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园林设计中行为心理学的作用:行为心理学对园林设计的应用 摘要:近年来,心理学发展迅速,行为心理学更是被应用于社会诸多领域,在解释和观察某一现象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而在园林设计中,行为心理学同样应用广泛。本文将从行为心理学的本质出发,探讨了行为心理学在园林设计中的应用。 关键词:行为心理学;园林设计;应用;研究 园林的所有设计都是基于人的行为与心理上的实践与反映,要想寻找更为合适、科学的人类居住方案,居住地的绿化、公共绿地的设计和布局都是未来园林设计的方向,而行为心理学在这方面的运用,可以更好更快地向前发展。 1景观布局离不开行为心理学的指导 1.1行为心理学在私密空间选择上的应用 心理学家认为,人对私密空间有着不同的特殊要求,大致分为3种:第一种是一个人独处的私密空间,即没有任何外界干扰的空间;第二种是按照自己的愿望达成的某种环境,例如,在自家后院建立一个亲友相处的花园;第三种是个体在人群中不求闻达、隐姓埋名的隐士倾向。为了满足人们对私密空间的要求,设计师充分考虑行为心理学的原理,采取围合的方式,在私人院墅内建立私密的空间,满足主人对私密空间的要求,而在公共场合和城市的居住区、广场也会建立半封闭、封闭式的私密空间,在这个空间内,人们可以在喧嚣的城市中满足自己对私密空间的要求。 1.2行为心理学在稳定、安全性空间选择上的运用 每个人都需要占有和控制一片自己的空间领域,这个领域可以为其带来安全感和满足感,同时,在此领域中,人也能更好地交流协作,完成每天的工作和任务。人们认为领域的不同显示着这片领域主人的身份和地位,为了满足人们这方面的空间需求,北京的四合院就是很好的例子,利用建筑将不同的个体分割开来,而同时又利用植物将不同的家庭分割开来,这样可以为主人带来隔离后的稳定性和安全感。 1.3行为心理学在经济实用空间上的选择应用 园林建设中的投入与观赏效果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如何减少成本,将资金运用到最佳的地方,从而使得园林能够更加具有价值,它一直是一个好的园林设计必不可少的课题,行为心理学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科学方法和原理。实用性空间的利用就是减少成本的关键,而实用性空间一般为树园、草药园、科普园、专类园等,在这些特殊的空间中,能够增加人们学习和认识大自然的机会,使参与者获得满足感和充实感。另外,也存在许多实用性场所,如冠荫树下的树坛能够提供人休息;草坪开放能够让人在其中活动;设计花园和园艺设施,使游人可以动手参与园艺活动;用灌木作绿篱可把大场地细分为小功能区,既能挡风、降低噪音、隐藏不雅的景致,形成视觉控制,又也能使人们接近、欣赏植物的姿态。 2植物景观的合理配置离不开行为心理学的应用 2.1有序性设计 有序的植物景观意象是整个环境意象的框架。在道路景观中体现颇多,园林道路应该明确其贯通性,起到强烈的引导性和方向感,形式上或曲或直、或平或崎,即使是在迁回的通幽小径也有明显的规律性,向人们暗示前方会别有洞天,吸引人们前进。 2.2园林边界设计 边界有虚隔和实隔之分:虚隔,如草坪与游路边界可以用球形灌木有机散植,形成相对模糊的边界,起到空间界定作用,不过分阻隔人与自然的亲近;实隔,通常用成排密实整形的绿篱对边界进行围合,创造出2个不能跨越的空间,有效引导人流实现空间转换。 3行为心理学在园林设计其它方面的运用 3.1园林铺装中的应用 铺装设计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设计,装块的大小、颜色,与周围环境的配合都特别讲究。为了满足不同的使用者的心理需求,不同类型的园林景观设计中采用各种铺装形式,吸引游人的注意力。如老年人喜静,性情沉稳,好回忆往事,视觉需求中以视觉经验为主,与流行色常保持一定的距离。 3.2雕塑小品中的应用 雕塑小品也是园林设计的重点,雕塑小品起到点缀、展示地方特色的作用,为了体现地方特色,设计师们常常在这方面下了很多功夫,如指示牌、广告牌等都体现着时代精神和地方特色,布置得当能够美化广场、展示文化、陶冶情操。园林景观中的小品设施,如阅报栏、电话亭等直接影响着景观的形成,不论在造型上还是在色彩上都要与整个景观相协调。另外,在天气变化后和季节更换后,也要及时修改这些小品的风格和色调,重点是体现特色和融入周围的环境,以此来体现美感和设计师的良苦用心。 4结语 园林设计是一门浩瀚的艺术之海,而行为心理学的运用为我们指明了一些方向,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与各个学科紧密结合是未来园林设计的发展趋势。 作者:郄亚微 单位: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浅谈园林设计中行为心理学的作用:行为心理学在园林设计的应用分析 摘要:园林空间的使用者是人,塑造景观空间时应充分考虑人的行为心理。通过分析不同人群的行为心理特点及不同类型园林中行为心理学的应用,阐述了各类群游人对园林的行为心理学需求,提出了行为心理学在园林设计中的应用及发展趋势,为设计出更好的园林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行为心理学;景观空间;园林设计;应用 1概念 1.1行为心理学的概念 行为主义心理学简称行为主义,是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华生于1913年创立的心理学流派,其根本特点是排斥意识,主张行为作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行为主义认为,心理学不该研究意识,只应该研究行为。这些反应不外是肌肉收缩和腺体分泌,它们有的表现在身体外部,有的隐藏在身体内部[1]。 1.2行为心理学的基本理论 根据人的性格、性别、社会角色不同,可以有不同的行为特征。必要性行为:就是人类日常生活所必须的活动,这种类型的行为一般不受外力的影响。自主性行为:也称选择性行为,例如出游、傍晚散步等。自主性行为受外力影响,一般与环境质量相关。社会性行为:也称社交性行为,例如朋友聚会、聚餐。这种类型的行为具有很大的可选择性,与自主性行为不同,更倾向于个人的喜好与选择。 1.3研究的意义和方法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园林空间设计的要求也越来越多。但目前大部分园林空间在设计中采用的是功能主义结合美学主义,缺乏对使用者的心理及行为的研究和考虑,造成大量公共空间不符合使用者需求,不能合理化利用,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因此,园林设计者应在进行公共空间设计的时候,深入研究人们的行为及心理特性,创造出不仅满足空间功能的美化空间,更应该设计建造出符合人们行为心理要求的城市公共空间,以便更好的服务于各类型的游人。研究方法:文献理论研究法、实地观察记录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 2行为心理学在现代园林中的应用研究 2.1不同游人类别的行为心理学分析 经调查分析总结发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存在一些普遍的行为习惯:抄近路,经观察人们总是倾向选择最短距离的路行走;逆时针转向,经观察在操场跑道、公园等场所,大多数人沿着逆时针方向运动;依靠性,经观察在开敞性空间中,人们习惯于停留在树木主干、灯柱、雕塑等能给人依靠感的物体周围;人看人,通过看别人可以了解他人,通过被人看得到社会认同的内心需要,并且通过视线接触促进交往;围观,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一群人凑一起看某个东西,就是所谓的“凑热闹心态”。 2.2园林活动空间的行为心理学分析 根据游人行为活动,将园林空间分为游览空间、休息空间、交流空间、活动空间。应根据游人情况及心理来安排,满足人们的使用要求。 2.3色彩的行为心理学分析 色彩在园林设计中的应用可以分为无彩色、冷暖色系、同类色的应用。黑白灰被称为色彩中的无彩色,通常应用在园林建筑、铺装及植物配置中。冷暖色系是指不同颜色的光由于其波长、可见度高低不同,从而使人们对其产生了不同的情绪反应和心理暗示。同类色指色轮表上互相接近的颜色在景观塑造中能体现其空间感和层次感。 3行为心理学在园林设计中的应用现状及发展趋势 有关这方面的理论研究较少,目前国外对具体类型的园林设计中的使用者的行为心理学进行分析研究,但理论研究较少,且国内基本没有这方面的研究。在后期研究时可将这些资料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来给后续研究提供便利。在行为心理学研究中,与建筑心理学相关的资料较多,而专门研究园林心理学的几乎没有,虽然园林与建筑密不可分,但还是应在实际中分析总结有关园林心理学的内容并整理成册。中国古典园林中已能看出园林设计者已考虑到人的行为心理学,但在古代书籍中并未见相关记录,导致一部分好的范例没能上升到理论继承下来。现如今,应该根据现有资料及景观,结合国外的先进理论技术,总结中国古典园林中的优秀思想,形成系统的理论研究,并加以应用。在学习国外的先进理论知识时,往往会出现学习园林心理学理论而不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这将导致无法将其很好的用在实际设计中。因此,在学习过程中应学会灵活变通,不仅学习其理论知识,还要学会将其应用到实际的园林设计中去。行为心理学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研究与应用已成为城市园林景观建设的发展趋势。这就要求设计师在设计中兼顾不同使用人群的需求,设计出既能满足使用者功能需求又能满足使用者心理需求的公共空间。相信在不久的未来,行为心理学在园林设计中的研究理论会更加完善,从而指导设计者设计出符合游人行为心理及游览需求的优秀园林作品。 作者:罗梦 张玮 苏静 单位: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浅谈园林设计中行为心理学的作用:园林设计中行为心理学的重要性 1在园林空间布局中行为心理学的应用 1.1维持开放性以及私密性空间 一般来说,人可以选择的私密空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也就是:(1)在人群中个体的隐姓埋名或者是不求闻达的状态;(2)一个人独处;(3)根据自己的愿望对环境进行支配,比如说构建一个只有几个人亲密相处,同时不被他人影响的环境。现在设计师均会选取围合的方式在城市广场中、居民居住区的花园内、城市的街头绿地中使用,而不是只限于私人别墅庭院中,这种方式会更好的创造出半封闭或者是全封闭状态的私密性空间,以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在忙碌而又喧嚣的大都市里,有这么一片可以供人们或私语、或读书、或交谈、或静坐的清静之地,可以使人们感到安逸和舒适。而对于开放性的园林设计来说,基于行为心理学的设计会更加的简单,比如说在公园的草坪上安设遮阳避雨的场所,或者是在公园的草坪安设一些隐蔽的地方,不能一览无余;在城市广场上多种植冠荫树;在居民居住区的绿地上多种植一些观赏价值较高植物等等。上述所说的这些设计思路均可以创造更多的满足于公众的大范围的活动场所。 1.2维持宜人性空间以及实用性空间 在大多数的园林,尤其是公园中都会设置一些经济实用价值比较强的空间,像科普园、果树园等等。通过这些特殊空间的设置,可以使人们认识自然,学习到各种知识,使参与者得到充实感以及满足感。同时也可以设置一些实用性的场所,比如说在冠荫树下安设一些长椅,可以方便人们休息、乘凉;开放草坪可以使人才其中野餐、游玩;设计花园以及园艺设施,可以使人们参与到园艺活动之中;利用灌木作绿篱不仅能够将场所换分为一个一个的小场所,而且又可以降低噪音,起到挡风的作用,隐藏不太好的景致,完美的对视觉进行控制,另外这也可以使人们更加的亲近植物。 2在园林植被的配置中行为心理学的应用 科学合理的配置园林的植被,不仅可以使得园林设计变得高水平,而且还可以对人的心理以及行为产生积极影响。 2.1集中性 集中性可以给予人的视觉一种比较舒畅、轻松的感觉,像在园林的出口以及入口处种植非常多的植物,可以产生很强的吸引力,吸引人入园;在道路之间以及景观区域通过植物的集中配置来达到指引的目的。 2.2标志性 人们通过植物环境的体验可以产生出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像季相要求、色彩以及形体特征都比较高的观赏性植物,除了可以当做园林空间树立标志外,还可以使人的心理出现一种文化的满足感以及精神的认可感。 3在园林设计中行为心理学的应用研究 国内外的各种与行为心理学以及园林设计相关的研究现状还处于发展阶段,尽管相对来说国外的研究要完善一些,但是理论研究仍是处于刚起步阶段,我们国家的研究仍旧只是在具体应用中有所体现。总的来说,在园林设计中行为心理学的应用研究有下列问题: 3.1中国传统园林已经具有心理学思想,然而尚未形成理论。在我们国家传统园林设计中,已经有非常多的地方可以体现出心理学的思想,比较符合我们国家人民的心理观念,然而这些都是零散的,还没有形成专门的理论研究。这些非常好的思想如果不能继承下来,是多么的可惜啊!所以我们国家的园林设计应当与国外的先进理论相结合,总结并分析我们国家传统园林中优秀的思想,进而汇总出我们国家独特的园林心理学,并付之于实际。 3.2大多数研究是关于建筑设计和人的行为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关于园林心理学的比较少。国内的部分研究均会关系到人的行为心理学和环境设计或者是建筑设计之间的关系,但是人的行为心理学以及园林设计之间的关系只有很少一部分研究提到。就本质来讲,园林设计和建筑设计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这种情况也是能够理解的。所以园林心理学研究同样需要在建筑心理学中不断的完善和总结。 3.3尽管有国外比较先进的理论知识进行指导,然而其并没有普及应用到园林设计中。格式塔心理学(完形心理学)是比较优秀的园林设计指导的心理学理论。尽管这种理论效果非常的好,但是其很少有设计师应用到我国的园林设计之中。所以我们除了不断的学习国外比较优秀和先进的理论知识之外,还要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并将其应用到园林设计之中,只是纯粹的学习国外的理论知识是不可的。 4结论 一个非常成功、非常受人喜爱的园林设计作品,除了要满足生态需求之外,还需要满足以及反映出人的心理需求。就生态需求来说,园林设计者只需要通过各种现代的科学技术手段以及精确的数据就可以实现,而对于人的心理需求来说,就需要园林的设计师对人的行为心理学进行深入研究,挖掘出人的内心最想要、最需求的理想生存模式,进而使自己的设计可以满足各方需求。但想要做到这点是比较困难的,因此需要大家共同解决,共同的探讨。相信在不久的未来,在园林设计中行为心理学的应用会变得非常的成熟、非常的完善。 作者:向丽珊 单位:海南大学应用科技学院儋州校区 浅谈园林设计中行为心理学的作用:行为心理学与园林设计概述 1.行为心理学与园林设计概述 1.1行为心理学 行为心理学是由美国心理学家华生在1913年创立的一个心理学的分支,他与其他的传统心理学的区别就在于他更加强调人类的行为,从人类的心理与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的角度出发,对人的个体进行研究。而不是单从心理学的人类意识层面进行问题的剖析。这种行为心理学的思考模式综合兼顾了人类的行为与心理之间的关系,行为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主要采用客观观察法、条件反射法、言语报告法和测验法等。 1.2行为心理学与园林设计 自古以来,园林设计的基本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居住和生活需求。通过各类园林景观和构件之间的相互搭配,能够更好地为人们营造出一个美好的居住环境。而行为心理学在园林设计中的应用,也是当前的一个新的领域,需要在园林设计时综合考虑到人的心理需求和行为方式。如老年人希望园林能够提供一个休闲的场所,因此在设计时需要考虑园林的遮阴与休憩设施的布置。而儿童则需要在园林中产生很多娱乐活动,因此在园林设计时则需要考虑到娱乐设施以及园林绿化的布置等。园林设计中考虑到人的行为心理需求,能够更好地指导园林设计更加符合人们的需求,提高人们的生活愉悦感。 2.行为心理学在园林设计中的应用方式 2.1行为心理学对园林景观布局的引导 在进行园林景观的布局时,需要考虑到人们对于园林景观的基本心理需求。因此首先需要考虑的是人们对于景观私密性和开放性的要求。尤其对于城市居民而言,更加需要通过开敞空间以及私密性空间的结合,一方面保证户外活动的连接性和沟通性,另一方面也能保证在需要的时刻能够得到一些私密性的需求。如在一些私人庭院中或是园林中,都需要一些不受打扰的区域,能够进行安静的活动,如读书、休息等。因此在园林设计时需要考虑到人们在这方面的需求,围合的方式,不仅在私人别墅庭院,而且在城市街头绿地、居住区、城市广场上,创造出满足人们需求的全封闭和半封闭的私密性空间。如通过设置一些冠荫树,同时辅以一些休憩的设施等,通过一些观赏性较高的植物的布置,给予人们在私密空间内的舒适感和愉悦度。而在开放空间内,如各类草坪和湖泊等处,则需要为人们的活动创造更好的条件。如尽量开敞的环境,动静集合的布局设计,都能够更好地满足人们对于园林开敞性和私密性等多方面的需求。 2.2行为心理学对园林主要用途的引导 一般的园林设计主要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以及对居住环境的需求,然而实际上从人们的行为心理学角度出发,园林拥有了更多的功能与用途。如果一些特有的园林设置,如树园、草药园、科普园、专类园等,在这些特殊的空间中,能够增加人们学习和认识大自然的机会,使参与者获得满足感。另外从人们的基本需求而言,园林能够为他们提供基本的活动场所,而同时人们又需要活动场所中的荫蔽性和舒适性,以及活动场地划分的合理性。因此在园林设计时需要考虑到采用不同的植物组合以及格局的布置,满足人们心理上的需求。如通过灌木作绿篱既可把大场地细分为小功能区,既能挡风、降低噪音,还必须满足人的审美和情感的心理需求。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设置一些园林设施,促进人们参与到园林绿化中,从而更好地引导人们的心理健康发展。 2.3行为心理学对园林服务设施的引导 园林服务设施的选择以及布置位置将会对人们造成很大的影响,只有根据不同年龄阶段以及居住区域的居民心理需求,对园林服务设施进行布置,才能更好地发挥园林的基本作用。比如公共厕所的位置在园林中要适当安排位置,在人们可以明显发现的位置,或者有明显的标识牌。每个公共厕所的距离也应该根据人们的基本行走范围来进行布置。垃圾桶等设施的布置则需要按照人们的活动范围布置在人流量较大的地方。园林中的长椅等设施周围需要设置一些荫蔽措施,从而为人们营造一个更好的休息环境,同时各类设施的布置也应该考虑到不同年龄层次的需求。 3.结语 园林设计中考虑到人的行为心理学能够更好地实现园林的基本功能,考虑到人的心理需求,并对人的行为带来一定的影响。各园林设计者应从园林景观的布局,园林的主要用途以及园林服务设施的设计等方面,来综合应用行为心理学知识,满足人们对园林的需求。 作者:周宏波 凌晓姝 单位:重庆市风景园林技工学校 重庆市动物园管理处
美术理论论文:中职学前教育专业美术教学的理论依据 作为中职学前教育专业的美术教师必须改变传统的教育教学观念和教学方法,采用真正适合中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全面发展和促进其综合能力提高的美术教学策略。而好的美术教学策略必须以先进的教育教学理论为基础,必须遵循促进学生学习和发展的基本原则。 一、中职学前教育专业美术教学的理论依据 (一)建构主义教学观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它认为学习活动不是由教师向学生传递知识的过程,而是学生在外部信息的作用下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这一过程的重心是学生和学生的学习,它强调学习的主动性、社会性和情境性。教学的目的就是充分发展学生的主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让学生学会学习,成为独立的学习者。建构主义教学观反对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强调学生对知识的主动探索,它要求学生由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信息加工的主体;要求教师要由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学生主动建构知识的促进者。因此,中职学前教育专业的美术教师首先要改变以往的教学观念,作为学生学习活动的合作者,帮助和鼓励学生在美术探究中获得发展。 (二)杜威的“在做中学” 以美国教育家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的认识论提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提出教学应引导学生从各种活动中进行学习,即概括为“在做中学”。学生要想获得真知,就必须去“做”,在活动中主动体验、尝试和探索。教学要引起学生的学习需要和学习兴趣,促进学生能动地活动、积极地思考,就必须让学生“自己动手”、“在做中学”,从而很好的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这也是职业教育培养专门人才十分需要的和不可缺少的。 (三)能力本位教学观 能力本位教学观从社会和职业的需要出发,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培养出具有综合能力的现代化人才。它倡导每个人要通过发挥自身的专业技能和创造力等综合能力,服务于社会,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是新的历史时期社会发展对教育提出的因要求。为生产第一线服务,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是中等职业教育的根本任务,也是职业教育的基本特色。特别是在当前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更应该注重学生就业能力的培养,为学生将来就业和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四)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 “最近发展区”是指学生已经具备的基础和水平与学生尚未达到但经过教师的引导就可以达到的水平之间的距离。它是由前苏联教育心理学家维果茨基提出的关于教学与智力发展关系的新思想。维果茨基认为:“每个学生都存在两种发展水平。一是现有发展水平,二是潜在发展水平。现有发展水平与潜在发展水平的发展区域称为最近发展区或最佳教学区,它是一个尚处于形成的正在成熟的认知结构”。而且“只有教学走在发展前面的时候,这才是最好的教育”。 二、中职学前教育专业美术教学的理论原则 (一)主体性原则 所谓主体性原则,顾名思义就是承认并坚持主体在实践活动中的地位及作用的原则。良好的美术教育就是以学生为主体,努力使得每一名学生都能受到好的教育。中职学前教育专业美术教学更应该如此,要始终贯彻主体性原则,将学生的主体地位放在首要地位,分清主次。美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采用多种教学方法,提高与学生的互动性,设计一些可以让学生参与其中的一些活动,如分组合作完成某项任务,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激发学生的潜能,从而大大提高课堂效率与教学效果。 (二)互动性原则 在美术教学中,要想取得好的教学效果,教师应该与学生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认知、价值观等方面的交往与互动。这里所指的互动不仅仅包括师生互动、还包括模拟课堂的角色互动、小组合作的团队互动,不管是哪种互动,都是出于帮助学习更好地完成学习任务的目的,通过互动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够给学生提供更多的探究和实践的情境,学生在互动中完成学习任务,能受到更好的教学效果,提高学生美术综合能力。例如:在制作蛋蛋秀的教学活动中,在活动之前先让学生做好准备工作,多搜集一些漂亮的蛋壳,带来自己亲手煮好的鸡蛋,然后在课堂上展示一些学生原来做好的蛋蛋的图画,让他们思维更发散一点,知道可以在上面画任意好玩的图案。在课堂上,教师可以先以变魔术的形式导入活动,通过一些材料和颜料将这些蛋变换成新的东西,然后让学生自己制作,这样每位学生都可以展示自己的作品,从而实现教学目标。由此可知,在美术教学中坚持互动性原则,可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锻炼动手能力,增加实践活动的机会。 (三)因材施教原则 所谓因材施教,就是指教师根据每个学生的自身条件和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有所区别的教学,这样使得每个学生都能发挥自己的特长,有较好的发展空间。在中职学前教育专业美术教学中,由于成长环境、初中教育层次的差异等等因素的影响,每个个体的美术素养与技能都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美术老师更应该因材施教,在了解学生的基础之上,结合学生的不同需求,设计出一套适合每位学生的教学内容及方法,使每位学生都能得到优质的教育,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取得最大的进步与发展。 (四)全面发展原则 所谓全面发展,是指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美、劳方面全面和谐发展。新《纲要》中指出,在幼儿教育过程中,要加强对幼儿情感与意志的培养,这意味着在培养过程中不仅要采用多种教学方法与手段教给幼儿最基本的知识,而且还要注重培养幼儿的情感,使得每一位幼儿身心都能得到健康的发展。这就需要幼儿美术教师在情感和意志方面尤为突出。因此,中职学前教育美术专业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注重美术能力与技能的培养,还需要多举办一些有特色的教学活动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加强美术教学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综述美术能力与实践能力,为今后的幼儿美术教育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者:户金 单位:商丘职业技术学院 美术理论论文:建筑学专业美术基础教学理论研究 一、美术基础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针对现阶段建筑行业总体市场需求减少、企业之间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市场萎缩、建筑业产能过剩、对于建筑从业人员的需求也随之递减等行业现状,如何培养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应用技术型专业人才是一个值得探讨课题。掌握建筑学学科的专业理论、设计原理和相关技能、综合素质高、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是我们的培养目标。在建筑学专业中,美术基础类课程的教学目的是通过一系列的学习和训练,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培养设计表达能力,增强对艺术理解力,为成为一名优秀的建筑设计师奠定美学基础。就建筑学美术专业的教育而言,相比美术专业的美术教育,不能忽视对教育对象的创造性和艺术修养的培养,注重使学生的知识向更加广的方面及领域拓展,强化基础技能训练的同时,更要强调对艺术理论的理解和审美素养的提高。这要求美术基础教学要注重对学生的综合能力的培养。特别是在教学中要处理好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关系问题,使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机的结合起来,使艺术与建筑学有机结合起来。所以美术基础教学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意义。 二、构建“理实一体”的建筑学专业美术基础教学体系 (一)完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设置 建筑学专业的美术基础教学针对其课程特性,划分为三个版块:理论类课程、技法类课程以及实践类课程,具体课程划分见表格。理论教学中除培养方案原有的教学内容之外,增设《中国美术史》课程,针对大一学生开设,对应后续的中、西方建筑史课程,为后续课程进行铺垫。通过大量的图片欣赏以及理论讲解,将中、西方美术中的风格流派进行梳理,使学生提高审美能力、建立学习兴趣,以美术史的学习作为学习建筑学的敲门砖,学生可以从欣赏美的角度切入到建筑学的学习中来。迅速的完成由应试模式到兴趣培养的转换。技法类课程根据教学目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造型基础类,为培养学生基本造型能力而开设的课程,通过素描和色彩的进阶性训练,掌握观察形体、认识形体、塑造形体的技能,学会认识色彩、用色彩塑造形体的方法。第二部分设计基础类,为培养学生抽象思维能力、色彩综合运用能力、工艺手工制作能力以及对形式美法则的灵活应用能力而开设的课程。包括《形态构成》和《建筑色彩基础》两门课。第三部分建筑表现技法类,是为训练学生的观察能力、深化设计素养、培养创作激情而开设的课程。包括水墨渲染、钢笔淡彩、马克笔技法三方面的训练。在实践教学板块中,以素质培养为目标,拓展建筑眼界、培养靠近建筑学的观察视角。《建筑风景写生》、《建筑摄影》课程是在学生完成了一系列的美术基础理论与技法课程后的一次实践运用。要求学生能够综合的运用学到的美术基础知识、设计构成规律,把眼中的建筑和环境进行创造性的描绘,直观的、深入的体会建筑之美,从而加强对建筑设计认知。 (二)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 在艺术史类的理论课教学过程中,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以课堂上理论知识的讲解为主,结合课下组织学生参观美术馆、博物馆,拉近学生与书本的距离。打破传统的单一的理论课课堂教学模式。在以往的艺术类技法课程教学中,往往重实践操作而轻理论讲解,然而建筑学专业的学生入学前是不具备美术基础的,针对这一特点,在教学过程中,加强理论教学环节是非常必要的。在实践课的教学过程中,往往忽视理论知识的讲授,以《建筑摄影》为例,分为摄影理论基础知识讲授和外出实践拍摄两个部分,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结合得非常紧密的课程,外拍实践的过程是对理论知识的综合运用,要求教师除了讲授摄影方面的相关知识外,还应该对所拍摄的相关建筑进行专业层面的讲解,使学生更多维度的体会建筑之美,是很好的建立学生专业素养的途径。 (三)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手段 在沿袭传统的教学模式的基础之上,建立更适合建筑学专业特性的美术基础教学体系。素描教学中,在原有的几何形体、静物素描训练的基础上,增加了柱头、斗拱等建筑构件的素描训练,在由简单形体刻画过度到复杂形体刻画的过程中,学生更加容易理解和掌握塑造形体的基本规律,建筑构件的引入也大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利用互联网的教学资源,建立网络教学互动平台。根据建筑学专业授课班型小的特点,通过网络平台创建教学分享微信群,做到“以课设群”、“一课一群”,要求教师精选网络资源,结合授课内容,每日分享一条相关知识链接,并结合分享内容进行知识拓展。学生在吸收知识点的同时也将问题反馈给老师。实现“时时不离课堂、课课不忘分享”的综合教学模式。把握前沿动态,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引进行业精英走进课堂。以《建筑摄影》为例,将VR全景拍摄、无人机航拍技术引入课堂,聘请相关专业人员走进校园进行讲解与示范,将课堂与课外、理论与实践有机的结合起来,有利于拓宽学生的眼界,提高学习兴趣。 三、坚持完善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教学思路 在理论与实践一体化教学的践行之路上,要不断优化专业课程体系,教师要提高专业水平、教学水平和教学组织管理水平,制定完善的教学方案。在整个教学环节中,理论和实践交替进行,直观和抽象交错出现,没有固定的先实后理或先理后实,而理中有实,实中有理。加大理实一体化教学设备和师资建设的投入力度,提高理论教师的实践能力,实训教师的理论水平,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教育教学模式改革要建立科学的课程评价体系,包括评价方式和评价内容。评价方式可以采用学生自我评价、小组互评、教师评价相结合。评价内容包括学习和实践的态度和表现,团队精神和贡献,知识竞赛、技能竞赛等评价。将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教学思路落实到美术基础教学的各个环节中,为培养优秀的专业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者:张思斯 单位:沈阳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美术理论论文:现代美术教育理论研究 【内容摘要】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时至今日,中国传统哲学仍然有着特殊的含义,是当代中国文化教育建设的内在驱动力,更是我们与世界文化实现平等对话、互助互利的文化基础。毫无疑问,美术教育需要在现代视域中进行,而现代视域与中国传统哲学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有必要基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理念,研究现代美术教育。文章从中国传统哲学的和而不同、一以贯之、执两用中三个方面出发,对美术教育理论进行探讨。 【关键词】中国传统哲学;现代美术教育;理论研究 数千年的发展,使中国拥有了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传统哲学文化,其内容丰富,洞悉透彻,是中华文明珍贵的精神财富。而今,人们经常会听到这么一个说法:传统哲学过于局限、迂腐,现展需要新的哲学理论指导。诚然,传统哲学中存在部分滞后的观点,但是诸如“诚、义、礼、信”“天人合一”等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仍然具备推动社会发展的能力。更为可贵的是,传统哲学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能够及时纠正社会快节奏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同时为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和谐相处、平等交流提供理论依据。本文所要讨论的美术教育,主要是现代美术教育,受现代文明的滋养,但这是否意味着传统哲学就无法参与到现代美术教育活动中呢?答案是否定的。近代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马丁•海德格尔最早给出了时间的优先级定位,否定了普遍认为的“现代”优于“过去”和“未来”,即“重在当下”的看法。海德格尔认为,历史和现在是一个整体,并无明显的界限,“现在”不可能离开“过去”和“未来”而单独存在。这一观点被他的弟子德国哲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进一步发扬光大。伽达默尔强调了时间的相关性,表示现代视域与传统视域是互相融合的,离开传统视域,现代视域在严格意义上不再完整。所以,经过大量的实践研究,笔者认为,现代美术教育理论研究需要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带来深刻而丰富的启发。 一、和而不同——坚持真我与海纳百川 “和”是中国传统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其诠释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特征,充分反映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宽广胸怀。“和”起源于西周晚期,经我国古代哲学家孔子继承后,发展成为其哲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孔子主张的“和”是和谐统一,承认事物间的不同,在积极交流的基础上,形成存在“不同”的“和”。同时,“和”也是一种平衡状态,受到原则的约束,无根无据、不加审核的迁就与苟同是不可取的。在孔子看来,人之高尚取决于这个人能否坚定自己正确的想法,在此基础上,要善于吸收和摒弃他人的各种想法,而不是单纯地追求同一、统一、相加与附和。所以,“和”的灵魂显而易见,就是批判、创新。若要实现“和”,必须以“勿意、勿必、勿固、勿我”的原则要求自己,即不以个人的妄自猜测来看待问题,不要将主观看法强加到客观事件上,不要固执己见,不要因为这个看法是自己的就不肯妥协。孔子认为,主观臆测和固执己见是错误的,同时也不应该淹没自我和任意妥协,“和而不同”意味着虚怀若谷和实事求是的人生态度。孔子对于弟子的区别看待可以说明上述观点,他欣赏能够举一反三、积极思考的子夏,谓之“起予者商也!始可言《诗》矣”;而对言听计从、乖巧懂事的颜回则颇有微词,评论道“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悦”。可以看出,孔子向往的“和”应该是“和而不流”,基于一定的原则坚持自我,同时积极吸纳其他思想和想法,取之精华、弃之糟粕,互相补进。这种先进的哲学思想成为那个时代孔子学说能够生存下来,并在后世发扬光大的重要原因。中国传统哲学也在交流中获得发展与繁荣。世界各国的现代美术教育都是以西方美术文化为基础的,尽管西方美术理论与实践存在明显的领先优势,但是孔子的“和而不同”告诫我们,以完全的拿来主义来处理外国美术教育理论与实践是不科学的。整体性的选择也许在短时间内适用,但必然会影响到未来的长远发展,无法形成中国特有的美术教育理论体系。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盲目模仿西方模式的现象比比皆是。而需要注意的是,世界上不存在等值作用的因素,现代美术教育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矛盾,简单代入西方体系,忽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之间的关系将严重阻碍我国美术教育的发展。鉴于我国的特殊国情,笔者认为,“和而不同”应当成为美术教育理论体系的核心,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建设前提,明确建设中国特色美术教育理论体系的目标,以继承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为辅助,制定适合我国整体教育阶段的美术教育策略。其实,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早就受到了世界范围的重视,尤其是在西方文化危机日趋显露的时候。在上世纪80年代于巴黎召开的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大会上,人们就曾达成共识,认为21世纪人类的生存需要去借鉴孔子的智慧。由此可见,集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精髓的孔子思想无论是过去、现代和未来,都具备显著的历史穿透力,魅力尽显。美术教育工作者所要做的就是充分重视和善用“和而不同”,坚持自我,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去建设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理论体系。 二、一以贯之—结合美术教育实例探索现代美术教育规律 “一以贯之”是孔子哲学思想的另一重要内容,其源于《卫灵公》的一段记载:子曰:“赐也!女以予多学而识之者也?”对曰“然,非与?”子曰:“非也,予一以贯之”。文中出现的“一以贯之”的意思就是在总结概括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子贡博学多才,具有很好的发展潜力,孔子为了使子贡不在知识表层过多的停留,教导他深入学习,发现本质的道理。孔子所言的“一”可以认为是某一类具有一般规律的事物或现象,“一”需要长期累积,不断实践才能得到,离开万物、绝对抽象的“一”是不存在的。因而“一以贯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付出不懈的努力和具备敏锐的洞察力。与此同时,对于事物的一般规律,中国传统哲学的另一大派系——老子哲学思想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老子强调“知常”,也就是探索物质的本质规律,这对事物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有着内在的必要性。将“一以贯之”运用到美术教育研究中,就是要求美术教育者结合丰富的美术教育实例,探索适合本国发展的美术教育理论体系。发掘美术教育现象的“一”,既包括本土美术文化的发掘,同时又涵盖外国美术教育经验的学习,找寻普遍的规律,一以贯之。当前,我国美术教育正处于瓶颈期,一方面,扩招导致学习美术的人数激增,高校相继开设美术专业来培养美术人才;另一方面,教学理念的滞后与体系的不科学使高校无法培养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现代美术人才,毕业生普遍存在就业难的现象,严重制约了美术与美术教育的良性发展。为此,作为美术教育者,需要一以贯之,只有找到美术教育理论的一般规律,才能做出合理的调整。首先,要平等看待世界上其他国家与民族的美术教育文化,积极学习、借鉴丰富的美术教育现象、思想和解决方案,尤其是掌握亚洲其他国家的美术教育信息。其次,要开展对于本国美术教育及文化的研究,本土文化会从各个方面给予最贴合国情的发展启示,结合现象探索美术教育理论的一般规律,这就是“一以贯之”的现代意义。 三、执两用中——辩证看待多元美术教育理论 美术教育不同于其他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证性,客观事实的叙述和实践缺一不可。除此之外,融合辩证思维,辩证看待事物使美术教育具有真正的内涵。孔子提出的“执两用中”包含两种含义:第一,抓住两端的核心,知道分别相反的极端;第二,去除两个相反的极端,代之采用中间部分,也就是“中庸之道”的“中”,意味着最优方案,而不是调和极端选其“中”。“用中”彰显了孔子对于辩证思维的理解,示人以事物的完整面,是一种求平衡、求自然、求和谐的整体性思维,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制约矛盾。对于现代美术教育的方法论研究而言,“执两用中”有着积极的意义。由于西方美术教育体系相对完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我国美术教育的主要模仿对象,直至今日,仍然有明显的影响,很多高校选择沿用西方美术教育方法论中的描述法、历史法和因素法就是绝佳的例证。西式教学既有科学的理性主义,也有反对科学的非理性主义;既有传统的描述法,又有现代的系统法,我国现代美术教育出现的种种问题,很多都是由于吸收这些“舶来品”不当引起的。孔子哲学的“执两用中”告诉我们,不能草率地接受或否定,应该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采用辩证批判的方法看待美术教育的各种理论,去除极端,择其优而用之。关于辩证思维,老子同样有所涉及,“反者道之动”就是老子哲学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指事物的对立性不是绝对的,而是处在一个发展的阶段,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自然转变至相反的一面。“物极必反”说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受到西方实证主义的影响,我国美术教育缺乏适当的理论指导,而更加重视实践技能的培养。但是过于重视片面发展,根据“反者道之动”的说法,很有可能就会适得其反,导致美术毕业生出现只知理论知识,不善实践或者不谙美术基础的情况,难以满足社会提出的综合性要求。所以无论如何,美术教育工作者都应该以系统辩证的方法看待美术教育,针对不断变化的外界因素,吸纳创新方是良药。结语综上所述,现代美术教育主要还是依赖于现代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哲学毫无作用。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经历数千年的实践和丰富,其中的一些思想和理论具有明显的借鉴意义。所以,要想构建中国特色美术教育理论体系,仍然需要借助于前人的智慧,做到“和而不同”“一以贯之”和“执两用中”,从而让传统哲学文化在现代美术教育领域重现光辉。 作者:王桂芝 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 美术理论论文:传统哲学美术教育理论研究 【内容摘要】 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时至今日,中国传统哲学仍然有着特殊的含义,是当代中国文化教育建设的内在驱动力,更是我们与世界文化实现平等对话、互助互利的文化基础。毫无疑问,美术教育需要在现代视域中进行,而现代视域与中国传统哲学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有必要基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理念,研究现代美术教育。文章从中国传统哲学的和而不同、一以贯之、执两用中三个方面出发,对美术教育理论进行探讨。 【关键词】 中国传统哲学;现代美术教育;理论研究 数千年的发展,使中国拥有了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传统哲学文化,其内容丰富,洞悉透彻,是中华文明珍贵的精神财富。而今,人们经常会听到这么一个说法:传统哲学过于局限、迂腐,现展需要新的哲学理论指导。诚然,传统哲学中存在部分滞后的观点,但是诸如“诚、义、礼、信”“天人合一”等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仍然具备推动社会发展的能力。更为可贵的是,传统哲学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能够及时纠正社会快节奏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同时为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和谐相处、平等交流提供理论依据。本文所要讨论的美术教育,主要是现代美术教育,受现代文明的滋养,但这是否意味着传统哲学就无法参与到现代美术教育活动中呢?答案是否定的。近代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马丁•海德格尔最早给出了时间的优先级定位,否定了普遍认为的“现代”优于“过去”和“未来”,即“重在当下”的看法。海德格尔认为,历史和现在是一个整体,并无明显的界限,“现在”不可能离开“过去”和“未来”而单独存在。这一观点被他的弟子德国哲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进一步发扬光大。伽达默尔强调了时间的相关性,表示现代视域与传统视域是互相融合的,离开传统视域,现代视域在严格意义上不再完整。所以,经过大量的实践研究,笔者认为,现代美术教育理论研究需要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带来深刻而丰富的启发。 一、和而不同——坚持真我与海纳百川 “和”是中国传统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其诠释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特征,充分反映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宽广胸怀。“和”起源于西周晚期,经我国古代哲学家孔子继承后,发展成为其哲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孔子主张的“和”是和谐统一,承认事物间的不同,在积极交流的基础上,形成存在“不同”的“和”。同时,“和”也是一种平衡状态,受到原则的约束,无根无据、不加审核的迁就与苟同是不可取的。在孔子看来,人之高尚取决于这个人能否坚定自己正确的想法,在此基础上,要善于吸收和摒弃他人的各种想法,而不是单纯地追求同一、统一、相加与附和。所以,“和”的灵魂显而易见,就是批判、创新。若要实现“和”,必须以“勿意、勿必、勿固、勿我”的原则要求自己,即不以个人的妄自猜测来看待问题,不要将主观看法强加到客观事件上,不要固执己见,不要因为这个看法是自己的就不肯妥协。孔子认为,主观臆测和固执己见是错误的,同时也不应该淹没自我和任意妥协,“和而不同”意味着虚怀若谷和实事求是的人生态度。孔子对于弟子的区别看待可以说明上述观点,他欣赏能够举一反三、积极思考的子夏,谓之“起予者商也!始可言《诗》矣”;而对言听计从、乖巧懂事的颜回则颇有微词,评论道“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悦”。可以看出,孔子向往的“和”应该是“和而不流”,基于一定的原则坚持自我,同时积极吸纳其他思想和想法,取之精华、弃之糟粕,互相补进。这种先进的哲学思想成为那个时代孔子学说能够生存下来,并在后世发扬光大的重要原因。中国传统哲学也在交流中获得发展与繁荣。世界各国的现代美术教育都是以西方美术文化为基础的,尽管西方美术理论与实践存在明显的领先优势,但是孔子的“和而不同”告诫我们,以完全的拿来主义来处理外国美术教育理论与实践是不科学的。整体性的选择也许在短时间内适用,但必然会影响到未来的长远发展,无法形成中国特有的美术教育理论体系。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盲目模仿西方模式的现象比比皆是。而需要注意的是,世界上不存在等值作用的因素,现代美术教育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矛盾,简单代入西方体系,忽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之间的关系将严重阻碍我国美术教育的发展。鉴于我国的特殊国情,笔者认为,“和而不同”应当成为美术教育理论体系的核心,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建设前提,明确建设中国特色美术教育理论体系的目标,以继承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为辅助,制定适合我国整体教育阶段的美术教育策略。其实,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早就受到了世界范围的重视,尤其是在西方文化危机日趋显露的时候。在上世纪80年代于巴黎召开的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大会上,人们就曾达成共识,认为21世纪人类的生存需要去借鉴孔子的智慧。由此可见,集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精髓的孔子思想无论是过去、现代和未来,都具备显著的历史穿透力,魅力尽显。美术教育工作者所要做的就是充分重视和善用“和而不同”,坚持自我,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去建设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理论体系。 二、一以贯之—结合美术教育实例探索现代美术教育规律 “一以贯之”是孔子哲学思想的另一重要内容,其源于《卫灵公》的一段记载:子曰:“赐也!女以予多学而识之者也?”对曰“然,非与?”子曰:“非也,予一以贯之”。文中出现的“一以贯之”的意思就是在总结概括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子贡博学多才,具有很好的发展潜力,孔子为了使子贡不在知识表层过多的停留,教导他深入学习,发现本质的道理。孔子所言的“一”可以认为是某一类具有一般规律的事物或现象,“一”需要长期累积,不断实践才能得到,离开万物、绝对抽象的“一”是不存在的。因而“一以贯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付出不懈的努力和具备敏锐的洞察力。与此同时,对于事物的一般规律,中国传统哲学的另一大派系——老子哲学思想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老子强调“知常”,也就是探索物质的本质规律,这对事物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有着内在的必要性。将“一以贯之”运用到美术教育研究中,就是要求美术教育者结合丰富的美术教育实例,探索适合本国发展的美术教育理论体系。发掘美术教育现象的“一”,既包括本土美术文化的发掘,同时又涵盖外国美术教育经验的学习,找寻普遍的规律,一以贯之。当前,我国美术教育正处于瓶颈期,一方面,扩招导致学习美术的人数激增,高校相继开设美术专业来培养美术人才;另一方面,教学理念的滞后与体系的不科学使高校无法培养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现代美术人才,毕业生普遍存在就业难的现象,严重制约了美术与美术教育的良性发展。为此,作为美术教育者,需要一以贯之,只有找到美术教育理论的一般规律,才能做出合理的调整。首先,要平等看待世界上其他国家与民族的美术教育文化,积极学习、借鉴丰富的美术教育现象、思想和解决方案,尤其是掌握亚洲其他国家的美术教育信息。其次,要开展对于本国美术教育及文化的研究,本土文化会从各个方面给予最贴合国情的发展启示,结合现象探索美术教育理论的一般规律,这就是“一以贯之”的现代意义。 三、执两用中——辩证看待多元美术教育理论 美术教育不同于其他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证性,客观事实的叙述和实践缺一不可。除此之外,融合辩证思维,辩证看待事物使美术教育具有真正的内涵。孔子提出的“执两用中”包含两种含义:第一,抓住两端的核心,知道分别相反的极端;第二,去除两个相反的极端,代之采用中间部分,也就是“中庸之道”的“中”,意味着最优方案,而不是调和极端选其“中”。“用中”彰显了孔子对于辩证思维的理解,示人以事物的完整面,是一种求平衡、求自然、求和谐的整体性思维,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制约矛盾。对于现代美术教育的方法论研究而言,“执两用中”有着积极的意义。由于西方美术教育体系相对完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我国美术教育的主要模仿对象,直至今日,仍然有明显的影响,很多高校选择沿用西方美术教育方法论中的描述法、历史法和因素法就是绝佳的例证。西式教学既有科学的理性主义,也有反对科学的非理性主义;既有传统的描述法,又有现代的系统法,我国现代美术教育出现的种种问题,很多都是由于吸收这些“舶来品”不当引起的。孔子哲学的“执两用中”告诉我们,不能草率地接受或否定,应该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采用辩证批判的方法看待美术教育的各种理论,去除极端,择其优而用之。关于辩证思维,老子同样有所涉及,“反者道之动”就是老子哲学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指事物的对立性不是绝对的,而是处在一个发展的阶段,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自然转变至相反的一面。“物极必反”说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受到西方实证主义的影响,我国美术教育缺乏适当的理论指导,而更加重视实践技能的培养。但是过于重视片面发展,根据“反者道之动”的说法,很有可能就会适得其反,导致美术毕业生出现只知理论知识,不善实践或者不谙美术基础的情况,难以满足社会提出的综合性要求。所以无论如何,美术教育工作者都应该以系统辩证的方法看待美术教育,针对不断变化的外界因素,吸纳创新方是良药。 结语 综上所述,现代美术教育主要还是依赖于现代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哲学毫无作用。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经历数千年的实践和丰富,其中的一些思想和理论具有明显的借鉴意义。所以,要想构建中国特色美术教育理论体系,仍然需要借助于前人的智慧,做到“和而不同”“一以贯之”和“执两用中”,从而让传统哲学文化在现代美术教育领域重现光辉。 作者:王桂芝 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 美术理论论文: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理论探究 摘要: 计算机辅助教学在美术科目教学中的应用,能够帮助教师搭建自主性、互动性、探究性和应用性的信息化教学平台,有助于学生美术鉴赏能力、艺术思维能力和美术创作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本文首先分析计算机辅助教学在美术教学中的应用优势,并对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的相关理论展开探究,为计算机在美术教学中的应用提供资料参考。 关键词: 计算机;辅助教学;美术;理论研究 信息时代的来临,使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多媒体技术作为信息技术在教学领域的应用,更是为现代教学提供了新的教学方式和方法。美术作为基础教学科目,在教学中应用计算机技术更是对提高教学质量尤其重要。这是因为现代美术教学开放性、互动性和创新性的教学要求,利用计算机辅助教学技术能够更好的完成。近年来,计算机辅助教学技术在美术科目教学中应用广泛,计算机辅助技术在美术教学中的应用更是极大的推动了美术科目教学的发展。 一、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优势 1、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的信息资源优势 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带领人们步入信息时代。在美术科目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能够发挥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信息资源整合优势。美术科目重点培养学生的美术鉴赏能力和创作能力,这要求学生首先要对美术作品有比较广泛的了解。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相比于传统教学方式,拓宽和教师的教学资源获取渠道,使教师能够从互联网中获取最新的教学资源,并通过多媒体技术展示给学生。这有助于加深学生对美术知识的掌握,同时也有助于拓宽学生的美术视野。除此之外,利用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软件,还能够满足学生在线自学和在线资料查询的需求,让学生能够通过计算机软件在课下对最新的美术学科动向进行了解,从而让学生紧跟时展,将信息资源的优势变成美术创作优势。 2、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的平台交流优势 计算机辅助教学技术子啊美术科目教学中的应用,为学生和老师提供了一个互动和交流的平台。通过计算机互联网技术和美术教学平台,教师能够与本校教师开展互动交流,还能够与其他院校的本专业教师展开教学研究和探讨,这有助于教师掌握最新的教学方法和理念,有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利用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平台,教师还能够和学生进行线上互动和交流,通过互动交流平台的创建,能够满足一对一或一对多的互动交流需求,从而为教师和学生构建线上美术学习交流渠道,让学生能够随时、随地的学习美术知识,并接受不同教师的指导。该平台同时还是学生美术作品的展示空间,通过在平台上展示作品,学生和教师能够对学生的作品进行点评和评析,在让学生获得创作成就感的同时,了解自己美术创作和鉴赏方面的问题和不足。 3、计算机辅助美术教育的公平对等优势 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时一种基于互联网激素的研究性学习模式,在学习平台中,教师和学生可以选择实名或匿名的参与方式。在计算机网络平台中,为教师和学生创建了更加公平的资源共享方式,在平台上无论教师和学生都仅仅是参与者的身份,这保证了学生在平台上学习、展示和鉴赏作品的主体性。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平台中,弱化了学习者和教育者的身份,使参与者能够在教育者和学习者的身份间灵活互换,这不仅有益于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还能够为教师打造学习进步的学习空间,最大化的激发个人潜能。 二、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的理论探究 1、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的构建主义学习理论依据 瑞士学者让.皮亚杰(J.Piaget)最早提出来的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也称为结构主义,后经科尔伯格(L.J.Spiro)、斯腾伯格(J.Sternberg),斯皮罗(R.J.Spiro)等人的研究而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众所周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特点,即教育者不是传授知识途径,是学习者借助其一定的情境条件下(即社会文化背景下),通过其他人(教育者和学习者伙伴)的辅助,现有学习资料的运用,采用意义建构方式获得来的。建构主义的学习认知理论可作为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模式的有力理论依据。首先,根据该理论,计算机辅助教学弱化了教师和学生的角色,能够保证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其次,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通过多样化学习环境的创建,有利于学习者信息资料的获取和阅读,符合随机通达教学理论。最后,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更加强调参与者在线上的互动,这符合构建注意相互作用的理论要求,有助于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的人本注意学习理论研究 人本理论重视学生感性和理性的进步与身体和心理的交融汇集,人本理论在美术教学中的应用有助于学生发挥个人潜能和个性化的人格。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更加强调个人角色,学生在利用计算机辅助教学平台时,是以个人的身份决定其作用和参与方式的。这意味着计算机辅助教学符合人本主义学习理论,并能够将人本主义学习理论激发人个性化思维和创作灵感的作用发挥出来。人本主义理论在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的多元学习模式中表现为高度的个人参与、激发学习者的内在学习动力以及影响学习者学习习惯的养成和促进自我评价能力的形成等优势。有助于帮助学习者营造学习的心理氛围,从而激发学习者在美术学习中的个性化优势。 3、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的情境教学理论依据 自计算机信息科学技术蓬勃发展以来,美术的教学方式与教学形态正悄悄地发生变化,学习者获知的途径越来越多,知识来源不再是唯一从教育者获得,教育者角色已转化为学习者的鼓励者、示范者、辅助者、指导者甚至是团队队友,多角度的协助学习者学习成长。情境教学理论观点对基于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的研究性学习模式的构建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综上所述,计算机信息技术作为引领时展的关键技术,其在教学领域的应用极大的提高了教学质量和水平。计算机辅助教学技术在美术科目教学中的应用,不仅是现代美术教学发展的必然方向,也是提高美术教学水平的有效途径。想要发挥计算机信息技术在美术科目教学中的作用,就一定要把握好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的理论基础,并不断创新教学理念和方法,最终实现学生艺术鉴赏能力和艺术创作能力的提高。 作者:王向华 单位: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美术理论论文:抽象理论下美术设计作品分析 一、抽象艺术理论的相关内涵 当代美术作品以一种不同于传统美术作品形态的姿态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之中,与传统的美术作品相比,当代的美术作品不再注重表现具体的物象和形象,而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创作手法来构图,更加注重传达作品深刻的思想内涵。在众多的创作手法之中,把抽象理论与美术设计相结合,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艺术家的青睐,下面我们就来简单介绍一下抽象艺术理论的相关内涵。首先揭示抽象艺术的内涵。抽象是相对于具体而言的,是抽取事物共同的、本质的特征,如同朱光潜曾说的:“抽象就是‘提炼’,也就是同志在《实践论》里所说的‘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这么来定义“抽象”,那“抽象艺术”应该如何定义?把抽象运用到艺术之中,最初只是把具象的事物给概括化、抽象化,而随着抽象的表现形式不断地深入到艺术之中,具象的事物发生了很大的变形,已经不存在具体的可辨识的事物,转而更加注重用变化的色彩、变形的造型、夸张的线条来构造艺术画面。抽象艺术注重的已不再是展示客观世界中具体事物的形态、特点,而更加关注通过抽象来表达主观性的世界。其次来梳理一下抽象艺术理论的分类。随着抽象艺术理论的不断深入发展,形成了众多的学术流派,因为分类依据的标准不同,形成的分类也就各异。今天,我们就其中一种相对普遍的分类来简单了解一下,主要有热抽象、冷抽象、中间抽象三大类别。热抽象又被称作抒情抽象,冷抽象又称作几何抽象,二者是相对而言的。热抽象使用的线条多无规律性,线条构成的形态更接近于山水、云彩的那种流动的状态;而冷抽象主要使用有规律的、有规则的点、线、面来构图。热抽象注重的是色彩的组合;冷抽象更多的是关注符号、几何线条。热抽象的代表人物是康定斯基,代表作品是《秋》《构图2号》等;冷抽象的代表人物是蒙德里安,代表作品是《构图》《进化》等。第三类是中间抽象,是介于冷、热抽象中间的一种构图艺术,是冷、热抽象的结合体,既注重色彩的丰富性和流动性,又使用几何线条的多样性组合。无论冷抽象、热抽象中间抽象在形式上有何区别,但有一点是它们共同的,那就是更加注重表达主观世界,更加注重传达深刻的内涵。 二、抽象理论在当代美术设计作品中的表现形式 美术设计作品可以对人产生很大的作用,一方面它能够表达艺术家们抽象的内心世界,另一方面它可以影响人们的心情,激起人们的某种共同的心理感受,所以当代的美术设计作品,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多样化的审美需求,为了把艺术家抽象的内心世界具象化,不断地进行新的尝试,不断地进行创新。借用抽象理论的原理进行美术作品的设计,是其创新性的表现之一,那么,在当代美术设计作品中,抽象理论是如何得以表现的呢?首先是以抽象色彩的形式出现在美术设计作品中。色彩在我们的世界中处处可见,不仅帮助我们传达某种信息,而且可以通过色彩来美化我们的生活,例如不同的色彩会让我们有不一样的感受:红色一般代表热情,具有向上的能量;粉色让我们感受到了温馨、温暖、可爱;绿色表示生命力旺盛,代表自然、健康、安全;紫色代表雍容华贵。自然界的颜色一般都借助某个具体的事物而表现出来,是光源和光反射而成,不同于现实的色彩,抽象色彩是通过歪曲或改变自然界色彩的真实性,通过色彩的流变或冲突色彩的搭配来进行艺术再创造。当代的许多民俗设计作品中就广泛地使用了抽象色彩,由抽象色彩构成的抽象图案打破了传统民间作品简洁、明快的感觉,突出抽象化、形式化的事物,使作品所要表达的主题更加鲜明、更加强烈,同时还增添了一份现代化的艺术魅力。例如一幅被称作《村》的民间美术作品,色彩主要以暖色调为主,橘红色居多,而后通过丰富的色彩变化,构造了类似福建土楼似的建筑形象,以此来表达希望中国各民族欣欣向荣、和谐美好的愿望。当代中国的许多民俗民间设计作品,都转而运用抽象色彩来传达主题,例如布老虎的手工制作、门神年画的绘制都倾向于抽象色彩的使用。其次是以抽象造型的形式出现在美术设计作品中。色彩和造型是美术设计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缺一不可。抽象色彩上文我们已经提到过了,而所谓的抽象造型,就是依据创作家的审美要求把某些自然景物或事物进行变形和整合,得以抽象化,从而运用到美术作品中。而把某些自然景物或事物进行变形和整合的过程,一般通过的是各种线条的交错和点、线、面、肌理等元素的配合来完成的,然后通过抽象造型的视觉艺术效果来表达艺术家的创作思维和思想感情。例如当代的陶瓷美术设计作品,艺术家们不仅在陶瓷的装饰和色彩上进行了创新,而且还创新了陶瓷作品在造型上的设计。造型上的线条更加富有动态、流动性,点、线、面之间的结合也更加多样化,给人们一种“造型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感受。当然在绘画作品中,抽象造型也炙手可热,例如画家方力钧的力作《光头泼皮系列———海滩》《光头泼皮系列———打哈欠》,在他的作品中,“光头”作为一种抽象的造型,已成为他个人作品的象征,一种独特的视觉符号。光头本身就具有泼皮感,然后再加上变形的脸部表情———嬉笑、发呆、打哈欠等极具夸张意味的表情,从而构造一种抽象的造型,表达作品的嘲讽意味。 三、抽象理论在美术设计作品中的艺术作用 抽象理论指导下的抽象艺术,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自然界的事物或景物为基础,从而提取灵感,进行艺术的再创造;另一种是不以自然界的事物为本质,纯粹地进行艺术形象的设计。尤其是对于第二种类型而言,很多人看不懂作品其中的抽象艺术,所以抽象性的元素经常被认为是一种涂鸦,是一种乱画。其实要看懂一幅优秀的抽象艺术作品,首先要了解艺术家本人的人生阅历以及生活感悟,因为抽象的艺术作品是艺术家本人抽象各种事物的本质,升华各种知识而创作而成的,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首先,在美术设计作品中运用抽象理论,凸显了作品主题的展现,增加了作品的艺术魅力。抽象理论使美术设计作品不再注重刻画具体物象或景象的真实性,开始注重色彩的丰富性,几何图形和线条的表现力,通过抽象的点、线、面和色彩来表现主观性的世界,如同音乐家的演奏。音乐家在演奏时,不再纠结于通过哪些具体的节奏和音符的形式,而是通过自己的演奏,让观众在聆听中感受到音乐中所传达的美和意境。抽象艺术使平静的画面更加立体化,从而更能够展现创作家强烈的情感。例如上文提到的画家方力钧在绘画过程中使用的“光头”造型,这一抽象性的造型很自然地就让我们感受到了作品所要传达的叛逆、嘲讽的主题。正是通过这些抽象色彩和抽象造型所带来的视觉冲击效果,容易触动人们的内心深处,使创作家与观看者产生心灵上的共鸣,完成一个艺术创作的过程。其次,抽象理论与设计美术作品相融合,二者相互促进。一方面,在当代美术设计作品中运用抽象理论,通俗地说就是美术艺术家们以抽象理论作为创作的指导,运用抽象性的思维和方法,把抽象的色彩、抽象的造型、抽象的线条、抽象的图案等因素加入到作品中,以此来增加美术设计作品的审美性和艺术性,从而为当代美术设计拓展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理论并不是适用于一切的实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理论应用于实践,要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作出相应的改变。在把抽象理论运用到美术作品设计的过程中,抽象理论需要不断地改变以适应美术作品设计的发展和进步,在适应和改变的过程中,抽象艺术理论得到不断地补充和完善,从而获得了更长足的发展。抽象理论和美术作品的设计作为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四、结语 总之,抽象理论运用到美术作品的设计之中,促进了抽象艺术的诞生,使得艺术作品不再是单一的现实社会的真实写照,而是倾向于表达深刻的情感和思想主题,寻求画面与精神的统一,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统一,拓宽了当代美术设计作品的发展空间。因此我们要深入对抽象理论的研究和了解,不仅要以此来促进美术作品设计的发展,而且要使其与电影、摄影、音乐等艺术相结合,促进它们的创新和进步,以适应时代的发展。 作者:徐传亮 单位:西京学院 美术理论论文:美术类高校学籍数字化管理论文 一、高校学籍数字化管理背景介绍 1.国内研究现状 学籍数字化管理是教育信息化的子概念,是指在学籍管理过程中运用多媒体技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通讯技术的现代化管理手段,是对计算机资源的有效利用,也是实现现代化教育数字化管理的关键所在。我国高等院校大规模的学籍数字化管理建设起步较晚,大部分始于20世纪90年代,其过程大概分为三个阶段: (1)传统手工操作管理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各个高校的学籍管理工作基本上都是依靠手工录入和管理。由于统计数量和管理信息量较大,容易导致数据混乱。再者因为学籍工作时间跨度大,很多工作需要靠工作人员凭记忆或笔记去完成前后工作衔接,稍有疏漏便会导致错误发生。 (2)高校内部信息化管理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现代化管理手段和技术逐步引入到了学籍管理工作中。使用计算机代替大部分手工操作,大大提高了管理部门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但是,由于高校各管理部门基本上都是相互独立的,因此在信息查询、浏览和修改的功能需求上不够准确和及时,大部分工作还是需要依赖管理部门的具体工作人员。 (3)初级网络化管理阶段。 进入21世纪,网络管理平台上的学历信息查询系统开通,开始实施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制度。原有技术硬件的全面升级,有力地推动了高校学籍管理模式的全面创新。 2.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高校学籍数字化管理发展很早,始于六七十年代,现在已经比较成熟。他们一般具有较大规模的、稳定的技术队伍来提供服务与技术支持。到2002年,美国已经有超过82%的高校能够为学生提供在线课程目录、课程教学大纲服务,有70.9%的高校能够为学生提供在线注册服务。我国高校数字化建设起步相对较晚,在校园数字化建设推进、应用过程中,各高校管理层对此概念逐步增强,投入也大幅度提高。但是受整体数字化程度相对落后、理论体系不够健全、经费短缺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国内高校学籍数字化管理建设较国外相比还是存在不小差距。 二、有效管理,激发学籍管理团队的积极性 通过本论文的研究,将学籍管理制度、学籍管理主体、学籍管理对象整合成一个系统化的整体,用模块化设定调节管理过程中的布局,使管理员、教师和学生三者按布局参与到教学管理工作之中,把传统的“作业”变为“管理”,教师由“被排课”变为“被选课”,学生由“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教与学之间真正实现了双向选择,对于教学质量的提高有着非常有效的推动作用。 三、系统化设计,突显学籍数字化管理模块优势 数字化管理应尽可能全面反映学生在校期间的客观情况,反映学生入学的基本情况。新生入学登记表、学生学籍卡、学生成绩单、在校生名册、学生学籍异动信息(转系(专业)、休学、复学、退学等)、学生奖励材料(奖学金、优秀学生、参赛获奖等)、学生处分材料,笔者认为这些都应纳入学生学籍数字化管理工作范畴中。因此,数字化管理模块可分为系统维护、用户管理、学生管理、课程管理、成绩管理、毕业管理模块。这些模块可以帮助用户完成对各类信息的查询、浏览、添加、删除、修改等功能,每一个表格之间都存在关联,一经修改,及时更新。根据用户权限的不同,学生用户可以在网站上查询课程相关信息、历年成绩信息以及个人信息等;教师用户可以查看到本学期的教学任务、各班考勤表、成绩单等信息。具体功能情况如下: 1.系统维护模块。 包括院系、班级、教师代码等创建、查询和修改等内容。 2.用户管理模块。 系统管理员可以在用户权限管理中新建、查询或删除用户,并为其分配系统操作权限,用户只能根据权限进行相关操作。 3.学生管理模块。 该模块由学生信息维护、学生学籍异动、学生处分及奖励、统计查询报表等模块组成,实现学生档案的建立、修改、删除、查询功能。学生考勤管理实现系统内部录入,亦可由任课教师在有网络支持的情况下从网页录入,操作上更为灵活。 4.课程管理模块。 包括教学计划录入与执行、选课时间设定、选课门数限定、选课报表打印等功能。任何一门课程的开设都必须以教学计划为前提,具备已开、未开课程的查询功能,每一位学生都必须根据选课门数进行选定。课程设置管理实现课程基本信息的新增、修改、删除和查询功能,同时具备课表查询和打印功能。 5.成绩管理模块。 本模块由网上成绩录入控制、网上成绩查询控制、成绩录入、统计分析、成绩综合处理、等级考试维护等子模块组成,具备以学生个人、班级、专业、年级为单位进行查询和排名等功能。在本模块中,可以完成教师网上录入成绩的时间以及学生网上查询成绩的时间控制。 6.毕业管理模块。 包含了毕业成绩总表、毕业资格审查、学位预审查子模块,实现在校生、毕业生成绩单的查询、输出功能。可以查询每一位应届毕业生的毕业资格情况,有助于提前预警;协助完成对每一位应届毕业生学位资格预审。 四、科学管理,事半功倍 学籍管理工作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尤其是美术类高校在学籍管理处理上有不同于一般高校的特点和规律,往往在学生学习过程中需要反复排查。数字化管理有利于数据的更新、统计和教学过程的监控,有利于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传统的学籍管理工作一直处于被动服务状态,数字化管理模式有利于工作者由被动管理变为主动,将各项数据统计后可以提供给其他需要的管理部门,为提高教学质量提供了信息支持,为各类统计数据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学籍数字化管理有助于学生信息的统计和汇总,除了校内应用价值之外,在学生毕业之后还有应用价值。根据学生电子数据库建立人才资源库,有助于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选择和判断,使得供需有针对性,对学生的就业发展会有更好的推动作用。我校具有地域优势和人才优势,便于学籍数字化管理理念的推广和应用,并存在很大的向其他美术类院校推广的潜在价值。本文以笔者所在高校学籍管理工作为出发点,完成对学籍数字化管理模块的设计。在实践功能需求的基础上,设计了数字化管理架构,融合了教学、学工和后勤等多部门的需求,打破了传统高校各部门之间各行其是的管理格局,拓宽了教学管理的空间和渠道,使学籍管理工作灵活、便捷,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作者:曹燕凤 单位:中国美术学院上海设计学院 美术理论论文:美术学院课堂管理论文 一、美术学院课堂管理目标的明确 在美术学院课堂管理工作的优化过程中,管理目标对管理行为以及管理策略的制定发挥着指导作用。从美术学院课堂管理目标方面来看,一是突出以人为本的课堂管理理念,将推动学生发展作为课堂管理工作的重要出发点;二是实现课堂管理工作的规范性,利用秩序、制度、规则以及情感教育中确保课堂的和谐性与有序性。另外,在美术学院课堂管理工作中,教师有必要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管理活动,让学生能够积极配合课堂管理实践,并在课堂管理工作中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使学生体会到更多的成就感。 二、美术学院课堂管理工作的运行 在美术学院课堂管理实践工作中,教师一是要重视创建良好的课堂环境,从而为课堂氛围的优化以及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提高创建基础。良好课堂氛围的创设要求教师能够对学生的心理需求作出了解,并通过尊重学生、推动学生价值的实现来对学生的心理需求进行满足。在此过程中教师要重视对学生开展观察并与学生开展充分沟通,从而使学生感受到教师对自身的关心、理解、信任以及尊重。同时教师需要对学生的人际关系进行干预,从而确保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与课堂教学氛围,在此基础上,教师应当重视课堂规范的制定与落实,从而指导学生的课堂行为,以便维持良好的课堂纪律;二是对教学策略作出优化,为教学成效的提升构建基础。教学策略的制定是为教学目标的实现以及学生素质的发展服务的,因此在美术学院课堂管理工作中,教师应当针对教学内容以及学生特点来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教学策略,这要求教师能够对不同学生所具有的学习经验、学习能力作出了解,并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感知能力与能力差异作出了解,同时在教学策略的制定中可以引导学生进行参与,如教师可以出具包含多种教学策略的教学方案供学生选择,或者让学生来开展教学过程中设计,教师则通过对学生设计的教学过程方案作出优选来实施课堂教学,这对于提高学生在课堂管理中的参与性和配合度具有着重要意义;三是在美术学院课堂管理实践工作中,教师要重视提升学生的自我管理意识与自我管理能力。在此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认识到开展课堂管理的重要性,从而使学生能够重视课堂管理工作,并通过数字自我管理意识来配合课堂管理工作的实施。同时教师要引导学生强化自身的自控能力、自主学习能力等,从而让学生的自主管理能力得到强化,而这种能力的强化无论是对于眼下美术学院课堂管理成效的提升还是对于学生的终身发展都具有着重要意义。 三、美术学院课堂成效的评价 在美术学院课堂管理工作中,课堂成效的评价主要是对某一阶段的学习或者课堂管理效果作出评价。作为美术学院课堂教学过程中重要的构成内容,课堂成效评价对学生发挥着激励与监督作用,并且能够让教师得到十分有价值的反馈信息,并可以将这些反馈信息作为优化课堂管理的依据。在美术课堂评价过程中,教师有必要遵循以下四项原则:一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出发点。在美术学院课堂管理工作中,每个学生认知水平、学习精力方面都具有着明显差异,而教师需要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出发点来有差异性、有针对性地对学生开展评价,从而对学生的创新行为的产生进行激励;二是重视学生在课堂评价中的主体作用。学生是课堂评价中的对象,但是同时也应当作为评价过程中的主体,因此美术学院在开展课堂评价的过程中应当鼓励学生的参与,通过引导学生开展自我评价与相互评价来发挥学生在课堂评价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三是课堂评价要重视全面性。课堂评价中的全面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即评价对象的全面性与评价内容的全面性。评价对象的全面性要求教师在课堂评价开展中不仅要对优秀学生开展认真评价,评价内容的全面性要求教师围绕学习成绩、学习能力、学习态度来构建系统的评价指标,而不能仅仅关注一方面的内容;四是发展性原则。美术学院课堂管理工作开展的根本目的在于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美术学校课堂评价工作也应当作出作出改革,即重视学生的发展与进步,用过程评价代替传统的结果性评价。 作者:刘可人 刁文玉 单位:湖北美术学院动画学院 美术理论论文:美术教学课堂管理论文 一、树立正确科学的美术学院课堂管理观念 (一)树立正确的美术教育观念 教学观念是对教师教学价值理解的反应,教师必须持有正确的教学态度,才能够在课堂上作出积极、正确的教学行为,指导学生进行学习活动。只有当教师从心理上认可自己的工作,对美术教学予以肯定,才能够让美术教学活动更有意义,才能够将美术的魅力、美术对于社会的贡献传达给学生,让学生对于这一专业、这一学科产生热爱,从而积极地去学习知识,提升自己的能力,才能达到最终的教学目标。 (二)树立以人为本的人才教育观念 在美术教学中,学生是教学的主体,教师的任务就是要引导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从而获得美术知识和审美、创作能力。树立以人为本的人才教育观念,将培养综合性的人才作为美术教学的最终目标,才符合现代化教育的要求,才能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用正确的观念支配课堂管理,创作良好的美术教学氛围,让学生在学习中发挥自己的潜能,才是最好的课堂管理模式。 二、优化美术课堂教学 (一)优化美术课堂的教学内容 在美术教学中,很多学生反映,美术相关理论知识枯燥无味,知识量大而复杂,学习难度大,缺乏学习兴趣。这是导致美术课堂管理问题的原因之一。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教师可以在保证整体教学进度的基础上,适当地调整教学内容,加入一些学生感兴趣的元素,将知识进行系统化的整理,让学生在学习时更有条理性,既增强了趣味性又降低了难度,学生的学习兴致必然会随之提高。 (二)优化美术课堂的教学方式 在传统的美术课堂教学中,一般都是教师使用单一的方式将知识讲述出来,学生通过记笔记等方式来获得知识,这种教学方式使得学生难以在一堂课中从头到尾集中注意力听教师所讲述的内容,导致了教学效率较为低下。针对这种情况,教师可以采取师生互动、合作学习、理论结合实践等方式来丰富美术教学,使课堂氛围活跃起来,让学生积极自主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自然也就能够提高教学效率。 三、抓住美术课堂的管理技巧 教师的课堂管理能力是其职业基本技能之一,在教师正式任教之前,应当接受课堂管理专业培训,掌握基本的管理方法和技巧。教师任职后,应当根据自己所遇到的教学情况,对课堂管理进行适当的调整,接受新型课堂管理培训,总结课堂管理的经验,积极与学生进行沟通,从而达到更好的课堂管理效果。 (一)制定合理的美术课堂规则 课堂管理的一项重要依据就是课堂规则。以课堂规则为中心,对学生的课堂行为进行管理,能够督促学生形成良好的课堂行为习惯。课堂规则的制定,需要结合美术教学自身的特点,并征求全体教师、学生等人的意见,体现课堂规则的民主性、公平性,让教师方便于课堂管理,让学生能够赞同、接纳,从而鼓励学生与教师一起参与课堂管理工作,实现课堂管理的最终目标。 (二)美术课堂问题的预防和处理方法 大多数教师对于课堂问题的处理仅仅是在问题发生之后才会采取手段,这种方式虽然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但其效果并不佳。教师对于课堂问题行为的管理应当从预防入手。及时发现学生可能会作出的问题行为,并进行提醒和制止。例如,教师给予良好的课堂行为表扬,让学生意识到只有规范自己的行为,才会获得教师的认可与赞美,从而做到自我摒除不良行为。亦或是通过转换课堂活动的方式,让学生相互讨论问题、上台演示等以此来预防学生上课走神等情况。 (三)满足学生学习的正面心理需求 教师的工作不仅仅是传道授业解惑,关注学生的心理需求也是重要的任务。一些学生由于长期得不到教师的关注,课堂教学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学习成绩逐渐下降,更难获得教师的关注,逐渐地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教师在美术教学中,要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给予更多的关爱,让学生得到尊重、得到鼓励,使其自尊心、信心得到满足,获得更大的学习动力,也就更有利于美术课堂的管理。 (四)鼓励学生进行自我课堂管理 课堂管理中,教师所做的一切工作都只是外力,更重要的是学生要能够积极地进行自我管理。在美术课堂中,有些学生在教师面前表现很乖巧,而老师一旦离开,就控制不住开小差,这就是自我管理能力差的表现。针对这种情况,可以通过强化学生的管理观念,鼓励学生进行自我管理。让学生能够在离开教师监管的情况下,依旧保持良好的课堂行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久而久之,形成良好的自我管理习惯,获得更为稳定的课堂管理效果。 (五)转变美术教学模式,实现美术教学合理化 课堂管理存在困难的原因之一就是学生对于自身专业感到迷茫,对未来的就业等不知所措,教师应当适当转变教学模式,培养学生将美术专业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能力,让学生意识到美术专业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服务于社会的能力,使学生对于自我价值进行认可和肯定,积极投入到学习活动中,成长为高素质的人才。 作者:刘可人 刁文玉 单位:湖北美术学院动画学院 美术理论论文:高校美术专业科研管理论文 一、国内美术院校科研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1.缺乏科学有效的评价和激励机制 美术专业具有技能性较强的专业学科特点,强调日积月累的实践创作与艺术感悟,科研成果的形式大多是作品而非论文及著作,如绘画或雕塑作品参展获奖,企业形象设计或标志设计作品被采用等。各省市按照现行的科研管理条例对高校进行综合评价时,往往没有考虑到美术类学科的专业特性,经常以文章发表及专著的数量进行衡量,以至于在美术高校填写的上报表中,许多很重要的专业成果找不到相应的填写位置,因此很难获得更多的经费支持及成果奖励。更重要的是,由于各高校的日常科研管理条例及成果统计形式都是针对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制定的,因此,这些评价和激励机制不完善直接影响到了教师的职称评定及对优秀成果的奖励。 2.学科建设及管理模式的滞后性 目前,美术院校科研管理观念相对落后,管理模式僵化。美术院校传统的学科建设组织形式以设立二级学院及直属系为主体,按专业特点进行划分:造型学院、设计学院、媒体学院、实验艺术学院、国画系、史论系等。科学研究层级结构以校、院、系、研究所、教学研究室、课题研究组等形式进行设立,课题间及学科专业间的联系相对闭塞,缺乏长期有效的合作和沟通,阻碍了项目研究及学科专业的交叉与融合。近20年,国外新兴的视觉文化研究领域对以视觉为核心的各学科综合性研究非常重视,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相对而言,国内一些传统学科的组织形式制约了人才的流动,已经不能适应科学研究多样性与灵活性的需求,如何科学有效的利用软件和硬件的科研资源及人才队伍,是提高美术院校科研水平的重要环节。近些年,伴随高校绩效考核制度的深化及各校间科研成果的竞争,美术院校科研管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许多美术院校普遍存在重艺术创作而轻学术研究,重设计实践而轻理论总结,重教学工作而轻专业研究的问题,这些现象不断地积增,违背了大学教育发展的规律,迫切需要建立切实有效的科研管理创新模式。 3.科研管理人员的素质良莠不齐 美术院校科研管理队伍的建设良莠不齐,引进人员的教育背景几乎和岗位工作内容没有相关联系,其大部分管理人员的实践管理知识都是通过实际工作中的经验积累形成的,缺乏针对美术管理专业的系统培训。院校对管理人员经常重使用而轻培养,继续教育的环节薄弱,进一步造成非专业的管理人员与高水平的教师队伍之间的差距。同时,高校对科研工作的重视和支持,科研成果数量的激增,不断对科研管理者的工作提出更多的要求。成为一名优秀的美术科研管理工作者,不仅要具有高度的爱岗敬业精神和认真负责的服务态度,相应的科学管理知识储备,还需掌握全面的艺术专业知识,关注文化领域的最新学术动态,这样才能适应美术专业科研管理创新模式日新月异的发展趋势。 4.美术专业科研成果的转化率低 美术专业科研成果的推广与转化工作一直是各大院校科研管理中的薄弱环节,美术院校师生创作的艺术成果丰硕,但成果转化与推广程度不容乐观,这一现象与美术院校科研管理体系建设的不足有密切的关系,现行的科研成果量化与奖励制度只重视项目数量,专利总数、、刊物级别等,没有协助教师建立成果转化相应的渠道及搭建校企合作的平台。同时,大部分教师缺乏成果转化的意识,大多数艺术家只埋头进行专业创作,忽略了艺术成果和市场经济的对接。因此,许多艺术成果仅仅停留在学术研究、职称评定、论文撰写等层面,没有积极地进行推广,使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致使科研成果严重浪费。 5.科研经费管理中的弊端 美术院校科研项目负责人大多以副高级职称及以上的教师为主,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只能是项目参与人,以这种金字塔结构为主体的固有模式进行配置,致使项目研究人员的组成缺乏多样性与灵活性。然而,科研项目的创造性劳动,绝大多数是由这些年轻人承担,他们长期大负荷的工作,却无法成为项目的主要承担人,这种过于严格的项目申请资格的规定,虽然符合国家的项目管理要求,但在实际应用中,却间接抹杀了青年教师及学生的创造热情,无法直接地激励他们的创新思维,阻碍了艺术创新成果的产生。近年来,国家对科研项目的资金支持逐年增长,而对于承担人员资格的过度限制,使得大量的科研经费集中于少数人的手中,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不能得到有效的监控和保证,出现了同一成果多头结项的现象,严重影响了科研经费的良性运转。 二、提升美术院校科研管理水平的策略与途径 1.科研资金组织与资金管理优化 美术院校的科研资金组织与资金管理需要根据学科特点进行优化,参考国外诸多大学的管理模式,对我们的管理创新颇有启发。比如,我国科研项目的管理经费的报销环节,人工费用还需通过其他途径进行支付,这凸显出管理制度中相关条款的不合理现象。国外大学从申请项目时,就已经严格进行了预算明细审核,项目研究过程中的经费使用严格按照预算来执行,报账的管理体系与预算的管理体系完全分开。项目经费以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两部分进行划分,间接费用的比例可占到实际费用的一半以上,项目研究中的材料费及研究人员的福利都很多。同时,项目研究中对学校内设施的使用也要收取费用。这种资金组织及管理的透明化是需要我们借鉴的。 2.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紧密结合 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同时进行,已成为国外高校科研管理中的成功案例。在美国,人才培养与一些项目研究相联系,导师招收博士生的数量与项目直接相关,博士根据导师的项目经费及研究需要来做助研工作。导师可招收博士生和博士后的数量很大,在国外一流的大学里,学术研究的辅助队伍是相当庞大的。这种管理模式为我国美术院校的科研建设提供了诸多启示。回望美术创作的发展早期,可以追溯到师傅带学徒的作坊,在规模庞大及有名望的作坊里,一位师傅拥有众多的学徒,完成大的艺术定件。这种传统的艺术创作模式与国外的科研体系有很多类似之处。首先,它可以降低进入研究领域的门槛。其次,它可以在创作与研究中培养学生。最后,它可以为国家节省大量的学费资助及科研人员工作费用。需要严格把关的是相应制度的建立,当学生参与学校的研究项目时,对该生的各种成果及学术能力的综合评定,必须有相应的顾问来监督,并设立学科组对该学生进行评分和最终的资格考核。 3.发展战略组织与科研理念优化 西方发达国家中许多大学科研管理制度的建设比较完善。美国所有大学几乎都有科研管理手册,手册中对不同专业的科研管理都有详细的规定,而且各大学的管理制度如出一辙,普遍性原则对所有研究人员及机构都是适用的。统一的标准,营造了公平的学术环境。因此,我国高校美术专业科研管理也应根据学科的特殊性,设立行之有效的统一管理模式,美术类院校与其他高校科研管理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众多复杂多变的艺术成果形式的评价与鉴定,全国美术类高校的科研工作基本相同,统一的艺术科研管理体系在全国院校都是可以使用的,具有共通性。因此,全国统一的美术科研管理体系有待建立,这既是提高管理效率及各院校横向比较的迫切需要,又是全国学术水平认定规范化的必然举措。 4.营造良好的管理文化环境 国内美术院校科研管理的文化有很多弊端,整个管理模式都是行政体制下的管理,缺乏学术研究的管理文化。许多高校把科研管理制度简单理解为项目管理、工作室制度、科研经费管理等,这是非常片面的,高校的科研管理制度不只是用于规范教师与科研人员的日常工作,更应自然成为每位教师心中的管理符号,形成普遍的约束力与认同感,同时对所有教师的行为与意识产生潜在影响。因此,以人为中心的人本管理,是高校科研管理的核心及发展方向。所谓人本管理,就是指在高校科研管理的所有活动中,首先应把教师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以服务教师学术研究的全面健康发展为宗旨,充分调动教师和管理者的积极性与创造力,从而使高校的学术成果获得效益的最大化。 5.美术专业科研管理信息系统的研发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数字媒体为代表的互联网管理技术的研发水平日新月异。经统计表明,全国绝大部分高校已采用了计算机和管理软件进行日常科研管理工作,但缺少适合不同学科特色的管理软件研发。因此,结合美术专业自身特点,自主开发适合美术专业科研管理的信息系统是十分紧迫的工作。现代信息技术监测在科研成果认定、质量监控、制度决策及成果创新过程中广泛应用,对于简化科研管理的流程,提供科研信息与数据的统一与利用,加强管理的科学性具有重要作用。互联网管理技术不只是信息化管理的媒介,还将成为管理工作的重要手段,伴随着数字媒体网络技术在美术院校科研管理中的应用,美术院校科研管理工作必将走向信息化与规范化。 三、高校美术专业科研管理评价体系建设与实践 全国独立的八所美术院校(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天津美术学院、湖北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鲁迅美术学院)经常组织联席会议,针对美术专业科研管理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与分析,内容涉及科研量化指标体系的建设、科研质量鉴定、科研成果转化、学术规范及学术不端行为的惩戒等。会议提出学术规范与管理规范的界限不能混淆,要把科研成果的量化管理变成社会评价、学术评价、长期评价而非单位评价、工作评价、短期评价的结果;要对当下美术院校的学术成果评价进行全面的检讨和反思,努力实现从行政思维转向学术思维,从形式评价转向内涵评价等问题。同时,针对部分高校试行的科研成果统计方法进行近一步探讨。试图建立起一套分值换算的方法进行美术成果量化的评价体系。美术院校科研成果评价体系由统计表格、分值说明、参考目录三大部分组成,统计表格与分值说明中10个方面的内容依次对应。首先,教师可以按科研成果形式的分类在表中填写内容,填好后根据分值说明计算分值,最后得出当年获得科研成果的总分值。例如,体系中将教师参展分成四个等级,一级为国际大型展览或国家级展览;二、三级为全国美术家协会和各专业艺委会主办的展览;四级是各省市美协主办的艺术作品展。科研处根据四个展览等级,分别列出历年展览的具体名称和相应分值。教师在填表时,很快就能查找到参展级别与获得分值。科研成果分值量化管理以整年为一周期,其中设有最低分值:助教最低需获得8分;讲师最低需获得10分;副教授和教授最低需获得15分。三年为一个奖惩周期。这种分值量化的方法,不仅为美术院校中不同专业的横向比较提供了依据,也为全国高校美术专业的总体衡量带来了可能。这些方法的探讨无疑为高校美术专业科研管理的科学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高校的逻辑起点首先应是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因此,学术是高校的安身立命之本,那么学术管理也就成为高校发展建设的重要环节。科研管理无论采用何种运行方式,都应是保证和服从于学术研究及教学实践的。科学的管理方法对高校的长远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高校科研管理部门的工作包括了特定的研究涵义,也就是说,高校科研管理具有其自身研究的学术价值,针对美术专业教学科研的实际需求而开展的学术研究,制订教学科研总体发展规划和计划;面向美术专业科研管理者的实践业务和管理专业的培训方案,对科学合理地做好美术专业科研管理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 作者:范晓楠 单位:天津美术学院 美术理论论文:技校美术课堂管理论文 一、技校美术课堂管理存在的问题 1.学生问题行为较多,课堂秩序较为混乱 在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政策的推动下,技校学生数量逐年增加,学生来源也复杂多样,水平参差不齐,总体生源质量逐步下滑,给教学带来了很大压力。在美术课堂上,学生注意力不集中,自控力差,睡觉、聊天、喧哗、随意走动、恶作剧、玩手机等问题行为非常普遍,课堂纪律较为混乱,学生的声音经常盖过老师讲课的声音。老师总是不断加大音量,竭力维持课堂纪律,但效果不理想。课堂上很多时间浪费在维持纪律上。还有一类学生不吵不闹,但对学习没有兴趣。不听讲,也不按老师的要求去做。这些问题都影响了教学目标的完成。 2.学生缺乏合理的学习方法,合作意识不强 美术课经常要进行小组合作,有的学生能够积极参与,有的学生进行低效或无效的合作,还有的学生则袖手旁观。有的学生准备齐了美术工具和材料,有的学生没有准备,有的会向别人借用,有的又不愿意借,表现出许多不会合作、不愿合作的现象,同时一些学生学习兴趣不高,对作业也是敷衍了事。 3.教师的教学方法和课堂管理方式陈旧 面对学生在课堂上表现的各种问题,有的教师会不断停下讲课,花很多时间尽量维持课堂纪律,但影响了教学效率。有的教师有时在难以忍受的情况下会批评学生,甚至出现训斥学生的情况,这就造成了师生的对立。还有的教师为完成教学进度,只顾着对少数愿意学的学生讲完自己的教学内容,不理睬其他学生的问题行为。这些课堂管理的方式都不利于整体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不利于完成教学目标。 二、技校美术课堂管理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除了技校生源素质下滑等共性原因之外,美术课的特殊性也是美术课堂管理较难的原因之一。美术课需要准备许多工具和材料,有大量的动手实践,不仅要在教室上课,还要到户外写生,上美术理论和欣赏课时还需要到电教室上课。特别是老师在为学生个别示范、辅导和修改画时,难以顾及到其他学生。学生不带或少带美术工具所引起的说话、走动等行为也是影响课堂纪律的重要原因。课堂秩序的混乱现象也与教师在课堂管理方面的方法措施不力有密切的关系。 三、技校美术课堂管理的优化 1.优化美术课堂空间管理策略 优化美术课堂空间管理就是改革传统课堂的排座形式,采用有利于美术课堂教学的排座形式,比如雁阵模式。它在改善课堂学习气氛,大范围提高学生成绩,促进学生形成良好意志品质等方面有显著的效果,是被世界教学理论界公认的最成功的教学改革之一。具体做法是:每三个人一组,每组派一个专业最好的作为头雁坐在前面,身后左右两侧各坐一名普通学生,共形成十多个小组,充分发挥学生合作学习的作用,每个学期再根据学生的专业成绩适当调整位置,起到以点带面、承前启后的作用。同时,尽量避免问题行为多的学生坐在一起。 2.优化美术课堂的时间管理 由于学生之间差异较大,教师在给学生安排技能训练内容时要有充分的估计,要使所有学生都在几乎相同的时间内完成。所以可以对基础高低不同的学生分层布置难度不同的训练内容,做到不同层次的学生在整个教学时间段内都有事可做。 3.优化教师的课堂管理能力 教师是课堂管理的主体,要多学习课堂管理理论和策略,加强课堂管理的能力。课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熟悉教学内容,分析学生情况,做到胸有成竹,处变不惊,应对自如。要建立课堂常规制度,让学生在制度的约束下逐步形成良好的习惯。培养良好的师生关系,对学生进行合理评价,一切从激励学生出发,让学生体验成功的喜悦,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课堂管理是教师教学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做好课堂管理,才能把知识更好地传授给学生,才能使技校美术教学得以升华。 作者:熊伟 单位:江西工业技工学校 美术理论论文:美术院校科研管理论文 一、美术院校科研管理者心智的开发 美术院校科研管理首先应开发管理者的心智,树立服务的意识,用一颗本真之心为教师提供服务,从而摆脱权利的意识,建立起管理者与教师间的良好关系。彼得•圣吉曾提出著名管理理念:“三流管理者学管理知识,二流管理者学管理技巧,一流管理者修炼管理心智”。管理,其实就是管好人、理好事。管人常是管事的前提。那么,管人的关键在何处?在心灵。管好人的心灵,方能管好一切。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心的管理就是禅的管理。因为,禅宗又名心宗,讲究明心见性。所以说,佛法中的禅的智慧就是心的智慧,禅的管理就是心的管理。在中国历史上管理阶层和社会精英,从苏东坡到雍正,都非常重视禅宗。因此,将禅宗的智慧用于现代管理具有独特优势。 1.禅与艺术的密切关系 为何要在艺术院校的科研管理中引入“禅宗管理学”?那是因为禅与艺术自古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对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禅,起源于印度。它是梵语“禅那”的简称,意为:“静虑思修。”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的禅,起源于南印度的菩提达摩祖师。佛教传入中国后,从东晋南朝译读佛经开始消化佛学至释迦牟尼的佛教心法与中国文化精神结合而形成禅宗,佛教在中国一步步地完成了本土化,渐渐与中国的艺术水乳交融,为艺术带来新内容、新特点、新思路,成为构成文艺灵魂的因素之一。禅与艺术都强调个体心灵的自由,都重视心性,是对生命的自我意识的张扬。禅是看入本性的艺术;艺术是看入本性的禅。禅与艺术都是对人类本性的审美观照。禅宗在创作思想、审美情趣等深层文化心理结构方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艺术家。因此,在科研管理中引入“禅宗管理学”的方法,更能使管理与艺术家的创作有效契合。 2.禅在管理中的运用 如果说西方管理学以“术”见长,那么中国传统管理智慧则以“道”为尊。“道”是东方管理的精髓,属柔性管理,与西方的刚性管理有很大区别,其中最精髓的地方就是“觉悟”。中国的管理不靠制度约束也不靠奖金刺激,靠的就是觉悟。在现代管理中出现了禅宗管理学,又名管理禅,强调管理者要有一颗觉悟的心。“管理禅”不重视制度,讲究超越现实矛盾,追求心灵自由。它不废弃经教义理,但也不拘泥于制度管理,而是活泼地把握住禅的精神所在,弘扬一种创新、自信的积极生活态度。传说少林的僧人能喝酒吃肉,因为他们是为了护法,喝酒吃肉却不因酒肉而心动。所谓“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制度是要守,但最重要的是心中要有信念。反过来,如果一味靠制度,制度总是会有漏洞的,管理者又如何能自觉执行呢。禅与艺术创作的密切关系,使得许多艺术家在创作中通过静修来体悟禅悦从而创造出具有“禅趣”的艺术作品。因此,“管理禅”的理念和方法如能运用到美术院校的科研管理中,为艺术家更好地营造禅定的创作环境,必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管理禅”在美术院校科研管理中的运用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佛禅小故事更好地理解禅修的精髓:三伏天,禅院的草地枯黄了一大片。“快撒点草种子吧!好难看哪!”小和尚说。“等天凉了。”师父挥挥手,“随时!”。中秋,小和尚去播种。秋风起,草籽边撒边飘。“不好了!好多种子都被吹飞了。”小和尚喊。“吹走的多半是空的,撒下去也发不了芽。”师父说,“随性!”撒完种子,飞来几只小鸟啄食。 “种子都被鸟吃了!”小和尚着急。“没关系!种子多,吃不完!”师父说,“随遇!”半夜一阵骤雨,小和尚早晨冲进禅房:“好多草籽被雨冲走了!”“冲到哪儿,就在哪儿发!”师父说,“随缘!”一星期过去,光秃的地面长出许多草苗。小和尚高兴得拍手。师父点点头:“随喜!”这则小故事可以给美术院校科研管理者很好的启示。随时——面对高效快捷的社会发展及当代艺术复杂多变的现状。跟随教师创作状态和艺术作品发展规律之“时”,随时发现优秀成果,随时奖励,不要制定严格的成果奖惩周期,营造和谐创作氛围。随性——面对不同专业的艺术特点,顺应个性,不能实施“一刀切”的管理模式,应制定不同方案给予奖励及资助。随遇——教师的艺术创作经常是慢工出细活,然而面对职称评定中的硬指标,总会有很多不如意,作为管理者应及时引导教师沉下心来,做“随遇”者,不是不思进取,而是能够淡定从容地面对困难挫折,得之坦然,失之泰然。随缘——面对性格秉性迥异的教师,不苛求。美术院校的教师很多都个性极强,对学校管理制度常会有不满情绪,作为管理者应给予他们足够的理解。这些教师只是观点与想法不遵守规定,但对自身的创作研究却非常严谨。我们应首先审视管理规定的合理性,同时给予个别教师最大限度的自由。随喜——面对暂时无科研成绩的教师,管理工作不能急躁,管理者应静下心来“等一等”。 一个“随”字,参透美术院校科研管理的许多禅机。科研管理者不能急功近利,漠视规律。过早地提出过多管理条款,过度地逼迫教师出成绩,做一些“舍本逐末”的事情,无异于饮鸩止渴、缘木求鱼。教师的艺术创作,要经过“随时”的播种,“随性”的选择,“随遇”的淡定,“随缘”的生长,最后才能达到“随喜”的萌发。同样,一名管理者面对教师的研究创作,只有经过“随时”的服务,“随性”的遵循,“随遇”的超然,“随缘”的等待,才能享受到“随喜”之福。如果说,随时、随性、随遇、随缘、随喜是艺术创作的生命节拍,那么,随时、随性、随缘、随遇、随喜,就是美术院校科研管理者的管理节律。世界万物皆有规律,都有自己的缘法,都有各自的运行节拍。 三、总结 禅宗管理学中需要管理者进行心性的修炼,而人性中的心性往往是不明显、深藏的,需要一个有智慧的管理者来开发。拥有宽容、劝诫、智慧、引导能力的管理者会像一个禅师,掌控自我和教师心性的相通。这样的管理者会更好地在管理工作中激发教师最大的潜能,从而使个别教师的优秀变为“人人优秀”。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曾言“所谓伟大的组织,就是让平凡人做出不平凡事情的地方。”当美术院校的管理者用本真之心为教师打造良好的创作环境时,就已开始走在打造伟大组织的路上了。 作者:范晓楠 单位:天津美术学院 美术理论论文:美术专业提升艺术理论素养思考 作者:张宽武 单位:郑州大学 作为一位从事高等院校美术教学的教师,我时常会为学生艺术理论知识的困乏而感到疑惑和惊讶。之所以会疑惑,是因为在我看来,作为一名接受高等美术教育的学生,不但要画得好,而且要对中国古代、近现代以及西方的绘画思想、理论、流派等都要有一个较为系统的了解;而令我惊讶的是,目前许多学生大都片面地认为只要把画画好,那些理论知识都是一些玄之又玄的空话和套话而不愿花大力气学习。其实,凡是正在从事美术教学和研究的工作者都会对这种疑惑和惊讶深有感触,也会对这种现状深感忧虑。尤其是近年来随着高等院校美术专业的招生规模的扩大,此类问题愈加令人担忧。倘若任其发展,不对其进行认真分析和思考并找出对策,那么在未来的发展中势必会造成中国整体美术教育质量的降低,对中国美术的未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一、高等院校美术专业学生理论素养低的原因 具体来说,高等院校美术专业学生理论素养低,既有学生自身的原因,也与社会、学校教育和教师素质有极大关联。 首先,学生对绘画缺乏全面认识和真正兴趣,重技法轻理论。有一些学美术的学生并不是一开始就对美术产生了浓厚兴趣,由于语文、英语、数学等分数低、基础差就转而学习美术,考美术只是一种临时的决定而非发自内心的兴趣与喜爱。此外,美术类高考招生对文化课成绩的要求较之其他专业相对要低,而近几年高校的扩招,对学生的文化课成绩的要求又比以前更低。等这些学生考上大学以后,由于本身文化程度偏低,再加上对自己的学习缺乏明确的目标,在专业学习时还一味看重自己所赖此考上大学的专业技能技巧的训练,以为只要画得好、画得像就等于学好了绘画。在思想认识上,对自己绘画技法和创作水平的提高很容易满足,觉得理论枯燥、抽象、乏味而忽略了对艺术理论的学习,致使自身对艺术的精神境界和内在本质认识不够,最终制约其创作实践水平的提高。因而,有识之士大声疾呼:“目前,美术教育中最大问题是不注意人的智能、想像力以及美术思想和社会意识方面的充实启发,更忘记了美术是人的事,必须培养出生动活泼的人,才有生动活泼作品……因之,当代美术教育,以技术培训为主,无论从培养画家,还是提高整个国民素质而言,皆不可取。”这确实值得我们认真加以反思和总结。 其次,高校美术教育思想和观念陈旧,专业与课程建设缺乏理论深度,缺乏自由开放的精神和艺术创新意识。目前,许多高等院校美术系在教学安排上主观随意性很大,理论课与实践课的课时比例严重失调,无视“因材施教”的传统教育理念,较少考虑各类学生的实际需求,没有从根本上对美术课程体系进行有步骤、有特色的深入研究,没有正确处理好美术课程与其他人文课程的关系,使得学生的艺术敏感度和对艺术理论能力的掌握都受到限制。 再次,高校美术教师重创作指导而轻理论引导,且自身理论素养有待进一步提高。由于受当前商业大潮的冲击和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有一些教师往往急功近利,缺乏敬业精神和教学责任感,重视对学生绘画技法的指导而忽略绘画理论的学习,不注重借鉴相邻学科的知识,视野狭窄,见识短浅,偏重一些实用性较强的知识而不注重对自身教学理念、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革新。长此以往,无疑会给美术专业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产生消极影响。 二、高等院校美术专业学生提高理论素养的意义 爱因斯坦在《培养独立思考的教育》一文中指出“用专业知识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鲜明的辨别力”。从中,我们可以解读出完善专业教育的必要性,看到教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且可以解读出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意义。应用在高等院校美术教育中,那就是要把美术专业教育完整化,不但要学习专业技能,而且要加大理论学习的力度和强度,要求我们所有的美术教师要用心和学生进行沟通交流,把理论学习提升到一个与技法学习同等重要的高度。因为,优秀的艺术理论是无数画家和画论家长期实践的结晶,是绘画艺术发展的航灯,使画家和观众能够在理论的指引下找到自身评判艺术的标准和方位。正如陈传席在论及傅抱石的绘画成功原因时所进行的深情、合理的论述:“他绘画之成功……其中有一点要注意,就是他精通美术史”,“古今第一流大画家没有不通美术史的……。艺术固然是以技术为基础的,但却不是以表现技术为目的,技术不过是表达画家性情的一种工具,而且这种工具还要靠人的知识修养去控制……最重要的是,美术史作为学术能丰富人的精神,充实人的心胸,提高人的品质,增益人的学问”。其中深意振聋发聩,需要每一位有志于在绘画方面有所建树的学生细细咀嚼和玩味,以期对自己有所启示。理论永远是先行的,不论它是合理的,还是有失偏颇的,它都会对现实的艺术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可以说,美术界每一次大的浪潮都是由美术理论思想和观念的变革而引起的。当前诸如“中国画已经走入了穷途末路”、“中国画面临走向死亡的必然命运”、“中国画之墙非倒不可”的争论便是明证。由此,不重视理论的学习就会使我们迷失艺术的发展方向,就会使我们在当代艺术多元发展的进程中患上“失语症”,进而影响艺术技法的提高和改进。中国画何去何从的问题归根结底要寄希望于绘画思想和理论的创新。因此,我们当前迫切需要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性的理论研究来引领,迫切需要高等院校重视对绘画理论人才的培养,迫切需要学生重视对艺术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以期在将来担当起开拓绘画理论话语空间、培养绘画人才的历史重任。 三、当下高等院校美术专业学生提高理论素养的对策 第一,美术教学和招生要有当下意识,注重学生全面知识的学习。当前几乎所有的美术教育在招生、教学上都是重视素描、速写、色彩等必需的专业训练,而忽略对学生全面知识的讲授,强调工匠式的教学而不是培养具有专业素养的画家,进校后仍然整齐划一地重复着这样的训练,使得我国美术专业的学生只是拥有几本画册和美术专业书籍的技术型学生。与此相比,“西方的美术系学生美术专业的学分只占40%,文史方面的学分占40%,还有20%要到数理化等学科中去选。这就是说他们注意培养有全面知识的人才而不是培养工匠。”更亟待解决的是,我国美术专业的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冷漠和对绘画技法的过度关注令人担忧,我们必须要从根源和制度上改变当前高等院校美术专业的教学和招生,把当下意识贯穿其中,与时俱进,积极地融入活生生的社会现实。#p#分页标题#e# 第二,提高思想认识,开展多种形式,把专业技能学习与理论学习相结合。高校美术院系应该大胆革新教育理念,合理平衡美术技能课与理论课的课时比例,正确认识理论素养的提高对于学生、学校、社会的重要影响和巨大作用,从教育体制到教育体系上给理论学习以准确定位。学校、院系可以通过多种形式有效开展理论学习,邀请校外真正具有高超理论素养的专家和学者到校开设讲座,变抽象为生动,提高学生学习理论、研究理论、创新理论的兴趣。 第三,抓好美术课堂教学,不断强化理论学习。课堂教学是加强对学生理论学习的重要平台和直接途径。艺术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应该穿插到美术专业各科教学之中,要特别强调在专业课中渗透理论研究,挖掘专业课的理论深度和内涵。在学生绘画过程中,教师就要有意识的培养学生的思维和表达方式的独特性。因为美术创作所要求的形象思维、直觉、灵感以及创造力等都可以在理论知识的讲授中得到体现。尤其是在讲授美术史论与美术鉴赏的过程中,教师应着力引导学生分析美术作品背后所蕴含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意味,把重点落实到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自由开放的精神和艺术创新意识上来。 第四,不断完善美术教师的人格魅力和理论素养,激发学生提高理论素养的自觉性。教师的人格魅力,对于学生的专业学习有着特殊的意义。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认为:“只有人格才能影响人格的形成和发展,只有性格才能形成性格。”教师的人格具有崇高的价值,对学生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凝聚力和渗透力,因而所有美术教师要明确自己在学生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处于主导地位,教学内容能否跟上时代的步伐,教学理念、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是否先进,关键在于教师的素质和责任感。由于理论本身具有抽象、枯燥的特点,这就要求高校美术院系的教师要有深厚、扎实的理论功底,能在教书育人的同时,拓展思路,迸发创造灵感,以生动、具象的语言把美术理论和美术作品中所反映出的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的绘画艺术以及画家的生活、经历、特点讲授给学生,启发学生思考,激发学生提高理论素养的自觉性。 第五,以优秀的绘画理论和优秀艺术家的事迹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无论是中国古代画论、中国近现代画论,还是西方画论,其精华都能给我们当下的绘画创作以高屋建瓴的指导和启发,例如魏晋时期顾恺之的“传神论”和谢赫的“六法”等。此外,古今中外所有优秀艺术家的事迹都会给学生直观、亲切的感受,使其见其文字、画作而想见其为人,不觉中深受感染,陶醉于艺术的愉悦之中。提高高校美术专业学生的理论素养迫在眉睫,它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学校、教师、学生的多方努力,需要我们开动脑筋,积极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化解困扰当下阻碍高校美术发展的种种矛盾,推动我国高校美术教育的良性发展。 美术理论论文:高校美术教育心理学创造性理论 本文作者:李文奎 单位:枣庄学院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 地方高等学校的美术专业,经过十多年的增设和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办学规模。本文尝试从教育心理学层面探讨当下地方高校之美术教学活动中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一、激发学生的心理动机 众所周知,高校美术教育是一种带有强烈情感因素的教学活动,需要心理动机的参与。学生如果处在被动的地位,绘画对象和教学过程没有激发出其积极的情感动力,就很难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学起来也就自然缺少热情了,产生厌学之感也就在所难免。教师在教学中如果不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心理动机,教学的效率会大打折扣。心理学研究表明,兴趣产生的生理动机,是由于人的大脑存在一种“定向反射”的机制。定向反射是个体回答外界刺激物作用的基本反射活动之一,也是人们感知活动的最初基础。拿绘画而言,人的大脑有一个叫做“皮层”的部分,当人通过视觉感知绘画对象时,视知觉神经就把空间、形状、色彩等信息,作为一种刺激信号传送到大脑皮层,在这种持续刺激作用下,相应的神经中枢就发生相当稳定的兴奋中心,形成优势兴奋中心,这个中心便立即使学生的心理活动能够在一定时间内集中在某个特定的对象上面,从而建立起学习的兴趣。兴趣的生理动机与优势兴奋中心的关联紧密,优势兴奋中心的形成容易,消失也迅速;如果外在的刺激信号减弱,优势兴奋中心也便消失;兴趣也随之消退下来。在美术教学活动中,如何建立和保持这种兴趣的心理动机呢?一方面作为训练对象本身的石膏、静物、人物、风景等要具有一定强度的刺激性。绘画的对象如果不能使学生产生浓厚的兴趣,尽管在课堂上学生可以硬着头皮去画,但无法建立心理动机,产生不了兴趣,教学效果可想而知。倘若绘画对象(客体)有了一定强度刺激,触发了学生(主体)的兴趣,主体就容易建立起心理动机。心理动机持续越长,兴趣维持得越持久,学生的学习效能性就越好。另一方面,要充分释放学生主观上的表现意识。长期以来,在地方高校的美术教育活动中,有的教师不注意采用恰当的教学方式方法,无意中压制了学生艺术表现的主观意向,使学生处于心理动机的压抑状态,当然也就不能使兴趣成为艺术创作的动因。教师要给学生更多自由的思考和表达的空间,使之依靠积极的心理动机有效地调节学习活动。 二、打破学生的思维定式 思维定式这个问题颇为复杂,涉及深层的心理学问题—思维。美术教育离不开思维的参与,比如静物课,要把静物准确地再现在画纸上,就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思维。学生经过反复练习之后,思维便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这种模式一旦形成,在开始下一幅作业时,虽然面对新的绘画对象,但其心理活动仍会沿着以前的模式支配自己的观察和表现,这种心理活动就属于思维定式。思维定式是人们从事某项活动的一种心理准备状态,也是人们长期形成的一种习惯思维方向。具体来说就是人们在长期的思维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思维条件反射,或者说是一种固定的思维方式。思维定式有其积极的一面,能帮助学生形成一定的观察方法和表现技法,但是也有很明显的负面影响。比如有的画家其作品风格数十年如一日,除了绘画对象不同之外,线条、色彩、构图等艺术语言都是万变不离其宗,这实质上都是受到思维定式影响的结果。同样这种消极的思维定式也会给教学带来不利的影响。有时候一门课程教授下来,学生的习作和老师的风格相近甚至完全相同,学生的个性和创新性受到了很大制约。科学的思维模式是绘画活动的保证,要想运用科学思维方式,就要先打破思维定式。在教学活动中,一方面教师在自己的创作和教学活动中要努力克服思维定式的束缚,做好示范;另一方面要帮助学生及时发现和纠正其在绘画过程表现出来的思维定式,养成创造性思维模式。 三、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在美术教学活动中,心理训练的主要目标在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思维是高等美术教育的内在要求,也是高等学校美术专业培养目标的灵魂。这是因为艺术创作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有了创造性思维才能有艺术创造力,有了艺术创造力才能产生优秀作品。创造性思维是推进艺术向前发展的动力与源泉,比如徐渭、郑燮、齐白石、吴冠中、凡•高、毕加索、高迪等艺术大师,正是由于他们的独特的创造力,才为人类留下了开艺术新风的佳作。脱离了创造性,艺术将会失去生命力;缺乏创造性思维,艺术家也将会停滞不前。当前教学体系中的基础课程往往缺少对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训练,仅仅要求学生将对象真实地再现出来为教学目的。而带有思维性训练的创作课在体系中所占比例非常小,有些教师缺乏进行创造性思维的训练意识和方法,以至于在创作课上,学生只是把一些素材生硬地搬到一起,而不能把自己的创造性思维贯穿于艺术创作活动中,这样创造出来的作品缺乏鲜活的艺术生命力,很难称之为有个性的创作。在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教学活动中,教师需要起到主导作用,要充分运用心理学的知识,形成一套科学、系统的训练方法。创造性思维是渗透于绘画始终的,从基础课就要开始将创造性思维潜移默化地渗透其中,要注意引导学生运用创造性思维来感知对象、表现对象和调控心理。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还需要在教学中激发学生的艺术个性,尽可能地培养学生的自我意识和想象力,鼓励他们大胆地去创造。在绘画过程中要激发学生对绘画对象产生独特感受,培养学生的敏锐观察力,促使学生形成个性鲜明的艺术表现语言。要积极鼓励学生敢于超越自己,超越他人,超越过去,逐步发展出创造性思维能力。 总之,美术专业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是可以通过有意识培养获得的,关键在于美术教育者能否积极地去引导和采用恰当的方法帮助学生养成创造性思维。结语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方高等美术教育还存在许多有待完善之处,还在寻求一种更符合学生学习心理的教学形式。本文从教育心理这一层面,结合教学实践,从心理动机、思维定式和创造性思维三个方面对地方高校美术教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期在课程结构改革、教学方法优化等方面提出创见,进而建立一种在充分观照学生学习心理基础上将技术训练和心理训练有机结合的、循序渐进的教学模式。希望与地方高校的美术同仁一起致力于探索美术教学新模式,全面提高高等美术教育质量,培养出更多的优秀美术人才。
文学理论论文:浅议生态文化视野下的文学理论教学创新 论文关键词:生态文化 文学理论 教学创新 论文摘要:生态文明时代到来之际文学理论的内在变革已提上日程,与之相关的文学理论教学也需适时而变。总体来说教学创新之处有三:一是教学理念上倡导塑造“天人舍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二是教学范式上提出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三是教学延伸环节上,教学前提倡细读与生态文学相关的文本,教学后启发学生进行自主式的生态批评。 当下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催生着生态文化的迅速崛起。和以科学主义为主导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相比,这无疑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转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思想学术前沿敏感领域的文学理论界,20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要探索“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和“生态批评”,并对此进行了持续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影响的理论范畴、命题,并以当代中国生态美学的理论建构为依托,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生态智慧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清理。文艺学研究中的生态维度,对文学创作、对建设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也成为更新文学理论的教学内容、提升文学理论课程的时代特色的推手,并为文学理论的教学改革提供新的理论资源。 一、塑造“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 当代著名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哲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创建了意义深远的自然价值论,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生态整体主义的世界观。他认为自然是生命的系统,是呈现为完整、美丽的生命共同体。自然之美具有关联性,起于人与世界的交感中。这种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解释世界的观点和方法,不仅与马克思、恩格斯恪守的把人、社会和自然的相互关系作为理论研究出发点的原则相一致,而且也暗合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天人合一的观念。 基于此,在文学理论教学过程中,无论是立足于宏观层面,引导学生理解把握文论的体系框架、学科品格、研究视角等基础性问题,还是从微观入手,引领学生学习若干基本知识要点,如文学的语言特性、诗歌的韵律节奏、文本的二度创作等等,都需树立一个核心的教学理念,即:通过塑造“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向现代社会和未来培养一批着眼整体、承续历史、善待自然的具有浓郁生态情怀的知识分子。 如何帮助学生在文学和文论的领域里自觉运用生态的意识去审美,如何使他们在文学审美的层面上认识到人即自然、自然即人,天人合一的境界实则就是自然与人和谐共存的至高之境?方法自是众多,其中的一种“无法之法”是最佳途径之一。具体来说,“无法之法”中的“无法”当然不是毫无方法,作为“法”之一种,它是更高层次的方法,通过多种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灵活有度的协调综合,打造理论学习的自由空间。譬如美国当代文艺美学家M.H.艾布拉姆斯提出的文学四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知识点,教师可采用多种方法教学: (1)以先闻道者的身份,结合多媒体教学手段介绍学生多了解我国古代儒家人体天道、亲善和谐的主张,道家向往回归自然的志趣,历代文人在诗文中表达出的对天人合一真谛的体悟。多阅读马列文论中与此相关的章节内容。多接触当代生态环境、生态哲学、生态文学的热点问题和相关见解,在全方位多层次了解人与宇宙生态关系的基础上再回到四要素问题本身时,学生的知识视野已极大开阔,对问题的纵横维度的理解必然深刻许多。 (2)以伙伴者的身份,启发学生结合个人见闻和阅读、写作实践,通过以己及人、以人观理的过程,以臻“以理观理”之境,这样的思考过程因结合个人体会而更易产生超越于书本知识的独特的切身之感。 (3)以组织者的身份,发起学生之间的交流讨论,若条件许可,还可组织学生就此问题专访某位作家或批评家来加深理解。这种从课堂之内的知识传授向课堂之外的实践课程的转换,将带给学生新鲜活泼的学习乐趣和生动感受。 (4)以上三种具体方法综合运用,“独语式”、“对话式”、“互动式”教学模式交叉使用,授课形式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因地制宜。既将“无法之法”化为无形,又使它真正落到实处。 二、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 在当今大力推进素质和创新教育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型教学范式是相对于以往以单向性知识传授为主的传统教学范式提出的一种全新理念。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范式的现代价值不局限于教学方法的创新,而是通过其课程教学过程中塑造“天人合一”整体生态文论观的核心理念,将教学和科研统一起来,使教学和研究自由的思想渗入课堂内外,从而实现教学目标的创新设计、促进生态文论知识的有效生成。据此,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的研究型教学范式在结构特性和课程价值方面至少具备以下三点: (1)教学和科研统一于教学身份的双重性上。研究型教学实践中,教师和学生都兼有双重身份:教师既是教学者,又是研究者,从事的是研究性教学:学生既是学习者,也是研究者,从事的是研究性学习。教学过程不是一边倒的灌输知识,而将学生视为平等对话的伙伴,一则有计划的培养学生的质疑本能和问题意识,比如从根本上质疑:生态文论与过去文论的区别何在?是否所有的生态学原则都能解释文学艺术现象?二则有步骤的培养学生主动探索和研究的精神,比如启发学生由浅入深的思考人们在文学艺术中如何表达了他们的生态意识?怎样勾勒文学表现生态意识的历史过程?怎样解决文学在表现生态意识时所体现出来的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如何确立生态文论和生态批评的一般理论标准?诸如此类的重要问题不是一时一地凭一己之力所能解决的,这项事业注定了教学与科研的不可分离。只有教师和学生通力合作,在研究型教学范式里,教学和科研的有机统一中才能逐步得以解答。 (2)独立与创新孕育于教学平台的民主性中。学术自由是高等教育活的灵魂,民主的教学平台上,学生拥有充分的话语权和表达权,师生之间可以平等的进行教学沟通和学术讨论。正是在这种和谐开放的教学环境中,学生才能养成宝贵的创新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才有足够的学术勇气去解构一直奉为圭臬的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才有足够宽广的学术胸襟去建构天人合一、心物交感的中和协调的生态观。 (3)互动与合作贯穿于教学形式的协作性里。闻道求知是大学的独特学术品性,开展学习协作是达到这种品性的必要途径。个人化的闭门式学习和研究,必然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只有懂得与人互动,才能使个人的研究成果与他人的研究成果形成对照,从而在更高层面上探求新知;只有懂得与人协作,才能从更深立意上懂得万物共生、并行不悖的生态智慧。 三、倡导文本细读,启动生态批评 建构整体的生态文论观,除了必要的以生态学视角切入的研究型教学之外,还需要在课堂教学的前后环节有所延伸。具体来说以下两个方面不容忽视: (1)教学之前倡导学生多读、细读与生态文化相关的文学文本。生态文论是对生态文学的理论观照和规律总结,是“文学研究的绿色化”。因此在进入系统的生态文论学习前,对生态文学文本广泛阅读、积累充分的感性体验是十分必要的。与生态文学相关的文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凸显生态意识的经典之作,如被誉为西方乃至全球“绿色圣徒”的美国作家梭罗,其代表作《瓦尔登湖》从一部不受人重视的普通浪漫主义之作,一跃成为人类生态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杰作。除此外还有不少值得关注的优秀文本,如享誉世界文坛的《与狼共度》(莫厄特)、《寂静的春天》(卡森)、《诉讼笔录》(勒克莱齐)等,我国的生态文本如《怀念狼》(贾平凹)、《水中的黄昏》(蒋子龙)、《拯救大地》、《守望家园》(徐刚),《只有一条江》(岳非丘)等。另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本,在现实的生态语境下,可以转换现代生态视角,重新进行解读,如《白鲸》、《鲁滨逊漂流记》、《浮士德》等一系列文学名著。如何在当下呼吁生态环保、可持续性发展的冷静期重新审视此类文本中表现出的人对自然的征服?如何历史的、公允的全面评价?这样的思考有赖于相关的文本细读,而有所思,才能有所学。 (2)教学之后启发鼓励学生展开自主式的生态批评。立意高远的生态批评,是一种深刻的文化批评,它根植于诚挚的现实关怀和深切的忧患意识,从来不是困囿于象牙塔中、显摆深奥理论的文字游戏。因此,课堂之外教师启发鼓励学生展开多种形式的生态批评,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运用理论、驾驭理论的实践才能,更有利于培养学生宽广开阔的生态理论视野,在多维度、多层次的生态观照中,养成一种难能可贵的生态意识、理性精神和诗性思辨。通过展开自主式的生态批评,使理论的学习有了切实的用武之地,有所学,是为了有所用。 文学理论论文:简析文学理论中的互文与互文性 论文摘要:汉语修辞格“互文”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已经不太为我们所重视,在现代生活中更缺乏普遍运用,所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国却几乎是被简单地认作“互文”。虽然两者在语言科学、思维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或暗合之处,但“互文”、“互文性”两个概念应该只是一种字面上的巧合,没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分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涵义与运用也大不一样,更不是一个概念。 论文关键词:修辞;互文;文学批评;互文性;后现代主义 作为汉语修辞格的“互文”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已经不太为我们所重视,在现代生活中更缺乏有意识的普遍运用,所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国却几乎是被约定俗成地翻译成“互文”。笔者认为,虽然两者在语言科学、思维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或暗合之处,但“互文”、“互文性”两个概念应该只是字面上的一种巧合,没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涵义与运用也大不一样。对莳者,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对后者,我们则要敢于“拿来”,更要善于“拿来”。 一、互文 互文即所谓“互文见义”,是基于文体限制或表达的特别需要,将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有关联或存在对应关系,能互相补充、互相渗透或互相限制、互相说明的语言结构单位按一定顺序罗列在一起,以起到言简意深、委婉错杂等特定艺术效果的修辞手法。互文是古诗文中习见的表达方式,在中国文化中,这种表达方式在汉唐以前甚至在语言大发展的春秋时期就已经取得长足发展,臻于成熟。所以说,互文的传统或传统的互文,都该是有所本的。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百年前新文化运动兴起、白话文产生发展之后,互文这一表达方式运用渐少,似乎被我们束之高阁,日渐与我们隔膜、生疏,以至于现在我们大家包括各类大中小学校语文教师们淡到互文,每每也就是“古代诗词作家在进行诗歌创作时用到的一种修辞手法”,最多也只不过是把互文当作一种已经“死去的艺术”来欣赏,这一现实应引起我们高度警觉。这种认识既割裂了传统,又可能扼杀了互文生存、发展的生机。 实际上,在我们身边,日常生活、影视作品、书面表达诸方面,互文运用是屡见不鲜的,却每每被我们轻易地放过;或被同时体现出来的排比等常见修辞手法所掩盖,不被我们读者、听众所关注,甚至是被作者自己所轻忽。 如我们熟知的“前不巴村,后不着店”、“有功必赏,无过不罚”、“翻来覆去”、“左一道沟,右一道坎”、“风里来,雨里去”、“东一榔头西一棒”、“生儿育女”等等,哪一句不是互文表达,哪一句不是现代汉语? 二、互文性、互文本 “互文性”是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种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通常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文本之间发生的“交互”关系。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所谓“互文性”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文本策略,渗透于多种后现代文学中(包括元小说、元诗歌、反叙事、纯小说、戏仿、拼贴等等)。它是一种价值自由的批评实践,是所谓“互文性革命”——结构主义批评家在放弃历史主义和进化论模式之后,尝试应用互文性理论,来看待和定位人文、社会乃至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关系的批评实践。这种批评实践并不隶属于某个特定的批评团体,而是与20世纪欧洲好几场重要的知识运动相关,例如结构主义语言学、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和解构主义。其代表人物包括巴赫金、哈罗德·布鲁姆、罗兰-巴特与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等。真正推动互文性革命并从理论上系统建构起文本与互文性观念的,当推巴黎的两位著名批评家——巴特和克里斯蒂娃。 (一)文本,以及巴赫金的对话概念、狂欢理论 我们知道,在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理论中,互文性不过是两个个体诗人之间的影响关系。而巴赫金则提倡一种文本的互动理解。 从批评理论的角度看,对于文学文本的互动理解,其实在英美文学批评乃至文学创作中并不鲜见。18世纪初,亚历山大·蒲伯曾在维吉尔的作品中发现了荷马,蒲伯确信,一首诗在模仿自然方面的优劣,取决于它的互文性,或者说取决于它对前文本的模仿;艾略特也认为任何艺术作品都会融入过去与现在的系统,必然对过去和现在的互文本发生作用。尤其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乔伊斯利用荷马史诗的情节敷设他的篇章,并在两个文本问确立了一种肯定的互文关系;又通过诸多的作者自我指涉,形成了一种内文本关系;还因对荷马人物的改造不能表现出一种否定的互文关系——无论是吸收还是破坏、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无论是自我引用还是自我指涉,特定的此文本总是与某个或某些前文本纠缠在一起;同时,读者或批评家总能在作品中识别出这个特定文本与其特定先驱文本的交织关系。 巴赫金从对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研究、从小说中各种外文学文本存在的现象考察出发,把文本中的每一种表达,都看作是众多声音交叉、渗透与对话的结果。巴赫金把这种共存互动称之为小说的“多声部”或“复调”现实,并用“文学狂欢化”概念来支持他的对话理论。他倾向于把世界和人生看作一种共时结构,偏爱把文学置于文学之外的象征性语境之中,借以由此造就一个杂乱拥挤的互话语空间,创造一个众声喧哗却又是内在和谐的弹性环境,从而赋予语言或意义某种不确定性。 巴赫金提出上述理论时,并未预见到文学符号学的发展趋势。可他的狂欢化概念至少暗示或强调了在文学批评、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间建立一种互文性理论的可能性。所以克里斯蒂娃说:互文性概念虽不是由巴赫金直接提出,却可以在他的著作中推导出来。 (二)巴特、克里斯蒂娃与“互文性革命” 1973年,巴特几乎在发表《文本的快感》的同时,发表了著名论文《文本的理论》,文中他试图回答“文本是什么”。在他看来,文本不是作品,也不是客体,甚至不是一个概念,文本产生于读者与文字间的关系空间,它是一个生产场所;文本作为生产活动,它生产出来的不是产品,而是一个作者与读者相遇、上演戏剧、进行语言游戏的场所。巴特进而又说,文本是意指,是一种意指实践,是读者参与的意指实践过程——其核心是以矛盾形式出现的多元性。 作为著名的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在其1966年的《语言·对话·小说》一文中开创性地提出了“intertextuality”(互文性)概念。克里斯蒂娃在进行文学批评研究时,注意到进入先后文本空间的主体。她认为,一个文本片断、句子或段落,不单是直接或间接话语中两个声音的交叉,它是无数声音交叉、无数文本介入的结果。而不同文本在不同层面的参与,则揭示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她认为分析者应该明白,她所分析的是一个特定话语的主体;而这个主体恰恰由于互文性而超越了她自己的身份,超越了词源学意义上的个人。一个创造性主体的分解,一个新的多元主体的产生——这便是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动力学。它不仅适于互文性作者,也适于互文性读者。 依据这一理论,读者阅读的过程,就是把自己的身份置于意指过程之中。他不仅将与特定文本中的不同互文本相认同,而且还必须被化简为零,被置于一种哑然失语的危机时刻。这是审美快感到来之前的准备阶段。然后,读者便可进入自由联想的过程、重构多元意义的过程、定义几乎无法定义的内涵的过程。所以结论是互文性自身具有强烈反悖与戏仿特性,而对任何文本也都有一个再创造过程。 (三)结构与解构:互文性的双向作用 互文性就是写作与阅读共享的一个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按照乔纳森·卡勒的说法,互文性实指一个话语空间。首先,互文性关系到一个文本与其它文本的对话,同时它也是一种吸收、戏仿和批评活动;其次,互文性表明文学所依赖的特殊手法与阐释运作,都具有一定的人为性甚至欺骗性。它揭示出文学作品的特殊指涉性:当一部作品表面上指涉一个世界时,它实际上是在评论其它文本并把实际指涉推延到另一时刻或另一层面,因而造成了个无休止的意指过程。如此看来,这要比布鲁姆在分析“强力诗人”时所揭示的影响模式复杂得多:譬如它会涉及特定文类的专用手法、涉及有关已知与未知事物的特殊假设、涉及比较普遍的期待与阐释运作,乃至有关特定话语的先入之见、目的思考等等。卡勒提议使用语言学研究中的预设方法(包括逻辑预设、修辞预设、语用预设等)对其进行定义、描述和使用——如卡勒所说,不管从哪种预设人手,对文学的解读终将是一种互文性解读。 结构与解构主义所展示的互文性双向作用,生动表明互文性理论所强调的对于一切话语与思维的重要性。其惊人之处在于:一方面,结构主义者可以用互文性概念支持符号科学,用它说明各种文本的结构功能,说明整体内的互文性关系,进而揭示其中的交互性文化内涵,并在方法上替代线性影响和渊源研究;另一方面,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者利用互文性概念攻击符号科学,颠覆结构主义的中心关系网络,破解其二元对立系统,揭示众多文本中能指的自由嬉戏现象,进而突出意义的不确定性。 三、正确认识互文、互文性 首先,从上面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只是一种偶然的字面雷同,相互间没有内在联系。互文是一种结构技巧,是表达特定意指的特殊手法,其取舍或扬弃的过程甚至结果都是偶然的;而互文性则是文本确立时所受到的可能影响和文本解读过程中必然要受其它文本干扰的规律,在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互文仅仅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一种纯技巧,是中性的;而互文性则是一种批评方法,在上升为理论后又推及到历史认知,抽象为认识论,所以本身就是争议的对象。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后现代主义表现形式之一的新历史主义的互文性理论,它从对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认识转移到对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认识以及强调文学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学性,已经与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规律、历史结构、历史条件、历史范围、历史过程对历史事实解释的有效性等客观规律相违背,同时又忽略了具体的时间、空间和内外部关系对历史事实存在、发展的制衡和影响,因而是违反历史科学的,是把客观历史与历史认知、把个体认识与社会认知相割裂、相对立的。 第三,可以肯定,文学与文学之间、文学与历史之间,是不可能完全概括为互文性关系的——不同形式的文本之间的关系除具有相似性和通约性外,还必然存在着差异性和矛盾性。那种把文学与历史确证为互文性关系的认识,掩盖和遮蔽了历史本身的客观存在,是存在相当程度上的想象性、虚构性的,因而也具有一定的欺骗性——是以混淆历史和文本的界限,用历史的文本形式来冒充、取代和偷换历史,把历史变成历史故事、变成文学文本、变成对历史存在的主观叙述为前提的。换言之,所指涉的不是文学与客观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而是文学与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历史认识之间的关系。 四、互文的创新与互文性的运用 抒发胸怀的《卜算子·咏梅》词,从解构主义考察,应该是翻新陆游同题词作;而即或从结构主义出发去探察,大概作者也可能的确是要借陆游《卜算子·咏梅》这个隐性文本来强化自己这个显性文本的意义、深化其意指的。所以可以说这两个文本间有一定的互文性,也可以说《卜算子·咏梅》是翻新陆游旧作进行互文性运用的一个典范。 《文汇报》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厂长你大胆地往前走》,它是典型的“仿拟”,看到这个新闻标题就会让我们联想到耳熟能详的电影《红高粱》插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个新闻标题体现出作者对阅读主体的孕育了时代新意的共鸣已经进行了科学的预设、预期,同时它应该是的确能激起读者对往昔文本回顾,堪称“互文性”创作的成功尝试。 所以,互文性结构规律乃至解构手段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对我们进行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对我们繁荣文学艺术、进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有借鉴、指导作用,完全可以“拿来”,当然应当“拿来”!而互文运用除节约笔墨之外,还可以更好地表达作者特定的深意隐情,能表现出特定的艺术效果,我们当然也要敢于尝试,要善于运用,要重视对这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 文学理论论文:浅谈当代美国小说中的解构主义与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管窥 论文关键词:女权主义文学理论 解构主义 二元对立 论文摘要:女权主义文论的理论方法,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解构的方法,因为女权主义文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作为女权主义文论的代表作,《她们自己的文学》、《一间自己的屋子》、《阁楼上的疯女人》、《寻找母亲的花园》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女权主义发展及内容,解构了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 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兴起,与女权主义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政治运动深入到文化领域的产物。一般认为,女权主义文论的诞生是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高潮的结果。1970年,凯特·米勒特的《性政治》的出版,标志着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形成。此后,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一直在不断地蓬勃发展。它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初期阶段,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主要集中在批判西方文学传统中的“厌女症”。这种文学传统歧视妇女,歪曲和诋毁妇女的形象,并把众多的女作家排除在文学史之外。在第二阶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主要集中在发掘被父权制文学传统湮没的妇女作家和作品,同时重新评价传统文学史中的妇女作家和作品。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重要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论著,如:帕特里夏·迈耶·斯帕克斯(patricia meyer spacks)的《女性的想象》(the female imagination,1975),埃伦·莫尔斯(ellen moers)的《文学妇女》(literary women,1976);肖沃尔特的《他们自己的文学》(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1977) ,以及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 )的《阁楼上的疯女人》(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1979)。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第三阶段,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对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反思,对建立在男性文学体验基础之上关于阅读和写作的传统理论观点作了修正。女性主义文学从许多其他批评理论,如心理分析、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读者反应批评、新历史主义、黑人美学等借用了不少的观点和分析方法,从而形成了形形色色的观点和主张。 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是60年代后期源于法国的一种哲学思潮,其主要倡导者是德里达。他认为,西方的思想传统是建构在一种二元对立范式的基础上,例如:言说—书写、存在—非存在、本质—表象、事物—符号、真实—谎言、意识—无意识、男性—女性等等。并且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认为每一组的前者优于后者,比后者重要;后者是前者衍生出来的“他者”(other)。德里达对这种体现了等级差异的二元对立范式进行了批判,他把那种等级次序颠倒过来,这样,后者并不低于前者,至少具有同等的地位和同样存在的理由。而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为女权主义文论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工具。女权主义文论的理论方法,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解构的方法,无论这种方法的实施者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中与解构主义的原则相契合。因为,女权主义文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现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进行拆解,改变这种对妇女不利的两性对立状态。 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要学者之一伊莱恩· 肖沃尔特(eline showalter)抛掉传统的文学史分期,根据女性文学在不同时期的特征,把妇女文学史划分为“女性”(feminine)—“女权”(feminist)—“女人”(female) 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840—1880):特点是妇女致力于写作,企盼达到男性文化的成就,他们不自学地接受了男子对妇女的偏见,标志之一是女性作家使用逻辑性化的假名。第二时期——1880——1920)妇女开始反抗对他们本性的歪曲,表现出昂扬的女权意识。第三时期(1920年以后)妇女既反对对男权文学的模仿,也超越了对男性的对立,他们更多地把自身的经验看作自主艺术的根源,以建立真正的女性文学。 《她们自己的文学》——肖沃尔特与女权主义文学经典的构建。她倡导建构独立的妇女文学史和女性文学经典。她认为现有的文学经典是男性中心的产物,它们排斥、忽略了妇女作家。女作家和她们的作品成了“被压抑的声音”。因此,面临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建构妇女自己的文学史和文学经典。《她们自己的文学》就是妇女文学史的一部开拓性著作。在此书中,肖沃尔特批判了父权制文学传统对妇女文学的偏见、压制和漠视。并从理论的深度找到了妇女文学长期遭受压制、埋没的原因。另外,《她们自己的文学》发掘出了近二百位被父权制文学传统湮没的女作家。证明了妇女有着她们自己的文学,而且妇女文学有着自己特殊的历史和传统。这部作品对美国女权主义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西方女权主义评论中的里程碑。 《一间自己的屋子》——弗吉尼亚·沃尔夫的“双性同体”观。沃尔夫的女权思想在1929年出版的《一间自己的屋子》中表现得最为直接和充分。“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 “钱”和“一间屋子”不仅仅是它们本身,而且是一种象征,是妇女没有经济地位、没有文学传统、没有创作自由的生存状况的写照,也是妇女要进行创作的必要条件的象征。沃尔夫双性同体思想的提出,是对历史上以男性价值为仲裁者的单一价值的标准的反叛。针对两性的处世态度,她提出了男女和平共处的理想。这可以看作当代解构主义女权主义者对性别二元对立进行解构的萌芽状态的思想。 《阁楼上的疯女人》——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的“作者身份的焦虑”理论。吉尔伯特和古芭在这部著作中运用了传统的细读和意象研究的方法。她们运用了“禁闭”、“洞穴”、“天使”、“魔鬼”、“疯女人”、“女巫”等意象和隐喻来讨论女性作家的作品。女权主义批评家将女性形象在传统的男性文学中分为两类: 天使与妖妇。那些温柔美丽、顺从贤惠,为家庭默默奉献的女性被神话为天使,而那些意欲走出家庭,摆脱男权统治,追求自我价值的女性则被丑化为妖妇,为男性所厌恶和恐惧。她们认为,由于妇女被“禁闭”在由男性对她们以及对她们的潜能的界定之中,女作家们总是忧虑她们不能有所创造,担心她们永远也不能成为文学史上的“先辈”,担心写作的行为会孤立她们或者甚至会摧毁她们。为了克服对作者身份的忧虑,女作家们一方面选择男作家不太感兴趣的体裁和类型,诸如儿童谅、书信、日记等;另一方面,隐瞒自己的身份,否定自己,模仿男作家写作。这些作家通过既遵从同时又颠覆父权制文学标准,来取得真正的女性文学的权威。从而她们超越了对作者身份的焦虑。 《寻找母亲的花园》——爱丽丝·沃克的黑人女性主义观。解构和抨击男性中心文学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对妇女文学的赞美和发展,也就必然伴随着对女性文学传统的寻找。在《寻找母亲的花园》中爱丽丝·沃克指出,奴隶制和种族歧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约束、历史性地扼杀了黑人妇女的创造性。在性、种族、阶级的三重压迫下,黑人妇女在美国社会中成了真正看不见的人,被称为“世界的骡子”。沃克运用缝制百纳被和培育鲜花这种无语的艺术形式隐喻黑人妇女受到压制的创造力,号召人们寻找黑人文学母系,反对歧视黑人妇女文学的种种谬论,旨在向世人昭示黑人女作家有着与本国黑人男作家及白人女作家一样可靠的历史传统。深受这种传统影响的不仅仅是爱丽丝.沃克,还有像佐拉·尼尔、赫斯顿、托尼·莫里森等许许多多黑人妇女作家。这些作家以独特的黑人女性主义审美观和身为女性双重身份(既是黑人又是女人)的独特经历,充分描述了黑人女性在美国社会的生存状态和她们的奋斗历程。 女权主义文论的理论方法,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解构的方法。因为女权主义文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所以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为女权主义文论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工具。解构主义为女权主义文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妇女运动的宗旨不应只是得到与男人平等的权利和地位,而是要怀疑所有的地位与权力,以避免将原有的对立双方简单地进行反转。这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对于全面消解二元对立,从而建立全新的、不排除差异又不存在压迫的女性文化是至关重要的。 文学理论论文:简析文学理论中的互文与互文性 论文摘要:汉语修辞格“互文”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已经不太为我们所重视,在现代生活中更缺乏普遍运用,所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国却几乎是被简单地认作“互文”。虽然两者在语言科学、思维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或暗合之处,但“互文”、“互文性”两个概念应该只是一种字面上的巧合,没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分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涵义与运用也大不一样,更不是一个概念。 论文关键词:修辞;互文;文学批评;互文性;后现代主义 作为汉语修辞格的“互文”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已经不太为我们所重视,在现代生活中更缺乏有意识的普遍运用,所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国却几乎是被约定俗成地翻译成“互文”。笔者认为,虽然两者在语言科学、思维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或暗合之处,但“互文”、“互文性”两个概念应该只是字面上的一种巧合,没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涵义与运用也大不一样。对莳者,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对后者,我们则要敢于“拿来”,更要善于“拿来”。 一、互文 互文即所谓“互文见义”,是基于文体限制或表达的特别需要,将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有关联或存在对应关系,能互相补充、互相渗透或互相限制、互相说明的语言结构单位按一定顺序罗列在一起,以起到言简意深、委婉错杂等特定艺术效果的修辞手法。互文是古诗文中习见的表达方式,在中国文化中,这种表达方式在汉唐以前甚至在语言大发展的春秋时期就已经取得长足发展,臻于成熟。所以说,互文的传统或传统的互文,都该是有所本的。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百年前新文化运动兴起、白话文产生发展之后,互文这一表达方式运用渐少,似乎被我们束之高阁,日渐与我们隔膜、生疏,以至于现在我们大家包括各类大中小学校语文教师们淡到互文,每每也就是“古代诗词作家在进行诗歌创作时用到的一种修辞手法”,最多也只不过是把互文当作一种已经“死去的艺术”来欣赏,这一现实应引起我们高度警觉。这种认识既割裂了传统,又可能扼杀了互文生存、发展的生机。 实际上,在我们身边,日常生活、影视作品、书面表达诸方面,互文运用是屡见不鲜的,却每每被我们轻易地放过;或被同时体现出来的排比等常见修辞手法所掩盖,不被我们读者、听众所关注,甚至是被作者自己所轻忽。 如我们熟知的“前不巴村,后不着店”、“有功必赏,无过不罚”、“翻来覆去”、“左一道沟,右一道坎”、“风里来,雨里去”、“东一榔头西一棒”、“生儿育女”等等,哪一句不是互文表达,哪一句不是现代汉语? 二、互文性、互文本 “互文性”是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种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通常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文本之间发生的“交互”关系。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所谓“互文性”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文本策略,渗透于多种后现代文学中(包括元小说、元诗歌、反叙事、纯小说、戏仿、拼贴等等)。它是一种价值自由的批评实践,是所谓“互文性革命”——结构主义批评家在放弃历史主义和进化论模式之后,尝试应用互文性理论,来看待和定位人文、社会乃至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关系的批评实践。这种批评实践并不隶属于某个特定的批评团体,而是与20世纪欧洲好几场重要的知识运动相关,例如结构主义语言学、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和解构主义。其代表人物包括巴赫金、哈罗德·布鲁姆、罗兰-巴特与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等。真正推动互文性革命并从理论上系统建构起文本与互文性观念的,当推巴黎的两位著名批评家——巴特和克里斯蒂娃。 (一)文本,以及巴赫金的对话概念、狂欢理论 我们知道,在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理论中,互文性不过是两个个体诗人之间的影响关系。而巴赫金则提倡一种文本的互动理解。 从批评理论的角度看,对于文学文本的互动理解,其实在英美文学批评乃至文学创作中并不鲜见。18世纪初,亚历山大·蒲伯曾在维吉尔的作品中发现了荷马,蒲伯确信,一首诗在模仿自然方面的优劣,取决于它的互文性,或者说取决于它对前文本的模仿;艾略特也认为任何艺术作品都会融入过去与现在的系统,必然对过去和现在的互文本发生作用。尤其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乔伊斯利用荷马史诗的情节敷设他的篇章,并在两个文本问确立了一种肯定的互文关系;又通过诸多的作者自我指涉,形成了一种内文本关系;还因对荷马人物的改造不能表现出一种否定的互文关系——无论是吸收还是破坏、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无论是自我引用还是自我指涉,特定的此文本总是与某个或某些前文本纠缠在一起;同时,读者或批评家总能在作品中识别出这个特定文本与其特定先驱文本的交织关系。 巴赫金从对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研究、从小说中各种外文学文本存在的现象考察出发,把文本中的每一种表达,都看作是众多声音交叉、渗透与对话的结果。巴赫金把这种共存互动称之为小说的“多声部”或“复调”现实,并用“文学狂欢化”概念来支持他的对话理论。他倾向于把世界和人生看作一种共时结构,偏爱把文学置于文学之外的象征性语境之中,借以由此造就一个杂乱拥挤的互话语空间,创造一个众声喧哗却又是内在和谐的弹性环境,从而赋予语言或意义某种不确定性。 巴赫金提出上述理论时,并未预见到文学符号学的发展趋势。可他的狂欢化概念至少暗示或强调了在文学批评、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间建立一种互文性理论的可能性。