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幸福密码课程是高等职业院校面向各专业在校生开设的一门公共通识课，立足于学生的社会适应力和终身幸福感提升，在建设过程中面向本校学生、其他院校学生和社会学习者免费开放，并能实现自主在线学习及线上线下课程的相互转化。塑造学生接纳自我、悦纳自我的良好品质，使其适应大学生活，提升幸福指数。本课程理论知识点与实践知识点按1∶1设置，既相对独立又层层递进的知识点框架可以充分发挥网络课程的优势，思政元素巧妙地覆盖每个知识点，在潜移默化中实现课程的育人功能。 关键词： 高职院校；幸福密码；在线课程；心理素养；心理健康教育 0引言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工作实施办法 的通知》的相关精神，按照《辽宁省职业教育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与共享实施方案》提出的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建成一批满足辽宁职业教育发展需求，具有辽宁特色、高质量的职业教育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的要求，以给高校师生和社会学习者提供更加多样和优质的教学资源为基本目标，结合高职学生幸福感现状，进行幸福密码在线精品课程开发建设与研究。 1课程建设的意义与价值 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健康密切相关，当人们有较低的主观幸福感体验时，很可能会危害其心理健康。幸福感与大学生心理健康紧密关联，是大学生终身发展的重要因素，是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陈小异等[1]以516名在校大学生为研究被试，研究得出结论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正相关关系。刘芳等[2]运用问卷法和实验法，以随机选取的109名大学生为研究被试，从内隐社会认知的角度出发，对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健康的关系进行研究，得到结论：外显幸福感预测外显心理健康，内隐幸福感预测内隐心理健康。何树华等[3]采用实证调查的方法研究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和主观幸福感，研究结果为：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和SCL-90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健康可以作为彼此的预测因素。幸福感直接关系着大学生构建积极心理、悦纳自我、增强抗压抗挫能力、建立和谐人际关系、提升择业就业能力的心理健康水平。因此，提升对幸福的觉察力、创造力、感受力是大学生心理素养培育的必要途径。幸福密码在线课程开发建设与研究作为心理健康教育架构中课程体系的一部分，必将为高职院校学生终身发展提供助力。一般认为，幸福感的构成成分应包括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00”后的大学生，大部分具有物质幸福。他们接受新鲜事物快，思维敏捷，善于思考，其精神幸福必须和物质幸福和谐统一，才会具有真正的幸福。既往在心理健康课程、心理个案咨询过程中发现，很多大学生对幸福的理解和认知经常产生偏差，从而影响到其身心健康和幸福感的体验。开发建设幸福密码在线课程，一方面可以提升学生的幸福境界，使其在成长中感受幸福，在幸福中促进成长；另一方面，网络课程对于传统教学而言，在时间和空间上有其特殊的优势，尤其是经历疫情防控，国家、各省市都非常重视线上课程的开发与建设，线上精品课建设持续展开。课程团队通过打造幸福密码课程，探索和开发促进学生终身幸福感提升的课程资源，打造全新学习空间，改革教学方式方法，将现代网络信息技术、交互体验技术等全面融入幸福课程教学，搭建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的网络通道，提高职业技能人才培养质量[4]。随着现代互联网、多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高职大学生更加青睐网络资源，在线课程开发建设与研究，促使优质的教学资源得到充分开发和积累，为学生打造出更为灵活的学习载体，使其学习兴趣与学习积极性得到有效保持[5]。建设共建共享、动态更新的在线课程，使高等职业教育教学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幸福密码在线课程的开发与建设，创新性地融合课程内容中内隐的思政元素，可以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主动适应大学生个性发展的时代特征和多样化终身学习需求，以学生为本，全员、全方位、全过程育人，提高学生的心理素养，为创新职业教育教学方法研究拓宽途径。 2课程开发建设与研究 2.1课程框架的构建 2.1.1课程开发建设的目标 幸福感对高职学生的心理健康指数和全面素质提升不可或缺，对幸福感的充分内省能力、觉察影响幸福的因素、提升幸福生活的创造能力直接关系到大学生的终身幸福指数。要求学生通过学习，能够识别影响自身幸福感的陷阱和误区，并能掌握与幸福相关的影响因素，更好地认识自我，悦纳自我，提高心理健康水平，觉察幸福，创造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幸福人生。课程从第一模块“幸福乱码——识别影响幸福感的误区”、第二模块“发现幸福密码——影响幸福的相关因素”、第三模块“创造我的幸福密码——活出本色”三个模块任务进行驱动，依托智慧树平台搭建课程框架，上传课程教学资源，进行幸福密码在线课程开发与建设。前期面向本院学生开放，建设全部完成后面向社会开放，保证教学不受时间及物理空间的限制，学生自主完成线上学习，并满足线上与线下课程相互转化的学习体验。直面当代大学生普遍存在的消极情感体验，揭开影响幸福感的诸多因素的神秘面纱，引导学生无畏创伤、悦纳自我、发挥优势，以积极心态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幸福，为学生终身发展保驾护航，提升幸福感。 2.1.2课程框架的基本构成 在课程结构上，课程从“识别影响幸福感的误区”“影响幸福的相关因素”“创造自己的幸福”三个模块出发进行开发建设，紧贴每个驱动模块对应提出五个与学生幸福感紧密相关、科学合理的教学项目，再将每个项目拆解为3～4个知识点，每个知识点讲授8～15分钟，打造出规范、科学、特色的“模块—项目—知识点”的课程架构，共设计54个理论讲授知识点，且逐一对应一个实践知识点到相应的理论讲授知识点，同步匹配设计54个的实践知识点，实现理论教学、实践教学1∶1科学配比。课程架构如图1所示。 2.1.3课程框架的相关要素 1）课程问卷的编制。设计编制课程问卷，调查前测、中测、后测各一次：前测用于评估大学生幸福现状及对课程的需求和期待，从而为课程内容设计奠定基础；中测设计幸福调查问卷（长辈篇），通过分析、分享问卷数据，使学生了解年龄差异、社会角色差异的因素影响着人们对幸福的认知，为学生打开理解幸福的更多视角；后测用于对课程效果的评估，为课程的总结改进提供数据帮助。2）对应每个知识点布置理论知识作业题及实践体验作业题，作为知识点巩固、幸福感体验提升和考核的依据。3）设计相应关于幸福的互动讨论话题，促进生生和师生间的互动与分享，实时关注学生状态与心理需求，并且计入考核比例依据。4）建设课程题库，便于课程结束后的考核与评价。 2.1.4“两线索”的贯穿 线索1：问卷调查串联起整个课程体系。从课前的学生幸福现状摸底及课程需求出发，到课中的多视角打开学生对幸福的理解与觉察，再到课后的课程效果评估及收集建议、意见改进课程，做到以生为本，根据学生需求设计课程内容，前、中、后三个问卷连接总体的课程脉络，倾听学生内心的声音与需求，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动性被全面激发。线索2：从模块一项目一“幸福不简单”出发讲起，到模块三项目五回归到“幸福其实很简单”结束课程，形成一个闭环的课程结构。内容设计前后呼应，引发学生思索、体验与行动。 2.2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2.2.1立德树人，思政元素巧妙覆盖每个知识点 在整个课程体系中贯穿多样化的思政元素，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5]。通过讲解和讨论，潜移默化地教会学生正确处理个人幸福和他人幸福、社会发展、国家富强的关系；通过讲解压力与动力的关系，使学生理解保持身心健康合一，利己利他，奉献社会，稳定幸福的婚姻，等等，都不仅仅是自己的幸福，更关乎家庭的幸福、社会的稳定和民族的振兴，每个人都要从我做起积跬步而达千里。此外，在课程最后的总结阶段，对全部内容进行升华，明确关于爱与被爱的范畴，鼓励学生奋斗拼搏，积极面对挫折与危机等，激励学生做心胸开阔的大爱之人，实现在幸福课堂融入思政教育的目标。 2.2.2教学方法丰富多元 课程开发与建设以充分的学情分析为基础，针对高职大学生理论基础水平有差异，对幸福的理解、感知和判断或懵懂或有偏差，对幸福感获得的愿望和动机较强，学习与参与课堂的积极性高，好奇心强、厌理论、喜讨论、动手能力强，实践活动参与性高，适合理论教学、案例讨论、实践体验相结合的学情特点，在课程设计中融合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列举若干源自学生学习、生活的经典案例进行剖析，通过教学案例切入，讲解积极心理学理论、认知行为理论和意向对话治疗、表达艺术治疗等心理治疗技术；引入虚拟仿真交互式动画、情境动画演示等全新手段，采用话题讨论、情境模拟、技能操作、沙盘体验、绘画分析、心灵图卡等多种教学形式、教学方法相结合，建成一门理论高度与实践价值兼而有之，又浸染人间烟火气的幸福课程。 2.2.3信息技术全面融入课程体系 54个理论知识点与54个实践知识点一一对应，教学视频、教案、课件、实践操作指南、课后作业、测试、题库全覆盖；设计开发交互式动画软件三个，分布并服务于三个模块，专业性、趣味性、互动性强，具备很强的交互体验感及推广价值；设计开发情境式动画两个，服务于特殊情境的技能操作，动画设计生动有趣，实用性高，可推广行强；应用问卷星、手机APP等多种形式的信息化手段，以课程平台为载体，将丰富多样的教学视频、教学动画、交互式动画、课件、教案、互动话题、作业、测试、问卷调查等内容通过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有效融合在一起；设计制作直观、生动、有趣的课程宣传片，保证学生对课程性质及内容有直观的认知。 2.3课程的考核及评价 2.3.1评价目标 以学生对理论知识点的理解程度、实践技能点掌握程度、教学资源学习参与度、课后作业完成度、幸福感的实践体验度和感受力为本课程综合评价目标，以过程考核为评价重点，采取平台统计和学生自评相结合，这样利于实现线上课程与线下课程相结合或评价转换[7]。 2.3.2评价机制 考核方式为考查。考核标准：出勤（40%）+课堂讨论（15%）+测验（15%）+作业（20%）+考试（15%）。采用优、良、及格、不及格四级制记分：分数≥90分为优秀，90分＞分数≥75分为良好，75分＞分数≥60分为及格，分数＜60分为不及格。考核时间：课程结束后一周内，由任课教师和主考部门评定成绩、填报、审核及录入成绩等。课程评价机制如表1所示。 2.4课程团队的组建 本课程拥有高水平的教学团队，年龄、职称、学历结构合理，专兼职教师相结合。其中，专业教师均拥有博士或硕士学位，且具有多年心理健康教育经验和学生指导工作阅历；团队主讲教师优势互补，均为“双师型”教师，均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证书。为更全面、更有效地了解企业需求，引入企业专家加盟课程团队，职称结构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年龄结构为中青年结合。主讲团队中三人教龄达到15年以上，心理健康教育教学经验丰富；两名年轻教师从事心理健康教育教学工作的同时，还从事学生管理和思政教育工作，对学生的思想现状、行为特征、认知体系有很好的了解与把握，适应融合课程思政元素的教学需求。本教学团队教师教学风格和谐统一又各具特色，团队中教师均在各级各类教学比赛中获得过相关奖项。通过每一个亲和温暖、有爱共情、娓娓道来的瞬间，实现屏幕两端零距离的学习、互动与参与体验，与学生一道揭开幸福的神秘面纱。 3课程未来建设计划 继续开发建设更科学、生动、规范的教学视频，规范课程练习与作业，进一步建设课程题库，开发幸福密码教材。课程教学在满足本校学生学习的基础上，逐步面向省内其他高职院校和社会免费开放，让更多的学习群体学会理解幸福、感知幸福、创造幸福，并为高职院校、社会学习者、相关机构提供课程认证及学分认证服务。在课程开放与运行期间，每年根据外部环境和学生需求，与时俱进，保持持续更新。未来五年内将持续更新课程资源、讨论分享题目、作业等，服务计划每年运行一轮次，根据学生的需求，每年保持20%的更新，创新技术手段。建立一支主讲教师为主体、平台运行服务团队作保障的分工合理的教学运行服务团队。 作者：李侠 邓晨曦 单位：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辽宁大学

目前，我国校园足球的发展已进入新时代，校园足球活动的开展基本实现了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的学校体育“四位一体”的发展目标。其中，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作为《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一个重要内容，坚持“以教学为基础、以竞赛为关键、以制度为保障、以育人为本”的发展思路，积极建设特色学校、试点县（区）、改革试点区和“满天星”训练营的特色发展体系，在推广普及、师资培训和多方合作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1]。校园足球在总结经验和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应以“满天星”训练营为载体，推动其特色学校的建设。在持续推动、普及校园足球运动的过程中，提高足球竞技水平，逐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足球青少年训练体系[2]。本文以河南省开封市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为研究对象，剖析满天星训练营在发展过程中的场域、资本和惯习三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路径，以期在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中建立起一个多元融合场域，为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的稳定和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1场域理论与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耦合的内在逻辑 场域理论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社会学理论的三个核心概念（场域、资本和惯习）的基石[3]。布迪厄所提出的所有理论普遍都以惯习作为切入点，并寻找其惯习、资本和场域之间的内在联系，使三者相互作用，以构成新的理论。这种独特构架的提出为人们提供了以一种全新角度探求社会运行机制的途径[4]。目前，全国2000多万名学生参与到校园足球这一活动中来。他们对足球的热情和希望凝聚在一起时就像是一团富有生机的火焰，散开来则像天空中的点点繁星。“满天星”训练营的名字正蕴含着对中国足球未来美好发展的希冀。场域理论在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中体现在各个方面，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在场域、资本和惯习方面，他们之间存在着耦合的内在逻辑。 1.1场域：基础引领 场域是一个客观的网络系统，各种客观力量在该场域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该系统与参与者形成了一个结构化的空间[5]。与此同时，场域之间的冲突和竞争空间不是资本垄断，而是现有规则的制定和解释[3]。在此基础上，场域的基本规则正在发生变化，其基本变化的驱动力来自于场域内行动者的竞争行为。场域内各种客观力量组成相对完整的体系，体育场域不仅包括体育物质条件，还包括体育氛围和文化条件。基于开封市政府的大力支持，“满天星”训练营的基本物质条件，如场地、设施等不断完善。自2018年开封市正式提出足球振兴和强大足球市场战略以及开封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以来，全市已创建了63所具有国家足球特色学校和16所具有国家足球特色的幼儿园[6]。其中在场地方面，全市已完成新建改建校园足球场23块、社会足球场77块，截至2022年4月，开封市共有校园足球场地189块。足球场地的增加也为开封市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的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基础。足球特色学校的建立以及数量的激增也打消了学生、家长和学校的顾虑，有利于更好打通足球人才培养渠道，形成积极良好的足球氛围，吸引更多的学生和家长参与足球运动。 1.2资本：力量源泉 资本的形成需要时间来沉淀和积累，其形成具有多样性。布迪厄的资本概念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等，并且这些形式之间还可以相互转化[7]。场域内存在势力和竞争，而决定竞争的逻辑就是资本的逻辑[8]。基于资本将影响拥有者在社会等级制度中的地位和价值的特性[9]，资本可以被认为是隐性统治形式的基础[10]。受资本的多种呈现形式及其灵活转化性质的影响，开封市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同样受到多种资本的相互影响。在经济资本方面，开封市财政每年划拨1500万为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暨新型足球学校提供最直接的物质基础，以此推动了营区的建设和发展。另外，个体的社会经济资本也是影响训练营发展的因素之一，个体的经济资本是影响其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队员对培训参与的选择受经济资本的影响。社会资本方面，在开封市“满天星”训练营这个场域内，社会资本与教体局、市足协、学校、教练员以及家长等方面的实践相连接，为“满天星”训练营的持续深入发展创造有力条件。其中包括教体局的相关文件引导；市足协的组织安排；学校的相互联系；教练员的人员配备；家长的支持配合以及队员的来源等。人的想法和行为方式受其文化背景的影响。在成长过程中，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与文化资本的影响有着一定的相关性。家庭是大部分人成长过程中最先接触到的环境，并且是最重要的成长场所之一。家庭环境的影响对孩子的认知以及价值取向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充满足球元素的家庭氛围中成长的孩子相较其他孩子普遍对足球会有更深的了解。学校作为每个人成长过程中的另一个重要场所，其环境和氛围对人的影响也是潜移默化的。足球课程设置、对足球文化的宣传以及校方对足球的重视等各方面都会对孩子的足球素养产生一定的影响。教练员在训练计划安排上是否加入足球文化的学习也是对营区队员们文化资本渲染的因素。通过参与社会足球训练营、足球比赛以及相关的足球等级考试，儿童对足球参与度的连续性通过社会制度得到了保证和推动。开封市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在各方资本的积极影响下，正逐步丰富完善。 1.3惯习：内驱动力 对于个体来说，除了场域维度和资本维度这两个外因，惯习作为内因，其影响和促进对个体的行为意识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惯习概念的核心是“社会期望和价值体系的内化”[9]，故其作用于个体的社会化进程中，如个人价值观、言谈、着装及行为举止的··132塑造。“惯习”是一种由内而外所表现出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一种由性格倾向组成的系统，也就是说，“持续的、可转移的倾向，结构的结构，并倾向于像结构化结构那样发挥作用”。惯习的形成以社会互动为纽带，以社会空间为基础，建立社会空间与个体之间的关联，通过身体的练习得以发挥作用[4]。经过长时间的积累，足球技术、文化及相关经验的结合与交融最终形成了足球惯习。人们的足球惯习将从“外部内化”和“内部外化”两个方面表现出来。外部内化表现为个体对足球行为的内在影响，内部外化的影响表现为通过足球价值观的建构，个体积极参与足球运动，“与球共体”，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足球氛围，推广终身体育和终身足球习惯，扩大足球人口基数，促进体育大众化。这两个方面都体现在开封市“满天星”训练营中即教练员“以球育德”“以球启智”，运动员通过参与足球运动获得精神满足，并提高自我认知和自我效能，形成毅力、团结、协作等优秀品质，并吸收内化到自我心理结构中。运动员从参与足球中收益，足球精神和足球文化通过运动员得到发扬。足球参与者积极组织相关足球活动的行为是足球关系对足球行为稳定性影响的体现。足球惯习也体现在教练员身上，队员更多是被动地听从教练员安排，因此，需要消除教练员的惯习固化。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场域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学场域，其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生成功能。在这一场域中可以看到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发展过程中足球场域秩序的演变。我国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场域有政府、足协、学校、家庭与媒体等在内的多方行动者，不同的行动者根据自身在经济、文化和政治资本方面的利益，呈现出该场域行动者的利益博弈与行动逻辑。这为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发展、开发、创新提供依据。 2“满天星”训练营场域发展现实困境 2.1场域壁垒 社会场域可以描述为由各种社会地位组成的多维空间，而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归属于体育场域，是以身体的实践为依托而形成的关系网络。在开封市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这个场域中，教体局、足协、教练员和队员是这个场域中的行动者，他们之间的互动融合关乎着满天星训练营的发展促进问题。通过调查发现，目前，开封市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的场地数量仅有15块（总营11人制1块，7人制1块，13个分营区各有11人制场地1块），场地的现实需要制约着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更好更快的发展。对各营区教练员进行访谈调查发现，对于目前开封市满天星训练营的各分营区，存在有些分营区因距离总营区远的原因而不到总营区进行训练和比赛，在交通和时间上存在困难。这种现象的出现，直接导致部分营区之间无法进行及时有效地沟通交流，不利于营区建设发展。开封市“满天星”训练营在营区分布上秉承的是男女分组，年龄段分组，组别类型甲乙分组，人员按照营区分布分组。这种情况下暴露出来的问题就是，有些营区队员明明被分配在第一营区，训练时却出现在第三营区的现象，这会促使队员在训练内容和模式上有所差别，以致影响营区考评成绩。开封市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在场地、交通等客观因素融合上存在较大矛盾，致使营区形成场域融合的壁垒。打破场域壁垒，使各营区之间的布局更加优化这也是目前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的现实需要。 2.2资本制约 在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的发展中受多种资本的制约，如经济资本方面，各级学校的训练场地有限，营区训练场地有限，对各营区的资金投入力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布迪厄又将文化资本分为身体文化资本、制度文化资本和客观文化资本[11]。身体文化资本的制约如训练时间短，训练内容安排上过于单一等。从制度文化资本的角度上分析，教练员队伍的专业素质、学历、职称和执教带队经验等制约着训练营的持续发展，包括外教和优秀退役运动员的配备。目前开封市外教总监只有1名（中国足球选派），且每季度只有一次机会对分营区教练和队员进行培训，平时不参与日常训练，在时间和工作量上远远达不到期望值。开封市“满天星”训练营目前引进退役运动员男子1名（北京国安退役），女子1名（省队退役）。更多的教练还是来源于各个学校和社会足球爱好者，在学历和教练员等级上还有待提升。对于教练员的培训每三个月线下培训一次，平时会不定期进行线上培训，原定对于教练员两周一次的例会最后落实到了一月一次，还存在人员落实不到位的问题。客观文化资本是历史的产物，开封市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在队员们训练过程中足球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学习情况极少出现，教练员的差异致使在训练模式和内容上有所出入，未形成固定的模式，导致队员们的足球文化素养无法得到培养，也不能更好地提升队员们的足球热情。在社会资本方面，市教体局和市足协出台的相关政策文件没有得到学校和教练员的充分落实，使相关训练达不到预期目标。政府牵头，足协主办的省级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比赛稀少，安排不密集，计划每周一次的省内各地区（开封、郑州、洛阳和新乡）比赛受到疫情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导致出现一年一次比赛甚至没有比赛的现象发生。任何一种资本的制约都会影响到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的多元资本融合场域的构建，在开封市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中暴露出各方资本没有协调好，主要问题在于主管部门政策文件下发，地方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因此，多元资本的支持融合是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持续发展的必然之举。 2.3惯习固化 在开封市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中，总营区与分营区之间存在有些教练员受到竞技体育主导的固化思维影响导致二者融合受阻。一些教练员对足球技术、技能的追求使得对足球文化的认识窄化，难以发挥足球运动的教育价值。传统训练内容和方法的惯习使得目前大多数教练员还不善于使用足球高尖端智能穿戴等设备，重视比赛成绩的情况下容易忽视队员们的健康问题。在训练内容上不擅于巧妙、持续加入足球文化与传统文化元素，训练形式内容过于单一，不利于打造良好活跃的足球氛围。打破旧惯习的固化问题，塑造培养新惯习是当下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的发展之要。 3“满天星”训练营场域发展路径选择 3.1打破场域壁垒，营造融合场域 多元融合场域的打造为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促进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不断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场域构建需要从各个层面进行，从可视场域和不可视场域两个维度进行。政府层面上，市教体局对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的场地建设给予政策扶持，扩大营区队员人均场地面积；市财政加大对各营区建设发展的资金投入力度，确保各营区及时有效的竞争沟通和经验分享；市教体局应定期与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办公室、市足协、各县（区）教体局和各个学校之间进行沟通交流，及时发现各营区在发展中存在的现实困境，尽可能的解决当下紧急需求；通过与市足协和各学校紧密联系沟通，定期举行会谈的形式进行信息资源共享。社会层面上，总营办公室应与教练员及时进行沟通交流，了解训练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并尽力帮助解决，总营办公室牵头对各学校的营区队员信息进行及时的汇总划分，然后下发给各教练员，各教练员应及时掌握自己队员的信息，定期追踪队员学籍和家庭住址的变动，信息汇总总营办公室，然后对营区队员的分配进行及时调整。家庭层面上，家庭是孩子社会化的起点，应充分发挥家庭足球氛围对孩子的积极影响，培养孩子热爱足球、积极进行足球运动的兴趣。政府牵头，各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办公室组织、学校配合、教练员队员积极参与，定期开展地区间和营区间的比赛交流，通过竞赛等方式来扩展其场域空间。联合家庭、学校和社会组织，形成“家校社”联动机制，拓展场域空间的宽度，促进队员在“满天星”训练营中的发展。 3.2破除资本制约，塑造良好资本 多元资本的注入为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多重资本的转化则为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在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的发展过程中，经济资本作用的发挥不仅停留在场地基础设施建设上，还应在教练员薪资、分营区教练员和队员到总营区进行训练交流的交通费用投资等方面注入更多经济资本。应加大资金投入用来聘请更多素质优良、更加专业的教练员，提升教练员的整体水平。如聘请更多的外教，引进更多优秀退役运动员等。对教练员培训和召开例会时间上应更加密集频繁，及时了解掌握最新训练效果。在文化资本方面，可以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三个层面对文化资本与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的直接关系进行改进。如在“满天星”训练营的营区建设上注入更多足球文化和传统文化元素；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去培养营员的足球价值观，使之与时俱进，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完善“满天星”校园足球训练营体制的同时，要以某种制度化的方式来确保球场主体的足球权利。在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发展的过程中，多元资本的转化可让其价值和作用得到更大的发挥。打破资本制约，多元融合资本的注入将会为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的持续发展续航蓄力。 3.3消除惯习固化，重建认同惯习 惯习是行为内驱动力的外在表现，在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的发展建设上，惯习是维系个体足球行为的保障，也是营区稳定持续发展的源泉。领导层和教练层在思想上，应打破原有“成绩第一”的传统思想惯习固化，重建健康第一和终身体育的认知惯习。领导层不能只停留在下发文件上，还应加大落实力度，定期验收成果。在营区发展建设上应回归足球本源，牢记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的初心和使命，教练员应注重队员足球素养的养成，追求足球运动的内在价值，注重体育强身健体的理念，充分发挥育人功能。教练员在训练的科学性上，应快速掌握足球前沿高新技术，善于在训练上使用高科技设备，如目前应用最广的智能穿戴设备，借助智能设备来更好地监控队员的身体情况，进一步提升训练科学化水平。教练员在安排训练内容上，应加入文化符号元素，不能仅停留在技战术学习提升上；在内容设计上可以加入游戏等元素来提升训练内容的趣味性，更好地提高队员们的足球兴趣和积极性。增加队员对足球的认知与学习，树立正确的足球价值观，避免惯习的窄化、同化与固化问题。政府下发文件落实执行、教练员转化固性思维到队员良好吸收展现成绩，三者更好地融合才能使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在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4结束语 从场域理论的视角出发，依托场域、资本和惯习三个维度来对开封市满天星训练营展开剖析，虽然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的发展存在研究视角的局限性，但布迪厄的理论为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论，即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的发展分析不是单一的，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多元化分析。场域对“满天星”营地的基本引领作用要求强化场馆基础设施和营造良好社会氛围；资本对“满天星”训练营的外部动力要求在经济方面进行多样化的资金投入。从制度层面上看，社会资本对“满天星”训练营的发展机制进行了完善，而文化资本则是最直接地丰富了“满天星”训练营的内涵。三重资本的互相转化，对“满天星”训练营的长期发展是有益的。惯习作为“满天星”训练营发展的动力源泉，足球惯习的培养需要从个体、社会、家庭、学校等多方面着手，从而在各地区形成良性向好的足球氛围。我国足球的未来发人深思，而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的发展恰好打造了新生一代中国足球未来的良好基础，为中国足球不断引进新鲜血液。本文以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中构建起一个新的多元融合场域，旨在为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的稳定、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赵鹏，谢朝忠，刘海元.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建设的国际经验与发展启示[J].体育学研究，2020，34（4）：22-29. [2]闫景臻.全国校足办主任王登峰：通过“满天星”训练营带动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建设 [3]赵伟.场域理论视角下我国足球运动文化传播路径与舆论新格局[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14（5）：144-148. [4]陈贝，刘锋，黄远创.“场域、资本、惯习”理论与足球文化促进[J].当代体育科技，2020，10（15）：251-253. [5]张意.文化与符号权力：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71. [6]尹杰.足球，开封的“新名片”与“金名片”[N].开封日报，2021-09-16（001）. [7]张旭.“场域、资本、惯习”理论与体育休闲生活方式的促进[J].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17，31（5）：33-37. [8]李金玲，秦浩.场域理论视域下民族传统体育与学校教育融合的实然困境与消弭路径[C].2021年全国武术教育与健康大会暨民族传统体育进校园研讨会论文摘要汇编（一），2021. 作者：朱俊鹏王嵛单位：河南大学体育学院

科学研究论文:略论科学研究规则对自然观的依赖性 关键词：费耶阿本德 科学规则 自然观 后现代科学 解释学循环 摘 要： 本文发挥了费耶阿本德关于科学研究标准和规则对世界结构的依赖性的观点，提出在科学研究活动中存在着解释学循环。在对科学研究的基本标准和规则——客观性原则、实验原则、可重复性原则等——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之后，本文指出这些貌似不证自明的原则的有效性依赖于其背后的自然观假定，揭示了这些原则和假定的相对性和局限性，并指出在某些特定的情景下它们会完全失效。最后文章展望了科学研究标准改变的可能性。 一、科学研究规则对自然观假定的依赖性 在费耶阿本德对多元主义方法论的辩护中，有一个基本的论证，即强调不应该先验地规定科学研究规则。“只有在一个具有某种结构的世界中，我们所使用的标准和我们所推荐的规则才有意义。在一个不呈现该结构的领域中，它们便成为无用的，或开始成为无效的。” [1]也就是说，科学标准和科学规则的有效性是由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状况所决定的。费耶阿本德在这里叙述了一个相当平庸（甚至有点琐屑）的真理，即科学方法论原则依赖于自然观假定，但是这平庸的真理，加上一些大家可能会很容易接受的辅助假说，却蕴涵了非常有趣的逻辑结论，值得我们认真分析。 例如，甚至象科学研究应当导致理论的经验内容增长的基本原则，拉卡托斯认为这是不同研究纲领选择的根本标准，我们一般都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费耶阿本德认为这其实也只是在一定范围内才有效的。“认为自然界在质和量两个方面都是无限丰富的，这种想法导致作出新发现的愿望，因而导致内容增长的原则。该原则给了我们另一个据以判定理论的标准：与已知的内容相比，具有超量内容的理论优于没有超量内容的理论。这个标准也不是不可触犯的。一旦我们发现我们居住在一个有限的世界中，这个标准便遇到了麻烦。” 有趣的是，这个看起来是哲学家构思出来的理想实验，现在却成了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课题。例如，著名物理学家霍金就认真地讨论起科学终结的前景。他指出：在物理学中，我们认识事物的层次是由施加于研究对象的能量所决定的。能量越大，揭示的层次越深。但是由于宇宙本身的性质，我们用以研究物理世界的能量有一个极限值。因为，“如果人们有一个比1千亿亿（1后面跟着19个0）吉电子伏的所谓普朗克能量的粒子，它的质量就会集中到如此的程度，以至于会脱离宇宙的其他部分，而形成一个小黑洞。这样看来，确实当我们往越来越高的能量去的时候，越来越精密的理论序列应当有某一极限，所以必须有宇宙的终极理论。” [2]如果霍金的推理没有错误的话，那么由于宇宙本身的规律性，我们对宇宙的认识在这个角度上原则上就是有界限的。而在这种情况下，原本看上去不言自明的科学标准就不再适用了。 我们在这一案例中所关心的并非物理学是否可能在原则上存在极限，——虽然这本身也是一个合法的、很有意思的研究课题，——而是通过这一案例更加清楚地揭示了科学研究标准对于世界状况的深刻依赖性。或者更严格地说，一切科学研究准则都以相关的世界状况的假设为前提。 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解释者对被解释对象的“认识预期”是需要解释的意义的一部分，理解活动的完成因而依赖于理解的“前结构”，即一组在理解之前业已存在的决定理解的因素。因而，这一基本的“循环性”就始终存在于“前结构”与解释者的“情景”之间。但是，这并非“恶性循环”，而是作为“此在”的人进行认识活动的基本条件。而在科学研究中我们发现，为了要认识自然世界，我们必须要进行科学研究活动；科学研究活动要遵循一定的规则，而科学研究的规则又必须建立在我们对自然世界基本状况的假定上；而自然观假定又是建立在科学知识基础上的。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科学研究活动中也存在如图1所示的解释学循环。 在本图的模型中，带箭头的连线表示前者对后者具有影响和决定作用，但前者不是后者的唯一的决定因素，同时还有其它因素发生作用。任何一个环节发生变化，就会导致下一个环节的变化，最后整个循环都会发生变化。在科学研究的解释学循环的各个环节中，一般来说，对于科学知识的历史性和相对性的认识最为充分，其次就是对于自然观假定的历史性和相对性也有一定的认识；但是，很少有人承认科学规则同样也有历史性和相对性。这也难怪，因为科学规则本来就是科学研究的解释学循环中最为稳定、变化最为缓慢的环节。同时，这也表明了科学研究规则更深刻地体现了科学研究的本质，所以它成为了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鉴于科学研究的解释学循环的内容非常丰富，所涉及的理论也很复杂，作为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在本文中我们将首先探讨科学规则的假定性和改变规则的可能性。 二、科学标准和规则的假定性 加达默尔认为，人的存在局限于传统之中，其认识都会有不可避免的“偏见”。人类历史是由传统的各种力量积累而成的，这就是“效果史”。在“效果史”中，过去与现在相互作用，当前的认识受制于过去的传统因素。真实的理解乃是各种不同的主体“视角”相互“融合”的结果。而科学作为现实的人的研究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和知识条件下进行的，总是在一定的世界观预设下展开的；科学作为对自然的解释活动，总有其“先入之见”；所以科学研究从来都不是绝对中立客观的。许多情况下，我们往往规定了各种研究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也确实对科学研究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但是，如果毫无批判地固守这些原则，就很可能封杀了科学研究的新的可能性。如果在科学研究活动中，真是象我们所标榜的那样要坚持研究结果的开放性的话，就不应该先验地规定世界的状况；因此，也不应该先验地规定在一切情况下都应该遵循的科学规则和科学标准；或者更加现实地说，对于任何科学准则都应当清醒地意识到其对世界状况的假定性。以下是对一些科学研究基本原则的逻辑假定性的纯理论探讨，在逻辑上并非意味着作者对这些基本原则的否定，更不意味着对所讨论的非主流观点的支持。 1，客观性原则与客观性假定 科学活动的最基本准则之一是客观性原则，即坚持认为合理的、可接受的科学研究结果应当是与主体无关的，与研究者自身的信念、情绪如何无关。如果某一研究结果依赖于研究者，则可以说这一结果是非科学的。这一原则是建立在以下假定基础上的：自然世界的状况是绝对客观的，自然本身的状况与研究者自身的信念、情绪如何无关，或者说研究者的心理活动对于自然世界没有影响。 这一假定当然不是空穴来风，它是有相当牢固的经验基础的，而且客观性原则指导下的科学实践确实也是硕果累累。但无论是科学研究的结果，还是哲学的思辩，从来都没有确定性地证明客观性的假定。而且在客观性原则指导下的科学实践，在原则上恐怕也是无法证明客观性假定的。因为这种证明的结果是很难摆脱循环论证的怪圈的。 相反，在科学内外对客观性原则和客观性假定倒是存在一些批评和挑战。例如，无论是在心理学研究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心理暗示对于身体机能的影响都是公认的经验事实。至少在对于研究者自身的心理-生理状态的研究观察上，客观性假定已经破产，客观性原则已经失效，或者说客观性原则的适用范围要作调整。例如，我本人就曾经对自己是如何从清醒状态慢慢进入睡眠状态很感兴趣，想要观察它，可是这反而导致我无法入睡，从而所观察到的生理-心理状态和正常情况下的状态区别很大。所以内省作为对心理状态的研究方法，一直受到科学家们的怀疑，也就是说观察者的内心状态乃至生理状态对于观察者本人而言，不是一个客观的研究对象。 一般科学家乃至科学哲学家并不认为，这一限制有什么本质的意义，并且认为这一限制就是要保证客观性原则能得到遵循。但是，为什么要附加这一限制呢？答案是：因为心理活动对生理活动有影响。问题是：为什么对观察者自身心理-生理活动之外的一切自然研究不存在这一限制？这是否意味这在整个自然界中，观察者的心理-生理活动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特殊性？它不是那么“客观”？显然这又涉及到复杂的心身关系问题，涉及到整个自然界的统一性破缺的问题。但如果我们相信心身之间存在着相互的因果作用，生理活动受心理活动作用因而不那么“客观”的话；则由于人的心理-生理活动和自然界中的其它一切现象与过程都可能存在相互作用，那么自然界中的一切现象与过程就都因而丧失了其绝对的“客观性”，最终导致客观性原则的彻底失效。因此，这一原则只能作为一种实用原则予以保留，因为我们可以强调这一事实：心理活动对物理现象和过程的影响，除了对心理活动者的心理-生理活动的直接影响外，一般可以忽略不计。但其原本宣称拥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恐怕就此也就彻底丧失了。 在争议很大的“灵学”研究中，存在著名的“山羊-绵羊效应”，即研究者如果相信存在心灵感应等非主流的观点，则研究结果往往倾向于支持这一观点；相反，如果研究者对这种观点持怀疑观点，则研究结果往往倾向于否定这一观点。对此效应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主流科学家们认为，这证明了所谓灵学研究的非科学性、非客观性；而灵学的支持者们则坚持认为这种效应本身也正是心灵感应的结果，它再一次证明了他们观点的正确性，并因此而反对客观性标准。根据我们以上的分析，可以说在这两派相互对立的观点之间，并不存在着中立的裁判标准。双方都不可能在不借助对方否定的原则的基础上批驳对方的观点。主流科学家们用以批驳灵学研究的客观性原则，恰恰是建立在灵学研究者们所反对的客观性假定基础上的；另一方面，灵学研究者们所宣称的发现，又因其研究缺乏主流科学家非常珍视的客观性原则而被嗤之以鼻。如此，在这两者之间的选择就不可能是基于理性的证明，只能是外部因素影响的结果。费耶阿本德就认为，“科学的经验论淘汰了自己的泛灵论的竞争对手，淘汰了尼茨海姆的阿古利巴的信徒约翰·迪依、罗伯特·弗拉德，并不是因为它更好地说明了不依赖于这两种观点而存在的世界，而是因为使用了一种不允许产生‘唯灵论’结果的方法，它清除了这种结果，然后描述了这个枯竭的世界，暗示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1]，95页脚注。） 对于解决这一认识论的僵局，一味使用原则性的概念互相指责是无用的，只能是在具体的认识实践中发展各自的传统，扩大各自的影响力，最后由社会实践对两种传统进行选择。（其实在这一问题上，过去和现在一直也是如此解决的，如果我们不被表面上的修辞学所蒙蔽的话。） 2，实验原则与实验能够获得自然本质知识的假定 近代科学常被称为实验科学，因为实验是近代科学研究的一个主要特征。所谓实验，是指用物质的手段来主动控制和改造研究对象，从而获得有关研究对象的本质规律的知识。它与消极地被动观察研究对象相比，可以揭示许多自然状况下难以发现的规律和联系，极大地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实验可以作为研究自然对象的一种合理的方法，要依赖于这样一种假定：即我们所研究的自然世界在我们加以物质的干预后，在原则上并未丧失其本来的特性，或者说从被改造的自然对象所获得的知识可以应用于未被改造过的自然对象。这一假定远非不证自明的，例如并不为道家等学派所接受。他们提出，被改造过的自然，已经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因此实验结果无法揭示自然真正的奥秘，需要补充以直觉的体悟等。这一原则在近代科学中的成功，也并非彻底地证明了这一假定。 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可能就是对实验原则的一种挑战。所谓“测不准原理”是量子力学所揭示的一种客观规律，即在微观世界中，原则上我们对于某几对共扼物理量测量的精度不能同时无限制地提高。例如，如果我们提高了某一粒子的位置测量精度，则其动量测量的精度就会大大下降。值得注意的是，这和研究者观测能力无关，因为原则上观察者对任一物理量的观测精度可以无限提高。对于这一原理，物理学家这样来解释：对于微观对象的认识，总是在一定的实验条件下进行的。而要提高位置测量的精度所施加的控制条件，恰好严重地妨碍其动量的测量。反之亦然。 其实在经典物理学研究中，实验对对象的状态的干扰也是存在的。如，测量一杯热水的温度，需要将一枚温度计放在水中，让温度计和水进行热交换，从而使得温度计的温度和水温相同，温度计的读数可以指示水的温度。但在此过程中，热水和温度计的热交换，改变水的温度，因此温度计的读数与实际热水的温度是有偏差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尽量将温度计做得小些，温度计的原始温度与水温尽量接近，甚至计算温度计前后温度变化所交换的热量来恢复原有的水温等。由于经典物理学处理的都是宏观现象，所以实验的干扰的影响实际上可以忽略不计。 但实验对自然现象和过程的干扰是不可否认的，因此实验的原则所适用的范围也是相对的、有限的。对于某些极其敏感的现象和过程，实验方法是否是足够的研究手段？量子力学家们采取的策略是，宣称自己研究的不再是纯粹的自然现象，而仅只是在观察实验活动中被改造过的现象和过程。如玻尔的名言：“量子力学使我们想起一个古老的格言：当寻找生活的和谐时，人们决不应当忘记，在生活的戏剧中，我们自己既是演员，又是观众” [3]。实际上，按照哥本哈根学派的解释，所谓自然不再是那种与主体毫无关系的纯自然。这样来解释，当然可以成功地解决或回避实验干扰所带来的认识论问题。但它是以重新界定科学研究功能，并重新界定自然世界（即重新修改自然观）为基础的。这再一次地说明了科学标准和科学规则的有效性是由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状况所规定的。[1]但是，除了这种坚持科学研究标准和规则，并以此而修改自然观的方案之外；其实至少还存在另外一种逻辑上的可能，即保留原先的纯自然的概念，并坚持认为科学研究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去认识那“原本的自然”，但修改科学研究的标准和规则，如引进直接领悟自然的非主流方法等。 实验原则还依赖于另外一个还原论的假定：即研究对象原则上是独立的，可以独立于环境的，因此也是可以隔离研究的。所以，在实验室环境所得到的研究结果是能够真实反映对象的规律联系的。但是量子力学中EPR关联所揭示的非定域性，告诉我们世界是整体联系的，所以任何对象本质上都是互相包含、互相渗透的，因此是不可以隔离研究的。爱因斯坦曾对这一性质感到严重的不安：“假设，两个粒子以同样的很大的动量相向运动，并设在它们通过已知位置时，它们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发生相互作用。现在考虑一个观察者，他在远离相互作用区域的地方逮住了一个粒子，并测量它的动量；这是根据实验的条件，他显然能够推导出另一个粒子的动量。但是，如果他选的是测量第一个粒子的位置，他就能说出另一个离子在哪儿。这是从量子力学原理作出的一个完全正确而直截了当的演绎；然而这难道不是很悖理的吗？在两个粒子之间的一切相互作用都已消失之后，对第一个粒子作的测量怎么会影响第二个粒子的状态呢？” [4]既然现在实验已经证明了自然的规律确实具有这种“很悖理的”特征，那么原则上任何对象都是无法隔离的，实验原则又如何成立呢？ 3，可重复性原则与自然规律普遍性假定 为了保证科学事实的可靠性，防止错误，科学研究强调科学事实的认定必须遵循可重复性原则。即只有在不同研究者、不同实验室、不同时间和地点都能重复验证的事实，才可以认定为科学事实。这一原则为科学知识的可靠性提供了筛选机制，意义很大。这一原则同样也是建立相关的世界状况的假定基础上的。只有假定自然规律是普遍的，在不同的空间、时间，在相同的条件下，自然现象的表现是一样的、或者非常相似的；可重复性的要求才是合理的。 按照这一标准，我们发现科学所认定的事实，或者说在科学研究中有意义的事实，只是客观事实或经验事实的一个很小的子集。所谓客观事实，是指在特定时空发生的过程，不管是否为人们所认识。而经验事实是指为人们所经验到的客观事件，不管是否具有可重复性。由于在科学研究活动中，必须是可重复的事实才能认定为科学的事实；这样，科学研究活动才确保了可靠性的同时，也极大地缩小了自己的经验基础。因为，那些由于种种原因难以重复的经验事实会被无情地排斥在科学的门外。而我们每一个人从自己的生活中都知道，存在大量非常可靠的、却难以重复的经验事实。 当然，这里存在着对于事实的可重复性的正确理解问题。可重复性，从来都只能是相对意义上的，不可能是绝对的。因为绝对意义上说，每一个事件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都是不可重复的。但这样对可重复性提出批评似乎是在吹毛求疵，没有意义。其实，科学研究之所以非常重视现象的可重复性，其本质原因是想要通过可重复性来证明相关现象的真实性。所以，在科学研究中如何坚持可重复性的要求是很复杂的，它与我们试图从这一事实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或者如何界定事实的关系很大。就我们现在的浅见，至少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形：1，作为某一普遍规律证据的事实，需要高度的可重复性。例如，著名细胞生物学家贝时彰先生宣称则观察过细胞重建现象，但一直未能予以重复，所以不能认为它是真实的。这一事实的意义在于，它对细胞来源的规律性认识有直接的影响，因此对于这类宣称的可重复性要求是较高的。2，作为对某个单一特定事件的描述，不需要也根本不可能要求可重复性。如日本侵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就是这类例子。换言之，只有观察条件句应该满足可重复性要求，而观察句则不需要。3，介乎两者之间的可能性事件，则必须在满足相关条件的情况下多次观察，通过统计计算才有可能证实。 所以，不能简单地用可重复性作为标准来论断事实的真伪，我们发现有一些科学界公认真实的事件是很难重复的。例如，在非线形科学研究领域中，存在着一些对初始条件极其敏感的事件。只要在初始状态有一个极小的扰动，结果就会天地悬隔。那么这样的事件就是很难重复的，因为在实验条件下，我们很难那么精确地再现原先事件的初始条件。有时候，我们往往要借助于功能非常强大的计算机模拟才能重复这一事件。[2]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吴彤教授在回答笔者请教时指出，这类初始条件极其敏感的事件，在初期还是有相当强的可重复性的，但越到后来分歧越大。而随机现象则恰好相反，每一次事件单独发生时，是难以重复的。如每一次抛硬币的结果不见得能重复以前的结果，但随着重复不断次数积累之后，则统计的规律越来越确定。由以上事实看，以可重复性来作为事实真实性的检验是过于苛刻了。至少就以上情况看，对小概率的随机事件及初始条件极其敏感事件长过程的检验，就很难以可重复性来检验事件的真实性。 除此之外，“后现代科学”的著名代表人物英国科学家鲁伯特·谢尔德拉克所提出的“构成因”假说认为，宇宙规律并非象过去所设想的那样是永恒的、无比坚硬牢固的，它其实也是一种不断演化的习性的表现而已，是随着时间演化而改变的。按照这种观点，分子、晶体、细胞、组织、器官和有机物所具有的特有的形式是由被称之为“形态发生场”的特殊场所形成和保持的。这些场的结构是由与过去类似系统的“形态发生场”衍生出来的；过去系统的形态发生场通过一种叫做“形态共振”的过程变为后来出现的类似系统，并且“形态共振”的作用不会因时间和空间的分离而受到影响。 这一假说可以解释许多过去难以解释的现象。如新化合物结晶非常困难，但一旦某个实验室制备了一种化合物的结晶后，在其它的实验室再制备同一化合物的结晶就越来越容易了。传统的解释是说，前面晶体的碎屑起着一种“种子”的作用，附着在科学家们的胡须或衣服上，从一个实验室带到另一个实验室。如果没有科学家互访的现象，则认为这种种子是在世界中漫游的空气中极小的尘埃颗粒。而“构成因”的观点解释说，在第一次结晶之前，晶体不存在特别的形态发生场。但是，在第一次晶体形成之后，结晶受到前面晶体的形态发生场的影响，物质结晶的次数越多，结晶就越来越容易。这个假设是可以检验的，如果科学家们互不接触，而且尘埃颗粒通过空气净化之后，这种现象仍然不断发生，则可以证明这个假设。 这一假说对于1920年著名心理学家威廉·麦独孤在哈佛大学所做的老鼠实验结果的解释更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麦独孤发现老鼠从一个特殊设计的迷宫中逃生的速度一代比一代明显提高。由于下一代的老鼠是由学会了逃生技巧的老鼠所生育的，所以麦独孤曾认为这是后天习性的获得性遗传。后来，他又从每一代学习最慢的老鼠中挑选生育下一代来进行测试。基因选择也许应该使得老鼠学习能力下降，结果发现学习能力仍然提高了。后来其他研究人员，如爱丁堡和墨尔本的研究人员在重复实验时发现，他们做实验时第一代老鼠学习的速度远比麦独孤实验时第一代老鼠的学习速度要快。而且无论是受过训练的老鼠的后代和从未接触过迷宫测试的老鼠的后代都是如此。拉马克的理论显然是无法解释了。而“构成因”假说与此却很一致。 [5] 这种假说尚未得到科学界的一致认可，但如果它是真的话，在诸如此类的情景下，坚持可重复性原则就可能意味着对非常可靠的事实的否定，显然会阻碍科学的发展，是非理性的。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为科学家或科学哲学家们拳拳服膺的基本准则都是可以突破的，本文限于篇幅，无法一一列举。相信在对上述最根本的准则的分析之后，很难再坚持什么绝对不可违反的原则了。 三，科学研究标准改变的可能性 破坏总是容易的。虽然在科学沙文主义甚嚣尘上之际，对于科学基本准则的批评是需要勇气和洞见的，但更为困难的是在指出现有准则不足之后，如何建立更加合理的新准则。费耶阿本德的主要不足也正在于此。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认识论，重破坏，轻建设，是因为他认为根本不可能存在任何永恒的准则，所以树立任何准则归根结底都是徒劳的。在他的心目中，其实还是存在一种对永恒的迷恋；既然无法通过正面肯定的方法来达到永恒，那么就通过不作任何肯定的方式来达到永恒。 我们提倡“立字当头，破在其中。”这是因为，我们欣然接受无法达到永恒的这一事实。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决定性的事情不是从循环中脱身，而是依照正确的方式进入这个循环。”“在这一循环中包藏着最源始的认识的一种积极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只有在如下情况下才能得到真实理解，那就是：解释领会到它的首要的、不断的和最终的任务始终是不让向来就有的先行具有、先行看见与先行把握以偶发奇想和流俗之见的方式出现。它的任务始终是从事物本身出来清理先有、先见与先行把握，从而把握课题的科学性。” [6]我们尝试地提出一些我们事先知道终有一天必然会被突破甚至抛弃的准则，只是为了我们今天和不远的将来科学研究的暂时需要。以下是我们的一些建议： 坚持实践第一的原则，在科学研究标准和规则与人类研究的实践行为相冲突时，除了坚持这些标准和规则以捍卫科学的严谨性这一常规选择之外，也要考虑这些规则背后的假定是否可能已经丧失了其原先具有的合理性。 我们面对大自然也许应该更加谦虚一些才好。也许，我们不应该规定大自然必须如何，以使得我们指定的科学研究标准和规则可以运转良好；相反，我们应该顺应自然的规律，适时调整科学研究的准则。也就是说，科学哲学的研究应该不仅包括为科学现行实践辩护的功能，更重要的可能是为了促进人类认识能力的发展，改造科学实践的规则。[3]从这种意义上讲，费耶阿本德“怎么都行”的口号，对于松开绑在科学研究者身上过紧的束缚，还是有其启发意义的。 在放宽了科学研究的标准之后，如何建立一套新的规范，在科学研究中如何防范作伪，过滤掉幻觉、巧合（目前为止科学界非主流派的记录不是很令人信服，但也有对手抹黑的成分）等等，是摆在后现代科学面前至关重要的任务。尤其应该借鉴近代科学起源过程中科学规则逐步建立的宝贵经验，在科学研究的解释学循环中逐步完善新的传统。 我们认为，科学研究准则的改变存在着两种可能的途径：“和平演变”与“暴力革命”。所谓“和平演变”的策略是，通过发挥和引申在坚持现有科学研究准则的前提下所获得的科学新成就来改变自然观假定，从而支持科学准则的改变。“和平演变”的主体是主流科学家，所援引的观念资源主要来自科学界内部，科学准则的改变是渐进的、平和的、甚至是不知不觉的，或者说在科学准则逐渐改变的过程中科学准则仍然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延续性（近代科学的发展其实就是这样，只不过似乎很少人是有意识地、自觉地这么做的），因此不会引起过于强烈的文化冲突。反对者会问，既然科学准则是自然演化的，那么这篇文章有何意义？答曰：由特定的科学成就转化为自然观假定，并最终导致科学准则改变的过程，决非是一个不需要研究者自觉主动创造的自然过程。如果科学研究的这一解释学循环能为研究者们充分认识的话，这一过程就会发生得更加顺利。 