研究转来的学者中间较有市场,这也是艺术学理论学科真实性遭受质疑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这种现状及遭受质疑的境遇,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特质,它是融通了各门类艺术,是建立在一般层面上的艺术理论。这种从整体上去把握、研究各门类艺术的思路,使得人们实现了从一个切入点能够“观看”到所有艺术门类的可能性。换言之,“艺术”肯定不等同于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电影、美术和设计,因而需要有一套理论从一般层面去认识它、把握它。但如果因为当前“艺术一般”的研究还不够成熟,还不足以令所有门类艺术研究者,甚至学界信服,就轻易否认这样的一门学问的存在,显然是简单粗暴的。即便是站在门类艺术的角度去思考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电影、美术和设计的艺术形式,也是不能为艺术“代言”的。或者说,门类艺术之所以能够被理解为是一种艺术形式,而不是其他,必然有其内在的共性和联系。诸如,这样的问题放在任何一个门类艺术当中来讨论和研究都是不合适的,因为通过某个具体门类艺术的视角来把握其他艺术形式,无疑是管中窥豹,只能见其一斑。然而,被某些学者认为可以被门类艺术取代或消解到各门类艺术中的艺术学理论,却可以做到这一点。因此,从学理上说,艺术学理论已然具备了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同时也就形成了这一学科发展的契机。在现实层面,艺术学理论学科作为一级学科的设立,使得近年来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继续发展成为可能。随着艺术学理论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艺术学理论学科内涵和界限问题终将会清晰、明朗起来,可以说这为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良性发展提供了最为核心的保障。 2.社会需求带来的发展契机如果说从学理上为艺术学理论学科正名还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的话,那么,当下的社会需求以及大众艺术文化素质亟待提高的现实,就从实践上为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在当前文化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由此,对文化建设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包括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文化艺术高度发展繁荣、人民的精神生活更加充实健康等目标,成为党的十八大提出“文化强国”的方针和政策,使得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更为清晰,这也更好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如此说来,艺术文化的发展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更加凸显。正如本报告在“艺术学理论专业本科阶段人才培养问题探讨”一节中提到的,提高全民艺术素养,实际上重点并不在于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电影、美术和设计门类艺术形式的专业表现技巧的提升,而是在于培养对于艺术审美中感性表现的接受、认知、传达的能力。而要实现这一艺术素质培养目标,既需要门类艺术方面的实践人才和理论人才,同时也需要具有综合性艺术素养的专业人员,甚至艺术领域跨界人才来共同合作完成。当然,艺术学理论学科除了理论研究外,还应有艺术实用人才的培养。诸如艺术与经济、艺术与科技等行之有效的促进社会艺术文化多方发展的艺术综合人才,这为艺术学理论学科的不断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3.学科博弈带来的发展契机目前,在人文学科中针对“艺术”这一对象的理论研究,实际上分散在多个子学科领域当中,主要是美学、文艺学、门类艺术学以及艺术学理论。其中,门类艺术学重点研究门类艺术方面的理论,而美学、文艺学以及艺术学理论则都在进行着艺术一般性规律的研究,只是各自选取的视角有些不同,但也有较多的重叠。在此,限于篇幅我们暂不涉及对美学和文艺学关于艺术理论问题讨论的评述,但美学和文艺学触及到的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既成事实,必然会引发各学科间的相互博弈。从现阶段来看,美学、文艺学、艺术学理论都对艺术理论有所推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三者甚至不太容易明确区分。如果功利地将研究艺术理论看作是一块“蛋糕”的话,那么,当下各个交织学科实际上就是在分这样的一块蛋糕。事实证明,学科之间的博弈导致不进则退,哪一个学科能够在艺术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展示出自身独特的价值,并且有效地把握艺术本体,甚至指导艺术实践,那么哪一个学科的研究就更容易为学界所接受,从而在博弈中占据上风。而一旦退却,其结果就是逐渐被其他优势学科所蚕食,直至替代。从学科定位来看,艺术学理论学科从一开始已经明确其研究对象就是艺术,这可以称得上是先天的优势。事实上,美学、文艺学对于艺术问题的关注并非坏事,对于艺术本身的发展而言,多种学科的关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研究者及实践者的思路和视野。然而,较之于美学、文艺学对于艺术问题的研究,如果艺术学理论学科在已具备学科定位的天然优势下,还不能对艺术问题进行有效且凸显价值的研究,从而证明其无法取代的学科价值的话,那未免大大浪费了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此外,从当下学科发展趋势看,美学及文艺学对于艺术问题的研究视域,实际上也在产生着某种转向,即逐渐拓展到更深广的哲学、社会学等其他人文社科领域当中。这似乎暗示着,在艺术学理论学科建立后,美学及文艺学也在探寻着自己新的发展道路。在这样的学术相互推进、多元学科互渗互融的际遇下,艺术学理论学科如何能够既牢牢把握住自己的研究方向,凸显自身在艺术本体问题开展研究的学科价值,是该学科需要着力强调和明确的方向;同时又抓住学术大发展的契机,是本学科需要认真思索的命题。4.艺术学科“空白”问题探究带来的发展契机除上述提到的诸多契机外,还可以看到一点,艺术范围内的诸多问题尚未得到研究者的足够关注,艺术学理论研究仍然有着多种路径与空间,如艺术伦理学、比较艺术学、艺术管理学、艺术心理学、艺术社会学、艺术人类学等等,都是美学与文艺学研究少有涉足的领域,这些研究领域亟需一个学科对此进行专门的探究,只有努力将这些“空白”问题填补续上,艺术研究才能在一个更新的层次上获得发展。越来越多的艺术理论性问题,需要有一个学科去思考和研究。而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实际上又是不断引导人们从新的角度认识和把握艺术,从而为艺术发展提供新的契机。如此看来,以某种纵观艺术全局的观点、方法和路径,来对艺术中一些尚未明确的问题进行统摄研究,是获得新思维、新认识的途径。从这一角度来说,对“空白”问题的探究将成为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的一个契机。 九、结语 总而言之,就艺术学理论学科定位而言,注重“艺术一般”的理论研究,探讨其本质与特征、功能与系统、审美与鉴赏等学科内涵,是其学科重要的基础所在。 众所周知,艺术门类很多,形式、样式、风格,以及题材、体裁的纷繁差异,决定了它的多样性,并不断地推陈出新。如何针对不同的门类艺术,把握其观念、形态、风格及表现等复杂现象,并作出整体性的观照,区别其个性与共性,将其共性归纳和构建成为完整的体系,解释艺术的性质与特点,艺术的发生与发展,艺术的功能和社会作用,艺术在文化系统中的定位,以及“艺术一般”的种种问题,使之纳入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轨道,可以说这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在相当长时间内的主要任务。 与此同时,艺术学理论学科与相邻的一级学科,即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更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它们是共同推动艺术学学科朝着新向度发展的主力军。这也表明,立足于艺术学理论基础和应用实践的贯通研究,为跨门类艺术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当然,也应当看到对于艺术学学科的认识还有许多亟待解决和完善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我们推论说当下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仍处于学科发展的初级阶段,契机与挑战共存。我们不能因为外界对于现阶段学科范围内暂时存在的种种不足和不完善的质疑而怀疑自身,甚至停下学科建设的推进脚步。艺术学理论学科在学理上,以及社会应用方面的价值是不容质疑的,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生及日渐增强的艺术文化大发展的需求,实际上已经印证了这一点。然而,学科价值的完全彰显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迅速完成的,艺术学理论学科所需要完成的工作还有很多,尤其是学科的基本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实际上都处在机遇与问题同步增长的阶段。 于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艺术学理论学科的价值与发展前景,不必急于用今天的显性成果去证明什么;关键在于夯实学科基础,厘清学科内涵,完善学科建设,并最终以丰硕的成果来证明学科价值。展望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必定会有美好的未来。 (责任编辑:楚小庆) 艺术学类论文:艺术学升门类后的艺术教育新思路 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是艺术教育界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自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了将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的决议后,时至今日,诸多专家学者纷纷发表文章,或阐述艺术学升门类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或思考艺术学科今后的发展走向。那么,在近两年的时间里,通过适应、调整与改革,各高校艺术教育部门该如何应对这一变化、艺术教育面临哪些新问题、艺术教育工作者又该如何转变心态等,都需要重新梳理与总结。 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背景下,艺术学升门类后艺术教育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已经不只是理论问题,更是紧迫的实践问题,如何使艺术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是艺术教育工作者亟待思考与践行的课题。在2012年第七届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召开之际,本刊针对艺术学升门类后艺术教育面临的新形势邀请业内专家学者进行了探讨,希望能够对今后高校艺术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带来一些启示。 “艺术院校自身规模的负重、学科设置的单一及滞后、与市场及行业的脱离等诸多问题日益凸显。”//“把本来让孩子自由发挥天性的艺术教育,又变成一种新的应试教育,很多孩子是被逼着去学艺术的,这样艺术教育就失去了它真正的意义。” 从专家开始呼吁将艺术学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至今已有10余年的时间,这期间业内学者对艺术学自身的学科地位、学科属性和学科方向等问题已进行多年的思考,而升门类后艺术教育及艺术学科内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彭吉象对艺术学升门类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 盲目扩招——受经济利益的驱动,有些学校艺术类专业为了收学费进行扩招,比如某理工大学的二级影视学院,每年招上千名学生,却没有一个全国知名的学科带头人,这种情况是必须制止的。目前全国在校艺术类本科生近100万人,约占中国高等教育的十分之一,数量太多,其实不需要这么多人考艺术,而且很多人学了艺术之后也没有从事与艺术相关的工作。 缺乏规范——艺术学升门类后,有5个一级学科,每个学科都需要理顺。一是艺术学理论升级为一级学科,但是里面有很多问题,这个学科到底应该怎么发展,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各个学校自行其是,一些规模较大的学校还比较好,而一些规模较小的学校完全随心所欲,甚至个别学校连一个搞艺术学理论的教师都没有,居然也有这方面的硕士点,这样教出来的学生能合格吗?再有,比如戏剧与影视学方面,问题更严重,现在影视热,一些学校便盲目扩招。升门类后,这5个一级学科,都有规范自身的问题。建议教育部组织每个学科的专家进行研究,比如艺术学理论,到底应该开哪些课?学生的培养目标是什么?课程设置有哪些?甚至每个一级学科里面有哪些二级学科也没有讨论。另外,还应该对师资进行培训,比如原来没有艺术学理论这一专业,教师是改行去做的,所以应该规范师资。 层次不清——现在艺术教育只是分门类,实际上还应分层次,比如在戏剧影视学里面,应该有少数是培养精英的,第二部分是培养电视台或电影的从业人员,第三个层次是培养技能型的人才。这样分出三个档次,一是精英型,二是一般型,三是大众型。很多学科都涉及这样的问题。艺术教育还是应该培养尖子的,比如像北京电影学院,重点就是培养电影演员。 定位不准——目前艺术教育往往是专业艺术教育,其实还有广义的艺术教育问题,比如现在各个学院都在招艺术特长生,艺术特长生在招生时会加分,这是应该的,但现在搞成了一种新的应试教育,有些家长逼着孩子从小弹钢琴、跳舞、唱歌等,不管孩子喜欢不喜欢,因为以后可以加分,这样艺术特长就成了上大学的另外一块敲门砖,把本来让孩子自由发挥天性的艺术教育,又变成一种新的应试教育,很多孩子是被逼着去学艺术的,这样艺术教育就失去了它真正的意义。另外,目前还有一些学校没有真正进行艺术教育,甚至个别学校团委认为艺术教育只是搞活动,认为唱歌、跳舞等就是艺术教育,其实不是,真正的广义艺术教育,是要把艺术当成人们心灵的家园,这就是蔡元培讲过的以美育代宗教,这个宗教其实就是一种精神家园,是精神的寄托。 吉林艺术学院院长冯伯阳认为,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在快速扩张发展的同时,高等艺术教育的办学格局也经历了一场令人始料未及的分化与重组,尤其是在中国社会变革的激流中,在各种观念的冲击下,在理想的坚守与利益的博弈的同时,艺术院校自身规模的负重、学科设置的单一及滞后、与市场及行业的脱离等诸多问题日益凸显。面对当下中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形势,面对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后的艺术学科建设,面对中国日渐融入世界艺术发展潮流的趋势,艺术院校能否尽快实现内涵的拓展及转型发展,抓紧构筑跨门类、跨学科专业和全口径、紧密服务于行业的艺术人才培养体系,重新进行办学定位,将成为未来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 “艺术院校的竞争,从来就不是规模的竞争,各院校的生存基础,也不会绝对地建立在规模之上,对规模的限制,即是提升质量的前提,未来的社会发展对艺术人才的选择和需求,会永远是以质量作为考量人才的唯一标准。” 彭吉象教授在其代表作《中国艺术学》中用六个字概括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精神,即道、气、心、舞、悟、和。把艺术的各个门类打通,它们的特点都是相同的。他认为艺术学这个学科,有很多种划分法,第一种划分法,比如艺术学理论,应划分为艺术理论、艺术史、艺术批评,这是参考文学的划分法。第二种划分法,是根据艺术概论,一是艺术创作、二是艺术作品、三是艺术鉴赏。第三种划分法,即在艺术学理论中,现在常用的划分不同门类的理论,比如艺术学理论包括音乐理论、美术理论、影视理论、戏剧理论等,把这些理论的共同点抽出来进行研究,也是一种方法。第四种划分法,艺术学在西方发达国家,近一二十年来衍生出很多新的学科,比如艺术人类学、艺术心理学、艺术社会学、艺术文化学、艺术管理学、艺术传播学,还有比较艺术学,我们现在还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比较艺术学在中国没有发展起来,是因为以前在中国搞艺术理论的人非常少,各个艺术院校都重视创作和实践,艺术理论起步较晚。 与彭吉象教授关于艺术学学科建设及专业结构调整相呼应,冯伯阳认为,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背景下,在艺术教育使命的感召中,面临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艺术院校应尽快实现办学的内涵拓展和转型发展。他提出以下建议: 突破院校名称对办学内涵拓展的限制 我国目前的专业艺术院校名称多半是在上世纪计划经济时代确定而沿用至今的,其间,伴随着我国人口基数的不断增长,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末高等教育扩招以来,各院校的办学规模都相应地扩大了几倍、十几倍,甚至数十倍,与此同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对各类艺术人才的需求,以及艺术学科自身的发展已经悄悄地改变着艺术院校的办学内涵,然而,人们将艺术院校的名称与学科专业设置对应的观念,或多或少地限制着艺术院校的进一步发展。 目前,我国一些省份设置的几所综合性艺术院校均已处于超负荷状态,在此情况下,按行政大区设置的单科性艺术院校就更难满足区域经济文化发展对各类艺术人才培养的需求,于是,在艺术人才培养被盲目分流的状态下,专业艺术院校的生源质量受到严重削弱,进而导致人才培养质量受到相应的制约和影响。有鉴于此,专业艺术院校理应主动突破院校名称的限制,大力拓展学科专业方向,整合艺术教育资源,在培养多学科高端艺术人才方面承担更多的重任。 突破学科专业设置对院校发展的限制 2011年,当艺术学上升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后,标志着专业艺术教育从此有了自己的学科属性,按照新的艺术学学科门类下设的五个专业类,从当下社会对艺术人才的需求和艺术院校的现状来看,在学科规划和建设方面仍具有很大的拓展空间。艺术院校在学科专业类别方面的跨越和突破,将成为艺术院校内涵拓展的途径之一。 在教育部2012年新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规定,除了艺术学门类下设的五个专业类中所包含的29种专业外,在教育学、工学、管理学等门类中的若干专业也可授艺术学学士学位。此外,许多学科门类中的专业都具有与艺术学门类跨界的可能,尽快构建学科门类内部的学科群以及跨学科的学科群,将对艺术人才的培养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突破传统人才培养模式的限制 高等教育的扩招,曾一度使传统艺术教育模式陷入了严峻的困境,一方面体现在艺术教育规律对办学规模的制约,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办学规模对人才质量的制约,这几乎成了艺术院校面临的共同难题。近年来,随着各院校教学条件的改善,教学投入的增加,硬件条件虽然有所提升,但人才质量问题仍不容乐观。为此,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已成为大家共同寻求的改革目标。 自创新型人才观念提出以来,对传统型艺术人才培养模式已产生深刻的影响。创新型人才观念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在我国教育规模达到一个空前发展的阶段时,大家探讨创新型人才培养,实际上也是在寻找大众化教育背景下新的精英教育模式,也正是艺术教育在寻求的新的教育理念。 突破内部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方面的限制 作为公办艺术院校,一方面享受着政府主管部门在财政拨款及公共资源配置方面的巨大优惠,另一方面也受制于多年来形成的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对高校带来的冲击,艺术院校内部现行的人事分配制度已经不断地出现尴尬境况。近年来,被广泛关注的高校管理行政化的趋势,近期内仍难以转变,学术的力量、专家的声音还不足以影响和控制学校的决策。 艺术院校内部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改革与突破,既有待于国家政治体制与教育体制改革的逐渐推进,更需要院校自身的改革与创新,随着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进一步落实和强化,随着高校自身办学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对高等艺术教育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艺术院校必然会摆脱各种束缚,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 突破单纯追求规模效益发展的限制 时至今日,如果不是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对招生计划的宏观调控,我国艺术院校的办学规模仍有扩张的空间和可能。由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文化市场对艺术人才的需求以及大众对接受高等艺术教育的渴求是规模扩张的外驱力,而艺术院校自身发展的需要和对经济效益的追求则是规模扩张的内驱力。然而,艺术院校的转型发展,必定要实现从规模发展向质量发展的转变。这不仅仅是对艺术教育规律认识的回归,更是对未来艺术人才社会需求的理性判断。 “多年来,由于诸多方面的需求及利益所致,‘艺考热’一直持续升温,丰富的艺术生源在支撑艺术类院校规模扩张的同时,也造成了艺术教育虚假繁荣的景象。而随着我国人口红利期的逐渐退去,尤其是当人们对接受艺术教育的动机逐渐趋于理性之时,艺术教育必将面临一次新的转型。我们应该看到,艺术生源数量的下降,将为艺术类院校寻求规模与质量的协调发展创造新的机遇。而且,近年来在高校提高办学质量呼声日益增强的同时,社会评价大学的视角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专业特色、学生就业、为社会服务能力等方面已成为衡量和评价大学办学质量和影响力的基本着眼点。”正如冯伯阳所说,“艺术院校的竞争,从来就不是规模的竞争,各院校的生存基础,也不会绝对地建立在规模之上,对规模的限制,即是提升质量的前提,未来的社会发展对艺术人才的选择和需求,会永远是以质量作为考量人才的唯一标准。” 要实现办学的内涵拓展和转型发展,从而进一步实现高质量的人才培养,必然涉及改革。针对教学改革,星海音乐学院副院长雷光耀提出教学中融合的必要性,包括:课程设置的融合,如合理合并一些相近的课程,如公共课程中的和声与曲式、乐理与视唱练耳等。教材的融合,指伴随着课程的融合而新编必要的教材。教学内容的融合,指教师有意识地加强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联系,改变由于过分强调完整性与系统性而造成的课程之间内容割裂的情况。雷光耀认为,无论是一类学科、一个专业或是一门课程,只有在有纵横发展坐标的参照下,才能明确自己的定位,也才能了解自己的发展方向。另外教学观念的转变也很重要。包括教学管理者的前瞻性:政策的制定方面,要发挥主导作用,引导教师转变观念,积极参与改革。因为在现行体制机制下,改革若没有广大教师的参与支持,是难以为继的。教师要能在大视野背景下做学问,搞教学。古人说“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即此道理。 “通过‘录音笔’工程,将教师授课中的精华记录下来,形成体系,提升至理论高度,这样做可以帮助艺术类教师从一点一滴抓起,提升理论修养。”//“树立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理念,强化民族音乐课程和地方音乐文化课程建设,实现知识结构的多元化和知识结构与地方文化的对接。” 在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后,各艺术院校及高校艺术院系均不同程度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对艺术学科今后的发展进行理性思考,也为学校的长远发展不断探索。 重视科研:调整理论与实践杠杆的平衡 上海师范大学谢晋影视艺术学院执行院长赵炳翔介绍说:“艺术学升门类后,学校召开艺术学科发展和建设研讨会,发现了很多不足,以前我们只重视艺术专业的技能性,而忽视了艺术类专业的理论性与科研方面,这些方面始终是我们的一个软肋,这对学校的长远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梳理一下,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教师还是轻理论重实践,轻科研重技能,几乎所有艺术专业都存在这样的问题。现在我们在这方面调整杠杆,包括科研的奖励力度、教师的考核机制以及一系列的规章制度,都做了调整,我们充分认识到,艺术学科升格门类后,我们应拿到一级学科的硕士点和博士点,几个艺术学院资源共享,同时加大引进人才的力度,加大对人才的投资。另外,从长远发展看,学科的整合,把每个学科的薄弱环节找出来,着重去加以弥补、修正,这时我们从本科专业开始梳理,严格按照教育评估的要求去做,至少理清我们还缺少什么,需要怎样去做,把艺术类专业抓实抓好。我们引进相关理论专家,辅导相关技能教师,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做到‘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调整奖励机制,另一方面引进理论专家,促进教师申报科研课题。另外,学院通过‘录音笔’工程,将教师授课中的精华记录下来,形成体系,提升至理论高度,这样做可以帮助艺术类教师从一点一滴抓起,提升理论修养。” 赵炳翔认为,通过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全国各高校管理者及教师聚集在一起,共同探讨艺术教育的发展及未来,了解各高校的发展情况及问题,共同探讨策略,共商发展大计,非常有意义。同时传达了上海师范大学谢晋影视艺术学院的一些办学理念: 一是作为一所学校不可能所有学科都很成功,我们的原则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提出“1+X”设想,如将准备申报博士点的“艺术学理论”学科作为“1”,其他学科是“X”,成熟一个,支持一个,学校加大力度支持“1”,鼓励作为其他学科的“X”,这样就调动了所有人的积极性。 二是错位竞争,所谓错位,就是要比较同类院校有什么优势,相互取经,取长补短,这样就可以知已知彼,赢得一席之地,这样对学生的就业是非常有好处的。要看全国重点高校的长处是什么,作为市重点学校我们应该怎样错位,比如培养艺术类的师资,如表演师资,将来那么多高校总会需要教师,从2007年开始我们将表演分为影视戏剧表演和表演师资两个方向,这样就可以融入到师资队伍中去,几年下来,我们的很多学生毕业后进入高校做了教师。 整合资源:将校园文化与民族特色融为一体 湖南文理学院音乐学院院长吴修林介绍了湖南文理学院在教研实践中的一系列作法:一是整合资源,将民族民间优秀文艺纳入大学艺术教育课程讲台;二是精心编排,把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作品搬上校园文艺舞台;三是策划创意,塑造具有地域特色、时代风采的文艺精品推上国家大奖台;四是服务社会,将校园文化与地方文艺融合为一体,高校师生浓情献演地方大舞台。 “在课程设置上,强化民族音乐课程和地方音乐课程建设,促使课程结构与地方文化的对接。学院的课程设置,强化在公共基础课程、公共选修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选修课程中民族民间优秀文艺的纳入。重构专业课程体系,努力形成音乐、艺术和文化三位一体的整体课程结构。树立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理念,强化民族音乐课程和地方音乐文化课程建设,实现知识结构的多元化和知识结构与地方文化的对接。将民族民间优秀文艺纳入大学艺术教育课程,其特色体现在多方面:一是指导思想明确。‘挖掘民族传统之艺术,围绕专业教学搞研究,立足学生成才重实践’一直是学院紧紧围绕的目标和动力。二是地方特点鲜明。常德丝弦、汉剧高腔、澧州大鼓等颇具地方特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均纳入了课程。” 地方院校结合自身所处地理优势开展特色专业课程及教学研究,并非只是在艺术学升为门类后才开始的,但在传统文化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艺术教育的本土化呈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正如湖南理工学院音乐学院副院长柳青所说:“从近年正式刊发的教研论文与教育新闻报道及地方高校专业建设数据可知,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意识的增强,国内不少地方高校的本土音乐教研意识明显提升,地方高校的音乐教育本土化办学特色日渐鲜明:福建泉州师范学院音乐学本科开设‘南音’方向,并申报成功‘南音’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2003),后又创立南音专业,成立南音学院等;评弹走进苏州大学的课堂;九江学院成立青阳腔戏曲艺术中心与青阳腔戏曲艺术教学实践基地;涪陵学院与长江师范学院开展乌江流域民间音乐的研究与教学活动;漳州师范学院成立闽南民俗文化研究所;安庆师范学院开展黄梅戏艺术教育,成立黄梅戏艺术学院;昆曲成功地走进中国多所高校;绍兴地方戏曲进入绍兴文理学院的音乐教学课堂等事例说明,不少地方高校在新时期努力履行地方高校音乐教育服务区域经济文化建设的高校职能的同时,逐渐彰显出了强势的区域音乐文化研究态势与鲜明的地方高校本土音乐的教育特色。蓬勃的地方高校本土音乐教研教育势力,同时引领着地方高校公共艺术教育也将区域音乐文化的教育传统纳入到地方高校校园文化生活当中,大幅度强化了地方高校的本土文化特色。” “目前很多高校的公共艺术教育并不理想,也没有好的师资,很多高水平的艺术教师不愿意开艺术普及课,呼吁各位专家学者要给本科生上课,而不是只带博士生。高水平的学者要开一些普及课,要面向大学生讲课。” 今天的高等艺术教育在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格局中已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从高等艺术教育学科设置的覆盖范围、生源的数量、社会影响力等方面,都可看出高等艺术教育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尽管如此,艺术院校在办学模式、招生计划、资源配置、管理方式等方面仍然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高等艺术教育乃至整个中国高等教育自主办学空间有限。作为艺术教育工作者及管理者,如何在自己的领域里以改革的态度与创新的精神,在教学管理和教学实践中积极探索,更好地实现艺术学学科调整后对人才培养的优势效应,是当下需要思考的问题。 不可否认,艺术教育是提高人的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精英教育还是普及教育,要培养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加强学生的人文精神和提高其艺术修养尤为重要。采访中彭吉象再次重申艺术教育包含两个方面,即专业艺术教育和公共艺术教育,二者同样重要。他说:“目前很多高校的公共艺术教育并不理想,也没有好的师资,很多高水平的艺术教师不愿意开艺术普及课,而低水平的艺术教师又影响了学生的胃口,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呼吁各位专家学者要给本科生上课,而不是只带博士生。高水平的学者要开一些普及课,要面向大学生讲课。” 在艺术学升为门类后,在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今天,艺术教育构筑人类精神家园的旨归已经足够明晰,相信通过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通过高等艺术教育自身办学理念的完善,高等教育必将真正实现大学的理想和精神。 艺术学类论文:艺术学升门类后中国影视传媒教育发展分析 艺术学升为门类后,影视教育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如何培养新形势下的影视传媒高端人才,需要新的发展思路。回顾中国影视传媒艺术的发展历程,深切感受到坚守精神价值的意义。探究传媒艺术的新时展需要观念正确认知,也需要把握现实状况。 一、影视传媒艺术发展状况分析 毫无疑问,影视传媒是历史发展的需要促发了快速发展现状。传媒艺术是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当代文化构成的最为重要的对象之一,在影响人心、陶冶精神上举足轻重。而围绕传媒艺术的教育事业更是突飞猛进大规模扩展。按照原有学科门类,传媒艺术长期以来一直置身于文学门类中,分别驻足于文学门类的新闻传播学科和艺术学科中,其生存规则和发展所限也和其所依托一样得失相间。而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过决议,将艺术学独立为国家第13个门类,其中设立5个一级学科,“戏剧影视学”成为包容于传媒艺术的一个一级学科。这既和中国艺术文化的地位得到高度重视、社会对于艺术精神价值的更多认可息息相关,也是传媒艺术在新形势下跃升到新的平台与获得新的发展机遇的契机。随着社会经济迅猛发展,也伴随着艺术与传播文化的高速扩展,传媒艺术理应顺应时展需要成为一级学科来进一步建设。将视野放大到社会历史背景中看,传播的力量不亚于物质生存的力量,而随着国力不断增强,重视艺术文化和传播价值是衡量国家文化发展平衡与否的重要因素。可以说,中国艺术文化建设和传播力量的发挥顺乎自然,而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所迎来的新的契机,使得传媒艺术教育格局也将发生重要变化。 影视传媒艺术教育因为艺术学成为学科门类而获得新的发展生机,就艺术而言,是伴随人类精神发展史而存在的重要对象,更是人类情感抒发历史的主要呈现。艺术学是公认的独立研究对象的学科,但作为研究人类艺术思维和艺术表现形态规律的学科,从来就存在却并非被格外重视,在阶级纷争和艺术形态至上的年代,艺术只是修身养性和小资娱乐的对象,不登大雅之堂的意识也表现在艺术学不太为学术所认可。但传播的兴起改变了艺术学的地位,某种程度上,依赖传播而走出象牙塔的艺术,在社会的认可度大大提升,而随着社会生活质量的提高,艺术传播也日渐具有影响,但限于旧有学科划分,其在众多学科中没有得到专业人士预期的高度认可,不断涌现的对于艺术学地位的议论就情有可原了。人们抱怨的只是被轻视的不满、被划归门类的错误、被另类要求的误解等,所以,合理性的学科门类定位的渴望滋生奔涌也是事理所然。如今艺术学升级为门类后,名分真正确立,接着需要的就不只是理论上成立与否,而是需要观念的进步和自身完善的支持,甚至需要在自立门户时让自身理论基业得到夯实,同时应当在自身独立的精神支柱上论证强化。 首先,随着艺术门类的独立建制,影视和新媒体艺术自身的独立性研究需要加强,确立自身独立身份和自有规律的意识需要强化。其次,有了自主掌握学科发展规律的可能性,对于影、视、广播、动画、新媒体等自身差异性与共通性的认识需要更为扎实的理论支持。接着,“传媒艺术”的综合性特征的认知需要梳理,学科包容了戏剧戏曲、影视广播、动画新媒体等,其相互影响使得艺术既有本质如何把握,传播导致变化的异同都需要更为深入的探讨。 二、新形势下的传媒教育认知 艺术学升级门类后,艺术传播教育所面对的现实也有了不小的变化,我们所应对的任务也随之而生。 (一)首当其冲的就是传统传媒的单一性教育面临综合性教育设置的问题。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后,直接带来学科教育影响的就是一级学科的大幅膨胀。此前,在2010年一次全国范围的一级学科调整中,原有文学门类下的整个“艺术学一级学科”增加了包括艺术学一级博士点和硕士点在内的130多所学校,其中包括电影学和广播电视艺术学的艺术传媒学科。按照2011年新门类建立后相应对应调整的原则,这些刚刚获批还没有静下心来的学科迅速跃入快车道:2011年申报新的学科门类下的五个一级学科的学校猛增,一下子就有424个学科申报点,其中报一级学科硕士点356个,一级学科博士点68个。和传媒相关的一级学科申报超过100个学科,其中报博士点一级学科中的“戏剧影视学”有17个学科,报硕士点一级学科“戏剧影视学”的有89个。显然,过度增长的学科遭遇到共同的问题:如何适应获批后新的学科建设和方向调整,尤其是综合性的人才培养问题。比如,即将实施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目录中“戏剧影视学”初拟设定11个专业:表演、戏剧学、电影学、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导演、戏剧影视美术设计、录音艺术、播音主持艺术、动画、影视摄制等。其中几乎都涉及或包容影视传播。而研究生培养的二级学科目录初步确定为:戏剧戏曲学、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戏剧影视表演、戏剧影视导演、戏剧影视编剧、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戏剧影视摄影、戏剧影视音乐与录音、播音主持艺术、戏剧影视教育。其中也几乎都涉及或包容影视传播。影视传媒的时代需求不言自明,但综合性的传媒艺术学理建设还需要假以时日来巩固提高。 显然,综合性是时代走向,也是传媒更好发挥时代影响力的内在要求,而影视传媒在成为文化产业的先导定位上,不能不扩大自身的视野,而影视传媒教育的综合性设置变化无论是实际需要还是学科要求,都已经迫在眉睫。 (二)传媒的学术理论阐释需要加深。在综合性明显的趋向中,学科自身、学科与学科交融的机理需要更为合理的理论阐释。在电影与电视、传播与艺术、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之中的各自性状、交织可能都需要进行理论的探究。作为技术性强的已有学科,影视传媒学科在自身学科基础认知上一直有游弋和漂浮的成分,在艺术的精神性和传播客观性认识上都需要更为扎实的学理透视。实际上,艺术学科自身整体上也遭遇到门类建立后的理性认识矛盾,我们以往强调艺术门类确立对于艺术学科发展意义重大无可置疑,引起艺术教育界的不断研究也是必要之举。但5个一级学科的现有格局也未必被全部认同,主要原因在于艺术门类之间的差异性较大,而影视和戏剧在表现形态上也差异大于归同,但为了学科独立的大归类而聚合的格局基本合理,但回到自身的划分就难免凸显一些矛盾。尤其是戏剧戏曲与影视广播的分立要求明显,却需要合理联系的麻烦不小,而传播特性和影视艺术之间的关系梳理更为迫切。显然归类的学科建设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将来还将遇到如何考量一级学科的学术含量问题。理论如何梳理,理性如何对待技巧创作、学术理论和传播客观性的关系,正是影视传媒需要正视的问题。 (三)传媒学科教育的质量提升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尽管影视传媒迅猛发展是绝对的好事,但鱼龙混杂和缺乏明确门槛的问题也将凸显出来。不能不说,在此前原艺术学目录下放宽的一级学科点申报,也许在别的学科门类发展中比较自然,因为没有门类升格的新跃进,艺术学科在旧体制下的大膨胀和新规中的一级学科核定显然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却不能不交织而造就学理和逻辑的难题。传媒艺术也是如此,迅猛发展的需求与扎实学历的支撑之间还有不小的裂痕需要弥补。简言之,艺术学科和传媒学科的质量忧虑相伴而生。专家们一般都认为艺术学科需要发展,但质量跟进十分必要。由于上一轮的学科论证有归于宽泛之嫌,而且是准许在8个原二级学科划分范围中的三级学科方向上进行一级学科申报,要由此来进行归并复杂化的新一级学科在学科门类意义上的对应,其拔苗助长的一些渴望,就容易催生刚刚建立的艺术门类大膨胀的一级学科局面。传媒学科也难以避免。在传媒学科申报者中,一些学科学理基础不好,而学科拼凑现象明显,教学科研带头人学术影响力很弱,队伍的质量也不高。如此这般的学科发展不免影响着影视传媒学科的发展质量。严格新生学科的对应理应成为重要问题。而在审核程序和甄别步骤上,依赖学科评议组的学术判断,与制定有步骤的删选规则,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既有膨胀发展的不利因素,也为真正需要并且也有条件的学科上台阶提供机会。及早规范传媒艺术学科的入道门槛和学科建设规格已经迫在眉睫,实施必要的准入制与质量监督也势在必行。而关键是确立学科在人才艺术质量把握与传媒水准的衡量上,否则,我们一些学科教学基本准则就难以确立,人才质量也必然不能提高。 总之,传媒艺术学科教育在适应时展大局与学理规范要求之间,在传媒的客观规律把握与宣传的意识形态性之间,在理论要求和实践性之间,都有新的探究问题需要细致的质量把控。艺术学升门类后传媒艺术学科获得更为开阔的发展空间,意义不可低估,按照艺术传播规律进行学科建设,更多依赖行家来评判、推进发展学科,促进传媒艺术学理更为扎实的深度建设,都具有了更为有利的条件。“独立成人”也就意味着更为宽广的心胸和视野。艺术学门类将要开始新的建设,必须从观念上重视学科门类是一个理论体系的建立,而不是简单的番号变化,艺术学科性质内容的介定,才是学科为自立门户建设的重要事情。艺术传媒的自身理论基础建设和学科定位将会是下一步重要的工作,我们期望在传媒教育中,中国特色的传媒学科和传媒教育经验将得到确立,独立精神的艺术传媒摒弃随波逐流的屈就市场和娱乐放纵,高扬艺术人文精神的高尚性和传播的客观公正精神,适应新背景下传媒艺术发展规律,造就健康发展的新局面。 三、新形势下综合大学复合型优秀影视高端人才培养构想 我们已经到了重新思考影视人才培养变化的新阶段,而其中电影成为国家文化产业的先导性对象,这里着重从适应时代需要的电影高端人才入手来窥视如何培养影视传媒人才,首先要对电影人才基本认识: (一)中国艺术教育包括电影教育经历着历史性的变化,包括观念变化和社会需求现实变化 一般而言,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艺术教育,限于传统局限和艺术教育较为狭隘的局面,几乎等同于艺术技巧教育,艺术教育以培养专业艺术人才为唯一标准,以艺术表演对象和个人技艺突现为设置目标,课程体系基本沿袭苏式表演体系的路子。这是和物质基础条件薄弱相关的培养艺术专才的旧式路径,口耳相传的师徒教育和注重技巧忽略文化的教育成为简单精英教育的伴随物。包括电影教育在内,遵循的是艺术是个人技巧技艺的体现,看家的本领和吃饭的本事都在于技艺高低,于是推崇的就是艺术专一技巧教育。就整体社会形象而言,艺术也是高雅的代名词,专业艺术教育就是培养艺术专才的教育。这导致的是传统艺术教育成为精英艺术表演专才,技巧成为衡量标准,单一专才教育的时代必然性和人才培养必要性都无可置疑,以电影学院为代表的电影教育取得了门类区分、各自掌握专业分工的基本路子。其长处是以技能精到为目标分工合作的电影创作体制,保证了电影的综合性的聚合。但不能不看到其弊端可能是突现了在获得技巧专一的同时,其他关系到人的全面的价值的让位和文化素养的低落。电影人才适应少而精的专才教育也是时代之需,却不是长远之态。 近10年,被时展促发而逐渐醒悟的艺术教育开始观念和体系上的变化,综合性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凸显,具有人文素养的综合性人才在实践中凸显其价值。电影创作从单一性的电影学院分科教育到跨科类的创作(如摄影、美术系毕业生成为导演等),再逐渐扩展到戏剧学院等其他艺术门类人才崛起成为电影创作专才(包括在编剧、导演、表演人才上非电影学院分科培养人员成为电影创作崭露头角角色),综合性人才慢慢地从综合高校的各类学科学生中涌现成为电影创作的新生力量等。而这一新现象在电视台更为明显:越来越多非学电视人员成为创意主体的骨干。于是,时代需要高素养、综合素养艺术人才的趋势日渐明显。艺术教育对人的全面成长的要求,和电影创作需要综合型人才的期望,超越了仅仅是技能教育阶段,而引起大规模的综合性高校影视专业的发展热潮。综合文化进入电影艺术学科教育视野、技巧之外的文化素养的迫切性要求加强、认可培养艺术家需要综合功底的认识扩大等,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以艺术专才为唯一目标的人才培养模式。中国电影教育的多样化开始呈现。 而环顾国外,以电影教育发达的美国为代表的综合性大学(南加州大学、纽约大学等为代表)成为高端电影人才基地,跨学科人才深造成为美国电影创作主力、综合性大学培养电影出色人物的例子越来越明显,创作人才迭出于综合大学的现实,大大鼓舞了中国电影教育的综合性发展步伐。中国电影学科在综合性大学或综合性艺术学院发展迅速已经令人惊讶。 与此同时,综合大学的电影专业教育注重研究生层面的高端人才的优势得到展现,博士、硕士点的迅猛发展,改变了电影创作的技术型单一人才的景观。以MFA专业硕士人才为目标的电影艺术教育格局开始形成。中国电影教育已经走到专业院校和综合院校并驾齐驱的阶段,但专业分科性占据电影实践主力的长处和发展局限、与综合性人才增多却还不能影响创作大局的现象凸显出来。 (二)复合型高端电影人才培养的现实分析 综合性大学进入电影人才培养肇始于1993年,当时教育部批复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设立影视教育专业,这是综合性高校第一次染指电影教育。次年,北京师范大学被教育部批复设立了“影视艺术与技术”硕士学科,开始招收电影学硕士,后按照学科目录调整自然变成“电影学”和“广播电视艺术学”两个学科点。综合性大学的电影学科有别于专业电影学院的培养体系,在北师大教育教学实践中逐渐成熟,在2001年获得北京市教学成果奖。2005年北京师范大学获得中国高校第一个电影学博士点,随后以此电影学博士点为核心,北京师范大学又获得中国第一批为数不多的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高端电影人才培养在研究生不同层面得到发展。 与此同时,专业艺术院校如电影学院也开始在研究生层面招收高端电影人才,开始转变电影创作只要分科性人才的观念,综合性意识逐渐渗入专业艺术学院。而综合大学的电影高端人才培养则驶向快车道。 在这里,重要的是艺术教育观念的变化:包括电影创作不仅仅是分科技术人才培养而需要综合性素养教育,综合院校的电影人才培养自有其时代需要和独特性,专业艺术院校的电影人才也必须在人文综合素养和超越技术技能培养上扩展。 随着时代的变化和数字技术的发展,DV影像创作的普及性时代到来,电影的技术创作门槛降低,而创意的文化水准越来越重要。社会需要更多的影视影像创作人才,更多跨专业人才进入影视创作,电影人才期望高端提升的愿望增强,几所重要的首批MFA培养高校的艺术硕士报名人数高涨,更多电影人才培育学校跟进,高端电影人才教育需求增加。 在包括《阿凡达》带来的3D技术的风行和乔布斯的苹果手机所引发的创意创造的现实面前,电影创造性思维的价值得到高度重视。随着视觉时代已经到来的现实,综合性电影创造人才的意义更得到广泛认同。中国电影教育迎来了综合性教育与专业性人才相互融合的时代。将专业性提升为综合性创造人才和综合性培养需要拓展跨学科意识,以及专业与综合相互为用的认识,促发电影培养新观念,恰逢其时人才培养意识促发了需要多校整合资源、联合培育电影人才的时代,复合型电影高端人才培养研究生学位计划肯定会带来电影高端创作人才涌现的新景观。 (三)如何创设复合型高端电影人才培养的思考 复合型高端电影人才需要强化理论观念和技能操作的结合,北京师范大学的电影人才培养除了前述的最早开设综合性大学电影在职硕士、第一个综合高校电影硕士点、第一个高校电影学博士点以及第一个开设高校电影制作专业(培养出如演员潘粤明、导演宁浩),以及创设至今的大学生电影节为电影多样人才实践打下基础等外,形成对于综合性复合型电影创作人才培养多层次培育的经验。其中,综合性电影人才培育观念的确立第一重要,而培育课程和方式成为实现的保障,理论和创作实践结合的实施要求是促发因素,以师资保证和教师素养提高来支撑也是必要的措施。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获得国家唯一的中国电影史重大攻关项目的资助,周星教授和于丹教授的电影与电视课程分别获得国家精品课程,周星教授还获得北京市教学名师,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的多位教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培养计划,在电影历史与理论、纪录片理论、影视创作实践等方面获得突出成就。 由此,建立复合型电影高端人才培养机制势在必行。并由此提出如下贯彻设想: 在观念认知上:高端电影创作人才的概念,应该是具备综合人文素养又具有扎实的专业电影认知、理论思维观念先进和形象创作能力突出、把握综合性电影创作眼光又有操作动手能力的高端硕士以上人才。对象多样性:应当包括:A.现有艺术专业硕士;B.包括创设艺术专业博士和部分学术硕士在内的电影研究生培养对象;C.连通电影创作专业的5年制电影本科硕士连读培养对象;D.为在职电影行业人员专设的多校专修学位办在内的培养体制。在选拔方式上:A.以专设复合型电影高端人才培养指标和招收计划为主,兼顾从联合培养高校入学后电影专业学生中考核选拔结合的全日制人员;B.针对在职人员的选拔结合艺术硕士招生单独进行;C.针对已有成绩的从业人员培训学位班单独考核。在培养方式上:A.多校生源共同招收聚合、分阶段培育和分校综合培育结合;B.各校分别招生、多校交叉授课、集中优势专家讲授课程;C.分别培养小学期聚合交流创作研讨;D.各校分别和共同实践创作机构合作培养。关于毕业标准:毕业阶段多校互请专家答辩考核;创作作品需要校外专家参与评审;课程共同制定规定动作与各校自主设立差异性课程;毕业签章多校认可签署等。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 国务院艺术学科评议组成员 艺术学类论文:艺术学独立为门类之后的四个核心问题 摘要:该文研究认为,当中国的艺术学科独立为门类之后,有四大核心问题是必须尽快着手研究和解决的。即:新的艺术制度确立问题、艺术本土学理研究的问题、艺术教育规划问题、确立学术艺术观念的问题。 关键词:艺术学;艺术学理论;独立门类;核心问题;学科建设;学术艺术 中国的艺术学科建设在2011年的春天具有了新的、历史性的起点。因此,如何适应和推动中国的艺术学科之整体、完善的建设与发展,当下有四大方面的问题亟需研究解决。 一、新的艺术制度确立问题 从艺术体制批评的视点看,当下中国如何构建确立艺术学科新的体制,是一项首要的工作。构建艺术学科新的制度及其体系,在当下是容易被人们忽视的现实问题。目前已经开始出现了——有人用习惯于原有学科制度来看艺术学科的新问题,长期如此是会极大地危害艺术学科的生存与发展的。 构建中国的艺术学科运行体制势在必行。这从2011年2月和3月国家有关部门相继颁发的学科文件之差异就可以证明。在2011年2月1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会议最新通过的将一级学科的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的议案内容中,将“艺术学门类”下设了四个一级学科:1301艺术学理论、1302音乐舞蹈艺术学、1303戏剧影视艺术学、1304美术设计艺术学。而在2011年3月由教育部印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2011年3月8日起实施)中,艺术学下辖的一级学科不仅变更为五个,而且在名称表述上也有变化,即:1301艺术学理论、1302音乐舞蹈学、1303戏剧影视学、1304美术学、1305设计学(可授艺术学、工学学位)。因此,涉及中国艺术学科建设的根本问题——艺术学体制问题是当下和最近未来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首先,艺术管理系统的制度问题。在当下及最近的未来,中国艺术学界及其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行政学界等都应该好好研究中国艺术学科的社会地位和管理体系的问题。研究构建中国的艺术新管理体制的方法论是,在辨析原有合理内容的基础上,以调适和创立的方法予以完善建设之。比如:现有的“中国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管理模式是否有变化?按照现有学科逻辑,其理应该分出一个名为“中国艺术家联合会”的新机构。如果从学理逻辑上看,文学应该纳入艺术学范畴,继而,“中国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就应该变更为“中国艺术家联合会”。如此,涉及艺术学的相关协会、学会等组织机构,以及有关艺术的法律、政策等等都应该有新的调整、构建、补充和完善。诸如中国艺术市场法等法规制度就需要加快建设。2011年4月11日的《参考消息》(13版)就刊文说中国的《美术作品维权“任重道远”》①。 其次,艺术教育系统的制度问题。这是艺术学独立为门类之后最实际的一个问题。在学校艺术教育系统,如今,虽然教育部颁发了艺术学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但是,各个一级学科下设哪些二级学科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这是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比如:“书法学”是美术学的二级学科呢?还是三级学科?曾经一段时间,不少从事书法教育的人一直把书法学与美术学并列称谓,并由此认为提升了书法的学科地位。然而,从中国视觉艺术传统看,书画不分家。即,书法艺术是美术学科中的一个子学科,书法学最多与绘画学相并列。再从艺术学科学理看,书法这种形态的视觉艺术内在逻辑地应归属于美术学之中。在非学校艺术教育系统,目前更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比如,美术馆教育问题,在我国目前都是亟需完善的新问题。总之,这些关于艺术教育的现实问题是当前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 再次,艺术传播系统的制度问题。艺术传播系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它涉及艺术意识形态系统、艺术市场等形而下操作系统。艺术博物馆、影剧院、画廊、画院、大学、艺术品拍卖机构、艺术节等等的构建与传播的制度问题,在当下都是应该全面讨论的问题。 最后,艺术评价系统的制度问题。艺术批评关系到艺术创作、艺术历史书写、艺术文化传播等多方面的问题。然而,中国长期以来的艺术批评不说落后,至少是较为虚弱的状态。比如:艺术展览作品的评审标准问题、影视艺术作品的艺术审查标准问题、大众艺术评价观念引导问题等等。如今,应该趁着艺术学门类独立之机好好梳理性、原创性构建中国艺术评价系统的制度,以确保中国艺术学科的健康发展。 二、艺术本土学理研究的问题 目前,至少有三个现实的理由让笔者提出这个问题。一是,打开目前市面上流通的艺术理论著作中关于艺术起源论和艺术批评论等内容多是欠缺中国的艺术学说。二是,2010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艺术学经典文献导读书系·美术卷》里没有收入一篇中国的艺术理论文献。三是,专门论述中国艺术理论及其体系的著作较少。尤其是缺乏20世纪以来的中国人自己建构的艺术学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目前及最近的未来,中国艺术学科建设的重任是要花大力气研究和构建中国自己的艺术学理。即,在艺术学独立为门类之后,如何有效构建中国的艺术学理是一个很急迫的现实问题。 首先,急需揭示总结出中国人自己完整的艺术学科理论。20世纪以来,如果说中国对于西方艺术理论、艺术历史、艺术批评等艺术学科的了解和认识还有盲区和不足的话,那么,中国人对自己的艺术理论、艺术历史、艺术批评的认识就更是盲区加误区了;如果说中国近现代以来艺术界有许多的创造贡献,那么,其主要是偏向于艺术作品的创作上。换句话说,当下一个准备去念大学的艺术专业的人,他接触的艺术内容基本上是非中国的艺术文化。比如,在绘画课上,首先是缺乏系统理论的教育,即使有一些零散的所谓艺术理论也是外来的。如,精神分析主义、符号学理论、接受理论、酷儿理论、结构主义理论等等。在美术史课上,基本不涉及艺术史观和艺术批评学说。即使有,也是人家的而非本土的艺术历史学说和艺术批评理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艺术、形式主义分析、图像学艺术史、社会学艺术史、经济学艺术史、体制批评、价值批评、社会批评、心理批评等等没有一样是中国本土的。然而,有一个事实是不可回避的,那就是:中国艺术学科的发展和厚实不能缺失中国自己的艺术学理。笔者在2008年出版的《审艺学》②,就是在研究总结艺术变迁历史和自己的艺术理解与艺术创作基础上,在期望形成本土艺术理论的理想牵引下完成的。总之一句话,中国的艺术学科应该有自己本土的“中国艺术芯片”。中国艺术学科如果长期没有本土厚实的“中国艺术芯片”,中国艺术学科的一切发展都将会出现贫血征候,那是令人可怕和沮丧的事件。 艺术学:独立学科门类的学域扩张与学理建构 摘 要:艺术学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是从“文学”这一学科门类中独立出来;促成这一“独立”的学科目录调整,是对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这是一场历时14年之久的“独立战争”。艺术学力争成为学科门类的“独立战争”,不是向统摄自己的“文学”开战,而是向“文学”与“艺术学”之间的逻辑关系开战。这场“独立战争”之所以历时弥久,在于“逻辑理性”的水到渠成,但并不意味着“学科实际”的瓜熟蒂落。艺术学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主要是实施着学域扩张的业绩;而艺术学学理建构的成就,至少在目前就其主导方面而言,仍然是“文学”统摄的结果。