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数千年来，茶与茶文化推动着我国社会文明的不断向前发展，也丰富了全世界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长期以来，人们将中国的茶文化视为道德品质的守护者，思想智慧的传播载体和健康生活的引领者。合理的引入到中小学教育当中，可以对当代中小学生的道德教育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是对传统教育方式的一种有益补充。在中小学英语教学中，除了要注重本身语言教育效果之外，合理的导入文化背景教育，对培养学生的语言素养，树立中小学生的文化自信同样至关重要。中小学阶段，学生还处于未成年人，其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心智尚未健全，对事物的认知好奇心重，辨别能力不强，总结能力差，容易形成片面化印象。因此，在中小学英语教学当中合理导入中国的茶文化，有利于提升学生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在激发英语学习兴趣，拓展文化视野的基础上，更好的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精髓所在和价值内涵。 1中小学英语教学目的 相对于高中阶段，中小学生的学习压力要轻一些，在此阶段开展英语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孩子们对英语学习的兴趣和基本的英语语言素养。总得来说，在中小学开展英语教学的目标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1激发学习英语的兴趣和热情 在小学阶段，学生没有升学压力，是开展英语教学最佳的启蒙期和兴趣挖掘期。形式新颖的英语教学模式，可以活跃小学生们的思维，更好的激发他们学习英语的兴趣。到了初中阶段，尽管英语教学的应试目的性更强些，但仍是开展兴趣教学的最佳阶段，一些英语基础差的中学生，仍可以在初中阶段发挥潜能，培养学习英语的兴趣，并保持学习英语的劲头，进一步缩小和英语基础好的学生之间的差距。 1.2保持提高英语学习的自信心 中小学生的心理特征，直接决定了其日后英语学习效果的好坏。在此阶段，学生一旦对英语学习产生畏惧或自卑心理，失去了继续学习的兴趣，将会对将来的英语学习，产生致命的严重影响。因此在中小学阶段，树立学生学习英语的自信心，保持学习英语的自信心尤为重要。在此阶段，要重视学生基础的英语语言素养，通过各种形式的口语训练，让学生“敢于张开口”进行口语交流，这对学生树立学习英语的自信心，形成良好的英语学习氛围有着重要的作用。 1.3训练口语和英语交际能力 在传统的英语教学模式当中，音标学习法极容易导致学生在没有学习英语之前，就产生了对英语学习的畏惧感。正是意识到这一弊端的出现，中小学生的英语学习模式也再进行着改善。目前，我国大部分中小学阶段的英语教育，都是以交际型教学法和情景教学为主要方式进行开展的，将英语的听、说、读、写放在首位，避免了传统的“翻译式”教学。其目的就是为了塑造一个良好的英语学习氛围，营造融视、听、说、写为一体的语言环境，锻炼中小学生英语的实际运用能力。 1.4扩展中小学生的文化视野 到了三年级以后，随着小学生对事物认知的心智不断成熟，对外界的兴趣也在不断增加，他们对一切冲满了好奇心，渴望了解熟知范围之外的新鲜事物。在此时加入母语之外的语言学习，更容易引发他们学习的兴趣和探索的欲望来。中小学开展英语教学，不仅仅是为了打下良好的英语学习基础，还是为了在提高学生英语能力的同时，对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宗教信仰、社会规范和价值体系有一定的初步了解，扩展孩子的文化视野，引发学习英语的兴趣。 2中国文化在中小学英语教学中的缺失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英语我国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出本土化特征，尤其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表现的越来越明显。其实，这也是英语传播的主要特性之一。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英语一旦在某一地区被采用，无论其目的是科学、技术、还是获得名望、地位或是现代化，它就会经受一个再生过程，部分上是语言的再生、部分上是文化上的再生”。由此可见，在中小学英语教学中导入传统文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然而事实上却是，我国的中小学英语教学，在传统中国文化上的体现却不尽如人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中国文化在中小学英语教材中的缺失 纵览我国中小学英语教材，无论是南方省份还是北方地区，多少都存在中西文化失衡的现象。在英语教材中，依然选取的是以西方文化为主的场景素材，甚至一些的确为了迎合将来的中考和高考，直接将纯正的英美中小学教材直接引进。例如“How are you?I'm fine，than kyou,and you?”的场景英语教学，已经在中小学英语教材中存在了近四十年之久。在英语教材中，过多考虑的是英语纯正的英美味道，在语言表达中渗透出十足的英美文化气息。殊不知，这样将会使得中小学生更加关注西方文化，而忽略了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很多中小学生，能够很轻松的用英语表达西方的生活场景，但用英语来描述中国东方传统文化内容，却显得捉襟见肘。中小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对他们英语素养培养的过程，同样应该照顾到中国文化的传承。我们的广大教育者应该认识到，借助英语这一语言体系，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在世界文化中占据一定的地位，并保持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2.2教师队伍实力欠缺本土文化意识淡泊 教师的教学工作有两重作用，一个是教学工作的主导者，另外一个作用就是文化的传播者。然而在实际教育中，大多数英语老师只意识到教学工作主导者的重要性，对文化传播者的教师内涵理解相对比较淡漠。党的十九以来，我国再次将树立文化自信上升到国家的战略高度，因此，如何将中国的传统文化精髓，中国的本土化文化内涵融入到中小学生英语教学过程中，是每一个英语教学工作者值得深思考虑的问题。反观我们的中小学英语教师队伍，其英语素养和英语知识的获得，是通过书本教条化的知识传递来实现的，对中小学生英语教学的开展，也都是延续了几十年来传统的英语教学模式，进行单纯的“语言教学”，而忽略了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文化感知能力和文化敏感性的培养。其产生的后果和外在表现，就是教学内容和主流文化的距离越来越远，英语教学内容与实际应用间严重脱轨，与文化融合、协同进步的社会发展理念背道而驰。 2.3传统文化在中小学生中的意识欠缺 中国传统文化在教材中的欠缺，导致的一个直接现象就是，当下不少中小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淡漠，甚至是排斥。相反，他们对舶来的一些洋节，如万圣节、圣诞节、情人节等却非常感兴趣。他们喜欢吃披萨、汉堡，反而对中国的传统食物饺子和月饼却提不起兴致来。随着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这种现象在中小学生的身上体现的越来越明显。诚然，引进外来文化，让中小学生了解外来文化是十分重要的，但一味地盲从和崇拜外来文化的做法，却偏离了现代教育多元化的初衷。我们在积极引进西方文化的同时，也要同时兼顾到中国传统文化在教学领域中的渗透。作为中小学的英语教育工作者，不但要重视英语语言特性上的讲解，还要关注英语教育的价值取向，在不影响外来文化准确传播的前提下，加强本土文化在外来文化中的导入和渗透，培养和帮助中小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增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培养和树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心。 3传统茶文化在中小学英语教学中的导入路径 中国的传统茶文化，在其漫长的发展历史过程中，充分融合了我国儒释道三家文化体系的内涵和精髓，是我国劳动人民几千年来智慧的结晶和体现，包含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智慧法则。至今对人们的思想道德行为，还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中小学英语教材中导入中国传统茶文化，对平衡中西方文化比例、树立中小学生的文化自信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明确了中小学生英语教学的目的，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在英语教学中的不足之后，本文将提出以下几条建议，希望能为中国传统茶文化在中小学英语教学中的导入和应用，提供些许理论上的帮助。 3.1优化英语教材导入传统茶文化知识 英语教材是英语教学的核心工具，是文化的载体，同样也对中小学生的价值取向起到了引导性作用。我们的英语教材编撰者，既要包括语言和翻译专业人才，还应该有中西方文化的研究学者。通过集思广益，通力协作，进行合理的教材内容设置，平衡中西方文化在教材中的体现。在教材编写内容上，增设对中国茶文化的文章和内容，由浅入深的给小学生介绍中国茶文化的内涵所在，从而实现在跨文化视野下，提升用英语来表达中国茶文化的意识和能力。在跨文化交际的角度下，让中小学生更好的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灿烂所在。 3.2扭转教学思路增加教师茶文化素养 教师是知识的传播者，是培养优秀英语人才的根本条件。教师自身的知识构成和知识素养，会对学生产生无形中的影响。在中小学英语教学中导入茶文化，首先要求我们的教师队伍要扭转教学思路，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形成自己坚定的文化立场和信仰。通过各种渠道，对中国传统茶文化进行系统的学习和研究，对茶文化中的一些特有名词进行科学的翻译，并传递给广大的中小学生们。此外，还要对西方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在跨文化的角度上，对中西方文化进行对比和深刻理解，客观公正的看待文化之间的差异，从而引导广大中小学生，树立平等的文化交际意识。既不盲目崇拜西方文化，又能在超越文化狭隘界限的基础上，合理认识并解决文化冲突，从而实现不同文化的融合。 3.3拓宽教学渠道实现传统茶文化融合 拓宽教学渠道，同样是现代教学改革的一个方向。传统的填鸭式课堂灌输教学形式，已经不能满足当代的教学目标。开辟多种丰富的教学模式，能够很好的将中国的茶文化引入到英语教学当中。如在课堂上播放包含中国茶文化的英文电影片段，以茶作为载体，可以让学生们直观的感受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再如利用多媒体数字手段，互联网的技术，让学生们更为直观的、全面的了解中国的茶，了解中国的茶文化内涵，认识中国茶文化在英语环境下的改变和发展。从而实现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融合，增强中小学生对中国茶文化的英语表达能力。 4结语 一再强调，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处的精神需求。中国的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要不断推陈出新、古为今用。中小学阶段，是一个人心灵最纯洁的阶段，也是接受传统文化教育最好的阶段。在中小学英语教学中，除了要进行基础的语言教学工作外，还要兼顾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和融合，从而能为中小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培养坚实的文化自信做出应有的贡献来。

浅谈排水工程师的现代设计意识:给水排水工程专业卓越工程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初探 [摘 要]给水排水工程专业的“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是今后给水排水工程专业办学理念转变和教学思路改革的主导方向。给水排水工程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包括学术性标准和职业性标准。作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的基本要求，如何建立卓越工程师人才培养模式是摆在每位大学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道全新的难题。 [关键词]卓越工程师 给水排水工程 人才培养模式 教学方法 一、前言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实施卓越工程师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是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主要内容之一”。2010年6月，教育部在全国开设工科专业的1003所本科高校中批准了61所高校为第一批“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以下简称“卓越计划”）试点院校，其中给水排水工程专业“卓越计划”的高校共有4所。[1]经过几年的发展，全国现已有10余所大专院校开展了给水排水工程专业的“卓越计划”，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这其中除了既包括同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等老牌重点院校外，也涵盖了诸如山东建筑大学、安徽建筑大学、天津城建大学等新兴力量。可以看出，给水排水工程专业的“卓越计划”是大势所趋，也是今后给水排水工程专业办学转变理念和改革教学思路的主导方向。 创办于1952年的武汉理工大学给水排水工程专业有着长达60余年的办学历史和较为丰富的培养经验，曾被誉为全国高校给水排水专业中的“老八校”。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对人才需求的不断变化，大学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发生了较大变化，我校给水排水工程专业在全国的排名和影响力已今不如昔。为了贯彻落实纲要精神，配合教育部开展的高等学校“卓越计划”，我们以培养造就具有创新能力、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给水排水工程技术人才为教育目标，对给水排水工程专业卓越工程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进行了研究，力争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发展和壮大我校的给水排水工程专业。 二、给水排水工程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标准 “卓越计划”是对创新型人才培养的一种新探索，重在提升学生的工程素养，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工程设计能力和工程创新能力，是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和创新。[2]其主要目标是面向工业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造就一大批创新能力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质量各类型工程技术人才。[3]与此同时，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也是保障和评价教学质量最重要的依据。结合给水排水工程专业的自身特点，参考国内已开展给水排水工程专业“卓越计划”院校的相关有益经验，以及本专业主要就业单位对毕业生要求的反馈信息，我们主要从给水排水工程专业卓越工程师的学术性标准、职业性标准等方面，建立兼具工科专业普遍特点和给水排水工程专业自身特色的人才培养质量标准。 （一）学术性标准 大学教育首先是学术性教育，而“卓越计划”最大的特点则是在学术性教育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探究性和自主性，给予学生宽松和谐的学术环境，鼓励学术创新，促进其专业化、个性化的发展，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发现能力和实践能力。因此，保证“学术为本”这一根本价值，建立合理的学术型标准，构建适合的知识结构系统是培养创新性人才的必要条件。结合给水排水工程专业自身的特点，相关的学术性标准既可包括广泛的通识性知识（诸如人文社科知识，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等）、专业基础知识（诸如水力学、微生物学等）、专业性知识（诸如给水工程、排水工程、建筑给水排水工程等），也应涵盖具有实践性和创新思维能力的知识（诸如生产实习、毕业设计等）。而如何将这些知识点进行有机组合，将创新能力作为系统的核心，则是构建完善的学术性标准体系的一大难点。 （二）职业性标准 所谓职业性标准，就是以毕业生在实际工作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岗位适应性程度来评价高校的教育质量。[4]给水排水工程专业的职业性标准制定，应树立服务于市政工程行业、给水排水工程行业和水污染控制工程行业的工程教育理念，以社会需求（供水、排水）和环境需求（水源保护、水体修复）为导向，以就业单位对毕业生要求的反馈信息为补充，以各种实际的给水排水工程实例为依托，以水处理技术为主线，通过校企联合、校企互助，统筹规划学生应达到的培养目标，着力提升学生的工程意识、工程素质和工程实践能力。 三、给水排水工程专业培养计划 基础课程教学、专业课程教学和实践实训教学是工程类人才培养的基本要素，是能否培养出合格的工程技术型人才的关键。传统的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已经不能适应“卓越计划”对工程人才培养的要求。[5]我们以现行的《武汉理工大学给水排水工程专业培养计划》为基础，以培养给水排水工程专业卓越工程师为目标，提出“宽口径、厚基础、重实践、多交叉”的培养目标，并据此进行给水排水工程专业培养计划的修订，巩固培养计划中的多种类基础课程，强化培养计划中的实验类课程，增加培养计划中的创新性课程，注重培养计划中的实践实训性课程，以此构建跨学科交叉整合的课程体系。 （一）“宽口径、厚基础、重实践、多交叉”的培养目标 人才培养的目标和定位是实施人才培养的纲领，“卓越计划”的培养目标和定位就是要培养具备健全人格，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自主学习能力强，适应社会与经济发展需要，具有创新创业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竞争与合作能力的栋梁人才。因此，我们制定了“宽口径、厚基础、重实践、多交叉”的培养目标。 首先“宽口径”，即不拘泥于给水排水工程行业内的知识，引导学生广泛涉猎各个专业，使学生具有开阔的视野，个性突出，具备不同行业发展的潜力。其次“厚基础”，要求学生对基础性知识牢固掌握，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打下坚实的基础。再次“重实践”，即对学生进行给水排水工程理论与实践的训练，通过校企联合、产学研结合等方式的引入，突破以往“填鸭式”课程教学为主的模式，强化工程实践和工程应用能力，强化动手能力而。最后是“多交叉”，通过对交叉学科的学习，帮助学生找寻不同学科的交叉互通点，以引导式思考、案例式教学等为中心的多元培养模式，发挥学生的个性特长，增强学生自主学习、探索研究、工程实践和创新能力，培养造就具有给水排水工程、土木工程、环境工程、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工程经济等专业学科背景，满足给水排水工程各关键技术领域及其相关不同行业需要的基础宽厚、创新意识强、工程素养突出、综合素质优秀具有发展潜质和国际竞争力的卓越工程人才。 （二）跨学科交叉整合的课程体系 作为“卓越计划”的培养对象，拔尖创新人才必须具备不同知识的交叉融合，有较强的研究创新能力。因此，构建跨学科交叉整合的课程体系是给水排水工程专业“卓越计划”培养方案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参考和借鉴国内外高校同类专业的建设经验，以给水与污水处理为核心技术来进行专业定位、专业发展和专业交叉渗透融合，从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入手加以优化。在重点介绍基础内容的同时，强调水处理工程的最新进展情况及相关专业的行业动态，如新增设了水环境化学、建筑暖通空调、水工程新技术与新材料、环境监测与评价、给排水工程监理、人工湿地技术等课程，着力改变以往单纯以本学科知识点为标准构建课程体系的观念，按照“卓越计划”培养目标和培养标准的要求，以满足学生自身未来发展和行业当前需求为目的，进行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增加选修课程、综合性课程的数量，让学生自主选择，引导他们自主地确定今后的发展方向。同时，通过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著名高校的紧密联系，加强外文教材的引进和修订工作，进一步提高双语教学的质量，使学生能够真正接触到国际最新专业进展情况。 四、给水排水工程专业实践教学方法 在“卓越计划”通用标准讨论稿中，对本科层次工程师的知识与能力要求包括“具有综合运用所学科学理论、分析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参与生产及运作系统的设计，并具有运行和维护能力”。[6]实践是工程的灵魂和根本，实践类教学是大学工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加大了给水排水工程专业实践类教学的改革力度，以期通过增设“工程实践课群”和建立“1+1+1”培养模式，加强和提高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 （一）工程实践课群 产学研结合是工程教育的重要特征和本质要求，我们设立了以课程实践、项目实践和工程实训为基础的工程实践课群，涵盖与基础理论相关的实验课程（如水处理实验、给水水质检测实验）和课程设计（如自来水厂设计、污水处理厂设计）、与实际工程相关并到实地参观、亲身参与的实习课程（如认识实习、生产实习）及实训课程（如给排水基础强化训练、给排水能力拓展训练）；优化实践教学体系，强化实践教学内容，整合相关的课程实践、项目实践和工程实训课程，创建工程实践课群；合理分配实践类课程的课时及开设时间，使学生在学习相关专业知识后，马上通过工程实践课群的锻炼，加深印象，在巩固基础知识的同时，提高学生的实际动手操作能力，培养学生分析并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1+1+1”培养模式 “1+1+1”培养模式即将课堂教学―实践操作―企业实训三者有机结合，从这三种不同类型培养方式的教学方式、教学设计、教学评估及教学保障入手，建立完善的给水排水工程专业培养模式和实践教学体系，解决当前实践性教学的结构不完善、教学内容单薄、教学方法单一的问题。依据培养内容在不同时间点上所处的不同阶段和层次，我们按照理论学习、动手操作、实践创新层层推进的方式构建“1+1+1”培养模式，使学生通过学习―动手―实践层层推进的方式，完善工程创新能力的形成、培养和训练过程，在理论学习―模拟试验―工程现场相结合的学习环境中逐步造就成一名合格的给水排水工程专业卓越工程师。 五、结语 作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的基本要求，如何建立卓越工程师人才培养模式是摆在每位大学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道全新的难题。本文针对我校开展的相关教育改革研究工作，从给水排水工程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标准、给水排水工程专业培养计划、给水排水工程专业实践教学方法等三个方面对给水排水工程专业卓越工程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瑕疵及未能深入研究的内容。在此仅希望能抛砖引玉，为新形势下我国大学工程教育的卓越工程师人才培养模式发展探索新的思路。 浅谈排水工程师的现代设计意识:面向注册工程师制度的给水排水工程专业实践教学改革 摘要：高等工程教育主要是培养应用性的工程技术人员。文章提出了一些与注册工程师制度相适应的工程教育改革措施。结合通过专业评估的给水排水工程专业的实践教学改革建设过程，指出进行专业实践教学计划改革、加强专业实习基地建设和提高专业教师工程能力的实践教学改革是提高高等工程教育质量，培养一流工程技术人才的有效措施。 关键词：注册工程师制度；给水排水工程；实践教学 高等工程教育主要是培养应用性的工程技术人员，其培养目标和人才培养模式对于培养高质量、高水平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有着重要的意义。现代社会高科技产业的迅速发展，生产方式的迅速变革对工程技术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适应时代的发展，分析传统高等工程教育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让高校高等工程教育与企业生产发展接轨，满足工业现代化发展需求，培养出一流的工程技术人才是一般工科院校普遍面临的问题。 注册工程师制度是一种执业资格制度，是国家对某些关系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执业人员实行的一种准入控制[1]。我国于2003年颁发了“关于印发《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和《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考核认定办法》的通知”[2]。注册工程师制度包括专业评估、职业实践、资格考试和注册四个过程。专业评估是为了保证未来的工程技术人员获得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达到必要的教育水准，而实施的对专业高等工程教育的质量监控认证制度[3]。注册工程师制度基本内容涉及要求专业课程内容及时反映学科的新发展，包括新领域、新技术、新规范；要切实加强工程训练，加强实践环节的教学，努力提高学生的工程设计能力等。将注册工程师制度要求和工科专业学生的培养挂钩，实施在专业评估的基础上，实施工程专业的实践教学改革，对提高高校工程专业教育质量，实现我国工程教育创新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桂林理工大学给水排水工程专业于2007年通过了全国工程教育专业评估。近年在专业建设过程中，学校结合专业评估存在的问题、注册工程师制度要求，对专业实践教学有的放矢地进行了一些工程教育改革。 一、专业实践教学计划的改革 我校给排水专业实践教学计划包括社会实践、测量实习、认识实习、课程设计、金工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等环节。原计划36个学分，其中课程设计安排包括水泵与水泵站课程设计1周，给排水管网工程综合设计3周，建筑给水排水工程课程设计1周，水处理工程综合设计3周，水工程经济课程设计1周。专业业务实习安排包括认识实习1周，生产实习4周，毕业实习与设计17周。为了加强基础工程能力训练，通过分析多年来各实践环节教学效果与存在的问题，专业对实践教学计划进行了调整，增加了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并根据毕业生反馈信息和用人单位的需求，调整个别环节的周数安排，强化部分内容训练。修改后实践教学环节44个学分，建筑给水排水课程设计改为2周，水处理工程综合设计改为3周，生产实习改为8周，并增加了市政工程软件应用实习2周。调整后学生在第七学期实践周数达到13周，基本上以工程设计与现场工作为主。学生在实践中得到充分锻炼，也为毕业迅速进入角色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加强专业实习基地的建设 专业实习基地是学生们进行工程训练的一线，如何做好实习基地的建设，从根本上解决实习走马观花、工作蜻蜓点水的实训状态是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专业实习基地建设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建设，涉及实习基地实践环节教学内容的设置、实习工作方式与考核制度的完善与建立等方面。 1.专业实习基地实践教学内容设置。注册工程师制度要求高等工程专业教育要切实加强工程训练，加强实践环节的教学。根据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给水排水）考试要求，专业考试内容和所占比重分别为给水工程（占30%）、排水工程（占30%）和建筑给水排水工程（占40%）。以前，我校给水排水专业实习的地点基本上以污水厂、自来水厂为主。近几年，学校不断加强专业实习基地建设，先后与桂林、柳州、南宁等多家设计单位、施工企业建立联合培养方案。学生在实习期间可从事给排水设施运行管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以及给排水工程项目施工与概预算编制等多个领域的实践工作。同时，细化实践教学内容，增加新领域、新技术、新规范的学习，结合实习基地工作特征，制定配套的教学目标和培训内容，使学生能够带着问题投入到工作中，通过实践与理论的相互印证，深化理论知识，提高实践能力。 2.改变实习方式和考核制度。给水排水工程专业校外实习主要包括三个环节，认识实习、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传统的实习方式中认识实习采用大班实习，由指导教师带队集体到企业进行参观实习，增加感性认识；生产实习采用分组实习，往往一个厂安排1组15名同学左右，进行岗位实习，学生根据厂里的岗位设置轮岗顶班实习；毕业实习多结合毕业设计课题或就业去向到单位实习。由于认识实习一般设在第一学年，学生尚不具备专业知识，因此我校给水排水工程专业实习改革的重点放在生产实习与毕业实习。传统的岗位实习学生安排到岗位常出现学生无所事实，变成近距离参考工人操作的环节。而毕业实习又由于涉及单位过多，缺乏系统监督，流于形式。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我们引入研究生学术培养的方法，采用导师培养制，并制定小组讨论制度。学生可以主动联系专业相关企业，也可由学校落实实习单位，实习过程严格控制小组人数，一般不超过4人。导师队伍由专业老师和实习单位指导老师构成。按照实习要求导师负责实习任务的安排与落实，通过工程人才培养的“传帮带”模式，学生在实践中获得成长。同时实施小组讨论制度，学生和导师一周一次定期交流与讨论，这样即开阔了师生的视野，也使学生能够在实践中培养发现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传统的实习考核制度是学生提交实习报告，指导老师根据实习报告和实习出勤情况进行考核。采用导师培养制实习方式，实习考核相应地完善了考核指标。增加了实习小组讨论、实习答辩、导师鉴定、实习单位鉴定意见和设置实习过程解决实际问题加分项目等多方面考核指标，使实习过程成为一种工作业绩的考核，让学生能够体验到工作的成绩与投入精力、工作态度和工作的成果有关，增强了实习的实战性。 三、提高专业教师工程能力 工程专业教师没有实际工程经验是国内高等院校工程教育普遍面临的尴尬问题。基于高等院校办学水平评价的一些参考性指标，及高校教师职业的发展特征，近年来高校引进新教师，强调高学历及其从事科学研究的工作背景。工作中，教师的考核评价指标也倾向于科研项目多少、学术论文的水平等方面，结果出现了教授工程专业的教师缺乏工程经验，实践教学纸上谈兵，脱离生产实践的现象。教师工程能力欠缺已成为制约高等工程教育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建立一支工程能力强，专业素质高的高水平教师队伍非常重要。笔者所在学校从教师队伍工程能力培养、专业教师的考核以及企业兼职教师的遴选几方面入手，完善专业教师队伍建设制度。 1.教师队伍工程能力培养。学院制定政策，鼓励教没有工程经历的教师参与企业实践。创造机会让教师定期到不同企业挂职锻炼。给排水工程专业工程能力的培养涉及多个领域，从目前社会需求来看，给排水专业在企业可能从事设计、施工、运营管理、科技攻关和技术开发等方面工作。定期走出去不但让教师们在不同领域获得工程训练和实践锻炼的机会，拓宽了教师的视野；同时还可以利用专业理论知识，解决工程实践单位生产运行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参与企业的职工培训与技术咨询。 2.遴选企业兼职教师。企业一线高级技术人员一般具有丰富的工程经验，聘请这些人员参与到工科学生的培养，对学生的实践环节的培养和工程能力的提高具有良好的效果。我校给水排水专业近年来遴选了一批设计单位的工作人员，作为生产实习和专业毕业设计的指导老师，取得良好的效果，深受学生欢迎，也为学生就业打下了坚实的工程能力基础。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由设计单位人员参与培养的学生，40%以上的学生在毕业实习与设计阶段就签署了就业意向，其他的学生也在求职过程中体现出较强的工程设计能力与优势。 3.专业教师考核方法。完善工程专业教师考核管理方法。工程专业教师需要具备较高水平的科学研究能力和较强的工程能力。学校应逐步改革配套的师资考核管理办法。对教师的考核从侧重评价研究课题和为主，转化为多种指标共存的考核体系。目前，我校专业教师个人考核主要依据教学和科研工作两方面计算工作量而定。其中，科研工作量扩大了考核指标范围，申请专利、工程项目设计、技术咨询服务等工作均可折算为科研工作量。该举措为教师投入工程实践教育免去了后顾之忧。 四、结论 我校根据专业评估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通过改革实践，总结出依据注册工程师制度进行专业实践教学计划的改革、加强专业实习基地建设和提高专业教师工程能力的实践教学改革是提高高等工程教育质量，培养一流的工程技术人才的有效措施。实践也证明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近几年笔者所在学校给水排水工程专业学生一次就业率均在90%以上，就业单位涉及设计、施工、管理等各个领域，学生所在单位对毕业生动手能力、实践能力给予了高度评价。然而，注册工程师制度的实施将对高校给水排水工程专业的实践教学影响重大，如何进一步切实加强工程训练，加强实践环节的教学，努力提高学生的工程设计能力，建立起与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给水排水）制度相适应的给水排水工程专业教育将是我们需要不断思考与长期实践的教学改革课题。 浅谈排水工程师的现代设计意识:卓越工程师培养目标下给水排水工程专业的机遇与挑战 摘 要：“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是我国工程教育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这为给水排水工程专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根据该计划对工程型人才培养的新要求，从实践基地建设、学生工程能力培养、教师队伍工程素质塑造几个方面，对给水排水工程学科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发展策略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卓越工程师；给水排水工程；实践教学基地；联合培养 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是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重大改革项目，是促进我国由工程教育大国迈向工程教育强国的重大举措。该计划以培养造就一大批创新能力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质量工程技术人才为目标，强调了高校和企业对人才的联合培养。在实施的层次上，该计划包括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三个层次，要求培养现场工程师、设计开发工程师和研究型工程师等多种类型的工程师后备人才。 我国的给水排水工程专业从1952年正式命名，至今已经在高校开设了60年，为水行业的科学研究和工程建设培养了大量高级人才。多年以来，从传统意义上的水量输送，到以水质为核心的水工业概念的提出，该学科研究的对象和内涵发生了很大变化[1]。我国社会的快速发展，也对该学科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满足新形势下社会的需求，响应国家“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培养出高质量的给水排水工程技术人才，是给水排水工程学科需要考虑的紧迫问题。 1 给水排水工程专业教学中面临的问题 1.1 工程实践教学基地体系建设不够完善 目前的给水排水工程专业教学体系侧重于理论教学，在实践教学方面相对薄弱[2]，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高。由于实习经费紧张，导致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困难，一般来说，一个企业作为高校的实习基地特别是对于和给水排水相关的企业单位，例如给水处理厂、污水处理厂等，并不会带来什么效益，因此企业对于成为高校实习基地没什么积极性。许多企业之所以同意接纳高校学生到单位进行实习活动，常常是出于企业负责人和高校教师之间的个人关系。当企业或者高校因人事变动而影响到这种联系时，就会给后续的实践教学带来很大不便，因此，高校同企业之间如何建立长期、稳定的“官方”合作模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要求对学生的培养采用双导师制，这就对企业方的指导教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企业内不乏具有经验的高级工程师，但在对于如何教育学生方面，却没有多少经验。另外，企业指导教师对于学生的指导要付出很多辛劳，相应的费用和报酬问题如何解决还有待于落实。 1.2 学生工程能力的培养环节相对薄弱 从本科生培养来说，目前针对给水排水工程专业学生的教学，在基础理论知识方面一般比较完善，但对于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相对薄弱。由于教师的工程实践能力本身就不高，学生接触工程实践的机会也很少，即使到生产单位进行实习，也多为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出于安全等多种因素的考虑，企业很少给在校学生提供实战的机会，这些都限制了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的提高。 对于研究生的培养，目前高校还多侧重于科学研究，涉及工程实践的课题较少。虽然国家推行了学术型研究生和专业型研究生的分类培养模式[3]，但是许多指导教师对此了解不深、重视不够，在指导研究生过程中，对于两者没有区别对待，学术型和专业型研究生受到的教育和参与的实践活动基本相同。特别是应届毕业的全日制专业型硕士与以前非全日制专业型硕士学生相比，基本不具有专业实践的经验。但是在教学方法方面，应届全日制专业型硕士自入学开始，依然沿用学术型硕士的教学方法[4]；进入到硕士毕业论文阶段后，多数和学术型硕士生一样从事基础研究等内容，结果是科研能力较强，工程能力较弱。 1.3 教师队伍的工程实践能力亟须加强 许多教师由于本身工程实践经验匮乏，对于分析和解决工程实践中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了解不多，影响了对学生的指导。即使采用双导师制度，由于往往以校内导师为主，也会影响到学生在企业的实践活动。特别是青年教师，在工程实践能力方面尤为欠缺。目前，大多数高校要求青年教师具有硕士、博士学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单位人才的进入，多数给水排水相关企业单位(例如设计院、自来水公司、环保公司等)的待遇远远好于高校，企业的人才很少有愿意跳槽到高校的，使得高校内具有工程实践经验的教师变得凤毛麟角。早年进入高校的企业人员，经过在学校的教学工作后，既具有工程实践能力，又具有教学经验，但是这方面的人才在高校内十分少见。并且，由于行业的生产技术日新月异，曾经在企业工作过的教师，由于教学和科研的压力，多年不再和原行业接触，难免对行业最新工程技术了解得不够全面。没有工程实践经验的教师，上课容易照本宣科，使得学生兴趣不大；另一方面由于理论知识和实际结合得不够紧密，使得学生失去对工程实践知识了解的机会。 2 给水排水工程专业改革思路与措施 2.1 积极推进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要求高校同企业联合培养人才，这就要求高校要努力寻求和相关企业建立长期的、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与企业协商制定可操作性强的人才联合培养方案。这样一方面可以为学生创造实践锻炼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可以依托高校的科研教学平台，为企业培养人才，解决生产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政府管理部门甚至可以考虑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使企业将高校学生培养当作一种义务和责任[5]，利用行政干预手段促使企业和高校之间的深入合作。企业也要转变观念，不仅要创造直接经济效益，也要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创造社会效益和间接的经济效益。毕竟从长远来看，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是对整个行业和社会有利的事情。各级部门特别是政府主管部门要增加对高校实践基地建设的经费投入，以保障高校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及高校同企业间长期合作的开展。 2.2 认真实施专业型研究生教育 高校要加强对专业型研究生的教育和培养，切实按照国家要求，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制定科学可行的专业型研究生培养方案，构建相应的课程体系，加强实践环节的培养。例如，对于专业型市政工程研究生，要以工艺开发和应用类(水工程设计、水工艺调试等)的课题作为其毕业题目，并且和工程实践紧密结合，可以是污染水源水的处理工艺开发，也可以是工业废水的预处理技术应用等，即解决给水排水工程行业实际问题的相关题目。对于导师的分工要明确，校内导师侧重于理论知识培养，校外导师侧重于实践能力培养，两者分工合作，并充分发挥专业型研究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共同来完成专业型研究生的培养。学校要积极进行国际交流合作，特别是与国际水行业企业进行合作开发，为学生提供接触国际给排水工程的机会，既可帮助海外企业在国内开拓市场，又可以促进学生国际化合作能力和工程能力的提升。这对于培养高素质给水排水工程人才，满足社会对各类给水排水工程研究生人才需求具有重要的意义。 浅谈排水工程师的现代设计意识:谈给排水工程师的创新意识 给排水工程师不仅要对专业的各类技术熟练的掌握和运用，还要有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现代设计意识。 一、不断更新的知识结构 一个合格的给排水工程师，他的知识结构应该既严谨又开放。知识结构的核心部分是专业的基础理论，基础理论扎实，可以保证设计无误，而对相关专业知识的了解，则能保证与其他专业配合起来得心应手。不断改进自己的设计及设计思想，使设计的工程既实用，又有超前意识。作为一个给排水工程师，应不断地完善和充实自己的知识结构，使之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 二、“天人合一”的设计理念 中国人讲求“天人合一”，给排水工程师也要师法自然。在进行多方案比较的设计中，确定的方案应该是在保证功能的前提下，系统最简化。根据系统工程的观点，在同等条件下，系统愈复杂，可靠度越低。在设计文件及图纸的表示方法上，不防借鉴鲁迅的观点，能速写的决不拉成小说。繁琐、繁复是设计文件及图纸的大敌。它占用了设计人员的绘图时间和精力，也占用了视图人员的脑空间，而人在同一时间内吸收和消化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设计者应为用户着想，用最简洁的线条和文字表达最丰富的设计思想是判别优秀工程师的条件之一。 三、善于协同与合作 作为一个整体的工程，是各个专业协作的结果。现在能一个人包揽各专业设计的人极少，因而在确定方案时，应时时想着工程的整体。有些方案在专业的角度看起来好一些，但对工程整体的影响就不一定如此。为工程的整体计，宁可选那个对专业说来稍有缺点却对工程整体大有好处的方案。可以说，一个工程各专业协同度越高，它的整体效果就越好。合作与协同的艺术对给排水工程师至关重要。 四、设身处地为甲方着想进行设计 现代社会是一个相互依存的社会，别人为我们服务，我们也为别人服务，服务质量高低标志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作为设计人员，服务于业主，向他们提供优良的服务是职责。因此，在设计前，必须明了他们的要求和意图，以便在确定方案时根据他们合理的愿望和要求来决定取舍，这就要求在设计之前不仅仅只收集技术资料，还要充分听取甲方的意见和要求，并在设计中尽可能满足之。设身处地为甲方着想，应成为设计人员的座右铭。 五、独立思考 市场经济使得给排水专业各种产品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并推向市场。一个新产品的推出，可能解决了过去存在的问题，但也可能派生出其他问题，在使用之前，对其优缺点要和代换产品进行全面比较，要使其纳入系统中比较。要看透商业推销烟幕下实质的东西，要把外行人说的外行话和内行人说的内行话区别开来，重要的是要警惕内行人说的外行话。当然，并不是要食古不化，重要的是对新东西要有敏锐的觉察力，要看到事物的实质一面。这里举个例子，变频调速技术运用到给水工程上，还不到10年，其优点是在系统用水量少时水泵低速运转能达到节能的效果。既然节能，那就用吧，不分青红皂白地用，甚至一般的办公楼给水系统也用，办公楼里十几个小时没人用水，那水泵还在转，尽管是低速的，这样的系统谈何节能？ 六、站在时代前沿进行创新设计 市场经济给国家注入了活力，各个领域的变化日新月异，设计思想也应及时调整。 1、给排水工程属于公用工程，过去学校里学的是苏联的模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钱是国家的，且国家又穷，给国家节省每一个铜板几乎成了所有设计人员的价值取向。但用户稍有变动，系统便显得捉襟见肘，马上就需要扩容、需要改造。从长远地看，反而浪费了财力物力，因之，合理系统应使系统有较强的抗冲击负荷的能力。众所周知，过去制订的用水量标准往往偏低，而对排水系统来说，堵塞必然缩小过流断面，再者给排水系统（如果不是专门的给水及排水工程）在整个工程造价中占的比例不大，为增大一号管径多花的钱所产生的效益远远高于它的投资。 2、重视时间的作用。时间就是金钱，这是经济社会的铁律。对于投资商来说，你精打细算地为他设计省下的几个钱还不如早点给他图纸，让他早点开业。这样，他宁愿浪费些投资也要求你的速度。从商务角度上讲，一个满足甲方时间要求但相对粗糙的设计要比因精打细算耽误了时间的设计更能满足甲方要求。虽然，从技术角度讲，评判标准不同。 3、时间要求的紧迫决不意味着可以允许你出一个系统不合理的设计，时间再紧，保证系统合理也是最重要的。时间紧，设计可以粗一些，但只能是细节上粗，大样图可以少出，其实，具体安装，现场有经验的管道工要比设计人员更有发言权。 4、对规范的态度。国家规范是设计工作的准则，必须执行。但是，由于规范修订的周期太长，一些条文落后于实际工程的要求，这就要求设计人员彻底吃透规范条文的制定背景和边界条件。只要设计合理，系统优化，在设计中可以不拘泥于个别条文的规定。 综上所述，一个给排水工程师的现代设计意识是由严谨而开放的知识结构、简洁而实用的表示方法、工程整合、良好的服务意识、独立思维和与社会发展同步诸方面构成。具有现代设计意识的工程师拿出的设计多半是优秀的。有无现代设计意识，是区分一个优秀工程师和一个平庸的绘图匠的重要判别条件。作为一个给排水设计入员，应注意在工作中树立现代设计意识，以期拿出更好的设计。 （作者单位：鸡西市建筑设计院） 浅谈排水工程师的现代设计意识:探究排水工程师的教学创新 加强设计规范条文学习 建筑给水排水的设计、施工必须严格遵循国家制定的规范。与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施工密切相关的规范很多，例如《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建筑中水设计规范》等。很多毕业生在校时由于对规范不熟悉，甚至不知道需要遵循哪些规范，导致了走向工作岗位后不仅不能立即进入工作状态，甚至还会发生很多错误。针对这一现象，在建筑给排水工程课程教学体系中，应该在理论教学的同时，不仅要向学生明确设计和施工需要遵循的规范文本，而且要结合教材理论知识对基本的、重要的、强制性的条文进行讲解，加深学生的认识，提高学生的设计规范水平。 增加与其他专业配合知识，完善建筑设备工程知识体系 建筑给水排水的设计必然要和建筑、结构、电器及通风空调等专业有交叉，作为一个优秀的建筑给水排水设计工程师，必须要了解其他相关专业的知识，对建筑物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完整的知识构架才能和其他专业配合好，完成一个合理的高质量的设计［4］。从就业反馈的信息来看，大多数学生进入设计或施工单位后，不仅要从事给水排水工程设计和施工的工作，在单位技术人员不足的情况下，经常还要担负起供暖、通风、空调甚至包括煤气系统等的设计和施工工作，这种现象在北方地区的设计院或施工单位尤其普遍。对此，当地设计院和施工单位中俗称:水暖不分家。为了充实学生的理论知识，使学生成为工作岗位上的高素质综合人才，有必要在该门课程开课之前或之后，指导学生选修建筑、结构、电器及通风空调等专业课程，尤其是通风空调工程知识的学习很重要。 明确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指导方法，抓住重点指导学生 由于学生在课程设计之前没有接触过建筑设计图纸，也不了解相应的制图方法。虽然学生在大学一年级时学习过工程制图，但是部分学校的工程制图并不是专业的建筑专业人员教学，所以其教学大纲内容偏向于机械，与建筑识图、制图有一定的脱节，所以学生拿到图纸后很茫然，不知从何处下手。教师指导学生首先从熟悉识图、制图方法开始，浪费了大量时间，其次才进入到给水排水管道的设计和计算，这就使得学生在有限的时间里能够完成的工作量较少，不能完成一个包括建筑给水、排水、热水、消防等系统的完整的设计，也就得不到完整的训练。改善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在给水排水工程大一专业学习时，要对学生明确工程制图课程在本专业课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在工程制图的教学大纲制定中侧重建筑图纸的识图和制图，使学生在完成工程制图学习后具备较好的建筑识图能力和基本的建筑制图能力。这样才能在短时间内让学生快速进入到建筑给水排水课程设计的训练环节，高效地完成教学目标。毕业设计是建筑给水排水工程教学的另一个将理论运用到实践，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的重要环节。毕业设计针对特定专题，作为“卓越建筑给水排水工程师培养计划”的终端，综合、全面地将已学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使学生工程能力在此阶段从认知、理解、应用、创新全面得到升华。大部分高校的毕业设计选题包括了建筑给水排水工程设计、城市给排水管网设计和水处理工艺设计3个方面。其中建筑给水排水方向是实践性最强的，因为部分选择做建筑给水排水工程设计的学生已经与建设设计院或建筑施工相关单位签订了就业协议，毕业设计是上岗前的热身，完整、准确地完成一个高层建筑的给水排水工程设计对学生快速适应岗位进入工作状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要想充分发挥毕业设计的作用，结合我校近几年毕业设计的情况，应该抓好以下几个重点:第一，在毕业设计开始之前，首先安排学生熟悉理论知识、设计规范和设计制图方法。我校的给水排水工程教学体系中建筑给水排水课程安排在第六学期，而毕业设计安排在第八学期，由于中间相隔半年，学生对课堂所学习的理论知识有所遗忘，有必要安排3～5天的时间回顾理论知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遵循的规范很多，有关于基本给水排水系统设计的，有关于消防给水系统的设计，有关于施工验收规范的。设计必须在熟悉这些规范条文的基础上。在课程教学中已经对基本的、重要的、强制性的规范进行了讲解，但是并没有对所有的规范进行解读，而设计的时候需要了解所有的条文，这部分需要指导学生在毕业设计开始之前花费1周的时间进行阅读，并通过相关的考察后才能开展毕业设计。第二，毕业设计不仅要求学生按照建筑给水排水工程设计基础理论和方法，在遵循规范的前提下开展设计，还要求有创新。 由于设计的方法和理论都比较成熟，而高效节能的给排水设备则日新月异，所以建筑给水排水工程设计的创新主要体现在新型的供水设备的选用和新型的管材的选用。由于现有的教材和设计手册中并没有列出各种新型的设备和管材，这就需要学生通过网络查寻或者期刊阅读或者与设备厂家沟通等途径多方面了解给水排水技术的前沿信息。第三，毕业设计对学生的要求不仅是理论运用方面的，而且还要求学生的规范作图。学生在工程制图及课程设计中接触到的是AUTOCAD，而设计院普遍使用的给排水设计软件都是在AU-TOCAD的基础上加载的，比如说天正给排水、鸿业给排水、浩辰给排水及理正给排水等。这些给排水的软件对给排水的专业设计提供了很多便捷的功能，学生使用先进的给排水软件进行设计是一个很好的方向。但是作为指导老师应该正确指导学生使用制图软件，因为一些软件虽然提供的便捷命令很方便，但是里面附带的一些计算软件需要学生在掌握理论计算方法后再结合实际情况使用，对结果的正确性、合理性需要甄别，要防止盲目套用计算软件得出不合理的结果。比如天正给排水软件中泵的选型，学生计算出消防系统所需的压力是650kPa，而通过软件选出泵的扬程高达1050kPa，这明显与实际不符，需要调整。“培养卓越土木工程师计划”提出的土木工程人才要会设计、能施工、懂管理、善创新，建筑给水排水工程作为土木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5］，也必须要以这四大核心能力为目标来培养实用型的人才，以学生为本，教学培养方法改变为手段，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机结合，指导学生选修相关课程，加强规范条文学习，高效完成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的教学目标，采取多层次系统训练方案，培养实用型和创新型的卓越的建筑给水排水工程师。 作者：曹世玮 王郑 荆肇乾 单位：南京林业大学

教育学术论文: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摘 要 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研究，无论对于具有综合职业能力的现代职业人的培养，还是对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国内外研究者分别在整合的概念、历史、模式以及教学实施方面有着不同程度的贡献，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未来研究应从“为什么整合”、“整合什么”、“怎么整合”以及“谁来整合”四个视角作出前瞻性思考。 关键词 职业教育；学术课程；职业课程；整合；回顾；前瞻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快速推进，职业世界逐渐成为一个极具整体特点的相当复杂的系统。未来职业人要成功胜任某一职业岗位，不仅需要具备独立的职业能力，还需要具有凸显整体特点和全局视野的综合职业能力。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需要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互融合，而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是前者融合的核心内容。因此，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研究，无论对于具有综合职业能力的现代职业人的培养，还是对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的基本内容回顾 （一）基本概念的研究 “学术课程”（academic course）是指学校课程里反映传统学术兴趣的那些课程或课程的有关部分，其往往被视为“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理论基础的课程，与职业教育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形成对照”[1]。其与旨在培养完整人的“通识课程”、传授必备综合知识的“博雅课程”、传授必备基础理论知识的“基础课程”和传授普通文化知识的“普通文化课程”有着基本的同质性，皆强调所传授知识的基础性、必备性、总体性和普通性特点。“职业课程”（vocational course）是指“同具体工作或职业对口”的“在普通中学高年级或大专院校开设的从事于某种工作的职业课”，“使学生毕业后便于就业”[2]。可见，该课程在本质上具有就业的功能，这种就业是指向某种工作或职业岗位的，其与“专业课程”有着相通的内涵。“整合”是指通过整顿、协调及重新组合[3]，以实现结果的更为优越性。整合（integrate）的英文解释有两层涵义：一是将两种不同的事物相互融合，形成一个整体；二是将一种事物与另一种事物结合，成为后者的一部分[4]。 关于“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有美国学者认为它是指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的教师协同工作，以确保两个领域的课程内容更具有相关性和对学生更加有意义，这种整合需要通过在职业课程教育中渗透学术内容或在学术课程教育中渗透职业内容的方式实现，整合有利于学生同时获得相关的学术和职业能力，以便毕业后能够更好地进入职业并在工作世界中获得成功[5]。这里的整合显然只体现出“整合”的第二层涵义，即要么具有学术课程的主导性，要么具有职业课程的主导性。而事实上，这种整合完全可以以全新的综合型课程的形式呈现，即将学术课程知识与职业课程知识相互融合而形成一种新的综合型课程形式，这也就是整合的第一层涵义。因此，“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不仅指其中一方整合另一方的过程，也包括二者相互融合形成一种新的课程模式的过程。但对于二者的整合，有研究者指出：一是并非所有的普通文化知识（学术知识）都能与专业课程（职业课程）相融合；二是不能在普通文化知识（学术知识）与专业课程（职业课程）之间建立机械性的联系，否则效果将适得其反[6]。 “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不同于“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整合”。正如有学者所言，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整合是指通过改变课程、重构组织、促进教师合作、加强与就业的联系等措施使得两类教育融为一个有序整体的一系列活动[7]。可见，“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是实现“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整合”的一种具体方式，但不同的是前者实施的主体是单边的职业学校，实施的核心工作是课程建设，是在职业学校内部通过各种课程模式的运作而实施的两类课程知识的相互渗透与融合，以课程的形态出现，如综合课或模块课；而后者实施的主体是教育行政部门或各类教育机构，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与协调下，通过参与教育机构的共同努力或内部组织方式的变革，而实施的两种教育内容的融合，可以以学校的形态出现，如综合高中。在这种综合高中的实践模式内部，可以有相互独立的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也可以有二者整合的课程形式。 （二）整合的历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我国职业教育的课程改革先后经历了“拿来主义”、“国外经验、本土化探索”和“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创建中国特色”三个阶段[8]。在这一历史发展中，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基本思路就是从学科本位向工作过程或工作任务本位转换，从三段式纵向课程模式向综合型课程模式转换。在上述思路的引导下，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探索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课程模式。在应用过程中，这些课程模式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职业教育理论教学与实践应用之间的关系，加强了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培养了学生市场需求的职业能力。但是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尤其是职业院校开设的文化课程往往形同虚设：一方面是因为没有得到教师的重视，另一方面是因为学生不感兴趣，认为文化课程与以后的职业生涯没有任何联系。 在美国，为满足后工业社会对具有综合职业能力的劳动者的需求，20世纪80年以来的一系列职业教育法不断加强对职业教育学术性与职业性课程整合的导向力度。例如，《1984年柏金斯职业教育法》与之前的职业教育法相比增加了富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条款，即要求职业教育在实践中通过传授基本数学和科学原理的课程或特殊战略的设计来增强职业教育的学术基础；《1990年柏金斯职业与应用技术教育法》关注的最为重要内容即是学术与职业课程的整合，其强调职业教育要通过设计一系列课程来实现学术教育与职业内容的整合，以便使学生能够同时获得学术能力和职业能力；《1998年柏金斯职业与应用技术教育修正法》要求，职业教育通过学术课程的整合促使毕业生获得面向新世纪所需的基本能力；《2006年柏金斯生涯和技术教育完善法》进一步强调，要通过各种教育活动和服务整合严格的和富有挑战性的学术和生涯与技术的教学，促进中等和中等后职业教育学生对于学术和生涯与技术能力的更为充分的掌握[9]。一系列职业教育法的颁布及其对课程整合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职业教育实践中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比如，从1994年开始，美国伊利诺伊全州49所社区学院普遍推行以应用学术课程模式为重点的学术与职业课程整合的课程改革实践[10]，并取得了一定效果。 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中等教育阶段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改革措施。面对80年代英国中学学科课程不断加深的危机，产生了两种改革主张：其一认为中学课程应该职业化，这主要体现在1983年在普通学校实施的“技术与职业教育行动计划”（TVEI）和1985年推行的职前教育证书制度（CPEV）等措施；其二是在传统的学术科目方面设立全国性课程，并把技术课程作为学生必修的核心课程之一，这主要体现在《1988年教育改革法》中。90年代，为进一步推动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整合，在1991年的《面向21世纪的教育和培训》白皮书中，宣布推行普通国家职业资格（GNVQ）制度框架，将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相结合，兼顾就业和升学的需要；1996年，容·迪尔英爵士发表的报告明确指出，应建立一种更为统一的全国性资格制度框架[11]。这一系列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职业课程中普通教育内容的渗透以及学术课程中职业教育内容的融合。但是，在英国课程论专家麦克·扬（M.Young）看来，这些改革并没有实质性地实现学术资格与职业资格的融合。为此，他从“批判的职业化”视角，提出了未来课程在课程原则、课程策略、课程目标和资格制度四个方面的具体改革主张。 （三）整合的模式研究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历程中，逐渐形成了一批体现中国特色的典型的职业教育课程模式。例如，从80年代开始借鉴德国双元制经验而形成的综合化课程模式和“职业基础培训、专业培训、职业岗位培训”三段式课程模式，90年代开始借鉴加拿大能力本位（CBE）理论而形成的模块式课程模式和新时期借鉴德国工作过程导向理念而形成的项目课程模式，以及体现中国特色的“宽基础、活模块”课程模式和就业导向课程模式。这些课程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整合的基本理念，其中包括学术知识与专业知识的整合。这些课程的共同特征在于打破原有的学科导向的课程体系模式，以专业领域中职业岗位和工作任务的需求为导向，通过建立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综合课程、模块课程、案例课程或项目课程，来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其中，“宽基础、活模块”课程模式是一种典型的模块式课程模式，该模式一方面以广泛的职业集群为基础，通过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广泛的职业适应能力或关键能力；另一方面以特定的职业岗位为导向，培养工作任务所需的职业知识、技能和能力。项目课程则是以完整工作过程为导向，通过打破职业任务之间的界限，将不同类型的知识和技能整合在一体化的课程体系中，培养学生完成完整工作过程所需要的一系列能力。 虽然上述课程模式对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有着不同程度的贡献，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反对传统学科课程模式的基础上建立的指向工作任务的课程模式，而不是特定指向学术知识与职业知识的整合方面。为此，有些研究者专门从整合的视角探讨了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问题。例如，有研究者指出，无论是学科导向课程还是工作过程导向课程都有其固有的弊端，进而从“健全职业人格”培养的视角提出了“多元整合型课程”新模式。纵向的学科课程模式因其目标性导向不适于职业需求，横向的项目课程模式因其过程性导向不适于发展中的职业个体，因此必须沿着“职业—学科”或“学科—职业”的方向，建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纵横交错”的“多元整合型课程”[12]。至此，这种课程模式也就同时融合了学术课程知识和职业课程知识。同样建立在既考虑社会的发展需求又照顾个体发展需求的双重视野基础上，另有学者在分析了我国当前职业教育课程设置价值取向存在的基本问题后，提出了横向交叉课程和纵向螺旋课程相结合的课程体系[13]。其中，横向交叉课程是基于课程整体效益大于局部之和原理，通过打破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实现不同学科知识整合而形成的课程体系；纵向螺旋课程就是打破原有的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直线设计的逻辑顺序，将不同内容和性质的知识从简单到复杂实现螺旋式上升的课程结构体系。这一模式也是一种可以借鉴的融合学术知识和职业知识的、立体化的整合课程模式。 在国际上，不同的国家与机构也积累了一些经典的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如加拿大的CBE课程模式、澳大利亚的TAFE“培训包”课程模式、英国的BETC课程模式、德国的“学习领域”课程模式以及国际劳工组织的MES课程模式等。这些课程模式虽然大多数也以工作任务为导向，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提供了经验借鉴。而在具体的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实践中，美国的经验值得学习。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职业教育法所倡导的学术性与职业性的整合进一步推动了实践领域职业课程与学术课程的整合，并形成了一批典型的课程模式。对此，美国国家职业教育研究中心经过深入调查与系统梳理，总结提出了中、高等层次课程整合的8种模式。其中，在中等教育阶段，主要有融合学术内容的职业课程模式、学术和职业教师协同提高学术能力模式、学术课程职业相关模式、学术与职业课程联合模式、高级项目模式、学院模式、职业中学和磁铁学校模式以及职业集群和生涯路径模式[14]；在高等职业教育阶段，主要有通识教育课程模式、应用学术课程模式、融合学术能力的职业课程模式、融合学术模块的职业课程模式、融合学术视野和职业关照的多元学科课程模式、串行和集群课程模式、校中校模式以及具有职业导向的补习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课程模式[15]。对于这16种课程模式，有国内理论研究者进行总结归纳，形成了融合职业内容学术型课程、融合学术内容职业型课程、综合型课程和模块型课程等4种模式[16]。这些课程整合模式对于当前我国职教课程改革实践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四）整合的教学实施研究 理论上，职业教育中的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应分别由两类不同知识类型的教师承担，即学术课程教师（简称学术教师）和职业课程教师（简称职业教师）。但在职业教育的现实实践中，为了实现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进一步整合，则需要两类教师的共同协作。现有研究表明，学术教师和职业教师的合作不仅体现在课程的实施中，还体现在课程的前期设计中。例如，在美国，有一种通常在最后一个学期开设的、被称为顶点课程（capstone course）的整合型课程。这种课程主要培养学生面对未来复杂性工作环境时的问题解决、项目执行、团队协作以及展现自我等方面的综合职业能力。因此，其需要项目小组所有课程教师的共同参与。例如，在特拉华州的一所职业技术高中，在第一学期由广大教师通过数周的对话识别出未来毕业生所需的各方面能力，进而协同设计出一个由研究论文、产品设计和口头报告组成的项目课程[17]。之后安排在最后一学期由所有教师共同参与实施。事实上，大多数综合型课程模式的设计与实施都需要双方教师的共同协作，不过对于有些课程，这种合作的效果并不理想。例如，有研究者调查发现，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应用学术课程一般很少由学术教师和职业教师共同合作来完成，而往往是由单独一方来进行，从而造成学术课程教师偏向于纯学术基础课程的教学方式，显得较为抽象；而职业课程教师执行的效果则相反[18]。在国内大多数职业院校，由两种教师合作的课程实施也并不理想。例如，有研究者通过对部分省市的中职学校教师调查后发现，有一半以上的专业课教师不太了解学生文化课的学习情况，有2/3的文化课教师对相关的专业课程知识不太了解[19]。原因之一就是这些专业课教师和文化课教师缺乏相互沟通与协作。 此外，双方教师没有能够成功实现彼此课程知识融合的原因是他们缺乏“双师型”的视野。这种“双师”是指兼有学术课程知识和职业课程知识的双重视野，而不是传统的兼有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双重视野。也就是说，需要这些教师成为兼有学术课程知识和职业课程知识的双重学科视野的“双师型”教师。研究发现，在这方面国内外都有成功的案例，尤其体现在学术课程教师具有的“双师型”视野，他们在实践中有意识地将特定的专业知识引入到自身的学术知识教学过程中。在美国芝加哥一所职业学校建筑专业的阅读课上，该课程教师通过让学生阅读课文《芒果街上的小屋》，使他们认知和领悟建筑环境和材料选择对房屋建筑以及个人生活的重要性[20]。在国内，也有部分成功的案例。例如，为激发学生对文化课程的兴趣，渗透相应的专业内容，有的学校的烹饪专业通过拼冷盘来让学生掌握图形知识，通过名人的饮食文化来改造语文课程[21]，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学术教师努力的结果。此外，面对数学课程与专业知识的脱节，有研究者为广大职业院校的数学教师如何改进数学课程教学提出了一定的策略性建议。比如，有学者指出在数学算法应用的题目中应使用专业知识来陈述题目条件[22]；另有研究者提出了“以专业知识为载体，优化课堂导入”和“创设专业应用情境，优化教学内容”的课程整合思路，并通过实践进行初步验证，效果较为明显[23]。这就进一步证明了在职业院校的课程设计与实施中，学术教师或职业教师不仅要注意与对方的协同合作，还需要他们具备双重的知识视野，从而更好地实现学术课程知识与职业课程知识的融合。 二、研究的反思与前瞻 （一）为什么整合 “为什么”是回答任何问题的出发点，是研究任何课题的缘起。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意蕴着研究者的理论视角和价值观，而且反衬出现实实践的问题所在。但是，在现有的相关研究中，似乎研究者们并没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有的仅从单个的视角分析整合的必要性，而没有从更加全面的视角解读为什么要整合的问题。事实证明，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不仅是社会快速发展的需求，也是个体终身完善的需要。就社会发展而言，无论是和谐社会的构建还是复杂职业世界的应对，都要求个体实现健全的发展，达成综合的职业能力；就个体发展而言，完满发展是个体追寻的终极目标。与此同时，为什么要整合还应反映教育的现实问题，一方面要考虑最新的职业教育政策导向，另一方面要分析在课程整合过程中存在哪些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当前，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是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的一项系统性工程，而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融合是其内容之一，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乃是解决后者的具体方式之一。然而，在现实的职业教育课程整合中，仍然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都需要后续研究进行深入探讨。 （二）整合什么 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到底整合的是什么，相应的整合模式仅仅为课程整合提供了基本骨架，而丰满这些骨架的血肉是什么？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必须澄清什么是学术课程，什么是职业课程，它们在现行的职业院校课程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在我国现实的职业教育实践中，虽然有着与这两种课程本质相对应的课程名称，但这些类似的课程名称却并不统一，存在一课多词、一义多词的现象。例如，对应于学术课程，有普通文化课程、文化基础课程、公共基础课程甚至通识课程、博雅课程的称谓；对应于职业课程，有专业课程、技术课程等称谓。对于这些名目繁多、称谓多变的课程类型，在研究整合之前很有必要对它们的名称进行统一。本研究暂且将两种不同类型的课程统一为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在统一名称之后，就该研究这些课程的内容，究竟要整合这些课程的什么内容，是知识还是技术，是抽象的价值观还是具体的动作技能，是否包括职业道德、职业审美等基本素养，这些都需要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三）怎么整合 “怎么整合”就是研究课程如何整合并最终成为什么形态课程的问题。从已有的研究得知，在国内外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实践中，已经积累了一批有代表性的课程模式，如加拿大的CBE模式、澳大利亚的TAFE“培训包”模式、英国的BETC模式、德国的“学习领域”模式以及我国的“宽基础、活模块”模式。但是，这些课程模式都不是直接针对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思路进行构建的，而是在反对传统学科课程模式的基础上，为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一体化而设计的。在已有的课程整合模式研究中，只有美国研究者将本国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基本模式进行了系统梳理，而事实上也只有美国明确提出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战略，并在实践中得到了较好贯彻。在借鉴些许经验的基础上，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界如何根据我国实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基本模式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根据相关经验，课程整合的模式有很多种，如整合学术内容的职业课程、整合职业内容的学术课程和综合型课程，那么适宜我国的到底有哪几种，这几种的比例关系如何，都是值得研究的重要内容。 （四）谁来整合 “怎么整合”只是为课程整合提供了基本思路和方向，那么由谁来贯彻这种理念并付诸行动，从而使课程模式得以呈现和实现，这就涉及到整合的主体要素。一般而言，主体既有人的要素，也有机构的要素。在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过程中，人的要素的核心主体是学术教师和职业教师，也包括旨在协调双方和相关资源的管理人员和学生；而机构的要素主要就是职业院校，另外还有不同级别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后者提供思想性和政策性的引导。不过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只有涉及到学术教师和职业教师两种人的力量，对于其他人员的力量以及机构的力量涉及甚少。因此，要想更好地促进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不仅要加强双方教师的合作，还应调动更多力量，如使学校的行政管理人员、教务管理人员都参与到课程合作的协调中去，并积极争取学生的课程改革意见。与此同时，相应的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如教育部职成教司还要制定有针对性的纲领性文件，对课程整合提供整体的思路和导向；相应的地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也应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对辖区内职业院校的课程整合实践提供具体指导。最后，职业院校应结合本校的各种资源优势，统一协调各方力量，对课程整合进行具体部署和实施。这些都需要广大理论研究者进行建言献策。 教育学术论文:试析日本比较教育学的学术研究动向及启示 [摘 要] 自1965年日本比较教育学会成立以来，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本文从平塚奖的获奖作品、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的关注点、共同研究课题的主题变迁、年度大会个人自由发表的关注主题的变迁等几个方面对日本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动向及特点进行初步的探讨与分析，以期对我国的比较教育学科建设有所助益。 [关键词] 日本；比较教育学；地域研究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独特的学科理论，而任何学科理论都是在学术实践中逐步发展并完善起来的，比较教育学也是这样。自法国学者朱利安发表《比较教育的研究计划和初步意见》以来，比较教育学已经走过了近200年的历史。20世纪70年代以来，比较教育学走过短暂的低迷岁月，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比较教育学著作以及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可以说，如今的比较教育学研究已是蔚为大观。同样，二战后日本比较教育学学科理论构建也是由无数次的实践积累而成的。其间经历了社会科学方法的冲击、比较教育学研究方法论争、研究方法的转换、研究地域重心的转换、研究基础弱化等一系列的考验，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依然在执著地探索与前行。本文将从平塚学术奖的获奖作品所体现出来的研究动向、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的关注点、共同研究课题的主题变迁、年度大会个人自由发表的关注主题的变迁等几个方面对日本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动向进行初步的探讨与分析。限于篇幅所限，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会刊《比较教育学研究》中的研究动向与特点将另撰文加以分析，在此不再赘述。 一、平塚奖与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动向 为了纪念平塚益德教授，同时也是为了促进日本比较教育学的发展，培养国际化的日本研究者，为学会培养优秀的后备人才，1982年，日本比较教育学会设立了平塚学术奖励基金。1990年，在平塚基金的基础上，学会设立了比较教育学会平塚奖，以鼓励更多的年轻学者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这一奖项是日本在教育类学会中的首次尝试。平塚奖的设立对于比较教育学的研究者来说，尤其是对年轻研究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励与支持。可以说，平塚奖是日本比较教育学界最高奖项，是对年轻学者研究能力与研究水平的一个高度肯定。截至2012年，平塚奖总计评选出20篇获奖论文，通过对这些获奖论文的考察与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具有如下的特点。 （一）研究者对亚洲教育的日益青睐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社会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即逐渐从“脱亚”向“协亚”的回归。这一趋势反映在比较教育学的研究领域，即是日本研究者对亚洲教育问题的关注。从表1中我们不难发现，1991～2012年平塚奖的获奖论文所涉及的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老挝、韩国、德国等国。除了德国和澳大利亚，其余的国家均属于亚洲，而且关于泰国及马来西亚的研究论文均在3篇以上。这些论文研究遍及了亚洲国家的少数民族教育、女子教育、教育政策、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留学生教育等教育的多个层面。 （二）研究方法更注重实地考察 比较教育学在与其他学科进行有益合作的同时，也保持了独有的特色。90年代以来，作为重要研究方法的实地考察法（或称之为田野研究法）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日本研究者针对世界各国的各种教育现象、教育实际情况，在当地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实地考察和准确的资料收集，从而进行国际比较与调查研究。长时间地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进行实地研究，对于比较教育学研究来说，无论是通过共同研究进行多国之间教育问题的比较，还是学者个人进行某一文化圈的教育问题的深入研究，都是十分必要的。它有助于比较教育学研究者从全球的视野把握世界教育动向，突破时间、语言、方法等方面的局限，对教育实际问题进行准确地分析与研讨。我们从这22届平塚奖的获奖论文中不难发现，有多篇论文都是在进行较长时间的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撰写而成。例如学者服部美奈的《印度尼西亚的近代女子教育》一文，就是作者在当地两年半的学习及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而取得的研究成果。 （三）对少数民族教育愈加关注 正如日本学者杉本均所指出的那样，近年来，少数民族教育问题已经成为了日本比较教育学的一个核心研究领域[1]。通过表1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论文研究的问题一栏中有6篇获奖论文是关于少数民族教育问题的，足见日本比较教育学界对少数民族教育问题的重视。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各国教育问题的共同点及普遍性理应倍受瞩目，然而我们却惊讶地发现，与此同时各国自身社会及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多样性所带给教育的影响却更加倍受关注。在这6篇论文中所涉及到的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老挝等均为亚洲国家，可见日本比较教育学者对亚洲的少数民族教育尤为重视。这些论文对少数民族教育中的女子教育问题、民族平等、民族差异、教育政策等均有涉及，对不同国家、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少数民族教育从多个层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其中也不乏对教育中的弱势群体及性别差异问题的关注。 二、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研究主题所呈现的研究动向及特点 自1965年3月召开第一届年度大会正式宣告日本比较教育学会成立以来，年度大会作为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一项重要活动已经成功举办了45届（数据截至2004年）。年度大会为日本比较教育学者乃至国内外的教育学者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氛围，为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的开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毫无疑问，自1968年在第四届年度大会上增设了课题研究以来，课题研究成为了此后历年年度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本文将通过对年度大会课题研究中主题变迁的梳理来对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的特点进行尝试性的探析。 如表2所示，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年度大会顺应时代的变迁来选择相应的研究主题，其研究课题的主题涉及比较教育学科理论、国际化与国际交流、教师教育、道德教育、中等教育、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等许多教育领域，对课题研究的主题选择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如1965～1980年的主题较多涉及教育研究体制、教育传统与革新、幼儿教育、教育与宗教及国际理解教育。细究其中，我们不难发现，这种主题的选择趋向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来的世界教育改革的热潮并没有消散，世界各国对教育改革的热切期待导致了研究者对教育改革的关注，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课题研究主题深为国家意向所左右。 80年代以后，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的主题发生了一些变化。在1981～1990年这10年中，年度大会课题研究的主题涉及比较教育学科理论、国际化与国际交流、教师教育、道德教育、义务教育与基础教育、教育课程、留学教育、高等教育以及教育个性化与自由化。我们不难发现，随着教育国际化的推进，有4年的研究主题都涉及国际化的问题，教育国际化一举成为80年代比较教育学研究的热点。随之而来的留学教育、教育个性化等问题也倍受关注。与此同时，在世界各国加强基础教育的呼声下，义务教育与基础教育、教育课程的改革问题也相继倍受瞩目，分别有3年的课题研究主题关注这两方面的内容。另外，还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即高等教育问题被提上了日程，因此，有两年课题研究的主题关注这方面的问题。 90年代以来的课题研究主题主要涉及比较教育学科理论、国际化与国际交流、教师教育、中等教育、少数民族教育、义务教育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多文化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心的教育、教育开发等。仔细观察，我们不难看出，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推进，课题研究的主题愈加多元化，涉及的方面愈加广泛。如少数民族教育、多文化教育、社会主义教育、教育开发等新问题被提了出来，可以说，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的课题研究已经涵盖了教育领域的方方面面。这阶段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对高等教育问题的关注急剧上升，有6年的主题关注高等教育。而且，对比较教育学科自身的反思与探讨也进一步深入，其中有7年的研究主题关注比较教育学科理论问题，可见，日本比较教育学者愈加关注学科自身的发展与完善。当然，对国际化问题、义务教育与基础教育的关注依然继续，而且在这一阶段还加入了中等教育。总体说来，1990年以来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课题研究的主题特点为：对比较教育学自身的课题以及研究方法的探讨；对国际性及全球性教育课题的关注；对特定教育领域及教育现象的比较等。细论其详，研究动向及特点主要表现为： （一）这一阶段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的显著变化之一，即在研究中已经开始尝试进行理论分析，对比较教育学自身的课题与研究方法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可见，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对学科自身的发展与完善日益关注。 （二）第二个显著的变化为研究的对象国不再仅限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研究对象开始涉及亚洲、大洋洲的国家及地区。我们可以发现，日本比较教育学会中以亚洲国家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者逐渐增多，尤其是研究东亚及东南亚各国的学者逐渐增多。然而，对拉丁美洲及非洲等地区的教育问题仍没有学者触及。 （三）课题研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如高等教育问题的研究显著增多。随着高等教育市场化、国际化潮流的急剧推进，越来越多的日本学者对高等教育问题及教育实践的课题抱有浓厚的兴趣。对基础教育、中等教育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多文化、多样化的发展变化等情况进行相应的课题分析。随着冷战结束及世界格局的变化，社会主义教育也成为了比较教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共同研究主题所呈现的研究动向及特点 日本比较教育学会自成立以来广泛开展了学术领域的共同研究，在1965～1980年这一段时期，共同研究所涉及的科研主题包括高等教育、中等教育、教育研究体制、教师教育、道德教育等相关问题[2]。如表3所示，从1968年开始，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共同研究的主题涉及高等教育、中等教育、教育研究体制、教师教育、道德教育等问题。可以说，1980年以前的共同研究主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世界各国对教育改革的重视，促使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对教育问题的关注，可以说，这一阶段的研究主题的选定深受国家及提供资金援助财团的影响，从而具有一定的功利性。 1980年以后，随着教育国际化的逐步推进，学会的共同研究主题也选择了“教育国际交流与援助”等具有时代特色的问题。此外，还开展了涉及比较教育学科特性的自身理论与实践的相关课题研究，即以“比较教育学的授课调查”为主题的研究。此后，高等教育又再一次成为了共同研究的主题。并且，在世界各国加强基础教育的呼声中，义务教育也成为了共同研究的主题。至此，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共同研究已经涉及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这几个教育阶段的问题，研究领域的扩大以及研究课题具有时代特色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 1990年以来，随着世界格局的变换，共同研究的主题更加多样化。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推进，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对亚洲国家及地区的教育问题日益关注，这一变化也明显地反映在共同研究的主题中。如“日本教育对亚洲国家的影响”、“亚洲各国教育国际化”、“亚洲中等及高等教育市场化”等都成为了共同研究的主题。此外，研究主题还涉及了教育风俗、大学评价、多文化教育、英国教育政策、家长参与学校教育、学校与企业的合作等相关问题，从而使共同研究主题更加多元化。 此外，日本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国际研究合作部所涉及的课题也体现出了类似的特点。如表4所示，2000年以来，日本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国际研究合作部所涉及的课题包括了从宏观到微观多个层面的问题，从教育政策、全球化冲击下的教育改革，具体到中等教育、家长参与活动、授课时间等学校教育实际中的问题，可见，教育实践的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另外，该研究合作部所研究的课题除了接受文部科学省（简称文科省）委托的课题外，其自主研究的课题更突出了国际性与时代性。 四、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自由发表的数量及主题变迁的特点 在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年度大会上，“自由发表”{1}一直是年度大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图1所示，1965年前后，自由发表的数量一直保持在4、5篇左右，而到了1980年，自由发表的数量已经徘徊在20篇左右了。由于1980年日本比较教育学会成功举办了第四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的发展。1981年年度大会的自由发表数量一举突破了30篇，而1986年，自由发表的数量又突破了40篇。1981～1990年这一阶段的自由发表中，关于亚洲教育问题的报告数量自1983年以后一直保持在11篇左右，可见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对亚洲教育的重视。而1990年以来，年度大会上自由发表的数量又实现了新的超越。1993年的自由发表数量一举突破了60篇，此后一直保持在60篇左右，直到2002年又一次突破了80篇，而2003年自由发表的数量更是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95篇。随着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的不断增加，年度大会上的自由发表数量也不断攀升，这一方面反映了关注比较教育学研究的学者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的独立研究水平不断提高。 （资料来源：日本比較教育学会編.日本比較教育学会40年の歩み[M].東京：東信堂，2004.p17～61.） 从年度大会上自由发表所涉及的内容来看，可以发现，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1993年年度大会上的自由发表内容涉及比较教育学理论、学前教育、初等及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多文化教育、异文化教育、教育交流史、亚洲教育史、开发与教育、中国教育等，其中多文化教育问题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而在自由发表中关于亚洲教育的研究也不断增加， 1991年的年度大会上自由发表为31篇，其中关于日本的10篇，北美的13篇，欧洲的8篇，而关于亚洲、大洋洲及拉丁美洲的共计只有6篇。而1993年的自由发表中关于亚洲、大洋洲教育的研究迅速增加，甚至有赶超欧美之势。而且，在年度大会的自由发表中，留学生会员及海外会员不断增加，增强了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的国际性。 总之，历经了四十几年的风雨，日本比较教育学会逐渐走向成熟，同时，她也为日本比较教育学界及教育学界培养了大批的人才。正如著名的西班牙学者何塞·加里多（Jose Luis Garcia Garrido）所说：“在亚洲国家中，比较教育无论在教育水平还是在研究水平上有了较大发展的，无疑是日本。”[3]的确，在其发展历程中，日本比较教育学会从最初只有94名会员（其中学生会员12名），发展壮大为已经拥有会员近900名的这样一个较大的学会组织。在学会发展的过程中，历经了数任会长的薪火相承，从而不断地发展完善，日本的比较教育学研究已经蔚为大观。然而，在研究者队伍不断壮大、学术著作层出不穷的背后，日本比较教育学会乃至日本比较教育学界正面临着一个潜在的隐忧与困境，理论研究和方法论层面难有创建、研究基础的弱化、学会的边缘化及学科的危机是日本比较教育研究者挥之不去且必须直面的棘手问题，同时这也是新时期发展中日本研究者们一直在苦苦思索解决对策的问题。 五、对我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启示 反观我国比较教育学的发展状况，自1965年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正式成立以来，我国的比较教育学已经走过了四十几年的历史。但是，历经了十年浩劫，直至改革开放，比较教育学科才迎来了发展的春天。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比较教育学获得了飞速的发展，成果比较显著。与日本相比，我国的比较教育学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亟待解决。首先，时至今日，中国比较教育研究会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学会组织，不能不说这是比较遗憾的，而且对于学会的发展壮大乃至学术研究的开展都是十分不利的。与之相对，日本的比较教育学会是一个独立的学会，并且于20世纪80年代设立了平塚奖励基金，大力支持与鼓励年轻学者开展研究，对于开展与推进比较教育学术研究大有裨益。其次，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研究的问题涉及的范围也比较广泛，而我国开展比较教育研究比较晚（真正实现发展是在20世纪80年代），因此我们的比较教育学的学术研究还处于发展过程中，而日本的比较教育研究已经相对比较成熟。第三，“理论研究和方法论层面难有创建”这一问题，是中日两国比较教育学界所共通的问题，我国比较教育学界的研究者们也在不断探索，试图有所突破和创建。对于一个学科来讲，在创建初期、发展中期、成熟时期等不同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有所不同。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今天，如何面对难题、解决难题，从而让我国的比较教育学术研究走向成熟，这是我国比较教育学界的研究者们共同面临的挑战。 谈教育学术团体在地方教育发展中的作用 2010年7月，在市社科联的推荐下，我有幸参加了省社科联举办的社科类社团负责人研讨班的学习活动。在这次会议上，会议的组织者为每位参会人员发了一本书，是辽宁省社科联主席杨路平所著的《中国社会科学类社团科学发展的战略选择》。在这次会议上，杨主席对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讲解。讲解的内容涉猎了社科类社团全面的知识，这些知识都是我们在日常工作中需要掌握和正确运用的，会使我们社团工作更有政策性和导向性。会议结束后，我利用一些时间，又仔细的研读了这本书，我感觉对于从事社团工作的人来说，应该掌握有关社团的知识，应该知道对我们国家关于社会团体工作的相关政策和法规，因为只有知道和了解这些知识，才能更加有利于工作的开展，才能使我们在工作中做到有章可依，有法可循。 本书从中国社科类社团的现状、发展趋势、内涵、功能到与国外的比较研究，从社团的管理体制研究、法律制度研究到与其他社会组织关系研究，都进行了详尽的叙述，是为社团工作者提供的一本知识涵盖全面，相关政策到位的一本好书。学习了之后觉得受益匪浅。 教育学会是社科类社团中一支重要的生力军，它汇集了广大教育工作者，针对教育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教育科学研究，努力为教育行政部门决策咨询服务，为学校发展服务，为教师的专业化成长服务。通过学习，我感觉到我们在工作中应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学会组织制度建设，在管理上创新，树规范化管理品牌 加强组织制度建设、创新管理机制，是团结广大会员、凝聚群众力量、激发发展动力和充分发挥作用的根本保障。 首先做到明确办会思想，提升办会理念。我会在工作中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为依据，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三个面向”为指针，贯彻教育方针和“双百”方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组织和团结有志于教育科学研究的广大教育工作者，学习教育理论，开展教育科学实验，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发展教育事业服务。 健全组织网络，完善规章制度。强烈的创新意识来源于工作的高标准，学会在组织网络和管理制度建设上突出“严”字，努力创规范化管理品牌，形成了组织网络健全、层层有管理、校校有机构的良好局面。各项规章制度的健全和落实带来了科学、扎实、有效的管理，严格按制度办事，学会和各分会的工作有章可循、有效运转。经过几年的建章立制，教育学会已成为规范化管理的国家及省市标兵学会。 坚持学术标准，规范成果管理。在学术成果评审中，我们以提高广大教师（会员）教育学术研究能力为目标，坚持按组织机构渠道申报，逐级把关。坚持学术标准，成果由学术委员会讨论审定。论文证书实行双章制，网上管理，保证了教育学会系统学术评审的科学性、严肃性和权威性。 二、扎实开展教育科研活动，在研究上创新，提升教师理论素养 开展群众性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学会的根本任务，是学会工作的核心和灵魂，是学会工作生命力之所在。我会提出要坚持正确的科学方向，做到四个服务，即坚持为本校、本县、本市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服务，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服务，为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服务，为师生服务。具体地说，就是围绕教育局的中心工作，积极开展教育热点难点研究，在提高教师教育教学理论水平上下功夫。 坚持科研原则，提高研究实效。我会长期遵循的科研原则是“立足实践、重在应用”，研究的方向是当时当地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实践证明，教育科研是学会工作的核心任务，其中应当特别强调“以应用为主”的研究是学会的科研宗旨。学会抓教育科研是要帮助教师把教育教学经验加以归纳、验证、上升到理论高度，让这些经验成为我地区的教育财富。为课程改革走向深入，为提高我区广大教师的学术研究水平搭建了广阔的平台。 完善课题管理，增强服务意识。课题研究是否能取得实效，管理和指导是重要的环节，这也是我们创新的一个亮点。我们下发了《教育学会科研课题管理办法》，从多侧面、多角度完善课题的管理，使各分会各施其责。为提高科研的实效性，我们从管理入手，加强培训、辅导、指导和检查的力度。我们采取了集体辅导和个别辅导相结合的原则，从申报开始就帮助学校积极解决课题研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周密做好课题的前期论证，梳理课题研究的清晰思路。学会举办了科研培训班，详细讲解了在课题研究过程中会出现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专家的讲解和学校介绍的经验为教师们提供了可供学习和借鉴的方法，教师们感觉到很多问题得到了澄清和解决，受益很大。 三、经常组织丰富学术活动，在形式上创新，带动教师专业成长 学术活动是学会工作的重要工作，也是学会工作的亮点，学术活动的开展可以起到凝聚广大会员的作用。几年来学会注重在活动形式上创新，以吸引更多的会员参与到学术活动中来。 着眼教师需要，展示教师风采。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开展，广大教师对学习、运用先进的教育理论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学会是广大会员学术研究的基地，是信息交流的中心，学会应为教师提供和营造学术的氛围。学会利用各种形式向广大教师传播教育理论，提高教师的理论素养。 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积极参与市区立项调研课题的研究，对调研活动，我们做到四有：有计划、有培训、有报告、有奖励。我们每年都制定周密的调研计划，并利用会议进行培训，讲解调研的操作方法，使基层学校对调研活动不仅认识到位，而且还操作规范。对基层学校完成的调研报告，我们进行评比，择优奖励，发给单项奖和优秀组织奖，极大的调动了基层学校的积极性，同时也很好的发挥了为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建言献策的作用，教育学会真正成为了教育行政机关和学校的桥梁纽带。 从工作中我们体会到，社科类社团是党和政府联系与团结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精神文明和社会文化的重要生产者和传承着，是社会利益表达的重要载体。教育的育人作用在当今社会和谐发展中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教育学会作为广大教师汇集的学术团体，应进一步扩大对教师服务的范围，用教育人的执著、智慧和奉献精神，引领广大教师为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为地区的振兴、为教育强市贡献力量。 教育学术论文:我国远程教育学术期刊文章的计量分析 [摘要]学术期刊是学术成果与交流的重要平台，对其所刊载的文章的研究，能从一个侧面反映该学科的学术研究动态。采用文献计量法和内容分析法，对CNKI中国引文数据库中收录的远程教育领域多家学术期刊自1990年至2011年期间刊载的全部学术论文，从文章所属学科类别、期刊所属类别、资助基金项目、研究层次、前40位高产作者、前40个高产机构的作者来源、各年份发表文章数量等角度进行分析，并对其中的高被引论文的来源期刊、发表年份、第一作者和作者的合作性、下载频次等进行分析。这些分析有助于远程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合理评价我国远程教育期刊、研究机构的学术实力，并从侧面反映我国远程教育学科学术研究现状。 [关键词]远程教育；学术期刊；文献计量；内容分析 一、研究的必要性 作为学术成果和交流的重要平台。学术期刊至今依然保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对学术期刊的研究，也一直是相关研究者、编辑们关注的焦点。 考察近年来对学术期刊的研究，大多从如下角度对某学科的某一份或几份杂志做相关分析。 (一)对学术期刊所载学术论文的被引相关情况的分析 此类分析主要包括：某学科相关学术论文的数量、文章被引频次、载文被引的主题类型分布、被引文章的年代分布、被引半衰期等。如：李小敏分析了《大学教育科学》杂志从2003年到2006年的载文被引情况；姜志静就《教育与经济》杂志的载文被引情况作了分析；尹兰研究了《情报学报》杂志1994年至2006年所刊载学术论文的被引情况：崔薇等开展了中国网络舆情研究文献的计量研究。并对被引文章的年代分布做了分析；陈彬、王义娜四分析了《教育与经济》杂志近5年的学术论文及引文，在一般的计量分析之外还讨论了被引半衰期。 此外，还有对高被引文章的分析，此类相关研究较多，如：金梅、熊爱民研究了某机构2000年至2006年所发表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论文中的高被引文章：李延延等参照CSSCI所提供的数据研究了《电化教育研究》杂志的高被引文章：宋伟萍同样基于CSSCl2004年至2006年的数据，分析了心理学期刊中的高被引文章：钟玉杰等回顾并分析了我国护理教育10年的研究热点，重点分析了护理教育相关学术论文中的高被引文章；王菊香、宋春燕研究了《护理学杂志》1998年至2007年所刊载的学术文献中的高被引文章：许云研究了《大学图书馆学报》期刊，重点分析了该期刊的高频被引论文，并基于此分析了作者情况；吴卫华等对《教育与经济》期刊2003年至2008年所刊载的学术文章进行了被引定量分析。其中重要的一个分析维度就是高被引文章的分析；周仕德、张明富基于CSSCll951年至2006年的数据，分析了我国历史教育类学术论文中的高被引文章，进而梳理了我国历史教育研究的发展脉络：姜华等对我国2007年至2009年的高等教育期刊进行了文献计量与可视化的研究，关注了我国高等教育期刊高被引文章的分布和特点：在徐婷对《教育研究》杂志1994年至2007年所载文献的被引分析中。对高被引文章的分析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角度：孟秀丽也针对《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十年内的高被引文章的情况作了统计分析；刘兰桂、李超运用CSSCll998年至2007年的相关数据，分析了教育信息化研究文献中的高被引文章；蒲艳春等则分析了《高等农业教育》杂志的高被引文章。 关于某一个或某一类机构所发表的学术文章的专门研究也可以归入此类，此项分析可以从一个重要层面判断机构学术研究的实力和现状。如：金梅、熊爱民通过对发表文章的计量分析，研究了贵州教育学院人文社科类研究的状况：杨波对我国民办高校近年来的研究论文做了计量分析：陆根书、刘敏则从发表文章的计量分析角度剖析了我国高校的学科竞争力及学科建设成效：刘婧等圈基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对江苏广播电视大学科学研究概况做了简要的分析：龚放基于CSSCI 2005年至2006年的数据，提出了我国教育学研究领域机构、地区的学术影响力报告。 (二)对学术期刊所载学术论文的作者的分析 对学术期刊所载学术论文的作者的分析，包括对被引文献作者分布、作者合作意识、第一作者累积被引情况、高频被引作者等的分析，以及对某学科核心作者及其影响力的分析，等。如：李小敏在对《大学教育科学》杂志2003年至2006年所刊载文章进行被引分析时，关注了该杂志被引文献的作者分布情况，发现了一批被引频次较高的作者及来源机构；李延延等采用CSSCI的数据分析了《电化教育研究》杂志的学术影响，其中重点关注了高频被引作者及其被引频次；尹兰从第一作者人数、第一作者人均被引量、第一作者累积被引情况、作者合作意识等角度分析了《情报学报》杂志1994年至2006年所刊载论文的作者情况；金梅、熊爱民分析2000年至2006年贵州教育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状况时，关注了该机构人员所发表的人文社科类学术文章的作者被引频次、高被引作者等：许云在其研究中重点分析了《大学图书馆学报》的高频被引论文和作者情况；王义娜等计量分析了《现代大学教育》近五年的载文及引文；司林波、赵晓冬在评价《比较教育研究》杂志的学术影响力时，关注了第一作者的来源机构：孟秀丽在其研究中分析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1999年至2008年高被引作者的分布；周仕德、张明富在研究我国历史教育五十五年历程的过程中，利用高产作者、高被引作者数据分析了《历史教学》杂志的作者学术影响力：姜华等在研究我国高等教育期刊文献时，利用文献引文网络分析的Gite SpaceⅡ可视化软件，进行了包括作者共被引分析在内的分析，揭示了2007年至2009年间高等教育学研究领域的热点研究问题及权威人物等；龚放、白云则通过对2000年至2004年间我国教育研究领域学者“发文量”和“成果被引”两方面的统计分析，进一步分析了我国教育研究领域学者的影响力：魏顺平等在研究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研究人员科研绩效时，采用的数据有第一作者中的高产作者及分文数、第一作者文章的总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频次，进而计算了所有作者的h指数。 (三)对期刊所载学术论文所属学科的分析 对期刊所载学术论文所属学科的分析包括：通过对文章的关键词、所属学科类别和研究层次、语种分布等的分析来剖析该学科的相关情况。如：钟文娟研究了《教育与经济》杂志1985年至2009年所刊载的学术论文，测定并分析了这些学术文章的核心作者：孙毅等基于对相关学术文章的分析，开展了基于知识图谱的工程教育前沿成果的研究。 (四)基于学术论文。对学术期刊本身的分析 对期刊本身的分析涉及对被引文献的期刊分布的分析，以及对某一期刊所刊载论文的总量、被引用情况、载文作者地区分布和载文文献类型、影响因子等的分析。亦包括对共 被引分析等的分析。如：崔薇等在对我国网络舆情研究类文献进行计量分析时，实际上分析了刊登网络舆情研究文献的期刊在某些方面的总体特点：刘晋飞基于CSSCl2000年至2010年的数据，分析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刊载论文总量及被引用情况、载文作者地区分布和载文文献类型等；尹兰Ho在分析1994年至2006年的《情报学报》杂志时，把关注点放在被引情况分析上，包括发文及被引情况、被引论文频次、被引论文作者、受各类基金资助的被引论文等：蒲艳春等统计分析了《高等农业教育》杂志载文的被引文献数量、历年被引文献情况、被引文献作者和被引文献作者机构等；王义娜等对《现代大学教育》杂志五年的载文及引文进行了计量分析，分析涉及载文量、作者、基金资助、引文率、篇均引文量、引文语种、引文类型、引文年代等来源期刊指标以及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立即指数、被引半衰期、期刊他率等被引计量指标：龚放利用CSSCl2005年至2006年统计数据中的被引总量、影响因子和被引广度等指标分析评价了我国教育学期刊的影响力：司林波等同样利用CSSCI的数据，从总被引次数、影响因子、即年指标、论文地区分布、基金论文数、高频被引论文等多个角度分析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的学术影响力；史素梅、何小凤对《教育探索》杂志2005年至2009年刊载的学术文章进行了引用频次分布、选题分布、被引论文年代分布、引用核心期刊分布等方面的被引统计分析；兰天、何小凤则对《职业技术教育》杂志2005年至2009年刊载的学术文章进行了载文被引分析：许振亮等开展了基于知识图谱的国际高等工程教育学科前沿的研究。他们研究的依据是对国际高等工程教育研究的17种期刊进行的科学计量分析：胡玥分析了CSSCl2004年至2006年统计学期刊的影响因子、被引次数、被引速率等指标，基于此整体评述了统计学期刊的学术影响力；李小娟、唐云富也利用CSSCI的数据，比较研究了《比较教育研究》与同类期刊在综合引证指标上的差异；赵韬、陈富定量分析了近十年《教育科学》杂志载文的被引情况。 如果集中关注关于远程教育学科及相关学科(如：教育技术)的学术期刊和学术论文的研究，相关文献表明，目前这类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人员科研绩效的评价，学科国际化程度，被引文献、作者与引文年代的分析，以及对关键学者的研究。如：梁振辉、魏顺平采用Hitch指数(简称“h指数”)方法以及与之相近的w指数方法。通过对中国知网(CNKI)中国引文数据库收录的教育技术学领域的CSSCI来源期刊在1998年至2007年所刊发论文的被引用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对1998年至2007年10年间中国大陆地区教育技术学领域研究人员的科研绩效进行了评价，分析得到了1998至2007年中国大陆地区教育技术学领域最具科研绩效的前30位研究人员：朱祖林基于Thomson Reutem公司开发的学术文献信息检索平台ISI Web of Knowledge。采用计量分析和内容分析方法，从论文和引文两个侧面，测度中国远程教育在国际视野里的显示速度、显示广度和显示深度；魏宁统计分析了电教两刊关于教育技术文献的引用情况：路秋丽嘴的研究通过中国知网(CNKI)和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的若干数据库对教育技术研究领域的研究者进行发表文章数、被引文献数、被引文献比例、被引频次等多项指标的计量分析。从中分析出16位最具影响力的关键学者。并进而对这16位关键学者的工作单位、指导硕士论文数量、历年数进行调查和统计分析，从而试图展现这16位关键学者的学术表现。 二、研究数据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择了1990年至2011年公开发表的、刊载在远程教育期刊上的，远程教育或相关领域(如：在线学习、E—learning、网络学习等)的中文学术论文作文献计量学分析和内容分析。 研究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CNKI中国引文数据库中被引次数排名前4万的期刊文献，获取文献时采用的关键词为“远程教育”。根据CNKI所提供数据的情况，分析中凡是涉及分组的数据主要来自于前4万条记录，凡是涉及排序的数据只在800万条记录以内有效。研究数据查询和获取的时间为2011年10月26日。 参考已有的相关研究，在本研究的计量学分析中，选择的计量分析数据包括一般性的学术论文特征数据(如：文章所属学科类别、期刊主办单位、资助基金项目、高产作者、前40个高产机构的作者来源、各年份发表文章数量)和高被引文章的特征数据(如：高被引文章的来源期刊、发表年份、第一作者、作者合作性、下载频次)。内容分析则是基于以上数据展开。 三、对全部远程教育学术论文的分析 首先，对全部远程教育期刊刊载的学术论文，从文章所属学科类别、期刊所属类别、资助基金项目、研究层次、前40位高产作者、前40个高产机构的作者来源、各年份发表文章数量等角度进行分析。 (一)所有文章所属学科类别分析 据统计，远程教育学术论文主要集中在表1所示的学科当中。其中。文章数量排名前16位的学科当中，6个是与教育密切相关的(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成人教育与特殊教育、高等教育、医学教育与医学边缘学科、中等教育、职业教育)，与之相关的论文9177篇，占55.3％：其次是与技术相关的(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互联网技术、电信技术)，涉及的论文为5950篇。占到35.9％：两厢合计达到了91.2％。这一结果清晰表明，远程教育类的学术论文与教育和技术密切相关。的确，远程教育始终是和现代信息技术密切结合的教育形式。 而从图1可知，远程教育类学术论文集中分布在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成人教育与特殊教育这三个学科当中，这三类学科中的远程教育论文占全部远程教育论文的78.6％。可见，远程教育研究在技术方面主要围绕着计算机及其应用展开，理论的研究和管理的研究占到了很大的份额，而成人和特殊需要人群是非常需要远程教育的人群。远程教育类学术论文分布在多学科类别中，这表明远程教育是一个综合的、跨学科的学科，各个学科门类都对远程教育的研究和实践的发展有贡献。学术论文在成人教育和特殊教育相关学科上的集中，体现了远程教育应用范围广，在成人教育、特殊教育和高等教育中都有广泛的实用价值，远程教育天然地需要关注成人学习者和弱势人群的学习需求，目前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但依然有更多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其次。体现了远程教育中的技术发展脉络，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对远程教育的影响至关重要，信息技术在远程教育中的应用从最早的单纯应用，到后来结合教育学、心理学理论的综合性应用，逐渐走向科学化、系统化。从现在远程教育学术论文的组成来看，技术应用和教育理论已经是并且还将继续是远程教育研究的两大支柱，对实践的关注和进一步的研究是以这两大支柱为倚靠和基础的。 (二)期刊主办单位类别分析 本研究统计了刊载远程教育类学术文章数量排名前40位的学术期刊。结果表明，作为我国远程教育中坚力量的广播电视大学系统(包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地方各级广播电视大学)，目前拥有较成熟的远程教育类学术期刊(含学报)共25种，在1990至2011年期间刊载了3846篇远程教育学术论文。其他单位主办的远程教育相关期刊同期共刊载远程教育学术论文2069篇。由图2可见，中央和地方广播电视大学主办的学术期刊是远程教育学术成果发表和交流的重要平台，这些学术期刊已经成为远程教育学术成果发表和分享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当然，数量与质量并不能绝对地画等号，质量上的追求是学术期刊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数量与质量，孰重孰轻?如何在追求质量的同时兼顾数量?值得期刊主办单位思考。 (三)资助基金项目分析 在本研究所采集的远程教育学术论文中，334篇文章属于国家级／部级基金项目的成果(占标注基金项目文章的74.7％)，110篇文章属于省级基金项目的成果，3篇文章属于其他类别的基金项目(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基金)。从这些数据可见，远程教育类学术论文所属基金项目主要集中在国家级／部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远程教育研究课题的水平：和基金项目相关的文章还不多，属于国家级／部级基金项目的课题也不多。这既需要远程教育研究者努力提高研究水平，也需要国家提高对远程教育研究的重视，多为此类研究提供资助。 (四)高产作者分析 本研究统计分析了所有远程教育相关学术论文作者中的前40位高产作者，这40位作者发文数量都大于(或等于)10篇。最高的达到71篇。其中，有19位高产作者来自普通高校，21位高产作者来自各级广播电视大学。可见广播电视大学是我国远程教育研究的重要力量。但就高产作者的作品数量来看，来自普通高校的高产作者贡献了404篇文章(57.5％)，来自各级广播电视大学的高产作者贡献了298篇文章(42.5％)，从这个方面来看。来自广播电视大学的作者们还需要继续努力。本项分析只按作者目前所在机构来统计，未考虑作者发表文章时所在机构是否是其目前所属机构，因此研究数据可能会有偏差。 (五)前40个高产机构的作者分析 前40个远程教育学术论文高产机构，贡献的远程教育学术论文均超过或等于47篇。研究发现，普通高校共18个(45％)高产机构，发表了1492篇(40％)论文；各级广播电视大学共22个(55％)高产机构，发表了2223篇(60％)论文。从这些数据来看，高校平均发文量低于广播电视大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普通高校对远程教育研究的关注，更多的是受到我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推动：自1998年该项工程启动以来，普通高校的网络教育学院纷纷成立，由此在高校中聚拢了一批远程教育实践人员，加之高校原有的学术研究沉淀，使得高校远程教育研究力量不容忽视。而我国各级广播电视大学。自创办以来，已经在远程教育教学和研究方面积累了数十年经验，出现较多高产作者也是很自然的。 (六)各年份发表文章数量分析 根据CNKI数据，统计了1990年至今的远程教育学术论文数量。1995年之前规范的远程教育学术研究文章极少，故不在分析范围之内。从数据来看(图3)，从1997年起，我国远程教育领域的学术论文开始激增，到2003年出现了高峰(1414篇)，之后文章数量呈现平稳态势，在小波动中略有下降。因为开展本研究时，CNKI并未采集到完整的2011年数据，因此2011年的数字不能代表这一年的情况。近几年来。论文数量的稳定，表明该领域的研究进入阶段性的成熟期，研究人员队伍和产量也趋于稳定。这一发展趋势是跟近年来远程教育实践的发展密切相关连的。未来该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文章的质量与数量的发展，应当还是跟当时远程教育的实践发展态势密切相关。 四、高被引文章的分析 本研究采集了远程教育领域被引频次排名前500名的文章，以此作为“高被引文章”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相关分析主要从高被引文章的来源期刊、发表年份、第一作者和作者的合作性、下载频次等角度来展开。 (一)来源期刊 表2列出了刊载高被引文章数量大于或等于3篇的23份期刊。由表中数据可知，这些期刊与远程教育、教育技术、计算机相关度最高，可见高被引文章的来源期刊都集中在这三个领域。其中，刊载高被引文章最多的是《中国远程教育》杂志(共131篇，在500篇高被引文章中占到了26.2％)。刊载高被引文章数量排前五位的期刊共刊载高被引文章261篇，占500篇的52.2％，可见这些杂志是支持远程教育学术文章发表的核心力量。此外，发表过远程教育类高被引文章的期刊，有些并不是远程教育领域专业期刊，可见，远程教育学术研究成果的发表还是有一定的分散性的，多样化的来源也带来了成果分享的多元化。 (二)高被引文章发表年份分析 表3统计了各年度的高被引文章数量。1998年之前，没有高被引文章，这也反映了1998年之前的远程教育研究还在初创期，各方面的实践也都不成熟，反映在研究成果的呈现上，就是缺少高质量的、值得后来者多次引用的学术文章。自进入1998年，我国远程教育实践完成了最初的系统构建，相关学术研究也逐步展开。2001年高被引文章数量达到峰值(82篇)，并在2002年、2003年继续保持在高峰状态，直到2004年开始慢慢下降。2004年及其后的下降态势，可以从一方面说明我国远程教育经典理论构建的一个阶段接近结束。我国远程教育学术研究经过早期关注新技术的应用，到后来，借鉴外来经验和理论同时基于本国实践构建本土化理论框架。再到目前，在原有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反观实践，开展了实践与研究的互动。这一系列过程，反映在学术论文的发表上，在数量和主题上都有可以对照的趋势变化。 另外，由于对文章的引用将在文章发表后多年内持续进行，因此目前的数据并不能说明2004年后的文章质量不如从前，还需要在今后继续关注。2008和2009年高被引文章数量偏低，也说明这一点。 (三)第一作者分析 据统计。发表超过2篇高被引文章并署名第一作者的作者共12位，见表3。另外还有21位作者各有2篇文章、380位作者各有1篇文章为高被引文章。表4中排名前几位的作者，目前已然是该领域的知名学者。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高被引文章比较集中在几位作者名下，而大部分高被引文章分布较为分散，这说明远程教育领域的科研力量群体较大，成员数量较多，一方面体现了远程教育研究宽广的“群众基础”，后继有人；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尖端的科研力量有待锤炼，还需要更多能撑起该领域科研大旗的领军人物。 (四)高被引文章作者合作性分析 在前500篇高被引文章中，仅有一位作者署名的文章有218篇，两人或以上合作的文章有282篇。从图5可以看出，单独写作与合作写作各占半壁江山。从目前科研发展的趋势 来看，合作完成科研课题并共同发表科研成果将是一个重要的趋势。单人单枪的力量毕竟有限，未来将是一个合作共赢的时代。 (五)高被引文章下载频次的分析 分析500篇高被引文章的下载频次(见表4)，被下载次数超过2000次的文章有2篇，1000到2000次的文章2篇，大部分文章的下载次数集中在500次以下，下载次数在100到300次的文章最多，共267篇，占到了53.4％。文章被下载的次数能从一个侧面表明该文章被关注的程度。结合对被引率和下载频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高被引率和高下载频次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但不是呈现绝对的正相关。 五、我国远程教育学术期刊文章计量分析的几点结论 综合以上对我国远程教育学术期刊文章的计量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由我国远程教育学术论文的学科分布可知，我国远程教育研究是集中在教育领域。并与计算机、网络等信息技术密不可分。这一特点还将在未来继续保持下去，未来的远程教育研究仍将扎根在教育的土壤中，并紧扣技术发展的脉搏。从所分析的学术论文在“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等技术类学科上的分布和“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等教育类学科上的分布来看，技术和教育将是远程教育学术研究的两大支柱，由此也可以自然推论：技术和教育还将是远程教育实践的两大支柱。 其二，分析我国远程教育全部学术文章和高被引文章的来源期刊，同时分析各相关机构发表远程教育学术文章的数量。以及高被引作者的来源机构。都可以看到，我国各级广播电视大学已经成为中国远程教育学术研究的重要力量。尤其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随着我国远程教育事业的蓬勃开展，广播电视大学系统在远程教育学术期刊的数量、学术文章的数量、学术文章作者数量方面。都有不可忽视的贡献。未来，广播电视大学系统自身值得在远程教育相关学术研究方面投入更多精力，培养中坚研究力量，贡献更多优质的学术研究成果，同时也要专注于办好学术期刊，打造优质高效的学术成果交流分享平台。当然，外界也应当在各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 其三，综合考察全部远程教育学术论文和其中的高被引文章。可以发现，2001年到2003年都是远程教育学术研究文章发表的高峰年度。这几年间，远程教育学术论文总体数量不断上升并在2003年达到高峰，高被引文章数量也同时保持在峰值状态。可以认为这段时期是我国远程教育研究成果发表的一个黄金时期。从已有数字也可以看到，通常是在远程教育实践开展一段时间之后，相关研究成果才陆续推出并逐步达到高峰。而在高峰年度之后，将进入稳定中略有下降的时期。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启动，极大地推进了我国远程教育实践，由此带来了几年后(21世纪初期)我国远程教育学术成果的丰富呈现。未来远程教育学术研究成果的发表也将是一个平稳发展的阶段，在经历了这个阶段之后，有可能迎来又一个黄金时期。如何在平稳时期踏踏实实积累研究经验。如何迎来下一个黄金期，自然是远程实践者和研究者要关心的，但这也是远程教育学术期刊发展和培育选题的契机：如何在积累期挖掘和关注有价值的选题，如何引导和聚集研究者，这都是学术期刊可以做的。 其四，若分析远程教育学术论文的第一作者，可以发现。高被引文章比较集中在少数几位专家级作者名下。除此以外的高被引文章分散分布在众多作者名下。这一方面说明远程教育研究有宽广的“群众基础”，未来后继有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尖端的科研力量有待锤炼，还需要更多能撑起该领域科研大旗的领军人物。若分析作者的合作性，可以看出，高被引文章中单独写作与合作写作的论文数量接近。如何培养远程教育研究人员，是远程教育实践机构和研究机构共同关注的课题。而如何扶助相关机构培育远程教育研究队伍。则是远程教育学术期刊需要下大力气琢磨并切实推进的事情。 其五，本研究在考察远程教育学术论文与所属基金项目时发现：与基金课题成果相关联的文章还不多；但在标注了基金项目的文章中，74.7％的文章是国家级／部级基金项目成果。这一方面说明远程教育学术研究还可以努力争取更多的基金支持。借助外力为研究注入活力：另一方面也说明已有的和基金项目相关的研究成果的水平还是比较高的。总的来说，远程教育学术研究相对整个教育研究来看，实力有待继续增强。 六、结语 本研究基于1990年至2011年10月公开发表在我国远程教育或相关期刊上的学术论文，从多个角度展开了分析。限于CNKI收录期刊的限制，以及本研究收集文献时使用的关键词的限制，本研究还存在很多不足。后续研究可以扩大期刊范围，用更多关键词或变更选择角度，收集更大范围内、更全的远程教育学术文章，进行更科学地分析，将能更全面地剖析我国远程教育学术文章发表的现状，进而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远程教育学术研究现状。 教育学术论文: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学术研讨会综述 为进一步推进《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贯彻落实，在庆祝建所70周年之际，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举办了所庆系列学术论坛活动。2011年9月2日，所庆系列论坛之二“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学界、教育行政部门、教育科学研究院（所）和中小学校的120余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代表们围绕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专家组起草的《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指导纲要》（建议稿），结合自己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就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有关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一、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面临新形势 总的来看，大家都认为加强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意义重大、任务迫切。 有代表指出，当今国与国之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国内社会思想多元多变，加之新媒体这把“双刃剑”，致使我国传统价值观念遭遇强烈冲击，一些曾经普遍认同、共同遵守的价值观念正在被消解、被曲解，崇尚功利、利益驱使、追求特权的社会风气正在向校园蔓延。由此而来的结果是，一些中小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国家意识淡薄、对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淡漠、勤俭自强精神淡化等问题；不少中小学生思想困惑，虽然认可正确的价值观，但知行脱节；不同学段价值观教育的目标不具体、内容不衔接；教育方式简单，以说教为主，学生不喜欢；满足于学生对价值知识的记忆，对价值背后的道德推理关注不够；学科教师育人水平有待于进一步加强。这就迫切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有代表认为，要客观、辩证、全面地分析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形势，价值多元化不仅是挑战，也是机遇，因为人不是在真空中成长的，复杂的环境对中小学生的成长也是一种历练。 多数代表指出，分析形势时要总结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成绩和经验，从总体上看，广大中小学生精神世界的主流是积极向上的。这是加强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起点。 大家还针对中小学到底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关键阶段还是奠基阶段展开了讨论。持关键阶段论的代表认为，中小学生处于价值观形成中，可塑性强，判断力不强，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可以有效地使他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持奠基阶段论的代表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中小学只可能是初步的、奠基性的阶段。 二、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 内容要分层细化 2006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内容，即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相应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就是这四个方面的教育。其中，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教育是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是主题，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教育是精髓，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是基础。 有代表认为，这些内容是上位概念，要把这四个方面的教育分层细化，明确每一个方面的教育在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的具体内容。在细化的时候，要注意把握区分度和衔接度，既要分得开，又要连得上。有代表指出，内容实施的关键是两个“转化”：从政治话语转化为教育话语，从教育话语转化为学生话语。 也有代表认为，要从总体上来把握四个方面的教育，它们之间不是平行并列关系，其中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教育这个灵魂，是贯穿到其他三个方面教育始终的，不能机械地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有代表进一步认为，四个方面的内容不应是并列关系，应是一个同心圆的关系。 在内容安排逻辑上，有代表建议，为方便学校操作，可采取以学段为主线，在每一个学段中集中呈现四个方面的内容。有专家提出，尊重小学生、中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可按照学段由低到高的顺序，分别实施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教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教育，由浅入深，由感性到理性，形成一个层次递进、结构合理的内容体系。 此外，还有专家建议，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应该包括公民意识教育。 三、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 实施关键是融入 关于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实施途径，有代表指出，把课堂教学作为学习途径，把校园文化建设作为渗透途径，把社会实践作为体验途径，把主题网站作为宣传途径，这四个途径各具功能。有代表进一步强调，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关键是“融入”，融入课程教材和课堂教学，融入校园文化建设，融入社会实践。 在融入课程教材和课堂教学上，有代表认为，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主阵地，不仅要融入思想品德类课程和课堂教学，也要融入其他课程和课堂教学。融入课堂教学时，有代表强调，要改进教学方法，注重采集生动的实例，创设相应教育情景，力戒灌输，通过对话协商、角色扮演、干预引领等，调动学生参与，引发学生感受。关于课程问题，有代表提出，要构建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课程体系，要通过核心课程培养核心价值选择能力，核心课程包括公民素养、健康与环境、文化与哲学、政治与经济、金融与创业、全球视野，核心价值选择能力包括与他人合作沟通、主动性与负责任、危机干预与排解、信息收集与筛选、数字运用与解释、逻辑判断与推理、改善学习和规划、思辨与价值澄清等，最终目的是使学生成为大写的人。 关于融入校园文化建设，有代表认为，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潜移默化的重要渠道，除了在常规的校园文化建设活动中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外，还应注重以学习优秀中小学生事迹为重点，引导学生开展同伴教育，学习身边的道德榜样，充分发挥优秀学生的榜样示范作用，引导学生学先进、做先进。 在谈到融入社会实践时，有代表指出，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内化的关键环节。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的原则，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开展社会实践，在社会大课堂中增强学生的感受和体验，只有学生感受到了，体验到了，他们才可能牢固树立、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了让学生有更多时间接触社会，参与社会实践，有代表建议要减少课堂教学的课时数，减少知识学习的数量。 与此相关，多数代表认为，家庭是学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学生的第一位老师，要充分重视家庭教育的作用，形成学校、社会和家庭的教育合力。 也有代表指出，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学校管理服务中，在学校管理中体现科学、民主、人本、诚信和公平正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与解决学生成长成才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结合起来。 除此以外，还有代表强调，现在是信息时代，应突出新兴媒体的作用，充分利用网络、手机、微博等方式，形成主流价值舆论强势。 代表们一致认为，除了明确实施途径外，要研究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策略和方法。有专家认为，要尊重价值教育的规律，把国际通行的价值教育的方法，如榜样教育、价值两难、价值澄清等，用活，使中小学师生可懂、可用。甚至有代表认为，可把途径和方法揉在一起，把价值教育的方法作为明线，把德育工作的几大块作为暗线。 四、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是德育的核心 讨论引出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与德育的关系，是另起炉灶，还是融入现有德育体系？大家担心，如果二者关系不清楚，没有处理好，变成总是做加法，那么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就很难有效贯彻实施。 代表们从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分析入手，认为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是学校德育的核心，甚至是学校德育的全部。这个定位有助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把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放在学校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 说到德育，有代表认为要处理好几种关系：部分与全部的关系，即德育是教育的全部；灌输与感受的关系，德育的效果不在于向教育对象灌输了多少知识，而在于教育对象的感受；知识和方法的关系，用学生最容易接受的方法教育学生；实效与实在的关系，过于讲究实效会产生负效果；内容与重心的关系，德育的重心一定要降低，紧密联系学生的生活；教师与导师的关系，教师要做学生的人生导师，指引学生健康成长；课堂与社会的关系，社会对学生的影响超过课堂；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要关注现实，但不要拒绝历史上的德育成果。 此次研讨会，多种思想碰撞，多种话语互动，澄清了一些模糊认识，提出了若干建设性意见，对深化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研究具有重要帮助。 教育学术论文:当代中国教育学研究生学术研究的泰势与问题 【摘要】学术研究就其纵向结构来看，包括确定研究的价值取向、研究过程和撰写研究成果三个步骤。对于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研究生来说，他从事研究的个人价值取向不外乎完成学位论文和投稿两方面；而就其研究过程来看，主要有书斋式研究过程和实证式研究过程两种；形式的相近、语言表达的模仿倾向、对同一研究的文献综述的大同小异，都是撰写研究成果时表现出来的共性。但在共性之外我们也窥见到了某些问题，即偏重国外理论的直接移植而非自身理论的建设、国家教育政策或文件的导向性过重、重对前人提出理论的补充与丰富而非新理论的创建等。 【关键词】教育学研究生学术研究问题 从1958年开始提倡建立中国人自己的教育学开始，国人对于教育的科学研究就一直没有间断过，正如裴蒂娜教授的一问“什么时候能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教育学?”但当代中国教育的后继之人学术研究的实际情况怎样?在向共同的目标奋斗的过程中又表现出了哪些值得大家思考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呢?学术研究就其纵向结构来看，包括确定研究的价值取向、研究过程和撰写研究成果三步。本文即从这三方面来谈中国教育学研究生学术研究泰势与问题。 价值取向，是价值哲学的重要范畴，它指的是一定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倾向。价值取向具有实践品格，它在决定和支配主体的价值选择方面有突出的作用。确定研究的价值取向是指先为整个研究确定目标方向。以使后期的整个研究遵循着获取目标价值的方向而前进，最终获取既定价值目标。 对研究生来说，投稿和完成学位论文是他们进行研究的两个必然价值取向。相对于本科生“重知识与实践能力培养模式”，研究生的培养模式更倾向于科研能力的养成与提高。把科研成果以论文或报告的形式发表在权威杂志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一个研究生的科研水平，也是获得同辈和导师认同的最简单方式之一，大多研究生都乐于采用这样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的科研才华。但教育类杂志的质量参差不齐，在核心期刊(特别是学科级核心期刊)上发表一篇文章相对来说比较困难。每个期刊创刊时都会将自己的期刊划为几个版块，在每年的开始时，由杂志社标示出本年的选题指南，投稿人可以根据杂志社的这一选题指南去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确定自己的研究课题(有人会问，一个研究者的研究不是要根据自己的兴趣而定吗?怎么会根据杂志社的选题指南而定呢?)，其实这样做的目的是保证自己研究出来的成果，投稿后被录用的机率更大。因而，以所投杂志近期所关注的研究方向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是现在研究生们确定研究课题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学位论文是指为了获得所修学位，按要求被授予学位的人所撰写的论文。完成学位论文是毕业时拿到学位证的硬性条件之一。但学位论文的撰写和投稿的论文又有一定区别，首先，学位论文要求新颖性、理论性、系统性和阐述详细，其次，学位论文的参考文献要求全面且数量多，这样才有助于对相关文献进行追踪检索。因而学位论文的写作更具难度和挑战性。现在不少研究生为了能尽快完成学位论文趋向于做对某一教育现象或问题的现状研究，现状研究是指研究者先对现象的描述，然后针对现状的特征和出现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或看法，从研究所用时间量和精力方面讲，这是一种相对简单的研究过程，而且大多选择现状研究的研究生都会采用量化的问卷调查表去收集数据，然后运用SPSS系统去分析收集来的数据，得出关于数据的特征，分析特征后的深层生成原因，最后以此为基础来论述现状，提出针对现状的改进意见。不过更有甚者，都懒得用SPSS去分析数据，直接采用了平均数这一集中量来描述、分析和判定数据的特点，这其中的科学性和可信度的值得考究的。 从研究的类型维度看，可将研究过程分为书斋式研究过程和实证式研究过程两种。中央民族大学的滕星教授写到“从我国新时期教育研究20多年来的历史来看，我国教育研究的方式相当大一部分或者绝大部分是文献和思辨式的书斋研究”。但这里所说的书斋式研究过程与传统的思辨研究过程还有一定的差异，传统的思辨研究过程是指运用逻辑推理、演绎等方式从一个假设出发来推论出一定理论的过程。这里的书斋式研究过程是指：研究者通过查阅文献和浏览国外网站等方式，寻找国外对于某一教育现象的理论阐释，然后通过介绍这种新的教育理论，主要是对这种理论的内涵、特征和心理机制等做详细的阐述，再结合当前中国教育教学的背景提出某些建议。正如《学会生存》中说到：学院模式过分的依赖理论和记忆，它给予书面的和复述的表达方式以特殊的地位，损害了口语的表达、自发精神和创造性的研究，还表现出对抽象思维的偏爱。理论的直接移植是造成中国到现在都没有自己的教育学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很多的研究生都说：教育学虽然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但经过几千年的人类不断探秘之后，要想在教育中找出一块还未被发掘的研究领域是特别困难的或者可以说是不太可能的。于此，我们就会自问那后来的研究者要做什么事呢?特别是对于正处于理论积淀期的研究生们。所以认为当前的研究工作无异于补充或丰富前人提出的理论。因此先引进国外的某一前沿教育理论，然后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某些教育教学建议或总结实践经验来丰富引进的理论，这样的文章即好写，也比较好发表。毕竟在当代中国人心中，与国外沾上边的都是先进的、有底气的东西。这种媚外的情结特别在教育心理学研究领域中最能体现。因而这种“坐着做学问”的方式很受欢迎，至少到现在为止还使不少研究生受益不少。 在学位论文中，实证式研究运用得比较多，主要是相对于现在普遍的书斋式研究来看。实证式研究过程是指需要研究者亲自收集观察资料，然后去证明或检验提出的理论假设。但现实中，现在的研究生们把实证式的研究过程简化了以利于自己研究工作的开展，一般采用的实证式研究过程是：以某一国外引进的或是国内某位权威专家已编制好的问卷作为调查的基础，通过问卷调查，分析收集的数据资料(我见过最粗糙的分析数据方式是只用平均值来说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发展的整体情况)得出结论。但“统计是用来表达总数和平均数的，而这种总数和平均数就必然掩盖了其中的差别和差距，这种差别和差距也许是很大的。不管统计是多么客观，它们的价值只不过是供那些提出统计和研究统计的人们使用而已”，因而只有问卷调查的量的研究而没有对整体深入的个案的质性分析。其数据的准确性是得谨慎对待的。 形式的相近、语言表达的模仿倾向、对同一研究文献综述的大同小异。都是撰写研究成果时表现出来的共性。在撰写研究成果的形式方面，他们倾向于“述――评”式，而在“述――评”式中又分为两类，一类是“述”一种国外前沿的教育理论，然后在国内背景下对其有用的成分进行褒性评价；另一类是通过问卷调查的数据对某一教育现象进行现状描述，然后议论其产生的原因，再针对性的提出一些改进意见。在语言文字表达方面。现在的研究生们喜欢直接摘录某一名人或某一名著的一个句子或一段话，而非概括性的总结他们所要gI用的人或书的主要议点或观点。特别是在直接引用国外的理论观点时，由于翻译上的种种原因，会导致一些撰写的教育科研论文的表达方式不符合中国人的言语习惯，不仅非专业人员读不懂，即便是专业人员也很难读下去，最后给读过的人一种云里雾里的感觉，而不是豁然开朗。中国人在做学问时习惯于独立研究。缺少团队的合作意识，但往往我们在很多的文章中总是看到一篇文章的署名很多是两个人一起的，更有甚者是5―6个人一起署名，这种“一个人干活全家吃饱的”的现状很可能会破坏严谨治学的氛围。文献综述是在对选题涉及的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广泛阅读和理解的基础上，对该研领域的研究现状，(包括主要学术观点、前人研究成果和研究水平、争论焦点、存在的问题及可能的原因等)、新水平、新动态、新技术和新发现、发展前景等内容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整理和评论。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研究思路而写成的一种文章。综述属于三次文献，专题性强，涉及范围较小，具有一定的深度和时间性，能反映这一专题的历史背景、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但现在国内出现的一种情况是：对于同一研究领域或对象的文献综述基本大同小异，不管是时间靠得近的文献综述还是年陈久远的文献综述，它们所罗列的主要文献条数，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都是相近的，没有体现时间上的延续性，而且新的研究水平、动态和发现较近期的文献综述中都找不到，给人一种这个研究问题的研究在他之前的某个时间段里是被搁置了的。 总之，我们有必要清楚地了解当代中国教育学研究生学术研究的现状，比正视其出现的问题，为实现建立我们自己的教育学这一目标，培养后继之人才，认清前进路上的障碍! 教育学术论文:英国中等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研究 摘 要： 受传统教育价值观的影响，英国在中等教育阶段向来注重学术课程，相对轻视职业课程，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属于典型的分轨模式。政府认识到这种模式的弊端，采取了很多措施，仍未能消除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的对立状态。英国课程专家麦克・扬在《未来的课程》一书中深刻地分析了英国分轨模式的不足，并从课程原则、课程策略、课程目标、资格制度四个方面论述了整合中学阶段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主张。 关键词： 英国 中等教育 学术课程 职业课程 整合 英国素有崇尚精英教育的传统，政府对学术教育过于偏爱，而给予职业教育的支持却很少，尤其表现在中等教育的课程设置上。英国在中等教育阶段实行典型的分轨制，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几乎是完全彼此隔离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作组织的变革，特别是职业结构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界限的打破，使得以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划分为基础的中学课程设置越来越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一、政府改革措施述评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中等教育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沟通与衔接的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为二者的联系创造了条件。 （一）80年代：学科课程改革。 80年代末，保守党政府对中学课程主要提出了两种批评意见。第一种意见可以追溯到1976年拉斯金演说，该演说认为英国中学课程不能适应工商业发展的需要；另一种批评意见是：学校选择课程的自由是导致大多数学生成绩较差特别是数学和自然科学课程成绩差的主要原因。① 上述两种批评意见都可以看成是对学科课程不断加深的危机的反映，从这些批评中，以及与经济上更成功的国家例如德国、日本的教育成就的比较中产生了两种改革的主张。第一种主张认为中学课程应该职业化，使得学生离开学校时更容易就业。这种职业化的主张体现在1983年开始在普通学校实施的“技术与职业教育行动计划”（TVEI）和1985年推行的职前教育证书（CPEV）等政策措施中。第二种主张表现在《1988年教育改革法》中，在传统的学术科目方面设立全国性课程，并设立7、11、14、16岁考试，而且第一次把技术作为学生必修的核心课程之一。 但是，这一时期的改革措施主要是针对传统的学术课程的改革尝试，并没有对学术课程加以根本改变。其实，这些措施都只是局限于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自身的某些变动，或者在职业课程中增加普通教育的内容，或者在学术课程中融入职业教育要素，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没有根本变动。 （二）90年代：资格制度改革。 到了90年代，职业教育和学术教育各自为政的状况受到更多的批评。课程专家批评学术轨的狭隘性和排他性，以及职业轨的质量差、可选择性少，建议应建立统一的资格制度，结束教育与培训之间的分离。 1991年政府白皮书《面向21世纪的教育和培训》推行普通国家职业资格（GNVQ），这是一种兼顾就业和升学需要的资格，与指向具体职业领域的国家职业资格（NVQ）不同，它将学历教育同职业培训相结合、相沟通。白皮书强调要建立现代学术和职业资格体系，这两种资格应该一视同仁，青年不应该再受到已经过时的“区别对待”。不过，事实上政府并没有结束这种区分，而是建议以高级水平证书、普通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及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为基础，建立三轨制教育资格制度。1996年，容・迪尔英爵士发表最终报告，标志着英国16―19岁学生的资格制度到达了一个新的阶段。该报告的中心议题是“需要建立一种更为统一的全国性资格制度框架”。但该报告既有走向统一课程的建议，如调节机构的合并、GNVQ分成六种或三种单元模块，从而为建立一种更统一的、更灵活的课程奠定基础，又有更加分离课程的建议，如报告强烈支持使三种资格途径更加清晰，其实是扭转了三种途径逐渐融合的趋势，后退一步使三种途径变得更加具有特殊性。因此，该报告“并不必然使得我们的学校向更加统一的制度迈进”。② 英国一系列资格制度的改革也存在很多问题。这些改革都是在保证学术资格的标准不被动摇的前提下进行的，除了迪尔英报告中关于设立核心技能AS-Level的妥协性建议之外，学术资格没有任何变动。另外，设立统一国家职业资格的目的在于结束英国众多职业资格证书冗繁无序的杂乱状态，然而NVQ和GNVQ实施后，原来的很多资格授予和认可机构及它们所管理的资格证书也都保留了下来，并没有达到减少资格数量、刺激学术资格和职业资格融合的目的。③ 二、整合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麦克・扬《未来的课程》中的观点 美国自由主义哲学家杜威和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葛兰西关于教育与工作世界关系的论点，构成了麦克・扬整合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理论的基础。他提出了“批判的职业化主张”，明确了整合学术科目与工作世界之间分离的一种途径，这种途径就是开发学术科目的“职业层面”。与80年代课程改革所体现的新职业课程观的考虑相反，他认为，学科课程不但不应该减少，反而应该面向所有学生，并与对劳动世界的理解和经验相结合。使学校科目的职业层面更加清晰的方式是：这些科目不但可以使学生接触概念和思想，而且应该使学生理解成人工作世界的变化。 在此基础上，麦克・扬从未来课程的课程原则、课程策略、课程目标及资格制度四个方面论述了具体的改革主张。 （一）课程原则 职业的高度专业化是现代社会国家和经济的内在属性。麦克・扬区分出了经济上两种不同的专业化形式：分化的专业化和联系的专业化。分化的专业化是经济发展到大规模生产制度时期的产物，在生产过程中表现为生产中对任务的认识和执行的分离；联系的专业化是经济发展到灵活的专业化生产制度时期的产物，在生产过程中表现为生产过程要最大限度地所有雇员的最大潜力，强调团队工作。 在他看来，不同的专业化形式在课程上具有不同的意义或表现形式。分化的专业化在课程上表现为学术课程的高度专业化和职业课程的狭隘化，继而导致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的分离。而联系的专业化表明了不同专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它强调不同的专家都要形成某种整体意识，即意识到他们的专业化和整个课程的关系。它力图超越“做人的教育”与“做事的教育”之间的传统分离，④要求在课程中建立知识和技能的联系，并使课程与更广泛的教育民主和社会目标相联系。于是，以联系的专业化为基础，麦克・扬提出了构建未来课程的基础原则：具有宽广的知识面和灵活性；建立核心内容和专业学习、普通（学术）学习与应用（职业）学习之间的联系；提供个人进步和学分转移的机会；对课程总体目标的清晰认识。这些原则可以视为麦克・扬基于当前经济的变化而提出的构建未来新型课程的基础。 （二）课程策略 麦克・扬所认为的课程策略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课程内容组织方式。在评判原有两种相关的课程策略――以结果定义课程的方式和模块化方式――的基础上，他提出了所谓的“联系”的策略作为未来课程内容组织的方式。 模块化方式，是指灵活地把课程内容分成多个小的学习单元，这些单元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它是一系列地方性行动的产物，目的是改革中学的学科课程，适应TVEI鼓励的新型学习。以结果定义课程的方式实际上就是强调对学生先前学习经验的承认，课程内容能够并且也应该根据可测量的学习结果来组织安排。但是，这两种方法都存在缺陷：它们片面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观念，忽视了对新的教育方法的需要，以及对教师的新的专业能力的需要；按照这两种方法组织的课程内容例如教学大纲、知识体系等与具体的学习目标之间存在对立。 麦克・扬认为需要一种新的课程组织方式，将模块课程、结果课程与学习者的志向和需要、系统的整体目标联系起来。“联系”的概念首先认识到学习是一种有目的性的社会过程，这种过程有意无意地是在与其他学习者一起建立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发生的。它强调需要把学生和教师的目的和活动联系在一起，并与更广大的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教师可以根据自己和学生的知识经验，在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设计特定的模块，开发什么样的模块取决于现存的工业政策。它强调学校或学院整个课程及其组成要素的相互依赖，这些要素包括：学术科目和职业计划，学习者支持与指导，与更广大社会发展的关系，等等。以上可以视为麦克・扬在以联系的专业化为基础的课程原则或框架内对未来课程策略的设想。 （三）课程目标 在这部分，麦克・扬试图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每个学校应该怎样确定自己的课程目标；第二个问题是每个学科的教学应该怎样与学校整体的课程目标相互结合。 关于第一个问题，他认为中等教育不只是让学生接触各种基本的专业知识领域，也不只是学习适应特定工作的知识和技能，它也应该注重培养学生作为未来成年人和公民的个人教育和社会教育，关注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培养学生“对现在和未来世界的理解、把握及其相应的技能”。 麦克・扬关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在批判传统中学课程的科层制整合的基础上提出的。在科层制模式下，科目教学占据主导地位，个人和社会教育作为特定的课程目标受到忽视。然而，随着全国性目标和排名制度的建立，科层模式受到了挑战，“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他接着提出了课程整合的联系的方式，这种方式通过两种形式把个人和社会发展目标整合到课程中去：首先，它不从具体的科目开始，而是从更广泛的课程目标开始，并考虑这些科目怎样实现这些目标；其次，它不从全国性课程的要求出发，而是先考虑每个学校怎样确定课程目标，并考虑他们怎样才能达到全国性课程目标的要求。⑤ （四）资格制度 在此部分，麦克・扬在分析政府已有改革措施特别是在评判迪尔英报告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学习社会资格制度的设想，并进一步明确了未来高级水平课程的改革方向。 麦克・扬认为迪尔英报告中关于资格制度改革的建议没有意识到资格制度变化的过程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层面组成的，包括政府、条例、认证、证书和测验；仅仅通过管理机构的合并统一不意味着必然会运作一种更加统一的认证制度和证书制度；它忽略了影响到未来资格制度发挥新的作用的背景的变化，没有认识到学习化社会要求不能把资格制度看成是一种学习结果的标志，而应该把它看成是能够胜任持续学习过程的标志。 在此基础上，麦克・扬提出了改革构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更强的框架和观点。提出改革的前景是在18岁以上学生中建立一种总的证书，作为体现未来资格制度特点并有助于达到那种目的的一种方式，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共同的测验方式、模块课程、核心技能等。（2）扩大层面。建立统一的资格制度不能仅仅停留在管理机构合并的层面上，应扩大改革层面。例如，建立学术和职业资格的共同的测验和评分制度。（3）重塑学习化社会的资格制度。为了适应人们终身学习的要求，迪尔英报告的四种水平应该与高等教育的进一步提高水平联系起来，并成为鼓励人们在横向涉猎不同领域、在纵向寻找新的职业机会的手段。以课程的单元化为基础，学分转移、学分累积，在面向终身学习的资格框架中变得更加重要。 三、结语 近几十年来，英国政府和学术界努力消除中学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的分离、对立局面，尽管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但他们在改革过程中所获得的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确实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特别是麦克・扬对于学习化社会中课程的设想和分析，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探讨课程是非常有价值的，对于我国新课程的建设，特别是课程理论的发展，也大有裨益。 教育学术论文:陈友松电化教育学术思想研究 【摘要】陈友松先生是我国电化教育的拓荒者，在课程开设、电教刊物创办等方面均有开拓性作为。陈友松对媒体技术和电影教育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独特的解读，为我国早期电化教育在国际视野下的本土化创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早期电化教育；历史研究；陈友松 陈友松先生是我国电化教育的拓荒者。陈友松先生对媒体技术和电影教育深刻的认识和独特的解读，不仅为我国早期电化教育在国际视野下的本土化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而且对当今教育技术中国道路的探索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价值。 一 陈友松及其对我国电化教育的开拓性贡献 陈友松博士（1899-1992年），湖北京山县人，当代著名教育学家、翻译家。他早年留学菲律宾、美国，师从杜威等大师。1935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任南京中央教育电影检查委员会委员，并在大夏大学任社会教育系主任，开设教育电影课。之后，他先后在西南联大、湖北省立教育学院等高校任教或任职。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陈友松调至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后先后任全国比较教育学会顾问、全国陶行知研究会顾问等。陈友松被杜威誉为“东亚第一流学者”。晚年，被王震副主席赞扬为“国家的宝贝”。[1] 陈友松“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综合型的教育学者、终生以学术为祖国全民普及教育和建设完善的现代教育学制而呼号奋斗的战士。”[2]他在教育的诸多领域，如电化教育、教育财政学、苏联教育、比较教育等方面均有开拓性的贡献。电化教育是陈友松在民国时期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其开拓性贡献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 首次在大学内开设教育电影课程 陈友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过视听教育课程，1935年回国后即在大夏大学开设教育电影课，每班约百多名学生，学生经常去上海各电影制片厂参观。按孙明经的考证，这是我国大学开设最早的教育电影课程。[3] 2 发起创办“唯一国人组织之中国电影教育用品公司” 1936年，加入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陈友松与卢时白一并联合吴铁成、褚民谊、潘公展、方治、郭有守、彭百川、徐悲鸿、徐公美等发起成立全国电影教育用品公司，并在《电化教育》期刊显著位置处声明，该公司是“唯一国人组织之中国电影教育用品公司”，“以诚与信为电教服务！以谨与慎谋出品精良！”该公司与中央电影摄影场与金陵大学展开合作，以推进电影教育和无线电教育为宗旨，其业务偏重电影教育，有：（1）自制非常时期教育及教课影片。教课片每卷仅二三十尺，内容包括一课之材料，售价仅一两元。（2）译售并出租外国制教育及教课影片。（3）缩制有教育意义之小型长片。特约工厂自制小型机而以分期付款办法出售。[4] 3 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电教类期刊《电化教育》 1936年底，由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上海分会编辑、中国电影教育用品有限公司出版的《电化教育》期刊问世，陈友松任主编，共出版了6期，抗战开始后停刊，这是我国第一个以电化教育为名的期刊。之后，专门以电化教育为内容的期刊陆续出现，标志着教育电影、视觉教育和播音教育的研究者初步组成比较独立的电化教育研究领域。[5] 《电化教育》期刊封面上标明，该刊为非卖品，“每期万份赠送全国教育机关”，宗旨是“促进电教，挽回利权，杜塞漏扈”。封底则用大字宣明：“唯一国人创办的中国电影教育用品公司，采用国人出品是我们教育界的光荣，提倡国人出品是我们中国人的义务。”从中可以看出创办者浓郁的爱国情怀。该刊有电化教育之研究与讨论、电教技术、教育部法令及电影新闻以及教育影片推荐等栏目。 4 编著我国第一部有声教育电影著作《有声的教育电影》 陈友松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视听教育课，授课教师为著有美国第一本有声教育电影著作的教育电影专家亚恩士倍杰博士（V C Arnspiger） ，回国后陈友松根据讲义，并结合中国教育电影现状与需求，于1937年2月出版了《有声的教育电影》，在引进和传播美国视听教育理论以及本土化创新方面做出开拓性贡献。 《有声的教育电影》亦是我国第一部有声教育电影著作，该书在回顾视听教育发展、介绍各国电影教育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教育电影的制作、鉴别、实施、行政以及建筑设计、机器选择等，还介绍了如何在中小学、大学和成人教育中实施电影教育。 5 对我国“电化教育”定名有所贡献 关于“电化教育”的来由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就是陈友松和戴公亮的说法，即1936年他们看到美国联邦政府教育署出版的《学校生活》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把视听教育统称之为Electrifying Education。他们认为可译为“电化教育”，但视听教育通称之为电化教育也不太合适，决定从视听教育工具中挑选出效果较好的、各有特点、既能单独使用，又可组合使有的4种“利器”――幻灯、电影、播音、电视，并将采用幻灯、电影、播音、电视作为辅助教学工具的教学方法称之为“电化教育”。[6]我们在此不对其他说法进行讨论，也无意于辨清孰先孰后，但是陈友松为我国“电化教育”定名做出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二 陈友松的媒体技术观 1 媒体技术的工具性：电影是教育的新“利器”，可以消除“教育的惰性” 陈友松是把电影等新媒体技术看作是推动教育文化发展的工具。陈友松[7]认为，“它（电影）在人类的教学与娱乐的可能性上是这样的浩大而悠远”，“文化的进步是跟着工具走的，教育的效率也是一样。中国的教育工具依然停滞在书本、黑板、粉笔时代，急需一种利器来鞭策我们的教育的惰性。”陈友松用“教育的惰性”来形容当时中国教育发展的现状，透露出他的担忧与急迫心情。他认为，要增加学习效率，必须改良教学工具。“20世纪的教与学当用20世纪的方法与工具，这是一个激变的时代。如魔术一般的科学发明，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新的知识浩如烟海，新的技能经纬万端，新时代的教育机关要应付新文明的要求，传统的方法与工具，不足应付了。教育者因不满意于文字教育、书本教育，于是采用视觉教育的工具。所要学习的东西日益增加，所以要求学习效能的增加，要增加学习的效率，当然也要继续不断地改良教学工具。”[8] 可以看出，陈友松对媒体技术的认识属于工具主义，这种观点具有明显的时代印迹。但是，与同时代对新技术的万能期待热情相比，陈友松[9][10]则有着比较清醒和冷静的认识，认为，“电影声片虽妙，然而美中不足必须要一切其他视听教育的用品或用具来扶持，这样总算是完备的视听教育。”“教育有声影片是教学的媒体物。如果要用有声影片为教学的媒体，须了解此教学媒体的性质与功用，认清其固有的长处与缺陷。例如切身的现在经验是学习者最好的直观教育，无论是静默的或有声的影片胜不过它，影片仅能刺激学习者，但不能使学习者有直接经验的适应。所以利用声片于教育的有效方法就是在它的特长处下手。”此外，陈友松[11]特别强调研究对电影教育的重要意义，“研究是教育有声影片的重要基础。有效力的教育有声影片，不是空中掉下来的东西。” 2 媒体技术的双重性：技术重在“用它的方术”，要“为特殊学习情境而制造” 陈友松[12]对技术的双重性有充分的认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铁能做十字架，也能做刀剑，所以决定一个伟大的发明，对于我们的利益，在我们如何使用它”。他[13][14][15]强调对媒体技术要善用，“电影的魔力譬如水火，其利害不在它的本身，而在乎它的用途和用它的方术。”“影片像图书一样，必须要精于选择，并适用于各种程度的观众。”“教育有声影片需为特殊学习情境而制造，这是显而易见的。” 陈友松对媒体技术的应用是从设计教学的角度入手的，他更强调教育的需求与目标，强调学习的情境。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陈友松在制订教育电影的考核标准时，强调影片要符合教育目标和教育需求。具体来说，陈友松[16]认为教育影片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考核：（1）目标；（2）内容；（3）内容之发展；（4）视听方面的之技术；（5）对于其他课程资料之贡献；（6）影片的普通效力与价值。 陈友松以及之后四十年代舒新城等学者关于善用技术的主张与观点[17]，为扼制当时的技术万能倾向、维持早期电化教育的教育定位和走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 媒体技术与教师：电影不能取代教师，教师必须接受系统训练 正如上文所说，陈友松对新媒体技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因此，与美国试图用技术取代人的自动化教育主张[18]不同，陈友松[19][20]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技术万能的高涨热情中冷静地多次强调，“电影教育也决不能取教师而代之”，“电影既不可取图书与教师而代之，也不可以取其他视听教育工具而代之。”这与四十年代孙明经的集体教学观是基本一致的。 难能可贵的是，陈友松[21]进一步提出了师资培训的问题，提出“凡是应用影片教学的教师必须受有系统的训练。”这与当时仅对技术人员进行培训的思路是明显不同的。后来的实践发展证明，教师应用新技术的能力培训的确是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方面之一。 三 陈友松的电影教育观 1 电影教育图解：门户观、工具观、比较观与三面观 正如前文所说，陈友松认为，电影的利害重在“用它的方术”，因而根据用它的方术的不同，电影教育有不同的领域和使用维度。“因电影或影片的种类或进步程度不同，或因教育的种类、内容、目标与方法的不同，而有许多种类的电影教育或教育电影。”陈友松用图解方式对电影教育进行了详细阐释，详见图1。 陈友松从门户观、工具观、比较观与领域三面观四个方面对他绘制的电影教育图解进行了说明：[22] 第一，从人类知识的门户观来看，人类知识的门户就是官觉，包括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等。视觉教育是官觉教育最重要的部分。其次是听觉教育，二者合并为视听教育。陈友松介绍道，视听教育“在美国最近才成为一个崭新的名词。Audio-visual education是一切声片、默片与其他视听直观教育的领域。”图解中侧重实物示范的部分就是门户观的解释。 第二，从人类知识的工具观来看，陈友松认为“要增进他们的知识和控制环境的能率，就要继续不断的改良他们的工具……图书虽然一向是最大的助力，然偏于抽象的符号知识，这是中国过去教育的缺点……必须要借重一个能普遍化的工具，唯有电影能之。电影可以征服空间与时间，能把一切现代的工具所能获得的知识都表白出来，把一切实物实事表现得活动如真。总而言之，电影是一个集大成的教育工具，不仅是知识的工具，也可以说是情意的工具。” 第三，从电影教育与其他教育的比较观。“电影教育限于视听教育，不能包括其他官觉的教育，所以劳作教育不可偏废。劳作教育，见图解即知是一切官觉都运用的教育。电影教育在放映时，似乎偏于注入的形式。劳作教育，则为启发的形式。所以劳作教育不可偏废。劳作教育的短处，就是限于某种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恰好用电影教育补其不足。”“电影限于实物实事的代表，究竟不如实物实事的真实，所以直观教育如参观、旅行、博物院、展览会、科学实验与模型等不可偏废……图书文字不可偏废。最紧要的是具体与抽象的均衡一贯……总之，电影不过是一个最有权威的教育工具罢了。” 第四，从电影教育的领域三面观来看，“第一从图解中的圆圈看去，它的领域是视觉与听觉影响及大小脑、全神经系与全人的有机体。第二个从圆圈下的长方形内的对象看去，它的领域就是实物实事的代表。第三从教育的范围与种类看去，它的领域就是各种各色的教育，大致可分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广义的是指文化电影、娱乐电影、宣传电影，属社会教育。狭义的是专为学校课室之用，与学程教学法有密切关系。” 陈友松[23]在详细阐述后总结道，“电影教育是用电气电光机械将实物实事的形体、关系或动作，或声音颜色或故事中的事物表现在银幕上，籍视听的官觉做各种目标不同，方法不同，对象不同的经验改造的过程。教育电影就是应用于这种过程的电影活动与设备。”陈友松[24]认为，电影教育是视听教育的一部分，“电影教育应与其他视听教育并行”，“除了电影声片、映放机、银幕、发音机等外”，还有科学实验、黑板示范、学校旅行、游行表演、学校博物馆等视听教育辅助用品。他认为，“有时其他视听教育工具，在某种特殊教学过程上，竟能比电影优胜。电影和其他视听教育工具的效率之比较，及应如何相辅而行。” 陈友松关于电影教育的门户观、工具观、比较观与三面观是他对新媒体技术及其进入教育后所生成的新领域的全面思考。门户观主要是对新媒体技术的思考，可以把新媒体技术看作是人类官觉特别是视觉和听觉的延伸。知识工具观主要是从知识的角度对新媒体技术与教育结合过程进行思考，认为电影教育使得知识传递从抽象走到具体。领域三面观是对媒体技术与教育结合后所生成的新领域的深入解剖，揭示出电影教育以及之后以电影教育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电化教育的领域特性：交叉性、应用性和广泛性。从交叉性看，这个领域涉及脑神经学科、新媒体技术发展、学程教学法等多个学科与领域的知识；从应用性来看，新媒体技术可以应用于“各种各色的教育”，广义包括娱乐的、社会的和宣传的电影，狭义专指教学的和学校的电影；从广泛性看，对象可以是成人，也可以青年和儿童。内容可以是科学的、卫生的或是生产的……比较观则是从整个教育的视野审视电影教育在大教育中的地位，这不仅明确了电影教育的教育定位（而非技术定位），也清醒地指出了新媒体进入教育后的优势与不足。 2 电影教育的领域定位：教育、技术与相关领域的统整 尽管陈友松并未直接对电化教育的领域定位与性质进行过讨论，但是从他的文献中，我们可以感觉到陈友松对电化教育的交叉性、应用性有着清楚的认识。如前文电影教育图解中，陈友松认为电影教育需要脑神经学科、新媒体技术发展、学程教学法等多个学科与领域的知识。再如，在论述如何摄制教育影片时，他[25]认为“自大处着眼包括以下各方面：（1）拟定各科教材领域的声片；（2）摄制声片及其继续不断的改良之研究程序；（3）教育者与技术人才的学识与经验之统整；（4）推销制度之设立，使制成了的声片能得其所用，而且能普及到各机关。”“影片制造的程序之发展，须明白教育的需要和影片的可能性。除此之外，一切有关系的事物须统整得法。”这说明陈友松认为，电化教育应在教育需要与媒体特性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同时还要统整其他“一切有关系的事物”，如推销、普及与管理。我国早期电化教育之所以繁荣，也正是因为我国电教先驱对“一切有关系的事物”进行了有效的统整，特别是在教育需求与媒体功能耦合过程中找到平衡点，对美国的替代式自动化教育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和超越，形成了补充式和支持式的中国特色。[26] 四 陈友松理解电化教育的独特视角 由于陈友松具有多学科背景，且有留学经历，所以，陈友松对电影教育以及以电影教育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电化教育的理解具有比较独特的视野，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 国际视野与本土结合 陈友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关于教育以及电影教育的学习经历，使其在从事电化教育相关研究与实践中能够立足于国际视野，同时又注意结合国内本土需求。这一点从其文献论述思路中可以看出。他的研究结论和实践建议均是通过大量介绍国外相关做法并进行中西比较，再结合中国国情而提出的。 如，在论述教育工具发展时，陈友松[27]认为，中国仓颉造字、蔡伦造纸，以及活字印刷术，“比起同时代的西洋人的教育工具要先进多了”，但是忽略了“具体先于抽象、图在书先这一点。图的工具未见发展。”而西洋正好相反，“15世纪古登堡发明印刷术以前，传达知识的首要的是壁画、蜡板书和中世纪盛行的鹅毛管所抄写的书卷等”，后来西方发明了照相术和电影。陈友松从人类文化发展的角度，基于中西方思维与表达方式的不同，对新兴的电影教育进行解释，这样的见解在早期电化教育发展过程中是鲜见的。 再如，在论述有声影片时，陈友松[28]首先介绍俄、美等电影教育情况后，“电影在苏联曾以之为实施民众教育的利器，藉以灌输公民必具的知识。在帝俄时代电影院不过一O四五所，且多设于大都市中。到1932年却有三二OOO所。此外学校中有四一二六校设备有电影。”之后专门论述有声影片在中国采用的问题。他认为，尽管中国教育经费困难，但是“有声电影教育确是有收获的投资”，特别是“在国难如此严重的时候，必须要在最短时间内使大多数民众获得日常生活所必备的知识与技能，识字教育是抽象的，是不足的，最有效的最迅速的方法还是视听的电气化的教育。”此外，他[29]十分赞同郭有守关于教育电影官营模式的主张，“教育电影事业……亦须由国家文化教育当局积极主持，斯发达可期。”陈友松结合中国国情所提出的立足民众教育、以生活知识与技能传授为主、官方主营等等主张，正是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本土化创新模式，亦是我国早期电化教育之所以繁荣并独具特色的重要缘由。 陈友松把对电影教育中国式发展的思考通过大学授课、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相关工作和创办电教刊物等形式广为传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此外，陈友松对播音教育方面亦十分重视。陈友松[30]介绍了苏联播音教育情况，称“教育播音在苏联颇为发达，曾有播音大学的设立，内分经济、普通、共同组合三学院，每周有两小时的课程，二年毕业”，“全俄的学校约占四分之一是有无线电的设备”。陈友松[31]提出，播音教育在中国很有发展的需要。“中国的播音电台已经很多了，收音机的行销也一天多一天，如能善用将能成为一个很有权威的教育工具。”“无线电教育既这样发达，可与有声电影合并，由一个教育机关管理，以节省行政及技术的费用。”这与早期电化教育包括电影教育与播音教育的范围认定是一致的。1940年，陈友松倡议并指导昆明广播电台设置“空中学校”专题节目，该节目内容充实，讲稿通俗，很受听众欢迎。[32]在国际比较中探索中国电影教育的定位及发展方向，这样的考量亦是本世纪我国教育技术本土化创新的探索思路。 2 学科视野下的电化教育领域特性探讨 正如前文介绍，陈友松是一个综合型学者，因而陈友松对电化教育的理解并未受学科壁垒的影响。上世纪三十年代末，陈友松集中出版了《各国社会教育》、《图书馆》、《有声的教育电影》等著作，把社会教育、图书馆和电化教育发展有机地加以整合。这是陈友松在国际比较研究后结合当时中国现状而做出的深入思考与实践建议。 陈友松[33]认为，图书馆与电化教育等均是当时中国社会教育的重要方式，同时也可以把图书馆看作是“社会教育的总汇”。他[34]强调要“活用、普用图书馆为工具以推进全民众、全生活、全人生之教育”，并提倡流通图书馆的形式，强调电化教育手段在流通图书馆中的作用。他详细介绍了1934年黄警顽等发起的汽车图书馆游行情况，“汽车三面开门，藏书为开架式。除选择通俗读书数千册外，又有留声机、唱片、无线电的装置”，汽车图书馆走遍江浙两省，在社会教育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陈友松[35]称汽车图书馆为“流通图书馆开一新纪元”。 从电化教育发展的角度来看，陈友松把电化教育置身于整个大教育领域，特别是社会教育领域，并敏感地意识到电化教育与图书馆的密切联系。后来事实发展也证明，教育技术的确与图书馆领域在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有着共同的使命。美国的教育资源信息中心（ERIC）即是由大名鼎鼎的雪城大学教育技术专家伊利教授创建。我国的教育技术学与信息管理界多年来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学术联系。陈友松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敏锐地发觉了电化教育与图书馆的共同使命与不可分割的联系，对之后的电化教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四十年代，杜维涛、孙明经等学者对电化教育的信息资源功能进行了继承与发扬，把电化教育看作是经济有效的“新图书馆”[36]。 陈友松的多学科视野使其充分认识到电化教育的交叉特性和应用特性，他把社会教育作为电化教育的应用场域，并从资源开发与利用的角度把图书馆与电化教育紧密联系。作为我国电化教育的拓荒者，他关于电化教育的准确定位与正确理解为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教育学术论文:思想政治教育学术性探讨 摘要：思想政治教育学有自己的特殊研究范围和规律性，对它们的研究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立足点，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术性的鲜明特征。长期以来，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研究过多，而忽略了它的学术性研究，政治性和学术性矛盾凸显，政治性主导作用因学术性研究的缺乏而面临失语，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性，加快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是当前的迫切任务。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学术性；文化性；实践性 1　汲取前人文化成果 “中国古代教育是灿烂辉煌的中国古代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国古代文化赖以延续和发展的基础，是中国古代文化不断创新的动力。因为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是靠中国古代教育一代代地传递下来的……没有中国古代教育。中国古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难以创造、延续和发展的。”文化一方面借助教育得以更好的传播和保存，另一方面也赋予教育以更宽广的领域来面对社会的多方需求。不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教育，生生不息、源源流长的社会文化都是其重要内容。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特性使得它对于优秀文化资源的利用更是其他学科无法比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主要在于人的正确思想政治素质的形成和发展，但是，思想政治教育在促进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发展的同时，也能够促进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发展。确实，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政治性较之文化性，是更为根本、更为深刻的本质规定性。否则，思想政治教育则将与智育、美育等无异，并无以在众多的教育形态中以其独特性而存在。”思想政治教育正是通过对人们的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培育。以促使人们养成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导向，坚定社会主义信念。要实现这些教育目的，不论是文学、艺术还是哲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可以吸收借鉴的地方都很多。“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家。更把‘诗教’看成最重要的政治教化活动之一……到了魏晋时代，文学已经觉醒且被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和，包括人与人之和、人与社会之和、人与宇宙之和。中国的艺术自觉追求表现天地之心，拟太虚之体，因而也把和作为最高境界。自古以来，中国人对宇宙的看法，对人生的看法，他们生活的意义，他们的价值信念，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终极根据，都是透过中国哲学加以反映凝结核提升的。”主动吸收来自这些学科的丰富内容，紧跟时代潮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和有效性，才能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应有的价值。密切联系优秀传统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鲜明学科特色。 2　经理论严密论证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它的理论基础。有了理论基础，学科的理论体系才能在它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自然也有其特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科学体系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坚实的理论基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作为先进的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全人类精神文明最优秀成果的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没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就没有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学也就不能真正成为一门科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的解释了人们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物质动因。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观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与物质利益相结合。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结合经济工作一道去做，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的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为思想政治教育规定了根本目的和任务。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人们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思想作为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是社会意识中相对比较稳定的一部分。社会客观存在的多样性，反映在人的头脑中，就必然形成各种思想观点，造成人的思想复杂性。因此，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就必须全面考察教育对象在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周围所处的人际环境和文化氛围以及身心发展的特点。以便把握其思想形成、变化的外部客观环境。由针对性地组织与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同时，人的思想发展不仅依赖于社会存在，对社会存在也具有能动作用。依据这一原理，教育者的任务就是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先进的思想、理论，一次武装人们的头脑，指导社会实践活动，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是早就和培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代新人的理论。因而，它必然成为对人们实施思想政治品德教育的重要理论来源。社会主义意识不会在群众中自发产生，我们必须不断地向群众灌输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才能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指导群众参加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也是确立思想政治教育战略地位、目的任务、内容方法的重要的理论依据。 此外。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为指导，正确对待社会矛盾，科学地分析和把握每一社会矛盾引起的物质原因和社会条件，从而引导人们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有针对性地做好矛盾的化解工作。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对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科学理论体系。有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3　对实践经验的抽象提升 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这是一个已被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了的真理。但历史和现实也表明，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体现不出来，思想政治教育就走不出经验主义和盲目主义的窠臼，就很难提高水平和效益，其作用就势必受到怀疑，并进而使其价值和地位难以得到社会的承认。 伟大的社会实践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回顾党的历程，从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夺取全国政权，从长期的革命斗争到社会主义建设，由于我们党总是适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因而能够使广大党员干部在环境非常严峻和物质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坚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旺盛的革命斗志，使全党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很快的取得统一认识，从而把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性，说到底是来源于社会生活实践并从实践中抽象提升，形成真理性的认识，最终反过来指导人们的实践。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内容及相关理论。正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正确认识。同时，思想政治教育一旦形成，又会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人、培养人和提升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具有广泛实践性的科学理论，要根据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的要求，引导并提升人的精神生活，开发人们的智力水平。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特色。同时，以人为实践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应该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立足于现实，根据各种变化的因素。不断调整自身，超越旧的理论，形成新的理论，以更好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教育学术论文:打造专业学术交流平台 服务高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 摘 要：培育科学研究环境是当前普通高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的内容之一，但是匮乏的专业学术成果展现、交流平台抑制了国防教育者投身科研的积极性，成为该学科建设的“短板”。因此，适时创办国防教育专业期刊，打造学术交流平台，成为该学科建设者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为探索，首先，引导从业者正确认识学术交流平台对学科建设、发展的积极作用；其次，鼓励有条件的国防教育集体考虑单独或联合创办专业的学术交流期刊，并逐步落实相关工作。 关键词：国防教育 学科建设 科学研究 学术平台 经过20多年的探索和努力，普通高校国防教育从无到有，建设层次也在不断提高。进入21世纪以来，国防教育已经逐步从课程建设中走出，开始向更高层次的学科建设迈进。但是，回顾国防教育建设历程就会发现，科学研究与其他方面想比较，始终是一个“软肋”，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间专业学术成果展现、交流平台缺乏是一个常被忽视的因素。很多国防教育者在进行科研时都有这样一个体会，即自己的学术成果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平台展现，且大家的学术成果也比较分散，缺少一个长期固定的、可以集中交流的文字媒介。久而久之，从业者投身科研的积极性降低，科研水平难以提升也就逐步成为国防教育体系建设的“短板”。因此，无论是现实还是长远地看，国防教育都需要创办一个专业的学术交流平台。因为这既有助于解决科研人员在工作当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又有助于行业学术成果的交流和科研学术水平的提升，还能更好地服务于学科建设。那么，打造国防教育专业学术交流平台，应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一、正确认识专业学术交流平台对学科建设、发展的积极作用 首先，创办专业期刊，打造学术交流平台，是国防教育学科建设的需要，也是课程建设向学科建设跃升的必然结果。根据教育学理论，从课程建设转向学科建设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趋势，是一种质的飞跃，相应地对学科从业者的认识和实践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普通高校国防教育亦然。通常，“学科建设（disciplinary development）”就是“指学科主体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学科发展的规律，结合自身实际，采取各种措施和手段促进学科发展和学科水平提高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1}学科建设的内容涉及广泛，主要包括：学科布局调整、学科组织完善、学科制度建立、学科建设方向确立、学科基地建设、学科的学术成果建设、学科队伍建设、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学术环境建设，等等。{2}可见，与科学研究相关内容的建设也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而相应地，对于科研成果的展现也比课程建设时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课程建设时期强调的是科研的孕育、生长，而学科建设时期则要求对科研做整体规划布局，成果的展现是布局中的重要一环，其他成熟学科拥有的众多专业学刊就是例证。国防教育要想“知识领域实现专门化”{3}，即成为“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4}，专业学术交流平台显然不可或缺。 其次，创办专业学术交流平台（有可能的话，出现多个），不仅能帮助科研人员解决工作当中面临的学术成果展现和交流的难题，而且还会从整体上激励和提高全国国防教育科研的水平，进而推动和完善国防教育学科建设。教育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2006年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要求国防教育者投身科研，“积极参加……学术研究……开创教学科研工作新局面”{5}，努力成为教学与科研的双优人才。但是，在实践中，国防教育者不约而同地发现自己处在发文章难和难以交流的窘境当中，要么不少期刊编辑部不认可国防教育学科科研成果，要么已有的成果分散、凌乱，最终国防教育者不得不各自为战，交流沟通的渠道偏少，这些都制约了学科科研水平的提升。而专业学术交流平台一旦创办成功，并且出现多份，显然有助于国防教育者走出当前窘境，调动和激发后者的科研积极性；反过来，国防教育科研成果通过专业期刊等平台集中展示，使从业者在了解整体学科成果和水平的同时，还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可以就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如国防教育学科建设当中遇到的问题展开专题讨论，在这一过程中既可以解决实际问题，又能实现共同进步。显然，此举有助于国防教育行业整体科研水平不断提升，无疑对当下的学科建设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鼓励有条件的国防教育集体单独或联合创办国防教育专业期刊，打造学术交流的平台 创办国防教育专业期刊，打造学术交流的平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千头万绪。考虑到刊号的审批、编辑人员、资金等一系列切实问题，创办的难度不小，这是远非一般国防教育集体所能承担的重任。担当重任的单位必须有多年的国防教育经验，雄厚的科研基础和较高的科研水平，相当的人员的编制，充沛的资金保障，以及顺畅、广泛的行政和学术关系，等等。即便如此，在创办过程中，考虑到工作的难度，这些单位在自身努力的同时，还需要积极争取相关方面的大力协助。那么，创办专业期刊，打造学术交流平台具体应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1.具体工作的落实。首先，如前所述，基层单位要意识到创办专业期刊，打造学术交流平台的重要性，以及对促进学科发展的积极作用，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共识，并且还要尽可能地扩大这种共识，最终促成行业共识，以期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共同推动学术平台创建工作。其次，创办专业学术期刊面临许多现实的问题，如前文提到的刊号的审批、内容编审、人员的选拔与编制问题、资金的保障等，这就需要各方面的支持与合作。具体操作中，承办单位要克服困难，努力争取上级主管部门的理解与支持，解决工作的外在条件需求，其间既有政策方面的支持，也有资金、人员配备方面的保障；同时，内部更应积极行动起来，统筹各方面的具体工作，调动和激发成员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落实各方面的工作。只有内外合力，才能有效地促进学术交流平台创办工作的顺利推进。 2.内容设置。首先，在专业学术交流平台内容设置问题上，要贴近和服务于普通高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在内的各项工作。在国防教育学科建设范畴内，宏观上，可以将学科布局调整、学科组织完善、学科制度建立、学科建设方向确立、学科基地建设、学科的学术成果建设、学科队伍建设、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学术环境建设等众多学科建设的内容涉及其间；微观上，以教学内容为例，国防教育分为军事理论教学与军事技能训练两部分，因此内容设置最起码应顾全两个方面。其次，主编应及时把握各时段的学术热点或突出问题，以卷首语征文等方式，引导国防教育者认真思考，并以论文的形式阐述各自见解，以期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再次，设置一个固定的交流、辩论平台，为大家就某一问题发表不同见解提供空间，以期在交流甚至辩论中提升整体的学术研究水平。最后，预留其他内容的空间。 3.严把质量关、科研风气关。首先，严把质量关是任何一个学术平台生存、发展的关键，国防教育专业期刊也不例外。期刊的质量关观念必须从一开始就坚定的树立，并且要一直抓下去，时刻不得松懈。期刊上刊登的文章一定要高水准，必须经过专家的认真评审，该修改就修改，严格要求，并且始终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确保将最优秀的论文呈现在读者面前，进而促使国防教育科学研究在较高的起点上扎实推进。“高标准，严要求”，既关系到期刊的长期发展，也影响到整体学术水平的提升，各方必须加以重视。其次，树立科学严谨的科研风气，培育良好的学术氛围。科研风气和学术氛围必须从学术平台创立伊始就要树立和培育，并且在以后的日子里要不断地强化。“科学严谨”是对任何一个科研工作者、机构最起码的要求，学刊也不例外，后者要勇于与破坏学术规范的行为作斗争，引导、监督集体和个人科学研究工作的正常、有序和健康进行，着力营造、维护和保持科学严谨的学术风气与氛围，并使其成为一种集体的规范，进而配合学科建设，将科学研究规范在正确的道路上行进。 综上所述，在普通高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的大背景下，正确认识，并适时引导有条件的国防教育集体创办专业期刊，打造学术交流平台，既可以解决本学科科研工作中的部分现实难题，激发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还可以提升国防教育整体科研水平，消除学科建设当中的潜在“短板”，且源源不断结出的理论硕果又会服务于学科建设。 教育学术论文:论教育学术的批判与解放品性 作者简介：王巨光（1965-），男，湖北荆州人，教育学博士，广西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从事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学研究；南宁，530004。 摘要：教育学术必须致力于实现教育本体价值。这规定了批判与解放性是教育学术本质品性。张扬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建构关于教育及发展人性的新知和真识，教育学术才能使自己获得坚实学术合法性。新时期，如何走出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的问题不是我国教育学术的根本性问题。如何突破对教育学术自由探索的各种束缚，如何强化教育学术工作者及教育学术界批判与解放精神和能力，乃是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根本性问题所在。教育学术本质品性的张扬要通过每个教育学术工作者以哲学之才为价值尺度，进行主体自我批判，强化主体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的精神和能力。这种主体的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往往需要结合教育学术工作者身处的具体历史文化和自身状况而真实展开。 关键词：教育学术；批判与解放；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哲学之才 关于教育学是不是独立学科是自其产生以来就一直困惑着教育学术工作者的难题。我国教育学术界在反思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三十年多来教育学术时，围绕该问题，不时展开热烈讨论。赞成者与反对者各执己见，针锋相对，都难以说服对方。在笔者看来，我国教育学术危机并不是由教育学学科独立性缺乏造成的。本文尝试探索教育学术的本质性特征，并以此为基础，认识和解答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根本性问题所在。 一、批判与解放性：教育学术的本质品性 由必须致力于实现教育本体价值所决定，教育学术的本质品性即为批判与解放性。教育本体价值就是在德智体诸方面发展包括知情意在内的人性。[1]151为成功履行探索、发现、建构教育及其发展人性的新知真识之天职，教育学术工作者必须以发展人性之最高价值尺度作为标准，对一切束缚人性发展的东西进行批判，并为把人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付出理性甚至行动上的努力。在德国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哈贝马斯看来，批判是认识与解放旨趣的统一。[2]200-201我们据此认为如果不立足于人的本真解放和自由，本真批判有可能沦为伪批判；如果不进行甄别真伪、区别善恶的本真批判，本真解放和自由也有被滥用、被扭曲的危险。[3]批判与解放是具有同一性的一体两面。 教育具有服务改造自然，发展生产力的作用；具有建构人与人之间平等对话关系，实现主体间和谐交往的社会实践功效。诚然，教育学术也具有服务于促使这些教育工具价值实现的功能。但不立足于发展人性之本体价值，教育工具价值也往往容易被扭曲。教育学术必须以教育本体价值为本，才可能有效防止教育工具价值被扭曲、被异化。因此，保持自身批判与解放的本质品性，是教育学术促使本真教育工具价值实现的需要。 按照哈贝马斯对人类认识旨趣的三种划分，我们认为教育学术的根本旨趣就是解放。哈贝马斯把人类认识旨趣区分为技术旨趣、实践旨趣和解放旨趣，并认为自然科学、精神科学和批判的社会科学分别是以这三种旨趣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其实，解放旨趣终究是人类认识的最为根本和一以贯之的旨趣。首先，如果说“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是人类的命运，那么，打破“枷锁”获得解放就是人类永恒的高贵追求。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首要地取决于解放旨趣。其次，哈贝马斯所说的其他两种旨趣归根到底也是以解放旨趣为基础的。试图通过技术及其活动支配外在客观自然世界的技术旨趣，其根本的意向是把人类从自然界的强制中解放出来；建立和维护人际间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的实践旨趣，其本身与把人从相互反对、相互敌视状态中解放出来的意向具有同一性。而且，以下严酷事实的存在更凸显了直接追求自由、独立和主体性的解放旨趣及其以此为基础的批判的社会科学的突出地位和至关重要性。在当今社会，技术旨趣所创造的成果被统治集团滥用给人类带来不幸和灾难；实践旨趣所追求的人与人之间平等对话关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阻扰和破坏，达成共识的途径仍然被掌握着政治经济大权的少数人所操控。[2]12-14在此背景下，教育学术需张扬自身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正好回应了需要变革的当今时代对现代学术的真切呼唤。 教育学术具有以其他学科及其成果为基础，可以进行多学科、多视角研究的特点，但只有张扬其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才可能显现这种研究特点之长，并在建构关于教育及发展人性的新知和真识中使自己在现代学术园地里取得不可动摇的合法性地位。随着传统学科研究领域相互重叠的出现，多学科参与的各种专题研究的兴起，打破传统学科分野的新的研究趋势日益明显，不可逆转。[4] 顺应这种趋势，教育学术张扬自己本质品性，能焕发自身更旺盛的生命力。杜威超越19世纪末20世纪初另一位促进美国学术和教育进行重大改革者霍尔的地方，就在于他秉持更为深刻的批判与解放精神，不仅从心理学，而且适应促进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当时美国的教育改革，从而，把需要多学科参与的教育改革学术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5] 王巨光:论教育学术的批判与解放品性 教育学术以批判与解放性为本，立足于人的理性自主性，反对人间一切或隐或现压迫、压制力量及其意识形态，反对一切不合理的支配、束缚、操控，反对一切放弃主体性的依赖、顺从、奴性。并诉诸于社会及其意识形态批判，诉诸于文化深层结构批判。因为批判本身蕴含反思性，完整的教育学术批判必然包含指向对自身的批判。当然，具有不同背景的教育学术工作者，总要依据自己所处的国情特点、时代及具体历史条件，构建具有不同内容的批判与解放主题，并开展创新性研究。在革故鼎新、大胆尝试和敢于实验成为美国社会的金科玉律，皮尔士、詹姆斯开创的实用主义哲学开始兴起之时代背景下，适应当时美国教育改革的需要，杜威对保守主义教育哲学进行批判，发展自由主义的教育哲学，并掀起了一场席卷全球而影响深远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德国的解放教育学和批判建构教学论遵循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思路，主张通过对个性在后工业社会中的批判和解放，达到改变不合理社会现实的目的。”[6]巴西著名教育家弗莱雷为广大被压迫的拉美民众代言。为了启发他们的觉悟，实现他们的解放，他以非凡的勇气、过人的胆识进行彻底的社会及其意识形态批判。并以高超的智慧、渊深的知识创建了被压迫者的解放教育学。“保罗•弗莱雷的思想反映了他对周围的被压迫者所遭受的极端困苦和磨难的创造性思考和敏锐意识。”[7]堪称被压迫者教育圣经的弗莱雷的代表作《被压迫者的教育学》超越了它自己的时代和作者的时代。以陶行知、晏阳初为代表的民国时期中国一些著名教育家及教育学术工作者，为实现“民族再造”，对升官发财科举教育余孽进行彻底否定，对当时脱离中国社会实际的“误教”现象进行无情批判，高扬解放人性的民主主义教育伟大旗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新民教育实验，对我国具有健康民族性的民主教育建设事业做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如何建构批判与解放性主题是必须研究的重大课题。 二、新时期教育学术根本性问题：强化批判与解放精神和能力 改革开放新时期里，我国教育学术界关于教育学学科独立性与否的讨论实质上是关于教育学是“学”还是“术”的争论。为教育学是“学”的辩护，似乎有利于建立和维护教育学术工作者的学术自尊，但如果为所谓的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而迷惘、甚至苦恼，实际上是错置了新时期教育学术的根本性问题。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并不是教育学术危机所在。如果我们把握住教育学术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我们有望超越教育学是独立学科还是作为其他学科应用之“术”的争论。因为只要存在关于教育及其发展人性的新知和真识需要去探索、发现、建构，教育学术工作者又能张扬批判与解放精神，并能成功履行自己的天职，那么，就不存在什么教育学术危机问题。相反，教育学术的真正危机就在于其失却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教育学术工作者在履行天职上的无能为力、无所作为。 据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的根本性问题不是如何走出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而是如何挣脱、突破束缚教育学术自由探索的各种外在和内在的支配及控制，强化教育学术工作者及教育学术界批判与解放精神和能力。反思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教育学术研究现状，可帮助我们认识问题所在，并引导我们发现我国教育学术研究不如人意的深层次原因。 在改革开放前特殊年代里，当时的教育学术根本上受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支配，实际上没有真正的教育学术及其批判可言。其所谓的“教育批判”和“教育革命”不过是以颠倒的标准进行伪批判和假革命而已，其实质是为各种阶级斗争活动合法性做辩护，为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正确性进行论证和做注解。这种被扭曲的“教育学术”甚至成为倒行逆施的帮凶。改革开放后，随着思想大解放运动的开展，中国迎来了文化教育的春天。我国的教育学术逐步摆脱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支配成为可能。但是，“极左”的思维方式往往无孔不入，比如对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的批判就一度深刻影响了教育学术界。当我国全面现代化的帷幕拉开并逐步深化后，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才真正退出历史舞台。 那么，在全面现代化进程逐步深入推进后，我国教育学术界是否在总体上逐渐摆脱了被支配的地位，确立了自己的主体性及独立自主性，进而张扬了批判与解放的精神和能力呢？事实难以令人做出乐观的回答。我们不难看到，我国教育学术在取得摆脱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支配的胜利后，却又开始受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这种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把发展生产力、繁荣经济作为现代化的重中之重，认为只要把生产力增强了，把经济搞上去了，其他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严酷的历史事实表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畸重畸轻的做法必然会使人类付出沉重的代价。 剖析改革开放新时期持续十七年之久的关于教育本质的大讨论，可以看出我国教育学术界是如何受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其自主性及批判精神是如何再次丧失的。在这场大讨论中，共有300多篇，洋洋洒洒共200多万言，林林总总形成25种关于教育本质之说。但正如郑金洲所认为的，“这一切，仍未能令人满意。各家各派虽力求论之有据、言之成理，但几乎都包含难以克服的悖论，对来自各方的批评之声不能做出令人心悦诚服的回答”。[8]192教育学术界本应该回过头来反思其研究与讨论的前提预设是否存在问题，开始意识被引以为“金科玉律”的东西是否已演变为某种错误的意识形态。可惜的是他们却并未这样做，而是仍然在概念框架里兜圈子，希图从关于本质与质、本质与规律、本质与功能等等的关系之辨析中，从对所谓事物内部矛盾或其与外部矛盾关系的分析认识中，求索走出迷宫之路。[8]193-207更为令人遗憾地是，当教育产业化市场化运动掀起，乱象丛生的学校教育遭到有识之士痛切批判之时，却未见中国教育学术界主流反思与质疑，并运用理性的力量，对其进行严肃、彻底批判。 众所周知，教科书中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原理演变成社会生活中政治或生产力（经济）决定文化、教育，物质文明决定精神文明之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所隐含的决定论思维模式实质上为文化、教育领域的独立自主性被任意侵蚀之错误行为提供了可以借以进行辩解的潜在理由，甚至为一个活动领域及其权力者支配、操控、压制另一个活动领域及其人员提供了某种“合法性”论证。关于教育本质的大讨论及关于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大论战不仅没有进行前提性批判，反而把以上所谓的原理及价值观念作为“真理”而设置为研究的前提和出发点，从而使我国教育学术曾一度陷入某种深刻危机。 对于这场教育本质大讨论，涂又光先生有独到见解，他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正本清源的解读，发现教科书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简单认识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误读。[9]他以建国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遭遇的严重挫折和所蒙受的巨大损失为事实根据，通过深刻哲理性的分析雄辩地论证人类政治、经济、文化之不同性质活动及其领域之间不能搞相互决定论，而平等互动律才是人类这些不同性质活动及其领域之间相互作用规律及关系原理。[1]152-153涂先生的深刻批判及正确认知是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的重大成果。 三、主体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教育学术本质品性张扬之道 教育学术要张扬自身批判与解放的本质品性，至关重要的与其说是如何进行理性思维的问题，毋宁说是教育学术工作者对教育学术采取什么样态度和秉持什么样学术精神的问题。是把追求学术自身内在价值作为学术活动目的，还是把学术仅仅作为谋生与晋升的手段是对待教育学术的两条根本对立的活动路线。毫无疑问，我们应取的是前者。也就是说教育学术工作者应该是席勒所倡导的哲学之才，而非利禄之徒。我国每个教育学术工作者以理想型哲学之才作为价值尺度，自觉进行主体自我批判，强化主体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的精神和能力，方是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张扬其本质品性之道。 席勒在1789年耶拿大学任职演讲《什么是世界史及为何要学习世界史》中分析认为，利禄之徒斤斤计较自我的得失。他们不是从内在精神财富中，而是从别人对自己认可、所给予的名誉和待遇等方面寻找报偿，他们做任何事情的动力来自外在的刺激和鼓励。哲学之才恰恰相反，他们不懈追求更新更好知识，永远走向更加完善的境界。他们在研究对象和孜孜不倦追求本身中获得激励和报偿。[10]我们可以认为利禄之徒学术活动受工具理性支配，[11]31-32也即他们为达到个人狭隘的功利目的而权衡如何利用所谓学术的手段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利禄之徒把工具理性极端化就会使学术活动沦为反人道的手段和工具。二战时期，德国一些人类学家为讨好和效劳于法西斯政权而用他们的所谓人类学“知识”服务于法西斯种族大屠杀，这些人类学家及其所谓的人类学“知识”成为纳粹杀人机器的一部分。他们在世界学术史上写下了耻辱的一页。哲学之才学术活动受价值理性支配。[11]31-32他们崇尚探索真理、建构美善，而不计较自己的学术活动可能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功效或危害。哲学之才为了追求真理甚至可以把自己生命安危置之度外，宁死不屈，视“为真理而斗争是人生最大乐趣”，被罗马宗教裁判所烧死在鲜花广场的布鲁诺就是如此。这样的哲学之才显然是最勇敢最有力量的人。巴西著名教育家弗莱雷因为自己激进的教育思想和行动，遭到巴西军人政府逮捕监禁并被驱逐出境，经历了长达16年流亡生活。但他矢志不渝，历经磨难，在自己流亡生活中，加深和升华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终于铸就成影响深广的被压迫者的解放教育学。就理想类型而言，哲学之才是追求真善美的人，是具有独立主体自主性，不断自我超越的人。而利禄之徒在斤斤计较自己偏狭而非正当私利时不可避免地沦为假恶丑弱的懦夫。毋庸置疑，远离利禄之徒而成为哲学之才，在追求完美境界中而不断自我超越应成为我国教育学术工作者的自觉追求。以理想型哲学之才为价值尺度，结合历史文化和教育学术工作者自身等方面的实际，我国教育学术工作者的主体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可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批判自己精神深处文化负面性东西，突破“二人”关系法则的规制，把自己从异化的人际关系中解放出来 美籍华人学者孙隆基在《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一书中分析指出，中国人用“二人”关系给人下定义，正好把明确的自我疆界给铲除掉。[12]我们认为，生活在多重“二人”关系之中的中国人往往由各种“二人”关系中的强势一方来定义自己。按照孙隆基的分析，中国文化重视营造温情的 “二人” 的“和合性”。我们不难看到，在富有所谓“人情味”的“二人”互动之中，弱势一方在追求安逸地顺从及舒适地依赖中轻易放弃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和自治性。我们的确不时能发现掩盖在温情“二人”关系下的是人与人之间不同程度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被这种关系所笼罩，个体灵魂的自我超越性也就无从谈起。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二人”关系性质与法则。教育学术工作者必须在自己与各种优势力量之间，特别是与直接掌握自己切身利益的威权者之间习以为常的互动中，洞察“二人”关系性质，并分析“二人”关系法则对自己隐蔽的规制作用。在他们与威权者的“二人”关系结构中，前者自觉不自觉把自己作为对方的“自己人”，并通过后者未必是以哲学之才的标准对自己的肯定和赏识来对自己加以认同并建立自尊。同时，后者也的确很有可能把前者作为“自己人”，更多地在物质生活、荣誉待遇方面给予温情和照顾，而对他们主体的独立自主性、精神超越性并无什么真正兴趣。就这样，在互以对方为重的过程中，前者对思想自由、学术自主原则及教育学术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可能被侵蚀不设防。更为严重的是，前者把后者视为“长者”，对其有严重的孙隆基所谓的“母胎化”依赖，不仅哲学之才的自我意识被压抑，树立不起独立自主人格，而且时常在后者面前，其行为表现为成年人的“儿童化”。因此，根据中国文化“二人”关系法则，我们可以推断这样的教育学术工作者可能会因为像中国家庭里孩子被家长所对待那般，被“温情”、“善意”管理得太多、限制得太多而抱怨，但他们并无什么大的决心要坚决割断与“母体”相联系的“脐带”，以使自己“心理断乳”而健壮成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一般而言，他们要对需要变革的现实保持合理的距离，并对其采取某种程度的超然态度将会是困难的。但是，必须努力揭示中国“二人”关系法则是如何隐蔽而“甜蜜”地扭曲健康人性的，暴露畸形的“母胎化”依赖是如何严重影响健康的学术思想工作的。否则，教育学术工作者主体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也就根本谈不上。 （二）立足于普适性价值，批判追求短视利益的狭隘性，打破思维定势惯性，把自己从思想与精神的僵化中解放出来 第一，警惕权势的异化力量，不可为各种“霸权”所支配并为其代言。很难设想不重视普适价值，能有对真善美的真正追求。为实现普适价值的努力与对真善美的追求是一致的。教育学术工作者以哲学之才要求自己，必须重视人作为人的尊严，不管性别、种族、国别、民族等因出身而产生的人的先天性差异而同情人间一切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弱势者、被不公正对待者。对人间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压制型权力及其意识形态保持高度的警觉。新时期教育学术工作者必须具有人类普遍尊严、普遍利益代言人的高尚情怀。认同于此，他们才有可能把自己从思想与精神的僵化中解放出来。 第二，确认教育学术工作者之天职，打破学科独立性思维定势和情结的羁绊。“知识分子也许靠思想生活，但他们也必须为思想而活”。 [13]29教育学术工作者要靠思想与真理而活，就必须首先为思想与真理而活。其实，我们不难明白他们成功地履行自己天职，就是对他们自己合理的世俗利益最好保证。研究新时期关于所谓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及如何走出危机的讨论，我们不可否认为教育学是“学”的辩护而所做的努力具有发展教育学术的良好动机，但也暴露教育学术界不少人这样的恐惧心理，即害怕因教育学学科独立性的失去而影响教育学在大学学术体系中的独立建制。因为这种情况果真存在，在他们看来，不仅会影响从业者的职业认同，而且会更直接地影响他们的切身利益。我们固然不可否认教育学术工作者为了自己正当的利益，对学科独立性进行某种程度辩护的合理性。但同时必须明白的是按照传统学科分类标准而成立的学科独立性不是教育学术工作者成功履行自己天职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充分条件。教育学术工作者应该以追求真理的思想者为志职，持之以恒、坚韧不拔地探究高深学问。他们应该既积极投身于丰富生动的教育实践活动，扎根于教育实验，获取宝贵的研究材料；又以哲学之才的宽广胸襟，海纳百川，吸收一切有益的思想和知识成果，并张扬批判与解放精神，勇于和善于进行知识创新、理论创新。这才是教育学术工作者成功履行自己天职的充分必要条件，才是他们自我实现之道，是他们自我认同的根源。 （三）批判脱离实际、空疏的学术作风，走出象牙塔获取更为广阔的学术研究空间，把自己从自我营造的狭小研究空间中解放出来 诚如弗兰克•富里迪所认为的“成为知识分子意味着社会参与。很难既为思想而活，又不试图去影响社会”。 [13]32因为教育学术及其成果毕竟要触发、指导和服务于对人发生积极影响的教育活动。因此，教育学术工作者就不能完全躲在象牙塔里做书斋式的学术。为获取人性解放与自由发展的新知、真识，教育学术工作者就不仅需密切关注、积极参与丰富生动的社会生活和教育实践，而且有时还需要深入社会，扎根于其中，深度开展如何发展不同教育对象之人性的教育实验活动。教育学术与积极影响社会、影响民众的社会参与活动在此有机统一起来。民国时期，以著名教育家晏阳初为领袖的一群教育家及乡村教育工作者，无情批判当时学术工作者高高在上，脱离社会、脱离实际的空疏的学术作风，毅然深入乡村，在艰苦的环境中，坚忍不拔地开展乡村教育实验活动，探索乡村教育的新知真识而获得丰硕的学术成果，并以此为基础对全国的乡村教育运动给予了很好的指导，影响深广。他们融主体自我批判、教育学术、民族再造于一体所从事的“真理的政治” [13]34对当今我国教育学术工作者如何进行主体自我批判，实现自我解放富有深刻的启示性。 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研究存在两大颇引人关注的现象，其一是令有识之士忧虑的学术批判精神和创新能力弱化；其二是关于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问题的大讨论。把这似乎没有什么关联的二者联系起来加以思考和研究，可帮助我们洞悉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的根本性问题。我们认为教育学术批判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弱化是当下教育学术危机所在，而在关于教育学学科独立性讨论中，人们在各执己见的热闹争论中而遗失教育学术工作者的天职，恰恰就是教育学术危机的某种表象。拯救教育学术于危机之道还在于每个教育学术工作者能勇敢地、不断地进行主体自我批判，增强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的精神和能力。 教育学术论文:一名教育学研究生的学术苦旅 摘要：长期以来，我国教育学研究者具有浓厚的“学科情结”。这种情结深深地扎根于教育学的地位窘境，它使大量的教育学研究生陷入迷惘和尴尬之中。笔者通过回顾和反思自身八年研习教育学的经历后认为，教育学的地位困境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教育学知识在积累、独立性、逻辑特征等方面的独特性决定了它的“宿命”。教育学研究者一方面应意识到基础学科的价值和局限，并至少掌握一门基础学科；另一方面应认识到教育学的价值和限度，努力贡献出自己的洞见，从而树立学科自信。 关键词：教育学；教育学研究生；学科情结；学科地位 前不久，笔者偶然在西南大学主办的“教育学在线”中看到一篇题为“教育学研究生是豆腐渣”的帖子，[1]标题本身便足以激起每位教育学人的愤怒。该帖指出，考研大军中流行的口头禅是“考研究生上不了学，那就考教育学。”平心而论，文中所列理由大体属实：内容不多，好掌握；专业方向多，招得多等。事实上，国内外对教育学、教育系科及其教员、学生、课程等批评和讽刺不胜枚举。这些文献表明，在许多人眼中教育学的地位不高，价值不大。这种处境不仅令初入教育学之门的本科生、研究生感到困惑，甚至一些“登堂入室”的学者有时也免不了迷惘。教育学界前辈胡德海教授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对此深有体味[2]： 我在几天的会上，亲耳听到不少老教授、老专家激昂慷慨的发言，……总的是谈教育学的困惑和迷惘多一些，教育学的尴尬局面依然挥之不去。有的说：“我教了几十年教育学了，现在可越来越觉得不知道怎么教了。”有的说：“当年我如果不是选择了搞教育学专业，而是从事别的专业，我此生的成就肯定要大些。”一种无奈的心情溢于言表，困惑与迷惘的情绪扑面而来。……我想我们这些老教授老专家其职责本是解我们的学生，其中包括大学教育学院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在学习、研读教育学专业中的种种困惑的，而现在倒好，在他们的头脑中倒说有这许多不解之惑，他们怎么能够解学生之惑呢？ 在不少研究者看来，当代研究的趋势是打破界限，展开交叉和跨学科研究，探讨教育学的性质、地位和价值是一个陈旧的话题，是落伍的“学科情结”在作祟。在他们看来，作为学科的教育学早已终结，研究者理应抛弃“学科情结”，将其作为多学科交流和对话的舞台。然而，对教育学研究者而言，这绝非转变观念那么简单。因为，目前知识生产和学术人才培养仍以学科形式为主，学科情结是研究者在学术生活中形成的自然情感。 笔者与教育学结缘已八年，经历了从局外人无知到局内人迷惘、怀疑、理解的过程。期间，我在教育学的学科认同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由此而来的困惑和痛苦也是许多教育学研究生正在经历的。在此，笔者愿回顾自己研习教育学的学术苦旅并与诸君分享我的思考。这也许对那些处于迷惘中的教育学学子不无裨益。 一、遭遇教育学的困惑 我于2005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的教育学原理专业。之前，我没有读过多少教育类的书，居然能够考中，感觉颇为意外。如今想来，当初报考教育学专业时潜意识中未尝没有“教育学容易考”的想法。虽读过《围城》，但我未留意书中对教育系的嘲讽。[3]也许华东师范大学的教育系地位还不算低，我没有感受到其他学科的敌意和轻视。总之，我对教育学知之甚少。 张建国：一名教育学研究生的学术苦旅硕士期间，我对教育学有四点比较深的印象。首先，每年五六月份，我都会旁听本专业的学位论文答辩，其中最为答辩委员诟病的是论文撰写中的“两张皮”现象。教育学研究中的“两张皮”系指论文利用来自其他学科的理论，用相当大篇幅阐述其原理，而后依该理论从中推演出相应的教育命题，后一部分篇幅较小。问题在于，两部分不仅比例失调，且往往难以融为一体。其次，教育学研究生似乎严重缺乏共同的专业知识。除所有学生必修的数门基础课程和若干教育名著外，研究生们在学习中共享的专业知识很少，常见的是依托“人头”的现象。所谓依托“人头”就是借用其他领域（主要是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的学者的理论来探讨教育问题。在我的同学中，有人钻研狄尔泰（W.Dilthey）、伽达默尔（HG Gadmer）等人的诠释学，也有人倾心于布迪厄（P.Bourdien）、吉登斯（A.Giddens）等人的社会学理论，而我则醉心于马克思（K.H.Marx）的著作。人类知识的海洋仿佛是教育学的素材库，任其取用。那时，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读愈多教育学之外的书，便愈发对“科班的”教育学著作敬而远之。第三，我发现，对人类理解教育作出重大贡献的学者一般都来自相关的基础学科，且很少接受过教育学训练。后来，我才知道皮亚杰（J.Piaget）在1965年便指出：“为什么教育学却很少是教育学家的著作呢？这是一个严重的，永远存在的问题。”[4]第四，教育学的著述中经常充斥着大量正确的废话、弥漫着矫揉造作的道德热情、混杂着模糊难懂的“外来”术语。著名教育学家陈桂生先生曾抱怨：“教育学陈述中，既有过多的常识和自然语言、同时又常常冒出缺乏常识的提法和令人费解的语词。”他以国外一本关于课程的教育学著作为例[5]： 这本书中，充斥着像“课程建构（curricular construction）”、“反省水平（level of reflection）”、“分类学（taxonomy）”、“革新（innovation）”、“革新策略（innovation strategy）”、“操作化（operationalization）”、“最优化学习顺序（optimized learning sequence）”……“隐含的背景（implicational context）”、“可演绎的假设（deductive hypothesis）”、“复杂性还原（complexity reduction）”等术语，其中有不少令人难以捉摸的词语。……如此陈述，除表明不让人懂得的决心而外，不知还有什么高明的见地？ 很多不同学科的朋友初次见面，彼此介绍各自的专业。当我报出“教育学”这个专业时，人们活跃的表情立刻变得木然，接着是一段短暂而又漫长的沉默。他们的沉默有充分的背景和理由，但就是这些理由令我寝食难安，不由得替“教育学”生出些悲哀来。 教育学界前辈孙喜亭教授曾不无心痛地感慨：“我们不笨，不懒，也不乏悟性，可是我们怎么了？我们所从事的教育学怎么了？它们是那么地被人看不起！”[18] 对一名教育学研究生来说，最大的尴尬和痛苦莫过于承认：自己的学科地位不高，价值不大，且前途渺茫。这的确是不少教育学人内心难以回避却又不愿承认的残酷事实。但是，接受这个事实只是意味着，在学科的“地位游戏”中，教育学处于不利地位，绝不表示其没有价值，无深入研究之必要。可以说，在人类知识的等级中，某类知识地位的高低和价值的大小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例如，神学在中世纪何等尊崇，而今却一落千丈；自然科学在近代之前只是在大学之外才得到发展，现已占据主导地位。也许，教育学研究者的工作很琐碎，且价值有限。也许，“卑微的”教育世界激不起雄心勃勃的研究者的兴趣和热情。但是，只要教育，以及研究教育的学问即教育学还有存在的必要，他们便要继续与教育有关的“卑微”事物打交道。 在不利环境中，也许教育学研究者应降低对教育学的期待和承诺，少一些喧嚣浮华，多一点埋首苦干，少一些不着边际的宏论，多一点有关教育的知识。正如普通人无需因不能成为大人物而自轻自贱，有志于教育学的研究者也不应因教育学地位不高、价值不大而妄自菲薄，亦不应因其难以成为“显学”而失望。教育学研究者承认自己必须掌握大量来自其他学科的知识，但也知道它们仅仅构成教育学研究的基础；他们承认教育学对改善教育的意义有限，但仍然愿意努力贡献出独属于教育学的洞见；他们明知治教育学之途的艰辛，但毅然选择以此为志业。这也许是一名教育学人应有的立场。 教育学术论文:中国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发展现状及其趋势展望 摘要：中国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是教育学类集刊的初创期；二是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这是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低迷期；三是21世纪以来，这是教育类学术集刊的复苏和发展期。今天，学术集刊在推动学术研究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时间尚短，教育类学术集刊在学术规范和影响力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应当从管理制度、专业化发展和评价制度入手，全面提升学术集刊的办刊水平。 关键词：学术集刊；教育学；影响力；学术规范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学术研究已经走过了60多个年头，如何系统梳理学术研究的发展历程及其内在规律，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课题。而学术集刊就是一个风向标，通过对不同时期学术集刊的归纳分析，能够从一个侧面真实再现中国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和特点[1]。基于此，笔者试图以教育学类学术集刊为突破口，全面梳理中国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发展规律和内在特征，以期在新时期为进一步推进对教育学问题的研究和反思，提供一些有益思考。 一、中国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发展历程与回顾 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相适应，中国教育类学术集刊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是教育学类集刊的初创期。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共有5种教育类集刊创立。在这里，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形成了崭新的教育体制，但为什么教育类学术集刊的创办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呢？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这一时期，仿照苏联模式建立了与计划经济完全适应的高度集中的教育管理体制，它过分强调行政指令的权威性，在一定程度上了压制了高校的自主性和创造性[2]。第二，给中国的教育事业带来了沉重灾难，在一定程度上严重抑制了学术研究的发展。 总体上讲，这一时期的集刊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因而呈现出了极其鲜明 的时代特征。（1）从内容看，这些集刊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集刊，而是为了服务于某些政治运动特意创办的，体现出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比如，1958年，全国发动了轰轰烈烈的运动，为了给这一运动提供支撑，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推进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了一份独特的集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会会刊》。再比如，为了服务于，先后创办了《教育革命通讯》、《教育革命文选》等集刊。（2）从创办主体看，分布相对均衡，行政机构2个、高校1个、学会组织1个、科研院所1个，基本符合这一时期的特征。（3）从地域分布看，这些集刊主要集中于北京和上海地区，其他地方则非常少，这可能与北京、上海的政治地位相关。（4）从学术规范看，这些集刊还存在很大不足，出版周期不固定，发行数量和区域也非常有限。这些集刊都是应政治需要创办的，注定了它们生命的短暂性，随着政治运动的结束，它们也走到了尽头。 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这是教育学类学术集刊发展的低迷期。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总共有4种新的学术集刊创刊。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犹如一声春雷，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也开始进入改革期、阵痛期，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学术研究机制也已无法适应新时期的要求，中国学术集刊的发展陷入到暂时的低迷和困境之中。这一时期，集刊的创办主体主要集中于行政机构、高校和科研院所，区域主要分布在上海和北京，这也反映了当时学术研究力量相对集中的特征。从内容看，这一时期的集刊已经开始摆脱传统的政治干预，转变为对教育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实现了研究对象的学术转向，其中一个集刊在后来取得了刊号，转变为正式期刊。 第三阶段是21世纪以来，这是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复苏和发展期。20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是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学术集刊呈现出全面复苏和蓬勃发展的态势[3]。