而“暴力革命”的策略是，在主流科学共同体之外，引入科学界非主流的自然观假定，或者发挥和引申科学界之外其它文化的自然观假定，在相应的研究准则指导下，获得大量新的发现，从而支持科学准则的改变。通过建立自身的解释学循环，逐步扩大这一传统在社会文化中的影响，最终使得其成为社会上具有权威性的知识标准，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策略导致自然观假定与现行主流科学准则的冲突，进而对现行的科学准则提出挑战和批评，最终实现科学研究模式的改造。这是费耶阿本德的扩散原则在自然观与方法论关系的层次上的应用。这种途径必然招致科学界和科学哲学界保守人士的猛烈抨击，阻力极大。并且在革命阶段，由于旧准则受到批判，而新准则尚待探索建立，往往会出现严重的失范现象；所以正如在政治的暴力革命难以避免非常残暴的行为一样，科学准则改变的“暴力革命”也难以避免各种欺诈现象混入其中。但是，这一策略有可能导致对原有束缚的突破，开拓新的视野，扩大科学认识的经验基础的范围，带来人类认识能力的极大提高，并且克服近代科学研究准则所带来的两种文化分裂。而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这两种策略可能会是交替使用，也可能会是混合使用。 虽然，后现代科学只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影响很小的一个支派，而且严格地讲是否算得上真正的后现代主义也是有争议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以她为例探讨一下科学规则改变的现实可能性。按照后现代科学的观点，科学活动虽然象社会建构论者所说的那样，受到纯认知之外的因素影响，搀杂着对于权力的追求等，但仍然是以对真理的追求为主的。科学也确实需要数据和经验的证明，在一定意义上讲，证据也要有一定的可重复性。但是对科学研究活动的限制本身也需要附加一定的限制，或者说，科学活动本身在以下方面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5]，33-35）： 1，科学研究方法应适用于一切领域，即科学不应该局限于只借助于动力因运作的纯粹物质事物的范围内。因此，科学可以研究自然对象的内在经验，可以将自然规律当作演化着的习性来进行研究。 2，科学研究需要反复的经验证明，但不应该局限于特殊类型的证明方式，如实验室的实验。所以，可以拓宽科学的范围，包容各种不同类型的证明方式，在各种“自然”状态下的观察结果不应当作不严格的经验而抛弃。 3，科学对真理的追求不应该依附于任何有条件的信仰，科学应该不局限于任何特殊类型的解释。所以，科学研究中原则上不排斥下列观点：自然的基本单元是有感知能力、内在价值和内在联系的，自然的规律是演化中的“习性”，存在“向下”的原因，存在超距作用，作为一个整体的宇宙是一个对其组成部分产生影响的有机体，宇宙及其进化有内在的意义。 迄今为止，后现代科学的理论体系仍然是非常粗糙的，“科学”依据不足，理论根基不够扎实，也许作为科学未来发展方向的候选者来说，她未必是够格的。但她可以启发我们思考目前主流科学的缺陷，并认真地展望一种新的科学认识实践模式。 科学研究论文:浅谈环境化学在现代环境科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 【摘 要】环境化学是环境科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它为生态环境的恢复与建设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保障，为现代环境科学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环境科学技术的核心是对环境中的有害化学物质进行专业的化学分析，从而系统归纳存在的全部环境问题，为彻底解环境污染问题做好准备。为此，本文将具体来分析环境化学在现代环境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先从分析环境科学技术入手，并在此基础上总结环境化学技术在现代环境科学中的地位与作用，以期能够促进环境科学的迅速发展，为建设生态环境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环境化学；环境科学；地位和作用 环境科学是在全球环境污染加剧的形势下逐渐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它运用相关的自热、社会科学相关理论与技术为环境问题作出了突出贡献。发展至今，环境科学已经形成了三大分支：自然环境科学、社会环境科学、综合环境科学。环境化学则是自然环境科学中的一项至关重要的代表性技术，并逐渐成为了环境科学的核心组成部分。为此，下面本文将首先对环境化学展开详细的概述，并在此基础上论述环境化学在现代环境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期能够充分发挥环境化学的积极作用，有效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还人类一个清新环保的生存环境。 一、环境化学概述 （一）环境化学的概念 环境化学是一门复合学科，它既是环境学的分支，又与化学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概括说来，环境化学是指研究有害的污染物质在环境介质中的产生、发展、迁移、转化、归宿等问题，并详细阐述控制污染物进一步发展的化学原理及化学方法的综合科学。环境化学的研究范围极其广泛，既包括对污染物的分析与鉴定，又包括对化学环境污染物的运动规律的研究，还包括对化学污染物的发生、分布、转化机制、状态结构的变化及归宿的研究，因此，环境化学是一门综合的研究化学污染物的全部化学行为与化学现象的科学。 （二）环境化学的分类 环境化学包括环境分析化学、环境污染化学、环境污染控制化学、生态化学四大类。环境分析化学是现代环境化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它主要是借助各类分析仪器对坏境污染中的污染物含量、形态、价态、结构等进行详尽的分析，为环境污染治理提供可靠的解决方案。环境污染化学是对环境污染物在环境介质中的产生、迁移、转化、累积、降解等过程进行详细研究。它主要包括大气污染化学、水污染化学、土壤污染化学和生态污染化学以及多介质污染化学四大类。环境控制化学的侧重点在于环境控制上，它主要是在相关化学原理的理论基础之上研究污染物的控制原理和控制技术，如今已经发展到了“一体化污染预防战略”的高度上。生态化学主要是研究化学污染物在环境中所引起的生态效应和对人体的危害。目前的研究重点是将污染物的直接毒性转化为间接毒性。 二、环境化学在现代环境科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环境化学在环境污染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 随着我国工业的发展、人口的剧增，环境污染问题日渐突出，而且它的危害性变得更加的强大，已经形成了一场环境污染灾害。为此，我们不能再被动承受这些环境污染所引起的灾害，而应该积极去掌握污染物的产生、产生危害的机理，掌握它是如何在环境介质当中进行迁移转化的。环境化学恰恰就提供了这方面的科学资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污染物质在环境中是如何引发危害并不断转化和富集的，这样便可科学地增强人们对环境污染的防治能力。 （二）环境化学在环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环境化学是环境治理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支撑。环境化学分析与研究的结果可以详细的还原出环境污染物的整个发展过程，有助于我们了解和掌握环境污染物的产生、迁移、转化、累积、归宿的整体发展规律，这些规律可以帮助我们得出有针对性、实效性的预防和治理措施，使得环境治理能够有的放矢。因此，环境化学既是环境治理的基础，又是环境治理的保障。例如，在治理大气污染时，可以运用污染物的发展规律，采用吸收剂吸收和转化为无毒无害气体两种方法来处理空气中的有害气体；在治理水污染时，可以通过吸附、化学凝聚、化学沉淀、离子交换、电渗析、氯消毒等方法来处理水中污染物，带到净化水体的目的。而这些治理措施的开发与实施都是在环境科学的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得来的。 （三）环境化学在环境监测中的地位和作用 环境监测是现代环境科学发展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研究手段，是反映环境污染状况、进行环境质量评估、制定环境治理对策的重要依据。通过环境监测可以明确环境污染物的来源、组成及含量，从而制定合理的污染治理措施。环境化学则为环境监测提供了科学、可靠的信息资料，是环境监测的理论依据。环境监测是建立在环境化学基础上的一种常用研究手段。在环境化学的基础之上，环境监测衍生出光谱分析法、色谱分析法等基本方法，同时也研制除了诸多的环境监测仪器。 结束语 伴随着现代工业的规模化发展与人口的爆炸性增长，环境污染问题呈现愈加恶劣的发展态势，环境污染物也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现代环境科学的发展已经被推到了时展的前端，受到了广泛重视。环境化学是现代环境科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环境化学发展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环境污染问题的治理进程。通过上述本文的探究，笔者主要论述了环境化学的概述、环境化学在现代环境科学中的地位与作用两个方面的内容，以期完善能够促进环境科学获得崭新发展，推动环境化学为现代环境研究和人类环境保护事业做出卓越贡献。 科学研究论文:试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标准研究 论文摘要：确立合理的评价原则是科学、公正地评价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重要保证。在对体育科学研究成果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现有体育社会科学评价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原则：1)社会效益优先，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的社会意义和作用；2)重视创新，将鼓励创新和重视原创性作为一种内在的精神贯穿于整个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体系之中；3)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4)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区别；5)科研管理部门评价与专家评价相结合。 论文关键词：体育社会科学；成果；评价原则 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是一个多目标、多层次、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评价的对象、评价的内容、评价标准的层次、评价的时间等。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是社会科学成果鉴定和评奖的重要环节；是调动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积极性与创造性以保证社会科学人才成长的重要措施；也是社会科学管理的重要内容。如何科学、客观、公正地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一直是学术界和管理部门思考和探讨而没有很好地解决的问题。体育社会科学有着自身的诸多特点，使得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尤为复杂和困难。不论是从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现状还是近几年学术界的观点来看，我国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已成为学术发展的瓶颈，不科学、不合理的评价已催生了一些学术不端现象，同时阻碍了体育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其中的一个症结在于没有合理的方式来评价体育学者的学术水准和学术贡献。因此，构建科学和公正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体系是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而合理的评价原则是整个体系构架的基础之一。 1当前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各省市有关部门在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上不仅标准不同，规则不一致，而且具体运作过程也不相同，总的状况是存在某些不统一、不规范、不公开、不公平的现象，下面是我国当前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存在的主要问题： 1．1评价标准不统一 首先是论文评价标准不统一，什么是国家级学术论文，什么是核心期刊的学术论文。评价标准不统一，评价的结果自然也不可能公平。 1．2评价中的“马太效应” 在评审过程中来自名校或名人的文章、课题申请、奖励申报往往受到重视，来自一般学校、一般人的文章、课题申请、奖励申报往往不能得到同样的待遇。 1．3评价中缺乏回避机制 在学术评奖、课题评审、职称评定的过程中，有的人自己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1．4评价中的暗箱操作 表现在学术评奖、课题评审、职称评定的过程不公开、不透明。评定的标准是仲么，评审的过程怎样，评委的权利是什么，评委的责任是什么，评委的召集人是谁，参评者的情况怎样，参评者都是不知道的；更重要的是，目前的评价机制缺乏监督机构、投诉机构和复议机构。 建立起一套科学、公平的评价标准，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一套公开、公平、公正的学术评价机制至关重要，因为科研成果的评价问题，不仅牵动着千万个单位和学者的心，而且影响着社会发展诸多方面。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说，今天的社会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作为一种劳动产品和物质产品一样需要有评价和鉴定机制，否则，如何确定知识产品或科研成果的价值呢?知识的评价标准或科研成果的评价标准代表着主流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它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社会文化发展的方向。 2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基本概念 作为本文的研究内容，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要作为一个独立的术语来使用，必须作进一步说明和界定。 2．1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围 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难以明确区分，二者都与人类的教养和文化、智慧和德行有关。其区别在于人文科学直接研究人的需要、意志、情感和愿望，强调人的主观心理、文化生活等个性方面；社会科学强调人的社会性、关系性、组织性、协作性等共性方面。 在体育科学体系中，体育人文科学与体育社会科学之间虽存在差异，但二者之间有着非常鲜明的、需要强调的一致性和共通性。我们充分肯定体育人文科学与体育社会科学的差异和区别，不过在本研究中，我们更为强调的则是体育人文科学与体育社会科学的相似性、共通性、统一性，强调在人文与社会、体育人文科学与体育社会科学之间保持张力，将之合称体育社会科学。 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为体育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体育社会现象，其研究主要范围包括：群众体育学、体育社会学、体育管理学、体育经济学、奥林匹克研究、体育史学、体育新闻传播学、竞技体育学、体育教育学、体育信息学、体育法学、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体育社会心理研究、比较体育、体育文化学、体育哲学、体育伦理学、体育美学、体育人类学等。在现阶段，开展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主要目标是积极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把体育社会现象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研究总结出来。 2．2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界定 通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方面的文献综述表明，描述和论证社会科学成果特征的文献多集中在国内。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认为评估的对象是社会科学的成果，但何为“社会科学成果”，却众说不一。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研究者认为成果形式都不足以说明它是“成果”，判断是否“成果”，需要考察成果的实质内容。我们对所涉及到的“成果”的定义内容的资料做了一个初步统计，主要选取了20种相关的资料文献，具体篇目可参见参考文献(表1)。 由表1可以看出，有75％的文献在“成果”的定义中提及了“创造性”，这是一项成果被确定为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核心标志，还有的文献将创造性界定为：“新思想、新结论、新观点、新事实、新材料、新信息、新方法、新理论、新概念、新发现”等。研究者进一步强调说：“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界定标准的核心是：创新性——理论不新则要思想新，思想不新则要观点新，观点不新则要资料新，资料不新则要框架新，框架不新则要方法新，方法不新则要视角新”。“那种一无新观念、二无新资料、三无新方法的东西，根本不能算科研成果。界限在于是否有新意”。有的研究者从知识的新旧联系出发，将这种有新意的东西概括为“运用己有的知识，研究创造的新知识”。总之，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中“创造性结果”己经被认为是一个普遍的发展趋势。“具有价值的”、“科学的或正确的”和“广泛占有资料”等因素也被认为是必要的。 综上所述，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主要特征被描述为：创造性的认识结果；具有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用科学方法产生的。在借鉴这些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将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界定为：科研人员运用科学方法，收集、加工、研究与体育社会科学有关的信息而生产出的具有新的价值的认识结果。 3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现状简析 目前，由于还没有建立全国性的学术质量评价体制、机构以及科学的评价方法，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一般都采用自我评价、专家鉴定验收、成果评奖、专家直接评审等方式，以定性分析为主的评价方法。但是由于学科专业的局限、学术观点的制约等因素，在成果评价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受到一些消极的影响。 实践表明，单纯地采取定性分析的方法，容易产生标准难以掌握、浮动的偏离程度大和易于受传统观念、人情关系的影响等弊端。近年来，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者正在积极探索用定量化方法评价研究成果。譬如，将科研成果的创造性、难易复杂程度、成果的“时间效应”、对决策管理的作用等方面进行分别评分，然后再乘以一定的权数，得出该成果的分值；有的则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种不同类型的科研成果，分别提出了直接或间接评价指标体系，等等。例如，朱唯唯等利用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2004年的数据，对我国体育学研究领域里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期刊、学者、学术机构和地区以及各类基金资助项目进行多角度的定量分析研究。该研究完全基于CSSCI客观量化数据，通过量化分析评价。这些定量分析的评价方法，对于改变单纯的依靠定性分析的评价方法，减少专家直接评审产生的消极影响，无疑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还仍然存在着一些缺陷。如，这种方法显然不适宜用于那些不宜公开发表，但已被有关部门采用，而且取得了明显经济、社会效益的科研成果。 4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原则的提出 评价是主体对客体价值的认识活动。按照价值论观点，价值是客观的，但评价不同于对客体的认识，而是对主体需要及其与客观属性关系的反映。评价原则是一定实践经验的总结，需要转化为利益，主体需要的丰富性就转化为主体利益的丰富性，形成了主体的评价原则。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是一项复杂的工作，要达到准确、公正的评价目标很不容易，首先需要确定科学可行的评价原则，方可指望奏效。这里根据评价学的基础理论、以往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研究和本人的课题管理工作实践经验，提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原则，并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打下基础。 4．1社会效益优先 体育社会科学的作用是认识体育、创新理论、与服务社会，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的社会意义和作用。尽管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社会效益具有间接性和滞后性，但对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决不能置社会效益于不顾。我们可以通过价值量的大小来衡量研究成果的好坏，对于难以量化且表现复杂的成果，可以通过其影响面、宣传面的大小以及贡献加以评判。 一般说来，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质量是通过直接评价体现出来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社会效益则是通过间接评价体现出来的。因而，在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中，必须坚持直接评价与间接评价标准相结合。 4．2重视创新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体系是由多方面的标准、规则和内容组成的，其对学术成果进行评价、认可、奖励的依据和标准等，对于引导科研人员如何做学问，对于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是至关重要的。必须把创新作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最高理念，将鼓励创新和重视原创性作为一种内在的精神贯穿于整个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体系之中。这样才能有利地促进整个学术研究沿着鼓励创新、崇尚创新的正确方向前进，才能真正体现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意义。 4．3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 定性评价方法是以评价者的主观判断为基础的一种评价方法，强调的是基于理解的“直接认识”，评价者依据个体的经验与学识水平对评价对象的学术价值、水平给出直接的判断。而定量方法首先要做的是，找到衡量差别的可操作性定量指标，然后再以该指标的量值来客观表征原来难以量化的“量的差别”。目前常用的定量分析指标包括成果被引证、论文收录转载、获奖和成果发表的刊物级别等，体现为“间接测量”。 由于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单纯的定性方法或定量方法都不能准确、客观地评价社科成果。在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中，一定要把定性和定量标准相结合，主观评价和客观评价相结合。 4．4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区别 体育社会科学中的理论性研究成果是指在学科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研究中取得的重大突破性成果。这类成果或者提出了新的观点、思想、理论和学说，或者对传统理论进行质疑、补缺、完善，或者在学科的交叉融合和创新方面有新的设想和进展，或者选题有特别重大意义，研究难度大，填补了某项专业的空白，在理论上具有开拓性创见等等。这种成果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学术论文和专著。应用性研究成果指充分发挥体育社会科学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宣传功能以及参考功能，将各学科的基本理论应用于社会实践，进而取得的成果。理论研究常常耗时巨大，其价值也是潜在的；应用研究则常常是立竿见影，效益是显在的。对这两种性质迥然不同的研究，评价标准与方法显然是不同的。 4．5科研管理部门评价与专家评价相结合 使用定量指标所进行的客观评价，只牵涉到成果作者和科研管理部门两方，仅仅依靠计算机就可以完成评价工作，适用于对大量的一般成果的评价；同行专家用定性指标进行的主观评价，需要由一定数量的专家组成评价委员会，牵涉人数多，过程复杂，适用于对重大成果的评价。因此，在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中，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评价不同的成果。无论是专家评价还是科研管理部门评价，要达到评价的预期目的，前提就是要保证评议的公正性。 建立一个较为全面、完善、公正、科学的体育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体系，从方法论上逐步解决现行体育社会研究成果评价方法所造成的弊端和错误导向，有利于对学术研究者、学术评议人、学术管理者进行有效的监督，推动体育社会科学的发展。 科学研究论文:浅析以科学研究能力为核心的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策略 论文关键词： 硕士研究生　以科学研究能力为核心　创新能力培养 论文摘 要： 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从事科研活动，是其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以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在校硕士研究生为例，对其从事科学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分析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对策建议。 随着硕士研究生教育和培养规模的迅速扩大，如何保证和提高培养质量，尤其是如何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研究生，已成为高校的一项重要课题。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是硕士研究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也是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重要因素。笔者以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在校硕士研究生参与导师相关科研课题或自主申请科研课题为切入点，分析以科学研究能力为核心的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对策建议。 一、调查对象、内容和方法。 本研究调查对象是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的2009—2011级硕士研究生，共185人，其中男生100人，占54?；女生85人，占46%。调查内容是硕士研究生参与科学研究的情况，主要包括：研究课题选择的科学性；参与课题的积极性；科学研究经费；导师对学生科研指导状况。调查方法主要通过问卷调查形式进行，结合已有基本数据进行综合分析。 二、硕士研究生从事科学研究的现状 （一）硕士研究生参与科学研究积极性不高。 截止到2011年底，该学院仅有60%的硕士研究生参与导师科研课题研究，而且从整体看，参与的也大多是横向课题，而参与纵向课题的机会较少，尤其是国家级、国际性的科研课题少之又少。硕士研究生在参与课题研究的过程中，基本上都是按导师预先设定的思路或者方案开展工作，独立思考比较少，在有些横向课题的研究中，甚至出现“成果范本，相互借鉴”的现象，导致较多硕士研究生形成一种依赖思想，创新意识也随之被扼杀，也使参与科学研究的积极性逐渐下降。同时，随着硕士研究生人数的增加，科研课题的增长率跟不上研究生人数的增长率，导致部分研究生没有足够的机会参与科学研究。另外，从该校情况看，在校级层面上设有硕士研究生创新管理基金、自然科学类和人文社科类学生科研课题。从该学院硕士研究生的科研课题申报情况看，2009年至2011年，仅有45位硕士研究生申请学生科研课题，仅占总硕士研究生人数的24%。 （二）科研课题选题不够科学合理。 部分硕士研究生在确定科研课题题目的时候，或多或少会存在一种“急功近利”心理，大多会选择一些风险小、时间短、易结题、易出成果的课题，而回避那些风险大、耗时久、创新性强的课题。如此选出来的课题难度较小，即使是科研经验不足的硕士研究生也能独立完成，从而影响科研团队合作精神的培养，最终导致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力度不够。此外，这种选题方法主要是围绕一些常规研究点开展相应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复研究的现象。 （三）科研经费不多、分配不均。 随着硕士研究生规模的不断扩大，部分导师承担的科研课题数量不多，分摊到所指导的每位硕士研究生身上的科研经费相对较少，导致部分硕士研究生无法在预设的研究方向上进行更多的深入研究和探索的机会，从而影响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激发和培养。 （四）导师对硕士研究生的科研指导力度不够。 导师是培养硕士研究生的主要责任人。导师吸收硕士研究生参与科学研究是培养其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因此，提高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的前提是有一支综合素质高、科研能力强、学术前沿性强、科研经费充足的导师队伍。硕士研究生规模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导师数量相对不足，使每位导师指导的硕士研究生数量过多，加之一些导师的科研课题本身就比较有限，从而使一些硕士研究生参与科学研究的机会也比较少；也使导师指导硕士研究生参与科研课题的时间不多，不能使硕士研究生在科学研究中得到足够的锻炼机会，影响其创新能力的培养。 三、以科学研究为核心的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对硕士研究生科研课题选题的指导和管理，为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拓宽思路。 硕士研究生在科研课题的选题中，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选择常规的问题或研究点，这也是受硕士研究生普遍欢迎的。这类课题的特点就是先前已有人从事过类似研究，取得的研究成果也较多，在研究过程中就有更多的参考数据和资料。如要取得新研究成果，则必须在充分了解先前类似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新思路、新方法，综合新数据、新材料，进行更加深入有效的研究，才能达到有所创新和突破，否则，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前人研究成果的重复。二是选题比较新颖，当前研究比较少，成果也很少，可参考的资料也比较匮乏，在这类选题的研究中，受其他人研究成果的影响也比较小，必须广泛收集资料，易于提出新思路、新观点，更能培养创新能力。因此，高校应加强对硕士研究生科研选题的指导和管理，特别是导师应注重引导其采取第二种选题方法。同时，在选题中还应把握好三个原则，即“重要性”、“可能性”和“实用性”。重要性就是指是选题在科学理论、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等方面有一定创新；可能性就是指课题在研究过程中具有较强的可行性，以及能达到预期的研究效果；实用性就是指选题对于推动“产学研”、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 （二）搭建创新平台，提高研究生参与科研的积极性。 硕士研究生教育培养和科学研究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没有科学研究就没有硕士研究生教育培养的质量。针对研究生参与课题积极性不高的现象，首先，高校内的硕士研究生相关管理部门（如研究生院）应设立硕士研究生创新基地，积极吸收他们参与基地活动，可以让相近学科专业的硕士研究生通过相互合作科研、学术交流等激发创新思维；要大力支持硕士研究生开展跨学科科学研究，加强科学研究指导力度，为硕士研究生开展学术交流、自主开展科学研究提供宽阔的平台，从而激发硕士研究生参与科研活动的积极性；通过设立创新基地，带动高校优质教育、科研资源的共享。其次，高校应设立更多的硕士研究生创新课题，通过承担或参与科研课题，激发他们的研究热情，为提高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创造强有力的支撑。再次，要完善周期性学术报告制度，让师生共同参与，共同组织，在学术报告活动发掘和拓展创新点，实现师生充分互动和彼此借鉴。最后，要大力开展与学科专业相关、与从事研究的内容有联系的社会实践活动，让硕士研究生从理论研究到实践验证，逐步实现创新。 （三）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为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营造气氛。 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要加强对硕士研究生科学研究硬件建设，在尽可能地增加科研课题数量，并且加大科研课题的资助力度的同时，要注重加强计算机网络、实验室、图书馆等教学科研资源基础设施的建设，为硕士研究生查找相关资料、开展相关研究奠定硬件基础。二是要加强硕士研究生科学研究软件建设：（1）积极淡化功利性因素和社会带来的负面压力影响，让硕士研究生专注科学、潜心研究；（2）完善硕士研究生学术评价体系。从目前情况看，全国高校硕士研究生学术评价基本上都是以科学研究成果的数量来评价和衡量，但对其学术成果的理论水平和实践价值等方面考虑得较少，对硕士研究生在科学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科研热情、团队精神、学术道德、实践能力、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等因素考虑得更是少之又少，为此，高校必须建立完善研究生学术评价体系，制定全面完善的考核评价指标，进行全面考量、综合评价，同时必须坚持定量和定性评价相结合，使评价更加科学有效，从而更好地激发硕士研究生的科研热情和创新能力的发挥。 （四）加强硕士研究生导师管理，为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奠定基础。 高校应当重视硕士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一是要制定完善符合实际的硕士研究生导师遴选、管理、考核等一系列制度，从制度层面上，明确遴选条件，强化日常管理，规范任期考核等，积极淡化导师身份，把招生名额与导师能提供的科研课题及经费等培养条件、现有学术成果、工作实绩等结合起来，同时要将任期考核结果与招收硕士研究生数量结合起来，对于没有条件继续培养硕士研究生的，要坚决取消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二是要大力支持导师开展科学研究工作，要积极创造条件，鼓励硕士研究生导师申请和承担各类科学研究课题，逐步形成主要依靠科研课题经费支撑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的新机制，在科研中培养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三是要积极为硕士研究生导师提供参与学术交流和进修的机会，使其能站在学术发展前沿，不断提高研究水平。 硕士研究生教育和培养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为经济社会发展输送高层次、高水平、高质量的研究型、创新型人才的重任。因此，在硕士研究生教育和培养过程中要广泛地开展科学研究，让更多的硕士研究生参与到科学研究活动当中，让他们知晓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从而进一步提高硕士研究生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发现、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随着硕士研究生科学研究能力和水平的提高，其创新能力也会随之提高。 科学研究论文:关于对社会事实与社会科学研究客观性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社会科学研究　社会事实　客观性 [论文摘要]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所倡导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认为,在社会学研究中要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研究者要摆脱一切主观的偏见和预断,通过客观的观察方法来获得对社会现象的正确认识。这一准则不仅适用于社会学研究,也适用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提醒人们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必须遵循和坚持客观性和价值中立的原则,克服不健康的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只有客观地研究和把握社会事实,才有可能实现理论上的突破与创新。 自从社会学鼻祖孔德提出了实证主义思想,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认为社会学可以像其他自然学科一样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实证方法便成为社会学学科存在的根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孔德并没有对社会学研究方法论作深入的探讨,完成这一任务的则是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迪尔凯姆(1858-1917)于青年时代放弃了宗教信仰,走上实证科学的道路。他一生致力于建立法国社会学,由他所创立的社会学年鉴派对法国乃至西方社会学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迪尔凯姆对社会学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他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为社会学确立了研究方法和准则,确立了有别于哲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独立研究对象,即社会事实。本文试图从迪尔凯姆提出的观察社会事实的准则这一角度出发,谈谈对社会科学研究客观性的一些看法。 一、迪尔凯姆关于观察社会事实的准则 1.关于社会事实。迪尔凯姆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这本书中指出,如果我们对社会事实作如下界说,这个定义就包括了它的全部内容:一切行为方式,不论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或者换一句话说,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都叫做社会事实[1](P34)。迪尔凯姆认为,这类事实由存在于个人之身外,但又具有使个人不能不服从的强制力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构成”[1](P25)。我们可以这样来解读他的论述,社会事实是不同于人们的起居、饮食、思考等社会中的普遍现象,具有客观外在性、强制性和普遍性等特点,不能把它与有机体现象、心理现象混为一谈。也就是说: (1)社会事实先于个体的生命而存在,它不取决和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社会生活当中。(2)社会事实以外在的形式强制和作用于人们,这种“强制性”既指人们无法摆脱其熏陶和影响,又指对于某些社会规则拒不遵从的将会受到惩罚。(3)社会事实之所以是普遍的,是因为它是社会的。 2.关于观察社会事实的基本规则。迪尔凯姆提出,第一条也是最基本的规则是:要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他认为,凡是供我们观察的一切,凡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一切,或更确切地说,凡是我们观察的一切,都是物。把社会现象作为物来研究,就是把社会现象作为构成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的实物论据来研究。社会现象无可争辩地具有这种特性……因此,我们应该使社会现象与在头脑中把它们表象出来的主体分开,而对社会现象本身进行考察。我们要把社会现象作为外在的物从外部来研究,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作为这样的东西呈现在我们面前的[1](P48)。社会现象或社会事实不是人们意识的产物,而是待发现的客观事物,并且从外部决定着人们的意识,也就是具有“物”的性质。如信仰体系、社会习俗和社会制度等现象都是外在于个人而存在的客观的社会事实。说社会事实具有物的性质,并不是指社会事实是物质之物,而是说社会事实是与物质之物具有同等地位但表现形式不同的物。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强调的是要以一定的心态观察它们,就是在进行研究时,对事实的存在要持完全不知的态度;对事实所特有的各种属性,以及这些属性赖以存在的未知原因,都必须通过观察、描述和比较来研究,而不是以解释、分析和综合自己的观点取而代之。 3.要摆脱一切主观的偏见和预断。对于社会学家来说,无论是在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时,还是在进行论证的过程中,都必须绝对禁止使用科学之外的和不是为科学所需要而制造的概念。他们应该从支配群氓思想的明显谬误中解脱出来,彻底打破日积月累而最后套在他们脖子上的经验范畴的枷锁[1](P51)。迪尔凯姆认为研究社会、收集实证材料的过程,就如同自然科学家所进行的化学或者物理实验研究一般,虽然可以有假设,但研究过程中不应该带有研究者个人的意志和观念。也就是说在任何研究工作之前,对事实存在应当持“不知”的态度,不能以“先人之见”,而应当回到事情本身,改变以往用观念或感知来研究社会的做法。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参与,要做到这点常常十分不容易。他列举斯宾塞和孔德的例子加以说明,认为斯宾塞在对社会所下的定义里,先入为主地把“合作”当作是社会的前提,以预断代替了社会的实际情况。同样,迪尔凯姆在批评孔德的研究时认为:当他脱离这种哲学概括,试图运用自己的原理并使科学摆脱这种哲学概括时,他还是把观念作为研究的对象了[1](P39)。 二、这一准则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 虽然社会学只是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学科,但在社会学研究中迪尔凯姆所倡导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显然不仅仅只适用于社会学研究领域,可以推而广之提醒我们在进行社会科学研究中所应该采取的态度与方法。应该说迪尔凯姆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十分有意义。 1.既然社会事实是待发现的客观事物,就应当采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社会事实这一物的属性要求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在进行新的研究时,能像自然科学家从事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研究一样,具有那样一种精神状态和价值态度。使自己进入一个未知的社会世界,而不是一个已经预设好的境界,随时准备去作新的发现。由此提示人们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排除来自生物学或心理学方面的影响,通过超然的、客观的科学观察方法来获得对社会现象的正确认识,用研究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来研究社会,用社会调查的方法来获得关于社会事实的经验材料。 2.对社会事实或社会现象进行客观观察、分析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题中之义和根本任务。社会科学是一种科学研究,客观地描述和分析社会,是其根本的任务[2]。也就是说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事实或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在内,其根本任务就是不带个人偏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考察,从而客观地描述和分析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如果人们的观察和分析,有意或无意地偏离了客观实际,或者把握不了事实和现象的本质,那么就可能受到应有的惩罚,社会科学研究任务就无从实现,即便有任务实现的形式,也无任何实际意义。 3.社会科学研究由于与意识、情感相关,特别需要注意排除一些因素的干扰,才有可能获得成果。由于社会科学不只是一个纯粹的理论研究过程,同时也是一项意识领域的工作,属于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范畴,在有阶级的社会中是有阶级性的,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对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有重要的影响。因而要真正做到客观地描述和分析社会,实际上有许多难处。尤其让许多人记忆犹新的是在过去那个特定的时期,不健康的意识形态肆虐,严重侵蚀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社会科学研究要么变成简单的、庸俗的、荒唐的政治说教,变成极左政治的代言人,成为“遵命学术”,要么就只能放弃自己的存在权利。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科学研究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在研究方法、研究规范的科学化、客观化上,仍然存在值得探索和反思之处。 三、对社会科学研究客观性问题的思考 1.确立研究对象是“物”的观念并贯穿始终。如前所述,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社会事实和社会现象如同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样,都是客观的,都具有“物”的客观实在性。因此,从理论上说,不管人们属于哪个种族、哪个国家、哪个党派,用正确的方法客观地研究和观察社会,分析社会事实和社会现象,就应该能够得到同样的研究结论,好比在自然科学中,不同的科学家尽管采用不同的方法对重力加速度进行测定都将得出一致的结果一样。社会事实和社会现象虽不具有一般“物”的形态,但具有“物”的特质。因此,任何研究者都必须尊重社会事实和社会现象,必须把它当作“物”来看待,不作任意取舍,把研究对象是“物”的观念贯穿于研究始终。 2.在研究中必须自觉遵循客观性的原则。客观性是任何科学研究都必须遵循的原则,这一原则要求研究者对客观事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不能带有个人的主观偏见或成见,更不能任意歪曲或虚构事实[3](P11)。社会科学研究把社会组织、社会群体、社会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其根本任务是通过对宏观社会现象的调查和分析,客观地描述和分析社会。可见客观性是社会实践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要求,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的方法论。它要求研究者对社会事实的研究分析,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让资料和数据“说话”,并且使用统一的量度标准。社会科学存在的全部意义和本质就是对客观的社会变化进行说明和预测,因而应当特别强调的是在这个物质化、市场化的时代,排除各种干扰,始终重视社会研究的客观性是很困难的,也显得特别的重要。在现实的社会研究中,所存在的带着已有的结论去收集资料,或为迎合上级意图对客观事实任意取舍,或只从书本知识出发“注释”权威理论等弊病,都是违背客观性原则的表现,是利益驱动的结果,必须彻底摆脱。同时必须正视这样一种事实,在客观性原则指导下的研究,有时可能得出一些在某一方面与当时主流思想或理论不一致的结论,同样需要我们采取客观的、宽容的学术态度来对待。 3.价值中立是社会科学研究应有的学术规范。自然科学研究的价值中立相对来说是比较明显的。社会科学与此尽管不同,各种利益和政治的牵扯使研究者很难“净化”自己的思想“实验室”,但仍然有必要做到相对的学术中立[4]。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有所不同,必须面对社会现实和活生生的人,研究者受到各种利益、意识形态、心理等因素的干扰,容易把个人的、一己的主观价值态度夹带于研究当中,从而影响对社会事实做出客观的判断,甚至因一己私利而歪曲客观的社会事实。但是,价值中立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视角,是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的一个要求和规范,也是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与个人对社会的价值态度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因此,一旦我们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选定了研究课题,就必须终止使用自己的或他人的价值观念,而是遵循所发现的资料的指引,不把自己或他人的价值观念强加于资料,无论研究的结果对自己有利还是不利都应该如此,从而回答“是什么”,而不是“应当是什么”。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还必须注意价值中立与价值关联的联系。“价值中立”,虽然是研究者对自己的好恶和主观态度的暂时悬搁,以把握对象即社会现象或人们的价值观念的实际情况,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家完全放弃自己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2]。价值中立并不是说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回避对社会的责任,在对研究结果的使用上,不同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而不同。 4.客观地研究社会事实是理论创新的前提。我们应当看到在当代社会的发展变革中,有许多问题是前人没有遇到过没有做过的,不可能在书本中或在别人那里拿到现成的答案。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革命和快速变化的社会生活,向人们展开了广阔的研究天地,使社会科学研究与理论创新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广阔的空间。因此,新的形势和环境迫切要求,也允许我们去进行创新性的探索和研究。但是,理论创新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决不像“痴人说梦”,可以随心所欲地、轻易地获得惊天动地的所谓的“成果”。因此,我们必须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社会事实为重、以社会事实为是,客观地分析和研究社会的发展变化。(1)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大众,着眼于解决社会实际问题。(2)深入社会实际,充分掌握社会事实的客观材料,敢于坚持真理。(3)提高专业知识和研究能力,采取严谨的科学方法和程序。只有经过长期刻苦的研究,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理论上的突破和创新,哪怕是在一个具体的问题上。 5.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肩负真实记载社会变化的重任。我国正处于一个急剧的社会转型过程之中,社会矛盾复杂,问题纷繁,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实证的、制度化的研究体制。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社会科学研究正好满足这种需要,它揭示社会发展规律,为实现社会管理和社会的良性运行提供服务,记录社会的轨迹。时代对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提出了客观真实记载当今我国社会变化及其发展方向的要求,正如同志所希望的那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适应变化着的时代条件,积极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探索,努力为推动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5]。因此,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要走出书斋,摆脱臆想状态,走向社会实际,努力为推动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要坚持严谨治学、实事求是、民主求实的学风,适应变化着的时代条件,积极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探索;要在研究实践中探索并确立客观性的、经验性的研究规范,把握当今社会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律,引导人们正确认识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提高人们的道德素养和精神境界。 科学研究论文:浅述高校学报在社会科学研究与创新中的责任及其应对之策 一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与创新中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有了一个飞速的发展，而且也在全围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然而，在这种繁荣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出现了一些令人迷惑的假象。目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自主创新不足，多数学术成果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重大影响的社会科学成果比较缺乏。我国每年产生的各种各样的课题很多，如国家级的、省级的、地市级的等等，国家也确实在这方面仡了大力气。每当这些课题结题时，都会产生一批社会成果，但真正有重大影响的社会科学成果却少之又少，特别是在国际上能产生一定影响的社会科学成果更是风毛麟角。 第二，有许多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走低水平重复的道路。近些年，国家加大了对科研成果的投入，我国社会科学成果也是层出不穷，但绝大多数都是在已有成果的基础j一低水平地重复着，有的甚至比已有成果更差，无论研究结果还是研究手段都谈不上什么创新，简直就是一种直观的模仿、重复。因而，整个社会科学成果的数量在成倍地增长，而高质量的文章并没有同时增长。 第三，在学习和研究西方的理论时，也存在不少问题。我们进行学术研究和创新的一个核心的理念就是中国化，应该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建设服务。但现状是只注重盲目翻译、介绍外国著作，而对国外的社会科学理论成果既没有辩证地看待，也没有做到很好地消化和吸收；在对国外的社会科学理论成果研究过程中，对某些理论仅停留在研究层面，没有加以改造为我所用。这样的学术研究充其量只能为国内人员充当外国文化传播者、介绍者，而对于解决当今我国的现实问题却起不到什么实际的效果。 第四，许多学术成果只具有一个理论空壳，并不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功能。以前有一位知名教授说过：“社科研究就像小孩子吹泡泡，谁的泡泡吹得大，谁就获得了成功。”此话虽有一定的片面性，但却也反映了一个现实，社会科学研究确实存在“吹泡泡现象。有些科研成果遇到现实问题，便会支离破碎，根本就不具有在现实生活中加以榆验的能力，更不用说服务于社会现实。 