探讨艺术学学理建构的独特性,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彻底摆脱所谓的“文学思维”。所谓“文学思维”是一个比拟性的词语。就文学与艺术的创作思维而言,我们通常称为“形象思维”,它以始终伴随着形象、充溢着情感、运演着联想和想象以区别于“抽象思维”。但实际上,形象塑造的材料成为思维运演的材料是“形象思维”更深层的本质特征。对于艺术学的学理建构,事关学科门类独立后的学科品质。艺术学各艺术样式学理建构的特质,在于其具有极高技术含量的实践性,如何将这种“实践性”上升为“实践理性”,是艺术学学理建构的核心课题。应当注意到,艺术学近十余年的学域扩张主要是“解牛”之术而非“屠龙”之道的扩张,这是我国教育事业对职业教育高度重视和大力加强的结果。作为独立学科门类的学科建设,要重新审视和调整艺术作为职业教育的若干关系。 关键词:艺术学;学科门类;独立;文学;关系;学域扩张;学理建构;学科建设;发展 中图分类号:J0文献标识码:A 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批准了经过调整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这个“学科目录”的颁布顺应了我国艺术界长期的、强烈的诉求,因而理所当然地引起了艺术界持久的、热烈的反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仲呈祥先生更是称“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史、学科建设史和人才培养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是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艺术自觉、艺术自信、艺术自强的一项重大举措。”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是艺术学成为“学科目录”中第13个“学科门类”。 一、艺术学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是从“文学”这一学科门类中独立出来;促成这一“独立”的学科目录调整,是对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这是一场历时14年之久的“独立战争”。 据我所知,14年前或更早些时候,艺术教育、特别是研究生层次的高等艺术教育是比较薄弱的。这个薄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普通高校除师范院校外,基本上没有高等艺术教育。师范院校的艺术教育由于定位于为中、小学培养音乐、美术师资,学科界域、学科层次都有所规限;而一些普通高校所设“艺术教研室”,基本上行使着开设美育共同课和课外活动课的职能。 其二,作为独立院校的艺术教育,其主体部分是培养艺术从业者的职业教育。这使得我们的艺术院校理所当然地把技能教育放在比学理教育更重要的位置,这也使得艺术教育在既定的“重道轻术”的教育理念中被“矮化”,特别对某些“早期专业型教育”(即在孩童时期便开始技能训练)的表演艺术更是如此。 其三,艺术教育由于艺术样式本身的多样性,各艺术样式的学理建设“存异”容易“求同”难,因而从各自不同的视角不同的需求借助文学理论、美学理论(这已属“哲学”学科门类了)的“他山之石”。这一方面体现出艺术学学理建设对于文学、美学学理的“追随性”,一方面其实还体现出艺术学各艺术样式学理之间的“排他性”。 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在高等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层次上,艺术学在“学科专业目录”中从属于文学,在当时不仅有其合理性而且有其针对性——针对文学学理在艺术学学理建设以及艺术学学科提升中的积极影响和实践意义。这是我们在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的今天仍应铭记的一段历史。 二、艺术学力争成为学科门类的“独立战争”,不是向统摄自己的“文学”开战,而是向“文学”与“艺术学”之间的逻辑关系开战。这场“独立战争”之所以历时弥久,在于“逻辑理性”的水到渠成但并不意味着“学科实际”的瓜熟蒂落。 其实,早在1992年由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的《学科分类与代码》中,就确定中国学科分类的国家标准是自然科学、农业科学、医药科学、工程与技术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五大门类。在这个学科分类中,“艺术学”与“文学”是并列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 实际上,如果需要一个学科门类统摄并且仅仅统摄“文学”和“艺术学”的话,将原来统摄着“艺术学”的文学改称“文艺学”也未尝不可,只是本身还涵括着“语言学”庞大学科家族的“文学”未必愿意就范。事实上,“文学”作为独立的学科门类,不仅在于其数千年来可考可研的文献积累和有知有识的学理建构,而且在于其作为社会交往工具和思维编程语码的普遍性。 相形之下,在“艺术学”的各艺术样式中,许多久远的艺术形态(特别是表演艺术形态)一部分靠“口传身授”来延续,一部分在只鳞片爪的文献记述中难以复原;而那些依托科技进步出现的新兴艺术业态,一时半会儿似乎还难以为传统人文科学的话语体系所接纳。 一个显见的事实是,艺术作为学科教育的迅速扩张和高速发展,对应的是一个“浅阅读”的读图时代,是一个“娱乐至上”乃至“愚乐至上”的接受境遇。成为独立学科门类的艺术学,在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之时应清醒地认识到,实施着广袤的学域扩张并不意味着实现了伟岸的学理建构。 三、艺术学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主要是实施着学域扩张的业绩;而艺术学学理建构的成就,至少在目前就其主导方面而言,仍然是“文学”统摄的结果。探讨艺术学学理建构的独特性,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彻底摆脱所谓的“文学思维”。 艺术界在欢呼“艺术学”升格为独立的学科门类之时,溢于言表的是自信、自尊和自豪(似乎少了些自觉和自强)。学者们似乎更乐意喋喋不休地去说艺术的发生早于文学的发生,说艺术的内涵丰于文学的内涵,甚至说《周礼·地官》便有“六艺”之说,而《汉书·艺文志》更把“艺”排在“文”之前……其实,这些说法都不是当下“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的主打理由,其不容忽视的理由主要在于学科的学域扩张和学理建构。 顺带说一句,“六艺”的“礼、乐、射、御、书、数”并非今天意义上的艺,对它的言说只是比照出今日之“艺”的式微;而“艺文志”作为《汉书》的史述,关注的主要是“经史子集”中“集部”的文字而非“艺术”,《汉书》、《后汉书》另有“礼仪志”、“礼乐志”录述乐舞之类的艺术。 之所以提及这一点,是因为面对“艺术学”提升为“学科门类”,我们更需要的是超越自尊、自豪的自觉与自强。说到“自觉”,人们必然会想到“艺术学”旗号下各艺术样式的本体研究及学理建构,又必然会提及“文学”统摄时学理框架的借助和学理思维的限制。 事实上,从事艺术学学理建构的学者,由“文学”步入“艺术”领域者为数可观且成就甚丰。正如对于“美学”的研究有“自上而下”(自哲学领域走出)和“自上而上”(自艺术领域步入)之分,对于“艺术学”的研究也可以有文学学理的参照和艺术本体的升华。 艺术学类论文:文化视野中的艺术学门类建构思考 摘 要:艺术是否具有独立价值应当在文化精神层面上来认知,艺术学门类的建构同样需要文化视野的认知和阐释。文化背景下的艺术学门类的建立,不仅是翻身或者归位这样简单的问题,而是承认艺术精神是人类创造精神、艺术文化是人类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要义。从艺术学一级学科到艺术门类的跨越,不仅是观念形态和等阶意义上的转变,其实还有文化构成的考量。从文化精神发展的角度看,艺术学科升为门类是中国文化建设的大事,给予艺术文化和艺术教育更为开阔的空间,是需要艺术人珍惜学科发展机遇而不是放纵乃至于泛滥学科扩展,这才是艺术文化成熟与否的标志。 关键词:当代中国;艺术学;门类建构;艺术学学科;文化视野;文化认知;文化建设 在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文化不由自主地被裹挟入经济盘算的快车道似乎心安理得,人们计算文化指标也不可避免地用收益数据来证明,这里隐含了正常的不合理和合理中的不正常,因为,文化艺术另有精神层面的判定标准,是不是具有精神层面的价值才是艺术的最终判断指标。应当承认,艺术文化建筑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理所应当,因为从根本上而言艺术文化生存发展需要经济支撑推动。但更为根本的是艺术文化依存于超越物质利益之上自由畅快的跃进,艺术创造力和文化精神品格绝不取决于经济的赐予。所以,量化的增长需要辨析,而内涵的深浅更要澄清。就艺术学科而言,快速膨胀已经是事实,学科疾驰入快车道也不可阻挡,在2010年一次全国范围的一级学科调整中,原有文学门类下的整个“艺术学一级学科”从原本不过20多所学校,猛然增加了包括艺术学一级博士点和硕士点在内的130多所学校。紧接着,按照2011年新门类建立后相应对应调整的原则,这些刚刚获批不到3月还没有静下心来的学科,又一次迅速跃入高歌猛进的漩涡中:2011年申报新的学科门类下的5个一级学科的学校猛增,一下子就有600个学科申请报点,其中除了设计学170余个申报点外,报一级学科硕士点356个,一级学科博士点71个。按照基本对应标准,大部将得到批准,于是短短时间内,艺术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将猛增十倍以上,艺术学科的数量发展春天似乎到来。 但我们需要进行艺术文化视野的得失思考。 在中国文化的建构中,艺术文化始终是核心所在,古代文人的文化标志除了科举就是书籍书写所代表的文化高下,而大众的有文化与否不是琴棋书画就是吟诗作对,能不能赏鉴词曲,会不会沉溺戏曲唱段都是一种判别的标志,孔子的成就包括有关对于六艺的注解和听了韶乐叹赏若干时光、李煜皇帝的误国也因为过于沉溺歌舞升平等等。艺术文化是文化含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认知延续不衰,一直达到当今创意文化的认可层面——因为创意文化的要害是艺术的观念形态的创造性认定。国家在2010年第一次将创意文化作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几乎就是高峰之态的认识了。 在艺术认知的另外一端,也显然是充满了无关社会经济利益获取的文化推进的热情。艺术学科的增长是和以往所谓关涉无用、休闲之类认识相反的精神认知高涨相关的。这就是如同巴尔扎克所论述的:“帝王统治的人民不过一朝一代而已;艺术家的影响却能绵延整整几个世纪。”①艺术不是短期的效益增长而是世道人心的濡染,所以,在文化的历史观中,艺术不亚于物质财富的意义和艺术创造对于精神的影响作用巨大而深远。 一、文化视野的认知 艺术学门类建立标志着艺术学科发展进入文化建构的新阶段。我们谈论问题的背景已经今非昔比,艺术具有了独立的门类,可以按照艺术文化标准和发展独特性来建设,其认知的视野就不同以往。首先,艺术文化的蕴积其实不在于外在的变化,艺术的积累是渐进性的,大起大落未必是福音,也难免不会混乱,自然,艺术学门类建立绝对是大得——因为在国家文化层面认可和社会文化的认知上,艺术地位猛然上扬有利于站到进一步发展的新平台。但同时,艺术的精神性文化价值却还没有得到同步理解,数量的外在功利需要还影响着艺术文化内涵的发挥。于是,艺术是不是具有独立价值就应当在文化层面来认知。 在人类历史上,艺术的审美精神和价值一直是备受尊崇的,诚如鲁迅先生所言:“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②何等崇高的艺术价值认定!但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以学术评价为标准的肯定却一直将艺术学作为边缘而漠视。艺术其实是独立而个性的精神创造对象,但艺术研究和艺术学术的被看轻,和艺术学没有独立门类、以及集中到艺术门类的被忽视的问题上却是事实。奈何如此?个中的历史文化和时代局限造就了缺憾的现状。艺术学一直屈居于文学门类中而缺乏昂首挺胸的气度。艺术与文学原本具有亲密关系自不待言,艺术和文学不仅是兄弟关系,按照艺术学家的认知,艺术在某种程度上包容了文学,至少应当说,艺术伴随着人类精神创造就得以出现,从发声而有歌唱、狩猎而有岩画,欢悦就有载歌载舞的肢体舞动开始,艺术已经成为与人类文化创造相互依存的对象。艺术精神是文化精神的重要标志,她的呈现兴旺与否也是文化兴旺几何的标志。 可惜,在艺术学被长期淹没在文学门类的不恰当时期,艺术的明显被忽视伤害了艺术学科的正常发展,只是到了最近这一局面才彻底改变。艺术一直是文学门类中的一个分支,无奈安分守己几十年后终于得以分门别类而独立成人,这无疑是和艺术自身的发展壮大、中国艺术文化的地位得到高度重视,和社会对于艺术精神价值的更多认可息息相关。艺术学门类建立是艺术学科2011年最为值得关注的大事,因为这一举措牵一发而动全身,从此开始的艺术将以独立身份开始自身的强身健体和布兵排阵的一系列工作。强调这一事件的背景,也不能不将视野放大到社会历史背景中来梭巡——随着国力不断增强,重视艺术文化建设成为衡量国家平衡发展的重要因素。由此,中国艺术文化建设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迎来新的契机有其应运而生的经济文化必然背景。2011年初,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会议上,通过将艺术学科从原隶属的文学门类中的一级学科,升格为独立的“艺术门类”——下设五个一级学科:1301艺术学理论、1302音乐舞蹈艺术学、1303戏剧影视艺术学、1304美术学、1305设计艺术学。从2011年起,占据全国招生人数超过5%大数的艺术学生,将迎来全新的“艺术学学士”,自2012年开始,研究生将按照“艺术学硕士”、“艺术学博士”等艺术门类学位招生。2012年艺术学门类下的艺术各类型学生将按照艺术的课程培养计划实施教育。按照惯例,编号为第13门类的艺术学成为最新的发展学科门类。在2011年5月开始的一级学科大调整中,艺术学科成为最大动态规模的调整门类,也向学术、教育界证明艺术学的重要地位。 放置在文化背景下看待艺术门类建立,不仅是翻身或者归位这样简单的问题,而是承认艺术精神是人类创造精神、艺术文化是人类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要义。“人类,只有人类,能创造自己想要的环境,即今日所谓的文化。”③这当然意味着人类具有文化建设的独有品性,也因为文化才是人类独有存在的精神意义。艺术与人类精神创造的普泛性价值还包含了艺术的个性创造的独一性意义的认同。如果说,在生存意义上,人类是趋同的群体追求,而艺术的意义则是求异的个性追求,那么强调艺术不是经济盘算,也不是群体创作的趋同自有其道理。 艺术学类论文:关于艺术学升级为门类的缘起\争议和一致意见的达成 摘 要:2002年,学者们呼吁将艺术学升级为门类。2009年,这种呼吁得到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的支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学科评议组开始组织讨论并草拟升级方案。2010年,升级方案在全国艺术学学科专家之间进一步得到论证,最后于2010年4月达成一致意见。这个方案就是把艺术学升级为门类后下设5个一级学科(基础艺术学、音乐与舞蹈学、美术与设计学、戏剧戏曲学和广播影视学)的最终确定的方案。 关键词:艺术学;学科;升级;门类;基础艺术学 自2002年起,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四届艺术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央音乐学院原院长于润洋教授为首的许多学者就呼吁把艺术学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作为一个单独的门类来设置。这种呼吁持续了八年,期间,不少院校的学者都加入到这种声音中来。直到2009年下半年,艺术学升级为门类的呼吁才得到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的确定性支持,绝大多数国务院艺术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也对这种支持作出了积极响应,并制订了相应的方案。2010年4月1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学科调整工作组成员、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教授在该院召集了全国具有代表性的艺术院(校)长和专家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绝大部分国务院艺术学学科评议组的新、老成员都出席并做了发言,大家就艺术学升级为门类的基本方案达成了一致意见。 从学科升级动议的提出到国务院学位办对学科升级的实质性支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也是一个促进艺术学思考自身学科地位、学科属性、学科对象和学科方向的过程。 根据国务院学位办1997年颁发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现文学门类下共有四个一级学科,分别是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和艺术学。艺术学目前隶属于文学门类,是文学门类下的一个一级学科,共包含8个二级学科。最初把艺术学放在文学门类下,可以说是与艺术学的学科特征基本吻合的。因为学科是一个学术研究和研究生培养的概念,其主要作用还是体现在学术研究以及研究人才的培养上。此外,艺术学与文学相比影响也比较小。但随着艺术的快速发展,艺术学在文学门类下就受到了诸多限制。其最大的限制就是被“文学化”,其学科个性也进而受到文学门类学科制度的限制。其次,在近20年的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艺术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显,甚至从广度上已超越了文学。因此,再用文学的学科制度来约束艺术学,就必然会出现不少问题。譬如,对于学科的评价、对于学者的评价、对于学生的评价、对于学术成果的认定等等。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研究的对象就是以语言文字为表达符号的形象,而艺术学所研究的对象则是以图像、声音、动作以及上述因素综合运用的形象。文学形象依靠人的想象在人的脑海中映现出来,而艺术的形象则是通过人的视听感受感觉出来。针对文学形象的研究可以大量依靠以语言文字表达的论文来表述,而针对艺术形象的研究则不仅仅依靠以语言文字表达的论文表述,许多通过田野调查所得到的图像资料、声音资料以及通过文物考古所得来的实物资料、通过艺术展演所得来的形象资料都能显示艺术学的学术成果。文学资料的种类相对单一,其研究过程相对短暂,而艺术学资料种类比文学要更加丰富,其研究过程也相对漫长。由此可见,不能将文学学者的研究成果与艺术学学者的研究成果放在同一个标准下用量化的方法来衡量。因此,学者们呼吁提升艺术学的学科地位,呼吁把艺术学从文学当中独立出来、升级为一个单独的门类,这样,既符合时代的要求,又符合学科特征的要求。 但在将艺术学上升为门类的过程中,艺术学自身的问题也同时涌现出来。这个问题源于国务院学位办对艺术学升级为门类后下设的一级学科数量的限制。因此,原先设在艺术学属下的8个二级学科如何在升级过程中被体现出来就成为最大的问题。面对这个问题,最直接的做法有两个:一是删减,二是合并。学科制度是体现学科地位的重要标志,目前许多专业艺术院校和综合性大学的艺术院系都是根据现有的学科目录来设置的,如果目录变化了,就直接影响到艺术院校和艺术院系的设置问题。因此,哪些学科可以被删减、哪些学科可以合并就在艺术学科自身引起了争议。 这场争议首先体现在被删减的学科当中。根据国务院艺术学学科评议组的初步方案,原先在一级学科艺术学下的、与一级学科艺术学同名的二级学科“艺术学”被率先删减。其次体现在学科合并中,原先各自发展的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被合并起来,成为美术与设计学;音乐学与舞蹈学被合并起来,成为音乐与舞蹈学;而戏剧、戏曲、广播、电视、电影被合并起来成为戏剧戏曲广播影视学。说实话,这种方案也是不得已的方案。但即使这个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案仍与目前的学科设置以及目前艺术院校、艺术院系的设置之间有着诸多矛盾。 二级学科艺术学自1997年设置以来,全国已有东南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艺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等6家培养单位培养博士,61家培养单位培养硕士。如果被删减,首先面对的就是这些学生怎么办、如何安置,其次面对的是要不要打破艺术门类之间的壁垒、要不要研究不同艺术门类之间关联性问题、要不要寻找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共通规律、要不要从宏观上来认识艺术现象等问题。而诸多相近学科的合并则使目前的单科艺术院校和艺术院系觉得尴尬,一方面他们认为自己作为一个培养单位没有完整的学科,另一方面他们认为自己的学科与别的学科放在一起无法明确学科重心,在学科线路上显得不够清晰。 二级学科艺术学被删减所引起的震动最为明显。那么为何这个学科被删减呢?许多学者认为,每个艺术门类都有自己的历史及理论研究,因此就不需要一个涵盖所有门类的二级学科艺术学了;第二个原因是国外没有这个学科,中国的学科需要同国际接轨。但二级学科艺术学的学者们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 二级学科艺术学最初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原召集人之一、东南大学教授张道一先生号召并于1997年在东南大学率先设立的,这个学科的设立得到了当时全国约60位知名学者的支持,其宗旨是要打破艺术门类之间的壁垒、寻找艺术的共同规律、促进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互相影响。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二级学科艺术学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已取得了初步成效。虽然门类艺术学有自己的历史及理论研究,但长期以来,由于各自局限于自身的门类,许多问题都无法看清。至于国外有没有二级学科艺术学(德国、俄罗斯、日本均有),已不是中国该不该设置二级学科艺术学的理由。与国际接轨的同时,还需要考虑到中国特色。如果单纯地认为国外没有,中国就不能有,就会使中国的学术研究失去自信。问题的关键在于该学科合理与否,有没有相应的学科可以替代该学科。事实证明,经过十余年的建设,尽管二级学科艺术学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但其学科平台、学科成果都说明了设立这个学科的必要性。而在艺术学升级为门类的过程中,人们对于学科删减与合并的思考其实也是一个十分现实的、属于二级学科艺术学的问题。因此,以于润洋教授、仲呈祥教授为首的部分知名学者都表现出假如把这个学科删减之后的焦虑。2010年3月初,他们在北京召集部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和专家进一步讨论艺术学升级为门类的方案。这次讨论把二级学科艺术学纳入重新考虑当中。 2010年3月27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学科目录调整工作组秘书、中央音乐学院丁凡教授分别给东南大学凌继尧教授和笔者打来电话,征求对学科升级方案的意见,凌继尧教授和笔者都明确反对把二级学科艺术学删减的做法。因此,丁凡教授希望东南大学草拟一个将二级学科艺术学升级为一级学科的方案。事实上,在此之前相关方案已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南京艺术学院起草过,这次重新起草主要是鉴于东南大学的艺术学学科是国家重点学科。笔者在征求了多位学者的意见后,起草了两个方案,两个方案在学科名称上都倾向于采用“基础艺术学”的称谓。因为“基础艺术学”表现出对艺术的基本脉络和基本原理进行研究的特点。作为针对所有艺术门类的最基本的脉络和原理进行研究的学科,“基础艺术学”从名称上可明显区别于门类艺术学。为谨慎起见,2010年3月31日,东南大学在北京召集全国十余所院校的二十余位知名学者针对这两个方案进行论证。经过大家论证,倾向于第二种方案。会后,笔者进一步吸收了专家们的意见,修订之后于4月6日提交给了丁凡教授。 2010年4月13日,在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教授召集的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和专家的工作会议上,仲呈祥教授向大家通报了近期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张尧学院士协商的结果,提出了把艺术学升级为门类后下设5个一级学科的较为确定的方案。这个方案包含基础艺术学、音乐与舞蹈学、美术与设计学、戏剧戏曲学和广播影视学共5个一级学科。针对这个方案,虽然许多单科艺术院校代表提出了不同看法,但处于学科升级整体目标大局的考虑,大家通过了这个方案。会议委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曹意强教授牵头对这个方案进一步完善后上报国务院学位办。最后,于润洋教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虽然许多单科艺术院校觉得学科合并会有不少问题,但总体上艺术学的学科地位还是提高了,相近学科合并后从原则上不会对学科发展产生负面效应,也不影响各单科院校建设自己的学科。他高兴地表示,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艺术学科升级为门类主要是考虑到维护艺术学科自身的特点。本项工作自2002年就开始努力,今天终于有了希望。艺术学学科升级为门类后将会大大推进艺术学学科的发展,也将会有力推动我国艺术事业的繁荣昌盛。本次会议之后,受丁凡教授叮嘱,笔者参照原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南京艺术学院起草的方案,并征求了张道一教授、凌继尧教授、黄教授、夏燕靖教授、李心峰研究员的意见,对方案作了完善(见附录),于2010年4月16日提交给了丁凡教授。这个总的方案就是把艺术学升级为门类后下设5个一级学科(基础艺术学、音乐与舞蹈学、美术与设计学、戏剧戏曲学和广播影视学)的最终确定的方案。(责任编辑:楚小庆) 附录:基础艺术学一级学科设置说明 基础艺术学一级学科设置说明 方案草拟单位:东南大学 一级学科名称:基础艺术学(或一般艺术学、普通艺术学、宏观艺术学、理论艺术学、艺术学理论) 所属学科门类:艺术学 一、该学科简要概况 基础艺术学旨在打通各艺术门类之间的壁垒,构建涵盖各艺术门类的宏观艺术学理论体系。有关该学科的研究自我国的先秦时期和古希腊时期业已开始,分布于不同的学科当中。有关艺术学问题的研究在美学当中涉猎最多。19世纪末期,鉴于美学研究对象不能涵括所有的艺术现象,德国学者康拉德•费德勒主张把艺术学从美学当中划分出来。1906年,德国学者玛克斯•德索出版了他的《美学与一般艺术学》,并创办《美学与一般艺术学》杂志,从而确立了基础艺术学的基本地位。这种主张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响应。我国学者最早于20世纪初致力于该学科的专门研究,代表人物为宗白华、滕固、马采。该学科在原文学学科门类下的艺术学一级学科中属于二级学科艺术学,与一级学科同名,学科代码为050401,设置于1997年。1998年,东南大学率先设置该学科的博士点。迄今为止,该学科在我国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已有61家单位设置硕士点,6家单位设置博士点,1个国家重点学科,13个省级重点学科,2个省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在读硕士生和博士生约2000余人。 二、该学科培养目标 基础艺术学主要培养研究贯穿于各个艺术门类的艺术的总体规律的专门人才。与各具体门类艺术学不同的是,本学科培养的人才具有较为宏阔的视野和较为综合的素养,可以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发挥作用。 该学科吸收的生源为具有较好艺术理论基础的学生。因此,可根据社会需要,选择条件优厚的学校和应用性较强的方向设置少量本科专业,如艺术管理、艺术产业、文化遗产保护等。该学科的人才培养应着重放在硕士生和博士生层次。 基础艺术学的主要方向为艺术史、艺术原理和艺术批评学。 艺术史主要培养研究艺术总体发展历史规律的专门人才。 艺术原理主要培养研究不同艺术门类之间关系进而研究艺术共通规律的专门人才。 艺术批评学主要培养针对艺术价值、艺术思潮、艺术流派、艺术家等艺术创作和其他实践现象进行批评的专门人才。 以上方向在硕士生层次可侧重于基础性教学与研究,在博士生层次则需要更深程度的教学与研究。 三、该学科的主要研究方向及研究内容 基础艺术学的主要研究方向为艺术史、艺术原理、艺术批评。 艺术史主要研究艺术的总体发展脉络和历史发展规律,如艺术的起源、艺术的形成、艺术的发展规律、艺术的发展过程、艺术的未来前景与走向等。与各门类艺术学研究艺术史有所不同的是,基础艺术学的艺术史研究着眼于带有普遍性的艺术观念和艺术形式的发展脉络。 艺术原理是基础艺术学的基础与核心,针对艺术的各种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和各门类艺术共通规律,以及艺术学自身的发展与建构等进行理论探讨,如艺术的本质与特性、艺术创作规律、艺术作品的构成、艺术接受原理、艺术传播规律、艺术学自身的地位、作用与建构,以及艺术政策、艺术管理、艺术产业、艺术遗产等领域提出的各种基本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艺术批评学作为“运动中的美学”,主要着眼于艺术在现实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实际进程与发展态势,对现实中出现的各种具体的艺术作品、艺术现象、艺术思潮进行富有实践性的批评,引导社会的艺术鉴赏。艺术批评关乎艺术在现实中的健康发展及在社会中的影响与传播,其研究的对象十分广泛,如艺术鉴赏、艺术价值、艺术思潮、艺术风格、艺术影响等。艺术批评一方面针对存在于各个艺术门类中的普遍现象确立评价标准、适时进行批评,另一方面将这种评价标准与各个艺术门类中的具体现象有机结合进行批评。 四、该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基础艺术学一方面要以门类艺术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另一方面也要关注美学和文艺学的研究成果。基础艺术学从具体的艺术现象出发,主要采取自下而上、横向比较等方法,探究艺术的本质属性、总结艺术的共通规律。同时,基础艺术学还借助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传播学、管理学、经济学、宗教学、民俗学、教育学等学科进行跨学科交叉研究。 基础艺术学下设的三个二级学科的核心课程分别如下: 1、艺术史:中国古代艺术史、中国现当代艺术史、外国艺术史、艺术史专题、艺术史哲学、艺术史方法论、艺术史学史、艺术思想史、艺术考古学等。 2、艺术原理:艺术学原理、比较艺术学、艺术社会学、艺术心理学、艺术传播学、艺术教育学、艺术人类学、宗教艺术学、民俗艺术学、艺术管理学、艺术产业理论研究、艺术政策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艺术原理专题等。 3、艺术批评学:中国艺术批评学、西方艺术批评学、艺术批评方法论、艺术批评专题等。 五、社会对该学科的中远期需求情况及就业前景 在技术高度发达、社会结构趋于复杂、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艺术现象越来越纷纭多变,社会对于具有综合性素质的艺术研究、管理、教学和创作等方面的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广泛而迫切。单纯的美学人才局限于哲学,单纯的门类艺术学人才局限于各艺术门类自身。因此,在未来数十年乃至上百年当中,从总体上了解艺术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传播等社会形态之间的关系和熟悉各个艺术门类、懂得不同艺术门类之间关系、了解艺术的本质属性和共通规律的人才将越来越受到社会的欢迎。尤其是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文化建设被提升到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地位,与文化建设密切相关的文化艺术产业、文化艺术管理、创意产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等领域,都急需从总体上谙熟艺术基础理论和共同规律的综合性艺术理论人才。该学科人才就业前景普遍看好,可到文化艺术研究、艺术教育、文化艺术管理、文化艺术遗产保护与管理、报刊杂志图书网络广播电视等各种媒体有关文化艺术的编辑采录等十分广泛的行业、部门就业。 六、该学科的主要支撑二级学科 1、艺术史(中国艺术史、外国艺术史、艺术史哲学); 2、艺术原理(艺术学基础、比较艺术学、艺术跨学科研究); 3、艺术批评学(中国艺术批评史、外国艺术批评史、艺术批评原理); 七、该学科与哪些现行一级学科密切相关 基础艺术学与美学和门类艺术学密切相关。 美学属于哲学范畴,基础艺术学与美学交叉的内容为对于艺术美感的研究。基础艺术学涉猎美学,但不止于美学。基础艺术学与美学互为参照,互为借鉴,互相促进。 门类艺术学分别是对各个艺术门类的研究。基础艺术学与门类艺术学的关系为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基础艺术学从门类艺术学中获得经验与实证的基础,门类艺术学从基础艺术学中获得原理与方法论等方面的理论支撑。 此外,基础艺术学与文艺学也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其交叉之处主要体现在方法论方面。文艺学主要针对语言艺术进行研究,基础艺术学则针对造型艺术、表演艺术以及与现代媒介相关联的新兴艺术进行研究。 基础艺术学与美学、门类艺术学、文艺学既各自独立,又互相关联、互为补充。 八、新增设一级学科请说明增设的原因和理由 增设基础艺术学主要有如下4个方面的原因和理由: 1、门类艺术学培养的人才往往以门类为界,拘于一隅、互不往来,无以从宏观上审视艺术、促进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增设基础艺术学可加强艺术宏观理论的研究,满足社会对于宏观艺术理论人才的基本需求,促进艺术创作的活跃与繁荣。 2、基础艺术学与门类艺术学之间可以建构起一个普遍与特殊相互依存、互相促进、共生共赢的科学合理的艺术学学科结构。 3、门类艺术学无以从整体上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社会形态之间进行对话,不利于促进国家软实力的提升,使艺术在国家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增设基础艺术学可以弥补此种缺憾。 4、基础艺术学便于从整体观念上使艺术与社会成员之间发生关系,增设基础艺术学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可对提高国民的艺术修养和文化素质,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责任编辑:楚小庆) 艺术学类论文:艺术学升格门类后戏剧影视学科的发展前景 艺术学科由文学下的一级学科升为与文学并行的门类,这种层面的学科调整,其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艺术学升格门类后戏剧影视学科发展前景会越来越好。 一、促进戏剧影视学科发展 原来艺术学放在文学门类,艺术学是一级学科,戏剧影视是二级学科,比较而言,戏剧影视学科发展的空间受到一定限制。 艺术学升格门类后,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发展的空间增大了很多,促进了戏剧影视学科发展。 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对戏剧影视学科目录、人才培养规模与层次,以及课程和院系设置带来新的变化。可以预料,各人才培养单位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点的主动性和规模会有所增加。 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我国戏剧戏曲学科的发展和研究方向逐渐完备、完善,各高校在原有戏剧戏曲史、戏剧戏曲理论、戏剧戏曲美学、戏剧曲艺史论、话剧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积极拓展与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紧密关联的新的学科领地,又新增了比较戏剧、少数民族戏剧、戏曲创作、戏曲民俗学、戏曲文化传播等理论研究以及戏剧戏曲表导演等实践类研究方向,丰富了学科建设,实现了学科教育的全面培养。 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电影电视学科主要发展和研究方向逐渐细化、多样化,并且向纵深挺进,例如中国电影艺术史、外国电影艺术史、非线编辑、摄像与实践、电视新闻与采编、大众传播、电视纪录片、电视剧研究、影视语言、电视频道及栏目研究、录音与剪辑、媒介传播、影视制片管理、照相与实践、摄像与实践、影视策划、电视艺术研究、港台电影研究、广告理论与实务、世界电影美学思潮、世界传媒发展研究、新媒体传播与发展、媒介运营与管理、中国电影现状研究、媒体发展策略研究、美国电影研究、网络电视研究等。 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我国戏剧戏曲学科与电影电视学科的互动与融合会进一步加强,戏曲电影、戏曲电视会进一步得到重视。有关戏剧戏曲改编成电影电视,有关电影电视改编成戏剧戏曲,这种改编与融合的研究会得到进一步深化、细化。因此,戏剧影视学科内涵会变得丰富,外延也会得到拓展。 二、推动艺术教育发展 戏剧影视教育是艺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艺术学升格门类后,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会促进戏剧影视教育的发展,也会推动艺术教育的发展。 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中国戏剧影视学科会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随着国家艺术教育政策的力度加大和资金投入的不断增多,戏剧影视学科尤其是电影电视学科会进入全新的大发展时期。伴随着各地高校的电影电视专业或电影电视方向如雨后春笋般建立,电影电视学科在原有的业务教学、理论教学和素质教育的基础上,更拓展了产业发展、文化研究、数字技术等多个教育领域,以期更好地应对世界电影电视产业化、数字化、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势。全国数百所高校陆续加入电影电视教育的行列,或者创办专门的电影电视学院,或者将电影电视作为独立学科加入艺术学院的拓展范畴,或者在原有的中文系或文学院范围内将电影电视拓展成为全新的专业方向,形成了高校电影电视学科教育的新潮流。电影电视学科体系在专业内容、人才培养、教育层次等方面多元化建构,形成了专业教育、理论教育和素质教育齐头并进的良好局面。因此,会培养出更多优秀的戏剧影视人才。 在国民艺术素养和综合性人才的素质培养方面,戏剧影视教育越来越显示出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电影课程已经纳入了从少儿到大学生等系统化的美育教育范畴。国家有关部门出台多项措施,下发多个文件,对影视教育提出具体要求,并以附件形式列出百部优秀影片推荐片目,进一步强化中小学和大学影视教育。2004年,电影频道增加了“少儿影院”节目时段,各地也把收看“少儿影院”播出的优秀影片与学校的德育课、艺术教育课等内容结合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专业艺术教育领域向纵深发展之外,在学科的普及教育上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如京剧进中小学课堂、“教育戏剧”概念的推广等,使戏剧戏曲在素质教育和文化环境建设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 三、有利于文化产业发展 戏剧影视是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艺术学升格门类后,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有利于文化产业的发展。 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有些高校对有关戏剧影视的课程设置、人才培养等方案进行了适当的调整,突出了信息社会和传媒经济时代对戏剧影视人才能力的新要求,与产业经济、新媒体和传媒文化有关的课程也成为戏剧影视艺术教育的重要内容,如世界传媒发展研究、新媒体传播与发展、媒介运营与管理、媒体发展策略研究等。 在一些影视艺术学院还新近设立了文化产业管理专业。该专业作为一个交叉学科,涵盖了管理学、影视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的相关理论和课程,是对影视教育的一个有力补充,符合当下电影电视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也体现了我国影视教育发展的一个大方向――与产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和融合越来越积极。 戏剧影视人才培养在戏剧影视学科稳定发展的大背景下,呈现出专业方向涉猎面越来越广、交叉性和文化内涵越来越强、与数字媒体交融逐渐增加的特点。同时,各类型和层级的戏剧影视人才培养各有重点,特色更趋明显。如师范类院校专业方向以培养戏剧影视教育方面的师资为主,专业院校和职技学校戏剧影视人才培养则多随戏剧影视市场上实际人才需求方向转型,更注重编导类、表演类与剪辑类等方向,专业的倾向性、应用性高于对其文化的要求。 当今的戏剧影视教育,基于戏剧影视的专门领域与信息技术,体现了戏剧影视在信息时代的发展趋势,即面向创意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代表了信息科技与文化艺术结合的新方向。从人才培养目标来看,戏剧影视教育注重学生艺术的原创能力、整合能力和策划能力,培养具有新的人文、艺术、科技观念和素质的综合型人才,体现了戏剧影视学科交叉发展和国际化的趋势,会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艺术学类论文:理工类院校艺术学院教学管理探索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市场需求不断增加,很多理工类院校都陆续成立了艺术学院,开设艺术类相关专业,如数字媒体艺术专业、艺术与科技专业等。这有一定的办学优势,可将技术性与艺术性紧密结合,在艺术实践教学中更倾向于科学性,有利于开拓创新。然而就理工类院校而言,对艺术这个特殊的行业领域,在没有培养艺术类学生的基础和经验的情况下,如何培养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过硬的专业技能,更具备充满创造能力的艺术人才,是艺术学院教学管理的重要任务和目标,也是艺术学院的教学管理人员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一、艺术学院专业教学的特点 (一)艺术学院专业教学更注重实践教学环节 艺术专业教学是以艺术创作为载体,通过创作来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设计理念及设计能力等,没有精湛的艺术技巧就无法表现高妙的艺术境界。因此,在艺术学院专业教学中,实践教学环节相对较多,包括上机操作、动手制作以及风景写生等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课堂教学中常常也是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相互结合,促使学生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转化为实际应用能力。艺术学院不仅要重视实验室建设,还要开拓社会实习实践教学基地,培养学生的市场意识,为将来走向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二)艺术学院专业教学更注重教学方法 理工科专业教学是运用统一的概念、定义、推理及运算方法传播知识,而艺术专业的教学是重视师生间的交流与互动,教师不仅要向学生传播已有的观点和技法,更重要的是启发和引导学生求异创新、寻求新的设计理念和创意思路。艺术专业学生是大学生中的特殊群体,自我意识强烈,注重个性发展,重专业,轻文化。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善于发掘学生独特的个性,因材施教,促使学生标新立异,在已有理念和知识的基础上,通过思考和分析,产生新奇的创意构思。理工类院校要打破传统的学徒式的教育方式和管理模式,将艺术的本质规律贯穿于课程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艺术眼光和批判精神,把培养学生艺术思维创新能力作为教学的目标。 二、艺术学院教学管理的特殊性 (一)艺术学院教学的专业属性 一般理工类院校经过多年岁月的磨砺和自身的沉淀,都积累了许多属于自己的规范化和模式化的东西,也形成了行之有效的适合理工科教育的教学管理潜在的标准。用这些标准来衡量艺术学科教育,却有着本质的差异性。对于新开设的艺术类专业,这些理工类院校也不可能很快地改变现有的教学管理观念和模式来适应艺术学科教育的发展,不得不使用非艺术类教学的管理模式。但是,艺术学科教育与理工科教育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形式甚至在授课地点、授课人数上都有着本质的区别。在这种管理模式下,艺术类专业教学的专业属性被淹没了,没有形成突出的专业特性,并制约了专业的发展。 (二)艺术学院师资配备的特殊性 由于理工类院校往往过于重视教师的学历,招聘要求多为博士学位,但具备博士学位的艺术人才大多偏向理论方向,缺少实际动手操作等应用实践环节的相关能力。学校所设置的艺术专业(如数字媒体艺术、艺术与科技专业)应用性较强,这些高学历教师无法胜任技术性与实践性较强的艺术课程,譬如虚拟现实技术、数字合成、材料与施工工艺等。 (三)管理对象的特殊性 从艺术学院教师本身而言,多为专业艺术院校毕业,个性突出、情感丰富,在思维方式、工作方法等方面和其母校的教学体系和规律是一致的,对理工类院校的很多管理规章和要求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在工作上难免存在抵触情绪,在落实学校下达的有关任务和要求上常常拖拉、工作不严谨。 艺术专业的师生天性及专业性使其个性突出,他们比理工类专业的师生更富情感,工作学习易受情绪影响。艺术专业管理者在教学管理中,不仅要充当管理者、组织者,还要做协调者、服务者等多种角色,努力使教学管理与其它管理之间统筹安排,默契配合,协调一致。 三、理工类院校加强艺术学院教学管理的一些举措(一)根据艺术专业属性改变教学观念,合理安排教学 学校应根据艺术专业的特殊属性,从实际情况出发,适宜地制定出有助于专业长远发展的教学计划,合理安排教学,不能以理工类专业的教学管理模式来对艺术专业进行单纯的管理。例如,在时间安排和课程设置上不能全部按照理工类专业的形式进行,应以专业教学为主,公共课程或其它教学活动应在适当之时予以补充,甚至单独进行授课,形成以专业教学为主的良性教学秩序。 (二)建立有效的艺术专业实践教学环节,并切实落到实处 艺术专业实践教学环节在整个专业教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建立有效的实践教学环节,是艺术学院及专业教师共同来完成的一件大事。首先,应该建立完善的校内实验室,合理进行部分专业课程的教学实践;其次,建立社会实践教学基地,学院要根据专业发展方向,利用各种途径联系公司或企业,签订实践教学协议。通过校内和社会双重的实践教学安排,保证教学活动的顺利实施,同时也为学生将来的就业提供有力保障。 ・文化艺术田颖颖,韩帆,朱珠:理工类院校艺术学院教学管理探索(三)优化师资结构,提高师资综合实力 目前,国内理工类院校开设艺术类专业时间较短,教育水平与国外同类大学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因此需要利用好现有条件,采用多渠道优化师资结构,提高师资综合实力。1.培养在职在岗的教师。根据教师的教学科研成果,选拔优秀骨干教师进行重点培养,带动专业团队形成更好的教学科研氛围,团结协作,共同发展;组织有潜力的青年教师出国培训学习,充实自身专业素养,力争专业教学与国际发展接轨。2.引进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吸收国外先进的艺术理念和专业水平。 (四)充分运用激励手段,创建良好氛围 艺术学院的教学活动是一种多样化和灵活性并存的活动,艺术教学的管理工作,在确保制度权威的前提下,要时刻注意遵守艺术规律的弹性原则,在“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下,创造宽松的教学环境和富有个性的艺术氛围。 良好的教风、学风不仅要靠监督管理,更重要的是靠引导和激励。完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教与学的积极性。对老师,学院要极力创造条件满足其在教学过程的合理需求,引导其将需求与教学目标相结合,从根本上提高教学质量;对学生,学院将其优秀作品展出和收藏,颁发优秀作品收藏证书,并要引导和组织学生参加各种竞赛或展览活动,以开阔眼界。 (五)加强自主学习,提高服务水平和管理创新能力 教学管理人员必须围绕教学这一中心工作,最大限度地满足教师的工作需要,保障其最好地完成教学任务,也要为学生成才服务,为其终身发展打下坚实基础。随着高校教学改革的逐步深入,教学管理工作不断发生新的变化,工作能力要求越来越高。要想成为优秀的教学管理者,必须加强学习,探索新方法,勇于创新,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提高综合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 理工类院校的艺术学院正处在成长发展阶段,教学管理者必须利用合理的教学管理方式,严肃而灵活地处理好教学中的各种问题,力争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更要不断探索完善艺术专业教学,提升教学管理水平,提高艺术人才培养的质量。 艺术学类论文:艺术学升门类后综合艺术院校学科建设中的思考 【内容摘要】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后,为高等艺术教育在学科建设方面提供了机遇,同时也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一系列挑战。文章基于地方综合性艺术院校自身的特点,从学科建设在综合艺术院校发展中的重要性、发展中的现状分析,以及建设中的重点环节几个方面进行了梳理,得出以下结论:艺术院校在学科建设中首先要发挥和调动自主发展的内动力,构建合理的学科组织结构;其次,借力于社会文化发展的外动力,充分发挥艺术院校服务于地方的优势,找准自身在高等教育大系统中的学科空间定位,发展优势、特色学科,带动整体发展。 【关键词】综合艺术院校 学科建设 目标定位 随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发的《关于下达按进行学位授权点对应调整结果的通知》(学位办[2011]51号)的公布,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后,名正言顺地成为第13个学科门类,下设艺术学理论、音乐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5个一级学科,标志着专业艺术教育从此有了自己的学科属性,同时也为学科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学科门类的提升并不代表学科整体水平的提升,从当下社会对艺术人才的需求和艺术院校的学科发展现状来看,在学科规划和建设方面各艺术院校仍具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在学科专业类别方面的跨越和突破,将成为艺术院校内涵拓展的途径之一。经过两年多的适应、调整与改革,各综合艺术院校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学科建设在艺术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重要性,学科发展水平不仅决定着艺术院校的发展水平,还影响着人才培养的质量和特色的彰显。如何在新形势下提升综合艺术院校的竞争力,如何在发展中保持自身的特质,如何使艺术类院校之间在艺术学升格后把握发展的机遇强强联合,形成合力,“突出重围”已成为大家关注的话题。 面对当下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势,面对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后学科的构架,面对中国日渐融入世界艺术发展潮流的趋势,作为综合艺术院校需要重新审视以往的办学定位、学科构架,并尽快地、有效地实现其内涵的发展,在提升本体学科的同时,拓展艺术类跨学科专业和交叉专业,将成为未来一个时期各艺术院校的重要任务。 一、学科建设在综合艺术院校发展中的重要性 “学科”在英文里的解释具有多种含义,包括学科、学术领域、课程、纪律、严格的训练、规范准则、戒律、约束、熏陶等。在《辞海》里解释为:“学术的分类,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学科是人类在认识和研究活动中针对对象,而将自己的知识划分出来的集合,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学科是指对同类问题所进行的专门科学研究,从而实现新旧知识的更替,学科活动不断导致某学科内现有知识体系的系统化和再系统化。学科建设是高校发展中的首要任务之一,同时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内容覆盖学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实验室建设、校园文化等各个方面。协调可持续是关键,在不断深化和拓展中,任何一个环节的不协调都会影响整个学科的发展。 学科建设是艺术院校综合性和全局性的工作,学科发展水平是高等学校质量和水平的主要标志,也是实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为社会服务的基础,是社会衡量一所大学教学质量、科研水平、学术地位等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它不仅直接体现艺术院校的办学实力和办学水平,更决定着学校的发展特点和优势。因此,学科建设始终是高校各项建设工作的核心,是带动学校发展,提高学校教学与科研及社会服务能力和整体水平的基础。 21世纪高等艺术教育的竞争,其本质就是学科实力和学科水平的竞争。哪一所高校在学科建设中有一批高水平的学科群、高水平的学科研究成果,以及高水平的专家学者,就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立于不败之地。反之,就会被激烈的竞争所湮没。 二、综合艺术院校在学科发展中的现状 2011年,在清华大学举行的大学校长全球峰会暨环太平洋大学联盟第15届校长年会上,来自五大洲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130多所大学校长齐聚清华园。“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成为中外校长热议的一个话题。艺术类高校同样要有这样的眼界与胸怀,能否将地方综合艺术院校建成国内一流、国际一流的艺术大学是各艺术院校的共同目标。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发展是长期的、脚踏实地的事业,浮躁、急躁是无法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一流大学是长期而艰巨的过程,需要几代人锲而不舍的付出艰辛的努力。牛津大学用了800多年的时间才拥有目前的学术地位和国际影响。此外,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及英国剑桥大学等一批国际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均是历经数百年时间才建成的。艺术院校要抓住艺术学升门类的机遇,迎接挑战。 艺术学升门类后,地方综合性艺术院校学科发展面临着严峻挑战。其一是综合艺术院校在激烈的竞争中学科发展不平衡、学科结构不合理、人才知识结构单一等诸多问题日益凸显。在学科建设中架构合理的体系结构是重中之重,在近几年的学科建设中,各艺术院校都有不同级别的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有的院校还专门成立了学科办,但在发展建设中宏观思考和整体布局,以及发挥重点学科的引领作用是不够的。重点学科与一般学科、学院整体发展与学科发展、学科办与学科之间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理顺。在学科建设中不是只建重点,不关注一般。而是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各学校可根据本校的优势和实际选择、调整学科方向,注重学科本体的发展,并利用综合性艺术院校的优势,构建各学科之间的联合与协作,优势互补,整体推进。 其二是来自部属艺术院校在资源等领域优势地位的压力和各类非艺术院校无序竞争、盲目扩招的生源与就业压力。首先,由于部属艺术院校先天的优势,在人才资源、学术资源以及国家的经费投入方面的保证,使得地方性院校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显得先天不足,后天乏力。