所以克里斯蒂娃说:互文性概念虽不是由巴赫金直接提出,却可以在他的著作中推导出来。 (二)巴特、克里斯蒂娃与“互文性革命” 1973年,巴特几乎在发表《文本的快感》的同时,发表了著名论文《文本的理论》,文中他试图回答“文本是什么”。在他看来,文本不是作品,也不是客体,甚至不是一个概念,文本产生于读者与文字间的关系空间,它是一个生产场所;文本作为生产活动,它生产出来的不是产品,而是一个作者与读者相遇、上演戏剧、进行语言游戏的场所。巴特进而又说,文本是意指,是一种意指实践,是读者参与的意指实践过程——其核心是以矛盾形式出现的多元性。 作为著名的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在其1966年的《语言·对话·小说》一文中开创性地提出了“intertextuality”(互文性)概念。克里斯蒂娃在进行文学批评研究时,注意到进入先后文本空间的主体。她认为,一个文本片断、句子或段落,不单是直接或间接话语中两个声音的交叉,它是无数声音交叉、无数文本介入的结果。而不同文本在不同层面的参与,则揭示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她认为分析者应该明白,她所分析的是一个特定话语的主体;而这个主体恰恰由于互文性而超越了她自己的身份,超越了词源学意义上的个人。一个创造性主体的分解,一个新的多元主体的产生——这便是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动力学。它不仅适于互文性作者,也适于互文性读者。 依据这一理论,读者阅读的过程,就是把自己的身份置于意指过程之中。他不仅将与特定文本中的不同互文本相认同,而且还必须被化简为零,被置于一种哑然失语的危机时刻。这是审美快感到来之前的准备阶段。然后,读者便可进入自由联想的过程、重构多元意义的过程、定义几乎无法定义的内涵的过程。所以结论是互文性自身具有强烈反悖与戏仿特性,而对任何文本也都有一个再创造过程。 (三)结构与解构:互文性的双向作用 互文性就是写作与阅读共享的一个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按照乔纳森·卡勒的说法,互文性实指一个话语空间。首先,互文性关系到一个文本与其它文本的对话,同时它也是一种吸收、戏仿和批评活动;其次,互文性表明文学所依赖的特殊手法与阐释运作,都具有一定的人为性甚至欺骗性。它揭示出文学作品的特殊指涉性:当一部作品表面上指涉一个世界时,它实际上是在评论其它文本并把实际指涉推延到另一时刻或另一层面,因而造成了个无休止的意指过程。如此看来,这要比布鲁姆在分析“强力诗人”时所揭示的影响模式复杂得多:譬如它会涉及特定文类的专用手法、涉及有关已知与未知事物的特殊假设、涉及比较普遍的期待与阐释运作,乃至有关特定话语的先入之见、目的思考等等。卡勒提议使用语言学研究中的预设方法(包括逻辑预设、修辞预设、语用预设等)对其进行定义、描述和使用——如卡勒所说,不管从哪种预设人手,对文学的解读终将是一种互文性解读。 结构与解构主义所展示的互文性双向作用,生动表明互文性理论所强调的对于一切话语与思维的重要性。其惊人之处在于:一方面,结构主义者可以用互文性概念支持符号科学,用它说明各种文本的结构功能,说明整体内的互文性关系,进而揭示其中的交互性文化内涵,并在方法上替代线性影响和渊源研究;另一方面,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者利用互文性概念攻击符号科学,颠覆结构主义的中心关系网络,破解其二元对立系统,揭示众多文本中能指的自由嬉戏现象,进而突出意义的不确定性。 三、正确认识互文、互文性 首先,从上面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只是一种偶然的字面雷同,相互间没有内在联系。互文是一种结构技巧,是表达特定意指的特殊手法,其取舍或扬弃的过程甚至结果都是偶然的;而互文性则是文本确立时所受到的可能影响和文本解读过程中必然要受其它文本干扰的规律,在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互文仅仅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一种纯技巧,是中性的;而互文性则是一种批评方法,在上升为理论后又推及到历史认知,抽象为认识论,所以本身就是争议的对象。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后现代主义表现形式之一的新历史主义的互文性理论,它从对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认识转移到对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认识以及强调文学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学性,已经与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规律、历史结构、历史条件、历史范围、历史过程对历史事实解释的有效性等客观规律相违背,同时又忽略了具体的时间、空间和内外部关系对历史事实存在、发展的制衡和影响,因而是违反历史科学的,是把客观历史与历史认知、把个体认识与社会认知相割裂、相对立的。 第三,可以肯定,文学与文学之间、文学与历史之间,是不可能完全概括为互文性关系的——不同形式的文本之间的关系除具有相似性和通约性外,还必然存在着差异性和矛盾性。那种把文学与历史确证为互文性关系的认识,掩盖和遮蔽了历史本身的客观存在,是存在相当程度上的想象性、虚构性的,因而也具有一定的欺骗性——是以混淆历史和文本的界限,用历史的文本形式来冒充、取代和偷换历史,把历史变成历史故事、变成文学文本、变成对历史存在的主观叙述为前提的。换言之,所指涉的不是文学与客观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而是文学与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历史认识之间的关系。 四、互文的创新与互文性的运用 抒发胸怀的《卜算子·咏梅》词,从解构主义考察,应该是翻新陆游同题词作;而即或从结构主义出发去探察,大概作者也可能的确是要借陆游《卜算子·咏梅》这个隐性文本来强化自己这个显性文本的意义、深化其意指的。所以可以说这两个文本间有一定的互文性,也可以说《卜算子·咏梅》是翻新陆游旧作进行互文性运用的一个典范。 《文汇报》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厂长你大胆地往前走》,它是典型的“仿拟”,看到这个新闻标题就会让我们联想到耳熟能详的电影《红高粱》插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个新闻标题体现出作者对阅读主体的孕育了时代新意的共鸣已经进行了科学的预设、预期,同时它应该是的确能激起读者对往昔文本回顾,堪称“互文性”创作的成功尝试。 所以,互文性结构规律乃至解构手段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对我们进行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对我们繁荣文学艺术、进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有借鉴、指导作用,完全可以“拿来”,当然应当“拿来”!而互文运用除节约笔墨之外,还可以更好地表达作者特定的深意隐情,能表现出特定的艺术效果,我们当然也要敢于尝试,要善于运用,要重视对这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 文学理论论文:浅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价值 论文关键词:古代文学 理论 价值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几大价值进行分析与阐述,以实现古代文学研究的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思想内涵,以及高尚的人格、渊源的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思想、智慧、感情以及真善美的融合结晶。 1.文化内涵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多是包含了政治、杂话、史志中的非自觉性理论,即使在《二十四诗品》、《文心雕龙》等纯粹性文学作品中,也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为现代化阐述从客观上留下广阔思考空间、与话语空间,并形成多维度研究。因此,今人多从儒、道、释等角度出发,也有人从民俗、历史、书法、音乐、绘画、文献、经学、考据等多方面学科进行深入探讨与分析,例如童庆炳老师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实意义》一书中,就是以文艺心理学为出发点,阐述了古代文学理论中的“郁陶”、“蓄愤”等思想,并提出更有见解性、更加科学的观点。针对古代文学这一特征,以文化经济学为出发点,认为这是一个富矿型学科。虽然它作为传统学科,必然出现很多超积累研究现象,且学术人口超编严重,但是由于它的内存丰富,并可提供多元化学术选题,因此不会出现“词穷”、“学术撞车”等现象,这也是其天然、科学的优势,利于不断积累价值。 2.文学现象的阐释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对古代文学现象的直接阐述,同时是现代文学研究的重点对象,可发挥“以古释古”的作用。由于它没有时代的差距和语境的隔阂,因此具有现代文论中缺乏的直接性、有效性。例如以金圣叹的“草蛇灰线法”解释《水浒传》的结构,远比利用现代叙事学晦涩、繁琐的理论更明确;而利用庄子“坐忘”、“心斋”等思想分析苏东坡的“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诗”,比本格森的直觉主义观点阐述得更到位、更深刻。当然,这种“以古释谷”仅是诸多阐释方法的其中一种,而任何一种方法都不是唯一的,但可以发生独特效果,可见中国文学理论的价值性。再加上先天近缘的便利性,在阐述古代文学时,古代文学理论更具有优先性。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并不仅是“知识考古学”,而是更具备现实意义。 3.社会政治价值 社会政治功能是古代文学理论的最主要价值,历代文学家都对此研究非常重视。由于这种功能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因此促进文学理论直接参与到现实政治斗争中,并从中获得较好的政治功利效益。例如,孔子的“事君”、“事父”说,学《诗》“授政”说等,就是政治观点的典型代表,它对文学服务于社会政治提出了客观要求,并担负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重任。 反对文学中的“嘲风月、弄花草”等行为,批判脱离现实社会,这是积极进步的价值观。以这一宗旨为出发点,古代文学家也提出了诸多观点,如“乡人”、 “事君”、 “化下”、 “邦国”、 “经国”、 “润色鸿业”、 “劝善惩恶”、 “匡主和民”以及“移风俗”、 “厚人伦”、 “美教化”、 “文以载道”、 “有补于世”、 “补察时政”等,无不体现出古代文学理论的社会政治功能。 4.思想文化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作为一种丰富的精神文化遗产,促进人类通过对历史的了解而认识自身,并从中获得自身能量与进步。虽然古代文学理论并没有对现代创作与作品进行直接阐释和指导,但是也为文学理论提供了参考、比较等依据,促进现代文学理论既获得根性自信、有限启示,也以此校正自身发展方向,最终落实为统一的历史逻辑。 任何时间段内思想的正确性,都需要经过历史检验,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已是被历史证明的思想,因此指明了现代创作与理论走向,从历史反思中推论其价值的逻辑性、合理性与正当性。而未来的文学理论发展,也需要建立在历史的逻辑基础上,才能提高可行性与真实性。因此,当前盛行的只重视感官愉悦、忽略深刻的大众主义文化,无论从写作层面还是阐述层面来看,都需要与历史密切联系,也就是说古代文学理论对当前时代、偶然、媚俗等思想倾向具有匡正价值。 5.审美娱乐价值 审美娱乐是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文学价值。这种观点已经在《左传》中记载的“季札观乐”中有所体现,例如季札每观赏“一乐”,就会体现出“美哉”的心情。而孔子所说:“《诗》可以兴。”也对激发人的积极情绪发挥重要作用,蕴含审美价值。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已经对文学理论的审美功能有了深刻认识,例如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中提出“著文自娱”;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出诗可以让人“贫贱易安,幽剧靡闷”;陆机的《文赋》中,认为创作是“可乐之事”;颜之推的《颜氏家族》认为文学的“陶冶灵性”;萧统的《文选序》中指出作品具有“悦目之玩”、“入耳之娱”的功效价值。而自唐代至清代,大批文论家也指出了“相娱”、“相慰”、“消愁”、“解闷”、“娱耳悦目”、“以文为戏”等观点,其论述的范围由诗文扩大到小说戏曲等。可见,审美娱乐轮主要体现了“自娱”、“娱人”两方面,具有深刻的价值。 文学理论论文:浅析现代性视野下的沈从文文学理论 论文关键词:沈从文 文学理论 现代性 论文摘要:沈从文在现代中国特殊的社会政治语境中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学的言说立场,一方面认同了新文学在现代价值和意义空间的创造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沈从文并不认同文学需要让渡自身的边界和规律去迎合来自文学之外商业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 作为作家的沈从文在文学理论卜的成就与影响虽然远远不能与他在现代小说史的地位相比,但他以批评家的身份一直活跃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坛。和创作中表现的现代性反思不一样的是,沈从文基于文艺问题的理论表述中充满了现代性召唤图景一一秉承五四精神的星火,积极地在文艺问题上频频鼓呼,并以他独特的理论表述方式呈现出颇具特色的现代性症候。 文学认同:民族想象与历史使命 对于“五四”启蒙理想的向往成为沈从文入京最初的现代性冲动。“五四”运动所召唤的关于现代中目的构想也成为沈从文毕其一牛所追逐搭建的文学现想的最初图稿。“正在发酵一般的青春生命,为这些刊物提出的‘如何做人’和‘怎么爱国’等等抽象问题燃烧起来了。让我有机会用些新的尺寸来衡量客观环境的是非,也得到一种新的方法、新的认识,来重新考虑自己在环境中的位置。”对“新的方法、新的认识”的觉察也就是意味着对旧的方法、认识的背叛与超越。显然,“五四”新文学的发生不仅仅是一种新的文学知识的产生,与此同时也是一个崭新的知识体系的产生,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新的价值创造和接受的过程,是中国的知识和价值重新调整的过程。身处新旧思潮剧烈激荡的北京,沈从文必然切身体验并融构了这种新的知识和价值,于是,现代性意义上的价值观念成为沈从义重新确证自我的认同标准,从而也形成了沈从文关于他人和自己的新文学创作的重要阐释图式评判维度。 近现代以来,文学理论开始加盟现代性话语,“这是中同文学理论史上一个相当彻底的迁徙。”“这时,文学理论的义务不是一般地阐释文学的内涵,而且还要发现或者论证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中一个重要的普适性命题,便是因特定的历史现实而使得文学创作伴随着强烈而鲜明的民族认同和国家想象。沈从文关于文学的论述中从未放弃或远离过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与使命感,他对文学的想象和终极追求中也从没有缺省民族同家的维度。沈从文曾在表达他的文学理想时说,“希望做一个和十九世纪第一流短篇作者竞长短的选手”,而这个选手“能写得比这一世纪高手更好,代表国家而比赛,才真正有意义”,国家认同始终是沈从文文学认同的重要一部分。 文学一直是现代民族认同的重要方式和资源。在沈从文这里,文学之于现代人格的塑造与民族哀乐以及“百年立同”联系在一起,文学对“人格”、“人性”、“生命”的塑造与守护不可能独立存在,而往往伴随着民族、社会的进步创新。沈从文在对文学与史学运动进行表述时显示了他对历史语境的清醒自觉:“文学运动在积极方面,却可望除旧更新,使文学作家一支笔由打杂身份,进而为抱着个崇高理想,浸透人生经验,有计划地来将这个民族哀乐与历史得失加以表现。日在作品中铸就一种博大坚实富于气的人格,使异世的读者还可以从作品中取得一点做人的信心和热忱。使文学作品价值,从普通宣传品变为民族百年立围的经典。”在沈从文的文论中,对于个人与社会,文学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问的关系,如何建立一个新的制度等宏大问题的思考很多。沈从文共至认为在动摇旧社会,建立新制度这一点上,小说必然更具有表现力,更容易使人领会共鸣。沈从文深信国家的真正进步,有赖于切实有用的知识替代专横霸道的权力,理性代替迷信,而文学作为启蒙的于段,更容易使人得到肩发,深信通过文学,在读者心中注入社会重造的观念,是一个必然有效的方式。 文学自律:分化规律与合法化根据 1930—1940年代沈从文参与的备受非议的文艺论争使得他自觉到,对于有着强烈民族意识社会功用的新文学以及文学运动来说,文学沦为了“商品竞卖”和“政治争宠”的工具几乎成了文学的灭顶之灾。文学运动“既受商业与政治两种势力的分割与玷污”。文学已然越界。文学运动的发展和这些活动分子的活动既纠缠成一片,原来那点庄严性,那种优秀作品从各方面说明人生,来煽起这个民族自尊心或自信心的点崇高理想,那个诱惑读者向深处追寻向远处看的企图,可完全被摧毁了。“代替它的是种功利计较和世故运用”。文学在担当现代国家与现代人格的草塑的任务时,不期然地沦为商业与政治的工具或奴隶,这迫使沈从文重新思考文学的自律边界,重新认识现代社会的分化规律。 文学、商业、政治乃至自然科学等各领域的分化都是现代性的必然后果。文学的自律正是在现代社会的分化中建立起来的。沈从文一方面认同了新文学现代价值和意义空间的创造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文学并小是一种纯粹的艺术,文学有着广阔的内容,它礼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有着广泛的联系;但另一方面,沈从文并不认同文学需要让渡自身的边界和规律去迎合来自文学之外商业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一个纯思想家,一个文学家,或一个政治家,实各有伟大庄严处。即照近代一般简单口号,“一切与政治不可分”,然而,一切问题与政治关系,却因分工分业,就必须重造。沈从文一方面看到了文学在重塑现代国家的承担社会责任这一同质性和共时性层面,另一方而也对文学的独特性有着清醒的自觉。新家的重造,必然是各种专门家的责任,“困民道德的重铸”实需要文学作品处理,也唯有伟大文学作家,始克胜此伟大任务。 沈从文对文学特别是小说在重塑现代人格的功用上极为自信。因为小说“即以人事为经纬,举凡机智的说教,梦幻的抒情,一切有关人类向的抽象原则学说,无一不可以把它综合到一个故事发展中”。这是小说的独特魅力。新的作品之所以为经典,即从这种工作任务的重新认识,与工作态度明确,以及对于“习惯”的否定而定。从这个认识下产生的优秀作品,比普通公务员或宣传家所能成就的事功,自然来得长久得多,也实得多。”沈从文在此认识到,义学的合法化和经典化可能都必须首先从文学自身而不足非文学因素那里获得确认。 文学承载的民族家的现实功用,和文学作为艺术的自律性,相互纠葛在沈从文的文论中。这也带给我们启示,那就是中同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品格“丁具主义”和“审美主义”两大类别的冲突并不如概念辨析那般泾渭分明,这是一个需要回到现代文学历史的具体语境中才能获得解答的理论问题。 文学主体:理性介入与独立人格 现代性意味着个人从传统的各种禁制中解放来,获得空前的谋划自己生活的自主性,个人的独立、自由和权利,是现代性的旗帜。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追求的是一种能够真正确立主体性地位的存在方式,这就是主体的人在生活中能自己决定自己的行动,正如康德将启蒙的口号唤作“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理智”一样,是一种自律精神,一种人之为人的主体精神,或者说是人的理性或个体的自我意识。换言之,“理性主体性”成为启蒙精神的核心与基础的概念。 启蒙理性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批判封建社会的最锐利武器,同时也是他们获得现代认同的鲜明旗帜。理性构成了沈从文继续“五四”这一未竞事业的执著的话语力量。“理性抬了头,方有对社会一切不良现象怀疑否认重新检讨的精神,以及改进或修正愿望。”理性是沈从文自我反思和观照文学主体的重要圭臬。“作家存某种意义上是比较能够用开明脑子在客观上思索人生,研究人生,而且要提出一种意见表示人生应有些事与普通动物不同的,他有思索,他要表现。”在沈从文看来,一个作家若自觉为教育青年写作,为民族未来写作,就应当对真理十分看重。这样,与其在作品上空作预言,有信仰即可走近天堂,取得其“信”,不如注入较多理性,指明社会上此可怀疑,彼可怀疑,养成其“疑”,来代替由愚昧而保有的信。因疑则问题齐来,因搜求问题分析问题即接近真理。而“认识这种真理需要理性比热情多,实现这种真理需要韧性比勇敢多。” 沈从文强调,文学主体(知识分子)克服商业“物化”与政治工具化有赖于一种新的人生观的建构。这种人生观的基础,“应当建筑在对生命能作有效的控制,战胜自己被物态征服的弱点,从克制中取得一个完全独立的人格以及创造表现的绝对自主性起始……只承认为人类‘工作’,不能为某一种策某一时‘工具’……这成就,在另外一时,将无疑依然会成为一时代的重要标志。”沈从文强烈要求作家们坚持个体自觉的独立品格。“我们虽需要国家对于文学作用有更深刻的认识,同时还需要文学作家自己也能认识自己,尊重自已,不要把‘思想’完全依赖在政治卜,不要把‘出路’完全寄托在收入上。” 沈从文文论现代性的原点均可以回到对文学主体的表述上。理性、介入性、批判意识、独立品格成为沈从文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核心概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沈从文对文学主体自我确证的追求是对文学自律看护的延续,两者甚至互为条件。而沈从文的争鸣与呼告也告诉我们,1930—1940年代的特殊语境,使得文学主体的确证并非不言自明,而成为一个需要不断论证的问题。沈从文极力主张现代新文学参与到中国社会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与知识建构中去,但是,这种参与必须建立在尊重文学自律与主体自由的基础之上。 文学理论论文: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研究 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发生了一次次革命性变化,与之相应,英美各高校也出现了种类繁多且各具特色的文学理论教材。这些教材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当代西方理论与批评的全景,而且表现出与中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不尽相同的体例和风貌。了解和研究英美高校的这些教材,特别是国外学者为解决“理论”危机而做出的种种颇有创意的努力,对于我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从目前收集到的近50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挑选出有代表性的20本教材作为研究对象(见篇末附录),通过认真研读和分析,以把握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思想和写作体例,并希望通过对这些教材的梳理和辨析,为我国当今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类型 导论型教材 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不难发现其书名冠以“导论”、“引论”(introduction)或者“指南”(guide)的导论型教材,但这种导论型教材与国人理解的不完全一致。在国人看来,作为导论型教材,应该关注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核心范畴等基本问题,有比较明确的理论建构和明晰的范畴界定,论述过程缜密,结构也应相对完整。而在英美高校,这种具有完整体系的教材并不多,也许受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当代哲学不再诉求宏大叙事的影响,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似乎不再追求建构普遍的理论体系。 就所掌握的资料来看,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是少数具有完整体系建构的教材之一。该教材涉及到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韦勒克试图通过对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区分来界定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通过对文学研究的内部和外部的区分来寻找文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并重点阐述了文学理论的“内部研究”,分析了与此相关的重要概念。该教材对我国新时期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影响颇深。卡勒的《文学理论》也属于导论型教材。如果说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是一种建构型体系的教材的话,那么这一本便可以视为“解构型”教材了。该教材对文学理论中的几个关键范畴均提出了质疑。其开篇标题为“理论是什么?”第二章标题是“文学是什么?”接下来则对文学与理论的关系作了否定的回答。“文学是什么?你也许会认为这是文学理论的中心问题,但事实上,它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该教材通过分析历史上各种界定“文学”的说法,最后将 “文学”理解为从五种视角审视的结果,从而构成了对传统文学理论试图找到文学的普遍性本质的消解。这种解构方式告诉人们,对“文学”这一术语的界定的不可能与无限可能。苏瑞希·纳华的《文学批评基础》侧重从哲学的角度反思文学理论,是一本有相当理论深度的教材。该教材首章为“哲学与当代文学理论的危机”,谈到了“客观主义、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极端不确定主义”所带来的文学理论的危机。以此为出发点,论及“诗学的形式与功能”、“变异、价值和文学理论”等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并探讨了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及其意义与前景。这本教材可视为理论面临坍塌之际的反思和重建。 一些研究文学理论中特定范畴的专论性教材,我们也将它们归入导论型教材内。安德鲁·本尼特与尼古拉斯·罗伊尔合著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就属于此类,该书第二版分二十八章,每章涉及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如“开端”、“读者与阅读”、“人物”、“悲剧”等,第三版又新增四章,仍沿用这一方式。该书各章之间虽亦有参阅,但就总体而言,各章几乎全凭某一关键词而自成一体。此类教材因各章节之间独立性较强,所以在教学过程之中可以从不同的章节入手,从而形成不同的思维路径。 有些导论型教材则具有史论结合的特征,如查尔斯·布莱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该教材既有对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的质疑与界定,又有对自古希腊以来学科史的勾勒,包括对20世纪以来的主要理论批评流派的介绍。还有些教材主要通过对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的评述来结构全书,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就是如此,它将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梳理出三条线索,从而引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结论。与之类似,佛克马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也是通过对各理论流派的选择性介绍和评价,试图建立一个科学的具有广泛适用性的文学理论。 选本型教材 选本型教材即选辑他人著述而成,一般为选家根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选择编排一些理论或批评实践文本,其中大多为经典文本,偶尔也收录学生习作,用来作为课堂教学或学生阅读练习的实例。 英美高校文学理论的选本型教材不只是资料汇编,大多具有选家眼光和水准,大多在选编中有说明、指要或有一定篇幅的介绍。如诺顿出版公司的《诺顿文选理论与批评选集》,在前面就有长达28页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导引”,对“什么是阐释”、“什么是文学”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作了概要的介绍。再如罗伯特·c.戴维斯和罗纳尔德·席勒夫编选的《当代文学批评:文学与文化研究》,该书用两章的篇幅介绍了“什么是文学研究”和“什么是文学理论”。这类教材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占有一定比例。 根据编选标准和内容的差异,我们又可以将选本型教材分为三种。一种是依据历史编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该书有2600多页,遴选了自古希腊至今的文论家著作,按照文论家出生年代先后而编排。另一种是按理论批评流派选编,这类教材往往精选出文学理论流派中具有代表性的经典理论批评著作片段。例如安·杰斐森和戴韦德·罗比的《当代文学理论介绍》,选取了俄国形式主义、语言学批评、美国新批评、结构—后结构主义批评、阅读阐释理论、精神分析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等八种文学批评流派的代表性著述,勾勒出一幅当代批评理论之图。第三种则是前两种的综合,既根据主题或专题选择,又兼顾历史与流派的顺序。例如英国文论家拉曼·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全书共分为五大主题: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每一主题下又分为若干子题目。菲利普·莱斯和帕特里夏·沃夫编选的《当代文学理论读本》也与之类似。该书分两部分,前半部分按照流派编选了索绪尔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接受美学与读者接受理论、女性主义等理论家的文章;后半部分则按照主体、语言与文本性、话语与社会、后现代主义等专题编选。 手册型教材 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不仅种类繁多,而且互为补充。相对于导论型教材和选本型教材而言,手册型教材是与前两种类型配套使用的教学参考书。这类教材又分两类,一类是辞典,一类是批评方法手册。手册型教材为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同时也为一般读者或者初涉批评领域的人提供了获取知识的途径。#p#与导论型教材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体系性不同,手册型教材侧重于理论知识的普及。有些辞典收录的词条范围很广,如《韦伯文学百科全书》,该辞典言简意赅地介绍西方近几十年来令人眼花缭乱的名词和术语。安约翰·派克和马丁·库勒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术语》则仅限于文学理论批评的术语,这类辞典既可供初学者入门,也可作为工具书。 手册型教材与选本型教材也有差别,选本型教材虽然也辑录的是他人的文本,但重点在选,手册型教材则带有实践性质,重点在指导如何运用。该类型的典型例子是威尔弗雷德·l.古尔灵等编著的《文学批评方法手册》,该手册介绍了数种批评理论,每章一般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节介绍该理论的背景、性质与运用范围,第二节为经典批评文本的分析,第三部分是对该批评理论本身的评价。比如该书第二章“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第一节介绍了形式主义理论的背景及分析方法;第二节为“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实际应用”,具体包括:①用形式主义方法解读《致他羞涩的情人》,②短篇小说的形式和结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③对立统一:《哈姆雷特》的形式,④形式中的意义等。第三节是“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局限”,对于只关注于文本内在的形式主义批评,编者认为“我们不应该再坚持文学的独立性,而是要恢复文学跟生活和思想的联系”。这类教材还有一个特点,即在介绍使用各种批评理论的批评实践时,往往选择相同的文学文本作为批评对象,《文学批评方法手册》中是用不同方法分析了《致他羞涩的情人》和《年轻的布朗先生》这两部作品。朱利安·沃尔夫莱和威廉·贝克合著的《文学的诸种理论:批评实践案例研究》也是如此,该教材收录了分别用结构主义批评、后结构主义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对《雪封》这部小说的评论文章。这种编排可以使学生切实地感受到各种批评方法的不同特色,同时也训练了学生阐释文学文本的能力。 教师用书 教师用书严格地说不能叫教材,而是带教辅性质的参考书。这些用书对文学理论本身和教学方法都作了富有启发性的提示,迪安·f.萨多夫和威廉·e.凯恩合著的《大学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和麦克·肖特的《阅读、分析和文学教学》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有些英美文学理论教材还注意到了多种类型的教材配套使用的问题。如塞尔登的三本教材就是可以互相参阅和补充的。其一《当代文学理论导论》,主要评介了20世纪以来的各种理论批评流派;其二《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则分主题遴选了自古希腊以来的经典文学理论著述;其三《理论实践与文学阅读导论》是一本专门为学生设计的批评案例分析。 二、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立场 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立场指编写者对文学理论性质的看法和关于文学理论教学的指导思想。编写者的立场与其理论素养、文学观念特别是所属的理论派别有关,在教材编写中,往往表现为编者对各种文学理论观点或流派的取舍和评价,对具体的理论术语的界定和表述,以及对教材的逻辑思路及建构方式的选择和设定等。由于编写立场的差异,有些教材侧重于对文学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因素的阐释,有些教材则集中研究文学的语言和结构,使得英美的文学理论教材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特色。 导论型教材一般表现出鲜明的学派立场,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将文学研究分为内部和外部,从构架上看似乎是一种全面的文学研究,但在具体论述中,著者对文学研究中的传记、心理学、社会和思想等四种从“外部”切入的态度有所保留和否定,他们认为这种研究忽视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忽视了语言符码的特殊性,将文学作品虚构世界的生成机制简单化了。实际上著者是站在新批评的立场上,主张文学理论应立足文本,研究文学作品的语言特性。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立场与韦勒克相左,著者毫不回避自己所坚持的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该书从“什么是文学”开始,在缜密的论证过程中否定了传统和当下社会的各种观念,在追问中得出结论:纯“文学”只是某些特定的意识形态给人造成的错觉,对于文学的价值判断具有历史可变性,它与社会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佛克玛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虽然提出要建立一个具有普遍适用的、科学的文学理论范式,但纵观全书,他们是希望以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为基础,同时吸收接受美学、符号学等相关成分来合成。卡勒的《文学理论》则通过一系列的质疑表现出一个解构主义者的学派立场。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所表现的这种鲜明的学派意识与编著者在编写教材时的文学现状及文化思潮有一定联系,而这些教材所坚持的指导思想通过被学生接受和掌握,又可推动某一学派和思潮的普及和发展。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无疑起到了推动和传播新批评主张的“内部研究”的作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多样化发展及文化的多元并存促使文学理论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反映在教材编写上则表现出综合性的倾向或采用比较客观的立场来评述各派理论。正如朱利安·伍尔夫雷和威廉·贝克编著的《文学的诸种理论:批评实践案例研究》中所言:“没有一种理论是封闭或者自足的”,“批评、理论的写作和阅读已经泛滥,超出了‘理论’这一术语的同质性”。当今的许多教材往往不再有十分鲜明的学术立场或是学派意识,而是囊括诸多文论观念,其框架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凯思·格林和吉尔·列俾汉的《批评与实践教程》就体现了这种特征。该教材全面阐述文学和语言、结构、历史、作家(主体性)、读者、政治和文化之间关系。塞尔登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也是从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五个方面来编纂教材的。英国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则在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互动关系中探询文学研究的意义,他认为,文学是“一个各种意义斗争激烈的领域”,多种定义可以和谐并存。这些教材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无不有一定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提供任何简单的定义的答案,也许是当今文学理论教材的一个积极而非消极的特色。 需要提及的是,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十分注重吸收西方文化和文学资源,特别是本国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情况,由此显示出一种本土立场。英国学者拉曼·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选用了100多个文论家的著述,其中英国文论家占三分之一以上,在第一编第三章和第五编第二章,分别所选的五个文论家都是英国的。英国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第一章分析了英国文学的现状,针对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提出现在到了强调理论的时候了,第二章又设一节专门探讨英国的文学传统。英国汉斯·伯顿斯的《文学理论基础》主要以英国近代马修·阿诺德的诗歌为例子作为演示。美国查尔斯·e.布雷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开篇所选的范例就是“美国文学之父”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些对我国文学理论教材编写中如何利用本土资源有启示意义。 三、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逻辑思路 清晰严谨的逻辑思路无疑是每一位理论家在阐述自己的理论或描述理论现状时所遵循的,只有如此,教材中各方面的内容才能融为有机的整体,同时也才能让学生易于把握教材的内在线索,并藉此掌握相关理论。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大都具有相对清晰而又体例各异的逻辑结构。有些教材以问题为出发点,通过质疑某种观点来结构全书。如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就是从对当时流行的“起因研究法”和“个性说”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学研究方法的发难开始的。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则表现出对各种批评理论中自我中心主义的反击,因为那些理论“总是威胁要切断读者及其熟悉的精神支柱”,而对文学研究不是“进行仔细的分析和评价”,而是“发出绝望的呼喊或进行道德的讨伐”。由此这些教材形成这样一种思路:置疑现状否定传统提出新观点论证新观点。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有些力求在各理论流派之间寻找其内部的逻辑关联,以统摄整个教材。如凯思·格林和吉尔·利俾汉的《批评与实践教程》,编者首先介绍与文学的本质特征——语言相关的批评方法,然后一步步走向文学的外部,形成一个以文学文本为圆心的众多的同心圆,其结构方式是由内及外:语言符码结构含义历史生成作者主体读者接受政治意识文化解读,由此勾勒出各种批评理论的内在关系。有些教材集中围绕文学理论中的某个或某些方面,显示各种文学理论批评的联系与发展。如汉斯·伯特斯的《文学理论基础》将各种批评理论聚焦在“阐释”和“阅读”上,关注各批评理论的阐释功能。他在序言中指出,曾经“有段时间里文学文本的阐释和文学理论似乎是两个不同而且毫无关联的物”,但是“在最近的三十年,阐释和理论彼此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事实上,对于当代的许多批评家和理论家来说,阐释和理论已无法分开”,由此该书便有如下章目:第一章:意义解读:实用批评与新批评;第二章:形式解读(上):形式主义与早期结构主义(1914—1960);第三章:形式解读(下):法国结构主义(1950—1975);第四章:政治解读: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从章目中我们可以看出,各章关注的都是作为各种批评理论的共同功能,即如何阐释文学作品。 还有些教材则从学生学习的角度考虑,根据各理论流派本身的理论难度来结构全书。如罗易斯·泰森的《当代批评理论--使用者指南》采用的是循序渐进、由易而难的结构方式。有些教材甚至从具体的文学现象入手,无论是全书的导论,还是每章的开始,都是从具体的文学文本讨论入手走向文学理论教学的。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伊尔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中大多数章节的开篇便是一首诗歌或一篇小说的片断。这些精心挑选出来的文本使学生在理论学习之初有一个比较生动或强烈的印象,从而产生学习理论的兴趣和欲望。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在编排上也有一些新的特点。如有些教材表现出明显的厚今薄古倾向。塞尔登、彼得·威多森及彼得·布鲁克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为了更好地介绍当今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各种怪异理论,在第四版里把以前版本里涉及到的理论(包括1993年增加的新批评)压缩成一至六章,仅占整本书的一半,而用另一半篇幅论述各种后现论。有些教材在编排上更为前沿。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伊尔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的结构就彰显出一种后现代的去中心化的色彩。全书分二十多节,既有传统的如“叙述”(narrative)、“人物”(character)和“修辞和比喻”(figures and tropes),也有耳目一新的“笑”(laughter)、“自我认同”(me)、“上帝”(god),还有“意识形态”(ideology)、“种族差异”(racial difference)、“怪异理论”(queer)等,各节之间相互独立,亦没有偏重。 四、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排风格 从编辑学的角度我们还发现,英美文学理论教材有诸多和国内大学教材迥异的特色。 英美教材的封面设计与国内教材相比,更具个性化。有的教材采用的是带有现代色彩的油画,如布莱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和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有的教材则刊入一幅颇有意味的图片,如塞尔登和彼得·威多森及彼得·布鲁克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四版)的封面,画的是一个若有所思的人端坐在一扇门前,他在思考什么,门里面又是什么?这些都给读者以遐想。此外,还有的教材封面居然是一幅漫画,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勒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的封面,漫画中的教师西装革履面带笑容的拍着学生的肩膀,两位学生却被缚于木板上不能动弹,甚至连嘴巴也被封住,下面一行小字说明:“通常,艾德尔森特别恩典的给少数几位学生讲授关于当代小说的后结构主义分析”。 英美教材在目录的编排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如罗伯特·c.戴维斯和劳拉·芬克编著的《文学批评和理论:从古希腊到现在》,全书的编排顺序是按年代来进行的,但在后面又编排了一个按主题分类的目录。诺顿公司多人合编的《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更多达五个目录,分别按:著者出生时间;现当代流派与运动;文类;历史分期;论点与主题等五种顺序来编排。这种方式已接近计算机的链接,它提供了多个入口,给学生带来一定的便利。 英美教学非常强调课外阅读,因此它们的教材无一例外都附有指导学生进一步阅读的书目,并且书目的编排有多种方式。一般按照由易而难的顺序,这样有利于学生循序渐进地掌握理论知识。也有一些编著者根据教材自身的内容安排阅读书目,如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由于各章内容的相对独立性,所以他的扩展阅读书目是按章来附录的。苏瑞希·纳华的《文学批评基础》由于专业性很强,因此在按章注释之后对一些参考书目还作了言简意赅的介绍。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的扩展阅读书目做得更为精致,分别标为文学理论的入门或普及性著作、一般导读性书目、接受理论书目和语言理论书目等四部分,并且每一部分的前面都有一个简短的说明,俨然一本课外自学指导手册。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也很重视附录,注意增加一些特殊的内容。罗易斯·泰森的《当代批评理论——使用者指南》每节都附有批评实践的范本。美国查尔斯·e.布雷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则在第三章到第十一章的后面附有一篇学生的评论文章,值得一提的是该教材2003年版中第三到第十章的后面均附有与该章内容相关的网址。 顺便说一下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再版特色。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在再版时往往有较大的变动,内容或增或减,顺序也多有调整,这样做也是与时俱进,使教材更具时代特色。查尔斯·e. 布莱斯勒编写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1994年首版后,分别在1999年和2003年再版,每版都有变化,不断加入最新的文学理论观点和材料。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多森和彼得·布鲁克合编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四版也是如此。 当然,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英美教材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有一些偏颇之见。同时,很少有编纂者注意到东方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从而使它们所阐发的理论的普遍性大打折扣。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值得我国高校教材建设中借鉴的东西。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所持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观念的多元和不断更新,教材体例和编写风格的丰富多彩,以及对选本和辅助教材的重视等等,都给我们诸多启发:文学理论教材可以有多种写法,也可以同时编写出多本不同体例教材,除具有导论性质的教材外,还可以有选本、有个案分析或手册。教材的表述可以严谨细密,也可以文采飞扬。总之,一本好的文学理论教材既能让学生了解和掌握文学理论的基本知识和基本问题,又能在学习中发现理论的价值和思考的乐趣。 文学理论论文:和谐与整体:柯尔律治文学理论的有机内核 内容摘要:英国牛津大学西马斯·帕里教授编选的《柯尔律治论作家与创作》收集了柯氏大部分散落在外的、100多年来未曾公开出版发表的关于文学的言论,以注释的方式、独到的编排形式对柯尔律治关于创作和作家的言论进行了归纳性、考证性研究。该书融文献资料的珍贵性、内容编排形式上的独到新颖性与实用性和学术研究的指导性于一体,是一部极具价值的、不可多得的研究柯尔律治创作思想的重要著作。 关键词:《柯尔律治论作家与创作》 西马斯·帕里 文献价值 实用价值 作者简介:鲁春芳,浙江财经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英美文学;郭峰,浙江财经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本文为浙江财经学院2007年校级重大课题、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英国浪漫主义诗学的自然关怀”研究成果。 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在中外文学界都一直被认为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当中最具哲学深度与浪漫诗学思想于一体的文学理论家。英国剑桥大学著名学者约翰·比尔的系列丛书《柯尔律治的反应:关于文学批评、圣经与自然作品选》(coleridge’s responses:selectedwritings on literary criticism,the bible and nature,2008)的出版为我们研究柯尔律治提供了针对性强、选材面广的难得的第一手资料,而这部系列丛书的第一部同时也应该是最重要的一部、由牛津大学著名学者西马斯·帕里(seamus perry)编写的《柯尔律治论作家与创作》(coleridge on writers and writing)则更应该是我们客观、深层了解科氏创作思想轨迹以及其文学理论内核的忠实依托。 西马斯·帕里是英国牛津大学著名学者,主要研究1660年至今的英国文学,其中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及其思想的研究造诣颇深,已有多部研究柯尔律治著作先后出版:《s,t,柯尔律治》(s.t. coleridge)、《柯尔律治的笔记:选读》(coleridge’s notebooks)、《柯尔律治:采访与回忆》(s.t coleridge:interviews and recollections)和《柯尔律治和部分的用途》(co-1eridge and the uses of division)等,我们可以确定西马斯·帕里对柯尔律治研究的深度和广度。2008年帕里又编写出版了这本系列丛书《科勒律治的反应:关于文学批评、圣经与自然作品选》的第一部《科勒律治论作家与创作》,虽然为资料收集形式,但是本书所选取的具体内容及其内容安排的方式为我们了解和研究科氏创作思想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文献帮助、极其实际的研究指导和比较明确的学术意义。 首先,本书极具资料的文献价值性,把柯尔律治大部分散落在外的、一百多来未曾公开出版发表的科氏关于文学的论述、演讲、旁注以及别人的记录或摘录等收集起来,以详实的出处信息展示这些论断的来源:具体演讲、重要论述、写给具体文人的具体书信以及书写的具体时间等。从这些未曾公开的资料中,我们更能体会柯氏诗学思想的本质内核,更能感悟到作为一代伟人的柯尔律治的创作视野。 其次,本书凸显的第二大特色是内容编排方式的独到新颖性和实用性。柯尔律治文学论著宽泛、宏大,帕里采用注释的方式,以独到的编排顺序对柯尔律治关于创作与作家的言论进行了考证性研究,第一部分以时间顺序编排了柯尔律治比较全面的关于创作的论述,《笔记》中的摘录、讲稿中比较宽泛的讨论和节略、《朋友》、《文学传记》、《桌边杂谈》里关于诗歌与想象的描述等。从这些公开的和大部分未曾公开的资料中,我们了解了柯尔律治的创作思想轨迹以及其本质内核:无论他一开始对诗歌和诗人的论述、对十四行诗本质的观点、对阅读与读者的理解、对戏剧与其它文学形式创作的解释、对机械幻想与有机想象的阐释以及最后又回到诗歌诗人本质论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在文学理论方面老道成熟的文学理论家,而他几乎所有阐述的中心词总是强调“整体”,虽然他用不同的英文词汇“union”“u-nity”“oneness”“whole”“totality”等,强调“有机的想象”即“organic imagination”。由此,我们看到,柯尔律治创作思想不是一蹴而成,更不是突兀来风,它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内核和一个渐进完善的过程。第二部分以作家为词条,以字母顺序编排了柯尔律治对具体作家以及其作品彰显的风格、品格、文化意义等的看法与评价,把柯尔律治散见于其广泛的文学论著中的对世界作家的评论和认识集中起来,让我们很好地看到了柯氏的创作视野、他的知识面的广度与深度。比如从柯尔律治1795年的演讲中对马克·阿肯塞得(mark akenside)的评论看到了柯尔律治对“整体”和“想象”的强调,从他对亚里斯多德、培根的评述我们看到了柯氏对哲学与科学以及文学批评的认识,从他对丹尼尔·笛福及其《罗鲁宾逊漂流记》的言论,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极具人文思想的柯尔律治等等。总之,帕里把柯尔律治对众多世界作家的评论收集一起,这些归纳性材料如实反映了柯氏本人的研究深度和创作主张。同时,柯尔律治能汲取所有对其思想有益的智慧,以他自己的天才进行有机的综合与想象,这是柯尔律治创作思想的精髓,也是他作为诗人和文学评论家不懈追求和努力辩护的目标,这一目标在他那三首争论最多、又最不被人看好的长诗《老水手》、《忽必烈汗》和《克丽丝特贝尔》中得以最佳的实现。 第三,本书为我们深度了解和研究柯氏诗学思想提供了指导性的参考。该书分前后两大部分,就具体材料的内容而言,紧紧围绕并突出了柯尔律治创作思想的核心是和谐与整体(harmony and unity)的主题。就第一部分讲,几乎所有选用的小节,无论是谈诗歌与诗人,还是谈幻想与想象的区别,中心词汇离不开“和谐”与“整体”,用柯尔律治的话文学创作就好像是一种植物的“有机生长”。柯尔律治创作的《老水手》、《忽必烈汗》和《克丽丝特贝尔》等三首长诗从内容到形式也的确体现了柯尔律治融众多不协调因素于一“整体”的诗学思想,因此也总被看成是柯尔律治为数不多诗作中的最伟大诗篇。柯尔律治诗歌思想的灵魂首先是赞同华兹华斯的创作主张,即情感的自然流露,反对十八世纪新古典主义的那种机械主义理论;但是,柯尔律治发展并提升了浪漫主义的诗歌创作理论,认为诗歌创作应该是一个有机体的自然生长过程,自然与艺术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可以融为一体的,诗人的能力和职责就是要融合所有对立不一的因素,融所有有机元素而最终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柯尔律治论作家与创作》从创作论到作家论始终把这一中心放在首要位置,我们看到了科氏文学理论的内核。柯尔律治在谈到短短的十四行诗歌时也同样强调“整体性”:“我认为思想的整体性是十四行诗所必不可少的”,“十四行诗对我来说是最美的,他们在理智的世界和物质的世界之间创造了一种永久的融合”(perry 3-4)。 实际上,柯尔律治有时也仿照德国哲学家康德在《目的论的判断》中的著名论述来描述其关于有机体的关系,他认为生命整体的各个部分都是相互依存的,每一个部分都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把对立物综合成更高的第三体,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既相异又相同,柯尔律治把这种功能归于美学领域中的想象——在他《文学传记》中所描述的“善于综合的神奇的力量”,这种力量“在使相反的、不协调的性质平衡或和谐中显示出自己来”(coleridge 15—16)。因此。柯尔律治强调创作中想象力的发挥是因为想象的整体性不是把“没有生成力的微粒”机械地并置起来,也不是新古典主义的部分的得体性,而是一个有机整体:它是一个自生系统,由各部分在生命上的相互依赖所组成;如果离开了整体,部分就不能生存。 文学理论论文:民族文学理论建设文化研究 一、倡导文化研究方法的合理性 笔者以为,只有把文化研究的方法引入民族文学研究,注重对其作一种文化的透视,才能够真正把握民族文学的特性,并使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文学理论的建设成为可能。究其原因,其一,研究方法的选择应该主要取决于研究对象本身的性质。民族文学首先是文学,这是毋庸置疑的,而文学的第一特性是审美性,从这点看主张对民族文学进行审美研究有其合理性。但这只是从一般情况而言。如果深入考察民族文学的性质就会发现,作为文学的民族文学有其特殊性,而且这种特殊性已然构成了民族文学的又一种显著的特性,这就是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色。当代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最有代表性的一批小说无不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如《正红旗下》、《茫茫的草原》、乌热尔图小说、《心灵史》、扎西达娃小说、《尘埃落定》、《摄魂之地》、《太阳部落》等。“这些作品或对民族文化资源作了新的阐释,或对民族文化心理作了艺术描绘,或表现了不同文化碰撞中少数民族人民的心理困惑与嬗变等等。”基于民族文学的这个基本事实,研究的方法也必须与之相适应。正如关纪新所言:“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不能就文学而论文学,必须将其与相关的民族文化历史命运的考察和分析结合起来,才能做出比较准确、深入的研讨。”民族文学之所以会显现出显著的文化特色,其原因与民族文学作家对文学本身的认识有关。不妨看两位作家的自述。侗族作家滕树嵩在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之后,说过:“坦率地讲,在这部作品中,我但能将我所属的侗家这个民族,特别是这个民族的气质,让侗家山区以外的人们有所了解,就很满足了。”侗族作家张泽忠也曾坦诚地说:“我是一位侗胞,当初选择文学,无疑是想借文学这种形式,传达我的思想情感,进行我的思索,为我的民族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两位作家不约而同地表达了这样的想法:选择文学,是为了服务于自己的民族。而这种文学的服务,显然不是“审美地表现”所能涵盖的,或许应是“文化的表现”。这样的创作意图在民族文学作家中绝非偶然,而是较为普遍,它实际上也是民族文学作家民族认同感的体现。也就是说,民族文学作家往往倾向于从民族和文化的角度进行思考和创作,这可说是他们与汉族作家的不同之处。而这种创作意图也就使得民族作家文学往往成了民族文化的载体,具有了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由此可见,从研究对象上看,对民族文学作文化意义的研究就具有了某种合理性。其二,在宣扬民族文化、挑战话语霸权、反抗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同质化威胁等创作意图指导下,民族文学作家往往自觉地借助文学作品来传达母族文化,甚至不惜以牺牲作品的审美性为代价,比如前几年兴起的“民族志写作”就是如此。这就使得民族文学的文化现象异常丰富,呈现出一种学科综合性。对此,单纯的文学审美研究往往显得捉襟见肘,无法道出民族文学的全部真相,甚至会产生误读。因为如果忽视了文化因素单从审美形态的角度考察,有时哪怕民族特色非常强烈的作品也看不出它与其它民族比如汉族的作品有何差别之处,甚至导致对这些作品价值的某种遮蔽。比如民族作家文学中,在一种宗教(文化)观念指导下的现实主义叙事很可能被误认为是一般意义上的所谓魔幻现实主义叙事,这就是单纯以审美的尺度来鉴定民族文学作品所难免的误解。而若把文化的因素考虑进去,就会明白这种从审美的角度来看显得玄妙的叙事其实并不玄妙,只不过带上了特定民族的宗教文化观念而已。笔者在以前的研究中曾将之命名为“宗教文化叙事”,并发现它具有叙事学上的理论意义。其三,文学本来就是文化的形态之一种,对文学作一种文化的研究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当代的文化研究本是肇始于文学研究,而在当前很多时候却疏离甚至放弃了文学,从文学研究的意义上说是走入了一个误区。我以为,文化研究走到这个地步其实与某些研究者们误解了文化研究的作用和没找到合适的文学研究对象有关。文化研究不仅能够以文学为研究对象,而且还可以照顾到文学的审美特性并与其有机地和谐共处(这并非意味着文化研究与审美研究不会冲突),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深刻地认识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在具体的研究中加以有机地协调。为使文学为文化研究提供用武之地并发挥最大作用,选择那些具有鲜明而丰富的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颇为重要,而民族作家文学正是这种可以选择的最好对象之一。 二、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价值 对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有何价值呢?首先,可以真正把握民族文学的独特内涵,更好地阐释民族文学,为民族文学的理论建设服务。在民族文学中,审美性往往被有意无意地悬置,而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却得到凸显。对此,仅从审美的角度给以否定是不公平的。我们应该根据民族文学的实际情况,把研究的目光更多地放在其文化性上。这不仅可以更准确地把握民族文学的独特价值,甚至可能以此为立足点和契机,建构具有民族文学特色的新的文学理论体系,当然,这种文学理论体系是要把“文化”的维度包括在内的。在今天的后现代语境下,建立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的文学理论已不再可能。与此相对的是,在“地方性知识”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地方性的文学理论”反而成了大势所趋。正如论者所言“:作为过去几年里强烈抗议全球化的一部分,相当多的理论家认为,差异性的激增、向更为地方化的话语和实践的迈进,成了当代场景的特色。照这种观点看来,理论和政治应当从全球化及与之伴随着、通常是总体化的宏观维度的层面转移开来,以便集中关注日常经验的地方性、具体性、特殊性、异质性及微观层面的东西。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相关联的一系列理论,就比针对更加综合性或普遍性状况的更一般的理论和政治,较为瞩目于差异性、他者性、边缘性、个体性、特殊性和具体性。”笔者以为,我们所倡导建设的“民族文学理论”就应该是这样一种“地方性的文学理论”。这样一种地方性理论的建立着眼于我国少数民族“地方性知识”的特质之上。帕里和洛德在《故事的歌手》一书中通过对口头史诗的研究,发现了其有别于作家创作的独特的创作和传播方法,以此建立了口头文学新的理论和批评标准,改变了人们以往对口头文学的不正确认识,这种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关于民族文学研究的有益借鉴。其次,为文学的文化研究探索一条新路。文化研究虽从文学起步,现在却远离文学,从西方到中国的发展皆是如此。有的文化研究虽然兼顾到文学,但往往对作品随意肢解,断章取义地随意发挥,完全放逐了文学的审美特性。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真地无法兼容吗?文化研究又应该如何在文学研究的领域大显身手而又兼顾到文学的审美性呢?我以为,民族文学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很好的研究平台和实验范本。或许,我们可以在对民族文学进行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实现对这一问题的新的、有价值的理论突破。这是我国的民族文学给我们文学研究者的一种馈赠,这种研究也是颇具吸引力的。再次,可以带来如文学史等其它研究领域的突破。一直以来,中国的文学史对民族作家作品采取了一种轻视或忽视态度,所谓的中国文学史基本上等同于汉族文学史,这种局面直到近些年才得到某些改观,但要改变由来已久的偏见还有待时日。实际上,民族文学相对于汉族文学而言有很多独特之处,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可以给既往的中国文学史带来诸多挑战。比如关于寻根文学的反思。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寻根文学被公认为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诞生了一些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的作家作品,但在文学史认定的代表性的寻根作家中却几乎看不到民族文学作家的身影。实际上,从精神实质上说,所谓寻根就是寻“民族的文化之根”。寻根文学寻找的其实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而中华文化其实是一种多民族的文化。但“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品所追寻的典型的文化形态如吴越文化、道家文化等说到底都属于汉族的文化,并不能代表全部的中华文化,因为它并没有把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包括在内。从这个意义上说,寻根文学所寻之根是不完整的。民族作家文学中不仅有寻根意义上的文学(尽管没有被划为“寻根文学”的范畴,如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的小说《西藏,隐秘岁月》、满族作家边玲玲的小说《德布达理》等),而且其发生的时间更早,持续的时间更长(一直到现在这样的作品还经常可见),只不过它们寻的是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之根。相对于当年“寻根文学”不彻底的寻根实践而言,民族作家文学今天的寻根对我们国家和民族文化现在的文化转型、文化反思和重建都不无启示。总之,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其实是一次不完整和不彻底的寻根,而我国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寻根发生更早,且一直延续至今,从精神内涵上说也有其独特意义,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不无启发。如此看来,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民族文学的思路就颠覆了以往文学史对“寻根文学”的一般认识,这对我们今后重写中国文学史都不无参照意义。 三、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策略 必须说明的是,以前的研究并非没有注意到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色,但大都将之限制在审美研究的框架之内,也就无形之中束缚了文化研究的深度。笔者所倡导的文化研究试图转换研究视野,更强调以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色为中心来展开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以获得更多的理论发现。具体的研究策略很多,已有论者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加以研究。比如有人从生态美学的角度来观照少数民族文学,发现其独特的生态文化意义。有人从当代少数民族的文化“混血”特点发现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混血”现象。而笔者所做的研究则是从民族(文化)认同的角度来介入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认同理论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本质的认同论”到“建构的认同论”的发展历程。建构的认同论认为,认同是一种建构的行为和结果而非对于某种本质属性的归附。建构需要借助于手段,文学作为一种话语表意的实践活动,是建构认同的一种重要手段。当然,认同本身的形态也是多样的,比如民族认同、阶级认同、性别认同等,笔者关注的主要是民族认同,而所谓民族认同基本上可以等同于民族文化认同。在我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中,文学对民族认同的建构表现得尤为丰富和复杂,这些小说往往通过特定的途径和策略来完成民族认同的建构,如作品中的故事、人物、题材、文体、语言、叙事等都可能参与这种建构的过程。这种建构可分为显性的和隐性的两个层面,如故事、人物、题材等对民族认同的建构属于显性的,如文体、语言、叙事等的建构则属于显性的。当然,在实际的情形中显性的建构和隐性的建构往往结合在一起。比如藏族作家阿来通过“重述神话”的小说《格萨尔王》,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对藏民族的复杂建构,笔者称之为“差异的建构”——小说《格萨尔王》是通过对藏族神话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回归与疏离的双重张力书写中完成的。基于如上认识,笔者所做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是如何建构民族(文化)认同的,其建构的原因、策略、机制、手段、意义和限度等是什么?这种建构对民族作家文学文本造成何种影响?给民族文学理论和批评带来何种启示?等等。笔者的这一研究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这里不再赘述。一直以来,审美的研究方法在民族文学研究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笔者对这种方法并不排斥和否定,只是认为要针对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色适时地采用文化的研究方法,以便更好地为民族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建设服务。基于这种研究思想,在对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的民族认同建构所作的研究中,一方面笔者注意到文学本身的审美特性,并让审美价值成为我选择理论个案的重要标准(这与一般的文化研究只关心个案对理论的阐发意义而不关心文本的文学价值不同);另一方面,鉴于民族(文化)认同的特点,我又积极地引入认同理论、文化研究、民族学、人类学等相关的知识作为理论资源,这就使得这种研究逸出了传统的审美研究范畴,而在一种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双重维度中展开。这样一种研究的思路是别开生面的,由此也获得了许多新的理论认识。比如:民族(文化)认同的建构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一种鲜明的特点,是民族文学作家一种无意识或自觉的创作追求。这种民族认同建构赋予了民族作家文学以独特的价值,比如宣扬了本民族文化、彰显了边缘写作的意义等,但也有其自身的限度,如二元对立的逻辑建构原则、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悖论等。 四、结语 综上所述,对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是一件很有必要,也大有可为的事情(尽管这种研究也并非万能,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特别是在当前的学术语境下,文化研究大行其道且建树颇丰。借助于这股学术研究的“东风”,相信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也会有灿烂的前景。 作者:樊义红 单位:周口师范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教学运用 一、多媒体在文学理论课程中的效用 目前多媒体教学正逐渐进入高校课堂,高校教师对多媒体的认识也逐渐从不熟悉到逐步深入。多媒体技术是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将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融为一体,能交互处理、存贮、传递文字、图形、影视、动画和声音等多种媒体信息的一种综合信息处理技术。多媒体教学在文学理论课程中的运用使传统的教学模式得到改进,并促进多方面的教学效果的提高。 (一)促进文学理论与文学作品的结合 文学理论来源于文学创作的实践,又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文学作品的检验。文学理论既是对文学活动现象的一般本质规律的理论概况,又肩负着指导读者阅读、欣赏和评论文学作品的责任。因此,“学好文学理论,不仅需要掌握它本身的理论体系、概念范畴及方法,而且还要尽可能地熟悉古今中外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多媒体教学利用其丰富的图文资料和作品内容,使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得到很好的结合,既体现了文学理论的学科性质和品质特征,又方便了教师的教学活动和学生的学习需要。比如,在讲到文学作品的基本体裁中的“小说”这一知识点,就可以用多媒体展现许多的文学作品,甚至节选其中的一些章节来举例、说明问题,阐释理论观点。 (二)增加课堂信息量,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在文学理论课程教学改革中一个突出的方向是教学授课时数的减少而教学目标不变,文学理论课程一学年64个课时,教师在整个课堂教学中受制于主观和客观原因,能够在黑板上书写的内容不多,能讲的知识量也有限。有些新建的教学楼的教室里甚至没有粉笔字写的黑板,只有白板笔写的白板,这就要求任课教师必须采用多媒体手段来进行教学,而多媒体技术的使用恰到好处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多媒体教学容量大,信息量增多,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观点和材料都可以展现在多媒体课件中,让学生们最大限度地去学习专业知识。多媒体创建丰富有效的教学情景,既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获取,扩大知识面,又有利于学生选择重点的知识点和内容来学习,也培养和锻炼了学生们对文学作品的分析、选择、判断能力,从而提高了文学理论课堂教学的效率。长期以来,我国高校的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为配角的传授式教学,教师通常满堂灌输理论知识,学生则被动地听讲和记录,这样很容易产生审美疲劳。文学理论课程偏重于文学理论知识,情况更是典型和突出。如果使用多媒体教学,就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来适当增加教学内容和变换PPT课件的效果,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学生学习理论知识的兴趣。比如笔者在上“文学的话语蕴藉属性”这一节内容时,列举了一些古典诗词,如杜甫的《登高》、李商隐的无题诗、王维的禅宗诗等,来阐释文学话语意义的丰富性。通过多媒体的文本和图片展示,避免了不少板书的麻烦,将节省下来的宝贵时间用来分析文学作品和阐释教材的内容。运用多媒体辅助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形式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学生普遍感觉到学习过程的趣味性,再加上教师适当的启发和点拨,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 (三)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动力 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模式大多以教师为中心,为了在有限的课时中完成教学任务,教师往往只能进行知识性的灌输,加上教学方式的单一,学生学习的兴趣往往不高,学习效果也不理想。学生们反映较多的问题是文学理论课程过于抽象,常常是教师讲得很多而学生理解的少。究其原因是这种教学方式忽视了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导致在培养学生获取知识能力、创新能力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而运用多媒体上课,则能使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产生期待,满足了青年学生的直观视觉冲击力和想象力。在教学中,多媒体技术使用与授课内容相关的声音和影像资料,打破了教材单一文字和文本之间的界限,让那些呆板、枯燥的文字变得生动有趣、魅力无限,使不同体裁的教学内容相互贯通,从而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使他们对文学理论知识产生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参与意识。教师根据文学理论课程的特点,将多媒体技术适当引入课堂教学,既发挥自身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又增强了学生对学好文学理论课程的信心和勇气。例如,在上“文学作品的理想形态”这一章,不管是“文学作品的文本层次”,还是文学的高级审美形态“典型”、“意境”、“意象”等内容,我们都可以在课堂中运用多媒体技术,给学生提供一些与之相对应的生动画面和视频实例,利用电子文档、PPT、投影仪、录像机、互联网等为教学内容服务。例如,当教师要举例分析一首诗歌的意境时,可以直接以电子文档的形式在屏幕上显示出来;讲解文学作品的语音、形象、意蕴三个文本层次时,可以以图表的形式形象地展现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教师可以使用演示文稿或多媒体课件展示知识的变化的动态过程,再加上适当讲解、引申,就可以把枯燥的文学概念、艺术特征、艺术体现等讲得深入浅出和通俗易懂。这种多媒体的课堂形式灵活多样,能够激发学生学习文学理论课程的兴趣和动力。 二、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教学存在的问题 多媒体在给文学理论课程课堂教学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自身难以避免的矛盾,毕竟先进的技术只能起到辅助性的作用,不能代替教学者的核心地位与作用。文学理论课程课堂多媒体教学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多媒体的形象直观性和文学理论的抽象性形成难点 多媒体教学具有通俗易懂、形象直观的特点,在运用到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同时,它又具有把概念、原理、命题等图解化、表浅化的倾向,从而削弱和淡化了理论特色和品质,不能揭示理论的深刻内涵和外延意义。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其话语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意蕴。多媒体通过图、音、像将文学直观化,却无法呈现出文学由言、象、意所组合而构成的能指与所指、言不尽意的关系,甚至导致学生重图轻文,以直观感受代替对深层意蕴和文学精神的深层把握。因此,如何更准确、更合适地运用多媒体进行理论教学,如何从理论到图像再到理论,从感性到理性的升华,是文学理论多媒体教学应解决的难点和问题。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教学的运用,必须处理好多媒体的形象直观性和文学理论的抽象性之间的关系,并搭建起桥梁以便顺利展开教学。 (二)多媒体的简单化构成难以表现文学理论的系统性 多媒体将理论体系、知识结构、框架模式做图表化的处理,具有整体直观、方便把握的优势,但是这种方式也容易造成图表的简单化倾向,割裂了理论知识的整体感和各层次之间的逻辑关系,淡化了理论体系和结构的整体性、系统性,产生了零散化、片段化的情况,从而无法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因此,教师要注意文学理论课程自身知识的系统性特点,结合多媒体图表格式与图像音文的特点,发挥自身在多媒体教学中的主体作用和中介作用,合理地利用好多媒体的功能优势,这样才能让多媒体更好地服务于课堂教学。 (三)多媒体的间接性造成文学理论实践性的弱化 多媒体教学图文并茂的方式具有一定的实践品格和个案研究的特色,对文学理论的实践教学和实践环节具有一定的加强作用。但是这种实践具有虚拟性、示范性、间接性的特征,和教师指导下的实践教学还有一定的距离和差别。“多媒体教学所呈现的实践并不能代替课堂教学的实践,或将多媒体教学简单视为实践教学和教学中的实践性环节。”文学理论课程是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结合,知识性与应用性的统一,教学课件的设计也必须使理论与实践协调统一,为教师的课堂教学和学生今后的知识运用服务。 三、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教学改进的措施 要解决文学理论多媒体教学存在的问题,关键在于处理好文学理论的理论型课程性质和多媒体的形象直观教学方式之间的矛盾。同时充分发挥教师的主体性作用,利用好多媒体这个师生交流的工具和平台,把教师和学生的主体性、能动性有机结合起来。 (一)多媒体使用要与教学理念同步更新 文学课程教学改革首先是观念思维的改革。只有明确了思路,改变了观念,才能对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加以解决。目前部分教师还存在漠视、轻视多媒体手段的现象,这可能是其自身对多媒体知识的欠缺所导致。有的教师虽然使用了多媒体教学,但只是把多媒体当作电子黑板、图片展示器来使用;有的教师则是大量堆砌材料,片面追求课堂热闹,为使用多媒体而使用多媒体。这些都影响了文学理论课程中多媒体的使用效果,这种错误的观念和现象应该加以纠正。教师既要将传统的大纲式板书内容课件化,又要改变将文字内容和文学理论简单图解化、图像化的错误偏向。文学理论不仅具有理论性、抽象性、概括性的特征,同时也具有文学的形象性、感性和个体化的一些特征。文学理论应该强化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强化理性与感性、抽象性与具体性、理论性与形象性的融合。教师要努力寻求多媒体教学与文学理论课程的最佳结合点,注重教育观念和教学方式的更新,树立起与时俱进的教学理念,这样才能提出有效的改革措施。 (二)灵活运用多种多媒体教学形式和手段 多媒体教学不仅具有工具性的意义,而且具有延长教学主体功能的意义,还具有扩展教学内容和资源的意义。因此,在多媒体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充分发挥多媒体的先进技术形式和教学手段的作用,同时要注意知识的系统性、彻底性、连贯性等,发挥教师个人的传统特长和闪光点,使教学更具有个性和魅力。此外,教师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多媒体教学的局限性,适当地运用传统的教学模式,突出教师在“授业解惑”和沟通交流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些青年教师过于依赖多媒体来授课,而很少和学生进行交流,结果导致师生之间情感上的陌生与隔阂,这种现象值得反思和引以为戒。文学理论课堂教学特别强调教学内容的系统性和逻辑性,作为课堂教学的组织者和引导者,教师要善于分析具体的教学情景,选择最有利于学生学习知识和训练效果的手段来进行教学,使多媒体的运用成为整个教学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发挥出应有的效果。 四、结语 总之,在多媒体教学中,教师的中介和主导地位不能让位于多媒体,师生之间的交流、生生之间的交流应该是课堂构成的主要部分。多媒体只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而不能代替教师的现场指导作用,更不能主宰整个课堂而忽视了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与沟通。我们在使用多媒体时,应该侧重运用其实效性、科学性、简洁性,做到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使用的最深度化与最节约化,如此才能服务于提高教学质量的最终目的。 作者:欧造杰 单位:河池学院文传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研究 一、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的重要性 1.文学理论的教学需要 大学语文是为学生的文学理论知识做存储的最重要的时期,恰当的文学知识存储对学生作品鉴定能力的提高和个人人文素质的培养都有着积极作用。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的授课核心在于引导学生客观、正确地把握作品,感官、细腻的分析作品,形成系统的文学理论体系。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的主要授课方式包括以文学理论为线索引导,以生动、形象、具体的阐述性语言为铺垫,将文学理论的精华贯穿于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的始终。正确的大学语文文学理论教学注重对作品语言和文字特色的分析以及对文学理论系统、全面、多角度的贯穿,以便于高职高专学生更好地接受大学语文课堂,然而现阶段中的高职高专语文课堂往往只对第一点有所重视而忽略了第二点的重要作用,这种错误的教学偏好使得高职高专学生在语文课堂上的学习过于受到局限,不能前后贯通,一气呵成,语文教学的效果大打折扣,学生的文学鉴定水平得不到提高。因此加强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系统性的贯穿,对于提高学生的语文学习素养和文学鉴定水平都有着积极而重要的意义。 2.文学在社会现状中的需求 在当今社会中,对于人才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伴随而来的,是要求我们要在学生学校阶段提高其自身素质,让学生达到在社会需求中的基本素质水平要求。而学生的文学素养从根本上决定了其自身的素质,从学生的实习面试,到工作之间的基本交流,都基本的文学素养为其奠定基础,用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以及人与人沟通中的表达。在高职高专中,对于大学语文的短板,更加明显的体现了出来。在高职高专学校中,普遍存在一种氛围,注重专业学科的学习,而轻视这种最基础性学科的学习。在原本缺乏文学知识的基础上,又不主动接受大学语文教育。学生对大学语文学习的积极性的缺失,则对大学语文课堂教学提出了高要求要求,一方面,提高学生对语文学习的积极性,给予他们在文学上的熏陶,让他们获得精神上的启迪,与审美上的提高;另一方面,则是让学生认识到大学语文对其的重要性,让其主动接受,并学习。面对社会的现状,大学语文的文学理论教学,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 二、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现状 1.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 新编《大学语文》为了避免学生在语文学习中的枯燥、乏味和单一,采取减少写作练习,降低对文史知识的集中性重视,采用便于学生理解文体结构达到丰富教学内容的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学科的单一性,但也导致了学生不能以历史时间和作者作品为线索贯穿到整个语文学习中。语文模块支离破碎,学生对流派、风格、思潮等历史潮流不能做前承后接的分析和理解,使得语文的系统化、一体化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在教学内容上,老师往往更偏重于对教材中的基础语法知识的指导和教材圈定重点范文的解读,忽视了文化熏陶,精神启迪对学生语文素养培养的积极作用。 2.高职高专学生接受能力 从调查我们发现,大多数的高职高专语文老师认为高职高专的学生文化素养偏低,语文学习能力不足,重专业轻基础。这样的思维定视让高职高专语文老师在教学中有所懈怠,老师往往教语法、教基础、教文体后便草草了课,恰恰与学生追求的开放式课堂教学模式背道而驰。高职高专学生的文学理论接受能力并非表面的如此浅显,在一定生活阅历的基础上,学生渴望在浓重的文化熏陶,文学的优美审定中得到精神的娱悦,身心的释放。老师对文学理论的过分拘谨、约束不利于学生获取文学知识,理解文学内涵,提高人文素养。从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本上的文学理论知识看来,其安插生硬、尴尬,不能在上下文之间起到起承转合的积极作用,使得学生既不明白理论内涵,又不理解作品真正表达的含义,文学理论失去了自身的理论价值。因此,我们既不能将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文学理论教学过分的拘谨和约束,也不能忽视了学生的文学理论接受程度范围,老师在全面、系统的解读文学理论的同时恰当的安排文学理论教学进程。 3.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缺乏创造性 文学理论缺乏创造性即过分的采纳嗟来之物,使得自我的理论体系和文学思想没有成型的规定,本土理论过于松散。大学语文本是一个开放的课堂,在老师传授知识的同时更注重老师与学生在交流合作的基础上勇于创新,另辟蹊径,创设我国具有时代特色和本土特征的文学理论体系。然而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缺乏的也正是这种创新精神,学生单一的吸收基础知识,解读文学理论,学习进程往往只停留在“吸收”过程,学生连举一反三的语文能力都不具备。能否真正有效的实现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综合能力,在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创设富有我国本土特色的文学理论体制,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三、实现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的必要措施 1.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 科学的文学理论需要牢固的语文基础知识来保障,因此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所要走好第一步便是夯实基础,提高学生的基础语文能力。主要方法包括帮助高职高专学生对作品的文体进行准确地把握,以实现学生对作品的针对性分析理解;古文学习中教导学生查明每一个文言词字的表象含义,承接上文,启程下文,在上下文的结合中再对古文言词字进行深层解剖,提高学生的语文自学能力;对于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中出现的文学理论结合历史背景,作者生前境况、遭遇进行正确的把握和解读,以提高学生对文学理论的理解和吸收。做好充分的思想工作后,便是在思想的基础上结合理论进行语文素养的进一步提高,实现学生文学人文素养的升华。如何以基础为前提,提高语文素养呢?便是海纳百川的学习精神和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对文学理论的深层次剖析需要充分的背景资料支持和坚定地思想支撑,在动态的文学活动中,把握真理的唯一方式便是在实践中发现理论核心,老师与学生在文学实践中调整理论方向,把握主体要领的同时做适时地文学延伸,以应对文学活动的时代变迁。在树立正确的意识目标后,便是对实践中发现的理论核心问题进行整理和总结,以实现系统、全面、一体化的文学理论体系,在促进文学理论发展的同时,满足现代社会对文学理论的需求,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体系。 2.做好充分的教学准备 在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教学中,我们注重对文学理论的理解和评估。为了实现高效、良好的课堂效果,必须在课下本着课堂教学目标,做好充分的具有文学理论指导目的性的教学准备。从实践中我们发现,新编《大学语文》注重古文言的学习,此外也将外国小说和西方古典文论包含其中,在中外理论一体化的教材设定上实现学生的综合语文素养。那么在古文言文的教学准备中,老师又该怎样做到科学和充分呢,首先需要老师对我国传统的文论结合自我经验进行总结和概括,归纳教材古文言章节中出现的集中性理论、时代线索、背景概况,以直接归纳和直观综合为教学准备的指导基础。然后借鉴我国古文言文理论鉴定体制,在借鉴的基础上学习领会,为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学提供可依赖的范本。在外国文学史及其文学理论的教学准备中,老师应该持“在肯定中适时批判,在批判中采其精华”的备课态度,总结19世纪至20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体制,结合时代背景,对例如“唯美派”、“象征派”的文学派别予以精神分析,在分析、批判的同时加强了对现代文学史的理解,以更好的授之学生,加强学生对教材中文学理论的理解。 3.多探寻教育创新之法 在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上,做好教学素材上的准备,我们可以适当的尝试突破课时的局限,以用来增加大学语文课堂的开放性,与多样性。可以定期地举办一些文学上的竞赛,让学生在参加竞赛的同时,主动地去吸收更多的文学知识,并且可以增强学生在思想表达与沟通上的能力。还可以布置下一些开放性的作业,比如让学生们浏览中国传统的名胜古迹,以及一些历史博物馆,通过思想上的洗涤,也可以达到文学上积极性的提高。在教育教学中,创新的作用不可或缺,教师可以针对学上在课堂上精神状态的反应,以及在课堂下了解学生的真实想法以及要求,来进行课堂上的实时改变。针对高职高专课堂上的不同,不断的创新教育方法,达到课堂上可以达到的最佳效果。 4.从学生思想上着手 高职语文在课程设置上,基本将课程安排在学生一二年级,而在一二年级时,学生还处在没有全面接触课程,对自己的职业,以及社会对自己的要求都知之甚少,毫无职业意识,这就导致学生无法了解学校开设大学语文科目的原因及目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也变的盲目,而无目的性,只是僵硬的学习,而不求甚解。因此,我们应当从学生的思想上着手,首先让其了解社会对自己相关职业的基本要求,以及社会对于人才文学素质的要求,在学生了解大学语文科目的重要性之后,学生会重视起大学语文文学理论等相关教学工作,并且会主动补充自己的不足。通过让学生有前瞻性的学习,让其在面对将来的求职与工作中,可以从容面对,并且在品德上进行陶冶,成为高素质人才。 5.以实践为基础 对于文学理论的研究,我国文学研究工作长久以来的一大弊病便是过于在宏观上进行理论把握,集中于理论和社会文化意蕴的探索和揭示,在高职高专大学语文的文学理论教学同样有次弊病,过分注重理论内涵,忽视实践的重要意义。以实践为基础探索文学理论的科学教学法包括引导学生对语言、修辞、文体做精细的论析,课下针对教材中的难点疑点进行资料查阅,将理论落实到实践中去,填补传统知识积淀的漏洞。学生自我翻阅中国古代文学史和西方文论发展史的同时,加强自身文学理论建设,在实践中发现,在发现中创新,踏踏实实做好文本学的研究。对于高职高专的学生来说,接受文化知识的熏陶,提高个人素养是学好专业学科,未来做一名成功的社会人的基础和保障。 6.公平对待中西方文学理论 大学语文课堂在弘扬民族精神的同时也不可以过分的批评和纰漏西方文学的弊端,帮助学生对中西方文学有着平等的认知。老师以西方文学为参考基础和理论资源,引导学生突出本土文化底蕴。中国文学语境讲究“和而不同”,西方则更注重“鞭笞”,在两种思想理论的冲击下,提高学生的认知水平,激发学生对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学习积极性。 四、结语 总之,实现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需要从实践出发,结合中西方文学理论,将经典与文学精髓贯穿于课堂的始终,持目的性、实用性的教学准备为完美的课堂教学打下坚实的教学基础,增加文学理论教学质量,实现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的长远意义。 作者:德吉卓嘎 单位: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学科建设 【内容提要】 文学理论学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由多个环节组成,本文切准大学中文系本科教学,以教学活动四要素为系统,以实际调查为依据,从而分析文学理论教学艰难的症结所在,以促进文学理论学科的发展。 【关键词】学科建设文学理论教学教学活动四要素 高校文学理论学科建设必须加强教学研究,大学中文系本科学生是接受文学理论最大的一个群体,这一阶段的文学理论教学是学生有意识系统地接受文学理论的起步阶段,所以它是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一个基础环节,由教学活动规律体现学科的规范性、科学性、系统性。然而,现在大学文学理论教学非常艰难,这已经成为一个共识,学生感到抽象枯燥,甚至认为学无所用,课上所学理论与课下认识不能自觉联系,似乎课上所学仅仅是为了考试而已,离开了课堂,面对文学作品和社会现象往往只是就事论事,尤其对于新的文学现象更难用所学原理进行学理上的分析,教师也是在厚望与薄待中艰难地行进。文学理论是中文学科的基础,是学好其他学科的理念工具,没有这样的工具,如何能运用理论学习其他学科呢?又如何能找出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从文学理论学科本身而言,大学教学是学科知识传播和接受的主要途径和中心环节,遇如此障碍,文学理论谈何深化发展?如果在艰难中进行,可能会把一些本可以进行文学理论研究的未来人才扼杀。所以“文学理论话语的建构,还须从文学理论研究的层面进入文学理论教学的层面。通过文学理论教学培养出具有良好的文学理论素养的一代代后学,以适应未来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的需要,是文学理论的希望所在。”[①]我们必须正视这一问题,寻找其症结所在并加以探究解决,培养文学理论研究年轻的后学,促进文学理论学科建设。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进行了系列调查(附后),请看表一: 该表是对本校中文本科一、二年级学生所做的调查。一年级学生人数212人,二年级学生人数269人。从上述统计所看,问及“所学内容与文学史课程的联系程度”、“所学内容与社会现象联系程度”,回答“一般”和“毫无联系”的总比例分别达65%和81%、60.6%和82.7%。开设本课程的目的是为学生学习文学课程提供理论工具,是为了站在更高的理论视点与社会对话。然而,统计数据表明,目的已被虚化。更让我们惊讶的数字是下一列,问及“对新文艺现象的了解程度”,回答“比较了解”和“不了解”总比例近达100%,而且答“比较了解”者极少。试想,对于大学中文系教学,与各文学史课程相比,文学理论是一门具有动态性的课程,学生对于新文艺现象的了解,本课程的学习应该是最主要的渠道。从现在的状况可看到,学生总是在接受已有的知识,对新的文艺现象却不得而知。这不利于体现教学的开放性,也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难怪开始问及“对课程学习兴趣”较小者,一年级占89%,二年级占65.5%,都是比例最大的,尤其是一年级。这样,在整体学习中就不可能形成一种学习氛围,也不会有学习的动力。最后问及“对课程的理解程度”,答“深刻”者均为0。这样的数字,可能出乎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 教学活动体现为四个基本要素:学生、教师、教材和考试。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是教学目标的最终实现者;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导,是教学目标的实施者;教材是联结学生和教师的纽带,是教学互动得以实施的桥梁,是教学目标实现的基本依据;考试是教学全过程的检验和信息的反馈。这四个要素彼此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了动态性的螺旋式上升结构。(见图)所以,我们从这四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学生 教学要看对象,整个教学活动是为活动对象服务的,服务就必须切合对象的实际。那么,现在的文学理论教学活动对象的情况如何呢? 从学生思维角度讲,对于相关知识,中学阶段进行语文学习,接受的是一篇篇课文,往往陶醉于优美的语言,生动的形象,动人的情感之中,形成了惯性的个案接受思维。进入大学学习,中文一年级所开设的主要专业课有“现代汉语”、“现当代文学”、“写作”和“文学理论”,几门课程相比,唯有“文学理论”课程所运用的思维与高中阶段语文学习所形成的思维区别最大。学习“文学理论”课程,接受的是一环扣一环又逐层上升的文学系列概念和原理,需要运用抽象的理论思维,重理性,重共性。这对于刚刚步入大学的学生而言,突然进行这样的思维转换,实在是艰难。尽管老师在开课之时努力强调该课程的重要性,但从亲历的学习中,学不透,道不明,所谓的重要性根本体验不到。看本文的表三最后一列,问及“教材中的那些章节最难接受”,两个年级最一致的回答则是“文学活动作为人类活动的性质、叙事学”,这些内容包涵着哲学、美学和西方叙事学等理论,没有良好的思辨能力,实难以驾驭。在师生座谈中,一些刻苦认真学习的同学们这种感受也很强烈,让老师们理解他们。许多同学只能在痛苦中为通过考试而学习,由于学习的茫然,每想到考试极为恐慌。 从学生知识结构讲,该课程所包容的知识是综合的,哲学、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美学等,这对刚刚跨入大学的中学生来说,短时期很难建立起多学科的知识结构,学习只能是生吞活剥。尤其是课程所举文学作品的例子,古今中外极为多样,学生大都没有阅读过。文学理论教学是建立在大量的阅读实践基础上的,阅读量的大小,对文学作品把握如何,是文学理论学习的前提。请看学生文学作品阅读量调查表(表二附后): 通过与学生座谈和调查可以看出,一年级学生的阅读基础可以概括为“少而偏”,课上所讲的作品与学生所读的作品是两张皮,不能产生共鸣。请注意表上的几个数字,从“阅读种类”看,中学阶段“文学读本”的阅读与“流行文学”的比例相同。一年级和二年级最喜欢阅读的作品是“流行文学”,如“80后”、“9015”、武侠等文学作品,尤其是“80后”、“9015”等作品,中学生们读得如醉如痴,但它们尚在定论之中,同时大学教师也往往不去阅读,所以难以成为文学理论教学的例子。中学阅读量是一年级学习文学理论课程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接受文学理论就自然有难度了;进入大学一年级,因为最先学的文学史课程是“现当代文学”,所以阅读量相应大一些,其他必然少。而文学理论课程对古今中外作品的要求是难分主次的,哪些作品能说明原理就加以运用。这样,由于课程的安排而带来的不平衡阅读,也增加对文学理论学习的难度。尤其从“阅读数量”看,在不同阶段,选择阅读“较少”的比例都较大。这样,抽象的概念不能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就难以化解抽象的理论。从阅读与文学原理联系的程度看,选择“紧密”联系的比例极小,选择“一般”的比例较大,还有一定比例的“毫无联系”,显然学生对文学理论所学与所用不能很好地联系,自然不能认识到学习文学理论的重要性,学习的兴趣必然不会大,从而主动性减弱,更不要说热情了。再看本文的表三,问及“教材中的那些章节最易接受”,两个年级最一致的回答则是“文学作品的类型和体裁、抒情性作品”,这显然与学生的阅读基础有关,学生们读抒情类作品较多,理解便也相对容易。而“文学作品的类型和体裁”一章,侧重文学规律性的总结,对文学有大致的了解就可以理解,这对于大一学生来说自然较好掌握。 由于一年级学习文学理论课程的艰难,致使学生对本课程一直存在畏惧心理,在大四年级报考研究生专业方向时,与文学史课程相比,年年报考文艺学方向的极少,有时,几乎没有。 事实证明,在大学第一学年学习该课程学生们确实有困难。于是,我们提出,应在大三年级开设文学理论课程,一方面有一定的阅读基础,也学习了专业和公共的主要课程,有相当的知识面,同时,两年的大学学习也积累了一定的学习经验,掌握了一定的学习方法,思维相对丰富起来,学习的自主性要强。三年级学习文学理论,与文学史所学知识融合在一起,互相提升。 学好文学理论意义重大,能够培养学生的理论素养,为进一步从事文学理论研究输送人才;同时高师教育中,有利于学生将来对中学语文教学以指导。与其早学昏昏,不如晚学昭昭。 二、教材 在近年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讨论与反思中,教材建设是讨论的中心。教材是教学的关键因素,是教与学的中介,是联结学生和教师的纽带,知识结构、体例框架制约和规定着教师教什么和学生学什么的主要方向。所以,分析教材,把握教材,驾驶教材是教学活动的主要依据。但是,在具体教学中学生未必能有这样的认识。本校使用的是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请看关于文学理论教材的调查表(表三附后):有一个数字应注意,在“你细读教材的时段”列中,最大的选择比例是“考试前”,一年级69%,二年级93%。其他教材大都没有读过,更不能回答哪个版本的教材更适合教学。之所以有这样的数字,可能有相关四方面的原因:教材深奥难懂、学习兴趣小、时间不允许、学生只为考试而学习。 这里,先谈后三个因素:关于兴趣小的原因,基本上与上述的分析有关,不必再说。学生时间紧也是一个方面,现在学生学习英语占用的时间很多,这是一个共性问题,不仅仅只影响到本课程。尽管有的学生想学专业课,但无奈也只能让位。当然,现在学生学习的勤奋度不够,只为考试而学的大有人在,所以临到考试加以突击,这也是共性的因素。 我们主要从教材本身来分析,针对文学理论教学的艰难状况,教材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也应该反思,在这里重作思考: 1.文学理论教材应体现学科知识体系的规范性 “学科建设一般以教材建设为支撑。没有经典性教材为依托,学科建设和发展是不可思议的。”[②]建国以来,我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发展很快,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50年代末,以巴人的《文学论稿》、刘衍文的《文学概论》等为代表;60年代以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和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为代表;80年代,以十四院校《文学理论基础》、北师大文学理论教研室编写的《文学概论》为代表;[③]之后,则出现了多样的局面:代表教材有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陈传才、周文柏的《文学理论新编》和吴中杰的《文艺学导论》等,进入新世纪有董学文的《文学原理》、王元骧的《文学原理》、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等。几十年来,文学理论教材从单一走向多元,在体系上采取开放性的结构,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开放性:对传统文艺观念的反思、引进开拓新的文艺观念、多学科多视角立论、多种范式形态的建构。 文学理论教材发展如此之快令人喜悦,然而运用到各高校中则需要我们冷静思考,对于同类高校应该运用相应的统编教材。 文学理论教材建设与学术研究相比,从内容上看,学术研究可以是局部,就问题的一个方面展开,也可以是较大的问题研究。而教材则不然,它必须是成系统的,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普遍适用性。这样,文学理论的教学实践才能保持稳定、形成规范。但现在,各高校往往运用本校教师编写的教材,尤其是重点院校,尽管称作是教材,但实际上是个人学术专著,各有各的体系,各有各的观点,教材之间体系框架大相径庭。如童庆炳主编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文学理论教程》,共五编,十六章[④];陶东风主编的21世纪文学系列教材《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共七章[⑤]。这是两本不同时期出版的体系截然不同的教材:童本教材,以文学活动四要素为基本框架,形成系统;陶本教材从中西方对比的角度对文学基本问题进行阐述。两种体系、两种风格、两种理念。试想,如果学生学习了这样两本不同的教材,对文学理论的认知会有多少相通性呢?新近出版的教材大致情况也如此。这似乎是多元化的体现,但众语喧哗,难成统一,不同学校的学生对文学理论的认知不统一,似乎文学理论这一学科只有随意性,没有规范性,这样必然会消解学科的科学性。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两本教材不好,它们都很优秀。童本曾是第三代教材的代表,被称为换代教材,许多大学运用。陶本教材是在反思文艺学学科,尤其是教材中的普遍主义与本质主义倾向而探索性地编写的新教材,目的是充分体现文艺学的多元和开放,强调文艺学知识的历史性与地方性。把两本具有代表性的教材进行纲目对比,只是想说明大学教材统一的必要性。 作为一门课程,而且是专业理论基础课,应该有一定的规范,教材应相对一致,以此为基础由授课教师加以开拓,融入自己的学术思想和观点,体现教学的特色和个性,这才符合课程的特点,教材的大体一致与学术见解的多元化并不冲突。 在此,作为文学理论教师,真切地呼唤国家教委应该组织不同高校的专家有针对性地进行不同类型的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综合类高校、师范类高校等),整合多种观点,共同商讨教材的体系和内容,形成具有科学性、普适性和权威性的统编教材,为全国高校学生运用。而且不同类型的教材,彼此之间理论体系也应保持相对一致。目前中文系学生报考研究生,许多学生选择学校时,只要有文学理论考试的科目,首先看所报学校指定的参考资料中文学理论教材是否与自己所学的为一个版本,一样才加以考虑,不一样则只能忍痛割爱,因为复习不同文学理论教材往往等于重新学习。初学文学理论的艰难心理,学习时间的宝贵,继续深造的迫切心理,使学生不敢轻易再增加学习的难度。当然,举这一例子并不是要求教材的编写专为学生报考研究生服务,但可以说明我国现有教材的不统一。 2.文学理论教材应具有实践的可操作性和接受的可读性 是否具有认识的正确性和实践的可操作性,是文学理论研究是否具有科学性的主要标志。但文学理论研究中空谈理论、脱离实践的倾向较为严重,这种倾向不仅存在于学术研究上,在大量的文学理论教材中也普遍存在。王元骧认为文艺研究需要突破纯认识论的理论框架,把从认识一极的研究引向实践一极。这是值得学界重视的见解。文学理论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运用,教材既然是为教学实践提供依据的底本,那么就务必在可操作性上下功夫:一是增强适合教学过程的可操作性,增加有助于教学双方交流和调动学生积极性的环节,包括讲授、阅读、写作、辩论、评议等内容;二是要注重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在概念命题和原理接受的基础上,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解读文本的能力、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等,学以致用。 从可读性而言,似乎只有文学作品才有可读性,理论性教材则不必谈。其实,可读性是一切阅读接受的必要条件,是主客体建立联系的纽带,可读则会愿读好读,从而才能达到沟通,形成对话。然而,现在的一些权威性教材恰恰是繁复艰涩,把原本易懂的东西写得深奥费解。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只是为了最终追求一种话语权,甚至变成了一种智力游戏[⑥]。从教材这一环节把学生的学习欲望和深研的兴趣调动起来,这也是教材建设的使命。 3.文学理论教材应具有阐释新文艺现象的时代性 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急剧变化,品种之多、数量之大、手法之新是令人惊叹的,尤其是网络文学、手机文学等新文学现象的涌现,这必然对文学理论提出新的要求。但文学理论作为文学实践的理论总结却难以跟上时代的步伐,教材更是严重滞后。正如一些学者所说,“现在,当代文学实践早已是脱了缰的野马,跑得不知去向,现行的文艺学已经难以望其项背。面对着文学创作实践,面对着当代五花八门的新理论新术语,还有更为咄咄逼人的各色媒体,文艺学已经是六神无主,无所适从。”所以“文艺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重建文艺学与现实生活之间有机、积极的学术联系。”[⑦]“中外文艺学的历史告诉我们,文艺学的学术创新能力(与其他学科一样)从根本上说来自对于现实中提出的问题的积极参与和回应———虽然这种参与和回应不应当是无批判的。”[⑧]大学生是感受新现象最强烈的一代,最新的体验需要在理论的学习中寻找答案,得到支撑,然而却无踪可寻。恰恰是已过时的现象却在教材中大谈特谈,自然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甚至会反感。对于教材的编写者,大都是文艺学专家,应该有一种结合社会现实发掘文艺新现象的能力,及时在教材中总结,才能在教学中达到教材与学生的对话,才能产生学习的兴趣。当然,对于新现象的总结教材不可能穷尽,必然需要教师在教学中的不断输入。 最后,不得不强调一点,即就现在一些教材出现的弊端看,编写组要精心配合,主编统观全局,避免前后内容的重复;编写人员要在自己承担的章节中,体现综合的观点,不要对古代和西方文论的观点进行简单的拼揍和堆砌。 三、教师 教师是教的主体,也是整个教学活动的指挥者,学生的学是建立在教师怎样教的基础上的。教师是教学方法的设计者,实践者,所以,在此主要谈教学方法的问题。现代教育理论对课程的教法提出更多的要求,不同的课程教学方法不尽相同。教学方法的运用,能够把教师、学生、教材等教学的各个环节联系在一起。根据文学理论课程的特点,应更好地采用哪些教学方法,才能让更多的学生接受,这是传承、接受、运用文学理论的关键。根据我们的调查进行综合分析,针对课程特点,本文提出“人性化教学”,即在教学全过程中,以人为本,寓理于趣。人是根本,理是目的,趣是手段。心理学研究表明:兴趣是推动人们求知的一种无形的力量。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当今世界教育现代化的主导观念与实践课题之一是教育的人性化的观念,“突出强调学生人格的全面发展,即不仅注重培养学生的知识、思维、理解、技能等认知侧面,而且应注重培养学生的感情、兴趣、态度、需要、信念、自我决断这些情意侧面。”[⑨] 我们认为,文学理论的人性化教育可以从下列四个方面加以尝试: 1.快乐教学--对个体生命的关爱 大学生是具有鲜活生命的人,既有思想的追求,也有情感的需求。因为大部分学生初学文学理论比较茫然,甚至会产生抵触、畏惧心理,但又不得不学,这必然带来情感生命上的无奈和痛苦,所以,教师应给学生以关爱,消除学生的这种心理障碍,创设一种轻松愉快生动活泼的教学情境,让学生在学习中感受到生命的快乐。这种方法很多,或引大家熟悉的诗词俗语入教,或引音乐入教,让抽象的概念、原理变得生动活泼。如文学与艺术的区别,可欣赏《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洗海星说“音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孔子就以“礼、乐、射、御、书、教”六艺教授弟子。音乐进入课堂,学生心理很轻松。同时,典雅优美悦耳的音乐不仅能调节学习的气氛,更能陶冶学生高尚的情操。正如荀子说的“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化人也速。”同学们深切体会到抽象的理论竟然包含在自己可信手拈来的话语中、怡然自乐的歌曲中,自然拉近了与课程的心理距离,消除畏惧感,让理论课给学生以享受。 2、自主教学--对生命价值的关注 大学生已经成人,主体意识非常强烈,教师要关注学生的生命价值,给他们充分参与教学的机会,让学生自主教学,从而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1)对于同学们较为熟悉的教学内容,让学生讲课,教师做授课能力的全面指导。让学生当老师,主体意识得到了充分发挥。由于多数学生广收资料,集体备课,反复试讲,多方评论,对教学内容理解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能远远超过了教师所讲的效果,真正是教师讲得少学生未必学得少。 (2)争鸣性的内容,让学生讨论或辩论。如“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关系”的论辩等。从调查表四(附后)可以看到,课堂组织讨论的较少。现代教学理论认为:课堂讨论使高校教学过程与科研过程互相渗透、沟通联结,是培养大学生科研能力的重要教学形式。 3、质疑对话--对生命价值的尊重 教学方法要改革,但无论怎样改,教师的讲授是绝对离不开的,关键是怎样讲。教学过程是一个师生对话的过程,或无声对话,或有声对话,教师的教应以对学生生命价值的尊重为前提。对于重点难点内容,教师要逻辑性很强地一环扣一环提出问题,诱发学生“生疑-——思疑-——释疑”,不仅要学生有所知,更要有所思。学生每解决一个疑问,就有一种战胜难点的兴奋,就会多一份自信。这里,教师要降低自己在学生面前的权威态度,以一种友善的指导者与合作伙伴的姿态出现,鼓励学生大胆提问,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使课堂气氛生动活泼。 4、广泛联系--对生命价值的提升 人性化教育注重人生命质量的提升和生命价值的创造,倡导人的全面发展。文学理论的学习,不能仅仅局限于教材,需要大量的知识来支撑,需要大量的文艺作品来充实,需要当前的文艺现象来开拓,需要更系统的理论来提高,这样才能达到人性化教育目的。但从课程课外情况调查表四(附后)可以看到:“听取相关讲座情况”和“图书资源的利用”两栏中,回答“很少”、“没有”者和“较少”、“不利用”者各自之和均为100%,回答“很多”和“充分”的没有。与上述阅读量调查相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学习文学理论课程,必然是狭窄而没有兴趣的,更谈不到深化开拓,这不利用学生生命价值的提升和创造。反思教学,教师要引导学生据教学需要广泛地阅读相关资料,教师预先开列读书清单,定期让学生阅读,以笔记的形式总结读物的整体框架和主要观点等。材料的积累既充实学生的所学又培养科研能力。这里,需要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把课程与课程相联系,课程与社会相联系,要由此及彼,彼此沟通,学习的趣味不断丰富,品位也会不断提高。 以人性化理念为指导进行文学理论教学,打破传统的讲、听、记的教学模式,变注入为引导,变被动为主动,变单向传授为双向多向交流,以学生为本,追求认知与情意和谐共生,既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培养了学生的思维能力、课堂组织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临时应变能力、科学研究能力、文学赏评能力等,达到了人的全面发展。 在实施人性化教学的过程中,教师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尤其文学理论教师,必须树立人性化教育的理念,并变成一种自觉的教学实践。教师是否具有严密的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发散性思维、求异性思维;是否能够吃透教材,讲解时点面结合,深入浅出,前后联系形成一个理论系统;是否能够旁征博引,有一种善于捕捉社会新现象的心理欲求,以对教学负责的态度对主要知识内容加以发散,切实找到彼此联系的凝结点,给予学生理性的分析和引导;是否能够精心设计课堂,以民主的心态与学生进行对话,富有对教学全身心投入的执着和创设氛围的情趣等等,这是人性化教学目的能否实现的基因所在。 四、关于文学理论考试 考试是整个教学活动的最终一环,是对教与学有效性的检验,考试的内容和方法不同,检验效果也不同,能否把教与学的水平真正表现出来,考什么、怎么考很重要。从对学生的调查可以看到,“结业成绩是否应与平时的学习、作业等情况结合”同学们回答“应该”者为84%、87.5%。关于考试形式,一年级回答最多的是“作业+考试”,二年级赞同最多的是“论文+考试”。教学要改革,关键得改革现行的考试制度,现在大学的考试仍实施传统的考试模式,“大学中机械教条的考试方式与评估方式(统一命题、试题库、流水批卷等)在貌似客观、公正、科学的外表下严重地束缚了学生、同时也包括教师的学术自由与学术个性,强化了文艺学学科的规训、排他性与封闭性。”[⑩]在这种模式之下,学生许多新的思考不能在考试中体现出来,对学生是一种扼杀,而且,还会形成学生学习的两种极端:一是死背教材,可能取得高分;一是弃而不学,考试前临时抱佛脚,许多学生也能过关,所以在关于“文学理论教材调查”的“你细读教材的时段”问答中,回答“考试前”的两个年级分别达69%、93%。在平时的教学活动中,许多学生也很想参加,但一想到与考试无关,对活动也便不感兴趣了。尤其是在期末考试前夕,一切与学习有关的实践活动都不能实施,这是师生最大的无奈。所以,学校应据课程特点,采用相应的考试方式——自主式考试:给师生一定的考试灵活度,与平时学习相结合,把考试分为基础知识测验、论文、读书笔记、口头论辩等多种形式,抛弃那种完全由教师命题,学生背书,学生被教师牵着鼻子走的考试模式。尽管一定的记忆性考试是必要的,但要增大学生知识理解力的考试,或者学生自主选题,或者教师给出一定的范围,让学生写出有自己独到见解的论文,或者是强化教学内容与学生能力培养相统一的考试,充分发掘学生的创造思维和综合能力,充分调动学生学习课程的积极性。 以上是关于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本科教学思考,这里,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是把20多年从事文学理论教学与研究的体会和所作课程调查分析的思考写出来,这是真实的感受。从教学活动四要素分析文学理论教学状况及原因,从而促进文学理论学科的建设,推动文学理论学科的接受、传承和发展。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课改中探究式教学理论的运用 摘要:当前,在我国各学科的教学中,都将探究式教学理论运用到其中,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文学理论有关工作者也正在如何将探究式教学理论与文学理论教学更好的融合,实现文学理论的有效改革。因此,探究式教学理论对于改革文学理论课程是势在必得、刻不容缓。 关键词:文学理论教改 探究式教学理论 运用方法 文学理论作为中文系中关键的一门理论指导课程,课程内容具有显著的抽象性,学科内容与学生现实生活有很大距离,造成文学理论发展滞后。在文学理论教学中,应用探究式教学方法,既可以培养学生学习文学的兴趣,也能达到活跃课堂气氛的目的,进而提高文学理论这门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 1突破教材章节格局的限制,科学设计教学专题 1.1培养学习者批判文学的能力 传统文学理论教学在选择教材中,通常都会选取具有权威性、严肃性的教学内容作为教学的依据。但是很多文学学者认为,在当前编写我国文学理论教材中有很多问题。比如:著名的赵宪章教授指出:国内文学理论教材中有很多问题,很难适应国内文学理论、文学教材的发展,改革教材是大势所趋。有关实践结果表明,如果完全按照教材内容进行教学活动,一方面,不能根据课时要求,将各种理论知识讲明白、讲细致;另外一方面上,会引起学习者的反感情绪。所以,很多学者都主张突破教材内容章节的各格局,坚持从文学现象上考虑,以学习者知识需求为主导,对教学专题重新展开设计。教学专题应该考虑到引导学生主动思考文学活动,并具有较强的“探究性”,与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相结合,将文学体系中各个知识点与学生现有知识体系、知识结构相结合。如:结合“文学活动”中四大分支,将文学教学内容分为文学创作论、接受论、本质论和作品论四大模式,在每一个教学模块中都设定出一定的教学专题,在设计教学专题时,应考虑到学习者对天文现象感兴趣程度,并针对性的进行培训。文学活动本质论专业是培养学习者对文学认知的能力,让学生提交出评论文学热点的文章;文学创作专题结合培养学生文学写作的实际能力,要求学生们积极和愉快的展开文学创作;文学作品专题注重于提高学生鉴赏文学能力,引导广大学习者积极创作文学评论。 1.2设计教学专题 结合文学活动本质论这一板块,并根据学生文学学习情况,设计出如下几方面的教学专题:怎样进行文学活动?文学到底对于我们生活有怎样的作用?文学与哪种活动有关系?文学具有什么特征?结合文学创作论板块,设计出文学创作体会谈、名人创作体会谈的教学专题。结合鉴赏和分析经典作品这一问题,文学作品论板块与文学接受论板块可以设计出如下几种教学专题:文学伦理和情感、文学类型、文学作品的层次;文学语言特征;文学写作风格。上述所讲的在设计教学专题中具有三个优点:一是,结合文学问题,有助于调动起学习者学习文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广大学习者深入探究文学;二是,既考虑文学理论知识体系是否完整、统一,也能与文学教学实际需求相符;三是,众多模块和教学专题促使整个教学思路都非常明朗,有助于引导教学者选择教学模式。但还需要注意的是,在确定完教学内容后,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具体教学中,还需要结合学习者学习状况、接受能力、知识需求等方面的因素,针对性的选择或者修改教学专题。 2教学方式上注重“探究”的过程 2.1创设教学情境 探究式教学和传统教学对比而言,前者完善了后者,后者注重推行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强迫学生接受,而前者注重于循序渐进、逐层深入,注重用问题导入教学内容,因此探究式学习又被称之为“问题导向式”的学习,而“问题”被作为研究和探讨学习的核心。在文学理论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先提出问题,学生针对性的回答,这样才能制定出可行的、效果好的教学方法,显然“探究问题”贯穿于教学课堂的始终。问题导向式的教学方法,不但能够培养学生对学习的兴趣,而且还能将原本枯燥、乏味的问题转变得丰富有趣,学生在思考问题中,也会与其他同学进行交流,这样也在无形之间增加学生之间的友谊,促使他们更好的进行学习。如:“文学的真实”教学专题课堂活动应该这样开展的:教师先对学生们讲述《农夫观画的故事》,引导学习者主动思考这个故事到底在讲什么?给我们带来什么启发?大家在讨论后得出:文学艺术的灵魂是真实性;教师在引导具体例子,果戈里的《外套》、卡夫卡的《变形记》,让学生们思考和研究艺术具有的真实性与我们日常生活具有的真实性有和差异?在教师的引导下,总结和归纳出艺术真实性具有的四大特征;教师结合学生对艺术真实性的理解程度,提出如何艺术真实性中存在的矛盾?即普遍性与个别性这一矛盾,在分析和研究后得出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应了解“艺术概括”的含义;然后教师在结合老舍《骆驼祥子》、托尔斯泰《复活》”等例子,对概括艺术的规律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在讲述实现艺术真实性这一条件时,特别是讲到“合情合理”时,教师可引出王实甫的《西厢记》,其主人公杜丽娘“死了又活了”、“梦里又死了”的离奇、古怪的情节让学习者思考:“为什么这一情节不是真的,很多读者都信以为真呢?”让学习者在思考后得出结论。所谓的问题主导式也就是从学生所感兴趣的问题着手,对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学生在解决问题中会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入其中,也有很高的热情参与其中,不但能够达到活跃课堂气氛的目的,而且也能提高教学质量,让学生们在探讨问题中学习知识。 2.2开展文学辩论赛 在21世纪的今天,人们对文学的认识越发深刻,呈现出多元性和开放性等特点。从某一种程度上而言,探究式教学也就是要教学者将自我评价、自我探究、自我思考的能力还给学习者,让学习者主动思考,在思考中得到新知识。所以,在文学理论教学中,重视通过“多方主体交流”的方式,引发学习者们观点相撞,这样既可以挖掘学生对文学的兴趣,也能够加强学习者的实践能力。在课堂上展开小型辩论赛作为观点争锋相对的关键环节。如:结合“什么是文学”这一教学专题,教学者可以设计出三个辩论题目:“网络文学与文学意义相同吗?”、“文学是否会消失”、“文学艺术具有美丑性吗?”,由于上课时间的限制,教师可让学生自愿选择其中一个辩题进行辩论,在辩题确定之后,将全班同学分为正方、反方,在一星期的准备后,正方和反方分别挑选出三名陈词总结人、三名陈述辩论人,其他学生可以在自由辩论环节中发言,辩论赛之后,每一位同学都要写一份文学短片作业,字数不限。通过实践表明,这种准备充分的小型辩论赛受到了学生们的一致认可和喜爱,同学们的参与热情都很高,也准备了发言稿,在自由辩论时很多学生都积极、踊跃的发言,学生们在激烈的辩论过程中,不但将自身的看法勇于表达,而且也从对方辩友身上学到了知识。 2.3延伸对文学的思考 想要顺利、有效的进行理论问题的研究,只靠在课堂上的时间进行思考和讨论,根本不可能解决问题,也只能停留在问题表层上,很难以深化理论。所以,注重收集课外的资料,探究式教学方式作为引导广大学习者课外延伸思考的主要环节。但教师应注意到,收集资料并不是简单布置或者告诉学生该收集什么资料而需要注意如下二个问题:一是,明确收集资料的目的,最好选择开放性、有争议价值的论题展开,教师应指导学生们如何收集资料、收集资料途径等;二是,大力鼓励和支持学生将自身的认知凝结成某种表现形式,做到这两点后,才能确保学生在收集资料时有足够的动力,才能达到提高学生思考、自学能力的目的。所以,在进行收集资料和延伸思考这环节时,需要学习者和教学者花费较大的时间和精力,在一些较为适宜的教学专题中才能着手实施这项工作。如:围绕着“文学是怎样发展起来的?”这一开放的、有争议的话题,让同学们进行课外自学,在课外自学后课上发表看法,鼓励和支持同学们不要被教材内容几种观点所限制,要敢于发散自身的思维,主动思考自身对文学的发展有的看法。让学生们在课下时间寻找在经典文学之中,典型人物的事迹,并了解他们的成功之处,以便于深入的了解文学。另外,在课堂后,让学生分为若干个小组为古典诗词配画、配词等,各个小组组长负责用PPT演示,进而将中国古典诗歌情景美、意境美充分展现,这也就是一种较为可观和典型的课后延伸式的研究。 2.4学生成绩测评的灵活性 第一,期末考试方法应形式多样,考试题不但有名词解释、填空题,而且还要有论述题、分析作品题,既考察了学生对文学基本概念和理念,也考察了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综合成绩的评定,学生平时成绩包括如下几方面:意识,个人得分、小组作业合作成绩、参与辩论赛状况、参与网络平台状况等。学生所完成的平时作业,一方面是整理和反馈学生自身所学的知识;另外一方面上,将记忆知识扩展到知识的应用。学生课堂活动参与状况作为测评学生平时成绩的主要依据,其主要部分结合教师打分,有时也安排小组成员间互相评论,每一次成绩都将计入到学生最终期末考试成绩中。 3结语 总而言之,在学习文学理论中,应用探究式教学方法,既可以达到强化学习者学习兴趣的目的,也能够活跃课堂的气氛,将原本枯燥的课堂变得生动有趣。结合文学理论这门课程实际内容而言,探究式教学改革是正确的,想要顺利有效完成改革,这不但需要文学教师坚定改革的信念,而且也需要教师长期坚持,进而提高文学理论教学质量。 作者:肖丽 文学理论论文: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思考 摘要:文学理论是文艺学中知识性和理论性最强的一个学科,但是在教学史上,它却屡屡被研究者和教师以“面临危机”来指称,尤其是随着传媒时代的到来,这种危机感更加剧烈,传统教学方式难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本文首先分析了目前文学理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反思 一、引言 文学理论课是一门专业性、理论性极强的课程,在高校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这门课程对培养学生的知识结构、理论思维方式、独立思考能力乃至人生理想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教学史上,它却屡屡被研究者和教师以“面临危机”来指称,尤其是随着传媒时代的到来,这种危机感更加剧烈,传统教学方式难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本文结合笔者多年的教学经验,针对目前文学理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同时并对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目前文学理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文学理论教材老化 目前高校的文学理论教材理论知识陈旧,与新时期的文化脱节,学生普遍觉得陈旧和枯燥,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目前一些高校的文学理论教材,仍旧沿袭过去“纯文学”立场去编写,以精英化的理论视界来规范文学理论的话语边界,将通俗文学悬置在理论的外围。当这种理论话语遭遇通俗文学、网络文学之时,其阐释必然失效。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文学理论教材,过于强调意识形态话语的规训统合,缺乏与时俱进的辩证性理论张力,拘泥于本质主义的思维范式,恪守绝对的同一性逻辑与总体性意识,拒绝多元化、差异性,从而使理论本身失去对话、交流与沟通的功能。 2、教学方法单一 讲文学理论就是讲理论,这种认识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文学理论实践教学的理解还不够深入。文学理论涉及太多经典理论,教师不想讲,学生也听不进,内容宽泛枯燥,与实践联系不大,很难提起人的兴趣。纯粹把文学课程当成一门理论课来讲,无论是对教师还是学生,都是一种负担,更谈不上促进教学。 3、授课对象的转变 在这样的一个新媒体时代里,学生的接受视野发生了根本变化,形成了一个稀缺与盈余的颠倒结构。现在的学生都是90后,他们生活在影视大面积侵入他们生活的年代,从幼儿开始即受电视的影响,而到了入学受教育的年代,恰又赶上网络开始侵占人们生活空间的时期,所以有更多的时间被图像和屏幕所占据,这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笔者在课堂上曾这样提问过学生,“完全看过四大名著纸版的举手”,结果是零,问“完全看过四大名著纸版之一的举手”,结果也是零,问“看过四大名著纸版之一的一章或几章的举手”,有三五人举手,问“看过四大名著电视/电影的举手”,结果是大家齐刷刷地都举起了手。这个现象虽是个个案,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值得深思。 三、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的对策分析 随着信息化时代大幕的徐徐拉开,面对新形势下的新体制、新职能、新使命,不少高校在文学理论方面都存在一些与信息化时展不相适应的瓶颈问题。只有找准问题、分析原因,才能为解决问题、破解难题提供参考意见。推进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应从顶层设计、师资水平等方面人手,破解与信息化时代相矛盾的现实问题。 1、在顶层设计方面——着力解决培训内容与实际岗位不一致的问题 “有用的没学到,学到的用不上”,一直是文学教学被广为诟病的话题。应该说,在信息化时代下,文学的教学由书本教育向多媒体教育的转型上,目前已经进入到了改革的“深水区”,处在由“转型期”向“发展期”跃升的关键阶段。尽管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不得不承认,在某些方面,我文学理论教育的转型并没有彻底完成,转得还不够彻底,没有跟上网络时代的步伐。许多高校展现的是当代文学教育的“面子”,露出的却是以往旧式文学教育的“里子”,用多媒体教育的“新瓶”装着古板文学理论教学的“旧水”,猛一看好像是那么回事,实际上在学生能力培养上却欠了很多账。由于缺乏统一的人才培养顶层设计,教学和实践衔接不紧,教学内容与实际脱节,需要从“顶层设计”这个根上加以解决。具体来说,就是要制定文学理论岗位统一的教学大纲,明确岗位任职能力培养标准,高校按岗施教,使高校培训与岗位合上拍,二者相得益彰。 2、在师资水平方面——着力解决教学能力与学生需求不吻合的问题 教之本在师,文学理论队伍建设直接决定人才培养质量。在信息化的背景下,信息大爆炸,每名教师每天都被网络各种垃圾信息充斥,能静心读书的教师不多了,能静心研究枯燥文学理论的教师更是少之又少。直接导致的问题是教学理念滞后,与教育大纲所匹配的“教为主导,学为主体”“先学后教,变教为学”等新理念尚未转化成实际教学行动;教学设计能力不强,问题设计不够精练,系统性条理性不够;教学实施能力较弱,不能熟练驾驭文学理论教学需要的教学模式。在研究创新能力方面,重“学术研究”轻“教学研究”,热衷于容易出成果的学术研究,不愿意深入探讨见效慢的教改研究;重“数量”轻“质量”,对研究成果把关不严;重“研究”轻“转化”,学术科研成果转化率不高,在服务教学方面做得还不够;教学与科研兼顾不好,顾此失彼,等等。 四、总结 由上可见,信息化时代条件下,确实给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一定冲击。针对这种状况,关键是研究分析出应对的办法与思路。如何在教学上应用信息化时代的成果,将信息化时代的优势融入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当中,训练文学学生思维、培养文学后继人才、延续文学生命的重任。作为文学人,一定要站在文学长远发展的角度,全面认识自己、精准定位自己、合理要求自己,把个人的成长进步与文学的荣辱发展融为一体。 作者:袁佳 单位:长春理工大学光电信息学院
会计基础理论论文:价值链会计基础理论框架浅析 [摘要]价值链会计是21世纪会计发展的新动向,将成为价值链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对国内外有关价值链会计的文献进行提炼,从起源、涵义、基本理论框架等方面进行探讨,预测并展望了其广阔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 价值链 价值链会计 理论框架 信息时代的到来,促使现代企业的概念扩展到企业外部整个供应链上。衡量企业优势的标准不再仅是利润,而应该是更综合的竞争能力指标,“企业的价值”。因此,追求价值增值已成为现代企业的目标,价值管理更成为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内容,这为价值链会计的产生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一、价值链概念提出 1985年, Michael E.Porter在其所著的《竞争优势》一书中率先提出了价值链概念,将一个企业的经营活动分解为九项与战略性相关的价值活动:认为每个企业的价值链都是由九种基本活动以独特方式连接在一起共同作用为企业创造利润,既而形成企业的价值链系统。价值链管理是一种基于协作的,以价值链为基本工具,以实现企业价值增值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管理活动。随着IT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运用,Jeffery F・Rayport和John J・Sviokla提出了虚拟价值链和有形价值链概念,强调信息技术在企业价值创造中的作用。 在我国,阎达五教授基于“会计管理活动论”的指导思想并结合国内外管理学科动态,最早提出了“价值链会计”概念,即“通过收集、加工、存贮、提供以及利用价值信息.对企业的价值链或价值流进行规划、控制和评价,以保证其合规、高效、有序运转,从而为企业实现最大化价值增值”。他认为价值链会计的框架体系可从空间、时间两个维度进行设计。空间上,沿着企业价值链分别向客户和供应商两端延伸并扩大会计管理视野;时间上,以管理过程的时间序列为依据,分别以事前管理的统筹规划、事中管理的实时控制和事后管理的分析考评为内容广泛开展全方位、全过程的会计管理。 二、价值链会计的理论框架 价值链会计以强化价值管理为主线,沿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重构会计管理框架。在空间维度上,把以单一会计主体扩展为以价值链联盟形式存在的会计管理主体,把以货币为计量手段的会计对象扩展为以价值链形式存在的一切可以量化的会计管理对象。这样,会计管理的视角就大为扩展,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就统一为价值信息。在时间维度上,以会计实时控制为核心,以管理过程的时间序列为依据,分别以事前管理的统筹规划、事中管理的实时控制和事后管理的分析考评为内容广泛开展全方位、全过程的会计管理。 1.价值链会计的目标 阎达五:“价值链会计的目标是在实现价值链联盟价值最大化的同时实现核心企业价值最大化。”另有学者认为,价值链会计目标可以表述为提供价值创造的动态信息,借以制定协调和优化价值链、实现价值增值的决策,并进行相应的管理控制。一个强调企业价值最大化是价值链管理的核心,另一个将决策论与价值链的思想相结合,认为价值链会计提供的是对企业决策相关的有用信息。 2.价值链会计的假设 (1)价值链会计主体假设。阎达五指出,“价值链会计在空间维度上,把原来的以单一企业形式存在的会计核算主体扩展为以价值链联盟形式存在的会计管理主体。”于畜生、张敏(2005)认为,“价值链会计第一层次的管理主体是核心企业,第二层次是价值链联盟。”笔者认为,如何处理核心企业与价值链联盟的关系是价值链会计管理主体确定的前提。核心企业在价值链中所特有的知识、信息、物流整合功能使其对价值链的影响至关重要。 (2)项目存续假设。项目存续假设是针对传统会计中的持续经营假设提出的。价值链会计领域的日常核算是根据每一个项目的持续时间来划分的,其站在了一个微观的层面,强调在每个项目的初始、实施、完成阶段是持续不断的。 (3)交易期间假设。交易期间假设是持续经营假设的延伸,由于现代信息技术能随时从相关的数据库中自动收集并抽取有关的数据,生成与决策相关的财务报告和报表,每一时点的资产负债表以及不同时段的利润表都可以通过计算机系统及时生成,使得会计分期的时间间隔可以不断缩短,只要企业进行持续不断地经营,信息使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交易期间的长短,获得每一时点或时段的财务报表,这使得价值链会计期间假设与传统会计分期相比更具灵活性和弹性。 (4)价值计量假设。价值计量假设是指价值链会计核算应以货币计量为主要计量单位,同时辅之以实物计量。这样价值链会计不仅需提供规范的货币计量信息,还需提供规范的非货币计量信息。 3.价值链会计的对象 价值链会计对象的实质是价值链信息及其所体现出来的经济关系,其表现形式是价值链,涉及范围包括资金流、信息流和实物流。笔者认为此观点把会计对象的认识与会计本质的认识联系起来,用更为抽象的言语来表述,价值链会计对象可概括为资金运动与价值信息的合理统一。 三、价值链会计理论的前景展望 价值链理论为我们科学地分析影响企业价值的动因,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和分析方法。价值链的价值活动与企业战略管理密切相关,以企业价值链为主线,价值活动及其相互关系为对象组建的战略管理会计信息系统将会成为未来价值链会计发展的一大方向!随着网络的不断拓展,企业最终将利用互联网快捷的信息传输速度和时时入网的能力,实施并优化价值链会计操作系统,使企业摆脱时间与空间的束缚,形成以企业内外交易活动为中心的主体框架,实现资金流、信息流、物流的高效统一,促进会计系统、网络信息系统与企业管理活动的密切融合! 会计基础理论论文:对财务会计基础理论的逻辑关系解析 [摘要] 主要从会计目标、 会计基本假设、 会计基础、 会计要素、 会计程序、 会计信息的基本质量要求、 会计过程的具体要求、 会计过程的具体方法等方面阐述其内在的逻辑关系。 在经济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 会计尤其是财务会计已发展成为人类经济活动的通用商业语言, 其通用程度远远高于任何一种自然语言。我国自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 已经整整走过了 30 年的历程。会计作为一种管理活动, 一个成熟的管理学科, 也必然存在适应社会需求的内在逻辑规律, 这种内在的逻辑规律就是会计的基础理论。会计基础理论是会计实务的高度抽象和规律总结, 而会计基础理论又是推动和促进会计实务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指南。本文拟对会计 (主要是财务会计, 下同)的基础理论的逻辑关系进行解析, 也即是对企业会计基本准则的学习体会。 一、会计基础理论的内容和逻辑关系 会计基础理论的内容, 主要包括会计目标、 会计基本假设、 会计基础、 会计要素、 会计程序、 会计信息的基本质量要求、 会计过程的具体要求、 会计过程的具体方法。其间的逻辑关系可如下所示:会计目标会计基本假设会计基础会计要素会计程序会计信息的基本质量要求会计要素核算的具体要求会计过程的具体方法 二、会计目标 会计目标就是会计作为管理活动的目的,或者说是会计所要完成的任务。财务会计的目标是向财务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 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 有助于财务报告使用者作出经济决策。这些相关的信息的总和我们称为财务报告, 即财务报告应该提供特定企业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会计目标是会计所有活动的原始动因。目标 (目的) 不同决定了与活动相关过程的不同。会计目标随着经济活动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有所变化, 会计活动就要根据目标的变化进行调整。 三、会计基本假设 一般而言, 假设是对客观事物合乎情理的推断。 假设对人们的活动是必要的, 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会计假设是会计人员面对变化不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对进行会计工作的先决条件和必要条件所作出的推断。会计基本假设又称为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就是为了达到会计目标所要开展的会计活动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之所以称为基本条件, 是说这些条件如不具备, 完成目标任务是不可能的。会计基本假设主要有会计主体假设、 持续经营假设、 会计分期假设、 货币计量假设。会计主体假设是假定会计活动都必然是为某一特定主体进行的, 该主体不仅和其他主体完全独立, 而且独立于业主之外。这一假设明确了会计活动的空间界限, 使得会计活动能在清晰的范围之内得以进行。持续经营假设是假设企业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按目前正常状况持续经营下去。这一假设使企业日常的会计确认、 计量活动有了依据和基础。会计分期假设是假设企业可以将其持续经营的连续期间人为的划分为一段段较短的相等期间,而按较短期间确定的收入、 费用和利润等信息是准确的。这一假设为会计分期提供报告提供了依据, 进而为确立会计上的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奠定了理论基础。货币计量假设认定采用货币作为会计计量尺度是最准确的和最佳的选择。这一假设使会计活动有了统一的计量标准, 使得会计的具体对象可以相互之间互比, 使得会计报告能高度概括会计信息, 使得会计报告更便于理解。 四、会计程序 会计程序又称为会计核算基本规程或会计核算方法体系,是对会计过程环节的科学归纳。会计核算的方法通常被概括为: 设置帐户、 复式记账、 填制和审核凭证、 登记账簿、 成本计算、 财产清查、 编制报表。其相互之间的构稽关系设置帐户是会计对经济业务进行核算的基本起点,也就是在经济业务涉及的会计要素范围内进行更具体的归类。复式记账是把已发生的经济业务记录到账簿中的具体方式。复式记账方法使得会计上的任何一笔业务都能在至少两个账户里进行登记, 使经济业务的来龙去脉被反映得更全面。会计必须根据经济业务发生的证据作为记账的依据, 所以填制和审核凭证就成了会计核算的方法之一,也是会计核算必须要经过的一个基本环节。账户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账簿,账簿是会计信息的具体载体。账簿把反映在会计凭证中的经济业务更系统更规范地集中起来, 所以登记账簿也是会计核算的方法之一。成本是费用的对象化结果, 是企业会计信息的一个重要方面, 所以成本计算是企业会计必须要涉及的内容, 自然是会计核算的方法之一。成本计算和填制审核凭证以及登记账簿存在交叉往复内容。会计信息首要的质量要求就是真实性, 所以财产清查就成了会计核算的必要环节和方法, 财产清查和填制审核凭证以及登记账簿也存在交叉往复内容。会计的目标是提供会计报告, 会计报告最基本最主要的形式就是会计报表, 会计报表的编制涉及较强的技术性, 所以编制报表是会计核算的方法之一, 也是会计一个循环过程的终点。 五、会计要素核算的具体要求 会计核算的具体要求就是对会计要素具体内容核算过程中所应遵循的标准和规则,又称为企业会计具体准则。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产权制度随着改革的深入逐步变迁, 其理念也在发生渐进的演变。在扩权让利阶段, 首先是为调动企业与职工的积极性, 国家、 企业与职工共同参与企业的剩余分配; 利改税后企业全面转换经营机制, 逐渐摆脱了国家计划的桎梏, 成为经授权拥有法人财产权的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的决策主体与行为主体, 其称号也由 “国营企业” 改为了 “国有企业” , 此时企业已经大大放松了 “政治权力主导下的政绩理念” 。再后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阶段, 大多数大中型国有企业向现代公司制改革, 初步形成了投资主体多元化的产权结构, 并初步建构起以股东大会、 董事会、 监事会、 经理班子为基本框架的公司治理结构。但是, 由于国有股或国有法人股仍然处于绝对地控制公司的地位, 而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制度、 合理的经营管理层激励与约束制度、 职工持股制度、 独立董事制度等产权制度安排还很不完善, 运作还很不协调, 因此, “相关者共同治理下的人本理念” 并未真正确立, 仍然可以频繁地看到一种变异了的 “政绩理念” 的影子, 比如不少公司巨额投资于足球俱乐部等迎合上级政治或社会目标的项目。但是, 我国已经加入了WTO, 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已经进入了更加深化的阶段。我国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将进一步优化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及相关安排; “行政许可法” 的实施将大幅度地限制政府对个人、 企业等微观主观进行干预的空间与力度, 将更清晰地界定公共权力与私有权利的边界; 科学发展观的树立, 也利于增强政府对环境保护、 社会福利等公众利益予以关注与保护的意识; 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及世界性的各种交往, 将使我国的社会伦理包括人权观念、 政治文明等方面发生深刻的变化; 知识经济的到来, 以及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必然使企业进清晰地认识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 买方市场的形成, 已经使众多企业认识到 “顾客是上帝” 不是虚言, 等等。所有这些, 都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 我国的社会, 包括现代企业将逐渐地确立起真正的 “人本理念” 。 会计基础理论论文:环境会计基础理论研究 摘要:本文认为,从会计的角度研究环境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要使环境会计理论研究系统化,必须构建科学的环境会计理论框架。本文试图就环境会计基础理论的构成要素以及结构进行探讨,提出环境会计基础理论的构成要素及结构为:环境会计概念、环境会计本质、环境会计目标、环境会计假设、环境会计职能、环境会计核算原则。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 环境会计 环境会计基础理论 构建科学的环境会计理论框架,是使环境会计理论研究系统化的需要,是环境会计趋于成熟的表现,这对完善环境会计理论体系,指导环境会计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目前,研究环境会计理论结构不仅必要,而且已有的研究成果使开展环境会计理论结构系统化研究具有了可能性。传统会计虽然也考虑部分环境问题,但仅从会计主体内部加以考虑,没有把会计主体放在整个环境系统加以考虑,环境会计的建立将弥补这一缺陷。研究环境会计理论首先要明确构成环境会计理论的要素,其次是根据诸要素的内在联系确定其结构。环境会计理论包括环境会计基础理论和环境会计应用理论两部分。本文只对环境会计基础理论进行研究。 一、环境会计的经济学分析 (一)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关于既满足当代人又满足后代人需要的理论,强调合理有效利用资源,要求人类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注意环境保护以获得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除了采用制度、技术等手段外,必须将环境问题纳入会计研究中,从而为测度可持续发展提供流量和存量信息,环境会计也因此产生。 (二)稀缺理论 稀缺是经济学的核心,环境会计也是建立在稀缺规律的基础上。由于对环境资源的需求和排放物超出了自然环境所能承受的阈值,良好的自然环境资源随着人口、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成为经济学意义上的稀缺资源。当稀缺的环境资源成为经济资源时,使用环境资源就必须付出相应的费用,环境资产、环境成本、环境负债、环境损失等概念应运而生。环境会计通过对其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目的是为合理开发与利用稀缺的环境资源提供信息。 (三)效用理论和边际价值理论 效用是价值的源泉,效用分析是边际价值理论的重要内容。而价值是人们对物品效用的主观心理评价,可以说效用决定物品的价值;如果物品可以无限供给,人们不付任何代价取得,则该物品不具有价值,因而稀缺性和效用性相结合构成价值形成的充分条件。边际量在边际价值理论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边际量是指在一定条件下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最后增加量。边际效用是指满足边际欲望的物品所具有的效用对人类心理和行为影响的最后增加量,边际成本是指生产最后一个单位产品的成本增加值,边际量成为衡量物品价值量的尺度。从环境资源为人类提供的效用来看,借助效用理论和边际价值理论,环境资源是有价值的,从而为环境资源纳入会计核算中扫除了价值理论上的障碍。 (四)外部影响理论 所谓外部影响是指生产者或消费者通过价格以外的渠道影响别人的福利。主体的一项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商品,为满足生产活动需要所提供的服务属于内部性问题,而这项经济活动对主体外部的影响是属于外部性问题,对主体外部不利的影响叫外部不经济,有利的影响叫外部经济。传统会计只考虑经济活动的内部效果,而忽视外部影响,这对解决环境问题极为不利。因为受影响的对象,如空气、土壤、景观等都具有“公共商品”的特性,造成影响的人不需要对其行为负责,即可以不考虑由于其行为所造成的外部影响对其它受影响者所引起的费用和负效益。这样,导致企业无节制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企业的利润是虚的。因此,要高效率地解决环境问题,必须消除外部不经济影响。环境会计是消除外部不经济影响的重要手段,是将对企业的外部影响产生的社会成本内部化,合理地把企业经济活动的内部性因素和外部性因素结合起来,并以货币和非货币为计量形式进行反映。 二、环境会计的基础理论 (一)环境会计概念环境是指围绕着人类的外部世界,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和物质条件的综合体。按环境的要素属性,可以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笔者认为,环境会计里的环境是指自然或人工改造过的环境,绿色会计或可持续发展会计的环境则更广泛,不仅包括前述的环境,还包括人文环境,所以环境会计是可持续发展会计的分支。环境会计是指通过会计特有的方法将会计学与环境相结合,确认、计量和记录环境污染、环境预防和治理、环境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的成本、费用,为会计报表使用者提供环境信息的会计理论与方法。环境会计的核算对象主要是自然资源价值、环境污染(负债)、环境保护支出、环境收益等。从环境信息使用者讲,环境会计分为环境财务会计和环境管理会计。从空间角度讲,环境会计分为宏观环境会计和微观环境会计;与传统会计的关系看,环境会计分为环境差别会计和生态会计两大类,环境差别会计事实上是传统会计中处理环境问题的部分,生态会计则是环境会计在传统会计领域之外的新发展,分为内部生态会计、外部生态会计和其他生态会计分支;从核算的对象讲,环境会计分为自然资源会计和环境保护会计。 (二)环境会计的本质 葛家澍教授认为会计的本质是经济信息活动,而阎达五教授认为,会计是经济管理活动。本质是对结构的描述,经济信息活动体现了会计的信息结构,经济管理活动体现了会计的管理结构,笔者认为会计的本质是为管理服务的经济信息活动。环境会计的本质是为可持续发展管理提供信息的活动,它体现了环境会计信息结构和可持续发展管理结构。 (三)环境会计的目标 会计目标是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是会计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是联结会计理论与会计实务的桥梁。大多数学者把环境会计目标分为基本目标和具体目标,但其内涵不同,有的把基本目标定位于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步最优化,具体目标是充分揭示相关的环境会计信息(张端明);有的从宏观和微观环境管理角度提出基本目标和具体目标。刘永祥、贺花认为,环境会计目标是环境会计研究最基础的概念,居于环境会计理论结构的最高层次,对环境会计其他问题的研究具有决定性影响。笔者认为环境会计目标必须体现环境会计的本质,环境会计的产生是基于可持续发展,所以环境会计的目标就是为自然环境和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用信息。 (四)环境会计假设 环境会计的基本假设是环境会计实践主体对不断变化的环境与会计之间的复杂关系所做出合乎逻辑的推断,是环境会计核算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1)会计主体假设。传统会计所指的会计主体是指会计工作为其服务的特定组织,它界定了会计的空间范围,具体来讲是指拥有独立的经济资源、进行独立生产经营活动、实行独立会计核算和会计报告的组织,该组织是指能够控制一定的经济资源,并对资源的经营和使用承担一定的法律和经济责任的经济组织。传统观点把会计主体仅看成是一个独立的经济组织或非经济组织,不考虑其外部性(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没有把会计主体置于整个环境系统。尽管环境会计继续使用会计主体假设,但除了原有的含义之外还被赋予新的含义。环境资源是当代人、后代人和整个人类的共同财产,国家的产生导致环境资 源拥有者不同,因此对环境会计所提供的信息有严格的限制,要求控制在对环境资源具有独立所有权、使用权的某一国界或地域内,或是实际开发、使用环境资源的微观组织内。企业所控制的经济资源,绝不仅是传统观念上的人造资源,环境资源也是经济资源。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使用了环境资源,还须承担来自法律、道义及其它方面的对环境资源的责任,而且应认真履行这种责任,并向信息使用者报告履行情况。将会计主体置于环境系统中,把环境资源的价值损耗和补偿纳入会计核算系统,核算人类与环境系统的物质和能量交换,以此来界定环境会计主体的空间范围。会计主体虽然界定了会计核算和报告的范围,但没有任何―个主体的经营活动可以与世隔绝。也就是,一个会计主体自身的经营活动都会对社会其它方面或生态环境造成某种影响,这种影响通常被人们称为外部性,包括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环境会计的目的是要综合考虑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个组织活动的外部性必须纳入环境会计考虑范围之内。各个会计主体在不同时间、同一空间共同占有该国或地区的环境资源,这就要求环境会计主体假设不仅要核算和报告会计主体自身的经济性,而且还要核算和报告会计主体的外部经济或不经济性。(2)多元计量假设。由于价值观念的扩展,按照边际价值理论和效用理论,环境资源是有价值的,必须突破传统会计单纯的货币计量假设,可以采用货币和非货币进行计量。在明确环境资源有价值的情况下,环境会计到底采用哪种计量假设与所采用的可持续观点紧密联系,可持续观点包括弱可持续和强可持续观点。环境会计意在促进一种新的发展方式――可持续发展。在讨论环境会计中,由于试图建立可持续经营的概念,在考虑环境会计计量假设之前识别弱可持续和强可持续的概念是有用的,弱可持续发展要求总资本(人造资本加上自然资本)不减少,而强可持续发展要求自然资本不减少。弱可持续把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仅作为收入(实际或归因于)的来源,实际上意味着一种资本替代另一种资本总是可能的――如环境恶化(自然资本减少)可能被增加的工厂建筑(人造资本增加)所抵消。尽管有明显的资源和污染限制,正视可持续增长是可能的。如果环境会计只使用传统货币计量假设就要求人们接受弱可持续观点,因为企业增长伴随着连续的环境恶化,假设投资人造资本是充足的。这样,货币计量环境会计不仅需要弱可持续观点,而且弱可持续需要货币计量环境会计。只有自然资本(或者至少其中有变化)用货币计量,人们才能知道环境恶化是否被人造资本所抵消,发展是否在一个(弱)可持续的道路上运行,因此选择环境会计货币计量的方法取决于弱可持续观点。但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是补偿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包括这两方面使用的增长。此外,处理一些重要的自然资本,由于各种因素,如缺乏替代性、不确定性和破坏的不可逆转性等要求给予特别处理。换言之,弱可持续观点不一定运用于所有的环境服务。根据强可持续观点,货币计价没有必要或没有什么优势。实施强可持续政策要求遵守一套规则,即以可持续为标准,限制不同自然资源的使用和各种污染物的释放。为了监控这些政策,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对环境的不同方面进行独立计量,可能物理单位较适当。笔者建议,首先,采用弱可持续观点,逐渐过度到强可持续观点。也就是让企业有一个适应期,先对能用货币计量的环境活动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然后再过度到使用货币和非货币计量环境活动。(3)可持续经营假设。传统会计持续经营假设是指企业在可预期的将来会持续经营下去,不会关停并转,这是基于企业内部考虑的,没有考虑到企业的外部性。环境会计是在考虑企业的外部性基础上寻求经济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会计主要核算环境资源以及为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信息。可持续发展不仅强调当代人的经济、社会和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当代人要对环境恶化和自然资源耗费进行补偿;更强调后代人的经济、社会和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当代人不能牺牲后代人的环境资源来取得自己的福利。可持续发展界定了当代人与后代人的权利和义务。对环境资源,当代人与后代人是平等的两个主体。当代人有义务保管和保护好后代人资源,后代人有权利要求当代人保管和保护好资源。为了寻求代际公平,反映当代人传递给后代人的环境资源的增加和减少,环境会计主体必须核算和报告所耗用环境资源的价值及其补偿。所以可持续发展拓展了环境会计的持续经营假设(更长期的),即环境会计不仅关注会计主体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更应该关注人类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可持续发展。(4)环境价值和稀缺性假设。环境资源为人类提供再生和不可再生资源,为人类及其它生命体提供生存场所,对人类活动排放的污染物具有扩散、贮存、同化的作用,即环境对污染物具有净化作用,优美的大自然是旅游胜地,为人类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福利提供天然的物质资源。可见,环境资源价值除作为生产资料表现为市场价值外,多表现为“外部性”的非市场价值。其特殊性在于:价值并不完全取决于人类的经济开采和利用,其存在本身就具有鲜明的经济与非经济功能,这与传统的价值论中认为没有劳动参与的自然资源没有价值,没有进入市场交易的自然资源没有实现价值的观点截然不同。环境资源的价值,不仅是对人类需要和利益的满足,而且也包括对地球上一切生物的需要和利益的满足及对地球生物圈系统整体完善、健全的需要和利益的满足。