二高校学报在我国学术研究与创新中的责任 高校学报是高校主办的以反映本校及国内外学者科研和教学成果为主的学术理论刊物，它既代表了一所学校的学术水平，同时也是学校对外学术交流的一个窗口，可以说它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因此，高校学报在高校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高校的学报由校长或书记亲自挂帅的原因。原厦门大学校长匡亚明说过：“要办好大学，必须抓好两件事，一是教学，一是学报。” 人们普遍认为，学术创新是科学研究中的事情，和高校学报无关，“都已经写成学术论文了，还有什么可创新的”。其实，高校学报应该并且已经承担了学术创新的历史责任，学术论文中也有学术创新任务。可以说，高校学报和学术创新是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高校学报可以推动学术创新，而学术创新也有利于高校学报迈上更高的层次。 在引导学术研究方面，高校学报有三个显著的职能：一是引出学术话题，对学术研究方法进行引导；二是推动学科问的交叉发展，促进社会科学的发展；三是培养学术新人，举荐学术人才。因此，高校学报在推行学科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科研方法创新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高校学报跟学界、学者的良性互动的优势，能在社会科学方法创新和中国社会科学发展方面有所建树。 (一)引出学术话题与引导学术研究方法 1．引出学术话题 高校学报在引出学术话题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它们可以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结合本校的科研实力，加强对重大问题的研究。高校学报应站在学术领域的最前沿，紧抓国家和人民比较关心的选题，同时在选题上要紧密贴近实际，紧密结合我国的国情，使学术研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另外，在选题时要注意克服学科间的壁垒和隔障，尽量避免选题的单一化，引导学术研究从多角度、多学科来进行。 高校学报在引出学术话题的同时，还应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的学术批评。就某一学术话题，应听到不同学者的不同声音，既要鼓励学者从正的方面进行研究和创新，也要鼓励学者从反面进行创新和研究。通过对不同学术流派、不同观点的争论进行策划，在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下，刊发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能活跃学术空气，开阔学术视野。 2．引导学术研究方法的责任 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大多都比较单一，许多社会科学的研究都是理论到理论即“空对空”，经不起实践的检验。这一方面固然与研究者所学专业及思维的局限性有关，另一方面学术期刊(包括高校学报)对此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学术期刊对学术研究方法的引导，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展开：一要重视调查研究，重视实证的前沿研究，紧密结合新的实践进行创新；二要推动跨学科交叉研究，加强学术交流；三要运用综合化、整体化方法进行社会科学研究。 就高校学报如何引导学术研究，《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社长兼执行总编姚申教授介绍了几点设想和经验：一是教育部的“名刊工程”取得了一定实效，二是高校期刊有专业化的发展趋势，三是有联合办刊的趋势，四是栏目共建发展方向，五是优势学科发展方向，六是数字化发展方向。对于这些经验和设想，许多高校学报正在积极响应，也取得了一定的实效，许多综合类高校学报由此可以走出办刊面临的困境。 (二)推动学科交叉发展，促进社会科学发展 1．推动学科交叉发展 近年，社会科学领域出现的跨学科研究，已为许多学者和研究者所接受。这种新的研究模式会对将来高校学报的稿源或者采稿标准带来一些新的变化。高校学报可以根据这一研究模式选择高质量的稿件，还可以更多地与跨学科性质的研究机构进行交流，实现高校学报与研究机构之间的无缝对接。高校学报与科研机构的这种对接比专业期刊应该更具有优势，因为本校的专业设置更容易引导老师在科研方面进行这方面的尝试。 综观我国现在的高校学报，专题性的栏目越来越多。有很多专题性的栏目虽然有不同学科参与，但是很多学科之间还是一种外在的关系，基本上还是从自己独特学科的视角来研究问题，学科之间没有达到真正的融会贯通。因此，高校学报在这一节骨眼上应该大有作为，引领学术研究从不自觉上升到自觉的高度来整合，以此推进中国社会科学的新发展。 2．促进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目前，我国学术期刊办刊过程中面临着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等多方面的挤压，使学术性的自主办刊方针很难很好地坚持下去。高校学报也同样存在这方面的问题。社会要求高校学报发表原创性的稿件，但实践起来难度很大。关系稿、人情稿打破了原有的办刊模式，有些高校学报不得不沦为学校领导摆平各种关系的一个平台。因此，打造一个鼓励创新、鼓励学者摆脱急功近利的学术环境，对推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和创新意义重大。 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要向前发展，高校学报不光是最新理论成果的登载者，同时也应是正确的学术规范的建立者，规范的采稿、用稿标准的范式制定者。期刊界应联合起来制定一系列可以反复使用的学术规范，制定一个有效的采稿用稿标准，使社会科学研究者有一个共同交流的基础和平台。有了这个基础和平台，社会科学研究者才不会在学术的大潮中失去方向，社会科学的真正繁荣才能实现。 在推动社会科学研究和创新的过程中，国外先进的办刊模式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在国外，学术期刊主要由学术共同体来创办，学术共同体对某一学术前沿问题的把握，能使学术期刊的交流功能和积累学术产品功能凸显出来。借鉴和学习学术共同体建构学术刊物的经验，参与到学术共同体的活动中去，这样既能促进社会科学的发展，也能使高校学报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而发展。 (三)举荐学术人才的责任 任何事物都有“里程碑”或“标志性”的东西，如长城是中国的标志性建筑，布达拉宫是西藏自治区的标志性建筑。学术研究也不例外，它总会出现里程碑式的或者说是标志性的成果。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术论文在学术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就起到了“浪里淘沙”、树“里程碑”的作用。学者们在进行研究时，总要自觉或不自觉地引用这个学科里里程碑式的成就。而这种里程碑式的成就，就是通过学术刊物或出版著作而为公众所知晓的。 在某一学科研究领域，我们经常能听到“某某学说”、“某某理沦”之说，这些理论或学说往往代表着这一学科的标志性成就，其后续者要想在此领域有所超越，就必须有所创新。用某一学者的名字命名一个学科的重要理论或规律，很大程度上是后续的学者和编辑们给了他们这个莫大的荣誉。因此，高校学报在刊发高质量的学术论文的同时，也承担了举荐学术人才的社会责任。编辑们也有义务把这种命名的荣誉贡献给科学家，从这方面不断对学术论文的作者提出创新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校学报的编辑涉及了学术创新的过程，承担了学术创新的责任。 三高校学报如何应对在社会科学研究与创新中的责任 高校学报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主要服务对象是高校教师。高校以其得天独厚的人才、信息资源优势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主要原发地。如何及时、准确地报道社会科学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如何发挥好学校窗口这一神圣使命，高校学报的编辑也同样负有重大的责任。 (一)高校学报本身的应对之策 高校学报以学术性为其主要特色，其作用主要是传承学术、促进学术交流，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学术发展。因此，高校学报的定位很重要，不论其学术质量的高低，其学术性是必须要坚持的。对于那些毫无学术性而言的文章，高校学报应将它们拒之门外，不要给它们打开方便之门。在坚持学术性是高校学报第一生命力的基础上，高校学报的整体策划对社会科学研究与创新意义重大。 1．注重学报的学术载体功能 高校学报是学术成果的重要载体之一，具有积累和传播文化的功能。因此，高校学报在刊发什么样的稿件时，应该有一个全盘的考虑，尤其对于具有文化积淀功能的稿件，应该优先采用。因此，应充分考虑与科研的紧密结合，通过了解本校和各级课题的相关信息，多选取一些具有前瞻性和理论代表性的科研成果刊发。通过刊发学术含金量较高的论文，能为广大科研工作者提供最新的信息资源，使其能够充分了解所从事的学科、专业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最新发展动态，也为从事科研的工作者指明了科研的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 2．注重学报的学术服务功能 高校学报是反映一个学校科研实力和学术水平的窗口，在选题方面必然要有所倾斜。对于学校改革与发展、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方面的优质稿件，高校学报应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应该优先予以刊发。另外，作为一般的地方高校，还肩负着具有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功能，而高校学报作为刊登高校科研成果的主要渠道，对于服务社会和经济建设的功能不容小觑。高校学报应尽量做到前沿性与时效性相结合，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创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注重学报的选题策划学报的选题策划，对于办好每一期刊物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而学报的选题策划工作，具体要落实到每一位责任编辑身上。编辑的策划、选题、组稿、审稿的每一个过程，都关乎学报在社会科学研究与创新中的责任的落实。比如，学报编辑可以根据党和国家的最新政策，结合学校发展的实际情况，制造一些热点话题，邀请或约请一些老师来参与此热点问题的研究；也可以向有一定知名度的老师约稿或请他们主持某一栏目，以达到收揽高质量稿件和体现最新学术研究动态的稿件的目的。诸如此类的方法，首先都要求编辑要高起点规划，对每一期刊物要全盘考虑，注重选题的系统性、前沿性。 学报的繁荣发展离不开编辑主体的实际操作，编辑对每一期学报的具体操作，都体现了编辑的工作思路以及办刊风格。如果编辑自己不了解社会科学的最新发展趋势，不及时关注最新的科研成果，不能获取最新的科研信息，就不能培养出自己的职业敏感性。要及时提高自己的科学素养，就必须经常阅读国内外专家学者们所写的科研报道与科研论文，经常浏览世界著名高校、研究机构与大公司的网站等。另外，编辑也应积极拓展自己的视野，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实现从单学科的编辑到有综合性的知识背景的编辑的转型。 3．注重稿件刊发后的后续工作 在社会科学研究与创新中，高校学报通过刊发高质量的稿件，对繁荣社会科学功不可没。然而，仅仅通过刊发高质量的稿件，高校学报在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道路上只是走完了第一步，接下来还要求学报编辑主动出击，继续为该刊所刊发的高质量稿件造势，以扩大其社会影响。学报编辑应主动加强同各检索机构的联系，增加学报被转摘、被引用的机会；同时在刊物的发行等方面，应做到及时、准确，让读者及作者第一时间了解到最新的科研成果；同时要利用互联网络，把每期所刊发的文章及时送上网，让最新科研成果通过各种渠道第一时间得到关注。 科学研究论文:21世纪民商事法律近期展望及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基地的建设 一、21世纪民商事法律发展展望 （一）民法典尤其是物权法的制定已为时不远 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法的民法典的起草和制定已纳入了立法机关的议事日程。当前，法律界对于制定民法典和物权法的争论非常激烈，争论的问题的范围也非常广泛，从立法条件到立法体例，从整个法律到具体制度，几乎涉及民法典和物权法制定的方方面面。我们认为目前制定民法典和物权法是适宜的。只有制定民法典，才能为交易当事人从事各种交易行为提供明确的行为规则，使其明确自由行为的范围，逾越法定范围的后果和责任，从而对其行为后果有合理预期，这就能从制度上保障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有利于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不仅如此，民法典的制定也有利于我国民法体系的完善。至于民法典的立法体例，普遍的看法是采用德意志模式，但是对于具体的编章则不必十分拘泥。在将来的民法典中，人格权法、侵权行为法应该独立成编，而对于民事责任制度，虽然在《民法通则》中独立成编，但我并不赞成在民法典里继承这种体例。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民事证据法也应该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因为基于民事证据法的性质，这样做既可以避免对原民事诉讼法的重大修改，也不会影响到民法典的体系。当然，民法典的制定不可能一步到位地进行法典编纂，而需要通过分段制定最后汇编整理的方式来完成。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加快物权法的立法工作。 物权法是我国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认为我国的物权法由于涉及国企改革中的产权关系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经验不足。我们认为这并不足以影响物权法的制定，理由有二：其一，这些问题不可能仅仅依靠物权法就得到解决；其二，在现实生活中已经产生了大量的财产关系需要物权法来调整，比如，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关系，国有土地使用权关系。因此，我国物权法应及时反映所有制的改革成果，从法律上确认各类主体对其财产所依法享有的权利，保障所有权和其他物权的转让，维护财产交易的正常秩序，进一步促进多种所有制结构的发展和新旧体制的转轨。当然，对于物权法制定中的理论问题，如物权行为无因性问题，他物权的体系问题，都需要经过长期、激烈的讨论后才能形成比较成熟的意见。 （二）加入世贸组织（WTO）将给我国的民商事法律带来机遇和挑战 加入世贸组织是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当然选择和必然结果，它将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营造一个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加快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的合理流动，增强我国企业的竞争力，推动我国参与经济的全球化，并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 从法律上看，加入世贸组织将给我国的民商事法律带来机遇和提出挑战。我们认为，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中，要扬长避短，减少国际市场对我们的冲击，最重要的是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以符合市场经济的需要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要求。 目前，加入世贸组织会给我国法律带来一定的冲击。一方面，世界贸易组织在诞生前后形成的、要求加入世贸组织的成员所必须接受的一揽子经贸协定和协议，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开展经贸合作与竞争的“游戏规则”，它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共同接受的国际贸易的惯例与规范，并且成为国际经济贸易法律体系的核心部分。因此，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前后过程中，我们必须清理现有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一些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规定应当予以修改、废除和补充，对一些不合适的做法应予调整。另一方面，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需要履行在双边和多边协议中承诺遵守的义务。作为法律部门来说，也应当清理现有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于那些有歧视性的、违反公平贸易原则的规定，尤其是那些不符合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过程中所作的承诺的规定，应当予以修改甚至废除。例如，我国现行涉外经济法规中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应以出口为进口的先决条件的规定，显然是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要求的。 从长远来看，加入世贸组织将给我国的法制建设提供极大的机遇，将会极大地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一方面，世界贸易组织的“游戏规则”已经成为其成员国的国内贸易法的渊源之一，而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体系许多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明显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需要，这就首先需要借入世的契机与国际接轨，并在这个过程中使我国的法律体系得以完善。另一方面，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将在金融、保险、电信、商业、外贸、航空等十个方面进一步放宽对外商投资的限制，服务业将会遇到巨大的冲击，现有的企业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竞争和挑战。这就需要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建立、修改和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具体来说，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应当尽快制定民法典。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民事关系将更为活跃，而作为调整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规则的民法典，其作用也将更加突出。因而，制定民法典不仅能为交易当事人从事各种交易行为提供明确的行为规则，而且能够从制度上保障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有利于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 第二，完善知识产权法。在乌拉圭回合中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原则、实施程序及补救措施等都作了规定，并增加了受保护的知识产权的类型、保护标准及方法，力求统一知识产权的保护标准。为了加入世贸组织，我们需要按照TRIPS的要求对我国的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予以修改和补充，使对知识产权方面的保护与国际通行做法基本一致。 第三，完善我国的公司、保险、破产等商事法律体系。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由于激烈竞争的展开，许多企业将面临破产的危险，调整企业破产制度的破产法应当尽快出台。由于加入世贸组织需要对外商投资者实行国民待遇和非歧视性政策，这就使得原来将外商投资者与国内的公司、合伙以及个人独资企业分开的做法无法适应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需要。我们必须积极创造条件，使我国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独资企业法逐步与公司法、合伙法、独资企业法合并，形成在民法典的主体制度的统辖下，由公司法、合伙法、独资企业法共同构成规范市场经济主体的基本法律制度。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逐步放开保险和金融业，也需要进一步完善保险法和证券法，建立一套真正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保险制度和证券制度。 第四，制定和完善其他有关法律，如有关服务业的法律、反倾销法、外商投资管理法、外贸管理法、社会保障法等。 （三）计算机网络对民商事法律的影响将日益深远 近年来，计算机网络的应用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但是随着计算机网络的日益普及，现有的许多法律制度日益暴露出其不足，迫切需要新的规则来进行规范。对于民商事法律来说，这种影响尤其深刻，具体体现在： 第一，有关电子商务的立法。电子商务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市场交易的发展，但是相关的规范性法律尚需制定和完善。在合同法中，虽然对电子商务的问题已经有所涉及，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务上，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严重妨碍了网络交易的发展。比如，电子商务安全性问题。在网络交易中，双方可能互不相识，因此，保证双方身份的真实性就相当重要。虽然在某些国家使用电子签名来确定身份的做法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也还存在信息中途被他人截获和修改的危险。又如，网络服务商（ISP）在电子商务中的责任问题。由于网络服务不仅仅是提供信息传递的方式，还涉及资料的传输等其他问题，因此ISP与电子商务直接相关，确定ISP在交易中的责任就直接关系到电子商务的发展。 第二，计算机网络对知识产权法提出了挑战。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在知识产权法的许多方面产生了各种问题，尤其是在著作权法领域。比如，传统形式的作品被数据化、多媒体化以后，如何保护这种新的作品形式的问题，网络上的哪些信息可以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以及在什么程度上进行保护的问题，网络作品的法定许可的问题，网络作品的合理使用应该如何定义以及如何规范的问题。在专利法领域，计算机网络也提出了挑战。比如，在网络上公布的发明能否得到专利法的保护？如果进行保护，如何妥善保护发明人的利益和保证网络的安全性？等等。在商标法领域，由于域名在网络上的广泛应用及其所具有的无形价值，对网络域名的管理势在必行，商标法必须从法律上解决域名的法律地位和保护问题。 第三，计算机网络为人格权法增添了新的内容。在具体人格权方面，与计算机网络最密切相关的是隐私权的保护。简而言之，大致涉及如下内容：一是对个人计算机的个人资料的保护；二是对网上通信的身份和内容的保密；三是保护权利主体不受网络的不当干扰；四是保护权利主体对个人隐私的正当利用，排除他人的非法利用。当然，计算机网络的应用也影响到了其他具体人格权和一般人格权的保护。 第四，计算机网络向侵权行为法提出了新的课题。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广泛应用，网上侵权也日益增多，且侵犯的民事权利涉及诸多类型。由于网络本身的特点，不仅造成了侵权事实认定的困难，有时甚至很难认定侵权主体和权利主体。另外，网络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也使侵权后果难以确定，因此，对网上侵权的赔偿数额的确定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总之，计算机网络引起的民商事法律问题是十分广泛的，其对民商事法律的影响渗透到了各个领域和各个具体制度。可以预想，今后民商事法律的创新将在很大程度上围绕着计算机网络来进行。 二、建立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基地对民商事法律研究的意义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作为市场经济调整规则的民商法将迎来一个繁荣时期。解决民商法目前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需要集中大量的学者、专家，形成一支高水平的研究队伍，进行集中研究。为了适应这一形势，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响应教育部建设文科重点基地的号召，申请并获准成立了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基地，以期对我国21世纪民商事法律的发展做出贡献。 （一）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基地概况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基地主要是在人大法学院民法教研室、诉讼法教研室、知识产权教学与研究中心等机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基地的主要研究方向有三个：其一为民商法学，由民商法研究室承担；其二为知识产权法学，由知识产权教学与研究中心承担；其三为诉讼法学，由诉讼法学研究室承担。基地通过三个研究方向之间的结合，在研究机构、研究内容诸方面达到了优势互补，实现了相关学科的有机结合。 在研究力量方面，基地的9名专职研究人员中有教授5人，副教授3人，讲师1人；15名兼职研究人员中有教授6人，副教授5人。目前，基地的研究人员大部分是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者。为了保证研究工作的数量与质量，基地还设立了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由15名委员组成，其中校外委员占2/3，主要由其他院校、科研机构和国家主管部门的专家学者组成。 在物质条件和基础设施方面，基地目前承担的重点研究项目有10项左右，都具有充足的项目资金，可以为来自各地的民商法学者在基地研究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基地具备较完善的基础设施，拥有宽敞的办公用房，为基地主任、副主任及各专职研究人员和兼职研究人员配备了独立的工作室。基地拥有自己的法律信息港和中国民商法律网（域名为www. .cn）以及与法学院共建的法律图书馆。 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基地将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一些重大课题，促进我国21世纪民商事法律的发展。目前，基地正承担着起草“物权法草案及立法理由书”的立法项目，并承接了与之密切相关的“民事证据法专家建议稿”的起草工作。同时，考虑到我国加入WTO对我国的民商事法律的深刻影响以及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中的重要性，基地的另一个重点项目就是“WTO与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研究”。另外，计算机网络的发展将对我国的民商事法律制度产生日益深远的影响，为此，基地将与国务院法制办合作共同承担“电子商务立法的理论研究”课题。电子商务立法将具体研究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电子商务的知识产权、证据效力，在电子商务条件下合同成立的条件、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隐私权的保护，网络犯罪的预防及对策等。总之，基地将始终站在民商法学发展的前沿，通过自己的理论研究服务于立法实践，推进我国法律制度的健全与完善。 （二）建设一流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基地，为我国民商事法律的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为了把基地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级民商事法律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地将力求发展和改革。 第一，积极参与国家立法活动，承担重要的立法项目。基地目前承担着起草“物权法专家建议稿”和人大法工委要求的“民事证据法的专家建议稿”两项立法研究项目。基地将承担的立法研究工作有电子商务立法的理论研究工作和由全国人大财经委委托的有关《公司法》、《证券法》修改的课题。 第二，为司法改革和司法公正献计献策。基地将进一步加强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机构的合作，就当前的司法改革课题展开深入的研究，并将对如何保障司法的独立公正，如何提高裁判的质量等问题提出有价值的建议。例如，基地将与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部门合作共同就《合同法》等法律的司法解释工作提供论证。 第三，建设一个全国一流的有关民商法的专业性网站。网站要真正达到开放性的目的，成为所有从事民商法专业教学与科研的学者自己的资料库和学术讨论中心，成为所有学习民商法的学员与专家学者进行直接交流的场所。根据规划，网站将创建以下数据库：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库；已经发表的论文库；民商事法律人才库；民商事法律法规资料库；案例及案例评析库；民商事司法解释库。此外，网站还将介绍有关民商事法律的学术活动和民商事法律学者的作品，组织法律论坛和学术讨论。 第四，办好基地的两份刊物。为了推动基地的科研工作，繁荣学术，我们将努力办好如下学术刊物：《判解研究》和《法学前沿》。现在《法学前沿》已经发刊了4期，《判解研究》第1期已经出版，第2期也即将面世。 第五，努力培养法律人才。基地将努力通过学术研究与学术活动培养高层次的民商事法律人才，要在全国范围内物色一些优秀中青年学者，吸引他们到基地工作，基地将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研究条件和物质条件，同时也将努力为基地的工作人员提供更多的出国访学的机会。 科学研究论文:学术自由是科学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问题 一、引言 我们先来读一下新三层楼的寓言： 从前有个大官，非常聪明。到了美国，看到了极其美丽壮观的三层楼。第一层是学术自由，第二层是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第三层是世界一流大学，那真是庄严壮美，雍容华贵，里面点缀着辉煌的诺贝尔奖，令人生出多少羡慕和赞叹。心里便想：我们也有许多的学者，钱也有一些，我为什么不造这三层楼？ 于是通过决议，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召来学者，开始建造。大官在边上看着学者的行动，心生疑惑，终于开口询问："你是在造那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吗？"学者说："是啊，我们是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现在正在做第一层：学术自由和相关建设。" 大官说："我不要下两层的学术自由和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我只要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学者答到："天下没有这样的事情，最下面的基础：学术自由没有做好，怎么可能有第二层的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又怎么可能建设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 大官坚持说："我不要（我反对）下两层的学术自由和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我只要第三层楼：雍容华贵的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你们立刻给我拆了学术自由的基础，一定能够造出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的。" 前不久，清华大学就在拆学术自由的基础，而且信誓旦旦地要造出世界一流大学的空中楼阁：清华大学的著名教授秦晖，由于进行了"自由"的学术研究和"自由"的教学，已经被限定不得带研究生了，而且教授津贴也被扣了60%。这是对学术自由的破坏，是对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的破坏，也是对中国科学事业的破坏。 毫无疑问，科学家、学者作为社会中的一员，也必须服从社会的整体意志的代表也就是政府的领导。但政府的领导也不能够让政治干预、破坏学术自由，也就是干预、破坏学者的自由研究。科学研究就是为了求真知，破坏了学术自由，必定破坏正常的科学研究和科学研究标准，还会带来中国历史上众所周知的不学无术的外行领导内行、支配内行等等问题。本文主要是讨论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所谓科学研究标准就是一个确定什么是科学研究，什么不是科学研究，什么样的研究是不能够被接受为科学研究的，什么科学研究是高水平的或是低水平的标准而已。 学术自由的重要，早在蔡元培、梅贻琦那个时代就已经被反复阐述了。进一步地说，在有起码的学术自由的情况下，某一学科的具体的科学研究标准是非常专业化的，是由研究相同专业的学者们自己决定的。但如果学者严肃认真的研究，因为不合官府的意，就要不许带研究生，扣教授津贴，学者都要生活的，这样下去，就会使得曾经在中国一再出现的情况重演，学者不得不使得自己的研究符合官府的要求，权力支配科学研究标准。这样的研究，就是唯上、唯书而不唯真，就不是科学研究。这样，也就没有了真正的科学研究标准。 中国本来就只有很可怜的一点点学术自由，再把这可怜的一丁点学术自由的基础破坏，怎么可能有第二层的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又怎么可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涌现世界一流科技成果（包括诺贝尔奖）？ 中国为何未能得到诺贝尔奖曾经是一个热点话题，但中国曾经出现过够格得诺贝尔奖的科研成就，一九六五年，人工合成具有生物活性的结晶牛胰岛素成功。而后的三十多年中，虽然中国有世界一流的科技成就，但为何中国再未能出现如此的杰出成就？中国是否得到了诺贝尔奖并不重要，但中国是否作出了一些世界第一流的科技创造则非常重要。 二、学术自由是如何丧失的 爱因斯坦曾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若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倒是令人惊奇的。"[1] 在欧美，由于有了全面系统的实验，才能在以往的认识和系统实验结果的基础上发展出来自经验的科学理论，有了严密的逻辑推理体系，才能依照理论作出严谨、全面、彻底的推理以得到严格的结论和预见，加上了数学方法则得到精确的推论和预见；由此以及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又进行进一步的系统实验、解决问题、提高精密度等工作以发展科学知识。 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哪怕是平庸者，都能对科学的发展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随着科学知识的增进与发展，在旧的科学理论不符合实验结果等情况出现后，就会有科学家创造出新的，更正确也更准确的科学理论来代替它。就这样，一轮又一轮的系统的实验发现和科学理论的推理相互促进，形成了良性循环，更全面深入（也常常是更正确），更准确，现代科学就这样在欧美飞速发展起来了并且继续这样发展。 因此，本文所讨论的科学，是指系统的实验和结果，理论立足于系统的实验基础或可重复的切实可靠的经验基础，并具有严密推理的体系等科学知识的总成。 所以，普遍地而不是具体到每个学科地说科学研究标准，唯真而不是唯上的研究才是科学研究，实验必须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理论必须建立于经验基础之上，经验基础必须真实，必须有严密的逻辑，例如与公认的概念意义不同的重要概念必须明确界定其意义，提出的论点必须进行论证。唯有创新以及与创新有关的研究才是科学研究，当然，没有创新但却是与创新有关的必须进行的科学研究（如新发现被报告后必要的重复实验等）是低水平的研究，富于创造性的研究是高水平的研究，等等。 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系统的实验发现和科学理论的推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因此，中国古代令世人震惊的创造性成就只能归因于古人非凡的创造性。与我们伟大的祖先相比，我们这些不肖子孙，只能够说是缺乏创造力而且愚蠢。但是，难道上苍仅仅赐给我们祖先非凡的创造才能，却剥夺我们的创造能力？我们就这样知道自己愚蠢、无能、缺乏创造而继续愚蠢下去？ 长期的贫穷落后绝非一日可以改变，这固然是最重要的原因，除此之外还有多方面的原因，如中国在两弹一星这些关系国家安全的项目上投入了太多的一流科学家、技术专家，等等。 但本文只讨论极为重要的原因之一：由于历史上历次政治运动对中国科学的破坏，加上现在中国的大学、科学研究机构和科学活动都还缺乏学术自由，出版自由，导致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很有问题，与世界科学不合拍。 中国的自然科学，科学研究标准存在着难以明确指证，却可以隐隐约约感受到的"刻板"和"教条"的缺陷，理论上过分注重"确证"和理论的"可靠"，却常常忽视理论的创新经严密推理后推导出日后可被实验验证的推论的极端重要性，在实验上易于忽视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的重要性；但自然科学还可以说是有起码的科学研究标准。纯粹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注经式学术传统死灰复燃，其中有相当部分人缺乏起码的对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学术规范的遵守，抄风太盛、炒风太盛，基本上连起码的科学研究标准都不存在。当然，我国的杰出科学家们并不存在这种情况。 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都是科学传统的一部分，是在长期的科学活动中形成的。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真正的科学传统，只存在科学的萌芽以及几千年的注经式的学术传统。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是由留学欧美的丁文江、胡适、竺可桢、翁文灏等人在中国艰辛草创的。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受到巨大外来影响的、历时仅有三十几年的中国科学传统，太容易因为政治因素对科学活动的影响，导致中国科学传统的扭曲，使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不再与世界科学相吻合。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自然科学与技术事业的重视和努力使得中国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数得到了飞跃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使注经式的学术传统变本加厉，并给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带来了诸多问题。 一九五一年开始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一向少有人提，但这一场所谓的春风化雨式的运动，却实实在在是中国科学悲剧的开始。从学理上说，凡是希望科学昌盛的执政党与知识分子都根本不应当进行、参与这样的运动。科学的坚实根基在于与实验者无关的有精密度（不管是定性还是定量的精密度）、可重复的实验结果，科学的发展需要新理论和它的推论以及相应的实验。 只有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才能保障这一切，即保证科学的坚实基础和发展。否则，以任何理由（"站在人民、工人阶级的立场"，"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改造（抹杀）严肃认真学者的不同的思想和声音，就能够以同样的理由改造、抹杀不合于主流理论、思想的实验结果和新理论、推论、实验，这样就使科学的坚实根基与发展都被破坏。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虽然基本上只是在个人的政治思想领域，但随后很快就以同样的理由自然而然地越过了这个界限，进入了科学领域如经济学、遗传学等。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破坏了学术自由，阉割了科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学术自由。一旦学术自由受到限制或丧失，科学就能够以"立场"、"态度"、"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的理由，变成"社会主义的科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学"、"资产阶级遗传学"等一系列冠以"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各种科学理论、推论和实验，就不再是科学。不为求真的目的、仅仅满足政治权力要求，无视科学研究基本要求的"科学研究"也就是注经，甚至是恶劣的学术打手，而不再是科学研究。 从历史结果上看，对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改造，运用政治权力要求（强迫）知识分子表明与政治权力相同的立场和态度，而且是非此即彼的立场与态度，伴随着组织清理（即强迫不服从的知识分子失业），就用政治权力在思想理论上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地位，知识分子必须改造自己以及自己的思想以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也就是权力的要求，隐含着权力决定了学术，而后的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等措施，只不过是出于形势需要的来自政治权力的随时可以收回的恩赐。这场运动，也是中国知识界"官本位"的开始。 当我在史料上看到，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运动的"始作俑"的倡议者，竟然是老中央研究院院士，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先生时，我略为吃惊，为那一代科学家和中国科学的命运感到悲哀。马寅初先生在新人口论上，不惜一切代价坚守住了科学的底线，还是令人尊敬的；但他所遭受的大批判的待遇，却与他当年为了改造中国的理想所倡议发起的思想改造运动有一定的关系。为什么马寅初先生后来能够为科学而不惜一切代价，当初却提议进行破坏科学的坚实基础和发展的"思想改造运动"，并砍断了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 （我之所以对马寅初的行为仅仅是略为吃惊，起因于我对胡适著名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思考，胡适对科学方法的约简到了不准确的地步，我认为这样不够科学的约简是不允许的。科学方法因不同的研究类型而不同，主要的应当是在已确立的经验基础上作出大胆的假设，通过严密的推理或计算得到结论，用全面的实验来验证。如此的文人式表述如此著名，使得我怀疑那时中国社会科学界的科学素养。当然，这主要是因我本人深受爱因斯坦的影响，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得到的结论。并且我看不到胡适先生的文集，不知道胡适先生的全面表述。可能我的判断有误。我认为较准确的简约表述应为"经验为基础，大胆作假设，推理并求证。"） 中国人的历史意识非常强，这本是一大优点，能够吸取创造者、杰出者的经验教训，学习别人的长处，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文明的进步和历史上人类的光辉闪耀之处在于创造者、杰出者的奋斗与成功，而不是别的。历史就是创造史，否则不过是人类愚蠢和灾难的记载。但对于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人来说，最大的困难、痛苦是：中国落后于西方太多，并且几百年来，西方人才是创造者，各方面的创造都是西方所作出的，中国人只有很少的创造。 因此，从中华文明、中国历史的创新、发展这个角度来看，近代、现代中国的历史，发生在西方。令中国人痛心、加剧困难的是：让中国人明白这一切的情况，少数是靠善意的交流、学习，大多数则是西方人包括日本人用枪炮和无数民众的死难、用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和掠夺，才迫使中国人认识到中华文明的落后。 与此有关，中国始终未能成功地主动适应并参与创造世界大趋势：以人为本，自由民主化。因此，中国人普遍不懂得自己的历史，不知道历史包括自己的历史的意义。因此，中国人总以为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国历史，而缺乏包容世界的胸襟，不知道、不认同中国学术历史甚至中国历史更多的是西方各国的创造史。因此，中国人始终很难真正认同世界科学传统--西方科学活动中形成的历史传统。因此，中国的各种教科书总是不说中国的缺乏创新导致落后，却有意无意地把自己落后、愚昧、挨打的原因都说成是西方侵略的结果。 这样，中国人的历史意识非常强，反而常常成了一个缺陷。因此，中国的历史学，面对我们古代的孔丘、司马迁等伟大的创造者，历史学的"道"早已经失传。更可悲的是，现在中国的历史学有时甚至连起码的"真"都做不到，例如中国历史书籍对一些中国近现代历史事实的叙述，纯粹就是骗人、撒谎、蓄意捏造，比春秋战国时代还不如。 思想改造运动没有在中国共产党刚夺取政权，迫切需要巩固政权时进行这种大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政治运动，而是在朝鲜战争胜利，中国共产党和的威望空前高涨的时候进行，说明朝鲜战争的胜利这个政治影响是决定性的。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为古代中华文明的辉煌灿烂而骄傲自豪，也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为中国近百年来的灾难深重而痛苦万分；在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刻，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主张"革命救国"并参加革命活动，不惜牺牲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另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则主张"科学救国"，在书斋、实验室中潜心研究学问。但就在朝鲜战争前几年，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有美国、苏联的支持，全民抗日，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败于日寇，有近一半的国土被日本鬼子占领。几年后，贫穷落后、刚结束内战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这是对比何等鲜明的巨大胜利，是中国对西方前所未有的巨大胜利，在当时来看，事实证明了"革命救国"的正确和成功，导致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当时的知识分子都被这个胜利冲昏了头脑。 以为首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因此自以为掌握了客观真理，能够"教日月换新天"，不计代价，改造中国，改造知识分子自然不在话下。当时的知识分子，第一流的领袖人物如胡适、傅斯年、梅贻琦去了台湾，剩下的除了如陈寅恪这样坚如磐石的极少数例外，大都为了那看上去无比美好，事后全部无比悲惨酷烈地破灭的希望，丧失了定力，真诚地自我责备、自我批判，忏悔，自觉而真诚地或者被迫地参加了这场破坏科学与教育----中华万年大计的思想改造运动。 其实朝鲜战争的真正成果，只不过是确定了中国东亚第一军事强国的地位，但这只是几十年以后才十分明确地看清楚。并且，如果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等如果不能够继续进步，这一成果必定会丧失。 所以，我觉得没有理由苛责前辈科学家、学者，但现在不可再犯同样的错误。 有些经历过这些政治运动的知识分子在大彻大悟后，奇怪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其自身在内，为什么如此"愚忠"？为什么如此缺乏定力？我觉得，除了朝鲜战争的胜利、缺乏科学传统和良好科学造诣、 对历史感悟不够真实确切等原因以外，还与中华文明丧失儒学轴心，却未能够确立或自主地产生自由、民主、科学新轴心密切相关。中华文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创了轴心时代[2]，在汉代确定了儒学为中华文明的轴心，儒家学说既是普通人的思想、认识、方法、观念、理论，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大约两千年来几乎都如此。在清代，中华文明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一再失败，儒家学说终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被全面清算，在知识分子那里，过于陈旧的儒学已经被打倒，不再是中华文明的轴心，但中华民族却也丧失了文明的轴心：以胡适为首的自由知识分子，以自由、民主、科学为新轴心，身体力行，却未能够产生出自己的创造性的进展与理性的新设计；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有把人不当人、当政治工具的法家学说，不惜牺牲（包括自己的牺牲）地闹革命；以为首的国民党，遵循的是中国儒学传统和西方影响的怪异混合；但中国的广大民众，特别是占绝大多数的农民，仍然过着与千百年来没什么区别的生活。因此，这些知识分子的理念都是与大多数人无关的漂浮的理论和观念。 中华有大约两千年的轴心文明史，有统一的文字、统一的语言、统一的价值，等等。中国知识分子因此自觉认同统一的文明轴心。中国是在与西方的战争中不断失败的情况下抛弃了已经陈腐的儒学这个原先的轴心，面对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对西方的前所未有的胜利，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应当重新改造中华，中国知识分子因此也自觉认同改造，并且，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反复的政治运动这个办法，以及对农业，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复地强迫要求几乎每个知识分子站对立场，表明态度，真正地在中国全面铲除了以前的儒学传统，也在知识分子中暂时铲除了自由、民主、科学的轴心，确定了文明的新轴心----马列主义、思想加法家，它的最大功绩是使中国不再受西方包括日本鬼子侵略，还在中国初步建立了工业化的基础。至于它的最惨痛无比的代价，三大浩劫：陷害右派运动、三年人为惨祸、大革文化命，我们都清楚。并且，由于大革文化命把大部分老干部打倒了，最后导致了拨乱反正，中国终于没有了政治运动。但没有了政治运动反复的强迫，就出现了思想解放运动，知识分子有了起码的政治自由，中华文明的新轴心----马列主义、思想加法家，立刻就不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轴心，中华文明又一次丧失了轴心，成了相互冲突的马列主义、思想、不把人当人的法家思想和自由、民主、科学怪异的混合体。从苏联、东欧巨变来看，未来中华文明的轴心必定是自由、民主、科学，但自由、民主、科学要成为中华文明的轴心，成为普通人的思想、认识、方法、观念、理论，又是一种生活方式，由于中国人口太多，中国社会存在太多的困扰，肯定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思想改造运动后，历次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反复念"紧箍咒"、逼迫知识分子自我批判、批判，流放、苦役、投入监狱、甚至诛杀知识分子，使得政治权力曾经长期地成了学术问题的最终的裁判，政治权力对重大的学术争论拥有最终的裁决权，扭曲了科学研究标准、科学精神，学术问题常常成为政治问题，政治权力决定了是非标准，少有人敢踏入与雷区无异的学术"禁区"。这一切在"陷害右派运动"和"大革文化命"中达到了悲惨的顶点。求真、说真话变成了犯罪，真诚的意见变成了恶毒的攻击、罪恶的攻击，述说自己的一点见解、或者真知灼见甚至会被残暴地杀害，如遇罗克、张志新、林昭和一些"右派"等，或者在苦役中默默死去，如一些"右派"。 马克思说："科学的大门就是地狱的入口，……"，这话的原意是比喻，我在高中时就知道了，但长大后才知道按字面理解，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曾经真正出现过的实际情况。 建国后的三十年中，还由于马列主义变成了桎梏人们思想的教条，中国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基本上不能够说是真正的社会科学，没有真正的科学精神、科学传统、科学研究，当然，社会科学所丧失的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给中国带来了诸多的沉重负担和问题。例子之一就是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遭到有组织的全国性的大批判使中国的人口压力无比沉重，带来了许多可怕的后果，如计划生育变成中国第一难，农业出现近于破产的危机，失业率不断提高等等。虽然二十年前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思想，初步恢复了科学研究标准，但由于还缺乏起码的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加上"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八九年事件等的干扰，中国文科的科研标准远未达到与世界科学相符合的地步，还不能够说是科学的标准。以至于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也没有非常富于创造性的理论指导，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政治权力之脚粗暴踏入科学领域只是使得政治和科学都被破坏。 政治与科学的关系，主要就是其实行者----统治者与学者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在很久以前的古代就有过很精到的评论：先知可以拿起剑，建立国家，成为国王；但国王不能够自己去做先知，为民众确定道德，这肯定不会成功。统治者拿着刀剑，能够逼迫学者说假话；用高官厚禄利诱，如做好八股文、党八股就能够做官，可以让知识分子去研究假知识，假学问；这办法对付国内的知识分子，使他们不起来反对政府很有用，但这样的国家与追求真知的西方国家相竞争，就会一再失败。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成功的先知，哲人王，用政治运动反复的强迫方法，暂时地确定了中华文明的新轴心，但他绝对没有做到"为万世开太平"，我想这一点谁都做不到。 三、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现状讨论 现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界，应当说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并产生自己的科学研究标准，关于这一点，举几个例子也就够了。 前些年一直到现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提倡者竭力提倡学术规范，反对者则刻薄地贬之为"占坑规范"，觉得所谓的学术规范不过是首先占据学术地位者用来限制别人的规矩。本人赞成朱学勤的观点，朱学勤"把学术规范落到实处"，大致五条[3]： "1. 选题之前尽可能全面地检索中外文献； 2.论述观点注意形式逻辑，不要前后矛盾； 3.立论必须有据，概念必须界定，不能武断臆测； 4.引文必须注明出处； 5.论著附有文献索引，涉及西学者，中、西文索引齐备；" 朱学勤列举完后，"内心随之出现的是三条悲哀"： "1. 这些要求是初入学门的基本纪律，与其把它们说成是"学术规范的框架"，不如把它们称为"学术纪律的底线"。因为它们是做学问形式上的起码要求，低得不能再低了；（应为：技术性的起码要求，徐建新注） 2.即使是这样低微的形式要求，80年代至90年代都没有完全落实，以致今天还要为这样的要求大声疾呼； 3.一些学界朋友将这样的最低要求作为最高纲领或者是较高纲领来奋斗，用心良苦，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对90年代的学术成就高估不得。" 学术规范的讨论确实有必要，钱宁在1996年出版的《留学美国--一个时代的故事》中说[4]："一些文科专业的留学生，尽管在国内发表过不少"大作"，到了国外，都发现自己一下子不会写文章了。中国学生论文易犯的毛病，一是文章中充满了各种含混而不加界定的概念；二是喜欢将前一段提出的假设性论点不加论证地便在下一段转换成论据。"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科学界还在纠缠于从事学术工作的基本要求、技术性要求，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一些人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是在把从事学术工作的基本要求、技术性要求，当作从事学术工作的较高标准或最高标准。至于更高的实质性的科学研究标准，还没有成为学术界中心议题。 