首先，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学术研究已从前期的困境中走出，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新景象，再加上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这些都为学术集刊的复苏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其次，从1999年起，教育部启动了重点基地建设，先后在全国高校建立了11个教育学重点研究基地，并从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这为学术集刊的复苏和发展提供了稳固的制度保障。再次，一批高水平的研究学者和专家纷纷加入到学术集刊的创办之中，为提升学术集刊的质量和研究水平提供了队伍保障。最后，为了进一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国家实施了众多战略工程，这也为学术集刊的大规模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总共有20种新创办的集刊。按照学术集刊的创办年份，统计如图1。从创办主体看，这些集刊的分布相对集中，如表1。 从图1和表1可以看出：第一，从创办主体看，高校已经取代其他机构，成为学术集刊创办的主力军。第二，从区域分布看，北京和上海依然是学术集刊的集中地，其他地区并没有打破北京和上海地区的垄断地位。第三，从内容看，这一时期的学术集刊主要围绕教育学一级学科展开，少量涉及到二级学科或跨学科问题，这也表明，当前的教育学类学术集刊尚未突破一级学科的垄断局面，形成集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和跨学科为一体的多维度、多网络的学术集刊群。 二、学术集刊的出版规范及学术影响力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教育类学术集刊获得了重大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术集刊已经实现了高质量的规范化发展。由于这些集刊创刊时间相对较短，因而在出版规范、影响力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在此，笔者以2000年后新创办的20种集刊为例展开全面分析。 从学术规范看，目前这些集刊都能按照《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在论文格式上达到学术期刊的基本要求。然而，总体上还存在许多问题：（1）在审稿制度上，虽然许多集刊都宣告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制度，但由于财力、人力等方面的不足，这一制度并没有得到有效贯彻和执行，最终只是流于形式。（2）许多集刊的稿源并不是很充足，存在着“自产自销”倾向。更为重要的是，一些集刊发表的文章并非都是原创性的，而是在别的期刊上已发表过的二次文献，这显然离真正的学术规范还存在一定差距。（3）在出版周期上，一些集刊并没有形成稳定的出版周期，而是以不定期出版物的形式出版，这显然不符合学术集刊的出版要求。另一方面，一些集刊曾先后更换过出版社，在出版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稳定因素，这也是摆在当前学术集刊发展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4）从更高要求看，一部分集刊虽然达到了国内学术期刊的出版规范，但离国际通行的学术惯例还存在一定差距，许多集刊缺少英文目录、英文摘要和关键词等等，这还有待进一步完善。（5）一些集刊没有形成自己的编辑部，也缺少专职的编辑人员，基本上都是靠教师和学生兼职完成，这是限制当前学术集刊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影响力看，根据南京大学中国社科评价中心公布的CSSCI（2012-2013）集刊来源目录显示，共有3种集刊入选，占总集刊的15%。它们分别是《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中国教育政策评论》和《中国教育法制评论》。根据CSSCI被引文献篇数和次数（2005-2012）统计，排名前七位者见表2。 从表2看，第一，在20种新办集刊中，入选CSSCI来源集刊的只有三种，这表明当前教育类学术集刊的总体影响力还非常有限。第二，从总体引用看，在8年的CSSCI期刊引用中，只有7种集刊被引用到，而且引用的总篇数才91篇，总次数才102次。按照平均值看，平均每个集刊每年被引1.63篇、1.82次，这一数据非常低。考虑到这只是排名前七的学术集刊，如果将所有20种集刊全部计算在内，这个数据会更低。第三，从集刊自身的影响力看，前三种集刊差距不是很大，属于“第一方阵”，但从它们的数据看，这种影响还非常有限，每个期刊的最高引用篇数和次数尚不足30；而后几种集刊的影响力显然无法与前三种集刊相比，除此之外，其他集刊还尚未产生引用数据，这更充分表明学术集刊的总体质量还参差不齐。 总之，随着中国教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学术集刊已经作为一种新生力量异军突起，成为推动教育学研究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然而，由于这些集刊的创办时间还很短，缺少相应的制度规范和办刊经验，因而难免会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4]。随着中国社会科学的持续性发展，这些集刊必然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推动教育学研究的繁荣发展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三、建议与反思 任何新生事物都存在一个成长和发展过程，作为一种新形式，学术集刊也不例外。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国家财政投入的不断加大，学术集刊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针对当前的现状，应当从制度和政策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为学术集刊的良性发展提供一个可靠的制度保障。 第一，从国家层面看，应当正视学术集刊的理论价值，将它们放到与学术期刊一样的地位，加大对学术集刊的政策和财政支持力度。从当前学术发展的现状看，学术集刊在国内学术界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它们在理论地位和学术价值上还无法与正规的学术期刊相抗衡，这种观念上的错位直接影响了学术集刊的发展。2011年，教育部制定并下发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呼吁进一步加大对学术刊物的建设力度，而学术集刊作为一种以书代刊的连续出版物，应当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国家首先应当破除观念上的误导，将学术集刊与学术期刊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一视同仁，这样才能为学术集刊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其次，为了全面提升学术期刊的办刊质量和学术水平，国家专门设立了“国家社科基金学术期刊资助项目”，同时，教育部也启动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这无疑为推动学术期刊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财政支持和制度保障。然而，这些政策和工程都只针对学术期刊，因此，如何打破制度上的壁垒，将其推广到学术集刊的评选上，就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这样一方面可以形成以学术质量和研究水平为核心的评价导向，提升学术集刊的办刊质量；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学术集刊的良性发展提供宽裕的财政支持，从而使集刊在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第二，办刊部门应当积极推进学术集刊的专业化，不断提升集刊的稿源质量和学术水平，扩大学术集刊的影响力。当前，中国教育类学术集刊不论是主编、编辑人员还是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兼职，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术集刊的发展。作为主办单位，应当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推进学术集刊向学术期刊的专业化发展，建立独立的编辑部，形成自己的专职编辑人员，积极提升集刊的专业化水平。此外，在稿源上，学术集刊应当加大征稿力度，避免自产自销或旧稿新发的不良现象，形成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办刊导向，全面提升学术集刊的学术水平。 第三，主管部门应加大对学术集刊的管理力度，建立持续性的评价体系，为学术集刊的健康发展提供制度支撑。当前，由于缺少有针对性的激励机制，导致学术集刊缺少活力。因此，主管部门应当建立长效的评价、监管和激励机制，为学术集刊的良性发展创造可持续的发展空间。 教育学术论文: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比较研究 摘 要：全日制教育学硕士是从2009年开始正式招生，距今发展六年，不可不谓之稚嫩，所以当今在研究全日制学术型教育学硕士培养方案的学术领域里并不完善。文章围绕全日制学术型教育学硕士培养方案进行分析，对湖南拥有全日制学术型教育学硕士招生点的五所高校的培养方案进行比较研究，期望能弥补某些高校全日制学术型教育学硕士培养方案的不足之处，进而对教育实践产生一定指导意义。 关键词：培养方案；全日制；教育学硕士；湖南高校 引言 21世纪，世界已正式迈进知识信息经济新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综合国力竞争越来越落到人才竞争上。为了让中国在这场新的竞争中取得优势，我们势必得在人才的质量上把好关，下功夫。而培养人才的大计始终要归于教育。 一、研究意义 教育学目前在我国逐步拥有了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比较教育学、教育史、高等教育学、体育训练教育学等二级学科。我国全日制教育学硕士是从2009年开始正式招生。目的是为了培养拥有扎实理论基础的教育研究人员。高校往往其以学术研究为导向，偏重理论和研究，培养出大批的大学教师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1]。在未来，随着全日制教育学硕士的规模渐渐扩大，关于如何培养高质量的全日制教育学硕士也显得日趋重要。本文主要是通过分析湖南五所具有全日制教育学硕士点的高校的培养方案，以此进行比较研究。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1.湖南大学。湖南大学的教育学硕士点下分七个二级学科。包括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史、比较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成人教育学、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2.中南大学。中南大学教育学硕士点包括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高等教育学三个二级学科。 3.湖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是湖南省高校中教育学的领军者。拥有湖南省唯一的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教育学下分十一个二级学科，分别为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比较教育学、教育史、学前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成人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学、特殊教育学、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教育技术学。 4.湖南农业大学。湖南农业大学的教育学，包括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学，心理健康教育，体育教育学的硕士点。对于职业教育和教育生态学的研究独树一帜，成果颇丰。 5.湖南科技大学。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学拥有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比较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教育心理学等全日制学术型的硕士点。 （二）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通过对研究全日制教育学硕士的文献资料，阅读、收集、借鉴和分析已有的研究资料和成果，在联系各学校培养方案的视域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2.统计分析法。对搜集来的资料进行整理并展开研究，运用统计方法分析研究对象的有关资料，拟用图表对所得数据进行处理，从定量与定性的结合上对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进行有效的分析研究。 3.比较分析法。以客观的、系统的、统计的方法对湖南五所高校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各个高校培养方案中的培养目标、主要有研究方向、学制与培养方式、课程设置等方面。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五所高校培养目标高度统一 培养目标是指教育目的在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机构的具体化。经过对各校的培养目标进行总结分析，五所高校的培养目标虽描写文字不尽相同，但是其目的高度一致。均为了培养适应我国教育实情，熟练掌握系统教育学理论知识，热爱祖国，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工作作风和良好职业道德的、有一定的创新意识和独立从事实际工作的专门技能，能在科研岗位做出创新研究的人才。均要求研究生掌握行业内扎实的理论知识和了解国内外教育前沿动态，善于发现问题并能独立解决专业问题。 （二）五所高校主要研究方向各有所长，湖南师范大学覆盖最广 这五所高校的研究方向不尽相同，各有所长，其中涉及最全面的是湖南师范大学，基本覆盖了教育学下的所有二级学科，除此之外，湖南大学在教育史、成人教育学和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方向上独树一帜，湖南农业大学在职业技术教育学方向研究最为深入。在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高等教育学、体育教育学这些较为成熟的研究方向上，五所大学基本都有覆盖。 （三）五所高校均实行弹性学制，培养方式均注重实践 湖南这五所高校对于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的培养均实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为3-5年。湖南师范大学的培养方式主要包括常规学习制度、导师指导制度、社会实践制度。在学分和分期考核制度上把握学生的学习进度情况，由导师进行具体指导，注重研究生的实践教育。中南大学教育学学科实行指导教师负责的指导小组培养工作制，导师个别指导与指导小组集体指导相结合的培养方式。导师指导研究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选学课程、查阅文献资料、参加学术交流和社会实践、确定研究课题、指导科学研究等。导师对研究生的业务指导和思想教育应有机结合起来，全面培养提高研究生的综合素质[2]。湖南大学、湖南农业大学、湖南科技大学的研究生的教学内容均强调理论性与应用性课程的有机结合，突出案例分析和实践研究，要注重培养学生研究实践问题的意识和能力。注重创新能力，注重吸纳和使用社会资源，积极探索人才培养的供需互动机制，对研究生的实践教学中进行全方面地监管与评价测量，保证培养质量，并要求硕士研究生在完成实践教学后提交实践学结报告，做好教学结果的反馈工作。 综合五所高校的培养方式，对于全日制教育学硕士的培养，均采取学分制，中期考核制度。这些做法都很看重对研究生的实践能力的培养，这体现高校都在逐渐与社会实践接轨，纯理论学习时代已经远去，导师的作用日趋重要。 （四）五所高校课程设置分布研究 教育人才的培养主要得益于学校教育，课程的学习是学校教育的中心环节，因此五所高校的教育学硕士生课程设置的比较研究是研究的重中之重[3]。分析比较湖南这五所高校的相关具体课程设置之后，可以一窥利弊，取长补短。期望能对提高全日制教育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起到一定作用。 通过分析各个高校相关的课程设置，发现五所高校的教育学研究生课程设置大致分为学位课（公共学位课和专业学位课）、选修课（含限选课和任选课）、补修课等。均允许研究生跨学科选修课程。均要求跨学科或以同等学力考取的研究生必须加修所考取学科专业本科生阶段的专业基础课。这是提高跨专业的研究生的专业素质的必要措施。 五所高校的公共学位课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硕士生综合英语。 关于专业学位课的设置，各个学校有所不同。如图1所示 其中，教育原理、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导论、教育心理学和教育史在五所高校均属于专业学位课，而德育专题与教育社会实践专题却仅有一所学校即湖南师范大学设置，其中湖南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都设置了教育管理学，中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都设置了社会调查与统计课，湖南农业大学和湖南科技大学都把教育名著导读设置成了专业学位课，这与这两所学校跨专业学生居多不无关系，在研究生一年级阅读多本教育名著对快速提高其专业素养有很大的益处。实际上，德育是对于教育工作者极其重要的课程，为师者无德便教不出好学生。虽德育不是所有高校的专业必修课，但是笔者认为，德育是教育工作者一生的最重要的必修课。 关于选修课的课程设置，笔者搜集了五所高校的限选课与任选课课程，总结如表1所示。 总结出五所高校都设置的选修课课程有教育哲学、教学论、高等教育学、教育经典研读、国外教育文献研读、教育质量与评价、德育理论与实践。湖南大学独特地设置了教育改革与发展专题研究课，彰显出其对教育改革敏锐的嗅觉，紧靠时展的前沿。湖南师范大学作为省内师范教育的领军者，所设课程覆盖面最广。湖南农业大学在职业教育中颇有特色。但是湖南农业大学和湖南科技大学的选修课课程设置数量上稍稍显少，覆盖不够全面，可以适当参考其余院校的选修课程，丰富本院研究生的课程选择。 四、思考与建议 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涉及硕士生教育的各个方面，硕士生培养的行动指南应该根据时代和教育发展的进程，在实践中不断修订。本文从湖南五所拥有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点的高校培养方案的各个方面，对湖南省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进行了分析，发现有的高校的课程设置存在些许问题，建议各个高校多多参考其他学校的优秀之处，取长补短，并发展出自己的特色。期望本文对我国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的研究进程能有一定的帮助。 教育学术论文:ACG国际艺术教育学术总监刘镇:信息化时代需要更多跨界思维人才 本科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2004年远赴英国利物浦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其后就读于拉夫堡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作为英国皇家特许建造学会CIOB会员、英国皇家特许废料管理师学会CIWM会员，英国皇家特许建筑技术师学会CIAT亚洲中心唯一中国委员的刘镇于2014年学成归国，现任ACG国际艺术教育学术总监 作为英国皇家特许建造学会CIOB会员、英国皇家特许废料管理师学会CIWM会员、英国皇家特许建筑技术师学会CIAT会员及CIAT亚洲中心委员会委员，刘镇在专业设计领域具备丰富的教学研究与实践经验，10多年国内外产品与可持续设计决策及项目管理工作经验。曾任职香港理工大学副研究员两年、英国拉夫堡大学教师四年。其后获英国拉夫堡大学土木及建筑工程学院全额博士研究奖学金，并于2014年取得该大学博士学位。 此外，刘镇还是Andrew Baldwin教授（工程项目管理领域的国际知名专家，曾任英国拉夫堡大学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第四任院长、创新建设和工程研究中心总监以及香港理工大学建设与地政学院院长，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协会杰出会员，现为重庆大学低碳绿色建筑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副主任）在英国的关门博士弟子。曾获全球建筑建造信息化领域英文核心期刊常务副主编、国际科学与技术期刊主编特邀担任该两份期刊论文评审。刘镇为国际钢铁协会（International Iron and Steel Institute，后更名为World Steel Association）所研发的基于真实钢铁厂的虚拟现实钢铁厂和数字教育在线游戏这一项目曾连续获得2004年“欧洲学术软件奖”和2006年英国皇家工程学院教育创新奖。为全球建筑设计和商业咨询公司所开发的交互性模型和数字化模拟内容的英国曼彻斯特Ancoats区中心区域信息模型项目为其赢得了2006年英国皇家城市规划师协会奖。 除在专业领域内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外，刘镇在学术理论研究方面也颇有造诣。曾为拉夫堡大学召开的国际BIM学术研讨会作主题学术演讲，在华南理工大学设计学院、西南交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广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作主题学术讲座。至今，刘镇荣获了英国各建筑相关学会及组织所颁发的8项BIM培训证书。12月5日，刘镇在重庆召开的英国皇家特许建造学会中国西部区第十一届会员大会暨2015年学术年会上作特邀主题演讲“英国建筑信息模型技术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ling （BIM）的发展现状，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和对中国建造产业的影响”。 留学生：你觉得英国在建筑方面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刘镇：诺曼・福斯特所成立的Foster and Partners是全球第一的建筑设计公司，在中国上海也有分公司。我在读博期间，有幸采访过这家公司的合伙人。通过接触我发现他们对整个流程化设计都有一个很精确的控制。每一道工序流程、每一个设计细节，他们都抓得很紧。并且他们对我们所强调的建筑设计里面“知识的可循环利用性”已经管理得很好了，就是会把上一个项目所做的知识信息用到下一个项目中去或者存储起来。他们的这种信息管理是我博士研究的一部分，也是我认为值得借鉴和学习的一个方面。 留学生：你为国际钢铁协会所研发的一个项目曾连续夺得两项大奖。能谈谈该项目的设计吗？ 刘镇：其实帮助国际钢铁协会获得的这些奖项，我们只是用技术的手段帮助他们实现了一个在他们当时看来是无法实现的项目。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钢铁厂它是多么的混乱、多么的肮脏。甚至有些钢铁专业的博士生他自己都从来没去过钢铁厂。所以，我们做这个项目的目的就是要把钢铁厂三维虚拟化（也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虚拟现实技术），用在线的方式使没有去过钢铁厂的人都能够体会到钢铁厂的环境、钢铁加工的流程。这个游戏上线的时候，因为中国的几大钢铁公司都派出了员工加入到这个游戏的竞赛中，所以他们也是这个游戏的一部分。 留学生：你个人对可持续设计有什么看法？ 刘镇：关于可持续设计我必须要强调一下，我在华南理工大学做过一个讲座，当时我说可持续设计在（国内）名词概念上有一些混淆，我觉得我有责任把它清晰化一下。可持续设计 是一个很广的层面，它包括三层：第一层绿色设计、第二层生态设计、第三层可持续设计。当你回看这三个词时，会发现有些杂志，甚至是设计期刊会把它们三个混淆而论，其实这是错误的。绿色设计只解决单一问题，如材料、能源和减费;强调你用的材质或材料是不是可循环、是不是环保、是不是对生态环境危害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生态设计解决一系列的关键环境影响因素，如材料选择、能耗、可回收和耐久性，在这个层面又加入了我们所说的“生命周期”里面的所有阶段对以上环境因素影响的考量及成本，质量和外观需求。可持续设计加入了一个社会层面（即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的影响），它是和可持续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留学生：你能简单谈一下你眼中的英国教育吗？ 刘镇：其实我之前在香港理工大学做副研究员的时候也有教过香港学生。然后我在拉夫堡大学任教期间，就拿香港学生和英国学生作了一个比较。香港学生也是用英文上课的，他们很喜欢揪老师的毛病、挑战权威、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言论。而英国学生，如果你给他们一个方向的话，他们也会很有自己的想法，但他们不会那么顶真，还是会非常的有礼貌。所以在这一层来说，英国学生还是比较好的，这也可能与英国比较轻松的社会氛围有关。 此外，英国教育体系在教育本科学生时，以拉夫堡大学为例，它会要求我在上每一门课时都要有一个很书面性的东西，我们称之为“质量保证”。因为学校认为老师一定要有这个质量保证体系，才能确保自己的教学是符合大纲、符合学生需要的。这也意味着每一堂课，我都要对自己的东西进行评估。我在批改学生的课程作业或者考试作业的时候，也必须提出这样一个体系的问题。也就是说，我必须要告诉学生他哪些地方错了、哪些做得比较好、哪些需要改进，并且在旁边还要写出“我建议你……去改善”。我觉得这个点很好，它是以如何改善学生做得不足的地方为目的的（因为对与错有的时候只不过想法不同而已）。 留学生：你认为未来的设计人员所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刘镇：现在已经是信息化的互联网时代了，设计人员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在互联网信息化时代生存下去，如何以传统艺术与设计理念去和电脑技术抗争。但是我个人觉得不管怎么样你头脑中的想法、你的Idea才是最重要的。因为电脑科技不管如何发展，它永远代替不了你大脑中的艺术创造力。电脑只会按照程序的流程来运行，它不会以一种知识沉淀、文化修养的方式去建造一个Idea，这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设计人员是无法被替代的。 留学生：你在产品设计方面，对自己的工作有哪些要求？ 刘镇：产品设计包括的层面比较广，像日用消费品、工业品等都是产品的一部分。如果是面向未来的话，我们一般认为最前沿工业设计的发展方向是以客户体验为导向的产品设计。也就是说，产品设计的层次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领域（如平面）或是具体的产品构建上，它是基于信息化主导的、内容定义的产品设计。 以日常家用电器为例，在设计家庭用户体验和中央智能（我们所说的智能家庭、智能大楼等）相互对接的一些信息化家电产品时，设计师必须要以人为中心，以解决个人家庭问题为导向，创造满足用户需求的产品设计。 留学生：你个人是如何看待“跨界”这一现象的？ 刘镇：就我个人来讲，我其实也跨了很多界。我一开始是做产品的，然后去做产品管理、虚拟现实，最后在读博期间又从事建筑工作。这些工作看起来并无很大关联，但实际上却都有着一个联系，而我就是抓住了这些工作的共同点――信息。像产品中的产品信息模型和读博期间的楼宇信息模型，这中间就是它们交集的部分。宏观上来说，建筑其实就是件“大”产品，最终是给人用的，要用做产品的心去做建筑，用产品的信息去丰富建筑的信息。所以，只有你在一个领域里找到一件东西（即它可以与其他学科有交集的部分），然后你才能跨到另一个界里面去。如果你从事领域和跨界的工作没有任何关联，那你就很难跳到另一个领域。 我的个人经验就是当你跨界到另一个领域之后再回到原来的领域，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想法。通过对两个领域的接触你会产生更大的思想碰撞并从中受到启发。我现在所从事的工作就是这样的一种性质，它会用各个专业的知识为跨界人才提供或创造一个场所、一个平台。 教育学术论文:我国高等教育学术自由的现状及对策 摘 要：学术自由是科学繁荣的必要前提。近年来，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作为现代大学制度重要内涵之一和大学发展重要条件之一的学术自由逐渐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热点问题。本文就目前我国学术自由所面临的问题进行原因分析，并提出我国大学实现学术自由的若干措施。 关键字：学术自由　去行政　学术权力 在以知识经济为背景的当代社会，科技水平决定着国家的综合竞争力和国际地位，而科技的发展很大程度上由人才的质量与数量来决定。因此，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既肩负着为社会输送高素质人才的责任，又担负着为社会提供丰富科研资源和成果的重任。 一、我国高等教育学术自由的现状 （一）高校办学受行政干预过多。 大学校长任命行政化。我国公立院校领导的任命人选及职务变动大部分由中央和国务院指定。这种任命方式有一些明显特征：在公立大学中，大学校长不是从本校教师中选举产生，而是"空降兵"居多；整个任命的过程，没有公开透明的遴选，行政指令取代了繁杂的公选程序。 对大学进行行政级别的划分。目前我国高校行政级别如下：第一类是教育部和国务院部委直属副部级高校。第二类是教育部直属普通本科高校，属于正厅级。第三类是国务院部委直署本科高校，也属于正厅级。第四类是省、自治区、直辖市署的本科高校，属于正厅级。第五类，省与部门和地市共管的高职高专院校，属于副厅级。全国政协委员邵鸿指出，高校行政级别区分这一做法客观上强化了高校的官本位意识，严重制约了大学的改革和发展。[1] （二）学术权力使用欠妥。 学术权力行政化。学者"双肩挑"现象在当代大学中普遍存在。"双肩挑"是指管理干部以管理工作为主，同时兼任教学、科研。[2]这种管理方式，带来的后果有两方面：其一，导致学术资源分配不合理；其二，无助于实现大学内部行政管理专职化。 学术权力功利化。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教师工作考核指标体系过于注重量化，使教师在教学和科研中变得急功近利，视教学过程为完成工作量的一种手段；背离高等教育规律，忽略学校定位和实际，盲目扩大办学规模、提高办学层次；忽略基础科学研究，为了追求"立竿见影"的成效，热衷于应用性科学研究，盲目追求科研的商业性；　[3]这些现象实质上是对传统大学本质的异化，偏离了大学的根本属性。 （三）保障学术自由的法律制度体系不健全。 我国《宪法》和《高等教育法》对学术自由都有明确规定，但仅是一种原则性保障，没有通过禁止性规范来限制学术失范，也没有保障学术自由的单行条例，缺少具体的实施方法和细则。 （四）学者欠缺独立意识和创新精神。 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的"钱学森之问"是呼唤我国大学学者创新意识的最强音。钱学森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是钱学森发出的疑问。 二、原因探究 中国传统文化宣扬的是以君权、父权和夫权为核心的封建等级制度和依附关系，强调牺牲个人自由与权利。中国人把学术当作服务现实的手段，强调学以致用。因此，社会倾向于把学术机构视为经济发展的附属物。 （一）传统文化是制约学术自由的思想因素。 传统文化中强烈的政治目的，影响着研究者的学术动机。儒家文化强调"学而优则仕"，官本位的教育思想，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根深蒂固，知识分子往往将自己的命运押在日后能否"仕途通达"上，教育与学术研究成为政治的附属品。　[4] （二）教育体制是制约学术自由的现实因素。 高等教育体制是指高等教育事业的机构设置、隶属关系和职责、权益划分的体系和制度等。它反映了高等学校与社会、政府，以及高等学校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首先，外部环境对学术自由的制约。为了自身发展需要，大学必须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服务来获得经费，因此，研究课题必然会更多的倾向于满足社会、政府的需要，从而影响了学术活动的独立性和自由度。其次，内部关系对学术自由的制约。大学内部关系对学术自由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的矛盾上。在大学实践中，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是相互联系的，这两种管理在实际运行中会产生矛盾和冲突，其结果往往是管理重心向行政倾斜，进而导致行政权力越位，致使学术权利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学术自由得不到保障。[5] 三、保证学术自由的措施建议 （一）转变政府职能，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 国家对教育的管理主要是进行宏观调控、制定大政方针和方向路线、负责统筹规划。职能部门对高校的行政管理应转变为用法律、经济、评估、信息、政策等行政手段在法定范围内进行管理。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就是政府要减少对高校内部事务的直接干预，更不应代替学校行使本属于学校的职权，政府的行政职权和学校的办学权必须分离。[6] （二）在法律保障完善和人力、物力支持充足的前提下，取消行政级别。 如今，取消大学行政级别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行政级别的取消必然会导致大学内部人员社会地位的下降和大学发展所需人力、财力资源保障水平的下降。取消大学行政级别，要在构建起大学另一种制度和法律保障的前提下进行。因此，大学必须在得到健全法律保障和人力、财力充足支持的前提下，改变以行政级别为依据来区分大学等级的现实。[7] （三）逐渐淡化"官本位"思想，强化"学本位"思想。 长期以来，我国大学在内部管理上主要沿袭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大学内部各级管理人员套用政府机关行政级别。大学毕竟不同于政府部门，它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　[8]。大学应以教学和学术为中心，内部的行政组织也要树立为教学和学术服务的理念，其行政服务应做到尊重和保护学术权力。 （四）健全法规体系，依法保障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立法的具体内容应包括：学术自由内涵界定，学术自由权利主体和行使范围，学术自由权利义务的具体内容和法律关系，如何在政治上、经济上、精神上保护学术自由权。还应针对侵犯学术自由权或滥用学术自由权的行为制定具体的制裁措施，[9]　对学术腐败行为进行严肃查处，把学术腐败问题提高到违法层面，用法律惩罚来约束、制裁不端行为。 （五）重建学术规范，培育学术道德。 重建学术规范，不仅要依赖于学者对学术规范认识的提高，还要依赖于学术规范的制度化。公开、公正以及合理的沟通机制，是建立有效学术制度所必需的。一方面，制度的制订必须充分尊重学术研究规律，要有利于学术正义和学术道德的培养；另一方面，要有利于调动广大学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在职称评定、科研立项、成果鉴定等方面，要根据各学科、专业的特点制定科学的评价标准。 教育学术论文:基于主成分分析和熵的教育学期刊学术影响力研究 摘要：选取17个期刊计量指标，分析2011年我国教育学期刊的学术影响力。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得到4个主成分因子。采用熵值法，计算得到2011年教育学期刊的学术影响力。研究结果显示：教育综合类期刊学术影响力最高，高等教育类期刊第二，教育技术类期刊第三，远成职继类期刊第四，基础教育类期刊第五。《中国高等教育》学术影响力最高。 关键词：熵；主成分分析；教育学期刊；期刊影响力 教育学学术期刊是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发表学术成果的重要平台，也是教育科学研究成果传播的重要载体。对教育学学术期刊学术影响力的评价，是教育科研评价的重要命题。期刊评价工作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单一指标相对综合指标而言在评价期刊的学术影响力时缺乏全面性。为了突破单一指标的不足，笔者拟选取综合指标对教育学期刊的学术影响力进行评价，以期深入了解我国教育类期刊出版状况。 一、指标与方法 （一）指标与数据 1.期刊引用计量指标 期刊引用计量指标包括总被引频次、扩散因子、影响因子、即年指标、他引率、引用刊数、学科影响指标、学科扩散指标、被引半衰期、H指数。即年指标和被引半衰期两项指标反映期刊时效性；影响因子反映期刊有用性和显示度；总被引频次、他引率、引用刊数、H指数反映期刊被使用程度；学科影响指标、扩散因子、学科扩散指标衡量期刊扩散范围。 2.来源期刊计量指标 来源期刊计量指标包括来源文献量、平均引文数、平均作者数、地区分布数、机构分布数、基金论文比、引用半衰期。来源文献量、平均引文数、平均作者数、地区分布数、机构分布数反映期刊数量和规模特征；基金论文比衡量期刊论文获得资助情况；引用半衰期体现作者利用文献的新颖度。 上述17项计量指标的具体解释，详见《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本文不再赘述。数据来源于2012年《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选取37种CSSCI教育学期刊，详见下页表1。远程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类期刊简称为远成职继类，包括4种；高等教育类包括10种，基础教育类4种，教育技术类3种，教育综合类16种。 （二）研究方法 1.主成分分析方法 从原始多个指标变量变换为少数几个主成分指标的统计分析方法，主要目的是进行数据的压缩与解释。通过线性变换选出较少个数的新变量代替原来较多的变量，并使这些少数变量尽可能多地保留原来较多变量所反映的信息。 计算步骤如下：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求出样本的相关系数矩阵；计算特征值、主成分的贡献率及累积贡献率；求出主成分荷载矩阵，选出能反映绝大部分信息（一般方差的累积贡献率应大于80%）的前n个主成分。 2.熵 （1）计算第i种期刊在第j项因子占所有期刊因子和的比重： （2）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 （3）计算各因子的权重：为统一化后的权重系数。 （4）计算各期刊的综合得分：根据值大小对期刊进行排序。 二、教育学期刊学术影响力评价 为消除期刊计量指标量纲的不同，需要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分别按公式（5）和（6）对来源类指标、被引类指标进行处理。 通过SPSS 22软件进行分析，KMO值为0.739（大于0.7），意味着变量间的相关性较强，原有变量适合作因子分析。笔者根据SPSS软件计算结果进行整理，如表2、下页表3所示。根据选取主成分特征值大于1 的成分数的原则，提取4个主成分进行分析，对原变量的累计解释力达到80.523%。因此，提取的公因子对原始变量的解释能力强，能够充分描述学术期刊来源指标与被引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原来的17个指标被压缩成4个指标。 总被引频次、引用刊数、学科影响指标、扩散因子、H指标、来源文献量、机构分布数、地区分布数、基金论文比，在第一主成分上有较高载荷，相关系数高达0.7以上， 说明第一主成分基本反映了以上9项指标的信息。他引率、被引半衰期、平均作者数、引用半衰期，在第二主成分上相关系数高达0.6，说明第二主成分主要反映以上4项指标信息。影响因子、即年指标、平均引文数，在第三主成分上相关系数较高，说明第三主成分主要反映这3项指标信息。第四个主成分，主要衡量他引率、扩散因子、被引半衰期、学科扩散因子。前三个主成分基本反映了16项指标全部信息（贡献率占74.1616%），加上第四个主成分更符合主成分提取的基本要求（大于80%）。 根据下页表4可以得到主成分1的表达式，主成分F2、F3、F4计算方法同主成分F1。F1=0.137×总被引频次+0.068×影响因子+0.009×即年指标+0.044×他引率+0.137×引用刊数+0.11×学科影响指标+0.054×学科扩散指标+0.017×被引半衰期-0.107×扩散因子+0.131×H指标-0.126×来源文献量+0.083×平均引文数+0.064×平均作者数-0.091×地区分布数-0.119×机构分布数+0.089×基金论文比+0.022×引用半衰期。 将主成分F1～F4代入公式（1）-（3），计算得到四个主成分因子的权重系数，如下页表5所示。通过公式（4）计算得到37种期刊得分，如表6所示。可以发现，第一主成分因子权重最高，值为0.3102。第二、第三、第四主成分因子权重分别为0.2263、0.2297、0.1938，四个主成分因子权重依次降低。 从期刊分类来看，其平均得分，教育综合类16种期刊为0.03，高等教育类10种期刊为0.029，教育技术类3种期刊为0.025，远成职继类4种期刊为0.021，基础教育类4种期刊为0.020。教育综合类期刊总体学术影响力最高，教育技术类期刊居中，基础教育类期刊学术影响力最低。 从综合得分看，学术影响力排名前五的期刊中，高等教育类期刊占3种，教育综合类期刊占2种。《中国高等教育》得分最高，表明该期刊学术影响力最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得分第二，《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中国高教研究》分别位列第三、第四、第五位。学术影响力排名居中的期刊主要有：《大学教育科学》、《复旦教育论坛》、《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课程・教材・教法》、《现代大学教育》。学术影响力排名后五的期刊中，远成职继类占1种，《开放教育研究》学术影响力最低；基础教育类占3种，分别是《学前教育研究》、《中国教育学刊》、《中国特殊教育》。教育技术类期刊中，《现代教育技术》排名倒数第五位。 三、结论 选取《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中的17个期刊评价指标，分析教育学期刊学术影响力。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提取4个主成分因子。通过熵值法对主成分因子进行赋权，计算得到2011年教育学期刊的学术影响力。研究显示：教育综合类期刊学术影响力最高，高等教育类期刊第二，教育技术类期刊第三，远成职继类期刊第四，基础教育类期刊最低。《中国高等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中国高教研究》学术影响力位于前五名，《开放教育研究》《学前教育研究》、《中国教育学刊》《中国特殊教育》《现代教育技术》学术影响力位于后五位。 教育学术论文:广东教育学会度学术讨新理念下尝试新型教学策略之我见 摘要：随着新课程标准的推广与实施，音乐教学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新课程理念下的小学音乐教学，更注重音乐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的改革，追求回归音乐本真，追求音乐本色的教学目标。这就要求教师要改变原有陈旧的教学方式，从教学方法上要更加灵活。 关键词：尝试 新型 教学策略 音乐教学以审美为核心、以兴趣爱好为动；强调音乐实践，鼓励音乐创造；突出音乐特点；关注学科综合，弘扬民族音乐；理解音乐文化多样性；面向全体学生，注重个性发展评价机制五条基本理念。这些新理念为我的教学提供了新的设计，实施中提供了新的方法。 一、启发学生表现美，激发唱歌的兴趣 唱歌最大的目的是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感染。我们不能只满足于教学生唱会一首歌，重要的是要启发学生准确地表达出歌曲的感情和艺术形象，进入歌曲的意境，用自己的真情去演唱和体味。只有这样，学生才能进入表现音乐的最佳状态，唱出的歌声真挚动听，从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生命力。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使学生充分理解歌曲的内容。对于理解能力差的低年级学生来说，如果教师仅用抽象的语言去引导学生理解歌曲是远远不够的，教师要把音乐同学生的生活融为一体，结合他们生活中熟悉的事物和词语，作形象的比喻和讲解，把歌曲蕴涵的丰富情感和艺术美挖掘出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引导他们将整个身心投入到唱歌中去，正确地、创造性地表达出歌曲的情感和艺术美。 二、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表演，增强学习音乐的兴趣 表演与音乐是紧密联系的，表演是教学中备受学生喜爱的内容之一。一年级的小朋友活泼好动，每学一首歌曲，我都根据歌词内容启发他们进行律动或表演，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歌曲，记忆歌词。在启发学生表演时，我是这样做的：①启发学生进行即兴表演；②根据学生表演编排一套好的动作教给学生；③个别检查。在个别检查时，学生常常会被一些漂亮的动作和优美的造型所吸引，教学里常常会自发地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台下的“观众”纷纷举手要求上台表演，连平时最胆小的学生也跃跃欲试，台上的表演者因此更加起劲，课堂气氛达到高潮。这样一来，不但培养了学生的表演能力，加深了学生对歌曲的理解，而且也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自制乐器练伴奏，提高学习音乐的兴趣 学生学习打击乐器的演奏，不但可以培养他们的节奏感和识谱能力，而且还能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为了激发孩子动手能力，增强课堂教学的氛围，使课堂教学取得更好的效果，我发动学生在家长帮助下自制打击乐器，如用易拉罐或小瓶子装人沙子作沙捶；用铁丝将酒瓶盖儿串在一起当串铃；用两个香脂盒对击做小镲，用铅笔敲纸盒当小鼓等。学生们用自制的乐器边唱边奏得意极了。我在教学生学唱《过新年》时，做了这样一个集体练习：全班学生分为4个组，第一组敲小鼓，第二组打小镲，第三组唱歌，第四组手持彩绸表演。寓艺术熏陶于表演之中，使学生体会到自己是课堂的主人，这既培养了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又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四、图、讲、演结合，诱发欣赏音乐的兴趣 欣赏音乐，不仅需要形象思维能力、逻辑思维能力，而且需要欣赏者用自己经历过的生活阅历和经验去感知体验。一年级的小朋友正处于从具体形象思维向抽象逻辑思维过渡的阶段，生活阅历浅，经验积累少，要使他们真正理解音乐，达到陶冶性情、培养情操的目的，就必须根据他们的思维特点，通过形象活泼的画面、生动有趣的故事、简短的启发谈话等形式，运用听觉和视觉同步感知的方法来帮助他们理解作品，然后再让他们在动听的乐曲声中自由充分地想象、体验，使其根据各自对音乐的理解程度，及直接、间接和形象的记忆，用不同的颜色、线条、文字、动作表现出来。例如，管弦乐曲《小鸭和大灰狼》是一课“音色”要素的学习，节选了交响曲《彼得与狼》中的带有情节的音乐片段。于是在欣赏时，我采用风趣幽默的故事描述情景；为了让孩子在视觉与听觉结合，在欣赏的同时，我先结合插图讲了小鸭和大灰狼热烈场面，然后初听音乐一遍，复听音乐时让学生说说自己的感受。为使学生更好地感知乐曲的情绪，再听音乐时便让几名学生进行角色扮演，同学们兴高采烈、情绪高涨，表演得非常精彩。在这个从感知到体验的欣赏过程中，学生如闻其声，如见其形，从而更准确地把握作品，深刻地理解音乐，充分欣赏音乐鼓励创新贯穿音乐教学始终 五、采用鼓励式评价，增强信心，提高学习音乐的兴趣 鼓励式评价对学生学习具有激励作用，能增强学生的自信心，激发学生的创造欲望。教师的评价对学生的创新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鼓励创新的评价能够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培养提高创新素质和创新人格；专断死板的评价则会压抑和泯灭学生的创造性。所以，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涉及到对学生的评价时，一定要慎言谨行。努力运用好评价的艺术。 以上是本人通过学习2011新版课程标准解析与教学指导后，进一步实施采纳的几点做法，通过以上的几点做法，我发觉我在课堂教学中的行为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单一的注重知识传授转为更加关注学生的学习方式、学习愿望和学习能力的培养。记得陶行知先生曾说过“处处是创造之地，时时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让学生获得成功的体验，增强学习的兴趣，提高学习效率。同时，培养了学生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和与他人合作相处的良好的人文素养，为推进素质教育的实施作好有力的保障。同时，我也感到提高自身素质的重要性。为了使实验工作更加有效，作为新课程改革下的一名音乐教师，更要集思广益、开动脑筋、积极探索、勇于实践，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学习音乐的氛围，让学生在音乐课堂上扬帆起航。

成功教育论文:关于成功素质教育理念下对大学教师素质的思考 摘要：大学教师素质的高低影响着教育效果甚至教育本身，本文结合成功素质教育理论和独立学院的特点，分析了大学教师应该具备的一些独特素质，并提出了培养和提升大学教师素质的途径。 关键词：成功素质教育 大学生成功 大学教师素质 成功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大学生成功。而大学生要成功，大学教师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主体成功素质的高低决定着是否能够成功，大学生成功素质获取的主要途径乃是教师的言传身教；因此大学教师素质的培养和提升是成功素质教育的关键影响因素。因为独立学院教育规律和模式与普通高校不同，所以教师的职业特点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基于这种特点和成功素质教育理念，对大学教师素质的要求也会相应呈现其独特性和复杂性。 一、大学教师素质的要求 大学教师除了具备普遍的思想政治、职业道德素质和专业文化素质外；鉴于其独特性，还应该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素质： （一）人文素质 当下处于时代的转型期，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社会出现了很多不良的思潮，冲击着社会大众乃至对大学也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抛开无节制的贪婪、商业上的巧取豪夺，制假贩假售假、腐败现象无时无处不在不说，作为任何社会堕落之最后防线的教育事业，其有的腐败程度、人文素质的低下也令人触目惊心。 独立学院的学生一般文化基础较薄弱、不够勤奋，家境较好，因此就会导致自我认识和控制力差，同时个性突出，自我约束力不够。在社会这样激烈的影响下，就会对学生形成腐蚀作用，出现诸如：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导致学生主流价值观和自我实现意识的缺失。这种人文素质的缺失必然影响大学生自身的“精神成人”和阻碍大学生 “五大体系”的全面发展和最终成功。 从当下大学人文素质现状来看，大学教师的人文素质仍然是实施大学人文教育的关键。古人云：“师者，人之模范”有什么样的教师就会有什么样的学生。教师自身的思想、言行、人格、技能，甚至教师的礼仪和服饰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学生。行为学中讲到榜样和潜移默化的作用是无穷的，所以提高大学教师的人文素质是大学人文素质教育效率好的关键。 （二）创新思维和创新素质 创新教育是国家教育大计的重要举措，是民族的希望。创新素质是成功素质的核心素质，创新教育也是成功素质教育的核心环节。一个人没有创新思维是没有大的的成功的。要求学生具有创新能力，必然要求大学教师具有较高的创新素质。 对大学教师而言，创新是一种敬业的表现。创新就要求教师要具有批判和怀疑精神，敢于设想和想象，敢于实践。在复杂的否定之否定中，建立新的教学理论和方法。在这过程中，是需要付出巨大努力和时间的，对教师身心和意志的双重考验。当然，具备创新素质的教师，在教学中本能地会开阔学生的视野，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在这种强烈的教学互动下，学生的智力会得到经常性的开发，有利于学生长远、可持续的发展。 （三）实践能力 在教育目标上，独立学院注重培养的是应用型的人才，具有一定的市场导向。实践能力强是应用型人才的标志，要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就会在教学模式上有所偏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在教学内容上，独立学院更强调教学内容必须适应地方经济文化发展。适应专业目标岗位群的实际需求。保障教学内容的理论性和实用性相结合；在教授方式上，强调产学研结合，不断挖掘教学空间，将课堂搬到现场，积极开展实践活动。 要求学生有较强的动手实践能力前提是大学教师要有很强实践能力素质。在教学和科研上，大学教师要不断创新并将研究成果投入应用转化为生产力。 （四）身心素质 大部分的学生文化基础较薄弱并呈现阶梯型层次，在教学实践中要让学生的专业基础知识过硬，就要求教师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时间，才能达到教学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对大学教师身心素质的考验。只用健康的体魄，才能承受和完成预定的教学任务；所谓健康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更是对教育事业的责任认定。健全的心理素质诸如：耐心、信心等都会对教学效果产生重大的影响；在教学实践中要满足不同层次的学生对知识的要求，可能就需要耐心的讲解和多次重复的强调。 健全的身心素质是进行教学活动的基础，不断锻炼和提升大学教师身心素质是成功素质教育的重要一环。 （五）发现素质 独立学院的学生具有个性突出，潜质明显的特征；鉴于此，成功素质教育理念就提出要求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特长发展同步推进。那么 ，对于大学教师而言就要求必须具备发现素质，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教师要敏锐的眼光，善于发现学生的个性特长，开发学生的潜质，使得学生内在的隐性素质升华为显性素质。二是教师同样要善于发现学生的失败因子，指出和督促学生能够消除失败因子，不断进步并最终走向成功。 往往不是学生缺乏意识或者创新思维，而是教师缺少发现。可见，大学教师的发现素质在学生的成功教育环节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成功素质教育理念成功的体现是培养成功人才，那么不断提升大学教师的发现素质乃是该教育理念的重要课题。 二、大学教师素质的培养和提升途径 （一）国家和学校要高度重视教师素质的培养 近年，国家不断关注和重视独立学院的发展，并赋予其在高等教育改革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国家应该颁布相应的政策诸如规范制度、经济政策等来加强大学教师素质工程的建设。大学教师素质的高低是学校发展的基石，重视教师素质的培养并不断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和激励机制是学校长远发展的保证。 （二）大学教师素质的自我提升 1?善于思考，加强交流。在教学活动中，要善于思考，总结自身的不足，寻找素质缺陷不断改进和提升。同时，要加强与人交流，同事相互思想碰撞，产生新的观点，有利于共同素质提升。 2?参加教学培训。参加各种教学培训诸如先进教育理念的陶冶，教学技能的培训，教学竞赛的参与等，都能够在不同方面改善和提升大学教师素质。 3?努力实践。实践是最有效的教师素质提升的途径。在教学过程中，努力投身实践，不断创新并检验。理论联系实际，总结教学得失，在自我高素质要求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三、结语 成功素质教育理论是对高等教育改革的思考和探索，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也会不断地变化和完善，但其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的关键还是加强大学教师素质的提升。努力培养大学教师的高素质，进而培养大批的成功人才，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重要课题。 成功教育论文:浅谈成功素质教育理念下对大学教师素质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成功素质教育 大学生成功 大学教师素质 论文摘要：大学教师素质的高低影响着教育效果甚至教育本身，本文结合成功素质教育理论和独立学院的特点，分析了大学教师应该具备的一些独特素质，并提出了培养和提升大学教师素质的途径。 成功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大学生成功。而大学生要成功，大学教师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主体成功素质的高低决定着是否能够成功，大学生成功素质获取的主要途径乃是教师的言传身教；因此大学教师素质的培养和提升是成功素质教育的关键影响因素。因为独立学院教育规律和模式与普通高校不同，所以教师的职业特点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基于这种特点和成功素质教育理念，对大学教师素质的要求也会相应呈现其独特性和复杂性。 一、大学教师素质的要求 大学教师除了具备普遍的思想政治、职业道德素质和专业文化素质外；鉴于其独特性，还应该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素质： （一）人文素质 当下处于时代的转型期，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社会出现了很多不良的思潮，冲击着社会大众乃至对大学也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抛开无节制的贪婪、商业上的巧取豪夺，制假贩假售假、腐败现象无时无处不在不说，作为任何社会堕落之最后防线的教育事业，其有的腐败程度、人文素质的低下也令人触目惊心。 独立学院的学生一般文化基础较薄弱、不够勤奋，家境较好，因此就会导致自我认识和控制力差，同时个性突出，自我约束力不够。在社会这样激烈的影响下，就会对学生形成腐蚀作用，出现诸如：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导致学生主流价值观和自我实现意识的缺失。这种人文素质的缺失必然影响大学生自身的“精神成人”和阻碍大学生 “五大体系”的全面发展和最终成功。 从当下大学人文素质现状来看，大学教师的人文素质仍然是实施大学人文教育的关键。古人云：“师者，人之模范”有什么样的教师就会有什么样的学生。教师自身的思想、言行、人格、技能，甚至教师的礼仪和服饰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学生。行为学中讲到榜样和潜移默化的作用是无穷的，所以提高大学教师的人文素质是大学人文素质教育效率好的关键。 （二）创新思维和创新素质 创新教育是国家教育大计的重要举措，是民族的希望。创新素质是成功素质的核心素质，创新教育也是成功素质教育的核心环节。一个人没有创新思维是没有大的的成功的。要求学生具有创新能力，必然要求大学教师具有较高的创新素质。 对大学教师而言，创新是一种敬业的表现。创新就要求教师要具有批判和怀疑精神，敢于设想和想象，敢于实践。在复杂的否定之否定中，建立新的教学理论和方法。在这过程中，是需要付出巨大努力和时间的，对教师身心和意志的双重考验。当然，具备创新素质的教师，在教学中本能地会开阔学生的视野，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在这种强烈的教学互动下，学生的智力会得到经常性的开发，有利于学生长远、可持续的发展。 （三）实践能力 在教育目标上，独立学院注重培养的是应用型的人才，具有一定的市场导向。实践能力强是应用型人才的标志，要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就会在教学模式上有所偏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在教学内容上，独立学院更强调教学内容必须适应地方经济文化发展。适应专业目标岗位群的实际需求。保障教学内容的理论性和实用性相结合；在教授方式上，强调产学研结合，不断挖掘教学空间，将课堂搬到现场，积极开展实践活动。 要求学生有较强的动手实践能力前提是大学教师要有很强实践能力素质。在教学和科研上，大学教师要不断创新并将研究成果投入应用转化为生产力。 （四）身心素质 大部分的学生文化基础较薄弱并呈现阶梯型层次，在教学实践中要让学生的专业基础知识过硬，就要求教师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时间，才能达到教学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对大学教师身心素质的考验。只用健康的体魄，才能承受和完成预定的教学任务；所谓健康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更是对教育事业的责任认定。健全的心理素质诸如：耐心、信心等都会对教学效果产生重大的影响；在教学实践中要满足不同层次的学生对知识的要求，可能就需要耐心的讲解和多次重复的强调。 健全的身心素质是进行教学活动的基础，不断锻炼和提升大学教师身心素质是成功素质教育的重要一环。 （五）发现素质 独立学院的学生具有个性突出，潜质明显的特征；鉴于此，成功素质教育理念就提出要求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特长发展同步推进。那么，对于大学教师而言就要求必须具备发现素质，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教师要敏锐的眼光，善于发现学生的个性特长，开发学生的潜质，使得学生内在的隐性素质升华为显性素质。二是教师同样要善于发现学生的失败因子，指出和督促学生能够消除失败因子，不断进步并最终走向成功。 往往不是学生缺乏意识或者创新思维，而是教师缺少发现。可见，大学教师的发现素质在学生的成功教育环节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成功素质教育理念成功的体现是培养成功人才，那么不断提升大学教师的发现素质乃是该教育理念的重要课题。 二、大学教师素质的培养和提升途径 （一）国家和学校要高度重视教师素质的培养 近年，国家不断关注和重视独立学院的发展，并赋予其在高等教育改革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国家应该颁布相应的政策诸如规范制度、经济政策等来加强大学教师素质工程的建设。大学教师素质的高低是学校发展的基石，重视教师素质的培养并不断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和激励机制是学校长远发展的保证。 （二）大学教师素质的自我提升 1?善于思考，加强交流。在教学活动中，要善于思考，总结自身的不足，寻找素质缺陷不断改进和提升。同时，要加强与人交流，同事相互思想碰撞，产生新的观点，有利于共同素质提升。 2?参加教学培训。参加各种教学培训诸如先进教育理念的陶冶，教学技能的培训，教学竞赛的参与等，都能够在不同方面改善和提升大学教师素质。 3?努力实践。实践是最有效的教师素质提升的途径。在教学过程中，努力投身实践，不断创新并检验。理论联系实际，总结教学得失，在自我高素质要求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三、结语 成功素质教育理论是对高等教育改革的思考和探索，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也会不断地变化和完善，但其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的关键还是加强大学教师素质的提升。努力培养大学教师的高素质，进而培养大批的成功人才，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重要课题。 成功教育论文:成功素质教育理论下的高校辅导员班级管理理念探索 成功素质教育是以促进大学生的成功为根本目标，专业素质教育与非专业素质教育同步推进，通过全面培养学生的五大体系素质和学生个性的充分开发，培养学生的成功素质，消除失败因子，促进大学生学业成功与就业成功，并为其今后的创业成功和事业成功奠定素质基础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它认为，班级管理在其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高校辅导员（成功素质教育称其为“素质导师”）的班级管理理念无疑对班级管理有着重大影响。班级管理理念，即辅导员认为如何建设和管理一个班级，班级管理的目标与定位是什么，集中表现在如何协调师生在班级管理中的比例和参与程度。 一、高校辅导员班级管理理念的现状分析 从当前我国高校的班级管理模式来看，辅导员的班级管理理念大致可以分为： （一）辅导员主导 以辅导员的权威、个人魅力影响班级，主要表现为：班级大小事情辅导员均过问，任何班级事务都要征求辅导员意见，辅导员允许才可以开展。班级以辅导员为核心，在辅导员任期内，班级比较稳定，但班级学生和学生干部缺乏主动性和创新意识，学生干部只是监督下的执行者，难以培养个人能力，一旦出现辅导员调整，班级容易出现较大的波动。 （二）学生干部主导 辅导员充分放权，班级事务的制定和执行都由班级干部负责，可以锻炼学生干部的能力，形成班级自主核心和权威，但学生干部本人的品行和能力对班级的发展和导向作用太大，一旦处理不当，班级容易分化，影响决策的执行力度和效果。辅导员被班级边缘化，难以掌握班级真实情况，对班级发展难以起到辅导的作用。 （三）辅导员和班级干部共同参与 辅导员和班级干部共同决策，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师生关系，有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也有利于班级的健康、良性、有序的发展。但在具体实施中，如果辅导员的班级管理理念不够明晰，则在辅导员和学生干部的分寸把握比较容易出现偏差，陷入前两种情形。 评价班级管理模式是否科学，关键看它是否遵循教育规律，符合教育实质；是否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有利于学生主动性、积极性的发挥；是否能提供专业素质和非专业素质发展的平台，有利于学生个性特长的发挥和全面发展、长足发展；有无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科学的班级管理模式的建立和实施，需要辅导员形成科学的班级管理理念。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成功素质教育理论提出“五导一管”式高校辅导员班级管理理念。 二、“五导一管”式班级管理理念的内涵 “五导”指的是观念引导、品格引导、知识引导、能力引导、方法引导，“一管”指的是日常管理。“五导一管”式管理模式是指以日常管理为基础，注重对学生进行观念引导、品格引导、知识引导、能力引导、方法引导，使之成为社会发展需求的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其中，“一管”是基础，“五导”是保障。 （一）观念引导 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导之下，引导学生形成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逐步树立学生“追求卓越、走向成功”的终身学习观念、事业观念，引导学生确立合格公民、善意公民的社会观念。为此，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有自己的网络交流展示平台，需要充分利用好qq、微博等媒体，实时向学生展示自己关注的信息、希望学生认同或引起思索的话题，多层次引导和交流。 （二）品格引导 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身教重于言传，这是学生工作品格引导的基础。辅导员应当通过各类专题教育活动、座谈、班会以及心理健康辅导等来落实品格的培养和强化工作。品格引导要与观念引导结合进行，尤其要注意对社会关注的道德热点讨论的引导。加强传统美德的学习，与学生一起努力构建品德的“防火墙”。 （三）知识引导 辅导员必须熟悉所带专业和班级学生的概况，不断加强对所带专业教学、学生培养的专业性信息掌握。此外，辅导员要不断加强自身的学习，拓展自己的知识架构和信息量，引导学生关注并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视野。同时，增强学生人文学科知识、科技创新知识、艺术知识的学习。 （四）能力引导 辅导员应该在表达能力、学习能力、沟通能力、管理能力等方面对学生进行基础培训和指导。根据学生的特点，对其个人能力加以引导。使学生能够“提高交流能力、培养分析能力、加强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价值判断的能力、提高社会交往和互动的能力、培养对个人和环境的理解能力，改善个人对当今世界的了解能力”。 （五）方法引导 辅导员应该在基础学习方法、创新思维方法、独立生活方法、为人处世基本准则及方法上对学生做全学习时段的指导，并对学生要掌握的方法进行阶段性重点指导。 （六）日常管理 指班级管理中的常规事务性工作。立足教室和寝室两个阵地，发挥学生干部和积极分子的作用，注重学生心理疏导，发掘特色学生，形成有效竞争和激励机制。加强班风、学风建设，制度规范，纪律严明，“有章可循”，“有章必依”，重视班级制度建设和事务性工作。“一管”强调在班级管理中，辅导员应起统领作用，学生干部和其他学生作为主要的实施者，完成学生的自我认识、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 三、“五导一管”式班级管理理念的可行性分析 （一）建立在科学的班级管理模式之上，有其理论依据 1.符合教育规律和人的成长规律。从教育和人的成长规律而言，大学期间是青年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青年学生，思维活跃、善于学习、灵活善变，具有特殊性。“五导一管”式管理理念针对大学生的思想特点和发展规律，对其进行引导，有助于他们形成正确的思想观念，认清现实，服务社会。在具体实施中，“五导一管”式管理理念杜绝纯粹的理论说教和灌输，引导学生自我认识、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尊重教育规律，尊重教育对象的身心发展规律，尊重学生人格。 2.符合人本管理理念。人本管理要求突出人在管理中的地位，实现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从人出发，充分依靠和重视人，调动和发挥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关注人的生存和发展。“五导一管”式管理理念正是坚持了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以促进学生成才发展为目标，实现学生的自我认识、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同时。“五导一管”式管理理念注重了班级管理的点面结合，在宏观层面上把握和引导班级建设方向，培养学生的创造性、能动性、自主性和全面发展；在微观层面上，包容、接纳和认可学生的多样性和个体差异性，因势利导、因材施教，使学生的个性得以发挥，个人能力得以发展，拥有适合自己的发展空间。这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相统一。 3.符合激励管理。在管理学中，广义的激励是指激发鼓励，调动人的热情和积极性。在班级管理中引入激励机制，是大学生完善自我，实现自身价值的需要，是大学生形成良好思想品德的重要条件，是高校实现培养目标和形成良好校风的有力保证。“五导一管”式管理理念注重朋辈教育，榜样示范，通过激励，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学生素质。 （二）针对班级管理现状，其符合现实需求 “五导一管”式管理理念克服了传统班级管理模式的弊端，充分发挥思想教育工作者的组织、引导作用，在个体教育、班级教育、社会教育诸方面全方位拓展，是着眼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探索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创新人才的有效途径。 1.注重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引领作用。“五导一管”式管理理念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提出了高标准和严要求，要求他们必须有更高的理论修养和更多的知识储备，切实落实班级管理的要求，而不能“人浮于事”或“疲于奔命”，使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能从日常事务管理中解放出来，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给予更多的思考和引导。 2.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学生是班级管理的主体，班级管理不能仅依靠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而应更大程度地发挥学生的主动性，解放学生，使他们从单纯的“被管理者”走向自我管理，从简单的“服从”走向自觉自发参与，使学生的个人发展和班级整体发展相结合，也有益于学生的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认识自身的优缺点，从而实现综合素质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 3.“导”、“管”结合，合理规划。近代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家、科学教育学的奠基人约翰·菲力德利赫·赫尔巴特曾说过：“如果不坚强而温和地抓住管理的缰绳，任何功课的教育都是不可能的。”这句话强调了教育过程中管理的重要意义。也就是要注重“一管”。同时，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要求教育者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五导”解决了如何对学生进行引导、怎样进行引导的问题，“导”、“管”结合，实现了教育者和管理者身份的统一，有利于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良性发展。 “五导一管”式管理理念对传统班级管理模式进行了改进，在班级建设中实现了明确的奋斗目标、密切配合的学生干部队伍、强烈的竞争意识、民主团结的班风、融洽的师生关系、严明的纪律、自我实现的成就感的统一，也富有时代意识和责任意识，是对高校教育的较好阐释，在实践中受到师生欢迎，有利于实施，并适应时代的要求，具有较强的可行性。 成功教育论文:探析国贸专业成功素质教育的教学观 摘要：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高校在培养外经贸人才方面肩负重任。本文通过介绍什么是成功素质教育的教学观，分析高校国贸专业培养外经贸人才应该分别从专业素质及非专业素质的哪些方面着手，使学生毕业后能快速适应经济全球化及国际化竞争对人才的需求。本文从企业用人层面分析了国贸专业成功素质教育的教学观，对高校培养外经贸人才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国贸专业；人才培养；成功素质教育教学观 中国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对外交流，引进外资，对外投资等国际经贸活动日益频繁，外经贸专业人才的匮乏也日趋明显，尤其是具备专业素质的创新型的外经贸人才更是凤毛麟角。高校在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外经贸专业人才方面，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何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外经贸人才，已引起社会有识之士及高校教育部门的高度关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学生是国家外经贸人才的主要后备力量，毕业后的就业方向一般是中小外贸公司、外资企业，而优秀人才将有可能跻身于跨国公司、驻外企业的行列。因此，培养具备全面成功素质的国际化外经贸人才，明确成功素质教育教学观，是贯穿国贸专业师生教与学的永恒的主题。 一、什么是成功素质教育的教学观 所谓成功素质教育的教学观，是指大学教学的目的不仅要塑造学生的专业素质，也要培养学生的非专业素质。专业素质是指人们实现成功所必备的具有专业特性的素质( 如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等); 非专业素质是指不具有专业特性但同样是人们实现成功所必备的且对专业素质的形成与发挥起“倍增器”作用的素质( 如道德素质、创新素质、行为能力、身心素质等)。专业素质与非专业素质共同构成成功素质, 两者缺一不可。 二、国贸专业的专业成功素质教育教学观的内涵分析 结合高校国贸专业的教师教学工作，培养学生的专业成功素质，也就是要学生掌握国贸专业理论知识及专业技能。学生首先应该学好专业理论知识，为专业技能的培养奠定坚实的基础。在教学中全面学习国贸专业理论知识，例如国贸理论与实务，国际经济技术与合作，国际货物运输与实务，国际结算，国际商法，国际商务函电，外贸口语，海关实务，外贸跟单理论与实务等基础理论及核心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国际贸易的系列基础知识；具备跨文化沟通、商务信息处理、国际市场分析决策和外贸业务操作能力；掌握国际市场开拓、商务沟通、商务合同执行、商务风险管理的方法。 培养学生的专业成功素质，仅有理论知识远远不够，还应该重视对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对于国贸专业的学生，专业技能主要包括专业英语听说读写应用能力及计算机操作应用能力。例如对学生英语阅读、写作、听力及对话能力的培养，目前国贸教师及学生的教与学的盲区是很多学生四六级都过了，但专业英语的听说读写能力依旧较差，且并未引起师生的足够重视，在应聘面试中不能读懂信用证，简单的英语会话也结结巴巴，甚至紧张得开不了口；或进入工作岗位后，写一封英文商业信函语法单词错误百出，制单过程中简单的专业术语看不懂或写错，直到这时才感觉“书到用时方恨少”。此外，国贸专业技能还应包括一些计算机应用能力的培养，例如excel，word，ps等软件在国贸专业中的应用，使学生走入工作岗位后能迅速适应外贸单证、跟单、业务、报关、报检、货代等岗位对制单的要求，目前多数学生步入外贸外企专业岗位后首先面对的是基础工作如制作单证或简单的会计做账，统计等基础工作，专业技能培养重点应要求学生能熟练运用office软件的基础功能，例如excel的求和、排序、分类、快捷键加减乘除等功能，word的文字编辑及排版，ps（photoshop）的剪切编辑，图片修改等功能。 三、国贸专业的非专业素质教育教学观的内涵分析 我国高校的专业教育，其体系已经相当完善，有教学实体、师资队伍、课程教材、教学保障等，院系对相应专业学生实施系统的专业教育。相比之下，非专业素质教育则是极易忽视或根本不受重视，即便是有相关的教育教学内容，也是零散的。但非专业素质教育往往决定一个人的成败，在某种程度上它比专业教育更重要。 所谓非专业素质，是指先进的理念、优秀品格、能力体系、知识及方法体系。先进的理念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敬业精神、创新精神、拼博精神。优秀品格，包括人格，道德品质、心态、心理素质、毅力、修养、气质、风度、诚信等。能力体系指领导、协调、沟通、表达能力。 目前我国大学教育中，对大学生非专业素质的培养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至于进入工作岗位后，用人单位需要花较大的精力和成本来进行岗前及岗位中非专业素质的培养。目前，很多外企十分重视考查、培养人才的非专业素质，甚至在应聘中出一些令人乍看匪夷所思的题目来考查应 聘者的创新素质、道德素质、行为能力、身心素质、情商和逆商。相对国企，外企在培养新员工的非专业素质方面也有一套自成体系的方案，培训被企业当做福利给予员工。现在的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而且小学初中到高中通过应试教育选拔的人才，某种程度忽略了学生的非专业素质的培养，而遗憾的是非专业素质的培养本来应该从小抓起，在我国由于国情的不同，可以是说耽误了孩子们非专业素质培养的黄金时期。近来，一名7岁美国小女孩在妈妈支持鼓励下学习自我创业，摆摊卖柠檬水却遭相关部门干涉，却被美国的网民们热议政府干预行为并大力支持这对母女，其实美国教育课程中从小学开始，实践课程占到整体课程内容的1/3~2/3以上，相比之下，我们的教育体制中是否有相关运用机制鼓励孩子的创新能力、动手能力、自我创业能力呢？ 从事外经贸企业工作，非专业素质比专业素质重要，专业素质经过一定的培训可以获得，非专业素质却是从小养成的，并非一蹴而就，应该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形成一定的培养考核体系。总之，专业素质不可或缺，非专业素质应该融合在专业素质中进行培养，成功素质教育分为专业素质教育和非专业素质教育，好比人的两条腿，只有两条腿健全有力，才具备完整的成功素质，否则就是跛腿。只有践行成功素质教育教学观，才能为企业培养和输送具备成功素质的合格人才。 成功教育论文:中专足球教学中成功体育教育的运用 【摘要】因为中专学生大多是好动活泼的性格居多，所以体育教育正好是中专学生个性展示的平台，其中尤以足球教育为首，因为足球教育是最能体现一个人的精神面貌、综合素质的学科，而引进成功体育教育的教学方式，可以更好的激励学生对足球教学的兴趣和热情。另外，足球更是一个健身运动，通过足球训练，可以更好的锻炼身体，而成功体育的教育也同时从尊重学生个性的角度出发，全面发展学生的综合素质。文章从成功体育的概念进入分析，从可行性了解到将成功体育教育运用到中专足球教学中的方式。 【关键词】成功体育教育;中专足球教学;应用方式 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要也如饥似渴，而中专随着足球教育的深入发展，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得到一丝缓解，而成功体育教育的深入，将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带入更高的教学高度，成功体育教育更多的是希望发挥学生主动性，以学生为主进行教学，挖掘学生的潜在能力，激活学生更多的本能和技能，以达到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作用。全文通过讲述成功体育教育的概念和实行性进行讲述，找寻成功体育教育渗入足球教育的方法。 一、成功体育教育的概念 成功体育顾名思义其实就是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要让学生体会到成功，只有学生感受到成就感，学生才会更加喜欢去学习，而且学习就是追寻成功的方式，同样成功也是学习的动力，通过各种成功的体验，学生可以更好的掌握所学的知识，通过追求成功，了解到成功的不易，成功路上的艰辛，了解到成功路上不只是有成功，还会有挫折和失败，所以通过成功体育教育的方式，不断锻炼学生的心理强度，通过成功体育教育提高学生的足球兴趣，通过触碰成功，使学生能够在足球教育过程中懂得与伙伴合作，懂得团结互助的意义，并且通过收获成功的喜悦懂得成功来之不易，更应该珍惜的意义[1]。 二、成功体育教育在中专足球教育中的运行方法 （一）转变中专足球传统教育模式 中专足球的教育模式经常就是在教育学生足球的技术，以为考试做准备，并没有体现体能锻炼的好处，甚至学生觉得只是玩玩，并没有上心，另外传统的足球教育，一般都是踢踢球，能射门什么就行，而且由于足球场地受限，中专学生根本就体验不到真正成功足球背后的汗水和努力。因此，为了转变这种教学模式，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教师需要积极的为学生创造能够成功足球的场地，让学生能够真正的体验到成功足球的意义。比方说，教师可以定期带领学生到省级或者市级大型的体育场馆进行足球比赛，并且组织全校师生进行参加，当学生体验到成功的时候，也就提升了学生对足球的兴趣，当然失败的一方教师也要及时的进行引导教育，让学生能够从失败中走出来，明白失败的原因，进而通过成功体育教育学生获得成功的不易，强调足球教育的意义，在于团结合作和高强度的身体素质，以此养成学生锻炼身体的习惯。 （二）通过分层教学方法进行成功体育教育 对于现如今社会的发展趋势来说，足球不仅是男生玩的运动项目，女生同样也可以进行足球运动，但是男生之间的身体素质都有高低之差，更何况男生与女生之间的身体素质了，如果不进行分层教学，那么综合素质高的学生就会非常容易获得成功，而综合素质情况比较差的学生就会永远都很难获得成功，这样一来，容易获得成功的学生就不会珍惜成功，降低喜悦心，而同样，对于综合素质差的学生来说，他们很难会体验到成功的喜悦，久而久之就会产生丧气的状态，这就不是成功体育教育想要的效果了[2]。所以想要将成功体育教育成功运用到中专足球教学中，首先就需要将女生和男生分开教育，然后再将女生和男生按照年龄大小进行分组，之后需要调查每个学生的足球技术、成绩高低、对足球的兴趣高低等等进行分层教学，当然最主要也是足球教育的核心关键就是身体素质情况，根据以上所以的方法进行综合性质的分组，以达到公平公正的足球教育平台，然后在通过比赛进行成功体育的教学。这样一来，学生综合素质相当，在获得成功的过程中就会全力以赴，即使成功了也不会骄傲，而且也更能体会到成功的来之不易，对成功更加的珍惜。 （三）通过成功体育教育，深入分析学生失败原因 学生足球比赛的过程中，不可能是一方一直成功，一方一直失败的状态的，成功的一方教师需要教导他们成功了不能骄傲，因为分层教学实施之后，实力相当，如果因为成功懈怠了训练，那么下一个失败的就是你，以此加强学生的竞争意识。另外，对于失败的一方，教师要及时进行引导教育，先让没有成功的一方学生各自发言失败的原因，比方说，在这个找不出原因的过程中，A经常会出现抱怨B和C技术不行的情绪，而同时B也出现抱怨A瞎指挥，传球技术不行的情绪时，教师要掌握整个发言的节奏，谁说谁不该说，以防止有打架的情况发生，然后教师等学生们都讲完了，再结合他们所讲的原因提出自己观察到的原因，告知他们“最大原因就是不团结，因为你们没有想自己错没错，而一直都在埋怨别人做错了，你们带着这种情绪进行比赛能够赢得成功吗？”接着教师给予学生反思的时间，通过这种成功体育教育的方式，进而加强学生团队意识。 （四）通过成功体育教育，给予学生肯定性评价 在学生进行比赛之后要对学生给予肯定性的评价，尤其是那些综合素质能力比较差的学生，教师更应该在比赛过程中观察他们的优点和进步，并且在赛后对学生进行点评，给予学生肯定性的评价[3]。比方说，A在上次比赛的时候经常会抱怨队友的过错，但是在这次比赛中，A不仅没有抱怨队友，而且还在不断的鼓励队友、让队友不要着急、别泄气，对于教师来说，这就是一个学生的进步，所以作为教师要及时的发现这种进步，并且给予肯定性的评价，提高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了解到他这么做的是对的并且继续坚持，这样一来，学生从教师肯定的评价中获得自信，在日后，无论学习、生活还是工作中都会减少抱怨的现象发生，以此对学生心理素质的建设提供一定的帮助，从而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中专学生大多是好动活泼的性格居多，所以足球体育教育正好是中专学生个性展示的平台，而成功体育教育通过转变中专足球传统教育模式、分层教学方法、深入分析学生失败原因以及给予学生肯定性评价等在足球教学中的运用，充分发挥了中专学生主动性，挖掘学生的潜在能力，激活学生更多的本能和技能，以达到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作用。同时，随着社会发展，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要也越发迫切，而随着中专足球教育的深入发展，为社会复合型人才的发展也打下了基础。 作者:刘辛 单位:陕西省延安体育运动学校 成功教育论文:道德教育中成功密码的探析 摘要 日本是一个矛盾的国家。这个民族在历史上发动战争，给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与伤痛。然而，在战后短短几十年里，却完成了现代化的转型，再一次震惊了世界。从日本的成功转型经验中，我们应该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什么动力促使日本迅速强大起来？道德教育角度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视角，而日本的自然环境、儒教、神道教以及武士道精神等都是影响国民素质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日本；道德教育；影响因素 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得以快速发展，离不开国民素质的提高。其中，道德教育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中日两国在现代化过程中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日本在战败后迅速实现了工业化，成为世界强国，而中国却在工业化道路上举步维艰。究其原因，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而国民综合素质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本文对日本道德教育影响因素进行探讨，不仅考虑学校中的道德教育，而是涉及到社会整体的道德教育。 1自然环境因素对日本道德教育的影响 日本是一个位于亚洲东部的岛国，这种特殊的地理状况造就了一种特殊的岛国心态，即保守主义。一般来说，岛国的闭塞性极易产生保守的精神，“主内而不主外”成为岛国的通用原则。加上日本特殊的历史发展与地理状况，日本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形成了一种根植于国民中的特殊文化。首先，日本人的团结性受自然环境影响。作为岛国的日本自然灾害频繁。全国土地以山地丘陵居多，经常发生火山、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且造成伤亡及财产损失严重。比如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并引发了海啸事件等，这种灾难不是人祸，而是天灾，即使科技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当下，仍难以阻挡灾害的发生，在科技尚且不发达的时期，民众更难抵御这种无情的破坏。因此，为了从灾害中求得生存，普通大众们必须要团结一致抵抗灾害。另外，日本的精农主义思想受自然环境影响。“精农”在日语辞典中被解释为专心耕种栽培和以研究的态度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通俗一点，就是一心扑在农业劳动中。专家解释，这种思想的形成与自然环境相关。日本的土壤肥沃、降水量大，植被成长周期较短，一定程度上使农事活动得以顺利进行。①独特的自然环境形成了日本民族独特的文化底蕴，也在思想文化层面影响着后代子孙。并且，正因为受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更加根深蒂固，难以改变。 2儒教对日本道德教育的影响 中日两国同属儒教文化圈，有着相同的文化根基。但日本的儒教是在中国儒教基础上的改良，二者有着本质不同。这也是两国不同文化气质的原因之一。 2.1日本的儒教忽略仁慈强调忠诚 仁、义、礼、智、信，是中国传统儒教的重要内容。其中，仁作为核心被列在首位，认为仁慈是个人道德修养最重要的品质，提倡人心向善，心怀大爱。然而，传播到日本的儒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调整。在最初的1882年《军人敕谕》中，对军人的要求标准为：忠节、武勇、信义、朴素。可以看出，与中国儒教最大不同在于，没有强调仁慈。淡化仁慈而重视忠诚，是日本儒教独有的特征。另外，中国和日本对“忠诚”的解释也是不同的。中国的忠诚意在对自我良心的真诚，而日本却将忠诚更多的放置在皇权维护、为天皇效忠的层面上。甚至有些时候，会发生为君主效力的忠诚与对自己的良心真诚互相冲突的情况。这种时候，就必须要背离自己的良心真诚，绝对服从君主的命令，甚至为其牺牲性命。这样一种对忠诚的解释也是与孝顺（孝）与和谐（和）相矛盾的。这是因为统治者的命令很可能与父母的愿望和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观点相矛盾。例如，日本的第一个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圣德太子禁止天皇专政，以使他的命令不与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观点相矛盾。但即使是这种尝试，也可能发生君主命令与父母的要求矛盾的情况。选择忠诚，则对父母不孝；选择孝顺，则对天皇不忠。即便在内心对天皇的命令存有质疑，但违背内心顺从天皇的人成为了世人眼中忠诚的臣民，而那些遵从本心拒绝服从天皇命令的人便沦为不忠之徒。虽然昧对良心，但前者并不会受到社会的指责，因为他们并无能力支配自己的良心，最多是获得同情罢了。② 2.2中国的儒教是人道主义的，而日本的儒教是民族主义的 历史上来看，中国始终有一种唯我独尊的大国意识，而日本则骨子里有一种自卑意识，所以要想存活下去，必须勇敢和节俭。这种自卑感最终导致德川幕府采取了锁国政策。到了德川幕府末年，民族主义盛行，他们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流露出强烈的渴望。日本人开始快速学习武器制造、科技创新，这样一个学习能力超强的国家，为了缩短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进行了几乎极限的学习，甚至达到可以牺牲生命去学习的程度。这也得益于日本的伦理精神支柱——忠诚。从中日两国对儒教的解释和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在接受中国儒教思想的同时，并没有囫囵吞枣似的全盘吸收，而是在其基础上加以改造，综合本国国情，提出了符合本国发展的儒教思想。日本的儒教比中国的儒教更热心于维护统治体制，起着维护现统治体制意识形态的作用。这种“新”儒教对于国民的思想教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奠定了日本道德教育的基础。 3道教向神道的转换对日本道德教育的影响 中国的道教是矛盾的哲学，它既倡导人们追求世俗的幸福和长寿，又看重远离世俗的隐居生活。这种道教，在日本变形成鼓吹忠君爱国思想的神道。公元七世纪，日本根据儒教思想重新组建了政府机构；同时编纂了许多显然受道教影响的神话，神化皇权，利用这种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国民思想，使其对天皇绝对信赖与效忠。日本的上述办法，应该说是恰如其分地利用了这两种中国哲学。日本建立起高效的强有力的政府并激发起国家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神道，实质上是道教，鼓舞了国民精神。尤其是在德川末年，以《古事记》研究为开端，热烈倡导日本古代神道信仰的“国家”，在反中国和反西欧、鼓吹超国家主义和狂热的爱国主义运动等方面起了重大作用。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悲哀的。因为在每一次民族危机的时候，天皇都要向他的祖先天照大神祈祷，以求得帮助。在日本，神道教开始是一种皇室的宗教，后来它通过各种事件和庆典渗透到普通民众之间。日本在主流统治思想方面与中国手段类似，都是以儒教为统治阶级、上层官僚的指导思想，而神道教则是普通百姓的信仰。然而必须强调的是，日本的神道教与中国的道教存在着巨大差异。中国的道教崇尚无为，更多的是提倡归隐田园生活，在平凡中获得幸福与永生。而日本的神道教却将对天皇的忠诚贯穿始终。这样，日本人就把道教在效果方面转化成其自身的反面。天皇和神道这些名副其实的道教概念，已经被一种真正日本人的方式重新解读，进而为民族主义铺路。日本的神道教徒们不追求永世，而是更看重为天皇奉献一切甚至生命。他们认为国家是永存的，没有必要去延长哪怕是最重要的人物的生命；而道教则是强调个人。中日两国的道教和神道教在本质内涵上是大有差异的，所以尽管儒教是共同的正统宗教，两国在沿着不同的历史发展路线走下去也不足为奇。 4武士道精神对日本道德教育的影响 武士道在日本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构成了日本特有的伦理道德体系。从镰仓幕府时期开始，一直到明治维新前后，日本都由武家统治。这一时期正是日本民族性格、国民精神形成与发展的关键阶段。③简单来说，武士道就是要求或教导武士们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它产生于封建制度，在封建制度消失后，它依然存活，并且以它的光辉继续照亮我们的道德之路。④义勇、仁礼、名誉、忠义、克己等是武士道精神的主要内容。它不仅是一种道德信仰，更是一种道德实践。日本的武士是受人敬仰的阶级，他们南征北战甚至为国捐躯。但战争总是有胜有负，胜者会受到君王嘉奖、国民爱戴，而负者的命运却很悲惨。他们会选择切腹的手段结束自己的性命。用长刀捅向腹部，然后再由旁边的人将头砍去，结束后，周围的人会向自杀者致敬。在日本，切腹者证明了自己的忠诚，这是他们赎罪的方式，也是维护自身荣誉的唯一途径。如果不这样做，便会受到世人的嘲讽。此外，无条件效忠君主是武士道的最大特点，体现了“忠君”思想。无论君主的命令是否符合道义以及社会舆论，武士们必须绝对服从，可以说，这种忠诚已经超越了一切伦理道德，是无条件的忠诚。正如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中所说：“武士道的那些美德远远高于我们国民生活的一般水准。”而武士精神准则独具的美德和教义，并不局限于武士阶层，而是带给整个国家以影响。武士道精神的影响至今为止仍在继续，人民重视礼节、忠诚于自己的国家等美好品德都是武士道精神在现代社会中的反映。但另一方面，日本国民性格中的缺点，恐怕也要归咎于武士道。比如残忍、过于自负等。 5结语 总的来说，日本实现近代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仅从道德教育角度来看，也是有很多因素的。在近代化历程中，日本人培育成了自身独具的性格与魅力。这种道德精神历经沧桑至今仍在民众思想意识领域发光发热。当然，中国几千年的文明沉淀也形成了许多优秀的传统美德，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同样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研究日本道德教育，同时也可以为中国的德育提出宝贵的借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了解日本道德教育，从历史上和现实中汲取其优长，从而为本国道德教育服务，也是很有必要的。 作者：乔雅慧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 成功教育论文:成功素质教育推动高职院校学风建设 1新时期高职院校学风现状及问题分析 自1999年我国高等院校开始扩招以来，这十几年间，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从精英化到大众化的转变。同时由于国内经济进一步飞速发展，各种社会现象给国人思想带来了更为猛烈的冲击，而身处大学校园的90后们，在当前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目前，虽然高职院校的学风建设比普通高校抓得紧，但效果远不如普通高校抓得好。②主要问题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由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90后高职生对考入高职院校已不再带有自豪感，在某种程度上更多的是带着一种失败者心态来到高职院校继续求学。因此90后高职生普遍带有自卑心态，也往往出现自暴自弃的行为。比如整天热衷于网络游戏，或热衷于谈情说爱，平时不遵守课堂纪律、上课迟到及旷课现象偏多，对待学习却只求考试能通过。另外，由于经济条件普遍提高，90后高职生的物质需求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满足，他们较80后相比，更缺乏挫折教育。加之他们在之前十几年的学习中并未养成较好的学习习惯，因此在专业学习中很容易遭遇困难，从而导致挂科现象更为严重。另外，高职生还处于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尚未成熟的阶段，很容易遭遇到各种不良社会现象的侵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方便了我们了解世界，但各种负能量的信息也越来越容易被看到，高职生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和较好的约束力，很容易被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影响，甚至走上迷途。鉴于这些90后高职生所面临的问题，高职院校学风建设也遇到各种困难，笔者认为，要改善高职院校学风问题，关键还在于转变高职生个体对学习的认知问题，重新审视“以生为本”，以提高高职生综合素质为根本，从素质教育上寻找突破口。而高职院校的素质教育又必须贴近高职生的实际需求，不能追求“高大上”，而要能“接地气”。下面我们就来看为什么要在高职院校开展成功素质教育，以及它的具体推动作用是如何体现的。 2高职院校成功素质教育对高职院校学风建设的推动作用 所谓成功素质，通俗地说，就是能够实现自身价值、走向成功人生的素质。而成功素质教育，就是帮助学生塑造这种素质的教育。作为高职教育层面的成功素质教育，可具体化为：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有助于学生的职业成功。针对当前高职学生的素质现状与特点，可以对“成功”进行更合乎发展性的诠释：和自己比，做最好的你；和昨天比，做发展的你；和他人比，做独特的你。③由此可见，高职院校成功素质教育是接地气的素质教育，是能从学生实际需求出发的素质教育，是人人都能获得成功感受的素质教育。《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12]4号）中明确指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人才培养水平的根本标准。两者相结合来看，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高职院校推行成功素质教育正是契合了人的全面发展以及适应社会需求这一衡量人才培养水平的根本标准。 2.1成功素质教育能实现学风建设的全面渗透 遵循高职院校成功素质教育这一理念来加强学风建设，可以落实到成功素质理念的德育模式上。根据苏格拉底法教育精神，我们在成功素质教育理念的指引下，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渗透式”德育模式，即：主题参与、情感体验、积极创造。让学生通过与社会道德环境和教育影响之间的交互作用从事积极的道德思维和道德实践，从中获得丰富的情感体验，从而进一步激发出学生的创造性。④高职院校可以搭建各类丰富的载体，营造环境，搭建舞台，创设岗位，努力让学生主体参与到教育教学活动中，在活动中加强情感体验，在体验中升华创造力，逐步形成良好的道德风貌、向上的精神力量和过硬的职业素养。比如充分利用思政课、班会课、党团课等思想教育的主阵地，运用专题讨论、座谈交流、职业体验、视频播放、表演品评、培训游戏等丰富的形式，让学生在组织、参与的过程中，体验到正能量所带来的成功感悟，使生硬的说教、严肃的训导都能渗透在这些丰富的形式和内容中，促使每一位学生积极自律、主动向上，久而久之，即可在这一次一次的成功感悟中起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切实加强学风建设。 2.2成功素质教育能实现学风建设的全员参与 我们都清楚，要加强高职院校学风建设，不能仅仅依靠学校的某一个或者几个部门，而需要全校上下所有部门及全校所有师生的共同参与。纵观目前各高职院校在加强学风建设方面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主要停留在强调任课教师、班主任、辅导员等在学风建设上的作用，涉及的层面相对较窄。而通过成功素质教育，我们可以调动起全校各个行政部门的作用，发挥学校所有师生的主观能动性。这主要依靠将成功素质教育落实到成功素质学风制度上来。“成功素质学分”是对学生在学习、生活、参加集体活动、遵章守纪等方面表现出来的思想道德素质、职业技能素质、人文身心素质和开拓创新素质等方面发展情况的综合评价。⑤简单来讲，就是将学生在校期间所参加的各类活动进行归类和记录，以满足成功素质学分的要求，最终可以实现成长轨迹的追溯。在前文我们看到，高职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成长确立的特殊阶段，又处于高考后的茫然阶段，那如何给他们较为宽松的高校生活提供一个具体化的指引呢？就要通过各种活动。通过专业社团活动、文体娱乐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等平台，让他们忙碌起来，让他们没时间理会网游，让他们没时间无所事事。在这样一个需要记录和认可的要求下，学院的科研主管部门、安全保卫部门、教学主管部门甚至后勤服务部门，都有可以参与学生活动的考察，运用成功素质学分制这一杠杆，在全校形成素质教育的合力，调动起学校各部门在学生素质培养方面的积极性，在全员参与的环境中实现学风建设。当学风建设的任务不再局限于教学部门、学生工作部门这一传统范畴以后，我们的视野更为宽广，学风建设的成效也就更好。 2.3成功素质教育能实现学风建设的跟踪服务 从高职院校成功素质教育的发展性诠释里我们能够看到，成功素质教育是一种接地气的素质教育，是和自己、昨天来比较所获得的成功，而不是动不动就跟马云、雷军、李彦宏等成功人士相比。因此，成功素质教育在学风建设上可以更加做到针对每一位学生的跟踪教育。我们在加强学风建设的时候，往往更加注重对优秀学生的评比和表彰，如对奖学金学生的事迹报道；或者更注重对后劲学生的惩治处分工作，如对考试作弊、打架斗殴学生的处分等。但在成功素质教育理念下，我们不再简单对待这些事情。对优等生进行表彰之后，我们更要促使他们走上一个新的台阶，让他们用寻常心态对待所获得的成绩，让他们意识到这些成功是昨天的，鞭策他们获得更大的成功；对违规学生进行处分之后，我们更要让他们看到希望，让他们在后续的处分学习中、思想悔悟中看到自己的进步，体验到在这种内省过程中的成功感受，让他们尽快走出处分阴影，更好地学习生活。在这样一种理念的指导下，每一位学生都能获得内心的成就感，对正能量的热爱和希望就能不仅仅停留在填鸭式的口号中，而是真实可感的。因此，成功素质教育能实现学风建设的跟踪服务，学风建设在成功素质教育的推动下可以跟学生的日常生活能真正融为一体。 3总结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加强高职院校的学风建设是当前各高职院校的一大重要工作，在分析了90后高职生所表现出来的各个新问题之后，我们要运用更人性、更实际的工作方式和理念来加强学风建设，来引导学生能热爱学习热爱生活，来帮助学生获得更多的正能量，从而加强自我约束。而在成功素质教育理念的融入和推动下，高职院校的学风建设能够真正做到全面渗透、全员参与、跟踪服务，加强高职院校学风建设也不再仅仅停留在口号上，而是更能贴近全校师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使学生在参与学风建设的过程中真正体会到优良的学风对自己的益处。 作者：唐娜 单位：江阴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工作处 成功教育论文:成功教育下养成教育分析研究 一、坚持榜样的力量 常言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从孩子出生到牙牙学语，爸妈是对他影响力最大的，父母的一举手一投足，一颦一笑，一言一行都会对孩子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甚至影响孩子的终生。孩子是天才的观察家和模仿家，大人的良好行为举止能为孩子起到示范作用，粗言秽语也会污染孩子的心灵。为此，作为父母在教育孩子问题上，首先，应注重榜样作用，注重自己言行对孩子的示范作用，要求孩子做到的家长要首先做到。其次，家长要不断检查自己的行为举止，做到表里如一，真正起到孩子的标尺作用。另外，我们还要注意自己行为习惯的长期性、一致性，只有长期坚持，才会事半功倍。有了正确的教育理念，我们开始了家庭教育的统一行动，教育无小事，处处需在意。我们从严要求自己，从自己的行为习惯做起，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为了让孩子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我们努力做到按时作息，不打夜仗，不睡懒觉。为了让孩子养成遵纪守规、注重承诺的好习惯，我们努力做到一言九鼎，认真兑现承诺，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为了让孩子养成爱好读书的好习惯，妈妈从书店买回道德修养、学生教育和工作方面的书籍，坚持利用业余时间读书学习，并坚持写读书笔记。爸爸开始了书法练习，时常和女儿一起涂涂抹抹，增添了孩子学习方面的乐趣。为了让孩子养成高尚的道德品格，我们在家立下了言不高声、话无秽语、心存仁厚、与人为善的规矩，并努力践行。家庭的和睦，道德的力量，使孩子沐浴在宽厚仁和的家庭氛围之中，孩子的品格修养，正如春园之草，虽不见其长，但日有所增。为了让孩子养成良好的心理素质，爸爸给女儿讲解人的胸怀、天空和大海三者之间哪一个更大的道理，使孩子懂得比大海大的是天空，比天空大的是人们的胸怀，当孩子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时，当孩子和他人发生矛盾时，很容易联想到我们应该有一个比天空还要大的胸怀时，心中的烦闷就会化解大半，知道得理让人，合作乐群，生活在快乐之中。在培养孩子良好行为习惯的尝试中，通过注重学生家长榜样力量发挥示范作用，我们深深体会到，榜样的力量是无形的力，是无语的声，是无声的令。家长做得正，学生行得端，家长行得善，学生施得仁，教学相长，相得益彰，在榜样教化中，家长自我完善，良好的家庭环境是造就孩子美好心灵的灵丹妙药，是促使孩子健康成长的沃土，是引导孩子走向成功之路的方向盘，朋友们，为了我们的孩子，请着重营造和谐的家庭环境吧。 二、坚持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有机结合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孩子生活成长的重要场所，是孩子受其家庭成员行为习惯影响，接受家长言传身教的第一场合，孩子的成长离不开家庭教育，家庭教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起着先入为主的作用，它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完善和补充，家教成功与否将直接影响人的一生。学校教育是学生接受系统知识教育，立德修身，陶冶情操，树立远大志向，走向社会之前的重要人生阶段，学校教育的目的性明确，方向性端正，主导学校教育的老师是接受过国家专业技能培训的合格人员，他们持证上岗，技术精良，方法科学，学生在接受学校教育的过程中，可少走弯路，利用较少的时间获取大量的知识，是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形成健全体格和人格，敬业乐群，学会合作的最佳教育场所，是实践证明人生接受知识、走向成才的一条科学发展之路，完全符合科学发展观。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继续和提高，是社会教育之外的一种教育形式，也是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不能替代的，一个人接受学校教育的优劣、多寡，也将对人的行为和事业产生重大影响。社会教育是发散性的，良性的社会教育有公益性和方向性，一般由有关组织发起并实施，缺少系统性和连续性，是学校教育的辅助形式，知识性不强，一般偏重于品格教育。不良的社会教育则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一场不好的电影和录像，一句污言秽语，一次闯红灯，一个不良网络游戏厅，都会给人带来负面影响，对人的破坏力远大于正面教育。因此，我们说社会教育不可忽视。目前，在孩子行为习惯的培养方面，往往家庭教育更为直接和功利，学校教育更为科学和合理，社会教育则显得苍白和无力。根据这一特点，我们在培养孩子良好的行为习惯方面，在做好家长榜样带动的同时，和学校老师加强联系，密切注意学生在学校的行为表现，认真和班主任老师配合，了解学生在校的学习习惯、思维习惯、卫生习惯、品格习惯，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另外，我们也带领孩子参加一些社会公益活动，如，和同学们一起访问社会福利院，参加水果采摘活动，到无公害蔬菜基地劳动。在发现社会上的一些不良行为时，我们主动引导孩子正确评价这些人和事，目的在于培养孩子正确的价值取向和良好的行为习惯。家庭教育不能独立于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不能各走各的道，只有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教育的合力，只有三者完美结合起来，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才会各显所长，各减所短，相映成趣，相得益彰。朋友们，千万不要让家庭教育唱独角戏，即使独角戏再好，那也是孤芳自赏，效果寥寥。 三、坚持教育的长期性、方法的多样性 对孩子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项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有机结合的综合教育。我们不能奢望很快就能把孩子培养成具有优良行为习惯的人，更不能靠一个榜样举止或是一场动人报告就能永远定格人的高尚行为。在对孩子的行为习惯的培养上，我们坚持长期的细致的教育工作，既有谆谆教诲，又有循循善诱，孩子进步不骄傲，孩子退步不气馁，既不急于求成，又不半途而废，我们坚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对孩子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必须讲究教育的模式和科学的方法，力求避免单一的、枯燥的说教模式，试想一个处在整日喋喋不休的家庭环境中的孩子，一个处在逆反心理膨胀的孩子，情绪能会好吗？行为习惯能会日渐改善吗？我们在对孩子的教育方法上，不断摸索，不断总结，不断创新，经常和其他孩子家长交流教育方法和体会，及时从有关书刊上汲取专家们的教育理念，修正偏颇，完善自我，力争使孩子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经过长期不间断的努力，我的孩子在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她的生活习惯、卫生习惯、劳动习惯、学习习惯、品格习惯，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生活能够自理，讲究卫生，喜欢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能够主动学习，积极思考，热爱生命，乐于助人。一位教育哲人说过：好习惯就像银行的存款利息一样，时间越久，收益越大。看到女儿有如此的进步，我们全家由衷地高兴，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是教育成功的一半，有什么能比这带给我们的快乐更大呢！朋友们，努力教育我们的孩子吧，有付出必有收获，其中自有无穷的奥妙和乐趣，让我们共同去探索和分享教育之快乐吧！ 作者：杨林 单位：许昌电气职业学院 成功教育论文:成功素质教育品牌的传播媒介及路径 一、成功素质教育品牌的要素分析 1、品牌定位是成功素质教育品牌传播的指南针 品牌定位是指对品牌进行设计，从而使它在消费者心目中占有一个特殊的、有价值的位置的行动，或者说是建立一个与目标市场有关的品牌形象的过程和结果。成功素质教育品牌定位的目的就是将成功素质教育理念转化为品牌，以利于目标受众者的正确认识。 2、教学质量是成功素质教育品牌传播的奠基石 如果教学质量不能保证，成功素质教育品牌传播就都是空谈。要想提高教学质量，首先需要在先进的教育理念指导下，对大学生教育、培养的目标、方法、内容、机制等进行优化、规范，形成一套完整的教育培养模式，通过大学生的成长以及表现建立良好的品牌认知。其次是要尽量完善民办高校的硬件、软件设施，为大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的氛围。最后要深化教学改革，面向社会需求，真正做到把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3、服务意识是成功素质教育品牌传播的利器 想要很好地完成一件事情，必须先拥有一件得心应手的武器。对于成功素质教育品牌传播而言，最好的利器无疑就是服务意识。评判一所民办高校好坏的标准不再仅仅是行业专家的意见，人们更看重的是大学生在校学习的意愿及成果，家长对民办高校服务的满意程度，以及社会对民办高校的认可度。民办高校应该把服务意识渗透到各项工作中，优化民办高校的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以此获取大学生、大学生家长以及社会的心理认知。 二、成功素质教育品牌的传播媒介及路径 成功素质教育品牌传播就是通过运用多种媒介对这一理念下的人才培养模式、高校文化、教学质量等在公众中进行宣传，以提高这一理念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成功素质教育品牌传播追求的是短期内资源最大化的利用，效果最佳化的体现，品牌效应的长久化和特效性。因此，在成功素质教育品牌传播的主体和诉求对象的互动中应该建立一套完整的、系统性的体系。其基本路径为：明确成功素质教育品牌传播的主体———了解并研究目标受众———明晰成功素质教育品牌的定位———认识成功素质教育品牌传播的特性———建立成功素质教育品牌的CIS系统———选择并组合传播媒介———成功素质教育品牌传播效果的测定与评估———成功素质教育品牌传播的控制和调整等。 1、成功素质教育品牌的目标受众。一是大学生群体 大学生群体是高校赖以生存的根本，同时也是高校向社会展示自己实力的平台。因此武昌理工学院不仅关注大学生的专业素质（专业知识）的培养，还关注大学生非专业素质（即性格、人际交往能力等）的培养。二是大学生家长群体。大学生家长对于大学生选择高校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他们也是一所高校好坏的评判者，是一所高校品牌的传播者。三是用人单位群体。用人单位一般看重的是大学生的个人能力和发展潜力，他们会根据大学生的表现来判断一所高校的好坏，也会根据一所高校的名气对大学生的能力做一个大概的估计。2012年11月，就有171家企业到武昌理工学院举办招聘会。四是学术研究者群体。如何得到学术研究者的认可是每一所民办高校，尤其是独立院校十分关注的问题。因此，相关的专利发明、学术见解、学术交流等活动应该做为成功素质教育品牌提升的重要信息内容，也是民办高校吸引这类人群眼球的重要手段。 2、成功素质教育品牌传播可选择的媒介 一是网络。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互联网业态的不断创新，以微博、人人、开心、贴吧、视频分享等为代表的给予用户极大参与空间的新型在线媒体的社会化媒体平台得到了极好的发展。因此，其在网络这一平台中可选择的传播方式主要有：微博。微博不仅给高校提供了一个展示校园风貌、校园文化、高校特色等的平台，还给高校提供了一个与潜在受众交流的平台。武昌理工学院现在不仅在微博上发一些学院的风景照片，也在上面写一些学院发生的变化来与大家分享。校园网。校园网做为高校拥有的网络资源，应该是院校进行品牌传播最有力的工具。院校不仅可以通过校园网向社会大众展示自己的地理位置、自然风景、学习氛围等，还可以在校园网上展示大学生的专利成果、获得荣誉等。武昌理工学院的校园网不仅会和大家分享这些基本信息，还分享了院校近期举办的活动以及大学生的精神风貌等。论坛。论坛又名网络论坛，用户在论坛中可以获得各种信息服务、消息、参与讨论等。武昌理工学院在论坛中发表一个相关的主题让大家一起探讨，这不仅能使学院得到更多的关注，还能更好地解决学院面临的问题。如：武昌理工学院是由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更名改成的，武昌理工学院的校名不仅让大家更容易接受一些，而且同时为学院做了宣传。优酷、土豆等视频网站也是最好的分享宣传效果的平台。 二是专业期刊和报纸。在教育领域，比较具有权威的就是专业性的期刊和报纸了。高校应该定期征集专题文章并在专业期刊和报纸上发表，以提高学院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并完成品牌传播的目标。在专业期刊和报纸上发表文章，不仅可以提高学院的品牌形象，还可以提高信息传达至目标受众的效率和效果。 三是公共关系活动。公共关系活动是一个组织为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争取公众舆论支持而采取的政策、活动和行动，即以创造良好的公共关系状态为目的的一种信息沟通活动。招生见面会、咨询会等都是各大高校每一年都会举办的公共关系活动。除此之外还有学术研讨会、运动会、周年庆典等活动，都可以吸引大学生和家长的眼球，进而获得更多的优质资源。 四是口碑传播活动。口碑传播是最古老、最廉价的传播方式之一，在传播的时间、空间以及速度等方面与传统的媒介传播和新媒介传播都是无法比拟的，但是它在培养品牌忠诚度方面的优势是其它任何传播方式都无法超过的。所以运用口碑传播策略提高学院的品牌忠诚度是高校品牌管理工作者目前面临的重要课题。武昌理工学院同样应更加关注口碑传播方式。充分运用大学生这一庞大的资源，通过他们的传播，提高学院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知名度。 三、小结 成功素质教育品牌想要得到更好的传播，合理运用媒介宣传固然重要，但在人才培养上多下功夫，更应是最有说服力的选择。 作者：易婷 廖可贵 周玥伶 单位：武昌理工学院 长江工商学院 成功教育论文:社区教育的成功经验及启示 一、台湾社区教育的成功经验 （一）社区教育经费来源的多样化对于从事社区教育活动的公立机构，社区教育的经费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 1.社会各界的资助和各种民间团体的投入； 2.乡镇政府的财政拨款； 3.教育行政部门的拨款。对于各种从事社区教育活动的民间机构，要想获得官方资助，他们必须在年末向教育行政部门提供下一年度的工作计划和经费资助申请，待教育部门审核后，会投入一定的经费支持符合行政当局社区教育发展目标的教育项目，并在教育项目实施过程中进行必要的督导和检查。台湾教育行政部门通过投入资金等手段为社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经费保障，推动了社区教育的发展。 （二）健全的管理体制台湾社区教育的管理体制比较健全，台湾在教育行政部门设立了社会教育司，又在其下设立了五个科室，用来分管不同的社会教育工作。第一科室主要负责研究和制定有关终身教育与成人教育的法规、政策等，并积极推动构建终身教育与成人教育体系，此科室还对各种类型的业余学习、短期教育进行行政管理，还负责开展远程教育等；第二科室主要负责制定有关家庭教育的法规、政策和计划，并对家庭教育进行督导，此外，该科室还负责指导开展民族教育、妇女教育和老龄教育等；第三科室主要负责制定有关社会教育活动计划、督导和考核，此外，该科室还负责社会教育机构的设立和社会教育经费的分配等；第四科室主要负责教育财团法人的设立、变更及撤消等；第五科室主要负责社会文化艺术教育等。此外，台湾各县、市，乡、镇也相应设立了社会教育管理机构，这些管理机构能够协助五个科室促进社区教育快速有效地发展。 （三）从事社区教育机构的多元化 1.社区大学。1998年9月，台北成立了第一所社区大学，之后又先后成立了26所社区大学。这些社区大学多由民间机构或组织创办，政府只提供少量的经费补助，此类社区大学的根本宗旨是培育现代社区居民，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以及提高居民的工作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拓宽居民的知识面等，并且可以为社区提供各种各样的人才。此类学校不具备颁发学历证书资格，只是作为居民实现终身学习的途径。 2.文化教育中心和社区教育馆。台湾在各县、市设立了文化教育中心，在各乡镇设立了社区教育馆等，这类教育机构属于公立的社区教育机构，经费由政府及教育当局负责。 3.积极参与社区教育活动的其他公立社会教育机构。历史博物馆、台湾图书馆、科学教育馆、教育广播电台、文化教育中心和部分国立学校均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社区教育活动。 4.积极参与社区教育活动的民间机构。读书会、社会服务团、真善美联谊会、民权扶轮社、各类文化教育基金会等，这些团体组织了社会各界人士，他们经常深入到社区中开展各种社区教育活动。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教育活动离不开这些从事社区教育的主要机构，对这些机构的有效利用是台湾社区教育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四）重视研究社区教育理论，培养社区教育人才 台湾非常重视社区教育人才的培养，台湾师范大学和其他一些高等院校都设有社会教育系，并开展社区教育理论的研究。此外，台湾还设有专门研究社区教育的台湾社区教育研究会，专门研究社区教育理论等。台湾教育科学研究界的专家和学者也都积极参与社区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例如，台湾师范大学社会教育系的社区教育专家和学者就经常深入社区，积极从事社区教育活动，他们不仅参与制定社区教育发展规划还积极培训社区教育骨干，并指导基层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教育活动。在从事社区教育活动的过程中，他们不仅用自己所掌握的理论研究成果指导实践活动，而且在实践活动中又能够不断丰富和创新理论成果。 二、对大陆社区教育的启示 （一）加强社区教育立法工作大陆社区教育的实践和研究工作成果丰硕，但至今没有一部社区教育或终身教育法规，只有国务院部委级的政府文件—《教育部关于推进社区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很显然，其权威性不够，还具有较多的局限性。福建省人大制定了终身教育法规，其他诸省至今只停留在政策文件、章程制度水准上，还都没有上升到法规。由于没有法律的保障，大陆地区的社区教育发展比较缓慢。因此，加强社区教育的立法工作势在必行。对于大陆地区社区教育的立法，应该根据大陆地区的实际情况，吸取台湾地区制定的相关法规政策建设的经验，尽快制定符合大陆地区实际情况的社区教育法，使社区教育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这样就可以确保大陆地区社区教育在法律的轨道上快速发展。 （二）加大政府对社区教育的投入在大陆社区教育的发展过程中，虽然也得到了政府的重视，但目前还没有设立社区教育的专项经费。随着社区教育的深入开展和社区居民教育需求的持续增长，社区教育面临着资金不足的问题。为了更好地发展社区教育，各级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大对社区教育的投入，还应对社区教育经费预算单独列项，用以保证社区教育活动的顺利开展。此外，还要积极鼓励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个人等资助当地社区教育的发展。有了充足的社区教育经费做保障，社区教育才能又好又快地发展起来。 （三）建立有效的社区教育管理体制大陆地区的街道社区教育目前由政府统一领导和管理，在社区教育体系中，街道办事处是城市管理体制中最终端的政府派出部门和管理机构，各级各类上级主管部门都向街道办事处部署本部门的工作任务。街道办事处所管辖的教育种类繁多，同时管理各种教育的科室也很多，从而导致各个部门之间缺乏整合与协调。这种纵向管理体制存在如下弊端：1.由于区级有关部门直接向街道办事处各个相关部门下达任务，导致各个部门之间缺乏相互联系，这种管理体制表现出缺乏统筹、整合和集中；2.这种管理体制主要依靠行政指令启动和推进，强调下级要对上级负责，这就导致下级缺少对于教育发展的主动性；3.由于街道办事处各个部门分别开展教育活动，各类教育活动的管理方式、范围、目标和力度不能统一，各类教育活动之间缺乏相互联系；4.在街道办事处开展教育活动时，还表现出各个子系统的封闭性，从而导致街道社区教育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因此，为了社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我们应该借鉴台湾社区教育管理体制的成功经验，在教育行政部门设立社会教育司，之后下设科室分管社会教育工作，并引导各科室之间协调有序的开展社区教育活动，共同发展社区教育。 （四）拓宽从事社区教育活动的机构设施大陆在社区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建设了一批社区学院，但是要开展社区教育活动，并不需要各个社区都去新建一批机构设施。我们可以借鉴台湾社区教育的成功经验，充分利用已有的公立社会教育机构，如博物馆、图书馆和社区内的学校等，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对已有的社会教育机构的有效利用，既充分利用了社区内的资源又扩展了居民生活和学习的空间。政府还要广泛发动各种民间团体组织积极参与社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例如，政府应该鼓励读书会、各类文化教育基金会等对社区居民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有了人人向学的环境氛围，就会带动社区居民学习的热情，社区教育就会蓬勃发展。 （五）培养社区教育的专门人才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人们的教育需求日益增长，发展社区教育势在必行，但是目前各个高校还没有开设社区教育专业。因此应在大学中设置社区教育专业，培养从本科生到研究生层次的社区教育理论工作者及专业人员，在大学中设立这些专业将会推动我国社区教育的发展。也可以通过校内培训、校外讲座等方式对现有社区工作者进行培养，提高他们的相关理论知识和实际工作能力，使其转型为社区教育工作者，更好地适应社区教育工作发展的需要。这样我们就可以培养一批社区教育的专门人才，这些专门人才将会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中带动社区教育进一步的发展。 作者：李艳云 刘翠翠 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成功教育论文:初中物理课与成功教育研究 一、物理课教学巧妙渗入成功理念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所谓成功，归根结底都应归为目标的实现，任何人要想辉煌地度过一生，首先必须明确目标，以此作为制订计划的指南。人生没有目标就没有方向，物理教学这也是这样，也需要有目标。其次，将奋斗的目标，付诸行动，如果没有行动，那么理想必将成为幻想，而在具体行动中，需要具备很多优秀的品质，比如，积极的心态、坚定的信念、合理的想象、紧密的合作等。 二、物理课教学融入人生知识 学生时光十分短暂，要想取得学业上的成功，就必须注意珍惜时间，讲究学习技巧。如，教师可以将物理知识与人生联系起来进行教学。物体的形态有三种：固体、液体、气体。如果由此来看人生的经历变化，似乎可以作一番类比：童年性如气体，成年性如液体，老年性如固体。小孩子任性、顽皮，像气体一样容易挥发，很不稳定；人到老年，生命开始衰退，变得如固体一般执拗不化。所以说，人生的最好状态是液体，如同水那样在不断地流动，永远年轻而富有活力。水是生命的起源，也是生命的依赖；它无所不在，又能比拟万物；这是一种最具表现力的喻象。 三、物理教学可以采用鼓励性评价机制 在物理教学中，物理教材中的问题基本上都要让学生思考、讨论，然后找学生回答，回答正确就给予表扬鼓励，如果失败了也要表扬他们的勇气，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取得进步。在平时的物理单元测试中，可以全部采取开卷考试，成绩按“5∶3∶2”进行。学生完成卷子的情况占60%，学生对他平时的学习态度、日常表现及和同学的关系情况等进行集体评议占20%，教师的意见占20%。这样的话，每次可能只有一个或两个非常不守纪律或特别不爱学习的学生分数不高，教师再由此确定单独辅导的对象，其他学生都会兴高采烈地接受评议，起到激励学生更加努力参与学习知识、培养成功习惯的作用。教师要做学生的朋友，目的就是让学生掌握物理知识并教给学生今后在哪里可以运用，最重要的是让学生对待物理学科的学习态度发生转变，提高学业成绩。 作者：王红单位：河北省阜城县古城镇初级中学 成功教育论文:中职成功教育教学观研究 一、中等职业学校成功教育教学目的观 中等职业学校成功教育教学目的观追求教学的职业性和实用性，同时要让职校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体验成功，找回自信。中等职业学校的课程主要包括文化课和专业课，文化课主要是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满足以后发展的需要，专业课是职校生以后步入社会的生存资本，两者应该紧密结合，注重知识的实际运用，特别是在相同或者相似的环境里进行实践性教学，增强学生运用所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让学生尽快适应未来工作。在人文素养方面的培养，要求培养职校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文化课以“必要”为原则，在文化课的教学过程中，我们追求的是理解与感悟，并且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体验成功。职业技能的培养是以就业为导向的，职校生第一次接触技能，我们就必须鼓励他们多动手，为将来的就业打下坚实的基础。其中专业基础课以“够用”为原则，专业技能课以“实用”为原则。初中生进职业学校的目的就是学一技之长，毕业后找一份生存的工作，所以我们专业课就必须围绕社会的需要进行教学，为此，必须对专业课的内容进行大胆的革旧除弊、删繁增新；根据社会需求合理优化，同时必须考虑职校生的接受能力、智力能力、动手能力。成功教育教学就是要求我们在专业课的教学中，让学生体会每一次自己的作品给他们带来的成功，而且在每一个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能力，挖掘他们的潜能，让他们不断找回自信，让他们体会在技能操作方面，他们是一个能手。 二、中等职业学校成功教育教学本质观 中等职业学校成功教育教学本质观就是要求以能力为本位的“教、学、做一体化”的实践教学，“教”、“学”、“做”三者不可分割。“教”体现教师根据职校生的本质特点进行教学，体现教的科学性和实战性。“学”是职校生根据教师的要求进行积极主动的学习，实现他们自我的需要。“做”是学生通过学习，做出专业作品。成功教育教、学、做一体化，首先要做到合理安排教学过程，使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在时间、空间上融为一体。采取边教边学边做，让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不仅在时间上融为一体，而且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空间也融为一体，即将理论教学转移到实践室进行，边教边学边做。其次，整合教师队伍，使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任务于一身，要求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由同一位教师担任：第一步教师可根据专业能力的要求，准备为实践课量身定做理论课教学，然后采取边教边学边做的方法，使学生初步掌握专业知识和形成技能；第二步让学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得到进一步强化，通过这样的循环，确保教、学、做的一体化。再次，让学生积极主动学习，提升学习能力。培养学生对专业学习的情感，提高他们的动手能力、解决问题能力，使学生从学习中得到成功的体验，增强学习兴趣和进一步学习的自信心，学生有了兴趣，就会自觉钻研刻苦学习，以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最后，构建能力评价体系，强化信息反馈，进行有效的激励。在边教边学边做的过程中，教师起主导作用，进行讲解、演示，学生则积极参与练习，认真模仿，教师应及时获得学生的反馈信息，进行有针对性的示范指导，并积极观察，给予学生积极的鼓励，教师扮演着行为引导者的角色。主动性练习中，学生要进行经常性的自我评价，要注意及时反馈与矫正。及时纠正不规范或错误的操作，一方面养成良好习惯，另一方面不断提高能力。 三、中等职业学校成功教育教学价值观 中等职业学校成功教育教学价值观要求对教学过程观、教学内容观和师生观进行重建。 第一，成功教育教学过程不再只是一个掌握知识的过程，而是培养职校生成为“会做人”、“会技能”、“会创新”的新一代职业人的过程。师生在教学中通过体验不断领悟自身存在的价值。教学过程蕴含着生动的情感目标，教师从不同的角度诠释情感目标。师生不再把教学过程看成是传道授业解惑，教学中所呈现的不再是简单的认识和使用知识过程，而是挖掘生命的意义，因而教学充满着人文关怀与生命情趣。 第二，成功教育教学内容是以就业为导向，所以比较注重学生技能的培养，现在的技能教材，由于时间的滞后导致学习和实践跟现实有所脱节。同时，教材为了追求教学的整体性，很多的概念、公式、制作流程都被固定，不具有普遍性。成功教育教学内容具有一种张力、一种召唤力，它的意义在于创造性。学生不再死记概念、公式，照搬制作流程，学生的学习过程是一个开放的、创新性的过程，学生在不断理解课程的过程中理解自己、理解人生、理解社会，不断投入自己的人生体验。 第三，成功教育师生观倡导新型的师生关系。这种师生关系是通过教学中的交往、对话、理解而达成的成功的合作关系，而不是单纯的“授—受”关系。尽管他们不如教师“闻道在先”“术业有专攻”，但在人格上、精神上是平等的。成功教育师生之间，应该是有共同话题的友好关系，在对话中师生进行着知识、技能与智慧的交流，精神与成功的沟通，师生双方作为完整的人，以整体的人格相互影响，双方在对话中共享着知识与经验，共同体验着美好的人际关系，共同感悟着成功给他们带来的喜悦。 四、中等职业学校成功教育教师观 中等职业教育的教师观，就是要求教师成为“双师型”教师，这是根据职业教育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需要对专业教师提出的素质要求。“双师型”教师是指既有一定的理论教学能力，又有一定的相关专业实践指导能力，并能把这两种能力有效付诸教学实践的职业教育专业教师。中等职业学校成功教育要求教师做到以下五个方面： 1.具有一定的现代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能力。“双师型”教师要掌握现代教育的理论知识，具有应用现代化教育手段进行教学的能力。 2.有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双师型”教师必须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广博的知识结构，了解本学科或该领域的发展动态和最新技术成果，有较高的理论水平。 3.具有一定的专业实践能力。“双师型”教师必须具备特定岗位群的技术技能，熟悉生产实践，具有与学生获取的多种岗位资格证书或岗位技能证书相关的证书（级别要高于或等于学生所获取证书的级别），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的综合能力，并能及时掌握本专业群的最新操作技能。 4.具有一定的专业操作指导能力。双师型教师在其理论教学的相关专业要有较强的亲自动手示范、亲自解决疑难问题的现场指导能力，能倾注相当的精力抓好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的教学工作。 5.具有一定的素质教育实践能力。能将成功教育理念贯穿于理论教学和专业技能教学中，让职校生从各方面感受自己的改变、自己的成功。所以作为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师要求不断探索中等职业学校教学规律、专业学习规律和学生成才规律，适应行业和企业对技能型人才需求，分析工作岗位要求，加强教学质量管理和课程改革工作。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要贴近专业教学实际，形成适合教学规律的科学的教学理念，履行教好学生的天职。 五、中等职业学校成功教育学生观 中等职业学校成功教育学生观就是引导学生完成从自卑、自弃到自信、自强的转化，同时帮助职校生摆脱目前社会上仍然普遍存在的鄙视职业教育的阴影，促进学生目标明确地发展自己，以“成功者”的心态走向社会。成功教育是进行学生潜能发现、发展的教育，是提倡人人都能成功、强调“人人想成功，人人能成功”的教育，是追求学生自我教育能力提高的教育，是为每个学生创造成功机会的教育，是以表扬、鼓励为主要手段的教育。成功教育的最大特点在于突破传统教育“智育第一”的局限，打破应试教育“以分取人”的思维定势。中等职业学校教学内容源自于职业实践，强调职业活动需要的实践能力、道德行为培养。教师树立正确的学生观，了解与尊重学生。成功教育思想的精髓在于“三相信”的学生观，即相信每一个学生都有成功的愿望，相信每一个学生都有成功的潜能，相信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在教师的帮助下获得成功。只有相信自己所教的学生，教师才有可能实施成功教育“帮助成功、尝试成功、自主成功”的三个台阶，才有可能把握成功教育“期望、机会、鼓励”的三个基本要素，即教师对学生有美好的期望，为学生不断创造成功的机会，及时给予鼓励，强化学生的自信心。 成功教育论文:成功教育模式对高校创新教育的启示 摘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教育是中外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培养了大批的人才。本文通过研究西南联大教育的教育理念、办学思想和人才培养模式，从而得出西南联大对当代高校创新教育的启示。 关键词：西南联大；创新教育；启示 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是在我国抗日战争期间，由北平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天津私立南开大学南迁联合办学的学校。西南联大(包括之前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成立于1937年8月，到1946年秋季返平津复校，共9年时间。在艰苦卓越的9年时间里，弦歌不缀，培养出了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大批杰出人才，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西南联大培养和造就了大批的人才，其中有许多是蜚声中外的第一流科学家、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以及党政领导干部。”据统计，从1938年至1946年，先后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学生约8000人，毕业生约3800人。在他们中间，有1000多人先后在国内外诸多领域做出突出贡献并取得杰出成就。截止到1996年6月，西南联大的学生中有80人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有6人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另外，有5名西南联大的毕业生后来成为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和美国工程师学院院士。对西南联大研究了十年之久的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史学教授约翰•依色雷尔说：“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学，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最完好的教育方式，培养了最优秀的人才，最值得人们研究。” 一、西南联大的成功教育模式 西南联大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培养出众多创新人才，与联大的教育理念、办学思想和人才培养模式有密切的关系。 (一)继承和发扬“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 从三校沿革来看，三校校长都强调民主管理，实行教授治校。西南联大的最高行政领导机构为常务委员会，原定主席由三校校长轮流担任，实质上常委会的工作一直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主持。在一些办学的重大措施上，他注意听取有威望的教授的意见，确立了“教授治校”的制度。蔡元培先生倡导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在联大岁月一直得到坚持和发展。“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思想落实到联大教学环节中去。西南联大的教授、副教授多是二三十年代留学归来的博士、硕士，人文和科学素养极高。自然科学方面有吴有训、陈省身、华罗庚、吴大猷等；社会科学方面有朱自清、沈从文、金岳霖、闻一多、陈寅格、冯友兰等著名学者。他们各有独特的学术观点和师承流派，教学风格各异。但由于学校提倡兼容并包、学术自由，他们都能发挥各自专长，开出多种选修课。这不仅调动了教师的任课积极性，而且开阔了学生的视野，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 (二)教学科研并重，注重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 抗战时期物质条件极差，西南联大教授们并未因此放松科研工作。据不完全统计，西南联大物理系师生，包括清华两个研究所在内，在联大时期发表于国内外学术期刊上的论文共108篇。在战时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取得如此多的科研成果是十分难得的。在教学中，尽管教授们授课风格各异，但皆具有开拓创新精神，多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在课堂上讲授，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同时，由于当时的教学条件十分艰苦，缺乏必要的实验仪器设备，但许多系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西南地方丰富的自然和社会资源，增加了社会实践的机会，学生从中获得了大量的实际知识，提高了动手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教学设施的不足。 (三)注重文理兼修，培养“通才”的教育目标 联大在教育目标上，提倡“通才教育”，主张加强基础知识的传授和基本技能的训练，主要体现在课程设置上。联大全校性的共同必修课主要集中在一年级，一般包括：国文、英文、三民主义、伦理学、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一门社会科学基础课目(可任选：社会学概论、法学概论、政治学、经济学)和1门自然科学基础课目(可任选：地学概论、普通心理学、普通地质学、普通生物学、普通物理学、普通化学、普通数学、微积分)。原则上共同必修课是所有学生必修的，不过各院又可根据需要进行调整，如文法学院对上述社会科学基础课目必修2门，理工学生对上述自然科学基础课目必修2～3门，工学院则可以不修中国通史。西南联大选修课门类众多，而且专业限制较少。学生可以按照课程表选本学期的各门选修课，如果学分不足规定数，可以选本系或外系的课程，或从本人研究方向或兴趣出发选择有关课程。 (四)厚基础，宽口径的培养模式，注重实践能力培养 联大实行以学分制为主体，必修课、选修课并举和严格要求、严格管理相结合的教学制度，注重文理交叉和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学生对选修课有很大的自主权。这一方面为扩大学生知识面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也促使教师勤奋治学，永不停步。联大对基础课的要求非常严格。设有一年级生课业指导委员会。一年级结束时，有些系规定，某一两门基础课，成绩达不到某个标准(70分或65分不等)不能进入该系二年级。学校配备的基础课的师资力量也十分雄厚。一二年级的基础课程，也有知名教授参加任课。理工科，特别是工科，课程负担重，每周都有考试，甚至周末也有考试，暑假也安排课程。考试评分极为严格，不及格率很高。因此，能够顺利完成低年级的基础课程进入高年级学习是很不容易的。理工学院除了在理论课程方面要求严格外，也对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提出很高的要求。化学系的定量分析实验，实验数据得不到一定的精度，教师拒绝签字，必须重做。联大各系科的专业范围比较宽阔，基础方面也有一系列的要求，使学生受到了扎实的科学训练，有利于进一步的发展，可以创新，可以开展边缘学科和新学科的研究，有较宽阔的发展前途。 二、对当今高校创新教育的启示 (一)专博并济，培养通才的教育目标 目前，我国高校基本沿袭传统的专才教育模式，专业门类划分过细，致使学生就业面窄，专业发展受限，不能满足社会和自身发展的需要。现代脑思维科学研究表明，创新思维过程是左右脑配合才是完成的，要提高创造力，离不开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相统一的能力。结合西南联大通才教育思想和人脑四象限模型，为提高学生的创造力，提倡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并重的通识教育，培养专博并济的人才，是21世纪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 (二)教学与科研相互促进，服务地方经济 教学与科研是高校教师两项重要任务。教学促进科研，科研提高教学。知识经济要求教师不仅要有较高的教学水平，而且应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在高校从教，如果没有科研的实践，完全从书本到书本，从课堂到课堂，就很难形成创新能力，没有创新能力，就培养不出有创新能力的学生。同时，教师科研应该结合当地实际，挖掘地方特色，形成独特的研究方向，这样才能富有鲜活的生命力，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三)营造良好的教师培养的环境，培养创新型的教师 知识经济时代，对高校教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教师具有创造性的人格特征、科学的教育理念、合理的知识结构、娴熟的创新教育能力。创造型教师的培养是个长期的复杂过程，高校应该充分发挥教师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和构建有利于教师培养的环境与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教师的培训。邀请专家、学者和企业行业专家对在岗教师进行培训；鼓励在职教师到高层次的大学、研究机构进行进修。营造宽松的创造环境氛围，形成创造激励机制和建立创造评价制度。联大非常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不仅从抗战开始前后学成归国的学者中新聘了一部分年轻教授，如华罗庚、陈省身、王竹溪等。而且重视对已有教师的学术提高，联大规定：教师在联大任职满五年，而学校又有意续聘的，教师提出申请并经过教授会同意，可以带薪到国外大学或研究机构访学休假。 (四)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加强教学模式改革 创造性教学强调教学内容的不断更新。在课程设置上，注重必修与选修、主修与辅修、基础理论方面与实践能力方面、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的多层次、多维度、多样化的课程体系，给学生提供广泛自由选择的机会，以便适应不同学生的能力倾向、兴趣、择业意向和实际，并促进他们各自的特长充分发展。在教学内容上，注意及时改革、更新、充实和丰富教学内容，增加反映现代科学发展新成就的即时信息，以及边缘学科和综合性学科的有关知识，扩大教材信息量，开阔学生视野，帮助学生建立最优化的知识结构。此外，在注重基本知识教学的同时，而且要及时了解大量的科技新发展的即时信息，以掌握时代脉搏，跟上讯息万变的科学技术步伐。 作者：纪玉梅 单位：辽宁传媒学院教务处 成功教育论文:成功教育下幼儿科学教育论文 一、在思想观念方面，增强幼儿的自信，使其具有坚强的意志 自信，表现为自己相信自己的心理状态。具有了自信心，相信自己能够成功，才会具有坚韧不拔的意志朝着目标努力。帮幼儿树立自信心，就要培养他们的进取心，教师要坚持正面教育。人的行为在得到鼓励和赞赏之后，重现的可能性会增加数倍。例如，教师说:“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让我们一起来试试看。”此种说法与“你问的是什么问题，这么怪”的口吻比较起来，肯定是前一种说法会使幼儿更情愿地去思考和探索问题的答案。因此，教师不是去挑刺儿，而是指出其做得对、做得好的方面，对幼儿有重要的意义。幼儿对自己的评价正处于由他向自评的过渡阶段，教师的鼓励和赞赏会使幼儿对自己充满自信，有信心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进而培养幼儿的坚强意志，只有这样才可能最终获得成功。例如，班上有一个极其顽皮，捣蛋的孩子，他是一个单亲家庭，爸爸违法住进了监狱，妈妈为了维持这个家庭，撇家舍业出去劳务，照顾孩子的重担就顺其自然地落在了孩子的爷爷、奶奶身上，可是二位老人年岁已大，照顾的精力就力不从心了，孩子就顽皮、任性，做一些大家极其反感的事情出来。如往女同学身上吐脏水，拿脏手抹教室的墙壁，惊吓女生等，同学们都不喜欢他，这就更滋长这位孩子嚣张的气焰，为所欲为，想干啥就干啥。可以说是有一种自暴自弃的感觉。面对这样的孩子，就应该在他们的思想观念方面进行捕捉，捕捉他们身上的闪光点，以此来增强幼儿的自信，使其具有坚强的意志，改掉恶习，树立良好的行为习惯。让他认识到往女同学身上吐脏水，拿脏手抹教室的墙壁，惊吓女生等习惯是不对的，这样做的后果怎样。因为幼儿的本性不坏，是家庭铸就了他的恶习，增强了自信，看到了希望。 二、在实际行为方面为幼儿提供展示自我的机会，让他们积极地动手动脑 幼儿无论能力强弱，都渴望通过展示自己获得他人的承认。教师要尽可能多地为幼儿创造机会，使他们的各种智力能力和非智力能力得到发展。例如，科学实验是科学教育的重要内容，对此，教师首先用故事、谜语、设问等各种形式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和探索的积极性，对实验活动进行必要的讲解。演示对幼儿来说是比较困难的或由于各种原因不能让幼儿亲自动手操作他们感兴趣、需要巩固的部分，让幼儿尽可能毫无拘束地自由探索。在幼儿亲自动手实验，教师可以通过提出问题、设置情境、进行比赛、运用游戏等方法，引导幼儿主动、大胆地实验。通过“给磁铁找朋友”“沉与浮”等实验活动，幼儿的参与积极性非常的高，由活动让幼儿充分感受了成功的喜悦和探索的乐趣，提高了动手动脑的能力。 三、在情感体验方面让幼儿有成功的感受 幼儿的个体差异非常大，要使他们都感受到成功的快乐，必须根据幼儿的不同水平制定不同的目标，选择合适的内容、形式、方法，在照顾到全体的基础上，考虑每个幼儿“最近发展区”，使其在原有水平上得到最大的发展，获得成功的体验。这种体验不是来自教师和与他人的比较，是发自内心的。例如，在“空气在哪里”的活动中，先引导幼儿玩气球、救生圈等充气玩具，发现空气的存在。然后让他们用塑料袋抓空气，幼儿兴致勃勃地跑来跑去，都抓到了满满一塑料袋空气，高兴地说:“老师，到处都是空气。”我问他们:“我们人体里有空气吗?粉笔里有空气吗?木头呢……”幼儿带着疑问去做实验，用塑管向水中吹，把粉笔、木头等物品放到水中，发现有气泡溢出或没有气泡溢出。他们通过自己的探索验证自己的认识，使每个幼儿体验到成功的快乐。 四、为幼儿创造科教环境 我们对幼儿进行的科学教育，并不只停留在有计划、有组织、正规的科学教育活动中，而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创造一个学知识、爱科学、动手动脑的环境，鼓励幼儿自发地去探索。我园活动室的墙壁，都是用幼儿自己搜集的贝壳、海星、海螺等组合成的，有美妙的海洋世界，有蚕的生长过程，有南极的企鹅，有北极的熊……在自然角将幼儿亲自捕捉的蝴蝶、蚂蚱等制成标本，并有计划地投放一些实验器材，供幼儿操作，使幼儿有兴趣去观察、思考、实践，自己寻找问题的答案，感受其中的乐趣并得到成功的体验。 五、结语 总之，我们从以上四个方面尝试了将成功教育的观念贯穿于幼儿科学教育中。幼儿对科学探索和科学知识的兴趣越来越浓，由没有自信心和耐心转变为大胆表现自己、有坚强的意志，动手动脑能力也有了极大的提高。 作者：樊丽艳 张雪松 单位：吉林省敦化市信合幼儿园 吉林省敦化市黑石乡学校 成功教育论文:培养成功心理的体育教育论文 一、“成功”的诠释 成功的定义很多，例如成就功业或事业；成就的功业，既成之功；事情获得预期的结果；成效，收获等。成功也指在不侵犯他人的权利的前提下，从生活中获取自己想要的成就的过程。成功是每个人都在追求的一种境界。对于社会，创造除了一定的社会财富与精神财富，那么对于这个社会你就是一个成功的人。对于个人，只要你充分的发挥了自己的潜力你就是一个成功的人。成功的范围很广，关键在于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对于一个中学生来说，成功并不能仅仅只用成绩来进行衡量。学习知识衡量成功的一个方面，每一个人都有其自己的闪光之处，当将自己的闪光之处表现出来的时候就是成功；学习中的一个小小的进步也是一种成功。当踏入社会后能够兼顾事业、家庭、人际关系、个人成长等人生其他层面的和谐才是真正的成功。对于一个中学生来说，在学习上的成功并不一定是成绩名列前茅，当每一次考试的时候成绩比前一次有所提升就是一种成功。在生活中的衡量标准应该是对于他们一些非常尊重的人，他们能够做些什么，可从给他们带来的帮助来看，私服对他们的生活有所改善，是否在这些方面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在体育课中，对于某些体质较差的学生，他们无法立刻就能达标，但是只要他们能朝着目标努力前进，并且每一次都有进步，那么他们就是成功的。对于中学生来说有进步就是成功。成功也许就是平凡人的自我满足和心灵充实，还有小小的成就感吧。乐观地面对困难，积极地行动，人在地上行走，心在天上观望，这又何尝不是成功的人生。 二、体育课中对学生的成功感培养 追求成功是每一个学生的一种现实体验和强烈的动机趋向。顾明远教授在《提高民族素质，迎接21世纪挑战》一文中指出：我赞成让每一个孩子都获得成功教育，让学生学到实在的知识，自己的兴趣和才能得到发展，获得成功的启迪。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体验到成功的喜悦。课程的实施要依托教学过程，而教和学是教学过程的主体，教学评价是这一过程的关键。然而当前的中学体育教学现状是，在体育教育中重视技术的传授和学生体质的改善，轻视了学生的心理素质、情感需求、意志品质等诸多方面的培养。接下来就主要探讨对学生的成功感的培养。 （一）中学生心理品质的培养 中学阶段是一个人长身体、长知识，形成人生观和培养良好意志品质的重要时期。对中学生来说，要完成学习科学文化，攀登科学高峰的任务，成为本世纪杰出人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中会遇到许多矛盾和困难、曲折和失败，如果缺乏坚强意志是很难达到成功彼岸。社会经济的日益繁荣和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不免给社会带来了更多的浮华和躁动，通过调查、观察，大部分独生子女，他们普遍存在缺乏吃苦耐劳、勇敢顽强的意志，不思进取的竞争意识，生活自理能力差，在学习生活中形成了“强迫式”的社会现象，给中学教育带来恶性循环，直接影响了国民素质的提升。青少年的思想品德的形成、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一个细微的量变到比较显著的质变的过程。他们的道德认识、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总是由浅入深，由低到高螺旋式上升的。可根据活动的素材，充分挖掘其中潜在的心理素质教育因素，引导学生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做一个勇敢的孩子。如从“背摔”的体育游戏入手，教育学生要学会信任他人，应该做一个心胸宽广、乐观开朗的人；又如，在“模拟盲人行走”的活动中，让学生在活动中体会盲人生活的艰辛，引导学生要乐于助人，珍惜生活。因势利导，培养学生树立正确成功观念。体育活动中，学生的思想、能力、意志、情绪、态度等特征暴露特别快。比如：跳高，面对一个新的高度；跳马，支撑跳跃面对一个新的难度动作，能否超越，一目了然，立即显露。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心理特征也常常会体现出来。成功者的喜悦与得意溢于言表；失败者的气馁与沮丧、急躁与冲动、紧张的焦虑、胆怯与自卑等表现各不相同。作为教师，应迅速抓住学生思想行为充分暴露的有利时机，因势利导，引导学生正确地看待成功与失败、顺利与挫折、长处与短处，激励他们勇于战胜困难，克服不健康的心理障碍，提高自尊心和自信心；培养学生良好的意识、认识、情绪及行为的自我控制能力和心理调节能力；培养学生坚强的意志。 （二）自信心的培养 自信是成功的重要规律之一。自信心培养是对学生成功心理的一个重要环节。对学生的自信心培养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进行。激发运动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的学习兴趣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习行为和效果，学生能否通过体育与健康课程的学习形成体育锻炼的习惯，兴趣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此，教师应在课内外的体育活动中充分激发学生的运动兴趣，尽可能使学生在运动中充分展示才能，体验运动的乐趣，获得增强体质的效益。如在进行耐久跑训练时，把学生带出运动场在校园内按选定的路线进行自然地形跑，并鼓励学生说：这样既锻炼了身体，还可以欣赏沿途的风景，陶冶情操。培养学生的抗挫折能力。现在的中学生大都是独生子女，由于受家庭教育的影响，大多以自我为中心，不善于与他人合作，因而，在某种条件下就会产生自信心不强的现象。在体育活动中胜利与挫折、成功与失败是经常出现的，教学中，教师应在学生遭受挫折和失败时，及时给予鼓励和帮助，分析失败原因，利用“降低动作难度──克服心理障碍──完成技术动作”模式，使学生的自信心在这个过程中循序渐进地得到提高。如单杠教学，初中学生过去没有学过，教学中把技术动作进行分解，由易到难，加强辅助练习，逐步完成组合动作。 （三）因材施教 学生之间是存在各种个体差异的，对待不同的学生要区别对待。教学中，根据学生实际情况，抓住契机进行指导，对于不善于交往、胆怯、怕羞的学生，在体育课上可多安排他们参加跨栏、跳高、单杠等活动，培养勇气，树立较强的自信心；对于性格内向，甚至孤僻的学生，则多组织他们参加一些集体性活动，促进他们与其他同学的沟通与合作，锻炼交往能力。其实，每一位学生都有成功的渴望，例如跳高教学中，如果用同一高度要求每个学生完成练习，就可能使一部分较弱的学生遭遇失败，失去信心。利用分层次教学法进行教学，设置不同的高度，学生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进行选择。每当前一练习成功完成，学生就在获得成功的基础上产生向新高度冲击的信心，就能使学生以更大的愿望和意志力去完成下一个练习任务，用成功体验增强自信心 （四）激励性评价 在体育课堂教学中，教师用真诚的微笑、友善的目光、亲切的赞语、热情的鼓励来营造和谐热烈的教学氛围，这不仅能唤起学生积极的情绪，激励学生的学习欲望，同时也能更好地激发他们的质疑与探索。但是教师的激励性评价不能仅仅是以“对”或“好”作简单的评判。如果激励性评价方式的方式过于单调，则会使得学生就会产生厌倦情绪。评价要恰如其分，有礼有节，否则会对学生产生消极的影响。在体育课中许多学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总是关注动作练习的成功与失败，处于一种非常紧张的状态。这时教师就应运用随机应变的教育机智，根据其具体情况，给予恰如其分的激励性评价，使学生获得安全感，获得情感的补偿，获得自信的力量，获得取胜的勇气。不管学生是否最后达到了要求，只要学生有了一定的进步就应该让学生意识到这是他的成功。而这种情况只有在激励性评价中才能够体现。 三、小结 学生的成功心理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这需要长期的坚持。要让学生意识到真正的成功的价值，对学生的评价不能够只看成绩，应该多关注学生向着目标努力的过程，发现学生的闪光点。

中医药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智慧和结晶，在中医国际化的发展中，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如苗医、蒙医、壮医、瑶医等的国际关注度越来越高。因此，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翻译成为中医药国际化推广的重要一环。然而从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翻译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独特性，在翻译中往往会存在一些英译不准确、不标准，影响中医药整体在国际市场的推广。基于此，针对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翻译策略的研究，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 一、传统医药翻译中存在的问题 1.医药说明书翻译不准确 药物说明书翻译是对药物成分、药物功效以及药物用量的翻译。对于大部分患者来说，都需要提前阅读药物说明，然后按照用量、用法进行服用。从当前中医药的说明翻译上来看，部分药名成分的翻译盲目使用直译或者音译，例如红参—redseng、当归—danggui等。另外，许多少数民族药物说明的翻译更是一片空白，造成国外消费者无法理解。 2.医药名称翻译不规范 中医药术语和名词翻译可以参照《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虽然涵盖了大量的中医术语、名词、诊断、病理等翻译标准，但是关于少数民族医药的一些名称的翻译涉及很少。因此，大多数译者在进行少数医药名称翻译时，会采用多种翻译方法，往往缺乏统一的翻译标准而造成理解上的偏差。 3.中医学与西医学的差异性 一方面是中医学理论的特殊性。不同的文化背景是造成中医药和西医学之间差异的重要原因。两者相比来说，中医药渗透阴阳五行与八卦等哲学思想，这些理论思想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存在较大的翻译困难。另一方面是中西医学治疗、诊断的差异性。中医学讲究养生健体，通过药物调理进行治疗，部分药名涉及动植物元素，例如白虎汤、鹿茸、熊胆、蛇胆等，在这些治疗药物的翻译中，如果翻译成直译的英语，因为与西方医学运用解剖、病理、器官和组织等理论不尽相同，往往会让西方人无法接受。 二、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翻译的几点策略 1.运用异化英译方法 由于中国少数民族医药名称以及治疗理念的特殊性，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可以合理地采用异化英译的方法，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直译法的运用。部分中医学的术语和用药说明可以采用直译的方法进行翻译，例如蒙医药品中的“三骨滋养汤”可译为“nourishingdecoctionofthreeani-mal'sbones”，壮医“望诊”中的“望指纹”可译为“in-spectionoffingervenules”，中医中的“逆流挽舟”可译为“savingaboatinadversecurrent”。直译不仅能够保留中国传统的中医学文化内涵，而且能够为读者制造一种意象，作为一个承前启后的过渡。（2）音译法的运用。充分考虑西方文化的特点，例如鹿茸、熊胆、蛇胆等药物，可以直接翻译成拼音“lurong、xiongdan、shedan”等，这样有利于西方人接受。再例如在一些中医药古籍的翻译中，也可以适当地进行音译，例如《黄帝内经》可以翻译为“InnerCanonofHuangdi”，直接音译更具有中国文化的传播意义。（3）注释法的运用。针对中医药的一些名词、说明翻译，可以根据翻译需要增添注释，通过注释进行补充翻译，特别是一些古文术语的解释非常有必要。具体来说，注释的内容主要是对中医药的文字内涵进行解析，进而便于西方读者理解。如蒙医理论中的“三根”可译为“threelife-sustainingen-ergies”，同时加入注释“khii，sar，badgan”。（4）恰当使用现代西医用语。为了便于西方学者、读者理解，对于一些少数民族医药的概念可以适当地引入现代西医术语，例如遗尿enuresis、痢疾diarrhea等。这些中西医通用的常见术语，都可以使用统一的语言符号。 2.遵循国际英语翻译标准 在少数民族医药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特别是名词术语翻译，必须遵循统一的翻译标准，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对应性。所谓对应性就是译文和原文要一致，少数民族医药的术语、名词，必须充分反映原文内涵。如果不能够完全表达原本意思，也就失去了翻译的价值。（2）系统性。少数医药翻译要与少数民族医药体系保持一致，翻译各个概念时必须考虑到其他相关概念的翻译要表达清楚，不出现翻译模糊、重复的现象。（3）同一性。运用同一英文单词进行同一个概念的翻译，避免同一个概念出现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翻译，造成名词混淆的问题，这也是国际翻译中的一项重要原则。（4）简洁性。少数民族医药翻译尽量简单易懂，对于特别难理解、翻译的名词，可以采用相对简洁的翻译方式。 3.充分考虑中西医学文化差异 以苗医文化为翻译为例，通过语言翻译在对外交流中充分表现苗族人民的深厚智慧，译者就必须通过特定的翻译策略对苗医及苗医文化进行翻译。如：注释法、增补法、删减法、归化法、异化法等。这些策略的有效应用能积极有效地传达苗医的信息，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研究苗药的品种、药物功效、种类、药物名称等内容，达到大力宣扬传统苗医药的目标，促进中外医学文化交流。中西方文化本身就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因此中医药和西医学必然存在明显的不同，这就需要在中医药翻译中，充分考虑两者的文化差异，具体建议如下：（1）充分考虑回译性。对于一些长句翻译，可以考虑将复杂的长句变成简短易于理解的短句后再进行翻译。这样不仅能够让中医药的译文更加符合国际标准，而且不会影响中医药独特的文化内涵。（2）恰当保留少数民族医药中独特的中国元素符号。这里的元素符号主要包括地名、人名、药名等，在这种情况下多采用音译，保留中医药原本的文化内涵。（3）尊重西方文化特色。在发扬和继承中医药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在翻译过程中还要充分尊重西方文化，例如尊重西方语言、习惯等，使翻译文本达到推动中西医文化相互交流的目的。 三、结论 在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的大背景下，包括少数民族医药在内的中医药，作为中国与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准确性和标准化直接关系到中医药国际化的发展道路。由于少数民族传统医药文化的特殊性，从语言、文化、医学理念等多个方面造成了中医药翻译中的诸多障碍，这就需要在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翻译过程中，灵活使用翻译策略，准确翻译少数民族传统医药术语和名词。针对较难理解的民族医药概念，能够灵活转换翻译方法，使中医药翻译简单易懂、标准规范，不断推动中医药国际化发展的进程，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 参考文献： [1]王小芳,刘成.论中医药术语的翻译及教学[J].教师,2015,(35). [2]陈绮昕.基于中医药文化国际化视野的中医翻译研究[J].海峡药学,2017,(04). [3]马平,黄文娟,王晓真.国际传播视角下中医药翻译的标准化与原则性[J].新丝路,2017,(06). [4]尤剑鹏.“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广西壮瑶医药国际化发展思路[J].广西中医药,2016,(06). [5]刘艳华,王冬梅.模音论在蒙医药术语翻译中的应用[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 [6]岑思园,文娟,蒋基昌.壮医药名词术语英译标准化研究初探[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16,(14). 作者:周锋 蒙洁琼 单位:广西中医药大学

信息化教学论文:教师信息化教学实用技术全员培训总结 为提高我校教师的信息技术水平，使我校教师能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教学资源，使用多媒体设备教学，提高教学效率，本学期初开展对本校教师全员培训活动。经过近一学期的培训，教师们在多媒体运用及课件制作方面都有了较大的进步。现将此次活动开展情况总结如下： 一、领导重视，人员到位 学校领导高度重视远程培训工作，并将这个培训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召开专门会议布置了相关工作。由本校教师中曾参加过长清区教育局统一组织的教师信息技术学科培训活动的专职教师定期进行辅导，保障了培训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科学管理，措施落实 在培训过程中，注意做到"三个重视"，即重视教师在讲座中所咨询问题的及时解答；重视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培训交流研讨。本着“边培训、边研究、边行动、边总结”的思路，在远程培训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探索有效的运行机制，逐步构建“以教师培训机构和教育科研部门为依托，校本研修为基础平台，远程培训为主要手段”的教师终身学习体系。 三、搭建平台，展示交流 为了增强培训的时效性和针对性，我校将培训与研讨研修有机结合，于2010年8月16日至8月30日期间分阶段分层次地进行了全员集中学习，研讨交流气氛浓厚，扎实有效地推进此次培训活动的进行。 四、跟踪考核，保证质量 我校不断探索教师培训工作的新机制，努力实现教师培训的“提高教育理念素养”与“切实转变教育观念”相结合，“掌握知识”与“运用知识”相结合，“看”与“做”相结合，“培训”和“教研”结合，不断提高我校教育的工作效率。 五、培训效果 1、更新了观念 通过培训，参加培训的教师普遍反映更新了教育、教学观念，拓宽了思路，对新课程的认识与实践都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对自身的素质提高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2、提高了能力 通过培训教师在多媒体有效运用方面有了较大进步，现在大部分教师可以做到得心应手地制作课件。 3、看到了不足 通过培训，加强自身科学素养和教育素养的提高成为每位老师的共识。教师要给学生一杯水，首先自己要有一桶水乃至源源不断的溪水，这样才能有准备地给学生一杯水。大家认识到：一个好的老师首先是一个课程工作者，再是一个教学工作者，我们必须要善于学习，善于思考，善于研究。我们的知识要不断更新。这样才能做到与时俱进，才不会被社会所淘汰。教育的意义是让学生得到充分发展。 4、开阔了视野 培训让广大教师获得了很多的信息,开阔了视野,同时为今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许多教师都表示培训学习不但学有所获，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做到学有所用，把学到的知识应用到今后的教学实践中去， 四、存在问题及反思 1、教师参与交流的意识还不够强。 2、学习中“听听激动、想想感动”，“沉”下来思考不够。 3、认识不够，忙于应付。个别教师对此次培训认识不够，没有从思想上重视起来。年龄稍大教师对自己信心不足，培训中有畏难情绪。 总之，信息化教学实用技术这种全新的教育理念，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搭建了广阔的平台，为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新的模式。我们将不断总结和研究，争取在以后的培训中取得更大成绩。 信息化教学论文:高校教学管理信息化需要更新的几个观念及建议 摘 要：高等学校管理信息化进程面临着诸多信息化观念上的障碍，直接导致信息化绩效低下，需要信息观念上的更新和普及。本文从对几个错误观念的分析出发，依据信息系统理论及管理学相关原理，为树立正确的信息观念同时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高校；信息化；管理；观念 高校教学管理信息化就是在现代教育思想指导下，运用信息管理理论与信息管理方法，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统筹组织和配置教学信息资源，实现以资源数字化、传递网络化、流程科学化为表现形式的教学管理活动，从而高效率地达到既定的教育教学目标。目前，全国高校已经普遍建成校园网，信息化改变了传统的教学管理工作方式，无论是信息化的决策者还是应用者都应摒弃那些阻碍信息化进程的错误观念，尽快建立信息化的教学管理观，为信息化的管理方式的转变提供思想保证。这些影响信息化进程的观念如下： 一、管理信息化就是业务管理系统的集合 由于对信息化概念认识的限制，很多人认为，购买（或开发）若干个管理信息系统，使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业务处理系统，这就实现了信息化。这种认识存在于管理者，尤其是高层管理者的观念中，将导致严重的后果，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多个业务系统应用后，人们发现各职能部门的信息沟通困难或根本无法沟通，不同系统间的数据无法共享，当需要数据传递的时候人们有时不得不返回原始的工作方式，当需要上报数据的时候不同系统得出不同的统计数字，这些现象我们称之为“信息化的尴尬”。如果这些问题经常发生的话，人们就会怀疑信息化的效能，甚至会质疑信息化投资的正确性。实际上，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化建设初期缺乏统筹规划，或者不能严格遵循规划的要求，各业务部门各自为政，数据不统一，从而产生了大量的“信息孤岛”。这些系统开发平台不同，数据平台各异，数据结构多样，信息标准缺乏，使系统间的数据交流变得无法实现或成本极高，信息化的努力可能以失败告终。 高校教学管理信息化涉及教学管理的全过程，而高校管理机构的相对松散化配置又决定了系统的功能模型复杂，数据源分散，因此，信息化建设必须遵循“统筹规划、分布实施、以点带面、重在应用”的原则展开。信息化建设的重中之重是规划先行，特别是数据规划。在进行充分的技术及经济可行性论证的基础上，制定出学校信息化的总体规划，通过对各职能部门的业务数据分析及编码的标准化，建立统一的数据字典，预先定义各mis系统间的接口规范，按照“业务分散，数据集中，系统分散，数据统一”的原则建立集中的数据库，并将这一原则在整个系统建设的全过程中严格坚持，唯有如此，才能避免“信息孤岛”、“信息错位”等带来的严重问题。国内高校信息化的研究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较为科学、实用的数字化校园的构建模型，比如清华大学的urp（ university resources planning）模型等，已经在多个校园中得到实施并取得良好效果。 二、重硬轻软，中投入轻管理，重建设轻实施 信息化建设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是，校园网经过几期工程，投入大量资金，建成了先进的网络环境，购买了多个管理系统，这时人们认为信息化工程已经基本完成，可以享受信息化的成果了。 信息化的理论和实践证明，信息系统的核心是数据，信息化工作的重点是应用。网络等硬件环境建设，相当于修好了“路”，这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购买了应用系统，也就是买回了“车”，但是信息系统应用的最终目标体现在车中的“货物”即数据。系统实施的第一项任务应该是数据建设，基础数据不准确、不确切、不完整、不一致等都会导致后续工作产生严重问题，甚至使系统无法正常工作，因此必须得到充分重视。在基础数据和公共代码建立后，必须制定科学的管理办法及实施策略，保证车中的“货物”准确、完整、可靠。 三、忽视信息系统对管理变革的需求 信息系统的实施及管理应用方式有两种，即集中式与分布式，集中式的管理适合于小型的、基于单机的、功能相对简单，涉及业务部门较少的系统，采取专门人员集中管理的模式，易于保证系统的应用效率及质量。而对于一些大型的信息系统，比如企业中的erp系统，必须实行分布式的管理应用模式，即各业务部门与本部门工作对应的系统模块的使用，并分别相对应的数据负责。高等院校教学管理系统是一个庞大的信息系统，涉及校园中的每一 个教师、学生和职员，贯穿于人才培养的整个进程，这样一个基于网络的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必然要求全员参与的分布式管理模式与之相对应。 四、重技术、轻管理 信息化是一个技术过程，更是一个管理过程。但是人们往往把它作为一个技术工程来对待，认为技术是硬要素，它是直接创造效益的源泉，而管理则不然，管理因素对组织绩效的贡献因其难以量化的非显性特征而被忽视。信息系统的理论表明，系统投入运行只是系统应用的开始，更重要的工作是系统的管理保障，是如何统筹规划数据、制定应用策略、组织人员、协调机构、划分职责以保证系统发挥最大效能的管理过程，所谓“三分技术，七分管理”是一个普遍适用的管理理念。 从系统工程的观点看，管理科学作为一门学科，和其他科学技术一样，都是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均具有系统自组织的属性。正是这一共同的属性，使得科学技术与管理科学在发展中形成相互依赖、互为动因的正反馈耦合关联，它们共同在系统的成功应用中以一种辩证统一的形式存在。 综上，决策者应站在一个新的管理模式的角度去考虑理性的、主动的应用，能以积极的心态，认真地研究信息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我们就会越来越接近信息化管理的美好目标。 信息化教学论文:信息化教学在高中英语课堂教学中的作用 摘 要： 作为信息时代服务于高中教学的必然产物，信息化的教育手段，在现代社会背景和技术支持下应运而生。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信息时代背景下的人才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将来的社会需要具有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人才支撑，这就对现行的高中英语教育教学提出改革的要求，强调高中英语教育教学要培养高中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关键词： 信息化教学 高中英语 有效应用 创新能力 新课标对高中教学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新课程标准对高中英语教学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改革，如由传统的注重知识的传授改变为注重高中生综合能力的培养，这些改变是全方位的，并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断地推进。就高中英语的教学目标来说，其由过去的传统教学中单纯的知识目标改变为发展高中生听、说、读、写的基本技能，培养在口头上和书面上有效运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注重培养阅读能力的全方位的教学目标体系。我们应该看到这样的变化对高中英语教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这就意味着教师的教学方法要改变，高中生的学习方式要变化，以适应新的教学目标的变化。 高中英语教学中最明显的外部变化，无外乎教学手段的变化。由于新课程标准更强调发展高中生听、说、读、写的基本技能，培养在口头上和书面上有效运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因此对教学手段的使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教师要利用教育信息化手段辅助英语课堂教学，努力创设身临其境的教学环境，营造活泼生动的教学气氛，充分调动高中生的学习积极性，优化课堂教学质量。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教育信息化教学的优势，最大限度地增强教学效果，更重要的是达到新课程对高中生发展和能力的要求。对于这些认识，可能有的老师认识不清，不能很好地把握教育信息化更好地服务于教学，进而实现新课程下的高中英语教学目标。为此，有必要对在高中英语课堂教学中教育信息化的重要性作一番分析，使广大一线高中英语教师更好地利用好教育的信息化教学，为实现新课程标准下的高中英语教学目标服务。 作为信息时代服务于教学的必然产物，教育手段的信息化，在现代社会背景和技术支持下应运而生。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信息时代背景下的人才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将来社会需要具有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人才支撑，这就对现行的教育体制提出改革的要求，强调教育要培养高中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在这种背景下，高中教学由传统的教学向新课程标准下的教学改革过渡，教育教学信息化的教学手段为培养高中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持，更有利于培养高中生的英语综合能力，促进高中生的发展。 一、利用信息化的教学手段，激发高中生的学习热情。 如何设计教学，就会达到什么样的教学效果，高中英语教学为高中生提供能够进行语言实践活动的自然情景和教学情景是极其重要的，因为高中英语教学与其他科目的教学相比，更依赖教学情境，有趣的、逼真的教学情境能够激发高中生进行语言交流的欲望和兴趣。高中生的语言学习，其根本目的在于高中生能在各种不同的场合灵活地运用所学语言材料进行交际。这些语言场合不可能实际具备，但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辅助教学，通过逼真的教学场景，创造高中生学习英语的交流环境，以激发高中生的学习热情。在这一点上，信息技术具有得天独厚的重要作用和不可替代的地位。可见，利用多媒体信息化教学能为高中生创设良好的学习环境、逼真的学习场景，提供更多的语言实践和交际机会，促进高中生的语言实践经验和锻炼高中生的语言交际能力。 二、信息化教学手段，能够增强高中生学习英语的乐趣和实效性。 新课程改革要求教师的教学要围绕高中生的学习展开，教师要想尽办法提高高中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兴趣。在课堂上，我们依据教学内容和高中生的实际情况，精心创设有意义的教学情境，激起高中生的学习兴趣，促使高中生通过自主学习，实现知识的增长和能力的培养。可见，创设教学情境已经成为广大教师进行教学，激发高中生学习兴趣的重要方法。教学情境创设的效果怎样，直接影响着教学的实际效果和高中生的学习程度，以及高中生自主性的发挥。反观我们在进行情境教学中使用的各种手段，我们不难发现，利用多媒体等信息化手段取得的效果更加有效和明显。因为多媒体与教师单纯地用语言创设教学情境比较，多媒体更具有得天独厚 的优势。我们借助多媒体教学手段自制课件，多媒体将声音、文字、图形、动画有机结合，具有直观性，使语言与语境相结合，从而使高中生有身临其境之感，生动、形象，印象深刻。多媒体传播教学信息时有生动形象性、直观趣味性等特点，这些更适应高中生的年龄和心理特征，满足他们旺盛的求知欲。现代信息技术辅助教学，通过声情并茂的演绎，向高中生提供形式多样、功能各异的感性材料、形象生动的画面、悦耳动听的音乐，增强教学的魅力，让高中生保持浓厚的学习兴趣。多媒体教学通过声音、图像、视频作用于高中生的“眼、耳、口、脑、手”，更有效地促使高中生动脑思考，积极思维，激发学习热情，活跃课堂气氛，对高中生全方位地施加影响，提高教学的有效性。 三、信息化教学可以开阔高中生视野，培养高中生的创新精神。 在不用信息化教学的课堂上，教学是封闭的，与外界不发生联系，对高中生的思路有极大的局限性，阻碍高中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而在信息化教学的高中的英语教学，教师可充分利用因特网这一世界上最大的知识库、资源库，开阔高中生的视野，培养高中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总之，随着新课程标准的不断实施，高中英语课堂教学信息化的作用已经越来越被我们认识。在信息化教学的帮助下，我们上课更得心应手，更好地对高中生的能力展开培养，教学的信息化更适应于新课程标准下对高中生英语综合能力培养的要求。 信息化教学论文:浅谈信息化教学在学前教育专业中的作用 摘 要：在信息技术渗透到经济、生活各方面的今天，全民教育、优质教育、个性化学习和终身学习已经成为信息时代教育发展的重要特征，教育信息化在提高国民素质和增强国家创新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备受关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指出：“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关键词：学前教育；信息化；教学手段；互动性 信息化教学手段在中职学前教育专业教学中的运用改变了以往单一的教学模式，开展了具有个性化的教学课堂，不仅可以使学生对教师教授的内容提高兴趣爱好，而且能力突出的学生也可以通过信息化网络教学平台搜索适合自身技术特点的技术理论、视频等，这样即实现了分层教学的具体要求，又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一、信息化教学提高了学前教育专业教师对现代教育技术的思 想认识 信息化不仅是一次技术革命，更是一次深刻的认识革命和社会革命。如何能让学前教育专业教师运用好现代教育技术进行教学最主要的是转变教师的思想观念，只有在思想上接受了教育信息化，才能在行为上更好地运用信息化教学手段进行教学，这就需要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创造良好的教学环境，普及现代教育技术，促使教师不断地运用信息化进行教学，从而使教师的思想得以提高。 二、信息化教学能充分发挥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主体地位 传统的教学模式完全是以教师为主导，教学的内容、策略、教法和过程等都是教师事先安排好的，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只能是被动的参与者。而信息化教学完全是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对学习者学习能力的培养，教师则是作为学习的促进者，引导、监控、评价学生的学习进程。在信息化教学中，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需要和兴趣来选择所要学习的内容和习题进行个性化教学，有了很强的自主选择性和参与性，不再是以往的被动接受学习内容和方式，充分发挥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摆脱了以往以教师、教材为主要渠道接受知识的局面，成了学习的主体。 三、利用信息化教学加强了互动性，教学效率提高 利用图、文、音、视、画、虚拟仿真等信息化教学手段的综合运用来辅助教学，大大提高了教学效率，使教学过程中的直观性、形象性、生动性、趣味性和具体性在信息化教学条件下得以实现。在我国现在的教学体系中，随着信息化教学水平的飞速发展，大量的电子设备进入教室，改善了传统教学环境，增强了教学的互动性，以此推进了教育信息化在学前教育中的进程。教师可根据学科和教学内容以及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实际需要进行高效的人机互动，充分实现了信息化教学手段在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四、信息化教学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了学生自主学习 信息化教学手段的综合运用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了学生自主学习。由原来的被动学变为主动学，出现了学生主动找资料学习的现象；由原来的讨厌学变为热爱学，主动提问题的学生明显增多；由原来的不会学变为自主学，出现了自学实训教学软件的可喜场面；由原来的学不会变为学得好，多数学生把玩游戏的劲头用在了学习上；由原来的坐不住变为赶不走，即使下课铃响过也无人起身离开；由原来的听不懂变为路路通，大量学生能用更少的时间完成更多的教学内容；由原来的不自信变为比着学，由记不住变为记得牢，学生可以自学自练，教师辅导答疑。 五、信息化教学提高了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信息素养 在国家大力推进教育信息化、提升信息化教学能力的今天，如何培养幼儿教师应用信息化手段进行教学的能力是目前十分紧迫的问题。这样就要求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能把信息化学习与其他专业课的学习同等对待，使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符合现代化需要的应用型、创新性、实用性人才。通过熟练地运用互联网查阅教育教学资源，学会对教育教学信息资料进行分析、加工、组合、储存和运用，运用各种教学软件实现教学的现代化，从而提高其信息素养。 总之，教育信息化为学前教育专业展示了美好的前景，把课堂教学和网络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把虚拟世界和实际生活结合起来，寓教于乐，促使学习者愉悦身心。因此，在新时期的教学改革中教育信息化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信息化教学论文:信息化教学的优势及其对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分析 摘要：在分析时代背景和政策要求的基础上，指出信息化教学在职业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并从信息化教学的六大优势分析信息化教学对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信息化教学；优势；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学习方式；教育教学改革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持续发展的信息技术已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获取信息和知识的途径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信息技术对教育领域的影响更是十分突出。表现在学校教学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学校多媒体教室、计算机网络教室等现代化教学设施的建设，到校园网的普及、精品课网站的大量涌现、数字化校园的构建、网络公开课的流行，再到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特别在职业教育方面，资源库、资源云、虚拟仿真工厂等信息化资源的出现与应用，不仅拓展了教育资源、革新了教育手段、推动了教育方法和模式的改革，更为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新的理念和动力。随着教育教学方式的深层次变革，智慧校园、公开课、微课、慕课、三通两平台、颠倒教室、电子书包、byod、移动学习、教育云、微信学习公众平台等关键词已然成为当今教育信息化时代的流行语。据美国最新的《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2013基础教育版）》，翻转课堂、大规模开放课程、移动设备应用程序、平板电脑应用、基于游戏的学习、物联网、学习分析、三维打印、柔性显示器、下一代电池、可穿戴技术等最新信息技术将在 5年内广泛进入并影响教育领域，成为教学、学习和创造性探究的主流应用。由此可以预见，技术的革新将改变教学方式和管理模式。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在教育部《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教育部《关于加快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意见》、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2013年工作要点》等政策文件的指导下，信息技术与职业教育的融合等问题成为人们的研究热点。本文主要从时代要求以及信息化教学的优势阐述信息化教学对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助推作用。 研究背景 我国以不足世界总量2%的公共教育支出承担着在占世界人口总量21%的人群中实施职业教育的艰巨任务，这无疑是“穷国办大职教”。在实训基地装备相对不足、东西部地区经济文化差异较大、缺乏与企业生产零对接现实条件、教师培训交流成本过高、教学资源浪费、企业人才需求标准提高等问题存在的情况下，融合现代技术的信息化教学对职业教育起着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首先，在政策方面，2005年10月，国务院了《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使职业教育信息化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2012年3月，教育部《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提出“大力推进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建设，全面提升教学、实训、科研、管理、服务方面的信息化应用水平。以信息化促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改造传统教育教学，支撑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发挥信息技术在职业教育巩固规模、提高质量、办出特色、校企合作和服务社会中的支撑作用”。同时，还提出“要全面提升职业院校信息化水平，建设仿真实训基地等信息化教学设施，建设实习实训等关键业务领域的管理信息系统，建成支撑学生、教师和员工自主学习和科学管理的数字化环境”，从而以信息技术促进教育与产业、学校与企业、专业与岗位、教材与技术的深度结合，有力支撑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 2012年5月，教育部“关于加快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意见”，特别指出：要建成国家职业教育数字化信息资源库；要建成全国职业教育综合管理信息系统；职业教育信息化能力要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与此同时，每年如期举行的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促进大多数职业院校对信息化教学重要性的认识，并将构建网络课程、搭建虚拟仿真实训平台、工作过程模拟软件，汇集通用主题素材库、名师名课音像、专业群落网站等作为发展信息化教学的重点工作。 研究意义 信息化教学区别于传统教学的最大特点就是移动、开放、参与。就学习者而言，据外媒称，年轻一代的职业者急需掌握全球化经济时代的三种新技能：学会处理海量信息；进行全球交流；学会学习，懂得如何自我导向学习。而数字媒介素养也将成为教育工作者必须掌握的一项关键技能，并积极开展应 用新技术提高教学质量的创新性实践探索。 无论从时代背景、政策指导还是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方面，以上信息无一不证明了信息化教学正在大步推进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信息化教学是信息时代的必然选择，更是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必走道路。因此，提倡信息化教学，开展信息化教学如何在职业教育中发挥其优势的研究显得意义非凡。 相关概念界定 （一）信息化教学的定义 “信息化教学”在国内说法较多，目前较有影响的说法主要有：祝智庭先生提到，信息化教学是与传统教学相对而言的现代教学的一种表现形态，它以信息技术的支持为显著特征，因而我们习惯于将之称为信息化教学。而信息技术支持只是信息化教学的表面特征，更深层次上，还应关注到现代教育教学观念和现代教学方法。李莉在《信息化教学案例之评析》中提到，信息化教学是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的教学体系，包括教学观念、教学内容、教学组织、教学资源、教学模式、教学技术、教学评价、教学环境、教学管理等一系列的改革和变化。信息化教学是以教学过程的设计和学习资源的利用为特征，实现人才培养目标。 信息化教学是与传统教学相对而言的以现代信息技术支持为显著特征的一种教学形态，而非“技术决定论”。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更好地创造“以人为本”、“以学生的发展为本”、“以适应信息社会的生存为本”的教育教学条件和环境，优化教学效果，使学习者的学习更有价值。 （二）可持续发展与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涵义 可持续发展作为观念，是一种新的社会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也可以作为一种战略，即可持续发展战略，也可作为一个过程，甚至一个结果。它是一种有限制的发展，要求对世界实施“可控的干预”。可持续发展首先肯定发展是第一位的，内涵中贯穿着“以人为本”的理念，从而奠定了作为培养人之活动的教育的地位。它的含义是保证人类社会具有长远的、持续发展的能力。1987年第42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将可持续发展表述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致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之能力的发展。”这一表述被公认为是对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的界定，是指导21世纪社会发展的神圣宣言和行动纲领。1994年联合国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通过的《行动纲领》也指出：教育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中国21世纪议程》更明确指出：“发展教育是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职业教育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主要表现在：职业教育如何为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服务（可持续发展的职业教育）和职业教育自身如何根据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与原则进行改革（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包括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宏观层次，即整个教育、大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二是中观层次，即某类、某种形式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三是微观层面，即某所学校、某个专业、某位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属于教育可持续发展的范畴，职业院校可持续发展是构成高等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中职业教育信息化的必要性分析 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普及，职业教育信息化成为教育发展和改革的一个突破点。现代教育技术如何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成为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制高点。现代教育技术在职业教育中的应用，不仅会促进现代职业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转变，而且会促进职业教育教学方式、教学环境、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变革。除此之外，开展信息化教学有助于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促进职业教育综合改革；信息化教学有利于重构师生角色，创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信息化教学优化职业教育教学全过程，促进人的可持续发展；以发展信息化教学为推手，可以促进校企深度合作。因此，分析清楚如何在高职院校的教学中充分、科学、合理地发挥现代教育技术的优势，是推动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必要过程。 信息化教学及其在职业教育教学中发挥的优势 （一）开放式的教学环境 职业教育的学习领域课程，是以一个职业的典型工作任务和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课程。开放式的教学环境强调不受教学时间、地点、内容、方法、对象等人为因素限制，要求学生能够利用课堂及业余时间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进行自主和协作学习。而信息化教学的开放性正满 足了职业教育的这一需求。 开放共享的教学资源首先，信息化教学在学习内容上突破了教科书、单纯文本知识、传统固化的课件、投影的局限。教学者和学习者可以很方便地利用搜索引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终端设备获得课堂内外、企业内外、行业内外的相关资源，可以利用相关资源库、资源云中的文本、视频、音频、动画、仿真模拟等多种资源进行对比学习，并与资源进行良好的交互。其次，打破了师资资源的局限性。由于不同教师自身知识技能水平、技术偏好、审美习惯、教学风格、所处环境的差别，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对资源的占有和选择不一样，使学生获得知识、技能受教师自身影响很大。而信息化教学将教师的上课资源变为学生学习的资源，学生不只是在课堂中接受被教师“先加工”了的资源，而是成为自身“无限扩展”的“用户”。再次，汇集行业企业的人力资源，形成教学共同体的人力资源库。学习者不但可以和教师、同学互动，还可以利用交互平台与行业企业的专家、一线技术员、工程师进行交流互动，直接获得问题答案和实际工作经验。这点在职业教育教学中尤为重要，是校企深层合作的体现，也是未来职教课堂的发展趋势。 开放多元的教学组织形式信息化教学将使学习者从单一封闭的班级授课制、集体授课模式中走出来，摆脱了传统教学中教室、黑板、粉笔、实验室有限仪器的限制，打破课堂教学时间的限制，学生可以利用教师上传的网络课件、微视频等在宿舍、家中随时随地学习，做到了时间空间化；打破学生排排坐、教师一言堂的形式。教师可以携带自己的设备到课堂中借助无线网络与学生在线交互，实施教学设计。学生可以光明正大地使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进行信息搜索、有效学习，可以形成亲密互助的学习小组，可以利用3d打印机实现学习任务。据调查，上海等发达城市的部分中小学已经将3d打印技术引入课堂，如上海市闸北区和田路小学的3d打印课程，学生利用三维软件设计创意产品的外观，并利用3d注塑机制作成品。而在大力提倡“工学结合”、“教学做”一体化教学的职业教育中，3d打印技术将拥有更加广泛的应用范围。例如在桥梁设计专业，可根据教师要求设计并制作不同的桥梁；在电子技术领域，可以制作替代部件、模型夹具、设备外壳等；在化学领域，可以制作3d立体分子模型；在机电工程领域，可以制作出齿轮、连杆等部件，还可根据设计快速制作出原型；在烹饪领域，可以制作出菜品展示模型、人造食品；在生物、医学领域，可以打印出分子、病毒、器官、人工关节等模型；在数学领域，可以解决几何曲面问题、城市布局设计等；在动画设计领域，可以打印出人物、动画角色的3d模型等。学生将学习到的理论知识经过现场或在线与课堂内外的实践专家进行讨论、提问，先转化为具体的设计图纸，再利用3d打印技术将图纸转化为实物，最后用实物是否符合生产生活实际对理论进行再验证和再学习。 （二）参与式的学习方式 信息化教学模式多元化，改变了“教师教、学生学”的单一模式。 一方面，教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做好教学设计，选择符合教学目标的综合性任务，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利用开放式的信息化资源变传统课堂为参与式课堂，承担一定的情境角色，与学生一起完成教学任务，从以往“权威”的讲授者成为与大家分享经验的引导者和全程参与者。 另一方面，每个学生都有平等交流的机会，不再被动地接受学习。学生在信息化技术的支持下，具有平等的话语权，可以与教师单独交流，实施个性化学习；可以利用微信平台、微博平台等信息化平台各抒己见，发表各种观点，与外界发生思想的交流碰撞，再利用小组合作的方式完成学习任务，开展协作式学习；还可以突破时空限制，与信息化资源库中汇集的行业企业专家直接进行在线交流，将理论与实践对接起来，形成以教师主导、教学共同体辅助、学生主体共同建构的参与式教学，无论是学习者还是教育者甚至是企业专家，每一个人都在教学活动中担任一定的角色，共同达成学习成果。 （三）个性化的教学过程 第一，传统教学忽视了学生的个性特征，以同样的目标要求所有的学生，难以真正发挥学生的潜能。在信息化教学中，学生运用不同的信息化资源在教师的教学任务中可以承担不同的角色，发挥不同的创造力，充分开展合作学习，还可通过自己感兴趣并擅长的方式，如图片、视频、动画等 行学习并发展自己的个性特长。 第二，利用信息化资源平台，学生可以和教师、专家等教学共同体针对自身的问题进行点对点交流，教师可根据学生特点采用点对点订制式的教学服务，提高学习的有效性和资源的利用率 第三，学生的能力有大小，接受知识和技能的时间有差别，学生可以利用虚拟仿真软件、视频等信息化资源反复练习相同的内容，直到学会为止。 第四，学生可以利用业余时间观看视频进行学习，而在课堂上与师生讨论、合作完成具体的任务，辩论自己的观点，开展“翻转课堂”的学习方式。 （四）过程化的监控与评价 利用智能手机、微信公众平台，一方面教师可以在线测试题、相关的静态和动态学习资源，对学生进行再培训，可以在线打分，在线与学生进行评价交流以及时改变教学策略；还可以利用微信公众平台的后台管理有效地进行学习过程管理、监控和评价，教师可以清楚地知道哪些学生在什么时段利用了资源，在某项学习资源上停留的时间、停留的人数以及对资源的评价，从而了解学生的学习兴趣，了解资源的有效性和被利用率，再通过学生完成任务的表现核实对资源的学习情况；教师还可利用信息化平台设计个性化的考核评价体系，对学生的工作能力、考勤、工作方法等多方面进行评价并就评价结果与学生及时沟通。 另一方面，学生可以随时进行在线测试和自我能力评价，做到了解自己、心中有数，及时与教师进行沟通，调整自己的学习策略。 （五）虚拟仿真化的实训实习 工学结合的现代职教理念强调学生在学校要能学习到企业需要的实践技能，而像诸如化工生产、机械维修类专业领域，由于企业规模大、工艺高危险、技术保密、生产不可再现、操作不可重复等原因，无法使学生学到与生产现场一致的知识，无法重复训练学生的实践技能。而虚拟仿真工厂利用其高度的仿真性和综合性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例如，ots仿真操作培训系统的应用，学生可以利用3d技术像玩游戏一样身临其境地体验生产现场，对设备进行组装拆卸；可以利用仿真软件学会对工艺的操作与参数的控制；可以组合模拟事故现场，训练其对问题的分析、解决能力；可以单独训练某个项目，也可以组成工作小组在线合作完成整个工段的工作任务，真正实现了学校学习与企业实践的“零对接”，这是传统教学不可能实现的。 据调研，很多企业在同类生产项目和装置上存在竞争，技术保密性强，安全管理要求高，本地企业不愿意接受他厂人员培训，企业不得不大量派员工到能接收的外地企业进行培养，造成企业培养成本奇高。职业学校利用中高端的虚拟化仿真技术可以帮助企业完成对新老员工的岗前培训和再培训，大大节约了企业培训的费用。同时，虚拟仿真系统的可重复操作性，可以增强员工技能的熟练程度，减少事故和错误的发生，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 另外，对于一些抽象的、无法观看到的学习内容，如医药学中人体的经络状况，药物进入人体内部后对各部分的影响等，可以通过动画仿真模拟的方式，使学生直观地认识到本质，并提高学生的学习探究兴趣。 （六）微时代的移动学习 微学习是利用移动通信技术实现双向交流的学习方式，可以实现任何时间、地点的学习。内容以实用短小的模块实现，提高学习的时效性。学生可以在实训车间利用平板电脑等智能终端随时点开教师关于某部分设备操作的微视频讲解，可以在企业随时点开所需要的学习内容，可以随时与教师交流。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微时代的移动学习必将成为主流的非正式学习方式，也将成为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信息化教学对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分析 我们虽然无法预计哪一种信息化技术将会在不远的将来盛行，但我们可以判断，技术一定会向着更加灵活、便携和个性化的方向发展，而信息化教学的应用也将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贴近职业教育本质，越来越体现技术对人类的服务功能，对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也会发挥越来越显著的推动作用。 （一）开展信息化教学有助于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促进职业教育综合改革 职业教育信息化是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道路，而信息化教学是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的主要手段。积极开发并利用信息化技术整合职业教育教学资源，有利于加快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培养社会需求的高端技能 型人才。 信息化教学以其显著的特征与优势成为促进职业教育教学综合改革的正催化剂，体现在：（1）方便、快捷、交互式的现代信息技术的大量使用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人们的学习理念和交流方式，从而带动教学活动和学习方式的变化，使人们从被动地接受固化单一的知识转变为主动获取有效信息并通过自我建构内化为技能或经验。（2）开放的学习环境和共享的教学资源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模式和师生关系，将被动式的学习变为主动、互动、移动、泛在式的学习，学习变成了多元化开放式的活动，教师、行业企业专家、学生变成了合作者，学生变得乐于研究、主动参与、勤于动手。（3）微课、微信公众平台等丰富多彩的信息化技术手段促进教学方法手段的改革。（4）虚拟仿真实训平台的建设，促进了实训教学的改革。将虚拟与生产实际协同交互，超越了普通实训的效率，缩短了技能训练的时间，避免了实训中的安全事故，实现了多人协同合作和个人独立操作的实训方式。（5）现代化技术手段的广泛使用需要教师及时更新理念、不断学习，掌握一些必要的技术手段，研究教学设计，具有较强的合作服务意识。因此，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手段，可以有效促进教师专业能力，促进教师的可持续发展。（6）信息化教学利用其强大的功能性和过程的可监控性有效推动了过程考核和过程评价的改革，建立以能力为核心的考核评价体系，制定相应的个性化考核标准，借助信息化平台和虚拟仿真软件，实现理论题库随机考、实训全程跟踪考、自我测试随时考、互动交流及时评，并将虚拟仿真考试与职业资格鉴定衔接，作为技能评价的一部分，不但对学生的知识技能进行综合评价，还能承担企业的员工考核培训任务，帮助企业缩短员工考核鉴定的成本和时间。 （二）信息化教学有利于重构师生角色，创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指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特征是：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以培养高等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为根本任务；以适应社会需要为目标、以培养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设计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和培养方案，毕业生应具有基础理论知识适度、技术应用能力强、知识面较宽、素质高等特点；以‘应用’为主旨和特征构建课程和教学内容体系。”针对以上政策指导，“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被广泛提出，但是由于生产设备昂贵、生产规模大、生产程序复杂以及传统一体化教室的局限，“工学结合”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遇到较大困难。 而随着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不断深化，翻转课堂、分散合作互动式的扁平化学习、即时性学习、游戏化学习等重视合作、参与、共享的学习方式的出现，有利于深化“工学结合”模式，创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方式。 课堂外，教师不再是重复的备课者，学生不再是被动的完成作业者。教师要依据社会需求、学生发展需求重新设定人才培养目标，要针对生产实际、要与实践专家共同设定培养目标、设计教学，设计综合性任务；学生要学会利用各种信息化教学形式主动学习和提出问题。 课堂中，学生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学习者和被灌输者，教师也不再是一个孤独的权威人物。利用信息技术，生生之间、师生之间、师—生—外界专家之间共同参与学习任务，在知识、技术、情感上互补，相互讨论、协作，拥有民主平等的话语权，在不同侧重点的任务角色中将理论学习与实践动手有机结合。学生的学习理念和方式变了，培养的能力侧重点自然也会改变。信息化教学从以人为本、共同参与、全面发展的角度搭建行业企业、学校、学生之间的桥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实训中，信息化教学大大推进了工学结合模式的切实深入。在虚拟仿真的学习环境中，个性化学习与协作学习将得到最大化的结合，虚拟软件和真实生产场景最大化协同交互。教师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企业生产活动和学生无法进入的生产场景都可用技术展现，学生使用鼠标就可以实现全方位的三维互动，实现与真实工作环境一致的操作场景，为培养学生和企业培养员工构建了超越现实实训效率的环境。 （三）信息化教学优化职业教育教学全过程，促进人的可持续发展 信息技术与职业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不是一般的技术应用，更不是为了技术而技术，而是用信息技术与职业教育教学相互促进。除了用技术单纯改变教学环境和教学方式以外，更要从教学理念、 教学设计、教学实施、实习实训、校企合作、教改科研等各方面，将信息技术有机地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在保留传统有效教学过程的同时，结合学生特色、人才需求、教学内容特征，运用信息技术逐步优化、改变与学习者发展不相适宜的教育教学过程与模式，实现从以知识传授为主的教学方式向以职业综合能力素质培养为主的教学方式的转变；并根据生产生活实际、社会发展和学习者的需求，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跨时空地选择最优质的教育资源，突破传统教学活动的时空限制，提升教育教学的效率与质量；改变学习者的学习内驱力、学习习惯和方式；改变教学者传统的教育观念；促进人的综合能力提升和可持续发展；促进资源共建、共享，促进教育公平。 （四）以发展信息化教学为推手，促进校企深度合作 一方面，信息化教学要求将信息化技术融入教学全过程，要基于实际工作环境和过程设计并实施教学，要以开放式的平台共享人力资源和信息资源。这就要求学校和企业之间加强合作；教师和实践专家之间需要技术融通、互通有无；学生和实践专家要能够有效沟通；生产设备与实习实训设备有机结合；企业培训和学生培养相互联系。这些要求都从不同的角度促进校企之间的深度合作，反之，只有当教学、技术、研究合作到一定深度时，才能发挥出合力作用，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 另一方面，借助信息化平台的建设，重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在优质资源建设上，鼓励企业和社会力量投资、参与教育资源建设与服务，把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把企业等机构专业化服务的优势发挥出来，积极鼓励企业加大力量投入，通过适当的机制和政策引导，形成企业搭平台、政府和学校买服务的有效运行机制，从而深层次推动校企合作。 结语 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加快推进信息技术与职业教育的深度融合、有效利用信息化教学推动职业教育信息化势在必行。但是，国内各地区职业院校中的信息化教学发展水平还很不平衡；信息化运行维护与支持服务体系还有待完善；信息化技术对创新人才培养的支持力度亟待加强；信息化深度服务、优化职业教育教学的实践探索还远远不够。因此，要建立健全相关机制，要鼓励开展信息化教学的应用研究，更新教育理念，要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对职业教育发展具有的革命性影响作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学习革命，深化职业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从而推动职业教育事业跨越式发展。 信息化教学论文:农村环境下中小学信息化教学的应用 【摘要】随着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我国教学改革的深入，许多以网络、多媒体计算机等技术为主的现代教学技术已应用到中小学教学实践中，并得到了广泛应用。它不仅改变了原有的教学手段，同时还促进了教学观念、教学形式、方法及课堂教学结构的革新，也酝酿了新的教学思想与教学理论。但也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挑战，就农村信息化建设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何促进，教育信息化的推广和不断深化，改革传统教育模式、提高教学效率的一些途径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新农村中小学 信息化 困难与挑战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技术在短短的20多年也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但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城乡之间的差距，导致农村的信息化起步晚、师资力量薄弱，信息化程度远远落后于城市和经济发达的地区。在当今的教育模式中，为了有效推动教育均衡化发展，我们应该积极创设农村中小学信息化环境，在信息技术环境下农村教育者对教育的认识才能与城市教育者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才能真正实现资共享。 1. 农村中小学信息化的现状分析 由于农村地区地域广阔，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信息化教育水平较低，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农村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城市及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困难重重。 1.1 农村信息化教学的资金不足，设备老化。 信息化教学需要大量的资金注入，但由于经济发展滞后，基层组织对农村中小学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特别是农村初中、小学自实行近几年以来，可自由支配经费甚少，一些学校连校舍、校园环境建设资金都感到举步维艰，很难从有限的仅能维持正常教学运转的资金中抽出一部分用于添置教育信息化的硬件设施。很多学校仅有几台计算机，条件稍好的学校拥有的计算机不是数量不足，就是计算机配置较低，根本不能满足信息化教学的基本要求。 1.2 领导和教师对信息化教学的认识不足，观念淡薄。 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农村教师队伍中有一部分人还坚持“一支粉笔一块黑板一张嘴教学”，他们在思想上还没有转变观念，认为信息技术离农村很遥远，师生学无所用，还有就是有一种畏难的情绪，不敢或恐惧尝试新的教学方式。部分农村政府领导对信息化教育不关心，只顾搞经济建设，忽视了基础教育，对当前农村教育起不到多大的作用。 1.3 专业信息化教学人才短缺，水平有待提高。 由于信息化教学在农村刚刚兴起，很多地方还不完善，与之相匹配的信息化教育师资队伍也相对不完善，有些教师有点计算机基础，对信息教育技术运用热情也很高，但使用不熟练，技术水平不高，缺乏技巧，在教育教学中机械地应用信息教育技术，不从教材内容和教学对象的实际考虑，生搬硬套，仅把激发学生精神愉悦当作是理想的教学效果，没有互动教与学的效应，其实这种做法是背离了信息教育技术原初精神的。有甚者在教学中硬件出了点小故障教学活动就无法进行下去。受思想观念、资金投入、应用软件、信息源、专业教师、广大教师的应用水平等因素制约，经济欠发达的广大农村中小学教育信息化的步伐滞缓。 1.4 信息设备利用率低，未能实现信息技术与其他学科的真正整合。 目前各农村中小学的现代教育信息技术设备数量虽然在逐渐增加，但设备使用率很低。学校学生上微机课，每周只有一到二节。教师课堂教学主要采取信息技术为主的课堂演示型教学模式，学生只能被动的接受，导致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得不到充分体现，基于网络资源的自主性学习、协作学习那更谈不上了。对于运用，是以教师操作为主，学生观看屏幕（的教学形式，其强大的网络功能、超文本功能和交互式功能尚未得到合理开发；一些学校投资近万元的资金，只能供领导或个别教师作为一般上网服务使用，没有在教学发挥应有的作用。 2. 加快发展信息化教学的对策 2.1 基层部门领导及相关教育工作者要转变观念、提高认识。 基层部门的相关领导要认识到信息化教学对未来教学发展的重要作用，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只有领导重视了，才会制定出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长远规划，才会舍得投资学校的教育信息化设备，也才会给教师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学校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相关的教育工作中也要重视，教师作为投身教学改革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对学校教育 息化起到推动作用。如果把学校教育信息化比作前进的车，那么，司机就是学校的领导，车轮就是教师，只有方向统一，步调一致，学校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才能稳步向前。 2.2 多渠道加强对信息化资金的投入和政策的支持。 教育公平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国家应该对农村地区适当的给与政策倾斜和加大资金投资力度，尽快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实现教育均衡发展；当地的基层政府和领导应该抓住机遇，利用学校有效的资金和资源，实现因地制宜发展信息化教学体制；很多当地知名企业和个人为反哺母校、回报社会，热衷于慈善教育事业，学校方面应与他们取得联系，达成共识，共同来完成基础设施建设，保证信息技术教育的开展。 2.3 加强农村信息化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 师资队伍培训是实施教育信息化工程的重中之重，是否拥有大批掌握并能应用现代信息技术的教师是推动教育信息化的关键。首先要对学校教师、技术与管理及行政人员的不同层次的全员培训，注重提高教师使用计算机的实际操作水平，培养教师自己设计制作课件的能力及网上操作能力。只有教师把互联网技术密切渗透到日常教学中，才能全面体现教育信息。其次要注重教师观念的转变。在一定层面上讲，培训首先要对教师进行教育观念转变及心理疏导方面的培训，使他们真正认识到教育信息化对国家，对学生，对教师职业的积极意义，消除他们对计算机的畏惧心理。培训要对全体教师进行计算机操作能力的全员培训，使每位教师都能进行单机教学和网络教学。 2.4 促进信息化技术在农村中小学的普遍应用，实现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整合。 要加强信息技术与其他学科教学的整合，不单单是把计算机作为教师演示的工具，也不单单是教师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学生进行知识灌输，而是用信息技术构建学生自主学习、探究学习的环境，提高学生自主获取信息和加工和整理及应用信息的能力。只有注重运用，才能使设备不被闲置，资源不被浪费，才能产生实实在在的效果。在农村中小学中，注重运用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将教育信息化设备的使用纳入日常的教育教学中，要求每学科教师在每周内至少使用多媒体设备或网络教室或远程教育资源进行有效教学两个课时；对每学期举行的上课比赛都严格要求必须采用现代信息技术教学方式；每学期举行2-3次多媒体课件制作比赛等等。要挖掘与学科教学整合术手段为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究学习创造良好地环境，让学生结合自身学习需要，利用先进的信息手段和技术去获取知识、解决问题；积极开展教学研究，结合新课程的实施标准，探索学科教学的新方法、新思路，更好地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农村中小学信息化教育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其基础设施建设、教育资源开发和利用、人才培养等都需要教育部门、企业、社会机构和政府的参与，在安全、投资和体制等方面建立健全的保障体系，共同为农村中小学教育信息化营建一个良好的氛围和环境。 信息化教学论文:高校会计信息化相关课程教学研究 引言 会计信息化是指企业利用计算机、网络通信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开展会计核算，以及利用上述技术手段将会计核算与其他经营管理活动有机结合的过程。会计信息化相关课程主要包括“会计信息系统研究”、“会计信息系统”、“计算机审计”、“erp原理与应用”、“excel在会计中的应用”、“初级会计电算化”6门课程，此外，根据会计信息化的发展与企业的人才需求，未来高校有必要开设《xbrl应用实验》课程（或将其整合到现有课程的实验内容中去）。笔者根据10多年的教学经验与体会，对当前还没有引起大家重视的几个问题进行了梳理，对相关课程的课堂教学与实验教学进行了总结和思考，并提出了建议。 1 对相关课程课堂教学的思考与建议 1.1 关于“会计信息系统研究”课程的教学内容 目前，高校对会计专业硕士研究生的会计信息化教学内容差异较大，而且普遍对硕士研究生层次会计信息化方面的教学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从已经开设会计信息化相关研究生课程的高校来看，将“会计信息系统研究”作为课程名称的居多。开设了该门课程的高校虽然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大相径庭，但是总体上看，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会计信息系统的分析设计为主要教学内容，另一类是以会计信息系统的高级应用与管理为主要教学内容。 笔者认为，“会计信息系统研究”课程应通过介绍国内外会计信息系统最新理论发展和实践动态，使会计专业研究生在了解会计信息化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深刻理解信息技术对会计的深远影响，掌握会计信息系统的开发、应用、管理控制、绩效评价的理论及其研究方法，为进一步的研究与发展奠定基础。 建议教学内容主要涵盖如下6个专题：①会计信息化的历史发展：会计信息化的产生背景与发展历程、学科内容及知识结构；②会计信息系统开发全生命周期的理论与方法：会计信息系统规划、分析、设计、实施、运行维护；③集团财务与成本控制系统：信息技术在集团财务与成本控制中的应用；④网络财务报告的xbrl技术、标准及应用：xbrl的产生与发展、xbrl在中国的应用与未来的趋势；⑤it治理、it环境下的内部控制、风险管理与审计：国际国内的相关标准、规范、理论框架；⑥it价值管理及绩效评价：理论框架、绩效评价方法的应用。 1.2 关于“计算机审计”课程的定位与教学内容 “计算机审计”不同于信息系统审计，信息系统审计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信息系统的可用性、安全性、完整性和有效性。国际信息系统审计与控制协会即isaca （information systems audit and control association）是信息系统审计、控制与安全等专业领域唯一公认的全球性组织，自1978年以来，由isaca发起的国际注册信息系统审计师（cisa）认证已经成为涵盖信息系统审计、控制与安全等专业领域的全球公认的标准，它的信息系统审计和信息系统控制标准为全球执业者所遵从。从cisa的执业内容来看，与人们理解和所熟知的常规审计存在很大差异。cisa主要对组织的it治理与管理、信息系统的获取、开发与实施、信息系统的运行、维护与支持、信息资产的保护等进行审计，对组织信息系统的风险控制与安全管理提供评价与建议。 而常规审计主要是注册会计师（cpa）对组织的财务信息进行鉴证。“计算机审计”课程应主要关注常规审计中cpa在计算机信息系统环境下要求具备的知识和能力，关注的是财务信息在计算机信息系统环境下的鉴证及其相关的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遵循的执业准则是审计职业界所的计算机环境下的审计准则，这类审计准则是在cpa所具备的知识结构体系下开发的准则。当组织采用大型化和复杂化的信息系统时，财务系统内部控制与风险评价过程中超过cpa知识范围的那一部分，就转为cisa的业务范围，这也是cisa的一部分执业内容。 笔者认为，随着信息化的普及与发展，信息系统在企业经营与管理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信息资产已成为企业的重点保护资产，企业越来越重视信息系统相关的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因此，应面向高校会计专业的本科生单独开设“计算机审计”课程，而不是在“会计信息系统”课程中简单介绍一下。建议“计算机审计”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涵盖如下4个方面：①计算机及网络环境对传统审计的影响；②计算机及网络技术条件下的内部控制审计、系统开发审计；③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即caat（computer-assisted audit technique），包括审计人员如何利用计算机对财务数据或管理数据进行获取和检查，以及利用审计信息化工作平台开展审计各个阶段的工作；④网络审计、世界计算机审计及其发展趋势。 2 对相关课程实验教学的思考与建议 2.1 关于“会计信息系统”与“计算机审计”课程的实验教学 笔者认为，“会计信息系统”课程是会计专业本科生必修的专业方向课，“会计信息系统”课程的实验教学环节，应主要配合课程课堂教学内容，通过学生上机实验，使其理解会计信息系统开发方法，理解主要计算机会计应用子系统的基本结构，掌握计算机会计应用子系统的使用和日常维护，最终使学生形成科学的会计信息系统分析和设计理念，对it环境下会计业务流程有一个完整的认识，使学生能比较熟练地综合应用企业管理软件中涉及财务会计及管理会计的部分，并能将先进的管理方法与计算机结合起来，提出应用解决方案，最终目标是将学生培养成为适应社会信息化发展需要的新型会计人才。 随着审计对象与审计手段的信息化，“计算机审计”的实验教学环节对于会计专业的本科生而言，将会越来越重要。笔者认为，“计算机审计”课程的实验教学环节，其主要目的应是使学生对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概括了解和掌握，使学生基本掌握计算机审计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熟悉计算机审计业务活动的具体运作方式、规则，掌握计算机审计信息化管理的方法，培育使用审计软件及相关软件工具的习惯，从而为今后从事计算机审计的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打下较为坚实的专业基础。 2.2 配合实验教学的实验室建设 2.2.1 建立“xbrl应用实验室” 2010年10月，财政部正式了企业会计准则通用分类标准和xbrl技术规范，成为中国会计信息化领域的重要里程碑；2011年财政部组织了通用分类标准首批实施工作，各实施单位为通用分类标准的实施积累了宝贵经验，取得了良好效果。财政部决定自2012年1月1日起，在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部分地方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实施通用分类标准，并鼓励其他省（区、市）在自愿的基础上组织本地区国有大中型企业参加实施。可见，从xbrl的应用实践来看，xbrl的普及指日可待。 在这种现实背景下，高校迫切需要将xbrl的内容纳入会计信息化相关课程的课堂教学与实验室建设中去。2012年12月17日，财政部颁发了财办会[2012]47号——《企业会计信息化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的第二章第十二条明确规定：“会计软件应当能够生成符合国家标准的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xbrl）财务报告”，并在工作规范起草说明中指出，对工作规范新规定的会计软件必备功能（如生成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财务报告），软件供应商不承担免费为客户提供软件更新的义务。因此，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高校会计信息化相关课程配备的教学软件一般无法通过更新或升级的途径来获得与xbrl相关的功能模块，需要相关管理软件供应商考虑教育领域的需求，为高校xbrl实验室的建立与推广提供良好的技术平台。 2.2.2 建立并完善“集团财务实验室” 从财政部刚刚的《企业会计信息化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来看，对于处于会计核算信息化阶段的企业来说，规范要求“企业应当结合自身情况，逐步实现资金管理、预算控制、成本管理等财务管理信息化”。对于处于财务管理信息化阶段的企业来说，规范要求“企业应当结合自身情况，逐步实现财务分析、风险控制、绩效考核等决策支持信息化”。可见，规范对企业会计信息化应用的深度与广度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此，高校会计信息化相关课程的实验室不能停留在会计核算信息化的实验教学上，需要纳入财务管理与管理会计信息化的实验教学内容。当前管理软件供应商提供的管理软件产品，可以分为部门级的（或称之为低端的）、企业级的（中端的）、集团级的（高端的）管理软件，一般而言，集团级的管理软件包含了丰富的财务管理与管理会计功能，如资金管理、预算管理、成本管理与控制、绩效考核等等。高校如果要实现财务管理与管理会计信息化的实验教学，最好是能够建立独立于会计核算信息化实验室的“集团财务实验室”。到目前为止，笔者了解到，从用友的集团级管理软件产品nc以及金蝶的集团级管理软件产品eas来看，还很少有高校配置这个级别的管理软件，即使配置了这个级别管理软件的高校，也还没有开始使用或者是还没有充分利用它们进行实验教学。所以，从会计信息化的实践发展来看，高校会计专业的实验室建设需要满足社会需求，建立、完善并充分利用“集团财务实验室”。 信息化教学论文:浅议教学管理信息化背景下的高校教学秘书队伍建设 1 高校教学管理信息化现状 在高校，教学管理是学校运作的中心枢纽，教学教务管理水平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所学校管理水平的整体状况，对学校的教学工作、管理工作、建设工作、教育改革等产生重要影响。当前，高校对于教学管理信息化的内涵和重要性认识不足，教学管理观念较陈旧，习惯于传统的理论和方法，习惯于运用传统的手工方式进行信息收集、管理、反馈和交流，不注重信息化综合技能的提高，导致教学管理工作仍然陷于繁琐、复杂、混乱的状态中。再者，近几年来高校教学管理体制和学生培育机制的不断改革和调整，办学形式更加多样化，高校的教务部门对各种教学信息的处理与分析工作越来越繁重和复杂，传统的教务管理方式已不能适应高校教育管理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因此，必须运用计算机及其网络信息技术，摸索一种高校教务管理工作的现代化、科学化的模式。 一所高校要走在管理的先进行列，首先要实现教学管理工作的现代化、科学化、规范化，就必须要运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建立计算机教学管理系统，实现管理的信息化。高校教学管理信息化涵盖高校教务管理工作的所有环节，主要表现在对教学计划、教学资源、课表编排、学籍处理、教学评估等一系列教学管理环节进行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信息管理，形成一个严密的、有机的完整体系，能够为高校建设面向未来的、先进的数字化校园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与管理基础。并由此利用管理数据库将各类原始数据进行分类收集整理，大大减少了过去人工有纸化收集材料时的繁琐和遗漏。 2 教学秘书岗位与现状分析 2.1 教学秘书岗位职责 （1）上令下达，要及时准确。教学秘书要将学校、教务处等上级教学管理部门的各项规章制度以及相关规定，传达给分院的各教研室、各位教师以及全体学生，使教学工作井然有序。（2）下情上报，要客观公正。教师对学校和学院各类通知的疑问，学生对任课老师讲课的意见等，教学秘书都要负责将这些信息加以收集、整理，按程序上报给学院、教务处或学校的相关领导，以备各级领导采取有效的措施和相应的对策，解决实际问题。（3）配合主管领导做好日常教学管理。一切日常教学管理工作都必须围绕着教学活动这个中心进行，从专业教学计划、教学安排细到停调课，既实实在在又繁重复杂，而且应根据教学进度表做到有计划地安排，不能出现遗漏和差错。（4）各种档案材料的教学档案资料包括教学计划、授课计划、试卷、课程论文、毕业实习材料等，既是过程性资料，反映原始状态的真实性，为各类评估做好积累，同时也为学院领导做好教学管理提供基本依据，保证教学管理顺利进行。 2.2 教学秘书队伍现状分析 2.2.1 教学秘书人员构成 教学管理岗位人员结构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学院日常教学秩序稳定。从学历上讲，以我校为例，高校教学秘书岗位学历层次主要为本科，比例约占80%，其次为专科及硕士，各占10%左右；其次，从专业上讲，教学秘书多为非教育管理专业毕业的人员，对于教学秘书岗位没有专业的系统学习，缺乏理论知识；再者，从年龄上讲，我院的教学秘书队伍年轻，大多为30岁左右，占总人数的80%以上，综上所述，可见教学岗位的队伍“学历一般，专业性不强，阅历较浅，经验缺乏”。 2.2.2 教学秘书岗位存在的问题教学秘书岗位虽然对于高校的教学管理工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存在着以下问题：（1）从业人员多为非教育管理专业人员，高职学校尤为明显，缺乏秘书学及教育学相应培训，导致岗位适应性不强；（2）教学秘书工作繁重，但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使得从业人员积极性不高；（3）教学秘书处于教学管理岗位的前线，工作的重要性得不到相应的理解，对教学秘书造成一定的心理影响；（4）教学秘书岗位职称晋升困难，工资待遇较低，队伍稳定性差，对高校正常教学管理秩序产生影响；（5）年轻的团队虽然更有利于繁重工作的开展，但由于年轻人正处于工作、生活、学习的初始阶段，对环境压力、心理压力、人际交往的种种往往处于未成熟阶段，起伏比较大，也直接影响到工作的整体状况。针对上述问题，高校应该重视教学管理队伍的建设。 3 信息化背景下教学秘书应具备的能力素质 （1）教学秘书应具备坚定的思想政治素质。教学秘书必须具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具有优良的政治思想品格，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坚定的信念和执着的追求，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敢于坚持真理，批判错误，改变守旧的精神状态，敢于创新。 （2）教学秘书应该具有丰富的知识结构。教学秘书具 备的知识结构包括基础知识类，如语文、政治、哲学等社会自然科学类知识；专业知识类，如计算机技术类、各类软件的应用，教育学等相关专业知识；其他还需要行政管理、社会学、心理学、公共关系学、运筹学、编辑学、领导科学等相关知识。 （3）教学秘书应具备良好的综合实践能力。教学秘书要求思路清晰，反应敏捷，表达准确简练，有条不紊，具备熟悉各类应用文的写作的文字表达能力，及时为领导决策提供准确全面的信息调研能力，能够联系上下，广交朋友，与各部门打交道的交际能力，围绕领导工作的要求培养独立处理事务的办事能力，能够熟练掌握计算机等各类现代办公设备的操作能力。 （4）教学秘书应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教学秘书需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善于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心理活动，经常保持心理平衡，以坚强的意志和毅力，克服工作中的困难，增强自信心，做好教学秘书工作。 4 结语 信息化时代瞬息万变，信息技术日新月异，高等学校在与时代接轨的同时，是否能打造一支适应现代数字化形式下的高校教学管理团队，还有许多的路要走，针对上述问题，我院在这些方面做了一些尝试，有效促进了教学管理队伍的建设。具体措施有：每年暑假进行定期开设教学秘书业务培训与提高班，提高教学秘书岗位的业务素质；在薪资方面，实行了按岗定酬，同岗同酬，避免了同岗不同酬引起的部分秘书的心理落差；学院每年争取若干个进编名额，来解决教学管理人员的编制问题等等。这些措施的出台与实施不仅激励秘书人员认真努力工作，也同时给予了希望，使得该岗位的秘书人员更加有归属感，从而能够全心全意地服务于师生，这充分体现了学院重视教学秘书岗位的重要性，了解该岗位的枢纽作用对于高校的发展的推动。当然，教学秘书队伍的诸多问题不能在短时间里全部得以解决，还有待在以后的工作中逐一改善，共同提高。 信息化教学论文:关于会计信息化课程的分层次教学探讨 【 论文 关键词】 会计 信息化 会计电算化 分层次教学 【论文摘要】 会计信息化既是一门理论课,同时也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技能课,会计信息化实践教学尤为重要。通过会计信息化实践教学,不但可使学生具备相关的职业能力,形成知识、能力、素质三位一体的能力体系,而且能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中,为了让不同层次的学生得到训练,会计信息化教学应考虑分层次进行。文章从分层次的涵义和原理出发,对会计信息化分层次教学进行探索,以期改变现有的教学方式,促进现行 教育 、教学改革。 引言 2005年8月,由会计之友杂志社承办的 (二)把握分层次教学的目的,安排好分层次的具体内容 1.学生定位的分层 会计 信息化教学过程中,不可能把学生按其他课程成绩或综合成绩进行排名,然后分班或分组进行。然而,必须承认学生经过大学前一阶段的学习确实存在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不小。有的学生认真,专业基础和 计算 机基础都好,对学习也非常有热情;有的学生曾经有挂科,已对学习没有好心态,根本没有兴趣;有的学生基础一般,态度也一般,主要看课程开始后,教师上课的内容有没有吸引力(这占多数)。只有承认了这些差异,并能在实验课中尽早将学生层次对号入座,根据不同情况学生进行差异指导和引导,争取让基础好的学生自己努力实践,达到或超过课程的要求,让基础一般的学生提起兴趣,让基础较差的学生培养起兴趣。 