自然界具有多样性价值,如经济价值、生存价值、选择价值、消遣价值、科学价值、生命价值、多样性和统一性价值、精神价值、美学价值等。因此,其价值是固有的,不依赖于人的判断和评价。尽管环境为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但由于环境的所有权和特定主体拥有的财产所有权不同,一般情况下环境并不用于交换,根据劳动价值理论,只有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才具有价值。长期以来,由于人们缺乏环境意识,认为没有劳动参与并不能进行市场交易的环境没有价值,导致对环境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致使自然资源大量损毁,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因此,在人们的观念中环境资源只有使用价值,没有交换形成的价值和价格,环境资源不属于传统会计核算范围。但环境所提供的服务具有直接或间接的经济价值,根据边际价值理论,环境资源是有价值的。因此,在环境会计核算中,以自然资源耗费如何补偿为中心,以环境资产、环境费用等会计要素为核算内容,突破劳动价值理论,利用边际价值理论和效用理论,假设环境具有价值。正是由于环境是有价值的,随着人类的利用和开发,环境所提供的各种财富会减少,并且这些环境财富是不可替代、不可再生的,在现有的条件下,环境资源和良好环境是稀缺的。 (五)环境会计的职能 本质是结构的描述,职能是本质的外在表现。环境会计的本质是为可持续发展管理提供信息的活动,提供信息的活动体现了环境会计的核算即反映职能,可持续发展管理体现了环境会计的控制职能,所以环境会计的基本职能是反映与控制职能。 (六)环境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 环境会计的一般原则是确认、计量和报告环境会计事项所依据的规则,但环境会计面对着许多传统会计所没有接触过的新问题,在诸如会计目标、会计假设等基本理论问题上与传统会计有区别,在程序和方法上也与传统会 计存在差异,除了遵循一般会计核算的原则外,又要有适用于环境会计所特有的会计原则。(1)社会性与公平性原则。传统会计单纯追求企业自身经济效益,一般不考虑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更不会关注不同国家和地区以及代际之间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会计要求会计核算和报告时考虑经济与环境长期协调发展,以企业社会效益与社会成本相配比并取得社会利润为标准,站在社会的角度全方位地考虑企业的业绩,以便维护社会资源环境,达到企业经济效益同社会环境效益的长期整体最佳,这就要求环境会计所提供的信息应充分揭示企业对环境资源利用与保护的社会责任。此外,环境资源是人类(包括子孙后代)的共同财富,既要保证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也要保证代际之间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要保证大多数人的利益,体现公平原则。(2)充分披露原则。传统会计披露经济事项要考虑金额与性质两方面,但是很多环境事项并不涉及金额,更多地关注环境事项的性质。环境事项的性质关系到经济、环境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决定了必须对其充分披露,即要求环境会计在公布报表、提供会计信息时,必须全面、公正地反映企业对生态环境的作用、保护或者污染、损耗等情况,不得有意忽略或隐瞒重要的数据资料,使信息使用者发生误解。(3)推定性原则。传统会计对经济事项确认时强调有法律上的强制性义务,正因为有法律规定,会计才给予核算与报告,否则不予核算和报告;而环境会计则不同,它对环境事项核算和报告时,对法律有规定的会计需要做出反映,法律没有规定的,可能考虑到其他或商誉等情况,也要进行核算与报告,所以环境会计不一定非要遵循法律上的强制性义务,只要存在推定义务(在不存在法律义务时企业负有推定义务,或有在法律义务基础上的推定义务)就可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4)权责发生制原则。权责发生制原则是指企业当期发生的不管是否支付或收到都应该作为当期收入或费用进行核算。尽管传统会计广泛的应用权责发生制原则,但是企业耗用的环境资源并没有确认为当期的成本和费用,造成自然资源的浪费和生态环境的恶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权责发生制原则,环境会计是无法对环境活动进行反映的。如运用权责发生制原则处理污染控制成本的实质是假设环境污染控制成本是生产成本。也就是,当期生产活动发生的成本作为当期产品成本,(当期发生的为了)控制(和预防)未来污染发生的成本应该资本化并分配到未来的生产活动。为补救以前年度生产活动的环境破坏发生的成本应该调整以前年度的损益。尽管识别过去、现在、未来活动的成本经常是很困难的,但是必须做出努力。记录环境污染控制成本对财务状况的影响是,由于生产场所环境恶化和重建,或者由于可能确认既没有资产含义也没有法律身份的负债导致改变企业财产的价值。权责发生制的运用意味着维护现存环境条件的污染控制费用作为当期费用处理,重建已遭破坏的环境质量的成本是资本性支出,如果是支付初期破坏的成本可以作为当期费用处理,也可以记入产品成本。维护未来生产场所的污染控制支出应该资本化并分配到预计收益期内。又如生产场所的价值取决于充足的空气和水资源以及废物处理的有效方法,赋予生产场所价值的环境质量下降或损失,这种损失必须在财务报告中反映。如果环境污染是由企业自己的生产活动引起的,那么资源损失成本应该与引起环境恶化的生产活动有关;如果是由其他企业的活动引起的,或者是由于规章制度发生变化导致工业废物处理的效率降低,资源损失成本应该作为期间费用或损失。除了对环境污染造成的资源损失确认外,还应对过去和现在生产活动造成的环境破坏引起的预期未来支出进行估计并在当期报告。诚然,估计预期未来支出是困难的,或许在当前是不可能的,但是有困难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不重要。采掘业应该在采掘经营期间将预计在采掘结束的土地平整恢复成本记为负债,制造企业应该将承担的公共领地的清理成本应计为负债,即清理海滩、湖、河流等,权责发生制要求在污染期间而不是在支付期间将费用计入损益。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会计基础理论论文:责任会计基础理论解析 责任会计源自于分权管理,为落实经济责任,根据企业实际情况设若干责任单位,并以现代科学管理理论为基础,同时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在一定的原则和程序下,对各责任单位负责的经济活动进行预算、控制、考核及业绩评价等一系列会计制度。 责任会计在企业管理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实现企业经营效率和效果双增加和提高企业软实力等方面有着突出贡献。 一、责任会计的内涵、指导思想与职能 (一)责任会计的内涵 米切尔马赫在《成本会计为管理创造价值》中对责任会计进行了描述,即利用会计进行业绩评价通常被称作责任会计。杰希姆和乔尔西格尔在《财务总监》一文中认为,责任会计是指按各个责任部门来收集和报告收入与成本信息的核算体系,其存在的前提是管理者应对其自身的经营行为、下属员工的经营行为以及他们的责任单位的活动负责。罗纳德希尔顿在《管理会计学》中对责任会计也有相应阐述,认为责任会计是指管理会计人员为了促进目标一致性,在衡量人员和部门的业绩时所采用的各种方法和概念。毛洪涛(2006)在研究业绩管理会计时认为,责任会计是业绩控制会计的基础,他认为从业绩管理会计的研究分析来看,建立业绩管理会计系统的根本原因在于日益复杂的商业环境的压力以及对一个更加有效的战略执行方法的需要,企业希望通过这个执行方法来增加股东的价值。 责任会计是以科学管理理论为基础,作为企业内部的经济管理工作之一,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其作用是管理者提供各责任单位履行其经济责任的会计信息。在分析责任会计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可以发现责任会计的三个要素即战略目标、目标会计报告及绩效考核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责任会计系统具有以下内涵:第一,责任会计是基于绩效管理的视角而建立的会计体系,责任会计具有战略性、人本性和组织性的基本特点;第二,若干责任单位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组成了企业整体,责任单位的责任预算也是企业预算的有机组成部分;第三,责任会计实施,需要充分调动各责任单位的积极主动性,以保证各责任单位的责任预算能够顺利完成。由于企业预算的合理分解形成了责任单位的责任预算,因而责任会计在督促各责任单位完成责任单位责任预算的同时,也保证了企业预算的顺利完成。 (二)责任会计的指导思想 一是设计本企业的责任会计体系并建立责任单位。在一般原则指导下,根据企业经营特点、管理要求和实际情况,科学合理地设计企业责任会计体系,以落实责任,核算责任过程,加强责任分析,实行责任奖惩等工作,从而加强责任管理,防止隐患,调动可能的积极因素,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并实现其社会效应。二是强化责任意识和内部管理。责任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及其他有关责任人对其业绩应承担相应责任。责任会计要求明确责任预算,通过科学系统的责任核算和责任控制,使相关责任人自觉地增强责任意识,调动尽可能的积极因素,实现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从而得到较好的社会效益。责任单位负责人及相关责任人主观意识到责任重大性,是责任落实到位的前提和基础,只有负责人或相关责任人主观上具备强烈的责任感,才能更好地实施相应的内部管理。因此责任会计的实行要强化相关人员的意识,加强各责任单位有关人员自觉履行应尽责任的意识,激励员工自觉地发挥主观能动性管理的目标。从这个方面来看,责任会计不局限于以现代管理科学为基础,还要以行为科学和运筹学为支撑。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还应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结合起来,做好员工的工作,激发员工和相关责任人的责任感,激发财会人员的主人翁意识和效益效率观念。三是责任落实与业绩考核紧密结合。责任核算、分析及奖惩紧密结合;责、权、利及效益紧密结合,促进经营管理机制的完善,发挥会计的管理职能,这都是责任会计的核心理念。 (三)责任会计的职能 一般情况下,责任会计的职能有以下几方面: (1)预算职能。责任会计的预算职能就是在企业预算的指导下,合理编制各责任单位的责任预算,作为各责任单位的努力目标以及衡量各责任单位工作成果的标准,以确保企业预算得以顺利完成。(2)控制职能。责任会计的控制职能就是对责任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按照事前制定的责任预算进行检验和督促,对发现的差异及时进行调整,保证各责任单位实现其报告期的预期目标。(3)核算职能。责任会计的核算职能是对责任单位已经发生的经济业务采用会计核算方法进行计算、记录和报告等,并通过一定方式向责任单位负责人和企业管理者反映责任单位责任预算的完成情况。(4)考核职能。责任会计的考核职能是以责任单位的责任预算作为依据,根据责任会计核算提供的信息和资料,对各责任单位的工作成果进行分析和评价,并将工作成果与奖惩制度紧密结合起来。 总体上,责任会计的职能是在企业内部除了要算产品财务账以外,还要按照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的原则,按照责任归属,确定责任单位如成本责任中心、利润责任中心等,明确责任指标如资金、成本费用、利润率等,以各责任单位为主体按责任指标进行核算、控制、监督,实行统分结合、双层核算的会计管理制度。责任会计的四项职能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预算职能提供责任单位的工作目标和考核标准,控制职能促使责任单位的工作按照既定目标进行,核算职能反映责任单位对责任预算的执行结果,考核职能充分调动各责任单位完成责任预算,保证责任会计的巩固和发展,为编制新的责任预算提供参考依据。 二、责任会计系统的实施原则 (一)责任会计目标应与企业整体目标保持一致 责任会计是企业分权经营与多元化经营的产物,坚持与企业整体目标一致的原则,是指企业把一部分经营决策权分配到各责任中心,同时应注意防止各责任中心为了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偏离企业整体目标而各行其事,应当保证企业上下目标成为一个整体,使分权经营组织形式保持高效率。坚持目标一致性原则能使一个企业所有子单位或责任单位的管理者都努力达到企业最高管理层制定的目标。 (二)责任会计的实施过程应坚持责、权、利相结合 责任会计的实施,要为每个责任单位明确其需要承担的责任,与此相对应的也将会赋予责任单位相应的权利,同时也会为每个责任单位制定业绩与成果的考核标准和奖惩措施,充分调动各责任单位工作主观积极性,从而保证企业总体利益或目标的实现。 (三)责任会计实施应坚持可控性原则 责任会计主要是以责任单位的经济责任为核算对象,核算其责任成本和产生的效益。各责任单位发生的成本有的是责任单位自身可以控制的,有的则是责任单位所不能控制的。因此,在对各责任单位进行考核评价过程中,仅能考核该责任单位可以控制的成本,其不可控的成本应当不予考核。否则将无法作出合理的评价,以该评价为基础的奖惩办法也不合理。因此构建责任会计系统应当遵循责任成本可控性原则。 (四)责任会计实施应执行反馈性原则责任会计实施过程中,各责任单位预算的执行需要有一套健全的反馈系统,对执行责任预算的过程进行控制并及时、准确、可靠地反馈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各种信息,使各责任单位不仅能很好地完善记录,建立并执行报告制度,及时掌握预算的执行情况,而且能通过实际完成数据或情况与预算数据或情况进行对比分析,控制和调节各责任单位的经济活动,以确保实现预定责任目标和任务。 (五)责任会计实施应注重激励原则 激励原则是责任会计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责任会计的目标之一即是激发企业内部各责任单位的负责人及相关责任者的工作热情,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所以责任会计在执行过程中确立目标、预算以及各项奖惩措施时,要注意从物质和精神多层面激励,有效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不断激励全体员工为实现企业整体目标而努力。 (六)责任会计要坚持收益与费用配比的原则 在财务核算基础上,责任会计应按照收益与费用配比原则进行会计调整,对于不属于当期的费用与成本进行扣减处理,而对应在当期反映而未反映的费用与成本进行调增处理,以客观反映责任单位收入与支出的正确配比,并在确定收益时严格界定收益与费用的对应配比关系,对于与费用成本没有对应关系的收益进行客观的调整。 三、责任会计相关基础理论研析 (一)责任会计与分权管理理论 分权管理即是现代企业组织为发挥较低层组织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而把生产管理决策权适度分配给各下属组织,最高领导层仅保留少数关系全局利益和重大问题的决策权。分权管理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决策权部门化,即在企业中建立一种具有一定自主权的内部组织机构。企业管理过程中通过授权,使每一责任中心都拥有一定的权力和对应的责任。应当说分权管理的主要目的是提高管理效率,而企业整体经营管理目标则是分权与效率的结合点。在企业整体目标的指导下,高层管理者把一些日常的经营决策权直接授予负责该经营活动的责任单位,使其能针对具体情况及时作出反应,避免逐级汇报延误决策良机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同时可以充分调动各单位经营管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分权管理理论是责任会计产生的基础。在分权管理中应重视责任会计的运用。现代企业产品种类繁多,其分散在各地的组织成员,或是制造中心,或是销售中心,或是产销一体的分子公司,它们分布非常广泛,组织机构较为复杂。为了有效地控制多个管理层级的生产和经营行为,如何把握各组织的资金活动,从而控制他们的成本或收益,达到与企业目标一致,责任会计则是一种有效的控制方式。企业起步阶段规模通常较小,因而通常选择集权管理,主要负责人不需要正式的责任会计系统就能控制经营。对于小企业的经理而言,通过与员工面对面的交流来了解日常经营是比较容易实现的。但随着企业组织的扩大,经理需要更正式的信息系统以实现控制如管理会计信息等。企业建立了会计系统来计量记录经营活动事宜,并对内外提供财务报告,成为计划组织活动不可或缺的部分。随着企业获得越来越多的服务和生产经验,其又建立起标准成本预算和弹性预算来帮助控制经营。企业的不断成长,为了提高管理效率授权成为必然,最终便形成一个成熟的责任会计系统。 (二)责任会计与行为科学理论 行为科学是运用社会学、心理学及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研究人类行为一般规律的综合性学科。其首要研究领域是在与组织行为学相关理论和实践方面,即研究企业等组织中人的行为,通过研究得出如何调动组织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等问题。该领域有代表性的理论是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该理论的观点可以描述为在特定时刻,如果人的一切需要均未能得到满足,那么最主要需要的满足就比其他需要的满足更为迫切,从而将需要划分为五级即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感情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责任会计源于分权管理,而分权管理又源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该理论的影响下,授权分权的管理在企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设立若干责任单位便是分权管理的一种体现。同时分权管理是一项很复杂且浩大的工程,其涉及分权的方式、程度及层次等若干问题,而不是简单的下放权力的过程。企业分权管理科学性及成功与否,一方面依存于分权授权管理制度的完善,另一方面也有赖于分权授权管理制度的执行。授权管理的应用在实施的过程中更大程度取决于对各责任单位所负责的经济活动所进行的预算管理、控制、考核及业绩评价等环节执行力度和效果。若实施力度和效果不佳,不仅会挫伤各责任单位的积极性,同时也难以反映工作的实际情况,影响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因此,在授权分权管理中责任会计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三)责任会计与信息经济学理论 对信息商品的成本、价格和价值等问题的研究都是属于信息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它是关于信息的经济学问题的一系列研究。该学科所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花费多大的成本以获取信息的价值。通过投入产出的对比分析,从而以一定的投入获取最大价值的信息或以最少的投入获取一定的信息价值。 责任会计实际上是一个旨在提高经济效益的管理控制系统,因此应以信息经济学理论作为责任会计的理论基础之一。为了获取各责任单位责任预算、责任控制、责任考核和责任评价等信息,需要付出获取该相应信息的成本。在获取责任会计信息的过程中以信息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在投入产出对比分析时,应当兼顾责任会计信息的效果和经济性。有效的责任会计管理控制系统所产生的信息价值必须为正,否则将不能给企业带来效益,反而会有碍企业整体目标的实现。 (四)责任会计与控制论 管理系统实际是一个典型的控制系统,同时也是管理的职能之一。为了确保企业的目标和计划能够顺利实现,一方面企业应该根据事先确定的标准或因发展的需要而重新修订的标准,对责任单位的工作进行考核和评价,并对比预先制定的预算或目标,在出现偏差时分析原因并予以纠正,同时进行报告反馈;另一方面,企业根据其所处的内外环境的变化和发展需要,在计划的执行过程中,对原计划进行修订或重新制订,并依照新的计划对责任单位进行执行、考核、评价和反馈报告,并以此规制不断循环,以实现企业既定目标。信息是控制的基础,它是在控制客体运行与发展过程中产生并说明其内部状态、外部作用和控制的目标。企业要控制某一过程或结果,应对其发生、经营和成果输出掌握足够的信息,并能采取相应的、有效的措施去影响其发生和经营,从而影响企业经营成果,以达到企业控制目标。 企业实现目标和计划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责任会计系统的建立和运行。企业适当授权进行管理的过程中,通常会根据实际情况划分若干责任单位,而责任会计的产生为顺利实现企业目标和计划奠定了基础。企业管理控制的整个过程贯穿着责任会计,为企业管理者提供决策所依据的信息。通常责任会计的运作流程是:制定总体目标、总指标的分解、责任预算、制定内部结算价格、责任单位的日常控制、责任核算、责任报告的编制、责任考核及责任信息反馈等,进而实现其责任单位控制功能。可以看出,责任会计控制的流程和与控制论基本一致,不同在于责任会计控制中融入了会计特有的一些观念和方法。 (五)责任会计与委托理论 委托关系是随着生产力大发展和规模化大生产的出现而产生的,这是委托的主要观点之一。由于委托人与人的效用函数不同,这必然导致委托人与人的利益冲突。在没有有效的制度规制的情况下,人的行为有可能最终损害委托人的利益,从而使得委托者需承担一定的委托成本。 企业内部各管理层之间广泛存在着委托关系,企业授权管理即是形成委托关系的典型行为。当委托授权行为发生后,管理者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便是如何使得各受托责任单位目标实现的同时,也能为企业总目标的实现做出贡献。责任单位都有明确的责任范围,且独立自主地履行其职责。在对各责任单位控制、考核及奖惩中责任会计起着关键性作用,其有助于增强责任单位相关责任人的责任意识,促使各责任单位积极主动地履行职责,完成责任预算,从而实现企业的总体目标。同时在划清权利委托人和责任单位之间的权责关系方面责任会计也起着重要作用,既然责任单位具有部分权力,就应该承担相应责任,只有正确处理委托人和责任单位之间的风险分担问题,才能使责任会计所提供的信息有效地影响企业及其各环节的行为,进而达到局部与整体的目标一致性,最终实现企业整体利益最优化。委托理论作为企业授权管理行为的理论基础之一,授权管理的有效实施与责任会计作用的发挥有着密切关系,因而委托理论理是责任会计的基础理论之一。 会计基础理论论文:基于电子商务对会计基础理论的思考 【摘要】本文试从电子商务角度,对会计基础理论进行一些探讨。 随着网络技术的产生与发展、电子商务应用的日益广泛,会计信息系统从相对独立、封闭的状况向网络化发展已成为必然趋势,从而对传统会计的理论与实务产生巨大影响。 一、网络时代电子商务的特点 目前,网络技术、电子商务成为了会计界的研究热点,同时也为会计摆脱目前的困境提供了契机。电子商务是网络时代的标志。电子商务具有以下特点: (一)易改动 电子商务数据存放于磁(光)介质,对其进行增删、修改不留痕迹,很难辨别哪一个记录是“原件”。 (二)无形性 电子商务数据是无形的,通常情况下看不见摸不着,缺乏实在感。 (三)网络化 商务活动在不同的地点,即刻完成交易。 尽管电子商务可能因上述特点而受到怀疑,但由于电子商务是基于高速网络的一种商务活动,其快速、便捷的优点仍然得到人们的认可并广泛应用。电子商务的应用及伴随电子商务而产生的网上企业、虚拟企业,导致许多不确定因素的产生,从而对传统会计产生巨大影响。 二、对传统会计假设的影响 会计假设是传统会计理论与会计实务基石。随着电子商务的广泛应用,对传统会计的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分期、货币计量四项假设均产生一定冲击。 目前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随着网络技术不断完善、电子商务的产生,传统的四个会计假设已不再成立,必须寻找或建立新的会计假设。理由是“由于网络会计的主体――网络公司(Virtual corporation)是一个虚拟公司,它不同于传统会计主体的范畴,很难确定会计主体;而会计主体假设则是诸项假设中最主要的一项,是会计工作的最基本的单位,如果该假设不能成立,其他几项假设也就不能成立,会计工作也就无法开展。 但笔者认为,在网络环境下,电子商务等出现,只是丰富了传统的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使其内涵不断扩展。 (一)会计主体的范围扩大了 会计主体又称会计实体,指会计为之服务的特定单位,它提出了会计活动的空间范围。 在网络时代,经济发展日益复杂化,新兴的网络公司(如雅虎、新浪等)或网上企业使得会计主体的典型形态──企业也越来越难以界定。但它们绝大多数仅仅利用网络作为业务处理、信息传递的手段而已,只是改变了会计信息的储存介质与传输方式,因此,不可能动摇会计基本理论的根基──会计主体假设。在传统的环境下,会计信息可以通过邮寄、电报、传真等方式传递,甚至派专人送达;而在网络环境下会计信息则通过网络传输。这种传递方式的改变可能会影响会计信息的安全性与可靠性,但决不会导致原来的会计核算范围、空间发生变化。对于那些所谓的网络公司(虚拟公司)来说,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会计主体都末发生本质上的变化。因为它们既然称为公司或企业,必然以赢利为目的,就必须进行工商登记,明确经营范围,照章纳税。尽管交易并不一定在现场发生,但是其业务范围还是清晰的,可辨认的,即会计的核算空间是可以明确界定的。至于有些个人在网上开设的“今天开,明天关”的商店,既没有进行工商登记,又没有税务注册,属于非法经营,应予以取缔,因此对其会计主体的讨论毫无意义。 (二)持续经营和会计分期的假设 持续经营假设是假设主体在今后可预见的一段时期不存在清算与破产的可能。在网络环境下,持续经营假设也不会因业务交易和信息传输方式改变而有所改变,即使是所谓的网络公司也是如此。以追求赚钱为目的的经营者总希望自己的公司(或企业)永远存续下去,而会计期间则是人们为了解企业的经营情况,人为地规定报告财务信息的期限。在网络环境下由于网络在线、实时反馈的功能可使人们随时了解会计信息。会计报告时限可以进一步细分,比如一个月、一周,但不能趋向于无穷小。因为许多经济业务具有连续性和周期性,分割太细就无法反映某些业务的全貌,况且,评价一个企业的经营业绩乃至发展前景时,瞬时数据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会计信息的报告还是应该以一定的期间为单位。而交易期间作为会计期间,或许适合虚拟企业的特点。 (三)货币计量假设的内容有所扩展,提供多种计量属性的计价成为可能 电子商务对货币计量假设的要求与传统会计也不一样。电子商务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为适应这一变化,有人提出统一货币结算,于是有了使用电子货币的倡议。假如使用电子货币,就会使不同货币之间的交易变得非常容易,尤其是在网上进行交易结算时,电子货币就会发挥出传统意义上的货币所没有的优势。电子货币的出现可能引发货币革命与支付革命。 三、对会计实务――会计准则的影响 基于电子商务的特性,对会计实务的确认也要有一个新的认识。其对会计实务影响最大的方面主要有: (一)确认与计量的一般原则 1.权责发生制原则 权责发生制原则是指在收入和费用实际发生时进行确认,而不论现金是否已经实际收付。即凡在当期取得的收入或应负担的费用,不论款项是否已经收付,都应当作为当期收入或费用。凡不是当期的收入或费用,即使款项已经收付,都不能作为当期收入或费用。由于电子商务是基于高速网络,交易双方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完成交易,所以,对于虚拟企业来说,收付实现制相对于权责发生制可能更为合理,更具有现实意义。 2.对于历史成本原则 历史成本原则是指会计人员进行资产计价时,根据它取得的实际原始成本计价,并不考虑资产的现时成本或重置价值。对网上企业或网络公司而言,基本上不存在历史成本,更多的是采用市场现行价值、可变价值等公允价值计价。 (二)会计信息质量、会计信息披露方面 1.相关与及时性原则 及时性原则要求会计信息的提供必须及时,相关性原则要求会计信息的提供能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进行决策的需求。如公司的财务与经营状况,公司的重大事件等。在网络环境下,所有交易事项在发生时即可完成并进行记录、处理和报告,从而使会计信息使用者获得比传统的财务报告更为及时、有用的信息。同时,网络环境下企业的财务报告还可以更多地考虑不同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需求的不同特点,如人力资源、企业形象等,为它们提供和定制个性化报告,使会计信息更趋于大众化,大大提高了会计信息的有用性。 2.客观性原则 不论传统的还是网络环境下的财务报告体系,客观性原则是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最基本的要求,即财务报告中所提供的会计信息必须真实地反映经济业务的实质,做到准确、客观,并且不同的、独立的会计(或审计)人员按照相同或类似的会计确认与核算方法能够得出相类似的核算结果。在网络环境下,要使会计信息符合客观性原则,只要保证信息系统中有关数据的客观、真实即可。但修改电子数据可以不留痕迹,可能会使会计信息的客观性打一个折扣。 3.可比性与一贯性原则 可比性原则要求会计信息的提供须按照统一的会计原则及方法进行处理;一贯性原则要求所采用的会计原则和方法在前后各期应当保持一致,不得任意更改。在网络环境下,由于数据输入、处理和传输大多都是按照设定程序进行,大大制约了传统手工环境下人为地任意篡改会计原则及方法。但是,一旦系统或网络遭到非法的、恶意的攻击,将对信息的可靠性造成威胁。 4.明晰性原则 明晰性原则指财务报告应当清晰明了,以便于理解和利用。在网络环境下,会计信息数据的输入、处理和输出、财务报表的格式以及其他的报告都已编入程序中,并使随时通用的财务报告成为可能,同时还可以为各个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个性化财务报告,便于各个会计信息使用者理解所的信息,做出对其有用的决策。 四、经济业务的确认的影响 众所周知,会计循环从填制记账凭证开始,但记账凭证的填制必须以原始凭证为依据,原始凭证是确认经济业务、明确经济责任的书面证明。对于传统意义的会计来讲,各种类型的销货、购货发票,企业内部的收料单、发料单等原始凭证的获取非常容易。它们是有形的,看得见摸得着,给人以安全感、踏实感。虽然目前基本实现会计电算化后,大量的会计信息存放于磁(光)介质上,但人们仍然习惯于把记账凭证、账簿、报表甚至一些内部分配表定期打印出来,并按手工规则由有关人员签字或盖章确认,装订存档。然而随着电子商务的开展,因交易双方并不直接见面,原始凭证的获取、经济业务的确认无法按传统方式由当事人签字或盖章确认,仅凭电子商务数据的传输,人们完全有理由对其真实性、可靠性、完整性和不可抵赖性表示怀疑。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在1996年的第二年会上通过了《电子商务示范法》,我国于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十一会议通过的、并于2005年4月1日实行的我国首部《电子签名法》,解决了电子商务数据的法律问题,为广泛应用电子商务数据来确认经济业务提供了法律保障。电子商务可能会导致会计业务流程的重组。 五、对会计内部控制的影响 鉴于电子商务数据的输入、修改、删除等是无形的,不易被发现,我国财政部颁布的《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基本规范(试行)》中指出:“电子信息技术控制要求运用电子信息技术手段建立内部会计控制系统,减少和消除人为操纵因素,确保内部会计控制的有效实施。”在新技术广泛应用的今天,建立更为严格的会计内部控制制度势在必行。 (一)建立严格的岗位责任控制 在网络环境下,应设立软件的开发岗位责任控制。财务软件的设计、开发、测试、运行、操作和维护、监督工作应当分别由不同的人员来担任,目的是防止信息系统本身不被恶意地留下可操作的技术漏洞,保证信息系统设计合理、运行正常。会计岗位也要有明确的责任,各岗位都要得到一定的授权,并用密码严格控制。 (二)会计数据的输入、审核控制 为了保证数据录入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数据在输入系统前都要经过检验,输入工作可以由多人多组分担,但对输入的数据等必须再次进行审核。因为在网络环境下,大量不相同的会计业务交叉在一起,再加上多用户共享数据库,一旦有缺乏严格控制检验的凭证录入到整个网络系统中,就很难查明原因,会直接影响到会计信息的准确。 (三)储存控制 为防止对数据和软件的非法修改和删除以及计算机在运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故障,使会计信息遭到破坏,对输入的数据要随时备份(最好是每日进行异地备份),以便必要时进行恢复。磁性介质的可复制性会使会计信息极易泄漏与篡改而不易发现,因此,磁性资料应由会计档案保管员负责保管;打印资料在系统的操作日志上有所记录后(包括记录输出时间、文件页数及操作人员姓名)及时送达指定人手中;收件人要签收并注明收件日期、文件内容,以便日后查找,确保会计数据和会计软件的安全保密。 六、展望 网络的不断完善、电子商务的广泛应用对传统会计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为会计界对会计系统的传统理念进行重新认识、对会计信息需求的进一步研究、为不断丰富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提供了条件。 网络环境下的会计需要大量复合型人才,既懂会计又要懂网络知识,既要懂管理又要懂会计业务操作,能解决实际工作中的种种问题。为适应不断变化的新环境,提高会计人员的素质迫在眉睫。 会计基础理论论文:会计基础理论在或有事项具体准则的应用 【摘要】本文从或有事项准则的具体运用为出发点,分别探讨会计假设、会计原则在或有事项具体准则的体现,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在或有事项具体准则的总体体现以及运用统计分析我国或有事项具体准则上市公司实施效果,采用理论分析与数据统计相结合的方法,以期规范和引导企业或有事项业务的处理和披露。 【关键词】或有事项;会计基础理论;运用 一、会计假设、会计原则在或有事项具体准则的体现 (一)会计假设在或有事项具体准则的体现 第二章 第六条 企业在确定最佳估计数时,应当综合考虑与或有事项有关的风险、不确定性和货币时间价值等因素。 货币时间价值影响重大的,应当通过对相关未来现金流出进行折现后确定最佳估计数。 该准则条文反映了会计基本假设中的货币单位假设。 (二)会计原则在或有事项具体准则的体现 (1)稳健性原则 要求充分预计可能的费用和损失,不预计可能的收益,因此对或有损失可能予以确认,而对或有收益不予确认。 第二章 第七条 企业清偿预计负债所需支出全部或部分预期由第三方补偿的,补偿金额只有在基本确定能够收到时才能作为资产单独确认。确认的补偿金额不应当超过预计负债的账面价值。 第二章 第十二条 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对预计负债的账面价值进行复核。有确凿证据表明该账面价值不能真实反映当前最佳估计数的,应当按照当前最佳估计数对该账面价值进行调整。 (2)充分披露原则 企业不应确认或有资产和或有负债。符合条件的或有资产和或有负债只能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因或有事项确认的负债(预计负债)应在资产负债表中单独项目反映并在会计报表附注中作相应披露,而与所确认负债有关的费用或支出应扣除确认的补偿金额后在利润表中反映。 第三章 第十四条 企业应当在附注中披露与或有事项有关的下列信息: 1)预计负债。a)预计负债的种类、形成原因以及经济利益流出不确定性的说明。b)各类预计负债的期初、期末余额和本期变动情况。c)与预计负债有关的预期补偿金额和本期已确认的预期补偿金额。 2)或有负债(不包括极小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或有负债)。a)或有负债的种类及其形成原因,包括已贴现商业承兑汇票、未决诉讼、未决仲裁、对外提供担保等形成的或有负债。b)经济利益流出不确定性的说明。c)或有负债预计产生的财务影响,以及获得补偿的可能性;无法预计的,应当说明原因。 3)企业通常不应当披露或有资产。但或有资产很可能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应当披露其形成的原因、预计产生的财务影响等。 (3)重要性原则 很有可能发生、合理可能发生和不太可能发生的事项要分别处理,当或有事项很可能发生,足以影响到会计信息使用者做出判断时,或有事项应予以表内确认或披露,而当或有事项极小可能发生,不足以影响决策信息时,可以不予披露。 第三章 第十五条 在涉及未决诉讼、未决仲裁的情况下,按照本准则第十四条披露全部或部分信息预期对企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企业无须披露这些信息,但应当披露该未决诉讼、未决仲裁的性质,以及没有披露这些信息的事实和原因。 (4)可操作性原则 第二章 第五条 预计负债应当按照履行相关现时义务所需支出的最佳估计数进行初始计量。 所需支出存在一个连续范围,且该范围内各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相同的,最佳估计数应当按照该范围内的中间值确定。 在其他情况下,最佳估计数应当分别下列情况处理: 1)或有事项涉及单个项目的,按照最可能发生金额确定。 2)或有事项涉及多个项目的,按照各种可能结果及相关概率计算确定。 (5)配比原则 许多或有事项最终可能给企业增加的费用,常常与会计事项形成时的相关收入不在同一会计期间,如产品质量担保形成时,企业已经售出产品并实现了收入,可能付出的担保费用在以后会计期间。如果不考虑这种差异,各期损益的准确性就会大受影响。 二、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在或有事项具体准则的总体体现 1.财务会计概念框架 基本准则:在整个财务会计概念体系中起统驭作用;基本准则是“准则的准则”,其作用不仅体现在具体会计准则的制定上,而且对实际工作也有指导作用。 分三大层次: (1)第一层次:财务报告的目的与财务报告使用者 (2)第二层次,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与会计要素 会计信息的最高质量:决策有用性; 会计信息的主要质量: 相关性(时效性、预测价值、反馈价值)、可靠性(公允表达、可验证性、中立性)、实质重于形式、可比性(含一致性)、重要性与谨慎性。 会计要素: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和收入、费用、净利润或亏损。 五个可选择的会计要素计量属性:历史成本、公允价值、可变现净值、现值和重置成本。 (3)第三层次,会计基本假设、基本原则和操作限制 基本会计原则:历史成本原则、权责发生制原则、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实现原则、配比原则、充分披露原则。 基本限制条件:成本与效益的关系、重要性、谨慎性。 2.总体体现 (1)第一层次的体现 或有事项的披露对财务报告使用者来说非常重要,因为:1)它有助于信息使者了解企业的资产质量和收益质量;2)它有助于财务报告使用者评价影响企业的或有事项风险;3)它有助于财务报告使用者了解企业的真实情况。 根据充分披露原则或有事项会计信息披露应采用表内项目与表外项目相结合,凡是符合会计要素定义与确认条件的或有事项应在表内反映,否则应在表外附注中披露,以确保会计信息使用者获得足够充分和详细的信息。为了使会计报表使用者全面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对于企业发生的或有事项应当根据不同情况进行适当的披露。 (2)第二层次的体现 或有事项计量的关键是对影响或有事项结果的各种因素进行正确合理地估计,选用合理的计量属性,选择计量属性时要充分考虑所计量项目的性质以及计量属性的相关性和可靠性,或有事项在时间上虽然跨越过去、现在和将来,但一般没用历史成本,且其经济结果有待于未来才能证实,所以应选择具有现在和将来时间特征的计量属性,所以其计量属性更多地选择公允价值。如现值市价等大多数会计计量都是采用某种可观察的由市场决定的金额,比如已收到或已支付的现金现行成本或现行市价。但是当不能得到可观察的市场价值时,常常会转而使用未来现金流量的估计值来计量某项资产或负债,由于这类现金流量通常发生在未来的一个或多个期间里,这就自然引出一个问题会计计量应该反映这些现金流量的现值还是没有经过折现的总和。现值的采用可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若货币时间价值的影响重大,金额应是结算义务预期所要求支出的现值,即如果影响很大,则必须在计量预计负债时考虑现值因素,反之则无需考虑。 (3)第三层次的体现 从成本效益原则来考虑,充分披露应是在防止增加企业信息成本的前提下,通过对使用者所需信息的调查了解,有针对性地披露。 三、我国或有事项具体准则2008-2010上市公司运用统计分析 或有事项作为企业经营活动中的若干不确定事项之一,表现在担保、诉讼、应收票据贴现等诸多方面。一方面,或有事项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能产生较大的影响。尤其对于上市公司来说,或有事项中的担保、诉讼事项往往带来巨额的损失进而导致一个企业经营的失败。另一方面,上市公司在或有事项的披露上也屡屡违规,或隐瞒不披露、或披露不及时。 (一)2008年或有事项准则在上市公司运用统计分析 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等相关网站,随机抽取了截止到2009年3月30日的100家上市公司2008年的年报。在抽取的过程中,从沪市及深市主板上市的企业中各抽取了50家,本着尽可能选择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企业的原则,分层随机抽取。在被选取的样本中,有或有事项相关披露的为65家,占总样本的65%,没有披露的占35%。所披露的或有事项中: 1.涉及到未决诉讼的占总样本的33%,在这33家中,披露诉讼原因的有29家,占未决诉讼样本的87.88%,披露诉讼影响的有12家,占未决诉讼样本的36.36%,其中既披露诉讼原因,又披露诉讼影响的有9家,占未决诉讼样本的27.27%。 2.涉及到提供担保的有44家,占总样本的44%,其中只对本公司的关联公司或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有31家,占提供担保样本的70.45%,另外13家公司中,有4家只对外提供担保,占担保样本的9.09%,有9家对内对外都提供担保,占担保样本的20.45%。 3.涉及到仲裁的公司只有1家,占样本的1%。这家公司将仲裁得到的利得计入了营业外收入。 4.在资产负债表中确认预计负债的共有22家,占总样本的22%。其中在今年及去年的年报中,只有一年涉及到预计负债科目金额的有6家,占确认预计负债样本的27.27%,另外16家公司均在期初期末都有预计负债科目金额,占确认预计负债样本的72.73%。 5.在附注中披露或有事项的公司有60家,占总样本的60%,在正文中的重要事项中披露的有46家,占总样本的46%。其中,既在附注中,又在正文的重要事项中,均披露的有36家,占样本的36%,占附注披露样本的60%,占正文披露样本的78.26%。 (二)2009年或有事项准则在上市公司运用统计分析 截至2010年4月30日,沪深两市共计1774家上市公司如期披露了2009年年报,同时,企业会计准则在我国上市公司有效实施已有三年历史,会计准则实施的经济效果已经凸显,有效地促进了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或有事项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对于未决诉讼、债务担保、产品质量保证、亏损合同、重组义务等存在的风险,应当根据损失发生的可能性,预计相关损失并冲减当期利润,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企业超前分配利润的问题。2009年,1774家上市公司中有976家公司存在或有事项,确认的预计损失为504.59亿元,三年平均确认的预计损失为180.93亿元,比2006年确认的预计损失69.12亿元增加了111.81亿元,增长了1.62倍。 (三)2010年或有事项准则在上市公司运用统计分析 2129家上市公司中,存在或有事项的有982家,占比为46.12%。分析发现,存在或有事项的982家上市公司中,确认了预计负债的有392家,占比为39.92%。未决诉讼、产品质量保证和债务担保是上市公司确认预计负债的主要类型。确认预计负债的392家上市公司中,发生未决诉讼的140家,占比为35.71%;发生产品质量保证的有105家,占比为26.79%;发生债务担保的有80家,占比为20.41%;涉及弃置费用的有25家,占比为6.38%;确认亏损合同的有23家,占比为5.87%;其他类型的,占比为4.84%。需要改进的是,根据职工薪酬准则的规定,上市公司确认的辞退福利应当在应付职工薪酬而不是在预计负债反映。 22家上市公司2010年因计提弃置费用确认预计负债197.25亿元,是确认预计负债金额中最大的一项。这22家上市公司绝大数是能源、煤炭、金属制造和化工行业的上市公司,符合国家相关政策导向。其中,中国石油(601857)和中国石化(600028)2010年计提的弃置费用金额最大,合计达195.07亿元,占到了22家上市公司2010年计提的弃置费用总额的98.89%。 分析发现,个别上市公司因确认预计负债对当期经营业绩影响巨大,预计负债的确认金额占净利润比重超过了100%,某上市公司2010年确认预计负债金额竟占到了净利润的655.85%,值得关注。另外,在存在预计负债的所有上市公司中,绝大部分上市公司未披露预计负债的“可能性”的判断依据,也值得关注。 四、结论 本文在了解会计假设和会计原则内涵的基础上,分析它们的具体内容在或有事项准则中的体现,以及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三个层次在或有事项准则运用中的总体体现。运用统计与案例法在参考财政司自2007年新准则实施之后每年一次地对新准则在上市公司执行情况分析的报告与对巨潮网上多家公司年报数据进行抽样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分析我国或有事项准则的实施还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1.或有事项的披露不够完整;2.大多没有确认预计负债;3.对或有资产的披露存在误解;4.或有事项披露位置混乱。在个案分析这部分,采用了中石油和中石化这两个石油化工企业的数据来分析弃置费用的处理对企业的经济后果。 会计基础理论论文:关于国库会计基础理论若干问题的探讨 在我国会计体系中,国库会计是一种与预算会计密切联系的特殊的银行会计,它是以货币为计量单位,同时运用银行会计和预算会计的核算方法,全面反映、记录和监督各项国库资金收支活动,为国家预算管理和宏观经济决策提供信息服务的管理活动。国库会计既是人民银行经理国库职能的基础和具体体现,又是国家财政预算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预算会计还是银行会计,它们的理论框架是相似的,但由于自身核算的对象、服务的对象不同,理论基础会有所差异。 一、国库会计基本假设、国库会计对象和目标 (一)国库会计基本假设 国库会计假设内容应包括会计主体、持续经营假设、会计分期、货币计量和预算控制。 1. 会计主体。明确界定会计主体是开展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工作的重要前提。国库会计的会计主体比较复杂,应采用双重视角:作为人民银行的一个部门,国库需要通过银行会计核算方式记载账务,将国库会计核算结果反映在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上,因此,国库会计的记账主体是中央银行;作为国家预算执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还需对各级预算收入、支出、退付及划拨、清算等资金运动情况进行真实、准确、及时、完整的记录、反映和监督,并向政府和财政部门报告预算收支情况和结果,所以,国库会计的报告主体为政府和财政部门。另外,国库会计的报告主体具有层次性和复合性特征。由于财政资金实行纵向分级管理体制,各级政府及财政部门都是国库会计的报告主体,由此构成多层级的会计主体。目前缴入国库的资金来源渠道多,具体管理要求不尽相同,有的地方将工会经费直接缴入国库,则工会也可以成为国库会计的报告主体,以完整地记录和报告工会经费收支和存在状况等,更利于相关部门加强管理。 2. 持续经营。持续经营假设是指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计主体将会按当前的规模和状态继续经营下去,不会停业,也不会大规模削减业务。国库会计是办理国家预算资金收付等业务的专业会计,主要用于反映政府预算的执行情况,为国家预算执行服务。政府及相关部门代表国家执行预算的过程,不仅不能带来盈利,而且必须耗费一定的资财,如果不做持续经营假设,就很难想象一个社会能够延续下去,所以在国库会计假设中,强调国家预算收支活动的连续性非常必要。 3. 会计分期。会计分期假设是指将一个会计主体持续的经营活动划分为连续的、长短相同的期间。会计分期的目的,在于通过会计期间的划分,将持续经营的生产经营活动划分成连续、相等的期间,据以结算盈亏,按期编报财务报告。目前国库会计按日、月、年分期进行核算和编制报表,会计分期的假设保证了国库会计信息使用者能够定期了解到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4. 货币计量。货币计量假设是指会计主体在会计核算中要以货币为统一的主要的计量单位,记录和反映会计主体的生产经营过程和经营成果。为了实现会计目的,必须综合反映会计主体的各项经济活动,这就要求有一个统一计量尺度。国库会计要反映预算收支的增减变化,利用通用的货币计量单位进行全部的计量活动,计量结果可以相加、相减、相乘、相除,从而得到会计报告,并能够对其做进一步的分析。因此,国库会计核算也是以货币为计量单位。 5. 预算控制。国库会计核算的收入主要是国家凭借权力无偿地、强制地、固定地向纳税人征收的各种税收,支出主要用于维护国家主权、社会政治的繁荣与稳定,即间接地用于纳税人。国库会计核算的财务资源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如何取法、取多少,如何用法、用多少,必须凭借预算进行控制。所以,预算控制在国库会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企业必要的预算主要是一个内部管理程序,它是弹性预算,缺乏法律约束。而政府部门预算是公共政策和财政意图的体现,是具有法定约束力的一种控制机制。因此,预算控制是国库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的基本要求,也是基本前提。 (二)国库会计目标 关于会计目标表述的观点,主要有两种:受托责任观与决策有用观。目前,我国的国库会计信息属于秘密事项,立法机关和监督机构查阅国库会计资料需要履行相关的审批手续,尚未向纳税人、捐赠人及广大社会公众公开。所以,目前我国的会计基本目标应该是为各级政府提供真实可靠的国库资金运行情况的会计信息,如实向委托者报告和说明履行受托责任的过程及其结果。 但国库资金作为一种公共资源,资源的提供者实际上是社会公众。因此,国库会计目标在满足政府需要的同时,必须以公共责任为依据,并且随着公共财政管理改革,必然对财政透明度、政府信息公开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必须考虑未来广大社会公众对决策有用国库会计信息的需求。对于国库会计目标,具体可以通过三个层次表述:(1)国库会计应该提供有助于各类信息需求者进行各种决策时所需要的会计信息,包括各级政府、财政部门、征收机关、中央银行、社会公众等。(2)根据我国的会计环境,目前国库会计的目标是严格依据国家有关法律、如实反映和监督国家预算收入的形成和支出过程,提供国库资金现金流量和存量信息,从而反映、监督和促进国家预算的执行,提高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益,为国家宏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制定、执行、调整提供重要的决策信息。(3)随着会计环境的变化,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国库会计可以适当对作为资源提供者的纳税人、捐赠人及广大社会公众提供决策有用的会计信息,帮助政府履行公共受托责任。 (三)国库会计对象 根据我国委托制国家金库体制的特点,目前,国家预算款项的收纳、保管和支拨等工作都由人民银行办理。国家组织的预算收入、安排的预算支出、地方各级财政库款的收纳、报解、支出、退付和国债款项的收缴、兑付划转等,这些资金运动的过程和结果,就构成了国库会计反映和监督的对象。具体包括:预算资金的收纳、报解、入库、支拨和退付引起的国库资金运动过程及其结果;政府债券款项的资金运动;预算资金调拨引起的国库资金变动等等。目前,我国的国库会计仅仅核算和报告预算内资金运动的情况及结果,核算的范围过于狭窄,提供的财务信息不完全,不能完整地反映政府预算的执行过程。为了全面完整地评价国库的受托责任,促进国家预算执行,应进一步扩大国库会计核算范围,逐步取消财政专户,将财政资金全部纳入国库会计核算,确保国库会计提供连续、全面、系统完整的财务信息。 二、国库会计要素及信息质量特征 (一)国库会计要素 从会计的对象看,会计要素是会计对象的具体化,而对象则是会计要素的综合、抽象和概括,它们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表现,分类则成要素,综合则为对象。根据国库会计主体的双重属性,国库会计要素可从两方面理解: 从记账主体角度看,国库会计要素可分为资产与负债。体现在中央银行会计报表中的资产为在途资金占用,包括:中央预算支出、兑付国家债券本息款。负债为经理国库款项,包括:中央预算收入、地方财政库款、财政预算专项存款、国库报解款项等。用会计等式表示为:资产=负债。 从报告主体角度看,国库会计要素可分为收入、支出和库存。收入是指政府为了履行其受托责任,根据有关法律和法规所取得的非偿还性资金。具体表现为税收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非税收入、贷款转贷回收本金收入、债务收入、转移性收入。支出是指在财政年度内会计主体由于行政或事业活动或法律规章的规定而发生的财务资源流出。具体表现为一般预算支出、基金预算支出、债务预算支出。收入和支出相抵后为结余,在国库报表中体现为库存。用会计等式表示为:收入-支出=库存。 (二)国库会计信息质量特征 会计信息质量是对会计主体提供财务报告的基本要求,它是连接会计目标与会计确认、计量及财务报告信息表述的桥梁与纽带,如果会计信息不能满足信息质量要求,也就无法实现和达到会计目标。笔者认为,我国的国库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应当以受托责任为主线,兼顾决策相关性。主要应当包括:可理解性、可靠性、相关性、可比性、一致性、及时性,还应当包括获取的便捷性,约束条件是成本—效益原则。在这些质量特征中,可理解性、可靠性和相关性应当作为国库会计信息的核心质量特征,其他的质量特征是辅助性的活约束条件,它们有助于提高核心质量特征。 三、国库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与报告 (一)国库会计确认基础 国库会计确认基础是指为达到国库会计目标,而决定在何时确认交易或事项的影响。会计确认基础不同,生成的财务信息也不同,从而可以满足不同的财务信息使用者的需求。国库会计与报告的主要目标在于反映受托责任履行情况并有助于相关决策,因此国库会计应根据受托责任的具体内容,选择相应的国库会计确认基础,提供适当的会计信息。会计确认基础一般有两种:现金制和应计制。 现金制基础主要计量现金资源的流动,可以反映现金资源的来源、分配和使用。国库会计使用现金制基础在证明现金收支合规性控制方面是有效的,能够向各方信息使用者提供有关预算收支是否遵守预算授权和法律法规要求,也能为政府及财政部门进行预算控制提供有力的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金库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目前,国库会计执行《中国人民银行会计基本制度》的各项原则规定,采用收付实现制(现金制)确认基础。 应计制基础主要计量经济资源的流动。应计制向使用者提供主体控制的资源、主体提供服务的成本等信息。近年来,许多西方国家掀起了以降低政府成本、提高行政效率为目的的新公共管理改革浪潮,相对增加了政府直接面对公众的责任。这对国库会计提出了新的和更高的要求,要求国库会计不仅要提供有关财政资金收支的信息,更需要提供为政府进行高效管理和决策服务的信息。相对于现金制确认基础,在新公共管理模式下,应计制基础提供的国库会计信息更为全面,更利于使用者评价政府的公共受托责任。目前,我国也开始进行行政管理和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努力提高政府的财政绩效,与此相适应,国库会计分阶段、分步骤、分项目地引进应计制基础来确认和计量政府财务活动及其结果也是必要的。 (二)国库会计计量 会计计量是在确认基础上进行的,是对已确认对象数量化和价值化的一种会计行为。会计计量包括计量尺度和计量属性两个要素。计量尺度也叫做计量单位,因为无论是价值运动或资金运动,都只能是以货币来反映,所以国库会计的计量尺度只能够是货币。计量属性可分为:历史成本、现行成本、现行市价等。由于国库会计核算不计算盈亏,所以在计量属性方面,国库会计只以历史成本作为计价基础,除非特殊情况,否则不要求采用类似于现行成本、现行市价的计量属性。 (三)记账方法 目前,我国国库会计表内科目根据复式记账的原理,采用借贷记账法核算,表外科目根据单式记账原理,采用收付记账法核算。通过国库会计的记录,将预算收支相关的信息数据分别在总分类账和明细分类账进行记录,既可以对国库资金运动过程及结果进行具体的描述和量化,又可以对预算收支相关的信息数据进行加工处理,最终生成具有不同详细程度的国库会计信息。随着现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计算机在国库会计系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目前我国国库建立了以国库会计数据集中系统、财税库银横向联网系统和国库管理信息系统为核心的国库综合业务集中系统,实现了预算收入直达入库、预算支出实时到账,大大提高了国库会计的数据信息处理能力和政府调配预算资金的灵活性。 (四)国库会计报告 国库会计报告是指国库对外提供的反映国库某一特定日期的资金状况或某一会计期间的资金流量等会计信息的文件,包括报表及其有关说明,国库报表包括国库会计报表、预算收支报表。国库作为财政、货币政策的结合点,通过对国库收支存数据的分析,可以综合反映国家预算收支执行情况,深入了解财政资金运行规律及其对经济、金融运行的影响,揭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关关系,为中央银行、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制定有关政策提供参考依据。这就要求国库会计报告提供的信息应当具有完整性、多样性,不仅要提供有关预算资金收支的信息,更需要提供为政府及相关部门进行高效管理和决策服务的信息。目前,我国现行国库会计报告仍有许多不足之处,如国库会计报表内容不完整、提供的信息比较简单;国库会计信息不便于利用等。从完整性的角度,国库会计报告应当全面完整的反映财政收支情况,除了继续报告预算收支以外,还应完整反映预算外收支及结余、非税收入、基金收支以及其他政府资金收支情况。从多样性角度,国库会计报告不仅要提供财务信息,还应当提供非财务信息,即在及时、准确编制各类国库会计报表的同时,充分发挥国库统计分析的作用,对现有国库报表内容进行梳理和完善,并对国库会计核算数据进一步加工和深入挖掘利用,全面反映国库资金动态,进一步发挥国库会计在国家预算执行中的促进、反映和监督作用。 会计基础理论论文:我国环境会计基础理论研究成果探讨 摘要:西方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已经进行了环境会计的研究,逐渐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环境理论和方法。而我国环境会计的研究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本文从环境会计的基础理论角度着重介绍了环境会计的概念、对象和要素、目标、基本假设、基本原则、确认与计量、信息披露等七个方面国内部分专家学者的主张和研究成果,力求通过对这些成果的归集,勾勒出我国环境会计基础理论的框架,对今后研究能有所帮助。 关键词:环境会计;基础理论;研究成果 西方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已经进行了环境会计的研究,逐渐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环境理论和方法。目前国外发达国家的环境会计研究正向纵深发展,开始环境会计应用方面的研究和探索。而我国环境会计的研究晚于西方国家20年,葛家澍教授等在《会计研究》1992年第5期上发表《九十年代西方会计理论的一个新思潮——绿色会计理论》一文,标志着我国开始环境会计问题的研究,随后我国会计理论学术界,从主要是介绍、借鉴、继承和局部创新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经过二十年的研究与探索产生了许多研究成果。下面就我国会计理论学术界在环境会计理论研究方面的一些观点予以介绍: 一、环境会计的概念 虽然环境会计是围绕环境问题而展开的,但人们对环境会计的具体概念有不同的认识。有些学者如孙兴华、王维平、李祥义等从环境会计的理论依据、计量单位、职能目的及学科属性等方面来定义环境会计。崔将环境会计表述为以自然资源耗费应如何补偿为中心而展开的会计。此观点为学者们认同最多的。 二、环境会计的对象和要素 会计对象是指会计所反映和管理的内容。会计要素是会计对象的基本内容。所以会计对象决定会计要素。环境会计的对象的显著特点是增加了环境内容,特别重视环境科学与会计实务的结合。因此环境会计的对象自然包括自然环境。 孙华兴、王兆蕊认为环境会计的对象是全不自然资源环境,他们把环境会计对象界定为:企业环境行为所涉及的自然环境空间、环境要素和环境因子。孟凡利、安庆钊认为环境会计对象是企业的环境活动和与环境有关的经济活动。王辛平、韩军从资金运动的角度对环境会计对象进行阐述,认为环境会计对象是企业对环境资源的不断损耗和不断补偿的循环过程。蔡昌、陈炜煜进一步指出环境会计对象是自然资源、环境的开发维护及使用成本,以及环境资源的收益和价值补偿过程。 环境会计的要素,国内学者主要提出“三要素论”、 “四要素论”、 “五要素论”、 “六要素论”。 “三要素论”的主要观点:李心合等学者认为环境会计的要素包括环境资产、环境负债和环境成本;孙兴华、王维平认为环境会计的要素是环境成本(包括自然资源成本、自然资源损耗、环境保护支出等)、环境收入(包括自然资源收入、环境污染收入、资源环境保护收入等)、环境会计收益(资源环境收益、环境利润等);王辛平、韩军认为环境会计的要素包括自然资源的损耗、环境保护支出、环境保护收益;刘永祥认为环境会计的要素包括环境资产、环境效益和环境费用。“四要素论” 的主要观点:朱学义、方文辉认为环境会计的要素有资源价值、环境成本、环境收益和环境利润;李宏英认为环境会计的要素包括环境污染损失、自然资源损耗、环境保护支出和环境保护收益;李武立提出“五要素论”,认为环境会计要素是对环境会计对象所作的基本分类,分为资产、负债、成本、损失收益五类,只不过它们应包含环境内容;“六要素论”认为环境会计没有必要重新界定会计要素,只要将传统财务会计六要素的外延加以补充,引入资源环境以弥补传统会计的缺陷。持此观点的学者包括陆玉明、陈琳、武晓玲、刘爱东、王慧等。 三、环境会计的目标 会计目标是指会计活动应达到的境地或标准。关于环境会计的目标主要有一元论和二元论。持一元论学者李芳认为环境会计的目标是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多目标协调,企业通过对自然环境成本的核算,在提高企业自身直接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加注重企业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刘爱东、王慧认为环境会计的目标应是传统会计目标在环境信息上的拓展,为会计信息的需求者和使用者的各种活动提供一个有用的信息平台,其中特别包括环境方面量化与非量化信息的披露。二元论认为环境会计的目标包括基本目标和具体目标两个层次,对此大多数学者都表示认同,但对基本目标和具体目标的内容说法不一。李祥义、杨劲伟、李宏英、方文辉认为环境会计的基本目标是促使企业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高度重视生态环境和物质循环规律,合理开发和利用有限的自然资源,努力提高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肖卫平、许磊、王辛平、韩军直接将环境会计的基本目标归结为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多目标协调。对于环境会计的具体目标,李祥义、肖卫平、许磊、方文辉认为是为信息使用者提供有用的环境会计信息。杨劲伟、李宏英、王辛平、韩军的观点进一步具体化,即组织的会计核算,确认和计量在一定期间的环境经济效益和经济损失,尽可能为社会各部门、各阶层提供与企业环境有关的信息。 四、环境会计的基本假设 环境会计的基本假设是对环境与会计之间的关系所作出的合理推断,是环境会计核算赖以进行的前提条件,那么他同传统会计的基本假设是否一致呢?为此国内不少学者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提法:暨南大学罗少德提出环境会计假设同传统会计的基本假设是一致的,没有特殊假设。王蕊、项国闯认为环境会计的基本假设只要在传统会计基本假设基础上拓宽货币计量假设,采用多种计量单位并用计价的假设。李永祥、刘爱东、王慧、认为环境会计假设应该在坚持传统四项基本假设的基础上,拓展会计主体和货币计量假设的外延。认为环境会计的计量可以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以货币计量为主,同时兼用实物计量单位,甚至文字说明等多种计量属性,已全面揭示会计主体的环境信息。罗新华、何丽萍在此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持续经营假设也要有自己的特殊性,认为环境会计的持续经营假设是以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前提的。孟凡利、方文辉、陈煦江在四假设基础上增加可持续发展假设,提出“五假设理论”。肖卫平提出了涉及会计主体、受托责任、环境价值和多元计量四种假设的环境会计基本假设。受托责任假设认为环境会计的受托责任应不局限于“财产托付论”,而是适用于“资源托付论”,即除了财产的保管和使用外,保护生态环境和治理环境污染也应成为环境会计中受托责任关系的主要内容。 五、环境会计的基本原则 大多数学者认为环境会计作为会计的一个分支,核算时必须遵循一般会计核算的原则,但又有其独特性。项国闯认为环境会计核算时除遵循一般会计核算的原则外还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社会性原则(即环境会计要揭示国家及企业对环境资源的责任)、预警性原则、政策性原则、多种计价基础并用的原则。孟凡利、方文辉认为环境会计的独特原则主要有七个:兼顾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外部影响的内部化、社会性、法规性、一定的灵活性、强制披露与自愿披露相结合。刘永祥、刘爱东、王慧将七项原则进行整合,提出“三原则”即社会性原则、灵活性原则和充分披露原则。肖卫平提出了社会性原则、政策性原则、推定性原则和最小差错原则。他认为环境会计在确认时,不一定要有法律上的强制性义务,而只需存在推定义务。由于环境会计在计量上存在较大模糊性,不可能做到绝对准确,但应遵循最小差错原则,做到相对准确。王蕊则抛开了传统的会计原则,单独提出真实性、充分性、一致性、多种计价基础并用、社会性和政策性原则等六项环境会计原则。 六、环境会计的确认与计量 对环境会计确认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环境成本的内容及确认环境成本时如何资本化和费用化的问题上。许容、姜星明采用列举的办法,认为环境成本主要包括环境监测与管理费用、环境治理费用、政府对正常和超标准排污征收的排污费、环境问题罚款以及对他人污染造成的人身和经济损害的赔付、环境因素引起的损失。对环境成本的处理,大多数学者认同对发生的环境成本,如果符合资产的标准,就应该将其资本化,并在当期级以后各受益期间进行摊销;不会给企业未来带来经济利益的环境成本,则作为费用计入当期损益。石中美在研究中指出环境成本直接或间接地欲将通过下列方式流入企业的经济利益有关,则应当将其资本化:提高企业所拥有的其他资产的能力,提高其效率;减少或防止今后经营活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保护环境;为了减少或防止潜在的污染,从而保护未来环境而发生的成本也应予以资本化。 关于环境会计计量,学者们主要讨论的是计量单位、计量基础和计量方法。对于环境会计的计量单位前面在讨论基本假设是已经述及,不多累述。对于环境会计计量基础,朱学义、方文辉、认为可以是实际成本,也可以是现行成本、重置成本、机会成本等;安庆钊、李武立、王华等认为依据编辑价值理论和环境会计要素的特点,可以采用历史成本、机会成本、边际成本、替代成本等。 自然资源的价值计量是十分困难的,借鉴环境经济学的估价理论与实践,许多学者提出了有关环境会计的计量方法。孙兴华、王兆蕊认为环境会计的计量方法主要有直接市场法(包括市场价值法或生产率法、人力资本法或收入损失法、防护费用法、恢复费用法或重置成本法)和替代性市场法。李红英的研究指出环境会计的计量有多种计量形式和多种计量方法,如直接市场法、间接市场法、意愿评估调查法和专家调查法等。同时指出这些方法都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因而环境会计具有模糊性,只能做到相对准确。安庆钊、徐融、陈红提出了费用效益分析法和数学模型法两种计量方法。王华等认为环境资源一般具有效用性、稀缺性、替代性和非交易性的特点,因此环境会计的计量方法应建立在劳动价值理论和边际效用理论的基础上,一般有:机会成本法、预防性支出法、疾病成本法和人力资本法、生产率变动法。王凤羽认为环境会计的计量需要配合有关数学思维模式进行,提出机会成本法、影子价格法和模糊数学法。 确认计量环境成本后,就需要对环境成本进行归集分配,需要进行环境成本计算。学者们的一般观点是有必要将环境成本纳入企业成本计算体系。徐瑜青等人以火力发电厂为力对采用ABC 法计算环境成本进行了专门研究。 七、环境会计的信息披露 关于环境会计的信息披露多数学者主张应该将定量总结与定性描述相结合、价值量基础与自然量基础相结合、环境的财务影响报告与非财务影响报告相结合,并认为当前应特别重视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关于环境报告的内容,耿建新、焦若静提出应包括环境问题及影响、环境对策方案、在财务报表及附注中披露环境支出和环境负债,而后者是披露的重点。对于信息的披露方式,孟凡利、徐融、陈红、李建发、肖华、储姣、郭金华、刘伏强等提出补充环境会计报告和独立环境会计报告模式。至于采取哪种报告模式比较合适理论界看法不一。朱丹认为较为可行的办法是在传统报表的基础上,增添有关环境会计的核算资料,再辅之以报表附注、文字说明等揭示企业的环境会计信息。王辛平、韩军认为我国目前环境会计理论与实务尚不完善,在短期内大范围形成较系统完备的环境会计报告形式难度较大。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对普通企业可在传统报表的基础上增列“环境资产”、“应付环保费”、“环境资本”或“环保基金”等科目核算有关内容;对于特殊企业,诸如环境污染大户,可重新设计专门的环境会计资产负债表,以体现其行业的独特性。李建发、肖华认为在目前我国环境会计具体准则空缺的情况下,企业应该首先考虑采取独立环境会计报告模式报告环境信息,待将来我国制定和颁布环境会计具体准则后,在采用补充环境会计报告模式。 从上面这些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环境会计还处于基础理论不断完善、会计实务初步实践阶段,许多学者对环境会计的基础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探讨,并且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共识。在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大环境下,我国会计界应积极借鉴国外环境会计研究成果,特别是环境会计实务研究成果,不断完善我国环境会计理论,尽快制定和颁布我国环境会计具体准则,以改善环境会计理论落后于经济发展的现状,使环境会计理论能够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 会计基础理论论文:浅析财务会计基础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 摘要:会计工作在兵团企业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关系着兵团资金的核算与周转等,而会计理论是财物会计最核心的概念和原理。因此,本文拟从会计目标、会计基本假设、会计程序、会计要素四个方面对财物会计的基础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简要解析,以期对财物会计基础理论的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 关键词:财物会计;会计目标;会计基本假设;会计程序;会计要素 《论会计基本理论》是我国所颁布的一项关于会计理论的重要书籍,其中对于会计理论研究的意义进行了归纳,认为其研究有助于界定会计工作的具体范围并且能够为会计以及相关行业研究人士进行相关研究提供理论框架等。因此,兵团的财会工作离不开财务会计基础理论的研究。 一、会计目标 每一个管理工作都有自身的目标。会计目标,简而言之就是会计工作的目的,也就是会计工作所要完成的具体任务。具体来说,财物会计工作的目标是提供有关的财务报告给需要财会信息的企业或者个人,这种财务报告包括企业,比如兵团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效以及资金流量等在内的相关会计财务信息,以帮助财务报告的使用者做出符合实际的、正确的决策。 目标是人类从事具体活动的指向标,目标不同,活动的内容就会随之不同,因此,在经济社会活动以及社会需要日益变化的今天,会计目标的制订要随时而动、随需而定,同时,会计人员的活动也要随之变化。 二、会计基本假设 假设是在事件发生之前,当事人或者其他人员根据事情的走向以及基本情况等因素对事件做出的合乎情理的预测,它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同时某种程度上也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正是假设的这种特性使得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变得不可或缺。那么何为会计基本假设呢?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很容易理解,所谓会计基本假设指的是会计工作人员面对变化莫测的社会环境以及经济状况时,给予基本事实所作出的推测。它假设的对象是各项会计工作开展中所必须的先决条件以及必要条件。它们是会计其他各项工作开展的基础,会计人员失去它们,就像鱼儿离开了水、雄鹰失去了翅膀一样,无法自由顺畅的飞翔。 会计基本假设的内容主要包括会计主体假设、会计分期假设、持续性经营假设、货币计量假设。会计主体假设的主要目的在于使得会计活动得以在一个清晰明确的空间内开展,它主要是指假定会计活动都是为独立于其他主体以及业主之外的,某一特定主体所开展的。会计分期假设是为了给会计分期报告提供相关依据,从而为会计之权责发生制度以及收付实现制度提供理论基础。具体来说,它是假设企业,比如兵团可以将连续经营的长时间段通过人为的手段划分为一个个的短的时间段,而且依据短时间段所确定的收入、支出、利润等财务信息都是正确可以依靠的。持续性经营假设,是为了给兵团企业日常的会计确认以及计量活动提供依据和理论基础,它是假设兵团可以按现在的状况正常经营下去,不会倒闭或破产。货币计量假设,可以使会计活动的开展拥有统一的计算与衡量标准,从而可以使得会计活动的具体对象可以进行互相之间的对比,使会计的财物报告更加易于理解,又富有高度的概括性。它是一种认定所采用的货币可以作为会计活动计量最准确以及最优的尺度而的假设。 三、会计程序 会计程序是对会计过程以及环节的科学性归纳,又被称为会计核算的基本规程或者会计核算的方法体系。会计程序通常包括:设置账户、复式记账、填制以及审核凭证、登记账簿、成本计算、财物清查、编制报表。 它们之间存在着既简单又复杂的逻辑关系。简单介绍如下:设置账户是会计人员进行核算工作的起点,它主要是对会计各要素的范围进行具体的分类。复式记账是一种记账方式,记账的对象是已经发生的经济业务。它可以使得经济业务上的往来更全面、清楚。会计记账时必须依据业务发生的证据,这就需要填制以及审核凭证。登记账簿,也是会计程序的重要步骤。账簿能够以一种更加集中的方式将会计凭证中所涉及到的经济业务往来收集起来,使其更加系统。成本,简单来说就是所花费的费用,是一种会计术语的专业表达。对企业费用即成本进行计算能够更好的掌握企业的财政支出状况,自然也是不可或缺的。账户清查是对企业经济业务所涉及的各种账户进行彻底检查,财务会计信息首先要保证的就是真实性,因此账户清查是会计程序中必要的一环。财务报表是会计程序的终点,会计活动的基本目标就是为企业提供财务报告,而财物报表作为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十分重要。 四、会计要素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以及利润是会计要素的重要内容。会计要素的确定可以使得会计活动的日常处理变得更加简单而富有规律。会计个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为:资产为负债以及所有者权益相加的总和,而利润是收入去除支出费用,那么资产也可以说是负债、所有者权益与利润即收入刨去支出费用所赚资金的和。 五、结语 从改革开放开始,我国的财物会计,已经走过了三十余年的风雨历程。会计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有其自身所独有的内在逻辑,这种逻辑关系就是会计的基础理论。同其他理论一样,它是对事物的一种高度的抽象与总结,是促进会计实际工作不断进步与完善上的明路灯,因此,做好财务会计的基础理论研究,掌握其逻辑关系,对于兵团的财物工作来说,至关重要。 会计基础理论论文:基于会计学发展战略的会计基础理论 会计学从我国建国初期到现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和社会生产水平的提高,需要我国将会计学的发展提升到一个战略的高度,从而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该文就我国会计学的发展过程和发展的战略背景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并基于会计学发展战略,对会计基础的理论研究提出了可行的意见和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会计学在我国社会学科中所占的比例逐年增加。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经济持续高速的发展要求我国不断提高对会计学的重视程度并且重点制定有效的会计学战略方针。本文就现阶段我国会计基础理论进行分析,并基于我国对会计学发展的战略方针对其基础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提出了可行的措施。 一、会计基础理论概念及特点 会计基础理论概念 会计基础理论主要分为两类。第一则是对会计科学和会计学科的研究。会计科学形成于十九世纪工业革命时期,对于工业产业带动的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对世界范围内对经济财务支出的预算和决算都更加严格,为此,会计学作为研究财务活动和成本预算、决算的一门科学而诞生。会计学科则主要是通过讲述会计基础学和会计电算化等专业的课程为会计科学做出的准备工作[1]。 会计基础理论特点 客观性。会计基础理论通过对客观存在与会计科学相关的各项事物的阐述,进而揭示会计事物的发展过程本质和规律。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会计部门的相关决策提出宝贵意见[2]。 相对稳定性。会计科学和会计学科的稳定发展是将会计基础理论应用到会计实践工作的必要条件。由于会计基础理论是在会计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形成和完善的,因此对于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的会计客观环境,会计的基础理论也是相对稳定的。 系统性。会计基础理论作为会计科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动国家经济发展、改善国家经济环境和细化财政部门的财政预算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对于会计基础理论形成的各个环节和细节,其完整性和系统性都是不可缺少的[3]。 二、会计基础理论发展完善后的内容与功能 2011年7月4日颁布的《“十二五”科学技术发展纲要》中高度指出,需要把包括会计科学在内的相关科学提升到战略发展的高度中来。可以看出,不断完善和发展会计基础理论的内容对于指导各项社会工作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4]。 (一)会计基础理论内容 一般性基础理论。一般性会计基础理论是在生产实践过程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会计基础理论。主要包含了会计系统、本质对象和职能等相关方面的理论知识。通过完善会计基础理论中的各项环节使会计基础理论更加具备系统性,从而更好地应用到不同的社会对象中,使得社会生产的各项职能都有所提高,通过相互配合和促进来加强会计基础理论对生产领域和科学的指导作用。 管理基础理论。会计基础理论在发挥其竞技作用的同时,对政府及社会各个生产企业和部门的财政管理又具有较强的管理作用。这使得会计的管理基础理论在会计基础理论的行程中具备了重要的地位。会计管理基础理论主要包括了财务的管理、经营理论和会计监督体系理论以及对成本的和利润的运用理论[5]。 (二)会计基础理论功能 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以及社会生产领域高度信息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对会计基础理论的研究和讨论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议程。下文重点阐述了在会计基础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主要功能。 认知功能。随着会计科学不断应用深入到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会计基础理论对于企业发现自身财政状况、提出完备的财政政策和完善自身的经济体制都具有较大的认知作用。通过对会计基础理论的发展和学习,企业可以认识自身经济体制内部在发展过程中的关联。通过定期对自身相关经济事务的性质和特点进行分析,从而较高的提高其经济效益。 基础功能。会计学作为当代社会的一门重要科学对生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各项环节都具有较大的作用。而会计基础理论作为会计科学的基础,可以高效地指导会计学的研究、建设和发展。会计科学的发展可以通过对会计基础理论研究和完善来进行。通过深化会计基础理论使会计科学工作由抽象化专为具体化,有效地促进会计工作的展开和会计科学的发展。 预见功能。可以通过将会计基础理论应用到会计科学的具体实践工作中来发现和指导企事业单位的经济发展,对社会经济领域的发展有重要的预见和指导作用,这体现了会计基础理论的预见功能。应用会计基础理论对一定时期内企业经济效益的分析,可以发现企业发展的良好措施,对企也未来的经济发展具有更好的预见和指导作用。 三、会计基础理论发展完善的措施 解放思想。目前我国会计工作的重点仍局限在相关会计人员只对自己单位或部门的预算、核算和决算中,往往对于国家经济的整体发展没有一个全局的考量。这严重阻碍了会计基础理论在社会生产中的指导作用。因此,有关部门决策人员和相关会计工作人员需要解放思想,把完善和发展会计基础理论思想提升到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这在完善会计基础理论的同时也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坚持创新。对于已形成的会计基础理论在完善的同时还需要挖掘和完善自己身的创新能力,坚持创新理念,使现有的会计基础理论不断融入新的血液来促进和指导社会各个学科的发展。 加强财务管理团队的素质基础。有关部门需要结合目前会计财务管理工作的时效特征进行必要的理念宣传活动布置,争取将会计相关监督和服务创新功效发展到极致状态根据目前会计职员的专业技能训练标准分析,其在计算机智能控制技术和部门预算、纳税申报等流程中必须稳固良好的疏通、协调角色地位。具体措施包括:定期举办会计基础知识的讲座会谈和内部业务实践活动,必要时可以布置机制范围内部的人员素质竞赛项目,尽量提升职员的专业素养品位,拓宽其在实际应用问题上的处理能力范围。 强化内部审计监督部门的控制实效地位。财政监管以及相关审计单位必须主动贯彻本职务范围内部的基础思想指导工作,广泛应用不定期抽查手段对必要部门的会计核算业务和经济处理不合规则的问题进行排查,并实现全面优质化改良。这样能够科学疏导整个会计基础工作的规范化能效,进一步稳固财经纪律,保证主体部门资金的合理应用潜力。 本文通过分析目前我国会计基础理论形成和发展背景,对会计基础理论的内容、特点以及功能和理论发展的重点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得出会计基础理论的完善和发展以及将会计基础理论应用到生产改革和实践中,对于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和意义。 会计基础理论论文:基于会计学发展战略的会计基础理论初探 摘要:近年来,会计基础理论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在我国会计基础理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还需要相关学者对其进行深入的探讨与研究,并深入的挖掘出会计基础理论知识的内容和特点等方面的信息,为我国学科建设的相关研究提供有利的条件。本文从会计基础理论的内容、特点分析入手,详细的阐述了会计基础理论的功能与表现,旨在其能为推动我国会计理论的进一步创新与发展。 关键词:会计学;会计基础理论;基础理论 前言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原有的会计基础理论已经无法满足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我国相关学者应提高对会计基础理论创新的关注,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提高其自身的研究水平,最终达到我国的会计基础理论可以应用于世界经济发展的目标。以下就是对基于会计学发展战略的会计基础理论的详细阐述,望其能为我国会计基础理论内容的构建提供有利的文字参考,并由此带动我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提升。 一、会计基础理论的内容 会计基础理论的内容由几个主要的部分组成:第一,会计基础理论的内容首先包括会计的一般基础理论,例如,在会计的实际工作所涉及到的财产估价等。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市场规模的扩大,会计的国际化理论也被融入到了基础理论的内容中,以便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可实现较好的跨国合作项目;第二,由于会计在日常工作中的主要职责是对企业发展中所产生的财务信息进行核算,因此会计基础理论的重点内容即为会计核算体系理论等内容,该内容的学习可促使相关会计工作人员能在实际工作中保持良好的职业准则和职业操守;第三,会计基础理论的内容还包括会计管理基础理论,该理论知识的学习可促使会计人员能提高自身的财务管理能力,为自身企业赢得更大的经济效益;第三,会计体制基础理论也是会计基础理论内容之一。会计基础理论的内容涉及的较为广泛,因此,在会计基础理论的研究中应将其内容的研究放在主要位置[1]。 二、会计基础理论的特点 经过大量的实践表明,会计基础理论具备几个显著的特点,首先,会计基础理论具备一定的客观性,即相关的会计工作人员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对会计事物的评价要保持客观的态度,不允许将个人的主观思想融入到工作环境中,影响对事物本质内容的评判。其次,会计基础理论还具备一定的规范性,在会计人员的实际工作中,企业的相关部门会根据会计工作内容的特点和功能等方面制定出相应的机制和政策,并要求会计人员在开展工作时要严格按照制度的规定来执行。因此,从中可以看出,会计基础理论具有一定的规范性,它可以促使会计事物的运行保持较好的协调与统一。除此之外,会计基础理论还具备系统性、前提性、支持性等特点[2]。 三、会计基础理论的功能与表现 (一)认识作用 会计基础理论最突出的功能表现在认识作用上,即企业会计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可通过会计基础理论知识内容的认知来判断会计事物的相关事宜。与此同时,由于企业在生产的过程中会遇到不同的会计事物,因此会计人员利用自身的会计基础理论即可较好的认识会计事物,并为企业解决会计事物问题的同时,也可促使企业在良好的会计基础理论的认知下能赢得更大的经济效益。会计基础理论在会计事物的判断中承担着认识的作用,即企业在发展中若遇到相应的财务问题,会计人员则可通过会计基础理论来对财务的总体特征和规律等进行判断,降低财务问题对企业经济的影响。 (二)指导作用 会计基础理论在企业的发展中还承担着指导作用,例如,会计人员通过对会计基础理论的学习,可以提高自身的财务核算能力,因此在实际的工作中该会计人员即可利用自身所掌握的专业技能高效率的完成核算工作。从中可以看出,会计基础理论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拥有着指导作用。而为了发挥会计基础理论的指导功能,要求我国企业的相关部门应通过开展相关的会议等方式来宣传会计基础理论的重要性,并通过培训的形式来提高会计工作人员对会计基础理论的认知,进而在实际工作中,可促使会计人员在具备良好的核算认识的基础上,能避免不规范核算行为的发生,并由此来提高企业财务信息的准确性。 会计基础理论在企业中的指导作用还表现在制定企业发展方向上。精准的财务信息可促使企业领导在了解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时,即可通过财务报表等内容获知,最终促使企业领导可更好的判断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目标。同时,企业领导在对某一事项进行决策时,也可利用会计基础理论的指导功能来更好的做出相应的决策行为。 (三)教育作用 教育作用也是也是会计基础理论的功能之一,即教师在对会计专业的学生进行教学时,可利用会计基础理论来完成教学内容。会计基础理论涉及的范围较广,通过对其的教学,可在提高会计专业学生对会计基础理论认知的基础上,相应的提高其自身的核算能力等。因此,在会计专业的教学中应提高对会计基础理论知识的教学,并利用其教育作用,来提高会计专业学生的专业技能,促使他们在进入实际的岗位中,能利用自身所学的知识来解决实际中的问题。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会计基础理论在会计教育中的重要性,因此在现代会计专业的教学中,教师应改变原有的教学方式,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方法更好的发挥会计基础理论的教育功能[3]。 四、 结论 综上可知,近年来,随着会计学的发展,人们逐渐提高了对会计基础理论的关注,并开始着重研究会计基础理论的特点、内容和功能等。经过大量的实践研究表明,会计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可促使会计人员提高自身的核算能力等。因此,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应加强对会计基础理论的宣传,促使企业的全体员工都能提高对会计基础理论学习的重视,从而更好的提高企业财务信息的准确度,较好的解决企业在发展中所面临的各种财务难题。 会计基础理论论文:基于会计学发展战略的会计基础理论问题浅析 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经济全球化不断的在推进之中,社会经济发展对会计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会计学的发展也方兴未艾。中国经济的腾飞对于会计人才的需求也与日俱增,因而会计学在中国的学科中是个热门学科。会计学是一门实践的学科,同时也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课程。本文主要针对当前所关注的问题,对于会计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一些成果加以概述,并从中分析会计学的性质及其内容,从而概括出会计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 会计基础理论作为会计学的作用内容,应随着会计学的不断发展有所创新与完善。本文针对会计学发展战略,首先对会计基础理论的概念、分类、相关研究等加以概述,通过分析会计基础理论的功能表现,探讨其未来发展趋势等问题。 关键词:会计基础理论;会计学;发展战略;功能表现;发展趋势 一、前言 近几年来,由于社会经济与科技水平日渐提高,会计学理论知识难以满足新时期经济的发展需要,应不断加强对会计学理论知识的研究,促进会计学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充分发挥会计学科的有效作用。当前,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增强,会计学发展应向着全球化进行,基于会计学发展战略要求,现根据个人多年的工作经验,对会计基础理论问题加以探究。 二、会计基础理论概述 1、概念 基础理论是对人们社会实践获得的系统结论的概述,往往蕴含在某些基础学科之中,指导社会活动中人们进行事物分析与判断,从而获得更多的自然规律,认清事物或者活动具有的本质特性。而对于会计基础理论而言,既具有基础理论的所有的性质,又是会计学包含的理论基础,同时又是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一般理论探讨[1]。 2、分类 会计基础理论涵盖内容较多,涉及到会计活动的全过程,因此可根据基础理论的形式不同,对会计基础理论进行划分。第一类,一般基础理论。会计本质理论、会计方法理论、会计系统理论、会计目标理论等都属于会计一般基础理论范围。第二类,会计体制理论。主要指涉及到会计体制的理论探讨,包括会计法规、会计机制、会计机构等方面的理论研究。第三类,会计核算理论。会计核算会计学科中的主要部分,涉及的基础理论较多,重要的有会计信息理论、会计计量理论、核算准则理论等。第四类,会计管理理论。该类基础理论涉及到会计的管理方面,管理体系理论、效益理论、经营理论等。 三、会计基础理论的特点 经过大量的实践表明,会计基础理论具备几个显著的特点,首先,会计基础理论具备一定的客观性,即相关的会计工作人员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对会计事物的评价要保持客观的态度,不允许将个人的主观思想融入到工作环境中,影响对事物本质内容的评判。其次,会计基础理论还具备一定的规范性,在会计人员的实际工作中,企业的相关部门会根据会计工作内容的特别和功能等方面制定出相应的机制和政策,并要求会计人员在开展工作时严格按照制度的规定来执行。因此,从中可以看出,会计基础理论具有一定的规范性,它可以促使会计事物的运行保持较好的协调与统一。除此之外,会计基础理论还具备系统性、前提性、支持性等特点。 四、会计基础理论的功能表现 基础理论是学科发展的基础,对于相关学科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会计基础理论作为会计学科的基础内容之一,对会计学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现针对会计学发展战略下,会计基础理论具有的功能表现加以总结。 1、认知功能 根据相关基础理论概念可知,会计基础理论的形成是基于具体的会计实践活动,通过相关的会计实践研究从而对会计事物有所系统总结。因此,会计人员可以通过对会计基础理论的学习,对会计事物与会计活动形成全面认知,当在企业会计经营活动中,若遇到相关会计问题可根据会计基础理论对问题进行分析与判断,从而根据相关规律解决问题减少经济损失。可见,会计基础理论具有重要的认知功能,指导会计人员对会计事物形成良好认识,并在具体的会计活动中将认知的理论进行运用,为企业的发展创造较多的经济效益[2]。 2、规范功能 基础理论一般是对正确的认知与规律的总结,其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与科学性,可以作为一种会计标准对会计行为加以规范。企业在进行会计行为时,要对会计基础理论充分掌握与理解,将其作为标准对个人行为进行规范,也可作为重要指标考核相关会计人员的行为是否合理。与此同时,会计基础理论也可规范会计活动,比如说会计核算基础理论,该理论可对会计信息的完整性与真实性加以规范,使会计核算工作更具实效性。 3、指导功能 新时期,会计工作在众多的企业、事业单位都有所涉及,是社会经济活动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尤其是对于企业而言,会计基础理论更是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首先,企业的经营决策与发展目标的制定都离不开会计基础理论,通过会计基础理论的指导,企业管理者才能更好的掌握企业发展方向,制定完善的企业发展目标。其次,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具有重要指导作用。生产经营工作是企业的关键,同时由于涉及的会计行为较多,人员素质与专业技能都需要借助相关理论加以指导,当会计人员对基础理论有了充分认识,就会产生自我约束的作用,从而减少了不规范行为的发生。最后,指导企业的管理工作。会计管理是企业管理中的重点,做好会计管理工作首要任务是对相关管理理论有所掌握,根据理论实践经验指导管理工作的开展。 4、教育功能 教育功能主要是将基础理论运用于教学,当前会计专业是我国热门学科专业之一,也是经济类院校的重点学科,开展会计教学工作则需要相应的会计基础理论作为依据。进行会计学知识学习,首先要对会计基础有所了解,在此基础之上进行专业技能的培训与职业道德的培养,高校展开会计教学时,会以《会计学原理》或者《会计基础》等课程进行基础知识教学,让学生对会计学知识形成充分了解。其次,教师会对学生进行《会计规范》知识讲解,提高学生会计行为的规范意识,这些规范准则都是会计基础理论知识内容。最后,结合现代会计理论知识与会计方法,运用会计基础理论对学生的实践能力进行培养,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可见,会计基础理论对会计教学做出重大贡献[3]。 五、会计基础理论的发展趋势 1、发展战略方向 新形式下,会计基础理论应适应时展,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制定相应的战略目标。当前,科学发展观极大的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对社会进步有显著促进作用,会计基础理论研究应遵循科学发展观,坚持做到以人为本,促进会计基础理论的可持续发展。明确会计学发展战略,制定科学的战略目标与计划,并在会计基础理论运用中加以体现,比如说,理论教学中教师应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加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2、发展趋势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与时代的不断进步,会计学发展应紧跟时代步伐,对会计基础理论不断改革创新,提高会计学理论水平,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此,会计基础理论应遵循如下发展原则: 第一,全面协调、可持续原则。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对人类生存环境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致使我国自然资源逐渐匮乏,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为此会计基础理论的研究,应充分考虑社会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做好全面协调工作,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环境损害设定成一定的指标,并将其运用到经济核算之中,提高企业环境保护意识,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推动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第二,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原则。新时期对会计学提出了更高的理论要求,会计基础理论研究工作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能紧跟时代的步伐,满足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当前,相关研究人员对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会计基础理论发展相对滞后,在今后应重视对会计基础理论知识的研究,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理论方法,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构建具有鲜明特色并符合中国国情的会计基础理论[4]。 3、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会计基础理论的研究要关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研究基础理论时,要将会计学的发展同社会的发展结合起业,具体的是要将环境会计作为研究的一方面,注重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在对经济组织的经济核算中,更要注重对于坏环境造成的损害是否超出了设定的标准。会计基础理论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就是要依据社会的不断变化而推动基础理论研究跟上时代的步伐。 六、结语 综上所述,近年来,随着会计学的发展,人们逐渐提高了对会计基础理论的关注,并开始着重研究会计基础的特点,内容和功能等,经过大量的实践研究表明,会计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可促使会计人员提高自身的核算能力等。会计基础理论具有较多的功能表现,对规范企业会计行为,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基于新时代背景下,对会计学发展提出的重要要求,我们应该始终致力于会计基础理论研究,营造良好的基础理论创新条件,不断更新会计理论发展观念,推动会计基础理论发展,发挥理论带动实际优势。不断加强现代化会计学科建设,更相关会计基础理论研究学者,因遵循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原则,结合中国实际国情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充分发挥会计基础理论的作用。更好的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创新建设道路。 会计基础理论论文:基于会计学发展战略的会计基础理论问题浅析 摘 要: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大背景下,会计学也迎来了新一轮的创新发展阶段,这个时候,市场急需高素质的会计人才,会计学如何能够更快、更好的发展,从战略角度研究会计学发展,将会计基础作为研究的重点,是非常必要的。本文针对这个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会计学;会计基础理论;战略发展 引言 随着会计学的完善,会计基础理论也需要不断更新。基于战略角度的会计基础理论,是促进会计行业进步,社会经济水平不断提升的关键。能够帮助会计人员更加深入的认识到会计行业的客观发展规律,从会计理论的概念、分类等各个方面入手,掌握会计工作的趋向以及特点,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完成会计工作,发挥会计工作的作用。 一、会计基础理论的内容 基于战略角度的会计基础理论,首先要了解会计基础理论的内容,具体如下: 会计基础理论包括会计环境、会计信息系统、会计对象以及会计职能等等,会计环境主要是指外部原因对会计熊产生的影响,比如经济、政治以及社会、法律等等。稳定、和谐的会计环境能够更好的为会计工作提供支持,保障会计信息的准确性与可靠性。会计信息体统包括了企业单位,也是单位的最重要,最关键的信息,这些信息可能会直接影响企业的存亡以及经济活动的成败。这些信息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数据,能够wield企业系统化、连续性的提供企业效益状况,是企业未来发展与管理的数据来源。会计工作以特定对象为主,每天都会对企业经营情况、资金流向进行管理、监督和统计,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的相关内容,将会计职能分为:会计核算与会计监督两个方面,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发展,会计职能也会不断变化和改变,包括反映与控制、监督与分析、考核与评价等等。 二、会计基础理论的特点 会计基础理论是会计工作的基础,并且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征,包括:客观性。会计工作者在工作的过程中,从会计统计、监督以及结论等等,通过这些工作获得相关的数据,依据数据,客观分析当前企业的经营状况或者经济情况,减少阻碍企业发展的因素。规范性,是企业内部所有的会计工作者都必须要严格依据国家相关规定,在自己管理范围内进行工作,不能够因为一己私利而采取损害集体以及企业利益的行为,会计基础理论的客观性与规范性,是保障企业会计工作质量与效率的关键,也是提高会计工作水平的手段,可以帮助企业各项活动有条不紊的进行,处理以上几点之外,会计基础理论还具有前瞻性、系统性以及支持性等特征。 三、会计基础理论的作用 1.认识作用 会计基础理论最主要的目的是奠定企业会计人员的发展前提,会计人员通过会计理论基础能够更好的预测企业未来的发展前景,对自己的工作进行宏观的了解,这样在企业会计工作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就能够随时解决和处理,保障企业的长远发展,提升企业经济效益。会计基础在企业财务管理方面同样承担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能够帮助管理者充分认识到会计实务的重要性,能够更好的把握企业未来经济活动以及经营的趋向,降低企业投资风险,帮助企业更快,更好的占据市场份额。 2.指导作用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紧紧依赖于会计基础理论,比如会计基础理论中的相关专业内容,能够帮助会计从业者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综合能力,企业对会计人员的要求很高,不管是理论知识能力,还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都需要具备较高的水平,但是受到外部经济环境的制约,还需要克服各种来自外界的诱惑,因此需要会计理论基础能够为会计人员指明工作的方向,帮助他们更加高效、高质量的完成会计工作。另外,会计基础理论,还是企业领导者与决策者制定各项经济决策的依据,在会计人员培训工作方面提供指导,最关键的是可以规范会计人员行为,减少工作中出现错误的几率,大幅度增加了财务信息的准确性,企业领导通过这些信息能够掌握到企业的真实的发展情况,并处以对未来的经济规划、方式进行调整,包括产业结果以及业务交流等等,这些方面的决策都依赖于准确的会计信息。会计基础理论的指导性非常重要。 3.教育作用 经济不断发展,企业内部财务会计工作人员专业技能需要不断提升,为了满足企业发展需求,企业内部需要不断进行财务人员的专业培训活动,会计基础理论为人员专业培训活动提供了指导,因为会计人员提供了学习素材,通过学习会计基础理论,他们统计整合数据的能力,基础会计技能都会得到提升,企业在培养会计人员的时候,要讲会计理论知识作为重点,强化他们的实践能力,以当前市场形势为前提,强化人才的亏啊鸡基础理论实践指导,奠定人才的相关操作技能,在未来遭遇工作问题的时候,可以熟练的解决,减少企业经济损失,保障企业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 四、会计基础理论的发展趋势 1.发展战略方向 新形式下会计基础理论应适应时展,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制定相应的战略目标。当前,科学发展观极大的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对社会进步有显著促进作用,会计基础理论研究应遵循科学发展观,坚持做到以人为本,促进会计基础理论的可持续发展。明确会计学发展战略,制定科学的战略目标与计划,并在会计基础理论运用中加以体现,比如说,理论教学中教师应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加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2.发展趋势 第一,全面协调、可持续原则。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对人类生存环境也带来了‘定的负面影响,致使我国自然资源逐渐亏乏,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为此会计基础理论的研究,应充分考虑社会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做好全面协调工作,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环境损害设定成一定的指标,并将其运用到经济核算之中,提高企业环境保护意识,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推动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第二,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原则。发展会计基础理论,要以当前的经济实际情况为基础,不能够脱离实际,依据当前需求,不断创新与完善会计基础原则,满足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需求,同时,会计人员应该充分认识到基础理论的重要性,中国企业内部相关管理者与会计领域的专业人才,应该客观借鉴国外的先进会计理论与观念,同时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色,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基础理论。 3.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会计基础理论的研究要关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研究基础理论时,要将会计学的发展同社会的发展结合起业,具体的是要将环境会计作为研究的方面,注重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在对经济组织的经济核算中,更要注重对于坏环境造成的损害是否超出了设定的标准。会计基础理论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就是要依据社会的不断变化而推动基础理论研究跟上时代的步伐。 结束语 在会计行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会计基础理论也需要不断完善,要以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为基础,将提升企业会计专业技能为目的,奠定会计人员的会计基础能力,强化会计人员理论联系实践的能力,规范财务会计人员的行为,营造良好的企业会计环境,充分发挥会计基础的指导作用,才能够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好的平台和依据。 会计基础理论论文:浅议21世纪我国会计基础理论体系 摘要:21世纪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新的任务、新的要求将给会计迎来新的挑战,也必将对现有的会计产生全面而深刻的影响。知识经济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知识经济的特征要求对会计进行全面的改革,重新构建知识经济时代会计基础理论体系。本文重点论述会计原则、会计假设、会计计量模式和会计平衡公式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所应做的调整与创新。 关键词:知识经济;会计基础理论;创新 一、会计原则 知识经济的到来,使会计理论中相关概念定义等已不能对其内涵做出完整的解释,而需要给予重新定义,诸如会计假设、会计原则、会计确认和计量等。会计核算空间将被拓宽,会计报告将呈现多样性、充分性和及时性,会计信息处理技术将更发达、信息传送更快捷。 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在坚持传统会计核算原则的同时,又要符合其独特要求,拓展或改变部分原则内涵。历史成本原则显得不合时宜,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应采用某种形式的市场价值,混合使用两种或多种计量基础,完整地反映企业会计信息;相关性原则要做到对外对内报告并重,对外部投资者、债权人和内部经营者都要快速提供相关信息资料,满足多变环境的要求;为利于反映现金流量信息,考虑货币时间价值和风险价值等因素,适应现实经济中的衍生金融工具等经济事项,权责发生制原则将与收付实现制结合起来运用,对网络经济以现金流动制为基础进行核算:配比性原则因“虚拟公司”的出现及合作各方要求合理分配实物资产、人力资产、智力资产的耗费,配比范围扩大了,核算方式也因不确定性要进行合理的调整;及时性原则有了更高的要求,在保证会计信息真实性的基础上,会计必须能够随经济业务变化而变化,提供“实时”信息和预测信息;灵活性原则致使人力资源会计、知识会计在坚持精确计量的同时,合理运用模糊计量方法,将精确计量和模糊计量有机结合起来;充分披露原则既要求反映财务资本的货币化会计信息,也要求将人力资源、知识资源在报告中全面、适当、公正地予以揭示和披露。 二、会计假设 随着近20年知识经济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计算机的产生,计算系统的发展,国际互联网络的迅速普及,出现了许多原有经济环境中难以想象的经济活动。以信息为产品的虚拟主体大量兴起,新的金融衍生工具相继登台,使得立足于传统商品经济的会计基本假设理论受到了严峻挑战,导致现有的会计基本假设部分或全部地受到否定,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财务会计信息使用者,对财务报告应予以披露的信息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假设失去了支持它的合理事实基础时或者当假设所依据的事实与现实差距很大时,会计假设也必须及时作出相应修正,以适应新的环境。 (一)会计主体假设 随着我国加入WTO,在我国除了具有独立资金、完整组织机构和人员的经济实体外,将会更多地涌现出经济发展水平多样化和财产权益日益复杂化的虚拟主体。虚拟主体实质上是一种名义上或形式上的企业组织。在网络化经济时代,经济组织的结构和功能都具有较强的变动性。企业可以由多家独立公司通过信息技术进行迅速的联合和重组,形成一种临时性结盟组织,即虚拟公司。虚拟公司的出现,突破了以往的空间概念,极大地改变了会计主体的存在方式,组成公司的各独立企业借助计算机网络迅速分组,随时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增加或减少组合。虚拟公司使会计主体变成一种新型的“相对会计主体”,这种“相对”会计主体,拓展了传统有形的会计主体假设。“网上公司”“远距离多主体的网上合作体”等形式的出现,则突破了原有会计主体的“空间”概念。“媒体空间”中的会计主体会越来越多,外延也愈难以界定。会计主体应承认现实主体与虚拟主体并存,会计上对虚拟公司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计量及有关记录和报告,都应适应这个特殊会计主体的需要。传统的会计主体假设将有可能被“相对会计主体假设”所取代。 (二)持续经营假设 基于现实主体和虚拟主体同时存在的情况,持续经营是假定会计主体的生产经营活动将按照既定的目标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但随着竞争加剧和风险增大,企业随时会出现被并购、清算、终止的可能,虚拟公司的经营活动呈现出即合即分的即时性特征,具有临时性和不可预测性,它能根据市场需要,适时介入、退出与转换,虚拟公司是一个存在于网上的临时性组织,进行的多是一次性交易,完成后即进行解散,因而引发对持续经营假设的挑战。有人主张代之以破产清算和破产清算期间假设。因为在知识经济社会中,知识更新、扩散的速度很快,从而经济活动面临着较大风险。正是意识到这一点,“网上实体”的经营活动便呈现出“短暂性”,因此,笔者也认为确立破产清算及破产清算期间假设,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三)会计分期假设 在网络经济环境下,虚拟企业随市场机遇的出现而产生,市场机遇的可变性决定了它的存续时间可能很短,甚至可能在几分钟之间就形成一个虚拟企业,完成一笔业务后即宣告解散,所以在一个极短时间内再划分时间段已无必要,只要把会计期间与交易期间统一就可解决该问题。因此,有人提出以虚拟企业的网上交易期作为一个会计期间,可以在一次交易后只编制一次会计报表便可满足需要。这样就不会产生成本费用的跨期分配问题,从而使收益等会计信息更真实、可靠。从另一方面说,在网络时代,计算机强大的运算和传输功能使企业财务管理由静态走向动态,使企业在任何时点,都可将已发生的经济交易和事项反映在财务报告上,企业内外部信息使用者可以及时得到企业实时的财务和非财务信息,而无须等待会计期末,因而网络时代信息传递的实时性使会计分期假设消除了时间的断点,也引发了对会计分期假设的否定。笔者认为,对于网络经济可取消会计分期假设,对实体经济仍可适用会计分期假设。 (四)货币计量假设 随着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到来,传统意义上的货币已发展成为电子货币。货币出现了无纸化趋势,加上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这些对虚拟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又无法用货币计量,不能在资产负债表上予以披露。为解决这些矛盾,必须发展非货币计量单位,以使这些变动因素的计量变成可比性强和易于分析的因素,满足利害关系人对这些非经济性信息的需求。会计是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全面系统的反映,为记录和反映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需要货币这样一个统一的量度,然而在网络时代,经济的全球化模糊了经济活动国内国外的界限,同时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活动的不断增长使得国际间各国货币汇率变动很大,这在客观上要求以全球一致的电子货币作为计量单位,以准确反映企业的经营情况。 三、会计计量模式 知识经济时代会计计量的重点是要从财务资源转向知识资源,其中的最大障碍就是会计计量问题。传统会计计量是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计量模式,历史成本计量有客观、可验证、中立等优点,知识经济时代仍需要历史成本计量模式,但是,由于知识经济时代以知识为重要资源,依靠发达的科技技术作为企业生存发展的决定条件,如按历史成本计价,往往会低估无形资产的实际经济价值。为正确计量无形资产的真正价值,保证提供的会计信息资料能够对投资者和决策者真正有用,在会计系统中引人多重计量手段,因不同会计事项性质而选择不同计量手段将成为会计发展的必然趋势。 第一,对于实物资源,可沿用历史成本/名义货币单位计量模式。如果物价变动较大时,可在编制财务报表时,按历史成本/一般购买力货币单位计量模式进行调整,以消除物价变动的影响。第二,对于人力资源,可采用现行市价(或公允价值)/名义货币单位计量模式。人力资源的计量,可分为成本与价值两个方面。人力资源成本的计量方法主要是历史成本与重置成本(现行成本)。人力资源(价值)的计量方法主要是现行成本法或未来贴现法。但人力资源(价值)因其强调人在未来服务期对企业的贡献,其计量是极其困难的,一般可以以劳动力市场为基础,以劳动力的现行市价计价。第三,对于衍生金融工具,可采用现行市价(或公允价值)/名义货币单位计量模式。由于大多数衍生金融工具,表现为一种合约,它只产生相应的权利和义务,而交易事项并未发生,故无历史成本可言,需用市价代表公允价值。第四,对未来需求须估计的事项,可采用可实现净值/名义货币单位计量模式。第五,对于衍生资源,可采用历史成本/名义货币单位计量模式以及现行市价(或公允价值)/名义货币单位计量模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计量。 需要说明的是,公允价值是以当前的市场价格、现行价值为计价基础的计量方法,正好弥补历史成本的不足,能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能较准确地披露企业获得的现金流量,能确切地反映企业的资产状况、经营能力、偿债能力及所承担的财务风险。对于人力资源、特征各异的衍生金融工具“期货”“期权”“远期合同”等采用公允价值能较好地计量。 四、会计平衡公式 在一般经济学意义上,任何社会的生产经营过程都需要三个因素:劳动力、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但在传统的会计中,将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投入者作为企业的所有者,好像只要有这些便可建立一个企业,自动带来收益,这显然是与事实相悖的。所以,笔者认为企业有两种所有者:一是物质资本的所有者,他们提供基本劳动条件;二是劳动力的所有者,他们完成劳动过程。所以,客观上要求企业对劳动的投入必须和其他要素的投入一样对待,将劳动视为企业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会计中得到反映,与此相联系,劳动者权益与投资者权益一样需要在会计权益概念中得到体现。 会计必须对人力资源成本、人力资源价值、劳动者权益进行恰当的评价、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传统的会计恒等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应修订为:知识资产+有形资产=负债+劳动者权益+所有者权益,即会计要素应由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利润六大会计要素再加上劳动者权益要素:利润分配也应随着劳动者权益要素的建立而由仅仅在投资者之间进行分配,改为由投资者和劳动者共享。 资产包括知识资产和有形资产,这里的有形资产是传统会计上除无形资产之外的资产,在知识经济时代,它依旧是资产的组成部分。知识资产将是企业最有价值的资产,企业未来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往往取决于其所拥有的知识资产价值。知识资产=人力资产+智力资产+结构性资产+市场资产。在这四个组成部分中,人力资产是实现价值和增值的基础:结构性资产则是保证和支持人力资源创造价值和实现价值的资产;市场资产是企业资产获得市场价值,实现价值和价值增值的主要途径,没有合适的市场资产,资产价值难以实现和发挥;智力资产是知识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企业实现资产的价值和增值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知识资产是一种技术密集、附加值高的软资产,是一种无形化的知识、技术、信息形态资产,是以智力劳动为主创造的一种非物质化的战略资源,虽具无形性,但它可借助一定的知识、技术等载体来展现,而不是虚无飘渺的事物,知识资产一般很难确认和计量,但它并非不可确认和计量。 五、会计确认基础 国际上有识之士实际上早已认识到权责发生制的重要性,并把它作为编制资产负债表、损益表(收益表)和全面收益表的确认基础,但对另一个重要的报表――现金流量表的确认基础在会计基本假设中未予以明确。由此看来,权责发生制和现金流量制均应用来作为会计确认的基础。由于核算的“网络企业”的组织结构发生了变化,会计部门和销售、经营、采购等部门业务相融合,经济业务可以实时地发生和结算,使得会计确认的基础将逐步由权责发生制转变为收付实现制。但会计确认基础需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现行会计制度中,权责发生制会计是以会计分期假设为前提的。在网络经济时代,大量虚拟企业的出现使会计分期假设受到了强烈冲击,因此,实现现金流动制正是未来会计发展的必然趋势。收付实现制与权责发生制相比虽然比较合理,但其只能用于历史的现金收支信息的处理,而现金流动制不止限于实际已发生的现金收支,它还包括可能的虚拟现金流量,可不受会计分期的约束,可随时提供会计信息,以保证会计信息的有效性。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教育科学研究的特征、层次与价值思考 摘 要 教育科学研究与科学研究具有同质性。它的主要特征表现为研究方式的人文性、研究问题的复杂性、研究取向的情境性、研究成果的创新性。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存在相对独立的不同层次,包括直觉观察、探索原因、迁移推广和理论研究四个层次。作为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它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根本旨趣在于把理论转变为教育的自觉信念、灵动智慧与务实行动,使之成为一种重塑教育世界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 科学研究 教育科学研究 特征 层次 价值 一、教育科学研究的基本特征 教育科学研究是科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因而与科学研究具有同质性。但由于强调的侧重点不同,对教育科学研究也存在着不同的界定。有学者侧重从目的的角度来定义,认为教育科学研究是旨在对教育工作者所关心的事情形成一种有机的科学知识体系的活动;有学者侧重从过程特征角度来分析,认为教育科学研究是为了解答某种特定的问题,由非常精通某种思维方式的人所进行的系统而持续的探究;有学者侧重从方法的角度来界定,认为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中经验的和实验的研究,是在采用定量或科学调查方法范围内进行的研究[1]。 由于教育是一种客观的事实存在,因而教育现象和自然现象之间并不存在本质的差别,教育科学研究无疑具有科学研究的性质。综合上述学者的观点,我们认为教育科学研究就是以教育问题为对象展开的科学研究。所谓教育科学研究,就是以教育科学理论为基础,遵循一定的研究程序,采用科学的方法,对教育现象进行观测、分析、预测和控制,从而发现或发展教育科学理论和知识体系,探索教育规律,获得问题解决策略的活动。 在教育科学研究工作中,我们既要了解教育科学研究与一般科学研究的共有属性,也应认识教育科学研究自身的一些特征。这样,才能采取适当的程序和方法,以产生稳定的、能概括“事实”和细节的理论。 教育科学研究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研究方式的人文性 教育科学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主要研究关注人、理解人和创造人的实践活动。人既是研究的主体和客体,也是研究的目的,它具有明显的人文性,不能完全依照自然科学的研究规范。人的教育与人的生理、心理活动密不可分,不能对教育现象只做数据分析,必须深入到精神世界和内心体验之中,描述过程的各因素之间的关系,深入揭示“主体发生转变的教育机制”。必须以人为本,注重人文关怀,体现实践性、反思性和敏感性的特点,遵循教育的伦理道德原则,以学习者的发展为最高目的,不能妨碍或有害于研究对象身心的健康发展。 2.研究问题的复杂性 从外部看,教育现象和问题的存在与社会系统中的其他要素,如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有着广泛的联系。就教育自身而言,它是制度、活动、内容和成果的复合体,具有复杂性特征,包括非线性、不可还原性和自组织性[2]。加上研究对象差异较大,难以从小的样本中得出一般性结论,也很难做到完全的定量化。对研究结果的解释往往受研究者的学术修养和专业观点等主观因素影响。这种复杂性使得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法凭经验常识从容应对,必须依靠专门的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士,采用复杂性思维,进行多维度、多层次的综合研究。 3.研究取向的情境性 教育科学研究强调多元视角,注重在生活世界的体验中认识教育现象与问题。教育现象与问题不可能从情境中分离出来,教育科学研究也不可能在实验室和书斋进行。只有在特定场域和自然情境下进行研究,才能体现其过程性、情境性和具体性,只有运用自己的体验对研究对象的行为和意义进行建构,才能形成解释性的理解。研究者除了关注主流话语,保持理性外,更要倾听来自边缘的声音,这样才能回归教育的本性,发现人的生命价值和教育意义,否则,就会扭曲客观世界的原本,研究结果就失去“真实意义”,无法形成推广价值。 4.研究成果的创新性 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创新显示了对批判和进取精神的期许。它要求研究成果一要有科学性,二要有新颖性,三要有教育意义和社会价值,必须符合这三个基本要求,才能叫教育研究的创新[3]。要达到这三个标准,研究者需要对实践有敏感性,提出的问题必须是前人没有解决或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采取的方法应有充分的调查、实证与分析,不同于已有的研究;结论应在基于前人的研究之上,提出新观点或新理论。这样的研究才可能产生创新性的成果。否则,“创新”只是一种口头的号召,只是教育研究技术学或工艺学层面的“创新”[4]。 总之,应抓住有意义的问题来研究,并与相关的理论结合起来,采用有针对性的研究方法,进行有条理的、明确的逻辑推理,还应重视概念操作与实证检验的环节,目的在于获得能够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客观知识。 二、教育科学研究的四个层次 从教育研究的实践看,教师日常的工作实际上带有一定的研究性质,都在以不同方式研究教育问题,探索教育规律。教育科学研究是一种认识活动,它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影响,必然存在相对独立的不同层次。一般来说,它可以分为四个不同的层次。 1.直觉观察层次 处于直觉观察层次的研究能够不断地“阅读孩子”,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事情是否应该发生、其性质怎样。譬如,某个同学的成绩在不断下降。某个同学上课注意力分散、某个同学的学习习惯不佳等。一线的教师每天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都有可能进行这个水平的研究,但这个层次的研究可以说还处于比较浅显的资料收集水平上。它只描述教育事件,即“发生了什么”的问题,只是隐约感觉某一种原因与结果之间存在某种关系,还没有真正地进入教育思想的构建和创造的层次。但教师能自觉地关注自己身边发生的教育事件,以研究者的姿态应对教育过程,在搜集有关信息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发现和提出问题,并进行追问和澄清,形成解决具体的教育问题的基本技术、技能和技巧。这本身就是一种教育研究的过程。 这种凭直觉观察的研究,虽然只是研究的初期阶段,但可以为教育理论提供丰富的营养,还可以培养教师的反思意识,直接改善教育实践,更重要的是能够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2.探索原因层次 探索原因层次的研究是指在直觉观察水平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反思引起某种状态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怎样改变现有状态,主要旨趣在于探寻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真实程度,在找到问题产生的内在原因后寻求解决的方法。比如,某个同学识字能力得以增强,到底是因为教师采用了新的识字方法,还是他们最近生活经历的影响;某个同学对色彩感知能力的提高是因为美术课上采用了实效的教学方法,还是其他原因造成。总之,探索原因水平的研究主要用来回答“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这种层次的实验研究必须在研究之前就有明确的研究假设,合理设计自变量和因变量,对研究对象作均等化处理,排除无关因素的干扰,如此,才能对事物因果关系有一个清晰的把握,以获得客观的普遍性结论。 探索原因层次的研究不仅需要实践的敏感性,更需要有一定理论假设的引导和一定的条件控制。只有以理论解释研究内容,才能较好地描述研究对象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样的研究才是有价值的。 3.迁移推广层次 迁移推广层次研究要回答的问题是:某一种研究结果在其他条件下还会发生吗?发生的几率有多大?在不同的条件下会发生同样的现象吗?譬如,教师解决了某个同学的学习兴趣问题,是否就证明该同学学习兴趣提高的真正原因,就是因为教师所采取的教学方法适当呢?一般还不能下这样的结论。因为在这位教师改进教学方法的同时,还可能有其他的一些因素会影响到同学们的学习态度。如家长对他们的影响,其他教师的课程影响等,为了验证教师所采用的方法的可靠性,就要进行迁移推广层次的研究。这种层次的研究一般具有具体科学、可操作性强的实施方案,对研究条件也应有明确的规定,研究的结果更应较好地应用到同一总体中的不同环境条件,甚至是不同总体的不同环境条件,这样,才具有较好的外部效度,达到探索规律的目的。 这一水平的研究一般需要专门的设计和适当的测量工具,主要是证实某种教育措施在不同的条件或情况下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为此,它必须有明确的推广范围界定和操作性建议。 4.理论研究层次 理论研究层次主要取向是探究一种研究结果背后究竟存在哪些潜在的理论。理论是为了阐释问题和预测现象,将相互关联的概念和命题组织在一起而得出的系统性结论,简而言之,就是为了解释一个或多个具体经验而提出的一组论点[5]。理论研究层次是把上述三种层次的研究结果与相关理论联系起来,探寻这种研究是在什么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即从教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视角,寻求出这种研究所依据的理论模型或原理,并用研究的结论指导教育实践。譬如,苏霍姆林斯基在几十年的教育研究中,从观察一个个同学着手,对几百名特殊的儿童进行了仔细研究,总结和概括出一些有价值的教育规律。据此,可以认为,理论研究层次具有科学发现的性质。而对于一线教师而言,他们的研究一般处于前三种研究层次,而不需要从事理论水平层次的研究。 理论研究层次是教育研究的最高水平,它的整个研究过程都必须具备理论思维,概括出研究所依据的原理,揭示教育内部联系的机制,联系的必然性和规律性,最终形成较完善的理论体系。 这四种研究层次实际是教育研究发展的四个阶段,反映了人类认识发展的不同水平,体现出从现象的描述(具体)到形成理论性认识(抽象),再到本质的深入(思维的具体)这一发展过程[6]。每一研究层次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我们要明晰自身研究所处的层次,并不断地创造条件,提升研究能力,向高一级水平发展。 三、教育科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教育科学研究有助于建立教育理论,充实教育知识,探索教育规律,为教育的发展提供方向和依据,并能够改善教育观念,协助教育决策,形成有效的教育内容、方法和途径。它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已成为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1.教育科学研究的理论价值 (1)建立新的教育理论 教育科学研究的一个目的就是建立新的教育理论。教育作为社会系统下的一个子系统,其领域宽广,内容丰富,层次多样,只有提出理论构想,在观察、调查和实验的基础上,对教育事实和经验进行分析和综合、概括和抽象、类比和推理,才能够揭示真相,解释事实,得出结论。认识要素之间的矛盾与必然联系,把握教育的规律性,阐明教育科学的基本规律,将经验上升到理论层面,从中提炼一般教育原理,形成系统化知识和理论体系,阐明教育科学的基本规律。 就教师的研究而言,主要表现为从实践的角度提出具有新视角、应用新方法、取得新成果的“扎根理论”。这些理论不是靠演绎推理得来的,而是深深植根于扎实的教育实践之中,来自对长期的教育实践的洞察与分析。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他自己做校长的帕夫雷什中学,坚持进行教育教学实践改革。他坚持在一线上课,并以实践为基础深入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所提出的儿童教育理论为苏联教育实践提供了重要指导[7]。没有教育科学研究,就不能建立新的教育理论,现代教育理论难以形成其构造性、清晰性和预见性特征,就会失去发展的源泉和基础。 (2)完善现有教育理论 现有教育理论在解决了大量教育实践问题的同时,还存在重思辨轻实践,抽象化程度偏低的倾向。主要是翻译、介绍、诠释国外理论研究成果,对别人的思想、定理、观点、结论和假说的复制成分较多,大多是一种比较晦涩的、由许多“高深莫测”的“学术概念”串起来的语言文字。没有开创性的研究领域和问题,只是亦步亦趋的跟随、模仿、验证[8]。现有教育理论待完善性和未竟性特征十分明显。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思维的不全面、不协调和不可持续,形成与教育实践发展的不同步性。虽然形式和数量上较为繁荣,但缺乏一种教育理论内在的精神进步。 教育科学研究具有发现新知识的意义。教师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生动的教育事实和经验,如果能够在实际工作中开展大量的、科学的、逻辑的、实证的研究,对教育事实和经验进行分析和综合、抽象和概括、比较和分类,进行历史的回顾和理论的反思。继而使认识从具体到抽象,再到思维的具体,就能够发现规律以验证、修改和补充现有教育理论,就能够使之得以发展与提高,彻底扭转理论落后实践的状态,切实发挥对教育实践的指导作用。例如,曾任辽宁省盘锦市实验中学校长、特级教师魏书生在教育实践中积极开展教育科学研究,在语文教学及班主任工作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丰富了相关的教育理论。 2.教育科学研究的实践价值 (1)促进教育改革和发展 教育改革就是为了使教育事业更加符合教育发展规律,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的和谐成长需要。教育科学研究就是要探讨人类知识与价值观念传递过程中的教育现象,发挥理论思维的作用,研究出在新的形势、要求和矛盾条件下富有成效的教育模式,从而揭示教育规律和特点。没有科学研究,教育改革和发展就无从谈起。教育科学研究已成为推动其改革和发展的科学依据与直接动力。例如,林崇德进行的中小学生心理能力发展与培养实验等所获得的科学结论,为中小学生数学、语文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可靠的科学理论依据[9]。 (2)提高教育决策水平 教育决策仅凭个人知识、经验,就会使决策视野狭窄,就事论事,缺乏前瞻性与战略性。教育决策需要得到学术的专业性的支持。只有在教育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决策,才能使管理者关注教育的具体情境,为决策提供合理的政策选项。并以综合的知识体系、科学的程序和方法,正确地观察与分析复杂多变的教育现象,作出合符理性的、有意识的、具有逻辑程序的决策,达成管理的科学化、民主化。比如,对高等教育的形式、层次的研究,直接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投资等决策的制定[10]。教育研究既可用直接的方式影响教育决策,也能靠间接的方式影响教育决策。 (3)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 教师的专业化是指教师个体专业水平提高的过程以及教师群体为取得专业地位而努力的过程,既是职业资格的认定,也是持续学习、不断追求的自觉行为[11]。教师在研究研究中要学习有关的教育教学理论,更新教育观念,又要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优化知识结构。就能够基于正确的理论,积极设计课题方案,进行改革实验。在合作互助、平等对话和经验分享中,促使其认真阅读、积极思考和总结积累,对所教学科的知识体系把握更全面,理解更透彻,见解更独特。能够形成批判意识,提高发现问题、判断价值、解决问题和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这有利于发现自身价值,提高教育教学能力和专业水平,以及职业成就感和幸福感,使教师既有内在修为,又具外显成果,从经验型向学者型、专家型转化。 当今,教育科学研究出现了两种不良倾向:一是过度理论的阐释,造成高深莫测的术语连串罗列、符号泡沫的大量堆集,遮蔽了对教育事实的科学认识和判断。二是停留在个别化活动的层面,缺少共性规律的探究,造成教育研究的概括性、科学性、超越性和创新性不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人们未能正确把握教育科学研究的概念和特征,没有科学区分各种层次和认识其理论与实践价值。厘清这些问题,有助于理解教育科学研究的要义与旨趣,提升研究者的主体意识,铸就坚实的学术品格,揭示事实背后的矛盾运动规律,把理论转化为教育的自觉信念、灵动智慧与务实行动,使教育理论在投身中国教育实践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获得滋养、焕发精神,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同生共长[12]。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丛书系列之比较 【摘 要】教育研究对于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迄今为止,国内外有关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专著和教材已为数不少,本文试图通过对两本教育研究方法著作的分析和比较,发现有关教育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并学习如何去做教育研究。 【关键词】教育研究 方法 比较 教育科学研究是有目的、有计划地采用科学的方法,按照一定的步骤去认识教育现象,探索教育规律的一种研究活动。当今社会发展迅速,教育的差异性变得越来越明显,对于教育变革的呼吁更加强烈,对于教育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从而为教育变革提供支持的迫切性也越来越强烈,因此对于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这么学科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 一、威廉・维尔斯马、斯蒂芬・G・于尔斯著:《教育研究方法导论》(第9版),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一)简介:维尔斯马先生的《教育研究方法导论》是本领域的一本经典著作,是国外许多大学的通用教材,写作初衷是主要服务于教育学专业研究生的需要,阐释了研究过程中从选题到研究工具的所有核心问题,对于学生理解基本原理和各种研究类型都有很大帮助。 (二)内容:维尔斯马先生的《教育研究方法导论》在内容上主要分为三大部分。第一章到第五章主要讲述研究过程,第六章到第十三章主要讲具体的研究设计,第十四章到第十七章主要讲解不同研究设计中都用得到的研究工具。 这本书作为教育研究方法方面的导论型著作,内容十分翔实,可以说是基本涵盖了教育研究方法这门学科的方方面面。它不仅对教育研究方法的基本概念做了阐述,对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做了讲解,还引入了历史研究、人种学研究、混合法、建模法和德尔菲法这些非传统研究方法。其中我认为德尔菲法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因为在有些教育研究情景中,缺乏足够的信息或数据,包括缺乏足够的理论(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就是这样),对于这样的情况,就可以采用德尔菲法来进行研究。同时,本书第三部分研究工具中很大的篇幅用于介绍怎样去收集、统计和分析数据,并在介绍中引用了大量的实例,通过对这部分的阅读和思考,我相信我们都会对怎样去处理数据有所了解。 (三)特点 1. 维尔斯马先生的《教育研究方法导论》主要强调常用的研究程序的基本原理及其运用。在介绍中,各种研究方法通过大量的例子进行讲解,其中有些例子就来自真实的研究中。书中讲解了各种常用的具体研究类型,有定量也有定性的方法,同时作为一本导论型著作,为了尽量全面的覆盖,研究全过程中的重要话题(比如,如何查阅文献,如何做研究报告交流研究成果,如何对研究报告进行评价。)也都有涉及。本书中所覆盖到的研究程序都有广泛的实用性,所阐述的研究理念对于许多具体研究情景都有普遍的应用价值。 2. 本书在编排的体系上,每章结束时都有一个小结,小结后紧跟这章的核心概念,又附有练习,对于学生自学有很大帮助。 3. 作为一本从国外直接引进的著作,许多的研究和实例都是以美国教育中所出现的情景和问题为例的,因此在我们实际做研究时,可以学习和参考书中的内容和方法,但是也需要结合中国国情。 二、杨小微主编:《教育研究的原理与方法》(第二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简介:杨小微主编的《教育研究的原理与方法》主要是作为教育类专业基础课教材。在这本教材中编者参考了目前出版发行的众多文献资料,在选编时试图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尽可能地使教育研究方法区别于任何一种别的活动领域也适用的方法体系。同时,编者尽可能筛选出了一些适合读者的内容,努力给读者一个教育研究基本框架,以便每个人都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去进行个性化的自我建构。 (二)内容:编者主要从教育研究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两个层次上来展开本书的内容。前两章属于基本原理部分,探讨了教育研究的对象、方法、类型和特性,讨论了教育研究的准则与规范。第三章论述的是在教育研究中如何进行选题与设计,不管运用任何方法进行教育研究,都不可能跳过选题与设计这个环节。第四到十六章阐述的是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分不同的章节系统地讨论了教育研究中的教育观察法、教育调查法、教育实验法、教育测量法、教育预测法、教育经验总结、教育文献研究、教育行动研究、教育叙事研究、教育人种志研究,以及教育研究资料的整理与分析、教育理论的构建、教育研究成果的表述与评价等等。 (三)特点 1. 本书作为高等师范院校的教育类专业基础课教材,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指导性。在编排的体系上也考虑到了学生学习的特点,在每一章的开头,增加了“学习目标”“内容提要”“重要概念和术语”,还采取了“案例导入”这种生动的形式;在每一章的末尾还增加了“拓展阅读材料”。 2. 本书作为选编型教材,在采各家所长的基础上也有自己的亮点,比如关于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对比,教育研究的准则与规范等等。本书关于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从产生的背景、特性和优缺点进行对比和分析,阐述了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以及在实际的研究中应该采取哪种方法更合适。关于教育研究的准则与规范,无规矩不成方圆,本书中所提出的基本准则与规范是值得我们遵守的。 三、个人总结 教育研究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充实和完善的知识体系,所选取的五本书,每本都有它自己的特点和着重点,并不存在优劣之分。通过对所选取的两本书的阅读和思考,我对教育研究的基本原理和概念都有了一定的认识,对研究的方法也有所了解,只有针对研究的课题采用合理的研究方法,遵循一些研究中的准则,才能获得成功,在研究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理论研究,同时也要重视实证研究。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我觉得学习教育研究仅仅学习书本是不够的,学习教育研究方法的最好方式无疑是从做中学,从具体的教育研究中不断摸索。我们可以通过平时的观摩、见习、考察和专题研究等实践活动来学习书本知识,这样也才能真正做到知行合一。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我国高职院校的教育科学研究竞争力 摘 要 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我国高职院校2006-2015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状况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立项课题总体层次不高、数量较少,地域分布不平衡;不同类型高职院校立项数量差异大;立项课题多为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教育基础理论研究薄弱;核心主持人缺乏。建议加大支持力度,重点资助国家级课题和青年课题;适当考虑地区差异,引导均衡发展;加强基础理论课题立项;培养核心研究人员。 关键词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职院校;教育学研究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作为面向全国设立的且代表我国教育科学领域最高层次与水平的课题项目,反映了当前国内教育科学研究的现状、热点与发展趋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全国各类院校教育科学研究水平具有评价功能。本文数据来源于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网站公布的历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名单,时间跨度为2006年至2015年。通过对近10年来我国高职院校获得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立项课题进行分析,以帮助教育研究同行、科研管理部门更好地把握本学科的发展态势,为科学制定本单位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提供依据。 一、立项课题基本情况 (一)立项年度分布 2006-2015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各类立项课题共有3867项,其中高职院校立项为143项,占3.7%。从立项数量上看,“十一五”时期高职院校共立项54项,年均立项10.8项;“十二五”时期高职院校共立项89项,同比增长64.81%,年均立项17.8项。表1为我国高职院校2006年以来获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的具体分布。从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年度立项分析,2010年是高职院校获准立项发展的“分水岭”,年度变化情况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10年以前,立项数逐年稳步增长,主要集中在10项以下;第二阶段为2010-2013年,2010年急剧增长到29项,为历史最高值,2011年随着全国立项总数的下降,高职立项数略有下降,但仍保持较高的立项率,随后立项数量连续递减,2013年回到了2009年的立项水平;第三阶段为2014年以来,年度立项数呈递增趋势。从立项相对量来看,高职院校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的百分比与立项绝对量反映出的趋势相似。 (二)立项类别分布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分为两个级别:一类是代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立项的国家级课题,分为国家重点课题、国家一般课题、国家青年基金课题;一类是代表教育部立项的教育部课题,包括教育部重点课题、教育部青年专项课题[1]。 2006-2015年我国共有26个省区市的99所高职院校获准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143项,涉及四大类课题类别。其中国家一般课题、青年课题分别为24项和8项,对应比例为16.78%和5.59%;教育部重点课题、青年课题分别为82项和29项,对应比例为57.34%和20.28%。由国家青年基金和教育部青年专项构成的青年项目类课题共计37项,所占比例为25.87%。由此可见,教育部重点课题是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的首要资助目标和重点资助对象,其次是青年项目类课题的资助[2]。这表明国家不仅重视教育科学主体研究力量的巩固,还注重新生研究力量的培育。遗憾的是,高职院校在教育学国家重点课题立项还未实现“零”突破。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是由国家重点课题的申报条件和高职院校承担国家级教育学重点课题的实力决定的。国家重点课题比其他类别课题的申报条件更为严格,如要求申请人必须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厅局级以上领导职务,必须有承担并完成过省部级以上教育科研课题的经历;重点课题的名称必须与指南保持一致,不得自行更改或添加副标题;需参加现场答辩;重点课题的完成时限,原则上要求在2年内完成,等等。现阶段,高职院校科研实力弱,研究基础薄,教师科研水平低,还不具备承担国家级教育学重点课题的实力。 (三)立项地区分布 为考察各地区教育科研力量和发展状况,表2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对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职院校立项分布做了统计。截至2015年底,除山西、广西、贵州、甘肃、青海5省区外,全国26个省区市均有课题立项,立项课题地区覆盖率为83.87%,地区分布具有非均衡性和集中性的特点。课题立项数最多的是湖南,有30项,占全国高职立项总数的20.98%,地区排名第一。浙江、江苏、广东、河北、山东5省分别排在第2~6位。前三位的课题立项总数为76项,占立项总数的“半壁江山”(占比53.15%)。按地理区域划分,东部11省市有86项,占60.16%;中部7省市有42项,占29.38%;西部8省市有15项占10.5%。统计结果不仅准确客观地反映了近10年我国高职院校教育学研究发展现状,也揭示了我国高职院校教育科学研究实力和水平,东中西部地区之间、不同省域之间都存在显著性差异,研究力量极度不平衡。 (四)立项院校所属类型分布 2006-2015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职院校立项分布的基本特征是:以综合、理工类院校为主体,不同类型院校的立项数量差异较大。从立项院校所属类型来看(见表3),综合、理工、财经和师范4类院校有87所立项,占立项院校总数的87.87%,获得立项128项,占项目总数的89.52%,是全国高职院校教育学研究的主要力量。农林、医药、政法、艺术类高职院校主持教育学课题的数量较少,说明其关注重点不在教育学科。 (五)教育学各分支学科分布 高职院校立项课题涉及到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指南中所列的14个学科中的12个学科,如表4所示,其中立项最多的分支学科是职业技术教育,接下来是高等教育和体育卫生美育。高职院校在教育学各分支学科获得立项的分布是职业技术教育88项、高等教育13项、体育卫生美育10项、教育经济与管理9项、比较教育5项、德育5项、基础教育4项、民族教育2项、教育发展战略2项、教育信息技术2项、成人教育2项、教育心理1项。另外,教育基本理论、教育史等2个学科的内容没有涉及。整体上看,高职院校教育学研究的主要方向集中在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体育卫生美育、教育经济与管理,这4个学科的立项课题数为120项,占全部立项课题数的83.91%。比较教育、德育、基础教育、民族教育、教育发展战略、教育信息技术、成人教育、教育心理等学科是高职院校研究教育学分支学科中的劣势学科,其立项数均在5项以下。 二、从立项统计数据透视高职院校教育学研究竞争力 (一)地区竞争力 1.立项频次 “十一五”以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每年都集中组织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申报,10年间共组织了10次课题立项评审。从立项频次看,浙江9次获得立项,立项频次最高,位列第1;湖南和广东各8次,位列第2;第3~5名,分别是江苏7次、山东6次、天津5次;其后是河北和重庆2个省市各有4次,河南获得3次,辽宁、上海、四川、云南、新疆5个省区市各有2次,北京、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海南、西藏、陕西、宁夏12个省区市各1次。 2.院校数量 “十一五”时期,共有12个省区市的40所高职院校获得立项,分别是浙江、湖南、广东、天津、江苏、重庆、四川、山东、河南、河北、上海、云南。“十二五”时期,共有14个省区新增了59所高职院校立项,分别是2011年的黑龙江、福建、陕西,2012年的海南、西藏、宁夏,2013年的吉林、安徽,2014年的辽宁、江西、新疆,2015年的北京、内蒙古、湖北。59所新增立项的高职院校加入到研究队伍中来,表明高级别项目教育学研究的“普及”程度有了很大提高,覆盖面不断增大。 从立项院校数量看,湖南有20所高职院校获得立项,位列第一;第2~6名,分别是浙江14校、广东12校、江苏9校、河北7校、山东4校;其后是湖北、重庆、河南、新疆4个省区市各有3所院校获得立项,天津、四川、上海、云南、辽宁5个省市各有2所院校获得立项,黑龙江、福建、陕西、海南、西藏、宁夏、吉林、安徽、江西、北京、内蒙古11个省区市各有1所院校获得立项。数据表明,在获得立项的省份中,立项院校数与课题立项数呈正相关,即立项的院校数量越多,立项的课题数量也越多。 3.项目结构 从项目结构看高职院校所属区域竞争力,国家一般课题24项,湖南7项,浙江6项,江苏和广东各3项,山东2项,湖北、新疆、福建各1项,占省域总数的30.77%;国家青年基金课题8项,主要分布在湖南(3项),江苏、河北、重庆、河南、内蒙古(各1项)等6个省区,占省域总数的23.08%;教育部重点课题82项,主要分布在浙江(17项)、湖南(16项)、江苏(12项)、广东(7项)、河北(5项),山东和天津(各4项),湖北(3项),湖南、四川、云南(各2项),重庆、上海、辽宁、黑龙江、陕西、宁夏、吉林、安徽(各1项)等19个省区市,占省域总数的73.08%;教育部青年专项课题29项,主要分布在浙江、广东(各5项),湖南(4项),江苏、重庆、新疆(各2项),河北、天津、湖北、上海、辽宁、海南、西藏、江西、北京(各1项)等15个省区市,占省域总数的57.69%。 (二)院校竞争力 2006-2015年全国共有99所高职院校获得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资助,其中有9所院校获得3项以上。另外,有14所院校获得2项、76所院校获得1项。数据既表明了高职院校在项目数量上的差异,也显示出了其在教育学研究上的梯队状况。 从立项频次看,获得5次资助的院校有1所(金华职业技术学院)、获得4次资助的院校有2所(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天津市职业大学)、获得3次资助的院校有2所(温州职业技术学院、聊城职业技术学院)、获得2次资助的院校有17所,仅获得1次资助的院校有77所。“十二五”时期,在新增立项的59所高职院校中,有6所获得2项以上的院校,分别是江苏的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9项,湖北的襄阳职业技术学院3项,浙江的丽水职业技术学院、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各2项,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2项。 从项目结构看高职院校教育学研究竞争力,20所高职院校承担了24项国家一般课题,其中温州职业技术学院获得3项,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湘潭职业技术学院各获得2项,17所院校各获得1项;8所高职院校承担了8项国家青年课题,校均1项;61所高职院校承担了82项教育部重点课题,其中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获得7项,金华职业技术学院获得4项,天津市职业大学、聊城职业技术学院2所院校各获得3项,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湖南女子职业大学、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襄阳职业技术学院8所院校各获得2项,49所院校各获得1项;25所高职院校承担了29项教育部青年课题,其中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台州职业技术学院、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4所院校各获得2项,21所院校各获得1项。 整体上看,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以获得9项立项课题居于榜首,金华职业技术学院以8项位居第二,这两所高职院校在教育学研究领域发挥着领头羊的作用。天津市职业大学立项4项,位居第三;排在第四名的有6所高职院校,分别是温州职业技术学院、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湖南女子职业大学、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岳阳职业技术学院、聊城职业技术学院,分别立项3项,如表5所示。需要说明的是,湖南女子职业大学和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分别已于2010年和2015年升格为普通本科院校,并更名为“湖南女子学院”和“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升本后的湖南女子学院于2013年获得教育部重点课题1项,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于2015年获得教育部青年专项课题1项,并未列入本文统计。 (三)项目主持人竞争力 143个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共涉及到高职院校的140位项目主持人,其中成功立项2次以上的核心主持人为3人,如表6所示。从项目主持人所在单位所属地区来看,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温州职业技术学院位于浙江,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位于江苏。从项目主持人获准立项的项目类别来看,获得的都是国家一般项目和教育部重点项目,而没有重点项目或青年项目。核心主持人无论是人数还是立项数都显得偏少,表明高职院校缺乏在本学科领域产生较大影响的项目主持人,发现和培养更多的学科带头人和科研骨干将是高职院校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2006-2015年度我国高职院校承担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情况的统计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并提出相关建议: 第一,从课题数量及在全国所占比例来看,高职院校立项143项,仅占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总数的3.7%,课题的立项数量偏少,立项比例偏低;从课题级别来看,部级课题占77.62%,而国家级课题仅占22.38%,课题的总体层次不高;从课题类别看,无重大重点课题立项,且国家青年基金课题数量偏少,课题的立项种类不平衡。从一定程度反映了高职院校教育科学研究实力还比较薄弱,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中处于劣势地位。建议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中适当提高高职院校立项课题的资助比例,重点资助国家级课题和青年课题,支持和鼓励中青年学者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提升课题研究水平,提升立项课题级别。 第二,从地域分布来看,地域分布不平衡,课题立项院校主要聚集于经济发达地区,尤以湖南、浙江、江苏、广东等省的高职院校主持课题较多,经济欠发达地区院校承担的课题相对较少,这与当地的教育、经济、文化水平密切相关。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时要重视地区差异,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科学研究的资助力度,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高职院校教育科学研究能力,避免区域间高职院校教育研究发展不平衡进一步加剧,促进教育研究公平和均衡发展[3]。 第三,从立项院校所属类型来看,以综合、理工类院校为主体,不同类型院校的立项数量差异较大。综合类和理工类院校承担了全部课题的66.44%,而师范类院校承担的课题较少,表明在教育科学研究领域,师范类高职院校的科研水平与其所处的教育行业地位不相匹配。建议不同类型的高职院校认真分析自身资源,整合相关学术资源,建设创新团队,大力培育具有区域特色、行业特色的优势学科和项目选题,积极参与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的申报和研究工作,争取在全国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第四,从教育学各分支学科来看,职业技术教育是高职院校重点关注的研究主题。德育、基础教育、民族教育、教育发展战略、教育信息技术、成人教育、教育心理等分支学科也是教育科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研究领域,但目前高职院校对这些学科的关注度较低,对教育基础理论研究较少。建议高职院校在开展应用性研究的同时,重视加强对教育基本理论的研究,促使教育理论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保持一定的平衡。 第五,从项目主持人来看,无论是人数还是平均获准立项数都偏少。近10年来,全国高职院校仅有3位核心主持人,且最多立项数为2项,说明我国高职院校缺乏在教育学科领域中产生较大影响的领军人物。建议通过制度创新,加强核心研究人员和新兴科技力量的培养,进而提高高职院校教育科学研究竞争力。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思维课程班级化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通州区第一实验小学 在学校“发现教育”课程体系中,学思维课程是班本课程。