清华大学是中国现代科学的发源地之一，中国第一理工大学，是中国科学的重镇，从秦晖的事情来看，看来经历了反右和这两次空前的浩劫，还是有些人不知道：陷害他人，或听从权力的号令迫害、批斗别人，最终必定自食其果，或许有些人是明知故犯吧。看来还是有些人不知道，学术自由是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破坏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学术自由，只能说是缺乏起码的科学素养的行为。 在中国现代科学的发源地之一，中国第一理工大学的清华大学，就在前不久，都出现如此破坏学术自由，如此破坏中国科学的事情，真是悲哀； 现在中国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抄袭、剽窃等学术浮躁、腐败现象泛滥，如北大的王铭铭事件等等。这进一步说明科学研究标准真的不存在。可以肯定，符合学术规范的编写教材、撰写综述论文，介绍和（或）评价了最新研究成果的应该是低水平的学术研究。但连最新成果都没有介绍的、不过是抄来抄去的教材编写和论文，就连学术研究都不是。因王铭铭事件，我在新语丝网站上[5]看到，有人披露：北大还有权力"教授"，也就是指定把教授晋升指标给北大的官员如系主任、学院的院长等，下面不报，教授晋升指标就作废，这样，官员不做任何学术研究就能够晋升教授。至于其它的大学一般只会是更差，这样的情况，有一丝一毫的科学研究标准的影子吗？ 中国科学的重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竟然如此，这说明至少中国社会科学的 ABC----权力与学术自由与科学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连科学研究标准都基本上不存在，还奢谈什么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 中国的大学等科研部门中，众所周知的是晋升职称、奖励等问题上，是看数量，看、专著的数量，看等级，即的刊物的等级，次要的是专家评议。而美国主要是看论文质量，看本专业专家的评价。在一个有良好科学研究标准的国家，评价科学研究的成果当然应该看质量，看成果的创造性，重要的是本专业专家的评议。中国对科研成果的评价却是要数量、要等级，这又是中国缺乏科学研究标准的表现。 中国的自然科学方面，情况要好得多，因为自然科学不是社会科学，受历次政治运动的毒害比较少，但1961年，北大化学教授傅鹰在教育部的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已经足以告诉我们反右和给中国自然科学带来了什么： 傅鹰说，任何一个党团员都是"党代表"，不听他们的话，就是""， ""谁受得了！教授写完了讲义，要"呈请鉴核"，一个二年级的学生拿起红笔勾勾抹抹，这个不要，那个不要，其实他什么也不懂，可是他是"代表党"的。 傅鹰说，这几年科学研究中的浮夸之风不得了。北京大学化学系一报告，就说一年内完成了一千多项科研项目。根据教师的力量与水平，一年之内完成十几项象样的研究就不错了。表面上进展很快，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近几年来，每年都有献礼，献礼应该是拿最好的成果，可是常常拿去的连次货都不是，而是废品。[6] 由这一类历史资料可以看出，反右，对自然科学界的恶劣影响主要体现在反右进行了一次恶劣的大清洗，用大批判以及流放等办法，在自然科学界短暂地全面确定了权力、政治高于科学，决定科学研究标准。中国的自然科学丧失学术自由的结果当然是中国的自然科学研究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一样变成了制造垃圾、废品的活动，还使许多研究者毫无科学精神，在所谓的"科学研究"中浮夸无比却不受到任何惩罚。 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的强迫，在强迫下科学家被迫的表态，使得科学家们被迫在科学研究之外，写一些"唯书"、"唯上"的东西，"教条"与"刻板"就这样潜移默化地渗入了中国的自然科学。 在自然科学中，"教条"对科学研究的危害是较难感受到的。目前大部分的科学研究属于常态科学研究，有成功的案例可供效仿，在常态科学的研究工作中，基本上要求科学家"教条"地对待它所依据的范式［7］，教条地进行科学研究仍然能够产生科研成果。但是想要产生世界第一流的科技成果，仿效性的工作和教条地对待科学研究工作是没有指望的。 我以为：贫穷落后的中国，最可能率先出现一批世界第一流科技成果的领域是理论物理和生物科学。但在理论物理方面，中国的教育、科学大环境，对产生并接受中国的爱因斯坦完全是贫瘠的土壤甚至是有毒的土壤。中国的大学教材大多较为陈旧，追踪科学新进展的情况远不如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此，论者大多（有一定道理地）以为中国注重知识而美国注重创新，实际上，这标志着中国科学界相当的一部分人对科学新进展的"公认"、"确证"的要求过于教条，到了不切实际的地步，忘记了科学本身是在不断发展的，忘记了为创新做准备是大学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忘记了作为科学界的一员应当用自己的科学鉴别力去对科学新进展作出鉴别取舍，并显示了对自己的科学鉴别力缺乏自信。 此外还让人觉得整个中国科学界在这个问题上显得有些麻木不仁。虽然每个人都会认为产生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是国家、民族的光荣，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真出现了类似于爱因斯坦的人物，如果不重视理论的创新经严密推理后推导出日后可被实验验证的推论的极端重要性，我怀疑仅凭两条理由便足以拒绝接受并默默地扼杀中国未来的爱因斯坦： 1、新理论虽然来源于可靠的实验结果，有实验证据的支持，并且公认的理论无法解释实验结果。但新理论与公认的理论相矛盾，又无实验证据确证。（在历史上，如果不发表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理论，美国的密立根再聪明也不可能去做否定光电效应理论的实验，并变成验证实验。） 2、此人是一个业余的科学研究者，又没有硕士博士学位。（没人会承认他的研究成果。） 另一方面，中国的教育非常缺乏基本科学方法和科学素养的教育培养，几乎把科学当成死的知识来传授，错误地以为学生的科学基础就只是死板的科学知识。中国的教育非常缺乏从查阅资料、设计实验、进行实验、讨论、撰写论文、文章、以及资料引用等一整套基本科学程序、科学基本功的训练，导致常常看到业余的科学爱好者、研究者在非常缺乏科学素养和知识基础的情况下就贸然去解决他们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徒然浪费自己和他人的时间与精力。中国的各种教育研究杂志，在中国连科学教育ABC都没有做好的情况下，就奢谈、大谈创造教育，没有认识到中国的科学教育根本没有把学生的科学基础打好，还起劲地讨论如何进行创造、如何教学生创造；这些杂志只不过是自我感觉良好地谈论如何建好空中楼阁而已，这样的中国教育情况，又怎么可能产生爱因斯坦那样高水平的业余研究者？ 为什么只有中国独有"业余科学家"这种现象？因为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热爱科学，在科学研究上有创新精神，而中国的科学教育没有教会他们起码的科学研究基本功，不知道怎样做真正的科学研究，而且导致他们没有起码的科学鉴别力，做出来的"研究结果"不过是漏洞百出而已，自己鉴别不了自己的错误，却自以为是创新或者是重大创新，这是中国科学教育悲哀的集中体现。西方发达国家的业余的科学爱好者接受了较好的科学研究教育，一般是做些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而中国的业余的科学爱好者、研究者在非常缺乏科学研究素养和知识基础的情况下就贸然地努力研究去解决他们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如解决哥德巴赫猜想，否定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等。我所遇到的大部分的业余的科学爱好者是老实地做自己的研究的，他们有"独立"思考，有"创新"精神，有"新"见解，但略为一看他们的文章，连现有的知识都没有理解掌握，不懂得科学方法、不具备起码的科学基本功，有逻辑错误、基本常识错误等业余水平的错误比比皆是。 但更糟糕的是，虽然大部分的业余的科学爱好者是老实地做自己的研究，本人尊重他们的自由选择，但也有一些"业余科学家"以自己的错误为正确，自以为是伟大的发现、是中华文明的复兴的标志、狂妄自大地抨击爱因斯坦等科学巨人以及坚持科学原则的中国科学家，还非常善于鼓动、影响媒体、官员、和非此专业的科学界人士。而且，由于中国的理工科、文科分开的高考的影响，高中就分文科、理工科，而且中国文科水平特别低，因此训练出来的大学文科生特别缺乏科学素养，更不要说科学鉴别力，偏偏中国的报纸杂志，除科技方面的专业刊物外，基本上都是文科生担任编辑、记者，当然他们很容易被善于吹嘘、唬人的"业余科学家"迷惑，而且或许因为容易炒作，便进一步推波助澜，而且，有些官员、有些非本专业的科学界人士也因为缺乏科学素养或者缺乏必要的谨慎而被鼓动，支持了这一切。结果，中国出名些的或有名的"业余科学家"，不是妄人，就是骗子。例如著名的"水变油"，如王曼新的磁力使禾本科植物产生根瘤，而且具备共生固氮的能力的"发现"，被中科院院士李庆奎教授和微生物学家樊庆笙教授否定后，王曼新便在媒体上大肆攻击他们，等等。 中国大陆在现在的情况下，由于缺乏学术自由，面对历史悠久的"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之类的无知话语，如果真的万分不幸地产生了爱因斯坦那样的人物，他也会因为对自由的热爱而宁愿做一个管子工，或者沿街叫卖的小贩。我在大学一年级还傻乎乎地相信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到了三四年级，以我的无法与爱因斯坦相比的科学素养，以我从科学哲学、科学史中悟得的一些哲学想法，我已经开始用科学驱逐在中学、大学学到的马列主义哲学垃圾。例如：怎样才能够获得真实的感性认识？的亩产几十万斤被饿肚子的人们普遍相信、恐怖的灾难却给大多数人形势大好的感觉等已经告诉我们，科学的历史证明了：前提条件是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要清醒地要求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感性认识如何上升为理性认识？是靠直觉。理性认识如何被检验？靠直觉把握规律、概念所导出的个别推论与具有可重复性现象之间的对应。矛盾、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等不过是最多适合于定性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废话，根本不适合于定量的自然科学，一旦用于自然科学必定闹出许多笑话，记忆里面中确实也出了很多笑话。 学生在中学、大学应当学习的是与科学历史相结合的科学哲学，而不是陈腐、落后的马列主义哲学，这样才能够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素质。 （我曾经在北京遇到一个用马列主义哲学否定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业余爱好者，看完他的论文和某个大学教授的类似论文，我忍不住要笑，但因为他的真诚而笑不出来。我告诉他，科学以是实验为基础的，你的实验基础在哪里？不能够靠哲学做基础的。你有一个牛顿的公式，但要用这个公式统一物理学，解释全部的现象，必须仔细推理、计算，然后得到结论，全部适用，不能够你说全部能够套用、全部适用这一句话就行的。你不能够说我做了这些，要物理学家做什么？爱因斯坦这样做了，可没让物理学家没饭吃。你要否定爱因斯坦，就要比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本领还要高，你从你的公式里面产生了比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多的可以被未来的实验验证的推论吗？一个都没有。所以，你还是好好地去做你的经理，别想什么统一物理学了。） （我觉得：说"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之类的无知话语以自重的哲学家，比这真诚的业余爱好者还不如。正因为中国的教育非常缺乏基本科学程序、科学基本功的训练，却有这些无知的话语反复灌输，中国才有太多令人同情的业余科学爱好者。） 中国的科学传统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确实孱弱。一方面，由于几千年的注经式的学术传统和政治运动的影响，对理论创新的"确证"、"可靠"要求过高，不切合科学研究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中国本来就不存在系统地进行科学实验的传统，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后，由于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耗资巨大，由于中国的贫穷落后，中国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都难于象欧美各国那样进行全面、系统的实验，导致中国人特别缺乏全面系统地进行科学实验的意识而不自知，在需要自发地独立进行严格、全面、系统的实验的地方，却特别容易疏忽这一点。 大约二十年前，全国的"特异功能"研究热集中地展现了中国科学实验传统虚弱的悲哀。在当时，"特异功能"并非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但热及全国，经久不退，则显示了研究者和支持者［8］一时疏忽了实验发现并非是有了"眼见为实"的实验现象就够了，科学实验要求的是全面、系统的实验去确立实验发现（可重复性只是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的最重要要求）。至于某些"特异功能"的研究者和支持者，反对科学实验必须具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这就是反对科学的坚实根基，连最起码的科学素养都没有，没有资格说是科学研究。 而反对者们[9]也大多不知道以严谨的科学研究标准去反对，只是以马列主义的大道理去压人，导致了研究者和支持者的不满和反弹。如果没有后来的何祚庥院士等人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标准来反对并成功，这场大争论就会成为中国科学的莫大悲剧。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报道：（中央电视台采访朱丽兰时的报道，时间已经忘记了。）中国的科学家率先发现了一个实验现象，但在此基础上进行全面、系统的实验并最后获得诺贝尔奖的却是外国科学家。一个实验发现，和经过全面、系统的实验得到的重大发现，在科学上的价值是相差很大的。如果中国在教学、科学观念、体制及经济基础等方面上不能更进一步，这样的情况还会重现。 现在，中国科学的浮躁和腐败在全面蔓延。张颂之在《学术腐败的社会根源》[10]中说："当代中国学术界的腐败现象已是有目共赌（赌即睹）的现象，……数十年不断的社会政治运动及意识统一与控制，可以说把知识分子的灵气与良知都改造了。这方面的影响多年来已有人注意，如对于学术的扼杀及扭曲等，但是对于思想统一于意识，所塑造的学人道德的沦丧，却注意不够。……在党性原则失范的今天，几乎是道德真空地带的学术界，既失去了外在的政治强性束缚，也没有内在的学术规范以自律。假冒伪劣就成为学术界在经济时代的大爆发。……其次是现行的学术体制自身的弊端。我们的学术体制无疑是教化的产物与机器，行政命令第一，往往是外行领导。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今天，黄仁宇所谓的"数目字管理"就成了行政管理法宝。各单位似乎都制定了种种量化标准，诸种行为数量化。……如果说我们今天有学术规范的话，那最基本的规范就是不要违背经旨。经学要求不贵创新，资助了抄袭之风。" 这样低下的科学研究标准，必定导致科学水准的下降。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竞争力报告》，1999年度中国的科技竞争力排名从上一年度的第13位大幅下降至25位。2000年报告，中国科技竞争力排名再次下滑，由25位降至第28位。 四、科学鉴别力问题 科学学的创始人J.D.贝尔纳曾经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讨论过各国科学的特点[11]："英国科学的特点是……特别讲求实用和类比。英国人的一个缺点是他们几乎完全缺乏有系统的思维。英国人的方法在容易解决的科学问题中最容易奏效。法国科学从未失去过其出众的特点--非常清晰而漂亮的阐述。美国科学发展特别带有个人主义的特征……。印度科学既由于它的不少概念和实验方法别出心裁而受人注意，也由于它独立进行工作时极端不可靠和缺乏鉴别力而受人注意。……大部分日本研究工作似乎都具有德国科学和美国科学的缺点，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内容过于繁琐、故弄玄虚而且缺乏想象力。而且不幸地，在不少情况下，也缺乏鉴别力和精确性。" J.D.贝尔纳对未来中国科学的期许最高："只要有了表现在中国文化的一切其他形式中的那种细心、踏实和分寸感，我们可以有理由相信中国还会对科学发展作出即令不比西方更大，至少也和西方一样大的贡献。" 重读贝尔纳对各国科学特点的讨论，尤其是看到贝尔纳对中国科学未来的美好预言，与中国科学的现状相比，如此天壤之别的差距，真让人心情沉痛。贝尔纳对日本科学缺点的评价可以原封不动地套在中国科学上。这一切是为什么？为什么中华文化的特点：细心、踏实和分寸感没有能够表现在中国科学上？当然，本文前面的阐述已经是部分性的回答。贝尔纳如此看重"细心、踏实和分寸感"是有原因的，在科学研究中，"细心、踏实和分寸感"是高水平科学研究的标志，有分寸感意味着相当高的鉴别力，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必须运用、非常重要的科学鉴别力，对科学研究成果良好的、恰如其分的评价和把握能力。 贝尔纳评价苏联科学的"一个大缺点是没有足够的鉴别力，不过这也是意想得到的。鉴别力是由长期经验和历史悠久的学派所培养出来的。缺乏这种鉴别力是热情的年轻人的毛病之一，只有依靠时间和经验才能把它纠正过来。" 就从丁文江创立地质调查所开始，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已近百年，时间和经验累积已经不能说还少，但中国的自然科学仍然显得鉴别力低下，表现如：对自己完成的工作不是进行客观评价，而是进行自我拔高（这种情况相当普遍）；在处于"常态科学"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许多领域，大谈哲学而不是老老实实地探讨科学、技术的成果与问题，基本上不过是故弄玄虚而已（美其名曰"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或说是做学问做到高深境界，就必定需要哲学指导或有哲学出现，却不知道或躲避这一点：没有创新，学问和哲学再高深也不过是鹦鹉学舌。）；还有一些更恶劣的现象如：自以为得意地创立了"××学"、"×××学"、"××史"、"××论"等等，却并无扎扎实实的创新成果，只是"天下文章一大抄"，或只是泛泛作些简单的列举分类，当然，这在中国的人文社科中比较普遍，但中国的自然科学中也存在这种现象；还有，一些人为评职称而大量制造学术垃圾论文、专著，以致于泛滥成灾，可那些学术垃圾制造者，不但很少会遇到严厉的批评而使他们的学术信誉、科学信誉大减，这些学术垃圾反而帮助他们甚至使他们获得奖励和职称，等等。关于这些方面，新语丝等网站有较详细的资料。 至于中国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鉴别力非常低下，几乎不存在，但还有极少数人正常地从创新出发，评价中国人文学科丧失了原创力，认为中国的文科虽然"论文""专著"泛滥，但把一个小问题研究透了并且有所创新的都很少。 学者、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决不是一些人所以为的，和巫术一样，是由科学家所做的、象巫师那样呼风唤雨的事情；它也不是很多人臆想的交给科学家一大笔钱，科学家们拿出一堆谁也看不懂的论文专著。它还不是工程建设，给了钱，给了设备，给了拥有充足知识的人，就能够保质保量完成某项工程建设任务；更不是大多数人以为的科学家坐在实验室的仪器面前，死板板地做实验，实验结果出来了就是科学发现。在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中，科学研究、学术研究也绝对不是某些人以为的抄许多的书，集中在一起，符合学术规范的就是研究。（说这样话的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科学研究、学术研究。） 实实在在地说，只有创新以及与创新有关的研究才是科学研究、学术研究，如：发现新的实验现象，提出新理论、解决未尝被解决的新、老问题，提高精密度，等等。相对水平低得多的一些与创新有关的必须进行的研究也是科学研究，如：自然科学中发现新的实验现象后，别的科学家必须做重复实验，以进行验证工作；还有必要的评价：如指出新的创造所存在的优点、缺陷、问题，还有必要的综述，等等。但知识复制，如教学，如在中国非常盛行的抄来抄去以拼凑论文和著作，这就不是进行科学研究，学术研究。 在科学研究的创新中，是经常要运用科学鉴别力来作出判断的。如在科学实验研究中，会经常遇到奇怪的反常，但大多数不值得深入研究，只有少数能够出成果，极少数会引导到巨大的发现。一般只有科学鉴别力很高的科学家能够敏锐把握住机会，也不会被令人激动的反常引入歧途。在实验或理论方面的科学研究中，选题，以及做怎样的实验来验证理论，实验中出现的现象是否是真的发现，进行理论研究时需要判断理论的经验基础是否坚实、逻辑推理是否严密，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的意义、价值如何，以及自己所做的研究的意义、价值如何等等问题，都需要科学家运用鉴别力作出判断。 在科学史中，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很多，例如： 杨振宁、李政道提出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设想后，女物理学家吴健雄领导了一个实验小组，要通过做实验来验证，在一次实验中，由于仪器故障，实验结果大大出乎意料，否决宇称守恒定律有余。有人大为激动，主张报告，而吴健雄则正确判断是仪器故障而未报告，显示了吴健雄极佳的鉴别力。 普朗克在研究黑体辐射时想出了已经被实验验证的正确的公式，他本可止步不前，但他却很不满意，从科学的标准出发，对自己的公式的价值作了很正确的鉴别评价："但是，即使辐射公式绝对精确的可靠性被认可，只要它仅仅具有由侥幸的直觉所揭示出来的规律的地位，它就不可能表达出比形式意义更多的过程。由于这种原因，正是在我系统阐述这个定律的时候，我开始全力以赴地赋与它以真实的物理意义。"最后得到了具有突破意义的量子论。 普朗克非凡的科学鉴别力，使他继续努力，终于得到了意义深远的伟大发现。 当然，因为缺乏科学鉴别力而在科学界闹笑话的也不少。伦琴因密封的照相底片曝光而发现X射线后，曾有法国人发现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N射线，还获得大奖，最终的研究结果发现，所谓的N射线不过是心理影响而已。也有一个日本人突发奇想："萤火虫不也是发出荧光----射线吗？于是进行实验后，煞有介事地报告：萤火虫能够发出射线，导致底片产生阴影。其他科学家重复实验后指出：萤火虫产生的气体（至少部分地）导致底片产生阴影，并不是萤火虫发出射线，使得这个日本人和他的合作者大为丢脸。 科学鉴别力在人才的发现、选拔和创新成果的传播方面也有重要作用。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良好的鉴别力的。现代的科学研究是职业化的研究，受科学研究组织的影响相当大。科学的繁荣主要依靠进行研究的正式的学术机构和非正式的学派的昌盛，正式的学术机构和非正式的学派的兴盛又要依靠其重要的富于创造的大学者，运用其良好的鉴别力鉴别年轻人的创造性成果并提拔富于创造的年轻人，为富于创造的年轻人提供进行科学研究的良好环境和条件，替补年老的、创造力衰退的学者，并为后来者提供榜样，激励学术领域的新人努力创造，这样，学术机构和学派才能够保持活力，不断创新，而不是暮气沉沉，尸位素餐。 科学创造是以前人的、已有的创造为基础的，否则很可能是毫无意义的重复或者因为忽视、没有掌握最新成果，只是研究早已经被解决的老问题，而科学上只有在世界上首先作出的创造有重大价值。在信息爆炸的年代，创造性的成果有可能被淹没在信息的海洋中，或者未被重视；而错误的结果、观点也可能未被研究者察觉而引用为研究的基础，因此需要大师们进行鉴别、讨论、推重，写综述，作评论，并影响鉴别力较低的学者，以利于科学研究。 在中国，如此重要的科学鉴别力，理应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的累积稳步提高，但为什么中国科学的鉴别力反而比八十年代下降了？科学鉴别力作为一种对科学研究成果良好的、恰如其分的评价、把握能力，可以说是个人或整体运用科学研究标准而表现出来的，良好的鉴别力的前提当然是中国科学要有良好的科学研究标准，在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退步、低下，中国科学界实行等级化的量化考评的制度，同行评议非常缺乏的情况下，中国科学肯定不能够表现出照理说是本应具备的良好鉴别力。 那么，如何促进中国科学的进步？ 一言以蔽之：难。叫喊得最响亮、几乎延续了十年的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学术规范讨论只是重新打学术规范的基础，很重要，但对于提升中国社会科学其实几乎没有用处。如果学者没有自己的创新，论文中再规规矩矩、巧妙聪明地引述他人的思想和成果，也不过是符合学术规范的抄袭，它与不合学术规范的抄袭，都是抄，唯一的区别只是技术上是否遵循学术纪律的底线规则。其实，中国的严肃、认真的学者基本上都知道，八九年的六四事件是最重要的转折点，是妨碍中国科技进步最大的难关，它给中国知识界的进取心、创新、信心、勇气、朝气等都打击不小，一些一流人才外流，是导致中国科学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最大的难关，它使人文学者、科学家丧失了勃勃朝气，连自然科学都没有例外。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没有解决这个关键问题，也不进行一系列必要的制度改革，却指望通过自以为是的量化（等级化）考评、奖勤罚懒的办法来提高中国科技水平，但这却是导致中国科学技术水平下降的第二个重要原因。 任何学习过科学的人都能够理解：在科学中引入数学（定量化）是为了得到精确的知识，它的前提当然是要做到定性正确。量化（等级化）考评的前提是：对学者、科学家的论文等工作成果的评价，定性准确。但对科学家、学者的富于创新的研究成果进行定性的准确评价都很难，因此，学术成果、科学知识的创新是很难进行量化考评的。普通的学者，往往十几年、几十年后才清楚他人的创造的意义、价值，唯有第一流的大师才能够迅速地鉴别、鉴赏第一流的创造，例如伟大的爱因斯坦，只有明可夫斯基、普朗克等人才确实清楚他的三篇论文的意义、价值。在中国，这样的世界第一流大师还没有产生。 在中国缺乏高水平鉴别力的一流大师的情况下，对学者的科研成果的评价连做到定性的准确都很困难或没有做到，那么中国的学术机关，没有对学者、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成果进行定性的评价，没有以定性评价为基础，进行定量的量化考评，就只不过是为了量化而量化，把科学研究水平不同、质量不同的论文、专著，当成是质量相同的论文、专著，不管三七二十一，"捡到（核心刊物的）篮子里面都是菜"，这就是鼓励滥竽充数。 本人对此量化（等级化）考评制度的思考结果简洁地说就是：以趋利避害的理性经济人为前提，加上两个前提条件：一、每个人总是对自己的研究成果略微高估，对别人的研究成果略微低估，并且能够估计出学术刊物中本专业较低水平论文的水准和编辑、评审对论文的偏好；二、杂志、出版社必定要持续地办，一定要、著作；由于量化考评制度是自动地把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不看质量高低，只看作达到此等级杂志的平均水平，由此即可严密推论出：1、理性人的最优策略是尽量多做达到最低要求水平的研究和多发表达到学术刊物最低水平要求的论文，最差的策略是尽量做自己能够做到的最高水平的研究。2、这个制度既是自动认可学术垃圾和学术腐败的制度，也是自动缓慢地降低中国科学技术水平和鉴别力的制度（注意：直接应用于工农业等产业的工程技术方面可能并不一定如此，由于直接运用于各个产业的工程技术实用性强，有可能做到能够根据某项创新的具体应用情况，如增加的效益等进行定量考评，这样的量化考评制度如果做得好，是有可能有利于中国工程技术领域的进步发展的）；3、如果学者人数不变的同时，学术刊物、出版社数量增加，学术水平、科学水平将下降更迅速。如果学术刊物、出版社数量不变的同时，学者人数增加，学术水平、科学水平将缓慢上升。当然，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推行这一政策的结果必定是：中国科学的论文和专著数量有了大增长，质量和总体水平却大幅度下降。就象当年中国的那样，粮食、钢铁产量高得惊人，但却不是虚报，就是将大量的废铁当成钢铁，结果鼓励产生的或逼迫产生的废铜烂铁特别多。因此，在自然科学、人文社科甚至在大学中的工程技术领域中，量化考评制度必须尽快废除。 当然，量化考评制度的优点是简单、经济，因此，在研究很不重要而教学很重要的大专等级的大学甚至很低水平的本科院校，可以实行这样的制度。 中国的大学、研究机构流行的砸铁饭碗的改革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下降。如果学者们还是端铁饭碗，工作有充分的保障，还会有比较多的优秀学者坚持科技研究质量高于数量，一个创造性成果高于许多重复性、低水平结果这样的常识的。但砸铁饭碗的改革和量化考评制度同时实行，生存或者毁灭（出版或销声匿迹）的压力迫使学者们只能够做低水平的研究，多发表低水平的论文、专著。 量化考评制度对中国科学的危害几乎已经成为共识，但国际互联网和学术杂志上却还有辩护声，认为量化考评当然更加精确，最新的辩护是来自吴志攀(北京大学副校长) ，他在《文科学科制度评价标准的几个问题》[12]中说："从适合于文科学科管理的方面看，主要是学科成果计量化分析，统计和计量化管理是必要的，也是科学的，计量化才能客观地衡量学科发展，才能与同国际同行进行比较。……有些高校，为了提高在SCI的数量，采用"工程化"的方法来进行（例如，"千篇SCI论文工程"）。从哲学中的数量与质量的辨证关系来看，促进数量，来提高论文的质量，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本人反复看了多遍，也看不出"统计和计量化管理是必要的，也是科学的"、"促进数量，来提高论文的质量"的理由和逻辑，吴志攀在文中没有拿出任何经验的证据，也没有从公认的前提出发做任何论证，就想当然地说了这样一番话。定性的正确是精确量化所必需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怎么可能是"科学"、"精确"的？促进数量的措施，完全可能导致降低论文质量的结果。中国现在的情况正是论文数量多了，科学水平却下降了。当年中国的时期，也是粮食、钢铁产量高得惊人，但却是虚报，或将大量的废铁当成钢铁。这对中国的危害已经是众所周知。本人当时觉得很奇怪，如果这是几百字的短文，只是说一下自己的观点而不作论证，那还正常，但这是几千字的文章，不应该这样。笔者不由得想起钱宁在《留学美国--一个时代的故事》中说的话："一些文科专业的留学生，尽管在国内发表过不少"大作"，到了国外，都发现自己一下子不会写文章了。中国学生论文易犯的毛病，一是文章中充满了各种含混而不加界定的概念；二是喜欢将前一段提出的假设性论点不加论证地便在下一段转换成论据。"但吴志攀文章的后面部分情况还算可以，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写，或许是不在意地犯了中国文科学者写论文时极其容易犯的错误吧。 中国实施量化考评制度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不得而知。杂志上与国际互联网上的讨论认为可能有这样一些原因：中国科学要与国际接轨。大学教授是铁饭碗，有些人不好好做研究，却在外面兼职挣钱，因此要量化考评；晋升机会有限，教师之间相互评比矛盾大，必须如此。外行领导不懂学术、科学，就搞这样的办法，自己既轻松，又能够表现功绩，等等。 但这样一些（善意的解释）原因与它给中国科学带来的危害相比，这些理由都不重要，那些困难也能够克服。在我看来，量化考评制度之所以实行，是因为有关各方：官方、大部分的研究人员都获得利益的结果，只有中国的科学技术以及富于创造力而又坚持科学研究原则的研究者还有硕士、博士研究生--中国科技的未来受到严重伤害。这个制度让领导者既轻松舒服，又能够用数字表现其领导下的政绩，领导者的上级也一样。而科学家、学者的人事权是在单位领导的手中的。大部分的研究人员，在打破铁饭碗、大锅饭的改革的旗号下，几乎快变成一年、两年、三年任期的临时工了，既然无力与这样的考评体系抗争，也不可能与掌握自己聘任、升级、解聘权力的领导相抗争，那就只能够适应现实环境，多研究、多写、多发表低水平的研究，靠扎扎实实地做自己的研究完成不了任务，就聪明巧妙地进行自我复制。水平低下的人就笨拙地抄袭，反正中国任何的大学生一进入大学都至少要受到抄来抄去的政治教科书的抄袭教育，这样一个量化考评制度又是自动承认这一切的制度，就进一步地奖励、鼓励了这一切。 结果，目的是提高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量化考评制度就导致了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下降。从赵平波的《院士的道德堕落与中国的学术腐败--从学术打假谈起》[13]一文来看，赵平波认为"……把学术研究等同于制造产品，既有数量要求，也有"质量"要求，全国一级刊物以上，最好是国际SCI收录。这种"学术产业化"的要求不逼着人搞学术腐败，那才叫奇怪。"还有，科技界流行的、国家的科技投入很大一部分所流入的"大项目"、"大工程"、"大计划"，"……设立的目的，只是为了更容易获得研究经费，……更有利于科研成果的评奖，"……"小钱大评、中钱小评、大钱不评"，"中国的学术腐败更严重地表现在"大钱不评"。院士等学术精英们拿了大钱，无人能评，也是无人敢评的"大项目"，……具体生产出来的"成果"却是没有研究经验者的研究生或们的伪劣之作。"赵平波还详细讲述了它对中国研究生培养和对知识分子人格的巨大危害。当然，中国的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下降必定会进一步降低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他的最后的某个结论本人并不赞成："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的院士们是各个学科领域的带头人，显然，他们对中国科技竞争力的下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笔者认为，中国的院士至少要免去一半，才能清洁中国的学术环境。" 本人不赞成赵平波的最后的一个结论，也不赞成在网络上见到过的一篇《如何防范科学家欺骗政府》（记忆里是在北大三角地看到）的观点，原因在于：本文贯穿始终的阐述，一直在说中国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至今还缺乏学术自由以及带来的恶果，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方面中国还未能够建立保护学术自由的一整套制度。中国仍然是官员的权力凌驾于科学研究标准之上。惟有中国大陆才出现得了这样的事情：一个官员，就凭着他是学校的领导，就能够说：我们这些搞行政工作的人非常重要，我们也是教授，不但是教授，而且是教授的教授[14]。这样的混帐话语，在中国的香港、台湾都是不可能出现的，更不用说在美国、欧洲。本人刚看到这样的话时，第一个反应是勃然大怒，而仔细思考后发现，他有意无意地说出了中国科学技术管理体制的真相，说的是真话。中国的学术管理体制就是这样混帐、弱智的管理体制。 张五常在《衡量学术的困难》[15]中说："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学作助理教授，问大教授D. Gale Johnson关于升级的衡量准则。……到最后，我问：「那由谁决定呀？答曰：「我们这些正教授。但通常佛利民等大师怎样说，不会有人反对。" 佛利民即弗里德曼，是经济学大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确实，大师们是教授的教授，也有其它的资料表明：在科技发达的西方，如美国、德国等高水平的研究性大学，是由大师们决定学者的升级、聘用等的。而在中国，众所周知，这是由主管学术机构的官员们决定的或者是由官员们所决定的学术委员会来决定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官员确实拥有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大师、科学大师所拥有的学术权力，从学术权力上说，他们确实是教授的教授。但中国的官员们能够承担好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大师、科学大师所承担的学术职责吗？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大师、科学大师们能够做到自己所做的研究在全世界处于领先的第一流甚至超一流的水平，并且能够凭着自己的科学鉴别力选拔同样富于创造性、能够接替自己的优秀人才。但谁都知道，中国的官员们根本承担不好、承担不了这样的职责。因此，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下降，如果要追究责任，首先就应该追究拥有最大的学术权力的官员们的责任。但要追究官员的责任，他们会觉得非常冤枉，因为他们的不应该拥有的学术权力，是中国历次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体制导致的结果。因此中国的官员们根本不应该有这样的学术权力，学术权力必须归学者。因此中国的官员们，真正必须进行的改革是向西方学习，把学术权力归还学者。 在中国较为普遍的选拔学术大师、科学大师担任学术机构的长官的办法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学术大师担任官员后必定缺乏时间与精力进行学术研究，就会逐步离开研究的前沿，不再富于创造性；再者，以前是富于创造性的，不一定一直会如此；现代科学已经发展到了专业繁多的境地，几乎没有人能够同时精通多个领域的研究，一个领域的专家对同学科的另一个领域可能只有普通的了解是很正常的。这样，又会使他们承担不了这样的职责。从学术权力的来源来说，中国这个办法，学术权力来源于政治权力的授予，最后的决定权还是来源于政治权力，因此还是不好的办法。 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大师、科学大师们所拥有的学术权力来源于在学术活动中形成的学术权威，韩水法在《谁想要世界一流大学？》[16]中较详细地介绍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教授职位固定而且开放，教授（教师）自治，民主自治，不留本校生等等。特别谈到了：聘用或不聘用某一人选的决定权掌握在所在系所（院）的全体教授（师）手中。另外有人介绍，美国大学的终身教职的获得没有名额限制，只要有足够的创新与水平，都能够获得。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在教授们珍惜自己的学术机构的声誉的前提下，每个教授的学术权力平等，都是一票，在重大的事项如聘用人员、人员升级，就要对其专业成果进行民主讨论，学术大师、科学大师就会凭着非凡的创造和高水平的科学鉴别力，进行高水平的评价、鉴别，建立或进一步地增强学术权威。至于同学科非本专业的大多数教授，虽然不能够精深掌握被讨论的成果的专业知识，但还是能够基本理解那些知识与大师的评价，最起码能够理解大师以及其他人的评价，并清楚作出这些评价的理由是否成立。这样，大多数教授的投票是受学术大师影响的，学术大师的学术权威就正常地转变成了学术权力。而且，一个大师、教授，如果不再进行研究，不再有创造性成果产生，学术威望、说话的分量就会下降。 在这样的一个制度环境下，同行评议、学术共同体、良好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就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了，学者们的最优策略是做力所能及的最高水平的研究，做创造性的研究，谁还会拼命制造学术垃圾？困扰中国科学技术的大问题：有数量、低质量甚至没质量就得到了解决，被一些人所提到的中国科学技术水平低下的几个原因：缺乏同行评议，缺乏良好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缺少学术共同体，缺乏学术自由（至少制度保障缺乏）等，就在关键的制度上得到了解决（如果仔细分析这四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中国的科学技术就会逐步进步。 一种制度、体制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提供激励和约束，决定人们取得什么种类的技能和知识、采取何种行为以获得最大的报酬，决定被淘汰的行为、知识、技能和想法。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强制个人和组织适应并重新学习的机制，能够使得整个社会不自觉地受到影响。制度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奖惩，人们执行制度时最重要的是人事方面的：聘任、升级、奖励、惩罚直至解聘，人事权力也是对事业影响最重要的权力。 所以，中国的学术浮躁与学术腐败盛行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的大退步，是政治权力紧紧抓住对中国科学技术至关重要的科学家、学者的人事权不放手的必然恶果。而且，中国的缺乏学术自由以及制度保障也导致很难对学者未良好承担学术责任提出良好的职责要求和道德评判。 决定中国科学发展的制度必须采取西方早已实行，而且非常行之有效的那一套办法。 本人偶然在新语丝网站上看过一篇文章，介绍美国的人文学科杂志中评论和书评很多，占大约五分之二。本人认为：这是美国科学研究标准水平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科学杂志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有许多客观、高水平的学术评议的话，确实能够全面提高中国科学的科学研究标准和鉴别力，但这要求出版自由为前提，美国有，中国却没有。 中国目前能够看到的学术评议，不外乎三大类：说好话的，不痛不痒的，具有杀伤力的学术批判，却非常缺乏由高水平的人士所作的高水平的学术评议。因为高水平的学术评议基本上只会是高水平的学者对高水平的学者进行学术批评，虽然这样确实能够逐步提高中国科学水平，但他们愿意这样做吗？在没有出版自由的环境里，别人出版论文、专著很难，说真话也拘束，不能够畅所欲言，编辑、评审也要对一些文字进行斧正。这样的一种情况，谁的日子都艰难，高水平的学者恐怕不愿意做什么学术批评，给其他的处于困难中的高水平学者添乱。 依靠科学家的个人努力和夹缝中的机会能够偶然获得世界一流的成果，但绝不可能出现一大批世界一流的成果。还是老老实实地把科学的基础打好吧。 中国何时才能产生一大批杰出的创造性人物和创造性成果？希望本文对此能够有所裨益。 真正的学术自由，彻底否定、认真反思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反右运动，而不是破坏科学的基础和发展，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棍子； 中国科学需要学术自由、出版自由、民主，历次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政治权力高于科学研究的遗毒必须肃清，不能够由政治权力决定科学研究标准，必须由学者自己决定、重建科学研究标准，重视创新，科学才能够得到发展。大学要以教授为主，教授治校，民主治校。 进行理论创造立足于经验基础，注重严密推理并得到日后可以被实验验证的预见，而不是堆砌新名词、使用不严密甚至虚假的学术词语哗众取宠； 进行实验研究时重视理论推理和注重全面、系统的实验，而不仅仅是注重可重复性以及得到一个实验发现甚至仅仅重复外国的实验就满足； 有了这些，或许中华的科技就能够在更高的科学研究标准上发展。 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问题要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科学研究论文:试析科学研究过程中的创新哲学 论文 关键词: 科学 研究　创新 哲学 　特征 论文摘要:本文界定了具有创新性科学研究的概念;揭示了人们在从事具有创新性的科学研究过程所出现的一些重要特征，并分析了出现这些特征的内在本质;剖析了影响创新性研究的主要因素;提出了促进创新性研究得以成功的主要手段。 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即使是研究者做了许多重复性或模仿性的工作，但只要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提出了与众不同并具有独创性的新观念或新见解，这也是创新性研究。当然，一项具有创新性的科学研究成果其研究过程是极其复杂的，它是一个多元和多维的非线性复杂系统。这种系统的运行既有其内在的 规律 性也有其外在的影响因素和进化的条件，它们将通过过程的特征所表现出来，这就是所谓的科学研究中的创新哲学。通晓这一道理将会极大地促进创新性研究的成功。创新性科学研究过程的特征何一项创新性科学研究过程在不同的阶段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透过这些特征认识其本质，将有助于研究者发现和应用更有效、更简便的研究技术和方法。 (1)偶然性与必然性谈起创新性研究问题，我们会想起几则故事:①当查尔斯·古德伊尔不小心把天然橡胶倾洒到厨房的火炉上时，他发现了橡胶的硫化方法;②威尔海姆·伦琴在一次做阴极管实验时，无意将一把钥匙和一卷未曝光的胶卷放在一个阴极管上，当他的助手把胶卷冲洗后，胶卷上显示出钥匙的轮廓。由此，伦琴发现了x射线;③有一天早晨，梅斯卡涅一醒来时，一部《卡瓦尔莱里亚·拉斯蒂卡纳》 音乐 作品的构思已经全部完成，几天内就把它写了出来;等等。听了这些故事之后，人们可能会产生这样一个概念:一个新的科学发现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这种巧合通常是由上帝已经为你安排好了这个机会，只要灵感一到就成了。其实不然，因为这些故事都没有强调人们在产生灵感闪光之前却做了大量的探索工作。例如:古德伊尔在发现橡胶硫化方法之前曾长期从事橡胶研究工作并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正因为如此，才使他具有识别现象的能力和发现橡胶硫化方法的机会;同样，伦琴在发现x射线之前也曾长期从事物 理学 方面的研究工作，否则他不可能因此发现x射线;此外，很多人并不知道，梅斯卡涅在完成他的音乐作品之前全家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而他却一首接一首地创作着在别人看来完全单调乏味的音乐。 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人类大量的有关创造性活动后会发现:大凡具有创见性头脑并能够做出创造性工作的人，当他在按照任何有效方式重新组织或扩充人类智慧之前必须对自己所从事活动的领域具有超越常人的了解，对需要做的事情有强烈的意识并具有出色的表达才能和恰当的实现手段。例如，对于一名经理人员来说，当他在做出创新性的决策之前必须通晓问题的实质、 历史 、重要性以及与其他部门的关系，否则，决策将会脱离实际;如果这名经理长期以来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并参与了对这个问题的诊断，那么他对该问题已经是非常熟悉了;如果他对该问题只是刚刚开始接触，那么他必须先熟悉问题的全面背景才有可能做出符合实际的创新性决策。综上所述，表明在探索性的研究中偶然性的发现其背后存在着必然性。 (2)审思人类从事创新性研究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和方式:①设计并制造一种新产品，然后将它很好地应用于实践;②改进现有的工作方法，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大凡能够提出新观念的发明家们都十分注重对研究方法的选择;③冷静、慎重地思考问题，进行严密的逻辑推理;④到实验室去做实验，全面观察事物的现象，深人了解事物的变化规律，揭示事物的内在本质;⑤了解某种偶然性事件发生的原因，掌握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的联系。尽管这些方法并非是获得创新性研究成果所应遵循的必然途径，但是它无疑是创新性研究中分析问题、确立关系与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和重要手段。因为实践告诉我们:不管什么人，如果他仅仅拥有知识，但不善于思考和应用，却不可能产生创造性思想和创造性成果。 (3)潜化在科学研究中，有时会使研究者的思维停滞或是陷于迷茫。这时应该停下来放松一下思想，暂时停止有意识和有目的的研究，忘掉受挫的无效劳动。这种让下意识来起作用的办法是实现创新性研究的一个重要措施。 虽然有时候在研究工作中很快就会产生新的创新灵感，但并非所有情况都是如此。有时候尽管我们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和艰苦的思考，但仍然没有发现一个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这时候如果强迫自己继续思考下去，可能只会增加思考的混乱，这种僵局是研究人员在工作中经常遇到的事。当出现这种情况时，不仿把问题暂时放到一边，或去钓鱼，或去看戏，或到花园里拔草，或去散步，或去听音乐，或去做任何能够放松脑子的事情，不要过度沉溺于一个问题而不能自拔。如果我们这样做脑子会清醒一些，那么也许就在这时我们脑子里会进发出创新性火花。例如，法拉第为了探索磁和电之间的关系，孜孜不倦地进行了10年的实验却仍未找到答案，然后他不得不去休假。然而，当他重返实验室时几乎毫不费力地发现了电和磁之间的关系。拉普拉斯曾经说过:“我常注意到把某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搁置几天不去想它，当我再拣起它重新进行考虑时，它竟变得极其容易。”这些事实告诉我们:科学研究中具有“潜化”之理。我本人有时试着这样做，效果的确不错。 (4)突现在科学研究中有关豁然开朗的例子很多。据说，蒸汽机冷凝器的发明是詹姆斯·瓦特在某个星期天下午散步的时候想出来的;倒正弦函数的重大意义是大数学家亨利·波因卡烈在他一天下午登上一辆公共汽车的时候突然悟出来的;一家在制造公司的董事长声称一项他为 企业 合并的筹资计划是他在刮胡子的时候想出来的。这些故事说明，有时候一个人智慧的闪光并非都发生在有意识地去思考某一问题之时。 说来奇怪，往往非常简单的主意就是事先没有想到，一旦当别人提出来之后，我们却恍然大悟。其实这就是一种创新经验，因为一种新的有价值的观念就此产生了。我们往往都有这样一种体会:当一种下意识在我们的脑子里一闪现，便立即在大脑中存储起来，同时以惊人的速度被我们所认识。此时，大脑活动的速度不亚于一台 计算 机。我们知道，在我们大脑的存储器中所贮存的观念远远超过今天任何一台计算机的容量。如果在下意识状态中，理性思考的约束一旦松懈就可能产生无数新的组合和新的观念。我们称这种奇怪的现象为“突现”。不知为什么，“突现”一旦出现，所有杂乱和无用的观念就被筛除，那些有序和有用的观念就会形成。这种现象就好像大脑中有一种过滤器，在下意识中它只允许合理的观念上升到意识水平，也好像下意识所展示的是一种完备的程序，它不仅仅是新观念的萌芽，而且能够识别和选择一组可以彼此配合进而成为一个可行计划的观念。 在这里，我们只是强调下意识是创造性思考的过程和特征，也许将来科学能够证明关于下意识的推测可能是一种幼稚的幻想。在科学研究中，每当一种新观念产生时，我们必须具有一种能够识别它是否有价值的能力。经验表明，一种有价值的观念有可能被忽略，我们必须设法提出具有创新思维的方法来尽量避免这一点，从而使“突现”在创造性研究中发挥巨大作用。 (5)验证新观念并非完美无缺，它好比一个新生婴儿，刚出生时你会觉得他很奇妙，当你把他领到现实世界中去的时候却并非如此。新观念也好比任何一种新生事物一样，当它刚出现时的确很新鲜，但时间一久就会发现它有不少缺点，它是否真正有用必须通过实践检验才能证明。科学家需要把他的发明放到实验室去测定是否有用;作曲家需要把他脑子里的旋律谱写成乐章去演奏，并证明它听起来是否悦耳;企业家需要把他新的经营观念放到企业管理和市场中去检验; 政治 家需要把他的政策投放社会，并证明它听起来是否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等等。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使一种新的观念适用于问题的实际情况。但是往往客观无情的实际检验揭示出某种观念的雏形并不一定符合实际情况。在创新性研究过程中，我们就是在寻找一种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其中可能有一部分工作是把原始思想形成具体的建议，以供进一步研究。但是，进一步验证或完善原始见解并非一定要把它形成一份完整的行动计划，而是需要在以后的实验或应用中进一步验证，因为迷人的空想并非一定是创造性的东西。 2创新性研究的障碍 虽然心理学家们没有发现一种可靠的方法能够使人产生灵感，但是他们却找到了许多能够阻碍创新性思维的障碍物。如果我们能够排除这些障碍物，那么就可能在科学研究过程中产生创造性成果。 (1)文化障碍大千世界，绝大多数人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追逐社会潮流并谋求时尚的生活方式和态度，那种穿着小丑的马裤或光着脚去办公室上班的人毕竟是罕见的。这种从众的意愿和压力对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有着极大的限制。例如，在美国，多年来个人消费项目的信贷曾被限制用于转卖价值大于债务的生活资料的购买。按照谨慎的清教徒传统，美国人对用分期付款的方法购置如珠宝一类的任何奢侈品总是侧目视之，很多人认为任意扩大信贷对道德的堕落起了推波助澜作用。又如，在 遵循旧习惯是知觉障碍的另一个例子很多，如:制造第一批汽车的人们习惯于按马车的原理进行思考，因此他们最初很 自然 地便设计了一辆“无马马车”，仅仅是以发动机来取代马匹;造成知觉障碍的另一个原因，是人们在研究问题时经常愿意采取“非此即彼”的两端论法。又如，当某工厂制造部门的经理向总经理报告工厂的生产能力已达到极限时，总经理花了一星期的时间在“吸引外来投资再建一个分厂”和“放弃进一步生产计划”两个方案中进行选择。其实还有:第三种方案，把一些工作分包出去;第四种方案:采取“先卖后租”的办法，公司先把老厂和新厂卖给某投资人，然后再长期租用它们。但总经理就是没有考虑后两个方案。实际上公司后来就是在别人的建议下实施了第四个方案。诸如此类的例子说明，造成知觉障碍的根本原因是人们在研究问题时经常愿意采取“非此即彼”的两端论法。 3促进创新性研究的手段 (1)善于发现意外东西有时候，当我们正在探索一种用于解决某一问题的好办法时，突然受到另一种完全不相干问题的启示。例如，在很长时期内，细菌学家都把霉菌单纯看作是一种破坏纯培养液的物质，因为霉菌杀死了培养液内所有的细菌，以致研究人员不得不把它们扔掉，而从头开始研究。但是，就在某一天，亚历山大·弗莱明忽然想到也许这种破坏培养液的东西可以用来作为一种杀菌药，于是便把它作为一种研究对象进行研究，以致发明了青霉素。当然，在药品提纯和试制方面的大量工作是以后完成的，但最初的灵感是出自对丢弃霉菌的先入之见;再如，埃尔顿·梅奥在西部电气公司进行著名的霍桑实验时，他和他的助手们试图测定工作环境与工人生产能力之间是否有关系，于是，他们在某些工人群体中多次变换工作场所的光线、噪音和其他工作条件，甚至有时故意造成工作条件的恶化，其结果对工人的工作态度和生产能力几乎没有影响。然而，意料之外的重要发现是，工人之间的社交关系以及工人与管理部门的合作意愿却是影响工人工作态度和生产能力的重要因素。在实验中他们发现，在某些工人群体中，产量的多少与工人的合作态度以及工人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有着紧密联系。正是梅奥的霍桑实验为20世纪70年代 工业 心 理学 理论的重大突破奠定了基础。 其实，在许多管理领域都具有表现悟性的机会。例如，一位从事 会计 预算和控制工作的管理者发现，如果一家公司缺乏有条理的公司组织是不可能为其编制出好的预算方案，而必须有清晰的有关公司目标和政策的说明书才能作出有意义的预算方案。也正是这种偶然的悟性使这位管理者后来创立了世界一流的管理咨询公司。由于这种意外发现是出于偶然的悟性，是不可预测的，因此没有一家 企业 敢于把自身的不断 发展 寄托在这种悟性上。但是，它确实是很有用的。明智的管理者必须对这类不期而遇的悟性时刻给予密切关注，同时也应该在自己具有较明确方针的活动中热情地接待这些不速之客。 (2)举行振脑会议当大家在议论某个问题的时候，一个人首先提出一个不寻常的方案，另一个人很快又想出了另一个主意，大家正在热烈地议论这些建议时第三者又提出一个可能是荒唐可笑但能部分改进前面建议的想法。通过这样的讨论可能会产生不是哪一个成员所能单独想出来的巧妙方案。所谓“振脑法”就是利用群体相互作用的许多特点从而产生创造性方案。 当我们正在寻求一种具有独创性的方法来解决某个问题时，应该把它交给群众，让他们尽量把所能想到的方案都提出来，欢迎他们各抒已见，主意越多成功的可能性越大。 科学 家、工程师和管理者们都应该把这种方法用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如何探索一种用于自动清洁摩天大楼外墙玻璃的方法;如何设计一种新的汽车制动器;如何防范委托中的信用风险;等等。一个短短的振脑会议可能会产生许多项建议，大多数可能不切实际，甚至有一些建议是老生常谈，但有少数意见可能值得认真考虑。 当问题的性质简单而又具体时，振脑法的效用可能最大。如果涉及面太广、问题结构复杂以及时间耗费太多，则振脑法就不那么有效了。许多管理者都感到虽然振脑会议不是每次都能激发出非常有用的建议，但会议的刺激作用对今后工作会具有深远影响。这种刺激作用有助于人们脱离墨守成规的思维习惯，并推动他们以新的看法对待自己所有的活动。 (3)营造随意的气氛在开发创造力方面，最主要的是营造一种随意的气氛。大家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不要急于对各种观念和意见进行评价，更不要说“这不行”这类的话，谁也不要害怕自己所提出的意见会被大家否定。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对各种意见不要进行判断和分析，而是把它放到最后再做，因为这是充分符合心理学的。由于各种社会文化障碍很容易使人们附和传统观念，因而如果有人提出一个新奇的建议就会受人嘲笑，新的观念就会受到抑制。在这样一种气氛中，一个人将会仔细地思考他的各种想法，如果没有确实把握他就不敢提出来。因此，必须设法消除这些社会文化障碍。 随意的气氛有助于新观念的产生，新观念的产生有助于创新活动的成功。因为在一种随意的气氛中:①人们能够自由地表达思想，不太顾忌以往传统观念，或与集体规范是否一致，或与领导的观点是否有分歧;②谁愿意试试新花样都会受到主管和同事的积极鼓励;③相互间都很尊重他人的个性和独创性。 (4)取长补短就某个人而言，都可能有束缚自己思路的某种感知性障碍或其他障碍。但在一个群体中，一个成员可以接受另一个成员的观念，以此补充或变化自己的观念，如果另外一个人再提出一个新点子，新主意就会层出不穷。有时候这种开发新观念的方式远比那种死守着自己的方式秘而不宣，准备一鸣惊人的“吃独食”的方式要好得多，因为创新观念需要广泛地取长补短，单独一个人很难产生既新颖又实用的新观念，即使是自由交换意见也只有当参与者对总目标的关心超过对个人荣誉的关心时才能顺利进行。因而，为获得取长补短的全部好处，我们要有协作精神和对总目标的献身精神。 结束语 创造是人类社会文明和进步的源泉与动力，创新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主流。笔者经过较长时间的思考和实践草撰了此文，试图以其中的一些体会和观点与大家共勉，以便在科学研究中大胆探索，不怕挫折，坚持创新，促进发展。 科学研究论文:浅谈经验主义对自然科学研究的影响 摘要：经验主义是近现代科学和西方哲学的理论基础，正确理解经验主义对科学研究和人类认识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介绍经验主义在哲学及科学史中的发展历程，在揭示其内涵的同时不断将内在矛盾和问题呈现出来，以便人类能正确认识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性质以及产生的正负面影响，从而更好的为科学研究服务。 关键词：经验主义；原则；科学研究 经验主义被认为是实证科学基础，它主要包括感觉优先原则、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和经验证实原则三个方面。感觉优先原则强调感官经验是一切认知活动的起点，拥有对认知活动、经验和理论的科学资格的裁判权；客观性的经验作为实证科学研究材料的经验，是通过严格筛选及加工后获得的；经验证实原则是根据实验对理论的真理性的判定原则，由此对整个科学研究定性。