有限的资源、有限的经费投入,留不住优秀人才,以及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都制约着地方艺术院校在学科发展方面的步伐。其次,受经济利益的驱动,有些非艺术类院校无序地抢占艺术生源,盲目扩招,使综合艺术院校的招生质量日益下滑,有的非艺术类高校的舞蹈学院在校生近两千人。还有的高校没有舞蹈专业的教师也在招收舞蹈硕士研究生。利益像被放出笼子的恶魔,破坏了大学之间平衡的学科生态环境。当然,没有哪一个高等学校是以规模取胜的。艺术院校之间的实力竞争,从来就不是学生数量的竞争,而是靠培养出优秀学生的质量说话,各院校的生存基础也不会只是建立在规模之上。任何一所高校发展的关键是学科建设水平,这是提升质量的前提,更是保证优质的基础。艺术类高校培养造就高水平的艺术人才并接受社会的选择和检验,唯一标准是学生质量。一所合格的艺术院校,培养出的学生要有学术发展的潜力或者要有社会职场的竞争力,因此建设一流的学科是艺术人才培养质量的有力保障。 其三是地方综合艺术院校师资团队领军力量不足压力。由于地方院校的先天不足,从外因看缺少使教师成长为学科专家的土壤与空间,缺少本学科高层次国内外交流的平台。从内因来分析教师比较安于现状,满足于在各类比赛中获奖或在刊物上,缺少对本专业教学、科学研究卓越追求的精神。美国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前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认为:“迄今为止,衡量大学状况最可靠的指标是该校教师队伍的优秀程度。这几乎能决定其余的一切,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能够吸引优秀的学生、基金以及校友和公众的支持,并能赢得国内国际的承认,保持和提高高校声誉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改善教师队伍的质量。”此外,教师、学生之间的缺乏纯学术交流和不同观点论战的文化环境,这与全国大的学术氛围和文化环境有关。艺术从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没有百家争鸣哪有百花齐放。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齐默说:“芝加哥大学崇尚激烈学术论战是高产诺贝尔奖得主的‘秘诀’,学生和教师团队始终在‘充满挑战性’的氛围中做学术,任何研究成果都必须要经受得起来自多方面的、激烈的论战才能‘站得住’。” 其四是优秀的、有影响的原创艺术成果缺乏。综合艺术院校教师来源――以舞蹈专业为例,主要源自北京舞蹈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以及本校优秀的毕业生。相同的教育背景和学缘结构是导致优秀的创作成果缺乏的原因之一。因为相同或相近的学习背景、知识结构、人文环境会导致具有“同质性”的教学群体和相对固定的思维方式,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更像父子、母女、师徒,学生对教师更多的是言听计从,很难产生彼此间不同思维方式的“撞击”,无法形成创新思维的火花。当学生成为教师后只会延续师父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无法挑战权威、挑战自我,无法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和开放的平等交流的空间,更无法产生具有创新意识的优秀成果。 三、综合艺术院校学科建设中的重点环节 (一)准确的学科发展定位,逐步形成结构合理高水平的学科群。学科群是若干个学科间相互渗透,围绕共同领域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学科组合,学科间交叉、联合、协作,形成网络状学科结构。合理的高水平的学科群可以产生学科协同效应,其发展脉络是:学科点──学科系──学科群。综合性艺术院校可以有效地发挥若干个学科系有机结合而形成的跨学科群体,是学术领域的组合。在学科建设中注重学科间的联合协作,以发挥各学科互补的优势。这种联合有两种情况,一是以重点学科为核心,带动其他学科。加强重点,突出特点,带动一般,由若干学科合理搭建组成学科群,这种联合的优点:1.集各学科的专长,取长补短、优势互补;2.在有限的资源内集中优势力量完成重大科研项目的突破。二是列入学院重点建设的学科本身是联合交叉学科,如艺术院校的音乐学与舞蹈学可以联合协作民族音乐学、民族舞蹈学、美术学和舞蹈学的联合等,这种联合有利于产生新的学科生长点,促进学科之间的科研、教学不断发展。 (二)凸显学科建设中的特色。艺术院校在学科建设中坚持各自独有的风格,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内涵,是存在的价值和水平的体现。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持续性,对整体教学质量的提高效果明显。全国五所综合艺术院校的巨大财富是在百年和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各自较稳定的发展方式,并具有被社会公认的、独特的、优秀的办学特色,并使之有别于其他院校。第一,特色凸显其学科建设中的优势,特色确定着在全国同类艺术院校中的地位与影响。著名的大学一定是具有特色的,但有特色不一定就能成为著名的大学。第二,形成特色的关键是在学科建设上注重特色、重视特色、体现特色;在本学科领域中努力处于知识前沿的方阵之中;在成果的转化中努力为社会的文化发展做出贡献,在专业领域和社会领域中产生影响,从而提升学校的知名度。 各综合艺术院校还要充分利用各自所处的地缘优势,利用地域文化特色来加强学科建设,凸显学科优势。所谓地域文化,就是最能够体现一个区域、一个空间范围独特的文化类型。所谓独特,就是与众不同,跟其他区域、其他地方的显著区别。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文化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传统性和独特性,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艺术院校的学科建设中地域文化是十分重要的教育资源,将本地区特有的历史背景、自然环境、民族结构、社会条件、人文精神下形成的地域文化与学科建设紧密结合凸显学科特色优势,这是综合艺术院校的地缘优势、资源优势。 在学科建设中要将地域特色体现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的各项成果上。例如,新疆艺术学院地处素有“歌舞之乡”“丹青之乡”美誉的新疆,在古老西域文化的深厚底蕴衬托下,其对于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传承和保护成为显著的特色。舞蹈学科根植于丰富多彩的新疆各民族民间舞蹈之沃土,音乐学在古老的十二木卡姆的乐声中徜徉,美术学在中西交融的浓墨重彩中绽放,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氛围成为学科建设的特色,在50多年的办学历史中,各学科的发展始终将独特的地缘、民族、多元文化优势和艺术资源优势转化为教学和科研优势,在地域文化的氛围中显现自己的艺术品格。 (三)学科建设的关键是学科队伍建设。正如季羡林所说:“一个大学,人才不是在课堂中教出来的,而是在大师所创造的氛围中熏陶出来的。没有一流的大师,就没有一流的学生。”可见优质的师资队伍对打造优质学科建设的重要性。 首先,学科队伍是学科发展的主体,是学校发展的依靠力量。没有一流的学科队伍,就没有一流的学科,也就无法有一流的大学。“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师对学校而言是实力的象征、地位的象征。在艺术院校中大师体现着所在学科的学术思想、学术水平,因为大师的存在,学科发展才得以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其次,学科建设中合理的学科组织结构同教师成长为专家学者的过程相辅相成,学校应该对内搭建合理的学科组织结构,为教师的学术研究提供发展平台;对外搭建起一个通往国内外学科领域的桥梁,为教师提供交流、成长的土壤。两者之间互为条件,学科的发展、提升需要专家学者,而专家学者更需要具有优势的学科作为平台体现其学术的价值。 综上所述,艺术院校在学科建设中,从自主发展的内动力而言,要做到学科定位准确、学科特色凸显、学科结构合理、学科带头人及团队具有良性发展的学术空间;从社会发展的外动力而言,要做到适应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求,能够将学科建设的成果转化为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群众的有效资源,能够拓展出更为广阔的学科发展领域空间。 学科建设作为高校的基础性建设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作,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方法多种多样。各个学校的学科基础不同,办学条件不同,运筹资源的环境和能力不同,学术底蕴、传统特色不同,因而需要因时因地制宜,寻找适合本校学科发展的最佳途径。在艺术学门类下,每一个艺术院校都有着自己的定位与学科生存空间,在各学校大的学科生态系统中准确有效地拓展自身的学科生态空间,合理科学地定位本校的发展目标,从而有效地推动学科建设进程,提升综合艺术院校的竞争力,是艺术学升门类后,综合艺术院校在我国高等艺术教育格局中可持续良性发展的首要任务。 艺术学类论文:“升门”后的艺术学学科与艺术分类 摘 要: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批准了经过调整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艺术学从文学学科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在新的学术视野下,艺术学理论建设面临许多新的任务,新的艺术分类理论呼之欲出。本文对当代应用较广泛的几种艺术分类方法进行了具体分析和再认识,并就此提出一种新的分类设想。同时还就新的艺术分类设想的内容、分类原则及其实践意义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艺术学;艺术学理论;艺术学门类;艺术分类;学科建设 艺术分类是艺术学学科基础建设任务之一。艺术学学科的分类理论因其内涵的丰富性、形象化和多元交叉等特点,要实现“多层多角”的分类理想,尚需时日。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批准经过调整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①,艺术学由此脱离“文学”学科门类,成为“学科目录”中第13个独立的学科门类。“升门”后的艺术学,在“调整后”和“学域扩张”②的新的学术视野下,分类问题再一次成为学科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 一、艺术分类所面临的基本形势 在艺术范畴中,音乐、舞蹈、戏剧、杂技、绘画、建筑、雕塑等传统艺术形式已经具有了广泛的影响力,电影、电视、动漫等后起形式更是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当下,艺术呈现出总体繁荣的趋势。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各种艺术形式在追求最佳艺术效应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开始追求艺术手段的综合性和多样化。原本意义上的单个艺术形式出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生存本能而发酵、膨胀和扩张,如:杂技戏剧化,器乐演奏歌舞化,声乐演唱伴舞常态化,戏曲表演话剧化,行为艺术的出现,新媒体的产生等。各艺术形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内涵和外延等方面都已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随之产生了新一轮艺术形式的交叉与融合以及新形式的出现。艺术分类自然要直面如此多彩多姿的艺术形态。倘若照旧原封不动地以各艺术形式的名义进行分类组合,必然会遇到诸多新的问题。“升门”后的艺术学,首先需要迅速厘清文学与艺术的学术分界,更要在立足艺术现状,对既有的艺术分类做出新的判断、分析,并就此提出一种新的分类设想。 二、既有艺术分类方法分析 一般认为,在艺术学史上,首先提出依据某种原则对艺术形式进行分类的,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认为艺术是模仿,并根据模仿的媒介、对象和方式的不同,区分了绘画与音乐、悲剧与喜剧、史诗与戏剧等。我国先秦时期的《尚书・虞书・舜典》和汉代《毛诗序》中都涉及到对艺术分类的思考。20世纪以来,出现了真正具有现代形态的艺术分类学研究。 根据不同的分类原则和分类标准形成的,并在当代被广泛应用的艺术分类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依据艺术形象的存在方式可分为时间艺术、空间艺术和时空艺术。时间艺术如音乐、文学;空间艺术如建筑、雕塑、绘画、书法;时空艺术如戏剧、电影、电视、舞蹈。 依据艺术形象的审美方式可分为听觉艺术、视觉艺术和视听艺术。听觉艺术如音乐;视觉艺术如建筑、雕塑、绘画、书法;视听艺术如戏剧、电影、电视。 依据艺术的物化形式可分为动态艺术和静态艺术。动态艺术如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电视;静态艺术如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工艺美术。 依据艺术分类的美学原则可分为实用艺术、造型艺术、表演艺术、语言艺术和综合艺术。实用艺术如建筑、工艺,造型艺术如绘画、雕塑,表演艺术如音乐、舞蹈,语言艺术如文学,综合艺术如戏剧、电影、电视等。 依据艺术形象的表现方式可分为表现艺术和再现艺术。表现艺术如音乐、舞蹈、抒情诗;再现艺术如绘画、雕塑、戏剧、叙事文学等。 依据艺术行为的表现方式可分为行为艺术、肢体艺术、语言艺术、表情艺术等。行为艺术是艺术家以自己的身体为媒介,通过某种行为方式展示其文化观念和美学态度的艺术;肢体艺术如舞蹈;语言艺术如文学,表情艺术如音乐、戏剧等。 从媒介的角度艺术形象可分为视象、听象、心象和视听形象。视象如绘画、雕塑等;听象如音乐;心象如文学;视听形象如戏剧、电影、电视等。 大体上看,上述分类方法中有些是按照“大艺术”的概念来分类的,譬如:“时间艺术”、“语言艺术”“心象”等类别,已把文学整体性的纳入艺术的范畴。这种大艺术观虽然从其实践的角度出发,但是作为更加精细、缜密的学科理论建设工程,不仅与“升门”后艺术学的独立学科思维相矛盾,也与早已成为独立学科的文学学科建设思想不相符。那么,如今做艺术的分类,首先,需要请文学③出局,并要对艺术中的文学元素如戏剧、电影、说唱艺术中的文学内涵做出新的恰切的阐释。再者,“听觉艺术、视觉艺术和视听艺术”之分与“视象、听象、心象和视听形象”之分显然有着异曲同工之趣,特别是在作为“心象”的文学出局后,两者已别无二致,两相存在则缺乏理论的独特性和实践意义。第三,“实用艺术、造型艺术、表演艺术、语言艺术和综合艺术”与“行为艺术、肢体艺术、语言、表情”的两种分类方法即使在文学出局之后也还有相类和缺乏自洽之处,也需要再斟酌。当然,既有的几种分类方法在学科建设和艺术发展过程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是不言而喻的,这里意在立足于新的理论基点,发现和认识过往各种艺术分类方法的历史局限,从而为新的分类设想提供参考。 具体来讲,依据艺术形象的存在方式划分的时间艺术、空间艺术和时空艺术的分类方法所反映的是生活中最常见、应用最普遍的一种时空观,是基于人类生活经验的一种由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所构成并被人们所普遍感知的艺术存在方式。在特定的感知范围内,以这种时空形式解释艺术,把艺术的创作与审美过程置于一个与客观存在相一致的特定的界域来进行,不仅符合人们的生产生活习惯,也与人的认知能力相契合,是一种具有共识基础和便于应用的分类方式。然而,又不能不看到,科学体系中的时空观是多样的,是挣脱了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和感知局限的对宇宙天体及其客观存在的创造性发现。譬如:以霍金为代表的现代物理学是用十一维空间来解释宇宙的。高维空间不会因为它不被人类所感觉而不复存在,就如我们人类听不到超声波、看不到红外线的客观存在。现代科学认为,宇宙的许多自然之谜如黑洞、超自然力、意志力、时空通道等,以更多空间的理论才有可能存在和解释。看一看时间的“穿越”理论,空间的一维、二维、三维……十一维……二十六维、N维等理论,就不能不说采用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为艺术分类或多或少地显得有些奢侈和粗疏。时空概念更多的应用于超越生活经验的天文物理科学,也适用于几乎所有客观事物,并且是多义的、相对的,其内涵远远大于人类的艺术生活。现代艺术正以开放的姿态在作品中表现科学的、更加多样的时空观。一句话,时空概念不是艺术所独有的,这样的艺术分类不易真正触及艺术的特殊本质。 依据艺术形象的审美方式将艺术分为听觉艺术、视觉艺术和视听艺术的分类方法,与上述的时空分类方法似乎有相应之处――听觉艺术对应时间艺术,视觉艺术对应空间艺术,视听艺术对应时空艺术。所不同的是,以人的视听功能作为艺术分类的依据,能够从人的感官感受出发,体现了人类感知外部世界的基本路径和人性特点。尤其是关于“视觉艺术”的理论和实践,已使绘画、书法、建筑、雕塑等依赖视觉而呈现的艺术形式有了坚实的理论支撑,进而在“读图时代”获得了时代认证和现代意义。与之相比,“听觉艺术”显得有些寂寥,其同类较少,并且,作为听觉艺术主体的音乐艺术只能依赖“音乐的耳朵”来感受,又大大减弱了它的接受群体及其影响力。作为分类结构中的一支,听觉艺术的提法虽然明白无误,但是结构性的支撑力还显得薄弱。对于“视听艺术”的框定似乎也有些笼统和松散,致使戏剧、电影、电视等所谓视听艺术形式无需借助其理论,甚至完全抛开视听艺术这个称谓而竟自发展。这不禁使人产生疑问:这种分类方法是否更偏爱视觉艺术? 依据艺术的物化形式将艺术分为动态艺术和静态艺术已然显得过于粗疏,因为世间万物无外乎动与静两种运动形式,并且,物质的动态和静态存在方式均具有相对性,这一分类方法对于认识各种艺术形式的艺术特性到底能有多大帮助? 依据艺术分类的美学原则将艺术分为实用艺术、造型艺术、表演艺术、语言艺术和综合艺术。在去掉“语言艺术”之后,还应该看到,其中“实用艺术”与其他艺术种类的关系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关系。实用艺术确实有着十分广泛的实践意义和重要的历史价值。一般认为,在人类发展史上,最古老的原始艺术都曾是实用艺术。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类越来越追求实用物品的审美性质,致使一部分实用物品最终发展成为纯艺术品。这一变化过程还将继续。再者,从理论上讲,能与实用艺术并列和相对应的,也许只能是非实用艺术或纯艺术,而不是其细类。 表演艺术与综合艺术其实也是有交叉的,尽管类似的分类方法在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等一大批原理性著述中均可找到,即使在作为经典释义的工具书《辞海》(1980版)中,也在“艺术”一词的释义中作了类似的表达:“艺术”是“通过塑造形象具体地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由于表现的手段和方式不同,艺术通常分为:表演艺术(音乐、舞蹈)、造型艺术(绘画、雕塑)、语言艺术(文学)和综合艺术(戏剧、电影)。”不难看出这也是一种大艺术观。问题还在于,被作为一种综合艺术形式的戏剧,又何尝不是一种表演艺术?但是,无论如何本文仍认为,这是几种分类方法中的一种最为贴近艺术特性的分类方法。 依据艺术形象的表现方式将艺术分为表现艺术和再现艺术的分类方法也是值得慎思的。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与其说该方法所列举的表现艺术如音乐、舞蹈、建筑、书法,再现艺术如绘画、雕塑、戏剧、电影,不如说以上每一种艺术形式无不渗透着表现与再现的艺术手法。任何对生活的模仿和再现都反映着艺术家的审美理想和美学判断。尽管歌剧中含有主要用于叙事的宣叙调和主要用于抒情的咏叹调,舞蹈中有抒情性舞蹈和叙事性舞蹈,绘画有写实和写意、抽象与具象,但是,在操作层面上特别是在综合艺术形式里,表现艺术与再现艺术在同一形式乃至同一作品中的截然分离几乎是不存在的,每每使人难于分辨。表现与再现不过是艺术家艺术审美经验的主观倚重或曰同一形式的不同侧重而已。表现与再现作为一种艺术思维方式是有其特殊意义的,而将其运用于艺术分类则往往使各艺术形式和作品难分难解,以致不能真正实现其分类意义。 依据艺术行为的表现方式将艺术分为行为艺术、肢体艺术、语言、表情等的分类方法同样需要首先除去“语言”类。同时,其中的“行为艺术”与“肢体艺术”二者也存在矛盾,因为所有行为艺术都是通过肢体来完成的,有些肢体艺术本身就是典型的行为艺术。 尽管行为艺术不断地僭越艺术学学科规诫并获得新发展,但是它仍然“能够被匡正为艺术史和艺术批评对象”,被认为是传统架上艺术形式(绘画、雕塑)的观念化移置或拓扩,尤其是抽象表现主义之“行为绘画”(Action Painting)和“无形式艺术”(Art informal)的延伸和变异。④由此,行为艺术被作为艺术分类中的一个大的类别会引起质疑。本文认为,它起码不适于位居艺术类别的第一层级。 该分类方法将行为艺术、肢体艺术之外的其他艺术形式均以“表情”来概括,其做法也同样值得商榷。一般认为,表达情感是艺术的基本特征,一切艺术形式都是表情的,都是创造出来的表现人类情感的知觉形式。行为艺术、肢体艺术又何尝不是如此?也有将表演艺术统称为表情艺术或单纯的将音乐和舞蹈称之为表情艺术,那么,这些基本特征也一定能够从行为艺术和肢体艺术中寻找到。可以说,这种分类方法没能在同一层面上进行。 三、新的分类设想、分类原则及其基本形态 受既有艺术分类研究成果的启迪,本文所要提出的新的分类设想立足当下,是从实践的、经验的、具体的事物出发,并力求对艺术学学科门类进行整体性思考,来寻找和思考各艺术形式间的同一性、关联性和方向性。新的分类设想遵循如下原则: 1.只适于艺术学特性,反映学科内在联系原则;2.顺应与其他学科的外部关系原则; 3.从艺术形式的主体出发,去表象化、综合化,力推原型、元素和基本特征原则;4.力求穷尽类项,规避将不易归类的或具有综合性质的现象归入“综合”类、“假设”类、“其他”类等把问题堆积一隅原则;5.兼顾新形式的归属和未来发展原则。 本文认为,在艺术学范畴里,在艺术学与音乐、舞蹈、美术、戏剧、电影、电视等具体学科之间,还实际存在着一个中间层级――它集中了某些艺术形式的共通特性,并使各艺术形式相互联系与区别。为此,本文提出一种新的分类设想,即依据艺术呈现方式的介质不同分类,将艺术划分为动作艺术、声音语言艺术⑤、材料艺术、操作艺术、音像制作艺术。 第一,动作艺术。动作艺术是以人体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艺术形式。包括舞蹈(含戏曲舞蹈)、杂技人体技巧、哑剧等。其主要特征是:1.人的表演的本真性;2.人体技巧的真功夫;3.动作语言体系的特殊性和包容性;4.动作语言的民族性、地域性、传统性、时代性及个体差异。 值得一提的是,当前一些重要艺术活动中,包括国家艺术学社科基金项目的评审工作,杂技是被放在戏剧类中进行评审的。这从一个角度充分肯定了杂技与戏剧都是以人的自然身体为媒介的基于身体表现的艺术,以及身体技能对于二者的重要性,也肯定了当代杂技与戏剧在戏剧性、情节化方面的相关性。但是本文认为,这种做法模糊了杂技与戏剧在主体方面的重要区别――杂技是一种以人体技巧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艺术,戏剧则是以声音语言为主、以对话或以歌舞演故事的艺术。从基本属性来看,杂技与舞蹈更为贴近,二者同为动作艺术。 第二,声音语言艺术。声音语言艺术是以人的声音和语言为主要表现手段的艺术形式。包括话剧、戏曲、曲艺、声乐等。其主要特征是:1.由人的声音创造出的语言和音乐艺术形式;2.多以艺术中的文学元素作为创作的基础。正如曲艺形式被直呼为“说唱”艺术。话剧突出一个语言功能。尽管戏曲以唱、念、做、打著称,但是一般的剧目还是以“戏”甚至以唱念为主。即使是以武生、武净、武丑、武旦、刀马旦唱头牌的戏曲武戏,也还是以戏为主,以武为辅,如:《挑滑车》《伐子都》《长坂坡》等。为此,还出现了专供欣赏武功表演的折子戏,如:《三岔口》《挡马》《杀四门》等。 这里之所以把声乐与器乐分离开,是更加看重声乐和器乐的相对独立性。声乐是由人的发声器官――声带产生振动所产生的音乐效果,而器乐则是由人操作物,使物体发出音响、音律、音频等的音乐效果。二者的发声材料和发声原理明显不同。在艺术实践中,声乐与器乐也常常被分开来应用,凡单纯的人体人声艺术都是声乐的近亲或本是它的归属。例如:声乐训练被作为戏剧学院学生的必修课;民间常见的艺术表现形式为载歌载舞。器乐学习和训练是另一套功夫,它是人与自身之外的其他器物共为介质的音乐艺术,当属于操作艺术。 第三,操作艺术。操作艺术是指由人操作物、人与物共同完成,乃至以物的某种性能作为主要审美对象的艺术形式。即:通过人的技能所产生的物理的艺术呈现。它包括器乐、木偶、皮影、魔术、驯兽等。其基本特征:1.人与物一同进入创作的共时性;2.始终在人的操控之中,使物的某种性能成为审美对象,“驭物为灵”;3.以人的艺术技能为主导,并由此决定艺术品水平的高下;4.离开人的操作其艺术效果便不复存在。操作方式一般有演奏(吹、拉、弹、打),耍弄(耍皮影、耍木偶、耍杂技道具),魔变(变魔术),驯化(马戏、驯兽)等。吹、拉、弹、打基本包容了乐器演奏中的所有管乐、弦乐、打击乐器;耍皮影、耍木偶、耍杂技、变魔术、马戏、驯兽……等,更是呈现出了人操作物的千姿百态和无限可能。 动作艺术中包含了杂技人体技巧。这里的杂技道具节目(如:手技、蹬技、顶技、走钢丝、抖空竹、舞流星等)和魔术、驯兽被作为操作艺术形式,在于着意强调人与物(动物、实物)在艺术呈现过程中的相互依赖关系,如实反映杂技艺术⑥所含纳的“杂”之属性和技术特点。 第四,材料艺术。材料艺术是物化了的艺术形式。包括绘画、雕塑、摄影、书法、建筑等。材料艺术是艺术家审美创造的一种可见形式,是艺术家将自己的艺术才华完全依托于物、显现于物的艺术。其基本特征:1.依材质、材料性能、形态等特性在材料上形成;2.艺术品是为审美对象,艺术家与艺术品分离。例如:绘画由水墨、水粉、水彩、油彩和宣纸、绢、画布、画笔等材料实现画家的创作。艺术家的审美创造一经凝聚于物,便就此形成一个艺术品实体而凝固不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材料艺术也是一种遗憾的艺术。 第五,音像制作艺术。音像制作艺术是指录音录像艺术形式。即:以镜头形式、录音效果等录制技术呈现的,对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各种活动影像、声音效果的摄录、创制及放映与传播的艺术形式。包括电影、电视、广播艺术等。其基本特征:1.跨介质⑦;2.技术的作用显著;3.艺术家的现场参与与艺术成品相分离,即“缺席的在场”;⑧4.具有音像记录、合成双重属性;5.专业化、规模化、产业化的制作;6.机构、团队形式的集体劳动。 音像制作艺术的跨介质性质不同于以往的综合艺术。它不仅是戏剧、音乐、舞蹈、美术等艺术形式的集合体,它还汇集了人、物、特定材料和技术设备等共同作用共同参与的艺术创作,突出了技术的特点。它是一种异质性综合媒介系统。 音像制作艺术与物化了的材料艺术的主要区别在于,它是先进技术引导下的成像方式和录音、传输方式,其物质介质本身均具有科技含量。譬如:当前影视技术已经出现了光-电子-数字成像方式,并有最终替代传统的光-化学成像方式和光-电子-模拟成像方式的趋势。由于人的审美需要,音像制作艺术还将继续积极引入高技术手段为之所用。 四、新的分类设想的实践意义 1.自始以来,宏观艺术学与各艺术门类之间缺乏理论打通与拓展,即缺乏对艺术总体的分解、分析,对艺术个体的归纳、综合。构建艺术总体与艺术个体之间的中间层级是艺术学理论建设的根本任务。这为新的分类设想提出了学理性、实践性要求。 2.“要不要打破艺术门类之间的壁垒、要不要研究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关联性问题、要不要寻找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共通规律、要不要从宏观上来认识艺术现象”⑨等问题是当下艺术学的重要理论关切。新的分类设想具有建设性、创新性意义。 3.新的分类设想既是宏观的又是可以细致入微的,有望成为研究当前纷杂繁复的艺术现象的一个把手,把实践引向深入,具有基础性、工具性价值。 4.新的分类设想从艺术实践的、经验的、具体的事物出发,企望与既往的分类科学切磋、互补,所产生的科学价值和认识价值也不过是多一个看待问题的角度。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使命唯有――尊重过去,建设未来!
统计研究论文:电力系统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防护的研究 计算机网络系统利用通讯设备和线路,将地理位置不同且功能独立的多个计算机系统相互连接起来,以实现网络中资源共享和信息传递的系统。而针对电力行业分散控制、统一联合运行的特点,电力系统计算机网络充分将资料共享与信息交换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了发、输、配电系统一体化,计算机网络系统的应用价值越来越凸显。但由于各单位及各部门之间的计算机网络硬件设备不相统一,缺乏相应的制度及操作标准,应用水平参差不齐,随之而来的信息安全等系列问题不得不引起重视。 1 电力系统中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的重要性 随着电力系统中电子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引进,总体监控及保护等领域防的护措施不到位,造成计算机受病毒及黑客攻击的现象时有发生。不法份子或黑客能够根据数据传输的速率、长度、流量及加密数据的类型等各个方面干扰或者破坏电力系统中的重要设备,还可以结合分析网络的流量与密码对传送的数据进行解码,从而窃取重要信息。这不仅影响了电力系统的正常运行,而且给电力企业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同时还影响正常社会生产和生活,其危害和损失不可估量。因此,在电力系统中加强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防护措施尤为重要。 2 电力系统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存在的问题 2.1 工作环境存在安全漏洞 从目前情况看,相当数量的电力企业在信息操作系统及数据库系统等方面存在许多安全漏洞,如不引起重视,这些漏洞将会对电力系统带来严重影响。相关数据的流失、特定网络协议的错误等将给电力企业带来不同程度的损失。 2.2 网络协议存在的安全问题 计算机网络协议是电力系统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的重要根源。但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问题,电力系统中常见的Telnet、FTP、SMTP等协议中,主要是面向信息资源共享的,在信息传输过程中安全性得不到有效保障。 2.3 计算机病毒的侵害 计算机网络的运行过程中,受到病毒的侵害在所难免,但如果没有形成相配套的防护措施,那么计算机病毒带来的危害将不可限量。计算机病毒不仅具有很强的复制能力,能够在相应文件及程序之间快速蔓延,而且还具有其他一些共性,一个被污染的程序本身也是传送病毒的载体,危害性大。 3 电力系统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的防护措施 3.1 加强对网络安全重视 电力系统计算机网络的安全性关系到整个电力系统效益的实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加强对网络安全的重视,首先要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的信息安全意识和安全防护意识,健全网络信息安全保密制度,并加强对电力系统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的监督和管理。同时,还要全面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的专业技能及水平,提高防护计算机网络信息窃密泄密的实力及综合能力,做好相关日常信息维护、安全管理及防护等各项工作。除此之外,还要定期对电力系统计算机网络的相关信息进行检查,及时扫描和清除病毒,处理好电力系统中网络信息安全隐患,并做好文档的存档、登记以及销毁等各个环节的工作,从而保证电力系统网络信息的安全性。 3.2 加强防火墙的配置 防火墙系统主要包括过滤防火墙、双穴防火墙和防火墙,是保护计算机网络安全的一种技术措施,具有阻止网络中黑客入侵的屏障作用,被称为控制逾出两个方向通信的门槛[3]。电力系统中重视防火墙的建设,要建立在杀毒软件的基础上进行科学、合理的配置,同时,为了预防不法分子和黑客的入侵,要对计算机网络信息及信息系统进行必要备份,定期对相关备份进行检查,保障其有效性,也保证网络之间连接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3.3 网络病毒的防护 网络病毒具有可传播性、破坏性、突发性、可执行性等特点,须引起足够重视。在电力系统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防护中,要注意以下几点:1.建立和完善相关防病毒客户端,应涉及到电力系统的各个服务器及工作站,电力系统与Internet的网络接口处也不例外,最大限度防止病毒的蔓延和传播;2.应部署好相关病毒防护的措施,尽量避免电力系统中的安全区与管理信息系统共同使用一个防病毒的服务器,以免造成冲突,为病毒传播创造可能;3.在电力系统相关文件传输,如电子邮件发送等,要在相关服务器前端部署病毒网关和杀毒软件,经扫描后再进行相关文件的传输,有效防止带病毒文件成为病毒传播蔓延的媒介;4.加强病毒管理,掌握相关信息,保障病毒特征码的及时更新,如遇到突发情况要迅速采取有效的措施,以保证电力系统的网络信息的安全性[4]。 4 总结 电力系统计算机网络信息化的不断发展,安全防护意识也应随之得到全面提高。目前,新技术的不断进步给网络信息安全性带来了极大挑战,特别是电力系统的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关乎电力企业的效益,做好相关信息安全防护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计算机网络安全防护,主要针对网络病毒、不法分子及黑客等不同形式对网络系统的攻击和破坏,只有全面防护,源头消除,才能够保障电力系统计算机网络信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统计研究论文:浅论财政研究中的统计分析方法 一、前言 近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我国财政工作面临的压力日渐增大,为了能够更好地进行财政分析工作,积极引进统计分析方法显得尤为必要,利用统计分析方法,不仅能够更加直观、清晰了解各项工作实际情况,还能够提高财政分析工作准确性,为此,加强对财政研究中统计分析方法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二、统计分析方法概念及其重要意义 1、概念 统计学主要研究对象为客观事物数量特征及关系,作为一种关于数据收集、整理及分析等一体化方法论科学,也是实证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统计分析法将研究对象的数量、规模等各类数量关系作为基础,通过揭露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规律等,最终对事物做出准确的解释及预测。 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电子应用设备逐渐成为人们生活、工作中不可缺少一部分,为统计分析法的推广提供了极大支持,统计分析法也逐渐成为各学科研究中的重要方法。在具体应用中,通过利用分析法中的数学方式、模型等获取相关数据、信息及资料,并进行整理及分析,最终获得定量结论,实现研究目标。 统计分析法是一项科学的分析方法,在具体应用中,要确保历史统计数据信息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如果缺乏准确性,势必会直接影响后续决策科学性。 2、重要意义 统计分析法在财政分析工作中的应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统计人员及部门需要完成任务的重要手段。一项完整统计调查活动涉及调查、设计及整理等多项内容。为此,在完成调查工作后,便要进行分析工作。利用统计分析法开展财政分析工作,不仅能够为管理者提供完整的统计分析报告,提高决策科学性,还能够客观、具体反应财政各项工作实际情况、提高财政人员工作质量及效率,在编制统计分析报告过程中,能帮助财政人员及时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并积极进行学习和提升,以提高财政研究工作水平,为此,利用统计分析法开展财政分析工作显得尤为必要。 三、统计分析方法在财政研究中的具体应用 1、合理确定选题 选题是财政分析工作的首要环节,具体可以通过积累统计数据方式进行,将数据进行对比,并对不同之处进行分析,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从而确定选题方向,还可以通过对工作情况等进行了解,将实际工作作为根本出发点,以更好地完成分析报告。不仅如此,还可以通过了解时事等方式完成选题工作,并将本企业作为题目,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章制度,为后续财政研究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2、收集相关资料 资料作为统计分析工作的主要依据,没有资料的支持,那么研究工作也将无法开展,在进行分析之前,收集相关真实、完整的资料十分必要。在资料收集过程中,需要加大对资料严谨性的关注力度:首先,利用统计报表,由于统计报表各项目较为完整,利用报表收集相关资料,能够保障资料完整性;其次,收集相关部门资料,财政研究工作涉及范围较广,为此,为了能够提高资料全面性,要加强对原始资料的收集;再次,整理专题资料。整理的专题资料主要是对某个目标进行研究,具有一定针对性,利用这类资料,能够提高研究工作有效性;最后,实际调查是最为直接的一种方式,财政人员能够直接获取自己所需的资料,能够保障资料质量。 3、加强对资料的整理 通常情况下,原始数据资料不能够进行直接汇总,需要进行相应加工和整理。目前,可以利用计算机软件代替手工形式整理资料,如利用excel软件统计数据,将数据录入到计算机当中,便于后续工作的开展,同时,财政人员可以利用平衡推算、因素推算等形式对数据进行相应的估算,对数据进行排序和分类,最后构建统计图表,以清晰的查看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相比较传统统计工作,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能够提高工作效率,还能够最大限度减少失误,提高财政研究有效性。 4、选择合理方法进行分析 统计分析作为关键环节,选择合理方法能够达到预期研究目标,常见的财政研究统计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第一,对比法,将存在关系的要素进行对比,如静态或者动态对比;第二,分组法,主要是指按照统计分组理论,将数据资料进行分组处理,如比例等,而后开展分析工作;第三,平均法,利用平均指标分析财政现象的构成特征、依存关系等,揭露财政工作存在的不足之处等。除了上述方法之外,还包括动态法和因素法,在具体使用中,可以结合实际工作需求,选择合适的方法。 5、制定分析报告 制定统计分析报告是对上述过程的总结和归纳,为此,统计分析报告要在统计资料基础之上,应用简洁、明确文字进行表述,充分反映客观现实。在统计分析报告编写中,要注重采用说明性应用文体,提高措辞规范化,清楚的表达事物之间的关系。 四、结论 根据上文所述,统计分析方法在财政研究中的重要性日渐突出,为此,财政人员要重视该方法,并加大对统计分析方法的研究力度,结合丰富的实践经验,使统计分析法在财政研究工作中最大限度发挥积极作用,从而提高财政研究工作有效性。 统计研究论文:现阶段国企高管人才流失的原因的统计研究 近年来,随着产业结构化调整的不断深入,在一些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领域,国退民进的步伐正在逐步加大,随之而出现的是国企高管人才的流失。据粗略统计,近年来,已有近千名国企高管进入民营企业,而且还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当然,国企高管人才流入民营企业,增强了民营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加快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进一步促使国企内部调整与改革,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但是,不可否认,国企高管人才的不断流失,必然会削弱国企的竞争优势,给国企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因此,研究探讨国企高管人才流失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已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国企高管人才流失的原因 需要理论认为,需要产生动机,动机激励人去行动。根据一项调查显示,个人发展空间以及薪酬待遇等方面是目前一些国企高管人才流失的主要因素。 一是因个人权力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得不到满足。现有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运作机制,造成企业在经营决策、管理决策,特别是用人等方面没有自主权,使得某些真正具备职业经理人能力的高管个人在国企内部发展的空间受到制约,感到不能施展自己的才华,成就感得不到实现,产生了焦虑情绪和压抑感,所以做出离职的决定。 二是因个人尊重需要得不到满足。国有企业因行政管理体制的约束,层次多,程序繁杂,相互掣肘,内耗太大,个人希望独立地做些工作和创新事情,也会因为项目立项问题、资金审批问题、更高层领导的认同问题等而搁置或放弃,个人价值得不到最大限度发挥,因而选择了离开。 三是因个人安全需要和尊重需要得不到满足。按照国家相关政策的规定,国企高管的薪酬不论企业效益如何都有上限,不可能像民营企业或非国有上市公司那样有更高水平的薪酬和福利待遇。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福利与他们承担的责任和风险存在着不对等,缺乏市场竞争力,使他们失去了成就感,产生了不平衡和不安全感。 四是因个人归属需要和尊重需要得不到满足。在某些情况下,国企管理者的任免,与经营业绩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更多的是需要依靠人脉关系,甚至依靠不正当行为,再加上工作岗位和领导职数所限,一些人的上升通道不畅,在利益博弈中渐渐被边缘化,或被排挤出局,没有了向上发展的空间和可能,失去了自我实现的可能,因而被迫离职。 五是因个人年龄所限。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国企职工男性退休年龄为60岁。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艰苦创业的国企高管元勋们已到或将到退休年龄,陆陆续续退出高管岗位。他们大多数身体仍然健康,精力依然充沛,仍有权力需要、成就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有的人因而转身进入了民营企业。 六是其他原因。一些国企高管在任职期间有一些不合法的行为,比如侵吞国家资产或以其他不当形式获利,为规避风险和避免将来受到处罚而主动离职,。 二、应对国企高管人才流失的策略 综合上述分析,减少和预防国企高管人才流失的最核心的策略是改革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特别是分配体制、绩效评价体制、用人机制等,最大程度地满足国企高管人才的不同层次的需求。一是建立一个真正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行的空间,为国企高管人才提供一个能够发挥独立解决问题能力的工作环境,以满足他们的权力需要、成就需要、自我实现需要。实践证明,具有高度权力需要和成就需要的人,都具有强烈的求得成功的愿望,对发挥影响力和控制力十分重视。因此,要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现有企业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建立真正市场化的法人治理结构。在国有独资企业建立健全董事会,逐步做到出资人决定董事会、监事会成员,董事会选聘高级经营管理者,经营者依法行使用人权,事权、物权等管理权。 二是建立适合高管人才成长和发展的人才选用机制,以满足各类人才的自尊需要和归属需要。要建立健全公开、平等、择优的人才选拔任用机制,做到公开选拔,公平竞争、程序公正,制度健全,为各类人才脱颖而出、各展所长提供制度保障。要建立科学的人才评价指标体系,客观公正地评价人才的基本要素、业绩和贡献,注重业绩选人,市场选人,品德选人,坚持能者上,弱者换,腐败者查处,把那些以国家为重,以事业为重,以企业为重,以职工为重的人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 三是建立健全切实可行的薪酬激励约束机制,以满足国企高管人才的安全需要和尊重需要。要建立和完善以经营业绩考核为依据,以岗位绩效工资为基础,短期薪酬分配与中长期薪酬激励有机结合,资本、技术、技能、管理等多种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新型薪酬激励制度,逐步使各类人才收入水平与市场接轨。要建立健全和严格实施绩效评价标准和办法,真正发挥薪酬奖优罚劣的激励作用。同时,根据国企高管人才群体的特点,还要同时采取成就激励、目标激励等方法,否则,仅靠薪酬激励只会事倍功半,达不到预期效果。 四是建立严格的国企监督机制。要探索和加强对国企高管的监督管理,防止腐败。要采取企业内部监督、社会监督、法律监督、主管机构监督等多方面多层次的监督渠道和方式,把国企高管的一切利益置于阳光之下,公开透明,让国企高管挣合法的钱,享受合法的待遇。这即是对国家负责,对人民利益负责,也是对国企高管个人负责。 五是应采取灵活的退休机制。优秀的国企高管人才是提高企业经营效益,加快现代化企业建设步伐,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因此,我们应当根据企业经营管理需要,对有能力、有威信、口碑佳,身体好,本人又有继续工作意愿的高管人才采取灵活的退休政策,延长他们的退休年龄,让他们为企业做出更多的贡献。 六是加强对国企高管人才离职的管理和约束。国企高管人才的成长,其优秀的领导才能,优异的管理能力,广泛的人脉关系等的形成,虽然有个人努力的结果,但与国家和企业投入大量财力、物力、人力进 行长期培养,甚至不计成本的历练是分不开的,因此,国企高管也应属于国有资产范畴,国企高管跳槽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国有资产另一种形式的流失。为了有效地控制和弥补国有人力资产流失,应采取交纳培养费等方式,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进行必要的约束。 统计研究论文:中古社会史研究的数理统计与士族问题——评毛汉光先生《中国中古社会史论》 【关键词】魏晋 隋唐 士族 统计 社会史 【内容提要】用数理统计的方法研究魏晋隋唐社会的变迁及其对政治的影响,可以使该时代社会政治史更具有确定性,避免轻易的定性分析造成的以论代史,但也遇到史料不完整和不确定的障碍,对史料的选取判断体现了作者对历史的理解。士族的特点是什么,与寒素、豪强、官僚有何区分,其向城市的迁徙具有什么意义?这些都是研究中古社会史必须予以明确回答的基本问题。 一 毛汉光先生是台湾研究魏晋隋唐史学者,论著颇丰。2002年底,上海书店出版他的两本著作《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和《中国中古政治史论》。这两本书原版于20世纪80年代末,书中所论都是研究魏晋隋唐史的基本问题,我读后颇有印象。现在重读,又给了我仔细思考的机会。由于两书提出的问题,讨论起来颇费篇幅,故本文只介绍《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另外一本,另待机缘。 毛汉光先生出生于1936年,他们这辈人,在台湾学术界属于承前启后的一代。在他们之前,是从大陆到台湾的成名学者;他们之后,是台湾培养的新一代,多为他们的学生。所以,他们的学术,从提出问题,观察角度,思辨模式,到论证方法,都可以看出中国学术传统的深刻影响。毛汉光先生本科就读于台湾大学历史系,1969年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博士班,长年供职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湾大学和历史语言研究所都与傅斯年先生密切联系在一起。傅斯年先生当年在北京大学,与胡适之、蔡元培等先生提倡整理考订史料,揭橥“史料即史学”。此提法过于简单片面,引来许多批评。然而,考察史料学派所为,并不只是翻剪故纸,而是力图把中国朴学传统与西方的实证主义相衔接,探索新时代的史学规范,功不可没。公正评价史料学派,有助于我们今日重新确立人文学术规范,克服浮躁虚夸。 而且,毛汉光先生还曾经担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研究员,接受不少西方的史学理论与方法,本书名为“社会史论”,就已经表明他试图用社会史的方法来研究中古史,理论渊源,昭然若揭。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不少中国史学家受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影响,都曾经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史。由于这批学者国学功底好,又曾经留学,受过西学训练,所以,他们作出不少出色的研究,达到相当高度。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条研究之路中断了。几十年后,又有一批年轻学者重新踏上这条道路,人数增加,道路拓宽,水平也在提高。但是,也存在理论生硬套用,国学根基不够深厚等问题。因此,引进一些中西学术融合的好作品作为借鉴,无疑将促进学术的成长。毛汉光先生的这部著作,虽然不尽能满足上述要求,却也属于在此方面努力探索的著作,成败经验,给人启发,值得一读。 二 研究历史,首先必须牢牢把握对该时期社会生活给予重要影响的基本方面,也就是要把历史现象置于什么样的环境中去理解。正确把握这些基本点,历史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否则就沦为支离破碎、失去灵魂的断片。就中国中古时代而言,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造成的信仰崩溃和思想解放运动;随之而来的多次动乱,引起社会彻底瓦解而造成士族崛起,无疑是理解该时代的纲。这是一个人与社会互动的问题,更是人与文化合为一体的问题。或许读者看到这里不禁要哑然失笑,这岂不是常识吗?然而,我们却经常在常识上出问题,在历史学领域藐视对人的研究,甚至认为人物研究不属于学术范畴,因而抽掉人的经济、制度、法令条文的皮相描述,不是到处蓬生吗?在这一点上,毛汉光先生的把握是准确的,他在《序》中指出:“研究社会史最重要的是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几经考虑,觉得欲研究官僚政治,先得明?社会背景以及社会中人物的特质,否则便仅能知官僚的空架而无法深究其内涵”。研究士族,分析士族社会的变迁,以此考察魏晋隋唐时代,可谓得其要。 本书共有十二篇,分为“总论”四篇,“分论”八篇。 “总论”四篇,分析中古统治阶层的社会基础,社会成分,中古家庭的变动和中古士族的演变。这四篇,作者对魏晋南北朝隋唐的政治进程作了一般性的概论,描述士族在此政治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出并定义划分社会阶层的几个基本概念,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统治阶层的构成成分作了颇为细致的量化分析,用数据来说明该时期士族的产生及变迁,阐述士族社会与士族政治的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作者的士族理论,统领全书。就作者的意图而言,“总论”应是全书的基础与灵魂。 “分论”八篇,是在“总论”理论框架内的展开和补强。 在中国中古史领域,陈寅恪先生是将西方政治学的党派政治与区域集团等理论用于具体研究,并通过一系列考证建立学说的先行者。除了众所周知的“关陇集团”说外,我们还可以从其弟子万绳楠先生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中,窥见其对魏晋南北朝政治嬗替的精彩论述。受此影响,万绳楠先生也发表了论文《曹魏政治派别的分野及升降》(《历史教学》1964年1期),提出曹魏政权由汝颖和谯沛两大政治集团支撑,并分析其势力消长。较陈寅恪先生所谓曹魏为寒族、西晋为士族的区分法,要细致合理。毛汉光先生吸收他们的成果,在第五篇把研究扩大到魏、蜀、吴三国政权社会基础的分析,比较全面。当然,毛先生的着眼点,在于说明“单士”和地方豪族如何通过仕宦之途上升为士族,这个问题贯穿于全书,故后面几篇也围绕此主线展开。 第六篇,统计两晋南北朝主要文官中,士族、小姓和寒素所占的比例。第七篇则围绕唐高宗禁止陇西李、太原王、荥阳郑、范阳卢、清河崔、博陵崔、赵郡李等五姓四十四子相互通婚,亦即“禁婚家”展开,罗列这些家族成员的仕宦情况,分析唐朝修士族谱的目的。与此相关的是第十二篇关于敦煌文书中两件唐代士族谱残卷源流及修谱原则的论证。 第九篇统计唐朝十八个士族成员科举与仕进的情况,指出晚唐时期的政争,实际上是士族之间的争执,而不是武后以降新兴进士或中晚唐新进寒素进士与旧门第之间的互不相容,李德裕一党反对的不是进士第本身,而是进士的浮华风气。陈寅恪提出,牛李党争是寒素进士与旧士族之争,牛党拥护科举,李党反对。此说在唐史学界影响甚大,但实证薄弱。毛汉光先生的研究是有说服力的。关于此问题,傅璇琮等大陆学者也有许多精彩的论述,很值得参考借鉴。 第十和十一两篇,作了琅琊王氏和兰陵萧氏两个士族的个案研究,主要是统计这两个家族的仕宦情况,兼论其为人处事的风格。王氏的考察主要集中于魏晋南北朝时代,萧氏则为隋唐时期,相互衔接,可以反映士族政治至唐不衰的一个侧面。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在中古社会史的把握上,毛汉光先生以士族为纲,以数理统计为基础,通过世家大姓在政治上的兴衰,揭示魏晋南北朝巨大的社会变迁。 关于士族的盛衰,士族门阀政治存续的时间,学术界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最主要的有两种观点,亦即认为士族门阀政治盛于两晋,而衰落于南北朝;另一类观点则认为隋唐仍属于士族政治时代,中晚唐以后才发生根本改变。持不同观点的学者,都作了许多论证,反复辩难,推进了士族研究的深入。然而,辩论双方长期争论,却始终处于平行线上,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研究方法上颇有缺陷,亦即各自选取有利于己说的史料,拼辍整合,而没有对魏晋隋唐的士族进行总体的实证性评估;在具体考证上,又没有把史料作同时性和非同时性的区分,据以细分出若干时段;在空间上也没有区分不同区域,研究各自的特点。结果必然是以点代面,论证上脱离时空。在缺乏坚实的定量研究基础上做定性分析,必然随意性甚大,偏差甚远。毛汉光先生的研究,力图克服上述缺陷,把研究的出发点放在对士族的定量分析,整体统计从东汉末建安元年至唐末天佑三年(196~906)710年间,士族在官场的数量和比例。即使在能够运用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的今日,要开展如此大规模的统计,也很不容易,迄今已发表的论著中,这是最完整的统计。而且,他还在时间上作更加细致的区分,共分为27期,从49年到20年不等,以25年居多,也就是基本上以一代人为一期,在中古史研究中,如果能真正达到此标准,那是非常精确的。 根据这份统计,可以清楚地看出,从东汉末年以来,士族在官场所占比例一直在上升,从建安年间的29%上升到东晋的80.8%,达到高峰。以后,南朝士族一直保持过半数的比例。我们知道,东晋后期,随着北府兵集团的兴起,出现了宋、齐、梁、陈的王朝更替,这四个王朝是由东晋时代不入流的军功家族建立的,但是,这并不代表被称为“寒门”、“寒贱”、“庶族”取代了士族,实际上,国家政权仍由士族把持,只是不如东晋初期士族拥立东晋皇室那般“王与马共天下”的盛况,出身较低的皇族仍需要依靠盘根错节的士族来统治社会,时势使然。因此,政权更替的暴力革命,并不一定代表着社会革命。北朝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拓跋族起自塞外游牧民族,其酋豪阶层不同于汉族的士族,但进入中原以后,北魏政权中士族的比例在迅速提高,从31%猛升至79.7%,非但不亚于有士族门阀政治传统的南朝,甚至比同期的南方政权还要高。 为什么南北朝社会政治基础迥异,却发展出相似的士族政治社会呢?这是我们面对上述统计结果时首先想问的,也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不能回避的问题。但是,作者的关心似乎不在于此,颇可惋惜。我以为关键在于魏晋以来社会崩溃,基层组织全面瓦解,在国家体制外普遍形成自治团体,如战乱时期广泛存在的坞壁及其演变形成的自然村落,这些基层组织掌握在强宗大族手里,他们垄断乡村,左右地方政治,其强大者甚至影响中央,使得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都必须与他们合作、妥协,才能获得安定。 魏晋南北朝士族的强势,就在于其扎根乡村,拥有大量的人手,且由于魏晋以来的学术家族化,使得强宗大族获得文化的声望和影响力,地方势力、经济基础和文化权力结合而形成的士族,使得国家重新整合统一社会时,首先要把他们纳入国家体制之内,而后要将国家权力渗透入乡村组织之中,这必然是一个缓慢的渐进过程,当然也是一个社会逐渐质变的进程。面对国家分裂造成的社会现状,新建立的国家政权都不能不重用士族豪强以获得统治基础,这就是南北朝都大量任用士族为官的基本原因。 由此看来,士族的存在是一种社会现象,同当时的社会生产方式、国家政权对社会基层的控制力、统治方式与技术能力、文化上的向心力、市场交换的频度与交通、传播事业的发达等方面相适应。尽管中国古代基本上是人治的政治,但是,人治不等于随心所欲的统治,也不能脱离社会存在的各种因素和条件。中国的统治形态,基本上与中国社会的发达成熟程度相适应。