在会计信息化实验中,学生层次是没有绝对划分的,只能是依据学生的表现及提问等来作基本判断,而且这种分层次会随着实验内容及过程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体现了分层次教学是教师主导的,教师应在分层次教学中发挥主要作用。 2.分层次备课 分层次备课是分层次教学的关键。既然学生是有层次的,备课就一定要有层次。作为实践课程为主的教学,教师不仅要按课程的基本教学目的进行准备,还要按课程的实际可能情况做好充分准备,以满足教学要求,从而保证让基础好的学生在实验中得到极大的满足。另外,对于基础差的学生,备课要按心 理学 加上实务案例,由浅入深地做好准备工作,要通过心理、思想引导 教育 ,利用最简单和适用的知识等将他们引入教学,这样做的目的是保证层次差的学生也能重视这门课程教学,积极投入到实验训练中来。分层次备课对教师要求较高,故教师要不断在教学中进行 总结 ,在不断总结之后完善分层次备课。 3.分层次实验 会计信息化课程主要是实践训练,以学生们通过案例资料进行验证式实验为主,可以说没有很多新知识,多是原来所学知识的贯通运用。多操作、多思考后再操作,一般都能有较好的效果,但这整个过程,分层次的讲解,分层次的要求都将对课程有极大帮助。实验中要确定基本的要求,提高后的要求,实验的目的并不是简单的验证,而是要让学生知道具体实验操作对信息化建设有怎样的影响,会造成怎样的后果;甚至要让学生知道出现情况后要如何调整和补救等等。整个实验教学过程是针对不同的学生给出不同的操作要求,针对不同的操作情况给出不同层次的处理方式。 在分层次的实验中,还可充分利用学生差异来进行,让部分优秀的学生变得主动起来,帮助一部分基础差的学生。会计信息化的实验课程中,不妨让一些计算机知识很好的学生来帮助处理些涉及到计算机操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让出现同样问题已得到解决的学生来帮助需要的学生,这样既能减轻教师实验课的压力,又能让这部分学生在展示自己才能的同时加深实验效果,同时被帮助的学生也可从中感悟很多,学生之间的感情会更深,课堂氛围也会更好。在多年的实验课教学过程中,笔者常这样利用学生差异,效果确实很不错,很多在实验课中帮助别人或被别人帮助的学生还常联系,沟通现在工作中的具体操作与应用。 (三)不断在实践中分层次、分层次中实践,最终达到教学目的 会计信息化课程实验通常是在计算机中完成,而且实验课中每位学生都将有一台属于自己操作的计算机。这对实验的独立检验和操作是有一定好处,但在分层次教学中,这种方式也有一定的不利。因此,可以在单人组实验结束后,特意安排一个综合实验,并考虑将不同层次的学生或是知识能互补的学生安排2~3人为一组进行实验,还可以比赛的方式进行,最终可作为学生平时成绩加分。 相对于很多课程重视结果而言,会计信息化课程的教学中更重视的是过程。在实践过程中学生可以学到很多其他专业课本中学不到的知识,所学的更能贴近将来工作实务。实践业务在不断 发展 过程中,实验也就会不断出现新的问题。学生层次的差异所提出的问题也将有差异,差异的问题解决后还会产生新的差异,这不仅要求学生不断实践,不断努力实践,同时,也要求教师在整个实验教学过程中不断的分层次,并在分层次中不断总结,最终通过不同层次的教学实践来达到最终的教学目的。 四、结束语 总之,分层次教学不仅是一种教育观念和教育思想的转变,更应体现在实实在在的教学中。应作为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在实践中不断检验、不断发展。让分层次教学不是简单地分班,更不能是流于形式的“换汤不换药”,而是作为一种教学组织模式和创新教学方法的具体应用。本文只是笔者在教学工作中的一些思考和探索,难免偏颇,希望能抛砖引玉,以学习同行更好的教学经验,将教育、教学越做越好。 信息化教学论文:网络环境下应用型本科管理学课程信息化教学模式探讨 一、网络环境下管理学课程信息化教学的必要性。 当前，应用型本科高校教育是培养以满足社会需求为导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能够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具备适应社会多种岗位的综合素质、“懂技术、会管理”的复合型人才。管理学是一门在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中广泛开设的课程，通常作为必修或选修课。因此，在应用型本科高校的管理学教学中，必须根据管理学特点，结合教学实际，有针对性地研究教学内容与方法。然而，现实中教师主要通过课堂讲授的方式向学生传授相关理论知识，讲解相关管理方法，学生完全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学生也普遍觉得这门课似乎并不难学，通过死记硬背就可以在考试中拿到高分，但同时觉得这门课“没有用”，对于求职和工作帮助不大。这种重灌输轻理解、重知识轻能力、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已不能适应社会对于创新型应用型管理人才的需求。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网络环境为管理学教学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利用网络资源进行教学成为未来的一种发展趋势。如何将信息技术用来既辅助教师“教”又促进学生“学”上，真正实现信息技术在课程教学上的“双向整合”，让教师的角色并不仅仅是传播知识，而且要努力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使之既获得新知识，又学到如何获得知识的本领，这是由管理学的课程特点决定的。 首先，管理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管理学涉及经济学、哲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人类学、数学及各种工程科学等，这种研究对象的多样性和管理实践过程的动态性、复杂性决定了学习管理学要借助的知识、方法和手段的多样化。 其次，管理学是一门“不精确”的科学。同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相比，由于影响管理工作的因素很多，存在不可控和不确定的因素，解决这些问题，管理学往往没有标准答案。管理的最终目的是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以较少的投入争取较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而管理创造的价值很难被明确地划分出来，是个模糊概念，需要借助各种各样的手段，以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分析解决。 再次，管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管理学一方面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即科学性，但另一方面，在运用这些管理学原理解决复杂多变的管理实际问题时，必须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可见，运用管理知识的技巧性、灵活性和创造性，决定了培养应用型管理类专业的学生必须在实践中学会管理。 最后，管理学是一门正在发展中的学科。和其他学科相比，管理学的兴起比较晚，在近几十年才作为一门现代科学研究，它与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相关，其理论正处于新旧更替的关键时期，并必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可见，传统的教学方法在收到诸多效果的同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难以适应当今网络信息时代的客观要求。 二、管理学教学内容与方法的现状。 （一）教材内容的实践性不强。 国内相当多的教材内容上存在以理论阐述为主，对案例、思考题等内容设计不充分、结合不紧密等问题，缺乏生动性和启发性，学生很难把这些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既提不起学习的兴趣，又觉得难以学以致用。此外，部分教材的内容还存在不以学生思维的逻辑过程编写和难以及时反映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最新发展变化等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经营国际化等外在环境和对管理内涵的认识的变化，管理过程还应包括在实践中的沟通、激励和创新等管理行为。这些变化客观上要求《管理学》也应相应地发生变化，进行一些观点的更新和理论的修正，以避免因教材内容陈旧而使管理理论与实践相脱节。此外不同专业的学生知识结构存在差异，但接受同样的教学内容，所学内容欠缺实用性、有效性，因此授课教师必须结合各专业特点对教材内容和课程设置进行调整。 （二）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单一、现代网络技术手段应用不够。 目前的管理学课程在教学方法上主要是灌输式的课堂教学，很多教师采用以理论讲授为主的一言堂式教学法，教师唱独角戏，没有积极地引导学生参与教学活动中，学生参与意识差，教师只作为知识技能的传授者，实践环节很少。即使偶尔使用其他方法，也只是形式而已。比如当前教师在课堂上也经常使用案例讨论法，但讨论的主题和进程都是由教师控制的。好的案例教学法相对传统的教学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的管理能力、管理素质，能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非常适用的教学方法。但目前多数的案例教学法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如案例教学往往结合课堂上的多媒体课件的方式进行，播放的课件在内容和时间上有限制，较少采用现代网络技术手段，往往使学生对案例信息的了解不够充分和全面。 （三）难以开展教学实践活动。 管理学课程实践性很强，但由于现有教学内容和教学进度的要求，管理学课程偏重于理论讲授，案例讨论和现场实践教学很少或是没有，很难把学生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应用能力。课堂上管理学的教学脱离了实际的管理环境和管理对象，难以开展教学实践活动，也很难被仪器和设备替代，因此，管理学课程实践教学的难度也很大。 （四）课程考核方法单一，不够系统和全面。 目前的管理学课程对学生学知识的考核比较单一，缺乏灵活性。通常根据课程最后期末考试成绩（卷面分）和平时成绩（出勤分）按一定的比例计算确定总成绩。仍然把考试成绩作为评判学生成绩的主要标准。考核方法上仍旧采用闭卷笔试的形式，题目设计也缺乏新意，客观题较多，发挥性的主观题、分析应用题较少，重点检验学生对知识的记忆，难以检验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这使得学生竞争的意识逐渐淡化，参与意识与动手能力不断减弱，甚至有不少学生通过期末突击，死记硬背获得高分的成绩。 三、网络环境下应用型本科管理学课程信息化教学模式设计。 构建信息化环境下的管理学教学模式，应该紧紧抓住应用型本科管理学的教学特点，在先进的教育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改变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创建既能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又能发挥学生主观能动作用的新型教学理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技术。 （一）管理学信息化教学的理念。 在管理学的教学活动设计中，应注重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主观能动性。学生的学习活动不仅仅只限于接受、记忆、模仿和练习，还应倡导自主探索、动手实践，沟通交流、团队合作、阅读自学等多种学习方式。因此，在网络环境下，应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 第一，在学习方面，重建教师与学生的交流互动。主要是考虑如何依托校园网平台，建设管理学的虚拟教室，强调对学生特点的分析，开辟教师空间和学生空间，充分支持课堂教学、学生自主学习、网上实时教学和讨论交流等教学模式，并支持整个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的实施和自动管理。 第二，在教学条件方面，学校需要加强信息化建设。信息化教学是一种基于信息资源的学习方式，对信息资源的丰富程度和质量要求较高，信息化的教学效果与信息资源的丰富性、多样性和质量密切相关。 第三，在课程考核方面，实施科学的学习评价方式。信息化教学环境不仅能为师生提供快捷的信息交互工具和丰富的教学资源，而且能提供一种更为科学的评价工具给教师使用，教师可以利用网络评价工具和原有评价工具，更好地关注学生的发展过程，体现学生主动性和创造性，客观、公正地评价学生。 （二）管理学信息化教学的主要内容。 在网络环境下，管理学的教学将会使教学内容更充实，更完善。管理学作为专业基础课程，起着养成系统科学管理思维模式的作用，为以后学习其他专业管理课程和为日后的实际管理工作奠定基础。 管理学的课堂教学内容应主要以管理相关的基本范畴和管理职能为主，揭示管理的基本内涵和理论体系，系统介绍管理过程中各种职能的主要内容和实施要点，体现管理的科学内涵和理论体系。由于管理学理论体系本身还在不断发展和完善，因此，在网络环境下，在管理学的教学内容中，还应适当介绍管理学科体系及与其他学科的渗透、融合，并不断补充和更新管理学的前沿和热点问题的研究内容，以体现管理学的宽广视野和管理学的动态发展。管理学教学中，将自主性学习与课堂教学相结合，从“教”和“学”两方面进行教学方法的改革和创新，形成一个以学生为主体的比较完整的开放的教学体系。 （三）管理学信息化教学的主要技术。 在管理学教学中可以使用的网络技术和网络工具有网络教学技术、数据库技术、bbs留言板技术和博客技术等。 1.网络教学技术。这是网络技术在教学中使用最广泛的一类技术。国内外很多著名大学均会定期制作各类开放课堂的视频课程，通过网络教学视频可以大幅度拓宽学生视野，加深学生印象，灵活安排学生学习时间。 2.数据库技术。数据库技术是现代信息技术的主体之一，包括建设案例库、习题库、资源库等手段，能有效开阔学生视野，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 3.bbs留言板和qq群等即时通讯软件技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师生互动平台，建设简单，使用方便，师生之间可以随时进行网络沟通，拉近师生关系、加深师生感情，有助于提高学生对课程学习的兴趣。 4.博客技术。博客具有公开性、互动性、公共性、即时性、私密性、个性化等特点，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教师可以围绕管理学的主题建立博客，学习资料，开设专门的案例分析讨论区，允许学生开展有关讨论，使之成为教师指导学生的一个公共资源平台。 信息化教学论文:关于建设信息化教学环境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信息化建设；校园网络应用平台；资源中心；教师个人主页；管理机制 论文摘要：本文对信息化教学环境的建设与应用过程进行思考与总结，其中谈到的一些问题具有普遍性，采取的一些做法重在解决实际问题，有一定的理论依据。 教育信息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硬件设施、软件平台、教育资源、教师培训等要素，建设信息化教学环境应整体推进，要求几个要素同步向前发展，只有这“几条腿”同时驱动，才能向教育信息化的目标迈进。 一、硬件环境建设是学校信息化的基础 1.重视网络设施、网络安全设备的建设。这属于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相比其他终端设备(升级频率大于网络设备)，对网络设备应加大投人，主干选用性能好、可管理的网络设备，对网络性能、网络安全有决定性的作用。 要点:主干千兆光纤，百兆到桌面，采用可网管的交换机设备，便于全网监控，接人主干交换机上的网络过滤设备镜像从防火墙接人的外网连接端口，实现对外网信息的访问控制，防火墙把内外网隔离，保障内网安全，服务器区建立在防火墙的dmz安全区，增强服务器的安全性，减少网络资源占用。 2.划分区域，控制网络访问权限。采用vlan技术，把网络从逻辑上划分成若干个虚拟工作组(网管组、办公组、教室组、学生机房组等)，这样既可以控制流量提高网络性能，也能增强网络的安全性。 3.做好设备技术文档的管理工作，充分发挥设备应有的效率。网管人员掌握网络关键设备的使用，根据实际应用状况，正确配置网络设备参数，对提升网络性能，增强网络安全，排除网络故障是至关重要的。因此，重视网络技术文档的管理，有利于更好地服务于网络管理工作。 4.建设有特色的合作学习教室。合作学习作为新一轮课程改革所提倡的教学模式和学习方式给我们的课堂带来了活力与希望，推动了课堂教学改革创新。它有效地改善了课堂内的学习氛围，扩大了学生的参与面，与此同时，培养了学生自主、探究的学习能力，以及与他人合作的技巧，充分体现了新课标“自主、合作、参与”的核心理念。 5.学生机房采用上网方式。多台电脑同时上网，占用了大量的网络带宽资源，严重影响其他用户的网络应用需求。学生机房采用上网方式，是有效的解决方案:每间机房可独立配置一台服务器，把机房设备隔离单独管理，学生机共享服务器的连接。这样既可以减少学校公共ip地址的占用，服务器的缓存功能，又能提高机房的网络访问速度，减少公共网络带宽的占用，还有利于任课教师对本电脑室学生上网行为的管理。 6.改变班级设备配置方案，确保教室多媒体设备的正常使用。学校的多媒体设备进人班级，但学生课后擅自使用，上网玩游戏、安装一些与教学无关的软件、擅自更改系统设置、感染病毒致使系统无法正常使用的情况时有发生。针对这些问题，我校配置带有vga接口(到投影机)、用45接口(网络)、音频接口、电源插口的多媒体设备控制面板，只需购置班级数一半的笔记本电脑就足够支持学校的多媒体教学的需要。这样一来既方便管理，杜绝了因学生因素导致的使用问题，又不会因个别台笔记本电脑的故障而导致某教室不能正常上课，并可减少设备投人资金。有条件的学校还可考虑建设校园无线网络接人系统，方便教学上的网络连接应用需求。 二、加大软件投入，建立学校核心的信息化数据库模型 现阶段的软件市场的相关资源、软件的数据接口标准不统燕存在较多设计不规范、兼容性差的问题，导致数据不能自由转换，一些软件不能得到长期稳定的应用。笔者建议学校在建设软件环境时，可遵循以下几条原则:教育部颁布的标准性文件应作为学校软件平台建设的指导性文件;学校应根据教育信息化的发展目标，制订软件环境发展规划;根据标准性文件和发展规划，建立学校核心的信息化数据库模型;学校应主导自己的软件平台建设，而不能被市场主导，要求软件开发公司应在学校建立的核心数据库上开发学校所需的各种应用。 三、基于网络的教育资源建设与应用是学校教育信息化的重中之重 目前学校的资源内容主要来自购买商业化的资源库和学科教师自主开发。商业化的资源缺乏针对性、系统性，对教学缺乏支持，可用性较差；教师制作的资源满足了个别应用需求，但缺乏系统性。笔者认为，教师在学校的资源库建设过程中应成为中坚力量，学校在建设基于网络的教育资源库时，最重要的就是搭建一个网络资源管理平台，让教师愿意把自己的辛苦劳动成果(资源)放入学校的资源平台。要做到“愿意”，最重要的是平台的建设要以教师个人的信息化需要为本，让教师感觉系统是专为之服务的，能体现个性化，能作为展示其成果的平台，能让其分享别人的成果、自主决定属自己所有的资源的使用权限。只有这样学校才能建设成一个有学校特色的、有用的、高效的网络资源库。 一个合理的资源信息汇集流程还只是个基础，围绕该流程，以人(教师、学生)为本，提供完善的系统功能服务是资源平台建设的关键，资源平台系统提供简里应用，满足初级应用是必须的，一些复杂的·高级砰钾需求同样必不可少，这样才能确保资源系统应用能持续发展。 1.教师个人主页系统是教师信息化应用的平台。建立“教师个人主页系统”，实现教师个人教育信息应用管理的需要后，作为学校整个网络平台下的一个子系统，该子系统必须充分考虑教师信息化应用的需要，提供完善的、从初级应用到高级应用的需要。具体说来:(1)教学资源信息管理。教师可以自主创建管理资源栏目.收集、上传、管理控制资源。教师主页在教学资源信息管理所提供的这些功能，其实是集成网络存储与网站信息各自的优点，让教师对属于自己的资源有完全自主控制权，这样才能让教师个人感觉系统是“以人为本”。(2)个人成果展示。教师可以在这个虚拟空间、展示平台上、管理各类成果，在主页模板和自由创建主页两种模式中，选择符合自己需求的模式。(3)交流互动。在主页上提供留言板、教学辅导讨论区、收件箱。并集成个人e-mail管理、qq即时通讯等。就能满足教师与学生的交流互动的需要。(4)学校的管理单元。学校管理部门也经常要与教师进行信息交换，提供的信息、文件群发与收件箱功能把管理部门与教师联系起来，为学校的现代化办公管理奠定了基础。 2.资源库建设采用基于“教师个人主页”的建设策略。教师个人主页就是一个小小型、微型独立式专题知识资源实库，这些小型资源库在教师个人各自的管理更新下，就能确保学校的网络平台有源源不断的教学资源流入，成为学校建设好资源库的有力保障。 因此，将学校资源构建应与教师的个人主页。系统可以采取教师在上传资源文件到自己个人主页的同时，由教师选择要置入资源库的位置的办法来汇集来自各教师的资源文件,解决资源来源问题。接下来就是如何保证质量的问题，质量的保证自然就由学科资源管理员来监控，只要投于其相应的控制权限。在这样的机制下，大家各负其责,一个极具学校特色的资源库就可以形成。 3.教师个人主页与资源库的关系图 4.资源库的效益。基于教师个人主页系统的资源库建设策略，其资源将发挥最大效益，就像前面提到的.教师最接近学习者，教师筛选、加工处理、自制的资源最适合学习者的使用，教师在评价资源对学习者的效用时，还能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资源结构，因此，这种模式建立起来的资源库的效率是毋庸置疑的。 四、教师培训 加强教师培训，提高教师信息素养，是确保教师开展信息化教学的有效手段，在网络安全建设有一基本，仗里的“七分管理”，这里面蕴含着网络安全管理员的技术培训，再好的技术、设备，如果网络管理员不懂得使用，就不能发挥技术设备的作用和效率，同样道理，学校投人巨资，建设校园网络的软、硬件环境.教师若不学习新技术、新设备的使用，也将是巨大的浪费。 五、结束语 教育信息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是时展的方向，每个学校、每个教师都将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这项工程当中，解决好教育信息化发展过程中的各个要素.更快、更好地发展，才是明智的选择。 信息化教学论文:浅析计算机专业电力特色教学中电力信息化课程的改革与研究 论文摘要：为了培养智能电网急需的信息人才，为使电力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生能有效抓住国家发展智能电网的机遇，提出电力大学计算机专业开展电力特色教学首先要开设“电力信息化”课程。首先分析了我国电力信息化现状及智能电网的目标，然后分析了“电力信息化”课程教学的特点和教学现状，并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措施和方法。教学实践表明，这些改革措施提高了“电力信息化”课程的教学效果，并在计算机专业电力特色教学中发挥重要作用。 论文关键词：智能电网；电力特色教学模式；电力信息化和智能化 随着智能电网、绿色能源席卷全球，电力行业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电力不但要信息化还要智能化，电力企业将需要大量高水平的既精通信息技术又有电力专业背景的人才，这给电力大学计算机专业人才培养带来机会和挑战。结合电力大学的大电力特色，为培养智能电网急需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开展计算机专业电力特色教学模式的研究和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培养智能电网急需的信息人才，需要开展计算机专业的电力特色教学，首先要开设“电力信息化”课程。 一、我国电力信息化现状及智能电网的目标 电力信息化是指计算机、通讯等信息技术在电力工业各个环节应用全过程的统称。我国当今电力信息化现状是实施电力工业生产过程各个环节的信息化，包括电力工业规划、设计、施工、发电生产、输电、变电、配电、用电、电网调度、供电营销、物资及管理等各个环节。由此可见，信息技术是电力信息化的基础，各类电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电力信息化的核心。提高电力企业的经营决策水平和经济效益是电力信息化的宗旨。智能电网将使电力信息化从数字化向智能化发展。智能电网是电力信息化的延续和飞跃。智能电网是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与新能源变革融合在一起的产物。中国的智能电网目标是分三个阶段推进：2009年至2010年为规划试点阶段，重点开展“坚强智能电网”发展规划工作，制定技术和管理标准，开展关键技术研发和设备研制及各环节试点工作；2011年至2015年为全面建设阶段，加快特高压电网和城乡配电网建设，初步形成智能电网运行控制和互动服务体系，关键技术、装备实现重大突破和广泛应用并自主可控；2016年至2020年为引领提升阶段，全面建成统一的“坚强智能电网”，技术和装备全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通过分析我国电力信息化现状及智能电网的目标可见，各国探索智能电网建设的先行策略是信息技术应用。为实现智能电网的战略目标，电力企业将需要大量高水平的既精通信息技术又懂电力信息化业务的复合型人才，因此，对计算机专业学生开展电力特色教学是非常必要的。 二、电力大学计算机专业电力特色教学模式 面对电力行业信息化飞速发展的形势，特别是智能电网席卷全球，电力大学计算机专业的教学模式在保有原有优势的基础上创建特色，开展以计算机技术为主、电力专业背景为辅的特色教学模式。2010年学校设立了计算机专业电力特色教学模式研究和实践的教改项目，以实现计算机专业的电力特色及工程应用能力的培养。电力特色教学重点要放在计算机技术和电力专业交叉点上，电力特色教学的先行策略是由电力信息化这门课程承担此重任。2010年学校将电力信息化课程列入433门核心课程中。修改后的2008版教学大纲中电力信息化这门课程是计算机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这不但要求电力信息化这门课程的内容不断优化，同时也要求对电力信息化课程的教学进行改革。 电力大学计算机专业电力特色教学模式的后行策略是在电力信息化这门课程改革和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课程群建设，开设代表计算机技术和电力专业最新技术交叉点的“电力云平台”、“电力物联网技术”等课程，并将“电力信息化”、“电力云平台”及“电力物联网技术”三门课程纳入到一个课程群来建设。可见电力大学亟待探索并建立适合计算机专业的电力特色及工程应用能力的培养模式。 三、电力信息化课程特点与教学现状分析 1.电力信息化课程的特点 电力信息化这门课程具有如下特点： （1）涉及面广。电力信息化这门课程内容涵盖电力工业生产发电、输电、变电、配电、用电、电网调度等全过程的信息化与智能化。课程内容包括发电企业的信息化与智能化、变电站的信息化与智能化、电力调度中心信息化与智能化、配用电生产管理信息化和智能化、电力信息安全技术及物联网在智能电网中的应用等。 （2）技术先进前沿。电力信息化这门课程内容涵盖当今信息和电力领域的前沿技术、热点技术。如在讲解变电站的信息化与智能化这部分内容时要详细分析电力领域的热点技术iec61850。在讲解电力调度中心信息化与智能化这部分内容时要详细分析信息领域的热点技术soa和电力领域的热点技术cim及其在电力调度的应用。在讲解物联网在智能电网中的应用这部分内容时要详细分析当今信息和电力领域的前沿技术物联网、智能电网及云平台。 （3）与电力行业实际工程紧密结合。在讲解课程的各部分内容时紧密结合实际工程。如在讲解发电企业的信息化与智能化这部分内容时紧密结合发电企业的实际工程，如水电站厂级监控系统、火电站的dcs系统、发电厂?sis系统、发电厂智能管理信息系统等。 （4）多学科的交叉。电力信息化课程是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控制技术、电力系统背景知识的融合与交叉。在讲解课程的各部分内容时处处是多学科的交叉，如在水电站厂级监控系统中涉及计算机的网络通讯技术，涉及控制领域的plc技术和现场总线技术，涉及水力发电特性专业背景知识等。 （5）电力信息化课程的教学内容是动态的，是与时俱进的，随着电力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发展而不断地补充新内容，没有现成的教材。当今世界电力信息化和智能化发展非常迅速，如国家电网公司已经开展广域全景分布式一体化的电网智能调度技术支持系统研制。在讲解电力调度中心信息化与智能化这部分内容时就必须补充这部分新技术。 2.电力信息化课程教学现状分析 （1）没有现成的教材，课程难度大，师资紧缺。从上述分析的电力信息化这门课程的特点可见，要求老师具备丰富的知识储备及电力工程经验。 （2）课程内容与电力实际紧密结合，学生没有现场工程概念，又是多学科的交叉，学生感觉课程难度大且抽象，学习兴趣不足。很多学生很想学好这门课，但他们中只了解信息技术，没有其他学科技术知识的积累。本课程开设在大三的第六学期，很多学生感觉困难后就放弃了，准备考研复习。 四、电力信息化教学改革的思想和方法 电力信息化这门课程是综合应用课程，教学思想和方法的改革是必要的，具体措施如下： 1.组建一支优秀的教学团队 通过引进发掘培养人才，组建一支优秀的教学团队。吸纳不同学科的拥有前沿的信息技术、丰富的电力背景和工程经验的老师进入团队，可以根据老师的特长安排讲解相应的章节。电力信息化这门课程可由若干老师共同完成。由于国内市场几乎没有相关专著和教材，已经组织讲课团队老师撰写并出版电力信息化教材。教材包含当今电力信息化和智能化最新技术并提供老师们的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的老师需要及时了解电力行业的信息化和智能化最新动态的最新技术。除了合作项目途径外，老师要利用一切机会参加合作、进修和交流。通过团队的力量来解决没有现成的教材、课程难度大的问题。 2.补充课程中需要的其他学科知识 鉴于计算机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比较单一，在学习电力信息化课程时先为学生补充必需的计算机控制与通讯基础技术知识，包括计算机控制通道接口技术、plc技术、串行通讯技术、现场总线技术及工业以太网技术等。在学习电力信息化的具体相关内容时为学生铺垫必需的电力背景知识和工程背景内容，如讲解水电站厂级监控系统时要先补充水力发电厂相关内容。通过利用一定的学时补充课程中需要的其他学科知识来降低学生课程学习的难度，使学生能快速全面地了解并掌握电力信息化技术。 3.新技术、新理念的引入 由于没有现场工程概念，学生在学习电力信息化课程时会感觉抽象、难以理解，老师有必要与时俱进地将新的技术和理念引入课堂中。例如可以引入当今电力行业流行的先进仿真培训软件，比如三维变电站仿真培训软件，让学生在软件上仿真漫游变电站并模拟各种操作。通过仿真软件让学生模拟接触电力工业现场，建立对电力工业现场的感性认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为了加强学生课后巩固教学环节，帮助学生消化和应用所学知识，可以将新的理念引入课堂中。借鉴西方本科教学及我国研究生培养的经验，本课程课后作业巩固环节可以尝试不同于常规计算机专业课程的方法。本课程要求学生在课后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每章的作业是查阅与本章相关的文献资料并撰写提交小论文，期末每个学生制作ppt文件并开展讨论。 在学生课后巩固教学环节中老师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指导本科学生查阅相关文献资料时，首先要教会学生如何在海量信息中查找到需要的优秀文献，如何充分利用校图书馆提供的优质库资源，然后指导学生如何读文献，如何写小论文。要求学生在每章节后阅读15篇以上相关文献资料并提交小论文。教师要认真批阅学生的小论文，总结学生容易出现的普遍性问题，在下次写小论文时提醒学生注意。 4.实施案例教学 新的电力信息化教学实施方案与国内外电力发展紧密结合，既具有理论性又有很强的实用性。此课程在教学方法上必须将理论与工程案例结合，实施案例教学。案例可以来源于实际经典案例，也可以来源于老师们的最新研究的相关成果。在案例教学的过程中要培养学生如何将工程应用问题转化为计算机问题的能力。如在讲解iec61850和cim技术时，要剖析iec61850和cim是如何利用计算机技术中的面向对象技术来建模的。 五、结论 电力信息化是电力大学计算机专业的特色课程，在计算机专业的电力特色人才培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本课程的改革促进计算机专业学生对电力信息化、智能化技术的理解和掌握，使电力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更具有自己的特色，以实现计算机专业电力特色及工程应用能力的培养，进一步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和就业竞争力。 信息化教学论文:浅谈教学管理信息化的建设与发展 【摘 要】本文从教学管理信息化建设的必要性入手，通过分析教学管理信息化的现状，指出了教学管理信息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对教学管理信息化的建设方向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教学管理信息化 现状 措施 教学管理信息化是现代化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现代化教学实践活动的重要推动力量，教学管理信息化对提高教学管理效率和质量、实现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世纪创新人才的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教学管理信息化建设的必要性 教学管理信息化建设就是在现代教育思想指导下，运用信息管理理论与信息管理方法，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核心技术，充分考虑教育教学的内外因素，组织和配置教学信息资源，开发教学管理信息系统，进行信息化教学管理的过程。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逐渐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由于教学规模的扩大，学科类别的增多，导致教学管理工作的事务更多，任务更重。新的形势下，高校教学管理如果还采用过去的手工作业方式，很难满足学校扩招后教学管理工作的需要，因此必须对现行教育观念、教育内容、教学环境、教材体系、教学模式、教育教学方法等进行深刻变革。在高校中，只有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全面更新教学管理手段，建立现代教学管理模式，加大教学管理信息化的建设力度，才能真正实现教学管理的科学化和现代化。 二 当前教学管理信息化建设的现状 近年来，我国的高等院校在教学管理信息化建设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因为教学管理信息化实行的时间短，管理人员的管理理念、素质有待提高，以及缺乏有效的管理规章制度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管理信息化建设进一步发展完善，影响了教学质量与人才发展。 1．对教学管理信息化建设的认识不到位 对教学管理信息化的内涵和重要性认识不足，教学管理观念较陈旧。在教学管理上，习惯于传统的理论和方法，习惯于运用传统的手工方式进行信息收集、管理、反馈和交流，甚至有的教学管理人员认为，只要在办公室摆上几台电脑就是教学管理工作的现代化，由于教学管理思想落后，不注重信息化综合技能的提高，导致教学管理工作仍然陷于繁琐、复杂、混乱的状态中。 2．教学管理信息化建设缺乏硬件建设，系统使用效果不显著 由于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发展迅速，计算机硬件设施的更新周期短，但许多高校在硬件设施方面投入不足，不能及时更新计算机硬件设施和网络硬件的配置，同时各教学管理岗位彼此孤立，没有实现教学管理数据的充分共享，造成了大量不必要的重复工作，同时也降低了数据的准确性。 3．教学管理人员信息化水平整体不高 由于教学管理队伍组成结构复杂，水平参差不齐，信息化水平普遍不高，信息处理能力较低，其中既熟练掌握计算机技术又懂管理的教学管理人才更是紧缺，多数教学管理人员依然停留在简单的文字操作和报表处理上，对信息收集、处理、多采用手工的传统信息传递方式，没有使网络技术、智能技术在常规管理实际工作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4．教学管理软件的开发不够，软件的适用性较差 高校的教学管理软件一般都由外部专业的程序员来设计，但由于设计者本身并未亲身参与教学管理的相关环节，对其内在联系不甚了解，同时往往是不同的学校使用同一套软件系统，使得软件的适用性很低，达不到预期的管理目的，有的甚至出现软件重复开发、中途搁置等现象，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 三 加强教学管理信息化建设的措施 1．更新观念，规范教学管理制度 任何体制创新、制度创新都取决于观念的更新，因此，转变观念是教学管理信息化的首要任务。各级教学管理部门在教学管理过程中采用全新的管理理念、思维方式、服务习惯和指导原则，要围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模式设计、日常教学运行、教学质量评价等教学管理的重难点问题，进一步转变教育思想，更新教学观念，加快教学管理信息化与科学化的步伐。同时要根据教学管理信息系统的要求，制定规范、严密、适应计算机管理需要，并具有相对稳定的教学管理规章制度，真正实现教学管理的标准化、程序化、科学化和规范化。 2．加强硬件建设 为了使教学和管理信息资源能够高度共享，提高教学管理的效益和质量，调动管理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高校必须加大资金投入，尽快更新落后的教学管理硬件配套设施，同时建设性能优异的网络技术设施，实现学校校园网与互联网的链接，以适应现代教学管理的需要，形成教学管理信息化建设的良性循环。 3．提高教学管理人员综合素质，优化管理队伍结构 教学管理人员是系统的操作者，是系统能否正常运行的保证。因此，高校应首先加强教学管理人员的培训工作，针对教学管理人员的岗位特点，有针对性地加强信息管理能力的训练，加强考核。其次，提高教学管理人员的信息意识和信息化操作能力。能够熟练的运用基于网络技术的教学管理信息系统，并自觉转变教学管理职能，强化教学管理的顶层设计和辅助决策职能，推动现代化教学向纵深方向发展。三要引进具有较高信息素养与信息能力的专业人才，做到管理人员队伍建设和硬件、软件建设并重，充分发挥管理人员的积极性。 4．加强教学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优质的教学管理软件是实现教学管理信息化的重要条件。要实现学校的教学管理系统在网上评教、教学运行、考务管理等方面的作用，必须在开发研制教学软件时，调动所有的技术力量，最大限度的与软件公司一起进行前期的需求分析，而且在开发期间一线的教学管理人员要适当的介入，以求对软件有更好的理解和把握，在使用过程中还要对系统进行监控和调试，随时根据具体需求进行改进和完善，力争提高系统的实用性。

广告专业毕业论文:广告学专业“以赛促教,以赛促学”的教学模式 1983年厦门大学首次在国内设立广告学专业，到目前为止，全国约有360余所高等院校相继开设广告学专业及其相关课程。广告学是一个多维度、多模态的综合学科，其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有的课程设置侧重文案策划，有的偏向营销，有的则注重视觉传达等能力的培养。蓬勃发展的广告学学科为业界不断地输送着新鲜血液，不断满足着广告行业对于专业人才的需求。然而，广告学有其自身鲜明的学科特色，它对学生的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它在为企业提供人才的同时，也需要更多的企业为人才的培养提供学习和锻炼的机会，比如企业允许学生以实习生的身份参与到一些项目的设计和开发等等。但是地区资源分配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处于偏远地区的学校很难获得相应的条件。例如，笔者所在的学校是位于中部地区远离省会城市的一所以理工科专业为主导的二本院校。它就完全没有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的地缘优势，也没有长沙、武汉、成都等内陆省会城市可以依托的经济优势。因此，广告学专业学生在当地企业实习的机会相对较少，若去其他地区当然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成本。甚至，就学校内部而言，广告学专业的办学条件也无法和其他理工科专业相比。这是大部分开设广告学专业的普通高校普遍面临的问题。那么，在这样的境遇下广告学专业该如何实现突围，更好地发展呢？ 笔者专门从事广告学专业的教学与实践，经过了长时间的思考和大量的论证，最终摸索出一套“以赛促学，以赛促教”的教学模式，即通过参加学科竞赛，在竞赛中学习，在竞赛中讲授，赛教统一、赛学合一。用比赛来检验学生的基本技能，提升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使理论教学与社会实践和现实需求密切结合、高度统一。 一、“以赛促教，以赛促学”的可行性 （一）“以赛促教，以赛促学”符合广告学专业的特点。相较于其他专业，广告学专业更加注重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而学科竞赛正好可以提供一个施展所学的机会，促使学生将课堂的知识转化为实际操作的能力。 目前，广告学主要的学科竞赛有教育部主办的“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中国广告协会主办的“中国大学生广告艺术节学院奖”以及中国台湾时报传媒集团主办的时报“金犊奖”。这些大赛的题目的主题和目标各有千秋，且要求的作品类型多样。比如，今年举办的“第八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作品类别分为八大类：平面类、视频类（影视、微电影）、动画类、互动类、广播类、策划案类、营销创客类、公益类。不同的作品类别也就有不同的能力要求，有的侧重平面设计，有的侧重市场调查，有的侧重营销策划，因此要想取得良好的成绩，学生就需要不断地学习，弥补自身不足，提升技能。 （二）“以赛促教，以赛促学”符合行业和市场的要求。各项赛事都有丰富的选题，这些题目涵盖了食品、快消品、日用品、医疗等行业。那些创意简报大都是企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而拟定，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学生通过比赛可以深入了解行业需求，甚至有可能将创意转化为实际效益。所以这就需要老师和学生端正态度，把参加竞赛当做一次真实的社会历练而不是一次模拟的练习。比如第四届大广赛就是由南京青奥组委主办，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组委会承办的，大广赛“南京青奥会”专题设计竞赛，在五万件有效作品中由北京印刷学院研究生崔欣晔设计的“ii”最终被确定为南京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吉祥物。这些贴近市场的“真刀真枪”的比拼使学生身临其境，为走向相应的岗位积累了经验。 （三）“以赛促教，以赛促学”有助于教学相长。《礼记・学记》云：“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参加学科竞赛既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也有助于教师完善自我。学生通过参加学科竞赛，会及时发现自身的不足。例如，在完成平面设计、策划、电视广告以及广播广告等的过程中，学生会有一些体会，音视频软件操作不熟练，问卷调查的题目设置以及样本的分布、市场调查也只是简单的陈列，缺乏逻辑性和深入的分析，活动策划的表述不准确，这些问题会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热情。除了提升技能外，竞赛也会提增强其他能力，比如团队合作能力、组织能力、人际交流的能力、创新能力等。同样的，教师在指导学生参加学科竞赛时也常会遇到各种问题，此时，教师也需要不断学习来更新知识体系，跟上业内趋势，以此来提升自我，更好地向学生施教。 二、“以赛促教，以赛促学”模式的应用 （一）完善人才培养方案。人才培养方案就像大海中的灯塔，指引着人才的培养方向，也决定专业课程的设置以及专业体系的建构。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出来之后还需要不断地修订和完善。而学科竞赛则对此前人才的培养进行了阶段性的检验，这既有利于教学实践的改革，也有助于人才培养方案的改进。特别是在当下互联网作为主导的时代，广告的形式、营销的手段、策划方案以及媒介投放的手段都有更高、更新的要求，这就要求人才培养方案围绕着新的能力培养为目的，以企业的用人标准作为依据，完善课程体系，以此提高教学质量和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 （二）以实践促理论。一般而言，广告学专业的学生都是文化生，大多数都没有美术功底。他们在空间透视、色彩、构图等方面的知识比较欠缺，对Photoshop ，illustor ，premiere ，audition等音频、视频软件的运用比较生疏。因此，学校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开设素描、色彩等课程，又比如设立图形工作站、广告摄影棚等专业实验实训基地，专门聘请老师开设平面设计、CI设计、广告摄影摄像以及视频剪辑等课程来提升学生的软件运用能力，并使之结合竞赛经验自觉地动脑、动手。 目前，广告学专业的老师大多来自于新闻、传播、文学等领域，广告设计、视觉传达、市场营销等方面的师资较为稀缺。最为重要的是，对于一些青年教师而言，他们大都是自高校毕业后直接进入教学岗位，从事广告行业的经验很欠缺，即使有过一些在广告公司工作的经历，但他们还是缺乏广告行业内的系统历练，不少理念和实践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脱节。为了更好地克服这些问题，青年教师有必要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到省内外知名广告公司去学习。这种实习不是简单的脱产实践，而是系统的、有计划的在策划、客服、创意等部门进行轮岗实践。用实际操作来解答竞赛中的困惑，以实践来验证理论，这有助于高校教师更新固有的知识体系，避免思想僵化，更加准确地把握广告行业的最新趋势，以此提升知识水平和教学技能，优化教师队伍。同时还聘请社会上具有多年从业经验的资深人士进行实践教学，这对教师队伍的结构起到了极大的优化。 （三）健全机制。高校老师除了繁重的教学任务外，还要面对科研的考核。这常给他们沉重的压力。而学科竞赛是广告学专业课堂教学的延伸。课下指导无形中也会增加教师的负担，因此有必要在制度上对教学竞赛进行保障。 对于学生来说，可以在培养计划中将学科竞赛设置成一门实践课程，并给予相应的学分。 对在比赛中获奖的学生更是要在三好学生以及奖学金的评选中优先考虑，通过树立典型，来带动其他同学来学习。同时，将教学竞赛的成绩折算成创新学分，计入总学分。对于指导比赛的教师而言，学校可以将指导过程折算成课时工作量，同时在省级、国家级比赛中有所收获的指导老师，学校也应该在科研考核上予以肯定，同时给予一定的奖励。通过健全制度的措施，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动性和指导教师的积极性。 三、结语 “以赛促教，以赛促学”实施后，学生的能动性和积极性都有极大的提升，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得到了加强，广告创新和策划能力也有了显著的进步。教师也不再拘泥于课本，结合广告大赛策略单的要求，对学生进行针对性的创意训练，把课堂延伸至教室外。教师通过对教学竞赛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总结，形成新的教学内容、教学成果和教学方法，扩充了了教学内容。同时，将业界的最新的资讯引入课堂教学，以就业为目的，将企业需要的人才标准作为依据，不断的调整教学体系，使之与社会接轨。 当然，在竞赛的组织过程中也要高度重视一些问题。比如有些院校将优秀的学生集中起来组队，这虽然有利于学校冲击好名次，但却忽略了对其他同学的指导，也就违背了竞赛的初衷――以竞赛促教改。再比如，有些团队的成员专业背景过于单一。他们倾向于找同班、同专业、同院的队友。这样的队伍知识体系过于集中，不利于分工合作。教师在今后的实践过程中，要用科学的管理方法适当干预队伍的组建。 在第七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中，笔者所在学院的广告学专业学生首次参赛就获得了国家奖两项，省级奖三项的优异成绩。在2015年中国大学生广告艺术节学院奖秋季赛中，学生获得金奖一项，优秀奖和佳作奖若干。这进一步证明了“以赛促教，以赛促学”的重要性与正确性。在国家提倡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的背景下，此种探索显得尤为重要。这对以后深化教学改革和加强校企合作等方面打下了牢固的基础，是积极推动广告学专业教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的一次成功而且有效的尝试。 广告专业毕业论文: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设计素描课程教学改革探析 摘 要：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设计素描课程教学改革主要以改变传统设计素描教学观念以及教学模式为基础，以开拓学生创造性思维、刺激学生的设计灵感、增强学生动手能力、加强学生学习兴趣、体验学生设计成果为模式，构建适合于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发展的设计素描课程教学体系。注重对学生设计观念和思维的培养，为设计专业其他课程做铺垫。从设计素描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方面进行创新突破，最终形成比较完整合理的更加符合广告设计专业要求和就业形势的素描教学体系。 关键词：广告设计与制作；素描教学；创新意识；教学改革 0 引言 广告设计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社会对广告设计越来越表现出个性化、多元化的苛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设计素描课程进行适当的改革，从学生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表现能力、设计思维能力上入手，将教学与就业接轨，从课堂走向市场，创造出符合社会需求的人才。 1 原有教学模式分析 多年来，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设计素描教学课程一直沿袭传统绘画素描教学的内容和训练模式，即从石膏几何体写生、静物写生、石膏像写生、人物肖像写生到人体写生。其课程内容基本沿袭这样一步一顿地思路，时间过程沉闷冗长，部分学生失去了绘画的激情，设计素描成了机械模式的型与体、空间与关系表现的简单运动，设计失去了本来的趣味，素描变成了复制印刷版。在大学虽然设计素描课程作为造型艺术的重要基础，在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造型训练之前不断地进行石膏几何体、石膏像、人像写生练习，具有特定的价值和意义，但大部分学生在参加高考之前已经熟练掌握了素描的基本技法，现在再重复训练虽然课程教学从目标到要求有所不同，但是大部分学生只是熟练技法表现，不去思考、不去探索，最终导致浪费了大部分的时间。 2 课程内容改革和措施 2.1 教学目标的改革 创意思维的表现是我们教学改革的重要尝试。针对广告设计方向的人才，艺术创作、设计夸张、变形和构图等需在设计素描课程中占有主导地位，只有这样才能为后续所有设计课程提供基础并供给养分。广告创意人才对结构的认识，对物体进行归纳、剖析、置换是必需的能力，从设计画面到注入全新的创作理念，再进行加工以物向型表达出来是必学的技能。选择画面主导形象和自由驾驭画面密切相关，只有训练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才能使其在艺术创作、广告设计造型等方面的能力得以提高，才能将画面达到一种具有节奏、韵律合理的使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效果。所以设计素描课程的教学目标应该是培养学生创造性的思维。 2.2 教学内容的实施 首先，作画内容功能性的强调是我们教学内容上的第一个突破。原有的素描教学注重表象，而设计素描注重表意，因此本次改革在“创意素描”教学部分设计了这样一个课题，要求学生以暖瓶为出发点，用素描的方式方法创作出一幅手机宣传画，即绘制创意草图，这就要求学生不能一味地简单写实与照搬，学生必须在保证暖瓶造型准确、质感到位的基础上，对画面进行有思想性和目的性地创意绘画，即突出暖水瓶的性能、功能为前提，同时使画面更加具有广告草图的效果。让学生在素描中意识到设计草图的重要性，并逐步掌握设计思想该如何通过草图来表现。 其次，快速记忆表现的强调。设计素描强调快速记忆表现，我们通过对设计素描教学内容设置的改变，培养学生将设计思想用最快速、准确的方式表达在纸上的能力。因此，“短、平、快”是设计素描在速度上的一大特点，也是我们在教学中需要培养学生的一项技能。经过本次教学改革，在“人造物写生”部分改变介质要求学生除纸张外，表现在其他媒介上，如衬衫、茶杯、镜子等等。换成学生自己身边感兴趣的小玩具或寝室里面的小物件。作画方式上，要求学生以速写的方式，从简单的结构入手，力求创新多元。 2.3 教学方法的创新 个性化教学，任务驱动模式。我们把一个学期的教学内容设置成多个任务，通过具体任务的完成使学生掌握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任务为主线，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方式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独立完成画面的能力和应变能力。运用此种方法提高了学生技能的同时，使其对相关理论知识记忆更加深刻，教师思路清晰，学生学习目标明确，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3 课程改革的启示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学生专业理论知识传授的同时必须注重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和发散性思维的引导。寻找学生观察和思考的一切可能，破坏他们理性临摹意识，使学生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按照形式美法则，通过创造意识、审美情趣和思维模式等宏观的处理画面。 产学结合，让社会走进教室，让学生走出课堂。学生学习最终是为了就业为了回报社会，只有让学生多接触多看才能多学。在本次课程改革实施过程中，我们邀请多位专家学者莅临学校参观指导，学生参加社会举办的各项展览13项，其中获得全国大学生艺术展国家级奖励5项，省级奖励12项，得到了学校老师和社会各界人士的一致好评，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大幅提升。现我们的大学生创业基地已经通过审批，学生的作品有了转换成商品的途径和渠道，充分尊重学生的学习成果并体现出了学生的作品价值。 设计是一门艺术，更是生活的一部分。设计素描是设计的基础更是设计的起点，是学生主动观察设计事物的第一步，所以必须培养学生独立的思考习惯和创新意识。通过课程改革，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学习兴趣有了明显的提升，充分验证了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设计素描课程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广告专业毕业论文:高职广告设计专业“以赛促教、以赛促学”教学模式研究 摘 要：在中国经济腾飞的背景下，广告行业蓬勃发展，所以高职广告设计专业的教学发展也要与时俱进。本文以高职广告设计专业的总体人才培养目标为依据，展开“以赛促教、以赛促学”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实践研究。 关键词：以赛促教；以赛促学；高职广告；教学模式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商业竞争、信息传媒的扩大和广泛普及，广告行业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代，社会对既具有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又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的广告设计人才的需求逐年增长。高职广告设计专业的总体人才培养目标是：具备广告创意、广告制作及广告策划等专业能力，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爱岗敬业精神、具有责任意识和创新意识；掌握相应的专业理论知识，具有较强的适用社会岗位的实践能力，能进行创意、设计、制作等工作，服务于广告设计与策划行业的生产和管理一线的人才。针对以上的人才培养目标，近年来高职广告设计专业逐步采取了“以赛促教、以赛促学”的教学模式改革。 1 高职广告设计专业学生学情分析 近年来，高职招生情况愈发严峻，生源质量差、数量不多成了普遍现象，中西部地区的高职院校尤为明显。高职院校、三本院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生源数量严重不足，各院校招生甚至面向了中学毕业和中学辍学的生群。这样一来，就造成了高职院校学生的整体基础较差。以高职广告设计专业学生为例：美术基础差或者几乎没有美术基础、文化基础差、学习积极主动性低、自律性差都是常见的高职广告设计专业学生的基本情况。面对以上学生学情的基本情况，单一的“知识+技能”的教学模式，容易导致教学内容与市场需求脱轨，为了达到高职广告设计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培养出合格的广告设计专业人才，高职广告设计专业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创新势在必行。 2 “以赛促教、以赛促学”高职广告设计专业教学模式的设计 目前，针对大学生的广告设计比赛一般分为两个类别：一是“命题式”比赛，如中国广告协会创办的中国大学生广告节“学院奖”、教育部高教司主办的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等；二是“自由主题式”比赛，如中国设计师协会主办的“创意中国”设计大赛、成都蓉城美术馆等主办的全国高校美术作品学年展等。根据不同课程的性质及定位，将对应的广告设计比赛融入课程教学中，是“以赛促教、以赛促学”教学模式改革的重要措施。 2.1 “命题式”比赛促进学生职业能力的发展 （1）以大赛创意流程训练学生工作逻辑。“命题式”比赛的创意流程一般分为：资料收集、定位分析、主题提炼、创意发散、后期执行、效果检验。这样的流程模式与广告创意行业的工作模式基本一致，有利于学生锻炼对广告主题把握的准确性、有利于学生依据比赛作品不同形式的表现方法的练习去熟悉软件操作、有利于学生习惯广告创意与制作的工作模式。在不同主题的创意训练过程中，“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使学生熟练广告设计工作的基本步骤、掌握广告设计工作的普遍规律，从而训练学生的工作逻辑。 （2）以大赛创意练习开拓学生创意思维。高职院校的学生知识层面较窄，思维局限性较强，“命题式”比赛的创意练习，有利于开拓学生的创意思维。在高职广告设计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将“命题式”比赛与教学内容结合，以实际的广告企业命题来开展教学环节的设计，让创意落，具有实效性，同时使教学内容真实化、立体化。学生通过参加比赛，实际地了解不同企业的不同产品，开阔了一定的市场视野，使创意思维可以横向发展。 （3）以大赛创意提案加强学生沟通能力。高职广告设计专业的学生，需要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以便在日后的工作中能够顺利地与同事、领导及广告客户进行交流。教师在指导学生完成比赛的过程中，通过营造比赛氛围，鼓励学生勇敢地站上讲台进行大赛创意的提案，加强对学生口头表达能力、语言沟通能力的练习，增强学生的自信心 2.2 “自由主题式”比赛促进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 所谓“自由主题式”比赛，就是只规定比赛类别而不限制比赛内容。这样的比赛形式，有利于将比赛与多种课程形式相结合。例如，视觉传达类作品与字体与版式设计、图形创意、企业视觉识别、包装设计、广告创意等课程相结合，综合设计类可与创意素描、设计色彩、立体构成等基础课相结合。让学生将不同的课程作业用来参加比赛，既练习了该课程的内容，又可以通过比赛获奖来增加学习信心，提高学习积极性，将被动学习转换为主动学习。 2.3 “命题式”比赛有利于提高广告设计专业教师的业务能力 高职广告设计专业的教师队伍结构比较单一，缺乏稳定的“老、中、青”师资结构，多数专业教师都是大学或者研究生毕业后直接从教的。具有丰富行业经验的师资长期紧缺，使得高职广告设计专业教师普遍缺乏广告行业的工作经验，容易造成“纸上谈兵”的教学模式。“命题式”比赛，如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采取与企业合作的方式，由企业根据自身的需求提出“策略单”，学生根据“策略单”的要求来展开比赛作品的设计。这样的形式，就要求指导老师本身也熟悉广告行业的工作流程，促使指导老师不断地提高自身的广告设计水平与紧跟广告行业的变化发展来满足教学的需求。同时，各种比赛的成绩，除了检验学生作品本身的优劣程度外，对于指导老师的教学成果的评测也起到了比较直观的作用。 总之，根据高职广告设计专业学生的具体学情、各地广告市场的行业需求和各高职院校的资源统筹，开展“以赛促教、以赛促学”教学模式的改革，有利于培养符合高职广告设计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创新型广告专业人才。 广告专业毕业论文:广告策划专业产学研平台研究 摘 要：地方高校多处在经济实力较弱，产业欠发达的三四线城市，地域发展局限性影响着产学研平台模式的发展，广告策划又是典型的实用性极强的专业，需要不断与市场对接，对教师和学生的实践性要求都非常高。为解决这一难题，以“实战教学模式”为基础，建立一套完整的专业产学研平台体系，既是提高专业实践教学质量的需要，也是促进专业良性发展的需要。 关键词：广告策划；案例教学；实战；实体项目；产学研平台 1 开设广告策划专业是基于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传统广告设计（视觉传达）教育发展运行已近20年，教育教学体系过于传统，绝大多数高校仍然沿袭工艺美术的教学思路，弊端初现。现行广告设计专业教学体系大多脱胎于传统的艺术教育中的装饰设计专业，以平面设计为培养基础，受美术、装饰绘画教学观念影响较大。 第二，同质化人才培养过剩，不具备理论素养和策划思维能力。2012年教育部数据显示，我国有近千所高校招收艺术类视觉传达专业学生，在校生近十万人。传统视觉传达专业学生进入就业市场后多从事基础设计工作，不具备广告理论知识及策划思维能力，动手能力较强但思维能力不足，市场对单纯的广告/平面设计人才需求趋于饱和甚至过剩。 第三，广告策划专业顺应时代变化，使设计教学和广告学教学相结合，培养升级型的传媒业专门人才，学生既具备理论素养又具备专业实践执行能力，懂市场、能策划、会设计的专业型广告专业人才受到了就业市场的认可和欢迎。 2 发展广告策划专业所需解决的问题 为培养出升级型的广告专业人才，仅有教学体系和课程设置上的创新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在教学模式上彻底打破传统，寻找与市场实时对接的突破点。但地方高校多处在经济实力较弱、广告和设计产业欠发达的三四线城市，地域发展局限性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产学研平台模式的发展，再加上地方高校在办学环境、师资力量、生源质量、经费支持、设备条件等方面都存在着诸多局限性，很难把产学研平台坐实。专业能够引入的实题项目较少或没有真实项目的引入，导致实践教学平台有平台而无项目，徒有虚名。 这种现象在广告专业实践教学方面体现得更加明显：广告专业教师往往仅凭自己的广告设计能力和教学经验，对学生进行相对封闭的虚拟广告营销策划实践教学。这种封闭、保守的虚拟实践教学模式会使教学质量落后并与社会实战设计脱节；其次会使学生在创新和实践能力方面明显落后于人，这样较低的人才培养质量会导致就业形势的恶化，最终影响专业发展。单纯封闭的工作室模式存在的弊端和局限并不利于学生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提高广告策划教学质量，开拓学生策划设计交流的平台，培养其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已成为地方高校广告相关专业产学研研究的一个难点和痛点。 3 广告策划专业“实战模式”教学模式的思考 地方高校广告设计工作要克服和突破这种弊端和局限，应从变保守封闭的实践教学为开放有序的同步案例式教学着手，尽量增强学生与企业、本校学生与外校学生、教师与教师等各方交流。而实战型广告竞赛项目正是这样一个促进交流的平台，其通过竞赛活动拓展教师、学生、企业间的相互交流，在交流中，既可以了解外校同专业的教学能力和学生的设计水平，也能看出自身团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教学水准，从中找出不足并及时进行调整，从而促进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的提升，促进地方高校广告策划产学研的良性发展。 近年来，符合案例教学模式的全国广告设计专业学生赛事不断涌现，规模和影响力与日俱增。有中国广告协会主办，《广告人》杂志社承办的“全国大学生广告设计大赛・学院奖”；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主办，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广告教育专业委员会承办的“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由《中国时报》主办的汇集两岸三地在校大学生的“金犊奖”等赛事。单以“学院奖”来说，每届比赛都有15家以上企业的近20个选题任由同学们自由发挥，选题种类也非常丰富，平面、广播、影视、动画、文案、策划满足了实践教学的所有需求。截至2015年，影响力已惠及全国300多所高校，呈交作品达15万件，在全国各高等院校中深入人心。 4 基于“实战教学模式”构建产学研平台 第一，以实战带动专业课程教学。广告策划专业的主干课程为广告策划、广告系列创作、品牌营销、广告创意表现。在教学计划制定时即充分考虑与实战赛事相契合，把大三的主干课程广告策划课安排在春季的学期开设，在理论知识讲授完毕后即引入实战赛事的选题进行实题项目演练，学生可以迅速把所学理论知识运用到项目中。由于是真实项目，企业命题策略解释充分，学生能够迅速把握要点进行分析和策划。经过三年的实践，这一方式得到学生认可，教学质量迅速提高，在赛事中取得不俗的成绩，学生的策划方案多次获得赛事等级奖和优秀奖。 第二，以实战赛事推动专业讲座、论坛的举办。以赛事全国巡讲为契机，邀请国内知名专家来校举办专业讲座和论坛。各赛事在每年的推广阶段都会进行全国巡讲，广告策划专业积极申请，每年承办2～3次巡讲工作，并以赛事巡讲为契机与主办方合力聘请国内知名专家和业界大咖来校举办讲座，开阔学生设计视野，了解前沿设计思潮。 第三，以实战推动团队协作及各专业互动合作。实战赛事选题多为较大体量的营销策划案、影视广告创作、互动动画创作等，学生在创作参赛选题时不仅要组成团队，还要打破专业壁垒进行互动合作，并且这都是学生的自觉行为。在实战中训练了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专业分工合作能力。 第四，以实战建立“多导师制”借力校外资源。利用实战的平台，整合校内外教学师资资源，建立交互式多导师机制，聘请业界实战专家给予学生技术支持，对参与实战赛事环节的学生进行多导师、跨界联合指导，建立起了理论实践紧密结合、校内校外交互配合的指导机制。 第五，以实战推动“教师工作室制”。因参赛时间紧迫，课堂教学及少数辅导并不能满足学生对项目的创作热情，学院专门为专业教师在校内建立了教师工作室，配置相应资源，参赛项目组可进驻教师个人工作室，随时得到教师的悉心指教。同时，工作室自然成为小型的产学研平台承接对外合作项目及科研项目，又为学生大四学年的毕业创作运行及辅导打下良好基础。 5 务实创新，建立独具特色的产学研平台 产学研平台是以知识增值为核心，以实现创新突破为标志，以满足社会需求为目标，在政府、企业、大学、研究机构等组织和结构中开展全方位整合的创新型组织模式。其核心在于通过各机构间的融合与创新来达到提高教学质量、促进就业、创造社会价值的目的。由于受地域、学科、资源配置等诸多因素影响，不同教学组织对产学研平台的需求和建设方式是不同的。基于“实战教学模式”构建的广告策划专业产学研平台，建立在务实创新的基点上，符合本专业发展变化的需要，经实践证明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广告专业毕业论文:对高职院校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发展思考 摘 要：当今的社会是一个信息快速传播的时代，社会的进步，技术的革新都会对我们的生活环境发生着或大或小的变化。最显著的一个例子，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人们想掌握第一手信息和资料，他们就会办到。这样无疑给广告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机遇。而这些需要大量的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的人才。所以说，大量的高素质专业的广告设计和制作专业的人才市场非常需要，培养人才已迫在眉睫，高职院校承担着许多的压力与挑战。这些形势也对高效的学生产生了不小的触动。本文主要针对如何让高职院校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的学生们活动更好地发展，得到社会的认同进行了一些思考和探讨，并提出了几点自己的意见。 关键词：广告业；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专业人才；教学 这几年，广告业的发展越来越迅猛，对人才的数量和质量要求都越来越高，这就使得一些高职院校的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成为现在最受欢迎的热门专业之一。因此，高职院校必须提高自己实力，既重视理论教学，又注重实践，培养出有一定的理论支撑的同时能够熟练运用相关技术手段，思维较开阔新型广告设计制作人才。同样的作为主体的学生也需要多思考一下自己的学习与就业，不断地适应时代的需要。这是目前高职院校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的首要教学目标。 一、目前高职院校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教学存在的共性问题 近年来，随着广告业发展迅速，很多高职院校与时俱进，新增设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但是，一些院校仅仅是因为社会需求大、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的就业形势比较好，就盲目大扩大招生规模，开设了广告专业，其院校内部的专业教学必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一）专业教师少，学生上课积极性不高 师资力量不合理是当今一些高职院校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高职广告专业也不例外。随着该专业就业前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高职院校开始开设此专业，这样就需要大量的相关专业的教师。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高职院校中，一些相关专业的教师学历偏低更有甚者专业并不对口，有一些教师是其他相关领域转行而来的。还有一些教师，本本主义较严重，理论知识还说得过去，但实践经验就少的可怜，这样就使得教师教学的质量偏低。直接导致上课教师讲课激情不够，学生不喜欢课程的设置。 （二）教学设备短缺，实践条件不成熟 我们都知道，广告专业的实践性很强，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才是王道，为了提高高职院校广告专业的实践教学质量，就需要相应的器材和设备，邀请一些具有丰富经验的广告行业专业人士指导学生。但是我们要看到，并不是所有的学校都有这种人力物力来建设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而校外实训方面，因为一些高职院校的水平没能达到广告公司的需求，校外的实践获得的经验也凤毛麟角。 （三）学生素质良莠不齐，对本专业认识不深 我们都知道，我国的招生模式一般是上不了大学的才会退而求其次的选择高职院校，所以说，学生的整体素质有待加强，刚入校的学生可能对于本专业一窍不通，使得在以后的学习中也静不下来，没有认同感。 二、对于高职院校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教学改革的一些想法 （一）请学长学姐讲解本专业的基本概况 为了让学生有认同感来学习本专业，可以在新生刚入校的时候就开设一些座谈，请高年级的有经验的学长学姐介绍一下学校的专业概况，就业前景，让同学们在刚入校的时候就感觉到亲切自然，进而有动力去学习。 （二）扩大师资力量，调整师资结构 专业教师的专业水平及其教学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学生的能力，因此，高职院校要想健康稳定地发展下去，就需要不断培养专业优良的学生，打出本学校本专业的水平。而这些首先需要扩大师资的力量和规模，组建一个水平高，能力强的专业教师队伍。据了解大多数的高职院校可以通过以下几点来改善师资队伍。第一，鼓励奖励其低学历的教师主动学习，使其认识到他们的不足。第二，选拔一些新进的专业教师到一些专业的广告公司进行实习考察借鉴经验，以便服务于课堂。第三，高薪招聘一些行业内经验丰富的人士来校任职或指导。学生可以课上或者课下向教师请教问题，向学校建议多开几节公共课或自由提问课，只有学校创造了这样的环境之后，学生们才会去执行。充分发挥名人效应。 （三）学生可以多创造实习条件 由于广告专业地特殊性，各高职院校对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学生的培养重点是在实践上，鼓励学生多参加校内实训基地。学生们可以利用寒暑假时间，选择校内的实训基地或者专业性能比较强的广告公司去实习。增加自己的实践技能。 （四）有选择的学习相关课程 高职院校对于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的课程设置应当合理化，对于本地区的广告行业进行调查分析，合理招生，保持一定的供求平衡。体现本地区的特色，把主动权交给学生让学生选择他们的细化专业以及就业方向。 三、小结 当今社会对于具有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特别重视，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也是如此。学校的教学要适应潮流，在平时的学习中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这些需要学校的大力配合，教师的精心培养以及社会的相关关怀。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学生的大力配合，只要学生们认识到本专业的优势和特色，我相信每一位学生都能顺利毕业，找到合适的工作，不断地为社会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建设更美好的未来而奋斗。（作者单位：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广告专业毕业论文:浅论广告学专业实践教学改革 摘 要：广告学作为一门边缘学科，在教学中应突出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本文就广告学专业加强实践教学改革的必要性和开展实践教学改革的思路与措施以及开展实践教学改革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关键词：广告学专业；实践教学；改革 自1983年厦门大学在中国内地高校首开广告学本科专业以来，在30年时间里，我国广告教育取得了飞速发展。但是令人尴尬的是，作为吸纳广告专业毕业生就业主渠道的广告实务界，对于广告教育的成果即广告专业的毕业生却并不完全认同，他们认为：广告人才主要应在实践中培养。或许这些观点有待商榷，但广告教育工作者必须反思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我们应该调整传统办学思路，从提升学生的动手实践技能角度出发，加强广告实践教学环节。 一、广告学专业加强实践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一）从广告学的应用型学科定位来看，必须突出实践教学广告学综合了新闻传播学、艺术设计学、市场营销学、文学等多种学科，应用学科的特点决定了广告学专业的教学在加强基础理论知识教学和注重综合素质培养的同时，还要更加注重强调理论与实践能力结合的塑造。因此，“开门办学”是广告专业教学的必然选择。 （二）从广告业界反馈情况来看，应该加强实践教学笔者曾多次与广告公司负责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人士交流：在同等条件下，他们更倾向于选聘的人才是广告运作实践经验丰富、业务技能娴熟、掌控一定客户资源；而是否具备广告专业教育背景、理论基础是否扎实则并不是影响考核结果的主要因素。 （三）从学生认知态度情况来看，学生对实践教学环节兴趣浓厚现在进人高校的学生，基本都是“九五后”，是伴随着以电视、手机为代表的多媒体娱乐工具成长起来的一代，思维更为活跃，相比于教师讲授的“单向传播”而言，更易接受师生互动司论、亲身参与“过程”、及时反馈意见的“双向传播”实践式教学。 二、开展实践教学改革的思路与措施 在国内高校广告专业实践教学中，应根据本专业培养目标定位的实际情况，分类、分阶段开展实践教学活动。笔者以为，总体上都可以考虑分为基础课程实践教学和综合应用实践教学两大类，应该采取与理论课教学明显不同的方法。下面分别加以论述。 （一）实践教学内容规划 基础课程实践教学环节基础课程实践教学主要包括人学伊始的专业认识实践、专业基础课程实践、专业课程设计制作等部分。在这一环节当中，原则上要求每门专业课的教学方案制定中融人实践教学元素。通过在各门课程引人和加强实践教学比重，学生可以在动手实践中全面提升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对广告基础理论的理解更加深刻，对广告实战应用技能的掌握更加娴熟，团队意识更加明确，创新能力、沟通能力、表达能力、协作能力和广告制作能力得到全面、系统的锻炼和提升。下面列举一门课程的实践教学内容设计：《影视广告学》是广告专业重要的核心课程，笔者在安排课堂时间讲授影视语言、蒙太奇原理、基础理论知识的同时，还要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学生观看并研讨经典影视作品和纪录片，使学生了解影视镜头、画面及编辑的原理与基本技巧。在此基础上，组织学生集体观摩历届国际广告节经典作品，研究创意思路、分析拍摄角度与剪接技巧。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就给定题目独立进行电视广告创意、策划、创作脚本、绘制故事版，经教师点评指导提出修改建议后实地拍摄，最后提交一份30秒的电视广告作品，尽管与专业人士作品相比，创意简单、技术指标低劣、制作粗糙，但就学生所取得的收获而言，远超过课堂讲授的纸上谈兵。 （二）综合应用实践教学环节 在通过基础课程实践教学环节培养学生单项技能的基础上，各高校安排组织高年级学生（本科院校大学三年级、高职院校建议大学二年级）进行综合应用实践教学，实践教学的形式和内容可根据实际情况而定，目前国内一些高校尝试并取得成功的做法主要有： 1、组织学生参加专业性广告赛事目前国内举办的各类广告大赛名目繁多，有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广告金犊奖、学院奖、公益广告大赛以及一些设计网站上的作品征集与竟标活动等。对学生而言，参加专业广告大赛是开阔学生专业视野、展示自身风采、对接业界先贤的绝好机会，也是锻炼和提升自身专业实践能力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对学校而言，组织学生参赛也是检验教学成果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 2、学年论文（设计）、毕业论文与毕业综合设计等综合实践环节学年论文（设计）一般多安排在大学二年级以后进行，要求学生结合专业课程内容，通过资料收集与整理，对广告业界某一热点问题或现象进行研究和分析，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与相互印证，进一步了解广告业界最新动态与发展趋势，培养学生分析解决广告实践中某一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能力。对于设计类课程实践安排，则要求立足课程讲授，对接广告业界，尝试自到览一些设计工作。 （三）实践教学的方式 1、案例教学法对于广告学这门与社会实践联系密切的应用性学科来说，采用案例教学法来促进学生对基础理论的理解和实践技能的应用，能够较好的完成预期的培养目标。在广告专业教学中引人案例教学法，更有利于展示广告的艺术魅力，更有助于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开拓学生的视野，提升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具体应用方面，可以采用“导人式举例”、“佐证说明式举例”和“开放式案例分组讨论”等方式，教师应尽可能的选择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案例和时效性较强的案例，组织学生进行研讨。 2、项目参与式教学法 职业教育“行动导向教学法”中的“项目参与式教学”对我们改进实践教学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其原理就是通过“项目”的形式进行教学。所设置的“项目”包含多门课程的知识且需要综合运用多种实践技能。 三、结束语 在项目教学中，学习过程成为一个人人参与的创造实践活动，注重的不是最终的结果，而是完成项目的过程。学生在项目实践过程中，理解和把握课程要求的知识和技能，体验创新的辛与乐趣，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和方法。 广告专业毕业论文:探析中等职业学校广告设计专业校企合作模式 [摘 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广告设计专业成为一个热门的专业，并在就业面上的需求越来越大。其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对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应用能力都有着很强的要求。因此，在传统的办学模式下，无法培养出市场所需要的人才。而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能够让学生尽可能的多接触到广告设计的全过程，为学生搭建起一座从书本到设计一线，从学校到企业的桥梁。培养出真正有理论和实践的复合型人才，在实践中获得和掌握广告设计的知识。 [关键词]中等职业学校；广告设计；校企合作 在21世纪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社会对人才有了更多的需求。各个行业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很多组织都是通过广告业来完成的，因此，广告业已发展成为一个热门行业。这也就相对来说，对该方面的人才需求激增。而广告设计是一门实用性的学科，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操作性，特别是作为中等职业院校来说，所培养出来的广告设计人才，应该具有突出的应用和实践能力。所以，我们必须针对行业要求改变原有的教学方法和模式，设计和制定出新的教学目标和教学模式。 1.中等职业院校传统广告设计专业教学的问题 广告设计专业教学主要强调的是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然而随着近几年我国广告业的快速发展，广告形式也愈加多元化，设计理念的不断创新对中等职业院校的广告设计专业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的广告设计专业教学所建设的实训基地无法满足现阶段市场发展的需要，为了提高教育水平，中等职业院校需要采取校企联合的方式进行教学，弥补教学资源的不足[1]。 广告企业在近几年发展迅速，对人才的需求量逐年增长，这样一来，很多广告企业就非常乐意与院校形成合作。但是就我国当前中等职业院校与广告企业的合作情况来看，在合作方式上存在单一，重形式轻内容等问题，中职院校的教学模式无法适应广告企业的运作模式。中职院校选择与企业合作是为了获得校外的实训基地，以解决学生的就业问题。企业与院校合作则是以营利为目的，对学生的培养并不重视，由于这两者目标的不同，校企合作就失去了其本身的价值，校企双方存在矛盾，导致合作出现问题，进而限制了校企合作的效果。 2.校企合作模式基本类型 2.1 订单合作模式 订单式合作模式是当前最为常见的一种校企合作模式，院校根据企业的订单组织招生，并根据企业订单的需求制定专业课程、教学模式以及课程内容。在学校的教学过程中，企业会给予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为学校培养创造条件[2]。在订单合作模式下，学校负责对学生进行理论和知识的教育，企业则负责学生的实践能力的培养，为学生提供就业机会。 2.2 实习基地共建模式 校企合作的另一模式便是实习基地共建模式，由学校与企业共同创建实训基地，用于学生的教学。企业提供资金、设施设备等，学校提供场地，实训基地由学校与企业共同管理，学生子啊实训基地接受实践培训，同时为企业生产产品[2]。通过这种模式，学校既可以提高教学质量，也可以解决学生的就业问题。 3.广告设计专业校企合作模式的设计 3.1 校企合作制定培养计划 中等职业院校的培养目的在于培养专业技术人才，人才培养的标准是能否适应市场岗位的要求，而当前中等职业院校广告设计专业的教学却与市场存在一定的脱节。因此，可以采取校企合作模式，制定培养方案，企业根据自身发展要求，院校则根据学校学生的实际情况以及院校的专业特点，与企业共同商讨，制定出既满足市场需要，也满足当前教育实际需求的最优培养方案，为学生创造最好的培养条件。 3.2 按照企业的要求建设校内实训基地 在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下，在校内建设实训基地是必然的环节。广告设计专业在与企业合作建立校内实训基地时，主要内容是创建各个工作室。学校与企业合作创建校内实训基地，院校为工作室提供相应的物质设施建设，比如广告制作相关的设备，同时为学生提供广告设计的相关操作技能[2]。 校内实训基地的创建目的在于启发学生的设计思路，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学生可以在实训基地中了解并掌握设计的全过程，全面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为学生未来从事广告设计专业打下坚实基础。在校内实训基地中，采用企业的真实项目，而不是虚拟的课题，学生按照企业的要求进行设计制作，专业设计师对学生的设计进行把关，这样可以培养学生服务客户的意识，减少在广告设计过程中的盲目性。在实训基地进行某一课题时，可以指派学生进行市场调查，撰写调查报告，并由教师指导对报告进行分析研究，制定初步的广告设计方案，而后由专业的设计师对方案进行指导，经过评比后，对于优秀作品，企业可以给予采纳。 通过校内实训，学生的广告创造积极性可以得到激发，在锻炼应用能力的同时，学生也可以明确自己的身份，真正地把自己看作一个设计环节中的参与者，充分考虑各种因素，如客户的要求、价格成本等等，这样学生便可以提早了解未来工作的内容，正确处理好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为今后参加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3]。 3.3 大力推进双师型师资建设 中等职业院校的教学对教师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既需要具备讲课能力，还需要具备技能，因此，国家教育部门在近几年大力推进双师型师资建设。在校企合作的模式下，广告设计一线人才参与到课堂教学中，很大程度上弥补了院校教师实践能力不足的问题，这样教师具备一定实践能力后，还能够合理反馈于自己的理论教学，实现技能与理论的提高。双师型师资建设可以利用企业专业人员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结合的特点，使广告设计人才能够发挥他们的专业技能优势，指导学生的实习。院校也可以选派教师到相关企业挂职锻炼，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教师的专业技能，培养双师型教师[3]。专业教师可以深入到企业定岗实习，让每一位教师真正地融入企业中，学习技能，专业教师共同接受企业的管理和考核，强化技能水平，提高专业素养，为课堂教学积累实践经验。 3.4 校企合作提高教学质量 中等职业院校的师资力量虽然比较大，结构却并不合理，院校中的教师多偏重于理论教育，缺乏实践性，这样一来，学校的广告专业教育也就偏重于理论，忽视实践教学。广告设计需要与时俱进，引领风尚[1]。因此，广告设计人才需要具备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而中等职业院校的教师普遍缺乏实践经验，教师校企合作则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通过校企合作，工作在一线的设计师走进课堂，提高教学质量，学生可以通过设计师了解到广告设计的实践经验，全面提高学生的广告设计能力。 4.结束语 广告设计行业是一个主要培养企业所需求的专业性设计人才的行业。校企合作模式可以说是一项常用的校外实训教学模式，探索和提高学生的适应能力，合作共享资源，共同定制人才培养方案，这样能够避免院校的不足，给予学生更广泛的学习机会。我们必须要强调广告设计是与社会，经济，文化相结台的行业，培养出综合型人才在教学改革的探索道路上仍然有很多我们还没有尝试过的，但是，为了培养出适应社会的广告设计人才，我们必须积极探索，大胆实践，为培养复合型人才的道路上添砖加瓦。 广告专业毕业论文:浅谈中职广告设计专业色彩教学中技术训练课型的应用研究 摘 要：对中等职业学校广告设计专业色彩教学中技术训练课型的研究思路及基本理念的简单介绍，从技术训练课型在色彩教学中的运用实例阐明技术训练课型的重要性。 关键词：技术训练课型；示范教学；实践运用 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及中等职业教育的不断发展，对于中等职业教育的课堂教学有了更深层次的要求。“十二五”规划中，强调了中职教育的发展目标及方向，提出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进入到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全面提高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的新阶段，我国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的优势和重点在于技能的学习和掌握。教师不仅要让学生理解知识要领，更要使学生学以致用。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对教师队伍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未来中职教育的发展前景决定了技术应用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和目标。笔者作为中等职业学校的艺术教师，结合自身教学经验探析“技术训练课型”在色彩教学中的应用。 一、技术训练课型的理解与思考 技术训练课型是指在一个相对单一的技术情境中，学生需要反复训练与应用而获得技术操作能力的一类课。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是技术训练课型的理论指导，学徒制的学习方式是技术训练课型的先驱。 技术训练课型是以技术习得与技术应用为主要目标，培养学生获得职业行动能力的工具性知识与技能，同时强调师徒传承、熟能生巧。该课型的教学重视技术的示范、模仿和应用，主要运用于技能类课程教学中。学生不断解决生产实践中的技能点，逐步实现新手向熟手、能手的转变。它的主要特征有：首先，要重视教师示范；其次，在教师示范之后学生要进行模仿，并加以练习；最后，学生学会运用是课程的最终结果。示范、模仿、运用，环环相扣，缺一不可，而技能的掌握正是技术训练课型的目的及意义。 二、广告设计专业色彩教学中技术训练课型的运用意义 中等职业学校广告设计专业的色彩教学设置主要是根据社会需要，以就业为导向，为培养广告设计应用人才而设置，它不仅是专业基础课，也是技术训练课。色彩基础教学的实践操作性较强，教学的直观性与参与性要求教师不仅要有专业的色彩学理论知识，还必须具备较强的示范能力。教师在教授时应结合课程专业重点难点讲清讲明，用准确规范、生动形象的语言讲解色彩课程的大量实例，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示范绘画教育，把色彩课程的技术知识展示给学生，详细讲解实际色彩绘画中应注意的重点难点，例如，不同物体之间的质感表现、干湿画法的区别、油画技法、水粉技法、水彩技法等。教师言传身教，学生模仿练习并从练习中总结经验、突破难点、掌握技法、巩固练习，才能逐渐掌握色彩的绘画要领。实际教学中要理论与实际运用相结合、训练与专业特点相结合，既有针对性又有实用性，技术训练课型的运用在色彩教学中是不可或缺的。 三、技术训练课型运用于广告设计专业色彩教学中的实例教学 以静物水粉画写生花卉组合教学为例，从实例中分析技术训练课型在实际色彩教学中的应用。水粉画的绘画技法有许多，例如：平涂、叠色、刮色、水渍利用、干画法、湿画法、干湿结合画法等。静物水粉画写生有相对固定的着色方法步骤和技法，在绘画技法上重视干湿画法的结合、色彩的衔接、用笔表现等，因此适宜应用技术训练课型。生理和心理定向教学阶段教师通过展示不同绘画技法的绘画成品，让学生从视觉触觉多角度体会干湿画法的不同表现魅力，引导学生思考不同绘画表现的具体技法，明确课程目标。 1.讲解示范和模仿练习教学阶段 由教师示范写生步骤，学生模仿教师的绘画技法，并应用于实际绘画中。第一步，作画前先整体观察对象，确定构图取景。根据其大小比例，布局在画纸上。第二步，确定色调铺大调子。颜色可画得稀薄一些，以便最后作调整时覆盖。第三步，局部刻画细节处理，笔触质感的表现，花卉绘画技能。例如，花的色彩可分红、黄两大色调，从整体比较颜色的区别，区别包括色相的不同、冷暖和纯度的不同，以及受光所产生的明度不同等等，才能使主体部分的色彩丰富多彩。用笔要根据花形与结构特征，但不要太细碎，而应先概括地将颜色铺满，再进行局部刻画。最后，整体调整，完成作品。作画过程中，时时需要退远看画面的整体效果，不断作修改调整。 2.技术应用教学阶段 学生运用在上一阶段所习得的技能，通过临摹练习掌握技能，完成一幅花卉组合水粉画写生。通过不断练习熟练掌握水粉干湿画法的技法，在之后的风景写生课学习时能灵活运用干湿画法表现。 综上所述，色彩教学中的技术训练课型离不开范例教学，色彩绘画技术范例教学是以典型范例为中心的教与学，使学生在完成一个范例的基础上，学习到相关的信息技术知识、方法和技能。它是通过主体与客体、问题解决学习与系统学习、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的统一教学，使学生获得基本性的、基础性的和范例性的知识的方法。技术训练课型既是色彩教学的理论支撑又是色彩教学的技术实践，技术训练课型的研究对实际色彩教学有着重要的作用及意义。 广告专业毕业论文:高职市场营销专业《广告策划》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摘 要]高职市场营销专业《广告策划》课程位于课程链的下游，综合应用性较强。基于目前该课程教学目标随意含糊、教学内容陈旧重复、教学方法守旧枯燥、教学评价片面等问题及广告策划职业技能要求，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广告策划》课程改革确定了以“两项技术+三项技能+两项素质”为改革目标，以“典型任务+典型案例思维过程分析+企业真实项目”为课程教学模式，并以课程综合实训为例详细阐述了具体的教学过程设计。 [关键词]高职；市场营销；《广告策划》 1 高职市场营销专业《广告策划》课程的课程性质及定位 高职 《广告策划》课程以营销学、统计学、消费心理学等课程为基础，主要研究企业开展广告活动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巧，应用性较强，同时具有系统性、实践性和灵活性等特点。课程基本内容包括：分析广告机会、确定广告目标、形成广告内容、选择广告媒介、确定广告预算、监测广告效果等。课程所属专业不同，教学重点亦有所不同。 对于市场营销专业而言，《广告策划》处于整个课程链的下游，综合应用性较强，对学生综合知识运用能力的要求较高，需具备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多角度高视角的问题分析能力和较强的问题解决能力，能够根据市场环境及企业和产品特征提出针对性的广告策划方案并予以实施，并具备简单的广告设计和鉴赏能力。 区别于本科院校的同类课程，高职院校的《广告策划》课程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这是由高职教育及高职生的特点决定的。高职教育以就业为导向，以技能培养为重点，重视学生对基本技能的实践操作能力。高职生比普通本科生具有更高层次的职业定向性，在学习特点上，高职生的情绪化较强，对自己感兴趣的学习内容及实践性强的课程更有积极性。 因此，高职市场营销专业《广告策划》课程，应以提高广告策划职业能力为目标，充分调动学生的兴趣点，积极探索适合高职教育规律及高职生学习特点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切实提高学生实践操作能力。 2 高职市场营销专业 《广告策划》 课程的教学现状 2.1 教学目标随意含糊 目前高职《广告策划》课程所设定的教学目标较为随意，缺乏对职业能力的足够重视，缺乏深入的市场调研，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岗位创新能力要求及当前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相脱节。在具体表述上含混不清，流于形式。 2.2 教学内容陈旧重复 目前，部分高职院校的《广告策划》课程在内容体系上忽视了应用性，不能有效结合企业营销环境及市场运作规律进行教学，所选案例陈旧老套，造成学生缺乏学习热情，丧失对《广告策划》的兴趣，教学效果可想而知。在教学内容组织上，不能根据课程特征和高职学生的特点进行内容的重构和取舍，某些教学内容与相关的营销策划课程重复，缺乏对学生知识结构的构建，造成学生思考分析问题的视野狭隘。 2.3 教学方法守旧枯燥 《广告策划》课程的实践性和创新性要求课堂教学方法多样创新，才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掌握广告策划的精髓。目前高职院校《广告策划》课程的教学方法主要为案例教学法和任务教学法。但由于案例是以教师分析为主，学生参与为辅，不能有效启发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加之所选案例过于陈旧，与实际市场环境相脱节，教学效果不好。部分高职院校提倡任务驱动教学法，但在具体设计上，由于所选任务与现实情境差距过大，且缺乏有效的引导，往往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2.4 教学评价片面单一 目前高职院校对《广告策划》课程的评价多以传统的终结性评价为主。终结性评价只能是对学生在《广告策划》学习上的一个交代，并不能反映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表现，也不能反映学生策略、态度、技能等方面发展的动态变化。因此，终结性评价方式并不适合《广告策划》课程，不利于激励学生学习思考，增强成就感和自信心。 以上这些问题都制约了学生广告策划综合能力的培养。鉴于以上在高职《广告策划》课程教学中出现的问题，正确评估当前市场营销行业对广告策划职业能力的具体要求，重新审视课程教学目标，优化整合教学内容，探索改革教学方法和教学评价，从而形成面向广告策划综合职业能力培养的高职市场营销专业《广告策划》课程的教学模式，将有助于提高市场营销专业学生的广告策划综合应用能力，改变目前高校广告人才培养与行业企业脱轨的现状，提高学生就业率。 3 基于职业能力要求的 《广告策划》 课程改革目标 《广告策划》课程在高职院校主要开设在市场营销类专业和艺术设计类专业，这是由广告本身的特点决定的――既要设计又要具有策划思维。在实际的企业运作中，策划和设计密不可分，设计需要有策划思维，策划也要懂基本的设计理念，通过市场调研发现，高职学生较多供职于中小广告公司，就业岗位集中在市场分析专员、媒介策划专员、文案及广告创意。基于对岗位职业能力的要求，在高职市场营销专业中，广告策划课程以训练学生的图形处理能力、市场分析能力、创新创意能力和媒介策划能力为主要目标。按照高职院校的课程改革要求，该课程将具体的改革目标细化为两项技术，三项技能和两种素质：平面图形表达技术、PPT制作技术；调研和数据分析技能、策划技能、广告媒介购买和技能；广告文案素质和创意创新素质。 3.1 两项技术 两项技术指平面广告图形表达技术和PPT制作技术。这两项技术是广告策划课程的技术支撑。 按照学科划分，平面广告图形表达技术一般不属于市场营销专业的学科内容，但根据专业调研的结果，对于高职生就业的中小广告公司而言，岗位的划分不像大型广告公司一样细，多数岗位要求懂得基本的平面图形表达技术。在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市场营销专业的课程体系中，这项技术的训练须依靠photoshop课程来完成。PPT是广告公司提案时需使用的基本工具，重点突出、简明清晰的PPT制作对于成功提案至关重要。因此，在《广告策划》课程改革中，要重视学生对于PPT工具的熟练高效使用。 3.2 三项技能 三种技能指调研和数据分析技能、策划技能、广告媒介购买和技能。这三种技能是《广告策划》课程的核心。 调研和数据分析技能是《广告策划》课程的基本技能。所有广告策划的起点都必须是对市场和消费需求的充分把握，而这种把握必然通过市场调研完成。市场调研和数据分析技能又可以分为信息收集技能和信息分析技能两个方面。广告策划人必须能够从海量的信息中发现对广告策划活动有用的信息，并能够去粗取细、去伪存真进行甄别和分析，从而发现对策划活动起支撑作用的关键信息。[1] 策划技能主要表现为对策划逻辑能力。从广告活动的运作来看，策划逻辑能力就是要求学生掌握策划各核心环节的实质及其内在必然联系。具体来讲，就是了解、掌握策划过程中各核心环节的逻辑运行脉络，即调研环节、目标市场界定及其需求分析环节、策划产品相对性优势提炼、创意表现策略制定、媒介选择及其组合策略制定、实施效果评估等环节的本质及由此推彼的内在关系。这种策划逻辑思维的直观表述就是在这些环节之前加上“为什么”，对这些“为什么”的回答，也就是训练学生形成策划逻辑思维能力的思辨过程。[2]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一切都变得碎片化，一切可以传播企业信息的载体都可以成为媒介。广告媒介购买和技能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就显得越发重要。在《广告策划》课程改革中，要着重训练学生的媒介发现、分析和运用能力，通过案例分析、项目实训、顶岗实习等多种形式开展实践教学，以使学生了解不同媒介的性能、组合及技巧。 3.3 两种素质 两种素质包括广告文案素质和创意创新素质。作为广告文化载体的广告文案，将各种文化样态融于一体，显现着多姿多彩的文化景观。[3]广告文案素质的养成需要长时间的文化积淀和深厚的文化涵养。在广告策划课程的改革中，要注重培养学生通透的观察力、深切的感受力、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娴熟的语言表达能力，从而使学生逐渐具备良好的广告文案素质。创意是打破常规的哲学，是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的想法。[4]广告创意是广告的灵魂，创新创意素质是广告人必备的职业素质。在《广告策划》课程改革中，要着重通过改革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创新创意素质，恰当运用案例分析法、情景模拟法、角色扮演法等教学方法，激发学生进行脑力激荡和思维碰撞，互相肯定，互相借鉴，不断提升学生的创新创意素质。 4 高职市场营销专业《广告策划》课程教学设计 4.1 教学模式设计 基于以上对于《广告策划》课程教学现状的分析及教学改革目标的设定，该课程的改革思路为：根据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市场营销专业的“典型任务+典型案例思维过程分析+企业真实项目”的特色人才培养模式，构建《广告策划》课程典型的工作任务。以岗位职业能力为切入点，以广告策划的基本内容为基础，以广告策划的业务过程、典型的工作任务为依据，围绕“两种技术+三种技能+两种素质”的课程改革目标，将教与学的内容整合为策划思维能力、市场发现与分析能力、消费心理分析能力、创新思维与创意表现能力、媒介策划能力、沟通及表达能力共6个能力模块，并依据业务操作过程设计10个典型工作任务，实现教、学、做一体化。 广告专业毕业论文:论高校广告专业理论课程的教学优化 [摘要]广告学是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应用学科，广告学的理论教育融合营销学、传播学、心理学等多种理论。然而，这些学科的专业理论转化为广告学理论和广告实务能力却有一定的跨度。这个跨度对讲授广告专业理论课程的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章以大众传播学在广告专业的教学为例，分析高校广告专业理论课程存在的部分问题，并提出优化教学的对策。 [关键词]广告学专业；理论课程；教学优化 1广告专业与理论课程体系 广告学是一门综合多种学科理论基础与实践知识的应用型学科。丁俊杰教授在《广告学通论》里面将广告定义为：广告，是由可识别的出资人通过各种媒介进行的有关商品、产品、服务和观念的，通常是有偿的、有组织的、综合性和劝服性的非人员信息传播活动。由此可见，广告至少与营销学、传播学关系紧密。甚至有广告从业人员对广告高等教育的学生提出综合背景要求：未来广告专业学生应该兼具传播学、管理学、营销学、心理学、经济学、文学艺术、社会学的知识结构。因此，本科广告学专业的课程体系均设立不同门数的广告相关学科课程，主要以营销学、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为主，其中传播学理论和营销学理论是广告专业联系最为紧密的两门学科，营销学和传播学成为大多数广告专业的必修理论基础课程。 然而，开设相关学科理论课程与构建学生广告学知识体系之间并不能做到无缝对接；学科理论与广告实务之间也存在着不小鸿沟。造成断裂和鸿沟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广告理论课程的教学方法和授课内容并不完善。本文以广告专业的大众传播学授课为例，分析广告专业理论课程中存在的不足，并以此提出优化方法，以期提高广告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 2广告理论课程教学环节存在的问题 广告专业的理论课程教学不能引起师生的高度重视，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理论与实务之间的脱节，即课程内容不能有效转化为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以大众传播学为例，课程结束后，学生能够有效地记忆传播各种结构、模型，也能运用理论框架分析大众传播效果，但是却不能用这些理论指导广告策划和广告设计活动。市场营销学也存在这一问题，学生能够理解定位理论、形象理论，却不能在广告策划和广告设计事务中有效地运用这些理论。从教学环节来看，这些脱节主要由以下一些方面造成。 2.1教师视角问题 高校教师普遍是在某一专业取得研究生学历的专业研究员，对所学专业知识具有精深的积累。各高校任课教师安排具有人才共享的特点，因此跨专业任课、跨学院任课的情况较为常见。当这种情况出现之时，教师备课的视角往往以自己主修专业为主，力争将所学专业知识讲透彻，而较少考虑授课学生的专业背景和学科与学科之间的连接之处，这就造成了理论课程整体构架和学生专业之间的第一个脱节点。 2.2授课内容问题 广告学的理论课程从授课计划到单次上课内容，都容易出现学生不能学以致用的缺陷。相关理论课程的授课计划往往会考虑专业完整性，从专业发展历史，到当前主要理论，以及未来研究方向。事实上，学科的纵向发展轴与广告相交叉的部分并不多，学生却在课堂上花大量时间学习这些内容。以大众传播学为例，若考虑学科知识的完整性，则需要讲解传播学的定义、研究对象、各国传播制度、传播学历史学派等内容，这些内容与广告学的联系较小，学生可以课后自行补充。 2.3教学方法问题 广告理论课程教学方法普遍存在太过单一的问题。授课单一缺陷表现在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完成课后作业为辅。教师是课堂信息的主要输出者，学生扮演接收者的角色。单一的授课方式容易使教师和学生双方都产生倦怠感，从而影响课程质量。一方面，教师长期讲授差异不大的知识理论，学生被动接受高度抽象的理论知识，即使间或有师生提问互动，但效果平平；另一方面，学生吸收课堂知识的效果不能及时反馈给授课老师，课程效果不便测量，教师也能更进一步调整授课内容，从而不能更好地将所教理论与学生专业相对接。 2.4课程考核问题 理论课程考核方式也比较单一，普遍来看是笔试为主。课程结束后采用闭卷考试，测量学生知识掌握情况，这种课程考核方式为大多数理论课程所采用。这样的考核方式实际上主要考核的是学生的记忆能力，应用能力即使是采用论述题和案例分析题，学生应用能力测量也不准确。另外，试卷答题标准以任课教师给出的标准为主，这势必存在教师的评判主观倾向，答案也会比较单一化。学生修完理论课程以获得试卷分数为终点，也不再思考理论的转化为专业技能的问题。 3广告理论课程教学环节的优化 针对以上广告专业理论课程教学环节存在的问题，可以从教师、学生两方面同时改进，从而优化理论课程的教学环节，达到理论知识转化为学生实务操作的能力。 3.1教师视角的客体化 教师本身视角的优化，主要体现在教师授课思维的转变，教师应跳出专长学科的背景，以学生专业为首要考虑因素。这要求教师了解不同专业学生的人才培养计划，了解学生所在专业的特色，学生的实务能力要求，以及本学科和该专业的主要结合之处。 以大众传播学为例，老师若给广告专业学生讲授该门课程，应跳出自身传播学的学科系统，首先了解营销系广告专业学生的人才培养定位，其次增加教师自身广告专业的基础知识，最后明白传播学与广告学的知识对接板块，并考虑传播学理论在广告中的具体转化问题。 3.2授课内容的交叉化 授课内容的交叉化，体现在教师授课聚焦于学科和学科之间的交叉部分，并尝试将课程变作学科与学科之间的桥梁。课堂时间短暂而宝贵，教师应主要讲授理论知识在学生专业中的应用之处，以及如何应用问题，而不是展示学科的完整性和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 以大众传播学为例，传播学与广告联系最为紧密的部分是人类传播原理、大众传播模式、大众传播效果、媒体及策略几个部分。这要求教师一方面讲解大众传播学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再将这些原理对应在广告设计、广告传播策略、广告效果测评三大板块之中。人类在传播过程中的特征和模式，应该在广告设计实务中怎样考虑这些特征，如何利用这些模式，并加以具体案例进行解释说明，切实做到教师授课理论与学生专业实务的交叉对接。 3.3授课方法的双向传递 跨学科理论和实务的对接不仅仅需要授课老师的单方面努力，还需要学生的配合和反馈，这对课堂教学环节的设计提出了新要求。改变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的方法是优化教学环节的方法之一。教师自上而下的理论讲解，学生自下而上的反馈理论与实务的接受情况，两条路径的对接点为课程的作业汇报。教师课堂讲解学科理论及专业应用，学生在课后寻找本专业的实务案例再次进行论证，并在课堂中进行汇报。这种上下对接的方式对师生而言都是教学质量的一种检验。与此同时，作业汇报过程中由于教师和其他同学的参与，极易产生头脑风暴，对理论和实务的理解可进一步加深。 以大众传播效果理论为例，传播要素的构成情况将直接影响传播效果，传播主体的特征、传播技巧、传播对象都有相对应的传播理论可寻。广告策划活动和广告作品都在运用这些理论，教师可以在讲解传播主体的过程中，加入不同的广告作品，并分析广告主的差异对受众产生的影响，进而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这些广告作品的信息传递原由。教师也可以课后作业形式，要求学生分析优秀的广告作品在哪些传播环节上具有突出亮点，是否遵循了大众传播学的规律。由于教师的观点和学生的视觉不同，这种双向传递的授课方法，对师生来说都是一种学习。 3.4增加“竞赛型”考核方式 “竞赛型”考核方式在广告专业中具有可行性。目前广告专业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四大竞赛，分别是“one show中国青年创意竞赛”、“金犊奖”、“广告艺术节学院奖”、“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除此之外，各个省市地区也有相应的各项赛事，院校内部也有各项技能大事。这些竞赛是业内人士和社会对学生的全方位综合考核，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这些竞赛分别以个人和小组的形式参赛，对学生个人和团队都是一项与市场接轨的考核。广告学的理论课程考核可以考虑引入“竞赛式”的考核方式，分为不同的竞赛等级，以此作为课程结果的衡量标准之一。 4结论 高等教育和市场需求脱节是社会对高校人才培养最多的质疑，广告学作为实务应用较强的学科之一，对学生实践能力需求更高。化理论为实务操作能力，是广告学科教育一项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需要学校、教师、学生三方面的共同努力协作，也需要广告教育工作者的不断尝试改进教育方式。希望本文能够为广告学专业建设尽些许绵薄之力。 广告专业毕业论文:民办高校广告学专业实践基地建设现状研究 【摘要】民办高校将培养高技能应用型人才作为人才培养目标，因此建设专业实践基地，加强学生专业实践能力训练，具有重大作用和意义。而广告学的专业性质也同时决定了对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才是适应企业需求的核心竞争力。本文以民办高校广告学专业为研究对象，调查研究了目前专业实践基地建设的现状及问题，并试着分析了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 【关键词】民办高校 广告学 实践基地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发展，各大民办高校纷纷转型，不断探索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旨在培养兼具专业理论素养和专业实践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在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下，提高民办高校学生的就业竞争力。而建设专业实践教育基地，正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培养手段。目前许多民办高校已经进行了有效的尝试，有些实践基地形式也在不断创新和探索中。除了传统的挂牌实习基地外，还有政府共建，校企合作，创业创新类基地等等。在此过程中，既出现了值得借鉴的先进经验，同时也突显出了一些问题。 一、民办高校广告学实践基地建设的现状调查 具体到广告学专业来看，目前民办高校广告学专业实践基地的建设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校内实训室 校内实训室主要是由高校自己投资建设在校内的，进行专业实践教学的专门场所，对设备硬件有一定的标准和要求。以文华学院为例，该校广告设计与调查实验室成立于2012年，占地面积达160平方米，主要满足广告制作与调研实质操作需求。广告设计与调查实验室融课题研究、实验教学、实训于一体，以专业化、数字化、系统化、兼容企业需求为特色，以数字信息技术为平台，培养一流的应用型专业人才。还有上海建桥学院广告学专业建有广告品牌策划工作室，学生可以在工作室内根据任务要求进行文案、策划、创意等实际操作训练。 然而更多的民办高校的校内实训室并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空间狭小，设备设施简陋老旧，使用率也比较低，有的甚至就是换个地方上课而已，完全不能突显实践教学的作用。由于后劲不足，无法跟上广告行业发展，这种滞后不仅仅是表现在硬件设施上，更表现在“软件”的配备上，即指导实训的指导老师通常也是由校内专业任课教师兼任的。而任课教师大部分都是理论有余而实践经验不足，很多都是研究生或博士生毕业直接进入教学岗位的，缺乏在企业工作的经历。这种实际情况下，必然导致学生即使已经接受了“充分”的实践教学训练，毕业后进入企业却仍然无法适应实际工作需求。 （二）校外实习基地 这种模式是当前最普遍的一种方式，绝大部分民办高校广告学专业都有自己签约的实习基地，只是在企业数量或质量上有所差别。主要分为两大类型，一种是户外写生基地，如江西婺源、安徽宏村、太行山、凤凰古城等著名景区。目前已经发展比较成熟和完善，每年接待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实习。但是这种写生实习主要针对的还是美术生、艺术专业学生；对于广告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只能是专业结构的有效补充，而并不是核心专业技能，因此仅仅把写生基地作为专业实习基地是远远不够的。 另一种是与广告公司、文化传播公司等相关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实习岗位。调查发现很多学校的校外实训基本没有系统的开展，与合作企业签约挂牌后，仅仅是将每一届的学生送到企业实习，但是学生在企业实习的过程与效果并没有进行跟进和了解。学校及教师没有对学生实习的相关事项进行指导，企业也没有培养学生的经验和精力，于是导致学生只是被动的完成企业交代的任务，或是在实习中无所适从，使得最终实践教育的目标大打折扣。其次，校外实习基地缺乏长期性和稳定性，挂牌后学校对维系和拓展与企业的关系不够重视，联系不够紧密，有的只是靠个人关系在维持。一旦人事关系发生变动，与企业的合作便有可能中止。 （三）校企合作模式 校企合作是一种产学研结合的全方位合作模式，目前在高职高专学校中已经成为主要的发展方向，如武汉职业技术学院、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等纷纷开设地铁订单班，空乘订单班等，根据企业要求培养人才，企业直接参与专业人才培养，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对于民办高校本科专业而言，校企合作往往流于表面，并没有真正做到深入合作，最后也仅仅是作为学生的校外实习基地而已。 在这方面目前做的较好的民办高校凤毛麟角，如武汉东湖学院的广告学专业，已与武汉、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区近30家企业达成实习就业协议，创新培养方式，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训练与拓展。30%的专业课程由广告公司总监承担，20%的专业课程由外聘双师型专家担任，把企业作为第二课堂，并在第二课堂中选拔人才推荐就业。其中网络广告方向，依托合作单位的大型网络公司、视频专业广告公司，共同开发网络广告、网络视频广告等特色课程，联合培养网络广告人才。目前参与合作的企业就包括武汉天堂映画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武汉天之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武汉赤火广告设计有限公司、武汉平和堂广告策划有限公司以及武汉奥奇世纪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业内知名企业。又如前文提到的上海建桥学院，其广告专业注重课堂与校企合作项目的结合，并进行了“项目引领的校企合作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的课程改革项目研究。旨在建立一座从学校到社会的实践桥梁，通过专业建设与行业应用的紧密结合，在“学校+企业”、“业务+实践”、“学习+就业”一体化创新环境中，在真实的企业业务背景下，提高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此外还有武昌工学院重点发展“双师型”教师队伍，鼓励教师到企业顶岗实习，教师到企业了解广告行业最新动态，并且把最新的信息带回给学生，甚至把企业的一些实际任务带给学生参与完成，让学生真正得到实用性的训练。 二、民办高校广告学实践基地建设产生的问题及原因 （一）培养观念落后 我国高校专业实践教育普遍存在重理轻文的现象，对于理工类专业的实践教育更加重视，如机械、土木等，往往在专业建设之初就同步建设实验实训室，甚至是校办工厂。而对于像广告学这样的文科类专业，以理论教学为主，辅助以实践教育，从重视程度到实际投入都远远不够。其实，广告学专业恰恰是一门综合了文学、经济学、管理学、传播学的应用型学科，培养出来的学生要能够从事广告的策划、营销乃至运营管理的复合型专门人才。这种培养目标本身就决定了实践教学对广告学专业人才培养是及其重要的。 （二）企业参与积极性不高 许多高校与企业的校企合作流于形式最主要的原因是未能形成双赢的合作机制，学校希望企业给学生提供实践学习的机会，而对于企业来说，接纳学生实习所带来的利益并不明显，再投入人力物力培养学生就不划算了，因此使学生要么真正上岗的机会很少，要么沦为廉价劳动力，做一些毫无专业技术含量的工作。同时，很多企业也不具备长远的人才培养战略理念，只知道从高校毕业生直接选拔人才即可，自然也不会花时间和精力与学校一起共同培养人才。企业全程参与人才培养不够，特别在培养目标、课程开发、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校企有机互动匮乏，根本无法提高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再次，由于民办高校处于研究性公办高校和高职高专院校之间，定位相对比较模糊，尽管当前各民办高校陆陆续续进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并在转型的过程中逐渐找到自己的定位。但是对于企业来说，对民办高校的人才培养还不是很清晰，甚至还存在一些偏见和误解，导致企业与民办高校间的合作默契还没有形成。 （三）缺乏有效的运作机制 校企合作由学校和教育部门推进成效甚微，多数是短期的、不规范的、靠感情和人脉关系来维系的低层次的合作，尚未形成统一协调的、自愿的整体行动。既没有政府的统筹监管，也没有相关的法规和条例，或是行业协会的支持。同时也缺乏专业的组织协调机构或人员，往往是由专业教师和企业人力资源部门人员负责洽谈和沟通合作事宜。校企合作缺乏有效的合作模式和机制、缺乏校企双方沟通交流的平台，企业利益得不到保证、传统的职业院校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投入政策等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校企之间的合作，校企合作的有效机制模式没有形成。 综上所述，民办高校广告学专业的实践基地建设还亟待进一步完善和创新，这需要政府、高校、企业三方高度重视，通力合作，共同努力搭建起校企合作的平台，不仅对广告学专业的发展，乃至对这个民办高校的发展都是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系武昌工学院重点课题“产学研背景下的民办高校实践教育模式的探究―以广告学为例”（项目编号：2013JYZD07）阶段性成果。 广告专业毕业论文:独立学院广告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建设研究 [摘要]根据独立学院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结合广告学专业的学科特色和本校实际，本文认为把实践教学作为教学改革与研究的重点，初步构建符合自身实际的实践教学体系，是提高广告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独立学院；广告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独立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于培养适应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的应用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实践教学是独立学院人才培养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告学专业又是一门应用型极强的交叉社会学科，因此，根据社会和企业的需求，利用广告学科特点与区位资源优势，探索广告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改革与创新成为独立学院培养应用型广告人才的必然要求。 一、独立学院广告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建设的必要性 独立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于培养能够将专业知识和技能应用于所从事实践活动的应用型人才。作为一所商科类独立学院，要培养具有创新应用型能力的广告人才，首要的任务是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把构建实践教学体系作为重点建设对象，在基础理论教学中加大实验实践教学的比重，加强实习基地建设和管理，积极指导学生参加各种广告技能大赛或学科竞赛，将专业技能资格证书考试科目纳入课程体系，充分激发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为适应社会需要和就业提前做好充足的准备。独立学院的广告学专业起步较晚，既要加强基础理论知识教学和综合素质培养，更应注重实践教学，对广告学实践教学体系进行整体优化和改革创新，建立新的广告学实践教学体系，为广告业界培养合格的适应社会需要的广告专业人才。 二、独立学院广告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结合独立学院人才培养的定位和广告学的学科属性，我院从多方面开展实践教学，形成理论与实践良性互动的实践教学体系。经过几年的探索实施，初步取得一些建设性成果：设置实验课程，建设专业实验室和校外实习基地，更新教学方法与手段，参加各类专业技能竞赛、开展丰富的校园活动，逐步形成开放式的实践教学体系。其具体内容及实施主要通过以下几方面来完成： （一）优化广告学人才培养方案，明确实践教学的目标和内容 针对学院的办学理念和市场需求，我们2次修订广告学培养方案，在课程设置中加大了实践实验课程的力度，加强实践环节，培养具有扎实的基础知识，较强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创新应用能力的广告专门人才。合理设置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课时比。在人才培养方案中，明确规定《平面广告设计》、《广告文案写作》、《广告媒体研究》、《广告策划与创意》、《市场营销学》等课程三分之一的课时用于实践。实践教学内容包括图形创意指导、广告文案实训、专业大赛指导、综合素养和职业技能的训练、毕业实习指导等。建立专业的图形创意实验室，依托艺术设计专业教师的美术及软件使用优势，适当增加软件课的内容，如《色彩构成》、《平面构成》、《计算机图形设计》、Photoshop、3DsMax等，使实践教学内容与理论教学内容互为支撑， （二）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探索实践教学的新模式 根据广告学课程的特点，合理分配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比例，在教学过程中采取案例教学、情境模拟法、小组研讨、项目模拟等多种教学方法，运用多媒体等多样化教学手段，探索实践教学的新模式，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比如，运用案例教学法，根据授课内容选择经典的广告实例，围绕案例设计相关问题，启发学生进行课堂讨论，最后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帮助学生理解和强化理论知识。模拟情境法模拟广告公司等机构，把学生划分不同的职能小组，成立部门，负责处理不同的事务，通过确定模拟课题训练学生进入工作状态，发现自身的兴趣和特长，对未来的职业定位有明确的认识，使学习目标更明确。研讨式教学法比较常用，针对授课的内容，首先给学生安排课题作业，然后对于学生完成的作业采取模拟公司提案的方法，或组成小组互相探讨，通过“比稿”的方法进行课堂交流，让学生提前感受职场的工作氛围，提高学生的竞争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运用多媒体教学，结合网络资源和新媒体技术，营造情景化的真实传媒环境，为学生提供操作平台。同时充实教学视频和影像资料，为学生安排大量的国际国内大赛广告优秀作品以及大规模广告盛事活动的实况录像，让学生了解广告，拓宽视野，提高创新能力。 （三）设置实验课程，加强实习基地建设，完善专业实验室实践教学系统 经过多年的努力，在教学条件得到积极改善的前提下，目前我校广告学专业确立并完成了由《计算机图形设计》、Photoshop、3DsMax、《广告摄影与摄像》、《网络广告实务（FLASH）》、《影视广告的制作》、CI设计、《网络广告制作》等多门课程构成的实验课程体系，使实验课程成为理论教学的重要补充。已建成专业教室11间、图形设计实验室2间，摄影室1间，影视广告制作室1间，实验室拥有教学仪器设备110台件。充分利用图形设计实验室、摄影工作室、多媒体、互联网等综合性实验教学平台，增强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加强实习基地建设，落实专业实习环节，建成校外实习基地。一般安排大四上学期实习，通过集中或分散的形式，组织学生去广告公司或企业，进行市场调研、广告策划、创意设计与制作、文案写作等具体操作流程，使学生全程了解广告业务活动，对广告设备、市场需求、就业信息等有更直接的了解和掌握，在市场营销、客户沟通、广告策划与创意等方面提高实践创新能力。 （四）指导学生参加学科竞赛和资格证考试，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实践活动 近年来，我院积极组织广告学专业大三、大四学生参加全国、省级专业赛事，鼓励学生参加设计师资格证考试。目前主要指导学生参加国内影响力较大的“时报广告金犊奖”“中国广告协会学院奖大赛”“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等专业大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达到以赛促教、以赛促学的效果，促进实践教学的开展。学生参加大赛获取的成绩也是可喜的，先后获得甘肃省第四届青年设计艺术展二等奖2项，三等奖4项。第四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甘肃赛区获得平面类作品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三等奖5项，广告策划类获三等奖1项，公益平面类获二等奖1项等，共计16项，获甘肃省高校总奖项第三。第五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甘肃赛区获二等奖3项，三等奖5项，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全国赛区三等奖2项，优秀奖2项，甘肃赛区二等奖14项，三等奖5项。第11届中国广告协会学院奖优秀奖2项及“最佳组织院校”称号。我院还与Adobe、ATC授权中心的中国核心合作伙伴ACAA教育集团共建艺术系专业技能认证中心，加大了实践教学力度，增强了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已经有4名学生获取ACAA数字艺术设计师资格证书。另外，组织学生积极参加各种社团活动，通过大学生辩论赛、戏剧节、国学经典朗诵、创意大赛、作品展以及各种协会的活动，与课内实训结合起来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创新实践能力。 （五）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力度，改革考核制度，引导学生重视创新实践技能的培养 针对独立学院“双师型”队伍的薄弱，我院采用“请进来，引出去”等多种方式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加大对现有教师队伍的培育力度，聘请其它高校广告专业优秀教师和资深广告从业人士来校任教，充实师资队伍，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改革考核制度，课程考试中适当加大主观题和实践环节的比例，减少传统闭卷考试的概念记忆题，采用多种方法完成专业课的考试，如实践操作，学期论文、调研报告、策划方案等。考试过程中教师更关注学生的创造能力、团队协作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公共社交能力、组织领导能力、环境适应能力等多方面的综合素质考查。学生作品在大赛中获奖的或被广告公司采用的均可计算一定的学分，作为专业课考核的补充，以此激发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 三、广告学实践教学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一）避免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脱节，需要合理分配二者的比例 广告学专业的理论课与实践课的界限模糊淡化，几乎每门课程基本上都兼有理论和实践教学内容，二者缺一不可，但在课时安排和教学内容上可能会产生冲突。实践教学必须贯穿于整体课程体系中考虑，与理论教学内容紧密联系，让实践项目成为课堂理论知识的延伸，彼此相辅相成，合理安排实践教学的内容、时间、进度，这样才能更好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养。 （二）缺乏具备专业背景和实战经验的教师，需要努力打造“双师型”队伍 目前我国独立学院广告专业大多缺乏“双师型”教师，教师缺乏实践教学经验、与广告业界缺乏沟通，过于强调纯理论的传授，教学方式以教师单向传授为主，教学内容依赖于教师的知识水平，不是以学生为主体，导致实践教学不能达到预期目标。因此，独立学院可采用引进、培育、兼职等多种方式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加大资金投入，引进高学历、实践能力强的人才；培育自有教师队伍，鼓励教师去名校进修深造；聘请知名广告公司从业人员来校兼职教学，加强实践教学环节。 （三）实践教学的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建立健全实践教学的管理体系 实践教学的管理往往比较松散，缺乏严格的限定，没有成立专门的实践教学管理机构，来统筹管理实践教学事务，对实践教学主要环节、质量标准以及教学过程管理尚未有统一标准。因此，建立健全完善的实践教学管理体系是必要的，具体要落实管理制度，强化实践教学实施的责任，从实践教学计划、课程大纲、实践教学用书、实纲、实验教程、毕业设计、实践课程考核实施细则等方面加强实践教学的管理和监控。 总之，独立学院要培养具有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的广告专业应用型人才，必然要不断完善广告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建设，使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达到有机的统一，切实有效的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使学生毕业后能够顺利地与市场和广告行业对接，尽快适应工作岗位。 广告专业毕业论文:高职院校广告设计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为职业教育改革指明了新方向、明确了新路径。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积极探索与实践“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搭建了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技能教学平台，以“工学结合、半工半读、实岗培养”教学模式构建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在探索和实践如何培养适合广告市场发展需求的专业人才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 广告设计专业是一门发展较早并极具代表性、象征性、凝聚性的艺术类专业。市场经济引发了社会变革，思想解放使沿海地区较早开始了平面设计实践。因应市场需求，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于2006年开设了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自2011年起开展“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搭建起了“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技能教学平台，使职业教育与传统学徒制良好结合，取得了明显成效。 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人才培养现状分析 教育部相关文件指明了高职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教育部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教职成[2011]12号）指出“高等职业教育具有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双重属性，以培养生产、建设、服务、管理第一线的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为主要任务”。根据文件精神，高职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具备从事广告设计与制作行业所必须的理论水平、专业技能和艺术修养，能从事平面广告素材的创意、素材收集、制作及输出、影视广告作品的创意制作、网页设计、包装设计、企业形象设计以及广告活动的策划等工作，具有广告行业应用能力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广告设计专业有着很强的实践性，可以说，实践是提升学生专业知识，综合技能，职业道德精神的最佳途径。广告行业发展迅猛，变化惊人，而目前的广告设计课程教学大多是按照传统的教材进行讲述，教材很少更新，学生掌握的是过时的知识，这样很容易导致学生掌握的相关广告技能不符合市场发展的需求，不能真正凸显其广告学的应用性，如广告设计专业中的广告创意设计，广告媒体分析等实践内容需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更新，而高职院校中对于此类实践教学内容一般是让学生自由实践，没有硬性规定学生必须掌握相关技能，忽略了学生的实践参与性，使得学生所掌握的知识与市场需求出现脱轨，无法满足市场对广告设计专业人才的实际需求，广告设计专业课程教学存在严重的滞后性，急迫需要改革。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分析 “现代学徒制”是产教融合的基本制度载体和有效实现形式，也是国际上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和主导模式，它是通过校企合作，达成教师、师傅联合传授，对学生以技能培养为主的现代人才培养模式，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开展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探索，是指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以社会对广告设计岗位的实际需求为问题导向，吸取国内外实施“现代学徒制”的成功经验，通过对专家及相关企业的调研，对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进行反复的研讨和论证。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通过任课老师讲授专业理论知识，来自广告企业的技艺精湛、经验丰富的“师父”直接将技能技术传授给“徒弟”，是职业教育和岗位培训的一种最有效的传授技能的方式。“现代学徒制”是目前职业院校校企深度融合的一种表现，是产学教结合的新形式。企业和学校是校企联合培养现代学徒的具体实施部门，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联合企业师傅和学校专业教师，共同培养人才，提高了学生的职业能力，提升了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 我院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积极开展“现代学徒制” 人才培养模式的具体举措 为了适应地方经济发展、广告设计专业提升及技术进步的需要，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积极开展行业发展和人才需求调研，聘请业界广告大师和企业负责人与专业教师进行深入探讨，最终确定以“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为指导思想，不断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制订完善的理论和实践教学体系，并建立广告设计实训基地，为人才培养打好基础。通过学生进行工学交替，实行半工半读，既开展了系统的历史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的教育，又进行了广告设计技能实践训练，从而改变了以往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知识与能力相割裂、教学场所与实际情境相分离的局面，具体举措包括： 1.构建了大师引领，能手授艺，专兼结合的教学团队 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是提高职业教育有质量的保证。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强化师资队伍，使“现代学徒制”真正发挥有效性的举措包括：（1）聘请企业的业务骨干到职业学校做“兼职教师”；（2）有计划地选派专业教师到企业进行实践考察、挂职锻炼。企业可以对“兼职教师”的选聘、指导等给予相应的报酬和荣誉激励。从企业单位聘请技术专家、能工巧匠担任兼职教师，建立和充实兼职教师队伍。 在外聘教师队伍建设上，广告设计专业的外聘教师队伍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聘来自广告设计企业的“能工巧匠”，还有一部分则由广告大师们组成的兼职教师。在教师队伍建设上，针对科班出身的教师技能水平弱和来自企业的教师理论水平弱的特点，实行导师制和集体备课制等方法，并通过教师间的互学互帮、取长补短，提高理论和实践教学水平，培养教学所需的“双师型”教师。特别是来自企业的这些能手、技师们，他们是实施“现代学徒制”的主体，关系到“现代学徒制”实施的成功与否，因此学院通过公开招聘和选拔，加强对他们培训和指导，着重发挥他们技术能力强、实践经验丰富的优势。 2.进行了专业建设和课程设置的“实用性”改革 专业建设和课程设置是体现现代学徒制培养目标的重要方式。国外企业大多参与职业学校的课程设置，强调课程的“实用性”。具体举措包括：（1）建立校企合作伙伴关系，把企业引入学校，把岗位引入课堂。学生在入学时，首先到企业去了解企业环境，了解企业现在及将来所需要的专业技能；（2）学生到了二年级下学期，由企业派专人根据企业的要求对学生进行针对性培训，并且让学生经常参与企业提出个案的设计、点评。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保持学生与社会、企业的接触，确定学习方向。（3）学生到了三年级，校方和企业方应该要求学生以一个准设计师的身份参与企业的设计开发工作，锻炼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和社会能力。 3.搭建了“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技能教学平台 我们坚持走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突出实战和应用的办学路子，依托企业、贴近需求，建设和加强教学实训基地，搭建了“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技能教学平台。通过技能教学平台实现工学结合、实岗培养；学生从入学开始就采取半工半读、边学边做。实训项目结合市场需求，按照生产实际、按照学生未来岗位的任务编制训练项目，让学生在真实的生产环境中训练，通过实训完成一个个产品并推向市场，达到了学生校内实训与实际工作的一致性、课堂与实训地点的一体化。这种做中学、学中做、做中教的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探索知识、锻炼能力、积累经验，从而形成了职业能力。 4.建设了一批满足专业实践需求的校内外实训基地 校内生产实训基地建设方面，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已建成广告设计实训室、手绘实训室、摄影影棚实训室等，为开展“现代学徒制”实践教学改革提供基础。近年来，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重点打造建设了贩卖创意工作室，满足了学生的生产实践性需求，有力支撑起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的教学需要。 校外生产实训基地建设方面，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与一批业界企业建立了稳定合作关系，陆续与广州博铭商务有限公司、广州唐人记品牌设计有限公司、广东省广告有限公司、广州与华组品牌有限公司等签署了人才培养合作协议，建立了稳定的校外实习实训基地。这些实习基地能满足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学生的顶岗实习要求，也为不定期的一些专业实训要求提供保障。 5.完善了适用于“现代学徒制”评价机制 在专业整体评价中，引入同行评价、企业评价及第三方评价相结合的机制。通过专业指导委员会的多次活动及会议，与兄弟院校交流，获取同行评价及意见。通过顶岗实习系统的学生完成情况，以及企业所填写的顶岗实习反馈表，了解实习生的实习状况及企业对顶岗实习生的评价。通过收集毕业生资料，提供给第三方评价机构进行调查，获得第三方机构评价报告，教学团队对评价报告进行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对现有课程及教学内容进行调整。通过完善学生评价体系和专业评价体系，使专业发展与时俱进，保证人才培养符合时代需求。 结语 经过四年的的持续实践，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学生通过设计工作室、创业公司积极参与实际项目，共完成各类项目50余项。通过这些实际项目的实施，大大提升了学生的专业水平和职业技能，实现了学校与企业的无缝对接。根据麦可思调查报告显示，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平均工资均高于学院设计类其他专业，毕业生已在各大4A设计公司担任设计总监或自行创业。事实证明，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已基本成熟定型。并产出了丰硕的成果。 （作者单位：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广告专业毕业论文:广告设计专业中包装设计课程的教改探讨 包装设计是一门综合性和专业性非常强的艺术设计课程，在现当代市场化经济条件下，培养出适应市场化社会化需求的优秀合格人才正是这门课程的宗旨目标。文章就广告设计专业中的包装设计课程，结合课堂的教学实践，从而对包装设计课程的教学改革进行探讨。 广告设计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学科，是现代广告信息传播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而现代商品广告的信息传播主要就是通过视觉语言进行表达的。如：图形、文字、色彩等视觉元素符号。当对某商品进行广告信息宣传时，就会通过这些视觉元素符号对其商品进行必要的外观包装设计，并结合市场环境调研、消费心理定位、编排、印刷等等诸多方面的条件参考，从而才能为这一产品的成功宣传打好基础，这就是产品的包装设计，也正是包装设计课程的市场化与实用性。 广告设计专业中包装设计课程的收集分析 在包装设计课程的开始，在学生们掌握了必要的包装设计的发展、概述等基础知识后，本着深入市场、了解市场的原则，要求学生调研，对搜集的素材进行包装设计的收集分析。让他们作为包装设计的设计学习者，同时又作为市场的消费者，带着这种双重角色的身份，对市场中的商品形象，进行分析、思考、归纳。在调研总结阶段，要求同学们把调研的结果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用ppt的方式在课堂上分别进行展示，教师在全部展示完后再进行总结。这样既使教师与学生之间达到了很好课堂上的互动；而且同时也使学生与学生之间互相的学习，学习调研观察的视角和调研资源的共享。 广告设计专业中包装设计课程的视觉元素创意设计 在现代的商场中，包装已经成为“无声的推销员”，包装设计的最终目的是促进销售，视觉形象设计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此商品品牌的形象价值和产品的销售，所以，在包装设计课程中，对包装设计的基础视觉元素形象设计的把握学习，开发学生在此类形象上的创意性设计思维，也就成为了广告设计专业中包装设计课程教学改革的又一探讨要点。 首先要探讨到的包装基础视觉元素就是标志，标志作为一种视觉语言符号，在我们现代市场化的经济社会中，它已成为一种浓缩的形象语言，成为产品、品牌或企业的精神象征，消费者也逐步习惯了“认牌购货”的消费行为模式。在包装设计课程的实践环节，学生们可以结合广告设计专业中的另一课程VI设计中的企业理念、企业文化等知识，本着不脱离企业理念、文化的宗旨，制作出简洁明了、内涵丰富、易识易记、与众不同、创意性强、并能促进产品终端销售的包装品牌logo。 其次，图形创意设计也是包装设计课程中的重点创作部分。包装设计中的图形，意在创造能够迅速传达有效产品信息，瞬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从而促进所包装商品的销售。她是广告设计专业进行视觉传达的最主要部分，是传递视觉信息不可或缺的焦点。包装设计课程图形实践练习中，学生们可以通过产品的形象，标志的形象，消费者的形象，卡通、借喻、字体变化、辅助装饰等形象展开创意构思，制作图形，从而能够在瞬间向消费者准确传达出产品的购买信息。 第三，包装设计中的字体设计，又称为文字形象设计，它和图形是包装信息传达的主要两大媒介，只是，字体文字的传达效果没有图形更直接快捷，但字体文字的图意传达比图形更加准确明了，并且在包装设计中，又赋予了字体文字特殊的功能，图形可有可无，可虚可实，可以变化，而字体文字是必需的传达促销的信息。因此，学生们在包装设计的字体文字创意练习中，需要把握字体文字设计要符合产品包装的属性，注意寻找字体笔画之间的关联，提炼出简练的形与笔画，并注意把握整体性和统一性。 最后，要介绍的是广告设计专业中包装设计课程的视觉元素――色彩。人在观察或者购买商品时的惯性是“远看颜色，近看形”。也就是说，一个产品首先能不能先把消费者的目光吸引过来，很大程度是色彩起到的作用，这也正是包装设计中色彩的重要性，能否在玲琅满目的竞争产品中脱颖而出、并且清楚象征着商品内容的易识别性。 广告设计专业中包装设计课程的人性化设计 人性化设计是广告设计专业中包装设计课程的现代新理念设计。产品的包装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进行产品的广告宣传，从而达到刺激消费者，促进消费的作用。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市场化经济环境下，如何在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与众不同，无非就是把消费者的目光吸引过来，而随着市场的多元化发展，商品的种类繁多，消费者的眼睛也已到了应接不暇的地步，或者已产生了视觉疲劳。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一个“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某一特色商品，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些目标受众的眼睛给吸引过来了。因此，这些也就要求我们的学生在包装构思创作时，一定要做好市场调研，以自己作为设计者和购买者的双重身份来分析消费者的心理，在造型、结构、色彩、装饰等设计上，从实际出发，以人为本。当然，本着绿色环保设计的宗旨，维护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形势，包装设计的绿色包装理念也成为了我们包装设计课程中教学重点。 总之，在广告设计专业的包装设计课程教改中，学生们对当今社会的市场包装设计的调研收集分析，对包装设计视觉元素的创意设计，和对包装设计人性化设计的新理念掌握，成为包装设计课程中的重点学习内容，当然，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的需要，培养出更加适应多元化市场发展的包装设计人才还需要更多创意理念的补充，这些理念也会在以后的教学实践中不断与时俱进地更新中。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 作者简介：赵静静（1985-），女，硕士，重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艺术设计。 广告专业毕业论文:基于层次分析法的高职广告专业知识能力类课程设置 【摘 要】分析高职广告专业学生应具备的专业素质与核心能力以及应具备的知识能力与相应的知识要求，从建构递阶层次结构模型、建立判断矩阵与权重计算、广告专业知识能力与相关课程的权重及课时分配三方面阐述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广告专业知识能力类课程设置。 【关键词】层次分析法 高职 广告专业 课程设置 广告业是我国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高职广告专业是为适应我国广告市场高速发展需要，培养掌握现代广告基本理论和较强的广告设计与制作技能，具有较强的广告业务、策划、设计与制作能力，能在广告公司、企业和媒介广告部门等广告行业基层技术岗位工作的高级技能型专门人才而开设的应用技术型专业。根据自身办学传统与专业特色优势，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广告专业侧重培养平面设计类广告应用技术型人才。为保证人才培养质量，该校对该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这一纲领性文件进行了专题研究，并运用层次分析法就专业知识能力类课程的设置进行了探索，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 一、高职广告专业学生应具备的专业素质与核心能力 培养学生的专业素质与核心能力是高职广告专业人才培养的重中之重。《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以适应社会需要为目标、以培养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设计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和培养方案”是高职人才培养模式的一个基本特征。经过市场调研与专家讨论，可以认为高职广告专业学生应具备以下基本素质和专业技能：一是良好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以及较强的艺术修养；二是良好的市场感觉和领悟力，良好的协作精神和服务意识；三是较强的广告创意能力，熟练运用图形图像传达商业信息的方法手段；四是较强的动手能力，熟练操作电脑进行平面广告设计与制作的技能；五是较强的广告作品创意说明推介能力。 二、高职广告专业学生应具备的知识能力与相应的知识要求 经过对广告市场的调研、广告公司的用人调研、已毕业学生的回访和专家讨论，按照专业素质与核心能力的要求，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将广告专业学生应具备的知识能力分解为电脑运用知识能力、广告专业知识能力、视觉艺术表现知识能力、经营与管理知识能力、社会文化与沟通知识能力以及专业综合知识能力，并分别提出相应的知识要求。 三、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广告专业知识能力类课程设置 由于高职广告专业知识能力类课程是由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较多元素构成的，较为复杂且定量数据较少，因而采用定性分析法和定量分析法相结合且以定性为主的方法来进行课程设置分析更为简便，并能使课程设置更趋科学和合理。著名运筹学家、美国学者T.L.Saaty教授提出的层次分析法被公认为“能紧密地将决策者的主观判断和推理相联系，并将决策者的经验及其推理过程给予量化描述，可以大大提高决策的有效性、可靠性及可行性”，“适用于解决结构较复杂、决策准则多且不易量化的决策问题”。因此，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尝试运用该方法来确定广告专业知识能力类课程的设置，即通过建构递阶层次结构模型、建立判断矩阵、计算元素权重等几个实施步骤来计算并确定课程及其课时的权重。 （一）建构递阶层次结构模型 将广告专业知识能力类课程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成两个不同的层次，即各知识能力为第一层次，各知识能力分别对应的课程为第二层次。这些不同层次的元素从上到下形成一个递阶层次结构（见图1）。 （二）建立判断矩阵与权重计算 层次分析法采用两两比较的方法来建立判断矩阵。作为约束条件的上层元素与其对应的下层元素进行两两比较，结果即构成判断矩阵。在进行两两比较时，通过确定相对重要性的统一标准，来保证构成判断矩阵元素的一致性。运用T.L.Saaty教授的1-9比较尺度和成对比较法，邀请专家对各知识能力及其相关课程的重要性进行判断，建立成对判断矩阵，然后计算权向量并做一致性检验，最后得到各课程的权重。由于专家对一些同一层级下的几门课程的重要性做出了完全相同的判断，这些课程的权重自然是相同的，因此下面只列出专家认为同一层级下课程的重要性不相同的其他课程的权重计算与一致性检验结果（见表2、表3、表4、表5）。表中CR值小于0.10时，说明该矩阵满足一致性检验，权重分配合理。 （三）广告专业知识能力与相关课程的权重及课时分配 经过对以上一级及二级各指标权重的计算汇总，得到广告专业知识能力类课程设置各指标的权重。根据教育部相关文件和本校人才培养方案编制要求，除全校性公共课和学校统一安排的实践类课程以外，广告专业的总课时（包括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的课时）共计1320课时，而且专业选修课程的课时按专业必修课程的50%折算来计算。按照学校统一规定的专业必修和选修课程的课时比例，以及每16课时计1学分的要求，经与专家讨论，将电脑运用知识能力、广告专业知识能力和视觉艺术表现知识能力等类别的相关课程认定为专业必修课程，经营与管理知识能力、社会文化与沟通知识能力以及专业综合知识能力等类别的相关课程认定为专业选修课程。同时，为方便计算学分，将一级指标的课时数根据权重计算得出的课时数稍做调整。最终的课程设置与各课程课时数见表6。 四、结语 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高职广告专业知识能力类课程的设置，可以大大提高课程设置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能够更好地实现对学生知识能力的培养，以使学生达到专业知识要求，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与核心能力。实践中，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基于层次分析法对广告专业知识能力类课程进行设置后，在实施中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促进了学生专业素质与核心能力的形成，满足了对学生的知识要求，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因此，其基于层次分析法的课程设置值得借鉴。

文学类毕业论文: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 【内容摘要】以往发表的新词语a的文章。侧重于从新词新义的显现入手探讨，从修辞格方面入手研究新词的比较少。本文主要从新词语的现状，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的研究的意义，由比喻、借代、仿拟构成的新词的情况和其他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的情况这几方面来进行分析研究。 【关键词】修辞 新词语 比喻 借代 仿拟 新词新语是观察社会生活的晴雨表，是反映现实的一面镜子。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其人文景观绚丽多彩。改革的大门开放以后，国外文化蜂拥而来。诸如“的士”、“酒吧”等词语纷至沓来。国内国外文化相互碰撞，彼此之间相互交融、相互渗透，产生了一批反映时代变革的新词新语。随着国内旅游热兴起，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许多农村人口投身于旅游景点的商业服务，于是便在原先的交通工具上精心修饰，仿照“的士”，出现了“马的”、“驴的”、“轿的”、“摩的”、“板的”等系列新词。这种由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旅游文化的发展，农业文明开始向现代文明转换。研究这种新词新语具有广义文化学的意义。研究这种新词语还有社会学的意义。比如“下岗”一词，在计划经济时期是不存在的。进入90年代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市场经济严酷的竞争机制，必然使有的企业破产，有的工厂倒闭，职工下岗不可避免。与“下岗”相对应，运用对义仿拟手段出现了“上岗”这个新词语。此外，“绿灯”、“黄昏恋”等等，都反映了这一特定时期的重要社会问题。 最重要的是研究这种新词具有语言学的意义。语言同社会生活联系密切，反映生活也最为迅速。如“绿色工程”“绿色食品”“绿色能源”“绿色产业”“绿色农业”“绿色事业”、“套书”“套裙”“套餐”“套会”“套票”等系列套词反映了修辞构词的灵活性、形象性和系统性。语言的活跃，反映思想的活跃，是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的结果。研究由修辞构成的新词语是要寻找其规律，预测其走向趋势，引导正确理解和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促进语言规范标准化。这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信息时代全球化国际交往的需要。 一、“修辞学造词法”诠释 词汇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新词的产生概括的说不外乎两条途径：一是构造新词，二是吸收外来词。当今时代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新的事物、新的现象不断出现，由此导致了人们的新观念、新感受的不断产生，面对这种现象，原有的词汇难免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于是人们便倾向于寻求各种造词手段来对客观世界大量的空符号作及时有效的补充。产生新词新语的方式很多，有新外来词语的吸收、旧词语的复活、方言词语的吸收等等。我们着重要谈的是以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的研究。任学良先生曾提出“修辞学造词法”，就是运用修辞手法（即所谓的辞格）来创造新词的方法。新词语有不少正是利用这种方式产生的。比如用“鞭打快牛”来喻指对贡献大的人或企业过度加码，使其做更大的贡献；用演员出台表演的“出台”来喻指一系列成套的政策措施跟群众公开见面，即形象又生动。诸如“蛋糕”、“绿灯”、“断奶”、“窗口”、“余热”、“网络”、“黄牌”、“拳头”、“婆婆”、“阵痛”,“铁饭碗”、“红眼病”、“花架子”、“大锅饭”、“毛毛雨”、“大气候”，“一刀切”、“走后门”、“打头阵”、“剃光头”等都是通过比喻式构成的。“拳头产品”是指一种品牌或产品在企业中的作用向拳头一样粗壮有力，它是比喻方式造成的新词语。至于“龙头企业”、“文山会海”等等都是此类。还有借代式新词语，如“菜篮子”、“绿色食品”、“国脚”等。据语料库我们统计得出这种由修辞格形成的新词语约有700多个，以比喻、借代、仿拟方式构成的新词语最为常见。此外，还有其他修辞方式如比拟、夸张、谐音构成的新词语，下文中我们将会一一谈到。 二、比喻造词法 从结构上看，新词新语里运用比喻这种修辞格的，大体有以下几类： ⑴、以喻体作修饰成分，本体类属作中心词，构成新词语。如： 龙头企业 拳头产品 窗口行业 星火计划 胡子工程 尾巴工程 这类新词的喻体一般都具有形象生动通俗易懂的特点 ，取譬的着眼点也多种多样，其突出之处是使得语言表达简洁明快。如： 草根工业：喻指植根于乡村土地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 龙头企业：像龙头一样能带动全局和其他企业前进或发展的企业。 尾巴工程：指某一工程主体部分已经完成，但尚有某些收尾项目未曾完成，好像拖了个尾巴。 ⑵、以喻体代指本体，也就是赋予某些词语以新的比喻义。如： 绿灯 窗口 龙头 新星 拳头 黄牌 气候 余热 婆婆 短平快 在这类词语中，由一些本来是普通语词，如“婆婆”、“窗口”、“拳头”；有的本来是专业、行业用语，如“绿灯”、“黄牌”，作为新词语，它们被赋予了新的比喻义，使用范围扩大了。而且有的新词语还可以作为构词成分，组成相关的新词语。如： 气候： 大气候 小气候 新星：网坛新星 影坛新星 诗坛新星 在这其中的“窗口”、“龙头”、“拳头”与前头所说的第⑴类关系密切或是由⑴类省略本体类属词形成的。比如“龙头”据一些语言研究者考察，在报刊杂志中先是出现“龙头产品”、“龙头企业”等短语，随后才出现“龙头”单独使用的情况。如：科学技术是脱贫致富的“龙头”。或是先出现喻体单独使用的情况，然后扩展成⑴类词语，像“窗口”，举个例子来看：商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部门是社会文明风尚的窗口。由此产生了把这些行业总称为“窗口行业”的说法。这两类词语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在口语中“窗口”、“龙头”、“拳头”等词语的比喻说法是早已存在的，当它们进入书面语后，很快就被推而广之了。 ⑶、 以喻体作中心词，前边加上一系列修饰、限制成分，构成新词语。其中心词有双音节的，也有单音节的。我们以单音节为例看一下，如： ~坛：体坛 歌坛 影坛 泳坛 足坛 网坛 ~星：歌星 明星 笑星 舞星 泳星 新星 ~霸：电霸 水霸 车霸 鱼霸 油霸 波霸 声霸 ~~热：武侠热 英语热 中国热 琼瑶热 追星热 足球热 旅游热 ~~族：上班族 追星族 红唇族 推销族 打工族 工薪族 ~~风：吃喝风 麻将风 浮夸风 宴请风 这一类单音节词具有较强的构词能力，使用范围比较广，但它们能不能被认为是后缀成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首先，一般后缀成分如“子、头、儿”等本身已无实词意义，它们的词义已经虚化或消失了。而“坛、星、霸、风、热”这一类单音节词，仍保留一定的实词意义。例如“热”，指受很多人欢迎的或很多人热衷的某一社会现象。“坛”，在词典中早已说明指的是体育界或文艺界，只不过由它构成的新词更多了，而“坛”的词义并未消失。至于“风”本指一种自然现象，但自古至今就被喻指社会风气或作风，如“党风”、“世风”、“校风”、“学风”等，近年来产生的“吃喝风”、“麻将风”仍是这个意思。 其次，“子、儿、头”等后缀成分须依附于前边的词语存在，是名词的标志，而“热 、坛、风”这一类单音节词，则勿须依附前边词语存在，可以单独使用。再次，在修饰性词语和这些单音节词之间，结构较松散，有的也可以插入其它词语。修饰这些单音节词的成分可以是词 ，也可以是短语，没有一定限制。由于这类单音节词确实存在一种后缀化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称其为类后缀成份。 ⑷有的新词语，从它开始使用，就作为一种比喻用法。如： 大锅饭：喻指不符合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 一刀切；喻指那种不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的简单化的工作方法。 这类词语就字面意义谈，本指一种现象或事物，只是人们很少用它们的字面意义，而是常用它们来喻指某一事理、现象，在使用过程中这类词语逐步具有了某种习用的意义。这类词语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新的俗语、惯用语，如：“踢皮球”、“剃光头”之类，它们应用的范围比较广，很难说明这种比喻究竟是以那个本体为对象的。 三、借代造词法 用借代修辞格形成的新词?，一般来说可分为以下几类： ⑴、以专称代指通称。如：伯乐，原为韩愈《马说》中的人名，擅长相马的人后来代指擅长发现人才推荐人才的人。硅谷：源自美国，电子工业基地，现代指电子工业基地。 ⑵、以某一相关事物代指一事物。如： 红包：代指家长给晚辈子孙的赏钱或厂矿、企事业单位给职工发放的奖金。 菜篮子：代指城镇居民的副食蔬菜供应。 “菜篮子”：是城镇居民采购蔬菜、食品时携带的工具；“红包”：使用红纸包着钱币，象征喜庆、吉祥，以示奖励。 ⑶、以事物的某一特征部分或标记代指该事物。如： 橄榄绿：代指这种颜色的警察制服。 大团结：指拾元面值的人民币，因上面印着民族大团结的图案而得名。 国脚：专指具有高超球艺的国家级的足球队员。 ⑷、以具有特征性的动作行为代指某一事。如： 画圆圈：代指圈阅文件。一些领导同志在阅读或批示文件时，常画圆圈表示已经过目。 爬格子：因写文章要用带格子的稿纸，所以拿“爬格子”来形容勤奋艰苦写写作。 挂鞋：代指足球队员退出绿茵场，不再参加比赛。 “画圆圈、爬格子”，“挂鞋”都是动宾结构。前者口语色彩浓，后者书面语色彩浓。此外，它们之间的感情色彩也有区别。“画圆圈、爬格子”含有戏谑的意味，“挂鞋”则显得庄重。 ⑸、以形象性称谓代指原有专名。如： 铁榔头：因郎平扣球凶猛有力，而“郎”与“榔”同音，人们就以“铁榔头”代指朗平。 聂旋风：我国围棋手聂卫平在中日围棋赛中，连连获胜，象一股旋风，令对方无法招架，于是“聂旋风”就成了聂卫平的代称。 ⑹、以专名代指该专名所具有或体现的某种社会现象、观念等。如：“条子现象”指领导干部随意批条子办事的不良社会现象。“明星效应”指文艺、体育等领域里的明星由于受人崇拜而产生吸引力和号召力的社会现象。这类词语从意义上说，带有一定的模糊性、随意性；从结构上说，为定中结构；它不同于一般修辞上借代里所说的“专名代泛称”，从整个短语看，可以认为是部分借代。 四、仿拟造词法 采用仿拟手法构成的新词语，实际包含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为了修辞的目的，利用仿拟格而产生的偶发性新词语。这类新词语 有些会超越原语言环境，被更多的人认可并使用，逐步获得一般词语的性质；有些只是偶尔出现或偶尔重复出现，很快被遗忘和淘汰。另一种情况则是依据汉语词汇中已有的词语，利用仿拟手法来构成表达新事物新概念的词语，可视为用仿拟构词法构成的新词语。利用仿拟构词法产生的新词语有着一般新生词语的性质，接下来我们着重分析仿拟型新词语的情况。 ⑴、格式仿。汉语词汇中有些词语的构成在形式上呈明显的框架结构，这种框架结构也即一类词语构成的格式，依据一定的格式，通过改换某些构词要素，能产生一系列同格式的词语。“格式仿”就是通过仿拟词汇系统中这类典型格式而构成新词语的方法。依据结构的不同，可以分为四类： ①、仿前式。即仿造词仿拟原型词的结构，更换原型词的前一个词素，后一个词素不变的方式。这种方式在仿词造词法中占多数，下列两组例子都属于仿前式。 面的轿的 酒吧网吧 货的 陶吧 残的 奶吧 摩的 ②、仿后式。与仿前式相反，这是一种仿拟原型词结构，并替换原型词的后一个词素，前一个词素不变的方式。这种方式在仿拟造词法中用的比较少。例如： 国手国脚 的哥的姐 廉政廉业 陪读陪教 ③、格式仿产生的新词语四音节的也较多，所仿格式有些是词汇系统中具有的，有些则是近年新造，经反复使用获得习用性特征的新格式。格式仿构成的四音节的新词语大多是在一个固定格式中嵌入新语素，如：由“大×大×”仿拟出“大红大绿”、“大红大紫”、“大操大办”、“大包大揽”等；由“小×小×”格式仿拟出“小打小闹”、“小夫小妻”、“小修小补”等。这些新仿拟的词语，均在原格式中嵌入一定的语素，词型格式化特征突出。格式仿利用已有的格式，形势特征明显，改换语素灵活便利，是一种常用的仿拟构词的手段。 ④、还有一种仿拟则是依据一定的句法形式，即所仿格是汉语中一种常见的句法模式。它们大多是汉语词汇系统中使用时间长、出现频率高、生成能力强的句法模式。因而往往带有一定的文言句式的色彩。如：“以nvn”，介词“以”在这种句法模式中表示“凭借、依据”，是一种文言格式。根据这种格式仿拟的“以权谋私”、“以党代政”、“以工挤农”等新词语，概括性强，具有明显的文言特征。 ⑵、语义仿。语义仿即利用词语间语义上存在的类义、对义、反义等关系来仿拟构词。 ①、类义相仿。利用类义关系仿拟的新词语，如由“奖学金”仿拟出“奖教金”，由“空姐”仿拟出“海姐”，由“廉政”仿拟出“廉业”等。这些仿拟词与原型词都是同类事物，同属一个范畴，利用同类事物的相关性，类推联想，仿拟出新词。 ②、对义相仿。对义仿拟则是由记录某一事物、现象、行为的词语，仿拟出另一与之相对应的新词语。如，以性别为对应关系由“公关小姐”仿拟出“公关先生”，由“家庭妇女”仿拟出“家庭妇男”，“空姐”仿拟出“空哥”，“的哥”仿拟出“的姐”。 某些相对应的概念，也会产生对义仿拟构词。如，由“民办”仿拟出“官办”，由“民风”仿拟出“官风”等等，“民”与“官”便是建立在相对应的概念基础上的仿拟。 ③、反义相仿。这种仿拟词与原型词意义相反，这是由于仿拟词语中替换的词素与原型词中对应的词素意义相反造成的。这种仿拟是语义仿中最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许多仿拟型的新词语，都是通过反义仿拟构成的。如，以“大”与“小”相仿拟的“大我”与“小我”、“大气候”与“小气候”；以“冷”与“热”相仿拟构成的“冷销”与“热销”、“冷板凳”与“热板凳”等；以“优”与“劣”相仿拟的“优生”与“劣生”等等。此外，象“上”与“下”，“公”与“私”，“正”与“负”，“快”与“慢”，“强”与“弱”等反义语素的变动，都是仿拟构词的重要手段。 ⑶、依据是否只用仿拟手段来划分，可以分为单纯式和兼用式。单纯式是指仅仅利用仿拟这一修辞方式造词的方法。根据兼用的修辞方式的不同，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仿拟兼谐音。如“气管炎” “妻管严”，“哑巴亏”“喇叭亏” ②、仿拟兼简缩。例如：博导（博士生导师）硕导（硕士生导师）。这里人们兼用了仿拟和简缩两种造词法。 ③、仿拟兼夸张。例如“豪华本”“火箭本”（称出版速度快，质量低劣的书册）。仿拟词语“火箭本”显然也兼用了夸张的手法。 五、其他修辞方式造词法 这种利用修辞格形成的新词新语义比喻、借代、仿拟最为常见，当然由其他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语也是不容忽视的。谐音构成的新词语，如：“炒古”，炒买炒卖古玩，由“炒股”谐音而造；“导爷”，戏称导游人员，有“倒爷”谐音仿造。还有“爱资病”、“莫（没）斯（事）科科长等都是谐音造成的新词语。比拟式构成的新词语，如具有新含义的“松绑”“透明度”“冒尖”“挂钩”“浮动”，以及“精神污染”“知识爆炸”“三栖明星”“投资膨胀”等。夸张式新词语也为数不少，如：“爆棚”指体育、娱乐场馆等人数骤增；“过街鞋”，对质量很差的鞋的贬称。此外还有“爆满”、“鸣谢”、“袖珍企业”、“火箭本”等。还有新含义的“山海经”、“普通话”是直义式新词语。而“压缩饼干”“压缩空气”则是利用断取格形成的。真是形象生动，丰富多彩。所有这些进一步说明了“修辞学造词法”是完全行的通的，而且是语言学中值得研究的一个有趣的现象。 六、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的特点及趋势 1、比喻、借代构成的新词的特点及趋势 由比喻、借代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语具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首先，这类词语具有时代特色。由修辞而逐渐凝固成新词语，是汉语词汇发展中固有的现象。例如：古汉语中有以“须眉”代指男子；以“裙钗”“巾帼”代指妇女；以“杜康”代指酒；以“黄发垂髫”代指老人小孩；也有以“蛇行、龟伏”等来喻指某一动作行为状态的。这类词语比较形象生动，增强了汉语的表现力，丰富了汉语的词汇。近几十年来涌现出的新词新语，存在着一种趋新求雅和系列化的趋向，同时也表现出追求形象鲜明、通俗化、口语化的势头。由修辞方式形成的新词语更是引人注目，无论在“表情”还是在“达意”上，带有一定的时代烙印。例如的那几年，人被丑化、异化，灵魂和肉体被肆意糟踏、蹂躏，反映在语言上，那就是在词语里“牛鬼蛇神”“黑帮”等等满天飞。如今的时代是人文时代，人格得到尊重，人的价值受到重视，个人的创造精神也得到提倡、保护和发扬，词语中以比喻、借代方式产生了不少于个人专名有关的词语。如：“王海”、“徐虎”等，只要一个人的作为、贡献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应，很快就会得到应有的承认，受到尊重。当今的时代亦是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科技信息瞬息万变的社会，因而被用来做借体或喻体的多为经济、文化科技领域的事物，如：“中关村”、“硅谷”、“短平快”、“气候”等等。这种变化反映了当今我国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以及广大群众视角中心的重要转移。其次，这类词语的词义具有模糊性。词语意义的模糊性是指它们所表达的概念的外延缺少清晰的界限，由比喻和借代凝固形成的新词语，其意义普遍存在相当模糊性。一般来说，一个新词语从开始出现到被社会接受，其意义总要经历一个由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过程，这是由于人们对这个词语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的认识在不断深化。此外，有些词语所表达的概念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或者它本身就是一个模糊不定的概念。由比喻和借代形成的表达方式，大多只有模糊概念，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从科学上界定严格的意义范畴。如“龙头项目”等会因地因时而异，其概念外延没有确定标准。我们再从心理基础看，比喻和借代都是以联想作为心理基础的，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由比喻和借代形成的词语直接以喻体指本体、以借体指本体，这在文字表达上更精炼了，但意义范畴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却更为增强了，同时也模糊了两个不同质的事物的界限。“热”本指一定的温度，与“社会现象”本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两回事，把它们混为一谈，词义更模糊了。再次，修辞用词往往具有临时性的特点，这类词语所要表达反映的客观事物本身有相当多数属临时或短期性的社会事物、现象。如：“~~热”、“~~风”只不过时髦一阵子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即使“~星”、“~~精神”等也只能在一个特定时期内，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些词语能风行一阵，当事过境迁也就烟消云散了。 接下来我们在看一下由比喻和借代形成的新词语的发展趋势。由比喻和借代构成的词语中，不少词语词义带有相当的模糊性，表达上也可能用其他方式代替，流传使用中又有一定的局限性，使它们转化为一般词语的可能性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加上这类词语多用于口语，也就不大容易进入正式公文、科学论文等文体。另外，这类词语有不少表达种种复杂的情感，而人们的情感往往受各种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又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个人成分占很大作用。这样，也使这类词语的传播受到一定的限制，转化为一般词语的可能性受到影响。有些语言学者正确指出，许多赋予词语以临时性功能的修辞学说法，往往会随着人们的反复使用而使临时性功能固定化，原来的修辞用词也会转化为一般用词。某种修辞说法能否形成新词新义，它们的寿命是长是短，主要取决于人们使用这种说法的情况，即约定俗成的程度。这类词语总体上说具有相当的临时性，只有少部分词语能进入一般词语，保持较长期的稳定性。 2、仿拟构成新词的特点及趋势 由仿拟构成的新词语到底具有什麽样的特点？首先，仿拟型新词语具有对应性。仿拟性新词语与原型词之间存在对应关系。仿拟型新词语中以类义、对义、反义等关系构成的语义仿新词语是对应性的突出体现。格式仿中许多新词语内部甚至也表现了类义、对义的对应关系。其次，仿拟型新词语具有鲜明的感情色彩。有的带有表扬倾向，如“新秀”；有的带有嘲讽、戏谑的色彩，如“喇叭亏”、“家庭妇男”等；有的则带有较强的贬义色彩，如“以权谋私”。鲜明的感情色彩，反映了这类新词语的构成与“仿拟”这一修辞手段运用的内在联系。再次，仿拟型新词语体现了仿拟构词手段的丰富性。从这类词语的构成方式看，仿拟词与原型词之间，涉及音、形、义三个方面。就拿“语义仿”来说吧，语义上的“类义”、“反义”都可以作为联想的线索，这就使仿拟构词具有丰富的手段，构成新词的能力也较强。 由仿拟构成的新词语将何去何从呢？词汇发展的总趋势是日益丰富和扩大。由仿拟构成的新词语既是对语言的继承又是对语言的创造，它使语言旧有的形式得以保存的同时，又添加了新的内容，使新的词语更富有生命力，更富有时代的特征。仿拟现象是社会发展和人们快节奏生活的必然产物。人们利用语言系统中的某些已有的成分去表达他们认识和思维活动中取得的新成果，这样便产生了新词。而人们利用旧有的词语模式，用替换原词的某个语素而快捷地举一反三地构成新词，势必导致新词生成中仿拟 现象的出现，这种现象是人们追求简单、高效心理的反映，符合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新词语一经产生，便要经受社会和历史的检验，仿拟生成的新词语能不能顺利地进入现代汉语的词汇库还要看它是否符合构词的规律，是否符合大众的语言习惯。仿拟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但一味模仿也会产生消极作用。近些年，有的人为了标新立异，或者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特别是一些广告媒体，无视语言规律，利用谐音胡乱造词，如“咳不容缓”、“衣衣不舍”等等。这些“词语”意义上完全背离了原词，长此以往，词将不词了。但从总体上说，仿拟能产性强，生命力强，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它符合词汇发展的总趋势。 文学类毕业论文:“应用型”人才培养背景下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的选题与指导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当前高校的长线、传统专业，相对于上个世纪80、90年代，汉语言文学专业在人文学科势微、片面突出高校服务社会职能、地方重视经济发展主义的今天，其命运的“无可奈何花落去”是不争的事实。近几年来，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据最具公信力的第三方教育数据咨询和评估机构麦可思调查，在2007～2009年连续三届就业率最低的五个文科专业中就有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该机构2011年的调查中，汉语言文学专业被列为就业“黄牌专业”。这固然与该专业设置较有大关系，但最重要的原因是该专业在学生能力培养上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我国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坚持能力为主”的人才培养方向；《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11年工作要点》中也强调“着力培养学生创新创业和实践能力”；2011年6月，主席《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能力为重”，要求着力增强学生“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可见，“能力培养”已成为我国人才培养的时代关键词，俗话说，花无百日红，曾经在1980年代引起“轰动”的文学，今天也遭遇了寒冬。但是，压力既是考验生存的试金石，也是转轨并绝地奋起、浴火重生的动力，因此，挑战和机会并存，新建本科高校的汉语言文学学科的办学及其专业、方向设置必须牢牢抢住这一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期，以“应用能力”培养为本位，以时不我待和急、争、抢的精神，实现快速地与市场人才需求、与地方行业链、产业链的对接，及早与地方性的行业、产业老大进行校企合作，产学研协同，引进地方文化（文产）行业的大佬，对该专业进行全方位的改造，从人才培养目标、规格、方向、课程体系、教学质量监控、教材体系、实践环节、双师型教师培养等各个环节进行，以企业行业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人才的能力素质要求，倒逼该传统专业的改造。 一般而言，新建本科的定位大多设计在“地方性”（区域性）、人才培养目标瞄准在“应用型”。我校的人才培养，定位在“四会”（会做人、会学习、会应用、会创新）、“三欢迎”（学生欢迎、家长欢迎、社会欢迎），顶层设计为“海峡西岸经济区绿色强校”，并通俗地将其理念概括为“做武夷文章 办绿色大学”。缘此，实现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培养“下得去、干得好、留得住”的符合海西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产业、行业需求、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应用型人才，是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能否实现成功转型的关键。对新建本科汉语言文学“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而言，必须树立一种观念：我们的人才是直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型人才，毕业后大多不从事理论、学术研究，而是直接进入市场经济主战场，散播在相关行业、产业的生产部门，为创造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直接服务。 一、毕业论文的“原创”困境与耕作盲点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通知》（教高厅[2004]14号）指出：“毕业设计（论文）是实现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毕业设计（论文）在培养大学生探求真理、强化社会意识、进行科学研究基本训练、提高综合实践能力与素质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重要体现，是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的重要实践环节。同时，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也是衡量教学水平，学生毕业与学位资格认证的重要依据。”此外，教育部2012年的《本科教学水平合格评估标准》中，也进一步提出，文科专业的毕业论文（设计），要有50%左右的选题与实践性、应用性挂钩。这些要求的提出，既为新建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毕业论文提出了具体的指标，也指出了此类学校文科毕业论文（设计）转型的根本出路和方向。 总体而言，我校历年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改革的讨论多，实践研究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制度多，模式研究少；学术性毕业论文（设计）研究多，对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研究少；毕业论文（设计）管理制度、质量监控制度出台多，对学生专业能力的提升少。作为转型后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存在种种弊端，该专业很明显地不适应应用型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 新建本科人才培养目标瞄准在“应用型”，也就是说，像武夷学院这样升格不多久的新建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的站位要实现“差异化”发展，既不能如211、985高校的“研究型”人才培养，最终多数通向“硕士生”、“博士生”，就业以科研院所、大中型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中高层主管为主导，也不是像高等职业院校、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型”行业、产业一线人才的培养，就业直接面向工厂一线车间、流水线。这就决定了我们的人才培养，既要有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更要有很强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我们人才培养的优势在于，既要适应相关行业的岗位素质要求，又要能迅速缩短“就业到岗”的时间，为用工单位节约员工培训资本，上岗即为熟练员工；办学方向能与今后的就业紧密结合，使得学生有广阔的就业前景，提升就业质量。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要以行业产业要求、就业要求、职业能力素质“倒逼”人才培养的规格、定位、课程体系、能力培养、教材建设、实践环节等等。 按此顶层设计、中观发展思路和微观个体培养三个层面的要求，我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主要“培养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美等全面协调发展，具有汉语言文学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创新精神，能在中学、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从事教育教学的语文教师，以及能够从事秘书、记者、编辑等实际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 针对以往学生在毕业论文写作中“选题范围越来越窄、优秀论文越来越少、抄袭现象时有发生”等问题，我校应以“应用型”为突破口，避开自身的弱项和“盲点”：少一些玄奥、抽象的学术研究、理论研究，多一些地域研究、特色研究、应用研究、实证研究。特别是在毕业论文等实践环节，就要符合“应用型”、“适用型”、“技能型”的能力素质和就业类型的要求，而不是片面地追求与老本科大学中文系看齐。要在搞好社会调研的前提下确定学生“论文选题”的方向。这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要转变对该专业人才类型的认识，扩大调研视野。人们一般认为，汉语言文学专业所应培养的人才类型不外乎文秘型、记者型、教师型、编辑出版型、组织宣传型、文学创作型等，事实上，除了这些类型之外，还有管理型、服务型、综合型、自主创业型等多种“业外类型”，这是由该专业的基础性学科特征决定的。因此，办学者的社会调研首先要正确认识“守业”与“业外拓展”的关系，将人才类型的弹性空间收入视野之内，弄清该专业的毕业生究竟能够干什么、都在干什么以及干得怎么样，从而为拓展毕业论文选题开辟空间，打破该专业人 才培养路子越走越窄的尴尬局面奠定良好基础。二是要了解社会对各种类型人才的能力期待。由于汉语言文学专业长期的封闭化、学究化的办学模式，使其人才能力培养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脱离社会现实境遇的一种自认自定的标准，办学者并不了解社会对各类人才究竟有着怎样的能力期待，因而在毕业论文的指导上，补上这一课也成为其必需的选择。三是要把社会调研纳入人才能力培养的常规机制中，不仅要注重事前调研，还要注重事后调研与跟踪调研，尤其要重视周期性调研成果的总结，并根据调研所获信息及时调整培养目标。 笔者从教20年，一直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任教。就历年指导学生毕业论文来看，学生大多阅读量少，除了极少数备考研究生的学生外，大部分学生对学术前沿知之甚少，许多同学不是选择一度“热门”的张爱玲、严歌苓、余华、虹影、莫言、卫慧等当代作家来说事，就是选择沈从文、鲁迅、老舍等几大家做文章，既无法推陈出新，偶有创见，也无法另辟蹊径，洞幽烛微，陷入鹦鹉学舌、拾人牙慧的境地，或者干脆就是是剪刀加浆糊的干活。 从“顶层设计”层面而言，原有学生的论文选题基本脱离“应用型”的基本要求，出现“原创”的困境和创作的盲点。首先，就“原创”方面看，新建本科的培养目标、师资水平、课程设置存在较大“缺陷”。特别是从师资看，我校长期办的是师范专科，老师以教学为主，学生未来就业以当合格的中小学教师为导向，在学术研究上缺乏明确的要求和定位。而部分老师由于长期囿于课程教学，加之外出学术交流、培训提高的机会较少，学校又无这方面的激励机制，多年下来，其知识结构陈旧、学术功底薄弱，本身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等不甚了了，当然不可能以己之昏昏，使他人之昭昭。 此外，要注意有意识地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选题，与人文社会科学周边的某些学科结合起来，进行交叉研究、综合研究，产生新的结合点。这既是与四年培养过程中的课程体系设置，尤其是与选修课程体系、应用实践课程体系（环节）的呼应，也是检验培养方向设置效果的显示器。比如，可将汉语言文学专业论文选题与高级文秘、新闻、广播电视编导、文化创意产业的某些选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如“武夷文学中的文化创意原点和文化产业关联性研究”、“武夷文学与文化中的电视改编和绘本化”、“新闻报道中的文学化手法”、“新闻报道与‘非虚构写作’”，等等。事实证明，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原来培养的专科人才，有较多在南平市的新闻行业集聚和“扎堆”，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南平市广播电视台系统，有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校友近30人，他们从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因为工作需要和市场召唤，逐渐向相邻专业或者学科靠近，并将二者结合得十分紧密。在研究方法上，既要让学生了解、掌握和运用一定的学术理论，更要学生学会“实证”研究的方法和实事求是的为学作风。 二、毕业论文的“应用”要求与地方特色相结合 “大文学”与“大文化”、“区域性”乃至闽北“民俗学”、“地方志”等的结合，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向“应用型”靠拢的第一步。这就要求学生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调研能力和实践能力，这些能力的训练和培养，要在论文的选题、材料的收集、学科（术）前沿的跟踪、田野调查、访谈采访、论文撰写等环节具体体现出来。 所谓的“区域性”，要求学生将论文选题切实与地方文史、武夷文化、朱子理学、茶文化、旅游文化、当代闽北作家作品、闽北神话传说及其传播、闽北历史人物研究、闽北书院文化、地方风物人情、黄峭文化、闽北地方戏曲、闽北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文学、大学生文学阅读与创作、农民工文学阅读、当代闽北民众的“文学生活”、网络文学与文化、手机短信文学、博客原创文学、武夷学院院系学生自办文学文化刊物研究、武夷学院文学社团的活动与创作、闽北现当代作家行至考据、武夷旅行文学等，具有“闽北地方”特点的选题紧密结合起来。比如，被誉为戏曲活化石的闽北政和四平戏、邵武、光泽一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闽北民众喜闻乐见的“三角戏”、“傩舞”、中原入闽且独树一帜，在东南亚各国颇具影响的黄峭文化、源远流长的武夷文学、张三丰的道教文化（文学）传播、朱子理学中的文学、武夷茶文学与文化、古诗词中的“武夷”形象研究、文学中的闽北神话传说人物研究、武夷山儒释道文学研究等等，都是不能视而不见的最最现实的问题和迫切需要切近的课题，是与武夷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有着最直接价值血缘的题目，也是慷慨的“大武夷”给我们最无私的馈赠，更是实现高校四大职能之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具体体现。此外，南平市为了积极对接福建省十二五提出的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和产业链“攀高 攀精”的思路，在南平各县市布点，实现产业承接和产业聚集、差异化发展。武夷学院在武夷山办学，理应首选为武夷山的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南平市委、市政府提出，在武夷山大力发展动漫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旅游养生、商业贸易、物流产业等，特别是“武夷新区”发展的一日千里，更给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转型、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该学科要注意在上述的各种产业链条中，发掘和寻找人才培养的切入点和结合点。比如动漫产业链中的“文学故事”编辑、文化创意产业链条中的文案、乡土文学人物塑造、民间传说改编以及旅游休闲产业链条中的文化元素的融入、挖掘和升华。 此外，当前南平市中小学语文教学、文学阅读与文学教育、教研教改等，都是可供选择的良好毕业论文（设计）选题。 所谓的“应用”，要求学生在论文写作过程中，要摒弃剽窃、抄袭的恶习，杜绝“假大空”的论文选题，抛开正确的废话，告别陈陈相因的凌空虚蹈，树立正确的学术道德观，并在指导教师的悉心指导下，学会开展或者从事应用型科研，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为基本导向，以解决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的难题为切入点，主动融入地方工作的大局，在文化产业发展、旅游产业发展、文化创意艺术、武夷 文化与文学、地方文史发掘整理等畛域，这是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向“应用型”靠拢的第二步。毕业生要在教师的指导下，以选好题、选真题、选对题为标准，可以采取团队联合攻关的形式，研究系列题目，也可以单打独斗，集中攻破，努力在服务社会、贡献地方上有所作为、有所突破；学会逐步掌握开展论文写作的一系列方法：调查问卷的设计、采访访谈的课前准备、田野调查的进行、材料的收集、辨别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和使用、文献的阅读甄别、综述报告的撰写、观点的提炼、开题报告的写作、论文的修改等等，通过较为严格的学术科研训练，达到既能部分解决生产生活中实际问题的目的，又使学生在此过程中，学会做人（良好的学术道德风尚、和谐的团队合作精神等）、学会学习（论文的全程如何展开与推进）、学会应用（学以致用，用四年所学来解决实际问题）、学会创新（在前人的应用型科研基础上再推进一步），为能在今后工作生活中有更大的“应用”奠定坚实的基础。比如，通过采访访谈的全过程的学习运用，学会了在未来可能的新闻、文秘工作岗位上，较为熟练地迅速进入岗位角色，增强就业竞争力；比如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通过在大学四年开设选修课，较为系统地学习“期刊编辑学”、“办刊办报”的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使得学生将应用性的就业所需能力或素质培养的端口前移。 最近，在业界颇具知名度的文学评论杂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刊发了山东大学文学院师生的一组7篇文学研究论文，着实令人耳目一新。北京大学中文系前主任，著名的文学教育家、文学史学家温儒敏以《“文学生活”：新的研究生长点》为题，作了开篇的导言，其他文学研究界知名学者黄万华、贺仲明等分别以学校教育背景下的大学生文学阅读状况调查、茅盾文学奖作品的接受与传播、金庸武侠小说读者群调查、当下文化语境中鲁迅作品的阅读与接受状况调查、网络文学生态调查、近年来长篇小说的生产与传播调查、农民工当代文学阅读状况调查为题，对“学院派”近年来少有接触的选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研究，而这些，都是极具挑战性和“应用性”的题目，是与地方、民众具有血肉亲缘的选题，与时下某些学者关在学院围墙内，津津乐道的“现代性”、“纯文学”、“德里达”完全不搭界，也从而开启了现今大学中文系文学研究的“新空间”和“新视界”——是具有革命性的、振聋发聩的召唤，来自生活和人民的感召。在学理和学术掘进的畛域，敞开了过去自命不凡的纯文学研究者所未曾识见的全新的“文学生活”。这既是新的时代命题，也是新的文学研究论题，它的开启，无疑给了我们这种“地方性”、“应用型”新建本科院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办学新的思路：贴近群众、贴近现实、贴近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的寻求。 学者张未民指出：“现实文学生活中有大量的文学现象并没有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更不要说进入文学史了。网络文学、影视文学、通俗文学、翻译文学，它们在文学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它们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可以说绝不在“精英”文学之下。《读者》发行有千万份，《故事会》发行有三百多万份。其实，这样的文学期刊还有，比如武汉的《今古传奇》，仅‘武侠版’每月销量就在40万份左右。我们凭什么把它们排斥在文学范围之外？有谁曾经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充分的研究和论证？另外还有大量的‘泛文学’，比如《家庭》、《知音》以及大量的‘晚报’、‘早报’，它们的虚构性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不论是在写作的层面，还是在阅读的层面上，它们都具有文学性，所以有人说当代最好的小说在《南方周末》，这虽然是在社会生活的深刻性与丰富性的意义上讲的，但《南方周末》上的很多故事都富于文学色彩，可以当作文学作品来读这却是事实。因而，以‘新文学’为本位，用‘新文学’的标准来评价‘另类’文学，这是不公平的。”[1] 在这里，张未民实际上触及到了如何拓展文学研究领域的问题，这对我们开阔思维，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新的畛域和方法。 三、毕业论文的师生参与与全程指导 由于我院学生对应用型科研的“陌生”和对区域文学文化的生疏，在毕业论文指导过程中，师生的互动、借助外力的支持、外出考察以及实证性研究等，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这种指导方式，较之“纯粹的文学研究”这种较为封闭的、自说自话的方法，具有较大的进步。 第一，以毕业论文（设计）改革为突破口，推动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与实践教学密切结合，进一步更新人才培养理念，将学生试讲等实践活动、文艺创作与科研创新有效整合，全面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以破解当前 文化产业人才紧缺，及人才培养模式与市场脱节等难题。 第二，以毕业论文（设计）全程化为契机，将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贯穿于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改变以往毕业论文（设计）主要在毕业前完成的惯例，促进学生写作心态的转变，提升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质量；改变过去简单的，毕业论文写作的“解决最后一公里”式的师生合作、校企、校地合作，实行“全方位、全过程、全天候高度融合”的新型多角度、多面向的合作。 第三，以提升大学生专业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为核心目标，通过实战性毕业论文（设计）达成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突破传统文科类专业毕业论文写作的“天经地义”，不仅考核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还要考核应用实践创新能力，创造应用类文科专业毕业设计的崭新形式，也能为其他应用类文科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改革提供思路。 某位学者的一句话，笔者是很赞同的：“大学的文学教育必须随之作出调整、深化，让文学在大学的“博雅教育或全人教育”中，在真正‘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中充分发挥它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文学类毕业论文:毕业论文写作能力培养的古代文学论文 一、选题能力的培养 古代文学学科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传统学科。该课程开设周期为四个学期，学时为288学时，周期与学时数均超过中文专业其他学科，其重要性显而易见。然而，近几年铜仁学院古代文学学科相关论题的毕业论文撰写数量却只占到每届学生总人数的10%左右，明显低于语言学科中方言学的50%以上。据调查，由于学生大多来自地方，他们普遍认为对方言学的相关问题比较熟悉，收集、整理资料较为方便，而古代文学学科则不具备上述优势。此外，即便学生以古代文学相关问题作为毕业论文论题，若没有教师提供的参考题目，学生自主确立的题目往往不具备研究的可行性。由此，培养学生的选题兴趣以及选题能力成为培养古代文学毕业论文写作能力首要解决的问题。兴趣固然跟学生的成长环境、性格、积累与学识相关，但毕竟古代文学学习在学生的整个学习阶段中占了两年的时间，学习兴趣在教师教学与学生自主学习的过程中可以逐渐培养。在课程教学中，教师应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与探索性学习的习惯。可在每学习一章节之前，布置学生查找相关资料，使学生增进对所学内容的了解；也可以在每学习一章节之后，留下若干思考题，逐渐养成学生善于思考的习惯。学生所思考的问题就有可能成为他们将来毕业论文的选题，如在讲述辛弃疾词的过程中，学生对于辛弃疾词风豪放的原因非常感兴趣，在课堂上展开了一些讨论，有的学生在课外仍旧继续探讨这一问题，并有意将毕业论文的题目确定在此范围之内。这便是学生主动对问题进行探索并为将来的毕业论文寻找素材的一个鲜活例子。另外，鼓励学生将选题的方向与当地的文化资源相结合，对文献资料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实地考察，不但论文撰写过程会具有趣味性，还可为活跃当地文化建设贡献微薄之力，如有的学生就以收集当地史志及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明了其变迁发展为选题，开展了一些可行性的研究。具体选题时，有几方面值得注意：第一，选题大小要合适，得量力而行。切忌选择选面太大、问题太深奥、自己把握不准、难以驾驭的论题。例如，有的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受某位古代文人人生经历的触动，以《青楼名妓促生古代文豪》为论题，想要研究古代文豪产生的动因，并将原因归之于青楼名妓的推动，显然过于片面。并且古代文豪何其多，他们的生活经历也无从全面把握。第二，选题须有一定新意。或新题新作，或老题新作，尽可能在观点、材料、研究方法、立论角度之上有所创新。就近几届学生的具体情况看来，他们往往在选题之前没有很好地研究选题资料的综述，不仅论题创新不够，且研究意义缺乏。第三，命题用语要准确、精炼，不能含糊、晦涩、啰嗦。有的学生以《论纳兰词之美》为题，题意就比较含糊了，到底是要谈论纳兰词的情感美、意境美、意象美，还是其他的呢？相应地，命题不清，与之对应的论文主体内容也就不会明确。 二、收集、阅读与整理材料能力的培养 在拟定好论文题目后，一些学生往往急于撰写，写作的时候却又苦于没有素材，搜肠刮肚，痛苦万分。荀子曾说：“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与其自己冥思苦想，还不如尽可能地去围绕论题收集、阅读、整理相关前人留下的资料。只有收集、阅读、整理了相关材料，才能熟悉所写内容，进而确定论点，拟定写作思路，并寻找出支撑论点的论据。收集材料时要注意必须围绕论题进行，范围不宜扩大或缩小。因为扩大则浪费时间精力，缩小则不能对所论问题进行全面、客观的把握。例如，有一学生写作题为《论李贺‘马诗’中所体现的命运悲情》的论文，收集了李贺的诗集、年谱、传记以及以李贺“马诗”为题的论文，但仍不算完整，缺少了与生命、悲剧相关的理论性书籍，以及李贺诗歌中体现的悲情命运的一类论文。收集完材料之后则是阅读材料。若收集的材料较多，也可以边收集边阅读。阅读时要记笔记。阅读诗集时必须标记下与论题相关的诗歌、诗句，并记下自己的理解与体会。阅读年谱、传记时，也要对关乎论题的句子、段落进行摘录、理解与阐发，并录下页码及书的版权，以备后用。阅读论文时，则须对该论文观点进行总结，对与论题相关的片段及观点进行摘录，所摘录内容后也得标明文章名、期次及出版单位等。除记笔记外，阅读时还要时时联系论题认真思考体会，力求寻找出写作的思路。阅读材料完毕要及时整理材料。一方面要梳理出该论题的研究现状。思考关于这个论题别人研究了些什么，到了什么程度，有没有道理等问题，在考问别人的同时，也逐渐会形成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要找到研究论题的突破口，在梳理研究现状的过程中，对于他人没有涉及的，或涉及不够深刻甚至错误的方面，找出需要进一步研究之处，继而围绕具体的问题再反复收集有关作品、作家生平、理论、思想等进行阅读、整理，力争使自己的写作思路逐渐清晰，甚至初步找出一些论证所需要的论据。由上可见，收集、整理、阅读材料都有章法可依，并不是困难之事。然而，从学生的写作实践来看，普遍表现出对材料的收集、整理不够重视，只是简单找两三篇文章，若跟自己论文论题相似，就直接将之转摘至自己论文之中。此种现象的出现固然与学生的学习态度不端正有关，但也与课堂教学中教师忽视对此方面能力的培养相关。如果在两年的学习时间中，教师适当地教授相关方法，并不时让学生就某一问题去搜集、整理前人对此问题的资料，在写作毕业论文时情况自然会有所改观。 三、撰写提纲能力的培养 论文提纲是作者构思谋篇的具体体现，提纲的撰写也是毕业论文写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然而，许多学生却意识不到此点，往往在论文题目拟定之后，就着力于初稿的写作。初稿完成后交给指导老师，老师却因文章结构混乱、中心不明而令其拟好提纲之后，重新写作。例如，一学生论文论题为《论 水浒传 中李师师的人物形象》，中心内容应是分析李师师的形象特征，而他的初稿却大篇幅地探讨李师师与宋徽宗的关系，探寻李师师借何以吸引宋徽宗，宋徽宗在《水浒传》中的形象，李师师对“梁山招安”的重要性等问题。因此，在动手写作之前拟定好提纲是非常必要的。至于撰写提纲的思路，可以从三个基本问题着手。第一，“是什么”，即论题所谈的问题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如前面提到的《论 水浒传 中李师师的人物形象》一题，首先要弄清楚李师师的人物形象特征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这是此论题主要要解决的问题。第二，“怎么样”，即论题所谈表现得怎样，有何价值与意义？如果对李师师人物形象特征谈清楚了，进一步还可以谈谈小说中这个人物塑造得如何？第三，“为什么”，即寻找论题所论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如论题《论李贺诗歌中的鬼魂世界》的提纲，解决诗中鬼魂世界“是什么”的问题外，还可以寻求为什么“是如此”的原因，也就是为什么在李贺诗中写作了这样一个“鬼魂世界”？如此深入研究下去，论题所论就更为深刻了。另外，撰写提纲时要注意理清大小纲目。论文有几个大观点？几个小观点？每个观点的论点、论据分别是什么？都要清晰地列出来。还要注意分清主次详略。哪一部分是重点？哪个论据主要说明哪个问题？哪一部分是次要点？哪些论据要简单说明哪个问题？只有这样，整篇论文才会主次分明、清晰明了。在提纲撰写完毕之后，也要注意推敲、修改提纲。看看题目是否恰当；检查提纲的结构是否合理，划分的部分、层次和段落是否可以充分说明问题；斟酌提纲各层次、段落之间的联系是否紧密，过渡是否自然。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拟好提纲之后切记要及时和指导老师沟通，相互交换意见。当然，如果在平常的学习中有意识地进行拟写提纲的训练，在真正写作毕业论文时是易于拟好提纲的。其实，从平常课后一些思考题的回答做起，就可以试着去拟写提纲，这样回答问题的条理也就会更为清晰。学年论文的撰写更是可以如此，真正到毕业论文撰写时，也就胸有成竹了。 四、科学论证能力的培养 科学论证的过程即是依据提纲开始写作论文的过程。写作前所下的功夫如何？论文将完成得如何？在论证的过程中都会得到体现。论证之前已设提纲，一般只须照提纲写作即可，但若在写作过程中发现提纲还有不妥之处，就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所以写作论证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检验提纲是否可行的过程。论证时也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第一，论点要力求科学、稳妥。体现在古代文学论文写作中，就得看所论论点是不是符合作家、作品实际，不能离开作者、文本主观臆测。第二，论点与论证、论据要紧密结合。论证、论据要很好地说明论点，让人感到有骨有肉，言之成理。如前提及的《论 水浒传 中李师师的人物形象》中有一论点讲述李师师是“既有娴熟的交际手段又有灵活的政治头脑的女子”，那么此一部分就应着重谈两个问题：李师师所具有的娴熟交际手段以及灵活的政治头脑，看起来似乎得分成两例进行举证，但学生却选择了一个例子同时举证以上两个问题。他所举的例子是《水浒传》第七十二回中说李逵在李师师家门外将负责皇帝警卫工作的杨太尉给打了，惊扰了圣驾，李师师以“只推不知”把这件大事化解了，避免激怒天子，同时保全了李逵，也将自己置身事外。巧妙地周旋于帝王与江湖草莽之间游刃有余，双方都不得罪，可见其交际手段的高明与政治嗅觉的灵敏。此例的选择确实是做到了有骨有肉，言之成理。第三，论述时中心要集中。全文应该紧扣论题，每一部分要中心集中，不要把该放在另一部分的观点、内容，放在这一部分。反之亦然。例如，学生谈论《 古诗十九首 的抒情手法》，其中有一论点是《古诗十九首》“寄情于叙事”，论述此论点时却没有集中于怎样借叙事抒情，反而是论述诗人通过人物心理活动去抒发情感，并且也举出了相关的例证。显然这样写就偏离了所论的中心。又有学生作论文《谈曹操的人物形象》，有一观点写曹操“宁教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而所论的内容却都是曹操如何选贤授能，丝毫没有围绕论点去说明。可见，对于论文的写作来说，即便观点新颖、正确，并很能说明论题，如果作者论证能力较低，也难于写出较好的论文。那么，在本科学生正式写作论文之前，利用课堂或课余作业培养他们论证一些小问题的能力就显得犹为必要。 五、写作语言能力的培养 本科论文并非一般散文、抒情文章。写作之时还应该注意语言使用的规范。总体来说，应在完成课堂作业或学年论文时就开始注意以下几方面。 （一）论文语言应准确、精炼、通畅 用语准确就是要用最贴切、最合适的词汇，恰到好处地反映客观的情况，表达自己的情意。像这句话：“李师师在《水浒传》中的职称可是‘东京上厅行首’，那是在歌妓里排在最前面的。”《水浒传》并非是某个单位，李师师怎么会在其中拥有某一种职称呢？只要稍作思考就能发现此句意思表达不准确。所以在造完句子之后，应该仔细斟酌一下用语是否准确。语言要精炼，就是用语不能罗嗦、不能重复，但也不是把必要的话语都缩写成艰涩拗口的语言。其原则是从内容出发，量体裁衣，该长则长，该短则短。语言要通畅，就是“句子要合乎语法规范，要合乎逻辑。”如果句子成分残缺或是主语、谓语、宾语混淆不清，要表达的意思怎么会清楚，句子又何谈通畅呢？除了经常对语言的准确、精炼、通畅进行写作训练外，在语言方面还得注意标点的使用是否正确、是否有错别字。误标标点与写错别字是学生本不该犯却又时常犯的基础性错误，这样的错误在平时练习中就应坚决杜绝。 （二）语言不宜太俗、太白，宜讲究生动形象 语言太过口头化即太俗太白不好，有些学生甚至将日常口语引入论文之中。如“苏轼因其才华卓越，笔走龙蛇，作词时并不完全依照音律的规则‘出牌’。”“出牌”二字就过于口语化，用在句子中致使句子表意也不清晰了。与太俗、太白相对，论文语言应尽可能地生动形象。“古今中外的语言大师，都非常注意语言的形象性，在他们的文章中，总是通过他们形象而生动的语言，做到绘声绘形，使人仿佛亲临其境。”有学生会说他们远非语言大师，但却毕竟是中文系的学生，如果中文系学生的论文从头到尾平铺直叙、语言枯燥，就会使读者兴味索然，更谈不上让读者赞赏和支持自己的观点了！若在清晰的论证之上再添生动形象的语言，无疑是锦上添花，让论文增色不少。因而在论文写作能力的培养过程中，对于语言的锻炼也是非常重要的。以上所谈是古代文学学科本科毕业论文写作的几个关键点，以近几年来铜仁学院该学科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现状来看，选题、收集、整理、阅读材料、提纲撰写、科学论证以及规范写作语言的能力都有待培养和提高。教师必须在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两学年中，有意识地通过课堂教学、课后作业或学年论文的方式刻意对学生就以上各环节能力按上述方法进行培养，学生则必须养成探索性学习习惯，培养问题意识，经常思考、摸索、解决一些问题。通过教师与学生的不断互动，一定会逐渐提高学生对于古代文学学科论文撰写的兴趣与能力。 作者：余颖 单位：铜仁学院文学院 文学类毕业论文: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启示下的英美文学教学改革 【摘要】《英美文学史及作品选读》课程的教学目标旨在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阅读、欣赏能力，并在此基础上提升其人文素养。但在教学实践中，此目标常难以实现。基于此，论文从分析邵阳学院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常见问题入手，探讨英美文学教学改革的内容和方向。 【关键词】英美文学教学 常见问题 改革 《英美文学史及作品选读》课程是英语专业高年级阶段的专业必修课。该课程的学习目标是通过简要介绍英美文学历史阶段的特点以及重要作家和作品，使学生对英美文学有总体的认识和把握，并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阅读能力、欣赏能力，进而感受英美文学丰富的思想内涵和人文精神，使学生的人文素质得以提高。然而，大部分学生在结束该课程学习后，并未达到课程学习目标。以邵阳学院为例，很多学生在结束《英美文学史及作品选读》课程学习后，且不说他们的人文素质得到了提升，就连文学作品的阅读能力都没有显著提高。可见，英美文学教学改革迫在眉睫，然而，该从何下手？这也本文讨论的重点所在。本文拟从分析邵阳学院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常见问题入手，探讨英美文学教学改革的内容和方向。 一、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常见问题 毕业论文写作水平的高低往往是学生思维能力、写作能力以及学术研究能力高低的直接反映。通过分析邵阳学院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常见问题，不仅能看出学生在思维能力、写作能力以及学术研究能力上的不足，更能发现英美文学教学中的问题。 1.选题范围狭窄。笔者以邵阳学院2016届学生的327个毕业论文题目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统计和分析，发现327个毕业论文题目中以文学研究作为论文研究方向的有139个，这些题目绝大多数涉及的是对十八、十九世纪英美文学作品的研究，如：“The Passwords of Happiness to Jane Eyre’s Marriage in Jane Eyre从《简爱》看简爱婚姻的幸福密码”、“Pure Woman’s Tragic Fate：Study of Fatalism in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纯洁女人，悲惨命运――《苔丝》的宿命论解读”、“On Human Nature in Oliver Twist论《雾都孤儿》中的人性”、“An Analysis of the Marriages in Pride and Prejudice浅析《傲慢与偏见》中的不同婚姻”、“On the Source of the Heroine’s Tragic Fate in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还乡》中女主人公悲剧命运的根源”等。从这些题目可见，学生的选题范围相对狭窄，且研究视野不够开阔，大部分学生的研究重点都是婚姻和女性。 2.内容深度不够。内容深度不够是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又一常见问题。多数学生仅对文学作品中的某一问题进行表层讨论，未涉及文学作品内涵的深层次探讨，如：“An Analysis of the Marriages in Pride and Prejudice浅析《傲慢与偏见》中的不同婚姻”，此论文实际上就是对小说里四对青年男女爱情和婚姻的梳理，是小说主要故事情节的重述。这样的论文不仅内容深度不够，也没有任何研究价值，因为它没有给读者带来任何有实质意义性的启示。 3.语言表述欠佳。论文的语言表述欠佳主要体现为语法错误过多、中式英语表述明显、论述的重点不突出以及文章层次混乱等。如：“This thesis is divided into three chapters besides the introduction and the conclusion. The introduction first gives a brief introduction on the position of Macbeth. Finally， a brief view is given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thesis and the great meanings of the study.”此段来自一个学生毕业论文的摘要，是语言表述欠佳的典型。语法错误、中式英语表述、论述重点不突出以及层次混乱问题在该段都有体现。 二、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启示下的英美文学教学改革 选题范围狭窄、内容深度不够、语言表述欠佳是邵阳学院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常见问题，这些问题极大地启发了英美文学教学，为其的改革提供了方向和思路。 1.扩展教学内容。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之所以出现选题范围狭窄的问题，就是因为学生阅读量过小，视野不够开阔，仅知道几本谈论得最多的文学作品。基于此，文学课堂上，教师可以适当扩展教学内容，如在讲授简・奥斯丁及其作品时，除了重点讲授奥斯丁最有名的代表作《傲慢与偏见》，也可涉及她的其他作品的简绍，如《理智与情感》、《诺桑觉寺》、《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以及《劝导》。此外，奥斯丁的作品多探讨女主角自我发现、自我成长的过程，具有一定的女性主义意识，因此，教师也可以适当介绍一些其他带有女性主义意识的小说，如英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女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的作品――《夏日鸟笼》、《登台表演》、《金色的耶路撒冷》、《瀑布》、《针眼》、《冰期》、《中途》、《闪光的路》、《自然的好奇心》、《象牙门》、《磨盘》等。通过教学内容的扩展，学生对文学作品的了解数量会大幅增加，其毕业论文的选题范围也会得到相应扩展，选题不会再局限于那几部耳熟能详的文学作品。 2.开展研讨式教学。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内容深度不够主要是因为学生本身对文学作品缺乏深层次思考，因此，在文学课堂上，教师应开展研讨式教学模式，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反思能力，尽量避免教师一人在课堂上唱独角戏，学生被动吸收的填鸭式课堂教学模式。 研讨式教学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如分组式研讨教学。教师将全体学生分成几个讨论组，每次课前先布置要讲授内容的一些思考题，让各讨论组自行探讨思考题的答案，下一次上课时，各组就这些思考题进行回答和讨论。通过分组式研讨，学生的视野能够更为开阔，因为每一个小组都有可能对同一问题做出不同的回答，这些不同的回答会让学生对文学作品有更多更为深刻的理解。此外，教师也可以采用启发式研讨教学。每次上课时，让一个学生对某个作家的作品做一个十至十五分钟的陈述，然后启发其他学生找出该学生所讲内容的不足，并通过讨论进行进一步的内容扩充。 研讨式教学能让学生主动对文学作品进行深层次思考，让他们找到文学作品与现实世界的关联，发掘学习文学的意义所在。但是研讨式教学也有其弊端，少数学生可能会在研讨式课堂上滥竽充数，没有积极地参与到研讨之中。因此，教师需要更合理地设计课堂活动，保持课堂讨论气氛的活跃，确保每一位学生都是讨论的主体。 3.以文学作品为范文，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学生毕业论文里出现的一系列语言表述欠佳问题归根结底是学生英语基本功过于薄弱。因此，在文学教学中，教师可以有意识地让学生以文学作品作为范文，进行仿写训练，使学生的写作能力得到提高。仍以简・奥斯丁的代表作《傲慢与偏见》为例，小说的第一段就是一段很好的仿写范例。“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学生可仿照此段写出一些属于自己的段落，如：“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there would be no new China without the Communist Party.”或是“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water is the mother of life.”这样的仿写既能避免各种语言表述欠佳问题，也能让写出来的文章更具文采。再如弗朗西斯・培根的经典散文――“Of Studies”，这也是一篇相当好的仿写范文。散文从“读书”的功用立论，分析了“读书”对人生不同凡响的意义。学生可以仿照散文的篇章结构和经典语句，写出一篇属于自己的优秀散文，如“Of Life”、“Of Success”、“Of Failure”等。 三、总结 总言之，在邵阳学院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常见问题的启示下，英美文学教学改革有了思路和方向。首先，英美文学教学需要扩展教学内容；其次，英美文学教学需以研讨式模式展开；再次，教学中可督促学生以文学作品作为范文进行仿写，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文学类毕业论文: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改革与实践 摘要：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工作是近年来备受独立学院关注的话题，经过十多年的探索与实践，独立学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改革从体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特色、论文选题、论文质量、论文呈现方式等多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有效地促进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独立学院 汉语言文学 毕业论文 实践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教师、文秘、文案策划人员等职业都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人才培养方案拟定、教学过程监控、考核评价体系等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是否能满足相关行业的发展需求，便成为诸多院校关注的主要问题，尤其是作为本科阶段最后一个环节的毕业论文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在独立学院毕业论文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独立学院办学之初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普遍存在学生入学语文成绩较低、教师对高中与大学之间的知识衔接了解程度较浅、学生文学功底不够扎实等诸多问题，使得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工作在开展过程中遇到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缺乏与高中语文新课改的有机结合。自2004年秋，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开始实施以来，国家更加重视基础教育过程中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尤其是对语文课的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倡导“重过程、重体验、重探究”的互动性学习到情景教学方式的充分运用，全面推行素质教育。这一举措在基础教育过程中尤其是中学语文教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学生的学习方式有了极大改善。但接受了新课改教学的学生升入大学后，受传统理论知识讲授为主的高校教育思想影响，不能做到两者有机结合，出现专业基础知识薄弱、实践能力不强、不能将理论与实践进行有机结合等诸多问题。 （二）缺乏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体系整体把握的师资力量。因独立学院近年来的主要师资为外聘教师和自有师资，外聘教师由于有本职工作在身，很难有时间参与独立学院的毕业论文改革工作，而独立学院自有的年轻教师多为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由于缺乏足够的授课经验，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知识体系缺乏整体把握，难以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改革中发挥有效的指导作用。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在独立学院毕业论文改革中的思路 （一）确立汉语言文学专业发展理念。要进行毕业论文改革，必须有明确的专业发展理念，否则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价值就无从体现，包括毕业论文工作在内的诸多工作都会受到影响。在经过对用人单位、学生家长、毕业生、行业专家等多层面多角度广泛调研的基础上，结合汉语言文学专业特点和社会需求，确立了该专业明晰的办学理念，即：良好的文学功底和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其核心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二）明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发展目标。有了明确的专业发展理念，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发展目标才能随之明晰，即“具有汉语言文学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有良好的文学功底和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具备较强的综合协调能力、表达能力、竞争能力和应变能力，能够从事基础教育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要实现这一人才培养目标，就必须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而毕业论文又是这一培养目标的综合体现方式。 （三）在教学实践中培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师队伍。通过课堂实践教学、语言文字应用能力训练、文学作品解读、诗词创作、诗歌情景演绎、地方民俗文化调查、方言调查、地区教育调查、社会规范用字调查等诸多方式提高师生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的整体认知能力，尤其是在此过程中，教师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有了系统科学的整体感知，从宏观角度规划、微观角度入手指导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向该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努力，真正做到教学相长。 三、汉语言文学专业在独立学院毕业论文改革中的实践措施 （一）强化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国学教育意识。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承载的专业使命，在开设《中国文化通论》《中国古代文学史》等便于学生了解传统文化的课程同时，增设《老子》研究、《庄子》研究、《周易》研究、《孟子》研究、《论语》研究、先秦诸子研究、唐诗宋词研究等系列国学选修课，强化国学教育。学生在学习这些课程的过程中，不但对博大精深的传统国学有了深刻的认识与理解，还从中发现诸多可以作为毕业论文写作的选题和素材。通过这一过程，学生意识到优秀的国学文化不但需要了解，更需要身体力行去实践、去传承，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爱国热情。 （二）夯实读、写、说为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基础。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的人才要具备较强的听、说、读、写能力，其中写作能力尤为重要。要写出一篇质量较高的毕业论文，四年的知识储备必须充足，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尤其是长期的练笔，方能达到写作能力的真正提高。为此，开设了基础写作、应用公文写作、科技论文写作、毕业论文写作等系列课程，让学生在四年中不间断地进行写作训练。 同时要求学生必须具备一名中文人最基本的能力，即：了解经典，规范用字。要求学生每天习得一定数量的规范汉字、诵读一定数量的经典名篇，将专业基础能力的强化常态化。 （三）发展重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能力提高的师生团队。在师生共同发展的工作思路指引下，尝试以了解基础教育新课改的专业教师带学生团队的形式作为师生共同发展的主要途径，经过逐步摸索，实践证明这种方式是可行的。如开办学生讲坛，学生从选题、搜集选取素材到完整地向听众表达自己的观点，即学生完成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必备的读、写、说综合训练的过程，经过指导教师与学生的多番打磨，主讲人不但在讲坛的举办过程中锻炼了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随机应变能力及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更培养了学生的学科论文写作能力。其实，学生准备一期讲坛的过程就是一篇毕业论文完成的过程。 写作学教师在讲授《基础写作》课的同时，为学生搭建稳固的课外实践平台，即办系刊、系报、年级刊、专业刊、甚至鼓励学生以宿舍为单位办舍刊。从刊物的组稿、装帧设计到内容选取和校对等工作都由学生自己组织完成，日常作业练笔中出现的高质量作品也被选入系刊、系报，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写作热情，很多文章的质量已超出本科毕业论文的基本要求。 （四）开展旨在强化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能力的田野调查。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之所以出现毕业论文抄袭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掌握有效的科研方法，故我们试图传授给学生一种科学的探究方法，与新课改进行有机的衔接，尝试走出校门，开展田野调查工作。并将《田野调查方法》作为必选课纳入人才培养方案，以确保调查工作的方向性和有效性。 四、汉语言文学专业在独立学院毕业论文改革中取得的实践效果 经过系列改革探索与实践，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在进行广泛调查或认真研读国学典籍的基础上，真实性选题量呈逐年大幅度递增趋势。与此同时，学生撰写毕业论文的积极性也大幅提高。 （一）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经过严格的毕业论文写作训练，锻炼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应变能力、表达能力、综合协调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更体现出学生深厚的文学功底及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在就业中，表现出较强的优势，赢得了用人单位的好评。如“基础扎实，踏实勤奋，积极主动，动手能力强”。 （二）培养了一支熟知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模式的教师队伍。由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对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有了深入的了解，在带领学生开展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并将这些实践经验提升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同类院校中进行推广，加深了教师对汉语言人才培养的深层理解。涌现出了一批教学效果好、科研能力强的优秀教师，成为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育人骨干。 （三）探索了一条适合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师生在共同进行毕业论文改革的探索与实践过程中，摸索出了一条符合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规律和学生特点的“课程教学――课外实践――调查训练――论文写作――答辩提高”一体化的实践教学模式，学生通过系统的课程学习，发现有意义的课题，通过教师带队进行田野调查训练，在掌握了翔实的一手材料的基础上撰写毕业论文。这一实践性人才培养模式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发展、课程改革、教风建设、学风建设、服务地方社会发展等工作有机联系起来，形成踏实勤奋、求真务实的系风，营造了良性循环发展的育人环境。 五、结语 通过系列改革与实践，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不再是人们常说的所谓“天下文章一大抄”，而是通过学生扎实的专业基础、深入社会的田野调查、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感相结合，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毕业论文的实践与改革中来。尽管其中存在这样那样需要修改完善的细节问题，但是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整体的毕业论文改革思路与人才培养目标是相吻合的，强化国学基础、重视与高中新课改的知识体系衔接、进行田野调查等系列改革思路是可行的。 文学类毕业论文: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写作现状的思考 【摘 要】毕业论文是对本科教学质量的重要检测。我院2012届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在选题、文献综述的写作、论文写作质量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本文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具体分析，指出了加强监督管理、建立考核制度、建立毕业论文评优奖惩制度、引进激励机制、培养信息素养、提高检索能力等关于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几点建议，以期能够切实提高毕业论文质量。 【关键词】毕业论文 写作现状 监督管理 毕业论文是高等院校本科毕业生必经的一个重要实践教学环节，撰写毕业论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理论联系实际，独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得到从事本专业工作和进行相关的基本训练。因此，撰写毕业论文不仅是“对学生四年学习成果、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检验，也是对教师四年教学质量所进行的全面、综合的检查”。历年来，毕业论文已成为教育部对普通高等院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观测点。 随着伊犁师范学院毕业生的陆续离校，对2012届毕业论文的整理工作也告一段落。本届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共有163篇毕业论文，笔者将通过对这些论文的选题、文献综述的写作、论文写作质量及写作规范等方面进行详细的分析，借此考查目前我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质量的现状。 一 毕业论文写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论文的选题 汉语言文字专业论文选题大体上分为语言、文学两个方面，但长期以来，文学类的论文比例明显高于语言类，2012届的毕业论文也不例外，语言类的论文仅18篇：现代汉语方向10篇，古代汉语方向8篇；文学类的论文达113篇：现当代文学方向28篇，中国古代文学方向40篇，外国文学方向34篇，文艺学方向11篇；语文教学论方向的论文32篇。从学生的选题方向来看，存在着两个不平衡：语言类的论文大大低于文学类；而在文学类内部，文艺学方向的论文明显低于文学文本研究。此外，中教法研究方向的论文明显偏多。这些不平衡不仅在本届如此，近五年来我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都存在这种情况。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1）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虽然均为专业基础课，但由于语言本身的枯燥使学生不感兴趣。（2）之所以会出现第二种不平衡，主要原因在于：理论本身的难度大，学生对理论文章的理解和阐释都非常吃力，更谈不上提出原创性的观点。（3）造成很多学生选择中教法研究方向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大多数学生就业的方向是中学教师，出于对将来工作以及特岗考试面试的需要，很多学生会选择这个捷径。 就选题的内容而言，突出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选题过于重复。很多学生的选题非常接近，如《浅谈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和《浅析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这两篇论文的选题几乎一致，还有很多选题相似度很高，如《论语文教学中的成语教学》和《论中小学语文学习中的成语学习》《沈从文创作中的湘西情结》和《沈从文湘西小说的审美解读》等。指导老师之间缺乏有效地沟通是造成选题重复的主要原因，每个老师关起门来指导自己的学生，到小组答辩时才发现选题重复，但为时已晚。 第二，选题的陈旧性。在163篇论文选题中，大多数选题都集中在已成定论的那些大作家身上，选择的角度也缺乏新意，诸如“陶渊明诗歌的哲学意蕴”、“旷达与乐观——透过苏轼的词探其人生态度”、“论陆游、辛弃疾诗词的悲壮美”、“论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于连形象探析”等。大家、名家资料丰富翔实，查找起来非常方便，很多学生图省事，随便找一些资料拼凑完事。 第三，选题贪大求全。科学研究的问题分属于学科历史、基本理论、实践应用等不同的层次，也就存在着大小难易的差别，一些同学的选题贪大求难，失之于笼统，如《沈从文湘西小说的审美解读》《试论苏轼的诗歌意象》《浅谈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等，这一类选题涵盖范围广。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中，所谓的“小”和“易”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是针对所掌握的学识而做出的这种区分。一般情况下，小题目易做，大题目繁难。关键是大小适度、难易适中，如果没有老师适当的引导，学生在选题时就很难驾驭，写作时难免迷失方向。 2.文献综述的写作 文献综述是指在全面搜集、阅读大量的有关文献的基础上，经过归纳整理、分析鉴别，对所研究的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存在问题以及发展的前景进行系统的叙述和评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研究思路。文献综述要求作者既要对所查找资料的主要观点进行综合整理、陈述，还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对综合整理后的文献予以专门的、全面的、深入的、系统的论述和相应的评价。一篇好的文献综述，不仅可以为毕业论文的写作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能够帮助写作者确定选题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在文献综述写作中，我院学生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以下几点： 第一，没有中心、缺乏层次的材料堆砌。很多学生的文献综述不是围绕相关选题有目的地展开阐述，不去注意寻找文献资料中相互间的逻辑性和关联性，只是把相关文献一一罗列出来，而是将每一篇文献中的中心论点简单复述一遍，诸如“某某在文章中提出……”，使文献综述变成一个没有中心思想的大拼盘。 文献综述的写作缺乏层次感，先写什么，后写什么，写到什么程度，如何突出中心，前后如何呼应等，对这些问题，没有统一的构思。以《试论赵树理五十年代小说创作的局限性》为例，在这篇综述中，作者首先花了大量篇幅介绍赵树理的生平和小说创作，然后逐一介绍对其思想和创作的评价，在介绍的过程中，不分轻重、主次，更没有体现出时间的延续性，读后令人不知所云。 第二，缺乏自己对文献资料的阐述和评价。文献综述最大的特点是它的评述性，所谓评述性，是指专门、全面、系统地论述某一方面的问题，对所综述的内容进行综合、分析、评价，反映写作者的观点和见解，并与综述的内容构成整体。综述必须具有写作者自己的观点，写作者根据自己的观点对相关文献资料加以归纳总结，作出相应的评价，一篇好的文献综述，应当是既有观点又有事实，有血有肉的好文章。 从学生的文献综述来看，一部分学生能够在老师的引导下对文献资料予以阐述，如《浅析“大陆新武侠”的女性意识》一文，作者不仅详细地阐述了有关“大陆新武侠”的女性意识中那些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而且还在阐述的过程中适当加进了自己的理解。但明显缺乏对文献资料的评价，只有“述”，没有“评”，对所研究的课题，研究者们分别从哪些方面展开的研究，研究达到了什么程度，哪些观点是正确的，又有哪些观点还有一定的局限性，哪些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还留有哪些可继续研究的空间等等，对这一系列的问题，几乎没有一个学生能够做出全面的评价。而大多数的综述仅仅停留在对文献资料的介绍，甚至很难做到用自己的话解释作者的观点，造成综述的质量很差。 第三，选择性地探讨文献。许多学生在查阅文献资料时往往希望查到与自己的题目直接相关甚至可以直接应用的文献。但实际上如果这样的文献非常多，说明这类论题已经比较成熟，进一步研究的价值较少，而很多有研究价值的题目往往不具备这个特点，需要学生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并对其进行加工分析和处理，而此时学生会觉得力不从心。因此，在文献综述中投机取巧，选择一两篇能直接应用的文献，概括主要观点，遇到观点相悖的文献，只选择自己认同的观点，舍弃不认同的观点，这样写出来的综述缺乏价值。 第四，文献本身质量不高。部分学生在检索参考文献时，忽视了文献本身的代表性、科学性和可靠性，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所阅读和选择文献资料的高低，将直接影响文献综述的水平。很多学生的参考文献一栏里填的大部分是教育学院学报、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专科学校学报等层次较低的刊物，很难体现出该选题学术的前沿性和代表性。 