正是如此，科学家们在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曾一度将经验主义当成从事研究的“神兵利器”，虽然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的历史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纵观科学技术史，经验主义带有不可遮掩的片面性，给科学研究带来了重重阴霾，阻滞了科学研究的进程。 一、经验主义在科学史中的发展 1.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发生、发展 在欧洲科学技术史和哲学史上一直交织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斗争，它们就认识的来源和内容等问题进行了长期的争论，进而成为欧洲哲学史上两个基本的认识论派别。在科学研究未形成前，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想倾向自古就有了，认识论一开始就包含着矛盾，它是经验的与超验的矛盾复合体。在古希腊早期，哲人们已经表现出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种倾向。随着哲学的发展，这两种倾向的对立便逐渐展开，赫拉克利特的经验主义色彩比较突出，毕达哥拉斯派的理性主义色彩比较突出，从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开始产生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直接对立。亚里士多德等人虽看到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各自的片面性，但也未能克服这种片面性，最终表现为亚里士多德在二者之间的摇摆不定。到了欧洲中世纪，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在经院哲学中以唯名论和实在论的形式继续存在。从近代的自然科学发展来说，力学、数学和天文学较其他学科发达，这就使得人们在用科学和理性认识世界时，必须付诸于当时的自然科学。不过当时人们并没有把经验和理性有机结合起来，建立科学的认识论。一部分人注重力学的实验和经验归纳法，并使之绝对化，形成了近代的经验主义；另一部分人则注重数学的理性演绎法并也使之绝对化，形成了近代的理性主义。根据当时资产阶级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以及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状况，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作为认识论上的两种比较典型的形式全面系统地展开论争。他们在对认识论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同时，也暴露出自身严重的局限性。可以说16—18世纪是欧洲哲学史上一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促进的矛盾发展史。正是这两个认识论派别的哲学论争，也相应引发了科学研究中的认识论以及方法论的斡旋，从这个层面来说，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争也是科学研究史上思维与方法论的斗争。厘清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史的脉络，有利于提升自然科学研究的思维能力。 2.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外延、内涵的伸缩 经验主义强调认识对象的客观性以及感觉优先原则。在培根那，经验论仅是一个认识论原则，它的意义在于确立不同于神学知识的科学知识的来源。宗教知识来自于天启，而科学知识则来自于人的感官经验。起初人们只是要求一个科学知识应该有其经验来源，后来这个要求就演变为判定一个理论是否是科学理论的标准，即如果一个命题没有相应的经验背景支持，那么它就不能算是一个科学理论。到了洛克的时代，人们开始用科学知识来解释宗教知识。随着实证科学的发展，经验论逐渐成为解释人类知识来源的唯一理论，“经验”也仅指人通过感官获得的经验。比如一个人说“看到”上帝或“感到”上帝就在他身边等相关经验，是不能被科学家承认的。科学会判定类似经验是人类感觉器官的异常活动的表征或是观念的非科学的排列组合而否定其合法性。在这种认识论原则下，上帝、灵魂这类东西就渐渐地丧失了实体地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经验论逐渐越过自己的疆域，获得判定存在者是否存在的特权。也就是说，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发展中作用与职能均悄然发生了变化，一些非经验的素材将不能被其认可、真正的科学知识被拒之门外，阻碍了人类探索与认识自然的进程。 (1)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判定的是理论是否是“科学理论”的资格问题，而不涉及是真假问题。但在现实研究中，经验主义却往往能根据经验给与那些理论以真假判断，扩大了经验主义的适用范围。且论按照经验论原则，凡是没有感官经验基础或来源的理论都不能认作是科学理论，故而在这里“科学”一词也不能称的上是真正称得科学上的正确或真理，而只能指一种归属性，隶属实证科学范畴之内的理论。 (2)就事物的存在性来说，经验主义原本并不具有直接判定事物存在与否的能力，一个事物是否存在和人们对它们是否有感觉是不能等同的，却在研究中或是生活中具备了这种“神力”，它对事物存在性的判定资格源于人们凭着个人经验主义或者大众认可的日常的朴素经验对其的误用。但抽象的反对并不能阻止人们日常思维中的“惯性错误”，人们在无意识中，依然很自然地用经验之有无来判断事物之是否存在，听到“这个那个不存在”之类的武断判断。所有这类断言都是与科学精神是不相称的。通俗点说，经验主义者只有断定某物存在的能力，而不具备断定某物不存在的能力。 (3)经验主义中的原则作为一个理论判定原则实质上是个程序原则，它重点关注的是认识事物的方式、程序，只有通过特定认知路径获得的经验、理论才能被承认，这无疑是抹杀了其他非经验等路径获取知识的可能性，哄抬了经验主义在获取真理中的作用。这也就是所说的感觉优先原则：即只有经过感官经验确认的事物才能被接受为客观的存在，成为科学研究的合法对象；它要求感官经验在认识过程中或科学理论建构过程中具有绝对的否决权，甚至一个理论或一组经验如果没有得到其他人的感官的确认，它也不能成为“科学理论”加工的材料，进入科学领域。所以，感觉优先原则是个程序性的资格认定原则，仅仅针对一个知识产生的来源、路径进行判断。这就是经验主义影响下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必要组成。正是由于经验主义酿成的恶果，才有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复杂坎坷的命运，导致中医的科学地位至今不能被完全承认的悲凉局面。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外延内涵的膨胀，指定特制的科学路径，导致“只手遮天”的科学结果，其实已经悄然违背了自然科学研究的初衷。 二、经验主义对自然科学研究的种种责难 1.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强调经验的绝对“客观性” 以感觉优先原则作为实证科学基础的经验主义并不盲从直接的感性经验，它对“经验”有着特殊的要求，即必须是客观的绝对的经验。所谓客观的经验就是“可公共感知的”的普遍经验。 (1)在科学材料的对象选择上，经验主义设置外在的壁垒，对其加以筛选。“可公共感知性”是指某一经验必须是所有的人都可能感知到的，它强调的是“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即如果某经验是某人用身体感官直接感知的，那么它必须是其他人用感官也同样能够直接感知的。否则，该经验就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材料。如神话中的牛鬼蛇神的经验历来都属于个别人的经验，是不可公共感知的，是非普遍的，所以，它不能被科学承认为合法的研究材料，不能进入科学领域。即所谓的“可公共感知的”，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合法材料。只有这样的经验才能满足实证科学研究所要求的“可重复性”要求，并且成为最受实证科学欢迎的加工材料。这就是在实证科学中经验主义对科学研究中材料的外围限制。事实上一些“非可公共感知性”的事物依然可以成为科学青睐的对象，只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已。 (2)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在科学材料的处理程序上，经验主义强行添置复杂筛选工序，对其进行取舍。经验主义认为一个具有普遍感知性的经验虽然获得进入科学领域的资格，但由于经验的相对性，它还必须被进一步处理，把和主体有关的因素都过滤之后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可公共感知的经验必须依托具体主体的感官、凭借一定的感觉方式、依赖于主体的感觉能力。我们知道人的经验受人的身体和感官的状态、心理状态、观察视角等多种个体因素的影响，它导致人的经验具有“可变性”。在同一环境中，不同的人对于相同的物体的感觉会是变化不一的。如何使参差不齐的具体经验达到齐一、使之能够相互交流、相会认可从而成为科学研究的“客观”材料呢？人们采取的方法主要通过对经验的非主体化或外在化处理实现的。通过设立一个外在于所有人的衡量尺度，比如人们用气压计来衡量对象或环境的气压大小，而不再使用和人体感觉有关的压抑和舒张这类主体性较强的概念。这种经验就不再是传统意义的经验，而演化成一组数据。这样的数据既摆脱了具体个体，又可以在不同的参照系之间换算。这样的“数据”才是真正客观的经验。相关仪器以及参照系的发明成了科学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和成果。这正是经验主义对科学探究中科研工序的第二层限制。数据固然重要，固然客观理性，但理性的处理与非理性的遐想，也是伟大的科学发现必不可少的。 (3)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对科学或是经验主体的特殊处理。忽视特殊群体（如极少数感觉特别敏感的人、感觉特别迟钝的人）所获得的别人或非感官性感知能力获得的经验，假设人的感知能力相同，经验的来源、渠道相同。这实质上是把普通人的感官能力作为衡量一切人的感官能力的尺度。这样主体之间的差别以及个体的特殊性被抹平了。这也使主体的因素被从经验中抽出，从而也使经验成为 “与主观主体无关的”成分。这是经验主义对经验主体第三层限制。所以，在近现代科学和哲学的主体必然是以普通人为基准的抽象的人，人们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差别，仅仅像一符号，经验的主体因素被彻底抽象掉了。实证科学中盛行的经验主义通过对科学和经验主体的限制，使普通经验论上升为科学经验论：实证科学所研究的经验是可公共感知的、与任何主观因素无关的被抽象的数据及符号。看似客观，却在无形中丢失了“被遗忘的角落”中的科学以及科研中关于人自身的意义。 2.自然科学研究中，经验主义中诸原则的冲突与紊乱 作为一个判定原则，感觉优先原则不同于经验证实原则。经验证实原则是对理论或命题真理性的判定，并由此对整个研究的科学性做出判定；而感觉优先原则是对认识对象或认识材料的“科学”合法性或资格的判定，而不是“真理性”。在严格的经验证实原则下，一个理论如果它本身或其推论能够在实践或实验中获得经验证实，那么就可以确认它为科学研究，而不是伪科学等。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不是建立在可公共感知的经验基础上的，他的“理想实验”是公然对感觉优先原则的否定。按照感觉优先原则它必然不能被科学所承认，因此它曾四处碰壁。随着现代科学提供相对论所使用的概念、公式的科学运用，以及后来相对论在各个领域实践的成功，它才慢慢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地接受。如果说人们基于感觉优先原则不能承认，人们却基于经验证实原则给予承认，相对论就只有在科学门外徘徊的份儿了。因此，经验证实原则和感觉优先原则并不总是一致的，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存在着冲突与紊乱，影响科学研究中的定性和判断。 总之，作为实证科学基础的经验主义是科学经验主义，它表现为感觉优先原则、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和经验证实原则三个方面。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实质上是要求作为科学研究材料的经验因“可公共感知的”而成为科学的材料。感觉优先原则具有对科学研究材料和理论“科学合法性”的资格认证权时，不能认证其真理性，是程序认证，当遇到“非可公共感知的”类的材料或是客观性经验时，难免会出现混乱；当遇到感觉原则自身无法认可而又被经验证实原则结果认证为具有真理性的科学研究成果时候，这两种认证方式以及这三个原则并不总是一致的，在一些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几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与紊乱，人们至今也没有找到协调几者冲突的最佳方法。这不能不说是经验主义在实证科学运用中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对自然科学研究中经验主义的批判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反对的经验批判主义，是以唯心地曲解“经验”这一概念为基础的。经验批判主义者把经验理解为与客实在无关的人类体验、人类感觉的总和，他们断言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世界的要素”或“经验要素”，每个物体都是“要素的复合”。马赫主义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他们没有真正理解经验主义，没有意识到即使是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发展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自然科学并不全是经验归纳的结果，它迄今具有的不可靠性、可错性、局限性、片面性等缺陷，主要是经验主义的过错。自然科学的重担不能只让理性来背负，作为“大胆假设”，非理性也经常起到重要作用。新中国建立后 ，一无所有的旧中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获得辉煌的科学成果。但是我们必须面对中国科学研究中，旧的经验主义始终笼罩着科学精英，束缚着他们的思想，阻碍着重大理论的构成的现状。事实上，科学史上但凡卓越的发明家和科学家都离不开对经验主义、权威主义和教条主义等的强烈对抗。特别是对经验主义 ，恩格斯早在19 世纪就进行了严厉批判。观察、实验若没有正确的思想指导 ，非但不能获得科学真理 ，甚至会使科学家对经验的盲目崇拜，误入感性知觉的歧途，最终走向真理的反面。然而迄今在科学研究中 ，许多科学家依然一味地信奉经验归纳 ，较少注重各种非理性方法的应用。其实早自本世纪初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打破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之后 ，研究中的经验主义和归纳方法就开始受到抨击。英国的罗素把一些科学家好比自作聪明的“火鸡”，仅凭经验归纳，常得出荒谬透顶的结论。库恩认为科学主要来自科学家的灵感和顿悟；而费耶阿本德则径直走向非理性和认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使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越来越没有立足之地。由此在科学研究中一些典型的非常规的方法和思想势如破竹般地流行起来，并直接对传统的经验主义针锋相对。 传统经验归纳的给科学研究设置的重重障碍。科学史上 ，从培根起 ，直到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都认为科学理论是经验归纳的结果。先是通过科学实验获取经验事实，后对经验材料进行分析、筛选和分类 ，进而对筛选材料进行逐级的抽象和综合 ，直至得出一般的科学理论。而所有这些认识都不能超越经验范围，经验成了人类认识的惟一来源和界限。这种经验归纳方法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受到波普尔以及历史主义学派彻底否定。特别是费耶阿本德直接把批判矛头指向科学哲学中影响最大的逻辑实证主义，认为正是在这里存在最严重的经验主义。在他看来，认识史上没有一成不变的知觉和事实，即对着同一幅图像，由于不同的理论背景、文化经历也会产生不同的知觉印象和经验事实。如古希腊的“地心说”事实，到近代就发生根本变化，同一“感官印象”变成完全相反的“日心说”事实。所以科学家的劳动都是作为一种在复杂社会和物质条件下的决心和行为的结果而变化着的。因此必须去除那些僵死的、无所不包的原则、术语、概念及解释。对于那些与旧的知觉、事实相对立的新的知觉、事实 ，必须采用新的术语、概念和范式。人们正是用广阔开放的感官和丰富旺盛的智力探索世界，且取得了令人惊异的发现。费耶阿本德因此极力主张“怎么都行”的多元方法论，旨在摧毁形而上学思维方式 ，敦促人们锐意创新和采纳生动活泼的思维方法。 经验主义推崇的经验的、固定的科学研究范式定位亟待变通。历史主义学派否定科学的经验性，企图用格式塔心理学和集体心理主义完全取代科学实在论。在库恩看来，科学家认识的世界内容是由科学家的共同信念所约定。既然范式的改变，不表明是人们对同一世界认识的加深，而仅是科学家心理信念的波动，新旧范式之间也没有通约和比较的必要了。美国科学哲学家范•弗拉森也从建构论的角度，否定了经验知识的可靠性和真实性，认为科学实在论对理论术语所作的形而上学诠释，并不能保证构成的科学理论就是对实在世界的真实描述。好的理论不一定为真，经验的真实性并不是衡量真理的标准；科学的证实也只是限于经验，不能说明经验之外的问题。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人们总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概念框架的‘透镜’来了解自然。这些概念框架以及嵌在框架之内的语言 ，可能给我们所认识的事物染上一种不可避免的‘色彩’”。经验的、固定的科学范式也失去了它亘古不变的重大作用，对它的定位亟待调整与变通。 四、小结 因此 ，在从事自然科学研究过程中，经验主义并非是追求真理、探究科学的唯一形式，不能仅立足于感性经验来否定某项发明创造或假说。在研究中，切忌因经验主义就错失一项重大的科学发现。经验的不可靠性，早就给人类早早的上了一课。在一个由人为设置的理想世界里，人们可以将某个在探索科学奥秘时，也只能从尊重自然界本身开始，而决非人类的智力所能够完全办到的。科学具有可错性，即使卓越的科学家在下结论的时候，也不应该武断地下断语。即使在人们自以为已经完全掌控了必然性的时候，要懂得一切必然性和规律性都是在“茫茫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自然科学的揭秘过程，要正视经验主义的存在与内涵，一个完整的科学研究，不仅只需要经验，更需要辩证思维、理性及非理性去综合推敲、把握，也需要那么一些特殊的顿悟和直觉，它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常常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科学研究论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方法研究 【摘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是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管理的重要环节。在其成果评价中经常使用的方法分为定性评价方法和定量评价方法。本文比较详尽地列举了上述研究方法的内容以及优缺点，力图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 哲学社会科学 成果评价 评价方法 一、引言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是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管理的重要环节，是提高科研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标志着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高度重视。因此，对科研成果的评价也就显得越来越重要，相应的也对科研成果的评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科研成果的评价方法大 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定性评价方法，一类是定量评价方法。 二、定性评价方法 哲学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诸多特点使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比较复杂和相对困难，就学科性质来说，最传统的定性评价方法比较适合哲学社会科学。 1、专家评价方法。专家评价法是“一种由科学共同体来做出有关科学真理性评价的制度”。其实质就是针对某一个具体的学术领域，组织该学术领域学者与该学术领域相关的专家，按照一定的标准，对涉及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评价的活动。 （1）专家评价方法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中的应用。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中，专家评价方法具有其他方法不可替代的主体地位。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实行同行专家评审制，设立评审专家库，按学科划分为学科评审组，届时抽取一定量的成员参加会议评审，对同行评议专家实施信誉制管理。 （2）专家评价方法的优缺点。传统的专家评价方法有其独特的众多优点：首先，同一学术领域的专家比较了解自身学科的研究现状，能够客观地评价出成果的创新之处；其次，对于无相关文献可供参考的评价对象，可以充分发挥同领域专家的经验智慧开展评价工作，减少或避免了因资料缺乏而带来的局限性、片面性；最后，当评价指标难以量化时，专家评价就显示出了它独特的优越性。 但不可否认专家评价法也存在着自身局限性：首先，马太效应不可避免，专家的名望在增加参与专家评议的机会的同时，也引发由机会不均匀带来的评审不公；其次，专家评价法存在着严重的主观性，当研究成果与个人因素相冲突时就会出现较严重的观念偏差，带来评价结果不客观性；最后，专家评价的最终结果有较大分歧时一般是采用学术民主的方式，原则上是少数服从多数，而这与具有创新性的科学活动的特点是不相符的。 2、公众评价方法。公众评价方法是对专家评价方法的补充，其自身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 （1）公众评价方法的内容。利用网络技术进行公众评价将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果评价的一种必然趋势。可以借鉴自然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方法，由评审组织部门建立相关评价网站，对参评成果建立网上公众评价，或者设计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以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信息采集，然后将其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归纳、整理，以作为定性分析的补充，同时用来弥补专家评价法的不足之处。 （2）公众评价的必要性。学术研究成果大多以学术论文的形式表现出来，学术论文是否具有创新性、价值性，读者是最有发言权的。科研工作者的科研成果并不是为了评价而发表的，是为了得到社会的承认，从而实现其社会价值。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体系中增加公众评价的内容，可以促进学者们在理论研究上下狠功 夫，从而提升研究成果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三、定量评价方法 定量评价方法的出现是为了避免定性评价法的主观性而产生的，其最大的优势就是具有客观性。 1、引文分析法。引文分析法是利用各种数学和统计学的方法进行比较、概括、抽象、归纳等的逻辑方法，对科学期刊、论文、著者等分析对象的引用和被引用现象进行分析，以揭示其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的一种信息计量的研究方法。目前引文分析法广泛运用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以其客观性著称。 （1）引文分析法的分析指标。一般来说，对科学期刊进行分析时常用的分析指标有五种：自引率、被自引率、影响因子、引证率与即时指标。在对专业和学科结构进行研究时，除用引证率外，还可用引文耦合和同被引等分析指标。 （2）引文分析法的局限性。尽管引文分析法具有客观性强且易量化的优点，但也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第一，引文数量随机性导致平等“量”化困难。在实际的论文撰写时，作者所列出的引文在数量上是完全随机的，没有任何比例或限制。另外，引文数量会受其它客观因素的影响，例如外语水平、引文来源等等。第二，受时空的限制新发表的论文的被引率较低，刊物的发行范围也对被引率有较大影响。还有一些观点有明显错误的论文，被他人作为批评的对象而列入参考文献之中，这样的被引用也将影响引文分析数据的准确性。第三，参考文献不够规范，引文著录不规范会对引文分析产生不良的影响。 尽管引文分析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毕竟是客观而科学的国际通用的文献计量评价方法，其客观反馈性和定量分析弥补了人为定性评价的缺陷，成为众多评价研究成果的多种方法中极为重要的评价方法。 2、文摘法。文摘法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一种专家评价法，也被认为是“优选”。在理论上，文摘被认为可以作为“一种对论文的科学水平进行间接评价的手段”，文摘法在期刊评价中被广泛运用和认可，使得很多学术期刊不得不采取迎合文摘刊物的“文摘战略”。作为评价工具，文摘法的操作性很强，同时权威文摘刊物的评价效力也是为学术界所广泛认可的。 （1）文摘法所采用的主要摘录方式。文摘标识是以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著名的、带有权威性的转录刊物、文摘或者题录刊物收录情况作为衡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价值和质量的重要标识。一般摘录的方式有全文转载、全文摘载、内容摘要和文献题录四种。 全文转载就是从众多哲学社会科学论文中挑选出一些质量高、学术价值大的重点论文，原文不作任何改动，集结成册出版发行，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复印报刊资料》和《中国跨世纪战略文献》等。全文摘载与全文转载性质差不多，在不改变原文的结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压缩后出版发行，如《新华文摘》和《中国经济文库》等。内容摘要即是提炼出文章包含的一些新观点、新理论或者新方法，汇集出版发行。在我国，刊登这类专业性文摘的刊物较多，收入《新华文摘》“论点摘编”中的文献就属于这种。题录就是对论文的外部特征进行描述和揭示，然后汇集出版，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复印报刊资料》中所附的文献题录。 （2）文摘法的局限性。文摘法是以通过专家推荐为基础的方法，因此难免会存在一些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一是文摘评价具有瞬时性，推荐与否必须在短时间内决定，一旦形成，无法更改替换，更无法查缺补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次性的评价，因此存在着很大的偶然性。二是有些潜在的新兴学科或者极其具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在发表之初可能会乏人问津或知者甚少，进而失去被某些权威文摘期刊选中的机会。三是文摘对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的抵抗力不强。由于文摘的摘编者是固定的机构和人员，而文摘对某些单位、期刊和个人又十分重要，因此就不可避免得会出现“关系文摘”和“人情文摘”。在这种情况下，文摘机构和个人若不能超脱利益和关系的桎梏，就难以做到按质摘发。 3、指标计量评价法。近年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方法的发展趋势是多指标、多层次综合评估。从管理学的历史角度看，多指标代表着评估方法一种新发展，使评估结果更符合现实况。常用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1）层次分析法。层次分析法（ahp）是将与决策总是有关的元素分解成目标、准则、方案等一个个的层次，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的决策方法。这种方法是在对复杂的决策问题的本质、影响因素及其内在关系等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利用较少的定量信息使决策的思维过程数学化，从而为多目标、多准则或无结构特性的复杂决策问题提供简便的决策方法，尤其适合于对决策结果难于直接准确计量的场合。在应用多准则多指标对科研成果进行综合评价时，层次分析法显示出比较明显的优越性。 （2）模糊综合评判法。模糊综合评判法是利用模糊矩阵对科研成果进行专家评议，通过模糊矩阵复合运算，定量地描绘出科研成果优劣的方法。这种方法适用于评价指标以定性指标为主的评价系统，同时需要同行专家对每个评价指标的内涵有较高认同度。若评价系统是以定量指标居多时，用此方法就失去了其特有的优势。 （3）灰色关联分析法。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是根据因素之间发展趋势的相似或相异程度，即“灰色关联度”，作为衡量因素间关联程度的一种方法。灰色系统理论提出了对各子系统进行灰色关联度分析的概念，力图透过一定的方法，去寻求系统中各子系统（或因素）之间的数值关系。因此，灰色关联度分析对于一个系统发展变化态势提供了量化的度量，因此，非常适合动态历程分析。而且这种方法对数据要求较低且计算量小，便于广泛应用。此分析方法目的在于揭示因素关系的强弱程度，其操作对象是因素的时间序列，最终的结果表现为以关联度对各比较序列排序，由各样本关联度排出优劣顺序。 四、结束语 对科研成果的评价有助于肯定科研人员的工作成果，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动力，是科研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在科研成果评价的过程中，要注重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学科的差异性，不能将自然科学领域内的评价办法生搬硬套到哲学社会科学中来，更要注重定性评价方法与定量评价方法相结合，各取所长，综合考量，这样才能获得公正客观的评价结果。

新闻史论文: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的研究体系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新闻学领域，学界更多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新闻史，对当时国民政府管辖下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则关注不足。实际上，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和丰富的学术内容。结合若干年来的研究成果和现行的研究条件，可以形成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丰富学术内涵的研究内容体系。 就目前的认识而言，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内容的体系大致有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为整体对象，全面研究战时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进而总结这一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主要特点 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出版一部《抗战大后方新闻史》。该书属于区域新闻通史性质，应当是对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全面扫描，尽可能涵盖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方方面面。 全书在历史方面，先纵向全面梳理抗战大后方各省份地区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再横向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个案以点带面剖析新闻史的各个层面;理论方面，着重剖析战时语境下新闻事业制度环境、功能认定、组织结构、运营模式、文本形态等方面的内在规律和外在联系，全面总结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卓越贡献和历史地位。 围绕《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可以就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特殊情形，分别根据重庆、成都、桂林、贵阳、昆明等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城市的历史，开展地域新闻史的相关研究。目前，学界已经出版的《抗战时期四川的新闻界研究》（2009年）、《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2009年）、《桂林抗战新闻史》（2013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以抗战大后方不同政治属性新闻媒体的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展示大后方不同新闻媒体的发展历程 抗日战争是不同政治属性新闻媒体以民族国家利益为依归，团结御侮，同仇敌忾的一次共同战斗。长期以来，学界对抗战大后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特别是《新华日报》研究颇多。但是对于国民党党营新闻事业和民营新闻事业关注不够，这是需要重点加强的，也是还原抗战大后方全貌的重要组成。 目前至少有两方面的工作可以开展：一是出版《抗战大后方国民党新闻事业史》，重点对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国民党党报体系、以《扫荡报》为代表的军报体系、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等机构在抗战大后方的发展，尤其是抗日战争宣传方面做出全面的总结;二是出版《抗战大后方民营新闻事业史》，重点对《大公报》、《新民报》为代表的全国性报纸，以《新新新闻》（成都）、《新蜀报》（重庆）、《嘉陵江日报》（北碚）为代表的地方性报纸在抗战大后方的发展，特别是在平衡抗日宣传与追逐利润、处理文人论政与新闻统制、面向抗战主题与建设地方等主题方面做出总结。当然，有关机构还可以在现行研究的基础上，出版《抗战大后方共产党新闻事业史》，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进行战时新闻报道、抗战舆论动员、对敌有效斗争和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宝贵经验。 上述的任何一份媒体在抗战大后方新闻史中的表现都可圈可点，都值得深入研究。《〈新新新闻〉报史研究》（2008年）、《基于现代化视野的北碚乡村建设传播实践研究――以〈嘉陵江日报〉为例》（2010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特定专题为研究对象，展示战时大后方新闻事业不同侧面的历史真实面貌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灾难，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民族复兴的契机。于新闻事业而言，可谓“多难兴业”。抗战初期，中国新闻事业基本上被摧毁殆尽。就是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中国新闻人不断自立，形成了抗战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两大新闻中心，达到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顶峰。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新闻事业，抗战大后方新闻活动更显多元和复杂，这也为从多侧面考察抗战大后方新闻史提供了契机。 事实上，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管理体系、对外宣传、言论社论、新闻政策、新闻实务、媒体经营、新闻教育、新闻思想、驻华记者等各个层面都可以成为研究对象。一个可行的途径就是以点带面研究，如以《新华日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报刊、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国民党党报体系、以《大公报》为代表的民营新闻事业、以《新民报》为代表的媒介经营管理、以《嘉陵江日报》为代表的地方小报、以国际广播电台为代表的对外宣传、以“星期论文”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言论、以《新闻记者》为代表的新闻学期刊、以中国新闻学会为代表的新闻团体、以《时代》周刊为代表的外国驻华媒体、以白修德为代表的外国记者……《在统制与自由之间――战时重庆新闻史研究》（2012年）作为该方面的力作，集中以重庆地区的《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来考察战时新闻政策与新闻自由之间的互动与冲突。 当然，随着人文社科多种研究方法在历史学领域的引入和运用，研究者可以尝试运用更新颖的方法论来进行对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特定对象的考察。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界人物及其新闻实践和新闻理论研究活动为研究对象，展示当时新闻业界和学界的经验和成果 抗战大后方，云集了当时国内诸多新闻界名人，潘梓年、胡绳、章汉夫、乔冠华、夏衍、许涤新、张友渔、石西民、陆诒、胡绳、马星野、谢六逸、陈望道、俞颂华、梁士纯、顾执中、曾虚白、潘公展、程沧波、黄天鹏、董显光、成舍我、陈铭德、邓季惺、周钦岳、曹谷冰、舒宗侨、张季鸾、王芸生、胡政之、范长江、邹韬奋、赵敏恒、浦熙修、张友鸾……这些活跃在抗战大后方新闻战线的新闻界人物，或长于实践、或善于理论、或往来于实践和理论之间。虽然每一个新闻界人物思想和行为的发展变化道路或思想轨迹不会完全相同，但作为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动力因子，也是这一历史时期新闻事业研究的主体，更是这一历史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见证。在他们的言论、举止和思想发展中，蕴含着时代前进的必然性因素，为理解抗战大后方新闻史所在的时代提供了生动的标本。 在这方面，已经出现《潘梓年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研究（1937～1947）》（2007年）、《王芸生新闻思想研究》（2008年）、《抗日战争时期白修德在华的新闻报道研究（1939～1945）》（2010年）、《论浦熙修重庆时期通讯特征与思想基础》（2011年）、《马星野大陆时期新闻思想研究》（2012年）、《张友鸾新闻思想研究》（2012年）、《民国报人曾虚白研究》（2013年）等大批硕士学位论文。但是，研究的空间依然很大，知识的盲区仍旧很多。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文献史料为研究对象，解读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和原因 研究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离不开研究当时形成并流传至今的文献史料。同样，那些新闻文献史料本身也在向人们讲述着抗战大后方新闻史。 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官方文件档案的汇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开了一个好头，汇编了国民党战时新闻统制的政策和措施，包括各项行政管理法规、报刊书店登记、新闻检查概况、压制《新华日报》等史料。在这方面可以继续发挥档案机构的力量坚持做下去，为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础素材。二是重要新闻媒体的创（办）刊词、停（休、终）刊词、在当时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社论或社评、新闻团体的宣言等。在这一方面，红色报刊的相关材料汇编已经出版多本，抗战大后方的相关汇编亟待进行。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史论文: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看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 摘 要：美国新闻史的发展与新闻专业主义的渊源颇深，从早期的政党报刊到黄色报刊，再到后来的商业化报刊的发展历史，即是新闻专业主义由产生到发展的历史。梳理新闻专业主义的诞生发展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之间的关系很有意义。本文认为，美国新闻史的发展为新闻专业主义提供了自然的语境与实践。相应的，新闻专业主义并非天然存在，而是在媒介、政府、社会、商界的架构体系之下，彼此掣肘妥协和制衡的产物。同时，这个架构体系也为新闻专业主义发展提供了动力。 关键词：新闻专业主义;美国新闻史;媒介权力 一部美国新闻史，既是美国新闻事业产生发展的历史，也是200多年来媒体与政治博弈斗争以争取自由独立的历史。宏观看来，西方新闻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为了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不断摆脱外在的压力和束缚的历史，新闻专业主义就诞生在西方世界追求自由的过程中。1833年，本杰明・戴创办《纽约太阳报》，一改以往政党报纸的风格，以大众化为办报宗旨，发掘了大批“普通人”的读者。19世纪70年代，经济的发展和通讯技术的进步，美国大众化的商业报刊迅速起步，政党报刊随之衰落，报刊逐步摆脱了政党的控制，独立报业正式兴起。1896年奥克斯接手《纽约时报》，在办报宣言中提出：“公正地报道新闻，不畏惧或不偏私，不卷入任何政党、派别和利益之中。”[1]由此所形成的新闻信息模式被称为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根源。廉价报刊兴起带来的报道内容与观念的变革，成为了“扒粪运动”的前奏。19世纪末的这场运动揭露了大量企业和政府的腐败行为，凸显了报刊的独立性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功能，为客观报道的形成提供了可能。虽然具体时间学界都没有定论，但是“新闻专业主义”这一概念就是在此时孕育而生，其内涵和理念在实践中不断丰满。20世纪中期，《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的出版，标志着社会责任理论于此滥觞，至此，新闻专业主义这一理念趋于成熟。 一、作为第四权力的媒介 美国的新闻媒体，事实上被认为是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并列的第四权力。最早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将报纸定为第四权力是有着明确的目标和构想。早在16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伊始，在反对专制统治和出版自由限定的斗争中，资产阶级革命者们认为，发表不同意见及批评官员这两项权力是自由的重要表征。杰斐逊总统也认为，宁可要一个没有的政府报纸，也不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报纸自其开始，便是用来监督政府，监督公权的。所以，报纸才逐渐有了自己独立的地位，进行商业化改变。 杰斐逊是新闻媒介权力论的坚定支持者和实践者，他将报刊视为是人民一切自由和安全的最大保障。谈到杰斐逊，就不得不提和他针锋相对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从独立战争结束到美国建国的初期，两人就新闻自由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论争。除了当时常规的国会辩论和政府报告外，报刊笔战是其论争较为公开和常见的方式。有趣的是，报刊既是论争的焦点，也是论争的战场。这场辩论的意义在于，促进了政党报刊的形成，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于新闻自由的认识，也客观上促使了新闻专业主义的产生。正是由于杰斐逊的努力，报刊的“第四权力”属性这一理论在美国被广为接受。 媒介作为第四权力的独立地位，在大众报业发展的时代成为可能。第一，报纸纷纷在经济上实现了独立，从而脱离政党的言论阉割和控制;第二，报纸标榜的独立原则也成为吸引读者的重要砝码。 1835年，第一份宣称独立的便士报《纽约先驱报》在贝内特的主持下创刊。它的主张包括：第一，报刊的职能：是新闻传播，但也应该促进社会的发展和推动社会的进步;第二，报刊的性质：为独立专业的媒体，是自主的媒体;第三，报刊的目的：应该为公众提供意见支持，代表民意;第四，广告收入应当作为报刊的主要运营来源;第五，道德自律是报刊的主要约束机制，法律也应该成为重要手段[2]。 二、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 新闻媒介一直处在一个复杂的力量角逐与场域纠缠当中，政府、社会、商界的博弈当中，一方面促进了技术层面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介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又阻碍了媒介的专业主义进步。 但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媒介的许多表现却偏离了赋予专业主义精神的自由主义报刊理论，从不择手段地互相攻击到失实的煽情报道比比皆是。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等原因，报业也逐渐走向垄断。美国的报纸从1909年的2600家减少到1946年的1750家。媒体变为无处不在的大众传播媒介的时候，它也就成为了大量批评的对象。当时的媒介所作所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传媒运用其巨大的权利来为自己谋利。传媒的所有者只传播他们自己的观点，尤其是有关政治经济的问题，他们同时也损害了反对者的意见。 2.传媒屈从于大公司，让广告客户控制社论的主要内容。 3.传媒抵制社会变革。 4.传媒的时事报道关注的通常是煽情、肤浅的东西，而不是重大事件，其娱乐节目常常缺乏实质性的内容。 5.传媒危害了社会公德。 6.传媒无需任何理由就可以侵犯个人隐私。 7.传媒有一个社会经济控制阶层，笼统地说就是商业阶层，后来者很难进入到这个行业，因此，传媒危害了自由而公开的观点市场[3]。 传媒的这些做法与社会公器的角色期待和专业主义的取向大相径庭，因而饱受诟病。两次世界大战的出现为这种境况提供了解决的契机：比如，1917年政府成立了公共咨询委员会，后来通过了《与敌贸易法》和《煽动法》，1942年，又了《美国报刊战时行为规约》。众所周知，在美国民主的土壤下，政府公然干预新闻自由是有害的，甚至是违法的，但是由于战争的特殊需要，使得公众对于政府的干预行为的方案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这种干预逐渐被接受和认可。这也为社会责任论的提出提供了社会背景。 新闻自由委员会发表的小册子《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则是社会责任理论的重要著作，也是社会责任理论的重要代表。社会责任理论认为媒介必须履行必要的责任，以行使其自由的使命，政府在此期间可以对自由加以限制。为了体现出来责任，按照新闻自由委员会的说法，媒介、社会和政府三方都应该作出努力。 首先，传媒要加强自律精神，坚持专业主义，减少对于广告的依赖和广告商对于节目的干预;其次，社会可以设立特定的公众机构，如研究中心和媒介评议委员会等，用以对媒介及其行为予以必要监督和约束;再次，对于政府而言，在媒介滥用新闻自由之时，政府可以采用法律手段予以制止。社会责任理论显示了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和探索，以及对其深入的理解。“没有无限的自由”这一理念也逐渐被大多数人所认可接受。媒体无限的言论自由也并不意味着公众的无限言论自由，二者的不对等关系正是造成媒介滥用权力的症结所在。新闻自由委员会对传媒业提了五项基本的要求：（1）一种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的情境中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2）一个交流评论和批评的论坛;（3）对社会组成群体的典型画面的投射;（4）对社会目标与价值观的呈现与阐明;（5）充分接触当日消息[4]。 经济的发展使得市场的力量逐渐成为主导，操纵着美国的政治经济等一系列方面，虽然专业主义的引进和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对于媒介中心的美国社会提供了一个价值取向，但是根本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媒介对于资本的依赖，对于广告商的依赖依旧。80年代以后，资本化运作进一步发展，新闻业的市场受到利益的驱动逐渐增强，商业主义更为严重。最为明显的表征即是娱乐节目的批量生产。 三、新闻专业主义的合法性 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在当今的时代，并非意味着公正、客观、独立的行为准则，相反，很多时候，仍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 首先，媒介并非天然地作为社会公器而存在，其地位处于政府和商业集团的双重挤压之下。新闻媒介的独立性是其存在并且成为社会重要制衡力量的基础，但这一原则在现实环境之下并不容易实现。政府需要媒介宣扬自我主张、进行政治宣传和动员。故而，在法规和政策当中会存在诸多限制媒介的条款，媒介一部分情况沦为权力的奴隶;商业组织也需要媒介作为其重要的伙伴，在大众化媒介时代，商业目的的达成与媒介的宣传二者的关系日益密切，故而，商业组织会多在经济方面对媒介予以限定。 其次，新闻专业主义存在的逻辑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媒介独立的前提是商业化的运作，但过分的商业化又会侵害媒介的专业性。 再次，专业主义始终是难以达到的目标。客观性和中立性首先是难以做到，因而媒介呈现的新闻事实始终是难以中立的、不含价值判断的，对真实存在的世界的真正反映。新闻产品本身就是媒介高度选择、加工的产物，并非自然界本身存在的物质。 追寻新闻专业主义的源头和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时代，新闻专业主义的价值取向可能并不一致，但是，媒体、政府、社会、商界的博弈始终存在。自由主义报刊时代，媒介居于核心地位，两次世界大战使得政府的力量逐渐膨胀，经济的持续发展又使得商界的力量在这个关系网中居于主导。可以看得出，社会在这个博弈架构中力量稍微薄弱，但是公众的批评某些时候也会形成巨大的、难以估量的影响。可以想见，媒介、政府、社会、商界的架构体系会一直存在下去，新闻专业主义的存在也会成为一个常态。新闻专业主义认为媒介是社会的一个系统单位，以承担搜集、整合、传播信息的功能，暗合了其他三方的诉求。 过度的商业运作正在日渐侵蚀公众利益，甚至公众利益已然成为一个界限并不明确的范围。而这一切，正在动摇新闻专业主义的合法性。新闻专业主义是在这样的博弈结构中诞生和成长的，架构本身的复杂矛盾，并不能成为专业主义缺乏合法性的诱因。相反，具有矛盾和张力的彼此掣肘，正是专业主义存在的一种动力。 四、结 语 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过程当中探询新闻专业主义的脉络，可以清晰地发现，新闻从业者从先驱身上继承了专业主义的理念，并且在实践当中形成了完整的职业精神，进一步丰富了专业主义的理论体系。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和操作，也是在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大背景的发展变化，各方势力的博弈平衡中走向确立与成熟。 新闻史论文:普遍联系在外国新闻史教学中的应用 摘 要： 普遍联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分析外国新闻史中的著名人物和新闻事件时，借助普遍联系的观点，既可以抓住事物的普遍性规律，又可以分析出其发生、发展的具体特性，是实用性强且非常有效的教学和研究工具。 关键词： 普遍联系 廉价报 教育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辨的方法是我国新闻历史研究和教学的传统方法。在我国出版的外国新闻传播历史类教科书，现已经过全盘照搬外国新闻历史书籍的阶段，发展到本土化阶段。但外国新闻历史史实浩如烟海，目前我国任何一本教科书或教学参考书都不能将所有重要新闻史实都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教师除讲授基本史实和发展规律外，还应该培养学生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哲学原理，分析新闻历史史实的能力，让学生探讨感兴趣的新闻人物或新闻事件，教师善加引导，以达到提高研究水平的目的。普遍联系的观点就是外国新闻历史教学和研究中，适用性强，并锻炼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具。 一、普遍联系基本原理 联系是哲学范畴，通常指事物或现象之间及事物内部要素之间相互连接、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等相互关系。联系不是个别事物之间暂时的、特殊的关系，而是一切事物、现象和过程所共有的客观的、普遍的本性；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都同其他事物发生联系；世界是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任何事物都体现普遍的联系。 二、普遍联系的宏观应用 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的观点重新审视外国新闻史教材，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如以往的外国新闻史教材体例，要么是以时间为经线，以新闻媒介形式为纬线，进行历时研究的国别体；要么是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为经线，以国别为纬线，进行共时研究的断代史。两种外国新闻史体例各有所长，比如国别史便于让学习者抓住一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脉络，符合认知心理规律，易学好记；而断代史便于让学习者对同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闻事业现象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各国新闻事业发展规律和不平衡性，有助于培养逻辑思维能力，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两种体例之所长恰恰是对方之缩短，而且一般不能互相补充，只能通过教师引导，尽力弥补教材的不足之处。如果将普遍联系的观点渗透到外国新闻史教学和研究中去，可在历时研究中兼顾共时研究，或者在共时研究中兼顾历时研究，发现新问题，总结新规律。 三、普遍联系的微观应用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的统一性是无限多样的，世界的普遍联系与此相一致，也包含丰富的特殊性的普遍联系。而区别在本质上也是联系的一种方式，即以对立的方式发生的联系。一切事物都同其他事物既相区别，又相联系，二者的辩证统一体现了联系的客观普遍性。 用普遍联系的观点分析具体史实，既能找到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又能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差异，真正在认知领域“同化”此知识点，达到“掌握”的程度，而且不“遗忘”。比如以往的外国新闻史教科书通常使用共时研究的方法，分析廉价报的产生原因，并将原因归结为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还往往从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城市化和商业化等方面详细分析。这或可解释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廉价报产生的总体原因，却不能解释为什么最先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其廉价报的产生和早期发展状况不仅落后于其殖民地――美国，而且落后于隔海相望的法国。因此，应该使用普遍联系的观点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引入历时研究的方法具体分析各国国情。比如就受众素养而言，欧洲各国呈现明显的不平衡特点。英国虽然1861年的《教育法典》明文规定了“小学教育的‘阅读’‘书写’‘算术’的教学内容和要求”[1]，但并未使英国的初等教育有长足进展。直到1870年《初等教育法》的颁布才真正改变英国初等教育的状况。该法案主要涉及小学的数量和质量、入学的年限和开办小学的资金来源等方面的内容。此后，英国几次修订和补充该法案，使其义务教育的普及率大大提高，有的地区甚至普及初等义务教育。至此，英国才拥有了大量能够读懂新闻的潜在受众。而法国1833年颁布《基佐教育法》，主要内容是：国家有权征收特别税款作为教育经费，在全国普遍设立小学；在各省设立师范学校培养初等学校师资；设立小学教育鉴定委员会，规定所有小学教师必须接受培训，获得教师资格证才能任教该法案的实施是法国初等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步骤，推动了法国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的发展。