因此,士族把持的乡村社会不能在国家权力渗透下发生质变,则士族主导政治的局面仍将继续下去。这种社会内部的深刻变化,不依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也不是短期的、疾风骤雨式的暴力运动所能促成的。用“侯景之乱”或隋末民变之类孤立的暴力行动,举出若干家族衰败的事例,或者抽出几个单项指标就断言士族政治形态已经终结,那是轻率的。实际上,在社会动乱中,一些士族在动乱中衰落,另一批士族却在动乱中崛起,只要中古社会生产方式和基本形态没有重大转变,士族政治的格局不会有根本性的变化。所以,只关注动乱和个别人物的兴衰,是用人治的历史批判人治的政治。更何况摘取时论为依据的方法,具有强烈的主观性,故反对者也容易摘取一堆描述士族政治兴盛的时论展开讨论,使得客观的史学研究陷入主观世界,价值判断横溢,以论代史。与此相比,毛汉光先生的统计,更有说服力。 社会的变迁,必须通过生产形态的转变、生产力的提高、社会文化和政治体制变迁等诸多方面共同作用而实现,毛汉光先生的统计,证明了这个过程的长期性。整个隋唐时代,士族在统治阶层当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很高,隋朝为67%,唐朝“安史之乱”前为65%左右,“安史之乱”后仍在56%到89%之间波动,越是唐朝后期,士族比例越高。然而,中晚唐士族比例异常之高,所反映的只是京畿地区的情况,因为藩镇割据以后,地方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地区的实际人事权力不在中央,所以,中央政界多士族是落日余辉的写照。除了这部分统计需另外探讨外,隋唐时代的统计说明,士族政治的局面依然维持。对于前述大陆史学界关于士族政治的争论,毛先生的研究做出了明确地回答,今后如果还想继续探讨这个问题,都不能回避毛先生构筑的平台。也就是说,必须有宏观统计的基础,哪怕是重新进行统计,也不能再用不完整的史料来立论。 三 数理统计有其优点,但是,要很好地运用于人文学科,并不容易,绝非加减乘除或者更加复杂的数理运算就能够进行。人的社会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而且,表面看起来确定的东西,却必须进行定性的分类,才能够成为统计的材料。所以,定性和定量是交织在一起的,不可能简单地通过定量进行定性。这个过程,存在着许多歧义,需要历史的判断,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人文科学一旦运用数理方法,就不是简单容易的事。否则历史学界就没有历史学家立足之地,只要请来几位数学家就可以了。祛除数理术家对 人学科的傲慢与偏见,才有社会文化的繁荣。 就本书而言,统计的基础是有疑问的。 首先,是数据选取的范围。毛先生以正史有传的人为基础,从中统计出士族所占的比例。这项工作虽然繁重,但也只能是典型分析,不能视为总体分析。因为史籍收载人物有其特定的标准和限制,收录的人物有限,因此不会是客观全面的。在此范围内,不管统计的人物有多少,都跳不出古代修史原则所规定的框框。因此,所得出的结论,只有相对的准确性,可以作为理解一种趋势的参考数据。 正史收录的人物,以中央官员为主,难以反映出地方的情况。地方州郡一级官员,对于研究王朝人事极为重要。岑仲勉《隋书求是》大部分篇幅为隋代总管、刺史的考订,郁贤皓《唐刺史考》则是唐代刺史的专书,将来有志继续研究士族政治者,以这两部著作为基础进行统计分析,必能推动研究进一步深入。 而且,随着考古事业的发达,碑铭墓志不断发现增多,提供了不少新鲜史料。毛先生在专题研究上,大量使用墓志材料,但在总体统计上,似乎未加统计。而且,书中对统计的原始数据未加说明,所以,我们对其统计的基础不清楚,也就难于放心利用统计成果。 其次,是对于数据的时间处理。本书大约以25年,亦即一代人为一个时段,将710年细分为27期,无疑是想让统计更加精确。对于为什么要区分为27个时段,书中有长达6面的介绍,然而,对于最为关键的史料数据如何准确判定时间,安插于这27个时段,却没有说明,故其统计结果,无从检验,我也只能根据这一时代史籍的基本情况来评论。 我们知道,正史处理传主的家世,一般在传记的开头作交待,述及其籍贯、数世先祖,文字极为简练,时间记载往往笼统含糊,有些人,我们可以参照别的传记、本纪等,对其活动的时间进行考证,但相当部分是无法确证的,即使有碑铭墓志可资利用,也难究其详。也就是说,我们无法对所有的数据作准确的时间处理,以适应作者25年一期的时段。而且,有不少官员的活跃年代,跨越几个毛先生划定的时段。因此,硬要区隔出这么短的时段,统计上应该会有不少重复统计和模糊统计。就中古时代而言,官宦士族在史籍中留存的人物多,时间长,而起自社会下层的政治人物收录少,骤兴骤衰。故本书对士族的社会统计,应该是高估的。所幸在总趋势上没有乖离。 在不完整和不确定的史料面前,相对的精确往往有较高的可靠性,绝对的精确则只有相对的可靠性。对于数理统计而言,实在是令人头疼的迷宫。作者如果不拘泥于自己设定的一代人时段,而取具有转折意义的时间做更大时段的划分,研究的结论也许会更可靠,更有意义。例如,西晋约50年,书中划分为两段,以“八王之乱”以后为一段。其实,从司马氏收罗世家望族立晋,其用人原则至惠帝相沿无改,“八王之乱”时,朝廷已失权威,宗王称兵,招降纳叛,任用附己,皆如流星,转眼即逝,这场贵胄大族的内讧,并没有树立新的用人原则,也没有社会阶层的兴替,看不出有划分为两期的必要。隋朝37年,书中合为一期,但隋文帝统治的24年,严厉镇压北周关陇集团权贵;炀帝则重用南方士族,用人路线颇有变化,倒是可以分为两期。在研究上,必须根据研究对象的具体情况来决定研究的方法,而不能先决定研究方法,再拿研究对象试刀。 四 数据的处理,与对历史的理解颇有关系。对数据的正确分类,决定着统计的成败,而这项工作反映了学者对历史的基本认识和学养。正因为如此,所以带有相当程度的主观判断成分,也就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容易引起争论。 毛先生对于社会阶层的划分,提出独特的标准。他把统治阶层的出身分为三类:1、士族:“采用三世中有二世居官五品以上的标准以外,还添加凡史书皆称大族者”;2、小姓:“包括所谓县姓、地方酋豪、地方豪族等”,“是介于寒素与士族之间的阶层,依本文之定义,由寒素升为士族必需经过小姓这个阶段”;3、寒素:“指素士、农、工、商、兵、其他半自由民,及非自由民如奴婢、门客等”。 除了士族为学界通用的名词外,其他的小姓和寒素,都是毛先生的创新。 颇具社会影响的家族成为士族,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祖先世代官宦是一个重要条件,但文化要素也必不可少。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与党派分野》中说:“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官宦加文化,是成为士族的必备条件。对此,毛汉光先生在理论上是赞同的(见第四篇第四节),但在具体运用上,却往往去掉文化的条件,在划分成分时,一再使用三世中有二世居官五品以上为标准(第二篇第一节和第六篇第一节),以使得士族统计的面达到一定的数量级。这样做,在数据选取上标准明确,方便掌握,符合理科的要求。但是,“士族”却沦落为官僚“仕族”。“士族”和“仕族”大不相同,可资说明的事例俯首可拾。西晋宰辅贾充,先人做市魁,父亲贾逵为魏朝重臣,任豫州刺史,贾充助司马懿篡魏,女儿为晋惠帝皇后,岂止“三世中二世官居五品”,然而,当时人并不以其家族为贵,庾纯当面嘲笑贾充先人出自市井(见《晋书·庾纯传》)。研究者也未曾将贾氏列为士族。南朝权臣想当士族,求助于皇帝,皇帝说我可以升你的官,却无法让你当士族,除非你自个儿得到士族的认同,于是,这些权要屈尊拜访士族,骄狂点的想混个女婿当当,谦虚点的只想能捱着士族坐坐,却都受辱而归。至于已经获得公认的名门士族,数代无人当五品以上官,依然家门不坠,仰慕者众,这种事例更多,不暇例举。崔卢李郑王的社会声誉地位,堪称无冕之王,崔民干,唐初任黄门侍郎官,不过四品,唐太宗修《氏族志》,宰相们公推他为第一等,引来唐太宗愤愤不平,硬压低为三等,次于第一等皇族、第二等外戚,可依然高踞众氏之首。琅琊王氏,当然是名门,高官辈出,但王筠对于时人美誉崔氏和应氏颇为不满,致书诸儿论家世道:“史传称安平崔氏及汝南应氏,并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世擅雕龙’。然不过父子两三世耳,非有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世者也。”(《梁书·王筠传》)文化与官爵的关系及其社会评价,颇可玩味。中古时代,由于强大的士族豪强阶层存在,官本位未能完全确立。故依官品甄别士族,只能得其形骸。钱穆先生《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新亚学报》5卷2期)指出:“门第即来自士族,血缘本于儒家,苟儒家精神一旦消失,则门第亦将不复存在。”振聋发聩。 数理统计必然强调官位等外在形态,因此,就必须确立一些明确的、可以把握的标准。例如,本书第十篇就提出形成士族有三大主要途径:一是经过政治的主要途径,二是经过文化途径,三是经过经济途径,或由大地主、或由巨商大贾入仕。上面已经批评了将仕宦与文化分离的士族标准,至于第三条途径,则自惭孤陋,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自汉初抑制商人以后,贱视商人的观念深入社会,并为后代沿袭。以商人富足、巨商大贾入仕来否定贱商观念,以为是一种悖论,其实是误解。除了汉武帝为解决军费而实行算缗告缗等特殊时期,抑商主要是政治、文化行为,防止商人挟富干政,凌驾贵族。因此,“抑商”并非“禁商”,在汉朝,早就是:“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汉书·食货志》),何况后代。商人可以富,甚至可以因为人治或腐败等原因绕过禁止商人当官的法规入仕,但不能获得国家统治意识形态或社会评价主体的尊崇,前述西晋贾充就是明显的例子。商人可以富,官人可以有权,但不能获得文化上的贵。所谓士族,是尊(财富、权势)贵(文化、精神)的结合体。就士族形成史而论,兹以贯穿中古时代的天下名门弘农杨氏为例,发迹于楚汉战争中将项羽分尸的杨喜,封侯高仕,然而要到东汉后期的杨震出现,以“关西孔子”的文化声誉蜚声海内,才真正被公认为士族名门。这中间经历了数百年的文化积淀,而人们评论杨氏,基本上是从杨震这时候开始,也就是从其确立为士族以后,而不再追溯到十几二十代远祖,因此,士族是历史形成的。尤其是东汉末年“党锢之祸”后,形成清浊的官人区别,官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做清官,当有文化学识的忠臣,强大的激浊扬清舆论,促成知识阶层的自觉,形成尊重文化的士族标准。故士族一旦获得公认,就成为社会仰慕的对象,成为相对独立于统治意识形态的文化标准,不许清流所不容的寒人浊官商人巨贾所玷污,抵御政治入侵以至于唐朝,维系文化法脉,不绝如缕。在这期间,士族破落清贫者有之,数世未出高官者有之,却维持家门不坠,睥睨权势,怎一个量化标准把握得了? 小姓的定义,也令人困惑。在唐以前的史部著作里,只有两处出现“小姓”,说的是同一件事,一条是《唐会要》卷94记载圣历元年(698)八月,武则天想让武延秀纳突厥女,突厥可汗默啜拒绝道:“我可汗女当嫁天子儿。武,小姓,罔冒为婚,我为此起兵,欲取河北耳。”另一条为《资治通鉴》卷206同一事件的记载,但默啜的文词略有不同:“我可汗女当嫁天子儿。武氏小姓,门?醪坏校?杳拔?琛!毕匀唬?靶⌒铡笔窍喽曰适叶?裕?彩嵌晕涫系拿锸印U馔??壬?摹靶⌒铡焙敛徽幢摺C?壬?戳⒌摹靶⌒铡保???匦铡⒌胤角醭ぁ⒌胤胶雷宓冉撞悖?簿褪鞘芳?小奥⒍舷缜?钡暮狼俊H灰浴靶 惫谥??蛩坪跤胧孔逵惺屏Υ笮≈?郑蝗艚橛谧杂擅瘛?胱杂擅瘛⒎亲杂擅竦乃?健昂?亍庇胧孔逯?洌?蛴钟懈叩椭?稹J导噬希?孔逵牒狼恐?穑?谟谖幕?⒓遥?嗉词孔灞?/div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于儒家礼法形成门第,豪强则本于实力。豪强不一定小,士族不一定势力大,更不存在自由民、半自由民、非自由民先当小姓,小姓当官,然后“中央化”而成为士族的渐次攀登的唯一道路或模式。 至于“寒素”的名称,多见于该时期史籍文献之中。周一良先生早在1926年发表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本第4分册的长文《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中,已经指出:“凡非帝室而是清流者皆可曰素族,……南朝之称素族皆与宗室相对而言也。”并举出琅琊王氏等士族为例证。1983年,唐长孺先生在《读史释词》(《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又作了补充考证,指出素族实即士族的同义语,寒士为士人。显然,寒素指的并不是所谓自由民、半自由民、非自由民阶层。毛先生似乎也注意到此点,故于书中第二篇“分类”中说道:“在魏晋南北朝时,常有大士族称次级大士族为寒素、寒门。”但出注标明为其《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1968年)的发现。在社会阶层的具体区分上,依然坚持自己独创的“寒素”定义。 毛先生既然要把与“寒素”不相干的自由民、半自由民、非自由民合为一个阶层论述,就应该像“小姓”一样另外创立名称,不宜使用学界已有定义的名词,以免引起混淆。至于“半自由民,及非自由民如奴婢、门客”,到底有多少人跻身于统治阶层,完全应该统计出来,明示于书中。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对于社会阶层有严格的身份法律规定及限制,日本学者堀敏一先生专门出版了《中国古代的身份制——良与贱》(汲古书院1987)。奴婢成为统治者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正常情况下,法律上也不允许,因此,似乎应该作为一个特殊的现象,而不应同自由民混为一谈。 看来,数理统计的基础还在于对历史的把握。 五 士族是如何成为政治主角的呢?毛先生在第四篇作了回答,他认为在两汉社会,一端是代表政治力的皇帝,一端是代表社会势力的地方豪族,两者之间需要通过官僚与士大夫媒介沟通,这个中间人构成一个特殊的团体与社会阶层,地方豪族士大夫化,士大夫家族化,从而走向了中古士族之路。 那么,介于中央与地方豪族之间的士族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毛先生认为,汉代地方豪族占有土地而获得经济基础,但由于局限于一地而带有区域社会性,其宗族拥有一定的武装,构成武装团体。这种地方豪族必须有重大的质变,才能成为把持朝政的士族,最主要的变化在于要有学问,具备当官的资格,进而向中央迁徙,亦即要由社会性转变为政治性,由地方性转变为中央化,从而完成士族化的转变。因此,他归纳出其划分的士族、“小姓”、“寒素”三个层次之间的转化模式,也就是“寒素”经过“小姓”的阶段成为士族。 在此转化过程中,毛先生尤其重视“中央化”,把它作为地方豪族变成士族的必由之路。为此,他在第八篇“从士族籍贯迁移看唐代士族的中央化”,用100多页的篇幅,从两《唐书》和碑铭墓志中找出许多例证,罗列崔、卢、李、王、刘、高、裴、萧、薛、柳十姓十三家八十三房在有唐一代向两京迁徙的情况,又一次用统计数据来说明此进程。 所谓的“中央化”,书中第八篇“结论”定义为:“将具有地方性格的郡姓‘新贯’于中央地区并依附中央的现象”。亦即地方“郡姓”迁居并附贯于京城。在他看来,官僚化和中央化是地方姓族演变为士族的必由之路。 其实,官僚化和中央化是一回事,因为就官场而言,仕途都是以中央为指向的,官位晋升也就是向区域中心城市进而向京城的迈进,这种空间移动是以政治升迁为根据的,“中央化”是“官僚化”的结果,而不是相反。所以,所谓的“中央化”,骨子里就是“官僚化”,这是以三代祖先的官阶决定士族与否的标准理所当然推衍出来的结果。看来,毛汉光先生太注重当官的经历了。 而且,其选取的十姓十三家都是士族,不能够说明“寒素”通过“中央化”上升为士族的过程。况且所统计的都是名牌士族,尚不足于说明士族整体的情况。就统计而言,取材是片面的。 从人员的流动,动态地把握社会的变迁,这是一个很好的视角,值得充分肯定。如果从自己设定的框框中跳出来,将视野从官僚化这类政治史的问题拓展到社会史的层面上考察,倒是可以发现一个隐蔽却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随着国家统一的深层次发展,中央建立起文化主导权,并伴随经济发展和城市增多与繁荣,士族不由自主地从原来聚居的地方不断向城市迁徙,先是经由科举投身国家政治生活,而后更多人迁居城市,构成城市的文化阶层和生活消费群体,长年累月,与原籍地的宗族渐行渐远,完全城市化了,也就再也没有能力通过城乡呼应来影响政治,从而根本瓦解了中古时代士族的政治社会根基。城市化的士族依赖国家生存,构成国家官僚队伍;乡村士族因为上层精英分子不断被吸往城市而弱化,难以左右地方政治,成为乡绅。这是一个在不知不觉中展开的渐进过程,虽然缓慢,却造成质变,构成唐宋社会变革一个重要的方面。魏晋士族因扎根于乡村而强盛,至唐代因城市化而衰落,构成一部士族政治兴衰的历史。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另外撰文予以考察分析。 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提出的问题是严肃的,深入分析这些问题,就触及到魏晋隋唐社会史的核心,值得我们再三深思,不断探讨。基于不同的理解,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毛汉光先生及诸位方家。 统计研究论文:音乐心理测量和统计的两种新技术- 音乐教育研究 【内容提要】实时测量和元分析的统计方法,是音乐心理学研究界新近开发和应用的研究方法。本文描述了这两种研究方法在国外音乐心理、治疗和教育研究中的发展状况,并分析了其应用价值。 【关键词】音乐心理;测量;统计;CRDI;元分析。 CRDI:从非实时到实时音乐心理测量 20世纪80年代之前,音乐心理学和音乐治疗学研究涉及的音乐情绪反应和音乐认知反应的测量,多采用问卷、形容词核对表、单维度或多维度量表以及操作反应观察的方式。这些测量方式为音乐情绪和音乐认知的研究收集了大量的数据。但是,这类方法的最大缺陷,在于与音乐的时间性质相悖。它们收集的数据,是被测在聆听音乐之后依赖记忆所做的反思。另外,这些方法在音乐情绪和音乐认知反应的研究中,不能与音乐的进行过程实施实时的记录及再现,不能使研究者对音乐进行和被测反应之间的同步关系做出全面、反复、精确和深入的观察。简言之,这些测量及记录方法是非实时的。 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研究者从技术和装置入手,开始解决音乐心理的非实时测量与音乐进行的时间性之间的矛盾,使音乐心理学和音乐治疗学的测量技术进入实时反应和记录的时代。 实时测量技术,最早的形式是Clynes于1982年研制的“情绪记录器”(Sentograph),用于测量被试对音乐的情绪反应。这种简单的装置上设有一个万向的按键,被试根据对音乐情绪反应的不同描述和强度操纵此键,便可将不同方向和压力的操作按不同类别和比例,转换成相应的电压,并给予与音乐进行过程同步的记录。 1983年,Nielsen又设计出一种簧制的夹钳,用于研究被试在音乐进行过程中对音乐紧张度的实时反应,并可将被试在研究过程中的持续反应绘制成图形。这种装置所记录的数据,在后来的验证性实验中表现出很高的效度。 1991年,Namba等人在音乐情绪反应的系列研究中,利用现有的计算机键盘,开发出一种“选择性描述连续判断方法”(the method of continuous judgment by selected description)。研究者把用于不同类别情绪感受的形容词指派于特定的键,被试接受半小时的实验指导训练后,在音乐进行过程中根据自己的情绪感受及与之相应的形容词描述,在键盘上连续操作相应的键。这种实时反应与记录的方式,可以把被试的反应以多维度的形式与音乐同步记录和贮存在计算机内。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音乐研究中心在Madsen领导下,研制出“连续反应数字接口”(Continuous Response Digital Interface,简称CRDI)。这是一种电位器与计算机实现数字接口的技术。在音乐认知或音乐审美情绪反应的研究中,被试在聆听音乐的全过程中,根据实验的具体要求,可以在250度范围内拨动带有一枚凸针的旋钮,连续不断地对音乐进行过程中情绪或认知在两极范围内的反应及变化,同步地进行调整。被试在操纵旋钮时,实际上是将不同的电压持续不断地输入计算机,并经计算机处理,绘制成为与音乐进行的时间横轴线实时发展,依输入强度变化形成的曲线图。这种旋钮操作输入的信号的变化是无级的。CRDI的另一种输入方式,是11点量表型的滑杆。它以零为中心,依据反应强弱程度的不同,使被试可以在+5和-5之间的11个点位上,连续不断地调整滑杆在量表上的不同位置,以达到输入反应强度的目的。 值得一提的是,与连续反应数字接口相类似的技术,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我国已有研制,不过没有直接应用于音乐心理的研究,而是应用在被试对视听电教材料的注意实验中,其范畴属教育技术学的心理生理基础研究。研究者黎加厚开发的装置,由两部分组成。一方面,将传感器和A/D转换器与计算机连接,把被试在接受视听电教材料刺激作用下的皮肤电阻(GSR)及其变化的全过程输入计算机;另一方面,用摄像机对被试在实验过程中的外部变化过程给予摄制。经后期合成,视听教学材料的画面(包括背景音乐),被试表情和动态,以及被试的皮电阻反应曲线这三个画面同步地实时记录于VCR,可供研究者反复观察并做统计处理。笔者认为,音乐心理和音乐治疗可以直接采用这种技术,开展音乐心理生理学有关不同音乐要素或音乐风格与情绪反应关系的实验。 自从Madsen等人首次使用CRDI技术,对音乐审美体验给予实时测量以来,近八年中CRDI技术在美国音乐心理、治疗和教育研究中所涉及的课题大致包括:音乐听赏过程中的注意焦点;儿童音乐偏好;音乐审美体验;听赏者差异;音乐要素(速度、音准、力度、节奏、旋律、音色等)与认知和情绪;音乐紧张度的感知等等。另外,由于CRDI是一种非词语和过程性的测量,研究课题还涉及非词语和词语,以及形成性与终结性测量的信度。此外,近两年来,随着研究者探讨课题的深入,CRDI描述的刺激反应维度也从单一维度向多维度发展。 CRDI技术在音乐心理测量以及与音乐心理直接相关的实验美学、教育、医疗、社会心理学等领域的应用价值无疑是巨大的,这里仅举一例。1989年,在中国音乐治疗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年会上,一位医生曾提问:“音乐处方的开具依据是什么?”他的意思是明白的,当然不能仅仅天真地诉诸于音乐作品的标题。如同一剂药品必须通过大量的严格验证才能投入临床使用一样,在音乐治疗中,音乐作为处方,虽然不大可能使人 “中毒”,但是从科学的角度讲,也应该就音乐的某种或某些成分以及它们所构成的整体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在情绪、感知或生理、神经诸多方面给予实时的测试和验证,以便达到最佳的预期效应。就这一点而言,实时测量的概念和方法是必不可少的。 元分析:从“见树”到“见林”的音乐心理统计 这是一个由音乐心理的定量研究方法与研究结论的定性概括之间关系引发的课题。作为一门科学,心理学随定量研究方法的应用得以建立和发展。定量研究是心理学的既定学术规范。音乐心理研究作为分支心理学科,同样是把主流心理学的定量实证作为它的基本研究范式的。在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后,实验音乐心理研究者逐渐认识到,由于实验设计必须对变量进行控制,所以少量的音乐心理定量实证研究不可能为这个领域的重大课题提供现成答案。当某一相同或相近课题的量化实证研究达到充分的积累时,情形依然如此。即便是相同的研究课题,受研究变量、被测状况、测量工具以及其他种种条件的影响,它们的结论,主要是统计的差异显著性,会是不同甚至相反的。过去,对已有大量的相同或相近课题研究结论进行概括时,研究者的方法是粗糙的tallying method,即罗列所有相近的文献,根据符合统计的差异显著性要求的研究的比例,大致确定对研究假设的论证程度。这种方法实际上人为地强化或掩盖着研究数据的趋势和形态。 出于对已有一批单独研究的结果进行再分析,以便全面和精确地总结这些研究结论的目的,20世纪70至80年代,格拉斯(G . V. Glass)提出元分析的概念,并发展了元分析的步骤和方法。元分析(meta—analysis)亦称总分析,其过程和功能,是对已有大批研究提供的统计数据的再统计分析和综合(或说分析的分析),继以探查在这批研究中每次单独研究显现不出的,而对于解决重大问题具备更高价值的结论趋势和形态。元分析作为一种统计方法,其性质属于量化研究。不过笔者认为,它是连接一批单独定量研究的个别结果和形成定性结论概括之间的一座重要桥梁:通过总分析的统计过程,实现从个别结论(即便它们之间看起来存在冲突)到一般结论的科学归纳。 元分析的方法自确立以来,在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中得以广泛的应用,效益显著。1987年后的10年中,仅“心理学信息”(Psyc INFO)数据库中,涉及元分析关键词的研究已近2000项。在音乐心理和音乐治疗研究的英语文献中,使用元分析的研究者,仅有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音乐研究中心J.M.Standley一人。这位女学者在1986年和1996年,先后发表《医学/牙科治疗中的音乐研究:元分析的临床应用》(这项研究在10年后由作者充实修订),《对用于教育/治疗目标的音乐强化效应的元分析》。由于元分析具备的“总”分析性质,应用此方法的一项研究便可覆盖数以百计的已有成果。因而,元分析的结论厚度和应用价值,必然以集中、凝炼和确切的形态大大超过这一批单独的研究本身。 元分析之所以能够把大批单独研究给予分析和合成,是因为它使用的是一种新的度量概念——效果量(effect size,可简称ES)。效果量是在大批单独研究中的每一项研究使用的一种共同的统计单位。与传统的统计过程不同,元分析观察的是大批研究中所有效果的分布,如果某种结论趋势或形态的确存在,效果量则会集中于一个方向。 研究统计中有四个互为制约的因素:检验力,样本容量,显著性水平,以及效果量。前三个概念,是传统统计方法的使用者所熟悉的。简单地说,检验力,指统计检验能产生的显著性和拒绝某特定实验的原假设的概率。扩大样本容量,则增强检验力。显著性水平由研究者设定,它代表拒绝原假设所犯错误的概率。而效果量则是实验设计旨在探查效果的准确度量,是一种备择假设的参数。 元分析的基本步骤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确定研究的领域和纳入分析的已有研究的资格,据此对相应课题的研究进行全的 文献检索,并注意避免纳入分析的研究在结果和来源等方面的偏颇(例如,研究结果本身具有缺陷;不能仅仅检索已发表的文献等)。 Standley的研究,就这一步骤的界定是,纳入分析的研究:(1)是采用量化实证方法的英语文献;(2)自变量采用音乐作为行为矫正的强化依随;(3)因变量以教育和治疗为目的;(4)研究结果的形式,具备数据分析的可重复验证性。文献检索首先涉猎以下数据库:PsycInfo,PsycFirst,ERIC,Dissertation Abstracts,以及MEDLINE。然后,根据被检索研究所列资料目录再次检索。两次检索共获得该课题的100项研究,其中98项符合前述资格界定;有关因变量的效果变量达208个。 第二,确定纳入分析的有关被试特征、因变量和自变量,并对其做出描述和分类。Standley 从98项研究中归纳出正常被试和六种异常被试:智力障碍、情绪障碍、学习障碍、行为障碍、多动症和脑瘫。98项研究所含208个因变量则被分类为:学术变量、社会变量、身体康复变量、其他医疗变量、注意/交往变量、自助变量、交通行为变量、刻板行为变量、抱怨变量、作业变量和偏好变量。 第三,对有关因变量的数据进行统计,计算出标准化的效果量。不论已有研究的统计方式 如何,他们均可被转化统计为一致的效果量。其后,再根据前述确定的被试特征,对统计得出的效果量给予组织和比较,并分析和阐释其结果。 Standley的研究对208个因变量的效果量的统计,使用的是最保守的统计公式:实验组的因变量平均值减去控制组的因变量平均值,再除以控制组的标准差。在她确定的11种变量类别中,相应地得出208个效果量。按照该研究的宗旨(音乐作为依随强化物,其效果如何),这些元分析统计,在它涉及的实验条件的比较,依随音乐与其他条件的比较,强化作用,强化技术,强化程式,教育和治疗目的,被试年龄和特征等方面的结果,以及这些结果的讨论价值是引人入胜的。虽然本文的目的主要是向国内音乐心理和音乐治疗同行推荐元分析的特殊功能和方法,这里还是有必要对Standley研究的结论给予扼要的归纳,供同行参考。 总的看来,与其他非音乐的依随强化物和非依随性的音乐强化相比较,音乐作为行为矫正过程的依随强化物,其作用最为有效。它表现在能够有效地增强期望行为的频度,减低非期望行为的频度,前者较后者更为明显。从强化程式来看,音乐的程式性强化较非程式性的连续作用更为明显;另外,即时强化比延迟强化有效。音乐依随强化效果最明显的首先是身体康复和发展行为,其次是治疗和教育目的,再次是体育运动应用。 就各种不同年龄的被试而言,音乐依随强化作用,在各种年龄被试中均为显著的前提下,其最佳对象首先是成人和四岁以下婴幼儿,其他依次为5-11岁、12-14岁、15-18岁的青少年以及老年人。结合被试特征看,音乐依随强化对心理障碍和正常被试的效果优于情绪障碍或医疗和身体残疾的被试。 从分析所涉及的已有研究还可以看到,音乐依随强化的应用和效果是广泛的。在医疗中,它作用于昏迷、腹痛、啼哭、神经残疾者的颈部强度和头部体位,以及通过生物反馈治疗头痛等。在音乐依随强化研究中,应用最多的是教育领域。它能够强化正常被试班中非音乐学科的学习成就,尤其是数学和阅读,并能有效作用于音乐学习中的听辨、歌唱的音准和音乐知识及听赏的技能。在特殊教育中,它有助于正常班级对残疾儿童的接纳;增强自助能力,减缓刻板行为、破坏行为、遗尿症、习惯性反胃;增强诸如遵从教师指示、模仿和眼光交流等社会行为。在体育和运动领域,音乐依随强化能增进足球射门准确率,游泳和健身器的运动耐力。值得一提的,是心理咨询研究中有虐待倾向的父亲在音乐依随强化作用下,对其婴女啼哭的容忍增强,虐待行为减低。 正如本文第二个小标题所示,元分析的根本作用,是解决了量化实证在阐释研究结果时“见树不见林”的弊端。结合我国音乐心理和音乐治疗研究现状,元分析对我国近十多年来大批音乐治疗的个别研究在一些重要结论上的归纳,有着成熟的应用价值。 统计研究论文:关于农村社会经济统计信息分类与编码标准研究 论文摘要:依据农村社会经济统计信息的管理和应用实践,提出农村社会经济统计信息分类与编码的原则和方法,将统计信息对象按既定的原则进行分类编码,建立了规范的统计信息分类编码标准及统计信息基础数据库,制定了国家及省级《农村社会经济统计信息分类与编码》标准。 论文关键词:统计信息;分类编码;空间信息系统;信息基础数据库 信息分类编码是信息存储、处理、交换及共享的基础…。农村社会经济统计各种专题数据库应用系统虽已先后建成,但有关信息采集、处理与共享的技术标准的制定相对为滞后。对信息进行分类能够使信息系统条理清楚,易于管理,并能够方便地从中提取不同类型的信息加以分析利用。而采用信息分类编码是解决信息分类问题的有效方法。 自从开展信息分类编码标准化工作以来,一直没有适合自身业务特点的农村社会经济统计信息分类编码标准。因而迫切需要进行农村社会经济统计信息的分类与编码,以满足各有关方面对信息资源共享的需求。如何建立起一个可供统计各部门统一使用的国家产品分类编码标准体系,以实现信息管理的标准化,最终实现信息的共享,已成为统计信息标准化工作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农村社会经济统计信息分类编码标准化是统计信息标准化工作的一个专业领域,是统计信息化过程中的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基础工作。建立一个完善的农村社会经济统计信息分类编码体系,对农村社会经济统计基础数据库建设、信息共享和各类应用系统建立都至关重要。 1统计信息分类编码概念 分类编码是指把研究对象按各自的特征、特性进行分类,并按一定的规则编排成数字码或数字、字母混合码的过程。统计指标编码就是根据统计指标分类,将统计指标赋予一定规律性的易为计算机识别和处理的一组有序符号排列。农村社会经济统计信息分类编码就是用字符(数字、字母或符号)对不同的行政级别分属不同类别的统计指标进行分类,并按照不同的类别形成特定的规则和依据。 2统计信息分类编码原则 2.1分类原则我国已经开展了大量的农村社会经济统计工作,各类统计信息内容广泛,但是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信息化的分类与编码,现有数据的检索、处理、分析和信息服务等存在困难,不能满足当前综合指标检索、分析、处理的要求,根据农村社会经济统计信息处理的实际需要,制定如下的分类原则:①分类的结构采用层级结构,逐级展开形成完整的分类体系;②分类要包括所有主要农村社会经济统计指标类型,适合各种检索、处理需要;③分类要保持统计指标体系的相对完整;④分类要处理好指标层次与指标分组的关系,加强分类的完备性。 2.2编码原则根据国标《标准编写规则》第3部分信息分类编码(GB/T20001.3-2001),结合农村社会经济信息的特性,将信息按如下原则分类与编码。①科学性、系统性。以适合现代计算机、数据库以及应用和管理为目标,按照农村社会经济信息的属性或特征进行科学分类,形成系统的分类体系。②稳定性。分类体系以各要素最稳定的属性或特征为基础,能在较长的时间内不发生重大变化。③完整性和可扩展性。分类既要反映要素的属性,又要反映要素间的相互关系,应具有完整性。农村社会经济统计信息的分类编码工作是一项较为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包含所有主要的农村社会经济统计指标。④规范性。分类名称尽量沿用习惯名称,有国标则遵循国标,避免概念混淆。⑤唯一性。保证1个编码对象仅赋予1个代码,1个代码只反映1个编码对象。 3农村社会经济统计信息分类与编码方法 3.1分类方法信息分类的基本方法有线分类法、面分类法、混合分类法3种。基于统计信息的特性,农村社会经济统计信息分类采用线分类法(也称层次分类法),是将初始的分类对象按所选定的若干个属性或特征,逐次地分成相应的若干个层次的类目,并排成一个有层次的、逐级展开的分类体系。线分类法层次性好,能比较好地反映类目之间的逻辑关系,实用方便,既符合手工处理信息的传统习惯,也方便计算机的运行处理。 3.2分类设计根据信息分类原则,结合《全国主要产品分类与代码》(GB/T7635-2002)、行政级别分类、《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A门类以及农业生产结构特点,将农村社会经济统计信息分成5个等级:5个行政级别类,5个大类,10个中类,70个小类,900个细类。在数据库结构设计中,每一层都留有足够的空间用于类别的扩充。 行政级别类:是按照行政区划级别进行划分,依次为省级、市级、县级、乡级、村级。 大类:是依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原则而建立的类别,依次分为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其他农林牧渔业产品。 中类:是大类中按照生物学科和农业学科基于生产实践中种养的植物、动物划分成若干分支的类群,如种植业下分粮食作物、蔬菜等。 小类:是中类按照生物学科和农业学科分类法细分成若干分支的类群,如果粮食作物下的小类可划分为谷物、豆类、薯类、油料等。 细类:是小类中细分的基本单位,也是各级单位的起点,即物种(简称“种”),如具有北方特色的谷物主要有玉米、谷子、高粱等等。 3.3编码规则编码规则是分类编码体系的具体表现形式,它是根据统计数据的各种属性特征来规定编码的每一位取值和对应的含义,进而约束代码的制定。编码要反映出其对应统计数据的属性和主要特征,以区分不同统计信息的类别。 4分类编码实例 农村社会经济统计信息编码设计首先确定编码对象。例如编码A01的对象是种植业下的粮食作物。其次建立编码、分层和各码位的规范取值规则,对每一编码对象制定码长。农村社会经济统计信息分类采用9位编码,分6个层次。第1层用英文字母z表示指标标识,第2层用数字1~5表示,第3层用英文字母表示,与GB/T4754—2002A门类中大类的代码相对应,余下3层用数字01~99表示。第3层的代码从A~E,其余3层代码从“01”编至“99”,各码位代表相应的类别。每一层的编码采用数字顺序编码,动态递增产生系列顺序代码号,随着编码的增加而产生新的信息类别代码。其代码结构见图1。 如Z1A010101(稻谷)的结构为:z为指标标识,1为省级指标,为种植业,0l为粮食作物,01为谷物;01为稻谷。最后编制类别代码表(后4层),对每一编码对象按既定的编码规则编制出该编码的数据元素的所有取值表(表1)。 5结论与讨论 农村社会经济统计信息分类编码是一项庞大的、复杂的、基础的系统工程,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理论性,强调科学性和系统性的有效统一,更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应用。研究针对农村社会经济统计信息特点,综合现有的统计信息分类标准建立了编码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统计信息分类数据库,制定了国家及省市级标准《农村社会经济统计信息分类与编码》,提高了农村社会经济统计信息采集、检索、共享的效率,对农村社会经济资源整合起到了重要作用,促进了农村社会经济统计信息规范化管理和信息系统建设。 由于每一个具体的信息具有多方面的属性特征,因此具体分类中标准的确定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标准的确定关系到分类系统的完整性和一致性,每种分类系统的科学性与实用性还要在具体的应用中加以验证。 统计研究论文:音乐心理测量和统计的两种新技术- 音乐教育研究 【内容提要】实时测量和元分析的统计方法,是音乐心理学研究界新近开发和应用的研究方法。本文描述了这两种研究方法在国外音乐心理、治疗和教育研究中的发展状况,并分析了其应用价值。 【关键词】音乐心理;测量;统计;CRDI;元分析。 【内容类别】音乐心理学;音乐治疗学;研究方法。 CRDI:从非实时到实时音乐心理测量 20世纪80年代之前,音乐心理学和音乐治疗学研究涉及的音乐情绪反应和音乐认知反应的测量,多采用问卷、形容词核对表、单维度或多维度量表以及操作反应观察的方式。这些测量方式为音乐情绪和音乐认知的研究收集了大量的数据。但是,这类方法的最大缺陷,在于与音乐的时间性质相悖。它们收集的数据,是被测在聆听音乐之后依赖记忆所做的反思。另外,这些方法在音乐情绪和音乐认知反应的研究中,不能与音乐的进行过程实施实时的记录及再现,不能使研究者对音乐进行和被测反应之间的同步关系做出全面、反复、精确和深入的观察。简言之,这些测量及记录方法是非实时的。 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研究者从技术和装置入手,开始解决音乐心理的非实时测量与音乐进行的时间性之间的矛盾,使音乐心理学和音乐治疗学的测量技术进入实时反应和记录的时代。 实时测量技术,最早的形式是Clynes于1982年研制的“情绪记录器”(Sentograph),用于测量被试对音乐的情绪反应。这种简单的装置上设有一个万向的按键,被试根据对音乐情绪反应的不同描述和强度操纵此键,便可将不同方向和压力的操作按不同类别和比例,转换成相应的电压,并给予与音乐进行过程同步的记录。 1983年,Nielsen又设计出一种簧制的夹钳,用于研究被试在音乐进行过程中对音乐紧张度的实时反应,并可将被试在研究过程中的持续反应绘制成图形。这种装置所记录的数据,在后来的验证性实验中表现出很高的效度。 1991年,Namba等人在音乐情绪反应的系列研究中,利用现有的计算机键盘,开发出一种“选择性描述连续判断方法”(the method of continuous judgment by selected description)。研究者把用于不同类别情绪感受的形容词指派于特定的键,被试接受半小时的实验指导训练后,在音乐进行过程中根据自己的情绪感受及与之相应的形容词描述,在键盘上连续操作相应的键。这种实时反应与记录的方式,可以把被试的反应以多维度的形式与音乐同步记录和贮存在计算机内。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音乐研究中心在Madsen领导下,研制出“连续反应数字接口”(Continuous Response Digital Interface,简称CRDI)。这是一种电位器与计算机实现数字接口的技术。在音乐认知或音乐审美情绪反应的研究中,被试在聆听音乐的全过程中,根据实验的具体要求,可以在250度范围内拨动带有一枚凸针的旋钮,连续不断地对音乐进行过程中情绪或认知在两极范围内的反应及变化,同步地进行调整。被试在操纵旋钮时,实际上是将不同的电压持续不断地输入计算机,并经计算机处理,绘制成为与音乐进行的时间横轴线实时发展,依输入强度变化形成的曲线图。这种旋钮操作输入的信号的变化是无级的。CRDI的另一种输入方式,是11点量表型的滑杆。它以零为中心,依据反应强弱程度的不同,使被试可以在+5和-5之间的11个点位上,连续不断地调整滑杆在量表上的不同位置,以达到输入反应强度的目的。 值得一提的是,与连续反应数字接口相类似的技术,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我国已有研制,不过没有直接应用于音乐心理的研究,而是应用在被试对视听电教材料的注意实验中,其范畴属教育技术学的心理生理基础研究。研究者黎加厚开发的装置,由两部分组成。一方面,将传感器和A/D转换器与计算机连接,把被试在接受视听电教材料刺激作用下的皮肤电阻(GSR)及其变化的全过程输入计算机;另一方面,用摄像机对被试在实验过程中的外部变化过程给予摄制。经后期合成,视听教学材料的画面(包括背景音乐),被试表情和动态,以及被试的皮电阻反应曲线这三个画面同步地实时记录于VCR,可供研究者反复观察并做统计处理。笔者认为,音乐心理和音乐治疗可以直接采用这种技术,开展音乐心理生理学有关不同音乐要素或音乐风格与情绪反应关系的实验。 自从Madsen等人首次使用CRDI技术,对音乐审美体验给予实时测量以来,近八年中CRDI技术在美国音乐心理、治疗和教育研究中所涉及的课题大致包括:音乐听赏过程中的注意焦点;儿童音乐偏好;音乐审美体验;听赏者差异;音乐要素(速度、音准、力度、节奏、旋律、音色等)与认知和情绪;音乐紧张度的感知等等。另外,由于CRDI是一种非词语和过程性的测量,研究课题还涉及非词语和词语,以及形成性与终结性测量的信度。此外,近两年来,随着研究者探讨课题的深入,CRDI描述的刺激反应维度也从单一维度向多维度发展。 CRDI技术在音乐心理测量以及与音乐心理直接相关的实验美学、教育、医疗、社会心理学等领域的应用价值无疑是巨大的,这里仅举一例。1989年,在中国音乐治疗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年会上,一位医生曾提问:“音乐处方的开具依据是什么?”他的意思是明白的,当然不能仅仅天真地诉诸于音乐作品的标题。如同一剂药品必须通过大量的严格验证才能投入临床使用一样,在音乐治疗中,音乐作为处方,虽然不大可能使人 “中毒”,但是从科学的角度讲,也应该就音乐的某种或某些成分以及它们所构成的整体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在情绪、感知或生理、神经诸多方面给予实时的测试和验证,以便达到最佳的预期效应。就这一点而言,实时测量的概念和方法是必不可少的。 元分析:从“见树”到“见林”的音乐心理统计 这是一个由音乐心理的定量研究方法与研究结论的定性概括之间关系引发的课题。作为一门科学,心理学随定量研究方法的应用得以建立和发展。定量研究是心理学的既定学术规范。音乐心理研究作为分支心理学科,同样是把主流心理学的定量实证作为它的基本研究范式的。在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后,实验音乐心理研究者逐渐认识到,由于实验设计必须对变量进行控制,所以少量的音乐心理定量实证研究不可能为这个领域的重大课题提供现成答案。当某一相同或相近课题的量化实证研究达到充分的积累时,情形依然如此。即便是相同的研究课题,受研究变量、被测状况、测量工具以及其他种种条件的影响,它们的结论,主要是统计的差异显著性,会是不同甚至相反的。过去,对已有大量的相同或相近课题研究结论进行概括时,研究者的方法是粗糙的tallying method,即罗列所有相近的文献,根据符合统计的差异显著性要求的研究的比例,大致确定对研究假设的论证程度。这种方法实际上人为地强化或掩盖着研究数据的趋势和形态。 出于对已有一批单独研究的结果进行再分析,以便全面和精确地总结这些研究结论的目的,20世纪70至80年代,格拉斯(G . V. Glass)提出元分析的概念,并发展了元分析的步骤和方法。元分析(meta—analysis)亦称总分析,其过程和功能,是对已有大批研究提供的统计数据的再统计分析和综合(或说分析的分析),继以探查在这批研究中每次单独研究显现不出的,而对于解决重大问题具备更高价值的结论趋势和形态。元分析作为一种统计方法,其性质属于量化研究。不过笔者认为,它是连接一批单独定量研究的个别结果和形成定性结论概括之间的一座重要桥梁:通过总分析的统计过程,实现从个别结论(即便它们之间看起来存在冲突)到一般结论的科学归纳。 元分析的方法自确立以来,在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中得以广泛的应用,效益显著。1987年后的10年中,仅“心理学信息”(Psyc INFO)数据库中,涉及元分析关键词的研究已近2000项。在音乐心理和音乐治疗研究的英语文献中,使用元分析的研究者,仅有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音乐研究中心J.M.Standley一人。这位女学者在1986年和1996年,先后发表《医学/牙科治疗中的音乐研究:元分析的临床应用》(这项研究在10年后由作者充实修订),《对用于教育/治疗目标的音乐强化效应的元分析》。由于元分析具备的“总”分析性质,应用此方法的一项研究便可覆盖数以百计的已有成果。因而,元分析的结论厚度和应用价值,必然以集中、凝炼和确切的形态大大超过这一批单独的研究本身。 元分析之所以能够把大批单独研究给予分析和合成,是因为它使用的是一种新的度量概念——效果量(effect size,可简称ES)。效果量是在大批单独研究中的每一项研究使用的一种共同的统计单位。与传统的统计过程不同,元分析观察的是大批研究中所有效果的分布,如果某种结论趋势或形态的确存在,效果量则会集中于一个方向。 研究统计中有四个互为制约的因素:检验力,样本容量,显著性水平,以及效果量。前三个概念,是传统统计方法的使用者所熟悉的。简单地说,检验力,指统计检验能产生的显著性和拒绝某特定实验的原假设的概率。扩大样本容量,则增强检验力。显著性水平由研究者设定,它代表拒绝原假设所犯错误的概率。而效果量则是实验设计旨在探查效果的准确度量,是一种备择假设的参数。 元分析的基本步骤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确定研究的领域和纳入分析的已有研究的资格,据此对相应课题的研究进行全的 文献检索,并注意避免纳入分析的研究在结果和来源等方面的偏颇(例如,研究结果本身具有缺陷;不能仅仅检索已发表的文献等)。 Standley的研究,就这一步骤的界定是,纳入分析的研究:(1)是采用量化实证方法的英语文献;(2)自变量采用音乐作为行为矫正的强化依随;(3)因变量以教育和治疗为目的;(4)研究结果的形式,具备数据分析的可重复验证性。文献检索首先涉猎以下数据库:PsycInfo,PsycFirst,ERIC,Dissertation Abstracts,以及MEDLINE。然后,根据被检索研究所列资料目录再次检索。两次检索共获得该课题的100项研究,其中98项符合前述资格界定;有关因变量的效果变量达208个。 第二,确定纳入分析的有关被试特征、因变量和自变量,并对其做出描述和分类。Standley 从98项研究中归纳出正常被试和六种异常被试:智力障碍、情绪障碍、学习障碍、行为障碍、多动症和脑瘫。98项研究所含208个因变量则被分类为:学术变量、社会变量、身体康复变量、其他医疗变量、注意/交往变量、自助变量、交通行为变量、刻板行为变量、抱怨变量、作业变量和偏好变量。 第三,对有关因变量的数据进行统计,计算出标准化的效果量。不论已有研究的统计方式 如何,他们均可被转化统计为一致的效果量。其后,再根据前述确定的被试特征,对统计得出的效果量给予组织和比较,并分析和阐释其结果。 Standley的研究对208个因变量的效果量的统计,使用的是最保守的统计公式:实验组的因变量平均值减去控制组的因变量平均值,再除以控制组的标准差。在她确定的11种变量类别中,相应地得出208个效果量。按照该研究的宗旨(音乐作为依随强化物,其效果如何),这些元分析统计,在它涉及的实验条件的比较,依随音乐与其他条件的比较,强化作用,强化技术,强化程式,教育和治疗目的,被试年龄和特征等方面的结果,以及这些结果的讨论价值是引人入胜的。虽然本文的目的主要是向国内音乐心理和音乐治疗同行推荐元分析的特殊功能和方法,这里还是有必要对Standley研究的结论给予扼要的归纳,供同行参考。 总的看来,与其他非音乐的依随强化物和非依随性的音乐强化相比较,音乐作为行为矫正过程的依随强化物,其作用最为有效。它表现在能够有效地增强期望行为的频度,减低非期望行为的频度,前者较后者更为明显。从强化程式来看,音乐的程式性强化较非程式性的连续作用更为明显;另外,即时强化比延迟强化有效。音乐依随强化效果最明显的首先是身体康复和发展行为,其次是治疗和教育目的,再次是体育运动应用。 就各种不同年龄的被试而言,音乐依随强化作用,在各种年龄被试中均为显著的前提下,其最佳对象首先是成人和四岁以下婴幼儿,其他依次为5-11岁、12-14岁、15-18岁的青少年以及老年人。结合被试特征看,音乐依随强化对心理障碍和正常被试的效果优于情绪障碍或医疗和身体残疾的被试。 从分析所涉及的已有研究还可以看到,音乐依随强化的应用和效果是广泛的。在医疗中,它作用于昏迷、腹痛、啼哭、神经残疾者的颈部强度和头部体位,以及通过生物反馈治疗头痛等。在音乐依随强化研究中,应用最多的是教育领域。它能够强化正常被试班中非音乐学科的学习成就,尤其是数学和阅读,并能有效作用于音乐学习中的听辨、歌唱的音准和音乐知识及听赏的技能。在特殊教育中,它有助于正常班级对残疾儿童的接纳;增强自助能力,减缓刻板行为、破坏行为、遗尿症、习惯性反胃;增强诸如遵从教师指示、模仿和眼光交流等社会行为。在体育和运动领域,音乐依随强化能增进足球射门准确率,游泳和健身器的运动耐力。值得一提的,是心理咨询研究中有虐待倾向的父亲在音乐依随强化作用下,对其婴女啼哭的容忍增强,虐待行为减低。 正如本文第二个小标题所示,元分析的根本作用,是解决了量化实证在阐释研究结果时“见树不见林”的弊端。结合我国音乐心理和音乐治疗研究现状,元分析对我国近十多年来大批音乐治疗的个别研究在一些重要结论上的归纳,有着成熟的应用价值。 统计研究论文:以行动研究的视角对大学统计选修课程教学改革的实践研究 【摘要】为了解决部分学生对选修课选而不学的问题,借助行动研究的方式对统计选修课的教学运用案例教学法,辅以多媒体教学法,期末的考核以项目课题研究教学法的形式进行多种教学方法的尝试,通过一个学期的教学实践,最终取得了预期的成果。 【关键词】行动研究 案例教学法 讨论学习 一、行动研究的内涵及意义 行动研究是指在自然、真实的教育环境中,教育实际工作者按照一定的操作程序,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与技术,以解决教育实际问题为首要目标的一种研究模式。 二、统计选修课程传统模式下存在的问题 从事了几年高校教学工作,发现一个普遍现象:部分学生对选修课的课堂内容不感兴趣,低头做自己想做的事;部分学生干脆玩手机或是睡觉(屡禁不止);只有近三分之一的学生在努力听课,当然,也包括听也没听懂的学生。学生课上不听,课下更不会抽时间看书,每到期末开始突击,整天泡图书馆或是挑灯夜读,这还算好现象。更有甚者,完全不理会什么期末考试,连续挂五、六科,被劝退的也有。 造成上述这些现象的原因,不排除制度的因素。但作为教师,继续沿用以前的上课方式,无论在课堂中加进怎样的幽默故事、相关的名人趣事都只能暂时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教师需要针对这些现象进行反思,将其作为课题进行行动研究。 确定了研究主题,接下来就要收集相关资料。通过查阅资料,黄月华、罗洁等人都提出了讨论学习是高效的教学方法,在一直大力倡导实践教学的当下,用行动研究的方式对统计专业的选修课教学进行改革创新。再结合学生的实际,改变原有的教学模式,变单纯的由教师讲解为学生互相讨论学习。本学期的《企业经济统计分析》采用案例教学法为主,借助多媒体教学法进行教学,学期末的考核尝试项目课题研究教学法。 三、课程行动设计及实施方案 为了解决选修课课堂中出现的问题,结合案例教学法教学模式,按着以下的行动方案实施: 第一步:分组 本着互助、互信的原则,让学生自愿结组,每组三到四人,可以方便展开讨论。为增强学生的责任意识、培养学生的组织协调能力,每位组员轮流做自己组的组长,组长负责给自己的组员分配任务、组织讨论有序进行。 第二步:制定规则 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利用好学生擅于搜集资料的特点,每次课前把要讨论的案例发给学生,各组针对自己的实际情况查找相关资料,解决各自的问题。各组将自己的结论在课上分别进行展示,有不同意见组间展开争论。可以达成共识,也可以保留各自的意见。最后,根据每组的表现,分别打分,尽量做到公正,不打消学生的学习热情。 第三步:举例说明 根据教学大纲,搜集相关的案例,以一个具体案例来说明: 案例:某化工有限公司对技术进步因素的分析 选题:某化工有限公司近10年资金、劳动力及产出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考虑在生产增长中技术进步起的作用有多大,给出搜集整理的数据。利用数据,可对技术进步状况、技术进步对生产增长的影响进行分析。 学生在拿到案例之后,会考虑技术进步是怎样影响生产增长的。通过查阅相关资料、教材,首先需要计算资金产出弹性系数和劳动力产生弹性系数。然后,确定相应的技术进步速度、技术贡献值、劳动力贡献值和资金贡献值。由计算结果可知该企业技术进步主要是靠资金的投入,依赖技术进步因素的比重不大。 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计算错误、思路不清等问题,这就是讨论学习要解决的问题。当明确了学习任务,组员之间就可以分工合作。当各组间的结果有差异时,可以由分歧较大的两个组分别展示自己的计算思路,最后由全体同学指出各自可取与不可取的地方。在解决了怎样算的问题之后就是将计算结果转化成文字做分析报告。这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同时,可以避免讲解枯燥的理论知识,增强学生的自学能力。 第四步:考核方式 实践教学的成败关键在评价机制。鉴于本门课的学习方式,最后的考核方式采取课题研究教学法进行。每组确定一个课题,组员间密切合作,共同完成课题。经过一个学期的案例讨论学习,学生对案例分析的一般思路、各 分的关系已经很清楚。所以,期末考试以组为单位,每组设计一份问卷调查,再就调查结果进行分析。既实现了对所学知识的考查又有助于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真正实现统计学的应用。 四、教学反思 行动研究要求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对自己的教学不断进行分析和反思。学期结束,看到大家交上来的调查问卷及分析报告,觉得用行动研究的方式对统计选修课的教学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就大家的分析报告而言非常有含金量的,这不得不说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在教学的过程中,每次课结束都给学生留有思考的时间,帮助学生消化吸收当堂课内容;每次课结束教师要考虑案例设计的是否合理,是否达到了考核的目的。作为辅助人员,在争论僵持不下时,给予的引导是否适当。教师在案例教学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还有待斟酌。 这种单一的案例讨论教学持续了几次课之后,有部分学生参与的程度明显降低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设计案例时,侧重一些结论非此即彼的案例,这样,可以转变讨论为辩论的形式,各小组就自己赞同的一面与对立面展开激烈的辩论,学生的参与程度明显提高。另外,为了督促更多的人参与到课堂中来,每个小组的发言人不固定,而发言人的观点、语言、认真程度将作为给该组打分的主要依据;针对每个人的表现,各组组员之间互相打分。最后的成绩构成将包含上述两部分及期末考试设计的调查问卷及就此做的分析报告三部分。 五、小结 本文通过教学实践借助行动研究的方式对统计选修课的教学进行研究,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作为选修课,无论是出勤率还是课堂参与率都有大幅提升,就学到的知识来讲,学生能独立设计调查问卷并对问卷进行有条理的分析,也足以说明学生是有所收获的。以后,类似的实践教学也是可以继续尝试的。 统计研究论文:R 与SAS 的集成在统计学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引言 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统计分析理论与实践已离不开计算机,使统计分析在精度和效率上得到了惊人的提高。因此专门用来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分析的统计分析软件也越来越多,比如sas,r,spss,excel等,而sas与r是其中最为主流的两种。大学校园里普遍使用的统计分析软件便是sas与r,这两种软件给学生、老师和学校带来极大方便的同时,也暴露了各自的不足。针对于sas软件,学校认为,购买正版sas软件的价格太高了,给学校经费造成巨大压力,再者软件更新很快,意味着这种巨大的经费投入是长期的。因此,很多学校迫于经费的压力,根本没有使用正版软件,而是使用所谓破解版等盗版软件。同时学生和老师认为,因为盗版软件会缺失正版软件中一些重要的应用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模块,这就会影响学生以及老师们的学习和研究,同时盗版软件大多数含有病毒,这也将给学校硬件和软件设备均带来很大的威胁,导致学校中的设备总是会出现不能正常使用的情况,这也间接地影响着老师和学生的研究学习。针对r软件,它并非专门的统计分析软件,因此在运用于统计分析时,并没有sas那么详细的结果,以及准确的验证工具。面对学生、老师和学校反馈的这些问题的影响愈来愈深,不得不让我们去思考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及采取的对策。本文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结合大学中这两种软件的使用情况,分别从学生、老师和学校三个方面对这两种软件使用问题的一些反馈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集成。根据sas与r两者各自的优缺点,对两者软件进行集成,便可很大程度解决这两种统计分析软件使用中的问题。本文列举了4种可行的集成方案,并说明了优缺点,为以后的统计分析软件的集成研究提供了一些理论依据。 1 软件特点分析 sas与r都是应用很广泛的统计分析软件,因此这两种软件的种种弊端很早就已经暴露出来了,但是为什么仍迟迟得不到解决呢?因为它们的那些问题均是源自软件本身的特点,只要软件本身不改变,那些问题也就无法消除。本文从学生、教师、学校等三个方面对这两种统计分析软件使用问题的反馈出发对这两种统计分析软件的特点进行研究与分析。 1.1 sas软件的特点 (1)需要购买正版软件,成本高。sas是非开源软件,是商业软件,所以是需要付费的,并且价格十分昂贵。同时作为一种软件,它的更新速度是很快的,因此版本换的很快,每一次版本的更换又需要支付费用,这就造成使用正版sas的成本是很高的。 (2)灵活方便、功能齐全。sas的宗旨是为所有需要进行数据处理、数据分析的非计算机人员提供一种易学易用,完整可靠的软件系统。①操用方便:用户把要解决的问题用sas语言表达出来,组成sas程序,提交sas系统即可。