我们组织同年级组的教师成立班本课程研发小组,共同构思、挖掘符合班级师生特点的内容与活动,与学科实践活动进行整合,编写了《学思维班本课程实施活动手册》,由班主任引领,在班级当中进行发展性应用,从而有效构建班本课程体系,实现了思维课程班本化。 在班级学思维课程的实施中,我们采取共同提问、解问的方法,激活思维、发展思维。上课前,共同研讨、思考设计问题。下课前,设计下次活动课内容,鼓励学生积极提出问题、发现问题。整理后,给每个学生发放《思维反馈单》,让他们带着问题去寻找解决途径。活动时,先让学生汇报,教师则结合学生思考和解答问题的过程而不是结果进行评价。针对学生未能解决的问题,教师采用演示讲解、绘制导图等方式,引导学生再次深入思考,有效激活学生的思维。 课程活动设计在依据学生思维能力培养而确定内容的基础上,规划各个单元主题;围绕主题细化,围绕活动提示、实践拓展,师生共同编写具有班级特色的活动手册。操作中,教师把握课程的单元主题,围绕单元计划,明确实施进程,开展主题探究。在这种探究活动中,学生可以各抒己见,展现思维个性,培养思维能力。 我们为学生建立《思维档案》,师生共同书写、记录、制作个人的《思维档案》。由于课程内容不同,学生们的《思维档案》也会有所差异,通常包括提问思维反馈单、解决问题的思路图、各种作品、照片、评价语、感悟收获等。通过对学习过程与学习成果的记录与整理,鲜明地展示学生思维发展的轨迹。 学思维班本课程的实施,使学生在思维发展的模块里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发展思维个性、形成思维品质,真正让学生有实际获得!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调查报告显示:基础教育满意度“东高西低”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努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精神,深入了解人民群众对教育的真实期盼,准确把握基础教育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落实管办评分离推进现代教育治理体系建设,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于2015年4月至5月在全国各地开展了面向中小学生以及幼儿的基础教育满意度调查。 调查的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对象分为3类:一是基础教育服务对象,即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受教育者,其中幼儿园阶段问卷由家长作答,小学阶段问卷由家长和学生共同作答,中学阶段问卷由学生独立完成;二是教育工作者,即幼儿园教师、中小学教师和校长;三是社会公众,即网民。针对3类调查对象8个群体设计了8套问卷,单题最低分为1分,最高分为7分,分值越高表示各群体对教育的满意度越高。每个群体的教育满意度指数满分为100分。每个群体的满意度调查内容均包含总体满意度指数和期望指数,教育服务满意度调查包括教育公平感知和教育质量感知指数;教育工作满意度调查包括条件与保障、学校管理、发展与机会等;社会公众满意度调查包括规划与保障感知、管理与服务感知指数。 本次调查基础教育服务对象和教育工作者采取分层多阶段不等概率抽样,按照国家―省―县―校分层,在各学校内采用系统抽样方法抽取。社会公众按区域、年龄、性别、家庭收入等指标抽取样本。覆盖全国31个省份370个县(市、区)、4 925所幼儿园和中小学校,近8万人参与调查。回收有效问卷72 420份,其中学生(家长)46 306份、教师17 578份、中小学校长3 718份,社会公众4 818份。 学生和家长对教育工作总体满意 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和家长的满意度指数为79.16分,教育公平感知指数76.34分,教育质量感知指数75.27分,教育期望指数76.68分,反映出其对当前教育工作比较满意。 (一)在区域上东部地区满意度指数高于中西部地区 各学段的总体满意度指数呈东、中、西部逐渐下降趋势,东部比西部地区高2~4.2分。教育公平感知指数的地区差异略小,各学段的地区差异在2.03~3.85分之间。教育质量感知指数地区差异较大,各学段的地区差异在2.03~4.95分之间。西部地区学生和家长的教育期望也较低,各学段的期望比东部地区低2.03~4.95分。 高中学段的满意度指数地区差异最大。不论是总体满意度指数,还是公平感知和质量感知都是各学段差异最大的,东西部地区各指数差异在4~5分之间。 (二)在城乡上城市满意度指数高于农村 城区学生总体满意度指数及各有关指数大部分高于乡村学生,最大差距超过6分。幼儿园总体满意度指数城乡差异达到6.11分,幼儿园教育质量感知和教育期望指数城区均比乡村高5分以上,而教育公平指数几乎没有城乡差异。 (三)在学段上小学满意度指数最高,高中最低 幼儿园家长满意度指数为83.9分,小学生及家长满意度指数为84.9分,初中为76.7分,高中70.6分。幼儿园四个维度的反映趋势与中小学略有差异,教育公平感知与本学段其他有关指数相比相对较低。 (四)不同群体间满意 度指数存在一定差异 1.外省户籍中学生满意度指数低于本省户籍学生。幼儿园和小学阶段流动儿童满意度及其各有关指数与当地儿童差异不明显。但初中和高中省外户籍学生的满意度各指数则多低于本省户籍学生。省外户籍高中生的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感知指数只有65分左右。 2.住宿生的满意度指数低于走读生。住宿生的总体满意度指数以及其他3个指数均低于走读生,学段越低差异越大。小学阶段住宿生和走读生的差异最大,4个指数差异在2.26~4.9分之间。初中在1.9~2.77分之间,高中阶段的各个指数上住宿生略低于走读生1分左右。 3.家庭社会阶层高的学生满意度指数高于低阶层学生。社会阶层一般采用收入、学历和职业3个指标表示。如将家庭经济条件根据当地的相对水平排序划分为5个等级,家庭经济条件最好的比最差的群体总体满意度指数及有关各指数高12~20分。监护人学历越高总体满意度指数及有关各指数得分越高,各个学段学生父亲学历在大专及以上的比小学及以下的高5~8分。从父亲职业来看,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的子女比农民、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总体满意度指数高5~6分。对母亲学历情况的分析结果也大致相同。 (五)学生及其家长对教师工作态度最满意而对课业负担重与校际质量差距大最不满意 各学段的学生及其家长高度认可教师工作态度。在单题满分为7分的情况下,班主任认真负责以及学习困难时老师给予帮助方面,各学段学生和家长评价较高,均超过6分。 小学及家长、中学生对教育工作评价最低的方面集中体现在课业负担重和学校质量差距上。小学生对放学后没有时间玩的意见最大,初中生抱怨睡眠不足,各学段均认为学校在国家课程之外的教育活动组织不够,突出表现在课外活动、社会实践、社团、选修课、阅读支持等方面做得不到位,评价最低。学校间质量差距也是学生和家长突出不满的问题,幼儿园阶段的评分只有4.04分。幼儿园“入园难”和“入园贵”等热点问题在本次调查中评价也很低。幼儿园、小学和初中的学生和家长对上学路远问题集中表达了不满。 (六)人均GDP高的省份满意度较高 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3年的人均GDP水平分为高、中、低3个等级。人均GDP高的省份基础教育总体满意度及其3个有关指数得分均最高;处于人均GDP低水平的省份,其在4个指数上的得分均相应较低。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总体满意度指数在人均GDP最高组和最低组之间分别相差4.70、2.81、4.33和4.58分。学段越高,经济发展水平对教育服务对象的满意度影响越大。尤其在中学阶段,教育公平感知和教育质量感知的指数在GDP最高和最低组之间相差5~7分。 教师和校长对教育工作基本满意 (一)教师表示工作愉快但对保障条件不满 1.各学段教师总体满意度指数均达到60分。按照教师群体工作性质差异分为幼儿园和中小学教师两个群体,幼儿园教师总体满意度、学校管理和总体期望等指数在70分左右,中小学教师的3项指数得分在60~68分之间。幼儿园教师和中小学教师的政府保障指数均较低,分别为56.85分和57.97分。 2.教师满意度指数东高西低。东部地区教师在4个指数上的得分均最高,西部教师得分均最低。东部地区幼儿园教师总体满意度指数69.41分,比西部地区高3分,学校管理指数、政府保障指数和总体期望的差异均约为5分。东部地区中小学教师总体满意度指数63.56分,比西部地区高5.67分,其他3个指数东部比西部高3~6分。 3.西部地区教师满意度城乡差异较大。从全国总体来看,城区、镇区和乡村教师的满意度指数依次降低,但实际分值差异只有1~2分左右。但分地区看,西部地区中小学教师各个指数城乡差异较大,总体满意度城乡相差达4分,表明西部地区城乡更为不均衡。 4.未评职称和高级职称的教师满意度指数较高。各学段都表现为没有评职称的年轻教师和高级职称教师的满意度指数较高。对教龄的分析也证实了新入职教师满意度最高,随着教龄增长满意度下降,教龄11~15年的教师满意度最低。 5.各学段教师学历与满意度关联性不明显。幼儿园教师学历越低,教师满意度及各有关指数越高,中等学历教师的总体满意度指数72.82分,高于研究生学历的教师将近9分。在小学阶段则是研究生学历的教师满意度最高,达到71.5分,专科和本科学历的教师没有差别,中等学历教师满意度最低。初中阶段表现出明显的学历越高教师满意度越高的趋势。研究生学历的满意度指数63.91分,比本科和专科学历教师高了5~7分。本科学历的教师在高中是主体,但满意度最低。 6.收入越高教师满意度指数越高。各学段都表现出教师月收入水平越高,满意度指数越高的趋势。收入提高对中学教师的满意度指数的影响比低学段教师更大。 7.教师对工作氛围和办学条件认可程度高,对待遇低、压力大、缺乏社会尊重等问题表示不满。教师最不满意的5项事项依次为:待遇过低、工作压力过大、政府制定教育政策法规时教师没有发表意见的机会、缺乏社会尊重。幼儿园教师强烈反映工资、保险、编制等方面保障严重不到位。 (二)中小学校长满意度指数约71分 中小学校长总体满意度指数71.30分,发展与机会指数65.31分,保障与环境指数61.19分,总体期望指数69.97分。 1.中小学校长满意度指数地区差异较大。东部地区中小学校长满意度的各项指数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总体期望指数地区间差异最小,地区差异为3分。保障与环境指数、发展与机会指数差异较大,达8分左右。 2.校长满意度指数城区高于乡村。城区中小学校长总体满意度指数为72.75分,比乡村校长高3分。其他相关的3个指数城乡差异在2~4分左右。发展与机会指数城乡差异最大,城区67.1分,高于乡村校长4分。 3.小学校长满意度指数高于中学校长。小学校长总体满意度指数为73.4分,比中学校长高3分,发展与机会指数、保障与环境指数也较高,但总体期望低于高中校长。 4.校长学历越高满意度指数越高。研究生学历的校长总体满意度指数比中等学历的校长高5.37分,期望指数、发展与机会、环境与保障指数分别高3.63~7.2分。 5.校长对本地教育普及、本校影响力和家长支持认可程度高,对待遇、均衡发展和教师数量等方面评价低。校长最满意的5个事项依次为:所在地区中小学教育普及水平、本校在本地区同类学校中影响力、本校学生家长支持学校办学、才能在工作中得到充分发挥、社会尊重中小学校长。家长、学生等服务对象与教育工作者对彼此态度的评分都比较高,互相认可,呈现出积极关系,有利于我国教育事业的进步。校长最不满意的五项问题为:与本地公务员相比,校长待遇较低、本地中小学发展差距较大、本地教师数量不能满足教育发展需求、本地政府落实办学自主权不到位、制定相关教育规章制度时校长发表意见的机会不多。校长与学生和家长群体都认为学校间差距较大。 (三)中小学教师、校长满意度与学生满意度呈正比 将中小学教师、校长对教育工作的总体满意度指数得分标准化后分为高、中、低3个等级比较学生满意度指数的差异。所在学校校长、教师教育工作总体满意度水平高的,其学生在总体满意度及其3个有关指数得分均最高;而所在学校校长、教师教育工作满意度水平低的,学生在4个指数上的得分均最低。校长满意度指数处于最高组的中小学生,其总体满意度指数比最低组中小学生高12分。教师工作满意度和学生满意度关联性更高,两组学生的满意度指数相差达17分。 社会公众教育满意度较低 社会公众是教育的评判者,其调查对象是依据年龄、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从网民群体中配额抽样的。本次调查结果显现,社会公众的总体满意度指数52.64分,教育期望指数为55.11分,规划与保障感知指数为51.69分,管理与服务感知指数为49.89分,均低于受教育者和教育工作者。 (一)东部地区社会公众满意度指数高于中西部 东部地区社会公众的总体满意度指数为55.61分,高于中西部约9分。中西部地区之间各指数得分相近。 (二)城区社会公众总体满意度指数高于乡镇 居住在城区、镇区和乡村的社会公众总体教育满意度指数分别为53.97、48.87和44.47分。 (三)社会阶层越高满意度越高 家庭经济条件越好满意度越高。将调查对象的家庭经济条件划分为5个等级,在当地属于条件非常好的群体其总体满意度指数为67.39分,非常差的则仅为35.58分。 社会公众学历越高满意度越高。4个指数均是学历越高得分越高。大专及以上群体总体教育满意度指数53.13分,小学及以下的得分为39.76分,相差13.37分。 (四)社会公众比较认可就近入学而对城乡和地区差距最为不满 社会公众最满意的方面是本地义务教育就近入学情况;其次是本地政府保障基础教育质量;本地政府对学校周边环境的治理方面满意度排第三。社会公众最不满意的方面是本地政府缩小城乡学校差距的成效;其次是本地基础教育水平与邻近区县之间的差距;最后是群众向本地政府反映教育意见和建议的渠道畅通性。 政策建议 提高教育满意度需要政府、教育部门和社会共同努力,教育工作者和受教育者沟通协作,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大战略新理念深化教育改革,提升精气神,汇聚正能量,从加大投入、改善环境和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等多方面入手实现人民对教育的期盼。 (一)加大教育投入 一要发展经济提高教育保障能力。调查显示地区经济越发达、家庭经济条件越好、教师收入越高满意度就越高,可见大力发展经济是提高教育满意度的一项关键举措,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扶持力度,加快扶贫脱贫步伐,提高低收入人口保障水平改善生活条件。 二要增加教育投入向薄弱环节倾斜。对于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学前教育资源短缺、义务教育阶段个别地区班额过大、缺少活动场地和设施,普通高中中部镇区大班额等问题,要有针对性地重点投入加大建设力度补短板,缩小城乡和地区差距。 三要提高教师待遇稳定队伍。教师待遇低是造成教师满意度低、队伍不稳定的重要因素,而教师校长满意度低的学校其学生和家长的满意度也低。改善教师工资待遇和社会地位,激励教师积极工作是提高教育满意度的必要手段。各级政府应严格遵守《教师法》有关规定,健全中小学教师权益保护机制,落实聘任教师、编制教师同等待遇。 (二)促进教育公平 一要保障各个群体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调查显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中学阶段的满意度非常低,这主要与中考高考户籍壁垒有关,要逐步清除户籍对学生的升学限制,理顺学生流动的通路。 二要缩小学校间发展差距,保障各群体平等享受优质教育的机会。父母为农民的学生满意度水平在多个方面都最低,与最高得分存在几十分的差距。改变这一状况,根本途径在于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尤其是加强农村学校和城市郊区学校建设,加快教师交流机制建设,落实农村教师待遇倾斜政策,增加弱势群体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高中阶段还应严格规范招生秩序和招生行为,控制跨区招生,维持乡镇普通高中教育的良好生态。 三要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深入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高课程多样性、选择性,加强社会实践,丰富社团活动和其他课外活动,提供心理服务和生涯指导教育等,从而满足每个学生个性发展的需求。加强各类活动设施建设。全面提高教师素质和课堂教学效率,针对教师职业生涯不同阶段开展分层培训,针对不同阶段给予不同的激励措施,保障教师队伍的活力。 (三)优化教育发展环境 一是树立正确的人才观、成才观、教育观,更加注重引导社会合理预期。要坚持正确的政绩观和科学的教育观,树立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观念,树立多样化人才观念,树立人人成才观念,树立终身学习观念,树立系统培养观念。引导社会特别是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成才观,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尊重儿童少年身心发展规律,寻找适合孩子的教育方法,促进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引导广大群众形成合理预期,是营造保障和改善教育发展良好社会氛围的基本要求。正确有效引导社会舆论,把政策讲透彻,把思路举措讲清楚,把群众的利益安排讲明白,争取社会和群众的理解与支持,最大程度凝聚社会共识,为推动教育改革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二是构建立体化宣传网络,切实保障社会公众对教育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加强和改善对教育宣传工作的领导,推动各地各校指定专门的通讯员、观察员、评论员和新闻发言人,通过培训、组织开展宣传活动等多种形式,提升教育新闻舆论引导能力。发挥教育电视台、报刊社作用,建立教育系统新闻宣传联络协调沟通机制,形成横向和各类媒体密切联系,纵向与各级教育部门、各级各类学校有效对接的立体化宣传网络。提升各级教育宣传部门的组织策划能力,组织各级教育宣传部门深入挖掘、宣传教育战线的感人事迹,宣传各级党委政府重视教育的成功做法,宣传社会各界关心支持教育的先进典型,以典型人物、典型经验推动教育工作。加大权威信息力度,宣传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贯彻落实教育改革发展的思路、举措、方案,及时了解群众的所思、所盼、所忧,积极回应群众的教育需求。 三是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对话渠道,化解社会矛盾冲突。社会公众对向本地政府反映问题渠道不畅通意见较大,教师、校长还对政府制订相关政策法规时发表意见的机会不多有意见。要进一步加强信息公开制度,畅通反映问题渠道,用好信息公开平台、信箱、热线电话、接待日、咨询会、听证会等常规方式并及时答复群众意见,健全学校责任区督学制度建设,使教育督导成为政府与教师、家长和社会沟通的桥梁。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对叶瑞祥教育科学研究的观察 叶瑞祥系韩山师范学院原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广东省教育学会学习科学研究会理事长,长期从事教育科学与学习科学的教学、研究工作,为创立学习科学和组建学习科学学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选题注重应用性 叶瑞祥重视选题工作,认为其为做好课题的前提,选到好的课题就已经是成功的一半,不太合适的课题只会事倍功半。叶瑞祥选题注重科学性、应用性、创新性和地方性,体现课题的价值所在。对基层学校及一线教师,叶瑞祥特别强调选题要做到“小、实、新”,重在实用。如,“中学学科教育与德育有效融合研究”、 “中高职学生社会责任感教育策略研究”等。在叶瑞祥主持的30项课题中,理论研究3项,占10%;应用研究27项,占90%。如果按分解到基层学校的子课题统计,我们会发现,几乎100%的选题属于应用研究。教育部“十一五”规划课题“创新智能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广东地区有78个子课题,100%属于应用研究。可见,叶瑞祥在选题时特别重视实用性、应用性。 叶瑞祥还注重根据教育需要,承担或选择教育科研课题。一是承担上级教育行政部门下达的科研任务,例如,主编广东高校“九五”规划教材《教育学》;二是承担全国学习科学研究会下达的教育部“九五”、 “十五” 、“十一五”科研课题;三是根据基础教育改革的需要申报课题,例如,“普通高中新课程各学习领域的价值及其实施途径的研究”;四是根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申报课题,例如,“新形势下大学生学习心理问题与对策研究”;五是根据老年教育的需求申报课题,例如,“老年创新学习理论与实践研究”;六是根据当地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需求申报课题,例如,“潮州市青少年思想道德现状及其教育研究”等。 二、方法强调科学性 叶瑞祥认为,科研方法是解决教育科研的“船”“桥”问题,十分重要,当前多元化的教育科研方法各有优势,必须科学选择,有效应用。在研究工作中,叶瑞祥根据各中小学实际,从实效出发,科学选择,综合运用科研方法。 1.调查研究法。即强调加强调查研究,提高实证化水平。调查是做好课题的基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叶瑞祥特别注重做好与课题相关的调查研究活动,退休 16年来,问卷调查的对象多达106801人,其中,幼儿1463人,中小学生92378人,大学生7674人,老年人5286人。就笔者参与的子课题“初中学生学习方式变革研究”、“初中生思想道德教育途径研究”的研究而言,笔者两次分别组织对829名、769名学生进行抽样调查,掌握了大量数据信息,为课题研究提供丰富材料,使研究成果准确、真实、可靠。 2.教育行动法。即强调教育行动研究,边学习边研究边实践,以研究促教育改革,提高实效性水平。注重将教育科学研究与新课改统一起来,突出 “学习、教学、科研一体化”、“课题研究、课程改革、校本研究一体化”,将课题研究落实到学科课堂教学中,落实到日常教研活动中。不少基层学校、一线教师在叶瑞祥教育行动法的指导下,结合课程改革、班级工作进行教育教学研究,实现了教学、科研的“双丰收”。 3.教育实验法。即有选择地进行实验、对比、总结、提升,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以点带面,推广应用,实现教育科研科学化、科研成果普及化。 此外,叶瑞祥还强调加强信息化建设,提高数据化水平;根据需要灵活选用文献研究法、教育观察法、教育比较法等。 三、过程突出指导性 叶瑞祥重视中小学校教育科学研究过程中的指导工作,十分珍惜一线教师的科研热情以及科研成果中的创新因素,即使是一种萌芽状态的创新教学方法或模式,甚至一组数据,都给予支持、保护,鼓励教师积极参与教研,勇于创新。 在课题研究的不同阶段,叶瑞祥的指导工作有所侧重:研究前,着重指导选好课题,订好方案;研究中,着重指导开题会,理论学习指导以及研究中应注意的事项;研究结束前,着重指导梳理、评估研究成果,总结经验,撰写结题报告等。 根据各子课题组实际,叶瑞祥有针对性地指导。针对不同单位科研条件、科研能力、科研经验各不相同的实际,叶瑞祥分别从指导思想、科研理念、理论学习、研究方法、课改实验、教师专业化发展等各个方面给予个别指导,帮助、促进课题组提高科研水平。 在长期指导教学科研的实践中,叶瑞祥总结出搞好中小学校教研活动的六条成功经验: 第一,坚持教研相长,树立“科研兴校”办学理念。 第二,坚持校长领导,把教研作为校长亲抓的 “一把手”工程。 第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把先进的教学理念与教育科研实践统一起来。 第四,坚持结合课程改革,把教育科学研究与新课程改革统一起来。 第五,坚持依靠广大教师,把教育科学研究与教师专业化发展统一起来。 第六,坚持专家引领,把教育理论工作者与教育实际工作者统一起来。 四、成员注意群众性 实施课题研究,研究队伍尤为重要,合理科学的人员搭配可以事半功倍。叶瑞祥认为,组织行政领导、专家学者、一线教师三者结合的研究队伍,可以发挥有权之士、有识之士、有志之士的作用,优势互补,群策群力。行政领导作为学校的决策者、“火车头”,“科研兴校”的领头羊,首先应该有使命感、责任感,重视教育科研工作,牢记科研兴校办学理念和策略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课题研究是整个战略的核心,发挥行政的影响带头作用,重视、甚至亲力亲为,组织、指导课题研究工作;专家、学者的理论积累比较深厚,应发挥引领作用,通过讲座、现场交流会等形式对一线工作者进行指导,使一线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得到理论提升并应用到实践中去,从而较好地实现了教育理论研究工作者和教育实际工作者的优势互补,实现了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完美结合;一线教师是开展课题研究的主力军,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开展课题实验的优势,在课题研究中,可以学到先进前沿的教育理论,可以将教育科学研究与新课程改革统一起来,将课题研究落实在学科课堂教学中,落实在日常教研活动中,通过学习有关理论,进行实验,更新教学观念,开阔教学视野,创新教学策略,提高教学能力,提升专业化水平。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以建构拓展色彩思维表达为导向的教育科学研究 摘 要:色彩思维表达在绘画语言里就像是个开门机,把持着绘画输出方式的导向,怎样以一种规则的表达方式呈现,就需要以下几个方面的建构与拓展作为支撑点加以表达实施,在整个过程中建构是点,拓展是线,导向是点与面的连接方式,科学研究,规范施教,才能够以放松的思维表达方式进行。 关键词:建构;拓展;色彩思维;导向 一、色彩绘画的表达在美术教育中的现状 在美术专业的色彩绘画教学过程中,学生对于色彩的认知度上尚处于思想被格式化的状态,由于在高考前个体在不同环境的学习背景不同,对于色彩绘画的认知度也会不同程度的有其倾向的一面,但大同小异,普遍的绘画方式都是以应对考试的模式而产生的,在上大学后,学生在色彩绘画中仍然会秉承惯有的习性与习惯以自己较为熟知的绘画语言方式进行表达,可以之前的老师以不同进行指导,所以在这一时期,学生会以“吃老本”的状态进行绘画,道路不宽,思维越发紧条,随着时间的“催促”,大多部分的学生都会越画越紧,越来越不会表达,其实在这一时期,禁锢的不是手法,而是思维方式,学习以及建构就显得非常重要。 二、思维表达方式的前提了解 之所以在拓展建构色彩表达方式之前来了解什么是创造性思维,是因为没有一种成功的表达思维方式是受众于所有人的,创造性本身就是个体独立并就有新鲜性的,所以创造、创新在学生学习色彩绘画之前是应该了解的。首先在创造性思维研究之前先了解下其产生的途径,在世界范围内对于“创造力”的追溯可以看到一百多年前,在社会普遍的认知度上认为英国生理学家高尔顿,在1869年发表的《遗传的天才》的书本内容中,“创造力研究”这一概念的产生是作为某一领域科学的最早文献供给。但也只是作为提出的理论,并没有受到广泛认识,而在创造力的理论依据中,创造性思维是整套体系的核心价值所在,被运用才会产生其真正的意义,但是真正作为建构研究的时候却是在1945年,韦索默的“结构说”里产生的这一概念,在德国心理学家韦索默的《创造性思维》的专著里, “创造性思维”的概念被确定性的提出,同时也使得这一概念在这一时期被人们所接纳。1967年,美国心理学家吉尔福特在社会广泛认知的环境中提出“发散性思维”这一系统概念,吉尔福特对于创造力尤其较为深刻的理论论调,并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了“智力三维结构”模型。吉尔福特认为,人类智力应由三个维度的多种因素组成:第一维是指智力的内容,包括图形、符号、语义和行为等四种;第二维是指智力的操作,包括认知、记忆、发散思维、聚合思维和评价等五种;第三维是指智力的产物。在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下对于这一理念的理解也有其不同的理解程度,1986年,刘奎林的“潜意识推论”在国内提出,刘奎林对于思维科学的理论支撑发表了一篇文章,在国内产生了影响力,论文的“灵感发生论新探”理论也是一种全新理论的提出,全文以新姿态在思维创作力方面有所建树。文章对灵感的本质、特征及灵感的诱发等全新词汇做了全面阐释,并以科学的视角加以论证,并取得了较为广泛的效应。在“创造性思维”这一延展性的论调中,若宾的最高级思维模型也是在这一领域加以建构的,美国加州大学,若宾心理学系这一团队在1995年发表了一篇关于“前额叶皮层的功能和关系复杂性”的论文。其中对于这一概念的拓展上还反映在客观存在上,其中对于在人类思维对于事物的本质属性,和事物之间内在联系规律性所作的反映方面尤其开发性的见解,在社会的认知度对上可理解为是对事物与事物之间产生的联系存在所作出的自然状态的呈现。并通过个体的感官,通过感官产生的思维反应,通过思维反应所产生的下一步意识行动,通过思维行动而促进的自我意识分析,其实都在反应一个问题,那就是思维的活动轨迹,与在文学范畴的阶段性否定又有其相似的地方。 三、建构拓展色彩思维表达方式的教育 在美术绘画的创作中,思维表达方式的体现透过上述的思维方式反映在不同的作品当中,是经过思维表达方式传达的几个方面的而产生的,在这里引用一部书中荷兰画家梵高的引言,他在讲述在色彩绘画创作中,其产生的自我感悟;“在荷兰的绘画中很少看到理想的色彩效果。……在夕阳的辉映下,这些落叶被染成了深深的棕红色。这种色彩是如此的艳丽,以至你无法想象有哪一种地毯的颜色能与之相比。”在这一阶段中,首先感官带给色彩表达以最直接的反映,“问题是如何能表现出这种神奇的色彩、坚实的土地和巨大的生命力,……我第一次发现黄昏时分竟有如此多彩的光线,画家应在保持夕阳余晖和丰富色彩的同时把握住这些光线。”在感官传达给自我意识后,又一次进行自我意识分析,对于拓展色彩思维导向又提出了其对于思维的再度表达。 美术专业的学生群体在色彩思维表达的拓展上也是如此,找到适合自我意识表达的输出方式是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中较为重要第一步,对于表象可以进行“二次加工”,作为建构与拓展色彩思维的表达方式做具有教育意义的尝试,并找到传达媒介,以建构拓展色彩思维表达为导向的教育科学研究中的重要的一个方面。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反思与建构当代教育科学研究 [摘 要]人类探求教育与寻求真知的过程漫长而有序,现代“教育科学研究”终随实验心理学的建立逐步迈入教育研究舞台。随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各种新方法、新思想的引入,教育研究方法论随之发生着剧烈变动,这一切都迫使我们探索现代教育研究的本性与根基问题。科学理性在当今中国教育领域依旧显得比较贫乏,我国教育的实践与研究之路急需迈向现代化、民族化。 [关键词]教育科学研究;基础;系统科学 一、教育研究概说 (一)人类探索教育的阶段 虽然五大洲的人类早在很早时候就开始对后辈及族人展开了教育活动,但是通过“研究”( research)来对教育对象、活动进行确证知识对于19世纪下半叶之前的人类来说仍是相当陌生的事情。现代意义上的教育研究肇始于实验心理学影响与推动的“儿童研究运动”,人类探索教育的历程主要经过了依据经验、习俗与传统时期,遵循直觉、教条与权威时期, 借助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时期,运用科学的方法和研究时期。 (二)教育研究的意义及性质 借助于科学方法,教育研究可以系统地描述并测量实在。它比个人经验、信仰更能有效地作为知识的来源。针对教育研究的意义,决策者们更期望通过教育研究来让教育领域取得大幅度进步并及时扩散其最新研究成果,通过教育研究为教育实践建立可靠的知识,通过教育研究的结论来为教育决策者制定政策以供参考。教育中的问题较为零散,个别研究只能孤立地收集、积累某些零散的资料,而不能整体上完整地建构教育图景。因此从性质上就注定了教育研究需要借助于多学科理论、概念与原理。 二、现代教育研究的基础 (一)教育研究“基础”的特性 教育研究的基础具有根本性,“基础”乃建构学问之本。但很少有人关注教育研究的“基础”问题:一方面由于18、19世纪自然科学的长足发展,强调一切有价值的学问都是符合科学的,故教育的科学学问一开始就受制于自然科学;另一方面,教育研究至今仍处于混沌状态,并无统一的核心问题研究,理论的纷繁复杂及功利趋向导致不少研究者忙着开辟新领域。 (二)现代教育研究基础中的二元对立: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二元对立是教育研究基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前我们对于教育研究基础的探索,不应回避其交锋的问题及见解,而是更应该要去了解其争论的焦点。 在本体论意义上有两种相异的观点:人文主义者强调教育规律具有客观性且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不应对教育科学持狭隘观点,教育过程中包含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逻辑与规律, 从认识论意义的角度,同样存在两种相反的说法:教育科学是对教育价值进行判断的学科,因而具有“价值性”;教育科学是关于教育事实问题的科学,因此具有“价值中立”的判断。[2]教育研究界也存在着“价值”与“事实”之争,它们的争论焦点在于教育科学的独特认识逻辑。科学主义者赞成教育科学研究的结果应该是中立性的,它排斥人们的主观态度。 (三)现代教育研究基础中的几个重大问题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虽然针对教育研究的基础论点不同,但它们都认可教育研究是有基础的。在界定教育研究基础前,有必要探讨现代教育研究基础中的几个重大问题: 1.教育研究是否能构成独立、统一的基础 “独立”并不代表孤立,“统一”也非单一。教育世界探寻的共同对象基础是教育中的“事实世界”和“现实世界”。这两个世界应该是相互存在,彼此交融的,其所构成的世界应该是可以描述教育事实并可阐发意义、价值的。“层次论”哲学观点,现代教育研究应该要摒弃“二元对立”的观点,视教育为多层面的、非均质的经验、概念与实践。 2.现代教育研究应该以什么为基础 长期以来,学者们惯于将“学科”作为教研的基础,但是这也导致了许多混乱的发生。本来人们想通过多学科的参与来对教育事实、现象做出深刻、明晰的理解,但是由于不同学科间森严的壁垒导致人们无法针对同一话题做出集中性探讨。教育研究的第一基础是教育研究自身,研究问题应从实践中得,研究结果也终要回到实践中去。即研究的结晶通过思想来阐发,而思想又孕育于教育实践。教育研究的第二基础是观念和方法,观念和方法一方面离不开每个学科,另一方面它们又具有跨学科性。以它们为教育研究的基础体现了教育的完整性。现代教育研究的基础应该表述为“实践一观念一方法”。 3.教育研究在当代条件下形成独立基础的时代必然性因素 首先是学校教育实践新格局的产生,学校由社会的附庸转变为社会上新思想、新理念的诞生地和传播者;其次是非学校化教育力量的快速发展,终身教育理念突破了学校樊篱,传统时间观的教育由阶段论变成了完整过程论;再次,现代教育实现了自我组织、自我控制、自我评价、自我调节的能力和机制。今天的教育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故教育研究不可能始终处于“边陲地位”,教育研是教育实践的准备。 三、现代复杂性系统科学对教育科学方法论的变革影响 (一)现代复杂性系统科学的研究领域 现代复杂性系统科学指的是20世纪发展起来的系统理论及系统科学,包括一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工程等学科。人类的认识水平始终是与科技发展水平息息相关的。按组织性和复杂性的分类标准来看,人类科学要研究的主要是四类领域:系统科学、混沌科学、概论系统和自然科学。 (二)现代复杂性科学系统科学的方法论革命 现代复杂性系统可以从多层次上进行研究,这儿主要从系统论角度探讨科学方法论的革命。系统论主张打破人们普遍接受的框架,要求科学思维的转向。该革命的性质是用整体论的模式代替原子论的分析思维模式,但是这种代替非全盘否定,而是一种补充、发展和超越。 (三)现代复杂性系统科学思想融入教育科学方法论 现代复杂性系统科学作为一门科学群,对教育科学方法论变革产生了促进性影响: 1.系统思维与教育科学思维的革命 思维方式决定了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科学发展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思维发展史。随着原子论分析思维模式在各科学领域的溃败,科学注意的中心开始转向严谨精细的整体论理论,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系统思维。系统思维对现代教育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极大影响:教育科学开始从针对个别对象性思维向对象系统思维转向;教育科学思维领域开始生成了系统整体思维、全方位立体思维、系统综合思维和开放式思维。 2.系统科学方法在教育科学研究的应用 系统科学方法在教育科学研究中的应用是一次教育观念和方法上的革命。贝塔朗菲及众多系统论学者均赞同系统功能原理:整体功能大于孤立部分功能的总和。教育研究及教育实践活动从内在本性上来说均是系统,故该系统完全可以根据系统方法原理的精髓,在其进行系统优化的时候呈现“整体大于部分”的状态。教育科学与教育实践的功能可分为“元功能”、“加功能”和“构功能”三个层次。其中“构功能”,即各部分按有序组合构成系统时所展示出的功能,系统科学方法应用于教育科学研究追求的是构功能,实现系统质。 四、教育研究方法论中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 (一)教育研究中的形式与本质之争 形式与本质的矛盾乃是由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争挑起,它贯穿了社会学、经济学、文学等所有科学领域,故教育研究领域亦不能幸免。20世纪初以桑代克、博比特等为代表的学者主张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教育问题,倡导用“精确的科学方法”来处理搜集到的教育研究问题,鼓励教育研究者养成归纳研究习惯和形成统计逻辑学的思维;然而,20世纪集大成的教育思想和理论却是靠“流行的哲学方法”取得,如以进步主义、结构主义、要素主义等为例。 (二)教育研究方法论中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传统 教育隶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故教育研究方法论摆脱不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两大传统:英美流行的“科学主义”和欧洲大陆盛行的“人文主义”。[3]科学主义极力反对神学和形而上学,倡导将经验自然科学方法作为社会科学的方法;人文主义认为其与科学主义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试图说明而后者则是理解,它反对科学主义的方法论一元论,主张社会历史科学更适宜于用“个别的方法”(理解、移情或直觉的概念与实践)来研究个别东西。 (三)人文性角度看待教育研究方法论 当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问题内在地与教育活动本体论及教育实践方法论放在一起时,强大的人文精神就会体现出把握与改造教育的能力。教育研究方法论非纯粹的、客观上求“是”的问题,同时它也强调“价值”。科学研究要从“二元对立”走向“融会贯通”,应从综合层面看待完整的教育图景。在思维方式层面,我们要用“双面神思维”取代“二元对立思维”。针对教育研究方法论,我们应趋向于“多元论”:科学必具有社会性,应用研究的结果评价标准不可能做到纯粹客观,其必然受到社会利益的左右;教育研究亦存在劳动分工的性质,理性的意蕴必然也是多元的;教育研究内部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科学家、科学家共同体动机的影响而处于竞争状态。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扎实推进教育科学研究 优先服务学校内涵发展 无锡市作为全国和全省教育先行发达地区,肩负着率先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任。率先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关键是提升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这就需要扎实推进教育科学研究,优先服务学校内涵发展。 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改革发展的第一生产力、第一推动力。教育需要科学理论为指导,教育改革发展需要教育科学研究的引领和支持。作为推动区域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市教育科学研究应着眼全市教育现状,紧跟教育改革发展的形势,紧跟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的步伐,通过教育科学研究的机制创新,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提高质量为核心,以促进教育公平为重点,以教育规划改革为动力,为无锡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更加高效、更加优质的服务。 一、加强自身建设 坚持学术立院、人才强院、文化兴院。所谓学术立院,即学场要有书卷气、要有学术味,教科研员要专注于学科和科研工作的顶层设计,引领学科和科研的不断发展,促进学校管理水平和教学质量的不断提升。要关注宏观研究、注重中观研究、侧重并精于微观研究,瞄准重大问题、聚焦现实问题、突破急难问题。把研究作为第一属性,并实现由执行教育政策走向丰富地方课程、由关注学科教学走向关注课程发展、由实施“以考代管”走向重视质量监测的转变。指导校本课程开设、校本教研开展、校本师训开发等,以课题带动、培训研修、基地联动、名师助推等策略,丰富教师职业底色、增强教师专业底气。服务学校和教师,引领和促进他们努力打造美妙的新课堂、有效的大课堂、令学生终身难忘的活课堂。 所谓人才强院,即牢固树立以人为本、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进一步建立健全内培外引、用培结合、专兼共融等人才培养与使用的有效机制,努力造就学养深厚、视野开阔、熟悉政策、了解实际的创新型专业人才,形成品德高尚、业务精湛、乐于奉献、结构合理、活力充沛的人才队伍。教科研员要做到既有硬本领:教书教得好、研究研得深、规律抓得准;又要有软功夫:带领好队伍、组织好活动、协调好关系。要不停地阅读和思考,追问课程与课堂的问题、学术与学科的问题、教育与教学的难题,尝试用专业的眼光与学术的眼界审视教育教学及其管理现象。 所谓文化兴院,即传承教科研优秀文化,又以理性智慧和感性力量审视教科研工作的使命所在,努力寻找并回归教科研的逻辑起点。以环境文化建设为载体,以制度文化建设为重点,以精神文化建设为核心,营造事业发展与个人进步同步推进、教育科研质量提升与精神世界丰富并重并进、个体的主动性与集体的创造性竞相迸发、学术个性化倾向与教科院集体关怀共生共长的生动局面。提升教科研员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忠诚感:目标管理不是外在强迫而是内在驱动,制度执行不是刚性管制而是文化自觉,特色彰显不只是个性张扬还有有序规则。从而真正实现教科研价值取向由驭人之术到成人之道的转变,决策方式由无谋独断到合谋共断的转变,组织架构由各自为政到和谐融通的转变,制度设计由上规下循到变中求序的转变。 二、尝试顶层设计 教育科研部门要充分发挥“教育行政参谋部、课程改革研究部、校本教研指导部”的职能,把思维的触角伸及教育改革的深水区、课程改革的制高点、教学改革的核心区,举理念先行之旗、务创新先行之实、践素质先行之行,提升区域内课程发展的研究力、课堂改革的指导力,提升区域外教育科研的核心竞争力、品牌影响力。 要加强课程规划与建设,尤其是要以学校需求为基本导向,以教师团队为主体力量,以课堂教学研究为中心环节,尝试全市教育科研的顶层设计,积极探索和构建“教学、实验、研究、培训”四位一体、有机融合的教科研新模式和新格局。在教学和实验方面,依托省重点课题建立学科研究课题群,覆盖全市布点实验学校承担子课题,开展“关注课堂、聚焦课堂、推进有效教与学”和“主动参与式课堂有效学与教”等大规模实验,促进教育质量和研究水平的提升。在研究方面,积极探索课题建设的新机制和新途径,重点实施“学校文化促生、教师专业促进、科研共同体促动”三项工程,推进“精品课题”建设,努力打造一批在省内乃至全国有专业影响力的品牌课题,并培植区域性重大课题或项目,集中精力攻关,从而全面开花、重点结果、争先进位。在培训方面,构建“校本培训、教研培训、集中培训、自主培训、合作培训”有机结合的培训方式,形成教研学互为一体、相互支持的培训体系,特别是注重培训重心的下移,把课改实验的研究场和工作场下移到学校,以及每一个教师的每一节课之中,突出校本教研,建立以校为本的教学研究制度,以教师为研究主体,通过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性研究,既解决新课程实施过程中各个学校、每个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所面对的个性化实际问题,又概括、提升、总结经验和探索规律。 三、扭住中心工作 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发展教师是提升教育质量的保障。为此,我们积极倡导和建立“基于教师、通过教师、为了教师”的学习和教科研共同体,充分调动和发挥名师名家的引领辐射作用,切实做好教学新秀、教学能手、学科带头人等骨干教师的培养和选拔工作,关注青年教师的职业生涯规划和梯级晋升发展规划。全面关注教师群体的专业生活方式,以教研组为载体,以项目研究为纽带,以同伴互助为主要形式,通过专业引领、行动跟进和实践反思,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教科研部门和教科研员,就是要引领和促进学校、教师确立并践行质量立校、管理强校、科研兴校的意识和行为。校长要经营好每一所学校,有了教育思想,才有办学立场;有了教育理想,才有办学追求;有了教育情怀,才有无私奉献;教育思想、教育理想、教育情怀从何而来?课程立场、课堂立意、行走方式从何而来?要靠校长实践体悟、再实践再体悟,还要靠教科研部门的同志与他们碰撞、帮助凝炼,特别要在学校规划、教学管理、学生工作、教师群体的专业生活方式、校内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下功夫,这些都是一所学校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形成校长有思想、教师有风格、学生有特长、学校有特色的局面。班主任要带好每一个班级,因为班级是实施教育教学管理和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基本单位,所以班主任要千方百计营造积极向上的班级之家和成长乐园。学科组长要建设好每一个学科组,校本教研、集体备课要做到有主题、有目标、有方法、有积淀,克服闲聊多、跑题多甚至是牢骚多的现象。集体备课既要有典型例题的统一性,又要有差异教学的选择性,还要有通性通法的训练与指导。力求提高学科活动的研究含量,强调在集体备课基础上的个人二次备课。任课教师要认真履行教书育人的天职,积极思考并努力践行有爱心的教育、有温度的德育、有根基的教学,即爱生如子、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尊重学生认知规律,促进学生学业水平的“审智”、行为规范的“审理”与情感维度的“审美”的并行并重并进。尤其要上好每一节课,因为优质的家常课、常态课才是学生们能享受到的优质教育,而不是所谓的“示范课”、“公开课”。要通过集体备课与个人创意,诊断学与教存在的问题,改善学与教行为。还要尊重学生个性差异,积极开展“以学定教”项目的研究与实验,促进教学思维和课堂形态的转型。名特优教师要培植好每一个工作室,以研究项目凝聚群体智慧,彰显研究的价值,加大对中青年教师的培养力度,努力促使其业务水平向更高层次发展。通过开展学习交流活动、论坛活动、课例研讨、课题研究等,使工作室成为一个“学习型”、“研究型”的学术团队,形成优秀教师学习、合作、研究、生成的新机制。把工作室建成教师交流思想、反思问题、合作研究和创生智慧的中心,充分发挥其骨干教师孵化器、青年教师成长加速器的功能。 要在科学认识质量的基础上,实施质量监控与强化过程管理。当前基础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核心任务是促进公平和提升质量。作为区域教育的研究、指导部门,我们理应有自己的质量立场与评估主张。为此,我们应在严格遵守“五严”规定的前提下,加强教育教学质量抽测,不断增强教育质量检测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要尽快建立教育质量指标体系和质量监控体系,对教育教学质量现状和教育发展趋势作出科学评价和预测。特别是改革课堂观察与评价,最大限度地激励每位学生,变被动学习、盲目学习、浅表学习为主动学习、自主学习、深度学习。努力提高命题质量,加强对考试的分析,对关键性指标进行深度分析,分项给出评价结论,提出改进建议,形成区域和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综合评价报告,并作为完善教育政策措施、加强教育宏观管理的重要参考,指导学校科学运用评价结果,改进教育教学及其管理。 过程管理是增强教育教学内涵的重要保障。我们提倡的学校过程管理是坚持课程立场、强化课程意识,丰富课程体系、优化常规管理,是制度的刚性管理、精致的无缝管理、文化的无痕管理三者的有机结合。中小学教学管理应重点围绕学校教学的核心过程组织开展工作,注重规范学科组建设,完善集体备课、听课、评课制度,加强对校本研修的指导,通过各种形式的公开课教学实践和研讨活动促进广大教师积累经验,提升常态课的教学水平。 立德树人是教育永恒的课题,质量立校是教育不变的命题,转型发展是当下教育的难题,做课题、解命题、破难题,都要基于教科研先行。教科研员要专注学习专注阅读,这样才能丰富内涵;要扎根专业扎进课堂,这样才能学术精进;要抬头看路又埋头实干,这样才能择高而立又贴地而行。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专业创业教育论文 一、音乐学专业开展创业教育的必要性 1.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出现以创造力为核心的创意文化产业。这一新兴产业,强调一种主体文化或文化因素依靠个人(团队)通过技术、创意和产业化的方式开发、营销知识产权的行业。创意经济迅速崛起,并席卷全球。中国创意文化产业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也得到很大的发展,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发展壮大。创意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为音乐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和创业提供了非常广阔的市场空间。学校通过积极开展广泛的创业教育,培养大学生自主创业的各方面知识,为以后学生成功创业铺平道路。 2.满足音乐学专业教育内在要求 音乐学专业教育是培养文化创意人才的重要来源,在音乐学专业教育的过程中既要重视学生对音乐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掌握,也要对学生进行创新思维、创新能力的培养。创业本身就是对现实的超越,就是一种创新。任何真正获得成功演出作品只有依靠创新,才能不断得到提升和可持续性发展。通过全方位的创业教育,让学生不仅能领悟创新对于创业的重要性,也会激发学生自身创新意识,同时还能让学生从创业者成功的事例中得到激励和启发。并结合本专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通过社会实践,不断提高自身创新能力。 3.增加就业途径、缓解就业压力 随着高校扩招,音乐学专业的招生人数也在不断递增,大学毕业生的人数远远超过传统的就业市场需求,传统的就业方向主要是基础教育。计划生育基本政策的推行多年,我国音乐基础教育的学生也逐年减少,音乐教育师资也逐年超编,传统的音乐教育人才需求趋向饱和,就业市场日渐萎缩。音乐学专业是一门专业性极强的学科,就业面相对较窄,就业压力也更大。通过开展创业教育,转变教育理念,改革音乐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引导音乐学专业大学生积极创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缓解和解决就业压力。 二、音乐学专业创业教育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1.创业观念滞后、缺乏科学的创业理念 中国的创业教育发展较晚、基础比较薄弱,而且大部分高校对创业教育在新形势下的教育体制改革战略意义认识不够充分,缺乏对有关学生创业教育的专项课题研究,对创业教育与素质教育区分点的认识比较模糊,导致在创业教育的课程设置上培养目标不明确,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势必缺乏科学的、标准化的指导思想,学生得不到真正的创业方面的培训和提高。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绝大多数毕业生毕业之后,喜欢去一些经济发达的大中型城市,认为市场前景广阔,以期待更大的发展。现实情况不容乐观,音乐学专业人才的市场需求已接近饱和,创业业机会越来越少,这就需要音乐学专业的毕业生要转变创业观念,适应社会需求。 2.学生创业综合素质匮乏 大学生成功创业要具备科学合理的知识结构,目前高校音乐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不够完善。音乐学专业的学习只要基础知识、实践技能方面的。在创业能力、创业素质方面的培养力度不够,没形成创业所需要的独有品质。毕业的音乐人才在虽然专业知识、专业技能方面学有所长,但知识结构相对单一。学生对社会、对市场、对产业、对经营都缺乏应有的了解,在创业过程中毫无头绪、到处碰壁,甚至导致创业失败。从近几年毕业生创业的反馈信息来分析,音乐学专业学生的创业素质不容乐观。受传统择业观的影响,学生大胆创业的意识不强,即使参加创业活动,往往是头脑发热、跟风创业,一旦遇到挫折,就缺乏长久坚持的创业意志。一些学生眼高手低,只到条件好的大中城市创业,不愿意到拥有广阔天地的乡镇基层创业,创业情感投入欠缺。这些充分显露出学生的创业知识层次和结构不完善,创业素养要不断加强。 3.创业教育课程设置不完善,学生创业实践缺乏 创业教育课程的合理设置是创业教育的基础,也是创业教育实施的媒介,在国外有着较为完备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中国高校将创业教育融入专业教学体系的课程设置还不普遍。在教学内容上缺乏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接轨的统一教材。在教育方法上以以校园为中心、教师为中心,忽视社会实践环节,忽略对学生自主能力的培养。学校的人才培养模式相对来说比较封闭,势必会影响学生的个性发展,与创业教育中提倡的创新能力的培养、冒险精神的培育还相差一段距离。音乐学专业是一门实践性、技能性很强的专业,在常规教学中要理论联系实践,以实践为主的教学理念。教学实习、校外实践演出等都只是专业实践,并不能让学生全方位地了解创业者在经营管理方面的知识。创业经验的缺乏使得学生对于自主创业缺乏评估、顾虑重重,缺乏开拓市场能力,对市场潜在风险的防范不够,在创业过程中把握不了方向,创业难以成功。 4.创业教育师资队伍薄弱 高校的创业教育起步较晚,目前大多音乐学专业的创业教育由学校招生就业部门的科员及一部分音乐学专业教师担任创业教育课的工作。前者虽然直接在招生就业部门工作,了解就业市场的一些知识和信息,但毕竟也缺乏专业的创业教育学习,创业教育课也只能是就业指导课。不能把专业教育与创业教育很好地融会贯通,进行全方位的深度指导。后者由于传统学校管理中,限制在职教师开展第二职业,部分教师有一定的本专业的社会实践经验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创业经验,创业教育也只是专业教育的的拓展。即具备的教学经验又有创业经验的创业师资比较缺乏,成为制约高校音乐学专业创业教育向深层次发展的瓶颈。 三、音乐学专业开展创业教育的策略 1.营造校园创业氛围,培养学生创业意识 四年的大学生活对学生性格和品质的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对学生今后的人生有着非常强大引导和激励作用。学校在常规的教育教学过程中,要千方百计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让学生不出校园就可以深刻地体会到浓厚的创业氛围,以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激发创业热情。利用校园信息平台、广播站、宣传栏、展览馆等校园媒体积极宣传创业教育,使创业意识渐入人心。举办以围绕音乐学专业的模拟创业大赛,让学生通过模拟创业体验创业的酸甜苦辣。定期举办创业讲座,邀请音乐界创业的成功人士现身说法,给学生讲述创业经历和创业经验,引导和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以促进学生创业能力的提高。还可以在校园成立学生创业协会,邀请各个系部学生参加创业协会,并通过协会成员在各系部宣传创业教育,培养学生锐意进取、敢于创业的创业精神。 2.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更新教学内容 音乐教育应重视并开展创业教育,将创业教育和专业教育融合在一起。优化创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方案,促进课程设置改革和实践,培养学生合理的创业知识结构。提高学生创业综合素质,增强学生自主创业能力。把培养具有创业意识、创业精神、创业技能的教学计划和培养目标纳入到音乐人才培养方案中去,把培养创业型人才定为音乐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落实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同时,围绕培养音乐创业人才的目标进行创业教育课程设置改革,在创业理论教学中增加创业理念、市场营销、财务管理、文化产业法律法规等知识的教学。通过创业案例进行讨论交流提升学生的创业意识,拓宽其思想认识。在实践教学中,组织学生到文化传播公司、音乐培训学校、地方演出市场、工商、税务部门等实地了解熟悉市场导向、创业政策、和法律法规等,为学生将来创业做好充足的思想准备。 3.组建科学合理的创业教育师资队伍 培养出具有创业精神的音乐人才,需要一支专业素质高、创业知识、创业经验丰富的教学师资队伍。音乐学专业要想改变当前创业教育师资不足的现状,学校应积极创造各种条件,努力构建一支符合本校、本专业创业教育师资队伍。一方面,要加强对音乐学专业教师自身创业知识相关教育培训,选拔一批具有创业意识的青年教师到在创业教育走在前列的院校去调研学习。安排有创业潜力的青年教师到企业去兼职,鼓励专业教师直接参与到创业实践中去,并定期开展创业教育案例示范教学和研讨会。另一方面,可以从校外聘请创业成功人才作为特聘教授对创业的学生进行现场指导,现身说法,让学生熟悉创业过程中市场运作方式,从而提高创业成功率。 4.加大创业教育的资金投入,建立切实有效的运行保障机制 在校学生虽然想创业敢创业,但缺乏创业所需要的环境和资金,这就使得一部分有自主创业意识的学生对创业望而却步。音乐学专业学生在创业活动开展的过程中资金就成了他们创业最大的障碍。学校应该积极筹措资金加大对创业教育的投入,建立创业综合实训基地,更新实验实训设备,拓展校企合作框架等,为音乐学专业学生创业提供必要的创业后续保障。此外,学校制定出台相应的激励保障措施,设立创业投资基金,成立创业教育协会,出台创业资助计划等。将创业教育纳入学校教育教学总体规划,保障创业教育可持续发展。随着“十二五”规划建设的圆满完成,“十三五”规划建设时代即将到来,“中国梦”的崛起,中国将进入崭新的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创业人才。预示着创业市场大繁荣的到来,对音乐学专业的学生的创新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创业教育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充分综合社会优质资源,与时俱进,锐意进取,积极开展音乐学专业创业教育,不断推动高校创业教育前进。 作者:廖星麟 单位:湖南郴州湘南学院 音乐学论文:现代教育技术下音乐学院学校管理论文 一、现代教育技术在音乐学院学校管理中应用的科学内涵 实际上学校管理中将涉及大量信息,如学校的基本要素:教师、学生、财务、设施、信息等等。如果不能对这些要素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学校运营就将变得混乱,如果学校本身混乱,教学质量就根本无法得到保障。但实际上仅一项要素就会产生大量信息数据,如仅靠人力进行管理十分困难,且极易出现失误。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有效优化了管理环境,为学校管理创造了有利条件,学校中的各项要素信息通过现代教育技术的信息处理功能便可实时、快捷、准确的进行处理,现代教育技术已经逐渐成为了现代学校管理中的重要管理手段。随着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学校管理信息量猛增的今天,学校管理信息处理复杂程度越来越高。只有加强对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才能保障学校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现代教育技术对音乐学院学校管理必不可少。 二、现代教育技术在音乐学院学校管理中的应用 (一)教学管理中的应用 现代教育技术在音乐学院教学管理中的应用包括:课程编排、课表调度、选课、教学档案管理等等。现代教育技术实现了通过软件将学校所有的教学信息建立教学信息数系统。教学信息系统实时、精准收集教学信息,分析学生成绩,查询学生在校期间各科目学习成绩,通过教学信息系统可以直观了解教学质量和学习质量,教学计划可随时根据教学信息系统反馈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调整,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有效性。 (二)学生管理中的应用 对于学校来说,学生就是发展的基础,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是学校管理中的重中之重。学生管理中从招生、教学、升学都会产生大量信息,学校管理信息中,学生信息量是最大的。现代教育技术的学生信息管理系统对:招收信息、学生基本信息、毕业去向信息、学习成绩信息等都进行了处理,大大提高了学校管理中对学生管理的效率。 (三)教职工管理中的应用 学校管理的另一个重心就是对教职工的管理,教职工是学校的基本组成部分,没有教师,学校无从谈起,保障学校的发展必须做好教职工管理。现代教育技术中的教职工信息系统,大大提高了教师信息管理效率和水平。此系统由基本档案信息系统和业务信息系统两部分组成。基本档案系统包含着教师本人基本情况及家庭情况等信息。业务信息系统中包含着任教时间、教学能力、科研成果等信息。教职工信息系统的分类、索引功能可精准调取教师信息。 (四)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传统学校财务管理都由人工进行统计和核对,但由于学校的特殊性,财务中不仅要涉及到学校自身财务、物资、开销等等,还要涉及到学费及其他各项费用,所以学校财务信息不仅量大并且既散又杂,人工处理十分容易出现错误,传统人工处理效率也十分不理想,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现代教育技术在学校财务管理中的应用,利用电子技术进行财务管理,不仅提高了财务管理水平和效率,更提高了财务管理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实现了学校资产、财务的有效管理,避免了人工核对中的财务风险问题。 (五)图书资料管理中的应用 学校物资中书籍资料最多,并且种类繁多,在借阅和调度时都会产生大量的信息,人工处理具有一定的难度。通过现代教育技术中图书资料管理信息系统的采编管理、流通管理系统来辅助学校图书馆及资料室的管理工作,实现了对书籍资料的实时管理,通过查询功能便可清楚了解到图书使用和调度情况,省去了繁重的人工查找作业。 三、结论 音乐学院是培养音乐人才的中心,为了保障音乐学院的健康发展,加强学校管理至关重要。通过对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能够大大提升音乐学院学校管理有效性,提高了学校管理水平,保障了教学质量。现代教育技术在学校管理中的应用已经成为了现代化学校管理中必然趋势。 作者:刘春园单位:沈阳音乐学院 音乐学论文:高校音乐学钢琴教学论文 一、普通高校音乐学与社会钢琴普及教学现状 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教育部颁发的高师教学大纲就明确规定:“以培养中等学校合格的音乐师资为主要的办学方向。”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对于各种形式的文化艺术活动,尤其是音乐文化的要求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对于音乐教育者产生了巨大的需求。以往单纯以培养中小学音乐教师为目地的师范音乐教育系统,既要满足学校教育体系的需求,又要满足整个社会音乐普及教学的需求,显现出力不从心的状态。针对这种情况,教育部1999年3月《关于师范院校布局结构调整的几点意见》,提出“我国师范教育的发展趋势是:以师范院校为主体,其他高等学校积极参与…。”在此之前,部分专业音乐学院、艺术学院就已开始设置音乐教育类课程,《意见》以后,各类综合大学纷纷进入这一领域,当前已形成了普通高等师范院校、专业音乐学院和艺术学院、各类文理科综合大学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态势。随着从事这一专业的师生数量大幅度增加,社会人群中能够提供音乐普及教育服务的群体总量大幅上升,缓解了人才资源的供需矛盾。但是,随着各高校招生规模连年扩大,也带来了相当多的问题,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办学单位不断增加,招生数量膨胀,生源质量和教学质量均受影响。办学单位的增加,大幅扩招已常态化。“2011年,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音乐学专业本科招生110人;西安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本科招生(外省计划)280人…一些本来不以音乐教育见长的理工院校或综合类院校,招生人数也不少:山东农业大学音乐学专业本科招生80人……而除了本科扩招,研究生层次也有扩招趋势。音乐学专业在校学生呈几何数增长。”争抢生源造成招生门槛放低,生源质量随之下降,教学质量的滑坡难以避免;其二是教学目的混淆。师范类音乐院校和专业音乐学院虽同属艺术教育系统,但究其本源在教学目的和方法上是有着显著区别的,是“上讲台与上舞台”的差异。专业音乐学院和师范院校在培养音乐教育人才这一大的前提下,应多加考虑如何发挥各自固有的教学特点和优势,而不是简单地相互模仿和复制。在师范院校中当前普遍存在“教育系的学生在校期间,学习目标更倾向于单一专业的发展”。在音乐学院中,则多模仿和复制了师范教学的一般模式,没有发扬在表演和创作等专业领域形成的教学传统,更多地进行着“通才教育”,事实上抛弃了“专才教学”的优势。其三,学校教育与社会实际要求脱节,培养模式相悖于市场需求,学生就业形势不容乐观。随着就读本专业学生的增多,毕业生就业压力越来越大。“部分高校音乐学专业实际就业率连10%都达不到,少数高校出现零就业率现象也并非只是个传说。”以培养中小学音乐教师为单一目地,已无法适应当前社会多元化的音乐教育需求,学生的就业角色早已不是单纯的中小学音乐教师,成为少年宫、文化馆、私立音乐学校等社会音乐培训部门的专职教师,已成为众多毕业生的首选。其四,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的钢琴教学,长期以来受到两个方面的制约,专业本身课程系统庞大,仅与教育学相关的理论课程就多达十余种,钢琴虽然是主干课程,其教学比重也只是略高于其他公共课程,在学程和课时上都受到限制。学生的钢琴基础条件有限。如果按照钢琴艺术固有的艺术规范要求衡量,对于多数人,在本科阶段能够真正掌握中级(相当于车尔尼练习曲Op740)要求都非常困难。虽然本专业的钢琴教学不以培养演奏人才为目的,也并不要求很高的钢琴水平,但是,钢琴教学作为一个传承了300多年的艺术学科,其艺术规范不容颠覆,教学要求也不容人为降低。笔者认为,在本科阶段与其让学生泛泛了解钢琴艺术,不如把钢琴基础教材使用、基本奏法要求、教学法等方面内容予以强化,将钢琴教学系统中的基础性部分实在地掌握好。自上世纪80年代“学琴热”兴起后,历经30余年的发展,当前社会钢琴普及教育有了较大的变化。首先,社会钢琴普及教育师生供求比例逐步转变。在对全国教育群体结构分析中可以看到:当前“教师的供求关系发生了两方面的重大变化:一是实质性变化,二是结构性变化。教师供求关系由过去的绝对的卖方市场开始转变为买方市场……”。这种态势对于普及性钢琴教学影响非常明显。在“学琴热”初期,由于能够承担教学的从业者较少,求教者众多,在较长时期内“一师难求”,是典型的“卖方市场”。如今,大批接受过较正规钢琴教育的毕业生开始从业,钢琴教师已不再稀缺。加之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整体人口数量得到控制,钢琴学习的主体—儿童大为减少。如今对于相当多的从业者来说,寻找生源成了较大的问题,钢琴普及教育已由原来的“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化。其次,学习者开始趋于理性,选择学习音乐的方式逐步多元化,学习钢琴的规格要求大为提高。 1.随着社会音乐生活的越发丰富,音乐学习的内容变得多样,对于许多人来说,钢琴已不是第一选择,近年的社会音乐考级就直接地反映了这种现象。“上音管弦乐系主任孙铭红教授说,上海的管乐考级目前每年按增加千余人报名的速度在增加…现在,不但音乐类考级涉及到各种乐器,还出现了舞蹈考级、美术考级等,钢琴考级‘一枝独秀’的局面已不复存在。” 2.钢琴学习者的学习规格开始提高。早年“学琴热”的琴童们已长大成人,这一群体,基于自身的学习经历,已具备相当的分辨能力,对于自己下一代的学习会有高于自身的要求,这种要求同时还影响着身边大范围的人群,对于钢琴教师的选择也自然由过去的“盲选”变成了今日的“精选”。 3“.新手”现象亟待改变。钢琴启蒙阶段的学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当前,从事钢琴启蒙的大多是教学上的“新手”,他们虽具备一定的钢琴弹奏能力,但在教学上基本没有相应的从教训练。在这些“初教者”和“初学者”的教学过程中,很少有相关的教学监督和指导,几乎完全依靠“新手”们自己探索来解决教学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当他们真正能够驾轻就熟,难以想象要付出多少学习者的失败为代价。在这些“新手”当中,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的学生占据着相当大的比例。这样的窘境对于钢琴事业的发展是一种较为严重的“负能量”。 二、培养基础教学能力为目的的钢琴教学系统 教师教育专业注重于各个音乐学科从事基础教育人才的培养,从根源上将各种艺术规范在社会上加以推广和应用。综前所述,原本以培养中小学音乐教师为单一教学目标,难以适应当前的社会需求。就钢琴教学而言,探寻一种既适应多元化社会需求,又能够让毕业生快速融入其中的教学系统,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本专业的钢琴教学,要适当调整教学思路,在提升学生基本演奏能力的同时,侧重钢琴基础教育的实用性教学,尤其是启蒙阶段的内容,诸如钢琴音乐基本知识、教材选择与搭配以及如何使用、奏法架构和运用规则等等,同时通过实践教学培养实际应用的能力,构建一个以培养普及性钢琴基础教学人才为目的的教学系统,这不仅能够促进钢琴教学本身,同时更具社会意义。首先,在当前高校师资和生源两方面,已经为这一教学系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师资方面:当前在高校从事钢琴教学的教师,绝大多数接受过钢琴表演专业的系统教育,能够在教学上系统化地传承钢琴艺术较高的规格和要求,是教学质量重要的保证,同时也是重要的教学优势。生源方面: 1.入学教师教育专业的多为全日制普通高中的学生,知识体系比较健全,理论学习能力较强,他们能较快地理解和掌握钢琴教学的理论知识体系。 2.这些学生要经历艺术联考,部分院校还要进行自主招生的业务考核,有相对较好的钢琴基础。 3.当前许多高校采取的专业必修课和主修课两段制教学流程,能够筛选出更为适合钢琴学习的学生。因此生源质量有较好的保证。其次,就如何按照这一目标进行教学,在此借用黄瑞科先生提出的一些基本观念,即“系统地学到一些钢琴演奏理论与钢琴教学法知识。这些知识包括钢琴及钢琴学科的历史渊源及其发展;钢琴演奏的基本规律与一般性法则;钢琴技巧训练的基本要领与方法步骤;各类作品弹奏的技术运用与艺术处理原则,以及教学中‘常见病’、‘多发病’的纠正处理,特殊技巧与疑难间题的研究;教材的选择与教材教法;心理素质培养与心理操作机能锻炼等”。以上这些都为教学系统的构建形成了较为扎实的基础。这一教学系统整体架构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教育专业基本教学要求;二是钢琴学习初始阶段基础教材及教学法;三是教学实践。 就教育专业基本教学要求而言,有以下三个方面: 1.学时的要求、基本教学内容和教材使用。在2006年教育部印发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教学指导纲要》中,对于钢琴课教学目标和基本内容均有表述,在此不加赘述。关于教材使用,自1985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了第一套针对普通高等院校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的钢琴教程后,国内陆续出现了多套类似教材,如《高师钢琴教程》(上下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1世纪高师音乐系列教材钢琴教程》(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在本系统中推荐使用的主体教材是《普通高等院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钢琴必修课教材》(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通过这部分内容的学习,让学生熟悉钢琴教学系统的基本内容;钢琴演奏的基本规律;尽可能多地接触不同的音乐风格,提高音乐的审美能力,提高技术运用和艺术处理的能力等等。力求在提高学生们原有钢琴弹奏水平的同时提高其对于钢琴艺术理解和表达的综合能力。 2.钢琴学习初始阶段基础教材及教学法。以当代钢琴专业的教学法理论为指导,按照钢琴艺术规范化教学的基本要求,将钢琴学习初始阶段的常规教材引入日常教学,通过对教材的梳理,明确钢琴基础教学系统的内容和要求,逐步掌握钢琴基础教学的整体流程。基本构想是,从新生入学后第二学期开始,以《钢琴全面训练基础教程》(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为主干教材,遵从“立体化全面训练”的教学理念,搭配汤普森、沃特曼等常用教材。争取在两年的钢琴必修课时间内,让学生们了解从钢琴入门到车尔尼Op.849阶段的主要内容,如基本奏法、识谱与读谱理解、作品的搭配使用等。通过这种对基础知识系统化的学习和梳理,可以使学生更加明确“如何学”,同时为将来“如何教”进行准备。经过两年的学习,在三年级钢琴主修课阶段开始进行教学实践。 3.教学实践。是帮助学生进入社会自主教学前做好准备,将理论与实践有机互溶,形成整体教学系统良性循环的重要组成,实施方式可采取校内实践与校外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校内实践可采用:在主教教师的监督下,进行如声乐、民乐等其他专业的钢琴副科课教学;小组教学观摩等多种形式进行内部教学演练。校外实践则是要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当前钢琴普及教学单位林立,通过建立校外实践基地,可以为此类学校提供专业化的教学标准,又为学生找到实践平台,也在根本上保证社会业余教学与专业教学标准的一致。这一系统的构建,希望形成理论学习—实践教学—成效反馈—专业督导的有机架构,使本专业的学生既能接受完整的系统教育,又能为将来走向社会进行充足的从业准备,从而培养出合格的钢琴基础教师,继而成为承担推进和提升社会人群整体音乐修养的新一代教育者。 作者:束谦单位:沈阳音乐学院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习方式的转变论文 音乐新标准在课程目标的设置上,专门对教学过程与方法提出了明确要求,倡导体验、模仿、探究、合作及综合式的学习,强调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创设便于师生交流的教学环境,建立平等互助的师生关系。这一切,旨在改变过去单向灌输式的教学模式,启发学生在亲身体验或实际模仿的过程中,怀着探究的兴趣,主动学习。 那么究竟如何在音乐教学活动中转变旧方式?新的方式会给音乐课堂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下面,就以三个教学片段为例,评析音乐学习方式的转变所带来的变化。 《一年级的起始课》案例背景说明:这是一堂一年级的音乐起始课。对象是刚刚离开幼儿园,不满7周岁的核子。他们对什么都感到好奇,表现的欲望强,但自我约束力差,再加上我们学校音乐教室的特殊性(在舞蹈房上课),没有桌子、椅子,却有镜子、把杆。如果不教给学生正确的走、坐、站等常规知识,那么就不能保证以后的音乐课能顺利进行。但是如果单纯的讲述音乐课的常规,要求学生这样、那样,学生对音乐课就会失去兴趣。失去了音乐学习的兴趣,音乐课程就有可能成为虚设,因为兴趣是学习的巨大动力,是学生主动学习和研究的精神力量。从学生的年龄、生理等特点出发,从这堂课的重要性出发,我给这节起始课制订了以下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 教学目的:通过音乐游戏的形式来初步建立课堂常规,缩短与学生的距离,使学生集中精力主动投入教学中,喜欢上老师和音乐课。教学内容:1.了解进出音乐教室及如何就坐的常规。2.学唱音乐问好曲。3.学习坐、站、走的正确姿势。4.初步养成听、唱的好习惯。为了体现音乐课程标准中所提的“三维一体的教学目标”,顺利完成教学任务,我进行了以下的教学设计。 案例实景:1.带孩子去音乐教室:目的:让学生在排队、行走时做到快、静、齐,养成良好的习惯。师:告诉小朋友一个小秘密-老师最喜欢的动物是小猫咪,因为小猫咪走起路来没有声音,很乖啊。你们想不想学学小猫咪的走?做一回老师喜欢的小猫咪,好吗?我要带上最乖的小猫咪去参观一个好玩的地方。准备好了吗?生:安排排队-按教室座位,排成四队,一队跟着一队轻轻走到音乐教室。2.学小鸟的动作走队形,并能找到自己坐的地方。目的:通过“小鸟找家”的游戏来熟悉学生在音乐课中坐的位置。师:带领学生,学小鸟的动作在教室绕圈后到座位(由四个竖排绕圈后呈四个横排,坐地上。)师:我看第一排和第三排的小鸟表现很好,现在让你们在音乐中自由的飞舞,尽情地玩耍,不过,等音乐停了,你们可要马上找到自己的家哦!生:单行学生在音乐的伴奏下,在教室里自由飞翔,音乐结束时迅速回到原位。(接着双行的小朋友做小鸟飞。)师:现在所有的小鸟要一起飞出去了。大家要当心相互不能碰撞,这样尽的小鸟,才飞得最高、最远、最安全,回来时可别忘了自己的家。(音乐声中全班学生飞出,飞回。)3.学习坐的正确姿势目的:通过有节奏、有律动地朗读练习,掌握正确的坐姿,并培养学生的韵律感。出示:台钟图片师:看!这是什么?(小闹钟)小闹钟请你们闭上眼睛,听听它说些什么,并照着做,比谁做得紧棒!小屁股坐稳了;小胸脯挺起来了;两只小手放膝盖;小眼睛快睁开;看看谁更像小闹钟。生:根据小闹钟的要求学坐的姿势,并跟着老师边念边做动作。动作-拍手两下,双手拍小屁股三下;拍手两下,双手拍膝盖三下;拍手两下,双手拍胸脯三下;拍手两下,双手拍膝盖三下;双手在眼睛旁做闪烁状两下;拍手两下,摆正坐姿。4.学习站的正确姿势;目的:掌握正确的站立姿势,并通过听辨高音与低音,来形象地练习坐和站,并为下一课“音的高低”做铺垫,让学生初步懂得音有高低。出示一颗笔直的松树师:谁能像这松树一样站立?(请几个同学来示范)师:大家都站得不错哦,听听和小松树说的要求是不是一样了?谁站得最像小松树就能获得一棵小松树。(纸做的)①脚跟脚跟找朋友脚脚并拢。②左手右手快回家五指并拢贴近大腿两侧。③小小皮球藏起来双手捧住腹部。老师说:"小皮球出来了,"学生挺腹。老师说:"小皮球藏起来,"学生收腹。不断反复练习。④两只肩膀往下压-老师先让学生:"做怪人"肩耸起,说"压下去",学生双肩下压。不断练:"做怪人","压下去"……¨⑤挺起胸膛要开门-老师请小朋友把双肩往前关,像关门一样。老师说:"笃笃笃!"生问:"谁呀?"师:"是我"生:"请进请进!"把肩往后打开。⑥头要放平看前方-眼光有神。师老师弹一个高音区的三和弦。你们就说:"站像一棵松",边按刚才的要求直立;老师弹一个中音区的三和弦,你们就说:"坐像一台钟",边正确地坐下。通过反复练习,奖励做得好的学生。5、结合第一课欣赏《玩具兵进行曲》,让学生学会正确的走。 对一年级的核子来说,音乐学习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游戏"。只有当孩子在音乐游戏过程中获得快乐,才能唤起他们对学门的那种缘自心底的热爱,并成为他们终身学习的不竭动力。因此,本课的设计将走、坐、站、唱等各种音乐课的常规与"知识与技能"的训练均溶入游戏之中,让学生在游戏中掌握各项音乐课常规、在游戏中聆听、在游戏中自出想象、在游戏中积极表现、在游戏中大胆创造。游戏中,学生有个体的独立活动,更有充分的师生、学生合作活动(如;小组合作听辩高音与低音,学小闹钟和小松树进行比赛、分角色扮演玩具兵练习走等),在这些合作的游戏活动中,学生不仅学会了相关的本领,体会到了音乐活动的快乐,更为重要的是:在合作学习中,学生学会了与人交流,与人对话,锻炼了胆识,增强了自信心。在这样的学习方式中,"知识与技能"的目标达到了,"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目标也达到了。真是"一举三得"。这"得"全受益于采取了"游戏、合作"的学习方式,方式的改变也让老师教得轻松愉快,学生学得快乐有效,并使音乐课堂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散发着浓浓的人文气息。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习兴趣培养论文 音乐是声音的艺术,它通过声音来打动人的心灵,使人们在“音”的行进中得到情绪的抒发和心灵的感受。从而提高人的身心素质。 在音乐教学中一般是通过学生的“听”.“看”“悟”来增强教学的效果。而这些必须以激发学生的兴趣为前提,否则是难以完成的。因此摆在我们教师面前的现实问题就是“激发兴趣”。若教音乐仅仅让学生依赖于课本上的文字、符号、乐谱等内容的学习,那只能把学生带入枯燥无味的文字怪圈当中,使学生逐渐失去想象中音乐对他们心灵的启迪和感情的抒发。随之就会产生乏味、厌烦、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态度涣散的可悲现象,而教科书只能记述文字、符号、乐谱这类可看、读的内容;而不能表现出这些文字、符号、乐谱所代表“音”的实质性东西,也就是“听”的内容,我们只有解决好“看”和“听”这两方面的问题,使“看”和“听”有机的结合起来,让学生经常处于一种声、韵、义融为一体的兴奋状态,加强对乐音的感受,曲艺的理解,乐境的体验,以乐激情,动情生悟,才能达到增强教学效果的目的。那么,怎样才能把二者结合呢? 前人已在实践中尝试过各种辅助方法,运用了如,幻灯机、投影仪、CD、VCD等各种手段来为教学提供帮助,并且取得了很多有益的经验,为我们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随着高科技的发展,电脑已成为我们社会各领域主要运用工具,它也毫不例外的成为我们音乐教学中的“得力助手”,它能包容大量的信息,对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起到很好的桥梁作用。 诸如此类的教学工具和教学设备,我们都概括为“多媒体”,怎样更好的把多媒体运用到教学实践中,成为我们音乐教学中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了解多媒体的特殊功能,对运用这些功能为音乐教学更好的服务十分有益。 一、幻灯机、投影仪的运用。 在经常的教学中,要引入大量文字、歌曲、乐谱、图片和相关的辅助资料,仅仅依靠板书,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会直接影响到教学的进度和接受的效果。 如果我们在课前把需要板书的内容以幻灯片的形式精心设计制作出来,在课堂上适当时机用幻灯机、投影仪放出来,那么,在课堂上就能节省更多时间去讲授更丰富的相关内容。 另外,由于“新、奇”可以有效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利用幻灯机、投影仪可以将鲜艳的图片,新颖的谱面、重点突出的文字说明,引入学生的视野,这将给学生在视觉上产生大的刺激,从而把“教”与“学”推向一个较高的境界。 二、CD、VCD的运用。 教学中经常会遇到这样情况,我们在对一首乐曲进行情绪方面的讲解和调动时,教师在讲台前讲得精精乐道,而学生则可能听得无精打彩,并没有和老师达成共识,这就是“教”与“学”的脱钩,学生经常处于旁观者的位置,没有积极,主动参与。教师只是“讲”,学生只是“听”,讲与听不能融为一体,这就不能产生很好的教学效果。为了解决这种脱钩现象,我们必须设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实践证明,让他们参与其中,如采用CD、VCD配合教学,就会让学生在听课的同时,更能在音乐的情绪、节奏上受到深刻的感染和教育,例如:我在给学生分析《二泉映月》这首乐曲时,便采用了CD、VCD辅助教学。一边让学生了解阿炳《华彦钧》坎坷遭遇和当时历史背景的同时,一边让学生聆听乐曲的演奏,努力使学生体会乐曲表现出的那种痛苦、忧伤、呻吟、愤恨的情绪,使学生被作者在乐曲内所表现出的对封建统治的反抗和对光明的追求所打动,并能积极主动的参与到对作品的分析探讨中,这样,长此以往,学生就会不断提高对乐曲的感受和理解,提高音乐鉴赏力,为学生更加深入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另外,CD、VCD与磁带、录像带相比,在音质、音色、画面上更有优势,在选曲方面采用数码编辑系统,灵活快速,十分方便。快进、快退、定格、慢速播放,可随心所欲,大大方便教师的操作。 三、电脑的运用。 当今电脑已运用到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为其强大的功能所叹服,同样,在音乐领域也毫不例外的运用到它。现在有很多关于音乐制作的软件,如《世界乐器大百科》就较全面的介绍了乐器外型、音响效果,代表的文化习俗,《震撼2001》大量的记载了各国作曲家及其作品和生平介绍,这就大大方便了我们的教学。另外《Encore》为我们作曲、写谱、制卷提供帮助,它可显示多种谱表,可随意改动,点动音符的同时,实际的音高也会随之发出。能和《Cakewalk》配合使用那就再好不过了,它具有丰富的音色储备和方便的制作程序,能使作曲家的想象充分得以发挥,原来由几十人演奏的曲子,现在只需要一个人坐在电脑前独自完成,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在曲式教学中,我采用了多种软件共同使用的方法,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如:在分析舒曼的《梦幻曲》时,运用《震撼2001》调出作家的肖像,生平以及创作初衷和历史背景,利用预设的MP3进行乐曲音响的播放,采用《Encore》打出不同格式的谱面和各乐段,乐句的曲式划分,这样整个乐曲的分析就很容易的在电脑前完成大半,同时采用这些手段、方法又能给学生在视觉、听觉上造成更强烈地刺激,对提高学习的兴趣大有益处。 多媒体在教学中的运用,可以极大的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给音乐教学中教学方法的多样性提供了可能的广润空间,为最大限度激发学生的兴趣创造了条件。不仅如此,长期坚持,对促进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展也是十分有益的。 音乐学论文:民族音乐学研究论文 2000年5月,中国音乐学院举办民族音乐学论坛,学科定位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说明这一问题在我国尚未彻底解决。定位是一个学科的基本问题,若不明确,该学科便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历史对此问题再进行一些探讨。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是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8]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ethnomusicology)、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核心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 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核心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12] 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P.J.Stock)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禁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音乐学论文: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论文 2000年5月,中国音乐学院举办民族音乐学论坛,学科定位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说明这一问题在我国尚未彻底解决。定位是一个学科的基本问题,若不明确,该学科便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历史对此问题再进行一些探讨。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是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8]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ethnomusicology)、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核心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 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核心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12] 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P.J.Stock)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禁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产生与研究对象论文 在给民族音乐学下定义时,常常是从划定其研究对象和方法着手,无论是起初的比较音乐学还是后来的民族音乐学,及今天的“Enthnomusicology”一词译成民族音乐学或音乐民族学,或者干脆叫音乐学、音乐文化人类学等争论,都是与这一学科自始至今研究对象的不断变化拓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本文仅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演变作历史性的回顾和思考。 比较音乐学的产生与研究对象 民族音乐学最初被称为比较音乐学。比较音乐学的名称是进入20世纪后首先在德国开始使用的,英文为“ComparativeMusicology”,其实比较研究的方法用于非欧洲音乐研究最早在17世纪就开始了,但是这一学科的建立是以1885年阿德勒的《音乐学的范畴、方法和目的》和亚历山大约翰·艾利斯的《各民族的音阶》为标志的。其研究对象是欧洲以外的种族、民族的音乐文化,正如萨克斯所定义的异国文化的音乐。这一学科的建立和研究对象的确立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研究者的立场有着密切关系的。首先,比较音乐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有密切的联系。以18世纪为开端,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跨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入这些地区的西方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首先向外部世界开启了这些非欧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之门。他们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和方法试图了解、认识和把握这些国家和民族所具有的令他们新奇的特殊文化,想将这些相异于欧洲文化,不被欧洲人所知的文化公诸于众,加之古典进化论学派和马克思、恩克斯对于人类进化和原始社会经济的科学认识,至19世纪60—70年代,民族学作为一门科学在欧洲和美国产生并兴起,Enthnology一词1830年首先由法国人让·雅克·昂佩勒提出,30-70年代民族学、人类学学会先后在法、美、英、德和意大利建立起来。比较音乐学则是在民族音乐学进入80—90年代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时应运而生的。这一时期的欧美出现了一支受过专业训练的民族学队伍,开展了世界范围的、有目的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工作,异国的民间艺术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与此同时,欧美的许多城市建立起了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博物馆,收藏了许多非欧洲的乐器和有关的音乐文物与手稿,记录亚洲、非洲、美洲民族音乐的材料大量增加,使人们对于非欧洲地区音乐文化的注意力进一步增加,加之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对无文字非欧民族音乐的研究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推动作用。在这些基础上,比较音乐学这门学科在民族学诸多研究的影响下,应强烈而广泛的社会和时代需求产生了。英国语言学家兼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艾利斯和阿德勒、艾斯比塔等欧洲学者为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音乐文化是相对于当时殖民者的主体文化而言的,也是相对于起初参与比较音乐学研究的这些欧洲学者自身的文化体系而言的。相对于其原本欧洲音乐文化知识体系的未知领域就成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异国音乐文化=非欧洲音乐文化,即形成了欧洲文化特别是欧洲城市艺术音乐文化相对于非欧洲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实质上是一种以欧洲整体作为一个中心以欧洲大民族为立场而进行的研究。 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整个人类文化研究的进步和不同种族的非欧洲国家的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比较音乐学的研究环境和立场出现了变化和拓展,其研究方向和对象也出现了扩大和性质的变化,最初的比较音乐学的名称被民族音乐学所代替。 比较音乐学到民族音乐学的确立 我们不得不承认,音乐的发展往往是在别的学科带动下进行的,在创作方面,西方城市艺术音乐的派别经常是步文学、美术之后尘,如古典派、浪漫派、印象派的产生,在学术研究方面,史学、比较学、民族学的发展都深深地影响和引导着其对应的音乐学的学科发展。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受到民族学研究的影响,并在民族学发展的影响下最终成为了民族音乐学。 进入20世纪后,民族学产生了众多学派,提出了不少新观点。传播学派是20世纪40年代在欧洲民族学界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这一学派的先驱——德国学者拉策尔提出了把文化研究置于具体的地理环境中,同时重视各民族自身的历史条件的研究方法;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列诺夫斯基认为每种文化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要重视当前生活与现状的研究,反对殖民者对土著居民文化的粗暴干涉;美国波阿斯学派又称文化相对主义学派提出了文化标准是相对的,各民族文化珍品不能进行比较等观点和理论思想。这些立场、观点和理论我们都可以在比较音乐学的研究中找到其对应的影子。特别是波阿斯为代表的美国学派的兴起,使得二战后的比较音乐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即在重视非欧洲民族音乐研究的同时,开始重视对本民族音乐的研究。波阿斯提出的各种文化价值平等、文化不可比较、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使得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的相对基础,即欧洲整体作为一个大的中心民族的基础动摇了,突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非欧洲音乐的局限,对文化是否要相互比较提出了质疑。 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开始认为人类学的种种研究方法不但可以研究非母系文化,而且应该更多地用来探究其自身所属的文化,从而使美国人类学家开始以更多的精力研究美国的自身文化。与此同时,其中一部分人类学家开始带着这种思想积极地参与民族音乐的田野采录工作,而这在欧洲比较音乐学领域是不多见的。美国人类学家的参与虽由于本身音乐能力的限制,无法将其深入,只形成了一种思想趋向,但这种思想趋向却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使得美国的一些音乐家从音乐界转入人类学界,一些人类学家去研究音乐行为(并从技术上分析),同时还带动了这一思想趋向在欧洲研究机构的出现。 这一切的结果是,二战以后几乎所有的比较音乐学者都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现存的自然民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方向。于是,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和立场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地理性民族和欧洲中心看世界的角度转向了文化相对论,即站在全世界民族音乐文化平等的立场全面考查研究各民族(包括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于是,比较音乐学在研究对象和立场发生巨大变化和没有进行更多比较的情况下引退,取而代之的是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前叶,中国、日本和东欧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对于这一学科的转型也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他们在美国开始重视研究自身民族文化之前就开始了对其本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实事求是地说,最初美国学者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还不如这些国家学者来得纯正,毕竟美国的学者也大都是英、德等欧洲国家的移民或后裔,他们的文化体系和观点和欧洲同出一辙,而他们对于本土文化的研究起初是热衷于北美大陆印第安民族音乐的探根溯源,从某种角度上说,属于一种异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但其提出的对本土文化的研究观点及其后来的发展,对突破欧洲中心论是极为重要的。而在这之前,的确有不少学者真正作了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在东方比较音乐学研究中,中国的王光祈早在1926年就著有《东西乐制之研究》,其后又有1929年的《东方民族之音乐》和1934年的《中国音乐史》,日本的田边尚雄于1936年创立了东洋音乐学会,1948年著《东方的乐器及其历史》;匈牙利作曲家、音乐家巴托克和音乐学家柯达依分别于1906年和1905年开始对匈牙利的民歌进行收集研究,并分别出版了《匈牙利民歌》和《论匈牙利民间音乐》。虽然他们仍是用比较音乐学的观点和方法对本土音乐文化进行研究,力图从东、西方音乐的比较中得到某些结论,尚属比较音乐学的范畴,但是他们参与研究的这一行为本身,和他们自身的非欧洲特质和立场已经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立场上的变化,虽然和美国学者的指导思想不同,却起到了异曲同工的作用,打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文化的框框,促使了民族音乐学的建立。二战后,荷兰人普·肯斯特提出了用Enthno-musicology这个术语代替ComparativeMusicology,首先被美国人所接受并固定下来。1959年,孔斯特的《民族音乐学》问世,这一学科正式成立。 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各家学说的分析及思考 自从比较音乐学因研究对象的变化而更名为民族音乐学以来,学术界就如何划界才属民族音乐学领域进行了不少讨论,有趣的是,这种讨论尚未终结而社会的发展却使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不断在拓展,民俗音乐和伴随着产业化社会而迅猛发展的大众音乐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所以,如何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领域更加成为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各家各派的观点。孔斯特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开头就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包括从所谓未开化的人一直到文化民族的一切种族、民族的音乐,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洋艺术音乐。民族音乐还把外来音乐的传入现象,即不同性质的音乐要素相结合而产生的影响这类社会学方面的问题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1] 梅里亚姆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认为,“民族音乐学的目的和着眼点与其他学科的目的和着眼点并没有什么明显不同”,“它的特殊之处就是使用的特殊的方法,尤其在认为有必要使人类学与音乐学这两类资料相结合这一点上”,并强调“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提出“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2]。有人便据此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所有的音乐文化,可以替代音乐学成为一个没有边缘的音乐学科。笔者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梅里亚姆在谈到民族音乐学者的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时阐明:“资料的收集,一般意味着对欧洲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2]这句话应代表着他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或者说是着眼点的看法。 涅特尔在《什么叫民族音乐学》中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分类,他认为这门学科“主要探讨三类音乐,第一类有关无文字社会的音乐(musicofnonliterate),第二类亚洲及非洲北部文化中的种种音乐,即中国、日本、爪哇、巴厘岛、西南亚、印度、伊朗以及阿拉伯语系诸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文化,第三类是民俗音乐(folkmusic)可定义为,在上述亚洲高级文化和西方文明中,以口述方式来传承的音乐。”[3] 美国学者胡德在他的《民族音乐学导论》中则就美国的具体情况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作了较为具体的阐述,他不仅提到了对美国以外的异国文化的研究、美国本土土著音乐的研究、民俗音乐的研究,还涉猎了新兴的电子音乐的研究——著名的甲克虫乐队[4],但同样回避了欧洲城市艺术音乐。 以上是欧洲和美国学者的看法,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以日本学者为代表的东方民族音乐学家们以他们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和视角逐渐为世界民族音乐学界所注目,他们对这一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认为:“比较音乐学成为民族音乐学主要是学者们对自然民族的研究,后来又加入了东方高文化民族的艺术音乐。”[5]山口修先生则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认识民族音乐的各种方法中的一种,即学术性的认识法”[6],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的认识研究对象是民族音乐,他对民族音乐加以定义:“民族音乐则是作为各个民族集体所拥有的庞大文化事项中的一个项目而在其中占有一定地位。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性行为的产物之一种。”[6]在中国,从1979年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引进以来,就开始了对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争论。基于中国音乐学的特殊情况,这种争议也有其特殊性。从1980年到1988年,争议的核心是“民族音乐学”是不是就是研究“民族民间音乐”的问题。后来,王耀华先生、杜亚雄先生将中国传统音乐加以梳理,得出结论:传统音乐包括民间音乐、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7]。中国民族音乐包括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8]。而赵宋光先生和赵fēng@①先生则提出用Sinology-misicology来表达中国民族音乐研究,即汉民族与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华夏音乐。黄翔鹏先生认为“这一学科就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并强调“用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民俗学来讨论问题,不可避免涉及到音乐形态的差异”[9]。 近来,很多学者又认为没有音乐不是民族的,所以民族音乐学要与音乐学整合,研究所有的音乐和音乐有关系的东西。有人则提出民族音乐学只特殊在其研究方法上,用文化的、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所有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并且应该更名为音乐文化人类学。同时,人们在对研究对象进行争议的过程中,也不断提出新的研究立场和方法,如70年代开始的文化视野看待音乐研究、重视人文性,90年代开始的全球视野,都对这一学科的范畴和定义作了相应的讨论。 综上所述,我们首先可以认定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学科无论在世界上,还是中国都是已经确立并真实存在的。而作为一门完善学科一定有其确定的、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其中方法和对象是相辅相成的,特殊的研究对象需要特殊的研究方法,特殊的研究方法有其适应的研究对象,它们同时决定着一个学科的特殊性、独立性,如同哲学、美学、历史学、人类学各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与之相应的研究领域。民族音乐学是一门民族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学科,也正如梅里亚姆所强调的“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10]。所以,要用文化的视角、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民族音乐学,用文化视野、全球视野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民族音乐学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这些认识都是正确的,也正是由于民族音乐学有这样的特殊的方法,才定义了它的研究领域和对象,即适合用这些方法去研究的对象和领域。所以,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不是无限宽泛的,而是可以而且是有必要划定的。 无论民族音乐学的学者们怎样争论,最终都要落实到民族音乐学家们究竟研究了些什么。我们看到在中国和日本等非欧国家,很多学者致力于本民族音乐的研究,也有很多学者涉猎到自己本土以外的音乐文化的研究,如日本的拓植元一先生对西亚音乐的研究、中国的杜亚雄先生对匈牙利音乐的研究、王耀华先生对日本琉球音乐的研究、罗艺峰先生对东南亚音乐的研究、陈自明先生对南亚音乐文化的研究等等。由此来看,用国别、洲别甚至民族之别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并不可取,仅研究本国的传统音乐更是不可能囊括民族音乐学的研究领域。 既然学者们早已开始用一种全球化的视野进行着全球性的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那么我们就应该把所有民族的音乐文化平等的摆在我们面前进行研究概括。笔者很认同山口修先生对于民族音乐的定义,即: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性行为的产物之一种。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以音为特征存在的文化。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音”,无论要研究它是什么样,还是为什么是这个样,无论它是一样乐器还是一个仪式,无论是强调文化背景、群体还是个体,都要首先有音乐这个最基本的定位,一切都是与之有关进行衍展的。二是存在,无论你要追根溯源还是要展望未来,无论用历时性方法还是共时性方法,都要有一种音乐文化活生生的在你面前,然后将它呈现出来,再进行挖掘。当然也有用历时性的方法从前往后进行梳理,但在今天找到与之有关的对应的音乐现象是必不可少的。其实,这一总结是和这一学科的方法密不可分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可以说是这一学科必不可少的、并使之独立于其他音乐学学科的方法,田野工作是每一个民族音乐工作者的必由之路,没有一个民族音乐学学者可以在图书馆里完成他的课题。那么,可以并适合进行田野工作的音乐文化,即以音为特征的存在的文化就成了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 明确了这一点有利于更好地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有针对性的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这一点尤其值得亚洲、非洲等非欧民族的民族音乐学学者注意。因为,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属于引进学科,与西方接轨时不免要遇到视角立场的变化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冲击,如,西方把对非本土音乐的研究都归为民族音乐学类,而在非西方国家则不能这样做,中国的欧洲音乐史研究学者肯定不同意将自己的研究对象划归民族音乐学研究范畴,而且也不适合这样做。还有,这些国家有着悠久的音乐历史,但是大多记谱法不发达,成为表现于文字的哑音乐史,而这些哑音乐史由于多文字少曲谱,使其包含的领域与西方的音乐史很不相同——不是音乐家、作品的历史,对于它的研究与西方的方法、成果也有所不同,因此在涉及到这个领域时,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工作者们不应一味照搬西方民族音乐学学者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理念。由于西方记谱法的普及运用较早、较成熟,大部分艺术音乐史上的作品都可以还原为音,并且很多至今流传,符合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条件,只要从民族学的新角度,运用民族学的新方法进行再研究,就可以得到不同于以前历史学研究的结果,如对贝多芬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但很难想象中国民族音乐学者对万宝常、李延年的研究会达到如此效果。民族音乐学家眼里西方的音乐文化无非是有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和无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被归为口传心授的民俗文化,大都适合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因此那些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一切音乐文化的论调也不足为奇。但是很多象中国一样具有丰富的哑音乐文化的国家的学者,要对这一论调有清醒的认识,在对本国音乐文化进行研究时应更好地认识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是非常重要的。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研究宏观总体分析论文 会议由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邹建平教授主持;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南京艺术学院院长冯健亲教授、党委书记文晓明教授先后在开幕式、闭幕式致词。随着我国音乐学学科研究的不断拓展与深化,各门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吸收和借鉴,在当代音乐学的研究中,显得尤其重要。也正是在这种共识的学术氛围下,与会的代表就音乐学的整体构架及未来发展、音乐学的学科建设、音乐学研究可持续发展、学术创新、学术规范等方面展开了讨论。 一、从音乐学研究的宏观总体视角出发,于润洋说:“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如果只重视自然科学的研究,从长远来看,是要付出代价的。研究音乐的理论,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传统,但作为近代意义上的学科发展,其时间并不长。严格地按照近代音乐学学科体系的发展来算,应该是从建国以后音乐学系的建立,突出的发展是改革开放的20多年,我们已经初步建立起音乐学的学科体系,中国音乐学的总体学科框架已经形成。音乐学学科是属于理论思维的范畴,如果一个民族的音乐文化要发展,缺少了音乐学的理论也是很难达到高峰的。”赵宋光认为:“任何学术科目的建设,都需要有社会分工,由群体协作。像音乐学这样一个相关领域异常多样的艺术学学科,更是如此。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音乐学研究事实上已经形成细密的分工。但是,分工的细密却又往往使研究者视野狭窄,渐渐远离了对于研究对象的完整理解,各种见解彼此隔阂,乃至互相贬低,无谓争吵。这就迫切需要在被分工划开的群体之间加强沟通,寻找共同话语,开展群体协作。”张前认为:“我们需要诚实的态度,老老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认真翻译、介绍和研究人家的第一手资料,把西方一百五十多年来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学术著作翻译过来,认真地加以研究,这样才会学到人家的真东西,也才会发现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并提出:“扩展音乐学研究的范围,开拓新的研究方法,把单科的研究,与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结合起来,把静态的封闭的局部研究,拓展为动态的开放的跨文化研究。”“我们对世界音乐学的最大贡献应在于,我们如何研究好自己的东西,从各个角度把中国音乐(其中也包括极其丰富的各少数民族音乐)的特点和规律研究深,研究透,把它写成有分量的论文和专著,介绍到国外去。”周海宏说:“音乐学的研究要落实到切实需要落实的问题上去。要注意1.发现问题;2.问题明确化;3.分析问题;4.构成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学术研究,不应该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综合思维,应该是把每一个要素搞清楚,要素关系才需要综合。天人合一,为什么?是生活态度,还是科学方法。方法是工具,仍然是问题和目的。问题意识应该得到加强,而不应该将方法论抬到无限高的地步。现象,要用实证的方式;概念的关系就应该用思辨的方法。其次,为人类知识的大厦提供一种切实的建设,而不是似是而非的个人看法。” 二、从当代音乐学学科建设和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与发展的层面,许多专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于润洋就音乐学的学科建设问题发表了三点意见:“1.扩大学科的学术研究视野: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西方也存在此问题。我们的状况不令人满意的是,学科之间相互沟通与交融不够。我们的学科是从西方来的,西方的思维是一个分析的思维,它自然地形成各个分支;中国的思维是普遍联系的、综合的思维,这一点我们特别要加深认识。我理解音乐学的学科本身具有很强的边缘性,它的子学科本身也具有边缘性。我们要吸取其它各学科的东西,一个学科的发展,常常是出现在交叉点上。我主张要关注人文学科的发展,包括自然科学的发展。2.方法论上,要加强理论与历史的融合;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我的经验及通过我接触过的理论,我觉得是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当然还要关注当代哲学的发展,重要的是吸收,吸收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这也是推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3.加强对音乐本体的认识和阐释的能力:我们的音乐学有时比较忽视音乐本体的研究。搞作曲的觉得你们脱离实际。目前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课程在加强作曲技术理论,加强他们感受音乐、理解音乐和分析音乐的能力。另外,音乐本体的研究也有问题。本体研究缺少理论与历史的参照。音乐文章常常是枯燥乏味,不知道其研究的目的是什么。”王次zhào@①认为:“建设一流大学的标志是:一流的学术成果、一流的人才、大师级的学术带头人。”所谓大师级的学术带头人应具备的条件是:“1.对自己学科的历史与现状很精通——有广博的知识和宽广的知识结构;2.对学科前沿的把握;对学科前瞻性的思考——要有开阔的视野,对学术研究的最一般的原则要把握。”赵宋光在谈到音乐学的学科建设问题时,提出了音乐学的“七大分支”的规划构想“历史的音乐学这一大块,仍保持为一大分支;体系的音乐学这一大块,划分成三大分支:音乐学元理论、音乐文化人类学、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应用的音乐学这一大块,划分成三个分支:音乐教育学、音乐学技法理论、为音乐实践服务的科学技术理论。每一个大分支内,可有若干小分支归属其下。”茅原将音乐学学科划分为十二个小的分支:1.声学;2.音乐美学;3.音乐史学;4.作曲技术理论;5.民族音乐学;6.文本评论;7.乐器学;8.词典学与术语学;9.图书档案研究;10.音乐图解学;11.大众媒介;12.边缘学科。而每一个分支又可划分出若干子分支。谢嘉幸认为:“从音乐学院的学科分类,我分成两个层面,九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两个层面:1.理论层面(音乐美学、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音乐心理学)。2.实践层面(音乐教育学、音乐表演理论、作曲技术理论、音乐科技)。”庄元认为音乐学学科的构架应是:“1.音乐学的基础理论研究。2.音乐的应用理论研究。3.音乐的开发性研究。”俞人豪说:“从音乐学的历史发展和学科分类来看,它有历史音乐学、体系音乐学和音乐民族学组成,虽然每一部分的下属分支学科越来越多,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广,但它的基础性学科依然是音乐史学、音乐音响学、音乐美学和音乐民族学。我认为现在对此特别需要肯定和强调。因为近年来音乐学外延的无限扩张和各种冠以音乐什么什么学的学科已经几乎淹没了它的基础和主体,使音乐学变成了一个似乎无所不包的大框,什么内容都可以往里装。”伍国栋认为:“民族音乐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学科,其条件是什么。我觉得其它音乐学的学科成立有四个条件:1.本学科有相对独立的,与它学科有区别的学术视野及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但要与其它学科有联系;2.有一定的发展历史;3.此学科应有一批突出的学者;4.此学科应有一批比较有影响的代表著作、经典性的著作。”刘承华认为:“音乐文化学学科建设的着力点是:1.开展音乐文化学的学科建设。2.加强音乐文化学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比重。3.加强音乐文化学对相关音乐学科的渗透。” 三、取当代音乐学的分支学科的视角,许多代表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戴嘉仿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与教学角度,认为:“1.如何看待我们的历史?这个问题好像很简单。但是,由于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其最后的结果就不能不带有主观性。如何更宽宏地看待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历史。香港音乐家刘靖之对上世纪西方音乐传入后中国音乐的发展基本是全面否定。有人认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发生是新音乐史,是有些片面。我认为,对待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应该用宽容的态度。2.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要加强专题史与断代史的研究。对音乐学系的学生,以后不要开通史,要从专题史与断代史入手,使学生多接触一些研究方法。不同的系要求不一样。对表演专业等等,音乐史的教学主要是知识性的;对音乐学系的学生可以看书掌握知识。在专题史与断代史的研究中,则对研究方法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伍国栋针对“民族音乐学的实践层面”从“1.音乐行为直接观察和介入的田野作业实践层面。2.音乐对象特定技能操作的工艺掌握实践层面。3.音乐综合考察材料的描述解释实践层面。”三方面进行了探讨。王安国在《我国基础音乐教育实践中的若干问题》发表了为国家制定中小学音乐教育课程标准意见。着重谈了以下六个问题“1.关于音乐审美的价值。2.音乐审美对人的创造力的发展。3.音乐审美能力与音乐知识、技能的关系。4.母语文化与世界文化。5.综合理念与综合学科。6.乐谱价值与谱式的选择”。谢嘉幸在《建设兼有音乐学与教育学双重品格的音乐教育学》中指出:音乐教育学的学科发展还存在着许多问题:1.首先是学科的性质与定位问题。2.其次是音乐教育学的学科建设问题。3.音乐教育学在专业音乐院校中的功能和价值是什么。等等。杨和平在《当代音乐学中音乐文献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对建立中国音乐文献学的初步构想中认为:“当代音乐学中的音乐文献学就是将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优秀的音乐作品搜集、整理起来,提供给当代音乐学研究者和后来的音乐学研究者所用,并通过对这些音乐作品的分析研究,总结出音乐艺术的发展规律,提供给今天或明天的作曲家进行创作时的借鉴、参考之用,还要将历史上传承下来的优秀的音乐文化的方方面面,发扬光大、不断丰富发展。加快中国音乐文献学学科建设,是我国音乐学研究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是我国音乐学研究保持音乐生态平衡的基础。……音乐文献学还要重视对当下健在的音乐家的研究。”庄曜在《信息时代的数字化音乐教育》中说:信息时代的数字化教育,对“1.学习资源的开发;2.学习的评价方式;3.音乐的观念变化等方面有很大的帮助。但问题是,它不能取代现实,不能只成为音乐教学模式的简单的转化。”庄元在《音乐传媒与传播》就“音乐传播与大众传媒研究的必要性和音乐传播研究的领域”谈了自己的观点。此外,冯效刚发表了《关于音乐表演艺术研究科学性问题研究》;冯文慈提交了《从事中国音乐史学的心态自述》;杨易禾提交了《音乐表演美学学科建设管见》;田耀农提交了《民族音乐学的缘起、建构、解构与重构》等论文。 四、从当代音乐学研究中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创新的问题入手,居其宏在《学术规范与学术创新》中给学术创新定义为:“人的创造性思维和独创性实践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具体体现。其过程和表现大概是这样的:在理解、消化既有知识体系和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在某一领域内有所开拓、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或对前人成果有所补正、有所概括,有所提升,而提出的新论点、新见解、新材料又确实丰富或深化了学界对研究客体的认识,推进了学科的发展,如此便具有了某种创新的意义。”并将学术创新的类别分为:“1.创体系、立学派研究;2.整体系统化研究;3.开拓性研究;4.局部修正和突破性研究;5.新方法、新材料的运用及研究。”关于学术规范问题,居其宏认为:学术规范应包含三个“必须”:“其一,必须严格遵从人类理性思维活动的基本规律……思维规范有两层意思:一是概念规范,二是表述规范;其二,必须公开承认学术研究的历史积累及其传承关系……这就牵涉到治学态度和学术风气的规范问题了;其三,必须实行规范化的程序与形式……如:引文必注”等等。在对待学术规范与学术创新的关系方面,居其宏认为:“1.学术创新是目的,学术规范是方法;2.学术规范是基地,学术创新是大厦;3.学术规范是母亲,学术创新是儿女;4.学术规范是严师,学术创新是高徒……我深信,只要我们认真遵循学术规范,就能确保当代音乐学研究在学术创新的道路上不跌跟斗,少走弯路,大步迈向辉煌的未来。”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专业设立意义论文 一、弁言 音乐学(musicology)是一门研究音乐的学问,来自于西方。萧友梅先生在建立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时,虽然引入了至今仍在延续的欧洲音乐教育体系。但是,音乐学专业课程的设置,在我国的音乐教育中是比较晚的事情。新中国建立之前几乎没有,即使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大部分专业音乐院校音乐学专业课程的设置也很晚。除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于1954年,中央音乐学院于1956年较早建立以外,其它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的建立都较晚。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分别于1978年和1980年设立了音乐学系,武汉音乐学院于1986年成立音乐学系。而象天津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等,则都是在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之后才逐渐挂牌成立了音乐学系。几所音乐院校的音乐学专业被批准为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授予点则是更晚的事情。1982年中央音乐学院被批准为硕士学位授予点,1988年被批准为博士学位授予点。上海音乐学院硕士学位授予点是1982年获得的批准,博士学位授予点是1989年获得的批准。 在我们的西洋音乐教学、研究队伍中,有不少是在西洋文化的社会和生活环境中受过熏陶的学者。我们在西方音乐学的传播、教学、研究等方面,也的确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是,说音乐学在我国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也许一点也不过分,这一点也反映在我们过去,以及今天许多人对音乐学的认识中。譬如,我们历来要求学习音乐的人,一定要“底子好”、“基础好”。所谓的好“底子”、好“基础”,在多数情况下主要指的是“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且不论表演、甚至作曲等专业方向的学生,是否仅仅只是具备了“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的能力就够了这个问题。就音乐学为学习和研究方向的人而言,除了应该要求具备“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的能力之外,还应该有文史修为和写作能力的“底子”、“基础”,要具有音乐理论的思考能力。也就是说,对于从事音乐学专业工作与研究的人们来说,必须掌握音乐形态、音乐技能等音乐本体的知识,以及掌握中外历史、文学、语言、宗教、风俗、文献典籍等社科文化知识,要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功。对于这一点似乎大家早有共识,似乎也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在我国音乐学的实际教学中却没有加以实施,至少做得很不够。而且,在我们还没有对原有西方音乐学领会得十分清楚的情况下,又有许多其它西方音乐研究理论,以及一些音乐研究新领域、新知识不断为我们所认知,使得我国这门本来就很年轻的学科,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譬如,对于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世界音乐(W0rldMusic)、多元音乐文化(ManyMusicofManyCultures)等新学科、新概念的系统解读,以及与原有音乐学之间的关系;等等。 就目前国内音乐学的教学和研究现状来看,急需思考如何在借鉴西方音乐学学科体系、消化西方其它成熟音乐理论体系的同时,在所谓西方音乐学的构架中,建立符合我国音乐的发展历史、符合我国音乐文化生活存在的状况,以及符合我国音乐理论学习与研究现状的教育体系及教学体制等问题。也即,如何在我国现有音乐学的专业教育中,在音乐学专业学生的培养与训练中,无论是在教学的指导思想和培养目标方面,在学制的设定和课程的设置上,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音乐理论研究的学科。 二、音乐学专业从附中开始设立的意义 音乐学的专业方向应该从附中开始设立,至少,在附中的高中阶段一定要设立音乐学的专业。要思考符合附中音乐学专业方向的课程设置,而且,对于演奏、作曲等其它专业也要补充音乐学常识方面的课程。从近二十年来音乐学发展的情况来看,如果在附中的高中阶段开始设立音乐学的专业方向,对于我国音乐理论的学习风气、研究水平等,都会带来很重大的意义。仅仅就在附中的高中阶段开始设立音乐学专业方向的教育意义而论,将会产生以下两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观念上的意义。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样一个谬论:“学表演不行就改学作曲,作曲再不行就学理论。”除了可以认为人们缺少对音乐学以及音乐理论研究的认识之外,是否更应该对我们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加以检讨。 这个局面的形成,一方面,应该说与音乐学系历来的要求标准有关。音乐学系历来视附中其它专业被淘汰后进入音乐学系的学生为“嫡系”,并把其作为音乐学系的后备师资。然而,关键的问题是,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喜欢音乐理论这门功课,不是把音乐理论视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来加以钻研。甚至,其中一部分人根本就瞧不起音乐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其结果是可以想象的。我们不去妄断、怀疑许多人有从事教学与研究的能力,有着很高的智商。但是,遗憾的是他们确实没有什么研究成果刊布于世,没有几篇论文为同行们所知晓。我们知道,科研与教学是相互促进的,没有科研水准和研究基础的教学水平,究竟又怎样就不得而知了。历史的原因,人为的认识,瞧不起音乐学专业的人士,大有人在。这已经成为一种人所共知的事情。甚至,一些在音乐学专业方面授课多年的教师,也常常讲自己曾经是学习其它专业,而羞愧自己如今从事的音乐学教学工作。因此,从附中开始设立音乐学的专业,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培养学生的志向,是一个立志的大问题。“立志”音乐学的学习与研究绝对不是一句空话、大话,音乐学系不应该把其它专业被淘汰后进入音乐学系的生源作为培养的“嫡系”,不应该视有一点音乐技能,但并不喜欢音乐理论这门功课的人为“宝”。其实,表演学不好,作曲学不好,也就更不可能在音乐理论方面能够有所作为了。一些音乐学院今天在音乐理论教学与研究上出现的窘境已经作了充分的证明。如果要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音乐学以及音乐理论研究的错误认识,要改变别人的认识,那么,首先要从自己做起,应该首先使我们的学生立志音乐学学习与研究。必须在附中阶段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使得我们的学生从进入音乐学院的大门之始就立志于音乐学的学习,就确立了一个大的研究方向。这样升入音乐学系的本科学生,从今天的自卑心理到立志音乐学的学习与研究,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在当今发表的音乐理论论文里,的确有许多缺少对音乐本体进行的研究,让人们误以为音乐学的研究就是文字的工夫,认为音乐学的基本功就是背熟几本音乐史书。这也有其历史的原因,在目前音乐学的教学、研究,以及学习的队伍人员中,有许多人曾经学习的是其它专业,他们有的或是在外语,或是在历史、文学等方面受到过较长时间的训练,或在其它文化方面有较高的水平,较强的能力,等等。这部分人利用自我的优势从事了音乐学的工作,譬如,中文和中国历史专业方向的人,对中国古代音乐文献进行着辑录、校释,或从事着缺少音乐形态研究的中国音乐史的工作;而外国语专业方向或一些外语比较优秀的人,则从事着西方音乐文献的翻译,或从事着【清】毛奇龄在《竟山乐录》中所讲的“乐书不是乐,乐器不是乐”的工作。客观上讲,这类人中间的部分学者,为我国音乐理论的研究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完成了许多音乐学基础性的工作。音乐学的研究需要其它文化学方面人士的加入,音乐学者也需要具备文化学方面的学识,只是不能过于偏颇。如今就有些“过”的现象,因此,使人们产生了对音乐学的错误认识。这也许是我国音乐学这门学科发展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 第二,本科生源数量和素质保障的意义。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音乐学的生源数量不足,学生的素质更是不尽人意。 一方面,为了扩大生源,大大降低入学标准,有的音乐院校甚至以缩短音乐学本科学习的时间来吸引生源。另一方面,许多音乐学的出题老师抱怨目前音乐学的试题过于简单,认为如今学生的素质差。试想,要让从来没有学习过音乐学理论的应届高中学生,应考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的试题,其效果肯定不好,其水平肯定很低。即使是那些从小就接触音乐的“琴童”、“天才”等,对音乐学理论可能也是知之甚少。没有学习过的东西,不可能考出好成绩;没有成体系的音乐学的教育机制,也就没有生源量和质的保证。所以,我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上述两方面的矛盾,必须从附中阶段开始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或在普通中学中协商选择一些学校,定点开设音乐学方面的课程。由于今天的许多考生没有进行过音乐学方面的系统学习和训练,在出题老师看来再简单的试题,对于考生也是难题,老师和学生都不好把握考试试题的深浅难易程度。如果从附中阶段开始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一来不仅能够使升入音乐学系本科的学生数量有所保证,使本科生源的数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且,更能保障这部分学生在音乐学方面的素质和能力方面有一个较高的水平。如果学生在中学阶段已经学习了音乐学方面的常识,升本科的试题自然能够上一个台阶,自然有一个深浅难易的层次。 我们经常争论是否让音乐学本科阶段的学生进行专业方向选择的问题,然而,如果在附中阶段设置了音乐学专业,学生们经过几年音乐学方面能力的训练,在进入本科阶段之后,通过第一学年的适应阶段,在第二学年中,完全可以进行有所目标的专业方向的选择。这样以来,音乐学专业学生的整体素质和能力就会得到很大的提高,使得我国音乐学的教育、学习与研究水平获得一个真正的提高与发展。同时,这也给从事音乐学教学工作的教师也提出了一个比较高的要求。音乐理论的教学与研究,本身应该具有前瞻性,教学上落后,会使我们在音乐理论的研究方面更加置后。我们要按照上述标准来检验今天音乐学学人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经验,要求提高从事音乐学工作和研究的队伍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素质。以前我们对于这一学科的认识不全面,对音乐学这门学科建设的思考也不多,特别是对音乐学专业方向的课程设置更没有做深入研究。今后当尽快补上,不能让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 三、附中、本科课程的合理衔接与音乐学专业的层次教育 如果能够在音乐学院附中,甚至其它普通中学开设音乐学专业的课程,那么,这些课程要与本科招考的内容基本衔接。音乐学专业本科阶段设置的一些课程,在一定程度上一定应该是附中及普通中学音乐学专业课程的延续。因此,课程的设置就十分的重要了。目前,在音乐学院的音乐学专业所开设的所谓专业课程,被认为就是音乐学的学习科目。它让本专业的学生一进入这门专业的学习后,就以为这些课程就是音乐学学科的学习内容。但是,这些音乐学学习的科目,是否真正体现了音乐学这个学科所应该包含的内容,这就很有讨论的必要了。仅从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学习与研究来看,今天音乐学课程中的中国传统音乐课程这个科目,就需要添加许多的内容进去。譬如,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的重构和建立,缺少的是文献学的基础,中国传统音乐文献学是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音乐理论能否建立的基础性工作。就音乐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对于音乐文献的掌握是十分重要的,音乐文献和书籍的了解是学习的前提,是基础的基础。目前的课程设置中就很是欠缺这方面的内容。即或是以西方音乐为研究方向的人,可能也首先应该去了解“西方的文献学”,或“西方文献批评”类似的“学问入门”课程。目前的音乐学专业教育中这些课程也没有开设。而从中学阶段开始就开设音乐学的课程,则更加应该注意课程设置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层次性。除了中学阶段的音乐和文化的诸多课程有其自身的特点之外,还要顾及音乐学专业本科课程设置的系统性。需要一个系统、合理的,符合我国音乐理论教育的课程设置体系。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这个体系延续到本科音乐学教育与教学的系统中去,要注意音乐专业与文化等各门课程的衔接。就是说,学生一旦在中学学习期间选定了音乐学的学习方向,那么,就应该学习在本科招考、录取时的一些基本课程和内容。譬如,现在每个音乐学院的音乐学系都开设有:音乐学概论、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中国传统音乐、音乐美学、和声、复调、作品分析、钢琴等课程。这些课程肯定不可能全部都从中学阶段开始开设,即使那些能够开设的课程,其内容的数量和程度也必须有所限定。具体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要广泛征求意见,还应该进行理论上的研讨工作。而且,这里一定要考虑本门学科所存在着的层次教育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的音乐学专业缺少层次教育。目前,我国在音乐学的升学考试中,仅就专业而言,所出考题的标准,在本科与研究生,甚至博士生考试之间的差别不是太大。这与我国音乐学的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缺少层次有关?N颐敲挥醒刑殖鲆惶子泄乇究啤⒀芯可⒉┦可际钥颇俊⒛谌菁八蕉ㄎ坏牟馐员曜肌SΩ盟担杂谝衾盅ёㄒ档目纬躺柚谩⒉煌愦嗡降难芯浚唤瞿芄槐阌谥贫ㄒ衾盅ёㄒ笛难翱颇俊⒎较颉⒛谌莸龋遥苑且衾盅ёㄒ等嗣堑囊衾盅У难耙簿哂屑匾囊庖濉K裕颐鞘紫纫饩龅氖且衾盅ёㄒ档牟愦谓逃侍狻9赜谝衾盅ёㄒ档牟愦谓逃欠窨梢宰饕韵录父霾愦危?nbsp;一、音乐基础层次 二、专业知识、技能层次 三、文化修养层次 四、方法论层次 而不同的层次又必须要有不同的几个阶段,不同的阶段中要解决不同学科的课程、不同音乐学内容。因此,层次教育是与阶段性教育结合在一起的。 譬如,初级阶段:也许应该进行的是中西音乐概论性与感性知识的基础教育;中西音乐理论基础知识及音乐技能、技巧的基础教育;中西文史、文化、语言基础教育等。在第二个中级阶段则应该进行音乐学概论课程;其它音乐学各门学科概论性的课程。到了第三个高级阶段就应该进入所谓专业论题方面的研究,和专攻方向的研究,以及音乐学专业论文的写作阶段了。在这些不同的学习阶段中,哪些课程、哪些内容,以怎样的程度,针对哪些层次的学生又是很重要的问题了。譬如,强调音乐本体技能与音乐学基础能力并行、音乐专业课程与文化基础课程并重的中学阶段音乐学专业课程学习的同时,还必须把这些课程的初级性质考虑进去。也就是说,在对音乐学专业的学生进行音乐基础知识能力和基本音乐技术、技能训练的同时,还要加强要中外历史、文化知识、语言能力等方面的培养。我个人以为音乐学专业,毕竟首先是一门以音乐技术、技能,以及音乐文化为基础性质的特殊学科,因此,如果不是在音乐学院附中一直专门学习音乐的普通中学的音乐学基础教育,还是应该放在对音乐本体理论所进行的学习上。就音乐学专业方向的学生而言,首先应该具备音乐本体技术、技能、音乐学基础的基本功。对于音乐形态本身的不了解,今后很难深入进行音乐学的研究。今天,有许多没有经过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系统学习的学生,可能在音乐基础知识和基础技能上就要欠缺一些。譬如,今天,我们都承认那些毕业于师范大学音乐系,和其它艺术院校音乐系非音乐学专业的学生,在综合文化知识和能力方面要强于音乐学院的学生。同时,也指出这些学生对于音乐本体了解的欠缺,音乐技能水平的低下,这的确也是事实。而且,这种情况也许还会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存在下去。这正是我国音乐学发展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在进入硕士的研究生阶段要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在课程的设置上就要与音乐学本ㄒ当弦档难鹂础U庖卜稀耙虿氖┙獭钡慕逃枷搿S捎诶返脑颍写笈且衾盅ёㄒ档难芯可乇鹗欠且衾盅г旱难芯可蛐枰股细有枰衾旨寄芊矫娴目纬獭8荼究扑ёㄒ担凳虑笫堑恼攵匝芯可那榭鲋贫ㄑ凹苹C运车募忧恳衾旨寄艿牟钩溲啊6遥捎谀芄唤胙芯可锥窝暗难壤⒉淮螅裕衾盅У闹饕纬毯湍谌萦Ω迷诒究平锥瓮瓿伞L乇鹗且衾旨寄芎图际蹩纬谈Ω迷诒究平锥瓮瓿桑蛭杂谝衾中翁旧淼牟涣私猓苣焉钊虢幸衾盅У难芯俊R环矫妫绻衾掷砺鄣难芯柯畚模皇谴罅科桌亩鸦挥械览砜山玻蚪驳亩际谴蟮览怼⒕傻览淼龋鞘遣恍械摹5牵硪环矫妫绻皇谴永砺凵稀⑽幕辖擦诵矶嘁衾值牡览恚荒芤砸衾值氖导世又髌涞览淼目蒲浴⒑侠硇裕踔谅畚闹辛芯俚囊衾掷踊蚯灼桌肫淅砺鄄幌辔呛希蚋尚ΑR虼耍⒁桓龌境商逑档摹⒂胁愦蔚囊衾盅Ы萄Э纬碳匾R韵钟械囊衾盅У慕萄Э纬躺柚媒械髡⒉钩洹F┤纾肥涤幸恍┦粲谝衾盅У目纬棠谌荩怯值娜防胍衾直咎灞冉显叮衾治南籽У木褪鞘粲谡庋囊桓隹纬獭R严低车囊衾治南籽У慕萄谌莘旁诟呒兜牟愦谓逃腥淌凇F涫担夜澄幕难芯恐校丫幸徽壮商逑档姆椒ǎ凶懦墒斓奈南籽啾冉希颐强吹皆谝衾掷砺鄣难芯恐校;咕啦谘芯康亩韵蟆⒎较虻任侍獾奶致壑惺呛苡字傻摹T谌鲜读宋南籽У幕痉椒ㄖ螅颐蔷筒坏貌凰伎既绾伟颜庵址椒ㄔ擞糜谝衾盅У难芯恐校绾谓⒁衾治南籽У任侍狻N南籽欠椒郏跹颜庵址椒ㄔ擞糜谝衾掷砺鄣难坝胙芯恐兄档盟伎肌?nbsp;即使在音乐的本体教学上,今天的音乐学专业的教学内容也缺少一些重要的门类。譬如,不可缺少直接接触民间音乐的教学内容就应该放在相应的层次里。在新的音乐研究思想和观念的指导下,以新的理念和手段开展民间音乐的采风工作。什么是新的音乐研究思想?什么是民间音乐采风工作的新理念和手段?那就是民族音乐学的思想和方法。今天社会音乐文化生活中的民间音乐,不仅仅指的是山野之曲,同时也包括了城市中的音乐文化。而且,在课程的设置中,还要有意识地注重中国音乐理论课程的设置。 四、结语 在西方音乐学构架中的我国音乐学的专业教育及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等都不完善, 如果能够在附中或普通中学设立音乐学的专业,并使其系统化、体系化,以及具有层次和阶段性,相信其作用及影响会更为明显和深远。 音乐学论文:浅论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的特性 内容摘要:民族音乐学是音乐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作为一门音乐理论学科,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成果主要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呈现。本文将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作为关注点,浅论在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中的几点重要特性。 关健词:民族音乐学 学术论文 特性 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 “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是音乐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作为一门音乐理论学科,其学术论文的写作研究,则是其理论成果展示的一个重要窗口,它将研究的最新成果用著述的形式予以展示。学术论文的最终形成则被看成为所研究课题的成果体现,无论是国内国外,学术论文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始终受到高度重视。 一.实地考察性 民族音乐学在研究的过程中注重民族学的内容,注重研究各个民族不同的传统音乐及发展。由此,民族音乐学在研究考察的过程中,大多数专家学者一致认同的一种搜集学科资料来源的基本方式就是田野考察法。 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的写作中,最常见和最基本的一个特性就是实地考察性。在中国民族音乐的研究中,“采风”是民族音乐研究者研究过程中最为熟悉词语,对中国的传统民间音乐、民俗音乐进行实地的考察,是中国音乐研究的传统之一。例如,乔建中先生在其论文集汇编《土地与歌》一书中,去到了甘肃、青海等地了解“花儿会”;到达壮族聚居地探寻“三声部”民歌等。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的实地考察性,是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最重要的特性之一。 二.科学描述性 当我们从田野中考察得到的相关民族音乐资料整理后,将所见到的音乐事象转化为学术论文上的文字,这就需要科学的对音乐事象进行客观叙述和真实描绘。 在我们的学术论文中,科学性的描绘可以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在对所搜集的资料进行描绘前,需要写作者的合理构思,并在头脑中形成完整画面。其次,在对论文进行合理布局后,论文则开始了文字描述工作。一方面,写作者可以将所观察到的材料进行全面,详细性的描述和陈述;另一方面,写作者也可以将所观察到的材料,经过自己的筛选,提炼精华,将所看到的音乐事象用总结性的描述方法体现出来。最后,当搜集到的音乐资料有曲谱、器乐等声音形态或演奏时所用的乐器,写作者更应该注意声音资料和乐器资料的专业描述术语和描述方法,需要时用乐谱或照片的形式将其记录下来。 三.理性辨析性 学术论文的写作,与普通写作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从学术论文的前期准备,搜集材料到论文形成,整个过程就是一个科研过程,它需要研究者的理性辨析。在采风时,研究者可能会面对各种繁杂的音乐现象,这时理性的辨析力则起到了关键作用,它能够帮助研究者从繁乱中看到音乐事象的内在本质和形成规律。 正由于民族音乐学是一门理论型音乐学科,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和其他学术论文一样,需要写作者对其论点进行不断的解释和论证,那么,经过理性辨析的具有实际证据的音乐资料则为这些论点和创造性的观点提供的强有力的支持。 四.创造创新性 在学术论文的写作中,一个重要的共性就是要有创造性。“民族音乐学的学术论文,只要在研究过程或结论中显示出它是一项新成果,那么它就具有科学价值和学术意义”。研究者从论文准备,写作至完成,在这期间运用的一切研究方法和理性辨析思维都是为了使其学术论文中的过程、结论或成果具有创造性。按照伍国栋先生所说,具有创造性的学术论文可以在研究过程中有新的创造,也可以在论文结论中有创新性的成果。 此外,当我们在判断一篇学术论文是否具有创新创造性时,应注意它是否符合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是否突破了固有的观点和理论,站在研究领域的前沿去发展和创造。当这些方面的某一点得到满足,一篇学术论文的创新和创造性则得到了一定的体现。 民族音乐学重点研究各民族音乐性质、规律,其学术论文是该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用论文的方式解释具体的学术问题,需要研究者有理性辨析能力、创新创造力、坚持实事求和严谨求实的学术精神,不断开阔自己的研究视野、扎实写作功底、丰富自己的实际经验。只有这样,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才能不断的蓬勃发展,人类的科学事业才能生机勃勃、蒸蒸日上。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学科视野下《论文写作》课程知识体系构建初探 摘要:针对音乐专业学生开设的《论文写作》课程是为了更好地指导该专业学生独立完成各类音乐论文写作的能力,培养学生进行理论研究的方式方法,这也是音乐专业学生应当掌握的基本技能。笔者结合自身教学和指导体验,认为音乐专业的《论文写作》课程应贴合该专业的学科特点、顺应学科发展需要,在向学生传授基本写作技巧的基础上,紧密结合音乐学各学科内容,从而构建完善的音乐专业《论文写作》课程知识体系。 关键词:音乐学 论文写作 学科知识 体系构建 笔者认为,作为名词来看的“音乐”研究涉及音乐史学、音乐考古学、音乐文献学、音乐图像学、音乐音响学、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等,是有关人类创造的一切音乐;作为动词来看的“音乐”则涉及音乐美学、音乐心理学、音乐社会学、音乐教育学、音乐人类学、 民族音乐学等,是有关人类一切与音乐有关的行为。俞人豪先生的《音乐学概论》①一书中认为音乐学所研究的范畴应该是包括一切与音乐有关的事物。书中将音乐学的各个学科总分为三大类,即历史音乐学②、体系音乐学③与民族音乐学。由此可见,音乐学涉及的各门学科中有“双重”或者“多重”的研究范畴亦有“边缘”或者“中间”的学科知识交叉。因此,针对音乐专业开设的《论文写作》课程中皆应囊括上述各学科知识,以便启发和引导学生更好的选题和撰写音乐专业论文。 一、文献搜理是起点 文献“是记录人类科学文化知识的一切载体的总称”④。因此,对于撰写音乐论文来说,确定一个选题后,首要任务便是搜集相关音乐文献,并通过案头整理、分析和研究进行适当的取舍。因此,在针对音乐专业学生开设的《论文写作》课程中,还应讲授有关文献与文献学的相关知识。音乐文献相较于其他学科的文献虽有共通性但更具其学科的特殊性。音乐文献不但包括以书面文字记录下来的文本类资料,还包括与音乐有关的各类实物乐器、乐谱、图像以及录音、录像等,上述种种都应纳入文献搜理的范围之内。 目前音乐专业学生在撰写论文时搜集文献的途径一般以图书馆藏书和网络资源为主。相对于图书馆中书籍类的文献来说,网络上的文献资源更加多元多样,但其中也不乏谬误和糟粕之说,因此鉴别网络文献真伪以及针对选题筛选可用材料也是音乐专业《论文写作》课程中应当授予学生的重要内容。目前常用之网络文献资料较多,如CNKI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即中国知网)、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即维普资讯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超星数字图书馆等等,皆可从中获得相关学术期刊论文、硕博论文、会议纪要、年鉴等作为可靠的文献参考。 二、历史研究奠基础 恩格斯曾说过“我们根本没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了解任何事物之基础,就是想要明了其历史,音乐也不例外。对于音乐专业的本科生来说,在其必修课程里安排的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或欧洲音乐史)等史学类课程都是与历史音乐学密切相关的,是音乐学学科中关涉历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基础内容。在音乐专业毕业论文中单纯的阐述某一音乐现象或某一乐种历史的研究算是最初级的追源溯流,对于学生来说掌握一定程度的相关历史便可完成。然而,若上升至对某一音乐历史的研究,则不但需要熟悉历史,更要掌握音乐史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与步骤,包括对前人已有研究的分析与总结;对史料搜集整理与辨析使用的能力;对史学研究状况的通达与展望等。 此外,与音乐历史有关的音乐考古学、音乐图像学等也对研究历史有极大的帮助。利用考古学的学科知识对与音乐相关的实物史料进行研究这是音乐考古学和音乐图像学的基础工作,可以认为是历史音乐学中的一个范畴。东方音乐也好,西方音乐也罢,乃至世界其他地区、国家、民族的音乐,都或多或少留存下相关的实物材料,即经历了历史淘涤留存至今的一切与音乐有关的遗物或者遗迹。这些埋藏在地下若干年的古物,经过考古学家的发现与挖掘,在音乐学家的辨析与整理后得以重见天日,像当代世人展现出古代人类社会中音乐的面貌,比如墓穴中挖掘出来的古代乐器、棺椁中的生活用具,再比如石壁上绘述音乐的壁画、雕刻,亦或是图书馆、博物馆中收藏的乐谱等,对于历史音乐学的研究来说皆是重要的实物史料。 三、学科交叉助认知 在音乐学学科分支中有不少是与其他学科领域交叉授粉的。其中有的涉及自然科学,有的涉及人文科学;有的涉及社会科学,有的涉及精神科学。 一般认为自然科学是增加人们对所生活的整个自然界的认知、总结众多自然规律从而引导人们更好的认识世界本质的学科知识。当自然科学类学科与音乐学交叉授粉后,就形成了诸如音乐音响学、音乐心理学、音乐生理学等分支学科。作为音乐专业的学生来说,在选题时关注与自然科学相关的内容是有一定难度的。若要展开此类研究,必须要具备一定程度的相关自然科学的学科知识,比如物理学、解剖学、数学等,这也是较少有音乐学本科毕业生倾向此类选题的主要原因。但是这些有关音乐的自然科学基础和原理知识也有助于音乐专业的学生更好的认知音乐的本质。比如音乐音响学有助于音乐专业学生从本质上了解体鸣乐器、气鸣乐器、弦鸣乐器、膜鸣乐器甚至电鸣乐器的发声原理,从而在演奏时有更好的感受和领悟。再如音乐生理学、音乐心理学则有利于学生认识人体发声的原理以及大脑接受音乐的感知过程。这些自然科学的学科知识对于音乐专业学生不但在实践中起到引导的作用,在论文写作中也会有所帮助。 音乐学学科中还有一些是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精神科学密切相关的分支学科。这些边缘学科有的是从哲学角度探究音乐的内容和本质,如音乐美学;有的是研究社会与音乐关系的,如音乐社会学;还有的是以实地的田野调查为基础,挖掘世界各民族传统音乐存在与发展的,如民族音乐学等等。这些交叉学科的学科知识是音乐专业学生撰写论文时极大的理论支柱。不但引导了学生的选题方向,更促进了学生理论研究的深度。在思考和撰写论文时,若能准确结合这些学科的知识,则更有助于学生把握论点,充实论据,提高论证的说服力。 四、结语 音乐专业教学中的《论文写作》课程是专门针对各院校音乐专业学生开设的,因此在传授基础写作技巧的同时,更应当紧密的结合音乐学各学科知识,突出该专业特色与亮点,引导学生选题和撰写。音乐学学科范畴极宽泛,在实际的理论研究中与其他学科交叉的情况也较多,这也是音乐学理论研究不断拓展和创新的体现。 作为音乐专业的学生,除了学习相关的音乐表演或实践能力,也不能忽视自身的专业理论研究能力。笔者结合自身教学和指导体验,尝试性的提出在音乐专业《论文写作》课程中糅合音乐学各学科知识,其目的在于构建完善的专业知识体系,以期学生在该课程中形成健全的学科理念,在进行选题和撰写论文时能充分的体现音乐学的学科特征。同时,愿以此文作抛砖引玉之效,与诸多教授本门课程的教师共探音乐专业《论文写作》课程的改革与发展。 音乐学论文:幼儿音乐学习教育论文 著名教育学家陈鹤琴先生曾经说过:“我们应该重视幼儿的音乐教育,用音乐来丰富幼儿的生活,陶冶儿童的情感,使儿童的性情通过音乐的洗练,而达到至精至纯的陶冶,以至于引导儿童以快乐的精神来塑造自己的生活。这种“情感”牵动着无数颗童心,使他们感受到音乐的快乐,在唱唱跳跳中受到美的熏陶、形成活泼开朗的个性。让幼儿在喜闻乐见的教学活动中情趣盎然地学习,具体的有下面几点: 1引入情景故事激发幼儿学习音乐的兴趣 兴趣是指一个人经常趋向于认识,掌握某种事物,并具有积极情绪色彩的心理倾向。达尔文曾说过;“就我记得,在学校期间的性格来说,其中对我后来发生影响的,就是我有强烈而多样的兴趣,沉溺于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深入了解任何复杂的问题和事物。”可见,兴趣对学习是很重要的,语言在音乐教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音乐艺术的造型基础与创造核心。如果在音乐教学中失去了优美、生动的语言、就会使其变得枯燥、无味,失去了艺术的魅力。俗话说“言为心声,音为心语。”。如:《抬花轿》这首歌用的是流行歌曲的旋律,我们给它配上一个有趣的故事,歌词是“八只小狗抬花轿,老虎坐轿把扇摇,一只小狗跌一跤呀,老虎狠狠踢一脚……小狗抬轿到半山腰呀,……一二三,向上抛,老虎跌个大老跤……”孩子们边听故事边学歌曲,学的可认真了,并且孩子们自发的加上了相应的动作,很快的就学会了这首歌曲。 2设计打击乐伴奏促进幼儿学习 教完歌曲的词曲后,我一边让孩子们演唱,一边用打击乐器伴奏。这样增强了幼儿的参与意识,不但能主动地去参与音乐实践,去直接感受音乐,并克服了音乐课以唱为主的枯燥乏味,使活动氛围生动活泼;同时也巩固了节奏概念,增进了幼儿对音色的了解,掌握了乐器的使用方法,增强了音乐的表现力;如中班活动《加油干》中,孩子们学完这首歌后,重点让孩子们用铃鼓、碰铃、圆舞板合奏这首歌,孩子们兴趣十足,在愉快地劳动中都能较熟练地掌握节奏,并引导幼儿不断地完善创新,幼儿在探索的过程中,会初步感知节奏、音色、情绪的不同变化,进而把这些体验逐步升华并加以理解。幼儿从内心品味着成就感,渐渐对用打击乐来为歌曲伴奏更有兴趣了。 3歌曲表演激发幼儿情感表达、体验 幼儿天生好玩好动、好奇心强、想象力丰富,他们对音乐的感受往往是喜欢通过各种动作表现出来。所以,要提高音乐活动的质量,就应根据孩子好动好游戏的心理特点,把孩子的音乐学习与游戏、舞蹈有机地结合起来,让孩子通过自身的活动,在音乐世界里蹦蹦跳跳、轻轻松松的获得知识、技能。如《找小猫》是小班幼儿非常喜欢的音乐游戏,在游戏中我扮演“猫妈妈”、孩子们扮演“小猫们”,躲的时候提醒他们可以躲在小椅子后面。而当游戏进行的时候,我发现孩子们不满足于仅仅藏身于椅子后面,有一部分孩子一唱到“找个地方躲躲好”的时候,就已经往边上的小桌下、钢琴后面躲藏了。见此状况,我也未加阻止,依旧扮演妈妈吗“镇定地”去找小猫,而被我摸到头以后,小猫们也乖乖地回到了座位上。可见孩子们在游戏中会有自己的想法和创意,他们的兴趣很可能会转移到躲藏的地点上去。针对这样的状况,我觉得可以适当满足孩子们的需要,让他们在遵守规则的情况下,有所创意的游戏。通过有趣的“找小猫”游戏,培养了幼儿听声音迅速躲藏保护自己的能力,幼儿在愉快欢乐的游戏中学习音乐,发展音乐听觉能力和节奏感。 4通过创编歌词激起幼儿创编兴趣 让幼儿给熟悉的歌曲增编新的歌词或改变部分歌词,这既能提高幼儿唱歌的兴趣,也有利于幼儿创造力的培养。在活动中,我把注意力放在保持和增强幼儿对创造型活动的兴趣方面,如小班音乐《小手爬》里唱“爬呀爬呀爬呀爬,一爬爬到头顶上;爬呀爬呀爬呀爬,一爬爬到小脚上”。这首歌曲的音乐以它特有的活泼、轻快的节奏深受孩子们的喜爱,活动中采取边唱边和幼儿一起玩的形式,幼儿在不知不觉中就学会了歌曲和动作。在我发出“我们还可以把什么变到歌里去?”的问题后,孩子们的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孩子们大胆地创编:“脸蛋、辫子、肩膀、膝盖、小背、小腿”等都跑到我们的歌里来了,孩子们越唱越高兴,都愿意到前面表演给大家看了。这个活动在孩子们愉快的情绪体验中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这首趣味无穷的歌既激发了幼儿对音乐的兴趣,又开阔了幼儿的眼界,还打开了幼儿思维的窗户,充分发挥了幼儿的思维想象能力。因此在大量的音乐活动中,幼儿的智力得到了很大地发展。 5音乐在一日活动中的渗透,让幼儿潜移默化受熏陶 我将音乐渗透在幼儿一日生活之中,早晨来园时,播放一些轻松活泼的音乐,让孩子们高高兴兴地来园,使孩子一进园就进入一个快乐的氛围中;在每次集体活动前我都会弹一首小律动歌曲,让孩子们做律动安静下来,告诉孩子们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在午餐时轻声播放一些悦耳的世界名曲,给孩子一个安静、舒适的氛围,陶冶幼儿的情操,丰富幼儿的生活内容;组织幼儿洗手时,一边放《洗小手》歌曲一边组织幼儿排队,“伸出小手比一比,看看谁的最干净”,既杜绝了等待的现象,又达到了培养良好生活卫生习惯的目的。 总之,幼儿能从音乐的学习中受益,音乐不仅可以陶冶儿童的情操,更可增强其学习能力,协助其建立情绪技巧。在教学实践中,我也深深地感受到了音乐的独特的教育效果,它在促进幼儿心理健康发展方面,有着其他教育手段所无法达到的效果。希望孩子们能在跳动的音符中,丰富更多音乐经验,健康快乐的成长!! 作者:高丽娜 单位:山东省莘县实验幼儿园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专业钢琴教学改革论文 钢琴教学是高校音乐学当中一门较重要的课程。对于钢琴教学的模式一直在研究和探索。努力实现完善的教学课程系统话,丰富课程内容。使这门课程具有科学性,实战性。随着新时期的到来,社会需求的日益加大。逐步反映出现在如今的钢琴教学还是按照传统的思路来学,忽视学生对钢琴技能的实战。高校音乐学专业其特殊性,使其在教学过程当中占有既特又重要的地位。由于素质教育重要组成部分是音乐教育,其专业的重要职能是向社会输送音乐教育者。这就要求合格的高校音乐学专业师资必须要有好的钢琴基础。高校音乐学钢琴改革,会影响到音乐学的前途和发展,会对今后的钢琴事业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钢琴教学的改革是在新的体制下的必然产物。教学应向多样化发展趋势进行。在改革的同时也要同步发展,既要有扎扎实实的基本功,还要有一定的即兴伴奏能力,同时还要学以致用,这些也是我们要从各个方面去考虑的。在这就钢琴培养的目标,钢琴教学的内容,钢琴教学的理念来浅析高校音乐学钢琴改革。 一、钢琴培养的目标 当下,学钢琴的学生越来越多。喜欢的钢琴的学生也多。原来传统的钢琴培养目标是就是单一的练好钢琴作品。随着时代不断进步,社会上需要大量的可以即兴演奏钢琴的人员。而目前培养的学生中大多数都不太会弹奏即兴这部分,这就使得大多数学生不可以积极适应社会,不能够很好的融入社会。这就使得我的钢琴培养目标该进行调整,在保证正常的钢琴作品的演奏情况下,也熟练掌握即兴的演奏.以便更好地服务社会。按照《新课程标准》的要求,音乐学专业最终目标是为了培养合格音乐教师。《新课标》要求音乐学专业的学生在钢琴上要好的演奏教学能力,同时还要有好的钢琴教学能力。而学生到今后的工作岗位上缺乏实践锻炼,心里素质差,一上台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毛病。更多的希望学生在校期间大好良好的基础。音乐学的学生必须要会往实践中走,而后又返回学习当中去,不断的提高自己。我国一直都在开展素质教育,大大地增加了音乐学科的课外活动。为了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在培养音乐学学生在钢琴方面的登台表演经历和艺术实践活动能力,那音乐学专业钢琴教学必需作出改革。改革的目标就是让每一名学生都参加艺术实践活动中,多去校外实践基地实习。 二、钢琴教学内容 传统的钢琴教学当中,大量的都是世界名家做的钢琴作品。比如有拉赫马尼洛夫音画练习曲,柴可夫斯基的四季等。更具不同人的喜好有些同学喜爱巴洛克时期的作品,有的喜好古典主义时期的作品,有的喜好浪漫主义时期的作品。那有些学生喜好拉格泰姆,爵士,布鲁斯等黑人音乐风格音乐元素的借鉴。在音乐学学生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即兴伴奏的强与弱,对学生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在钢琴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有钢琴的课程,更开设即兴伴奏这门课程。但是这门课开设,在这些年也反应出。由于学生钢琴基础水平的高低不一样,使得教师在实践中遇到很多难题。即兴伴奏是钢琴技能,基础课程融合的一个综合性科目。在学之前应该要学生具备车尔尼599,849水平,学习内容该重点强调说有大小调音阶琶音和弦。同时还要求学生具备很好的和声基础。在钢琴教学内容中多多了解内容,情绪,风格。好的伴奏能力是通过多次的实践长期练习获得的。学生该主动多完成谢曲目,在完成老师留作业以外,还要多去找比较生疏的曲目进行练习,这样可以提高识谱能力。生选用的教材上太单一化。