而1881年颁布的《费里法案》其要旨是宣布实施普及、义务、免费和世俗的初等教育；规定儿童6岁入学，初等教育为义务教育；小学和学前教育是免费的；废除法卢法案中关于教会对学校的特权，取消公立学校的宗教课，改设道德和公民教育。该法案为近百年间法国国民教育的发展奠定基础。大洋彼岸的美国于19世纪20年代后致力于公立初等学校的建立与发展，并形成公立学校运动，实施普遍的国民初等教育。主要是设立州教育委员会；建立地方税收制度，筹集办学经费：兴办公立小学；制定义务教育法，推行免费义务教育等。由此可见，美国的免费初等教育普及明显早于英法，更早地为廉价报兴起提供合格受众并培养潜在受众群的阅读习惯。 除受众教育水平因素之外，新闻事业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一方面受经济基础制约，另一方面还受本国政策影响。比如英国的“知识税”在1712年到1861年的150年中，钳制了报业的发展，廉价的逃税报纸虽然在民间发行，但面临随时被当局取缔的危险，广告商也不可能信任可能会被查禁的报刊，广告额较少，使得英国的廉价报举步维艰。而美国殖民地政府1765年颁布印花税法案，比英国本土推迟50年，该法案只实施1年，英国政府就因殖民地各界的抗议、指责而被迫撤销。同年制定的汤森法案，规定征收的税种中包含纸张税，仍有三分之二的报刊抵制这一法案。此后1776年爆发美国独立战争，英国殖民当局的纸张税自然不了了之。美国独立后，1791年通过了《权利法案》规定：国会将不制定任何法律――剥夺言论或新闻出版自由。因此，美国报业在1791年之后，就获得更宽松的政策环境和法律环境。在相似经济条件下，美国的廉价报发展自然比英国更有优势。 综上所述，普遍联系的观点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对外国新闻史史实进行教学和研究，普适性强，可操作性强，是一种非常实用的哲学工具。 新闻史论文:中国新闻史学会会暨“实践育人:人才培养与华文传媒的发展”会议综述 2012年是高等教育的“实践年”，为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创新华文传媒人才培养模式，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新闻史学会台湾与东南亚华文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于2012年10月27日至28日在重庆工商大学举办了中国新闻史学会2012年会暨“实践育人：人才培养与华文传媒的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近60名两岸三地中国新闻史学会的专家学者、传媒业界的资深工作者和重庆市内相关高校传媒学院的领导齐聚重庆工商大学，共话新闻传媒发展，旨在交流海内外新闻传播院系和华文媒体在实践育人方面的经验，探讨存在的问题与发展的对策。 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周波、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丁俊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陈昌凤，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董广安，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顾勇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黄瑚，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吴廷俊，中国传播学会副理事长蒋晓丽，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邱沛篁，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张昆，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裁刘光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牟丰京，重庆晨报总编辑张永才，新浪（重庆）总经理周燕，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所长耿晓东等出息了研讨会。重庆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李春茹、副书记朱伯兰、副校长郑旭煦等领导嘉宾出席开幕式。郑旭煦副校长主持了开幕式。 会议前，重庆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李春茹、重庆广电集团总裁刘光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总裁牟丰京、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分别致辞，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海荣对会议的举办专门发来贺信，周波副部长宣读了贺信。贺信中，徐海荣部长对本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开幕表示祝贺，对重庆新闻事业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进行了介绍，对中国新闻史学会20多年来促进新闻传播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给予肯定，衷心希望专家、学者们一如既往地关注重庆的建设与发展，关心支持重庆的新闻事业。 来自中国新闻史学会和国内外传媒领域的专家学者、资深记者编辑，围绕新闻教育、新媒体发展等议题展开了探讨，并实地参观了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传媒学院传媒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家们对重庆工商大学注重培养新闻专业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打造产、学、研“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给予肯定。 美国华文媒体协会理事、美国《世界日报》记者刘伟在会议中作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发展与未来思考――兼谈华文媒体人力资源状况”的报告，介绍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地位，梳理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发展演变，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发展与人力资源的状况，最后提出了对对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未来发展的几点思考。他认为，面对变化的华人读者，华文媒体应考虑发展双语媒体；应立足美国华人立场，强调中华文化为主，多元文化为辅的媒体价值观；平面、网络同时推进，互为补充；此外，稳定和提高原有人才，吸引年轻采编人员和新传媒技术人员是华文媒体发展和未来的关键。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陈昌凤作了《网络时代华语传播的新格局》的重要报告，对西方主流媒体和华文传媒争占华语市场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就微媒化是否应该成为华语媒体传播方向提出了思考，陈院长还介绍了近年来华语传播市场的基本情况，重点探讨了传统媒体在网络时代“如何突围”。他认为，以博客、播客、维基、社交网站（如Facebook、Twitter、MySpace）为代表的Web 2.0的网络工具有个人化、互动化、集体贡献内容等典型特征，是网民在虚拟空间里的“生活面貌”、资源分享和社交方式的大变革，是21世纪知识型经济主导下的人类社会的缩影。在网络时代传统媒体应当实现由传播新闻到运营信息的转型，携手新媒体打造“智能新闻”，拓展社交媒体的视野，积极探讨新模式、新方法和新手段，不断提高新闻传播的社会化和全球化。 铭传大学大陆教育交流处处长陈耀竹作了《台湾数字媒体发展概况》报告，介绍了台湾数字电视发展概况，探讨了新形势数字媒体面临的挑战。他指出，数字电视时代，电视节目将走向分众化与客制化，广告形式也会逐渐转向个人化与互动化，应用服务范围更为宽广（生活服务）。他认为，台湾数字媒体发展中面临着八大挑战，具体为：一是2012年7月1日起的无线数字化，对收视习惯产生了一定冲击；二是在法令修改后，核心竞争取决于品质，中华电信MOD成为绝对优势很难讲；三是有线系统业者数字化后，电视的使用机能发生了改变，顾客才是王道；四是分组付费或计次付费制度实施后会产生一定的排挤效应，仍须通过市场的检验；五是同业间将持续的恶性竞争及大陆的磁吸效应，对内容供应者的经营压力将有增无减；六是以公民评鉴来决定节目的上下架机制过于“民粹”；七是在当前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备的情况下，如何进行电信、广电管制架构的调整；八是如何提升宽带、电视数字化普及率。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王润泽就主流媒体从业者的培养思路提出了一些看法，他强调人才培养应该加强文史哲基础教育、提升学生对客观事物的分析判断能力。作者援引著名新闻教育家罗列教授的话，“新闻专业的学生在学校四年里究竟学些什么课程，是一件颇费踌躇的事情”。王教授认为，高端新闻人才的训练应加强文史哲基础训练，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的新闻传播学科，应在教学中突出这个特点。通过强化文史哲的基础学科，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判断，增强理性思维，训练他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活动中，准确发现问题，科学分析问题，客观提供解决思路。加强文史哲基础教育，要明确新闻的选择需要价值理性的判断，加强对客观事物的分析与判断能力，既要呼吁社会各方面给与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力和更大的空间，更要警惕媒体所进行的伪舆论监督，此外还要正确认识新媒体的作用。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曹立新作了《什么实务，如何导向：新闻教育中的实务导向刍议》的报告，对当前新闻教育中的实务及导向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未来新闻教育计划”之“课程充实计划”，应当增加历史、政治、哲学、古典文学甚至科技等课程。他认为，新闻教育应当回归新闻，一是新闻艺术不同于媒体技术，即新闻学作为独立的社会实践不能与传播或者媒体混淆；二是新闻职业不同于新闻产业，新闻是民主的另一种表达，或者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新闻。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吴廷俊作了《“增强核心竞争力，减少“可取代性”――二论中国大陆新闻教育改革的出路》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检视和深入分析了中国新闻教育的“可取代性”，对如何培养合格记者，提高新闻教育核心竞争力进行了探讨，他还指出无论“公民新闻传播”时代下新闻业的开放程度有多大，专业新闻记者永远都是需要的，且时代信息化水平越高，新闻业越开放，人才构成越复杂，对专业新闻记者的需求度就越高。他认为，新闻教育不应培养“万金油”，而应培养合格记者；所以新闻教育只有培养出合格新闻记者，提高核心竞争力，才能使自己在高等学校有立足之地。 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传媒学院执行院长殷俊作了《构建真实传媒环境，推进协同创新实践》发言报告，他首先向与会专家介绍了长江传媒学院坚持“构建真实传媒制播环境，完善产学研一体化实践”教育的办学思路，在具体的教学体系中，将大学生顶岗实训纳入具体的教学内容，推荐和鼓励本科生、研究生进入传媒协同创新中心参与不同节目、各个具体岗位的顶岗实训，让资深传媒工作者和大学教师共同指导学生成长，构建“记者编辑-教师教学、学生学习-学生顶岗实践、教师-记者编辑相互挂职”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 在本次研讨会上，新华社、海峡导报社、美国世界日报社、人民日报社、重庆广播电视集团、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等媒体总编、记者等海内外业界精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台湾铭传大学等著名高校院长、博士生导师等新闻教育专家齐聚重庆，共同谋划推进高校新闻教育“实践育人”的新思路、新举措，此次研讨会的顺利开展对于我国新闻教育事业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意义，为加强我国新闻媒体舆论引导能力、提升我国媒体在国内外的传播影响力提供智力支持，为我国培养传媒精英人才贡献力量。 作者简介： 张杰（出生1984年2月）、性别：男、籍贯：重庆、职称：助教、学位：硕士、研究方向：新闻传媒 新闻史论文:关于新闻史学研究方法的思考 摘 要：新闻史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定量分析法、对历史研究的两种解释体系（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拉斯维尔的4+1模式以及媒介现象与外部社会互动模式、问题意识等，其中问题意识对新闻史学研究至关重要，一个好的问题是做研究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 关键词：方法训练；问题意识 做学问不仅要下功夫去学，还要用脑子去思考、去提问，有了好的问题做导引才能去做研究，进而写出有价值的论文。有人在写论文的过程中，很少一开始就去思考问题。殊不知，一直处于一个盲目的状态，自然跳过了问题的导引，而直接进入了解决问题的阶段。如果先明确了自己想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然后再进行研究，会使论文更有针对性，更有价值。而如何去发现问题，也是一个思考和学习的过程。 一、什么叫问题意识？ 那么，到底什么是问题意识？到目前为止学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规范的说法。国内学者大多是从教育学的意义上理解问题意识的：“所谓问题意识，是指人们在认识活动中，经常意识到一些难以解决或疑惑的实际问题及理论问题，并产生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索的心理状态”。但是这样的理解只是问题意识的一个方面，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更为重要的是问题背后的理论意识，就如当代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学者罗伯特・科克斯（Robert Cox）所阐述的，问题意识虽然仍以问题为基本内容，即原有理论和客观事实之间的矛盾，但是它更是一种客观事实作用于某种特定环境中的主观意识的产物，问题意识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对某些问题或事件的意识。科克斯的问题意识深化了我们对“问题”的认识，也就是说，问题不仅是“科学探索性疑难”，也不仅是强烈的对问题的探索欲望，更为重要的是理论对于问题的能动的阐释，即问题意识是建立在研究者提出问题的理论背景基础上或者能动地选择一种理论观照一个社会问题，因此，任何问题的产生都和特定的理论或方法论有关。 二、如何培养问题意识？ 研究者在选题时往往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专业理论知识；研究方法知识和各种操作技术；对社会生活的观察以及个人对问题的悟性或者洞察力和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一项具体的研究课题从开始选择到最终确定，正是上述几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那么如何培养问题意识就应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广泛涉猎专业著作及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同时，尽力阅读大量文献和学界论文； 其次，注重研究的方法训练，从前辈的论文中汲取营养；在平时的学习中应多多关注学界最新动态，养成多思考，多追问的习惯。在追问的过程中，我们要学会判断，然后经过判断进入问题，在好奇和疑惑的引导下进行初步判断，但是不能把判断当作问题，因为判断可能是伪问题。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学会文献综述，因为文献综述是一个发现问题的手段，它的目的就是看同类研究的前人启示。 具体说来，要培养问题意识。首先，必须经过大量的阅读，在阅读中进行思考，从而萌发问题；然后再进行文献综述，看前人是否研究过这个问题，对此又是以何种角度来解决的，再思考自己对此问题的解决有何创新之处，是否有继续研究的价值。如果看到前人在同类对象中剩下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就可以被锁定成自己的问题；或者同类对象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变化，新变化带来新问题，引发旧理论在新条件下是否使用的问题，如果适用，说明理论弹性强、范围广，如果不适用，需要理论推进，于是研究就有了意义。例如：对余英时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进行文本分析，作者通篇都在以问题做导引，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层层推进的方式为我们阐述了胡适先生思想形成的背景，思想革命的起点，长期的精神准备，他思想革命的两个领域以及思想的最终形成，最后还指出了胡适思想的内在限制。作者首先提出胡适归国前后，中国思想界这一段空白究竟属于什么性质？为什么是胡适而不是别人填上了这段空白？通过对第一个问题的解答为我们阐述了胡适思想史的背景。通过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给我们讲述了胡适长期的精神准备。进而提出一连串问题来为我们讲述胡适思想革命通俗文化和上层文化这两个领域。通过对“胡适究竟在什么确定的意义上可以称作杜威的实验主义的信徒？”这个问题的解答，阐释了胡适思想的最终形成。文章最后提出“如何使中西两个思想流派相通？”并用胡适的原话“今天人类的现状是我们先人的智慧和愚昧所造成的。但是后来人怎样来批判我们，那就要看我们尽了自己的本分之后，人类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了。”来鼓励后人努力创新。同时，也肯定了胡适先生已尽了他的本分，为中国学术与思想现状做出了贡献。由此可见以问题做导引使文章整体思路之清晰，逻辑之严密。 新闻史论文:一种社会史研究范式 摘 要：作为研究范式的社会史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注重整体性研究，强调社会史是整个社会的历史；二是观照“底层社会的历史”，即把目光下移，关注普通群体、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三是跨学科对话。一个区域报刊业的兴盛必有其区位优势、社会文化环境和内外动力机制，区域报刊业的消长与区域社会发展关系密切。晚清、民初时期，报刊传媒在区域社会早期现代化、现代化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以社会史研究范式来进行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的整体性研究对于促进新闻史研究将会大有裨益。 关键词：区域新闻史；社会史；研究范式 时下，区域史研究已成为国际学术发展的新趋势。海外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从地域角度探讨中国近现代史的力作多有问世。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中国近代史为研究对象，深入探索中国近代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跨学科协作研究的“中国中心观”，逐渐成为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种趋势。将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示区域与地方历史研究，是“中国中心观”的重要特征[1]。在中国学术界具有持续影响力的法国年鉴学派，主张研究“整体的历史”、“总体的历史”，但其代表人物的经典作品绝大多数是区域性或专题性的研究（后文论及）。国际学术史一再证明，较有价值的作品往往是那些开始会被看不起眼的所谓“中观”或“微观”研究，即区域性、专题性研究和个案研究，这些研究常常可以见微知著，表达对整个社会文化进程的理解和解释，甚或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区域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不同学科的区域史研究，可以探索传统社会或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填补学科空白；可以探索当代社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经验或借鉴。我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从中央到地方，从整体到局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史料和各种现实资料、数据，“区域社会是整体中国的一部分，是整体中国的细胞形式，解剖某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本身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识”[2]。“只有把一个一个区域社会的情况研究透了，才能从中央和地方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把整个中国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3]。 一、社会史-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范式 作为“新史学”的社会史研究，自21世纪以来已在史学界刮起旋风，以冯尔康、许纪霖、赵世瑜、乔志强、常建华、杨念群、黄兴涛、马敏、朱英、周积明、严昌洪、陈春声、王笛、吴琦、行龙、章清、王日根、刘志伟、唐力行等一批史学专家、学者为代表的社会史学派，借鉴法国年鉴学派理论和历史人类学、历史社会学、计量史学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汲取后现代思想精髓（剔去糟粕），并结合中国实际，开辟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史研究范式。 什么是社会史？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专门史还是通史（整体史、总体史）？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还是一种新的视角？社会史与社会学关系如何？国内外学者有各不相同的解释。西方学者主要有以下四种解释：其一，法国年鉴学派主张，社会史是一种“整体史”或称“总体史”，第三代年鉴学派核心人物雅克・勒高夫在其主编的《新史学》中对所谓“总体史”概括道：“这里所要求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而且还是经济史、人口史、技术史和习俗史；不仅是君主和大人物的历史，而且还是所有人的历史；这是结构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事件的历史……总之是一种总体的历史。”[4]19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总结说，关于社会史有三种看法：一是关于穷人或下层阶级的历史，二是关于日常生活、风俗或生活方式的历史，三是社会经济史[5]。这也是一种整体史观。 其二，以英国社会史家屈威廉等为代表，主张“撇开政治的人民史就是社会史”，也就是说，社会史是关于生活方式、闲暇状况和一系列社会活动的历史[6]。其三，以美国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为代表，认为社会史是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历史，社会史的核心内容是重建宏观结构变迁中普通人民的历史，主张将宏观结构的变迁同人民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考察。其四，以英国史学家E.H.卡尔为代表，认为社会史是社会科学向史学渗透所形成的边缘学科，社会史是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历史。国内学者有三种观点：一是作为整体研究的社会史，二是作为历史研究范式的社会史，三是属于历史学而非社会学的社会史。知名史学家马敏教授从研究范式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史”颇具代表性。他认为： 无论中西，现代史学的潮流都是以“总体史”为指归的，“总体史”范式也就是目前我们所能遇见到的新史学的根本范式。在中国，这一“总体史”范式通常又与“社会史”相联系，在这一意义上的“社会史”往往成为“新史学”的代名词……作为“新史学”根本研究范式的“总体史”，更多的是就方法论意义而言的，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态度和新的研究视角”。其中视角的转换和视野的开阔又是最具关键性的，它主张对历史进行“全景式”和“全幅式”的把握[7]。 按照我们的理解，作为研究范式的社会史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注重整体性研究，强调社会史是整个社会的历史；二是观照“底层社会的历史”，即把目光下移，关注普通群体、普通市民、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三是跨学科对话。由于现代学科的划分反映的是我们看问题的思想和方法，而不是现实世界本身，强调学科融合或跨学科对话有利于克服这种局限性。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即与社会科学中的一些相邻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宗教学、地理学等相互交叉和渗透、融合。我们认为，社会史和“政治史”、“文化史”一样，属于历史学的一种研究范式，是“新史学”派借鉴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语言学、人口学、民族学、经济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整体史研究的一种史学研究方法或研究愿望。当然，社会史和社会学的关系比较密切。正如当代英国知名史学家查弗里・巴勒克拉夫所言：“如果说，历史学家向社会科学去寻找新见解和新观点的根本原因是对历史主义及其立场和观点的强烈反动，那么，历史学家首先应当面向人类学和社会学去寻找新方向是毫不足怪的。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观点上与历史学最为接近。”[8]波兰著名历史学家波托尔斯基亦言：“社会学侧重于现实世界，而史学则侧重于以往的历史过程在现代史学中，企图在理论结构和解释上把史学与社会学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9] 作为一种整体史研究范式，社会史与区域社会史两者是并行不悖的。社会史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法国年鉴学派，历经七八十年，至今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而年鉴学派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品大多是区域史研究的典范。如费弗尔的《腓力普二世时期的弗兰施孔德地区》，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皮埃尔・古贝尔的《1600-1730年的博韦与博韦人》，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小山村》等。可见，区域史也可以是整体史、总体史。至今仍活跃于法国史坛的第四代年鉴学派学者更强调：“在每个具体研究中使用各种方法、手段和途径，使其融为一体，从而事实上推进史学研究。”[4]17可以说，区域社会史从研究实践层面推动着作为整体的社会史走向深入。 二、近代报刊业的兴盛与区域社会发展 在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长江流域有着区位、交通优势和较好的经济基础，列强势力沿着长江流域从东南沿海逼入长江中游、再侵入四川盆地等内陆地区，逼使长江流域沿岸城市开埠通商、走向开放的道路。他们在经济掠夺和文化侵略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客观上促进了长江流域乃至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进程。而列强的入侵、经济的掠夺、文化的渗透以及长江流域自身政治的革新、社会思潮的兴起、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传播、社会的进步，必须要借助于一定的载体。作为洋务、维新、革命的工具和经济文化传播的载体的近代报刊，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梁启超早在1902年就指出“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是影响中国前途的至关重要的三件大事，辛亥时期，他对报刊的作用又有辛亥“国体丕变”“报馆鼓吹之功最高”[10]的评价。知名史学家章开沅等人认为：“作为经济发展与政治变革的中介环节，大众传播媒介的发达，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和指标，它不仅直接推动政体的转变，而且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的连锁反应。”[11]晚近报刊传媒在长江流域和两湖地区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亦起着非凡的作用。 以近代长江流域报刊业的发展为例，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地带的长江流域，其不同区域近现代报刊业的发展程度随着区域中心城市开埠通商和早期现代化前进步伐的快慢而有所差异。上海――长江流域经济带的桥头堡，近现代报刊业发展最为壮观，报刊数量占据全国三分之一强；重庆、成都――长江经济带的腹地和革命战争宣传的大后方，近现代报刊业的发展亦很突出。作为连接长江流域经济大动脉东西纽带的两湖地区，其区域中心城市如汉口、武昌、沙市、长沙、衡阳等地近现代报刊业也比较发达，据刘望龄先生不完全统计，近代湖北实际创办报刊300种左右，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报刊辑录显示，1866―1919年间，湖北共创办报刊191种，其中，外国人主办的报刊31家，官办25家，民办131家[12]刘望龄先生统计数据不全，另据《武汉市志・新闻志》统计数字，仅晚清、民国时期（1866-1919）武汉地区的报刊数量即达193种。可见，该时期整个湖北省报刊数量应不下200种（参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新闻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8-48页）。。据方汉奇先生所著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13]和史和、姚福申、叶翠娣编的《中国近代报刊名录》[14]、丁守和主编的《辛亥革命时期的期刊介绍》（I-V）[1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二、三集）[16]、上海图书馆编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一集、第二卷、第三卷）[17]等书籍所列报刊名录不完全统计，1897―1919年间，湖南报刊数量亦达116种。其中，长沙即达89种，包含报纸57种，期刊32种[18]。仅辛亥革命时期（1901―1917），湘籍志士创办报刊即达34种[19]，位居全国前列。两湖地区一些知名报刊如《中华民国公报》、《汉口中西报》、《大江报》、《汉报》、《湘报》、《湘学报》、湖南《大公报》等报刊则在全国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以后至新中国成立前，两湖地区报刊业发展更为繁荣，在民国时期全国报业之林中蔚为大观。 一个区域报刊业（如两湖地区、上海地区、四川地区、广东地区、京津地区等）在某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兴盛、繁荣必有其区位优势、社会文化背景和内外动力机制。那么，一个区域近代报刊业繁荣的区位优势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及内外动力是什么呢？教育近代化与近代西方印刷技术的传入、发展对近代报刊业的发展繁荣有何作用？传统士绅、近代知识分子与近代报刊群体的形成和报刊业的发展关系如何？近代报刊群体的生存状态如何？同时，作为一种公共领域的近代报刊是如何进行思想启蒙、舆论宣传和下层民众动员的？近代报刊和报刊群体的生存空间如何？扮演了什么社会角色？与受众群体的关系如何？起到了怎样的社会作用？一个区域近代报刊业的繁荣是否促进了区域社会早期现代化转型？有何文化贡献和社会作用？对于这些问题，需要从社会史的角度、用社会史的研究范式来进行解答。 三、区域新闻史的社会史研究范式有待加强 目前，在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研究领域，上海新闻史、报刊史的研究最为繁荣，除方汉奇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丁淦林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20]等一批“通史性”新闻史著作大量涉及上海新闻事业史外，由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新闻志》编纂委员会编的《上海新闻志》[21]，上溯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近代报刊发源，下迄1996年（大事记延至1998年），130余万字，横亘上海150年的新闻事业的发展变迁过程，同时还介绍了各个历史时期有关上海报纸的编辑方针、新闻采访、编排形式、经营管理和重大新闻历史事件、新闻人物等，以其丰富的内容、翔实的资料、独特的视角、客观的叙述，填补了区域新闻史研究的诸多空白。马光仁主编的《上海新闻史（一八五―一九四九）》[22]、《上海当代新闻史》[23]系上海区域新闻史的集大成之作，两部著作前后衔接、浑然一体，凡洋洋洒洒130余万字，按编年顺序系统而完整地论述了上海自1850年至20世纪末的新闻发展史，有点有面，有专题分析和个案研究，“仿佛是一部上海地区一个半世纪新闻事业的历史画卷，是一部地区新闻史的力作，为地方新闻史的编写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24]。宁树先生主持编写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资助重点项目《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目前已完成120万字，尚待出版。该文稿立足上海，对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安徽、广东、湖北、四川等地的近现代新闻事业发展状况进行了论述和比较，集新闻史比较研究之大成。曹正文、张国瀛的《旧上海报刊史话》[25]侧重于从史料的角度梳理了旧上海的报刊发展概况；秦绍德的《上海近代报刊史论》[26]分上海近代报刊诞生、维新运动与报刊勃兴、政党报刊、资产阶级商业报纸、上海小报、上海租界报刊等几个专题，勾勒了上海近代报刊业发展的基本面貌。最近几年，上海新闻史的研究侧重于专题研究和个案研究，从而把该区域新闻史的研究推向微观层面，在精细化程度上前进了一大步。 在长江流域上游重庆、四川地区，最近几年也有论述该区域的新闻史专著问世，除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四川省志・报业志》[27]、《四川省志・出版志（上、下）》[28]和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重庆市志・报业志》[29]、《重庆市志・出版志》（出版中）等志书类著作外，还有一些史料成果问世，如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辑的《四川新闻出版史料》[30]，四川省新闻志编辑部编的《四川新闻史料汇编》[31]，以及《成都新闻资料专辑》、《重庆新闻史料汇编》等，除这些史料性著作对近代四川地区新闻史、出版史作了简要的资料性整理和面貌勾勒外，王绿萍女士在其前期广泛搜集、爬梳四川地区新闻史料，汇聚成《四川报刊五十年集成》（尚未出版）的基础上，又撰写了专著《四川近代新闻史》[32]。该书重点勾勒了四川地区清末民初（1897―1918年）的报刊历史，内容涵盖四川近代报刊的产生背景和发展概况，传教士在四川的办报活动，成都报人先驱傅樵村的办报活动，清末新政时期的四川官报及新闻法规，四川民主革命时期和立宪运动中的革命知识分子和立宪派的报刊宣传活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时期的四川政党报刊和新闻事业发展，等等。四川大学蔡尚伟的博士学位论文《成都、重庆的城市文化与报业》[33]，从重庆、成都的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进程入手，勾勒成都、重庆两城市自清末（1897年）至今的报业发展状况和基本特点，并以文学为中心，考察城市文化形态与报纸和报纸与文学、文学界的互动关系；以大学为中心，包括大学生、大学老师、新闻教育、新闻研究机构等城市文化机构与报纸的内在联系；以身份意识为中心，考察成都、重庆城市文化意识、文化身份、文化精神与报纸的互动关系等等，颇具新意。贵州师范大学徐文水的硕士学位论文《清末重庆报业发展与巴渝社会变迁》[34]，勾勒了清末民初时期重庆的主要报刊《渝报》《广益丛报》《重庆日报》《崇实报》《重庆商会公报》等报刊的基本概况，近代重庆的杰出报人，报刊业务的改进，以及近代重庆报业的社会功用。西南大学张耀谋的硕士学位论文《重庆近代报刊的出现与现代文学的发生――以〈渝报〉〈广益丛报〉考察为例》[35]论述了《渝报》的思想内容和思想文化空间，《广益丛报》的出现与重庆现当代文学的萌发，报载小说的现代体验、想象与重庆现当代文学的互动关系，等等。此外，关于四川地区新闻史的个案研究也有专著出现。比如，王伊洛的《〈新新新闻〉报史研究》[36]除简单探讨了四川报业的传承和近现代化进程、成都报业的特点外，重点深挖了20年代末成都《新新新闻》的创立、地域特征、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广告发行和经营策略、新闻业务、发展误区与历史命运，等等。 但是，作为近现代报刊发展高地之一的重庆、四川地区报刊史、新闻史的研究还没形成气候，处于初级开发阶段，尤其是从社会史的视角进行研究的力作尚属空白，有待加强。至于两湖地区新闻史的研究，亦处于史料整理性初级阶段，尚未出现从社会史的视野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大作（关于两湖地区新闻史的研究，另有论述）。 可喜的是，如今，在区域新闻史研究领域，除常规性的史料考证、史料积累性研究（这些研究十分必要且没有捷径，其功绩和价值丝毫不容置疑）作为传统的研究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外，一些新锐学者借鉴政治学、传播学、文学、社会学等学科方法以及国外其他先进的研究模式进行新闻史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社会史、社会学的研究模式或路径成为这些新方法中的“显贵”。比如，清华大学的李彬、陈昌凤教授从媒介社会学的视角研究新闻史、传播史，海派年轻学者方平、王敏、洪煜等在研究近代上海报刊史时，以社会史研究范式来进行研究，等等。比较突出的力作主要有：李楠的《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37]从文学和文化的角度探讨了上海小报与市民社会、市民文化、市井众生的互动关系，以及小报文学与大众市民文学的互动融合关系；洪煜的《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38]详细探究了近代上海小报的生成和发展，小报生存状况与文化定位，小报文人群体网络、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生活、上海小报的公共空间与市民文化现代性等问题，作者立足于学术前沿，从社会史的角度论述了小报与社会群体、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李静的《大众传媒中的石库门与上海人身份认同的历史变迁》[39]解读近代史上不同时期上海传媒对石库门的报道及广告传播，进而分析上海人身份的文化认同与变迁，凸显大众传媒在社会文化变迁中的角色和地位；王儒年的《欲望的想象：1920-1930年代〈申报〉广告的文化史研究》[40]从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下的上海商业传统与消费理念、《申报》广告的享乐主义倾向和审美情趣，以及受众性别的认同、民族的认同、身份的认同等，具有文化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学术思路；王敏的《上海报人生活》（1872-1949）[41]以历史叙事学（在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影响下崛起的一种历史话语表达方式）的笔法，从社会史视角叙述了报人的社会地位、职业状况和近现代上海报人的社会生活空间、工作状况与收入情况，以及上海报人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及其情感世界，叙事与史论并重，雅俗共赏，可读性强。 总的来看，在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研究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状态，上海等地因为近代新闻业相对比较发达，研究者比较多，研究成果相对丰富，尤其是上海地区，因为近代新闻事业领全国风骚，所以研究的“量”和“质”都走在全国前列，既有可以与“通史”相媲美的大部头――《上海新闻史》、《上海当代新闻史》，又有区域比较新闻史集大成之作即将问世；既有深入的报刊个案分析，又有以社会学、文学等多维度、多视角的微观考察，出现了几部以社会史为研究范式的力作。而相对封闭的长江中游两湖地区和长江上游的重庆、四川地区，近代报刊业的发展虽位居全国前列，新闻史料丰富，但新闻史研究成果较少，仅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停留在史料整理、面貌勾勒和个案研究层面上，尤其是从社会史范式来进行研究的成果基本没有，尚须大力加强。 新闻史论文:议人文精神在新闻史教学中的渗透 【 摘 要 】大学新闻学基础课程中的中外新闻事业史，对促进学生新闻专业认同、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形成、新闻史发展规律把握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中外新闻事业史还包含着较多的人文精神。新闻事业史教学改革和研究中，教师需注重总结、渗透和提炼其中的人文精神。本文就此对人文精神在新闻史教学中的渗透进行分析。 【 关键词 】人文精神 新闻史 教学 渗透 新闻史存在两大线索，一个是具体的历史情况发生和存在，另一个是抽象新闻理论改革和发展。事实上，中外新闻事业史还具有更为重要和特殊的线索，就是它蕴含的人文精神发扬与继承。长期以往，这个线索未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在新闻史教育中显得过度冷清和单调，学生缺乏学习兴趣，被动接受教学。在倡导素质教育形势下，教师应当利用和重视中外新闻史中的丰富人文精神资源。 1.人文精神中的“做人” 合格的新闻人要具备两大条件，一是以天下为己任，志向高远。二是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写出好文章。1978年，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冯森龄去延安采访。他一进延安，看到许多农民衣着褴褛的在街头讨饭，心中极为难受。亲眼见到这些事情，冯森龄的触动很大，他决心为此呼吁。冯森龄曾因为坚持真理讲真话经历许多挫折，但他依旧不考虑个人得失，写了《延安有很多农民上街要饭》等报道，最终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坚持为所有合理、正确的事情辩护，才是真正的新闻工作者。 2.人文精神中的“敬业” 新闻事业较为特殊，新闻人应当具有百折不挠、勤奋进取的精神。若要了解新闻事件背后的真相，取得广泛公正的社会影响，需遵循敬业原则。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杜献洲，他5次进藏，4上阿里，巡查过1000多座界碑，连续102天长途巡逻雪山哨卡。在15年的记者生涯，他始终把目光投向祖国的万里边防，采写亲历式报道160多篇，用新闻的形式唤起读者对国家安全、对守土军人的关注。正是这种敬业奉献的精神，让我们了解到我国边防战士的辛苦。 3.人文精神中的“审美” 社会舆论总机关便是新闻事业。新闻事业具有是非分明、客观真实的属性，新闻人应当懂得审美，具备较高思辨能力和分辨能力。倘若黑白颠倒、善恶不分，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美国新闻界曾出现过黄色新闻时期，大多数报纸为吸引读者，报道大量的社会丑闻、犯罪行为、等文章，铺天盖地的假照片、假新闻。整个社会陷入空虚和迷惘之中。虚假恶毒的文章，会垮掉一代人的审美观。新闻人应当坚持自己的立场，注重培养优良的审美观。 4.人文精神中的“创新” 人们的创新推动着历史的前进。事实上，新闻史是新闻事业创新的历史。每一个新闻人和要从事新闻工作的人，都要具备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新闻工作者需在与时俱进、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中，不断对新闻体制、方法、机制和观念进行改革和创新。1903年，章士钊对《苏报》进行了深入的改革，并创立“舆论商榷”的栏目。而之后杂志通信栏便是源于此。章士钊办报的批判性、公共性、自主性、独立性，为清末新闻信息流通、舆论模式、公共领域表达提供了体制保障，为中国近代报刊创办树立光辉典范。 结语：中外新闻事业史中的人文精神资源并不止这些，还包括机智、宽容、勇敢、奉献、爱国等内容。教师应当细心点拨，在课外积极引导，让学生了解新闻工作者的精神风范。通过为学生树立学习榜样，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和新闻兴趣，健全人文精神。 新闻史论文:我国抗战新闻史研究的补白之作 新闻史一直是新闻学者的重要研究对象，近代以来，我国的新闻事业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开始产生并且不断成长。可以说，近代中国的每一重大事件都与新闻事业有着密切的关联。我国新闻史的系统研究始于戈公振，他的《中国报学史》整理了大量珍贵资料，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此后的史学研究者主体上沿袭戈先生的研究路子，以宏观、系统研究为主，其间北有中国人民大学的方汉奇先生、南有复旦大学的丁淦林先生，两位的扛旗之作是这一类研究的典范。 改革开放后，我国新闻史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随着新闻专业在全国各高校相继设立，新闻史研究者数量大大增加，中国新闻史学研究的成果不再仅集中于几个有代表性的高校。伴随着思想的更开放、思维的更活跃，新闻史学的研究禁区相对减少，尤其是21世纪以来，研究的视野、角度与空间均有了极大的拓展。地方新闻史、城市新闻史、个报新闻史的研究，也愈见丰硕。由靖鸣先生等人撰写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的。 抗战初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攻势，加之国民党抗战政策的失误，导致上海、南京、武汉等重要城市相继失守，大半国土沦陷。国民党迁都重庆之后，桂林成了抗战大后方的一座重要城市。这一时期统治桂林的新桂系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为此，大批受战火威胁的学者、文人、知名报人纷纷来到桂林，桂林一跃而为国民党统治区文化事业极度兴盛之地，新闻事业也活跃其间。长期以来，对桂林抗战时期的研究一直在进行，但是这些研究大多着眼于文学艺术方面，《桂林抗战新闻史》一书正好填补了关于这座抗战名城研究中的空白，对我国地域新闻事业发展的研究同样具有补白意义。 从第一手资料着手，详论活跃于抗战时期的重要报刊与报人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注重从报纸文本和第一手资料开展研究工作，从历史实际出发，研究抗战时期桂林独特的新闻现象，进而论从史出，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观点与结论，这些观点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 该书共分九章。在书的第一章“绪论”中，作者主要阐释了该书的选题由来以及研究框架，并对桂林新闻事业史及其研究状况进行了论述，同时对当时桂林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 对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进行研究，无论如何也避不开新桂系，作为民国时期一支重要的军政派系，无论是前方的战事还是大后方的建设，新桂系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对广西的治理有功，1932年到1936年间，由于新桂系对广西进行了较好的治理，使得广西摆脱了偏远落后省份的面貌；其次是在抗日中的突出表现，尤其是新桂系主要领导人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从而使得新桂系在全国中声望极高，对其不敢小觑。此外，新桂系也试图在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之间周旋，以保护并扩大自己的力量。因此，新桂系对待中国共产党明显地有别于政府。虽然身为国民党政府的重要组成力量，新桂系在根本上不希望共产党做大，但为了防范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新桂系也非常注意拉拢共产党，对共产党的政策相对缓和。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等报刊得以在桂林地区相对顺利地发展，与政治上的这种微妙关系有关。因此，专著首先对这一背景作了清晰的介绍与分析，从全书的结构与逻辑上来说，这一部分内容为此后若干章的展开作了非常必要的铺垫。 第二到第六章，《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对桂林抗战时期的几份主要报纸进行了详细研读，总结出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的几个突出特点：这一时期的桂林各家报纸的新闻报道都表现出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很大程度上追求着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尤其是《大公报》（桂林版）。新记《大公报》在复刊之初就确立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这不仅是《大公报》的办报方针，也是张季鸾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1941年，《大公报》（桂林版）开始出版，依旧坚持“四不”办报方针，重视时效性强、形式多样、题材广泛的长篇通讯，将单个小事件放在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之下，提供多元的报道角度，为读者营造丰富的想象空间。其次，桂林各报的言论中心在于抗日救国。民族危亡阶段，各报之间放弃了以往的相互攻讦，一致对外，通力合作，宣传中国抗战必胜，言论极具特色，奠定了军民胜利的信心。第三，由于桂林城内报纸数量众多，也加剧了各报之间的竞争，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各报积极进行改革，提高报纸质量，并且根据自身特点推行灵活多样的管理制度，提高媒体的运行效率。此外，抗战时期由于大批文人和知名人士来到桂林避难，这在客观上推动了桂林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化的发展进而促进了报纸副刊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桂林各报的副刊办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极具特色。尤其值得提到的是《救亡日报》（桂林版）。该报副刊得到茅盾、田汉、张天翼等知名作家的投稿，使《救亡日报》（桂林版）的副刊极具文艺气息。 该书的第九章对桂林时期的知名新闻人物进行了研究。抗战时期，范长江、夏衍、徐铸成、胡愈之等人，因为各种原因来到桂林从事新闻工作。从该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范长江作为“新闻队伍指挥员”、“新闻理论家”、“社会活动家”进行的种种努力，夏衍为《救亡日报》尽快复刊，开展多元经营拓展生存空间，革新版面提高影响力所付出的一切，也能看到徐铸成作为《大公报》（桂林版）总编辑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以及如何利用言论对国民政府进行舆论监督的新闻活动，胡愈之如何撰文呼吁政治民主，如何关注对青年新闻人才的培养，等等。在这些新闻工作者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令人敬仰的敬业精神，通过该书的记录留存于中国新闻史。 以研究者应有的理性与客观性，分析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和民营新闻事业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撰写者尊重历史，以研究者应有的理性与客观精神，尽可能真实地再现了活跃在彼时彼地的各种政治势力的报纸，避免将该书写成以共产党报刊为主的新闻事业的研究。过去，由于某些主客观原因，中国新闻史研究中对国民党以及中间报刊的研究相对较弱或者做出的评价不够客观。《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重视研究的客观性，并对国民党和新桂系方面报纸以及民间报纸作出客观评价，重点研究了《广西日报》（桂林版）、《扫荡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的特点，对他们在抗战时期为新闻事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做了中肯的评价，这是研究者所应有的一种研究态度，也是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种突破。 史学的研究注重资料的搜集，而资料的爬梳整理则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同时，它也需要研究者具有一种客观与理性的研究力。《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采用了文本考辨的史学研究方法，客观分析了当时媒介运行的情况，并通过梳理史料文本，归纳总结出当时的新闻媒体的发展特点及规律、新闻事业的经营管理体制、新闻思想的形成等。这些资料的搜集与甄别、分析与归纳，呈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力。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展现了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以及在这个背景下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的报刊得以共存于一个相对平等的环境中，共为抗日救亡竭力的历史画卷。时值今日，当中国政府为推动大陆与台湾两地全面直接实现“三通”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积极谋求共同繁荣发展之时，回首这段历史，全面客观地审视这段历史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是靖鸣先生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背景下桂林新闻事业史研究”的最终成果。靖鸣先生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十几年来他独自撰写或与他人合著了十多本著作，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在南京师范大学任教以前，他曾在广西高校工作近十年，他及他的同仁对广西地区的新闻事业有着学者的关怀与热情，通过这部沉甸甸的研究成果，我们能看到这种关怀与热情。相信这一成果不仅有厚度且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相信这部专著的面世，能给后继者的新闻史学研究以借鉴与指导。 新闻史论文:古今中外新闻史上的杰作 《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是在全国解放前夕，为新华社撰写的一篇新闻稿。一生写新闻不多，但此文却成了我国新闻史上熠熠生辉的名篇。 1948年，我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揭开了全面战略反攻的序幕。这年7月，刘邓大军攻克襄樊，南阳守敌四面楚歌，更加孤立。10月，指示中原野战军二、六纵队和桐柏、江汉军区部队，将国民党黄维、张淦两兵团牵到南阳以西，中原野战军主力趁机攻占郑州、开封，并逼近徐州。随着黄维、张淦两兵团东返南撤，我军解放南阳的条件完全成熟。11月4日凌晨，在中原野战军的强大攻势下，南阳国民党第十三绥靖区守敌王凌云部弃城仓皇南逃，南阳不战而克。当晚，一直关注中原和南阳战场的，在西柏坡通过电文获悉南阳顺利解放的消息后，欣喜不已，遂奋笔泼墨，为新华社撰写了这篇著名的《中原我军占领南阳》电讯稿。 这篇新闻有翻云播雨，气吞山河的气势。新闻之气势，是文章之外的功夫。一般文人写文章，情胜于势；而的文章，势胜于情。