执行的情况和输出结果都在屏幕上显示出来。②灵活:sas系统提供很多语句及选项供用户灵活地使用某种统计方法。③功能齐全:sas系统提供的二十多个模块可供用户根据实际需要灵活地选择使用。 (3)编程能力强、简洁易学。sas语言是sas系统的基础,是用户与系统对话的工具。该语言的特点是用户不必告诉sas“怎样做”,只需告诉它你要“做什么”就行了。 (4)处理与分析任意组合。sas程序的结构由两个基本步骤任意组合而成。data步用于对数据的加工处理;proc步用于分析数据和编写报告。 (5)适用性强、应用面广。sas系统适用于初学者或有经验的用户;能满足从事行政、管理、分析、编辑等部门人员对信息需求的用户。sas系统可用来解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各种问题。 1.2 r软件的特点 (1)r 是自由软件。也就是说,它不会向你收取任何费用,但是它的能力不会比任何同类型投入成千上万美元价值不菲的商业软件差。从功能相似的角度来说,r 和matlab 最像的。 (2)r是一个全面的统计研究平台,提供了各式各样的数据分析技术。几乎任何类型的数据分析工作皆可在r中完成。并且通过r 你可以和全球一流的统计计算方面的专家合作讨论,它是全世界统计学家思维的最大集中。当你加入了r 的邮件列表,每天都会收到五六十份关于r 的资讯邮件。 (3)r是一个可进行交互数据分析和探索的强大平台。因为r是可进行交互数据的强大平台,因此在r软件中任意的一个分析步骤的结果均可以被轻松保存、操作,并作为进一步分析的输入,这使得r语言的操作性极强。 (4)r 和其他编程语言/数据库之间有很好的接口。r可以轻松地从各种类型的数据源导入数据,包括本文文件、数据库管理系统、统计软件,乃至专门的数据仓库。它同时可以输出并写入到这些系统中。代码整合的时候感觉r 为你提供了一系列对象,你用其他语言只要调用这些对象就可以了。这对数据整合工作非常有用。 (5)r拥有顶尖水准的制图功能。无论多么复杂的数据,r都可以将它们可视化,r拥有最全面且最强大的可视化这一系列可用功能。 (6)r可运行与多种平台上,包括windows、unix、linux等。因为自由开源软件具有零成本或低廉的成本的特点,十分有利于优质资源的开发与共享,因此自由开源软件在各个领域的应用已成为主流趋势。因此在操作系统上也将会是百花齐放,像linux这种开源操作系统普及率将会越来越高,这时候具备多平台运行能力的r将具备极大的优势。 1.3 为什么r与sas要集成 很多人在比较 r、sas、spss 等统计软件时,总是偏向某一种软件而对其他软件一味地指责。笔者认为,竞争可以带来技术的创新与进步,但是任何一款软件都不可能集所有优点于一身,能够包治百病,满足所有用户各种各样的需求,所以软件之间的合作对使用者而言更有意义,也是势在必行。 对于r与sas这两种统计分析软件来说,它们有各自的优势,也有各自的问题,竞争促进创新,合作才能带来双赢,因此两者的集成能融合各自的优势解决各自的问题,从而更能满足使用者的各种需求。 1.4 可行的r与sas集成方案及其优缺点 (1)通过 sas/iml 在sas里面提交r代码。sas/iml 9.22 推出了一个新功能:用户可以在 iml 里面执行 r 代码,r 和 sas 的数据也可以相互交换。该种集成方案的优点有:①因为r代码本质上是在r里运行,所以全面支持r的各种模型和函数;②这种集成方案支持32位或64位的windows、linux操作系统;③这种集成方案在数据交换、错误捕获等方面表现不错,并且支持sas format。同时该种集成方案的缺点有:需要购买 sas/iml(9.22版本或更高版本),成本高。 (2)通过 sas model manager 将r模型导出生成的pmml文件翻 译成sas代码。predictive model markup language(pmml)是由数据挖掘小组(data mining group,dmg)牵头,众软件厂商共同研究制定的一套用于表示模型的标记语言,目的是为了在不同软件产品之间实现模型的共享。这种集成方案的优点有:①可以将生成的sas代码快速集成到各种基于sas开发的应用系统中;②可以将r模型和sas模型进行预测性能方面的比较;③可以对r模型和sas模型进行性能监测。同时这种集成方案的缺点有:①需要购买 sas model manager(12.1版本),成本高;②sas model manager目前也仅支持几种常用的pmml模型。 (3)通过宏 proc_r 实现在sas里面提交r代码。proc_r 于2012年发表在 journal of statistical software 上,是一位华人 wei xin 在美国罗氏制药公司工作期间发表的,是使用了管道技术以批处理的方式执行r代码。这种集成方案的优点有:①因为r代码本质上是在r里运行,所以全面支持r的各种模型和函数;②不需要购买 sas/iml,成本低。这种集成方案的缺点有:①只支持 windows 系统,但是使用者如果有一定编程功底,可以将源代码改造成linux可用的版本;②数据交换通过 csv 文件实现,可能不支持 sas format;③这种集成方案在错误捕获等方面略弱。 (4)将r生成的神经网络和决策树模型翻译成sas代码。用 r 建神经网络模型,然后将模型翻译成 sas 语言格式的评分代码,并在sas 里对新数据进行预测。这种集成方案的优点有:①可以将生成的sas代码快速集成到各种基于sas开发的应用系统中;②这种集成方案在windows和linux操作系统上都是可行的;③不需要购买sas/iml或者sas/em,成本低。这种集成方案的缺点有:①这种集成方案目前只支持神经网络和决策树模型,应用范围相对较窄;②这种集成方案是无法处理自变量取值缺失的情况。 2 结论 本文从学生、老师和学校三个方面对sas与r两种统计分析软件的问题以及特点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有效解决两种软件各自问题的对策——集成。软件各自出现的问题来自各自软件的特点,集成综合两种统计分析软件的优点,可解决两种软件各自在使用中出现的问题,研究结果给以后统计分析软件的集成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依据。针对学生,老师以及学校需求的多样性特点,列举出了4种可行的集成方案,各高校可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集成方案以达到学校的实际需求。 统计研究论文:档案行政管理相对人研究文献统计分析 档案行政管理相对人研究文献统计分析 1 学科类别与研究层次 文献仅涉及行政法及地方法制(32篇)与档案及博物馆(26篇)两个学科。全属社科领域,其中,实践性研究的行业指导(37篇)比例,高于属于理论性研究的基础研究(17篇)37.04%。有3篇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占到了全部文献的5.56%。 2 发表年度 从文献的年度分布上看,54篇文献分布在22年间,年均2.5篇。最高值10篇,中位数5篇,众数1篇(6个年份)。具体情况见下表: 从上表可见,文献发表情况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1年至1996年,研究冷清,关注度低;第二阶段从1997年至2006年,研究相对平稳,关注的持续度稳定;第三阶段从2007年到2012年,研究趋热,关注度提高。 3 期刊分布 从期刊的分布上看,54篇文献分布在21种期刊上,刊均发表文献量为2.6篇。其中,档案学期刊15种,占21种期刊的71.43%;发表文献46篇,占54篇文献的85.19%。在15种档案学期刊中,档案学核心期刊11种,占全部21种期刊的52.38%;发表文献41篇,占全部54篇文献的74.1%。在档案学核心期刊中,发文2篇以上的有:《档案管理》19篇、《四川档案》6篇、《中国档案》5篇、《档案》3篇、《山西档案》2篇。档案学期刊,特别是档案学核心期刊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度远高于非档案学期刊,其中,《论文联盟//档案管理》以19篇的载文量(占全部文献量的35.19%,档案学期刊文献量的41.3%,档案学核心期刊文献量的47.5%)成为这一研究中核心的核心。 4 作者与作者单位 从文献作者分布看:54篇文献中,署名的46篇,共涉及作者30人,其中,发表文献在2篇以上的4人(黄志勇12篇、刘东斌4篇、吴雁平3篇、陈忠海2篇),发表文献21篇,占全部文献的38.89%,成为这研究的核心作者。在署名的46篇文献中,合著6篇(3人合著2篇,2人合著4篇),合作率13%。 从作者单位分布情况看:54篇文献中,署明作者单位的43篇,作者分别来自26个单位,2个单位合作发表的文献2篇,其他均为一个单位的作者所撰写。在26个单位中,档案行政管理部门13个,占单位数的50%;高校10个,占单位数的38.46%;其他单位3个,占单位数的11.54%。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度最高,高校次之。 发表文献在2篇以上的有:福建省大田县档案局(12篇)、河南省濮阳市档案局(4篇)、河南省开封市档案局(3篇)、郑州大学(2篇)、河南大学(2篇)5个单位,以不到单位数20%的比例,发表了超过署明单位文献总量50%的文献,成为这研究的核心单位。 5 中文关键词 在中文关键词中,54篇文献涉及前60个关键词中,使用频率在2次以上的有:档案(6篇)、行政执法(6篇)、档案行政管理(4篇)、依法行政(3篇)、档案行政执法(2篇)、执法(2篇)、档案行政管理部门(2篇)、监督(2篇)8个。直接与“档案行政管理相对人”相关的有:档案行政管理(4篇)、行政管理(1篇)、管理对象(1篇)。“档案行政管理相对人”并不是这些文献研究的重点与主要内容。主要内容一偏重档案执法,二偏重档案法制,三偏重档案行政管理。 6 结语 根据上述分析,整个研究文献的学科集中度高,重叠率低;研究偏重于实践;相当一部分文献出自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者之手;2010年前,研究活跃度不高并有中断;2011年起,关注度开始增加,活跃度大增;研究已经产生了一些核心研究者,研究者的区域性分布明显;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对此问题的关注度与研究热情高于高校与其他单位。但整个研究的专指性不高,真正以“档案行政管理相对人”为研究对象与内容的文献还没有。这一问题应该成为档案行政管理研究的重点。 统计研究论文:数学建模在农业院校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一 引言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定量研究随机现象规律性的数学学科。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已广泛引用于农业院校各专业的科学研究中。目前中国的农业院校都开设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虽然课程概念比较抽象,计算繁杂,学起来较困难,但这是应用性最强的大学数学课程之一。不过近年来,伴随着高校课程改革,高等农林院校本科生教学计划中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的教学学时不断减少,所以必须对此课程的教学方式和方法进行改革。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创办于1992年,每年一届,目前已成为全国高校规模最大的基础性学科竞赛,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数学建模竞赛。随着竞赛的推广,数学建模被越来越多的教师与学生所熟悉。所谓数学模型,是指现实世界中的实际问题用数学语言表达出来,即建立数学模型,然后求解,以此解决现实问题的数学知识应用过程。将数学建模运用于数学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洞察能力、联想能力、数学语言翻译能力、综合应用分析能力和创新能力,此教学模式的运用切合新时代培养通专并用,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的需要。笔者认为,在当前的概率论和数理统计课程中可适当增加数学建模思想,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应用能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这也是本论文的切入点。 二 农业院校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中学与大学数学教育内容的脱节 中学课改后的毕业生开始进入大学,课程改革中对数学课程的知识范围和要求改动了很多,学生们已经学习过部分概率论的知识,但中学时学习概率的思维方式与大学数学不同,很多学生依旧用中学的学习方式学习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造成了他们学习上产生挫败感。 2.教师的教育观念缺乏与时俱进 大部分大学数学教师并没有意识到中学课程改革对这门课程和学生们的影响,依旧按照传统教学方式讲授,注重定理、推论、证明、计算,而新一代的大学生很难快速适应新的学习方式,所以增加了学生的学习难度。 3.教学内容缺乏应用性 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教学过于强调基本理论,缺乏对农业科学的交叉性应用研究。农科专业的学生普遍感觉学数学对将来的生活工作没有用处,所以导致学生缺乏学习的动力和兴趣,只是为了通过考试而学习。 4.考核方式过于死板 多年来,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考核方式始终一成不变,偏重于期末的闭卷考试,试卷主要考查计算和一些固定模式的应用题型,导致学生死记硬背、应付考试,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创新兴趣。 三 建模思想在概率论和数理统计课程上的应用 针对以上问题,建议改革教学方式,通过引入数学建模思想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1.改变教学内容,增加应用型教学的引入 首先,提倡教师了解中学课改中影响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内容,充分利用学生已学过的概率论知识,避免重复教学,但要强调中学数学与大学数学不同的思考方式。在教学内容中吸收和融入与实际农业科学研究问题有关的应用性题目。历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题目中不乏农科专业相关的题目,如“作物生长的施肥效果问题”(1992年a题)、“dna序列的分类问题”(2000年a题)、“葡萄酒的评价”(2012年a题)等。这些题目都与现实农业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在解决这些问题过程中能很好地锻炼学生自主地、能动地认识、理解问题的能力。 但是,如果直接把数学建模的题引入日常教学中,将面临下列问题:(1)数学建模竞赛的题目一般是涉及面很广,需要很多专业知识和良好的数学功底,而农科院校的学生的数学基础薄弱,在没经过培训的情况下解决竞赛题目困难较大;(2)要较好地解决建模题目需要大量的时间,这在课时有限的概率论与统计课程中不可能实现。 上述两个问题的解决思路:(1)如果直接运用竞赛原题,可以把重点放在(1)(2)两个比较简单的问题上,删除题目中与这两个问题没有关系的条件,或简化题目背景以适应课堂教学;(2)引入一些数学建模集训小题目,这些题目类似于课后习题,但实用性更强,甚至可以留作课后作业,引导学生分组讨论,学生共同完成。 2.改变教学方法,引入相关教学统计软件 教学方法方面,重心不能一味地放在定理、证明、计算上,应抛弃“满堂灌”的教学方法,采用启发、归纳的教学模式,通过建模思想的引入,使学生由浅入深、由直观到抽象地认识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在实践中的应用,真正掌握数学概念和方法,并从中获得学习上的乐趣。 数学实验课在农业院校中开展的相对较少,大多以选修课的形式出现,笔者建议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中安排1~2次实验课,讲授统计软件的应用。随着近代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软件技术日益成熟,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中很多计算问题都可以借助于软件操作。农科高校的学生普遍计算能力不强,尤其是建模例子中的数据样本量比较大,计算过程复杂,学生手算起来比较困难。现有的统计软件,如sas、spss等世界通用的软件,可以解决较大数据量的概率与统计方面的题目,如数据处理、数据拟合、参数估计、假设检验、方差分析、回归分析等问题,而且一般的菜单操作就可以解决这类问题。学生学习一些简单的软件应用,可以增强他们的应用意识和动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反过来促使学生主动学好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理论知识。 3.改变学习观念,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建模思路的引入,能有效改变大学生的“数学无用论”。作为教师,我们应根据课程的主要知识点,与相关专业教师加强交流合作,搜集整理大量的农科专业问题,并用建模的方法进行解决。当然,课程的教学不一定都需要完整地解决一类问题,只要题目背景来自农科专业或采用农科数据,就能在很大程度上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他们知道将来的学习和生活中确实能用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相关知识。 4.改变考核方式和方法 概率论和数理统计是一门实用性较强的学科,特别是数理统计方面的题目,若采用传统的阅卷考核方式考查,只会导致学生用死记硬背、题海战术等方法应付考试,导致学生被动学习,缺乏学习的兴趣。 针对这种现象,笔者认为应让学生在实际中学习,并将所学归还于实际。因此老师平时布置作业时应布置一些实践题型,让学生自己学会去思考。关于考核形式的改革,为了达到“以教为导,以学为主,自主解决”的教学目的,在期末检测时,应采用期末考试(50分)+论文(30分)+平时成绩(20分)的考核方法,其中课程论文要求学生自己找问题,建立模型,利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知识解决问题。这样既考查了学生对理论的掌握程度,又能将理论应用于实际中,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更加重视知识的综合运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笔者曾在教学班级中做过类似的尝试,即鼓励学生将建模的思想用到课程学习中,获得了明显的效果。 四 结束语 在概率与统计教学中引入数学建模思想,不但搭建起了概率与统计知识与农科应用的桥梁,而且让学生找到了自己动手收集、分析数据、建立模型、解决实际问题的乐趣,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从而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统计研究论文:县乡统计方法制度改革研究 【摘要】我国县乡统计方法制度经历了几次变革,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 经济 发展 ,现行的县乡统计体系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笔者认为,为满足经济发展需要,县乡统计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关键词】 抽样调查 统计指标 普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统计方法制度伴随着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从单一的全面统计到主要指标的抽样调查,从产品的实物量统计到价值量指标的 计算 ,从相对独立的专业统计到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转换,比较系统的全面的反映了各个时期各个地方经济发展的特征和现状。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多元化产业发展,各级领导和各界对统计信息的需求与日俱增,对统计信息的依赖越来越大,传统的统计体系已不能适应。县乡现行的统计体系的问题逐渐显示出来了,所以当前加快统计方法制度改革的步伐意义重大、任务艰巨。目前,县乡统计工作的现状如何,统计方法制度存在哪些主要问题,怎样摸索出一套适应县乡实际的统计指标体系和行之有效的调查方法。本人作为一名在基层工作多年的统计工作者,在这里作些初步探讨。 一、县乡统计工作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一)统计方法单一,适应性不强 统计方法制度的改革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活动朝着多元化、多样化、复杂化的方向发展,统计对象、统计指标、调查方法、工作方式都将要发生深刻的变化,完全依靠传统的统计制度、统计方法已经无法准确、及时、全面地获得党政领导和社会各界所需要的各项统计信息。 (二)统计法制建设落后 统计法制建设的落后已严重的影响了统计事业的健康发展。统计法纪的松弛已造成统计数据的严重失真。各级党政部门、企事业单位实行目标管理以来,统计数据与单位或个人利益密切相关,人为干扰数据上报的现象时有发生。 二、统计方法制度改革的建议 目前,我国正进行改革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更需要改革,只有不断提高统计的 科学 性、准确性、时效性,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有力的统计保障。统计部门必须抓住这样的大好机遇,大力推进统计方法制度改革,以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进一步改革完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加快统计调查方法、体系改革的步伐。 (一)改革统计调查方法制度,建立科学适用的统计调查方法体系 改革统计调查方法,要合理调整普查周期,降低普查频率,在10年内进行6次普查,本人认为次数过多。因为普查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如果重叠和冲突比较多,地方基层统计部门难以承受,要将相应普查归口合并后,至少要间隔2年以上进行一次普查,要把普查和年报及抽样调查结合起来,并使普查担当起检查、校正相关统计数据的角色,避免虚报、瞒报的现象。还要精简全面统计报表指标,充分发挥重点调查的作用。要本着减轻基层负担的原则,对那些过时的、用处不大的指标,要从统计指标体系中删除。凡是能够通过抽样调查取得的指标,就不再布置全面报表。同一个指标不能由不同专业不同部门重复布置层层上报。 (二)改革统计报表制度,优化统计指标体系 目前,统计报表及指标各级层层加码,增设指标和表种,基层报表十分浩繁,负担十分沉重,然而由于条条管理造成的各种报表不兼容,虽然有庞大的数据资源却不能充分利用和发挥作用。因此需要大量精简指标,设定国家调查指标。首先:是精简不常使用的和在基层难以取得的可靠数据的指标,例如:乡村从人员按行业分组分的太细,应改为从事一、二、三产业劳动力人员数;农用化肥施用量、农用柴油使用量、农药使用量等农业生产投入指标可放入《 农村 住户方案》中进行调查。二是:要强化可持续 发展 方面的统计,充实和完善反映节能、环保等约束性指标。三是:做好统计报表分流工作,国家统计局应着重抓宏观调控所需要的统计指标,把大量属于部门、地方的统计指标从国家统计指标体系中精简下来,部门统计也是统计工作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积极利用有关部门的统计资料开展 科学 推算。 (三)改革统计管理体制,建立新的国民 经济 核算体系 我们的统计管理体制,在业务上以上级政府统计机构领导为主,在行政上受同级人民政府的领导,这种管理体制由于受经费、人事、职位升迁等因素影响,实质上是同级政府领导为主,这就很难避免人为干扰数字的现象发生,一级骗一级的统计浮夸之源。如果统计机构的设置和隶属关系垂直管理。由此可堵住统计数字的假源。 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计算 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来源不足,除一、二产业的资料相对齐全外,三产业资料分布在众多的部门内,统计资料取得既无全面性也无准确性。要对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一步进行修订和补充。一、在机构分类中,要按经济成分对 企业 部门进行分类,从数量上反映多种经济成分在整个国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及变化情况。二、调整基本核算表之间以及基本核算表与账户体系之间的关系,细化经济账户体系结构,规范基本核算分类。三、根据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建立社会、 自然 资源和环境核算框架。 (四)加强统计法制建设,强化统计监督职能 要使统计工作健康、顺利发展,必须有法制工作做保障。在统计立法方面,建议修改《统计法》有关条款,《统计法》中应规定乡、镇政府设置配备专职的统计人员。《统计法》的经济处罚只处罚企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而不能对国家机关单位实施处罚,所以要在《统计法》中加大对行政机关单位的处罚力度,明确经济处罚额度。 要加强统计法制建设,首先,必须加大《统计法》的宣传力度。宣传工作是获得社会支持与配合、搞好统计执法的前提,特别要提高各级领导和广大统计人员的 法律 意识。其次,是要加大处罚力度。做到违法必究,执法必严,要综合运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加大处罚力度,提高《统计法》的震慑力,县级统计局要配备经常性的执法人员,开展经常性的统计执法监督工作,对违反统计法的单位和个人要坚决依法处理,特别是对参与统计违法的领导,一经查实,必须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从重、从快、从严处理,决不手软。 (五)做好统计服务工作,全面提升统计服务水平 做好统计服务工作是统计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统计服务观念的强弱,统计服务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统计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加强统计工作者自身统计服务能力的建设,提高分析写作能力,提高数据解读的能力,提高调查研究的能力,积极为社会经济发展出谋划策。要拓宽统计服务领域,提高统计服务质量,要围绕各级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和各级党政领导的要求,及时为领导决策提供所需的统计数据和统计分析,要针对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问题,设立统计对外服务窗口,为社会大众提供有效服务。 统计研究论文:统计数据质量控制问题研究 论文摘要:随着 社会 主义市场 经济 的不断 发展 ,统计失实的的现象日渐严重,统计工作者应当本着对本职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进行全过程的、全员参加的、以预防为主的统计数据质量控制。要尽可能采用 计算 机处理统计资料,最大限度的减少人工参与,加强对统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和专业水平培训以及加大统计执法力度等,以保证源头数据的准确性,使我们的统计工作更好的地为 现代 社会经济服务。 正 文 现代经济正步入以世界统一市场为标志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轨道, 企业 的成败,取决于信息获取、识别、处理、转换、传递的准确性、效率与速度。因此,信息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也将愈来愈显著。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入wto,企业要能在国际国内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与此同时发展,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健全的高效的信息系统,以满足企业经营管理决策所需的各种内外信息。因此,作为提供信息的企业统计必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对我们***系统来说,随着“大企业、大市场、大品牌”的形成,以行政区划为单一的卷烟市场割据将很快被打破,搬掉门槛推倒墙是大势所趋。再下一步就有可能是***专卖法的取消,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行业也将马上面临着国际国内激烈的市场竞争。想在这种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发展,必须要有一支能够为企业的决策和管理者提供准确数据的素质过硬的统计队伍。 近年来,我国统计工作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现有的统计数据,基本上还是能够反映客观实际的。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结构复杂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再加上体制转化过程中经济秩序混乱,人为干扰增多,因而搞准统计数据的难度也就日益增大,统计失实的潜在危险性也就日渐严重,并将逐步暴露。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要始终不渝地把提高统计数据质量 问题 ,摆到统计工作的首要位置,并采取综合治理措施,切实抓紧抓好。下面就统计数据质量问题谈谈自己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统计数据质量控制的意义 企业统计的目的是为企业经营决策管理提供统计信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营决策极具风险性,风险产生于不确定性并由不确定性程度决定风险的大小,而不确定性又与信息的准确和及时程度直接相关,信息愈准确及时,不确定性愈低,反之,亦然。所以,准确性和及时性是对统计资料的两项基本要求。其中,准确性的要求是第一位的,是统计工作的生命。它确定着统计资料是否有效和价值的高低,是衡量统计数据质量的根本标志。准确可靠的统计数据,便于决策和管理者正确地把握形势,客观地剖析问题,从而作出 科学 的决策。反之,有水分的、失实的统计数据,相互矛盾的统计数据,给决策者以错误的信号,将会误导决策和调控,对企业的发展将会造成重大损失。因此,统计工作者必须以对本职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以统计数据为对象,以消除统计数据的差错为目标,千方百计搞准统计数据,达到强化统计数据质量控制的目的。 二、常见的统计数据质量问题及 分析 (一)、数据虚假 这是最常见的统计数据质量问题,也是危害最为严重的数据质量问题。这类统计数据完全是虚构的杜撰的,毫无事实根据。造成统计数据虚假的因素多种多样,比如,有意虚报,瞒报统计数据资料,指标制定不严密,统计制度不完善,不配套等。 (二)、拼凑的数据 这种数据是把不同地点,不同条件,不同性质的数据在收集、加工、传递过程中,人为地拼凑成同一时间、地点、条件和性质下的同一数据。这种东拼西凑的数据,虽然分别有事实根据,但是从整体上看数据是不符合事实的,其性质与数据虚构相同。 (三)、指标数值背离指标原意 这是由于对指标的理解不准确,或者是因为指标含义模糊,指标计算的随意性大等原因造成的数据质量问题,表现为收集整理的统计数据不是所要求的统计 内容 ,数据与指标原意出现走样,面目全非。 (四)、数据的逻辑性错误 这是指统计资料的排列不合逻辑,各个数据、项目之间相互矛盾。例如,企业卷烟库存商品中主要的组成部分是省产烟、省外烟、国外烟,如果企业报送的统计资料中,卷烟库存商品总金额显著下降,而省产烟库存金额大幅度上升,省外烟和国外烟库存金额只是持平或只有小幅度的下降,这就存在矛盾,表明数据有逻辑性错误。 (五)、数据的非同一性 它是指同一个指标在不同时期的统计范围、口径、内容、 方法 、单位和价格上有差别而造成的数据的不可比性。例如,2003年的统计资料中不含税价在30元以上的卷烟为一类卷烟,而在2004年的统计资料中,不含税价50元以上的卷烟为一类卷烟,如果在此基础上来比较两年的一类卷烟的销售量,而得出一类卷烟销售量大幅度下降的结论显然是不合理的。 (六)、数据不完整 这里指调查单位出现遗漏,所列项目的资料没有搜集齐全,不符合统计资料完整性的要求。数据不完整,就不可能反映 研究 对象的全貌和正确认识现象总体特征,最终也就难以对现象变化的 规律 性做出明确的判断,甚至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七)、统计手段和统计分析落后 目前 许多企业统计工作仍处于手工状态,很原始!即使采用计算机也仅仅是减少工作量去做一些汇总、指标计算,并没真正引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和 网络 技术。所做的统计分析也局限于事后分析,即对统计数据进行单纯的讲解说明;不能利用网络技术实行信息共享等方式进行事前分析和预测。换句话说,“统计预测”这一职能根本没有发挥作用,缺乏对信息的收集、综合和系统化。 此外,常见的统计数据问题还有计算错误、笔误等。 可见,统计数据质量问题既可能是来自于设计阶段,也可能是来自于统计资料的整理阶段。 三、统计数据质量控制方法 (一)、统计数据质量控制的原则应当是全过程的、全员参加的、以预防为主的数据质量控制。 首先,统计数据质量控制要贯穿于统计工作的全过程。每进行一步,都要对已完成的工作进行检查、对已发生的差错及时进行纠正,做到层层把关,防止差错流入下一个工作环节,以保证统计数据的质量。其次,参加统计数据质量管理和控制的人员应当是全面的。全体统计工作者都要树立数据质量意识,各个主要的工作环节都要落实专人负责。统计数据质量的好坏,是许多工作和许多统计工作环节质量的综合反映,牵涉到统计工作的所有部门和人员,因此,提高数据质量需要依靠所有统计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决不是单纯靠某一个部门或少数人所能搞得好、抓得了的。只有人人关心数据质量,大家都对数据质量高度负责,产生优质的统计数据才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因而,统计数据质量控制要求把差错消灭在它的形成过程中,做到防检结合,以防为主。这就要求有关人员在质量控制中具有超前意识,抛弃那种出现了统计数据 问题 才想办法解决问题的被动的局面。 实行全员性的质量控制,就要把统计数据质量目标及其关键交给广大统计工作者,落实到每个工作岗位,使每个岗位都有明确的工作质量标准,做到合理分工、职责明确,职责越明确,数据质量控制就越有保证。 (二)、统计设计阶段的质量控制 统计设计是统计工作的首要环节,统计数据质量的好坏,首先决定于这个过程,它是提高统计数据质量的前提。如果设计过程的工作质量不好,就会给统计数据质量留下许多后遗症。设计过程的质量控制需要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1、正确规定统计数据质量标准。数据质量标准是指根据不同的统计目的对统计数据精度所提出的要求。满足统计目的精度的统计数据就是准确的,高质量的统计数据。首先要作充分的调查,系统地收集市场和用户对统计数据的反映和实际使用效果的情况;其次要 分析 研究 过去统计数据的主要质量问题,找准统计数据质量控制的主攻方向;最后要进行反复论证,考虑到统计工作中实际能够达到的水平。 2、合理设计统计指标体系及其 计算 方法 。 统计指标设计得是否合理,也是 影响 统计数据质量的因素之一。采用统计报表搜集资料,首先要实行标准化管理,制定的指标要符合统计制度的规定,范围要全,分组要准,指标涵义的解释和计算方法要精确;其次要对统计报表的设计、颁发、填制、汇总的全过程实行全面质量管理。 (三)、资料整理鉴别阶段的质量控制 统计资料整理鉴别阶段出现的差错是统计数据质量问题的重要方面。如果资料不准确,就会影响结论的正确。因此,要特别注意审查资料的可靠性和适用性,要弄清楚统计指标的口径范围、计算方法和时期时点。对于口径不一致或不完整的资料,需要进行调整、补充;对于相互比较的资料,必须要注意有无可比性;一旦发现数据有严重的质量问题,应进行核实,避免有质量问题的资料进入汇总处理阶段。总之,对搜集到的资料,经过鉴别推敲、核实审定、使之准确无误,才能使统计数据的质量得到保证。 (四)、人为错误的质量控制 1、尽可能采用计算机处理统计资料,同时提高统计分析水平。 计算机作为当今 社会 不可缺少的高 科技 产物已渗透到我们生活、工作中的各个环节。运用计算机整理、汇总统计资料,速度快、效果好,其优越性是手工整理无可比拟的。现在国内大部分著名 企业 基本上实行 网络 化、全球化,利用网络资源了解世界先进行业信息,采用 科学 先进的统计分析方法和手段,进行横向、纵向对比,找差距挖潜力,努力赶超世界先进企业。要能够写出有一定深度的统计分析预测报告,系统、全面、科学地去挖掘利用网络资源和从市场取得的第一手资料,完善整个分析、预测手段方法和过程。但是,也应重视计算机处理数据的质量问题,提高计算机数据处理的关键在于提高录入数据的可靠性。 2、统计工作者本身应提高自身素质。 统计人员没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没有跟上 时代 及时进行知识更新,不善于统计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写不出有一定深度关于本企业某一方面对决策层有 参考 价值的统计分析报告。因此,对统计人员应该加强培训工作,企业内部应建立配套的培训机制,对每一层次统计岗位实施针对性的培训,必要时到企业外请有关专家学者授课,或到相关先进单位进行考察 学习 ,做到取长补短。统计工作者本身也应该努力学习统计知识,钻研业务,不断提高统计业务素质和水平,杜绝因业务不熟悉而造成的数据质量问题。 3、加强对统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培训。 目前 ,上级部门下达计划和各类政绩考核对统计数据干扰不可低估。有些地方,以是否完成计划和各类数据的高低作为考核地方政绩的依据,导致很多下级部门所报的统计数据高于计划数或持平,这并不是计划部门的计划多么精确合理,而是说明某些统计对象或统计部门受某种利益的驱动而使统计数据的质量得不到保障。当然,数据不真实、不准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统计人员的思想道德对统计数据的影响是很大的。这就要求我们加强对统计人员的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 教育 ,要求每一个统计工作者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认真对待每一个统计数据,如实地反映情况。 4、加大统计执法力度,保证源头数据的准确性。 统计部门今后应在加强统计信息工程建设的基础上从数据采集的圈子中跳出来,重点加大统计执法检查,对弄虚作假的单位要坚决严肃查处。在立法上,罚款数额应该大幅增加,以威慑统计违法者,逐步建立全社会的统计诚信体系。 以上是本人对统计数据质量控制的一点肤浅的认识,旨在唤起统计部门和广大统计工作者更加重视统计数据的质量,抵制统计上弄虚作假的行为,提高统计数据的质量水平,使我们的统计工作能更好的地为 现代 社会 经济 服务。
优秀管理论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学生管理工作 摘要:经历了五千年的沧桑变幻,中华民族形成了深厚的文化积淀,浓重的文化底蕴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将对高职学生的管理工作提供有价值有意义的思想指导。本文将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内含的教育理念和学生管理思想,认真探讨新时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学生管理工作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指出新时期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学生管理工作的途径。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职院校;学生管理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学生管理思想 1.以人为本。早在三千年前,我国就已经显现出以人为本的思潮,西周时期三龙拥护一人的图形就展现了人的重要性,后来儒家思想也对这一理念非常推崇,成为统治阶级的重要执政思想之一。以人为本的理念在教育行业同样适用,即以学生为本,充分满足学生的需要,了解并尊重每个学生,实现教育的初衷。2.因材施教。孔子的弟子众多,但孔子坚持挖掘每个学生的特质,根据不同学生的性格和兴趣差异给予不同方向的引导,使学生们都能够发挥自己最大的优势,这一点是非常值得现代教育学习和借鉴的。3.修身正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传统文化对每个七尺男儿提出的要求,做好自身的管理是闯荡事业治理国家的基础,是现代教育对教育者提出的要求。儒家文化特别强调正己的思想,所谓正人先正己,教师的模范作用能够给学生健康三观地形成带来显著影响,因此修身正己的观念应该铭刻在每个教育者的心中。4.赏罚分明。早在先秦时期,法家就特别重视奖赏和处罚制度,这一观点随着我国朝代的兴替一直传承下来,成为有效的统治工具。赏罚分明在教育行业有非常恰当的应用,尤其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教育者应该通过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和赏罚机制规范学生言行,引导学生走向正轨。 二、新时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学生管理工作的必要性 1.有利于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与教育行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尤其在人口基数较大的中国,教育观念对整个社会的舆论走向和价值取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我国五千年历史的精华,将其融入高职学生管理之中有助于使学生形成正确的教育观念,有利于指引我国教育行业形成端正的价值观念。2.有利于培养高素质优秀人才。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应用于高职学生管理之中,不仅能够指导教学观念的树立,也能够发挥从上至下的作用,教育出道德品质健康发展的优秀人才。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渗透能够帮助高职学生在复杂的互联网时代守住初心,更快地适应大量的信息冲击,形成良好的品质。 三、新时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学生管理工作的途径 1.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以人为本的优秀文化精华要求高职学生管理中以学生的发展为宗旨,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一方面高职院校应提升教学品质,完善学生的基础生活设施,提高学生对高职院校的满意度;另一方面还要发掘学生精神层面的需求,帮助学生寻找自身的兴趣和优势,发现自我价值,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2.发掘学生的个体特色。因材施教的优秀文化精华要求高职院校的教师在进行学生管理时注重挖掘每个学生身上的闪光点,尊重学生的兴趣和选择,引导学生走多元化健康发展的道路。一方面高职院校可以设置不同类型的课程供学生们选择,让学生在自身爱好的指引下发展;另一方面要注意对学生进行选择上的指导,避免学生在多样的选择中误入歧途。3.发挥教师的模范作用。修身正己的优秀文化精华要求高职院校的教师在日常生活和教学中注重自己的言行,确保发挥正向的示范作用。一方面要不断学习汲取营养,增强知识积累,提升个人魅力;另一方面对待学生要做到言行一致,要严于律己,为人行事让学生信服。4.建立合理的奖惩体制。赏罚分明的优秀文化精华要求高职院校设立健全的学生管理规范,要对学生的优秀表现进行奖励形成正向刺激,对错误行为进行惩罚避免再次出现。此外,奖惩机制要把握好力度,针对不同学生的性格特点区分实施强制性的奖惩或缓和性的奖惩,以此优化实施效果。 四、结论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文化厚积薄发的作用开展逐渐展现,在教育行业更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出以人为本、因材施教、修身正己、赏罚分明的学生管理思想,新时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有利于高职院校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培养高素质优秀人才。因此,新时期高职院校应着重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发掘学生的个体特色,发挥教师的模范作用,建立合理的奖惩体制,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教育管理事业中发扬光大。 作者:余云龙 侯娜 刘洋华 宁廷国 姜德龙 单位:重庆能源职业学院 优秀管理论文:初探班级管理合格学生与优秀学生的评定 摘要:在职业学校的班级管理中,如何界定和评价“合格学生与优秀学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职业学校的学生无论从地域、学习能力、智力水平和家庭背景等方面与普通中学以及高中的学生都无法相提并论,所以评定中等职业学校里的学生是合格还是优秀的标准也不尽相同。本文结合合格学生与优秀学生的定义、作用以及班主任老师自己的实际工作经历,就如何运用评定“合格学生与优秀学生”这一方法加强班级建设和管理提出了一些想法和建议。 关键词:班级管理;职业;合格学生;优秀学生 一、“合格学生与优秀学生”的定义 从广义上来讲,合格学生是指能够完成学生应该完成的各项学习任务,且能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而优秀学生则是在合格学生中的拔尖生,德智体等方面都能为大家做表率作用的学生。对于我们中等职业教育学校的学生来说,不同的老师对学生进行的评价的标准和评价点可能不同,但无外乎是对学习成绩、平时表现、非专业素质等方面进行评价。在我们学校的的评价体系中更加注重学生的非专业素质方面的评价,在合格学生和优秀学生的评定中,非专业能力和素质占有很大一部分比例。 二、制定标准 第一,“合格学生与优秀学生”评定方法。“合格学生与优秀学生”的评定是对学生平时表现情况进行全方面的评价,实行扣分和加分制,基础分制为100分,在这基础上进行扣分和加分后的得分为该同学的最后考评成绩,每周(一)公布一次,一个月(四周)的累计分值即该月评定成绩。85-95分之间视为合格学生,85分以下视为不合格学生,95分以上视为优秀学生。第二,“合格学生与优秀学生”评定细则。根据学生的日常行为和违规违纪行为出现的频次制定扣分和加分的具体评定细则,以便在执行的过程中进行参考。 三、贯彻和执行标准 标准制定出来了,每位同学也都对标准及评定细则进行了学习,接下来就要进行贯标和执行标准了。在我的班级管理中是如何进行贯彻执行的呢?由班长,副班长,团支部书记和生活委员轮流值周进行考核计分汇总,每人负责第一,一周,将各班委(考勤员、纪律委员、体育委员等)和课代表及小组长的扣分记录进行汇总,核算出每位同学本周的最后得分情况,并在每周一在班级的微信群和QQ群里公布上一周的考核结果,如果值班班长不能按时完成任务则要扣值班班长的分数。第二,由生活委员和班长共同负责值日卫生方面的考核计分,出现问题班长和生活委员及小组长连带扣分。第三,由体育委员负责上课站队,间操站队,工服工鞋穿着方面的考核计分,出现问题班长和体委连带扣分。第四,晨检由考勤员负责考勤、病假和事假以及出入教室等情况的考核计分,出现问题班长和考勤员连带扣分。由纪律委员负责检查工服工鞋的穿着情况,出现问题班长和体委连带扣分连带扣分。第五,上课时有各科的课代表负责回答问题,出入课堂,提交作业,睡觉和玩手机等情况的考核计分,出现问题班长、学习委员和课代表连带扣分。 四、分数统计及公布 每周五所有班委、课代表和组长将自己的考核记录表汇总到值班班长处,由值班班长进行最终统计,周一在班级的QQ群和微信群公布上一周的统计结果,汇总表如表1。 五、存在的问题及应对措施 在刚开始执行考核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整体分数偏高或偏低的情况出现,这样班主任老师就要及时的引导,加大考核力度,召集所有执行班委开会研讨商定执行力度和调整分值,使合格学生和优秀学生的数量控制在目标比例之内。出现评定分值整体偏高的原因主要是各班级干部和课代表没有严格执行扣分原则,该扣分的地方没有扣分,这时班主任老师一定要对相应负责人严格要求,发挥连带扣分功能,使其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还有的同学会钻空子,例如某同学没有正当理由不到学校上课,正常应该进行请假,但他可能认为我旷课1天也就扣5分,请假也要扣4分,还不如我多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够补回扣掉的分数。所以班主任老师这时就要对事件扣分进行修订,如果不请假要加倍扣分等细则进行弥补漏洞。 作者:边辉 孙焕新 单位: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管理论文:优秀生管理教育强化措施 一、优秀生产生心理挫折的原因 优秀生发生问题的表现形式虽然是不同的,但是优秀生的心理挫折决不是以某个原因单方面造成的,而是几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即来自家长、学校、社会的不良影响,通过学生个性心理中的不利因素而引发的不良效应。 1.家庭教育的失误 家庭教育的失误主要表现在父母对孩子的期望过高、教育理念的缺失和教育方式的不当。绝大多数家长都期望自己的子女成绩“尖而又尖”,而且每个家长都认为自家孩子是聪明的,如果孩子不优秀的话,在亲朋好友面前觉得自己很没面子。作为优秀生,来自家庭的期望值越高,其心理压力越大,只有拼命地学才行,就在这样一种紧张、压抑的环境下被动地学习。 2.学校教育的失误 学校教育的失误主要表现在学习竞争激烈、学生负担过重,以及教师错误的教育观念方面。虽然实行素质教育已有一些时间,但学生依旧面临升重点班,升重点中学,升大学的问题,而且由于学校评价体系也注重升学率,各校可谓竞争激烈,但最后受累的当然是学生,更累的是优秀生,不仅要参加一轮又一轮的选拔和测试,还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老师、学校领导,特别是班主任对优生的思想管理教育不严,思想上偏信偏爱,往往为了维护三好生、优秀生的威信,对他们的表扬、批评缺乏辩证。如班里有几个学生一次中午隔栏买物,其中有个学生是三好生,当时我对其他几个平时表现一般的学生,当面进行了严厉批评,而对他只说了声“今后要注意”。我对三好生、优秀生往往是督促学习、交待工作多,思想上提要求少,总以为他们的觉悟高,表现好,能自己管理自己,对他们的思想变化重视不够,不能及时教育引导。班里有个班干部C同学,因为对他过分信任,放松了对他的要求,他与其他班的一名男生有了矛盾,结果他叫上班里几个男生与那名男生打架,违反了学校纪律。 3.社会环境中的负面影响 电脑游戏机已渗入到我们的生活,电视节目也日趋丰富,而这些也越来越多地对我们的孩子产生负面影响,经常一些优秀学生听到差生们在谈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就会怦然心动,很难静下心来看一本好书,完成一道习题,游戏机、电视机等对这些优秀学生的诱惑也很大。考试选拔人才制度有其公平性、科学性,但过分强调分数到“考考考,老师法宝;分分分,学生命根”的地步,只用分数对一个学生进行评价,给孩子带来了很大的精神压力,优秀生由于背负的“期望值”较高,因而受到的心理挫折往往更多一些,在过分焦虑的情况下可能会无法潜心学习,进而对学习产生反感、厌烦情绪。 4.学生在自身成长过程中产生的烦恼和困惑 学生在自身成长过程中会有许多烦恼。他们的内心世界比较丰富,他们的内心需求都很强烈,而当这需求得不到满足时,更会产生许多烦恼与困惑。大部分优秀生有着很强的虚荣心,过分追求完美。虚荣心就是以不适当的虚假方式来保护自己自尊心的一种心理状态,也是自尊心过度的表现,是为了取得荣誉和引起普遍注意而表现出来的一种不正常的社会情感。这些优秀生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对自己期望和要求过高,稍有一点儿事情做得不够好,便惴惴不安,严重的甚至出现强迫症症状。这些优秀学生过于追求完美的特征使得他们总想给人留下好印象,因而很在意他人的评价,使他们在与人交往中对自己的举止反复考虑会不会有什么偏差,使自己很不轻松。事物总是处于发展变化过程中,品学兼优的学生也不例外,如果放松对他们的管理教育,他们也会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因此,对三好生、优秀生的管理教育,必须加强。 二、帮助优秀生战胜心理挫折的措施 1.协调孩子家长的关系 爱,就是教育,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每位学生需要师爱,更需要父母的理解和关心,尤其是优秀生,父母的爱能让他们动心动情。家长对孩子一定要公平评价,要引导孩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学科考试成绩只是孩子学习状况的一个表现,绝非唯一的衡量标准。家长也要加强和学校教师联系,孩子有什么特点,遇到什么事情,要及时向老师反映,以求得老师的配合。家长要支持老师的工作,老师布置学生做的事情,家长要监督孩子完成,对于学校组织孩子参加的活动,家长也应该热情支持。因为通过这些活动可以使孩子开阔视野,增强孩子独立活动的能力。 2.要把握好“严”与“爱”的尺度 老师特别是班主任在培养优秀学生和树立典型时,要注意全面了解考察,做到心中有数。不能把一些道听途说来的消息作为处理问题的依据,更不能凭一时一事的印象一锤定音。“严是爱,松是害”。对优秀学生的管理教育,要爱护其学习、上进的积极性,要从有利于其健康成长出发,对他们严格要求,做到严得合理,爱得真诚,做到放心不能放松,表扬不忘批评。既要防止超越客观实际和优秀生思想接受不了的要求的“严”,使其感到无所适从,挫伤其积极性;又要反对放松管理,搞迁就姑息的所谓“爱”,助长他们一些不良思想的滋长。 3.加大与社会的互动,提高教育合力 首先,社会要坚持正确导向。必须理直气壮地弘扬正气,弘扬高雅,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其次,营造良好社会环境。净化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加强少儿传媒、未成年人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青少年文化产品和青少年教育活动阵地建设,发挥文化科技体育设施的教育功能,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社会文化条件。再次,开展社区教育活动,如参观访问本地历史文化纪念地,组织当地老干部、老党员、劳模、英雄给学生作优秀事迹报告等。 4.学校开设心理健康课程,进行心理素质教育 要使优秀生摆脱这种状况,还必须对他们进行心理健康的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实际上是健康的生活观的教育,也是正确的社会观的教育。因此我们要借助各种力量开设心理健康课程,对孩子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如向孩子介绍报刊上心理健康栏目;请社会典型人物来校作报告,运用榜样的激励作用陶冶学生心灵;宣传心理咨询服务电话,鼓励学生接受社会心理服务;请心理咨询组织的人员来校为学生开展咨询活动等。综上所述,只有科学育人,才能提高优秀生健康的心理素质,最终使他们成为具有独立、自觉获取知识的智能,对周围世界具有强烈的求知欲,有敏锐、深刻的认识能力;对环境有机敏、灵活的应变、应激能力;善于协调人际关系,对人理解、尊重、宽容;具有健康的竞争心理,具有承受挫折、失败的良好心理素质,不嫉妒他人的成功;具有奉献精神和责任感;以及优良的意志品质、坚强的自信心和健全人格的优秀人才。 优秀管理论文:企业优秀人才思考管理论文 摘要:人才是当今企业竞争最关键的因素之一,如何留住人才是许多企业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要留住优秀人才应在建立新理念的基础上,靠事业留人、靠企业文化留人、靠职业生涯管理留人、靠优厚待遇留人,从而给优秀人才创造适合其发展的优良环境和平台。这样才能真正留住人才,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关键词:人才;竞争;激励;环境 企业间的竞争实际上是人才的竞争。当今企业间的人才之战硝烟滚滚,如何留住人才对各企业来讲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管理课题。导致企业人才流失的因素很多,有外部环境的诱惑,也有内部环境的影响。针对这些因素,企业管理者应该如何建立一个留住人才、留住人心的环境呢?笔者认为应该坚持以下几个方面。 一、留人应树立新理念 1.人力资本比财力资本更重要。财力资本靠人力资本推动才能增值,人力资本可以转化为财力资本。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才对企业的贡献率也越来越大,所以人才成了企业间争夺最激烈的资本。在美国,企业董事会中不带有财力资本的独立董事,已占到40%以上。当今世界强调能力、智力、智慧,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最佳动力源泉。 2.用好人比选好人更重要。左有伯乐,右有造父,前者会选马,后者会用人。有些企业总是认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而不注重开发本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不注重在自己身边发掘优秀人才。