3.毕业论文的写作质量 纵观今年汉语言文学专业的163篇毕业论文，总体质量较去年没有明显提高，即使是获得“优秀”的毕业论文，也很难达到在正规刊物上公开发表的水平。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缺乏创新、普遍抄袭。创新不仅是指提出新的观点，也可以指从一个新的角度论证已有的观点。对于本科生而言，提出新的观点显然不现实，但我们可以鼓励学生从新的角度论证已有的观点。学生对文献资料搜集整理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比较、鉴别的过程，通过对文献资料的阅读，学生要掌握的不仅仅是对这个领域有哪些有代表性的观点，更重要的是，对于同样的观点，不同的文章怎样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展开论证，这些都需要仔细揣摩，加以学习。但是从本届学生的论文来看，几乎很难看到视角有新意的文章，大部分学生都是东拼西凑，稍微好一些的论文尚能做到段落之间衔接自然，差一些的论文连衔接都很难做到，有的甚至干脆把整个分论点都原封不动地复制下来，以至于在答辩时漏洞百出。摘要是学生唯一无处可抄、必须要自己写的部分，没有指导老师的帮助，很多学生根本写不出能够简要概括中心论点的摘要，勉强写出来，也有诸多病句，如：“《儒林外史》是一部极具讽刺意味的小说。这部小说以‘功名富贵’为中心，知识分子在对待功名富贵的考验时，呈现出了丰富的人物形象，官僚的徇私舞弊，豪绅的狡诈无理，膏粱子弟的平庸昏聩，举业人的利欲熏心，名士的附庸风雅和清客的招摇撞骗。在这些人物形象演进的过程中，让我们看到了造成知识分子命运的最直接、最深远的因素便是八股文化，也从不同的方面来探讨八股制度对整个社会人的影响的原因。”在这段不足200字的摘要中，语句明显不通，只要稍微多读几遍，即可发现问题，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学生对毕业论文的不重视。 第二，缺乏论文写作的基本功。中心明确，论证充分，脉络清楚，语言流畅，是对一篇合格的毕业论文的评价，但不少学生明显无法达到这一水平。虽然，从大一开始，每门课程都会留几篇小论文作为考查作业，但学生不够重视，随便从网上找一篇敷衍了事，老师也无法一一核对。近几年，有不少任课老师为防止学生的抄袭行为，干脆不让学生写论文，改用其他的考查方式。平时缺乏写作基本功的训练，到毕业时，学生也就很难写出合格的论文。 第三，论文格式不规范。自从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之后，人文学院参照学术论文的一般规范，拟定了详细的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格式，从论文字数、论文题目、摘要、关键词到各级标题的书写、参考文献的格式，甚至字号的大小、行距的多少等都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今年的毕业论文中，完全符合格式的不足三分之一。如果说论文内容的好坏和写作能力的高低有关，那么格式的不规范则与学生对毕业论文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 二 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几点建议 1.加强监督管理、建立考核制度是切实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基本保证 早在2004年以前，我院就制定了《伊犁师范学院本科学生毕业论文工作条例》，后来又有相关的补充规定，对于毕业论文的选题、中期的检查、毕业论文的答辩以及指导老师的责任，都有严格的规定。但是，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缺乏监督管理，导致对《工作条例》中的规定并没有严格执行，而是对毕业生放宽要求。多年来，本专业从来没有学生的毕业论文不及格的情况，这并不是因为论文的质量高，而是已经形成了习惯：无论多差的论文都能及格。而且，毕业论文的成绩与学生平时成绩绩点不挂钩，“优秀”与“及格”没有区别，长此以往，学生对毕业论文不予重视，这是造成毕业论文质量无法提高的根本原因。 因此，首先我们应当加强对毕业论文工作的监督管理，各专业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建立完整的《本科毕业论文管理细则》，对论文考核过程中的每一环节尽量予以量化，如开题报告中的文献综述应当不少于多少字，论文中引用他人的字数不得超过多少、什么样的情况不可以答辩等。标准量化，既有利于对学生提出实际的要求，也有利于实施监管。 建立严格的考核制度，是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切实保证。首先应当将论文成绩与学生绩点挂钩，以引起学生对论文的足够重视。其次是实施导师负责制。考核制度，不仅要考核学生，也要考核指导老师。过去，我们往往把责任都推到学生身上，其实，指导老师不愿意得罪即将毕业的学生，对学生要求不严格，给学生评分过高，也是造成论文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因此，在考核制度中要明确师生双方的职责，如选题陈旧、偏离本专业、论文格式不规范等等，都应当追究指导老师的责任。最后，应当明确指导老师的职责范围，消除学生的过度依赖心理。让学生明确指导老师的职责在于帮助学生确定选题，给学生讲解撰写文献综述、论文写作的基本思路，帮助学生修改论文提纲、调整论文框架，而不是帮助学生写论文，让学生明白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完成毕业论文。 2.建立毕业论文评优奖惩制度，引进激励机制 答辩结束之后，在由指导老师推荐、对论文进行公平合理评价的基础上，评选出校级优秀毕业论文、优秀指导老师，学校颁发荣誉证书，并推荐给学术刊物公开发表。同时，在全院范围内召开优秀毕业论文公开答辩会，组织低年级的学生观摩，为他们将来的论文写作打下基础。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送往其他本科院校进行盲审，寻找差距，以便于提高。 奖惩并重对于保证论文质量必不可少。毕业论文质量中最重要的环节是独创性，而抄袭严重是本科毕业论文的通病，互联网的普及在为学生查找资料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学生抄袭大开方便之门，指导老师在网上逐篇查找，工作量很大。目前，包括我院学报在内的很多编辑部都已使用学术论文打假防伪软件，我院也可将此软件应用于学生的毕业论文，对疑似剽窃、抄袭的论文进行鉴定。对抄袭他人成果达到三分之二以上的论文不能给予“及格”。这样，不但从根本上杜绝学生的依赖心理，而且能够培养学生的学术道德，为他们将来进行学术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3.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提高学生文献检索的能力 将文献检索作为一门重要的课程，引起学生的高度重视。文献检索教学应当把对信息资源选择和鉴别能力的训练放到重要的位置，使学生能够从丰富的网络资源和电子资源中鉴别各类信息源并找到准确的入口。同时，教师在专业课的讲授中也要有意识地把信息素养的培养融入教学当中，对于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有针对性地开展有层次的信息素养培养，注重培养学生的信息检索能力、信息吸收能力和信息整合能力，这样既节省了教育资源，又能实现良好的培养效果。 综上所述，我院本科生毕业论文质量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学校的监督管理、学生的认真态度及指导老师的严格要求这三个方面的通力合作。 文学类毕业论文:“应用型”人才培养背景下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的选题与指导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当前高校的长线、传统专业，相对于上个世纪80、90年代，汉语言文学专业在人文学科势微、片面突出高校服务社会职能、地方重视经济发展主义的今天，其命运的“无可奈何花落去”是不争的事实。近几年来，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据最具公信力的第三方教育数据咨询和评估机构麦可思调查，在2007～2009年连续三届就业率最低的五个文科专业中就有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该机构2011年的调查中，汉语言文学专业被列为就业“黄牌专业”。这固然与该专业设置较有大关系，但最重要的原因是该专业在学生能力培养上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我国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坚持能力为主”的人才培养方向；《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11年工作要点》中也强调“着力培养学生创新创业和实践能力”；2011年6月，主席《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能力为重”，要求着力增强学生“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可见，“能力培养”已成为我国人才培养的时代关键词，俗话说，花无百日红，曾经在1980年代引起“轰动”的文学，今天也遭遇了寒冬。但是，压力既是考验生存的试金石，也是转轨并绝地奋起、浴火重生的动力，因此，挑战和机会并存，新建本科高校的汉语言文学学科的办学及其专业、方向设置必须牢牢抢住这一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期，以“应用能力”培养为本位，以时不我待和急、争、抢的精神，实现快速地与市场人才需求、与地方行业链、产业链的对接，及早与地方性的行业、产业老大进行校企合作，产学研协同，引进地方文化（文产）行业的大佬，对该专业进行全方位的改造，从人才培养目标、规格、方向、课程体系、教学质量监控、教材体系、实践环节、双师型教师培养等各个环节进行，以企业行业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人才的能力素质要求，倒逼该传统专业的改造。 一般而言，新建本科的定位大多设计在“地方性”（区域性）、人才培养目标瞄准在“应用型”。我校的人才培养，定位在“四会”（会做人、会学习、会应用、会创新）、“三欢迎”（学生欢迎、家长欢迎、社会欢迎），顶层设计为“海峡西岸经济区绿色强校”，并通俗地将其理念概括为“做武夷文章 办绿色大学”。缘此，实现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培养“下得去、干得好、留得住”的符合海西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产业、行业需求、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应用型人才，是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能否实现成功转型的关键。对新建本科汉语言文学“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而言，必须树立一种观念：我们的人才是直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型人才，毕业后大多不从事理论、学术研究，而是直接进入市场经济主战场，散播在相关行业、产业的生产部门，为创造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直接服务。 一、毕业论文的“原创”困境与耕作盲点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通知》（教高厅[2004]14号）指出：“毕业设计（论文）是实现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毕业设计（论文）在培养大学生探求真理、强化社会意识、进行科学研究基本训练、提高综合实践能力与素质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重要体现，是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的重要实践环节。同时，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也是衡量教学水平，学生毕业与学位资格认证的重要依据。”此外，教育部2012年的《本科教学水平合格评估标准》中，也进一步提出，文科专业的毕业论文（设计），要有50%左右的选题与实践性、应用性挂钩。这些要求的提出，既为新建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毕业论文提出了具体的指标，也指出了此类学校文科毕业论文（设计）转型的根本出路和方向。 总体而言，我校历年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改革的讨论多，实践研究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制度多，模式研究少；学术性毕业论文（设计）研究多，对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研究少；毕业论文（设计）管理制度、质量监控制度出台多，对学生专业能力的提升少。作为转型后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存在种种弊端，该专业很明显地不适应应用型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 新建本科人才培养目标瞄准在“应用型”，也就是说，像武夷学院这样升格不多久的新建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的站位要实现“差异化”发展，既不能如211、985高校的“研究型”人才培养，最终多数通向“硕士生”、“博士生”，就业以科研院所、大中型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中高层主管为主导，也不是像高等职业院校、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型”行业、产业一线人才的培养，就业直接面向工厂一线车间、流水线。这就决定了我们的人才培养，既要有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更要有很强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我们人才培养的优势在于，既要适应相关行业的岗位素质要求，又要能迅速缩短“就业到岗”的时间，为用工单位节约员工培训资本，上岗即为熟练员工；办学方向能与今后的就业紧密结合，使得学生有广阔的就业前景，提升就业质量。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要以行业产业要求、就业要求、职业能力素质“倒逼”人才培养的规格、定位、课程体系、能力培养、教材建设、实践环节等等。 按此顶层设计、中观发展思路和微观个体培养三个层面的要求，我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主要“培养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美等全面协调发展，具有汉语言文学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创新精神，能在中学、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从事教育教学的语文教师，以及能够从事秘书、记者、编辑等实际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 针对以往学生在毕业论文写作中“选题范围越来越窄、优秀论文越来越少、抄袭现象时有发生”等问题，我校应以“应用型”为突破口，避开自身的弱项和“盲点”：少一些玄奥、抽象的学术研究、理论研究，多一些地域研究、特色研究、应用研究、实证研究。特别是在毕业论文等实践环节，就要符合“应用型”、“适用型”、“技能型”的能力素质和就业类型的要求，而不是片面地追求与老本科大学中文系看齐。要在搞好社会调研的前提下确定学生“论文选题”的方向。这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要转变对该专业人才类型的认识，扩大调研视野。人们一般认为，汉语言文学专业所应培养的人才类型不外乎文秘型、记者型、教师型、编辑出版型、组织宣传型、文学创作型等，事实上，除了这些类型之外，还有管理型、服务型、综合型、自主创业型等多种“业外类型”，这是由该专业的基础性学科特征决定的。因此，办学者的社会调研首先要正确认识“守业”与“业外拓展”的关系，将人才类型的弹性空间收入视野之内，弄清该专业的毕业生究竟能够干什么、都在干什么以及干得怎么样，从而为拓展毕业论文选题开辟空间，打破该专业人才培养路子越走越窄的尴尬局面奠定良好基础。二是要了解社会对各种类型人才的能力期待。由于汉语言文学专业长期的封闭化、学究化的办学模式，使其人才能力培养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脱离社会现实境遇的一种自认自定的标准，办学者并不了解社会对各类人才究竟有着怎样的能力期待，因而在毕业论文的指导上，补上这一课也成为其必需的选择。三是要把社会调研纳入人才能力培养的常规机制中，不仅要注重事前调研，还要注重事后调研与跟踪调研，尤其要重视周期性调研成果的总结，并根据调研所获信息及时调整培养目标。 笔者从教20年，一直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任教。就历年指导学生毕业论文来看，学生大多阅读量少，除了极少数备考研究生的学生外，大部分学生对学术前沿知之甚少，许多同学不是选择一度“热门”的张爱玲、严歌苓、余华、虹影、莫言、卫慧等当代作家来说事，就是选择沈从文、鲁迅、老舍等几大家做文章，既无法推陈出新，偶有创见，也无法另辟蹊径，洞幽烛微，陷入鹦鹉学舌、拾人牙慧的境地，或者干脆就是是剪刀加浆糊的干活。 从“顶层设计”层面而言，原有学生的论文选题基本脱离“应用型”的基本要求，出现“原创”的困境和创作的盲点。首先，就“原创”方面看，新建本科的培养目标、师资水平、课程设置存在较大“缺陷”。特别是从师资看，我校长期办的是师范专科，老师以教学为主，学生未来就业以当合格的中小学教师为导向，在学术研究上缺乏明确的要求和定位。而部分老师由于长期囿于课程教学，加之外出学术交流、培训提高的机会较少，学校又无这方面的激励机制，多年下来，其知识结构陈旧、学术功底薄弱，本身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等不甚了了，当然不可能以己之昏昏，使他人之昭昭。 此外，要注意有意识地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选题，与人文社会科学周边的某些学科结合起来，进行交叉研究、综合研究，产生新的结合点。这既是与四年培养过程中的课程体系设置，尤其是与选修课程体系、应用实践课程体系（环节）的呼应，也是检验培养方向设置效果的显示器。比如，可将汉语言文学专业论文选题与高级文秘、新闻、广播电视编导、文化创意产业的某些选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如“武夷文学中的文化创意原点和文化产业关联性研究”、“武夷文学与文化中的电视改编和绘本化”、“新闻报道中的文学化手法”、“新闻报道与‘非虚构写作’”，等等。事实证明，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原来培养的专科人才，有较多在南平市的新闻行业集聚和“扎堆”，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南平市广播电视台系统，有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校友近30人，他们从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因为工作需要和市场召唤，逐渐向相邻专业或者学科靠近，并将二者结合得十分紧密。在研究方法上，既要让学生了解、掌握和运用一定的学术理论，更要学生学会“实证”研究的方法和实事求是的为学作风。 二、毕业论文的“应用”要求与地方特色相结合 “大文学”与“大文化”、“区域性”乃至闽北“民俗学”、“地方志”等的结合，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向“应用型”靠拢的第一步。这就要求学生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调研能力和实践能力，这些能力的训练和培养，要在论文的选题、材料的收集、学科（术）前沿的跟踪、田野调查、访谈采访、论文撰写等环节具体体现出来。 所谓的“区域性”，要求学生将论文选题切实与地方文史、武夷文化、朱子理学、茶文化、旅游文化、当代闽北作家作品、闽北神话传说及其传播、闽北历史人物研究、闽北书院文化、地方风物人情、黄峭文化、闽北地方戏曲、闽北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文学、大学生文学阅读与创作、农民工文学阅读、当代闽北民众的“文学生活”、网络文学与文化、手机短信文学、博客原创文学、武夷学院院系学生自办文学文化刊物研究、武夷学院文学社团的活动与创作、闽北现当代作家行至考据、武夷旅行文学等，具有“闽北地方”特点的选题紧密结合起来。比如，被誉为戏曲活化石的闽北政和四平戏、邵武、光泽一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闽北民众喜闻乐见的“三角戏”、“傩舞”、中原入闽且独树一帜，在东南亚各国颇具影响的黄峭文化、源远流长的武夷文学、张三丰的道教文化（文学）传播、朱子理学中的文学、武夷茶文学与文化、古诗词中的“武夷”形象研究、文学中的闽北神话传说人物研究、武夷山儒释道文学研究等等，都是不能视而不见的最最现实的问题和迫切需要切近的课题，是与武夷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有着最直接价值血缘的题目，也是慷慨的“大武夷”给我们最无私的馈赠，更是实现高校四大职能之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具体体现。此外，南平市为了积极对接福建省十二五提出的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和产业链“攀高 攀精”的思路，在南平各县市布点，实现产业承接和产业聚集、差异化发展。武夷学院在武夷山办学，理应首选为武夷山的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南平市委、市政府提出，在武夷山大力发展动漫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旅游养生、商业贸易、物流产业等，特别是“武夷新区”发展的一日千里，更给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转型、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该学科要注意在上述的各种产业链条中，发掘和寻找人才培养的切入点和结合点。比如动漫产业链中的“文学故事”编辑、文化创意产业链条中的文案、乡土文学人物塑造、民间传说改编以及旅游休闲产业链条中的文化元素的融入、挖掘和升华。 此外，当前南平市中小学语文教学、文学阅读与文学教育、教研教改等，都是可供选择的良好毕业论文（设计）选题。 所谓的“应用”，要求学生在论文写作过程中，要摒弃剽窃、抄袭的恶习，杜绝“假大空”的论文选题，抛开正确的废话，告别陈陈相因的凌空虚蹈，树立正确的学术道德观，并在指导教师的悉心指导下，学会开展或者从事应用型科研，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为基本导向，以解决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的难题为切入点，主动融入地方工作的大局，在文化产业发展、旅游产业发展、文化创意艺术、武夷文化与文学、地方文史发掘整理等畛域，这是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向“应用型”靠拢的第二步。毕业生要在教师的指导下，以选好题、选真题、选对题为标准，可以采取团队联合攻关的形式，研究系列题目，也可以单打独斗，集中攻破，努力在服务社会、贡献地方上有所作为、有所突破；学会逐步掌握开展论文写作的一系列方法：调查问卷的设计、采访访谈的课前准备、田野调查的进行、材料的收集、辨别和使用、文献的阅读甄别、综述报告的撰写、观点的提炼、开题报告的写作、论文的修改等等，通过较为严格的学术科研训练，达到既能部分解决生产生活中实际问题的目的，又使学生在此过程中，学会做人（良好的学术道德风尚、和谐的团队合作精神等）、学会学习（论文的全程如何展开与推进）、学会应用（学以致用，用四年所学来解决实际问题）、学会创新（在前人的应用型科研基础上再推进一步），为能在今后工作生活中有更大的“应用”奠定坚实的基础。比如，通过采访访谈的全过程的学习运用，学会了在未来可能的新闻、文秘工作岗位上，较为熟练地迅速进入岗位角色，增强就业竞争力；比如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通过在大学四年开设选修课，较为系统地学习“期刊编辑学”、“办刊办报”的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使得学生将应用性的就业所需能力或素质培养的端口前移。 最近，在业界颇具知名度的文学评论杂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刊发了山东大学文学院师生的一组7篇文学研究论文，着实令人耳目一新。北京大学中文系前主任，著名的文学教育家、文学史学家温儒敏以《“文学生活”：新的研究生长点》为题，作了开篇的导言，其他文学研究界知名学者黄万华、贺仲明等分别以学校教育背景下的大学生文学阅读状况调查、茅盾文学奖作品的接受与传播、金庸武侠小说读者群调查、当下文化语境中鲁迅作品的阅读与接受状况调查、网络文学生态调查、近年来长篇小说的生产与传播调查、农民工当代文学阅读状况调查为题，对“学院派”近年来少有接触的选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研究，而这些，都是极具挑战性和“应用性”的题目，是与地方、民众具有血肉亲缘的选题，与时下某些学者关在学院围墙内，津津乐道的“现代性”、“纯文学”、“德里达”完全不搭界，也从而开启了现今大学中文系文学研究的“新空间”和“新视界”——是具有革命性的、振聋发聩的召唤，来自生活和人民的感召。在学理和学术掘进的畛域，敞开了过去自命不凡的纯文学研究者所未曾识见的全新的“文学生活”。这既是新的时代命题，也是新的文学研究论题，它的开启，无疑给了我们这种“地方性”、“应用型”新建本科院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办学新的思路：贴近群众、贴近现实、贴近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的寻求。 学者张未民指出：“现实文学生活中有大量的文学现象并没有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更不要说进入文学史了。网络文学、影视文学、通俗文学、翻译文学，它们在文学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它们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可以说绝不在“精英”文学之下。《读者》发行有千万份，《故事会》发行有三百多万份。其实，这样的文学期刊还有，比如武汉的《今古传奇》，仅‘武侠版’每月销量就在40万份左右。我们凭什么把它们排斥在文学范围之外？有谁曾经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充分的研究和论证？另外还有大量的‘泛文学’，比如《家庭》、《知音》以及大量的‘晚报’、‘早报’，它们的虚构性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不论是在写作的层面，还是在阅读的层面上，它们都具有文学性，所以有人说当代最好的小说在《南方周末》，这虽然是在社会生活的深刻性与丰富性的意义上讲的，但《南方周末》上的很多故事都富于文学色彩，可以当作文学作品来读这却是事实。因而，以‘新文学’为本位，用‘新文学’的标准来评价‘另类’文学，这是不公平的。”[1] 在这里，张未民实际上触及到了如何拓展文学研究领域的问题，这对我们开阔思维，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新的畛域和方法。 三、毕业论文的师生参与与全程指导 由于我院学生对应用型科研的“陌生”和对区域文学文化的生疏，在毕业论文指导过程中，师生的互动、借助外力的支持、外出考察以及实证性研究等，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这种指导方式，较之“纯粹的文学研究”这种较为封闭的、自说自话的方法，具有较大的进步。 第一，以毕业论文（设计）改革为突破口，推动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与实践教学密切结合，进一步更新人才培养理念，将学生试讲等实践活动、文艺创作与科研创新有效整合，全面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以破解当前文化产业人才紧缺，及人才培养模式与市场脱节等难题。 第二，以毕业论文（设计）全程化为契机，将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贯穿于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改变以往毕业论文（设计）主要在毕业前完成的惯例，促进学生写作心态的转变，提升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质量；改变过去简单的，毕业论文写作的“解决最后一公里”式的师生合作、校企、校地合作，实行“全方位、全过程、全天候高度融合”的新型多角度、多面向的合作。 第三，以提升大学生专业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为核心目标，通过实战性毕业论文（设计）达成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突破传统文科类专业毕业论文写作的“天经地义”，不仅考核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还要考核应用实践创新能力，创造应用类文科专业毕业设计的崭新形式，也能为其他应用类文科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改革提供思路。 某位学者的一句话，笔者是很赞同的：“大学的文学教育必须随之作出调整、深化，让文学在大学的“博雅教育或全人教育”中，在真正‘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中充分发挥它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文学类毕业论文: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方向本科毕业论文指导 在高等院校中，本科生的毕业论文成为其获得学士学位所必须通过的最后一关。在大多数以学分制为教育模式的院校里，本科论文所占学分比例相当高。以笔者所在学校为例，普通的必修课程每学期为四个学分，一学年为八个学分，而毕业论文一项就占了八个学分，相当于一门必修课一整学年的学分总数。这足以体现出其在本科培养方案中的重要性。 毕业论文的写作水平，不仅仅能够体现出一个学生四年学业当中所学所思所得，其总体水平更代表着一个学校教学质量的高低和对学生能力培养的重视与否。然而，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个问题，即作为检阅本科生毕业成绩最后一环的毕业论文质量却持续走低。文科类毕业论文尤其如此。仅就笔者所在的文学院毕业论文现状而言，汉语言文学及相关专业学生在写作能力上有很强的优势，但一谈及论文撰写多数同学表现出明显的迷茫。很多学生对论文缺乏基本的认知能力，面对毕业论文时只能手足无措；更有一些学生投机取巧，东拼西凑甚或全文抄袭草草交稿了事。纵观笔者所在学院近几年的学生毕业论文选题、写作的总体情况，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对学生进行全方面的专业指导，使之在写作论文时能够了解学术规范，确立合适选题，提高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篇论文着重从如何写作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方向论文这一角度入手，根据现有的学生论文状况，分析其选题角度、撰写方法等存在的诸种问题，并提出对策，以期对学生写作毕业论文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一、选题方法 从2008年至2012年，文学院各届毕业生选择外国文学方向作为毕业论文选题的比率由4.2%至9.1%不等。其中最低数据为2012届学生，汉语言文学与对外汉语两个方向共377人，选择写作外国文学方向论文的仅有16人。最高数据为2010届学生，同样的两个专业共284人，选择写作外国文学方向论文的有26人。单从数据来看，外国文学方向受学生关注较少，遭遇冷门。从指导学生论文以及平日上课跟学生交流时得到的信息反馈来看，造成此类情形的最大原因在于，学生认为外国文学的论文难度大，材料相比（中国）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而言较少，甚至需要部分外文资料，为了避免麻烦，选择研究国内文学更为方便。但这也会造成另外一个窘境，即每年类似张爱玲研究、沈从文研究、李白研究、杜甫研究的论文数量极大，甚至同一指导老师手下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不约而同地选择大致相同的论题，因而造成撞车现象。如果能有更多同学对诸如外国文学、文艺理论方向感兴趣的话，这种撞车现象多少会有所减少。 当然，在选择以外国文学方向为论文研究对象的学生论文中，也存在着大量的问题。笔者在对目前所能掌握的五年内文学院毕业论文进行了仔细调查后，将从如何选题这个角度探讨毕业论文的写作。 选题是否成功直接决定一篇论文是否具有写作价值，是写作论文的整个过程中最为艰难和重要的一个环节。只有好的选题才能造就好的论文，而在现有的汇总资料里，我们发现，学生在选题上往往较为保守，没有足够的分析能力去发现问题，因此造成了毕业论文选题过于陈旧，有些甚至没有任何写作价值和认识意义。 凡是研究《安娜·卡列尼娜》的，基本上不是论及安娜的爱情悲剧成因就是论及其人物形象；而分析《简·爱》的，关注的中心多为简的爱情观；以《呼啸山庄》为论题的论文，则多从希斯克利夫形象入手，分析其命运与爱情。其他的论文中，包法利夫人、于连、斯嘉丽、苔丝轮番登场，而对他们的研究并未有任何新意，多数都是将前人的研究成果拿来做一番梳理、拼凑，只能沦为老生常谈。 那么我们的学生，在选择外国文学方向论题作为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时，选择什么样的论题才能开创出新意，使自己的论文有一定的文化价值和研究意义呢？ （一）新作家、新文本、新阐释 这里所谓的“新”，未必是开创式研究。因为我们写作毕业论文的主体是大学本科生，并非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学者，对之提出过高的要求无疑是不合理的。但在选择作家作品进行分析时，如果能够尽量避开人们熟知的作家作品，而去选择一些知名度较小的作家作品，或许能有更宽阔的阐释空间。 从上表中，我们欣喜地看到，学生的视野不再局限于批评视野历来关注的经典作家和经典文本，而是更多扩展到诸如清少纳言（B1）、山崎丰子（B2）、凯尔泰斯·伊姆莱（B3）、保罗·奥斯特（B4）等较少为读者所了解的作家身上，这样所作出的论文至少在选题上是很有新意的。 当然，经典作家、经典文本也并非不可以作为论题。只要找到新颖的角度，阐释出新意，也可以产生优秀的论文。例如B5和B6，一个论及福克纳，一个论及杰克·伦敦，二位作家的研究论文不可谓不多，但两篇论文都避开了学界讨论最多的话题，选择了较有新意的内容，仅从选题上来看，已经成功了一半。 （二）新的研究范围：比较文学的视域 很多同学认为比较类的论文容易写作，A作家与B作家、C作品与D作品比较一番其相同点及不同点，再总结论题，既容易凑字数，又仿佛比单一的作家作品研究“有学问”。 但实际上，比较研究的论文相当难做。比较文学的论文，首先要确定几个跨度：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跨学科。只有有这样的先决条件，才能称之为比较文学。比较文学主要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文化研究、阐释研究等研究领域，对于本科层次的学生而言，平行研究看上去相对容易操作，但据同学们写作的毕业论文现状来看，《夏目漱石与川端康成的比较研究》（2011届毕业论文）、《和比较研究》（2010届毕业论文）不叫比较文学的论文，它们缺少比较文学的几个跨度，充其量只能算作简单的比附。 其次，在比较的视域中，被比较的双方，一定要有共同之处和差异之处，否则二者的一般性比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再者，比较文学的论文，如果在一番比较后没有得出任何有升华价值的结论，仅仅是将相同、不同列举出来的话，也是没有价值的。 以杨周翰先生的论文《弥尔顿的悼亡诗——兼论中国文学史里的悼亡诗》[1]为例，论文以弥尔顿的悼亡诗入手，分析了中西悼亡诗所蕴含的不同文化对诗歌类型产生的影响。中西悼亡诗的话题符合比较文学里的“可比性”，在比较的过程当中，有丰厚的文献资料作支撑，最后又能得出有深度、有说服力的结论。这样的论文才是高质量的比较文学论文。 因此，同学们在选择平行比较的论文时，一定要慎重考虑，如果能有缜密的逻辑和丰富的文献资料，也可以做出相当出色的论文。例如，2011届王春强同学的毕业论文《论在东西方现代化承继中的差异性——以芥川龙之介和卡夫卡为例》，不仅仅剖析了《聊斋志异》广泛流传及被国外作家承继的原由，进而又以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和奥地利作家卡夫卡为例，深入研究两者对《聊斋志异》的继承以及由于东西方文化的不同而产生的差异。论文选题不仅新颖独到，且达到相当高度。论文首先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分析了《聊斋志异》被东西方接受的事实和产生影响的原因；继而从“本属文化圈内的现代性更新”和“异域世界的现代性繁衍”两个方面对比了《聊斋志异》在东西方文化中产生的不同魅力，通篇论文紧扣“现代性”字眼，分析详尽而具有深度；在最后部分中，作者又将论题提升到“一部经典性的文学作品”“跨越世界的界限，跨越地域的限制”“获得永恒的生命”的高度，完成了一篇相当优秀的毕业论文。 总而言之，好的选题是一篇论文是否可写、能否成功的关键之处。在选题上，如果能够尽量选择新作家、新文本，或者使用新方法对经典文本进行阐释，也就在论文写作伊始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二、撰写方法 诸如上文表1提及，学生毕业论文选题的最大问题在于选题过于陈旧，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其关键就在于同学们在平时的阅读中，很少有意识地去问个为什么。读作品时很多同学会不自觉地将自己代入角色，跟着主人公一起哭一起笑，而很少有人会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去思考其题外之旨、韵外之意。因此，在写作论文的过程中，首先要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一）发现问题，培养问题意识 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常常以某位作家的某部作品为研究对象，这样论点比较具体明确，论证起来范围不需要太广，操作难度上相对而言较为容易。接受阐释定见是一个很容易的过程，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却需要更深厚的阅读功底。只有对所研究的对象有足够的了解，才有可能去寻找各方面的资料，在其中找到可以探讨的具有新意的论题。 即便仅仅是研究某位作家的某首诗歌，也必须对此位作家的生平资料、创作历程、大部分作品和对其研究的现有成果有一定的了解。在掌握如上所述文献后，还需要论文作者有对材料的整合分析能力，在此基础上发现新的研究动向，接受新思想、总结新材料、使用新方法使自己的观念和思维方式有所变化，这样才能为发现新问题提供更大的可能。 以申丹教授的论文《隐含作者、叙事结构与潜藏文本——解读肖邦的深层意义》[2]为例分析其选题价值。首先，此论文选题足够新颖，凯特·肖邦并不是大家所熟知的作家，国内对她的引介几乎为空白。这样的论题，自然可以说是开创国内研究新领域的尝试，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其次，这篇论文虽然仅仅只是对一篇短篇小说进行分析，申丹教授却熟悉肖邦几乎所有的作品，并对其进行了细致地分类，而对于学术史更是如话家常。在掌握了这么多材料后，申丹教授认为以往学界对于肖邦的《黛西蕾的婴孩》的阐释是有误区的，由此提出自己发现的新问题并展开论证。 因此，在写作论文之初，不要妄图省事，将眼光仅局限在要研究的对象上面，甚至连相关的学术资料都不去搜集和加以认真研读，这样写出来的东西只能是没有价值的陈词滥调。 从图表3可看出，虽然近年来选择写《简·爱》的毕业论文数量有所减少，但大家还是将论点集中于简·爱的爱情观和对女性主义的贡献，这些早已是批评界的定论，可以说已经没有太大的阐释空间。早在1966年，英国作家简·里斯（Jean Rhys）就写作了小说《藻海无边》[3]（Wide Sargasso Sea），将人们的眼光引到隐匿在勃朗特文本中的另外一个女性形象——伯莎·梅森身上。在1979年，美国学者桑德拉·吉尔伯特 （Sandra Gilbert）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出版了论著《阁楼上的疯女人》（The Mad woman in the Attic）[4]则从理论上探讨伯莎·梅森所代表的女性作家在表述女权主义观念时受到的时代的种种束缚。而我国学者朱虹女士也于1988年撰写论文[5]，率先在国内将《简·爱》研究与国外前沿理论接轨，其后类似的研究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还仅仅停留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的研究阶段，无视新的研究方向和学术动态，这种研究只能遭遇失败。 当然，新的研究方向也并不是没有任何瑕疵和漏洞，如果在对材料进行仔细甄别后，我们也可以以指出其缺陷为主题，推出自己的结论。 学术研究要从问题开始，没有问题意识就无法使自己的研究立足。但在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过程中，也要注意以下两点：首先是自己的问题理论上是否符合逻辑，其次是自己的问题是否符合事实。笔者2008年指导的一个毕业生，执意要写《雷雨》中的周朴园与鲁侍萍关系研究，由复杂的逻辑关系，最终推理出二者极有可能为同父异母的兄妹。经过仔细地审阅，笔者发现其论题既不符合逻辑，又不符合事实，写出来只能成为笑谈，于是让其换了选题。 （二）化解问题，选择小切口 发现问题并提出问题是写作论文的开始，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化解问题了。此处所说的化解问题指的是如何将提出来的问题具体化、微观化，力图做到小切口、深挖掘。 上表所列举的三个题目，犯的就是研究范围过于宽泛的错误。例如D1，当代女性生活指的是什么，又可能包含多少复杂的内容，怎么可能在小小一篇论文中展示出来？如果能给它加上定语，比如爱情生活，范围立刻就缩小了，也就容易操作了。至于D2和D3，且不论其是否有可写性，单就题目而言，几十万字的学术论著或许都无法阐释清楚，明显超出了本科生的能力范围。 学生在写作毕业论文之前，一定要了解论文所要传达信息量的大小。如果要在不足一万字的论文中面面俱到，必然面面不到，最终只能蜻蜓点水、浮于表面。在这一点上，有些同学做得非常聪明。比如2008届高欣同学的毕业论文《梦魇与现实——论博尔赫斯作品中的镜子意象》就避开了博尔赫斯研究中较为宽泛的论题，转而选择了较小的话题——镜子意象——作为论文的中心论点，既能够让原本难解的博尔赫斯作品化作具体可感之物，同时又能在本科论文的篇幅内将此问题提出论证并加以解决。 而2012届吕钊同学的论文《论保罗·奥斯特中的偶然性因素》也没有全面阐述保罗·奥斯特的创作特点，而是将《幻影书》写作中的“偶然性”作为剖析的主题，力图从小切口入手，深入分析奥斯特的小说创作技巧。通篇论文紧扣这一主题，条分缕析地论证了奥斯特使用的这种所谓偶然性因素对于其建构小说世界的意义，论证了偶然性在奥斯特创作中的独特文化品格及意义。 本科毕业论文应该尽量选择学生能力能够承担的内容，论题明确而不要太过宽泛，切口要小但需力图深入，泛泛而论的教材式论文是没有太大价值的。 （三）解决问题，合理安排层次 文科类的学术论文实际上就是一篇较长篇幅的议论文。议论文同学们都很熟悉，就是对某个中心问题或事件进行分析、议论，表明自己的观点、立场、态度、看法和主张的一种文体，议论文的三要素是论点、论据和论证。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论证的过程。在学术论文的写作中，论据是否充分、逻辑是否清晰、层次是否合理都会直接决定论证成功与否。 学者马征的论文《重建生命的神圣———纪伯伦中耶稣形象的隐喻意义》[6]在行文过程中，首先指出在“神圣感”消逝的20世纪西方社会，纪伯伦仍然不辞劳苦地在他的作品中“重建生命的神圣”，继而从数字“7”入手，指出其在基督教义中的神秘性和启示意味，接着证明文本中对数字神秘意义的沿用喻指了作家的历史循环思想，这种循环思想又进而意味着在神圣历史的重现中，象耶稣一样的人们的降临，将向神圣缺失的现代人重新确证神圣，至此，耶稣形象的意义就在于他沟通了有限的人与神圣的无限和永恒（上帝）。由以上层层递进的论证过程，马征向我们指出：在纪伯伦的作品《人之子》中，耶稣是作为神和人的双重形象出现的。这一论证过程因为有深入的文本细读和丰富的文献资料作为论据，又有层次清晰的逻辑顺序，使得论文严谨可靠、说服力强。 除了这种递进式论证结构之外，较为常用的还有并列式论证结构。在并列式的论证结构中，为了能够将问题谈深谈透，需要将分论点并列起来，共同说明主题。有时候也需要将递进式论证结构和并列式论证结构综合起来运用，将论题分析得更透彻。例如，在2011届法萌同学的毕业论文《试论中文化身份的迷失》中，作者就采取了二者结合的论证结构。大的层次为递进式，在每一个层次下为并列式，层次安排条理清楚，论证充分。 （四）总结问题，深化主题 一篇完整的文章，一定要有头有尾，学术论文也是如此。任何类型的论文，即便有好的开头、好的论证过程，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结尾，也只能成为虎头蛇尾的半成品。上文提及比较文学论文时，指出最后如果没有表明比较的意义，将主题深化，那么通篇论文价值折损过半。 例如，2010届一位同学写作了《和中的女情观》一文，这篇论文首先并不符合上文曾提到的比较文学的论文范畴，最多只能算作用比较方法进行研究的论文。姑且不论其写作价值，单看其行文方式，我们发现，作者将《简·爱》的爱情观和《傲慢与偏见》的爱情观逐一列举出来，然后又逐一分析相同点、不同点，最后却无法提炼出更高的主题，比如：比较的意义在哪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其中是否有更深刻的原因等等。 深化主题对学生的素质是有一定要求的。如果能对研究对象有深入地把握，掌握更多更广的研究资料，有一定的思考能力，善于发现隐藏于表面之下的内容，自然可以将问题拓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和中的女情观》一文中，作者只涉猎了这两部作品，对于两者的研究资料几乎没有了解，是怎么也不可能做出更深层次的思考，得出有价值的结论的。 而在王志耕和段守新两位学者共同撰写的论文《不同结构的“为人生”———两篇的文化解读》[7]中，作者在掌握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后，对现有的对果戈理和鲁迅同名小说《狂人日记》的比较研究成果进行了审视后，认为厚此薄彼的研究成见不可取，以驳论法提出自己的见解。在进行了一番细致而深入的分析后，作者最后将论点深化，得出结论：果戈理和鲁迅两位作家的思想尽管有着深刻的结构性差异，但都体现出对人类日益堕落的强烈忧患，由此也就给当代人以鲜活的启示。 由此可见，做好结论能够使一篇论文生色，相反只能将之毁损。 三、结语 毕业论文等于是每个人毕业式上的一次大检阅，即便大多数同学将来并不从事学术研究，不需要写作大量的学术论文，也能够从毕业论文的写作中学到很多在课堂上无法得到的东西。整个论文的写作过程可以使人从中回顾自己四年学业之所得、之进步，并学会如何利用积累的文献资料帮助自己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因而是一个很好的提高自己各方面能力的机会。本篇论文仅就外国文学方向论文的选题方法和写作方法两个方面探讨中文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期望能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王敏 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273165） 文学类毕业论文:中国语言文学本科毕业生语言类论文写作要点 每年都有一些同学选择语言方面的问题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但是，语言类论文和文学类论文具有明显的不同。文学类论文往往是作家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特点分析，这种分析是以论文写作者本人的文学理解和鉴赏为基础的。说白了，文学类论文属于艺术研究的领域，这类的论文往往是以阐述或描述论文写作者的主观理解和主观感受为。但是，语言类论文与此恰恰相反，它不允许写作者纯粹发表主观意见，而要求在调查研究语言事实的基础上，拿出反映语言事实的结论。说白了，语言类论文属于科学领域，要坚持“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的原则，不允许没有客观根据的任意发挥。正是因为如此，语言类论文的写作对于中文系的学生来说，具有一定的难度，要克服这一困难，就要了解语言类论文的写作要求和写作程式。本文试图就语言类论文的选题、语言研究的程序、语言类论文的写作程式等问题进行一个大致的介绍。 一、论文选题 学术论文的写作和一般文章的写作具有明显的不同，比如你要写一篇议论文或者一篇杂文，有了观点之后，就可以展开思路、信手写来，如果不合适，还可以反复修改。需要什么材料，还可以查找一些工具书。 语言类学术论文，首先是一篇科研报告，它是在对某一问题进行一定研究的基础上，把自己研究的过程和结论报告出来，这就决定了语言类学术论文是研究在先、报告在后，也就是先进行研究，再写论文。 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语言类学术论文的选题，不仅仅是选择一个写作的题目，而更主要的是选择一个研究的题目。 这样，就要求语言类论文的选题，应该考虑以下原则： 1.题目要具有可操作性，也就是可行性。这样就要求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包括以往的知识积累、可以占有的材料等等。比如《某某县方言音系调查与研究》，题目很好，但是，如果作者在方言调查以及辩音、记音方面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的话，这样的题目是没有办法做的。再比如，笔者曾经指导的一个本科生的创新支持项目，几个同学打算做这样一个题目《大学生使用新词语的调查与研究》。该计划中包括对全国各大城市的代表高校大学生的调查，这对于几位在校大学生来说，是无法进行的，所以笔者就让他们改成《曲阜师范大学文科大学生使用新词语的调查与研究》，这样，题目就具有了可操作性，完成项目就不那么困难了。 2.题目要具有一定的新意。这就是说，要尽量避开那些热点、大家讨论较多的问题，除非自己确实有不同于以往研究的理论、方法或材料，否则还是选择冷门为好。有一年笔者指导了一批自考生和函授生的毕业论文，其中不少学生写了“四大名著中的佛道描写”之类的题目，这当然不是语言类的，是文学类的题目，但是由于写类似文章的太多，许多文章都给人一个似曾相识的感觉。很难写出新意的。那么，怎么保证选题有新意呢？那就是尽量避开热门问题，比如选择研究对象的时候，尽量选择别人不太关注的。例如，关于《红楼梦》的语言大家研究的比较多，你可以选择《儒林外史》或《儿女英雄传》等。 3.选题宁小毋大。不少同学喜欢选择大的题目，比如《论汉语新词语的产生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现代汉语语法方向》《古汉语“俗”字研究》等题目，这些是08级毕业生的论文选题，这三个题目都是太大，让人感觉是“老虎吃天，无处下口”。第一个题目《论汉语新词语的产生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题目中的新词语指的是哪个时代的新词语？如果不限制时代，所有的汉语词汇都曾经是新词语。再说“社会的发展”也是一个很宏观的概念，社会哪个方面的发展，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物质方面的还是精神方面的？这样宏观的题目，根本没有办法去进行研究。第二个题目《现代汉语语法方向》，这是研究现代汉语语法学研究的方向还是研究现代汉语语法发展的方向？无论是哪种意思，都是语法学家们也不敢进行的研究，我们的本科生选择这样的题目，只能暴露对语法研究的无知。第三个题目《古汉语“俗”字研究》，古汉语有那么漫长的历史，指的是哪个时期的俗字？历代文献中都有大量俗字，每一个领域都有一些学者进行研究，比如，有的专门研究碑刻的俗字，当然里面又分汉魏碑刻、唐宋碑刻等。有的研究敦煌俗字，有的研究近本的俗字等等，选择这样的题目，也暴露了学生对“俗字”研究领域的陌生。 有的同学选择了这样的题目，相比以上题目就要好的多：《〈论语〉中代词的用法研究》，《中的通假字研究》，《中的骂詈语研究》，《安丘方言语音特点及音变研究》。这些题目都比较“小”，有明确的研究对象，有明确的研究范围，如果这些题目没有人写过的话，就可能写出不错的论文。 4.明确研究对象和取材范围。这个要求在上文已经涉及到，就是选择研究的题目和对象是明确的，搜集材料的方向和范围也是明确的。比如上面列举出来的选题《〈论语〉中代词的用法研究》：研究对象是《论语》，研究的内容是《论语》中代词的用法，搜集材料的范围是《论语》一书的代词。这样的题目，就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选题确定下来之后，就可以找到译本比较好的《论语》文本，进行语料的搜集，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开展研究。而另外一些题目，比如《现代汉语语法方向》，就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虽然题目中提示研究对象是“现代汉语”，但是“现代汉语”是一个大概念，包含大量的书面文献和口语材料，怎么去搜集“现代汉语”的材料呢？搜集书面材料还是口语材料？普通话的材料还是方言的材料？哪一个方面的材料都不能代表“现代汉语”的全部，所以肯定会让人感觉“老虎啃天，无处下口”的。 二、开展研究 选好课题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研究课题，研究课题一般程序是：搜集资料、研究资料，明确论点和选定材料，最后是执笔撰写、修改定稿。 首先，研究课题的基础工作——搜集资料。在确定了选题之后，就可以进入研究阶段，进行资料搜集了。 搜集材料的工作其实有两个方面： 一是原始语料。比如《中的骂词研究》，就要通读《红楼梦》，尽可能完全地搜集《红楼梦》一书中的骂詈语，一条材料用一张卡片，把包含骂詈语的句子完整地摘抄下来，并标明例句的出处，哪一回以及所依据版本的页码等等。再比如《安丘方言语音特点及音变研究》，题目确定以后，作者就要到安丘进行语言的田野调查，不要以为作者自己是安丘人，就可以不进行调查了，同样需要调查。因为研究者对自己的语言往往缺乏认知敏感，许多现象未必能够明确认识到，只有进行调查，才能获得更加准确和丰富的语料。在进行方言调查时，要注意选择合适的发音人等，其中从事方言语音调查还要有专门的听音、辨音、记音方面的训练等等，这都要利用汉语方言研究的方法了。 二是已有的相关研究的成果，主要是前人相关研究的论文和著作。搜集这些资料，主要是为了学习和借鉴前人的有关研究方法和成果，也是为了了解前人的研究，以便自己的研究不重复别人。比如《中的骂詈语研究》，很可能已经有些学者对于《红楼梦》的个别的骂詈语或某些骂詈语进行过研究，也有些版本的《红楼梦》的注释中对一些骂詈语进行过解释等等，这些都是前人的相关研究，都要尽量搜集到。搜集这些材料时，学生可以去查阅图书馆、资料室的资料，最好把想要搜集资料的文献目录、详细计划都列出来。查阅资料时要熟悉、掌握图书分类法，要善于利用书目、索引，要熟练地使用其他工具书，如年鉴、文摘、表册、数字等。 学生中有把以上两类材料的搜集混为一谈的倾向。不少同学认为搜集资料就是到图书馆、资料室借阅书籍，抄录、复印论文。比如，有一年，有个研究生的选题是《现代广告语言研究》（其实这个题目太大，是很难做的，但是只要坚持搜集大量的广告语言，也是可以进行的）。笔者问他：你搜集了多少材料？他告诉笔者说：他从网上下载了多少篇广告语言研究的论文，又复印了多少本广告语言研究方面的著作，总共也有30多万字的资料。笔者又问：你搜集了多少“现代广告语言”？他无法回答了。因为，他没有去搜集原始语料——广告语言，而只搜集前人的研究论著。所以，最终他的论文不是在研究“广告语言”的基础上写成的，而是在阅读前人的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所以论文只能是拼凑而成，至多只能写出一篇研究综述。没有进行第一手原始语料的研究，肯定写不出不同于前人的新意。 其次，研究课题的重点工作——研究资料。学生要对搜集到手的资料进行研究，首先要进行分类和再分类。把原始的、无序的材料按一定的线索和顺序整理成条理清楚的材料，相同的材料太多时，可以考虑列表或统计等等。把原始材料整理出一个眉目之后，一篇论文的雏形就出来了，然后是对每一个小类的材料进行总结和研究，得出结论。 在搜集原始材料和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时候，有时会遇到这样的尴尬：自己费心选定的题目，居然有人已经做过了，怎么办？这个时候，不要轻易放弃，要认真阅读前人的文章，同时认真研究原始语料，看看自己会在哪些方面和前人的研究不相同，然后尽量突出和放大这种不同，这就是创新。 三、论文写作 研究工作进行到基本结束时，论文的雏形就已经具备了，剩下的工作就是论文的布局谋篇、格式完善的工作了。 一般毕业论文的基本格式：由标题、摘要、正文、参考文献等四方面内容构成。标题要求直接、具体、醒目、简明扼要。摘要即摘出论文中的要点放在论文的正文之前，以方便读者阅读，所以要简洁、概括。正文是毕业论文的核心内容，包括绪论、本论、结论三大部分。绪论部分主要说明研究这一课题的理由、意义，要写得简洁。要明确、具体地提出论述课题，有时要写些历史回顾和现状分析，作者本人将有哪些补充、纠正或发展，还要简单介绍论证方法。本论部分是论文的主体，即表达作者的研究成果，主要阐述自己的观点及其论据。这部分要以充分有力的材料阐述观点，要准确把握文章内容的层次、大小段落间的内在联系。篇幅较长的论文常用推论式（即由此论点到彼论点逐层展开、步步深入的写法）和分论式（即把从属于基本论点的几个分论点并列起来，一个个分别加以论述的写法）两者结合的方法。结论部分是论文的归结收束部分，要写论证的结果，做到首尾一贯，同时要写对课题研究的展望，提及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或可能解决的途径等。参考文献即撰写论文过程中研读的一些文章或资料，要选择主要的列在文后。 只要坚持搜集第一手的原始语料，论文的正文部分一般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需要注意和特别强调的是这样两个内容的撰写： 一是摘要。学术论文的摘要是全文要点的摘抄，其目的是让读者一眼就能看出论文的主要内容、主要观点和主要结论。但是，很多同学往往把这一部分写成“论文简介”，往往是这样写：“这篇文章以……为研究对象，以……理论为依据，对……进行了研究，论文的内容包括三大部分，一……，二……，三……。”这样写其实是“论文简介”，不是“摘要”，怎样写才是摘要？可以尝试这样写，把论文中反映主要内容的句子按文章内容的顺序拷贝到一起，然后进行一下文句上的贯通，这样差不多就是一篇不错的摘要了。 二是论文的引言或绪论。一般来说，论文的引言或绪论部分，往往要明确说明论文的选题原因，研究方法等相关问题，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文献综述。什么是文献综述呢？就是关于自己研究课题的研究历史和现状，这一部分内容解决的问题是自己的研究和学术界的研究的接轨问题，同时也是自己的研究与学术界的相关研究的关系问题。在这一部分，要充分利用搜集到的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包括论文和著作），把前人研究的内容进行分类归纳，在充分肯定前人研究的贡献和功绩的基础上，指出前人的研究在哪些方面还存在空白点或者不足，主要是指出自己的研究在哪些方面和前人不同，这样就能够把自己论文的创新性体现出来。这样写可以给读者这样的印象：本论文的研究是在充分了解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是具有创新性的。 另外，还要强调一下语言风格。学术论文，尤其是语言研究的学术论文，和一般的散文、随笔、杂文的文章风格是大不相同的，因为语言研究的论文是科研报告，所以不主张使用活泼的文体，句子宁短毋长。只要把意思表达清楚就行，不要有感情色彩。不少同学的语言研究的论文，写的跟散文、随笔似的，一看就不象一篇学术论文。 四、完善格式 学术论文写作不同于一般文章，讲究立论新颖，与前人研究结果有区别；证据要确凿，要注明引文或旁证思想的来源；数据收集合乎规范，论证有力，不牵强附会；分析严谨，不留漏洞或把柄；内容布局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等。以下是一些具体建议： 1.少用“我认为”“众所周知”等表达，不用“有人说”“一位著名语言学家曾探讨过”“二十年的外语教学研究显示”等说法。 2.旁征博引，但不能生吞活剥、东拼西凑。 3.注意简洁，对发展文章主题没有作用的引文坚决不用。 4.认真区别直接引用与间接引用。一手资料直接引文：引用内容与原文完全一致时，用引号，注明来源及具体页码。一手资料间接引文：归纳他人观点，解释性引用他人成果，不用引号，注明来源（及页码范围）。二手资料间接引文：在阅读某人A的文献中发现被其引用的另一作者B有值得引用的观点，表述方式一般为：“B（1989）曾指出/认为……（转引自A 1995）”，A和B均必须出现在参考文献中。 5.避免无意剽窃与抄袭。有时，作者将以前从某本书上学习到的观点、理论用于行文中，忽略了其来源，造成无意剽窃。如“语言有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之分……”，这一广为引用的观点并不是普通常识，而是Chomsky（1965）的著名观点，因而必须查找原文，注明来源。 6.杜绝剽窃与抄袭。有意剽窃通常有以下几种：①观点剽窃：将他人某一观点据为己有，不注明来源；②整篇剽窃：将某人整篇文章翻译或摘译，作为自己的成果发表；③针对某个学者的组合式剽窃：将某人多篇成果的有关要点或段落翻译后组合在一起，不一一注明来源，作为自己的成果发表；④针对某一类研究的组合式剽窃：从不同作者的成果中挑出一些段落、论述，翻译并组合在一起，不一一注明来源，作为自己的成果发表；⑤伪引式剽窃：从某著作中看到另一学者有价值的论述/观点，在没有直接读到该学者著作的情况下用编译的方式将观点组合进自己的文章，不注明为间接引用（即不写明“转引自……”），而是在参考文献中若有其事地列出从未真正阅读过的文献。 7.在不剽窃的前题下，鼓励模仿相关重要文献的格式、行文方式。 8.避免证据不足、想当然的观点。不用“我/笔者始终（或者坚持）认为”“大多数研究者会同意这样的观点”等虚张声势的表达式。 9.任何一个观点必须有来源，或者得到作者的论证。如“随着语句的进展，每个分句都会提供一些新信息，帮助读者在心智中不断构建和整合一个逐步完整的认知世界”，如何证明这样的观点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 总之，论文的写作，对初次尝试的大学生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挑战，但是只要用心思考，认真对待，在老师的指导下，逐步写成一篇像模像样的学术论文，还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文学类毕业论文:高中毕业冲刺阶段语文学科的有效复习 语文学科第一轮复习是针对各项知识点进行的细致而又系统的复习过程，时间长，知识细化多，所以现阶段已经进入综合测试、查缺补漏的至关重要时期。但是在本阶段中首先发现了部分学校大考小考连续不断，几乎是周周有测验，老师更要每考必批，这一做法我认为并不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备考能力与水平，而且会使得语文教师教学工作产生更多的批改负担，对语文教师的备课造成冲击，进而影响查缺补漏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基于此，首先建议各学校语文学科的综合检测每两周做一次即可，而且要针对曾发现的存有缺陷的知识点进行针对性强的补充式指导训练及检测，可适当在两周时间内安排小测验，这样批改量会有所减少，又保证了补漏的针对性，便于后期的指导与提升。 其次，教师在冲刺阶段要有侧重点，并保持预防变化的思想意识，即根据近三年高考试题的平稳性与微调性着手应对。高考试题中语言表达运用的16题，在近几年的高考试卷中始终是基于语言表达的“简明、连贯、得体、准确、鲜明、生动”而设题，但是命题方式始终是绝不雷同的。所以，要结合全地区、全省的模拟考试题进行预防性补充指导及训练，加强图文转换、语段压缩与扩写、应用文稿修改等方面的指导训练，这类知识点应该予以关注。但也要注意该知识点所投入的时间不宜过长，可是当结合在小测验中进行补充训练。 再者，在课堂教学中，还存有低效的问题。主要是课堂的教学方法欠缺考虑――教师主讲，对学生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对知识进行泛泛的讲解，学生还是被动地接受着，缺少主动体验生成的过程，而且学生曾经出现的问题，究竟能解决多少只是借助测验看到，而不是借助指导逐步解决掉的。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练习题或是检测题的讲解问题，部分教师习惯于逐题讲解，这种做法还是说明教师对学生得分丢分状况缺乏了解，所以处理时面面俱到，事无巨细，未形成重点解决、难点突破的教学风格。建议：教师要了解试题中学生丢分较为普遍的试题，并依此确定课堂指导的重点、难点，还可以在准备中把典型的学生答案以课件的方式或集中印发的方式展示给学生，更为直观，而且针对这些问题答案，教师在讲评过程中更要重视学生对此类答案修改完善的实践过程。只有在这个修改实践的过程中，学生的认知才会从理论真正上升到实践能力层面，他的认知才会更为全面系统、深刻扎实，也能够真正解决教师经常碰到的“翻过的错误怎么又出现了”的问题。这样还能回避教师一言堂的问题，在教学中学生成为真正的主体，既是被关注的主体，又是实践的主体收获的主体。 在这个阶段中，教师们还应该注意，作文复习指导的策略与方法。首先，是要总结一轮复习中教师所做指的写作指导，诸如新材料作文的审题立意、选用论据、加强论证、构思结构等细节，是否真正化整为零地进行了知识讲解阶段的指导训练和讲评阶段的指导实践。建议教师们在考前阶段，结合大测验进行作文几个主要环节的适应性训练，其次，就是要加强学生审题立意的指导，让学生对材料的解读能力得以提升，从材料内容及含意中确立话题及立意，要力求不跑偏、抓重点、呈深度。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还要力争做到限时写作中确保“确定立意、构思结构”，就是在指导提炼话题及立意之后，要同步训练学生据此立意而开展的后续写作准备，确定怎样有效果的标题，选择哪些有力而又新颖的论据，侧重哪个分论点，如何安排才能形成有深度、有梯度的论证，最好是形成书面的纲要：标题、分论点及论据、开篇结语的设计等。教师指导学生养成了这样的写作准备习惯，到考场上学生就能够有效解答写作试题。 最后，针对如何提升阅读能力提出建议，这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提高阅读理解的能力水平。无论是现代文还是古诗文，学生在答题过程中出现丢分情况后，我们会发现，就是源于学生解读能力出现不足，致使答题失误而丢分。所以，建议教师在最后阶段不能只是追求各类文章练习的数量，一定要本着养成读懂读透的原则进行指导。在文言文的讲解中学会抓重点段落、重点句，训练学生的翻译能力，不必全文每一句都翻译，浪费时间，冲淡学生注意力；诗词鉴赏，着重指导学生学会抓意象，成意境，看注释，借想象，析手法，看题材，真正读懂诗词作品内容。唯有真正读通读懂了作品，学生的解答才会力保高效。对论说文与实用文的阅读还要养成圈画批注的好习惯，为解题提供清晰的纲目。保证了内容要点更加醒目，会帮助学生提高答题的速度与效率。 文学类毕业论文:新升本科院校古代文学毕业论文质量的提升 ［摘要］新升本科院校由于受到师资、生源素质等因素的制约，在毕业论文这一重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存在不少问题。本文针对文学院古代文学方向毕业论文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探讨如何提高并改进新升本科院校古代文学毕业论文教学质量。 ［关键词］新升本科院校 古代文学 毕业论文 《中国古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重要基础课程，由于涉及的作家作品众多，不少学生毕业论文在选题时都以古代文学作为方向。因此如何让古代文学毕业论文质量提升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这在新升本科院校中显得极为突出。 一、新升本科院校古代文学毕业论文质量不高的原因 （一）课程本身因素 从文学诞生之日起，对于文学的研究就已经开始出现，而千百年来对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热度也从未消退，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更是各朝各代名家辈出，有些名家甚至是用尽自己毕生精力去研究某部作品或某位作家，所以现在的古代文学研究成果已是硕果累累。但这种现状对本科生来讲却是相当尴尬。本科生学习古代文学是两年时间，就这门课程本身来讲，两年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不少重要知识点在老师讲解过程中是走马观花，学生的吸收更是大打折扣，很多学生根本就没有接触过真正的学术研究。 （二）学生自身因素 由于高考扩招使大学入学门槛明显降低，所以学生在进入大学时综合素质已是良莠不齐。在进入大学之后，很多学生又往往把课余时间都花费在英语等过级考试上，对于自己的专业课却出现不同程度的忽视，老师要求读的一些专业书根本无暇顾及，长此以往，学生连教材中的基本知识点都无法记住，学术研究更是无从谈起。 （三）指导教师因素 新升本科院教师从事的科研活动较少，因此特别是年轻教师对于学术活动了解不够，不能及时把握学术前沿，这些也都成为制约教师无法较好指导毕业论文的关键性因素。再加上文学院的学生偏爱选择古代文学方向作为毕业选题，所以古代文学老师常常出现一个人要带十几个学生的情况，这样老师既要保证完成教学任务，还要指导学生毕业论文，往往最后力不从心，在给学生指导时由于精力达不到而存在一些漏洞，造成一些学生浑水摸鱼，毕业论文蒙混过关。 （四）学校体制因素 一般学校将毕业论文安排在第八学期，而这一学期往往是学生考研、就业的重要学期。参加考研的学生一味关注自己的考研而无心做毕业论文，多是草草应付了事。就业学生存在的问题更多，很多学生为了找工作往往最后一个学期就离开学校，手头资料严重缺乏，因此毕业论文的水平更令人堪忧。另外，学校对于毕业论文的不及格率缺少严格规定，有些老师为了不影响学生毕业，把原本应该不及格的毕业论文升为及格，这样毕业论文作为评定学生综合素质的一项重要指标就失去了意义，这些体制上的因素也成为制约毕业论文无法做好的原因。 二、提高新升本科院校古代文学论文质量的建议 （一）健全学校管理体制 不少学校对于毕业论文也有一系列的规定，如《关于印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条例〉的通知》《毕业论文撰写要求》等一系列规定，但很多老师并没有严格按照学校规定来执行。面对这样的状况，学校应该进一步完善相应的规定，细化毕业论文工作条例，并且对于其中的一些步骤进行严加审核，防止不认真的学生和老师钻空子。另外学校应该推行盲审政策，在答辩前组织本校专家或是兄弟院校专家进行匿名评审，盲审通过之后方能参加答辩，这样给学生及指导老师无形中增加一些压力。 （二）提升教师的专业指导水平 由于新升本科院校的科研水平普遍不强，因此提升教师的学术水平成为重要任务。学校应该鼓励青年教师到知名高校进修、访学，感受名校的学术氛围。只有教师的学术视野开阔才能够有足够的水平给学生介绍本方向的学术动态，指明现阶段依然存在的学术空白点，探讨更有意义的科研选题，提升学生在学术领域的水平，才能更好地指导学生做好毕业论文。 （三）加强学生自身水平的提高 加强学生论文写作的基本功应是学生入校起就应该强化的基本功。学校应开设论文指导课，增强学生对论文写作课的重视，平时多布置一些小论文，及时指点学生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防止出现题目过大、过于老套、无研究价值这样的问题，用这种方式来加强学生自身水平的提高。 三、小结 做好本科生毕业论文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本文仅重点探讨新升本科院校文学院古代文学方向论文就发现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是需要学生、教师、学校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的。只有经过各方的互相协调、配合，毕业论文的质量才会有提高，才能推动学校综合教学质量的提高。 文学类毕业论文: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学术规范建设的探索 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是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培养人才的重要实践教学环节，是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完成学业的标志性作业，是对学习成果的综合性总结和检阅，是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从事科学研究的尝试，是检验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掌握知识的程度、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基本能力的一份综合答卷，它直接影响着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的教学能力、科研水平的提高。遗憾的是，有的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认为毕业论文只是对毕业设计的记录和整理，忽视毕业论文的学术规范性的特点，在毕业论文的学术规范上出现低级错误，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学术规范建设势在必行。 一、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学术规范建设的重要性 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的学术规范是指从事学士学位毕业论文工作包括学术研究和学术研究成果的发表等中的规则。其重要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毕业论文的社会性。毕业论文中的研究，有重要价值的发明和发现(包括科学中新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的提出)，除了极个别的情况之外，几乎都是在他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发展、创造而来的；几乎都是与他人合作的结果。绝大多数也都要使用公共资源。即使是完全由个人辛勤探索获得的成果。要成为被他人承认的知识，也需要一个由人们进行独立判断并决定是否接受的过程。这种社会本性决定了毕业论文研究的基础在于公认的学术规范平台上。 2．学术规范可以减少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毕业论文的易错性。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毕业论文的研究之所以容易犯错误，一是因为客观世界本身极为复杂，且又不断发展变化，任何研究都不可能穷尽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二是因为个体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都受着自身条件的制约，如思维方式、知识背景、个人情感等等的局限，这就使得个人对研究课题的认识和把握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偏差和错误，因此需要相应的规范，需要学术共同体来共同努力以尽可能减少这些偏差和错误。 3．学术规范可以消除个人机会主义倾向。如果没有必要和严格的学术规范，不少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可能想方设法地去走捷径、去投机取巧地多进行毕业论文的设计与写作，甚至会出现种种越轨的行为，如伪造、作假、抄袭、剽窃等等，必将严重地损害个人、单位以至整个研究领域的声誉。 二、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的学术规范建设的思考 1．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毕业论文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的规范要求。本科生毕业论文的研究，虽然不同的学科、不同的研究视角、不同的研究目的，导致研究过程差别很大，但对于本科生毕业论文的毕业设计还是有一套通行的研究方法，通行的毕业论文研究步骤主要包括：(1)发现或确定研究对象；文献研读分析，提出研究问题；围绕文献进行综述，论证研究现状和本研究的起点；(2)研究设计，包括研究模型构建，研究变量的定义和测量，研究数据的收集方案；(3)数据采集过程；数据分析，解答各研究问题；(4)研究结果的讨论和分析等。由此可见，对于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学位论文，必须应该将毕业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规范、研究过程的方法介绍等，以流程图的方式表示出来，我国每年有大量的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通过，但在国际、国内引用的却很少，原因就在于所用得研究方法不明确，所得的研究结果是否合理正确就很难判断，只有清晰合理的研究过程才是证明其研究结果有效性的主要尺度。 2．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的规范建设。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规范至少应包括：(1)选题规范。从某种意义上说，选题对于论文的质量和价值具有决定意义，着眼于选题的质量，主要是看选题是否有新意。(2)观点规范。观点是否鲜明、正确，有独到见解，有创新性。(3)论据规范。论据是否充分、翔实，论据要具有新颖性、典型性、代表性、正确性，要能有力地阐述观点。(4)论证规范。论证是否严密，富有逻辑性。全篇论文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言之有序。天衣无缝。做到概念判断准确，有层次、有条理地阐明毕业论文的研究过程。(5)结构规范。结构是否完整，层次是否清楚，绪论、本论、结论各部分的主次详略要得当，段落划分要合适，全文要构成一个完整的严密的整体。(6)语言规范。语言是否符合论文的语体风格，是否准确、简明、平易、通畅。(7)格式规范。格式是否规范、项目构成是否完整。毕业论文应由以下项目构成：封面、标题、摘要、关键词、目录、正文、致谢、注释、参考文献、附录等，每一项目都应符合规范的格式和写作要求。 3．加强指导，实施指导教师责任制。职业技术教育指导教师责任制是指负责对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工作的全过程、全方位指导，包括：(1)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选题，确定研究方向，介绍该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及存在问题；(2)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查阅相关文献，介绍查阅方法，搜集该选题前沿资料及相关信息；(3)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确定毕业论文题目，并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汇总、分类、分析等；(4)负责设计调查(实验)大纲、实施方案，分析是否切实可行；(5)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进行调查问卷(实验研究方案)的撰写，及时提出问题和改进意见。帮助本科生立论和分析调查(实验)结果；(6)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按规定格式进行毕业论文写作，如毕业论文结构规范，中外文摘准确，参考文献引录正确等；(7)本科生撰写完成毕业论文后，指导教师应认真审阅，对毕业论文的理论价值、实践意义、论点论据、结构布局、语言文字等方面的问题，写出有针对性的鉴定意见；(8)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论文答辩，针对毕业论文答辩中提出的问题，指导本科生进行修改；(9)通过答辩后，负责对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按考核标准和答辩情况评定最后成绩。 4．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评阅过程制度的规范建设。在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学位论文评审中，由评阅人和专家共同构成学位论文评阅组，评阅组人员的组成中通常至少应有一名同一领域内的学术带头人，从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学位论文送审到提交评阅意见应保证评阅人有充分的时间仔细评阅论文。有条件的高校还应当聘请同行专家和校友作评阅人，增强了论文的认同度，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学位授予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各职业技术高等院校对于本科生学位论文的评审应该采用量化的方法，在本科生学士学位评审过程中，分项、分栏列出对论文评阅的要求，对毕业论文选题的先进性、论文结论的正确性、论文的创造性成果及主要贡献、论文的错误及有待讨论的方面、对论文的修改意见等分项评审给出鲜明、客观、公正的评价标准。这种量化的做法使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评审更有依据，一方面要求作者综合考虑论文的各个方面，不应忽视论文的具体要求；另一方面，也激励评审人尤其是专家提出具体中肯的意见，使论文评审更有针对性。 5．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答辩的制度规范的建设。对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评审与答辩制度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管理：(1)明确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的整体要求，建立完整的工作规范和系统的管理制度；(2)建立切实可行的质量评价体系。为使成绩评定达到客观、公正，还应建立成绩评定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包括指导教师评分项目分值和答辩委员会评分项目分值及二者在总成绩中的百分比，做到成绩评定不偏不倚，保证毕业论文的质量；(3)设立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管理和指导机构，保证这些制度标准的具体落实和严格执行；(4)建立指导教师的遴选及淘汰制度等。在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评审与答辩过程中，严把质量关；(5)成立的各专业的答辩委员会，答辩时按题目类别分组进行，答辩小组教师姓名提前公布，且实行指导教师现场回避制度，答辩现场肃穆，并对答辩过程做认真记录；(6)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结束后，在指导教师评语的基础上，先由评审人进行评阅，通过后方可进行答辩。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类毕业论文:加强大学生毕业论文学术规范的探讨 【摘要】大学生毕业论文是本科教育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当前，本科毕业论文的学术不规范现象非常普遍，已经严重的制约了学生毕业论文质量提高。本文分析了论文学术不规范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加强论文学术规范的措施。 【关键词】毕业论文;学术规范;探讨 大学生毕业论文是本科教育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学生的“收官之作”。毕业论文是对学生在校期间所学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的全面检验，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科研能力的重要手段。毕业论文质量的高低是反映高校教学质量、学生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为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必须提高毕业论文质量。 当前，大学生毕业论文的学术不规范现象非常普遍，已经严重的制约了学生毕业论文质量的提高。学生学术诚信欠缺，论文抄袭现象比较严重，高质量的论文不多，因此，为了提高毕业论文质量，必须加强学生论文的学术规范。加强学术规范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培植学术文明；是高校诚信教育、学生能够素质教育的基本环节之一；有助于学术创新与文化创新。 1 毕业论文学术不规范的原因 1.1 学生对毕业论文重视程度不够:学生迫于就业压力， “考研热”、“考证热”、“出国热”是当前大学的普遍现象，学生无暇顾及毕业论文的写作，只能是东抄一点西抄一点拼凑一篇论文了事，论文学术不端行为非常严重。一些时间充裕的同学对毕业论文的认识不到位，认为只要学好专业课就行了，毕业论文是非课堂教学环节的学习要求，只是为了凑学分用来拿学位用的，不用投入太多，随便弄一篇就行了。 1.2 指导教师指导不力:一些指导教师不认真指导学生，老师忙于自己的科研、教学，不愿意分出精力做其他事情，而且指导本科生论文只是学院分配的临时性任务，所以不认真指导，对学生论文疏于管理，对论文的学术不端行为放任不管。一些指导教师本身学术水平不高，没有指导论文的经验，对学术不规范行为认识不是很到位，不能严格要求学生。 1.3 学生学术规范知识、意识欠缺:学生论文学术不端行为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学生学术规范知识、意识欠缺。一些学生在大四还完全不知道毕业论文的写法，不懂论文注释和索引的规范和功能，不知道该如何引用别人的成果。比如像如何写注释，参考文献类型的标识，以及掌握符合规范的学术话语等。一些学生学术规范意识模糊，不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认为抄一下没关系，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 2 加强学生学术规范的措施 2.1 提高学生对毕业论文的认识:学校要让学生认识到毕业论文的重要性。撰写毕业论文的目的是使学生把已经学到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进行系统总结和综合运用，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毕业论文质量的优劣，是检验学生知识掌握程度、学生思维、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志，也是培养学生优良的思想品质、责任感、使命感和进行综合素质培养必不可少的教学环节，是学生毕业前的综合训练，是学生走向社会的准备。 2.2 选派高素质的指导教师:高素质的指导教师是大学生写好毕业论文，做好论文学术规范的重要保障。学校应选派学术水平高、职业操守好的老师担任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指导教师要认真负责、严格按照论文学术要求来指导学生。为保证质量，每个指导教师指导的学生人数不应超出5人。学院要对论文指导教师规范管理，要建立论文指导教师的评价体系，评价结果和评奖评优、职称评定挂钩。同时应给与论文指导教师一定的物质待遇。 2.3 加强学生学术规范教育:现在，很多高校都没有开设专门的学术规范教育课程，学生学术规范知识欠缺。事实上，在2009年教育部发出《教育部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就要求“要把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作为教师培训尤其是新教师岗前培训的必修内容，并纳入本专科学生和研究生教育教学之中，把学风表现作为教师考评的重要内容，把学风建设绩效作为高校各级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方面，形成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的长效机制”。因此，高校要开设学术规范教育课程，使学生受到专业的学术规范训练 2.4 严格毕业论文管理:当前，我国很多高校毕业论文管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学校制定了很多有关毕业论文的规定，但是对论文的重视程度不够，没有严格执行，导致了学生论文学术不规范现象突出，论文质量不高。严格的管理是提高论文质量的关键因素之一，必须严格执行论文各项规章制度，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让学术规范意识深入学生内心。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戏曲文学研究 研究述评 戏曲文学在国际国内都因戏曲艺术的独特表演形式而备受关注，也不断得到学术界的阐释，形成了相对厚实的学术积淀，成为我们提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的学理基础，并对我们开展这一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西方，戏曲文学起源早，影响深，并且对西方哲学、文学、绘画以及当代电影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受到西方社会的普遍认可，特别是随着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加速，使得文化全球化及其应对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一个话题，像斯坦利霍夫曼的《全球化的冲突》、约翰汤姆林森的《全球化与文化》等论著，让我们联想到从本土文化艺术研究可以获得应对外来文化入侵的应对策略。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邓启耀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鸠山弘一教授和柳生次郎教授、韩国李夏成博士等更是在较早些时期便对云南戏曲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先后到昆明、大理、楚雄等地进行考察，对云南戏曲走向世界起了重要作用。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月》、马丁艾斯林的《戏剧剖析》、莱辛的《汉堡剧评》、鲁道夫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乌格里诺维奇的《艺术与宗教》等对我们关注和讨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相关问题提供了全球化的这一全新的视角和间接材料。 在我国，戏曲与诗歌、散文、小说一起并列为我国古代四大文学样式，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东方化的审美取向和综合众多艺术样式的表现手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自20世纪初期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开启了古代戏曲文学的研究以来，经过一个多世纪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国戏剧史》《元曲家考略》《南戏拾遗》《古剧说汇》等著作，无论是在剧目整理、作家考辨、戏曲史等基础研究方面，还是在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化学、艺术发生学等深层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戏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戏曲志云南卷》对云南的戏曲历史以历史性观点作了梳理，列举了云南戏曲史上的重要事件，流行剧种等，是一部较为翔实的对戏曲艺术进行整理的著作；《云南地方戏曲剧种史料汇编》系列丛书按剧种、剧目、音乐、艺人等系统，分别对云南地方戏曲中24个剧种的形成和发展史况以及音乐特色等作了详略得当的介绍；李安志、徐志强等主编的《西南文化史》把云南戏曲史作为其文化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着重介绍了元代昆明水浒戏、明代关索戏、少数民族杂剧作家作品，但该书并未以云南戏曲为主要研究对象；王胜华的《云南民族戏剧论》，从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保护与发展方面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此外，尚有对某些具体的剧种，如白剧、傣剧等戏曲作品、流派群体的研究著作、论文等，这些研究成果构成了我们深入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显然我们从以上对国际国内研究现状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中更为关注的是作为一种表演艺术的戏曲，从其剧种、剧本、表演及传承等方面有所研究，但忽视了从文学样式的角度探讨其文本文化、文本创作、文本发展历程及其与地方、民族的关联。 讨论分析 从目前来看，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中，研究范围狭窄和文献资料不足这两大问题严重困扰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深入。尽管我们在整个戏曲研究层面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云南地处边陲，相对于发达的中原文化而言，云南的文化则显得封闭和落后，广大研究者在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很难找到切实可靠的研究资料，缺乏可以示范的研究方法和案例，导致文学研究与民族文化研究处于一种脱节的状态。故而关于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亟待提高。所以从长远看，选取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为视点，有利于从内涵方面和外延两方面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经济文化建设中趋向能力发展的均衡、公平，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文化建设及教学科研中的实效性。开展“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应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重在对云南古代戏曲孕育、形成、发展的系列问题进行探讨，通过文化和比较的方法，针对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的缺漏与不足以及云南地处边陲、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等现实，结合西部大开发及桥头堡建设战略的实施，选取文学研究中地域与民族文化特征为切入点，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系统研究，解剖各个时期、不同民族的作品，分析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生的一般现象、基本条件、规律与特点，着重阐释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经济文化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反映云南本土文化的发掘与构建、旅游文化的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为云南戏曲文学的研究与地方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为地方文化教材开发与建设创造有利条件。具体来说应主要关注以下内容： 一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传统的重建越来越受到重视，但这是非常细致的事情，短时间内不容易见成效。”[2]111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中，从公元前3世纪楚人庄蹻率兵入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开始，直到魏晋南北朝，云南的戏曲艺术活动见诸典籍多是“征巫鬼，好祖盟”的巫术礼仪活动。公元738年，唐册封南诏首领皮罗阁为云南王，唐赐南诏胡部、龟兹音声各一部，794年南诏遣使到长安演奏《夷中歌曲》和《南诏奉圣乐》以及1116年大理国随使艺人到宋朝表演“五花爨弄”，是云南与中原进行戏曲表演艺术活动交流及云南早期戏曲活动的痕迹。此后，在中原戏曲发展的繁盛时期，历史文献中却没有关于云南戏曲活动的记载，只有一些诗句中提到了傩舞和梁王府蓄养的优伶，即便在后期云南戏曲逐渐繁盛并奠定了“滇剧”的地位，但作为文献研究的云南古代戏曲仍然显得十分单薄。因而，作为戏曲文学研究的根本性内容的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只有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的梳理，我们才能进一步厘清戏曲文学发展线索，重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体系。具体来说要重视对云南戏曲文学的历史沿革及发展变化分析，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梳理与分析，重视云南古代戏曲作品与同时期中原文化的渊源及比对，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不同剧种作品的归纳与整理及其深入分析。 二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地域文 化特征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中区域文化产业只有以本民族的、本土的、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的东西才能吸引世界注意并且推向全球。”[3]33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到1382年明朝平定云南后，军队及大量移民进入云南，加之在云南大规模开矿后带来的经济繁荣，各种戏曲声腔也纷纷传入。清初，一方面省外各种声腔、戏班继续进入云南；另一方面，云南的戏班和艺人刘二官等也出外演出，出现了著名的祥泰班，雷家班等，他们熔合石牌、楚腔、秦腔等声腔表演艺术并使之地方化，形成了滇剧三大声腔中襄阳、二簧两种，至此之后云南戏曲文学得到逐步丰富，为“滇剧”的形成繁荣奠定基础。可以说，每一种文化艺术都是植根于一定的地域环境中，都具有地方性特征。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对外来戏曲艺术的接受也有对地方文化传统的继承。因而，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就不能忽视对其植根的地域文化特征的研究。具体来说要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分类的调查与分析、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分析、关注云南古代戏曲剧种的空间分布、关注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影响的地区、时间差异、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的现代启示的研究。三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研究。云南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这也是云南这一区域范围内最为传统、最为有地域特色的地方。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历程中，正如民间的社火观灯活动渐趋与云南民族民间原有的“祭土主”“祭本主”风俗融合而成为祭祀性的花灯歌舞活动并演出《瞎子观灯》《包二回门》等剧目一样，地方原生性的民族民间传统祭祀仪式、节日礼仪、民族歌舞等在一定程度上与云南古代戏曲走向了融合。特别是在康熙道光年间，出现了一批“民家曲以民家语为之”、“静夜华灯演苗戏”的白剧、苗剧等少数民族戏曲表演样式；以“哎咿呀”腔流传的壮剧；把《封神演义》译成傣语演出的傣剧；从语言到音乐等都彝族化的彝剧花灯《打花鼓》等，标志着白剧、苗戏等少数民族戏曲的出现。到咸丰同治年间，更有张铭斋等在杜文秀帅府演出了《二进宫》《绝缨会》《取高平》，这三部剧在滇剧中分属“胡琴”“襄阳”“丝弦”三个声腔的剧目，这既说明滇剧声腔的成熟，也说明云南民族文化与戏曲文学发展的结盟。我们始终坚信“民族艺术是民族文化的反映，深受民族文化的浸染，作为一种符号它表现了民族文化的内涵。因此，要了解每个民族的艺术，首先就要了解它的文化。”[4]13故而，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云南民族文化建设、旅游文化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必须深入挖掘置身民族文化海洋的云南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特别是要加强对云南古代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品的分类与梳理、少数民族戏曲文学对主流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家的身份认同及创作研究、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性特征分析、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民族性特征现代启示的讨论。 四是关注少数民族特色剧种剧目的研究。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有汉、彝、白、拉祜、哈尼、壮、傣、纳西、傈僳、佤、回、瑶、苗、藏等26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滇剧、傣剧、白剧、彝剧等富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剧种，它们和川剧、评剧、京剧等外来剧种共同构成了云南的戏曲系统。但各民族剧种的发展是不均衡的，造成这种不均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除了地域、文化、民族特性外，长期以来我们缺乏深入的分析和探究，学术界重视和研究程度不够。另外，从现有剧目资料来看，不管是彝剧、云南壮剧，还是白剧、傣剧等都和中原戏曲剧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我们缺少细致的分析和整理，对其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讨论不甚了了。再次，我们在讨论戏曲文学民族性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不够，导致在翻译中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舛误。尤其是古代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的翻译整理工作，几乎没有突破和进展。 结语 云南是一个民族文化聚集的地方，与其他地方的民族文化和外界文化有密切的联系，不仅和汉文化、藏文化，甚至和整个东南亚、南亚文化都有关系。“文化特色不是照搬照抄，而是从文化自我植根的土壤去挖掘资源，获得活力，形成文化的地方特色以赢得发展机遇。”[5]86云南戏曲文学作为云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汇聚了云贵高原足量的文化特征和鲜明的边疆色彩，探讨云南戏曲文学的创作状况、发展历程，可以使其艺术、文化价值得到新的阐释，从而揭示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文化大省形象和弘扬民族文化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学景象与时代价值，通过对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认同、冲突、融合、互补中的现象梳理与分析，可以在社会文化层面上启迪民族和谐意识，促进云南地区社会的和谐稳定，为全球化背景下戏曲文学的发展寻找可资借鉴的理论材料与创作经验。这对于云南增强竞争软实力乃至其可持续发展以及“两强一堡”发展战略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本文作者：吕维洪 单位：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 关爱和先生是已故的近代文学研究学者任访秋先生的开门弟子,也是我国最早的近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之一。他是我国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至今20年左右的学术生涯中,取得了一系列优秀成果。总体来看,他研究的领域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全面奠基层面,二是文学思潮论层面,三是文学流派论层面。当然,这三个层面的划分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贯穿这三个层面的是作家及其创作研究,这里的创作研究不仅包括文学作品,而且包括政治思想、文学理论等内容。第一个层面作为基础,多表现为显在的作家创作论,而第二、第三个层面则作为一种底蕴,更多地表现为内在的精神把握。其实,这种内在的精神把握在第一个层面中不管是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还是作家作品论都已经表现出来了,有的篇章表现得更加明显,如《剑气箫心龚诗魂》对龚自珍诗作精神的领会,《论老残》对刘鹗笔下的人物老残内心的把握,都明显地表现出关先生深邃的穿透力。 奠基层面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即近代文学史及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和作家及其创作论。关先生在近代文学史的建设方面可谓功不可没,他第一个建议编写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教材,任访秋先生极力赞同,并着手编写。关先生任上编的主编,并在全书中撰写了《桐城派的中兴与复归》、《清末常州词派》和《近代戏曲》三章,这三个领域关先生都有独到的研究和深切的体会。由他主笔的《〈近代文学史〉绪论》(三人合作)是一篇提纲挈领的史论,既宏阔又精辟,既晓畅又深刻,充分体现出论者敏锐的洞察力。教材问世以后,反响强烈,被国家教委评选为优秀教材,并被推荐为全国高校近代文学课程通用教材。作家及其创作论的成果主要有《龚自珍文学思想散论》、《蒋湘南文学略论》、《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陈衍的诗论及诗作》、《谭嗣同文学略论》、《柳亚子简论》、《辛亥革命烈士宁调元诗文简论》、《苏曼殊译作述评》(均见《从古典走向现代》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剑气箫心龚诗魂》(《文学遗产》1993年第5期)、《论老残》(《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这些论文做得很规范又很扎实,从作家的年谱、思想发展过程、文学思想以及创作的内容与特点等诸多方面作了充分的考察和论证,资料详实,论述精当,这些被关先生谦称为早年“习作”的论文给人以成熟之感,这是关先生受任先生巨大影响和严于律己、刻苦钻研的结果。关先生在文中曾说任访秋“先生十分注重研究生的基本学术训练。入学之初,先生曾提议我从近代作家的年谱与诗文系年做起,我试着做了龚自珍等一两位作家,……所写的论文《蒋湘南文学略论》受到先生的好评。”后来的《剑气箫心龚诗魂》和《论老残》两文可谓炉火纯青,前者用“剑气箫心”四个字概括了龚自珍诗歌的灵魂之所在,关先生精辟地论述道:“在气象万千的‘剑气箫心’中,包蕴着处在封建社会濒于崩溃之历史时期,渴望变革风雷而又黯然神伤与秋气暮霭,怀抱幽怀孤愤而又充满奇情逸气诗人的人格期待,人生态度和诗美追求。”后者用四个形象不同的老残把老残解剖得淋淋尽致,在老残身上“集中地体现着作者试图赋予作品的思想意义,老残的性格、情趣、见识、议论,无不在作品中代表着作者的声音。老残不仅是一个手摇串铃、流浪江湖的行医者,还是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纷乱与艰难时局的亲历者、先觉者及预言者。走方郎中之老残与哭泣扶危之老残、形体流浪之老残与灵魂惊惶之老残叠印重合,浑然一体。新旧裂变的时代与忧思深广的刘鹗创造了老残,老残记录着时代的裂变与作者的忧愤。”这样精练的理论概括,没有深邃的思想穿透力是难以达到的。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论与文学流派论为此后这两方面的专着作了坚实而有力的铺垫。 第二个层面的成果主要有专着《悲壮的沉落》和论文《近代文学观念的变革》(载1986年)、《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未定稿》1986年)。《梁启超与近代文学启蒙》(《史学月刊》1999年第2期)等。 在《悲壮的沉落》一书中,关先生从晚明人文主义的昙花一现到清末古典主义的逐渐式微,从嘉道之际言关天下与自做主宰的文学精神到惊秋救敝与忧民自怜的文学主题,从鸦片战争时期民族灾难与诗海潮汐到诗潮的情感流向、意象群与客体形象系列,从宋诗派自立不俗与学问至上的双重期待到桐城派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的两难选择,从太平天国与曾国藩集团对峙的观念冲突与文化论战到功利实用的文学价值趋向与战争背景下的情感世界,从侠邪小说的忠义观念与英雄驯化现象到情爱旨趣与狭邪心理等等都作了十分充实的论述。关先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注意避免机械化倾向,运用辩证的眼光审视研究对象,在占有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认真揣摩体悟,不作空疏的议论,不下大而无当的断语。他的论断自然贴切,符合理论与创作实际,而且鞭辟有力,入木三分。以太平天国和曾国藩集团两个文学空间来说,虽然双方的观念相互对峙,相互冲突,但是文学的价值取向仍然是一致的,都持实用功利的价值观。以19世纪的小说创作,特别是侠妓题材的小说来说,关先生避免对其作片面的价值判断,而是置之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从当时的文化变动与小说主旨的表达,到侠妓题材形成的原因与其主题模式的建构,论证了侠妓小说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这样得出的结论便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也必定令人信服。 第三个层面的主要成果有专着《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以及论文《桐城派的中兴、改造与复归—试论曾国藩的文学活动与作用))(《文学遗产》l 984年第5期)、《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桐城派的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情结》、《姚鼐的古文艺术理论及其对桐城派形成的贡献》、《守望艺术的壁垒—论桐城派对古文文体的价值定位》(《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清末常州词派概说》,而宋诗派、常州词派和选派等流派有待完成。 《古典主义的终结》一书从桐城派的历史承续、发展轨迹、古文理论、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之关系以及五四先驱眼中的桐城派等六个方面展开全面而详细的论述。论者开篇就从唐代古文谈起,勾勒了古文一派的发展脉络,直追桐城派,继而描绘了桐城派兴衰嬗变的轨迹,并将其分为四个时期。在初创期,桐城三祖—方、刘、姚分别创立义法说、神气说、刚阳阴柔与神气律声说;在守成期,姚鼐晚年讲学江南,广传弟子,守望门户;在中兴期,曾国藩私淑姚鼐,雅好古文,融义理、考据、辞章和经济于一体,以坚车行远为目标,别创湘乡派;在复归期,吴汝纶重提方、姚传统,抑闳肆而张醇厚,黜出雄奇而求雅洁,倡导恢复以气清、体洁、语雅为特色的桐城派文。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研究,论者抓住了其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矛盾与限制性因素,桐城派既追求理论创新,又有道统、文统情结;既讲究义理与考据,又注重辞章; 既重视实用价值,又要求审美功能,这些矛盾使桐城派发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异常复杂和艰难。同时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艺术范畴及其构成作了十分简洁的概括,即义与法、雅与洁、神气与音节、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阳刚与阴柔。桐城派的古文创作,关先生用由狂悖不驯而至清真雅正,因时 立言与立诚求真,扩姚氏而大之与并功德言于一途分别概括了初创期、守成期与中兴期的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像一根脆弱的联结母子的脐带,无力地粘连着古典文化和文学与五四新文化和文学。关先生对桐城派的研究可谓得桐城派之精髓,从桐城派诸家的理论实质、创作精神、流派的发展以及论者的行文都具有一种桐城派古色古香的气息,而且深深窥见桐城派理论与创作的精髓和实质,达到这种境界,非智者不能为也,也非一日之功所蹴就,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的习得缺一不可。 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从形态上来说,有作家及其创作论、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从文体上来看,有小说研究、诗歌研究、散文研究以及戏曲研究;从时间来看,从晚明到清末再到现代,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他的《悲壮的沉落》和《古典主义的终结》两部着作可以说是近代文学研究的两座高峰,前者是对文学思潮的研究,后者是对文学流派的研究;前者对不同时期的文学潮流、文学思想和文学精神做了系统的梳理、辨析与整合,后者对桐城派古文作了全面的客观而公正的审视与剖析。如果孤立地看待这些研究成果,就会损害其学术价值,只有放到文学史的大背景中去,这些成果就会熠熠生辉。我们知道,五四文化先驱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肩负着特定的文化和政治任务,他们彻底地摧毁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近代文化,主张全盘西化,横向移植西方的现代文化,把桐城派和选学派批判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在当时以至于现在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因为他们为近代文学做了不切实际的定性论断,再加上后来中国复杂的历史进程,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和文化学者思想意识与思维模式的单一性,使得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文学与文化具有了十分偏颇的认识。他们认为五四新文化时期是中国文化的断层时期,在此之前,中国文化已经断层,几千年的古典文化发展到近代便断然终结,五四新文化只是西方现代文化的横向移植,这就全盘否定了中国近代文学应有的历史地位。如何评价近代文学与文化,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就摆在中国学者的面前。关爱和先生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古典与现代这一天堑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毅然断言中国近代文学是古典向现代的过渡与转型,虽然这一断言并非为他一人所提出。特别是他的《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这一着作从侧面说明了五四文化先驱批桐城派为“桐城谬种”的偏激与偏颇,五四文化断裂论断的虚妄,从正面论证了桐城派肩负了中国文化与文学承上启下的历史重任。没有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迅速的,如五四时期和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对西方现代文化的认同;也没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缓慢的,如中国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学术界对近代文化与文学在观念上的改变不知是属于前一种状况还是后一种状况,不过关先生以其研究试图扭转学术界对近代文学的误解与盲视,极力恢复近代文学的历史面目,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也是关先生作出的杰出贡献。 文学研究论文: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辨析 一、文学研究·文化研究 (1)文学 文学研究 文学究竟是什么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众所周知,现在我们所指的“文学”一词对应的是西方的literature,意指在某一特定的研究领域内所出版的书籍和文章。也可翻译为“着述”,即“二十五个世纪以来人们撰写的着作。而literature的现代含义:文学,才不过二百年。1800年之前,literature这个词和它在其他欧洲语言中相似的词指的是‘着作’,或者‘书本知识’”。[1]此处的文学指普遍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文学,而尤指我们当今所说的经典文学作品。顾名思义,文学研究指的便是关于经典文学作品的研究。 (2)文化 文化研究 关于文化的定义却向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在西方学者的解释中,尤以泰罗尔的“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智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其他的一切的能力与习惯”[2]为代表。 乔纳森·卡勒更加认为因为文化研究是“理论”的实践,由于理论本身的难以界定性,这显然也不是一种容易理解的方式。乔纳森·卡勒进一步解释,文学研究是包罗万象的:莎士比亚和打击乐、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关于过去的文化和关于当今的文化这都是属于文化的范围,有学者指出:“文化研究是一种跨越学科界限的研究趋势,而不是一门学科本身”,所以它“拒绝界定,坚持差异,维持传统的系别资格”。[3]同时,在人文学科的多种理论中,如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后殖民理论以及酷儿等理论中,也分布有文化研究的身影。 由上得知:首先,文化研究拒绝成为一门确定的学科,没有明显的学科界限;其次,文化研究关注的是边缘性问题,具体到文学研究中,文化研究关注的就是在文本自身以外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最后,文化研究把打击乐、低俗文化等非经典文化提高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所以说文学研究尤其是经典文学研究,只是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被文化研究所涵盖。 二、文化研究何以在文学研究中出现 就文化研究本身来说,它的发展源自于传统的英国文学,二十世纪初,英国的文学研究界被“利维斯主义”统领,这一学派主张文化指的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学和艺术。至五十年代,由于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雷蒙·威廉斯(R.Williams)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关注,提出了:“‘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方向,有着直接的反学科动机:一方面要与过去以细读文学文本为衷心地旧文学学科决裂,另一方面还要与坚持经济化约论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学说决裂。”[4]文化研究在九十年代迅速进入学术前沿,引领文学研究的风潮,随着大众文化地位的日益提升,原有的学科界线被打破,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界线也愈见模糊。 英国的“伯明翰学派”被公认为当代文化研究的起点,同时我们也需注意到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理论起点就在于它的文学研究,另外,伯明翰学派的着名学者在进行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没有排斥文学研究,反而有利于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所以,从另一个方面上“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是方法完全可以引进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从传统的诗学研究走向开放的文化研究也是可行的,其前景应该是广阔的。”[5]由此可知,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相互依顿,相互促进。 三、文化研究会导致经典文学的毁灭? 由于文化研究是随着当代的各种新兴的大众文化而兴起的,面向的研究对象也多是精英文化、经典文学范围之外的边缘文化,随着时代的变化,伴随着人们成长的已经不仅是书本读物,更为广泛的是电视、电影、网络。我们不禁扼腕,难道时代必然要使文化研究将经典文学逐出研究范围么? 首先,文化研究脱胎于经典文学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化研究便伴随着利维斯主义的产生而出现,作为一个跨越多种学科、文化、艺术门类的研究领域,“文化研究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开列一个经典作家及其作品的名单,试图以经典文学来向读者大众进行启蒙,以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6]由此得知,文化研究兴起的初衷是为了普及经典文化,促进经典文化在大众中的发展进程。 其次,文学研究(包括经典文学研究)只是现在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关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卡勒说“文化研究包括并涵盖了文学研究,它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去考察。”[7]在关于是何种类型的包括中,卡勒又进行了分析,我们这里暂且不论。由以上两点我们得知,文化研究脱胎于文学研究,从文学研究中生成,后来又由于文化研究自身疆界的不断扩大从而使文学研究只是属于自身的一个方面,所以二者之间不存在完全的对立,反而是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对于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造成的冲击极具毁灭性这一点来说是不成立的。 再次,文化研究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范围,为文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文化是理论的实践,又由于文化研究本身不是一个可以界定的学科,所以,当今中国的文化研究大致包含有“后现代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大众文化研究、消费文化研究等等。”[8]正因为文化研究涵盖了众多的学术领域,有着多种理论的支持,当应用到文学研究中时,便可以有多样的视角和维度。 在研究方法上,文化研究可以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称作“文学的文化研究”,而且,这只是文学研究方法的一种。朱寿桐指出“作为方法论的文化研究其实不过是文学研究所不可缺少的一路,或许是文学研究历史中固有的一环,甚至可能是最为基本的一环。”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文化研究是研究文学现象和内涵的一种基本方法。我们可以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研究经典文学作品,有新的研究方法的介入,必然会给文学研究带来新的研究领域,从来能够促进文学研究的多方面、全方位发展。文化研究的这一点又带动了文学研究的发展,更有利于经典文学的发展。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论文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 古代文学研究 论文摘要: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具有着其自身重要的作用。文学史料与历史实际相比较而言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不可将文学研究与文学史料相等同。本案主要阐述了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因素以及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旨在为广大研究者提供参考借鉴。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内容摘要: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17)。 译介学客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是翻译文学史。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聚讼不已,争论不下。有些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对相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国文学’”(王树荣12)?“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施志元28)。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原作相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译作,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可以介绍、传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帮助作者认识原作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源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被忽略作品的价值。翻译文学不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决定了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翻译家和作家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入认识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也要体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然后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第二,从写作的语言和作品的接受者来看,译者使用语言翻译与民族文学家使用的语言创作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译作和原作一样,都要面临读者的检验。第三,翻译文学不仅与民族文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和影响,有时候它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还大大超过了民族文学的作品。对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厘清,意义重大,它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到了家园,也为文学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别文学史的书写。 该书是作者在大量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智慧结晶。全书纲目清晰、新意迭出、语言畅达淋漓、论述通透可见。学科学认为凡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知识系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任务并能据此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译介学以“文化意象”、“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为研究任务,并且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对译本不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具备了独立学科初步形态。全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述,从而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窗口,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把翻译文学定位于民族文学的范畴,这种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为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文学研究论文:论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文学研究论文: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30年述评 一、引言 相比于文艺复兴之后和中世纪后期的英国文学研究,古英语文学研究在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算是冷门。但是,国人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兴趣却可以追溯到新文学时期。周作人在其1918年出版的《欧洲文学史》中分析了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Beowulf)中“委心任命(wyrd)”的异教思想。另外根据冯象的介绍,周作人在《知堂随想录》中提及他在日本时曾试图翻译《贝奥武甫》,后因兴趣转向古希腊悲剧,未能坚持。自周作人以来,国人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兴趣有增无减,这一点仅从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Beowulf)的中译本就可见一斑。据笔者现有的资料,目前国内《贝奥武甫》的翻译和编译版本有四个:《裴欧沃夫》(1959年,陈国桦译),《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1992年,冯象译),《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1999年,陈才宇译),嘲《贝奥武甫降妖记》(2003年,史雄存编译)。除此之外,梁实秋,李赋宁坯节译了《贝奥武甫》。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学者的翻译和研究还没有得到国外同行的关注和重视,依据是国际上最重要的两个古英语文献检索工具“盎格鲁·撒克逊研究目录”(Anglo-SaxonEngland Bibliography)和“古英语研究通讯目录”(0ldEnglish Newsletter Bibliography),均未收录国内学者的文章。但国内学者在古英语文学研究方面还是做了很多工作,这应该是国际古英语文学研究的一部分。本文拟从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古英语诗歌与散文研究、古英语文学译介三个方面对国内学者的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期引起国际同行对国内学者研究的关注和重视。国内最早的古英语文学评介现于国内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着作,这种评介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针对具体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评论,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贝奥武甫》,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和散文则关注较少;相比于前两个方面,国内的古英语文学译介是最活跃的,几乎所有的古英语诗歌和主要的古英语散文都有中译本。 二、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 国内学者对于古英语文学的介绍和论述最早现于国内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着作之中。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有编写文学史的传统。谈及古英语文学的文学史分为三类:一是欧洲或西洋文学史;二是英国文学史;三是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和中世纪英国文学史。在古英语文本翻译为中文之前,国内读者主要是通过这些文学史认识和了解古英语文学的,因而文学史在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中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欧洲或西洋文学史中对古英语文学的论述一般比较少,一般只提到《贝奥武甫》,把它作为欧洲中世纪早期文学发展的一个典型代表来加以论述。如周作人把《贝奥武甫》放到“异教诗歌”一章下论述;杨周翰等人编写的《欧洲文学史》则把《贝奥武甫》归入“英雄史诗”一类,与《罗兰之歌》等放在一起加以论述;李赋宁主编的《欧洲文学史》第一卷也把《贝奥武甫》归入“中世纪英雄史诗”的范畴。在欧洲文学或西洋文学这样大的图景之下,古英语文学的发展自然未能得到完全地介绍与论述。 古英语文学的发展缩略为《贝奥武甫》的情况到了国内学者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发生了变化。1947年,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国外学者莫逖(William Vaughan Moody)、勒樊脱(Robert Morss Lovett)编写的《英国文学史》一书,该书由柳无忌、曹鸿昭翻译,且被指定为部定教学用书,由于该书是国外学者编写,所以对古英语文学介绍比较详细,除了重点介绍《贝奥武甫》之外,该书还论述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基督教化进程、宗教诗歌、哀歌等。1949年以后,大陆和台湾出版的英国文学史着作中都有对古英语文学的论述,但其中只有陈嘉编写的四卷本《英国文学史》(1982)的第一卷,梁实秋编写的三卷本《英国文学史》(1985)的第一卷,李赋宁、何其莘主编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第一卷《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2005)对古英语文学有较多的评论和介绍。虽然陈嘉和梁实秋的《英国文学史》都出版在上世纪80年代,但陈嘉侧重于介绍古英语的世俗性文本,对于宗教文本则较少着墨;而梁实秋的文学史则较为详细,除了《贝奥武甫》之外,其它主要的古英语诗歌、古英语散文都有涉及。由于文学史的主要功能是在于普及,所以陈与梁的文学史主要篇幅还是集中在对古英语文学作品的介绍上。相比于梁和陈的文学史,李赋宁等主编的《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则更多带有研究的性质,该书用了三章的篇幅论述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的英国文学,内容涉及古英语的发展、古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以及各类体裁的古英语文学作品。虽然只有三章,但=三章的篇幅大概占了全书的一半,这也说明古英语文学在英国中古时期英国文学中的分量。现在保存下来的古英语文本的创作时间及作者都存在很大的争议,所以该书作者从古英语体裁分类角度,分别介绍了古英语宗教诗歌、古英语非宗教诗歌以及古英语散文,此外还重点介绍了《贝奥武甫》(Beowulf)和《马尔登之役》(The Battle ofMaldon)、《布鲁南堡之役》(The Battle of Brunanburh)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The Anglo-Saxon Chronicle)。1949年后出版的其它单卷本英国文学史,如吴伟仁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及选读》,王佐良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刘炳善编写的《英国文学简史》,高继海编写的《简明英国文学史》,对于古英语文学的介绍都比较简单,把将近500年的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历史简化为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忽略了古英语文学发展的内在张力和变化。 近些年来,随着国内学者研究的深入,国内还出现了专门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和中世纪英国文学史。从性质上来说,前者是外国文学断代史,后者是国别文学史中的断代史,二者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剖析各有利弊。前者的优势在于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放在欧洲中世纪文学的大背景之中,有利于横向对比和阐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这符合国际上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作为中世纪研究一部分的趋势,也突出了古英语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性质,但不足之处在于无法系统论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比如说杨慧林和黄晋凯共同编写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就把古英语文学纳入到中世纪文学发展的语言形成时期,从早期英雄史诗和早期基督教文学两个方面论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后者的优势是可以系统地介绍和分析古英语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体裁分类等,但不足之处在于无法进行横向比较。如陈才宇从史诗、战歌、决术歌、箴言诗、哀歌、谜语诗、宗教诗、寓言诗、散文叙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与历史;肖明翰则从宗教诗篇、英雄传说与史诗、抒情诗歌三个方面专门叙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史。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有修史的传统,而文学史在向国内读者介绍古英语文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在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中有着非常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三、《贝奥武甫》及其它古英语诗歌散文评介 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贝奥武甫》,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和散文及关注较少。根据中国期刊网提供的检索结果,1949年到2011年,期刊网上共有95条关于古英语及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从数量上来说,这不到国内英国文学研究文献总量的1%。在这95篇期刊文献中,发表于1949年到1979年间的共3篇。分别介绍和研究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国王赏赐土地的问题、多伦多大学正在编写的《古英语词典》和英语发展的历史。整个20世纪80年代(1980年到1989年)发表的古英语文学研究文章也不多,总共只有6篇,其中江泽玖发表的“英雄史诗Beowulf中的妇女形象”一文可以算是国内学者写的第一篇关于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 这一情况到了20世纪90年生了巨大的变化,从1990年到2011年间,期刊网上共有87篇关于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其中发表于1990年到1999年间20篇,2000年以来57篇。除此之外,国内还出版了第一部古英语文学研究专着。在此期间 ,国内一些主要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学者都开始崭露头角,如在冯象翻译《贝奥武甫》后的第二年,《外国文学评论》重刊了他在海外发表的“‘他选择了上帝的光明’—评罗宾逊《贝奥武甫与同位文体》”一文,该文详细介绍国外《贝奥武甫》学的历史与研究现状;王继辉开始发表他的系列《贝奥武甫》研究文章,’并于1996年出版了他的专着《论盎格鲁撤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The Coneept of Kingship in Anglo-Saxonand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A Comparative Studyof Beowulf and Xuanhe Yishi);陈才宇也开始对他发表他古英语文学体裁研究的系列文章。 《贝奥武甫》研究在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中占据了首要的位置。中国期刊网上的95篇文章中,有42篇是关于《贝奥武甫》研究的。1982年江泽玖的文章“英雄史诗Beowulf中的妇女形象”揭开了国内《贝奥武甫》研究的序幕,该文分析了诗中威尔弗欧(Weahheow)、海德(nysd)、恶魔格伦特尔的母亲(Grendel’s Mother)等女性形象,认为“《贝尔沃甫》中的妇女虽然不占非常显要地位,但他们的穿插,使这首英雄诗刚中有柔,粗中有细,更有人情味,更富于诗意”。江泽玖之后,国内学者的《贝奥武甫》研究涉及到该诗的方方面面。 首先是《贝奥武甫》文本涉及的各类主题,如王权理念、魔怪传统、英雄与怪物的对立、《贝奥武甫》的思想与艺术(陈才宇1992)。其次,对于国际《贝奥武甫》研究界经常讨论的日耳曼传统与基督教传统问题,国内学者也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如王继辉(2002b)认为《贝奥武甫》的成书时间、传播方式等因素造就了该诗非基督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共存于一体的“民间史诗风格”,因而该诗既不是“纯粹的日耳曼英雄轶事”,也不是“简单的基督教故事”,而是一部“充满基督教精神的独特的英雄史诗”。肖明翰则认为,《贝奥武甫》是在基督教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语境中,“日耳曼异教术语基督教化”的一个成功范例。再者,对于国际《贝奥武甫》研究界关心的诗歌结构问题,国内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刘乃银(2002)考察了《贝奥武甫》结构元素的重复与变化,认为这样的重复与变化“有力地丰富了诗歌的主题。巧妙地帮助构成一种粗犷雄浑的风格”。 国际《贝奥武甫》研究另外一个重点是比较研究。《贝奥武甫》的比较研究分为两种,一种是纵向比较,即《贝奥武甫》的来源问题(source study),这种研究探讨作者在创作诗歌时都借用了哪些先前已经存在的素材。或者说那些先前已经存在的作品对《贝奥武甫》产生了影响。可能是由于来源问题的研究需要懂得多种中世纪的语言的缘故,国内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这样的研究。另外一种是横向比较,即平行研究,这是国内学者对《贝奥武甫》研究做出贡献的地方,也是国内《贝奥武甫》研究的最新动向。王继辉在1996出版英文专着《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开了国内对《贝奥武甫》进行比较研究的先河。此后,陆续有比较研究的文章出现,如《贝奥武甫》与苗族史歌《张秀眉》的比较研究(王家和2007),贝奥武甫与羿的比较研究(王法昌2007)和《贝奥武甫》与壮族史诗《布洛陀》的比较研究(陆莲枝2010)。除此之外。国内学者还对贝奥武甫的葬礼、贝奥武甫的身份、《贝奥武甫》的译本、《贝奥武甫》电影改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除了对《贝奥武甫》的研究与评述,国内学者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的研究不多。目前进入国内研究者视野的文本还包括古英语《创世记》,《创世纪B》,《妻子哀歌》。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陈才宇的研究,他从1989年便开始研究不同体裁的古英语诗歌,如诀术歌、箴言诗、宗教诗等,而他2007年出版的《古英语和中古英语文学通论》一书则是他这一系列研究的汇总。至于古英语散文,国内学者除了翻译部分散文作品之外,并没有从文学批评角度做进一步的研究。 四、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 虽然说国内真正意义上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始于90年代,但国内对于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却起步较早,最早的《贝奥武甫》。国内对于古英语文本的翻译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专门的翻译;另一种是文选选读中的翻译。翻译的文本也比较多,除了《贝奥武甫》,主要的古英语诗歌,如“凯德蒙的诗篇”(Caedmon’s Hymn)、“关于十字架的梦”(The Dream 0f the Rood)、“漂泊者”(The Wanderer)等和一些主要的古英语散文文本《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0f the English Peoole)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都有中文译本。根据笔者目前所收集的材料,国内至少有三个完整的《贝奥武甫》译本。最早的一个译本是由南京师范大学的陈国桦根据大卫·乌莱特(David Wright)1957年的现代英语散文译本翻译成中文,最初的中文译名是《裴欧沃夫》,该中译本1959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二个译本是冯象先生翻译,译名为《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该中译本1992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第三个译本《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由陈才宇翻译,1999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除了上面三个完整的译本,梁实秋用诗体节译了《贝奥武甫》三分之二的内容,李赋宁在《中古时期英国文学史》中把《贝奥武甫》精彩部分翻译成散文。另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还编译出版了《贝奥武甫降妖记》,作为儿童读物。 其它主要的古英语诗歌也都有中译。如梁实秋在他的《英国文学选》中翻译了“戴欧”(Deor)和“闺怨”(AWife’s Lament)两首古英语诗歌。李赋宁先生在《英国中古时期英国文学史》翻译“凯德蒙的诗篇”(Caedmon’sHymn)、“关于十字架的梦”(The Dream of the Rood)、“漂泊者”(The Wanderer)等古英语诗歌。嘲陈才宇还在2007翻译出版了《英国早期文学经典文本》,该书算是国内最齐全的汉译版古英语诗歌集。在古英语散文方面,国内学者翻译了《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English People)和《盎格鲁一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Chronicle),这两个译本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着丛书”中的一种。 国内学术界除了翻译古英语文献,还引进原版的古英语语言及文学研究论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引进出版了《古英语入门》(A Guide to Old English)一书,作为“西方语言学原版影印系列丛书”中的一种。该书对国内学习和研究古英语语言和文学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该书选了很多古英语文本,国内读者可以利用该书提供的词汇表直接阅读古英语文本。此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还于2007年影印出版了《牛津英国史》(The OxfordHistory of Britain),于2008年出版了双语版《盎格鲁一撒克逊简史》(The Anglo-Saxon Age A Very shortIntroduction),中文由肖明翰翻译。 由于古英语与现代英语相去甚远的缘故,国内的古英语文学译本大多译自现代英文。如陈国桦的《裴欧沃夫》译自大卫·乌莱特(David Wright)19 57年的现代英语散文译本,《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由《英国历史文献》(EnglishHistorical Documents)第一卷的现代英文译出。直接由古英语翻译而来的只有冯象的《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译本。针对这个问题,梁实秋在翻译《贝奥武甫》时,也表现出了无奈:“字辞多重复,对现代人说,古英语无异于外国文,非专家难以读懂”。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贝奥武甫》的中文注释读本,而一般的英国文学选读中也没有选入古英语文学作品。 至于台湾地区的古英语文学研究。笔者没有获得一手的资料。但根据台湾学者苏其康(Francis So k.H.)的介绍,台湾的中世纪研究以历史研究为主导,文学居于其次,而文学研究又主要是以中世纪后期为主,古英语文学只是在文学史中略有提及。 五、结束语 如果从江泽玖1982年发表第一篇古英语文学研究文章算起,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也已经走过了将近30年的历程。其间,国内学者在编写古英语文学史,翻译古英语文本,评论和解读古英语文本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近些年来,国内学者还不断走出去,与英美国家的学者直接进行交流。根据沈弘在《古英语入门》导读中的介绍,1981年在李赋宁到康奈尔大学访学期间,遇到了《古英语入门》一书的作者布鲁斯·米切尔博士(Bruce Mitchell)。在李赋宁的推荐之下,沈弘还于1988年以访问研究生的身份去了牛津大学,学习古英语。之后,沈弘于1996年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中世纪研究中心(Center for MedievalStudies)做博士后研究。王继辉是在美国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古英语,他的博士论文《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后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刘乃银于2003到牛津大学英语系访学,进行中世纪英国文学的课题研究,后来还邀请了牛津大学的戈登(Malcolm R,Godden)教授来华东师范大学讲学。然而这些与国内学者的交流并没有推动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朝着更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国内迄今为止,也没有专门的古英语文学或中世纪英国文学学术团体,或者召开专门的学术会议讨论中世纪的英国文学。 国内的这一情况与日本和韩国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根据国内学者石小军的考证,日本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始于1906,这一年牛津大学学者约翰·劳伦斯(John Lawrence)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任教,此后便带动了日本的古英语文学研究;日本于1954年就成立了“早期英文学会研究会”的学术组织,后来发展为“日本中世英语英文学会”(The Japan Society for MedievalEnglish Studies);此外日本还有专门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学术期刊《中世英语语言文学研究》(Studies in Medieval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IMELL)。韩国也于1991年成立“韩国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英文学会”(TheMedieval and Eadv Modem English Studies Associationof Korea),并出版专业学术期刊《中世纪英语研究》(Medieval English Studies),后更名为《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英文研究》(Medieval and Early Modem EnglishStudies)。日本和韩国的学者还积极参与国际上的古英语文学学术研究活动。如日本学者承担了多伦多大学《古英语词典》词条的编写工作(石小军2008);韩国学者从1999年开始每年都参加在西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Western Michigan)举行的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Medieval Studies)和在英国利兹大学举行的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mationalMedieval Congress)。而国内学者无论是在组建学术研究团体,创办学术期刊,还是参与国际学术界的讨论方面,与日韩的学者相比,还是稍逊一筹。 或许日本和韩国学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已经给国内学者提供了可借鉴的研究方式和努力方向。笔者衷心希望通过总结和回顾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走过的历程,让国内的研究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同时也期待有一天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者能有自己的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 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技巧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需要一个更为广阔与充满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需求,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再者,就是教学对象的自发需求。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尽管现有体制下的语文课程一定程度融会了比较思维,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单元的组合上已经显示出学科整合的倾向,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升和更大范畴的比较文学视野。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在语文课程中开拓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独立学科,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影响研究法 影响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国学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注重材料,讲求考据,实证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综合运用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方法,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影响的类型分为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超越影响。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变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三)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又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学学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共通性,彰显文学之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它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论,即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或艺术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2)平行比较,即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在结构因素、创作规律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异同;(3)追溯影响,考证事实,探讨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间的孕育、融合、影响等关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运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文明之间。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理解,包括作品阐发、理论阐发等。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发;(2)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西方作品进行阐发、解读。事实上以西释中常多于以中释西。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价值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1]这种“比较”并非表面的类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做跨文化的比较,是开放、开阔、开拓的比较,避免了传统语文教学仅限于同类文体、相同主题、相似情节等的狭隘、封闭、保守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在讲解初中语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语文的《守财奴》两篇课文时,可将中西文学史上的五大“吝啬鬼”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学形象——“被金钱扭曲的奴隶”。但同时,又因时代、民族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凶狠,葛朗台的狡黠,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严监生的薄情,构成了他们各自最显着的气质与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啬鬼身上体现的不同时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敏锐把握。这种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组合起来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起一个横向比较的知识平台。同时,将外国文学中类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下去进行对比阐释和理解,也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发现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差异。 比较文学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文本比较,还强调通过比较,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将《愚公移山》与《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愚公移山》讲“挖山”,是关于山的文学;《老人与海》讲“闯海”,是关于海的文学。两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思维相对保守,精神乐观,讲求安稳,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开放,追求冒险,充满激进,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环境导致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比较学习让学生学会思索,将自己融入到多样性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分体验文学的乐趣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深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们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来看待中外文学、文化现象。通过文学比较学文化,这既加深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强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深入辨析同异。这样的比较学习既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鉴别能力,还丰富和充实了知识系统。当然,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的科学对比与分析都必须是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切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顾中西文学特质的迥异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几首写饮酒之乐的诗,而“常常被称为浪漫诗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学,而“总是被贴上古典诗人的标签”。[2]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着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着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 文学研究论文: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一　残叶的时代 《三国志演义》现存的刊本以嘉靖壬午本（注：“嘉靖壬午本”即学术界习称的“嘉靖本”。严格地说，“嘉靖本”的简称是不准确的。因为刊行于嘉靖年间的《三国志演义》刊本不只一种。例如，叶逢春刊本即刊行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因此，改称其为“嘉靖壬午本”，比较合适。该本卷首有修髯子嘉靖壬午《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一般认为该本即刊行于此年。壬午是嘉靖元年(1522)。）为最早。在它之前，有没有更早的刊本？——这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 《三国志演义》残叶的发现，有助于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 所谓“残叶”，指的是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某个明刊本《三国志演义》的残叶。 此残叶保存于《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之中。《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八卷，共两册，其前后衬叶恰恰是《三国志演义》某个版本的残叶。 怎样判断此残叶的刊行年代呢？ 首先，可以确定，残叶所附存的《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刊行于明代嘉靖八年(1529)。 这就有了三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之后（例如，万历年间）的人。换句话说，残叶不是刊刻于嘉靖年间，而是刊刻于万历年间、明末；甚或是刊刻于清代，也说不定。 可能性二：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但，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1529～1566)之间的人。因此，残叶有可能出于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之间刊行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可能性二实际上派生于可能性一。 可能性三：《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保持着原先的面貌。换句话说，残叶是在嘉靖八年被当作衬叶使用的。因此，残叶必然出于嘉靖元年至八年之间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甚或是嘉靖元年之前的某个刊本。 我认为，第一种可能性极小，甚至几乎没有；第二种可能性也很小；只有第三种可能性方能成立。 这是因为：第一，上海图书馆收藏的那个《陶渊明集》，看不出有改装的痕迹。它无疑是原装原貌。第二，从纸张、字体、版式看，残叶断非嘉靖之后的产物。 最早发现残叶的沈津认为，残叶为成化、弘治年间刻本[1]。魏安的看法和沈津略有不同。她一方面指出，残叶“虽然仅存五百余字，但从版式及字体来看，好像出于一个很早的刊本，其刊行年代很有可能是早于任何现存版本（包括嘉靖本）”[2](P5)；另一方面，她又说，“《三国演义》到嘉靖元年才有刊本问世，残叶大概是出于一个嘉靖间的刊本，可能就是嘉靖元年修髯子引原本或其直接子孙本”[2](P12)。 关于残叶的刊行年代，我基本上同意沈津的判断。 魏安还说，残叶“或许就是刘若愚所记录的经厂本”[2](P12)，“我认为上海残叶可能就是司礼监刊本的残叶”[2](P92)。张宗伟也说，“我同意魏安的推测：上海残叶所出的版本可能就是刘若愚记录的经厂本。”（注：张宗伟：《〈三国演义〉版本研究》（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第17页。） 关于残叶是否经厂本或司礼监刊本的问题，我将在另一篇论文中加以探讨（注：请参阅拙文《明人书目著录〈三国志演义〉刊本五种考略》。）。 本文拟着重探讨：残叶与几个现存刊本的关系，残叶与几个已佚刊本的关系，残叶的出现给予我们什么启示。 二　残叶全文 兹移录残叶全文于下： “……复兴故父之基，即当重修庙宇，四时祭祀。”祝毕，出庙上马，回顾众将曰：“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 伏路小军飞报刘繇云：“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繇曰：“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不可追之。”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吾可助之。”拍马赶去，众将皆笑。 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策回头视之，见两匹马飞下岭来。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策横枪立马于岭下待之。太史慈高叫曰：“那个是孙策？”策曰：“你是何人？”答曰：“我便是东莱太史慈也，特来捉孙策。”策笑曰：“我便是，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吾不俱你！我若怕你，非英雄也！”慈曰：“你便使众人都来，我亦不怕你也！”纵马横抢，直取孙策，策挺枪来迎。两马相交，战五十合，不分胜败。程普等暗暗称奇：“好个太史慈！” 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佯输败走，引入深山，急回马走。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策赶到，慈喝策曰：“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策叱之曰：“走的不算男子汉！”两个又斗三十合。 慈心中自忖：“这厮有十二从人，我只一个，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再引一程，教这厮每没寻处。”又诈败走，而大叫曰：“休来赶我！”策喝曰：“你却休走！”一直赶到平川之地。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策一枪搠来，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策亦闪过，挟住枪。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 三　残叶与嘉靖壬午本 在嘉靖壬午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三第九节。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嘉靖壬午本为每半叶九行，每行十七字。 这个差异是相当明显的。 残叶有句读，嘉靖壬午本也有句读。但是，二者的句读不同。 例如，残叶（在下面的引文中，句号以“。”表示，读号以“，”表示）：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一共五个句读号。“上岭”二字之后是个读号，位于“岭”字和“却”字的中间。其他四个是句号，都在该字的右下侧。而嘉靖壬午本只有三个句号，没有读号：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比残叶少了“路”、“转”二字右下侧的那两个句号。 其他的例子还有： 例二，残叶：“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三个句号）。——嘉靖壬午本：“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两个句号。） 例三，残叶：“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一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两个读号。） 例四，残叶：“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两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三个读号。） 二者句读的不同，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当然，不能排除一种例外的情况：子本在抄录、翻刻母本的时候，文字没有改动，句读却作了调整。但是，这种情况毕竟是极少数。一般来说，书商、工匠们是不愿意在这些方面多花时间、心思和精力的。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不但行款不同，句读不同，文字也有不同。 试举五例如下： 例一，残叶“众将皆笑”，嘉靖壬午本作“众皆大笑”。字词的搭配起了变化。 例二，残叶“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嘉靖壬午本作“你两个一齐来bìng＠①我”，比残叶多了一个“一”字。 例三，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和“叫”意义相同，只不过“吃”字更接近于宋元俗语。 例四，残叶“策一枪搠来”，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五，残叶“都滚下马来”，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最后那个“来”字。 文字的不同，同样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但，需要指出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这种文字的不同，毕竟只限于个别字词的歧异，无妨大局。不妨说，它们倒有可能列身于同一个版本系统之内，因为在《三国志演义》不同的版本系统之间，从内容到形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四　残叶与周曰校刊本 以上说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比较。 周曰校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同属于一个版本系统。周曰校刊本和残叶之间有没有母本或子本的关系呢？ 周曰校刊本现存三种：甲本、乙本和丙本（注：请参阅拙文《〈三国志演义〉周曰校刊本四种试论》，《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甲本是个残本，没有残叶那一节；丙本文字基本上和乙本相同，——姑且不论。仅以周曰校刊本乙本（以下简称为“周曰校刊本”）与残叶作比较如下： 在周曰校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九节。 残叶和周曰校刊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周曰校刊本甲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四字，乙本、丙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六字。 若将周曰校刊本和残叶、嘉靖壬午本文字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可以举出三类例句。 第一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而同于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众将皆笑”。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众”下加“将”，缩小了范围，表示不包括士卒；“笑”上加“大”，强化了笑的力度。嘉靖壬午本同于周曰校刊本。 第二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孙策赶来”。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周曰校刊本则作“策赶来”，只有名，而没有姓。 第三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异于嘉靖壬午本。 例一，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这所有十三从人”。（关于这个例子，在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变成了“叫”。 例三，残叶：“策一枪搠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四，“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那个“来”字。 文字虽有出入，毕竟是细微的。这不妨碍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五　残叶与叶逢春刊本 试再比勘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文字。 （在比勘中，凡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之处，都一一注明；余象斗刊本独异之处，则在下文第六节加以论述。） 叶逢春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不同。它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因此，残叶和叶逢春刊本文字歧异的程度，要远远地大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 在叶逢春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五节。 不难发现，残叶异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而同于叶逢春刊本的，仅有一例。即上文第三节、第四节所说的“众将皆笑”四字，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同于残叶。 此外，叶逢春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或周曰校刊本的例子，比比皆是。 试举三十六例于下： 例一，残叶：“复兴故父之基”。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兴复故父之基”，“复”、“兴”二字颠倒。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残叶：“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吾欲过岭行看刘繇寨”，“去”变成了“行”，似乎欠通；另外，又没有那个“栅”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残叶：“遂同上岭”。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遂同下岭”。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上岭”和“下岭”，其中必有一误。 按：上文叙述：刘繇在“神亭岭南下营”，孙策则在“岭北下营”；孙策不听张昭的劝阻，欲去光武庙烧香，于是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等人“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结论一：光武庙位于岭上。结论二：孙策此时已在岭上。 如果孙策要“过岭去看刘繇寨栅”，那么，他下一步的行程必然是“下岭”，而不会是“上岭”。因此，从叙事的角度说，当以“下岭”（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为是，而以“上岭”（残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为非。 例四，残叶：“南望村林。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或可标点为：“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多出一个“中”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五，残叶：“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孙策亲引十数骑，直过岭来观寨”，没有那个“栅”字；“亲引”和“自领”，“直过”和“径过”，“观”和“看”，意义基本上一样。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六，残叶：“繇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刘繇曰”，把姓添上了。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七，残叶：“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踊跃于前曰：‘此时不擒，何待？’”“踊”下补了一个“跃”字；“擒”和“捉”是一回事；从语气上看，“何待”不如“更待何时”铿锵有力。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八，残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三句。余象斗刊亦无此三句。 例九，残本：“诸将不动”。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诸将皆不劝”。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残叶；“太史慈真猛将也”。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史慈真猛将也”，“太史”本是复姓，却变成了单姓“史”。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一，残叶：“拍马赶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拍马跟去”。“跟”与“赶”有出入。“跟”表示太史慈刚刚出营，紧随于其后即可。“赶”却意味着太史慈的出营在时间上已有了一定的距离（哪怕是极小的距离），所以要追赶。“赶”字再配上“拍马”二字，无疑是加强了紧迫感。 例十二，残叶：“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程普曰：‘可早回。’”既没有“向前”二字，也没有那个“以”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三，残叶：“正行过岭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正行过岭北山坡下”，一个“来”字变成了“北山坡下”四个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四，残叶：“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只听得岭上有人大叫：‘孙策休走！’”。只要是叫出了“孙策休走”，那就必定是有人在叫，而不是有别的动物在叫。加不加“有人大”三个字，其实是无所谓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五，残叶：“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将后十三骑一字摆开”。“一字”是形容摆开的队形，“一齐”则不过是形容摆开的动作而已。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六，残叶：“战五十合，不分胜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约斗五十余合，胜负不分。”“五十”是举成数而言，“五十余”则肯定说是比“五十”多，而不是比“五十”少，“斗”就是“战”；“不分胜败”和“胜负不分”，正好倒了一个过儿。 例十七，残叶：“好个太史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无此句。 例十八，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补出了太史慈的姓。余象斗刊本也作“太史慈”。 例十九，残叶：“佯输败走，引入深山”。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诈败，引入深山捉他”。其实上一句已有主语“慈”或“太史慈”，此处句首再度出现“慈”字，显得累赘。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残叶：“急回马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马”，“慈”字仍然是多余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一，残叶：“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赶来，慈暗喜”，二人都不带姓。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二，残叶：“慈喝策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头喝策曰”，“回头”二字比较形象、生动。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三，残叶：“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则把“你”字换成了“我”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四，残叶：“两个又斗三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再斗三十合”，“再”和“又”，半斤八两。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五，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心中暗忖”，“暗忖”和“自忖”，区别不大。 例二十六，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多了一个量词。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关于这两个例子，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十七，残叶：“我只一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句。余象斗刊本亦无此句。 例二十八，残叶：“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便活捉得他，也夺了去”，谁“夺了去”，说得不明确。 例二十九，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交”等于“教”；“没寻处”比“无处寻”更合乎口语。 例三十，残叶：“而大叫曰：‘休来赶我！’”。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口中在叫：‘休来赶！’”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一，残叶：“策喝曰：‘你却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叫曰：‘你却又走！’”“叫”换“喝”，无甚大碍；“又”换“休”，却伤了文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二，残叶：“一直赶到平川之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又赶，一直到一平川之地”，“又赶”二字夹在当中，比较牵强，两个“一”字也未免离得太近。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三，残叶：“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慌忙兜马回，两个再战到五十余合”。太史慈的本意就是诈败，引孙策来追，何有“慌忙”之可言？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四，残叶：“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闪过，挟住，慈一枪去”。余象斗刊本“过”、“挟”二字模糊不清。 第三十五，残叶：“策亦闪过，挟住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也挟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六，残叶：“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只一夹，都滚下马来”，“拖”变成了“夹”。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以上一共列举了三十七个例子。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的只有一个例子。相反的，它异于残叶的却有三十六个例子。36:1，这表明，第一，残叶既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母本，也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子本；第二，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关系比较疏远，它们根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疏远，反证了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的亲近。 六　残叶与余象斗刊本 余象斗刊本（注：余象斗刊本有甲本与乙本之分。甲本（有的学者称之为“余象斗刊本”）封面题“按鉴批点演义全像三国评林”，“桂云馆余文台新绣”，并有余象斗识语；卷首题“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版心题“三国”、“三国志传”。书末有木记：“万历壬辰仲夏月，书林余氏双峰堂”（壬辰即万历20年，1592）。乙本（有的学者称之为“评林本”）卷首题“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版心题“全像三国评林”。本文所说的“余象斗刊本”系指甲本。）和叶逢春刊本都属于闽刊本的行列。 余象斗刊本的修订和出版都在叶逢春刊本之后。因此，它和残叶的关系比叶逢春刊本更为疏远。 这从下列五个独异的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例一，残叶：“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此必是诱敌之计”，没有“孙策”人名。 例二，残叶：“战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约战五十余合”。叶逢春刊本则作“约斗五十余合”。 例三，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都有其中的“儿”字，惟独余象斗刊本无此字。 例四，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慈心暗忖”。叶逢春刊本则“心”下有“中”字。 例五，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而余象斗刊本却作“交这厮没无处寻。” 例五值得注意。关键在于残叶的那个“每”字。“每”即“们”，这出于宋元俗语，在小说中常见。余象斗刊本的整理者或出版者显然不了解此字的含义，大笔一挥，妄改为“没”字。这足以证明，在余象斗刊本的底本上，此字应是“每”，而不是“没”。因此，存在着下述两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叶逢春刊本（或其母本）。它沿袭了底本的“交”字和“无处寻”三字，而把“每”臆改为“没”。 可能性二：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残叶（或其母本）。“无处寻”三字和叶逢春刊本相同，只是偶合。它重新组合了残叶的“没寻处”三字，又在其间添上了一个“无”字。 但从总体来看，第二种可能性极小。 七　“十二”与“十三”之谜 这里有个小插曲。 在对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的文字作比勘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例子。 残叶“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嘉靖壬午本作“这厮有十三从人”，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余象斗刊本亦作“适（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则同于残叶。在它们之中，有“十二”（残叶、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和“十三”（嘉靖壬午本）的异文。 为什么会在此处产生数字的歧异呢？ 原来原书上文有云： 策问土人曰：“近山有汉光武庙否？”土人曰：“有，庙已倾颓，无人祭祀。”策曰：“吾夜梦光武邀我相见，当以祈之。”长史张昭曰：“不可。今岭南是刘繇寨，倘有伏兵，奈何？”策曰：“神人佑我，吾何惧之。”遂全妆惯带，绰枪上马，回顾众将，引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共十三骑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 以上引文出自嘉靖壬午本。其中“共十三骑”四字，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均同。 “十三骑”究竟包括哪十三个人？那个“共”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它仅仅涵盖孙策所“引”的部从，还是也笼罩着孙策本人？——这些，原文的叙述比较含糊，模棱两可。 因此，遂有可能产生两种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七人以及孙策本人，一共十三人。即：1（孙策）＋5（部将）＋7（士卒）＝13；或曰：1（孙策）＋12（从人）＝13。 第二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八人，一共十三人，并不包括孙策在内。即：5（部将）＋8（士卒）＝13（从人）。 两种不同的理解的区别在于—— 1)孙策本人是在“十三骑”之内，还是在“十三骑”之外？ 2)士卒是七人，还是八人？ 第二个区别是从第一个区别派生出来的；因此，第一个区别是主要的区别。 然而无论是残叶的“二”字，还是嘉靖壬午本的“三”字，在字体上，看上去都很蹊跷。 残叶“十二从人”的“二”字，其位置为第八行第八字。正巧同一叶中第七行第十八字也是一个“三”字（“两个又斗‘三’十合”）。这两个“三”字的结构迥然不同。第十八行的“三”字是正常的，和其他的字保持着一致。而第八行的那个“三”字，却呈现异常的状态；如果把整个字位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则此字仅仅占据中部和下部，上部空缺。显而易见，它原作“三”字，有人把“三”字最上面的一横挖去，使它变成了“二”字。这一点和残叶同一叶中的其他任何字比较便可了然于胸。 同样，嘉靖壬午本“十三从人”的“三”字也呈现异常的状态。其位置为卷三第七十八叶上半叶第二行第四字。同一叶中，也有两个“三”字和一个“二”字可资比较。一个“三”字位于第一行第九字（“两个又斗‘三’十合”），另一个“三”字位于第九行第八字（“慈年‘三’十岁”）；“二”字则位于第九行第十三字（“策年‘二’十一岁”）。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十三从人”的“三”字和“三十合”的“三”字、“三十岁”的“三”字一比，立刻显露出后改的痕迹：原作“二”，当中一横是后加的。如果去掉了当中的一横，正和“二十一岁”的“二”字在字体结构上一模一样，分毫不差。 残叶的“二”和嘉靖壬午本的“三”，有同有异。相同的是，它们的改动都是在木版上进行的。相异的是，残叶把“三”改成了“二”，嘉靖壬午本则把“二”改成了“三”，正好相反。 不难看出，残叶原文持第二种理解（十三从人），改文持第一种理解（十二从人）；嘉靖壬午本原文持第一种理解，改文持第二种理解。 若问：“十二”正确，还是“十三”正确？“十二”和“十三”，哪一个符合书中叙述的实际？这就要从上下文的叙述来判断了。 我找出了三个证据，一个在上文，两个在下文。兹列举于下： 证据一：“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 证据二：“策正慌，程普领十二骑到”。 证据三：“策取枪上马冲杀，一千余军和十二骑混战”。 证据二是最主要的证据。它明白无误地指出，孙策不在“十二骑”之内。换句话说，“从人”的数目正好是十二，而不是十三。 证据二和证据三属于次要的证据。它们的叙述都和证据一并不矛盾。证据二告诉我们，两军对阵之时，“一齐摆开”的“十三骑”，当然包括孙策自己在内。证据三表明，孙策“上马冲杀”的对象是太史慈，孙策手下的“十二骑”则和太史慈手下的“一千余军”展开了混战。 因此，“十二从人”是正确的，“十三从人”是错误的。也就是说，第一种理解是正确的，而第二种理解则是错误的。或者说，嘉靖壬午本的原文和残叶的改文是正确的，而残叶的原文和嘉靖壬午本的改文则是错误的。 这从侧面说明，残叶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在刊刻之时，并没有以对方为底本，甚至可能并没有以对方为参考本。 为什么说“可能并没有”，而不直接说“并没有”呢？那是因为，现在只能证明：它们各自在刊刻这一句、这一节甚或这一卷时没有参考过对方；而不能排除例外的情况：他们各自在刊刻其他句、其他节甚或其他卷时也许曾参考过对方。 八　残叶的启示 残叶的出现，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残叶被用作《陶渊明集》的前后衬叶，这个事实反映了，在当时某些人（主要是一些文人学士和个别的书商）的心目中，和正统的诗文集比较起来，《三国志演义》之类的通俗小说并不受到真正的重视，它们显然被认为是所谓的闲书，只有阅读的价值，而没有保存的价值。 这个事实还反映了，在当时，《三国志演义》是一种易得的印刷物。它被大量地印制，适应着市场的需求。用今天的话来说，它是一种所谓的畅销书。和它相比，《陶渊明集》之类的书籍的需求量要小得多，印数要少得多。 更重要的是，这个事实更打破了明初以来一百五十年间通俗小说创作和出版的“空白”，祛除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两部伟大作品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于明代中叶的疑惑。 《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施耐庵都是元末明初人。但是，他们的作品，在他们生前却没有出版的机会。直到很晚的时候，他们的作品方才得以公开出版。以往学术界公认的《三国志演义》的最早刊本是嘉靖壬午本；《水浒传》最早的刊本，个别的学者认为是嘉靖本，大多数的学者认为是万历本。为什么作者生活于明初，他们的作品却迟至明中叶方有刊本问世？为什么作者生活的年代和作品出版的年代相隔得这么的遥远？其间，只有手抄本流传，还是印刷业普遍不发达？明代，在嘉靖元年之前，到底有没有《三国志演义》、《水浒传》或其他的通俗小说作品创作和出版？这，一度成为困扰在当代学者们心头的谜团。 一部分学者对此一直持怀疑、否定的态度。他们举出的书中的个别的证据（在我看来，那不过是孤立的证据，或者似是而非的证据），用以证明《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是明代中叶作品，直接地或间接地否认它们的作者是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和施耐庵。这不妨称之为“明中叶说”。 也有很多学者维护传统的见解，坚持认为《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分别出于元末明初伟大作家罗贯中、施耐庵的笔下。这可以叫做“元末明初说”。但是这些学者又苦于一时举不出具体的、坚硬的证据。 于是，从洪武元年(1368)到嘉靖元年(1522)，一百五十余年之间，究竟是不是“空白”的状态，争执不休，饶费口舌。 而残叶的存在，恰恰给我们提供了实物的证据，而且还不是孤立的证据。 因为残叶有两个。除了《三国志演义》残叶之外，还存在着《水浒传》残叶。后者也收藏于上海图书馆；它有可能刊行于正德(1506-1521)年间（注：请参阅拙文《论〈京本忠义传〉的时代、性质和地位》，《小说戏曲研究》第四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年，台北）。）。而这个《三国志演义》残叶则有可能刊行于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年间。 两个残叶的存在无疑成为“明中叶说”不得不面对的反证。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浅析 摘要：在我国的古代文学研究中，通过对文学史料的发掘与探究，可以极大的丰富和拓展文学研究的素材，它能够对片面或模糊的历史记载进行修正以及补充，有时甚至可以推翻以往的研究结论，所以说古代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文学史料又不能等同于文学研究，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古代文学包括古代文学史料，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本文阐述了发掘古代文学史料对研究古代文学的意义，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希望为古代文学研究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文学研究分析 研究古代文学史，必须以文学史料为基础。否则，就会陷入到意图哲学和相对主义的误区之中。可是，被发掘出来的文学史料相对于全部的历史真相而言，又是局部的、片断的，虽然具有强大的参考价值，但是却不能完全等同于文学史研究。所以，在研究文学史的过程中，不排除某些结论中含有研究者的个人情感、经验积累、专业学识等主观因素，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承认并重视研究者主观作用。但是，通过对史料不断的体悟与分析，又会出现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来推翻之前的观点和结论。所以说，文学史料与文学研究具有同构性和统一性，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 1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 对一份文学史料的研究，主要包括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表述四个阶段。需要注意的是，这四个阶段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它们之间的衔接紧密，属于一种层层推进的关系，很难明显的割裂开来。 1．1确认 文学史料的确认阶段主要是针对史料的真实进行全面的了解，包括真伪性、著作者、朝代背景等方面。文学史料的确认过程与自然科学的研究过程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都是建立在尊重科学、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进行判断与甄别，摒弃主观因素的干扰。所以说，也可以将文学史料确认环节归属到实证研究的范畴。 1．2体悟分析 所谓的体悟与分析，是在对史料进行过确认完毕之后，通过研究者个人的思想感受及情感体验，对史料进行丰富与完善的过程。在对史料进行发掘与研究时，研究者们不仅仅满足于史料表象所呈现出来的那些史实，除此之外，他们还会产生出一种审美感悟。这种审美感悟主要表现在分析理解史料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探析史料的一些历史变化规律、探究史料形成的原因等等。因为每一位研究者的看法与观点不尽相同，所以体悟分析也的结论也有所不同。体悟分析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环节，对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史具有重要的作用。 1．3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是建立在体悟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之所以会出现价值评判这一环节，是按照某些文学研究社团组织以及文学研究爱好者的个人需求，先由他们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然后从文学史料的意义、作用以及地位等几方面对其进行价值评判。不同的人对相同的文学史料会给出不同的评价，这种差异性也正是价值评判这一过程的直正意义所在。也可这样说，一份文学史料如果没有人愿意对它做出价值评判，那么它也就不具备存在的意义了。 1．4表述 当一份古典文学史料经过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将以文字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体现与传播。所以说，如果文学史料缺少了表述这一环节，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递给大众的，自然也就无法发挥它在文学研究中的参考价值。 2新的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意义 从以往的文学研究发展史来看，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那些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很多都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对古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1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从已经发现的那些古典文学史料来看，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能够帮助古代文学研究者们清晰地推断出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由它形成的文学现象，尤其是那些埋藏于地下的文学史料，它们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更为宝贵的历史资料。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地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清晰地展示出了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与后期大家看到的转本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另外，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现，使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宝库变得越来越丰厚，对于当代的研究者们来说更具有参考价值。 2．2新史料对于先前研究结论的影响 通过新史料的发现，能够对当代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们的观点进行修正及补充，甚至还可以改变以往的研究结论，进而提出了新的观点。著名古典文学研究者胡平生和韩自强曾在《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中指出：从总体上看，阜阳汉简《诗经》并不属于鲁、齐、韩、毛四家中的任何一家，极有可能是未被《汉书•艺文志》著录，而后又流传于在民间的另一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的流传的真实情况未必像文学史料中记载的那样，而真相究竟如何，还有待于对其它文史资料的进一步考察与研究。 2．3文学史料对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的影响 通过对我国古代文学史料进行分析便可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了怀疑，直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产生质疑。之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便已经形成。然而，疑古学派对于文学研究有其积极贡献的一面，但也有不足之处，这种不足表现在他们的思想较为极端，以至于对现当代学者研究古典文学形成了一种妨碍。 3结束语 随着社会经济文明的进步，人们对精神文明的渴求越来越强烈，渴望通过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学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及审美的情趣。然而，当前大家可以阅读得到文学论著全部是以客观、真实的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写作基础的，只有这样，才有阅读的价值，达到博古通今的目的。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文学研究和文学史料的价值不相上下，缺一不可。古代文学研究者们应当把文学史料帮为重要参考，与实际相结合，再介入个人偏爱和侧重，形成相互学习，相互支持，相互尊重的局面，打破文学壁垒，为人们提供源源不尽的精神食粮。 作者:高媛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传媒现代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主要受到西方影响、社会变革以及媒体三个因素的约束，这三种因素相互作用、关联促成了现代文学的诞生、发展。本文主要论述了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现代文学的文学特质。中国现代文学是在社会革命的环境推动下所诞生的一种不同于古典文学的新的文学形式，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并不是文学发展的现代化必然进程，而是社会发展变迁对文学的需求。 一、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相互关系 “现代”是一个对于时间的定义，当前学术界对于“现代”的分类多样化，本文的论述则是以“传统分类”的角度，将“现代”的时间定义为1917-1949年。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环境巨变，促使了文学变革。中国现代文学几乎是与现代媒体同时出现的，甚至在最初的社会环境中，新文学等同于新媒体，但真正要深入去探讨的问题在于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传媒是文学的载体 文学的表现形式是文字，文字往往又依托于具象的载体进行表现，在中国古代，文字的载体经过一系列的演变，从石头、竹简到纸张，这些具象的物体都可以被称为文学的载体。现代传媒是文学的重要载体，这是毋庸置疑的。但现代传媒并不是客观接受现代文学的载体，它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发展应该是相互的，甚至现代传媒是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的。现代传媒的主要形式为报刊、杂志，作为有形的物体，在有限的承载能力下，现代传媒对于现代文学就具备一定的筛选能力，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现代传媒的表达是极具社会目的性的，所选择的文学作品必然是能够反映现实、抨击现实的。这时媒体承载着作家的社会理想、文化追求、个人情感，或者说，作家的人生诉求、社会使命、情感世界，以物质化的方式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中，作家的写作不再是个人化的写作，作家的隐秘世界也随着载体的社会化而不再是个人的秘密。 （二）传媒是联络文学与受众的传递者 现代传媒的“传播”功能是毋庸置疑的，它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文章一旦在报刊和杂志上发表，就必然会被大量读者阅读、评鉴。现代传媒加速了现代文学的流通和传播，但同时也加强了读者对现代文学的选择性。现代文学能够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而社会现实也必然给予文学的发展一定的反作用力。现代报刊的销售情况、读者反映情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等都会成为作家创作时将要考虑的因素，而现代媒体，为了加强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往往会更倾向于邀请知名度高的作家，从而造成现代传媒对作家的多样性选择。现代媒体的“中介性”也是其传播功能下的一个隐形的表现，报刊媒体的中介性成为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主要动因，由于中国社会缺少沙龙文化，知识分子缺少参与文化活动的公共场所，因而几乎现代文学的每一家社团、每一个文学流派，无不与报刊密切联系在一起，即使如京派文人常常有下午茶一类的沙龙聚会，但他们真正发生文人间的联系，仍然需要报刊这个媒介。 （三）传媒构造了现代文学的语境 传媒能够将文学转换为一种影响力，它的本质是文化产物，是一种对文学的实物表现，但现代传媒实物的自身发展，又构建出了一种特有的文化语境，甚至报刊、杂志这些具象的物体也成为了一种文学的素材，而被放到许多现代文学作品的叙事语境中。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语境关联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传媒被社会大众广泛接纳，促使了一种基于报刊、杂志的新的文体形式出现，从而形成了新的语境。报刊、杂志均有一定的出版周期，均受到一定的篇幅限制，在有限的表达范围内，作家想要准确表达自身的思想与观念，就必须要在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进一步调整作品的叙事结构。二是现代传媒所形成的时代风尚，引导了市民社会的生活、艺术的观念变化，影响到整个社会审美意识的变异，这种文化氛围形成为文学的传媒语境。 二、现代传媒事业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特质 （一）现代性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文化积淀十分深厚，中国古典文学是一个系统的文学体系，无论是在文学的文化精神方面还是文体表现方面都十分成熟，其文学创作机制也是十分完善的，其本身并没有出现需要改革的地方。现代文学并不是在古典文学的基础上改革而形成的，它是根据现代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现代人们文化及精神需求转变而诞生的。但中国古典文学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我们只能说，中国古典文学在艺术技巧、审美经验上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影响，而中国现代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超越却是根本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对当下的社会环境的多元化表现，它改变了传统中国古典文学“自赏”“自怜”“自享”的创作心态，通过报刊、杂志放下“文学”高贵的身段，将其深入民间，传播至各个阶层。这种现代性是现代传媒视野中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是完全超越古典文学的。 （二）文学性 古典文学的文学性体现在其创作机制、文体表现形式以及思想表现上，古典文学对于精神层面的体现是专一的，它仅仅将高雅的称为文学、艺术，而对于“俗”的作品是不接纳的。但现代文学则是处于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学状态，更具有包容性。与此同时，在现代传媒视野中的现代文学还出现了较为显著的“雅俗转换”现象，形成一个关于“雅”和“俗”的综合辩证体系，形成一个综合整体。当现代传媒主要面向市民为主体的读者大众时，所有的文学都表现为面向市民的“通俗”文学。文学最终的受众产生了变化，这也是现代文学特质发生改变的重要原因。中国古典文学是服务于“贵族”的，它追求的是文化底蕴的体现，更重视艺术表现手法，将雅俗划分出了明显的界限，而现代文学是服务于社会大众的，更多的读者是“平民”，这也就使得现代文学必然朝向通俗的方向发展，模糊了雅俗界限，既沿袭了对文化底蕴的追求，同时也追求更加平实的描述手法。 （三）理性 周作人在阐述“五四”新文学时说：“古代的文学纯以感性为主，现代却加上了多少理性的调剂。”与古代物质文化条件下的理性相比，现代传播媒体支持下的理性是以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为主的现代科学理性。新的传播媒体和传播方式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从封闭保守的狭小圈子中走出来，获得了与“世界”进行直接对话的可能性。中国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理性”，让人们逐渐形成了以科学去认知世界的思维习惯，借助于现代媒体，他们能够接收到社会的各种信息，延展人的精神空间，丰富人们的思想。 三、结语 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是一种基于社会环境变革而产生的新文学形式。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是共生的，现代传媒促进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科学性以及文学性的系统化发展，而现代文学让现代传媒的影响力不断增加，从而有力促进文化运动的开展，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加入到思想启蒙的运动中，向民众传播更多的先进知识和文化，让读者了解社会、国家的大事。 作者：刘科均 单位：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文学研究论文:综合演化教育学与文学研究 【摘要】 本文简述了生物学现代综合演化论，探讨了社会综合演化论的基本观点。从社会综合演化论视角出发，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论证了其演化特性。 【关键词】 演化；现代综合演化论；社会综合演化论；教育学；文学 1生物综合演化论简述 现代综合演化论(也称现代综合进化论)的基本观点是:(1)种群(而非个体)是生物演化的基本单位。(2)基因突变为生物演化提供材料。(3)自然选择主导着演化的方向。基因突变是不定向的，但在自然选择过程中，不适应环境的基因类型不断地被淘汰掉，这就使得种群的基因频率向适应环境的方向演化。(4)隔离是物种形成的必要条件。此外我们认为物种所处环境多是渐变的，短期稳定，长期多为周期性变化。环境的稳定性需要稳定的基因遗传，突变所带来的变异往往不适应环境，多为有害性。环境的周期性变化和自然选择造就了物种螺旋式演化。 2社会综合演化论概述 拉兹洛认为，广义进化是一个“有序而连续的过程”［1］。达尔文进化论影响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社会是不断进步的，遵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法则。受现代综合演化论的启发，我们主张社会综合演化论(简称社会演化论)，其主要内容是:(1)社群(而非个人)是社会演化的基本单位。(2)社群中的变异和突变为社会演化提供原材料。(3)社会环境的选择性主导着社会演化的方向。(4)对某一特性的固着，是形成社会思潮流派的基本条件。(5)社会思潮往往是多种思潮并存，螺旋式周期性演变。 3综合演化论在教育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教育活动体现着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从综合演化论视角看，学科教学是以学科知识结构为基础，以教学环境为条件，引导学生在教学活动中掌握教学内容，而这“只是教学的表层价值和工具价值，过好的教学生活才是其深层价值和本体价值”［2］。教育者教学经验的积累和理论创新为教学活动提供了素材，社会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科技的进步)则促使课程和教学向适应社会变化的方向发展。这种演变特性要求我们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研究教育活动。例如，要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来研究教学艺术，“同时，教学艺术本身也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3］。教育学的理论研究也契合综合演化论的特征。如关于学习过程，巴甫洛夫、斯金纳、班杜拉等行为主义者认为，学习是有机体在一定条件下形成刺激与反应的联系，获得新的经验，这最终符合演化论“适者生存”的规律。苛勒、桑代克、布鲁纳、奥苏贝尔、加涅等认知派认为，学习是通过主动的内部信息加工活动形成新的认知结构的过程。这种过程跟基因组合形成新的基因链相似，都是主动构建新结构的过程。罗杰斯等人本主义者强调“学习者中心”，提倡学生的自由学习和意义学习。他们强调学习者学会学习和适应变化，体现了“有机体要适应环境”这一规律。建构主义是许多理论观点的统称，强调学习的主动建构性、社会互动性(在互动中学习)和情境性(在情境活动中学习)，重视内部要素和系统环境的影响，这些都跟基因与环境的关系类似。作为学习理论的变式，这四大理论在竞争中共存。另外，“每一种学习方式都具有自身特定的功能价值和适用范围”［4］，教学方式也是这样。例如，生成性教学是指“教师根据课堂中的互动状态及时地调整教学思路和教学行为的教学形态”［5］，这也符合“有机体要积极适应环境”的演化规律。教育学的理论发展也多是螺旋式演变的。例如，关于人的发展，遗传决定论的支持者有孟子、弗洛伊德、威尔逊、高尔顿、格赛尔、霍尔等，环境决定论的主张者则有荀子、洛克、华生等。古往今来，同一时期内总有学者过分强调遗传或环境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而在不同时期，跟以往理论相似的理论不断地被提了出来，这符合综合演化论中的“多种变异共存、周期性演变”的规律。我们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的发展是个人内在因素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类似于综合演化论中的“主体的自身变异和环境的选择作用相结合”的理论主张。 4综合演化论在文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也体现在文学活动中。文学文本体现着作者的思想，作者思想和写作技巧的变化为其文学风格的演变提供了可能，而社会环境的变化影响着作家创作的方向。这都符合综合演化论的基本模式。文学流派的发展具有演变性。文学文本为文学流派演化提供材料，而社会环境主导着文学思潮演化的方向，同时期内多种思潮并存，长期多表现为螺旋式演化，社会环境的周期性变化使得文学思潮具有这种周期性特征。下面我们以中国现代诗歌为例，来谈谈文学领域里的演化现象。如同物种演化那样，诗歌的演变有其偶然性。“语言的使用本质上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6］。诗歌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其发展具有偶然性。敬文东教授认为“诗歌直面事境，……只是偶然的产物”［7］。事实上，中国新诗走过了一条螺旋式演变的道路，展现出综合演化论的特征。中国新诗具有现代性，但也遗传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基因。王泽龙教授曾从自然的意象、感物兴会的意象、意境化的意象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古代诗歌对现代诗歌的影响［8］。历时角度看，从奠基时期郭沫若的自由诗到拓展时期新月派的格律诗，再到戴望舒等人的自由诗，中国新诗在扬弃中逐步发展。共时角度看，中国新诗多呈现出浪漫派、写实派、现代派诗歌多种共存、一种居于主流的局面。何种流派居于主流，这主要取决于社会环境的选择。例如，关于诗歌杨四平教授曾指出“黑暗的时代可能产生光彩的讽刺”［9］。 5结论 生物学中的现代综合演化论强调了突变、选择和隔离在演化中的作用，据此提出的社会综合演化论，注重了对社群变异、社会环境的选择性、社会思潮的竞争合作共存性、社会螺旋式演变的研究。在此视角下本文简要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发现了其符合综合演化论的演变特性。 作者：武文刚 单位：济宁市兖州区实验高级中学 文学研究论文:时间意识与古代文学研究 摘要: 时间是与人类共生的哲学存在，时间意识也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内心的重要观念。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由于主体与时间意识之间构建的紧张对立，从而表现出动人的情感力量。这种抒情模式，在怀才不遇、送别、思念及追忆等几种文学母题中已经形成传统。这些母题下的很多古代文学经典，其艺术魅力皆得力于其对时间意识的运用和强调。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作品的深层意蕴。 关键词: 时间意识;文学经典;母题 时间意识和古代文学经典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课题。时间，是人类在漫长演进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意识。它的存在帮助人们界定了一切具有不停止的持续性和不可逆性的物质状态的各种变化过程。对于时间的感受和意识是人类共有的行动内驱力。它督促人们在自己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去创造人生价值，所以，时间又是悬在每个人头上的一把利剑。文学是人类艺术加工过的、并用于审美欣赏的精神产品。那什么样的作品能成为经典呢?真正能够打动人心并在人们的记忆中历久长存的作品，往往是最能给人以深刻印象并形成情感共鸣的东西，这样的作品也很容易在流传的过程中成为经典。童庆炳先生曾在论说文学经典的问题时谈到，构建文学经典的文本内部要素是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作品艺术价值上面，还必须考虑到某些文学经典写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的问题。就是说，某些作品被建构为文学经典，主要在于作品本身以真切的体验写出了属人的情感，这些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容易引起人的共鸣”［1］。纵观中国文学史，古代大量经典作品意义的生成，都与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时间意识正是上述童先生所说的一种“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2］693陆机在《文赋》中也说:“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3］1两位大文艺思想家的理论总结都谈到了时间与写作之间的关系。具体到文学作品艺术效果的达成，更是在人与时间的矛盾模式构建中实现的。总体来看，在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至少有怀才不遇、送别、思念及追忆等几种母题都与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下面我们分别加以分析。 一、怀才不遇 人作为主体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之中，只有在对世界的作用中才能体认自身的存在价值。就像谢林所说:“时间原本是内在智能的直观形式”，“它只是存在于我们之内”［4］173，而不是像实体的同时并存性(即空间)那样能在我们之外加以直观。是的，时间的有限性带来的压力是人自身给予的。同时，人又希望超越这种有限性从而以外在的事功实现自身价值的无限。由此，千百年来的有志之士皆为能够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而努力奋斗。但是，现实往往事与愿违。许多文人在现实的世界中只能遭遇残酷的冰冷，而怀才不遇自然成了他们热衷的主题。这类母题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无数经典。先来看一下唐代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这首短短22字的古诗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名篇，其艺术魅力正来自时空与人形成的紧张关系。“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两句，所凸显的不仅仅是作者被权贵排挤后的失落感，更重要的是身处盛唐，满怀雄心壮志的知识分子在时间催促之下的内心恐慌。中国古代自《左传》就有“立德、立功、立言”的所谓三不朽的理念，而这种意识在陈子昂内心激起了情感波澜。时光易逝的忧虑，让置身于无限辽远的时间概念中的作者变得无比渺小。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老实说，人是什么?试将地球置于无限黑暗的太空中，相形之下，它只不过是空中的一颗小沙，在它与另一小沙之间存在着一英里以上的空无。……在这万万年的时间之中，人的生命、其时间的延伸又算什么呢?只不过是秒针的一个小小的移动。”［5］3—4可见，人类是渺小的，而这种渺小感反过来又刺激作者，他必须努力在当世的短暂时间内建功立业以实现自己的不朽。如此，主观的有限性与客观无限性之间的对立造就了这首诗歌的主题。然而，这首诗歌表达的不是置身历史时空某一具体方位的个体的困境，而是千代、百代之下，一直到无限的未来的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难题。由此，这首诗歌就必然会变成经典。因为每当人们在仔细体味它时，虽然看到的是作品中的陈子昂，但联系到的是现实中的“我”，“我”的情感体验不自觉地已经参与了对作品的理解，这就产生了共鸣。陈子昂的这种由时间意识激发的对个体存在的思考，变成了整个中国古代文人志向的集中表达。我们可以就此话题在中国文学史上追溯一番，早在《庄子•盗跖》就曰: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瘐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6］1000这里只不过是庄子借盗跖之口对儒家立德以求不朽的思想进行嘲讽，表现出深沉的悲观。诚然，人类在将自身生命的有限性与外在时间引发的宇宙无限性的对比中，内心产生了深深的自卑，这足以将自身的灵魂抛向绝望的深渊。然而，人的伟大之处在于，面对绝望时，不是被动地接受现实而是努力实现精神上的超越。而这，正是中国古代立德立言以成名后世的传统之由来。面对这种与生俱来的“悲惨”命运，中国的文人一次次用文学发出了感天动地的呼号。这种情感，我们至少从屈原的《离骚》就能看到: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7］24屈原含冤被贬，他所焦虑的，正是因为自己远离朝政，功业难就。楚国君王受到奸邪蒙蔽，人民身陷重重危局。他敏锐地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之速，抒发了自己的满腔忠愤，产生了感人的艺术魅力。屈原这种由时间意识而产生的宇宙无穷感，使得个体的存在过于渺小。正是在这种大与小的对比中，人类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恐惧和失落之中。其后，在《古诗十九首》等大量作品中都有这种时序意识的表达。而到建安文学时期，这种时间意识在诗歌中的体现基本定型和成熟。建安文学以其慷慨悲凉的风格表现了一批身处历史风云际会中的文人所共有的英雄情怀。他们希望在历史的中乘风破浪，建立不世之功。这样，时间自然就成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曹操在其《短歌行》中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8］20这样一种情绪不仅在曹操周围的曹丕、曹植诗歌中，即使在当时的建安七子诗歌中都成为一个永恒的母题。降及魏晋南北朝，诗人们在经历中国最动荡也是最混乱的一段历史的同时，皆在不断传唱这一主题，而时间意识也成为文人在慨叹自己功业难就时势必会提到的一个最大的敌人。在唐诗中，更有大量的诗歌经典是借助于时间意识的描写从而达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中“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的慨叹，便是对人类在时间问题上所面临的普遍困惑的又一次重申。类似母题的的文学经典不胜枚举。萧驰先生曾言:“时间忧患本身正是社会现实忧患富于哲理意味的表达，是现实忧患向人生和宇宙意识的升华。”［9］241诚然，怀才不遇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子的普遍苦闷，而加剧和凸显这种苦闷的，正是光阴有限的时间意识。对时间的敏感和思考，不仅玉成了这类文学作品的情感表现力，而且增强了其思维的深刻性。 二、送别 农耕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深层根源，由此决定的是中国人普遍的安土重迁观念。正如古人所言，“多情自古伤离别”，自然地，送别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重要母题。每当亲朋由于种种原因要与我们分别的时候，总会有强烈的情感被激发，因此就产生了大量的抒情性作品。这些作品中，时间意识对抒情效果的达成，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江淹在《别赋》中言:“日下壁而沉彩，月上轩而飞光。”［10］238这两句看似写景的话，其实正好提示了时间。临近离别，无论是送人者还是远行者都会在主观的情绪上产生一种紧张。而日月这种极具时间意义的意象的出现，凸显了时间的存在，送者和行者的情感正因时间意识的驱使而被逼迫出来。说到送别，柳永的《雨霖铃》不可不提，它也典型地反映了时间意识对送别情感表达的巨大影响。其词曰: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11］88柳永这首描写离别的词作，历来为人称赏。作家细腻的心理描写和真挚的情感抒发都让人为之动容。整个作品意境的达成，皆有赖于对时间意识的强调。首句“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突出了离别时主人公的恋恋不舍。正因心怀留恋，所以送别的酒实难下咽，因此才有下文的“都门帐饮无绪”。但是“帐饮”本身所体现的也是一种时间意识。这种中国人离别时经常会有的宴饮活动，本是用来表达对远行者的深情，但在这首词作中却成了提示时间的重要表征。“帐饮”提醒了离别的临近，加剧了时间在主人公内心所造成的紧张情绪。然而，这一切还远没有结束，接下来的“兰舟催发”无疑是在这种人与时间的紧张对立之上加上的又一重魔咒。就是说，如果“帐饮”还只是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一种敏感意识的话，那“兰舟催发”就变成了外在因素对这种紧张感的确认和追加。由此，整个作品的紧张情绪达到了极致。这时，作者再写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诗句就非常自然而且易于打动人心。柳永的《雨霖铃》对时间意识的强调成就了送别文学的经典，它的写作模式和技法也被此后深受其影响的《西厢记》故事所继承。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里，同样最精彩也是最感人的是张生与莺莺离别的一段描写。在这一说唱文学经典中，对崔、张长亭送别的表现，几乎就是对《雨霖铃》送别意境的再次演绎。作者在描写崔张依依不舍、难解难分的同时，不断强调“仆人”的存在。而这位仆人每一次出现，皆是为了打破两人缠绵的意境，提示时间的存在。很明显，董解元在故意制造时间与主人公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整个作品中，外在环境(太阳的西落等)对时间进行了足够的暗示，仆人的出现又一次次加剧了这种紧张的情绪，最后又专门安排老夫人来促成了离别。所有这些，都是在努力建构主人公与时间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在这种紧张关系的一步步强调中，人物的情感也随之一步步加深，即离别在即，由离别的宴席到莺莺的嘱咐，再到最后狠心的红娘将莺莺扶上车。可以说，不如此，不足以体现崔张的情感之深，不足以也不能够真正地打动读者。其后王实甫的《西厢记》，同样沿用了这一经典的抒情模式。郑传寅先生在论及古代戏曲的时空观时，曾认为中国传统时间意识存在明显的对未来指向的忽略。他说:“以我为中心来把握时空的我国古人对未来似乎缺乏兴趣，这与西方人的时间意识是不太一样的。”［12］然而我们认为，在离人的眼中，时间的存在是最大的威胁。这一客观存在不会因为人的愁怨而有些许停留。所以，中国古代文学在处理送别母题时，经常就要凸显时间存在的紧张感。而这种紧张感，正是由时间的未来指向所引发的忧虑。所以在作品中或者会以太阳的西落作为提示，在戏剧或小说中则会安排旁观的第三者强调时间的存在，这样又构成了旁观者的漠然与主人公的深情之间的一重对比，从而达到了非常强烈的情绪感染力。相似的抒情模式，我们尚可在《古诗十九首》等文学经典中找到大量例证。这一经典抒情方式也成为了中国古代送别文学的一大传统。 三、相思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但由于种种原因，相爱的人却要相隔异地。由此，相思之情就必然成为中国古代抒情文学的重要母题。相思之作所以能打动读者，从而构筑整个作品流传千百年而不衰的感召力，时间意识的存在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看，相思母题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代描写游子思妇的一类作品中。或者说，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的闺怨诗抒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时间意识来完成的。先来看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的《闺怨》，诗曰: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13］1446这首历来脍炙人口的闺怨诗正是利用了时间意识在女主人公内心的变化来巧妙抒情的。诗歌先明言少妇“不知愁”，由此才会在初春时节精心打扮一番登楼赏春。然后，杨柳之色的变化并没有让她得到欣赏美景的精神愉悦，反而受到年华易逝的内心刺激。“杨柳色”所激荡起的正是女主人公的时间意识。它提示随着时间的迁逝，再美的景色都会凋残，这种时间的不可逆性和流逝之速令人不安。正是诗歌这种巧妙的构思使它成为历代称赏的名篇。同理，中国古代小说名著《红楼梦》中为人熟知、也是最能打动人的《葬花吟》，其感人效果的实现，主要也是得益于对时间意识的敏感把握。无论是黛玉“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岁闺中知有谁”“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的感叹，还是“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14］323—324的神伤，无不来自于时间意识在主人公内心造成的恐惧。以上两例都是因感受到时间之“快”而让人不安，从而使作品表现出动人的情感。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艺术绝不限于此，其他同类作品还有更加深刻而细腻的描写。人的情感是复杂的，而思念中的人对时间的体验更是敏感而纠结。通过这一角度的分析和阐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抒情主体复杂精微的情感波澜。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古诗十九首》。在这组诗歌中，我们经常看到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感受出现了既“快”又“慢”的现象，这可以说是时间意识与相思母题结合模式的升级版。其《行行重行行》言: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无复道，努力加餐饭。［15］105思念是一种痛苦的煎熬，游子身处远方，给家中的思妇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时间的流逝造成的紧张时序感，是主人公不能忍受的。首先，思念本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古诗词中经常看到主人公说日月难熬。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主体所感受到的时间应该是“慢”的。所以她说“思君令人老”。然而，与此同时，奇怪的情感也出现了。在“岁月忽已晚”一句中，分明又发现有一种心中一惊的感觉，所以他说“忽”。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时间于她而言似乎又过得太快了。那主人公到底是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呢?还是难以忍受的慢慢煎熬呢?其实，无论快慢，时间的存在，于她而言，都是一种痛苦。说时间过得慢，当然是因为苦苦期盼远人回归而不得的一种真切感受;而说时间过得快，则是因为担心时间的流逝带走了青春的容颜。在漫长的等待中，女主人公的容颜渐失光华，她实在难以抵挡时间的侵袭，难以为远人留住她最好最美的容颜。而这，恐怕又增添了她的愁绪，也更足以见她对远人的深情。前者在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一种心理时间，突出的是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感受;后者则更加侧重于实际的物理时间。心理时间和物理时间是共存于女主人公的内心的。在这样的一首作品中，女主人公思念的情感正是依靠内心想法与时间之间构成的这种看似矛盾的交互模式，使得简单朴实的语言之中饱含深情。作品深层意蕴的最终达成，正是借助于对时间意识的集中描写。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古诗十九首》何以会被评为“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16］45了。无独有偶，相似的例证，我们可以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中描写送别后莺莺思念张生的一节中看到。其描写莺莺内心曰:“年年的光景如梭，急煎煎的心绪如火。”［17］67此处，“年年的光景如梭”分明是莺莺意识到了时光易逝，岁月如梭。但是，“急煎煎的心绪如火”，正说明思念本是一种对人情感上巨大的煎熬。所以莺莺又觉得时间过得是很慢的。这样，莺莺同样是在这种对时间感受的快与慢的紧张对立中煎熬。而这，正是秉承了自《行行重行行》以来中国古典文学借时间意识而抒发相思之情的情感建构模式，从而使得作品达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然而要是这种事物在我们看来不是永久的，而是要毁灭的，那么我们就会产生这个念头:时间，这是无穷的奔流，这是吞噬一切的无底洞———这正是时间方面消极崇高的形式。”