他站得高，看得远，文章充满硬气、正气。如该文对敌军慌慌张张调兵遣将，妄图围堵我军的描述，及对敌军弃战而逃的刻画，用语不多，却让我们真实地看到，国民党反动派被我军牵着鼻子走的衰败相，从另一个方面显露出我军士气正旺。该文的末尾还这样写道：王凌云“从南阳到襄阳，并没有走得多远，襄阳还是一个孤立的据点，王凌云如不再逃，康泽的命运是在等着他的。”这个断言，肯定而又自信，充满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博大气象，是一个革命家的政治远见的表露。只有成熟的故治家，才能借历史交替、风云际会、群雄逐鹿之势，纳雷霆万钧于文章，用铿锵有力的语言，宣传自己的政见。无怪乎有权威人士曾这样评价：是以气势压顶的文章，征服了天下的文人。 这篇报道文字并不长，可有思想含量，“理”说得很明白。站在全国形势发展的高度，分析敌我，总结以往，预测未来。他善于从一点出发谈到全局，又从全局出发评述一点，这样，从事物的联系比较中，把握形势特点，把道理讲得精辟和完美。如，评述到国民党反动派军事上是“全局败坏”“完全孤立”，而我根据地则不断扩大时写道：“白崇禧经常说，‘不怕共产党凶，只怕共产党生根’，他是怕对了。我们在所有江淮河汉区，不仅是树木，而且是森林了。不仅生了根，而且枝叶茂盛了。”这里，借国民党高级将领之口，道出了我党我军一旦在一地生根，将产生巨大的威力，要是成了“树木”“森林”“枝叶茂盛了”，就更强大了。接下来，他又从康泽的被俘，谈到王凌云的弃城南逃，从当时国内局势与南阳的战局，预测了战争的必然走势，使读者对新闻事实有一个历史的、全面的、辩证的认识，发挥了新闻中论理的功能。 写新闻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善于用典。酷爱读书，广收博览，读有所得，得而能用。根据有关资料显示，一生读的书，比终生治学的人还要多。他逝世后，单是从中南海颐年堂的“菊香书屋”里，就清理出书籍9万余册。他从修学中储能，从修学中找“主义”，终成了大学问家。由于他熟悉中国的文史典籍，写文章时就信手拈来，且恰到好处。能从典故中找根据、找方法，增加文章的渲染效果。因此，该文中用典的贴切，是他深厚的功底所致。该文谈到南阳时说，“……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直接从典故中找根据，证明南阳自古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现实也是如此。之所以对南阳的历史掌握得那么多，除了博学，他还意识到南阳地理位置特殊，就倍加关注。因为有了《中原我军占领南阳》，也就成了报道南阳最高级别的记者。 本文的结构也有独到之处。该文没有分段，从头到尾，一气呵成。采取这种形式，既是作者写作时文思泉涌的反应，又是根据报道内容的需要，加快新闻节奏的要求。在战争年代，写作和阅读这样重大的事件性新闻，有一种迫不及待的感觉，不能从容不迫，慢条斯理。作者要一口气把信息传播出去，读者要一口气把新闻看完，所以一段下去酣畅淋漓。一段到底有没有层次之分？有。本文的主体部分，就有历史背景，十分重视南阳防地，中原战区敌衰我盛，我党调整策略争取更大胜利，国民党反动派的失败已成定局等几层意思。每个层次都可单独立段，只不过为了新闻的阅读效果，作者没有分段罢了。这样的结构，便于说古论今，评判敌我，纲举目张，层层递进，把新闻与历史、现状与未来、军事与政治等，天衣无缝地糅合在一起，这样的结构设计，只有文字高手才能做得完美无缺。本文通篇以敌人一个“逃”字开头，又以一个“逃”字煞尾，一个字点明了形势大局，一个字长我志气灭敌人威风，使人读之有味，思之快慰。 在胡乔木《回忆》一书的封面上，曾印有给胡乔木的一封亲笔信，内容为：“请注意写些综合报道，其办法是借着一个适当的题目如像占领南阳之类去写。”可见，对自己所写的这篇新闻，是比较满意的。时隔几十年后，胡乔木同志在一次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谈到这篇文章时，高度评价说：“中原我军占领南阳，在古今中外的新闻史上，也没有第二篇，这篇文章写得很有气派，很精练，把解放战争和中国历史上的掌故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正是反映了我们当时胜利进军中充满了势如破竹的气派。” 当前，我国新闻界正在深入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重温这一名篇，对倡导尖锐泼辣、生动活泼的文风，仍具有借鉴意义和指导意义。 新闻史论文:“新闻生态”范式下新闻史研究创新的有益探索 【摘要】新闻史研究要容纳不同流派与做法。《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在具体呈现、穷尽归纳的史料搜集、研读的基础上，以“新闻生态”视角为结构框架，架构了绚丽多彩的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历史图景。专著的最大特色是比较成功地再现了“抗战文化城”的媒介与新闻生态的历史面貌，将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关键词】桂林抗战新闻史；新闻生态；治史精神 地方新闻史和抗战新闻史的研究是我国新闻史研究中的两个重要领域。近年来，马艺的《天津新闻传播史纲要》、王绿萍的《四川近代新闻史》、曹立新的《在统制与自由之间：战时重庆新闻史研究（1937-1945）》、张梦新的《杭州新闻史》、蔡罕等的《宁波新闻传播史（1845-2008）》、唐惠虎等的《武汉近代新闻史》、王文科等的《浙江新闻史》及王晓岚的《喉舌之战：抗战中的新闻对垒》等著作不断问世，相关研究机构也相继成立，足见当下中国地方新闻史、抗战新闻史研究的新热度。最近，靖鸣教授和他的团队所著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问世，为地方新闻史、抗战新闻史的研究又加了一把火。该书不仅填补了某些空白，在研究方法上更是可圈可点，值得后学借鉴。作为新闻史研究领域的青年后学，喜见同行兼同事大作的问世。口头的祝贺是必须的，但实惠的是为同行的新作献上“读后感”，让更多的读者能拜读到大作。 一、“新闻生态”视野下的研究致思 中国近现代新闻业最为突出的特色之一是政治色彩过于浓厚，新闻本位的发育先天不足。新闻业参与了近现代中国的每一起重大事件，并在每一起重大事件的历史演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谓重大事件的见证者、建构者。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势必会影响研究取向。在我国近现代新闻史的书写中，始终存在着如何安排、处理、评价新闻业与政治系统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新闻史学界有两种研究倾向值得警惕。一是夸大政治系统对新闻事业的制约、影响作用，用大量的篇幅描述政治系统，使新闻史沦为政治史、革命史的翻版；二是完全规避政治系统，以所谓的“新闻本位”来书写新闻史。前者常被冠名为“阶级史观”或“宏大叙事”，后者目前基本处于“纸上谈兵”阶段，鲜见有分量的学术专著的问世。历史研究要论从史出，评价要客观公允，这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常识。因此，正确的做法是既不刻意突出新闻事业的历史作用，也不刻意回避政治系统的背景作用，不能为了凸显某个政治派别的新闻事业，而淡化、遮蔽、贬低敌对政治派系的新闻事业。但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在民国新闻史研究中，“土匪史观”的影子始终挥之不去。桂林抗战新闻业是在特殊的政治、历史、文化环境中所孕育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新闻业态。对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研究，亦存在这个问题。故选取恰当的研究理念、研究路径与编纂方式才有可能比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由于“消极抵制”国民党、“礼遇”共产党的新桂系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大批受战火威胁的学者、文人、知名报人纷纷来到桂林，桂林一跃成为著名的“抗战文化名城”，文化事业兴盛一时，新闻事业活跃于其中。长期以来，对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虽然一直在进行，也有不少成果问世，但在研究路径上却鲜有突破，历史叙述、历史评价也鲜有突破“阶级史观”。这可能在于研究者尚未找到契合研究这段新闻史的最佳致思路径。靖鸣和他的团队在“竭泽而渔”式地搜集史料、研读史料的基础上，以媒介生态学中的“新闻生态”为研究视角架构《桂林抗战新闻史》的做法，既巧妙地规避了对各政治派别的新闻事业的历史评价问题，也巧妙地处理了桂林政治生态与新闻生态的关联。这一研究路径独具特色、别具一格，是我国新闻史学研究方法的一个突破。 “媒介生态”（media ecology）的提法最初源于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尼尔·波兹曼等纽约学派，他们的努力形成了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媒介生态学（或翻译为媒介环境学）。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是符号、媒介和文化彼此之间的一套复杂的关系，关注的是媒介技术及其所营造的信息环境对人的影响。中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关注的却是“以媒介为有机体，思考社会环境对媒介生存的影响”。[1]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兴起后，有学者将“媒介生态”概念引用到新闻史研究领域，但阐释不多，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阳海洪，在其博士生导师吴廷俊先生的指导下，发表的题为《探索中国新闻史研究新范式——基于媒介生态的视角》的博士论文，对媒介生态视角下的“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范式”作了系统的学理阐释。但真正成功地将“媒介生态”理念运用于新闻史研究的著述至今鲜见，这在于媒介生态系统是一个宏大的概念，它是指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媒介群落构成的内部生态系统及其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构成的具有特征性的结构形态和动态平衡的有机体。这意味着以媒介生态为理论资源，研究特定时空中的媒介生态的变迁，需要海量的史料，尤其是大量档案资料的支撑。《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写作的巧妙之处是，作者在媒介生态的基础上提出了比媒介生态略小，有操作性的新闻生态的概念，并以此作为该书的重要理论支撑。所谓新闻生态，是指“在一定社会环境中新闻各个构成要素、新闻之间、新闻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相互良性制约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是实现受众—新闻—政府—社会这一复合生态系统整体协调而达到一种稳定有序状态的动态过程”。 在新闻生态的视野下，《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呈现了多个历史面相的新闻媒介的历史景观，而不是教科书中勾勒的以共产党新闻业为主的单一的历史画面。主要表现在其一，在媒介群落方面，专著既浓墨重彩地论述桂林地区的主要大报，也给予了抗战时期的桂林小报、通讯社、广播电台一定的篇幅。其二，抗战时期桂林大报之间的媒介生态是《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论述重点，专著用了六章篇幅予以论述，从新桂系、国民党、共产党的微妙的政治生态中详细阐释了各报的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等层面的新闻生态。对于桂林大报内部新闻生态的论述并非完全按照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四个层面展开，而是根据各报在这一时期的特点有所侧重。总体而言，新桂系的《广西日报》（桂林版）、共产党领导下的《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国民党军报《扫荡报》（桂林版）基本是按照报纸沿革、新闻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五个层面展开，《新华日报》在桂只有发行而没有桂林版，专著则着重于该报在桂的翻印与发行、共产党的新闻策略、涉桂报道等方面。具体而言，新桂系的《广西日报》（桂林版）以“救亡图存，推动地方建设”为宣传主旨，注重新桂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报道，其报道不仅与抗战的时代背景联系密切，还兼具广西地方特色；言论的题材、体裁多样，有着独特的言论操作方法；副刊《桂林》《南方》《漓水》特色鲜明，特刊林林总总。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宣传旨趣，在桂林新闻界发挥了新闻堡垒的作用。专著详细论述了《新华日报》桂林分馆设立、经营与关闭的过程，着重于该报在复杂政治生态中所采取的新闻策略，其报道深刻、全面，形式多样。共产党领导下的、唯一完全依靠市场运作的《救亡日报》（桂林版）以“促进全民族抗日救亡”为旨趣，其报道“超党派”，兼容并蓄、客观公正，文字精辟简练、富有文采，针对性强；其社论继承了中国政治家办报的传统，针砭时弊，纵论国际形势，预见性强；副刊形式多样，亦庄亦谐，深得文艺团体、各界知名人士的关心和帮助；民间大报《大公报》（桂林版）成为桂林地区“区域性抗战舆论重镇”，其新闻专电、特写、通讯和专刊文章配套成龙，有血有肉，其新闻通讯记载详实、黑白分明、显现底蕴，足见大公报人的新闻专业精神；其言论切合时政，独立敢言，深受读者喜爱；副刊《文艺》以抗战宣传为宗旨。国民党军报《扫荡报》（桂林版）除以“战况报道和战争动员见长”外，还善尽报纸的角色提供全球讯息，其战况消息和国际新闻报道在桂林各报中较为出色；副刊栏目多样贴近新闻，且倾向进步，内容充实，文艺性与思想性兼备。不仅如此，专著还详述了《广西日报》（桂林版）、《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的经营管理特色：新桂系对《广西日报》（桂林版）采取了“只管人，不管事”的管理策略，这使该报有了相对的独立性，能积极开拓市场，多渠道引进人才，建设新闻采访网；《救亡日报》形成了“内外兼攻”的经营管理理念，既面向社会筹款，也开展多种经营，以扩大营销市场；《大公报》（桂林版）形成了“不私”“不盲”的人才管理模式，既重视报社内部组织机构建设，也重视人才的选择、使用和培养等。其三，历史是人的活动，新闻史亦是新闻人活动的历史。专著单列一章对活跃在桂林抗战新闻界的范长江、徐铸成、胡愈之、俞颂华、莫乃群等著名新闻工作者作了细致的历史勾画。总之，《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详实、细致地再现了“抗战文化城”语境下的新闻产品层面上的桂林抗战史，以及这一历史形成背后的新闻业界的活动简史。 二、史料爬梳剔除的孜孜以求的治史精神 史料是治史的根基，第一手的史料历来被史家所看重，穷尽史料、竭泽而渔更是不少史家的终极梦想。《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是靖鸣教授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背景下桂林新闻事业史研究”的结项成果。在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下，靖鸣教授组建了十余人的科研团队，他们搜遍广西地区的图书馆、档案馆、资料室，并在全国范围内四处搜集相关史料，可谓“竭泽而渔”。靖鸣教授涉猎广泛，对新闻业务、手机媒体、新闻发言人等均有所攻，治史只是他其中的一个爱好。但他的新闻史学文章扎实厚重，令人信服。他对1953年《宜山农民报》事件的研究，让我油然而生敬佩之情。2010年，我与靖鸣教授同时进入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相识相知三年来，我更是感受到靖鸣教授对史料孜孜以求的治史精神，他曾多次为没有找到《中央日报》在桂林发行及《中央日报》为何不出版《中央日报》桂林版的相关史料而苦恼。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最大的亮点之一是详实完备的史料，但该书不是史料的堆砌，而是经过作者精心加工、巧妙安排的有序、有论、有亮点的力作。专著对《广西日报》（桂林版）、《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扫荡报》（桂林版）及《工商新闻》《国防周报》《正谊》等报面史料有系统的爬梳与整理，详细呈现了多元、立体、多样的桂林报业的新闻景象，可见作者团队在报面史料的研读、爬梳、提炼、精选中的心力。 历史最迷人的地方是历史事件的细节和历史人物的细节。这种细节能以一当十，起到画龙点睛、耐人寻味的作用。有了这些细节，历史不再是干巴巴的报刊出版流水账，历史的复杂性、深刻性，历史人物的多元性亦在这些细节中全面彻底地展现出来。在《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中，这样的细节描述也相当多。如新桂系对《广西日报》（桂林版）“管人不管事”的管理策略，共产党在桂林与国民党报刊紧密合作，《扫荡报》的副刊经常刊登进步人士的文章，其副刊倾向进步等历史细节，突破了很多读者的历史想象；再如共产党领导下的《救亡日报》创刊二周年在抢眼的版面上发表和孙科的题词，记者彭子冈的通讯在重庆发不出，徐铸成便以“重庆航讯”的方式在《大公报》桂林版上刊发等，这些细节意蕴深长、耐人寻味。正是这些细节的大量存在，《桂林抗战新闻史》才摆脱了流于肤浅的概括与规律总结，而显得既妙趣横生又发人深省。 当然，新闻报面资料浩如烟海，档案资料极度缺乏及分布零散的特性，常常会使新闻史研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令人满意之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也有让作者感到遗憾的一些地方，如专著对于桂系、蒋系及共产党在抗战语境下的新闻合作与博弈，对于不同政治立场的新闻人之间的交往与合作，对于桂林地区新闻读者群的特征、阅读行为及阅读效果等方面的论述略显单薄。但这些遗憾不足以遮蔽该书的光辉，反而是后续研究的新起点、新征程。 新闻史研究要创新，要打“深井”，但任何创新都是在前人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以具体呈现、穷尽归纳的方法，在“新闻生态”理念下巧妙架构全书结构、安排各章秩序，错落有致地编纂新闻史实，构建了新闻生态视角下的一幅壮丽多彩、色彩斑斓、多元多样，涵盖日报、小报、通讯社、广播，包容新桂系、共产党、国民党、民营资本等多元报业及著名新闻人物的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宏大历史图景。这个新闻生态的历史图景既考虑到了政治生态与新闻生态的关联，也有中观层面的新闻事业、制度、新闻思想的历史互动，微观层面的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等的新闻业务生态，更有许多耐人寻味的历史故事与历史细节，总之，作者团队比较客观、完整地勾勒了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生态图景，是研究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补白之作。该书的出版标志着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于青年后学来说，《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至少有三点启发：一是新闻史研究要重视史料，尤其是第一手史料的挖掘、搜集、研读与整理，任何脱离史料或借助二手资料的创新都不可能走远；二是新闻史研究要走出新闻学的学科藩篱，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拓宽研究思路，实现与传播学、历史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与交流，寻找到契合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提升研究水准；三是“新闻生态”视角下的新闻史研究方法，是适合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研究的有效范式，但并不是唯一范式，目前这个范式尚处在探索、积累的初级阶段，《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积极的探索，其成功之处值得后学借鉴。因此，对于研究抗战新闻史、广西新闻史、桂林新闻史的学人来说，此书是必备书籍；对于地方新闻史、民国新闻史研究的学人来说，此书也非常值得一读。 编校：张红玲 新闻史论文:浅析影视资料在新闻史教学中的运用 摘要：作为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相关专业本科阶段的专业基础课，《外国新闻史》的教学需要进一步加以改进，本文主要从影视资源的来源、分类、选择等方面阐述如何在课堂教学中运用影视资料作为辅助教学手段，激活课堂氛围，强化教学效果。 关键词：外国新闻史；课堂教学；影视资料 一、教改背景与教学现状 《外国新闻史》在全国的新闻院校中一直被列为新闻专业本科生的核心课程，这门课程主要目标为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历史知识，为学生今后从事实践活动和进一步深造打造专业知识背景。如今，随着新闻人才层次的社会需求加大，专业历史开始面临更高的要求：专业历史教学一方面要与普及型的通史教育有所区别；另一方面也要贴近专业实际，为本科学生从事实践提供背景知识与参考。 笔者基于教学实践，发现当前《外国新闻史》课堂上普遍存在着这样的几种现象：学生方面，虽然名为新闻史，却多在心理上将之归类为理论课，所以一提起新闻史，很多学生会觉得理论课不像业务课那么容易操作，且见效快，因而一些学生常觉得新闻史无用，思想上并不重视；教师方面，因为外国新闻史涉及的国家多，涵盖的内容也多，再加上一些资料难以收集，也常常会有教师抱怨这是一门出力不讨好的课。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这种以人文素养为导向的专业历史教育，在如今越来越重视操作性与实用性的新闻学教育中，正在面临十分尴尬的处境[1]。 实用目的与人文素养的背离是宏观命题，本文姑且不论。如何将专业历史的教学活化？如何为课堂教学带来“活气”？可能人文科学的导向与社会科学的方法相结合是一条新路。在课堂上使用一些影视资料来改进教学模式，从实际效果来看，至少首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学生厌学，老师厌教的现状。影视资源，尤其是电影作为学科教育的新兴手段，或许能够为改进传统的学生被动听讲、教师“满堂灌”的新闻历史教学模式提供十分有益的借鉴。 二、影视资料的获取和整理 目前笔者引入新闻史课堂的影视资料有以下几种片型： （一）世界历史科教片 这类教学片是权威媒体制作，面向社会，达到普及历史教育的目的。它们通常以全景描述的方式来再现史事，其中往往有珍贵的历史材料，这些资料可以为专业史教师在课堂上对历史背景的叙述做出补充，也为学生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历史背景知识。如CCTV6系统播放过的《世界历史》，其中对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叙述较为全面、准确，可以作为本科同学回顾相关国家新闻历史时的背景材料使用。 这类影片可以从我院影视资料片库中获得，也可以从土豆、优酷、迅雷等视频网站获得。 这类影片整理起来较为简单，可以直接采用相关内容。 （二）与新闻史相关的故事片 这类影视资料虽然不是历史现象的如实再现，和史实有一定距离，不能完全当作历史知识来学习，但也能反映当时的历史风貌，再现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对课堂教学同样有良好的辅助作用。如《公民凯恩》便是对一代报业大王赫斯特生平的影射与反思，同样可以作为深化学生专业认识、提升人文素养的片源。 关于深化专业认识，笔者还带着新闻史研究的主题对部分好莱坞电影进行了整理，其中有不少片段与记者和媒介形象有关。从《超人》、《惊天大阴谋》、《一夜风流》对于记者风流倜傥、扶弱济贫的想象，到《真人秀》、《明日帝国》对于现代传媒垄断集团的深切恐惧，在论述相关内容时，将这些内容运用与课堂教学中，起到了较好的课堂反响。 这类故事片搜寻相对容易，但是要通过一定技术手段将之整理成为教学材料。 （三）与新闻史相关的记录片 由新闻工作者参与、制作的影片或电视记录片，它们本身就是新闻史上的著名影像报道，也是珍贵的外国新闻史研究资料。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一类影视资料比较难找，也是笔者未来计划重点进行寻找并整理的： 如爱德华·默罗等人报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制作的电视纪录片《耻辱的收获》（1960）。该片报道了20世纪60年代移民美国的农场工人所面临的生活困境，是最早的较为优秀的电视纪录片。 如亨利·汉普顿纪录片《瞄准奖品》（1987），公共广播公司制作。该片记录了1954～1965年间的民权行动。 这方面的资料搜寻工作将主要依托我院影视资料库，同时也可以帮助我院影视资料库的进一步建设。 三、影视资料在课堂教学中的使用方式与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几种片型，由于内容和使用价值上各有不同，它们担负的任务也是不同的。有些资料片和课本内容结合较紧，可作为课堂教学的一个环节，随堂放映相关的片断，直接发挥传递知识信息的“主角”作用。有些资料片则是教材内容的补充、延伸，可作为辅助教材集中在课前或课后播映，帮助学生了解知识背景[2]。 （一）首先，在课堂教学中，影视材料的运用可以活跃课堂氛围，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帮助教师探索新的教学模式 在专业历史教学中辅以影视，即通过学科整合，充分利用我院拥有影视资料片库的教育资源，为教学服务。在具体的教学中，笔者曾尝试使用过课前布置观看任务、课后提拱鉴赏资源、课堂播放式等类型的教学方法。 1.课前布置观看式 课前针对本次课的教授内容，给学生布置课前收看的电影资源。因高校网络资源发达，教师提供一些观看影视的网址，要求学生带着预习的态度与问题在课前观看，上课时进行提问或组织讨论。如讲述美国廉价报刊时代的报业大王威廉赫斯特的生平时，笔者布置了学生事先观看根据其生平改编的著名电影《公民凯恩》，并着重提出了以下问题：“从影片来看，凯恩之死在同时代的美国人心中激起了何种反响？美国公众对于一个垄断报业的资本家的观感如何？你的体会是？”这样的资料运用使得接下来的课堂教学充满了互动氛围，学生纷纷发言并对此进行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不但掌握了一位报人的生平，熟悉了对于历史人物的一贯的评价，甚至了解到了更加深入的人物的社会与文化脉络，较好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2.系统播放式 即以影视教学手段取代教师的部分现场教学，在这一时段中，学生主要通过影视媒体来获取知识信息。这种影视资源主要是相关的历史教学片，由于新闻专业历史教学事实上是依托于世界历史的了解与掌握之上的，据笔者了解，目前高校本科生对于世界历史的掌握仍局限于高中时期的知识水平，《外国新闻史》课程事实上还承担着为高校学生提升历史知识素养，增加背景知识的任务。 因此，教学中需要引入相关的历史教学片。如央视科教频道制作的《世界历史》系列，资料翔实，内容较为权威，可以作为不错的知识背景的补充材料。在讲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外国报刊时，适当地引入相关教学片，可以节约课堂教学时间，使教师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讲述专业知识上，以此显现专业历史教学的特征。 3.课堂播放式 操作方法是将影视教学手段引进课堂，有机结合影视播映与教师讲授，使影视的教、教师的教、学生的学三者密切结合，同步进行，真正让影视教学成为课堂教学程序有机组成部分。在教学过程中，这样的影视资料的运用通常是需要教师进行事先的处理的，运用是否得当，关系着学生的学习效果，这也正是考验教师教学能力的地方。 如在讲述美国新闻史时，笔者将《一夜风流》、《罗马假日》、《超人》中出现记者的片段剪辑成了一个完整视频进行播放（这些电影的主人公都是记者），并询问学生：现代记者形象的主要特征是什么？进一步思考：为何会有这种趋同的特征？是什么为记者的形象戴上了光环？在这种促使思考的追问中，学生认真地观看了以往耳熟能详的老电影片段，并由此进行了感官之外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性思考。 以上的三种主要教学方式，较好地促进了教师在课前、课中、课后对于教材的把握，促使师生都必须在教学过程中全身心投入，并且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教师的教学能力提高，为改进教学模式进行了有意义的尝试。 （二）对于新闻专业的本科教学来说，电影不仅仅作为辅助性的教育手段，在辅助教学之外，无疑也会成为媒体素养教育的最好载体之一 电影之所以成为电影，是电影在文化学上为人类提供了新颖的影像思维方式。电影对教育的深层意义，在于电影思维对受教育者理解世界方式的影响。电影思维是特殊的独树一帜的艺术思维。在专业历史教学中的电影，提供的是一种所谓“电影本体”的思维模式； 与单纯的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相比，电影艺术有着明显的优势。它立体、多维、绵延不断；它变化、流传、长久不息；它壮阔，细微，深入心灵，形象层次丰富。电影中有很多主观声音，充满了各类符号和象征，电影影像符号思维的方式，对现代人思维能力的提高，是相当有效的。 如果从更高更普及的文化创造角度看，对于新闻专业学生的培养从根本上说应是使得他们深入了解和掌握“媒体式思维”和“媒体符号象征方式”。影像符号的接触和熟知正是对于这种思维模式的培养，这也是新闻专业的学生必备的媒介素养之一。电影影像思维的教育，应成为未来专业学生媒体素养教育的一个新方向[3]。 新闻史论文:中国新闻史是中华民族的新闻史 白润生善于自嘲，这一点有些特别。他回忆自己“一生磕头最多”，他形容自己“上大学时老实得近于窝囊”，他评价自己“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他总结自己“没想到能活过古稀”……这位新中国对少数民族新闻研究贡献卓著的长者，对于生活、对于命运，有着毫不讳言的感恩和敬畏，字里行间平实谦和得令人感动。这不由得使人想起了一句话：“坚强得像一株芦苇。” 多少年来，白润生保持着“参加一个会写一篇文章；教一门课写一本书”的作风，走到哪里他都不忘“扛稳少数民族新闻研究这面旗帜”。如今，这位40余岁才步入新闻学大门的古稀老人，以惊人的毅力和热情，完成了20余部著作的编著、参编以及百余篇论文的撰写。他并非少数民族，却已然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新闻研究的代名词；他为人不事张扬，却不止一次地苦口疾呼，“不懂得本民族的历史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中国新闻史就是中华民族新闻史”。 “上大学以前，我基本没吃过早点” 白润生的童年颠沛得有些离奇，6年的小学，他先后更换过6所学校。究其原因，用他的话说，“每次‘择校’的标准都是学费要足够的低廉”，“这都是因为时代环境和贫穷造成的”。 “我出生在1939年，祖籍河北省雄县，我基本上是在北京长大的，曾祖、祖辈在北京开过双盛和玉器作坊。我的祖父27岁就去世了，我的父亲4岁没有了父亲，19岁没有了母亲，到他这一代时，家道中落，所谓‘地主兼资本家’的老白家已衰败得一贫如洗。”解放前，白润生的曾祖母去世，作为在农村老家唯一的嫡传男孩，他“戴孝”“磕头”“举幡”“安葬”，送走了曾祖母，他随后就被父亲接到河北保定上起了小学一年级。“我在那儿插班上了一年级，大概到1947年底1948年初，我来到北京，也是为了上学。来京上的第一所小学在花市东大街，名叫穆德小学（穆德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现在叫东花市回民小学，成立于1911年，当时是为了帮助花市大街的贫苦回民子弟能够上学念书，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先生、侯喜瑞先生带领同仁唱搭桌戏，并联合了一些在花市大街做买卖的回民老表共同捐资兴建的），是所回民小学，我在这里插班上的二、三年级。北京刚解放的时候，我又到了花市中三条一家私立学校上四年级，叫敦本小学，一两年前我查阅资料时得知末代皇妃文绣也在这里上过学。这所学校条件是比较简陋的，在一个四合院里，一、二年级一个教室，三、四年级一个教室，属于复式教学。上五年级，转到了公办小学，我考上了坐落在崇文门外花市大街南边抽分厂胡同的求智小学，在这里又上了半年。五年级的下半学期我又到了汇文中学附属义务小学，这所学校是由汇文中学的学生利用周日和每天下午课后义务教我们，不要学费。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所学校在我五年级结业时就不办了。这时候我又考入公立的江擦胡同小学，总算高小毕业啦。” 白润生接着说：“我小学毕业以后就考上了十一中，这所学校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建的。崇文门外金鱼池一带是穷苦人聚居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把解决劳苦大众的民生问题放在了首位，不仅在金鱼池建房修路兴建市政设施，而且把解决劳工子弟教育问题当作大事来抓。十一中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创办的。可以说我正是沾了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光，才有机会成为北京市第十一中学最早的一批学生之一。”1952年至1958年，家境贫寒的白润生在新中国的庇护下，走完了中学6年的求学路程，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他的人生观经历了最早的熏陶和洗礼。 “我的中学班主任叫臧怀传，6年中对我的帮助教育最大。初中时臧老师就到过我家家访，对我的家庭情况了如指掌。那时候我是家里的老大，下边还有两个弟弟（有一个弟弟送给了姑姑，并不再姓白），四个妹妹，全家十来口人，全靠父亲一人做文具，就是那种中小学生美术课上用的‘十二色’，勉强维持生活。上大学以前，我基本没吃过早点，有时有点头疼脑热的向家里要上两分钱喝一碗豆浆。在臧老师的帮助下，我初中享受了减免学费，高中又享受了一个月八九块钱的甲等助学金，我还拿回来贴补家用。在潜移默化中我逐步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性质、任务有了初步认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大救星，这些朴素的情感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心灵里扎下了根。”对于这段过往，白润生心中充满了感念，“十一中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和臧老师现在还保持着联系，后来我为什么热爱教育事业，就是因为看到了老师对学生的言传身教，让我认识到了人民教师的崇高和光荣”。 2010年，白润生在北京市第十一中学60周年校庆之际，以58届毕业生的身份为母校写下了一篇回味深长的《回忆十一中》，在这篇文章中，他列举了诸如数学老师臧家佑、语文老师刘慧义、植物学老师李炳銮、动物学老师刘宾虞等功底扎实、学识渊博、富有教学经验的优秀教师，感念他们点燃了自己、照亮了别人的高尚品德。他说：“说到底是十一中培养了我、教育了我，使我走上了教书育人的光荣岗位，成为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我是由国家培养的” 高中毕业后，白润生考取了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他至今仍觉得这是天意的安排，想当初，一念之差这位寒门子弟或许就与其后的人生失之交臂了。 “当时家里不让我再上学了，让我工作，好帮助家里。我在结束课程之后就没再看过书，一直在家里干活。后来也不知是谁替我交了报名费，让我考一考试试，我就去了。”让白润生没有想到的是，考试之前一天书都没有翻过的他，在进考场前随意翻看的历史题目，居然生生地出现在考卷上。对于白润生而言，这巧合更像是一种命运的暗示。“考试结束后我没有像其他人盼着早日发榜，早日进入大学校园。我还是该干活就干活，有招工的就去应试。偏偏就在这个时候等来了录取通知书，我被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了。这真是天意！” 1958年，白润生的大学生涯正式拉开了序幕，而对于报考师范学院的理由，他的回答流露着一些时代的共性：“一是家庭经济困难，上师范不交学费，管吃管住；像我这样的贫困生，学校还发给一年四季的服装，每月都发助学金。再一个更重要的原因：6年的中学生活，早已使我认识到了做人民教师的光荣。” 回忆到这里，白润生越发心怀感恩：“上大学以后春夏秋冬的衣服，学校都发给我了，还给我每月4块钱的补助。那时候在学校吃饭不要钱，我终于可以吃上早点了，馒头、米饭、花卷、包子，各式各样的糕点、美味佳肴，什么都有，我觉得像是到了天堂。有时候想想家里正吃什么，父亲母亲正吃什么，心里头不是滋味。总之，我是由国家一手培养的，我感激党给了我读书深造的机会。” 大学期间，白润生把省吃俭用挤出来的零花钱都用在了买书上，“在师范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就是逛书店多，一开始不买书只看书，后来有了助学金，省下的钱就买。我毕业的时候装了一箱子的书，都是省吃俭用买来的”。那个时候，花市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都认识了这位勤奋憨厚的小伙子，在那个家徒四壁、窝头咸菜的年代，逛书店、买书、读书成为白润生最幸福的生活片段，也造就了他笃守至今的喜好。“有一次我买了一本《康熙字典》，托着就回家了，走到门道恰好碰见了我的母亲和街坊，我母亲跟旁人说，‘我儿子就喜欢这个’。所以说，读书、教书、写书，一直是我的座右铭，有人说‘读书无用’，但我觉得读书应该是很有用的。书读得精、读得好了，那就一定会有用的，而且会有大用处。” 如今，白润生在北京的家中还有满满一书柜当年在师范学院求学时买下的藏书，这些几乎是从牙缝中省出来的书卷已然是老一代知识分子心中最珍贵的记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那泛黄尘封的书页不仅浓缩了白润生清苦拮据步履蹒跚的过往年华，更像是一枚无形的印章，烙刻且印证了他与未来人生的庄重约定。 “搞新闻学，我是末路出家” 1962年，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后，白润生被分配到了新建校的北京107中学担任初中语文老师，直到1978年经同事推荐，调到工人日报社担任编辑。“我这位同事原来是从全国总工会下放的，岁数比我大，他知道我以前写过一本《文言虚字》，在大学时与同学们一起编过一本《工矿歌谣》。在一次聊天中，他说介绍我去工人日报，那个时候《工人日报》刚复刊，需要人，经过报社一番考察，我被调入工人日报社。”尽管报社的工作不像在学校那样自由，但白润生很快便适应了这里的节奏，他觉得这份工作不错，在这儿学到了不少写作知识。只是没有想到仅仅一年后，他的人生轨迹再次悄然发生了转变。 “我在107中学的一位同事的爱人当时在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任教，他是从他爱人那儿听说了我在中学时讲课、做学问的情况，有一次见面，大概是春节老同事相互拜年，他就对我说，让我去民族学院教课。实际上当时就是聊天，没料到1979年，我就正式调入中央民族学院汉语系担任写作课教师。”刚进入民院的白润生对大学教师的岗位充满了崇敬，他说：“大学里藏龙卧虎，著书立说谈何容易，我调入民院后首先问人家我能当讲师吗？对我来说，当教授那在当时是想都不敢想的。” 从中学教师到报社编辑再到大学教师，此时的白润生早已挥别青春进入了不惑之年，“这是什么概念呢？人过四十天过午，40岁是最鼎盛的时候，就像太阳当空照，40岁以后太阳就该慢慢往下落了。现在想来，我在40岁的时候都还不知道新闻史是什么意思，总之稀里糊涂的，对于新闻学还什么都不知道”。 1983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举办教师进修班，曾在报社工作过的白润生被正在筹建新闻专业的民族学院汉语系派去进修。“我到人民大学进修了一年，学新闻史、新闻理论，主要是进修中国新闻事业史，师从方汉奇、陈业劭两位著名教授。我那时候是班长，因为班上我岁数最大，时年45岁，所以人家说我半路出家，我说是末路出家。”为了学好新闻学，白润生下足了功夫，“为了学懂学好这门课程，我除了认真听课和学习外，还利用课余时间，时常造访方先生。从北大，再到人大林园，直到现在的宜园，他的几个住所，我都不止一次地叨扰，请他指点。从新闻学的ABC问起，从ABC学起。在方老师耐心的指导下，我终于一步步迈进了新闻学的学术殿堂”。 1984年，经国家教委批准，中央民族学院创办了学制四年的新闻专业，由汉语言文学系（后曾改名中国汉语言文学系，简称中文系）领导。从人民大学进修回来的白润生就此投入了中央民族学院新闻专业的创建，成为新闻专业仅有的两名教师中的一员。白润生坦言，正是在人大进修班的经历让他不仅接受了新闻学的启蒙教育，更让他在方汉奇先生的点拨下，决定把少数民族新闻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1984年我回来讲课，一开始讲的是新闻事业概论，不是新闻史，那时候还没有开这门课，第二年才开中国新闻史的课。讲什么呢，我还没有备好课，没东西可讲啊，就让人民大学的谷长岭老师代课。当时来这儿念书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少数民族，他们将来需要回到民族地区工作，但我发现新闻专业开设的课程中没有一门是有关民族的，我读过的那么多新闻史书中也没看见哪本写少数民族，我觉得这是不完整、不科学的。不懂得本民族的历史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中国新闻史就应该是中华民族新闻史。” 正是在这样的反思和感召下，为了弥补这个缺憾，填补这块空白，年近半百的白润生开始了他在民族新闻学领域“末路出家”的艰辛跋涉，“要有少数民族的新闻史，这说得容易，但你往哪儿搜集材料去？没有啊，太不好找啦”。 “‘少数民族没有新闻’，这句话对我是激励” 史料搜集的过程是艰难的，白润生把这个过程比喻为“寻找散落民间的珍珠”。“确实是珍珠，很珍贵，但你拿不到，至少不容易拿到。因为很多少数民族新闻史料都在边远地区，由于经历了战乱、‘’，当地又缺乏保存史料的意识，所以损失都很大。”为了挖掘民族新闻史的一手资料，白润生没少费过功夫，“有时候开学术会议，凡是见到从民族地区来的人，我就会向人家要点材料。即使是‘口述历史’，也要将其挖掘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掏’；因为当时没有科研经费，就直接给民族地区的报社发信要材料，这就是所谓的‘讨’。但是追着人家‘讨’，人家也不一定给，发出去的信给我回复的也不到30%。这些史料太有限了，说实话有时候连一篇文章都很难组成”。 白润生回忆说，当年刚开始从事民族新闻研究时，有人对他说“少数民族没有新闻”，这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确实搞不出东西来，没有东西，人家跟我说这个，也不能怨人家，但我觉得这句话对我不是打击，反而是一种激励。” 不仅是民族新闻的史料很难搜集，对于如何带好新招的研究生，白润生也曾经一筹莫展。“我48岁当的副教授，后来要带‘当代民族报刊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我开专业课的时候就只好跟我的两个研究生说‘我没东西可讲，最多给你们讲讲新疆内蒙古’。话虽这样说，但不能真不做准备，就这样，我和两个研究生开始了书稿的筹划，我拟大纲，写讲义，他们誊抄，这就是后来出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对于这一段历史，在一篇采访白润生的文章中曾经这样描述：“从此民族大学的教室、图书馆、资料室、窗边林下就多了一大二小三个求索的身影。三年后，两个学生写了两篇有价值的论文，白润生出了一本有影响的专著。这本书在民族地区被奉为圭臬，并先后两次获部委级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不亲历个中冷暖的人又如何领受这寥寥几笔间勾勒的是怎样的一种清苦，怎样的一种执着，怎样的一种坚守。 白润生说：“那时候文章写得不好，这不是谦虚，一是资料很少，二是怎么写也不知道，就有什么写什么，研究也不是很深入。当然，不是说就没有研究，一点没有恐怕也出不来专著，但关键我觉得得有史料，得把史料保存住，否则你自己也没法往下研究。” 然而，除了史料搜集的艰难，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的另一个特殊性还在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屏障。“我在主编国家‘十五’社科基金项目《少数民族语文的新闻事业研究》最终成果之一《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的时候，有人交来厚厚一本关于朝鲜族新闻史的稿子，全都是朝鲜文。我就找朝鲜语言文学系的领导、研究生给我翻译。中央民族大学这方面的人才很多，不仅是精通，有些老师在国际上都很有名，他们也很愿意帮忙。这也是我说的，研究少数民族新闻学时遇到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向他们请教，即所谓‘就地取材’。但问题是，翻译完之后还存在一个问题：翻译的差异和核实。”白润生耐心地举出例子，“比如说有一本少数民族期刊，有资料把它写作《蓓蕾》，此时把它译成《花骨朵》，到底应译作什么？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核实查对，这方面的工作甚至比请人翻译还难。” 就是在这种困难下，白润生一步一叩首地完成了大量少数民族新闻史料的翻译、梳理和研究工作，先后独著或以第一作者与人合作出版了14部书，其中最薄的近10万字，最厚的多达90万字。当年那句“少数民族没有新闻”的说法，早已在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下成为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白润生的书很少用“著”，大多都是冠以“编著”。对于此，他总结道：“把他人的‘史料’拿过来写到自己的著作中，无疑，这属于‘编’；从众多的史料中分析研究提炼的观点，则属于个人的研究成果，应该称‘著’。我主编的几部书并非没有‘著’，但‘编’也好‘著’也罢，即便对别人的文章修改加工得面目全非，也不能在人家的文章上署上自己的名字。”对于这些研究成果，白润生很慎重地说道：“史学著作是对过去实践的总结与概括。这种‘总结’与‘概括’必须‘以事实为基础，以史料为依据’，只有这样，新闻史才能弥足珍贵，才能指导实践。” “我的成果大部分是60岁以后问世的” 回顾已走过的新闻学术旅程，白润生感慨颇丰。“我1983年入门，1984年进修班结业后登台讲新闻学的课程，1985年开始形成了要从事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的设想，直到1988年我的那篇《先秦时期兄弟民族的新闻与新闻传播》（《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在学报上发表，标志了我研究少数民族新闻史的开始。1994年，我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出版，这是一本在国内出版最早的关于少数民族新闻史的专著之一，在学界和社会上都有较高的评价。1996年我评上了教授，也正是在这前后，开始有人写我的专访了，包括中国青年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中国民族报、中国文化报等都有记者找到我。1998年我在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新闻通史纲要》，宁树藩教授专门写信给我评价说：‘颇有见解，深表同意。’此后我又陆续出版了一系列民族新闻史研究的论著，我是2002年6月26日正式退休的，当时已经63岁了，可以说，我的成果大部分都是在60岁以后出来的。”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有学者曾经根据16世纪到20世纪知识分子的学术生产力与学术年龄比照进行过抽样研究，结果发现500多年以来，知识分子们发表重要学术著作的平均年龄大约在35～50岁之间，并且越往后越趋于年轻化。而对于白润生而言，他似乎是一个特例。2005年，白润生的《中国新闻通史纲要（修订本）》获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史教学内容改革成果”二等奖；2010年，他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获第二届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2011年，《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获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奖；2013年，由白润生主持的国家“十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少数民族语文的新闻事业研究》最终成果之一《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调查报告》又荣获了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白润生笑道：“这些成果要是在我在职的时候获得，至少可以评上几级教授了。但我退休时教授还没有分四级评定的制度，现在看来我就是最末等的教授了。” 2012年7月，白润生送走了3位关门弟子，彻底结束了钟爱的教学生涯，他说自己非常庆幸，因为真的响应了当年党和国家向他们这一代人发出的号召——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白润生说，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并非真的可以“一身轻”，他表示自己“依旧孜孜以求，不断用知识和实践来丰富生活、滋养灵魂”。“不是为了评职称，也不是为了要名利。为了学术，为了学科建设，为了发展这门学科，我的目的很纯正，这是我的责任。有一次我到云南红河学院参加第三届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没想到我这个忝列末位的教授居然赢得了潮水般的掌声，‘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有人说我的贡献和我的回报并不一致，但是我没有怨言，因为付出是应该的。我何尝不知道退休后出版多少著作也不能晋级当先进工作者呢？但我认为，‘道义至尊，真情最美，正直可贵，奉献崇高’，心理上的平衡比物质上的或其他外来的平衡更可贵。” “民族新闻学的发展急需人才梯队” 白润生在20余年的民族新闻史研究生涯中，总共培养了硕士研究生整整60人，他们中有锡伯族、土家族、布依族、回族、彝族、瑶族、蒙古族、哈萨克族、满族、汉族等等，绝大部分来自少数民族地区。而这样的规模和贡献，在整个新中国新闻教育史上都是比较特殊的。白润生说，学术研究就是要“求异”，不能“求同”，就是要创新，要有创见。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得有思辨能力，要能够独立思考。“年轻人必须自己掌握了这门学问，才算真正有力量，真才实学、内外一致，这样的人才是有价值的。” 对于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问题，白润生不无忧虑，“新闻传播学本来就是一个小学科，民族新闻学更小，它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就是因为在人才培养方面还没有形成梯队。事实上，目前国内从事民族新闻学研究的知名教授、专家也不是没有，比如中国传媒大学的张燕（藏名益西拉姆），西藏民族学院的周德仓，大连民族学院的于凤静等等，但是毕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梯队。有一次我去新疆开会，一位老师就对我说，‘白老师，您都干到这份上了，得有接班人啊’。实际上，要真正把学科发展起来，还得靠人才培养。” 正如白润生所考虑的，中国的民族新闻教育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1939年，新疆日报社举办了3期新闻技术训练班；1956年，拉萨木汝林卡（今拉萨一中）开班了3个班的新闻训练班；1965年，由西藏日报社举办，中央民族学院代培的新闻训练班共培养了47名学员，这些都是我国民族新闻教育的雏形。而比较正规的民族新闻教育还要从1953年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和1961年中央民族学院新闻研究班的开办算起，直到1984年中央民族学院新闻专业的成立，民族新闻教育的发展才开始蹒跚起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尽管民族新闻传播学的建立拓宽了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但时至今日，其自身的学科基础仍然比较薄弱。 “第一，我们的学科还没有真正独立，民族地区民族院校少有从文学中独立出来办学的；第二，我们的学科还没有博士学位授予权。虽然现在有一个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但是如何把大家的力量集中起来，如何进一步培养和发展，还是一个问题。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人才的断层，是目前最大的难题。”聊到这里，白润生似乎有些无奈，“我现在虽然退休了，但是比没退休前更忙，这半年来先后到了青海、黑龙江（还去了一次俄罗斯）、内蒙古、新疆、南京，有些科学研究，我只能自己去干，没有博士生，派不出别人来，这不是什么好事。目前国内所有的民族院校都没有少数民族新闻学的博士点，所以说民族新闻学研究的发展还是任重道远，不那么容易。” 今年74岁的白润生精神矍铄、谈笑风生，他说自己的身体是“逆向发展”：年轻时未老先衰，老了却老当益壮。访谈末了时，他感慨道：“我们这代人确实是党怎么说就怎么做，老老实实听党的话，老老实实按照国家的要求去办。国家的发展必须得靠年轻人，所以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不要去追求过往云烟的虚浮名利，得把青春真正献给自己的国家。” 从贫穷凋敝的旧中国一路走来，白润生可谓遍尝了生活的磨砺和苦头，然而透过他对过往的回溯，苦难似乎不是回忆的主题，相反，却满是遍布人生的惊喜、感恩和知足。就像他在少数民族新闻史这片无穷广袤却相对偏僻的园地中勤勉、高产与乐此不疲的坚守，相信在中国新闻学术史的集体记忆与书写中，那张属于白润生的画像，纵然平实、谦谨，却终将不会被忘却、不可被绕过。 新闻史论文: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新闻史教学探讨 摘 要 中国新闻传播史是新闻传播学科的专业基础课，自中国新闻教育开创之始，就已有相关的新闻史课程。但现今新闻传播史课程却成为让学生生厌而疲倦的课程，如何改善这一状况。应建构不同范式下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拓宽学生社会文化视野；以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新闻人物、事件为核心的专题式情境教学，加深学生社会文化认识。 关键词 中国新闻传播史 教学 社会文化 情境教学 中国新闻传播史是各大学新闻院系的新闻传播专业基础课，自中国新闻教育开始创办之始，就已有相关的新闻史课程的教学。戈公振的新闻史教学及其在教学基础上的专著《中国报学史》，成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闻史教学初步确立的标志。迄今已近百年，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教学与研究成果丰硕。 但笔者在近几年的中国新闻史教学中，愈来愈感到诸多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史，基本上是依循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线索进行叙述。当然这一叙述的范式能清晰抓住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的脉络，而在具体教学中，若完全遵循这一线索讲述，课堂大多流于平淡乏味，一则学生觉得与自己熟知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似曾相识，缺乏新鲜感；二则条线的叙述也使教学内容缺乏血肉感，不够丰满。怎样改善这种教学现状，我们在教学实践中，试图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视野下来关注新闻传播事业在宏大社会背景下的历史进程。 1 建构不同“范式”下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拓宽学生社会文化视野 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并阐述的，他认为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特殊的内在结构，而体现这种结构的模型就是范式。①中国史学研究与范式结合，现存两种主流范式——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还有一种今年来兴起的民族国家范式。在中国新闻史的叙事中，同样存在着这几种范式的影响，但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革命范式的中国新闻史叙事。 中国近代史的革命范式在20世纪50年代基本定型，这种范式以两大基本矛盾为核心来建构中国近现代史，抓住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社会矛盾，但难免将纷繁复杂的历史图景单一化，新闻人物简单化。而这一范式在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史的叙述当中，也占据主流地位。大多数的中国新闻史传播特别是近现代部分的叙述，也以革命斗争为主线。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传播史》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丁淦林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等，是目前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通用的主要教材。在这些教材中，新闻事业史的叙述主要以革命战争为节点，如五四时期的新闻事业、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大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十年内战时期的新闻事业、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等，革命战争成为新闻传播史叙述的主线。 在课堂教学中，若以革命战争为主线来讲述新闻传播史，学生因在高中时期经历了这种线索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记忆，虽主要讲述新闻事业变迁历史，但因历史基本主线一样，学生仍会感到重复与单调，难以提起兴趣。因此，在教学中应打破一种范式的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尝试建构多种范式下的近现代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 在讲授、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传播史时，打破单一革命范式的叙述，以现代化范式来叙述与评价这一时期的新闻人物与新闻事件。