这种做法会严重挫伤自身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且浪费了许多时间和财力。只有将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才能使企业的每一个职工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对于特别有能力的人,更应该给他广大的空间和舞台,这样才会使优秀的人才不会有怀才不遇的感觉而流失。 3.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同等重要。当今人性中不能忽视“利益人”的特点,市场经济交换的实质是利益交换。在泰勒的科学管理时代,对于人的认识是:人是由经济诱因来引发工作动机的,其目的在于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经济诱因在组织的控制之下,因此,人往往被动地在组织的操纵、激励和控制之下从事工作;人总是以一种合乎理性的、精打细算的方式行事,力图用最小的投入取得最满意的报酬;人的情感是非理性的,会干预人对经济利益的合理追求,组织必须设法控制个人的感情。根据这种关于人的观念,企业必须对员工实施严格的外部监督,同时运用物质刺激手段来强化其积极性。 当然我们不排除其他方式例如精神激励为主的优越性。现代社会学也认为,人的需要是分层圈的:第一层圈是“生存”,第二层圈是“交际”,第三层圈是“发展”。相应地剖析留人的三种途径———高薪、感情、事业,我们发现,如果忽略了“生存”,也就是薪水问题,任何“事业”都是空中楼阁。但忽视了感情和事业,留人也很困难,因为人毕竟是有事业追求的。 二、留人应重视“四靠” 1.靠事业留人。人才流动的方向一般都是哪里最能发挥人的潜能,人才就往哪里流动得越多。企业有前途、事业喜人,人都愿意留下。真正意义的人才注重的是自己的成长和发展空间,要留住人才,使人才有用武之地,就得靠事业留人。事业对人才有非常大的凝聚力,有才华的人会把事业作为自己的第一追求,所以应该让想干事的人有事干,能干事的人干成大事,这也是国内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最薄弱的环节。或许高薪能够一时留住人才,但是事业却能长期留住人才。如何创造良好的“事业”环境,这正是国企更应该思考的问题。 2.靠企业文化留人。文化力就是竞争力,文化力是凝聚力、环境力、素质力的结合,文化力可形成一个拴住人心的环境。企业必须拥有自身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本身必须给人以无限想象的空间,同时又有实现想象的机会存在。人才在为企业服务的同时,除了工薪等利益之外,更重视追求的是发展自我、完善自我,使自身在企业内部有机会得到再造与升值。如果企业没有文化或一味地追求利润,而忽视掉了员工的精神需求,就是给人才加薪,那也只能是留住人才一时,却留不住人才一世。 3.靠职业生涯管理留人。要使每个人都有适合的岗位,有全面的培训,有系统的学习,有整体的关心,给他目标、给他提升、给他机会、给他成才之路。为有才能的人制定他的职业生涯,这是留住人才的最好方法。因为对于一个人来说,职业的成就感有时可能会比他的生命更为重要。所以,给人职业生涯对于他来说,就是给他成功的阶梯,大多数人才在这个时候都会安心留下。宝洁公司、微软公司人才流失率低于5%,原因就在于此。 4.靠运用优厚待遇留人。具体地讲,一是“金色的握手”。即运用股票运作留人,因为员工持股,可解决资产占有与雇佣关系的改善;经营持股,可解决资产占有者与经营者的矛盾。二是“金色的手铐”。即利用股票期权,让经理人认股、入股权计划,这就给管理者戴上了柔软的“金手铐”。三是“金色的降落伞”。现在企业管理者当中有所谓“58(岁)现象”,也就是身在权位上的时候担心退下来后生活没有保障,于是拼命地为自己捞取钱财,导致贪污腐败。对此可以通过股权认购、退下后获得一大笔养老金,解决养老问题。 三、留人要为之提供“平台” 1.公平竞争的平台。企业内部的环境对于每一个创业者来说都应该是公平的。我们的人才市场市场化程度还不高,企业内部也仅是开展了公开竞争和选拔,而人员评价、工作评价还比较落后。与国外先进企业相比,我们的差距之一就是缺少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所以创建公平的竞争环境对于人才的成长来说至关重要。在某些企业内部,人们的不满往往是认知上的不平衡,而不是能力上的差异,所以最终将导致人才的流失;而留下的人也不会因此就获得平衡,如同一个天平,缺失了一方,另一方仍会有不平衡感受产生。 2.参与社会分工合作的平台。不少企业在留人上有一个误区,就是要求员工成为企业的附属品,不能朝秦暮楚。这种思想实际上是不把人当作一种资源来看待。但人是活化的资源,不是物。个人的能力也是多方面的,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他在有能力的情况下,应该允许他参与社会的分工与合作。只要遵守职业道德准则,应该允许人们到更广阔的天地去施展才华,毕竟人不是某一个企业所独有的财产。 3.企业领导能力是提供这些平台的关键。要想留住优秀人才,企业领导的能力非常重要。留人靠环境,更要靠好的领导,领导如果能把人力学运用好,留住好的人才自然不在话下。首先,领导要有人格魅力,形成同心,整合群力,这样企业的凝聚力就能形成,从而使员工心理上真正形成团队。其次,领导要激活每一个员工的开发潜力、个人潜力,这样创新力就会显现。第三,领导要做到修己以安人,只有安人才能留人。要了解每一位员工,根据不同情况运用不同对策解决其具体困难和问题。对有棱角、有个性、有特色的人,就要用人所长;对有勇、有谋、有特长的人,要相敬相亲,以贤相待;对有强烈私心的人,则要审慎对待,用其才但更要防其奸,必要时也不要吝惜,免得一条臭鱼搅得一锅腥,请其走人。 当今的企业应该在留人的理念、方法、制度上与时俱进,不断地变革、调整。只有留住企业的“明星”,留住骨干员工,企业才能更好地前行。 优秀管理论文:企业优秀人才思考管理论文 摘要:人才是当今企业竞争最关键的因素之一,如何留住人才是许多企业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要留住优秀人才应在建立新理念的基础上,靠事业留人、靠企业文化留人、靠职业生涯管理留人、靠优厚待遇留人,从而给优秀人才创造适合其发展的优良环境和平台。这样才能真正留住人才,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关键词:人才;竞争;激励;环境 企业间的竞争实际上是人才的竞争。当今企业间的人才之战硝烟滚滚,如何留住人才对各企业来讲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管理课题。导致企业人才流失的因素很多,有外部环境的诱惑,也有内部环境的影响。针对这些因素,企业管理者应该如何建立一个留住人才、留住人心的环境呢?笔者认为应该坚持以下几个方面。 一、留人应树立新理念 1.人力资本比财力资本更重要。财力资本靠人力资本推动才能增值,人力资本可以转化为财力资本。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才对企业的贡献率也越来越大,所以人才成了企业间争夺最激烈的资本。在美国,企业董事会中不带有财力资本的独立董事,已占到40%以上。当今世界强调能力、智力、智慧,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最佳动力源泉。 2.用好人比选好人更重要。左有伯乐,右有造父,前者会选马,后者会用人。有些企业总是认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而不注重开发本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不注重在自己身边发掘优秀人才。这种做法会严重挫伤自身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且浪费了许多时间和财力。只有将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才能使企业的每一个职工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对于特别有能力的人,更应该给他广大的空间和舞台,这样才会使优秀的人才不会有怀才不遇的感觉而流失。 3.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同等重要。当今人性中不能忽视“利益人”的特点,市场经济交换的实质是利益交换。在泰勒的科学管理时代,对于人的认识是:人是由经济诱因来引发工作动机的,其目的在于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经济诱因在组织的控制之下,因此,人往往被动地在组织的操纵、激励和控制之下从事工作;人总是以一种合乎理性的、精打细算的方式行事,力图用最小的投入取得最满意的报酬;人的情感是非理性的,会干预人对经济利益的合理追求,组织必须设法控制个人的感情。根据这种关于人的观念,企业必须对员工实施严格的外部监督,同时运用物质刺激手段来强化其积极性。 当然我们不排除其他方式例如精神激励为主的优越性。现代社会学也认为,人的需要是分层圈的:第一层圈是“生存”,第二层圈是“交际”,第三层圈是“发展”。相应地剖析留人的三种途径———高薪、感情、事业,我们发现,如果忽略了“生存”,也就是薪水问题,任何“事业”都是空中楼阁。但忽视了感情和事业,留人也很困难,因为人毕竟是有事业追求的。 二、留人应重视“四靠” 1.靠事业留人。人才流动的方向一般都是哪里最能发挥人的潜能,人才就往哪里流动得越多。企业有前途、事业喜人,人都愿意留下。真正意义的人才注重的是自己的成长和发展空间,要留住人才,使人才有用武之地,就得靠事业留人。事业对人才有非常大的凝聚力,有才华的人会把事业作为自己的第一追求,所以应该让想干事的人有事干,能干事的人干成大事,这也是国内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最薄弱的环节。或许高薪能够一时留住人才,但是事业却能长期留住人才。如何创造良好的“事业”环境,这正是国企更应该思考的问题。 2.靠企业文化留人。文化力就是竞争力,文化力是凝聚力、环境力、素质力的结合,文化力可形成一个拴住人心的环境。企业必须拥有自身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本身必须给人以无限想象的空间,同时又有实现想象的机会存在。人才在为企业服务的同时,除了工薪等利益之外,更重视追求的是发展自我、完善自我,使自身在企业内部有机会得到再造与升值。如果企业没有文化或一味地追求利润,而忽视掉了员工的精神需求,就是给人才加薪,那也只能是留住人才一时,却留不住人才一世。 3.靠职业生涯管理留人。要使每个人都有适合的岗位,有全面的培训,有系统的学习,有整体的关心,给他目标、给他提升、给他机会、给他成才之路。为有才能的人制定他的职业生涯,这是留住人才的最好方法。因为对于一个人来说,职业的成就感有时可能会比他的生命更为重要。所以,给人职业生涯对于他来说,就是给他成功的阶梯,大多数人才在这个时候都会安心留下。宝洁公司、微软公司人才流失率低于5%,原因就在于此。 4.靠运用优厚待遇留人。具体地讲,一是“金色的握手”。即运用股票运作留人,因为员工持股,可解决资产占有与雇佣关系的改善;经营持股,可解决资产占有者与经营者的矛盾。二是“金色的手铐”。即利用股票期权,让经理人认股、入股权计划,这就给管理者戴上了柔软的“金手铐”。三是“金色的降落伞”。现在企业管理者当中有所谓“58(岁)现象”,也就是身在权位上的时候担心退下来后生活没有保障,于是拼命地为自己捞取钱财,导致贪污腐败。对此可以通过股权认购、退下后获得一大笔养老金,解决养老问题。 三、留人要为之提供“平台” 1.公平竞争的平台。企业内部的环境对于每一个创业者来说都应该是公平的。我们的人才市场市场化程度还不高,企业内部也仅是开展了公开竞争和选拔,而人员评价、工作评价还比较落后。与国外先进企业相比,我们的差距之一就是缺少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所以创建公平的竞争环境对于人才的成长来说至关重要。在某些企业内部,人们的不满往往是认知上的不平衡,而不是能力上的差异,所以最终将导致人才的流失;而留下的人也不会因此就获得平衡,如同一个天平,缺失了一方,另一方仍会有不平衡感受产生。 2.参与社会分工合作的平台。不少企业在留人上有一个误区,就是要求员工成为企业的附属品,不能朝秦暮楚。这种思想实际上是不把人当作一种资源来看待。但人是活化的资源,不是物。个人的能力也是多方面的,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他在有能力的情况下,应该允许他参与社会的分工与合作。只要遵守职业道德准则,应该允许人们到更广阔的天地去施展才华,毕竟人不是某一个企业所独有的财产。 3.企业领导能力是提供这些平台的关键。要想留住优秀人才,企业领导的能力非常重要。留人靠环境,更要靠好的领导,领导如果能把人力学运用好,留住好的人才自然不在话下。首先,领导要有人格魅力,形成同心,整合群力,这样企业的凝聚力就能形成,从而使员工心理上真正形成团队。其次,领导要激活每一个员工的开发潜力、个人潜力,这样创新力就会显现。第三,领导要做到修己以安人,只有安人才能留人。要了解每一位员工,根据不同情况运用不同对策解决其具体困难和问题。对有棱角、有个性、有特色的人,就要用人所长;对有勇、有谋、有特长的人,要相敬相亲,以贤相待;对有强烈私心的人,则要审慎对待,用其才但更要防其奸,必要时也不要吝惜,免得一条臭鱼搅得一锅腥,请其走人。 当今的企业应该在留人的理念、方法、制度上与时俱进,不断地变革、调整。只有留住企业的“明星”,留住骨干员工,企业才能更好地前行。 优秀管理论文:优秀学术著作管理论文 【摘要题】书业经纬 【正文】 学术著作是众多类别图书中的一个特殊种类,即相比较而言,学术著作的社会效益要显著地大于其经济效益,学术著作的印数(确切一点应该是发行量)一般都很难达到图书盈亏平衡点的量,因此只能是“亏本”经营。而且,从选题策划到图书营销,整个出版流程,学术著作的操作难度也比较高。 产生上述困境的原因一般可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1)优秀学术著作的选题比较难发掘,从而减少了出版机会;即使能发掘到好的选题,从作者撰写、修改书稿到图书出版,周期也相当长,从而降低了出书频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大多数出版社(主要指有工作量指标考核的出版社)的编辑为了能顺利通过年度工作量指标的考核,势必会降低策划此类选题、编辑此类书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由于存在读者群相对较小的原因,一般来说,学术著作的首印数量较少,重印的机会也较低,为了能顺利完成年度的经济考核指标,编辑也很难有动力投入较多的精力于此。要积极主动地编辑、出版学术著作,出版经费还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坎。这就引出了学术著作出版经费方面保障的困境。 (3)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不仅体现在其内容新颖、观点独特、论述层次清晰等方面,而且还要保证其有优秀的编校质量、体现其独特内涵的装帧设计,这些对学术著作的文字编辑和美术编辑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从而也就决定了从事此类工作的编辑必须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包括学术涵养和业务素质)和高度的工作责任心。 (4)学术著作的营销渠道比较特殊,也较单一;而且,一部学术著作出版后,要想获得较理想甚至是最基本的经济效益,在出版之前或之后,对该图书做适当的宣传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但一般比较难做。这就引出了学术著作营销方面保障的困境。 针对以上学术著作四个方面的独特困境,笔者作如下对策探讨: 一、选题方面的对策 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首先应该从选题的内容上来评价。要从出版的源头进行把关,从而为出版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优秀的学术著作能够打造出版社的品牌,提高出版社的学术文化品位。在适度把握图书经济效益的基础上,出版社要积极鼓励编辑策划、编辑学术图书,并在工作量指标和经济指标方面对给予适当的照顾。综合起来,编辑可以通过以下渠道发掘优秀学术著作的选题: 1.从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中挖掘选题 (1)主动联络高校、科研院所中某些领域的资深学者或院士,因为他们的学术涵养深,其学术观点代表了该领域的主流思想,而且他们也精于写作,能够争取到他们的书稿,图书的社会效益肯定很好,而且说不定还能为出版社带来不错的经济效益。 (2)积极寻找高校、科研院所中某些领域的优秀青年学者。青年学者的学术思想比较活跃,容易提出新的甚至有突破性的学术观点,而成为该领域学术研究或学术争论的焦点。把这样的学术研究成果撰写成书稿,其社会效益不言自明。如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决策管理:理论、方法、技巧与应用》、《领导策略与团队管理》等,其内容和编写方式在该研究领域都是新颖的,其中《领导策略与团队管理》还获得了第四次全国人事科研成果三等奖。 2.认真遴选高校、科研院所的优秀博士论文 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博士生是一个知识层次较高的群体,他们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在相关的领域均具有一定的先进性或新颖性,要积极地对这些博士论文进行适当的遴选,依不同的目标层次作区别对待:若只是一般重要度的学术论著,可把它们当作是有用知识传递的媒介,出版社有选择地挑选出版;若通过编辑审读(市场的眼光)和专家审阅(学术的眼光)后,确定为论点创新性强、学术价值高的学术论著,出版社则要对其做精心的编辑和装帧设计,图书出版后应该能够获得比较好的社会效益,甚至有一定的经济效益。 3.关注各学科国家级或省级科研基金资助项目的课题 能获得国家级或省级科研基金资助的项目,其研究内容在该研究领域内必定是具有创新性的。编辑应在充分掌握相关信息的基础上(即根据本出版社的出版方向,选择性地筛选有出版价值的基金项目),密切与这些项目主持人的联系,经常向他们了解项目的研究内容、研究进展情况,向他们提供该研究领域的图书出版情况,督促他们及时地把阶段性研究成果写成文字稿,并在其中指导他们规范书稿的撰写方式,这样,该项目的结题之时也就是书稿的成稿之日,从而为图书的出版节省了时间,也保证了质量。 特别要关注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成果专著系列,这些专著的研究内容在相关领域是填补空白的,达到国内甚至国际的领先水平。如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铸造旧砂再生利用及污染防治》、《泛欧几何——图文编码与模式识别》均获得了中南地区大学出版社优秀专著奖。 4.关注社会热点论题和有重要研究参考价值的选题 例如经济、管理、法律、社会等方面的研究专著,由于其内容对人们的实际生活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或者其传达的观点是当前社会的热点论题或焦点话题,此类专著不仅对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开展研究工作具有参考价值,而且由于其读者面广、社会反响大,出版后还能引起更广泛读者的阅读欲望。例如,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民本书系”之《渴望生存——农民工流动的人类学考察》,推向市场后读者反应热烈,近期还将出版该书系的《参与式社会评估——在倾听中求得决策》、《寻求内源发展——中国西部的民族与文化》、《“自由”的都市边缘人——中国东南沿海散工研究》等几种图书。 二、出版经费方面的对策 出版学术著作,其社会价值与经济效益,对出版社来说历来是一对矛盾体。因此,要想在学术著作出版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发展,除了要积极挖掘学术著作选题、严格把握其内容质量以外,对出版经费方面的安排也是相当重要的。 从目前的情况看,要保障优秀学术著作的顺利出版,其经费支持主要有以下四种途径: 1.出版社出版基金的资助 一些优秀的出版社或大部分大学出版社,设立出版基金是它们支持优秀学术著作出版的惯常做法。其中,大学出版社的出版基金中部分经费是由其所在学校支持的,因此所资助的图书大多也是该学校的学术著作。这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做法:出版社上缴给学校利润,学校以支持本校优秀学术著作出版的方式返回部分利润给出版社,以满足学校学科建设的需要。这里要严格把握学术著作的内容质量问题。方法是:成立由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学术委员会,对于不同领域的学术著作,聘请相关的学者来评价,进行无记名投票,决定能否给予出版。如果能成功运作出版基金,一方面,出版社能有效地扩大自己的学术品牌效应;另一方面,出版社所在学校也能通过系列高质量的学术著作来提升其学术地位,从而获得双赢的效果。 [page_break]2.课题经费中出版费用的资助 一些比较重要或重大的课题,申请时就会包含有科研成果出版的经费支持,出版社要积极主动地与相关课题的主持人沟通协商,争取获得课题主持人的信任和合作,并充分利用好这些经费。这里也应该指出,课题经费中所包含的出版经费,一般来说都不会太多,从出版社的角度来讲,应该较多地关注于人文社科、经济管理类等方面的课题成果,因为相对于理工类学术著作,人文社科、经济管理类学术著作的读者群会大一些、关注的人会多一些,因此出版社较容易达到图书盈亏平衡点的量。 3.作者所在单位的资助 近年来,国家对一些重点院校学科建设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强,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而高校要体现学科建设的成果,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出版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著作(而不单单是开了多少次国际学术会议),这对出版社特别是这些重点院校的出版社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因为出版这些优秀的学术著作肯定能获得一定额度的经费支持,且能大大提升出版社的学术品位。 此外,高校中各院系为了提升自身的学术地位,或申请硕士点、博士点,每年都会留出部分资金用于出版高质量的学术著作。例如,中山大学出版社前一两年出版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的“国际经济与金融”系列,前后共计有近20种,取得了一定的规模效应,而且这系列学术图书还在扩充之中。 4.社会团体或基金会的资助 现今,一些社会团体,特别是一些社会学术团体或基金会,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或者是在学术界的地位,都会通过资助出版社出版一些高质量的学术著作来宣传自己。出版社应开拓并充分利用这些资源,促成一些学术著作的顺利出版,这是一个双赢的举措。 保障优秀学术著作的出版,出版社首先要培养一批高素质的编辑。没有高素质的编辑,就不能做高质量的学术出版。一个高素质的编辑,需要有一流的专业素养和高度的工作责任心。专业素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编辑在某一专业领域要有较高的学术涵养,这样的编辑可以与这一领域的一流学者进行平等的探讨和交流,编辑能够看出一流学者的优缺点,可以改正他的瑕疵,使他的著作更加完美。二是指编辑要精通编辑出版业务(即业务素质)。一方面,编辑的文字功夫要好,通过编辑的修改和润色,使整部学术著作的语言表达清晰、文字叙述流畅;另一方面,编辑还要能灵活拿捏图书的版式设计、封面设计、图书用纸,甚至于图书的定价幅度等,做到能把最适宜的视觉感受赋予每一部独特的学术著作,争取让读者一拿到图书就爱不释手,且也能比较容易地付诸购买行动。 出版社要着力扶植和保护学术图书的编辑,虽然这是一个长期的培养过程。出版社不能只注重市场策划编辑,一般商业图书与学术著作的编辑应该是有所区别的,出版社的学术品位还是要靠高质量、规模化的学术著作来打造。 2.学术著作的装帧设计 学术著作的装帧设计与一般的商业图书应有很大的差别,且在确定选题之初就要着手进行设计。从开本和版式设计、封面和内文用纸、封面设计,到图书的印制,整个操作过程都要围绕学术著做各自独有的风格,做到图书装帧设计所传递的信息与图书的内容协调一致,这样包装后的学术著作才能有效地吸引读者的眼球。 四、营销方面的对策 优秀的学术著作,其评价不能单单只是局限在图书本身上,而且还应该有一个扩大其读者面的问题,有一个扩大其社会影响的问题,甚至还有一个引起被广泛讨论、广泛关注的问题。因此,优秀的学术著作出版之前,争取让读者有一种期待的心理;出版之后,又能及时而有效地把它们传递给受众,给尽可能多的读者提供阅读的机会。这就涉及学术著作的营销渠道和营销方法问题,即:学术著作的营销,一要看是否有良好的销售渠道或销售方式,二要看是否有有效的宣传手段。 一般来讲,学术著作的销售渠道或销售方式最主要的有以下三类: (1)专业学术书店。顾名思义,专业学术书店的图书都比较专业,读者的知识层次也比较高,这要求书店的经营者要有比较高的学术涵养。从出版社的角度讲,就是要培养这样一支营销队伍:他们除了有一般的营销知识和沟通能力外,最主要的是有一定程度的学术水平,至少是拥有某一学科或某一领域足够的专业知识,这样才能与专业学术书店的经营者进行有效的沟通,进而把本版学术著作推荐给他们,与他们一起分析潜在的读者群,从而让他们有充分的销售信心。 (2)高校图书馆和科研机构的资料室。高校图书馆和科研机构的资料室是学术著作最大(总量)、最稳定的接受体。出版社要密切与图书馆配书(图书团购)单位的关系,把本版学术著作的出版信息及时地反馈给他们,并提供优质的服务。 (3)采取扁平化的分销模式,减少中间环节,这是学术图书销售方式的趋势。①直销模式。由于学术著作的读者定位比较明确,目标群体相对比较集中,出版社要加强专业渠道的建设,加强学校和学术团体直销、终端专业读者直销等工作,或提供优质而快捷的邮购服务,积少成多。②网络营销模式,即应用现代化的网络技术手段来实现学术图书出版、发行、销售信息的、收集、整理、传递和反馈。通过建立客户资料档案,把最新的本版学术图书出版信息及时、准确地传递给受众,并建立网上购书系统。 除了要有良好的销售渠道和方式,学术著作还需要被有效地宣传,其独特而有效的宣传方式有: (1)书评是图书宣传的一种常用手段。因此,在学术著作出版之前或之后,编辑最好能邀请该领域的专家或图书评论员撰写该图书的书评,并刊发于专业的报刊上,这样才有可能被那些独特的受众所接受,进而实现购买欲望。 (2)分析学术著作受众的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可以发现:他们应用互联网技术的能力很强,经常上网查找对自己有用的信息,对一些感兴趣的论题,会参与其中展开讨论,积极发表自己的意见或建议。利用这一特点,及时把新出版的学术著作上传到相关的学术类网站或学术论坛上,或把学术著作中一些独特、新颖或大家感兴趣的观点、论点刊发在网站或论坛上,供大家讨论,这对学术著作的宣传同样能起到很好的效果,提高受众的购买欲望。 优秀管理论文:物理理论优秀管理论文 十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培养优秀学生,并努力探索培养物理优秀学生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1991年以来,我校涌现出一批又一批政治思想健康、学习成绩优异的好学生,为国家输送了一大批优秀科技人才的后备力量,特别是王泰然、任宇翔、杨亮、谢小林、陈汇钢等五位同学分别在第22届、第25届、第26届、第27届国际奥林匹克物理竞赛(IPhO)中获得金牌,为祖国争得了荣誉.我校学生在全国物理竞赛决赛中获一、二等奖各8人次,获上海赛区一等奖94人次,10人参加国家集训队.在令人瞩目的成绩后面,一般都有科学规律的东西. 有人可能认为培养优秀学生主要靠课外小组和个别辅导,与课堂教学关系不大,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实际上课堂教学也是至关重要的.本文着重从高中物理课堂教学这一侧面来总结取得这些成果的经验. 我们十多年来的课堂教学经验可以总结成三句话:追根寻源真一点,实验研究多一点,能力要求高一点,简称“三点”教学法,因此我们称自己的教材为“三点”法教材. 我们的“三点”法教学完全是根据国家教委颁布的高中物理教学大纲编写的.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全班学生,不可能而且也不应该把课堂教学变成物理竞赛辅导,我们确确实实通过课堂教学明显提高了学生的素质和能力,为学生在高考和物理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一、追根寻源真一点 一个学生学习物理,首先接触到的就是物理定律.因此,怎样搞好物理定律教学,必然是每个物理教师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在进行某一物理定律教学时,我们有意识补充了大量的与这一定律的建立过程有关的内容,这就是所谓的“溯源”教学.任何一个重要物理定律的建立,都有一个艰辛而漫长的过程.探索定律的工作只所以能成功,这个定律最后只所以能够确立起来,其中一定有很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正确的推理思维方式,这些内容毫无疑问是属于物理学科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人类一笔宝贵的知识财富,也是我们物理教学的宝贵财富. 在讲授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时,我们从第谷对行星进行几十年的观测积累的大量第一手资料讲起,然后是开普勒在拥有这些数据的基础上,通过大量计算总结出描写天体运动的经验规律(开普勒三定律),最后才是牛顿用定量的动力学原理对这些规律予以解释,终于发现了对天上、地上的物体具有普遍意义的万有引力定律.在学习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过程中,我们还着重向学生介绍了“归纳法”、“理想化”和“间接验证”三种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在学习库仑定律的过程中,我们纠正了学生由于大多数教科书叙述笼统而形成的错误观念,使他们明白:1.库仑当年只用扭秤做了两个同种电荷互相排斥的实验,而未做两个异种电荷互相吸引的实验,因为在后一实验中的平衡有可能是不稳定的.库仑是用电摆来完成后一实验的;2.无论是扭秤还是电摆,精确度都是很有限的,根本无法确定两电荷之间的作用力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更不是和距离的1.98次方或2.02次方成反比.当年的库仑(实际上还有更早的卡文迪许),以及后来的麦克斯韦、普林普顿等人都是用另一种实验方法将指数的精度逐渐提高,直至今天的2±3×10-16,终于使库仑定律成为当今物理学中最精确的定律之一.结合库仑定律的建立过程,我们还向学生介绍了“类比”和“演绎验证”的方法. 在学习欧姆定律的过程中,学生一开始都以为研究通过导体的电流和导体两端的电压之间的关系是不困难的,只要用电流表、电压表再加电源和可变电阻器等组成电路即可.可是我告诉他们,在欧姆那个年代,非但没有电流表、电压表等仪器,连电压、电流和电阻的定义和单位都没有,欧姆所面临的困难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他到底是怎样得到这个电学中最重要的定律的呢?学生顿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学习欧姆定律诞生过程的同时,我们还结合欧姆的实践,介绍了用图线探究新规律的方法. 此外,我们还结合牛顿运动定律介绍了“理想实验”、“推理”、“实验研究”等方法,结合气体定律介绍了“分析法”,结合能量的转化和守恒定律介绍了“综合法”.使学生比较系统地掌握了一些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有的同学深有体会地说:物理定律是宝贵的,但研究物理定律的科学方法更宝贵.谁掌握了这些方法,谁就能不断地去探索大自然层出不穷的奥秘. 在物理定律的教学中,我们在课堂上经常采用设问的方法,不是直接告诉学生某个定律是怎样建立起来的,而是不断地提出问题让学生去思考,摆出困难让学生去克服,提出任务让学生去完成,制定目标让学生去实现.这样可以有效地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们要求学生在课外进行大量自学.早在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苏格拉底明确强调过:“好的、正确的教学不是传递,而是对学生的自学辅导”.我一贯强调学生要学会自学、讨论、研究.我教的优秀学生,学得的物理知识,最多只有一半是在课堂上听我讲的,其它一概由他们自学.到一定阶段,我开始指定几个学得比较好的学生轮流给其他学生上课.每次课分两部分,前半部分由主讲同学讲,后半部分由全体同学提问、讨论.像王泰然和任宇翔在高二阶段就给其他同学作过二十几次讲座,杨亮、谢小林、陈汇钢等同学也不例外. 我们这种自学讨论式教学还延续到学生毕业以后.获金牌或学有所成的学生进了大学甚至出国留学后,有机会还回来给小同学谈自己的体会.例如1994年暑假任宇翔从美国回国探亲一个月,来学校给95、96届学生讲了10次课.他向小学友介绍物理学中一些新进展、中美物理教学中的差异以及他们当年学习过程中曾激烈争论过的问题,使听课的学生大受裨益.1996年暑假,谢小林和陈汇钢两位金牌获得者又为97、98届同学讲了十多天课.他们既讲物理知识,又讲国家集训队队员奋发学习的感人事迹,使小同学们大开眼界. 这样的训练方法也得到了权威人士的肯定.1992年10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物理特级教师会议上,原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现全国中学物理竞赛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沈克琦教授在他的题为“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与中学物理教学”的报告中说:“我听到两名得金牌的上海学生讲他们的老师如何培养他们的情况,我认为这个经验倒很值得推广.他们说他们的老师不是采取灌输的办法,而是启发引导,要求他们给同学讲课,这对他们搞清概念原理和科学地进行表达都非常有帮助.我想这可能是提高优秀学生能力的有效方法之一.” 那么自学为什么会对提高学生的能力起这么大的作用呢?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自学与听课可能有以下两点不同: (1)人类的思维活动表现为分析、综合、比较、抽象、概括等过程.一个学生在自学某一个新的物理内容时,少不了理解、思考、建立正确的物理模型等工作,这里面充满了分析、综合、比较等过程.因此相对听课而言,自学对学生的思维活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使他们得到更大的锻炼. (2)人们的注意可分为无意注意、有意注意和有意后注意三种.事先没有预定的目标,也不需要作意志努力的注意叫做无意注意;有预定的目标,在必要时还需作一定的意志努力的注意叫做有意注意.一个学生在自学的时候,他的目的一定是十分明确的,而且需要一定的意志努力(否则难以坚持),因此学生在自学时,可保证在绝大多时间内都处于有意注意的状态,这一点对提高学习效率和学习能力都是很有好处的.有的学生在自学中往往会十分投入,进入一种旁若无人的境地,而相对来说,这种情况在听课时就比较少.一个学生坚持自学一段时间之后,便能渐渐地从有意注意转化到有意后注意,即不需要意志努力也能够将自己的注意力长期保持在这项工作上.有意后注意是一种高级类型的注意,它既有明确的目的,又不需要用意志努力来维持,是人类从事创造性活动的必需条件.学生一旦进入这种状态,他们的物理学习效率就会大大提高,学习成绩就会有明显进步. 二、实验研究多一点 物理学是一门实验科学,物理学中的每一个概念、规律的发现和确立主要依赖于实验.因此,在高中物理教学中加强学生实验方面的训练,无疑是提高物理教学质量的一条必由之路. 目前中学物理教学大纲中安排了相对数量的学生实验和演示实验,不难发现,这些实验存在着某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教材中几乎所有实验是为配合所学内容而安排的,目的是帮助学生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因此学生不易通过这些实验掌握一些重要的实验方法. 第二,课本中每个实验的实验原理及操作步骤都讲得十分清楚,学生只需按部就班地完成实验操作即可.这样的实验只能增加学生的感性认识,锻炼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而对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训练是不够的,也无法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三,目前课本中的实验大多是验证性实验,学生只要学懂了书上的定律,一般都能轻而易举地完成实验.这种安排违反了教育应该走在学生智力发展前面的原则,对培养学生的能力是不利的. 针对以上不足,我们对实验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了改革,使实验教学为发展学生的智力,提高学生的素质服务.在实验内容的改革方面,我们主要采取了以下三条措施: (1)增加实验数量. 不论是在课堂演示实验,还是在学生实验或小实验方面,平均增加了60%的实验.其中有一部分新实验,学校没有现成的仪器,安排学生自己制作,对学生有较高的要求. (2)重视实验误差讨论. 物理实验离不开测量,测量是实验科学最本质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讲,结果准确的实验就是成功的实验,反之就是不成功的实验.因此在培养优秀学生的过程中,应该让他们掌握一些必要的实验误差的基本知识.在设计实验方案时,要求学生们尽量消除实验的系统误差;在选择实验器材时要考虑它的精确程度;在处理实验数据时,要采用尽量科学的方法. (3)加强重要实验方法教学. 在实验领域中有一些重要的方法,比如减小实验系统误差的方法、减小实验偶然误差的方法、实验探究规律的方法、迂回测量的方法等,这些方法不是在个别实验中,而是在许多实验中都有应用,因此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这些方法一定要让学生很好地掌握.在必要时,我们甚至根据实验方法来安排实验内容,集中安排几个某种方法体现比较典型的实验,这样便于学生深刻领会和熟练掌握某一种实验方法. 在实验教学方法改革方面,我们做了以下尝试: (1)在课堂上创设一些实验问题让学生研究. 在高中阶段,每周至少有4节物理课,充分利用物理课中碰到的各种各样问题,可设计一些供学生讨论的实验题目,并引导他们一步一步地探索、解决. 我在讲功率一节时,设计了这样一个实验题目:要求测定一个人骑自行车的功率.在自行车由静止启动的过程中,人做的功除了增加人和车的动能之外,还要克服空气阻力和地面的摩擦力,其中哪些因素是主要的,哪些因素是次要的?学生根据自己骑自行车的经验,认为空气阻力是很明显的,不能忽略,而地面和车轮之间的滚动摩擦一般比较小,可以忽略.接下来的问题是怎样测量人克服空气阻力做的功?学生都有这样的体会:顶风骑车时,骑得越快风的阻力越大,因此可以设风的阻力和车的速度成正比.车的速度怎样测?风的阻力和车速成正比的比例因数是多少?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现,被大家一个又一个地解决,终于找到了一个大家都比较满意的实验方案.接着全班同学兴高采烈地到操场上去做实验,最后再回到教室里,师生一起处理实验数据,作出图象,得出实验结果.在整个实验过程中,除了实验题目是由老师提出的外,实验方案和解决问题的途径都是由学生讨论研究出来的,因此他们都觉得很有意思,收获很大. (2)对课本中一些重要实验进行深入研究. 物理课本中有大量现成的实验,有时可以对这些实验进行一些讨论和改进. 在做直流电路的实验时,我们让学生对伏安法测量导体的电阻这个实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用简单的伏安法电路,不论是采用电流表内接还是电流表外接,都有系统误差.结合这个问题,我给学生介绍了补偿的思想,然后由学生自己设计了电流补偿和电压补偿两种线路.补偿法解决了由于实验电路不完善带来的系统误差,但这个矛盾解决了,电流表和电压表不够准确的问题上升为主要矛盾.怎么办?经过进一步研究改进,大家认为可以用准确度高得多的电阻箱来取代电压表和电流表,再辅以灵敏度很高的电流表,便可以明显提高实验结果的准确度,这就是常用的惠斯通电桥.接下来学生分别用简单伏安法、补偿伏安法和惠斯通电桥测量了同一个标准电阻,比较测量结果,可以证实先前的想法.在历史上,从伏安法到惠斯通电桥是有一个很长的过程的,而在我们这堂实验课中,学生经历了这么一个碰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完整过程.这样的实验课对增强学生的能力是很有帮助的. (1)和(2)实际上都是不断地给学生提出新的目标,诱导他们提高实验水平,我们有时称之为“目的诱导法”. (3)给特优学生安排一些特殊实验. 我校有一批进口物理仪器,性能比较好,涉及的实验内容面也比较广.这批仪器的说明书是英文或日文的,我指定一名学生准备某一个实验,要求他先翻译好说明书,准备好器材,然后带领其他同学做实验.这个主讲的学生还要准备好一些讨论题,在实验后供同学们讨论.学生对这样的实验非常感兴趣.此类实验虽然有时和高考、竞赛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这种带有研究性的实验对优秀学生很有好处. 三、能力要求高一点 物理习题教学是物理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在解习题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因此,习题教学的改革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本质来说,物理习题是人们编制的一些假想物理场景.毫无疑问,物理学家是不会去做物理习题的,而他们是在研究那些真实的、尚未发现的物理规律.同样,发明家也是不会去做物理习题的,他们是在力图应用已有的物理规律去解决一系列实际问题,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让学生做那么多人为假想的物理习题?目的无非是要培养学生的理解、分析、推理等能力.所以物理习题教学应该围绕这个目标来进行. 我们常用以下两种方法来进行习题教学: (1)按照解题方法组织习题教学 一般的习题都是按力、热、电、光的顺序来讲授的,但我们比较倾向于按照解题方法来讲解物理习题.例如理想化法、整体法和隔离法、等效替代法、小量分析法、叠加法、对称法、图象法等,这样比较有利于学生掌握一些重要的解题方法.到学习的某一阶段,集中将一批用解决方法相同的习题安排给学生练习,使他们由不会用到会用这种方法.在以后的学习中,每隔一定阶段让这种方法再出现一次,以加深这种解题方法在大脑中的印象,达到牢固掌握,应用自如的目的. (2)采用“台阶法”帮助学生掌握一些难度较高的解题方法.学生有一道难题不会做怎么办?老师不是直接告诉他怎么做,而是另外出几道与这道难题内容相似,难度较小一点的题让他去做,或者是出一道内容完全不同,但所用方法有某些类似之处的题让他去做,直至他领悟出这道难题应该怎样解为止.我们称这种方法是搭一个台阶让学生自己往上爬,用这种“台阶法”进行习题教学能使学生自己提高自己的水平,比被动地听老师讲解那道难题的效果要好得多. 以上只是我们分别从物理定律、物理实验以及物理习题教学三方面介绍了我们在高中物理课堂教学中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最近笔者根据国家教委1996年最新颁布的《高中物理教学大纲》编写了《名师讲高中物理》(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这套书比较适合重点中学或普通中学的提高班使用,欢迎对“三点”教学法感兴趣的老师和作者联系。 优秀管理论文:父母对孩子准优秀管理论文 父母对待孩子无外乎三种情况:一是事事管、时时管,做了很多事,效果却不好;二是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做,放任自流,不闻不问,结果更不好;三是也管但不全管,做得不多,但都切中要害,孩子成长一帆风顺。 显然,“什么都做”和“什么都不做”都过于极端,失之偏颇,并不可取。杰出的父母从来都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更明确地说,只做三件事。 第一件事:培养良好的亲子关系 好的关系胜过许多教育。父母什么时候与孩子关系好,对孩子的教育就容易成功;什么时候与孩子关系不好,对孩子的教育就容易失败。而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其关键在于“定位”: 1、不当“法官”,学做“律师” 有些父母看到孩子出了问题,便迫不及待地当起了“法官”,这是很危险的。 孩子的内心世界丰富多彩,父母要积极地影响与教育孩子,不了解其内心世界便无从谈起。而了解孩子的第一要诀是呵护其自尊,维护其权利,成为其信赖和尊敬的朋友。 即父母对待孩子,要像“律师”对待自己的当事人一样,了解其内心需求,并始终以维护其合法权利为惟一宗旨。 2、不当“裁判”,学做“拉拉队” 在人生竞技场,孩子只能自己去努力。父母既无法替代孩子,也不该自作主张去当“裁判”,而应该给予孩子一种保持良好竞技状态的力量,即“拉拉队”的力量。这样更能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心,而这正是家庭教育的核心任务。 父母做孩子的“拉拉队”,既要善于发现和赞美孩子,还要引导孩子正确面对失败,在挫折前做孩子的战友。 3、不当“驯兽师”,学做“镜子” 孩子只有认识自己才能战胜自己,但他们通常只能依据他人的反馈来认识自己,这时父母的“反馈”作用即镜子的作用就很重要了。 不做“驯兽师”,学做“镜子”,才能帮助孩子提高自我意识,才能让孩子不害怕父母的“权威”,转而和父母沟通。 教育是三分教,七分等。“等一等”是很有用的。比如我们被蚊子叮一下,不管它,很快就会没事,若总去挠,却要很长时间才能好。原因就是人体有一定的自我治愈功能,被蚊子叮一下自己很快就会好,施加外力只会适得其反。 教育也是这个道理。停下来,等一等,给孩子倾诉的机会,和孩子有效地沟通,不用教育就能解决问题。 第二件事: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 习惯决定孩子的命运,再也没有什么比习惯养成更重要了。父母如果不注重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无疑是在葬送孩子美好的未来。 1、一切从习惯培养开始 养成教育是管一辈子的教育。智育是良好的思维习惯,德育是细小的行为习惯,素质教育更加体现在人的细小的行为上。 大量事实证明,习惯是一种顽强的力量,可以主宰人的一生。孩子的一切都从习惯培养开始。 2、习惯养成绝非一日之功 习惯是个大问题,是大智慧。良好习惯的养成绝非一日之功,其主要原则是:低起点,严要求,小步子,快节奏,多活动,求变化,快反馈,勤矫正。 习惯养成关键在头三天,决定在一个月。父母要充分尊重孩子的权利,让孩子在习惯养成中发挥主人作用。 3、通过习惯培养铸造品格 教育犹如海上行船,必须按正确的航线行驶,否则,船越大越有触礁沉没的危险。 人的品质,决定了人的发展方向。家庭教育的一个核心任务就是培养孩子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但人格的培养问题通常很难落实到具体操作上来。 不过,研究者发现,习惯与人格相辅相成,习惯影响人格,人格更会影响习惯。正派、诚实、责任心、爱心、合作精神、讲究效率等品格都可以通过习惯培养来铸造。 第三件事:引导孩子学会学习 吸引孩子热爱学习、引导孩子学会学习是父母的一项重要职责,也是父母的真正魅力所在。 1、孩子厌学是有原因的 放任不管,任其潇洒;乱管瞎管,种瓜得豆;唠叨数落,肆意打骂;代替包办,制造“机器”……父母若采取如此种种不明智的做法,只会使孩子越来越不爱学习。 孩子不爱学习只是表面现象,背后一定有原因:是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是没有找到孩子最擅长的方面?是没有科学用脑?是父母阻碍了孩子的“玩中学”的天性?是孩子没有意识到学习是他自己的事情……找到背后的原因,才可能帮助孩子走出厌学的阴影。 2、孩子的求知欲和学习潜能是可以激发的 孩子缺乏求知欲,通常不是父母的影响或者严格要求不够,而是阻塞了孩子的兴趣。 兴趣(好奇心)、梦想、成就感、质疑、感恩、发奋、发愤等都是疏通和启发孩子求知欲的通道。而对于孩子来说,所谓竞争优势就是潜能得到有效的开发而已。心情、开窍、暗示、遐想、砥砺、计划是激发孩子学习潜能的六大原则。 潜能开发虽没有绝对的“时间表”,但也有步骤,比如建立目标、控制情绪、磨砺意志、专注于一点等都是非常重要的。 3、孩子考第一是有方法的 “爱学”是“会学”的前提,而“会学”是“爱学”的保证,“会学”才能“学好”。 孩子要想考第一,必须要掌握一些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好方法,如:按计划完成、认真写字、慢慢看课本、整理错题、随手笔记、无私帮助同学、高效率考试、自由自在地作文等。 现在很多父母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步入了一个新的误区,即盲信盲从甚至痴迷于所谓成功教子的家教经验,但这些经验听着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它们没有“可迁移性”,如果只是一味的克隆、模仿,不但不能落实到自己孩子的身上,反而容易“邯郸学步”,适得其反。 最有用的真东西是需要静下心来思考、提炼的。教育孩子并没有父母想像的那样复杂,抓好了亲子关系、习惯培养、学习这三件大事,父母成为杰出的父母,孩子成为杰出的孩子,就都不是遥远的梦幻了。 优秀管理论文:管理的风格世界优秀企业文化基因与卓越绩效模式核心价值观 时至今日,玛雅文化传说中的世界末日固然不会到来,然而未来依旧深陷于叵测,焦虑情绪发酵并扩散于空气。当下,外贸之路荆棘丛生,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持续发酵,世界经济复苏明显减速,国际市场需求下滑,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剧。在接下来的5-20年间,哪里会有新市场出现?商业政策将发生哪些变化?即下一轮商业趋势是什么?如何快速行动来应对不确定的未来?……实际上,在变动发生的前一刻,有人就已经从蛛丝马迹中预见到了,并做好了完美的解决方案和战略规划,由此带来的巨大的竞争优势让他随即成为“圈儿内”的“先驱”。IBM、福特等世界级的“百年老店”无一不是靠长远的眼光和先一步的企业核心基因保持基业长青。 企业文化是管理的根部 曾有西方学者将管理比作漂浮在大海中的冰山,组织结构、规章制度等有形管理仅是露出水面1/3的部分,而企业文化等无形管理则是另外还隐在水中的2/3。企业文化在管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只是占有重要的份额,还是管理的根部。但作为灵魂,这还不够,因为企业文化在企业的各个层次发挥作用,贯穿于整个企业的经营活动。 历史上,百年企业最多的不是欧美,而是日本。日本创业100年以上的企业有50000家,创业200年以上的企业也超过了3000家。其中历史最悠久的公司金刚组,创立于公元578年,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 日本企业在二战后飞速发展引起全球关注,本以理性管理自豪的美国也不得不正视日本迅速崛起之迷。而日本的成功却恰恰是理性管理所忽视的管理软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融入企业中的文化。企业文化毫无疑问是日本企业的灵魂,也许正因为此,日本人不会怀疑它的作用、不用正视它的存在,一个忙于成长的正常人是不会停下来思考 灵魂是怎么一回事并勇敢地率先提出企业文化一说。 有人调查过日本最著名的100多家企业,发现这些企业都很重视内部精神的培育。日立公司有“和、诚、开拓”的日立精神;卡西欧公司有“创造与奉献”的卡西欧精神;丰田公司有“好产品、好主意、彻底节俭”的丰田精神。在美国,托马斯・彼得斯和小罗伯特・沃特曼也认真地分析了美国43家优秀公司,发现优秀企业间的管理风格不同,而决定管理风格的正是优秀的企业核心价值观。 1982年10月,美国总统里根签署的一份生产力文件认为,美国的生产力在下降,其结果是美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昂贵,缺乏竞争力。美国企业界和政府领导人认识到,面对更广阔、更苛刻、更激烈的全球一体化市场竞争,他们认为,美国企业不了解TOM,不知道如何人手提升产品质量,质量在美国企业中的重要性已迫在眉睫。1983年9月,白宫生产力会议召开,美国总统、副总统、总统顾问、财政部长、商务部部长都在会议上发言。会议呼吁在全国公立和私营部门开展质量意识运动(qua1ityawareness campaign)。 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政府部门和企业界对于TQM活动呈现出与日俱增的兴趣。许多政府和企业界人士建议,设立一个类似日本戴明质量奖那样的美国国家质量奖,帮助美国企业开展TQM活动,提高美国的产品质量、劳动生产率和市场竞争力。这个奖在美国被称为“波多里奇质量奖”是全球范围内影响最大政府质量奖之_。 波德里奇质量奖引导企业通过连续质的量改进和设定业绩的卓越标准而获得顾客满意。“质量”在波德里奇质量奖中有了更广泛的含义,由于国家质量奖是针对“管理质量”和“经营质量”而被称为“卓越绩效模式”。 卓越绩效模式的核心内涵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质量的时代。企业在面对一个不确定的世界,如何通过创建企业核心文化对公司进步以及洞见未来趋势、抢先制定精准战略的方法,提供了在夹缝中获得发展以及将潜在挑战转化为机遇的新思路。要像未来学家一样思考,你就必须学会从你的特定环境中跳脱出来并问问自己“我是谁”和“我将去向何方”。或许因为是两个哲学问题,所以很多人似乎都难以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通过世界各地质量奖的研究,我们从中可以轻松地得到答案。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世界最著名企业的共同基因 《卓越绩效评价准则》的11项核心价值观(2004版标准) 1.前瞻性领导 创建以顾客为中心的价值观和明确组织的使命以及存在的价值。 制定组织的发展战略、方针目标、体系和方法,引导组织的各活动,并关注组织的长远发展。 调动、激励全体员工的积极性,为实现组织的目标做到全员参与,发展和学习,改进和创新。 应对组织的治理机构的行动和绩效负责。 以自己的道德行为和个人魅力起到典范作用,形成领导的权威和员工对组织的忠诚,带领全体员工克服困难,实现组织的目标。 2.顾客驱动的卓越 质量和组织的绩效是由组织的顾客来评价的,组织依存于顾客。 为顾客创造价值,让顾客满意,建立稳定的关系,培育忠诚的顾客。既要了解今天顾客的需求,同时预测未来的顾客需求和市场潜力。 减少缺陷和差错以及消除造成不满意的原因,是顾客驱动的卓越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只是重视满足顾客基本要求的产品和服务特性,而且还重视将自身与竞争者相区别的那些特征和特性。 3.组织的和个人的学习 学习可以使产品和服务得到改进,员工责任感和能力得到增强,组织整体绩效得到提高。 组织的目的不仅是赢利,还要培育人。培育是组织对员工成长的投资,为员工提供发展机会,是高回报的投资。 学习不再作为额外的工作,而是日常工作的常规组成部分:学习实施在个人、部门及整个组织的诸层次上。 学习内容不仅限于技能和岗位培训,应包括员工的创意、研究与开发、顾客的意见、最佳方法的分享和标杆分析。 开展学习交流,在组织内作出知识共享;在岗培训是一种有效的培训方式,能够更好地将培训与组织的需要和重点相结合。 通过学习不仅带来了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还提升了员工的响应能力、适应能力、创新能力和效率。从而给组织带来了更强的市场竞争力和绩效优势,也带来了更高的员工满意度和追求卓越的动机。 4.尊重员工和合作伙伴 在内部要提高员工的满意程度;对员工的承诺、保障;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对优秀员工的认可;为员工提供发展机会;在组织内做到知识共享,帮助员工实现目标;营造一个鼓励员工迎接困难,敢于创新的良好环境。 外部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顾客、供应商、社会团体、院校、协会等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原则是:实现互利和优势互补,增强双方实利和获利的能力。 成功的内、外部合作伙伴关系应建立长远目标,从制度和渠道上保证作到互相沟通、共同认识取得成功的关键要求,定期沟通的手段,评价进展的方法,适应情况变化的措施等。 5.灵活性和快速反应 要在全球化的竞争市场上取得成功,就必须具有敏捷性,即灵活性和快速反应的能力。 为了实现快速反应,要缩短产品更新周期和产品服务的生产周期,精简机构和简化工作程序,实现业务流程再造。 为了满足全球市场顾客多样化需求,不能满足于简单的“按规定办事”,“按标准生产”,要有更多的灵活性。 培养掌握多种能力的员工更为重要,以便能胜任多种岗位和任务变化的需要。 时间绩效的所有方面都变得愈来愈重要,周期时间已成为一个关键的过程指标。时间方面的改进通常会同时推动在组织、质量、成本和生产率方面的改进。 6.关注未来 在今天的竞争的环境下,关注未来就要求理解影响你的组织和市场的那些长期的和短期的因素。 组织未来持续增长和市场领先地位能给顾客、员工、供应商和合作伙伴、股东、公众、社区以长期信心,这是与之建立战略伙伴的基础。 要制定组织的发展战略,组织应当预先考虑到诸多因素:顾客期望、新的商机和合作机会、员工的发展和需要、全球市场的增长、技术发展、日益发展的电子商务环境、新的顾客细分和市场细分、不断变化的管理要求、社区和社会的期望、竞争对手的战略性举动等。 依据战略目标制定长短期计划,并配置所需的资源,保证战略目标的实现。 为了追求组织持续稳定地发展,要重视与员工和供应商的同步发展。 7.促进创新的管理 创新不局限于研究开发部门的技术和产品创新,管理的创新也很重要,包括新管理思想、组织机构、运行机制和业务流程等。 管理的创新应着重改进组织的产品,服务和过程并为组织的利益相关方带来新的绩效,创造新的价值。 在做法上,管理应使创新成为组织的学习型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使创新融入组织的日常工作中去,并被组织的绩效改进系统所支持。 