可以通过改革实现巨大的包括性,把钢琴基本的弹奏技能知识与即兴连起来,进行重新编写。那这样的教材也大大提升的教学效果。授课时时会对学生进行集成练习部分,有音阶,琶音,和弦以及哈农还有各种练习曲以外,可以加入伴奏音型,和弦的连接训练。这样使我们学生在刚刚开始学习内容中就得到丰富。同样要严格要求学生弹奏内容同时,更该让学生多多弹奏乐曲的伴奏部分。让学生多听旋律和声以及伴奏织体。例如学生弹拉赫马尼洛夫的作品时,就应该注意多多分手练习,多体会和领悟旋律的走向。 三、教学理念 破原有思维模式,敢于创新。音乐学的学生是要求钢琴,即兴伴奏,艺术实践活动三个大方向合成的。这三个部分是依托关系,缺一不可。虽然在学习过程当中这三课程由不同主教老师分开教学,但是为了学生能够更好的将这三门课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三个课程的老师应相互协商,相互探讨。如何让这三门课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这就需要突破我们教师原有的教学理念,使更多的教师参与进来,多交流,多合作。并长期教师之间形成很好的交流,大大提倡教师之间的合作交流。三门课程的教师该多多找找科目的通性,及不同的地方一并解决。在基础和的同学生身上要多多发现好的学习方法,也可以让老师和同学共同总结和完善教学方法。这样会有利于学生的学习进度。同样在每个学期中,举办组织学生进行教学观摩。根据音乐课的特点,定期开展以系部,班级为单位的教学观摩,同时也较强的促进学生之间的学习,以提高他们学习积极性。对于考核我们要多样性发展,把艺术实践的成果也计算学生的成绩之内。这样学生会更主动的学习。对于高校的音乐学钢琴的改革,必学坚持以科学为主导,主动放弃陈旧的课程观念,使钢琴这个大学科能够互相促进,这样才能使这一学科培养更多的人才高校的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它考虑的面广,量大。应该从实际出发,克服困难,勇于突破和大胆创新。这样的音乐学钢琴教学的实质发生了改变。才可以真正推动我国高校音乐学钢琴教育事业的发展更稳,更科学,更有活力。最终使学生好老师都满意,社会高度认可的改革。 作者:方飞 单位: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国际法学论文:马克思主义法学对国际法研究影响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际法思想中所体现的法学研究方法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 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在法学领域内主要表现为: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决定不同性质的法,经济制度的变迁决定法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及各阶段主要的性质和特点。①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近代国际法就是随着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而形成的,并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国际法作为资产阶级进行世界扩张的工具和幌子越来越偏离公平和正义的价值轨道,早已失去其调整正常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促进和平的应有目标。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彻底抛弃和否定国际法,而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预测当世界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剥削和压迫将退出历史舞台,“和平”、“私人间的道德和正义原则”将成为国际法的主要原则。② (二)阶级分析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阶级性质决定了法的阶级性质。法的阶级性就是法的社会属性,亦即法的社会功能和价值所表现出来的最终利益归属。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法的阶级性并不意味着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以阶级斗争来观察一切事物和一切过程的始终,并将尖锐的阶级矛盾外化为对抗的形式。而法的阶级性则是强调法的社会经济基础的特定利益归属,强调通过法将阶级斗争控制在一定秩序的范围内,使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国际法也有鲜明的阶级性的特点。国际法调整的是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主要由国家来制定和发展,国家的阶级性决定了国际法的阶级性,没有超阶级的国际法。在他们生活的时代,资产阶级为追求剩余价值进行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扩张,使其压迫和剥削具有了世界性,因此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阶级分层现实,这种国际关系的结构形式呈现出西方与非西方,世界范围内的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不平等国际秩序特征。国际法的制定和发展主导权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因此这种国际法必然反映和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三)批判的方法 阶级分析的方法必然会伴随着批判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批判国际旧秩序,揭露了西方列强之间的秘密外交和政治同盟的频繁变换使国际关系充满了欺诈和变数,批判了近代国际法的局限性。批判的观点贯穿着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和看待法律现象的始终,在批判和阶级分析的过程中,他们提出要以公平和正义为国际法的宗旨和价值目标,恢复国际法的尊严与权威。马克思主义倡导的批判方法与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批判法学思考问题的角度上有相同之处,如批判法学也持批判的观点,从最坏的方面透视法律,揭露实质性的阶级矛盾,但批判法学在批判的同时并没有进一步提出可以操作的改革法律制度的方案,也没有提出对批判对象实行革命性改造的主张,因此它的批判缺乏持久的力量,仅仅靠否定性的批判并不能从根本上破坏它所批判的对象,因此批判法学派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法学的范畴。①二、当代外国国际法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的应用周鲠生、刘丰名等老一辈国际法学者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研究方法来研究国际法,其成果对于我国建国后对外政策的开展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但苏联解体一度使马克思主义受到质疑和批评,加之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等国内外因素的影响,导致在当代中国法学领域内,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否认法的阶级性的观点日益增多,在国际法研究领域内更是普遍存在否认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指导作用的倾向。相比之下,国外国际法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论在国际法领域内的运用却保持了勃勃生机,一批国际法学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国际法的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其代表学者有印度的B.S.契姆尼,英国的苏珊•马克斯,芬兰的马尔蒂•科斯肯涅米等人。下文以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研究方法为线索对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论述。 (一)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研究国际法的发展史 学者们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密不可分,而国际关系则取决于各国生产力发展的对比状况。各国的外交政策与其国内政策密切相关,都由建立在特定生产方式上的社会经济决定。国际法的发展阶段是与全球资本主义的不同阶段相契合的。资本主义学者将世界经济的发展分为以下四个阶段:(1)1600~1760年,旧殖民主义发展阶段;(2)1760~1875年,自由资本主义时期;(3)1875~1945年,帝国主义时期;(4)1945年~,新殖民主义时期。②无独有偶,英国著名国际法学者布朗利也将国际法发展阶段分为1648~1750年,1750~1850年,1850~1950年,1950年~。B.S.契姆尼也认为世界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产生了相应的国际法律体系,具体可以划分为:(1)1600~1760年,在旧殖民主义发展时期,由封建国际法发展为资本主义国际法;(2)1760~1875年,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国际法为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国际法;(3)1875~1945年,在帝国主义时期,国际法主要体现为帝国主义国际法;(4)1945年~,国际法经历了从资本主义民主国际法到资本主义帝国国际法的转变。③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西方国家相互之间、西方国家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国际法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在旧殖民主义发展时期,资本扩张的趋势打破了东西方之间完全隔绝的状态,西方世界和东方世界以征服和被征服的形式开始了不平等的交往,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呈现为对外剥削和征服,这种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特点决定了国际法由调整欧洲封建国家关系的封建国际法发展为真正具有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国际法。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进行殖民扩张的过程中利用国际法作为幌子,该阶段的国际法呈现出强烈的殖民主义的色彩。在帝国主义时期,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进行资本输出和对外剥削也影响到国际法,该阶段的国际法中出现的大量不平等条约就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特点。1945~1975年间,二战后广大亚非拉国家纷纷独立,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在国内社会和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享有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并在国际舞台上享有了一定的发言权,新生民主力量的加入使该时期的国际法具有了一定的民主性,因此该阶段的国际法被称为资本主义民主国际法。但在20世纪7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却改变了这一民主化的发展趋势。世界经济的发展使跨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和地位上升,他们拥有世界范围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拥有跨国公司和全球化的金融机构,控制着世界上的大部分财富,甚至影响到不同国家的主权行使,在这些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影响下,当代国际法处于从资产阶级民主国际法向资产阶级帝国国际法转变的进程中,致力于推动经济的全球化发展。 (二)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国际法 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认为,国际法也是有阶级性的,国际法所要实现的抽象的国家利益事实上是特定团体和阶级的利益。作为国际法的社会存在基础的国际社会分层的现实决定了国际法的阶级性,国际法由跨国资产阶级利益主导,主流国际法学者也代表着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当代国际法主要是服务于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 1.国家及国际法的定义和国际法民主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主流国际法学者关于国家的定义主要围绕国家的四要素而展开,关于国际法的定义方面,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认为主流国际法学者总在谈“国家利益”,试图掩盖国际法所代表的特定阶级利益的性质。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指出,资本无限扩张的欲望是国际法民主化发展的外部制约因素,僵化的、受权力驱使的国际法的渊源,是国际法民主化的内部制约因素。主流国际法学者主张当代国际法的主要渊源包括条约和习惯。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条约是特定社会秩序的表达,反映集团利益的一定程度上的平衡。这一条约的定义揭露了条约的阶级利益的本质。习惯法的构成要素包括各国反复一致的实践和法律确信,大国的一致实践则往往被要求作为构成国际习惯的必要要素,加之国际法富有弹性,因而更能反映资产阶级的利益。国际组织的决议等“软法”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参与而具有民主化的因素,更能反映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利益,但主流国际法学者则认为“软法不是法”。①这种国际法渊源的界定方式剥夺了低层阶级在国际法制定过程中的话语权,使国际法完全受制于跨国资产阶级。② 2.国际法具体制度中阶级性的体现 由于代表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发达国家把持着制定国际法的主导权,为了保障跨国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更多的利益,国际法的各个分支中都体现了跨国资产阶级利益主导的倾向。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与公共健康权之间的冲突、东西方国家关于征用时的赔偿标准界定的冲突、对于东道国的义务规定等都体现了跨国资本的利益。自由贸易体系不是服务于低层阶级利益的,其所倡导和推进的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遭到了低层阶级的抵抗,①就是这一结论最有力的证明。一些当代国际法学者认为国际法没有阶级性,因此,没有必要用马克思主义去指导国际法的研究。如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阶级性的科学论断,主要是针对国内法讲的,而国际法是无法用阶级性去分析的。②还有学者认为,国际法的阶级性很难论证,国际法律关系并不直接表现为明显尖锐的阶级对立。③马克思主义认为,研究法的阶级性实质是在分析法的社会功能和法所最终体现出来的社会某一团体的利益。国际法是由国家制定的,主流国际法学者宣称国际法反映的是国家利益,但国家利益太过空洞和抽象,因为国家意志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因此,国家利益实质上反映的仍是特定阶级的利益。在当代国际社会中,主导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层无一例外地是跨国资产阶级的代表,在这些发达国家主导之下所制定的国际法规范也反映着隐藏在国家的“面纱”之下的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一点在上述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的观点的论述中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了。通过国际组织而形成的国际法也同样体现着阶级利益,因为国际组织同样是由国家所创建和主导的,除了极个别的第三世界国际组织外,西方发达国家垄断了绝大部分的国际组织并将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渗透其中。当代国际法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民主化的因素,如国际强行法的出现和普及,对一切义务等新概念的出现等,有人提出这些民主化的因素突破了国际法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认为,统治阶级为了维持统治,总是会作出一定让步从而把阶级冲突控制在秩序允许的范围之内。④但更多的是被统治阶级的让步,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法的阶级性并没有变化。国际法也是一样的,跨国资产阶级进行资本扩张、实现其经济利益也需要有一定程度上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反映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全球化浪潮、贸易自由化趋势需要建立在一个相对和平和平等的国际社会的基础之上。同时,低层阶级的力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跨国资产阶级的行为,因此,国际法体系中的国际强行法、对一切的义务等民主因素并没有消除国际法的阶级性。⑤ (三)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国际法 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国际法,有助于纠正主流国际法的不公正和盲目性,有助于让低层阶级认识到当代国际法的性质和特点,有助于国际法的民主化、合理化发展。事实上,阶级分析的方法必然会伴随批判的方法,因为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正是通过批判当代国际法的不公正进行阶级分析的过程。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国际法要求马克思主义学者关注其他非主流的国际法学流派,共同形成对主流国际法学派的批判和监督。在当代国际法的研究队伍中,具有左倾倾向的学者正是以批判的方法来分析和看待各种国际法现象,对国际法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面对西方国际法学的主导地位及其对第三世界的渗透,以批判的精神进行国际法的研究可以使国际法在批判中前进。B.S.契姆尼将自己的研究方法称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方法。①但要注意在批判主流国际法时,要在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主张和理论,否则容易重蹈批判法学派的覆辙。 三、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用于当代国际法研究的时代意义 (一)有利于当代国际法朝着民主化的方向改革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在当代国际法研究中的运用,在分析国际法阶级性的基础上,批判了大国在国际法制定过程中的主导权和控制权,指出跨国资产阶级利益在背后的操纵是当代国际法偏离公正和正义价值的主要原因,而大国对国际法的违反是当代国际法民主化发展的真正障碍,有助于引导低层阶级、第三世界国家认清当代国际法的性质,鼓励第三世界国家积极参与国际法的制订过程,抵制霸权主义,促进国际法的公正合理和民主化发展。 (二)有利于对国际法理论进行反思与审视 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国际法学观点,其批判的研究方法可以启迪人们对主流国际法学进行反思,阶级分析的方法有助于揭露当代国际法的实质和价值追求,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通过分析国际经济体系的变迁与国际法发展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揭露了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在近代国际法与当代国际法中所产生的影响。这些与主流国际法学者的研究方法和角度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给国际法理论研究带来了一个彻底的革命,可以启迪学者们用各种不同的角度和方法进行国际法的分析研究,并促使主流国际法学者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反思和审视。 (三)有利于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实践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法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着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的倾向,国际法领域的研究最主要的趋势是追求与西方接轨,西方主流国际法学者的理论和观点被大量地引进和宣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研究方法,将阶级的、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引入中国国际法理论研究中可以让中国的国际法学者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立场,让中国的国际法理论研究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实践,更有力地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维护第三世界国家和低层阶级的利益,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作出贡献。 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国际法学流派,是与主流国际法学流派截然不同的一种流派,不同声音的呼喊可以启迪人们对主流国际法学进行反思和改革。但现阶段,将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用于国际法研究仍有许多局限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进行国际法研究的队伍势单力薄,其研究成果也仍处于分散的、非体系化的阶段,一些概念的界定仍不太明确,对于国际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对于各个部门法的研究都不够充分和完善,在批判主流国际法的基础上进行的构建新的国际法理论体系的努力仍不够充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国际法研究中的运用还要警惕过于“左”的倾向,否则无异于作茧自缚。 国际法学论文:浅析国际法学方法论的体系理解 方法论领域的每一次突破与创新对于法学的成熟与发展都是一次难得的机遇,这一点对于国际法学而言亦是如此。同对各种具体方法的简单描绘和罗列不同,方法论侧重的是揭示如何合理有效地使用各种具体认识方法的方法,是“方法的方法”或者说是方法论原则。由于“方法论”一词在我国法学领域本就属于一个“时髦”的词汇,如何界定国际法学方法论国内目前尚无权威、一致的结论。但是,从方法论的本质不难看出,国际法学方法论应当是关于国际法的本质的抽象存在和发展变化的包含国际法的性质、渊源、效力依据、运作模式等基本内容在内的综合性方法体系。与法学其他部门法的方法论相比,国际法学方法论应当既含有法学研究方法的普遍性,又具有相对于其他部门法认识方法的特殊性。具体而言,这种“普遍性”表现在国际法学方法论和一般方法论相同,主要涉及研究者思考问题的立场选择、研究对象范围的确定、研究途径的科学考量等内容;而这种“特殊性”则表现在国际法学方法论内容体系的上述三个主要方面所呈现的国际法学科专业特色。 一、国际法学方法论的体系理解 如上所述,国际法学方法论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结合的综合性体系,而对于这一复杂综合体的理解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具体展开: 1.国际法研究的主体立场———实证主义与价值主义 方法论作为研究者论理所使用的方法、手段和程序的体系,不仅无可避免地受制于研究者的主观思维,并且深刻反映着研究者的思想活动。从研究者所持立场划分,对国际法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实证主义研究与价值主义研究两大类。 其一,国际法研究的实证主义。国际法研究的实证主义,是指在对国际法规范、国家实践、国际司法判例等素材进行价值无涉地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客观、中立地描绘出某一国际法问题“是什么”的方法论体系。它强调事实与价值、法律因素与非法律因素的严格区分,强调以国际法规则、国家实践等实际的国际法制度为研究对象,从而有效排除道德、正义和价值等自然法要素对于国际法研究的干扰与渗透。普遍认为,实证主义方法的研究对象———“实然法”,起源于边沁对“实然法”和“应然法”概念的区分;而就实证主义方法本身则根植于以奥斯汀、哈特、凯尔森为代表的实证分析法学派的研究。具体到国际法学领域,以宾刻舒克、奥本海为代表的实在法学派(Positivist)是实证主义方法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自17世纪首次被提出至19世纪占据压倒性优势,实在法学派自产生至占据主流地位经历了长达两个世纪的发展。在实在法学派看来,国际法的效力根据来自于体现各国共同意志的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他们肯定“公认”是国际法的唯一基础,强调法律只能是被创制出来的,不存在人定法之外的其他法律,如自然法。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将国际法作为一个独立的客体,在对大量的国际法规则、国家实践和司法判例进行客观中立的解释的基础上,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国际法的本质属性。主张实证主义方法论者的主要理由在于:“第一,国际法的研究如果不基于实证,会让国际法看起来不像‘法’,而更像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第二,国际法研究如果缺乏实证,会使结论缺乏说服力。”[3]51-52 其二,国际法研究的价值主义。国际法研究的价值主义,是指在以价值批判为分析方法研究国际法的效力根据、国际法的正当性和价值取向以及国际法的发展趋势是否符合正义标准的基础上,带有主观性地解决国际法“应当是什么”的问题。同实证主义不同,价值主义认为法律应建立在“理性”、“正义”、“道德”等抽象的概念之上,强调法律的合理性。国际法研究的价值主义根植于16世纪摆脱基督教神学束缚的自然法学派(Naturalist)。关于国际法的效力根据,以普芬道夫、维多利亚为代表的自然法学派学者认为国际法是自然法的一部分,其效力来自于人的本性、理智,因而不承认实在法规则及其效力。然而,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国际法体系不禁使人疑虑重重:一项国际法规则,怎样证明其体现了人类理性?国际法中“正义”的标准又为何?这些通过演绎方法推导出的自然法规则,给人以空中楼阁的感觉,使国际法体系岌岌可危,因此自19世纪开始,自然法学派开始逐渐衰落,并最终被实在法学派所取代。 价值主义的研究方法侧重于通过运用演绎推理的方法,寻找国际法规则有效之“理性之命名”。而对于国际法本身,价值主义更是认为需要从国家的本性或国家存在的目的上去推求。尽管主张价值主义的自然法学派已经衰落,但是价值主义本身仍然是与实证主义相对应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范畴。价值主义的拥护者认为:“首先,‘事实’的丰富性或者说现实世界人们关系的复杂性、多样性,迫使研究者或立法者不得不选择一些关系进行研究或规范,而选择总是与选择者的价值取向有关;其次,观察者和等待解释的客观事实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因为人们能够观察到什么东西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他所接受和拥有的理论结构。”[4]47因此,通过价值主义方法研究国际法时,就同一法律制度,不同学者往往会站在不同的立场进行分析,如对WTO体系的理解和评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因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会有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除了分析现行的国际法外,价值主义还着眼于对当下的国际法进行反思,提出批评和改进的建议,并预测其发展趋势,其典型代表为:如就国家间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遵循价值主义的学者在总结当下制度存在的缺陷的基础上,往往也会探讨其相应的解决策略,例如将其纳入WTO机制解决的可行性等。 2.国际法研究的素材客体———学说研究、规则研究与实践研究 “进行国际法领域的各项研究,首重资料。”[5]74因此,无论是实证主义还是价值主义方法论,除了确定研究者的主观立场外,还需要根据学科特点明确把握国际法的主要研究对象。 其一,学说研究。学说或学说史研究,是研究该学科产生、发展与演变的学问,体现了以历史视角把握该学科发展脉络的内在要求。[6]13在国际法领域,许多权威法学家的学说都曾经在历史上对国际法规则、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例如,在国际公法领域,欧洲近代国际公法的奠基人格老秀斯的著作《战争与和平法》就曾对近代国际公法的整体发展产生过突出影响;又如“在条约解释上,瓦尔特的‘无需解释的事项不须解释’的学说竟成为习惯国际法规则,并且也成为《维也纳条约公约》第31条解释通则的组成部分”[7]78。而回顾国际私法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从没有一个学科像国际私法一样创造出如此多的学说和理论,例如就一国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案件何以适用外国法这一国际私法核心问题之一,自12世纪以来先后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及其学说,这其中包括巴托鲁斯及其意大利法则区别说、以胡伯为代表的国际礼让说、萨维尼及其法律关系本座说以及里斯提出的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等等,可谓数不胜数。至于学说能否作为国际法渊源的问题,《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权威公法学家学说只能作为确定法律原则的补充资料,其本身并不是法律渊源,不能产生法律拘束力;而在国际私法领域,学说也被普遍认为一般不能成为国际私法的渊源;在国际经济法领域这一点更是没有争议。尽管学说一般不能被视为国际法渊源,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学说无论是对国际法的规范体系建立还是对国际司法实践都曾发挥过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一些普通法国家,学说甚至是法官据以裁判的根据。因此,对于学说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在重新审视历史的基础上,将国际法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 其二,规则研究。对于国际法规则的研究,既包括对国际法现行有效的法律规则的研究,也包括对国际法“软法”的研究。就研究现行有效的国际法规则而言,需要从法律渊源角度入手。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国际公法的渊源包括国际公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以及作为辅助性材料的公法学家学说和司法判例。国际私法的渊源,一般而言,除了国际公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外,还包括国内立法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内判例,其中国内立法不仅是国际私法规则的最早表现形式,也是迄今为止国际私法最主要的渊源。比较而言,国际经济法的渊源则主要包括国际公约、国际惯例以及国际司法机构和准司法机构的有法律拘束力的裁决。以上这些构成了现行有效的国际法规则的基本内容,在具体研究这些规则时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特别注意:(1)鉴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其规范呈现出的各自特点,在研究国际法规则时,我们必须准确把握它们之间的共性与特性,不可一概而论。以国际习惯和国际惯例为例,前者常出现在国际公法的概念中,要求必须是国家实践的产物;而后者则常出现在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中,常常指向国际民商事私主体实践的产物。在国际公法中,习惯只要一经证实,即可直接作为法律执行;而在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中,惯例只有在经当事人选择或法律和法院认可的情况下,才能作为法律执行。(2)即使是已经明确的国际法渊源本身也呈现出一定的规则模糊性,这无疑给研究国际法规则造成一定的困难。以国际公法中的国际习惯为例,如何确认某一事项构成国际习惯,需要考虑两个因素,即国家的确信和国家的实践,而这两项标准往往不能轻而易举就得出结论。除此之外,即便是得到缔约国共识而广为使用的国际条约,也可能会表现出模糊性,如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由于各国无法在实际履行等问题上达成一致,因此对于合同的效力、合同的转让、营业地在非缔约国的当事人能否通过意思自治选择适用公约等重要问题,CISG都没有涉及。(3)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密切以及国家和跨国民商事主体的实践累积,国际法在不断发展,而国际法规则也始终处在变动之中。以一直不断更新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INCOTERMS)和《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为例,尽管这些改变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国际法规则的不稳定性,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这些更新后的惯例因切合国际商事交往的实际需要,不仅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普遍认同和接受,而且也不断完善着国际经济法的规则体系。所谓国际法上的“软法”,是指不具有强制力的某些宣言和国际组织的决议,以及尚未生效的国际法公约等等。这些“软法”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法渊源,但是他们在调整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也不容忽视。如2005年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尽管该公约目前尚未生效,但是通过该公约,我们可以看到各国在国际民商事管辖权方面表现出的加强司法合作的意图,而这一意图又充分反映了该领域的最新立法成果。由此可见,国际法中的“软法”为处理国家关系、国际民商事关系和国际经济关系提供了一定的指导原则和磋商基础,以联合国1974年《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为例,尽管其内容多为建议性的规范,但是其仍然可以称得上是国际经济法的辅助渊源或准渊源,理所应当纳入国际法规则研究的范畴。 其三,实践研究。通常而言,国际法中的实践包含司法判例和国家实践这两大类。其中一国的国内司法判例因体现的是一国的国家意志,因此除具有判例属性外也是国家实践的一种具体形式。由此,“国际法判例”和“国家实践”这两个概念便在“国内司法判例”领域存在内容上的重合,其具体关系。 有鉴于此,关于国际法的实践研究,笔者也将按照图1所示,将其划分为国际司法机构和准司法机构等的判例、一国国内判例和非判例的国家实践三部分展开分析。 (1)对于国际司法机构和准司法机构等作出的判例,按照国际法的一般原理,它只对个案当事人和当事国有效,对其他案件或当事人和国家并无拘束力。但是,随着国际法的不断发展,司法判例在国际法上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国际公法领域,尽管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和第59条的明确规定,司法判例只是辅助性渊源,但是国际法院等国际司法机构在判案时还是会经常援引先例,其中以1949年“科孚海峡案”和1953年“诺特鲍姆案”最为典型。此外,除了为法院今后审理相似案件提供可援引的依据外,某些判例甚至创造出新的国际法规则,并且这些规则为一般国际实践所承认和遵循,例如领海直线基线的确立就来自于1951年“英挪渔业案”的判决。除国际法院、海洋法法庭等国际司法机构外,一些准司法机构的实践也越来越受到理论和实践界的关注,这其中以解决投资争端的国际中心(ICSID)和WTO争端解决机构(DSB)最具代表性。就ICSID而言,其仲裁裁决本身并不存在遵循先例的原则,如就两国双边投资协定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是否包含对ICSID仲裁的同意的问题,ICSID先后裁决的“玛芬兹尼诉西班牙案”和“普拉玛诉保加利亚案”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然而这两个案子最后都得出ICSID享有管辖权的结论又反映出它们在扩大ICSID管辖权方面起到的先例指导作用。如果我们研究WTO框架内的争端解决,我们会发现它更是如某些学者所言“明显地表现出了案例法的方法或特点”。[8]123以1995年至2001年7月为例,DSB形成的54个专家组报告和38个上诉机构报告中,阿根廷鞋保障措施案、日本酒税案、美国汽油案、美国羊毛上衣案和欧盟荷尔蒙案在40个以上的报告中被引用,欧盟香蕉案和印度专利案被引用的次数也超过30次,而美国虾案、美国内衣案和澳大利亚鲑鱼案也被引用过20多次。[9]276由此可见,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不仅已经成为国际经济法领域的经典案例,而且为DSB处理以后相关的争议提供了参考和依据。 (2)一国国内判例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在国际法实践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在国际公法领域,国内司法判例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国际习惯法的证据,尽管其证据效力与国际法院等国际司法机构作出的判决相比要小得多。而在国际私法领域,国内判例对于国内法院审理案件更是具有重要意义,在秉承“遵循先例”的普通法系国家,国内判例更是重要的法律渊源。除此之外,一国国内判例同样有助于促成国际法新规则的形成,这方面的例子有:181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斯库诺交易号案”开启了美国历史上坚持“绝对豁免主义”的时代;1878年法国最高法院判决的“鲍福莱蒙案”引起了人们对法律规避问题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1926年英国法院审理的“安斯利继承案”正式确立了双重反致原则,等等。 (3)非判例类的国家实践既包括单一的国家实践也包括国际社会的共同实践。研究这些国际实践的意义在于,它们深刻地反映着当前一些国家的利益诉求和国际关系的最新趋势,表明着某些规则正面临的挑战或者在某一领域出现新规则的可能。一方面,需要肯定的是有些国家的单一实践已经形成了新的国际规则,典型代表如“即时国际习惯法”(in-stantcustomaryinternationallaw),与通常意义上的国际习惯法强调国家的长期反复实践和各国的内心确信不同,即时国际习惯法只需要一国采取一次性的国家行为,如果没有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其合法性一般就会得到国际法的承认,如某一国家向太空发射卫星的行为便是即时国际习惯法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注意到一些国家的实践由于不符合当前的国际法规则,非但无法构成新规则反而有可能成为国际社会制定新规则加以规制的对象,例如“预先性自卫”。所谓预先性自卫是指一国对其主观认为即将来临的攻击率先采取军事打击的行为。近年来,美国以打击恐怖主义的名义采取了许多预先性自卫行为,对此,各国普遍感到不安,不仅强烈反对这种扩大自卫权范围的主张,并且希望能够在联合国框架内利用一切办法应对这一国家实践。[10]51 3.国际法研究的阐述路径———单独研究与比较研究 在进行国际法的阐述时,有两种可遵循的研究路径:单独研究和比较研究。前者的优势在于这种研究方式能够有效把握问题的核心,始终围绕问题本身分析,不会造成思维和叙述上的混乱;而后者的优势则在于发散思维,通过比较从不同侧面分析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更为全面的认识。支持单独研究的学者认为:国际法具有自成一体的特征,注定与国内法或一般法学有所不同,比较方法并不适用于国际法。事实上,国际法中的“联合国”、“WTO”等概念及制度确实与一般法学或国内法不具有可比性,因此在研究这些国际法特有的制度上,有必要通过单独研究展开具有针对性的讨论。与之相反,支持比较研究的学者则认为,国际法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而且其概念本身都是在和国内法进行关系比较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比较法更适合说明国际法问题。而事实上,这两种研究路径由于侧重不同,在不同的国际法问题研究中都各自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单独研究。通常而言,单独研究可以划分为对某一制度整体进行的宏观研究和对该制度中某一个体进行的微观研究。以WTO为例,作为当前国际社会协调和约束各成员贸易政策、法规、措施等关涉多边贸易关系的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WTO在性质上的唯一性决定了对其从宏观角度进行单独研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与此同时,WTO的机构设置、法律体系、争议解决机制以及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参与成员等客观现实又天然地要求对它的研究必须着眼于微观。因此,如果说宏观的研究模式使人能够对WTO有一个全面的、综合的认识和把握的话,那么,微观的研究模式则使人能够更加深入理解WTO的各项具体规则,更有助于实践操作。 (2)比较研究。“早在1900年,就有学者指出比较法的两大作用:它既是‘解释法律的宝贵工具’,又是‘立法进步的有力工具’。”[11]54在笔者看来,用这句话来说明比较研究对于国际法的重要性也同样正确。由于国家法本身的国际性和多元性,国际法学比较研究本身也具有多种形式。例如,在研究作为国际私法渊源之一的国内法时,常会涉及各国国内法之间的立法比较,而由于各国语言的不同,立法比较又会建立在对各国立法文意和对国际私法规则理解的比较基础之上;在研究海上货物运输的相关规则时,我们总是会将调整提单运输的国际公约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汉堡规则、鹿特丹规则放在一起进行前后比较,以便思维得到清晰的梳理;在研究国家责任时,历史比较的眼光又会使我们充分了解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责任对传统国家责任的补充和完善。总之,比较式的阐述方式早已深入国际法研究的各个领域,成为国际法学方法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国际法学方法论研究之我见 关于方法论对于法学研究的基础性地位及重要意义,拉伦茨教授在《法学方法论》一书中曾经给予高度评价———“法学之成为科学,在于其能发展及应用其固有之方法”[12]21。笔者认为,这些评价也可以适用于国际法学和国际法学方法论之间的关系。自奥本海在1908年撰写《关于国际法的任务与方法》[13]313的论文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国际法领域正在发生的两点根本性转变:“第一,国际关系尤其是新生领域的国际关系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法规则和制度的制约和影响;第二,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为解决以上新生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14]291这种转变在笔者看来,深刻地展现着国际法学方法论对于国际法发展的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关于国际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尚不够成熟,未形成任何研究体系,而就其发展笔者愿意提出自己的拙见,即:从方法论角度研究国际法学,应当在坚持实证主义立场的基础上辅之以价值主义,并且结合多种方法选择合适的阐述路径展开分析。 其一,面对实证主义与价值主义之争,纵然有学者认为价值主义的意义在于:“法学中弥漫着意识形态,并在某种意义上讲,意识形态一直哺育着法学理论,事实上不受意识形态约束的实证法学根本上不存在。”[4]47然而,我们应当注意到国际法学本身方法论上的特殊性:一方面,国际法规则大多是国家间利益妥协与平衡的产物,是国家的现实实践,在研究时不应涉及价值判断;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清国际法的发展并非是普通人甚至专家学者可以预测的。仅以国际公约为例,很多时候只要符合公约要求的缔约国之间同意,随时可以修改公约,但是缔约国家间在什么情况下会达成一致意见则涉及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在研究国际法时,笔者认为最好将其限定在当下的国际法框架内,坚持实证主义的方法,既不对现行有效的规则作过多的“善恶”判断,也不要动辄就修改国际规则或预设国际法的发展方向。但是,这并不是说要完全放弃价值主义的立场,相反,在坚持实证主义的前提下,国际法的研究也应当适当考虑价值主义的方法,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把握“适度”原则合理批判,准确理解国际法学的现在和未来。 其二,在具体研究国际法问题时,应注意灵活运用多种方法,选择合适阐述路径。(1)以现行国际法为核心展开的国际法研究,要求我们观察、分析实际的法律制度及其运作,而且必须注重采取规则研究、实践研究等多种方法。这种围绕国际法规则、案例等法律因素展开的讨论和研究,恰恰是实证主义所倡导的。(2)除了现行国际法外,研究者还应当以动态的历史眼光审视国际法的过去,建构国际法的未来,因此除以上方法外还有必要对国际法展开学说研究。尽管学说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成为国际法的渊源,而且随着国际法的不断发展和国家实践的积累,以学说作为国际法的证据或者调整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依据的情况正在日趋减少,然而权威的国际法学者提出的理论学说仍然为我们研究现行国际法提供了多角度的思路与可靠的资料,而且近些年出现的独具视角的新国际法学说也为我们解决当下国际法面临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和新途径,应当善加利用。(3)在前两点的基础上,我们应当注意分析所研究问题的特性,在单独研究和比较研究中选择更有利于清晰阐述观点的方法,从而完成揭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过程。 因此,尽管国际法学方法论涵盖内容之广泛不是一时一刻就可以罗列完全的,而我国国际法学研究方法及其方法论体系“先天不足”的缺陷也不是短时间可以弥补的,但是从现在起不断完善我国国际法学方法论的体系架构却是可以做到的。鉴于对国际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其他国家比我国开展的时间要早得多,甚至有些国家已经在大学开设了具体的国际法学方法课程[16]388,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资源一方面对国外学者成熟的理论加以借鉴移植,另一方面针对我国的特殊国情和法律制度完善我国独有的国际法学方法论体系。总之,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国际法学方法论作为今后国际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为我们开启了研究国际法的一扇新的大门。相信只要我们善加利用,其必将为我们研究国际法拓宽思路,使国际法的研究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本文作者:刘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 国际法学论文:论国际法学教育的发展 在这一阶段,国立北京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朝阳大学、东吴大学、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的法学教育中似最具规模、影响力最盛。节取上述各校的课程设置,以及20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所修正的法律学系科目表,可有如下观察: 首先,国际法课程在得到一如既往的重视的同时,也在教学上有了更为精细的授课安排。除在课程中普遍将国际法区分为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独立授课外,一些学校也进一步将国际公法区分为平时国际法与战时国际法在不同学年各自讲授。虽然这种课目划分并非此阶段的新兴现象,但更多学校对这一国际法课程设置的采用,既是国人对国际法学的认知更为系统全面之体现,也意味着法科学校愿意给予国际法更为充分的学习时间,显示出对国际法教育有了更高的评估与偏重。如,国立北京大学20世纪20年代的法学专业课程中,在第二、三学年开设国际公法,而在第四学年开设国际私法。国立中央大学从第三学年划分组系,而无论是司法组、行政法组,还是法学组,都将在这一学年开设国际公法课程,而在第四学年开设国际私法课程。其中,国立北京大学的国际公法课程更细分为平时国际公法与战时国际公法,前者讲授于第二学年,后者则讲授于第三学年。 其次,国际法课程得到授课时数或年限上的较好保证。在多数学校,国际法课的授课年限至少为一年。如,中央大学法学院为三个不同组系所安排的国际公法授课时间均为一年,即使是列为选修课目录中也未缩减。东吴大学的国际公法课程的学习年限也为一年,且在那一学年中所占学分最高。较之同校一些仅开设半年的基本法学课程,如中国宪法、中国刑事诉讼法、中国刑法总则、中国民法总则等等,国际法一年的学习时限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其在中国法学教育中所占之地位。而在北京大学法科,由于平时国际法与战时国际法的分开授课,实际也分配给国际公法两年的学习时间。 最后,国际法出现从法学教学科目向法学教育专业上升的迹象。作为法学教育的必要构成,清末以来的国际法教育一直是作为教学科目之一得以重视并渐为发展。而至20世纪40年代,按国民政府教育部1945年修正之法律学系科目表所示,中国国际法教育有了性质与地位的又一次提升。据此科目表,除共同必修科目以外,法律系可采两种学分制度,一为混分制,二为分组制。在分组制教学中,四大组系分别为:司法组、行政法学组、国际法学组、理论法学组。在这种分组制的科目列表中,对于司法组、行政法学组以及理论法学组而言,国际法仍作为共同必修课之一门;但对于国际法学组而言,国际法教育不再单单体现于一或两门法学课程,而成为了一个法科教育的专业或培养方向。国际法教育由此开始了从法学学科下的一门课程向高等教育的一个独立学科的演进轨迹。 国际法学师资构成的演变与充实 早期从事中国法学教育的多为西方传教士,丁韪良无疑是在中国教授国际法课程的第一人。至清末修律,大量外国法律专家被聘来华执教,日本学者则成为其中之最。据载,清末京师法政学堂、京师法律学堂、直隶法政学堂、山西法政学堂等22所法政专门学堂均有延请日本教师,达311人之多。以京师法律学堂的课程开设为例,包括法学通论、宪法、国法学、刑法、民法、商法、法院编制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破产法等在内的全部法学主干课程都由日本学者担纲。其中,担任国际法教学的为岩井尊闻,而教授国际私法的则为志田钾太郎[2]116,726。时至民国,国际法教学的师资队伍开始出现明显的本土化趋势。随着法科留学生的陆续回国,以及中国各类法科学校所培养人才的日渐出炉,民国时各大学法科或专门法政学校中执教的中国教师越来越多,国际法师资队伍中的中国教师比例也日益提高,至20世纪30年代后已经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以当时法学教育界享誉盛名的“北朝阳南东吴”为例。从民国元年发展至20世纪20年代前后,朝阳大学的法学教员中尽管仍有冈田朝太郎、岩谷荪藏等外国教师,但其主要教学任务已交由中国教师来完成,所聘请者不乏当时中国各知名法家,如余棨昌、钟赓言、程树德、陈镐生、王家驹、李怀亮等等。最初在该校教授国际公法的为来自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巽来次郎,但据1917年《教育部视察朝阳大学报告》,当时亦有中国教员承担此门课程的讲授。报告中提及,检查当时正逢中国教师钱泰在讲授国际公法课程,报告评价其教学为“讲解详明,学生尚能注意”[3]464。而作为与朝阳大学齐名的又一著名私立高校,东吴大学的本土师资也得到明显充实。由于创建东吴大学法科的美国人兰金本是律师出身,为在中国培养具有现代专业素养的司法人才,东吴大学最初所聘教员都为实务界人士,并有不少外籍专家,如“大美国按察使衙门”的罗炳吉(CharlesS.Lobingier)。而随着学校的扩充,如董康、吴经熊、梅华铨、张君励等中国法界名人都陆续受聘开始于东吴大学法科执教。至20世纪30年代,在东吴大学法学院执教各主干课程的人员中,除教授英美法的萨莱德(GeorgeSellett)与教授国际公法的路义斯(Robert.E.Lewis)外,其他如法理学、宪法学、罗马法、法制史、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各门课程的授课教师均为中国人。而在路义斯外,其他担任国际公法教学的都为中国教师,如梁鋆立、姚启胤、夏晋麟、倪征燠。就当时在各校教授国际法的中国教师的学历构成来看,其大部分都具有外洋留学背景。其中,小部分人求学于东洋日本,如周鲠生曾于190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并在那里加入中国同盟会;更多人则选择远赴欧美,如在东吴大学教授国际法之钱泰就留学于法国巴黎大学,并获博士学位。不过,这些后来活跃在中国国际法教育舞台上的身影,留学前多已在国内研修过法律,往往同时具有中外两方的法学教育背景。可以认为,对于曾积极参与过民国时期国际法教学研究的上述各人,留学是对其学识的提升与眼界的拓展,但这种收获与国内法学教育所提供的有益导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息息相关。这也从又一侧面印证了民国时期中国国际法教育的成长与收效。 国际法学教育对国际法理论研究繁盛之促成 外国著作或教材的翻译无疑是中国国际法教学资料的第一来源。早在京师同文馆开设国际法课程的最初,丁韪良主导下的一系列国际法译著就作为同文馆之授课教材而集中出现。据《同文馆题名录》所载,除丁韪良所译之《万国公法》外,当时既为早期国际法输入中国的代表作品,又作为同文馆授课教材使用的还有《星轺指掌》、《公法便览》、《公法会通》、《中国古世公法论略》。至20世纪上半叶之法科大学与法政学堂中,外国国际法著作及教科书的翻译更为活跃,劳麟赐所著《万国公法要略》、今西恒太郎所著《国际法学》、高桥作卫所著《最近战时国际公法论》、中村进午所著《战时国际公法》及《平时国际公法》、今井嘉幸所著《中国国际法论》、横田喜三郎所著《国际法》等的中译本纷纷现世。一些编撰者在书中甚至连教材资料来源、适用学校、建议课时或学分都进行了专门交待。如宁协万在其《现行国际法》中称:本作为“著者历年关于国际法之札记、杂录、论著、译述、及讲演各稿,为有系统之整理,而仿德国黎斯特国际法与英国罗连士国际法之例,分作四部以成本书”。著者在“国立北京法政大学专任教授,在职八载,逐年将新得材料,加入本书,讲授学子”,而其在“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中央大学之讲座,均以本书为讲授之资”[4]1。周纬《新国际公法》中也谈及,其先“担任北大法科国际公法教授、旋南下改任中央大学国际公法教授”“,今以其两处讲义”,“出版问世”,“不负国际法学院之期望”[5]11。谭锡庠在《新编平时国际公法》中介绍,“本书原为民国十九年时之讲稿徒以材料及编制未妥善故特重行增删之”“,本书可供大学教本或参考书之用”[6]7。朱建民的《侵略问题之国际法的研究》中附有说明称“,本丛书每册各附导言或编后记,并各跋以讨论大纲,以便各训练班或小组讨论会之应用”[7]3。张道行的“部定大学用书”《国际公法》则有更具体的指导:“本书力求深入浅出,以冀能合于初学者的应用,若采而为教科书,则以四学分至六学分为宜,每周讲授两章,适可供一年的学程之用,书中所引成案,已不算少,苟有不足,则Scott,Evans,Briggs,Dickenson的编本都可补充,实则各生如能于上述各种成案的课本中,详研其内容,成为有用。”[8]6 由此,国际法教育的需求牵动了国际法学研究的进步:教材的编写是教学开展的要件,也成为国际法理论延展的基础与构成;学校刊物的创办是国际法教研成果的展示,也是国际法学科成长的助力与印证。可以说,中国国际法教育为中国国际法学生长不可或缺之内容,其前行之步伐与国际法学之成长丝丝相扣,为近代中国国际法学体系的生成贡献良多。(本文作者:刘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教育模式研究 当前我国法学教育,存在理论教学力量雄厚,实践教学力量薄弱的重要现实。法学院不乏具备博士学历和高级职称的法学专家,但是法学教学实践基地却较少,尽管有些院校也对外宣称建立诸多法学教学实践基地,但是由于资源的限制,大多数也是徒有其名,这对学生法学实践技能的培养造成不利的后果。 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 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基本使用“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主要通过引导学生之间对法律问题的辩论,逐渐的发现各自的错误,进而达到对法学问题认识深刻,并提高法学思维和法学素养的目的。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学专业学生主要通过学习上诉法院裁决编写的案例教科书来提高自身的法学素养和技能。案例教学法的特点是,学生主要通过学习和研究大量的司法案例来研究法律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精神。英美法系法学院的教师大多由具备多年司法经验和实践的法官和律师担任,这样他们在传授学生法律知识的时候,能够做到法律知识和司法实践的有效结合,真正培养学生的法律分析能力和应用能力,对学生的法律职业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但是英美法系案例教学也存在一些弊端,由于司法判例不能囊括所有的法律问题和法律知识,因此这种教学方法不能使得学生系统地掌握法律的知识体系。 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 大陆法系的法学教育模式,采取课堂讲授和课外课程讨论的学习,学生不仅要在大学校园里学习书本上的法律,通过系统的科班教育,掌握法律的基本原理、基本体系和基本原则;还要到司法、行政部门去练习运用法律的能力,并且最终检测学生学习成绩是否合格考试,不是由大学教授而是法官、高级行政官员主持的。大陆法系国家注重对法学理论和原理的研究,实践以理论知识的掌握为基础,在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展开。 建构我国实践性法学教育模式的建议 我国传统的法学教育在教育体制、教育方式与培养目标与英美法系国家有显著区别,不可能照搬西方国家的“判例教学法”,也不可能完全照搬大陆法系的职业教育模式。在当前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我国社会对法学人才越来越缺乏,我国法学教育模式的改革也势在必得。 1.提高教师使用案例教学的能力和水准 案例教学要求法学教师具有掌握司法案例的能力和水平,能够根据法学问题和社会发展选择具有“典型性”和“针对性”的案例,从而适合法学教学内容的需要。另外,在法学讲授的课堂上,法学教师在运用案例教学的时候,要具有掌控和引导学生对案例产生兴趣的能力,能够激发学生对司法案例分析和探究的兴趣和积极性,提高学生掌握运用法律原理,分析和解决实际案例的能力。 2.重视法学模拟教学的推广和使用 “法律的生命力始终不是逻辑,而是实践”。法律如果制定出来不出执行,不去规制社会经济秩序,保障社会权利,那么法律就会成为“死法”。因此,在法学教学中,要注重将死板的法律教活,这样法学模拟教学便应要求而受到广大法学教师的应用。因此,重视法学模拟教学,具体可以利用模拟法庭、庭审观摩等形式使学生置身于模拟和现实的诉讼活动,使得学生真正体验诉讼主体的角色和诉讼程序,进而掌握和理解模拟过程体现的法律精神和法律原理。 3.实行法学专业学生双导师制 法律是实用性的科学,英美法系国家的教师多数都是法官和律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能有效的促进实践和理论相结合。我国大多数教师没有司法实务经验,这对于学生法律职业素养的培养是很不利的,因此高校可以对法学专业培养采取双导师制度。具体来说,就是对现行法学专业教师侧重于对学生法学知识的传授,校外导师(法官、检察官、律师、企业法务人员)侧重对学生法律职业素养的培养。(本文作者:佟曾单位:沈阳建筑大学)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家对国际关系学科理论贡献 自1919年国际关系作为独立学科成立以来,它经历了92年的变迁,其中包括20-30年代的初创时期,二战之后的重建与美国支配时期(1945-1990),以及苏联解体后对国际关系重新认识的现阶段(1990-)。由于美国的学术理论与研究方法在该领域的影响近半个世纪,以致当今人们谈论起国际关系研究时,首先想到的是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摩根索(HansMor-genthau)、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家沃尔兹(KennethWaltz)、新保守主义代言人米尔斯海默(JohnMearsheimer)、新建构主义理论新秀温特(AlexanderWendt)等,甚至连国际关系学科也常被称为“美国学科”。可是对那些在国际关系学科初创时期有过重要理论贡献的国际法学者及其学术思想却论述甚微。其实,在第一代国际关系学者中多为知名的国际法学者和历史学者。 本文以20世纪20-30年代国际关系学科形成时期为背景,分析当时三位国际法学者诺尔-贝克(Phil-ipNoel-Baker)、曼宁(C.A.W.Manning)、劳特派特(HerschLauterpacht)关于国际关系的论述,旨在论证他们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内容、理念以及研究方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实际上,作为国家间行为的规范,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内容常为混同之形。无论从国际法学史还是从国际关系学视域,两者具有的共同点甚多,只是其着眼点迥异。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际关系学科的奠基之辈多有国际法学者了。然而,由于二战后的国际关系研究在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被武断地“科学化”、简单化,其结果导致了后来国际关系学者过于追求抽象理论的研究,从而忽视甚至歪曲了国际法与外交史在理解与研究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从此导致了国际关系学科陷入长期低迷的状态。这一现象值得中国学者和其他国家的相关学者们认真地反思和总结,以求推动和繁荣国际关系学科体系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给欧洲带来了空前的破坏,而且也使其部分地丧失了世界上的主导地位。随后,渴望避免再次发生此类战争演变成社会的要求,并推动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创建。不言而喻,对和平的普遍期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际关系学科初建时期的学术方向与研究方法。当时英国仍拥有世界上一流的海军和庞大的海外属地。此外,它的高等教育制度暨学术传统,包括对国际问题研究的理念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对国际秩序中的传统机制———外交、国际法、均势原则更有系统的理论体系与丰富的实践经验。〔2〕学术界普遍接受1919年英国创立了国际关系学科,而第一代学者开始探讨如何构建国际秩序并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宏观的视角。〔3〕由于国际关系研究产生的历史条件是在当时仍为世界近现代文化、教育重镇的欧洲,所以初创时期的奠基者多为欧洲学者、尤为英国法学者和历史学家。这一群体中较为影响的是伦敦经济学院(LSE)的诺尔-贝克、接替诺尔-贝克并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34年的曼宁,以及同在伦敦经济学院讲授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国际法学界新秀劳特派特。1919年,诺尔-贝克以英国首席谈判代表塞西尔(SirRobertCecil)的高级助理身份同往巴黎和会,他目睹了主权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在构建国际秩序问题上面临的困境。不久,基于他的外交经历以及长期从事集体安全和裁军问题的研究成果,诺尔-贝克被伦敦经济学院聘为首任国际关系教授(1924-1929)。他在相继出版的代表著《裁军》、《论国联的作用》中阐述了他对国际社会与集体安全的思考,这一论述曾引起摩根索(HansMorgenthau)等国际关系学者的重视。〔4〕的确,诺尔-贝克的教育背景很具国际化,这使他在看待国际问题时更注重国家间的了解与合作。不过,他在晚年谈到裁军时也曾伤感地说:“在人类已经成功地掌握了原子能技术、成功地探索了月球、成功地控制了某些险恶疾病的时代,如果裁军问题还是如此难以实现的话,那就意味着人类的未来是黯淡的。” 历史上,集体安全的理念与实践早已存在于国家间的互动中。就其性质而言,摩根索认为:“建立集体安全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由于没有执行国际法的权威机构,从而存在国际社会中的无政府状态。”〔6〕而诺尔-贝克强调,集体安全是在无政府状态存在的情况下,各国有义务以集体而非个体的名义维护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尊严,从而“让潜在的侵略者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必将面临世界其他国家———国际社会的反对。”〔7〕一战后,集体安全在欧洲被看作是“世界政府”的理念与现实中存在的主权国家体系之间的妥协。由于当时“世界政府”的理念被视为过于理想主义,而“均势政治”又在战后备受指责,因此,集体安全的提法似乎更为人们所接受;随之,也就成为战后欧洲各国谈论最多的议题之一。那么,什么样的集体安全才是当时自由主义理论家的期望?对此,诺尔-贝克指出:集体安全的目标必须是满足各国的安全需要,即带有普遍性,因为“一个不能消除战争威胁的集体安全机制是不可能解决任何国际问题的。”就思想传承而言,诺尔-贝克属于格劳修斯代表的欧洲古典自然法学派,他们相信国际法与集体安全最终能够取代国际关系中占支配地位的强权政治规则。他的思想与已故的国际法学家奥本海(Lassa.F.L.Oppenheim)和当时的法学新秀劳特派特的主张较为接近,即倡导国联发展成为集体安全机制的最高形式,并以国联公约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作为英国政府派驻国联的常任代表(1929-1932),诺尔-贝克建议各国政府遵循体现集体安全精神的国联公约。他指出,集体安全的意义在于各国政府能够、也应该一起探讨并解决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而其成功则取决于各国间的信任与合作。这种合作不仅要体现在移民、跨国税收、医疗卫生、万国邮政等社会问题上,更应该以集体安全来取代传统的军事同盟。诺尔-贝克的主张在当时有着广泛的社会认可,英、美乃至欧洲知识界、政界中不少人赞成国联公约应成为国际社会的法典,并将它独立于任何国家的意志,其最终目的是取代各国的国内立法机构。 然而,外交经历丰富的诺尔-贝克深知理念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别。生活于现实中的国家通常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安全,故集体安全的首要任务是使“排他性”的国家利益具有“兼容性”和“共性”。这样才有可能促使各国相信:构建国际社会并使其制度化是实现各国的共同利益———集体安全的必要条件。为此,诺尔-贝克主张在和平时期就应当制定一个全面可行的裁军方案,以落实国联公约第8条规定的,“普遍裁军计划将由国联委员会起草,其成员国须承认该举措为维持和平之必要。”〔10〕近代历史上,欧洲思想家孟德斯鸠、康德等人早已指责过军备竞赛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例如对经济资源的挥霍以及在民族心理上产生的恐慌。1899和1907年相继在海牙召开的国际裁军会议,更是旨在消除大国间的军备竞赛以及必然产生的恶性后果。但是,由于国家间的合作不甚理想,上述理念和实践并未能真正消除普遍存在的“安全困境”。针对30年代中期出现的军备竞赛及其导致的国际困境,诺尔-贝克这样写道:“当一国开始在与他国对抗(rivalry)中武装自己时,新一轮的扩军便会出现。首先是这一方,而后是另一方。国家间的对抗情形还会导致军事同盟的形成。同盟各方必然会不断地怀疑对方想要实行军事打击,或者是正在发展超越捍卫自身的实力,于是便力图重新调整彼此间的力量对比。欧洲国家应该明白,正是相互对抗才致使他们陷入战争的灾难;各国实行的自我防卫的军事准备摧毁了他们苦苦追求的和平。”〔11〕诺尔-贝克的集体安全理念是战后欧洲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鉴于1919年后的欧洲均衡政治已无法通过自发调节来维持和平,集体安全则取而代之、并受到了欧洲社会的普遍重视。新诞生的国联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临时性组合,其实质是为了遏制未来敌人的潜在联盟。后来,马丁•怀特(MartinWhite)的观点十分接近诺尔-贝克的这一看法,他们把集体安全定位为国际社会的联合防御体系,并分别在1936年和1946年提出,集体安全意味着它最终成为国际安全组织的基石。同样在裁军问题上,诺尔-贝克与怀特也先后主张各国接受裁军以表示对未来国际社会的高度信任,同时呼吁《国联公约》第8条应对各国发展军备予以法律上的限定。的确20-30年代要求裁军的呼声高涨,各国政府不得不举行多次谈判并签有条约;其中包括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的《四国海军条约》、1927-1934年间的国联裁军计划和筹委会的建立,这些都反映出当时国际社会致力于裁军的努力。为此,诺尔-贝克、劳特派特与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齐默恩(AlfredZimmern)、汤因比(ArnoldToynbee)等统被称为自由主义理论的代表。 但凡一个新学科的建立都应该有较为明确的教学体系,其中包括课程设置与相应的研究方法。国际关系研究也是如此。深受一战后欧洲渴望和平与避免战争的影响,诺尔-贝克积极推动了国际社会对集体安全与裁军的关注。毫无疑问,它们均是当时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同时也是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安全关注的核心议题。但是这也表明诺尔-贝克的研究方法仍然袭用传统的历史学和国际法来解读20世纪、特别是一战后的国际问题。〔12〕这就很难给这一新生学科定位,即它属于传统的人文学科还是社会学科,因为这涉及到该学科的研究方法与发展方向。为此,学界认为诺尔-贝克的继任者———查尔斯•曼宁则是提出国际社会为国际关系学科研究对象的第一人。〔 曼宁1894年出生在时属英帝国自治领的南非,那里仍实行着严格的“种族隔离制度”。年轻时的曼宁深受影响,并接受这一制度是“文明的西方对非文明的非洲土著人文化的保护”。〔14〕他甚至在民族解放运动方兴未艾的60年代依然为这一制度辩护。不过,曼宁在种族问题上的偏见并没有妨碍他对国际关系的兴趣。他在南非完成大学学业后,获得了罗兹奖学金(RhodesScholarship)前往牛津大学攻读法律(1920-1922)。毕业后,他被派往日内瓦担任国联首任秘书长迪拉芒(JamesE.Drummond)的助理。在此期间,曼宁参与了处理战后海外殖民地的托管事务(Mandatesystem)。这六年的工作经历以及他对国际事务的理解促使曼宁支持国联的作用,并一直关注这一新创立的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与发展。1928年,他先是受聘于牛津大学,但不久转往伦敦经济学院接替了资深的国际法学者、国际关系教授诺尔-贝克,并在那里执教至1962年退休为止。曼宁属于第一代国际关系学者中从事教学时间最长、最早探求国际社会的学者。据菅波英美(HidemiSuganami)追忆,他是第一个潜心把国际法中的国际社会理念扩大到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并借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国家间的问题。〔15〕与同时期的其他学者,如齐默恩、诺尔-贝克、卡尔(E.H.Carr)等人相比,曼宁的理论贡献主要是他把国际社会明确定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概念,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体系。他在研究国际关系时强调不能忽视国家间的外交承认与均衡政治的作用,但更应该关注国际法体系与集体安全机制的构建。〔16〕显然,曼宁的学术论述体现了西方政治思想的传承,也反映出当时流行的自由主义政治倾向。〔17〕因此有人认为,曼宁的学术思想源于其法律的训练和对欧洲文化的理解。他本人也坚持,在理论与实践上,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必须受到国际法与集体道德的约束。〔18〕这一观点显然来自他本人的信念和在国联的实践,同时也还深受英国近代法学家奥斯汀(JohnAustin)的影响,即国际法体系虽然缺少“宪法”特征以及强制的执行手段,但它毕竟能够在主权国家间的互动中促进稳定、规范和安全。〔19〕1962年曼宁在退休之际,完成并出版了其代表作《国际社会的性质》一书。其中收录了他对国际关系、特别是如何构建国际社会的思考以及他30年来的教学总结。回顾与探讨曼宁的学术观,我们不难发现他对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贡献是具体而有远见的。首先,曼宁十分重视国家主权与国际法原则之间的兼容或和谐。当面临如何解释二者可能出现的冲突时,他则从社会学的视角考虑构成国际社会的基本准则、国家身份认同,其中包括国际法在内的国际环境的变化所产生的后果。曼宁认为,国际法应该是整个国际社会成员相互遵守的行为准则,而非超越主权国家之上的法规。正如法泰尔(EmerichdeVattel)解释的那样,“如果没有规范各成员国之间的法律体系,也就没有所谓的社会。这是因为法律只能存在于具体的社会形态中。”〔20〕在国际关系理论层面,曼宁坚持主权国家、国际社会和国际法规的三重关系;并认为他们虽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只有将其一同使用才能够理解国际关系问题的本质。〔21〕曼宁分析了主权国家的性质,并认为由此构成的国际体系是一个独特的现象。这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超国家的权威能够提供给各国必要的安全或约束;同时也正是主权国家的存在才构成了国际秩序的前提。为此,曼宁把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建立在两个假设上。首先,无论是君主国还是共和国,其实都是由人来制定国家内外政策的。在国家的互动中,各国政府不仅必须考虑到它们的名声和信誉,而且更会以体系成员的身份进行交往。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国家政府拒绝获得外交承认和必要的援助。其次,主权国家通常在一定程度上自愿接受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约束;这与股票市场的游戏规则差不多。〔22〕因此,纵观欧洲国家体系演变的历史,当前的国家虽为主权实体(sovereignentity),但其性质不应与国内君主(sovereignperson)相混淆。曼宁认为,主权国家的对外权限仅仅指它在缺少“超国家治理”时拥有独立的、不受外来干涉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主权国家或君主可以在国际上同样行使其在国内政治中享有的最高权利。在国际交往中,国家只能在受到国际法原则制约的同时,享有所规定的权利与义务。说到底,国际关系需要一种共同接受的社会准则(socialnorms),才能保障整个体系或秩序的平稳运转。〔23〕对此,他明确强调国际关系的教育对象应该是包括民众在内的国际社会,特别是国家政府所应该承担的集体责任。〔24〕曼宁的学术理论对国际关系学者、特别是“英国学派”成员,如布尔(HedleyBull)、詹姆斯(AlanJames)影响颇深。他们坚持国际社会已经存在,并解释它实际上更多地是存在人们的共识以及相互遵守的国际法规中。例如,那些来往于国家间的外交官员、跨国企业人员或者是穿梭于国家间的文化艺术人士。〔25〕尽管目前国际社会在功能上存有问题,但它存在本身则表明,人类有责任去思考如何构建一个基于法治、道德与合作的世界秩序。 与诺尔-贝克、曼宁直接从事国际关系教育的经历不同,劳特派特则是位国际法学者兼律师。虽然他未担任过国际关系教职,但却一直心系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特别是劳特派特在思考战后国际法与国联的作用时,往往会从构建国际社会的视角进行探讨。如果用学术成果和影响衡量的话,国际关系学者———从卡尔、摩根索到曼宁、布尔———都会提及或引用劳特派特的观点。1897年8月16日,劳特派特出生在奥匈帝国的加利西亚省(今属于波兰)。他在维也纳大学读书的岁月恰逢一战期间;虽然劳特派特的天资与勤奋让他荣获法学和政治学博士学位,但是战后奥匈帝国的解体、以及中东欧出现的社会动荡迫使他和一些同代人前往社会稳定、学术氛围宽松的英国。1923-1937年间,他先在伦敦经济学院做访问研究;然后得到了讲授国际法的教职(但1938年转入剑桥大学)。1933年劳特派特出版了他长期研究的《法律在国际社会中的职能》一书,并于1935年在日内瓦国际关系论坛上发表了题为“国联公约对国际法之影响”的报告。这时期完成的学术成果基本上体现了他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及其学术思想。〔26〕从学术传承上讲,劳特派特属于维也纳学派(theViennaSchool),即反对国家主权至上并否认国家意志创造法律之说。就像该学派的创始人凯尔森(HansKelson)一样,他认为全部法律应该归纳于一个体系,在其最上端为国际法;而它的效力溯源于一个“最高的规范”或称“原始规范”(normeoriginaire)。〔27〕劳特派特本人通过考察国际审判案例的历史轨迹,来论证国际法是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以此增进法律在国际社会中的实效性。他实际上一直以此作为从事国际法所肩负的使命。劳特派特当时已开始思考国际人权与国际法庭的作用,并视其为研究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他二战后出版的《国际法与人权》一书是这一领域里的早期成果。〔28〕深受20-30年代集体安全与裁军呼声的影响,劳特派特主张国联必须在未来国际社会中扮演一种“超越主权国家”的角色。他写道“国联公约应该是整个国际社会的法律基石并独立于或超越国家的意志。”〔29〕这是因为《公约》的核心理念是通过集体强制措施来执行和平解决争端。为此,劳特派特与齐默恩、曼宁等人极力反对把国联变为各国政府代表定期会晤的国际会馆而非有实际效果的国际组织。他试图从国际法的视角理解国际关系、特别是国联的性质与作用。 鉴于当时国联的使命是“维护和平与推动国际合作”,他努力提高这一国际组织的权威以及赋予其权威的合法性。而国联公约在事关主权国家传统的核心利益上应该具有束缚某些国家权利的权威,这就要求《公约》须有相应的执行力度。劳特派特倾向把《国联公约》看作是一种强制性的法律体系,以代表国际法体系上的根本性变革。〔30〕他在曼宁主编的《和平转变》一书中写道:“如何使国际法在国际社会中‘和平转变’成一种有效的机制,答案只能是各国政府需接受国际法规定的责任职责,并承认由国际组织做出的对国际法的裁决或修改。”〔31〕如果我们分析劳特派特思想的话,会发现他实际上相信国际冲突不是来自人类的邪恶或国际体系本身的不健全,而是来自国际法律机制的不完善或者说国际法缺少应有的“实效性”。因此,这里包括建立一个真正意义的国际法庭,因为它是“维护国际和平正常机制的必要条件(sinequanon)”。〔32〕显然,致力于国际法研究的劳特派特一直坚持“条约必须遵守”(pactasuntservanda)这一欧洲古老的惯例,而任何国际秩序的“破坏者”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问题上,劳特派特与格劳秀斯、卡尔森、特别是他的学术前辈奥本海一样认为,国际社会与其受约束的成员国之间关系的法律是存在的。他坦承地写道,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需要不懈的努力和长远的眼光,如果国际法不能“变革”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就很难为国际社会的治理做出理论与实际的贡献。〔33〕这一观点对当今国际关系学者而言仍然值得深思。劳特派特的学术思想得到学界、包括当时自由主义学者的认可;不难理解也同时招来了指责。历史学家卡尔对他的抨击最为严厉。作为当时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言人,卡尔对齐默恩、诺尔-贝克和劳特派特等人观点的批评,主要是认为这一群体对国际政治现实报以盲目乐观,并且分析方法上多有纰漏。在20-30年代的不稳定期间,这种态度会导致极其危险的后果。可是,卡尔对上述学者的批评显然带有很深的误解。正如劳特派特所言,双方的分歧实际上来自对问题关注的视角不同,即目前的危机处理还是长远的理论探究。 劳特派特的理论体系形成于1938年慕尼黑协议签订之前,当时他对国联的信心主要来自三个层面。就欧洲近代历史发展而言,这一国际组织是欧洲外交体系长期演变的结果,即从国家间的冲突发展到相互制衡;再从19世纪的大国协调演变到20世纪初提倡的集体安全。因此,集体安全意味着主权国家分担共同的责任与义务,这是国联存在的核心基础。就国际舆论而言,国联是由新崛起的美国、特别是威尔逊总统提议、并由巴黎和会批准成立的国际组织。劳特派特相信20世纪的国际趋势只有一个可能的方向,那就是推动各国间的普遍合作与磋商而非抗衡。国联是集体合作的形式,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同盟;因此它没有明确的假想敌,只是根据国联公约第16条规定,“所有成员国家有义务对进行侵略国家予以各种可行的制裁;其中包括授权国联统率其成员国的军事力量去恢复现状”。〔34〕就现实利益而言,一战中暴露出来的残酷性、破坏性,让当时有识之士意识到,任何国家试图通过战争手段来追求排他性的国家利益,到头来必然是适得其反。同时,劳特派特也表示,法律对世界和平虽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并不是万能的。 可是,鉴于欧洲仍处于战后的痛苦中,他相信,只有当各国政府与人民意识到他们的职责是维护国联,并通过这一国际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公正的国际秩序时,这种痛苦与迷茫才有可能消失。国联的使命在于不仅要防止世界战争,而且要努力消除未来所有的战争。〔35〕他支持设在海牙的国际法庭,并期待通过国联与国际法来处理国家间的关系。如果能实行的话,这将意味着各国最终会迈向一个稳定、公正的国际社会。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劳特派特并未忘记,没有实力保障的国际秩序只能让侵略者产生错觉,有效治理无政府状态必须拥有“世界警察”的能力,当然也需要各国认同的道德准则和法律。为此,他希望国联成为一个真正有效、公正的国际组织,诚如英国政治家索尔特(ArthurSalter)指出地那样,国联将应扮演一个“抗击未知敌人”的永久性的潜在联盟。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科教学若干疑问思索 摘要:本文从目标的确立和兴趣的激发、教学风格、讲授方法、内容设计和因人而异以及爱国主义情愫和思维方式的培养等方面对国际法学科的教学特点和规律以及经验进行了初步探索和思考。 关键词:国际法学;教学;思考 自改革开放恢复法学教育以来,国际法学科在许多高校本科阶段更不用说研究生阶段划分为三个专业细分为众多方向,后经教育部调整为一个专业(即大国际法学)三个方向(原先的专业变为方向)。笔者曾较长时间从事过国际法学科诸多课程的教学,后集中到国际法,加上现已转入新的领域,所以,有必要对这一教学旅程予以总结,并有助于探讨和求教于同仁。作为教研论文,又限于篇幅,不得不对写作目的予以限定:一,围绕教学效果和教育质量这一中心;二,紧扣国际法学科教学的应有特点和规律;三,突显个人特色和风格。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必须着重体现和把握好以下方面: 一目标的确立和兴趣的激发 教好一门课就要善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其明确学习目标。在目标的确定上,笔者注意因人而异,定位实际。对大部分学生来说,达到本科教学程度即可;对少数有志于外交外事工作和考研学生(包括报考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者),适当加宽、拓深其知识,并介绍外交工作的重要性、特点和优势等。因为外交部是一个大部包括其所辖驻外使领馆和国际组织代表,另外国务院其它各部委局和金融机构均有条法司以及省市外事部门,而进入这些单位的大都须是国际法包括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专业的研究生才有可能。在兴趣引发方面,笔者注意以下几点:(一)强调学习这门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客观澄清并明确强调国际法的性质;①国际法是有别于国内法的一个丰富而独立的法律体系,仅具有国内法知识而缺乏国际法知识则于法学本科生知识结构不完整;它是学好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的前提和基础,因为后者孕育于前者,它们的一些基本概念、原理和制度具有相通性,前者对后者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对学好国内法课程的作用也不可小觑,因为国内法各部门几乎都有相应的国际法律制度的存在,主要表现为条约形式,有些更健全和超前,两者紧密相关;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信息网络化时代,国家间交往和人员往来更加频繁,“地球村”和“世界公民”概念渐显,涉外事务、涉外案件日益增多,缺乏国际法知识将难以正确应对和处理;国际事件频繁发生,常见诸于报端等媒体,对其正确认识和评价非运用国际法知识不成。因此,学好国际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科学、全面和宏观的思维方式。(二)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授法,注意生动形象性,既有助于学生对比较陌生的国际法概念、原理和知识的理解和接受,又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此点下文再议。(三)时常穿插国际时事点评,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有助于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此点下文再议。 二符合学科特点的气质、风格和语言特色 教学风格和语言特色因人而异,但也会因学科而有别。国际法在内容、适用范围和运用人员上不大同于国内法,主要适用于外交场合,大都由专门外交人员运用。这一专门职业群体形成了其特有的气质、风格和语言特色,主要体现为端庄、整洁、潇洒、大度、严谨而又不失洒脱、轻松之风,外交辞令具有不同于其它场合辞令特色,具有专业性、特定性、严肃性而又不乏技巧性、轻松感和特有魅力。所以,笔者在教学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适当体现和保持这种特有教学气质、风格和语言特色,既体现了学科特点,又增强了教?42?学魅力。 三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解法 鉴于国际法概念、理论和制度于学生比较陌生,更难领会,笔者注重采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解法。既有助于学生理解和接受,又增添了生动性和形象性。例如,对“主权”概念(乃国际法最基本概念,可谓国际法基石)的诠释,将其概括为“六性”,这样不但便于学生理解,而且使其印象深刻;在讲解“斡旋”、“紧追权”、“国际法上的承认和建交”、“国际习惯”、“反报和报复”等概念和制度时,笔者联系到朋友关系的处理等日常事例;在讲解国际法的特征(即与国内法的区别、外交特权与豁免和领事特权与豁免包括外交职务与领事职务及其任职资格和履职时间等理论和制度时运用对比分析法,辨析其异同,虽打破了教材体例,但易于学生把握,使学生记忆深刻;在分析国际法特征、领土组成部分、海洋区域划分、大陆架划界等内容时,则利用图表予以展示,增强了直观性,自然使学生易于领悟,印象颇深;在讲解安理会强制解决国际争端的程序和方法等制度和概念、理论时,结合一些典型案例进行:例如,对利比亚因“洛克比空难案”的制裁,对南非曾推行种族歧视和隔离政策的制裁,尤其对伊拉克因发动对科威特战争的制裁全面展示了安理会职权特色。另外,还有“中美撞机事件”、“美炸毁我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等。这样便于学生清晰理解,全面掌握所学知识点并学会学以致用。对于颇难理解的联合国国际法院诉讼管辖权类型,笔者撇开教材用语,用自己的话予以概括,使学生一下子抓到了问题的精髓,吃透关键;在讲解“缔约权”和“缔约能力”等概念和原理时,适当结合已学的有关国内法概念和原理对比进行,既使学生融会贯通,又使其理解得快。 四联系时事,穿插点评 理论讲授若脱离实际,不仅枯燥无味,而且听者难以领会,印象不深,所以,法学课大都注重联系案例和事例。笔者时常联系国际时事,穿插点评,不但活跃了气氛,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而且加深了学生对所学知识点的理解,有助于培养学以致用之风。例如,笔者在讲领土主权、海洋法、国家管辖豁免制度、国际责任法和国际航空法时就联系到“中美撞机事件”;“美国炸毁我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就涉及到外交关系法,国际犯罪和国家责任法;伊拉克发动的吞并科威特战争,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先后发动两次对伊拉克战争以及联合国对伊武器核查就涉及到国际法基本原则、战争法规、安理会解决国际争端的职权、程序和方法、战争犯罪、国家责任法、单边主义对联合国和国际法的挑战以及有关禁核包括其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际习惯法规则;巴以冲突和各种国际恐怖主义事件就涉及到国家领土法、民族自决权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法、安理会和国际法院的职权、国际刑法、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新威胁———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以及国际合作反恐机制的建立等;“前南刑庭”和“卢旺达刑庭”等就涉及到安理会职权、武装冲突法、国际人道主义犯罪和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管辖权等国际刑法问题,尤其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对有关国际法和国家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例如对国际刑法、武装冲突法、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组织法和某些国际习惯规则(如“条约相对效力原则”等)以及美国和中国的立场和态度。再如,中越北部湾划界,中越、中国和南海邻近岛国关于专属经济区、捕鱼和油气资源开发以及某些岛屿领土之争的协议和谈判,东海大陆架与日、韩划界问题,钓鱼岛事件等就涉及到领土法和海洋法;“10+1”和“10+3”、APEC、上海合作组织就涉及到国际组织法、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反恐等问题等等。 五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的设计 鉴于国际法内容丰富繁复,已有十几个部门法,几乎每一个都可独立成科,又受限于学时,所以,不可能面面俱到,平均使用力量,而应进行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的设计。笔者的设计标准主要有:是否紧扣学科特点;是否达到本科教学程度;是否照顾到绝大部分学生的要求和兴趣;是否能更多地联系本国和本地实际;其制度是否足够健全和成熟;是否能更多结合国内法现实;是否适当顾及自我优势和特色;其难易程度是否具有时代性。因此,笔者将具有统领各部门法作用的基本概念、原理和理论即“总论”部分作为重点予以详讲;另外还包括:海洋法,因为海南省是全国最大的海洋省;条约法,因为它乃国际法最主要的渊源,各部门法包括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都离不开它;国际争端解决法,因为它有助于学生学以致用,正确认识和评价国际事件,另外具有触类旁通于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之用;国际组织法,因为国际组织众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早已成为国际法的又一大主体,预示着人类组织化趋势以及我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国际人权法,因为其中包含着众多人权规则和刑事诉讼基本准则,而这些正是我国目前大力提倡且有待完善的地方;外交关系法,因为它有助于鼓励有志于外交外事工作和考研生的积极性,同时有助于学以致用,以之评判国际关系,另外,运乎处世为人也有相通之妙;主权和国家管辖权,因为主权是国际法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概念,国家管辖权的行使具有经常性和现实性且与他国易生冲突,这就涉及到如何妥善处理的问题;国际习惯,乃国际法的特有渊源且不大好理解,所以,应当详讲;国际知识产权法,乃国际法的一个新型部门法,在知识经济时代意义重大,知识产权在我国已上升到战略高度,也是我国比较落后的制度,所以,也安排为重点讲解内容。非重点和略讲的部门法和内容有:外层空间法,因为相对离现实较遥远且其制度尚未健全;国际法中的居民法,因有些内容也属国际私法范畴;战争法,和平和发展已成时代主流;国家的构成及其类型,已为有关国内法所包括且易于理解等。对于这些非重点和略讲的部门法,主要由学生根据兴趣自学。 六量体裁衣、因人而异的点面平衡 学生的基础和理解力参差不齐,学习兴趣和动力也存在差异。因而,在教学中,都应当注意量体裁衣,因人有别,因材施教,点面结合,综合平衡,无论是内容的安排,还是方法的设计以及语言风格。这里关键是点面关系的处理,就本人体验,所谓面就是绝大部分学生的水平、要求和兴趣,这是需要首先照顾的。于他们千万不可高估和拔高,而应专注于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即可。对他们,教师应不厌其烦,耐心细致,反复强调,语速舒缓。否则,难以收到好的教学效果。所谓点就是极少数基础较好,感受力较强,学习用功,立志较高(例如准备报考研究生包括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以及树立其它涉外志向等)的学生,于他们可适当拔高要求,即适当拓宽、加深其知识面,同时语言简洁、轻快,少重复。但点的照顾只能放在其次或通过单独辅导补之,否则教学效果难优,因为忽略了多数人利益。另外,还有对学生的亲和力等问题。这些都是需要注意和改进之处。 七爱国主义情愫的培养 国际法主要是调整国家间关系的法,自然言必称国家,?43?因而也就是最宜于寓爱国主义教育于教学中的一门课程。培养爱国主义情感于国家和学生都十分必要和重要。目前,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弱国无外交”已成历史。但是,我国在国际生活中发挥的影响和作用与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大国地位还很不相称。我们正在走和平崛起之路,这就需要薪火相传的青年一代满怀爱国热忱努力学习,掌握本领,为国家的更加富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我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而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直接从事国际事务的人,更应时刻注意维护国家形象,运用好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同时为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人类共同事业发出中国最响亮声音;不直接从事外事工作的人,也不要小觑自己的工作与国家利益和前途的关系,应认识到自己的工作也是在为国家利益和前途添砖加瓦,也体现着爱国主义精神。同时,我们要有大国民意识,在涉外场合,要表现出大国民风范。爱国是一个国民或公民应具备的基本品格,就如同儿女爱母亲一样。在目前市场经济环境下,爱国情操的培养更应从青年学生着手。基于上述理念,笔者在教学中时刻注意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愫。例如,在讲国际法史和条约法时,近代中国“无外交”,不懂国际法或无权运用国际法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被迫接受含有“割地、赔款、领事裁判权、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等反动国际法原则和制度的不平等条约,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中国积弱积贫;在讲国家的构成要素时,笔者就联系到其它国家国民的爱国意识和表现……,我国历史上主权和领土残缺的屈辱事件……,引用“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只要我能活到九七年,我就要到回归的香港去走走”———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执著的爱国情怀……等;在讲外交关系法时,联系美国炸我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青年学生如何正确地表达爱国情感;在讲到国家领土法、国际航空法、海洋法、国家管辖豁免法和国际争端解决法时,联系到中美撞机事件,也涉及学生如何正确表达爱国情感;在讲领土法和海洋法时,结合南海诸岛有关领土纷争、钓鱼岛事件和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有意识引发学生爱国热情,甚至联想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部影片———“西沙儿女”(“西沙保卫战”)中的主题曲“美丽富饶的西沙,我可爱的家乡”;在讲外层空间法时,联系到“神州五号”圆飞天梦和航天英雄杨利伟;在讲国际法的居民法中的无国籍人和海洋法中的“方便旗”时,在讲武装冲突法中的战争法规和日本遗留在华的“毒气弹”事件以及中国民间因侵华战争受害向日本政府索赔诉讼时都自觉引发学生的爱国激情,联想到母亲、祖国之意,等等。另外,设有专题讨论:引导大家思考探讨在和平崛起,靠自身力量实现祖国的腾飞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时代,青年学子应肩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我们的爱国思想应如何确立,爱国情感应如何培养和表达,爱国行动如何表现等。如此寓爱国主义教育于知识传授中,引起学生的极大共鸣,更直接、生动地引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意识、爱国情操和爱国理念,从而使他们心中时刻装着祖国,进而为国奋发。 八思维方式的培养和为人处世之道的感悟 科学、正确的思维方式和习惯与通达、合宜的为人处世之道于青年学生的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而这可从国际法的学习中得到培养和感悟。国际法是放眼全球,适用于世界的法律,所以,通过学习国际法有助于学生养成登高望远、放眼世界、立志高远的宏观视野和思路。国际法与国内法具有密切联系(几乎所有国内法部门均有相对应的国际法律制度,国际法所涉范围上至外层空间,下至海床洋底,几乎包括了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这样,可以有意识地培养学生习惯于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即将国际法和国内法结合起来进行学习、观察事物\思考问题、钻研和写作的思维方式,而这才是符合时宜的全面和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观察视角。如果仅仅将目光局限于国内,则不仅思维单一、视野狭窄,而且难以知识全面,有所创新和突破。因此,笔者在教学中总是注意引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例如在讲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理论、各部门法和论文写作时,都适当联系有关国内法,结合国内层面事宜。国际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国家间关系(即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和人际关系有许多相通之处;作为国际社会主体的国家和作为国内社会主体的个人也具有相同或类似的思想、秉性、风格和情感,可以概括为国家性(民族性)和个人性(个性),它们都是法律人格者,只不过前者可拟制为活动于国际社会的抽象的“人”。那么,通过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和把握,就可获得一些为人处世的启示,感悟其真谛,从而触类旁通,有助于正确、合理地运用于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例如,曾被誉为“日不落”帝国的大不列颠被其后裔美国取代,这体现了后来者居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律,日韩与中国有类似之处。美国在当今世界的声音最响凭借的是其强大的综合国力,所以,青年学子想要今后于国于民于己有所作为,就必须充实自己、增强实力、提高自己、完善自我,具有真才实学。因二战惨败以致几乎一片废墟的日本和德国短短几十年一跃而为世界经济强国,启发我们在逆境中要心中充满太阳,卧薪尝胆、励精图治、韬光养晦、积蓄力量,同时注意从自身实际出发,扬长避短,敢于和善于学习和借鉴他人之长;国际纠纷的处理最提倡用和平方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营造安宁、友好的周边环境和良好稳定的国际局势有利于国家建设和发展,于不同类型的国家(大小、强弱、贫富、远近、特征和与其历史现实关系等)和事件采取不同的外交政策、对策和行动(总方针是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务实,包含着丰富的外交智慧),对我们理性、友好处理人际矛盾,与人和睦相处,营造良好氛围和适应环境,培养原则性和灵活性不无启迪;国际舞台往往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凭实力说话,均势打破又平衡,力量对比常转换,这启示我们要有竞争意识。尤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接受和遵循优胜劣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律,培养坚强意志和善于平衡、调适和重塑的良好心态和习性。当某国遭遇灾难,他国出于国际人道主义往往施以援手,我们的人际关系中不也应提倡助人为乐,同情弱者,援助弱势吗?国家人格和尊严不容侵犯,我们个人也要注意维护自身尊严,切不可为贪图名利而置人格和自尊于脑后,而应自尊自爱;国家利益是国家考虑国际事务的出发点,但同时有责任的国家也还要为他国、国际社会和人类的共同繁荣和发展作出本国的贡献,这启示着我们个人在实现自我时还要兼顾他人、社会和国家利益并对之有所贡献,就是所谓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之理,否则就会陷入极端个人主义泥潭,自然也难以有利于自己的全面发展。外交场合,国际关系中充满着礼仪规则,十分讲究外交礼节,同样,我们人际关系中亦应以礼相待,文明交流与合作。相反,粗暴、盛气凌人、无礼不但于事无补,而且会引发矛盾和问题,等等。因此,通过国际法教学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科学全面的思维方式和通达、合宜的处世为人之道将会大有裨益,并能使其受益终身。因此,不能不说国际法是最适宜于寓教于乐的学科之一。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研究论文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别争端解决机制这两方面没有得到满足。②因此在该文本的基础上,1994年,“乌拉圭回合”顺利结束并达成了《关于履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该协议为WTO现行的反倾销法。它是WTO法律框架中非关税壁垒的多边协定中的一部分,为WTO的各成员国制订了一个总的框架。同时,它也进一步放宽了反倾销措施适用的条件,扩大了反倾销法适用的范围,增强了国际反倾销的透明度、预见性和可操作性。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肯尼迪回合和东京回合达成的反倾销协定只对签约国产生效力,它是作为WTO众多多边协定中的一个而存在的,对WTO全体成员国都有约束力。其影响力要比以前的反倾销协议大得多。显而易见,《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成就。 (二)我国反倾销立法概况 自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实施生效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反倾销法律制度。该法第30条明文规定了中国的反倾销规则,即“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出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成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或者阻碍。”其第32条规定:“当发生上述情况时,国务院规定了有关部门依法做出调查,并做出处理。”上述规定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规定几乎一样。1997年3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该条例将反倾销实体法和程序法集于一身,对于从申请、立案开始到终裁,征收反倾销税为止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均作了相应的规定,为我国的企业针对外国产品的倾销提起反倾销诉讼,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此外,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产业损害裁定听证规则》,该规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的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在反倾销和反补贴程序中组织的产业损害裁定听证。它较全面、系统的规定了产业损害裁定听证的原则及当事人、听证主持人、回避以及听证程序等问题。③但这些法规与WTO的有关基本原则仍然有不尽符合之处,因此,2001年11月26日我国又颁布了新的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废除了97年《条例》中的有关反倾销的规定。该法律是参考国外发达国家和世界贸易组织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定而出台的,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再商榷,以便更好的保护我国工业的发展。WTO的成立,尤其是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的签订,对世界各国的反倾销立法都起了推动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间,又才迈进WTO大门,如何运用WTO法和与WTO接轨直接关系到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得失。同时,我国正承受着倾销和反倾销的严峻现状,这些都对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WTO反倾销规则及对我国立法的约束 WTO是世界上一个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其宗旨是为了保护世界贸易自由化以实现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增加,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实现这一目的的办法就是通过互惠互利的协议,导致各成员国大幅度地削减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取消的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WTO实施了一系列的保障机制:〈一〉世贸组织规则的透明度要求它要求各成员国应迅速公布有关法律、法规等,无法公布时,必须提供公众可以获得的条件。旨在使各成员国及贸易者对成员的法律、法规、司法判决、行政决定及相关的其他国际协议有充分及时的了解和熟悉,为贸易机会提供可靠性和预期性。〈二〉通知要求其要求成员国向世贸的有关机构通知其法律法规的情况,通知要求进一步促进了成员法律法规的透明度与世贸规则的一致性。通知的事项既包括现有的规定,也包括对现行法律规章的修改和新颁布的规定。〈三〉贸易政策评审制度该制度是“乌拉圭回合”中达成的新协议。贸易评审机构每隔一段时间对成员的贸易政策进行审查,审查的频率依据成员的贸易量确定,贸易政策制度是确保透明度和一致性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虽然评审结果和提出的建议对被评审方没有约束力,但该制度提供了一个监督和反馈的机会,有助于其他成员利用争端解决程序提出指控。〈四〉争端解决机制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制度是保证成员的国内法律法规与世贸组织规则要求一致的最有力的措施和制度。争端解决制度将成员间的贸易争端解决置于多边制度的约束之下,成员在寻求解决违反义务和利益损害途径时,应诉诸并遵守争端解决体制的规则和程序。对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和建议,申诉方可请求赔偿或要求争端解决机构授权中止对有关成员的减让或其他义务,甚至采取“交叉报复”的手段。 世贸组织协定是各成员机构依宪法程序正式批准的国际条约,各成员国的立法机构在批准这一协定时也应承担使国内立法同世贸规则接轨的义务。任何国家的经济立法与世贸规则相抵触,就可能被裁定违背世贸规则并受到制裁。《世贸组织协定》第16条第4款明确规定:各成员国应保证其法律、规章与行政程序符合附件各项协议规定的义务。这也表明世贸组织成员有义务使其国内立法与世贸协议相一致。④ 我国加入WTO后,可以享受一系列权利,但同时,我们也要承担相当的义务。而在法律上,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使我国法律法规和WTO的系列规定不相抵触。人们常常把国际法称为“软法”,因为国际法的遵守主要是通过国际社会舆论形成的,依仗人们内心的信念、道义力量来实现,是一种不确切的规范。此外,各国为了彼此尊重,交往方便和友好合作,往往相互之间也采取各种国际礼让。但这些一旦与某个国家的实际利益相抵触,那么利益至上的原则,就会阻挠国际法效力的实现。同时,当事国也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就这一方面而言,它不像国内法那样具有强制实施的保障和有力措施,确实是“软法”。但实际上,从上两个世纪以来,国际法一直在作为国际交往中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则而不断发展的。各国不但通过其议会和政府宣示愿意遵守作为国际行为规则的国际法,而且各国为了使国际法更好的在国内有效的加以适用,不是采用“转化”的方式使国际法变成国内法的具体规则,就是采用“并入”的方式直接在宪法里承认国际法的效力。我国的做法就是“转化”法和“并入”法兼用。我国的宪法虽然没有就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和地位做出一般性的规定,但在若干部门法中已为此设有专门条款。如《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中规定: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我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此外,为了履行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还制定了一些专门条例,以便将国际法“转化”为国内法。我国为履行有关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的两个维也纳公约而制订的《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和《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⑤显然,我国是遵守国际法的规定的。WTO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其制定的规则也是我国所尊重和执行的。实际上,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采取相应的立法措施与建立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的法制目标是相一致的。只是加入WTO对我国现行法律的修订、补充提出了更快更全面的要求。 中国在改革不断深化之际,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长期实践中,已深刻的认识到了反倾销法的必要性:1、自从1948年总协定文本的生效以来,反倾销措施已被现行国际贸易制度确认为一种合理合法的保护国内相关产业的手段。2、反倾销法作为维护国际贸易秩序,保护国内产业的一种合法手段,与其他同样被认可的反补贴法、反托拉斯法、保障条款等相比较,有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3、反倾销法的实施可以有效的防止和消除倾销造成的侵害。它使进口商品在没有倾销性影响的前提下,进入中国市场。使进口商品真正体现市场价格,参与市场的公平和正当的竞争。4、在反倾销生效期间,进一步提高中国企业自身的竞争实力。客观上,国外进口商品因其被征有反倾销税,而不得不提高产品价格。这对倍受损害的中国国内产业来说,给了它们一个喘息和调整的时机。⑥ 三、完善我国反倾销法的建议 《反倾销条例》的出台,是顺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我国加入WTO后对我国法律逐步进行修改的一个方面,是我国立法技术不断提高的一个证明。应当说,反倾销法的制定非常有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囿于我们反倾销的实践不多,还有其他诸多的现实问题,新颁布的反倾销法仍有很多的不足。可以想象,随着我国进入WTO,外国的企业与我国各个领域的企业面对面交锋的机会不断增加,我们的反倾销法在发挥其作用的同时也会日益暴露它的不足。因此,笔者认为,应当积极着手反倾销法的修改工作。在修改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考虑以下几方面: 1、提高反倾销法律的“档次”。如前所述,我国《反倾销条例》为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这种行政法规效力毕竟不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颁布的法律。鉴此,结合我国几起反倾销调查案件的实践,在现行《条例》的基础上,加快研究和制定一部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反倾销法律,对于促进我国反倾销法的不断完善和趋势稳定,并与国际接轨都十分重要。 2、配套法规的完善。我国除了出台专门的反倾销条例,还应该考虑到法规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关系。我国对《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外贸易法》和《关于处罚低价出口行为的暂行规定》等法条也要做相应的修改。譬如,在《关于处罚低价出口行为的暂行规定》中就要充分补充对低价倾销产品的企业的法律责任和制裁措施。对出口企业相互倾轧,低价竞争的做法给予严厉制裁,以维护出口秩序,打击倾销行为。而在完善《价格法》时,就要调整关于价格调节基金制度的规定。在全国或一省制定统一的价格调节基金制度的规定,使其逐步走向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⑦ 3、因果关系及附加条件。GATT《1994年反倾销协议》对与倾销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采取了列举式和排除式相结合的做法,即应当审查提交给当局的所有相关证据,并排除倾销产品外的、同时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其他因素,如非倾销价格出口的进口产品的数量和价格、国内需求的减少或消费模式的变化等。这些都是值得在修改我国反倾销法中予以借鉴的。而对于附加条件,笔者则认为,必要的附加条件,诸如对国家总体利益的考虑,国内消费者可能因该产品被征收反倾销税而增加的负担与国内产业所受损害的程度相比较等等,有益于:(1)增加有关调查当局实际操作中的灵活性;(2)避免因片面保护某一产业部门而招致国家总体利益、对外贸易大局以及广大消费者利益的巨大损失;(3)有利于我国加强对外贸易经济谈判,因为征收反倾销税并非唯一的、最优先的抵制倾销的方法。当然,对“附加条件”必须严格加以限制,以防止有关调查部门的主观随意,增强反倾销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4、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反倾销调查程序。(1)明确规定“申请人”、“国务院有关部门”、“利害关系方”等规定;(2)依照《协议》的规定,完善我国反倾销复审与审查制度;(3)在调查程序中,主管当局要向当事人披露重要事实,使当事人有充分的时间发表意见,陈述看法,提供相关的资料以求的最大程度的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这是各国规定,我国亦如此。但我国对何为“重要事实”却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我国反倾销法对此应有具体的操作标准。(4)参照《协议》第10条的规定进一步明确追溯征税的效力、期限、程序及限制等;(5)进一步明确规定反倾销案件在调查过程中的期限,各部门调查和做出初步裁定的期限,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外贸部的建议做出是否同意征收(临时)反倾销税的期限,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调查或做出裁定的阶段的规定,中止或终止反倾销调查的效力期限,复审和审查以及多征退税的期限等等。 5、建立与完善我国反倾销诉讼体制。 (1)、合格的诉讼主体。一般而言,原告是指反倾销诉讼中“利害关系方”。虽然我国《反倾销条例》也有“利害关系方”的概念,但是却没有对其做出明确界定。从现行《条例》第19条的规定来看,所谓“利害关系方”似乎仅限于反倾销调查对象——被控告倾销产品的出口商及其进口经营商以及相同或类似产品的国内产业,而并不包括其他各方。笔者认为:“利害关系方”的范围应当包括现行《条例》第11条之反倾销调查案的申请人所包含的“有关组织”,因为从利害关系角度考察,一个反倾销案件不仅事关该产品的出口商、进口商与国内同类产品产业的利益,而且也同我国各产业部门公会、工会以及消费者密切相关。而在当前我国国内产业与企业法律意识不强,市场本身尚缺规范的情形下,尽可能地拓宽“利害关系方”的范围则更加有利于尊重和维护各方利益,保护我国市场。同时,鉴于我国的行业组织的发展还不具备一定规模,为了更好的保护我国经济,我们还可以规定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有权提起反倾销诉讼。 (2)、管辖法院。参照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4条、17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受理反倾销调查案件之诉的法院应当是被告所在地——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机构所在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样,有权对反倾销调查案进行二审的就理所当然地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了。我国《反倾销条例》对反倾销调查案的管辖法院没有规定成为一大缺憾,按《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这种管辖也令人质疑。由于反倾销调查是技术性强、专业化要求高、程序复杂的工作,对其进行司法审查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普通法院处理可能有时间和精力乃至能力上的困难;况且,地方中级人民法院和中央部委地位上、权威上的实际反差在当前的司法体制下,也难免影响国内外当事人对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独立性,公正性和准确性的信心;再者,所有对国务院部门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都由北京的某一中级人民法院初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那么,这两级法院将会面临着越来越沉重的负担,也难免会影响到司法效率。鉴此,有必要在反倾销立法中建立我国反倾销诉讼制度,包括管辖法院。参照各国经验暨我国实践,比较理想的法院管辖模式为:在最高人民法院下设专门法院——国际贸易法院,由该院受理反倾销调查案的初审;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国际贸易庭)负责二审即终审。这样设置的优点在于集中专业法官审理技术性强、影响性较大的反倾销案(实际上,国际贸易法庭不仅审理反倾销调查案,还可以审理涉外贸易的其他案件),更加体现效率与公正。 (3)、法院的受案范围。参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有关立法实践和我国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具体规定,笔者以为我国的反倾销诉讼的受案范围可以是以下几项:反倾销调查申请做出的不立案调查决定;对倾销和反倾销幅度做出的最终的决定;对损害和损害程度做出的最终的决定;对是否征收反倾销税做出的最后裁定等等有关的具体行政行为。⑧同时,我国也应该参考欧洲国家的做法,不允许对我国的法律规定提起诉讼,这是对我国法律尊严和国家主权的维护。 四、基本认识 反倾销具有两面性,它既有制止倾销达到公平贸易的目的,但它又有可能因被滥用而成为另一种非关税壁垒。因此,我国应在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法律框架内构筑反倾销机制:一方面,利用贸易组织法应对外国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努力消除外国对我国的歧视性待遇,以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我国应该修改、完善我国的反倾销法,并据此对外国产品在中国的倾销采取措施,以保护我国的民族产业。而综上所述,我们必须依据WTO的有关规定修改和完善我国反倾销立法。首先,符合WTO反倾销规则的反倾销法是我国善意履行国际条约、承担国际义务的体现,可以避免因为国内立法与WTO规则不符引发的贸易争端——协商、调解、仲裁、专家小组直至报复和制裁。其次,科学、完善和高度透明的反倾销立法、司法体制有利于树立和维护我国反倾销法律与实践的公正和权威性。其三,明确详尽、易于操作的反倾销法可以促进我国反倾销实践的规范化,以适应可能日益增多的反倾销案件。其四,修改和完善反倾销立法有利于进一步实现反倾销法的宗旨,有效地保护国内市场,维护正常的竞争秩序。最后,它还可以为我国产品打入和扩大国际市场争取更为公平有利的环境,促进我国对外贸易。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研究会论文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WTO规则与我国反倾销法的完善 ■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张志兵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别争端解决机制这两方面没有得到满足。②因此在该文本的基础上,1994年,“乌拉圭回合”顺利结束并达成了《关于履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该协议为WTO现行的反倾销法。它是WTO法律框架中非关税壁垒的多边协定中的一部分,为WTO的各成员国制订了一个总的框架。同时,它也进一步放宽了反倾销措施适用的条件,扩大了反倾销法适用的范围,增强了国际反倾销的透明度、预见性和可操作性。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肯尼迪回合和东京回合达成的反倾销协定只对签约国产生效力,它是作为WTO众多多边协定中的一个而存在的,对WTO全体成员国都有约束力。其影响力要比以前的反倾销协议大得多。显而易见,《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成就。 (二)我国反倾销立法概况 自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实施生效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反倾销法律制度。该法第30条明文规定了中国的反倾销规则,即“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出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成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或者阻碍。”其第32条规定:“当发生上述情况时,国务院规定了有关部门依法做出调查,并做出处理。”上述规定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规定几乎一样。1997年3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该条例将反倾销实体法和程序法集于一身,对于从申请、立案开始到终裁,征收反倾销税为止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均作了相应的规定,为我国的企业针对外国产品的倾销提起反倾销诉讼,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此外,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产业损害裁定听证规则》,该规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的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在反倾销和反补贴程序中组织的产业损害裁定听证。它较全面、系统的规定了产业损害裁定听证的原则及当事人、听证主持人、回避以及听证程序等问题。③但这些法规与WTO的有关基本原则仍然有不尽符合之处,因此,2001年11月26日我国又颁布了新的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废除了97年《条例》中的有关反倾销的规定。该法律是参考国外发达国家和世界贸易组织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定而出台的,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再商榷,以便更好的保护我国工业的发展。WTO的成立,尤其是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的签订,对世界各国的反倾销立法都起了推动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间,又才迈进WTO大门,如何运用WTO法和与WTO接轨直接关系到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得失。同时,我国正承受着倾销和反倾销的严峻现状,这些都对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WTO反倾销规则及对我国立法的约束 WTO是世界上一个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其宗旨是为了保护世界贸易自由化以实现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增加,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实现这一目的的办法就是通过互惠互利的协议,导致各成员国大幅度地削减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取消的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WTO 国际法学论文: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国国际法学研究 关键词:世界新格局;中国国际法学研究;挑战;应对 摘要:近现代国际法发展表明,实证国际法制度本身多源于经济贸易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定国家学者的国际法理论;格劳秀斯的思想对近代国际法的形成及杰克逊的观点对世界贸易组织建立的影响便是例子。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国际法理论尚难满足国家在国际社会应对相关事务的需求,中国国际法学者面对诸多挑战。为此,我们的国际法学研究应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为这个特定时代国际法理论创新的指南,努力增加国际法体系中的中国元素,提高中国在国际法规则制定方面的话语权,在维护国家正当利益的同时,也为人类做出积极贡献。 一、引言 本文所说的世界新格局是指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第一大贸易体对全球经济、政治等格局带来变化的状况。大国要靠经济实力说话,也需要有能够维护自己正当利益的国际法律制度。多年来,中国在国际法规则制定方面处于难以与其地位相称的位置,多是被动接受已经形成的所谓的国际规则,特别是在经济贸易领域。毋庸置疑,世界新格局对世界的发展带来了一些影响,这些变化也必将反映到国际法及国际贸易制度中。 回顾近四百年国际法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一国国际法理论对世界的影响与该国的经济、政治等综合实力及国际上的影响力是密切相关的;而且,诸多的国际法规则总是最先产生于学者的理论,尽管国家之间的冲突往往在先;正是因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不同于国内主体之间的冲突,结合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使得很多的国际法规则不可能先于冲突而产生;针对这种情况,解决问题的规则往往只能以学者的理论为依据来确定了。而且,自从主权概念诞生以来,其对内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独立权的本质及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主权国家平等原则,使国际法的本质最终体现就是各国之间意志的妥协,而这又不同于国内法。因此,通常在特定的时代,强国的国家意志多能左右着国际法的制定、执行与发展,而最终规则制定背后的依据均是相关国家国际法学家们的理论与学术观点。 大国国内产生的国际法概念或规则,常多源于其国内学者的观点和理论,这已经被历史所证明。国际法中最为重要的“主权”概念源自16世纪法国的博丹与该国当时的综合国力及其在欧洲的影响有很大的关联,实力强大要求世俗世界国家君主的权力有合法来源,主权应之而生。荷兰17世纪初中叶的崛起导致它与其前的强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发生冲突,以致时代为格劳秀斯推动近现代国际法形成创造了条件。格劳秀斯能够写出《捕获法》《论海洋自由》及《战争与和平法》等划时代的巨著与荷兰当时的经济贸易状况及格劳秀斯的人生经历等密不可分。他所主张的“海洋自由”就是为荷兰在为荷兰人争取利益寻找国际法依据;在他国的航海技术、贸易技术没有达到荷兰水平的情况下,荷兰对已有既得利益者西班牙、葡萄牙形成的秩序之挑战,会让自己成为最大受益者。“海洋自由”这一规则被普遍接受成为海洋法的重要原则。此外,格劳秀斯在1625年出版的《战争与和平法》对其去世后3年结束欧洲30年战争所达成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恰如学者赫德利.布尔所言,格劳秀斯所提倡的国际社会的观点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给出了具体的表达,格劳秀斯可能被认作是近代史上这一划时代的首次普遍和平解决争端的思想之父。这说明该著作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签订做出了贡献,也为后来国际法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此后强大了150多年的英国取代了荷兰,在国际法的制定和执行中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该阶段英国产生很多个知名国际法学者,如约翰・塞尔登(1584-1654)、边沁(1748-1832,最早提出“国际法”一词、戴西(1835-1922)、奥本海(1858-1919,被誉为“现代国际法之父”)等;英国鼎盛时期的国际法学家有很多,他们为英国在国际上的殖民主义扩张行为寻找国际法依据,并推动相关国际规则的形成与发展。 美国在20世纪初逐渐成为世界上头号强国之后,开始注重国际法学的研究。在钢铁大王卡耐基的支持下,美国国际法学会组织一批学者陆续将欧洲大陆的一些非英文版的国际法经典之作译成英文,在美国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事实证明,美国的国际法也是在学习借鉴他国的理论的基础上,并结合本国实际发展及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而日渐形成的,并对他国产生了影响力;但其不变的一条就是:在全球争取和维护本国利益,服务本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国际法规则的背后预示着国家利益,一直遵循着国家利益导向主义。二战以来国际贸易规则先由学界推动制定,进而进入政府国际谈判桌上,最终多数成为国际条约的内容。20世纪美国的国际法学者很多,知名的有美国前总统威尔逊(1856-1924)、鲁特(1845-1937)、修斯(1862-1948)、赫尔(1872-1955)、哈德逊(1886-1860)、杰塞普(1897-1986)、沙赫特(1915-2003)、路易斯・亨金(1917-2010)、杰克d(1767-1845)等。美国的国际法学者今天仍占据着国际法研究的主流地位,主导着国际法的发展方向,其国际法制定的霸主地位仍无人撼动。 国际法在无政府国际社会中通常是强国意志的体现,这已无需太多的证明。近代国际法的产生与发展的重地欧洲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随着欧洲内部的法西斯主义德国、意大利的失败及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法国的衰落才日渐减弱了其对国际法的影响。二战后,国际法发展的重心由欧洲转向了借助于两次世界大战迅速崛起的美国。罗斯福总统在二战结束前设想的政治、金融和国际贸易的三大国际组织中,联合国(政治性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先后如期设立,而尽管他设想的国际贸易组织因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经济贸易制度的根本对立未能建立,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却起到了临时性的国际组织的作用。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最终使美国在战后主导国际社会的意图得到了实现,其国家意图在国际法层面得到充分反映。这些脱离不了学者的贡献,如被称为世界贸易组织之父的杰克逊教授的相关理论被当做WTO建立的重要理论依据。与此相适应,国际法学随着一国经济发展及在世界经济、政治和贸易中的作用因本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及国际法规则形成中的作用也日益得到彰显。17、18世纪欧洲大陆的国际法思想较为发达和有影响力,而整个19世纪及20世纪初,英国国际法学者的思想在国际社会有较大的影响力;美国则在二战后至今,其国际法思想在世界发挥着主导作用,其重要表现就是美国的国家政策及在有关国际法规则的制定及执行中的表现就是明证。尽管其中不乏欧洲、日本甚至韩国等国际法学者的一些论点偶尔点缀,但美国的国际法思想主导着国际法领域的发展。 二、中国国际法学研究面对的挑战 中国国际法学的发展与本国经济发展几乎同步,但与国家的实力、经济增长速度及其在国际上的地位似乎未能同步,与我们在国际立法中的话语权及应对国际纠纷的效率还有差距。除了通过战争解决冲突之外,我们在国际社会中纠纷处理中,尤其是与西方列强的冲突中,政治形式的和平解决常使我们处于有些被动的地位,不能最为有效地保护我们的利益。国际社会是一定程度的无政府社会;国际法向来与政治、经济等难以分离。中国百年国际法发展的挫折坎坷之路随着中国和平发展和日益强大,应不再重现,而应让中国及其学者担当起中国国际法随着国家的强大而获得其在国际法领域中应有的地位。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清楚我们面对的挑战。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政治上大国地位早已为世界所认可(常任理事国是其标志之一),但在国际法的创制、理论及实践方面,似乎还显得较弱,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严重地不相称。 在国际实践活动的某些方面,我们走在世界前面,2008年北京奥运会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彰显中国的影响力,2015年8月北京又成功申办2022冬奥会;上海合作组织于1996年在上海成立,2015年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财长或授权代表出席了签署仪式,其中已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50个国家正式签署《协定》,2015年底符合生效条件,亚投行届时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北京。然而,尽管近年来中国国际法学者产生了一些新观点、形成了一些新思想,并在服务着我国的外交、国际贸易等实务,但我们原创的国际法理论不多,限于语言等因素,与老一辈学贯中西的世界级国际法学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与中国的大国地位对国际法理论提出的要求尚有差距,特别是在有国际影响力的理论、学术思想或流派方面,我们尚难于有所建树。 (一)领土、海洋主权方面面对的挑战 中国今天在世界上政治、经济的地位,需要有与之相应的国际法思想与理论。然而,近来中国南海诸岛主权不断遭到周围实力不强、国家不大的8个国家的不断挑衅,日本、韩国在东海大陆架与中国不断产生摩擦,如何利用现有的规则和国际法理论维护国家利益是一大挑战。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南海地区的干预,增加了问题的复杂化。至今我们在国际法理论和学术中未能为政府主张中国合法权益找到具有较强说服力的国际法依据。中国当下需要适合其要求的国际法学理论来为上述争议的解决提供路径。 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在形势变化的国际背景下,通过国际司法路径解决中国与他国如日本就钓鱼岛事件等产生的争议,是否是一条可以考虑的路径?依赖政治途径难以解决时,久拖不决,可能会使争议变得更为复杂:历史越久远,证据、事实会变得模糊,争议会变得更不容易解决。就如同在WTO框架下解决问题一样,可以据理力争,并在国际社会赢得尊重;而且,依据国际司法路径,未必一定对中国不利。国际社会日渐走向法治化,在法治观念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下,我们是否须有所突破?就这一点而言,我们需要充分的研究;就算结论是不借助于国际司法路径,在理论上也需为解决这类领土、海洋之争找到切实的解决方法。 (二)国际贸易领域中国际法研究面对的挑战 苏联解体后,美国通过新的贸易规则及知识产权制度,仍在干着殖民主义时期的事情,只不过今天不再是通过武器和战争,而是依赖于知识产权、国际制度与市场。我们以中国的铁矿石进口和稀土资源出口为例:在铁矿石上,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买方,在买方市场情况下,应该掌握着较多的主动权,但实际情况不是,我们对价格没有话语权;在稀土矿上,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卖方,在稀土资源严重稀缺的情况下,我们也应当有主动权,但也没有话语权,在WTO争端解决机构遭诉后败诉的案件较多。2007年4月,美国就中国著作权法“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不受本法保护”之规定申诉到WTO争端解决机构,最终以要求中国修改著作权法而告终;2012年和2015年WTO争端解决机构分别裁定中国9种原材料和稀土出口限制措施违反WTO规则。这些均是典型例子,且现在还面临着更多被诉的危险。不论是作为买方还是卖方,我们均无话语权,或说我们均是处于被动地位。这样的国际贸易规则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随着中国的全面发展,我们面对的国际法的挑战也越来越大。看看稀土领域,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是哪些?是日本企业。20世纪,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罪恶意图就是抢夺中国的资源,今天依然是这样。只不过战争对它来说是失败的手段,但今天的投资手段却是成功的。有资料表明,日本在东海海底的稀土存储量至少够其用40-50年;其储存量是中国的10倍。难怪有人发出惊叹:日本通过侵华战争实现不了的东西,在我国改革开放后通过投资、技术转移和其他的知识产权战略在一一的实现;日本仍在续写着“侵华”的梦想,不过不再是血淋淋的战争,而是温情脉脉面纱下的和平掠夺。 在国际贸易中,我们日渐成为贸易争端中的大国,争端案例从反倾销、反补贴到知R产权再到稀土出口等,几乎涉及所有贸易领域,在国际法以保护主权国家利益为重要宗旨之一未改变的今天,如何利用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俨然成为严峻话题。 很多人以为,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的历史可以画上句号了。但接下来,人们发现,美国开始“张着大嘴吃世界”,对全球实施“新殖民主义”。美国的富足,多是建立在掠夺他国的基础上。1997年,亚洲爆发了金融危机,美国坐收渔翁之利。比如,很多韩国企业都被美国收购了。 上述国际贸易领域的问题的解决,维护自己正当合法权益,对形成贸易规则增加自己的话语权,显然需要国际法学者的理论突破及为此付出的不懈努力。 (三)全球环境保护、气候变化控制等公共问题方面面对的挑战 处于工业化、城镇化阶段的中国对能源(尤其是石化能源)的大量需求和使用,既给中国带来环境污染问题,也让中国成为世界头号排放大国。在各种相关会议上,中国温室气体减排及环境保护成为其他国家关注的焦点。这些也给国际法研究人员提出挑战。尽管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环境污染治理等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从国际法的角度,我们应当探索找到充足的理由为正在谈判的后京都议定书时代气候条约的制定寻求更为公平合理的方案。这也需要理论上的探索。比如,我们的直接目标常放到“减排指标”分配上,但忽略导致排放的原因在于先进技术没有得到充分的使用,原因是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排放”是果不是“因”。为此,我们如何在后京都议定书时代谈判的条约中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先进技术的转让和使用作为条约的重要内容纳入进去,可能比只看减排指标分配更为有效;但这需要充分的理论论证,也需要相应的文本草案。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挑战。 在国际环境法、国际海洋法及外层空间法等新兴领域也尚有很大的拓展空间,特别是涉及到“人类共有财产或遗产”的使用与分配方面,尚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随着中国的技术发展,过去我们“鞭长莫及”的领域现在也有能力介入。我们如何利用现有的制度,或创造出一个既有利于本国又有利于人类的制度来获得国家的正当利益,并在特定领域有话语权,也需要有关国际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显然,在这些领域,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积极谋求有中国声音的国际法研究方向。 (四)其他方面面对的挑战 笔者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学时,一位来自英国在该法学院从事教学的教授认为,至今为止,中国经典国际公法教材主要参考了奥本海国际法,而且诸多教材中涉及中国的国际法案例甚少。她问:“为什么中国的国际法教材中很少使用与本国有关的案例?要知道,美国的国际法教材,55%以上的案例与美国相关。英国的教材也有1/3以上的案例与英国相关。”她还问:自己本国的教材都不以本国的国际法案例为主要研究对象,那么你们的学者研究国际法的意义何在?这些问题,让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的确,我们研读的中国法学院使用的很多国际公法教材,包括案例分析,除了老掉牙的“湖广铁路债券案”及“光华寮案”外,少有案例与中国相关,其他案例似乎与中国没有直接联系。如果国际法教材与本国无关,那我们用这样的教材培养的学生们,将来会关心国际法与中国的关系吗?这从一定层面说明我们目前的国际法教材存在的普遍问题。好在近来WTO争端机构处理的涉及中国的案子已经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及充分的讨论,并在相应的教材中体现。尽管如此,完善教材使其更为合理、符合中国需求仍是国际法学人面对的挑战。 至于其他方面,如国家主权相对论挑战传统的国家主权绝对论、国际法主体的拓展(非政府组织、私人主体特别是跨国公司国际法主体地位等)的讨论,都是我们在理论上需要完善和拓展的领域。 不同阶段的学者,对当时的国际法探讨和国家利益维护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作用很有限,因为国际法与政治向来很难分离,国际法建立在国家实力的基础上。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国际法理论的扎实对维护国家利益也能超越于国家实力而发挥作用,如冷战时期南斯拉夫一些国际法学者、印度、巴西甚至非洲的尼日利亚等国的国际法学者可以不受国家实力的影响而依据国际法理论起到维护国家利益和国际秩序的作用。因此,应对挑战,创新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与国家和政府而言意义无疑是重大的。 三、未来中国国际法学发展的思考 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活动中参与的V度和深度的不断拓展,中国对国际法理论的诉求毫无疑问也在不断增加。这是全体国际法学者面对的大好时机,也是国际法学者促进中国国际法发展的时代使命。如何利用现有的国际法规则维护国家利益,并修正不公平的国际法规则及对正在形成的新国际法规则产生积极影响,以听到更多的中国声音,体现中国国际法学者的智慧,是21世纪国际法对中国学者提出的要求。 中国错过了国际法发展的几个较为关键的时期:一是60、70年代,发展中国家纷纷崛起并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国由于刚刚全方位介入国际社会,再加上国内的混乱,对国际规则尚未充分了解和掌握,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对当时的活动施加影响。二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会议上的中国谈判力量的影响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由于此前国际法尤其是海洋法研究被荒废近20年,人才培养没有跟上,在国际谈判中显然难以收到理想的预期效果。三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等。考虑到法学的继承性,老一辈为我们打下的国际法学基础,我们需要在其上适应时代的发展做出满足国家现实的需求的努力。尽管国际法的基本原理、原则与规律是不变的。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是前辈们没有遇到的问题,既要继承,更要有所突破和创新,这是时代赋予当今国际法学者的使命。 (一)加强国际法理论的研究,为实务提供依据 我们需进一步加强学习西方现有的相关理论及现行国际法律制度,把握国际法学的原理及制度的本质,充分利用国际法的效力根据原理,在掌握他人理论基础上,结合国内国际实际,形成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体系或流派,为国家的国际事务需要服务。近现代国际法其诞生本身源于学者的理论,然后将其上升为实证的条约或规则,尽管产生理论的缘由是实际生活中纠纷;今天依然如此,国际法理论研究走在前面,甚至公法学家们的观点可以作为国际法院判案的补充性渊源。有史料表明,中国1689年与俄国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也是在徐日升等传教士在参阅早期国际法学者如荷兰格劳秀斯及西班牙苏阿瑞兹等的著作下为中国的钦差大臣提供建议而签订。 对中国而言,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对国际法的接受由被动变为主动,且也是从翻译有关学者的学术专著开始的。林则徐因禁烟及处理英国人在中国的违法行为,他被迫请人译出了《各国律例》;清政府各国事务衙门因处理与各国之间的关系,被迫出版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西方列强将各种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国人的头上,引起了各种自强运动和革命,我们被迫利用国际法的合理部分为自己挣得生存权益。新中国成立后,基于特定的环境,我们被迫接受苏联的国际法的影响;经济全球化下,为了加速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加入WTO,被迫去适用西方列强主导下的贸易规则,它虽然给中国带来很多利益,但也在严重伤害中国利益(如反倾销、反补贴、知识产权案及稀土出口案等)。这些都是我们被动的体现。尽管近百年史上,我们曾经有过很大贡献,如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理论等对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与泱泱大国应有的地位相比,这是远远不够的。今天中国在逐渐强大,我们在国际立法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也应该提升。它除了各种有利因素支持外,依赖于国际法学者努力。 学者理论研究的深度一定程度上影响该国利益在国际社会得到保护的程度。笔者曾经参加2014年4月7日至14日在华盛顿召开的第76届国际法学会年会和第108届美国国际法学会年会,体会到发达国家学术界对时下国际法问题的关注、研究的深入及为政府提供应对策略探讨的投入。这里仅从他们对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条约的《气候变化相关法律原则》的起草便可看出端倪。国际法学会为负责起草该条约的原则部分(共10条),学会专门成立一个委员会(约30人),至少自2010年就开始进行研究;每一条由来自不同国家法学院、律师事务所及政府部门的3-4个专家(教授60%以上)负责。在该次大会上,小组人员展示他们的草案,说明理由,并请与会者参加讨论,提出建议,然后他们再去修改。最终他们会将修改后的草案提交给有关的谈判代表。在谈判时,经过充分研究的条约,与那些仓促上阵、提出的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研究的约文草稿相比,哪一个更具说服力,不言而喻。 国际法学理论的薄弱,会让我们在国际谈判及国际规则制定及国际事务应对中处于劣势。美国国际法的强大,除了其自身的国力之外,学者为其政府提供充分的论证和理论依据,是美国在国际社会及国际法产生影响力方面进退有余的重要条件之一。美国学界与实务界(如政府机构、律师及法院等)之间流动十分频繁,学术与实务问题解决结合紧密,能够满足实际需求,又对相关理论提供证据,推动理论的形成。 这种行为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借鉴,我们的学会可以变得有组织,并且划分不同的专题组,平时加强研究,为国家的有关外交政策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相关法律事务服务。 (二)国际法理论研究拓展的原则 1.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为国际法学研究发展的基本指南 中国强大了,我们要有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不能跟着别人的理论转圈,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法准则。有学者提出,面对大数据、网络时代,中国在新的国际规则的形成过程中,要提出“中国方案”、体现“中国智慧”,这指明了中国国际法未来可能发展的方向。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指的是什么?其具体内容如何?我们提出后如何使他国接受并成为国际规则?这些都为研究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中国经过160多年的国际法实践探索,构建的方案涉及的国际法理论应当包括和平发展、和谐国际社会构建与以人为本等要素。它要求我们在国际社会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履行应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这种理论的形成有其必然性。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当时的处境,第一代领导人、等提出“和平共处”五原则,关键在于和平,以为新中国赢得生存机会,站稳脚跟。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针对结束后,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状况,亟需和平的发展环境,邓小平与大树“和平与发展”旗帜,既主张中国的和平发展、也期待世界和平发展。时代,国际社会已经走向“合作社会”而非“共存”,面对公共问题,各国需要合作。全球化日益深入,商品价值链分布于全球,技术使世界联系更为紧密,任何一个区域性的问题都是世界性的,合作是本世纪以来的必然选择,因此“和平、发展、合作(包括技术共享等)”成为我本世纪前十年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指南。在几代领导人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将“共赢”融入到国际关系行动指南中,彰显出负责任大国与世界共同前进的胸怀: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合作,不是出于中国一国之利,而是兼顾天下之利。因此,“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国际法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也是顺应这种规律;为此我们要慎提“崛起”而多谈共赢。 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思想指导下,我们以实证的研究方法,探索工业革命以来,人类遭遇的种种不幸,尤其是面对气候变化等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的情况及其根本原因,以分析已有的国际法理论或制度已不合时宜;现在需要有足够的勇气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导向,以和平、发展、合作与共赢及构建和谐世界为指导思想,创设中国的国际法理论。在经济全球背景下,以70年展中国家提出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为诉求,根除新经济条件下“新老殖民主义”再生的土壤,为国际社会和平发展提供依据。 世界发展趋势也证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当下的主题。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的巨大灾难使人类深恶战争,渴望和平,“和平”成为人民的当然选择。只有和平没有发展,难以改善人们的生活,也不符合人类发展规律,所以发展也成为上世纪后半叶人类共同关注的议题。20世纪90年代末经济全球化及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国与国之间的依赖更加紧密,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的利益格局。世界已经连为一体,任何一个单个国家的行为都有可能成为全球性的行为,进而对全球造成影响:如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疾病传播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谁也离不开谁的“地球村”意识似乎正在取代狭隘民族主义的纷争意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通过市场交易和民主协商来解决资源匮乏、领土争端、民族纠纷等各种问题比通过战争解决好得多。这些客观上要求国家与国家或其他国际法主体之间进行密切合作,并为这种合作准备了条件。合作、尊重民主的行为准则和全人类价值成为新的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实质。所以本世纪以来合作一直是中国政府提出的重要原则。国际条约及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作用越来越大就是各国“合作”的重要体现。然而,国际组织的形成及国际条约的作用并非只是让部分国家受益,而是要让所有有关条约缔约方或国际组织的成员都从中受益,分享文明及科技进步带来的积极成果;这就是“共赢”“互利”。比如,加入WTO,并不意味着其成员放弃其国家主权或地区经济权益,而是要求通过较为合理、公平、透明的规则不要把弱势成员变为他人刀俎上的鱼肉。在越来越多发展中成员参与的情况下,它要改变殖民主义时期“你的东西,通过不公平的规则,要变成我的”之强盗逻辑,让各成员在合作中互利共赢。当然,WTO中仍有很多有待进一步完善的规则,如技术贸易方面,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下,在所谓的国家技术出口管制法规下,技术后进国没有办法从公平的贸易规则中分享到技术进步的成果,但有谁会说西方国家因控制的“高端技术”未让发展中国家分享而当上被告?而中国出于保护环境、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对九种原材料如稀土等不可再生资源进行出口限制时则遭到美国等国家的申诉,进而在所谓的WTO规则下裁定这种行为违反WTO规则;这是否有承袭老殖民主义时期政策的迹象:只不过当时是通过战争来占领他国领土、武力迫使他国提供原材料和农产品,而今天是通过贸易制度?可以看出,美国等发达国家借助于WTO规则,利用中国等成员方的技术后进、国际贸易经验不足等因素,实行新殖民主义政策,以所谓文明的方式强迫其他国家继续为它们供应原材料,使后进国仍然成为它们廉价的加工地。这种合作显然有违公平正义精神,难以带来共赢的积极效果。因此,当下国际法理论的研究,必须在“和平发展合作”原则下,强调“共赢”,这是我们要积极改进或完善国际规则的重要出发点。 2.主张人类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为原则 21世纪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主旨是:人类共同利益至上,在国际法的价值取向上,当使人类的共同利益优先于狭隘的民族利益。全球化下,任意一个消极的影响会波及全球,如环境污染、气候变化、核事故等,这些使人类共同利益变得更为突出。对恐怖主义、人类认定的国际犯罪如奴隶贩卖、种族灭绝、海盗等行为的遏制和打击需要各国国家的共同努力。技术发展已经使国际法理论创新变得更为迫切:在人类可用陆地资源基本耗竭的情况下,南、北极及海洋(特别是专属经济区、公海等)、外层空间将成为人类竞争的主要领域。人类共同财产(南北极、公海、电离层空间、外层空间――含月球及人类目前所发现的天体――及其所拥有的物体、生物、天梯等)、公共空间(含公海、外层空间、南极等)、人类共同利益在今天显得更为重要。 处于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中国,在追求本国利益、争取国家利益最大化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坚持把本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破解人类发展难题。这是我们在发展自己国际法理论时应当坚持的态度。 在追求人类共同利益的同时,我们需要警惕某些国家假借国际法之名而行“单边利己主义”及貌似合法实质上损害他国权益的行为。