［18］53时间意识的存在让美好事物的存在总是过于短暂。而在这些抒情主人公那里，这种意识主要还在于对明天的明确意识，同时因这种意识而产生了对未来的恐惧和焦虑。作家们通过作品将这种焦虑传达给读者，从而引发在文学接受层面的再次焦虑。读者在焦虑和恐惧过后，所产生的就是一种崇高的审美享受。正是这样一个原理，许多作品通过时间意识的强调和重现获得了感染千古的共鸣，也使相思变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母题。 四、追忆 人与动物的重要差别在于，人是一种有情感、有记忆能力的动物。记忆是人脑对经验过的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它是进行思维、想象等高级心理活动的基础。［19］然而，对于有情人来说，记忆的存在是残酷的，因为它如悬在抒情主体头上的一把利剑，随时可能掉下来斫伤其灵魂。更有甚者，这种伤害不是一刀毙命的斩首，而是千刀万剐的凌迟。回忆与现实构建的对照关系，会将主体置于难以自拔的痛苦场中，让其灵魂经受长久的煎熬和挣扎。于是，这就产生了中国古典文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母题———追忆，亦即“回忆”。于此，我们可先就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略作分析。诗曰: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又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20］2060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首唐人诗歌，但是其诗意到底何在呢?我们发现，这首诗的题目叫做“江南逢李龟年”，这不难理解。作者为何在仅有四句的诗歌中，却有两句谈了自己曾经与李龟年的交往呢?他似乎只是一再强调，我和你(李龟年)曾经在岐王府上见过面，也在崔九那里见过你几次。但一首描写他乡遇故知的诗歌何以会成为文学经典呢?看来，要在这首看似平淡无奇的作品中读出味道，首先要搞清楚李龟年到底是个什么人。据《明皇杂录》载:天宝中，上命宫中女子数百人为梨园弟子，皆居宜春院北，上素晓音律，时有马仙期、李龟年、贺怀智，皆洞知律度。安禄山亦献白玉箫管数百事，皆陈于梨园。自是音响殆不类人间，而龟年特承恩遇。其后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景，常为人歌数阕，座上闻之，莫不掩泣罢酒。［21］27原来，李龟年是盛唐时非常著名的艺人，是最受唐玄宗宠信的乐工。而现在，在这个落花时节的江南，当他再一次见到李龟年的时候，时过境迁，李已经是风烛残年，流落在江南，靠在宴会上给人演唱为生。我们必须明确的是，作者实际上在这里回忆的并不只是李龟年其人，而是从李龟年的身上看到了当年唐王朝的繁华。更有，从李龟年的身上还看到了杜甫自己在安史之乱前后颠沛流离的改变。所以才会有最后一句“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感叹。如此来看，整个诗歌意境的达成和情感的表达，主要依靠的正是由追忆而造成的今昔对比。可以说，对过去时间的强调，很好地完成了整个诗歌情感的表达。对此，宇文所安先生曾有过非常精到的分析:这四行诗的诗意究竟在哪里?在说出的东西同这两个人正在感受和思考的东西之间是存在距离的，诗意不单在于唤起昔日的繁华，引起伤感，而且在于这种距离。让我把这一点阐述得更清楚一些:诗意不在于记忆的场景，不在于记忆它们的事实，甚至也不在于昔日同今日的对比。诗意在于这样一条途径，通过这条途径，语词把想象力的运动引导向前，也是在这条途径上，语词由于无力跟随想象力完成它们的运动，因而败退下来。这些特定的语词使失落的痛苦凝聚成形，可是又作出想要遮盖它们的模样。这些词句犹如一层轻纱而徒有遮盖的形式，实际上，它们反而更增强了在它们掩盖之下的东西的诱惑力。［22］5—6这首追忆式的诗歌，本身也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搜寻诗歌的建构材料。杜甫此处的回忆，亦即时光回放即是借李龟年这一特定人物开启的，而这种记忆的存在，让整首诗歌的丰富内涵和深层意蕴得以展开，而不仅是一首干巴巴的久别重逢之作。对往昔的怀念与今日的痛苦之间架构起时间的通道，由于两种时空场景的叠加，使得抒情主人公在对比中更强化了悲剧意识，以此来实现诗歌强烈情感的表达。这里所蕴含的深层意蕴，正好体现出中国人在时间意识方面的“非线性”结构。也就是说，古人的时间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空间认知的，正如赵奎英先生的研究所说:“中国古代时间观的总体倾向，由于它在四个空间方位上铺展开来，而不是在一条直线上永恒地延伸下去，也就不可能成为一去不复返的“时间之箭”，而是不断地返回原点的、具有可逆性的、追求对称和稳定的封闭圆环。”［23］我们部分同意赵先生的观点，然而，正是这种对时间周而复始的认识，才让中国人在文学中表现出自身命运与历史经验之间的相似性，从而将历史的阴影笼罩于当下的处境，从而形成对比。这便使得诗歌中的抒情脱离了一时一地的个人抒情，从而染上了历史的沧桑。诗歌也进而更具有感人力量，进而穿越时空隧道，打动不同时代的读者。这种范例，在我们的古代文学经典中很常见。如大量的咏史怀古及弃妇诗的描写。当然，这一方面的时间意识显得就有些宽泛了。然而，究其根本，这种与历史经验的有意识对比，还是来源于对自身命运的焦虑。而这种焦虑，却来源于对时间的“线性”结构的认知和意识。 五、余论 时间是人类在世界上生存无法逃避的监视者，它无情、无欲，不会因为任何人的主观意愿而变快、变慢，正如海德格尔所言:“随着其世界的实际展开状态，自然也一道对此在揭示开来。在被抛境况中，此在委身于日夜交替。日以其光明给予可能的视;夜剥夺这视。此在寻视操劳着期备视的可能性，此在从其白日的工作领会自己;如此期备着领会着，此在借‘而后天将明之时’给予自己时间。什么在最迫近的周围世界中与天明有着因缘联系呢?———日出;操劳所及的‘而后’就从这日出来定期。而后日出之时，便到作……之时了。”［5］466从古到今，时间在人类心灵上留下的痕迹是相同的，人类的感情和情志也在时间的磨砺中不断成长。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共同的对于时间的感悟，才导致了我们在读古人的文学经典时能够切身体会其中包含的时间意识，而在这种阅读的情感参与中，才真正成就了这些文学经典的永恒价值。我们此处所说的经典，不仅有阅读古人优秀作品并对其精神价值的把握，从而推崇和传承其文化精神，同时也包括当下及将来的阅读者对古代文学经典作品的阅读和阐释。正是由于具有了相似的对时间的感悟，才有了这些古代文学经典的备受推崇和不朽价值。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的文学经典中，以上所举的几类作品往往并不是单一情感的流露，很可能是两种或者两种以上母题和情感的结合体。也就是说，如一首诗，诗人们往往是借怀古而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上引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即是这样。然而，明显的是，这些情感的凸显都和时间意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因为有了主体对时间的自觉意识及由此而来的情绪紧张，才构成了作品独特的情感魅力，唤起读者内心的共鸣，最终达到了感人的效果。 总之，时间意识的存在，参与了中国古代大量的经典作品抒情的达成。这种意识，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对时间线性认知的强调，同时又表现出对时间“非线性”认知的感受。时间意识的问题，当然也不是成就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唯一因素，但它却应该能够成为现代人解读古典文学作品的一个视角。 作者：李晓敏 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文学研究的涵义 一、“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内涵 严格意义上讲，“民国热”是一种大众文化潮流，不是学术研究。但客观上，这种大众文化潮流催生了“民国文学”研究的理性回归。“民国热”的出现，让人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段历史。这段历史以前的标签是“旧中国”、“军阀统治”、“落后与愚昧的代名词”，这些关键词是我们多年形成的“历史体验”性认识。但是随着我们阅读了唐德刚的《袁氏当国》、余世存的《非常道》、张鸣的《历史的坏脾气》等历史文化著作后，发现了一些历史鲜活的细节和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民国”这个离我们最近的历史时段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激发起了解、阅读、研究的趣味。一些具有“民国见证人”味道的作品的出现，也让人们走近了“民国”这个“敏感”的历史“禁区”。如陶菊隐的《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大上海的孤岛岁月》、《记者生活三十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傅国涌的《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杨天石的《找寻真实的：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真相》，智效民的《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八位大学校长》，邵建的《瞧，这人》（新版改为《胡适的前半生》）等，这些作品撕开了民国历史的面纱，“制造”了许多鲜活的“民国话题”，让我们似乎触及到了“真实”的历史脉搏。何兆武、李辉、孙郁等学者的民国历史文化散文、随笔等，更让人们以一种反思性的姿态面对这一历史阶段。在反思中比照今天的某种不足，激起知识分子的某种追问和思考。关于民国历史文化的这些研究、书写，看上去似乎触摸到了历史真实，实际上还是大众文化的流俗，还是“民国掌故”的演绎，“民国百态”的展露。面对这些民国文化的研究与书写，我们的“民国文学”研究又该如何？我们的研究不能流于“猎奇”与“热闹”，而是应该进入民国的细部，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当中，反观我们的“民国文学”。这就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如何回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倡导回到民国历史文化语境之中，但关键是如何回的问题，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一个关键词“民国性”。“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语境的一个基本特性，我们一切的研究都离不开这个特性。 譬如，今天研究鲁迅，很多时候都基于一个基本的习惯性认识，认为当时社会是黑暗的，是没有人权的，是充满暴力的，是封建的。事实果真如此吗？仔细研读民国社会历史，发现民国并不是像我们认识的那样，鲁迅对民国的宪政理想还是抱有希望的，所以才有先生的那种“坦荡”的行为。此例说明，我们只有真正了解了民国真实的历史文化，才能在民国文学的研究中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我们的研究才有价值和意义。关于宪政理想与民国文学，《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发表了一组笔谈《宪政与法制视野中的民国文学》。编者按中说：“民国时期的政治专制与社会动乱同它的文学成就相比较，形成鲜明的反差，这里存在一种宪政理想与政治现实的矛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近代以来已经深入人心的现代政治理念，宪政对知识分子的精神鼓舞和对统治者的某种抗拒都不容忽视。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为现代文学艰难地开辟了生存空间，其中的启迪值得我们深思。”民国时代的矛盾、困苦和艰难是不争的事实，但“也是在禁锢挤压的生存现实中，鲁迅、胡适、茅盾、巴金、曹禺、胡风等一大批现代知识分子不屈抗争，以‘魔罗诗力’的意志、普鲁米修斯的勇气，以对现代政治与法律文化‘空隙’的敏锐把握，努力撑开了一片崭新的写作天地。”“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品格。这既是我们坚持学理依据的“守正创新”，也是对民国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变迁重新审视的结果。我们研究民国文学，必须借鉴现代文学研究的得失。现代文学研究强调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而忽略了文学的历史性生成。我们应该反思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价值思维方式和具体的学术研究理念，通过对“现代性”的反思来激活民国文学研究。 二、“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视域 民国文学的研究虽然在近年来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但如果要从学理性上来讲，还得有一个理论视域，这样的研究才能得到合法性认同。民国文学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民国文学史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都需要理论的支撑。缺乏理论视域的民国文学研究很难得到深化和推进。当前的民国文学研究如何与“民国气氛”、“民国语境”、“民国范儿”有效地结合起来，需要有一种理论维度来拓广。这个理论的基础和关键词就是“民国性”，我们的研究只有建立在“民国性”这个最为根本的基础之上，才能扎实有效地推进民国文学的研究。应当承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比以前宽广多了，学术空间也比以前大了，在这种多元化的学术研究过程中，民国文学的研究视角应运而生。一批有着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章和著作涌现出来，令人欣慰。但总体来说，这些研究往往还停留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和思维模式之中，真正关注民国文学“民国性”品格的意识不强，导致了只是把中国现代文学换成了“民国文学”这个说法而已。因此，必须指出，民国文学的研究旨趣并不在概念、范畴的转换，它的研究落脚点应该是“民国性”品格的确证。民国文学研究的另一个理论场域应该是民国文学史。近年来有关民国文学史的研究著作和文章也比较多，代表性的著作有魏朝勇的《民国时期文学的政治想象》，汤溢泽、廖广莉合著的《民国文学史研究》，张堂会的《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与现代文学书写》，李怡、布小继的《民国经济与现代文学》，以及李怡主编的在大陆和台湾出版的两套丛书；代表性的文章有李怡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张桃洲的《意义与限度———作为文学史视野的“民国文学”》，王学东的《“民国文学”的理论维度及其文学史编写》，刘勇、张弛的《文学史的时间意义———兼论“民国文学史”概念的若干问题》，秦弓的《现代文学的历史还原与民国史视角》、《三论现代文学与民国史视角》等。这些著作和文章从史的角度对民国文学进行了展开和阐释，是对民国文学生态的还原。这种“‘民国生态’的还原，从根上触动现代文学真正的民国政治意识形态内涵，因此就可剥开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多重纠缠的问题。”这对于我们理解和解读延安红色文学、解放区文学，乃至左翼文学都有很大的帮助。甚至被中国现代文学遮蔽了的一些文学现象、文学期刊、文学作品、文学流派、区域文学等都可以在民国概念中得以重生，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 这种中国现代文学的“民国生态”还原，既是文学本身的回归，也是文学史的回归，同时具有明显的“民国性”印迹，是一种理性的回归。为了能够从理论上支撑民国文学的研究，李怡先生提出了“民国机制”这一重要的范式。他认为：“民国机制就是从清王朝覆灭开始，在新的社会体制下，逐步形成的，推动社会文化与文学发展的诸种社会力量的综合，这里有社会政治的结构性因素，有民国经济方式的保证与限制，也有民国社会的文化环境的围合，甚至还包括民国社会所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导向，它们共同作用，彼此配合，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包括它的优长，也牵连着它的局限和问题。”李怡还说：“对于民国时期文学值得挖掘和剖析的‘民国性’，我称之为‘文学的民国机制’”。李先生注意到了文学的“民国性”问题，提出了“文学的民国机制”。这就给民国文学研究赋予了理论品格，让民国文学研究获得了自己的研究范式。此外，张中良先生提出了民国文学研究的“民国史视角”。这种“民国史视角”有着中国现代文学无法逾越的优势，它可以直抵文学本身，还文学史以本来面貌。“以‘民国’来命名文学史，是一个更能深入‘真相’的文学思考。”张先生试图在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研究民国文学的发生发展、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的内涵，以及多元化的文化格局，解蔽正面战场文学、民族主义文学思潮，让这些文学存在得到真实的反映和准确的评价。张先生的“民国史视角”实际上也是基于“民国性”而提出的一种理论视域。 三、“民国性”能激活历史与文学的关联性，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 历史与文学从来就是分不开的。研究文学离不开历史，离不开文学发生的历史环境。当然，研究民国文学，也离不开民国时期的历史文化环境。我们只有深入到了民国历史文化的细部，才能真正理解民国时期的文学，也才能有效地解读和阐释民国文学。民国历史的底色就是“民国性”，我们只有对民国历史的“民国性”加以准确把握，才能激活民国文化语境中的民国文学。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也就是如何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首先，我们必须返回到民国社会历史的具体场景之中。这种返回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回到历史中去，而是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历史细节，最大限度地贴近历史真实。正如陈国恩先生所言：“这不是说研究民国文学应该按照三民主义的思想来进行，相反，我们应该超越三民主义，站在更高的历史点上来对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出评判。”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民国文学框架下研究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可能得出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结论。正如秦弓先生所言：“乍看起来，民国史与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大致重合，似乎没有给予特别关注的必要。然而，当我们仅仅以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视角来考察鲁迅时，一些在民国史视角看来成为问题的问题就无法获得清晰的认识，甚至完全被遮蔽掉”。还有对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因为它赋予民国文学起点的意义，所以可能评价更高。其实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强调辛亥革命的局限性，就是为了给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发生寻找更为合理可靠的理由。这就说明，我们要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民国性”问题的把握就显得至关重要。“民国立场”、“民国姿态”这种带有“民国性”符码的研究趋向，是开掘民国文学研究的有效性策略。其次，我们要充分返回作家的精神世界，发掘其创作的机能，将“文学的内部”和“文学的外部”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以前读鲁迅的小说《药》，认为小说表达了作者对辛亥革命换汤不换药的失望。但事实上，鲁迅先生对“五四”启蒙先驱是充满希望的。他说：“中山先生逝世后无论几周年，本用不着什么纪念文章。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谁有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可见，鲁迅对民国是满怀希望的，只是对那些有意破坏民国者们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这种历史与文学关联性的建构，既有利于我们对文学文本的准确理解和判断，又凸显了这一历史阶段的根本特性“民国性”。我们要研究抗日根据地内孙犁的小说创作，就必须了解白洋淀的经济、文化状况，了解那个时期白洋淀的家庭、婚姻与乡土秩序。只有深入了解了白洋淀的“民国性”，我们才能破解“与孙犁的矛盾”。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充分尊重民国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现代文学研究或许能够获得一次新的生机”。 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习惯于“现代性”话语系统，而缺乏主体意识，缺乏回到历史细部，缺乏学科的自我研究体系、概念、范式的建构。我们如果能够跳出“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回到民国历史的现场，就会发现很多被遮蔽了的历史事实，诸如民国时期的文学与经济的关系、文学与法制的关系等，这对我们理解像茅盾的《子夜》这样的作品很有帮助。再比如1920年代，鲁迅起诉教育部事件。鲁迅为什么敢起诉教育部？这背后有何历史因由？还有1930年代，胡适、罗隆基等人的《新月》杂志抗争事件，这个事件背后的民国历史生态究竟是怎样的？值得深思。发掘历史细节，在新的历史架构中展现文学发展自己的逻辑，将中国现代文学中被遮蔽的内容敞开，一些新的、鲜活的研究命题将会不断涌现，这有利于反思、反观今天的学术研究，推动自我批判和自我认识。把民国的历史细节和文学自身关联起来，我们将会有一系列的新的洞见，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总之，“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与民国文学得以展开的一个根本和基础。研究民国文学离不开民国历史文化，民国文学是在民国历史文化的场域中显现的。我们只有把握住了民国文学的“民国性”特质，才能真正叩启民国文学研究的大门，才能解蔽民国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民国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内涵，以及民族主义文学思潮。 作者：韩伟 单位：甘肃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研究性教学与应用型人才培养 一、推广研究性教学对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意义 虽然社会对大学生培养提出了创新性的要求，但在校大学生的基本现状，却令人堪忧，其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迫切要求大学教师进行教学改革。目前大学生中存在的两种普遍的情况特别应引起重视：一种是涣散型，具体表现为无所事事、不看书、不学习、考试前突击复习甚至违反考试纪律。根源在于缺乏主动学习的意识，中学时被迫于题海战术、应试学习的学生，内心已对学习产生了厌倦，大学时如果没有老师严格督管，很容易无所适从，缺乏独立学习、主动探究的意识和能力，如果大学的教学、考核体制僵化死板、只是背书———做题的模式，更会让他们失去兴趣，不能领悟到学习的真谛；一种是很认真、很用功，但是只会背笔记、背教材，虽然答卷和笔记、教材几乎一字不差，但缺乏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试想，无所事事地度过大学时代，毕业时腹内空空，又有什么知识和能力去胜任工作呢？如果大学里照本宣科、只会背教材、背笔记，工作之后照旧这样教孩子们，又培养出一批“学习、考试机器”，这样陈陈相因，只能形成教育培养的恶性循环，压抑了创造性，也不能适应社会和时代对人才的需求。地方高校是承载大众化背景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体，改革和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既是地方高校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有效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关键。基于在校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改变旧有的教学模式，推进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独立思考、自主学习能力的研究性教学势在必行。 二、如何推行研究性教学 （一）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研究性教学的理念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处于引导者的地位，学生则是学习活动的主体。要改变学生在长期应试教育中已形成了的一定的被动学习习惯，教师就要改变传统的满堂灌、填鸭式的单调的教学方式，不能一味地以教师为中心，一上课，教师便沿着自己的思路和准备的教学内容开讲，学生只是聆听和埋头记笔记，一味跟着教师的思路，然后课后背诵，这样只能压抑学生的自主性和创新性，与现代教育理念相违背。“现代教育认为，知识的学习不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认识科学本质、训练思维能力、掌握学习方法的手段，在教学中强调的是‘发现’知识的过程，强调的是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形成探究的精神。”所以，在教学中要强调学生的能力培养，注重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学习过程，主动地去阅读、思考、探究，能提出问题、形成研讨，并逐渐增强分析问题的能力。教师转变了课堂的中心角色意识后，要明确引导的作用和怎样引导。实际上，改变固有的教学模式，发挥引导的作用，看起来讲得似乎少了，却要付出更多的心血。教师要琢磨每次课引领学生的教学目标是什么，怎样驾驭课堂、怎样引导学生思考、讨论，又怎样总结升华，这需要既站在学生的角度换位思考、巧妙设计教学环节、激发学生兴趣，又需要提升自己的学养积累和科研能力，不断开拓自己的创新精神，才能引导学生徜徉在知识的海洋，学有所得、学有所乐。 （二）自主性、研讨式的教学方法 现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是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的重要基础课程，现代文学教学也应把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的创新能力作为教学目标，改变“教学局限于教书，教书局限于课程，课程局限于课堂，课堂局限于讲授，讲授局限于教材”的传统教学方法，以学生为学习的主体，运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增强学生的文学感受力、审美鉴赏力、文本研究与分析的能力。首先要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引导学生走进作品中，走进作家的心灵深处，用鲜活灵动的审美感受来细读文本，和作家作品产生灵魂的交流与碰撞，才能真正走进文学所营造的艺术世界中去。很多学生毕业时连基本的名家名作都没有阅读过，这是中文专业学生的很大遗憾和知识欠缺，所以，主动阅读、带着兴趣阅读、带着思考阅读，是教师引领学生学习的第一步。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当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终日埋首于清华图书馆，如饥似渴地认真阅读，一边读一边做摘录，写下感受和启发，积累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为他后来成为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奠定了深厚的学养基础。教师若能指引学生钟爱读书，甚至把读书作为保持终身的爱好和习惯，无疑会使学生受益一生，并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学生对读书产生了浓厚兴趣之后，教师还要引领他们学会思考、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正如法国文化教育学家斯普朗格所言，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一直到精神生活运动的根。对文学作品有了初步的文学感受只是理解作品的前提和基础，要对作品有更深入的思考，还需要理论的支撑和提升。中文专业的在校大学生对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理论的掌握是必备的学养基础，一定要与文本细读结合起来，才能做出独到、深入的阐释。在课下引领学生做充足的文本阅读与理论学习的前提下，在课堂上的引导也很关键。教师可采用组织学生发言、研讨、辩论、归纳总结等形式，充分调动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积极性。可在课前预习中设几个小专题，预先由学生分组讨论，然后每组派代表上台发言，既加强了学生间的团队意识、组织协调能力，又练习了口头表达、语言组织、独立思考能力；还可组织课堂讨论，甚至针对不同的观点展开辩论，学生会被激发起强烈的问题意识，积极思考、踊跃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思想碰撞的火花中，大家集思广益、互相促进提高。比如，在讨论中，同学们通过对周朴园性格的分析及对他和侍萍之间情感的探讨，加深了对这一人物在人性方面的理解；通过对张爱玲《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作品的细读与阐释，走进这位颇富才情的女作家的内心世界；通过对萧红《小城三月》中翠姨悲剧命运和矛盾性格的所思所感，更深入地理解萧红创作的女性视角和女性生命体验……当然，灵活多样、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绝不意味着教师的担子轻了，相反，教师要有高超的课堂驾驭能力，引领学生积极思考并能不偏离课堂教学目标，使课堂气氛既活跃又不松散，并能及时总结，把自己的学术研究积累和学术界相关的前沿成果梳理归纳后介绍给学生，让他们在学界大师的研究中捕捉到最新的学术信息。在积极高效的课堂教学之后，还要再做好课下学习的延展。做好课程网站是将课程学习进一步丰富并可和学生在课下继续交流、互动的很好方式。在课程网站中，教师可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学生分享，学生可将自己的学习心得和文学创作在网站上展示，师生交流评析；还可设置在线答疑，及时解答学生的问题，鼓励促进学生在课后继续主动学习，拓宽知识面、拓深知识层次。另外，可以布置学生写小论文，让学生在写作中提高研究意识；还可结合中文专业的特色，引领学生由阅读文学作品到创作文学作品，让学生在散文、诗歌、小说的写作中进一步领悟文学创作的规律、方法、内涵；至于一些生动有趣的文学活动，如配乐诗朗诵、话剧舞台表演等等，更能增加学生对文学的爱好，也可增强审美、表达等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 （三）注重能力培养、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 传统的课程考核方式往往采取闭卷考试的方式，出一些固定的填空、名词解释、简答、论述等题型，学生按背熟的答案答题，限制了学生的思维，不能真正考察出学生的能力和水平。研究性教学改革推行以考查学生实际能力为目标的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在考试环节方面，采取平时课堂发言、课程小论文、文学创作各占一定的百分比，期末试卷以论述、写作题为主的方式，让学生摒弃背诵固定的答案的复习模式。文学是人学，对作品和人物的理解本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如“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比如说老舍的名作《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形象，当我们用一般的女性文化视角来观照这一形象时，可发现虎妞这一形象的塑造不仅展现了老舍对妇女地位的思考，也透视了老舍在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交织渗透下的女性观。但老舍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创作首先要遵循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必须忠于生活，严格地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这又使老舍对虎妞这一人物的描写在较大程度上冲破了他那种过分传统的女性观，而能从生活的实际出发，写出一个有着奇特的身世背景和生活经历，原本也不属于那种有教养的上流社会，并且最终也沦落到生活底层的女人的悲惨的一生。这就使虎妞这一形象的表层意义与其深层意义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从而赋予这一人物以更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因此，如果仅仅把虎妞看成是一个老、丑、泼辣、厉害的“坏女人”，那就根本未曾理解到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及其性格的复杂构成，实际上只停留在对这个人物极为表层的理解之上。已经有多位学者指出：过去学术界对虎妞形象的认识长期以来止于其言语和行为的直率与粗俗之上，而未能触及其人生的深层与整体。正因为这样，我们有必要对虎妞这一形象作出更符合文本实际的新的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有一名流行的名言：“说不尽的阿Q！”这说明一部伟大的、经典的作品，其思想内涵是丰富多元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并且具有不断地被人们作出新的阐释的意义空间。所以对文学的理解应是多角度、深层次、多向度的，如果对作品的创作特色、形象分析千人一面，那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就成为枯燥乏味且单调无趣的照本宣科，这样即使答卷是满分，对学生的能力培养而言也没有多少意义。如果考核侧重于思考和研究，学生可写下自己对作家作品独立、深入的理解，那么复习就不再是机械的记忆和沉重的负担，而成为了快乐的、主动的学习过程，同时也可考察出学生的分析研究能力和平时的学养积累。 可以说，无论课前的主动阅读预习、课堂中的积极参与思考、课下的第二课堂的开拓、还有考核形式的改革，都贯穿着以学生为学习主体、提高学生创新学习能力的理念，都凝聚着教师的悉心指导、用心引领，主旨都是为了培养出符合时代和社会需求的有用之才。 作者：傅晓燕 单位：山东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检讨 一、学术范式与主要成果 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是以家族为视角探讨“文学的家族”与“家族的文学”的历史发展、家族个性、家学本质和社会地位的文学研究。其学术范式或者以文化为本位，或者以文学为本位。前者立足于家族文化的整体性研究，文学世家是家族文化研究有机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后者立足于文学世家的特定性研究，家族文化作为文学世家的重要背景而受到重视和研究。两种学术范式各有侧重，各有特点，但都强调“家学”独特性的择微，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并没有优劣之分。不过就文学学科的属性来说，采用以文学为本位的学术范式更为切合古代文学研究自身的特征和要求。文学世家研究是基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西化”反思和学术创新需求的结果，体现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本土话语回归和学术范式创新。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果，从以个案研究为主走向以朝代为主、区域为主和专题为主的多样化研究。以汉族文学世家研究为主体，也有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的研究。 1.个案性研究成果 文学世家的个案研究成果最多，主要集中在六朝、宋代和明清三个时段上。六朝的个案研究，主要聚焦于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兰陵萧氏，琅琊颜氏，东海徐氏等。其中陈郡谢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有程章灿《陈郡阳夏谢氏：六朝文学士族之个案研究》、丁福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周昌梅博士论文《六朝陈郡谢氏家族文学研究》等论著。宋代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昭德晁氏，东莱吕氏，临川王氏，鄱阳洪氏，墨庄刘氏，眉山苏氏，浙东高氏，四明史氏等。其中昭德晁氏文学世家研究最显著，有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何新所《昭德晁氏家族研究》、李朝军博士论文《宋代晁氏家族文学研究》、滕春红博士论文《北宋晁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等论著。明清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吴江沈氏、叶氏，常熟翁氏、冯氏，海宁查氏，三山叶氏，滨州杜氏，临朐冯氏等。其中吴江沈氏和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前者有李真瑜《明清吴江沈氏文学世家论考》、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等著作，后者有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朱萸《明清文学群落：吴江叶氏午梦堂》等著作。个案研究以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较有代表性，该著未停留在家族血脉关系、家族文化和作家作品的简单梳理上，而是注重从家法意识、家族成员主观性和后天因素不确定性等方面来探讨世家文学发展的继承性与变异性，同时又重视家族成员文学创作的分析来探讨世家文学的典型性及与时代的联动性，对“个体—家族—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研究有着较为自觉的意识。 2.断代性研究成果 此指对某个朝代的文学世家作整体的断代研究，以六朝和宋代的研究较突出。前者有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周淑舫《南朝家族文化探微》论著，后者有《宋代文学家庭》、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刘学《词人家庭与宋词传承》等论著。其中，对宋代的研究较突出，王著对宋代二代至十代以上的文学世家都作了梳理，有较强的资料性；两部张氏著作都注重从宋代的时代变迁、地域文化、政治党争、科举制度和家学意识等方面来探讨，基本上揭示了宋代文学世家发展的时代特征；刘著则重典型文体与典型家庭关系研究，令人耳目一新。 3.区域性研究成果 此指以某个地域为主的文学世家研究，其中江南地区是最突出的区域，时间跨越六朝至清代。主要成果有朱丽霞《清代松江府望族与文学研究》、凌郁之《苏州文化世家与清代文学》、邢蕊杰博士论文《清代阳羡文化家族文学活动研究》、顾世宝博士论文《元代江南文学家族研究》等论著。由梅新林、陈玉兰主编的《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已于2010年陆续出版，计划出书50种，其中有不少是江南文学世家研究的成果。此外，中原、关中、河东、山东、江西、广西等地文学世家也受到一定关注，有相关文章发表。区域性研究普遍存在对文学世家的地域性特征揭示不够的缺憾，往往是某一区域内文学世家个案的“组合体”。 4.专题性研究成果 此指围绕某个专题内容对文学世家进行研究，包括政治、经济、科举、出版等专题，都有相关文章发表。其中，女性专题研究最突出，一些论著往往会涉及到，如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都设有专章来论述世家女性的文学意识和文学创作。此外，还有一些单篇论文，如陈水云、王茁《文学女性从闺内到闺外———以山阴祁氏家族女性文学群体为例》等。徐雁平编著的《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广涉资料，对清代文学世家姻亲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是专题研究中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以上主要是汉族文学世家的研究情况，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研究也开始涉及。如刘达科《金元耶律氏文学世家探论》、杨镰《元代江浙双语文学家族研究》、陈友康《古代少数民族的家族文学现象》、李小凤《回族文学家族述略》、王德明《清代壮族文人文学家族的特点及其意义》等。 二、学术检讨与未来前瞻 经过三十余年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无论是涉及的家族数量，还是家族时空分布的广泛性，古代文学世家研究都取得极为突出的成就，呈繁荣之势。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检讨和反思的地方。 一是重个案研究轻系统考察。个案研究取得了可喜成就，并且有些家族还是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典型者如六朝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和颜氏，宋代昭德晁氏和东莱吕氏，明清吴江沈氏和叶氏等都有多部研究论著或博士论文。但对特定区域、特定时代或通代文学世家的系统研究则较少。个案研究固然是基础，但只重个案而轻整体，往往会挂一漏万，见木不见林，且易造成研究模式化和雷同化。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和梅新林《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等在系统考察上具有开拓性意义，前两部论著重横切面的系统研究，紧密联系时代社会、地域文化来研究文学世家；后一篇长文重纵向性的系统研究，对中国文学世家的“经学—文学世家”、“门阀—文学世家”、“科宦—文学世家”前后相承的三重形态进行了提纲挈领的历史还原，气势宏阔而又鞭辟入里。 二是重南方家族轻北方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所涉及的家族绝大部分是以江南为中心的南方地区，特别是两晋南北朝和明清时期的文学世家研究更是如此。这与古代江南经济发达、人文荟萃和家族兴盛有着密切关系，因而易为研究者所关注。但北方同样也不缺文化望族，而且历史更为悠久，缺少北方家族的参与，对于完整的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来说是一个残缺，也不符合古代文学世家的实际情况。 三是重汉族家族轻少数民族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基本上集中在汉族文学世家当中，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研究只有廖廖几篇论文。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汉族大量的文学家族诗书传家外，也有许多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留名青史。只有把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也纳入到研究视野内才能真正完整地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世家，并且激发杨义所说的“边缘活力”的少数文学世家研究。 四是重作家梳理轻作品辨析。由于作家是文学世家的主体和核心，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当中，一般首先关注的是对家族中具有文学特性的成员进行梳理，由此构建起具有血缘关系的文学世家网络，而作品附属于作家分布在网络各个节点上。这一方面有利于快速建立起文学世家网络图，但另一方面也舍弃了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阅读和文意理解的文学本位研究。这种文学世家研究既偏离了回归文学本位的学术反思和要求，也不利于对家族作家及其文学的深入研究。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应该加强作品的考辨和分析，并坚守文学为本位的多元化研究。 五是重现象探讨轻理论归纳。由于只重作家梳理而缺乏作品考析，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只能对以作家活动为中心的文学现象进行探讨，简单地勾勒出文学世家成员血缘关系的网络图及其文学世家的表面性比较，而难以对文学世家传承的深层规律与外部影响、传承共性与个体变异、成员特性与家族共性等一系列文学现象作出理性描绘和区分，并作理论上的阐释和研究，从而影响文学世家的深层研究。同时又由于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的理论研究也相对滞后，学界虽然有所关注，但总体上还很欠缺，这也必然也影响到文学世家的深化研究。所以，无论是内在理论归纳还是外在理论指导，文学世家研究都显得缺乏而又迫切需要。 六是重家族封闭考察轻家族开放关注。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总体上来说是局限于家族内部考察，包括家族内部成员关系的梳理、家族作品的排列和文学世家现象的描绘等内容，而很少以开放态度和视角来考察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关系。这种封闭性的文学世家研究势必影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很难看出研究对象在特定局域或整体文学与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也势必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学术作用和社会效果。 鉴于以上的学术检讨，未来的文学世家研究在强调个案研究的同时也应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拓新和深化。其一，加强贯通性研究。贯通性研究包括时代贯通、地域贯通和民族贯通，时代贯通是对特定时代或通代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地域贯通是对特定区域或整个中国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民族贯通是对特定少数民族或所有少民族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其二，加强文学性研究。文学性研究包括文学世家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理解和文化分析。文学性研究的强化既可以深化作家主体意识、家族独特个性和文学传承基因等文学世家深层次内容的研究，也符合文学本位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需求。其三，加强理论性研究。理论来源于学术实践又指导学术实践，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对于文学世家的学术实践具有重要的学术指导作用和意义。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一方面要对个体、局域和整体的文学世家发展的内在规律、特定内质和发展动态作理性归纳和升华，以突显“文学的家族”和“家族的文学”的独特个性和整体共性；另一方面则要从哲学层面探讨文学世家的概念、内涵、范畴和研究方法等抽象的理论问题，从而更好地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其四，加强开放性研究。开放性研究就是要跳出封闭的家族内部，放眼于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同时在文学本位的基础上重视文学世家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哲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作者：曾礼军 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文学研究论文:论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趋势 作者：苏永前 单位：漳州师范学院 20世纪后期，受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冲击，西方思想界出现“人类学转向”的潮流，其影响在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从中国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史学、文学等研究领域也出现人类学转向趋势。不过，相比较史学而言，文学领域的转向目前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本文拟以近年来的几种个案为中心，就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作一考察。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人类学转向”并非当下文学研究的惟一趋势;在人类学转向之外，并不排除其他转向的存在。此外，文中论及的仅仅是上述转向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种个案，因篇幅所限，对其他与人类学转向有关的研究无法逐一论述。① 一、文学人类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重释 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艺学界，文学人类学是一支非常显著的力量，其麾下聚集了叶舒宪、萧兵等一批学者，他们立足于中国本土传统，以跨文化、跨学科的广阔视野对中国文学进行重新审视，在学界引发了广泛影响。中国文学人类学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作为西学的人类学，如何与中国本土的学术传统相对接，从而实现中国古典学术资源的现代性转化。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主要有两种范式，一种是诗文、小说评点，一种是训诂考据。20世纪初，受西学东渐的冲击，上述两种范式均面临挑战。就前者而言，由于主要建立在文学接受者的主观感悟之上，缺少系统性与理论自觉，因而在西学的冲击下难免式微。相对而言，在清代乾嘉时期臻于极盛的考据学则由于秉持“求实征信”的原则，因而体现出一定的科学性品格;在20世纪初，当以实证主义为主调的西方学术范式传播到中国时，便有了向现代性转化的可能。不过，传统考据学自身的局限也是非常突出的，正如有论者所言:“清代中后期不少治诸子的学者擅长文献考辨和文字训诂，但他们除了盯着文字文献之外，对民俗民风基本不屑一顾，对口头传说也不加采信，他们只满足于‘四部之学’而轻视‘四野之学’，这束缚了他们的胸襟，限制了他们的视野。”②此外，由于科举制的废除，旧式的读经教育被新兴的西式教育所取代，现代人的知识结构与传统的考据学也因此发生了断裂。当然，相对于乾嘉诸老而言，现代学者也自有其优势:“尽管从总体上看，乾嘉学者式的渊博和小学功力已经不可再得了，但是新时代的学人自有超越前贤的优越之处，那就是新材料、新视野和新方法。”③针对传统考据学的局限与今、古人知识结构上的断裂，叶舒宪、萧兵等学者一方面在古典文学的重释中增加了文化的维度，从宏观的文化背景中对种种文学现象作出解读;另一方面，又不断拓展证据的疆域，在20世纪初王国维所提出的以地下出土甲金文为主的“二重证据”之外，又增加了“第三重”和“第四重”证据，前者指广义的民族学资料，后者指考古出土的实物、图像，从而真正形成了一种跨文化的“人类学”视野。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些聚讼不已的难题，借助于“四重证据法”所提供的全新视角，便有了重新“破译”的可能。 二、文化诗学:回归文学的文化维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兴起了文化诗学，主要倡导者有童庆炳、李青春、顾祖钊、刘庆璋等学者。在文化诗学的发祥地北京师范大学，目前已推出“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渊源”、“文化与诗学”等系列丛书，此外还主编有《文化与诗学》辑刊。这种现象标志着中国文学研究在经历了短暂的“审美转向”之后，开始向文化维度自觉回归。关于文化诗学提出的原因，据童庆炳先生的表述，首先是出于中国当下的现实需要。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与消费时代的到来，人文理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侵蚀和消解。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从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审美批评，转向对文学所由发生的历史文化语境的把握和分析。①笔者以为，除上述原因外，中国文化诗学的崛起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即来自于人类学领域的影响。对世纪之交的中国文艺学界而言，如何在摆脱意识形态干预的同时，又能打破“内部研究”的褊狭，无疑是亟须解决的一个问题。而人类学的核心命题“文化”，正是走出这一困境的有效参照。因为“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概念，可以容纳比意识形态与审美判断更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从而还原文学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尽管国内文化诗学研究呈现出不同特色，不过，这一研究取向与文化人类学之间的种种契合仍然有迹可循。 第一，对于“文化”的理解。国内致力于文化诗学研究的学者也对“文化”的内涵进行了探讨。在《文化诗学是可能的》一文中，童庆炳将“文化”的定义归纳为三种:第一种是泰勒、马林诺夫斯基等所持的“广义的文化概念”;第二种是《现代汉语词典》等所界定的“狭义的文化概念”;第三种是卡西尔从符号学角度界定的文化概念。尽管作者认为“以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来审视文学是最为可取的”，却又对第三种概念进行了扩充:“按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文化的样式主要有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六类。我想还可以包括政治、哲学、伦理、道德、教育、民俗等。”②其实，这种经过泛化后的文化概念，与其说是卡西尔式的，不如说更接近于人类学。 第二，寻求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解释。李青春曾经谈到:“我们借用‘文化诗学’这个概念是为了倡导一种阐释方法。这种方法简单说来就是将阐释对象置于更大的文化学术系统之中进行考察。就古代文论(或古代诗学)而言，就是要将文论话语视为某种整体性文化观念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因此在考察其发生发展及基本特征时能够时时注意到整体性文化观念所起到的巨大作用。”③对于文化诗学的这种认识与格尔兹的解释人类学有异曲同工之处。而所谓文化诗学，正是试图对这些文学现象作出“深描”，以实现对特定历史、文化情境中作家、作品的深度理解。④ 第三，文学观念的起源研究。文化诗学不仅重视中国正统的儒家文化等精英传统对文学的形塑作用，而且深入到史前文化，对中国文学观念的生成作纵深考察。这种取向比较典型的是顾祖钊的研究。在《华夏原始文化与三元文学观念》一书中，作者深入到中国文学观念所由产生的华夏原始文化背景中，对中国文学理论中的一些基本范畴作了文化探源。比如对于“诗言志”的产生，作者先从古代巫术文化演变的角度，论证了《尚书•尧典》的真实性，进而联系当时的巫文化语境，确定“诗言志”的“志”并非“人的意志”，而是“天的意志”，从而对这一古老的诗学命题提供了新的解释。再如，作者通过跨文化比较，认为《易经》的爻辞之中有许多原始诗歌，可以说是《诗经》作品的源头。这种研究思路其实正是早期文化人类者的典型风格:“初期的民族学⑤研究，都是以‘原始’、‘简单’、‘无文字’的‘初民社会’为研究对象。那个时候，直至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前，民族学热衷于研究人类的起源、宗教的起源、法律的起源、婚姻的起源等。”①在具体的个案解析中，作者也援引了许多考古学与民族志资料并运用图腾、巫术等理论进行参证，体现出明显的人类学取向。#p#分页标题#e# 三、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借用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由汉民族文学研究的一枝独秀到少数族裔文学研究的广泛开展，本身便是对当下文学批评人类学转向的一种折射。作为汉民族“他者”的众多少数民族，其创作往往并非单纯的审美对象，而是作为族群历史记忆的载体代代相承，其中积淀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因而不断有研究者采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神话思维”、“文化功能”、“仪式”、“图腾”、“结构”成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频频出现的术语。 (一)人类学理论的引入 1.仪式理论 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来看，诸如民歌、神话和史诗等文类本身往往并非纯粹的文学文本，许多都是作为仪式活动的伴生物而出现，因而很有必要从仪式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比如，徐斌《格萨尔史诗说唱仪式的文化背景分析》一文，便是从史诗演唱前艺人举行的仪式入手，对史诗产生的文化背景进行了分析。②需要指出的是，仪式不仅仅呈现为当下性的展演行为，还会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在一个族群的文学传统中不断再现，从而衍化为一种“仪式原型”。当下许多研究者正是通过对文本中情节元素的分析，来构拟文本背后的仪式原型。这种研究取向已经成为一种“范式”，被不同的研究者反复采用。蒙古族学者乌日古木勒的专著《蒙古突厥史诗人生仪礼原型》可作为这种范式的代表。作者通过对蒙古—突厥史诗中求子、英雄特异诞生、英雄接受考验和英雄再生四组母题的研究，阐明了史诗背后潜在的共同模式。这一模式的原型，正是人类历史早期或当代土著部族中仍在盛行的成年礼仪。 2.族群理论 人类学中的族群研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先后形成了“根基论”与“工具论”两种主要的理论范式。作为人类基本的存在属性，族群身份总会经由某些符号系统表达出来，文学便是人类表达自己族群归属感的主要载体之一。中国各少数民族作家一方面从属于特定的族群，许多作家甚至有自己的母语;另一方面，他们又深受汉文化的熏陶，多数人也在从事汉语写作。这种矛盾处境决定了少数民族作家处于汉/非汉两种文化的边缘地带。正是由于少数民族作家族群身份的这种特殊性，族群认同问题成为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热点。在刘华《谁是少数民族作家?———对作家“民族身份”的文学人类学考察》一文中，作者将中国作家的“民族身份”问题放置在现阶段的中国语境以及多学科的背景之下，通过对作家的个体书写与整体性各层面之间的矛盾、多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文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学与作家之间的表述与被表述关系的考察，分析其“身份”问题的历史性、可变性和情境性。③周翔在《当代台湾原住民作家的身份认同》一文中，通过对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的仔细分析，就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族群认同问题进行了考察。④由于台湾族群关系的复杂，每一位原住民作家都处于多层次认同场景之中，因而对台湾作家族群意识的分析，也便具有了重要的人类学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说，阅读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文学作品也是一次田野体验过程，这与王明珂等学者所提出的“在文献中作田野”自然有着某种暗合。⑤ 3.图腾理论 20世纪初，一些学者将图腾理论运用到中国的神话研究中。正如有学者指出:“世界各民族神话中，无不充斥着神异动物和半人半兽形象、人兽婚和人兽变形之类的母题等令科学理性尴尬的内容，由于图腾学说提供了一个沟通人和动物之间的理论桥梁，因此，从其产生之日，就成为神话学家手中的利器。”⑦在当下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中，有不少学者也采用图腾理论，对其中许多今人难以索解的文化现象进行解释。比如，始见于东晋常璩所撰《华阳国志》的“九隆神话”，是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最著名的神话之一，讲述古哀牢国一妇人“于水中触一沉木，遂感而有娠”的故事。对于这一神话的研究，除从历史的维度对其演变的微观过程进行梳理外，另一主要视角，便是援引图腾理论对其中的神异诞生母题进行解读，石钟健、萧兵、李炳海等学者都做过这种尝试。①类似的研究如王雅荣《“猴玃抢妇”故事渊源新探》、刀承华《傣族古代文学中的动物图腾崇拜》等。前者在对汉语古典文献中所载“猴玃抢妇”故事进行追溯的基础上，认为该故事反映了汉晋时期生活在蜀南及西南地区羌族的猿猴图腾崇拜及抢婚等社会习俗;后者则通过对傣族古代神话、传说等多种文本的分析，揭示出这些叙事后面所隐含的图腾崇拜观念。 (二)田野方法的借用 在中国少数民族中间，由于至今传承着大量“活态文学”，因而人类学意义上的“参与观察”自然成为研究者的主要方法之一。与20世纪50年代全国性的民族文学调查相比，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采录更加注重田野方法的规范。乌日古木勒就曾以田野方法为主要标志，将国内蒙古史诗的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这个阶段基本从文学的视角搜集、整理和研究蒙古史诗;第二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国内蒙古史诗的调查研究中借鉴和引进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和口头程式理论以及表演理论。②近年来，中国史诗研究界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田野报告性质的著作，比如黄中祥《传承方式与演唱传统:哈萨克族民间演唱艺人调查研究》、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玛纳斯〉史诗歌手研究》、哈拜《哈萨克阿肯》、朝戈金《千年绝唱英雄歌———卫拉特蒙古史诗传统田野散记》、杨恩洪《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还对民族文学调查与整理中的缺失作了深入反思。彝族学者巴莫曲布嫫的长文《“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之批评》正是这种反思的代表。作者认为，国内外学者对彝族史诗的研究长期存在两种偏向:一种是将史诗作为研究彝族历史、社会等的旁证材料，一种是单纯作为文学作品来看待。这些整理过程忽视了史诗本来所属的彝族传统的内部规定性及演述场景。作者所要表达的学术诉求，正是回归史诗的田野现场:“通过田野研究，从民间鲜活的口头史诗演述活动去复归文本背后的史诗传统，并建立一种‘以表演为中心的’史诗文本观和文本阐释。”③突厥语民族文学专家郎樱在《田野工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三十年史诗田野工作回顾与思索》一文中则以自己多年的田野经历为个案，对少数民族文学调查采录中的田野规范与困境进行了思考。不难看出，文中所提出的“亲身体验”、“参与观察”、“点面结合”、“追踪调查”以及进入田野前的“学术准备”、“理论预设”等具体要求，与人类学经典民族志的生成过程无疑有着种种契合。④上述反思表明在人类学影响日益显著的今天，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田野工作也在自觉向人类学规范靠拢。这种“田野自觉”，也正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的一个重要表征。#p#分页标题#e# 文学研究论文:杜威社会历史文学研究 本文作者：毛崇杰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917年杜威在《必须矫正哲学》中提出,知识的增长是通过对旧概念的重构而实现的。杜威对旧哲学的改造分为对象和主观两个方面进行。他认为首先必须打破学院式传统的教学方式以改变哲学的保守性。他说:“科学和政治在过去一百年内所取得的智力进展以相似的方式被浓缩和固定在教材之中,拒绝做进一步的改造。”[1](P.62)旧哲学以世界的真实存在(实在reality)为对象,这种僵硬的“终极实在”是束缚进一步开拓思想的东西。在杜威看来,哲学是现实的社会生活环境和时代精神的产物。这种哲学的改造旨在把哲学从哲学家的头脑转向现实的生活,从传统的学院式封闭教条转向开放的未来,主张哲学面对自然、人生,干预政治、文化、道德、审美和教育,最终落于社会的变革、发展和进步。杜威指出,对于当代社会,哲学改造的最为紧迫的使命是协调现代自然科学作为价值中立的体系与道德的和政治的制度作为价值体系的关系问题。杜威关于文艺的思想是与他的哲学的改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以人文的精神关怀着政治的改革与社会的进步。他一方面与启蒙时代的科学和理性精神有承接性关系;另一方面在反学院式精英式的形而上学以及平民主义精神上对后现代主义又有着开启作用。在杜威看来,艺术是现实的人与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活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他的艺术观念在对科学技术带来负面影响(如战争)的危机并对人性的悲观和非难中,“理解并陈述产生于由新科学完成的革命的对于人的未来的积极意义”。[2](P.18) 一　文学的本质———“再现与表现”的统一 詹姆士•卡因洛指出,杜威的科学观和自然观是建立在“设定关于自然之本质的一系列新假定”基础之上的,“它在杜威的形而上学中得到了系统化”。[3](P.121)在文学观念上,杜威与后来的罗蒂相反坚持文学的本质论,他从文学艺术的不同“类别”出发展开文学的本质论,指出,每一个文学类别“成其为自身”,是因为存在“某种不变的准则将每一类划分出来”之“固有本质”。[4](P.226)由此引出他的再现与表现统一的观点。他认为,艺术无论是再现还是表现的,都与对象本质有关,“所有的真正(艺术的)表现,都走向‘本质’”。在这里,本质所指的是“对一种本来是分散的,被伴随的多种多样的经验的事件弄得多少有些模糊的意义的组织。本质的不可缺少的东西也都与一个目的有关……一件艺术作品也许确实传达了众多经验的本质,并且有时会以密集而惊人的方式来传达……小说从偶然中抽取本质的东西”。[4](P.294)由此可见,杜威把关于文学再现与表现的问题看作文学的真正本质。 自古以来,文学理论在其发展历史中贯穿着表现与再现的争论。众所周知,再现论的哲学认识论基础是反映论,被古典作家们普遍概括为“文学艺术是反映生活的一面镜子”。而相反的观点强调文学艺术作为艺术家自我的表现。这两方面各执一端,在激烈的争论中难免有相互妖魔化的问题,致使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近代甚至现代并未休止。在后现代的艺术与非艺术界限的消解中,艺术被认为既不再现什么也不表现什么,这场古老的笔墨官司不再热烈,但是,这个问题被转移并散发到其他方面,如艺术生产(复制)与消费,艺术生产中的“类像”问题,还有后现代文化阐释的“深度模式消解”、“意义链断裂”,以及在艺术哲学层面上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等。一般说来,艺术的“表现说”注重于艺术家作为一个个体主观的情感;“再现说”注重艺术家所生活的对象世界的实在。实际上,如果各执一端,只承认表现否定再现,或相反,都存在着各自的片面性。这种争论在意识形态上的情绪化使各自的片面性更走向极端。在这个问题上,晚近的一场重大的笔墨官司发生在普列汉诺夫与列夫•托尔斯泰之间,众所周知,前者对后者的唯情论进行了批判。如果说,再现说承袭着古希腊关于摹仿的理论,以艺术作为社会现实生活的再现作为一条现实主义红线的话,到了晚期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则把自我内心世界的情感表现作用推向了一个新的极端。 与创作实践相应,在美学上出现了意志论、生命哲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等等,以及非理性主义哲学流派有关的“直觉表现”“使情成体”“欲望升华”等,表现论占压倒优势,而在创作实践中,再现并没有因为理论的倾斜而废止。再现与表现,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之所以应该而且能够统一在于:任何再现都是主体对客体的再现,总是脱不开主体性的问题,同一时代的社会生活在作为“镜子”的不同创作个体那里得到的反映———再现都不是同样的。而忽视个性的机械反映指导下的创作有公式化雷同化之绌。对于表现来说,任何进入艺术表现的个体自我都不是孤立于社会客体的“单子”,而是其中的一员,存在主体间性,因此任何个性化的自我表现总离不开那个时代所规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某些特征。杜威在这个问题上有他独特的看法。他从人与环境在相互作用中的经验的整体性出发,试图纠正表现论和再现论各自的偏颇,将两者统一起来。在他看来,表现是在主体自我与对象/环境相互作用关系中的审美情感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有艺术对于“表现的对象”的再现,所以,“再现必定具有几分表现性”。他批评了再现理论的片面性,指出其“致命的缺陷”在于,它只是将“艺术的质料等同于客观对象”。它忽视了“客观材料只有在它被转化,进入到具有其所有的性格特征、特殊的视觉方式与独特的经验的个人的‘做’与‘受’之关系时,才形成艺术质料的事实”,那就是创作从生糙的生活“原型”,经过筛选提炼的上升到艺术“题材”。 他认为,一般地说艺术品是不是再现的,没有什么意思,不过他并没有一概否定“再现”,他指出,再现这个词具有许多意义,“对再现性质的肯定也许会在一个意义上是假的,而在另一个意义上讲,则是真的”。他反对艺术对现实的翻版(再造reproduction),指出:“如果字面意义上的‘再造’被说成是‘再现的’,那么,这并不是艺术作品的本性。”他认为:“再现也可能意味着艺术作品将某些东西说给出这样一些人听,这些人对它的兴趣是他们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经验的本性;这些作品把世界在他们所经历的一个新经验中呈现出来。”[5](PP.83-84)由此可见,杜威对创作个性重视的程度,这种个体的主体性集中表现为在艺术作品中出现的是一种不完全等同于世界的“新经验”。这样就避免了再现说通常易于陷入机械论。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杜威把表现与再现统一起来的意图,这与他在人与自然环境之主客体关系上有机统一的主张是分不开的。正是从这种统一的辩证关系出发,他在否定忽视主体创新的再现说之同时,也批判了托尔斯泰片面的表现说。老托尔斯泰认为,艺术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可以交流通达的共同感情的基础之上的。而人的最本质的感情是道德情感,所以在他看来,对事物的正确的道德态度与情感是决定一个“真正艺术作品”的首要条件。他的这种被视为“唯情论”的艺术观念的世界观基础是俄国农民式的人道主义,即以自我道德完善为核心的“托尔斯泰主义”,它在政治上指向理想化的农业村社,在日常生活层面上流于泛爱。他认为艺术的本质是表现这样一种基于爱的崇高的人道主义感情。#p#分页标题#e# 杜威批评这种“唯情论”认为:“托尔斯泰关于直接的道德感染性来检验艺术的实质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他所说的只有那种材料才能被传达也是狭窄的。”不过,杜威对托尔斯泰的表现说并没有全盘否定。在他看来,事件所承载的道德感情不可能立即直接得到艺术表现,作为总体的艺术的情感表现却是不容否定的,“如果时间跨度被延长的话,确实,除了人被所听的东西感动时,没有人会被感动。正如托尔斯泰所说,那些被感动的人会觉得,作品所表现的东西仿佛正是某人自己渴望去表现的”。杜威强调实际生活中的道德情感与艺术所表现的道德情感要拉开适当的距离。而托尔斯泰艺术上的伟大成就不单单在于他的作品直接表现了他所执著的信念产生的情感,也在于由这种情感所再现的俄国现实状况的历史画卷。 二　艺术表现与审美情感问题 在再现与表现之统一中,杜威突出了艺术的交流作用,他说:“艺术家是在创造他所与之交流的一个观众。最终,在一个充满着鸿沟和围墙,限制经验的共享的世界中,艺术作品成为仅有的、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完全无障碍交流的媒介。”[5](P.105)这种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交流,也就是他所说的再现意味着艺术作品将“艺术家自身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的性质”告诉那些欣赏它的人;“它提供给这个世界它们所经历的一个新经验”。艺术来自主体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并再现生活,也就是源于生活,由于这种再现是通过艺术家自己人生的经验,也包含着个人的情感和想象(按:杜威对经验的扩张式的界定),那就应有表现主体自我情感的问题。在杜威看来,艺术中的表现媒介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这是之所以一种新的经验,在于其中主观与客观密切合作,“两者自身都不再成为独立存在”。 由此可见,杜威用来突破再现说之机械性的东西正是突破他“艺术作为经验”之经验限制的主体情感的东西,也正是主体情感成为能够沟通再现说与表现说的东西。艺术总离不开创造者自我的情感,因此艺术作为“情感的表现”是一种普遍的说法,在这里杜威纠正了情感的封闭式内向性的偏颇,进一步把主体的内在世界与外部的对象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指出,所有关于表现的错误观点都源于这样一个观念:“一个情感是在其内部完成的,只有在其吐露出来以后,才会对外在的材料施加影响。……实际上,一个情感总是朝向、来自或关于某种客观的、以事实或者思想形式出现的事物。”这样,就把表现与再现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性上联结起来了。表现总在某种程度上是再现的,再现总是通过某种无法避免的表现得以完成的。杜威正如他把审美经验归于自然,他以对情感的客观来源纠正了唯情论的偏颇。情感表现说的本质是“自我情感表现”或“自我表现”,其核心是“自我”,由此引发的一个关联问题是艺术家创作的“个性(个体主体性)”与“个性化”,正如杜威指出,那种表现是“在自身之中完成的情感的直接喷发”,从逻辑上导致个性化是“表面而外在的结果”。根据这种观念,“害怕就是害怕,兴奋就是兴奋,爱就是爱”,而在杜威看来,任何具体情感都与激起这种特定情感的对象联系在一起的,并不存在着脱离对象情境的孤立的“害怕、仇恨、爱这样的情感的东西”。艺术家“建立起一个具体的情境,并由它来激起情感反应”。[5](P.67)在这里杜威否定了对情感问题的主观唯心主义看法,唯物主义地揭示了主观情感的客观根源。这也就是说,任何情感不是这种情感的自身原因,也就是世界上不存在抽象的情感,只有在主客体交互关系中产生的具体情感。杜威既反对心理学把感觉、知觉、需要、欲望、冲动和情感与对象世界隔离开来,同时也反对并把这些心理要素相互分离开来加以考察研究。他认为,美学上的“无利害”“超然”“心理距离”,这些说法都适用于“生糙的原始欲望与冲动”,而与“艺术地组织起来的经验无关”。杜威也把参与到审美经验之中的激情与“朴素的情感”加以区分:“没有情感,也许会有工艺,但没有艺术;如果情感直接显示,尽管很强烈,其结果也不是艺术。” 他把情感分为“天然情感”或“生糙的情感”,或“最初的情感”,以区别于审美经验的情感或艺术中的情感。他指出,因为“艺术不是自然,而是进入其中带有一种新的情感反应的新关系中改造了的自然”,所以我们要想成为艺术家,绝大多数人所缺的“不是最初的情感”,也不仅仅是处理的技巧。而是“将一种模糊的思想和情感进行改造,使之符合某种确定媒介的条件的能力”。因此,他认为正确的定义是:“情感当附着在一个由表现性动作构成的对象之上”,而“一个表现性动作”被定义为“对媒介的创造的活体改造时,它就是审美的”。杜威指出:“表现是混杂情感的清晰化;我们的意欲在通过艺术之镜中反映出来时认识到自身,正如它们在被变形时认识到自身。这时,独特的审美情感就产生了……它由变形了的自然所构成”,“审美情感是通过对客观材料的发展和完成而变化了的天然情感”。[5](P.77、79)杜威的时代在艺术史上正是现实主义与后期浪漫主义转向现代主义之时期,唯情论、非理性主义等形式主义唯美主义在西方美学中占统治地位,杜威的美学没有追随这股风气。他既重视经验、情感,也没有忽视思想、理性;他重创作个性,情感表现,同时也没有摒弃“艺术之镜”。 特别是他的“艺术即经验”命题并没有否定思考对创作的重要作用,他指出,那种认为艺术家的思考不如科学研究者那样专心致志而敏锐透彻的想法是荒谬的,“一位画家必须有意识地感受他画的每一笔效果,否则的话,他就不会明白他在做什么,他的作品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此外,他必须联系到他所想要产生的总体来看‘做’与‘受’之间的每一个特殊的关系。要理解这样的关系就要去思考,而且是最严格的思考”。“任何在艺术作品的生产中忽视理智的不可或缺作用的想法,都是以思维与使用某种特殊材料,如语言符号和词语等同为基础的……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的生产可能会比绝大多数傲慢地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进行的所谓的思考要求更多的智力。”[5](PP.48-49)由此可见,杜威的艺术观不仅超越了经验主义,突破了唯情论,更驳斥了无意识等非理性主义。#p#分页标题#e# 三　艺术的社会性与文明的关系———艺术的统一与解放的作用 在《哲学的改造》中杜威就认为,艺术作为人类的一种“能力的解放”与“社会的创造力量”起作用时,艺术不是“一种奢侈的,与日常生计毫不相干的东西”。而社会的人的“谋生”的经济与“谋求有价值的生活”的艺术相“一致”。[2](P.120)这个思想在《艺术即经验》中展开为反对艺术在博物馆中的封闭,以及反对少数人垄断之“为艺术而艺术”。由于杜威强调审美经验不是自然而源于自然,艺术与自然的这种区分与整一性关系,使他对“自然”一词的意义加以美学的调整。“自然”包含了“事物的整体组织的意思———其中具有想象性与情感性的‘宇宙’一词的力量”。正如经验向非经验的“上层结构”超越那样,自然在其超越的博大性中便与人的社会生活打成一片,这个意义的“自然”就不是“外在的”,它“在我们之中,我们在它之中”。面是源于自然超越自然的艺术便成为联接自然与社会的中介,“艺术作品是手段,借助于它们所唤起的想象与情感,我们进入到我们自身以外的其他关系和参与形式之中”。在这种艺术观中,自然主义与经验主义在人本主义上得以统一,并进而上升为社会的和历史的观念。“属人的审美经验的质料是社会的,人在同自然的联系中成为其一个部分。”[5](P.326、333) 艺术在历史中的变化与“人类历史的大节奏联系在一起”。艺术一方面作为自然经验与自然界的进化同步,同时作为人与人之间交往和交流的社会经验之共进。因此,在杜威看来,“文化从一种文明到另一种文明,以及在该文化之中传递的连续性,是由艺术而不是由其他事物所决定的”。在其中发生着民族文化的群体性和人类在审美文化上的共性。对某种文化有外来艺术对本土文化的独特的经济意义的问题。杜威认为,人类不同的文明,无论其差异如何巨大,然而共同的审美经验把它们凝结在一起,并通过艺术的审美形式方保存下来。他指出,历史上推动进步的伟大政治事件对文明“被组织成意义,形成心灵”,而“艺术是实现这种结合的伟大力量。思考的个人一位一位地离去,承担他们思考意义的作品客观地留存着”。[5](P.327)关于艺术与文明关系问题,在杜威“艺术作为经验”这个定义中,展开为个体自我与民族群体性的关系,在被他扩张了的经验范畴之下,艺术作品作为个体自我相互作用的东西,把不同民族文化的“集体个性”,在各自情况通过“有秩序的经验内容运动达到一种满足”,熔铸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审美状态”。这就是民族审美文化,不同民族的审美文化既有自身独特的群体性,又有相互之间的共通性。杜威认为,任何一种古老的文化并非文明与艺术的唯一源头,“埃及文明与艺术并不只是为希腊人作出准备”,而希腊思想与艺术也不仅仅是其所借用的其他文明的“改编本”。 在这里杜威表现出一种多源而非单线的文明和艺术发生和发展的观点,这是因为社会生活和经验本身就是多源的。他指出,每一种文化都具有自己的个性(群体性),也具有一种将其他各部分结合在一起的图式。从根本上讲,这种审美性质“对希腊人、中国人和美国人来说是相同的”。[5](P.331)作为一种文明特征的艺术是“同情地进入到最遥远而陌生的经验中最深层的成分的手段”。这说明了所有真正与其他民族所创造的艺术接触时所产生的效果。“当我们进入到黑人和玻利尼西亚人的艺术精神中时障碍被清除了,限制性的偏见消解了。这种感觉不到的消融比推理所产生的变化要有效得多,因为它直接进入到态度之中。”[5](P.334)这里透露着今天被称为“全球主义”或“大同主义”的东西。由于把艺术作为与社会生活共存共在的经验,使杜威对艺术史发展中的创作方法、风格与流派的问题,表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宽容和开放。他纠正当时种种与艺术自身发展不合的艺术批评的偏颇为现代艺术辩护,尽管《艺术即经验》一书中引用的大量艺术作品例子多为已经得到艺术史确认的传世经典,但他反对以艺术史上某些大师或某种传统为永恒不变的典范和规则所谓“司法式批评”。他指出,甚至最好的司法式批评失败的根源在于,“不能应付新的生活模式的出现———要求新的表现模式的经验的出现”;在任何艺术中,一个重要的新运动的意义本身,在于它表现了“人的经验中的某种新东西,某种新的活的创造物与他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先前受钳制或迟滞的力量的解放”。[5](PP.301-304) 在这种历史和社会的观点中,杜威表现出了阶级的观点,他说:“文明是不文明的,因为人类被划分为不相沟通的派别、种族、民族、阶级和集团。”[5](P.337)这个话很像本杰明说过的“任何文明史无不同时是一部野蛮史”。杜威没有全面展开关于艺术阶级性问题的探讨,但他谈到艺术家带着某种真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创作素材时,说托尔斯泰以普通人、工厂的工人、特别是农民的生活为文学主题时,无论这样的艺术素材的范围看来是如何狭窄,由于包含着“艺术家的真诚”,使其描绘的人生图画中也展现出“足够的真理”。在论及关于无产阶级的艺术题材时,杜威指出,无产阶级题材的创作兴趣标志着“一个新的注意方向”,是对“过去没有意识到的界限的突破”,确实调起动起人们“前所未有的审美积极性”。[5](P.210)虽然他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并没有表现出那种意识形态的自觉性,而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就好像托尔斯泰从一种贵族知识分子的良心出发,带着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的对于人间苦难的同情心来描写农奴那样。这一思想看似简单但在实用主义的艺术理论体系中是进步的顶点。 杜威把人类审美经验性质的改变和修正不是看成孤立于主体的事,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劳动和雇用这样一些社会问题也不仅仅通过工薪、工时和卫生条件的改变得以解决,除了“社会的彻底改造”,没有持久的解决办法。这个改造涉及“工人在生产中的参与程度与类型以及他生产品的社会分配”。他认为,那种认为仅通过增加休闲时间就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想法是荒唐的,这种想法只是停留在“古老的劳动与休闲的二元论区分上面”。虽然,在这里杜威没有直接涉及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但是他不无深刻地指出,处于生产过程之外的“寡头”控制,“是阻止工人从他所从事和所制造的东西之中获得最终利益的主要的力量”,而这种利益是“产生审美满足的基本前提条件”。[5](P.343)他指出,一种“为私人占有(财富)对他人的劳动进行控制的心理状态”产生的原因,是为对伴随着生产过程的经验中的审美性质进行压抑与限制的力量;如果人们不能从“使用性生产过程行为中摆脱出来”,不具备有“充分欣赏集体劳动果实”的能力,艺术本身就没有可靠保证。这样一些重要思想显然是来自马克思对于私有制度的解体与人的解放及全面发展在美学上的关系的有关论述,如劳动从谋生的手段转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等等。杜威还指出,艺术的材料应从来自所有的源泉,艺术的产品应为所有人所接受,与所有人的需要相比,“艺术家个人的政治意图也就微不足道了”;艺术对社会改造的作用在于,人类“最初的不满的骚动和最初的对更好的未来的暗示总是出现在艺术作品中”。[5](PP.334-346)在杜威看来,显然审美与艺术对于人的解放既有手段意义又有目的意义,这双重意义是在艺术与文明的整个发展关系中展开的。#p#分页标题#e# 舒斯特曼将杜威的社会和历史的艺术观与分析美学提出的概念进行比较,如阿瑟•丹托的“艺术界”以及迪基的“制度(institution或释为‘习俗’),认为后者对艺术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分析与杜威的理论相比,就显得“非常狭隘、主观和稀薄”。他指出,对杜威来说,“艺术界”不是一个抽象的、独立的美学概念,而是在真实世界“被物质所缠绕”,是“被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在意义上结构起来的东西”。[6](P.22)杜威是从一种改良主义进步主义的历史观和社会观来看待艺术的功能和作用的,由此产生出艺术对人生的道德评价作用。艺术以道德评价对人生的指导作用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教育”,而是通过想象、情感和欲望,通过以“未实现的可能性与现实状况”参照对现状起批评和改造作用。艺术中的道德不是一种赤裸裸的道德,是被审美经验包裹起来的道德,因此,在杜威看来,艺术甚至“比道德更具有道德性”,并且道德被理解为“等同于在经验中所共享的每一个方面的价值”。 舒斯特曼还对杜威的黑格尔主义总体论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使他的思想与欧陆美学中的“马克思传统结成了联盟”。这使杜威批判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压迫、社会的瓦解以及劳动的异化,使艺术变成“文明的漂亮客厅”,成为“以华丽的审美外表来掩饰其令人憎恶的丑陋和兽行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来自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主题。这也使阿多诺把杜威抬举为“一个真正解放的思想家”。舒斯特曼甚至认为,在阿多诺“坚持艺术与生活分离,以维持对于罪恶社会的神圣的独立性”这一点上,他与杜威的实用主义“以其雄心勃勃的实证思想似乎更接近马克思”保持完全的一致性,他写道:“艺术的作用(像哲学一样),不仅是批评现实,而是改变现实;如果艺术保持一个封闭的领域,就几乎不会实现什么改变。”[6](P.20) 关于艺术改造社会的作用,杜威不无深刻地指出:“在一个不完美的社会(没有社会是完美的)之中”,美的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从“生活的主要活动中逃脱”,或成为对它们的“外在装饰”;另一方面,艺术在一个比我们现今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更好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之中,一个比起现在来要大得不可比拟的幸福将会参与到所有的生产方式里”。艺术就不是逃脱而是参与,从博物馆出来,到广泛社群中去,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在杜威看来,就艺术起作用的程度而言,“它是朝着更高的秩序和更大的整一性的方向去再造社群经验”;艺术的“解放与统一的力量”就是从这样一种艺术与道德关系之中开始的。[5](PP.81-349)总之,杜威的这些美学,思想在冷战时期长期被淹没,既在本土默默无闻,在外域更没有得到应有的开掘,如果实用主义以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亲和而一度遭到冷遇的话,我们更没有理由拒之于人类美学思想遗产之外。 文学研究论文:中西方现代文学研究调查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是由“西方”催生的，创作实践和批评理论都离不开“西方”这个意旨丰富的概念。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西方理论甚至一度成为唯一切实有效的分析工具。随着东亚系在西方学院中的日益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海外汉学中已经成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一部分。而国内学界在重视西方理论译介的同时，也着手进行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翻译。作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王德威教授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总序》（1）中详尽耙梳了西方学界自1950年代以来，由旅美的夏志清和捷克的普实克两位教授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这些研究涵盖了从晚清到199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各个历史阶段，涉及晚清小说、鸳鸯蝴蝶派、左翼文学等诸多文学群体和文学流派，对鲁迅、茅盾、丁玲、老舍、莫言、余华、王小波等重要作家做了详尽的个案研究，并且将文学研究的领域拓展至电影、流行歌曲、美术作品、大众文化等多个领域。这些研究一方面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的繁复多姿，另一方面则是经由文学与文化研究讨论现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在经历了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西学热”后着力倡导“重写文学史”，这一工作迄今尚在继续。无论是批判以社会主义文学标准评价现代文学的“左”的倾向，还是建构以鲁迅为代表、以五四启蒙为主导的评判模式，甚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在文学领域的争论都可以看做是在“重写文学史”的背景中，各种文学史观的对立冲突抑或协商共存。文学史观的变化体现在对作家作品的重读中，也体现在对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重新审视上，比如“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和“重返八十年代”（2）一度成为研究热点；同时还体现在当代学者的理论建构中，比如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潜在写作”、“民间意识”等试图创新文学史论述的概念的提出。另外包括对作协制度、出版发行、评奖机制等文学制度和文学生产过程的研究，也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疆域。当然，这些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叩问的也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随着海外与国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日益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3），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追寻和对具体问题的讨论也日益显现出对话和交流的巨大空间。当然，从宏观上对中西学者的研究进行全面梳理和把握有着诸多困难，因此，本文拟选择双方研究所涉及的性别、历史建构和中国经验三个话题展开论述，力图呈现研究中的差异和互补，促进学术交流。 一自Feminism在西方理论界兴起以来，“性别”成为一个始终受学者重视的理论视角被广泛应用。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中，“性别”常常成为考察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中介或者切入点。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颇具代表性。她借助女性主义理论边缘性、否定性和反异化的立场来质疑或曰挑战“西方”的阅读成规和中国文学界某种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在周蕾的研究中，性别是呈现“权力关系”的主要方式，因此“‘女性’作为形式分析的方式，不只是处理性别，也处理涉及文化解读的富含权力意味的阶层化与边缘化过程。尤其就后者而言，‘女性’能够显现出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根深蒂固的问题”（4）。她借助“性别”讨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内容涉及电影（《末代皇帝》）、通俗小说（鸳鸯蝴蝶派）和诸多新文学作品（当然并不局限于女性写作），从女性/阴性的性别经验、性别规范和性别特质中找到了其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连接点。比如在西方导演的摄影机中，《末代皇帝》如何被生产成一部描写中国的阴性影像；鸳蝴派如何通过“女性”传达出都市化、商业化和某种保守主义信息；新文学作品中那些注重感官的琐碎细节和受虐/幻想结构中女性自我牺牲的力量是如何呈现非西方受西方影响的现代性。这些讨论并没有局限于女性主义，也没有局限于女性文本，甚至也并不只讨论性别本身。 事实上，当“性别”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之一时，它所包含的意义就不再局限于性别本身，而是某种功利性的理论借用。刘剑梅在《革命与情爱》（5）中就融合了朱迪•巴特（JudithBulter）将性别视为具体的权力关系的集合体和埃莱娜•西苏（HeleneCixous）对女性欲望和自然属性的肯定这两种相悖的理论资源，这样的融合为她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政治与性别的关联提供了方便。作为考察20世纪“革命”与“情爱”互动关系的切入点，“女性身体”因此同时具备了社会和自然两种属性，具有了对政治话语包容与非包容两种特质。这样一来，论者便可以游刃有余地使用这一工具讨论左翼文学如何赋予女性身体以性感形象和革命意识；女作家如何通过女性身体在革命与情爱之间确立性别认同、寻找性别真相；海派作家如何通过女性身体的话语实践来摹写“革命+恋爱”的文学公式；社会主义革命如何借助女性身体的流动性来传递对政治的多种表达等问题。由于论者赋予了女性身体的双重属性恰好契合“革命+恋爱”这一文学公式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不断变动的特征，女性主义理论因而成为分析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有力工具。 王斑在讨论现代中国政治与美学体验之间的关系时，性别同样也成为一个有效的介入点（6）。借助性别特征，两个美学概念：崇高/阳刚与优美/阴柔得到了最为清晰具体的表达。作者在为中国传统的美学观念追根溯源的同时，也呈现两者在中国现代政治中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各种表达，并以此讨论革命影片如何呈现被政治激情包装着的欢愉；1980年代后期的文化生产如何借助“阴柔”来表达反“崇高”的文化意旨等话题。在论述过程中，作者没有讨论性别本身，甚至也没有借用女性主义理论，“性别”在此只是一个进入问题、帮助呈现问题的角度。在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中，“性别”也曾是一柄攻城略地的利器。一部部鲜活的女性文学史从线性的主流文学史中剥离出来；一个个尘封已久的女作家，如陈衡哲、苏雪林、沉樱等重新走入读者的视野；几位文学史上已有定见的女作家，如冰心、丁玲、萧红等则被重新赋予了女性主义的价值和意义。这样的收获证明了女性主义理论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效性。#p#分页标题#e#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研究者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借助有明显的窄化倾向，这或许是由于研究者对理论本身缺乏持久的关注，而是将其作为批评实践的操作工具，只要能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为我所用，便不愿花费精力再去探源；也可能是由于舶来品需要长途的理论旅行，而且要借助翻译的中介，国内的研究者不大可能全面系统地了解这一庞杂的理论体系的全貌，只能就已经了解的理论成果应用于研究。这样的窄化，优点在于可以专注于文本中女性意识的分析和建构，但局限性也非常明显。首先，容易忽视女性文本产生的社会语境，而将其视为女性主义理论操练的孤立存在，从而削弱了文本自身的复杂性。例如有学者在分析五四时期女作家描写同性情谊的文本时，只强调女同性恋这种女性结盟方式表达了反抗传统主流文化，反抗礼教制约下的性压抑的书写策略（7），却忽略了女校是五四之女必经的成长阶段特征。出于交往的需要，这些女生往往会在同学中找到情趣相投的朋友，结成相互体恤的精神共同体，这不仅是她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也是她们寻找自我认同的必然途径。其次，在文学史研究中，预设的性别立场容易给研究者带来判断上的偏差。比如有学者在论及张爱玲、苏青以及延安时期的丁玲在1980年代编写的文学史中的缺席时，认为是由于她们以女性为本位的“独立”话语不符合文学主流（8），这样的判断显然放大了“性别”的作用。相对而言，黄心村的《乱世书写》（9）虽然讨论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沦陷区的女性写作，但视野要开阔得多。她将张爱玲们放入战争的具体语境，讨论女性如何在一个行将倾覆的大都市中找到自己的存在契机，并创造出一份独特的市民文化，从而延续了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对现代都市文化的反思。这样的研究立足于性别，但不局限于性别，其开放的研究空间可以为战争叙事、通俗文学以及日常生活的书写等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另外，对女作家只做女性主义的解读，会遮蔽作家本身的复杂性。比如张洁《沉重的翅膀》、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戴厚英《人，啊人》、王安忆《小鲍庄》等等，这些文本虽然得到女性主义的解读，但它们在当时引起的关注基本与女性问题无关。同时许多女作家，比如张洁，不愿意被冠以性别的标志，在她们看来，有了性别的标志便意味着失去了广阔的社会视野，放弃了公民的社会责任和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由此可见，国内文学研究中“性别”研究的式微之势既是女性主义理论之于中国语境的局限，也是中国研究者理论视角的局限。 事实上，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对于任何一种西方理论，即便是西方研究者，在“借用和批判之间做出平衡并且自圆其说”也绝非易事。正如有学者在论及《妇女与中国现代性》时指出，周蕾“虽然尖锐地批评了西方汉学，但她对西方理论的过度倚重和对史料的忽略，使得她的批评有共谋之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面临的矛盾”（10）。 二“重写文学史”是1980年代末以来中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共同努力的方向，时至今日，这个“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成果已经呈现出互补的态势。“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意义已经无需赘言，但如何切入“20世纪”不仅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史，也是对文学现代性起源的认识，这直接影响到“重写文学史”的历史逻辑。王德威与陈平原皆以晚清小说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切入点，他们的研究不仅呈现了“华丽的世纪末”的文学景观，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的创见。 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中，王德威重新界定了“现代”的含义。在他看来，晚清得称“现代”是由于“在19世纪西方扩张主义后所形成的知识、技术及权利交流的网络中”，在不平等的对话情境下，文人体现出的“求新求变意识”和“贵今薄古的创造策略”。因而，其文学的现代性不应被理解为西方的迟到的翻版，也不应被局限于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奇观，而应该将对它的研究落实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正视现代性出现的迂回道路，正视现代性的多重表达。（11）在这样的理论思路中，王德威重新清理了晚清文学的谱系，重新检视了晚清、“五四”以及1930年代种种不为主流认可的文学实验，并且在晚清小说与当代小说之间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重现另一套被以“五四”为基准的现代性话语所悬置却影响深远的现代性文学谱系，这是一条经由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张爱玲等一路发展下来，并且在1990年代得以再度浮现的文学谱系。事实上，国内学界对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海派、京派、通俗文学（包括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等种种“被压抑”的文学现象的研究，自新时期便已开始，但是大多数的研究都只局限于对具体文本的审美分析或者对具体文学现象的史料耙梳，而没有将其置于现代性的视野和语境中。王德威的研究虽着力在晚清，但是由晚清而勾勒出一条另类的现代性谱系，从而不仅呈现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性，也为研究者于宏观处把握文学现象的关联，于微观处解读文学现象本身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如果说王德威对晚清小说现代性的研究是基于小说的思想层面，那么陈平原则是从小说的形式转变进入这一“现代化”论题。他借助的虽然是西方叙事学理论，却没有生搬硬套，而是结合中国小说的具体特点和发展路向，博采众家又融合自我设计，对西方理论做了创造性的转化。在这种“博取杂用，守旧出新”的理论视野中，他选取“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和“叙事结构”三个层面以呈出1898年-1927年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过程和转变规律。但陈平原的讨论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将形式研究“历史化”，使形式变成一种“形式化了的内容”。由此“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就不单是文学传统嬗变的明证，而且是社会变迁（包括生活形态与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曲折表现”（12），因此对小说形式的研究也成为探讨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角度。陈平原在具体的形式研究中引入历史和文化因素，讨论艺术形式的同时也关注影响艺术形式发生变化的文化氛围，因而赋予形式研究以意识形态性，也因此接通了形式研究与现代性论题的连接点。这一研究方法上的创见若要落实在整个20世纪小说史的研究中仍需要不断完善和修正，但它毕竟生发出了一条新的进入中国文学现代性研究的路径。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与“启蒙”、“救亡”、“民族”、“阶级”等意识形态语码紧密缠绕。笼统地为中西方学者划定研究疆界难免偏颇，但相对而言，学术兴趣的差异还是存在的。以1940年代为例，在这个中国大陆被划分为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三个地缘政治空间的特殊历史时期，中西方学者的研究着力点有所不同，从而为我们绘制出一幅彼时相对完整的文学地形图。大致而言，国内学者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学研究方面有相当的基础，成果也比较丰厚。#p#分页标题#e# 钱理群在对1940年代文学的研究中力图呈现出小说多元化的格局：既有以唤醒和振奋民族精神为目的，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小说（解放区和抗战初期的国统区），也有力图展示无情节、无波澜、无结构的平凡人生的散文化/诗化小说（国统区，以废名、沈从文等为代表），还有以“参差的对照”来书写不彻底的软弱的凡人的小说（沦陷区的张爱玲）。（13）不过，就钱著选择的研究对象来看，研究者显然偏重国统区。李书磊对1940年代的研究与钱著形成了一种互补（14），《1942：走向民间》一方面讨论了国统区的创作，比如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和《虎符》所表达的意识形态意义；另一方面，则着重论述延安的文化生活和文人文事。李著最鲜明的特点是他将思想文化史和文化制度史纳入了研究视野，加重了文人生活的部分，呈现出文学生产中复杂的精神和生态，从而使延安文学更全面更清晰地得以呈现。这种研究方法在关于延安的其他研究成果中也有体现，如朱鸿召和吴敏对延安文人生活、文人心态的研究；王培元围绕延安鲁艺展开的对延安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分析；李洁非对延安时期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的研究等等。（15）李书磊曾憾于没能论及沦陷区（特别是北平和上海）的文学，2006年翻译出版的《被冷落的缪斯》对此有所弥补。著者在前言中已经明确表示要将鲜有论及的沦陷区文学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主流中去（16）。这项研究成果虽然早于1980年面世，但著者讨论的沦陷区的古装戏、随笔性散文以及对文载道、纪果庵、吴兴华、杨绛的分析今天读来仍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黄心村的《乱世书写》，则更为详尽地讨论了沦陷时期上海的文学景观。 一直以来，海外学者对1949年之后的“当代文学”研究相对薄弱，认为当代文学有待“经典化”也影响了海外学者对其作出学术反应（17），因此，国内学者对1950-1970年代文学的研究更显突出和重要。尤其是近些年来，当代文学的研究开始摆脱对西方概念和理论的依赖，形成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文学史论述。陈思和提出“战争文化心理”、“潜在写作”、“民间隐形结构”等概念，力图呈现出时代“共名”下的文学的多个层面。（18）在这种文学史观的观照下，1950-1970年代那些能够表达出民间讯息、彰显出新的社会矛盾、体现出时代多层面性以及能够被纳入“潜在写作”和“地下文学”的文本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洪子诚则重视对1950-1970年代文学规范和文学环境的描述，对文艺界矛盾和冲突的呈现，对作家群更迭、题材转变的分析，这成为进入历史的另一种角度。（19）李扬选取1950-1970年代被确认为经典的文本，如《青春之歌》《创业史》《红旗谱》等进行再解读，他通过具体文本进入历史，讨论文本如何“生产”历史和意识形态，从而对文学史写作中的相关问题，比如左翼文学的现代性意义、文学发展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等提出另一种解答的可能性，同时也质疑以“一体化”、“文学生产”这样的范畴来描述或阐释1950-1970年代文学的有效性。（20）或许是受文化研究的影响，国内学者也注意到了与文学相关的其他艺术形式在1950-1970年代文学/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歌剧和芭蕾舞剧的《白毛女》、革命样板戏（21）《红灯记》、电影《青春之歌》等都曾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但海外学者在这方面走得更远。比如钟雪萍通过追述“青年”、“青春”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话语谱系，分析1950年代开始主流话语将“青年”置换成“青春”的意识形态诉求，并以电影《女篮五号》为例，解读出文本在宣传“青春万岁”，追求无私、律己、拼搏、向上、男女平等的时代主题的同时所泄露出的个人欲望和幻想，而电影镜头对精致考究的物质细节不经意的描述冲淡了电影承载的政治信息，成为电影最大的“反讽”（irony）（22）。TinaMaiChen将电影放置在1950-1970年代现代化、民族建构和个人改造的语境中，讨论如何建构起反映现代化、解放、国家统一、男女平等这些主流意识形态的电影实践，这其中除了对电影创作、电影评论的直接介入外，还包括通过纸媒（如《大众电影》这样的电影杂志）来解析电影，以塑造理想的观众/国民；通过组织起农村放映队（“白天是社员，晚上是放映员”），将宣传意识形态的影片带到广袤农村的角角落落等众多宣传电影的方式。（23）除了电影之外，海外学者也关注美术领域，比如JamesFlath将建国初年的年画和月份牌作为研究对象，讨论民国时期颇具家庭性的年画和商业性的月份牌如何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被改造成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宣传画，而在这场从形式到内容，乃至身份的脱胎换骨中，旧有的年画和月份牌如何借助自身传统和审美经验有限度地中和因政治话语的介入而带来的紧张关系。（24）海外学者在其他艺术领域的批评实践不仅拓宽了文学研究的领域，也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和理解这个时代的文学。（25） 三在王德威教授看来，“重写文学史”至少面临两个挑战，一是追问中国现代的开端，二是讨论“什么是文学”。前者是如何切入20世纪中国文学的问题，而后者既需要参照西方的文学定义又需要面对和正视中国的文学传统。20世纪的中国文学虽然基本延续了西方定义的文学，但也同时在直接或间接地回应自己的文学传统，那是“一种符号、一种气质、一种图像、一种文明”（26）。换言之，后者所涉及的是如何处理受西方影响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中国经验”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和学理基础是它与中国现代化历史、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现代性带给中国社会或者中国现代文学的不仅仅是问题，还包括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对自身生存形式的认知，它深植于我们的经验和体验中。因此，对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不能只关注知识话语的建构，还应立足于切实的中国经验。1985年中国小说界出现的寻找自己民族文化之“根”的思潮和模仿西方现代派表现手法进行的先锋创作实验便是两种殊途同归的回应方式。 然而精心装扮过的民族性容易成为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奇观”，这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满足了西方的阅读期待，而无法建构出民族认同；刻意学习并模仿出来的现代感在令国人感到陌生的同时也未见得到西方的认可。因此周蕾在其中国文学研究中赋予自己“同时批判西方理论思想的霸权地位，以及中国文学领域中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的双重任务，并借用三好将夫讨论日本文学的观点来阐明自己对中国文学的看法，即：中国文学与其他任何国族或地域的产物一样，只有与具体的时间空间相联系才能够被定义，即便它特别显著地被当做是“中国的”，也并不具有形而上的绝对意义（27）。周蕾的理论预设的确开创了一种重新阅读现代中国书写的方式，是希望将她的研究对象（西化了的中国主体性）放置在具体的时空中，借助“中国”与“西方”之间辩证的摇摆的不稳定性来呈现。不过周蕾本人的成长和学术背景决定了她不大可能采取这种中西之间的辩证立场来阅读中国文本，她在津津乐道于众多的西方理论并将其层层叠叠地覆盖在冰心、丁玲、巴金、茅盾、萧红等人的文本上，显现出中国经验的匮乏和误读。虽然有学者指出，在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中，所谓“中国性”、“中国问题”乃至“中国方法”都是“假问题”，而对“民族主义”的声张则往往让我们以反西方的方式不断落入西方主义的陷阱，因此，“在文学研究中，无论怎样刻意规定，中国的文学史家和文学批判家都已经不可能依靠纯粹的‘中国方法’研究‘中国问题’了”（28）。这样的观点有其理论背景和论述语境。但是只要我们承认存在承载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物质外壳，存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之外的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存在属于我们的历史片段和集体记忆，那么这个与西方存在差异的“中国”问题就会显现。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者不满于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实践的简单嫁接，希望找到研究中国文学的新方法。事实上，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考量离不开具体的语境，这便要求我们回到历史/史料中去，重新追问中国文学为何“现代”，又怎样“现代”，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做历史化的处理。如果我们不否认在西方现代性之外还有其他现代性表现形式存在的可能，那么就完全可以抛开既定的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进入历史，在饱满而非单薄的历史语境中呈现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状况，或者正如王德威所言：“文学和历史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应该是建构和解构文学（后）现代性的最佳起点。”（29）#p#分页标题#e# 此外，就具体的创作实践而言，中国现代小说虽然在“西方”的影响下催生，但其对传统叙事资源的择取却从未中断，鲁迅之于神话，沈从文之于唐传奇，废名之于六朝散文和唐人绝句，汪曾祺之于明代小品，阿城之于笔记小说都是很好的例子。特别是近十年来，许多作家都经历了对中国传统再确认的过程，格非的《人面桃花》、莫言的《生死疲劳》和王安忆的《天香》等都是这种实践的典范文本。文学创作是“中国经验”的呈现，相应地，文学理论也可以尝试从解读“中国经验”的古代文论中汲取养分，以弥补单纯依赖西方理论所造成的“水土不服”。所以，中国古代文论的创造性转换，既面对西方，又从传统出发，呈现丰富复杂的“中国经验”，并揭示这种经验在“世界文学”中的特性，依然是一个艰巨的问题。

２０１４年上海市部分高校推行以学生问题为导向，专家领导解答的思政大课和“中国系列”为主的“课程思政”改革试验，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后来在全国高校普遍推广，到２０２０年５月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为止，“课程思政”经历了从下而上的探索试水，目前进入了国家指导下的地方充分探索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实践探索和理论探索同等重要，实践探索为理论探索提供素材，理论探索为实践探索提供指导。本文就课程思政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有益探索。 １课程思政的内涵厘定 在高校课程体系中，思政课程是育人的关键课程，但大学生学习的主体部分是专业课程。课程思政是通过在除了思政课之外的所有专业课、综合素养课中加入思政元素，在教授学生知识和技能的同时对学生实现价值引领，要求专业课发挥育人功能，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协同育人。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共同实现“大思政”育人格局，实现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１］。厘定课程思政的内涵需要把握以下三点：第一，专业课应重拾和重视育人功能，这是课程思政的重要前提。育人并不是外部强加给任何课程的功能，而是课程本身所具有的功能，但是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专业越分越细，慢慢的专业课只是负责知识传授和技能培训，留下了育才的功能、缺失了育人的功能。育才和育人是相对应的概念，即在进行知识和技能传授的同时，进行价值观的引领，从而让学生有质量而全面的发展，为社会发展提供更多有用人才。第二，专业课教师不仅要做经师更要做人师，这是课程思政的重要保证。专业课教师不仅要做经师即传播知识、思想和真理更要做人师即塑造灵魂、生命和人，不仅要向学生教授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教给学生做人做事的道理从而进行价值引领。第三，立德树人是我国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这是课程思政的根本价值追求。总之，所有课程都承担着育人功能、所有教师都肩负育人的责任、高校要把立德树人做为根本任务和价值追求是课程思政的重要理论基础，凸显了课程思政的科学性，课程思政不是刮一阵风，要认真深刻研究课程思政的理论与实践，更好的推进课程思政。实施课程思政，可以解决思政课孤岛、被边缘化的现象，营造人人讲育人的氛围，共同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专业课的育人功能是专业课之根，生长出来的育人和育才之叶，即价值引领和知识传递、技能教育，那么专业课育人的生成逻辑即专业课课程思政的生成逻辑就显得至关重要。 ２课程思政的生成逻辑探析 ２．１课程思政生成的课程论逻辑 课程论是以课程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包括研究课程的外部条件和内部结构，课程思政虽然并不是具体的课程形态，但作为一种课程观念和教育价值理念，要实现教学中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融合，达到立德树人的目标，我们就需要从课程思政的外部条件和内部结构出发研究课程思政的生成逻辑。 （１）课程内在结构根据育人理念而动态生成。课程的内部包括专业课程教师、教材、教案、内容、方法、话语、载体、资源等要素，这些要素如何定位、如何组合、以何种方式呈现、达到何种效果等会随着育人目标的不同而动态生成。课程思政的内部结构就涉及到诸多要素，要让有思政意识和思政能力的人首先带动课程思政，要对教材进行转换，变教材体系为能够对大学生进行引领的教学体系，教学内容也要根据教学目标适当选取和舍弃，同时还要选择隐性的手段润物细无声的通过启发式、探讨式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同时也要转换话语体系，利用“互联网＋”创设教学手段等，所有的这些要素，任何一个要素没有处理好，都会影响到课程思政的生成。 （２）课程思政的外部条件同样是课程思政生成的重要条件。课程的外部条件也就是课程设置的条件，即在对专业人才教育时选取本课程的外部条件，比如地区特色、学校特色、时代特点、国家发展等。课程思政只有顺应这些外部条件才有可能更好的生成，比如课程思政要结合地域文化特色、人文特色，要结合学校长时间积淀形成的文化特色和学科发展特色以及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需要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人才的需要生成，这就是今天高等教育培养人的最重要的外部条件之一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养各方面人才。 ２．２课程思政生成的学科逻辑 专业课程是为了培养专业人才，根据专业所涉及到的学科，而动态的选取一系列课程的组合。所以我们在研究课程思政的生成时就不能仅仅从课程本身出发，我们还要考虑课程所背靠的学科。适应未来社会现代化发展的人才不能仅仅局限于课程，还应该有更广阔的学科视野，培养学生的学科视野也是课程思政的目的之一。课程思政即在除了思政课之外的所有课程中包括专业课和综合素养课中加入思政元素，实现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所以课程思政涉及到的学科是专业课和综合素养课，而专业课又分为理工课和哲社课。下面是以理工学科为例，分析理工科的学科特质，借此分析理工科课程思政生成的学科逻辑。 （１）理工科富含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理工科超越意识形态，研究自然规律和运行机理，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和通约性，理工科不涉及思想政治立场，与人文社科科学不同，人文社科科学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建立的，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理工科是运用严密的科学思维发挥科学精神探究自然界的发生、发展和运行规律，并进行推理和分析，发现新的理论、新的规律等。比如：《宇宙简史》这门课是客观的介绍组成宇宙的各类星系、太阳系的形成及运动，介绍宇宙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成果。理工科富含科学思维，科学思维是从学科的角度包括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内在规律及相互关系的认识过程和方式，是基于发挥主观能动性建构理想模型的抽象概括过程；是分析综合、推理论证等科学思维方法的内化；是基于事实证据和科学推理对不同观点和结论提出质疑、批判，进而提出创造性见解的能力与品质［３］。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就是理工科的学科特质，是我们理工专业课对学生进行课程思政时要重点关注的学科逻辑。例如，《宇宙简史》这门课的课程思政，南京大学李向东教授从学科角度出发，从好奇心、质疑精神、科学家的理想信念、科学精神、探索精神、科学思维方式展开课程思政，深刻影响了学生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培养学生健全人格、爱国情怀方面也功不可没。 （２）理工科科技活动的人文后果生富含人文关怀。理工科研究自然规律具有普遍性，超越意识形态，但是理工科的科技活动后果都会以一定的理论、技术、产品呈现出来，理论、技术、产品被谁掌握？为谁服务？如何使用？使用的目的是否能够实现人们的美好生活？这些都是理工科科技活动的人文后果，越来越多的两难问题发生，涉及到人文关怀、价值追求和专业伦理，比如基因编辑，谁来使用，适用对像是谁，使用后是否会产生一系列伦理问题，科学技术是为了人类更美好的生活，但是也有可能是对人类美好生活的破坏。在相关学科课程思政中都需要对大学生进行适时和适度的引导，使大学生成长成为饱含人文情怀的、正能量的、有益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人才。学科是由一系列的为了实现特定的育人目标而排列组合的课程。无视学科的整体性、主体性、特殊性，而生搬硬套、强行融入思政元素，会导致专业课程与思政元素的机械衔接，从学科角度出发研究课程特质，才能使专业课中的价值引领和精神塑造更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３基于课程思政生成逻辑的课程思政推进策略探析 ３．１创新思政元素挖掘 课程思政就是专业课加入思政元素，最终达到盐溶于食物材料并且发生化合作用形成美味的食物，即通过对大学生价值引领，使大学生具有更高的政治认同、社会责任感、道德观念、法制观念等，让大学生发展成为国家和社会需要的德才兼备的人才。课程思政元素包括从外到内的思政元素的供给和从内到外的思政元素的挖掘，两者同等重要是一体的。目前有些高校采取把思政课程中所有的思政元素总结出来，供专业课教师根据自己的课程挑选，找到合适自己课程的思政元素，或者专业课教师直接把思政教材拿过来对照，把看起来只要和自己专业能够沾上边的思政元素都拿过来，填充到专业课程中去。或者一些教师凭借自己对思政的认知，把自己能想到的元素加进去。这些方法看起来简单易行，并且在课程思政的初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专业课教师开展课程思政的畏难情绪。但是这仅仅属于思政元素与专业课的机械对接，对专业课思政元素的挖掘是不利的，会损害专业教学的完整性，也会出现泛滥的思政元素，使得思政元素融入蜻蜓点水，浅尝辄止。 （１）顺应课程论逻辑系统挖掘思政元素。课程论认为课程内部结构包括教师，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实施、教学语言、教学载体、教学评价、教学反馈等，是一个整体，都要一以贯之的实施课程思政。课程思政不是仅仅机械的在课堂中加入一些思政元素即可，而是要体现在整个教学体系，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正式使用“课程思政”概念，到《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统筹布局课程思政建设，党和国家对于“课程思政”的基本理念和实践指导日趋明晰［６］，对于思政元素的挖掘也给出了指导，提出思政元素的挖掘应分为不同的学科，从整个课程体系出发挖掘和运用，按照教学育人目标，在教学内容上挖掘思政元素并对原有教学内容进行选取和舍弃，采用符合学生学习规律的启发式、互动式、研讨式教学方法，通过组织课堂转换教学语言，使用“互联网＋”教学手段和载体，辅以反映学生对待学业前后态度的变化、对待国家事务的热情变化、对班集体的态度变化，从而评价思政元素是否有效发挥作用，推动课程思政有序螺旋上升，实现育才和育人目标相结合。顺应课程思政的外部条件同样是课程思政生成的重要条件和理论，与时俱进挖掘思政元素。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忌“陈腐”，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课程思政只有打动大学生才能引领大学生，这就要求挖掘出来的思政元素要用最新的国际国内材料案例支撑，让同学们在分析国内外大势的基础上接受情感的熏陶和价值的引领。同时还要以问题为导向展开教学，通过对问题的研究不仅增进专业知识、专业技能还能够在讨论问题和解决问题中受到教师价值观潜移默化的影响。 （２）顺应学科逻辑精准挖掘思政元素。《朗读者》在说到赞助商一汽集团时用的是“行有道，达天下”，简单但内涵丰富，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传统价值，同时也具备了时代特色，经典的演绎出了汽车学科的价值追求。这就是顺应学科逻辑精准挖掘思政元素，再搭配上经典的案例就能很好的实现对学生的价值引领，同时又能最大程度上增强学生对学科的认同，养成职业道德。思政元素的挖掘是点的挖掘，思政元素的教学是滴灌式教学，思政元素不在多在于精准。比如，可以从学科人文关怀角度挖掘思政元素，理工科研究出来的产品是为了实现人们美好生活，充满了现实的人文关怀。也可以从学科发展史蕴含悠久历史文化，饱含着峥嵘岁月的艰辛，见证东方大国的崛起出发挖掘思政元素；也可以从学科发展重要理论的创建者、代表性人物、杰出学者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潜心钻研的奉献精神出发挖掘思政元素［５］。也可以从学科衍生出来的伦理问题挖掘思政元素，比如，理工科通过研究发明服务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时也会衍生出相关的专业伦理问题。专业课程的思政元素或者育人资源是内生的，这并不意味着思政元素的挖掘不可以外在输入，由于长时间的专业课教师认为专业课只要进行知识的教授和技能的传授即可，认为思政教育是思政教师和其他专职人员的事，所以长时间并没有把加强学生道德修养、树立崇高理想信念、培养法律素养等作为自己的育人点，所以在短时间内专业课教师在专业育德和育人方面能力欠缺，尤其是思政元素的挖掘、植入和恰当的教学方式方法欠缺，这就导致思政元素挖掘出现由外在输入向内在挖掘转变的过程，这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课程思政成长的过程。 ３．２发挥学生主体地位 （１）发挥学科的人文关怀、利用科学思维方式形塑大学生。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在论及课程思政特点时特别指出“科学合理拓展专业课程的广度、深度和温度”，通过课程思政使专业课成为有“温度”的课程［７］，那么就需要发挥学科的人文关怀、利用科学思维方式形塑大学生，实现价值引领、知识传递和能力成长三者有机结合，使之成为全面而有质量的人才。教育部２０１７年提出“新工科理念”，提出了“问产业需求建专业，问技术发展改内容，问学校主体推改革，问学生志趣变方法，问内外资源创条件，问国际前沿立标准”，其中“问学生志趣变方法”充分体现了工科的人文关怀和学生主体地位，表明了培养德才兼备、德学兼修的高素质高素养人才的追求。课程思政要针对学生的思想实际及所关心的问题去深度关注学生的个人成长，实现个性化“滴灌”与总体性“漫灌”相结合。充分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的话语方式和教学方式提升课程质量，满足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传授和理论阐释的规范严谨，同时增强育人和育才的生动性和感染力。教师在课堂上通过互动、答疑，采用小组讨论方法利用好网络交流，通过教学反馈、学业指导等教学方法加强与学生的对话、交流和沟通，用好课堂讲坛、校园阵地，增强学生的价值判断能力、价值选择能力［８］，引领学生健康成长。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教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发挥教师的能动性唤起学生自我成长的自觉，通过师生之间的情感互动和交流，达到对学生价值塑造的目的，最终实现学生的自我成长。 （２）在实践中发挥大学生的主体地位。尊重并弘扬受教育者的主体性是现代教育的核心特征。利用课堂主渠道，实现从“以教师为中心”到“以学生为中心”和“以教为中心”到“以学为中心”的转向，进行知识、能力与情感态度价值观融为一体的探究性、参与式教学，通过角色扮演法、情境教学法、榜样示范法等多元教学法，提升课程思政育人的实效性［５］。发挥大学生主体地位还要遵从大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认知特点，在高校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时遵循自主选择原则，当代大学生正处于自我意识空前活跃阶段，对于价值观的外在输入即显性的、公开的灌输存在反感，从而拒绝接受价值观的引领，而课程思政在这方面具有优势，它是隐性的，甚至和专业知识紧密结合在一起，通过情境让学生身处其中，自己做出选择，并将价值观念内化成自己的价值系统，最终付诸行动。在实践活动中同样也要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比如创新创业大赛，要做到以创、赛促“思政”的目的。创新创业大赛是以学生为主体，把学生所学到的专业知识和国家社会的需要结合在一起的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实践，在整个备赛的过程中教师是指导和引导，学生是主体，学生需要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协同合作，在整个比赛过程中各位同学无不受到爱国、责任、价值、团队、创新、真善美等精神的熏陶和价值的引领。 ３．３改进课程思政评价 （１）从学科人文关怀、教育终极目标角度展开评价。课程思政的终极目标是实现育人和育德，实现大学生自身全面而有质量的发展，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那么评价课程思政的优劣就不能仅仅采取一些简单的标准：比如有些学校课程思政评价采取的“五个一”标准，包括一个教学大纲制定、一份课件、一次公开课、一个案例总结、一份资源素材总结，这样的评价课程思政的标准虽然在课程思政的初期达到了一定的目的，但是这种评价没有考虑课程思政的受教育对象即大学生群体的主观感受，他们的成长变化，他们对学科的认同变化，他们对国家发展、党的领导等等的认同变化。也就是缺乏了更多的从学科人文关怀、教育终极目标角度展开评价。同时，不同学科的课程思政的评价标准不一样，甚至是不同地区、不同专业的课程思政评价都要相应的调整，要坚持一些基本固定的评价，同时还要配合针对性强的评价。 （２）从课程论逻辑出发展开整体评价。整体性评价是课程思政评价要坚持的重要原则之一，课程思政是为了解决传统的思政课程承担所有育人和育德功能的孤岛化现象，是发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三全”育人的重要教育理念和实践，人人都有育人职责、课课都有育人功能，整体性和系统性是课程思政的重要原则之一。所以课程思政的评价也不能仅仅从哪一方面进行评价，坚持整体评价和重点评价相结合，学生整体进步和个别表现突出相结合。顺应课程思政的外部条件同样是课程思政生成的重要条件和理论，课程思政评价要坚持创新。课程思政评价要避免为了评价而评价，评价是为了教学反馈，形成完整的教学闭环，促进课程思政更好的发展，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大学生全面而有质量的发展。课程思政评价有不同的评价主体，包括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学校系部、任课老师，基于评价的目的，评价过程就少不了大学生意见。如何更好的调动大学生参与到评价中来，并且在评价过程中对大学生进行价值引领，是评价创新的重要领域。同时还可以利用互联网＋，现在的大学生是互联网的原住民，把手机利用起来进行评价也是可以进行创新的领域之一。 参考文献： ［３］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的《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２０１７年版２０２０年修订）［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５－０１）［２０２１－０６－１５］． ［５］张兴海，李姗姗．高校课程思政改革的“四论”［Ｊ］．中国高等教育，２０２１，（Ｚ２）：７－９． ［６］娄淑华，马超．新时代课程思政建设的焦点目标、难点问题及着力方向［Ｊ］．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４２（０５）：１８８－１９６． ［７］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５－２８）［２０２１－０６－１５］． ［８］王学俭，石岩．新时代课程思政的内涵、特点、难点及应对策略［Ｊ］．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４１（０２）：５０－５８ 作者:冉小先 单位: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关于高职 学前教育科研方法 教学创新研究 论文摘要：高职教育重在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学前教育科研方法》是学前教育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具有极强的实践操作性。瞄准能力培养，改革传统教学，并创设有利于学生把学前教育科研的有关理论运用于实际的教学情境，有计划、分步骤地引导学生开展学前教育研究，学生的学前教育研究意识、研究能力甚至专业素质就能够得到明显的提高。 论文关键词：高职；学前教育科研方法；教学；创新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要求把学生培养成既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又有善用已有理论解决幼儿教育实践中实际问题的能力的人才。该专业学生缺乏学前教育研究的亲身经历。传统的《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教材偏重于传授教育科学研究的理论知识，实践证明，如果教育者树立科学的高职教育观念，引导学生把学前教育科研的理论运用于实际，改变并创设有利于学生的教学情境，有计划、分步骤地引导学生开展学前教育研究，学生的学前教育研究意识、研究热情、研究能力甚至专业素质就能够得到明显提高。 以课题研究样例为参照，丰富学生科研直接经验 《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知识体系可以分为纵向的学前教育研究设计和横向的学前教育研究实施两大部分。无论纵向的学前教育研究设计，还是横向的学前教育研究实施，都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学前教育研究经验。然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缺少的恰恰就是这一经验。为了增强学生对这部分知识的直观感知，教师应结合学期备课为学生安排一些典型的学前教育研究样例。这些样例包括学前教育研究实施方案、学前教育研究报告等，还可以包括一些近年来学前教育改革创新的综合性案例。 教师根据自己的教学需要，结合备课设计使用有机搭配的三类样例，能够为学生提供非常生动、具体的学前教育研究情境。而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边讲理论知识，边引导学生阅读样例，不仅能够直接充实学生本课程的实践经验，加深学生对理论的感性认识，而且还能间接培养学生关注学前教育改革状况，追求科学有效的教育教学方式，发现并研究学前教育问题的良好习惯。 由于样例是一个研究设计或研究实施的整体，在《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讲授中，实施样例教学的效果远优于教师的举例。只有在样例中，学生才能更深刻、更准确地理解：什么是研究课题名称，什么是研究设计，什么是研究类型，什么是研究方法。 目前，许多教材也注重样例介绍，但教材上的样例始终需要授课教师化难为易，化大为小，化远为近，量学取材，灵活运用。为了提高样例的参照性，建议教师为学生布置样例时，针对每一章的内容，应至少安排两个不同类型方法运用的样例。每一样例都应完整体现该研究实施的整个过程。在教学初期，全班应使用统一的样例，待学生基本入门后可引导学生自己检索样例。 以随堂探究设计为主线，培养学生科研技能技巧 《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是一门可操作性极强的课程。该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学生科学的学前教育行为能力的养成。将《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中学前教育科学研究的相关技能、技巧有目的、有计划地分散到每一堂课，加强教学的计划性、针对性以及实践性，是提高学生职业素质和能力的必然选择。 如结合学前教育研究理论介绍，教师为学生提供一定数量的较为规范的学前教育研究课题名称，然后让学生根据已经学过的学前教育理论及经验，自行选择一个学前教育研究课题并准备课题论证；结合文献检索理论的学习，教师为学生提示适合其学习参考的学前教育文献及其检索途径、方法，并安排学生针对自己的研究课题进行文献检索，完成书目登录、摘要、文献综述等检索工作；结合观察研究、调查研究等理论的学习，教师督促学生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审查自己选定的研究课题的方法，并进一步展开课题论证等等。选择并论证课题活动可以贯穿整个《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的教学过程，有些学生选择的课题可以成为他们毕业论文的准备。 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引导学生随堂探究设计的机会很多，只要教师结合教学进程，紧盯学生学前教育科研技能技巧养成这一目标，可以说，这样的练习触手可得。如“观察研究”章节中有许多观察记录表，教师从探究设计的角度，让学生完成填写并进行分析，空表格就会变成活教材，既可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也能引导学生进行探究设计，教学效果明显不同。 学生随堂探究设计学习，每一个环节持续1～2周，有的学生能够顺利完成随堂任务，有的学生可能难以完成。如有的学生能够检索到相关文献，有的学生检索不到文献。检索到文献的学生可以考虑课题论证，检索不到文献的学生除了进一步检索文献外，就要求从选题的价值原则重新审查课题，以确定是进一步检索，还是重新选择课题。由于高职学前教育专业的起点及培养目标的特殊性，一方面，授课教师容易忽视或拔高学生教育科研能力的培养要求，另一方面，高职生图书资料的检索使用意识和能力也不同于本科生，目前学生随堂探究设计这一学习方式被许多授课教师所忽视，直接导致《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教学显得枯燥。 以课外文献检索为动力，拓展学生的专业视野 科学的学前教育研究方法本身就是在心理学、教育学、实验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学前教育科研方法》课程的教学只有与学前教育其他专业课程的教学密切联系起来，才有可能成为一门具有实践基础的学科，才有可能真正促使学生教育科研能力和素质形成与提高。因此，教师应注意引导学生，用学前教育科研方法论的眼光考察学前教育史上的一些事实或现象，特别是一些教育家的学前教育实践；用学前教育科研方法论的方法分析评价周围幼儿园管理及其教育教学的实施；还可以用学前教育科研方法论的立场审视当前学前教育改革的动态与举措。 本研究所指的文献检索可以分为《学前教育科研方法》的文献检索和学前教育专业的文献检索两部分。《学前教育科研方法》的文献检索可以丰富学生本学科的知识视野，加深学生对有关理论的理解和准确把握，培养学生对学前教育科研的兴趣爱好。学前教育专业的文献检索，笔者把它叫做拓展学生学前教育视野的文献检索。这种检索从表面上看，似乎不是《学前教育科研方法》课程的教学任务，但若从学前教育科研与学前教育实践的联系出发来考虑，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环节，更不应把它看成负担。只有学科的文献检索，而没有专业的文献检索，学生的学习始终处于肤浅与枯燥的状态；只有专业的文献检索，而没有教育科研方法的文献检索，学生的学习又会处于盲目与混沌状态之中。拓展学生视野的文献检索是学前教育科研的肥沃土壤，《学前教育科研方法》的文献检索是田间精耕细作，二者的有机结合才能确保学生既掌握够用的基础知识，又能形成发展保育教育的创新能力——应用能力。 要拓展学生学前教育视野，《学前教育科研方法》的教学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结合本课程的教学，经常引导学生从研究的角度回顾学前教育史、心理学、教育学中的“儿童事件” 、“幼儿故事” ；（2）结合文献检索理论的学习，要求学生检索学前教育的一次文献、二次文献以及三次文献等，并加以交流；（3）结合观察法的学习，要求学生检索使用不同观察记录方法的文献，体会各种记录成果如何成为研究的素材；（4）结合实验法的学习，要求学生检索现当代学前教育改革的典型案例与当前国家学前教育管理与改革的法律法规，等等。 拓展学生学前教育视野的文献检索，有利于学生从更广阔的领域选择课题，选择更典型的课题。这种文献检索贵在教师根据所授理论，或从理论延伸、或从方法使用、或从事业创新的视域为学生提供信息源，提高文献检索的效益，保持学生开展课外阅读的浓厚兴趣。 以尊重幼儿为目标，陶冶学生的情操 学前儿童的身高在90～110厘米左右，体重在13～18公斤左右，在传统文化中他们是“小孩儿”。而在现代教育理论中他们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个性正在形成中的人。学前教育科研方法并不是为了科研而科研，而是让未来的学前教育工作者能够准确判断眼前儿童（个人或集体）身心发展水平及其表现，针对眼前儿童发展愿景，实施教育并评估教育效果。这一过程不仅需要学生掌握学前教育科研方法，更需要学生具有热爱学前教育事业，热爱学前儿童，尊重学前儿童的道德情操。 应该说，陶冶学生的学前教育情操贯穿于学前教育专业教学的全过程。但由于《学前教育科研方法》本身的特殊性，其对培养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情感又具有特殊的意义。《学前教育科研方法》课程教学为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学前教育问题的能力，不仅可以对教材中列举的许多样例进行具体探究操作，而且应有意识地对师生、家长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幼儿保育、教育中的矛盾和问题展开分析研究。这些活动可促使学生将所学理论运用于实践，保证幼儿“跳一跳，摘桃子”地发展，帮助幼儿、幼儿教师及家长矫正幼儿已经形成的不良行为。促进发展或问题解决的活动本身就是一个选择课题、制定方案、搜集资料、撰写报告的过程，就是一个研究的过程。经过这一过程学生不仅能获得成功的体验，而且能加深对幼儿教育理论的认识和体会，加深对幼儿的热爱与尊重。常言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知之深则爱之切”。《学前教育科研方法》课程有意引导学生接近幼儿，选择学前教育保育、教育中的问题加以研究解决，能够直接促进学生专业理想的形成与专业素质的提高。 为了培养学生的学前教育情操，要求《学前教育科研方法》的教学要做到：（1）授课教师应坚持经常深入学生，做到师生经验共享；（2）重视实训教学，确保实训教学的开出率；（3）教会学生关注幼儿、亲近幼儿，学会与幼儿一起游戏；（4）对一些实用性强、可操作性强的教育研究的具体方法进行系统强化训练、小单元训练、提前训练、提前应用。 总之，高职是一个全新的高等教育类型，学前教育科研方法的样例、探究设计、文献检索以及尊重幼儿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新形势下的高职教学理应适应培养目标的要求，转变教学观念，深化教学改革，构建新的教学模式，以新的课程方式促进学生发展。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试论中小学教育科研的意义和方法 【论文摘要】民族振兴依靠教育,教育振兴依靠教师,教师技能提高依靠教学实践和研究,而教师的教学实践和研究都离不开教育科研方法的指导和引导。本文试就中小及教师的教育科研的意义和方法进行探讨,以便同仁借鉴。 【论文关键词】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 什么是教育科研? 教育科研是以教育理论为武器,以教育领域中发生的现象为对象,以探索教育规律为目的的创造性的认识活动。简单地说,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只要能够在工作中发现教育上的问题,并能运用正确的,系统的方法,去求得科学的结论,去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这种活动就称之为教育科研。 人们做任何事情,都有个目的.中小学教育科研的目的,就是通过教育科学理论为武器,以中小学教育领域中发生的现象为对象,探索新形势下新的、未知的教育规律,以便发现中小学教育过程中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从而正确地指导今后中小学教育的工作,不断创新,不断发展。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事物总是前进的、发展的.我们的教育工作,它必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指导教育运行的规律也必然在丰富、在完善、在发展.广大中小学教育工作者,只有联系本职工作认真地、不断地探索,才能培养和造就更多更好的社会劳动者。因此,开展和加强中小学教育科研,对于深化教改,切实搞好九年义务教育工作,为现代化建设培养合格人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开展和加强教育科研,是深化中小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 为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必须改革现行教育中的思想、体制、结构、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中的已经过时或落后了的东西。而这些方面的改革都亟需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给予正确的回答,提出有效的措施，广泛地动员和组织开展中小学教育科研活动,充分发挥广大教师的聪明才智,集思广益,这是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提供科学理念依据的源泉,是推动教育改革与实践发展的动力.进行教育科研,每一位中小学教育工作者责无旁贷,因此要积极行动起来,发挥主人翁作用,为推进素质教育,做出各自应有的贡献。 2．开展和加强教育科研,是全面提高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的需要 我们知道,学校的每一门学科,都涉及到教育科学的理论;每一门学科的教学,都需要教育科学理论去指导.教育是一门艺术,广大中小学教师,在自己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应有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地进行教 改实验,勇于创新,用取得的成果解决教学中的新问题;对学期或学年度所实验的课题或项目应进行书面总结,找出差距,继续研究.这样边研究,边实践,自编自导自演,既可以优化“教”,也可以优化“学”，既经济快捷,又方便实惠.所以说,教育科研的成果,一旦被广大教师所掌握,就可以变成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现实力量.目前许多学校都总结提出了“抓科普、促科研,以科研带教研”等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如,辽宁盘锦市实验中学,非常重视学校科研组织和科研活动的建设.他们不仅把科研成果通过报刊杂志进行宣传报道,而且还积极主动地把经验丰富的教师派出去巡回讲学、作报告.这样做正是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便修正和完善自己的科研理论,促进教育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数十年长期坚持，因而成为全国一流中学.该校的科研带头人魏书生,也逐步锻炼成为教育实验改革的专家,全国知名。 3．开展和加强教育科研,是提高中小学教师素质的需要 国家和社会的进步依靠科技.科技的发展要靠教育.而教育发展的关键在教师.也就是说,教师的素质决定着教育发展的水平。从古今中外教育史的发展看,那些著名的教育家无不是经过教育科研---长期不断的教育实践发展而来的.我国古代的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温故而知新”等教育教学的理论,并终身为之实践,因而成为历代尊崇的教育思想家.我国现代著名的人民教育家陶行之先生,他的”生活教育”的理论,就是他在数十年教书育人的不断实践中总结创立的.我国当代著名教育改革家魏书生,也是在他十多年教育教学工作实践中,边实验、边总结、边研究,才不断取得优秀成果的。……概言之,这些例子都充分说明,广大中小学教师,开展与教育教学工作实际紧密联系的教育科研活动,经过选择课题,定向研究,不断总结积累,不仅可使“教”有特色,逐步提高教学质量,而且能提高教师自身的科研素质和实践能力.可以说,教育科研活动正是造就教育家,造就一大批卓有成效的教育工作者的根本途经;也是提高广大中小教师素质的有效手段。 4．开展和加强教育科研,是发展和完善教育科学理论的需要 科学的教育理论,来源于教育实践.而教育科研,正是使大量丰富的教育实践(包括教育教学的经验总结和教育科学实验)上升为教育科学理论的必由之路.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教育科学研究,就没有教育科学理论的发展.教育科学理论得不到发展、完善和提高,怎么谈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呢!只有广泛开展和加强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才能有效地指导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和顺利实施,确保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目标的实现. 那么,怎样开展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呢?主要可从以下两方面进行: 一方面,努力转变观念,树立参与意识,扩大科研组织,充分调动广大中小学教师进行教育科研的积极性。通过加强中小学教育科研专门机构的建设和管理,集中人力物力,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地开展科学研究,以推动教改的深化和素质教育的落实。各学校也可借此开展结合本校实际的科学研究,以促进本校教育教学工作的完善和提高.具体方法可采用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总结法等常用的科学研究方法进行研究。 另一方面,作为教师,直接面对学生,活动于教育教学实践过程之中,具有进行教育科研最有利的条件。广大中小学教师,应立足本职,立足自身实际,努力学习,勤奋钻研,注意挖掘和发现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联系有关科学理论,开展力所能及的科研活动,积极撰写科研论文,逐步提高科研能力,努力使自己退出“教书匠”行列,逐步锻炼跨入到“科研型”甚至“学者型”教师的行列。因为,教师在科研道路上的钻研精神和所取得的科研成果,正是激励学生努力学习的一个有力因素；教师在学生中的威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建立在他较高的自身素质和科研水平上的。这就要求每一位教师都必须树立起强烈的工作责任感和危机感,勇于创新,大胆实践,争创佳绩。切勿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俗话说得好:“万事开头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万木苦争春,何患未成林”。在平凡的岗位上,也能实践出真知,为教育科研的发展和素质教育的实施,做出应有的贡献。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学前教育科研方法教材编写的新思考 摘要：分析了当前五年制学前教育专业所选用的《学前教育科研方法》教材。此教材不太适合五年制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内容选择上侧重方法学习，与实际工作联系不紧密，学生学习主动性不高；二是内容组织上侧重理论讲解，实践能力突出不够，学生学习难度较大。本着突出学生科研实践能力培养这一目标，基于课题工作程序，对《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教材编写的新理念及新结构作初步探索。 关键词：五年制学前教育；科研方法；教材编写；新理念；新设想 教材是教师教学、学生学习的蓝本。它以学生的经验为出发点，按照有关学科知识的内在逻辑顺序组织而成。虽然，当下比较强调对教材的超越，但是教材作为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载体，其地位依旧不可抹杀。尤其对于高职院校师生而言，教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不仅决定了教与学的内容，更影响了教与学的方式。从近几年的实践教学经验来看，五年制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对“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这门课程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畏惧心理。此种心理的形成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教材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一、“新教材”编写的意义 （一）“新教材”编写是幼儿园工作的现实需求 “新教材”是指根据提出的新思路新结构所编写的教材，其在结构和内容上均区别于当前所使用的学前教育科研方法教材。近几年，为数不少的优质幼儿园，将“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作为新教师招聘的条件之一。这说明幼儿园已经意识到了科研在培植园本特色、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幼儿教师具备了一定的科研能力，就具有了思考的自觉性，就能主动对教育教学实践中的问题进行较好的理性思索与反省，并能做出一些有益的研究和探索，形成一些新的策略和方法并在实践中加以落实，从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在此过程中，幼儿教师也提升了自身的专业理念和素养，促进了自身的专业发展。而根据有关调查研究结果发现：目前，在幼儿教育一线的教师科研能力明显不足。对教育科研必要性的调查显示,“在湖南省10个地(市)30所幼儿园的270位幼儿教师中,有25.7%的幼儿教师认为根本没有必要,有31.9%的人觉得比较必要,有48.2%的人选择了考核、评职或完成工作。”[1]由此可见，提高幼儿教师的科研素养与能力刻不容缓。而职前培养是提升幼儿教师科研能力的重要途径，培养幼师的高职院校是重要场所。因此，作为培养幼儿教师的高职院校，必须重视和改革“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课程教学。 （二）现有教材不适应五年制学生学情是新教材编写的缘起 笔者以“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为关键词，搜集到专门讲述“学前教育研究方法”的书籍，主要是自考、高职和大中专教材，获得有效样本8本（见表1）。翻阅表中的教材，除杨世诚、王向东主编的教材结构略有不同外，其余教材在内容选择上大体一致，主要以各种研究方法为主（见图1）；内容组织上用章节形式将各部分内容讲述得非常完备，侧重理论知识。目前，五年制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所选用的教材也基本属于此种类型。[2]笔者结合几年的教学实践，立足学生学情审视此类教材，认为现行教材与学生学习之间存在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矛盾：（1）现行教材内容选择上比较传统，侧重各类研究方法的理论学习，与实际科研工作过程联系还不够紧密；（2）现行教材内容组织上侧重理论，注重理论知识的严密体系和完整呈现，实践环节内容还不够突出。学生在学习中普遍存在着“这门课程太难了，听不懂，学不会”的情况，课程学习难度明显高于五年制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学习基础。 二、教材编写的新理念 （一）内容体系上，以课题工作程序为主线 教材在选择各项目时，首先，依照课题科研工作开展的流程进行编排，以课题选择、开题论证、中期评估和结题鉴定为主线；其次，根据研究开展的过程安排科研方法的项目内容，在科研方法的选择上，不求囊括所有方法，只选取学前教育领域常用的主要方法，如文献法、观察法、调查法等。以课题工作程序为主线，以主要研究方法为补充，旨在让学生学完课程后能完整认识到课题研究的过程，工作后一旦接触到课题研究工作能比较容易上手，能较好掌握最常用和最主要的几种研究方法。 （二）内容选取与编排上，以“一减两增”为基调 所谓“一减两增”即减少理论难度，增加实践操作，增加幼儿园实际科研工作实例。首先，每个项目的内容都选取最精要的核心理论知识，不强求理论知识的全面和系统，这样，在降低学习难度的同时，也让学生掌握了最核心的知识内容。此外，为尽可能避免理论知识的减少所带来的知识结构缺陷，在内容编排上可适当增加“知识拓展、案例分析、即学即思、知识链接”等内容作为补充，以帮助学生丰富和深化对核心理论知识的理解。其次，在减少理论知识的同时，要增加实践操作和幼儿园科研工作实例。一个项目内容中，可以根据理论知识分解成3~4个任务，为强化对理论知识点的理解，必须增加实践训练。因此，要根据理论知识的内容，设置适宜的实训内容。比如，在课题选择与论证的项目内容中，可在每个任务内容后面设置1~2个实训环节（见表2）。与此同时，在理论知识部分，为增强与实际工作的紧密度，强化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根据内容选取一些贴近实际，易于理解的幼儿园科研工作实例，对理论知识起到一定的注解作用。 （三）学习方式上，以团队合作学习为原则 “学前教育科研方法”是一门集理论和实践于一体的课程。它要求学生不仅通过学习掌握理论知识，更要能运用理论知识开展科学研究活动。如在学习中学生仅仅是了解了一些理论知识，但不能学以致用，显然无法达成课程学习目标，也无法实现培养“具备初步科研能力”幼儿教师的目标。因此，在教与学中，要改变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要突出学生的实训环节，让学生开展初步的科研实践。对五年制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而言，本课程的学习难度无疑比较大。教学中既要达成学以致用的目标，又要能适应学生的学习基础，这就必须在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进行改革。因此，立足教学实践，我们提出采用团队合作学习的方式来化解学习难度，提高学习效益。建议教学中组建8～10人规模的学习团队，以团队为单位进行各教学内容的学习，引导学生在团队合作中协作完成各项目任务，提高科研意识和能力。本课程中的团队合作学习要注意如下五个问题：（1）合作团队组员应基本保持不变，使团队组员能配合默契，相得益彰；（2）合作时间应持续整个课程学习，便于任务分配的连续性和均衡性；（3）合作内容贯穿课题工作过程；（4）每一项任务的合作分工体现总—分—总的格局，既能确保团队成员对合作任务的整体把握，也能更好化解合作任务的难度，排除学生的畏难情绪；（5）合作中教师要进行有效指导，关注团队实践完成情况，确保合作任务的顺利推进。[3]比如：在文献综述撰写的实训环节中，团队的合作任务与要求包括团队商讨综述报告的写作提纲，分配任务；各组撰写分配的综述内容；汇总并集体商讨修改。 三、教材编写结构的新设想 （一）教材模块构成 教材模块构成可简单概括为“三步四法两补充”（见图2）。“三步”即课题研究工作过程中的开题论证、中期评估和结题鉴定，主要体现了课题研究的工作流程；“四法”即幼儿园科研中常用的文献法、观察法、调查法和作品分析法，选取幼儿园科研工作最常用的几种方法；“两补充”即选题论证和研究论文撰写，选题论证是课题研究很重要的起始环节，而论文撰写也是除课题研究外，幼儿教师经常要进行的一项研究工作。因此，补充两个内容，能使学生学到更加实用的知识。 （二）项目内部组成 基于课程的性质和教学目标，教材编写要充分体现理实一体化的理念。就其中某一项目而言，第一级构成主要包括学习目标、学习任务、任务分解和作品展示。其中学习目标、学习任务这两个部分均已较简要的语言提炼出具体目标和任务，使学生对本项目学习目标和要求有很明确的认识；任务分解栏目是主体，下分几个任务，每个任务的内容均有理论知识的认知和实训操练构成；作品展示是将学生的优秀作品进行展示，一是对学生优秀作品的认可，二是帮助学生深化理解本项目内容（见图3）。综上所述，教材编写应基于人才培养目标和工作岗位需求，综合考虑学生特点，遵循学科内在逻辑。唯此，教材才能更好服务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 作者：马华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区域推进中小学教育科研的策略与方法 区域推进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必须立足本区实际，明确区域推进的思路，探索推进的策略与方法，最终形成区域教育科研推进的西湖范式。这是我们的追求。 一、依托课题研究，引领区域教育改革和发展 1.区域龙头课题引领发展方向 西湖区教育行政领导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科研先导的理念，围绕区域教育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热点和难点问题设计区域龙头课题并亲自组织课题研究。2011年以来，西湖区教育局领导牵头的课题就包括“内驱外引：区域提升教师专业水准的策略研究”“构建孩子想象的现代学校的实践研究”“促进区域优质均衡发展的紧密型教育共同体的运作机制研究”等。这三项课题的成果均荣获浙江省教育科研成果评比一等奖，并出版了2部专著。这些课题不仅提升了教育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和教育改革的有效性，同时也在区内发挥了良好的示范表率作用。 2.组织开展系列专题研讨活动 立足区域实际，在调研中提炼研讨主题，共同解决学校发展难题。以钱局长主持的省重点课题“传承・共融・创新：区域推进义务教育高位均衡发展的实践研究”和黄志元副局长主持的省规划课题“促进区域高位均衡的紧密型教育共同体的运作机制研究”为载体，分别开展了一系列专题研讨活动，如，“一校一品：学校特色建设经验交流”“合作组有效学习的策略与评价”“特色课程建设”“美丽学校建设研讨”等，这些研讨活动都有效地推动了课题研究，有利于西湖区教育的均衡发展。 3.围绕主题深入开展专题调研 为提高科研工作的实效性，区教师进修学校教育研究开发中心每年都会组织一次专题调研活动，并撰写出调研报告。2013年，_展了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状调研；2014年，开展了西湖区中小学课改实验学校的现状调研；2015年，组织开展西湖区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现状调研。实践证明，开展专题调研活动，有利于我们更加全面的了解情况，提出更多符合实际的建议，更好地为教育行政决策服务，同时也为课题研究提供了科学有效的依据。 4.积极培育学校核心课题 要求校长在每一个五年计划时间段内，除了要自己承担1个课题研究外，还要推广1个课题成果，开发1个新课题。所研究的课题要有引领性、针对性和实效性；推广的课题要有适切性、方向性和可操作性；开发的课题要有前瞻性、创造性和校本性。同时，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学校特色建设项目、省市级课题研究或独立承担子课题研究任务。 二、创新科研实践，开展富有区域特色的教科研活动 1.组织开展学术节活动 西湖区教育系统学术节围绕“以生为本、以学定教、共同发展”的宗旨已成功举办了两届，目前第三届学术节也已进入尾声。每一届学术节都紧跟教育改革的步伐，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包括高层次的理论引领、精彩的课堂展示、名师论坛、优秀成果推介活动等。学术节由开幕式和主题活动两大部分组成。开幕式上，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副主任张丰和北京市翠微小学许培军校长分别作了关于课程改革的主题报告。主题活动，包括“课程改革研讨活动”“课改课堂节展示活动”“创建新优质学校研讨活动”“优秀科研成果推介活动”等。 2.开展教育科研大讲堂活动 近两年，西湖区分别在翠苑中学、竞舟小学、求是教育集团等学校组织了十余次科研大讲堂活动。科研大讲堂活动形式多样，有课堂展示、圆桌论坛、观点报告、专家讲座等。科研大讲堂在规范学校课题研究，提升教师科研能力，促进区域教科研均衡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3.组建同类课题研究群 对正在研究的课题进行了梳理和统计，把研究领域相近的课题整合成课题群，如，课程建设、美丽学校、智慧教育等课题研究群。依托课题群，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联动式”“联盟式”“主题式”等多种形式的课题指导活动。 三、优化科研管理，提高教育科研工作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1.研制“科学公正”的评审制度 近两年，我区逐步完善了科研成果（论文）评审机制。成立了中小学教育教学论文评审委员会，同时，根据评审工作的需要设立若干个评审专项组；按学科类别，分别建立初评委与复评委专家信息库；构建了科学合理的论文（成果）立项课题的评审标准；成果（论文）评审工作“背靠背”，同一类别初评、复评和同一组杜绝同校专家，防止个人学术权力蔓延；区教师进修学校与中国知网签订了合作协议，对我区第28届教育教学论文拟获奖名单（一、二等奖）进行了，有效遏制了学术不端行为，净化了学术风气。 2.开展“条块结合”课题申报 “条”上集合广大教师的智慧，各中心、各部门、各学科，根据自己的工作进度，提供课题研究申报目录；“块”上我们以区域重点课题为基础，延伸出了众多的子课题，同时列出各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供教师研究。通过召开课题申报会议和网上报名等方式，最大限度地动员广大教师参与课题研究，努力提高立项课题的方案质量。 3.进行“线上线下”成果推介 一是分学科分类整理获奖科研成果的电子稿，并及时上传至网络FTP上，方便全区中小学教师学习，实现区域优质资源共享；二是区域层面综合推广、分学科、分类推广；三是组织形式多样的优秀成果推介活动，各学科整合、校内外结合、共同体融合、地区间联合等。 4.创建“量性结合”的科研评价 创建并完善了《西湖区教育科研考核评价指标》。西湖区教育科研评价采取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分自评、复评、终评三个阶段，确保评价工作的公正、公开、公平。我们既评价科研业绩，立项率、参与率、结题率、获奖率；又评价科研态度、科研过程，分别从领导对教育科研的重视程度、科研机构的健全程度、科研工作的开展情况、科研成果的推广情况等四个维度进行评价。 四、加强科研指导，提升区域教育科研服务质量与水平 1.加强各级课题申报立项指导 一是制定课题申报目录。根据前期调研结果，结合我区教育改革发展的实际，区教师进修学校教育研究开发中心分门别类的制定课题申报目录。二是跟踪指导省市规划课题的申报。通过召开课题申报会议和网上报名等方式，最大限度地动员广大教师参与课题研究。在区级立项初选的基础上，与课题负责人沟通，按照申报要求，从技术层面对各级课题申报方案进行逐一审核，严格把关，保证课题方案的质量。 2.加强课题过程化指导 一是开展立项课题负责人培训。以“培训研究人员、规范研究过程、交流研究经验、提高研究质量”为目的，通过教科专家引领、“本土”专家观点报告、优秀成果推介、分段研讨交流等方式，提升课题负责人的科研能力。二是深入基层学校，指导课题研究。定期到基层学校对各级立项课题进行中期检查，加强课题的过程化指导。三是实施课题记载手册管理制度。申请结题的立项课题，记载手册必须接受教育研究开发中心的检查，通过后方可结题。四是开展“点面结合”中期交流活动。积极组织开展省市规划课题与区重点课题研究成果中期监测。 3.重视对课题成果提炼的指导 一是依托课题群，有针对性地开展“联动式”“联盟式”“主题式”等多种形式的课题研究成果指导工作。二是实行定人、定时、定向的帮扶原则，对相关课题成果进行全方位的指导，尤其是对部分未在区获奖的课题成果进行一对一的指导，可以是网上交流，也可以是面对面的交流，有时还要深入到一些薄弱学校进行专项指导。三是定期开展省、市规划课题结题成果集中交流活动，邀请省市级科研专家对课题研究进行过程指导。 4.强化对科研室主任的业务指导 我们非常重视科研主任会议，不仅有工作上的布置，业务上的指导，还会针对下一阶段的重点工作，穿插一些专题性的小讲座。如，10月份举行专题论文评比；9月初的科研室主任会议上穿插讲“教育教学论文的撰写”；3月进行科研成果评比和课题立项，会上穿插讲“课题申报与报告撰写”等。 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我区的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与突破，实现了三个转变，即教师观念的转变，从对科研的畏惧到主动参与科研；科研内容的转变，从单一的课题研究到以普及科研知识方法为主的培训活动，以强化过程管理为主的中期交流活动，以展示成果为主的展示活动，以成果为主的推广活动；活动形式的转变，有交流观摩、现场研讨、网上论坛、科研导等。积累了一些经验，形成了“专业引领、全员参与、校本特色”的教育科研新格局。 （作者单位：浙江杭州市西湖区教师进修学校）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教育科研常用的几种方法 一项教育科学研究，在确定了研究课题，明确了研究方向和目标后，选择一种或几种适合本课题研究的方法至关重要。因为研究方法是为达到研究目的而采用的途径、手段和工具。它是完成教育科学研究任务的桥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研究的价值和效果。目前，在中小学教育科研中常用的方法有观察法、调查法、文献研究法、教育实验法、行动研究法、叙事研究法、案例研究法等。本文仅对实验法、叙事研究法、行动研究法作介绍。 一、教育实验法 1. 什么是实验法。 实验法是运用科学实验的原理和方法来研究教育现象和问题，以揭示教育活动规律或某些教育内容、方法的有效性的综合性研究活动。 2.教育实验的特点。 教育实验是“人与人的对话”，复杂性远远超过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活动，尤其是教育行为与教育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错综复杂，且教育外部环境对教育活动的干扰也极难控制，因而很难达到自然科学实验所要求的精确度。因此，一般认为教育实验是一种自然状态下的实验，而不是像自然科学实验那样在实验室里进行的“封闭式”的实验。所以实验法既要遵循自然科学实验的一般规律，但又不能照抄照搬科学实验的具体操作方法。 3.教育实验法的实施。 教育实验法的实施要经过以下六个过程：确定研究课题、提出实验假说、设计实验方案、控制实验变量、评价实验效度、形成实验报告。（第一个过程前面的文章已经论及，下面仅论述后五个过程） （1）提出实验假说。教育实验假说所假定的是关于某类教育行为在某些人为控制的条件下，与某类道德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教育实验假说的特点是用描述性的语言对实验结果作“假定有效性的描述”。例如，我区承担的中国教育学会“十一五”重点课题子课题“班主任专业素养发展的实践模式研究”（以下简称“班主任专业素养发展课题”），提出的实验假设是：“五位一体”的培养模式是可以促进班主任专业素养发展的，即，通过学习反思、专业引领、教育实践、个案分析、评价激励“五位一体”的培养模式在实验中的实施，促进班主任专业素养的发展，培养一支反思型、研究型、策略型、智慧型班主任队伍。“五位一体”的培养模式是班主任专业素养发展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2）设计实验方案。教育实验方案一般包括实验总体方案、实验工作执行计划和评价方案。实验总体方案是对整个实验工作的整体规划，也是实验工作计划和评价方案制定的依据。实验总体方案包括以下内容：课题提出，理论假说，实验对象、实验工具的选择，变量控制，实施步骤，保障机制，预期效果。实验工作执行计划一般包括以下内容：指导思想，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目标，步骤及阶段要求，组织保证。评价方案是对本次课题研究效果的评估。评价方案的内容应紧紧围绕实验目标、实验内容制定，一般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教师教育水平，学校教育工作的效果等。 （3）控制实验变量。教育实验的变量包括自变量、因变量和无关变量。自变量是由实验者操纵的，呈献给被试的刺激变量。因变量是在自变量作用下可能产生的结果。无关变量是除自变量以外的一切可能影响因变量，而对实验有干扰作用的因素。例如，班主任专业素养发展课题，由区课题指导组提出的学习反思、专业引领、教育实践、个案分析、评价激励“五位一体”的培养模式和《河西区中小学班主任专业素养发展手册》就是自变量。班主任专业素养发展的水平，包括班主任专业思想、班主任专业技能、班主任知识等，就是因变量。学校整体的工作氛围等因素就是无关变量。 （4）评价实验效度。实验效度的评价应从实验的内在效度和外在效度两个方面进行。教育实验评价实验的内在效度的方法是采用前测后测数据对比的评价法，证明因变量发生变化的原因是自变量刺激的结果。评价外在效度的方法，教育实验主要运用在不同地区或不同学校进行重复性实验，将实验数据进行对比，证明实验的可行性，可推广的价值。这种方法有助于完善实验方案，增进实验效益。 （5）撰写实验报告。撰写实验报告是教育实验研究的最后一个步骤。实验报告体现着课题研究的水平和价值，因此要重视实验报告的撰写。实验报告包括以下内容：题目、实验基本情况、变量分析、结果与分析、实验展望。 二、教育叙事研究法 1. 什么是教育叙事研究？ 教育叙事研究是指以叙事的方式开展的教育研究。它是研究者通过对有意义的校园生活、教育教学事件、教育教学实践经验的描述与分析，发掘或揭示内隐于这些生活、事件、经验和行为背后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和教育信念，从而发现教育的本质、规律、价值和意义。 2.教育叙事研究的特点。 （1）教师可以作为教育叙事研究的主体，同时教育叙事研究也为教师真正参与教育研究提供了平台，教师成为真正的研究者，也从根本上解决了长期以来教育研究与教育行动分离、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脱节的状况。 （2）教育叙事研究的对象就是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教育教学事件、教育教学实践经验。 （3）教育叙事研究的内容宽泛，有学者认为教师的教育活动范围有多宽，叙事研究的领域就有多广，教师的工作有多少种类，其叙事研究的主题就有多少种类型。 （4）教育叙事研究的方法易于教师掌握。教师可以通过观察、分析、反思自己的校园生活、教育教学事件、教育教学实践经验，在反思中深化对问题或事件的认识，在反思中探寻事件或行为背后所隐含的意义、理念和思想，并以叙述、讲故事的方式将其表达。 3.教育叙事研究法的实施。 有学者把叙事研究的实施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现场”，第二个阶段是从“现场”到“现场文本”，第三个阶段是从“现场文本”到“研究文本”。 笔者认为，教育叙事研究法的实施一般要经历五个阶段：明确叙事研究对象（课题），制定叙事研究计划，置身叙事研究现场，积累叙事资料，撰写叙事研究报告。对第一、第二阶段不再赘述，重点对后三个阶段作一说明。 置身叙事研究现场阶段。研究者要对所要叙事研究的人或事件亲身经历、体验，将自己置身在研究对象中，通过与研究对象的近距离接触，与研究对象建立一种相互平等、相互信任的对话关系，来掌握研究对象的比较全面的、真实的研究信息，并通过这些真实的信息探寻到研究对象背后的各种影响因素。 积累叙事资料阶段。此阶段要对叙事现场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的点点滴滴及时地记录总结，储备研究资料。记录的形式可以是研究访谈、日记、书信、谈话、现场笔记和来自现场的其他故事、口述史、照片、回忆录、自传和传记的撰写、文献分析等。 撰写叙事研究报告阶段。撰写叙事研究报告是叙事研究的最后一个阶段。叙事研究报告是主要运用记叙、议论、说明的方法，发掘或揭示叙事故事里面深层次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和教育信念。 叙事研究报告中既要有细致翔实的故事性描述，又要有基于事实的深刻分析;既力图创设出一种真实情境，把真实的教育生活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又要在众多具体的偶然多变的情境中去透析叙事中各种人物或事件的种种关系，解析现象背后所蕴含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和教育信念，从而使教育生活故事焕发出理性的光辉和智慧的魅力，从而发现教育的本质、规律、价值和意义。 教育叙事研究是教师从教育实践出发，从校园生活出发，从真实教育事实出发，从自然教育情境出发所进行的研究，这种研究的显著特征在于“实”，它是教师在教育活动中对实事、实情、实境和实际过程所作的记录、观察和探究，增强教育研究实效，因此，在教育科研中提倡运用该方法。 三、教育行动研究法 1.什么是教育行动研究法？ 教育行动研究是由教育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以研究解决教育教学的实际问题为根本目的，以“对行动进行研究，以研究促进行动”为基本方法的教育教学实践研究法。 2.教育行动研究的特点。 （1）行动研究是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共同开展的研究。干部、教师也是教育科研的主体，从事行动研究和运用研究成果的人员就是学校的实际工作人员。 （2）研究的课题是实际教育教学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3）行动研究的环境是自然状况下的学校教育环境，是真实的动态工作环境。 （4）教育行动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针对实际问题，改进实际工作，提高行动质量。 （5）行动研究的价值评估重在研究的实际效果上，突出了教育科研的实效性。 3.教育行动研究的实施。 教育行动研究一般经过以下六个过程：发现问题，确定课题，制定计划，实施行动，效果评价，撰写研究报告。教育行动研究特别强调从学校的工作实际出发，去寻找、发现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亟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将问题作为研究课题进行研究，也可以将工作的重点作为课题进行研究。其他五个方面的过程与其他方法相似，不再重复叙述。 教育行动研究法在我区所承担的全国教育科学“九五”“十五”“十一五”重点课题“整体构建学校教育体系”实验和“十二五”和谐教育的研究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运用。区课题指导组带领实验学校，边研究边行动，边行动边研究;在行动中寻找问题、发现问题，将工作中的难题、问题确立为研究课题。35所实验学校结合学校的实际工作，分别确定了自己的研究子项课题。可见，教育行动研究法解决了“工作”与“研究”、“实践”与“理论”、“科学研究者”与“实际工作者”的脱节，实现了实验研究和实践工作的统一。 以上仅对三种研究方法作了简要介绍。一项成功的教育实验，应同时采取多种的研究方法，只有多种方法协同研究，才可以取得预期的研究效果。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教育科研方法的发展趋势 摘 要：从历史变迁的角度看教育科学科研方法，有助于我们了解教育科研活动的发展轨迹，教育科研方法与教育理论、教育思想观点；从而在客观上把握历史发展的脉胳，各种方法产生的背景，预测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未来走向。 关键词：方法；教育科研；教育科研方法；发展趋势 新课程与教学改革条件下，基础教育及中等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质量提高得如何，不仅与国家政策有关，而且一个非常关键的是教师，广大中小学教师的科学研究水平状态如何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因此，本文试从历史变迁的角度探讨教育科研究方法，从而希冀对教师的科研水平的提高有所裨益。 一般认为，教育科学研究属于社会科学研究范畴，它是在教育领域中进行的，由教育工作者对教育对象、教育实际问题进行研究以揭示其规律，并探索运用教育规律改造教育的途径、方法和措施的实践活动。 它既是一种知识体系（思维方式），又是一种行为规律（行为方式），既是一种理论上的方法体系，又是具体实践的行为策略。教育科研方法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客观层面，即教育科研方法论；二是中观层面，即科学研究的思维方法；三是具体的操作性方法。 一、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历史变迁 教育研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才取得今天较为成熟的地位。在中外教育史上，不同教育思想与流派之间的争辩、包容、深化和拓展，在推动教育理论的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教育科研方法的逐步成熟与深化。从整个教育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两千年来教育研究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四个大的历史阶段：萌芽期，发展期，形成体系结构期，多元化时期。 （Ⅰ）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萌芽期：“经验――描述”研究阶段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萌芽期大致可追溯到教育学在古代社会产生至17世纪形成独立学科这一时期。随着教育实践活动的发生和发展，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也随之诞生。这一时期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主要特点是“经验――描述”。在这一时期，教育研究主要依据是观察和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虽然有简单的逻辑推理，但总的说来，当时的教育研究方法是笼统的、直观的，带有明显的朴素性和自发性。这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古代时期的自然科学和技术水平还很低，人们对方法的追求比较笼统和模糊。该时期教育研究方法的思想成就体现在中西古代教育观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逻辑学以及夸美纽斯的教育理论中。 （Ⅱ）教育科研方法的发展期：“哲学――思辨”研究阶段 17世纪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近代科学产生以后，教育研究进入了以分析为主的方法论时期。在这一时期，教育研究从经验的描述上升到理论的概括，教育学研究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心理学开始成为教育研究的理论基础。教育心理化运动开始。该时期教育研究的思想成就突出体现在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之中。 在《教育学》中，赫尔巴特从实践哲学和心理学出发，导出其教育目的论和教育方法论。他继承了夸美纽斯以来的形而上学的传统，把定性研究方式确立在哲学思维层次上。赫尔巴特不仅给“经验――描述”研究阶段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而且创造了“哲学――思辨”研究阶段的辉煌成就，更启迪了其后“科学――实证”研究的新时代。 （Ⅲ）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形成体系期：“科学――实证”研究阶段 19世纪下半叶在自然科学取得许多突破性进展的历史背景下，教育学爆发一场深刻的革命，一些教育学家倡导在一般科学方法的框架内进行教育研究。教育研究引入了实验方法，试图从思辨研究转向实证研究。这一转向导致原有研究范式的危机，教育科学应运而生。这一时期，新兴科学快速发展，学科内部分工日益精密和专门化，数学和数理逻辑得到广泛应用。正是应科学研究发展的要求，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Ⅳ）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多元化时期：“规范――综合”阶段 20世纪的教育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局面。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社会危机，使人们开始怀疑曾经是无往而不胜的科学主义，重寻失落的人文精神。“价值多元化”的口号，成为当代众多教育理论流派得以共存的基础。与此同时，教育研究的深入发展，推动了教育研究方法从哲学方法论中分化出来，成为专门的研究领域，以教育研究方法本身为研究对象，它意味着教育研究的深化。 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教育与社会学》继承并强化了孔德的实证科学观。而1921年德国的克里兹施玛尔在《哲学教育学的终结》一书中，则宣判了哲学教育学的死刑。其后，以斯普朗格为代表的“精神科学教育学”，继承了施莱尔玛赫以来的德国浪漫主义哲学传统，在教育学领域反对将人片面化、畴形化和工个化，呼吁教育要造就出具有完整精神和充满创造力的人。此后，解释学、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等都对所谓“科学化”思潮进行过责难和批判。 纵观教育研究的历史发展，既是传统研究范式在自然科学方法的冲击下逐渐解体的过程，又是人本主义研究范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深化的过程，教育研究的价值取向趋于多元化。 二、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 随着近20年来教育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这些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宏观层面：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多元化 1.每一种哲学理论将对教育研究方法的产生深远的影响 哲学与教育学科的关系源远流长，处于前期学科的教育思想是古代哲学家对于教育问题所作的思考；成为独学科的教育则力图摆脱被哲学直接包含的“母子式”关系，寻求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和有别于哲学式思辨的研究方法；当代哲学与教育学科一方面处在科学大厦中的不同层次，另一方面各自内部都发生分化，相互之间有着多种不同方式的交叉。 2.横断科学理论 横断科学主要指系统科学与数学，它诞生于20世纪数学有重大突破、七十年代系统科学形成之际，是当代科学发展中新生成的一个学科群，已构成了人类认识的一个新层面。被称为系统学科的科学，迄今为止主要有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及广义进化论，它们都以世界存在事物的基本结构形式“系统”为共同的研究对象，从不同的侧面揭示系统的构成、结构，揭示演化、系统的内容关系，及其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等。恰恰是在整个学科群意义上它才被称为横断科学，因为其研究对象是事物存在的结构形式而非实质内容。系统科学提供拓展和重构当代教育研究问题领域与对象观的新视角，提供从整体上研究教育内部结构的新思维原则，提供分析教育与环境关系的“结构与功能”新思维模式。 3.教育理论 任何教育研究，往往都是从一种概念框架开始的，这种框架在如今常被称为范式，是一组观念、价值和规则，它支配着探究的行为、解释资料的方法以及看待问题的方式。研究者不同的教育观念，会极大地影响其教育研究的倾向性。教育理论是教师从事教育研究最为重要的和直接的理论基础。 （二）教育研究方法的中观层面：注重生态化、现场化与跨文化研究 近20年来，教育科学研究出现了生态化倾向。所谓生态化倾向，就是强调在真实的自然与社会的生态环境中研究教育规律，提高教育的外部效度，提高教育科学研究的实际应用价值。 教育科学研究的生态化倾向直接导源于实验室实验的局限性。实验室实验能够按照严格的设计程序，操纵自变量，对教育科学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教育本身是一个多因素组成的复杂的完整的系统，运用实验室实验，操纵有限的变量，必将把一些有意义的变量给控制掉了，外部效度明显降低。所以教育科学研究必须要走出实验室，到现实的生活中进行研究。 教育科学研究的现场化是指在教育的现实环境中研究教育与人发展的规律。随着生态化的发展，人们认识到只有冲出实验室围墙，到现实的生动的教育现场冲去进行研究，才能使教育研究内外部效度达到统一，于是在具体研究中就愈加重视现场研究。 所谓跨文化研究是将同一课题应用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在此基础上，探讨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共同规律，或从不同的社会生活条件对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影响的一种方法。 （三）教育研究具体方法方面：注重研究的综合化、现代化和数量化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综合化趋势主要是指强调采用多种方法和从多学科角度去探讨教育现象及其规律。 教育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很多，并且每种方法各有其利弊，单纯使用某一种方法，容易失去重要的有价值的信息，其研究结果难以全面可信。 教育研究方法现代化主要是指研究技术设备和手段的现代化。目前教育科学研究已大量采用录音、录像、照相等手段。这些现代化的技术设备可以帮助我们准确记录收集的资料，并且可以反复的观看和分析，所得资料客观，分析资料准确。还有一些现代化设备，诸如单向玻璃的儿童观察室和多台固定的摄像机的综合运用，能够准确而迅速地记录儿童的复杂行为，使研究更为客观真实。 教育科学研究越来越注重数学方法作为工具。对研究结果进行数量化分析，有助于教育研究的科学化。一方面，多元分析方法使教育科学多因素研究得以实现。另一方面，计算机在教育科学研究中的广泛应用，使教育科学研究大样本、多数量、多层次的研究成为可能。 作为一门学科的研究方法DD教育科研方法有着其它科学研究方法的共性，也有它自身的个性。作为一名教育科学的工作者，我们非常有必要了解教育科研方法的历史变迁及趋势，以促进教育的发展。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新中国教育科研方法著作(教材)的文献计量分析 摘要：课题组对新中国出版的133本教育科研方法著作（教材）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研究该类著作的变化轨迹、发展特征和未来趋势，为我国教育研究方法的发展提供客观依据。研究发现：（1）著作经历了从译介到教材，再到著作的发展过程；（2）著作数量上不断增长，从上世纪60年代的翻译，到80年代升温，90年代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但尚未达到学科成熟；（3）著作合作率较高，教材多、编著多，学术性著作少、独著少，说明高质量、原创性著作欠缺；（4）著作显示研究方法不断丰富，方法论认识日益深刻，方法的混合互证趋势明显；（5）著作向学科教育研究和各类教育研究方法发展，呈现明显的精细化、分支化发展趋势；（6）著作受教学和研究需要推动而不断发展。 关键词：教育科研方法著作；文献计量分析；发展态势 一、图书数据来源和统计指标选定 研究者在国家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安徽农业大学图书馆的馆藏图书，以及超星、书生之家、Apai电子图书中围绕“教育研究方法”进行全景检索，检索条件为“书名”，检索词分别为“教育科研方法”、“教育研究方法”、“教育科学研究”，检索截止日期为2012年7月20日，共检索出133本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类著作。把133本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类著作下载，对其出版年限、著作者状况、著作性质、著作前言、提要和目录进行统计分析。其中，出版年限主要是为了考察单位时期内著作分布，以期考察教育科研方法著作文献增长规律和方法发展的关系。在文献计量学领域，可以用出版年限反映出一定时期内的文献量，进而通过文献数量变化情况反映该学科的发展水平。著作性质，一方面是按照著作的学术性强弱特征分成学术著作和教材，另一方面是按照著作的译著与否和是否再版，把其分成译著和再版，以此考察我国教育科研方法著作的阶段性特征。著作前言、提要和目录的统计分析主要是分析每本教育著作中的基本内容体系和具体研究方法，考察新中国教育科研方法中具体方法的发展特征和未来趋势。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研究方法类图书的计量分析 1.出版数量不断增长 在文献计量领域，某一学科的科技文献数量变化情况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学科知识的增量变化，以及反映出该学科的研究水平和发展速度。 从表1可以看出，从1949年到1966年期间，我国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类著作出版仅一本，说明新中国之初，我国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仍处于诞生时期，体现在对译著的吸收和文献的绝对数量匮乏上。1966年到1976年期间，我国教育科学研究陷入停顿时期，相应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及其著作出版也处于停顿时期，1976年后我国教育事业开始逐步恢复，教育科学研究也慢慢进入轨道，到1980年，我国第二本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书籍才开始出版。从1980年开始，年出版数量开始呈明显上升趋势，到1989年，我国教育科研方法著作出版编目累计数为10本，而1999年末的出版编目累计数已为52本，在2005年到2010年期间，出版编目数为42本，累计编目数为125本，截止到2011年底，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类图书在版编目累计数为133种。纵观1949年到2011年的统计数据，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著作在数量上已经有了质的飞跃。随着国家、社会和个体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社会对教育的日趋关注，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兴起等，将使教育研究方法受到越来越多教育工作者的关注和重视，将会产生更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2.著作合作率较高 由表2可以看出，在已出版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著作中，教材所占比重较大，由于教材的合作编著性质，使得著作作者较多，教材的合作度较高，分析教育科研方法著作的合作度已经缺乏意义，因此，本研究仅对著作的合作率进行分析。借鉴文献计量领域中的“论文作者合作率”概念，把著作的合作率界定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作者的出版著作数与总的出版著作数的比值。表2的第2、3、4列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著作出版的合作者状况和著作性质状况。 由表2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后各个时期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著作的合作率都很高，合作率在70%以上，反映出我国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著作独著少、合著多、编著多的问题。这种现象说明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综合性、交叉性，需要来自不同学科方法领域的人进行充分合作，才能完成一本高质量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著作。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教育科研方法原创性著作不足，需要加强高质量的原创性著作出版。 由表2中的著作性质栏目可以看出，在我国133本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著作中，理论性著作33本，教材性质著作100本，理论性著作仅占总数的24.81%，说明我国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教学研究人员比较注重教材建设，重视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普及和推广，但也说明我国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学术性理论著作和原创性著作不足，教材的偏多说明高质量的原创性著作尚有欠缺。这与研究方法的方法性和手段性有关，但也确实说明我国教育研究方法创新不足。相比学术性著作的前沿把握和新技术、新方法的吸纳，教材比较注重常见方法和一般方法，缺乏对新方法的前沿把握。未来一段时间，随着教育研究创新迫切地需要方法创新的带动，教育研究方法的学术性创新著作将会不断涌现。 3.研究方法不断丰富 由表3可以看出，在1949年到1980年期间。我国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在继承历史优秀传统、吸收消化苏联教育科研方法基础上，已经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体系，包括文献和历史法、抽样研究法、调查研究法、观察法、个案法、实验法、测量法、经验总结法、比较法、统计法，但是这一阶段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存在具体方法背后的方法论认识不足问题，体现在教育科学研究的本质认识、具体方法的分类、方法和手段的区分上不够明晰。 在1980年到1990年出版的著作中。其内容体系都包括教育科学研究的意义、概念、原则、步骤与任务，以及课题的选择、文献的查阅、具体研究方法的选择和选用、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分析、成果的表达和论文的撰写。这些为我国20世纪90年代后教育科研方法的发展基本奠定了基础。具体研究方法上，与1949年到1980相比，增加了系统论方法、内容分析法、预测和评价研究法，并且强调新技术手段如计算机技术在研究方法中的具体应用。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把握教育科研方法 推广教育科研成果 摘要：明确教育科研的方向和研究重点是进行教育科研的基础；中小学教育科研应以“小问题、小课题研究”为切入点；问题即课题，反思即研究，成果即成长，教研、科研一体化，是学校教育科研的主要方式、方法；教育科研成果通过推广应用，可以转化为教育的“生产力”，提高教育质量，实现教育科研成果的自身价值。 关键词：教育科研方法；推广；教育科研成果 教育科研方法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有其自身的要求和规范。中小学一线教师怎样做教科研，一直是困扰我们的问题。笔者结合近几年的学习、调研和组织指导教育科研活动的实践，谈谈对教育科研方法、途径与教育科研成果推广的浅见。 一、明确教育科研的方向和研究的重点 基层学校的教育科研应以“小问题、小课题研究”为切入点，以行动研究为主线，分层、分类深入扎实地开展小课题研究。小课题来源于教学实践，来源于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老师要树立“问题即课题，反思即研究，成长即成果”的科研新理念，开展基于问题解决的行动研究，解决自身发展中遇到的真实问题。整体规划、专业引领、科学评价是提高教育科研质量和效益的有效策略。有专家说：“一线教师搞科研，研究什么？最切实可行的，就是研究自己在现实的教学过程中和专业发展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寻找问题的解决途径，并将自己思考的结果用于课堂的改进和自身教学行为的改善。”莒南县一些学校在这一研究思路的引领下，积极开展各类小专题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促进了教师专业成长。 二、明确教育科研的方式、方法 要立足教育教学，以课堂为主阵地，实现教研、科研一体化，在工作中研究，在研究中工作；要遵循“教研出课题，科研育成果，成果进课堂”的思路，倡导“全面推进，重点突破，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工作方法，在全面推进中提高科研质量。各校应根据本校的办学特色，确定龙头（主导）课题，以此凝聚人心，使龙头课题成为引领学校发展的主动力，成为教师专业发展和学生健康成长的推进器。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把课题研究与学校的教学、教研活动结合起来，使全体教师都能参与到研究中来，以科研带动教研，以教研促进科研，使学校形成浓厚的科研氛围，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和教师的专业发展。 三、重视教育科研成果的推广 （一）科研成果的分类 在推广应用优秀课题成果时，可将其分为以下五种类型。 运用方法类的研究成果。如“小学生艺术教育和特长能力培养”，该成果在2003年结题后一直被应用；“探究识字途径，提高识字效益”于2005年12月结题后，其成果被评为临沂市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一直沿用至今，作为指导识字教学的依据。 运用策略类的研究成果。如“小学语文、数学、品德与生活（社会）体验三段式课堂教学策略研究”，其成果现已普遍运用到这几科的教学中。 学校办学特色类的研究成果。如我校的校训是“让读书成为习惯，让文明成为自然”，因此，有关读书课题“小学语文课外阅读活动的探索与研究”和“课外阅读与小学生语文阅读能力的提高研究”的成果将会一直运用下去。 对成果的后续研究。如：“小学生作文个性化的探索与实践”课题结题后，组织申报了“小学生养成写日记的习惯研究”，使学生的作文更具个性化；“小学科学课堂教学的特点及规律的实验研究”结题后进行了“小学科学课中的活动与教学研究”，在后者结题后，又接着进行”科学课中实验探究过程的研究”等。 对成果进行跨学科研究。如“品德与生活（社会）课程资源开发与实施的研究”于2011年结题后，我们打算将其延伸到科学课中，进行“科学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实施研究”。 （二）科研成果推广的方式 要强化“科研成果进课堂”的推广工作，通过多种途径推广、应用优秀科研成果，在实践中提高，在实践中完善，在教育科研过程中不断成就自己。 科研成果的推广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课题研究式推广”，就是将成果推广的运作按照课题研究的方式进行，成立课题组，进行方案设计，组织实施研究。在推广中研究，在研究中推广，将课题研究成果推广到教学实践活动中，这种推广方式目前在我县中、小学校进行得比较普遍，是我县科研成果推广的主要方式，它使得广大中小学教师在课题研究中受益。我们以市级立项课题“县域教育科研成果的推广研究”为抓手，以几项已结题的优秀课题深化研究为载体，以市级教育科研基地学校为基地，分层推进课题深化研究和成果推广工作。切实贯彻落实莒南县教育局“教研出课题、科研做文章、成果进课堂”的教科研一体化思路，教育科研氛围浓厚，初步形成了“成果进课堂”的良好势头。 “科研成果课程化推广”，就是将科研成果编成讲义和教材，纳入教师培训的内容，让科研成果成为特色课程，进行课程化推广。通过开设课程的方式，较系统、全面地介绍成果的思路、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和操作方式。将科研成果课程化，把优秀科研成果作为教师进修内容之一，从一定意义上讲，是最生动、最现实的教育理论学习，也是富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教育理论学习。 “主体扩展式推广”，就是把学生作为推广的主体，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在了解、运用成果的基础上去丰富、充实成果。这种成果的推广解决了成果推广的局限性，把成果作用于学生身上，使学生直接受益。 （三）科研成果推广的步骤 1.制定计划 分年级组，根据各年级学生的学情不同，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课题成果推广计划。 2.召开课题推介会 我们首先针对要推广的课题举办课题推介会，让每位教师初步了解课题内涵。组织全体教师学习有关课题的本质内涵、理论依据、实施环节、特征与条件、相关的教学策略及课堂教学模式等，让每一位教师都比较全面地了解该课题，明确成果推广的具体目标。 3.举办课题成果进课堂活动 这个活动有两个层次，首先是课题组成员通过课堂活动展示课题成果，并且通过评课、议课活动完善提升成果。第二个层次是每位教师学习践行成果后的汇报课。 4.召开经验交流会 在课题推广过程中定期召开课题成果推广经验交流会，做好经验总结。 现以正在全县推广的“小学语文课外阅读活动的探索与研究”为例，予以说明。 研究成果：构建“课外阅读指导”的教学模式。 1.读物推荐课 教学流程：巧妙导入，明确主题——赏析片段，激发兴趣——推荐读物，拓展延伸 2.读书方法指导课 教学流程：确定阅读篇目——自主阅读——合作交流——释疑点拨 3.读物鉴赏课 教学流程：巧妙导入，揭示主题——课内指导，佳例示范——学法迁移，自主赏读——畅谈心得，拓展延伸 4.交流汇报课 大致流程：出示读书要求——小组合作，交流心得——全班交流，梳理提升——师生小结，拓展延伸 5.课外阅读指导课的基本流程 布置课外阅读任务——指导阅读方法——学生自主阅读——检查阅读情况。 （作者单位：莒南县教育局教科室，山东，临沂 276600）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教育科研的选题方法 选择研究课题，是进行任何一项教育科学研究的起点，是整个科学研究过程中最重要、最困难的工作之一。有人说：“科学论文的题目选得适当，等于完成论文的一半工作。”教育科研题目若选择得当，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也能够取得较好的成果。若是教育科学研究题目选择不好，常常会使研究工作受到障碍，半途而废。所以教育科学研究题目选择得好不好，是关系到教育科学研究的结果，是其成功与失败的关键性问题之一。 一般来说，一项新的、正式的科研课题的确定大多要经过以下几个基本过程：a．提出科研课题；b．对课题进行初步论证；c．将课题具体化；d. 撰写选题报告；e．征求意见，反复修订。 1．选题的策略 (1)从教育实际工作需要中选题 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解决社会实践、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因此，根据社会需要，看清时代的潮流，选择当前社会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作为研究课题，是课题选择的重要策略之一。 (2)从教育文献中选择题目 查阅和评价已有研究文献，是选择课题非常重要，同时也是最常用的方法、策略之一。查阅与评价研究文献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明确哪些问题已经被研究，进展状况如何，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已有研究的完成质量，如果发现已有研究质量不高，这就说明该问题值得研究者做进一步的研究。在查阅文献资料时，应特别注意以下几个问题：注意研究资料中被忽视的“空白点”；注意发现研究结果中相互矛盾的地方；注意发现已有研究在方法学方面存在的问题。 (3)选择教育科学研究题目要注意可行性 研究者要根据自身具备的主观条件和从事研究所具备的各种客观条件来选择研究课题和课题的深度。主观条件指研究者为完成课题所必须具备的科学知识、研究能力和工作经验，以及对有关研究方法的掌握与运用程度。它反映了研究者承担课题的可能性和完成课题的水平。客观条件指完成某课题所必须具备的设备、仪器、工具以及必要的人力、物力、图书资料等。对于任何一位研究者，选题必须与自己的主、客观条件相适应，这样才有可能完成它。 需要指出的是，研究课题按研究深度的高低是分层次的，选题时必须考虑课题的研究深度。按照研究深度，研究课题可分为描述性课题、因果性课题和预测性课题。 ①描述性课题是指对教育现象的真实情况进行具体描述的课题，它主要回答“是什么”、“怎么样”的问题，如教师生活状况调查、学生看电视情况调查等都是描述性的研究课题； ②因果性课题是指揭示两种或两种以上现象之间因果关系的课题，它主要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如寻求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有效途径就属于因果性课题； ③预测性课题是指在弄清了教育现象的现状及其因果联系的基础上，对事物将来的发展趋势和状况进行预测的课题，它主要回答“将来怎样”的问题，如探讨下个世纪中国教育状况，就属于预测课题。 在上述三类课题中，描述性课题是最基本的研究课题，难度小，层次低；因果性课题层次较高，难度较大；而预测性课题则是最高层次的研究课题，难度很大。研究者对课题的层次性、难易性在课题选择过程中应该给予高度重视。 (4)从自己所学的专业、所担任课程范围内选择教育研究题目 专业基础知识是从事教育科学研究的前提条件，选定教育研究题目，只有紧密地结合自己所学专业，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扬长避短，搞好教育科学研究。而有人因临时的兴趣，选择脱离自己专业的研究题目；有人偶然得到其他专业的资料，轻易决定选择脱离自己专业的研究题目，结果不是半途而废就是分析肤浅，白白浪费了时间和精力。 2．目前选题方面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教育科学研究选题方面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题目往往偏大 初做教育科学研究的人，最容易犯的毛病是不考虑各方面研究的条件，选择的研究题目往往偏大，结果不是不能完成任务，就是只能得到一些肤浅的材料，得不到可靠的、经过深入研究与分析的科学结论。 (2)对应用性选题重视不够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研究性的选题中，理论性课题所占比例较大，而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性课题所占比例较小；二是在应用性课题中，忽视了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综合探讨，而是分散、孤立地探讨了一些相互关联的细小问题。这种局面与社会需要相距较远，选题的社会效益和应用价值很小。 (3)研究选题的系统性、连续性、积累性差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许多研究者在选题时不注意查阅研究文献，不了解他人研究结果和有关领域的最新进展，对已有研究成果缺乏深入、正确的分析和评价。二是许多研究者研究方向不明确，选题前后无关联，不能使自己的研究课题把握住问题发展的脉络而层层深入，而是在一些毫不相关的课题上按自己兴趣随意选择。 (4)描述性课题多，因果性课题和预测性课题少 目前在教育科研中，描述学生学习现状、教育教学实际情况方面的课题比较多，对各种变量、因素之间关系的探讨大多停留在相关分析的层次上，而对学生发展规律、影响学生心理活动的内在因素、学生学习成绩的预测等研究少，即缺乏因果性、预测性的研究课题，使教育科研难以发挥其解释与预测功能，妨碍了其研究水平的提高。 (5)研究课题的理论水平低 许多研究课题未能同有关教育理论联系起来，研究问题较表浅，就事论事，缺乏理论深度。因此，目前大量研究未能在有关教育理论方面有所建树；很多研究结果也未能上升到一定理论高度加以分析、概括。 (6)单一性课题多，综合性课题少 目前，研究课题大多从某一学科的某一方面人手，缺少多角度、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科研合作大多局限在同一领域的研究者之间，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之间、同一学科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之间缺少必要的合作，未能对一些较大课题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7)对研究方法、方法学方面的课题重视不够 在目前众多的教育学科研究课题中，有关研究方法、方法学方面的课题极少。由于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教育水平，因而目前国外对方法学的研究十分重视，不少学者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而我们在这方面还比较薄弱。 3．撰写课题论证报告 研究课题基本选定后，研究者一般需要对课题的价值、科学性和可行性进行认真地论证。做好研究课题的论证工作，对撰写好课题申请报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书面形式的课题论证有助于进一步详细阐述研究课题的目的、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具体研究方法、预期成果等，从而使整个研究课题具体化、系统化、完善化。它将作为整个研究工作的行动纲领，对保证课题研究顺利进行起重要指导作用。 (2)进行课题论证，撰写课题论证报告，是争取科研项目立项并取得资助的需要。根据研究者的课题论证报告，学校、基金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研究者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了解研究课题的价值，并以此作为重要的客观依据，决定是否对项目进行资助。 课题论证报告的形式是多样的，如“科研基金申请书”、“资助优秀青年教师基金申请表”等等。对于研究者来讲，课题论证报告又是“研究课题的工作计划”，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题目名称、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材料来源、研究步骤、经费预算等。在此不做更多的介绍。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浅析初中化学教育科研的方法及撰写 摘要: 教育科研在化学教学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通过对比分析相关文献资料,概括出了中学化学教育科研的研究方法及论文的撰写,这对提高化学教师的教育科研素质和水平会有所帮助。 关键词: 初中化学;教育科研;方法 随着中学化学课程改革的推进,“教师即研究者”、“向教育科研要质量”已成为教育界乃至全社会普遍认同的理论和努力追求的目标。因此,在化学教学中掌握教育科研的常用方法已经势在必行。本文中,笔者就如何在化学教学中掌握一些基本的教育科研方法略谈拙见,以供参考。 一、初中化学教育科研的常用方法 化学教育科研方法是指在化学教学中,为达到研究目的而采用的途径、手段和工具的总和。常用的方法有文献法,观察法,实验法,调查法四种。在研究中往往采用起主导作用的某一种方法,又配合运用其它方法。 (一)文献法。文献法是运用文献史料进行研究的方法。它适用于研究以往的化学教学实践和教学理论,通过研究历史资料来认识化学教学的发展规律,吸取历史上化学教学经验的精华,总结教训,探讨化学教材、教学和学习理论的原则和规律,以指导当前的化学教学实践。 文献法的操作有四个步骤:一是文献检索,二是文献收集,三是文献鉴别,四是文献的研究与运用。 在研究过程中应注意:尽可能搜集第一手材料;既要搜集正面材料,又要搜集反面材料;要善于辨证分析史料的价值,选择能反映本质规律的材料。 (二)观察法。观察法是在教育教学处于自然状态下,研究者有目的、有计划地直接观察教学、学习和实验等外部表现,搜集化学教学的感性材料,探求化学教学规律或经验教训的一种方法。 观察的方式有定量观察和定性观察两种。定量观察常通过填写观察量表来进行。设计观察量表最主要的是根据课题需要确定观察项目,再将项目分解成可以观察的目标行为。定性观察只需尽可能详细地对观察对象的表现做原原本本的记录,不追求量的确定。 观察的要求是:观察要有目的、有计划、有重点;观察前要阅读有关的基本理论和经验总结等文献资料;观察者要作实事求是的、全面的、详细的记录;观察后要及时整理观察资料。 (三)实验法。实验法是人们根据研究目的,适当控制或模拟客观现象,排除干扰,突出主要因素,有计划地逐步变化条件,探讨其条件与现象之间因果关系的研究方法。在化学教学研究中,这种方法应用是较多的。一般有实验室实验和现场实验之分。实验室实验较多应用于摸索某些实验的最优方案或化学反应机理等。现场实验一般用来检验不同教学方法,不同教学手段等。 实验法的一般步骤是:首先是提出问题、订立计划;然后进行实验,再从理论上加以探讨验证;最后得出结论、撰写论文。 其基本要求是:实验必须周密设计,系统进行,精确测量,反复进行;广泛参考、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不断学习新理论,采用新方法。 (四)调查法。调查法是通过访问、问卷、座谈、测验等方式,有计划地收集化学教学工作某一方面的资料,并从大量事实中概括出化学教学的某些规律的方法。它常与实验法、观察法配合应用,方法比较简单易行。可以用它去研究范围较广,涉及面较大,时间较长的化学教学现象。 调查的一般步骤为:一确定调查课题,制定调查计划。二搜集材料,这是调查的关键环节。可以综合运用实地考察、开调查会、问卷或测验等调查手段。必要时要设计调查表格,问卷过程中设计的调查表,较好的方法是让学生用“√”或“×”进行选择。三整理材料,将原始材料的可靠性和统一性进行检查并进行统计处理。四撰写调查报告。 在调查过程中要求调查目的明确、选样方法科学、收集手段多样、统计方法合理。 二、化学教育研究论文的撰写 研究论文的撰写是课题研究的最后阶段,直接关系到科研成果的呈现。 其基本组成包括: (一)题目、作者及单位、摘要和关键词。题目要求醒目、新颖、具有科学性。作者及单位需如实填写。关键词是表示全文主要内容信息款目的单词或术语,字数一般控制在3~5个以内。摘要需用最简洁、精练的词语表达出论文研究的问题、方法、意义等,字数一般不超过论文总字数的5%。 (二)绪论绪论要求简明扼要,有吸引力。主要用以说明研究课题的背景,意义及方法。 (三)本论。本论是全文的精髓,占论文的绝大部分篇幅。要求论述充分,论证有力,重点突出,层次分明,布局合理。要说明研究的过程、方法、样本和所使用的测量方法。用调查法或实验法研究的课题,要列出和研究密切有关的数据、表格和图表等等。 (四)结论。主要论述研究结论,特别说明有创见的论点。 (五)参考文献。一般论文习惯于把参考文献列在最后,有时把引用的文句在脚注中表明出处。参考文献的著录有相应的国家标准,一般格式如下。 图书著作:主要作者.书名.版次(初版不写).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始页码。 期刊杂志:作者.刊名,卷或年(期).起始页码。 报纸文献:作者.论文题目.报纸名,年.月.日.(版次). 网络文献:网址.题名,下载年.月.日。 化学教育科研不是某些人的专利,不是深不可测、高不可攀的玄虚过程。做好化学教育科研不仅有利于化学教育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更有利于化学教师专业的成长。因此,作为新世纪的化学教师应当将化学教育科研作为一项迫切的、长期的、重要的、艰巨的任务,认真学习,不断掌握、探索化学教育科研的过程和方法,全面提升自己的化学教育科研能力。