创新建筑在组织及其员工所积累的知识之上,对于促进创新的管理而言,有效利用这些知识的能力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8.基于事实的管理 组织的运作依赖于对其绩效的评价和分析的反馈信息进行管理。 依据组织的战略目标,并对提供有关的过程和结果的重要数据、信息进行评价,找出差距,进行改进。 绩效测量所需的数据和信息应包括顾客、产品和服务方面的绩效;运营、市场和竞争性绩效的对比;以及供应商、员工、成本和财务方面的绩效。 分析可用于多种目的,如计划活动、整体绩效评估、运营改进、变革管理、与竞争者或标杆的绩效比较。 在绩效改进和变革管理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绩效测量指标的选择和应用。所选指标应能最好地描述使顾客、运营、财务和伦理方面的绩效得以改进的那些因素。体现顾客和组织绩效要求的一套综合测量指标,构成了将所有过程与组织目标相协调的一个明确的基础。 在对所追踪过程的数据的分析中,测量指标本身也会被评价和改变,以更好的支持目标。 9.社会责任 组织的领导应重视公众责任,伦理行为并强调履行公民义务的必要性。 在恪守职业道德、保护公民健康、安全、环境方面和有效利用资源,领导者应当成为组织的榜样。 从公民责任的角度而言,应从产品设计阶段就要考虑到环境、资源和安全等方面的要求。不能满足于达到国家标准,应注重持续的改进。 组织应在与所有的利益相关方的交往中强调伦理行为。组织的治理机构应对高层领导的伦理操行提出要求并加以监控。 履行公民义务指的是,在组织资源许可的条件下,积极从事公益性事业,在社会活动中起到引导和支持作用。例如:社区教育和医疗的改善、环境优化、资源保护和社区服务,产业习惯和商业风气的改善、非专有信息的分享等。 10.注重结果和创造价值 组织的经营结果是评价绩效的重点。组织的绩效测量应注重关键的结果。 经营结果不限于销售额和利润,还应包括顾客满意、产品和服务结果、财务和市场结果、资源结果、过程有效性结果(比如生产、经营、服务过程等)、组织的治理和社会责任结果。 经营结果应当被用于为关键的利益相关方(顾客、员工、股东、供应商和合作伙伴、公众及社会)创造价值和平衡其相互间的价值。 一套均衡组合的先行和滞后绩效指标的应用,为沟通长、短期的重点事项和监控实际绩效提供了一套有效的手段,也为结果的改进提供了明确的基础。 11.系统的观点 将组织看成一个整体,各项要求是协调一致的,通过共同努力实现组织的目标。要将组织各部门和各项工作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管理并实现组织绩效的改进。 系统的观点要求利用测量指标和组织的知识来建立组织的战略。 系统的观点要求高层领导关注组织的战略方向和顾客,依据经营结果来监测、应对和管理组织的绩效。 组织作为一个系统,其战略要与组织的关键过程联系起来并校准其资源配置,最终实现整体绩效的改进和顾客的满意。 《卓越绩效评价准则》为管理组织及其关键过程,实现卓越绩效提供了一个系统的观点。其七个类目和核心价值观构成了这一系统的模块和整合机制。 要对总体绩效加以成功的管理,还必须针对组织进行综合(synthesis)、校准(alignment)和整合(integration)。校准是有标准、有方向的,这里的标准就是战略目标;校准保证了方向一致,但不一定有节奏,组织要达到一定的节奏就要整合,整合是最高状态。 “卓越绩效”即现代企业管理之道 现代企业管理之父彼得・德鲁克说:管理必须同时需要考虑三个方面的问题: 1_必须考虑成果和绩效,这是企业存在的目的; 2.必须考虑在企业内部共同工作的人所形成的组织; 3.必须考虑外在的社会,也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卓越绩效评价准则明确指出:通过卓越的过程创取卓越的绩效,通过综合的组织绩效管理方式(approach),它能够: 1.为顾客提供不断改进的价值,从而取得市场上的成功; 2.提高组织的整体有效性和能力; 3.促进组织的和个人的学习。 尽管时代在变,现代企业管理的各位大师对管理的认识和看法却惊人地相似。卓越绩效准则反映了现代企业管理之道。它是成功企业的路线图,是通过卓越的过程创取卓越结果的综合组织绩效管理方式。 它通过系统的方法和有机的结构来倡导和实践11项核心价值观,指导企业管理者从日常纷繁复杂的细节性管理工作中跳出,以全面的、系统的视野来关注对企业取得成功最重要、最关键、最根源所在,集中所有精力,直奔首要之务! 优秀管理论文:学生会干部培养过程中引入优秀企业管理制度的优势 摘 要: 高职院校的良好管理离不开健全的学生自主管理,而高效学生会管理模式的开发,更是学校持续发展的必备需求。不断改进完善学生管理体制,积极引入优秀企业的管理制度,不仅有利于学生干部了解掌握先进的管理体制与管理技术,更有利于促进学生干部自身素养的提高,树立服务理念,增强服务意识,成为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劳动者与技能型人才。 关键词: 学生会干部培养 企业管理 引入优势 良好的管理企业管理制度不仅能维系企业的正常生产运作,而且有助于企业今后的可持续发展,学校的日常管理也是如此。职业院校多数实施学生自主管理体系配合院校管理,即成立职业院校学生会,由下设的相关部门进行学生各方面的专项管理,并形成适应学校文化的管理模式。为进一步优化管理模式,提高学生会管理效率,积极借鉴引入优秀企业管理制度,不同程度上解决学生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尽管学生自治管理模式与企业管理模式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性,但部分优秀的企业管理制度可以灵活应用到职业院校管理制度中,以便快速树立学生管理者的管理理念,明确管理要求与管理动力,提高管理意识与技术,提升学生会管理效率,强化学生会管理效果。 一、树立学生干部的管理理念,培养学生干部的企业管理思维 职业院校的学生管理非常有必要树立学生干部的管理理念。一些学生加入学生会的动机可能只是享受高人一等的管理者地位,并不明确作为管理者应有的理念与要求。这样的思维很有可能在日常管理中与学生群众产生分歧或者矛盾,并进一步激化。所以,在学生干部进入学生会的第一天起,就要有专门的辅导员对学生干部进行管理理念的培训,让学生干部树立正确的管理理念,明确自身要求与目标,培养积极向上的服务意识,规范自身管理理念。在多数优秀企业中,管理者的目标非常明确,即竭尽所能为企业服务。因此,职业学生会成员必须明确自身的目标,全心全意地为学生服务。除此之外,积极培养学生干部的企业管理思维与管理方式,也有利于学生会管理的可持续发展。例如我校轨道交通系学纪部就适宜地引入企业生产管理模式中的看板管理,将每个班级每日的早晚自习情况记入看板,根据各班实际情况针对存在问题的班级进行重点管理与监察,并将反馈结果如实记录并上报系部相关责任人处理,使得问题班级的情况短期内得到及时解决,班级纪律情况的改善收效显著。 二、赢得学生基础的信任,树立尊重理念 学生会能够正常实施日常管理的基本核心要求学生干部管理者具备一定的群众基础,有一定的说服力与公信力,以便管理制度的顺利执行。很多日资企业和德资企业非常重视管理者在员工心目中的公信力,赢得员工的信任是企业长久发展的必要条件。将这一理念合理地引入学生会日常管理活动,通过各种渠道不断树立学生干部的公信力,赢得学生群众的信任并进一步增强信任感,与此同时,坚定树立尊重理念,保持管理者与学生群众融洽的关系,使管理者与学生群众真正融为一体,不仅可以从学生群众中汲取更有利于完善管理的相关建议,而且可以在相互尊重理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平等理念”,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实,实现职业院校学生素质的提高。 三、设立院校生涯培养制度,精熟管理体制 在日资企业工作超过一年的员工基本上不会选择跳槽,并且会服务于该企业直至职业生涯结束,这不仅受益于日企的人力资源体质,更受益于日企优秀的人才培养制度。在日企工作的职员,一年之内要经历多次企业培训,一旦发现员工有能力短板,公司会给予更好的培养,甚至几年之内就能够熟练掌握整个企业每一个环节的运作,自然而然地与企业融为一体,成为企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高职院校学生会的培养机制应该引入这一点,构建院校生涯培养制度。高职院校学生会管理体系中人员精简,每个岗位基本上不会出现敷赘人员。但每每新老成员换届交替时就要求新成员快速胜任自己手头上的工作,以维系学生会日常工作的正常运转。因此,学生往往只经历短期的培训就直接上岗,以至于个别学生无法胜任本职工作后请辞,造成人才流失。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正确建立高效全面的培训体制,让学生在短时间内了解掌握学生会的中体运作流程,并安排学生以三五天为一个基本周期在各个部门中循环实习,这样就可以在较短的一至两周内让新晋成员全面了解各个部门的具体流程,进而进行初期的合理调配,以避免人才流失。在新成员初步适应工作后,以“精熟管理体制”为要求,进一步安排完整而系统的培训课程,强化成员管理知识与管理经验,以“院校生涯制”为培养目标,将培训贯穿学生会成员的整个在校生涯中,这不仅有利于管理者快速发现问题并予以解决,更可以推动学生会的整体发展,使学生会成员间融为一体,形成牢不可破的团结型团队。 四、培养省思型、发展型、学习型并立的管理团队 学生会干部在日常管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问题,与被管理学生群体之间也可能产生重大矛盾。在处理此类问题的过程中,学生干部往往依照规定原则做事,或者依照以往类似经验解决问题。这样的做法存在两种弊端:第一,不一定所有的学生问题在规章制度中都有明文规定或限制要求,第二,同一种处理方法不一定适用于两个人,依照类似经验处理不同的学生很可能产生截然相反的后果。要使学生会在管理经验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上得到长足提高,必须借鉴企业中的团队培养思路,培养省思型、发展型、学习型并立的学生管理团队,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建立高效地部门总结机制,分时段、有步骤地针对本部门工作进行实时性的分析与研讨,在不同的问题中找出共性,重视客观问题的独立性,因事分析,因时分析,兼顾前面,专项到位。同时,要丰富自身的管理经验,通过借阅资料、涉外培训、座谈等形式积极学习优秀管理经验,不断拓展学生干部的视野,不断更新管理思路,全面整合资源,拿出一系列有针对性、有时效性、全面高效、深思熟虑的解决办法,推动学生会日常管理的高效实施。 综上所述,引入优秀企业的管理制度并有效落实与职业院校学生会管理体制中,既能提高学生会的管理效率,优化管理模式,又能推动高职院校日常管理的良性发展,实现高职院校管理水平的整体提升。 优秀管理论文:构建优秀团队素质模型,打造一流行政办公室管理团队 [摘要]:行政办公室作为每个单位的核心协调管理部门之一,工作性质和工作特点较为显著。通过行政办公室工作性质分析,阐述了将团队管理理念引入行政办公室工作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通过构建优秀行政办公室管理团队素质模型,提出了对打造一流行政办公室管理团队的建议。 [关键词]:行政办公室 团队管理 素质模型 一、将团队管理理念引入行政办公室工作中的重要意义 (一)行政办公室工作性质分析 1.沟通协调性:行政办公室日常工作经常涉及到对内、对外的联系工作,包括与上、下级或外单位的信息沟通交流;与单位领导和各部门的信息汇报与传达;与一些个人的联系、指导或咨询等等。因此,沟通协调性强就成为行政办公室的工作特点之一。 2.战略全局性:行政办公室作为与其他单位联系的接口部门,在公务接待和外事管理等一些工作中常常代表着整个单位的形象和面貌。因此,在分析问题时往往都需要站在单位的角度去考虑,在处理问题时更要进一步统筹规划,使工作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够符合单位利益。 3.规范性:行政办公室的工作内容虽然繁杂多变,但要做到化繁为简,变杂乱为有序就需要工作的规范性。在公务接待、公文处理等工作中,虽然每一项任务都具有特殊性,但如果能够按照统一流程规范控制,工作效率就会大大提高。因此,行政办公室的工作常常伴有规范性特点。 4.创新性:行政办公室作为与外界接触最为广泛的部门之一,接受并吸收新事物和新方法的途径比较多;更为重要的是,行政办公室作为单位的一个重要管理部门,管理方法及制度上的创新是维持单位工作持续高效健康运转的必要条件。 5.高效性:行政办公室作为单位的重要枢纽部门,是各种信息上传下达的流转中心,是保证单位各项工作正常运转的控制环节。尤其在公文收发、批阅、传递过程中,是否高效将影响着单位各项工作的开展。因此,高效性也就成为行政办公室日常工作中非常重要、必要的特征。 (二)将团队管理理念引入行政办公室工作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团队管理方式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促进当今组织发展壮大的科学之道。现代社会是一个到处充满合作、崇尚共赢的社会,纵观管理学的发展史,现代管理方法越来越趋向柔性管理,鼓励组织成员在公平合作的环境中实现自我价值及整个组织的利益。团队管理讲究“团结合作、责任分担、绩效共享、实现共赢”,这种理念正是现代组织生存的基础,发展的必要。因此无论是在政府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团队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管理方式正在慢慢影响着整个社会和组织的发展。 2.依工作性质分析,行政办公室的发展离不开团队管理。如上所述,行政办公室的工作性质包括:沟通协调性、战略全局性、规范性、创新性、高效性。团队管理下的组织优势包括:成员之间互相尊重信任,更容易形成协作的氛围;团队同一目标下,更容易实现组织利益最大化;成员不仅遵守团队规则,更有心理契约的互相牵制;团队中的集体决策与互动学习更容易启发成员灵感,形成创新思维;团队成员之间的知识能力互补,更容易实现1+1〉2的组织高效运转模式等。而这些优势正是促进行政办公室发展的必须条件。 二、构建优秀行政办公室管理团队素质模型 (一)选取样本 按照绩优组与绩平组数量质量匹配平衡的原则,选取了3个优秀的行政办公室管理团队与3个普通的行政办公室管理团队。 (二)行为事件访谈 针对两个组6个不同团队,按照每个团队随机选取两名成员的原则,分别独立地进行行为事件访谈。认真详细记录每名受访者讲述事件中出现的团队管理特征。访谈前,告知每名受访者在访谈过程中要讲述在其所处团队中发生的一些记忆深刻的事件,包括成功或失败的团队行为事件。 (三)数据统计分析 汇总团队素质特征编码的平均等级分数,对绩优组和绩平组的这一指标进行差异检验,结果显示,两组在合理明确的分工、充分合理的授权、团队规范建设、团队文化建设、有效的领导、有效的沟通、团队战略管理能力、团队学习创新能力8项素质特征上的平均等级分数存在显著差异(见表)。 *表示在0.05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表示在0.01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 (四)模型初建 通过与普通团队的差异对比,优秀的行政办公室管理团队具有以下8项素质特征:合理明确的分工、充分合理的授权、团队规范建设、团队文化建设、有效的领导、有效的沟通、团队战略管理能力、团队学习创新能力。将这8项素质特征进行总结归类,建立优秀的行政办公室管理团队素质模型(如图): 三、打造一流行政办公室管理团队的建议 (一)在团队组织建设方面,要构建行政办公室内部的合理分工与授权模式 行政办公室工作繁杂琐碎,工作内容容易交叉重复,工作责任上也容易推卸扯皮,因此,首先一定要建立合理明确的内部分工。另外,行政办公室工作面宽,工作责任重大,为了调动每位团队成员的工作积极性,使得每位成员能够共同为团队整体负责,就要形成充分合理的授权。 (二)在团队能力建设方面,要努力培养行政办公室成员的战略管理与学习创新能力优秀的团队能够站在全局的角度考虑问题,经常能够根据整个组织的战略目标来调整与建立团队的目标,使得团队成员能够为实现组织利益最大化而奋斗。因此,要努力培养团队成员的战略管理与全局意识。另外,优秀的团队不是静止不前的,对于知识的渴求与更新是持续的。团队成员通过持续的学习与分享学习成果使得在团队面临新问题的时候总能以新方法解决。通过创新,团队的能力总是在不断地更新与提高,因此,要努力培养团队成员的学习与创新能力。 (三)在打造团队外聚力方面,要持续推进行政办公室文化建设和规范建设 优秀的行政办公室管理团队都有自己的文化氛围和道德准则。创建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不仅能够使得团队成员心情愉悦,更能让成员们在愉悦的环境下培养对彼此的友谊、信任和尊重的感情。因此,要持续推进行政办公室的文化建设。另外,还要建立一套较为系统的办公室工作准则,尤其在成员们多元的价值观尚未得到较好的融合之前,工作准则和集体威信就显得更加必要。 (四)在打造团队内聚力方面,要构建行政办公室多元有效的领导方式和沟通模式 团队领导者的工作作风与处事风格不仅能够影响一个团队的工作效率,还能影响到团队成员的工作热情和精神风貌。优秀的行政办公室管理团队领导者往往都能够通过科学分工、充分授权、宽容的处事态度、以身作则的工作作风以及一些独特的个人魅力来来影响着整个办公室的发展。另外,一个优秀的团队,其成员之间必定是相互依赖、相互信任的,优秀的办公室管理团队可以通过良好的沟通与交流,使得成员彼此之间充满默契,同时也在充分的沟通中避免了许多矛盾的产生。因此,要建立良性循环的沟通交流模式。
科研成果论文:医院科研成果档案归档论述 1医院科研成果档案特点 1.1形成的周期长,连续性强 医学科研具有研究时间长、涵盖内容多、涉及范围广、知识连续性强等特点,而科研档案形成是与科研活动密切相关的,因此,医学科研特点决定了其档案形成也具有周期性长、内容丰富、归档要求高和档案不易整理等特点。 1.2档案专业性强,综合性强 医学科研成果档案具有专业性强的特点。医学科研中,不同学科具有鲜明的学科特点。研究课题都是按学科专业范围来进行研究的,对于某一方面的研究、课题或者课题的一部分,都有明确的专业分工。因此,科研档案也有明确的专业分类,档案归档也体现出专业性的特点。医学科研过程中,很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的出现使其体现了较强的综合性,这就要求必须加强学科之间的协作配合,从而完成研究工作。学科之间融合也造成了医学科研课题研究的形式多样,数量大,涉及范围广和内容复杂,故在档案归档时,兼顾各个学科的相对独立性和专题的综合性性有一定难度。 1.3档案数量大,形式多样 正是由于医学研究的领域宽泛,内容复杂,研究对象记录形式多种多样,如各种标本、仪器检测结果、照片、音频、视频等材料,因此对于每一项医学科研,其档案量大,档案载体形式趋于多样化。 2医院科研成果档案归档存在问题 2.1档案管理制度不健全,缺乏监督 医院对科研档案归档管理缺乏完善的制度,缺乏系统性。一方面,医院相关部门并未把科研档案归档工作纳入管理之中,没有完善的、切实可靠的规章制度来保证医院科研档案的完整性,何时整理收集、哪些归档整理、出现意外情况如何补救等问题都缺乏完备的制度,因而医院科研档案管理工作缺乏指导和约束,导致科研归档工作无法顺利有效进行。 2.2相关人员责任心不强 医学科研档案管理人员整体素质不高、工作能力不强,影响医学科技档案归档再利用。许多档案管理工作者不熟悉文件材料的归档范围,实际工作中常常出现归类不当和数据保存以及归档不及时的现象,导致科研数据的缺失,造成较大损失。除此之外,科研档案归档工作缺乏有效的监督和检查,造成了档案管理人员工作缺乏积极性和责任感,不能很好地指导和协助科研人员做好科研文件形成、积累、整理和归档工作,导致科研档案归档材料不够齐全详实,完整率和归档率低。 2.3档案管理技术落后 传统的医学科研档案管理,管理技术和设备落后,归档材料以纸质材料为主,易损坏、低效率、不便于存储和调出[2]。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办公自动化的普及,计算机、网络和信息处理在医学科研档案管理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科研档案管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但在一些基层医院,科研档案管理还基本上是手工操作,利用先进技术手段进行科研档案管理没有得到普及,这就造成非纸质形式的材料如图像、光盘、磁带等科研记录材料不能有效归档,造成记录不全,无法完整全方位反映医学科研实际情况。 3.医院科研成果档案归档管理对策 3.1完善管理制度,创新管理方法 科学合理的档案管理制度是医学科研成果档案管理的可靠保证。运用科学手段对档案实行统一管理,这就要求从科技档案的整理、归档、保存、再利用等每一个环节都应有具体而明确的规定。比如,设立档案盒,存放每个科技项目的项目申请书、合同书、成果证书、、专利等重要资料存放其中,并制作归档目录,记录项目归档材料,使档案资料便于查找。另一方面,要明确档案管理部门各自的职责,责任到岗,责任到人,促进科研档案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从医院科研实际出发,创新档案管理办法。利用现代化的管理方法,提高档案信息化服务水平;运用先进信息技术,对科研成果进行管理,让使用者能够准确、迅速、完整、多渠道地对数据库中的信息进行检索。达到科研档案管理现代化、规范化、信息化的要求,使科研档案的积累、归档等环节得到科学的保障。 3.2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 医院相关部门应对科研人员进行档案意识的培训,加强档案及时归档的教育力度,提高科研人员的及时归档的意识,使其认识到科研档案归档工作的重要性,有利于调动科研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并在科研过程中自觉积累、保存科研档案资料,从而一定程度上配合档案管理工作人员的工作,提高档案归档的快速、完整和准确。档案管理人员自身也要端正工作态度,增强工作责任心,主动学习档案管理知识,积极参与各项培训,相互交流经验,提高的自身综合素质。在信息化时代,科研档案管理人员必须认真学习并掌握文件的归档与管理知识,学会使用信息化管理手段,将所学的熟练运用于工作实践中。同时要熟练操作各类现代化办公设备,如打印机、传真机和计算机等,另一方面,也要掌握常用办公软件,如Word、PPT和Excel等,从而有利于采用合理的手段进行相关文档进行维护,满足科研档案管理的需要。 3.3提高管理技术,加强信息化建设 通过手工操作管理医学科研档案,工作质量和效率都十分低下,难以满足发展的需要。随着当代信息化、网络化高度发展,医学科研档案的管理也要适应时代的发展,这就要求在管理过程中要推进档案的信息化管理[3]。医院要着力加大信息化投入,及时更新设备或配备新设施,如电子计算机、打印机、刻录机、扫描仪等,便于收集整理科研档案以及实现科研资料的共享,如电子文档、图片和光盘等,逐步建立科研档案的现代化、信息化、标准化管理系统。要运用科学合理的信息技术,加强对不同载体科研档的积累、编录、索引、归档等工作的监督指导,保证归档的文件系统、完整和安全。同时规范制作数据与检索标识,提高科研档案数据检索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使利用者可以迅速准确、多途径、多角度地对数据库中的信息进行检索。 4结语 医院科研工作中必须重视科研档案的收集、整理、归档与利用。医院科研档案管理是现代医学科研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科研档案管理人员要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自身能力和素质,更好地管理和开发利用科研档案,医院本身也要完善制度,运用新理念、新方法去强化内部管理,积极采取新的管理手段,提高管理的信息化程度,不断开发利用科研档案信息,更加有效地为医学科学发展服务。 科研成果论文:基础教育科研成果推广路径 1缺乏科学高效的基础教育科研成果推广应用机制 科学高效的管理运行机制是基础教育科研成果推广应用工作的重要保障。深究当前我国师范院校基础教育科研工作的种种弊端,不难发现推广应用过程中矛盾重重。一是在对基础教育科研成果推广应用上缺乏严格的制度约束和高效的激励机制,导致教育科研人员不去关心成果是否进行推广应用以及推广应用的程度和成效如何,进而严重影响到教育科研人员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二是在当前的教育科研体制机制下,科研工作者从项目选题立项、申报审批到科研成果的鉴定、评审、评奖等一系列程序,往往只注重学术成果,而对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即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视程度不够。在这种避重就轻、重心发生偏移的机制引导下,许多科研工作者处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将更多精力和时间倾注于学术论文和科技成果数量的追求上,而对这些科技成果能否得到推广应用、实际价值有多高根本漠不关心,导致基础教育科研工作的推广应用本末倒置。三是师范院校基础教育科研工作的后续管理不足。部分师范院校由于对基础教育科研工作缺乏科学高效的后续管理措施,对已取得的科研成果没有进行登记、整理、公布,加之管理不得力、对外沟通不顺畅,导致一些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率不高,许多含金量较高、应用价值较大的教育科研成果被束之高阁,从而造成科研资源的巨大浪费。 2加快师范院校教育科研成果推广应用的路径选择 2.1做好管理工作,引导教育科研工作者树立正确价值取向 正确的价值取向是确保教育科研工作者潜心研究,积极进取的必备措施。深刻反思近年来我国师范院校科研成果推广应用工作进展较为缓慢的重要原因,就是科研人员在对待本职工作上缺乏科学正确的态度和价值取向,对教育科研是第一生产力等同于直接生产能力,错误地认为教育科研成果可以直接转化为教育效益。在这种错误观念的主导下,教育科研人员过分注重取得的科研成果的数量,忽视对教育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同时,由于科研成果可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而教育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是一个较为缓慢或具有周期性的过程,因此部分科研人员在急功近利心态的驱使下,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在成果的取得上。因此,学校管理部门要加强科研队伍的管理工作,积极教育引导科研人员自觉摒弃错误的观点和认识,实现由重数量、轻质量,重成果、轻应用,向既要重视成果数量,更要重视科研成果质量和应用的转变,把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作为科研工作的终极目标和价值取向。 2.2以供需为导向,提高成果推广应用的效益和水平 师范院校基础教育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工作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科研成果的取得与推广应用二者是密不可分,有机统一的。科研成果只有得到推广应用,才能实现自身价值,而科研成果得到推广应用的首要前提是成果的优秀和优质。要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需相关部门和人员做好以下工作——一是提高教育科研成果的质量。教育科研成果的研究只有立足教育实践才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教育科研工作者在做好基础教育科研的同时要加强开发应用研究,努力做到基础教育理论知识与应用实践相结合,制定切实可行的教育改革方案,为基础教育科研工作提供第一手资料。积极顺应当今时代的发展要求,根据相关课题的性质和内容,组织相关的一线教育者和长期从事科研的工作人员共同参与到课题的研究之中,提高课题研究质量,努力推动教育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二是加大对教育科研成果的提炼升华。实践证明,那些已经推广转化为现实教育生产力的重大科研成果,之所以贡献巨大,归根结底在于这些科研成果的信度和效度上。相反,一些科技成果存在的推广难、应用难现象,归根结底是由于可靠性的缺失引起的,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因此,对待基础教育科研成果的取得一定要进行细致缜密的分析论证,从中提炼总结出精髓和要点。还要将这些科研成果与教育实践相结合,去伪存真、去粗存精,提炼精华,增加科研成果的信度和效度。三是建立科研成果研发单位与应用单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捆绑机制。一方面,作为教育科研单位要把加大成果研发力度作为自身使命,勇于突破,善于创新,对自身的科研成果既要充满信心,又要有接受实践检验,发现不足立即纠正的勇气和魄力。另一方面,对科研成果推广应用单位讲,要充分考虑科研成果是否与本校的办学目标、教学条件与自身特色相适应,切忌脱离自身师资水平、人才培养目标和科研水平。科研成果研发单位与推广应用单位二者之间只有真正合作,密切协调,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进行捆绑式研究,才能不断把基础教育科研成果及其推广应用工作引向深入。四是制定科学缜密的推广计划,积极开展推广活动。对师范院校而言,一项基础教育科研成果从研发到推广应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特别是在成果推广阶段,由于师资状况、学生状况、体制机制、市场风险、受众群体等因素制约,而困难重重。因此高度重视成果推广工作,加大人力、物力投入,制定严密的组织推广计划,完善各项程序环节,对加快科研成果向现实教育生产力的转化显得尤为紧迫和必要。 2.3建立健全科学规范、运转高效的激励评价机制 激励机制的导向作用至关紧要。对师范院校基础教育科研工作来说,科学规范的激励机制能够引导科研工作者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对科研成果的研发和推广应用中来,进而推动教育科研事业的发展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营造人人尊重科研、支持科研和参与科研的浓厚氛围;反之,则会导致更多人把科研工作当成为己谋利、逐名逐利的工具和跳板,引发更多的学术腐败和不正之风。因此,加快建立科学高效、运转协调的激励机制,已成为深化我国师范院校基础教育科研成果推广应用工作的重要内容。实践证明,科学高效的教育科研激励机制应是个人理性约束和激励约束的有机统一。个人理性约束主要包括:对在教育科研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取得显著经济社会效益的科研人员根据有关规定予以财物方面的重奖,将科研成果推广应用与个人奖励直接挂钩,通过入股或参与分红等方式从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中取得更多经济利益;另外,还有对科研人员社会地位和价值的认可,对在基础教育科研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或单位借助媒体的力量进行大力宣传,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尊重科研人才的氛围和观念。激励约束主要是指鼓励科研人员深入基层,加大科研成果推广应用力度,创新产学研合作方式,建立科研成果研发者、推广者、应用者、接受者相互之间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达到有效降低科研风险、平衡利益分配、促进教育科研成果转化的目的。 作者:王洪 单位:曲靖师范学院 科研成果论文:通信工程专业科研成果研究 摘要: 通信工程专业是一个重视实验实践环节的应用型专业,需要大量的动手操作深化理论知识的理解与掌握。专业教师的科研成果与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方向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将教师的科研成果引入实验教学,使学生深刻理解专业知识,明晰应用领域,促进了教学与科研的紧密结合。同时,学生参与科研项目,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培养创新能力。 关键词: 科研成果;实验教学;创新思维;创新能力 伴随工业4.0时代的到来,具有创新能力的应用型人才是大势所趋,也是高校人才培养的主要方向。我国《高等教育法》明确指出“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是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1]。通信工程专业是一个重视实验、操作性极强的工科专业[2],实验教学目前多为课内实验[3],每门专业课结合自身的核心内容或重要知识点设立若干个实验项目,这些实验多是结合课内章节进行设计仿真或利用实验箱动手操作观察实验结果。如“通信原理”课程中的“常规双边带调幅与解调实验”“模拟通信系统实验”等,这样的实验可以使学生直观感受学科基本理论所产生的现象,但是并不利于学生对所学理论的深入理解和知识的融会贯通。很多学生反映每门课程都很用心的学习,对所学每章知识点都很理解,通过实验教学也能很好地验证或观察到结果或现象,学透了理论,联系了实际,但离开书本仍然对所学专业研究的具体内容和应用方向没有概念。究其原因是缺乏承载所学知识的载体,对理论的理解再透彻,也只能推导公式,对具体应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仍就一片茫然。随着大学本科教育的普及和研究生教育门槛的提高[4],当前的实验教学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学生及社会对实验教学的要求[5],急需对传统的实验教学方式进行创新和突破,将教师的科研成果引进传统的实验教学,改变传统的照本宣科,将研究生阶段的研究学习模式提前引入本科实验教学,激发学生的创造热情,发掘学生的潜力。 1目前通信工程专业的实验教学模式 实验步骤五分法包括:提出问题、设计方案、实施操作、处理数据、分析和解释结果五个部分,根据学生在整个活动中的参与度,大致分为基础验证性实验、应用设计性实验和科学研究性实验三类[6,7]。 1.1基础验证性实验最为普遍基础验证性实验是目前高校实验教学中占比最大的实验课程设置方式,是学生理解消化理论知识的手段,通过动手,验证理论知识的正确性,解决“为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教学方式以提示为主,即教师通过讲解、示范、指导等提示活动,学生被动接受、理解、做实验、消化教师所提示的内容。根据实验步骤的五分法,“提出实验问题”“设计实验方案”两步由教师完成,学生完成后三个步骤,学生参与度60%。如“ASK、FSK、PSK(DPSK)调制解调实验”中,教师预设实验目的为“理解ASK、FSK调制的工作原理及电路组成”,设计了实验方案为“观察ASK等调制信号的波形”,学生真正操作的步骤只有将信号源模块、数字调制模块、数字解调模块、同步提取模块、频谱分析模块固定在指定实验箱内,接通电源并观察各种解调模式下的图像即可。简而言之,学生在这个实验中的主要参与行为就是观察,解决的问题就是验证理论,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极少,没有创造性。 1.2应用设计性实验比例逐步提升应用设计性实验较基础验证性实验对学生和教师的要求更高,学生的自主性更强,实验结果的多样性对教师评判实验的成功性负担更大,但因其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此种模式的课程设置比例正在逐步增长[8]。与基础验证性实验相比,应用设计性实验要求学生自己设计实验方案,“如何设计”是比“怎么做”更高的要求,教学方式除提示外,师生还需要通过教学对话、课堂讨论等教学形式,共同思考、探求、解决学生设计实验方案中的问题。根据实验步骤的五分法,“提出实验问题”由教师完成,学生完成包括“设计实验方案”的后四个步骤,学生参与度80%。如“模拟信道传输实验”,教师提供实验设备,学生自行设计信道传输的过程,包括信道中噪声的叠加、信号的调制与解调、滤波器的设计等环节,最终完成信号在信道中的传输。由于方案及实践过程均由学生自主完成,学生间也可作为小型竞赛,以信噪比最小的方案为最佳方案,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1.3本科阶段科学研究性实验较少科学研究性实验是指在不预设结论的情况下,根据所学所知,主动提出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实验步骤验证问题真伪的实验教学模式。此种模式的实验课程设置在高校本科阶段较少,更多的是在研究生阶段才有所参与。与基础验证性实验及应用设计性实验相比,科学研究性实验的目标是“做什么”比较明确,教学方式不再是教师的提示,而是在学生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教师采用指导和研讨的方式参与其中,从而在实验过程中最大程度的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根据实验步骤的五分法,从“提出实验问题”到“分析和解释实验结果”几乎全部由学生完成,学生参与度100%。 2科研成果引进实验教学的优势 2.1提升实验教学教师整体层次科研成果是教师科研水平的集中体现,对科研成果转化的期望是科研成果引入实验课程的潜在动力,将科研成果引入实验教学实践,让学生在实验过程中对科研成果的含金量产生感性认知,可以提升教师的成就感。与此同时,将科研成果引入实验教学,也对从事实验教学的教师形成倒逼机制,催生更多优秀科研成果,达到科研和教学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2.2优化实验课程设置将科研成果引入实验教学,可以优化实验课程设置[9],在基础验证性实验课程居多的情况下,适度增加应用设计性实验和科学研究性实验,让各种模式的实验课程达到均衡配置,获得最佳的教学效果,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使学生在大学教育中完成学习———实践———应用的三步转化,适应当前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2.3丰富实验教学内容教学内容必须与时俱进,教学实验课程的设置也应及时更新,科学研究位于专业技术领域的前沿,更能反映出本专业的主要发展趋势。将科研与教学实验相结合,不断充实实验内容,可使实验教学更具新颖性和先进性,解决学生所学课本知识与社会科技发展相脱节的问题[10]。 2.4激发学生创新意识和热情在研究性实验中,教师只给出若干思路,实验前学生并不知道实验结果,由学生根据实验条件和研究目标,自行查阅相关资料,设计实验方案、步骤,处理数据和分析结果,可能实验的结果不如人意,但通过综合训练,使学生对科研的基本方法和过程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体验,有效调动了学生参与实验的积极性,既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又使学生养成了自主式、合作式、研究式、开放式学习方式。 2.5增强学生的专业认知通过与学生接触发现,很多学生在报考大学之初根本不知道专业研究什么,学习四年之后对于要报考的研究生专业同样也是一片茫然,因为不了解专业发展方向及研究内容,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学习的盲目性和个人发展方向的错位。通过将科研成果引入实验教学,使学生在实验教学过程中深入了解本专业最前沿的知识,明确本专业的发展方向,对准确自我定位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3改进后实验教学效果显著 天津商业大学通信工程专业将部分科研成果与“通信原理”课程实验相结合,设计了基于Matlab软件的研究性虚拟实验,旨在使学生了解前沿的信号处理、消除干扰等技术。以蚁群算法[11~13]为例,利用其较强的适应性、正反馈性和鲁棒性优化神经网络[14~16]的初始权值,能够有效提高神经网络的收敛速度,避免陷入局部最优,将其用于盲均衡算法[17]进行信号处理,通过Matlab仿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通过实践发现,学生完成实验后,不仅对先进的算法和应用理论有所了解,还通过动手操作及程序的编写增强了实践动手能力,使学生真正体会到学以致用的成就感。 3.1实验问题的提出实验课前,教师将蚁群算法、神经网络、盲均衡算法的基本思想、公式推导、程序分析等提前教授于学生,使其理解消化。对信道传输过程中,信号所受影响及可能存在的畸变加以诠释,使学生对实验背景及应用意义得以了解,也为后续实验提出问题奠定基础。针对神经网络存在收敛速度慢、易陷入局部最优的缺点,引导学生利用具有较强适应性、鲁棒性的蚁群算法对其进行改进,使学生自己找到合适的切入点,将两种算法结合,并应用在信道的盲均衡中,体现其实用价值。 3.2实验内容的设置采用Matlab软件对算法进行编程,给学生提供开放的源代码进行学习,并要求在实验中修改相应的参数评测可靠性。输入信号设为2PAM信号,神经网络结构为7-9-1,仿真信道选取普通信道H1(z)和典型电话信道H2(z),其传输函数分别为H1(z)=1+0.5z-1+0.25z-2+0.125z-3(1)H2(z)=0.005+0.009z-1-0.024z-2+0.854z-3-0.218z-4+0.049z-5-0.016z-6(2)实验中给出各参数的参考值,系统权值个数Dim=72,蚂蚁数为权值数的2倍,即M=144,最大迭代次数为NC=40,信噪比为20dB,信息素蒸发率ρ=0.02,迭代步长μ1=μ2=0.02。这些参考值都是可变的,但其变化会对实验的结果产生影响。 3.3实验结果的解析根据文献[18]中的结果,蚁群算法优化神经网络的盲均衡算法和遗传算法优化神经网络盲均衡算法在普通信道与典型电话信道中的收敛曲线进行了比较,如图1和图2所示。该曲线是经过了10次仿真实验后的平均结果。从图中可以看出,在普通信道中蚁群算法优化的神经网络盲均衡算法和遗传算法优化的神经网络盲均衡都能达到快速收敛的效果,收敛后的均方误差没有遗传算法的稳定,收敛速度明显高于普通神经网络盲均衡算法。在典型电话信道中蚁群算法优化的神经网络盲均衡收敛速度高于遗传算法优化后的结果,体现了蚁群算法的优势。图3和图4分别给出了在普通信道与典型电话信道中各算法的误码率比较曲线。可以看出,蚁群算法优化神经网络盲均衡算法具有较低的误码率。由于学生对程序的改进方式略有不同或参数设置不同,以及迭代和实验次数的不同,实验结果会有所差异,如在正常收敛范围内均可认定实验的正确性。本实验设计内容意为学生对算法的理解和分析,并与遗传算法优化神经网络盲均衡算法相比较,使学生更能理解优化算法的优势所在。 4结语 将科研成果引入实验教学不仅可以提高实验教学的层次,丰富实验内容,优化课程设置,还可以促进成果的转化,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使学生将所学用到实处,深切感受所学如何所用,同时在大量的实验过程中推动科研的进程,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对师生都有极强的推动作用。而且消除了学生的迷茫,对今后的学习深造或参加工作都起到了很好的启迪作用,对培养创新性应用人才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作者:耿艳香 张立毅 徐文超 单位:天津商业大学天津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科研成果论文:科研成果宣传情况报告 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学校教科研成果也不断涌现。学校在加强教科研建设,提高教师教育教学水平的同时,需要引进外面的一些适合于本校实际的教科研成果,也需要将本校教师的教科研成果予以推广应用,来营造学校教科研氛围,提高教师教科研水平,提升学校“科研兴校”的品位。现将我校教科研成果推广情况介绍如下: 一.从本校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做好教科研成果推广工作。 1.召开教师课题或论文成果学习研讨会。 教师课题或论文成果学习研讨会,每学期开一次。研讨会的举行,采取分组学习方式(如分文理科组),在研讨会上,先让获得课题或论文成果奖的教师介绍自己的教科研成果,要求着重介绍自己的有效的经验做法和取得的成果,介绍时不照论文原稿读,而辅之以讲解,并有时间限制,然后围绕着学校教师的教科研成果交流学习的体会,分组展开研讨,着重谈自己对教科研成果的体会,说说哪些做法值得自己借鉴,哪些做法值得商榷,提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做法、建议。研讨时有记录人做好研讨情况汇总,并由代表在全体教师大会上作汇报。这种做法能提高教师的参与程度,使教科研成果深入人心,使教科研成果在学校得以有效推广应用。 2.借助校本培训的有效方式推广成果。 (1)校级教研制度化,校际教研经常化。学校专门制订了校本教研的制度和计划,提倡教师相互听课,共同探讨教育思想和教学规律,研究改进教学方法,努力提高课堂教学效果。(2)继续实行备课组每周一次、教研组两周一次的教研活动制度。要求:每个组根据组内教师的空课时间合理安排,可以分时段;每次活动要有专题、有记录、有实效。方法:推行教法研究、问题会诊、案例分析、实践反思、观摩讨论等,并积极倡导即时交流、即时研讨和即时反思。(3)实施“蓝青工程”,重视青年教师的培养,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学校以新课程改革为契机,以师资培训为突破口,对青年教师提出了“三年成型,六年成才,九年成名”的奋斗目标,每个学年都为教龄未满三年的新教师举行隆重的新老教师结对仪式。平时通过听课、学习、交流、指导,促进新老教师共同提高。期末,学校组织首席教师从课堂教学、听课、汇报课、教学成绩、获奖及特色等方面对其进行全面考核。 3.每年召开一次教科研成果推广现场会。 我校把召开教科研成果推广现场会作为学校教科研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学年召开一次,由教科室直接负责。对于在推广会上交流、推广的课题成果和获奖发表的论文,学校教科研领导小组认真筛选。做到先布置,认真准备,印好交流材料,人手一册。同时,学校还举行课题成果汇报课。就是让取得教科研成果的教师上成果实践课(指与课堂教学联系密切的成果),一般把上课放在开会之前进行,那些能充分体现教师教科研成效,又能结合课堂教学得以展示的课题实践课,是教科研成果推广最有效的见证。 4.创办校刊、宣传栏,宣传推广教科研成果。 校刊和宣传栏是推广学校教科研成果的主阵地,是学校教科研建设的重要内容。目前我校正着手创办校刊,内容包括一些固定栏目:如(1)学校教科研活动信息报道;(2)教师课题研究过程中相关论文选登;(3)教师在报刊上发表或在上一级论文评比中获奖的论文选登;(4)本校师生作品选。也设一些不固定栏目,如(1)外校先进的教育教学经验和教科研成果选登;(2)上级教育政策法规或学校规章制度选登;(3)教育教学热点问题探讨等。 二.加强对外合作交流,让教科研成果走出校门。 1.与西苑中学实行连锁办学。在教学上,两校规定各备课组每两周进行一次教学交流。公开课,两校教师互听互评;新教师汇报课,由两校的评委一起听课、打分、评课。这一崭新的办学模式,实现了名校带新校、两校优势互补、携手共进的发展目标,开创了金华教育领域的先河。近两年的连锁办学,使南苑中学的教育教学稳步朝着“更高、更快、更强、更实”的方向发展,使西苑中学快速步入正轨,校园环境建设、教育教学管理方面都取得了本质性的变化。 2.经常与上级教科研部门保持联系,争取教科研工作的指导。积极参加教研片区活动,认真承担活动任务。如婺城区、金东区、开发区的语文、数学、自然、英语等学科教研活动,多次争取到我校举行。从教育教学管理、教科研开展、优质课展示等方面起到积极的示范作用。如年2月,金华教育学院政史专业学生在我校实习;10月,浙师大课程与教学研究学会会员来校进行教学研讨;11月,徐霞老师到金华四中参加新教材课型展示暨经验介绍活动;12月,金玉石校长应邀参加省教育学会“适应新时代、创建特色学校”研讨会,并在会上作典型发言;同月,金华教育学院校长提高班45位校长来校参观学习,等。 3.与兄弟学校教科室经常联系,加强信息沟通和工作交流。如年3月,金华江南五校课改研讨活动在我校举行。不定期请有关专家、领导、名师来我校举办教科研讲座,进行教育实验工作指导。同时经常走出去或者通过网络,学习人家的教科研经验,以促进我校教育科研工作向着正规、科学、深入的方向健康发展。 4.通过报刊,推广成果。 通过报刊,推广教科研成果是我校教科研建设的重要一环。教师将成果写成论文,通过投稿,发表到省市或国家级刊物上,教科研成果推广范围广,其价值也逐级升高。近年来,我校教师在各级各类报刊杂志已达近百篇。 5.充分利用学校网站上的教科研主页进行学习指导和交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对我校的教科研工作起到宣传推广的积极作用。 科研成果论文:老师学期科研成果之以研导教 新的一学期又开始了。谈及新学期的教科研设想,我们会坚持自己的做法,那就是:以研导教,以教促研。 在x中学,老师们对教科研不再陌生,因为x中学的教科研就是解决老师们在教学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新学期伊始,展望前面的教科研之路,老师们对自己,对学校都充满了信心。作为学校教科室成员,在以校为本的教科研前提下,为实现“培名师,育优生,出高质,创名校”战略,我们将落实“以研导教,以教促研”,具体做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一个中心”,就是以教育教学为中心。 我们知道,产品的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同样的道理,教育教学的质量也是学校的生命。因此,学校的教科研,必须以教育教学为中心。以教育教学为中心的学校教科研,不应该只是一句空话,要落实到具体行动上。我们将进一步作如下努力。 首先,教科研课题的选择要体现教育教学。新学期第1——2周的时间,可以让老师们提出教学中遇到的困惑和问题,再由学校科教室将老师们的困惑和问题汇总,并结合区教科室规划的教科研选题拟好科研专题,交学校各教研组选择一个或两个探究专题,来明确新学期学校各教研组的教科研任务。这样教科研课题的选择更切近教育教学实际,且课题是由教师们自己选择的,那老师们对教科研课题会有着浓厚的兴趣,并积极参与课题的研究。 其次,是课题研究过程不脱离教育教学。只有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研究出来的成果,才会对教育教学有真正的指导价值。否则,会误人子弟。事实上,各学科有()各学科的特点,哪怕是对同一课题的研究,不同的学科也会有不同的收获。将各学科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教科研成果进行分析并推广,就可以使各学科间相互取长补短,共同提高。这也是我们所说的以研导教吧。 “两个基本点”,是指课堂观察和案例研究。 教科研要深入学生,深入课堂。离开了学生,离开了课堂,我们的教科研将是纸上谈兵,没有多大的价值。课堂观察在我们学校进行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本学期我们会进一步加强课堂观察的落实。 课堂观察作为研究课堂的一种方法越来越受到教育界的关注。我们教师参与的课堂观察是方法与行动的结合,教师参与的课堂观察是有系统、有计划的观察活动。教师在实践中参与课堂观察要经历课前会议、课中观察与课后会议三个环节,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课堂观察活动。而课堂观察的意义最终指向学生的学习。像这样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完成的教科研才更有生命力。 案例研究是教师记录耳闻目睹的教育教学个案,当然也可以是自己的亲身感受。教师对案例进行分析研究,不再是个人行为,应有同伴的参与。这样分析更透彻,研究更深入。老师们从分析研究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就能有所感悟。用这些感悟再去指导教育教学,就能使自己的教育教学技能得到进一步的提高。老师们从自己的亲身感悟中学习,比从其它任何方面学习都要来得快,来得真切,且更具有实效。 教研过程实际上是教育教学的设想与尝试,在这些设想与尝试的过程中,预设与生成之间总会有这样与那样的差距。分析差距的原因,调整预设,从而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实现出高质的目标,这是我们应作的努力。 除此之外,教科研对常规工作也不能放松。常规常抓,常抓常新,那么我们就离工作目标不远了。 具体工作进程安排如下。 九月份: 1、各教研组召开教师会,了解教师对教育教学的需要。 2、召开教研组长会议,拟定教科研课题。 3、课题交学校审核后,反馈到各教研组,并告知全体教师。 4、召开教科研积极分子会议,邀请有关专家来校作教科研讲座。 十月份: 1、配合学校的各级各类竞赛,再竞赛中推动教科研进一步发展。 2、收集教师课堂观察的材料和案例。 3、召开教科研积极分子会议,邀请有关专家来校参加会议,共同分析研究堂观察的材料和案例。 4、会后要求教科研成员上交一篇感悟材料。 十一月份: 1、召开教科研积极分子会议,探讨老师们上交的感悟材料。 2、课题专题研讨。邀请专家作材料写作培训讲座 3、对材料作修改、补充、完善。 十二月份: 1、召开教科研积极分子会议,对教科研专题作进一步的研究,审查修改后的材料。 2011年元月份: 1、整理教科室各类课题材料,对课题研究研究进展情况分类汇总。 2、教师在全校交流一学期来教育教学研究成果。 3.完成教科研工作总结。 科研成果论文:高职院校科研成果档案数据分析 采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分科研项目、论文、著作、作品和专利类别,对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2008-2015年的科研成果进行了统计与梳理,全方位、多角度的呈现了学校近8年的科研成果,便于学校充分掌握其科研现状,为学校制定科研发展规划、制定科研政策提供有效依据。文中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科研成果登记档案,纳入统计的均为第一作者或独著署名为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的成果。 12008-2015年学校科研成果基本情况 1.1成果数量和科研人员数量 2008-2015年学校有档案记录的科研成果共计1577项,参与科研的人员累计648人。具体的科研成果数量和科研人员数量年度分布情况见图1。从图1可以看出,学校科研成果和科研人员基本保持持续增长的趋势,特别是近三年,科研成果数量增长迅速,2015年成果数量是2008年的3.68倍:一方面是学校加强内涵建设,逐步重视科研工作,2012年成立了独立的科研管理部门,出台了一系列科研政策措施,如科研奖励制度、科研项目管理办法,有效调动了教师科研积极性;另一方面学校规模化发展,教师规模扩大,到达年限需要晋升职称的青年教师数量增加,有限的职数增加了职称评审的竞争压力,客观上也调动了教师科研积极性。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成果数量相较于2009年有一个回落,诸多因素综合作用造成了这一现象:2010年学校集中力量申报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建设项目,全校教职工全力投入申报工作;科研工作具有周期性,科研成果的出版具有滞后性。 1.2科研项目情况 2008-2015年学校获得立项的纵向科研项目共125项,其中国家级项目3项,包括国家艺术基金项目1项,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1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1项,省级各类项目97项,市级项目5项,校级项目19项,总研究经费818万余元。具体的纵向科研项目年度立项情况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纵向科研项目立项数保持平稳增长趋势,2010年相较2009年立项数减少,2009年湖南省教育厅新增了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的申报,学校有4项课题获得立项,之后两年该课题没有组织申报;2013年立项数达到顶峰,之后有所回落,2013年学校组织了第一批校级课题的申报,资助了19项课题研究。 1.3和书籍出版情况 2008-2015年学校共1101篇,其中核心期刊26篇,出版各类书籍75部,其中教材62部。具体的和书籍出版年度分布情况如图2所示。从图2我可以看出,2008-2013年数保持平稳,稍有增长,2013-2015年数迅速增加,这与学校成果数量增长趋势保持一致:学校一系列科研激励政策,教师科研积极性的提高,更直观地通过呈现出来,论文占据成果总量的69.8%。书籍出版平稳增长,2009年、2014年数量高于相邻年度:出版的书籍中教材占82.7%,教材的更新、修订有一定的周期性,这两个年度是学校教材集中修订、出版的时间。 1.4艺术作品获奖和专利情况 2008-2015年学校教师参加由各级政府和美协、文联等主办的展览获奖的作品共245项,取得专利37项。具体的作品获奖和专利年度情况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艺术作品获奖数量波动较大,没有明显的趋势:一是作品创作需要一定的积累,具有周期性;二是各级展览分布不均衡,有的年份多,有的年份少。2011年学校实现了专利零的突破,2015年获得授权的专利迅速增加至31项,但2014年没有专利:一是学校日益重视社会技术服务,将专利纳入科研奖励、职称评审范畴,鼓励教师申请专利;二是专利从申请到授权需要较长的时间,就出现了从2014年的零项到2015年31项井喷式发展这一现象。 2存在的不足 一是科研人员方面:学校近几年发展迅速,教师规模不断扩大,2015年已有专任教师400多人,但取得科研成果的教师仅122人,多集中为当年或次年需要晋升职称的教师。二是科研项目方面:省厅级项目多,高级别项目难有突破,校级课题有待稳定。在省厅级项目中,立项单位集中在教育厅,社科系统、科技厅、文化厅等部门的项目较少。三是科研论文方面:随着教师科研积极性的提高,论文数量大幅度增加,但论文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近8年发表的1101篇论文中,核心论文仅占2.36%,如何改变唯数量论英雄的局面,引导教师潜心开展研究,确保科研成果具有代表性、创新性,构建标志性成果评价体系是科研管理部门亟需解决的问题。四是科研管理方面:高职院校科研管理工作起步晚,对科研的重视性不够,科研实力较弱。近年来,为提高教师科研积极性,学校出台了一系列激励措施,有效提升了教师科研积极性,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基本保持单打独斗,没有形成稳定的科研团队,表现为论文基本为独著,项目多是主持人一人完成,没有团队导致竞争力弱,高级别项目和奖项拿不下来;科研成果的转化力较低,教师社会技术服务没有很好的纳入学校管理。 