它们试图努力地让全球国家碎片化或实行它们所设想的民主化,这背后都其不可告人的意图:被肢解的国家没有足够的强大的实力与其相抗衡,通过它们扶持的国内人实现对他国的战略资源的掠夺,奴役、剥削这些被肢解的国家。无论是科威特在西方操纵下从伊拉克独立,还是科索沃从塞尔维亚独立出被宣布不违反国际法、阿拉伯国家发生的茉莉花革命,更不用说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等事件在西方引起的欢呼雀跃:被视为民主的伟大胜利。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些国家变化后,并没有给其本国带来真正的福音,如茉莉花革命没有给埃及和利比亚人民带来安宁、民主和幸福;伊拉克战争及阿富汗在美国干预后并没有给两国带来和平,相反它们的国内战争、贫穷依然如影随形;美国对中东地区的干预没有带来进步,反而刺激了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活动等,以致给欧洲国家带来了一波又一波的难民潮。虽然这些国家的变化短期看都反映西方意图的实现,但长期地看,都留下了祸根。在意识形态高压之下,某些国家借助于所谓的民主、人权,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准确地说,一小部分统治集团利益的需要),在全球扩张自己的利益。短期地看,它损害的是部分国家的利益,但长期地看损害的是人类的整体利益。特定制度下的跨国公司行为给人类带来的公共问题越来越多,如果它们的行为仍得不到控制或引导,最终会毁坏全球环境和气候,最终使人类像恐龙一样遭遇突然的气候变化一夜间从地球上消失。无论从维护国家利益还是人类利益,我们都必须坚守最起码的原则:在国际社会尚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下、在国家作为最根本的利益单元存在背景下,任何国家都应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要在西方利益集团的叫嚣下,毁了自己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而纵容跨国公司的猖獗行为,最终毁了它们自己,也毁了人类。美国对我国西藏等问题一直或明或暗地染指或干预,并利用一小撮看不到美国险恶意图的分裂主义者来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也是这种行为的表现。 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的总体利益高于单个国家的个别利益;而主权国家在强调自己主权和利益的同时,不应侵犯或损害别国的主权及人类整体利益。有学者将民法原理运用于分析国际法的法学理论部分,并提出全人类总体利益原则作为国际法原则的新发展(和平权利、生存权利、自由权利、发展权利、物质文明权利及精神文明权利);这是很有道理的。 在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强国对国际法的态度是:根据其利益需要来遵守或要求他国遵守,规则只是约束弱者,强者都会根据规则来做出利于自己的解释。美国对有关关键产品、涉及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的高端技术等出口实行管制,但有谁对美国、西方国家的出口管制提出过质疑?这种国家利己主义或单边主义与时代赋予国际法所要求的合作、共享、共赢等原则相违背。各国间的共同利益应该是我们的追求,但它不是共同意志而是各国问意志的妥协,即出于人类利益的需要,各国问在利益方面一定的妥协,它遵循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寻求的是安全、有序、和平、公平和正义。因为国际法不是超国家法,不是各国的共同意志,而是各国协调的意志。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是WTO框架下必须遵循的原则,而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以环境友好技术作为基础,在人们普遍关注货物贸易、金融等服务贸易的时候,又有多少人关注技术贸易中的公平?发达国家将要求他国“公平”开放原材料、廉价劳动力等市场时,何时要求过他们的技术市场也要公平开放让他人容易获得?因此,将技术贸易纳入WTO体系中,制定相应的规则,应该是经济、技术后进国力图突破的领域,以便于我们也可以利用类似的公平规则制约西方。 在探寻人类共同利益的同时,对有关私人主体在国际法中的地位与作用也颇值探讨。在全球公共问题日益严峻情况下,企业和其他私人主体在相关的国际关系或国际活动中也在积极介入。有些国际条约中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诸多的私法行为主体的意志(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最早就是十二家跨国公司率先提出的)。充分利用非政府组织等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法制定、实施中的重要作用。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及各种利益趋同者共同维护国际正义。 3.充分挖掘中国本土的“国际法”元素 随着中国国际法研究水平的提高,对外交流的日益深入,专著、论文等研究成果的不断提升及中国影响力的日益增加,国际法中应当有更多的中国元素。基于国际法的本质及其形成规律,我们不能盲目提倡与“与国际接轨”,涉及某些特定领域,如主权、国家政治利益等,提与国际接轨是危险的;但在商事、贸易领域,技术性规范或商业运行规则,与国际接轨,可能并无害处。但不论何种情况,需增加中国的话语权。与国家的国际法实践相一致,我们的国际法学只是处于被动的翻译、学习、接受和消化阶段,未能产生出真正对国家发展有用的、有自己特色的国际法理论。国际法领域创新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特别是在西方经过400多年的实践与理论研究形成的规则对后来者形成较高门槛,突破原有的不公平做法,形成既能体现中国意志、维护中国利益又能被多数国家接受、体现公平正义精神的新理论与新规则,需要国家良好实践及学者们的理论挖掘与创新,这并非易事。 中国本土(并非仅限于传统文化)文化中国际法思想的挖掘十分重要:如和平共处的“和而不同”“大同社会”和谐相处,墨子的“兼邸薄胺枪ァ薄敖焕”的崇尚和平互利思想(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不希望战争在本土上发生,同样他国人民也不希望战争在本国领土上发生;自己不想环境被污染,他国也同样);“不战而屈人之兵”(发动战争的目的主要是获取财富与利益,而通过非战之措施同样可以实现类似目的,并共同促进人类的繁荣);“伐交”对于利益冲突,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即外交、和平争端解决机制等。 我们应该用中国的“和”文化来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并将其体现在国际法理论与规则中。和文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必须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和”文化,所以他不仅反复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而且他本人就是最好的中国故事讲解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攻克人类的共同难题。指出:“当代人类也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比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要解决这些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等等。”我们要以此为指导结合中国、世界的现实,并将它们同相关的国际法理论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国际法思想体系,这对利益冲突纷繁的现实问题的解决有着积极意义。 (三)国际法理论的实践基础 学界与实务界的专家学者应该可以进行双向流动,以促使国际法理论研究与国家国际事务实践的结合。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是美国。美国最著名的国际法学者都不同程度担任过政府部门的要职。这样的结合,使现实问题对理论的需求直接变成动力并为理论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对国际法而言,实务和理论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实践是理论产生的源头又要求理论服务于其,而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并高于实践,但它必须服务于实践。国际法本身的发展验证了这样的判断。 国际法史证明:国际法学强大了,该国在国际法领域的影响就会强大;国际法案例,最终的解决均是源自国际法理论,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对条约的解释,而条约的解释实际上就是理论的诠释。国际法理论的创新十分重要。百年来中国的国际法学理论基本上还是处于学习国外尤其是西方与苏联国际法理论阶段;我们原创的国际法理论较少,适合中国国情的国际法理论更少。但国际法理论不是一个独立发展的学科,它也依赖于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如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社会学、哲学等学科的发展为其国际法理论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结合其实力,使其国际法理论处于一种较为突出的优势地位,其实用主义哲学指导的特征较为明显,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其国际法中占据主导地位。占据传统国际法优势地位的欧洲,在自然法与实证法理论交融的体系下发展着自己的国际法理论。在中国的未来,经过国际法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会在研究国际法的方法、基础和理论等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 四、结论 总体上,国际法在中国演进的轨迹是:先是被动接受国际法,但在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法下,中国遭受到不公的国际待遇,未能利用国际法真正维护自己的权益;北洋军阀及国民政府时期产生过一批杰出的国际法学家,他们在相关活动中维护中国利益,在重要的国际法文件形成中发挥过积极作用,同时也为新中国的国际法发展准备了人才。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80年代,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在国际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下,迫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等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中国对西方传统国际法的主要内容扮演着革命者、挑战者的角色,给予批评和否定,但对于《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律文件中的合理部分及西方一些学者较为公允的国际法理论也在充分利用,并阐释自己的国际法思想。在1978年之前,几乎没有国际法的教学和研究活动,国际法理论研究较为单薄,主要以服务国际政治斗争和外交政策为目标。不过也收到一些实际效果,在法学家努力和参与下,国际化研究有了一定基础,形成了“和平共处”国际法思想。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及世界技术、经济、贸易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开始对现存国际法采取接纳并积极参与的态度,虽然对其中不合理的部分在努力改变,但是,国际法中中国元素还是较少,中国声音较为做弱,这种局面亟待改变。 在国际法研究中存在着上述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逐步开放并融入国际社会才近40年,我们对许多规则还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规则是别人先制定好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先接受、参与,再在学习、分析和适用的基础上,参与更多的立法、修法活动,逐渐增加中国的影响,增加中国的元素,展现中国人的智慧,为世界的和平与和谐作出中国人的贡献。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缩短这样的时间。在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实体、日新月异的技术等改变世界交往方式及经济一体化更为深入等背景下,形成适合新形势发展、富含中国元素的国际法理论和国际法思想是对当下国际法学人的重大挑战。 国际法学论文:议国际法学之方法论 摘 要: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要依据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和研究对象的特点有针对性的选择,不仅要借鉴国际关系、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知识,还要以相关学科的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综合运用逻辑思维和实证分析、自然分析等方法来研究问题。 关键词:国际法学;方法论;研究对象 引言 法,大体上可以分为国内法和国际法两部分,相对应的,也就分为国内法学和国际法学。从国际法本身的产生、发展和壮大来看,它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各国联系的日益紧密而产生的,伴随着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的日益增多而发展起来的。在不存在一个有效的国际政府的现状下,国际法的研究注定与国内法大不相同。 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离不开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某种意义上,正是研究对象的特点才决定了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尽管国内学者对国际法的定义各有千秋,但争议较少的一点是,国际法的发展趋势是调整不同的国家、国际组织、法人乃至自然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法律规范。即“国际法已不是传统的国际公法,而是反映国家意志的协调,调整一切国际关系(不仅仅限于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范的总和”。① 国际法学的研究对象与国内法研究对象有显著的不同。国内法的研究,比如一国的民法、刑法等实体法,以及各部门法的程序法,都不可避免地由本国的统治阶级或者说是立法机关的立法目的决定,其范畴大体在一国范围内,而很少涉及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以及法人、自然人之间的关系。而国际法的研究应该从宏观上,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不同国家之间的国际法主体,其各自的诉求不同、立场不同、知识背景或者生活环境不同,也决定着国际法主体之间的关系调整达成统一、协调的过程更难。 一、国际法学的传统研究方法 鉴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不同,以及国际法学所调整的法律关系的不同。其研究方法应该更侧重于比较研究(包括横向的各国之间比较和纵向的历史比较),价值研究,体系研究,实证研究,演绎与归纳研究,以及结合运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研究方法等等。以上这些研究方法在国际法学的学习中不可或缺。诚然,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必定是建立在普遍的法学研究方法之上的,但也有特殊之处。下面就作者发现的应当受到重视的几种研究方法或者国际法学的学习方法做一些理解和阐述。 首先,从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角度来看,有学者认为,“国际法学研究的确对我国的涉外实践―广义上的―未起到有力的指导作用”[1],尽管大体如此,但也应该看到我国的国际法学已经在处理WTO争端、松花江跨界污染、解决钓鱼岛争端、大陆架的主张等等领域起到了一些作用。普遍认为,国际法学始于西方,发展于西方,我们所要做得更多的是消化吸收,才能有所创新。孙世彦研究员认为,当前的国际法学研究过多侧重于理论研究,理论创新只能作为我们长期的目标,而不能每日追逐的目标。从这一角度来看,国际法学的研究更应该从实践入手,从案例入手,从我国所面临或可能面临的国际法问题入手来做一些研究。从历史上来看,国际法在中国的产生发展,正是现实所迫,才得以引进。在晚清和民国时期,针对理论研究较少,而主要是针对中国面临的国际问题寻找解决办法。中国那段时间“面临着收回租界的斗争、日本侵略、两次世界大战、联合国成立等重大事件”[2],因而当时的研究重点放在“国家主权(领事裁判权)、条约法、战争法等国际法领域”[2]等领域。尽管当时的研究是被人牵着鼻子走,是不得不为之举,却奠定了中国国际法研究的良好基础,产生了一批国际法学巨著,如1932年周鲠生先生的《国际法大纲》,1943年的王铁崖先生的《新约研究》,1948年李浩培先生的《国际私法总论》等等至今仍被国际法者视为经典大作。所以,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的角度来看,可能还是侧重于实践研究能取得更好的效果。从这一角度来看,目前我们学习国际法学还是要多从实践入手,多从我国遇到或可能遇到的国际法问题入手,多关注我国的经济贸易发展现状和前景,才能更有可能主动地学好国际法学。 其次,由于“国际法学看起来不像‘法’的特点”[3],国际法需要运用更多的实证方法来充实研究,使国际法学也更有血有肉一些,不是仅仅有国际法原则和国际条约的骨架。国际法着眼于国际法主体之间法律关系的调整,相对更抽象,运用好实证研究的方法,才能更好地为国际实践服务。从实证方法本身来看,其经典论点是“恶法亦法”,侧重于研究对象“是什么”,注重于还原研究对象的本来面貌,因此,首先要获得大量真实确切的第一手资料,才能进而加工提炼。那么,如何搜集资料,显得尤为重要了。尽管现在搜集资料的方式很多,如文章检索方面可通过Westlaw、Lexisnexis、Heinonline、JS-Tor等外文数据库,中文的CNKI等数据库以及WTO、ICJ等判例,而一些核心的第一手资料的确很难掌握,比如近期中国与欧盟的光伏谈判,由于是闭门谈判,以至于基本不可能拿到未公布的第一手资料。看来,要用实证方法必须要多下功夫,仅仅依靠书籍、检索文献、判例等还是不够的。因为,缺乏第一手资料区还原、分析该问题的实际情况。然而,宋连斌教授认为“就算是纯基础理论构建,也并不排除实践”,因为“没有一个时代像美国冲突法革命那样,选法理论与方法层出不穷,但其中有影响力的,还是那些从实证中来,到实证中去的。”[3]实证研究对国际法学的学有裨益,不过确实需要下苦功夫,否则即使有大量翔实的第一手素材,也不能做出创新的结论来,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实证阐释是国际法学的看家本领”[4]。 从传统国际法学的角度来看,自然分析法对于国际法学的研究,地位与实证分析法基本相当。自然研究的方法,解决的是国际法“应当怎么样”,它主张国际法应该体现普遍的价值,应该是正义的、公正的,对国际法主张进行价值评判。对于当前国际法的现状,不存在一个行之有效的国际政府的情况下,国际法在判定国际法主体的行为上,更多的是运用评价的方法,包括肯定性评价和否定性评价等,来影响国际法主体的行为。因此,对于研究国际法本身来说,不仅仅在于要重要国际原则、国际习惯等准则,更要抓住国际事件和国际关系的内在主线进行分析,也要注意价值评判和道德评判本身就具有“立场”,因此在研究中,分清事实是什么,立场是什么对研究的中立性格外重要,更进一步来说,自然分析与实证分析并重,才能改变一些学者认为的目前国内国际法研究上的“注释法学”趋势。 二、跨学科研究方法 从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来看,国际法天生与其他学科不可分割,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甚至于要以其他学习为根基。比如国际经济法,天生与国际贸易相关联,不熟悉国际贸易的规则和实物,无异于闭门造车。正如周忠海教授所言,不知道什么是波、什么是涛,怎么作好海商法的研究?因此,有学者主张国际关系与国际法是包容与被包容,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提出一条从国际关系理论入手来分析国际法的新路[5]。这种理论认为,不能仅仅关心,何时、何地以及什么,而是要分析如何、为何。该理论主张,要避免实证分析所带来的国际法学趋向“注释法学”的危险,避免脱离国际关系的现实来论国际法,要以国际关系入手,分析原因,进而真正繁荣国际法学。在国际关系理论看来,国际法的产生、发展等要从历史角度、政治角度来衡量,要国际关系入手作为研究主线。如“一战”以后“巴黎和会”的召开,国际联盟的建立,这都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想主义密不可分,也就是说为了形成战后新的国际局势,避免战争,从而促进了“一战”后国际法的繁荣局面。而“二战”后,联合国、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组织的建立,以后随之的联合国法律体系的制定与遵守都受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很大。 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博弈论来分析,国家之所以遵守国际法,是因为国家在合作中关心的是相对获益,也就是本国所得利益多于还是少于其他合作国家。国家并不在意是否所有参与方都能获益,而关注的是谁获益多。这种博弈论可以很好地解释国际立法博弈的失败原因,以及一些国际条约迟迟不能生效的原因。与博弈理论不同的是,国际关系中的新自由主义认为,理性国家关注的是本国的获益,而不是其他伙伴获益的多少,因而在一次博弈中,一国不惜代价获得利益,容易导致欺诈的产生,从而忽视了长远利益。又如,在GATT乌拉圭回合中引入的“议题挂钩”理论,即同时构建和谈判多个领域的国际规则,用国际关系的理论来看,它避免了在蛋糕做大之前而分割蛋糕,满足了利益的分配和平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5]。诚然,国际关系的理论对于理解国际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协助提出了独特的看法,加强了对国际规则制定的客观认识,不失为国际法理论的很好补充,似乎看来为构建国际法上的法理学提供了可能。 除国际关系外,国际法学与逻辑学、经济学等天生存在密切联系,国际法学无论采取何种研究方法都离不开逻辑的基本规则,而经济学是进行国际经济法研究的必备工具。还有一些基础学习,如外语,在国际法发展的今天,不掌握一门以上的外语,想研究好国际法已经不存在可能。在一国法律体系内,还需要具备民商法、仲裁法等国内法律学科来促进国际法的研究。除此之外,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方法都对国际法学研究有重要意义。 三、综述 由于国际法学的研究对象相对分散,研究领域广阔,因此选取何种研究方法,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总体上来说,要遵循实证分析、自然分析的原则,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从思维上来说,要有强的逻辑思维能力,有客观国际关系的分析能力;从研究工具来说,要必备一定程度的外语知识,掌握与研究对象相关的经济学、政治学等理论;从研究对象上来说,国际法学要借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如果研究海商法,要掌握潮汐、水文反面的自然科学知识,研究外空法,要掌握航天领域的知识等等。从研究的态度上来说,还需保持不怕吃苦,不能偷懒的态度深入研究。 在国际法哲学中,有学者提出了呈倒金字塔状排列的五个层次的知识结构,最底端是哲学,往上依次是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社会科学,法理学,民商法、宪法等部门法学,最顶端是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国际法学[4]。可见,国际法学要想有所创新,必须要实现与其他学科融会贯通,具备更加开放的视野和视角来分析国际法问题。 国际法学论文:严峻国际局势下的国际法学教学改革 摘 要:国际争端的不断涌现,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提出极大需求和更高要求,但当前的国际法学教育模式使得国际法学专业人才出现断层,亟需进行改革。对此,应以先进的教学理念为指导,明确教学目标,从教学模式、教学语言、考核方式等角度,深化国际法学教学改革,以应对国际局势严峻挑战。 关键词:国际法学 教学改革 指导思想 具体措施 法学教学改革一直都是高等教育界非常热衷研究的问题,这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对法学教育的必然要求,因为法律是正义的象征,法律人才是实现正义的主体,法律人才队伍的建设水平则代表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明程度和法治化进程,这就要求对传统的法学教学模式进行改革,从而为社会提供最专业的法律人才。 1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国家间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联系日益密切,整个国际社会在各个领域呈现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态势,而且在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中,各个领域的国际争端不断涌现,国际法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提出极大需求和更高要求。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受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国际法学在大多数高等院校法学教育中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导致国际法学专业人才出现断层,根本无法满足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基于此,国际法学教学改革引起了各高等院校的重视,逐步成为法学教学改革研究的重点领域。 1.1 国际法学在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 国际法是以国家间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的、有法律拘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在规范国家行为和调整国际关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国际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1]1998年,教育部将国际法学纳入到法学高等教育专业核心课程体系,具体包括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三个分支,各高等院校国际法学方向课程围绕这三个分支开设;2002年开始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亦将这三门法学高等教育专业核心课程纳入到其考查范围。 由此可见,国际法学无论是在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还是在中国法律人才筛选体系中,都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2]但是,正如开篇所述,由于中国大多数高等院校法学教育未给予国际法学应有的重视,致使中国国际法学学科的发展非常缓慢,而且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出现了断层。这些都要求我们对传统的国际法学教学模式进行深入改革,进而使国际法学得到其作为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专业核心课程的应有尊重,并培养出适合国际社会发展需求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1.2 迎接国际局势严峻挑战的迫切要求 进入21世纪,国际社会在各个领域面临重大的机遇和挑战,国际关系进入重新整合的新时代,新的国际秩序将建立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国际法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能够在新的国际秩序建立过程中更好地反映本国的立场和主张,世界各国对国际法学的研究和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愈来愈重视,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因为先进的国际法学理论和专业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能够为其本国外交政策的实施提供各种合理有效的借口,进而为其实现本国的外交目标提供各种有利条件。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文化,从汉朝“丝绸之路”开始,中国就开始了广泛而频繁的对外交往。在当代,中国的对外交往更加频繁,在整个国际社会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政治上,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经济上,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世界第二大进口国,并拥有最多的外汇储备;军事上,中国是世界上军队规模最大的国家,拥有各种自主研发的先进军事设备傍身;文化上,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最丰富的人力资源。中国如此显耀的优势,使其在国际社会颇受关注,同时也使其遭受诸多挑战,这从近期的国际局势就可窥探一二。政治上,黄岩岛、钓鱼岛的领土主权问题;经济上,欧盟针对中国出口的光伏产品反倾销、美国针对中国出口的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进行反补贴;军事上,美日、美韩在我国周边进行军事演习,妄图威胁我国。所有这些都彰显着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 2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 基于国际法学在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当前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我国传统的国际法学教学模式亟需加以深入改革。为此,我们应该以社会需求为本位,明确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为具体实施国际法学教学改革奠定思想基础。 2.1 树立正确的国际法学教育理念 深化国际法学教学改革,首先要明确国际法学教育理念。国际法学与国内各部门法学是法学的两个相互独立的平行领域,两个领域解决的问题迥异,社会对相关人才的需求亦大不相同,这就决定了两个领域法律人才的培养模式大相径庭。在国际法学教学改革中,应注重国际法学专业人才与国内各部门法学专业人才的不同,以当前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为导向,紧跟世界国际法学学科的发展前沿,在培养模式、专业结构、课程体系、评价机制等方面进行优化,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高质量、高层次人才。 2.2 引入先进的国际法学教学方法 在国际法学教育领域,一大批国际法学学者一致致力于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研究,他们开拓创新,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先进的教育方法,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教授和武汉大学肖永平教授所提出的教学方法。这些国际法学教学方法,经其本校实践取得了很好成效,应将其推广运用到整个国家的国际法学教学中。 2002年9月,在华东政法大学召开的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年会上,黄进教授针对国际法学的分支之一―― 国际私法的教学提出了一系列先进的教学方法,具体包括“国际私法教学与5H人才培养观、国际私法教学与3D课堂教学模式、国际私法教学与实践教学、国际私法教学与双语教学”等。其中,“5H人才培养观”是指在国际私法教学活动中教会学生how to be(如何为人)、how to do(如何做事)、how to learn(如何为学)、how to be with others(如何与他人相处)、how to enjoy life(如何享受生活的乐趣);“3D课堂教学模式”是指在课堂教学中广泛使用discussion(讨论)、dialogue(对话)、debate(辩论)方式进行教学。[3] 武汉大学肖永平教授在国际法学教学方法上提出要实现“五变”,具体是指变“以教师为中心”为“师生共同探索”,变“以教材为中心”为“教材和课外读物并重”,变“以课堂为中心”为“课堂与课外并重”,变“以传授知识为中心”为“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并重”,变“以学会为中心”为“以会学为中心”。同时肖永平教授还提出了“五I学习法”,指出在国际法学学习过程中,要做到正确识别法律争诉点、准确解释法律规则、善于确定关键事实、养成不断追问的习惯和得出自己的结论。[2]而“五I学习法”的养成,则离不开国际法学教学过程的引导。 3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具体措施 国际法学的教学改革,应充分调动教师和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整合一切可利用的教学资源,从教学模式、教学语言、考核方式三个方面深入进行,从而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高质量、高层次人才。 3.1 改革国际法学教学模式,采用新颖教学方式 国际法学的教学改革首先需要对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在传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国际法学教学内容的特殊性,引入新的教学方式。由于国际法学内容繁杂,涉及公法、私法的各个领域,为保证学生学习国际法学知识的系统性和连贯性,在国际法学教学体系和教学结构上必须由专业教师主导,因此,传统的“灌输式”的教学模式不可抛弃。但基于传统教学模式过于抽象枯燥,教学效果会因此受到印象,因此,国际法学教学改革过程中需要引入各种新颖的法学教学模式,主要包括多媒体教学模式、案例分析教学模式、模拟国际组织教学模式等,这些新型教学模式使原本抽象枯燥的课堂讲授变得生动形象起来,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听课兴趣,加强专业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思考,进而使学生能够自主分析当前的国际局势与国际争端,把这些枯燥的国际法规则灵活运用到保护国家利益的实践中。 3.2 改革国际法学教学语言,引入双语教学因素 国际法学与国内各部门法学相比,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国际性,这就使得对于国际法学的研究不应局限于国内领域,而应走出国门进入国际领域,这需要有非常高超的语言能力作为研究手段才能完成,因此,在国际法学教学改革中引入双语教学因素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际交往越来越频繁,国际问题和国际争端相应的也越来越多,这些国际问题和国际争端的解决迫切需要一大批掌握国际局势发展动态、具有坚实理论基础和开阔视野的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培养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对国外相关知识的涉猎是必不可少的,双语教学因此应运而生。所谓的“国际法学双语教学”是指在教师讲授国际法学的相关概念和规则,应该提供标准的英文注释,尤其是对于其中的专有名词,必须能够标注准确的英文翻译;在介绍相关国际条约时,对于其出处和原文内容必须向学生加以介绍;在介绍经典的国际法学案例时,应将裁决原文中的关键部分向学生展示。[4]通过以上双语教学途径,在教学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的国际法学专业外语水平,从而为其自主学习国外先进的国际法学专业知识提供便利,以进一步培养出高素质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3.3 改革国际法学考核方式,进行多角度效果考查 教学过程分为授课和考核两个阶段,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考核是督促学生认真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其中,期末考试时最传统的验收学生学习效果的考核方式,但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角度出发,考核方式不应局限于此。基于培养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要求,国际法学的考核方式应该多样化、灵活化,从多个角度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考察,从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除了期末考试之外,国际法学的考核还可以通过布置案例分析式作业、设置模拟法庭或模拟仲裁庭、针对热点问题撰写毕业论文、分小组讨论并展示探讨结果、组织辩论等多种方式灵活进行。通过对国际法学教学效果进行多方位、多角度考核,保证学生既能够掌握国际法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同时又能够灵活运用国际法学专业知识分析国际局势、解决国际争端,进而使他们成长为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科高质量、高层次人才,满足国际社会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 法学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信仰法律、熟练掌握法学理论知识并能将“教条化”的内容“务实化”的法学专业人才,作为法学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国际法学的教学目的亦是如此,但是当前中国的国际法学虽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但无论是人才的数量和质量还是研究成果的水准,仍然远不能适应中国对外开放的速度与规模。为了应对国际局势的严峻挑战,满足国际社会对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我们应该通过国际法学教学改革,调动学生自主学习和运用国际法学知识的积极主动性,从而培养出高层次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国际法学论文:案例教学在国际法学教学中的运用 摘 要:目前,案例教学已成为国际法学教学过程中的重要方法。然而在国际法学案例教学过程中出现了将案例教学等同于举例教学、对案例教学不够重视、案例选择不恰当、以学生为中心的模式很难达到等诸多问题。国际法的案例教学应当合理选择案例,教师应当恰当运用讲授案例的技巧,在课程设计方面应增加实践性教学环节时间。 关键词:案例教学;国际法;课程实践 国际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但现阶段我国学生普遍缺乏锻炼和实践的机会,接触国际法实例很难,学习过程中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在国际法教学中采用案例教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方面的缺陷,提高学生学习国际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案例教学法,就是运用典型事例进行教学,目的在于通过对典型事例的分析和解决思路、方法等的掌握,使学生进一步理解一般的分析原理,并借助这一原理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 [1]。其本质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互动式教学。 一、国际法案例教学易出现的问题 (一)将案例教学等同于举例教学 案例教学成功的重要基础之一是案例报告的规范化和权威性。在目前的国际法教学实践中,有的教师将案例教学理解为简单的援引案例来说明理论知识。虽然在系统知识的讲解过程中穿插案例有助于提高课堂气氛和加深学生的理解,但是这仅仅是系统教学的手段之一,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案例教学。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具有丰富的内涵,包括从案例选择到课堂设计的一系列过程。 (二)对案例教学不够重视 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方法,与其他的教学方法处于同等地位。引进案例教学方法却将其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不给予足够的重视,或者过于依赖案例教学方式都是不正确的。案例教学应当与其他方法并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课程分配上的均匀。案例教学有其自身的特点,需要将其与其他教学方式进行合理的搭配。 (三)案例选择的不恰当 案例的选择存在有难度,一旦选择不当,会直接影响案例教学的整体效果。案例选择困难的局面,一方面是因为案例来源不充足,另外一方面因为教师在选择案例时没有把握好标准。在案源上,困难的不是案例的数量问题,而是符合案例教学要求的案例质量问题;在教师选择案例方面,既要顾及到案例自身的价值,还要考虑到学生的基本情况,考虑到教学的进度和整体的教学状况,这些因素处理不好,就会降低案例教学的质量。 (四)以学生为中心的模式很难达到 通常的讲授式教学,以教师讲授为中心,教师处于课堂的中心地位,学生只是单纯的听课、记笔记,在课堂上没有主动性。这种影响呈现在案例教学中表现为教师在台上陈述案件事实,讲述案件涉及的法律知识,总结案件的意义,其中插入学生对于问题的看法。这种模式实际上是案例讲解,是传统的讲授式教学的一种,只是将系统知识换成案例,而不是案例教学。案例教学要求以学生为中心,要求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以及学生之间的互动。教师的角色转换不当,过于主动,就会削弱学生的主动性,同时也会限制学生的思维活动,达不到案例教学的目的和效果。 二、国际法案例教学的课堂实践 选择精确、有效、典型的案例,是实行国际法案例教学成功课堂实践的第一步。所谓精确,是指所选案例内容要与有关国际法理论相吻合;所谓有效,是特指国际法案例的政治性。国际法调整的国际法律关系除了包含法律因素外,更多的还要包括国际政治因素和国际关系的现实,与国际政治太过脱节的案例是没有生命力的。所谓典型,是指该案例在相关法律领域具有代表性。 实例演示:以WTO海龟海虾案为例 该案件的案情如下: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泰国投诉美国对某种虾和虾类制品的进口限制(WT/DS58)(禁止进口没有使用排除海龟捕捞装置捕捞的虾)。1996年10月8日,上述联合投诉方提出磋商要求。争端起因是1996年5月美国颁布609条款,禁止在捕虾时没有安装防止误捕海龟的装置TED的虾类产品进口。投诉方认为美国违背了GATT1994第1条、 第11条和第18条,并造成了利益的丧失和损害。1997年1月9日,马来西亚和泰国要求设立专家组。1997年1月30日,巴基斯坦也提出这一要求。1997年2月25日,DSB设立了一个专家组,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加拿大、菲律宾、新加坡、危地马拉、墨西哥、日本、尼日利亚、斯里兰卡、中国香港等11个国家(地区)保留第三方的权利。1997年2月25日,澳大利亚也要求就同样的争端事由设立专家组;1997年4月10日,DSB同意这一要求,决定由同一专家组合并审理澳大利亚的要求。专家组认为,美国禁止早虾和虾类进口的措施违反了GATT1994第11条第1款,不能被认为是GATT第20条中的例外。1998年5月15日,专家组报告由成员各方传阅。1998年7月13日,美国对专家组适用法律和法理解释问题提起上诉。随后,专家组推翻了专家组的一项调查结果,即专家组认定美国的被诉措施不包括在GATT1994第20条的序言允许的范围内。上诉机构推断出,美国被诉措施虽然符合第20条g款的要求,但却不能满足第20条序言中的要求。1998年10月12日,上诉机构报告由成员各方传阅。 该案若实践案例教学,大致可以分成如下步骤: 第一步,教师先将海龟海虾案分配角色,角色的分配应尽可能使大多数学生参与进来。在该案中,教师可以设定主持人1人,该主持人负责介绍案情,并以一段开场白开始这个案件的模拟。教师设定申诉方4人,分别代表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泰国四方;设定被申诉方2人,均代表美国,由其2人共同搜集资料加以抗辩;设定第三方11人,这11人分别代表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加拿大、菲律宾、新加坡、危地马拉、墨西哥、日本、尼日利亚、斯里兰卡、中国香港等国家或地区;设定专家组成员3人;设定上诉机构成员3人;设定一定的评委(最好基数),由评委对上述人员进行打分。 第二步,专家组审理程序。这个过程先由申诉方发言,然后由被申诉方抗辩,期间听取第三方的意见,最后由专家组做出裁决。这个过程评委应该对各个人员的表现进行打分,然后取平均值。 第三步,上诉机构审理程序。这个程序是上诉程序,具体设计跟第二步大致相同,最后由上诉机构做出终裁。 第四步,由评委进行核分,并将结果予以告知。同时,旁听观众(未分配任务的同学)可以向任何发言的同学就其所陈述的相关问题进行提问,这个环节要求准备案例的同学需要课下认真准备,确保就自己负责的部分了然于心。 第五步,由教师进行最后总结,并就相关知识点进行讲解,讲解的过程中需要将核心争讼点详细阐释,并积极给学生提供参考资料或推荐相关书籍、论文,以便学生在课后能够及时查阅。 第六步,由学生课下及时查阅资料并进行复习,教师可以在下一堂课时检查学生阅读资料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法教学中可以援引案例的选择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国际法院的判决。国际法院对国家的管辖权是建立在国家自愿的基础上的,由它审理的案件数量、范围有限,但根据国际法对国际法院职能的规定,国际法院除了拥有诉讼管辖权外,还有咨询管辖权。所以国际法中的教学案例除国际法院审理的成案外,还应该包括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仲裁机构的裁决、以及国际关系中发生的重要事件等等。这些意见、裁决和事件虽然不同于法院审结的成案,但它们都可以说明与论证国际法的原理、原则的产生和存在,同时也能说明国际法的现实性和复杂性,所以都应该在国际法案例教学中得到合理的运用。 三、国际法案例的教学设计 国际法案例教学设计大致上可以分为以下步骤: (一)案例的选取和整理 “法学案例教学以法律案例为课堂教学的起点,选择恰当的典型的案例是成功实施案例教学的先决条件。”[2]一个好的国际法案例必须具有实际价值,从法学教育来讲,首先,国际法案例的价值集中体现在案例中体现出的法律知识与法律运用;其次,国际法案例必须具有现实性,教师所选择的案例必须具有现实性和真实性,避免凭空虚构案例;再次,国际法案例必须具有启发性,这是案例教学目的的要求,启发性强的案例可以促进学生的思考和分析能力;最后,国际法案例的选择还要考虑学生的心理要求,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争议性强的案例能引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案例教学的效率。 (二)课堂讲授的技巧 国际法案例教学的方式可以多样化,可以有不同的课堂讲授方式和手段,恰当的形式可以使得课堂教学达到意想不到的结果。讨论法和质疑法是案例教学中常见的方法,组织学生就案例所涉及的法律知识进行讨论,发现案例中涉及的法律知识;不迷信案例中的结论,在论证结论的正确与否的过程中达到对案例知识的深刻认识和体会。在此过程中,教师要随时把握课堂进程,在应当给与提示、启发或者进行总结的时候能适时地做出反应。除了这些一般的方式,组织学生观看法庭审判或者邀请非课堂人员参与课堂讨论都是可以采取的方式。 (三)增加实践性教学环节时间 由于法学课是一门理论和实践结合较为紧密的课程,因而针对这一特点,教学管理部门在制订教学计划时,要充分考虑实践性教学环节。然而目前对实践性教学环节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它还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或者虽有少量安排,却是杯水车薪。这样要想把学生培养成动手能力强的应用型人才恐怕会成为美丽的肥皂泡。所以,对现行教学计划也应进行改革,要把实践性教学环节时间增加到总课时的1/4甚至1/3,并加强检查落实,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讨论案例,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法律操作训练,这更有利于将其培养成应用型法律人才。 国际法的学科理论和实践在普通高校的法学或国际政治学专业的大学生看来是充满吸引力的,但同时又难免产生隔空喊话的距离感,因为他们生活的空间终究与风云变幻的国际社会相去甚远。[3]案例教学是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应当在国际法法学教育中予以广泛采用。我国不是普通法系国家,案例教学不可能成为主要的教学方法,但是吸收案例教学方法可以弥补目前我国法学教育的不足。要使案例教学在我国的法学教育中达到良好的效果,必须将其与传统的教学方法结合起来,使二者能够相辅相成,同时应当正确认识案例教学,采取科学合理的方式使案例教学达到最佳的效果。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方法论中的分析实证主义 【摘要】面对国际法学方法论的选择,历史上的东西方法律文化都倾向于在国际关系上采用道德哲学的进路,将问题的解决诉诸于抽象意义上的原则与教义。近现代以来,国际法上道德哲学进路与社会科学进路的冲突集中表现在自然法学派与分析实证法学派两种不同的国际法学方法论中,社会科学的明显优势使得分析实证主义在方法论中处于主导地位。国际法学的发展需要法理学的理论支撑,在分析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统治下,中国的国际法发展需要更多的吸收借鉴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多种社会科学进路,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追求创新与突破。 【关键词】国际法;法学方法论;分析实证主义;社会科学进路 一、历史上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哲学进路 传统意义上,自然法学家们认为道德原则是比法律更高的标准。传统法学确实乐于接受道德哲学的教诲,这来源于道德高于法律的基本假设,道德可以为法律提供评价标准和合理性依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道德哲学被认为是永恒不变的,这种进路在国际关系处理中不可替代。随着国家不断的强大,世界上每一个君王或政府不论对内统治或者对外交流都无法离开道德哲学的帮助,道德哲学成了统治一个强大的专制国家并有效进行国际交往的必然选择,古代的国际法带有了明显的道德哲学色彩。 在古代中国,周朝就出现了“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统治思想,随后的国际交往制度中,“朝贡体制”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朝贡体制”起源于先秦的服事制度,《尚书·禹贡》所载“五服”制和《周礼·秋官·大行人》所载“六服”制,依据血缘亲疏、尊卑高下、地理远近,确立了一套以王畿为中心向周边层层扩散的统治结构,将夷狄置于边远地区。在朝贡体制下,中央王朝有抚驭、开化夷狄的责任,而夷狄则有义务向中央王朝进贡。这样,在高尚德行的感召下,中央王朝和夷狄之间将处于和平的状态。这既体现了华夏民族高度的政治智慧,又体现了道德哲学在冷兵器时代处理国家关系问题中的强大作用。 在西方社会,传承千年的古老文明抵挡不住野蛮人的入侵,黄金时代和民主政治消散在马其顿王朝的铁蹄之下。人们惊奇地发现,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先进无法转化成一种绝对的强大。在生产力尤其是军事科技无法取得压倒性超前的时代,专制集权的制度才能保证集结全社会的力量。于是,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划分,人们为了生理和安全的需求,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弃更高层次的需求,抛弃了诸如“品德”、“节制”、“荣誉”等美好的词汇,甘心在“恐怖”下“幸福”地活着。顺势而为,道德哲学披上了神学的外衣,成为专制统治的精神载体,恰如其分地渗透社会的各个阶层的每个细微的角落,把脆弱的国家沾粘起来,创造了一个看似稳定实则压抑了诸多矛盾的秩序。从西欧封建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然法在古代社会可以给一个区域带来和平,只有当国家和民族的棱角被道德哲学所磨平,才能真正带来国际社会的稳定。相对于灿烂不朽的古希腊文明,运用道德哲学伪饰的宗教统治来处理国际关系有着一种不可逆的进步性。古代中国的“朝贡体制”和古代西欧的宗教统治都同样体现了道德哲学在其处理国际关系上的重要作用。 二、国际法学方法论的思想定位 (一)近现代两种不同视角下的国际法 1、自然法学派的国际法学方法论 从历史上的国际关系可以看出,自然法学派带有明显道德哲学价值判断的思想一直是确立国际法的指导理论,这种普遍的道德原则和宗教教义在处理国家之间关系时被理所当然的顺从。格老秀斯作为“国际法之父”,在《战争与和平法》中明确支持国际法学中的自然法理论,认为国内法、国际法甚至战争法都应当遵循自然法的基本原则。近代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对人权的呼吁让人们切实感受到了自然法中的“恶法非法”思想。20世纪的新自然法学派同样传承了这种对法律应然性的推崇,马里旦所谓的尊严,富勒的道德,德沃金的权利,罗尔斯的正义等等无不体现了他们的价值评判标准,即那种抽象意义上的道德哲学。 面临对国际法问题的评价时,自然法学派主张的道德哲学进路要求人们去考虑国际法“应当”如何,这种预设带有明显的价值衡量倾向。不可否认的是,国际法应当具有道德性,但在复杂的国际关系背景下,道德标准如何确定?法律应然性的具体表现在哪个方面?这种抽象的原则教义无法解决真正的国际法难题,如国际争端的具体解决机制、WTO的具体贸易规则等,道德哲学无法为人们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思路,自然法学派的道德标榜与口号在面临现实质疑时只能偃旗息鼓。 2、分析实证法学派的国际法学方法论 与自然法学派的国际法“应当怎么样”相对应,分析实证在解决国际法问题时更多的关注其具体“是什么”以及“如何解决”。分析实证的方法论要求人们将国际法从实然之法的角度去研究,进行最基本的实证阐释,从国际条约、国际判例中寻找最基本的逻辑起点和规则。所谓国际法的实证分析,即“对于国际法的规范、实践所进行的描述性研究,解决国际法某个领域、某一方面、某一问题上的规则或者实践‘是什么’的问题。”这种方法论以奥斯汀、凯尔森、哈特等人为代表,在不考虑道德的同时注重研究法律规则、文本和体系。 分析实证主义认为,国际法不仅存在于高层次的道德原则和教义之中,更存在于具体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中,软法便是国际法的重要研究对象。这种方法论要求我们的关注点在于实际起作用的法律究竟如何,能够切实解决国际纠纷的国际法才能最大程度上满足现实的需要。“一项法律的制定过程就是力量博弈的过程。 (二)社会科学进路的理论优势 抽象的教义原则高于具体的法律规则,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评价标准或正当化依据,这种被德沃金称为“正当化追溯”的道德哲学学术进路源远流长,道德哲学所推崇的正当化基础和“公平正义”的理念在人们心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道德哲学在法律甚至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给予了人类社会一个简单而又稳定的是非评判标准,但它的局限性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矛盾的增加而日益暴露。抽象的原则在不断涌现的实际问题面前显得无比乏力,一个笼统的、普遍的、神圣的教义被证明根本不是适用于所有时代的万能钥匙,道德哲学不再像之前的一千年一样高高在上,国家统治者作为法律决策者开始注意更为细节的东西,他们思考并论证着每个棘手的问题,从中获得更为珍贵的价值判断。 道德哲学所说的更高的原则教义,比如对权利话语的推崇或者对自然法、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并不能指导具体的法律制度,最多算作是最后的保障或检验标准。在国际法学领域甚至整个法学理论体系中,真正能够改善人民生活和解决法律疑难问题的只能是社会科学。毕竟,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解决问题才是王道。国际法学的时代任务不是单纯的寻求正当性基础和标准,而要努力解决国内统治和国际交往关系运行中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疑难问题。莎士比亚说过,“简洁是智慧的灵魂”。社会科学并没有道德哲学如此繁琐和夸张的法律修辞,然而却能提出最简洁的方案和策略去化解法律面临疑难问题的尴尬,因此获得了解决问题的指导权。 国际社会的客观现实日益复杂,在处理日常法律问题尤其是国际法问题上,人类需要一种更犀利,更高效,更能直指问题本质的思考方式,这就是社会科学进路。道德哲学所统治的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相对稳定,但法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让当前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社会制度日趋完善、社会矛盾增多、文化多元、道德分质的现代必须抛弃这种进路,道德哲学的传统进路已经不能给予复杂的国际问题以充分的援助,法律决策者必须采用社会科学进路,以应对法律发展的需求。当然,社会科学的各种实证分析方法并没有要通过研究法律疑难问题本身的各种经验要素去取代法律实践中的价值判断,因为毕竟道德哲学的进路解答了人们为什么要受到某种约束的原因。社会科学在解决法律疑难问题时并不能忽视道德哲学的存在,比规则更高层次的法律原则和教义仍然具有指导性,又或者在疑难问题得到解决时用来验证判决和解决方案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社会科学和道德哲学一样,都不可能包含所有的思考。其实,没有哪种进路可以囊括所有问题的复杂性并且完全取代其它的理论竞争者。 三、分析实证主义统治下的国际法学与中国 (一)国际法研究中的法理学基础 与各部门法不同,法理学为法学研究提供的是一种共同的基础理论,国际法的方法论研究需要法理学基础作为强大支撑。有学者已经用法理学的理论来分析论证国际法中的基本问题,如从不同流派的视角分析人道主义干涉的法律框架,特别是《联合国宪章》中的部分规定;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国际习惯的构成要素等初步探索,但这远远不够,整个法理学的理论框架仍然架构在国内法的研究基础之上,国际法的法理基础与国内法相比明显缺失。 十九世纪,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轰隆声,孔德的实证主义和边沁的功利主义把古典自然法学拉下神坛。随后,奥斯丁把两者结合,创造出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并把法学从伦理学中独立出来,使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近代以来,分析实证主义已经取代了自然法理论,在国际法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到了当代,虽然在国际人权法等领域,自然法理论有所复兴,但实证分析仍然是大多数国际法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虽然有学者曾提出质疑:“独木不成林,倾分析实证主义国际法理论一派之力,尚难以支撑起一个国际法之‘法理学’学科。”但这并不能改变分析实证主义“一派独大”的现实局面,国际法学方法论的法理学基础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分析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进路之中。分析实证主义需要不断的丰富和扩充基本理论知识,进入一个更广阔的发展平台,以此来弥补相对于国内法“百花齐放”的理论缺失。 (二)分析实证主义与我国的国际法理论 中国传统文化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使得传统的法文化并不具备分析实证的特点,分析实证作为一种外来的法学方法论,从近代开始传入我国。有学者将其在国内传播以1919年的“”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一个初步传人阶段,之后进入深入的探索研究。梁治平先生明确肯定了分析实证主义对我国的影响:“20世纪初输入于中国并且很快在中国思想界取得支配地位的,是19世纪在西方达于鼎盛的科学实证主义思潮,而中国法律学的出发点正是法律的实证主义。”然而中国的现实情况并不如此乐观。分析法学强调法律的概念和规则分析,试图使包括国际法在内的法学理论成为一门与道德分离开来的独立科学,这本身便与中国本土的意识形态存有隔阂。尽管司法实践中一直在强调法官的中立性,但注重情理的儒家传统文化与政治政策压力使得分析实证主义并没有很好的在中国社会生根发芽,在国际法方法论体系中的作用更加微乎其微。但是,“从研究方法上看,分析实证主义最具国际法律思维的特色;而且在对国家权利和义务的精确界定上,离不开实证主义依概念和逻辑的技术分析方法。”面对中国的国际法理论,实证分析的方法论仍然需要处于主导地位。 道德哲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更多的采用政治艺术和道德感召。面对如今的分析实证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或许会为其在中国国际法的方法论发展中提供新的思路。国际法学的方法论作为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与其他领域的社会科学进行融会贯通更有利于我们找到最为正确的社会科学进路。在运用分析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中,国际关系理论可以更好的研究国际法律制度,实现与国际法学的有效融合。随着新现实主义、制度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国际关系中对国际法律制度的体现也越来越深入,美国的实用主义法律价值观已经使得多种社会科学方法并存的国际法学理论拥有广阔的用武之地。目前的中国国际法律制度并不处于学术高位,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坚持分析实证主义的基础上,要广泛吸收借鉴各种社会科学进路的优秀理论成果,在总结归纳的基础上谋求创新与提高,用科学的方法论来更好的指导国际法学理论和实践。 国际法学论文:中国国际法学会在西北政法大学召开年会 李适时、娄勤俭出席 2012年5月26日,中国国际法学会2012年学术年会在西北政法大学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国际法学会会长李适时,陕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娄勤俭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西北政法大学党委书记朱开平致欢迎辞。朱开平说,这次大会的主题选定为“当代中国与国际法——国家实践及理论思考”,非常契合当前我国的外交法律实践,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会议选题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具体情境来解释和适用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则,将为我国更好地参与国际实践提供良好的决策建议,必将对我国国际法学科的发展和进一步提高我国在国际法框架内的外交政策水平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他希望中国国际法学会和国际法学界的专家学者和西北政法大学建立更进一步的交流与合作,为我国国际法学科建设发展和我国教育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娄勤俭首先代表陕西省委、省政府对年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中国国际法学会长期以来对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所给予的关心与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陕西文化资源丰富、自然资源富集、科技资源优越、工业门类齐全。近年来,陕西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着力推进结构调整,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上升通道。当前陕西正处于全面建设以经济强、科教强、文化强、百姓富、生态美为主要标志的西部强省的关键时期,诸多知名国际跨国公司纷纷来陕投资,设立研发中心、建设生产基地,迫切需要更加完善的、符合国际惯例的税收、信用、监管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作保障。他希望中国国际法学会进一步加强对西部地区特别是陕西对外开放的国际法律问题研究,进一步加大对西北政法大学的支持力度,为陕西培养更多的涉外法律理论与实务人才,为政府决策提供更多更好的法律服务和智力支持。 李适时在讲话中指出,当前国际法在国际交往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应对挑战,加强研究,快出成果,既是客观形势的迫切需要,也是国际法学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他强调,加强国际法研究,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以我为主”,冷静分析、理性判断,准确把握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特点和规律;要始终服务国家利益,“为我所用”,立足实际、着眼长远,紧紧围绕我国对外发展战略的现实需要,不断拓展国际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要着力培养青年人才,努力造就一批适应形势需要的高素质、复合型、专业化人才,为我国的对外发展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力支持,要不断加强学会建设,促进学会与政府部门及企业的沟通,进一步强化桥梁纽带和服务作用。 据悉,本届年会是中国国际法学会第一次在西部地区召开的学术年会。在为期两天的活动中,会议围绕当前国际法领域若干前沿问题,就中国国际法事业的繁荣发展面临的形势、挑战和任务等进行交流探讨。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及省人大常委会、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全国各地国际法教学科研机构的二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在开幕式上,中国国际法学会与西北政法大学签署了共建“中国西部涉外法律人才教育培养与科研创新基地”协议。 来源:西北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方法论探究 【摘 要】国际法学的深入发展,需要以建立有效的方法论为基础,来解决传统法学方法论的问题;通过对不同方法类型的选择,以形成国际法学的方法体系,同时结合本专业的特点提出一些具体的学习方法。 【关键词】国际法学;方法论;方法体系 对国际法的研究,像对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一样,有它的不同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表明了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如历史方法、政治学方法、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以至于各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等。这些研究方法对于国际法问题的深入分析起了重要作用。本文从方法论界定入手,阐述了法学研究方法的类型,进而论述了国际法方法体系的构建,并介绍了相关的具体研究方法。 一、方法论概述 方法论,也称科学方法论,是有关各类科学研究的方法的理论,是关于科学研究活动的程序、途径、手段、模式及其规则的理论体系。方法是重要的,但在不同领域所适用的方法不可能都完全相同,解决不同的问题,需要用最合适的方法、最有效的“招数”,因而需要对各种方法进行类型划分,以便于人们选择和取舍,从而能够针对不同的问题,根据不同的需要,运用不同类型的方法。而研究不同的方法类型及其所构成的方法体系,同样也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国际法方法体系的构建 国际法作为法律的一个部门,除了上述这些研究方法以外,特别重要的、也是首先要使用的研究方法是法学方法。所谓法学方法指的是在阐述和分析问题中运用法律概念和法律逻辑。法律概念和法律逻辑不是抽象的、空洞的,而是以法律的拘束性为依据的。在国际法上,主要是指对国家的拘束性,在研究的过程中,不能脱离对国家的法律拘束性这个基本点:概念是对国家有拘束性的概念,逻辑是以对国家的拘束性为其特点。因此,深入分析需要善于使用法学方法。然而在研究或确立国际法方法论的过程中,还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一)方法体系的开放性。即国际法研究的方法体系,应当具有开放性。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特别是随着方法的不断创新,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自然也会不断得到更新。与此同时,由于作为国际法学研究对象的国际法系统十分复杂,对于这样的复杂系统,无论某种方法多么重要,也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必须要采取多种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因而国际法的研究方法必然要体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 (二)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即尽管研究方法可以是多元化的,但从现代的发展需要和国际法自身的系统协调来说,不仅要强调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而且还要强调对相关问题的综合,因而不仅要强调具体的分析方法,而且同样也要强调方法的综合性、系统化,使方法得到整合,使具有综合性的方法能够得到应用。为此,不仅要注意一个个具体方法的应用,还要注意国际法研究方法的系统化。 (三)研究方法的协调性。强调方法的系统化,进而言之,就是要强调方法的协调性。事实上,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 国际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与其他部门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因此,在国际法研究过程中,对于研究各类不同事实的方法,尤其应注意其协调性,从而更好地发现事实与事实、方法与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相关领域的一般规律。 三、国际法学习的具体方法 任何学科都需要掌握外语,以便扩大知识,打开眼界。而国际法尤其如此,因为国际法研究的对象是国际问题,需要广泛地了解外国情况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把知识只限于一国之内是根本不行的。掌握外国语言,当然是越多越好,至少也要通晓一种外国语文。如果是一种外国语文,最好是英语。因为英语在当前是国际上最为流通的语文,英语国际法材料是最为丰富的。 其次是广泛的基础知识,任何一个部门科学都不是孤立的,它必定与其他部门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国际法也不例外,因此,对某一部门科学进行研究,必须涉及到一些其他有关的部门,所以较广泛的基础知识是十分必要的。以前,国际法除了作为法学的一个部门以外,主要与历史和政治学有密切的关系。现在,国际法所涉及的学科更多了,它与经济学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它的一些分支逐渐与一些自然科学部门发生了关系,例如海洋法、外层空间法、国际环境法等等就需要一些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知识。因此,研究国际法要求有相当广泛的学识,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些学科的知识。当然,这并不是说,国际法研究工作者必须是其他有关学科的专家,但是,为了深入地进行研究,对于一些有关学科具有一定的知识,却是必要的。要对国际法进行研究,当然必须有国际法的专门知识。这里应该提及,国际法是一门范围很广的学科。在传统上说,国际法的范围已经很广,其中有国际法的基本理论、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地位、国家领土、居民与个人、国际条约、外交及领事机关、解决国际争端以及战争与中立等方面。 四、小结 对国际法的研究,像对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一样,有它的不同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表明了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如历史方法、政治学方法、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以至于各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等。这些研究方法对于国际法问题的深入分析起了重要作用。阐述国际法问题的历史发展,或者从政治或经济的角度来研究国际法问题,或者以国际社会结构为背景或以各种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来探讨国际法问题,无疑都将使国际法问题得到深入的分析。然而,一个国际法研究者不易同时使用各种方法,而往往偏向于某种方法,从而使自己的论点在理论上成为一个学派。
绿色会计论文:绿色会计新理念探讨 摘要:简述绿色会计的概念,以及加强绿色会计核算、监督理念的重要性。重视发展绿色会计,健全会计核算系统的必要性。 关键词:绿色会计;会计核算;监督理念;发展;健全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作为现代会计人所提供的会计信息正“一日不如一日”地在某些方面失去其相关性,那就更不用说作为会计信息最高质量要求的“决策有用性”了。其表现最突出,矛盾最尖锐的当属在传统或现行会计制度影响下,企业披露的会计信息对环境资源耗用程度反映的模糊,从而造成了发展与环境,经济与生态的恶性循环,导致企业发展经济的“欲速不达”,在进行经济事项时或在完成经济事项的后期,仍要为抑制这种循环的继续恶化而操劳。在这种恶劣情况下,西方蕴育而生了“绿色会计”,这是一门强调现代会计人在企业进行经济活动时,正确、及时、合理地对企业耗用环境资源的程度进行核算的科学。 1 绿色会计:也是一种财务信息系统 传统会计产生于工业时代,它强调对企业硬资产进行核算,而事实上,企业还存在或多或少的软资产(soft as-set)。环境资源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稀缺资源,而它的稀缺性,使企业必须付出一定代价才能获得对它的使用权,所以环境资源也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物品,会计对它的价值理应进行核算。而在长期的传统会计体制下,由于会计信息对经济行为的影响,从而导致如zeff在《“经济后果”学说的兴起》一文中断言:会计信息将影响企业、政府、工会、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决策行为,影响的决策行为将反过来又会损害其他相关方面的利益。绿色会计作为一门核算soft asset的会计学科,正是运用了会计这一独特方法,以会计人的责任心,试图启动一个好的“会计信息预警系统”,尽力“挽救”因此而“挣扎求存”的企业。所以我认为;绿色会计是一种核算企业社会资源成本的手段,它根据会计要求对企业拥有的环境(自然)资源进行适当的货币计量和重要性判断,并采用适当的会计方法记录企业因经济活动而对环境资源的消耗情况,是提供因不同程度的耗用(包括破坏性耗用)而需以资产形式追加补偿的财务信息,是一种财务信息系统。绿色会计所核算的社会资源成本,我以为可介定为产品成本的一部分,即。产品成本是产品经济成本和社会资源成本的总和。只不过,在社会资源成本的确认程序及方法上。是划分为收益性的,或是资本性的,还是有得研究的,这里不作细究。但不管如何划分,都是在权责发生制基础上得以确认的。所以,例如企业在进行自然资源开发,支出的自然资源原始成本就应被附加定义上社会资源成本(惯例为:矿山的取得成本、勘探成本、开发成本的总和,称为自然资源原始成本)。从企业进行经济活动应付责任的角度上看,做这样的定义是有它的必要性的。 2 加强绿色会计核算、监督理念的必要性 把环境问题与会计理论结合起来研究,即是现代环境危机所迫,也是会计信息与决策者之间关系狭隘而造成的沟通失误所迫。从中引出的问题,已不单纯是会计问题,更多意义上的是一种社会问题。绿色会计强调企业对环境资源保护的责任,使企业站在社会的角度上,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承担起保护环境资源、合理开发和配置资源的责任,发挥会计核算、监督的职能。如果忽视绿色会计,甚至不认识绿色会计,就会使企业在出示财务报告时,无形中拒绝履行支付社会资源成本的义务,从而缺漏了对“环境资源负债(soft liabilities)”的报告。从这个意义上讲,绿色会计是报告软负债的会计学。这种负债是因企业对环境资源不同程度的耗用而需以转移或运用资产或放弃经济利益的形式的追加补偿,但过去的会计期间,会计并未计提或不能可靠计提,而企业必须现在承担起这种债务,它或是被现时清偿,或是在未来“加倍加息”清偿,最终导致企业经济资本的流出。但由于软负债清偿金额庞大,清偿期递延于较长的会计期间内,所以,拥有这种负债的企业当然不希望对它进行清偿,但企业为发展经济并获取或持续获取经济利益,是需要同时搞好环境保护的,因为,经济发展和环境建设不协调的阴影已使我们食了“苦果”,要解决环境问题,唯一的、最有效的方法是: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对环境资源的保护进行现时或补偿性的“巨额”投资。《2000年中国环境战略研究》中提到的环境治理投资方案,分高、中、低标准对治理目标进行定位:①高标准——环境保护总目标是环境污染基本得到解决;⑦中标准——总目标是环境质量有明显好转;③低标准——总目标是竭力使环境污染维持现状。三个标准中。资金投资分别占国民生产总值(gdp):2.4%,1.6%,1.0%。若分别达到预定总目标,那么,由于污染的削减,改善了环境质量,从中减少了经济损失,盈得环境效益,每年分别为1459亿元,1056.5亿元,814.1亿元。在西方国家,常用“费用一效益”分析法评估公共项目社会经济效果好坏,近年来,由于环境问题窘迫,所以也被作为评价一个国家环境资金投入的一般性项目。环境问题的“费用—效益”分析,是用效益—费用比值法衡量社会经济效果的,但以此同时,自然资源的损毁、生态环境的破坏,环境的恶化,是逐日加剧的,年“环境污染”的直接经济损失已达近千亿元,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75%,间接经济损失就更难估计了。“投入—产出”的失衡,迫使我国1999~2000年,环保投资将提高到占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1~1.5%,约为2200~3000亿元,力求环境压力有所缓解。这惊人的数字,耐人寻味。97年若按“标准”进行环保资金的投入,则分别投入1794.53亿元、1196.35亿元、747.72亿元,如此投入你我的经济可否能承受,不投入502.4亿元,我们又如何言对后人。会计人责无旁贷,应以自己的新理念,尽自己一份责任。绿色会计为现行会计增加了三个因素。环境—未来—公平。由此可见,三者的“联姻”,正是一种责任——确保把等量的“资本”传给下一代。历史和社会赋于“绿色”就是和谐、平等、共同进步,而绿色会计人正以自己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理念疾呼地球人为子孙后代多着想,在认识并探求消耗“绿色”的同时,保护它的纯洁。我们尚无法完全确定环境资源作为一种soft asset货币计价的多少,但必须承认这个soft asset的消耗,若是肆无忌惮的,只会加速它的枯竭,最终危及的只能是我们。 3 重视发展绿色会计,健全会计核算系统 发展绿色会计,就要支持、鼓励企业自觉、主动地披露自身的环境信息,这是绿色会计能否正确地、迅速地发展的关键。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小组第15次工作会议(1998年2月11日~13日)指出:披露环境成本(社会资源成本)和环境负债(软负债)对于清晰反映或进一步解释报表项目是很重要的。……在判断重要性时,不仅要考虑金额,而且要考虑项目性质。……(环境)信息将帮助信息使用者判断企业未来现金流动性、时间及未来财务资源的承诺。而现行国民经济的核算体系,注重经济产值的增长速度,忽略资源基础和环境条件,重在求产值。使得产值上升是以资源的大量消耗为代价取得的,这样便出现了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空心化现象:一方面是国民生产总值的虚幻增加,另一方面是自然资源的持久减少、生态的破坏和环境的恶化,即经济增长的同时伴随着日益严重的资源基础不断削弱、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追其原因是自然资源产权模糊,资源无价论的错误影响等;追其责任是会计人对其监督核算的忽略或不可靠。所以,建立、健全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会计核算系统,发展为保护绿色资源的绿色会计,使现代会计人树立起绿色会计的新理念,让现代会计人承担起监督、核算资源消耗情况的新责任,这是“挽救”我们自己的有效举措。也是最终“完胜”绿色资源的最有效的办法。 绿色会计论文:绿色会计理论体系初探 绿色会计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出现,并在90年代得到快速发展。但在我国它还处于起步阶段,未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国内的专家学者对绿色会计理论体系的许多内容还存在诸多争议。本文拟对目前存在的各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归纳总结,并提出观点和建议。 一、绿色会计的主体 绿色会计的主体问题实际上是绿色会计的定位问题,即如何理解绿色会计与现行财务会计的关系。关于这一点,有三种不同的理解:①绿色会计是一门与现行财务会计并立的独立学科。②绿色会计是现行财务会计的一个分支学科。③绿色会计是现行财务会计与环境科学等交叉的一门边缘学科。由此,对绿色会计的主体就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认为绿色会计的主体是政府,属于宏观层面;二是认为绿色会计的主体是企业,为微观概念;三是认为绿色会计的主体既涉及企业又涉及政府。绿色会计的特点决定了其主体不能仅限于企业,还应包括政府,即从宏观层次进行核算。 按核算内容的不同,可以将绿色会计主体划分为不同层次:从国家角度划分,称为宏观绿色会计主体;从区域的角度划分,称为中观绿色会计主体;以各个微观经济组织划分,称为微观绿色会计主体。这样就将会计主体置于环境系统中,从而将环境资源的价值消耗与补偿纳入绿色会计核算系统,体现了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特定的国家或地区的划分规定了绿色会计主体与其他会计主体的空间界限,即绿色会计只核算本会计主体内部的环境事项以及本会计主体与其他会计主体之间相互联系的环境事项;同时考虑本会计主体内上、下代人的生存与发展,寻求不同代人之间的环境资源公平合理的分配。这体现出各个会计主体在同一时间、空间中共同占有地球的环境资源,共同对资源的使用与保护负责。 二、绿色会计的客体 绿色会计的客体(核算对象)的显著特点是增加了自然环境内容,特别重视环境科学与会计实务的结合。因此,绿色会计核算对象中必然包括自然环境,具体说来,是企业对环境资源的不断损耗和不断补偿的循环过程。环境资源损耗是指由于资源消耗失控、重大事故、“三废”排放等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的损失,以及企业生产、储运、销售过程中对自然资源的超定额消耗。环境资源的补偿是指企业治理污染、改善环境,以及以排污费、罚款和赔偿等形式上缴国家或付给他人用以保护环境的支出。 南京大学的杨胜雄教授在中国会计学会环境会计专题研讨会上表示,绿色会计的核算对象应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两大类,并认为传统绿色会计的不足在于只关注自然环境的影响而忽略了人文环境,因此革新势在必行。 由于绿色会计与自然环境关系复杂,考虑到目前的绿色会计核算技术方法的可操作性,对于其核算对象主要有以下观点:①“三要素论”,认为绿色会计核算对象包括绿色资产、绿色负债、绿色成本。②“四要素论”,认为绿色会计核算对象包括绿色支出、绿色收益、绿色资产和绿色负债。③“六要素论”,认为绿色会计核算对象包括绿色资产、绿色负债、绿色权益、绿色收入、绿色费用和绿色利润。其中,绿色成本包括自然资源成本、自然资源损耗、环境保护支出等;绿色收入包括自然资源收入、环境污染收入、资源环境保护收入等;绿色收益包括资源环境收益、绿色利润等。 三、绿色会计的目标 有学者认为,绿色会计的目标应是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进行决策的需要,其内容应能够帮助环境资源使用者和管理者了解绿色资源的存量和流量,以及绿色资产、绿色资源的分布及可能产生的变化情况;了解绿色资源所能产生的效益以及实现效益的能力;了解环境投资总额、环境投资管理情况、环境投资产生的效益及绿色负债变动情况等。也有人提出,鉴于目前我国公民的整体环境意识比较低的情况,近期绿色报告的目标可定义为:向政府管理机构、当前和潜在的投资者、债权人等环境利益关系人提供有关报告主体对其环境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和对于理智的投资、贷款以及其他决策有用的信息。 笔者认为,从使用者的角度看,绿色会计的目标应有基本目标和具体目标两个层次。基本目标是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多目标协调。由于传统会计理论只强调提高经济效益的单一目标,不但导致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下降,也危及经济效益的未来可实现性。因此,绿色会计的基本目标不宜定义为单一目标,但它也不是多目标的简单相加,而是注重各个目标之间的交互作用,达到多目标协调。绿色会计的具体目标是充分披露有关的绿色会计信息,为各决策单位实施经济和环境决策提供帮助。绿色会计应披露的信息主要有:环境成本、环境负债,与环境负债和成本相关的特定会计政策,报表中确认的环境负债和成本的性质,与某一实体和其所在行业相关的环境问题的类型,等等。 四、绿色会计的假设 当前,争论最大的就是绿色会计假设。具有代表性的两种观点是: 1.会计主体假设、受托责任假设、环境价值假设和多元计量假设。会计主体假设认为,绿色会计应注重主体的行为特性,而非所有权特性。当企业生产造成的环境污染影响其他企业的正常经营或影响周围居民的健康状况时,显然仅将会计核算局限于会计主体本身所拥有的资产已不适宜,而应将这种由该会计主体的行为所产生的外部不经济性包含在绿色会计的核算对象之内。 受托责任假设认为,绿色会计的受托责任应不局限于“财产托付论”,而是适用“资源托付论”,即除了财产的保管和使用外,保护生态环境和治理环境污染也应成为绿色会计中受托责任关系的主要内容。绿色会计中的受托已不仅仅是受出资人之托,而是受整个社会之托,受托人有义务、有责任向负有直接和间接委托关系的委托人(包括社会的各个方面)充分披露其责任的执行情况。因此,受托责任具有双重性质,它包括以体现企业经济效益为主的经济责任和以体现环境效益、社会效益为主的社会责任两个方面。 环境价值假设认为,虽然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绿色资源只有使用价值而没有因交换形成的价值和价格,它不属于传统会计核算范围,但要进行绿色会计核算,首先必须承认环境资源是有价值的。它虽不适用劳动价值理论,却适用边际价值理论。 多元计量假设认为,绿色会计核算内容既具有商品性而又不限于商品性,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核算内容在计量上具有模糊特征,若仅以货币作为计量单位,就不能客观地反映会计主体的环境状况。因此绿色会计的计量应是以货币计量为主,辅之以实物、与自然环境有关的指标,甚至是文字说明。绿色会计的计量可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计量的精确性与模糊性相兼容的办法。 2.可持续发展假设和货币计量假设。可持续发展假设是指绿色会计核算以会计主体在自然资源不枯竭、生态资源不降级的基础上,保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尽管会计主体的经济活动存在着许多的不确定性,但会计进行核算和监督的正常程序和方法都应当立足于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理论是绿色会计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货币计量假设认为,货币计量的优点是能为不同质量、数量的会计核算对象提供一个统一的量度标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价值计算。但由于受科学水平和认识水平的限制,要将实物量度转化为货币量度,有时其精确度难以保证。在这种情况下,用货币计量与非货币计量共同反映绿色资源成为必要。多种计量反映能够互相补充,提供更加完整、准确的信息,满足各方面信息使用者的要求。此外,绿色会计主体内的绿色投资、绿色费用、部分绿色效益等仍然包含着劳动价值量,对于这部分绿色要素仍然可以按包含劳动价值量的货币进行计量。 五、绿色会计的报告 关于绿色会计报告,是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的,目前也有两种主要观点: 1.“自然资源损耗+改善资源环境收益=环境保护支出”的观点。理论界有些学者认为,绿色会计的核算对象应包括:①自然资源损耗。主要包括环境污染损失和自然资源损耗,后者又由自然资源超耗成本和“自然资本”的消耗成本组成。②改善资源环境收益,即企业通过环保所得收益。包括利用“三废”收益、接受外单位对污染损失的赔偿和政府发放的环保资金等。③环境保护支出。用以反映企业在环保工作中所作的贡献,并设有一系列核算账户,如资产投资、业务费用、回收费用等。 与以上核算对象的内容相适应,该观点的支持者主张编制“绿色资源环境资产负债表”,资产方登记“自然资源损耗”(原因是自然资源的损耗会带来企业收益的增加)和“改善资源环境收益”;负债方登记“环境保护支出”。同时,该观点认为在合理的条件下,企业对社会资源和环境的贡献应等于其收益,即在绿色会计报表中资产等于负债,表明“社会资源资产总平衡,环境和资源得到最有效的保护”,也达到了绿色会计中的理想境界。若绿色会计报表中资产大于负债,说明企业行为对环境带来不利影响,政府应采取行政措施予以干涉,督促其增加环保支出;若资产小于负债,则表明企业重视环保,应得到政府的肯定和鼓励。 该观点从核算对象的内容出发,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核算账户,主张用“资产=负债”来编制资产负债表,寻求绿色会计所要实现的理想状态;通过比较资产、负债的大小,来确定企业在环保方面有无贡献、贡献有多大,从而利于政府对其进行综合评价和奖惩。但是该观点也存在某些不足:①严格说来,绿色会计报表应是一组能全面反映企业资源和环境状况的报表,而上述观点仅仅提出了资产负债表的编制理想。②编制基础“自然资源损耗十改善资源环境收益:环境保护支出”,与传统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出入较大,令人费解。③在编制过程中,可以看出与损益表中部分项目重叠的倾向,易造成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的混淆。鉴于以上原因,笔者认为,该观点有可取之处,但从全面反映资源和环境状况方面考虑,也有欠妥的地方。 2.利用会计要素编制绿色会计报表。该观点认为,编制绿色会计报表的目的是反映资源和环境状况,其内容主要包括:①企业如何有效利用现有资源的预测。这是绿色预算应反映的内容。②企业是否有效利用了资源。资源总是稀缺的,预算只是初步规划了如何有效利用,但经过实际的生产经营后,资源利用状况究竟如何还有待于编制绿色资产负债表予以反映。③环境污染的治理与绿色成本的发生情况。企业为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一定发生了相应的成本。成本项目有多种,需要编制绿色成本计算表来确认。④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治理污染、保护环境过程中发生了一定的成本和费用,相应地也会取得收益作为补偿。在提交的“绿色损益表”中,应对此进行客观、真实的反映。⑤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对社会的影响。绿色会计的特征之一是计量单位的多元性,不仅可用货币计量,还可选择实物、百分数等进行辅助计量,甚至可以用文字进行叙述。企业的存在,一方面扩大了就业,取得了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也对其社区、附近居民带来影响。完整的绿色会计报表对此也应有必要的披露。 绿色会计论文:探讨绿色会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内容摘要:实施绿色会计是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现代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本文从绿色会计的特点出发,探讨了企业实行绿色会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针对我国企业的现实提出了实施绿色会计应注意的关键问题。 关键词:绿色会计 现代企业 运用 绿色会计,又称环境会计,是将会计学和自然环境相结合,采用多元化的计量手段和属性,以有关环境法律、法规为依据,研究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之间的关系,并运用专门方法,对企业给社会资源造成的收益和损失进行确认、计量、揭示、分析,以便为决策者提供环境信息的会计理论和方法。 绿色会计与传统会计的差异 绿色会计是在环境资源恶化和批评传统会计的基础上产生的,其与传统会计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传统会计从人类经济活动的角度反映和监督企业的资本及其运动,按照权责发生制、历史成本等原则、采用复式记账的方法对发生的经济事项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但是企业的经济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在会计核算中没有反映。绿色会计则从生态环境和整个人类的活动出发,围绕以自然环境资源和社会环境资源的高效利用及耗费的补偿为中心,全面反映和监督企业的经济活动,从而有效解决传统会计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在传统会计中,只有存在财产所有权才有价格,才能在会计账表中得以反映。而如空气、海洋、臭氧层等对人类至关重要但无所有权的事物却不能成为会计核算的内容,企业对这些事物的使用和损害并不记入经营成本,这不仅使利润虚增,更为严重的是对以牺牲环境来取得目前利益的行为的一种鼓励。而绿色会计则充分强调环境资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并赋以价值和价格,对其损耗予以补偿,从而使企业的责任向社会延伸,迫使企业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综合考虑,真正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绿色会计的基本内容和方法 绿色会计是会计学、环境科学、现代经济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相互结合,运用一定的方法,以货币单位、实物单位计量,或用文字表述的形式,反映、报告和考核企业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生态环境资源等成本价值,平衡人工资本和自然资本。 绿色会计的主要内容。绿色会计是在修正传统会计基础上产生的,全面监督反映经济利益、社会利益,环境利益是绿色会计的重要内容。绿色会计的基本内容大体可分为三部分:自然资源消耗成本,环境污染成本,企业的资源利用率及产生的社会环境代价评估;同时,包括对国家经济发展宏观决策的评估。 绿色会计的核算对象。绿色会计核算对象,区别于传统会计的显著特点是增加了自然环境内容,特别重视环境科学与会计实务的结合。绿色会计中自然环境核算对象通常是指非人类创造的物质所构成的地理空间等。由于与自然环境关系复杂,考虑到目前的绿色会计核算技术方法的可操作性,其核算对象主要内容是:绿色成本包括自然资源成本、自然资源损耗、环境保护支出等。 绿色会计的核算方法。绿色会计核算对象自然环境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它能够为人类社会的现在和未来提供多种服务,具有直接或间接价值,如水资源、土地等。如何进行会计确认和计量是绿色会计核算方法的难点。绿色会计的确认和计量是将涉及自然环境的经济业务也作为会计要素,经过辨认确定其数量价格,加以正式记录并入会计报表的过程。由于绿色会计计量自然环境资源价值有一定难度,笔者将价值计量公式简列如下: 现实使用价值=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 总用户价值=现实使用价值+未来使用价值 自然资产价值=总用户价值+存在使用价值 其中,间接使用价值、未来使用价值和存在使用价值又是自然资产价值计量中最复杂的内容,需要借助于价格替代法、支付意愿法、接受意愿法等方法计量。确实难以计量的环境污染,可用数学模型适当测算估计量化。 在我国实行绿色会计的思考 (一)实行绿色会计的基本原则 1.长期性和循序渐进的原则。绿色会计的实施,不仅涉及产品成本的市场价格的变更,更主要的是,它涉及市场规律的变动,甚至全球的商品流通准则和经济制度问题。因此,笔者建议首先成立一个由经济、环境、资源、会计管理、法律等多方面专家组成的机构,对绿色会计理论、自然资源成本、环境影响成本、企业行为规律、产品市场规律、价格体系变动、会计核算项目、法律体系变动等一系列有关问题进行研究探讨。在此基础上,对部分产品或地区市场进行试点。如果可行,则应深入研究获得推广经验,再开展宣传,逐步使公众和市场接受,而后,开始研究立法或修改有关法律,调整会计教育和管理,以及审计制度。2.灵活性和边界起步的原则。由于绿色会计所核算的内容十分广泛,而且在不同的环境、地域和历史条件下会发生变化,应在确定原则的情况下,结合具体情况,灵活掌握。对不同的产业、产品,不同的地点和时期选择核算内容和标准。也可以采取“双轨制”,一为现行的会计核算体系,二为探索性绿色会计核算体系。绿色会计核算的起始科目,应当从相对明确、简单和易于了解的内容入手,即所谓“边界推进原则”。而不能一开始就从模糊、无基础和多变的项目入手,如大气环流的风能成本、潮汐能等。此外,也可以采用分解综合的方法。如一片森林的价值成本,可以分解为气候、环境、地理、商业等多项价值,分别衡量,再给予不同的权重系数综合评估。 3.系统性和多赢的原则。绿色会计不仅包含经济问题、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也涵盖时间和空间的问题。因此,必须突出系统性原则。从理论到实践、从产品到市场、从企业到社会、从资源到环境、从国内到国际、从宣传到立法、从价格变动到公众生活等,都要系统研究。特别是环境与发展这一对矛盾,必须坚持双赢的原则。同时,还要保持产品流通秩序和社会的稳定。 4.强制性和三种行为结合的原则。推行一项新制度必须以法律为依据,具有一定约束强制性。一旦推行绿色会计制度,企业必须披露尽可能多的环境资源信息,政府部门必须对企业最低限度的披露作出明确的强制性规定。同时,绿色会计制度的顺利实行,必须以政府行为、企业行为和公众行为有机结合为保障,缺一不可。 (二)组建绿色会计机构 为迎接21世纪世界经济格局和结构的变化,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我国应立即着手实施绿色会计的各项准备工作,当务之急是成立机构、研究理论、确定准则,开展试点工作。笔者建议由财政部牵头,中国会计学会、中国总会计师协会负责,尽快筹建中国绿色会计研究会,组织经济学家、环保专家及会计实务工作者密切配合,加大绿色会计理论研究及实施的力度。 (三)进行绿色会计试点工作 在我国实行绿色会计,要从实际出发,由简入繁、从易到难,先从明确的易于掌握的科目入手,即先选择个别产品在部分地区、部门试行。笔者建议绿色会计的实施先从绿色食品、用品入手,将环境资源用直接损益法计入成本,以不计算环境资源成本原始账为准,以绿色会计账做参考。在取得切实可行的经验后,再修正完善、逐步推行。 (四)对绿色会计宣传教育 建立实施绿色会计不仅是一个会计问题,同样是一个复杂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面广、内容复杂、对社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因此,必须得到国家行政管理部门和全社会的高度重视。为此笔者建议要加强环保意识教育,加强学校环保基础知识教育,在中小学增设环保常识课,在大中专学校增设绿色会计、审计专业课。应将绿色会计宣传、培训列到《全国环境初级教育行动纲要》中,加强在职会计人员的绿色会计培训工作,尽快筹办我国绿色会计刊物,以加大绿色会计实施宣传力度。 此外,笔者建议应加大环保执法力度,做到奖惩分明,用环保罚款筹集部分资金,建立绿色会计研究基金,用于奖励举报破坏、污染环境和研究绿色会计、治理污染等有功人员。 绿色会计论文:绿色会计核算研究综述 在传统的经济核算体系引导下,自然资源的毁损和环境破坏、生物多样性下降,从而导致人类有效生存空间的减少,这些本来是经济价值的巨大“亏空”或“损失”,却以经济增长形式体现在传统gdp中,歪曲了经济发展的本来面貌。随着在传统经济模式下的经济高速发展、人口数量的增加和物质消耗水平的提高,全球环境生产力难以为继,不能向人类提供无限的自然资源,环境承载力也无法消纳人类弃入的越来越多的废弃物。从环境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现有经济体系中环境因素得不到重视,都没有把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包括自然资源的投入、生态系统的破坏和生存指数的降低)计算在内,因此所显示出来的经济效益不够准确和全面,而且极有可能是得不偿失的。为了从根本上缓解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之间的矛盾,“绿色核算”应运而生。改变传统的gdp核算与会计核算体系,构建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的绿色核算体系是当前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必然产物。绿色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呼唤绿色会计核算,在中国实施绿色核算监督,是构建全方位环保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实行绿色核算监督,才能确保我国绿色环保战略的实施,才能更好地监督国家企事业的资源(能源)利用,才能将环境污染负荷及环境效益和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较为全面的计人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 一、倡导绿色会计核算,建立全方位环保体系 中国要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急需绿色会计核算与绿色审计监督(简称绿色核算监督)。在中国实施绿色核算监督,是实行绿色循环经济的体系保障,是构建全方位环保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进行节能降耗的绿色核算,提高资源利用率,实施真实绿色财富的绿色审计监督,才能防止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实现绿色gdp增长,才能确保我国循环经济核算战略的实施。绿色核算监督是以经济与环境的和谐为目的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全新的经济核算监督,是一种循环经济再生产和自然环境清洁生产有机结合的良性循环发展核算监督,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产物。绿色核算监督内涵广博,包括绿色统计、绿色gdp、绿色会计、绿色审计、绿色融资、绿色资本、绿色税收……等核算监督。绿色核算监督已成为现今国内外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主流。中国总会计师杂志社刘丽君社长在《肩负媒体职责倡导绿色核算》中指出,绿色gdp核算呼唤催生了我国绿色会计核算的发展,已在我国刮起了一股绿色会计风。《中国总会计师》杂志作为中国一级财会类杂志,肩负媒体的光荣职责,早在2003年创刊第一期就推出了关于绿色会计的文章,介绍我国绿色gdp核算和绿色会计核算理念;倡议媒体进一步加强对绿色gdp核算和绿色会计的宣传;普及绿色经济知识;报道绿色核算和绿色会计的学术成果;探索绿色核算和绿色会计的发展方略。为绿色核算和绿色会计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提升全社会对绿色gdp核算和绿色会计的认同,推动中国绿色会计事业的发展。 二、自然资本核算观 自然资本是认识环境和环境环保的一个新视角,环境是一种具有很大价值的资产,保护环境就是保护自然资本。将自然资本计价明确纳入资源环境与绿色核算体系中是绿色核算监督的重点与难点。把自然资本纳入资源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的观点,首先来自《中国21世纪议程》中的“自然资本”和环境是自然资本来源的观点。世界银行于1995年首次引用了“自然资本”概念,公布了“扩展的财富”指标,并以此作为衡量全球或区域发展的新指标。扩展的财富中包含了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四大要素。而由资源、生命系统和生态系统构成的自然资本的涵义共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是自然界给人类提供的可供开发利用的各种自然资源;第二层是由动植物、微生物构成的生命系统;第三层是自然资源和生命系统构成的能够给人类和全部生命系统提供服务的生态系统。因此,自然资本核算观也就是概括了为支持生命系统的生态系统的总和的绿色核算观,也就说自然资本是有价值的,要把自然资本纳入资源环境经济核算观。 三、“零排放”绿色gdp核算法 现行的gdp核算体系只反映了经济活动的正面效应,没有考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导致的经济损失,因而无法真实地评价经济增长趋势及社会财富积累。该体系还助长了一些地区为追求gdp增长而破坏环境、过度使用自然资源的行为,并从根本上动摇了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基础。为克服传统gdp核算体系的缺陷,应对目前日益严峻的资源与环境挑战,利用全新的绿色gdp核算体系替代传统gdp核算体系已经逐步成为一种共识。在中科院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教授绿色gdp扣减核算法的基础上,环保专家钟定胜提出了运用“可持续、效用衡量、横向可比、数据采集”四大原则进行社会总效用衡量的“零排放”绿色gdp核算法,备受人们关注。该方法针对国民经济生产中每个可能造成环境生态损害的环节都采取了虚拟环境修复措施进行弥补,因此它核算的是净社会总效用的增加情况。由于引入了社会平均治理费用来计算虚拟环境修复部门的修复费用计量核算,因此,这个核算方法不仅操作上简便易行,而且数值核算上相当稳定,基本满足数据可获得性原则和横向可比性原则,同时它又能从整体上较为准确地反映全社会经济福利的真实产出状况,可称谓真实可信的“零排放”绿色gdp核算法。 四、宏观环境会计 宏观环境会计是以国家为核算主体,利用会计核算的原理与环境经济核算的结果,对一国经济活动对资源与环境的影响(使用、消耗)进行货币(辅以实物)核算。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会计系耿建新教授与宏亮博士从宏观环境会计概念出发提出自然资源耗减估价方法进行案例分析,使入耳目一新。他们用自然资产的价值,使用未来净收入的现值估价的现值法、使用者成本补偿视同资源耗减的使用者成本法、自然资产的租金净价格法、推导出全新自然资源耗减的估价公式。把此公式运用于煤炭行业的上市公司“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神火股份”)及石油天然所行业上市公司“辽河金马油田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辽河油田”),具体的资源耗减估价之中,这种对自然资源耗减估值方法的适用性与可行性进行探索性的实证研究在我国尚属首例。 五、森林资产会计核算 多年来森林资源的长期无偿使用乱砍滥伐造成森林锐减,生态失衡水土流失,物种减少洪水泛滥引人关注。实行森林资源资产化管理,进行森林资产会计核算,是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是深化林业内部改革的必然趋势;是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森林资产管理”的实质就是实行森林资产会计核算管理,是细化林业分类经营管理体制、理顺林业产权管理制度、适应中国“国情”的对森林实行的科学管理。四川省林业厅财务处退休干部陶仁川的《森林资产会计》观点鲜明务实,是对森林资产“公允价值”核算方法的重大突破,使森林资源资产化管理成为可能。“以讦估促进核算”的方法(即:市场价或公允价值核算),解决了森林绿色会计核算计量难题。其核心是以产权单位(即国有、非国有林业企事业)的森林资产,经首次评估确认其价值量(即清产核资),以后按森林的自然生长规律(即生长率)来计算增值额,该方法无论理论上、具体操作方法上都有了根本性突破。 六、绿色会计应用 随着现代工业的迅猛发展,公司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不考虑自然资源的优化利用和自然环境的承受能力,致使人类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空气污染日趋严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全球气候遭到改变,将直接危及整个人类社会生存。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必将引起了会计领域的一次绿色革命。通过对环境会计在公司环境管理中的应用分析,将环境活动纳入公司会计核算体系,在传统会计的基础上利用会计手段来计量、反映和控制社会环境资源,披露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及公司环境责任的履行情况已成为大势所趋。南开大学环境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郝冀认为,绿色会计核算应用能达到此目的:实现环境投资核算可以帮助其降低经营成本,避免未来的环境负债,提升公司绿色产品商誉,增加企业绿色利润及社会环境效益。绿色会计应用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边缘学科,它所反映和控制的对象极其复杂,它的间接对象是环境资源的物流运动,即从环境资源的形成、获取,到环境资源的开发创新的整个过程;它的直接对象是环境资源的价值运动,即环境资源价值、环境资源的耗费、环境资源损失、环境资源成本、环境资源的经营开发收入、绿色收入和绿色利润等。 七、绿色核算研究倡议 “绿色”是生命之色,“绿色”是人类生命力的象征,“绿色”是21世纪信息知识经济时代的代表色,“绿色”以生态及环境的代名词深入人心,向一切旧传统经济观念发起了绿色文明挑战。为全面加强中国绿色核算与监督课题研究,特提出绿色核算研究倡议。 1.倡议在中国会计学会环境专业委员学会的领导下成立“环境会计研究课题组”,率先组织热心于绿色核算与监督研究的专家学者,与环保专家密切合作,共同携手开创中国绿色核算研究新局面。 2.倡议树立绿色gdp科学发展观,积极为会计法及注册会计师法修改工作建言献策,建议增加绿色会计及绿色审计内容。 3.倡议开展中国绿色核算与监督信息电算化研究。为严格执行环境评价法,开展企业is014000环境认证、绿色会计核算、绿色审计监督工作服务,争做构建中国和谐社会的促进派。 4.开展企业环境报告披露制度研究。将争创资源低消耗、污染零排放的绿色企业的绿色核算调研列为首要研究课题; 5.上市公司要进行绿色审计,将环境审计报告书在报纸、网络等大众传媒公布,并向社会公开承诺本公司环境保护的目标和措施,以便于接受股民的社会监督。 6.争做构建和谐社会绿色宣传员,广泛宣传科学发展观、循环经济、环境保护和绿色核算知识,号召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从我做起,人人有责。 绿色会计论文:论可持续发展条件下绿色会计的推行 【摘要】随着环境污染问题成为全球日益突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绿色会计变得与企业越来越相关。笔者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所面临的生态、资源、环境的严重破坏的深层原因,阐述在可持续发展条件下逐步推行绿色会计的必然性及推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相应解决问题的一些建议。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 绿色会计 一、绿色会计在我国逐步推行的社会背景及必然性 绿色会计从本质上看是环境科学与会计学科交叉渗透而形成的应用性学科,具体而言,它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尺度,以有关环保法规为依据,研究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计量、记录环境污染、环境防治、开发、利用的成本费用,评估环境绩效及环境活动对企业财务成本影响的一门新兴会计分支。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在研究和实施绿色会计方面,已先走了一步。我国不论是在企业绿色会计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方面,都比发达国家晚走了一步,至今我国的大部分企业还处在千方百计地逃避环境治理责任或被动地承担环境保护责任的状态。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实施绿色会计具有特别紧迫的意义。这是因为,在当今全球我国是生态危机、资源危机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是生态学上的一个重灾区,有效遏制和缓解这个危机,关乎到我国的前途和命运。为此,中央早就把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确定为我国的基本国策,继而又提出了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强调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发达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并采取了措施。我国应借鉴其经验教训,政府一方面要利用自身的优势来保护资源和治理环境;另一方面要加紧环境和资源立法,约束企业、促进企业保护环境。 而传统的企业会计由于不考虑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不反映企业的环境收益和环境损失,因而不能满足企业绿色经营的核算需要,由此建立与绿色经营相适应的会计核算模式和经营成果反映模式,将整个社会生产、交换、消费及生产主体给社会环境带来的经济后果都反映到会计核算中,建立有环境保护内容的“绿色会计”,全面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当代和未来会计学发展的一大趋势。 二、我国实行企业绿色会计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1、绿色会计理论不成熟。尽管绿色会计有着光明的发展前途,但毕竟建立绿色会计,不仅是一个会计问题,也是一个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时至今日,绿色会计的假设、原则、核算对象、程序与方法、计量基础、成本范畴的确认、报告体系的构建等方面尚未形成共识,更谈不上绿色会计完整的理论与方法体系。有关绿色会计的探讨不能不说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尤其在我国更显力度不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绿色会计的基本前提和核算原则尚未形成。会计理论成熟的标志之一是具有规范的会计核算原则。财务会计的形成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已经有了一套得到广泛认可的会计核算基本前提,如对会计主体的规定,企业持续经营的假设,对会计分期的规定,对货币计量的要求等。此外,还规定了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如客观性原则、相关性原则、谨慎性原则可比性原则等。这些基本前提和核算原则保证了财务会计核算的统一性。而绿色会计的理论研究,起步于绿色会计要素的确认和计量。到目前为止,这仍然是绿色会计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点。至于绿色会计的基本前提和核算原则的确定,有的直接套用财务会计的基本前提和核算原则,或者是做一些小的调整。 (2)绿色会计的计量方法尚不完善。现有会计体系仅对能用货币计量的、能用价格确认和交换的生产要素进行核算,而对企业消耗的暂时未明确权属和价格的资源和环境则没有计入成本,从一定意义上讲,现有会计体系是鼓励以牺牲环境、透支未来区的当前利益、让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受害的一种会计核算体系。现有的会计体系没有完全真实地反映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其计算得来的收益也是不够真实的。会计工作本身是不全面的,对会计信息使用者是不完整的,对社会也是不公平的。所以单纯的以市场交易价格为计量前提,不能满足绿色会计计量的需要。与财务会计相比,非货币计量方法当前还很不成熟,主要问题是计量单位多而且不统一,缺乏一致性和可比性。尽管有关专家学者不断进行研究和探索,提出了多种估价方法。但到目前为止,各种估价方法仍处于试验阶段,还没有一种方法得到充分肯定。 (3)绿色会计报告没有统一的标准。由于绿色会计的基本前提和核算原则尚未形成,以及绿色会计计量方法尚不完善,导致绿色会计报告难以形成统一的标准。目前,绿色会计尚未普遍实行,没有编制绿色会计报告的统一要求。环境信息披露基本上是企业的个体行为,具有很大随意性。 2、实行绿色会计的社会大环境还尚未形成。我国目前还尚未普遍推行绿色生产和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许多企业的环境保护意识还不够强烈,甚至有些企业在利益的驱使下,恣意的损耗资源,破坏生态环境。再加之社会各方对企业披露环境信息的要求还不够迫切,致使企业披露环境信息的压力不够大。因此,企业还没有实行绿色会计的迫切要求。 3、未形成规范性的绿色会计的准则。我国企业还没有财务会计那样的强制性的信息披露的规定,致使大部分企业不会主动披露绿色会计信息,更不会主动披露对自己不利的环境信息。由此,在企业绿色会计的实践方面,还需要绿色会计理论和相应会计制度的出台。 三、构建我国绿色会计的几点建议 根据目前绿色会计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情况,以及我国目前的具体情况,要求企业一下达到很高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是不现实的。因此,在我国推行绿色会计应采取积极谨慎的态度,一方面要尽早起步,在现有的条件下尽快开展绿色会计的实施工作;另一方面是分阶段逐步提高绿色会计的核算水平和会计报告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 1、完善环境法规,加大执法力度,充分发挥环境法规的效力。虽然我国一贯重视环境保护,从70年代末试行《环境保护法》至今已制定了一系列环保法规和政策体系。然而这些法律的覆盖面还不全面完整,各项实施细则也有待明确,可操作性不强。随着人口增长、技术进步以及经济的迅速发展,在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等方面会出现更多问题。因此,在政府立法中应体现“预防胜于治理”的原则,体现前瞻性。 2、建立绿色税收。从世界经济学界着手研究“绿色环保经济”问题开始,国家税收在一定程度上也赋予了新的职责。为了从根本上使自然资源、环境得到长远的保障,增加民众环保意识,建立“绿色”生态税收制度是我国当前绿色会计实施的基础。 我国对环境污染者不是征收环境税而是收取排污费。在税收差别和税收减免方面,虽然我国现行税制中已包含一些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税收优惠政策措施,但这些政策措施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建议在原税收基础上增开环境税,将其作为独立的税种,其法律地位与流转税、所得税等税种是等同的。在其下面还可以分为污染物税、环境能源税、环境资源税、环境关税。 3、加强社会和政府对绿色会计的监督。绿色会计主要是以企业为会计主体,核算企业对资源环境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往往不能全面、如实地进行披露。因此,加强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中介机构的监督就尤为重要。 4、加强绿色会计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发达国家的绿色会计研究已有20多年历史,并在实践中有所尝试。我国的绿色会计理论研究可说是刚刚起步,而实践上是一片空白。因此为了尽快提高我国绿色会计的理论水平,促使绿色会计早日与实践相结合,应积极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大力加强绿色会计的理论研究,以指导实践工作。 绿色会计论文:绿色会计论文 【摘 要】本文简述了绿色会计产生的背景、研究的意义。并对绿色会计在我国推行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作出了分析,同时提出了我国企业推行绿色会计的对策研究 【关键词】绿色会计 企业发展 可行性 对策 研究 一、绿色会计概述 (一)绿色会计产生背景分析 二战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入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自然资源长期处于被极度开采的状态。人口剧增致使需求增加、能源紧张、环境污染日趋严重,资源接近枯竭,这不仅制约了经济发展,而且影响了人类与自然、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在环境资源恶化和批判传统会计基础上产生的绿色会计始于上世纪70年代早期,旨在为保护生态环境,研究生态环境的成本和价值、提供生态环境变化的会计信息。西方绿色会计理论中,以英国邓迪大学的格瑞?威尔士大学的霍金森、加拿大审计署的罗宾斯坦等人最具代表性,其核心是用会计来计量、反映和控制社会环境资源,目的在于改善整个社会的环境与资源问题。 (二)绿色会计研究的意义 1.绿色会计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可持续发展为前提。 2.企业应确立“绿色经营”理念,绿色会计是绿色经营系统的组成部分。 3.企业应确立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双重受托责任,绿色会计系统可以确认和考评企业的社会和环境受托责任。 4.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修正传统gdp统计核算方法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企业的绿色会计核算则是宏观“绿色gdp”计算和核算的基础。 二、绿色会计在我国推行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有关我国环境污染经济落后与贫穷是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主要根源,但依靠发展污染密集型产业和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不仅不能改善生态环境,反而加重了污染的程度,当经济增长到达一定阶段时,对环境资源的免费使用必然达到极限,我国的环境污染类型已十分严重,据世界银行测算,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每年仅空气和水污染的损失占gdp的比重就达8%以上。这说明,我国经济增长是以环境资源为代价的。 我国对环保的重视促进绿色会计的发展 1978年,小平同志提出中国应制定环境保护法;1982年,我国将“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它公害”写入《宪法》;1984年,中央将环保提到了“基本国策”的地位;1994年,我国确立“可持续发展战略”;1997年,“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被写入《刑法》;2003年,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随之发展的绿色会计,最初的研究以理论为主,2002年启动具体实践,但相关的专业标准建设和完整的会计体系还处在完善中。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比较重视环境报告,政府管理机关是最主要的使用者,企业环境报告存在强制型和自愿型并存的局面,且以强制型居多。我国于2001年3月成立了“绿色会计委员会”、6月成立“绿色会计专业委员会”,为研究绿色会计理论与实务提供了平台,促使绿色会计的尽快建立。 (一)绿色会计在我国推行的必要性 1.我国目前环境资源现状的需要 目前我国环境资源东乏西富,资源配置与利用不均衡。绿色会计从资源、环境和生态的整体出发,要求企业对所拥有、使用的自然资源、对环境、资源的污染破坏及应履行的治理义务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敦促企业转变“无偿使用”资源的错误观念,合理高效的利用资源。 2.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需要 社会环境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制度基础,自然环境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企业要实现长期生存和稳定发展,必须树立适应环境的观念。 3.企业适应全球竞争的必然结果 国际上要求企业将自然资源的损耗进行核算,计入损益,产品定价要考虑相关环境因素,绿色会计帮助企业顺应国际潮流,增强自身竞争力,更充分地参与国际竞争。 (二)绿色会计在我国推行的可行性 1.绿色会计是环境学等相关学科与会计学相互交叉渗透而形成的,这些相关学科在我国发展已经较成熟,能够适应绿色会计建立的需要。 2.我国会计的基础规范工作日渐完善、《企业会计准则》的全面推行,使绿色会计可以借鉴一些理论和方法,上市公司管理人员对环保观念的认同形成良好的试点工作基础。 3.相关法律的不断规范和完善、政府的监督和推动作用,形成我国推行绿色会计的外部政策性基础。 4.广大消费者环保意识的提高,对绿色会计的推行形成良好的监督。 5.企业认识到绿色会计推行带来产品国际竞争优势、吸引更多的投资、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等,会主动实施绿色会计,自愿披露绿色会计信息。 6.国际对绿色会计的不断推动,发达国家绿色会计实务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我们更多的理论经验借鉴和实务学习案例。 三、绿色会计在我国企业推行的对策研究 (一)我国企业绿色会计推行的准备 虽然绿色会计在我国推行已经具备必要可行性,但还需要很多准备工作。 1.推行面临的主要困难 (1)从业人员知识结构不完善 目前我国会计人员仅对财务领域知识掌握良好,缺乏环境、生物等方面知识。 (2)计量标准需要时间统一 我国有关资源环境的法律法规不完善,虽然“三绿工程20”,实施显效,但环境资源方面的统一标准制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3)对经济事项的反映难度增加 绿色会计计量除了用货币计量,还要对事项的原因、性质和预采取的措施、预计成本进行详细解释。 (4)税收方面的缺陷 ①没有专门环保税种,限制了税收对环境污染的调控和保护作用。 ②现有资源税,税档差距小,征税范围狭窄,不能明显调节资源的合理利用。 ③环保税收优惠单一,税收政策缺乏灵活性和有效性。 ④不同污染物间收费标准不平衡,采用单因子21收费,会使企业规避纳税。 ⑤征收方式不规范,排污费由环保部门征收,影响排污资金的使用效果。 2.推行绿色会计的前提条件 传统会计中的企业,往往只考虑企业的短期利益,对资源消耗无度。克服这一缺点,推行绿色会计,要以下列条件为前提: (1)提高全民素质,加强环保意识。 (2)企业制定长远发展战略,增强从投资改善环维护中取得效益的抗风险力。 (3)制订各种环境绩效衡量指标,完善、科学的绿色会计方法体系。 (4)健全环保法律法规建设,约束、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符合环境发展需要。 3.我国企业推行绿色会计应遵循的原则 以下是根据我国实际,推行中要坚持的原则: (1)长期性和循序渐进原则 推广实施绿色会计是长期性工作,坚持循序渐进,分阶段有步聚的进行。 (2)灵活性和边界推进原则 实施绿色会计,可以结合实际情况,灵活掌握,从简单的事项开始。 (3)系统性和双赢的原则 绿色会计面临解决的经济、环境和社会问题,形成一个系统,要实现经济繁荣与环境保护同步发展的双重目标。 (4)强制性和全方位监督原则 政府及相关部门须明确规定企业最低限度的披露,全社会进行联合监督。 (5)坚持成本效益原则 推行绿色会计应兼顾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尽量用少的成本获取较佳的效益。 (二)我国企业目前环境信息的披露 1.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感淡漠。美国杜邦公司有句名言:“尽量不要在地球上留下脚印”,以少用不可再生资源,将排放物减少到最低为企业发展理念。美国著名的星巴克咖啡宣称,只要是绿色咖啡,星巴克就愿意出高价购买。星巴克咖啡的ceo奥林。史密斯说:星巴克的最大成绩之一,就是说服顾客付3美元的高价买一杯“有社会责任的咖啡”。与之相比,我国多数企业对其社会责任漠视,只注重经济利益,因环保成本大,污染治理设施要么根本不建,要么不运转,不惜牺牲企业名誉换回短期经济利益。 2.我国企业对环境信息的披露缺陷。目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还局限于排污申报登记、通过媒体传递获得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信息、在产品包装上标出绿色产品标志等初级披露方式。即使基础较好的上市公司在年报中披露的环境信息也不多,没有统一遵循的标准,环境信息披露少且不规范,环境报告目标过于狭隘、内容和方式缺乏可靠性、可比性和透明度,具体的环境信息、资源利用效率等状况则难以为公众所知。 3.环保实施中的成败启示。据湖南省永州市环保局科研所的数据资料显示,湖南省永州市环境污染治理显效,该市空气质量达国家一级标准,湘江上游水质明显改善。该市九条水泥公司通过安装净回收装置治理空气污染,使得工厂职工的肺病患病率大大降低以外,并且每天可回收水泥20吨,以此估算一年可收回投资,冷水滩造纸厂原每小时向湘江排放90吨废水,严重污染湘江水质,后投资水循环回收系统,可回收再用水80吨,并利用回收系统的煤渣制砖,大大地降低用水成本的同时还取得了煤渣再生利用收益,达到了环境、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协调发展。与之相反,淮河治理污染不理想,其原因是周边的企业偷排污水,企业实施环保成本高、违法成本低是众多地区污染反弹的最大诱因。“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洗衣灌溉,70年代水质变坏,80年代鱼虾绝迹,90年代身心受害。”形象说明淮河的污染日益恶化,淮河流域的莲花味精集团2003年因偷排污水被罚款近1200多万元,据测算每偷排污水一天,就能省下近10万元的排污费。可以看出,环保措施如果能够有利的得到实施,对于企业来说是可以带来利益收入的,可以以推行绿色会计的实施为契机,改变我国企业的短视行为。 (三)推行绿色会计的对策研究 1.提高企业对环境资源保护自律意识 企业提高环保意识,自觉保护环境可以为绿色会计的实施创造良好主观环境。 2.创新为主,借鉴为辅借鉴 西方绿色会计理论方法和企业的成功案例,结合我国实际,加速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会计体系,早日与国际惯例接轨。 3.加速绿色会计准则和制度建立,规范绿色会计核算及报告形式 界定绿色会计核算对象,应包括如下的一些内容: (1)反映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对自然资源损耗: ①环境污染损失:性质如“三废”排放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失,可按复原或避免成本法核算,而类似环保部门罚款的赔偿,可按历史成本法直接计价。 ②自然资源消耗:企业经营活动中的自然资源超额消耗,按历史成本计价。 (2)反映企业对环境所作的贡献,包括“三废”控制、补救和减少自然资源耗费等的各项支出,可以通过以下账户来进行核算: ①资本投资:与环保有关的工程设备等的购买或参与环保建设投资。 ②研究与开发费用:减少企业产品自然资源耗费和提高废物利用的投入。 ④环保行政与规划费用:维护环境资源的环保支出。 ⑤补救措施费用:企业生产破坏环境,对资源环境的补偿支出。 ⑥复原或回收费用:对资源的恢复和处理废物的支出。 (3)反映企业改善资源环境而获得的收益,主要包括: ①企业利用“三废”生产产品及因此获得减免税的收益。 ②环保方面业绩好的企业,获得国家对其发放的鼓励奖金。 ③企业通过改善环境,获得更多的投资、市场销售扩大和利润的提高。 ④企业实施环保措施后产生社会效益,增加企业的商誉。 (4)绿色会计的报告形式 披露信息的方式除单独对绿色环境要素考核,还有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及报表附注形式。 ①资产负债表中增加反映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的内容,来披露企业因生产耗用或损害自然资源负担的社会责任。 ②利润表将与环境有关的收益和损失纳入反映系统,计算得出绿色净利润。 ③现金流量表补充内容:按照企业经营、投资、筹资活动现金流量顺序进行,如购买环保产品产生的现金流量、支付给工人的环境污染补贴费、购买环保用固定资产如排污设备等产生的现金流量、创建绿色商标的耗用现金,保护环境所进行的筹资而产生的现金流量等。 4.形成合理的价格体系国家对资源使用应坚持有偿原则,给出明确的价格信号。 5.运用绿色会计理论进行投资估价绿色可行性报告可以帮助投资决策,避免重复性投资和造成环境污染投资。 6.进行企业试点,逐步推广选择受关注的环境问题在某些地区或行业作为试点内容,最后推广、普及。 7.加大绿色会计宣传教育的力度 保证绿色会计的实施,要加强环保意识教育,大学中增设绿色会计、审计专业课,加强在职会计人员的绿色会计培训工作,创办中国绿色会计刊物。 8.推行奖惩制度 严惩污染破坏环境行为,奖励实施绿色会计、治理污染的企业和人员。 9.加大绿色审计力度 环境审计可以促进企业更好的加强环保工作,改善保护环境,有效利用资源。 10.关于改革我国税制的思考 (1)国际经验对我国实行绿色税收政策的启示 欧盟许多国家实行绿色税收政策,对废气、废物排放征收环境税、对一般性废弃物和污染征收成本支付税。借鉴国际上环保税收政策,我国实行绿色税收应该做到: ①绿色税收政策不应加重纳税人的总体负担 执行绿色税制应保持纳税主体现有的总体税负基本不变,开征环境税时,降低企业其他税赋,将企业缴纳的环保方面的收费并入环境税中,避免重复征收。 ②新开征的环保税要达到税收的横向与纵向公平 本着“谁污染谁纳税”与“完全纳税原则”,保持新开征的税种与现有相关税种相互协调配合,形成绿色税收调控体系。 ③征收的环保税款要专款专用 财政部门编制专门的预算,审计部门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跟踪审计,确保资金的合理有效使用。 (2)税制的具体构想 针对现在过度消费自然、低度消费人力的情况,可以增加对环境资源使用的课税,减少与劳动和资本有关的课税,调整现行税率税目,具体如下: ①扩大消费税的课征范围,包括用难以降解和无法回收利用的材料生产的产品、预期会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各类包装物品、一次性使用的电池及对臭氧层造成破坏的氟利昂等产品。 ②适当提高汽油、柴油、鞭炮、焰火等污染性产品的税率。 ③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除土地、矿产、森林,要将草原、滩涂、地热、大气、水等纳入进来,调整税额,将对资源的利用的相关环境成本考虑进来。 ④征收一些与环境相关税目,如交通拥挤费、污水排放费、废弃物税、水污染税、空气污染税、燃油税和垃圾费等。 ⑤不违背wto原则的前提下,对有碍于环保的进口产品和设备采用高税率。 绿色会计论文:绿色会计浅探 摘 要:绿色会计作为会计学科的重要分支,在近十年来发展较快,我国也在近几年着手研究绿色会计。绿色会计要求我们把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结合起来综合考虑,这更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绿色会计;传统会计;环境资源 绿色会计(greenaccounting),也称为环境会计,是将环境科学、现代经济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传统的会计学相互结合,以自然环境资源和社会环境资源耗费应如何补偿为中心,运用一定的方法,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形式,辅之以实物计量和文字表述,来反映、报告和考核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一门新兴会计科学。 1 绿色会计产生的动因 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工业革命开始,日益先进的现代工业在为人类社会提供丰富物质产品的同时,也造成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人类社会发展所依赖的物质资源和生态环境,已呈现出日渐衰竭的征兆,从而使全球经济发展的自然物质基础被动摇。为解决这一矛盾,部分西方经济学家、环境学家、社会学家和生态学家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着手研究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1971年,比蒙斯(f.a.beams)在《会计学月刊》上发表了《控制污染的社会成本转换研究》;1973年,马林(j.t.mar lin)在《会计学月刊》第2期上发表了《污染的会计问题》,从此绿色会计的研究和发展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国家首脑会议通过了保护世界环境的四个纲领性文件,环境问题受到关注;1999年,联合国讨论通过了《环境会计和报告的立场公告》,形成了系统完整的国际环境会计与报告指南。各国政府纷纷研究建立本国的环境会计体系,我国于2001年3月成立了“绿色会计委员会”,2001年6月,经财政部批准,中国会计学会成立了第七个专业委员会?环境会计专业委员会,标志着我国绿色会计研究进入新阶段。 2 绿色会计与传统会计的差异 绿色会计是在传统会计的基础上,针对传统会计在核算过程中对环境问题的无能为力而产生的,其与传统会计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2.1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传统会计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监督和反映是不完整的,而绿色会计则弥补了其不足。从人类经济活动的角度反映和监督企业的资本及其运动,按照权责发生制、历史成本等原则、采用复式记账的方法对企业发生的经济事项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但是企业的经济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在会计核算中得不到反映,从这一角度来说,传统会计所反映的内容是不完全的。绿色会计则从生态环境和整个人类的活动出发,围绕以自然环境资源和社会环境资源的高效利用及耗费的补偿为中心,全面反映和监督企业的经济活动,从而有效解决传统会计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2.2 传统会计对资产、负债、收入、费用的计量存在缺陷,而绿色会计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完善。在传统会计中,只有存在财产所有权的东西才有价格,才能以货币进行计量,才能在企业的会计账表中得以反映。而如空气、海洋、臭氧层等对人类至关重要但无所有权的事物却不能成为传统会计核算的内容,企业对这些事物的使用和损害并不记入企业的经营成本,这不仅使企业的成本虚减,利润虚增,更为严重的是,这种“默许”无疑可以视为是对以牺牲环境来取得目前利益的行为的一种鼓励。而绿色会计则充分强调环境资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是全人类所共同拥有的“财产”,必须赋之以价值和价格,并对其损耗予以补偿,从而使企业的责任向社会延伸,迫使企业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综合考虑,真正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 绿色会计的确认、计量和披露 由于环境因素的影响,和传统会计相比,绿色会计的确认和计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笔者认为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会计要素的变化 绿色会计是在传统会计的基础上,考虑了环境因素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一种会计,因此笔者认为在会计要素的划分上和传统会计保持一致,即应划分成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但在具体内容上应有所不同。例如在资产要素中,绿色会计应设置“环境资产”、“环境资产损耗准备”和“环境资产净值”;在负债要素中应设置“环境负债”,包括应付环境资源损耗费、应付环境资源保护费和应付环境污染治理费;在所有者权益要素中设置“环境资本”;在收入要素中设置“环境收入”,核算企业因采取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而由国家给予的补贴、奖金和税收减免,企业回收处理的“三废收入”,其他单位和个人交来的环境损害赔偿或罚款收入;在费用要素中设置“环境费用”,在利润要素中增加“环境利润”等等,用以核算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发生的与环境相关的经济业务,这也是承认环境具有价值的必然结果。 3.2 会计假设和会计原则的变化 3.2.1 会计假设的变化。传统会计的会计假设包括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分期和货币计量。绿色会计的核算内容同传统会计相比存在较大差异,适当调整其会计假设分属必然,但不必另起炉灶,因此笔者认为绿色会计的基本前提可以确定为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分期和多元计量。多元计量假设是指在绿色会计核算中,以货币计量为主,但考虑到环境因素的复杂性,很多时候不能以货币计量,因此应以实物、百分数或指数计量等作为辅助方式,在某些时候,还可以用图表和文字附注加以说明。 3.2.2 会计原则的变化。鉴于绿色会计核算内容及其假定的变化,其会计核算原则也应在继承和发展传统会计原则的同时,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原则,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即政策性原则、社会性原则、强制性和自愿性相结合的原则。 政策性原则是指在绿色会计的核算中要充分体现国家的方针、政策,严格遵守国家相关的法律和法规,正确处理企业利润和环境资源保护、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 社会性原则是指绿色会计要求企业必须站在社会的角度、站在对环境资源负责的角度,考虑企业的利益。社会对企业的评价必须舍弃当前单纯以企业的经营利润为标准的观念,代之以企业所创造的绿色利润。同时,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必须有利于国家的管理和宏观调控。 强制性和自愿性相结合的原则是指在绿色会计核算体系中,政府相关部门或组织应对企业最低限度的环境资源信息披露做出明确的、强制性的规定,同时鼓励企业尽可能多的向社会公众和政府相关部门或组织提供环境资源信息。 3.3 绿色会计的计量和披露 绿色会计的计量是指将涉及环境资源的经济事项作为会计要素加以正式记录并列入会计报表而确定其金额的过程。但环境资源的价值在计量中存在一定难度。一般情况下,环境资源的价值计量可以采用直接市场法、替代性市场法和模糊数学法等,直接市场法又具体包括恢复费用法或重置成本法、防护费用法、市场价值或生产率法、人力资本法或收入损失法等。 绿色会计披露的会计信息是为了向有关各方提供准确有效的绿色信息,以满足决策者分析、决策的需要。它从总体上可分成两部分,一是在企业的会计报表及其附注中具体披露企业本期发生应记入本期损益的环境支出和与环境相关的资本性支出;二是在企业的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企业执行的环境政策、实施情况以及企业治理环境和保护环境的长期目标等。 绿色会计论文:加强绿色会计发展助力低碳经济发展 摘要:低碳 经济 发展 在后经济危机时代风起云涌。资源的紧张和环境污染的扩散,促使人们越来越关注资源环境问题。绿色 会计 作为推进低碳经济发展。加强资源环境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日益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从低碳经济发展现状出发,深入剖析了绿色会计在我国实施实施中存在的制约问题和理论实务中不完善的地方,由此提出解决绿色会计实施问题的对策及建议,促使绿色会计在我国更快、更好的实施,以实现经济、社会、人与 自然 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低碳经济;绿色会计;绿色信息披露 低碳经济作为新的发展模式,不仅是实现全球减排目标的战略选择,也是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良方。气候变化和经济危机为 (二)树立绿色经营理念 企业 在经营活动中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样那样的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 经济 行为。在追求价值最大化的情况下,只要企业的经济活动能够带来纯利润,只要这种经济行为的边际利润大于零,企业就会选择这种经济行为,甚至会扩大经济规模。但是企业在新的运营形式下,考虑了环境因素的影响,其成本结构必然发生了变化。在绿色成本核算要求下,企业必须为牺牲和维护环境付出代价。因此企业在进行经济决策时,就必须考虑这部分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对于企业的总成本(包括绿色成本)有一个综合的测算。在此基础上,企业的管理者才能决定是否扩大生产和生产的规模,以使企业的该种经济行为达到一种最优的环境污染水平。 (三)完善绿色信息披露 信息披露是绿色 会计 核算发挥重要影响的主要途径。要提高我国绿色会计的信息披露的质量,还要尽快大力 发展 和完善绿色会计的信息披露及报表。绿色会计报表的内容主要包括企业利用资源是否有效、环境污染的治理和环境成本的发生情况、环境损益形成情况和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对社会带来的影响等。绿色会计报表包括绿色资产负债表、绿色成本报表、环境影响报告表、环境排放表及环境政策报告。由于目前企业对绿色会计信息披露还处于认识和起步阶段,可以借鉴财务报告的模式,即在现行会计报表内增加与环境有关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指标进行单独披露。即单独设置“绿色资产”、“绿色负债”、“绿色权益”项目,分别列示在资产负债表及现金流量表项目中,再单独设置“绿色成本”和“绿色效益”项目,列示在利润表中。让报表使用者在了解企业财务业绩的同时,知晓该企业的环境状况。同时,企业还应在会计报告的附注中披露相关的环境信息,如企业的绿色会计政策治理措施企业的资源环境管理系统企业对环境的损害情况及处理措施企业采用的环境标准及其变化对数据的影响企业控制污染的措施及其效果企业对有害的环境影响结果进行保险,以及政府对此补助金的运用情况,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四)加大绿色会计的宣传和 教育 力度 实施绿色会计不仅是一个会计问题,同样是一个复杂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对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既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追求经济效益,也不能为了保护环境而抛弃经济发展。要广泛开展可持续理论、绿色会计知识的普及教育,增强全民的环保意识,尤其是国家行政部门和企业的环保意识,以促使政府加强环保执法力度,促使企业认识环保的迫切性和重要性,自觉建立并实行绿色会计核算体系。应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方式,提高社会的环保意识教育,使绿色会计逐步被公众、企业和市场接受。 (五)完善绿色会计理论的研究 绿色会计实务操作存在的问题,反映出绿色会计理论的不成熟。绿色会计所依赖的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多元化,尤其在计量环节上没能突破,使得当前绿色会计缺乏与实务相结合的理论支点。如果政府或相关部门能结合当地引导会计理论界在绿色会计方面加大研究,成立绿色会计理论及应用专题课题组,认真研究得出相应成果,将会提高我国企业绿色会计理论水平,促进绿色会计理论与实务更好地结合。一方面,我国绿色会计理论研究与实践起步较晚,迫切需要积极参与国际间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政府或者相关部门如能在绿色会计理论研究方面加以适当地引导,加强环境、资源、生态经济与会计等多方面理论研究的合作,将会提高我国的绿色会计理论水平,促使绿色会计理论与会计实务相结合。 三、结论 通过发展绿色经济应对 金融 危机已成为全球共识,节能环保产业将成为撬动经济复苏的重要杠杆,但目前, 绿色会计论文:浅论循环经济中绿色会计的应用展望 论文关键词:循环经济绿色会计应用 论文摘要: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发展模式,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性增长的经济转换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随着经济的发展,循环经济要求进一步完善绿色会计的理论与方法,引导和监督企业通过一定的社会经济活动保护资源,维护生态平衡,为企业的决策者们提供更加详细的绿色会计信息。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我国提出要全面发展循环经济,并逐渐在全国范围形成了发展循环经济,构建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热潮。在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绿色会计变得越来越与之息息相关,其实际应用也相应有了更高的要求。笔者拟对现实条件下发展循环经济如何更好地应用绿色会计作一研究和展望。 一、发展循环经济为绿色会计应用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基础 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贯穿到区域经济发展、城乡建设和产品生产中,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规划,到2010年,中国将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循环经济法律法规体系、政策支持体系、技术创新体系和有效的约束激励机制。200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 (一)循环经济的内涵 循环经济(cyclic economy),即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其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与传统经济相比,循环经济的不同之处在于:传统经济是一种由“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其特征是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循环经济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所有的物质和能源要能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以把经济活动对资源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 (二)循环经济的基本目标 循环经济的 “3r”原则(reduce减量化、reuse再利用、recycle再循环)的排列是有科学顺序的。减量化——属于输入端,旨在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流程的物质量;再利用——属于过程,旨在延长产品和服务的时间;再循环——属于输出端,旨在把废弃物再次资源化以减少最终处理量。通过提高资源利用率,拉长资源利用链条,减少废物排放,根本上消解长期以来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尖锐冲突,从而获得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的三赢目标。 总之,循环经济在发展理念上就是要改变重开发、轻节约,片面追求gdp增长;重速度、轻效益;重外延扩张、轻内涵提高的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我国提出发展循环经济客观上为进一步应用绿色会计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基础。 二、循环经济中绿色会计应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绿色会计的本质 绿色会计也称环境会计,是企业会计的一个新兴分支,是环境学科、社会学、会计学相互渗透融合产生的交叉性学科。它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等纳入企业的会计核算,从而使资源环境和社会效益通过会计核算清楚明了地反映出来,以便于评估企业的资源利用率和环境代价,从而有效引导企业走循环经济之路。 (二)循环经济中绿色会计应用的必要性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我国环境发展现状的需要。当前中国的资源与环境问题相当严重:森林锐减、水土流失、环境污染等等,如果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不注重资源的保护、合理利用与环境的治理,必将从根本上制约经济的发展。绿色会计能从资源、环境和生态的整体出发,要求企业对所拥有、使用的自然资源、对环境、资源的污染破坏及应履行的治理义务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敦促企业转变“无偿使用”资源的错误观念,从而使企业的责任向社会延伸,迫使企业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综合考虑,合理高效的利用资源,使循环经济得到可能。 其次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传统的企业发展模式是高投入低产出,必然造成过度开发消耗资源;高污染低效益必然造成生态环境补偿能力严重滞后,这些都阻碍了企业自身的发展。从企业长远利益看,只有增大环保投入,重视绿色会计,才能始终保持竞争的优势。 最后是真实披露企业经营信息的需要。绿色会计通过核算企业的社会资源成本,能较准确地反映企业生产成本,准确地分析企业的财务风险,从而正确核算企业的经营成果,全面考核经营管理者的业绩。 (二)循环经济中绿色会计应用的可行性 1.我国已具备了实施绿色会计的法律环境。绿色会计对象的价值能够被准确计量是绿色会计得以存在的重要前提条件,而环境标准则是绿色会计计量的起点。近些年来,我国重视环境法制建设,我国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除《环境保护法》外,还包括《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森林法》、《渔业法》、《农业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等等。除此之外,我国还颁布了一系列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有关的政策、方案和计划。 2.我国已具备了实施绿色会计的社会环境。2001年1月中国会计学会成立了“环境会计专业委员会”。 中国会计学会2007年学术年会上,首都经贸大学教授提出建立我国的《环境会计制度》内容框架应着重对环境支出的界定和规范等建议。同时,我国政府代表也已经多次参加了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组的讨论,财政部会计司在答复联合国财务国际环境会计法律法规情况的调查时,也认为企业对为减少和防治污染及恢复环境而发生的成本费用、因污染而发生的费用损失、因污染而发生的社会成本进行披露是很重要的。另外,发达国家绿色会计实务的进一步发展,也为我国提供了更多的理论经验和实务案例。 3.我国已具备了实施绿色会计的主观环境。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迫于政府和市场竞争的压力以及自身发展的需要,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在财务报告中披露企业环境信息。日本朝日啤酒株式会社旗下的朝日啤酒集团自1997年开始每年发行《环境报告书》。随着循环经济理念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要想企业得到可持续发展、得到市场的认同、得到社会的认可,环境问题不容忽视更不容回避。 三、我国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绿色会计的应用展望 (一)要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及信息披露制度 尽管在循环经济的大前提下,中国已制定并颁布了不少环境法律法规,但尚未形成一套完整有效的法制体系。鉴于此,应加强绿色会计的立法工作,将绿色会计纳入会计法,以法律形式确定绿色会计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将它付诸实施的最强有力的手段。同时应相应的会计制度,使绿色会计更具实践操作性。2008年5月1日起实施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强制规定:环保部门和污染企业向全社会公开重要环境信息,为公众参与污染减排工作提供平台。但是与国际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由于缺乏统一的规范绿色会计核算对象及披露形式的准则,大多数企业不会主动披露环境会计信息,或者即使披露了一些,也无相关标准去衡量其信息质量,不能取信于社会公众,反而影响披露效果。 (二)要建立健全监督机制 建立绿色会计审计制度。目前中国国家审计机关、内部审计机构都没有设立环境审计组织,在《审计法》和其他审计法规以及审计规范中也未作环境审计的相应规定。当前首要的工作就是制订绿色会计审计法规,建立绿色会计审计制度。 加强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中介机构的监督,可以包括行政管理、监督和专项环境审计,也可将其作为考核社会责任、社会效益的主要方面。 (三)要建立健全绿色税收制度 绿色税收也称环境税收,是以保护环境、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推进绿色生产和消费为目的,建立开征以保护环境的生态税收的“绿色”税制,从而保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早在1960年代,荷兰就把绿色税收引入了税制,是世界上最早开征垃圾税的国家之一,2006年荷兰绿色税收收入约占总税收收入的14%,占gdp的3.2%。瑞典也是世界上最早开征环境税的国家之一,主要是对能源及对其他与环境有关的物品的征税,它的绿色税收规模较大,约占其gdp的13%。在“中国财税论坛2005”会议上,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透露,“十一五”期间的税制改革,将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制订完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这意味着,在我国“绿色税收”已经提上了税制改革的议事日程。 (四)要加强宣传教育,进一步形成良好氛围。 实施绿色会计是一个复杂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对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循环经济模式的形成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既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追求经济效益,也不能为了保护环境而抛弃经济发展。人们的环保意识增强了,绿色会计就容易被公众、企业和市场所接受。除此以外,还要加强企业领导、管理人员、会计人员的环保意识,加强环境及环境会计相关知识的培训,更新传统的知识结构,引导他们对绿色会计的重视。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并能够充分认识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密切联系,建立健全适应本企业的环境管理系统。 总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循环经济概念的深入人心,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融入绿色会计的理念及方法,必然成为当代和未来会计发展的一大趋势。 绿色会计论文:知识经济对会计的影响—小议绿色会计在我国的建立 摘 要:知识经济时代,传统的高消耗低发展已经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趋势,与之相适应的会计核算也应该发生转变。