文学与文化论文:谈网络文学创作的文化抉择与现实困境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学 时尚 文化 现实困境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在引起轰动后，却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呈现出后劲不足的态势。本文立足于上世纪末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 当今网络文学发展的最新进展的表征 ，试图从其文化和文学的现实问题等方面入手，力图揭示网络文学在当代的文学境遇，从而为探讨使其成为真正“文学”的途径和方法找到能以疗救的症结所在。 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网络文学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文学一元统治的文化语境让文学写作更富有张扬的活力；同时在客观上，网上的写作传播方式已日益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时尚。另一方面也就难免鱼龙混杂，作品良莠不齐。网络上的“文学世界”春草疯长，众声喧哗，百无禁忌。它所具有的生猛无羁，靠的是网络写作自由氛围和传播的优势 ；它的良莠杂芜，却是因其外在的历史 、社会、文化因素和本身存在的缺陷及问题使然，以致网络文学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 ，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一、 文化上的困境和尴尬 任何艺术的发生，总是以一定的文化作为语境的。文学从来都是隶属于文化，而网络文学正是通过奠基于网络文化的精神领域才获得 自己的根基。但在文化背景和选择上，网络文学们将传统和时尚两种不同的文化刻意放在对立的文化背景上加以渲染，而不是从整个人类文化整体的角度加以考虑。因此在突破主流话语的同时难免矫枉过正，遭遇了另一种尴尬。 这种困境首先表现在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尴尬。不可否认，网络文学是当代文化中一种时尚而又颇具争议性的文学形式。它借助于现代最新的传媒手段而兴起，以强势的科技背景冲击着传统的文学方式。毋庸置疑的是，网络文学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和缺失。“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其自身的开放性、全民性、共享性，造成 了话语权力扩散的最大化”。自由、平等、互动、随意性、民间审美意识等等，本是网络文学追求的标志性特质。然而在当代以消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 ，网络文学在轰然崛起的商业流行话语面前频抛媚眼，显示了一种投降姿态 ，走向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状态。网络文学游离于传统之外，努力建立起 自身的话语体系，形成独有的后现代品格。同时，为迎合读者 口味，创作大多为快餐式消费为主，缺乏人文情怀，在媚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部分网络作家在商业包装下从幕后走向前台，希望提高作品的商业价值 ，渴望跻身于主流话语。网络文学与传统媒介联手而融人消费文化的生产线 ，网络文学便显现出身份的焦虑和尴尬。 其次，虚拟和狂欢背后的文化危机造成其文化品格的缺失与困惑。网络文学的出现是都市化进程结合科技进步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大众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下，娱乐消费性成为了需要的焦点 ，文学也成了一种可被消费的商品。它审美、教化作用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趣味性和时尚性。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网络文学成了肯德基一样色香味美的快餐 ，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日趋平民和世俗。人们已经不再期望从它那里得到精神的荡涤，而只是寻求快乐和欲望的满足。目前，人们在喧闹四起的大众文化领域中所见到的更多是愈演愈烈的高技术复制、朝生暮逝的时尚变化，以及即时性的情绪宣泄或心理反应，而长时间的精神性磨练被降格到最低的限度，心灵的玩味和孤独的冥想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地盘；这无异于把艺术的精魂推向了消亡的边缘，正是对人生审美过程的衰退的一种回应，意味着人的生命感受正面对着一场很有可能失去 自我提升力量而走 向凡庸的精神历险。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在网络的世界中遭受了消解和嘲弄。 因此，网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培植网络文学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对文学的创作和接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自身存在的不足，决定了它目前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学的地位。在网络文学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缺乏对社会重大问题、人类生存境遇等终极价值的关怀，还有一些只是纯粹宣泄作者本人生存的怨愤、迷茫与困惑，它们对畸形人生的不满与牢骚，远没有传统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来的犀利。因此，就文学所应有的刚性和硬度而言，网络文学比不上传统文学。 二、文学格局的边缘地位和异端效应 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传统文学依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着强势文化地位。而相对于肇始于民间的网络文学来说其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显然是在文学舞台的边缘努力拼争着。可以说网络文学的写作是一种体制外的边缘写作，网络作家所运用的话语形式是非主流的民间话语形态，他们主观上只是寻找一种能够宣泄的途径去宣泄和释放 ，也就是这种纯粹的我行我素，使其长时间只能在当代文学舞台的边缘向“观众”挤眉弄眼。由于当代文学太多的“另眼观照”和“无奈的被边缘和被另类”，而导致当下的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凸现出另类、浅薄和过度商业化的异端效应。 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另类文学”似乎是“前卫文学”的代名词，有一些 网络文学或评论者标榜网络文学为“另类文学”，过分地强调它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补充，甚至认为网络文学将成为一种主流文学。然而时至今日，网络文学已显露出两大变化：一是一批网络浮出“网”面，二是网络文学向传统文学的“归顺”与被“招安”一些网络借着网络传播的迅急猛烈之势，背靠网络，面向传统，网上买得人气，再出版印刷纸面文学，并以印数作为成功的参照，这成为当前网络文学的又一道景观，被许多网民戏称为网络文学的“归顺与招安”。当传统文学媒体向某个网络发出“招安”的表示时，某些网络所表现出来的喜悦和成就感 ，令人不能不遗憾地发现，文学的最终权威，依然归位于传统文学媒介。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网络文学呈现出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普遍的网络文学作品内涵浅薄、思想含量严重不足。网络文学创作者始终将写作视点对准个人，与社会、公共 、国家等集体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虽然获取了个人生存经验，但那是游离于社会经验之外的。没有了社会的有力依托，其结论或其暗示的思想就没有或缺少了社会含量 ；割裂历史就会使人物变的孤单，其性格或情节的发展没有了必要的起始点，因此也就没有了历史的沧桑厚重，其作品势必缺少文学所要承担的思想意识。网络文学恰恰比较多地关注了私人话语、本能欲望以及身体、性等纯物质的东西，而少有理性、精神。他们的作品多是编织灰色的梦，令人压抑 ，个性十足，却又支离破碎，不能给人以强有力的震撼或启迪人们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或人生思考。许多网络笔下的人物追求的终极 目标是轻飘飘的纯物质的东西，几乎没有引人思考的“形而上”的内容，思想含量的极度不足已成为网络文学作品致命的缺陷。 网络文学活动表现出过分的商业化。今日的中国社会一切活动都被赋予了物的内涵，文学亦不例外。文学商业化、文学走向市场是一个趋势，但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依然要重视文学的艺术含量。网络文学显然在这方面失于偏颇，他们在文学市场化的道路上虽然走在了前列，但为了突出文学的市场效应他们有时不惜背离文学的创作原则。正如在网络上时而就会冒出的什么“木子美”、“流氓燕”、“二月丫头”……“她们大胆地身体写作，深刻的内心体验被强有力的商业运行包装、改写……于是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她们一方面高扬女性大旗，对男性无情抨击、大肆鞭挞，高喊男人发达的肌肉没有丝毫的美感。但在市场的巨大诱惑下，她们又渴望“能拥有一个像父亲一样可以覆盖她们的男人”，这种矛盾不能不说是网络文学创作过分屈从于市场的悲哀。还有一些网络较为熟悉市场游戏规则，他们将笔触紧紧抵住市场、抵住物欲化的现实。于是他们在作品中刻意暴露生活的阴暗面，暴露感官欲望，为读者提供各种刺激。以欲望的顶礼膜拜征服读者、征服市场，很显然这样做大大降低了文学的艺术品位，不能给读者提供以巨大的思想震撼，没有引导读者进行自我人格的磨炼以及对人类进行终极命运的思考。 三、写作形态上的困境和批评缺失的尴尬 网络文学的写作形态，显现了网络作家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态度：即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渴望进入、逃离与漠视，表达的是网络作家们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潜在的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严密的体制对“话语权”的独 占，使得网络作家不堪重压，只能站在秩序之外仰慕大红大紫的同辈，渴望在文坛获得话语权是其深刻的生存焦虑。于是，他们自主选择了在网络中随心所欲地表达来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 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这种对抗姿态，恰恰表现出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重视与憧憬。从虚幻的稳匿状态向现实主流靠近，网络文学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两套游戏规则的间离。网络写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自由地表达、尽情享受挣脱“话语霸权”的“语言狂欢”，以自己为中心 ，快速生产，一次性消费。网络文学创作的非理性游戏规则 ，使得作家们的“创作”失去制约而显得软弱、无力。要实现网络作家在传统文学现实秩序中“落脚安家”的愿望，网络文学创作必须修改游戏规则 ，但修改的结果也就是放弃和背离网络文学的特质。这是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也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一个困境。 另一个问题是 ：文学主题的严重匮乏。通过纸媒体，从虚拟之境走人现实秩序的网络作家，不管愿不愿意，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虚拟时空的游戏规则，必须接受现实秩序的制约。然而就是在网络中获得高荣誉的作家文本，如果将其放在当代文坛上冷静分析，也会失去它们在网络上炫 目的光环，即使像安妮宝贝这样的网络顶级作家，面对王安忆、铁凝，甚至卫慧、棉棉，其文本主题的可阐释性也会显得单一，剩下的只有主题匮乏的空洞 ，无奈地湮没于传统文学创作的优秀文本之中。因此具有革命性的网络写作形态却因其文本简单而沦人尴尬境地；缺少认识价值的网络文学主题，使得网络作家在通过纸媒体进入现实秩序获得“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再次受到质疑。这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又一困境。 置根于网络写作形态内的网络文学之双重困境 ，使网络文学良性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失去深度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最终只剩下游戏的外壳，同时与其尴尬呼应的却是创作的沸腾与评论界的沉默和冷眼观照。 文学的繁荣和兴盛是由两部分构成的：文学文本与文学评论。任何一种文学形态的繁荣和兴盛也必然是两方面共同兴盛的组合。就当前网络文学的现状而言，一方面是创作的极度热情，另一方面是评论的冷淡。任何一次文学的繁荣都必然伴随大量理论研究的成果，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健康说理、鞭辟人里的文艺批评 ，需要一批学识渊博 、学理讲究、深谙文学规律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投入其中，对其进行研究评说，规范引导。理论批评的严重滞后，是当前网络文学发展的又一瓶颈。由于批评的缺失 ，网络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误区和问题导致了创作与接受两个环节脱节、作者与评论者之间关系疏离以及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之间不能相互照应 ，从而使他们之间难以开展对等的对话。亦使网络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难以实现。 与发展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就像站在巨人旁边的婴儿，好与坏只是人们现在的评价。网络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创造。借用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 ：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丽的艺术 ，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谈“原创性”文化的特征与构成——鲁迅、卡夫卡文学创作比较谈 关键词：原创性　为人生　内心的表达　精神病苦　人性异化 摘要：普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卡夫卡被称为“欧美现代派文学之父”，他们各以其鲜明的原创性在中西现代文学史上起到了莫基和引路作用。本文通过对两位作家文学观念、创作主题、艺术方法诸问题的比较，探究其原创性文化的成因，为当今文学的发展提供借鉴之处。 关于“原创性”，钱理群曾作过这样的论述:“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一些大师级的思想家、文学家，他的思想与文学具有一种原创性，后人可以不断地向其反归、回省，不断地得到新的启示，激发出新的思考和创造。……鲁迅正是这样一位具有原创性的现代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可说是中国现代民族文化的源头和灵魂，卡夫卡也具有这样的原创性，所不同的是，卡夫卡的原创性是对于与他有着共同历史文化背景的现代欧洲而言。卡夫卡的一生属于创作的时间只有最后二十年，他生前文名寂寞，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引起西方社会的关注，但一经瞩目便引起一片盛赞。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后现代的许多流派都把他视为自己的先导和同列:“存在主义者认为，是卡夫卡首先看到了追求自由存在的痛苦和孤独;荒诞派在卡夫卡那里找到了自己需求的‘反英雄’;黑色幽默派从卡夫卡那里看到的是灰暗色调和讥讽意味;超现实主义作家看到的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超肉体感觉’;表现主义看到的却是梦幻和直觉;而卢卡契索性认为卡夫卡表现了社会和阶级斗争本质”。鲁迅和卡夫卡具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其原创性缘何而来，需要从以下几个关系中去考察。 一、不同的观念，相同的视域 首先在文学观念上，生活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鲁迅和卡夫卡存在着根本差别。鲁迅秉承“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坚持“为人生”和“启蒙主义”的社会宿求。02世纪30年代，他曾这样谈及自己的创作:“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卡夫卡则仅仅把写作与个人命运相连，把创作当作个人心灵的抒发。他在1914年8月6日的日记中写到:“以文学为出发点来看我的命运，则我的命运十分简单，表达自己梦幻一般的内心生活，这一意义使其他的一切都变得次要，使它们以可怕的方式开始凋谢，再也遏止不住。”虽然创作目的不同，但他们都具有以创作完成某一重大使命的真诚和郑重，并以冷峻的目光看待社会，以宏观的视角审视人生，创作主题凝重而深刻。 鲁迅从“为人生”和“启蒙主义”的观念出发，以“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勇气，以超越他人的敏锐和深刻，无情地揭露了中国近代社会存在的两大问题:长期的专制集权统治造成民生痛苦;皇权文化传统奴化国民精神。 集权统治在中国有深厚的历史基础，从春秋战国的五霸争雄，到封建社会时代“国家即联，联即国家”的“家天下”，专制集权思想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层面、每一角落。鲁迅笔下那些活动在社会底层的一些小人物，小到不能形成与政权机构的直接对抗，但无一不承受着封建专制权力的制压。如未庄的阿Q，赵太爷不许他姓赵，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在压迫下他失去了姓氏权、劳动权、恋爱权、甚至生存权;禁锢在深山和宅院里的祥林嫂也承受着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交相压迫，终至无路可走，身心俱毁。 文化传统是指几千年的中国封建文化，尽管在鲁迅生活的年代人们习惯于说它代表了中华文明，说它孕育了君臣相佐、长幼相亲、温良恭俭的中华美德，而学贯中西的鲁迅却果决地宣称，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是吃人的历史，是在仁义道德的旗号下吃人的历史。《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直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祝福》则以具体的形象揭示封建礼教吃人的本相。祥林嫂中年而荡、暴死街头固然有封建政治经济压迫的原因，但主要的是夫权、族权、神权等传统道德观念给她的精神压迫。有了夫权意识，才有她对婆婆和未成年小叔的慑服;有了族权意识，才有她对大伯收屋行为的顺从;有了节烈意识，才有她再嫁时的哭闹挣扎，碰头求死;有了神权意识，才有她听到死后分尸的奇谈就惊魂不定，终至在是否有来世、有地狱、有灵魂的疑惧中毙命街头。鲁迅在中国人还沉浸于“文明古国”“礼义之邦，’的自恋时大声疾呼“封建礼教吃人”，如同尼采惊呼“上帝死了!”一样发人深省。 卡夫卡在自我灵魂的披露中也必然关涉人的精神赖以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等重大问题，因此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如鲁迅式的对社会存在本质的凝眸，对民生生存状况的剖解。 对社会生存本质的认知，卡夫卡也首先从社会组织形态人手，揭露现代西方一体化社会里存在的权力制度的重大问题。其一，它与人民由疏离而走向敌对。如《城堡》里迷雾笼罩中的城堡是政权的象征，它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城堡的主人伯爵不知其所归，主管克拉姆也与人民隔绝，以至于连他的情人、秘书、信差也说不清其面目行踪。因此，土地测量员K被邀请而来，又被排斥在外，任其如何努力也无法传达要进城堡的诉求。《审判》中约瑟夫·K无端被捕，却申诉无门;乡下人徒然看到法律的光辉，却进不了法律的大。其二，它强大、冷酷而残暴。如《审判》中的法官、看守、督察无处不在;《城堡》中的主管、秘书、主任层层叠叠，公差、信使、暗探成群结队(;在流放地》中的小兵因没有听到长官的号令就被处以死刑。其三，它表面有章，实则无序。《城堡》中的权力机关(公事房)芜杂，权力履行程序(公文的发放、签署、存放)混乱，机构臃肿，职责不明，以致公文旅行，公事推诱。在这样的社会组织形式下，人如困兽犹斗，飞蛾扑火，终归于毁灭。 二、敏锐的观察，深切的表现 刻意展示生存的痛苦，注重展示人内心的困惑，从人的内在精神出发去阐发人类的生存相，而不重外部环境的描摹，这是生活在异质文化背景下的两位大师惊人的契合处，用鲁迅的语言是关注“病态社会”里人们“精神的病苦”，在卡夫卡的艺术里则是震撼西方的“人性异化，，主题。 鲁迅以锋利的语言鞭挞落后的国民性，痛恨长期的封建压迫造成的奴性和忍耐顺从。如在民国的大堂上，阿Q“膝关节自然而然地宽松，便跪了下去”，虽遭“站着说!不要跪”的呵斥也不能已。《故乡》中闰土的那声“老爷”显现的是奴性。而祥林嫂的悲剧是驯服和顺从。对她来说，节烈、从一而终不是他人协迫，而是在忠孝礼义、三纲五常的民族文化中养成的习惯和自觉。对于落后的国民性，鲁迅恨之更切的是国民灵魂的愚昧、麻木和贫痔。如祥林嫂相信有来世，华老栓相信人血馒头可治病，这都是愚昧。《药》、《示众》、《阿Q正传》中群看客的呆定，红眼阿义的暴力，茶客的义愤，夏瑜之母的报颜，均显示着麻木。阿Q的“儿子打老子”的精神胜利，“状元也是第一”的妄自尊大，被绑赴刑场还一心要按惯例唱几句戏文以博围观者的喝彩，更是惊人到极点的麻木。杨二嫂之尖酸无赖，阿Q之泼皮，孔乙己之浅薄，四铭之狠琐无一不是混合着麻木的灵魂的贫痔。鲁迅更凉骇于人性的冷酷。(明天》里单四嫂子丧子的悲痛无人关注;祥林嫂的不幸也没有引起他人真正的理解和同情，而那把她的痛苦悲哀咀嚼殆尽之后展示的“厌烦和唾弃”施以“又冷又尖”的笑，显示的是怎样的人胜的卑劣与残忍啊! 卡夫卡则致力于展示现代病态的西方精神，揭示工业化大生产社会里“人性异化”的悲剧。在艾略特宣告西方人精神业已沦落之后，他进而揭示了西方人精神沦落—“人性异化”的方式。这异化首先来自于一体化的社会形式。如《城堡》里国家政体的病态使K的人性变得狠琐、险诈;《审判》里法律的强大使约瑟夫·K放弃争斗，像驯顺的动物被无声地宰杀。其次来自于现代物质社会的压抑。如《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在沉重的家庭负担下丧失了人格独立，毫无尊严地生活，继而又在旅行推销的快节奏生活中丧失了生活的乐趣，变成了只记挂着起床、坐车、上班的机器，最后在形体变成甲虫后仍感到上司的淫威，充满失去饭碗的恐惧。其三，异化来自人性的冷酷，人际关系的冷漠敌对。如《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在变形前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是父母的爱子、妹妹的良兄，在变形后失去工作，失去收人也就成了家人的累赘，为世所弃，举目无亲，与世隔绝。这正如卡夫卡自己的体验:“现在我在我的家庭里，在那最好的，最亲爱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川‘阶，在他的笔下，《城堡》里的K进不了城堡，是由于人与社会政体的隔膜，更是由于把他扔出城堡村的村民、阻挠他面见克拉姆的女老板、村秘书，拒绝聘请他当土地测量员村长，包括那时时盯视着他的助手、跟班无一不是横在他与城堡之间的鸿沟。 三、时代感与民族性 敏锐的时代感和强烈的民族性是鲁迅和卡夫卡共同具备的品质，也体现在他们对创作方法的运用上。 在题材内容上，两位作家都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上，把批判目光凝聚在社会病态和人性卑污这两极，但所展示的社会人生的具体问题却又极富民族性和地域特征。鲁迅人生的前三十年生活在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参加“文学革命”潮流时早已是民国，但他能认识到，虽然02世纪初中国封建专制政体垮台了，但封建专制思想和道德文化还固守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制约着近代文明的发展。因此，鲁迅展示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即封建化的中国权力意志形态，揭示愚昧、麻木、忍耐、)l项从的精神病苦，意在唤醒国人起而抗争。卡夫卡与之相反，一生中有三十六年生活在反动的哈布斯王朝，只有六年生活在捷克共和制下，但他认清了西方全面资本主义化的趋势，看到了商品化、物质化对人的压抑，社会机体与个体人的疏离对立，商业化社会价值观念的逆转和人性的沦落，这些均是现代西方无法治理的现代文明病。 在创作方法上，鲁迅曾一度将文化视野瞩目于西方。思想上，领受过尼采的超人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艺术上，则先后瞩目于近代东欧—俄苏的民主主义和西方的“现代主义”。于是，在《药》中我们看到了普希金小说的片幽褪且接，快速推进故事，或看到了托尔斯泰的明暗线掩映。在《祝福》、《孔乙已》中看到了限制叙述。在《狂人日记》中看到了不关注故事的演进、人物场景的描画，而切人人活跃意识的意识流;或看到了不追求客观、形似，而以直觉、象征直击本质的表现主义。在《阿Q正传》中看到了寓悲于喜，把痛苦化作玩笑的“黑色幽默”，也看到了阿Q这毫无英雄特质的“反英雄”形象。 卡夫卡生活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和反传统的现代主义艺术的交接点上，选择了轻再现、重表现，弃现实、就精神的现代主义。在现代主义阵营内，作为稍晚于象征主义而产生的表现主义大师，他接受了象征主义表现“内心最高的真实”和“主观外化’的基本观点，但在“主观是什么”，“主观如何外化”的途径上又与象征主义存在很大不同。在创作实践上，他已经超出了表达个体心灵的个人主义范畴，而表现出对事物本质和永恒真理的探求。在“主观外化”的方法上，卡夫卡超越象征主义“客观对应物”的表现法，并发展为内含丰富的表现主义。 总之，两位大师原创性艺术形成的动因，是致力于人类新文化的视野拓展一一批判社会—重新建构新时代人性。 文学与文化论文: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 近年以来，海派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深入研究造成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认识　。这两种文学形态正好都是长期被有意无意地排斥、遮蔽，不见于文学史家的笔端的。　现在我们知道，非主流的文学并非没有生命力。经过“五四”新文学家们严正口诛笔伐　的鸳鸯蝴蝶派，到了20年代并未销声匿迹，反而增长，这有资料为凭。(注：据范伯群　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第七编“通俗期刊编”(汤哲声执笔)有关统计，仅19　21年至1929年创刊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就有51种之多。其中有名的，如《半月》、《礼拜　六》(再复刊)、《红杂志》、《红玫瑰》、《小说世界》、《侦探世界》等。)海派到　了40年代上海的孤岛和沦陷环境，在左翼作家和他们的读者纷纷转入大后方的时候，反　而出现了鼎盛状态，并与现代性显著增强的鸳鸯蝴蝶派有了渐趋合拢之势。张爱玲就是　一个真真确确的代表。至于在今日中国文坛上，海派和通俗文学的“复活”是无疑的，　有目共睹的。 于是，学术界有人提出写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双翼齐飞的“大文学史”的目标。这当然　是针对以往文学史严拒通俗作家，至多不过把历史梳理成通俗文学如何向纯文学、雅文　学“投降”这样一种状况而言的。(注：一般将张恨水这个通俗文学大家就作逐渐向新　文学“投降”来诠释。)“大文学史”的提法如在今后展开讨论，估计会引起有益的争　议。比如我本人认为在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上，文学观念的一次次更新，实验性、先锋　性创作的此起彼伏，形式的不断探索，总归是纯文学的事情。这不能不决定着文学史的　流向。而通俗文学并非就是鸳鸯蝴蝶派，它还应包括海派的一部分，解放区文学的一部　分，加上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学。即便以鸳鸯蝴蝶派论，其主要功能和贡献，是将文学推　向市场，推向市民，积累了一些将传统文学逐步调整为(改良为)现代文学的经验。但毕　竟在文学发展的作用上，不能说是可以完全等量齐观的。 两种文学并置的文学史设想，虽然可以质疑，却能激发想象和思考。纯文学中的海派　由于从产生那一天起，便与所处的都市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又同通俗文学靠得最近(按　照鲁迅、沈从文的提法，鸳鸯蝴蝶派就是海派，或海派的张资平简直就是鸳鸯蝴蝶派的　余孽等(注：鲁迅论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字可见《上海文艺之一瞥》、《张资平氏的“　小说学”》等，收入《二心集》。沈从文谈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章《论中国创作小说》　、《论“海派”》、《关于海派》等，分别收入《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12卷，花城　出版社，1984年7月版。))，那么，如果要写一本纯文学和通俗文学长期并存、互相渗　透的文学史的话，将现代通俗文学中的鸳鸯蝴蝶派和主要性质是纯文学的海派区别开来　是必要的，说清楚两者的关系也应是一个前沿的、不容忽视的题目。 一 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就像民国旧文学不能自然过渡为新　文学，鸳鸯蝴蝶派也不能自然延伸出海派来。 这可以用小说为例。在民国旧派小说中，鸳鸯蝴蝶小说是最占据势力的。这派小说经　过近年来对其现代性萌芽的仔细寻觅，大致指认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已经具有一定　的揭发封建礼教罪恶的进步意识；第二，学到一些外国文学的技法，不是完全封闭；第　三，对文学语言有相当的改进，所使用的是业已松动的、能向白话过渡的近代文言。有　了这带现代因素的三项条件，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却没有能够经过积累、自我调整为新文　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文化态度的保守性。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不肯与明清小说作　彻底的决裂，它的观念如此，做了点改动后还是顺着旧轨道滑行。被称作鸳鸯蝴蝶派小　说“祖师”的骈体小说《玉梨魂》现在看来一点都不通俗，搭了古典诗文传统和林(纾)　译小说的两头，得到有旧记忆的文人读者的“最后”一次欢迎，然后就一直向保守市民　的通俗阅读倾向流去。而“五四”小说是彻底移植西洋小说的结果。虽然它一旦树立起　来之后，“传统”的内在机制就隐隐地显露，但它绝不向“后”看，径直培养自己的新　型读者和新兴市场，走入了现代小说的行列。有人在比较“民国通俗小说”和“新文艺　小说”时，就曾说过：“民国通俗小说的变化与西方小说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它与西　方文化的关系是通过了一个中间环节的间接关系，这个中间环节即中国的社会风俗，西　方文化影响了民国社会风俗，民国通俗小说又随社会风俗之变而变。”“当然，这并不　排除某些民国作家的某些具体作品直接搬用了某些西方小说的做法，但从总体上说，是　间接接受影响还是直接搬用、模仿，正是民国通俗小说与新文艺小说的根本区别。”[1　](P25)我们撇开这位作者明显抬高“传统”价值的倾向，也可证明不与西方小说“对接　”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和纯文学小说的一个严重分野。 正像商务印书馆1910年创办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小说月报》的命运，到了1921年从12　卷1号起由茅盾接编，改弦易辙，成了当时创作现代小说的大本营。《小说月报》的鸳　鸯蝴蝶派旧人说服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另辟《小说世界》，于是各走各的道路。张资平原　为“创造社”四元老之一，是纯文学内部才会孕育出海派张资平的。张资平写的是茅盾　执编《小说月报》时期的小说，带头“下海”后写的是三角多角的西洋恋爱小说，从来　没有写过鸳鸯蝴蝶派控制《小说月报》时代的那种言情小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事。 实际上，鸳鸯蝴蝶派和海派虽都处身于商业文化的环境里，都是带有商业气息的文学　，但它们是在现代都市转型的不同时期先后出现的，是在上海文化的多重错位中形成并　生存的。从晚清、民国到20世纪的20、30年代，上海形成的初步现代物质文明，落在了　中国大陆广袤的“农业文明”包围之中，这是一重的文化错位。此种错位也决定了第二　重错位，即上海新兴文化内部的不平衡性。就是，上海既有古老的华界，又有新起的租　界；在租界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既有贴近华界的华洋过渡型的文化社区，也有在租界“　腹心地带”形成的全新的由国外引进的现代型文化社区。华界和华洋过渡地区，即清末　的上海县城(今南市区)和五马路、四马路地区，就是鸳鸯蝴蝶派文学赖以生存之地；租　界中心区以20、30年代的南京路(大马路)、霞飞路为代表的，即是海派的诞生地。重要　的是后者并不能完全取代前者，因为有第一重的大文化错位圈存在。这情景到了30年代　的中期，随着上海现代文化环境的移植成功，就显得格外显眼。有“移植性”，就有“　本土性”，两者纠缠如怨鬼是以后的事情，在当初，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上海各自依托　的却是两种消费文化环境。此即鸳鸯蝴蝶派和海派来路不同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如果考察鸳鸯蝴蝶派所写的妓院戏楼，及男女间的欢爱、戏弄、残害的故事，再看后　来的海派所表现的出入影院舞厅回力球场的摩登男女的现代生活姿态，把两者区分是很　容易的。在30年代中期，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会写到南京路的现代生活场景，这时你要　注意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眼光，其中的差异仍然不小。海派在功能上，会去分鸳鸯蝴蝶　派的文学市场份额，会去学鸳鸯蝴蝶派文学获取“大众”的手法，但在文学价值上，它　一心追求的是如何体认现代人的现代品格：注重和张扬个性，领会都市的声光影色，感　受物质进化带来的精神困惑与重压，进而提出人对自我的质疑等等。鸳鸯蝴蝶派的现代　感觉大大落伍，慢了不是一个两个节拍，它们是不能混同的。 海派一开始就认识到在上海的文化错位中自己占了有利的位置。它发生的时候所具有　的眼光是“白领”的眼光(对普通下层市民只抱同情)。它所认同的洋场社会生活方式，　沪西高级生活区的情调、专演派拉蒙和米高梅片的电影院、跑马厅、跑狗场、博览会的　气氛，开放的社交、娱乐、商业、教育活动，人和人在金钱关系中寻求新的调整方式，　逐渐成了“上海”的标志。就像过去的上海典型标志物是“城隍庙”，如今成了“先施　公司”的尖顶。上海成了“移植文化”为主导、而中国固有文化要在融入“移植文化”　之后才能立定脚跟的一个都市。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在上海的发展史中，中国人的民族主　义情绪曾要改变这种现实。国民党上海市政府1929年曾有过一个在江湾一带建设“上海　市市中心区域”的计划，目的就是想把“外滩”的上海、租界的上海，改成以华界为中　心的上海。而且进行了一部分，盖了政府办公楼和体育场。中日淞沪战争可能是导致此　“爱国”计划流产的原因之一，而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这一行政命令违背了上海之所以　成为上海的城市特性。近代以来的上海如果离开了世界性的金融、贸易体系，是构不成　真正意义的现代都市的。而上海的金融贸易把握在殖民者手中，经济活动发生在租界的　大楼里。海派文学反映的正是以租界为主位、华界为边缘的这个城市的面貌。而鸳鸯蝴　蝶派长久地在“边缘地带”徘徊，一直到40年代的上海出现了一个历史机会，左翼转向　了后方，通俗文学得势，鸳鸯蝴蝶派对上海的文化环境有了认识，它找到了融入“移植　文化”的切入点，寻找与海派接近的可能性。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万象》杂志的生长过　程，就能体会到这一点。《万象》自1941年创刊，本来由陈蝶衣主编，作者几乎都是鸳　鸯蝴蝶派的人，倾向已经趋“新”，但无奈作者群旧派势力过强，老市民的趣味脱不掉　，影响了销售市场。两年后的1943年改由柯灵主编，走的是大众文化的路子，新文艺作　家成为作者队伍的主体，将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纳入“新市民”的轨道，特别提携新兴　的海派作家，张爱玲的名字就在《万象》出现了。现在，我的博士生(李楠)在研究上海　小报时发现，从上个世纪初到30年代的小报主要是控制在鸳鸯蝴蝶派的手中，那里的“　社会新闻”将讽刺的矛头指向初起的海派作家，一点不比挖苦左翼作家差。一直要到40　年代才逐渐缓和下来。这也是一个明证。 可见，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很长时间里是两股文学流。海派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现　代性”文学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有一个较长的获得“现代性”的演变过程。而且只要　上海一地的新旧消费文化交叠错位，两派就都有存活的依据。 二 我们从海派和鸳鸯蝴蝶派相似的文学主题上，再来作些分辨。 先看都市物质主题。海派以展露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物质关系为基本母题，那　么，取其两端，则屈服于物质的压力迷醉而不能自拔者有之，对机械文明造成的人的困　顿提出疑义者也有之。像刘呐鸥、穆时英这样的“都市之子”，从《都市风景线》、《　公墓》等集子里所传诉出来的城市生命感觉，对物质的揭露，是与对物质的企慕、沉溺　，紧紧纠葛在一起，享用生活和厌倦生活是同时产生的。这是海派的生命体验，来自现　代都市不可克服的矛盾性。也是现代人从乡村蝉蜕出来之后面临的处境。海派是都市中　敏感的一群，他们对现代生存压力的反弹，锻炼成海派两个方面的感情形式：如果能保　持理想，较为理性地反诘社会、反诘自身，就具有一定的批判力，文学中也会包藏忧郁　；否则，痛快地宣泄，放浪形骸，狂暴的、怪诞的、无顾忌的表现，就会走向“邪僻”　。但无论哪一类，他们对现代都市的发现都是双重的，于罪恶中发现美。刘呐鸥不断地　说，城市不是没有“诗意”，只是“诗的内容已经变换了”[2]。“电车太噪闹了，本　来是苍青色的天空，被工厂的炭烟布得黑蒙蒙了，云雀的声音也听不见了。缪赛们，拿　着断弦的琴，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那么现代的生活里没有美的吗?哪里，有的，不过　形式换了罢”。刘呐鸥在下文提出，那个美的内容和形式，即叫“thrill,carnalintoxication”(刘将此句译为“战栗和肉的沉醉”)[3]这真是海派的文学宣言!这里引　进的新的价值观念，对于现代上海不是简单的诅咒和反叛，而是加进了远为复杂的音调　，在现代消费文化的笼罩下，充满了人对物质的惊喜和恐惧。对于海派，都市已无所谓　天堂和地狱的明显界限，同时，又存在着把都市描画成天堂或地狱的全部可能性。 这样的物质化都市的观念，海派怎能存希望从鸳鸯蝴蝶派那里继承呢?综观最优秀的鸳　蝴通俗社会小说，特别是专写上海的，如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朱瘦菊的《歇浦潮》　、平襟亚的《人海潮》、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它们对现代都市的态度只是揭发罪恶　和弊端，从农业中国的立场出发。这批小说好似对现代进程的大上海众生相给予一个详　尽的摄录，富有时事性、秘闻性，很可借此存下一部丰富多彩的上海风俗史，却缺乏独　特的眼光和生命的体验。所以，夏济安可以对《歇浦潮》、《上海春秋》保留下的老上　海风俗材料“佩服得五体投地”，却最终仍批评说：“这种书的缺点是：作者对道德没　有什么新的认识，只是暗中在摇头叹息‘人心不古’；对于经济、社会变迁，也没有什　么认识，只是觉得在‘变’，他们不知道，也不care to know为什么有这个‘变’。他　们自命揭穿‘黑幕’，其实注意的只是表面。”[4] 接着看两性主题。海派和鸳鸯蝴蝶派文学历来被认为是最擅长表现男女关系的文学，　前者写恋爱小说，后者写言情小说，就是这两种叫法，中间的区别已经够分明了。在都　市背景下表达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两性关系，海派的现代性可说直逼眼前。如果没有对　两性问题的思索，新兴的恋情方式同丑陋的色情勾引，如何分得清楚?海派内部这两种　城市两性的典型表现，显然色色具备。而将“性”与“爱”两相分离，使得“性”裸露　出某种“原始”的意味，是最易与那种为“性”而“性”的描写相混淆的。这样，在都　市，的美与丑激烈碰撞，海派文学中的佼佼者，就有了叶灵凤的性忏悔、张爱玲的　对女性困境的逼真写照、徐讦的寻觅和情爱真正出路的意识。海派的两性文学，从　生理搏动到包孕现代生命哲学，都市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均得到充分的展示。 而鸳鸯蝴蝶派的言情，长久地在“传统道德”的圈子里打转。它最早的境界，是同情　于妓院里的恋情，后来是揭发用金钱买“性”的可悲。到了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　瘦鸥的《秋海棠》、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这三部言情代表作出现，鸳鸯蝴蝶派文学　的两性表达攀上了自己这派文学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峰。其中，前两部意在暴露军阀恶势　力对伶人的肆意践踏，“真情”的被毁灭，世上美好事物的被毁灭，即是全书文学价值　的所在。《红杏出墙记》可能是此类小说中最出格的一种，两性中多爱的现实性，婚外　恋酿成人物的内心焦虑和痛苦，都得到了正面的表述，是很难得的。但这部小说，情节　设计花哨，悬念的设置尤其复杂，通俗小说的“本性”即注重故事的热闹往往掩盖了对　两性关系的深入探讨。如此看来，把海派的两性观念与鸳鸯蝴蝶派的相比较，现代性差　距之远也是十分明显，谈不上有什么直接前后接续关系的可能。 再来看新与旧的主题。表面上看，两派在这里似乎很不接近，鸳鸯蝴蝶派的文学是写　旧的，感情也倾向旧的，而海派就是要出新，要现代，要摩登。其实不是这样简单。鸳　鸯蝴蝶派的作家为了猎奇，观念是陈旧的、落后一步的，描写的事物反而是上海刚刚登　场的崭新崭新的东西。对于社会的新旧交替，它倒容易廉价地将新的终将取代旧的，直　线地告诉读者。海派的都市故事发生在十里洋场，穆时英的流线型的上海，“爵士乐，　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5]，多么时髦，但有意味　的是这样的上海仿佛仍被乡土中国包围着。穆时英一方面是洋场文学的“圣手”，一方　面却用写舞厅、酒吧的笔，来写《父亲》、《旧宅》和集外的《竹林的惆怅》。(注：　穆时英的《父亲》、《旧宅》收《白金的女体塑像》，现代书局1934年7月版。《竹林　的惆怅》作为遗作发表于1954年10月澳门《小说月服》第8期。)这些小说是些十足的怀　旧感伤的故事，作者似乎是患了“怀乡病”。而海派的另一位作家施蛰存背靠松江、苏　州、杭州，写他的乡人在上海的遭遇如《春阳》、《鸥》，同他的《梅雨之夕》、《巴　黎大戏院》纯都市人的感觉适成对照，可见他身上充溢的“乡土情结”和“民间情怀”　。读海派的这类小说如置身于都市中的乡村，或者拉开更大的时空距离，似觉置身在宏　大乡村世界的一个边缘城市。新旧的掺杂更显错综。 海派描写旧事物怎样附着于大都会肌体之上，尤其深入的是一种新上海的旧家族文学　。张爱玲、东方@①@②便是最长于写旧的世家儿女在都市的遭际与不测命运的。作为李　鸿章的重外孙女，张爱玲写出的《倾城之恋》、《金锁记》、《花雕》，是由旧家族世　界的失落，转而向上海、香港的世俗市民生活去寻找个人的精神家园的。张爱玲尽管熟　悉出入电影院、服装店的洋派生活，但她发现在此类簇新的消费方式下面，所残留的都　市感情方式，有多少仍是那么古老：封建性的嫉恨几乎贯串了她作品人物男女之间、上　下辈之间的恩恩怨怨。张爱玲真正了解上海首先还是传统中国的一分子，然后才是添加　上去的“现代质”。她说过：“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　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6　]这是对中国新与旧的透底的认识。东方@①@②的作品成集的有《绅士淑女图》，他的　小说里面活动着洋场上的旧家子弟，留下了从满清贵族到新型少爷(“小开”)的错杂脚　印。东方@①@②表现上海的新中有旧、新旧过渡，也是别开生面。 关于现代上海的新与旧，常与变(沈从文喜爱谈论湘西的新与旧、常与变)，如果没有　对现代中国相当深入的观察、认识，是无从融汇到文学写作中去的。鸳鸯蝴蝶派对都市　的看法远远落后。海派的都市意识具某种超前性质，这只有在提前体验了工业化都市而　反叛的世界现代派文学和美学的影响下，才会产生。已经有学者指出，中国海派的审美　根源来于唯美主义。(注：参见解志熙《美的偏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李　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所以，将海派和鸳　鸯蝴蝶派的文学都市意识两相对比，它们的思想资源也是不同的。我们只能感叹于中国　现代文明的发展在一地之内的不平衡性，想到它们的错位，而主要不是想到他们有什么　相互继承关系。 三 说到雅和俗，在文学面向市民读者、面向消费，因而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这一　方面，海派和鸳鸯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点的。 海派的雅俗善恶二元混杂，来源于上海这个商业都市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新生的、有　活力的现代都市；另一方面，因为有旧文化的多层包围，因为现代性质的文化消费并不　能排除消极面，现代文明也能媚俗，它就呈现出善恶兼备的形态。又由于读书市场的商　业趋利作为重要动因，海派如想无限地求新求奇，就要发展自己的先锋性；如从众、从　俗、从下，就会追求趣味，反对崇高，扩大自己的通俗特征。海派的雅俗，还同上海这　个都市的读者分流有关。雅是为了呼应这个城市的雅读者群，包括洋行、海关、银行、　公司的写字间读者，也包括铁路、邮政雇员的一部分及大中学校师生的一部分(即有的　是海派的读者，有的则构成激进的左翼读者群)。俗是为了迎合通俗读物的读者群体，　如低级职员阶层、广大的店员阶层和其他居住在石库门房子里的市民阶层。这样，海派　在上海的先锋文学市场和通俗文学市场两边都占据了位置：表现都市新的观念、新的生　活方式的海派文学，由先锋而高雅；俗的支流则表现艳情、恐怖、骗局，收集城市奇闻　，制造软性文字，由通俗而低俗而媚俗。在通俗文学市场之上，30年代的海派同生命力　顽强的鸳鸯蝴蝶派终于遭遇。 综观上海的小报、画报的历史，我们一时几乎难于辨认海派文人和鸳鸯蝴蝶派文人了　。小报从晚清诞生，一路下来比较有名的如《晶报》、《社会日报》、《立报》、《辛　报》、《力报》、《海报》、《吉报》、《铁报》、《亦报》等，在城市的覆盖面都颇　大。起《福尔摩斯》、《金刚钻》、《开心报》这样名字的，当然娱乐的意图自明。还　有“白相人”办的报，有“花报”，不一而足。可能有操守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也只肯在　像样的小报上露名，但有的海派作家不避小报，比如张爱玲。她看小报，也在小报上发　小文章，发过议论说：“我对于小报向来并没有一般人的偏见，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　小报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7]。 在上海40年代的市民读者群手执的文学读物里，我们也一时难辨海派的作品和鸳鸯蝴　蝶派的作品了。因为原来20年代末读鸳鸯蝴蝶小说的老市民(比如鲁迅的妈妈鲁瑞老太　太不读儿子的新文艺，而只读鸳蝴体小说)，和读新感觉派“穆时英风”文字的新市民(　如沈从文不屑地提到的“一面看《良友》上女校皇后一面谈论电影接吻方法那种大学生　”[8]这些人)，两者是泾渭分明的。到了沦陷时期的上海，鸳鸯蝴蝶派明白新市民读者　是它们的唯一选择，因为20、30年代出生受新式教育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看小说了。于　是，《杂志》、《小说月报》(顾冷观主编)、《大众》、《春秋》、《万象》这些40年　代的流行刊物，有的是鸳鸯蝴蝶派文人编的，有的是海派文学家编的，居然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各期的目录上，郑逸梅、张狠水、程小青、张爱玲、孙了红、施济美、周瘦　鹃、施蛰存、沈寂、包天笑、徐卓呆、予且、丁谛、周楞伽等的名字同时出现，打成一　片。(注：如将这五种杂志两类作家的名单抄下，委实太长。这里主要录于《万象》，　分开来，鸳鸯蝴蝶派作家有郑逸梅、张恨水、程小青、孙了红、周瘦鹃、包天笑、徐卓　呆，海派作家有张爱玲、施济美、施蛰存、沈寂、予且、丁谛、周楞伽。)30、40年代　成名的海派作家，许多人的作品模糊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别，有的成为纯文学和通　俗文学的两栖人。张爱玲的大部分小说如《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　记》，纯文学性和通俗文学性兼有，思想意识偏浅的像《多少恨》、《小艾》是通俗作　品，而《封锁》无论如何只能算纯文学作品。予且的情况要单纯得多，他的长短篇小说　《如意珠》、《凤》、《七女书》等，全部是分不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从当时一部　分畅销文学杂志的面貌上，能分明看出两派在通俗层面上杂糅的格局。 不过，杂糅的局面也仅止于杂糅而已。两派的小说这时可以都写家庭婚恋题材，叙述　方式和叙述语言可以很为接近，但思想意识仍不在一个层次上。试以周瘦鹃的《秋海棠　》和张爱玲的《金锁记》作比，《秋海棠》在社会上的影响要大得多，知名度也高，可　两者还是无法放在一个层次上阅读接受。我们还可拿几个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前后接替办　下去的著名刊物来研究，同样能发现这个问题。像《良友》，一个1926年2月创刊的画　报(文字部分一直占相当的比例)，最初由伍联德、周瘦鹃先后编辑的时期，它是鸳鸯蝴　蝶派的刊物。1927年3月梁得所接编，编到1933年8月为止，大力推行改革，每期能发行　到四、五万份之多，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东南亚发生广泛影响。他改革的方向是让《良　友》陡然成为海派画报，而不是让它由“鸳蝴”自然演变为海派。因梁得所需要学周瘦　鹃的地方不多，即便是最接近的封面女郎，也从妓女一变为职业妇女、电影明星了。其　它像大量增加世界美术摄影作品的介绍，增加现代科技知识的插页，登载现代派小说特　别是登载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新感觉派的作品，25期后说明文字用中英文对照等等　，距离鸳鸯蝴蝶派的旧式气息该有多么大是一望而知的。《万象》也应作如是观。不能　仅看到两派的文章同时出现在一个杂志上，就以为是雅俗渗透的全面完成。《万象》越　两年改由柯灵主编之后，气象大变，成了新文艺海派杂志，衣食住行和严肃的东西兼得　。但我们读同时连载的长篇小说，张恨水的《胭脂泪》，张爱玲的《连环套》，师陀的　《荒野》，通俗就是通俗，纯文学就是纯文学，中介就是中介，彼此相去的有效距离，　仍是不允忽视的。 最有意味的，是《万象》上关于“通俗文学”的讨论。陈蝶衣提出“提倡通俗文学的　目的，是想把新旧双方森严的壁垒打通”[9]。但他的主张是在通俗文学的旗帜下统一　新旧文学。这怎么可能呢?这不能不说是通俗文学家的一厢情愿了。我们可以说，以往　经过了“工农兵方向”时期的中国文学，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在“通俗”、“民间”、“　普及”的大旗下轰轰烈烈地走了一回，但情况怎样?今日的通俗作品和先锋作品的距离　似乎仍没有缩小的迹象。所以说，人为地去规定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结合是不会奏效的　。假如认真地去研究海派文学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历史，看这之间新文学如何影响于旧　派通俗文学的现代化调整，旧派通俗文学又如何影响于新文学部分地向市场化、市民化　倾斜，倒许是个不无意义的课题。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谈英美文学教学与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论文关键词：英美文学教学　跨文化意识培养 论文摘要：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的新形势下，注重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英美文学教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通过英美文学教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重要性，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以及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随着国际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发展步伐的加快，交流日益频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国际交往合作更加频繁，国际交流也越来越广泛，多种文化相互交汇碰撞、交流融合，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不了解英美国家的风俗文化、行为习惯、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不同文化间就会产生误解甚至冲突，影响交际的顺利进行。由此，外语教学中，关注目标语文化，提高跨文化意识，注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就显得尤为的重要。“跨文化意识”是指外语学习者对于其所学习的目的语文化具有较好的知识掌握和较强的适应能力与交际能力，能像目的语本族人的思维一样来思考问题并作出反映，以及进行各种交往活动。具有“跨文化意识”的外语学习者能自觉地消除在与目的语本族人进行交往时可能碰到的各种障碍，以保证整个交往过程的有效性。外语教学不仅仅是语言知识的学习，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一部分，外语教学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文化知识和文化意识。文学又是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始终与文化相伴相生。因此，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培养跨文化意识是一种有效的教学途径。 一、英美文学教学是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有效途径 首先，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民族个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文学作品所包含的文化知识、文学知识及其具有的哲学、人文、美学等价值是某一民族社会文化的缩影，是学生了解英语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思想观念、风土人情等文化因素最鲜活、最丰富、最直接的材料。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和国民性格是一种基于文化认知和文化认可的跨文化交流层次，它的重心是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和思想疆域，提高综合人文素质，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文学是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提高文化修养的重要源泉，涉猎古希腊、罗马神话，了解基督教《圣经》故事及人物典故，熟悉一些神话传说中的神抵，可以拓宽知识面，开阔视野，有利于语言学习中文化因素的积淀。 其次，文学是提高文化素养和学习语言的重要途径。语言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又是艺术的语言，是学生学习和模仿最理想的语言和文化材料。特定的文化常常在其语言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学生除了要对原文语言有精确的理解和把握之外，还要对两种文化，尤其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有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西方文学实质上就反映和代表着西方文化，优秀的文学作品既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又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语言源泉。新《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清楚表明，文学课程担负着提高学生英语水平，培养学生审美情趣和跨文化意识的双重职责。 再次，文学的生动性和通俗性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文学是最优美的语言，如果我们要学习和获得最优美的语言，我们就必须学习文学。”(李赋宁语)语言文字的魅力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学习英美文学，不但可以在接受作品内容情节的同时，掌握语言这个工具，文学作品中渗透的跨文化意识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刺激学生的求知欲。因此，在语言教学和学习中，我们应该充分重视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有关西方的哲学、历史、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和社会风俗。 二、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 在外语教学过程中渗透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即实用性原则、阶段性原则、交际性原则。 实用性原则要求教师所提供的语言材料，导人的文化内容与英语学生所学的语言内容密切相关，同时应突出语言的生动性，情景的真实性，材料的生活性，培养学生的情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对自己民族的了解和热爱，对他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从而使其形成合理的跨文化心态。 阶段性原则要求文化内容的导人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充分考虑学生的语言水平、认知能力和心理状态，根据学生语言的发展水平和接受能力，采用由浅人深、由表及里的渐进教育方式，让学生充分了解所学文化内容的本质。从介绍英语国家人民的日常生活开始，逐步更多地涉及他们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人文地理等，以至更深人地探讨人生态度、道德价值观等。 交际性原则认为培养跨文化意识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既然语言是交际的手段，又是文化的载体，那么，教师就有责任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在学习语言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学会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背景、风土人情和生活方式，使文化通过语言的交流得到传递沟通，语言通过文化的渗透得到合理的交流发展。 三、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首先，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挖掘教材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培养和渗透跨文化意识。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和熟悉西方文化并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才能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和语言水平。教材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教师不能把课文仅仅当成单纯的语言教材，而要充分利用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放眼世界，扩大视野。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对英美文化的敏感性和洞察力，教师还可以配合教材内容恰当地补充相关的文化背景以及中英文化差异的知识介绍，使学生在具备一定的语言交际能力的同时具备应有的文化交际能力。教师在授课时采取启发和引导的方式，让学生设身处地去感受体验，鼓励学生发表个人独到的见解和进行相互之间的讨论，使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到文学教学课堂中来。教师要培养学生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的能力，不能一味地进行理性的抽象与概括，不能要求统一理解模式和死记硬背。这样，才能使学生切身感受语言大师们的语言艺术、学习巩固语言知识的同时，也让他们学会从文学作品中认识社会、体验人生，感受不同的文化内涵，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文化意识。 其次，教师应尽量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文学教学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多媒体技术具有信息容量大、内容丰富、效率高、覆盖面广等特点。在英美文学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利用计算机软件或课件、录像机、投影仪、光盘等直观有效的手段。除了课堂教学外，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在课外也应该充分发挥其作用，课外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观看由名家名作改编的电影、欣赏精彩对白或学习英美国家文化背景知识，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展开讨论，让思维突破原有的束缚，在宽松愉快的环境中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另外，学生根据原著自编自演也是非常有效的学习途径。学生在编、导、演的过程中，能充分理解把握原著的历史背景，穿越了时空与文化的差异，与文学作品作直接的对话。 此外，教师还可以通过引导学生阅读大量的英语经典文学作品，积累有关的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社会文化关系等方面的材料。阅读能使学生了解英语在不同语境中的语言风格的知识，以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教师在教学中，指导学生运用正确的方法将自己在文学作品鉴赏过程中获得的对作品的理解用文字表达出来，以深化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同时又培养了学生的鉴赏力和书面表达能力。文学作品的阅读可以从易到难，从简写本开始，逐步过渡到读原版作品。这里阅读文学作品不仅指小说，还包括阅读报纸杂志、时事等。因为现在的刊物集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有助于学生了解当前社会动态、科学文化的最新成就和英语语言发展新趋向，获取丰富的跨文化知识。 一个优秀的外语学习者，不仅是一个语言工具的使用者，还应该是另一种文化的接受者，加强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才能促进学生更好的学习目的语。文学作品隐含着对生活的思考、价值取向和特定的意识形态，因此，学习英美文学是了解西方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可以接触到支撑表层文化的深层文化，即西方文化中带根本性的思想观点、价值评判，西方人经常使用的视角，以及对这些视角的批评。只有通过研读英美文学对西方文化有深层次的了解，国际化人才才能在国际合作和竞争中轻车熟路，立于不败之地。 文学与文化论文:谈网络文学创作的文化抉择与现实困境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学 时尚 文化 现实困境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在引起轰动后，却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呈现出后劲不足的态势。本文立足于上世纪末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 当今网络文学发展的最新进展的表征 ，试图从其文化和文学的现实问题等方面入手，力图揭示网络文学在当代的文学境遇，从而为探讨使其成为真正“文学”的途径和方法找到能以疗救的症结所在。 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网络文学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文学一元统治的文化语境让文学写作更富有张扬的活力；同时在客观上，网上的写作传播方式已日益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时尚。另一方面也就难免鱼龙混杂，作品良莠不齐。网络上的“文学世界”春草疯长，众声喧哗，百无禁忌。它所具有的生猛无羁，靠的是网络写作自由氛围和传播的优势 ；它的良莠杂芜，却是因其外在的历史 、社会、文化因素和本身存在的缺陷及问题使然，以致网络文学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 ，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一、 文化上的困境和尴尬 任何艺术的发生，总是以一定的文化作为语境的。文学从来都是隶属于文化，而网络文学正是通过奠基于网络文化的精神领域才获得 自己的根基。但在文化背景和选择上，网络文学们将传统和时尚两种不同的文化刻意放在对立的文化背景上加以渲染，而不是从整个人类文化整体的角度加以考虑。因此在突破主流话语的同时难免矫枉过正，遭遇了另一种尴尬。 这种困境首先表现在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尴尬。不可否认，网络文学是当代文化中一种时尚而又颇具争议性的文学形式。它借助于现代最新的传媒手段而兴起，以强势的科技背景冲击着传统的文学方式。毋庸置疑的是，网络文学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和缺失。“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其自身的开放性、全民性、共享性，造成 了话语权力扩散的最大化”。自由、平等、互动、随意性、民间审美意识等等，本是网络文学追求的标志性特质。然而在当代以消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 ，网络文学在轰然崛起的商业流行话语面前频抛媚眼，显示了一种投降姿态 ，走向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状态。网络文学游离于传统之外，努力建立起 自身的话语体系，形成独有的后现代品格。同时，为迎合读者 口味，创作大多为快餐式消费为主，缺乏人文情怀，在媚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部分网络作家在商业包装下从幕后走向前台，希望提高作品的商业价值 ，渴望跻身于主流话语。网络文学与传统媒介联手而融人消费文化的生产线 ，网络文学便显现出身份的焦虑和尴尬。 其次，虚拟和狂欢背后的文化危机造成其文化品格的缺失与困惑。网络文学的出现是都市化进程结合科技进步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大众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下，娱乐消费性成为了需要的焦点 ，文学也成了一种可被消费的商品。它审美、教化作用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趣味性和时尚性。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网络文学成了肯德基一样色香味美的快餐 ，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日趋平民和世俗。人们已经不再期望从它那里得到精神的荡涤，而只是寻求快乐和欲望的满足。目前，人们在喧闹四起的大众文化领域中所见到的更多是愈演愈烈的高技术复制、朝生暮逝的时尚变化，以及即时性的情绪宣泄或心理反应，而长时间的精神性磨练被降格到最低的限度，心灵的玩味和孤独的冥想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地盘；这无异于把艺术的精魂推向了消亡的边缘，正是对人生审美过程的衰退的一种回应，意味着人的生命感受正面对着一场很有可能失去 自我提升力量而走 向凡庸的精神历险。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在网络的世界中遭受了消解和嘲弄。 因此，网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培植网络文学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对文学的创作和接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自身存在的不足，决定了它目前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学的地位。在网络文学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缺乏对社会重大问题、人类生存境遇等终极价值的关怀，还有一些只是纯粹宣泄作者本人生存的怨愤、迷茫与困惑，它们对畸形人生的不满与牢骚，远没有传统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来的犀利。因此，就文学所应有的刚性和硬度而言，网络文学比不上传统文学。 二、文学格局的边缘地位和异端效应 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传统文学依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着强势文化地位。而相对于肇始于民间的网络文学来说其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显然是在文学舞台的边缘努力拼争着。可以说网络文学的写作是一种体制外的边缘写作，网络作家所运用的话语形式是非主流的民间话语形态，他们主观上只是寻找一种能够宣泄的途径去宣泄和释放 ，也就是这种纯粹的我行我素，使其长时间只能在当代文学舞台的边缘向“观众”挤眉弄眼。由于当代文学太多的“另眼观照”和“无奈的被边缘和被另类”，而导致当下的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凸现出另类、浅薄和过度商业化的异端效应。 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另类文学”似乎是“前卫文学”的代名词，有一些 网络文学或评论者标榜网络文学为“另类文学”，过分地强调它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补充，甚至认为网络文学将成为一种主流文学。然而时至今日，网络文学已显露出两大变化：一是一批网络浮出“网”面，二是网络文学向传统文学的“归顺”与被“招安”一些网络借着网络传播的迅急猛烈之势，背靠网络，面向传统，网上买得人气，再出版印刷纸面文学，并以印数作为成功的参照，这成为当前网络文学的又一道景观，被许多网民戏称为网络文学的“归顺与招安”。当传统文学媒体向某个网络发出“招安”的表示时，某些网络所表现出来的喜悦和成就感 ，令人不能不遗憾地发现，文学的最终权威，依然归位于传统文学媒介。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网络文学呈现出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普遍的网络文学作品内涵浅薄、思想含量严重不足。网络文学创作者始终将写作视点对准个人，与社会、公共 、国家等集体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虽然获取了个人生存经验，但那是游离于社会经验之外的。没有了社会的有力依托，其结论或其暗示的思想就没有或缺少了社会含量 ；割裂历史就会使人物变的孤单，其性格或情节的发展没有了必要的起始点，因此也就没有了历史的沧桑厚重，其作品势必缺少文学所要承担的思想意识。网络文学恰恰比较多地关注了私人话语、本能欲望以及身体、性等纯物质的东西，而少有理性、精神。他们的作品多是编织灰色的梦，令人压抑 ，个性十足，却又支离破碎，不能给人以强有力的震撼或启迪人们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或人生思考。许多网络笔下的人物追求的终极 目标是轻飘飘的纯物质的东西，几乎没有引人思考的“形而上”的内容，思想含量的极度不足已成为网络文学作品致命的缺陷。 网络文学活动表现出过分的商业化。今日的中国社会一切活动都被赋予了物的内涵，文学亦不例外。文学商业化、文学走向市场是一个趋势，但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依然要重视文学的艺术含量。网络文学显然在这方面失于偏颇，他们在文学市场化的道路上虽然走在了前列，但为了突出文学的市场效应他们有时不惜背离文学的创作原则。正如在网络上时而就会冒出的什么“木子美”、“流氓燕”、“二月丫头”……“她们大胆地身体写作，深刻的内心体验被强有力的商业运行包装、改写……于是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她们一方面高扬女性大旗，对男性无情抨击、大肆鞭挞，高喊男人发达的肌肉没有丝毫的美感。但在市场的巨大诱惑下，她们又渴望“能拥有一个像父亲一样可以覆盖她们的男人”，这种矛盾不能不说是网络文学创作过分屈从于市场的悲哀。还有一些网络较为熟悉市场游戏规则，他们将笔触紧紧抵住市场、抵住物欲化的现实。于是他们在作品中刻意暴露生活的阴暗面，暴露感官欲望，为读者提供各种刺激。以欲望的顶礼膜拜征服读者、征服市场，很显然这样做大大降低了文学的艺术品位，不能给读者提供以巨大的思想震撼，没有引导读者进行自我人格的磨炼以及对人类进行终极命运的思考。 三、写作形态上的困境和批评缺失的尴尬 网络文学的写作形态，显现了网络作家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态度：即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渴望进入、逃离与漠视，表达的是网络作家们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潜在的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严密的体制对“话语权”的独 占，使得网络作家不堪重压，只能站在秩序之外仰慕大红大紫的同辈，渴望在文坛获得话语权是其深刻的生存焦虑。于是，他们自主选择了在网络中随心所欲地表达来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 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这种对抗姿态，恰恰表现出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重视与憧憬。从虚幻的稳匿状态向现实主流靠近，网络文学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两套游戏规则的间离。网络写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自由地表达、尽情享受挣脱“话语霸权”的“语言狂欢”，以自己为中心 ，快速生产，一次性消费。网络文学创作的非理性游戏规则 ，使得作家们的“创作”失去制约而显得软弱、无力。要实现网络作家在传统文学现实秩序中“落脚安家”的愿望，网络文学创作必须修改游戏规则 ，但修改的结果也就是放弃和背离网络文学的特质。这是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也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一个困境。 另一个问题是 ：文学主题的严重匮乏。通过纸媒体，从虚拟之境走人现实秩序的网络作家，不管愿不愿意，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虚拟时空的游戏规则，必须接受现实秩序的制约。然而就是在网络中获得高荣誉的作家文本，如果将其放在当代文坛上冷静分析，也会失去它们在网络上炫 目的光环，即使像安妮宝贝这样的网络顶级作家，面对王安忆、铁凝，甚至卫慧、棉棉，其文本主题的可阐释性也会显得单一，剩下的只有主题匮乏的空洞 ，无奈地湮没于传统文学创作的优秀文本之中。因此具有革命性的网络写作形态却因其文本简单而沦人尴尬境地；缺少认识价值的网络文学主题，使得网络作家在通过纸媒体进入现实秩序获得“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再次受到质疑。这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又一困境。 置根于网络写作形态内的网络文学之双重困境 ，使网络文学良性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失去深度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最终只剩下游戏的外壳，同时与其尴尬呼应的却是创作的沸腾与评论界的沉默和冷眼观照。 文学的繁荣和兴盛是由两部分构成的：文学文本与文学评论。任何一种文学形态的繁荣和兴盛也必然是两方面共同兴盛的组合。就当前网络文学的现状而言，一方面是创作的极度热情，另一方面是评论的冷淡。任何一次文学的繁荣都必然伴随大量理论研究的成果，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健康说理、鞭辟人里的文艺批评 ，需要一批学识渊博 、学理讲究、深谙文学规律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投入其中，对其进行研究评说，规范引导。理论批评的严重滞后，是当前网络文学发展的又一瓶颈。由于批评的缺失 ，网络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误区和问题导致了创作与接受两个环节脱节、作者与评论者之间关系疏离以及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之间不能相互照应 ，从而使他们之间难以开展对等的对话。亦使网络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难以实现。 与发展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就像站在巨人旁边的婴儿，好与坏只是人们现在的评价。网络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创造。借用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 ：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丽的艺术 ，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 文学与文化论文: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侧记 由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和《文学评论》编 辑部联合召开的“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11月2-3日在江 苏省昆山市周庄镇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江苏、浙江、湖北、福建、新 疆等地的三十多位学者出席会议，并就当前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最近十年的文 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及其新的可能性等问题各抒己见，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上海大学的王晓明首先代表会议组织者介绍本次会议的缘起、主题和基本设想。他说 ，从80年代至今这二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与社会的变化同步，进 入到一个关键、但又令人感觉困惑的阶段。我们都认为现实环境所呈现出的一切已经改 变了我们以往的生活；而对那些引起文学和现实生活变化的各种因素却又缺乏认真的分 析研究和透彻的见解，对其中新的可能性的方向并不明朗。他指出，要想回答大家的困 惑所指，短期内靠个人的努力并不能完成，需要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充分交流彼此的意 见。他还说，为避免这次学术讨论会异化为一种形式，我们没有惊动学术界的前辈，也 没有请各级领导为会议“打开场锣鼓”，甚至没有按照所谓国际会议的惯例，要求提交 并宣读论文，更不组织旅游活动；而是充分利用会议的四个半天共八个时段(每个半天 分发言与讨论两个时段)，讨论中你来我往，使问题从表层而至深入，在充分展开批评 和反批评中，使真正有价值的思想观念在分歧中慢慢呈现出来。 (一) 如何认识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是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王晓明认为，当前文化与文 学的生产机制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文学为例，五六十年代国家主要通过作家 协会和出版机构来组织和管理文学活动，现在这种管理的重心明显向出版方面转移；而 出版社一方面产业化，以追求利润为原则，另一方面又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具有垄断 性，它对文学的管理就尤具特色。他同时列举从文学教育到社会对历史的集体记忆等多 方面的因素，认为这些都构成了当前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的重要部分。他强调，今天的 文学研究应该充分考虑生产机制的影响，才可能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作出贴切而深 入的分析。他同时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如果仅仅援用“文化工业”、“大众文化”之 类西方概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切实而具体的研究探索新的观念和方法。福建师范 大学的南帆说，在这个新的机制中有几个环节是他特别关注的：一是关于市场的概念， 在这里，“利润”是好字眼，但不能仅仅把创造利润当作衡量作品好坏的标准。目前文 化产业的利润仅次于航天业，文化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但他认为值得注意的是目 前大家都在谈论市场，但是文化市场是值得进一步分析的。现在市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 公平交易的平台，市场已经成熟到可以制造热点的地步，比如，如果你没读过一本十分 幼稚的畅销书，你就是落伍的人，等等，这就是市场所形成的一种新意识形态。二是市 场与话语权力的结合，80年代建立了这种想象：市场是与思想解放联系在一起的；特别 在文化人想象中，市场是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对市场的好感主要来自这方面。三是市 场与大众复杂的联系，30年代提倡大众化，连同40年代提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时的 “大众”是革命主力军；而现在在“大众文化市场”中，“大众”是创造利润的人，虽 然都使用“大众”一词，但其间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化，市场掩盖了许多复杂的历史关 系。 南帆的发言还强调了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说，文化是意识形态的一个层面，即 使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不一定了解文化与意识 形态的关系。他引用阿尔都塞关于集体记忆的理论，说明一种想象性关系所形成的控制 力量。他说，文化层面的意识形态不容易察觉，它通过符号体系发挥作用，例如在文学 中，在武侠小说中，都可以传递出诸如种族、性别等意识形态的信息。在文化里面，文 学是意识形态变化中非常活跃的因素，文学往往以敏锐而深刻的感性洞察力来宣布恩格 斯所说的“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视界》主编李陀在发言中探讨了文化/文学 生产机制的动力问题，他认为不能忽略民族国家这个动力。在20世纪的世界局势中，地 缘政治成为国际政治最重要的方面，跨国资本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渗透与反渗透所形成的 张力，已经进入中国文学、文化生活领域。他特别强调应该充分认识这种动力中的张力 关系，比如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国家与西方启蒙传统的紧张关系，当前不仅精英文化与大 众文化，社会与市场之间也有冲突，我们的会议就体现为与市场的一种紧张关系，对知 识界不能下简单结论。鉴于动力中复杂的张力关系，李陀认为，必须意识到套用西方理 论解释中国经验的有限性，虽然这是一份可贵的理论资源，但对中国经验而言，它不足 以提供有效的反思，也就无法作出有效的阐释。对当代文明面临的危机进行新的阐释性 描述，这是人文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否则无论科技为我们提供多少物质方便，人类都 还是没有摆脱黑暗。总之，李陀认为，我们必须注意分析动力机制的复杂性。 在一般人看来，当今发达的传媒业正在不断缩小传统意义上文学的空间。对此，上海 大学的蔡翔在发言中探讨了“纸面媒体与文学生产经验”的关系。他先着眼于微观，分 析时尚类杂志生产的特点：一，不靠发行获取利润，利润主要来源于广告，并根据对读 者群的定位寻找广告商，再由此组织刊物的叙述方式，因此，它面对的其实是“小众” 而不是“大众”；二，当刊物确定它的读者群的概念后就是叙述，即表达一种生活方式 ，并以此来检验我们的生活是否“时尚”；三，极力抓住未来的可能性，提供关于未来 而不是关于过去的想象，比如关于“家庭”、“幸福”、“身份”、“健康”的未来想 象与可能性。蔡翔认为，正是第二、三部分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由某种生活方式转化 为表意叙事，并成为既定生活模式，生活方式由此被文化工业生产出来，以“时尚”或 “不时尚”的观念来控制我们。再来看文学，从表面看，出版社鼓励长篇小说的繁荣， 但实际上版税的影响非常大，艺术创新在版税制度面前退缩了，目前中短篇小说创作正 不断萎缩，使文学创作的基础被削弱，这将影响后十年长篇小说的繁荣。另外，文学杂 志要进入市场，也产生分层现象，一部分杂志专为“白领”，一部分专为“顶级富人” ……但蔡翔最后表示，有一种真正的大众也许还没进入我们的视野，他们不属于“时尚 的”高档消费群体；就此而言，寻找新的读者也就是寻找没有被遗忘的精神诉求和历史 记忆。南京师范大学高小康关于“市场与文学关系”的发言倾向于寻找文学与市场的同 一性。他说，古人有所谓“著书都为稻粱谋”，对此我们不应该仅仅理解为作家放弃了 精神自主性，也应该理解为是古代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他们和社会的交换方式。当 代文化市场与传统相比自然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正如历史上商业的发展非但没有破坏文 学的精英价值，而且高效率的市场运行机制将增进文学向多种文化形态发展的可能性， 大众传媒也将促进文学活动的传播。 北京大学的韩毓海在发言中对比西方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差异，强调中国文化/文学传统 所着力描摹的是一个“情”的世界。他说，无论马克思从研究商品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理 论，福科对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社会的批判，还是哈贝马斯对不同时期市民社会、平民社 会和大众社会的区分所做的贡献，都体现了西方的理性传统。他举英国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和文学家笛福为例，亚当·斯密和笛福在历史上作为经济学家和文学家的角色都曾 前后置换，其原因也植根于西方文化注重范畴、实证和条分缕析的理性传统。中国的情 况则不同，他举《海上花列传》和《马桥词典》为例，认为这些小说并非环绕一个中心 ，其中许多非理性行为只能用一个“情”字来解释。像《海上花列传》中三人连环套的 故事情节表明中国人的情的世界如此复杂，以至于有关中国现代性的思路始终没有解决 “情”的问题。“天若有情天亦老”，以“情”来解释翻天覆地的政治革命，也可视作 这种传统的投影。韩毓海的发言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以西方理论诠释当今复杂的中国 文化/文学现实的怀疑。华东师范大学的罗岗对在权力和话语之间运作的文化/文学生产 机制进行分析，他认为比较成功的期刊或媒体书目注意在市场和体制之间寻找平衡，而 不可能长久地徘徊在边缘。他说，90年代以来市场发生变化，新技术的加入，网络空间 的出现，互联网改变了我们对文学和文化生产的看法，而目前社会对新经济的兴起还有 所忽视。伴随网络兴起而诞生的是新经济神话，所谓“眼球经济”，追求点击率，人们 对网络的热情，引起跨国资本和外国基金的关注。文化生产带来新的可能性，比如业余 思想者、写作者和新网络群体纷纷出现。另外，网络已经开始制作自己的经典，像《大 话西游》现象，其实是网络讨论的结果。在进行上述分析后，罗岗还提出网络文学必须 应对的问题，比如在版权、作者和传播问题上如何抵制资本的压制，如何通过技术手段 保护和发扬民主精神，但他认为目前不能高估这种可能性，因为网络文学毕竟徘徊于资 本与市场之间。面对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变，江苏省作家协会的费振钟对作家协会 在目前文学生产机制中的作用表示忧虑，他认为目前作协的人事制度和工资制度已不能 满足作家的要求，作家协会无力组织文学生产，作家越来越不愿意参加作协活动，在作 协活动中经常看不到作家的影子。 (二) 如果说，关于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讨论是90年代以来文学形势变化所引起的思考 ，那么讨论必然涉及对这十多年来文学创作情况的看法。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切入角 度，大家对这十五年来文学经验的认识和评价也不尽相同。 华东师范大学的倪文尖认为，90年代与80年代文学创作明显不同的是在权力和资本抑 制之间打擦边球，这种关系常常表现为微妙的转换，相互利用，最终目的是满足市场欲 望。90年代文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利用80年代的文学资源，比如余秋雨的散文多表现 了80年代对文化的理解，再比如90年代的流行歌曲《涛声依旧》的作者其实是80年代的 朦胧诗人。虽然其间有转换得比较成功的作品，但倪文尖对90年代文学创作的总体情况 并不乐观。他认为，这首先是文学观念的问题，即文学是怎样的，文学与经验的联系， 特别是与那种既凝聚着个人化、又是处于社会中的个人经验的联系。现在关于都市的叙 述中看不到中国都市发生的真故事，故事是套路、模式化的。9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中 有关注底层生活的作品，但那底层还是程式化的。从文学技术层面看，小说的呈现能力 如对细节和场面的描写，远不如对故事过程叙述得好，作家的描写能力实在让人不敢恭 维。那些在80年代成名、90年代继续走红的作家的前景也不容乐观，比如莫言的作品忽 好忽坏，表明他对自己的作品缺乏反省和判断能力；王安忆则相反，她是自觉与思想界 保持互动的作家，由于过于自觉，创作陷入另一种观念化倾向。《上种红菱下种藕》表 达了一种情怀，但这种情怀可以写一篇好的散文，作为小说，她最想表达的却不是目前 写出来的。因此，倪文尖认为对90年代文学持反省的态度会更具有价值。 对文学现状的反省逐渐深入到对研究者自身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反省。复旦大学的 郜元宝对一部分会议代表研究方式的改变提出质疑。他说，在座的一些批评家在80年代 都曾经是名副其实的“赏花人”，但今天却转向文化批评，只问“种子和泥土”，方法 论上的这种转变，是否意味现代人更关注文学管理问题，而对人的灵魂问题不再关心， 我们在进行文化研究时，从文化跳到文学，但从事文化研究后还能不能回到文学研究? 他的意见引起与会者的讨论。南帆认为，“回到文学研究”，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文 学研究是什么?人道主义回答是对人的研究，新批评认为是对语言的研究，这些构造本 身即是一种话语，具有意识形态的背景。王晓明说，我们今天所以要来讨论文化/文学 生产机制，恰恰是因为我们觉得在80年代获得的那一套文学观念，已经无法有效地解释 今天的文学现实；但他同时指出，郜元宝的批评包含着非常重要的内容，值得与会者仔 细思考。李陀对80年代他曾认为文学的根本就在于形式的看法进行反思，他说现在看来 ，在当时背景下形成的这种看法有许多问题，为什么用文学生产代替文学创作?就是为 了打破那种以为“文学是创作主体靠主观建构的”陈旧观念。蔡翔进一步说，作家写作 、作品成为经典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件成品。我们过去只承认主体性，其实也并 不符合当时的情况，比如《重逢》的背后是各种政策和形势参与的过程，80年代的各种 观念支持着作家的写作，像《冈底斯的诱惑》和《棋王》都离不开当时的语境。90年代 的文学作品越来越趋于雷同，文学基础发生危机，恐怕也不应该仅从作家的主体性来考 虑问题。上海大学王鸿生的发言则使郜元宝提出的问题更为明晰，他认为，采取文化研 究的机制把思想吸附进去，使个体、心灵，以及审美和乌托邦走下坡路，我们变成自己 的对立面，似乎个人感性、经验走到头了；另一套术语：民族国家、资本、权力等成为 大辞条。他希望有一部“词典”能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解释，而不是简单地抛弃或词语 之间的断裂。否则，这样的研究将导致危机，因为我们把文化研究出发点上的东西丢掉了。 上海师范大学的薛毅认为，把文学比喻为一朵花，并由此纳入审美范畴，从审美欣赏 的角度来肯定文学陶冶心灵的功能，其实这种审美主张并不能将80年代蔡翔、王晓明等 人的文学批评包容进去。这十几年的文学更无法纳入一个纯粹审美的范畴，比如余华的 《许三观卖血记》，不是作为“一朵花”而获得接受，许三观令人同情的命运反映了文 学表现苦难的主题，对作品的接受是现实市民社会的回应。薛毅回顾现代文学史认为， 文学研究会使文学像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文学对现实的关注和揭示也各有不同，他 把《许三观卖血记》和茅盾的小说进行比较，认为余华与茅盾都表现了苦难，但他们之 间的差异在于茅盾努力呈现“老通宝”的命运与社会的联系，并由此揭示了像巴尔扎克 《人间喜剧》那样的社会内部结构，而《许三观卖血记》则把对这层关系的揭示去掉了 。南京大学的丁帆在发言中，主要批评90年代文学的多元化趋向削弱了五四传统中的批 判功能，一些作家在市场面前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文学创作的成功被视为未成名的写 作者进入影视圈的通行证，由于急于瓜分市场利润，创作主体的“我”正逐渐消失，人 文价值立场隐退。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学院派的研究究竟有无用处，持疑问态度。 会上也有一部分学者试图从文学与市场的互动关系中对90年代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 武汉大学的昌切认为，对于90年代文学中灵肉二分写作现象的批判，缺乏一种历史的比 较。他认为，在物质生活匮乏的时代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作品；“欲望化写作”完全投合 于市场，因为市场的规律就是不断刺激个人的欲望，满足新的消费观念。深圳文化研究 中心的尹昌龙则从文学研究如何进入市场的角度提出，应该看到90年代文学建立了一种 新的文学的“公共性”。当内地普遍认为“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时候，在深圳，文学 类的销量则仅次于经济类读物，新的文学与大众公共性之间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关系。具 体说来，文学一方面与市场建立一系列新的联系，比如文学与影视创作的结合、利用文 学和文化的公共资源，等等，与体制、主旋律、反特、黑幕、官场、人性等各个方面发 生复杂暧昧的关系，重新站稳脚跟；另一方面，文学扮演了“梦工厂”的角色，比如在 打工文学杂志中“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这样的创作意向，就很受市场欢迎。尹昌 龙认为，与80年代不同，知识分子讲“独立承担”并不是简单的事，而意味着重建无数 复杂的联系。山东师范大学的吴义勤认为，人们对90年代“新生代”小说有许多批评， 但这是在文学理解上的分歧。90年代“新生代”小说是对80年代文学倡导人的尊严和个 性的写作，以及先锋写作的现代化诉求和西方模式化的一种反叛，它以一种镜象的方式 ，从时间向空间概念转化，以证明这些作品中的“新启蒙”所建立的一种意识形态观念 合法性，比如其中女性对男性的启蒙，老板对知识分子的启蒙，儿子对父亲的启蒙，等 等。 (三) 文学批评是当代文学研究者介入现实的重要途径，但以怎样的方式谈论文学，包括阐 释历史与回应现实，八九十年代实际上有许多分歧。关于不同的文学观念是导致分歧的 主要原因，与会者都有共识，但同时大家也认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将观点和 分歧明晰化，不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兜圈子、打空气拳，而在相互交流与论争中，使研究 得以进展。 北京大学的李杨说，《南方周末》曾组织作家谈作品获奖的理由，有些作家把文学创 作归因于“热情”和“真诚”，这显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回答。因为真诚和热情的作家 并不一定写出好作品。为什么有这种回答?表明文学观念出了一些问题，这也是我们的 会议需要回应或给予描述的。80年代关于文学的讨论，使文学观念建立在文明与愚昧、 传统与现代等二元对立的个人主体性基础上，这种文学观念是当时现实和政治的产物。 那么，现在什么是中国的现实?现实改变了，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并不是多数人的暴政 ，不是个人化不足，而是个人化过度，像“欲望化写作”、“下半身写作”这种所谓纯 粹个人化经验实际上是商业化的，最不个人化。一部分人身体的快乐是建立在另一部分 人身体的不快乐上，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是以压抑了另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为前提 。李杨认为，今天讨论文学，不应该把文学与政治理解为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文学作 为话语层面的一种知识，它是一种制度和政治。如果文学脱离政治，文学还能做什么? 它还能用什么方式建立与现实的联系?我们今天“捅破窗户纸”，也就是要建立文学与 政治的联系。李杨还认为，不可能在国家政治与日常政治之间划一条界限，对此西方社 会学家已表示怀疑，因为关于谁的日常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在文学与政治 的问题上，李杨认为，他并不想建立知识分子的总体形象，而应有个人承担。复旦大学 的倪伟的发言强调了文学对社会环境的关注，他说，文学从来不曾剥离政治，“个人写 作”和“身体写作”的问题不在于作品写了“身体”，而在于应该写出烙刻在身体上的 各种社会烙印。他认为，文学批评有时对作家产生误导，使作家陷入理念和简单化。虽 然批评中有赞美，当一个“赏花人”也没什么不好，但他本人对分析培植“花朵”的土 壤更感兴趣。 郜元宝不同意李杨的看法。他说，从中国文学史看，不是文学没抓住现实，而是缺乏 那种脱离现实的文学。因此为文学辩护或唾骂都有道理，但都落空了。亚当·斯密的蓝 图在茅盾的《子夜》中不可能实现，读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除了鲁迅，还有什么作家作 品?第一流作品可以提供了解心灵，第二流作品可以提供社会学资料、文献材料。鲁迅 的许多创作完全是一种纯文学，但这样的文学被斥为“反动的文学”，左翼恰恰是在现 实层面把鲁迅否定了。别林斯基的“现实”是从先验的概念推演出来的，不是我们意义 上的“现实”。我们的“现实”恰恰是一个主客体分裂的概念。清华大学的旷新年则从 知识话语的角度强调文学与政治、现实的联系。他首先表示在争论中任何人都不可能说 服对方，正如波尔所言：“不是一种理论战胜另一种理论，而是一代人死去了，另一代 人成长起来。”80年代以来，围绕人和自我一直在打架，旷新年说，他不相信“自我” ，“自我”本身是一种知识的建构。每个时代的流行真理，都会找到一个新的“自我” 。针对有的与会者在发言中认为文学应该强调“伦理”，旷新年认为，这个问题归根结 底还是那一句老话说的，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男人和女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伦理 不会一样。伦理的前提是政治，无论日常政治还是国家政治，每个人的政治态度不同， 伦理也不同。这个问题牵扯到对文学史的评价，旷新年强调“文学是时代的”观点。他 说，每个时代有自己的文学，但现实是：在一个时代是文学，在另一个时代就不是文学 ，正如80年代对“十七年”文学的排斥。其实把80年代文学说成是纯粹的文学也是片面 的，新时期文学话语是与第四次文代会的政治文件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提倡人性，表 现爱情，但也有被压抑的话语，如关于阶级和政治。 苏州大学的王尧在发言中注意到学院研究在介入现实批评时的差异，他认为这些差异 其实在六七十年代的文献中也可以找到，只是人们很少关注那段历史。他还提到纯文学 批评家很少谈“五个一工程奖”的作品，对这些作品而言，六七十年代的文学经验是否 还有合理性?他还谈到，当前的文学批评受大学体制牵制，批评文章获奖难，如果变成 专著才容易获奖。这是体制问题。扬州大学的徐德明着重分析了当代小说的暧昧身份。 他说，当今小说是什么?其中隐含着主体的暧昧，审美的暧昧。首先关于主体，在当今 小说家那里，人死了，身体却很活跃。身体视像化，个人的想象空间被排拒，被忽略。 他由此认为，今天是一个从崇高走向卑贱的时代。其次语言缺乏个性化的表达，大家用 差不多的语言来说媒体教的话，而媒体教的是大众化的群体语言。徐德明不同意倪文尖 认为近些年的作品“描写”不好但“叙述”好，他说，这些小说家不仅描写得不好，叙 述也不好，因为描写和叙述不能脱节。小说家与一般人在生活中一样，以牺牲美为代价 ，因此读者的迷惑和作者的暧昧是必然的。 (四) 关于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新的可能性，王晓明针对会上对茅盾《子夜》的不同评价，阐 述他对未来创作和批评的看法。他说，会上有人重新肯定茅盾的创作，强调把人放在社 会关系中刻画，这是和论者在90年代对“私人化”写作的批评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的 现代文学界对茅盾的这种写作方式做过批评性的分析，“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刻画”是 作为创作的一个失败来看的。因此，今天若要重新评价，就应该比过去已经达到的分析 更深入、更复杂，而不仅是做一篇“翻案文章”。否则，就很容易给人“你要倒退回去 ”的印象，尽管你实际上并非如此。倘说80年代对茅盾小说的批评有简单化的毛病，忽 略了茅盾小说对人的社会性有更多样的——不仅仅是图解式的——呈现，那就应该把这 个复杂性读解出来。至于90年代文学的“私人性”问题，重要的不是写了身体，而是这 身体是不是写得好，有没有写出生活与人的丰富性。目前流行的“私人化”写作为什么 有问题?就是因为其实没有写出多样的“私”，没有写出真正的“个人”。 北京大学的钱理群认为，首先我们必须研究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而且我们的研究必 须从中国的真问题出发。80年代强调“纯文学”，我也是始作俑者之一，虽然文学从来 就没有“纯”过，但当时是为摆脱“”的束缚，而且当时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的概念也带有策略性。现在看来这些是有价值和意义的，起过积极作用，但也遮蔽了一 些文学与政治的实际关系，以及文学背后更深刻的原因。到了90年代，对问题越看越清 楚，就应该来揭示那些被“纯文学”观念遮蔽的东西，这不是赶时髦，而是我们必须面 对的现实。他认为，现实的问题不仅是“旧病没好，新病又来”，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们 今天拿什么来面对现实。他认为应该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拒绝记忆，社会主义、马克 思主义思潮的合理性长期被忽略，而存在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认真清理，对这份遗产缺乏 认真研究；另一种是把苏联社会主义整个搬过来。他说，必须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这 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贡献，也是最好的工作。 李陀认为，当前知识界的检讨表现出一种可贵的倾向，这也是希望的征兆。他说中国 知识界面对两个历史，而西方学者只有资本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有痛苦的教训，这是 不能抹掉的，但对它在这一百年来的合理性也应该进行反思，如果不合理，怎么那么多 知识分子为此前赴后继?所以对两个历史的清理和检讨都重要。关于文学的“反抗”与 政治的关系，李陀认为，拉美文学有强烈的政治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20世纪文学 的顶峰，过去我们对其中的复杂性注意不够，需要今后共同努力。罗岗在发言中强调， 我们过去谈“干预”，总是和国家和行政联系在一起，但忽略了这一切背后话语的介入 ，这是另外一种干预和控制的权力。 会上，围绕文学、人性、政治及其相互关系等话题，大家的看法也是多方面的。郜元 宝认为，搞文学的人不必非认清社会、人、价值体系、现实等问题以后，才能搞文学， 虽然文学有参与这些问题的功能。王鸿生认为，伦理问题是全球化中文学的关键问题， 对伦理的关切不一定给我们带来终极答案，但有没有这种关切就不一样。来自新疆石河 子大学的张吕在发言中，通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历史，阐释人性、个体与政 治和历史的多样关系，她认为真正的文学应该鼓励人面对现实的积极精神。苏州大学的 栾梅建则从古代文学与纸张发明的关系谈起，考察现代科技进步与文学演化的关系。他 认为，由于电子高科技时代的到来，图像的泛滥有可能使文学边缘化，但从另一方面看 ，文学也有可能渗透到更宽广的领域。复旦大学的张业松认为，当年周作人讲“闭门读 书”是担心新文学走向载道文学，但他没能力挽狂澜于既倒。20世纪文学家做的其实是 政治工作，因为他不能不做，今天则不同，今天综合国力增强，社会分工不至于混淆。 他据此认为，研究文学的人应该提倡“岗位意识”，这也是承担知识分子的职责。浙江 大学的盘剑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知识分子应该“迎上去”，进入大众文化市场，改变 或提高大众文化的品位。他说，30年代革命文学与商业合作进入市场，取得了成绩，如 果不真正研究中国的大众文化市场，其实批判、反抗都是无力的。苏州科技学院的徐麟 在发言中强调在大众文化包围中精英写作的意义，同时他认为，未来的精英写作应该不 是“代言”，而是指向个人化的表达。华东师范大学的毛尖则认为，面对如此多样的新 课题，现在需要更多实际的研究，并通过具体的工作来推进研究，而不是空泛地坐而论 道。 会议结束前，李陀、南帆、薛毅和王晓明分别就个人体会作小结发言。他们认为，这 是一次比较有学术质量的会，会议气氛好，大家既坦诚的交换了意见，又相互尊重，抱 着诚恳地交流与切磋的态度。虽然大家在以下这些问题上有分歧：如文学是纯粹审美的 ，还是一个与政治、社会相关的话语世界；如何认识新的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巨大作 用；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中的思想和文化意义；如何从历史的再 叙述中发现新的可能性，等等。但通过两天讨论，随着这些问题不断“浮出水面”，大 家的认识在原来的基础上都有所澄清、也有所推进。正是因为有这些澄清和推进，这次 会议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例如对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研究、对80年代文 学史的重新叙述、思想和文学研究的“伦理”维度、文学的政治性、如何发掘现代文学 的思想资源，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夜幕降临，这次学术研讨会在热烈而意犹 未尽的气氛中宣告结束。 文学与文化论文: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 近些年，在中国当代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中，继全球化之后，文化研究成了新的关注点，并因之引起了关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论争。本文希望通过文化研究中颇有代表性的萨义德(Edward w. Said,1935-2003)的后殖民主义批评中处理诗歌经典的例子，说明诗歌（文学）在文化研究中其复杂性与多义性被忽视的问题。我的目的，是通过这个典型的文化研究个案，提倡一种能够超越单一的身份政治研究的开放的文学研究立场。 一、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 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当代中国，对文学经典的关注，都是出现在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之中的一个焦点。依照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Janathan Culler)的描述，“文化研究是美国的人文学科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一项主要活动：一些文学教授已经从弥尔顿转向了麦当娜，从莎士比亚转向了肥皂剧，而把文学研究抛在一边。”1此种现象代表了文化研究相当重要的一面：从传统的文学经典研究转向大众文化研究。限于本文的主旨，我不拟对文化研究的这一层面进行评论。文化研究还有另外一种诉求：用新的理论重新评估与阐释旧的文学与文化现象。在这一层面，文化研究企图包含并覆盖文学研究，企图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出发重新审视文学经典。这种现象同样构成了文化研究相当重要的另一层面。从文化研究的这一层面，自然而然地引申出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并进一步引申出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的关系问题。卡勒曾经在其简明但仍不失学术性的著作《文学理论：简短的导论》一书中，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归结为“什么被称为文学经典”与“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两个问题。在“什么是文学经典”这一个问题中，存在着对文学经典来说可能是处于反向运动的两面：一方面，文化研究鼓励研究电影、电视及其他大众文化形式，而不是大力促进对世界文学中的经典作品进行研究，这难道不是在扼杀文学吗？肥皂剧是否已经替代了莎士比亚？如果是这样，文化研究是否应该受到谴责？另一方面，伴随着文化研究兴起的理论又给传统的文学经典增加了活力，开拓了更多的解读英美文学经典的方法，而且，文化研究的发展也一直与文学经典作品的扩大相伴。而在“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这个问题中，凸显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矛盾。在此，卡勒似乎是不无担忧地认为：“从长期统治着文学研究的原则——主要的兴趣是个别作品与众不同的复杂性——中逃离出来，文化研究易于成为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把作品视为某种别的东西的例证或表征，而不是内在于它们自身的东西，而且，文化研究也屈服于别的诱惑。”2亦即是说，文化研究热衷于在作品与反映对象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文化产品就是一种处于社会-政治结构之下的表征。”3卡勒将文化研究对文本的这种解释方法称为“表征性解释”(symptomatic interpretation)——与文学研究的“鉴赏性解释”(appreciative interpretation)相对应，并说：“如果文学研究被纳入文化研究名下，这种‘表征性解释’就可能成为规范，而文化对象的独特性就可能被忽视，与此同时，文学鼓励的阅读实践也会被忽视。”4卡勒围绕着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所提出的这两个问题，特别是文化研究对文本的“表征性解释”问题，确实是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论争中的关键问题，而且都与文学经典问题有关，前者关系到何谓文学经典，后者关系到对文学经典的阐释。于是，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文学经典成了关注的焦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在某种意义也就转变成了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这同样也可被视为当代中国关于文学经典的论争出现的背景。 在美国的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称得上是独树一帜的“浪漫主义骑士”，在文化研究正在全面质疑与摧毁传统的文学经典的时候，他起而维护“审美自律性”概念，维护传统经典的权威，反对大众文化，反对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对传统文学经典的颠覆。他将女性主义、非洲中心论、马克思主义、受福柯启发的新历史主义或解构主义都称为“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5在布鲁姆看来，“憎恨学派的基本原则可以一语道破：所谓的审美价值也出自阶级斗争。”6于是，身份政治成了他们评价并摧毁传统文学经典的基本原则。“现今世界上的大学里文学教学已被政治化了：我们不再有大学，只有政治正确的庙堂。文学批评如今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这是一种由伪马克思主义、伪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法国/海德格尔式的时髦东西所组成的奇观。”7对此，布鲁姆深感悲哀：“诗歌、戏剧、故事和小说的教学正在被各种社会和政治讨伐的摇旗呐喊所取代。”8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布鲁姆反抗的正是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所采取的政治化的“表征性解释”，而对“鉴赏性解释”的缺失深感悲哀与无奈。他所维护的，是经典作品与众不同的原创性与复杂性。在布鲁姆看来，出于明显的社会和政治目的对文学经典的政治化阐释，不能揭示文学经典的原创性与复杂性，是对文学经典的亵渎与损害。 在我看来，像布鲁姆这样全然否定大众文化的价值与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可能有的赋意作用，在今日显然显得太具有曲高和寡的精英色彩，并难免显得偏狭。然而，他所提出的文化批评的政治化阐释对文学经典的原创性、复杂性的忽视，确实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一个问题。对此，我想通过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一个个案加以阐释。 二、一个个案：萨义德的身份政治与叶芝的诗 后殖民主义称得上是布鲁姆所谓的“憎恨学派”的典型。简约地讲，女权主义憎恨男性，而后殖民主义憎恨白人的欧洲和美国。对文学研究而言，后殖民主义就是一种典型的对文学作品进行政治化的“表征性解释”的文化批评。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对大量诗歌文本的分析就是明显的例证。对萨义德而言，还有另外一个相对完整也更好地表现出对文学进行“表征性解释”的例子。这个例子涉及爱尔兰诗人叶芝，出现在《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一书中。叶芝（W.B.Yeats,1865-1939），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诗人之一，其作品毫无疑问地是英语诗歌经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的“抵抗与敌对”一章中，萨义德专门用一节的完整篇幅讨论了“叶芝与反殖民主义”。使我惊讶的，不是从“反殖民主义”这个角度来解释叶芝的诗，而是萨义德对叶芝及其作品作支配性的身份政治解释中，体现出来的对叶芝的诗及其个人的整体评价与社会身份的期待和指责。 萨义德在讨论叶芝的这一部分文字中，首先为叶芝的文学确立一种与通常观点相左的非欧洲传统的坐标。他认为叶芝现在几乎被归类于现代英语文学和欧洲主流现代主义话语中。萨义德笔锋一转，说：“我认为，尽管叶芝明显地存在于爱尔兰，存在于英国文化与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中，他的确还代表着另一个引人入胜的方面：他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伟大的民族诗人。他在反帝抵抗运动期间阐述了遭受海外统治的人民的经历、愿望和恢复历史的瞻望。”这样一来，叶芝存在于英国文化与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中，似乎只是一种浅显的表象，而其深层的意义却在于他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诗人”，“从这一角度来看，叶芝属于通常被认为不是他所属的那个传统，属于反对欧洲帝国主义高潮中的殖民地世界的传统。”9在这个意义上，萨义德甚至将爱尔兰与印度、北非、加勒比、中南美洲、中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归入同一个群体，从而自然而然地将叶芝的文学归入“反帝抵抗运动的文学”，他甚至援引智利诗人聂鲁达的态度将叶芝视为“爱尔兰抗拒暴政斗争的民族诗人”。萨义德将叶芝视为致力于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复兴的诗人，并认为这样的民族主义复兴的显著特点是：“明确地认为欧洲即西方文化是帝国主义”。从论述的开始，萨义德就以一种典型的文化地理学的划分方式，从具有明显的二元对立特征的身份政治层面将叶芝从通常所属的英语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文学传统中分离出来，归入另一个与西方文化相对立的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文化传统。然而，只要完整地阅读过叶芝的诗的人，谁都不能否认，在叶芝的诗中体现出了对暴力的怀疑，并进而是对人类文明的失望态度，特别是在后期的诗作中。这无疑是与萨义德的上述判断相左的。为了解决这一困境，萨义德在认同叶芝的诗前后分期的前提下，对叶芝后期的诗歌写作给予了非议。萨义德将叶芝诗的前后分期的界线定在20世纪20年代。他说：“叶芝在20世纪20年代滑入了前后不一致、神秘主义、排斥政治和对法西斯主义(或是意大利或南美的集权主义)傲慢的、也许是迷人的赞美。从这个观点看，叶芝是不可原谅的，不能轻易地被诡辩为消极的乌托邦模式，因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评价和批评叶芝那些错误的态度而依然将他看作非殖民地化的一位诗人。”10依照对叶芝诗歌写作这一整体评价，萨义德将叶芝诗歌写作的顶锋定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的一段时期，并将其中体现的“英国-爱尔兰冲突”作为“20世纪解放战争的典型”来加以看待，他认为叶芝“最伟大的非殖民地化作品是关于暴力的诞生或者通过暴力诞生而改变的”11。为此，萨义德提到了《丽达与天鹅》(Leda and the Swan,)、《塔》(The Tower)(1928)两首诗。《丽达与天鹅》一诗的主题被解释为对“殖民者”的塑造，这种塑造是关于暴力(姑娘被强奸)和“知识和力量”的获得的，他说：“叶芝把自己放在这样的岔路口：为了变革使用暴力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暴力的结果却要求必要的、如果不永远是足够的理性”。以《塔》为顶锋的他的诗歌中，最伟大主题是“怎样调和殖民主义冲突中不可避免的暴力与不断的民族斗争的政治，怎样使冲突的各方力量与理性、说服、组织的话语以及诗歌的要求一致起来。”于是，叶芝被阐释成了阿尔及利亚的法农(Fanon,1925-1963)一样的思想家、革命者，他说，“叶芝有预见地认为，在某些时刻，仅有暴力是不够的。因此，政治的策略和理性必须起作用。”12与叶芝前期这种“正确的”政治倾向不同，萨义德将叶芝后期诗歌错误的政治倾向称为“反动政治倾向”，并认为这种倾向“扭曲甚至掩盖了他诗歌中对解放者和乌托邦革命的刻画”13。这种反动政治倾向在诗歌中的表现，用萨义德不多但又很概括性的话讲，就是“他在《视线》和后来的半宗教诗歌里创造出古怪、美学化了的历史，把这种矛盾(指爱尔兰民族主义与英国文化遗产之间的重叠造成的矛盾，引者案)上升到超世俗的水平，好像爱尔兰最好在超乎地面之上的高度被对待。”14萨义德评论叶芝的非殖民地化诗歌的这一段文字的最后的结论，也很有意思，他说：“固然，他没有进一步设想完整的政治解放。但是，他对文化的非殖民地化做出了重大的具有国际意义的贡献。”15 原谅我用如此多的篇幅征引、述说萨义德对叶芝的评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颇有代表性的文化研究学者处理诗歌文本的个案。在这里，诗人的艺术身份不是评论者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评论者考虑的是叶芝作为思想家和革命者的政治身份，甚至因此非议叶芝“没有进一步设想完整的政治解放”的可能。 在《文化与帝国主义》即将出版之时，萨义德在一次访谈中说：“一边是我的文学和文化的事物，另一边是我的政治工作，而我总是尝试在两者之间平衡。还有就是巴勒斯坦社群。我的意思是说，我有很大程度是对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写作。”16富有戏剧性的是，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萨义德还说：“大多数人从文学或知识的议论一跃而到政治的说法，事实上是不可以这么做的。”17在我看来，就萨义德对叶芝的诗的评论而言，他自己何尝真正地做到了“文学和文化的事物”与“政治工作”的平衡？相反，他自己就是他所批判的“大多数人”中的一员，就是“从文学或知识的议论一跃到政治的说法”的。甚至可以说，他在挟持文学以达到政治批评的目的。在这里，叶芝是一个被挟持者，他被挟持着远离了他的欧洲和西方文化传统，而成了亚非反殖民化成员中的一员。只要对叶芝的生平有所了解，并对叶芝的诗有所了解的人，可能都有理由怀疑萨义德这一明显偏颇的提法。从1887年就随家迁居伦敦的叶芝，其文学创作深受英语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和现代主义传统的影响。在叶芝的诗中，确实体现出爱尔兰与英国的政治与宗教冲突，但这种冲突远非可以上升到爱尔兰与整个英国文化乃至欧洲文化相对抗的高度，至于“明确地认为欧洲即西方文化是帝国主义”的论点，更多地是出于萨义德的杜撰，而非叶芝诗歌写作的实际。无论是从叶芝的作品和个人经历中，想为这一点找到佐证都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在诗中寻求非暴力、非政治的文化解决的途径，不仅仅存在于萨义德所谓的20世纪20年代的叶芝的诗中，同样也存在于此前的诗歌写作中，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叶芝与他终生所爱的爱尔兰演员茅德•冈的一个政治分歧。就这个意义而言，神秘主义的、非政治的叶芝的诗歌作品，正是叶芝作为一个诗人在作品中处理现实政治的一种深邃的艺术方式，而不是对非殖民化的逃避。在诗中，如果叶芝不是将爱尔兰超越到萨义德所讽刺的“超乎于地面高度之上”的高度来对待，我相信，诗的高度则要大大地降低。 注意到叶芝的爱尔兰民族诗人身分是无可厚非的，确实，这不能不被视为是这个伟大诗人的诗歌作品的魅力的深层源泉。但是，以这种身份作为解读他的诗（准确地讲，只是诗人）的唯一正当的入口，并甚至对之非议，认为他没有进一步为民族解放提供一个良方，则不能不说是对诗的非法干预了。如果诗仅仅是一种社会干预，那么，它的力量可能还不如一篇政治论文来得强烈，诗本身就没有意义。诗的意义在于它是鉴赏性的，或者说，鉴赏性是诗的意义的起点。让我们来看一下《丽达与天鹅》这首诗，看看萨义德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对这首诗作了怎样的阅读。全诗如下： 丽达与天鹅 猝然猛袭：硕大的翅膀拍击 那摇摇晃晃的姑娘，黑色的蹼爱抚 她的大腿，他的嘴咬住她的脖子， 他把她无力的胸脯紧贴他的胸脯。 她受惊的、意念模糊的手指又怎能 从她松开的大腿中推开毛茸茸的光荣？ 躺在洁白的灯心草丛，她的身体怎能 不感觉卧倒处那奇特的心的跳动？ 腰肢猛一颤动，于是那里就产生 残破的墙垣、燃烧的屋顶和塔颠， 阿伽门农死去。 因为这样被征服， 这样被天空中野性的血液所欺凌， 在那一意孤行的嘴放她下来之前， 她是否用他的力量骗得了她的知识？ 这是典型的叶芝式的神秘主义诗歌文本。20按照叶芝的神秘主义体系，历史的第一循环为两千年，每一循环都由一个姑娘和一只鸟的结合开始，从公元起这两千年是由玛丽和白鸽(即圣灵受孕说)引出的。而根据希腊的神话传说，众神之王宙斯变形为天鹅，使丽达受孕产了两个蛋，蛋中出现的是海伦和克莱提斯纳斯，前者与特洛伊王子的私奔引起了特洛伊战争，后者与奸夫一起谋杀了从特洛伊战争中得胜后返回家乡的阿伽门农。无可置辩，这首诗确实与暴力有关，就字面意义而言，第一节写的是天鹅(宙斯的化身)对丽达的猝然袭击，这可理解为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萨义德似乎是从法律的意义上将之定义为强奸，有过度诠释之嫌)，而第三节则叙述了上述这种暴力所产生的另外一种与战争(残破的墙垣、燃烧的屋顶和塔颠)、谋杀(阿伽门农之死)相关的人世间的暴力。全面地阐释这首诗复杂的意义，并非我的主旨，这里我只想指明：如果说，《丽达与天鹅》一诗表现了暴力，那也只是暴力的寓言，其意义不能被阐释为是关于殖民者的暴力的。像萨义德这样武断地认为这是一首关于殖民者的暴力的诗，只有像萨义德那样站在阿拉伯世界的立场，把宙斯所代表的整个西方文明视为与非西方文明相对立的殖民者才有可能。这样，在叶芝那儿，天鹅(宙斯)就成了英国(进而是整个西方文明)殖民者的化身，丽达就成了爱尔兰(进而是被殖民者)的化身。这是典型的文化批评对诗的政治性利用，而诗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与多义性被遮蔽了。这样的文化批评也使叶芝的这首诗仅仅成了可供利用的一份反殖民主义的政治纲领。 同样，《塔》也不是叶芝的政治演讲，其意义不能仅仅从政治的层面上加以理解。如果叶芝仅仅是一个政治诗人，一个萨义德所谓可以与法农相提并论的革命者、思想家，那么，叶芝可就就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作品可能就不会是文学经典。一个伟大的民族诗人之所以伟大，不仅仅在于他抒写了民族的传统与苦难，就某种意义而言，他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他将这种苦难作为人类的苦难来认识，这决定了诗人的全人类性，离开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叶芝诗中体现出的对现代社会与文明的困惑与批判。这种批判不仅仅是从萨义德所谓的殖民地生活经验出发的，而是从整个欧洲现代文明的生活经验出发的。就这个意义而言，叶芝在诗中所体现出的萨义德所谓的在“非政治的层面上”消除“政治与世俗的紧张关系的压力”21，不是一种反动政治，而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必然达到的超乎政治的一面所带来的像萨义德这样的文化批评者无法揭示的深刻。 萨义德对叶芝的诗歌艺术避而不谈，这样，他自然也有意地避免了对叶芝诗歌的“象征主义”特点的评价。萨义德只是略带贬义地谈及叶芝诗中的“神秘主义”，其实，就一般的阅读经验而言，这种“神秘主义”与爱尔兰的神话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亦即是说，这种神秘主义是叶芝的诗的民族性的一种渊源，这种渊源使叶芝成为欧洲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的后期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的同时，又与自己的民族传统深相联结。众所周知，象征主义致力于营造一个富于暗示性的艺术世界，意象与意指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简单关系，而是复杂多义的。而萨义德的分析对叶芝诗歌的这种特点避而不谈，在其作品和意义之间进行了直接的单一阐释，这种阐释是政治性的，取消了文学现象的复杂性。这样的文化批评，确实应该重新审视布鲁姆的如下论断：“这样一来就把审美降为意识形态，或顶多视其为形而上学。一首诗不能仅仅被读为‘一首诗’，因为它主要是一个社会文献，或者(不多见但有可能)是为了克服哲学的影响。我与这一态度不同，力主一种顽强的抵抗，其惟一目的是尽可能保存诗的完整和纯粹。”22如果将“诗的完整和纯粹”置换成“诗的复杂性和多义性”，我就能够完全地认同布鲁姆的这一主张。准确地讲，萨义德所看到的叶芝，只是从身份政治的角度所看到的一个侧面的叶芝，而作为诗人的叶芝远比这要复杂与多义，亦即是说，如果从一个完整的叶芝的角度反观萨义德的阐释，我们不得不承认，萨义德的阐释是肢体不全的。 三、走向开放的文学研究 保尔•德曼在写于1966年的关于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的博士论文中这样写道： 一旦遭遇他的时代，作家有理由质问，他是否应该把自己的精力首先投入他的时代而非他自己的作品？政治行动是否必须优先于诗意沉思？在我们那个时代，这个问题变成了“文学对时代的参予”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一个实际上关系到戏剧性的宣传工具而不是（如萨特《什么是文学》中所主张的）小说的问题，因为小说本身就是令人迷惑的和模棱两可的。对于这个问题，马拉美作出了非同寻常的、严肃的抉择。他思想上的成熟有利于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而这就使他免于犯下我们同时代的其他很多人的所犯的同样的错误，即在那个政治化的几十年里，人们求助于社会现实中的集体化和历史性的方面，以逃避个体自身思想意识中的许多问题。（……）马拉美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是不妥协的、令人尊敬的：即以纯内在性的姿态面对时代，且并非出于对历史的冷漠，而是出于对清晰的自我洞察的迫切要求……23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像叶芝这样的诗人的立场理解成与保尔•德曼所描述的马拉美的诗歌立场相通的一种立场，他生活在一个“政治化”的“人们求助于社会现实中的集体化和历史性的方面，以逃避个体自身思想意识中的许多问题”的时代，却以一种“内在性的姿态”面对时代（注意，这里我将叶芝的姿态描述成“内在性的”，而不是“纯内在性”的，与马拉美可能有量的程度上的分别）。或许，我们可以说，一个诗人应有的立场是在“文学场”独立和自主的前提下，作为社会“最自主的动因”（而不是“转变为政客的文化生产者”），“用建立在场的自主和与此相联系的所有价值即伦理的纯洁、特殊才能等等基础上的权威”来“干预政治场”，而不是以牺牲个体思想意识的自由为代价直接参加到政治场中去。24在我看来，这是理解作为诗人的叶芝及其作品的基础。而萨义德对叶芝的政治化解释，其前提即是否认这种文学场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的，他将叶芝的“文化生产”直接地转义为政客的政治行为，将诗直接转义为拯救社会(爱尔兰)的政治纲领。 从萨义德对叶芝的这一政治化解释中，我们无疑可以发现处于当代的文学研究(文学经典)和文化研究的关系论争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正像《文化研究导论》(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的著者所言：“权力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关键概念。导源于‘文化政治学’观念的文化阐释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政治的，结果，权力无处不在。例如，在本书中，它被用来理解阶级、种族、性别和代际关系；它被用来阐释身体与对人和地点的表征；它被用来澄清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25因此，我想，下述这样的观点不是出于我个人的曲解，而是文化研究的一种基本事实：众多的文学文本进入了文化研究者的视野，但它们都是作为例证出现的，文化研究者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文本所“给予”的阶级、性别和种族的种种意识形态内涵。正像我在本文第一部分所引述的卡勒的描述，文化研究热衷于在作品与反映对象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而文学研究关注的要点却是每一部作品与众不同的错综性。这样，很容易变成卡勒所谓的“非量化的社会学”的文化研究，“把作品视为某种别的东西的例证或表征，而不是内在于它们自身的东西”，就恰恰成了文化研究在面对文学经典时的“软胁”。这甚至在一特定的层次上构成了作为“表征性解释”的文化研究与作为“鉴赏性解释”的文学研究的对立与不相容。 对文学作品进行身份政治分析，过于关注作品的政治内容、作品诞生的历史语境，有导致遮蔽作品多元的、复杂的内涵的可能性。萨义德对叶芝的诗进行政治分析的用意，就本身而论，不能说是错误的，应被视为文学分析的应有之义，其之所以使人觉得有不妥之处，在于他过于片面、极端地阐释了叶芝的诗，对叶芝的诗的多义性和复杂性构成了遮蔽。同样，在女权主义的文学分析中，占主导地位的身份政治既有遮蔽了一个女性诗人那种政治色彩不强的诗的可能，也有全面否定与遮蔽历史上男性作家的不实倾向。这里有一个真实、有趣，同样也意味深长的事例。一个留学国外的中国男性，在一次于国内举办的会议上，申明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咄咄逼人地问一个国内的学者，在他编写的一本关于外国文学经典的选本中，有几个女性作家。这个学者先是“失语”，我想他可能是心里在想：“糟了，这下我可能是错了。”在再一次的质问声中，这个学者终于有些胆怯地小声回答只有一个女性作家。这时，这个女权主义者马上就下这样的断语：“那你的文学经典还是男权的打老婆的经典。”于是，与会的诸多学者响起了掌声。这是典型的在政治正确、社会正义的名义下对文学所下的简单宣判。这个事例本身可以成为文化研究的个案。在这个个案中，“选本”应该具有的某种个性被忽略了。也就是说，在一个个人编造的文学作品选本中，编选者是否有这样的一种个性，这种个性使他在无意识中拒绝了几乎所有的女性作家？此外，在这个个案中，批评者甚至没有见到这个选本本身，就敢于给整个选本下这样的断语。也就是说，这个选本本身可能具有的复杂性在这儿是不被重视的。这个个案饶有兴味的，是那些掌声。这是不是说，这种过于简单的从国外直接贩卖过来的身份政治的逻辑，确实能够起到哗从取宠的功效，以至于使许多学者趋之若鹜？ 在文化研究占着相当重要地位的今天，对文学作品进行身份政治的分析似乎是不容置疑的前提。就此而言，我们似乎回到了一个空前政治化的时代。文化研究一直在以跨学科的名义从事各种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研究工作，并给人以能够包容这些领域的研究的假象。然而，以跨学科之名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往往是从文学研究者变化而成)极易成为布鲁姆所讽刺的“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26从上述萨义德的这个在文化研究中颇有代表性的例子中，我们不难发现，文化研究想能够令人信服地包容文学研究，对其自身而言，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棘手之处，就在于文化研究极易为“文化政治学”的批评所左右，而不能(也不愿)充分地考虑文学可能具有的多义性与复杂性。早在1986年，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就已经意识到文化研究学术上企图“编集成典”(codification)的危险，他认为“文化研究的力量存在于它的开放性和因之而来的变形和成长的能力”。他主张让文化研究“反映它所研究的对象——文化——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品质”。27上述萨义德的文化批评充分表明，对诗歌经典的研究而言，文化研究远非揭示出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品质”，相反，是过于单一地从政治的角度过度诠释了诗歌。《文化研究导论》的著者曾经这样倡导：“把文化研究视为一个活动的领域，它源自从相互作用和合作到产生新的和富有挑战性的观点和主题的进展。文化研究不是学科之海中的一座小岛，而是一股水流，它冲刷着其他学科的海岸，藉此产生新的变化着的组合。”28这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建议。如果我们的文化研究者在文化研究学术经典化的意愿中产生一种幻觉，认为文化研究不是这样意图冲刷其他学科海岸的一股水流，就是囊括一切的海洋本身，那么，这种幻觉将会给文化研究自身带来难以解决的问题。换言之，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文化研究的学者不应促进其学术研究的经典化，并以之排斥和贬低文学研究，相反，应在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局限的前提下保持其开放性，并能够承认和尽可能地修正自己的局限。 因此，在我看来，解决文学研究的问题，为了超越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有提倡一种新的开放的文学研究立场的必要。这种立场并非要刻意强调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对立，而是希望在卡勒所说的“鉴赏性解释”与“表征性解释”、萨义德所说的“文学的事物”和“政治的事物”之间寻求某种平衡。文学研究者不一定非得在上述二者之间取其一，而是考虑两者兼顾。当然，这种兼顾在我看来仍然还得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在今日的语境中重审并强调文学的独特性。就此而论，布鲁姆的一些论断在我看来是如此高明，能够击中文化研究在摧毁文学经典时所遇到的要害问题。布鲁姆说： 经典的破解者和传统主义者都认为这种最高权威(指美学最高权威，引者案)只能在莎士比亚作品中找到。莎士比亚就是世俗经典，或者说是俗世的圣经，考察前人或后辈是否属于经典作家都须以他为准。这是憎恨学派成员遭遇的一个难题：他们要么否认莎氏的超凡品质(这是痛苦而费劲的事)；要么必须表明历史和阶级斗争为何并如何产生出莎剧的这些特质，因为这些特质赋予他在西方经典中的核心地位。 我确信莎士比亚的卓越会是憎恨学派最终无法逾越的巨石。他们怎能两者兼顾呢？如果莎氏成为经典的核心实属偶然，那么他们应该表明为什么主导社会阶级选择莎氏而不是本•琼生作为那样一个随意的角色。 布鲁姆所谓的莎士比亚的卓越其实即是指经典的独创性，这种独创性内在地包含着自身的复杂性与多义性。文化研究在面对文学经典时的问题，正在于无限期地搁置起了对这种独创性的体认与理解。而开放的文学研究则主张，在体认和理解文学(经典)的独特性、复杂性和多义性的基础上，关注文学在文化整体中的地位及其关系。早在写于1924年的《文学作品的内容、材料与形式问题》一文中，巴赫金曾经指出，“如果不能系统地理解审美，既不理解它与认识和伦理的不同，又不理解在文化整体中它们的联系，那么，甚至连从大量其他语言作品中区分出诗学研究的对象，即用话语表现的艺术作品，都是不可能的。”30所以，他认为：“艺术的自主自立是以它同文化整体的关联，以它在整体中既特殊又必要，且又不可替代的地位为基础、为保证的。否则的话，这种独立性就纯然成了随心所欲；另一方面，又会给艺术强加上与它的纯事实性格格不入的目的和使命，因为艺术对此无以抗衡，单纯的事实只能任人利用；事实和单纯事实性的特征，是不会有发言权的。……要克服艺术研究领域中方法论上纷呈的歧说，不能走创造新方法的路子，即再加一种独特的利用艺术事实性的方法，参与到多种方法的共同斗争中去，而应该在人类文化的整体中通过系统哲学来论证艺术事实及艺术的特殊性。” 31文化研究据说在很大程度上也受惠于巴赫金，确实有重新审视巴赫金的这些论断的必要性。我相信，这种审视将有益于使我们的文化研究学者在避免成为“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或许还应加上“不合格的文学评论家”)时获益良多。 文学与文化论文: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多元文化语境对比研究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触碰交流始于公元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国家物质实体呈现裂变、社会群体思潮渐兴鼎革的特殊阶段背景之下，而伴随着中国国家物质基体的制度化转变以及华人群体的迁徙性全球蔓延，作为文化传染重要组件的华文文学也开始突破空间地域的局限而衍化滋生为世界性的文学群落。在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清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群体的文本译介、民初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表体形式适应性改良与价值内涵探索性交糅以及当代华人文学世界的新兴创作群体开始立足差异化意识理念与同一化普世价值在文学载体上的融合实现的三大阶段的演变进程中，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表体形式层面的各自异同以及内涵诉求位阶的彼此交融的态势环节，则是切实针对地进行这一二元文化系统的剖解析释的肯綮。 笔者在下文中，将以近现代英美文学与现当代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系统中的表体形式特征展现下的骨架构筑、情节铺陈、意象创设以及内涵本质诉求位阶的意识传播、理念折射、价值宣扬等框架类别下的比对参照、挖掘探究作为学理解析的基点导向与途径方式，从而进一步释放散发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人文价值层面的交互糅合之芒。 一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文化语境的整体概述 1 英美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基体架构 英美近现代文学的人文内核是在基于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的基础殖体上的升华拓展，不仅完整地承袭了之前欧洲文学中的自然主义所倡导追求的社会群体在渐进发展的物质社会下的自我价值凸显、自我精神救赎、自我警醒变革，而且也在此基础上适时结合工业文明的阶段现状，逐步上升为个人主体自我创造与社会系统协同变革的理念导向与价值诉求，突出表现就是光怪陆离的文学流派下的文学载体的表体的语言语法的再创式运用、手法技巧的多元化展示以及内在的内涵诉求的另类性表达、普世理念的同一化宣扬。 由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单元的基体架构并未根本动摇散释，所以其流派风格所对应的文学载体的文化语境也明显划分为两大导向下的模式结构，即一方面是在现实主义基本框架下的集中性、理性式、群体化的语境表达，诸如英国的狄更斯、哈代、萧伯纳、毛姆以及美国的马克·吐温、欧·亨利、杰克·伦敦等等；而另一方面则是基于现代主义中的脱胎于浪漫主义的象征主义、意识流等文学理念下的个体化、纯粹性、意象式的语境体现，诸如英国的王尔德、伍尔芙、劳伦斯以及美国的狄金森、庞德、福克纳等等。 2 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属性特征 华文文学与英美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意义上的基体碰撞，则是在中国国家物质实体呈现裂变、社会群体思潮渐兴鼎革的特殊阶段背景之下产生的一种被动困境下的主动接纳的文化现象。而胡适、鲁迅、沈尹默、钱玄同等以中国文学现代化改革为诉求的先驱群体也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在中国传统文言文基础上结合进行英美文学进行白话文语言形式上的改良型试验以及渐进式探索，积极译介英美文学作品作为改革之刃，从表体形式到内涵诉求对既存的中国文学系统进行了全面切实的改进试行。 伴随着作为中国文学生息繁衍的精神殖体的儒家思维的渐次解体、白话文作为中国文学现代语言的普及适配以及英美文学在形式内容上与中国本土文学的渐染糅杂，中国文学乃至后来由外迁的华人群体所形成的海外华文文学所共同构建的华文文学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语境也终于破茧而出，那就是在传承改良中国传统儒学体系的社会群体化价值思维的概念框架下进行文学层面上的表体形式与内涵诉求混合交融的和而不同的整体态势化的推衍延伸，从而表达宣扬华人群体的修齐治平的慎己处世理念。这与英美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差异就在于其形式内容的单一原体性，而无论华文文学在具体细微的语言词组调度、语法语式变换、情节层次铺陈、思维模式绽露、价值理念宣扬等层面如何演化渐变，具备中国传统意象意境表体特征与内涵价值的以小我见大我、凭平和融激戾、谋不同求共存的淳厚绵长的语境气息都始终闪现，而且历久弥新，这也是华文文学的价值魅力之所在。 二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表体形式层面的彼此同一 英美近现代文学由于是在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的基础殖体上的升华拓展，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受其导向影响而倾于表象形式对于旧存文学的传承模拟。而且，由于欧洲文学中以古典基体为核心的文学要素普遍都具备显著鲜明的文学层面的价值营养，所以近现代的英美文学的作家群体也乐于从既有的文学传统基体中激发灵感来源、寻觅创作素材以及提炼辅助片段，从而进行文学创作表体形式的具体构筑、修饰改良、探析再造，进而营造所对应的文化语境。 而华文文学的作家群体也普遍秉持“借古喻今，托旧出新”的基本创作思维理念，注重从华文文学的中国文学母体中提炼汲取裨益营养，并结合现代中文以及英美语言的各自属性与彼此特征的契合点，从而创设内核中式、表象混合的专属于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所以，在这一对既有文学体系在表体形式传承改良的层面上，二者具备普遍的客观同一性。 以在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中都具有阶段影响力的象征主义诗歌为例，英国诗人艾略特的《荒原》中就引用、化用了相当一部分古希腊古罗马神话文学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以及掌故说理，从而作为诗歌实体铺展形式、丰实内容的辅佐。例如，《荒原》的题辞：“是的，我亲眼看见古米的西比尔吊在一个笼子里。当孩子们问她，‘西比尔，你想要什么？’她回答：‘我想死’”。在古希腊神话故事体系中，西比尔是被太阳神阿波罗爱恋并被施给预言神力的女祭司，但由于她沉浸于短暂的情欲放任于迷失之中，所以忘却向阿波罗讨要青春与健康，终被困于暗寂的魔瓶之中，永受不死肉体的物理摧残与渐灭灵魂的精神磨蚀。艾略特借助这一典故化的文学意象，揭示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社会系统物质实体的衰亡与社会群体精神内核的幻灭，进而也将知识分子群体所独有的个人主义式的厌世迷惘、困惑彷徨的普罗米修斯之悲在文化语境上表露无遗。 而在同一时期的中国文学体系内的诗人群体也纷纷使用了类似的表现手法来进行传承革新。例如，戴望舒在国内国民革命失败无果后的“寡民忧结”的《雨巷》，以及卞之琳在江南情结浸染下的“化古融欧”的《白螺壳》等代表性作品，都是在继承中国古典文学内涵理念的前提基础上，结合其所接触理解的英美文学的形式内容的契合点，从而进行的现代中文的语言词组重构、句式句法再创以及意象意境新辟。例如，戴望舒《雨巷》中的“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的主体意象就精妙无迹地化用了南唐后主李 的《摊破浣溪沙》中的“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从而抒发了迷惘无计、欲行无路的以家国复兴为己任的文人情怀；而卞之琳《白螺壳》中的“小楼”、“石阶”、“小碧梧”则是创造性地将古诗古词的典范意象与现代中文下的英美化的语法句式衔接交互，从而营造了“微愁不弃、玲珑柔婉”的独具魅力的艺术化的感染氛围。而表体形式的渐变改观并未从根本上削减中国式的文化语境的延续衍化，“承古革新，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学乃至华文文学的永恒无改的基本创作理念与核心价值导向，而具体直观地表现在文学载体的形式层面就是“中学为主，次糅英美”。 三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内涵诉求位阶的交互糅合 伴随着世界经济物质基体的膨胀性扩充以及全球社会群体意识的普世化延伸，现当代文学系统的发展拓延也呈现出新阶段下的新趋势。英美文学凭借英语语言作为世界性语言交流通用工具的先天优势而呈现强烈的类“扩散侵入式”传染，并基本上占据了人文主义文学体系的全球性的主体地位。而华文文学则在华人群体的全球性迁徙、繁衍的态势背景下逐步融入当地区域的文化系统之内，并渐次衍生构筑了独具特色的海外华文文学体系，从而与英美文学形成分庭抗礼之势。而这一阶段时期的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具体细致的表体形式层面的意象创设、语言驾驭、句式运用已经渐次模糊，而是更多地倾向于差异化意识理念与同一化普世价值在文学载体上的融合实现，这一现象在以中国大陆为主体的大中华文学地区已经渐次显现。而在海外华文文学世界中，由于长期渐进的文化磨合，所以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理论探索支撑与实践验证指引，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的内涵诉求层面上的本土化融合交互就更为突出明显。而在对于华文文学精神核心的中国文化价值理念的实效态度上，无论是大中华地区抑或海外华人地区，上传承改良、取精去糟则依旧是基本固定的导向之一。 英美文学的精神基体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所倡导追求的是个人主义下的积极寻求抗争、平等追逐自由、公平参与竞争、实现博爱共存，由于这一具备传承性的精神财富也始终作为英美文学生息繁衍的主动脉而跃动出鲜活张扬、普世大同的人文气息，从而就使得直观有效地“拿来”作为进行社会群体精神革命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武器的实效性得以获得不同意识形态下的社会群体的普遍认同，这一元素在文学概念中也极为契合。而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国家实体也在真正意义上开始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前进探索，现当代英美文学的人文主义内涵诉求又再次契合了彼时中国文学形式内核亟需调节改良的文化基因的革命化属性，加之海外华人作家群体积极地进行华文文学在本土化文化语境下价值诉求层面的中国式理念的表达宣扬，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内涵诉求位阶层面的交互糅合也渐趋加速。 而在英美当代的文学创作中，以商业化包装作为文学载体外表，进而表达自由平等诉求、宣扬共存协作、追求世界大同等普世价值的史诗幻想文学开始大行其道，这一借助传承改良表现形式进行文学载体的内涵价值更新，从而表达阶段时期内社会群体的精神诉求也无疑为当代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创作鼎革开辟了全新多元的理论模式与实践方向。而同一时期的华文文学系统内的作家群体也开始更为集中式、理性化地解析探究中国主体式的思维理念与行为模式在英美国家的社会系统内的适配交融，通过一系列民族反思文学、乡愁文学、移民文学以及本土化文学的实践谈说，尝试将多元语境下的文学层面的内涵诉求理论转化为可供实践操作的实效性的社会处世理念与行为准则，进而完成华文文学与英美文学在精神内涵价值理念上的交互糅合。 四 结语 在当代全球文化群落交流日趋深层差异化、人文价值撞击度更为普遍剧烈性的阶段背景下，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多元繁复的文化语境系统单元中所呈现的潜在效用价值的视域也有待进一步纵深拓展。秉持和而不同的基本理念导向，侧重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多元文化语境架构下的表体特征与内涵诉求的交互糅合、佐辅扬升，从而凭倚双元桑海之长风，乃辟挂帆漫航之青天大道。 文学与文化论文:试论校园文学活动与校园文化的关系 论文关键词:高职院校 文学活动 校园文化 导向 传播 论文摘要:高职校园文化不但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创新基地,而且还具有强大的育人作用;同时,先进的校园文化又是高校的灵魂、师生凝聚力的源泉和提高提高校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活跃于校园中各种文学活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来阐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随着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校园文化建设越来越显现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这对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高职校园文化不但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创新基地,而且还具有强大的育人作用;同时,先进的校园文化又是高校的灵魂、师生凝聚力的源泉和提高提高校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活跃于校园中的各种文学活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相互影响成为高职校园的常青藤。 一、高职校园文化的涵义 校园文化指的是全校师生员工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培育形成并共同遵循的最高目标、价值标准、基本信念和行为规范。它是学校所具有的特定的精神环境和文化气氛。既包括校园建筑设计、校园景观、绿化美化这种物化形态的内容,也包括学校的传统、校风、教风、学风、人际关系、集体舆论、心理氛围以及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和学校成员在共同活动交往中形成的非明文规范的行为准则。高职校园文化应该是以人为本为核心价值,全体师生为主体,以创造浓厚的学术氛围、人文氛围为基础,以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人文素质、身心素质、专业技能素质为目标,以环境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网络育人,形成催人奋进的学校精神,促进学校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和谐校园文化。 二、高职院校开展校园文学活动势在必行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生产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加,要求生产者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职业能力上不再单纯针对职业岗位,而扩展到增强岗位变化和职业转变的适应性,因此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是一种受用终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思想道德基础的培养,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理解力、归纳力、创造力,使他们在不可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承担起将科研型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变的重任。据了解,当前的高职院校,大多是从原来的中专升格来的,学校教育跟着市场走,许多学校为了迎合学生,也为了尽快把学生推向社会,以创造更大的效益,干脆就把文化课全砍掉,只开设专业课。表面看起来学生开心,因为他们本来文化基础就差,自然不愿学。老师教学效率高,两年学完三年的课程。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学生专业知识比较丰富,但人文知识比较匮乏。调查中显示,重专业、轻人文,重专业知识积累、轻综合素质提高等倾向在学生中比较明显。经过学习和实践,学生具备了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较高的实践技能。相比之下,学生的人文知识普遍较差。我真替学生担心,在市场经济下,找工作如此难,一旦他们专业不对口,他们还能做什么？面对高职学生人文素质严重缺乏的现状,开展校园文学活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借助校园文学活动这个平台来弥补学生人文素养的缺失。 三、校园文学活动形式 1、文学创作。大学里很多社团都被认为是少数人的舞台,只有文学社团是不拘一格的,他面向全体学生。社团内的成员可以进行定期的定向的文学创作,社团外的学生也可以自由地向校报、校刊、广播站投稿,甚至是为班级、学校的宣传栏投稿,可以是瞬间所见、所闻、所想,也可以是从报刊杂志上的摘抄,通过这样的活动来提高学生人文素养。 2、演讲和辩论赛活动。可以是命题演讲和辩论,也可以是自选题演讲和辩论。不论哪一种形式,都能使一部分学生在一定时间抽出时间来探讨相关话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更多的人。 3、猜谜和文学讲座。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学生进行猜谜或文学讲座,可以分系进行,形势非常灵活,受益于全体学生。这对培养学生理解传统文化是大有裨益的,不至于走出校门说“鲁迅是外国人”之类的笑话。 四、校园文学活动是传播校园文化的有效途径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生产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加,要求生产者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职业能力上不再单纯针对职业岗位,而扩展到增强岗位变化和职业转变的适应性,因此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是一种受用终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思想道德基础的培养,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理解力、归纳力、创造力,使他们在不可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承担起将科研型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变的重任。 我们知道,校园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对于高职学生而言,学校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法律法规及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教育等等,对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这些教育历来都是“外施性”的,其效果素来不尽如人意。然而,通过丰富多样的校园文学活动,却能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已经证明文学是人类最历史而又最现实的自觉兴奋点,文学给人的熏陶、对人的影响力历来是其他学问难以替代的。例如,借助文学社团的校刊,让学生在班上互相传阅,因为是同学们的作品,学生很乐意读,读得多了,茶余饭后相互交流,自然心领神会。还有广播站播出的稿件,宣传栏撰写的文字或粘贴的图片,既是校园文化中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的体现,又是精神文化所在。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理解并接受了校园文化。 作为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面的考虑、长远的规划,一旦确定,需要坚持不懈的持续下去,经过时间的锤炼,不断完善,在广大师生的头脑中形成并巩固下来,成为自觉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激励着学校组织及成员共同朝一个目标努力。因此,要充分利用校园文学活动来传播校园文化。 五、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导向 校园文化的最高境界就是精神文化,每一所院校都有自己明确的发展方向和共同愿景,校园文化越强有力,就越能统一全校成员实现学校发展目标的行为,就越能更快实现学校的发展目标。而作为传播校园文化的载体,校园文学活动就必须以校园精神文化为轴心,即学校提倡什么、鼓动什么,全校成员的注意力就必然转向哪里。校园文学活动的主题都必须体现校园精神文化。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体现。如确定各种主题的征文活动,演讲活动,辩论赛等,还可以在不同的时候确定不同主题的黑板报、手抄报等,来宣传校园文化。可以说,校园里的一切文学活动都依托于校园文化。有什么样的校园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校园文学作品。 六、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素材 校园文学活动是以校园环境为背景,以活跃在校园中的人为主体的活动。首先,每一所高职院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都会精心规划,合理布局,创建优美的校园物质文化。职能部门充分利用校园的有限空间,精心设计,精雕细琢,积极建设富有特色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从中显示校园的文化气氛,使学生在优雅的环境里感受到美的存在和艺术的熏陶。而这就自然会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这些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既是校园文化中的物质文化,又是文学创作的极好素材。其次,学校要创建“以人为本”的校园制度文化来培养学生良好的文明习惯和职业操守。要保证执行规章制度的严肃性,做到有章必遵,违章必究。因此,学生对这些规章制度的理解和执行情况都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展示出来,使校园文学活动的题材更广,也更深入。再次,校园文化中的精髓精神文化建设更是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身边的感人事迹固然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来宣传,如励志教育的,助人为乐的,有敬业精神的等等,可以进行专题讲座,也可以通过文学作品的创作予以讴歌,把精神文化发扬光大。同样,那些与校园精神文化背道而驰的假恶丑现象和不和谐的行为,也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形式予以批评。总之,在高职院校中,正在不断完善中的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得各院校的校园文学活动生机勃勃,成为高职院校的一颗常青树。从物质环境到制度理念,从集体规范到人际关系,从举止仪表到教室的布置,校园文化建设始终围绕着学校的发展目标,都给每个校园人一个具体可感的参考系,并传递出一定的价值观信息,从而使校园人积极地从周围环境中接受那些大家所公认的或学校倡导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我们知道,校园文化在学校教育中具有多种功能,以学校精神为核心的价值观被学校全体师生员工共同认可以后,就会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给生活在其中的每位校园人以深刻的影响,激发其产生一种自觉的内在驱动力,主动地去完善自我。同时它对每个校园人的思想、心理和行为具有的约束和规范作用。校园文化通过校园文学活动使身处其中的每一个成员有意无意地在思想观念、行为准则、心理因素、价值取向等方面得到“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般的熏陶和影响,就会形成与群体一致的文化意识和文化品格与文化气质,从而实现对人的精神、心灵、性格的塑造。因此,校园文化主导着校园文学活动的形式和内容,校园文学活动则让校园文化得以传播和发展,它们相互影响,共同促进,学校教育离不开校园文化,校园文化建设也离不开校园文学活动。 文学与文化论文: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中国民族文化 文学蕴藉着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叙事，其中世俗文化是其国家观念与中国儒家精神的结合，神圣文化多是民间叙事与古骆越族群神话叙事的衍化。越南文学在民族化进程中由爱国文学向国民文学发展，并在全球化背景下借用中越跨境民族的神话传说作为民族文化的再生资源。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蕴含着本土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深层多维的关联。 关键词：越南文学；民族叙事；中国民族；骆越文化；跨境民族 一、 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国家观念 越南自公元939年吴氏政权自主，继而公元968年丁朝封建立国，就显露出鲜明的民族意识，越南学者认为“民族意识是中古时期封建国家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产物”。［1］83中国学者也指出民族自我认同、民族自豪感、国家自古统一观、国家独立至上等因素是越南民族思维的具体表现。［2］67在近现代越南面临西方帝国殖民时，此种国家观念更是演进为建构国家民族的民族主义。［3］因此，国家观念成为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精神核心。 （一）从国家观念到国民精神 民间叙事作为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的精神表述，其存在源远流长且不可阻隔，尤其是在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越南。在越南文学民族化进程中民间叙事常为国家话语借用。以国家观念为精神核心的越南民族文学，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相结合成为其特有的叙事模式。 在越南封建立国初期，对国家独立的追求显现出强烈的王权意识。越南早期有文字著录的文学作品集《岭南摭怪列传》，是文人儒士对口传的神话传说进行搜集整理编撰而成，其写作是借用民间叙事来彰显国家话语的神圣权威。作为口头传述的记录，《岭南摭怪列传》也经历了历史的演化。在1492年（越洪德十三年）武琼编撰的卷一和卷二中，将神话叙事中的“雄王”看作是民族祖先和国家创建者，其身份性质是祖先神和文化英雄；而后人段永福在16世纪中叶增补的卷三和续类，“王”的形象已经转变为国家君主的权力符号。可见，在封建早期的越南文学中，国家话语逐渐超越了民间叙事处于主导地位。 在封建时期的越南，因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步中国之后，唯有文化层面能够凸显其民族精神。因此，黎朝时的国家话语从世俗权力标举转向了民族文化认同，民族文学也迈向成熟。例如，越南古代“文圣”阮?D在《平吴大诰》开篇就说： 唯我大越之国，实为文献之邦。山川之土域既臻，南北之风俗亦异。自丁黎李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虽强弱时有不同，而豪杰世未尝乏。 此文旨在记述黎利起兵进行反明战争，一开篇就将自我定位为“文献之邦”，并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在文化空间上建构“大越之国”的存在，渲染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可见，封建时代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常常体现为国家话语对民间叙事的覆盖。 由于越南历史多陷于战乱，民生苦难也常常成为国家话语关注的焦点，民生关怀成为越南文学主要的民族叙事。例如16世纪阮朝诗人阮秉谦作诗《伤乱》，发出“何年再见唐贞治，偿了君民致泽心”的喟叹。诗句表现出封建时期的越南对中国盛唐气象的景仰，其国家民生的繁荣是由君与民两者的共同存在来构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等西方帝国的武力侵略使阮氏朝廷的封建统治已不能挽救整个民族的危难。在中国、日本和西方等国的维新思潮影响下，越南也有很多仁人志士积极探求国家自强、民族自立和民众富裕的变革途径。越南出现了东游运动、东京义塾运动和中圻维新运动等思想启蒙和民族解放运动，涌现出一批有深厚儒学修养并积极践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家，他们革新思想的焦点聚集于“民权”，最为著名的是潘周祯“君权不可倚，民权不可夺”[2]64和潘佩珠“民是国民，国是民国”之言论。［2］289在这由外来侵略激发的国家观念中，作为一种集体表述的“国民”成为了越南民族现代性的追求。 综上所述，越南国家观念随着民族国家的推进而凸显出民族独立和民生安危的精神追求。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里，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的关系由分离到聚合，在民生关怀的层面凝成一股合力。在关注民生的文学精神导引下，受现代拯救民生之时代使命的驱使，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开始寻求一种“国民文学”的表述。 （二）“国民文学”理想与民族主义陷阱 对于“民 文学”与“国民文学”的关系，中国学者王向远认为，在多民族构成的国家中，“民族文学”小于“国民文学”，后者是前者的发展趋势。［4］但要在多民族国家达到统一的国民性建构“国民文学”，还是一个理想的文化图景，其过程的艰辛不言而喻。 “国民”是“政治成熟”国家的文化表征，所谓“政治成熟”，韦伯作此解释：“指这个阶级能够把握本民族长远的经济政治权力利益，而且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一利益置于其他考虑之上”。（1）278换言之，如果某一阶级的意志能够等同于这个民族共同体内全体公民利益，这个民族共同体就置身公民社会之中，社会每个成员都成为真正的“国民”。如此，民族文学要达到“国民文学”，既要考虑民族国家的政治利益，也要尊重民族社会的多元文化属性。 在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性与国民性之间常常存在着对抗与融合，现实的民族利益与理想的国民利益不能完全契合，有时民族利益的过度膨胀会引发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2）诚如中国学者张旭东指出，在前社会主义阵营时期有过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例如中越边境战争、波兰和捷克对苏联的文化和心理抵触。这一切都是民族利益和民族文化的冲突，其中就有“隐”而不宣的“民族主义”魅影。(1)280 因此，我们发展民族文化和建构文学的民族特性时，要尽量避免落入狭隘民族主义的陷阱。 越南长久受中国文化浸染，在政治上依附于中国封建王朝，由此累积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封建立国时期越南就一直力求摆脱中国影响，当前越南国内还蔓延着一股“去中国化”的非理性情绪。但越南民族许多富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显示了越南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联。此种文化的内在关联是不能为意识形态与权力话语所割断的。在法国殖民期间，越南各民族团结起来抵御外辱时，中国民族的多元文化传统成为了越南反抗殖民的精神资源。 文学的民族叙事存在着文化与政治的矛盾性，体现为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的对抗与融合。鉴于此，我们要做的是将越南民族文学划分为不同历史时期、文化层次与民族群体来进行观照，通过对民众生活的全景展现来探求越南文学复杂的民族叙事及精神内涵。 二、 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叙事 现代进程中，东方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具有通过强烈的文化认同来追求民族独立的特点。如黎跃进所言：“从文化上确立起民族的认同是一种积极的战略选择。”［5］也就是说，民族文化负载着一个民族的传统记忆、历史经验以及现实挑战。同时，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和信仰世界决定了每个民族（族群）的文化都由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构成。因此，在人类整个历史发展中，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交相辉映、互为表里。 （一）世俗与神圣：越南文学的双重叙事 世俗文化呈现在社会生活表层，神圣文化潜隐在精神信仰深层。越南文化亦是如此。 首先，受中国儒家精神影响，越南文学的世俗文化表现为“爱国文学”。众所周知，中国儒家精神的经世致用促进了越南的国家观念，追求国家独立成为越南主流的民族思维，举国上下讲求忠君爱国，因此文学叙事体现为追求“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爱国文学”。越南学者认为：“孔孟学说中忠君、爱国、爱民思想在进入越南时便被代表了越南历史上有良知的、越南民族灵魂的优秀代表儒学士大夫接受了，并且与越南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组成了爱国文学部分。在李朝、赵朝、黎初、黎末、西山朝以及后面各个文学阶段，集中地出现了许多描写男儿志士、忠君爱国和爱民、战争和历史遗迹等等各种题材的杰出代表人物。”［1］82 其次，越南文学的神圣文化体现为民间信仰和神话叙事的结合。在封建立国时期，越南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相对松散，村社组织和民间社会有着较大的自主性。越南文学在民间社会有着宽松自由的生长场域，使其民族叙事带有神圣文化的诸多因素。越南学者裴维新就指出，无论是汉字文学还是字喃文学都是从人民中、从民间文学中接受了进步健康的思想和艺术的影响。［6］尤其是一些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英雄事迹。经过国家统治者的赐封、修庙立像和祭祀供奉，这些民间英雄因为神奇叙事而获得了广大民众的信仰与崇拜。一些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英雄，在历代民众口耳相传中被神话化了。例如，《李翁仲传》的李翁仲托梦交州都护赵昌“讲春秋左氏传”，《冯布盖大王传 》的布盖大王“能显灵异”，《二征夫人》的征侧姐妹则是“人民凡遭灾难，有所祈祷，丕显神灵”等，诸如此类。[7]30 越南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家潘佩珠这样形容祖国：“此乃山河之灵气，国家之福荫所造就。”［8］“山河之灵气”意指神圣文化，“国家之福荫”实指世俗文化，二者共同造就了越南民族文化的丰富性。由此，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具有着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相结合的独特蕴涵。 在封建时期，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常常表现为世俗文化对神圣文化的覆盖。这是因为强烈的国家观念激发了越南民众的民族思维与民族意识，加之封建统治阶层要求社会的文化表征必定遵循其统治利益。由此，在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中，世俗文化不断得到强调和提升，神圣文化传统却逐渐被忽略和遗忘。 但在民族现代进程中这一现象有所改观。当越南民众面临反帝反殖民的历史使命时，民族独立和民生安危也就成为了越南民族的集体意志。现实的危难得不到解决，民间信仰和英雄神话也就成为了精神的救赎。正如中国学者赵玉兰在考察越南的历史传说后指出：“表现民族斗争艺术的传说流传最广。越南人民喜欢用这样的一些传说来强调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自豪感。”［9］由此，神圣文化在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中被再度激活。 （二）神圣文化与越南民族历史 神圣文化的内涵丰富，除了指宗教活动，“亦指心理反应和在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处在这些文化里的个人和群体，都倾向于认为世上的所有现象都有精神秩序可以解释，并和自然的以超自然力量为参照。”［10］可见，神圣文化不仅包括民族的原始信仰，还包括解释民族历史文化的神话叙事，它盘根错节地潜隐在底层文化以及民族精神的深处。 追根溯源，神圣文化应是越南民族更为久远的文化源头，正如中国文化中更早的文化传统为巫文化。史学家余英时对在古代流行的天道、天命观念以及王权借助天之力量来发号施令等文化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巫”传统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精神传统。余英时认为：“三代以来的礼乐秩序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中有一支很古老、很有势力的精神传统，即是‘巫’的传统。”［11］中国的“巫”传统除了以屈原《楚辞》为代表的楚文化，其重要构成还有百越文化。因此，当百越之骆越族群的部分支系在向南和西南方向迁徙时，就自然将巫传统带到中南半岛。百越的巫传统并与当地的原始信仰融合，就生长出丰富多元的属于越南民族自己的神圣文化传统。 在一个民族文化传统中，神圣文化较之世俗文化的存在更为深远。神圣文化超越了文字记载的历史，在口头传承的神话叙事中有着丰富蕴藉。根据比较神话学理论，产生神话的年代介乎“方言期”和“民族语言期”之间。［12］方言期人类逐渐划分为不同种族和语族；到了民族语言期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逐渐崭露头角。换言之，神话叙事与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密不可分，是民族意识得以维系的根本。由此，神话叙事可看作是民族历史的记忆与传承。 越过汉字书写的信史，我们看到骆越族群口头神话传说在越南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活态存在。在被视为越南开国神话的《鸿??氏传》中，越南民族把民族起源到华夏文化中的炎帝，但却把百越之始祖的雄王认定为真正具有开国之功的先王。雄王时代“国初民用未足”，民众在雄王带领下开创生活并形成具有南方地域特征的风习。［7］56－30神话叙事在此承担了建构历史的社会功能。弗莱认为：“这种功能主要表现为：告诉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群体以他们应该知道的重大事情，如神?的情况，传说的历史，他们的习俗及阶级结构的由来。”［13］可以说，神圣文化成为了越南的民族起源和国家开创的历史。 ，越南世俗文化也包含着神圣文化因素，国家话语对民间叙事的借用足以明证。古代的越南战乱纷争政权更迭，地方政权与中央封建统治的权力关系极其松散。因此，国家统治者不仅要力争民间支持，还通过民间信仰的神化来树立其统治权威。例如，李太祖公蕴出生就借用其母“梦与神人交”、神龙绕梁等神奇事迹来昭示“天命”。［14］国家话语借用神圣文化来树立其统治的合法性。在阮?D《平吴大诰》一文结尾，作家称颂抗明斗争胜利： 非惟计谋之极其深远，盖亦古今之未所之闻。社稷以之奠定，山川以之改观，乾坤既否而复泰，日月既晦而复明，予以开万世太平之际，予以雪千古无穷之耻，是由天地祖宗之灵，有以默相荫佑而致然 也。 从文中可知，阮?D认为战斗胜利并非作战的策略与谋划，而是“天地祖宗之灵的护佑”。深入越南民众的文化空间，天地信仰与祖宗崇拜是神圣文化的主要内涵。因此，神圣文化也渗透在世俗文化之中成为越南文学的潜在传统。 鉴于此，我们从神圣文化的维度来观照越南民族文学的发展，可以看到越南文化在外来冲击中对民族传统的坚守，在表层断裂之下与中国文化的深层联系。 三、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越跨境民族 对于越南民族的历史起源，学界普遍认为是由中国古代骆越、苗瑶等族群的部分支系先后迁徙到中南半岛，并与当地原住民融合后发展成为当今越南民族的祖先。越南现代历史学家陶维英曾说：“对壮族语言文化的研究又可以间接地有助我们了解到我们的祖先骆越人的语言文化。”［15］此种古代骆越文化除了与中南半岛的其他民族文化交融生长，一部分还保留在中越跨境民族（3）中，并通过民间信仰、祭祀仪式和神话传说等活态形式演绎传承。因此，对跨境民族的神话叙事进行解读可以帮助我们较为全面客观地把握越南民族的历史文化。 （一） 祖先神与民族英雄 中越跨境民族的文化中保留着许多讲述族群祖先的神话叙事。这些族群祖先不仅创造了族群的生命，还在族群利益遭受侵扰时变身为具有超强战斗力的民族英雄。因此，族群祖先在历代的传述和敬奉中被提升为神?。祖先、英雄与神?的身份相互交叠成为跨境民族的精神信仰。越南北部民族地区流传的侬智高传说就是这样的民间叙事。 侬智高是中国北宋年间领导农民起义的壮族先民领袖。（4）与官方史籍记载不同，在越南侬智高传说中将反抗封建朝政的民族英雄尊奉为祖先神，体现出浓郁的神圣文化色彩。［16］通过对古代骆越文化的追溯，我们发现了越南侬智高传说与骆越氏族英雄神话《莫一大王》在叙事内涵上极为相似。（5）特别是主人公都经历了“断头再植”、灵魂转换为“瓮中之虫”与“坟上之竹”以及孕育兵马失败等奇异情节，显示出文化象征的一致。这些神话叙事中的祖先崇拜和生命崇拜都是生命神圣化的原始信仰。 侬智高的神话叙事体现了英雄成长的母题：经受苦难磨练与考验的英雄在神仙指引下终获成长。神仙角色承担重要的文化功能，既是全知全能的叙事者，也是故事行动的拯救者。这在越南民间叙事中普遍存在，《董天王传》、《朔天王传》、《冯布盖大王传》等民族英雄神话略见一斑。民族英雄与权势阶层和邪恶力量作斗争，总会得到来自神力的帮助。这是民众愿望的表达，是一种民间信仰的体现，其精神力来源是神圣文化。同时，民族英雄的苦难也是国家和民族的危难。由此，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达到一定的融合。 （二）神话复活与现实价值 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远古的神话叙事被重新讲述，如哲学家尼采所言，神话是国家更深、更牢固的合法性基础，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起源可以通过神话叙事进行复归和再确立。 在现今搜集的越南北部民族地区的侬智高传说中，侬智高的民族英雄身份得到合法化。较之越南封建时期官方编撰的史籍文献中侬智高的叛贼性质，民族传说中的侬智高已由边缘民族的英雄祖先提升为整个国家所祭祀崇拜的神?。此种叙事内涵的转变，依托的是一个深远伟大的民族传统——神圣文化。可见，在跨境民族中流传的侬智高传说，是因为民众将其中蕴含的骆越神话叙事视为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珍贵记忆。同时，越南国家话语借用跨境民族的英雄祖先来提升其国家精神。 在岱、侬族等跨境民族聚居的越南北部民族地区，不仅流传侬智高传说，还尊奉侬智高为祖先神、保护神、谷神和生殖神等。侬智高传说以其祖先崇拜和生命崇拜相结合的神圣性质，在仪式和信仰中体现为活态传承的样态。例如，高平等地也都建有侬智高庙。1993年政府宣布每年农历1月9日民众到侬智高庙祭拜，侬智高庙由此也成为国家历史名胜地。2001年，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到高平省视察时也到侬智高庙祭拜。可以说，跨境民族英雄侬智高被提升为整个越南的民族象征和精神核心。 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绝非截然二分的。岱族作为越南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经济形态较发达，与各民族交通频繁，必然受到国家更多的关注。岱族人也借助国家话语，将民族英雄侬智高的宣传予以合法化。当今越南出现了由国家政府提倡、全民崇信侬智高的现象，有关侬智高的研究已经形 成相当规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越南出版了《侬智高论文集》（6）一书。该书多从民族历史、国家关系、军事兵法和文化遗产保护等角度展开论述。这其中虽不可避免意识形态的利用，但也表达出越南国内主流社会对边疆民族的重视。正如我国社会学家马戎所言：“对于族群象征物强弱演变过程的分析，也是理解一个多族群国家族群关系变化趋势的一个重要视角。”［17］ 古代骆越族群的神话叙事在越南社会衍化为一种集体的信仰仪式。由是观之，在全球化语境中建构民族文化身份的现实需求，使得遗存在跨境民族中的远古的神话叙事再次复兴。一言蔽之，神圣文化通过世俗文化得以激活。 四、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国民族文化 当代越南是由54个民族组成的民主共和国，融合了多元的民族群体和文化体系。因此，当代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不仅有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二元的对抗与融合，还应该包括各族民众的生活与情感的全景呈现。 （一）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越跨境民族 席卷世界，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文化与文学也不可免受其冲击。当代越南作为发展中国家面临建构其现代民族性的挑战。来自外部的文化殖民与发自内部的民族意识，使得越南民族的文化呈现驳杂多元的状态。虽然越南语拉丁化运动进行了将近二百年，在1945年后汉字已经被拉丁化文字取代，当代民众对汉字文学已有相当程度的隔阂；但是，口头传述的神话叙事作为神圣文化表征还存在着本土性与原生性的可能。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看来，在由经济和政治权力所统摄的文化霸权面前，真正属于大众的通俗文化之重建必须基于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民歌、童话、民众庆典和诸如民间宗教或巫术等神秘或对立的信仰系统，因为这些边缘或对抗性的文化，才具备挑战和颠覆文化霸权的能量。［18］这无疑凸显了神圣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的生命力。 因此，向边缘的跨境民族文学寻求创生资源，当是当代全球化语境中越南文学民族化的文化策略。当代越南文学对神圣文化的倚重昭示了越南文学民族化的时代转向：国家话语的表述主体由封建君王转向国家民族，在性质上渐趋于民间叙事的理想本质，即包括底层和边缘群体的全体国民。 （二）越南国民文学与中国多民族文化 由是观之，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发展成熟并非闭门造车，而是向外积极汲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涵化和创造。越南民族的文学叙事与艺术表达彰显出鲜明的民族思维和主体意识。但本文研究不止于寻求中越民族文学的相同与类似，此举不过是为民族学和历史学提供一些注脚。我们志在挖掘越南民族深层的文化原型及其现实的衍化形态，把握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历史发展与时代内涵，从而思考现代语境中的中越民族的文化关系及其和谐建构。 如前所述，“国民文学”既是理想也是挑战。当今越南的主流话语提倡其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但确不可忽略与中国多民族文化深层多维的碰撞交融。越南民族文学追求全民性并向世界文学挺进，必然包括跨境民族这一独特群体所表现的现实生存和精神诉求。有了对民族之文化根源与历史发展的真切了解和客观把握，越南民族文学才能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稳健走向现代意义的“国民文学”。 文学与文化论文:中国现代文学中正义与良知的文化场构建 一、文化场的配置 文学作品的文本为我们提供了对内在自足进行展示的社会空间大场，运用场域理论可以降低现实世界和文本之间的二元对立的现象，可以更深入的进入文本的内在世界。构建文化场有利于减少外部分析和内部阅读之间的矛盾现象。以《白鹿原》为例，构建了一个以农耕起家，带有强烈封建意识的白鹿村的世俗民间场，同时构建了省城和县城政治机关驻扎的权力场，在表面上看来十分弱小的白鹿书院中，有一个知识渊博的、有强烈的正义感的大儒先生，从而构建了一个具有世外桃源性质的文化场。其它还有一些次要的场域，例如以黑娃为首的土匪场，革命场，这些场域之中的人都在受到强大的场域的吸引之后，展开了以权力为中心的斗争，最终颠覆了权力场中的暴力统治。社会空间对横向的生存空间进行了展示，对纵向的历史空间进行了牵制，配合人的生存状态和历史、地域和空间，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巨大景观，同时通过不同的场域配置，反映出不同文化的内在含义。文化始终和特定的地理空间密切联系，不仅能够反映文化的表面现象，更能够直观的反应人们的生存全貌。空间提供的物质和场所为文化场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因素。下面对这三个场域进行具体的分析。 1、世俗民间场：通过世俗的权利的范围进行划分，通过在中华民族中的宗族观念进行维持，将礼法作为评判的准则，从而构建起以权利为象征的属地。一旦宗族内遇到大事，场域内部的人员都会听从族长的召唤，以书面的形式记录下族长的权威，成为在乡民之间的法律，因此宗祠也成为了具有民族特征的地域，包含着民族观念和社会关系，成为维护制度的重要手段。象征性的资本是通过不断累积形成的，作者也在潜意识中受到文化和经济规范的制约，无论人物的伦理还是行为都受到这种理论的牵制。 2、权力场：是权利机构活动的场域，操纵着辐 射区域内的政治权利，将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为象征性的资本，以合法性作为价值的评价标准，在辐射区域内实行着权利的强制化干预。权力场使在封建文化牵制下的城市空间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并和农村空间进行了区别。 3、文化场：是一个具有独特性的场域，其中占有了丰富的文化资本，拥有了时代书写的权利。文化场在场域活动中的特点，是能够对自身和社会进行自觉的反观，在潜在的语言之中透露出对社会和人生的玄机。文化场和世俗权威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但是又有一定的区别，和政治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是又有适当的参与，文化场的是非评价标准也有其独特性，它使用批判性的文化语言，用隐含的比喻为自己的行为进行合法性的辩护，通过语言的表象使社会进行反思，将文化的力量渗透到社会的每个方面和人的生活之中，为社会之中行为失范的现象做出表率。在文化场中存在着良知和正义的基本形式，通过语言隐含的意义来反射作者褒贬的态度。文化场对权威比较排斥，依靠文本自身的力量构建自身的精神世界，并在合适的时机对权力场进行干预。文化场的有效配置，可以在社会中构建具有很强社会影响的社会文化场域，文化场在矛盾之中明辨是非，从历史的角度批判性的看待权力场和民间世俗场的构建。《白鹿原》的作者将白鹿书院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场，存在于世俗民间场和权力场的外围，反映出文化独有的特性，反映了作者潜在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对文化场的规则进行构建，强化了在社会空间中文化场的意义和价值。在文本空间中的文化场处于空间结构的中心，与政治权利和民间传统有区别又有联系，文化场的立场具有先进性，另外两个场次的规范和权威都显出了文化场规则的优越性。文化场在衡量规则的过程中巧妙的解决了潜在的矛盾，对城市和乡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使本文的外在运行和内在运动都做出了改善。 二、构建良知和正义的文化场 在中国现代文学之中，抛弃了以往使用阶级分析进行写作的方式，采用民间的视角进行写作，采用谦卑的姿态，正确处理文化场中知识者的立场，使用大众化的语言说话，改变传统的定性的称谓，在文本之中演示复杂的社会生活，通过场域内部复杂的斗争展示历史不断前进的现实。通过文学作品对文化的理想规范进行引导，在顾及社会秩序发展的同时，对自我的个性进行展示，重新构建文化。以《白鹿原》为例，小说真实展现了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场中传统文化的改变。在这个文化场中存在着以往的礼仪传统，不容许男盗女娼现象的发生。 三、结论 作家坚持在文化场构建过程中的正义和良知，使读者对文化资本的历史内涵有充分的感悟和认识。文化场在衡量规则的过程中巧妙的解决了潜在的矛盾，对城市和乡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使本文的外在运行和内在运动都做出改善。文化场的配置构成了社会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本框架，显示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宏大的叙事性和优秀的叙事风格，显示了深刻的社会内涵。 论科举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 摘要：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这种制度文化塑造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从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来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无疑会更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关键词：科举文化；古代文学；研究意义 中国古代科举制是选官制上的新发展，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项伟大创举。科举制作为制度文化现象，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这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似乎可以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制度长年不断地为中华民族选拔各级管理人员。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当二十世纪的人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选拔机制，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1]这无疑是一种较为客观而通达的认识。在我们已经谙尽以嘲讽和批判一切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虚妄与创痛之后，在以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重新梳理、认识和借鉴传统文化的同时，认识、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其必要性已无可置疑。 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我们把它称之为“科举文化”。对于科举制度，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我们在更多地对它作制度方面的关注和析说的时候，却相对忽视了对它的文化关注。以往的一些学人由于重在科举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与文学的关系，但并未对科举的文化意义作足够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现许多偏狭的认识。科举文化包容了内在与外在的两种文化属性，并由此对文学产生影响，而于林林总总的士人精神存在与文学现象中得以表见。所谓科举文化的内在属性，指的是科举考试内容具备了儒学的与文学的性质，即狭义的文化特质；而科举文化的外在属性，指的是由科举而形成的政治导向性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观，即具有了广泛的文化特性。科举文化的内外属性的凑泊，构成了科举文化的整体。这一整体又营造了文人及文学赖以成长的文化氛围与环境。 科举制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形式特色。它所显示出来的精神观念和特异色彩，又深刻地影响乃至再造了中国文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制度造就了如此庞大的文官队伍。黄仁宇先生曾经把秦汉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说是好像美国的所谓“潜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即成万上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2]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统治机构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因而，从科举与文学关系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就无疑会更能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科举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举，抑或是远离科举，甚至否定科举，但最终都无法逃离这一文化氛围的笼罩。归属与反叛其实都是一种“影响”，虽然其价值评判大相径庭，但“对象”毕竟是同一的。由此，我们想到文学研究上应该建立一门“影响学”，来进行科学的理论探讨或实践批评，以避免文学研究上的简单、片面。 我们觉得，从科举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人及其文学现象，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价的板块格局，揭示创作主体与作品的直接联系。 在文学研究领域，方法与观念的更新转变，显得愈来愈重要。以往的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义，也解决了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划界太清，使三者之间的关涉令人有悬隔之感，失之于笼统汗漫、游谈无根。时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样紧密联系起来的，恐怕这在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而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文化的科举，它是联系世风、士习的最佳中介，也与文学创作建立了较为切近的联系。如杜荀鹤，为了科举及第而积极行卷，几乎行遍天下，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再如蒲松龄，他一生科场失意，到老乡试未能通过，其孤愤狂痴寄寓笔端。可以说，《聊斋志异》所展现的就是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当然，科举只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切入点之一，并不能说它是打破时代、作家、作品板块格局的唯一途径。然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它确是一种最切实、最重要的文化视角。 其次，追索营造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时空，透视作家的整体精神风貌。 中国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当中，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思考、创作。由于时代的睽隔、历史的变迁，白云千载，哲人其萎，我们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时代的现实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痴想。我们已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唐朝，去繁华的长安街上领略磊落唐风；我们也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观赏万家灯火。然而，这一缺憾可以通过对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考察及对文学作品的文化说解获得一定补偿。科举制度驱动无数文人负笈远游、求学应举，这无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动。譬如唐朝举子纷纷来到长安，穿着白麻衣行走在长安街市上。他们的大多数带着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聚集到这里，怀着新奇与激动打量着这座繁华雄伟的帝都，登第的喜悦与落第的沮丧形诸歌吟，春风得意与铩羽还乡决定了他们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诗中即反映出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颇堪吟味。这不是文学的悬想，而是历史的真实。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演绎，认真切实地把握每个作家的生活空间，这无疑会更能充分了解和发掘作品的思想内蕴与情感内蕴。 如上所说，科举不只是一种制度，它更是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度文化塑造出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唐代科举制度初创，这一新的选官制度刺激了广大庶族寒士从政入仕的强烈欲望，使唐代文人昂扬奋发、豪迈奔放；宋代科举几乎成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优，使宋代人饱读诗书、博雅风流；元代科举几经废立，且极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体沉沦，他们充满绝望、愤懑，与倡优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科举成为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专制工具。这时的文士多在一灯如豆下写作或背诵八股时文，空疏而迂腐。当然，这里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时代的总体倾向，但一代文学风貌，莫不与此相关。 第三，可以深入拓展对作家群体、诗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现代文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古代作家群体及流派提供了宏观方法，给予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群体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状态来考虑问题，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学实际的错误结论。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一种新的方式上加强了文人队伍的聚合。如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同年关系、师弟子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文学集团或文学流派的衍生。这是具有原生态的文学现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于现代的文学理论模式，但确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 在这方面，历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学研究的前列。何冠环先生有一本小书，其题目为《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作者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胡旦榜进士这一角度切入，析论了他们与宋初朋党的关系。[3]这一视角颇为独特，也颇具眼光。这种考察符合北宋朋党的真实面目，这种切入角度对文学研究也有启示意义。由此，我们来看古代的文学集团或流派，有些情形就与科举密切相关。就唐宋古文运动看，它在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作用，已为许多学人注目并加以研究。那么，唐宋古文运动何以能够兴起，其组织方式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觉得，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举。韩愈不顾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师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韩门弟子”，这些人大都成为古文运动的中坚。所谓韩门弟子，就与科举行卷之风相关。以师弟子关系为组织形式，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关键。他著《师说》要恢复古代从师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显明。有意味的是，这一组织方式为北宋文人所承继，宋代的许多古文家都强调师道，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如明清科举的乡试、会试与文学集团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这种视角与取向，无疑会促使我们以更为切实的态度，拓展思路，获得学术的新视野与新思维。 第四，有助于加强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的考察及以科举文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系统研究。 傅璇琮先生就一再强调要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文化意识，提出了历史文化研究方法。他指出：“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日晷丛书》总序）傅先生自己也正是这样进行学术研究的，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就是采用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范例。他有意识地沟通历史与文学，在充分考察那一时代的文化背景上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以及相联系的时代风貌与社会习俗。[4]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以人为轴心的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是作家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情感状态，并使这种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与情感状态在某种历史文化背景上得以凸显。科举制度是切入文人核心的最佳视角之一。“科举制度产生于7世纪初，一直存在到20世纪的头几年，足有1300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像科举制度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态呢？……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碍。”[5]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与科举制度的联系如此紧密。通过科举制度，可以考察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目和感情形态，这确实是历史文化研究的一种最佳方式。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态度中，又可以看出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以更进一步透视文人的精神世界。这种自我文化关注，主要表现在科举文学当中。对这一大宗文学作品，我们以往似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作品除表现士子功业意识、济世情怀外，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窥见士人的自我情感体验及对自身的文化思索。譬如唐代落第诗很多，有自陈落第的，还有慰人落第的，情调大多黯然，由此可透视唐代文人情感世界的另一面。戏曲小说中对士人自身的展示更加充分。如唐传奇中，往往表现士人“婚”与“仕”的矛盾，揭示出当时进士阶层普遍的悲剧心理，是士人意识的集中体现。明清时期，对士文化的描写与反思之作出现，其思想内蕴更为深刻。总之，如果对科举文学系列进行全面清理，有一完整认识，那么，我们对一些文学现象本身的研究可能会更为深刻而切实了。 文学与文化论文:试论大众文化与文学作品的整合 论文关键词：大众文化　文学作品　影视剧本　改编现状　深层原因　雅俗共赏 论文摘 要：目前，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本的热浪一浪高过一浪，以影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与古老的传统文学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就是在此基础上，了解这种文化现象的现状，分析此文化现象的成因，从而预测文学的发展趋势。 引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民众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市场经济社会带来的各种新鲜事物，其中正面临着一个更深层次的困扰，即伦理道德、价值规范和文化观念的急剧变化的问题。 我们应当关注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在社会市场经济和功利心态的引导下，人们放弃了以传统精英文化为代表的深度文化，取而代之的是以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为依托，以此时此刻为关切中心的消费文化，即大众文化。以下就此文化转型中的一种文化现象作具体分析，透过这种现象来探求这场文化转型的深层原因。 一、影视文化中文学作品改编的现状 “从小说到影视”是一个常说常新、屡谈不厌的重要话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影视艺术创作中对文学作品的借鉴和改编，带来了影视剧丰富多彩的形态，特别是当代生活内容、生活观念及生活状态的丰富多彩，使影视剧的改编和创作呈现出多元化的风格，从内容到主题涉及到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影视艺术一道重要的风景线。 文学作品中的深刻思想，畅销小说中的动人情节，成为不同导演所钟情的改编对象。[1]经过改编而成的影视剧，不仅在当代影视界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世界大奖的评选中不同凡响。德国施隆多夫的《锡鼓》，美国的《克莱默夫妇》，我国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都是世界影坛上不可多得的精品。由此可见，即使在影视技术与艺术走向成熟的今天，改编仍然方兴未艾，正继续创造着一个个动人的“银幕神话”。他们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向我们招手，吸引我们深入其中，探究一二。 目前影视改编创作呈现以下几种状态： （一）对古典名著的改编 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最繁盛的明清时代，已聚集了众多改编者的目光。四大名著被首先请上银屏，一饱国人眼福。此外，《聊斋志异》、《封神演义》、《三言二拍》等一系列古典名著也不甘落后地在银屏上创造着各自的世俗神话。不难看出，观众对其喜爱程度和观赏热情远远超过了根据外国名著和现当代名著改编的影视剧。从这一方面恰恰可以看出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二）对历史题材的改编 在《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几部古典名著被逐一品尝后，改编者开始逐个朝代寻找可供改编的历史素材。于是接踵而来的《末代皇帝》、《秦始皇》、《唐明皇》、《康熙大帝》等历史剧争相出台，它们多以长篇电视连续剧的面孔出现，极尽述说之能事，由点及面，极力铺陈。从当今上映和正在拍摄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来看，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令人咋舌，而且每一部都在数十集以上。在中华民族浩浩荡荡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改编者可谓“溯洄从之”，没有一个朝代不曾被涉猎。 （三）对当代畅销小说的改编 畅销小说一直是影视剧改编所钟情的对象。“畅销”意味着通俗，流行，意味着被当时的社会大众所接受和欢迎，意味着有较高的商品价值。这一切都是影视剧作为大众传媒本身所需要的。因此，影视剧和畅销小说似乎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对畅销小说的改编往往使影视剧更为畅销，而且经常会产生国际影坛的扛鼎之作。如《辛德勒的名单》（根据托马斯·肯尼利同名纪实体小说改编），《侏罗纪公园》（根据迈克尔·克赖顿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阿甘正传》（根据温斯顿·格卢姆同名小说改编）。 二、改编热潮的深层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文化转型不可逆转的趋势呢？ 本雅明曾把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传统的乡村社会，资本主义阶段以及二十世纪高科技社会，对应着的分别是故事——现代主义语言与诗歌——传播媒体。这一观点说明了文学艺术从讲故事的口传方式，经过特别的文学写作发展到机器作为媒介的传播方式。[2] 因此，在当下，以大众媒体为核心的电子媒介必将对文学秩序产生强烈冲击。正如有学者认为，在高度信息化、技术化、商业化语境中，世纪之交的社会已从“读写时代”进入了“读图时代”，而影视即为“读图时代”的典型代表。究其原因： 其一：文学隐藏在单一的语言载体中，而影视是把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文学、戏剧的诸因素综合起来，故事和戏剧情节是图像的动态，音乐伴随着图像，图像隐含了思想，反映着生活。[3]读文学，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文字；看电影、电视，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图像，听到的是声音。因此，“读图时代”的来临也标志着社会文化由文学主体转变为影视主体。 其二：文化主体两个向度的变化，无疑给由传统延伸而来的文艺受众带来接受方式的改变，而最直接的改变，就是由欣赏型转化为消费型。[4]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心态是90年代文艺受众的最主要的艺术意识方式，“消费”已成为话语中心，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消费者的消费倾向日益凸显，“看不见的消费之手”不仅是外部环境的制导因素，更直接渗透到文学的组织、生产、流通与接受过程中。纯文学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窄，经济时代的文学从写作到出版再到评审，已经越来越难以抵抗商业化与消费主义思潮的冲击。 其三：在文学中，形象和思想通过文字这一载体间接地表现出来，而形象和思想又源于作者的心灵，可以说文学的白纸黑字始终是由心灵来灌注的。而电影、电视都是以一种技术力量在改变着文学所依托的那种自古而来的观念体系，在影视文化中，从表层到深层，从现象到本质，已经不同于心灵活动的微妙，不同于文学表现的诗意，而是一种能“看”得见的图像，它带来了新的时空观和本质观。在影视中，图像是主体，任何人都可以看图像，而在文学中，只有识字的人才能读文学。 三、改编热潮的发展趋势 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影视艺术创作要实现自身的审美价值必须通过观众的欣赏。如果一部作品不能为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的话，那么它的审美价值就不能得到实现，也就没有任何美学意义。欣赏它的观众，层次越宽广，人数越多，它的审美价值和意义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文学作品也是如此。[5]因此，在当前社会，不论文学家还是影视编剧或导演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得到大众的喜欢，自然而然，他们就把“雅俗共赏”作为自己作品的美学追求。 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理解“雅”和“俗”呢？不同时代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理解。我们理解的“雅”是指符合艺术审美特点的规律，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深意和艺术创造性的作品；我们理解的“俗”是指通俗易懂、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高雅之作其优点是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缺点是可能不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通俗之作其优点是能为广大群众欣赏，缺点是可能浅显，缺乏深意，甚至流为低俗。因此，最好是能使二者结合，各取其长去其短，既能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又能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这就是雅俗共赏的好作品。 总论 现代文学艺术由于其日渐显露的商品化形式，使得现代艺术、现代科技与工商业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文学作品为代表的高雅文学在面向更广大的读者的“大众化”过程中，也放下了“正统”的架子，不断地向普及教育的方向发展。人们需要在激烈竞争的工作之外享受到一些轻松、愉快，而影视文化也在做大量的文学和文化的普及工作。高雅文学主动向大众文化靠拢，而大众文化主动向高雅文化提升，这两种“主动”就是现在文学最清楚的格局。我们说大众文学也好，高雅文学也罢，其目的是使读者在娱乐的同时提高文化素养和知识涵养，在陶冶情操的同时得到精神的力量。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大众文化已初见端倪这一事实，通过良性地引导高雅文学（以传统的文学作品为代表）和大众文学（以影视文化为代表）的整合，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深处挖掘和培育出现代化的人文精神。 文学与文化论文:现代新儒学文化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 在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中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无疑是冒险的,因为我们的现代文学学科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价值原点之上,[1]马克思主义文化派渐居主流是现代文学史的核心叙事话语,用一种曾经与它相冲突的文化视野来观照现代文学现象,在一些学者看来会有颠覆现代文学学科的危险。虽然王富仁先生在《当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中承认:“中国现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一种不平衡的现象,即中国现代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而中国现代文化却并不等同于‘五四’新文化。”但他对新儒学文化表现出了高度戒备的姿态,以至于产生了“本学科即将被颠覆的担忧”,认为“如果用新儒家的思想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就会导致该学科的自杀,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基础上。”他甚至提议现代文学界要有捍卫本学科的忧患意识。[2]张永泉先生在《回应新儒学的挑战》一文中,也指出新儒学在大陆掀起的思潮,“对五四也是对现代文学最为致命的威胁”[3]。但本文认为不应该让“敌我”对立的思维方式局限了我们的视野,而应该如一些学者所看到的那样,新儒家为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参照与话题”,我们必须突破对立冲突的“思维定势”,不能让新儒学始终作为一个陌生的概念,也不能让它成为“羞于出口的字眼”[4]。 其实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前后,新文化阵营对维护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各种思潮亟高度警惕,每有闻“孔”色变之势。与之相比,那些主张重新阐释和发扬儒学的人士,对于新文化则表现出了相对积极的态度。民国时期,陈之原先生的《发展新儒家思想》一文非常客观地指出: 外来文化的输入,表面上好像代替了儒家思想,推翻了儒家思想,使它趋于没落消灭的运动,其实正是促使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大动力。……“”以后所输入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与儒家思想汇合,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思想运动,造成了儒家思想的新发展。由这看来,儒家思想的新发展,不是建筑在排斥外来文化上面,而是建筑在输入吸收外来文化上面。[5] 从这个意义上说,袁良骏先生的观点可资我们借鉴,他在《“五四”· 新儒学 ·道德重建》一文中指出: “五四”的局限正是当代新儒学的光点,当代新儒学的局限恰恰也正是“五四”的光点。因此两个局限的排除和两个光点的融汇,正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大发扬。[6] 而台湾旅美学者张灏也在《新儒家与中国文化危机》中提倡: 应该沟通新儒家和‘五四’的思想,才是我们未来文化发展的应有基础。[7] 事实上,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文化场域中,文化现代化主要分成了三种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文化派、自由主义西化派、现代新儒学文化派。现代新儒家之一贺麟先生在发表于1940年代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认为“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流。我确切看到,无论政治社会学术文化各方面的努力,大家都在那里争取建设新儒家思想,争取发挥新儒家思想。”并将“发挥新儒家思想,蔚成新儒学运动”视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主要特征。[8]他指出: 儒家思想包含有三个方面:有理学,以格物穷理,寻求智慧。有礼教,以磨练意志,规范行为。有诗教,以陶养性灵,美化生活。”“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是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和谐体。因此新儒家思想之开展,大约将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之途径迈进。[9] 从这些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目前的研究者仅仅在哲学史学意义上研究“新儒家”和“新儒学”,但“新儒学”、“新儒家”、“新儒学运动”在现代新儒家们眼中,是一场广义上的文化思潮、文化运动。它们的内涵并不仅局限于哲学、史学。 也就是说以广义的艺术为内涵的诗教是现代新儒学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在80年代末,方克立先生针对把现代新儒家仅视为哲学思潮的现象提出:虽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都是有哲学的”,但是“现代新儒家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是一种广泛的文化思潮,而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思潮”[10]。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牟宗三、熊十力、钱穆等等被称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学者们,虽然以哲学或史学的建树彪炳史哲学界,但他们的著述是在文化意义上展开,文学艺术一直就是他们著作中不可分割的一维,只是与哲学史学建树相比成绩比较薄弱。 这里派生出了一个问题,既然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那些学者们在文学艺术问题上有过探讨,那么对现代新儒学运动中的“诗教”也就是文学艺术方面的研究,是否应该仍然仅仅在现代新儒家们的著述中开展。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不成立的,因为对于现代学科分化之后的学科规范壁垒现象,现代新儒家们都有过充分关注,他们大都意识到自己的学术专攻方向是哲学或史学,对文学艺术缺少发言权。梁漱溟就坦言自己:“才非艺术型,平素于文学艺术方面甚少用心。”[11]唐君毅则指出: 中国古代之文学艺术,恒为人格精神之自然流露,其用亦恒在润泽吾人之日常生活,实未显为一独立之文化领域。……然中国近数十年来,则盖以受西方之影响,文学艺术,皆逐渐被公认为一独立文化领域。……当转而学西方文学家、艺术家献身于一专门之文学艺术,而务求表现其心灵于作品。使志气充塞于声音,性情周运于形象,精神充沛乎文字,以昭宇宙之神奇,人生之哀乐,历史文化世界之壮采,人格世界之庄严与神圣。然后中国文学艺术之世界之文章,乃皆为性与天道之流行。……安得千百天才焕发,而有高明之智能、敦厚之德量,与人文陶养之士,愿献身于文学艺术,为中国创辟一新音乐、绘画、建筑、文学、戏剧之世界。既博大以雍容、亦刚健笃实以光辉,岂非中国文化之盛德大业哉。[12] 在唐君毅看来,体现儒家“性与天道”的独立的文学艺术,是有待于“献身于文学艺术”的专业人士来完成的。 因此我们应该回归到现代新儒学运动的本原意义上,看到现代新儒学运动并不是一个哲学、史学范畴,而是一个广义的文化范畴,它本身包括了新儒学思想在哲学、史学、文学领域的开展。但为什么我们后来的研究者们仅在哲学和史学的领域内展开新儒学研究呢,这主要是因为近现代以来,学科分化导致了不同学科间的学术壁垒,现在从事现代新儒学和新儒家研究的学者,主要是哲学、史学专业学者,专业知识结构局限定了他们的研究视野,使他们疏于发现现代新儒学运动的文学艺术内涵;而现代文学领域的学者又因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哲学、史学建树,而视现代新儒学为非本专业领域,遂造成了现代新儒学运动的诗教一维遗落于两个学科的视野边界线上,形成了研究上的“双盲”现象。但这一现象在21世纪以来有了新的突破,侯敏先生的《有根的诗学——现代新儒家文化诗学研究》、柴文华先生的《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研究》、张毅先生的《儒家文艺美学》是有填补空白意义的三部著作,都对梁漱溟等现代新儒家们的文艺观念作了研究。尤其是前两部著作,都是在文化视野而不仅是哲学、史学视野中,研究了现代新儒家们的诗教观念。[13]但这两部著作仅是对现代新儒家们的“诗教”进行了研究,没有在现代新儒学运动的背景下,关注新儒学思想在文学专业领域内的开展。事实上,即使撇开这些论据,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脉,一向是以文史哲一体的形式传承和发展的,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学科分化,它也势必会在文、史、哲三个学科中,以符合各个学科规范的形式得到新的开展。 综上所述,旨在论证以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观照现代文学现象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文学与文化论文: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伴随中国建设文化强国的进程，已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热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已逐步建立起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体系。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正在开展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媒介的语言方面，尽管有少数的民族语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汉语方言因其太为人所熟悉、太普通及推广普通话政策的影响至今仍徘徊于保护视线之外。以民族语言及地域方言作为载体的口头表达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少被统一为一类看待，对汉语方言及其记载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题研究尚缺少有针对性的探索。笔者尝试对其归类，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的文化大省河南为例，分析其特点与规律，探讨其保护开发的方式与途径。 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依据及必要性 1.归类依据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明确地将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各种“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俗、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传统形式的传播和信息等传统民间文化表现形式；二是“文化空间”，指某种集中举行流行的传统的文化活动场所，或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1］目前各国大多使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分类法，据此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划分为五大类［2］，口头传说和表述为首类，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编写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第二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和较强的操作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表”有16个一级类别，每个一级类又细分出一些二级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结构的第二层。如“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细分为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等8类及“其他”的收容类。学者王文章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中，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划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0个类别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正和调整，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归纳概括为13类［3］，其中语言（民族语言、方言等）、民间文学、传统戏剧位居前列。我们主张把口头表达、语言习俗及语言载体这一大类称为语言文学大类，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语言或方言为传承载体和凝聚体，包括濒危语言或方言小类、语言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小类）、运用特色语言或方言的传统曲艺戏剧类、语言文字习俗类等下位小类，其依据有三。 其一，从语言及其与文化的关系看，“语言是个多面体，文化的工具或载体，更是文化现象，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一种特殊的、综合性的文化凝聚体，是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系统。语言在文化的建构、传承以及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特点往往也会导致不同的语言特点”［4］。濒危的民族语言与濒危的独具地域特色的方言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具备突出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能展现地域文化创造力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在群体中具有世代传承、特色鲜明、活态犹存等特点，成为一种鲜明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界已经意识到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内容，倡议将民族语言及濒危汉语方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注意保护少数濒危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5］ 其二，语言与地域方言往往与文学凝聚为一体，互为表现形式，不可分割。在中国作为通行地域广的共同语汉语，其方言复杂众多，方言更是与地域文化、民间文学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方言是历史上形成的，其语义系统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其演变途径和发展方向深受地方历史文化的制约。方言的形成和发展体现了地方历史文化，方言词语记录了地方风物文化。方言保存了大量地域传说、故事、民歌，就连非语言的艺术创造（如音乐、舞蹈、绘画、建筑）和宗教信仰、民俗活动也广泛地留存在方言词语之中。方言与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如此紧密，许多市级地方政府把方言和民间文学及其他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起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比如海州方言被列入连云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湘乡方言被列入湘潭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人大代表提议将方言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予以保护。 其三，从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看，民间文学是人民大众的典型语言艺术，“是人民口头的集体创作，是一种立体文学、实用文学，具有直接人民性、立体性、口头性、流传变异性、传统性和多功能性等特征”［7］。“它运用口头语言，充分发挥其丰富的表现功能和概括能力，创造各种艺术形象，展示瑰丽的想象，表现高尚的审美情趣和深刻的理性认识。”［8］学界一般也将其称为“口头文学”、“口头传统”。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江苏的昆曲、评弹，河南的豫剧，安徽的黄梅戏，天津的京东大鼓、快板，闽南的南音，客家的山歌，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以方言表现的艺术形式。 作为口头载体的民族语言或地域方言与民间文学的诸多类别互为依存、互相表现。它们凝聚一体，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大类：口头传说和表达类。它们以语言文字及方言作为载体纽带或习俗对象，在中国，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表现为汉语地域方言文学类。 从相关称谓上看，在高等教育学科分类中，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二级学科专业，中国文科高校几乎都设有此专业。学术界认为民间文学曲艺、戏剧都是语言文学样式，在一些大型文艺活动中口头表达类节目往往被称作语言类节目。相应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中，我们可以把汉语地域方言与以其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一并称为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中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个突出类别。 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河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占有突出位置。民间文学、地方戏曲、民歌歌词曲艺、语言文字民俗等以方言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区域性特色、原生态口头性表现于其汉语方言记载的特性，表现于独具特色的方言语音特征和广泛高频率使用的方言特征词（即那些常用又具有构词能力、方言区内一致而区外特殊的方言词）。如河南的豫剧、河南坠子、传说故事神话、歌谣、谚语、谜语等其原生态口头特色，就表现于常用河南话的语音特征及方言特征词。在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灵宝黄帝传说中，就有大量方言特征词和方言文化词语出现于其中。 2.归类必要性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市场经济与城镇化发展、现代传媒发展、社会的大交流、普通话的推广等现实环境的影响，危机严重，有些正面临衰亡。北京师范大学丁崇明教授说：在语言中存在一种权威语码，一般情况下人们会在心理上认同权威语码。［9］由于升学、求职、做生意都需要普通话，所以普通话的权威语码地位被不断强调和提升。这就造成在许多人眼中，普通话是权威语码而方言是弱势语码的内在观念，从而使人们在心理上认为普通话与方言间存在等级差异，受“汉语规范化就是要用普通话”观念影响，很多人的脑子里形成了方言与普通话绝对对立的观念，或觉得家乡话土，或觉得家乡话难听，出于虚荣心不愿意让周围人知道自己来自哪里而不说方言，表现出对方言的不自信。于是，说方言的人越来越少。2012年3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对1045人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95.9%的受访者确认身边存在怯于说方言的年轻人，37.1%的人表示身边能说纯正方言的年轻人已经不多。［9］用方言土语表达的民间文学、语言文字习俗、方言戏曲也处于濒危状态。 基于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现状，我们有理由认为对其进行保护传承利用研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刻不容缓的重要内容。由于对其下位小类保护与利用具有共同特点，因此也有必要归为语言文学大类进行研究探讨。 二、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与价值 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性、活态性、传承性、流变性、综合性、民族性、地域性6项一般特点［3］。此外，它自身还表现出以下鲜明的特点。 一是内部各层级及小类的交融性。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民歌、传说、故事、歌谣、长诗、谜语等）、曲艺、传统戏剧等渗透交融。如汉语方言与汉族区域中的其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互为表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域原生态性表现于使用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方言，语言或方言的地域性与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显示出此大类的立体性。语言或方言的艺术特性表现于文学性，民间故事、传说、神话歌谣、谚语歇后语、语言游戏长诗、曲艺与戏曲的流变体现语言或方言的流变。那些流传久远的民间故事与传说反映出语言与方言的流变特色，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共同流变。民间故事的开头“很久以前”的程式化、字谜歇后语的格式化、谚语歌谣的押韵、诗歌或长诗的修辞、民间笑话的幽默、汉语民歌的格式与修辞艺术等，都具有独特的汉语或方言特色。谚语字谜歇后语常常成为语言学家和文学家共同研究的对象。如学者温端政、武占坤、马国凡、段宝林等致力于谚语、歇后语的研究。民间文学小类文化遗产中谜语、歇后语、字谜、绕口令、对联等，又是对汉语及其方言的研究训练形式。民间文学作为活的语言艺术，是研究民众口语的绝好资料，我国著名语言学大师赵元任、沈兼士、刘半农、钱玄同、魏建功、董作宾、王力、马学良等，都很重视民间文学，对民间文学作品有专门的记录与研究。文艺史上的雅俗结合律又促进文人作家对民间文学及地域方言艺术进行学习研究，汲取民间文学遗产来进行文艺创作。 二是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响与表现地域文化的广泛深刻性。不同地域民众的思维方式各异，其语言表达往往也呈现出诸多分别。比如河南民间文学及地方戏曲豫剧是当地民众文化生活中的一种重要文艺形式，其地方戏曲的旋律形式与地域方言的口语语音文学特征密切相关；方言词语、方言文化词语的大量运用及方言词语丰富而独特的表现力使地方文艺更具地域特征和乡土韵味，地方戏曲的唱词与念白常常取材于地域方言中的口语表述，大多数民间文学作品是以口语传播方式存在的，能使地方文艺形式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作为文化载体的地域方言是构成地方文艺形式特色的关键。作为载体的地域方言在思维、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影响着地方文化。地域方言以其独特的方言特点、丰富的方言资源而呈现出相对突出的材料价值与理论价值。例如河南各地的方言并不仅仅是地方百姓用以言语沟通的凭借，而且是历史赋予世人的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三是口头艺术表达的地域方言与文学艺术的协同流变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系统内部有不同小类型和不同层级。国际上，世界各民族语言组成一个大的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国内语言文化形成一个二级系统，一方面共同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各民族语言相互竞争，在共同语汉语内形成汉语方言系统。任何一个语言生态系统的变化都会使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处于不稳定状态，继而引起语言文化乃至民族文化的变迁，如汉语经历古白话到文言再到现代白话、普通话及各汉语方言的变迁，与汉语言文学类中其他小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协同流变。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价值。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方言是地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方言研究成果有助于地方文化及其历史的研究。没有方言，地方戏、地方曲艺、地方性说书就会消亡。比如，越剧、粤剧、豫剧、河北梆子以及黄梅戏等都依赖方言，即便是京剧也是在安徽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比于普通话，方言本身的词汇较丰富，更能生动地传情达意。方言承载的是人类最草根、最贴近生活的文化。在民间文学方面，方言文学更加生动形象；在词汇方面，方言是最丰富的宝藏；在文化方面，方言最能体现我国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如官话方言区大致跟中原文化区（中州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西域文化区、关东文化区、荆楚文化区、巴蜀文化区、两淮文化区的地域相当。地域文化是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华夏文化的土壤。方言中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记录着人们认识活动的每一个进步。所以，越是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普通话推广范围不断扩大的时候，方言及以其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越大。 地域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世界的，它们深深镶嵌于当地民众心中，口头表达传承了民族优秀文化。例如河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18项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汝南县），花木兰传说（虞城县），盘古神话（泌阳县、桐柏县），蛇闹许仙传说（鹤壁市淇滨区），董永与七仙女传说（武陟县、汝南县、西平县、平舆县），柳毅的传说（卫辉市），崔莺莺和张生的故事（辉县市），邵原创世神话群（济源市），汉族叙事长诗《郭丁香》（固始县），愚公移山传说（济源市），赵氏孤儿传说（温县），大禹神话传说（禹州市），王莽撵刘秀传说（西峡县、镇平县、内乡县、灵宝市），灵宝黄帝传说（灵宝市），葛天氏传说（长葛市），牛郎织女传说（南阳市），竹林七贤传说（修武县），帝舜传说（濮阳县）。这些遗产蕴涵着丰富的文化道德观，具有较高的文学、历史、语言价值及艺术审美价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对其保护传承有利于保护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有利于汉语言文学的繁荣发展，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文化创新和发展先进文化，有利于促进国家与地域文化的和谐发展。 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选标准和内容整理 评选认定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准，应包括：具有展现国家及地域文化创造力的突出价值和维系中华文明传承性的重要作用；出色运用传统民间语言方言的技能和经验，体现高超的语言水平；扎根于相关区域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方言特色；具有促进民族与地域方言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具有见证中华文明活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对维系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因社会变革或缺乏保护措施而面临消失的危险。 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内容整理，要科学地运用历史资料与实地普查等方式，挖掘、鉴定、确认潜藏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立体全面记录，整理汇总。对于像河南这样地处中原的文化大省，汉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是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重要部分，其语言文学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统计分类更应深入，可分类整理汇编具有浓郁河南方言特色的各地方言的特征词、语法点、语音特殊点、书法艺术，出版方言地图，或建立河南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声音、图像之间彼此对应而呈现实态的有声数据库，使河南方言保存下来，同时保留一些以河南话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河南方言片特征为红线汇集整理省域或市县域口头文学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小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传统曲艺戏剧、语言文字习俗等，使之形成省域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 四、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个性方式 抢救与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本着抢救保护一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如本真性、整体性、可解读性、可持续性等，更要抓住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树立正确的语言文学统一的保护理念，实施合理可行的语言文学价值评定措施，探寻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 （1）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和语言文字法作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依据与保证。依据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11年6月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推普工作与方言遗产保护并行不悖，语言与文学艺术恰当结合，才能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代表性项目名录、传承与传播、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依法宣传方言文学的价值，提倡当地人用方言创作改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体应加强对此的关注，学校、家庭也应给下一代创造能说方言、传播以方言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适宜环境。 （2）从语言文学特点出发进行科学管理，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展演与宣传教育规划，提高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全民保护利用意识。根据语言或方言与文学的交融性特点，语言或方言的角度规划应当与文学艺术形式的角度规划、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结合进行。如河南省文化厅联合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在淮阳举行多省联合的“中原古韵——中国(淮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该活动已成功举办两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与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研究与汇集展演，立体表现了中华文化，政府定期搭建展演舞台，还进行数字化记录、保存规划，帮助民众了解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寻找“中原记忆”，体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的重视，是对语言文学类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很好的保护和创新。 （3）定期进行特色方言点调查，打好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基础。国家与地方目前已进行三批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调查统计，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定期展演、讲说、宣传，专业人员组成的语言文学类采集编撰团体与机构相继成立。但还需详细调查研究语言或方言特征与其对应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遗迹的分布情况，对相关遗迹统一标识，并设置保护性标志碑。对各地有相似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曲、音像、图片、唱本及古籍著述等资料进行搜集整理，调查所获资料要进一步归类存档，建立档案音像资料库、电子数据库、语言文字资料库。在各地深入开展针对流传于不同地域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研讨，并将研究成果编纂结集，用方言及多语种文字公开出版，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意识。例如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董永传说”，在两千多年的漫长流传过程中不断与全国各地的民众生活相融合。由于民众方言不同、情感渗透和口碑附会等原因，产生了多种富有地方特色的传说，留下了相沿成习的风俗及与董永身世有关的文物、碑碣、村落、地名等遗迹。山西省万荣县、江苏省东台市、河南省武陟县、湖北省孝感市等地不仅有与董永相关的遗迹，而且地方志中也多有记载，都称董永是当地人。如山东省博兴县有董家庄、董永墓；山西省万荣县小淮村有“董永故里”的匾额，民间还织造“合婚布”；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每年农历二月初三和十一月初十均举行盛大的祭拜孝子的庙会活动，盛传着董永传说。通过此传说使用的方言对比研究，找出方言所反映的各地有关董永传说的地域文化特色，有利于各地共同传承利用。 （4）从口头语言与文学艺术表达相结合的视角综合考虑选取典型传承人，树立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典型形象，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等途径使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不仅保护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还保护其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空间，实现产品化开发与可持续传承。重视语言文学专家指导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是保护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 （5）利用科技创新转化为文化产品有利于保护传承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前，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进一步科学分类建档，采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手段，建设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声数据库，对保护对象进行真实、全面、系统的记录，并积极搜集有关实物资料，选定有关机构妥善保存并合理利用。此外，将方言和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资源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也有助于保护利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需要从语言科学、计算机技术、文学方面进行形态包装、改造，使其适合市场经济下现代消费者的口味，适合时代的需要。如带有河南话特征的陕县“王莽撵刘秀传说”，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方言原生态版、普通话版、外语版的记录，形成了满足各语种学习需求的文化传播产品，改编有豫剧、河南坠子、电影、电视剧等形式，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品化、产业化，在促进保护的同时让人们认识到方言特征词的形象生动。如此，方言与传说得到了传承，它的各种语言形式的展演使传说变得更容易令人接受和传诵，有助于带动地方旅游经济，获得丰厚的经济效益，也使相关人员获得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好处。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产业化保护的关键在于不能仅仅停留在活化石记录整理层面，更要在精神层面有所挖掘和超越，传承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精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顺应时展，去除伪科学成分，汲取人民群众创造的语言艺术，保护物态与文献，创新表现形式，科学再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魅力。如河南卫视举办的《梨园春》节目，聚集豫剧爱好者，不断推出不同年龄阶段的新人，对河南方言及豫剧的传承起到重要作用，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表现力、感召力。河南电视台9频道于2012年2月推出一档读解演绎河南地方语言起源、流变的电视文化节目《咱嘞河南话》，选择河南省内对河南方言有研究的专家教授作为主讲，每天讲解一个典型的河南方言词语，从词义解释、词源探索、典型例句、语境语用等角度，对典型的河南话词语进行通俗的解说，中间穿插情景短剧、电影场景、历史文献影像资料或图片，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学术与普及兼具，方言与地域文化交融，面向广大听众，雅俗共赏，使节目成为文化内涵深厚、诙谐幽默风趣、观众喜闻乐道的品牌节目。［11］这些方式有效地保护了河南话及以河南话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大大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 （6）加大财政投入，广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财源渠道。为保护珍贵的文化资源，河南省文化厅联合省财政厅争取到2010年度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790万元［12］，其中部分资金投入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同时还寻求政商学相结合的渠道扩大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投入，通过市场产业化利用、实物配合、旅游开发，体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经济价值，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7）加强国际间、地区间语言文学类及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研究交流与合作规划，促进地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内外传播。如近两年在传承几百年的河南淮阳太昊陵庙会上，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河南省文化厅、周口市政府联合中东部8省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团队前来演出，对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区间合作与转译、提高它们的影响力与整合度起到了积极作用。 综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符合国际公约和学术特点，其特点和价值颇具个性。在保护利用此类文化遗产时，有必要遵循其个性与共性规律，以申报地濒危方言或语言载体为纽带、以编译展演为形式，并与现代科技和创意结合，开展生产性、产业化立体保护，创新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特色方式。如此，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