3建议 一是加强学术交流和合作:学校应加强同其他高校、科研院所、行业企业的合作,引进高级别人才,这是提升科研实力的重要途径;鼓励、支持科研人员参加国内、国际的学术交流活动;加强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师专业能力和水平,在新进人才时,注重专业的连续型、发展性。二是健全科研政策和计划:在已有科研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科研管理制度,根据艺术类高职教育的特点,明确近期、远期科研目标,引进专业学术带头人,形成科研梯队,确定研究课题,连续滚动支持,形成稳定的科研团队;落实考核制度,切实将科研业绩纳入教师年度考核、中层干部考核、部门考核,形成竞争机制;强化社会服务功能,建立和完善教师社会服务的制度与政策,引导教师面对行业企业开展技术服务;根据艺术类高职教育的特点,建立柔性的评价管理机制,对基础理论型人才和应用技术型人才分类评价,将项目、论文、著作、艺术作品、专利、社会科技服务、学术交流等多项定量和定性指标纳入评价标准。三是优化科研环境:高度重视科研工作,将科研与教学同等对待,教学科研两手抓;加大科研经费投入,建立科研平台,培养科研队伍,改善科研硬件软件条件,为教师申报各级各类项目提供便利条件;就学校重点专业和专业群设立专项科研经费,鼓励标志性成果的产出,形成以研促教,以教促研的良好局面。 作者:包文婷 单位: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科研成果论文:科研成果在美术教学中的应用 摘要:在美术院校教育中长期存在重教学、轻科研的问题,已不能适应当今社会需求。因此本文从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入手,旨在更好的将学术研究成果运用到教学中去,达到教学牵引科研,科研促进教学,形成教学、科研、教学的良性循环,从而实现美术院校办学水平的全面提高。 关键词:美术教学;科研 邓小平同志指出:院校的任务,“一是教学,二是科研”。美术院校既是科学研究的前沿力量,又是中坚力量。只有逐步增加科学研究的比重,认真搞好科学研究,才能把美术院校建设成为既是教学的中心,又是科学研究的中心。美术院校的职能、任务与教学对象,都客观地要求我们把科研与教学结合起来,多出成果,多出艺术人才. 一、科研与美术教学的关系 对于一名大学的美术导师而言,应具备系统的美术、教育理论知识及过硬的专业技能,科学的教育方法和较强的教学能力,同时,还要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整个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在教学工作中,教学和科研是两个相辅相成的部分,这两个内容的协调和平衡是教师发展的重要内容,同时也直接关系着学校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因此必须得到充分的重视。综合来看,教学和科研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从多年的教学经验中可以看出,教学和科研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立的,但是同时在一些方面又是相对统一的。首先,从对立面来看,不可否认的是,教学和科研是存在冲突的,教学目的和科研目的具有明显的不同。对于教学而言,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进行知识的传输,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而科研则是对知识的创新与创造;从对个人素质的要求方面来看,教学除了专业技能之外还需要道德、人格以及表达能力等方面的要求,但是在科研方面则主要侧重对知识的创造性和智力的高要求,对表达能力、口才等方面要求较低;最后从时间上来看,因为一个教师的精力是固定并且有限的,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教学中去自然会减少科研方面的投入,从而影响到科研成果的质量和科研能力的提高,反之也是如此,因此处理好科研与教学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尤为重要的方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可以得到的结论则是教学与科研是相对统一的,同样从目的角度来看,教学和科研的目的虽然在细微的方面有一定的冲突,但是在大的方向上都是以推动社会发展为共同目标,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因此可以说二者是统一的。另外在长远的影响上来看,教学和科研是相辅相成的,互相起到促进和提高的作用。对于教学而言,首先,科研的创新能够提高教学的质量,是教学内容的丰富和深化的基础,并且能够将教学的方式和方法多元化,从而最终实现教学质量的提高;其次,教学对科研也是有促进作用的,教学的最终目的是教育出优秀的人才,而优秀的人才同时也是在为未来的科研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另外在教学的过程中由于师生之间的互动和总结也会深化科研的内容。对于个人而言,教学是果,科研是根,所以要真正做到教学与科研的统一和谐就需要不断研究教学手段和内容,避免出现教学的空洞,培养出优秀的人才,同时要想得到优秀的教学成果必须加大对科研的投入力度,奠定好根基才能够更好的结出教育的果实。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教学和科研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所以在我们具体的工作和考核过程中要根据不同的需求和工作性质来进行权衡。对于一位高校的美术教学和科研工作者而言,科研重于教学的方式更为适合。因为大学生对于教师的学术水平要求更高,相对而言对于教师的表达和口才能力则要求较低。所以对于一位高校教师而言,保障更高的教学质量需要以学术质量为基础,尤其对于大学的美术教学而言,科研不可忽视,没有科研学校就难以出现名师。 二、美术教学中应用科研成果对美术院校教学质量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科研与教育不是单纯的对立或者互不相关,从大量的科研成果实践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出,“应用”、“推广”、“转化”,是关于科研成果的三个重要的推广方式,虽然在一些理论书籍中没有对相关概念进行明确的解释和分类,但是它们之间还是具有一定的区别的。首先,“应用”是指的科研成果被一些相关人员的小范围使用,使用范围相对较小。“推广”则具有更大的范围,主要是指某些成果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得到广泛的应用,范围小的情况下不能算作推广,只能算是应用。例如在农业方面有的科研学者表示,当某项科研成果推广的覆盖面应达到适宜推广面积的15%以上方可称之为推广。在美术科研方面也是如此。“转化”则是在应用的基础上,更多的强调了理论向成果的转变,将效益转变为现实。这三个概念都包含了理论和实践的充分结合。本文针对科研成果的应用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是选择一些对学生专业发展有利的成果,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丰富学生的学习经验,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另一方面是运用一些科研知识进行课堂教学,从而丰富课堂内容,提高教学效率,培养学生科研能力,促进学生主动学习,最终提高美术的教学质量,更好的为社会输送人才。因此,在美术教学中科研成果的应用对美术教学质量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1、应用科研成果有利于美术专业学生观念的更新 观念的更新是美术专业学生成长的重要环节。然而,现行的美术教材已不能满足这种需要。我国现在发行的美术教材,大都存在内容陈旧落后,缺乏时代性,国际性和最新的艺术思想与学术信息等问题。如果美术教学仍然根据教材照本宣科,不能把那些新的科研成果及时传授给学生。那么,学生就会跟不上社会前进的步伐,像井底之蛙一样眼界狭窄,这对他们的专业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必须结合教学内容,有重点,有选择性地把最新、最先进的科研成果纳入教学内容中来,不断摈弃陈旧的知识,提高学生的专业理论水平,使新的、先进的理念内化为美术学生的专业素质,促进学生的专业成长。 2、应用教育科研成果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 现在我国大部分中等本科院校的教学都存在“重教学,轻科研”的现象。教师缺乏科研能力是重要的原因之一。由于教师缺乏科研能力,他们不能将新近的教育科研成果应用于自己的实践中。结果事倍功半,成效不大,使教学工作很难提高到更高一层的水平。如果教师具备了一定的科研能力,就能批判性地选择和接受新的教育理论,并将自己的科研成果运用到教学中去。在教学进程中学生受到教师的启发,可以激发学生的研究兴趣,培养学生的研究意识,促使他们向研究者的角色转变。 3、应用科研成果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在教学中应用科研成果,就必须加强实践教学环节,这样能够大大提高教学质量,避免学生出现读死书的情况。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用科研成果,还可以通过借鉴性的研究,鼓励学生进行创新和思考,通过课题的自主选择和调查研究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促使学生转变为主动的“学习者”,最终保障教学质量。 三、科研成果在美术教学中的应用 如果将科研和教学进行形象的比喻,那么可以联想到车的两个轮子,科研和教学作为两个轮子承担着整辆车的运行,而车轴则是结合与运用,只有通过结合与运用才能够实现教学成果的充实,教学课堂的优化,科研成果在教学中的应用,结合与运用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 1、运用科研成果,既要“遵书”又要“求新” 科研成果的运用首先要做到的是“遵书”,所谓“遵书”就是紧扣教学大纲,根据教材内容来进行讲授。但是,同时科研成果运用到美术教学工作中还要“求新”,所谓“求新”就是在现有的课堂内容和教学基础上不断的深化教材内容,创新教学方式。对于教师而言,教材是教师授课的工具。对于学生而言,教材是获取知识的媒介。“遵书”能够将教材精华内容系统的传授给学生。“求新”则能够紧随社会动态,将最新的科研成果补充到课堂上,避免在教学中照本宣科,满足不了学生对知识的需求。书上的成果固然是精华,但新的科研成果也是尤为重要的。所以在课堂的授课过程中,必须充分把握教材的观点,围绕教材内容进行学术研究的观点介绍,从而扩大学生视野,启发学生创新,促进学生自主思考,增强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2、运用科研成果,要概括精辟 科研成果的运用必须在进行总结和研究之后才能够在课堂上进行讲授,高于现用教材并且成熟的科研成果才能够让学生真正的体会到科研成果的新。所以在科研成果的运用过程中要注重科研内容的精辟概括,保障科研成果的实用性,让学生受到启发,引起学生的思考。 3、科研成果的运用必须恰当 如果将科研成果的恰当运用比喻为一部电影中的插曲,那么插曲的应用得当可以让整个电影水平升华,推动剧情的发展,反之则会成为败笔。所以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如何提高教学质量,优化教学内容就需要对科研成果进行正确的运用。首先,科研成果的应用必须扣紧主体。这就需要教师根据科研成果的内容进行大量的积累和筛选,从而抓住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渗透,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科研成果的运用终究只是辅助,不能够喧宾夺主,必须有个范围的保障,以教材为基本点,相互配合,避免将课堂做成学术讨论会。所以科研成果的运用必须把握好度。 4、运用科研成果,要巧妙安排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科研成果运用于课堂教学,不能随心所欲、临堂应付。这就要求科研成果的运用必须是符合基本的教学要求。教学的目标和大纲是学生接受教育的基础,科研成果的运用必须与之配合,运用到什么地方,什么时间更适合都需要进行斟酌,不能再课堂上信马由缰。在应用中需要注意的是,教师要综合课堂教学的目的和全局结构,采取科学安排,将科研成果的理论渗入到教学课堂中去,从而达到教学的目的。在教学过程中,科研成果的运用要注重一个活字,通过准确生动的插入和讲解让学生更多的思考。除此之外,学生参加科研也是一个重要的教学方式。通过教师的指导,发挥学生主体性,提高学生积极性。通过学生的自主参与来培养独立学习的能力。通过业余时间的研究活动来更好的得出学术价值高的科研成果。对于教师而言具有更好的教学效果,对于学生而言也有更好的学习效果。总而言之,在美术院校的教育中,将教学和科研结合起来,通过科研和教学的有机权衡来实现科研兴教的目标,真正的将教学科研提到办学的中心上来,以教学目标来引导科研,以科研成果促进教学,真正形成一个教学和科研的良性循环,从而促进学校的办学水平的全面提高。 作者:吴秋萍 胡博 单位:黑河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科研成果论文:教师科研成果管理系统设计论文 摘要:科研管理的信息化、网络化,使科研管理工作实现动态实时跟踪,提高科研管理效率,是高职院校科研管理工作的需要。本文分析了教师科研成果管理系统设计目标、功能模块,探讨了基于浏览器/服务器模式的教师科研成果管理系统数据库设计,为使科研管理规范化、科学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关键词:教师科研成果管理系统;数据库设计;浏览器/服务器(B/S)模式;ASP;SQL数据库 随着院校科研实力日益增强,我院科研项目和科研成果迅速增长,科研管理部门针对论文及成果的管理难度加大,传统的科研项目管理思维、管理方法、管理模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越来越多的高职院校为适应自身发展的需求,以院校科研管理为应用背景,纷纷采购或者自主研发符合院校自身的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对科研项目和论文的信息化管理,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使科研项目管理科学化、规范化,进一步对科研项目实施流程监控,已成为各院校科研管理工作的发展趋势。 1目前我院教师科研成果管理存在的问题 1.1科研信息收集管理人工操作,缺乏系统、规范的信息管理手段 以往科研管理人员对科研论文、申报文件的主要处理方式是基于文本、表格等纸介质的手工处理,对科研信息的处理是通过人工统计、查询来进行,工作量大,容易出错,运做的效率低下。若能通过科研管理软件,发挥计算机管理、网络共享的优势,将会及时、准确、有效的进行学院科研情况的处理,提高信息处理的速度和准确性。 1.2管理部门重视不够,成果经常处于沉淀状态,成果利用难展示少 教师科研论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献信息资源,学校管理部门忽略了对本校教师科研成果完整性、连续性的收集和管理,缺乏对科研成果的宣传和开发利用,广大师生不了解教师科研成果的作用和价值。只有在需要时,例如教师进行职称评比的时候,或者进行国家级和省级自然基金申请时,或者当学校向上级统计汇报科研成果时,才会对教师的科研成果进行集中的管理,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学院科研水平的提高。 1.3科研项目流程管理资料不健全,缺乏科学有效的管理 在此次研究项目之前,我院教师科研成果管理还没有统一规范;在科研项目的管理中,项目申报、项目中期管理、项目结题、科研成果登记等流程管理资料部分缺失,而科研项目这些连贯又交错的业务流程都是密切关联的,致使所收集的信息缺乏系统性、完整性和连续性。为提高系统设计水平,我们在项目初期走访了兄弟院校后了解到,在具体管理中,大部分学校的科研成果由科研部门统计收集,有的由院系资料室负责统计收集,也有些学校是图书馆作为专题负责统计收集。各校数据库建设标准各异,用户检索语言、检索界面、数据的标引、分编、检索点不统一,缺乏统一的建设和质量控制规范。考虑到建设教师全文数据库的难度和工作量很大,可以先期实施科研成果管理系统,等到累积一定的经验后将全文数据库检索和展示作为以后的研究目标,所以我们拟建立陕西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科研成果信息管理系统,应用本系统对本校教师科研成果进行管理,为专任教师、专业技术人员提供教科研工作衡量标准和有效的考评依据,立足系统具体实施应用,进行系统实践的探索,为其他院校建设本校成果库提供借鉴和参考。 2系统分析及设计实施 2.1教师科研成果的范围 教师的科研成果类型主要有:专著、专利、论文集、学术论文、学术报告、精品课程与试点专业、教师获奖、指导学生竞赛、参展作品及其它成果等。 2.2系统功能设计及模块结构 2.2.1系统功能设计原则 在教师科研成果管理系统设计的过程中,我们以技术适用、系统实用、结构合理、运行可靠稳定、低成本、低维护量作为基本建设原则,遵循阶段开发原则,将整个工作划分为多个目标和阶段,明确各个阶段的工作目的、步骤和要求;在实际开发中,注重实用性和先进性的结合,充分考虑系统的容量及功能的扩充,具有与其他应用软件进行数据交换和数据共享的能力;后期运行中,充分考量服务器安全、数据的备份和安全访问机制,以确保数据信息的安全性,综合考虑系统的建设、升级和维护费用。 2.2.2系统功能模块 系统主要包括三个工作模块:“系统管理员模块”“,科研管理工作模块”和“科研人员(教师)模块”三部分组成“。系统管理员模块”用于科研人员创建及用户权限分配“,科研管理工作模块”用于进行科研成果申报及审核、科研文档管理、科研成果跟踪、科研经费管理、信息查询统计“,科研人员(教师)模块”用于进行各类科研成果的登记、信息变更、统计查询。 2.2.3系统结构及功能 1)用户权限管理:为了保证管理系统的安全性,需要建立用户、角色和权限数据库表,按角色不同享有不同的权利,对于不同的用户可以分配不同的权限,根据系统设置的安全策略,用户可以访问而且只能访问自己被授权的资源。2).查询统计系统:应当建立不同的搜索机制,可以对不同信息项目进行搜索。科研成果信息项目包括项目名称、项目来源单位、项目审核状态、项目组成员、课题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项目备注信息等。可以按照多种条件进行搜索,例如科研项目状态为正在申报,还是通过审核后的状态。系统中进行查询时,可依据不同的用途加载查询项,多维度显示不同的检索结果:可以按成果题名,主题/关键词,著者,著者部门,所属学科,出版/发表/结题时间,成果出处,获奖时间,基金资助等检索点来查询。查询输出功能,还应根据查询项统计结果,具备输出各种报表的功能,以方便统计某一年或月的所有成果量或某学科、某专业及某课题的成果量,方便统计历年来本校全部科研人员或者某部门教师所发表的科研成果篇数、专著专利数据等。3)项目类别管理:将不同类的科研项目划分不同的项目种类。4)项目流程管理:项目申报管理、项目审批管理、项目结题管理5)系统管理:用户管理、权限管理、密码管理。6)系统帮助 3数据库设计 通过分析,本系统需要输入的数据如下:1)学院:包括学院编号,学院名称。2)行政机关:单位名称,单位地址。3)系:系名称,学院编号,联系电话。4)教职员工:职工编号,姓名,系名称,单位名称,性别,出生年月,政治面貌,籍贯,毕业院校,联系电话。5)科研活动的信息:承担课题,发明专利,撰写论文,创作著作。6)科研项目的信息:课题(立项,鉴定,获奖),专利,论文,著作。7)课题:课题编号,课题名称,承担单位,合作单位。8)专利:专利号,专利名称,授予时间,主持人,人员,专利类型。9)论文:论文名称,主编,副主编,出版刊物名称,刊号,刊物级别。10)著作:书名,出版社,出版时间,职工编号,姓名,著作类别。11)课题立项:立项编号,课题编号,课题来源,参与人员,职工编号。12)课题鉴定:鉴定编号,课题编号,成果等级,参与人员,职工编号。13)课题获奖:获奖编号,课题编号,获奖级别,姓名,职工编号。我们在SQL数据库设计阶段,根据系统的需求情况设计了若干个数据库表,如项目信息表,个人信息表,学院信息表、项目申报管理表、项目申报批次管理表、表等,并设置了表与表之间的关系,力求满足实际使用中各种多变的需求。 4系统运行环境及开发工具 本系统采用浏览器/服务器(B/S)模式进行设计,由客户端(IE浏览器)、WEB服务器(Windows2003Server+IIS)和数据库服务器(SQLServer2005)组成。采用ASP(ActiveServerPage)、VBScript、Dreamweaver等软件作为开发工具。 5系统运行效果及存在问题 教师科研成果管理系统服务于科研管理人员,实现了对科研项目的有效管理,及时地将教师所发表的论文、获得的奖项、科研项目流程信息等内容进行数据库存档管理,能够做到对科研活动从申报到结题的全程跟踪,为教师和学校管理层提供界面美观一致的科研信息查询和统计平台,既能实现对科研活动的高效管理和控制,又能够为高校对院系的评价以及院系对教师的评价提供依据,避免职称评定中一些虚假信息的负面影响,满足学院的决策者对科研活动的宏观管理与决策的需要。系统采用ASP架构分层明确、便于扩展和复用,采用B/S架构,系统安装部署和后期维护简单,采用IE浏览器访问,界面相对统一,缩短了软件的学习培训时间,便于科研人员使用。经过近三个月的运行,系统发生故障或者错误的概率在预定范围内。由于采用B/S模式开发,难免会出现一些兼容性或者服务组件的可用性等问题,这些通过我们的协调和努力基本能够得到解决。 目前,我院正在进行数字化校园建设,教师科研管理系统为“数字化校园”的一部分,需要和教务管理系统、办公OA、人力资源系统、财务系统、资产管理、邮件服务器等系统整合为一体,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何使各个子系统兼容,需要构建统一的数据标准平台,建立数据中心,对业务流程进行整合,使业务数据同步兼容,将在随后继续努力解决。 作者:赵蕊荣 王文通 张 骞 马晓荣 单位: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科研成果论文:科研成果价值评价企业激励体系实施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企业创新能力激励指标的选择、样本与数据来源;数据分析;结论与建议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企业是最能了解市场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的主体、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指标确定和说明、企业内部激励因子、企业创新程度指标、评价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指标一般可分为四大类、采用Pearson简单相关系数分析方法、企业投入的R D经费直接影响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企业在R D活动中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增强、企业更加重视自主创新、主要经济产出指标保持良好增长势头、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有待提高、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是企业形成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等,具体请详见。 企业是最能了解市场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的主体,能够有效地把握自主创新的方向,在技术创新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为使自主创新的技术、产品等成果符合社会需要,企业本身在自主创新过程中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资源。企业可以通过市场将投入的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而收回研发成本,并取得收益,以此体现科研成果的作用和价值。因此,科技成果产出的价值则成为评价企业激励机制实施效果的最直接要素。 一,企业创新能力激励指标的选择、样本与数据来源 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为对象,采用数据分析的方法,将研究时间界定为2002—2008年之间,以样本的历史数据为基础,研究其历年来的技术创新能力,研究过程中收集了评价期内相关的数据资料。 2,指标确定和说明 (1)企业内部激励因子 企业对技术创新的激励体现在创新资源的投入上。创新资源投入包括两个部分:资金的投入和人力资源的投入。资金的投入主要是投入到R D活动中的资金。而人力资源的投入主要可以用企业科技人员及全体员工的平均工资指数来计量。因此,本文选取企业R D投入、企业R D人员、平均工资指数这三项指标代表企业对技术创新的激励程度。见表1。 (2)企业创新程度指标 评价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指标一般可分为四大类:创新投入指标、创新环境指标、创新资源指标和创新程度指标。其中企业创新程度指标最能直观评价大中型企业投入资源的成果,因此选取企业高技术产品工业产值、主营业务收入、新产品销售收入、工业增加值和年末从业人员数等五个指标,包含了技术创新的深度和创新的广度。其历年数据见表2。 二,数据分析 采用Pearson简单相关系数分析方法。使用SPSS14.0forWindows统计软件中的Pearson简单相关系数计算功能,对表1的企业内部激励因子和表2的企业创新程度指标的数据进行相关系数分析,结果如下: 从表3中的相关系数数值可以看出,在检验年度内企业R D投入与评价创新程度五个指标均呈正相关,并且相关系数均达到0.900以上,相关程度很高,具有统计学意义。可以体现出企业投入的R D经费直接影响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到其自身的经营成果,为企业带来良好的业绩。 企业连续五年的R D从业人员数成增加趋势,并与评价创新程度五个指标有很高的相关程度,其相关系数均超过0.900。从这一程度上说明大中型企业R D从业人员的递增会直接引起产品工业总产值的增加,导致新产品销售收入比重加大,使得企业总体销售收入呈现良好增长趋势。 在检验年度内的企业平均工资指数和创新程度五个指标的仍呈正相关,但相关程度明显小于企业R D经费的投入和R D从业人员与创新的相关程度,pearson值均低于0.900,该检验仍具有统计学意义。同时提高企业员工的平均工资指数,使其与企业的科技资源和人力的投入成正比,应该得到企业的重视。 三,结论与建议 1.企业在R D活动中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增强 企业R D资金来源以政府资助和企业投资为主。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企业R D资金中来自政府资金813.5亿元,企业资金545.3亿元,分别比2006年增长17.3%、9.0%,同时国外资金和其他来源的资金261.7亿元,增长10.9%。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企业R D活动绝大部分依赖于国家财政的资助。近年来,企业R D经费的来源结构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政府对R D的资助保持在50%—60%,企业的投资超过三分之一。从R D强度来看,2008年,R D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为1.13%,也高于上年的1.09%,说明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已对自主创新给予了很大关注,创新投入强度不断增加。体现了在国家大力提倡自主创新过程中,企业已经逐渐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的趋势。 2.企业更加重视自主创新 2007年我国的R D经费总额实现高速增长,跃升至世界第五位。2008年,我国科技投入和人力资源总量继续增长,全社会投入科技活动和R D活动的人力数量达到历史新高。2008年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到4200万人,比2007年增加500万人,增长10.5%,与全国对科技资金的投入成同比例增长。其中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约为1800万人,比2006年增长12.5%。根据美国《科学与工程指标2008》,我国本科级以上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经赶上美国。仅2007年我国R D人员占科技人员的38.20%,而在为企业服务的R D人员就占全国R D从业人员的49.42%。直观的数据显示出,目前国家对培养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视,以及企业无论从资金和人力的投入上都认识到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已经是当务之急。 3.主要经济产出指标保持良好增长势头 根据2008年的数据统计,全国大中型企业全年营业总收入突破了5万亿元大关,达到5.93亿万元,工业增加值达到10715.4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了26.8%和25.8%。其中新产品的销售收入1.25万亿元,占总收入的22.78%,比2007年增长2.06%。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59736亿元,实现净利润3159.3亿元,上缴税额2614.1亿元,进出口总额达到2495.2亿美元,其中进口总额964.2亿美元,出口创汇1728.1亿美元。与2007年相比,工业总产值、主营业务收入、新产品销售收入和工业增加值分别增加14.42%、10.48%、4%、16.04%。均实现了企业经济实力的稳定增长。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新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4.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有待提高 以2002年为基准的连续六年职工工资平均指数虽然有所提升,但增长速度缓慢,只有2008年有显著提升,但排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外仍旧增长较慢。可见企业在科技经费投入中对研究人员的薪酬激励没有与科技人员增长达到同步,这样会导致科研人员甚至普通员工不能实现个人满足,从而降低创新效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高低,取决于该企业人力资源素质的高低,取决于人力资源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因此针对员工的激励对于企业经营业绩至关重要。激励机制的根本作用是正确地诱导员工的工作动机,使他们在实现组织目标的同时实现自身的需要,增加其满意度,从而使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继续保持和发扬下去。激励机制运用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乃至决定企业自主创新的成败,对有创新精神的高管层、高素质的科技人才及员工进行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是企业创新成功的关键。因此,企业应加强对员工实行薪酬、绩效、福利以及自我发展的激励措施,以保证创新的有效进行,进而全方面提高企业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是企业形成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也是企业制定和执行激励机制的目标。激励机制将企业远景目标转化为具体行为,结合国家为企业提供的直接人力财力支持和间接的政策扶持,以及企业内部的动力,朝着组织所期待的目标做出持久努力。反之,自主创新能力能够给企业带来经济收益和竞争地位的提升,企业拥有了收益权、支配权,才能为企业自主创新活动注入资金,承担风险,为激励机制能够在企业内部顺利进行提供了物质上的保障。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共同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直接动力,同时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才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科研成果论文:高校科研成果转化分析论文 一造成各种成果转化低下的原因 1.1高校科研成果脱离了社会的实际需要 科研成果本身的先进性、创造性、成熟度、可操作性是科研成果转化的关键因素。[1]首先,很多高等院校立项的初衷就偏离了为社会服务的方向,立项的原因主要是为了评职称、涨工资、买房子等个人利益,对科技成果转化的问题缺乏深刻认识,由此导致了立项的意义偏离社会和企业的实际需求;再者,由于长期以来受经济办学模式和研究模式的惯性所致,一部分从事科研人员在研究选题时,只注意文献的检索,专为学术而研究,成果远离市场需求,远离市场。在高校,许多教师和学生有很多奇思妙想,但是这些想法和实践得出的成果要转化为现实的产品,市场才是关键,科研成果需要十分契合市场的需求,有突出的竞争优势才能够吸引投资,得以转化,但是高校的很多科研成果在这些方面往往很难完全符合市场的要求,从而很难将投资者的目光吸引过来。 1.2企业的科研水平对高校的科研成果也严重的不适应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是科技创新和进步的主力军,技术创新是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前提。现代企业越来越重视可记得创新在企业中的作用,为了节省资金企业往往和乖哦等学校进行合作,利用高的那个学校的科研力量来增强企业的科研能力。但是企业对高校科技成果的消化、吸收高校的科技成果,最后必须通过企业的行为才能转化为生产力。一方面企业需要创新的知识和新技术、新工艺,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高校也有许多这方面科研成果,但由于许多企业缺乏对高等学校科研情况的深入了解,特别企业是对高等学校科研运行机制了解的更少,对高校的研究能力和水平知之甚少,另一方面高校对企业的科技成果需求不甚了解,所以二者很难结合到一起。另外,一些企业热忠于所谓的“概念”炒作,不愿意真正投资于高新技术,致使许多高新技术的转化中途夭折。 成果考核制度缺陷。高校科研管理部门对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商品化缺乏明确的计划和指标要求,对科研成果的转化软约束。大多数高校管理部门仍按教学机制运行,科技系统的结构格局和资源配置不合理。只重评估研究前期理论成果,不重评估后期成果社会效益,科技成果主要*相关专业人士进行“评估”,而不是按照成果的市场转化前景和可能效益来评估。 1.4资金的缺失使许多高校科研成果束之高阁 在我国,从课题研究到实验室成果的研究经费,大都是由高等院校自己组织或者通过国家科技项目拨款或自筹资金投入的,[2]虽然近几年来随着国家对科研的重视,对高校的投入也越来越大,但是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教育经费在国家预算中的所占比例还明显偏低。资金上的欠缺使得某些高等院校,虽然有好项目,也有好的人才,就是缺乏资金和设备导致项目流产,或者进度缓慢,或者虽然已经取得成果,但是缺乏推广,形成不了生产力。因此,许多科研成果实际上成了放在保险柜里的一纸空文,如同鸡肋一样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二增强我国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的手段 2.1建立合理的科研管理体制制度 最大程度地减少高校行政管理人员对科研项目是否入选的干预,关键是要在科研领域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和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建立科研项目“同行评审”机制。科研项目的评审人员,必须是科研和学术同行,对评审项目拥有足够的前沿知识,而不宜采用如候选人的职务、职称、资历、学术组织成员等与专业水平无关的标准。同时,要坚持利益相关时的回避原则,凡是评审者的个人利益会影响评审结果,或评审结果会影响评审者个人利益的,都应当实行回避,尤其要防止朋友、同学、学生、导师、同事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评审”。最后,还要保证项目评审人员对评审对象做出独立评审,评审机构在综合所有评审人员的意见后,再得出最终评审结果。 2.2高等院校的科研立项要面向市场 要加强高等学校与企业、科研机构的联合协作。高校科研人员积极从事技术发明,并通过专利许可和技术转让等形式,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高校科研与人才培养紧密结合,在开展科技创新的同时,不断为社会提供经过严格科研训练的各类专业化人才。为了促进科研成果推广的顺利进行,要多方面采取措施。要面向市场需要,加强立项的审查工作;要积极采取那些技术开发与推扩使用紧密结合的组织形式;要采用各种形式,进行技术转让或入股;要加强技术培训和宣传工作;要面向广大企业的技术改造,采用新的技术成果,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使科研成果形成显示生产力,才能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2.3增加科研投入 科研的基础是科技经费的投入,高等学校要加大对科研经费的投入,尤其重点学科、重点项目的投入,使之有充足的资金组织精兵干将,有充足的资金购买各种试验设备,高校财务部门应及时掌握国家有关政策、教育主管部门的重大决策,协助院领导和各部门认真规划,加强预算的科学性性、可信赖性,尽量通过项目申报等方式来争取财政拨款。[3]为科研创造最好的条件和环境。同时,也要加大对科研成果转化的投入,建立起专业的科研成果推广人或者借助社会上专业的科研成果中介人,最大程度的利用社会资源,是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这不仅会创造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带回的资金又可以反过来增加对科研的投入,形成良好的资金循环链。再者,科研投入不单单是学校的事,也是政府的事情,事实上在中国主要是考政府的投入,政府要在资金安排上把对学校的投入放在最顶端,把科研投入作为重点,政府还要努力的做高等学校和企业的“媒人”,努力促成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2.4高校要进一步完善其科技成果推广体系 要注重和技术需求方或潜在技术需求方进行多方面、多层次地沟通和交流,注意把研发人员、技术需求者以及投资机构、社会科技服务中介机构都吸引到统一的平台中来,通过多种形式进行科技成果的评估、检测、包装和推广。要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的配套条件,这需要政府牵头,吸纳企业、高校、市场和技术中介等组织参与并使各方面共同努力。特别是各相关方需要协调利益关系,分担风险,共同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配套条件建设。 总之,基于高等院校组织结构与其职能上的独特性,要将我国传统上以教学为主的高等院校塑造成教学与科研并重的机构,就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扬长避短,充分发挥高等院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独特作用。 科研成果论文:科研成果评价研究管理论文 摘要近年各级政府和高等学校对科学研究的投入不断加大,公众对投资回报的期望值也日益增高,这就要求科研管理部门对科研的投入进行严格管理,并以强有力的手段对科学研究的过程与结进行绩效评估,以提高研究的质量、效益和效率。对国内外科研评价体系进行了较系统的分析和比较,以期对管理部门提高科学决策水平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科研成果评价体系 1科研成果评价的概念及作用 科研成果即科研人员通过对一个问题的认识和研究,采用不同形式所表达出来的研究结果,如论文、著作、专利、标准、品种、产品、图纸等。科研成果的评价即用科学民主的方法对科研成果进行分析和评判,以此来考察管理部门在资助科学方面的政策及相关措施,审查科研经费的使用效果,证明科研工作的效率和成就,向公众展示科学研究的价值。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科教兴国已成为全国上下的共识,各级政府及高校都加大了对科技的投入。如何加强科研管理,尤其是如何评价投资效益,成了投资者和科研管理部门考虑的重要问题。 1.1为科研管理提供信息 科研评价的重要作用之一。在于详细地向资助机构报告科研的执行情况、存在的问题和取得的成就。资助机构常常需要这方面的信息,以考察他们所要投资的对象及其取得的各方面成就。可以说,评价是获取科研管理信息的一种重要来源。 1.2阐述职责及其履行情况 评价是公共部门阐明其责任的一种重要手段。公共部门不仅要让纳税人理解公共资金资助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哪些收益,而且,需要通过评价证明它们的资助工作获得了有价值的结果,从而有助于争取更多的经费支持。 1.3为科研决策提供建议 评价可以对科研决策产生直接影响。例如,对科学政策进行评价,可以发现它产生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后果,为下一阶段制定科学政策提供有价值的经验和建议。特别是对期限较长的研究活动,评价对研究决策的影响尤为显著,因为,它在下一阶段能否获得连续资助依赖于对上一阶段研究绩效的评价。 1.4提高质量与绩效 评价是资助者、管理者和研究人员认识其工作质量和绩效的一种机制。通过评价,可以提供成功与失败的有关证据,分析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向人们揭示成功与失败的过程,同时也可以促进研究人员努力使自己的研究符合评价框架内确定的质量标准,从而影响研究人员的行为。由此,评价能提高研究活 动的质量和绩效。 2科研成果评价的主要方法 在我国高校科研评价经历了大约行政评价、同行评议、指标量化评价和国际科研计量评价四个发展阶段,主要使用的评价方法可以归纳为评议和计量分析。 2.1评议方法 评议是某一或若干领域的专家采用同一种评价标准,共同对涉及相关领域的某一事项进行评价的活动,其评价结果对有关部门的决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目前多采用同行评议,它也是合理判断研究绩效的最基本方法。 由于同行评议是一个主观过程,它依赖于评议者的看法和过去的经验,因此,在这种不完美的环境中,利用同行评议合理判断研究绩效不仅要遵循同行评议的运作机制、过程、方法与程序,而且更应该注重针对具体评价目标与对象,采用适当的评价战略。 2.2计量方法 计量方法可以把复杂现象简化为指标及相关数据,从而可以对研究活动进行数值上的比较。一般而言,有两种类型的计量方法:一是文献计量法。以出版物、出版物的引文和专利、专利的引文为对象;二是经济计量法。主要与资金的测度有关,范围包括从成本/效益分析到R D经费。 其中文献计量分析在研究评价中的作用是其他方法不能替代的,因为,对于某些组织性和结构性较强的问题,如某个国家与其他国家比较在各学科领域的研究影响力;国际合作的规模和特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在新技术开发中的作用;学科结构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等。尽管“学科同行”能根据自己的专长对它们进行定性评判,但是,这些评判一般都是零散的,而组织性和结构性较强的问题需要从整体上进行评价,特别是对于交叉学科研究以及具有特殊社会和经济目标的研究,经验证明,同行不能对它们做出较圆满的评判。而且,现代科学发展迅速,新的特征不断涌现,即使是科学家,也不能清楚地阐明科学研究的 资源和其他形式的馆藏资源。在成员馆之间实施公共检索、馆际互借、文献传递、联机合作编目,特别是发放大学城内各成员馆通用的图书证或读者证和复印优惠等,从而达到成员馆之间各种馆藏资源的共享,为大学城内各高校的教学和科研提供更高的文献保障水平。 (2)人力资源共享。各成员馆人力资源的积累是不同的,就专业人员而言,不仅是数量和水平层次的不同,更重要的是专业方向和特长的不同。通过联盟,使各成员馆的专业人员及其他各种人员实施互通有无,调剂使用,从而在整个联盟范围内实现人力资源的共享。 (3)信息资源共享。这里的信息资源,是指上述馆藏资源以外的,图书馆运行中各种经营管理信息如各种资源提供商信息、价格信息、读者信息、人才信息、技术信息等。这些信息资源的共享,对各成员馆自身的运行和经营管理有利。 (4)其他各种物质资源共享。尤其是馆舍和运输工具等,如举办各种学术报告、展览、联宜、学习等活动时所需馆舍的调剂使用;再如人员和物资运输时所用车辆的调剂使用等。通过联盟以实现资源共享。 2.3有利于协同发展 大学城图书馆联盟建立后,以资源共享为出发点,将各成员馆的发展纳入联盟的总体范围内,进行统一规划,协同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馆藏建设。首先,各成员馆不要片面追求“大而全”、小而全”,在联盟的统一规划下,避免不必要的重复采购,扩大整个联盟馆藏的覆盖面,减少资金浪费;其次,对于某些价格昂贵的馆藏资源(特 别是电子资源,如具有多媒体功能的电子图书阅读器,不仅价格贵,而且产品升级快,不定型),小馆无力购买,合各成员馆之力共同购买,大馆节约了资金,小馆也获得了无力购买的资源。 (2)员工培训和继续教育。可以由联盟统一规划,多渠道组织员工开展继续教育;并集全联盟的力量,将各成员馆的员工合在一起,按不同专业方向和不同水平层次,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培训.不断提高员工的素质。 (3)馆舍和其他物质资源的建设。馆舍的新建、改建和扩建,在选址、规模、规划等方面,不仅要和本校的总体规划协调;而且还要和整个大学城图书馆联盟内各成员馆协同发展。除馆舍建设外,其他物质资源的建设,也可纳入联盟的统一规划之内协同发展。 2.4大学城图书馆联盟的独特优势 大学城图书馆联盟与其他的图书馆联盟相比,至少还有如下独特的优势。 (1)各高校图书馆的地理位置相近而且集中。结成联盟后,各高校师生可以更加方便地利用各成员馆的各种文献资源,有利于读者节约时间和费用。 (2)大学城内各高等院校是按整体规划建设的,其目的是为了各校的公共设施和后勤服务形成规模效应。因此,各高校图书馆的方方面面,也会随之形成规模效应,这对大学城图书馆联盟的建立和建设非常有利。 (3)我国大学城本身都是近年来的才兴起的。各高校图书馆的馆舍、各种设施和其他资源,有的刚建成不久的;有的还处在拟建或在建之中。因此大学城图书馆的联盟与其他图书馆的联盟相比,可以更具整体性、计划性和科学性。 (4)各高校图书馆在服务对象、开放时间、服务和管理方式等方面所具有的共性,使联盟更具可操作性。就服务对象而言,都以高校师生为主;就开放时间而言,都有相同的寒假、暑假和作息时间;此外在服务和管理方式也很类似。这是其他图书馆联盟所没有的独特的优势。 3大学城图书馆联盟的途径 大学城图书馆联盟建设的途径,主要包括联盟合同的订立;联盟机构的设置;联盟运行机制的建立等。对此,笔者有以下看法和建议。 3.1联盟的合同应由各高校校长订立 大学城图书馆联盟是通过订立合同创办的,但该合同不能由大学城内各高校图书馆之间订立,因为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不同,不是法人实体,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由此订立的合同没有法律效力。所以大学城图书馆联盟的合同应由各高校之间,并由各高校校长(法人代表)或受其委托的人出面依法订立。 同时,只有各高校校长统一思想,更新观念,高度重视,才能保证联盟的有效运行,因为每一个成员馆不仅仅拥有权利,还要承担义务。如每一个成员馆都是各种资源的输出馆;都要在联盟的统一规划下运行;各成员馆之间还要共担一定的风险。 3.2应设立专门的组织机构 大学城图书馆联盟是大学城内各高校的一种横向联系,需要强有力的组织形式才能达到预期效果,所以应当设立专门的组织机构。至于该机构是否法人实体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如有条件,最好将其办成非赢利性的有限责任公司(法人实体)。董事会由各高校校长组成,当然各高校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由校长(法人代表)全权委托分管图书馆的副校长或图书馆馆长加人董事会。董事会下设执行机构,由该执行机构具体操作,并对董事会负责。须注意,该执行机构宜小不宜大,我国著名的图书馆联盟——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简称CALLS)的专职人员也只有9名。大学城图书馆联盟机构的专职人员应由各种专业人员担任,尤其是首席执行官,应由专业经理人担任。 其实,设立非法人实体的专门机构也不错。当然,有时会不大方便,如每一次集团采购合同的订立,都要由各校盖章签字。 3.3应建立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 要使大学城图书馆联盟获得预期的效果,还应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首先是制度,要制定切实可行的管理制度,按制度办事,联盟才能有效的运行;其次是流程,特别是要制定各种科学的操作规程,并要严格执行。严格按规程操作很重要,CALLS联机编目,约有90%的重复记录是由于人为原因造成的。第三是标准化,由联盟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制定统一的标准,或选用同一标准,以供联盟和各成员馆共同执行。 科研成果论文:论高职院校开展科研成果评价的意义 摘要 科研成果评价是科研管理的重要环节,高职院校教师科研成果评价有效性如何,是充分发挥评价导向作用和激励作用的关键。通过创新科研管理的手段与方法,构建导向机制的评价体系,净化当前浮澡的学术风气,营造和谐的科研环境。通过建立产学研合作教育体系,加强成果的推广应用,来提高社会形象,服务经济建设,增强高职院校科研竞争力。 关键词 高职院校;科研成果;评价意义 高职院校应通过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科技成果转化来服务于社会经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高职学院科研工作由其办学定位及层次所决定,其成果评价不能照搬普通高校的做法。现在一些高职院校无论是在院级课题还是省级立项课题的研究中,应用型的课题大多是以论文的形式结题,有些虽说能做出“样品”或“模型”,但社会是否需要?有无开发应用前景?能否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急需建立一套完善的成果评价体系,不然投入巨额资金的研究课题,最终只能发表几篇档次并不高的论文或只能做出仅能成为教学模具的“成果”,那“产学研”功能就无法实现。因此,迫切需要在高职院校构建教师科研成果评价体系。 1 创新评价体系,形成导向机制 美国教育家斯塔费尔比姆认为:“评价最重要的意图不是为了证明,而是为了改进。”开展科研成果评价是为了更好地引导广大教师开展科学研究,并从中发现问题、找出不足,以不断获得完善和发展。科学合理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对整合高职院校的科研资源、促进科研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力,从而使高职院校整体科研实力得到提升。 建立教师科研成果评价指标体系是科研目标的具体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构建以质量为核心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对高职院校科学研究工作健康有序地开展起着积极地推动与导向作用。一方面使全体教师明白质量要求与标准,另一方面通过依据评价指标制定相应的考核标准和激励政策,使教师知道应朝什么方向努力,从而引导教师的科研行为,形成目标导向作用。高职学院应根据自身的办学定位及科研定位,来决定各专业、学科和应用技术的推广应用项目的研究,各专业的教师应明确自己的研究方向,对非专业范畴内的非学术性论文不能计算科研业绩,以防止不讲质量的急功近利倾向, 避免制造过多的学术泡沫,节约有限的科研经费。 2 净化学术风气,营造和谐环境 国家科学技术部、教育部等联合下发的《关于改进科学技术评价工作的决定》中指出:“科学技术评价应该有利于营造宽松的创新环境,激励科技工作者勇于从事原始性创新研究。”在高职院校开展科研成果评价,应当看其在本研究领域的实际创新和贡献,而不应简单地看其发表的论文数量;应看其在“产学研”中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不是只看他的文字材料;应看其所在系部科研团队的整体协作能力,而不是看一两个人的“单打独斗”。 客观的科研评价指标是一堆量化了的规章,特别是在学术论文、科研成果、科研项目、科研奖励、发明专利等等都能建立数学模型来量化,它在约束与规范个体或集体科研工作任务的同时,还能够提供一种无人为因素或较少人为因素干扰的客观标准,为教师的职称评定、科研能手评定、专业带头人等荣誉的评定提供较为客观的依据。量化了的评价指标体系,其考核的核心是质量与实绩,关键是公平竞争,这种公平的考核能保证优秀的年轻教师有机会进入专业带头人、青年骨干教师队伍,使广大的青年教师感到有盼头、有劲头、有奔头,有利于引进和留住人才,有利于教师队伍特别是年轻骨干教师的稳定,更有利于那些热爱研究的人员可专心搞科研。 3 合理考核教师,构建激励机制 马克思对动力源泉最精辟的概括:“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的利益有关,每一个具体的现实的人,都有其自身的需要,并且总是在为满足需要而坚持不懈地努力。”华中师大张燮教授指出:“人的工作动力包括三个方面:内在动力、外界压力和目标吸引力。”科研奖励政策的实施主要是依靠科研评价指标体系的设立。目前,存在着急功近利、学术浮躁、甚至学术腐败,这些归根到底都是学术奖励制度与科研评价体系存在严重缺陷或弊端所造成。事实上,客观科学的科研评价指标体系,直接影响到教师的科研热情和发明创造潜能的激发,不仅能够吸引人才,更能够稳定人才,能够激发人才潜能高水平的发挥。反之,在科研成果数量大幅提升的同时,会出现科研水平滑坡、科研道德有所沦丧的情况。 高职院校教师承担着教学、科研双重任务,进行科研业绩评价,必须考虑学校定位和教师实际,科学、合理地处理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使教学工作业绩和科研工作业绩可以相互比较和换算。避免采用同一标准评价所有科研工作的“一刀切”式的方法,达到质量和数量相统一、教学和科研相统一,真实地反映出教师的科研业绩。科研量化考核的结果与教师的职称评聘、岗位津贴、奖励惩处等紧密挂钩,通过量化考核,人人都知道自己的优势和差距,明确今后努力奋斗的方向。通过科研业绩评价,教师的阶段性科研劳动业绩得到认定,同时按照考评结果实施奖惩措施,能激励科技人员更加努力工作。 4 完善管理制度,实现规范管理 教育部社科委委员、山东大学教授曾繁仁指出:“学术评价体系的建立是学术管理工作走向科学化与正规化的标志之一。事实证明,一种科学的评价体系的建立必将对学者和学术工作产生极大的激励作用,对于学术的发展与创新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高校科研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同时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具有较大的灵活性。经过相关调查,目前在高职院校对教师科研成果质量进行评价的管理制度很少见,通过研究探索以质量考核为主体的绩效评价体系,能够使科研管理部门明确学院科研业绩的状态,有利于科技资源的利用率和功能发挥,同时也为科研决策提供依据,使科研管理从粗放型的成果统计管理向规范的科研绩效化管理转变。同时,对从事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成果实行不同的考核办法,使科研业绩考评更符合科学研究的规律。 5 提高社会形象,服务经济建设 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指出:“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技术转移中心,把应用研究放到重要位置,主动参与创新项目,加强与企业合作。要创新产学研结合模式,提升产学研结合层次和水平,积极构建网络化产学研结合体系,为企业提供更为有力的系统支持。”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是高职教育健康发展的成功经验,是今后加强内涵建设的核心内容。高职院校应通过开展“产学研”合作教育改革实践,积极参与企业技术服务活动,为企业解决生产第一线常出现的技术问题,这样既锻炼了教师队伍,提高了教师和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又能更新了教学内容,使教学与生产紧密结合,将课堂搬到了社会。科研课题研究要与行业企业紧密结合起来,将“产学研”的一系列科研成果向公众媒体展示,向社会展现高职院校的科研实力,突出应用型研究和技术开发型研究这个重点,面向生产实践第一线,注重从社会中最热门、最需要的技术、工艺中找项目,使科研来源于地方、服务于地方、受益于地方,成为地方科技创新的助推基地。通过提升高职院校的科研实力,来改变社会、家长、学生、用人单位对高职院校的看法,最终达到提高高职院校的社会声誉与地位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