绿色会计以自然资源耗费应如何补偿为中心区别于传统的会计核算,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今天,用绿色会计衡量国民生产总值和企业生产成本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体现,真实的反映了环境因素给国家和企业带来的影响,促使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从长远来看,我国经济要想获得长足发展必须采用绿色会计进行成本核算,虽然我国具备了实施绿色会计的一些条件,但是仍然存在着部分空白,为此要加快建立绿色会计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知识经济 绿色会计 会计核算 序言 知识经济浪潮下,各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加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了使人类经济能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既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目标使经济达到稳定增长,又不使社会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使人类同自然资源统一协调、保持良好关系和最佳状态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不仅仅着眼于自然资源和谐利用的问题,更加强调在自然资源使用上的公平问题,这样就必须把会计主体视野扩大到主体同环境之间的关系,将整个社会生产消费和相应的社会生态环境都反映到会计模式中,来计量和揭示会计主体的活动给社会生态环境带来的经济后果。这样“绿色会计”就应运而生了。 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度增长是以自然资源的高消耗为代价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随着我国加入wto,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必须建立与世界经济接轨需要的绿色会计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参与国际竞争合作,为我国企业发展创造更好的融资环境。此时,绿色会计的建立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绿色会计相关定义解析 (一)绿色会计的定义与内涵 绿色会计,又称环境会计,是在环境资源恶化和修正传统会计的基础上产生的。是指以自然资源耗费应如何补偿为中心而展开的会计,它将会计学和自然环境相结合,采用多元化的计量手段和属性,以有关环境法律、法规为依据,研究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之间的关系,并运用专门方法,对企业给社会资源环境造成的收益和损失进行确认、计量、揭示、分析以协调企业与环境的关系,其目的在于改善社会资源环境,提高社会总体效益。出其内涵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绿色会计处理中,资源和环境具有“资本”性质,这种资本的价值在于能向人造资本转换,随着这一转换,它自身价值也在逐渐减少。因此,绿色会计要计量这两种资本的转换过程,并确定最佳的转换比率,以利于保护社会总资产的平衡。 2、绿色会计会计处理不仅包括与企业直接有关的信息、基金与物质商品,而且包括与企业有关的自然界各种物质资料、废弃物以及随后的处理。 3、绿色会计的创建需要企业财务管理增加绿色财务管理的评价指标,需要揭示企业对资源环境的责任,要求企业站在社会的角度,考评企业财务管理的业绩。 4、通过绿色审计,帮助企业采取措施保护环境,确保所有的环境政策符合要求,促使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逐步纳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二)绿色会计的本质 绿色会计是运用会计学、管理学、环境学、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生态学等学科体系中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采用多种计量手段和属性,对企业生产活动中所涉及的环境要素及其结果进行计量、记录、披露与评价的信息控制系统。 (三)绿色会计的目标 会计目标是建立和完善会计理论体系的基石。总体说来绿色会计目标分主要有基本目标和具体目标两个层次。 1、基本目标,绿色会计的基本目标是可持续发展。即在促使企业提高经济活动的经济效益的同时,高度重视生态环境和物质循环规律,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环境,努力提高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2、具体目标,绿色会计的具体目标是组织相应的会计核算,确认和计量会计在一定期间的环境经济效益和经济损失,尽可能为社会提供企业环境披露的有关信息。 (四)绿色会计核算的内容 绿色会计核算于传统的会计核算,它更强调自然资源的消耗和有偿使用,具体而言其核算内容主要有: 1、自然资源损耗 主要包括自然资源超耗成本和“自然资本”消耗成本。前者指企业在生产、储存、运输等环节中对自然资源超定额消耗的损失;后者指除人造资本以外的可用货币计量的自然资源。 2、环境污染损失 主要指由于资源消耗失控、重大事故、三废排放等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的损失,如农田,渔塘及淡水、自然景观、工农业、居民生活区污染所造成的损失。其损失数据可根据赔偿费及罚款按历史成本原则计价,也可按避免或重置成本核算取得。 3、环境保护支出 反映企业对环境保护所作贡献,包括在“三废”处理、控制、补救和减少自然资源耗费,美化工作、生活环境的各项支出,具体可以通过以下账户来进行归结核算。①投入资本;②业务费用;③研究与开发费用;④环保行政与规划费用;⑤补救措施费用;⑥复原或回收费用。 4、环境保护收益 反映企业从环保中所获取的收益。通过对收益的核算,为企业决策者提供环保支出效益情况,从而鼓励与鞭策企业改善环保工作收益,它主要包括:企业利用“三废”生产的产品及对这些产品减免税收所得到的收益;企业的绿色产业计划对各项投资的吸引;消费者因乐意消费该企业的绿色产品而导致的利润上升,以及股票价格上升而带来的收益;企业实施环保措施后所带来的一系列无形资产、社会效益及政府奖励。 二、我国实施绿色会计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迫切需要在会计体系中建立绿色会计,披露环境信息,推动政府和企业将环境与发展紧密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决策,遏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 (一)我国建立绿色会计的必要性 1、建立绿色会计是我国环境现状提出的要求。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口的增加,社会需求的膨胀,造成了自然资源被过度开采,环境污染日趋严重,这从根本上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往往过度开发和污染自然资源,从而加剧了我国资源与环境的恶劣形势。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恶化,从根本上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而绿色会计则把维护生态平衡,优化生态环境以及解决其它资源生态问题当作自己反映和控制的对象。引导和监督企业通过一定的社会经济活动去保护资源,维护生态环境。 2、建立绿色会计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 从企业发展内部环境而言,我国传统的企业发展模式是高投入低产出,即以原料、燃料的大量投入来推动产出。结果造成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过度消耗和过度污染,高污染、低效益必然造成生态环境补偿能力严重滞后,致使环境极度恶化,从而阻碍了企业自身的发展。企业与环境关来密切,社会环境的恶化直接影响到企业自身的发展,通过绿色会计核算,积极协调企业与环境资源的关系,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可使企业健康发展,从企业长远利益看,只有增大环保投入,重视绿色会计,通过绿色会计核算,积极协调企业与环境资源的关系,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才可使企业健康发展。绿色会计的构建有赖于企业环境和资源意识的提高。 从企业发展[论文之家外部环境而言,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人们对清新的生活环境要求日趋强烈,保持良好的环境已成为企业健康发展中函待解决的问题。企业应该为环境污染特别是由它自已导致的环境污染承担责任。如果企业为环境保护作出诸如治理污染、采用符合环保标准的新型设备、研制新型绿色产品,那么企业将为自己的未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社会公众会把企业环境会计报告作为他们就一个企业的形象作出评判的依据之一,甚至会由此而影响他们的购买倾向,因此企业将过去的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变为追求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已是势在必行。 3、建立绿色会计是正确衡量国民生产总值和企业生产成本的需要。 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在衡量国民生产总值时,未将社会环境资源作为一种资产列入资产核算,从而使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不能如实反映经济发展速度,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不能如实反映经济发展速度,在某种程度上虚增国家富有程度,夸大人均收入和经济福利。在衡量企业成本时,传统会计只计算人造成本往往忽视不能计价的“自然资本”,使企业以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获取“私利”,虚增其利润。对企业来说,由于未考虑生产给自然环境造成的污染和社会带来的危害,事实上内部损耗减少了,但费用转嫁给了社会。而绿色会计通过核算企业的社会资源成本,在产品成本中加入环境资源成本,从而能较准确地核算国民生产总值和企业生产成本,促使企业挖掘内部潜力,降低生产成本,促使企业加快发明创造挖掘的步伐,使企业在少污染或不污染的情况下取得最大的产出,从而降低“自然成本”,维护社会资源环境。 4、建立绿色会计是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需要。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尤其是经济发达国家,都提倡或要求其企业对外披露绿色会计信息。作为我国企业要和国际现代企业制度靠拢,那么就必须建立自已的绿色会计体系,并对外披露,这样有利于国外对我国企业的了解,更有利于国际间的经济合作。 具体而言: ①大量外资进人中国,要求我国建立绿色会计体系。由于发达国家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其国内的一些污染严重、破坏、掠夺自然资源的企业和生产项目通过对外投资方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把发展中国家当成其“污染避难所”,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环境剥削”。我国只有建立了自己的绿色会计体系,要求外资企业公开、披露其绿色会计信息,才能使我国免于发达国家的环境剥削。 ②建立绿色会计体系可以防止外资企业资本流失。绿色会计要求把企业利用的“环境资源成本”计人其产品成本,这样就可以正确地计算出外资企业所获得的利润。 ③建立绿色会计体系可以促进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我国企业到其他国家建立企业,应自觉地公开,披露其环境信息,只有这样才能使对外经济合作更持久,更具效益。 5、建立绿色会计体系是国家的宏观调控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人类社会和经济活动的可持续发展并产生良好的效益要依赖良好的生态环境,但是由于经济活动效益与生态效益的联系在最初阶段却表现的与实际情况相反,所以让人们觉得似乎经济效益的取得是建立在生态环境被破坏的基础上是合乎情理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认识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但是,由于企业是一个理性的组织,追求的是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所以它很难将眼光放得长远,即使有一部分企业认识到这一点,由于生态建设和绿色会计持续运作模式单一,因此,靠一个或几个企业的努力,也是难以实现的,因此我国的绿色会计需要在国家的宏观调控、建立全国财政补偿机制的基础上实现。 6、建立绿色会计体系是我国会计改革和发展的需要。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经济下会计不仅要为微观经济服务,而且要有助于宏观经济调控;不仅要考虑到企业自身的利益,而且要兼顾社会利益。绿色会计不仅只核算与企业直接有关的信息、资金与物质商品,而且对与企业有关的资源环境、废弃物以及与生态环境的关来等进行反映和控制。其所提供的信息不仅有经济性信息而且有社会性信息;不仅能为企业自身服务而且能为社会大众服务。它是一种微观自主、宏观顾及的“微观—一宏观共振型”的会计模式,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有助于会计改革和发展。 (二)我国建立绿色会计的可行性 随着经济的发展,绿色会计的作用已经越来越明显,在我国实施绿色会计的条件也已逐渐成熟,具备了实施绿色会计的可能性。 1、我国实施绿色会计已具备了一定的会计环境 我国先后制定了《环境保护法》、《自然资源防治法》等一系列环保法律。除此之外,我国还颁布了一系列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有关的政策、方案和计划。总之,从会计环境的角度来说,这些法律、条例和政策已构成了绿色会计所需的法律规范环境,这表明绿色会计在我国的实施具备了一定的条件。 2、我国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为绿色会计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总结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基础上,我国政府和企业已经意识到优化产业结构、调整生产力布局、改善生态环境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并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措施,特别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这些为我国绿色会计的建立和实施指出了方向。 3、市场经济的建立,为绿色会计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自然资源市场也开始逐步建立和健全。在自然资源市场上,国家或代表国家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是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和提供者,勘察企业和开发利用企业作为需求方,购买自然资源的使用权,实现资源的有偿使用,并通过价格机制来进行调控。另外,随着企业对环境保护所负责任的社会化,企业要从社会成本和社会效益方面来考虑其经营决策和管理方法,通过加强对自然环境的核算来真正提高效益,这些都为绿色会计的实行创造了条件。 三、我国建立绿色会计的对策 建立绿色会计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而言至关重要,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得以实施的重要保证,建立绿色会计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 (一)建立绿色会计的规范标准 1、在《会计法》中增加绿色会计的内容 将绿色会计核算和监督列入会计法,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它的地位和作用,也是将它付诸实践的最强有力的手段。自然环境是国民经济的重要资源,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都有使用环境的权利和保护环境的义务。如果法律规定企业必须对受侵害的人群给予相应赔偿,那么该赔偿必然导致企业经济利益流出企业。这样,企业的环境行为后果就应该纳入会计核算系统,就能通过财务报告反映企业环境事项的合法性、真实性、公允性得到真实反映。为此应该进一步完善会计法、环境法规,使企业绿色会计内容纳入会计法,这是实施绿色会计根本法律保障,是将会计理论付诸实践的最强有力的手段。 2、完善会计准则。 将涉及环境的内容列入会计要素,成为绿色会计财务报告必须披露的内容,披露内容主要有:①环境问题类型企业关于环境保护的措施和方案;②企业自定的环境排放指标以及企业如何对待这些指标;③根据政府法律规定而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和按照政府要求达到的程度,环境保护措施对目前企业的资本支出和损益的影响以及对未来的影响;④环境经常性支出的数字,已资本化了的数字及摊销情况。另外在会计报表附注中还可揭示环保措施对目前企业的资本支出和损益的影响以及对未来的影响,同时反映环境经常性支出的数字等内容。 此外还要增强信息披露透明度。确定并公布重污染行业及重污染企业名单,对重污染行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提出重点要求。建立全国性的上市公司环境报告数据库,通过互联网公布企业的环境信息。 3、建立会计制度。 会计制度依据会计准则所规定的有关环境原则进行设计,使绿色会计具有可操作性,便于会计人员掌握。 (二) 提高企业环境和资源意识 环境会计的最终目标是为了达到企业经济效益、环境和社会效益的全面丰收。必须提高企业环境意识,使保护环境成为企业的自觉行为,为环境会计的实施创造良好的主客观环境。只有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像并加强对环境的有效保护,才能真正达到绿色会计的最终目标,从而使企业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需求的可持续发展之间协调一致 (三)完善社会责任的考核体系,加强监督 绿色会计主要是以企业为会计主体核算企业对社会资源环境的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往往不能全面、如实的进行揭示,因此,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中介机构应加强监督,包括行政管理、监督和专项环境审计等方面的监督。由会计师事务所或国家审计机关进行的专项环境审计,强化对绿色会计的再监督。会计师事务所或国家审计机关应根据国家有关的环保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会计法规、制度和准则,对企业绿色会计信息的合理性、合法性、全面性及真实性进行审查与鉴定,以取信于社会公众,强化国家宏观调控,并促使企业加强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工作。 (四)确立绿色考核和奖惩制度 推行一项新制度必须以法律为依据,使其具有一定的约束强制性。一旦推行绿色会计制度,政府部门必须明确、强制性规定企业对环境资源信息做出最低限度的披露,通过奖惩制度将企业的自觉性和政府的强制性结合起来。但目前由于与绿色会计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所以应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做到奖惩分明,用环保罚款筹集部分资金,建立绿色会计研究基金,用于奖励举报破坏、污染环境和研究绿色会计、治理污染等的有功人员,从而推动我国绿色会计早日实现。 (五)加强专业人才的培养 绿色会计是由会计学、环境学、生态经济学、可持续发展学等多门科学交叉渗透而成。复杂的、多元化的产权关系,要求会计人员必须具有全面、扎实的基础知识与专业知识。因此,必须不断提高企业财会人员素质,让企业财会人员充分了解绿色会计基本理论与方法以及交叉相关学科知识,从而使国家有关环境政策能够被严格执行,绿色会计实务工作能正确开展。 四、结束语 建立和实施绿色会计,不仅是一个会计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复杂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面广,内容复杂,为此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加紧制定绿色会计的规范标准,完善绿色会计的外部环境,加强社会的环境保护意识,建立一套可行的监督机制。建立绿色会计对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绿色会计论文:浅析绿色会计 摘 要:绿色会计是近十年来发展起来的会计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绿色会计的研究有助于拓宽我们的视野,要求我们把企业的经济效益和整个社会效益结合起来,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绿色会计;理论构成;必要性 一、绿色会计的概念 绿色会计,也叫环境会计,是指以自然环境资源和社会环境资源耗费应如何补偿为中心而展开的会计;换言之,是指主要以价值形式,对环境及其变化进行确认、计量、披露、分析和可持续发展研究,以便为决策者提供环境信息的一种会计理论和方法。 二、绿色会计的理论构成 (一)绿色会计的目标 绿色会计的目标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基本目标,就是促使企业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高度重视生态环境和物质循环规律,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努力提高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二是具体目标,就是组织相应的会计核算,确认和记录会计在一定期间的环境经济效益和经济损失,尽可能为社会提供企业环境披露的有关信息。 (二)绿色会计的核算对象 主要是指改善资源环境的投入与产出。投入一般包括研究新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新工艺等科研活动的支出,对“三废”处理、控制、补救、减少自然资源耗费的支出等。产出一般包括从生态环境建设、环保治理中所取得的收益。 (三)会计假设和会计原则 在绿色会计中,会计假设和会计原则是起变化的。(1)会计假设的变化。绿色会计的核算内容同传统会计相比存在较大差异,因此笔者认为绿色会计的基本前提可以确定为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训分期和多元计量。(2)会计原则的变化。鉴于绿色会训核算内容及其假定的变化,其会训核算原则也应在继承和发展传统会计原则的同时,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原则。 (四)绿色会计的计量 1.人力资本法或收入损失法。环境质量脱离环境质量标准对人类健康有着多方面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为因劳动者发病率与死亡率变化而给生产直接带来的损失或收益(可用前述市场价值法加以估算),而且还表现为医疗费开支的变化等,该方法就是专门评估反映在人身健康上的环境价值的方法。为避免重复计算,人力资本法只计算因环境质量脱离环境标准而导致的医疗费开支的变化,以及因为劳动者生病或死亡的提前或推迟而导致的个人收入变化。 2.恢复费用法或重置成本法。在被评估环境质量低于环境标准要求时,假如无法治理环境污染,则只能用其它方式来恢复受到损害的环境,以便使环境质量达到环境标准的要求。将环境质量恢复到标准状况所需要的费用就是恢复费用一一重置成本。直接市场法是建立在充分的信息和明确的因果关系基础之上的,所以评估结果比较客观,但是,它不仅需要足够的实物量数据,而且需要足够的市场价格或影子价格数据。如果在因环境质量脱离环境标准而带来的损失或收益中,相当部分根本没有相应的市场,因而也就没有市场价格,或者其现有市场只能部分地反映环境质量脱离环境标准的结果,在此情况下,直接市场法的应用或者不可能,或者有很大的局限性。 三、在我国推行绿色会计的必要性 1.生态环境现状的客观要求。空气、水、土地及原始森林自然资源是全世界所有国家以及它们的子孙后代所共有的“特定资产”。这些“特定资产”应当被确切计量,赋予一定的价值。建立一种将环境因素考虑在内的新会计模式已势在必行。 2.企业自身发展的要求。当今人们更加重视生活质量,社会环境已成为企业健康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从企业的长远发展看,如果企业考虑了环境对其自身发展的影晌,对自身发展的行为已作了规范,那么在将来便不会因环境成本费用大增而受到严重影响,从而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明显的优势。 3.正确衡量国民生产总值和企业成本的需要。按照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方法计算出的国民生产总值并未考虑环境因素,环境污染造成的破坏损失及环境收益也未能得到充分的反映。通过建立绿色会计,可以从宏观上增强全民忧患意识,正确衡量国民生产总值。
国际关系论文:心理与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正当性与研究路径 内容提要: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日趋走向体系层次理论建构的背景下,微观层次上的国际关系心理学分析是否还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本文尝试从三个方面试图对这个学科本体存在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首先从“层次分析法”和“施动者-结构”角度探讨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的理论正当性,进而对现有的国际关系心理学分析的研究路径进行梳理,最后指出心理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结合所内在的问题,以及微观理论和体系理论的结合对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 关键词:国际关系学 心理学分析 理论正当性 研究路径 国际关系学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社会科学的本体性地位,自20世纪初一般意义上的学科诞生以降,就一直遭到人们的批评和质疑。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英国学派(English School)代表人之一马丁·怀特(Martin Wight)在《为什么没有国际理论?》一文中所做的精彩原因分析。国际关系学的学科本体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的缺失,根源之一在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史的一个显著特征,即理论创新和发展的动力很大部分来源于对其他社会科学的借鉴。 冷战结束后,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国际关系理论异军突起,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向体系理论深入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进入“社会学转向”时期。与此相反,微观层次的国际关系心理学分析的理论与实践似乎始终处于学科发展的边缘,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学代表人物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也感慨和抱怨说,“研究个性和个性的类型在心理学和政治学领域已不受人青睐。”[2]其实,国际冲突理论中一直存在着社会学和心理学两种分析路径,分析代表着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视角[3]。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逐步走向体系层次的理论建构的情境下,微观层次的个性分析、知觉理论、社会学习理论等心理理论是否还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微观个体理论的解释力有多大?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分析存在哪几种路径?个体理论能否与体系理论走向统一?等等,本文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分析,以期确立心理学与国际关系学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可能性与正当性问题。 一 心理与国际关系:理论正当性 “层次分析法(Level of Analysis)”和“施动者-结构(Agent-Structure)”问题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中两对最基本的范畴,古典现实主义以来的任何一种科学国际关系理论都必须在这两对关系坐标中确立自身的位置和地位。这两个基本问题也是我们进行国际关系理论知识谱系归类整理的最佳路径。以这两个基本问题为分析视角,当可揭示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正当性和合法性。 1.“层次分析法”的视角 20世纪50、60年代,国际关系学中“层次分析法”的产生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朝着更为严谨的方向发展。国际关系理论中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论划分的依据直接来源于“层次分析法”最初关于“体系”、“国家”和“个人”三个基本层次的划分。笔者认为层次分析的核心问题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从纵向来看,为层次的划分问题,即到底可以划分为几个层次?从横向来看,为方法论的(Methodological)层次、本体论的(Ontological)层次和认识论(Epistemological)的层次问题。层次本身具有两种含义:解释的来源(Sources of Explanation)和分析的对象(Objects of Analysis)。 本体意义上的层次将层次视为“分析的不同对象和单位”,而认识论意义上的层次则把层次视为“解释某一特定单位行为的一系列原因变量”。布赞依据两条路径,重新审视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层次概念。首先,他根据空间规模的原则和组织的层次,认为这种意义上层次既是解释的来源,又是解释的结果和对象。因此,根据最基本的“个体与体系”的关系范畴,国际关系中的层次可具体划分为“体系-国家”、“国家-官僚机构(次国家)”、“官僚机构-个体”这几个基本的范畴。其次,如果把层次视为所分析对象的不同解释来源,那么个体、国家和体系层次都存在结构(Structure)、进程(Process)和互动能力(Interaction Capacity)这几个因素。[5]布赞没有把研究的重点置于层次在纵向量上的扩大,而是对每个分析层次进行了独立的本体属性的考察,这正是他对层次分析所做出的最大贡献。 尽管国际关系学界无人能否认个体层次的重要作用,学者也普遍认为“运用心理学来研究政治是一种必不可缺和不可替代的方法”[6],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越来越倾向于宏观体系层次上的研究。整体论和结构主义理论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体系理论和结构主义理论对个体心理理论的批评是:个体心理因素在解释国家的决策行为、以及国际冲突的根源上具有说服力,但对于整个国际体系的变化发展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因而可以说,整个体系理论的建构过程中忽视了对个体层次的心理与认知因素的考量。 “个人在国际政治分析中从未成为一个常见的范畴”[7],有一些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忽视个体层次因素的学术研究偏向表示不满。举例来说,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把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分为三个层次,即国际的无政府状态、国家的属性和人的侵略本性[8],但他最后建构的是一种体系层次上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而戴维·辛格(J. David Singer)只考虑国际体系与国家单位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个体层次在他的分析框架中被筛漏出去[9]。此后,众多学者在层次的细化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范畴逐渐成为国际关系层面国家与国际社会关系分析的理论根基。但是,我们仍需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众多层次中究竟哪一层次所起的作用最为重要?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最为重要? 对此问题,学界往往容易产生决定论的倾向,或者是结构主义决定论,或者是还原主义决定论。尽管沃尔兹建立一种体系层次的结构主义理论,但他辩解他并没有建立一种结构主义决定理论。在解释国际事件中,没有一个层次的单元或解释来源是占主导地位的,往往是个多个层次的变量都在起着重要的作用。由此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假设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元或解释来源同时发生作用,那如何将这些不同的分析整合进整体理解中?”[10] 在确定分析层次的重要性时,必须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首先,不同的分析层次在不同的问题领域的重要程度不同;其次,即使在决策中,不同的决策阶段层次的重要性也不同;第三,变量在一个层次上的重要程度与其他变量的状态相关联。[11]所以,如果要确立某变量层次的重要性,必须对其他的相关变量层次做出相应的假设,在这种理论上预设的前提下,再探讨具体变量层次的作用。如我们在讨论个性对政治的影响时,关键是解释清楚“个性作为政治行为的一个制约因素的重要程度”,进一步假设个性在什么条件下以及如何影响政治行为[12]。以房子起火逃命为例,为什么人会逃生?这里或许没有唯一的答案。或许是人的求生本能促使他做出逃生的行为;或许是在其他人都逃生的情况下,人所进行的一种模仿和学习过程;或许是他头脑中已有的直接和间接经验促使他逃生;或许他在房屋内岿然不动,因为他没有形成对大火的危险性的认识,等等。但必须明确一点,即人只有在形成对大火的认知后,才能进一步确定自身接下来的行为。杰维斯指出,知觉在这一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在大火这种极端的环境下,大部分人可能都做出逃生的行为,而其个性、性格等心理因素的作用微乎其微。但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之后,丘吉尔就认为房子起火了;而张伯伦认为在1939年3月后房子才起大火;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从来就没有出现什么大火[13]。关于人的行为的争辩始终存在着自我决定论和情境论两种不同的声音,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认为大多数人是处于两种极端之间:一种是自我导向的人,这种人的行为是自我规定的;一种是他人导向的人,他的行为方向是由当时的环境所决定的[14]。 而从实践中来看,个体在国际政治领域无疑也是具有重要地位的。国际关系心理学中个体心理分析理论的主要理论预设为国家行为的行使主体是个体,具体的国家领导人与精英才是抽象国家行为的实践者。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个体尤其是重要的领导人或领袖建构了国家行为。个体对于国家决策行为和过程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在整个国际关系史发展历程中,一些重要的国家领袖和外交家对于国际关系的进程具有重要的推动或阻碍作用。[15]那么接下来需要考证的问题是,个体层次的动力来源为何?个体心理的理性和非理性因素是人的本性,还是社会文化制度所塑造的?因此,我们可以对个体因素进行进一步的层次分析。个体心理层次同样存在环境论和遗传论之争,心理学理论中也存在个体主义与结构主义理论的区分。 2.“施动者-结构”的视角 “施动者-结构”关系范畴,即“部分-整体(Parts-Whole)”、“行为者-系统(Actor-System)”、“微观-宏观(Micro-Macro)”的关系问题是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现实主义和世界体系论就是基于结构的解释力优于施动者的基本理念,建立了体系层次上的结构主义理论。从本体论意义上来说,“施动者-结构”指分析的单元何为先的问题:是施动者(个体)先于结构(社会),还是与之相反?由此可以得出三种答案,即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和结构化主义(Structurationism)。而认识论意义上的“施动者-结构”指的是由施动者(个体)的属性来解释体系的结构和施动者的行为,还是以结构(体系)为导向?[16] “施动者-结构”关系最初表达了这样一种意义,即人类社会行为分析可分为“人类及其组织的行为者”和“制约行为者的社会结构”两大对立变量层次。推及国际体系层面,这一范畴的表现形式则为“处于国际社会中的国家”与“国际体系及结构”的关系;推及个体微观层面,这一范畴的表现形式则为“微观个体心理因素”与“社会文化情境和社会心理结构”的关系。新现实主义的本体论为个体主义,而世界体系论则持整体主义的本体论,尽管存在这种差异,这两种理论都被称为结构主义理论或结构导向理论。“施动者-结构”范畴实质表现出一种微观与宏观上难以调和的矛盾,温特(Alexander Wendt)则指出社会学中的结构化理论[17]的借鉴有助于这一矛盾的化解。基于这种理念和逻辑分析路径,温特等建构主义学者建立了某种意义上的结构化国际关系文化理论[18]。可见,不仅可以在国际体系层次建构结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微观个体层次同样可以建构结构主义理论。学界传统上把体系理论与结构主义理论相联系起来,而笔者认为结构主义方法和结构主义理论并不是体系层次理论建构的专利。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给“结构”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即认为结构是一些实体的排列组合,这些组合呈现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的特性[19]。整体性是指结构内在的连贯性,是强调共时性特征;而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是指结构并不是静态的,它有自身的动力变换来源和机制,强调历时性特征。心理学中结构概念的出现,最早来源于思维心理学用思维的结构反对联想主义只用主体的感觉和印象来解释一切。心理学中真正结构主义的出现是“格式塔”理论(Gestalt Psychology)中结构主义的提出。“格式塔”结构主义的中心观念是整体性观念,其所指的结构类似于物理学中的场效应概念。如果以一种二分法的标准划分,结构有物质结构和观念结构两种基本形式(物质的结构与观念的结构其实就是客观结构与主观结构的区别,而国际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结构)。国际关系理论中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世界体系论等建构的是物质(权力、生产、经济)结构概念;而英国学派、建构主义和国际关系心理学则强调观念(规范、认同、心理)结构变量的影响和作用。 因此,本体论或方法论意义上对国际关系心理学的个体主义或原子论的批评效应具有一定的限度,这种批评的极端就是完全曲解了“施动者-结构”在微观层次上所具有的意义。所以,接下来的问题还是个体、国家与体系等层次的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哪一层次的变量在何种情境中起何种作用?这就回归到上文所述的层次分析问题了。 综合上述,我们从“层次分析法”和“施动者-结构”两个视角考察了心理学与国际关系学相结合的理论正当性问题。层次分析考察主要是明晰个体与群体心理作为一个独立变量分析层次在国际政治分析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施动者-结构”考察主要是论证国际关系的心理学分析既可以建立起个体主义的还原论理论,也可以建构整体主义的结构主义理论。现代政治研究越来越重视分析制约政治行为和发展的非政治因素,行为心理学(Behavioral Psychology)和存在主义心理学(Existential Psychology)也体现了它的政治正当性和相关性[20]。同理,国际关系的心理学分析也有其理论正当性和合法性,这是我们理解和解释国际关系变化和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一条重要路径。 二 心理与国际关系:研究路径 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工程就是运用心理学的基本理论范式和方法进行国际关系分析,目前主要的研究领域为国际冲突的微观心理和生理学解释以及在决策层次的心理学解释。这些基本的心理学理论范式和方法可以归类为两对基本的范畴,一是深层心理(Depth Psychology)和认知心理(Cognitive Psychology )的路径;一是个体心理(Individual Psychology)和社会心理(Social Psychology )的路径。 1.深层心理与认知心理 攻击倾向是否为人的天性?人类战争与冲突的根源为何?动物之间的种族攻击与争斗与人类的冲突与战争有何关联?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否与人的心理因素与心理基础紧密相连?以精神分析学说为基础的深层心理学家、政治心理学家以及生物学家等对这些冲突与人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展开过一些细致的论述。持这一分析路径的影响最大的心理学家非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莫属,他也是心理学历史上很少能与其并肩、所引起的争议也最多的学者。尽管对政治与政府事务关注不多,但他关于战争根源的论述以及人类文明的看法形成了其独特的战争心理学。 弗洛伊德的本能学说认为人基本上是一些本能、冲动和驱使力量[21]。人具有两种最为基本的本能,即生命本能(Erotic Instinct)和毁灭本能(Death Instinct)。毁灭本能表现为侵略、破坏和仇恨,它导致人类相互残杀和战争,文明由此走向分裂和瓦解。而生命本能则是维系人类团结和友爱的内在推动力量。尽管如此,侵略本能却是人的爱欲或生命本能的结果,尤其是生命本能遭受挫折时的表现形式。1932年,弗洛伊德在与爱因斯坦关于战争根源的讨论信件中,阐述了他的战争观[22]。他认为人类早期政治社会起源于暴力和征服的基础之上的。随后,法律和伦理的出现替代了直接暴力的使用,但法律本身是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人群联合压迫微弱分子和势力的结果。而在相近地区形成了各种联合力量时,人类群体之间的相互冲突便无休止的发生了。总之,弗洛伊德的战争心理学集中探讨了人类的毁灭本能和侵略本能是战争的根源。另一方面,他认为两种因素推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希望。一是文化的进步有助于减弱人类本性中所固有的破坏侵略本能,认同也维系着人际之间的情感连接;一是如果建立一种世界权威组织,而且存在着维护和平的可供使用的巨大军事力量,那么战争的避免不是不可能。 法西斯主义思想的发展直接促使了二战的爆发。因此,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成了和平与冲突解决课题中的一项重要议程。心理学家弗罗姆(Erich Fromm)通过对现代社会的自由的考察,从心理和社会环境层面指出了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微观社会根源。[23]中世纪社会,人的普遍特征是缺乏自由,但个体却能在社会中得到保障和安全;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冲击下,作为个体的人在感情和宗教上获得了解放和自由,而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的发展,人又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获得了自由。但是,现代社会中自由所带给人的不是幸福,相反,人在现代激烈的竞争社会中感到的只是孤独、恐惧、焦虑和不安等等。由此,人产生了逃避自由的愿望,或者是倾向于通过控制他人(虐待狂),或者是通过屈从于某种权威获取保护(受虐狂)。这就是二战前法西斯主义在欧洲产生和发展,并受当时大众所疯狂崇拜的社会心理根源。 国内和国际社会的种种破坏行为使人思考着人的攻击倾向是否天性的问题。很多生物心理学家、哲学心理学家通过研究动物行为,把动物攻击同类的天性应用于人际层面,指出人与动物一样具有攻击的本能,人与动物的攻击倾向出于同一渊源[24]。此外,人在遭受挫折时,容易表现出一种攻击倾向。人的攻击本能在资源缺乏、出现社会组织后表现更得更为突出和有组织性。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出现了几种较为有代表性的理论:攻击本能论、动物行为研究、洛伦茨的“种内攻击”说、挫折-攻击理论等[25]。深层心理路径的分析强调人的无意识(潜意识)、本能和人性对人的行为的重要影响,这在科学说服力上略显不足。但精神分析学说的发展及广泛影响,无不说明人类社会在对自我认识上仍需下大工夫。美国心理学家、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orold D. Lasswell)的政治分析直接继承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他的政治理论的中心议题为“各种政治运动的生命力来自倾注在公众目的上的私人感情”,即认为政治运动其实就是个人的感情导向公共渠道的结果。另一层次,他通过分析世界政治与个人的不安全的关系,指出在国际冲突中“阉割情结”的重要影响作用。[26] 20世纪50、60年代以来,认知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在心理学学界兴起。此后,国际关系研究中也借鉴认知革命的成果,心理学中的信息处理加工、知觉与错误知觉(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意象(Image)与信念体系(Belief System)、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等在国际关系分析中得到广泛领会和运用。罗伯特·杰维斯无疑是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27]他对国际政治中决策领域的知觉与错误知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归纳了错误知觉的14个假设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国际关系领域常见的错误知觉及其生成机制。错误知觉的生成机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认知相符现象(Cognitive Consistency)、诱发定势(Evoked Set)和历史学习和类比。决策中经常发生的错误知觉有过高估计自己和过高估计对方、愿望思维(Wishful Thinking)、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等。 知觉现象和过程其实就是信息加工和处理的过程,其基本认知模型为:首先是接受信息、编码,存入记忆,再利用记忆材料做出决定以指导外部行为。在这一认知过程中,作为决策者个体的个性心理特征、认知能力、本身已有的意象和信念体系等对正确与错误知觉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制约作用。如决策者个体的意象对国际冲突和战争的爆发起着重要影响作用[28]。国家领袖个体的学习与历史借鉴对其决策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除个人的学习之外,还存在组织的学习。组织学习的机制为,个人思想对环境因素做出反映,然后个人的学习改变组织程序,组织变化造成进一步反馈效应,这样历经一个循环过程。而政府的学习更为复杂,受政治体制的影响较大,决策者个人的经历、智囊团和多元的政治体系都是影响学习过程的因素。[29]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提出的世界政治进化观集中表述了宏观层次上的学习行为。世界政治的结构是由进化过程塑造、调整和发展,学习模式和社会进化模式能够揭示世界政治中的结构变化过程。由此,他分析了世界政治中的每次创新的模式、起源和影响等,进而提出世界政治长周期理论。[30]我们可以通过列表来说明深层心理和认知心理路径中国际关系分析的理论与实践。 2.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 以主体属性为标准,心理因素可以划分为个体心理与群体心理(社会心理),这就是我们所要探讨的第二组分析路径与变量。个体及个体心理一直是心理学中的中心议题,精神分析学说起初是弗洛伊德等心理学家对变态心理(Abnormal Psychology)及个体心理的治疗与关怀;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层次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意象与信念体系以及个体的社会学习等都是从个体心理层次出发的剖析。因此,这两组分析路径存在着变量重叠的事实。 个体心理层次研究的重要内容为分析重要领导人和精英的个性和政治态度,以揭示其与政治行为、国家政策的因果关系。这里有两种分析的方法:心理历史学(Psychohistory)和生理心理学。在这一方面,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备受研究者的青睐,大量的资料和研究表明威尔逊的个人成长环境和经历对其个性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对权力和控制他人问题的态度,以及不向政敌妥协的性格与他童年跟父亲的关系密切相关[31]。而近现代而言,大国领导人的生理和心理状况对国家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代世界政治的头号领袖们“对创造世界历史做出了贡献,但他们几乎也都在其生命的某个艰难时刻使国家走上一条危险的道路,某些人甚至将国家拖入可怕的灾难之中。”研究表明,这些领袖们在年轻时能发现某些年长者的精神与身体状况严重影响了他们个人的决定,甚至危及国家的安全,但当他们年长时却犯下同样的毛病。如果这些领袖的身体状况在某些重大时刻不一样的话,那么决策可能完全不同,事件的发展也会大大不一样,甚至世界历史将有可能重写。[32]在对领导人的个性进行分类方面,美国学者巴伯(J. D. Barder) 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根据与父母的关系以及素质将总统的性格进行一种简单的分类,以区分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总统风格的不同,由此推演出四种对应的总统个性类型[33]。二战后对法西斯主义的一项研究,试图揭示出一种所谓的权力主义人格(Authoritarion Personality),它以一种“F量表”标准测试出被试者的法西斯主义倾向性格。[34]这种权力主义人格的测试也可以进一步在被试者的政治参与、意识形态上做出一定的预测。但是,这项研究远未揭示出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根源问题。 个人都有一些基本的心理需要,其中有些与政治相关。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提出人的基本五种需求说,这些内生的需求主导着人的意识,进一步影响人的行为[35]。具体来说,自尊心强度不同的个人具有不同的行为倾向和性格;根据对于权力的不同意愿,可以区分出权力导向型和倾向于隶属他者寻求合作型的个人。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个人对于外部世界的知觉、基本的心理需求、以及人际态度和冲突倾向等方面都完全不同。[36]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有一种寻求和确立外部敌人的心理需求,如果失去了一个敌人,则又会极力寻求一个替代者。这方面一项颇为敏感的心理视角定量研究为:即前苏联崩溃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交恶,由此从心理学的角度推测,中国是否是苏联崩溃后美国领导人所寻求一个的替代品?[37]。 如前文所述,个人心理的形成机制中社会文化情境发挥着重要的塑造作用;另方面,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身份与认同(Identity)以及民族主义(Nationalism)思想等社会心理因素是制约国家的对外政策与行为的重要变量。现代大众政治和市民社会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公众舆论对政策决策的影响。现有的研究一方面集中于公众舆论在何时、何种情形,以及多大程度上影响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强调社会文化制度对领导决策者的公众舆论信念的塑造和影响作用。这种理论分析的两个维度为:规范信念(Normative Beliefs),即公众舆论影响的输入是否合适?实践信念(Practical Beliefs),即大众对政策的支持是否是其成功的必需?[38]认同与身份的概念本身来源于社会心理学,认同是对某一共同体身份的确认,这直接关系到行为者对自身利益的建构,进而影响其行为和信念。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就是遵循这种社会心理的逻辑分析路径,强调国际关系体系层次中规范、认同和价值的本体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心灵、自我与社会三者是密不可分的。 在现代国际政治中民族主义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一种建立在认同和身份基础之上的群体心理与心态。正因为如此,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将民族主义视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39](Imagined Communities),这种共同体建立在一定的民族情感和文化根源之上,内部具有一致或接近的价值观和共同遵守的规范;同时,在血缘和地理上相连或相关,往往共享同一种属于共同体内部的集体记忆。极端发展形态的民族主义,如群体无意识、法西斯主义以及类似于群氓的时代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同时也极大地影响其共同体内部的个体成员的心理与行为。在这种情境下,个体的心理特征往往从属于集体的心理需求。在中东等宗教情结浓厚的地区,民族主义所代表的社会集体心理对民众行为和国家行为甚至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爱国主义情结和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属于一种民族主义心态,尽管其往往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烙印。综合上述,笔者从第二组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路径梳理了国际关系与心理学的关系(表2)。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所做的工作仅仅是对两组研究路径的简要整理概括,并没有深入细致探讨与总结所有的分析变量及变量关系。 三 结语 任何理论只是在某一特定领域、特定时空和特定假定下具有解释力。国际关系心理学也只是集中确立有限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一种精致实用的中观理论(当然,从层次分析上说,心理理论应属于微观理论)。所以,尽管前文已对国际关系中的心理学分析的理论正当性和研究路径进行了论证,但并不能否认这种分析路径仍存在一定内在缺陷。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追求的是精确性和规律的客观性,但社会科学研究中却很难做到这一点。政治现象具有时钟(Clock)的特性还是烟云(Cloud)的特性?政治现象在什么层次具有时钟的特性,在什么层次又具有烟云的特性?我仍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分析。 第一,理论模型(Modeling)与个案研究(Case Studies)的问题[41]。在国际关系和国际冲突领域,理论模型的建构和经验层次上的个案实证研究各有各的优势和缺点,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同理,在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中,我们同样需要处理理论研究和个案研究的关系。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来源于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它主要借鉴心理学中已有的研究成果(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等)进行国际关系分析。政治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烟云的特性,是多种因素和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心理学研究中注重运用的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所以,盲目地将心理学的理论应用于政治事务的分析将导致研究的僵化和灾难。 除此之外,“我们可能无法确定个人行为的动力与动机是如何转化成群体和组织行为的动力和动机的,更不用说确定它们是如何转化成决定战争或和平的国家公共政策决策的动力和动机了。”[42]国际关系心理学运用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如精神分析学说、个性分析、认知失调理论、社会学习理论等)进行国际关系层面的实证研究较多,而理论研究和创新略显不够。所以,这种研究取向客观上将导致国际关系心理学的说服力不足并限制它的发展空间。因为研究的发展与创新主要取决于心理学本身理论的发展,而剩下的工作是运用理论所提出的基本假定,用经验层面事实进行验证,或者是对国际关系进行心理学的解释。当然,不同的领域对于模型化和个案研究的倾向不同,如国际政治研究中“讨价还价”(Bargaining)更多的是着眼于理论模型的建构,而对于错误知觉的分析却更多的是经验个案研究[43]。 第二,政治心理与政治文化问题。政治心理研究与政治文化研究紧密相连,但现有的研究在两者结合上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现有的个体心理的研究、国家决策和危机的心理分析等大部分都拘囿于欧美文化情境。这种背景之下的成果能否超越时空而具有普遍相通的意义,至少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确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素材的缺乏造成了该研究领域的偏向,但从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这种情况有了较大的改善。其次,国际关系心理学的个体层次心理分析往往从个体的微观心理特性出发解释政治人的行为,但忽视了整个社会文化、制度等对个体政治心理的塑造作用[44]。这说明需要把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的研究统一起来,需要解释历史事件和社会实践对个体的身份、思维、个性与认知等心理因素的建构作用。此外,政治事务不是孤立的现象,政治人的心理与自然人的心理,与政治化的心理必须加以区别对待[45]。 第三,个体理论与体系理论的问题。现有的国际关系研究存在各大理论各执一端,缺乏交流与互补的平台和意愿的现象。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日趋集中于体系层次理论的建构,而忽视微观层次的个体心理与群体心理的作用,就是这种极端现象的体现。正如前文布赞所言,国际关系事实往往是各层次的变量所共同作用的结果,很难说哪一层次居于主导地位。因此,笔者认为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个体理论与体系理论如何进行对话和交流、走向理论综合。 尽管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认为理论研究中不同的范式具有不可通约性[46],但这并不表示在两种极端的理论倾向之间没有走中间道路的可能。如建构主义就是在主流理论和批判理论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在理性主义(Rationalism)和反思主义(Reflectivism)之间力主一条中间道路[47]。在微观个体和群体心理层次,既可以建立起还原论的个体主义理论,也可以建立起整体论的结构主义理论。这是微观层次个体理论与体系理论交融的表现。因而,认真思考微观理论与体系理论如何结合与统一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要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说,国际关系心理学的发展不仅关乎微观理论的前途,更关乎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的前途。从实践的角度观察,这种研究取向和路径也具有可行性,比如关于身份与认同的研究,就具有这种理论上深入和创新的空间。因为身份与认同既是以微观个体与群体的认知为基础,又在国际体系层次上具有广泛的运用空间。 国际关系论文:国际关系本体论分析 【论文关键词】 国际关系 本体论 社会事实 主体间性 【论文摘要】 本体论是我们对研究对象的根本性假定。西方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一般视本体论为国际关系研究对象在根本上究竟是何种存在而进行探讨。根据社会学家关于社会事实互动性的定义,国际关系事实可归类为社会事实,而社会事实的根本特性是主体间性,所以国际关系事实可视为在根本上是一种主体间事实。作者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国际关系本体论是一种主体间本体论。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有助于建构更加清楚的国际关系理论,并为国际关系诸概念的统一分析创造了条件,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通常,我们在试图认识和观察某一外在事物时,总是通过一些中间媒介间接地对认识对象进行观察和认识。比如,我们通过对光线成像的感知,可以间接地认识能反射光线事物的形状和构成。我们通过对事物特征进行合乎逻辑地预设,间接地认识“主权”、“结构”之类事物的结构和形态。我们的感官不能、常常也没有必要直接跟认识对象发生联系,这种认识方式决定了我们必须不断地根据逻辑推理或常识推理,对认识对象的根本特性做出假定,然后根据这种假定形成对认识对象的知觉框架,从而完成对认识对象的认识。在这一认识过程中,我们对认识对象的根本特性的假定就是“本体论假定”。 一 本体论的哲学含义 本体论(ontology)是指在观察和研究对象事物时,对其所做的根本性假定,也是对所认识事物的终极假定。没有这种假定,我们就难以认识外在的事物。所以,本体论假定对于我们认识和研究国际关系现象具有重要意义。“本体论”这一概念的含义在其发展演变的历程中发生过较大的变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将这一术语从哲学领域引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时,根据本体论的现代哲学含义对其意义做了取舍。现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本体论含义已经与传统本体论的哲学含义大有不同。所以,我们在研究和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时,需要首先澄清“本体论”术语意义的这种变化。 理解和澄清本体论的术语意义及其变化,需要从其哲学含义开始。 在古希腊,人们认为人类之所以具有各种各样的技巧和能力,例如跳舞、歌唱、协调关系、吟诗作赋、发明创造等,是因为人类有一种叫做“智慧”的东西。智慧如此美妙,值得热爱。所以古希腊人把“热爱智慧”称为“哲学(philosophy) ”,这就是哲学一词的最初含义。 智慧使得我们有了处理各种问题的奇妙能力,但是智慧本身却不能直接体现出来,也不能直接为我们观察到。我们能够看到的只能是智慧的外在表现形式。为了方便对智慧进行研究,一些希腊哲学家(主要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逐渐把热爱智慧具体化为追求“普遍知识”,并用“普遍知识”代替“智慧”进行研究,哲学也就顺势转变成为追求普遍知识的学问,而不再是关于智慧的学问。柏拉图暗示,作为智慧替代形式的普遍知识,不是关于“现象世界”的知识,而是关于“理念世界”的知识。 亚里士多德对所有的学问和学科进行了分类,在分类的基础上,他把“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的“形而上学”作为第一哲学,“它研究‘是者之所以为是’以及‘是者’由于本性所应有的性质”。“是者( being) ”的原文是ov,相当于英文的词根ont - ,加上logy (学科) ,构成“ontology”一词。所以,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就是指本体论。[3] 这是本体论一词的最初哲学含义。 黑格尔接受了这一界定,并继续把本体论局限在纯粹的理念知识,与经验知识和现象界的知识区别开来。黑格尔的逻辑学是纯粹的原理,即是所谓的本体论;自然哲学则是纯粹原理的外化和展开,具体化为自然的原则;作为纯粹原理的绝对理念经过自然界的外化,最终在人的精神生活中返回到自身,这部分内容就是精神哲学。作为绝对理念的逻辑学乃是一切的本原,是本体论的研究内容。 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里面曾专门讨论过“本体(noumenon) ”的概念。他认为,只有本体是能够独立存在的,其他各种“所是”都是依附于本体才能成立的,这是他讨论“是者之所以为是”时的一个基本观点。[4] 但是,由于本体不是唯一的“是者”,而是诸“是者”之一,所以本体论实际上是关于“是者”及其“所以为是”的学说,而不仅仅是关于本体的学说。 本体论学说在西方哲学中不断发展和演化。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家对本体论做了不同的解释。美国哲学家蒯因(W. V. O. Quine)把本体论简单地归结为“何物存在(what is there?) ”, 豪尔(David Hall) 和艾姆斯(RogerAmes)则认为本体论“是对事物最基本特征的研究”,是“寻求发现是者之是”。[5] 总之,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以“存在”代替“是”作为本体论的研究对象,而“存在”又被当成表示一般的事物及其性质的概念。于是,本体论被当成关于一般的事物及其性质的一门学问。总之,在西方哲学中,“传统本体论”是关于本体和由“本体”所衍生出来的其他“是者”及其“所以为是”的学说,这种学说是纯粹理念性的、未经证实也无须证实的形而上学理论,与实证理论和实体理论截然不同。“现代本体论”的内容有所简化,被视为关于一般的事物及其性质的一门学问,是关于一切实在的基本性质的理论或研究。[6] 二 西方学者对国际关系本体论的分析 随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日益触及深层的本体论问题。有意识地对国际关系事实进行本体论分析、做出本体论假定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学者难以回避的话题。在这种背景和趋势下,自觉地加强国际关系本体论的专门分析和研究,变得至关重要。对国际关系本体论进行自觉分析始于西方学者。所以,理解国际关系理论中本体论的含义,需要了解西方学者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本体论的。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西方学者较早主张对国际关系本体论进行系统考察和研究,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便是其中的一位。[7] 亚历山大·温特在其建构主义的经典著作《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曾在多处论及本体论问题。他指出,他这本书是关于国际生活本体论的。他认为,即使最具有经验思想的国际政治学者,也必须研究一下本体论(must do ontology)。为了说明国际体系是如何运作的,温特指出,研究者必须做出一些形而上学的假定:国际体系是由什么构成的? 它是如何被构造的? 因为人类不可能直接地、没有任何中介地接触世界,故所有的观察都一定是掺杂了理论的( theory - laden) ,这种观察依赖于一些关于“何种事物存在”以及“它们是如何被构造的”等这样一些观念,这些观念通常被当做是没有问题的,或者是不被质疑的。当我们所研究的物体不可观察时(比如国际关系中的事物) ,我们尤其需要这些本体论假定。问题是,我们如此限定我们的认知活动,本体论就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我们的实体理论的内容。[8] 在此书中,温特试图揭示新现实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的结论是存在问题的,这是因为其结论从根本上就是源自其深层的物质主义和个体主义本体论,如果我们以理念主义和整体主义的观点来审视国际体系,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国际政治。[9] 从这段话里我们清楚地看到,温特所谓的本体论是指关于研究对象的本质特性及其建构方式的形而上学(纯粹理念性质的)假定,比如我们从纯粹理念上假定,我们的研究对象从根本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它是怎么被构造的? 在温特看来,新现实主义的问题根源是,它把国际体系(研究对象)看成了一种物质性的存在(物质主义本体论) ,这种物质性的存在从根本上来源于国家个体的行为表现(个体主义本体论)。[10] 理查德·阿什利(Richard Ashley)似乎对本体论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他指出,“国家中心”主义是新现实主义理论建构的本体论原则。新现实主义采用个体主义方法论(从本体论意义上也是个体主义) ,把国家比做一个棱镜,通过这个棱镜,把集体主义理解为国家个体欲望、需求、信念和行动的集合结果。[11] 华尔兹在此意义上认为,国际体系从本源上讲是个体主义的,是自然发展起来的,而非有意设计的结果。[12] 所以,阿什利指出,“对新现实主义来说,国家在本体上是优先于国际体系的。这一体系的结构是这样产生的:先将国家定义为各个独立的个体,然后研究几个个体相互作用(mutual reference)时表现出来的特性。对新现实主义者而言,不先形成国家行为体的概念,就无法描述国际体系结构。”[13] 从这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出,阿什利所谓的本体论似乎与温特的理解“不同”:阿什利所谓的本体论是指对于国际体系而言,其根本和本源是什么;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先于国际体系而存在,因而国家是国际体系的本源,所以“国家在本体上是优先于国际体系的”。[14]如何理解这种不同呢? 仔细品味一下,其实他们本质上讲的是一回事。阿什利谈的是总体上的国际体系,是以国际体系为研究对象时的本体论,试图回答国际体系根本上是什么的问题。那么国际体系在根本上是什么呢? 这是阿什利提出的问题。阿什利认为,在新现实主义看来,国家比国际体系更根本,更具有本体性,所以,国家是国际体系的根本。温特在谈到本体论时,不是指总体上的国际体系,而是指以国际体系结构为研究对象时的本体论。那么,国际体系结构根本上是什么呢? 这是温特所提出的问题。温特认为,从根本上看,国际体系结构是一种观念结构,而不是物质结构。所以,我们可以肯定,无论温特还是阿什利,他们谈论的本体论都是一回事,是指研究对象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存在。这恐怕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使用本体论这一术语时采用的一个基本含义。 三 国际关系事实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存在 既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把本体论理解为研究对象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存在,那么从总体上看,国际关系事实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 要弄清楚这一点,我们需要先明白一个重要的概念———社会。什么是社会呢?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认为,个人之间是处在不断的互相作用过程之中的,由于个人的互相作用而联系起来的网络就是社会。社会只不过是对互动着的一群人的称呼。所以社会学的任务是要阐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即阐明个人怎样互相交往而形成群体,群体又怎样制约个人,故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16] 马克斯·韦伯也认为,社会学是一门试图说明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由此而对这一行为的过程和作用做出因果解释的科学。“行为”在这里表示人的行动,只要这一行动带有行为者赋加的主观意向即可。“社会行为”则表示,行为者的行动根据行为者所赋加的意向而与他人行动有关,并在其行动过程中是针对他人行为的一种行动。[17] 这意味着,只要某个行为者与他人发生了有意识的行动联系或行为互动,他就采取了一种社会行为而不是单个人的独立行为。所以,社会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有意识的联系与互动,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有意识联系和互动而形成的关系网络就是社会。这一定义与齐美尔的定义差不多,只是马克斯·韦伯更加强调了社会行为的意图性。 根据关于社会和社会行为的这种定义,我们可以确定,典型的社会行为不仅包括社会成员之间有规范的避让(如红灯停、绿灯行) ,而且包括他们之间无规范的暴力和打斗(如韦伯所谓的两个骑车人相撞后的对骂互殴)。[18] 也就是说,从含义上看,社会行为仅仅意味着社会成员之间的有意识的互动,而与互动的方式及与互动者之间是否存在规范的秩序无关。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国际体系中,如果我们把体系成员看做是各个国家的话,那么国际社会或者说国际体系中的社会事实就不像英国学派所断言的那样,仅仅存在于有一定交往规范的国际体系中。纯粹通过暴力规则交往的国际体系(如霍布斯体系)也是一种社会体系,其中的国家交往也是一种社会交往。英国学派所谓的“国际社会”,只是一种文明程度更高的国际社会,而不是唯一的国际社会形态。笔者认为,国际关系现象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国际关系事实属于社会事实。绝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都有意无意地支持了这种观点。 雷蒙·阿隆是最早把国际关系看做社会现象的著名学者之一,其巨著《战争与和平》是用社会学方法分析国际关系的重要著作。国际关系的理想主义理论以及现实主义理论的早期著作,如卡尔的《二十年危机》、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等,都是从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社会关系出发来分析国际现象的,都默认国际关系的社会性质。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不例外,从葛兰西到考克斯,再到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都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国际关系的社会属性与社会互动(尽管互动的主体可能主要不是国家) ,默认国际关系的社会属性。 除此之外,当前国际关系的三大主流理论———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也都坚持国际关系事实的社会属性。 首先是新现实主义。被普遍误认为采用物质主义本体论的华尔兹实际上认可了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社会属性。他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指出,国际体系发挥作用、塑造行为的方式有两个:一个是社会化,另一个是竞争。这都是在描述社会行为。社会化通过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效仿和竞争使得社会成员变得类似。“没有人让一个学校或城镇的青少年穿着相似的衣服,但他们大部分人都这样做了……社会以一种自发和非正式的方式建立行为规范。组织的观点可以左右其成员。英雄和领袖出现了,大家竞相效仿。社会化使得一个组织的成员与这个组织的规范变得一致起来。有些成员可能会感觉到压抑并企图做出越轨的行为,但舆论的嘲弄可以使他回到正轨或者迫使他离开这个组织。社会通过各种方式建立规范并鼓励一致性”。此外,“竞争鞭策行为者,促使他们调整自身,采取社会上最能为人接受和最成功的行事方式”。所以,“社会化和竞争是减少行为及其后果多样性的两个方面”。[19] 可见,华尔兹并没有把国际政治和国际体系看成是物质事实,而是看成社会事实。华尔兹只是把他发现的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一个核心变量———国际体系的结构———看成是物质性的。如果华尔兹的研究对象仅仅是“国际体系的结构”,那么我们可以说他的本体论假设是物质主义的。但是,华尔兹的研究对象不是国际体系的结构,而是整个国际政治体系,所以,将华尔兹理论的整个本体论假定理解成物质性的,就存在问题了。 其次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对于基欧汉而言,其基本的研究对象也是国际关系。总体上,他从基本的国际关系假定出发来驳斥华尔兹的理论。他关注的基本问题是:国家之间怎样通过制度合作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国际制度如何对国家行为产生影响。[20] 这显然也是在研究国家个体之间的社会行为和社会互动,其基本假定也认为国际关系是社会性的。 最后是温特的建构主义。温特更加明显地把国际关系看做是社会事实。他直接把自己的理论称之为“社会理论”,不仅如此,他还把华尔兹的理论作为社会理论的一种。温特对国际社会理论核心问题的定义及其答案与华尔兹的有所不同:温特把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定义为“观念在社会生活中起什么作用?”其答案是,观念起决定作用;而“华尔兹的社会理论”则似乎可以把核心问题定义为“物质在社会生活中起什么作用?”其答案是,物质起决定作用,因为物质主义者把社会中起关键作用的事实理解为物质力量的组合。[21] 温特明确指出,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这是默认的事实。对于什么因素在国际关系的社会事实中起关键作用,物质主义和理念主义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在这种认识基础上,温特明确指出自己的目的只是想“澄清国际体系的本质和作用”, [22]所以其研究对象就限制在了国际体系及其结构上面,其本体论问题就变成了“国际体系及其结构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样的事实和存在”。温特假定,国际体系结构在本质上是一种观念结构,这里的观念是指共有观念,即社会观念。 必须指出的是,华尔兹关于国际体系结构的物质性界定存在一定的问题。既然华尔兹明确假定国际政治和国际体系是一种社会事实(他本人对此有过具体的论述) ,那么作为国际政治和国际体系的“社会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体系的结构就应该是一种社会性事实,而不可能是一种物质性事实。此外,根据社会和社会行为的定义,社会事实的构成基础应该是人或国家这样的具有主观意图的施动者,而不可能是其他没有主观意向的物质要素。所以,作为社会事实的国际体系的结构,其构成要素不可能是物质性的,而只能是社会性的。显然,华尔兹在这里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需要指出的是,不仅国际体系结构不可能是物质性的,国际关系的核心概念“权力”也不应该是物质性的。如果我们根据前面对国际关系是社会事实的假定,合乎情理地推导出“权力”的定义,那么我们也只能将权力界定为一种社会关系,而不是物质力量。从另一方面看,把“权力”界定为一种社会关系,也更加符合我们对它的经验认识。 四 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本体论 既然国际关系是一种社会事实,那么我们用什么概念准确地表示国际关系的本体性特征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引进“主体间性( intersubjectivity) ”这一重要概念。 什么是主体间性? 马克思指出,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类”的存在物,或者说一种社会存在物。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每个个体都会不可避免地超越自身的个体性,与其他社会个体进行交互性的活动,发生各种各样的“主体间”关系。[23] 在这种活动和关系中,各种各样的主体间性问题、意义和困境都不断地、现实地展示出来。[24]英国文化学家麦克尔·卡里瑟斯(Michael Carrithers)指出,在任何情况下,人类的特性和经验只能在任何人的关系中、并通过任何人的关系而存在。[25] 社会就是人的集合,社会问题的实质就是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类的关系问题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问题。[26]这说明所谓社会行为和社会事实,实际上是一种交互主体性的事实,或者说“主体间事实”。[27] 社会事实不是表现为某个独立个体的单独活动,而是表现为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交互活动,它存在和表现于主体之间。社会事实具有主体间性。 主体间性是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英文原文是“intersubjectivity”,汉语一般翻译为“主体间性”,也有的翻译成“交互主体性”、“主观际性”、“主体通性”、“共主体性”等。就其字面意思来看,翻译成“主体间性”似乎最准确,意指事物存在于主体之间的性态。主体间的东西要与纯粹的主体性的东西相区别,这意味着“某种源自不同心灵之共同特征而非对象自身本质的一种客观性。心灵的共同性和共享性隐含着不同心灵和主体之间的互动作用和传播沟通,这便是它们的主体间性”。[28]需要说明的是,主体间性是以主体性的存在为基础的。“主体”作为一个概念,最初是指实体,但在现代哲学中,主体是指人基于自我意识确立起来的一种实在。所谓主体性是指意识本身所具有的主动性、能动性、构成性、创造性和自由性。主体性原则建立在主体与客体对立与统一的基础之上。客体性具有被动性、受动性、机械性、固定性的特点。主体间性是主体之间的关联形态,是主体之间的影响和作用, [29]所以没有主体性就没有主体间性。 国际关系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必然具有主体间性,其本质上是一种主体间事实,这是国际关系事实的本质特性和本体论属性。对于国家间关系而言,或者对于以国家为基本主体的国际社会而言,我们研究和关注的是那些存在于国家之间或被不止一个国家所共有的国际关系事实。当然,从广义的角度看,国际社会中的个体性主体不单单是国家,国际社会中还有为数众多的个人行为体和组织行为体,它们都具有主体性,是国际关系的主体。所以,从广义的角度看,国际关系的主体间事实还包括为这些个体行为体所共有的事实。 五 国际关系本体论研究的意义 笔者认为,国际关系事实是一种主体间事实,国际关系的本体论是一种主体间本体论。这一结论对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明确了国际关系现象的根本特性是主体间性,可以使我们更加自觉地避免对国际关系事实属性的曲解和误解,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准确地把握国际关系事实本身。例如,明白了国际关系事实的“主体间”本体性,我们就可以很容易推导出以下结论:权力不是一种物质现象,而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系结构也不是物质性的,而是社会性的,具有主体间性。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华尔兹式的片面理解。 第二,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有助于我们建构出理论基础更加清楚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个好的国际关系理论,必须具备“清楚”的理论基础,而不是“多重混杂”的。多重混杂意味着理论的本质不清,本质不清就难以有集中统一的逻辑起点和推理基础,从而难以建构出严谨简约的理论。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为国际关系事实找到了一个可以信赖的深层基础和根本属性,使国际关系事实有了统一的本体论基础。这为建构基础纯净、严谨简约的国际关系理论创造了条件和可能。 第三,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性的统一为国际关系诸概念的统一分析创造了条件。目前,不同流派的国际关系理论“各自为政”,物质、观念各执一词,人为地在国际关系理论涉及的关键事实和核心概念之间制造出无法通融的隔阂。物质性的权力和观念性的文化迥然相异,缺乏统一的分析基础,一个优雅的理论不大可能将它们进行合并分析。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本体论可以有效地破除这一难题,使得权力和观念、规范等概念有了统一的分析基础,可以把它们放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无论是进行因果关系分析还是建构关系分析)而不必担心理论基础不清楚的问题。 第四,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本体论为国际关系的实证研究提供了认识论基础。主体间性保证了社会事实的客观性和可观察性,而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和可观察性是实证研究的基础条件。如果国际关系事实不具备这两个基本条件,就谈不上对其进行实证研究。主体间性的提出为我们从认识论上解决了实证分析的难题,批驳了反实证主义者对实证研究的非议和攻击。[30] 总之,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不仅比较有效地解决了传统理论分析中存在的混乱和难题,也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统一分析和实证研究开辟了空间,应该引起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国际关系论文: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摘 要 历次科技革命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最重要的影响是: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对南北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促使人类战争观念的转变,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关键词 科技革命 国际关系 演变 科技革命是科学技术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根本性的革命性的质的突破和飞跃。它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一方面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和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另一方面对南北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同时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1 近代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恩格斯曾经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近代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出现的历次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证明了这一点。近代以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科技革命,每一次都深刻地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发展。 第一次科技革命是18世纪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工业大革命,这场革命造成了纺织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工业、造船业以及航海交通的大发展,在极大地推动了当时欧洲各国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使人类社会从手工工场时代跃入机器大工业时代。这次科技革命不仅使一直以来处于欧洲文明边缘的小岛国——英国因为最早开始了这场革命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导致了现代国际关系的萌芽。在第一次科技革命之前,虽然15世纪、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世界各大洲之间开始发生交往,但这种联系是不经常的、片面的,因而不存在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工业革命后,随着天文学、地理学的发展,航海事业达到空前规模,各大洲内部和各大洲之间开始了经常性的、较为密切的联系,全球性的国际关系才开始逐渐形成。 第二次科技革命开始于19世纪后期开始,以电力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为标志,它引起了电灯、电话、电报和电动机的出现,以及钢铁工业、汽车工业、航空业和铁路、公路交通、化学工业等的迅速发展。使人类社会从蒸汽时代跨入电气时代,并最终促使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形成。国际关系的发展从此具有了明显的全球性、整体性,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影响。而每个国家,特别是一些主要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也会对全球国际关系产生各种影响,特别是由于国家实力的不平衡发展。几个在经济、军事实力方面对其它国家具有压倒优势的强国,在国际事务中常常起着主导的作用,并相互争夺世界霸权。而在这次科学革命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是德国和美国,英法紧随其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新兴国家要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最终在20世纪上半叶爆发了两次世界性的大战。先后建立了凡尔赛体系和雅尔塔体系,并在雅尔塔体系的基础上确立了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互争霸的两极格局。两次大战的发生以及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就是科技革命造成各国综合国力对比的变化。 近代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清楚地说明,伴随着科学技术中心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国际关系格局也总是发生着相应的变化。19世纪英国称霸世界,20世纪上半叶德国对英国霸权的挑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都是与这些国家在当时世界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密切相关的。 2 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 近代的两次科技革命以及它们引起的产业革命延续时间长达上百年,它们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往往被其他方面的影响所掩饰,因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近代科学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虽然深刻,但表现却并不是非常明显,这影响了对于科学技术因素的重视程度。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迅速发展的新技术革命是以原子能、计算机、特别是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这次科技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与前两次相比不仅更加直接和明显,而且更加深刻和广泛。 (1)导致了国际关系格局的转换,美苏两极格局最终解体,世界正朝多极化方向发展。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归根结底是力量对比的变化,科技革命引起一些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革命性增长,从而导致国际关系的根本性变化。 在历史的长河中,军事实力长期是国际较量制高点。大国都倾力于军事领域,追求着由军事强国而成为世界强国的目标。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现代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使科技力在国力中逐步取代军事力成为国际较量的一个制高点。在新的形势下,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科技、经济实力的差距逐渐拉大,并最终解体,由此导致两极格局的终结。与此同时,现代科技革命兴起不仅使日本、西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缩短了与美国的差距。而且,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综合国力也在近二十年来急剧上升,这些国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推动着国际关系格局朝多极化方向发展。 (2)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使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国家主权是国家固有的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最重要属性,表现为一国对内的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的独立自主权。正是由于这一根本属性,国家才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也才能成为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行为主体。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具有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不可共享的特性。然而,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观念正日渐受到挑战和侵蚀。特别是人造卫星、宇宙飞船和电子技术等的发展,克服了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进行信息的自由传递,使每个国家在严格意义上讲已经没有了秘密。此外,地理上边界的重要性也被国际分工、国际市场体系和科学技术在国际间的转移和流动而极大地削弱了,因而给每个国家维护自己的主权带来了威胁并产生了一些新问题。 因此,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已经使国家拥有绝对的主权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当所有的国家都在声明它们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一个本质上互相依存的世界的运转和管理所需要的协定,正在慢慢地侵犯着它们的主权。而在未来越来越开放的国际社会,国家主权的部分削弱和部分让渡已成为发展的大趋势。传统意义的国家主权概念也必须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 (3)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对南北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20世纪中期开始兴起的新技术革命与近代的科技革命相比有两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一是耗资大。新研究项目的开展,新产品的开发,实验设备的配置等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二是需要很高的综合科研销售系统,这就涉及到很多方面,如:全面、系统、发达的基础科学,齐备的科技人才,先进的制造工艺和技术,一流的实验条件,发达的信息网络和完善的产品推广销售系统等条件,这样才能保证处于领先地位的新产品能够迅速研制、开发、利用并销售出去。 新技术革命所具有的这两个新特点使绝大多数科研活动只有发达国家才有能力进行,致使世界科技活动的80%以上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重不到20%。而在年人均科研经费、科研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科技人员的数量等方面,发展中国家都远远落后与发达国家。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南北科技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而其引起的后果将是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发达国家凭借其先进的技术,以低价进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加工成技术含量高的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则因其的落后而不得不向发达国家出口廉价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以换取外汇,再从发达国家高价进口制成品。这种不平等贸易使本已十分巨大的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南北矛盾也会因此而不断深化甚至还可能激化。 (4)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在人类历史上,尽管曾发生过大小数千万次的战争,但由于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其作战能力、打击力、杀伤力、破坏力都远不能与今天相比。今天,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大量新型武器的产生,战争的领域向上扩展到了“无高不可攀”的境地,向下则可潜入到海底深处。山障、路障等在高科技武器的作用下,失去了昔日的威风。在英阿马岛之战中,英国的空军急速开赴远在1.3万km之外的马岛进行空战;在海湾战争中,美国的空军远涉重洋,长途飞行3 200km,进行大规模空袭。在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凭借着夜战装备上的绝对优势,使夜战场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单向透明”的战场,多国部队主要的作战行动大都放在夜间进行,取得了良好的作战效果。核武器的出现及其所具有的巨大杀伤力和破坏力更是使现代战争没有真正的胜利者。在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的今天,全世界处于一种一按电钮就可以在一瞬间全部毁灭的状况之中。过去认为交战国必有一方胜利,一方失败,而战胜国从胜利中所得的利益一定比付出的多的想法,已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为历史所淘汰了。也就是说,人类的战争观念已经发生转变。在当今时代依靠科技优势,通过和平手段来追求、实现国家目标,已有了可能。制约世界战争的和平因素正在增长。正是这种观念的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60年以来世界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处于总体和平状态的重要原因。 3 结论 总而言之,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不仅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有着重大的影响,而且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和演变产生着更为深刻而广泛的影响。21世纪是科技竞争更加激烈的时代,哪个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就会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也就会在未来的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中处于主导地位。 国际关系论文:自由主义与世界政治——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 【内容提要】自由主义是对国际关系实践产生最深刻影响的思潮之一。本文试图对国际关系中的自由主义发展道路进行梳理,文章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假设进行了重新辨别,并分别阐述了国际关系中的放任自由主义与管制自由主义思想,及其在世界政治秩序演进中的意义。 【关键词】自由主义;世界政治;国际关系理论 在20 世纪的世界政治中,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是对国际关系实践产生最重要影响的三股思潮。而在这三股思潮中,无论就影响还是对人类政治终极关怀程度而论,又尤以自由主义为最甚。自由主义为悲观时代的世界政治播下希望的火种,也为乐观时代的世界政治提供无穷的鞭策力量。自由主义无时不踌躇满志地表达着其对世界秩序的规划蓝图,并满腔激情地将其理念赋予世界政治的实践之中。自由主义因此为我们理解国际关系思想提供了一条最重要的线索。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假设 在过去的30 年中,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交锋(新-新辩论)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动力。两者在对世界政治许多基本问题(诸如合作、制度的意义、收益问题等)的看法上存在着分歧,而究其根本,在于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在基本假设上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也是笔者认为两者具有不可相容与合一性的原因。[1]自由主义在世界政治分析的起点上,至少有以下几点与现实主义相比是独特的:第一,无论在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中,个人或者团体是最重要的行为体,个人行为是以利益与目标为导向的,在特定的条件下,他们会努力追求并促进社会秩序与个人福利的进步。因此,个人(个体,individual)成为自由主义世界政治假设的核心,个人行为与世界政治有直接的关联。第二,与第一个假设直接相关的是,在自由主义理论中,国家(或者个人意志的代表)也是世界政治基本的行为体,但是,自由主义眼中的国家不是现实主义理解的类似实心球那样的“国家”(unitary state),而是“多头国家”(poly-archy state),也就是说,国家只是国内社会利益的集合体,其政策与行为是由国内社会团体与个人的偏好累积而成的。个人、利益集团、官僚机构以及社会团体之间构成竞争关系,国家政策与行为只是国内集团利益相互博弈与谈判的结果。第三,现实主义更多是从国家-国家关系上考察世界政治,自由主义则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出发考察世界政治。自由主义重视社会因素的作用,这里的社会因素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国内层次的市民社会,其二是随着相互依赖与跨国交流的发展,在国际层次出现的跨国市民社会。在国家之外,社会力量同样是国际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参与并推动着国际政治的进程。更为重要的是,市民社会从国内与国际方向上发挥着对国家的制约作用。[2] 国家-社会关系假设的引入,使自由主义得以接触更加立体的世界,从而极大丰富了国际关系研究。第四,自由主义关于世界政治性质的认识也是独特的,这一点恰为许多分析者所忽视。多数学者认为,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都假设世界政治的无政府特性。其实并不尽然。现实主义者几乎毫无例外地认为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因而通行国内政治的原则是不适用于国际政治的,试图将国内社会中的宪政与民主原则加于国际秩序设计是幼稚与愚蠢的。因此,现实主义特别是新现实主义喜欢声称自己的理论是“国际政治的理论”。与此对应的是,自由主义更接近是一种将国内社会经验放大到世界的国际关系理论。自由主义尽管承认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特性,但是此认识是在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并不存在本质性区别的假设基础上的。所谓不存在本质性的区别,是指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或者秩序的缺失,只是由于类似国内社会中的制度安排未被推及于国际社会的结果,换句话说,国内政治经验可以应用并普及于国际政治,并最终使世界政治步入秩序状态。[3] 总之,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并非同根异枝,在行为体特性、个体行为的社会背景以及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关系问题上,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有着天壤之别。 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哲学 与现实主义一样,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不是铁板一块的。从饱受批判的威尔逊理想主义,直到近些年学术界讨论很热的自由制度主义与民主和平论,都属自由主义阵营中的重要代表。而在自由主义阵营之内,不同学者对自由主义派别的划分也不一样。[4]在国际关系学界,这些年人们遇见最多的一词莫过于“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有“新”当然就有“旧”,但是人们对新自由主义何以与旧自由主义区别开来,至今并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学理根据。本文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是国际关系中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分水岭。我将在阐述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部分给出这一划分理由。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交代一下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哲学观。 20 世纪之前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散见于洛克、卢梭与康德的政治哲学,斯密、穆勒、科布登的(Richard Cobden)政治经济学,以及像边沁和斯宾塞这些对国际关系感兴趣的学者的著作中。我把凯恩斯主义之前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称为古典自由主义。秉承同样的血脉,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一些国际事务基本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第一,通过各种各样的政治和经济手段,在国内与国际关系中促进与扩大自由(以及后来的民主)乃世界和平、福利与正义的基本保障,也是世界秩序之基础。自由主义者认为只有通过不懈地推广自由主义的纲领,才能获得世界持久的和平与秩序。个人自由与世界政治秩序之间因此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此种看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关于在四大自由基础上(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阐述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推而广之,在自由基础上的自由国家(liberal state)是推动国际合作的重要力量。所谓自由国家,大致具有这样的特征:司法平等,对个人权利实施保护的良好宪政,代议制政府,建立在私有产权制度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第二,国际合作是实现更广泛的人类自由的基本手段,自由主义者不认为人类政治生活是和谐的,但是自由主义并不认为充满利益冲突的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合作是不可能的。[5]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或者关注的是,个体可以各种途径(制度安排、社会交往、贸易、契约等)协调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他们并不理想地认为个体之间存在完美的和谐状态,他们接受纷争与强制曾经是而且一直是国际生活的一部分的事实,但是与现实主义不同的是,自由主义者坚信,共同的利益和非强制性的谈判会成为国际生活最重要的内容。因而,自由主义者试图理解的对象是特定国际生活中,冲突和共同的利益、强制和非强制的谈判以及道德和自我利益之间是如何达成平衡的;[6] 如何促进个体之间的合作,是自由主义关注的重要话题。第三,基于合作的可能性,自由主义认为世界政治在合作中可以促进自由与进步,因而与现实主义截然不同的是,自由主义把世界政治看作是进步的而非循环的,是演化的而非静止的。从这一点说,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进步的理论,它与一般的现实主义简单甚至有些庸俗地只把国际关系视为权力政治的游戏和战争的循环往复不同,相反,它认为通过国内政治制度的改进和完善(自由国家建设),以及在世界范围不懈地推广自由民主制度,是可以克服世界政治的战争状态的,所谓的战争状态并非一成不变的,是可以而且应该能够走得出的一个困境。[7] 但是,与后面阐述的新自由主义有所区别的是,古典自由主义对世界政治理解的独特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支配17~19 世纪主流自由主义国际思想的是一整套自由放任的理念,其在经济上相信自由贸易会促进和平,而在政治上则相信类似竞争性市场的国家体系,一只无形的手(均势)会自动调节国际秩序。应该说,古典自由主义的这种世界秩序理念,与其在国内信奉的政治经济信条是一致的。古典自由主义因为相信均势会自动调节国家间关系的这点看法,容易使人把它与信奉均势原则的政治现实主义联系在一起。其实不然,古典自由主义更多地是从自动调节的意义上理解均势,而政治现实主义则更多是从作为手段与目的的意义上理解均势。[8]第二,古典自由主义在国际事务中(至少在自由的国家之间)支持民族自决与不干预政策。基于自由与民主理念为基础的民族自决运动,应该受到鼓励;而对自由国家内部政策的干预,是不被支持的。这也正是不干预原则成为19 世纪自由主义外交思想核心内容之一的原因。[9]第三,与前两点直接相关的是,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受到最少干预或者不被干预的世界本身就会走向秩序,如果自由贸易与基于自由原则基础上的民族国家建设能够及于世界的话。 新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哲学 古典自由主义盛行的时期基本是以领土为中心的国际政治时期,超越国界的全球公共问题还没有成为世界政治经济中的紧迫问题。但是,随着各国相互依赖的发展,国际关系对国内政治的制约能力在加强,听任国际体系中大量跨国界问题的发展而不给予关注与治理,已经威胁到国内自由民主的生存。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开始在世界政治中碰到巨大考验。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 年危机,成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分水岭。放任自流的古典自由主义国际思想在两次世界大战面前面临严酷的挑战,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与价值以及国家间体系的生存,几乎受到自由放任世界的毁灭性打击。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首先对这种放任自流自由主义世界观进行挑战的是威尔逊。威尔逊第一次把“有组织的和平”(an organized peace)理念带到战后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其核心思想是要在国家之上形成一个超国家机构,裁判纷争与冲突,具体内容是通过国际联盟的建立,解决困扰18~19 世纪欧洲的安全问题。这是古典自由主义国际理论向新自由主义转向的开始。20 世纪20 年代末30 年代初爆发的经济大萧条,进一步催生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大萧条及由此引发的国内与国际危机,加速了人们对自由放任国际主义政策的怀疑。大萧条无论对国内还是国际生活,都产生了毁灭性的后果,它使自由主义者认识到,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一个不受管制的政治经济体系都是灾难性的。凯恩斯国家管制思想应运而生,并在美国的新政实践中大获成功。凯恩斯主义的要义不只是将国家管制的理念带到国内政治经济治理中,其国际政治意义还在于,要使世界政治免于二战这样的灾难,也必须对国际生活进行必要的管制。这也正是二战结束前后,美国把管制性多边制度理念诉诸世界秩序设计的理论基础。[10]通过国际组织与国际规则管制世界的理念的出现,标志着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不仅在国内也在国际上逐渐失去了支持者。 由此看来,新自由主义至少在以下几点上与古典自由主义是不同的。第一,新自由主义认为自由放任的国际生活从逻辑上并不必然导致秩序,相反,理性个体行为,会导致非理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市场失灵的恶果,新自由主义强调通过国际组织、多边制度与国际法对国际生活进行调控与必要的管制,非此国际政治不会进入秩序。第二,新自由主义相信和平与正义不是自然的状态,它们是人们精心政治设计的结果。新自由主义因此提出在国际层次上进行改革的问题,包括国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提高制度安排绩效,加强多边主义,扩大跨国社会行为体的参与权等等。第三,新自由主义主张对国际政治经济生活进行必要的干预,认为在一个边界的政治经济意义正逐渐模糊的世界中,人类政治发展正面临着许多跨越国界的共同问题,这些问题必须通过更深入的合作,必要的时候借助干预以得到治理与解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新自由国际主义理论,由新自由制度主义、社会自由主义以及伯利为代表的法律自由主义组成。其中,新自由制度主义最为国内学术界所熟悉。在最近的新-新辩论中,以及多数学者所阐述的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几乎均把新自由主义简单地等同于新自由制度主义,而对其他新自由主义流派几乎置若罔闻。这实在是对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理解的偏缺。限于篇幅,本文着重阐述社会自由主义与法律自由主义。 威斯特伐利亚秩序,或者领土型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国际社会中的权力彻底下放到以领土、居民为基础的主权国家身上。威斯特伐利亚秩序解决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确立主权归属各个民族国家的理念,赋予各个主权国家独立的、绝对的不受干涉的权利。在一个互相猜忌与恐惧的国际体系中,它从法律上和形式上保证国家足够的权利去维护自己的独立性。但是,随着跨国互动的加强,国内与国际事务界限的模糊,各种议题的相互交叉与重叠,领土型国际政治的“边界”在发生变化,这个边界不只是传统国际政治的地理边界,而是问题性质上的边界变化,并进一步引起国家层面与国际政治层面如何进行权力两级分配问题。换句话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没有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治理国家互动过程中出现的在国家之上的公共问题?公共问题的解决仅靠国家自觉性的约束是不够的,它们需要国际层次上必要的具有强制实施能力的制度来保障,需要国家将一些权力委托或者转让给更高的国际机构,而这一点正好与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主权在国”的理念相冲突。[11] 这是新时代国际政治与旧的领土型国际政治的最大区别所在。人类政治面临的问题性质的变化,导致国际层面上对治理的需求在增加,而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下的制度安排满足不了此类需求。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在制度安排上的特点是确立“私权”(主权)的法律意义,由此形成的国家社会中(society of the states),缺少足够和必要的“公共权力”处理国家之间与国家之上的共同问题。这是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内在困境。 新自由制度主义开出的处方是强调国际层次上制度安排的意义,认为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与风险,改进信息质量,确立稳定可靠的预期,以促进合作与共同问题的解决。 法律自由主义对此反应有所不同。法律自由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主张将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伯利的作品中。[12]法律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合作国际法(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cooperation)开始代替共存国际法(theinternational law of coexistence),成为规划世界秩序的重要规范。与自由放任思想一致的是,传统国际法赋予国家以近乎无限的自由去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合作国际法则把国内人权、健康保护、经济状况以及环境保护都纳入到规范的范畴。[13]合作国际法的主体、范围与功能较之领土型国际政治下的传统国际法都有了很大的不同,其出现深受二战以后发达国家国内福利自由主义的影响,就国际层面而言,则与相互依赖加强后不断增加的跨国社会问题所带来的管理压力有关。按照法律自由主义的逻辑,国际法(transnational law,跨国法)将变成包括所有直接管制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政府之间跨国活动法律的总和,目的是要帮助形成跨国社会中个人和团体互动的结构模式,以限制国家的行动。[14]国际法调整的范围空前扩大了。 管制与干预并不是很难界定的词,但是新自由主义管制理念的实践,在以不干涉原则为主导的传统国际法下,则极容易被理解为干涉的同义词。当代国际政治中不断出现的关于干预问题的争议,从反面说明国际与国内政治经济生活中被管制问题的范围扩大了。一方面是不断扩大的管制领域,另一方面是在主权名义下对管制(干预)的抵抗,这就是新老交替时期国际政治的特点,也映照法律自由主义对跨国共同问题解决的深刻影响。 所有国家之间以及国家之上的跨国共同问题,几乎均与正义问题相关。新自由主义对此做出的反应体现在社会自由主义的主张中。[15]社会自由主义对当今国际分配正义给予格外的关注,其本质是为公正的世界秩序提供一种道德基础。贝茨(Charles Beitz)列举出当代国际分配正义问题,至少包括全球不平等与贫困;为了解决全球不平等与贫困问题,国际制度应该做出怎样的调整与变革;国际复合相互依赖中的新问题(贸易制度变迁引起福利再分配,缺乏控制的国际资本流动与跨国公司行为,国际资本流动对福利国家的威胁等);除国家之外,谁(跨国社会中的各类非国家行为体)有权参与全球公共问题管理的决策?[16] 社会自由主义在这些问题上的许多主张带有“社会主义化”的性质。社会自由主义相信国际正义不是自然的状态,而是人类潜心设计的产物。合作可以促进福利增长,但是在不公正的制度下,合作也会导致福利分配的不合理性。社会自由主义在对国际分配正义与公正的诉求基础上,提出许多重要的主张:第一,国际民主的重要性。国际民主的核心是如何使事关全球公共问题的治理过程更多地在民主的程式下运行。社会自由主义主张对国际层次上的多边制度进行民主化改革,以使它们至少在程序上更为民主。[17]第二,检讨现有国际公共决策,淡化国家以及军事力量在全球价值分配中的作用,主张把更多的跨国社会团体纳入全球决策结构中来。第三,重视国际关系中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 社会自由主义因为对国际关系中平等与公正的关注,使其成为一支重要的中间与平衡力量。如果说新自由制度主义与法律自由主义强调管制作用的话,那么社会自由主义则更看重调节在世界政治秩序中的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政治中,诸如南北问题、多边机构改革、环境领域的可持续发展等,都受到社会自由主义思想的极大影响。 结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 霍夫曼在论述自由主义与国际事务时,认为国际关系状态与自由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因为自由主义的本质是节制、宽容、协调与和平,而国际政治的本质则正好相反,是一种战争状态。[18]丛林法则的国际政治果真为自由主义的天敌?自由主义者对此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自由主义强烈的入世关怀,使它在所有的国际思想学派中,对世界秩序的规划最抱有宗教般的执著与狂热情结。如前所论,自由主义把世界政治设想为处于战争与和平的“混杂状态”(heterogeneous state)之中。自由主义并不静止地把世界政治看作是“霍布斯丛林”,自由主义认为,世界政治是一片“可培育(耕种)的园地”(cultivable garden),它既存在战争的状态,但也有和平状态的可能性。[19]自由主义相信进化与进步力量,从个人自由的保护,到自由国家的扩大,再到国际层次的制度与法律约束,国际政治生活会逐步达到自由国家内部社会那样的秩序。这就是自由主义一以贯之的国际社会改造原理。 自由主义任何时候都不失其时代意义。在所有的国际思想流派中,自由主义也是最早洞察到国际政治发生的转型及其带来的挑战。在现实主义还迷恋领土政治的游戏规则时,自由主义已经意识到超越国界的共同问题对传统国家间关系带来的革命性影响。而自由主义正是通过内在的改造,即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转换,对此做出即时的回应。二战以后国际关系领域多边制度的风行,肇始于欧洲的区域主义及其对其他地区正在产生的示范效应,多边主义作为一种理念在制度设计与改革中的意义,所有这些,都与自由主义理念在国际政治的贯彻有着密切的关系。自由主义为我们时代提出的最迫切问题就是,在国际力量参与各国内部政策调整范围持续扩大,以及跨国社会力量对国家行动制约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国家与国际的两级关系变得格外紧张,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完成了为处理国家之下问题的国家层次的权威分配问题,但是,正如前述,在国家之间和国家之上问题的解决上,国际社会所被赋予的公共权力是欠缺的。如何平衡这样一对关系,为未来世界秩序之关键。自由主义不能全部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就新自由主义力主国际层次管理机构安排的意义而言,仍然为全球化下的国际治理提供了最具创造性的一种途径。 以自由主义视角观照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于我们也不无启发意义,这是现实主义视角不能给予我们的。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如何从自由主义视角研究中国与世界?第二,如何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发现自由主义的意义?第一个问题与研究方法有关。从作为研究方法的自由主义来说,需要我们更多地从国家-社会关系看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自由主义强调社会性因素的作用,像非政府组织与跨国社会团体等在中国外交变化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随着法治中国的发展,中国强国家-弱社会模式的变化在外交上的含义是什么?作为超大社会与单一国家,中国的央地关系以及国内不同利益集团(部门)之间的博弈怎样影响到外交领域的变化?中国独特的国内区域经济体与其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对未来东亚国际关系的含义为何?如此等等。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无疑为我们思考中国的国家关系提供许多全新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事关中国与世界关系中的自由主义维度。这一视野下也有许多有趣的问题,例如,经济开放及经济外交如何改变着中国处理与他国(地区)的纷争方式?中国参与国际制度以及国际制度介入中国,怎样影响着中国多边外交以及中国对多边主义的信念?中国在东亚区域化过程中怎么看待国家与地区两级层次中的权威分配?等等。显然,在现实主义主导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自由主义分析的引入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促进研究进步的有意义问题。 国际关系论文: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 [摘 要] 本文探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过程,也试图讨论它的未来走向。1919-1948年是国关理论初创与理想主义主导时期,源于对一战的深刻反思,理想主义谋求实现一个想象中的和平世界。从二战到1979年是现实主义的主导时期,以二战和冷战为背景,摩根索建立起现实主义理论框架,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在理论上做出了重大贡献。1979-1992年是自由主义复兴时期,新自由制度主义成为理论化程度最高的自由主义流派,与新现实主义比肩而立.1992年至今,强调观念和认同的建构主义兴起,逐渐与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形成三足鼎立。今后,国关理论将更多地表现出进化思维、权利政治和多元理论的发展取向。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 关系成为一门学科有近100年的历史,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第一个国际关系教席是国际关系学科成立的标志.学科的建立反映了人们对一战的反思和对消除战争的希冀.从1919年起,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经历了四个主要阶段.本文主要探讨在这四个阶段中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变化,并讨论国关理论可能的发展取向。 一、国际关系理论初创阶段与理想主义的兴起(1919-1948) 一战后,人们希望建立一个和平的国际社会.1918年,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计划,集中反映他的理想主义思想。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核心是建立一个可以维护世界和平的超国家组织,具体体现在国际联盟上面.威尔逊主义影响深远,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即自由主义复兴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将威尔逊理想主义中民族自决、自由贸易、国际组织等观念重新整合梳理,并使之理论化.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关系思想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历史上许多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格劳秀斯、康德等人都有着关于政治和国际政治的重要论述,但没有统合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体系.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至多是一些关于国际关系的思想和政策建议.因此,1919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是国关学科的初创阶段、或曰幼稚阶段.从理论角度讲,理想主义是这一阶段国际关系的主导理念,考虑的是"应然"问题,就是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在方法论方面,国际关系远未形成自己的方法论体系,主要是借鉴历史学和国际法的研究方法.威尔逊的很多思想来源于国际法,他本人在任大学教授时期主讲课程也是政治学和法学.另外,一些国际联盟的积极倡导者,如塞西尔、劳特巴赫等,也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 但是,国际关系理论在第一个发展阶段中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断裂",这就是1939年卡尔《二十年危机》一书的出版.该书矛头直指威尔逊理想主义.卡尔认为,在国际关系思想界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一种是乌托邦主义,即威尔逊理想主义,一种是现实主义.理想主义的典型实例国际联盟在制止侵略方面屡遭失败,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把世界设想得过于理想,与现实脱节.国联的失败也是理想主义的失败,它忽视了现实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问题,亦即"实然"问题.卡尔指出现实主义是一种和乌托邦主义对立的理念,它所重视的第一要素就是权力,最核心的一点是怎样看待权力和道德.卡尔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道德是不行的,但什么是道德,怎样遵循国际道德,国家怎样具有自己的道德,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正是在权力这-核心问题上,卡尔对理想主义的尖锐批判使这本书一出版就引起了很大反响,但最大的震撼还是来自二战.《二十年危机》首版在1939年,当时战火初起g此书于1946年发行第二版,二战刚刚结束.二战的实际似乎印证了卡尔的预言,此书影响力进一步加大.二战前人们纷纷谈道德和秩序,但卡尔说,国际关系的实质是权力.所谓的道德,所谓的维持国际秩序、国际组织,都是维持现状国家的口号,德国不会这样思考问题,不满意现状的国家必然要加强实力去改变现状.《二十年危机》使得理想主义的发展出现了"断裂",为战后现实主义的兴起做出了重要的铺垫。 二 、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阶段与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确立(1948-1979) 第二阶段开始的标志是1948年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书的问世.如果说卡尔在理论上的重大贡献是界定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流派并突出了现实主义理论的话,那么,摩根索则建立了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系统表述了现实主义的整体思想、基本原则和运用方式.因此,摩根索被称为"战后现实主义之父".由于国际关系有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所以,作为一门学科,它开始走出幼稚阶段,进入发展阶段.战后最初几年,美国一度垄断原子弹,被称为"短暂单极".但冷战很快就开始了,美苏对峙局面迅速形成,这种国际政治的背景又给现实主义增添了发展的土壤与证据.美苏对峙的本质是军事对峙,最终体现在战略均势上面。在这个阶段,国际关系研究的重心转向美国,现实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主导范式,国际关系研究基本上是在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中展开的.现实主义的基本假定是:权力(特别是军事实力)是国际关系的最根本因素,国家的利益至高无上,普世道德是没有意义的.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最极端的表述是将国家的一切行为动机归于获得权力、增加权力和保持权力.权力不仅是国家生存的手段,而且成为国际关系的目的和国家本身的目的.现实主义作为主导理论持续30年.在这个大框架下,许多针对实际问题(如:战略威慑问题、安全困境问题等)的研究深入展开,使国际关系学进入了迅速发展时期.标志有两个: 其一,现实主义高度理论化。《国家间政治》提出了现实主义的基本问题,但全书理论化程度并不很高.之后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一些有影响的理论相继出现,理论化程度越来越高.比如强调权力结构决定世界体系稳定的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国和挑战国之间相对权力变化会导致战争的权力过疲论等.再如,卡普兰的体系论、文利森的决策理论等也使国际关系研究进一步规范化.《集体行动的逻辑》的作者奥尔森从经济学角度也提出了国家兴衰理论,指出大型分配联盟是国家衰退的重要原因.大型战争可以将原有的社会结构全部打乱,所以战后会有迅速的经济发展-m经济学家严谨的方法论更加受到重视.有人用这种理论专门分析了战后德国和日本的发展,也有人试图把此理论运用到分析中国""后的发展。 其二,形成了以社会科学方法为基本方法的方法论体系.在国关理论的幼稚阶段,很多学者是从历史学、法学转行研究国际关系的,前者沿着历史学的方式进行研究,后者沿着国际法学的脉络展开分析,国际关系理论本身在幼稚阶段没有自己的方法论.在现实主义主导阶段,国关理论在方法论上的突破,主要在于战后美国出现的社会科学繁荣,人们强调社会科学向自然科学靠拢,行为主义开始主导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行为主义坚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元论,认为二者本质上一样.与此相呼应,国际关系学学者努力将自己的理论体系化为一种极其筒约的理论,能够用公式表示出来,能够用定量方法计算出来.不仅在国际关系学界,在整个政治学界都出现了这个趋势.所谓国际关系学第二次大论战主要是方法论论战,争论焦点在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到底能否运用到国际关系研究之中.结果是科学派占了上风.这种结果有利有弊.有利的方面在于将国际关系学科的方法论逐渐统合起来,形成了比较"硬"的国际关系科学方法论.与之相关的数据收集也积极展开.比如,在密歇根大学建立了庞大的战争数据库,收集了自拿破仑战争以来所有可以收集到的战争数据,建立了"战争相关系数"体系(COW,the Correlates of War)不过,这样做的负面效应是建立起科学方法论的话语霸权,其他方法都或多或少地被边缘化了。 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论这两条主线的发展,到1979年汇聚到一个顶峰,即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L以自然科学理论标准衡量,此书至今仍是国际关系理论界最严谨、最简约的著作.它以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为基本前提,将以主要国家实力分配为基本内容的体系结构视为国际政治的核心变量,形成了以国际体系结构解释国家行为的严谨理论体系,简称"结构选择".以方法论的标准衡量,它具有高度的理论简约性和可证伪性,比枝容易地演化出理论假设,通过理论、假设、数据、验证的步骤,得出分析结果.《国际政治理论》是国际关系学引用率最高的书,是第二阶段的集大成著作,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学科趋于成熟的标志.当时的国际政治背景,尤其里根上台后美苏展开的第二轮冷战,似乎再度证明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不可取代的。 三、国际关系理论繁荣阶段与自由主义的复兴(1979-1992) 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学科的繁荣时期,以现实主义危机和自由主义复兴为基本标志.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政治现实中出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美元贬值、越南战争、石油危机等一系列事件,这使人们开始反思现实主义的许多基本命题是否还能解释国际关系的现实.将1979年作为国关理论发展的第二和第三个阶段的分野是因为此年《国际政治理论》出版.此前两年,即在1977年,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出版了著名的《权力与相互依赖L在这本理论著作之前,两人也已提出过"跨政府关系"的概念,对国家作为单位提出了质疑.m《权力与相互依赖》否定了现实主义的三个基本假定,虽然由于第二轮冷战开始的政治大背景,该书没有立刻掀起理论论战,但它是自由主义全面复兴的序曲。 《权力与相互依赖》提出的三个与现实主义针锋相对的基本假定是:第一,否定现实主义以国家为国际关系惟一行为体的命题,认为国家不是单一的理性行为体,其他超国家和次国家行为体也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重大影响.第二,军事安全并非总是国家的首要问题。其他问题也会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第三,军事力量不是或不完全是国际关系中实现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有效手段.华尔兹对摩根索的理论做了两个重大修正.一是把国际政治的第一推动从人性改变到了无政府性.人性难以科学化,是难以验证的东西,华尔兹的理论之所以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原因之-就是他的理论变量都是可验证变量,这样华尔兹否定了摩根索现实主义的第一原则,亦即人本性好斗。华尔兹认为国家间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而不是人性.二是华尔兹认为权力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生存才是目的,所以,华尔兹理论又被称为"防御性现寒主义".在无政府状态下,保存自己只能靠自助,依靠军事力量,因此,华尔兹主张权力的合理性够用.但是,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基欧汉和奈提出了质疑,是否只是军事手段才是权力?例如,军事强大的美国和军事属弱的加拿大为邻,是否美国可以因渔业纠纷而派兵进攻加拿大?基欧汉和奈认为军事手段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保障国家生存和利益的最有效手段,更不能事先假定如此.权力不仅仅是军事力量,权力也可以来自相互依存,世界的相互依存度很高,但是不对等的,不对称的相互依存产生权力。 1977年以后,特别是进人80年代后,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自由主义.有影响的国际关系自由主义理论包括:迈克尔·多伊尔和布鲁斯·拉塞特的"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体制是和平的基本原因商贸和平论,继承了亚当·斯密的思想,认为只要国际上有一个开放的商贸体系,国家就不会发动战争.梳理起来,共有五种形态的自由主义,即:共和自由主义、相互依存自由主义、认知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和制度自由主义.各种理论纷纷出台,形成了繁荣阶段的高峰时期。 在诸多自由主义流派中,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化程度最高,这主要归功于基欧汉.新自由制度主义在方法论上没有新的贡献,而是严格继承了科学方法论,坚持科学实在论和物质主义本体论,坚持国际关系中客观规律的存在和可发现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华尔兹和基欧汉都借鉴了徽观经济学的理论,在理性主义这个大范畴中进行研究.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根本突破始于对现实主义一个重大理论——霸权稳定论的批判.霸权稳定论是华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的典型范例,它的基本命题是国际体系中实力分配的结构决定这个体系是否易发战争、是否稳定.霸权国可以遏止战争,一旦没有霸权国,则会狼烟四起.根据这个理论,霸权国在军事经济上占有绝对优势,且建立起规则、机制和制度来维持霸权地位,同时也维持着世界秩序.70年代中后期,人们普遍认为美国霸权衰退了,《大国的兴衰》反映了这种共识.该书的基本观点是任何大国都要衰退,主要原因是在海外的帝国战线太长,太多的承诺必然要消耗自身的资源基础.根据霸权稳定论的基本理论,只有霸权国把自己的军事经济实力重新恢复到最高点,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规则、机制和制度,维持体系本身的稳定.基欧汉则认为,维持秩序既靠权力,也要靠制度,如一个国家或社区成员服从制度,在没有强权保障秩序时,仍然可以维持秩序,实现稳定.霸权国(指美国〉在权力鼎盛时的1945年领导建立了一系列的国际制度,根据霸权稳定论的说法,霸权国一旦跌落,它所领导制定的制度也随之瓦解.但基欧汉指出,这种供应学派观点是不适当的,应当从需求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即便制度是霸权国提供的,但由于元政府体系中国家对制度的需求,所以即使霸权国权力消退,已有的制度也不会全然瓦解,国际制度仍然可以是维持秩序的最主要的手段,促成国家阔的合作.1984年,基欧汉出版了《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L作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作,该书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比较完整地提出了需求学派的制度理论,也使新自由制度主义成为了众多自由主义流派中理论化程度最高的理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成熟。 除此之外,第三阶段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发展: 其一,二战以后在英国出现的"英国学派"此间取得了重大进展.英国学派大致可以归为社会自由主义学派。早期重要学者马丁·怀特在卡尔分类的基础上,将国际关系理论分为现实主义、革命主义和理性主义,分别对应着霍布斯传统、康德传统和格劳秀斯传统.前两者类似于卡尔所说的现实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第三类则是怀特的贡献.国际社会不是霍布斯的互相征战的原始状态,而是有法律和准法律约束的社会性结构.怀特闸释的理性主义成为英国学派的基本理论出发点.布尔是英国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其著作《元政府社会》在70年代冷战非常激烈之时提出可以建立一个有规则管理的国际社会.英国学派发展至今,出现了新的一代以及《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发展》等代表作.布赞的《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发展了英国学派的核心思想.尽管他本人不承认自己属于什么学派,但布赞探讨国际社会向世界社会的演进,其方法论特征也已经比较明显,即从历史中提炼理论,这与英国学派的基本研究脉络是并行不悖的.[叫比如说,谈国际社会、国际体系,不像华尔兹那样当成是超历史概念,而要研究在历史中的发展演变过程.这样,历史演进就成了英国学糠的主要研究方法.与历史学家不同的是,这种历史演变的方法着重于在历史中提炼国际关系理论的概念,是史学与国际政治的融合、史料为政治学研究服务.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有大的历史观,很容易形成一种发展和进化的理论,弱点是以科学观来看,英国学派理论难以提出明确的因果关系假设,缺乏理论陈述的清晰度。 其二,非主流理论对主流理论的抨击日趋尖锐.一方面,20世纪60年展起来的依附理论仍然在发展中国家有着很大的影响,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也在进一步发展之中.另一方面,非主流理论也开始与主流理论正面交锋.1984年,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收入了批判理论和后现论对新现实主义的质疑和批判.虽然主流理论后来没有高度重视非主流理论的力量,真正的对话并没有深入展开,但非主流理论的批判一直没有停歇,一批重要著作也相继问世.考克斯(Robert Cox)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1987)、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的《超越现实主义:批判理论与国际关系》(1990)、埃尔思坦(J. B.Elshtein)的《性别与国际关系》(1987)等都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加大了第三阶段的争鸣力度,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国际关系理论的三足鼎立时期与建构主义兴起(1992—今) 1992年至今,是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分野再显清晰的时期,标志是建构主义兴起并与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态势。建构主义在西方社会科学中一直非常重要,只是在国际关系学中,现实主义在第二时期形成话语霸权,并借助科学方法论的工具,加之建构主义在国际关系领域自身没有形成高度理论化的体系,所以一直处于边缘状态.20世纪50年代对欧洲一体化的研究表现出了建构主义的一些思想.如:以密特拉尼(David Mitrany)为代表的功能主义学派、以哈斯(Ernst Haas)为代表的新功能主义学派、以多伊奇(karl Deutsch)为代表的社会交流学派等。但由于冷战的反复持续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曲折复杂,这些学派没有形成重大的影响。 80年代末,奥努弗(Nicholas 011uf)把建构主义这一术语正式引人到国际关系学,并出版著作《我们造就的世界》.对国际政治学建构主义做出最大贡献的是亚历山大·温特.温特1987年在《国际组织》上发表了一篇以行动者和结构的关系为内容的文章《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施动者——结构问题》,开始探讨国际政治的社会因素.1992年,温特发表了《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立刻引起轰动,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开始得到广泛关注,因此可作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进入第四个阶段的标志.温特的这篇文章质疑的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研究的起点问题——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作为事实接受下来,以此为起点开始研究.但温特指出,这种接受"无政府逻辑"的做法本身就值得质疑."无政府逻辑"并非只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接受的那种霍布斯逻辑,而是包括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在内的多种逻辑."无政府逻辑"也不是亘古不变的客观存在,而是行为体在社会实践中建构起来的社会事实,有别于自然科学中的自然事实.国家利益、权力政治这些现实主义的基本概念同样也是社会实践建构的产物.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温特199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这部著作与新现实主义大作《国际政治理论》形成鲜明对照,被认为是20世纪国际关系学最后一本最重要的著作。 建构主义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形成了根本性挑战,并逐步与后二者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最根本的一条是它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存在不可通约的本体论观点,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三个方面的机械一元主义是不能成立的.建构主义强调观念、认同、文化的重要性,认为国际体系的物质性结构只有在观念结构的框架中才能具有意义。考察两个国家的关系,不要只看它们是否都有核武器或是否是邻国,也要看它们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温特最常用的典型例子是,美国并不担心英国的一百枚核弹头,却十分害怕朝鲜的一枚核弹头.因为英美是朋友,而朝美是敌人。 现实主义仍在发展.当前具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理论是所谓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它可被视为现实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也是后冷战时期最典型的、最激进的现实主义,代表作是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虽然这部著作的理论化程度不是很高,但现实主义意识却超过了以往的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从两个源泉获得了灵感,一是摩根索的权力论,二是华尔兹的结构论。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目的是保全自己的生存,因此权力是第一要素.但国际体系的元政府结构却决定了国家永远无法知道自己拥有多少权力才能实现这一目标,所以,国家必然追求无限大的权力,因而争霸也就成为大国关系的必然态势,争霸的结果又取决于经济和军事实力.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大国争霸是国际关系的铁律,人是没有任何作用的,这是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正因为如此,进攻性现实主义才是极其悲观的现实主义,悲观程度超过了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甚至在某些方面也超过了摩根索的传统现实主义,摩根索至少还相信外交技巧在作用,而外交的艺术恰恰是人之所为。 自由主义的发展也仍在继续.一是制度合作研究进一步深人,阿克塞尔罗德的复杂系统和合作进化理论可能是目前最尖端的合作研究,不仅研究国家在国际体系中通过复杂学习程序进行合作的问题,也研究其他行动者和生物体之间在复杂系统中的合作过程.还有学者将自由主义的几个重要因素,比如相互依存、民主政体和国际制度结合起来研究战争与和平问题,提出了三角和平的理论.二是全球治理.在全球化发展迅速的阶段,以元政府治理为基本内容的合作性治理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多边主义与多边国际组织再度成为自由主义研究的重点之一.与之相关的是软权力的概念,因为在全球治理中,仅仅依靠硬权力是远远不够的.三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结合.自由主义从第三阶段起就开始注意国内国际政治的相关性.1988年普特曼提出了双层博弈模式,强调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关系.海伦·米尔纳在1991年的一篇论文中就对以无政府性划分国际国内政治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研究取向更加明显地沿着国内国际政治的结合部位和相互影响方面发展。 五、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走向 从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历程来看,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可能会有以下几个走向。 首先,从强调循环向强调进化发展.回顾社会科学(不仅仅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大理论有两种明显的思维取向.一种是认为整个理论体系是循环的,人的社会运动也是循环的,汤因比的"文明循环论"和米尔斯海默的霸权轮回圃等都有着决定论的循环理论色彩.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也是如此,认为只要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质不变,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都会围绕权力这一轴心运转,这是不可更改的客观规律.但理论发展到自由主。之后,很大一部分就不是这样了.自由主义的制度观是进化性理论,制度是人为的社会事实.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最简单的表述是"制度选择"——制度可以促成国家间的合作行为,若将人在建立制度方面的能动性考虑在内,就是人通过努力可以促成合作。如果这个命题确实反映了基欧汉的思想,那么意味着国际关系的整体发展可以走出循环圃,不断地向更趋合理的方向发展.建构主义则进步突破机械的历史循环论,突出了人的观念的力量,重视人的实践活动的建构功能,强调了文化的作用.从循环理论走向进化理论的实质是关注人的能动性.如果说华尔兹的理论是人失能的世界,基欧汉的制度自由主义则是人有限能动的世界,而温特的建构主义则是人积极能动的世界.人的能动是国际关系和历史的推动力,人的复活也是国际关系的希望所在。 其次,从权力政治向校利政治发展.在现实主义顶峰时期,权力变成了一切国际关系活动的核心.二战后,摩根索建立现实主义理论大厦时,权力就开始走向神话.如果以权力为政治活动目的的情况持续下去,人类是永远没有希望的.当然,在当今国际关系中,权力仍十分重要,没人会否认这一点.但是,也可以看到一种越来越清晰的理念轨迹,它在更多地向权利的方向发展.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女权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很大一部分建构主义理论都表现出这种迹象.即使把国家作为主要的国际政治行为体,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国家之间争斗的原因很可能是权利没有得到承认而不是生存受到威胁.对等关系是要承认拥有平等的权利.即使对方再弱小,如果不承认对方的权利,就会形成不解之结。民族之间、个人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权力和权利是政治学中永恒的概念,核心问题是谁是目的,谁是手段.如果人类社会要不断走向进步,就不应该忽视权利,并将权利视为目的,将权力视为手段.如果说现实主义是权力政治理论,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则更加重视极利政治的历史性和现实性意义。 第三,从话语霸权向多元理论和方法论发展。如果说第一阶段是理想主义的天地,第二阶段是现实主义和科学方法论主导,第三阶段已经明显表现出多元态势,无论是理论还是方法论都是如此.无论哪个学者都很难说自己的理论就是惟一正确的国际关系理论,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惟一方法.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是多种理论并存,多种方法并存,而且同-个研究中有并用多种方法的现象,即所谓的后实证主义的状态.除三大主流理论之外,还有深入发展中的批判理论、规范理论、女性理论、后现论。除了实证主义方法论之外,还有解释学方法论、解构方法论等等.这样的状态应该是正常状态,因为多理论、多方法论的竞争状态,才应该是"学问"的真实状态。 国际关系学是和现实结合很紧密的学科.从理论与现实的关系看,国际关系理论,除了威慑理论等非常具体的理论外,宏理论一般对国际关系实践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却有潜移默化的功力.从理论自身建设来看,它要解决的是最根本的问题,比如,我们是谁?世界是什么?国际关系是什么?理论本身的意义在于积累思想、传播学术,实现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国际关系理论经过近百年的积淀和沿革,深化了人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是国际关系理论自身的学理旨趣。理论的根本功能是使人们对世界和人类的根本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从而能够使人类向更美好的未来发展.说到底,国际关系的根基是人与人的关系,国际关系学的终极关怀也应当是人。 国际关系论文:关于几个重要国际关系术语中文译法的讨论 [内容提要]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在译介外国国际关系文献的过程中引进了大量术语,但是在这些术语的译法上缺乏统一的规范,不利于学术研究的与交流的正常进行。本文讨论了十个重要的国际关系术语的中文译法,结合这些术语在原文中表达的意思以及国际关系的语境给出了相应的推荐译名,旨在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与讨论,促进中国国际关系专业术语译名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术语翻译;学术规范;译名标准化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国际关系文献被中国学者翻译、评介,其间引进了大量的国际关系术语,但正如本文作者之一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说,“在这些名词的翻译上既缺乏权威的规定(如过去新华社出版的《人名地名译名手册》),也没有同业公会(如国际关系学会)认可的业内标准,结果就出现了一词多译的‘自由化’局面,造成了交流上的混乱和困难。” [1]专业术语规范化是任何一门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也是专业文献翻译水平的重要标志。如果每个学者都各自使用一种译法,没有统一、规范的术语,既不利于正常的学术交流的进行,也不利于读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学习和理解。为了提高学术研究的精密性和准确性、保证学术交流的通畅,我们需要对这些翻译、引进的术语进行甄别和校正。正当国际关系学科在中国起步不久之际,术语译名的规范统一意义尤为重大,而任务也十分艰巨。 为了引起学界重视和讨论,争取尽早在术语译名问题上达成共识,本文将简要讨论几个重要的国际关系术语的中文译法。这里所选取的术语在国际关系文献中使用较频繁,而译法分歧较多,有些通行译法不太符合术语的本来意思。本文试图通过考察这些术语的原意及其在国际关系的特定语境中的用法来寻求它们在中文里比较贴切的对等词汇。 一、Identity(身份、认同、特征) Identity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随着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建构主义的介绍越来越多,这个词在中文文献中也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在相当多的中文文献中,identity一词被译为“认同”[2],而建构主义经典文献《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的中文译者秦亚青教授在中译本里将其全部译作“身份”。 其实identity包含特性、身份和认同等多重意思:特征是人或事物的属性,借以认定其所属或类别;“身份”一词在中文里更多外在(客体对主体)认定的成分,它是一种社会性标识,而“认同”更多内在(主体对主体本身)认定的成分,具有主体性;英文的identity是兼有以上三种意义。