文学理论论文:浅议生态文化视野下的文学理论教学创新 论文关键词：生态文化　文学理论　教学创新 论文摘要：生态文明时代到来之际文学理论的内在变革已提上日程，与之相关的文学理论教学也需适时而变。总体来说教学创新之处有三：一是教学理念上倡导塑造“天人舍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二是教学范式上提出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三是教学延伸环节上，教学前提倡细读与生态文学相关的文本，教学后启发学生进行自主式的生态批评。 当下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催生着生态文化的迅速崛起。和以科学主义为主导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相比，这无疑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转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思想学术前沿敏感领域的文学理论界，20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要探索“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和“生态批评”，并对此进行了持续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影响的理论范畴、命题，并以当代中国生态美学的理论建构为依托，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生态智慧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清理。文艺学研究中的生态维度，对文学创作、对建设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也成为更新文学理论的教学内容、提升文学理论课程的时代特色的推手，并为文学理论的教学改革提供新的理论资源。 一、塑造“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 当代著名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哲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创建了意义深远的自然价值论，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生态整体主义的世界观。他认为自然是生命的系统，是呈现为完整、美丽的生命共同体。自然之美具有关联性，起于人与世界的交感中。这种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解释世界的观点和方法，不仅与马克思、恩格斯恪守的把人、社会和自然的相互关系作为理论研究出发点的原则相一致，而且也暗合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天人合一的观念。 基于此，在文学理论教学过程中，无论是立足于宏观层面，引导学生理解把握文论的体系框架、学科品格、研究视角等基础性问题，还是从微观入手，引领学生学习若干基本知识要点，如文学的语言特性、诗歌的韵律节奏、文本的二度创作等等，都需树立一个核心的教学理念，即：通过塑造“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向现代社会和未来培养一批着眼整体、承续历史、善待自然的具有浓郁生态情怀的知识分子。 如何帮助学生在文学和文论的领域里自觉运用生态的意识去审美，如何使他们在文学审美的层面上认识到人即自然、自然即人，天人合一的境界实则就是自然与人和谐共存的至高之境?方法自是众多，其中的一种“无法之法”是最佳途径之一。具体来说，“无法之法”中的“无法”当然不是毫无方法，作为“法”之一种，它是更高层次的方法，通过多种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灵活有度的协调综合，打造理论学习的自由空间。譬如美国当代文艺美学家M.H.艾布拉姆斯提出的文学四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知识点，教师可采用多种方法教学： (1)以先闻道者的身份，结合多媒体教学手段介绍学生多了解我国古代儒家人体天道、亲善和谐的主张，道家向往回归自然的志趣，历代文人在诗文中表达出的对天人合一真谛的体悟。多阅读马列文论中与此相关的章节内容。多接触当代生态环境、生态哲学、生态文学的热点问题和相关见解，在全方位多层次了解人与宇宙生态关系的基础上再回到四要素问题本身时，学生的知识视野已极大开阔，对问题的纵横维度的理解必然深刻许多。 (2)以伙伴者的身份，启发学生结合个人见闻和阅读、写作实践，通过以己及人、以人观理的过程，以臻“以理观理”之境，这样的思考过程因结合个人体会而更易产生超越于书本知识的独特的切身之感。 (3)以组织者的身份，发起学生之间的交流讨论，若条件许可，还可组织学生就此问题专访某位作家或批评家来加深理解。这种从课堂之内的知识传授向课堂之外的实践课程的转换，将带给学生新鲜活泼的学习乐趣和生动感受。 (4)以上三种具体方法综合运用，“独语式”、“对话式”、“互动式”教学模式交叉使用，授课形式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因地制宜。既将“无法之法”化为无形，又使它真正落到实处。 二、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 在当今大力推进素质和创新教育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型教学范式是相对于以往以单向性知识传授为主的传统教学范式提出的一种全新理念。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范式的现代价值不局限于教学方法的创新，而是通过其课程教学过程中塑造“天人合一”整体生态文论观的核心理念，将教学和科研统一起来，使教学和研究自由的思想渗入课堂内外，从而实现教学目标的创新设计、促进生态文论知识的有效生成。据此，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的研究型教学范式在结构特性和课程价值方面至少具备以下三点： (1)教学和科研统一于教学身份的双重性上。研究型教学实践中，教师和学生都兼有双重身份：教师既是教学者，又是研究者，从事的是研究性教学：学生既是学习者，也是研究者，从事的是研究性学习。教学过程不是一边倒的灌输知识，而将学生视为平等对话的伙伴，一则有计划的培养学生的质疑本能和问题意识，比如从根本上质疑：生态文论与过去文论的区别何在?是否所有的生态学原则都能解释文学艺术现象?二则有步骤的培养学生主动探索和研究的精神，比如启发学生由浅入深的思考人们在文学艺术中如何表达了他们的生态意识?怎样勾勒文学表现生态意识的历史过程?怎样解决文学在表现生态意识时所体现出来的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如何确立生态文论和生态批评的一般理论标准?诸如此类的重要问题不是一时一地凭一己之力所能解决的，这项事业注定了教学与科研的不可分离。只有教师和学生通力合作，在研究型教学范式里，教学和科研的有机统一中才能逐步得以解答。 (2)独立与创新孕育于教学平台的民主性中。学术自由是高等教育活的灵魂，民主的教学平台上，学生拥有充分的话语权和表达权，师生之间可以平等的进行教学沟通和学术讨论。正是在这种和谐开放的教学环境中，学生才能养成宝贵的创新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才有足够的学术勇气去解构一直奉为圭臬的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才有足够宽广的学术胸襟去建构天人合一、心物交感的中和协调的生态观。 (3)互动与合作贯穿于教学形式的协作性里。闻道求知是大学的独特学术品性，开展学习协作是达到这种品性的必要途径。个人化的闭门式学习和研究，必然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只有懂得与人互动，才能使个人的研究成果与他人的研究成果形成对照，从而在更高层面上探求新知；只有懂得与人协作，才能从更深立意上懂得万物共生、并行不悖的生态智慧。 三、倡导文本细读，启动生态批评 建构整体的生态文论观，除了必要的以生态学视角切入的研究型教学之外，还需要在课堂教学的前后环节有所延伸。具体来说以下两个方面不容忽视： (1)教学之前倡导学生多读、细读与生态文化相关的文学文本。生态文论是对生态文学的理论观照和规律总结，是“文学研究的绿色化”。因此在进入系统的生态文论学习前，对生态文学文本广泛阅读、积累充分的感性体验是十分必要的。与生态文学相关的文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凸显生态意识的经典之作，如被誉为西方乃至全球“绿色圣徒”的美国作家梭罗，其代表作《瓦尔登湖》从一部不受人重视的普通浪漫主义之作，一跃成为人类生态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杰作。除此外还有不少值得关注的优秀文本，如享誉世界文坛的《与狼共度》(莫厄特)、《寂静的春天》(卡森)、《诉讼笔录》(勒克莱齐)等，我国的生态文本如《怀念狼》(贾平凹)、《水中的黄昏》(蒋子龙)、《拯救大地》、《守望家园》(徐刚)，《只有一条江》(岳非丘)等。另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本，在现实的生态语境下，可以转换现代生态视角，重新进行解读，如《白鲸》、《鲁滨逊漂流记》、《浮士德》等一系列文学名著。如何在当下呼吁生态环保、可持续性发展的冷静期重新审视此类文本中表现出的人对自然的征服?如何历史的、公允的全面评价?这样的思考有赖于相关的文本细读，而有所思，才能有所学。 (2)教学之后启发鼓励学生展开自主式的生态批评。立意高远的生态批评，是一种深刻的文化批评，它根植于诚挚的现实关怀和深切的忧患意识，从来不是困囿于象牙塔中、显摆深奥理论的文字游戏。因此，课堂之外教师启发鼓励学生展开多种形式的生态批评，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运用理论、驾驭理论的实践才能，更有利于培养学生宽广开阔的生态理论视野，在多维度、多层次的生态观照中，养成一种难能可贵的生态意识、理性精神和诗性思辨。通过展开自主式的生态批评，使理论的学习有了切实的用武之地，有所学，是为了有所用。 文学理论论文:简析文学理论中的互文与互文性 论文摘要：汉语修辞格“互文”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已经不太为我们所重视，在现代生活中更缺乏普遍运用，所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国却几乎是被简单地认作“互文”。虽然两者在语言科学、思维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或暗合之处，但“互文”、“互文性”两个概念应该只是一种字面上的巧合，没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分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涵义与运用也大不一样，更不是一个概念。 论文关键词：修辞；互文；文学批评；互文性；后现代主义 作为汉语修辞格的“互文”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已经不太为我们所重视，在现代生活中更缺乏有意识的普遍运用，所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国却几乎是被约定俗成地翻译成“互文”。笔者认为，虽然两者在语言科学、思维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或暗合之处，但“互文”、“互文性”两个概念应该只是字面上的一种巧合，没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涵义与运用也大不一样。对莳者，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对后者，我们则要敢于“拿来”，更要善于“拿来”。 一、互文 互文即所谓“互文见义”，是基于文体限制或表达的特别需要，将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有关联或存在对应关系，能互相补充、互相渗透或互相限制、互相说明的语言结构单位按一定顺序罗列在一起，以起到言简意深、委婉错杂等特定艺术效果的修辞手法。互文是古诗文中习见的表达方式，在中国文化中，这种表达方式在汉唐以前甚至在语言大发展的春秋时期就已经取得长足发展，臻于成熟。所以说，互文的传统或传统的互文，都该是有所本的。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百年前新文化运动兴起、白话文产生发展之后，互文这一表达方式运用渐少，似乎被我们束之高阁，日渐与我们隔膜、生疏，以至于现在我们大家包括各类大中小学校语文教师们淡到互文，每每也就是“古代诗词作家在进行诗歌创作时用到的一种修辞手法”，最多也只不过是把互文当作一种已经“死去的艺术”来欣赏，这一现实应引起我们高度警觉。这种认识既割裂了传统，又可能扼杀了互文生存、发展的生机。 实际上，在我们身边，日常生活、影视作品、书面表达诸方面，互文运用是屡见不鲜的，却每每被我们轻易地放过；或被同时体现出来的排比等常见修辞手法所掩盖，不被我们读者、听众所关注，甚至是被作者自己所轻忽。 如我们熟知的“前不巴村，后不着店”、“有功必赏，无过不罚”、“翻来覆去”、“左一道沟，右一道坎”、“风里来，雨里去”、“东一榔头西一棒”、“生儿育女”等等，哪一句不是互文表达，哪一句不是现代汉语? 二、互文性、互文本 “互文性”是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种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通常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文本之间发生的“交互”关系。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所谓“互文性”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文本策略，渗透于多种后现代文学中(包括元小说、元诗歌、反叙事、纯小说、戏仿、拼贴等等)。它是一种价值自由的批评实践，是所谓“互文性革命”——结构主义批评家在放弃历史主义和进化论模式之后，尝试应用互文性理论，来看待和定位人文、社会乃至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关系的批评实践。这种批评实践并不隶属于某个特定的批评团体，而是与20世纪欧洲好几场重要的知识运动相关，例如结构主义语言学、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和解构主义。其代表人物包括巴赫金、哈罗德·布鲁姆、罗兰-巴特与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等。真正推动互文性革命并从理论上系统建构起文本与互文性观念的，当推巴黎的两位著名批评家——巴特和克里斯蒂娃。 (一)文本，以及巴赫金的对话概念、狂欢理论 我们知道，在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理论中，互文性不过是两个个体诗人之间的影响关系。而巴赫金则提倡一种文本的互动理解。 从批评理论的角度看，对于文学文本的互动理解，其实在英美文学批评乃至文学创作中并不鲜见。18世纪初，亚历山大·蒲伯曾在维吉尔的作品中发现了荷马，蒲伯确信，一首诗在模仿自然方面的优劣，取决于它的互文性，或者说取决于它对前文本的模仿；艾略特也认为任何艺术作品都会融入过去与现在的系统，必然对过去和现在的互文本发生作用。尤其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乔伊斯利用荷马史诗的情节敷设他的篇章，并在两个文本问确立了一种肯定的互文关系；又通过诸多的作者自我指涉，形成了一种内文本关系；还因对荷马人物的改造不能表现出一种否定的互文关系——无论是吸收还是破坏、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无论是自我引用还是自我指涉，特定的此文本总是与某个或某些前文本纠缠在一起；同时，读者或批评家总能在作品中识别出这个特定文本与其特定先驱文本的交织关系。 巴赫金从对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研究、从小说中各种外文学文本存在的现象考察出发，把文本中的每一种表达，都看作是众多声音交叉、渗透与对话的结果。巴赫金把这种共存互动称之为小说的“多声部”或“复调”现实，并用“文学狂欢化”概念来支持他的对话理论。他倾向于把世界和人生看作一种共时结构，偏爱把文学置于文学之外的象征性语境之中，借以由此造就一个杂乱拥挤的互话语空间，创造一个众声喧哗却又是内在和谐的弹性环境，从而赋予语言或意义某种不确定性。 巴赫金提出上述理论时，并未预见到文学符号学的发展趋势。可他的狂欢化概念至少暗示或强调了在文学批评、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间建立一种互文性理论的可能性。所以克里斯蒂娃说：互文性概念虽不是由巴赫金直接提出，却可以在他的著作中推导出来。 (二)巴特、克里斯蒂娃与“互文性革命” 1973年，巴特几乎在发表《文本的快感》的同时，发表了著名论文《文本的理论》，文中他试图回答“文本是什么”。在他看来，文本不是作品，也不是客体，甚至不是一个概念，文本产生于读者与文字间的关系空间，它是一个生产场所；文本作为生产活动，它生产出来的不是产品，而是一个作者与读者相遇、上演戏剧、进行语言游戏的场所。巴特进而又说，文本是意指，是一种意指实践，是读者参与的意指实践过程——其核心是以矛盾形式出现的多元性。 作为著名的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在其1966年的《语言·对话·小说》一文中开创性地提出了“intertextuality”(互文性)概念。克里斯蒂娃在进行文学批评研究时，注意到进入先后文本空间的主体。她认为，一个文本片断、句子或段落，不单是直接或间接话语中两个声音的交叉，它是无数声音交叉、无数文本介入的结果。而不同文本在不同层面的参与，则揭示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她认为分析者应该明白，她所分析的是一个特定话语的主体；而这个主体恰恰由于互文性而超越了她自己的身份，超越了词源学意义上的个人。一个创造性主体的分解，一个新的多元主体的产生——这便是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动力学。它不仅适于互文性作者，也适于互文性读者。 依据这一理论，读者阅读的过程，就是把自己的身份置于意指过程之中。他不仅将与特定文本中的不同互文本相认同，而且还必须被化简为零，被置于一种哑然失语的危机时刻。这是审美快感到来之前的准备阶段。然后，读者便可进入自由联想的过程、重构多元意义的过程、定义几乎无法定义的内涵的过程。所以结论是互文性自身具有强烈反悖与戏仿特性，而对任何文本也都有一个再创造过程。 (三)结构与解构：互文性的双向作用 互文性就是写作与阅读共享的一个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按照乔纳森·卡勒的说法，互文性实指一个话语空间。首先，互文性关系到一个文本与其它文本的对话，同时它也是一种吸收、戏仿和批评活动；其次，互文性表明文学所依赖的特殊手法与阐释运作，都具有一定的人为性甚至欺骗性。它揭示出文学作品的特殊指涉性：当一部作品表面上指涉一个世界时，它实际上是在评论其它文本并把实际指涉推延到另一时刻或另一层面，因而造成了个无休止的意指过程。如此看来，这要比布鲁姆在分析“强力诗人”时所揭示的影响模式复杂得多：譬如它会涉及特定文类的专用手法、涉及有关已知与未知事物的特殊假设、涉及比较普遍的期待与阐释运作，乃至有关特定话语的先入之见、目的思考等等。卡勒提议使用语言学研究中的预设方法(包括逻辑预设、修辞预设、语用预设等)对其进行定义、描述和使用——如卡勒所说，不管从哪种预设人手，对文学的解读终将是一种互文性解读。 结构与解构主义所展示的互文性双向作用，生动表明互文性理论所强调的对于一切话语与思维的重要性。其惊人之处在于：一方面，结构主义者可以用互文性概念支持符号科学，用它说明各种文本的结构功能，说明整体内的互文性关系，进而揭示其中的交互性文化内涵，并在方法上替代线性影响和渊源研究；另一方面，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者利用互文性概念攻击符号科学，颠覆结构主义的中心关系网络，破解其二元对立系统，揭示众多文本中能指的自由嬉戏现象，进而突出意义的不确定性。 三、正确认识互文、互文性 首先，从上面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只是一种偶然的字面雷同，相互间没有内在联系。互文是一种结构技巧，是表达特定意指的特殊手法，其取舍或扬弃的过程甚至结果都是偶然的；而互文性则是文本确立时所受到的可能影响和文本解读过程中必然要受其它文本干扰的规律，在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互文仅仅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一种纯技巧，是中性的；而互文性则是一种批评方法，在上升为理论后又推及到历史认知，抽象为认识论，所以本身就是争议的对象。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后现代主义表现形式之一的新历史主义的互文性理论，它从对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认识转移到对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认识以及强调文学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学性，已经与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规律、历史结构、历史条件、历史范围、历史过程对历史事实解释的有效性等客观规律相违背，同时又忽略了具体的时间、空间和内外部关系对历史事实存在、发展的制衡和影响，因而是违反历史科学的，是把客观历史与历史认知、把个体认识与社会认知相割裂、相对立的。 第三，可以肯定，文学与文学之间、文学与历史之间，是不可能完全概括为互文性关系的——不同形式的文本之间的关系除具有相似性和通约性外，还必然存在着差异性和矛盾性。那种把文学与历史确证为互文性关系的认识，掩盖和遮蔽了历史本身的客观存在，是存在相当程度上的想象性、虚构性的，因而也具有一定的欺骗性——是以混淆历史和文本的界限，用历史的文本形式来冒充、取代和偷换历史，把历史变成历史故事、变成文学文本、变成对历史存在的主观叙述为前提的。换言之，所指涉的不是文学与客观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而是文学与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历史认识之间的关系。 四、互文的创新与互文性的运用 抒发胸怀的《卜算子·咏梅》词，从解构主义考察，应该是翻新陆游同题词作；而即或从结构主义出发去探察，大概作者也可能的确是要借陆游《卜算子·咏梅》这个隐性文本来强化自己这个显性文本的意义、深化其意指的。所以可以说这两个文本间有一定的互文性，也可以说《卜算子·咏梅》是翻新陆游旧作进行互文性运用的一个典范。 《文汇报》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厂长你大胆地往前走》，它是典型的“仿拟”，看到这个新闻标题就会让我们联想到耳熟能详的电影《红高粱》插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个新闻标题体现出作者对阅读主体的孕育了时代新意的共鸣已经进行了科学的预设、预期，同时它应该是的确能激起读者对往昔文本回顾，堪称“互文性”创作的成功尝试。 所以，互文性结构规律乃至解构手段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对我们进行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对我们繁荣文学艺术、进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有借鉴、指导作用，完全可以“拿来”，当然应当“拿来”!而互文运用除节约笔墨之外，还可以更好地表达作者特定的深意隐情，能表现出特定的艺术效果，我们当然也要敢于尝试，要善于运用，要重视对这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 文学理论论文:浅谈当代美国小说中的解构主义与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管窥 论文关键词：女权主义文学理论　解构主义　二元对立 论文摘要：女权主义文论的理论方法，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解构的方法，因为女权主义文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作为女权主义文论的代表作，《她们自己的文学》、《一间自己的屋子》、《阁楼上的疯女人》、《寻找母亲的花园》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女权主义发展及内容，解构了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 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兴起，与女权主义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政治运动深入到文化领域的产物。一般认为，女权主义文论的诞生是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高潮的结果。1970年，凯特·米勒特的《性政治》的出版，标志着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形成。此后，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一直在不断地蓬勃发展。它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初期阶段，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主要集中在批判西方文学传统中的“厌女症”。这种文学传统歧视妇女，歪曲和诋毁妇女的形象，并把众多的女作家排除在文学史之外。在第二阶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主要集中在发掘被父权制文学传统湮没的妇女作家和作品，同时重新评价传统文学史中的妇女作家和作品。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重要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论著，如：帕特里夏·迈耶·斯帕克斯(patricia meyer spacks)的《女性的想象》（the female imagination,1975），埃伦·莫尔斯（ellen moers）的《文学妇女》（literary women,1976）；肖沃尔特的《他们自己的文学》(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1977) ，以及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 )的《阁楼上的疯女人》(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1979)。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第三阶段，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对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反思，对建立在男性文学体验基础之上关于阅读和写作的传统理论观点作了修正。女性主义文学从许多其他批评理论，如心理分析、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读者反应批评、新历史主义、黑人美学等借用了不少的观点和分析方法，从而形成了形形色色的观点和主张。 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是60年代后期源于法国的一种哲学思潮，其主要倡导者是德里达。他认为，西方的思想传统是建构在一种二元对立范式的基础上，例如：言说—书写、存在—非存在、本质—表象、事物—符号、真实—谎言、意识—无意识、男性—女性等等。并且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认为每一组的前者优于后者，比后者重要；后者是前者衍生出来的“他者”（other）。德里达对这种体现了等级差异的二元对立范式进行了批判，他把那种等级次序颠倒过来，这样，后者并不低于前者，至少具有同等的地位和同样存在的理由。而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为女权主义文论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工具。女权主义文论的理论方法，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解构的方法，无论这种方法的实施者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中与解构主义的原则相契合。因为，女权主义文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现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进行拆解，改变这种对妇女不利的两性对立状态。 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要学者之一伊莱恩· 肖沃尔特（eline showalter）抛掉传统的文学史分期，根据女性文学在不同时期的特征，把妇女文学史划分为“女性”（feminine）—“女权”(feminist)—“女人”(female) 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840—1880）：特点是妇女致力于写作，企盼达到男性文化的成就，他们不自学地接受了男子对妇女的偏见，标志之一是女性作家使用逻辑性化的假名。第二时期——1880——1920）妇女开始反抗对他们本性的歪曲，表现出昂扬的女权意识。第三时期（1920年以后）妇女既反对对男权文学的模仿，也超越了对男性的对立，他们更多地把自身的经验看作自主艺术的根源，以建立真正的女性文学。 《她们自己的文学》——肖沃尔特与女权主义文学经典的构建。她倡导建构独立的妇女文学史和女性文学经典。她认为现有的文学经典是男性中心的产物，它们排斥、忽略了妇女作家。女作家和她们的作品成了“被压抑的声音”。因此，面临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建构妇女自己的文学史和文学经典。《她们自己的文学》就是妇女文学史的一部开拓性著作。在此书中，肖沃尔特批判了父权制文学传统对妇女文学的偏见、压制和漠视。并从理论的深度找到了妇女文学长期遭受压制、埋没的原因。另外，《她们自己的文学》发掘出了近二百位被父权制文学传统湮没的女作家。证明了妇女有着她们自己的文学，而且妇女文学有着自己特殊的历史和传统。这部作品对美国女权主义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西方女权主义评论中的里程碑。 《一间自己的屋子》——弗吉尼亚·沃尔夫的“双性同体”观。沃尔夫的女权思想在1929年出版的《一间自己的屋子》中表现得最为直接和充分。“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 “钱”和“一间屋子”不仅仅是它们本身，而且是一种象征，是妇女没有经济地位、没有文学传统、没有创作自由的生存状况的写照，也是妇女要进行创作的必要条件的象征。沃尔夫双性同体思想的提出，是对历史上以男性价值为仲裁者的单一价值的标准的反叛。针对两性的处世态度，她提出了男女和平共处的理想。这可以看作当代解构主义女权主义者对性别二元对立进行解构的萌芽状态的思想。 《阁楼上的疯女人》——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的“作者身份的焦虑”理论。吉尔伯特和古芭在这部著作中运用了传统的细读和意象研究的方法。她们运用了“禁闭”、“洞穴”、“天使”、“魔鬼”、“疯女人”、“女巫”等意象和隐喻来讨论女性作家的作品。女权主义批评家将女性形象在传统的男性文学中分为两类: 天使与妖妇。那些温柔美丽、顺从贤惠，为家庭默默奉献的女性被神话为天使，而那些意欲走出家庭，摆脱男权统治，追求自我价值的女性则被丑化为妖妇，为男性所厌恶和恐惧。她们认为，由于妇女被“禁闭”在由男性对她们以及对她们的潜能的界定之中，女作家们总是忧虑她们不能有所创造，担心她们永远也不能成为文学史上的“先辈”，担心写作的行为会孤立她们或者甚至会摧毁她们。为了克服对作者身份的忧虑，女作家们一方面选择男作家不太感兴趣的体裁和类型，诸如儿童谅、书信、日记等；另一方面，隐瞒自己的身份，否定自己，模仿男作家写作。这些作家通过既遵从同时又颠覆父权制文学标准，来取得真正的女性文学的权威。从而她们超越了对作者身份的焦虑。 《寻找母亲的花园》——爱丽丝·沃克的黑人女性主义观。解构和抨击男性中心文学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对妇女文学的赞美和发展，也就必然伴随着对女性文学传统的寻找。在《寻找母亲的花园》中爱丽丝·沃克指出，奴隶制和种族歧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约束、历史性地扼杀了黑人妇女的创造性。在性、种族、阶级的三重压迫下，黑人妇女在美国社会中成了真正看不见的人，被称为“世界的骡子”。沃克运用缝制百纳被和培育鲜花这种无语的艺术形式隐喻黑人妇女受到压制的创造力，号召人们寻找黑人文学母系，反对歧视黑人妇女文学的种种谬论，旨在向世人昭示黑人女作家有着与本国黑人男作家及白人女作家一样可靠的历史传统。深受这种传统影响的不仅仅是爱丽丝.沃克，还有像佐拉·尼尔、赫斯顿、托尼·莫里森等许许多多黑人妇女作家。这些作家以独特的黑人女性主义审美观和身为女性双重身份（既是黑人又是女人）的独特经历，充分描述了黑人女性在美国社会的生存状态和她们的奋斗历程。 女权主义文论的理论方法，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解构的方法。因为女权主义文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所以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为女权主义文论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工具。解构主义为女权主义文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妇女运动的宗旨不应只是得到与男人平等的权利和地位，而是要怀疑所有的地位与权力，以避免将原有的对立双方简单地进行反转。这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对于全面消解二元对立，从而建立全新的、不排除差异又不存在压迫的女性文化是至关重要的。 文学理论论文:简析文学理论中的互文与互文性 论文摘要：汉语修辞格“互文”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已经不太为我们所重视，在现代生活中更缺乏普遍运用，所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国却几乎是被简单地认作“互文”。虽然两者在语言科学、思维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或暗合之处，但“互文”、“互文性”两个概念应该只是一种字面上的巧合，没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分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涵义与运用也大不一样，更不是一个概念。 论文关键词：修辞；互文；文学批评；互文性；后现代主义 作为汉语修辞格的“互文”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已经不太为我们所重视，在现代生活中更缺乏有意识的普遍运用，所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国却几乎是被约定俗成地翻译成“互文”。笔者认为，虽然两者在语言科学、思维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或暗合之处，但“互文”、“互文性”两个概念应该只是字面上的一种巧合，没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涵义与运用也大不一样。对莳者，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对后者，我们则要敢于“拿来”，更要善于“拿来”。 一、互文 互文即所谓“互文见义”，是基于文体限制或表达的特别需要，将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有关联或存在对应关系，能互相补充、互相渗透或互相限制、互相说明的语言结构单位按一定顺序罗列在一起，以起到言简意深、委婉错杂等特定艺术效果的修辞手法。互文是古诗文中习见的表达方式，在中国文化中，这种表达方式在汉唐以前甚至在语言大发展的春秋时期就已经取得长足发展，臻于成熟。所以说，互文的传统或传统的互文，都该是有所本的。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百年前新文化运动兴起、白话文产生发展之后，互文这一表达方式运用渐少，似乎被我们束之高阁，日渐与我们隔膜、生疏，以至于现在我们大家包括各类大中小学校语文教师们淡到互文，每每也就是“古代诗词作家在进行诗歌创作时用到的一种修辞手法”，最多也只不过是把互文当作一种已经“死去的艺术”来欣赏，这一现实应引起我们高度警觉。这种认识既割裂了传统，又可能扼杀了互文生存、发展的生机。 实际上，在我们身边，日常生活、影视作品、书面表达诸方面，互文运用是屡见不鲜的，却每每被我们轻易地放过；或被同时体现出来的排比等常见修辞手法所掩盖，不被我们读者、听众所关注，甚至是被作者自己所轻忽。 如我们熟知的“前不巴村，后不着店”、“有功必赏，无过不罚”、“翻来覆去”、“左一道沟，右一道坎”、“风里来，雨里去”、“东一榔头西一棒”、“生儿育女”等等，哪一句不是互文表达，哪一句不是现代汉语? 二、互文性、互文本 “互文性”是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种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通常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文本之间发生的“交互”关系。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所谓“互文性”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文本策略，渗透于多种后现代文学中(包括元小说、元诗歌、反叙事、纯小说、戏仿、拼贴等等)。它是一种价值自由的批评实践，是所谓“互文性革命”——结构主义批评家在放弃历史主义和进化论模式之后，尝试应用互文性理论，来看待和定位人文、社会乃至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关系的批评实践。这种批评实践并不隶属于某个特定的批评团体，而是与20世纪欧洲好几场重要的知识运动相关，例如结构主义语言学、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和解构主义。其代表人物包括巴赫金、哈罗德·布鲁姆、罗兰-巴特与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等。真正推动互文性革命并从理论上系统建构起文本与互文性观念的，当推巴黎的两位著名批评家——巴特和克里斯蒂娃。 (一)文本，以及巴赫金的对话概念、狂欢理论 我们知道，在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理论中，互文性不过是两个个体诗人之间的影响关系。而巴赫金则提倡一种文本的互动理解。 从批评理论的角度看，对于文学文本的互动理解，其实在英美文学批评乃至文学创作中并不鲜见。18世纪初，亚历山大·蒲伯曾在维吉尔的作品中发现了荷马，蒲伯确信，一首诗在模仿自然方面的优劣，取决于它的互文性，或者说取决于它对前文本的模仿；艾略特也认为任何艺术作品都会融入过去与现在的系统，必然对过去和现在的互文本发生作用。尤其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乔伊斯利用荷马史诗的情节敷设他的篇章，并在两个文本问确立了一种肯定的互文关系；又通过诸多的作者自我指涉，形成了一种内文本关系；还因对荷马人物的改造不能表现出一种否定的互文关系——无论是吸收还是破坏、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无论是自我引用还是自我指涉，特定的此文本总是与某个或某些前文本纠缠在一起；同时，读者或批评家总能在作品中识别出这个特定文本与其特定先驱文本的交织关系。 巴赫金从对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研究、从小说中各种外文学文本存在的现象考察出发，把文本中的每一种表达，都看作是众多声音交叉、渗透与对话的结果。巴赫金把这种共存互动称之为小说的“多声部”或“复调”现实，并用“文学狂欢化”概念来支持他的对话理论。他倾向于把世界和人生看作一种共时结构，偏爱把文学置于文学之外的象征性语境之中，借以由此造就一个杂乱拥挤的互话语空间，创造一个众声喧哗却又是内在和谐的弹性环境，从而赋予语言或意义某种不确定性。 巴赫金提出上述理论时，并未预见到文学符号学的发展趋势。可他的狂欢化概念至少暗示或强调了在文学批评、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间建立一种互文性理论的可能性。所以克里斯蒂娃说：互文性概念虽不是由巴赫金直接提出，却可以在他的著作中推导出来。 (二)巴特、克里斯蒂娃与“互文性革命” 1973年，巴特几乎在发表《文本的快感》的同时，发表了著名论文《文本的理论》，文中他试图回答“文本是什么”。在他看来，文本不是作品，也不是客体，甚至不是一个概念，文本产生于读者与文字间的关系空间，它是一个生产场所；文本作为生产活动，它生产出来的不是产品，而是一个作者与读者相遇、上演戏剧、进行语言游戏的场所。巴特进而又说，文本是意指，是一种意指实践，是读者参与的意指实践过程——其核心是以矛盾形式出现的多元性。 作为著名的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在其1966年的《语言·对话·小说》一文中开创性地提出了“intertextuality”(互文性)概念。克里斯蒂娃在进行文学批评研究时，注意到进入先后文本空间的主体。她认为，一个文本片断、句子或段落，不单是直接或间接话语中两个声音的交叉，它是无数声音交叉、无数文本介入的结果。而不同文本在不同层面的参与，则揭示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她认为分析者应该明白，她所分析的是一个特定话语的主体；而这个主体恰恰由于互文性而超越了她自己的身份，超越了词源学意义上的个人。一个创造性主体的分解，一个新的多元主体的产生——这便是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动力学。它不仅适于互文性作者，也适于互文性读者。 依据这一理论，读者阅读的过程，就是把自己的身份置于意指过程之中。他不仅将与特定文本中的不同互文本相认同，而且还必须被化简为零，被置于一种哑然失语的危机时刻。这是审美快感到来之前的准备阶段。然后，读者便可进入自由联想的过程、重构多元意义的过程、定义几乎无法定义的内涵的过程。所以结论是互文性自身具有强烈反悖与戏仿特性，而对任何文本也都有一个再创造过程。 (三)结构与解构：互文性的双向作用 互文性就是写作与阅读共享的一个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按照乔纳森·卡勒的说法，互文性实指一个话语空间。首先，互文性关系到一个文本与其它文本的对话，同时它也是一种吸收、戏仿和批评活动；其次，互文性表明文学所依赖的特殊手法与阐释运作，都具有一定的人为性甚至欺骗性。它揭示出文学作品的特殊指涉性：当一部作品表面上指涉一个世界时，它实际上是在评论其它文本并把实际指涉推延到另一时刻或另一层面，因而造成了个无休止的意指过程。如此看来，这要比布鲁姆在分析“强力诗人”时所揭示的影响模式复杂得多：譬如它会涉及特定文类的专用手法、涉及有关已知与未知事物的特殊假设、涉及比较普遍的期待与阐释运作，乃至有关特定话语的先入之见、目的思考等等。卡勒提议使用语言学研究中的预设方法(包括逻辑预设、修辞预设、语用预设等)对其进行定义、描述和使用——如卡勒所说，不管从哪种预设人手，对文学的解读终将是一种互文性解读。 结构与解构主义所展示的互文性双向作用，生动表明互文性理论所强调的对于一切话语与思维的重要性。其惊人之处在于：一方面，结构主义者可以用互文性概念支持符号科学，用它说明各种文本的结构功能，说明整体内的互文性关系，进而揭示其中的交互性文化内涵，并在方法上替代线性影响和渊源研究；另一方面，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者利用互文性概念攻击符号科学，颠覆结构主义的中心关系网络，破解其二元对立系统，揭示众多文本中能指的自由嬉戏现象，进而突出意义的不确定性。 三、正确认识互文、互文性 首先，从上面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只是一种偶然的字面雷同，相互间没有内在联系。互文是一种结构技巧，是表达特定意指的特殊手法，其取舍或扬弃的过程甚至结果都是偶然的；而互文性则是文本确立时所受到的可能影响和文本解读过程中必然要受其它文本干扰的规律，在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互文仅仅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一种纯技巧，是中性的；而互文性则是一种批评方法，在上升为理论后又推及到历史认知，抽象为认识论，所以本身就是争议的对象。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后现代主义表现形式之一的新历史主义的互文性理论，它从对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认识转移到对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认识以及强调文学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学性，已经与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规律、历史结构、历史条件、历史范围、历史过程对历史事实解释的有效性等客观规律相违背，同时又忽略了具体的时间、空间和内外部关系对历史事实存在、发展的制衡和影响，因而是违反历史科学的，是把客观历史与历史认知、把个体认识与社会认知相割裂、相对立的。 第三，可以肯定，文学与文学之间、文学与历史之间，是不可能完全概括为互文性关系的——不同形式的文本之间的关系除具有相似性和通约性外，还必然存在着差异性和矛盾性。那种把文学与历史确证为互文性关系的认识，掩盖和遮蔽了历史本身的客观存在，是存在相当程度上的想象性、虚构性的，因而也具有一定的欺骗性——是以混淆历史和文本的界限，用历史的文本形式来冒充、取代和偷换历史，把历史变成历史故事、变成文学文本、变成对历史存在的主观叙述为前提的。换言之，所指涉的不是文学与客观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而是文学与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历史认识之间的关系。 四、互文的创新与互文性的运用 抒发胸怀的《卜算子·咏梅》词，从解构主义考察，应该是翻新陆游同题词作；而即或从结构主义出发去探察，大概作者也可能的确是要借陆游《卜算子·咏梅》这个隐性文本来强化自己这个显性文本的意义、深化其意指的。所以可以说这两个文本间有一定的互文性，也可以说《卜算子·咏梅》是翻新陆游旧作进行互文性运用的一个典范。 《文汇报》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厂长你大胆地往前走》，它是典型的“仿拟”，看到这个新闻标题就会让我们联想到耳熟能详的电影《红高粱》插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个新闻标题体现出作者对阅读主体的孕育了时代新意的共鸣已经进行了科学的预设、预期，同时它应该是的确能激起读者对往昔文本回顾，堪称“互文性”创作的成功尝试。 所以，互文性结构规律乃至解构手段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对我们进行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对我们繁荣文学艺术、进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有借鉴、指导作用，完全可以“拿来”，当然应当“拿来”!而互文运用除节约笔墨之外，还可以更好地表达作者特定的深意隐情，能表现出特定的艺术效果，我们当然也要敢于尝试，要善于运用，要重视对这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 文学理论论文:浅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价值 论文关键词：古代文学　理论　价值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几大价值进行分析与阐述，以实现古代文学研究的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思想内涵，以及高尚的人格、渊源的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思想、智慧、感情以及真善美的融合结晶。 1.文化内涵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多是包含了政治、杂话、史志中的非自觉性理论，即使在《二十四诗品》、《文心雕龙》等纯粹性文学作品中，也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为现代化阐述从客观上留下广阔思考空间、与话语空间，并形成多维度研究。因此，今人多从儒、道、释等角度出发，也有人从民俗、历史、书法、音乐、绘画、文献、经学、考据等多方面学科进行深入探讨与分析，例如童庆炳老师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实意义》一书中，就是以文艺心理学为出发点，阐述了古代文学理论中的“郁陶”、“蓄愤”等思想，并提出更有见解性、更加科学的观点。针对古代文学这一特征，以文化经济学为出发点，认为这是一个富矿型学科。虽然它作为传统学科，必然出现很多超积累研究现象，且学术人口超编严重，但是由于它的内存丰富，并可提供多元化学术选题，因此不会出现“词穷”、“学术撞车”等现象，这也是其天然、科学的优势，利于不断积累价值。 2.文学现象的阐释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对古代文学现象的直接阐述，同时是现代文学研究的重点对象，可发挥“以古释古”的作用。由于它没有时代的差距和语境的隔阂，因此具有现代文论中缺乏的直接性、有效性。例如以金圣叹的“草蛇灰线法”解释《水浒传》的结构，远比利用现代叙事学晦涩、繁琐的理论更明确；而利用庄子“坐忘”、“心斋”等思想分析苏东坡的“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诗”，比本格森的直觉主义观点阐述得更到位、更深刻。当然，这种“以古释谷”仅是诸多阐释方法的其中一种，而任何一种方法都不是唯一的，但可以发生独特效果，可见中国文学理论的价值性。再加上先天近缘的便利性，在阐述古代文学时，古代文学理论更具有优先性。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并不仅是“知识考古学”，而是更具备现实意义。 3.社会政治价值 社会政治功能是古代文学理论的最主要价值，历代文学家都对此研究非常重视。由于这种功能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因此促进文学理论直接参与到现实政治斗争中，并从中获得较好的政治功利效益。例如，孔子的“事君”、“事父”说，学《诗》“授政”说等，就是政治观点的典型代表，它对文学服务于社会政治提出了客观要求，并担负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重任。 反对文学中的“嘲风月、弄花草”等行为，批判脱离现实社会，这是积极进步的价值观。以这一宗旨为出发点，古代文学家也提出了诸多观点，如“乡人”、 “事君”、 “化下”、 “邦国”、 “经国”、 “润色鸿业”、 “劝善惩恶”、 “匡主和民”以及“移风俗”、 “厚人伦”、 “美教化”、 “文以载道”、 “有补于世”、 “补察时政”等，无不体现出古代文学理论的社会政治功能。 4.思想文化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作为一种丰富的精神文化遗产，促进人类通过对历史的了解而认识自身，并从中获得自身能量与进步。虽然古代文学理论并没有对现代创作与作品进行直接阐释和指导，但是也为文学理论提供了参考、比较等依据，促进现代文学理论既获得根性自信、有限启示，也以此校正自身发展方向，最终落实为统一的历史逻辑。 任何时间段内思想的正确性，都需要经过历史检验，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已是被历史证明的思想，因此指明了现代创作与理论走向，从历史反思中推论其价值的逻辑性、合理性与正当性。而未来的文学理论发展，也需要建立在历史的逻辑基础上，才能提高可行性与真实性。因此，当前盛行的只重视感官愉悦、忽略深刻的大众主义文化，无论从写作层面还是阐述层面来看，都需要与历史密切联系，也就是说古代文学理论对当前时代、偶然、媚俗等思想倾向具有匡正价值。 5.审美娱乐价值 审美娱乐是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文学价值。这种观点已经在《左传》中记载的“季札观乐”中有所体现，例如季札每观赏“一乐”，就会体现出“美哉”的心情。而孔子所说：“《诗》可以兴。”也对激发人的积极情绪发挥重要作用，蕴含审美价值。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已经对文学理论的审美功能有了深刻认识，例如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中提出“著文自娱”；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出诗可以让人“贫贱易安，幽剧靡闷”；陆机的《文赋》中，认为创作是“可乐之事”；颜之推的《颜氏家族》认为文学的“陶冶灵性”；萧统的《文选序》中指出作品具有“悦目之玩”、“入耳之娱”的功效价值。而自唐代至清代，大批文论家也指出了“相娱”、“相慰”、“消愁”、“解闷”、“娱耳悦目”、“以文为戏”等观点，其论述的范围由诗文扩大到小说戏曲等。可见，审美娱乐轮主要体现了“自娱”、“娱人”两方面，具有深刻的价值。 文学理论论文:浅析现代性视野下的沈从文文学理论 论文关键词：沈从文 文学理论　现代性 论文摘要：沈从文在现代中国特殊的社会政治语境中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学的言说立场，一方面认同了新文学在现代价值和意义空间的创造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沈从文并不认同文学需要让渡自身的边界和规律去迎合来自文学之外商业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 作为作家的沈从文在文学理论卜的成就与影响虽然远远不能与他在现代小说史的地位相比，但他以批评家的身份一直活跃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坛。和创作中表现的现代性反思不一样的是，沈从文基于文艺问题的理论表述中充满了现代性召唤图景一一秉承五四精神的星火，积极地在文艺问题上频频鼓呼，并以他独特的理论表述方式呈现出颇具特色的现代性症候。 文学认同：民族想象与历史使命 对于“五四”启蒙理想的向往成为沈从文入京最初的现代性冲动。“五四”运动所召唤的关于现代中目的构想也成为沈从文毕其一牛所追逐搭建的文学现想的最初图稿。“正在发酵一般的青春生命，为这些刊物提出的‘如何做人’和‘怎么爱国’等等抽象问题燃烧起来了。让我有机会用些新的尺寸来衡量客观环境的是非，也得到一种新的方法、新的认识，来重新考虑自己在环境中的位置。”对“新的方法、新的认识”的觉察也就是意味着对旧的方法、认识的背叛与超越。显然，“五四”新文学的发生不仅仅是一种新的文学知识的产生，与此同时也是一个崭新的知识体系的产生，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新的价值创造和接受的过程，是中国的知识和价值重新调整的过程。身处新旧思潮剧烈激荡的北京，沈从文必然切身体验并融构了这种新的知识和价值，于是，现代性意义上的价值观念成为沈从义重新确证自我的认同标准，从而也形成了沈从文关于他人和自己的新文学创作的重要阐释图式评判维度。 近现代以来，文学理论开始加盟现代性话语，“这是中同文学理论史上一个相当彻底的迁徙。”“这时，文学理论的义务不是一般地阐释文学的内涵，而且还要发现或者论证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中一个重要的普适性命题，便是因特定的历史现实而使得文学创作伴随着强烈而鲜明的民族认同和国家想象。沈从文关于文学的论述中从未放弃或远离过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与使命感，他对文学的想象和终极追求中也从没有缺省民族同家的维度。沈从文曾在表达他的文学理想时说，“希望做一个和十九世纪第一流短篇作者竞长短的选手”，而这个选手“能写得比这一世纪高手更好，代表国家而比赛，才真正有意义”，国家认同始终是沈从文文学认同的重要一部分。 文学一直是现代民族认同的重要方式和资源。在沈从文这里，文学之于现代人格的塑造与民族哀乐以及“百年立同”联系在一起，文学对“人格”、“人性”、“生命”的塑造与守护不可能独立存在，而往往伴随着民族、社会的进步创新。沈从文在对文学与史学运动进行表述时显示了他对历史语境的清醒自觉：“文学运动在积极方面，却可望除旧更新，使文学作家一支笔由打杂身份，进而为抱着个崇高理想，浸透人生经验，有计划地来将这个民族哀乐与历史得失加以表现。日在作品中铸就一种博大坚实富于气的人格，使异世的读者还可以从作品中取得一点做人的信心和热忱。使文学作品价值，从普通宣传品变为民族百年立围的经典。”在沈从文的文论中，对于个人与社会，文学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问的关系，如何建立一个新的制度等宏大问题的思考很多。沈从文共至认为在动摇旧社会，建立新制度这一点上，小说必然更具有表现力，更容易使人领会共鸣。沈从文深信国家的真正进步，有赖于切实有用的知识替代专横霸道的权力，理性代替迷信，而文学作为启蒙的于段，更容易使人得到肩发，深信通过文学，在读者心中注入社会重造的观念，是一个必然有效的方式。 文学自律：分化规律与合法化根据 1930—1940年代沈从文参与的备受非议的文艺论争使得他自觉到，对于有着强烈民族意识社会功用的新文学以及文学运动来说，文学沦为了“商品竞卖”和“政治争宠”的工具几乎成了文学的灭顶之灾。文学运动“既受商业与政治两种势力的分割与玷污”。文学已然越界。文学运动的发展和这些活动分子的活动既纠缠成一片，原来那点庄严性，那种优秀作品从各方面说明人生，来煽起这个民族自尊心或自信心的点崇高理想，那个诱惑读者向深处追寻向远处看的企图，可完全被摧毁了。“代替它的是种功利计较和世故运用”。文学在担当现代国家与现代人格的草塑的任务时，不期然地沦为商业与政治的工具或奴隶，这迫使沈从文重新思考文学的自律边界，重新认识现代社会的分化规律。 文学、商业、政治乃至自然科学等各领域的分化都是现代性的必然后果。文学的自律正是在现代社会的分化中建立起来的。沈从文一方面认同了新文学现代价值和意义空间的创造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文学并小是一种纯粹的艺术，文学有着广阔的内容，它礼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有着广泛的联系；但另一方面，沈从文并不认同文学需要让渡自身的边界和规律去迎合来自文学之外商业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一个纯思想家，一个文学家，或一个政治家，实各有伟大庄严处。即照近代一般简单口号，“一切与政治不可分”，然而，一切问题与政治关系，却因分工分业，就必须重造。沈从文一方面看到了文学在重塑现代国家的承担社会责任这一同质性和共时性层面，另一方而也对文学的独特性有着清醒的自觉。新家的重造，必然是各种专门家的责任，“困民道德的重铸”实需要文学作品处理，也唯有伟大文学作家，始克胜此伟大任务。 沈从文对文学特别是小说在重塑现代人格的功用上极为自信。因为小说“即以人事为经纬，举凡机智的说教，梦幻的抒情，一切有关人类向的抽象原则学说，无一不可以把它综合到一个故事发展中”。这是小说的独特魅力。新的作品之所以为经典，即从这种工作任务的重新认识，与工作态度明确，以及对于“习惯”的否定而定。从这个认识下产生的优秀作品，比普通公务员或宣传家所能成就的事功，自然来得长久得多，也实得多。”沈从文在此认识到，义学的合法化和经典化可能都必须首先从文学自身而不足非文学因素那里获得确认。 文学承载的民族家的现实功用，和文学作为艺术的自律性，相互纠葛在沈从文的文论中。这也带给我们启示，那就是中同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品格“丁具主义”和“审美主义”两大类别的冲突并不如概念辨析那般泾渭分明，这是一个需要回到现代文学历史的具体语境中才能获得解答的理论问题。 文学主体：理性介入与独立人格 现代性意味着个人从传统的各种禁制中解放来，获得空前的谋划自己生活的自主性，个人的独立、自由和权利，是现代性的旗帜。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追求的是一种能够真正确立主体性地位的存在方式，这就是主体的人在生活中能自己决定自己的行动，正如康德将启蒙的口号唤作“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理智”一样，是一种自律精神，一种人之为人的主体精神，或者说是人的理性或个体的自我意识。换言之，“理性主体性”成为启蒙精神的核心与基础的概念。 启蒙理性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批判封建社会的最锐利武器，同时也是他们获得现代认同的鲜明旗帜。理性构成了沈从文继续“五四”这一未竞事业的执著的话语力量。“理性抬了头，方有对社会一切不良现象怀疑否认重新检讨的精神，以及改进或修正愿望。”理性是沈从文自我反思和观照文学主体的重要圭臬。“作家存某种意义上是比较能够用开明脑子在客观上思索人生，研究人生，而且要提出一种意见表示人生应有些事与普通动物不同的，他有思索，他要表现。”在沈从文看来，一个作家若自觉为教育青年写作，为民族未来写作，就应当对真理十分看重。这样，与其在作品上空作预言，有信仰即可走近天堂，取得其“信”，不如注入较多理性，指明社会上此可怀疑，彼可怀疑，养成其“疑”，来代替由愚昧而保有的信。因疑则问题齐来，因搜求问题分析问题即接近真理。而“认识这种真理需要理性比热情多，实现这种真理需要韧性比勇敢多。” 沈从文强调，文学主体(知识分子)克服商业“物化”与政治工具化有赖于一种新的人生观的建构。这种人生观的基础，“应当建筑在对生命能作有效的控制，战胜自己被物态征服的弱点，从克制中取得一个完全独立的人格以及创造表现的绝对自主性起始……只承认为人类‘工作’，不能为某一种策某一时‘工具’……这成就，在另外一时，将无疑依然会成为一时代的重要标志。”沈从文强烈要求作家们坚持个体自觉的独立品格。“我们虽需要国家对于文学作用有更深刻的认识，同时还需要文学作家自己也能认识自己，尊重自已，不要把‘思想’完全依赖在政治卜，不要把‘出路’完全寄托在收入上。” 沈从文文论现代性的原点均可以回到对文学主体的表述上。理性、介入性、批判意识、独立品格成为沈从文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核心概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沈从文对文学主体自我确证的追求是对文学自律看护的延续，两者甚至互为条件。而沈从文的争鸣与呼告也告诉我们，1930—1940年代的特殊语境，使得文学主体的确证并非不言自明，而成为一个需要不断论证的问题。沈从文极力主张现代新文学参与到中国社会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与知识建构中去，但是，这种参与必须建立在尊重文学自律与主体自由的基础之上。 文学理论论文: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研究 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发生了一次次革命性变化，与之相应，英美各高校也出现了种类繁多且各具特色的文学理论教材。这些教材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当代西方理论与批评的全景，而且表现出与中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不尽相同的体例和风貌。了解和研究英美高校的这些教材，特别是国外学者为解决“理论”危机而做出的种种颇有创意的努力，对于我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从目前收集到的近50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挑选出有代表性的20本教材作为研究对象（见篇末附录），通过认真研读和分析，以把握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思想和写作体例，并希望通过对这些教材的梳理和辨析，为我国当今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类型 导论型教材 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不难发现其书名冠以“导论”、“引论”（introduction）或者“指南”（guide）的导论型教材，但这种导论型教材与国人理解的不完全一致。在国人看来，作为导论型教材，应该关注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核心范畴等基本问题，有比较明确的理论建构和明晰的范畴界定，论述过程缜密，结构也应相对完整。而在英美高校，这种具有完整体系的教材并不多，也许受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当代哲学不再诉求宏大叙事的影响，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似乎不再追求建构普遍的理论体系。 就所掌握的资料来看，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是少数具有完整体系建构的教材之一。该教材涉及到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韦勒克试图通过对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区分来界定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通过对文学研究的内部和外部的区分来寻找文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并重点阐述了文学理论的“内部研究”，分析了与此相关的重要概念。该教材对我国新时期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影响颇深。卡勒的《文学理论》也属于导论型教材。如果说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是一种建构型体系的教材的话，那么这一本便可以视为“解构型”教材了。该教材对文学理论中的几个关键范畴均提出了质疑。其开篇标题为“理论是什么？”第二章标题是“文学是什么？”接下来则对文学与理论的关系作了否定的回答。“文学是什么？你也许会认为这是文学理论的中心问题，但事实上，它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该教材通过分析历史上各种界定“文学”的说法，最后将 “文学”理解为从五种视角审视的结果，从而构成了对传统文学理论试图找到文学的普遍性本质的消解。这种解构方式告诉人们，对“文学”这一术语的界定的不可能与无限可能。苏瑞希·纳华的《文学批评基础》侧重从哲学的角度反思文学理论，是一本有相当理论深度的教材。该教材首章为“哲学与当代文学理论的危机”，谈到了“客观主义、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极端不确定主义”所带来的文学理论的危机。以此为出发点，论及“诗学的形式与功能”、“变异、价值和文学理论”等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并探讨了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及其意义与前景。这本教材可视为理论面临坍塌之际的反思和重建。 一些研究文学理论中特定范畴的专论性教材，我们也将它们归入导论型教材内。安德鲁·本尼特与尼古拉斯·罗伊尔合著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就属于此类，该书第二版分二十八章，每章涉及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如“开端”、“读者与阅读”、“人物”、“悲剧”等，第三版又新增四章，仍沿用这一方式。该书各章之间虽亦有参阅，但就总体而言，各章几乎全凭某一关键词而自成一体。此类教材因各章节之间独立性较强，所以在教学过程之中可以从不同的章节入手，从而形成不同的思维路径。 有些导论型教材则具有史论结合的特征，如查尔斯·布莱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该教材既有对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的质疑与界定，又有对自古希腊以来学科史的勾勒，包括对20世纪以来的主要理论批评流派的介绍。还有些教材主要通过对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的评述来结构全书，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就是如此，它将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梳理出三条线索，从而引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结论。与之类似，佛克马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也是通过对各理论流派的选择性介绍和评价，试图建立一个科学的具有广泛适用性的文学理论。 选本型教材 选本型教材即选辑他人著述而成，一般为选家根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选择编排一些理论或批评实践文本，其中大多为经典文本，偶尔也收录学生习作，用来作为课堂教学或学生阅读练习的实例。 英美高校文学理论的选本型教材不只是资料汇编，大多具有选家眼光和水准，大多在选编中有说明、指要或有一定篇幅的介绍。如诺顿出版公司的《诺顿文选理论与批评选集》，在前面就有长达28页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导引”，对“什么是阐释”、“什么是文学”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作了概要的介绍。再如罗伯特·c.戴维斯和罗纳尔德·席勒夫编选的《当代文学批评：文学与文化研究》，该书用两章的篇幅介绍了“什么是文学研究”和“什么是文学理论”。这类教材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占有一定比例。 根据编选标准和内容的差异，我们又可以将选本型教材分为三种。一种是依据历史编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该书有2600多页，遴选了自古希腊至今的文论家著作，按照文论家出生年代先后而编排。另一种是按理论批评流派选编，这类教材往往精选出文学理论流派中具有代表性的经典理论批评著作片段。例如安·杰斐森和戴韦德·罗比的《当代文学理论介绍》，选取了俄国形式主义、语言学批评、美国新批评、结构—后结构主义批评、阅读阐释理论、精神分析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等八种文学批评流派的代表性著述，勾勒出一幅当代批评理论之图。第三种则是前两种的综合，既根据主题或专题选择，又兼顾历史与流派的顺序。例如英国文论家拉曼·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全书共分为五大主题：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每一主题下又分为若干子题目。菲利普·莱斯和帕特里夏·沃夫编选的《当代文学理论读本》也与之类似。该书分两部分，前半部分按照流派编选了索绪尔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接受美学与读者接受理论、女性主义等理论家的文章；后半部分则按照主体、语言与文本性、话语与社会、后现代主义等专题编选。 手册型教材 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不仅种类繁多，而且互为补充。相对于导论型教材和选本型教材而言，手册型教材是与前两种类型配套使用的教学参考书。这类教材又分两类，一类是辞典，一类是批评方法手册。手册型教材为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同时也为一般读者或者初涉批评领域的人提供了获取知识的途径。#p#与导论型教材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体系性不同，手册型教材侧重于理论知识的普及。有些辞典收录的词条范围很广，如《韦伯文学百科全书》，该辞典言简意赅地介绍西方近几十年来令人眼花缭乱的名词和术语。安约翰·派克和马丁·库勒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术语》则仅限于文学理论批评的术语，这类辞典既可供初学者入门，也可作为工具书。 手册型教材与选本型教材也有差别，选本型教材虽然也辑录的是他人的文本，但重点在选，手册型教材则带有实践性质，重点在指导如何运用。该类型的典型例子是威尔弗雷德·l.古尔灵等编著的《文学批评方法手册》，该手册介绍了数种批评理论，每章一般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节介绍该理论的背景、性质与运用范围，第二节为经典批评文本的分析，第三部分是对该批评理论本身的评价。比如该书第二章“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第一节介绍了形式主义理论的背景及分析方法；第二节为“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实际应用”，具体包括：①用形式主义方法解读《致他羞涩的情人》，②短篇小说的形式和结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③对立统一：《哈姆雷特》的形式，④形式中的意义等。第三节是“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局限”，对于只关注于文本内在的形式主义批评，编者认为“我们不应该再坚持文学的独立性，而是要恢复文学跟生活和思想的联系”。这类教材还有一个特点，即在介绍使用各种批评理论的批评实践时，往往选择相同的文学文本作为批评对象，《文学批评方法手册》中是用不同方法分析了《致他羞涩的情人》和《年轻的布朗先生》这两部作品。朱利安·沃尔夫莱和威廉·贝克合著的《文学的诸种理论：批评实践案例研究》也是如此，该教材收录了分别用结构主义批评、后结构主义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对《雪封》这部小说的评论文章。这种编排可以使学生切实地感受到各种批评方法的不同特色，同时也训练了学生阐释文学文本的能力。 教师用书 教师用书严格地说不能叫教材，而是带教辅性质的参考书。这些用书对文学理论本身和教学方法都作了富有启发性的提示，迪安·f.萨多夫和威廉·e.凯恩合著的《大学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和麦克·肖特的《阅读、分析和文学教学》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有些英美文学理论教材还注意到了多种类型的教材配套使用的问题。如塞尔登的三本教材就是可以互相参阅和补充的。其一《当代文学理论导论》，主要评介了20世纪以来的各种理论批评流派；其二《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则分主题遴选了自古希腊以来的经典文学理论著述；其三《理论实践与文学阅读导论》是一本专门为学生设计的批评案例分析。 二、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立场 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立场指编写者对文学理论性质的看法和关于文学理论教学的指导思想。编写者的立场与其理论素养、文学观念特别是所属的理论派别有关，在教材编写中，往往表现为编者对各种文学理论观点或流派的取舍和评价，对具体的理论术语的界定和表述，以及对教材的逻辑思路及建构方式的选择和设定等。由于编写立场的差异，有些教材侧重于对文学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因素的阐释，有些教材则集中研究文学的语言和结构，使得英美的文学理论教材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特色。 导论型教材一般表现出鲜明的学派立场，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将文学研究分为内部和外部，从构架上看似乎是一种全面的文学研究，但在具体论述中，著者对文学研究中的传记、心理学、社会和思想等四种从“外部”切入的态度有所保留和否定，他们认为这种研究忽视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忽视了语言符码的特殊性，将文学作品虚构世界的生成机制简单化了。实际上著者是站在新批评的立场上，主张文学理论应立足文本，研究文学作品的语言特性。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立场与韦勒克相左，著者毫不回避自己所坚持的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该书从“什么是文学”开始，在缜密的论证过程中否定了传统和当下社会的各种观念，在追问中得出结论：纯“文学”只是某些特定的意识形态给人造成的错觉，对于文学的价值判断具有历史可变性，它与社会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佛克玛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虽然提出要建立一个具有普遍适用的、科学的文学理论范式，但纵观全书，他们是希望以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为基础，同时吸收接受美学、符号学等相关成分来合成。卡勒的《文学理论》则通过一系列的质疑表现出一个解构主义者的学派立场。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所表现的这种鲜明的学派意识与编著者在编写教材时的文学现状及文化思潮有一定联系，而这些教材所坚持的指导思想通过被学生接受和掌握，又可推动某一学派和思潮的普及和发展。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无疑起到了推动和传播新批评主张的“内部研究”的作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多样化发展及文化的多元并存促使文学理论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反映在教材编写上则表现出综合性的倾向或采用比较客观的立场来评述各派理论。正如朱利安·伍尔夫雷和威廉·贝克编著的《文学的诸种理论：批评实践案例研究》中所言：“没有一种理论是封闭或者自足的”，“批评、理论的写作和阅读已经泛滥，超出了‘理论’这一术语的同质性”。当今的许多教材往往不再有十分鲜明的学术立场或是学派意识，而是囊括诸多文论观念，其框架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凯思·格林和吉尔·列俾汉的《批评与实践教程》就体现了这种特征。该教材全面阐述文学和语言、结构、历史、作家（主体性）、读者、政治和文化之间关系。塞尔登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也是从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五个方面来编纂教材的。英国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则在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互动关系中探询文学研究的意义，他认为，文学是“一个各种意义斗争激烈的领域”，多种定义可以和谐并存。这些教材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无不有一定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提供任何简单的定义的答案，也许是当今文学理论教材的一个积极而非消极的特色。 需要提及的是，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十分注重吸收西方文化和文学资源，特别是本国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情况，由此显示出一种本土立场。英国学者拉曼·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选用了100多个文论家的著述，其中英国文论家占三分之一以上，在第一编第三章和第五编第二章，分别所选的五个文论家都是英国的。英国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第一章分析了英国文学的现状，针对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提出现在到了强调理论的时候了，第二章又设一节专门探讨英国的文学传统。英国汉斯·伯顿斯的《文学理论基础》主要以英国近代马修·阿诺德的诗歌为例子作为演示。美国查尔斯·e.布雷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开篇所选的范例就是“美国文学之父”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些对我国文学理论教材编写中如何利用本土资源有启示意义。 三、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逻辑思路 清晰严谨的逻辑思路无疑是每一位理论家在阐述自己的理论或描述理论现状时所遵循的，只有如此，教材中各方面的内容才能融为有机的整体，同时也才能让学生易于把握教材的内在线索，并藉此掌握相关理论。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大都具有相对清晰而又体例各异的逻辑结构。有些教材以问题为出发点，通过质疑某种观点来结构全书。如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就是从对当时流行的“起因研究法”和“个性说”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学研究方法的发难开始的。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则表现出对各种批评理论中自我中心主义的反击，因为那些理论“总是威胁要切断读者及其熟悉的精神支柱”，而对文学研究不是“进行仔细的分析和评价”，而是“发出绝望的呼喊或进行道德的讨伐”。由此这些教材形成这样一种思路：置疑现状否定传统提出新观点论证新观点。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有些力求在各理论流派之间寻找其内部的逻辑关联，以统摄整个教材。如凯思·格林和吉尔·利俾汉的《批评与实践教程》，编者首先介绍与文学的本质特征——语言相关的批评方法，然后一步步走向文学的外部，形成一个以文学文本为圆心的众多的同心圆，其结构方式是由内及外：语言符码结构含义历史生成作者主体读者接受政治意识文化解读，由此勾勒出各种批评理论的内在关系。有些教材集中围绕文学理论中的某个或某些方面，显示各种文学理论批评的联系与发展。如汉斯·伯特斯的《文学理论基础》将各种批评理论聚焦在“阐释”和“阅读”上，关注各批评理论的阐释功能。他在序言中指出，曾经“有段时间里文学文本的阐释和文学理论似乎是两个不同而且毫无关联的物”，但是“在最近的三十年，阐释和理论彼此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事实上，对于当代的许多批评家和理论家来说，阐释和理论已无法分开”，由此该书便有如下章目：第一章：意义解读：实用批评与新批评；第二章：形式解读（上）：形式主义与早期结构主义（1914—1960）；第三章：形式解读（下）：法国结构主义（1950—1975）；第四章：政治解读：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从章目中我们可以看出，各章关注的都是作为各种批评理论的共同功能，即如何阐释文学作品。 还有些教材则从学生学习的角度考虑，根据各理论流派本身的理论难度来结构全书。如罗易斯·泰森的《当代批评理论－－使用者指南》采用的是循序渐进、由易而难的结构方式。有些教材甚至从具体的文学现象入手，无论是全书的导论，还是每章的开始，都是从具体的文学文本讨论入手走向文学理论教学的。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伊尔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中大多数章节的开篇便是一首诗歌或一篇小说的片断。这些精心挑选出来的文本使学生在理论学习之初有一个比较生动或强烈的印象，从而产生学习理论的兴趣和欲望。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在编排上也有一些新的特点。如有些教材表现出明显的厚今薄古倾向。塞尔登、彼得·威多森及彼得·布鲁克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为了更好地介绍当今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各种怪异理论，在第四版里把以前版本里涉及到的理论（包括1993年增加的新批评）压缩成一至六章，仅占整本书的一半，而用另一半篇幅论述各种后现论。有些教材在编排上更为前沿。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伊尔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的结构就彰显出一种后现代的去中心化的色彩。全书分二十多节，既有传统的如“叙述”（narrative）、“人物”(character)和“修辞和比喻”(figures and tropes)，也有耳目一新的“笑”（laughter）、“自我认同”(me)、“上帝”(god)，还有“意识形态”(ideology)、“种族差异”(racial difference)、“怪异理论”(queer)等，各节之间相互独立，亦没有偏重。 四、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排风格 从编辑学的角度我们还发现，英美文学理论教材有诸多和国内大学教材迥异的特色。 英美教材的封面设计与国内教材相比，更具个性化。有的教材采用的是带有现代色彩的油画，如布莱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和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有的教材则刊入一幅颇有意味的图片，如塞尔登和彼得·威多森及彼得·布鲁克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四版）的封面，画的是一个若有所思的人端坐在一扇门前，他在思考什么，门里面又是什么？这些都给读者以遐想。此外，还有的教材封面居然是一幅漫画，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勒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的封面，漫画中的教师西装革履面带笑容的拍着学生的肩膀，两位学生却被缚于木板上不能动弹，甚至连嘴巴也被封住，下面一行小字说明：“通常，艾德尔森特别恩典的给少数几位学生讲授关于当代小说的后结构主义分析”。 英美教材在目录的编排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如罗伯特·c.戴维斯和劳拉·芬克编著的《文学批评和理论：从古希腊到现在》，全书的编排顺序是按年代来进行的，但在后面又编排了一个按主题分类的目录。诺顿公司多人合编的《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更多达五个目录，分别按：著者出生时间；现当代流派与运动；文类；历史分期；论点与主题等五种顺序来编排。这种方式已接近计算机的链接，它提供了多个入口，给学生带来一定的便利。 英美教学非常强调课外阅读，因此它们的教材无一例外都附有指导学生进一步阅读的书目，并且书目的编排有多种方式。一般按照由易而难的顺序，这样有利于学生循序渐进地掌握理论知识。也有一些编著者根据教材自身的内容安排阅读书目，如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由于各章内容的相对独立性，所以他的扩展阅读书目是按章来附录的。苏瑞希·纳华的《文学批评基础》由于专业性很强，因此在按章注释之后对一些参考书目还作了言简意赅的介绍。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的扩展阅读书目做得更为精致，分别标为文学理论的入门或普及性著作、一般导读性书目、接受理论书目和语言理论书目等四部分，并且每一部分的前面都有一个简短的说明，俨然一本课外自学指导手册。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也很重视附录，注意增加一些特殊的内容。罗易斯·泰森的《当代批评理论——使用者指南》每节都附有批评实践的范本。美国查尔斯·e.布雷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则在第三章到第十一章的后面附有一篇学生的评论文章，值得一提的是该教材2003年版中第三到第十章的后面均附有与该章内容相关的网址。 顺便说一下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再版特色。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在再版时往往有较大的变动，内容或增或减，顺序也多有调整，这样做也是与时俱进，使教材更具时代特色。查尔斯·e. 布莱斯勒编写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1994年首版后，分别在1999年和2003年再版，每版都有变化，不断加入最新的文学理论观点和材料。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多森和彼得·布鲁克合编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四版也是如此。 当然，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英美教材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有一些偏颇之见。同时，很少有编纂者注意到东方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从而使它们所阐发的理论的普遍性大打折扣。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值得我国高校教材建设中借鉴的东西。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所持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观念的多元和不断更新，教材体例和编写风格的丰富多彩，以及对选本和辅助教材的重视等等，都给我们诸多启发：文学理论教材可以有多种写法，也可以同时编写出多本不同体例教材，除具有导论性质的教材外，还可以有选本、有个案分析或手册。教材的表述可以严谨细密，也可以文采飞扬。总之，一本好的文学理论教材既能让学生了解和掌握文学理论的基本知识和基本问题，又能在学习中发现理论的价值和思考的乐趣。 文学理论论文:和谐与整体:柯尔律治文学理论的有机内核 内容摘要：英国牛津大学西马斯·帕里教授编选的《柯尔律治论作家与创作》收集了柯氏大部分散落在外的、100多年来未曾公开出版发表的关于文学的言论，以注释的方式、独到的编排形式对柯尔律治关于创作和作家的言论进行了归纳性、考证性研究。该书融文献资料的珍贵性、内容编排形式上的独到新颖性与实用性和学术研究的指导性于一体，是一部极具价值的、不可多得的研究柯尔律治创作思想的重要著作。 关键词：《柯尔律治论作家与创作》　西马斯·帕里　文献价值　实用价值 作者简介：鲁春芳，浙江财经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英美文学；郭峰，浙江财经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本文为浙江财经学院2007年校级重大课题、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英国浪漫主义诗学的自然关怀”研究成果。 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在中外文学界都一直被认为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当中最具哲学深度与浪漫诗学思想于一体的文学理论家。英国剑桥大学著名学者约翰·比尔的系列丛书《柯尔律治的反应：关于文学批评、圣经与自然作品选》(coleridge’s responses：selectedwritings on literary criticism，the bible and nature，2008)的出版为我们研究柯尔律治提供了针对性强、选材面广的难得的第一手资料，而这部系列丛书的第一部同时也应该是最重要的一部、由牛津大学著名学者西马斯·帕里(seamus perry)编写的《柯尔律治论作家与创作》(coleridge on writers and writing)则更应该是我们客观、深层了解科氏创作思想轨迹以及其文学理论内核的忠实依托。 西马斯·帕里是英国牛津大学著名学者，主要研究1660年至今的英国文学，其中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及其思想的研究造诣颇深，已有多部研究柯尔律治著作先后出版：《s，t，柯尔律治》(s.t. coleridge)、《柯尔律治的笔记：选读》(coleridge’s notebooks)、《柯尔律治：采访与回忆》(s.t coleridge：interviews and recollections)和《柯尔律治和部分的用途》(co-1eridge and the uses of division)等，我们可以确定西马斯·帕里对柯尔律治研究的深度和广度。2008年帕里又编写出版了这本系列丛书《科勒律治的反应：关于文学批评、圣经与自然作品选》的第一部《科勒律治论作家与创作》，虽然为资料收集形式，但是本书所选取的具体内容及其内容安排的方式为我们了解和研究科氏创作思想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文献帮助、极其实际的研究指导和比较明确的学术意义。 首先，本书极具资料的文献价值性，把柯尔律治大部分散落在外的、一百多来未曾公开出版发表的科氏关于文学的论述、演讲、旁注以及别人的记录或摘录等收集起来，以详实的出处信息展示这些论断的来源：具体演讲、重要论述、写给具体文人的具体书信以及书写的具体时间等。从这些未曾公开的资料中，我们更能体会柯氏诗学思想的本质内核，更能感悟到作为一代伟人的柯尔律治的创作视野。 其次，本书凸显的第二大特色是内容编排方式的独到新颖性和实用性。柯尔律治文学论著宽泛、宏大，帕里采用注释的方式，以独到的编排顺序对柯尔律治关于创作与作家的言论进行了考证性研究，第一部分以时间顺序编排了柯尔律治比较全面的关于创作的论述，《笔记》中的摘录、讲稿中比较宽泛的讨论和节略、《朋友》、《文学传记》、《桌边杂谈》里关于诗歌与想象的描述等。从这些公开的和大部分未曾公开的资料中，我们了解了柯尔律治的创作思想轨迹以及其本质内核：无论他一开始对诗歌和诗人的论述、对十四行诗本质的观点、对阅读与读者的理解、对戏剧与其它文学形式创作的解释、对机械幻想与有机想象的阐释以及最后又回到诗歌诗人本质论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在文学理论方面老道成熟的文学理论家，而他几乎所有阐述的中心词总是强调“整体”，虽然他用不同的英文词汇“union”“u-nity”“oneness”“whole”“totality”等，强调“有机的想象”即“organic imagination”。由此，我们看到，柯尔律治创作思想不是一蹴而成，更不是突兀来风，它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内核和一个渐进完善的过程。第二部分以作家为词条，以字母顺序编排了柯尔律治对具体作家以及其作品彰显的风格、品格、文化意义等的看法与评价，把柯尔律治散见于其广泛的文学论著中的对世界作家的评论和认识集中起来，让我们很好地看到了柯氏的创作视野、他的知识面的广度与深度。比如从柯尔律治1795年的演讲中对马克·阿肯塞得(mark akenside)的评论看到了柯尔律治对“整体”和“想象”的强调，从他对亚里斯多德、培根的评述我们看到了柯氏对哲学与科学以及文学批评的认识，从他对丹尼尔·笛福及其《罗鲁宾逊漂流记》的言论，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极具人文思想的柯尔律治等等。总之，帕里把柯尔律治对众多世界作家的评论收集一起，这些归纳性材料如实反映了柯氏本人的研究深度和创作主张。同时，柯尔律治能汲取所有对其思想有益的智慧，以他自己的天才进行有机的综合与想象，这是柯尔律治创作思想的精髓，也是他作为诗人和文学评论家不懈追求和努力辩护的目标，这一目标在他那三首争论最多、又最不被人看好的长诗《老水手》、《忽必烈汗》和《克丽丝特贝尔》中得以最佳的实现。 第三，本书为我们深度了解和研究柯氏诗学思想提供了指导性的参考。该书分前后两大部分，就具体材料的内容而言，紧紧围绕并突出了柯尔律治创作思想的核心是和谐与整体(harmony and unity)的主题。就第一部分讲，几乎所有选用的小节，无论是谈诗歌与诗人，还是谈幻想与想象的区别，中心词汇离不开“和谐”与“整体”，用柯尔律治的话文学创作就好像是一种植物的“有机生长”。柯尔律治创作的《老水手》、《忽必烈汗》和《克丽丝特贝尔》等三首长诗从内容到形式也的确体现了柯尔律治融众多不协调因素于一“整体”的诗学思想，因此也总被看成是柯尔律治为数不多诗作中的最伟大诗篇。柯尔律治诗歌思想的灵魂首先是赞同华兹华斯的创作主张，即情感的自然流露，反对十八世纪新古典主义的那种机械主义理论；但是，柯尔律治发展并提升了浪漫主义的诗歌创作理论，认为诗歌创作应该是一个有机体的自然生长过程，自然与艺术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可以融为一体的，诗人的能力和职责就是要融合所有对立不一的因素，融所有有机元素而最终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柯尔律治论作家与创作》从创作论到作家论始终把这一中心放在首要位置，我们看到了科氏文学理论的内核。柯尔律治在谈到短短的十四行诗歌时也同样强调“整体性”：“我认为思想的整体性是十四行诗所必不可少的”，“十四行诗对我来说是最美的，他们在理智的世界和物质的世界之间创造了一种永久的融合”(perry 3-4)。 实际上，柯尔律治有时也仿照德国哲学家康德在《目的论的判断》中的著名论述来描述其关于有机体的关系，他认为生命整体的各个部分都是相互依存的，每一个部分都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把对立物综合成更高的第三体，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既相异又相同，柯尔律治把这种功能归于美学领域中的想象——在他《文学传记》中所描述的“善于综合的神奇的力量”，这种力量“在使相反的、不协调的性质平衡或和谐中显示出自己来”(coleridge 15—16)。因此。柯尔律治强调创作中想象力的发挥是因为想象的整体性不是把“没有生成力的微粒”机械地并置起来，也不是新古典主义的部分的得体性，而是一个有机整体：它是一个自生系统，由各部分在生命上的相互依赖所组成；如果离开了整体，部分就不能生存。 文学理论论文:民族文学理论建设文化研究 一、倡导文化研究方法的合理性 笔者以为，只有把文化研究的方法引入民族文学研究，注重对其作一种文化的透视，才能够真正把握民族文学的特性，并使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文学理论的建设成为可能。究其原因，其一，研究方法的选择应该主要取决于研究对象本身的性质。民族文学首先是文学，这是毋庸置疑的，而文学的第一特性是审美性，从这点看主张对民族文学进行审美研究有其合理性。但这只是从一般情况而言。如果深入考察民族文学的性质就会发现，作为文学的民族文学有其特殊性，而且这种特殊性已然构成了民族文学的又一种显著的特性，这就是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色。当代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最有代表性的一批小说无不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如《正红旗下》、《茫茫的草原》、乌热尔图小说、《心灵史》、扎西达娃小说、《尘埃落定》、《摄魂之地》、《太阳部落》等。“这些作品或对民族文化资源作了新的阐释，或对民族文化心理作了艺术描绘，或表现了不同文化碰撞中少数民族人民的心理困惑与嬗变等等。”基于民族文学的这个基本事实，研究的方法也必须与之相适应。正如关纪新所言：“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不能就文学而论文学，必须将其与相关的民族文化历史命运的考察和分析结合起来，才能做出比较准确、深入的研讨。”民族文学之所以会显现出显著的文化特色，其原因与民族文学作家对文学本身的认识有关。不妨看两位作家的自述。侗族作家滕树嵩在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之后，说过：“坦率地讲，在这部作品中，我但能将我所属的侗家这个民族，特别是这个民族的气质，让侗家山区以外的人们有所了解，就很满足了。”侗族作家张泽忠也曾坦诚地说：“我是一位侗胞，当初选择文学，无疑是想借文学这种形式，传达我的思想情感，进行我的思索，为我的民族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两位作家不约而同地表达了这样的想法：选择文学，是为了服务于自己的民族。而这种文学的服务，显然不是“审美地表现”所能涵盖的，或许应是“文化的表现”。这样的创作意图在民族文学作家中绝非偶然，而是较为普遍，它实际上也是民族文学作家民族认同感的体现。也就是说，民族文学作家往往倾向于从民族和文化的角度进行思考和创作，这可说是他们与汉族作家的不同之处。而这种创作意图也就使得民族作家文学往往成了民族文化的载体，具有了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由此可见，从研究对象上看，对民族文学作文化意义的研究就具有了某种合理性。其二，在宣扬民族文化、挑战话语霸权、反抗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同质化威胁等创作意图指导下，民族文学作家往往自觉地借助文学作品来传达母族文化，甚至不惜以牺牲作品的审美性为代价，比如前几年兴起的“民族志写作”就是如此。这就使得民族文学的文化现象异常丰富，呈现出一种学科综合性。对此，单纯的文学审美研究往往显得捉襟见肘，无法道出民族文学的全部真相，甚至会产生误读。因为如果忽视了文化因素单从审美形态的角度考察，有时哪怕民族特色非常强烈的作品也看不出它与其它民族比如汉族的作品有何差别之处，甚至导致对这些作品价值的某种遮蔽。比如民族作家文学中，在一种宗教（文化）观念指导下的现实主义叙事很可能被误认为是一般意义上的所谓魔幻现实主义叙事，这就是单纯以审美的尺度来鉴定民族文学作品所难免的误解。而若把文化的因素考虑进去，就会明白这种从审美的角度来看显得玄妙的叙事其实并不玄妙，只不过带上了特定民族的宗教文化观念而已。笔者在以前的研究中曾将之命名为“宗教文化叙事”，并发现它具有叙事学上的理论意义。其三，文学本来就是文化的形态之一种，对文学作一种文化的研究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当代的文化研究本是肇始于文学研究，而在当前很多时候却疏离甚至放弃了文学，从文学研究的意义上说是走入了一个误区。我以为，文化研究走到这个地步其实与某些研究者们误解了文化研究的作用和没找到合适的文学研究对象有关。文化研究不仅能够以文学为研究对象，而且还可以照顾到文学的审美特性并与其有机地和谐共处（这并非意味着文化研究与审美研究不会冲突），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深刻地认识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在具体的研究中加以有机地协调。为使文学为文化研究提供用武之地并发挥最大作用，选择那些具有鲜明而丰富的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颇为重要，而民族作家文学正是这种可以选择的最好对象之一。 二、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价值 对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有何价值呢？首先，可以真正把握民族文学的独特内涵，更好地阐释民族文学，为民族文学的理论建设服务。在民族文学中，审美性往往被有意无意地悬置，而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却得到凸显。对此，仅从审美的角度给以否定是不公平的。我们应该根据民族文学的实际情况，把研究的目光更多地放在其文化性上。这不仅可以更准确地把握民族文学的独特价值，甚至可能以此为立足点和契机，建构具有民族文学特色的新的文学理论体系，当然，这种文学理论体系是要把“文化”的维度包括在内的。在今天的后现代语境下，建立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的文学理论已不再可能。与此相对的是，在“地方性知识”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地方性的文学理论”反而成了大势所趋。正如论者所言“：作为过去几年里强烈抗议全球化的一部分，相当多的理论家认为，差异性的激增、向更为地方化的话语和实践的迈进，成了当代场景的特色。照这种观点看来，理论和政治应当从全球化及与之伴随着、通常是总体化的宏观维度的层面转移开来，以便集中关注日常经验的地方性、具体性、特殊性、异质性及微观层面的东西。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相关联的一系列理论，就比针对更加综合性或普遍性状况的更一般的理论和政治，较为瞩目于差异性、他者性、边缘性、个体性、特殊性和具体性。”笔者以为，我们所倡导建设的“民族文学理论”就应该是这样一种“地方性的文学理论”。这样一种地方性理论的建立着眼于我国少数民族“地方性知识”的特质之上。帕里和洛德在《故事的歌手》一书中通过对口头史诗的研究，发现了其有别于作家创作的独特的创作和传播方法，以此建立了口头文学新的理论和批评标准，改变了人们以往对口头文学的不正确认识，这种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关于民族文学研究的有益借鉴。其次，为文学的文化研究探索一条新路。文化研究虽从文学起步，现在却远离文学，从西方到中国的发展皆是如此。有的文化研究虽然兼顾到文学，但往往对作品随意肢解，断章取义地随意发挥，完全放逐了文学的审美特性。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真地无法兼容吗？文化研究又应该如何在文学研究的领域大显身手而又兼顾到文学的审美性呢？我以为，民族文学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很好的研究平台和实验范本。或许，我们可以在对民族文学进行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实现对这一问题的新的、有价值的理论突破。这是我国的民族文学给我们文学研究者的一种馈赠，这种研究也是颇具吸引力的。再次，可以带来如文学史等其它研究领域的突破。一直以来，中国的文学史对民族作家作品采取了一种轻视或忽视态度，所谓的中国文学史基本上等同于汉族文学史，这种局面直到近些年才得到某些改观，但要改变由来已久的偏见还有待时日。实际上，民族文学相对于汉族文学而言有很多独特之处，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可以给既往的中国文学史带来诸多挑战。比如关于寻根文学的反思。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寻根文学被公认为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诞生了一些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的作家作品，但在文学史认定的代表性的寻根作家中却几乎看不到民族文学作家的身影。实际上，从精神实质上说，所谓寻根就是寻“民族的文化之根”。寻根文学寻找的其实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而中华文化其实是一种多民族的文化。但“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品所追寻的典型的文化形态如吴越文化、道家文化等说到底都属于汉族的文化，并不能代表全部的中华文化，因为它并没有把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包括在内。从这个意义上说，寻根文学所寻之根是不完整的。民族作家文学中不仅有寻根意义上的文学（尽管没有被划为“寻根文学”的范畴，如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的小说《西藏，隐秘岁月》、满族作家边玲玲的小说《德布达理》等），而且其发生的时间更早，持续的时间更长（一直到现在这样的作品还经常可见），只不过它们寻的是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之根。相对于当年“寻根文学”不彻底的寻根实践而言，民族作家文学今天的寻根对我们国家和民族文化现在的文化转型、文化反思和重建都不无启示。总之，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其实是一次不完整和不彻底的寻根，而我国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寻根发生更早，且一直延续至今，从精神内涵上说也有其独特意义，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不无启发。如此看来，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民族文学的思路就颠覆了以往文学史对“寻根文学”的一般认识，这对我们今后重写中国文学史都不无参照意义。 三、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策略 必须说明的是，以前的研究并非没有注意到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色，但大都将之限制在审美研究的框架之内，也就无形之中束缚了文化研究的深度。笔者所倡导的文化研究试图转换研究视野，更强调以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色为中心来展开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以获得更多的理论发现。具体的研究策略很多，已有论者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加以研究。比如有人从生态美学的角度来观照少数民族文学，发现其独特的生态文化意义。有人从当代少数民族的文化“混血”特点发现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混血”现象。而笔者所做的研究则是从民族（文化）认同的角度来介入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认同理论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本质的认同论”到“建构的认同论”的发展历程。建构的认同论认为，认同是一种建构的行为和结果而非对于某种本质属性的归附。建构需要借助于手段，文学作为一种话语表意的实践活动，是建构认同的一种重要手段。当然，认同本身的形态也是多样的，比如民族认同、阶级认同、性别认同等，笔者关注的主要是民族认同，而所谓民族认同基本上可以等同于民族文化认同。在我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中，文学对民族认同的建构表现得尤为丰富和复杂，这些小说往往通过特定的途径和策略来完成民族认同的建构，如作品中的故事、人物、题材、文体、语言、叙事等都可能参与这种建构的过程。这种建构可分为显性的和隐性的两个层面，如故事、人物、题材等对民族认同的建构属于显性的，如文体、语言、叙事等的建构则属于显性的。当然，在实际的情形中显性的建构和隐性的建构往往结合在一起。比如藏族作家阿来通过“重述神话”的小说《格萨尔王》，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对藏民族的复杂建构，笔者称之为“差异的建构”——小说《格萨尔王》是通过对藏族神话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回归与疏离的双重张力书写中完成的。基于如上认识，笔者所做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是如何建构民族（文化）认同的，其建构的原因、策略、机制、手段、意义和限度等是什么？这种建构对民族作家文学文本造成何种影响？给民族文学理论和批评带来何种启示？等等。笔者的这一研究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这里不再赘述。一直以来，审美的研究方法在民族文学研究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笔者对这种方法并不排斥和否定，只是认为要针对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色适时地采用文化的研究方法，以便更好地为民族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建设服务。基于这种研究思想，在对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的民族认同建构所作的研究中，一方面笔者注意到文学本身的审美特性，并让审美价值成为我选择理论个案的重要标准（这与一般的文化研究只关心个案对理论的阐发意义而不关心文本的文学价值不同）；另一方面，鉴于民族（文化）认同的特点，我又积极地引入认同理论、文化研究、民族学、人类学等相关的知识作为理论资源，这就使得这种研究逸出了传统的审美研究范畴，而在一种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双重维度中展开。这样一种研究的思路是别开生面的，由此也获得了许多新的理论认识。比如：民族（文化）认同的建构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一种鲜明的特点，是民族文学作家一种无意识或自觉的创作追求。这种民族认同建构赋予了民族作家文学以独特的价值，比如宣扬了本民族文化、彰显了边缘写作的意义等，但也有其自身的限度，如二元对立的逻辑建构原则、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悖论等。 四、结语 综上所述，对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是一件很有必要，也大有可为的事情（尽管这种研究也并非万能，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特别是在当前的学术语境下，文化研究大行其道且建树颇丰。借助于这股学术研究的“东风”，相信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也会有灿烂的前景。 作者：樊义红 单位：周口师范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教学运用 一、多媒体在文学理论课程中的效用 目前多媒体教学正逐渐进入高校课堂，高校教师对多媒体的认识也逐渐从不熟悉到逐步深入。多媒体技术是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将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融为一体，能交互处理、存贮、传递文字、图形、影视、动画和声音等多种媒体信息的一种综合信息处理技术。多媒体教学在文学理论课程中的运用使传统的教学模式得到改进，并促进多方面的教学效果的提高。 （一）促进文学理论与文学作品的结合 文学理论来源于文学创作的实践，又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文学作品的检验。文学理论既是对文学活动现象的一般本质规律的理论概况，又肩负着指导读者阅读、欣赏和评论文学作品的责任。因此，“学好文学理论，不仅需要掌握它本身的理论体系、概念范畴及方法，而且还要尽可能地熟悉古今中外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多媒体教学利用其丰富的图文资料和作品内容，使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得到很好的结合，既体现了文学理论的学科性质和品质特征，又方便了教师的教学活动和学生的学习需要。比如，在讲到文学作品的基本体裁中的“小说”这一知识点，就可以用多媒体展现许多的文学作品，甚至节选其中的一些章节来举例、说明问题，阐释理论观点。 （二）增加课堂信息量，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在文学理论课程教学改革中一个突出的方向是教学授课时数的减少而教学目标不变，文学理论课程一学年64个课时，教师在整个课堂教学中受制于主观和客观原因，能够在黑板上书写的内容不多，能讲的知识量也有限。有些新建的教学楼的教室里甚至没有粉笔字写的黑板，只有白板笔写的白板，这就要求任课教师必须采用多媒体手段来进行教学，而多媒体技术的使用恰到好处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多媒体教学容量大，信息量增多，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观点和材料都可以展现在多媒体课件中，让学生们最大限度地去学习专业知识。多媒体创建丰富有效的教学情景，既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获取，扩大知识面，又有利于学生选择重点的知识点和内容来学习，也培养和锻炼了学生们对文学作品的分析、选择、判断能力，从而提高了文学理论课堂教学的效率。长期以来，我国高校的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为配角的传授式教学，教师通常满堂灌输理论知识，学生则被动地听讲和记录，这样很容易产生审美疲劳。文学理论课程偏重于文学理论知识，情况更是典型和突出。如果使用多媒体教学，就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来适当增加教学内容和变换PPT课件的效果，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学生学习理论知识的兴趣。比如笔者在上“文学的话语蕴藉属性”这一节内容时，列举了一些古典诗词，如杜甫的《登高》、李商隐的无题诗、王维的禅宗诗等，来阐释文学话语意义的丰富性。通过多媒体的文本和图片展示，避免了不少板书的麻烦，将节省下来的宝贵时间用来分析文学作品和阐释教材的内容。运用多媒体辅助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形式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学生普遍感觉到学习过程的趣味性，再加上教师适当的启发和点拨，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 （三）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动力 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模式大多以教师为中心，为了在有限的课时中完成教学任务，教师往往只能进行知识性的灌输，加上教学方式的单一，学生学习的兴趣往往不高，学习效果也不理想。学生们反映较多的问题是文学理论课程过于抽象，常常是教师讲得很多而学生理解的少。究其原因是这种教学方式忽视了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导致在培养学生获取知识能力、创新能力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而运用多媒体上课，则能使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产生期待，满足了青年学生的直观视觉冲击力和想象力。在教学中，多媒体技术使用与授课内容相关的声音和影像资料，打破了教材单一文字和文本之间的界限，让那些呆板、枯燥的文字变得生动有趣、魅力无限，使不同体裁的教学内容相互贯通，从而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使他们对文学理论知识产生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参与意识。教师根据文学理论课程的特点，将多媒体技术适当引入课堂教学，既发挥自身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又增强了学生对学好文学理论课程的信心和勇气。例如，在上“文学作品的理想形态”这一章，不管是“文学作品的文本层次”，还是文学的高级审美形态“典型”、“意境”、“意象”等内容，我们都可以在课堂中运用多媒体技术，给学生提供一些与之相对应的生动画面和视频实例，利用电子文档、PPT、投影仪、录像机、互联网等为教学内容服务。例如，当教师要举例分析一首诗歌的意境时，可以直接以电子文档的形式在屏幕上显示出来；讲解文学作品的语音、形象、意蕴三个文本层次时，可以以图表的形式形象地展现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教师可以使用演示文稿或多媒体课件展示知识的变化的动态过程，再加上适当讲解、引申，就可以把枯燥的文学概念、艺术特征、艺术体现等讲得深入浅出和通俗易懂。这种多媒体的课堂形式灵活多样，能够激发学生学习文学理论课程的兴趣和动力。 二、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教学存在的问题 多媒体在给文学理论课程课堂教学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自身难以避免的矛盾，毕竟先进的技术只能起到辅助性的作用，不能代替教学者的核心地位与作用。文学理论课程课堂多媒体教学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多媒体的形象直观性和文学理论的抽象性形成难点 多媒体教学具有通俗易懂、形象直观的特点，在运用到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同时，它又具有把概念、原理、命题等图解化、表浅化的倾向，从而削弱和淡化了理论特色和品质，不能揭示理论的深刻内涵和外延意义。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其话语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意蕴。多媒体通过图、音、像将文学直观化，却无法呈现出文学由言、象、意所组合而构成的能指与所指、言不尽意的关系，甚至导致学生重图轻文，以直观感受代替对深层意蕴和文学精神的深层把握。因此，如何更准确、更合适地运用多媒体进行理论教学，如何从理论到图像再到理论，从感性到理性的升华，是文学理论多媒体教学应解决的难点和问题。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教学的运用，必须处理好多媒体的形象直观性和文学理论的抽象性之间的关系，并搭建起桥梁以便顺利展开教学。 （二）多媒体的简单化构成难以表现文学理论的系统性 多媒体将理论体系、知识结构、框架模式做图表化的处理，具有整体直观、方便把握的优势，但是这种方式也容易造成图表的简单化倾向，割裂了理论知识的整体感和各层次之间的逻辑关系，淡化了理论体系和结构的整体性、系统性，产生了零散化、片段化的情况，从而无法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因此，教师要注意文学理论课程自身知识的系统性特点，结合多媒体图表格式与图像音文的特点，发挥自身在多媒体教学中的主体作用和中介作用，合理地利用好多媒体的功能优势，这样才能让多媒体更好地服务于课堂教学。 （三）多媒体的间接性造成文学理论实践性的弱化 多媒体教学图文并茂的方式具有一定的实践品格和个案研究的特色，对文学理论的实践教学和实践环节具有一定的加强作用。但是这种实践具有虚拟性、示范性、间接性的特征，和教师指导下的实践教学还有一定的距离和差别。“多媒体教学所呈现的实践并不能代替课堂教学的实践，或将多媒体教学简单视为实践教学和教学中的实践性环节。”文学理论课程是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结合，知识性与应用性的统一，教学课件的设计也必须使理论与实践协调统一，为教师的课堂教学和学生今后的知识运用服务。 三、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教学改进的措施 要解决文学理论多媒体教学存在的问题，关键在于处理好文学理论的理论型课程性质和多媒体的形象直观教学方式之间的矛盾。同时充分发挥教师的主体性作用，利用好多媒体这个师生交流的工具和平台，把教师和学生的主体性、能动性有机结合起来。 （一）多媒体使用要与教学理念同步更新 文学课程教学改革首先是观念思维的改革。只有明确了思路，改变了观念，才能对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加以解决。目前部分教师还存在漠视、轻视多媒体手段的现象，这可能是其自身对多媒体知识的欠缺所导致。有的教师虽然使用了多媒体教学，但只是把多媒体当作电子黑板、图片展示器来使用；有的教师则是大量堆砌材料，片面追求课堂热闹，为使用多媒体而使用多媒体。这些都影响了文学理论课程中多媒体的使用效果，这种错误的观念和现象应该加以纠正。教师既要将传统的大纲式板书内容课件化，又要改变将文字内容和文学理论简单图解化、图像化的错误偏向。文学理论不仅具有理论性、抽象性、概括性的特征，同时也具有文学的形象性、感性和个体化的一些特征。文学理论应该强化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强化理性与感性、抽象性与具体性、理论性与形象性的融合。教师要努力寻求多媒体教学与文学理论课程的最佳结合点，注重教育观念和教学方式的更新，树立起与时俱进的教学理念，这样才能提出有效的改革措施。 （二）灵活运用多种多媒体教学形式和手段 多媒体教学不仅具有工具性的意义，而且具有延长教学主体功能的意义，还具有扩展教学内容和资源的意义。因此，在多媒体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充分发挥多媒体的先进技术形式和教学手段的作用，同时要注意知识的系统性、彻底性、连贯性等，发挥教师个人的传统特长和闪光点，使教学更具有个性和魅力。此外，教师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多媒体教学的局限性，适当地运用传统的教学模式，突出教师在“授业解惑”和沟通交流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些青年教师过于依赖多媒体来授课，而很少和学生进行交流，结果导致师生之间情感上的陌生与隔阂，这种现象值得反思和引以为戒。文学理论课堂教学特别强调教学内容的系统性和逻辑性，作为课堂教学的组织者和引导者，教师要善于分析具体的教学情景，选择最有利于学生学习知识和训练效果的手段来进行教学，使多媒体的运用成为整个教学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发挥出应有的效果。 四、结语 总之，在多媒体教学中，教师的中介和主导地位不能让位于多媒体，师生之间的交流、生生之间的交流应该是课堂构成的主要部分。多媒体只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而不能代替教师的现场指导作用，更不能主宰整个课堂而忽视了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与沟通。我们在使用多媒体时，应该侧重运用其实效性、科学性、简洁性，做到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使用的最深度化与最节约化，如此才能服务于提高教学质量的最终目的。 作者：欧造杰 单位：河池学院文传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研究 一、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的重要性 1．文学理论的教学需要 大学语文是为学生的文学理论知识做存储的最重要的时期，恰当的文学知识存储对学生作品鉴定能力的提高和个人人文素质的培养都有着积极作用。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的授课核心在于引导学生客观、正确地把握作品，感官、细腻的分析作品，形成系统的文学理论体系。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的主要授课方式包括以文学理论为线索引导，以生动、形象、具体的阐述性语言为铺垫，将文学理论的精华贯穿于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的始终。正确的大学语文文学理论教学注重对作品语言和文字特色的分析以及对文学理论系统、全面、多角度的贯穿，以便于高职高专学生更好地接受大学语文课堂，然而现阶段中的高职高专语文课堂往往只对第一点有所重视而忽略了第二点的重要作用，这种错误的教学偏好使得高职高专学生在语文课堂上的学习过于受到局限，不能前后贯通，一气呵成，语文教学的效果大打折扣，学生的文学鉴定水平得不到提高。因此加强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系统性的贯穿，对于提高学生的语文学习素养和文学鉴定水平都有着积极而重要的意义。 2．文学在社会现状中的需求 在当今社会中，对于人才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伴随而来的，是要求我们要在学生学校阶段提高其自身素质，让学生达到在社会需求中的基本素质水平要求。而学生的文学素养从根本上决定了其自身的素质，从学生的实习面试，到工作之间的基本交流，都基本的文学素养为其奠定基础，用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以及人与人沟通中的表达。在高职高专中，对于大学语文的短板，更加明显的体现了出来。在高职高专学校中，普遍存在一种氛围，注重专业学科的学习，而轻视这种最基础性学科的学习。在原本缺乏文学知识的基础上，又不主动接受大学语文教育。学生对大学语文学习的积极性的缺失，则对大学语文课堂教学提出了高要求要求，一方面，提高学生对语文学习的积极性，给予他们在文学上的熏陶，让他们获得精神上的启迪，与审美上的提高;另一方面，则是让学生认识到大学语文对其的重要性，让其主动接受，并学习。面对社会的现状，大学语文的文学理论教学，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 二、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现状 1．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 新编《大学语文》为了避免学生在语文学习中的枯燥、乏味和单一，采取减少写作练习，降低对文史知识的集中性重视，采用便于学生理解文体结构达到丰富教学内容的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学科的单一性，但也导致了学生不能以历史时间和作者作品为线索贯穿到整个语文学习中。语文模块支离破碎，学生对流派、风格、思潮等历史潮流不能做前承后接的分析和理解，使得语文的系统化、一体化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在教学内容上，老师往往更偏重于对教材中的基础语法知识的指导和教材圈定重点范文的解读，忽视了文化熏陶，精神启迪对学生语文素养培养的积极作用。 2．高职高专学生接受能力 从调查我们发现，大多数的高职高专语文老师认为高职高专的学生文化素养偏低，语文学习能力不足，重专业轻基础。这样的思维定视让高职高专语文老师在教学中有所懈怠，老师往往教语法、教基础、教文体后便草草了课，恰恰与学生追求的开放式课堂教学模式背道而驰。高职高专学生的文学理论接受能力并非表面的如此浅显，在一定生活阅历的基础上，学生渴望在浓重的文化熏陶，文学的优美审定中得到精神的娱悦，身心的释放。老师对文学理论的过分拘谨、约束不利于学生获取文学知识，理解文学内涵，提高人文素养。从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本上的文学理论知识看来，其安插生硬、尴尬，不能在上下文之间起到起承转合的积极作用，使得学生既不明白理论内涵，又不理解作品真正表达的含义，文学理论失去了自身的理论价值。因此，我们既不能将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文学理论教学过分的拘谨和约束，也不能忽视了学生的文学理论接受程度范围，老师在全面、系统的解读文学理论的同时恰当的安排文学理论教学进程。 3．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缺乏创造性 文学理论缺乏创造性即过分的采纳嗟来之物，使得自我的理论体系和文学思想没有成型的规定，本土理论过于松散。大学语文本是一个开放的课堂，在老师传授知识的同时更注重老师与学生在交流合作的基础上勇于创新，另辟蹊径，创设我国具有时代特色和本土特征的文学理论体系。然而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缺乏的也正是这种创新精神，学生单一的吸收基础知识，解读文学理论，学习进程往往只停留在“吸收”过程，学生连举一反三的语文能力都不具备。能否真正有效的实现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综合能力，在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创设富有我国本土特色的文学理论体制，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三、实现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的必要措施 1．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 科学的文学理论需要牢固的语文基础知识来保障，因此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所要走好第一步便是夯实基础，提高学生的基础语文能力。主要方法包括帮助高职高专学生对作品的文体进行准确地把握，以实现学生对作品的针对性分析理解;古文学习中教导学生查明每一个文言词字的表象含义，承接上文，启程下文，在上下文的结合中再对古文言词字进行深层解剖，提高学生的语文自学能力;对于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中出现的文学理论结合历史背景，作者生前境况、遭遇进行正确的把握和解读，以提高学生对文学理论的理解和吸收。做好充分的思想工作后，便是在思想的基础上结合理论进行语文素养的进一步提高，实现学生文学人文素养的升华。如何以基础为前提，提高语文素养呢?便是海纳百川的学习精神和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对文学理论的深层次剖析需要充分的背景资料支持和坚定地思想支撑，在动态的文学活动中，把握真理的唯一方式便是在实践中发现理论核心，老师与学生在文学实践中调整理论方向，把握主体要领的同时做适时地文学延伸，以应对文学活动的时代变迁。在树立正确的意识目标后，便是对实践中发现的理论核心问题进行整理和总结，以实现系统、全面、一体化的文学理论体系，在促进文学理论发展的同时，满足现代社会对文学理论的需求，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体系。 2．做好充分的教学准备 在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教学中，我们注重对文学理论的理解和评估。为了实现高效、良好的课堂效果，必须在课下本着课堂教学目标，做好充分的具有文学理论指导目的性的教学准备。从实践中我们发现，新编《大学语文》注重古文言的学习，此外也将外国小说和西方古典文论包含其中，在中外理论一体化的教材设定上实现学生的综合语文素养。那么在古文言文的教学准备中，老师又该怎样做到科学和充分呢，首先需要老师对我国传统的文论结合自我经验进行总结和概括，归纳教材古文言章节中出现的集中性理论、时代线索、背景概况，以直接归纳和直观综合为教学准备的指导基础。然后借鉴我国古文言文理论鉴定体制，在借鉴的基础上学习领会，为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学提供可依赖的范本。在外国文学史及其文学理论的教学准备中，老师应该持“在肯定中适时批判，在批判中采其精华”的备课态度，总结19世纪至20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体制，结合时代背景，对例如“唯美派”、“象征派”的文学派别予以精神分析，在分析、批判的同时加强了对现代文学史的理解，以更好的授之学生，加强学生对教材中文学理论的理解。 3．多探寻教育创新之法 在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上，做好教学素材上的准备，我们可以适当的尝试突破课时的局限，以用来增加大学语文课堂的开放性，与多样性。可以定期地举办一些文学上的竞赛，让学生在参加竞赛的同时，主动地去吸收更多的文学知识，并且可以增强学生在思想表达与沟通上的能力。还可以布置下一些开放性的作业，比如让学生们浏览中国传统的名胜古迹，以及一些历史博物馆，通过思想上的洗涤，也可以达到文学上积极性的提高。在教育教学中，创新的作用不可或缺，教师可以针对学上在课堂上精神状态的反应，以及在课堂下了解学生的真实想法以及要求，来进行课堂上的实时改变。针对高职高专课堂上的不同，不断的创新教育方法，达到课堂上可以达到的最佳效果。 4．从学生思想上着手 高职语文在课程设置上，基本将课程安排在学生一二年级，而在一二年级时，学生还处在没有全面接触课程，对自己的职业，以及社会对自己的要求都知之甚少，毫无职业意识，这就导致学生无法了解学校开设大学语文科目的原因及目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也变的盲目，而无目的性，只是僵硬的学习，而不求甚解。因此，我们应当从学生的思想上着手，首先让其了解社会对自己相关职业的基本要求，以及社会对于人才文学素质的要求，在学生了解大学语文科目的重要性之后，学生会重视起大学语文文学理论等相关教学工作，并且会主动补充自己的不足。通过让学生有前瞻性的学习，让其在面对将来的求职与工作中，可以从容面对，并且在品德上进行陶冶，成为高素质人才。 5．以实践为基础 对于文学理论的研究，我国文学研究工作长久以来的一大弊病便是过于在宏观上进行理论把握，集中于理论和社会文化意蕴的探索和揭示，在高职高专大学语文的文学理论教学同样有次弊病，过分注重理论内涵，忽视实践的重要意义。以实践为基础探索文学理论的科学教学法包括引导学生对语言、修辞、文体做精细的论析，课下针对教材中的难点疑点进行资料查阅，将理论落实到实践中去，填补传统知识积淀的漏洞。学生自我翻阅中国古代文学史和西方文论发展史的同时，加强自身文学理论建设，在实践中发现，在发现中创新，踏踏实实做好文本学的研究。对于高职高专的学生来说，接受文化知识的熏陶，提高个人素养是学好专业学科，未来做一名成功的社会人的基础和保障。 6．公平对待中西方文学理论 大学语文课堂在弘扬民族精神的同时也不可以过分的批评和纰漏西方文学的弊端，帮助学生对中西方文学有着平等的认知。老师以西方文学为参考基础和理论资源，引导学生突出本土文化底蕴。中国文学语境讲究“和而不同”，西方则更注重“鞭笞”，在两种思想理论的冲击下，提高学生的认知水平，激发学生对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学习积极性。 四、结语 总之，实现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需要从实践出发，结合中西方文学理论，将经典与文学精髓贯穿于课堂的始终，持目的性、实用性的教学准备为完美的课堂教学打下坚实的教学基础，增加文学理论教学质量，实现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的长远意义。 作者：德吉卓嘎 单位：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学科建设 【内容提要】 文学理论学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由多个环节组成，本文切准大学中文系本科教学，以教学活动四要素为系统，以实际调查为依据，从而分析文学理论教学艰难的症结所在，以促进文学理论学科的发展。 【关键词】学科建设文学理论教学教学活动四要素 高校文学理论学科建设必须加强教学研究，大学中文系本科学生是接受文学理论最大的一个群体，这一阶段的文学理论教学是学生有意识系统地接受文学理论的起步阶段，所以它是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一个基础环节，由教学活动规律体现学科的规范性、科学性、系统性。然而，现在大学文学理论教学非常艰难，这已经成为一个共识，学生感到抽象枯燥，甚至认为学无所用，课上所学理论与课下认识不能自觉联系，似乎课上所学仅仅是为了考试而已，离开了课堂，面对文学作品和社会现象往往只是就事论事，尤其对于新的文学现象更难用所学原理进行学理上的分析，教师也是在厚望与薄待中艰难地行进。文学理论是中文学科的基础，是学好其他学科的理念工具，没有这样的工具，如何能运用理论学习其他学科呢？又如何能找出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从文学理论学科本身而言，大学教学是学科知识传播和接受的主要途径和中心环节，遇如此障碍，文学理论谈何深化发展？如果在艰难中进行，可能会把一些本可以进行文学理论研究的未来人才扼杀。所以“文学理论话语的建构，还须从文学理论研究的层面进入文学理论教学的层面。通过文学理论教学培养出具有良好的文学理论素养的一代代后学，以适应未来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的需要，是文学理论的希望所在。”[①]我们必须正视这一问题，寻找其症结所在并加以探究解决，培养文学理论研究年轻的后学，促进文学理论学科建设。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进行了系列调查（附后），请看表一： 该表是对本校中文本科一、二年级学生所做的调查。一年级学生人数212人，二年级学生人数269人。从上述统计所看，问及“所学内容与文学史课程的联系程度”、“所学内容与社会现象联系程度”，回答“一般”和“毫无联系”的总比例分别达65%和81%、60.6%和82.7%。开设本课程的目的是为学生学习文学课程提供理论工具，是为了站在更高的理论视点与社会对话。然而，统计数据表明，目的已被虚化。更让我们惊讶的数字是下一列，问及“对新文艺现象的了解程度”，回答“比较了解”和“不了解”总比例近达100%，而且答“比较了解”者极少。试想，对于大学中文系教学，与各文学史课程相比，文学理论是一门具有动态性的课程，学生对于新文艺现象的了解，本课程的学习应该是最主要的渠道。从现在的状况可看到，学生总是在接受已有的知识，对新的文艺现象却不得而知。这不利于体现教学的开放性，也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难怪开始问及“对课程学习兴趣”较小者，一年级占89%，二年级占65.5%，都是比例最大的，尤其是一年级。这样，在整体学习中就不可能形成一种学习氛围，也不会有学习的动力。最后问及“对课程的理解程度”，答“深刻”者均为0。这样的数字，可能出乎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 教学活动体现为四个基本要素：学生、教师、教材和考试。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是教学目标的最终实现者；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导，是教学目标的实施者；教材是联结学生和教师的纽带，是教学互动得以实施的桥梁，是教学目标实现的基本依据；考试是教学全过程的检验和信息的反馈。这四个要素彼此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了动态性的螺旋式上升结构。（见图）所以，我们从这四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学生 教学要看对象，整个教学活动是为活动对象服务的，服务就必须切合对象的实际。那么，现在的文学理论教学活动对象的情况如何呢？ 从学生思维角度讲，对于相关知识，中学阶段进行语文学习，接受的是一篇篇课文，往往陶醉于优美的语言，生动的形象，动人的情感之中，形成了惯性的个案接受思维。进入大学学习，中文一年级所开设的主要专业课有“现代汉语”、“现当代文学”、“写作”和“文学理论”，几门课程相比，唯有“文学理论”课程所运用的思维与高中阶段语文学习所形成的思维区别最大。学习“文学理论”课程，接受的是一环扣一环又逐层上升的文学系列概念和原理，需要运用抽象的理论思维，重理性，重共性。这对于刚刚步入大学的学生而言，突然进行这样的思维转换，实在是艰难。尽管老师在开课之时努力强调该课程的重要性，但从亲历的学习中，学不透，道不明，所谓的重要性根本体验不到。看本文的表三最后一列，问及“教材中的那些章节最难接受”，两个年级最一致的回答则是“文学活动作为人类活动的性质、叙事学”，这些内容包涵着哲学、美学和西方叙事学等理论，没有良好的思辨能力，实难以驾驭。在师生座谈中，一些刻苦认真学习的同学们这种感受也很强烈，让老师们理解他们。许多同学只能在痛苦中为通过考试而学习，由于学习的茫然，每想到考试极为恐慌。 从学生知识结构讲，该课程所包容的知识是综合的，哲学、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美学等，这对刚刚跨入大学的中学生来说，短时期很难建立起多学科的知识结构，学习只能是生吞活剥。尤其是课程所举文学作品的例子，古今中外极为多样，学生大都没有阅读过。文学理论教学是建立在大量的阅读实践基础上的，阅读量的大小，对文学作品把握如何，是文学理论学习的前提。请看学生文学作品阅读量调查表（表二附后）： 通过与学生座谈和调查可以看出，一年级学生的阅读基础可以概括为“少而偏”，课上所讲的作品与学生所读的作品是两张皮，不能产生共鸣。请注意表上的几个数字，从“阅读种类”看，中学阶段“文学读本”的阅读与“流行文学”的比例相同。一年级和二年级最喜欢阅读的作品是“流行文学”，如“80后”、“9015”、武侠等文学作品，尤其是“80后”、“9015”等作品，中学生们读得如醉如痴，但它们尚在定论之中，同时大学教师也往往不去阅读，所以难以成为文学理论教学的例子。中学阅读量是一年级学习文学理论课程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接受文学理论就自然有难度了；进入大学一年级，因为最先学的文学史课程是“现当代文学”，所以阅读量相应大一些，其他必然少。而文学理论课程对古今中外作品的要求是难分主次的，哪些作品能说明原理就加以运用。这样，由于课程的安排而带来的不平衡阅读，也增加对文学理论学习的难度。尤其从“阅读数量”看，在不同阶段，选择阅读“较少”的比例都较大。这样，抽象的概念不能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就难以化解抽象的理论。从阅读与文学原理联系的程度看，选择“紧密”联系的比例极小，选择“一般”的比例较大，还有一定比例的“毫无联系”，显然学生对文学理论所学与所用不能很好地联系，自然不能认识到学习文学理论的重要性，学习的兴趣必然不会大，从而主动性减弱，更不要说热情了。再看本文的表三，问及“教材中的那些章节最易接受”，两个年级最一致的回答则是“文学作品的类型和体裁、抒情性作品”，这显然与学生的阅读基础有关，学生们读抒情类作品较多，理解便也相对容易。而“文学作品的类型和体裁”一章，侧重文学规律性的总结，对文学有大致的了解就可以理解，这对于大一学生来说自然较好掌握。 由于一年级学习文学理论课程的艰难，致使学生对本课程一直存在畏惧心理，在大四年级报考研究生专业方向时，与文学史课程相比，年年报考文艺学方向的极少，有时，几乎没有。 事实证明，在大学第一学年学习该课程学生们确实有困难。于是，我们提出，应在大三年级开设文学理论课程，一方面有一定的阅读基础，也学习了专业和公共的主要课程，有相当的知识面，同时，两年的大学学习也积累了一定的学习经验，掌握了一定的学习方法，思维相对丰富起来，学习的自主性要强。三年级学习文学理论，与文学史所学知识融合在一起，互相提升。 学好文学理论意义重大，能够培养学生的理论素养，为进一步从事文学理论研究输送人才；同时高师教育中，有利于学生将来对中学语文教学以指导。与其早学昏昏，不如晚学昭昭。 二、教材 在近年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讨论与反思中，教材建设是讨论的中心。教材是教学的关键因素，是教与学的中介，是联结学生和教师的纽带，知识结构、体例框架制约和规定着教师教什么和学生学什么的主要方向。所以，分析教材，把握教材，驾驶教材是教学活动的主要依据。但是，在具体教学中学生未必能有这样的认识。本校使用的是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请看关于文学理论教材的调查表（表三附后）：有一个数字应注意，在“你细读教材的时段”列中，最大的选择比例是“考试前”，一年级69%，二年级93%。其他教材大都没有读过，更不能回答哪个版本的教材更适合教学。之所以有这样的数字，可能有相关四方面的原因：教材深奥难懂、学习兴趣小、时间不允许、学生只为考试而学习。 这里，先谈后三个因素：关于兴趣小的原因，基本上与上述的分析有关，不必再说。学生时间紧也是一个方面，现在学生学习英语占用的时间很多，这是一个共性问题，不仅仅只影响到本课程。尽管有的学生想学专业课，但无奈也只能让位。当然，现在学生学习的勤奋度不够，只为考试而学的大有人在，所以临到考试加以突击，这也是共性的因素。 我们主要从教材本身来分析，针对文学理论教学的艰难状况，教材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也应该反思，在这里重作思考： 1.文学理论教材应体现学科知识体系的规范性 “学科建设一般以教材建设为支撑。没有经典性教材为依托，学科建设和发展是不可思议的。”[②]建国以来，我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发展很快，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50年代末，以巴人的《文学论稿》、刘衍文的《文学概论》等为代表；60年代以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和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为代表；80年代，以十四院校《文学理论基础》、北师大文学理论教研室编写的《文学概论》为代表；[③]之后，则出现了多样的局面：代表教材有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陈传才、周文柏的《文学理论新编》和吴中杰的《文艺学导论》等，进入新世纪有董学文的《文学原理》、王元骧的《文学原理》、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等。几十年来，文学理论教材从单一走向多元，在体系上采取开放性的结构，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开放性：对传统文艺观念的反思、引进开拓新的文艺观念、多学科多视角立论、多种范式形态的建构。 文学理论教材发展如此之快令人喜悦，然而运用到各高校中则需要我们冷静思考，对于同类高校应该运用相应的统编教材。 文学理论教材建设与学术研究相比，从内容上看，学术研究可以是局部，就问题的一个方面展开，也可以是较大的问题研究。而教材则不然，它必须是成系统的，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普遍适用性。这样，文学理论的教学实践才能保持稳定、形成规范。但现在，各高校往往运用本校教师编写的教材，尤其是重点院校，尽管称作是教材，但实际上是个人学术专著，各有各的体系，各有各的观点，教材之间体系框架大相径庭。如童庆炳主编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文学理论教程》，共五编，十六章[④]；陶东风主编的21世纪文学系列教材《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共七章[⑤]。这是两本不同时期出版的体系截然不同的教材：童本教材，以文学活动四要素为基本框架，形成系统；陶本教材从中西方对比的角度对文学基本问题进行阐述。两种体系、两种风格、两种理念。试想，如果学生学习了这样两本不同的教材，对文学理论的认知会有多少相通性呢？新近出版的教材大致情况也如此。这似乎是多元化的体现，但众语喧哗，难成统一，不同学校的学生对文学理论的认知不统一，似乎文学理论这一学科只有随意性，没有规范性，这样必然会消解学科的科学性。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两本教材不好，它们都很优秀。童本曾是第三代教材的代表，被称为换代教材，许多大学运用。陶本教材是在反思文艺学学科，尤其是教材中的普遍主义与本质主义倾向而探索性地编写的新教材，目的是充分体现文艺学的多元和开放,强调文艺学知识的历史性与地方性。把两本具有代表性的教材进行纲目对比，只是想说明大学教材统一的必要性。 作为一门课程，而且是专业理论基础课，应该有一定的规范，教材应相对一致，以此为基础由授课教师加以开拓，融入自己的学术思想和观点，体现教学的特色和个性，这才符合课程的特点，教材的大体一致与学术见解的多元化并不冲突。 在此，作为文学理论教师，真切地呼唤国家教委应该组织不同高校的专家有针对性地进行不同类型的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综合类高校、师范类高校等），整合多种观点，共同商讨教材的体系和内容，形成具有科学性、普适性和权威性的统编教材，为全国高校学生运用。而且不同类型的教材，彼此之间理论体系也应保持相对一致。目前中文系学生报考研究生，许多学生选择学校时，只要有文学理论考试的科目，首先看所报学校指定的参考资料中文学理论教材是否与自己所学的为一个版本，一样才加以考虑，不一样则只能忍痛割爱，因为复习不同文学理论教材往往等于重新学习。初学文学理论的艰难心理，学习时间的宝贵，继续深造的迫切心理，使学生不敢轻易再增加学习的难度。当然，举这一例子并不是要求教材的编写专为学生报考研究生服务，但可以说明我国现有教材的不统一。 2.文学理论教材应具有实践的可操作性和接受的可读性 是否具有认识的正确性和实践的可操作性，是文学理论研究是否具有科学性的主要标志。但文学理论研究中空谈理论、脱离实践的倾向较为严重，这种倾向不仅存在于学术研究上，在大量的文学理论教材中也普遍存在。王元骧认为文艺研究需要突破纯认识论的理论框架，把从认识一极的研究引向实践一极。这是值得学界重视的见解。文学理论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运用，教材既然是为教学实践提供依据的底本，那么就务必在可操作性上下功夫：一是增强适合教学过程的可操作性，增加有助于教学双方交流和调动学生积极性的环节，包括讲授、阅读、写作、辩论、评议等内容；二是要注重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在概念命题和原理接受的基础上，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解读文本的能力、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等，学以致用。 从可读性而言，似乎只有文学作品才有可读性，理论性教材则不必谈。其实，可读性是一切阅读接受的必要条件，是主客体建立联系的纽带，可读则会愿读好读，从而才能达到沟通，形成对话。然而，现在的一些权威性教材恰恰是繁复艰涩，把原本易懂的东西写得深奥费解。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只是为了最终追求一种话语权，甚至变成了一种智力游戏[⑥]。从教材这一环节把学生的学习欲望和深研的兴趣调动起来，这也是教材建设的使命。 3．文学理论教材应具有阐释新文艺现象的时代性 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急剧变化，品种之多、数量之大、手法之新是令人惊叹的，尤其是网络文学、手机文学等新文学现象的涌现，这必然对文学理论提出新的要求。但文学理论作为文学实践的理论总结却难以跟上时代的步伐，教材更是严重滞后。正如一些学者所说，“现在，当代文学实践早已是脱了缰的野马，跑得不知去向，现行的文艺学已经难以望其项背。面对着文学创作实践,面对着当代五花八门的新理论新术语,还有更为咄咄逼人的各色媒体，文艺学已经是六神无主，无所适从。”所以“文艺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重建文艺学与现实生活之间有机、积极的学术联系。”[⑦]“中外文艺学的历史告诉我们，文艺学的学术创新能力(与其他学科一样)从根本上说来自对于现实中提出的问题的积极参与和回应———虽然这种参与和回应不应当是无批判的。”[⑧]大学生是感受新现象最强烈的一代，最新的体验需要在理论的学习中寻找答案，得到支撑，然而却无踪可寻。恰恰是已过时的现象却在教材中大谈特谈，自然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甚至会反感。对于教材的编写者，大都是文艺学专家，应该有一种结合社会现实发掘文艺新现象的能力，及时在教材中总结，才能在教学中达到教材与学生的对话，才能产生学习的兴趣。当然，对于新现象的总结教材不可能穷尽，必然需要教师在教学中的不断输入。 最后，不得不强调一点，即就现在一些教材出现的弊端看，编写组要精心配合，主编统观全局，避免前后内容的重复；编写人员要在自己承担的章节中，体现综合的观点，不要对古代和西方文论的观点进行简单的拼揍和堆砌。 三、教师 教师是教的主体，也是整个教学活动的指挥者，学生的学是建立在教师怎样教的基础上的。教师是教学方法的设计者，实践者，所以，在此主要谈教学方法的问题。现代教育理论对课程的教法提出更多的要求，不同的课程教学方法不尽相同。教学方法的运用，能够把教师、学生、教材等教学的各个环节联系在一起。根据文学理论课程的特点，应更好地采用哪些教学方法，才能让更多的学生接受，这是传承、接受、运用文学理论的关键。根据我们的调查进行综合分析，针对课程特点，本文提出“人性化教学”，即在教学全过程中，以人为本，寓理于趣。人是根本，理是目的，趣是手段。心理学研究表明：兴趣是推动人们求知的一种无形的力量。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当今世界教育现代化的主导观念与实践课题之一是教育的人性化的观念，“突出强调学生人格的全面发展，即不仅注重培养学生的知识、思维、理解、技能等认知侧面，而且应注重培养学生的感情、兴趣、态度、需要、信念、自我决断这些情意侧面。”[⑨] 我们认为，文学理论的人性化教育可以从下列四个方面加以尝试： 1.快乐教学--对个体生命的关爱 大学生是具有鲜活生命的人，既有思想的追求，也有情感的需求。因为大部分学生初学文学理论比较茫然，甚至会产生抵触、畏惧心理，但又不得不学，这必然带来情感生命上的无奈和痛苦，所以，教师应给学生以关爱，消除学生的这种心理障碍，创设一种轻松愉快生动活泼的教学情境，让学生在学习中感受到生命的快乐。这种方法很多，或引大家熟悉的诗词俗语入教，或引音乐入教，让抽象的概念、原理变得生动活泼。如文学与艺术的区别，可欣赏《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洗海星说“音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孔子就以“礼、乐、射、御、书、教”六艺教授弟子。音乐进入课堂，学生心理很轻松。同时，典雅优美悦耳的音乐不仅能调节学习的气氛，更能陶冶学生高尚的情操。正如荀子说的“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化人也速。”同学们深切体会到抽象的理论竟然包含在自己可信手拈来的话语中、怡然自乐的歌曲中，自然拉近了与课程的心理距离，消除畏惧感，让理论课给学生以享受。 2、自主教学--对生命价值的关注 大学生已经成人，主体意识非常强烈，教师要关注学生的生命价值，给他们充分参与教学的机会，让学生自主教学，从而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1）对于同学们较为熟悉的教学内容，让学生讲课，教师做授课能力的全面指导。让学生当老师，主体意识得到了充分发挥。由于多数学生广收资料，集体备课，反复试讲，多方评论，对教学内容理解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能远远超过了教师所讲的效果，真正是教师讲得少学生未必学得少。 （2）争鸣性的内容，让学生讨论或辩论。如“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关系”的论辩等。从调查表四(附后)可以看到，课堂组织讨论的较少。现代教学理论认为：课堂讨论使高校教学过程与科研过程互相渗透、沟通联结，是培养大学生科研能力的重要教学形式。 3、质疑对话--对生命价值的尊重 教学方法要改革，但无论怎样改，教师的讲授是绝对离不开的，关键是怎样讲。教学过程是一个师生对话的过程，或无声对话，或有声对话，教师的教应以对学生生命价值的尊重为前提。对于重点难点内容，教师要逻辑性很强地一环扣一环提出问题，诱发学生“生疑-——思疑-——释疑”，不仅要学生有所知，更要有所思。学生每解决一个疑问，就有一种战胜难点的兴奋，就会多一份自信。这里，教师要降低自己在学生面前的权威态度，以一种友善的指导者与合作伙伴的姿态出现，鼓励学生大胆提问，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使课堂气氛生动活泼。 4、广泛联系--对生命价值的提升 人性化教育注重人生命质量的提升和生命价值的创造，倡导人的全面发展。文学理论的学习，不能仅仅局限于教材，需要大量的知识来支撑，需要大量的文艺作品来充实，需要当前的文艺现象来开拓，需要更系统的理论来提高，这样才能达到人性化教育目的。但从课程课外情况调查表四（附后）可以看到：“听取相关讲座情况”和“图书资源的利用”两栏中，回答“很少”、“没有”者和“较少”、“不利用”者各自之和均为100%，回答“很多”和“充分”的没有。与上述阅读量调查相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学习文学理论课程，必然是狭窄而没有兴趣的，更谈不到深化开拓，这不利用学生生命价值的提升和创造。反思教学，教师要引导学生据教学需要广泛地阅读相关资料，教师预先开列读书清单，定期让学生阅读，以笔记的形式总结读物的整体框架和主要观点等。材料的积累既充实学生的所学又培养科研能力。这里，需要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把课程与课程相联系，课程与社会相联系，要由此及彼，彼此沟通，学习的趣味不断丰富，品位也会不断提高。 以人性化理念为指导进行文学理论教学，打破传统的讲、听、记的教学模式，变注入为引导，变被动为主动，变单向传授为双向多向交流，以学生为本，追求认知与情意和谐共生，既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培养了学生的思维能力、课堂组织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临时应变能力、科学研究能力、文学赏评能力等，达到了人的全面发展。 在实施人性化教学的过程中，教师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尤其文学理论教师，必须树立人性化教育的理念，并变成一种自觉的教学实践。教师是否具有严密的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发散性思维、求异性思维；是否能够吃透教材，讲解时点面结合，深入浅出，前后联系形成一个理论系统；是否能够旁征博引，有一种善于捕捉社会新现象的心理欲求，以对教学负责的态度对主要知识内容加以发散，切实找到彼此联系的凝结点，给予学生理性的分析和引导；是否能够精心设计课堂，以民主的心态与学生进行对话，富有对教学全身心投入的执着和创设氛围的情趣等等，这是人性化教学目的能否实现的基因所在。 四、关于文学理论考试 考试是整个教学活动的最终一环，是对教与学有效性的检验，考试的内容和方法不同，检验效果也不同，能否把教与学的水平真正表现出来，考什么、怎么考很重要。从对学生的调查可以看到，“结业成绩是否应与平时的学习、作业等情况结合”同学们回答“应该”者为84%、87.5%。关于考试形式，一年级回答最多的是“作业+考试”，二年级赞同最多的是“论文+考试”。教学要改革，关键得改革现行的考试制度，现在大学的考试仍实施传统的考试模式，“大学中机械教条的考试方式与评估方式(统一命题、试题库、流水批卷等)在貌似客观、公正、科学的外表下严重地束缚了学生、同时也包括教师的学术自由与学术个性,强化了文艺学学科的规训、排他性与封闭性。”[⑩]在这种模式之下，学生许多新的思考不能在考试中体现出来，对学生是一种扼杀，而且，还会形成学生学习的两种极端：一是死背教材，可能取得高分；一是弃而不学，考试前临时抱佛脚，许多学生也能过关，所以在关于“文学理论教材调查”的“你细读教材的时段”问答中，回答“考试前”的两个年级分别达69%、93%。在平时的教学活动中，许多学生也很想参加，但一想到与考试无关，对活动也便不感兴趣了。尤其是在期末考试前夕，一切与学习有关的实践活动都不能实施，这是师生最大的无奈。所以，学校应据课程特点，采用相应的考试方式——自主式考试：给师生一定的考试灵活度，与平时学习相结合，把考试分为基础知识测验、论文、读书笔记、口头论辩等多种形式，抛弃那种完全由教师命题，学生背书，学生被教师牵着鼻子走的考试模式。尽管一定的记忆性考试是必要的，但要增大学生知识理解力的考试，或者学生自主选题，或者教师给出一定的范围，让学生写出有自己独到见解的论文，或者是强化教学内容与学生能力培养相统一的考试，充分发掘学生的创造思维和综合能力，充分调动学生学习课程的积极性。 以上是关于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本科教学思考，这里，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是把20多年从事文学理论教学与研究的体会和所作课程调查分析的思考写出来，这是真实的感受。从教学活动四要素分析文学理论教学状况及原因，从而促进文学理论学科的建设，推动文学理论学科的接受、传承和发展。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课改中探究式教学理论的运用 摘要：当前，在我国各学科的教学中，都将探究式教学理论运用到其中，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文学理论有关工作者也正在如何将探究式教学理论与文学理论教学更好的融合，实现文学理论的有效改革。因此，探究式教学理论对于改革文学理论课程是势在必得、刻不容缓。 关键词：文学理论教改 探究式教学理论 运用方法 文学理论作为中文系中关键的一门理论指导课程，课程内容具有显著的抽象性，学科内容与学生现实生活有很大距离，造成文学理论发展滞后。在文学理论教学中，应用探究式教学方法，既可以培养学生学习文学的兴趣，也能达到活跃课堂气氛的目的，进而提高文学理论这门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 1突破教材章节格局的限制，科学设计教学专题 1.1培养学习者批判文学的能力 传统文学理论教学在选择教材中，通常都会选取具有权威性、严肃性的教学内容作为教学的依据。但是很多文学学者认为，在当前编写我国文学理论教材中有很多问题。比如：著名的赵宪章教授指出：国内文学理论教材中有很多问题，很难适应国内文学理论、文学教材的发展，改革教材是大势所趋。有关实践结果表明，如果完全按照教材内容进行教学活动，一方面，不能根据课时要求，将各种理论知识讲明白、讲细致；另外一方面上，会引起学习者的反感情绪。所以，很多学者都主张突破教材内容章节的各格局，坚持从文学现象上考虑，以学习者知识需求为主导，对教学专题重新展开设计。教学专题应该考虑到引导学生主动思考文学活动，并具有较强的“探究性”，与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相结合，将文学体系中各个知识点与学生现有知识体系、知识结构相结合。如：结合“文学活动”中四大分支，将文学教学内容分为文学创作论、接受论、本质论和作品论四大模式，在每一个教学模块中都设定出一定的教学专题，在设计教学专题时，应考虑到学习者对天文现象感兴趣程度，并针对性的进行培训。文学活动本质论专业是培养学习者对文学认知的能力，让学生提交出评论文学热点的文章；文学创作专题结合培养学生文学写作的实际能力，要求学生们积极和愉快的展开文学创作；文学作品专题注重于提高学生鉴赏文学能力，引导广大学习者积极创作文学评论。 1.2设计教学专题 结合文学活动本质论这一板块，并根据学生文学学习情况，设计出如下几方面的教学专题：怎样进行文学活动？文学到底对于我们生活有怎样的作用？文学与哪种活动有关系？文学具有什么特征？结合文学创作论板块，设计出文学创作体会谈、名人创作体会谈的教学专题。结合鉴赏和分析经典作品这一问题，文学作品论板块与文学接受论板块可以设计出如下几种教学专题：文学伦理和情感、文学类型、文学作品的层次；文学语言特征；文学写作风格。上述所讲的在设计教学专题中具有三个优点：一是，结合文学问题，有助于调动起学习者学习文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广大学习者深入探究文学；二是，既考虑文学理论知识体系是否完整、统一，也能与文学教学实际需求相符；三是，众多模块和教学专题促使整个教学思路都非常明朗，有助于引导教学者选择教学模式。但还需要注意的是，在确定完教学内容后，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具体教学中，还需要结合学习者学习状况、接受能力、知识需求等方面的因素，针对性的选择或者修改教学专题。 2教学方式上注重“探究”的过程 2.1创设教学情境 探究式教学和传统教学对比而言，前者完善了后者，后者注重推行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强迫学生接受，而前者注重于循序渐进、逐层深入，注重用问题导入教学内容，因此探究式学习又被称之为“问题导向式”的学习，而“问题”被作为研究和探讨学习的核心。在文学理论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先提出问题，学生针对性的回答，这样才能制定出可行的、效果好的教学方法，显然“探究问题”贯穿于教学课堂的始终。问题导向式的教学方法，不但能够培养学生对学习的兴趣，而且还能将原本枯燥、乏味的问题转变得丰富有趣，学生在思考问题中，也会与其他同学进行交流，这样也在无形之间增加学生之间的友谊，促使他们更好的进行学习。如：“文学的真实”教学专题课堂活动应该这样开展的：教师先对学生们讲述《农夫观画的故事》，引导学习者主动思考这个故事到底在讲什么？给我们带来什么启发？大家在讨论后得出：文学艺术的灵魂是真实性；教师在引导具体例子，果戈里的《外套》、卡夫卡的《变形记》，让学生们思考和研究艺术具有的真实性与我们日常生活具有的真实性有和差异？在教师的引导下，总结和归纳出艺术真实性具有的四大特征；教师结合学生对艺术真实性的理解程度，提出如何艺术真实性中存在的矛盾？即普遍性与个别性这一矛盾，在分析和研究后得出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应了解“艺术概括”的含义；然后教师在结合老舍《骆驼祥子》、托尔斯泰《复活》”等例子，对概括艺术的规律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在讲述实现艺术真实性这一条件时，特别是讲到“合情合理”时，教师可引出王实甫的《西厢记》，其主人公杜丽娘“死了又活了”、“梦里又死了”的离奇、古怪的情节让学习者思考：“为什么这一情节不是真的，很多读者都信以为真呢？”让学习者在思考后得出结论。所谓的问题主导式也就是从学生所感兴趣的问题着手，对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学生在解决问题中会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入其中，也有很高的热情参与其中，不但能够达到活跃课堂气氛的目的，而且也能提高教学质量，让学生们在探讨问题中学习知识。 2.2开展文学辩论赛 在21世纪的今天，人们对文学的认识越发深刻，呈现出多元性和开放性等特点。从某一种程度上而言，探究式教学也就是要教学者将自我评价、自我探究、自我思考的能力还给学习者，让学习者主动思考，在思考中得到新知识。所以，在文学理论教学中，重视通过“多方主体交流”的方式，引发学习者们观点相撞，这样既可以挖掘学生对文学的兴趣，也能够加强学习者的实践能力。在课堂上展开小型辩论赛作为观点争锋相对的关键环节。如：结合“什么是文学”这一教学专题，教学者可以设计出三个辩论题目：“网络文学与文学意义相同吗？”、“文学是否会消失”、“文学艺术具有美丑性吗？”，由于上课时间的限制，教师可让学生自愿选择其中一个辩题进行辩论，在辩题确定之后，将全班同学分为正方、反方，在一星期的准备后，正方和反方分别挑选出三名陈词总结人、三名陈述辩论人，其他学生可以在自由辩论环节中发言，辩论赛之后，每一位同学都要写一份文学短片作业，字数不限。通过实践表明，这种准备充分的小型辩论赛受到了学生们的一致认可和喜爱，同学们的参与热情都很高，也准备了发言稿，在自由辩论时很多学生都积极、踊跃的发言，学生们在激烈的辩论过程中，不但将自身的看法勇于表达，而且也从对方辩友身上学到了知识。 2.3延伸对文学的思考 想要顺利、有效的进行理论问题的研究，只靠在课堂上的时间进行思考和讨论，根本不可能解决问题，也只能停留在问题表层上，很难以深化理论。所以，注重收集课外的资料，探究式教学方式作为引导广大学习者课外延伸思考的主要环节。但教师应注意到，收集资料并不是简单布置或者告诉学生该收集什么资料而需要注意如下二个问题：一是，明确收集资料的目的，最好选择开放性、有争议价值的论题展开，教师应指导学生们如何收集资料、收集资料途径等；二是，大力鼓励和支持学生将自身的认知凝结成某种表现形式，做到这两点后，才能确保学生在收集资料时有足够的动力，才能达到提高学生思考、自学能力的目的。所以，在进行收集资料和延伸思考这环节时，需要学习者和教学者花费较大的时间和精力，在一些较为适宜的教学专题中才能着手实施这项工作。如：围绕着“文学是怎样发展起来的？”这一开放的、有争议的话题，让同学们进行课外自学，在课外自学后课上发表看法，鼓励和支持同学们不要被教材内容几种观点所限制，要敢于发散自身的思维，主动思考自身对文学的发展有的看法。让学生们在课下时间寻找在经典文学之中，典型人物的事迹，并了解他们的成功之处，以便于深入的了解文学。另外，在课堂后，让学生分为若干个小组为古典诗词配画、配词等，各个小组组长负责用PPT演示，进而将中国古典诗歌情景美、意境美充分展现，这也就是一种较为可观和典型的课后延伸式的研究。 2.4学生成绩测评的灵活性 第一，期末考试方法应形式多样，考试题不但有名词解释、填空题，而且还要有论述题、分析作品题，既考察了学生对文学基本概念和理念，也考察了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综合成绩的评定，学生平时成绩包括如下几方面：意识，个人得分、小组作业合作成绩、参与辩论赛状况、参与网络平台状况等。学生所完成的平时作业，一方面是整理和反馈学生自身所学的知识；另外一方面上，将记忆知识扩展到知识的应用。学生课堂活动参与状况作为测评学生平时成绩的主要依据，其主要部分结合教师打分，有时也安排小组成员间互相评论，每一次成绩都将计入到学生最终期末考试成绩中。 3结语 总而言之，在学习文学理论中，应用探究式教学方法，既可以达到强化学习者学习兴趣的目的，也能够活跃课堂的气氛，将原本枯燥的课堂变得生动有趣。结合文学理论这门课程实际内容而言，探究式教学改革是正确的，想要顺利有效完成改革，这不但需要文学教师坚定改革的信念，而且也需要教师长期坚持，进而提高文学理论教学质量。 作者：肖丽 文学理论论文: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思考 摘要：文学理论是文艺学中知识性和理论性最强的一个学科，但是在教学史上，它却屡屡被研究者和教师以“面临危机”来指称，尤其是随着传媒时代的到来，这种危机感更加剧烈，传统教学方式难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本文首先分析了目前文学理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反思 一、引言 文学理论课是一门专业性、理论性极强的课程，在高校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这门课程对培养学生的知识结构、理论思维方式、独立思考能力乃至人生理想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教学史上，它却屡屡被研究者和教师以“面临危机”来指称，尤其是随着传媒时代的到来，这种危机感更加剧烈，传统教学方式难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本文结合笔者多年的教学经验，针对目前文学理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同时并对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目前文学理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文学理论教材老化 目前高校的文学理论教材理论知识陈旧，与新时期的文化脱节，学生普遍觉得陈旧和枯燥，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目前一些高校的文学理论教材，仍旧沿袭过去“纯文学”立场去编写，以精英化的理论视界来规范文学理论的话语边界，将通俗文学悬置在理论的外围。当这种理论话语遭遇通俗文学、网络文学之时，其阐释必然失效。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文学理论教材，过于强调意识形态话语的规训统合，缺乏与时俱进的辩证性理论张力，拘泥于本质主义的思维范式，恪守绝对的同一性逻辑与总体性意识，拒绝多元化、差异性，从而使理论本身失去对话、交流与沟通的功能。 2、教学方法单一 讲文学理论就是讲理论，这种认识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文学理论实践教学的理解还不够深入。文学理论涉及太多经典理论，教师不想讲，学生也听不进，内容宽泛枯燥，与实践联系不大，很难提起人的兴趣。纯粹把文学课程当成一门理论课来讲，无论是对教师还是学生，都是一种负担，更谈不上促进教学。 3、授课对象的转变 在这样的一个新媒体时代里，学生的接受视野发生了根本变化，形成了一个稀缺与盈余的颠倒结构。现在的学生都是90后，他们生活在影视大面积侵入他们生活的年代，从幼儿开始即受电视的影响，而到了入学受教育的年代，恰又赶上网络开始侵占人们生活空间的时期，所以有更多的时间被图像和屏幕所占据，这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笔者在课堂上曾这样提问过学生，“完全看过四大名著纸版的举手”，结果是零，问“完全看过四大名著纸版之一的举手”，结果也是零，问“看过四大名著纸版之一的一章或几章的举手”，有三五人举手，问“看过四大名著电视/电影的举手”，结果是大家齐刷刷地都举起了手。这个现象虽是个个案，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值得深思。 三、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的对策分析 随着信息化时代大幕的徐徐拉开，面对新形势下的新体制、新职能、新使命，不少高校在文学理论方面都存在一些与信息化时展不相适应的瓶颈问题。只有找准问题、分析原因，才能为解决问题、破解难题提供参考意见。推进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应从顶层设计、师资水平等方面人手，破解与信息化时代相矛盾的现实问题。 1、在顶层设计方面——着力解决培训内容与实际岗位不一致的问题 “有用的没学到，学到的用不上”，一直是文学教学被广为诟病的话题。应该说，在信息化时代下，文学的教学由书本教育向多媒体教育的转型上，目前已经进入到了改革的“深水区”，处在由“转型期”向“发展期”跃升的关键阶段。尽管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不得不承认，在某些方面，我文学理论教育的转型并没有彻底完成，转得还不够彻底，没有跟上网络时代的步伐。许多高校展现的是当代文学教育的“面子”，露出的却是以往旧式文学教育的“里子”，用多媒体教育的“新瓶”装着古板文学理论教学的“旧水”，猛一看好像是那么回事，实际上在学生能力培养上却欠了很多账。由于缺乏统一的人才培养顶层设计，教学和实践衔接不紧，教学内容与实际脱节，需要从“顶层设计”这个根上加以解决。具体来说，就是要制定文学理论岗位统一的教学大纲，明确岗位任职能力培养标准，高校按岗施教，使高校培训与岗位合上拍，二者相得益彰。 2、在师资水平方面——着力解决教学能力与学生需求不吻合的问题 教之本在师，文学理论队伍建设直接决定人才培养质量。在信息化的背景下，信息大爆炸，每名教师每天都被网络各种垃圾信息充斥，能静心读书的教师不多了，能静心研究枯燥文学理论的教师更是少之又少。直接导致的问题是教学理念滞后，与教育大纲所匹配的“教为主导，学为主体”“先学后教，变教为学”等新理念尚未转化成实际教学行动；教学设计能力不强，问题设计不够精练，系统性条理性不够；教学实施能力较弱，不能熟练驾驭文学理论教学需要的教学模式。在研究创新能力方面，重“学术研究”轻“教学研究”，热衷于容易出成果的学术研究，不愿意深入探讨见效慢的教改研究；重“数量”轻“质量”，对研究成果把关不严；重“研究”轻“转化”，学术科研成果转化率不高，在服务教学方面做得还不够；教学与科研兼顾不好，顾此失彼，等等。 四、总结 由上可见，信息化时代条件下，确实给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一定冲击。针对这种状况，关键是研究分析出应对的办法与思路。如何在教学上应用信息化时代的成果，将信息化时代的优势融入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当中，训练文学学生思维、培养文学后继人才、延续文学生命的重任。作为文学人，一定要站在文学长远发展的角度，全面认识自己、精准定位自己、合理要求自己，把个人的成长进步与文学的荣辱发展融为一体。 作者：袁佳 单位：长春理工大学光电信息学院

理论分析论文:理论分析与中国选择讨论 基于改革的市场取向,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这场体制转轨与制度变迁过程,可以被极为简练地概括为经济的市场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更多表现出的是市场力量的不断加强和政府干预的适当淡出。然而,对于银行等金融部门而言,在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的同时,却越来越重视和强调政府部门对金融市场以及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从国际社会来看,也存在着这一看似矛盾的“二律背反”现象,伴随金融全球化、自由化浪潮的推进,国际金融业也正在向强化监管复归,强化监管与金融自由化同步发展。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对银行业进行监管,银行监管的基本逻辑依据是什么,政府对银行业进行监管的基本意图与动机是什么?归根结底,对银行业实施监管的根本目标究竟是什么?只有明确这一问题,才能正确解决怎样进行监管的问题。也即监管目标的定位是有效实施金融监管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将监管目标明确定义,并且准确无误地将实现监管目标的责任委托给监管机构,监管才有可能有效进行”(Goodhart,1998),才可以围绕这一目标而有针对性地对具体监管内容、对象、方式、技术、方法、手段以及监管组织形式进行选择取舍,才可能确保监管效率甚至整个金融系统运行效率的提高。 一、监管目标及其主旨:理论的辨析 现代经济学对银行监管的原因、必要性及其应达到的目标的解释,主要建立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理论之上,特别是“市场失灵理论”与“信息经济学”理论。该理论体系认为,政府实施银行监管是为了社会公众利益而对市场运行过程中不适合或低效率的一种反应,是为纠正金融市场垄断性、外部性、传染性、脆弱性和信息不完备性等所引起的市场失灵问题而做的制度安排。从理论分析的逻辑看,主要有两个基本分析视角:一是基于银行系统的宏观视角,主要着眼于银行系统本身的重要性及其外部性效应,认为银行体系在提供金融服务等特殊商品外,还支撑着整个社会的支付结算体系,对整个经济体的平稳运行至关重要,从而使得银行体系具有较强的外部性,银行业是高风险聚集的行业,同时银行风险会引起系统风险,一家银行的破产倒闭可能诱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引起银行体系的连锁反应,破坏整个支付结算体系,并通过货币信用紧缩影响经济增长。因此,需要政府部门介入,通过外部监管来限制银行倒闭的不利影响,保持整个金融体系的健康稳定。 另一种视角则是基于银行合约参与者——存款人的微观视角,主要着眼于保护一般存款人及金融商品消费者的合法权益(Kareken,1986)。认为在金融商品的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委托关系,为保证作为人的金融机构更好地为委托人服务,金融商品的消费者需要对金融机构的经营者进行监督。对于银行而言,为避免银行经营者在使用存款人的资金发放贷款时过于冒险、损害存款人利益,存款人需要对其进行监督。但由于银行与存款人及各金融交易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监督成本很高,数量众多而分散的中小存款者存在着普遍的“搭便车”倾向,中小存款人既没有积极性也没有能力去搜寻信息或干预银行管理。因此,银行监管对中小存款者而言具有公共品性质,供给严重不足,需要政府承担这一公共品的供给。 作为这两种不同的理论逻辑和关注视角,尽管在最终监管要求和监管内容等方面是基本统一的,两者异曲同工,都要求被监管行尽可能稳健经营,避免其过度涉险,进而保持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和存款人利益的最大化。以消费者保护为目标的监管,常常可以获得对维护系统稳定有用的信息,而以维护系统稳定为目标的监管,也照样可以甚至必须对具体业务行为进行监管(王君,2001)。然而,基于两种不同的目标和关注视角,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两者有时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一定的冲突,如基于稳定整个金融系统的角度考虑,在银行业出现一定问题时,出于担心整个市场崩溃的角度考虑,监管者可能会故意隐瞒一些重要的信息,但从存款人利益的角度来讲,显然具有一定的“欺诈”之嫌,侵犯了消费者的充分知情权,不利于其及时调整投资决策。 为了避免目标冲突,相当一批经济学家主张监管机构应围绕监管目标设置(Wallman,1977;Taylor,1995;Goodhart,1998)。但在具体方案的设计方面,理论界仍未达成共识。较为普遍的一种模糊分类方案认为,各类金融机构由于性质的不同,对维护系统稳定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要求也各不相同,银行的系统性风险特征明显,并且与宏观经济政策关系密切,因而应当由中央银行负责监管;而保险业与证券业的消费者保护特征比较明显,可以由相应的专业监管机构负责。但在这一框架下,对于某个金融机构的监管常常难以同时兼顾不同的目标,只能有所侧重。如中央银行对银行业的监管只以维护系统稳定为重点,有时不可避免地难以顾及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问题;对证券业的监管,则主要顾及了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而忽视了其对整个金融系统的影响。为避免这种主次的冲突,泰勒(Taylor,1995)提出了一种“双峰”论(Twin Peaks)的观点,认为整个金融系统的监管可以根据目标的不同,设置两个相应的监管机构。两者的监管对象都同时涉及银行、证券、保险,只是前者针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审慎性监管,以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尽量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或金融市场崩溃;后者针对金融机构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商业营运监察”性的行为监管,以防止其出现欺诈或机会主义行为,保护知情较少者(中小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合法利益。负责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监管机构应以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为对象,而负责稳定金融体系的监管机构应以支付系统为对象。 二、银行业监管目标体系的确定:中国的选择 监管目标的确定与划分,既应当遵循整个金融系统健康发展和监管工作有效进行的一般规律,同时也应充分考虑具体金融机构的体制安排、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历史文化环境等国情实际,从既有利于整个金融系统长远发展的战略发展需要,又有利于保证体制改革平稳推进的现实需要出发进行具体设计、安排。 从目前我国的监管体制来看,随着银监会的成立,逐步形成了与分业经营相适应的分业监管体制框架。根据最近公布的中国人民银行“三定”方案,中央银行除了在传统的货币政策职能之外,还有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职能。而在目前正在讨论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就把保护广大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作为立法宗旨。这标志着我国银行业监管的宏观目标与微观目标首次得到了明确区分,解决了长期以来人民银行既承担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宏观职能又负责保护存款人和消费者利益的微观职能的双重监管目标冲突问题。作为我国银行业的专业监管机构,银监会的成立使得保护存款人和金融消费者利益的监管目标获得独立化,使得保护存款人利益的监管目标得以凸显,有利于存款人利益能得到切实保证。 从理论上讲,银行经营中对存款人或消费者可能造成的利益侵害,一方面是基于商业银行经营的高负债率和有限责任制而导致的经营者过度涉险的机会主义行为,也就是在商业银行主要通过吸收存款等负债业务取得经营资金并实行有限责任的条件下,对于其股东与经营者发放贷款或从事某项投资而言,如放贷或投资成功可以取得几乎全部的收益,而如放贷或投资失败则只需承担极小部分的责任,因此,在缺乏必要的债权人监管的情况下,商业银行的所有者和经营者都存在过度涉险的激励,从而威胁到存款人资金的安全性等。另一方面可能的损害基本与一般企业类似 ,商业银行可能会凭借其在市场上的垄断地位降低银行服务的质量和有效产出,侵犯消费者利益,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因此,银监会“保护广大存款人和金融消费者的利益”的监管目标定位,就是要通过对于银行机构市场准入的审批、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的审查、各项经营业务的检查和监控等各项审慎监管工作,保护消费者免受金融服务部门或金融市场其它参与者的机会主义行为或垄断定价的损害,促进各商业银行积极发展、稳健经营,加强内控制度,强化风险管理,确保消费者得到诚实、高效、优质的金融服务。 此外,由于金融市场上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普遍存在,消费者行为之间也具有相互模仿和影响的外部效应,金融市场的有效运作在相当程度上还取决于市场参与者对市场的信心。因此,出于对消费者整体利益的考虑,监管者还应当提供市场公信这样一种公共产品,要通过审慎有效的监管,及时预警、控制和处置风险,有效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通过增加信息供给,加强信息披露,提高银行业经营的透明度,进而增进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防止出现因集中性的恐慌而引起金融市场的混乱,维护银行业稳健运营。同时,保护存款人和金融消费者的利益,最为根本的是要提高其自身的自我保护能力。考虑到我国目前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之中,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金融发展滞后,市场规则及相关知识尚未完全建立并深入人心,居民缺乏必要的金融风险意识,自我保护能力较弱。因此,作为监管者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考虑,还有一个重要职责便是“要通过宣传教育工作和相关信息披露,增进公众对现代金融产品、服务和相应风险的识别和了解”。金融机构要及时向公众披露市场及金融产品的信息,监管者要对金融机构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度作出判断,并纠正消费者对一些金融产品及服务的误解。 最后,由于我国目前市场经济体系还未健全,法制仍需进一步完善,市场主体在经营过程中不规范的行为时有发生,违法犯罪案件难以完全避免。因此,为从根本上保护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作为监管者必须严密监管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活动,通过加强监管,建立起防范金融犯罪的机制,有效减少金融犯罪。同时,通过严厉打击各类金融违法犯罪活动,维护良好的金融市场秩序,最大限度的减少资金损失,进而促进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应当说,目前银监会的目标定位,从形式上看似乎是多目标的,但实质上保护存款人利益、增进市场信心、提高公众金融意识、减少金融犯罪等四个目标都统一于保护存款人合法权益这一最高目标,前者是基础与根本,后者则是其的具体化,四者共同构成我国银行监管目标的有机体系。 三、中国银行业监管的目标定位: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分析 1、银行监管目标的定位反映了执政党“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现代政治经济学对政府监管的分析认为,政府对不同行业的监管是不同利益集团政治斗争和利益较量的结果,反映了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的要求(佩茨曼,1976;Stockman,1991)。对银行业而言,正如前面的分析,政府介入主要为广大存款人提供一个“有积极性的代表”(M.Dewatripont J.Tirole,2002),以解决广大存款人之间因“搭便车”而出现的监管不足问题。目前我国由于金融市场发展的滞后,投资工具有限,居民主要以储蓄存款为主,几乎都是储户,其利益与银行密切相关。因此,银监会对广大存款人和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最为直接而深切地体现了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 2、银行监管的目标体系代表了国际银行业监管的基本共识,反映了我国银行监管与国际接轨的积极开放姿态。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银行监管的国际化已成为大势所趋。作为正在逐步融入国际社会的中国而言,也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国际金融风险和银行业国际竞争的挑战,不可能也不允许置身事外。考虑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根据金融服务协议规定,目前国内规则已在逐步放宽,而国际监管规则却有不断强化的趋势,必须积极推进银行监管的国际化,研究评估国际监管的先进经验,积极学习和吸收国际先进的银行监管理念与技术,在监管中尽可能采用国际标准、惯例,提高监管政策有效性和本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从国际上看,英国、韩国等国家的监管机构基本都具有与此相同的监管目标体系;美国、日本、德国等基本都明确地将保护存款人利益作为银行监管的首要目标。因此,我国确定这一银行监管目标,反映了我国监管目标甚至整个监管体制、监管法规的国际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反映了我国在开放的格局中建设一个适合国情的、更为有效的监管框架的积极姿态,体现了为中国银行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监管保障的客观要求。 3、银行监管的目标定位反映了规范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行为与方向的必然要求。现代企业制度及其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一个关键的因素便在于其股权所有者、债权所有者与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之间恰当的权力分配和制衡机制安排。对于现代商业银行而言,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控制度更是确保其正常运转的根本所在,但基于商业银行特殊的债权人结构,债权人自发的外部监管往往较弱,需要政府为此提供专业性的外部监管,以保证各方权力的均衡和商业银行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然而由于各种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各商业银行及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残缺、内控体系薄弱等问题相当严重,从而导致大股东、经营人员侵犯存款人利益问题屡见不鲜。如某些地方政府借股东身份直接干预商业银行经营,强迫商业银行向一些质量与效益无保证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提供贷款,导致贷款由于无法及时收回而造成资金损失。再如银行经营人员的“内部人控制”问题,都直接影响着商业银行的稳健经营,威胁着广大存款人的资金安全。因此,保护广大存款人利益的监管目标的确立,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者必须把保护存款人利益作为从业的最高目标,并以此规范经营行为和经营方向。当利润最大化或效应最大化与保护存款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决不能以牺牲存款人利益换取利润或效应最大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效的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的安全和稳定,实现银行业的可持续稳健发展。 理论分析论文:中国的资本论世界历史理论分析 从学说史角度看,《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因阐述系统、分析精辟而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中居于重要地位。前者被视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源头①、乃至当下全球化理论的发源地②,后者的相关论述则被国内外学者广为引用。因而,对这两个文本的解读自然就成为国内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重要取向。在这方面,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编辑出版的《与全球化》、《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的当代阐释》颇具代表性。不过,诚如日本学者伊藤诚所说,探讨新时代对世界的认识时,《共产党宣言》固然不可或缺,但也应当重视《资本论》对相关论述的深化。③在这个意义上,梳理《资本论》及其手稿(以下简称《资本论》)的世界历史理论或全球化思想是研究的应有之义。近年来,国内部分学者就此进行了探讨。 一、探讨解读的新语境、新原则 列宁曾经指出,随着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马克思主义这一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会分别被提到首要地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遭遇正是如此。全球化当代拓展及其引发的经济社会剧变将人们的目光聚焦于这个诞生在一个半世纪前的科学理论。尽管“全球化”作为一个概念出现的历史很短,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个理论洞察全球化进程、本质与趋势的前瞻性和深刻性,决定了任何一个试图把握当代全球化的严肃学者都无法对此视而不见。然而,要从学理上真正澄明这一理论的丰富内涵、时代价值并非易事。 哲学解释学研究表明,对任何文本的解读都不是主观任意的,而是解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一种“视域融合”。就本文的论题来说,问题的关键是既要超越传统教科书式的解读模式,又要超越单纯经济学的解读模式,确立新的阐释语境和解读原则。在这个问题上,有三种观点值得关注: 一是任平基于对《资本论》“大写的逻辑”的新诠释提出“交往实践观”。他认为,资本全球化构成马克思思想的历史地平线,马克思的新世界观、特别是其(世界)历史观即他的全球史观,就是对这一资本全球化时代的批判性反思。交往实践观则是马克思把握资本全球化本质的理论核心,是打开资本全球化历史大门的哲学钥匙。没有资本全球化和交往实践观,就不可能有马克思的历史想象和当代意义。马克思的新世界(历史)观(资本全球化的世界历史图景)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为起点,到《资本论》真正完成。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以资本全球化为历史地平线的交往实践世界图景和相应的普世历史观。《资本论》的视域就是资本全球化幽灵及其本质性反思———交往实践。《资本论》“大写的逻辑”与其说是存在论的逻辑、人化或物化的逻辑、主体际的逻辑、断裂的逻辑,不如说是交往实践的逻辑。④ 二是丰子义结合全球化的当展,主张确立“唯物史观全球性研究范式”。即改变以往只注重从一个国家、民族的视野来观察和谈论问题的方法,转向用全球化的观点来思考和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用全球性思维来补充和完善民族性思维。简言之,立足民族性而又超越民族性,这正是研究范式调整的基本含义。实际上,这也正是马克思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的基本视野和方法。一方面,唯物史观的发展和创立离不开“世界历史”的研究,唯物史观的深化和发展也是在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创造的世界体系中实现的。另一方面,马克思对于各个国家、民族具体问题的研究也是纳入到“世界历史”的分析框架中来进行的。可以说,唯物史观是同世界史观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世界史观,就没有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发展;同样,没有世界史观,也就没有对各民族国家具体问题的正确说明。这种研究方法对于今天的研究同样非常重要。唯物史观的研究要具有时代性,必须具有全球性,确立全球性的研究范式。⑤这一观点虽不是直接源自对《资本论》的解读,但是对把握其中的世界历史理论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三是聂锦芳阐述了解读《资本论》的基本原则和思路。他认为,当下的《资本论》研究存在明显不足:(1)缺乏真实、完整而权威的文献基础,只是根据由后人整理“成型”、辗转翻译(德俄中)的三卷“通行本”展开研究。(2)与国际《资本论》研究界的状况严重脱节,大多数论者不了解甚至完全不知道同道者的文献积累、研究进展和前沿论题。(3)把马克思完整的思想硬性地区隔为“经济学”、“哲学”和“社会主义”三个部分,《资本论》则更多地被看作是一部单纯的经济学着作,忽略或淡化了其宽广的理论视域、深邃的历史意识和深刻的哲学蕴涵。(4)无视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与其身后20世纪整个世界发展的时空视差、社会变迁及其二者复杂的内在关联,只是根据现实的需要便对《资本论》的思想和观点进行随意地概括和极端性地评论,实际上并没有客观地再现和揭示《资本论》的思想史地位和当代价值。鉴于此,重新研究《资本论》应遵循以下原则:第一,必须以权威、完整和准确的文献资料、版本作为基础,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中“资本论及其手稿卷”、第三部分“书信卷”涉及《资本论》的通信部分、第四部分“笔记卷”中作为《资本论》准备材料的四个笔记等。第二,必须突破传统而狭窄的研究思路,将其宽广的思想视野、深邃的历史意识和深刻的哲学蕴涵全面地展示、提炼出来。第三,必须结合对20世纪资本批判史的梳理,以及目前资本全球化的发展态势来重新理解和评价《资本论》中的资本理论及其对资本逻辑的批判,确立其思想史地位和当代意义。⑥ 二、厘定基本方位、梳理主要内容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内涵丰富,主要包括世界历史生成发展的阶段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机制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双重后果论、世界历史性个人论、资本极限与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论等。该理论的创立和发展涵盖了马克思学术生涯的全过程,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是创立时期的代表作,那么,《资本论》及其手稿无疑是这一理论走向科学形态的显着界标。深入研究《资本论》的世界历史理论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基于不同的学科背景,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大体沿着经济学、哲学两个路向展开。 1.经济学路向的研究主要着力点是经济全球化、世界市场等方面。顾海良主张立足经济全球化的现实“重读”《资本论》及其手稿,因为手稿尤其是“六册结构计划”,为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思路、结构和方法。⑦(1)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理解不能只限于《资本论》,还应该十分注重经济学手稿的研究。(2)把马克思经济学理论观点的研究譬如“六册结构计划”中的《世界市场》册中相关思想与当今经济全球化的现实结合起来,注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3)要突出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理解。《资本论》剖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社会规定性、制度规定性、历史规定性和阶级规定性,这些方面构成了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基本方面。我们应当把这些方法应用于对经济全球化问题、当代国际经济关系的实际研究之中。此外,还有其他学者就《资本论》的经济全球化思想进行了具体讨论。⑧赵景峰等人梳理了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主要内容。他认为,虽然马克思对世界市场的研究只留下一些简短的提示和论述,但是对今天的经济全球化研究启迪甚多。(1)马克思阐述的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性质,决定了当今发达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2)马克思从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全球性意义、资本扩张本性决定其推进世界市场、市 场经济和国际分工、国际交换的扩展等多个层面揭示了世界市场形成的客观必然性,这些论述有助于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产生的根源。(3)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的形式包括:建立殖民地、商品输出、生产国际化、资本输出、劳动力输出等,这些形式是当代经济全球化各种形式的基础。(4)马克思全面论述了世界市场的作用,主要有:各国利益依存格局的形成、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世界资源配置的基础调节作用、巩固资本主义的国际经济基础、打破闭关锁国、将各国融入世界市场等。(5)世界市场危机是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它一方面对现有资本主义矛盾暂时进行暴力解决和瞬间的强制平衡,为自身发展开辟道路;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更广泛的危机,推动资本最终超越自己的资本主义前提。⑨ 2.哲学路向面的研究主要是在考察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演变进程中完成的。关于《资本论》及其手稿世界史观的理论地位,主要有三种看法“:深化和发展说”认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集中阐释和表述于19世纪40年代,50、60年代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得到了深化发展。⑩“发展的转折点说”认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的转折点,在这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及其演变的认识发生了实质性突破。“潜在整体说”认为,《资本论》蕴藏丰富的世界历史思想,拓展了《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观点,但该文本只是世界史观的一个潜在整体。因为马克思的“世界市场”思想并未完成;研究视野也有局限,马克思倾向于以欧洲、尤其是英国作为典型蓝本,对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东方只是略有涉及。虽然《手稿》对“三大形态”做了概括,但是基于对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基础,缺少真正大量的历史事实根据。基本定位的不同决定了内容阐释上的差异。“ 深化和发展说”认为,马克思《资本论》时期的世界历史理论内容丰富、视野开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政治经济学研究计划和《资本论》结构的调整;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三是对东西方社会的比较研究。其中以第二个方面最突出,具体特点是:(1)世界历史是马克思重要的研究视野和方法,即用世界历史的眼光和观点来看待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现象及其相互关系;(2)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历史理论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但主要是经济领域的阐发。所以,应主要从经济分析来把握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理论。具体来说,其内容包括:资本原始积累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起源;关于资本本性的分析阐明了资本主义兴起与发展的根本动力;对世界市场的分析阐明了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国际矛盾,即国际交换与国际剥削;论述了资本主义对待世界经济的双重手法,即保护关税与自由贸易;刻画了资本主义“中心与外围”的世界图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未来走向,指出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发展到了顶点,也将使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了极限。“潜在整体说”将《资本论》世界历史理论主要内容概括为七个方面:(1)商品二因素是资本论的逻辑体系的起点,也是世界市场、世界历史的逻辑起点。(2)世界历史是由劳动社会化、交往普遍化两种趋势以及两种趋势的结合而形成的。(3)世界市场是世界历史形成的经济基础,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又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4)由于生产力的发展遵循“国家内部-国际间贸易-世界市场”的逻辑走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可能随之从一个国家内部发展为国际间的、世界性的生产关系。(5)世界历史的中介———分工和货币等也出现了国际化的趋势。(6)普遍性的危机是世界市场发展的结果,作为总体的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中包含着深刻的危机,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共产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取代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也是一种必然趋势。(7)从世界历史的高度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人的独立性”—“自由个性”三大社会形态。 “发展转折点说”认为,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及其演变的认识发生了实质性突破。第一,提出并阐述了“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国际竞争”等问题;第二,从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上全面考察了资本的世界生产力发展极限;第三,在总体上把握住了经济危机、社会革命、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彻底解体三者之间复杂的内在关系;第四,从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过程的角度进一步考察了世界史的分期问题。其中,核心是关于资本的世界生产力发展极限的思想。这个思想的形成标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及其演变发展的研究,从质的关系角度上的把握过渡到了从质量统一即度的关系角度上的全面研究。 3.分析“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内在本质。此项探讨同属哲学路向的研究,不过专题分析的特点更鲜明。汪帮琼主要以《手稿》为依据,明确提出抽象劳动是“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深层内涵。(1)前资本主义时代,人类历史的深层基础是特殊劳动。这时,物质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的劳动者和劳动客观条件统一于特殊性基础上。社会发展主要取决于狭隘的、特殊的自然条件,人类历史表现为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界的崇拜。(2)交换和交换价值的发展导致特殊劳动下劳动者和劳动客观条件统一关系的解体,由此造就的自由工人、游离出来的劳动客观条件,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了历史前提,也为“转变”创造了历史条件。(3)“转变”的深层内涵是抽象劳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成了劳动者和劳动客观条件的彻底分离,作为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成为普遍存在,并占据了生产的统治地位。于是,原先的狭隘的特殊劳动的主导地位不复存在。这一方面导致了人们之间狭隘关系的解体,劳动的个人建立了相互间的普遍联系,进而造成了全面的世界性的生产体系、以及相应的全面的人的需要体系;另一方面,由于劳动者和劳动客观条件的彻底分离,上述世界性的体系却成为脱离劳动的个人而独立的、支配人们的异己力量。赵士发认为,马克思对“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深层本质的分析,是从资本和劳动两方面展开的。一方面,“转变”是劳动辩证发展的结果。(1)民族地域历史的根基在于尚未发生异化的特殊劳动,即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在这种形式下,占主导地位的劳动者与劳动客观条件直接统一。(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使劳动者与劳动客观条件的分离,彻底瓦解了特殊劳动,抽象劳动即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获得普遍发展。(3)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既是一条异化之路,又是对异化劳动的扬弃之路。另一方面“,转变”又是资本自我否定的必然归宿。首先,在直接生产过程中,资本既要肯定必要劳动,又要否定必要劳动。这决定了资本既要突破狭隘的地域局限而开创世界历史,但又只能是世界历史不自觉的工具。其次,在流通过程中,资本既要想方设法扩大流通,又要尽可能地消灭流通。这决定了它既要通过扩大交往开创世界历史时代,但又通过尽可能缩短交往时间从而为新的世界历史时代的到来准备条件。最后,在总的生产过程中,资本无限增值的本性使它具有无限发展生产力、开创世界历史的强大动力。可是,资本生产的手段和目的之间的矛盾又为生产力的发展设定了无法克服的界限,由此决定了它终究要被世界历史扬弃。 三、多方面揭示历史与现实意义 《资本论》及其手稿承载着马克思一生中的黄金时代的重要理论创获,其中的世界历史理论不仅对于从整体上理解马克思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意义重大,而且对于剖析当代全球化问题都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对此,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进行了探讨。任平从阐发马克思思想当代性的角度,论述了《资本论》“大写的逻辑”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在他看来“,大写的逻 辑”本质上就是表征旧全球化时代本质的交往实践观。它包含两个方面内容和理论意义:一是对整个全球化本性的精妙揭示,这对研究今天的全球化有着重大意义;二是囿于旧全球性若干特性的局限,需要在新全球化时代加以调整的理论纲领、范畴和观念,这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传统视野转向当代视野的内在驱动力。应当看到,资本全球化正在发生着从“旧全球化时代”向“新全球化时代”的重大转变:全球化结构构成从“工业文明—农业文明”转向“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新全球化时代“一体化”与“多元化”并存格局的两极之间保持很大的张力;全球化的控制方式从商品、工业和金融资本等实体控制转向文化、信息、科技、政治以及大众传媒等控制方式;全球化的思维方式从以启蒙理性为基础的现代主义精神的旧全球主义转向以后现代的多元化为特质的新全球主义。上述转变凸显出五大新问题:知识经济对全球生产方式变革的哲学意义;新全球化所带来的交往、主体际和公共治理问题;重写现代性问题;新全球化时代对全局格局的挑战;新全球化时代对多元文化冲突的挑战。马克思主义哲学唯有主动反思和解答新全球化时代的重大问题,才能显示其当代性。 赵士发等人论述了世界历史理论对于唯物史观的重要意义。(1)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一种整体性的世界历史视野。没有这种整体眼光,就不可能有唯物史观的科学创立。(2)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深广历史视野,使唯物史观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哲学。马克思本人明确指出,《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不是某一个民族与国家的发展规律,而是整个现代社会(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对此种看法,叶险明并不赞同。 在他看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既不是和其他内容并列的一种观点,也不仅仅是一种新的视野和整体性方法,而是作为马克思哲学的主构架而存在的,集中地体现着马克思哲学旨趣所具有的“世界历史规定性”和所依据的“经验事实”的全球性。第一,马克思哲学的“世界历史规定性”是指哲学批判目的所具有的与进步观念相联系的世界历史性,主要包括作为马克思哲学人文本质和终极目的的“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人和社会的彻底解放的世界历史性。第二,马克思哲学所依据“经验的事实”的全球性即“问题的全球性”。这种全球性来自于世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发轫于工业革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过程,是世界各国都要大体经历的社会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所出现的“全球问题”迄今非但没有解决,且日趋严重,越来越威胁到每一个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虽然当代人为限制这种危害付出了种种的努力,但这离“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的社会相去甚远。正因此,马克思哲学无疑具有鲜明的当代性。黄皖毅认为,《资本论》中的世界史观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有助于更好把握马克思的连贯性、一致性。因为关于世界市场的构想既是《资本论》的逻辑归宿之点,也是马克思晚年笔记思想、尤其是以世界市场为中介桥梁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的起点。可见,马克思的晚年笔记与《资本论》的写作计划和有关阐述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二,《资本论》关于“世界市场”的构想和阐述对列宁、、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的有关思想在本质上是与马克思、恩格斯一脉相承的。第三,《资本论》中的世界史观尤其是世界市场理论对理解当今的全球化状况也有一定的价值。当代全球化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上能够朝纵深发展,与世界市场的日渐成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顾海良强调,马克思在《导言》中创立的总体性方法有助于透过经济全球化的现象看到经济全球化的本质。(1)从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相结合的角度把握经济全球化概念的内涵。自然属性就是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产生,并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性质。社会属性体现经济全球化下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这种“二重性”反映了经济全球化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能量和利益的同时,也给国际生产关系带来了新的变化。(2)将国际生产关系研究作为经济全球化研究的新视角。一方面,必须把国际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来研究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从根本上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基本特征、影响和作用。另一方面,还必须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理论、观念的相互联系上,把对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放在以“世界生产力发展—国际生产关系—国际经济基础—国际上层建筑”为主要序列的社会结构当中,形成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社会和世界经济发展中现实和历史相统一的整体观念。(3)既要研究经济全球化的一般规定性,也要研究其特殊的社会规定性。要在研究经济全球化的生产力层面问题的基础上,研究世界经济中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出现的新的大量不平衡、不平等和不稳定现象及其产生的根本原因。要把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经济关系当作一个历史范畴,作为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对国际经济关系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寻找其固有的内在联系,揭示其发展规律,运用思想总体把具体—总体的结构和过程的认识与理解再现出来。赵景峰也对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方法论意义进行了讨论,包括总体方法论、立足政治经济学批判探寻市民社会的奥秘、唯物辩证法、历史分析法等。 四、深化研究的几点思考 由上可见,国内学者围绕《资本论》世界历史理论的探讨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奠定了下一步研究的良好基础。然而,无论相较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受关注度,还是比对《资本论》之经济学、哲学思想的研究投入和取得的成果,现有的研究都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深化。笔者以为,推进该主题的研究,应当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应当从思想特质角度,准确把握和阐发《资本论》世界历史理论的批判本质。从上面的综述可以发现,一些学者不加区别地使用“世界历史理论”和“全球化理论”两种提法。这种做法无形中回避了一个前提性问题,即如何看待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根本性质以及与当下全球化理论的异同。事实上,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核心内容之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本质上是“资本的世界历史批判”,而不是历史学或社会学意义上的实证学说。尽管创立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离不开历史学研究,但批判性始终是马克思思想的特质,目的就是要揭示资本的世界历史性生存逻辑及其限度,展现“新世界”的历史地平线。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赞同聂锦芳的观点,从资本批判的视角重新理解和评价《资本论》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如果我们基于“资本的世界历史批判”的角度审视《资本论》,就可以获得一些新的理论发现。就理论方面来说,《资本论》对世界历史开展的批判既包括“副本”批判,即黑格尔世界史观、特别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世界市场理论批判,也包括“原本”批判,即资本的“物质的生活关系”批判。 马克思的批判表明,由于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包含在资本概念中了,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不过是资本自我增殖本性的外化、现实化。斯密、李嘉图推崇的所谓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实质上就是资本的自由,目的是为资本增殖消除障碍、提供保护。但资本是一个矛盾体,它试图打破任何界限,无限发展生产力,同时又为劳动和价值创造确立种种界限。因此,资本不过是一个“过渡点”,它最终将走向自我否定;而超越资本的世界历史的主体力量则是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正是这种彻底批判立场,不仅把马克思与黑格尔的世界史观区别开来,而且也标明了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当下种种全球化理论根本差异。其次,应当结合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确定《资本论》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方位。不可否认,国内学者先后提出了“深化和发展说”“、发展的转折点说”“、潜在整体说”等观点。这些概括虽然具有一定合理性,但还不足以彰显《资本论 》在世界历史理论方面的重大贡献。笔者以为,《资本论》对世界历史理论的推进不是局部的,而是整体性的,是马克思这一理论发展的制高点和科学形态。(1)根据列宁的研究,唯物史观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创立时“暂时还只是个假设”,经过1848年革命的检验,特别是“自《资本论》问世以来,……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世界历史理论是唯物史观的组成部分,其发展轨迹自然也不能例外。(2)《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资本论》预备性研究成果,马克思称其为“一生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对此论断,研究世界历史理论时必须给以高度重视。(3)从马克思思想演进来看,揭示资本世界历史性的生存逻辑及其限度,离不开对世界历史的“原本”批判,即资本的“物质的生活关系”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对此虽有分析,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规律、资本逻辑的科学认知是在《资本论》中达成的。(4)《资本论》对资本的世界历史的批判分析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马克思以“资本再生产”为着力点对世界历史进行总体批判,形成了以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指向、以揭示资本的世界历史性生存逻辑及限度为核心内容的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逻辑再现了资本从历史生成、本性绽放到自我否定的辩证运动。包括:关于资本的世界历史生成机制的系统探究、关于资本再生产与现代性社会发展的理论、关于资本的世界市场与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的理论、关于“物役性”关系下世界历史性个人的悖论式发展与“自由个性”的历史生成的理论、关于资本的极限与“自觉”的世界历史的形成的理论等等。最后,应当结合资本全球化当展阐发《资本论》“世界历史批判”理论的当代意义。比较而言,国外学者十分重视对资本资本主义全球化新发展、新问题的研究和批判。 主要表现有(1)对马克思之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做出了新概括,如帝国主义论、晚期资本主义论等,对不同阶段出现的国家垄断、不发达问题等新情况进行深入研究。(2)对当代资本主义展开多维批判,代表性的有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评等。(3)借鉴《资本论》思想研究全球化趋势。沃勒斯坦着名的“世界体系”理论就受益于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剩余价值论等思想。鉴于此,国内学界应当站在时展的高度,借鉴和运用马克思的分析范式、资本批判视域,直面当代全球化及其问题,提出具有的启发性的理论观点。譬如,全球化是否意味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单质化(美国化或西方化)?资本再生产批判具有怎样的当代意义?如何基于《资本论》视域评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如何看待“消费社会”理论与消费主义批判?如何从世界市场危机理论审视金融风暴?如何立足于资本世界历史极限理论评价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等等。通过上述问题的深入探讨,不仅可以深化、而且能够发展马克思开创的“资本的世界历史批判”理论,使其焕发崭新的时代价值 理论分析论文:商业银行营销理论不同视角的分析 摘 要 商业银行营销活动是商业银行争夺客户的重要手段之一,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银行必须对其营销活动进行创新,而创新又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从金融营销理论、金融创新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价值链理论和客户经理制度五个方面对营销理论进行分析。希望能在商业银行营销中具有实践意义。 关键词 商业银行 营销 金融创新 随着国家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的转变以及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发展壮大,银行间的竞争逐步加剧。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银行准入制度的放宽和世界大型跨国银行的进入,我国的商业银行面对的竞争环境日益激烈。在新的竞争格局和市场环境下,国内商业银行的市场营销活动日渐活跃,并呈愈演愈烈之势。各商业银行纷纷结合自身优势,革新和提升营销理念,推进CI 建设,重塑公众形象,营销层次迅速提升,国内银行业开始迈入了营销时代,而经济活动又是基于经济理论的指导。如何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作为争夺客户的重要手段-营销,必须不断进行创新。商业银行营销理论主要涉及金融营销理论、金融创新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价值链理论和客户经理制度。 1 金融营销理论 金融营销或商业银行营销是市场营销理论的分支。相对于其它行业,金融行业引入市场营销理论比较晚。这和商业银行的政策管制和金融业的产业结构相关。因为在以前,商业银行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受国家金融政策的限制,商业银行只能被动提供国家规定的产品,商业银行分工非常明确,例如中国农业银行的客户是广大农村。而现在商业银行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原来的市场划分已经不存在,如何争取更多的客户是商业银行工作的重点。 事实上,金融营销是市场营销理论在金融业的移植,同时根据金融行业的特点进行理论行业化。金融营销是商业银行运用一定的公关技术(关系营销),通过服务手段(服务营销),有目的、有选择地筹措资金,开展信用往来,实现资金增值。其过程包括营销体制的构造,营销机制的确立,营销目标的制定,营销信息的收集,营销方案的决策,营销策略的谋划、营销预算的实施和营销绩效的评价。 金融营销理论是以客户需求为中心的由服务营销理论、关系营销理论和网络营销理论三大理论组成。商业银行营销的设计就是三者的整合运用。 2 金融创新理论 对于金融创新的表述比较复杂。商业银行作为比较特殊的产业,其创新只是在政策允许范围内的创新。由于各国对银行管制的差异,所以,对银行创新的概念没有统一的认识。我国经济学家陈岱孙和厉以宁借鉴熊彼特的经济创新的概念,认为金融创新就是在金融领域内建立新的生产函数,是各种金融要素的创新组合,为了追求利润机会而进行的市场改革。其涵盖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上出现的一系列新事物。包括新的金融工具、新的融资方式、新的金融市场、新的支付清算方式以及新的金融组织形式与管理方法等内容。美国的银行词典把金融创新定义为支付制度促进银行和其他金融结构作为资金供求中介作用的削弱或改变。其创新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技术创新;风险转移创新;信用创造的创新和产生股权的创新。创新理论主要分为以下学派: 2.1 西尔伯的约束诱致假说 美国经济学家W.西尔伯认为金融创新是微观金融组织为寻求利润最大化,减轻外部对其压制而产生的自卫行动。商业银行通过创新来规避约束。约束来自于外部的政府约束和内部的自身约束。为了规避约束,银行从机会成本和金融机构的影子价格和实际价格的差异中进行最大限度的金融创新。微观金融机构金融创新的行为的逻辑是与约束相对应的影子价格在一定时期的持续上升导致金融创新。西尔伯认为美国60%的金融创新可以用该理论解释。该理论认为金融创新是金融抑制的结果。其观点是片面的,不能解释基于市场变化和经济环境变化的金融创新活动。 2.2 制度学派的金融创新理论 以诺斯为代表的制度学派主张从经济发展历史的角度研究金融创新,认为金融创新是与经济制度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创新活动。他们认为在计划经济和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没有金融创新存在的空间和必要。制度学派认为全方位的金融创新只能在受管制的市场经济中才会存在。即政府的管制本身就是金融制度领域的创新。在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中,政府管制妨碍金融活动时,银行会试图进行金融创新来规避管制。 2.3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金融创新 自从科斯提出交易成本的理论,交易成本理论被广泛应用到一切经济活动领域,金融自然也不例外。希克斯和尼汉斯1976年提出的金融创新交易成本理论。交易成本理论认为金融创新的支配因素是降低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成本是金融创新的首要动机,交易成本决定了基于金融创新的产品服务创新是否具有实际价值;金融创新实质是技术进步导致交易成本下降的反映。希克斯认为交易成本和货币需求与金融创新的逻辑关系是:交易成本是作用于货币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同的需求会产生对不同类型金融工具的要求,交易成本的高低使微观主体对需求的预期发生变化。交易成本的降低使货币向更为高级的形式演变和发展,产生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交易成本的不断降低刺激金融创新的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该理论认为金融创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寻求交易成本不断降低的过程。 我国的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的特点是国家严格的政策管制下有限的创新。由于商业银行的分业经营,作为金融创新的主体的商业银行的创新产品是非常有限的。同时市场的激烈竞争和计划经济遗留下的商业银行产品或服务的同质化,迫使商业银行积极进行金融创新,推出基于自己资源优势的创新产品或服务,通过产品或服务的差异化竞争创建竞争优势。 3 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商业银行营销 信息不对称理论是微观信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自1970年美国经济学家阿克洛夫以旧汽车市场交易模型为基础分析“逆向选择”开始,阿罗(Arrow)、赫什雷弗(Hirshleifer)、斯彭斯(Spence)、格罗斯曼(Grossman)、斯蒂格利茨(Stigliz)等经济学家在许多领域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拓展性研究,并提出了“逆向选择”理论、“市场信号”理论以及“委托———”理论等基本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被西方学者称为是最近二十年微观经济理论最活跃的研究领域。 信息不对称性的概念来自信息经济学,是指交易双方不能同等地具备或掌握做出实现交易决策所需的全部必要的信息,而是处于信息在主体间的不对称分布状态。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中的主体具有完全的信息。而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信息是不对称,从而在经济活动中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和道德风险的问题。商业银行营销同样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信息不对称是绝对的、难以避免的。在商业银行营销中,信息不对称主要表现为商业银行和客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商业银行方面,由于客户的知识和信息的有限性 ,客户对于商业银行的产品和服务的理解仍然存在一些基本的存贷款业务,而对于商业银行的产品和服务的创新缺乏必要的了解,同时由于商业银行间的激烈竞争,不同商业银行的产品服务创新过多,作为客户没有时间对商业银行的产品和服务进行深入的了解,为扩大商业银行产品和服务的知名度,针对目标客户开展营销是商业银行推广产品和服务的必要手段。同时,作为客户而言,由于潜在客户数量比较多,如何更多了解客户的相关信息,是商业银行营销的重要目的,通过商业银行营销,促进彼此间了解,更大程度降低客户与商业银行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根据现代营销以客户为中心的原则,营销的过程实际上不断了解客户需求和市场信息,根据客户的需求和建议不断进行产品服务创新,改进现有产品服务的过程。从信息经济学的观点,营销过程就是商业银行客户间信息交流的过程。信息交流是降低彼此间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手段。商业银行营销只是尽可能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不是完全消除信息不对称。用可以忍受成本最大的消除信息不对称是商业银行营销的原则。同时信息不对称的与信用密切相关。现在通行的信用评级就是消除信息不对称的一个规范化设计。 4 基于价值链理论的商业银行营销 Michael E.Porter(1985)首次提出价值链的概念并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价值链理论认为,企业的发展不只是增加价值,而是要重新创造价值。在价值链系统中,不同的经济活动单元通过协作共同创造价值,价值的定义也由传统的产品本身的物质转换扩展为产品与服务之间的动态转换。彼得·海恩斯(Peter.Hines)从价值实现的最终目标出发对价值链进行了重新定义。他认为价值链是“集成物资价值的运输线”。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Jef?鄄fereyF.Rayport和JohnJ.Sviokla(1995)提出了“虚拟价值链”(Virtual Value Chain)的观点。他们认为任何一个企业组织都是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进行竞争,一个是管理人员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的资源世界,称之为“市场场所”(Market Place);另一个则是由信息构成的虚拟世界,这一虚拟世界的出现导致电子商务这样一个新的价值创造场所,他们将这一新的信息世界称之为“市场空间”(Market space)。它们通过不同的价值链开展价值创造活动,前者通过“有形价值链”(Practical Value Chain),即采购、生产与销售,后者通过“虚拟价值链”,即信息的收集、组织、筛选与分配。两条价值链的价值增殖过程不同,前者是由一系列线形连续的活动构成,后者则是非线形的,有潜在的输入输出点,能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和分布的矩阵。 利用价值链对商业银行营销的业务流程进行重组。所谓“业务流程”,是指“为特定顾客或市场提供特定产品或服务而实施的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活动”。在商业银行营销过程中,一个业务流程就是以一组以顾客为中心的从开始到结束的连续活动。顾客可以是外部的产品或服务的最终用户,也可以是业务流程内部的产品的使用者。业务流程重组的目标是顾客满意,即通过降低顾客成本,实现顾客价值的最大化,这一点与价值链理论中的顾客价值相一致。事实上,整个价值链就是一个创造的价值工作流程,在这一总流程基础上,可把商业银行具体的活动细分为生产指挥流程、计划决策流程、营销流程、信息搜集与控制流程、资金筹措流程等。其中有些流程是特别重要的,决定和影响着形成商业银行独特性或竞争力的因素,称之为“基本业务流程”,对应于价值链中的基本活动;其他业务流程是对商业银行的基本经营活动提供支持和服务的,称之为“辅助业务流程”,对应于价值链中的辅助活动。业务流程重组,就是通过重新审视商业银行的价值链,从功能成本的比较分析中,确定商业银行在那些环节具有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以顾客满意为出发点进行价值链的分解与整合,改造原有流程的路径、工作环节和步骤划分,最终实现业务流程的最优化。 5 基于关系的客户经理制度 商业银行客户经理制是商业银行综合服务体系的主体,是以客户为中心,以客户经理为先导,以所有业务操作柜员化为保障,以后台支持系统和全过程风险监控为依托,为客户提供集成式、全方位服务的服务体系,其核心是客户经理。 客户经理是商业银行为客户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的营销代表,他能够熟练掌握并组合运用商业银行产品,积极拓展市场,为客户提供全方位、全过程、多功能、多层次金融服务,是积极发掘、采集、评估并满足客户需求的客户服务业务主办,是商业银行与客户沟通的桥梁,客户通过商业银行客户经理就能得到全部的金融服务。客户经理的基本职能是为商业银行和客户双方创造商机,把握商机,商业银行与客户是一对利益共同体,为客户负责,同时也是最大的为商业银行负责;第二是要巩固银企关系,维持和发展与客户的良好关系,同时不停地发掘优良客户资源;第三是管理客户,掌握客户的所有信息,建立客户档案,不断地进行评价,从而提出商业银行对策;第四是服务客户满足客户需求,特别是要开发客户的需求;第五是控制风险,当客户情况变化,对商业银行产生不利影响时,应及时调整商业银行策略,规避风险;第六是促进创新,因为客户经理不停地在客户那里进行需求的开发、挖掘,对商业银行的创新起到促进作用。总的来讲,客户经理要对商业银行、客户双方负责,而且是把这两种职责相统一、相结合、既负责采购又要负责营销,既要拓展市场,又要控制风险,这就对客户经理的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理论分析论文:对环境税的理论基础与环境税经济效应分析 摘 要 随着人们经济活动的不断深入,环境污染目前已经成为重要问题,不但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而且还破坏了人们正常的生存环境。为了防止环境污染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国采取的有效的措施解决这一问题,就是实行环境税。虽然我国在环境税方面的立法非常薄弱,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是实行环境税是势在必行的,本文就针对环境税的理论基础与环境税经济效应进行浅显的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 环境税 理论基础 经济效应 分析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为了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在发展过程中对环境进行严重的破坏,环境污染非常严重。针对环境污染问题,我国实行环境税是通过税收手段来保护环境,改善我国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虽然我国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更多是以破坏生态环境,掠夺资源作为代价的,严重破坏的人们的生存环境,同时也严重阻碍了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为了从根源上控制环境污染,我国出台了环境税,对耗能高,污染高的行业进行严格的监督和管理,对于污染环境和破坏环境行为进行重点监控。所以,我国出台环境税是非常必要的。 一、环境税及其理论基础 环境税也被称为生态税和绿色税,是20世纪末在国际税收学界兴起的新概念。环境税是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社会成本内化到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中,并且通过市场机制来分配环境资源的一种有效的经济手段。在一些发达国家征收的环境税主要是二氧化硫税、水污染税、噪声税,固体废物税以及垃圾税等。在我国征收环境税主要是更好的保护环境和资源,对于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的企业和个人,根据其开发和利用资源的程度或者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征收相应的费用。我国环境税的种类主要分以污染物排出量标准的直接课税;对商品和服务的间接课税以及环境减免税。其中以污染物排出量为标准的直接课税主要是排污税,通过征收排污税能够有效的降低征税成本,更好的控制污染,能够较好的保护环境。对于商品和服务的间接课税主要是适当的改变营业税和增值税的税率控制环境污染,保护环境。环境减免税主要是政府对有助于保护环境的行为进行税收减免,鼓励企业和个人保护环境,控制环境污染。 环境税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来自于庇古税。庇古税是由英国福利经济学家庇古提出。