而其中《新民丛报》与《民报》关于“改良”或“革命”的论争，传统革命范式的叙述则是阐述了两报围绕改良或革命的论争，最后改革派的《民报》在论战中获胜。但历史都是多维度的，以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来看，当时改良派尤其是梁启超的改良思想、立宪主张在当时亦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因此，课堂教学中不仅仅拘泥于论争本身，而是拓展到那一时期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让学生更深入地去探究事件背后的纷繁而多变的历史。 另外，自民国时期至新中国成立三十余年间的新闻传播事业史，革命范式的叙述主要关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报业，而往往不太关注当时国民党报业及民间报业。而若从民族国家范式考量，这三十余年间的现代媒介在建构民族国家历史上的意义不容忽视，因此不管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报业、国民党报业或民间报业，在塑造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上可谓功不可没，学者李彬就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将这三十年的新闻历程归结为一部“三国演义”。②因此，这一时期新闻事业的教学也应在精彩纷呈的民国时期新闻人和事中展开。 2 以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新闻人物、事件为核心的专题式情境教学，加深学生社会文化认识 新闻传播史是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内容丰富多彩，有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范成江等新闻人物，也有许多重要的新闻事件，以及《大公报》、《申报》、《良友》等成功的报业，但囿于中国新闻史授课的学时数，（大多数新闻院系都只有一学期32或48的授课学时），而且多数教材也受篇幅的限制，对一些重要的报业及新闻人只是概要叙述未能详细展开。纲要式的叙述难以激起学生学习与探究的兴趣。 基于以上认识，在课堂教学中选取有代表性的新闻人与报业单列出来作为学生讨论的专题，是提高学生兴趣及深化社会文化认识的有效方式。如梁启超专题、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是近现代中国新闻传播史我们重点选取的两个专题。 梁启超，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启蒙家。他在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发挥了第一启蒙家的作用，他的办报经历及在报刊刊载的大量政论文章在其中功不可没。从梁启超个人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轨迹。③因此，对于梁启超这个专题的教学，首先推荐学生阅读谢玺章著的《梁启超传》一书，并结合观看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的专题节目《回望梁启超》，让学生对梁启超的政治及办报活动和思想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同时结合《文人论政》一书引导学生阅读并进行思考：中国文人政论报刊的传统、中国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等问题。以梁启超为核心，从社会文化的层面观照了近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多个方面。学生在大量的课外阅读及思考中，也自然地将新闻人及新闻事件置于宏大的历史社会大背景中去分析，逐渐认识到每一段历史时期的人和事都不是孤立的，都应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境去认识。 如果说梁启超专题是以一个人的历史来牵动一个时代，那么另一个专题“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则是由一个时代来牵引出一个个精彩的新闻人物与新闻事件。1930年代前后十年（1927-1937）被称为民国时期的“黄金时期”，这十年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有一定成就，新闻出版系统如报纸、广播、杂志都在这一时期都迅速发展并兴盛起来。④该专题对学生的要求不同于梁启超专题，它是开放式的，没有指定阅读的书籍或观看的视频，而是由学生在了解1930年代的时代背景之后，找寻自己有兴趣的新闻人物和故事在课堂上与同学分享与讨论。结果发现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被调动起来后，学生找寻的1930年代新闻人和新闻事件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学生在图书馆民国时期数据库中搜寻到民国报刊，从《广州民国日报》的查阅中大量知识分子的参编辑与投稿，联想到要去探寻当时知识分子与媒介之间的关联，这是学生社会历史认识的提升，不局限于寻找史料，而能从史料中有思辨性的认识与思考，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我们新闻传播史学习中需要培养的学生的思辨思维，非固化地去记忆单个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能联系前后的社会历史背景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以上两个有代表性的专题教学，梁启超专题将个体人物融入到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深入讨论，“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专题则是从大的社会背景出发去找寻个体人物和事件，两个不同的面向，但都透过社会文化的视野加深了学生对新闻传播史的深入理解与思考。 3 思考与结语 新闻传播的历史与人类社会历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新闻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孤立的。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教学中，避免知识灌输、线性的教学模式，不再只强化学生对新闻知识的记忆。让学生在新闻史的学习中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有兴趣地去自主学习并思考。这应该成为新闻传播史教学追求的目标。而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授课的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努力、良性互动。 我们以上在中国新闻传播史教学上的社会文化视野的拓展，通过专题讨论与学习深入社会历史的认识，都只是初步的尝试。虽感觉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都颇有触动与收益，课堂效果有一定改善。但中国新闻传播史作为一门让现今很多学生无奈而疲倦的课程，从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上确实需要重新思考，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新媒体时代的要求。 新闻史论文:试论《大公报》在近代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 【摘 要】《大公报》自创刊以来，受到海内外的广泛关注。不止由于其为民族解放和独立所表现出的爱国情怀，更因为它关注新闻本质的专业精神。一份《大公报》留给中国近代新闻事业许多可借鉴的瑰宝，受人传颂。 【关键词】《大公报》 四不方针 爱国抗战 人才培养 《大公报》自1902年创刊至今，历经百余年沧桑巨变，依然活跃在中国报界。1926年9月，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以“新记”名义接办《大公报》，并逐渐使她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报刊之一。从复刊后销售不足2000份，短短5年时间，日销量就高达50000份。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评价说：“《大公报》的100年可以涵盖中国的20世纪，从第一期到现在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这份历经百年而不衰的报纸，对中国新闻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四不方针”尊重新闻客观性 1926年9月1日，《大公报》登载了张季鸾的《本社同人志趣》一文，奠定了她“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精神。“四不方针”不仅更加深刻地解释了“大公”的含义，还明确体现了对新闻客观性的尊重。胡适在1931年5月《大公报》发行第10000号时发表题为《后生可畏》的评论，称其“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胡适这样说的原因，就在于《大公报》坚持了两个底线：登载确实的消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 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最重要的两类报纸分别是商业性报纸和政治性报纸。纯粹的商业性报纸片面注重发行量，忽视了报纸本身的思想和责任，没有对社会起到舆论监督、上传下达的作用，无法维护劳苦大众的利益，促进中华民族的复兴；纯粹的政治性报纸旨在宣传其代表政党的利益，无论是早期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宗教类报纸，还是中国先进资产阶级为救亡图存所办的报纸，都是为了维护社会上层利益，终沦为宣传工具。但《大公报》的出现打破了这一传统，特别是在新记《大公报》时期，在“四不方针”的指导下，她从经济上看是商业性报纸，自负盈亏，靠报纸的销售额和广告收益维持报馆的经营；从内容上看是政治性报纸，坚持“文人办报”、“文人论政”的原则。正是这种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高度的独立，才使《大公报》能一直围绕着“大公”的立场不偏离，并主张报纸是公共空间，是天下公器，不代表一人一派的利益，要站在人民和国家的立场上，领导和凝聚国人。 “四不方针”从根本上维护了新闻的客观性，坚持“四不方针”就杜绝了主观臆断的不实报道。“不党”不是不谈论政治，不关心国事，而是单纯地站在公民的立场上发表意见，还原事实的本来面目，没有成见，没有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从中立的角度，以利于国人的方式来言政治，就与商业性报纸有了根本上的区别；“不卖”就是“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不接受政治方面的入股投资。政治性的报纸受到政党的扶持，难免受到政党思想的影响，从而丧失了报纸客观、自由的报道形式。划清与政党经济上的利益，维护了新闻事实的客观性，保存了“天下公器”的精神；“不私”，只为成为公众喉舌服务，不谋取一己私利，面向全国，服务国人，起到上下沟通的作用。使百姓了解国家上层大事，让决策层了解百姓疾苦，客观、公正地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维护自身权益；“不盲”以不愿陷于盲从、盲信、盲动、盲争为根本，不放弃报纸的社会责任，发表深入、独到的见解和评论，不盲目发表意见，重视多元化的意见，以“不党、不卖、不私”为立场定位，维护社会公众利益。 二、“国家至上”，爱国抗战 在《大公报》百余年的历史中，抗日战争时期的影响最大。因为她坚持“四不方针”，坚持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独立，坚持在报道中尊重新闻的客观性，时刻把国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全面、理性地向国民剖析日本在华的恶劣行径，成为中国人民了解国恨家仇的重要窗口，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 办报早期，她反对沙俄军队强占辽东半岛、觊觎东北地区铁路权，她反对日本当局强迫中国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1919年，胡政之作为唯一的中国记者采访了巴黎和会，以中国人的视角，记录下当时中国外交的无能。抗日战争时期，新记《大公报》更是在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的领导下，用铿锵有力的社论表现着坚决的毫不动摇的抗日态度。王芸生广泛搜集资料，刊发文章，开设了《中日关系六十年》栏目，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觊觎中国、侵犯中国的历史作了深入的剖析。 1931年9月18日凌晨，《大公报》最早刊登了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报道：“昨夜十一时许，有某国兵在沈阳演习夜战，城内炮声突起，居民颇感不安。”虽在抗战初期，出于对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和形式的分析，她反对立即开战，但这都是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她强调的是“明耻教战”，是要先让国人对战争有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因而能够奋勇向前，杀敌取胜。但当七七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开始，《大公报》坚定地主张奋起抗战，要“和日阀撕拼”，“不胜不止”。她以“天下公器”为己任，站在人民和国家的立场上，领导和凝聚国人，将负责任的大报形象，展示在国人面前。 《大公报》的爱国行为远不止坚决的抗战态度，更有对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哀鸣。1942年河南大旱闹灾荒，数以万计的灾民饿殍遍野，只得举家逃难，靠树皮、野草营生。王芸生在读完记者张高峰写的通讯《豫灾实录》后情绪激昂，写下《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他在社评中回忆了杜甫《石壕吏》中所描述的悲惨景象，与当时河南的灾情相呼应：灾民卖田卖人去逃荒，却仍被苛捐杂税所纠缠。号召重庆人民向灾区捐款捐物，表现出“本报愿意尽收转之劳”的大报姿态。事实充分，言辞恳切，文章一出，便洛阳纸贵，人们都为河南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所动容。可是对这“家难”的评论却激怒了，令《大公报》“停刊三日”。可也正是这敢直言、负责任的大报形象，才配得起“大公”之名，才是她坚持“四不方针”的具体写照。 三、关注新闻人才培养 曾总结过《大公报》的历史贡献，他指出一是爱国抗战，二是为中国的新闻事业培养了很多的人才。英敛之、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徐铸成、范长江等等这些杰出的新闻工作者都有在《大公报》的工作经历。 《大公报》之所以能培养出许多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与她秉持“四不方针”，主张“文人论政”的作风是息息相关的。她珍惜报馆的声誉，坚持高格调，有政治担当。不仅靠鲜明的观点立场来赢得观众，更勇于评论政治，勇于为天下先。拥有深厚民族情感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以“解天下之忧”为己任，真正践行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伦理道德，用手中的笔杆捍卫了自己公众喉舌的地位。 留日接受过资本主义教育的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对报馆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吴鼎昌一人筹措报馆资金，胡政之、张季鸾以劳力入股。吴鼎昌担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三人共同负责社论的编辑，根据事实商榷最终编写方案，若三人意见出现分歧，则以张季鸾为主。如此制衡、民主的个人分工工作模式，对旧中国传统封建形式的报馆运行模式是很大的挑战。一心想要冲破封建旧枷锁的中国知识分子，凭借自身的能力，到编辑部接受训练，从底层做起，逐渐成为报社的经理、副经理等骨干力量，民主化经营的理念逐渐渗透到报馆的每个角落。 知人善任，体恤员工是《大公报》培养众多新闻工作者的重要手段之一。首先作为报馆经营者的胡政之和张季鸾，本身就是当时中国新闻界中的优秀人才。胡政之是新闻工作的全才，有很强的新闻敏感和搜集新闻线索的能力，采访过许多重大战役，对报纸的采编工作十分了解。张季鸾从很早就开始办报，曾在多家报纸担任主笔，虽年幼口吃，体弱多病，但“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次，管理者非常重视人才的引进和培养。茶叶铺学徒出身的王芸生，因为1929年和张季鸾打笔仗，受到了张的注意，并亲自接到报馆入职。当时还在北京大学读书的范长江，由于经常在报纸上刊发文章，又在1934年生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地质学会学术讨论会的情况，受到胡政之的赏识，逐渐进入《大公报》工作，刊登成名作品《中国的西北角》。每个新加入的记者，报馆会要求他们全面发展，掌握编辑、经营上的多项工作，给予他们完全的信任。第三，管理者不但培养人才，更懂得保护人才。当报道文章出现问题，政府官员怪罪下来，胡政之一律以“他是我们的人，文章在我们报纸刊载，一概由我负责”回答，首当其冲。避免让记者受到伤害的同时，也聚拢了人心，让他们能够安心工作，深入挖掘事实真相。第四，根据贡献安排工作，看重人才的实际效用，关心记者生活，防止人才流失。记者因家庭情况在外接揽工作时，报馆并不深究，而是看重人才的能力，增加报酬，留住了优秀的人才。对工作出色的人能过破格擢升，增加收入；对工作懒散、不称职的员工，立即解聘，肃清记者队伍。正是如此严谨的人才培养传统，才能使《大公报》百年来生生不息，人才济济。 《大公报》1941年5月荣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优秀奖。1980年被联合国推荐为全世界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2001年获得香港2000年新闻大奖和写作与版面设计冠军。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公报》以其“大”、“公”形象，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独树一帜，标志着中国报业经营走向成熟，是中国报刊新闻发展的缩影。虽然现在对她的局限性还存有争议，但我们不能忽略一点：在当时狭隘、混乱的中国社会中，《大公报》坚持独立的形象给中国新闻界、甚至中华民族都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将自家报馆管理好，才能在社会中拥有良好的口碑，才不至于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责编：叶水茂 新闻史论文:突破口在哪里 近日，记者采访了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博士生导师赵玉明教授。他就我国新闻史的研究以及中国新闻史学会的情况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研究新闻史的现实意义 记者：当前，新闻传播业某种程度上存在着“重业务、轻历史”的倾向，新闻传播业界也有少数同志对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不够重视，您能否谈一下新闻传播史学研究与新闻业务的关系？ 赵玉明：简单地说，没有历史就没有今天，没有历史也就没有未来。有了历史，研究现状就有了深度。人类从来都很重视研究自身的历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只有认真研习历史，才能真正懂得天下兴亡的规律，才能了解所从事行业的发展趋势、盈缩进退、成败得失。同样，要真正懂得新闻事业，也必须研习它的历史。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是有其内在规律的。只有纵观古今，历览中外，才能更好地把握新闻传播业的规律，并以此指导当今的新闻实践。作为一个新闻传播从业人员，要想在实践中真正有所作为，必须注重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素质的培养，对本专业、本行业的历史与现状，经验和教训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必须重视学习和研究这种规律，否则充其量只是个新闻工匠，而不是个有眼光、有作为的新闻活动家。而要真正懂得新闻事业的自身规律，必定离不开对新闻事业史的学习和研究。 新闻传播史主要研究国内外新闻传播业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规律，我国新闻事业历史久远，内容丰富，外国新闻传播业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十分发达。不论过去或现在，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它们都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值得思索的教训，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新闻传播也越来越国际化。我们必须加强对国内外新闻史的研究，推动新闻事业的深化改革，促进新闻传播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所以，加强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不仅有其长远的意义，而且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记者：您从事新闻教育工作已经40多年了，作为一个为新闻传播教育事业工作了近半个世纪的老教授、老领导，您对当前我国新闻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有何建议？ 赵玉明：我1959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来到新创办的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任教，其间还曾担任过一段分管教学、科研工作的副院长。回首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我切身体会到党对教育、对知识、对人才的尊重。对新闻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我认为应该适应这个时展的需要，既要重视知识的传授，更要重视能力的培养，“授之以渔”。 新闻人才的培养还要加强人文素质的教育，这其中包括政治素质、业务素质，也包括身体和心理方面的素质。只有提高了综合素质，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新闻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各行各业。新闻工作者要及时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中出现的各种新事物、新思想、新问题，不但要仔细观察，更要敏锐捕捉，快速反应。现在的年轻人成长环境都差不多，关键在于自己的努力，而要想干好新闻工作，就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和不怕艰苦深入实际的本领。 新闻史学的研究应力求创新 记者：当前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如火如荼，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也有一定进展，您认为未来我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应该从哪些方面突破？ 赵玉明：我想当前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应该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重视研究断代史、专题史。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不外乎通史、断代史、专题史等几个方面。其中，断代史、专题史的研究是通史写作的基础，没有断代史和个案的扎实研究，通史的研究就会很吃力。所以我希望有志于从事新闻传播史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能够在断代史和专题史的研究上下更大力气，取得更多成果。须知“学林探索贵涉远,无人迹处有奇观”。 第二是要重视挖掘新史料、新思路。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缺乏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很难进行史学的研究，更谈不上得出正确的结论。这里我要强调重视新闻（报刊）志的编篆和利用。要提到“志”的作用，史书与志书同源异体、各有特点：志横史纵、志近史远、志详史略、志繁史简。有人认为，“志书是空间史学，史书是时间史学”是有一定道理的。志书是史学研究非常重要的基础。新闻史学研究者应有“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的精神，充分利用好志书资料，以志证史、以志补史、以志正史。 第三是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应力求创新。创新要有理论指导。因此首先是重视学习新理论、新观点。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同时还应重温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有关史学研究和新闻工作的基本论述，同时还要关注现实，认真学习党和国家的最新精神，提高思想觉悟和认识。除此之外，还要向实践学习，在新闻传播实践中准确地提炼新观点，概括新经验，为新闻传播的发展服务。 从无到有是创新，从有到优也是创新，而且这个创新更难，是更高层次的创新。所以有志于研究中外新闻史的中青年学者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他们比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深厚的理论基础，可以预料我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史学会要加强与业界的联系 记者：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十多年来，在开展学术研讨、组织推动学术研究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最近一年新闻史学会又在做哪些工作？ 赵玉明：十多年来中国新闻史学会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主办和参与主办了多次新闻传播史和新闻改革学术研讨会。第二，在主编方汉奇、副主编宁树藩、陈业劭三位教授的组织下，历时10年编写了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该书填补了我国新闻史研究的不少空白，被海内外人士公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第三，多次举办新闻传播界名人纪念活动并编印纪念专刊。第四，编印出版了多种形式的《新闻春秋》。包括史学会内部出版的不定期刊物、大型研讨会后出版的研讨会论文集以及与其他报纸或杂志合办的专版或专栏。《新闻春秋》现已成为史学会的品牌。 最近一年来，史学会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首先是与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合作，编选、出版《中国新闻史学会2004年年会暨全国新闻传播史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其次是与中国记协合作，召开有关研讨会，为中国记协筹备中国近百年新闻名人展览出谋划策。目前首批新闻人物展已在中国记协新办公楼――中国新闻大厦内陈列。第三，参与筹备将于今年9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史学会还将与有关单位筹备有关研讨会。值得一提的是，受教育部高教司委托，史学会于去年7月在北京广播学院举办了“中外新闻传播史师资高级培训班”，参加授课的既有方汉奇、丁淦林等老一辈专家，也有李彬、张昆等新一代的研究新闻传播史的学者，还有来自国外研究中国新闻传播史的专家卓南生先生。讲课内容既包括上千年的报刊史、广告史，也包括仅10年左右的网络传播史，从理论到方法，从个案研究到宏观研究，有讲课有交流，是近年来高级别、高水平的新闻传播史的培训。来自全国各地几十位高校从事新闻传播史教学研究的教师纷纷表示受益匪浅，学到了“为师之道”。 记者：中国新闻史学会的这些活动对于我国新闻教育的发展、新闻实践改革的进行和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建设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请您谈谈史学会下一步对与新闻业界的交流和合作有哪些建议和意见？ 赵玉明：史学会自成立以来虽然主要成员和活动范围是以大学的新闻院系为主，但一直与新闻业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史学会的工作10多年来也一直得到新闻业界多方面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鼓励。我们研究昨天和前天的新闻史，也是为了当前和明天新闻事业的发展。2002年史学会主持在暨南大学召开的年会把新闻改革的研讨与新闻传播史的研讨紧密结合在一起举行，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与会者反映，这样的会，既重视历史，使现状研究有了深度；又关注现实，使历史研究有了活力。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和新闻媒体、新闻院系寻求合作，举办类似的研讨会。 史学会联系着全国著名新闻院系的新闻传播史方面的学者、专家，拥有丰富的中外新闻传播史的学术资源。全国记协正是看到了我们的这一优势，双方合作筹划了新闻名人展。据我们所知，不少省级党报（报业集团）受当地党委宣传部门或政府的委托，正在编纂地方新闻志（或报刊志）。史学会非常乐意在这方面与有关党报（报业集团）展开合作，为编纂新的地方新闻（报刊）志助一臂之力。 《新闻与写作》已创办20多年，是一份在全国特别是在北京地区有影响的业务刊物，我十分感谢贵刊的此次访问。这也可以说是史学会与新闻业界合作的一种形式吧。我注意到最近贵刊连续刊登了史学会的创办人和名誉会长方汉奇教授的文章。今后，我们可以有组织有计划地为贵刊提供稿件，也可以考虑合办关于新闻传播史方面的专栏或研讨会、培训班等。总之，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合作，将会使我们新闻史上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使我们新闻史上的名人业绩广为人知，为深化新时期的新闻改革和办好新时期的媒体服务。 新闻史论文:以本体意识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史 【摘 要】当代中国新闻史应以“本体意识”为学科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它要求以新闻业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本文以刘家林新著《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为例，剖析“本体意识”在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史中应体现在研究立场、思路框架、个案分析和历史评论等方面。 【关键词】本体意识 中国新闻史 新闻著作 在新闻学界，当代中国新闻史是指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新闻业演变、发展的历史。近几年，《新闻大学》和《国际新闻界》等新闻传播学期刊曾先后多次开辟专栏讨论共和国新闻史的研究方法和范式问题，为该领域的研究提出了不少开拓性思路。 在众多探讨方法论的意见中，强调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为绝大部分方家所认同。其实，复旦大学宁树藩教授早在1997年首次明确提出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在当时引发学界的热烈讨论。2007年在《新闻大学》杂志组织的专题讨论中，吴文虎教授认为，要建立新闻史具有自身特性的学科系统必须强调“本体意识”。至今，强调“本体意识”已然成为大部分新闻史学者反思并实践的方向，但以此立场贯穿当代新闻通史研究的作品却不多见。最近，刘家林教授积蓄十年之力而成的120万字作品《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以下简称为《长编》），终于为这一领域渲开了色彩浓重的一笔。作为国内较早以大量史料全面展现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学术专著，理应成为共和国新闻史研究绕不过去的一幅历史长卷。 以本体意识建构全面框架 以宁树藩教授1997年提出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为基点，不少学者在该问题上进行过积极的探讨和延伸。吴文虎教授指出，“本体意识”要求我们以新闻事业本身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各种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①简言之，新闻史研究需凸显自身的独立性和主体性，要立足于本学科的立场和领地，而不是让新闻文本仅成为其他学科的材料和论据。 以本体意识探讨当代中国新闻史看似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却颇有难度。在较长时间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无论在历史分期、结构思路、事件和人物评说等方面都存在着以革命史为蓝本的状况，只看到与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相关的新闻场景，对新闻事业的自身发展规律却视而不见。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已从新闻传播的专业视角进行开拓，刘家林的《长编》也正是以当代中国新闻史为研究对象，以新闻本体意识为主导的一部专著。 由于此前记载当代中国新闻通史的学术作品较为罕见，所以《长编》对这一发展阶段的历史分期、史料钩沉、体例设计都是一大创新。全书共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三章讨论从新中国成立到“”时期的新闻传播业；下册四章分析拨乱反正以后到最近十年新闻传播业的最新发展动向。之所以说这部专著以新闻本体意识为主导，是因为它以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轨迹为经，以新闻政策和新闻体制的演变、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新闻观念的流变以及新闻教育事业的变迁为纬，以规整的体例全方位地对新中国新闻传播事业进行了精详的梳理和深入的分析，编织了一幅社会变迁与媒介发展交相呼应的历史画卷。 而且，作者在专著中并没有满足于自己所建构的体系，而是在展开宏大叙事的同时以新闻传播的视野探索具体的专业话题。比如，作者不仅关注传统的新闻媒体，还对伴随社会变迁而出现的各种媒体现象进行探讨，这些“另类”媒体和相关组织的研究不仅扩大了我们对新闻传播学中一些基础概念的理解，还为中国新闻史研究提取本土理论提供参考。比如，提倡创新研究范式的“新新闻史”观点认为，在研究中不仅要重视对新闻文本的分析，还需注意对新闻生产的个人、组织及其相关因素进行考察，以便全方位地展现新闻事业与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②《长编》也着意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在回顾当代新闻评论史时，作者敏锐地关注到“写作组”的独特现象，并从“马铁丁”及主要成员开始，到“龚同文”及各省省委机关写作组的组建，详细勾画了“写作组”这种与中国政治宣传紧密相连的传播组织的源流演变及与政治集团的复杂关系，以新闻传播现象为基础开拓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领域。 以精耕细作钻研历史个案 新闻史专家方汉奇提出新闻史研究应多从个案入手③。从当代中国新闻史的情况来看，个案研究的确有利于拓展学科研究深度，夯实学科实力基础。 个案研究本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新闻史的研究个案可以包括某个媒体、某位新闻工作者、某次媒体事件，甚至某篇重要的新闻报道或评论等。而一个个案研究的学术价值，往往取决于全面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严密的逻辑论证和客观严谨的结论。从学术史来看，某些个案研究往往更容易成为影响深远的新闻史研究成果。 尽管《长编》是一部中国当代新闻通史，要在整体框架上做到规整、全面已经很不容易，但作者并没有因此而疏忽对个案研究的精耕细作，而是对重要个案进行追根探源。个案研究是《长编》中每一章节最基础的组成部分，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全书设专题讨论的个案超过百个，强调个案分析是这部通史在研究方法上的最大特点。为了对当代中国新闻史上的重要个案追溯源流，考辩真伪，作者在材料搜集上狠下了一番功夫。他倾注十年之力从全国各地的图书馆、新闻院系的资料室搜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其中还包含不少曾被人口口相传却绝少能接触到的“孤本”文稿，让读者倍感珍贵。而且，作者对重要个案的分析和论证相当严谨，全书七章连同绪论都作了大量翔实的注释，旁征博引，几乎每章注释都在130个以上，甚至有一章多达274个。 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进行个案研究时，十分注重采集和使用口述史材料，为日后的研究积累下丰富素材。当代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个有利条件是，很多重大新闻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仍然在世，通过口述史的方式保存大量第一手材料，可以为解读新闻文本背后的运作方式、来龙去脉提供重要文献，能使新闻史研究达到单纯依靠文本所无法达到的广度和深度。例如，在记述《南方周末》的发展史时，刘家林通过亲自与其首任副主编左方进行访谈，以口述史的方式详尽记录下这份在近30年的中国新闻界具有标杆意义的周报的诞生、改版和转型的全过程，以真实的史料揭示了这份报纸在成长变化过程中的诸多内幕。 可以说，这些附有详细注解的个案研究不仅是研究者值得保留的宝贵资料库，更是后学者系统而深入地认识当代中国新闻史的重要参考。《长编》以个案为中心对史料进行的精心梳爬，引导读者在通史中探究每个历史阶段的源流变革。这种兼顾宏观理论和微观史料的做法，把作者对材料和事实的控制力与表现力体现得淋漓尽致。 以专业角度巧提中肯评价 以往中国新闻史研究缺乏本体意识，还表现在评论的意识形态倾向，缺乏从新闻业自身出发去对新闻史进行客观的评价。这样做的后果往往是导致新闻史研究简单追随革命史走向，使本已不十分丰厚的出自本土经验的新闻史和新闻学理论更显薄弱。 以专业视野对当代中国新闻史进行中肯的评价，不仅要以大量史料来逼近历史真相，还原历史过程，还要有针对性地对中国新闻媒体的传播手段、具体业务及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进行深入细致的解读和阐释。从这个角度来看，《长编》不仅重视占有大量原始材料，在评价时还紧密结合新闻传播理论和社会历史背景，甚至把作者的切实感悟贯穿于评论当中，而且观点含而不露，论从史出，体现了一个新闻史学家严谨而坦诚的研究态度。 这部专著的“本体意识”还体现在对当代中国新闻史的断代问题上。一般而言，大部分中国新闻通史会把1949年共和国成立作为划分当代新闻史的起点。但《长编》通过梳爬重要的纲领文件，研究解放前夕中国新闻业的实际操作，提出这一分期的截点应以1948年三大战役为始。作者认为，中共中央早在1948年11月就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区党委和市委”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的通知，它对旧有新闻事业及其工作人员的评价和处理办法已提出了具体的方针和原则，有关新闻业的改造已经启动，因此，从新闻业的发展规律看，这一文件的颁布对新闻业后来的路径选择相比新中国成立更具意义。 结语 从《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所带来的启思看，“本体意识”所强调的学科独立性和专业性至少可以体现在研究立场、思路框架、个案分析和历史评论等方面。诚然，新闻史的“本体意识”需要在更广阔的领域中进行开拓，正如该书在对近10年新闻媒体体制改革以及新技术对传统媒体的影响方面仍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这并不妨碍作品在新闻史研究中的分量和温度。刘家林教授在新闻史领域辛勤耕耘30载，他在后记中记述自己以“透支”生命来换取这部作品诞生。而这部作品的生命力也正是源自作者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笃实积累和深刻体察，也源于他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和执着追求。正基于此，《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乃是一部值得向同行业推荐的优秀作品。 责编：周蕾 新闻史论文:新闻史论领域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研究 [摘要] 我国的新闻教育高耗低效的现象长期存在,其主要原因是观念的落后性――我们认为新闻教学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采写编评、摄录编播的能力,而忽视对学生创造思维、综合素质的培养。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远不只是具有文化知识和俯首贴耳的劳动者。创造性思维教学的实施,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很高的效率。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培养精英人才的关键。本文借鉴国外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在新闻史论教学中探讨培养创造性思维的方法。 [关键词] 创造性思维 教学模式 新闻史论 精英人才 当今社会,创新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与重要源泉。随着我国教育的不断深入发展,培养学生创造力的问题得到广泛重视,而创造性思维能力是构成创造力重要因素。合理借鉴中外教育教学的优秀成果,探索一条生动活泼、主动发展及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路径是目前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 1941年,A•F•奥斯本出版了《思考的方法》,首创“智力激励法”(brain storming),成为创造学的创始人。创新理论发展到今天,已经涉及到了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什么样的思维是创造性思维呢?必须知道它的重要属性――新颖性和自主性。通俗的说就是能够独立地提出或解决新问题、新思想、新方法。通过这一思维,不仅能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而且在此基础上能产生出新颖、独特的东西。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独创性――思维不受传统习惯和先例的禁锢,超出常规。二是求异性――思维标新立异,“异想天开”,出奇制胜。三是联想性――面临某一种情境时,思维可立即向纵深方向发展;觉察某一现象后,思维立即设想它的反面。这实质上是一种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的思维的连贯性和发散性。四是灵活性――思维突破“定向”、“系统”、“范式”的束缚。遇到具体问题灵活多变,活学活用。五是综合性――调节局部与整体、直接与间接、简易与复杂的关系,在诸多的信息中进行概括、整理。 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首先必须转变我们教师的教育观念。在具体教学中,我们应当从以传授、继承已有基本理论和知识,知识为中心,转变为着重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创新精神。当然,我国教育在基础知识讲习、基本技能训练上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但受到的影响,对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不足。“应试教育”导致学生逐渐丧失了创造的欲望与能力。因此,只有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才能使他们拥有一套运用知识的“参照架构”,有效地驾驭灵活地运用所学知识。创造性思维是由多种类型的思维在创造活动过程中的一种有机结合。人的思维活动有自觉的显意识的思维活动,有不自觉的潜意识型的思维活动;有形象思维活动,有抽象思维活动;有经验思维活动,有理论思维活动;有周密而严格的逻辑思维活动,有不按逻辑规律的非逻辑思维活动;有精确思维活动,有模糊思维活动等。创造性思维的方向主要有发散与收敛、纵向与横向以及逆向思维等。这几种思维方向既对立又统一,相辅相成,共同完成发现问题、确定问题、解决问题以及评价等一系列创造性思维活动。 关于创造性思维及其能力培养的研究,我国新闻界以及许多教育发达的国家均有较多论著,但对于传播史论教学中创造性思维的探讨与研究成果则不多。本文尝试通过文献法、调查法和个案研究法等,构建一套较为实用的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方法体系。 我国的新闻教育高耗低效的现象长期存在,其主要原因是观念的落后性――我们认为新闻教学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采写编评、摄录编播的能力,而忽视对学生创造思维、综合素质的培养。往往认为,理工科可以有发明专利、数学思维是创造性等,新闻是“有闻则录”而已等,而忽略了当今新闻传播的策划、创意,栏目设置、版面编排的创造性,如:美国对丰田汽车的系列报道,其时机、力度、层次等都有极强的创造性思维的活动。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集中体现了创意=创异+创益的原则。其实,不论是理工科还是艺文科,都是在创造性思维的基础上进行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说:“要想在科学上取得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会与别人不同思维的方式,”雕塑大师罗丹如是说:“艺术活动如果离开了创造,那么艺术也就不能称之为艺术。”理工科与艺文科,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意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在山脚下分手,在山顶上会合”。 一般人认为创造性思维是与生俱来的,但在我的导师、大连创造学会会长王续琨及受邀来连演讲的中国矿业大学庄寿强教授的影响指导下,我们却有了不同的想法。认为人的创造性思维是可学、可练的。 在国内外,已经产生了若干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所谓教学模式是指在一定教育思想指导下,建立在丰富的教学经验基础上的,为完成特定的数学目标和内容而围绕某一主题形成的比较稳定且简明的教学结构理论框架及其具体可操作的实验活动方式。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为培养创新人才,在创造性思维教学实践活动中,提炼出来的符合创新教育思想的教学模式。目前,主要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有:吉尔福德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帕尼斯创造性问题解决教学模式,泰勒发展多元才能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威廉斯创造性与情致教学模式等等。 吉尔福德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特别强调知识基础、思维运作、问题解决,强调启发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 帕尼斯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教学模式强调以系统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特别是问题解决者在选择或执行解决方案之前,不断产生发散性和收敛性思维,尽可能想出多种多样的方案,最终选择最好的、最独特的、最能被接受的方案去实施。帕内斯认为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教学有六大步骤:(1)发现困惑;(2)发现事实;(3)发现问题;(4)发现构想;(5)发现解答;(6)寻求接纳。 泰勒发展多元才能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强调“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具有某种才能”,教师要把它挖掘出来、愉快体验,以开放性、发现性、自由选择性以及多样性的方式进行。泰勒认为与创造性关系最密切的才能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创造才能;(2)决策才能;(3)计划才能;(4)预测才能;(5)沟通才能;(6)思维才能。泰勒多元才能发展的创造性教学模式共有8个步骤:(1)呈现思考的情境或问题;(2)给予学生充分思考的时间,并列出主意;(3)提供一个分享、修改及改进主意的环境;(4)提供酝酿的时间;(5)让学生分享新的主意;(6)让学生选择最好的问题解决法;(7)让学生选择最独特的问题解决法;(8)实行该方法。 威廉斯创造性与情致教学模式提供了一种包括课程、教师行为、学生行为三维空间结构的教学模式,强调教师通过课程内容,运用启发创造性思维的策略,去增进学生创造行为,以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其中流畅的思维、变通的思维、独创的思维和周密的思维等包括了好奇心、冒险心、挑战心和想像力,关系着学生的态度、价值观、欣赏及动机等特质。能促使学生与知识、事实、资料等发生实际的联结,产生有意义的学习。 时代要求全面和谐发展的人,受到精英教育的大学生应具有更高的知识、道德、能力、技术,有更丰富鲜明的个性和情感,富有创造力,有自主、自律和团队精神,有更强的社会适应能力。这种适应能力不只是对环境和未来社会的反应性的调整和适应,而是能够极大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潜力,主动去创造环境,创造未来。国外许多研究表明:创造性思维教学的实施,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很高的效率。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培养精英人才的关键。 “传统教育及模式的弊端在于学生成为知识的奴隶,个性受到压抑,创造力难以发挥,绝大部分学生是有所学而无所用。现在的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远不只是具有文化知识和俯首贴耳的劳动者”,“整个学校的教学思想和气氛必须改变,应使学校引进一种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进程。”这是《环球时报》头版头条刊载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教育提出挑战》一文所提出的主要观点。目前,伴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困难,就业竞争日趋激烈。在新形势下,作为实施精英教育的大连理工大学,努力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创造性思维,其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不言而喻。 历史上伟大教育家所进行有效的教学,可引为借鉴。如苏格拉底的问答法,孔子的启发式,与革命初期所倡导的自学后的讨论等。我们现代的教师如若采用这几种教学方式,联合运用,则可避免注入知识的机械性,而代之以启迪思维的灵活性;所学得的知识,不仅只记忆储存,而要精选吸收,灵活运用。如此进行,学习的兴趣加浓,努力的热忱增添,自能阔步前进。 以下,笔者从具体操作层面出发,浅谈如何在比较坚硬的新闻传播史论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一、发散思维的培养 发散思维是一种定向于某个问题的答案,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途径去设想的思维方式。能拓宽思维的空间,促进创新能力的形成和提高。由于发散思维是由时间、空间、活动三维度组成的,因此可以使学生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方位去把握历史,不断提高运用和应变能力。对同一事件或同一人物进行不同评价。如曹操、梁启超。 二、收敛思维的培养 收敛思维是指思路把众多的信息引入逻辑序列之中,最后得出一结论。收敛思维的思维方式与发散思维相反,是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向将思维指向中心点,以达到解决核心问题的目的。 在史论教学中,收敛思维主要用于培养学生在历史时空框架结构中正确地实现知识定位,进行分析、判断与评述,避免孤立地掌握历史知识和分析历史问题的现象。如对于“西安事变”与《大公报》,提出问题:“如何处置”通过分析,学生明白了“西安事变”为什么需要并能够和平解决。 三、逆向思维的培养 逆向思维即是突破思维定势,从对立的、颠倒的、相反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辩论中,我鼓励学生大胆地质疑问难,标新立异,自圆其说,对学生提出的不同观点不过早地下结论,而是以主持人和参与者的角色出现。其创造性思维能力在充满生机活力的逆向思维的教学氛围中,得到了积极的训练和显著的提高。如为什么说是新华社最好的记者等。 四、多向思维的培养 多向思维是一种综合性思维,它要求多种思维形式的并列和联结,对事物进行多角度、多方面、多因素、多变量的系统考察。由于历史的多维性决定了必须注重横向联系。发挥联想,才有利于培养思维的广阔性,提高多向思维能力。 学生的联想越丰富,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就越有创见。例如,洋务运动,采取中外对比联想,在此前后,日本明治维新,德意志统一,美国南北战争,俄国废除农奴制改革,通过分析异中求同,同中找异,学生思维由发散到聚合,认识到亚洲只有日本成功的原因。而洋务运动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对当前作出思考。 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和创新品质的完善缺一不可。使学生建立起永不熄灭的创新欲望和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品质同等重要。美国心理学家斯坦伯格在描述创造性人才的个人品质时说过,伟大的创造者总是关心自己在做什么而不是考虑将要得到什么。建立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同时这种民主的教学,应有一定的原则,既不是自由放任的,也不是“独断专行的气氛”。同时,赏识评价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保证。著名作家冰心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墙角的花!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 提高教师个人的创新素质,对学生的表率作用十分突出。前苏联著名教育家沙塔洛夫指出:“教师的创造性是学生创造性的源泉”,“学生思维能力的强弱与教师创造性教学的水平,直接联系,互为反馈,相得益彰”。由此可见,教师创造性思维教学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前提。我们教师与学生还应同时追求想象能力与思维的辩证综合能力培养。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的实在因素。”丰富的想象力是智力活动的翅膀,也是创造能力的基本因素之一。另外,任何创造性活动不可能是一种与前人或他人没有任何联系的“全新”活动,只能是在前人和他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见解,产生新的突破。所谓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综合利用前人和他人的思维成果。因而辩证综合能力的强弱就成为创造性思维的决定性因素。这种辩证综合能力最主要的:一是思维统摄能力,或称分析综合能力,就是把大量散在的、星星点点的概念、“知识单元”,以及观察和掌握到的事实材料综合在一起,在思维中进行加工整理,作科学的抽象,由感性到理性,由现象到本质,由偶然到必然,由特殊到一般;二是思维辩证能力,能够客观地、全面地、辩证地思考和分析问题,不但要分析事物的正面,而且要分析事物的反面,进而把握事物的本质与必然。 最后,关于小组与个人思维效应的比重,也是教学中值得研讨的问题。脑力风暴着重集体思考,认为当一个成员提出观念时,便会刺激组内所有成员的思想,而引出各自的观念。不过,据不少的研究发现,高度创造性的人皆系独立思想家,他们的成就,多系独立思考出来的结果。这一点,也是我们具体教学实践中,应包容顾及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