庇古税主要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古典教科书的方式,属于直接环境税范畴,庇古税是根据污染物的排放量或者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危害程度确定纳税义务,因此,庇古税可以作为一种从量税。对于庇古税的单位税额是按照经济活动的边际社会成本与边际效益相等的均衡点确定的。按照庇古的理论,经济活动当事人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相等是导致市场配置资源失效的原因。政府应该通过征税的手段或者补贴矫正经济当事人的私人成本,从而使得经济当事人的私人成本和私人利益与社会成本和社会利益达到一致,是资源配置达到最佳状态。庇古的这种纠正外在性的方法被称为庇古税方案。庇古税可以通过对污染产品进行征税的方式,使污染环境的外在成本尽可能的转化成为生产污染产品的内在税收成本,由此可以使经济当事人的边际净收益得到有效的降低,进而控制私人生产污染产品的产量。由于庇古税的提出,政府对生产污染产品的私人征收污染税,能够有效的减少私人生产污染产品的产量,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虽然,庇古税作为一种污染税,主要是通过税收形式控制环境污染的恶化程度,从而达到控制环境污染的目的。所以,庇古税是可以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使环境污染达到最优水平。由此可见,庇古税的外部性理论就是环境税的理论基础。 环境税的设立的最初目的应该是为市场提供一些其不能生产出来的公共物品。但是,从环境保护角度讲,私人的最优选择往往与社会利益存在很大的差异,并且相互背离。因此,仅仅通过市场的作用来保护生产环境是不可能,无法做到对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所以通过税收的方式,征收环境税,运用税收收入治理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从而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二、环境税的经济效应分析 随着环境税的出台,必然会带来相关的经济效应,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有助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 (一)环境税收的价格效应 随着环境税的出台,国家在征收环境税同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价格。并且在商品需求弹性的情况下,就会导致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承担环境税,如果需求弹性不断变大,那么生产者的所承担的税收就会增大,消费者所承担的税额就会减少。如果征收的是直接环境税,就会对生产者治理环境污染的刺激性作用就会增强,国家在获取税收的同时还能取得不错的环境效益。如果征收的间接环境税,生产者就会改变生产策略,重视生产无污染产品,尽可能不生产污染产品,从而非常有利于改善或者减少生产者对环境的污染。 (二)环境税收的产出效应 环境税收的产出效应主要是通过环境税收影响生产者的生产量。通过分析供求均衡,体现出环境税收对价格的影响,从中也可体现出环境税收对也会影响到生产者的生产量。环境税的产出效应主要是通过减少生产者的生产量,控制环境污染的排放量,能够达到控制生产者滥用资源,有效的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国家通过征收环境税,合理的运用价格机制,能够使生产者主动采取措施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因此,国家通过征收环境税,合理的设计税率,能够使生产者重视控制污染物的排放量,改变经营策略,控制生产量,有效的治理污染,进而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环境税收的替代效应 环境税收的替代效应主要分为环境税收的生产替代效应和环境税收的消费替代效应。首先,环境税收的生产替代效应主要是指环境税收对生产者生产的产品结构的影响。国家通过征收环境税使得生产者的生产成本提高,产品价格就会提高,消费者对产品的购买力下降,产品的生产总量就会下降,导致生产者的经济利润下降,严重影响到企业的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生产者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必然会调整产品结构,寻求替代品,生产无污染产品,朝着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方面发展。其次,环境征收的消费替代效应主要是国家在征收环境税过程中影响到消费者对消费品的选择。环境税收的课征会导致相关消费品的市场价格提升,消费者在经济水平不变的条件,就会减少对课税消费品的购买量,对非税消费品的购买量就会明显增多,从而就会产生非常明显的消费替代效应。由于消费替代效应的产生,就会使得高污染的消费品的购买数量下降,生产者也会根据市场需求改变策略,减少对高污染消费品的生产,那么污染物的排放量就会降低,最终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 总结:我国为了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保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为了更好的保护生态环境,控制环境污染,颁布了环境税,通过征收环境税的方式控制环境污染程度,达到环境保护目的。所以,采用征收环境税来控制环境污染是非常有效的经济措施。 理论分析论文:信访制度改革的理论分析和模式选择 [内容提要]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对信访制度进行必要的反思和重新构建。本文首先评述了我国信访体制改革的背景及学界观点，以阐述信访制度的基本法理为基础，重点揭示信访的概念、调整范围、信访人的权利、信访机关的权力以及信访的功能，进而提出信访制度改革的三种模式：集中统一模式、以点带面的整合模式以及分别改进的分散模式。 [关键词] 信访，制度，权利，权力，模式 一、信访制度改革的背景与必要性 信访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它是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形式；是国家机关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听取人民群众意见、建议和要求，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重要渠道。我国目前正处于关键的社会转型时期，改革中产生许多的问题，如法律不完备、执法不严、司法不公和政策偏失等等，这些问题都通过不同渠道汇集到信访部门，使信访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但人们发现，在众多的矛盾面前，原来寄托希望的信访制度已经滞后于时展，表现出对解决问题的不力和不适应。这种局面如果持续下去，不利于推进依法治国的方略，也不利于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故应对信访制度进行大力整合，以制度创新来回应现实的挑战。 从国外的情况来看，继瑞典首次建立申诉专员制度之后，芬兰、挪威、英国、加拿大、法国等很多国家纷纷仿效，或者建立议会体制下的监督专员制度，或者在行政机关内部设立相对独立的行政监督专员机制，甚至在欧盟这一超国家的体系当中申诉专员制度也得到采用。这一世界性的发展趋势为我们进行制度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模版，但在制度背景、政治文化、法律文化、基本国情以及面临的现实问题上与我国信访制度还存在诸多不可比性，因此如果不考虑我国的特殊宪政体制和政治法律文化背景，无法真正将各国制度的精华提取出来，难以创立适应我国国情的信访制度。因此，笔者以为不论提出何种改革方案，都应当符合一个标准，那就是新的信访制度一定要与我国现实的民主环境、法治目标以及宪政体制相吻合。目前我国学者一般在“法治”与“人治”相对立的语境下探讨信访制度，认为信访兼具“法治之友”与“法治之敌”的两面性，[1]并以此为前提，或者提出将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或者主张干脆取消信访，另建他制。[2] 对此，笔者以为信访制度的研究要避免进入如下误区。误区之一是设想信访制度解决所有的问题，将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所有的问题全部推给信访解决；误区之二是让信访成为一种十分专业化的法律制度，规定严格的法律程序，清清楚楚地将政策等处于边界的问题剔除出去；误区之三是让信访仅仅成为信息通道，而将信访的救济和监督功能分别交给法院和检察院以及行政监察部门。笔者以为之所以存在这样的误区，主要是于如下原因所导致，一是没有站在我国的宪政背景之下，没有全面地了解我国宪政制度的特点，将三权分立体制下的运作模式机械地套用于我国；二是只看到信访制度的一个片面或一个局部，没有与我国立法体制、行政体制、司法体制以及地方制度相协调；三是将信访制度目前表现不佳的功能当作信访不应当具有的功能而简单加以抛弃，将本来有多种功能的制度变成没有实在生命力的制度“稗壳”。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要使信访制度获得较大的改进，首先要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辩证地看待现实制度，注重研究信访制度本身的法理基础，区分表象和本质、实然与应然；同时以目的论的观点，从信访制度所要实现的保护公民合法权利、改善国家权力体系这两个基本点出发，理顺二者之间的关系，建立协调和互动，消弭紧张和冲突；最为重要的是，采用系统论和过程论的观点建立新的信访制度体系，使其在我国特殊的国情和宪政背景下，与现有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监察等专项法律制度相衔接，在较小的社会震荡、较少的资源投入的情况下逐步走向完善。 二、信访制度建构的理论分析 （一）信访制度的概念 1995年颁布的《信访条例》将信访界定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依法应当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而从广义的信访来说，信访还包括各级党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以及国有企业进行的信访。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信访成为联系党与人民、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桥梁，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建设当中发挥了积极的协调、沟通作用，成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的重要阵地。 根据当代救济制度发展趋势并结合我国国情，笔者将信访制度界定为：公民和组织在其合法权利受到各类公权力侵害致损时，选择以书信、走访等形式反映事实、表达意愿、寻求补救，接受来信来访的机关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各种方式予以协调、督促和帮助，促成其获得及时有效的权利救济之法律制度，它是其他法定救济制度的重要补充。 （二）信访制度的调整范围 如下事项，可以作为信访制度的调整范围： 1.在没有向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监察机关以及检察机关提起申诉、起诉或控诉之前，信访人可就有关人员的违法、失职及不公或失当的行为向信访机关寻求救济。 2.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监察机关以及检察机关的审理、判决和起诉等行政或司法程序终结之后，信访人认为行政或司法过程中有关人员的违法、失职、 不公或失当行为有所不满时，也可以向信访机关再次寻求救济。 3.对于行政机关、行政复议机关、法院、行政监察部门或检察院不予受理的案件，在上诉或复议之后仍得不到受理时，信访人可以向信访机关寻求救济。 4.对于不合理的政策、抽象行政行为、或具体行政行为，信访人可以向信访机关寻求救济，并可提出建设性意见。 5.信访机关可就立法、行政和司法制度中的不合理之处给予相关机关以批评或建议。 （三）信访人的权利 信访人的权利，从规范的角度来看，是公民和组织在其基本权利受到公权力（立法、行政和司法）侵害时，以书信和走访的形式反映事实，表达意愿，要求国家给予有效救济的权利，同时信访人有权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作出积极或消极的评价。这一概念当中包含着如下的关键要素： 1.信访权利首先是一种寻求救济的权利。在从宏观层面，它属于一类诉权，与民事诉权、刑事诉权和行政诉权、行政复议申请权、民事仲裁申请权等程序性权利有着相同的属性，其共同的特征是：公民和组织可以由这一权利直接导致相应的国家公权力机关对于自己受侵害的事实给予救济。 2.在信访权利这种形式意义上的权利背后，还隐藏着其他众多的权利群，这些等待救济的权利包括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3] 3.信访权利是一种动态的民主权利，公民除了通过选举制、代议制、复决制等方式参与国家的生活之外，还可以通过这种权利来保持日常当中对于国家生活的参与。 4.信访权利从结果上说，具有双重性，一是直接实现了对私人权益的救济，二是通过这种争取权利恢复正义的过程而间接地实现了对国家公权力机关的监督和制约。 总之，信访权利是一项重要的民主权利，它为我国宪法所确认，具有一种复式的包容结构。从表面上看，信访权利是程序性权利，但它却以实现实体权利为根本目标，正是由于这种复式的结构，使权利行使的结果一方面使公民受侵害的基本权利获得恢复和救济，同时使产生侵害结果的国家机关受到监督和约束，并以此作为政府改进服务、提高效率之鞭策。这项民主权利与公民的其他民主权利相比，更富于动态性，它更侧重于从日常生活和具体的案件中建设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同时，与其他的救济性权利相比，信访权利救济范围更加全面，公民通过行使信访权利，可以得到比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更多的救济机会。 （四）信访机关的权力 信访机关的权力，从规范的角度讲，是信访机关在接到信访人的信访要求或建议时，为实现其职责或目标而应当具有的解决问题的实际手段或能力，具体表现为信访机关能够以多种手段实现信访功能的能力。这一概念揭示了信访机关的权力具有如下性质： 1.信访机关权力是处于第二层位的监督权 （1）从逻辑上看，监督权与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的性质有所不同，这后三种权力在宪政体制当中，属于第一层位的权力，而监督权则是属于第二层位的权力，第二层位的权力有两种方式与第一层位的权力发生关系，既可以内涵于系统，也可以外设于系统，第二层位的权力以第一层位的权力的行使为基础。 （2）从宪政构架上看，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的目标是形成一定的规范、事实和判断结果，而监督权则是对已经形成的规范和事实及判断结果进行反思，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局限于通过矫正正义而实现公民个体的权益，而是通过这样的形式达成维护民主秩序和宪政制度的目的。 2.信访机关的权力是间接权力而非直接权力 （1）不论立法权、行政权还是司法权，这些权力对它们所调整的对象都是采取直接的调整方式，均具有一定的形成力，亦即它们可以直接对相对方的利益作出分配。当行使这种直接分配的权力时，权力的主体常常以“我有权力让相对方服从”的姿态而出现。而监督权显然只能通过对权力的事后监督和纠正才能使利益得到重新的分配，它的作用只能在事后通过对第一层权力的纠正才能实现。在这个意义上，信访权力是直接指向公法上的国家权力，也就是通过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而影响对公民利益分配。在信访人员的思维当中，其考虑的问题常常可作这样有表述：“你（指国家权力机关）让相对方服从你这公平吗？还有更合理的方式吗？” （2）立法、行政和司法权的行使对象往往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且往往是对私法上的法律关系进行公法上的调整，可以用国家对个人的向度来表示，而监督权则是通过对公法调整后的法律关系再度以公法手段进行调整，前者的权力结构中有两重架构（国家公民），而后者则包括三重架构（国家[国家公民]）。 3.信访机关的权力是具有政治性质的权力 从现实功能来看，不能认为信访仅仅具有行政或司法方面的影响力；从信访所救济的对象来看，也不能只把信访简单归结为对公民权利进行救济的一种方式；同时，从信访的历史来看更不能把信访看作是只对部分国家机关和部分公民之间的关系。对此，笔者以为信访实际上关涉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整体关系，同时还关涉执政党与人民之间的整体关系。因为从这种关系的互动当中可以检验建设“民主与法治国家”方略的实施情况，也可以检验“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的制度建设情况，更可以检验执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信任程度。前述关系是如此复杂、如此重要，以致于只能用政治性来表述。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信访机关的权力属于一种间接的、第二个级别的政治权力。因为它处于国家权力架构的更高一级层面，直接面对国家制度的整体及间接面对人民利益的全部，它可以通过对公权力的制约而实现对私权的保护。因此，在设计信访的权力组成时，不宜像第一个级别的机关一样具有直接的形成性的权力，而应当考虑配置协调性、督办性、民主性、建设性的权力，否则便容易冲击立法、行政和司法这些第一层面的权力，造成制度混乱。但这并不能认为信访的上述权力是软弱无力的。实际上，信访的上述权力在民主国家当中借助于民主大众的力量，借助于执政党政治力量，可以发挥相当大的作用。 （五）信访制度的功能定位 1963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通知》，是年10月15日由国务院秘书厅整理出《国家机关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工作条例（草稿）》，其中重申了人民写信或上访的民主权利，并对信访功能做了更全面的总结，即了解社情民意的渠道、群众监督的方法、思想政治 教育的途径、调解矛盾的手段，同时指出信访还可以起到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心的作用。从上面文件所反映的理念来看，信访具有重要的民主建设功能，一方面它可以反映民情民意，排解矛盾，另一方面可以借助这一信息渠道，起到监督和改进制度的作用。分别从信访人和国家公共权力机关两个角度来解读信访制度的功能，大致可包括如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1.对公民而言，信访意味着一项简便、经济、有效而全面的救济方式，具有保障和维护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功能。 作为一个现代的民主国家来说，其根本目的在于保障人权，促进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实现。这一点已为2004年通过的我国宪法第二十四条修正案所确认。就我国目前总体的法治状态来说，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但制度之间还有一些互相矛盾或不协调的地方。同时，从法律体系的运行结果来看，并不能保证行政机关的每一个行政行为都符合法治的要求，司法机关审理的每一件案件都获得公正的审理和裁判，可以说公民现实权利还不能全部得到顺利实现和救济。因而一项更加简便有效，也更加全面灵活的救济方式，就成为必需。这一点就是信访对于公民而言所能够提供的制度功能。 从整体论的角度来讲，法只是生活的一个局部，在法之外还有伦理、道德、文化和习俗以及政策等等。在一个完整的生活领域当中，法律的功能和作用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表现为非唯一性、非最佳性和非最终性，亦即我们可于法律之外寻求其他的、更好的和今后的解决方案。因而如果从法律有限性的角度来看信访，能够获得更加深刻的理解。我们可以把信访看作是寻求法律解决之前的一种权衡，如果信访能够解决问题的话，我们就无需进入法律的救济程序多费周折；同时，由于法律的不完善性和落后性的存在，也可以让信访在法律所不能涉及的政策领域里保持一定的救济能力；最后，法律并不能保证对生活是非问题的判断到此为止，因而对无尽生活保持一种不断的反思也应是人类精神的应有之义。如前所述，信访可以成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前置程序，也可以受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不受理的案件，法律的合理性问题和国家权力行为的合理性问题亦可以成为信访的关注之焦点；同时，司法程序所不能实现的正义仍然可以在信访的制度中继续探讨。可见，正是在法律所不及或法律不能发挥理想效果的地方，信访起到一种补充的权利救济功能。 2.对公共权力而言，信访是一项温和的、反思的、高效的制度更新机制，具有稳定和促进民主与法治的功能。 （1）信访可以充当立法、执法和司法这三种权力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协调器。我国目前还没有协调公权力之间冲突的专门机构，现实中许多超越职权、滥用权力、管辖权冲突和权力不作为等现象还不能得到有效的抑制，制度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常常只能靠领导人的个人能力来加以协调。从制度的整体角度来看，这种协调性制度的缺位是很不利于民主与法治建设的。在信访案件的处理当中，信访机关经常面临的问题是“这个问题该哪个部门管”，亦即“哪个机关对此负有法定的职责”。由此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具有公权力协调的部门才能有资格进行判断的问题，显然信访实际上已经承担了一定的协调责任。 （2）信访可以充当整个制度的保健医生的功能。按照过程论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是一种“在途中”的事物，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制度的不完善性是现实生活中极为普遍的现象。因而对于一个国家的各项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来说，都需要用理性的和发展的眼光去看待，以务实和不断完善的精神去实践，用零星的社会工程[4]的方法去改造现实当中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制度。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认为在一个宏观的制度体系当中，应当设置某种特殊的机制以完成制度的内在反思、缺陷查找和及时补救的功能。通观我国各种制度和各类公共组织，似乎还没有专门设立这样一个类似的机构。这对于信访制度而言，可能意味着一种重要的改革机遇，如果信访能够承担这样的制度功能，就可能大大提高我国民主制度的整体水平。 三、信访制度改革模式选择 基于上述分析讨论，笔者提出我国信访制度改革举措的三种构想供选择参考： （一）集中统一模式——大改模式 所谓集中模式，是指将现在分散的信访机构统一起来，形成一个专门处理信访个案的专门委员会。具体来说，可以国外的议会监察专员制度或行政监察专员制度作为参照，建立我国的信访委员会制度，将其集中放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之下，与人大的其他专门委员会相并列。信访委员会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就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执法和司法行为是否合法、是否合理的各类案件，以调查、报告、公开、建议、调解等方式指导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以更有效率的方式作出更符合信访人合法利益的改进建议和指导。这种建议和指导不具有当然的法律强制力，但其结论应当公开并受有关国家机关之尊重。信访人有权于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之前、之后向信访专员寻求救济，但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之中则不得进行，除非法院认为不属于其受理范围而予以驳回的情况。上述构想的理由是： 首先，这种模式与我国宪政体制相符合：（1）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宪法的这一规定，说明我国的权力机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力的机关，同时宪法还为人民参与国家生活规定了广泛的参与渠道，上述规定恰恰与信访制度的实质目标相吻合。（2）我国《宪法》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具体而言，人民代表大会享有选举权、罢免权、质询权、立法权、调查权、审议权等专项权力，这些权力的行使必须以民意和事实为基础，而信访个案则正好提供这样的案件事实和民意信息，从而可以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衔接。（3）我国《宪法》第七十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民族委员会、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华侨委员会和其他需要设立的委员会。这一条说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下设的委员会可以按分工设置，这就为信访委员会的建立留下可操作的空间。 其次，这种模式有利于信访制度发挥功能优势：（1）信访委员会设在人大，有利于发挥信访的信息沟通功能，便于人民群众反映民情民意，及时将好的建议提供给立法机关，制定出更加科学、更加合理的政策和法律。（2）从信访的机构设置来看，可以脱离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的干涉，保持相对独立性和客观性，一方面利于对公民的合法权益进行救济，另一方面也方便对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进行监督。（3）信访委员会成为专门受理信访案件的机关，有利于信访事业向专业化、规范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这样可以集中处理热点、难点问题，节省社会资源，提高工作效率。 再次，这种模式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从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而言，正处于社转型时期，新的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旧的制度还在不同程度上发挥着作用，因此就更需要有一种开放的、灵活的机制来协调各种矛盾，减少对国家制度的冲击力，确保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这样的前提下，建立一种稳妥的制度来吸纳社会的不满，促进社会公平就显得尤为必要。对于信访制度来讲，其汇集信息、舒缓矛盾、矫正不公的制度功能正好可以发挥优势。 信访委员会的角色定位是作为关心民间疾苦、听取人民意见的渠道，向人民提供简便、高效之权利救济，监督国家机关合法公正地行使国家公权力、协调国家机关之间的矛盾冲突。因此，信访委员会制度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1）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制度的根本目标，为信访人提供高效而便捷的救济。（2）信访的主要目标是解决问题，救济权利，提高效率，而非找出违法行为和失当行为的罪魁祸首。（3）信访委员虽无直接作出具有强制性决定的权力，但具有法定的调查权，责令被信访的机关作出书面报告的权力，以及公开调查报告的权力。（4）信访委员受理的案件范围十分广泛，使社会基层的不满和不公正可以有渠道得到发泄和纠正。（5）信访委员制度可以对执法和司法起到补充作用和监督作用。一方面信访委员可以受理没有向行政或司法机关寻求救济的行政申诉或起诉的案件，并可以以调解的方式处理违法和行为失当，减轻司法系统的压力；另一方面，信访对于进行过司法救济的案件仍有权力进行再次处理，起到监督司法的作用。（6）信访委员不会造成对行政和司法的干涉。因为信访委员不受理已经处于司法程序之中的案件，同时由于信访委员不具有执法权和决策权，而只是通过建议、因而不会对行政权和司法权造成干涉。（7）信访委员可以报告的形式向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提出建议，对于国家的制度构建缺陷提出改善意见，完善国家整体的制度架构。（8）信访委员解决问题的手段是灵活多样的，可以采取包括转办、督办、调解、和解、奖励、批评、建议、调查、公开、安慰、抚恤等多种方式。（9）信访委员会不受理民事案件，不涉及国家安全、军事等国家事项，已经处于行政、司法等处于之中的事项或案件，信访委员会也不受理。 （二）以点带面的整合模式——中改模式 所谓以点带面的整合模式，是指将现在人大的信访机构作为总协调点，统一受理信访案件，而其他部门的信访机构则作为人大信访机构派驻的工作部门，建立一种以人大信访为中心、各部门信访为具体负责办事机构的联合模式。这样设计的理由是： 首先，目前我国人大和各国家机关几乎都有信访机构的设置，现成的组织和现成的人员是进行整合的现实基础，而将人大的信访作为信访体系的中心也有宪法上的依据。（同上） 其次，这样的模式与我国目前的信访制度容易接轨。我国目前的信访机构分散于各个国家机关，但各信访机关之间却没有工作联系，信访案件的处理效率十分低下，这就不利于信访制度统一优势的发挥。将人大的信访机构作为主要负责机构的同时，再辅以各部门的信访机构，统一对人大的信访委员会负责，这样配置的合理性在于可以将信访资源进行统一的调配，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信访处理体系， 再次，这种模式的另一个好处是使现在不独立的信访机构相对地超脱出来，不再对原来的国家机关负责，从而为信访的公正和效率提供组织上的保证。 （三）分别改进的分散模式——小改模式 所谓分别改进的分散模式，是在维持目前多系统并存的信访格局前提下，制定统一的信访程序法，将信访案件的受理、处理、终结等一般过程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亦即以法律为形式统一各部门的信访行为，不求机构的统一，但求整体行为的协调一致。这样设计的理由是： 首先，目前我国没有统一的《信访法》，而只有国务院的信访条例和某些部门的信访规范。信访机构的层次不一，权力不一，如果制定出统一的信访程序法，就可以在各部门之间进行信访案件管辖分配，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处置，可以防止信访案件的交叉，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其次，这种模式与我目前的信访格局最为接近，实施起来也较为方便，可以节省社会资源。 综合对比上面三种模式，笔者以为从长远考虑第一种模式最为理想，这种制度的设计对于增强民主、提高效率、扩大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增加国家宪政制度整体的稳定性和合理性上都有可取之处。但是这种模式是一种高层位的宪政制度改革，因而需要的前提条件也是很高的，一是需要配合我国的人大体制改革，二是需要培养和挑选高素质的信访专业人员，三是需要一定的过渡时间。相比之下，第二种模式则稍微现实一些，这种设计直接以我国现阶段的信访制度为基础，突出在各种信访机构的断裂处和交叠处进行整合，明确主从关系，从效果上看，这种模式也可以基本上形成一个统一的局面。第三种模式侧重于从信访的内在处理方式上进行统一的规范化，在明确分工的基础上进行程序上的统一。如果说前两种方式是外延式的整合模式，则第三种可以看作是内涵式的整合模式。就我国目前情况而言，第二种模式和第三种模式都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并且这两种模式都可以与第一种模式在未来的时期里互相衔接，同时也都可以为第一种模式的建立准备条件。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田文利 理论分析论文:美学理论分析布莱希特和京剧的关系 一、布莱希特的期待———非亚里士多德式戏剧 在其重要的论文《作为文学科学挑战的文学史》中,姚斯引入了“期待视野”这一概念。据他看来,期待视野可以“从三个普遍的前提因素中获得:第一,一种文体为人熟知的准则或者其内部的文学原则;第二,与文学历史环境中着名作品的隐含关系;第三,语言的虚构和现实以及语言的文学作用和实际作用的对立,这两种对立作为一种进行比较的可能性,对于在阅读过程中积极思考的读者而言一直存在。”换句话说,人们可以把期待视野分成两种:来自文学经验的和来自生活实践的。前一种指读者文学方面的知识储备;后一种指读者身上的历史和社会因素,它一方面隐蔽地影响或限制着期待视野的形成,另一方面决定文本接受的深度和广度。这两种视野共同作用,不可分割。对于布莱希特而言,其非亚里士多德式戏剧想法的产生具有必然的历史背景。布莱希特之前就有莱辛、席勒和歌德批判了亚里士多德式戏剧。莱辛在《汉堡剧评》反对机械的模仿,认为观众不应被演员的模仿完全吸引,应保持清醒的姿态。因此,戏剧作品的情节应事先公布,以便观众熟悉情节内容,避免被完全同化。他倾向于将叙事性因素带进戏剧,因为一部叙事作品而言,所有段落都同等重要,这与戏剧作品所要求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尾”结构不同。歌德和席勒在对古希腊戏剧和近代戏剧进行比较之后,也指出了叙事诗和戏剧的区别,得出了与莱辛类似的观点。前代伟人的观点迥异于亚里士多德式戏剧,而布莱希特认为,正是亚里士多德式戏剧中充斥着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纵观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西方文论史,“现代主义”一词是多次文论变革的筋骨。与现代主义关系暧昧的文论流派均明显地反传统,追求新式的文学理念、形式和风格。俄国形式主义尤其以“陌生化”一词深远影响了布莱希特。马克思主义更是旗帜鲜明地站在资本主义对立面,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布莱希特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以上这些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共同影响着布莱希特,他决定创立一种新型戏剧。布莱希特熟悉过去旧的戏剧及其形式,他认为它们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意志,表现的并非社会现实,而且通过演员机械的模仿,观众在舞台前处于麻醉状态,并未对舞台所演有理性的思考。因此,布莱希特全力批判资本主义世俗化的德国戏剧及其表演艺术。他认为:“我们应该运用所有手段,新的和旧的,试过的和没试过的,来自艺术的或者其它地方的,通过它们把现实成功地交给人们。”②而展现现实只是第一步,艺术更重要任务是展现产生这些现实的原因,“如果原因不明确,那么就达不到效果……现实主义的处理方式一定要研究驱动力,并使其发生作用。”③由此,引出第三步:使观众产生改变现实的想法。观众必须认识到现实统治阶级用各种方式实现的是一个建构。人们不能总是适应现实,必须要积极行动。“当你谈及一个过程的时候,请你一开始就这样设想:你是作为一个主动行动的被动参与者。请以主动行动的形式来说话。”④然而,光用所熟悉的旧的戏剧形式和手段,布莱希特并不能够完全地实现他的目的。期待视野包含着接受者的一种愿望,他希望在文本的意义解析过程中证实其事先形成的解读方式。接受者从根本上想要同化文本所展现的世界,使之向自己的理想形式转化。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期待视野事先就决定了接受的结果。布莱希特旨在创立一种消除共鸣、启发思考的“非亚里士多德戏剧”即“叙事体戏剧”,这一期待视野深远地影响到他日后对于京剧的接受行为。 二、京剧的召唤结构———布莱希特邂逅梅兰芳 自立志创立“非亚里士多德式戏剧”开始,布莱希特在“叙事体戏剧”上,特别在其重要根基“间离性”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试验。囿于各方面条件的桎梏,其关于“叙事体戏剧”和“间离性”的理论远未完善。直至1935年布莱希特在前苏联偶遇梅兰芳且欣赏了京剧演出,大受启发。“根据布莱希特叙述体戏剧理论的成熟过程,我们可以说他建立的叙述体戏剧理论受到了梅兰芳这一次演出的影响。”笔者试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分析京剧中对于布莱希特的“文本召唤结构”,阐释其如何“误读”京剧的本真内涵。根据伊泽尔的思想,一个文学文本提供了很多空白点,它们等着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补充。所谓的空白点,顾名思义就是文本中没有表达或者没有清晰表达的内容,它们可以通过已被表达的内容暗示出来。空白点制造出了意义不定点,能够激发读者想象,赋予阅读一种动态活力。伊泽尔把空白点和不定点看作文本的基本特征,认为文学文本的不定点数量实现了“必要的自由度,这种自由度必须在与文本的交流行为中得以保证,目的是‘信息’能够相应地被接收和处理。”空白点和不定点即文本的召唤结构。京剧演员的表情、身段、唱腔、念白,这些都属于表达出来的内容。对于布莱希特来说,京剧演出中的空白点在于哪里?京剧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概论篇《中国戏曲》(张庚撰写)为中国戏曲概括了三个特征:综合性、程式性、虚拟性。综合性毋庸赘言。京剧的虚拟性来源于生活,是对生活中各种现象的概括、提炼、升华。程式化,就是在京剧表演过程中组织程式性的戏曲艺术语言来进行唱、念、做、打。事物的本质与特征通过外化、表象化的手法转化成可以感知的、格律严整的技术格式。对于布莱希特来说,东方的京剧艺术显然是新鲜的“东洋镜”。他对京剧的虚拟性和程式化的接受、理解根本不能与京剧票友同日而语。舞台上一桌二椅包罗万象;以马鞭代马,挥鞭走圆场表示纵马飞奔;净角的不同脸谱有不同隐喻含义……戏曲程式和虚拟的外形对于布莱希特都是费解的空白点和不定点,它们在布莱希特接受京剧的过程中是巨大的障碍。伊泽尔还认为,空白点来源于文本结构的否定性。它具有两个层面:在内容上,大多数文学作品具有从政治、伦理、意识形态等方面对社会已有准则进行挑衅的功能。“因此,否定性在阅读行为的纵轴上制造出了动态的空白点。”受已有社会准则和规范羁跘的读者带着某种期待进入文本世界,但在阅读过程中,他的期待一再受到文本的破坏或者否定,由否定衍生的是就是空白点。读者此时必须通过继续阅读获得新的视点,调整旧的视点,以扫除这点空白点障碍。京剧这一美学形式给布莱希特带来了不同于往日的生活经历和美学经验的社会准则以及美学形式,京剧的各种外在表现形式和内在逻辑规律一下子把他有生以来接触、学习、感知、领悟的西方文化背景知识全部否定掉了。因此在接受京剧的过程中他必须时刻调整其视点,从而完成他自己的理解。他在过去若干年的戏剧实践中总结的有关陌生化的理论和表现形式在梅兰芳和京剧艺术面前简直是小儿科。他带着寻找陌生化的期待来看戏,看到的京剧舞台必然写满了“陌生化”隐喻。“促使他创立自己的理论的最终动力,是他后来才得到的:这就是他同中国京剧演员梅兰芳的会晤。梅兰芳的有意识的、保持间隔的、却又具有高度艺术性的表演风格,极其出色地体现了陌生化的表演方式—为此,布莱希特进行了多年的努力。诗人在这里找到了他所寻求的一切。”⑤他的视野调整得如此犀利,迅速弥补 了京剧艺术于他而言的空白点,对他而言,京剧几乎等同于“陌生化效果”的代名词。 三、“误读”也是创造———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效果” “在作者———作品———读者这一三角关系中,读者不仅仅扮演被动的角色,并非单纯反应链中的一环,他本身即是文本再次创造的能量源。”读者的任务在于从其期待出发挖掘文本诸多阐释可能性中的一种。伊泽尔把这种制造意义的活动看作文学的基本结构,并且给了它“隐含的读者”这个概念性称谓。他认为:“1.这一基本结构可以并且确实总是历史性地被不同感知。2.隐含的读者指在文本中预先规定的阅读行为特性,并非某种类型的读者。”隐含的读者既不是阅读的现实读者,也不是能完全解密作者要义的理想读者,它受到文本的限制,但并不完全被文本支配。这一概念包含了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因此意味着文本潜在意义的诸多阐释可能性。布莱希特在接触京剧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理解,先后发表数篇文章来论述中国古典戏剧中表演技巧和间离性,如《论中国人表演技巧中的间离效果》,其中蕴含着他对于京剧的理解和接受。布莱希特要求演员和观众主动间离。演员在表演时主动“不体验”角色,与角色保持距离,且演员必须给予观众自由思考的空间。观众主动、“理性”与角色和剧情保持距离,他们观剧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被舞台角色同化,并不断进行批判思考。但是,京剧的间离性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国戏剧界都知道,‘陌生化效果’这个术语,在我国戏曲理论中是不存在的”⑥。“京剧的虚拟性和程式性决定了间离性,同时影响着舞台、演员以及观众两方面。首先从舞台方面来讲,它们产生了两个舞台效果:第一,演员得以用有限来创造无限;第二,舞台上的一切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其次从观众这方面来说,虚拟性和程式性启发了他们的艺术想象和审美思辩。”“中国戏曲的虚拟表演必须要以演员情真意切、真实感人的表演为基础。”“中国戏剧,特别是京剧,他的表演方法是以程式化的动作为基础的,但对于演员的要求,必须能掌握程式而不为程式所限,必须要能从生活体验中去刻画剧中人物,分析剧中人的心理思想,发现剧中人的独特之点,以及在剧情进行中的变化反应,从这里出发去运用程式,以鲜明、现实的表现手法,创造典型。”因使用程式而在真实性上打折扣,意味着观众不可能一下就入戏,他们必须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去思考演员到底想要表现什么,然后他们会设身处地体验角色,与剧中人共鸣。但是,京剧表演特有的艺术性会使观众不断地脱离剧情本身,把注意力转到演员表演技巧上来。这样,观众便不会完全入戏,他们有充分的机会与剧情保持距离,从而进行批判。这样,京剧就合理地实现了其间离性效果。“陌生化效果”就是布莱希特以自己的期待视野为出发点,在接受京剧的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的视点,以期能够理解京剧,克服其空白点和不定点。因接受美学强调读者的能动作用,强调读者和文本之间的互动,强调文本意义阐释的多样性。因此,即便“陌生化效果”并非京剧刻意为之,但布莱希特从京剧中把这一美学思想误打误撞地阐释了出来,由此走向了自己的创新之路,不由得令人感悟:“误读”即创新。 理论分析论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策略分析 1以全国统编教材为依据,从实际出发建构适合高职学生特点的教学内容体系 全国统编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具有权威性、科学性、系统性。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公共课老师要在总体上把握其特点,一是统编教材充分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最新经验,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进展;二是统编教材突出了教育的重点,充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充分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所以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完全可以继续使用全国统编教材,以它作为教学的基本依据,并突出教材的重点内容。教师在教学中要以教材为依据,但又不能简单照搬它的内容体系,应从实际出发建构适合高职学生特点的教学内容体系。教材体系和教学体系是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体系。教材体系具有学科的完整性、系统性的特点,体现普遍性要求。具体的教学体系的构设要以教育部颁发的《〈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为我们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作指导,对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目标和体系进行总体把握,对高职学生在中学学习政治课效果情况和现时思想政治素质进行总体把握,在具体操作上应是依据教材体系的目的、要求、重点,结合教学对象的实际特点,包括学识基础、思考理解能力、思想疑虑等等来构设。它是根据教育对象的特点做出的具体实施的体系。笔者结合本人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经验和体会,在高职思政课教材上提出以下几点建议:改进高职院校“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的教学内容体系。教师在教学内容体系设计上应针对高职学生的政治理论基础较为薄弱这一实际,尤其是“05方案”减少了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门数,不单独开设马克思主义原理课和中国近代史课,教材编排中应安排专门章节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近代史知识,以作为教学活动中不可缺失的理论和历史知识的铺垫。改进高职院校“思想品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内容体系。教师在构设教学内容体系时应该要注重加强教学内容与学生现实状况的密切联系;注重加强思想道德与法律意识的有机统一;注重突出职业教育特点。在形势与政策课的内容构设与安排方面,形势与政策课应该在教学内容上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又具有较大的动态性。根据高职教育的特点,结合本人教学经验,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应突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突出马克思主义形势政策观教育,了解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的政策观点和理论常识;第二,对重大国际国内问题作适时教育,可以在讲课过程中向学生简要介绍当前国际国内发生的重大热点问题,分析其发生的原因背景趋势等;第三,结合当前大学生严峻的就业形势与国际国内纷繁复杂动荡变化的大背景形势,施展时事政策教育。这样去教学,能够激发学生兴趣,使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或许能够使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收到更好教学效果。 2提高认识,切实加强对实践教学的领导和管理 针对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教学方式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其原因,我们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该着力加强和改进实践教学,应该从以下几方面抓教学领导与教学管理:首先,我们思政课教师需要提高认识,可以组织校领导、管理干部和教师认真学习领会《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意见》等文件精神,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社会实践的重要意义。其次,我们思政课教师要把握好实践教学的实质和关键。充分尊重和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这是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实质;要科学有效地筹划、组织和落实各项课内外实践活动,这是思政课实践活动顺利开展的关键。为此,实践教学的管理和实施机构要完善实践教学的管理办法,制订科学、可行的实践教学计划,为实践教学做好充分地准备。学校领导和管理部门应该加强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组织领导,精选实践内容,促进实践教学形成高效的运作机制,确保活动落实,增强实践效果。最后,针对当前高职学生的实际状况,我们高职院校的思政课教师可以安排好以下几项具体的实践教学活动。一是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活动。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活动可以通过建立校外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训基地,把爱国主义实践活动推向深入,使学生们走出课堂,融入社会,联系实际。二是社会主 义建设成果教育实践活动。社会主义建设成果教育实践可以采取组织学生参观所在城市或地区的建设新成就,特别是参观高新科技企业,了解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坚定学生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3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教学,增强感染力和互动性 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课教师应该学会如何运用现代化手段教学,凭借多媒体课件的制作、影像视频资料和历史文献图片等施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把一些抽象枯燥的理论内容用生动形象的形式表现出来,可以使学生们对思政课学习的增加兴趣、增强感染力,减少一些纯粹说教的内容,使抽象的内容具体化和形象化。如果要做到这些,我们高职院校的思政课教师应该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努力建设思想政治课堂教育网络教育阵地,对广大思想政治课教师进行计算机网络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培训,提高教师队伍利用高科技教学手段的水平。其次,要重点培养一批熟练掌握运用和管理思想政治教育课件制作人才。集体精心制作思政课各科目的精品课件,各负其责收集各科翔实的资料,然后教师资源共享开展教学。再次,就是要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思想政治内容的教育教学。我们思政课老师在教学过程中,要重视在努力发挥交互功能的情况下尽量使用多媒体教学,而不是一以贯之地运用那种教案搬家式的多媒体教学。先进的科学技术毕竟是手段,只有在先进的教学观念指导下才能运用好。最后,高职院校的思政课教师今后还可通过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网站、网页来构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新阵地,利用网络特有的适时传输性、共享性等特点,使政治教学真正提高实效性。 理论分析论文:20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经验的理论分析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在宏观层次上，是要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 在微观层次上，是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0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尤 其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离改革的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本文拟在实证研究的基础 上，对国有企业改革经验进行理论分析，探索如何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 一、国有企业改革思路的反思 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和成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改革的战略指导思想即改革思路决 定的。20年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它反映了改革战略指导思想的演变 和发展。概括起来，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前， 改革的战略指导思想是扩大企业自主权。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到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 中全会以前，改革的战略指导思想是实行两权（即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从党的十四 届三中全会到现在，改革的战略指导思想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 布局。相应地，国有企业改革也可以划分为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两权分离、建立现代 企业制度并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等三个阶段。下面依次对这三个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思路 进行分析。 第一阶段：扩大企业自主权阶段（1978—1984） 早在改革以前，人们就逐步认识到国家对国有企业管得过多过细的弊端。在 1956年写的《论十大关系》中曾指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 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注：《选集》第5卷， 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273页。）孙冶方在60 年代就提出要以资金价值量为标准来划 分“大权”和“小权”，认为“属于扩大再生产范围的事是国家的‘大权’，国家必须 严格管理”；“属于简单再生产范围的事是企业应该自己管的‘大权’，国家多加干涉 就会管死”。（注：孙冶方：《关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财经体制问题》。）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 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 自主权”。（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基于当 时这种共识，国有企业改革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是很自然的事。 国有企业改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就开始了。1978年10月四川选择了宁江机 床厂等六个企业进行扩权试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5月，国家经委等六个 单位，选择首都钢铁公司、 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 。试点得到许多企业和广大职工的拥护。1979年7月， 国务院了扩大国营工业企业 经营管理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开征固定资产税、提高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 、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等五个文件，要求地方部门按照统一规定的办法选择少数企业 试点。1979年底，试点企业扩大到4200个，1980年又发展到6000个，约占全国预算内工 业企业数的16％，产值的60％，利润的70％。 1981年1982年在工交企业实行的经济责任制，以及从1983年开始试行的利改税试点 ，也都是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思想的。1984年5 月国务院颁发了《 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规定扩大企业10项自主权。1985年 9月， 国务院又批转了国家经委、国家体改委制定的《关于增强大中型国营工业企业活 力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的通知，通知作出了十四条规定，要求继续扩大企业自主权。 我国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就提出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并曾进行过改革，但当时的改 革主要是在中央和地方权限的划分上做文章。1978年开始的改革则把重点放在调整国家 与企业关系上，着眼于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因此，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 思路与过去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比较，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通过这一阶段的改革，企业 有了一定的生产自主权，开始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都有所提高， 并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打开了缺口。在一些改革搞得好的企业，这种积极作用更为明显 。例如首都钢铁公司通过改革使企业有了自主权，增加了留利，改进了管理，提高了经 济效益。1979至1981年和改革前的1978年比较，首钢利润净额平均每年增长45。32％， 上缴利润和税金平均每年增长了27。91％，企业留利和职工收入都有较大的增加。 （注 ：《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经济管理出版社版，第472页。） 但是，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思路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框下进行的，这一阶段国有企业的改革没有也不可能动摇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我们历来都把国有企业称为企业，但 是真正的企业应该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并应以利润为经营目 标。但是这一阶段的改革仍是以产品生产者而不是以商品生产者为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 。例如，1979年7 月国务院在《关于扩大困境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中 ，第一条就提出，企业必须保证完成国家下达的各项经济计划，这个计划指的是指令性 计划。1981年11月国务院批转的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营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中， 又明确要求“实行经济责任制的单位，必须保证全面完成国家计划，按社会需求生产， 不能利大大干，利小不干。”这都表明这一阶段的改革是维护（或改善）计划经济体制 而不是改变计划经济体制。这一阶段文件中一般也不提企业应该“自主经营”，而只提 “适当扩大企业自主权”。虽然学术界早有人提出国有企业应该和可以“自负盈亏”， （注：周叔莲、吴敬琏、汪海波：《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动性》，《人民日报》1978年12 月31日。）但是在计划经济框框内扩大企业自主权是决难做到一点的。实行“适当扩大 企业自主权”也是困难重重，尽管不断颁布文件要求这样做，但有关政策常常很难完全 落实。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所1984年8 月给国务院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说：目前大企业组 织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着很大困难，如指令性计划比重大，指标下的次数多，变化多， 层层加码，行政管理方面婆婆多，干预多，摊派和罚款也给企业造成很大负担，等等（ 注：《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第498页。）。 这充分说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思路连 最起码的扩大企业自主权也难做到。 第二阶段：实行两权分离 阶段（1985—1993） 这一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是国家有所有权，企业有经营权，所谓两权分离主要 就是这个内容。198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 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按照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需要，决定全 面推进以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增强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为中心的、以城市为重点的经 济体制改革。并重新确立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这就是：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 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 和自我发展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围绕着这一改革目标，从1984年底 开始，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改革的指导思想就是实现两权分 离，试图以此促进实现政企职责分开和国有企业向市场主体的转变。 对于深化改革中如何实现两权分离，使国有企业成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当时有种种议论，曾经确定在小企业中主要搞租赁，在大中型企业中主要搞承包。1986年12月 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中提出，要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 承包责任制，给经营者以充分的经营自主权。1987年大中型企业普遍推行企业承包经营 责任制。主要形式有：（1）“双保一挂”。双保， 即保上交税利，保批准的技术改造 项目。一挂，即工资总额和实现税利挂钩。（2）上交利润递增包干。在核定上交利润基 数的基础上， 逐年按规定递增率向财政上交利润。（3）上交利润基数包干，超收分成 。 即确定企业上缴利润基数，超收部分按规定进行比例分成或分档分成。（4 ）微利亏 损企业的利润包干或亏损包干。（5）行业投入产出包干， 实行的有石油、煤炭、石化 、冶金、铁路、邮电、民航等部门。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基本特征是：包死基数、确 保上交，超收多留，欠收自补。到1987年底，全国预算内企业的承包面已达78％，大中 型企业达80％。1988年2月27 日国务院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 行条例》。1990年第一轮承包到期的预算内工业企业有3。3万多户， 占承包企业总数的 90％。接着又开始了第二轮承包。到1991年第一季度末，90％以上的到期企业签订了第 二轮承包合同。 九十年代初国有企业改革强调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贯彻的也是两权分离的思路。当时 人们认识到了过去的企业改革偏重于单纯的扩权让利，而未能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目 标。1991年9 月中央工作会议因而强调要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 ，经过近一年的调查研究，1992年7 月国务院公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 制条例》。《条例》根据两权分离的思路明确了企业经营权、企业自负盈亏责任、企业 和政府的关系、企业和政府的法律责任等等问题。 在这一阶段，两权分离主要是通过经营承包责任制实现的。因而，我们可以通过承 包制来评析两权分离的改革思路。对于承包制的看法理论界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一 种意见完全肯定，认为它是社会主义管理的基本制度。一种意见完全否定，认为这是从 利改税向传统体制倒退。但是实事求是的分析，完全肯定和完全否定的意见都有片面性 。承包制曾经起过的积极作用是不能否定的。例如它可以使《企业法》中规定的企业自 主权得到落实，可以增强企业的动力机制，可以加强企业的财务责任，可以明确主管部 门的责任，特别是使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企业不再完全听命于政府，可以促 进政企分离，等等。不过承包制也有其固有的缺陷，例如，实行承包制的企业仍在相当 程度上隶属于政府机关；经营自主权仍受到限制，甚至受到很大的限制；没有也不可能 实行自负盈亏；会使产业结构固定化，因此与产业结构调整和合理化的要求相矛盾，等 等。 这一阶段对国有企业改革除了提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要求，还提出自我发展自我 制约的要求。作为真正的企业，是必须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制约的。但 当时实行承包制的企业既不能做到完全自主经营，更说不上能够自负盈亏，也就难以做 到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企业的短期行为如滥发工资奖金、投资不计效益相当普遍地存 在着。后来大家关注的内部人控制失控现象，在扩大企业自主权阶段就种下了根，而这 一阶段更具备了迅速滋长的条件。 承包制的种种缺陷，是同两权分离改革思路的局限性有内在联系的。两权分离的改 革思路和以往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思路相比，是一次重大的飞跃。这是承包制所以产 生积极作用的原因。但是两权分离理论只承认国有企业有经营权，而不承认企业作为法 人应该有财产权，认为所有权全部属于国家，这就决定了国有企业不可能真正实现自主 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制约，即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企业。为了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 的企业，改革的战略指导思想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和转变。 第三阶段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调整国有经济布局阶段（1994—）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来的，调整国有经济 布局是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的。 这两项措施的实质是进行产权和所 有制结构调整。而其理论依据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并要求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经济改革步伐。1993年11月，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把现代企业制度概括为适应市场经济 和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企业制度，要求 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 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决定》把产权关系明晰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第一个特征，指出 ：企业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企业拥有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投资形成的全部 法人财产权，成为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企业以其全部法人财产， 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对出资者承担价值增值的责任。出资者按投入企 业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权益，即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企业破产 时出资者只以投入企业的资本金对企业债务负有限责任。由于承认国有企业不仅有经营 权，而且有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要进行深层次的改革，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又经 历了一次飞跃。 为了落实《决定》精神，国家选择100 户不同类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建立现代 企业制度的试点。在试点中发现，仅仅从企业层次着眼是建立不起现代企业制度的。必须着眼于搞好国有经济，才能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成改革的任务。1995年3 月国务院一位领导同志就在中央党校的演讲中指出：“国有企业改革要着眼于搞活整个国有经济 ，而不是着眼于搞活每一个企业。”1995年9 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要着 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这 种改组要以市场和产业政策为导向，搞好大的，放活小的，把优化国有资产分布结构、 企业结构同优化投 资结构有机结合起来，择优扶强、优胜劣汰”。（注：《中国共产党 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同志 在党的十五大的报告中进一步阐明了这个指导思想。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 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把它概括为“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 国有企业”，并作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一条重要指导方针。由此可见，调整国 有经济布局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一样，也是这一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思想。 实践经验和理论分析都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包括两个重要方面 。一方面，是要使国有企业也成为真正的企业，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另一方面，是要处理好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是通过调整国有经 济的布局，把原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改变为主导地位，改变国有企业范 围过宽、数量过多、比重过大的局面。后一方面的工作属于国有经济定位的问题，制约 着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可以说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首要问题。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经过20 年的探索和实践，终于明确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指导思想， 可以说已经找到了一条科学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 人们经常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这么长的时间还没有取得成功 。上面的分析大致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国企业改革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思路，虽然 和以往相比有很大进步，但是这两个阶段的思路都是不可能完成改革的任务的。而这两 个阶段经历了15时间。1993年11月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微观层次 上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但是如果不明确要在宏观层次上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改组 ，现代企业制度也难以顺利建成。而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是1995年以后才开始逐 步明确的。改革的指导思想明确了，但是实现这个指导思想还需要一个过程。一是把正 确的指导思想变为完整的政策体系需要一个过程，二是贯彻政策还会遇到思想认识、利 益矛盾等方面的困难。尤其是传统体制长期积累下来的一些问题，如企业资金短缺、人 员过多、办社会负担重等，以及发展过程中还会出现的新的矛盾和问题，解决起来也要 有一个过程。所以，我们“既要充分认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又要清醒地看到这项工作的艰巨性和长期性，锲而不舍地努力，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注：《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我们有理由坚定 信心，经过努力来完成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 二、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 这里所谓国有企业改革成功，是指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 程中国有企业改革任务的胜利完成，这里的国有企业改革同已建成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 国有企业改革是有很大不同的，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企业包括国有企业也 是必须不断改革的。现在我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已取得了巨大成绩，已建成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但是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改革 离应该达到的目标更有相当大的距离。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到2010年，国有企业 改革的目标是基本完全战略性调整和改组，形成比较合理的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建立 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为了顺利完成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研究国有企业改革成功 的条件问题是很必要的。 下面主要根据我国20年来改革的经验，对国有企业改革取得成功所必要的若干条件 进行分析。这些条件是：1。明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2。明确 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的功能、地位和作用，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所有 制格局。3。建立现代企业制度。4。进行配套改革，尤其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 开。5。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 1。明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经验表明，正确确定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和目标是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 而这又要以正确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和目标为条件。因此可以说，发展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依据。我们国有企业改革在进入第三阶段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阶段，才从单纯的扩权让利转变为制度创新，才有可能实现改革 的目标。而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又都是以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为前提的。 改革前，我们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是排斥商品倾向关系和 市场机制的作用的，故称为产品经济。它的优点是可以集中使用资源，有利于完成某些 国家规定的任务。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内，这种体制起过积极作用。但这种体制存在着 一些根本性的弊端，不利于发挥地区、部门、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经济改革就是要 在体制上创造条件，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尤其是让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基础 作用，克服以上弊端。 但是，我们对于市场机制作用的认识经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改革伊始我们就认识 到要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在农村、城市采取的改革措施都是为此创造条件的。1984年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社会主义经 济是公有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后更是自觉地实行了市场取向的改革，日益扩大 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尽管如此，大家对市场机制在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中要不要起基 础作用却长期没有取得共识。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就说过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其他有些同志也说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提法并未及时被人们普遍接受。 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解放了思想，清除了错误的传统观念， 这才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正确提法奠定了思想基础。 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商品经济有一个从不发达到发达的 发展过程。在不发达的商品经济阶段，市场机制还不能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 这时候的商品经济还不能称为市场经济。而当商品经济发展到比较发达的阶段，市场机 制就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成了社会资源的主要配置者，商品经济就成为市场 经济了。因此，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它们都要有市场，都要 实行等价交换，都要开展竞争，都要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这些是共同点。但并不是任 何商品经济都是市场经济，小商品经济就不是市场经济。只有商品经济的社会化和市场 化相当发达，市场机制成为社会资源的主要配置者，商品经济才成为市场经济。市场机 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必须具备一系列条件。例如，既要有发达的商品市场， 还要有发达的要素市场；要有灵活的价格机制；要有相应的微观机制即现代企业；要有 资源自由流动的各种必要条件；还要有正常的市场运行规则和健全的市场管理制度。为 了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并克服其消极作用和弥补其不足，还要有正确的宏观经 济管理制度和政策。可见，市场经济是生产力相当高度发展的产物，是一种发达的商品 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应是发达的商品经济，因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应是市场经 济。 如果只承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而不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就在商品经济和市场 经济之间划了一条不该划的鸿沟。由于这种不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曾经非常流行，因而使得社会主义商品 经济理论有局限性，在有些问题上不够明确或不够彻底。例 如，我们曾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概括为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有些同 志进而认为这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样就难以使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 置中起基础作用。又如，一种流行意见认为，国有企业只能有相对的独立性。所谓相对 独立，就是相对自主经营而不完全自主经营，相对自负盈亏而不完全自负盈亏。这样， 国有企业就难以成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难以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从而 也难以使市场机制发挥它应有的调节作用。再如，我们曾规定劳动力、土地和企业等都 不是商品，这样就难以形成生产要素市场，难以使国有企业优胜劣汰，难以充分发挥市 场机制的作用。再如，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主管部门既有行政管理权，又有财产所有权 ，同时又不承认企业作为法人有法人财产权，这就难以实现政企职责分开，而政企职责 分开则是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这些理论上的局限都曾影响到改革的实践 ，增加了改革的困难，造成改改停停的局面。后来按照邓小平同志的理论克服了这些局 限，在继承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科学内容的基础上，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 论，并据此进一步明确了企业改革以及价格改革、市场培育、宏观管理改革的目标和要 求，才比较顺利地建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现在记住这个经验教训，还是 很必要的。 2。明确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的功能、地位和作用，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所有制结构 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功能和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功能 是不同的。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是完成国家计划的基层组织，因此它 的经营内容和经营范围几乎是无所不包的。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在社会 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国有企业则是政府用以弥补市场缺陷、实现某些社会政策目标 的手段，例如用以提供某些公共产品，经营资源垄断性行业，进行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 建设，从事某些高科技产业，提供有关国家安全的产品等等。这一点，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国有企业经营内容经营范围的演变为我们提供了佐证。在这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有共同点的。这就决定国有企业成功必须处理好国有经济在国民经 济中的功能、地位和作用。也就要把国有经济原来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改变为主 导地位。 把国有经济放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不同于那种不重视国有经济，主张把国有经 济放在国民经济中一般地位甚至取消的意见，也不同于那种不从实际出发，主张把国有 经济放在国民经济主体地位上的意见。提出国有经济是主导，这是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 在改革以前，除了农业，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可以说是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 在这种国有经济不仅是主导而且是主体的情况下，是难以实现市场经济体制的。因此， 市场经济要求企业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而在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即使主观 上要求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之成为真正的企业，也是不可能的。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坚持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方针。中国是在形成了多种所有制 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以后，才出现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建成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可能性的。 但是，到现在，我国国有经济仍存在战线过长、范围过宽、分布过散即布局不合理 的问题。1998年，在608个工业小类行业中， 国有企业涉足的行业有604个，占99。3％， 其中国有大中型企业涉足的有533个，占87。7％。此外，国有企业还分布在商业、服务业 等领域的众多行业。国有资产的广泛分布，表面看似乎加强了国有经济的地位作用，事 实上这种状况产生了多方面的不利影响，削弱了国有企业的竞争力，限制国有经济优势 的发挥。 我在1994年10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指出：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首先要有合理的 产业构成，即经营范围、经营内容合适；现在国有经济在有些产业和企业应该加强，却 没有加强，在有些产业和有些企业可以退出，也没有及时退出。因而我提出要把“调整 国有经济的经营范围和内容”作为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一项“战略措施”。（注： 周叔莲：《怎样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光明日报》1994年10月28日。）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以后，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了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方针，指出：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 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 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有人认为国有企业是一种特殊企业，主张国有经济应 该全部退出竞争性行业。我认为，国有企业确有其特殊性，但是即使如此，考虑到我们 是社会主义国家，考虑到我国国有企业分布的现状，同时考虑到竞争性和垄断性的区别 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现在提出我国国有企业完全退出竞争性行业的意见可能是未必正 确和现实的。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指出：“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 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 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我认为这是慎重考虑客观现实因而比较切实可 行的决定。十五届四中全会也明确指出国有企业改革要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完善结合起 来，这将促进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为国有企业改革 的成功提供条件。 对于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认识上一直是有分歧的。一种意见认为，国有经济是主导，就是国有经济要在国民经济中占稳定的绝对的优势。事实证明这种意见是错误的。 党的十五大曾提出：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 进一步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主 要体现在控制力上。（1）国有经济的作用既要通过国有独资企业来实现， 更要大力发 展股份制，探索通过国有控股和参股企业来实现。（2 ）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 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支撑、引导和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实现国 家宏观调控目标中发挥重要作用。（3）国有经济应保持必要的数量，更要有分布的优化 和质的提高；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国有经济在不同产业和地区的比重可以有所差别 ，其布局要相应调整。”因此，正如十五大报告所说：“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 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加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 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3。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在国有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要使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即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由于 国有企业经营内容不同，少数国有企业改革以后也是必须国营的，不能要求它们成为独 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因此，确切的说，是要通过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绝 大多数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改革以来，曾经实行过放权让利、承包经营等措施， 但都未能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故而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到本世纪末要使大多数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成为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 认为国有企业是一种特殊企业的同志强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和资本主 义市场经济中的国有企业在功能和地位上都是不同的，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国有企 业也应该是一种特殊的企业。这种意见值得重视。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在法律上属于全民 所有，并由政府代表人民进行管理。因此，它的特殊性是不能否认的。但是考虑到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存在的必要性重要性和主导作用，考虑到我国国有企业数量较 多的现状，为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除了少数企业（如有些自然垄断性质、公益 性质、军工性质的企业）要继续国有经营，不宜或不能成为商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外， 绝大多数国有企业还是要通过各种不同形式（包括有些国有小型企业改制后成为非国有 企业），成为真正的商品生产经营者和市场主体的。所以，国有企业改革有一个分类指 导的问题。 日本一位经济学家曾说改革前中国没有真正的企业，意思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没有自 主权，也不能创新，名义上是企业实际上不是企业。这话是1985年说的，很快得到人们 的赞同。其实在此以前我们已明确了国有企业应该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 者和经营者 ，以后又明确了企业要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这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真正企 业的主要特征。 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进行产权改革，而这个问题也是长期有争议的。党 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把产权清晰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特征，以后争论仍时断时续。有 人不赞成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尤其不赞成产权要清晰，不赞成企业产权改革。反对产权 改革的意见甚多。例如，有一种说法：中国国营企业的产权是明确的，不存在清晰产权 问题，主张产权清晰就是要实行私有化。还有一种说法：中国国营企业的效率问题，说 到底是个能否真正狠抓管理的问题；产权清晰与效率关系不大，甚至无关。按照这些意 见去做，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难以深入，也建不起现代企业制度。 我国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仅属于国家，这是明确的。但是产权和所有权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范畴。长期以来国有企业资产流失严重，却找不到具体的单位和人员负责，经 济效益差和亏损严重的责任也大都难以落实到具体的单位和个人。这种情况，怎么能说 不存在产权清晰问题呢？ 所谓产权清晰与效率无关的说法是违背历史和违背现实。诚然，私有制和公有制都 会出现产权清晰的问题，产权清晰也不能自然而然地带来高效率。但决不能否认产权清 晰的必要性，不能否认产权清晰是企业普遍有效率有活力的前提之一。对于“产权清晰 、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四句话应该全面理解。鉴于不少企业存在以“改 ”代“管”、“以包”代“管”和管理滑坡现象，必须强调管理和狠抓管理，反对那种 以改革代替管理的现象。与此同时，也要重视另一种倾向，即认为只要加强企业管理就 能达到搞活企业的目的。如解决问题只要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加强企业管理就行了，还有 什么必要深化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呢？ 应该指出，现代企业制度的四个特征中，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在党的十 四届三中全会以前就作为企业改革的要求提出来了，有的明确提出，有的实际上已经提 出，而产权清晰则是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新提出来的。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产权清晰是研究总结国内外企业演变历史的结果，是认识 深化的结果，是思想理论上的又一次飞跃。要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之成为真 正的企业，还必须找到恰当的形式。实践表明，股份制是改革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一种好 形式，股份合作制是改革国有小型企业的一种好形式。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股份制 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 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要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 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并指出： “目前城乡大量出现的多种多样的股份合作制经济，是改革中的新事物，要支持和引导 ，不断总结经验，使之逐步完善。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 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这也是改革实践的总结。 对于股份制的性质也有过长期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股份制性“私”不姓“公”， 姓“资”不姓“社”，一种意见认为姓“公”不姓“私”，姓“社”不姓“资”，一种 意见认为股份制本身并不存在姓“私”姓“公”，姓“资”姓“社”的问题，它的社会 性质要由谁控股来决定。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说：“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 ，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 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科学结论。 股份合作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创造。它把合作制与股份制结合起来，既保留 了合作制中劳动联合、按劳分配、劳动者直接参与管理等优点，又吸取了股份制筹集资 本、产权清晰、分散风险等长处，是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符合小型乃至 中型企业特点的企业组织形式。1995年中央提出“抓大放小”方针以后，各地加快了放 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步伐。到1997年底，一些地区的小企业改制面已达50％以上，有 的地区超过90％。在很多地区，股份合作制是改革国有小型企业的首选模式。 以上说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是改革国有企业的一种形式，决不是说这是唯一形式。 我国地域大，人口多，国有企业的情况也是差别很大，因此，不论是改革国有大型企业 还是改革国有中小型企业都不可能只有一种形式，而必然会存在多种多样的形式。各个 企业应该根据本企业的具体情况，采取适合于自己的形式，而决不能搞一刀切。在实行 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时也不能刮风，不能一哄而起，更不能强迫命令。而要从实际情况 出发，采用既积极又稳妥的办法，促进改革的深化和健康发展。 4。进行配套改革，尤其是要改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 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社会系统 工程。它有许多组成部分，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心环节，是为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微观基础 的，同时它的成功也有赖其它方面改革的成功。因此，进行配套改革，也是国有企业改 革成功的必要条件。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在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一任务时，就同时提出了培育和发 展市场体系，包括推进价格改革、改革商品流通体系、发展商品市场、发展金融市场、 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等任务，并强调要转变政府职能，建立 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十五届四中全会根据当前的情况，又把协调推进各项配套改革 作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一条重要指导方针，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权责明 确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体系，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加强法制建设，维护市 场经济秩序，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帮助企业增资减债、减轻负担”等要求。 我着重谈谈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的问题，因为这是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一 个关键问题。事实上，党和政府早就明确了实行政企分开的方针，并一再提出了促进政 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的任务。有些同志举出种种理由说明国有经济不能和不应实行政 企分开。我认为这些同志的主张是不正确的，他们列举的理由或则以偏概全，或则似是 而非，是不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和经济改革的要求的。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国民经济是以公有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成分共同发展。它既不同于资 本主义国家以私有制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一般数量很少的格局，又不同于传统社会主 义经济体制下的国有经济为主体，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格局。因此，我国不仅要 在非国有经济中实行政企分开，而且在国有经济中，也要在绝大多数国有企业中实行政 企分开。这样才能使我国国有经济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充满活力，健康发展。 历史经验表明政企不分会带来许多严重后果。例如：第一，难以建成现代企业制度 ，企业也难以成为真正的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 分开，管理科学。政企不分不仅违背政企分开的要求，也会妨碍实现产权清晰、权责明 确、管理科学的要求。真正的企业必须做到“四自”。政企不分就意味着企业不能实现 “四自”。第二，市场体系难以健康有序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和发展健 康有序的竞争性市场体系。第三，宏观调控难以正常进行和顺利实现目标。市场经济条 件下的宏观调控要以政企分开为前提，政企不分，政府既当“球员”，又当“裁判”， 宏观调控也难搞好。第四，政企不分，权钱结合，为腐败提供了有利的土壤。这是一些 地方和部门“寻租”现象泛滥的重要原因。第五，企业难以增强活力，国有资产流失现 象难以根治。企业不能实行“四自”，经营管理和技术进步都会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 政企职责不清，谁都管理谁又都不负责任，则是国有资产流失的重要原因。第六，不利 于政府实现管理现代化和提高工作效率。政企不分，实现政府管理现代化就缺少重要的 前提条件，也必然会对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产生消极影响。所以必须对政企不分可能导致 的严重后果和危害有足够的认识。 但是实现政企分开是很艰巨的任务。一是由于它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也是 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而且涉及法制建设等等问题。二是它涉及很多方面的理论问题， 不仅涉及经济理论，而且涉及政治学、行政学、 法学、社会学等理论。三是它涉及到深 刻的利益矛盾。四是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找到一条好的途径和办法，能够处理好人员安置 、利益调整等等问题。 现在国有企业政企不分的现象也还相当严重。1998年国家为了进一步促进政企分开 ，加大了政府机构改革的力度，取得了成绩。但是，据不久前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 业家协会等单位对千家国有企业经营者的问卷调查，对1998年以来政府机构改革的进展 和效果表示满意的仅占8。49％，基本满意的只66。25％，不满意的占25。26％，这说明， 在各级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上，目前仍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妨碍国有企业成为真正企业 的问题，一些地方仍沿用多年来政府管理国有企业的方式管理企业。因此，当问到“通 过政府机构改革，企业改制能否实现政企分开”时，有12。81％的经营者回答“不能”， 58。68％的经营者回答“不能确定”，仅有28。51％的经营者回答能。 表明国有企业经营 者对实现政企分开的信心不足。 针对现实情况，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强调要“继续推进政企分开”并提出 “各级党政机关都要同所办的经济实体和直接管理的企业在人财物等方面彻底脱钩”等 意见和措施。认真贯彻这些方针政策，将会促使政企进一步分开的进程。但是，由于如 何实现政企分开以及与此联系的如何有效管理国有资产等还有不少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 的问题，对于完成这方面任务的难度要有足够的估计。 5。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 我们进行改革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改革本身是把生产力从传 统体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要使得解放的生产要素变成现实的生产力，实现发展生产力 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则还要通过管理，包括企业管理和国民经济管理，即通常 说的微观管理和宏观管理。所以，改革和管理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关系，应该互相补充，相互促进。不能以改革代替管理，也不能以管理代替改革，在深 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必须十分重视管理。这样才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才能使改革和发 展结合起来。 改革以来，国有企业经营管理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不少经营好的企业，它们在 制定正确的经营战略，建立科学的管理体系，实施先进的管理方法，调动职工的积极性 创造性等方面，都进行了探索，取得了成绩，创造了经验。尤其是在适应和开拓市场、 提高竞争力方面，这是改革以后面临的新课题，一些企业在发展战略、管理制度、管理 方法、管理手段以及调整产品结构、加快技术进步、实行名牌战略等方面进行了创新， 积累了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是十分宝贵的。 但是，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加强和改进企业管理显得滞后，一些企 业还出现了管理滑坡现象。根据一些单位的调查分析，企业中管理不严，纪律松弛，组 织涣散，基础工作薄弱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管理思想落后，经营观念陈旧，决策能力 差，失误多也是普遍现象。这是导致一些企业亏损的重要原因。现在企业向经营管理要 效益的潜力确实很大的，狠抓企业管理确实是会见实效的。为了扭亏增盈，也要狠抓企 业管理。 其实，在任何情况下，抓企业管理都是必要的，而在深化企业改革时期，抓企业管 理更有重要的紧迫的意义。这是解决企业面临困难的要求，也是推动企业改革进一步深 化的要求，是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保证。 三、努力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 国有企业改革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20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 丰富的经验，当前已进入了攻坚阶段，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步暴露出来。例如，相 当一部分国内企业还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经营机制不活，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债务 和社会负担沉重，富余人员过多，生产经营艰难，经济效益下降，一些职工生活困难。 这些矛盾和问题只能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才能解决。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 已成为当务之急，重中之重。 不久前召开的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中若干问题的 决定》，对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都有概括而又科学的说明， 提出全党既要充分认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又要清醒地看到这 项工作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为了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当前最重要的是认真学习和贯彻《决定》的精神。 目前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既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条件。《决定》对此也都作了全面深刻 的分析。并提出了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一系列政策措施。《决定》是推进国有企业 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因此它本身就是深化改革的极大的有利条件。 《决定》它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1。深化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思路。上面说过，国有企业改革有两个重要方面，一 是建立合理的所有制结构，二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前一方面的任务就是使公有制为主 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其中国 有制经济是主导，但不是主体。如果国有企业范围过宽，数量过多，是难以建立现代企 业制度的。在这个意义上，前一方面是制约着后一方面的。以前对于这种关系并不十分 明确。《决定》中把“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列 为最优先的两项任务，放在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之前，进一步发展了十四届三中全 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思路，是国有企业改革战略指导思想的深化。关于国有经济 的定位，《决定》也更加明确和具体化了。十五大把国有经济定位在控制关系国民经济 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决定》概括为主要包括四个行业和领域。《决定》还指 出：“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要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完善 结合起来，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些都是国有企业改革战略思路进一步 科学化明确化的表现。 2。规划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可行路径。《决定》重申了十五大提出的国有企业三年解 困和改革的任务，同时新提出了到2010年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目标。这是非常必要的 ，可以把解决当前的问题和完成长远的任务结合起来。《决定》还提出了推进国有企业 改革和发展的十条指导方针，坚持这些方针，将能保证三年和十年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 目标的实现，《决定》提出的十条指导方针，实际上是进一步规划了国有企业改革的一 条科学并可行的道路。这十条方针体现了国有企业改革要和所有制结构调整结合起来， 要和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结合起来，要和协调推进各项配套改革尤其是转变政府职能结合 起来，要和深化金融改革结合起来，要和加快企业技术进步实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结合 起来，要和加强和改善企业管理结合起来等正确战略思想。从国有企业本身来说，国有 企业改革的道路可以概括为三改一加强，这也是当前国有企业摆脱困境的主要出路。三 改一加强作为国企改革的方针早就提出来了，《决定》则大大丰富了它的内容。例如在 “加强和改善企业管理”这一部分，提出了加强企业发展战略研究、建立和完善各项规 章制度、狠抓管理薄弱环节、广泛采用现代管理技术、方法和手段等具体要求，很有针 对性和可操作性。 3。总结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经验。国有企业改革以来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其 中不少是成功并有一定普遍意义的成功经验，尤其对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些难题有指 导意义和参考价值。《决定》认真总结了这些经验教训，科学地提升到方针政策的高度 。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分类指导，这个重要问题过去却重视不够。《决定》贯彻了分类指 导的要求，总结了经验教训。在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方面，《决定》强调“要确保 出资人到位”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要积极发展多元投资主体的 公司”。这些也是成功经验的总结。其他如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做好减员增效、再 就业工作、做好社会保障工作、加快企业技术进步、建设高素质的经营管理者队伍等方 面，《决定》也都总结了一些有推广价值的好经验。《决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必然会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问题还在于，对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来说，重 要的不在于新提法还是旧提法，而在于提法是否正确。那些过去已经制定而《决定》中 又一次重申的方针政策，是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我们应该像对待新提法那样认 真学习和贯彻。 4。鼓励广大干部群众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发挥积极性、创造性。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是 空前艰巨的事业，尽管已经积累了经验和找到了可行的路径，但不能说一切问题都找到 了妥善解决的办法。因此，《决定》一再提出要对一些尚未解决或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 进行探索。例如，《决定》中要求“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管理的有效形式”，“允许和鼓 励地方试点，探索建立国有资产管理的具体方式”。还要求：“积极探索适应现代企业 制度要求的选人用人新机制，把组织考核推荐和引入市场机制、公开向社会招聘结合起 来，把党管干部原则和董事会依法选择经营管理者以及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用人权结合 起来。”《决定》强调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定地站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前列，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要认真改进领导作风，从 工交、商贸、金融等各行各业国有企业的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总结新经验，研究 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团结和带领广大干部群众迎难而上，开拓前进。”这是完全正确 的，必将进一步调动广大干部群众在深化国有企业中发挥首创精神。 应该指出，《决定》也是符合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各国的国有 经济各有特点，但也有共同的规律性。这个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我曾概括一些 学者的研究成果，指出国有经济存在如下一些规律性现象：一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 有经济的存在有其必然性。二是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国 有经济从事着不能让私人经济搞、或私人经济不能搞、不愿搞的经济活动。三是各个产 业部门和国有经济的相容性是不相同的。四是国有经济的比重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 小越好，它是受多种条件主要是经济发展的要求制约的。五是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比 重的变化与工业发展阶段有着内在的联系。六是各国发展国有企业都有其社会目标，许 多国有企业就其自身的经济效益来看是不好的，需要财政补贴。但从国际经验看，国有 企业是可以搞好的。除定位恰当，搞好的主要条件是企业有经营自主权，有明确的财务 责任，参加市场竞争。七是随着社会经济等情况的变化，如社会对国有企业需求的变化 ，科学技术的进步，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化。市场体系的发育和成熟程度的变化，国有企 业必然会发生调整改革的问题，国有企业的调整改革又是和所有制结构的变动、产业结 构的变动等联系着的。八是国有企业采取的经营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西方发达国国家越 来越多的采取控股或参股的股份制形成。《决定》符合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发展的客观 规律，因而能够对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起正确指导和积极推进的作用。 《决定》是一个好文件。但《决定》对改革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还决定于学习和 贯彻的情况。当前的任务是要认真学习和掌握《决定》的精神，排除各种思想障碍，把 认识统一到《决定》上来，然后坚决贯彻《决定》的基本精神和具体规定，解决改革中 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尤其是认识问题的解决也要依靠学习和提高思想认识来解决。 为了学好《决定》，应该把《决定》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和十五大报告联系起 来学习，尤其要认真领会十五大提出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等科学论断。现在国有 企业改革的一个思想障碍还是“恐私症”。有些人总是把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 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但是，从生产力发展的趋势来看，从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来看， 从当代经济最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趋势来看，从人们生活方式的发展趋势来看，以及从 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来看，社会主义时期能不能和该不该彻底消灭私有制是值得 研究的。这是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一个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而无论如何，在我 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决不能再把公有制和私有制完全对立起来，不能忘掉非公 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才能正确理解党的十五大和十 五届四中全会文件的精神，真正开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推动国有企业改革 不断深化，圆满地完成改革的任务。 理论分析论文:政党、民族与国家——中国现代党化国家形态的历史-理论分析 在现代边沿-从晚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国家结构经历着从传统的文化-国家到现代的民族-国家的历史性转变。但是，由于这种转变是在一个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处境中逐渐达成的，因此，不同于原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直接以民族作为国家建构的基础，而是由组织严密的政党作为国家建构的基础，因此，古典的国家形态转变的结果不是从文化-国家到民族-国家，而是从文化-国家转变为党化国家。设定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现代国家的规范形态，1 那么党化国家（party-state）就是现代国家的变异形态。2 可以说，中国现代运动显现出的“现代性”特质，是由党化国家的国家形态所注定的。而党化国家是造成中国现代化进程迟滞的最主要的政治原因。因此，分析党化国家形成的历史与理论成因，并促使中国现代国家形态从党化国家蜕变，实现从党化国家向民族-国家的再次转变，就是重构中国现代国家形态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国家”的兴起 以现代国家-不能是在民族-国家还是在政党-国家的意义上而言，“国家”在中国都有一个兴起的问题。这是因为，“国家”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具有两种实质构成明显不同的含义：古典时段的文化-国家结构，现代时段的党化国家结构。两者之间以“现代”划界，显示了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古典国家形态与后来兴起的现代国家形态的根本差异，以及现代国家形态兴起时期所表现出的特征与古典国家运作特征的本质不同。 就前者来讲，古典的文化（文明）-国家（culture/civilization-state） 无论就国家的结构还是就国家的作用方式来说，都具有与现代国家本质不同的地方。一方面，在国家统治理念上，它依赖的是基于文化与文明的认同。“华优夷劣”的古典国家基本价值与“华而夷者夷也，夷而华者华也”的关系对置结构，显示了古典国家认同的特质，也显示了古典国家对于政治对峙的淡化处理。正是因为如此，才有学者构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解释框架，来阐释古典中国无论是民族认同还是国家认同的非冲突性质，以及其中具有的融合性大于对峙性的古典国家特质。3 另一方面，在制度建制上，它设计的是一套道德感化的机制。尽管从国家资源的占有来讲，古典中国的私有性质不容否认，此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是，这种所有权仅仅具有形式意义。“仁心-仁政”、“内圣外王”的古典制度建构基本精神贯穿古典中国的整个历史。而制度安排上的“皇权”与“相权”的对应结构，也使得治道“民主”的色彩较为浓厚。至于制度举措上的“为政以德”、“与民休息”等等，都体现了古典国家的德性化定位。4 再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上，它显现的是自然秩序的和谐。这由古典中国国家“家国同构”的特质显示出来。作为社会的自然结构的“家庭”与作为政治建制的国家，在古典中国以混用、结合、同构的诸种方式紧紧地统合在一起。进而以日常伦理、联系方式、法律机制、经济活动、社会心理强化稳固这种国家形态。5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的简单归纳，可以说，中国古典国家结构与中国现代国家结构的差异，就是一个“自然”结构与一个人为结构的差异。而古典中国国家结构所具有的以文化的基本价值支撑国家机构的特质，也从中鲜明地显示了出来。支持古典国家运行的基本文化价值具有比政治利益和权力掌控更为重要的国家内聚功用。古典国家建制主要地依靠文化价值理念和伦理道德规范维系着。在这个角度讲，作为古典中国国家活动主体的汉民族也就主要地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民族，还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政治民族。如果将文化民族规定为古典国家基于文化价值认同形成的社会集群。而政治民族就可以被规定为通过国家建构形成的社会-政治集群。就此而言，文化民族支持的是古典国家。政治民族支持的是现代国家。前者的运作主要体现为一种惯性机制。后者的运作则主要体现为一种约定的状态。 就后者来讲，即就现代中国国家-尽管是在变型的政党-国家意义上而言的国家的兴起，是有一个历史的中断与自身渐进的发展历程的。首先，中国现代国家的兴起是以中国古典国家的历史中断为前提条件的。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历史中断，一方面是因为古典国家的内在资源长期消耗，已经差不多内源耗尽了；晚清政府迟滞的改革证明了这一点。6 而中国人对于新兴现代国家的热切期待，对于古典国家无力拯救中国的共识，也证明了这一点。7另一方面，是因为建立在惯性基础上的中国古典国家遭遇了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建立在社会（政府）契约基础上而具有的力量感，在突破了民族国家界限而向国际突进的时候，中国古典国家的自在运作就势必陷入他在力量的制约境地。西方列强瓦解中国古典国家的举动证明了这一点。8 两个方面和合作用，导致中国古典国家无法维系自己的国家体系完整性，中国国家从古典的文化国家向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转变就此显示出势所必然的态势。这是因为，前者显示了内在自我复制的不可能，后者显示了结构替代者的出现。设定国家是社会生活的必须，那么，唯一的出路就是古典国家转变为现代国家的彻底重构。 其次，中国现代国家兴起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这一历史过程从结构上讲，显现为从早期呼吁文化国家转变为民族国家，到建构民族国家的理性努力遭遇挫折后向党化国家逆转的两次转变。前一次转变为中国现代国家兴起做好了精神和制度准备。后一次转变为“中国式”现代国家-党化国家的兴起做好了观念与体制筹划。前一次转变显现为近代吁求中国社会实现现代跃升的革命者与思想家，一方面对于民族认同、国家建构的自觉，如孙中山对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建立民国”的阐述；另一方面对于现代国家建构的宪政政治的追求。9 后一次转变显示为以党建国的思想领袖和政治行动家合一角色对于党化国家理论的构造和党化国家的组织行动。比如孙中山对于国民党的改造以及他对于国家建构的努力。又比如共产党领袖人物对于同样问题的类似反应。10 这一转变从时间演进上讲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来描述。第一阶段，晚清时期。这一时期是一个古典文化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时期。这一转变从三个方面体现其促使中国国家形态转化的特质。一方面是晚清政府对于国家形态转换有一个自觉的认识，它展开的新政实践是一个明证。另一方面是民族认同问题与国家建构问题的交错作用所体现的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以及在这种泛滥中日益高涨的国家认同。再一方面是促使现代国家发育生长的社会新阶层诞生了，诸如商人、工厂主登上了社会政治舞台。他们对于国家的要求乃是一种促使工商业发展的现代国家，而不是限制工商业发展大力推进农业发展的传统国家。11 第二阶段，民国时期。这一时期是一个从建构民族国家受挫到尝试建构党化国家的时期。第三阶 段，1949年以后至今。这是一个党化国家建构成型并走向成熟的时期。后两个时期正是本文要着重分析的。因为它对于现代中国国家形态之定型于党化国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与现代国家之作为民族-国家的规范状态不同，党化国家具有其特殊性。民族-国家乃是以历史语言文化共同性为基础的民族与政府（国家）结构的结合体。但是党化国家则是一个建立在具有支配民族命运基础上的强势、独大的政党对于国家权力的独占。无疑，党化国家是民族国家的一种变态形式。但是，我们首先要强调的却是，在传统与现代边沿的中国，现代国家形态以党化国家的形式兴起，是具有其历史合理性的。从总体上讲，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国家的兴起，所具有的历史紧张常常导致民族-国家兴起过程中诸社会要素的变型组合。之所以会发生变型的组合，是因为作为文化民族存在的古典国家的主体，在现代国家诞生之时无法提供给国家以政治民族的支持力量。相对于政治上孱弱的文化民族状态，政治上比较成熟的政党足以提供给国家建构以各方面的支持力量：其一，观念设计。后发外生的现代国家是具有思想家与政治家自觉设计国家形态的特点的。民族主义就是这种设计的观念工具。但是，具有民族主义自觉性的，不是所有的民族共同体成员。而只是少数建构或加入政党（或政党萌芽状态的各种组织）的领袖人物具有的政治理念。这些人就成为后发外生现代国家建构的观念提供者。他们从党派立场出发思考国家建构问题的视角，也就决定性地影响国家的实际建构状态。影响现代中国国家建构最重要的二十世纪政治人物，如国民党时期的孙中山、，如共产党时期的、邓小平，都是党化国家的自觉阐述者和实践者。没有他们的党化国家理念，我们还真难以设想中国国家建构的实际形态又会是怎么样这个问题的答案。与此同时，在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古典时代的文化民族转变为现代的政治民族，这中间也内在地蕴涵了一个文化民族的唯道德思维对于唯道德定位的现代政党认同的天性有利因素。政党之作为政党的利益团体定位之隐而不彰、之作为振兴国家民族的主体的定位，从而将政党与国家连接为一体，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12其二，制度供给。后发外生的现代国家常常是处于传统政治实体制度供给短缺的状态下向现代国家转变的。因此，什么样的政治组织及其政治尝试足以供给替代传统政治制度的制度体系，它就具有组织国家的“先天优势”。无疑，在中国现代早期（即晚清时期），有思想家、政治家对于中国国家的制度建构贡献过零散性的意见。但是真正可以称为系统的现代制度建构思想并落实到实际政治过程之中的，还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党化国家思想与制度建设。其三，社会动员。党化国家的社会动员方式主要有两个，一个方式是政党因素楔入民族转型，即促使中华民族从文化民族转变为政治民族，构成为政党支配国家而形成党化国家的重要原因。另一个是政党因素注入社会运动，即由政党担当组织散沙般的中国传统社会而使之形成组织起来的现代社会，并使得进行这种组织的政党足以获得配置各种社会资源的绝对权力。从传统的会党转变为现代的政党，政党的现代组织方式具有的社会凝聚功能驱使政党与现代国家运动合拢。可以说，从党化国家兴起的历史合理性上也能够推出党化国家兴起的理论合理性。在中国从传统的文化国家转变到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过程中，由于政党取得了建构国家的优先权，政党由此替代了民族在国家建构中的中心作用，使得民族-国家的现代国家规范结构转换为政党-国家的现代国家变型结构。将民族、国家与政党的关系结构，从民族国家的“民族”到“国家”再到“政党”的三者递进秩序，改变为从“政党”到“国家”的二维传递关系。因此，在中国人获得足以反省党化国家弊病的教训之前，党化国家的历史与理论正当性是不会遭遇普遍怀疑的。 二、党国一体 现代中国历史上，政党对于国家的支配、以至于政党与国家合而为一的党化国家建构，可以从两个角度得到认识：一个角度是从历史经验的视角，另一个角度是从国家结构与运作机制的视角。从这两个角度看，二十世纪中国两大政党对于中国现代国家形态建构都发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首先，从历史经验的角度分析。与二十世纪中国政治走向最关紧要的两个政党的政治取向，是我们分析政党、民族与国家关系结构的历史演变最为紧要的经验事实。 国民党对于党化国家具有草创之功。这种草创，一是基于国民党对于党化国家的理论设计，二是基于国民党对于党化国家的政治实践。从前一方面来看，决定国民党政党形态的两位政治人物的党化国家理念值得分析。从后一方面来看，国民党的国家统治定位、策略、举措值得研究。就前者讲，在国民党作为现代政党成立之际，孙中山对于国民党的设计，就是将国民党与国家建构本应是作为两个问题处理的问题，直接地作为一个问题来对待的。孙中山早期的民族主义理念，具有粗略的民族-国家轮廓。只是在孙中山意识到严密组织起来的政党对于中国国家建构的决定性意义的时候，他的党化国家思想才趋于成熟。对此可以从孙中山组织兴中会、建立中华革命党到组建改建国民党的思维演变逻辑上认识。而孙中山党化国家思想的构成大致是三个方面：一方面，孙中山的党化国家思想强调政党建构与国家建构的一致性。这就是他一再强调的“吾人立党，即为未来国家之雏形”。13“党有力量，可以建国”。14 而党的力量便来源于党的道德理想主义-诸如立党为立国，党无私利“能为全国人民尽此忠实之义务”。15 另一方面是以党治国。以党治国的精髓是以党的政治纲领作为国家治理的依据。“所谓以党治国，并不是要党员都做官，然后国才可以治，是要本党的主义实行，全国人民都遵守本党主义，中国然后才可以治。”16 至于以党治国的政治举措则是完全的权力垄断。“自革命起义之日至宪法颁布之日，总名曰革命时期。在此时期内，一切军国庶政，悉由本党完全负责。”17 再一方面，以党治国具有政治排斥特性，这种排斥性既是针对“主义”这类政党意识形态的，也是针对政治人才任用的。一者“国民党系我创立之民国唯一政党”，18 二者不是迫不得已，否则不“借才于党外”。19 三者政党治理本身依靠人治而不是法治。“党用人治的长处很多，人治力量乃大。”20 孙中山奠立的党化国家格局，在后来对于国民党的改造中有了进一步的落实，从而对于国民党建立起党化国家的政治实践形态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国民党的定位与定型都与有关。国民党的定位指的是，它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党，即作为一个党派它究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问题。国民党的定型指的是，它事实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党，即作为一个党派它坐实在什么状态中，其结构与功能的匹配基本坐实在什么形态上。对于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思路是，就前者而言，他认定国民党是“唯一救国的党”。因此国民党当然地占据国家的所有权力。就后者讲，国民党乃是一个由党国、党军、党治构成的不讲权利只讲义务的政党。而国民党中央对于全党、全社会取一种“保姆”和“导师”的姿态。21国民党的党化国家定位与定型从此与中国二十世纪政治结构的定位与定型两者间具有了高度的一致性。甚至可以说它为此后中国党化国家的国家政治组织方式奠定了基调。 从评价的角度看，早期国民党建党的混乱，使得国民党对于党化国家的建构既在理论上也在政治实践上严重滞后。加之孙中山对于国民党党化国家的建构属于晚年的政治应急举措，对于国民党党化国家的强化属于急功近利的安顿，因此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国民党并没有完成党化国家建构的政治任务。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化国家的建构与巩固，成功的程度远远超出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化国家的建构，与其作为现代政党的建党纲领的自觉性、政党运作的严格纪律性、国家内在化于政党的周密性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共的政治领袖兼思想领袖对于党化国家的阐述，一直是他们基本不变的思想取向。以中国共产党建国时期的领袖代表和执政时期的领袖代表邓小平关于政党与国家基本关系的论述为例，可 以证明这一点。在的论述中，中国共产党具有着比中国国民党更有利的将国家党化的道德资源。因为中国共产党既建立在“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基础上，又“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22 因此强调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宗旨的内在吻合，因此“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23 所以，信心十足地宣告“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24 故而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之后，在政治上实践党化国家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也就水到渠成。至于邓小平，他一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定位在五四以来唯一一个联系群众的政党位置上，另一方面则将中国现代化的成就与中国共产党直接连接起来，再一方面更认定“全国人民把他们对于前途的一切希望寄托在党的领导上。”25 取决于中国共产党政治领袖兼思想领袖的明确的党化国家理念，1949年之后的中国国家形态，便日益明确地走向党化国家的定格境地。 定格了的中国党化国家形态，乃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完全彻底地垄断中国社会所有资源的形态。这种垄断，不惟是对于社会政治资源的垄断，也是对于社会经济资源的垄断，更是对于精神的、制度的与日常生活绝对统治的垄断。达到这种垄断，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对于异己思想与异在政治力量的成功挤压。另一方面则在于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控制了各种统治资源。就前一方面来讲，不论是1949年前的思想运动，还是1949年以后的思想镇压，都使得中国人可以选择的政治理念日益陷入一个逼仄状态。1949年以前的运动，使得中国共产党党内练习了党化国家的运作。1957年的反右运动，使得中国社会、尤其是潜在的政治竞争力量-知识分子习惯了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惟命是从。而这种党化的政治意识形态一旦掌控了整个社会，提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它就具有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正确性。以此为基础展开的政治控制、思想教育，便成功地将约束在党化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跑马圈地”里。与这种思想控制相关，党化的军队、党化的警察、党化的政府，党化的经济、党化的教育、党化的文化、党化的日常生活，构成为党化国家的严密控制体系。26 从存在上讲，党在国家之上、党在国家之外。但是从党的作用方式上讲，党又在国家之中。党化国家的成熟形态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成功得建构起来。 无疑，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在党化国家的建构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而且具体的举措也相差很大。只是从党化国家建构的结构上来审视两党，我们不能不强调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同构性。一方面，我们就政治竞争的角度，承认国民党与共产党是几十年的政治冤家。而且从两党的政治-思想领袖的自我政治表白与相互指责来看，他们对于彼此的差异也都有自觉的陈述。27 但是另一方面，从政党的基本结构上分析，两党的同构性远远大于它们的异质性。其一，从政党的基本政治理念上看，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建立在列宁主义基础上的政党。两党都信奉真理独占和军权至上的列宁主义原则。恰如孙中山总结的。俄国革命之成功“实全由其首领列宁先生个人之奋斗，及条理与组织之完备。”28 对于党来讲，党员必须对党绝对忠诚，既牺牲个人自由，又贡献能力。“只全党有自由，个人不能有自由，然后我们的革命，才可以望成功。”29 在国民党的党制建构中，孙中山因此占据一切重要职位，有独裁空间。后来忠实遵循孙中山的建党思路，而且更加强化了独占真理的政党性质。虽然说国民党对于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弃置不顾，但是列宁主义的政党建构方式国民党是完全承接下来了。后来共产党所走的路，更是一条自觉的列宁主义道路。这不仅是因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是因为中共历史上重要的古田会议和遵义会议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列宁主义改造。“支部建在连上”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列宁主义信条，自是成为中国共产党基本纲领中的支点。其二，从政党的国家理念上看，党化国家是国民党与共产党所共同认可的国家建构原则。政党意志即国家意志、政党意识形态即国家意识形态是党化国家的理念结构。政党对于国家权力的独占是党化国家的当然权力布局。党化军队在作为党化国家的支柱上完全一致。所认定的“各团体的军队化，实在是救国的不二方法”，与在时期所主张的“军管”，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两样。其三，从政党对于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实际控制方式上来看，一方面两党都对于意识形态的控制高度关注，以自己政党的意识形态居高临下地下贯到国家组织结构，是他们共同的选择。另一方面，将国家意识形态通过党化教育的方式，再次下贯到整个社会。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即是奴化教育，“本党一面以保姆的资格，培养社会的元气；一面以导师的资格，训练人民的政治能力”。30 这样素质低下的人民就可以全心全意跟随国民党。共产党的党化教育也同样是灌输奴化意识，从中共执政前“反对自由主义”的思想整顿到执政后的反自由化运动就说明了一切。31 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同构性实际上给我们展示了审视党化国家的另一个角度，即从国家结构及其运作的机制上看党化国家的状态。简单地讲，其一，从国家统治的政治理念上看，这是从观念层面对于党化国家的审视。独占性地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具有在思想世界运用纯熟的政治控制技术的能力。它将思想形态的政党与思想形态的国家完全合而为一。其二，从政党对于国家权力的全面占据上看，这是从制度层面对于党化国家的考察。独占性地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将国家一切权力收摄于政党，从国家暴力机器的独占、到国家资源的垄断性利用（计划经济最直接体现出这一特点）、再到思想意识形态的真理独占，国家与民族均退隐到政党的背后。其三，从政党对于国家全面控制机制的形成上看，这是从日常生活层面对于党化国家的描述。独占性地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将国家政治生活、组织行动方式与日常生活贯通起来，将所有关乎“党和国家”、“党和人民”的方方面面连接起来，加以高压控制。党化思维、党化制度与党化生活成为整个国家的生活方式。 党国一体的党化国家，简单地讲，就是独大的、占有国家权力的政党对于国家一切权力的垄断。这些权力，既包括政治、经济等可以实体化的社会权力，也包括观念、教育、文化等虚化的话语权力。这种权力结构，从结构上看则可以分解为两层面：其一，从国家结构机制上看，党国-党军-党政的一体化结构，就显示了这一结构的权力渗透状态。“党国”是将政党权力与国家权力直接合一。“党军”是将政党权力与军队暴力合一。“党政”是将政党权力与政府权力合一。三者完全合一，便将现代国家的所有权力高度归并起来，使得权力的垄断完全可以达成。“党国”将国家党，！化，“党军”将暴力党化，“党政”将国家日常权力党化。从而使得掌握国家绝对权力的政党可以绝对没有权力挑战者和替代者地行使种种权力。其二，从国家运行结构上看，全能国家的定位，使得得以将国家党化的政党全方位地渗透到国家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党纲-党权-党化教育的一体化结构就显示了这一结构的特质。“党纲”显示了政党对于民族采取拯救姿态的道德依据，“党权”显示了政党对于国家采取大权独揽统治方式的凭借，“党化教育”显示了政党在物化权力之外的思想上统治全民族的驯化进路。“党纲”将建党与建国相统一，“党权”将党内支配与 党外支配相统一，“党化教育”将党员驯化与民族驯化相统一，从而使得党化国家的运作显得自然而然。前者作为党化国家的结构状态，后者作为党化国家的运行方式，两者结合，就使得党化国家具有了结构功能的完整性。 再简单地归纳一下，在现代边沿上的中国，政党何以能够凌驾于国家之上呢？这与三个因素有关。一方面，是政党将自己人为地提升为一个代表了民族未来的理想主义团体。这使得它可以自恃自己的理想主义而具有一种领导全民族的极端道德优越感。的国民党是这样看问题的。“我们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而我们国民的智识和普通的教育，却又这样的幼稚和缺乏”，不经过党化的及时训练，“国家也就亡了，我们种族也就灭了，当然再不能有独立的希望了”。32 邓小平的共产党同样是这样看问题的。毛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与邓的“一定要注意引导，不好好引导就会害了他们”33 的论述都潜蛰着执掌国家最高权力的政治领袖那种高于全民族成员，而有资格训导全民族成员的极端道德优越意识。另一方面，由于政党先于国家而成立，并且成为国家建立的动力，因此政党的行政建构就成为后起的国家行政建构的原型，以党代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前引孙中山、关于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一致性的论述，已经可以证明。后来共产党领袖也一再强调将党内的优良作风带进执政之中，以便将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转换为“执政为民”的为政方略。以及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相同原则的归并，也显示出以党治国的大思路。再一方面，政党具有组织社会的社会动员“先天”特质，因此，当政党占据了社会政治生活的绝对有利位置之后，它对于社会秩序就具有了设计、指引的自然先导权。这是中国现代党化国家得以有效动员社会的同时，维护自己的党化统治的原因。这就是为中国政党领袖所强调的列宁主义原则，“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34 三、国家二型 我们强调，从政治学理论上讲，规范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是“民族-国家”，并以民族国家为审视坐标，指出变型的现代国家是“政党-国家”即党化国家。之所以说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形态的规范形式，规范就规范在，其一，它具有先发性。这是一个时间向度的分析。不是说先发的政治生活形态就一定具有规范性。但是，就民族-国家的形成而言，正是由于它的先发，使得它的发育生长方式变成了后来巨型的显现代政治组织结构-国家的一个原型。现代国家无疑由民族-国家催生，而又由民族-国家作为标志。由一个主体民族在其语言文化历史的基础上达成建构严格国家组织的“国家认同”，迄今为止，还是建构国家的基本方式。现代政治学关于国家的定义，几乎就是从民族-国家角度给出的，“由这一领土内的居民和政府组成的政治体系就是国家。”35 而政府也不过是“在一特定领土内成功地支持了独掌合法使用武力的权利以实施法规的任何治理机构。”36 当我们将国家看作一个民族建立一个政府的现代组织结构的时候，它与民族和国家两个端点的观察口径是具有一致性的。其二，它具有成熟性。这是一个结构状态的分析。民族-国家既然是以一个民族建立起来的政府体系，因此，它的建构方式就具有天然的政治性。这种政治性体现为一个民族建构政府体系时的诸社会政治原则。一方面，社会契约构成它组织起来的基础论证。另一方面，政府契约构成它促使成员们认同的政治基础。前者成为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分野的标志。后者成为古典国家与现代国家分界的象征。自由平等博爱之成为现代政治理念，宪政法治民主之成为现代政治制度，国家与社会二元分流之成为现代政治格局，都是因为它们规定了契约基础上形成的国家组织的国家性格。37 其三，它具有相对优势。这是一个比较视角的观察。后发的政党-国家与先发的民族-国家，在它们都获得了自己的历史理由而具有了共时存在的情况下，就发生了一个比较问题。比较是一个经验显示的结果问题。在两者以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方式对抗的形态对峙了几十年之后，民族-国家的国家建构经受了历史的考验，而政党-国家进入一个转型的阵痛之中。后者进入转型的原因正是因为它的内在缺陷：集权的政治形式已经难以进行有效的社会政治动员，僵硬的计划经济形式难以有效配置资源，封闭的文化建制锁闭了社会创新的通道。这与民族-国家建立在分权制衡基础上的宪政民主政治机制、依据于价格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开放的文化建制具有的文化自我更新无法长久地对峙。起码可以讲，政党-国家所依托的传统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形式是彻底地终结了。 政党-国家是现代国家的变态形式。它变型就变型在，一方面，它是后发的。后发如果仅仅是时间意义上的，倒也不是什么紧要的问题。犹如美国相当于英国是后发的，但是国家结构都是民族-国家的。只是后发的政党-国家，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由于民族的政治动员滞后，需要一个自觉建构国家的强势政党来号召建立国家，政党占据了民族在国家建构中的领导地位，因此，它以“民族代表”的身份获得了建立国家（政府）的特权。这样民族-国家的基本结构就发生了变化。可以说，政党-国家是在民族-国家形成动力不足的情况下的产物。政党替代了民族作为国家建构活动的主体。政党意志又恰恰是在与民族意志的形成中扭转民族意志、以至于高于民族意志的情况下引导民族转向国家的。所以，它的后发使得它必然变型。另一方面，它是不成熟的。这种不成熟，是因为它是在出台条件不足的情况下的“早产儿”。社会主义是政党国家的意识形态依托，共产党是政党国家的组织依托，落后国家是政党国家的既有国家基础，集权的政治、计划的经济与封闭的文化是政党国家的社会结构形式，分析起来，这些条件给政党国家的建构提供的生存土壤实在是相当贫瘠的。社会主义的混乱状态，不足以给社会主义国家建构实践提供充分的思想营养。科学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建构，也不足以提供一个资本主义的系统替代方案。而且它作为革命政治哲学，实在是将自己的理论构造轴心安顿在革命的正当性上面。国家建设的问题深深地隐匿在革命的激情后面。政党国家建构起来之后究竟怎么办的问题远远没有提上台面的机缘。所以当政党国家如此迅速地建立起来的时候，政党领袖一时都陷入了不知所措的喜悦之中。38 再一方面，它显示出相对的劣势。这种相对劣势是在政党-国家经历了一个发展时期之后显示出来的。政党国家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或民族主义国家），大都没有发育健康的社会政治制度、经济运行制度和弹性社会控制制度。社会政治制度的非宪政安顿，使得它们均成为某种形式的极权专制政体。政党的民主集中制投射在国家政治结构中转换为国家的中央控制结构，使得社会政治活力被这种政治制度所窒息。政党国家的政治制度就此具有一种脆性特征-它在可以维持自己的范围内，可以从容复制自己；一旦它到了脆性的边沿，谁都无法拯救它了，对于它的改革，也就只能是对于它的颠覆。而社会经济制度上的刚性计划制度，也因为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发实际水平，显示出它无法支持社会经济继续有效地发展的需要，以及它无法有效地配置社会经济资源，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以至于这种经济形式无疑要走向它的终结点。至于上控制方面，由于政党意识形态的强势作用方式被楔入了社会日常生活，因此，全方位的社会强控制是这种国家社会日常生活的必须。一种完全缺乏抵抗空间或非暴力反抗余地的日常生活，使得社会生活也显示出常态下的控制有效性和非常态下的完全失去控制的两极跳跃状态。这些劣势，使得它在与自己敌对的制度竞争中，必然处于失败的境地。而且它的失败，因于自己内在的缺陷或相对的劣势，而不是因于外部的压力。 比较分析民族-国家与政党-国家两种国家类型的结构与功能，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两者具有的差异性和比较特点。这种比较，可以从三个角度着手：一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构成与组织结构的差异。二是国家基本政治 制度的安排的不同。三是国家日常的社会政治生活状态的区别。 第一，规范的现代国家与变型的现代国家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构成上具有巨大的差异。所谓国家意识形态，是指足以使得国家之作为政治共同体，其成员对于国家认同的观念基础之基本价值的共识。无疑，现代国家都需要国家意识形态作为国家的观念基石。假如一个现代国家没有这种观念基石，就等于没有国家的感召理念，国家的精神形态就建立不起来。就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意识形态支持而言，它的国家意识形态可以说是一种权利型民族主义与权利型爱国主义。权利型民族主义指的民族共同体之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基础，建立在民族任一成员都在这个共同体内获得了同样的人格尊严和政治权利，以至于因为他们在共同体内部的这种自由平等地位促使他们发自内心地认同这一共同体。假如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在这个共同体内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政治权利，他们对于民族共同体就有采取拒绝认同态度的权利。绝对不会因为他们在历史传统、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上属于这个共同体而遭到民族的人格蔑视和权利践踏。以此为基础，权利型爱国主义，是指建立在民族共同体基础之上的国家共同体，必须是一个保护共同体成员政治权利的组织建制。国家与组织国家的成员个人，具有握权和授权的关系结构。国家之获得人民的爱护，就是因为它保护了人民。人民之爱护国家，就是因为他们在其中获得了安全、尊严和生存发展资料。不是因为国家凌驾于人民之上，因此人民必须服从它。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成员应该能分享共同的政治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意识和关于同属于一个共同的国家的认知，应该是支持民主政治的。” 39 规范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基本上都是宪政民主国家，在此也就获得了理解的理由。在这样的国家框架之下，一切公民组织、政党组织都只具有相对于国家组织的次生性。相应地，政党组织是在国家框架下运作的。政党组织对于国家组织具有忠诚伦理导向，而不是相反。 后发外生的现代化国家的困境是，它从古典的文化国家转型为现代的民族国家的时候，没有原来国家结构中内生的转型动力。因此，它得依赖于相对于原来国家结构而言的外生力量来动员资源进行现代国家的建构。在这种情况下，取得了支配性地位的独大政党就有了代表民族利益与愿望的机会空间。在民族危机中，道德自我正当化的政党就有一个要求民族成员跟随这一政党的理由。所以，当通过政党力量建立起国家组织架构之后，党化国家的国家意识形态支撑也就通常是义务型民族主义与义务型爱国主义。所谓义务型民族主义，就是不问民族成员在民族共同体中的地位与作用，不问他们作为个体活动者是否具有基本人权和政治自由，而只是在民族危亡关头，被政党动员起来而成为没有权利只有义务的民族救亡者。他们在民族危亡之机，遭遇了究竟为民族大我牺牲小我、还是为小我一己牺牲民族大我的“权利难题”。于是，大我胜过小我，义务替代了权利。在民族“大义”面前，中国人没有思考权利与义务关系对等性的空间。而义务型爱国主义，是由义务型民族主义自然引导出来的政治意识形态。40 它主张一个民族的成员对于它所建立的国家共同体来讲，必须无条件地采取爱护的立场。它将爱国与卖国作二元对峙的理解-要不你履行爱国义务，要不你就是出卖祖国。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于国家就不能质疑它对于个体自我的价值与意义问题，而只能质疑自己热爱国家的忠诚程度问题。而且“国家”之作为一个政治组织与“祖国”之作为一个文化概念之间的差异性，也相应被忽略。与之伴随，独大的政党之政党组织是在国家框架之上和之外运作的。“之上”，是指政党占据了国家建构的优势资源。国家之作为号召民族凝聚为政治实体的道德主体，转换为政党之作为号召建立国家的道德实体。在这种情况下，政党与组织的“寡头统治铁律”发生作用的机制特别明显。41政党领袖在政党国家的建制中，发挥着“导师”与“领袖”的共同作用，他就此成为政党的象征与国家的象征。于是，两条对划而过的线索就显现出来：一条线索是国家建立的线索，这是一条从民族到政党、再到国家的线索。另一条线索是从国家到政党、再到政党领袖的线索。前者构成了国家形成的过程。后者构成了国家运作的过程。前者支持了党化国家结构。后者支持了领袖专制机制。绝对忠诚的政党伦理因此转换为绝对忠诚的国家认同伦理。国家意识形态的批判性结构也就完全没有建立而起的可能性了。这样，党化国家的精神僵化也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 第二，规范的现代国家与变型的现代国家在基本制度安排上也有很大的不同。所谓国家的基本制度安排，指的是关乎国家政治生活的那些基础性结构，比如宪法的制定与宪政制度的运行，比如法治精神的建构和法治状态的维持，比如民主制度的建立与民主的改进等等。民族国家建立在民族共同体成员对于国家共同体关爱其成员的基础之上，因此，将这种关爱落实为一种保护共同体成员的国家基本制度，也就是国家（政府）有效运行的前提。宪法的制定与实施，宪政的建构与运行，就是在这种驱动力之下产生的。它是民族共同体，进而是国家共同体保护其成员，以便达到捍卫其成员支持民族共同体和国家共同体的基本制度基础。宪法，就是建立在维护共同体成员的基本权利的基点上的。之所以宪法的基点必须是维护共同体成员基本权利的，就是因为惟有这样它才足以维系共同体成员对于共同体的认同。假如不是如此的话，共同体之“共同”究竟何在的问题就解决不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就会发生危机。在这个特定意义上，宪法绝对不能是对于共同体成员社会政治义务的硬性规定。它一定是对于共同体成员权利的保护性规定、对于国家组织建制的限制性设计。在此基础上，宪法通向宪政才是可能的。宪政制度乃是一套健全的国家基本制度。它对于共同体成员的生命财产自由有明确的规定、对于主权在民原则具有鲜明的强调、对于权力的分割制衡具有刚性的要求、对于法治的治国方略具有综合的支持。42 经由宪法的良法建构和宪政的实施，国家的法治状态维系着国家的良制情形，而国家的良制情形支持着国家的优良秩序。一种对于共同体成员毫无例外的法治治理结构，使得共同体成员具有平等的社会地位，进而使得共同体成员支持共同体运作的内在动力形成逐渐强化的趋势。国家的持续发展就有了永续的动力。并且，因为宪政支持的法治民主运行机制的健全，民族国家的民主建制一般会表现为低调的代议制民主、程序性民主，而不是高调的直接民主制、实质性民主。43 党化国家的制度建制具有保护权势者特权而漠视共同体一般成员权利的特性。这是由党化国家的国家结构决定了的。党化国家不可能是制度化的国家。这是因为，一方面，宪政制度建立的空间被扼制住了。现代党化国家形式上都有一部宪法。但是这部宪法的现代性是严重不足的。它对于独大政党的超国家权力的规定，事实上等于否定了宪法对于公民与公民组织享有平等权利的宪法基本原则的规定。而且由于独大的政党强制性地制约国家政治生活，因此宪法之通向宪政几乎没有可能。44 另一方面，国家的制度因为总是将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作为例外，因此制度的形式化作用机制总是建立不起来。制度的例外“制度化”地存在，也就意味着制度只能流于文献形式。法治是建立不起来了。没有法治的支持，强控的社会政治秩序就只好以德性来支撑。像国民党时期宣称儒家德性伦理治国胜过现代民族国家以法治国一样，45 共产党的领袖也始终不忘以德治国之作为以法治国的“弥补”一样。46 一个以德性作为国家治理直接资源的党化国家，是不可能依靠真正有利于国家治理的法律资源的，法律秩序建立不起来，现代大型复杂国家的秩序也就难以保证。因此它也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治理，只能流于暴力统治状态。再一方面，党化国家是不可能建立起国家的民主生活制度的。现代党化国家奉行的都是大同小异的所谓“民主集中制”。其实在这中间，“民主”始终只是手段，是达到社会有效的全方位控制所借助的了解社情民意的工具。所谓“人民民主”在党化国家的工具化处境就是明证。因为在一个完全没有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制度机制的情况下，人民根本就不可能做主。原苏联是如此，以致于斯大林晚期可以长期不召开政党的代表大会和国家的立法大会。47 晚期的统治也是一个证据。48 第三，规范的现代国家与变型的现代国家在国家的日常生活状态上也具有极大的差别。这就是一个社会是否具有与国家抗衡的实力的问题。在前者，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立是国家规范运行的前提条件。在后者，党化国家之吃掉社会则是人们视为当然的事情。 健全的民族国家就是宪政 民主国家。因此，这样的国家里国家权力是受到严格限制的，社会的自主与自治乃是国家政治生活之外的社会生活所必须的。因此，社会的自我组织状态是非常发达的。在日常政治生活方面讲，社会组织构成压力集团的时候，它就对于国家（政府）组织构成为监督和影响，同时构成社会各个阶层人士自我维护利益的凭借。在日常经济生活上讲，国家与市场的分界是比较清晰的。市场的自生自发秩序来自于价格的作用机制，它对于国家的介入有一种“天然”的排斥性。在人际关系的处置上讲，人们依据宽容的原则理解各自的信仰、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而不是以一种由掌握国家权力的政党控制下的、国家统筹的方式来“移风易俗”。49 党化国家之所以对于社会生活具有吞噬力，是因为党化国家是以吞噬所有权力的高度垄断性为特质的。在政治上，党化国家绝对不能容许相异的权力体系的存在，它只要面对不同的权力结构，就意味着它的根本缺陷具有显示的可能性。要维持它绝对的伟大性、正确性，就必须以吞噬所有权力为前提，并以此来显示自己的绝对不可替代性。在经济上，党化国家一定要通过对于经济的刚性计划控制所有经济资源，以便强化它对于政治资源的控制。这两种控制是相互依赖的。假如它在控制政治资源的时候忘记了控制经济资源，它就无法达到对于国家资源的垄断，也就会生长出一个基于独立经济力量支撑的反对者来。但是这种经济生活方式对于资源配置的效率是极低的。因此政党国家的经济始终是低效经济和短缺经济。经济生活的韧性匮乏和脆性结构，决定了经济生活的不安定性-饥荒的随时伴随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50 取决于这种短缺经济所可以供给物质的缺乏，所以党化国家总是要经由掌握国家权力的独大政党来提倡节俭道德，以便将物质短缺可能导致的政治统治风险加以化解。而且在政党权力借助国家力量介入居民的生活时，国家还故意以极其轻慢的态度对待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差异，随意地干预个体的私人生活。私人生活构成为国家统治的重要领域。私人生活被国家组织化的生活完全吞噬。“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等等将个体纳入党化思维轨道的运动将私人空间干干净净的占据了。权力之吞噬权利的情形从政治领域直接打通到生活范畴。51 四、党化国家的转型 党化国家的内在缺陷体现在它的历史运行过程之中，并必然导致它的外部竞争能力的孱弱。因此，党化国家面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规范运行压力，以及内部整合的需要，几乎都遭遇了转型的问题。审视党化国家转型问题有两个视角：经验的视角与理论的视角。经验的视角其实是对于一个社会政治事实的刻画。理论的视角则是对于一个现代政治规范的重新申述。 其一，经验层面的描述。就经验层面来看，党化国家的典范形态是原苏联东欧国家。从历史形态上来讲，延续较为长久的党化国家形态、尤其是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形式的党化国家形态，52 可以说都是苏东国家形态及其变型形式。就中国的国家形成过程来看，无疑，中国现代党化国家形态的形成，也是移植和重组苏联党化国家形态的产物。就此而言，审视苏东党化国家的转型，有利于我们从宏观视角转而审视中国党化国家转型问题。从历史回溯的角度分析，苏联与东欧从党化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型，起自1950年代。那个时候党化国家的转型，从国家间的关系这种外部因素讲，是因为遭遇到了“社会主义国家体系”的内部分裂。由于苏联将自己党化国家的统治方式推移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遭遇到了与国家建构同时兴起的民族主义的抵抗。像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捷克等苏联卫星国，对于苏联的专断作风进行了基于民族主义的抗拒。东欧几个小国的政治转型，从那个时候找到了自己的历史起点。加上后来政治强人斯大林去世，苏联内部也开展了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运动。党化国家的基础结构-苏联共产党的天然正当性受到动摇。党化国家据以生存和维续的基本结构-共产党的道德正当性资源受到严重的损耗，党化军队对于政党的无限支持开始衰减，国家对于社会全方位的控制有所松动，党化政府对于政党本身有了游离。如果将苏东情形切分为苏联与卫星国两种情况来看，苏联的情况较为复杂，而卫星国的情况较为简单。可以说苏联的转型起伏曲折。而卫星国几乎是处于一个持续转型的状态。就苏联来说，1950年代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主义，是苏联党化国家转型的开端。后来勃涅日涅夫将改革扭转，党化国家的转型实际发生回流。苏联经历了长达30年的停滞。党化国家的积弊越来越难以克治：政党对于国家的控制越来越僵化，经济的军事化越来越拖累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军企集团对于权力的掌控越来越具有威慑性。于是，苏联党化国家的稳定转型越来越显得不可能了。党化国家积累起国家运作的脆性机制。事实上，后来苏联的崩溃已经在这个时期埋下伏笔。53 卫星国里值得一提的是匈牙利。1956年和1968年是匈牙利党化国家转型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两个年份。1956年前，匈牙利是较为典型的苏式党化国家。“其结构特征是集权的交叉连线与强制性的计划，秘密警察起着异常重要的作用。”54 1956年后匈牙利进行了改革。改革的导向是分权，是将过去高度集中的权力下放到基层组织。但是改革的总的意图是巩固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权力。1968年的改革具有新的性质。政治上要求党的机关减少干预，经济上采取有指导的市场模式，对于政府管理则强调规范化，55 这为后来匈牙利从党化国家较为顺利地转换为民族-国家的国家形态奠定了基础，不至于经历原苏联那样的国家崩溃。 台湾地区的政治结构从党化国家结构形态向民族国家结构形态的转型经验也值得我们高度关注。这是因为，一方面，国民党大陆政权的建立、尤其是孙中山对之的改造，使得它具有浓厚的苏联党化国家的色彩。虽然后来似乎要朝悖反的方向行走，但是在政党的结构上并没有改变。国民党对于权力党化的迷恋、对于军队的极度重视、对于党管干部原则的把握，在在都反映出它的苏式党化国家特点。另一方面，在政治谱系上转接苏式党化国家传统的国民党政权，实际上是后来接掌中国大陆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党化国家的历史原型。国民党与共产党在建构国家形态上的结构一致性，使得二者间具有直接的政治亲缘关系。相对于苏东政党国家转型来说，国民党党化国家的转型对于共产党来说具有切近性，而前者不过是外部的震撼而已。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承接了大陆统治的形态，依旧是典型的党化国家政治结构。只是由于内部外部的诸种原因，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一直遭遇抵抗。这给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一直造成压力。加之后来台湾经济的发展，使得政治改革的要求有内转的趋向，更促使了国民党进行自身的改革。于是台湾国民党当局后来终于还是以解除戒严令奠基，相继解除党禁、报禁，使得台湾地区的国家形态走出了党化国家的形态，具有了政治结构上的民族-国家的规范国家的运作的可能性。56 因为解除党禁，使得现代政治最为紧要的政党竞争制度可以建立起来，进而使得国家（政府）权力系统的开放变得来可能了。而开放报禁，使得民族国家最为紧要的、事关共同体公共空间建立的可能性具备了，社会的自治也因此具有了一个与国家的统治不一样的“地盘”。与解除党禁相关的一系列变化，尤其对于民族国家的规范建构具有重大意义-最为紧要的有两点。一是党化军队的改变。一是党管干部的突破。前者使得党化国家统治的暴力逻辑有根本的改变；后者使得社会公共职位不被一个独大的政党垄断。前者使得国家权力的逻辑具有了同意权力的性质；后者使得独大政党独占公共职权的局面彻底打破。这两个方面的变化，对于台湾走出集权的党化国家，迈向现代民主的民族国家政治运作形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57 其二，理论层面的刻画。理论层面的刻画，是要缕析党化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涉及到的观念层面的问题。从而在理论层面解决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党化国家需要转型？另一个问题是党化国家如何可能转型？就前一个问题而言，党化国家之所以需要转型，就是因为它不是现代国家的规范形态。由于它的不规范，因此对于一个国家的现展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党化国家中独大的执政党控制了一切社会政治资源，这种垄断性的控制，必然造成资源的低效甚至无效配置。从政治资源的配置来看，由于党化国家禁绝了政党之间的竞争，因此垄断性地握有国家权力的独大政党便几乎没有什么顾忌地行使权力，这使得权力存在与行使的合理性都大大降低。而且，没有限制的权力不仅在结构上的合理性没有保证，而且在权力与革命的结合松动的时候，即在权力与利益钩连的可能空间加大的时候，权力腐败就成为一个泛滥的社会现 象。从经济资源的配置上分析，由于党化国家的支撑力量主要是独大政党的道德理想主义，因此，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对于党化国家来说根本就不是问题。在党化国家中，经济是政治的奴婢。一方面这是因为党化国家没有支持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财产观念。58 于是财产与财产的增值就不是经济运行的目的。经济运行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体现某种意识形态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党化国家将财产视为国家所有物，而因为国家的支配者是力图德性化的政党，因此财产的占有与财产的支配都缺乏现代经济理性，对于财产使用的精确计算观念建立不起来。再一方面就是因为党化国家的非制度化运作使得经济生活的自主性要求得不到满足，人们无法自主地运用自己的知识、智慧和资本，从而造成短缺状态下的节俭美德，社会因此成为无可救药的匮乏社会。从社会其他资源的配置来看，文化上的自闭性使得文化的自我更新变得来不可能，教育的意识形态化使得知识创新缺乏基础，科学的工具化使得自然世界的认识扭曲为政治正确的依据。党化国家确实不是各种资源配置的现代方式，而是集纳了传统和现代资源配置弱点的一种缺陷性极其明显的资源配置体系。这注定了党化国家在与它所拒斥的民族-国家的竞争中，就长时段来看必然处于劣势处境。 在我们不怀疑党化国家转型的经验事实与理论论证的前提下，三个问题就需要我们加以理智的分析： 第一个问题是，党化国家如何可能转型的问题。解释这个问题，需要从现代国家建构规范的参照意义和党化国家的自身变化两方面加以审视。前者是转型可能性的外部显现问题。后者是转型可能性的内部动力问题。就前者来看，它总是显示出民族国家在其国家运转上具有的运作强势状态。并且显示出党化国家向何处去这一问题的答案。这使得党化国家的走向问题获得了解决。它转型的可能性就潜藏在这种相对的走向显示中。就后者来讲，党化国家的运作困境促使它自身经历一个强化自身、僵化自身到否定自身的过程。像苏联东欧这类党化国家与国民党政权的走向几乎都经历同样的变迁历程。如果说前者是一个定数的话，后者可以说是一个变数。只要两者有机会扣合在一起，党化国家转型的可能性就会转变为现实性了。 第二个问题是，党化国家转型的主要症结问题是什么。审视党化国家的基本结构以及它发挥功能的方式，关乎党化国家转型的主要问题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其一，社会发展的政治要求如何的问题。从党化国家中独大的政党主宰国家生活，垄断一切资源而造成社会其他阶层、集团失去发展空间，由此必然引起社会各界或骤或渐的反弹，驱使独大的政党逐渐分权予其他社会政治组织，显出淡出国家政治生活的态势。这种变化轨迹是党化国家转变为民族-国家的关键，因为它显示了党化国家在现实压力的逼迫下逐渐会与它视为政治对手的政治组织妥协。因此，可以说党化国家转型是不是一个现实的政治态势，取决于社会组织在社会发展腾出政治空间的时候是否适时介入国家政治生活。其二，权力体系的重建可能问题。党化国家的权力体系是封闭的、僵化的、排他的，往往是独大的政党毫无余地地占据一切权力。绝对权力的绝对运作，既使得权力运作的效率低下，也使得权力在不受约束的情况下变质为权力与利益的直接钩连。因此，党化国家的转型实际上就是一个权力体系的重建问题。党化国家的权力体系重建，涉及到三个关键环节，一个环节是掌控国家一切权力的独大政党本身的结构是否容纳了异质因素。这是党化国家独大政党因为利益甚至价值取向陷入派系分化，而使得它必须学习与其他社会政治组织分享权力的基础。因为只有这样，独大政党不可能怡然自得地复制自己，它必须为维护自身之作为一个团结的掌控国家权力的组织而耗费大量组织资源，从而为其他社会政治组织进入国家政治生活提供空间。59 另一个环节是除开独大政党之外的党派组织的存在与成长状态。这是一个是否有组织足以与将国家党化的那个独大政党抗衡，而承担党际竞争责任的基础。无疑，在中国，被冠以“派”的政党的政治能力是非常孱弱的。它在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执掌国家权力之后，就一直处于一个自我复制和壮大的萎缩状态之中。这一历史处境，使得派的自我发展变得来很为紧要。60 如果派足以发展成为成熟的现代政党的话，那么党际的竞争就有利于独大政党放下权力架子而与其他政党平等分享国家权力。再一个环节则是社会压力是否足以使得政党将自己准确地定位为一个社会政治组织，而不是将自己确定为独享国家权力的法外超级政党。这关系到国家权力相对于政党组织的独立性能否获得认同的问题。其三，政党竞争制度是避免党化国家的重要政治制度安排。政党竞争制度的建立首先依赖于不同权力体系的相对独立。国家权力独立于政党，使得政党可以成功地区分出执政党与在野党，这是政党竞争的前提。一个或多个追求“全输全赢”的政党，都必定是拒绝党际竞争的、倾向于建立党化国家的政党建制。61 只有将政党建制安顿到党际竞争的现代政党位置上的多个、两个政党之间，它才是一个规范意义上的现代政党。也才可能是促进规范国家建构的政党建制。这对于后发现代国家中强调政党作用的情形尤其关键。 第三个问题是核心问题。即占有一切社会政治经济资源的执政党如何可以有一个准确的政党定位。为什么说党化国家中独大政党的定位对于党化国家转变为民族国家具有核心性的作用呢？原因很见简单，当这个政党在独占国家所有的社会政治资源的情况下，它只会以政党组织自然要求的执掌权力的独大心理来处理党际竞争问题。它对于党际竞争的排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只有在它或主动愿意或被动同意改变独占国家所有的社会政治资源的条件下，关乎国家权力结构正常化的党际竞争、乃至于宪政安排等等等等的制度建构，才可能提上政治改革日程。就此而言，在政党定位上，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是党化国家政党改革必须首先进行的政治改革工程。在政党的定位问题上，确立起将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的政党理念，还只是一个将政党安置到国家之下的合理转变的原则举措而已。对于独大政党的转型来讲，关键还是在政党的转型举措安排上。关于这方面有两个问题值得强调，其一，独大政党的自身建设问题。人们业已指出的通过党内民主，扩大到社会民主的政党改革进路，也许是值得重视的进路。其二，政党竞争的制度承诺问题。面对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建构初衷，党际竞争如果是可以期望的，不是因为它依托于独大政党的道德觉醒，而是因为民族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没有将哪一个政党规定为掌握国家权力的执政党，而另将其他政党规定为只能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参政党，而是在党际之间寻求理性竞争，以便合法取得国家权力。就此而言，政党竞争制度的建立既需要党际竞争，更需要政党轮替。否则，一个政党将自己安置在国家法律之外之上，就永远也难以实现党化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变。 理论分析论文:对功能翻译理论对文学翻译的适用度分析 [论文关键词] 功能理论 文学翻译 适用度 [论文摘 要] 阐释了功能翻译理论和文学翻译的内容与特点,分别探讨了文学翻译中文本规约、忠诚理论和语义及交际翻译策略的体现,提出了功能理论对文学翻译也具有一定适用度的观点。 1、引言 翻译研究中的功能途径起源于功能语言理论,受到弗斯(J.Firth)和韩礼德 (M. Halliday)等人的功能语言学和海姆斯 (D.Hymes)的交际能力论学说的影响。当前,从功能角度研究翻译,可分为微观和宏观两类(张美芳2005)。前者指以英国学者为主从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及语用学为基础的语篇分析学角度入手,用较固定的框架研究语篇功能;后者则是以德国学者为主,从赖斯(K.Reiss)的文本类型学、弗米尔(H.Vermeer)的目的论和诺德(C.Nord)的功能加忠诚理论入手,强调译文在目标语境中的功能及依据不同语篇功能而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文学文本用形象的语言,塑造艺术形象,反映深邃的历史和浩瀚的社会现实,让读者从中受到感染、熏陶和教育,从而得到美的享受。文学翻译则不仅要译出原文的意义,更要译出其中的感情和韵味。德国功能翻译理论是否适用于文学翻译则是国内外学者争论的焦点。国内部分学者研究认为功能派适用于文学翻译。如陈刚和胡维佳(2004)从功能派角度比较了《红楼梦》中咏蟹诗的两译本;文军、高晓鹰(2003)运用功能理论来阐释了文学翻译批评理念;吴南松(2003)、王小凤(2004)分别探讨了功能翻译理论在文学翻译批评中的适用性。这些研究都表明功能翻译理论同样适用于文学翻译。吕凤仪、何庆机(2009)则从功能派指向性、目的论和功能文本类型学等角度指出功能理论不适合于文学翻译。本文尝试从文学翻译实例出发,分析功能翻译理论对文学翻译的适用度,探讨其是否适用于文学翻译。 2、理论源流与特点 2.1 功能翻译理论内容与要点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是指以“侧重功能或文本功能”的视角,研究翻译的各种理论(Nord,2001)。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弗美尔、赖斯和曼特瑞(J. Manttari)为代表,分别提出了目的论、文本功能类型学和翻译行为理论;第二阶段核心人物为诺德,提出了功能翻译类型学和忠诚原则。第二阶段中霍恩比(M. Hornby)、霍尼(H. Honig)、库斯摩尔(P. Kussmaul)和阿曼(M. Ammann)等也推动了该理论的发展。 2.2 文学翻译内容与主要特点 文学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等类型。各类型文学文本又具有其自身文体特征。在翻译时,不仅要译出原文的意义,更要译出其中的感情和韵味,译文语言应该形象、生动、抒情,具有象征性和韵律感等,给人以启迪、陶冶和美感。意境是文学作品的生命,存在于小说、散文、诗歌中。散文的意境是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描绘,使人产生敬仰、喜爱、感动或憎恨、讨厌之情,从而突出意义,产生意境。诗歌的意境产生有多种因素----讲究节奏、韵脚,讲究用词、句式,要有形象。翻译诗歌时要反映出这些特点,要求译文高度真实,否则便难以传达原诗的新鲜和气势。从功能翻译理论视角看,文学文本是“创造性作品”,属于表情型文本,作者或发送者地位显着,传递信息的形式特别,语言具有美学特点。文学文本的语言具有审美的特点,文本侧重形式,译文的目的在于表现其形式,可采用仿效、忠实原作者的翻译方法(Munday 2001)。 3、功能理论与文学翻译例析 3.1 文本类型学与文学翻译 赖斯的文本类型理论是功能翻译基础理论之一。按其观点,语言文本类型理论可帮助译者确定特定翻译目的所需的合适的对等程度。如上文所述,赖斯认为文学文本属表情型,应采用仿效、忠实原作者的翻译方法。散文《匆匆》是朱自清先生的早期作品。先生在充满诗意的语言内表现出了对时光消失的感叹和无奈,字里行间流露出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苦闷和忧伤情绪。本文选用张培基教授(译A)与张梦井教授(译B)的译文进行分析,试图说明文本规约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例1. 标题:“匆匆” 译A:The Transient Days 译B: Days gone by “transient” 内涵为“暂短的,转瞬即逝的” 而“go by” 为“逝去,过去” 。“匆匆”表达了作者对时光流逝而感到无奈,作标题使用,透出一股文学语言的美感。译A中“transient” 与文中主题意义相符,表达出对短暂的无奈;而译B 中的“go by”体现出的是“时间在逝去”,还有“追悔失去的美好日子”之意,并未体现出作者想表达的“短暂,快”。从译文对比看,由于对原文词义的把握差异,译B的措辞未能表现出表情型文本“审美”的语言特点,所表达的情感不如译A;从翻译方法看,也未能完全“仿效、忠实原作者”,语义产生了偏差。下文再举一例: 例2.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 译A: I don’t know how many days I am entitled to altogether, but my quota of them is undoubtedly wearing away译B:I don’t know how many days I have been given, but the in my hands are becoming numbered. 译A中“wear away”表达了“消逝,衰退”之意,是一种形象化的翻译,吻合原文中的“渐渐”二字;而译B的“numbered”表示“时日无多”,用于此有点牵强,作者写此文时年仅二三十岁,用“时日无多”来形容似有不妥,也失去了原文“渐渐”一词的意味。因此,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从文本规约考虑应注重其语言的感染力与艺术性,从词义上再现原作情感,体现出其“审美的”语言特点。 3.2 功能加忠诚与文学翻译 功能加忠诚理论的核心为“翻译纲要、原文分析及对翻译问题的分类”(张美芳2005)。“翻译纲要”指翻译委托人对翻译提出的要求。理想的翻译纲要含有译文的预期功能、读者、传播媒介、出版时间和地点等。原文分析为译者提供决定依据:1)翻译任务是否可行,2)原文中的信息哪些与译文功能相关,3)采用何种翻译策略。翻译问题主要为语用、文化、语言和文本方面的问题,处理时应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分析翻译问题的目的是根据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翻译措施,但在整个过程中,翻译功能始终是考虑的焦点(诺德2001)。 3.3 翻译策略与文学翻译 纽马克(P. Newmark)是英国翻译界元老,其特别钟情于德国功能语言学家卡尔.布勒的语言功能“工具论模式”,提出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也是根据语言的功能、文本的目的制定的翻译策略。语义翻译的目的在于解读原作者的思想过程,强调译文的信息型,交际翻译旨在解读原作者的意图,注重译文的效果性。在文学翻译中时常面临“直译/意译”、“归化/异化”这样的两难,从功能角度入手,考虑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则可避免生硬的“两分法”。 4、结语 综上所述,功能翻译理论不仅在应用翻译领域具有较强的适用性,也能够解释文学翻译中出现特定问题。不可否认,文学翻译具有复杂性,其翻译策略具有多重考虑,功能理论的规定性 研究方法和分类有时难以全面而有力地解释复杂的文学翻译现象,但功能理论的出现为文学翻译提供了一条途径,其对文学翻译研究也具有一定的适用度。 理论分析论文:CAPM理论在我国证券市场中应用的分析 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CAPM只是最近几年才被引进并应用到各个投资决策和理论研究领域。但是我国并不成熟的证券市场难以满足CAPM理论严格的基础假设条件,所以CAPM理论在现实市场中的有效性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将对CAPM在我国的应用问题进行分析。 一、CAPM的理论意义及作用 (一)CAPM的前提假设 任何经济模型都是对复杂经济问题的有意简化,CAPM也不例外,它的核心假设是将证券市场中所有投资人视为看出初始偏好外都相同的个人,并且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是在Markowitz均值——方差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它还继承了证券组合理论的假设。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点:证券市场是有效的,即信息完全对称;无风险证券存在,投资者可以自由地按无风险利率借入或贷出资本;投资总风险可以用方差或标准差表示,系统风险可用β系数表示。所有的投资者都是理性的,他们均依据马科威茨证券组合模型进行均值方差分析,作出投资决策;证券加以不征税,也没有交易成本,证券市场是无摩擦的,而现实中往往根据收入的来源(利息、股息和收入等)和金额按政府税率缴税。证券交易要依据交易量的大小和客户的自信交纳手续费、佣金等费用;除了上述这些明确的假设之外。还有如下隐含性假设:每种证券的收益率分布均服从正态分布;交易成本可以忽略不计;每项资产都是无限可分的,这意味着在投资组合中,投资者可持有某种证券的任何一部分。 (二)CAPM理论的内容: 1.CAPM模型的形式。E(Rp)=Rf+β([(RM)-Rf]其中 β=Cov(Ri,Rm)/Var(Rm) E(Rp)表示投资组合的期望收益率,Rf为无风险报酬率,E(RM)表示市场组合期望收益率,β为某一组合的系统风险系数,CAPM模型主要表示单个证券或投资组合同系统风险收益率之间的关系,也即是单个投资组合的收益率等于无风险收益率与风险溢价的和。 2.理论意义。资本资产定价理论认为,一项投资所要求的必要报酬率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1)无风险报酬率,即将国债投资(或银行存款)视为无风险投资;(2)市场平均报酬率,即整个市场的平均报酬率,如果一项投资所承担的风险与市场平均风险程度相同,该项报酬率与整个市场平均报酬率相同;(3)投资组合的系统风险系数即β系数,是某一投资组合的风险程度与市场证券组合的风险程度之比。CAPM模型说明了单个证券投资组合的期望受益率与相对风险程度间的关系,即任何资产的期望报酬一定等于无风险利率加上一个风险调整后者相对整个市场组合的风险程度越高,需要得到的额外补偿也就越高。这也是资产定价模型(CAPM)的主要结果。 3.CAPM理论的主要作用。CAPM理论是现代金融理论的核心内容,他的作用主要在于:通过预测证券的期望收益率和标准差的定量关系来考虑已经上市的不同证券价格的“合理性”;可以帮助确定准备上市证券的价格;能够估计各种宏观和宏观经济变化对证券价格的影响。 由于CAPM从理论上说明在有效率资产组合中,β描述了任一项资产的系统风险(非系统风险已经在分化中相互抵消掉了),任何其他因素所描述的风险尽为β所包容。并且模型本身要求存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所以CAPM模型存在理论上的抽象和对现实经济的简化,与一些实证经验不完全符合,但它仍被推崇为抓住了证券市场本质的经典经济模型。鉴于CAPM的这些优势,虽然我国股市和CAPM的假设条件有相当的差距,但没有必要等到市场发展到某种程度再来研究CAPM在我国的实际应用问题,相反,充分利用CAPM较强的逻辑性、实用性,通过对市场的实证分析和理论研究,有利于发现问题,推动我国股市的发展。 二、CAPM在我国市场的实证研究结论 CAPM理论存在着较为严格的假设前提,并且它将证券市场假设为一个理想的简化的抽象的市场。首先CAPM需要一系列严格的假设,例如市场的有效性,信息的获取时原成本的,每个投资者都是理性的,都按照Markowiz的均值方差模型进行投资决策进行资本配置,不存在资本的介入和贷出限制;再者,CAPM理论将所有的系统风险系数都归于一个(相对风险)因素之中,忽略了其他因素对单个证券受益率的影响;再者,CAPM理论假设市场证券组合中有足够多的证券从而将证券的非系统风险完全抵消掉。面对这些假设和条件,即使是在较为成熟的证券市场中也不可能满足这些条件。因此,在前提条件不能严格满足的条件下,CAPM在各个证券市场的就有适用效果的区别,也即是CAPM的理论指同现实市场的符合程度。同样,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相对较晚的情况下,我国的证券市场还不成熟,不能满足市场完全有效性的假定,市场上断线投机的目的大于投资的目的,大多数投资者并非理想的理性投资者,投资决策存在盲目性,尤其是断线投资盲目的跟庄。所以CAPM在我国的应用效果将会同实证结果存在更大的差距。CAPM在我国证券市场是否有效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从1990年开始。许多国内学者就对CAPM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实证检验。 在施东辉(1996)所作的实证分析中,发现系统性风险与预期收益呈现出一种负相关的关系,非系统性风险对股票收益有着重要的影响。系统性风险与预期收益不存在明显的线性关系。陈小悦、孙爱军(2000)检验CAPM在中国股市的有效性,结果表明β对中国股市的平均收益不具有解释能力,从而否定了其在中国股市的有效性假设。杨朝军、邢靖 (1998)对我国股票市场的价格行为进行了研究。 目的是检验风险和收益的关系是否符合CAPM理论。研究结论表明我国股票市场风险和收益关系并不如CAPM理论所预期的那样,系统风险并非是决定收益的惟一因素;并且尚有其他因素影响股票收益率,这些因素是:股本规模、可流通股占总股本的比例、净资产收益率和成交量。各因素对收益影响的重要性随时间而变化。靳云汇、刘霖(2001)中国股票市场 CAPM的实证研究表明无论是否存在无风险资产,都不能否定用以代表市场组合的市场综合指数的“均值一方差”有效性。但是,股票收益率不仅与β之外的因子有关,而且与β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线性的。 诸多的实证研究表明,CAPM模型并不适用于中国的股市,主要原因是股票受益率的解释变量不只限于β还有其他因素。由此,一方面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着系统性风险偏大的问题,使得CAPM所强调通过多元化投资组合消除非系统性风险来降低风险,无法发挥明显的作用;另一方面,股票的定价与CAPM描述的机制有一定的偏离。我们只能说CAPM目前还不太适用于我国证券市场。 所有关于CAPM模型在我国股市的实证研究表明,CAPM还不适用于我国证券市场,β还不能包含所有影响股票收益率的因素,股票收益率与β的相关性并不显着。 三、CAPM在我国证券市场应用有效性的因素分析 我国证券市场应用CAPM究竟存在哪些方面的限制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首先,在取得合适的、准确的股票收益率和市场收益率这些数据上有难度,降低了CAPM的可操作性;其次,我国证券市场发展时间不长,市场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对于应用CAPM市场条件不够成熟。 (一)我国证券市场本身存在的缺陷 1.非有效市场。CAPM是建立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之上的,如要求证券市场必须是有效市场便是其中很关键的一项假设。所谓有效市场,指资本市场不存在资本与信息流动的障碍,即没有任何摩擦阻碍投资。潜在的阻碍有税收、交易成本、无风险借入和贷出的利率差等,但这些都在后来的CAPM修正模型中被逐步考虑到,如Renotd F.singer的模型,侧重于讨论存在个人收入税的情况,描述不能以无风险利率借贷时的 CAPM的零贝塔模式等。我们在这里针对中国证券市场的特点,可以将目光转到信息公开化程度、股市规模这两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2.信息公开化程 度大低。有效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信息完全公开化,每一位投资者均可以免费得到所有有价值的信息,且市场信息一旦公开,将立即对证券价格产生影响,并很快通过证券价格反映出来,只有这样证券价格才是其价值的真正反映,定价机制不至于被扭曲。在我国,信息披露领域存在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一方面法规不健全,信息披露的条项,内容、时间等技术性缺陷致使信息难以通过正常渠道全面公开;另一方面,一些信息披露责任者对各市场主体弄虚作假,特别是目前一些上市公司为了使本公司股票能顺利上市发行,竟然串通中介机构,过份包装本公司形象,甚至内外串谋炒作本公司股票,误导投资者。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投资者并不是公平的获得真实的信息,而那些虚假的信息更是起了误导市场的作用,证券价格发生严重偏离,少数的信息操纵者通过操纵股价来获取超额利润,即信息垄断导致市场垄断。诸多实证研究表明我国证券市场是一个弱势有效市场,信息公开程度太低。 3.证券流通比例较低。根据CAPM的假设,每一个投资者都具有完全相同的预期且按照马克威茨方法来选择一种组合,那么当市场达到均衡时,市场组合应是一个马克威茨有效组合。因此我们所选取的代表市场收益率的股票价格指数应符合这样两个特征:所包含的股票占有市场价值相当大的份额,并要按照股票市场价格的价值平均加权法编制。现在普遍采用的上证和深证综合指数都是依据在交易所上市的所有股票价格按加权平均法编制的,表面上似乎较好地反映了市场证券组合的特征。但问题在于,股票发行量中的国家股和法人股约占总股本的70%—80%,却不能上市流通,将它们计入权数范围内,所编制的指数只能反映潜在的流通市场,而不能反映流通现实市场股价的真实状况。将之作为市场组合收益率的代表,显然存在不合理性,而这将有待于国家股,法人股成为真正上市流通的股票后,才能得到对CAPM更具适用性的市场指数。 4.投资者结构畸形,投资观念不成熟。CAPM假定所有投资者都运用马克威茨投资组合理论分析、处理信息,从而采取同样的投资态度在此基础上再考察证券的定价机制。因此,投资者的决策的科学性和严密性是CAPM对现实市场有较强适用性的一项前提。首先分析一下我国投资者的构成情况。1998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在上海证券登记公司开户的1988.64万个投资者中,个人投资者多达 1982.4 8万个,而属于机构开户的投资者仅有6016万个,个人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之比为322:1.2.可以说,中国股市实际上是以个人投资者为主体的股市,且大多数个人投资者素质普遍较低,经验不足,尤其缺少专业方面的知识。从全国所有证券交易网公布的信息和行情所揭示的市场情况也可以体现出他们入市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多数做短线炒作投机。那么要求这些投资者对预期收益率、标准差、证券之间的协方差有相同的理解显然是不太现实的。即使是机构投资者,名副其实的也为数极少。这些所谓的机构大户只能在股市上凭借其资金充足、信息灵通等优势进行短线投机,并不是凭借专业投资家的素质来实施理性的、科学的操作。 (二)CAPM的假设在我国证券市场不能成立 1.证券收益率服从正态分布的假设基本不成立。多数统计数据表明:各种证券收益率并不一定服从正态分布。但是,由于投资的计划期一般比较短(如一个月),在此期间股票价格波动有限,因此短期内股票收益服从正态分布的假设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计划期为一年或更长时间,这时股票收益分布确实可能出现偏移。幸好我们使用模型的正态分布假设是关于股票组合的。而不是单个股票,由于多种股票的收益的分布偏移会彼此抵消,根据中心极限定理,组合收益的概率分布还是接近于正态分布的。这时就要求我们使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时,所选股票的数目应尽可能地多,并尽可能选相关程度低的股票,以在统计上符合中心极限定理的要求。 2.无证券交易成本的假设在我国根本不成立。我国证券市场的交易费用和印花税,买进卖出一次高达1.5%,相当于一年银行的定期存款利息。费用是成熟证券市场(如香港、美国)的3—4倍。这也要求我们的管理层能从长期发展考虑,降低交易费用和印花税。以便达到活跃市场、发展机构投资者的目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国的证券市场中CAPM的这些前提假设都不能完全满足,这就造成了CAPM模型在我国证券市场的使用环境受到限制:再者我国的证券市场的系统性风险过大无法使非系统风险通过资产组合多元化来完全分散风险;此外模型在使用过程中样本数据的选取难以满足模型的要求。从而得出变量的值同理论要求有所偏差,进一步加大了模型的误差,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CAPM模型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应用效果受到限制。但这并不排斥CAPM理论的逻辑性、所以在实际应用中应该充分考虑到变量取值的误差和应用CAPM在各种限制条件下的各种修正模型。 四、改进的措施和改进模型的应用 CAPM模型的提出是对现实证券市场的一种简单的抽象,但它是研究问题的基础。在目前我国的证券市场许多条件都不能满足其严格的假设前提的条件下,必须对CAPM的应用做出相应的改进,实际上自 CAPM模型问世以来,许多金融学家都致力于对它的发展和修正,以使其更加符合现实的需要。一般来说,有两种扩展模型的方向,一是放松模型所设定的一些假设。二是考虑证券投资者面临的除不确定收益以外的其他风险。这里只讨论前一种情况,也即是BMelt的零β模型,考虑有借入限制的CAPM模型。在没有元风险借贷假设之下,提出更加普遍的CAPM形式,即Black版本: E(Rp)=E(Rom)+β[(RM)-E[(Bom)] 将无风险收益率Rf换成了市场组合中的零β的资产收益Rom.这种模型适用于市场中不存在无风险利率或存在无风险利率借入或贷出限制的情况。此外。当证券的流动存在交易成本,包括交割费用、手续费、佣金、信息费用等,这些都获影响风险证券的收益率,CAPM因此也应做出相应的调整。当不同资产都持有共同的系统风险时,交易成本便可以升水形式加到期望收益率上,即:E(Ri)=Rf+β[(RM)-Rf)+f(ci),其中f(ci)表示交易成本的函数,表示受益升水。经过改进的CAPM模型更加贴近现实的证券市场环境,使得CAPM应用的效果得到改善。相信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完善,CAPM模型本身的不断改进,CAPM模型在我国的应用效果将会更加符合现实,CAPM模型更加有利于证券市场的实证分析和理论研究,有利于发现问题,推动我国股市的发展。 理论分析论文:分析我国历史上的人本理论 一、管理学发展中对“人”的概念 管理理论产生于实践活动,近一百年来管理理论学派林立,但大致可分为4个发展阶段:科学管理阶段,代表人物为泰勒;行为科学阶段,代表人物为梅奥、马斯洛等;管理科学阶段,代表人物众多。20世纪70年代至今,管理理论进入了现代管理阶段。在我们过去所学的管理课程以及管理学普遍提及的管理理论中,“人”最突出的时间出现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随着现代化大生产的发展,科学管理学说风行企业界,人们开始接受科学管理学说中关于“经济人”的假设,开始意识到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对生产效率的影响。经济人假设的提出是对被管理者认识的深化,这一假设的被接受带动了管理的一场革命。20世纪30年代的“霍桑试验”纠正了人们对工人“不过是一个经济动物”的偏见。并且由此推出了一系列针对社会人的管理方式方法,引发了对人管理的新革命。但“以人为本”的管理的明确出现还是人本管理思想的形成。以人为本的管理是只以人的全面的自在的发展为核心,创造相应的环境、条件和工作任务,一个人自我管理为基础,以组织共同愿景为引导的一整套管理模式。 这里对“以人为本”的概念是明确的在企业中对员工的态度。而我们现在所说的以人为本的政府治理中,不但借鉴了这个概念,并且将之发扬光大。从最根本上来讲,政府的管理治理为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人民的安定、幸福;国家的强大、兴旺。在以往的治理中,不免都会因为形式而忽略了原本的目标,所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从新把以人为本带进了政府的管理之中。那么是不是就是说我们现在所重视的以人为本的政府管理思想就是对西方学者的借鉴呢?我认为并不是这样,相反,以人为本恰恰是我们的老祖先早就提出并强调过的概念。像我们常常说的“天时地利人和”、“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等等典故,无不提醒着我们这点。 二、中国历史上“以人为本”的体现 今天我们所熟悉的以人为本,并不是当代创造出来的,而是出自《管子》:“夫霸王之所以始也,以人为本”。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了这样的思想。并且一直深远的影响着中华文明。孔子以及儒家的管理思想,把人的因素放在首位,认为应该要充分发挥人的作用。主要包括:“民为贵”的人本论思想,“举贤才”的人才管理思想等。《礼记?中庸》也曾记载“为政在人”,就非常明确的表达了这种思想。 孔子的学说,是儒家管理思想中重视人的理论基础。“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这里君子是统治者、管理者,小人则是被统治者、管理对象。孔子主张爱小人,并且以君子之道教育小人,就是为了使他们更容易接受君子的役使,也就是愿意为了实现管理的组织目标而努力。同时,他又强调“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也就是说要选拔政治的人,罢黜的人,这样才能让老百姓服从,也能管理好国家。而他在用人问题上的反对论资排辈的观点则在现代企业管理学中仍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制定良好的管理条例,管理规则仅仅是有效管理的第一步,而真正要想要管理好,甚至能弥补管理规则中的某些缺陷的,却在于管理人才的运用。先秦儒家思想的这些观点都说明了重视人的因素是儒家管理思想的出发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管理工作要得到管理对象的支持;二是管理工作要依靠人才来办好。儒家思想的这一个特点一直影响着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此后历代贤能的君主都注重用贤能来管理国家,而此后的科举制也正是基于这个思想的指导下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其次是重视管理中领导的作用。这种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领导者要对被领导者起表率作用。 不论是国君还是庶民都要从自我“修身”做起,孔子还把领导者自身的品质和行为对群众的影响比喻为风和草的关系,充分强调了领导者的良好表率作用的重要性。其二,领导者要宽以待人、取信于民。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即以民为贵作为了其仁政管理思想的中心,以得民心作为其仁政管理思想的原则,才能更好的维持其正常的管理。其三,领导者主要应该做好领导工作,而不要包揽具体工作。孔子认为,担负全局的领导、指挥工作的领导者和担任各种具体工作的工作者必须有所分工,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要的管理思想——各司其职。 同时儒家思想十分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及荀子的“上不失天时,下布失地利,中得人和,则百事不废。”这些思想都说明了人际关系的和谐对于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在现代管理思想中,如何使被管理者和管理者之间,管理者之间,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和谐,在整个管理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传统儒家管理思想对我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几乎每个朝代的统治者无论在行政还是经济军事管理中都借鉴了其中的很多思想。 三、结论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不只是国外的学者为管理科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有突出的人本管理科学的闪光点:儒家思想。这不仅是属于中国的管理先进思想,也为管理科学的整个体系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丰富了管理科学体系中的人本管理。甚至直到今天,我们的国家仍然重视儒家思想对国人的影响,运用相关的理论事例来规范当权者以及造福民众;很多企业也把儒家思想当做企业文化的精髓,团结激励团队做出更大的贡献。 理论分析论文:分析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现状 一、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现状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 就目前的管理会计研究状况而言,学者的研究可以根据方向不同分为以下两大类:其一是注重在企业实践中总结成功经验,尤其是管理会计在中外合资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应用经验,从理论与经验方面寻找其共性所在,并将之推广;另一类则是以欧美管理会计发展为中心,推崇欧美国家的学者在管理会计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从而形成系统评价,以此对国内的实践活动进行指导,进而分析国内企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而后提出解决措施。 1.管理会计理论研究中的会计假设脱离实际。会计假设是一种逻辑性的命题或者推断,由于社会经济环境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变化之中,这就意味着会计领域中存在于某一时期内无法验证或者尚不能确定的事项,会计人员在面对这些事项时需要以正常情况下的客观实际或者发展趋势为依据,作出会计假设。会计假设同样存在于在管理会计理论体系中,包括货币时间价值、变动成本法以及成本习性分析等假设。然而,部分假设与企业中会计实践活动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对管理会计方法的应用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以本量利分析为例,若企业对单一产品的产销,需要假设产量与销售量之间存在平衡关系;若是企业进行多种产品的产销时,则需要假设这些产品具有稳定的品种结构,换而言之,即是假设在企业的总销售收入额中,多种产品的销售收入所占的比重不便。本量利分析只有在这些基本假设的前提下才能够顺利开展。然而企业行政管理与业务招待等费用没有准确的开支数额,因而企业每个会计月的固定成本额不是相等的,此外,人工效率、运输方式以及进货渠道等因素也会对单位变动成本发生改变。在进行理论研究时,我们能够做出各种假设,但是这些假设脱离了企业管理的实际情况,对于管理会计方法在企业中的应用产生直接影响,进而导致理论与实际脱离。 2.管理会计方法中引入复杂的数学模型后,其可操作性将降低。由于学者在进行管理会计理论研究是对于会计实践活动的重视程度不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研究人员在管理会计理论中设计了较多复杂的数学模型,为会计实际工作者造成了困惑。从实用性的角度看,这些数学模型严重缺乏实践基础,甚至有故弄玄虚之嫌疑,极大地降低了管理会计方法的可操作性。例如,概率分析法往往在管理会计理论研究中用于决策与预测分析,理论研究中能够将各个事项的概率直接设定,但是在实际的经济管理活动中,事项的概率难以准确界定。这些问题都会在实际中应用管理会计方法产生不利影响。假如在会计实践中,会计工作者投入大量精力进行数学模型的了解,但是这种定量分析方法难以将信贷利率、市场供求、经济环境以及国家颁布的方针政策等非计量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因此,决策或者预测分析结果的准确性难以得到保障。 3.管理会计不能较好地满足管理者的决策需求。部分管理会计方法若要应用在企业管理中需要付出较大代价,这些经济性较低的方法难以在会计实践活动中应用,还有部分方法与企业管理者的决策需求相关性较低,这都导致管理会计方法的应用积极性不强。就目前情况而言,管理会计教材多是将工业企业作为编写范例,而在金融保险和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商品流通等企业以及其他非营利性机构与服务行业中,大多数管理会计方法难以较好地满足管理者的决策需求。例如,理论上对于最优质量成本的确定,应当是单位质量的损失成本与检验成本、单位预防成本相等时存在。而在实际操作中,对于单位质量损失成本、检验成本以及单位预防成本的计算十分复杂,最优质量成本的确定知识在理论上存在可行性,但是缺乏实际操作性。就算是按照以上方法确定了最优质量成本,理论上能够保证企业的质量成本最低,然而对于最佳合格率不能保证是100%,这是由于企业若要满足质量上的高要求,则需要增加成本投入,这种做法的投入与回报不成正比,不具有经济性。 二、管理会计理论前瞻 对于管理会计的理论研究方向的探讨,应当从会计实践出发,提高管理会计理论方法的实际操作性,寻找理论方面的原因,不断进行改进,而不应寻找客观原因或借口进行开脱。因此,在管理会计的理论研究中应当始终坚持以实践需要为向导,充分发挥管理会计理论对于会计实践活动的指导作用。 1.规范化研究。规范化管理会计理论研究主要是保证管理会计方法在实践中得到推广应用,其主要内容是规范化管理会计理论以及方法体系、管理会计与其他学科划分以及管理会计教学内容。从哲学角度来看,实践决定理论,因而管理会计规范化研究是把以往会计实践中的成功经验进行汇总,将之以系统化的理论形式表现。 2.提升管理会计方法的实际操作性。对于管理会计理论的研究应当改变以往过度重视学者而忽视会计工作者的参与,应当提高会计工作者在研究中的参与性。为提高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的实际操作性,应当始终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原则,创造机会是理论研究人员进入企业进行实践验证,在理论研究人员与会计工作人员的共同工作中,以实际 调研结果结合理论研究成果,明确管理会计方法体系中经过实践验证、切实可行的方法,并加以推广。 3.完善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在不断完善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工作中,应当首先确定明确的管理会计目标,以此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使企业的经营活动始终处于管理者的控制之中。同时,还应该不断完善管理会计的基本假设、基本原则以及方法与智能等内容。除此之外,在进行完善工作的过程中,应当始终坚持理论服务与实践的原则,明确对“理论源于实践,而高于实践”的认识,切实发挥在实践活动中管理会计理论方法的指导作用。 三、结语 综上所述,提高管理会计方法的实际操作性是管理会计理论体系发展、完善的关键所在,应当明确管理会计方法体系中经过实践验证的、切实可行的方法,提高其于实践活动中的应用水平,使管理会计及理论研究对于实践活动的指导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理论分析论文:分析翻译中的文本分析理论及其案例 一、概述 任何材料的翻译，译前通读全文并进行文本分析，是全面理解源语文本的前提。旅游景点材料，是一种内容包含有地方历史与特色的文本，其文本分析与小说、诗歌、政府报告、产品广告等其他类型的文本分析是否有所不同，还是有某种文本分析模式作为依据呢?德国功能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提出：“我们需要一个能够适用于所有文本类型和文本范例的源语文本分析模式，可以应用于所有的翻译任务。她认为可以建立一个无须参照源语或目标语特征的以翻译为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1].笔者则认为，一种模式可以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但译者认为分析因素可根据个人主观意愿有所取舍与侧重。这正是本文旨在说明的焦点。 二、文本分析理论 翻译中的文本分析最早源起于德国学者凯瑟琳娜·莱斯(Katharina Reiss)、费米尔(Hans Vermeer)创建的德国翻译功能理论及莱斯的功能文本类型理论。在语言学家布勒语言功能三分法的基础上， 莱斯把语言功能与文本联系起来，根据交际功能范畴把文本划分为：信息功能(informative)，表达功能(expressive)，感召功能(operative)三大文本类型[2]. 在篇章语言学和文本类型理论基础上，诺德提出了翻译的文本分析模式，旨在为译者提供一个分析源语文本的模式，运用于所有的文本类型和翻译过程。 诺德的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强调对源文本的充分理解和准确阐释，解释语言、文本结构及源语言系统规范的关系，为译者选择翻译决策提供可靠的基础[3].相对语篇结构语言学派的文本结构分析，诺德的文本分析模式更为详细全面，对源语文本中的文内外因素进行分析。诺德将源文本中的语言和非语言因素分为“文外因素”和“文内因素”,文外因素包括发送者、发送者意图、接受者、媒介、交际地点、交际时间、交际动机、文本功能八个方面。文内因素包括主题、内容、预设、文本构成、非语言因素、词汇、句子结构、超音段特征八个方面[4].这些因素的排列顺序可以改变，并互相依存，而且其分析是反复进行的，某一因素的分析可能会指引其他因素的分析。 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适用于任何的文本分析。因为其模式不变相当具体，对各类翻译问题的解决均有导向的作用。 三、文本分析案例 案例 The Queen of the Adriatic 和 The Majestic Acropo-lis 选自于荷兰作家 Winfried Maas 所编着的英文原版 100Cities of the World 中的两篇城市介绍文章。按照诺德的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进行分析。 (一)文本外因素分析 从整体来看，此文本为呼唤型旅游文本，文本实现了唤起读者的关注、兴趣和渴望等功能目的，能够呼唤那些喜欢访寻古迹、游览名胜旅游者的探访兴趣。因此译文要实现作者的意图以及传递信息的目的，在历史材料和景色的重点翻译上，就要信息简洁，语言得体又优雅，信息重点集中，平衡好渲染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语言信息。 此文本含有大量的历史概况信息，具有信息文本特性。翻译时，要仔细分清事实型信息及呼唤型信息，考虑语言的统一和信息的融合，合理地处理语言和信息的形式和风格。 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看，读者要获得的是历史、文化和旅游信息及体现城市魅力特点的呼唤型信息，是信息和呼唤型相结合的文本。翻译中，语言要简洁又古雅，句子要简短优美，尽量使用归化策略，便于读者理解和欣赏;尊重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兴趣，注重读者和文本的交际融合。 (二)文本内因素分析 此两篇文章主题明确，重点内容描述扼要，作者围绕主题来展开的细节和重点清晰。以“Rivals to Venice”这部分为例，从语篇结构的角度来分析文本的基本结构和复杂结构。文本分为“导入---城市概述---特写描述---精彩描述”四个部分，不断深入提供细节的发展语篇。时间、空间和细节描述是此翻译中需要细细处理的信息，并要选择最适合的结构来组织信息和内容。 此部分的第一段，作者描述了 Ragusa 的历史变革，是典型的时间发展顺序，明确采用时间发展的结构来编织信息和语言。翻译时既要关注结构，也要关注时间为轴的信息。围绕Ragusa 历史的主题，以具体时间为轴来编排的信息细节，具有“时间---人---主要变化---特点”的思维和路径，并使用递进机构和平行结构等其他结构。翻译时要严格控制好这些结构和语言。 文本中主位和叙位推进的结构和语言处理。比如：Fromthe fortifications you can also discern the clean lines of thecity. Two main entrances,the Pile and Ploc gates lead to acar -free Dubrovnik,the heart of which clearly beats onStradun also known as the Placa (main street) with its stores,作者从“clean lines”概述信息，再到“Two main entrances”叙位变成主位来推进。信息的连贯和衔接是翻译时的关键。 从语言上来看，源文本有很多并列句、长句及右推进的句式，造成大量的细节和信息拥挤的情况。翻译时，为避免句子西化及信息堆砌，语言要归化，化长句为短句，信息要有序组合。 四、翻译策略 英语与汉语各有其独特的句式结构，翻译时句式转换，才符合行文表达习惯，避免译文出现翻译腔。以下从《环球TOP100(世界最美的 100 座城市)》中摘选译例来说明翻译策略。 (一)句子折分 英语是树型结构，十分清晰地体现各种复杂的层次关系;汉语是竹状结构，习惯于用平面性的单层结构来表达意思。翻译的策略就是折分法，复合句翻译时折分成几个句子。 例 1.Ther[，！]e was an outcry throughout the world when theSerbs fired on Dubrovnik during the Balkan War because ev-eryone knew the collective heritage was irreplaceable. 译文：在巴尔干战争期间中，杜布罗夫尼克遭受到塞尔在维亚人的炮轰，引起了全世界人的强烈抗议，因为大家都知道这里的共同文化遗产是不可替代的[5]. 例 2.When the Slavs invaded in 614 and conquered theplace the inhabitants fled to a rocky isla nd off the coastwhich today is the site of the old town of Dubrovnik. 译文：614 年，当斯拉夫人入侵并征服了这块领地，当地居民逃亡到了沿海一个岩石岛上---它就是今天杜布罗夫尼克的老城区遗址[5]. 例 3.In 1921 the Greeks and Turks exchanged their mi-norities and of the half million Greeks who had to leave AsiaMinor half of them poured into Athens. 译文：1921 年，希腊和土耳其人交战，大约有五千希腊人不得不离开小亚细亚，其中一半涌入了雅典[5]. (二)信息位置调整 英语与汉语的信息编排顺序存在明显差异。英语突显信息在前，重要信息的陈述放句首，在主从复合句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汉语突显信息在句末，句子建构主要依循事件的自然进程铺展。叙事在前，表态在后;先偏后正，先因后果。 翻译策略就是信息位置调整，将英文中置句首的突显信息，调整到句子之后的位置及结构和信息模块的组合方式。 例 4.Only four thousand people lived in the small row ofhouses on the northern hillside of the Acropolis when KingOtto was imported from Bavaria as ruler of the Greeks. 译文：1834 年，雅典成为希腊首都时，居民几乎所剩无几。 当新的统治者国王奥托从巴伐利亚来到希腊时，仅有四千人居住在卫城北面山坡上那些低矮房子里[5]. 例 5.Following independence the new capital had to copewith fourteen revolutions,occupation by German troops,anda gruesome Civil War before becoming the lively city that to-day attracts visitors form throughout the world. 译文：希腊独立战争之后，这个新首都在今天吸引世界各地游客的美丽城市之前，经历了十四场战争，经历了德国军队的占领及让人恐惧的内战[5]. 例 6.The city unusually aroused a passion in therenowned cynic George Bernard Shaw who describe the cityas “a paradise on earth”. 译：一贯以愤世嫉俗称着的剧作家乔治·萧伯纳也异乎寻常地被这座激发热情，他曾将这座城市描述为“地球上的天堂”[5]. 五、结束语 旅游景点材料，是信息与呼唤型文本。翻译时，运用诺德的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对源文本的文内与文外因素进行分析，通过对主题、内容、结构及语言等方面的分析，促进源文本信息正解理解的实现，提高翻译的质量。 理论分析论文:陆学艺社会建设重要理论的分析 陆学艺晚年将相当多的精力投入于社会建设的实践与理论研究,形成了系列性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创造了他学术生涯的又一个高峰。社会建设的思想构成了陆学艺学术成果的重要板块。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大支柱之一,无论是实践层面还是理论研究,都应当予以高度重视。尤其是现时代,社会领域的体制改革、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社会结构调整、社会组织培育、社区建设等主题已经摆上了重要议事日程。社会建设的理论研究应当继续深化,学术界不应当在热闹了一阵后归于冷寂。 今天,重温陆学艺关于社会建设的理论成果,仍有启发意义。 一、当代中国正处于新的历史阶段 所谓新的历史阶段是说时代开辟了具有相当程度新意的境界,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具有一系列新的特征。陆学艺认为,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处于从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经济、社会并重的历史新时期。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一般是由若干个历史性发展阶段所构成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体现了不同的时代特征,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历史任务。在三十余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到了又一个历史新阶段,就是进入经济、社会并重发展、协调发展的历史新阶段。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大致经历了三次历史性转折。第一次转折是从建国到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制度基础;第二次转折的标志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将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经历了三十余年改革开放,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显着的提高,社会各个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生活基本实现了小康;从党的十六大召开至今,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第三次历史转折,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要 “加强社会建设,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协调的矛盾,让社会更加 ‘和谐起来'.”[1](P4)这一战略性转变是由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特质所决定的。经过了三十余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阶段,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成果令人瞩目,但社会变革严重滞后于经济建设的矛盾越加突出了,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严重不相协调,并且成为一系列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同时,经济建设的成就为进行社会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具备了进行社会建设的多方面优越条件。当代中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因此,时代要求将社会建设提上议事日程,使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达到新的高度。所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首次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由原来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拓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新格局,可见社会建设对现时代的重要和不可或缺,到了十八大又加上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了五位一体的格局。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认识、新发展。 所谓历史新阶段是对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具有质的提升阶段的刻画,新的历史阶段具有崭新的历史任务。当代中国应当转向一个质量全面提升、社会各个方面全面改善的历史时期,应当走向建设和谐社会、精致社会的新阶段。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社会建设具有必然的要求和时代任务。 二、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不协调是我国当前主要的社会矛盾 社会建设之所以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只有高度重视社会建设,只有将社会建设做好了,才能处理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矛盾,才能造就出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崭新形态。 陆学艺认为,正确认识新的时代,认识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认识社会建设的意义,就必须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只有解决了主要矛盾,才能将时展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那么,当代中国主要的社会矛盾是什么呢?是社会与经济的严重不协调,是社会体制与经济体制的不相匹配。在陆学艺看来,“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大约15年。”[2](P34)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的实施,使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问题却层出不穷,历史长时段中出现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集中地爆发出来,形成了似乎难以理解的怪现象。按说经济快速发展了,社会领域的变化、改善应当与此相应,而且经济发展了,也会为社会的改善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但社会领域出现的问题却使得经济与社会不相协调,这种不协调,主要体现在: 1.经济发展成就卓着,社会问题越发增加 我国经过了三十余年的经济建设,成绩斐然,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二,工业生产能力世界第一,成为名副其实的 “世界工厂”.然而另一方面,社会问题则越加突出,历史长时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差不多都出现了,有些矛盾还非常尖锐、加剧。 收入差距扩大, “城市病”加剧,环境污染突出,官民矛盾激化,违规征地拆迁剧增,劳资纠纷普遍,引起社会极大震动的恶性案件时有发生,影响极大的群体性事件逐年递增。 2.经济总量迅速增加,发展成果共享不足 1978年到2010年,我国人均GDP总值增长近80倍,①但城乡差距拉大,城乡经济增速不平衡,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扩大。城乡教育、医疗、文化、卫生等方面资源配置不均现象更加突出,“城多乡少,城优乡劣”的态势日趋严重。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在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后依然没有根本性改变。基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形成了两亿多的农民工群体,他们既是经济建设中非常活跃的一个群体,又是城市中的边缘群体、弱势群体,而且往往成为城市问题的渊薮。 3.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基本确立,社会体制改革滞后 经过艰难的探索,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人民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尝到了甜头,但另一方面,社会体制则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那一套,学校基本还是公办一统天下,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教育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致使大量年轻人花大钱出国寻找所谓的优质教育资源。劳动 力配置基本市场化了,但劳资关系、按照户籍配置社会资源的格局并未根本改变。城市涌入了那么多的外来人口,但人口管理仍沿袭着旧的一套做法。人的基层生活空间在形式上改为了社区,但自治性不足,居民参与不够,政府与自治体功能划分界线不清,社区建设的任务还相当繁重。这样,社会活力受到抑制的同时也影响到经济活动的展开。改革开放政策消除了人员城乡流动的限制,使得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农民工是改革开放政策造就出来的一大群体,每年有数量庞大的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给社会管理增加了很大的困难。社会生活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我们管理人口的方式、管理城市的模式、配置资源的方法、基础设施的建设、社会事业的投入还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老办法。城市人口大量增加了,有的城市甚至外地人口超过了户籍人口,但医院、学校几十年却没有增加,城市的各项设施严重跟不上人口的增速。这样,大量社会问题涌现就是必然的了。 4.社会组织化程度严重不足 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是企业,企业的数量、组织化程度、市场参与度已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得到充分发育,但与经济活动相对应的社会领域,反映社会组织化程度和社会活力标志的社会组织的数量、社会事务参与度却很低,我国的社会组织数量严重不足,功能远未发挥出来,本来应当由社会组织起作用的领域却因社会组织的缺位而错位现象严重。现有行业组织、自治组织存在运行不规范、功能错位的问题。政府、市场、社会应有的现代格局尚未确立,符合现代化要求的社会领域的治理结构远未建立起来。 5.经济结构日趋现代型态,社会结构的变化不大 我国的经济结构已经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根据 “配第-克拉克定律”,产业的产值结构从1985年的 “二一三”转到了2011年的 “二三一”,2011年农业产值已占不到GDP的10%.在二、三产业就业的劳动力占比达到50.1%,二、三产业名副其实成了就业的主体部分。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4429美元,已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显示社会人群组合的社会阶层结构尚处于现代化状态的初级阶段水平,我国中产阶层的规模在28%-30%,距离中产阶层应在工业化中期要达到40%的水平还有不小差距。 2011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3.12∶1,城乡结构还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城市人口虽首次超出农村人口,达到51.27%,但40%多的农村人口的总产出却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②,说明农村人口的劳动生产率仍相当低。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镇流动的事实与农民工体制问题并存,现代化的 “国际大都市”与城中村同时出现在城市中,形成了独有的城市内部的所谓新二元结构,加上本来就有的、现在尚未改变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我国的城乡结构、社会结构变得越加复杂。目前,我国的社会阶层结 构 是 “中 间 小 底 层 大”的 结 构 与 形 态,该“大”的地方没有大起来,该 “小”的地方没有小下去。人群的阶层结构距离现代化社会应具有的“两头小中间大”的 “橄榄型态”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严重不相对称。 6.市场经济体制日渐成熟,但现代社会规范尚未完全建立 市场经济追求平等交易,公平竞争,率先优先,优胜劣汰,这些特征在经济活动中日显突出,但与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应的、也是现代社会应当具备的诚信、守则、自律等社会规范则还未完全建立起来。日常生活中潜规则盛行,道德滑坡,法治松弛,商品交易活动中坑蒙拐骗、损人利己现象时有发生。通过不规则手段暴发与不健康的仇富心理同时并存。 7.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尚未破题 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并不断完善。但社会体制基本还是旧的一套,社会领域的体制变革可以说尚未破题。政府很强,社会很弱,政府 “包打天下”、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格局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一方面,政府承担了过多的社会事务,无限责任,任务重,压力大,运作成本高,管的多,而不少职责范围之内的事反而没有管好;另一方面,政府一方独大,钳制了 “社会”的发育壮大。政府管理与社会管理的关系是,政府应着力放权,做好本职工作,给予社会组织更多的责任和发展空间,让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社会事务管理。 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认清现状的基本要求,是理清社会问题进而着力解决社会问题的前提,也是把握时代走向的必要环节。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严重滞后于经济变革,社会体制改革严重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方法就是进行社会领域的体制改革,进行社会建设,从而使得社会与经济相协调、相匹配。 三、现代化建设必须经历一个着重于社会建设的新阶段 从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的实践来看,在工业化初期,一般注重于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积累资本,进入到了工业化中期,面临社会问题往往增多,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情况。陆学艺认为,从粗放型发展模式进入讲究质量提升型的发展,从注重经济发展速度到进入社会全面进步,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标志着时代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性阶段。这个阶段的基本任务是社会全面进步、重大发展要素的协调发展。当代中国已经进入到了这样的历史阶段,这符合现代化国家演进的一般规律,美国就有所谓的“进步运动”[1](PP.7-8)。时代要求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现代化要求将社会建设提到应有的高度,新的历史阶段要求充实社会建设的内涵,要求社会领域的现代化。 一个国家的发展,很难按照一种理想的模式来展开。人们希望平平稳稳地发展,发展过程非常理想,完全符合理性,发展过程非常协调,什么问题都不会出现,但这是一种假设,一种理想。实践证明,现代化的展开过程常常出现各种不平衡,有时甚至是严重的不平衡。发展往往是在克服重重困难,解决一系列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的。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发展过程中充满矛盾则是普遍的规律,现代化就是在曲曲折折的演进过程中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