下文将对这个词在建构主义理论文献中的用法进行考察,以表明这个词的不同意思在不同上下文中的具体体现,而在一些中国学者对这个词的翻译中往往只表达出一种意思是不够准确的。 在1992年发表的《无政府是国家造就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一文中,温特对identity作了阐述,他指出,“identity是行为体对自身相当稳定的、特定角色的理解与预期……每个人都有许多与制度性角色相联系的identity,如兄弟、儿子、教师、公民等;国家同样也有许多identity,如‘统治者’、‘自由世界的领袖’、‘帝国’等等。[3]”在上文引述中,温特使用的第一个identity强调的是行为体对自身的“理解与预期”,因此应译作“认同”;而从其后强调的identity与角色的联系以及所列举的关于个人和国家的各种identity的例子来看,后两个identity应该译为“身份”。 Identity的三种意思在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也有明确表达。温特在讨论identity的定义时首先指出,“在哲学意义上,identity是使事物成为该事物的因素,这种用法在这里太宽泛而不适用。若据此用法,猎犬和自行车也具有identity[4]”。在这句话中,由于identity是使事物成为该事物的因素,应该理解为“特征”。 温特进一步指出,“我把identity作为有意图的行为体的属性(property)……这意味着identity是基于主体或单元层次上的特征,根植于行为体的自我理解(self-understanding)”。这里的“自我理解”也只是identity的一层含义,因为“这种理解的意义常常依赖于其他行为体是否以同样的方式想象这个行为体,因此,identity也具有主体间或体系特征。”在这里,温特明确地指出了identity的两种意义,即“两种观念可以进入identity,一种是自我持有的观念,一种是他者持有的观念”。[5]自我持有的观念是主体对自身的认定,而他者持有的观念是客体对自身的认定,当identity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时是主体的“认同”,而在后一种意义上是社会赋予主体的“身份”。 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还出现了identification一词,它是指“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自我-他者的界线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自我被‘归入’他者” 。[6]秦亚青在中译本中将这个词译作“认同”是贴切的,因为“身份”是一种属性,而“认同”是主体的认知。两者的联系在于,一方面认同依赖于主体的角色和身份,另一方面,认同也是主体身份形成(identity-formation)的过程。在某些语境下,identity与identification表达的意思是相同的。但是,秦亚青将所有的identity都译作“身份”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主体对自身的认定与客体对主体的认定是两种不同的意思,一概译为“身份”显然不能体现两种意思的区别。 通过对identity一词在建构主义经典文献中用法的梳理表明,这个词在中文里最贴切的翻译应视上下文而定,不能一概而论;由于英文的identity兼有事物具有的属性、主体对自身的认定和客体对主体的认定等三种含义,而中文里需要用“特征”、“认同”和“身份”等不同词语分别表达,所以不管译成什么都会顾此失彼;但是为了表意的准确性,使用这个词汇时应仔细推敲其内涵和上下文意,以此选择合适的译法。 二、 International community(国际共同体) International community在中文里一般翻译为“国际共同体”,但也有译者将其译为“国际社会”(中文的“国际社会”一般对应international society)。考虑到society和community在国际关系中的特定内涵,澄清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必要的。2002年9/10月号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登了一组讨论文章,题为“什么是国际共同体(international community)?”,《国外社会科学文摘》发表了这组文章的中译文,将标题冠之以 “什么是国际社会?”[7]。参与这次讨论的都是知名人士(包括著名思想家、活动家、记者和政治决策者等),他们在international community是否存在、存在的范围以及基本特征等问题上都存在分歧。可见它与我们通常使用的“国际社会”不同,后者的含义比较宽泛也较少争议,就是指“作为国际主要行为者在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中形成的相互关系总体”[8]。 在政治学中,community是与自然亲近性、共同利益和特定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9]。按照布鲁斯·克罗林(Bruce Cronin)的定义,国际/跨国共同体意味着“一系列具有共同社会特征、共同关系、共同经历和正面的相互依赖的政治行为体之间形成一种政治上的共识,使它们成为一个独特的团体。”[10]从International community对上述共同性的强调来看,译为“国际共同体”是最合适的。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international society虽然在中文里译为“国际社会”,但是它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国际社会是有区别的,英国学派的international society与上面讨论的international community的内涵是一致的。按照布尔在其《无政府社会》一书中对“国际社会”的表述,“国际社会”的存在是因为“一组国家意识到特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它们也意识到彼此之间由一系列相互关系的共同法则联系在一起”[11]。 注意到英国学派使用的“国际社会”概念与一般意义上的国际社会的不同点及其与“国际共同体”概念的一致性,对于我们理解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理论主张是非常重要的。国际共同体在现实中是否存在及其所指涉的范围也是有争议的,由于对共同价值和身份认同的强调,国际共同体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将international community译为“国际社会”显然抹杀了这个概念在国际关系中的特定内涵以及不同作者在使用这个词语时的倾向性。 三、International regime(国际规制) 关于international regime一词的中文译法问题,不少学者曾进行了专门论证。目前出现的不同译法主要有:国际制度、国际机制、国际规制、国际体制、国际规则等[12]。由于regime一词在英文里本身意思就很多,所以中文译法引起很大的分歧和争论也就不足为奇。《现代英汉综合大辞典》在regime词条下列出了七种汉语释义:1.政体、政权、社会制度;2.统治方式、时期;3.状况、状态和自然现象的特征;4.领域、范围;5.规范、纪律;6.方式、方法;7.制度、体系[13]。王逸舟也指出“单从字面上看,regime可以有‘规范’、‘规则’、‘体制’、‘制度’、‘政权’、‘政体’、‘安排’、‘管理方式’、‘统治形式’、‘系统设置’、‘精心安排的生活方式’等十余种译法。[14]” 目前国内学术界使用“国际机制”一词较多,并且中国学者也有这方面的专门著作[15],但是正如李少军所说,中文的“机制”一词早有mechanism与之对应,而且机制主要是指原理和功能[16],所以regime一词译为“机制”一方面意思不太贴切,另一方面则易与常用的mechanism的中文译名相混淆。 在国内背景下,regime是指一种既定的政府或宪政秩序,它由一套建立起来的规则(rules)和制度(institutions)所界定,用以调节国家内的个人、组织或阶级之间的关系。国内政治意义上的regime一般译作政权、体制等。虽然国内政治中的“政治体制(regime)”不如政治制度那样带有根本性、不易变更性,但是作为“一套既定的政府或宪政秩序”,或者与政权相联系的一系列“机构设置、领导隶属关系和管理权限划分”[17],是特定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具有相当的权威性、系统性和稳定性。 而在国际背景下,这个词汇被定义为,特定的国际关系领域中一系列自愿同意的(voluntarily agreed-upon)原则、规范、规则和程序,行为体的预期聚集于此[18]。由此可以看出,国际政治中的regime既不具备权威性安排,也不具有系统性、完整性,它是建立在“自愿同意”的基础上的。注意到在国内与国际不同背景下regime的区别,将其译为“体制”也不太符合其在国际关系语境下的意思。 考虑到regime一词在国际关系中同时表达出规则、规范、制度等几种意思,而且也为了与机制、体制等常用的词语作必要的区分,似译为“规制”较妥。 四、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国际制度/机构) 在国际关系中, institution是一个与规制(regime)意义相近又不完全一致的词,随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新自由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兴起以来,institution一词较regime使用更频繁。 相对于其他术语,国内学术界对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的译法分歧并不大,大多数学者将其译为“国际制度”,也有少数译为“国际机构”[19]的。在一些政治学的辞典和百科全书中,institution一词也主要译为“制度”。但是正如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所言,“人们经常在根本没有定义或者仅仅随意定义的情况下讨论institution”[20]。 基欧汉在《国际制度:两种方法》一文中专门讨论了institution的定义,他将其界定为“一系列约束行为、塑好预期、规定角色的规则(rules)”,“在国际关系中,有一些institutions是正式的组织,它们有规定的等级和实现有目的行动的能力。另外,诸如货币和贸易领域的国际规制(international regime)则是规则和组织的复合体[21]”。基欧汉还特别指出,institution根植于惯例(practice)。在这段定义中,基欧汉主要讨论了institution与国际组织、国际规制和惯例之间的关系。在国内学者中,任东来曾著文介绍基欧汉的国际制度概念,指其包括国际组织、国际规制和国际惯例三大块[22]。 以上考察表明,英文中的institution有机构、规则和惯例三层含义。上文已经提到,这个词在中文里主要出现的是“制度”和“机构”两种译法。根据《汉语大词典的释义是,“制度”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法令、礼俗等规范,[23]从这个释义可以看出,制度既可以指正式的规则(法令等),也可以包含非正式的惯例(礼俗等)。因此,institution译为“制度”可以表达出其三层含义中的两层,但是“制度”并不包含“机构”的意思。 由于institution一词在中文里没有一个完全的对等词,对这个词的译法的选择也需要视上下文而定。当作者论及国际规则和惯例时,可以将其译为“国际制度”;如果主要涉及那些具体的国际机构或组织(如WTO、IMF、EU 、NATO等),则应译为“国际机构”;而当其既论及国际规则(或惯例),又涉及国际组织,则可以译为“国际制度及机构”,这样的表述虽然略嫌繁琐,但是意思明确、贴切,符合其在英文中要表达的多层含义。 五、Balance of power;Power politics)(均势,力量对比;权力政治) Power一词在中文里译法很多,主要有权力、实力、力量、权势、大国等。与这个词相关的有两个术语:balance of power和power politics。由于对power的不同理解,balance of power相应地出现了均势、力量均势、权力均衡、实力平衡等几种译法,而power politics主要被译为权力政治、实力政治、强权政治等。 在政治学著述中,power是一个经常出现的词汇,而且不同的分析家也对其进行了不同的界定。Power在国际关系中是两类力量的集合体:实体性力量和关系性力量[24],前者是自身所拥有的实力(包括军事和经济方面),而后者体现为对其他行为体的影响力。Power的两种不同用法也给理解带来了困难,因此,“一些作者建议,应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capability一词,而‘power’只保留第二层意义可以减少表意的混乱。[25]” 由此表明,对power一词可根据两层意思分别译为实力和权力,当作者主要表达一个国家本身所具备的实力(capability)或持有物(possession)时,应译为“实力”;而当作者强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力量关系(power relationship)时,则应译为“权力”。 Balance of power一词译为力量均势在语义有重复,力量和“势”表达的意思相同;译为均势、权力均衡、力量均衡在表达意思上是一致的,不过译为“均势”较其他译法更为简洁明确,因为“均”有“平衡(balance)”之意,而“势”则是“权力、力量(power)”。上文中讨论的“均势”实际上只表达出balance of power在国际关系文献中常用的一层意思。英文里balance有“平衡、均衡”和“余额、差额”两种基本含义,当balance作后一种理解时,balance of power应该译为“力量对比”,这一层意思一般不为中国学者所注意,但是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文献中是有明确表述的: 恩斯特·哈斯在一篇讨论balance of power不同含义的文章中所提到的第一种解释就是“力量分布(distribution of power)”,他指出,“这是balance of power一词出现在简单的描述性表达中,最简单也是最常见的用法” 。[26]马丁·怀特也指出这个术语可以表示“既定的力量分布状况,即任何可能的力量分布” 。[27] 另外,英文中还经常出现“有利于某一方的力量对比(the balance of power in one’s favor)”的表达,这时,balance of power应该理解为“力量对比”。 基于以上论述可以认定,balance of power可以表达“均势”和“力量对比”两种不同含义,后一层含义使用也比较普遍,但是一些中国学者在使用这个术语时并没有仔细辨别,因此在翻译和阅读时有必要特别注意第二种意思,以免误读作者原意。 Power politics译为“权力政治”较为恰当,上文已经对实力和权力的关系作了说明,可以看出“实力政治”表达的意思较狭窄。用“强权政治”一词则有明显的贬义色彩。 六、Public goods(公益) Public goods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最初也是由一些经济学家(如金德尔伯格对霸权稳定论的分析以及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等)引入到国际关系分析中的。这个词是本文收集到的术语中译法最多的一个,有“公共品”、“公共物品”、“公共产品”、“公共物资”、“公共商品”、“公众商品”、“公共财货”、“公益”等八种之多[28]。 在经济学中,public goods译为公共品、公共商品等都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但是goods一词既可以表示实体的物品、商品,也可以表示抽象的利益、好处。正是由于它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词汇,所以伯格斯(Philip M. Burgess)和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指出,政治学家常常用意义更明确的“利益(benefits)”来替代它。[29]由此可见,goods在这里应理解为利益而不是商品、产品或物品。 在国内和国际政治领域,由国家或集团等组织提供的public goods通常是非实体性的。吉尔平分析了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三种常见的public goods:自由开放贸易制度、稳定的国际货币、国际安全[30],这些就很难被界定成商品或产品。 考虑到国际关系的特定语境,而且goods一词本身也包含“好处、利益、福利”等意思,public goods译为“公益”更能体现这个词表达的基本含义。 七、Rreductionism(简化论/简化主义) 肯尼思·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把reductionist一词引入到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分类中,他将国际政治理论分为两类:一类是立足于从单元或次单元层次,另一类则是从体系层次上建构理论[31]。按照沃尔兹的解释,reductionist的方法是“通过了解部分的属性和互动来理解整体……通过分解有机体、并使用物理和化学的知识及方法对它们的组成部分进行检查,进而了解这些有机体,这种曾盛行一时的尝试,也许是reductionist方法的典型例子” 。[32] 中国学者在介绍和引用沃尔兹的论述时,有的将reductionist理论译为“简化理论”,另一些则译为“还原理论”。[33] 在汉语里,还原和简化在语义上显然有很大差异,“还原”一词的意思是事物恢复原状如氧化物脱氧后还原为原物质,“简化”则是把繁杂的变成简单的[34]。Reductionist理论应该理解为一种将事物恢复原状的理论还是一种变复杂为简单的理论呢? 维奥蒂和考皮认为reductionism是一种导致过分简化(oversimplification)和不完全的分析方法,“在一些用法中,这个词指仅仅通过考察单元内部(如国家或个人),而忽略单元所处的环境以及单元与环境中的要素之间的互动来做出解释。……同样地,试图仅仅通过社会或社会心理关系来解释革命,而忽视经济、政治以及其他因素的理论家也被批评为reductionism”[35]。在这里,无论是忽视单元所处的环境以及单元与环境中的要素之间的互动还是忽视该理论以外的其他因素,与事物恢复原状并没有关系。《美国传统词典(双解)》对reductionism词条的释义是:“reductionism是用相对简单(simple)的原理解释复杂(complex)现象或结构的企图或趋势”[36],这里也强调的是由复杂到简单的解释过程。 由此可见,Reductionis m应该理解为“简化论/简化主义”,而不是“还原论/还原主义”。 八、Security dilemma(安全两难) Security dilemma是安全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最早由约翰·赫兹提出,按照这种观念,“在一个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A国可能完全出于防卫和自保目的而增加其防务开支的水平,但是其他的国家视A国具有侵略企图、对此作最坏的打算也是合理的。它们也相应地增加自己的军备水平,导致A国感到不安全,并且打算进一步增加军事开支。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A国最初试图增强安全的努力引起的过程使其感到更不安全[37]”。 这个术语的中文译法主要有“安全两难”和“安全困境”两种。从一般意义上理解,“两难”和“困境”的区别不大,都可以表达面临困难的选择的意思。但是考察dilemma一词的本意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两种译法也是有区别的。 从词的本来意义来看,dilemma指“两个可供选择的行动方式中的每一个都会引起某个令人不满的结果。[38]”应用到国际关系方面,处于security dilemma中的国家实际上只有两种选择,而且两种选择都有不利之处:如果针锋相对,势必会加重本国的财政负担,而且会导致军备竞赛的升级,最终还可能引发军事冲突;而如果不采取措施,国家可能失去武装自己的最佳机会,使国家安全甚至生存处于危险之中。 对dilemma一词的本义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确切含义的考察表明,“困境”一词表达的意思太宽泛,而dilemma译为“两难”较之更为准确。 九、Three images(三种意象) Three image的概念是肯尼思·沃尔兹在《人、国家与战争》一书中提出来的,用来概括三种关于战争起源的理论解释,这三种解释也通常被理解为三个不同的层次(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 虽然《人、国家与战争》这本国际关系经典文献很早就被翻译为中文,而且沃尔兹关于战争根源的三种解释也经常被引用和提及,但是译介者通常用“三种分析层次”来替代Three images这个关键概念。这个词的中文译法主要有“三种想象”、“三个概念”、“三个层面”、“三种设想”[39]等。 沃尔兹概括的三种解释的确存在于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三个不同层次上,但是image一词并没有“层次”或“层面”的意思。《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多元主义、全球主义及其超越》一书中将三种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也归结为三种images,在这本书中,image被定义为“一种关于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的总体看法(general perspective)”[40]。这里所使用的image与沃尔兹的用法是相同的,只是后者的范围是局限于国际关系中的某一问题(战争的根源)的“总体看法”。 作为一种“看法”的image属于认知的范畴,是对人们对事物的抽象化和认知的构建。在心理学中,image一般译作“意象”,这种译法应用到这里也是合适的。因为意象(image)是指人们曾经感知过的事物在思想中重现的形象,而沃尔兹所提出的Three images正是对政治哲学家们认识战争本源的不同“意象(观念形态)”进行的归纳。 十、 Reflectivism (反映主义) 罗伯特·基欧汉在1988年的《国际制度:两种方法》一文中提出了理性主义(rationalistic)和反映主义(reflective)两种方法的区分,这种区分后来也被应用到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分类中。中国学者在翻译和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著述中出现了关于reflectivism一词的三种译法:“反映主义”、“反映论”或“反思主义”[41]。 按照基欧汉对那些reflective学者的表述,“他们强调国际制度活动的‘主体间意义(intersubjective meanings)’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在对这些规范的意义进行评价时,理解人们如何看待制度性规范与规则,以及他们就此所进行的对话,与衡量这些规范所带来的行为变化具有同等重要性。” [42]这些学者强调,“制度不仅反映了建立制度的单元的偏好和权力,制度本身也塑造单元的偏好和权力。因此,制度是行为体的构成要素,反之亦然” 。[43]由此可见,制度与单元是双向而非单向的,它们相互反映。 基欧汉进一步指出,“为了强调这种观点的重要性,也为了专注与理性主义理论的对话,我将那些强调了这些主旨的世界政治作者作为一个思想流派的成员。……既然他们都强调人类的反映(reflection)对制度的性质、最终对世界政治的特征是重要的,那么,我为这些学者创造了一个新名词,称他们为‘反映主义(reflective)’学者。”[44]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到,reflective的方法强调国际制度活动的‘主体间意义’的重要性,不是把制度与行为体的关系视为单向反映的过程,它们把被理性主义所忽视的人的理解与反映揭示出来。汉语里的“反映”是指“有机体接受和回答客观事物影响的活动过程”[45],应用到这里就是指行为体接受和回应制度影响的过程。 在中文里,“反思”一词主要指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如果把基欧汉所归结为reflective(或reflectivism)的各种思想视为对传统的“理性主义”方法的“反思”也是可以理解的,任何一种思想的出现都可以视为对已经存在、并与之对立的思想的“反思”。但是基欧汉在这里使用reflection一词,所强调的这些理论的一致性在于它们关注人对制度的理解和认知,而不在于它们对“理性主义”进行了反思。 以上论述表明,reflectivism译为“反映论”或“反映主义”是恰当的,但是在哲学上,“反映论”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是一切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共同原则[46]”。这一点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refelctivism有所不同,因此,译为“反映主义”可以与哲学上的“反映论”相区别。 本文分析了一些在国际关系文献中出现较频繁、译法较多的术语,存在不同译名的术语远不止这些,这里就不一一讨论。在搜集相关译名过程中,我们发现,对一些术语的不同译法出现在同一作者的不同文章、著作中,有时甚至出现在同一篇文章中,这表明某些学者在处理重要概念的中文译法时的随意性,术语的规范性问题还没有成为学术界的自觉和共识。有鉴于此,本文对于上文讨论到的术语,结合这些术语在原文中的意思和国际关系的特定语境,文章也尝试性地给出了相应的推荐译名。当然,本文不可能也没有想要确定一个译名标准,只是为了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和讨论,权当是抛砖引玉,希望大家各抒己见以求集思广益。 为了推动国际关系术语译名标准化问题的解决,我们在此提出几条建议供学术界同仁参考。首先,国际关系类核心期刊在审稿、校对过程中可以在本刊物中使用统一的专业术语译法,并且将有分歧的术语的译名标准附于刊末供读者参考和讨论。其次,国外学术著作往往附有相关的索引和术语一览,以往我们在翻译、出版时多将其略去,近年来随着国内学术界学术规范意识的觉醒,对主题和人名索引的也有所重视,以后对专业术语也应跟上。有国际关系类书籍业务的出版机构可以建立一套术语数据库,在其出版著作中统一用法并在附录中加入术语的原文、中文对照一览表。最后,借鉴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编订或翻译本学科辞书的经验,可以由国际关系研究机构或专业学会组织专家学者编订出版本学科的术语辞书。总而言之,术语译名的标准化工作需要国际关系学者、研究机构、出版社、杂志社在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共同推进。 国际关系论文: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源流 摘 要: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主要流派之一,它的形成和演变构成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重要内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注重理性个体的作用,坚持国际关系发展的进步论。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从康德、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开始,经过相互依存理论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发展达到一个高潮,占据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半壁河山。冷战后以全球治理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新的方向上进行探索,注重对非主权国家行为体和世界政治中的社会性力量的研究。 关键词: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理想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和平;全球治理 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学的重要传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两大主流流派之一。D 曼宁把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概括为如下几点:自由主义认为人性是向善的,并且是可以教化的;个人的自由是社会变革的动力;个人自由与福利、社会正义和安全有赖于法制;自由主义的历史观是进步的,它认为合于理性的人类社会的规范设计是可以实现的。①自由主义的发展源远流长,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的思想根源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中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柏拉图在其名著《理想国》中对国家(城邦)先验性正义目标以及理念的阐述可谓自由主义在此一方面的发端。②但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还是来自从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传统。 一、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传统:从康德到威尔逊 18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思想革新。在启蒙运动中,一批睿智的思想家高擎理性主义的大旗,对以欧洲专制主义和宗教神权为代表的腐朽“旧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挞伐。理性主义和人类尊严的思想激流以摧枯拉朽之势无情地荡涤着几百年来一直禁锢人们头脑的陈腐渣滓。人类似乎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智慧。正如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Kant)所言,这是一个“让光明照亮人类的思想的黑暗角落”③的时代。 尽管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大多是从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角度出发探讨一般的哲学问题,但也有些思想家在此哲学基础上对国际政治和世界秩序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些思考成为了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启蒙运动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有约翰·洛克(JohnLocke)、让 雅克·卢梭和康德。这些思想家确立了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与中世纪的神权和蒙昧主义不同,他们认为,理性是人类独有的一种天然禀赋。理性个人的目标是自我实现,这乃是一种“自然状态”。而国家不过是社会中的个体之间订立“契约”的产物,其唯一目的就是保障人们建立在推理基础上的自然权利。④ 在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中,对后世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康德。在西方自由主义发展史上,康德的思想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与洛克“免于侵害”的消极个人自由观念不同,在康德那里,个人自由的理念强调的是个人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或者说,人是自由的,他可以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立法。政府应该在法律和正义的原则下维护个人的安全和福利。与马基雅维里相反,康德认为个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积极的个人自由观是康德全部政治哲学的核心。⑤在国际政治哲学方面,康德认为,国家之间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公民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理性,最终会使国家之间的关系从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过渡到法制状态,从而实现“永久和平”的目标。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对于后世的共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即民主和平论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对此我们将在后文详细论述。 然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国际政治领域发挥重要影响力的国际思想是传统的均势论,以梅特涅和俾斯麦为代表的欧洲政治家们成了维持欧洲均势的大师,他们试图通过复杂致密的结盟关系来维护国家利益和维持欧洲和平。但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异于对这些努力的无情讽刺。为此,当时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们开始对人类理性进行深刻的反思,希望摆脱这种均势论宿命式的悲剧,这直接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主义国际关系思想。 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现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总统兼学者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约翰·默里(JohnMurray)、帕克·穆恩(ParkerT Moon)和英国学者阿尔弗雷德·齐默恩(AlfredE Zimmern)、菲利浦·诺尔贝克(PhilipNoel Baker)和大卫·米特兰尼(DavidMitrany)等人。 理想主义否认人性恶的本质是导致国家间冲突和战争根源的现实主义观点。齐默恩认为人类的本性无所谓善恶,关键在于后天的教化。之所以发生战争不是人类缺乏国际共同体的观念,而是知识的局限使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⑥如威尔逊所言:“恶与善俱来来,纯金常被侵蚀”⑦。也就是说,尽管人的天性中存在着愚昧和无知,而独裁者也可以利用这个弱点实现自己的野心,但是教育和宣传的力量可以克服这个弊端。因此,理想主义者十分重视对于民众的教化。同时,世界人民的交往也有助于人类的理性和智慧充分发挥,彼此形成世界共同体的观念和国际主义精神,从而在根本上杜绝战争的根源。 在国际政治领域,理想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依靠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力量来追求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和普遍正义。这集中体现在威尔逊对于战后安排的“十四点”方案,以及作为该方案的直接成果———国际联盟的建立上。威尔逊学者和政治家的双重背景使他可以把自己的理想主义和平方案付诸实践。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美国国会的演说中首次提出了“十四点”计划作为构建战后世界和平的基本纲领。针对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些国际政治弊端,“十四点”计划主张,各国应当放弃秘密外交、取消贸易壁垒、公海自由航行、鼓励民族自治、裁减军备等;作为“十四点”计划的核心,威尔逊强调战后应当建立一个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的国际组织。威尔逊的这一国际组织方案以集体安全原则取代了均势原则,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它也集中反映了理想主义的国际秩序理念。理想主义认为一战前的均势体系的瓦解及一战的爆发,是各国漠视国际法和国际道德正义原则的恶果,而建立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好途径。⑧一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是这一理想主义理念的伟大试验⑨。它所体现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但国际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政治进程中并没有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它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等事件中表现得软弱无力,特别是,它没能阻止法西斯势力的发展并最终制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些事态促使爱德华·H·卡尔、汉斯·摩根索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国际关系理论家开始反思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有效性问题,对它的一系列基本假设和内在逻辑进行大胆的质疑,认为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用“应该如何”(shouldbe)的乌托邦式假设代替了“现实如何”(tobe)的理性主义思考,从而必定在现实国际政治中遭到挫败。⑩他们进一步提出了以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政治范式,从而创立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自此之后近三十年,现实主义在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尽管如此,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是一笔不可多得的思想财富。 二、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诸流派 20世纪50、60年代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在传统主义和科学行为主义辩论中发展的。这场争论尽管十分激烈,但从根本上来说却是“一场虚假的战争” ,双方的争论仅仅是限于研究方法上的分歧,尽管这对于推动学科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观念和思想层面却鲜有深入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真正巨大进步是20世纪60、70年代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出现,以及它们在理论上的交锋,这些构成了延续至今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导潮流。所谓“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标签,是为了区别于传统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和经典现实主义。 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世界政治的发展呈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如核战争的恐怖阴云、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石油危机、全球环境问题等,这些问题大大增强了全球相互依存的程度,从而引发了国际政治理论家们对世界政治本质的重新思考,他们开始反思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从早期理想主义的遗产中发掘出了有价值的思想,与世界政治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发展出新的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国际关系理论,并逐渐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大主流流派。 自然,“新自由主义”的标签只是一种泛指,因其研究重点和具体观念的差异,其中还存在着不同的流派。在这里,我们把它简单归纳为三个有代表性的流派: (一)相互依存理论 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使处于冷战中的人们认识到,核战争的结果无异于人类的集体毁灭;经济和贸易的全球化发展使得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环境生态等全球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加剧。这些深化了国际政治研究者们对于世界政治中相互依存的认识,也最终促进了相互依存理论的诞生。 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人物有罗伯特·基欧汉(RobertKeohane)、约瑟夫·奈(JosephNye)和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Rosecranse)等。基欧汉现为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奈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两人长期合作研究,成果丰硕,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国际关系理论学界被传为佳话。相互依存理论就是两人共同创立的,其代表作也多是合作完成的。主要有《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权力与相互依存》等。后者是相互依存理论的巅峰之作。罗斯克兰斯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其反映相互依存思想的代表作是《贸易国家的兴起》。 相互依存理论全方位挑战了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设定。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国际政治的基本内容,非国家行为体尽管存在,却不能发挥什么实质性作用,只是主权国家权力政治的从属物。 相互依存理论反对国家中心主义,认为主权国家不再是世界政治的唯一行为体,越来越多的超国家和跨国家组织在国际层次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等。相互依存理论重视对跨国关系的研究,注重对一体化后果及影响的分析。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的首要目标是追求军事上的安全,其次才会考虑经济、环境等事务。相互依存理论认为,一体化的发展不仅使得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加深了,而且加强了军事、政治、经济、环境和生态等领域全方位的“复合相互依存(ComplexInter dependence)”,现实主义从军事、安全等“高政治”向经济、环境等“低政治”过渡的优先次序被打破了,世界事务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以主权国家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间政治模式应该逐步让位于超越主权国家范围的众多跨国问题研究议程。 相互依存理论的出现打破了现实主义理论独霸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状态,大大拓宽了理论研究的视野,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世界政治变革分析的思路和议程,为现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迅速发展和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相互依存理论或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新自由制度主义才得以诞生,并对于冷战后出现的全球治理论等最新自由主义世界政治理论产生了直接影响。以至于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作《权力和相互依存》被誉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式著作” 。 (二)新自由制度主义 在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以基欧汉为中心的一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被称为“制度理论(institutiontheory)”或“规制理论(regimetheory) ”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除基欧汉以外,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还有奥兰·扬(OranYoung)、恩斯特·哈斯(ErnstHass)等人。 与相互依存理论不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接纳了新现实主义理论的若干基本假设,如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等,尽管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及其后果有不同的解释。 与此同时,它还吸收了博弈论、理性选择等新的研究方法,使其理论分析更加严谨而实用。 根据斯蒂芬·克莱斯勒(StephenCrasner)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所谓“规制”指的是“一系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行为体对特定国际关系问题领域的预期围绕它汇聚起来” 。尽管不同的学者对于“制度”或“规制”有不同的定义,但其基本含义大多包含在这个定义中,强调了制度在规范行为体的行动,汇聚其期望上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 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Theory)是新自由主义制度研究的主要方法论工具。理性选择理论又称公共选择理论,它最早来自经济学研究的分析方法,其基本观点包括,把集体行动的个体看作是富有理性的行为者,这些个体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自身行动中他们可以在权衡利弊后作出于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从而构成集体行动的一般逻辑。理性行为体通过功能、博弈和学习三种途径建立合作。 相应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分析起点是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国家。自由制度主义同样承认国家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但它认为,即使是在无政府状态的自助的国际体系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是有可能实现的。基欧汉认为,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并不必然地依赖利他主义、理想主义、个人荣誉、共同目的、规范的内化或对某种文化价值观的共同信仰。 相反的,富于算计的理性的国家之间关系并不必然是冲突,国家的优先目标也并非仅仅是军事安全。在国际制度和规制的规范和强化作用下,国家之间的合作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甚至在开始时创建制度主导合作的霸权国家消失后,霸权后的合作也仍然是可能的。 在这里,制度的力量逐渐发挥了独立而持久的作用,国家关注的不再是相对收益,而更多的是绝对收益。为此,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标应当转移到探讨合作在何种条件下得以出现并维持,以及制度合作的演变上来。合作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并得以维持,行为体的预期就会受其规范,增加彼此获取的信息,建立信用体系,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最终推动该制度下所有行为体利益的最大化。 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借鉴了现实主义理性分析的前提和方法,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是可能的,从而在世界观上持有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它紧紧把握住了世界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新问题,给出了全新的解释。新自由制度主义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崛起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尤其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尽管基欧汉自己也承认它存在不少缺点 ,但它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却是显而易见的。作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它和新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构成了冷战结束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主要内容。当然,制度主义并非这一时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全部,民主和平论(TheoryofDemocracyPeace)在20世纪70年代的出现及其在冷战结束前的“再发现”就是明证。 (三)共和自由主义:民主和平论 虽然“民主和平论”被认为是冷战后世界政治研究最有意义的成果 。但作为一种安全模式的思想,它早已存在,因而它被称作“重新发现的”(rediscov ered)理论 。最早提出类似理论的是康德,他论述了被称之为“永久和平”(PerpetualPeace)的安全模式。具有民主和法制精神的共和国组成的不断扩大的共同体可以在国际法的原则下最终达到“永久和平”。因为共和政体的制约机制能阻止共和国家冒险进行战争;而非民主国家是否进行战争则全凭独裁者不受制约的意志 。康德的思想被称作“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 ,它在一战前后得到进一步发展,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十四点”中提出,“依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决定自己制度的国家”“爱好和平”,“能够获得正义的保证,并得到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公平待遇而不至遭受暴力和损人利己的侵略” 。1919年J·熊彼特进一步提出“民主的资本主义能导致和平”的命题 。当代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重新认识民主和平的问题,并逐步理论化系统化。斯莫尔(MekvinSmall)和辛格(DavidSinger)于1976年首先把民主和平作为一种基于经验事实的现象进行描述 ;1983年多伊尔(MichaelDoyle)在《康德、自由主义遗产与外交》一文中正式将“民主和平”作为一种理论提出来 ;冷战结束后,“民主和平论”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有关著作层出不穷,其中,布鲁斯·拉塞特(BruceRussett)在其著作《把握民主和平:冷战后世界的原则》中对它作了系统论述 。 作为一种关于国际安全模式的假说,现代“民主和平论”的主要观点有 :(1)国际关系中的一条经验法则是,民主国家之间从不(或很少)发生冲突;(2)即使它们之间发生冲突,彼此也不大会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因为这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和理性;(3)专制国家之间或者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更容易发生冲突,而且更易于以武力解决争端。更有甚者认为,与民主国家相比非民主国家更加好战(War prone) 。 作为一种经验法制,“民主和平论”者的重要依据之一便是“民主国家少战争”的“经验事实”(em piricalfacts)。如果说康德的“永久和平”只是一种理想的话,那么当代“民主和平论”者则试图通过各种统计与分析,证明这一现象在不同的时间段内普遍存在。斯莫尔和辛格及多伊尔认为,自1816年以来民主国家之间几乎就没有真正发生过战争 。 对此,“民主和平论”者的理由有二,一是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约束(institutionalrestraints),一是民主国家之间共同的民主规范和文化(normandculture) 。 一方面,“民主和平论”者认为,国内政治中发展起来的一些制度和规范影响一国对外行为模式,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在国内政治上的差异导致了双方在对外政策决策上的不同。民主政体强调通过和平方式进行有规则的政治竞争,因而民主国家国内政治矛盾的解决不是通过消灭对手而实现的,这使得民主社会无论从国家、地区还是个人层面上来说,都是稳定的。而在非民主国家的政治竞争中胜者得到全部,败者没有机会重新崛起;非民主国家的稳定必须建立在没有有效的的基础之上 。具体来说,制度约束体现为:首先,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决定政府要对选举实体(electionbody)负责。其次,民主国家政体中的分权(PowerDivision)和制衡(CheckandBalance)原则使得外交决策责任多元化,从而可避免作出一些极端的决定。另外,由于民主国家进行战争要经过公开辩论和民主政治诸环节的认可,故备战的时间更长,也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在时间上提供了缓冲机会。 对于民主的规范和文化因素,“民主和平论”者认为,民主国家所共同拥有的精神气质(ethos)也使得民主国家之间很少发生战争,这些精神气质的根本特征在于和平竞争和政治妥协。一个民主国家会设想其它民主国家也会以有规则和平竞争的办法解决争端,并且将其运用到对外关系中,因此,民主国家对其他民主国家的印象是积极的,从而民主国家彼此认为是和平的,并会形成相互尊重的关系。相反,民主国家同非民主国家之间缺乏这种抑制纷争的精神气质 。 尽管“民主和平论”从概念、事实到逻辑均存在着诸多缺陷,被为数不少的学者所批评 ,但因其一个暗含的逻辑便是世界和平的稳固基础在于扩展西方所认同的民主制度,因此它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和政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开辟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思考的一条引人注目的蹊径。 三、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全球治理及其它 从20世纪新自由主义异军突起开始,它和同时诞生的新现实主义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但是和前两次大论战不同,双方一直未能分出高下,反而出现了明显的所谓新(现实主义) 新(自由主义)合流的趋势。即论战的双方都从自己最初的立场退却,互相吸收对手的一些基本理论要素,使得它们在一些基本理论要素方面趋同,甚至基欧汉自己都承认制度理论被贴上自由主义的标签几乎是一种“误导” 。从而,争论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价值和意义都大受影响。自由主义甚至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转向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特别是,1991年冷战以一种令人始料未及的方式戛然而止,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解释力不足的窘境令诸多国际关系理论家措手不及。这使得一些学者开始另辟蹊径,致力于发展一些解释力和预测性更为强大的理论。其中,从本质上属于自由主义传统的全球治理理论以其新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引人注目。当代全球治理理论的最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是现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的詹姆斯·N·罗斯诺(JamesN Rosenau),此外还有大卫·赫尔德(DavidHeld)、奥兰·扬、恩斯特 奥托 泽姆佩(Ernst Otto Czempie)、马丁·休逊(MartinHewson)、马克·赞齐(MarkW Zacher)、克雷格·墨菲(CraigN Murphy)、多米尼克·鲍威尔(DominicPowell)等人。 罗斯诺对当代学理意义上的全球治理观念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特别是他所提出的“分合(fragmegra tion)论”的世界观成为全球治理理论的哲学基础,为该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建立了一个共同的知识平台。“分合”(fragmegration)的英语单词是由“分散(frag mentation)”一词的前半部分(fragme )和“整合”(integration)一词的后半部分( gration)结合而成。该词的构成形象地表达了“分合论”世界观的思想内核:当代世界政治变迁的动因包含着分散化和一体化两个同时起作用的趋势,这两个因素在当代全球政治的进程中又分别指涉了全球化(globalizing)和区域化(localizing)的现象。当代全球政治的图景正是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 当代世界中全球化和区域化在时间是共时性的(simultaneous),在空间上是相互交叠的(overlapping)。一方面,随着跨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全球公共问题领域的涌现以及公民政治技能革命性的提高,全球化的进展迅速而深入;另一方面,以众多的少数民族自治的要求、宗教和文化次团体的增生、形形色色认知共同体(epistemiccommunity)的出现为标志,区域化的趋势也日益突出。当代世界“分合”的进程正在三大领域展开。在经济领域,经济全球化和新的“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national ism)。 相互交叠。在社会领域,“分合”的趋势也十分明显,一方面是“全球公民社会”(globalcivilsoci ety)意识就逐渐形成,另一方面,国家自主权和权威的散失使得人们觉得必须依靠归属于适当的集体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并获得心理上的安慰。 恐怖组织和民族宗教分离主义势力就是最显著的例子。最后,在政治领域,全球化的动因使得传统的民族国家治理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当代世界政治中越来越多的议题超越了民族国家主权的界限。在跨国和超国家层面上,主权国家处理政治事务时深受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制约。几乎与国际组织作用不断加强同步,一般民众的政治视野更加开阔,主权国家的政治决策也越来越难以博得大多数国民的支持。在“分合”进程的影响下,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权威结构大受侵蚀,当代世界政治体系正在经历意义深远的变革,这一变革集中体现在全球事务中的权威迁移(relocationofauthority)。 全球治理论者认为,推动权威迁移的因素来自六个方面 。首先是冷战的结束和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竞争的终结去除了两极结构的束缚,使权威迁移的进程在体系层面上成为可能。其次,两极结构的崩解造成了冷战后世界局势的动荡状态(turbulence) ,与此同时,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这个世界日益缩小,这些前所未有的态势促使人们去寻找更加有效的政治组织形式。第三,公民的技能革命(skillrevolution)使他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界定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同时更加容易地参与集体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意愿。第四方面的因素来自次团体主义(subgroupism)的发展。社会越来越分化出大量有组织的实体,它们成为新的权威中心和忠诚目标。第五个因素是国家和地方经济的全球化大大削弱了维系商业和金融关系的传统方式。最后,权威迁移的进程被不断出现的全球相互依存事态所加速,这些事态强化了跨国合作的密切形式,例如新近不断高涨的社会运动 。总之,权威迁移的动因来自“分合”世界观下同时展开的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间的互动。有些情况下,超越国家边界的控制机制得到加强,而在另外的情况下,邻里间心理安慰和种族归属等需要则催生和强化了区域化的控制机制。 尽管当代世界事务大多数仍然是在主权国家管辖的框架内展开的,但是随着国家内部和外部各种新的控制机制的出现,越来越“呼唤全球政治权威甚至治理的新形式。” 罗斯诺把这种“新形式”称作“权威领域(spheresofauthority,SOAs) ”。所谓权威领域,指的是一些可以行使权力的行为体,在各自相应领域里可以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服从。与国家主权权威不同的是,这种服从主要不是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获得的,其服从主要来自民众对于它的信任和认可。权威领域往往没有正式的组织形式,并且常常不具有领土性,它可能是全球性的,也可能是区域性的,同时其影响范围在不断地发生扩大或缩小的变化。 国家主权权威向形形色色的权威领域的迁移是当代世界政治变革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在许多问题上国家也要和其他权威领域一样去争取自己的权力以获得人们的认同。当代世界政治的主轴开始从主权国家为中心的统治(governent)向以权威领域为中心的“治理”变革 随着世界政治分合趋势的不断发展和权威迁移的不断加速,国内(domestic)和国外(foreign)之间的分野不断淡化,以前清晰坚固的划分国内和国外的边界(boundary)日益模糊和易渗(porous),以权威领域为基础的治理(governance)则大行其道。特别是,众多全球公共问题的出现使得全球规模的治理成为世界政治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 总之,“治理从头起便须区别于传统的政府统治概念”。 全球治理论对自由主义理论的回归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不同,全球治理论大胆地放弃了国家中心论的基本限定,把世界政治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纬度,敏锐地发现了其中最新的发展趋势。在本体论和世界观上,全球治理无疑是自由主义传统和全球主义的融合,然而在方法论上,它一方面没有彻底放弃实证主义的实在论和个体主义,同时也能够吸收诸如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的社会建构方法和整体主义,这无疑折射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精神,为走进新千年的五彩缤纷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的方法和门径,不仅对于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创建富有启迪意义,还为解决当今世界政治面临的困境指明了一条有益的道路。 国际关系论文: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逻辑 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5页) 今天,中国正在向现代化转型,与之相应,在理论思维上,中国也要达到一个新高峰和新境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时代,而国际关系理论正是中国学人认识和把握这个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论思维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哲学层面,哲学层面谈的是本体论问题,另一个是逻辑层面,涉及的是方法论问题。当然,方法论问题也属于哲学问题,但就逻辑而言,它本身就是方法论问题。人类最初的理性思维方法是形式逻辑,其特点是排斥矛盾,强调一致和同一性。其极端发展就是近现代数理逻辑的出现。数理逻辑从笛卡尔开始,直到布尔建立逻辑代数,语言被固化为数学符号以尽量减少歧义。形式逻辑在微观和程序性较强的认识领域产生了积极作用,计算机的出现就是这种作用的物质成果。形式逻辑因其排斥矛盾的特点,所以在社会科学,特别是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始终缺乏具有革命意义的突破。 近代形而上学是形式逻辑在思维领域发展的高峰,它把本来是完整的世界切割成无限细微的片段,微积分既是这个时代的成就又是这个时代的缩影:象圆一样是个不可分割的社会科学被切割成无限多的直线片断。但不管学科分得如何细微,当对微观世界的研究达到一定的程度时,人们就发现世界本是整体性联系着的,为了研究树木就必须研究森林,需要把这些很细的部分用对立统一的方法联系在一起,于是就出现了辩证逻辑。康德、黑格尔就出现了。黑格尔是辩证逻辑的集大成者,他将原先被学科分解的肢离破碎的科学纳入沿着必然性发展着的和联系着的整体。但他的辩证法也有单线性的缺点,客观世界的演进按照其主观逻辑并服从于主观逻辑。这就产生了必然性被必然性所否定的悖论。二十世纪的科学实验,特别是爱因斯坦相对论证明,大千世界其实有着许多处于不同参照系,或着说不同时空结构中的不同必然性,其中只是被纳入人的思维逻辑即被认识和控制并服务于人的事件的才是我们人类的必然性,人们没有认识到的其他事件的必然性,对人而言则是偶然的。也就是说,必然性是多线条的,偶然性是联系这些“必然性”线条的结点。这是黑格尔的主观逻辑无法解释的更为复杂的大逻辑,这个逻辑我称之为“历史逻辑”。历史逻辑,顾名思义,就是历史本身的逻辑。 这里所说的“历史”不仅是人的历史,而是包括人的历史在内的自然历史,这里所说的“逻辑”,就是历史的必然性。逻辑是必然性的核心内容。关于历史逻辑,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提出的“历史合力”思想,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思想,都给我们提供了理解问题的线索。1890年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写道:“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行,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希望都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第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8-479页。) 特定的规律只能是特定时空结构中的历史运动。人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历史的客体。人的认识本身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人类,不管其个体还是总体,其生命是有限的,因此不可认识的事物,对人而言,是无限和绝对的,而可认识的事物是有限和相对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对自然的认识,对必然性的把握是脆弱和有限的。世界是多参照系下的物质的多元存在。因此,真正的偶然性只是人类认识之外的其他事物的必然性。而我们传统上讲的必然性则是对人而言并被人的主观逻辑所规定了并通过实践性扬弃了的偶然性。人的必然性的尽头则是偶然性即没有参与认识主体历史并存在于其他事物中的必然性。比如中美撞击事件,对美国的认识而言,是必然的,因为它决定要来南中国海,但对中国来说,则是偶然的,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美国人主观逻辑中的“必然性”。双方磨合的结果便形成了历史逻辑本身。这种逻辑为中美双方所认识并形成新的即更接近历史逻辑的主观逻辑。对国际关系而言,决定其逻辑走向的则是国家间动量在兴衰中转化和守恒,这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经济、政治等在内的动量转换;转换的结点由偶然事件所拉动,并由此引起原有必然性的终结,如1914年萨拉热窝事件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凡尔赛体系;1917年十月革命引起两个阵营和近半个世纪的冷战。 因此,人类历史的必然性扬弃并改变着偶然性,同时偶然性也扬弃和改变着人类历史。 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终极原因(黑格尔),多元共和是世界存在的基本方式。爱因斯坦相对论证明,不同事物存在于不同的参照系之中,运动是参照系转换的结果。不同的参照系中的物质运动有不同的坐标,不同坐标中的物质运动则有不同的必然性。不同必然性间冲突,并在冲突中相“磨合”,最后形成一个类似恩格斯晚年所称的“历史的合力”,合力运动的轨迹便是自然历史逻辑演化的轨迹。人类只有认识和利用,而不能改变这个轨迹;人类只有根据主观逻辑主动认识、能动地利用历史逻辑,而不能取消历史逻辑。历史逻辑向我们展示的是一幅由多种必然性相联结、多种运动矢量相合成的开放的多棱巨网。这张巨网是以非逻辑的方式,以散状分布的偶然性事件为结点,由包括人的个性在内的诸多偶然性相互冲突和磨合后共和而成的结果。一句话,历史必然性是偶然事件之间无数有限连线联结的总和,也是人思维对历史现象的事后抽象。 黑格尔的“必然性”是对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的扬弃性继续,而同一律与必然性存在的前提是坐标同一和时空同构。但世界本质是处于不同坐标系、不同参照系和不同时空结构中,因而具有不同必然性的物质运动的共和。 从这个意义上说,偶然性是历史逻辑的先导,它牵动着历史的量变,也带动着历史的质变。不是偶然性服从于人类认识到的“历史必然性”,而是人的认识要首先适应由偶然性联结而成的“历史合力”。因此,自然历史运动的法则是逻辑与非逻辑的统一;而人类历史运动的总路线是自然与自觉的统一,是历史逻辑与主观逻辑的统一。逻辑存在于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既定参照系之中,非逻辑则是诸多不同参照系因而不同逻辑体系中存在着的事物的动量交换的方式。意识是历史逻辑中的能动要素,人类只是历史逻辑构成的片断。人类历史的必然性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而自然历史的必然性则是客观与客观的统一。必然性是逻辑化的后果,就其形式而言,历史逻辑似乎是包括思维个性在内的偶然事件辩证作用后,所产生的环环相扣和无始无终的逻辑链。 国际关系是历史逻辑自我展示的形式之一,就其内容而言,历史逻辑似乎是包括国家意识形态在内的国家力量相互转化和动量守恒的轨迹。具有质变化意义的新历史多不发生在原有必然性的肯定过程之中,而是往往发生在被必然性抛弃即被否定的地方并以此为前提。比如东方文明向西方的文明转换并没有发生在东方文明发展的峰巅地带,而是发生在被中世纪文明的必然性抛弃的大不列颠孤岛上;社会主义的历史并没有发生在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而是发生在被资本主义抛弃的国家等等。对此,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有较明白的表述,他说 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的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90页。) 但是,作为学科的国际关系也有自己的学术特点,而学术间不同特点的产生则是由于其逻辑原点的差异。国际关系理论是以国家主权为逻辑原点,其实践是以国家风险为代价。国际关系实践不能在实验室中预制和勘误,因此,国际关系理论也不能在实验室中证实和证伪。 有人将证伪作为认识真理的基础,其实,科学哲学中证伪主义本身也有伪问题的方面:证伪的前提是用于证伪的信息必须完全。在实践中,信息不可能完全:从横向说,我们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与我们处于同时期的所有信息,从纵向说,我们甚至不能认识和把握每分钟之后我们面临的所有新信息。比如我们无法把握一场风暴是否由遥远的一只蝴蝶扇翅所致(即蝴蝶效应),也不能预知一只蝴蝶的某次扇翅是否在将来会引起一场风暴。有人说,我当然知道明天将要发生的事,这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回答,这与恩格斯曾批评一些人用踩死一只蚂蚁的庸俗方法来证明死就是死,而不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一样。人的认识的有限性决定了证伪和证实的“真”与“假”的判断永远是有限的和相对的,完全的和绝对的证伪和证实都是不可能的,绝对观念的真理性在鲜活的历史逻辑面前没有立足之地。换言之,如果证伪或证实(实证)方法可以获得绝对正确的原理,人的历史就不会犯重大错误,至少不会犯重复性的重大错误。而事实上的情形是,新一代人总在重复前几代人的错误。 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活之树常青。1844年恩格斯提出“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历史逻辑”的提出,就是一个将逻辑归还历史的过程。 历史逻辑以非逻辑、偶然性为主导的存在方式,不仅使国际关系理论有了更生动的色彩,同时使国际关系学科有了实践品质;国家风险的不可实验和不可重复性质,又使国际关系的实践品质高于其他许多学科。这就要求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学者应当具有较强的实践品格:它要求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学者不仅要有能力解释世界,更要有能力改变世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的并不在于束之高阁的所谓“逻辑体系”,其教学目标也不应是为了培养脱离实践的“神圣家族”,与此相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存在和发展的目标,在于研究发生在中国时空结构中的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性,并通过积极实践,将其他时空结构中的国家发展的必然性与中国发展必然进程相融合。因此,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不仅要有“中国主体”的概念,从长远考虑,还要有“中国价值”的概念。前者服务于中国崛起前与世界的关系,后者服务于中国崛起后与世界的关系。肯定即规定。中国价值,是一个中国规定世界同时又为世界所规定的概念,价值之间的主体是多元和平等的。 由于国际关系学术所具有的国家风险特点,国际关系学科要求其研究人员不仅要有相应的能力,而且要有特殊的国家责任的意识。外交无小事,对此基辛格有深刻的论述,他说: 学者分析国际体系的动作;政治领袖则建立国际体系,分析者与从政者的观点大异其趣。分析者可自定研究主题,而政治人物所面对的却是客观环境塑造的问题。分析者可投入充分的时间追求确切的结论;但政治领袖最大的挑战却是时间压力。学者没有风险,如果结论错误,大可重新来过;政治领袖却只有一次选择,一旦出错便覆水难收。学者可掌握所有相关事实,其成败取决于个人学养;政治人物必须在眼前无法断定利弊得失的情况下当机立断,历史对他的评价将根据他如何明智地面对无可避免的变局,尤其是他如何维护和平而定。”(《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基辛格是一位实践性较强并对国际关系有较大贡献的学者,他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在这里婉转批评国际关系研究的坐而论道和不负责的经院学风,国际关系是有很强的实践目标即国家利益,而可以参与实践的国际关系理论附带有国家风险的。这就使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不能仅仅是坐而论道的专家,而应是致力于改变历史的实践并对国家命运负责的学者。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首先要解决中国崛起带来的利益变化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有一种重政策,轻利益研究,将“不违背政策”当作限定研究原则的倾向。但政策是随国家利益而非政策变化,如果我们不能及时研究出这种变化,那我们的研究就只能走向僵化和空泛。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要讲中国价值和中国的国家利益,要为中国崛起服务,为平等地立于民族之林服务。其次,历史逻辑的多元性和国际关系中的国家主体性,要求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要有中国的立场,没有这个立场,就不会有鲜活的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体到研究方法,方法论不要走向庸俗,古今中外的方法论都有其合理的价值,但不合理的运用,则反会窒息科学。比如现代学术强调要学习西方,写文章要讲究完备的注释。其实,中国古代学术研究对注释的要求恐怕在当时只会嫌其过而不会嫌其无,但在其达到高峰之际反成了窒息科学的桎梏。五四时期及中国共产党时期提倡新文化,打破了这种种学术桎梏,大大地解放了科学并使其成为大众可能参与的文化活动。中国“”又将这种本有积极意义的活动推向极端并使其走向庸俗,这又从另一面窒息了科学和科学精神。今后我们当总结方法论发展的历史,科学地运用科学的方法。科学本身是最革命的东西,方法不能成为窒息科学和僵化思想的工具。历史逻辑中偶然性的主导性地位要求国际关系学者具有特殊的学术品质,即在学术上他是学理性的,而在实践及其认识上,他又是艺术的和政治的。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一门艺术。 国际关系论文: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摘 要 历次科技革命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最重要的影响是: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对南北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促使人类战争观念的转变,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关键词 科技革命 国际关系 演变 科技革命是科学技术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根本性的革命性的质的突破和飞跃。它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一方面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和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另一方面对南北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同时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1 近代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恩格斯曾经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近代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出现的历次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证明了这一点。近代以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科技革命,每一次都深刻地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发展。 第一次科技革命是18世纪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工业大革命,这场革命造成了纺织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工业、造船业以及航海交通的大发展,在极大地推动了当时欧洲各国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使人类社会从手工工场时代跃入机器大工业时代。这次科技革命不仅使一直以来处于欧洲文明边缘的小岛国——英国因为最早开始了这场革命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导致了现代国际关系的萌芽。在第一次科技革命之前,虽然15世纪、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世界各大洲之间开始发生交往,但这种联系是不经常的、片面的,因而不存在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工业革命后,随着天文学、地理学的发展,航海事业达到空前规模,各大洲内部和各大洲之间开始了经常性的、较为密切的联系,全球性的国际关系才开始逐渐形成。 第二次科技革命开始于19世纪后期开始,以电力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为标志,它引起了电灯、电话、电报和电动机的出现,以及钢铁工业、汽车工业、航空业和铁路、公路交通、化学工业等的迅速发展。使人类社会从蒸汽时代跨入电气时代,并最终促使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形成。国际关系的发展从此具有了明显的全球性、整体性,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影响。而每个国家,特别是一些主要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也会对全球国际关系产生各种影响,特别是由于国家实力的不平衡发展。几个在经济、军事实力方面对其它国家具有压倒优势的强国,在国际事务中常常起着主导的作用,并相互争夺世界霸权。而在这次科学革命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是德国和美国,英法紧随其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新兴国家要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最终在20世纪上半叶爆发了两次世界性的大战。先后建立了凡尔赛体系和雅尔塔体系,并在雅尔塔体系的基础上确立了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互争霸的两极格局。两次大战的发生以及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就是科技革命造成各国综合国力对比的变化。 近代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清楚地说明,伴随着科学技术中心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国际关系格局也总是发生着相应的变化。19世纪英国称霸世界,20世纪上半叶德国对英国霸权的挑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都是与这些国家在当时世界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密切相关的。 2 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 近代的两次科技革命以及它们引起的产业革命延续时间长达上百年,它们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往往被其他方面的影响所掩饰,因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近代科学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虽然深刻,但表现却并不是非常明显,这影响了对于科学技术因素的重视程度。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迅速发展的新技术革命是以原子能、计算机、特别是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这次科技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与前两次相比不仅更加直接和明显,而且更加深刻和广泛。 (1)导致了国际关系格局的转换,美苏两极格局最终解体,世界正朝多极化方向发展。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归根结底是力量对比的变化,科技革命引起一些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革命性增长,从而导致国际关系的根本性变化。 在历史的长河中,军事实力长期是国际较量制高点。大国都倾力于军事领域,追求着由军事强国而成为世界强国的目标。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现代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使科技力在国力中逐步取代军事力成为国际较量的一个制高点。在新的形势下,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科技、经济实力的差距逐渐拉大,并最终解体,由此导致两极格局的终结。与此同时,现代科技革命兴起不仅使日本、西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缩短了与美国的差距。而且,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综合国力也在近二十年来急剧上升,这些国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推动着国际关系格局朝多极化方向发展。 (2)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使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国家主权是国家固有的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最重要属性,表现为一国对内的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的独立自主权。正是由于这一根本属性,国家才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也才能成为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行为主体。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具有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不可共享的特性。然而,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观念正日渐受到挑战和侵蚀。特别是人造卫星、宇宙飞船和电子技术等的发展,克服了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进行信息的自由传递,使每个国家在严格意义上讲已经没有了秘密。此外,地理上边界的重要性也被国际分工、国际市场体系和科学技术在国际间的转移和流动而极大地削弱了,因而给每个国家维护自己的主权带来了威胁并产生了一些新问题。 因此,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已经使国家拥有绝对的主权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当所有的国家都在声明它们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一个本质上互相依存的世界的运转和管理所需要的协定,正在慢慢地侵犯着它们的主权。而在未来越来越开放的国际社会,国家主权的部分削弱和部分让渡已成为发展的大趋势。传统意义的国家主权概念也必须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 (3)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对南北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20世纪中期开始兴起的新技术革命与近代的科技革命相比有两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一是耗资大。新研究项目的开展,新产品的开发,实验设备的配置等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二是需要很高的综合科研销售系统,这就涉及到很多方面,如:全面、系统、发达的基础科学,齐备的科技人才,先进的制造工艺和技术,一流的实验条件,发达的信息网络和完善的产品推广销售系统等条件,这样才能保证处于领先地位的新产品能够迅速研制、开发、利用并销售出去。 新技术革命所具有的这两个新特点使绝大多数科研活动只有发达国家才有能力进行,致使世界科技活动的80%以上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重不到20%。而在年人均科研经费、科研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科技人员的数量等方面,发展中国家都远远落后与发达国家。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南北科技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而其引起的后果将是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发达国家凭借其先进的技术,以低价进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加工成技术含量高的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则因其的落后而不得不向发达国家出口廉价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以换取外汇,再从发达国家高价进口制成品。这种不平等贸易使本已十分巨大的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南北矛盾也会因此而不断深化甚至还可能激化。 (4)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在人类历史上,尽管曾发生过大小数千万次的战争,但由于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其作战能力、打击力、杀伤力、破坏力都远不能与今天相比。今天,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大量新型武器的产生,战争的领域向上扩展到了“无高不可攀”的境地,向下则可潜入到海底深处。山障、路障等在高科技武器的作用下,失去了昔日的威风。在英阿马岛之战中,英国的空军急速开赴远在1.3万km之外的马岛进行空战;在海湾战争中,美国的空军远涉重洋,长途飞行3 200km,进行大规模空袭。在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凭借着夜战装备上的绝对优势,使夜战场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单向透明”的战场,多国部队主要的作战行动大都放在夜间进行,取得了良好的作战效果。核武器的出现及其所具有的巨大杀伤力和破坏力更是使现代战争没有真正的胜利者。在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的今天,全世界处于一种一按电钮就可以在一瞬间全部毁灭的状况之中。过去认为交战国必有一方胜利,一方失败,而战胜国从胜利中所得的利益一定比付出的多的想法,已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为历史所淘汰了。也就是说,人类的战争观念已经发生转变。在当今时代依靠科技优势,通过和平手段来追求、实现国家目标,已有了可能。制约世界战争的和平因素正在增长。正是这种观念的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60年以来世界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处于总体和平状态的重要原因。 3 结论 总而言之,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不仅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有着重大的影响,而且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和演变产生着更为深刻而广泛的影响。21世纪是科技竞争更加激烈的时代,哪个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就会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也就会在未来的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中处于主导地位。 国际关系论文:试论近现代国际关系中主权观念及实践演变 [论文关键词]政治主权 经济主权 文化主权 [论文摘要]主权是政治学的重要概念,也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实践内容。在近现代国际关系近400年的历史进程中,主权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变化。正确认识这种代际演变的内在逻辑,有助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给国家主权适当的定位。 一、近代国家主权的早期实践 主权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在权力的意义上它的出现与国家是同步的。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国家主权从未得到过法律形式的确认,甚至国家本身也还没有对主权的系统和理性的认识,但对最高权力的追求始终是国家本能的目标,实际上也存在着主权的意识。到14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布丹,首次提出主权概念,并以此作为当时世俗君主与基督教教会斗争的武器。15、6世纪的欧洲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宗教改革的运动,大量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独立自主的邦国和君主国组成的新格局。按恩格斯的说法,“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的新趋向,是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1] 1618年,拥护宗教改革,反对神圣罗马帝国和德意志哈布斯堡王室统治的新教联盟与天主教联盟之间因奥地利统治者压迫捷克新教徒,剥夺新教徒的政治权利而爆发了战争,在随后30年中,当时欧洲大国君主先后卷入战争,使德意志内部邦国之间的宗教战争成为一场席卷欧洲的大规模国际战争,到1648年,战争在参与各方签署《威斯特伐利呀亚和约》后宣告结束。在和约中,启蒙学者提出的国家主权主张首次通过具有国际法性质的国际条约而得到确认。国家主权原则首次在国际关系中被付诸了实践。威斯特伐利亚和会是欧洲有史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几乎欧洲所有大国都参加的政治会议。教皇虽派使节参加了会议,但首次作为会议的旁听者,世俗的君主国家成了会议的主角。国家、战争等这些曾经为教皇把持的重要权力转移到外交家和政治家的手中,这种以世俗的主权国家举行会议解决国际问题做法开创了先例,标志着国际关系开始了崭新的时代。和约的签订更表明国家主权的原则正式被应用到国际关系的实践当中了。和约关于卡尔文教派和路德教派享有同等地位的规定,彻底打破了罗马教皇神权下的世界主权论,使主权原则彻底的摆脱了神权的束缚而开始成为一个世俗的概念。和约缔结后,各国普遍建立了常驻外交使节的制度,从而把主权原则日常化为国家基本的行为准则。 关于威约在国家主权原则方面的重大价值,美国历史学家帕尔默·科尔顿作过高度的评价:“和约标志着国际法法上现代欧洲国家体系的出现。聚会在威斯特伐利亚的外交家们代表着,不承认有任何有上级和公共约束力的独立势力。再没有任何人能说欧洲在宗教、政治或者其他方面具有真正意义的统一。欧洲被认为是由大量毫无联系的、主权的、自由的和分离的原子,即国家所组成。这些国家按照他们自己的法律行动,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组成或者解散联盟,交换大使和使节,抉择战争与和平,根据均势的变化而转变立场”。[2]其评价是合乎实际的。 国家主权作为进步的国际关系原则,虽在近代长期被看作是欧洲国家的专利。但这一概念的内在逻辑使其最终突破欧洲的地域,开始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延展。最早接过主权旗帜的非欧洲国家固然是美国,但美国与欧洲列强在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经济水平相近的本质决定了它在政治地域概念上与欧洲没有太大的差别。真正突破欧洲主权藩篱的是拉丁美洲和日本。18世纪末和19 世纪初席卷拉丁美洲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独立运动是欧洲以外的国家争取主权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运动。经过长期的斗争,到19世纪20年代拉丁美洲先后出现了18个独立的主权国家,1823年美洲各国举行的巴拿马会议提出了“尊重各个缔约国的主权”和“不干预的原则”,著名的拉美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玻利瓦尔还提出:“我们每个国家的独立与主权是与整个大陆的独立与主权不可分割的”[3]。引申出了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主权新原则。1826年美洲大陆会议确认了这些原则,在与会国签订的《团结、联合和永久同盟条约》中,规定了共同维护各个缔约国的主权与独立;各缔约国的争端通过调解和仲裁来解决;努力发展外交政策的共同基础,但不干涉缔约国自己的决定等原则。近代日本曾与其他国家一样,经受过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干涉,但经过“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发展的道路,确立了自己的独立主权地位。 二、20世纪上半期国家主权的发展 进入20世纪,一战的爆发和战后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彻底改变了主权主要局限在欧洲国家之间相互认可的现状。一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一批民族独立国家的出现,开始打破了主权在地域范围上的有限性,使争取国家主权成为世界性的进步潮流。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产生,使国际关系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具体到国家主权方面,一战主要在两个方面推动了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实践中的地位的进一步提升。 其一 在国际法的意义上,作为一战的产物,国际联盟是国际社会第一次以全球性的法规的形式确认主权。使国家主权和独立不受侵犯的国际关系的新原则从此确立起来。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国联的这些建议并未被当时的欧洲列强所尊重,即使在凡尔赛和会期间,不仅战败国和落后国家的主权得不到尊重,实力稍弱的国家也没有从中得到多少好处,一度对建立国联持积极态度的美国最终拒绝加入,注定了国联最终失败的结局。列宁指出,“靠《凡尔赛和约》来微细的整个国家体系,国际秩序是建立在火山上的”[4]。到30年代,德意日法西斯的兴起,最终埋葬了国联。 其二 俄国十月革命。苏维埃俄国不仅率先提出了所有国家和民族都有权拥有自己的国家的主权的主张,在苏俄政府颁布的第一个对外政策性文件《和平法令》中,宣布“凡是把一个弱小的民族合并到一个强大的国家,而没有得到这个民族同意合并、希望合并明确而自愿的表示,就是侵占和兼并别国领土的行为……最后不关这个民族是居住在欧洲还是居住在远隔重洋的国家,都是一样”[5]。在苏俄那里不仅率先宣布了主权独立的原则还身体力行地在对外关系中付诸了初步的实践,在国际关系中树立了尊重弱小国家主权和独立自主地位的典范。1919年的《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中,苏俄政府宣布“放弃一切特权,废弃俄过商人在中国境内的一切商站。任何一个俄国官员、牧师和传教士不得干预中国事务。如有不法行为,应依法受到当地法院的审判。在中国除了中国人民的政权和法院不应当有其他的政权与法院”[6]苏联是近代以来第一个宣布尊重中国主权,废弃在华特权的国家。 列宁时期苏俄的主权政策为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关系中的实践开创了良好前景。但到斯大林时期,苏联逐渐偏离了这一轨道,苏联在与弱小的国家打交道时不仅不尊重其主权独立,而且公然侵犯别国主权。二战后,苏联在“有限主权论”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理论指导下大肆干涉别国内政。从而在国际社会陷入孤立,而苏联解体的直接表现,就是大批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而成为主权国家。 三、二战后主权观念的演变 二战是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广泛付诸实践的重要转折点。二战战后国际社会痛定思痛,联合起来维护国家主权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联合国宪章》宣布“欲免使后世再糟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残不忍睹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类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以及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创造适当的环境,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随着联合国把主权原则确立为基本的原则,大批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出现使这一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得到普遍的认可。 60年代,除了非洲国家获得主权地位,完善了主权国家体系和国际社会进一步强调国家主权不容侵犯的原则外,国家主权在实践中最显著的成就表现在:经济主权的提出和不断强化方面。基于经济受支配导致国家主权不完整的事实,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初就明确表示,西方对本国资源和经济命脉的控制是贫困和落后的重要根源,加深了政治依附和实际上的主权不完整。因此,他们在制定国内经济发展战略时,首先把矛头指向了,西方国家在其国内的经济势力,普遍地宣布取消原宗主国的经济特权。 1974年的第六届特别联大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规定了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经济主权原则。1974年12月,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把经济主权的规定加以了法制化的规范,明确规定了每个国家对其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等。该宪章是自《联合国宪章》来国际社会在国家主权规范方面最重要的文件,如果说后者确立了国家政治独立的话,前者则确立了经济主权的国际关系原则。无论是在对主权内容的明确性方面,还是在内涵方面都是对联合国宪章的重突破和发展。体现了主权意识在在经历了长期的国际关系的实践发展后在国际社会不断的强化和深化。在国家主权的意义上,拥有了与联合国宪章同等重要的国际法的价值。70年代也因此成为国家主权实践的黄金时期。 进入90年代,国家主权的内涵出现新的变化,文化主权成了国际社会关注新焦点。“9·11”事件以来,在文明冲突论日益盛行,文化的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文化主权作为国际关系中出现的新概念,是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针对西方国家的文化侵蚀和文化霸权而提出的。西方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和主导力量,所追求的不仅仅是一个开放的市场,还包括西方文化与价值观念的推广,想使西方式的制度模式和文化观念成为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把经济全球化异化成了一场霸权色彩浓厚的文化扩张运动,面对西方文化扩张战略的挑战以及全球化和本土文化之间的表现出的紧张关系,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一些发达国家赋予了主权以更多的文化内涵,提出了文化主权的概念。把维护国家文化主权同维护国家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放在了国家主权战略的重要位置。 四、结语 从主权的概念与实践的发展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出:主权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惟一不变的是它作为国家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权力,是国家在内部事务方面不受干预的和最高的权威。虽然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这一理念有所弱化。但它仍将是今后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 当然,论及国家主权的演进时,一种主权的一个方面被强调,并非意味着主权本身趋于单一性。20世纪60年代经济主权的提出突出的是国家对控制自然资源和天然财富的紧迫性,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主权的突出并不意味着政治独立和经济主权问题已经不复存在或者已经得到切实的解决,而这是由于特定的国际背景,使文化主权在各国主权考虑中被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而主权的其他内涵和地位也可能因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是由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所决定的。 国际关系论文: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源流 摘 要: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主要流派之一,它的形成和演变构成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重要内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注重理性个体的作用,坚持国际关系发展的进步论。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从康德、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开始,经过相互依存理论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发展达到一个高潮,占据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半壁河山。冷战后以全球治理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新的方向上进行探索,注重对非主权国家行为体和世界政治中的社会性力量的研究。 关键词: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理想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和平;全球治理 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学的重要传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两大主流流派之一。D 曼宁把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概括为如下几点:自由主义认为人性是向善的,并且是可以教化的;个人的自由是社会变革的动力;个人自由与福利、社会正义和安全有赖于法制;自由主义的历史观是进步的,它认为合于理性的人类社会的规范设计是可以实现的。①自由主义的发展源远流长,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的思想根源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中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柏拉图在其名著《理想国》中对国家(城邦)先验性正义目标以及理念的阐述可谓自由主义在此一方面的发端。②但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还是来自从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传统。 一、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传统:从康德到威尔逊 18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思想革新。在启蒙运动中,一批睿智的思想家高擎理性主义的大旗,对以欧洲专制主义和宗教神权为代表的腐朽“旧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挞伐。理性主义和人类尊严的思想激流以摧枯拉朽之势无情地荡涤着几百年来一直禁锢人们头脑的陈腐渣滓。人类似乎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智慧。正如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Kant)所言,这是一个“让光明照亮人类的思想的黑暗角落”③的时代。 尽管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大多是从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角度出发探讨一般的哲学问题,但也有些思想家在此哲学基础上对国际政治和世界秩序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些思考成为了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启蒙运动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有约翰·洛克(JohnLocke)、让 雅克·卢梭和康德。这些思想家确立了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与中世纪的神权和蒙昧主义不同,他们认为,理性是人类独有的一种天然禀赋。理性个人的目标是自我实现,这乃是一种“自然状态”。而国家不过是社会中的个体之间订立“契约”的产物,其唯一目的就是保障人们建立在推理基础上的自然权利。④ 在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中,对后世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康德。在西方自由主义发展史上,康德的思想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与洛克“免于侵害”的消极个人自由观念不同,在康德那里,个人自由的理念强调的是个人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或者说,人是自由的,他可以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立法。政府应该在法律和正义的原则下维护个人的安全和福利。与马基雅维里相反,康德认为个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积极的个人自由观是康德全部政治哲学的核心。⑤在国际政治哲学方面,康德认为,国家之间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公民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理性,最终会使国家之间的关系从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过渡到法制状态,从而实现“永久和平”的目标。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对于后世的共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即民主和平论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对此我们将在后文详细论述。 然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国际政治领域发挥重要影响力的国际思想是传统的均势论,以梅特涅和俾斯麦为代表的欧洲政治家们成了维持欧洲均势的大师,他们试图通过复杂致密的结盟关系来维护国家利益和维持欧洲和平。但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异于对这些努力的无情讽刺。为此,当时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们开始对人类理性进行深刻的反思,希望摆脱这种均势论宿命式的悲剧,这直接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主义国际关系思想。 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现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总统兼学者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约翰·默里(JohnMurray)、帕克·穆恩(ParkerT Moon)和英国学者阿尔弗雷德·齐默恩(AlfredE Zimmern)、菲利浦·诺尔贝克(PhilipNoel Baker)和大卫·米特兰尼(DavidMitrany)等人。 理想主义否认人性恶的本质是导致国家间冲突和战争根源的现实主义观点。齐默恩认为人类的本性无所谓善恶,关键在于后天的教化。之所以发生战争不是人类缺乏国际共同体的观念,而是知识的局限使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⑥如威尔逊所言:“恶与善俱来来,纯金常被侵蚀”⑦。也就是说,尽管人的天性中存在着愚昧和无知,而独裁者也可以利用这个弱点实现自己的野心,但是教育和宣传的力量可以克服这个弊端。因此,理想主义者十分重视对于民众的教化。同时,世界人民的交往也有助于人类的理性和智慧充分发挥,彼此形成世界共同体的观念和国际主义精神,从而在根本上杜绝战争的根源。 在国际政治领域,理想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依靠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力量来追求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和普遍正义。这集中体现在威尔逊对于战后安排的“十四点”方案,以及作为该方案的直接成果———国际联盟的建立上。威尔逊学者和政治家的双重背景使他可以把自己的理想主义和平方案付诸实践。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美国国会的演说中首次提出了“十四点”计划作为构建战后世界和平的基本纲领。针对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些国际政治弊端,“十四点”计划主张,各国应当放弃秘密外交、取消贸易壁垒、公海自由航行、鼓励民族自治、裁减军备等;作为“十四点”计划的核心,威尔逊强调战后应当建立一个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的国际组织。威尔逊的这一国际组织方案以集体安全原则取代了均势原则,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它也集中反映了理想主义的国际秩序理念。理想主义认为一战前的均势体系的瓦解及一战的爆发,是各国漠视国际法和国际道德正义原则的恶果,而建立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好途径。⑧一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是这一理想主义理念的伟大试验⑨。它所体现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但国际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政治进程中并没有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它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等事件中表现得软弱无力,特别是,它没能阻止法西斯势力的发展并最终制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些事态促使爱德华·H·卡尔、汉斯·摩根索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国际关系理论家开始反思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有效性问题,对它的一系列基本假设和内在逻辑进行大胆的质疑,认为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用“应该如何”(shouldbe)的乌托邦式假设代替了“现实如何”(tobe)的理性主义思考,从而必定在现实国际政治中遭到挫败。⑩他们进一步提出了以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政治范式,从而创立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自此之后近三十年,现实主义在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尽管如此,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是一笔不可多得的思想财富。 二、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诸流派 20世纪50、60年代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在传统主义和科学行为主义辩论中发展的。这场争论尽管十分激烈,但从根本上来说却是“一场虚假的战争” ,双方的争论仅仅是限于研究方法上的分歧,尽管这对于推动学科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观念和思想层面却鲜有深入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真正巨大进步是20世纪60、70年代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出现,以及它们在理论上的交锋,这些构成了延续至今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导潮流。所谓“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标签,是为了区别于传统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和经典现实主义。 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世界政治的发展呈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如核战争的恐怖阴云、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石油危机、全球环境问题等,这些问题大大增强了全球相互依存的程度,从而引发了国际政治理论家们对世界政治本质的重新思考,他们开始反思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从早期理想主义的遗产中发掘出了有价值的思想,与世界政治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发展出新的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国际关系理论,并逐渐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大主流流派。 自然,“新自由主义”的标签只是一种泛指,因其研究重点和具体观念的差异,其中还存在着不同的流派。在这里,我们把它简单归纳为三个有代表性的流派: (一)相互依存理论 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使处于冷战中的人们认识到,核战争的结果无异于人类的集体毁灭;经济和贸易的全球化发展使得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环境生态等全球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加剧。这些深化了国际政治研究者们对于世界政治中相互依存的认识,也最终促进了相互依存理论的诞生。 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人物有罗伯特·基欧汉(RobertKeohane)、约瑟夫·奈(JosephNye)和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Rosecranse)等。基欧汉现为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奈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两人长期合作研究,成果丰硕,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国际关系理论学界被传为佳话。相互依存理论就是两人共同创立的,其代表作也多是合作完成的。主要有《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权力与相互依存》等。后者是相互依存理论的巅峰之作。罗斯克兰斯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其反映相互依存思想的代表作是《贸易国家的兴起》。 相互依存理论全方位挑战了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设定。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国际政治的基本内容,非国家行为体尽管存在,却不能发挥什么实质性作用,只是主权国家权力政治的从属物。 相互依存理论反对国家中心主义,认为主权国家不再是世界政治的唯一行为体,越来越多的超国家和跨国家组织在国际层次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等。相互依存理论重视对跨国关系的研究,注重对一体化后果及影响的分析。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的首要目标是追求军事上的安全,其次才会考虑经济、环境等事务。相互依存理论认为,一体化的发展不仅使得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加深了,而且加强了军事、政治、经济、环境和生态等领域全方位的“复合相互依存(ComplexInter dependence)”,现实主义从军事、安全等“高政治”向经济、环境等“低政治”过渡的优先次序被打破了,世界事务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以主权国家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间政治模式应该逐步让位于超越主权国家范围的众多跨国问题研究议程。 相互依存理论的出现打破了现实主义理论独霸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状态,大大拓宽了理论研究的视野,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世界政治变革分析的思路和议程,为现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迅速发展和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相互依存理论或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新自由制度主义才得以诞生,并对于冷战后出现的全球治理论等最新自由主义世界政治理论产生了直接影响。以至于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作《权力和相互依存》被誉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式著作” 。 (二)新自由制度主义 在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以基欧汉为中心的一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被称为“制度理论(institutiontheory)”或“规制理论(regimetheory) ”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除基欧汉以外,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还有奥兰·扬(OranYoung)、恩斯特·哈斯(ErnstHass)等人。 与相互依存理论不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接纳了新现实主义理论的若干基本假设,如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等,尽管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及其后果有不同的解释。 与此同时,它还吸收了博弈论、理性选择等新的研究方法,使其理论分析更加严谨而实用。 根据斯蒂芬·克莱斯勒(StephenCrasner)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所谓“规制”指的是“一系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行为体对特定国际关系问题领域的预期围绕它汇聚起来” 。尽管不同的学者对于“制度”或“规制”有不同的定义,但其基本含义大多包含在这个定义中,强调了制度在规范行为体的行动,汇聚其期望上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 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Theory)是新自由主义制度研究的主要方法论工具。理性选择理论又称公共选择理论,它最早来自经济学研究的分析方法,其基本观点包括,把集体行动的个体看作是富有理性的行为者,这些个体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自身行动中他们可以在权衡利弊后作出于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从而构成集体行动的一般逻辑。理性行为体通过功能、博弈和学习三种途径建立合作。 相应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分析起点是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国家。自由制度主义同样承认国家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但它认为,即使是在无政府状态的自助的国际体系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是有可能实现的。基欧汉认为,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并不必然地依赖利他主义、理想主义、个人荣誉、共同目的、规范的内化或对某种文化价值观的共同信仰。 相反的,富于算计的理性的国家之间关系并不必然是冲突,国家的优先目标也并非仅仅是军事安全。在国际制度和规制的规范和强化作用下,国家之间的合作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甚至在开始时创建制度主导合作的霸权国家消失后,霸权后的合作也仍然是可能的。 在这里,制度的力量逐渐发挥了独立而持久的作用,国家关注的不再是相对收益,而更多的是绝对收益。为此,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标应当转移到探讨合作在何种条件下得以出现并维持,以及制度合作的演变上来。合作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并得以维持,行为体的预期就会受其规范,增加彼此获取的信息,建立信用体系,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最终推动该制度下所有行为体利益的最大化。 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借鉴了现实主义理性分析的前提和方法,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是可能的,从而在世界观上持有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它紧紧把握住了世界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新问题,给出了全新的解释。新自由制度主义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崛起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尤其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尽管基欧汉自己也承认它存在不少缺点 ,但它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却是显而易见的。作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它和新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构成了冷战结束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主要内容。当然,制度主义并非这一时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全部,民主和平论(TheoryofDemocracyPeace)在20世纪70年代的出现及其在冷战结束前的“再发现”就是明证。 (三)共和自由主义:民主和平论 虽然“民主和平论”被认为是冷战后世界政治研究最有意义的成果 。但作为一种安全模式的思想,它早已存在,因而它被称作“重新发现的”(rediscov ered)理论 。最早提出类似理论的是康德,他论述了被称之为“永久和平”(PerpetualPeace)的安全模式。具有民主和法制精神的共和国组成的不断扩大的共同体可以在国际法的原则下最终达到“永久和平”。因为共和政体的制约机制能阻止共和国家冒险进行战争;而非民主国家是否进行战争则全凭独裁者不受制约的意志 。康德的思想被称作“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 ,它在一战前后得到进一步发展,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十四点”中提出,“依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决定自己制度的国家”“爱好和平”,“能够获得正义的保证,并得到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公平待遇而不至遭受暴力和损人利己的侵略” 。1919年J·熊彼特进一步提出“民主的资本主义能导致和平”的命题 。当代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重新认识民主和平的问题,并逐步理论化系统化。斯莫尔(MekvinSmall)和辛格(DavidSinger)于1976年首先把民主和平作为一种基于经验事实的现象进行描述 ;1983年多伊尔(MichaelDoyle)在《康德、自由主义遗产与外交》一文中正式将“民主和平”作为一种理论提出来 ;冷战结束后,“民主和平论”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有关著作层出不穷,其中,布鲁斯·拉塞特(BruceRussett)在其著作《把握民主和平:冷战后世界的原则》中对它作了系统论述 。 作为一种关于国际安全模式的假说,现代“民主和平论”的主要观点有 :(1)国际关系中的一条经验法则是,民主国家之间从不(或很少)发生冲突;(2)即使它们之间发生冲突,彼此也不大会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因为这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和理性;(3)专制国家之间或者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更容易发生冲突,而且更易于以武力解决争端。更有甚者认为,与民主国家相比非民主国家更加好战(War prone) 。 作为一种经验法制,“民主和平论”者的重要依据之一便是“民主国家少战争”的“经验事实”(em piricalfacts)。如果说康德的“永久和平”只是一种理想的话,那么当代“民主和平论”者则试图通过各种统计与分析,证明这一现象在不同的时间段内普遍存在。斯莫尔和辛格及多伊尔认为,自1816年以来民主国家之间几乎就没有真正发生过战争 。 对此,“民主和平论”者的理由有二,一是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约束(institutionalrestraints),一是民主国家之间共同的民主规范和文化(normandculture) 。 一方面,“民主和平论”者认为,国内政治中发展起来的一些制度和规范影响一国对外行为模式,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在国内政治上的差异导致了双方在对外政策决策上的不同。民主政体强调通过和平方式进行有规则的政治竞争,因而民主国家国内政治矛盾的解决不是通过消灭对手而实现的,这使得民主社会无论从国家、地区还是个人层面上来说,都是稳定的。而在非民主国家的政治竞争中胜者得到全部,败者没有机会重新崛起;非民主国家的稳定必须建立在没有有效的的基础之上 。具体来说,制度约束体现为:首先,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决定政府要对选举实体(electionbody)负责。其次,民主国家政体中的分权(PowerDivision)和制衡(CheckandBalance)原则使得外交决策责任多元化,从而可避免作出一些极端的决定。另外,由于民主国家进行战争要经过公开辩论和民主政治诸环节的认可,故备战的时间更长,也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在时间上提供了缓冲机会。 对于民主的规范和文化因素,“民主和平论”者认为,民主国家所共同拥有的精神气质(ethos)也使得民主国家之间很少发生战争,这些精神气质的根本特征在于和平竞争和政治妥协。一个民主国家会设想其它民主国家也会以有规则和平竞争的办法解决争端,并且将其运用到对外关系中,因此,民主国家对其他民主国家的印象是积极的,从而民主国家彼此认为是和平的,并会形成相互尊重的关系。相反,民主国家同非民主国家之间缺乏这种抑制纷争的精神气质 。 尽管“民主和平论”从概念、事实到逻辑均存在着诸多缺陷,被为数不少的学者所批评 ,但因其一个暗含的逻辑便是世界和平的稳固基础在于扩展西方所认同的民主制度,因此它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和政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开辟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思考的一条引人注目的蹊径。 三、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全球治理及其它 从20世纪新自由主义异军突起开始,它和同时诞生的新现实主义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但是和前两次大论战不同,双方一直未能分出高下,反而出现了明显的所谓新(现实主义) 新(自由主义)合流的趋势。即论战的双方都从自己最初的立场退却,互相吸收对手的一些基本理论要素,使得它们在一些基本理论要素方面趋同,甚至基欧汉自己都承认制度理论被贴上自由主义的标签几乎是一种“误导” 。从而,争论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价值和意义都大受影响。自由主义甚至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转向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特别是,1991年冷战以一种令人始料未及的方式戛然而止,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解释力不足的窘境令诸多国际关系理论家措手不及。这使得一些学者开始另辟蹊径,致力于发展一些解释力和预测性更为强大的理论。其中,从本质上属于自由主义传统的全球治理理论以其新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引人注目。当代全球治理理论的最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是现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的詹姆斯·N·罗斯诺(JamesN Rosenau),此外还有大卫·赫尔德(DavidHeld)、奥兰·扬、恩斯特 奥托 泽姆佩(Ernst Otto Czempie)、马丁·休逊(MartinHewson)、马克·赞齐(MarkW Zacher)、克雷格·墨菲(CraigN Murphy)、多米尼克·鲍威尔(DominicPowell)等人。 罗斯诺对当代学理意义上的全球治理观念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特别是他所提出的“分合(fragmegra tion)论”的世界观成为全球治理理论的哲学基础,为该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建立了一个共同的知识平台。“分合”(fragmegration)的英语单词是由“分散(frag mentation)”一词的前半部分(fragme )和“整合”(integration)一词的后半部分( gration)结合而成。该词的构成形象地表达了“分合论”世界观的思想内核:当代世界政治变迁的动因包含着分散化和一体化两个同时起作用的趋势,这两个因素在当代全球政治的进程中又分别指涉了全球化(globalizing)和区域化(localizing)的现象。当代全球政治的图景正是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 当代世界中全球化和区域化在时间是共时性的(simultaneous),在空间上是相互交叠的(overlapping)。一方面,随着跨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全球公共问题领域的涌现以及公民政治技能革命性的提高,全球化的进展迅速而深入;另一方面,以众多的少数民族自治的要求、宗教和文化次团体的增生、形形色色认知共同体(epistemiccommunity)的出现为标志,区域化的趋势也日益突出。当代世界“分合”的进程正在三大领域展开。在经济领域,经济全球化和新的“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national ism)。 相互交叠。在社会领域,“分合”的趋势也十分明显,一方面是“全球公民社会”(globalcivilsoci ety)意识就逐渐形成,另一方面,国家自主权和权威的散失使得人们觉得必须依靠归属于适当的集体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并获得心理上的安慰。 恐怖组织和民族宗教分离主义势力就是最显著的例子。最后,在政治领域,全球化的动因使得传统的民族国家治理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当代世界政治中越来越多的议题超越了民族国家主权的界限。在跨国和超国家层面上,主权国家处理政治事务时深受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制约。几乎与国际组织作用不断加强同步,一般民众的政治视野更加开阔,主权国家的政治决策也越来越难以博得大多数国民的支持。在“分合”进程的影响下,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权威结构大受侵蚀,当代世界政治体系正在经历意义深远的变革,这一变革集中体现在全球事务中的权威迁移(relocationofauthority)。 全球治理论者认为,推动权威迁移的因素来自六个方面 。首先是冷战的结束和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竞争的终结去除了两极结构的束缚,使权威迁移的进程在体系层面上成为可能。其次,两极结构的崩解造成了冷战后世界局势的动荡状态(turbulence) ,与此同时,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这个世界日益缩小,这些前所未有的态势促使人们去寻找更加有效的政治组织形式。第三,公民的技能革命(skillrevolution)使他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界定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同时更加容易地参与集体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意愿。第四方面的因素来自次团体主义(subgroupism)的发展。社会越来越分化出大量有组织的实体,它们成为新的权威中心和忠诚目标。第五个因素是国家和地方经济的全球化大大削弱了维系商业和金融关系的传统方式。最后,权威迁移的进程被不断出现的全球相互依存事态所加速,这些事态强化了跨国合作的密切形式,例如新近不断高涨的社会运动 。总之,权威迁移的动因来自“分合”世界观下同时展开的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间的互动。有些情况下,超越国家边界的控制机制得到加强,而在另外的情况下,邻里间心理安慰和种族归属等需要则催生和强化了区域化的控制机制。 尽管当代世界事务大多数仍然是在主权国家管辖的框架内展开的,但是随着国家内部和外部各种新的控制机制的出现,越来越“呼唤全球政治权威甚至治理的新形式。” 罗斯诺把这种“新形式”称作“权威领域(spheresofauthority,SOAs) ”。所谓权威领域,指的是一些可以行使权力的行为体,在各自相应领域里可以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服从。与国家主权权威不同的是,这种服从主要不是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获得的,其服从主要来自民众对于它的信任和认可。权威领域往往没有正式的组织形式,并且常常不具有领土性,它可能是全球性的,也可能是区域性的,同时其影响范围在不断地发生扩大或缩小的变化。 国家主权权威向形形色色的权威领域的迁移是当代世界政治变革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在许多问题上国家也要和其他权威领域一样去争取自己的权力以获得人们的认同。当代世界政治的主轴开始从主权国家为中心的统治(governent)向以权威领域为中心的“治理”变革 随着世界政治分合趋势的不断发展和权威迁移的不断加速,国内(domestic)和国外(foreign)之间的分野不断淡化,以前清晰坚固的划分国内和国外的边界(boundary)日益模糊和易渗(porous),以权威领域为基础的治理(governance)则大行其道。特别是,众多全球公共问题的出现使得全球规模的治理成为世界政治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 总之,“治理从头起便须区别于传统的政府统治概念”。 全球治理论对自由主义理论的回归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不同,全球治理论大胆地放弃了国家中心论的基本限定,把世界政治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纬度,敏锐地发现了其中最新的发展趋势。在本体论和世界观上,全球治理无疑是自由主义传统和全球主义的融合,然而在方法论上,它一方面没有彻底放弃实证主义的实在论和个体主义,同时也能够吸收诸如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的社会建构方法和整体主义,这无疑折射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精神,为走进新千年的五彩缤纷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的方法和门径,不仅对于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创建富有启迪意义,还为解决当今世界政治面临的困境指明了一条有益的道路。 国际关系论文:浅论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 论文关键词:和平与发展;国际关系学;学科体系 论文摘要: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应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和平与发展具有恒久性、普利性、人本性的特征,以此作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主题,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要求,能够反映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历史规律,能够明确评析各种国际关系现象的价值标准,能够形成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研究特色。 任何一门学科的成立,都必有其特定的主题。这一主题反映该学科的宗旨,体现该学科的存在价值。它在一门学科中是贯穿始终的一条红线,该学科的全部内容都应以其为核心和中轴而展开,从而构建成一个科学、严禁的体系。 中国对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虽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已经由原来主要是介绍、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到有条件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的新阶段。要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就要为其确立一个合理的主题。 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确立一个主题,必须考虑到它既应符合历史规律又能表明现实状况,既具有理论价值又具有实践意义,既反映国际关系的共性又体现中国参与国际关系活动的特色。笔者拙见为,这个主题应是“和平与发展”。 和平与发展之所以应当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主题,是因为它具有如下三方面的特征: (一)恒久性。和平与发展不仅仅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它也是全人类一直向往和追求的理想世态,是整个人类社会演化、进步的基本趋向。尽管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时常出现争斗、战乱和危难、困苦的景况,但致力于消除这些有害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不良现象,争取和保持太平盛世、国富民强则是历世历代的人们所竭力而为之的。即使到将来,人类社会没有了阶级统治和剥削,没有了民族压迫和奴役,消除了战争,摆脱了贫困,人类仍然有继续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任务。或许那时的和平与发展在内涵上会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有所不同,但它也是今天和平与发展的必然延续和更新,是一脉相承的社会进步现象。 (二)普利性。和平与发展不仅仅是哪一个国家的良好愿望,而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目标要求。和平与发展也不只是对哪一个国家有好处,而是普遍有利于世界所有国家。虽然有的国家对外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造成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威胁,但是它们也不可能完全反对和否定和平与发展,因为反对和否定和平与发展对这些国家也是没有好处的。只不过,它们对和平与发展的理解具有片面性,只考虑自己的和平与发展,而不顾及甚至损害他国的和平与发展。所以,必须反对这种霸权主义的和平与发展观,树立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和平与发展观,真正体现和平与发展的普利性本质。 (三)人本性。和平与发展不仅仅是着眼于国际社会的需要,而更重要的是为了人自身的生存、发展与完善。任何社会活动归根结底都是以人为本的,国际政治活动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就是把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和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奋斗目标的。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这是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人本性特征所作的深刻揭示。人的生存、发展与完善任何时候也离不开政治和平、经济发展这两个基本条件。以和平与发展作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主题,就给这门学科注入了人性化的理论品质,使之真正奠定在以人为本的精神基础上。 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要求。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这是无须论证的必然要求。而要做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就应当揭示和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现实目的上来说,它为各国无产阶级和所有劳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争取翻身解放,以及反对外来侵略和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统一提供了思想武器;而从未来日的上来说,它为全人类彻底摆脱在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精神控制等各种束缚素,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奠定了理论基础。现实目的和未来目的是统一的,现实日的服务于未来目的,来目的引导现实目的。无论从哪一层目的上来说,都体现了和平与发展的要求。 无产阶级革命虽然可能离开暴力,但这种暴力本身不是目的,不是对和平与发展的破坏;恰恰相反,以革命暴力来摧毁反动暴力,是争取真正和平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剥削阶级统治下,不会有真正的和平,所有的照能是殖民扩张和强权掠夺,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引发这样那样的战争。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剥削阶级的统治,使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民主、平等、自由的权利,才能为真正的和平奠定社会基础;只有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才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无产阶级革命也为经济发展开辟新的道路,打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桎梏,从而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全世界各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富裕。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质意义就在于和平与发展。 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人们将真正成为自然界和社会的主人,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人们就能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从而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这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样一种新的联合体。到那时,同“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到那时,“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在未来的自由王国即共产主义社会里,和平与发展将会得到充分展现。可见,和平与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也是其落脚点。 第二,能够反映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历史规律。 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必须反映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规律,否则,这种研究就是支离破碎的,甚至是脱离实际的。 笔者认为,自古至今,国际关系演化的历史就是人类不断争取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我国学者丛凤辉女士曾作过《和平颂歌》,其中前两句为:“翻开人类史册,和平与发展是历史长歌的主旋律。”我对这一说法非常赞赏。影响中国社会两千多年发展历史的儒学,就是以“仁”、“和”思想为核心的。《论语》日:“礼之用,和为贵。”《中庸》日:“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因此,在对外关系上,就应“协和万邦”,“修文德以来之”。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赞美和追求“和”的思想亦十分突出。柏拉图认为,人类至善的境界就是“和”、“合”。他所设想的“理想国”就是不同等级的人既分工又合作,“使所有的琴弦都和谐一致”。亚里士多德主张,中庸致和是美德的特性,最能长治久安的国家形式是共和政体。至近代,随着国家对外交往的扩大,相互联系的加强,规范国家行为以求“和平”促“发展”的国际法应运而生。1625年格老秀斯作《战争与和平法》,为近代国际法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指出:人们要以最大努力防止战争,即便是各国为了自卫自救在必要时而不得不使用武力,也必须遵守共同的权利和人道主义原则。战争的目标是缔结和约,造成并维持国际和平。1648年缔结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并开创了以国际会议的形式通过和谈来解决国际争端的先例。特别是1945年联合国建立并制定了《联合国宪章》,标志着国际法趋于成熟。《联合国宪章》确立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进行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经济、社会、文化和人道主义性质的问题,并促进对于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等项宗旨,还规定了各国参与国际关系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从而把人类社会推进到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新阶段。尽管近代以来国际法中的许多规则主要是大国纷争的产物,在实践中也常常受到强权国家的破坏,但世界各国所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在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方面仍然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当然,不可否认,在人类历史上也充斥着战争和暴乱,使人类陷入互相残杀、极端困苦的境地,但这不是人类所希求的现象,而恰恰是人类致力于避免和消除的东西。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痛定思痛,人类每经历一次战争蹂躏和灾荒折磨,就使自己变得更聪明一些。他们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探寻新的改良措施,由此便更好地推动了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因此说,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以人类不断争取和平与发展的业绩而谱就的,而国际关系的演化史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篇章。 第三,能够明确评析各种国际关系现象的价值标准。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种国际关系现象层出不穷,而且纷繁复杂。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国际社会的正式形成,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愈益加强,需要各国共同参与解决的国际事务愈益增多,上述状况就更加突出。对诸多的国际关系现象如何去认识,采取怎样的态度来对待,需要确立一个统一的合理的价值标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标准,就会是非难辨,无所适从。笔者认为,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任务,就是要为评析各种国际关系现象确立这样一个标准,以抑恶扬善,促进人类社会朝着进步的方面发展。 在国际关系的演化发展中,战争、媾和、谈判、斡旋、联盟、分裂、合作、冷战、建交、绝交等等这些现象,往往都表现出多种目的和多重意义,因而不能仅仅从一时的成败来评判这些问题,也不能仅仅从阶级的眼光来分析这些问题,更不能任由各个国家从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出发而随意解释并为所欲为,超越时空狭隘限界的认识标准就应当是和平与发展。凡是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现象,就应当给予肯定和支持,反之,就要坚决反对。在当代世界中,除了上述各种传统的国际关系现象之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国际关系现象,诸如人权外交、人道主义干涉、国际恐怖主义、维和行动等等,对此,也应纳入和平与发展的轨道上来加以评判。此外,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分量日益增强,使许多国际关系争端带有了经济的目的性和色彩,而许多国际关系争端的解决也有赖于经济手段,如因政见不同而引发经济制裁或经济报复,利用经济援助或经济合作迫使他国进行政治变革等等。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只能在是否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价值标准上,才能做出公正的定论,也才能合理地加以解决。 发展离不开和平,和平有赖于发展。以和平与发展为价值标准来透析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历史,就可以使各种国际关系现象得到正确的解读。 第四,能够形成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研究特色。 国际关系学作为-'u-J独立学科而产生,公认是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英两国各自开始设立专门的国际关系学术研究机构,并提出了颇具影响力的理论观点,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思想体系。此后,国际关系学一直是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学说为主导的。 西方国际关系学虽然也学派林立,各学派之间也有着这样那样的分歧并进行激烈的论战,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服务于西方国家的利益需要,因而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大国强权霸权的色彩。尽管有的学派以崇尚和平的面目出现,如理想主义,但它的大国强权的气息仍然是很浓重的。威尔逊为安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而提出的“十四点计划”,就是理想主义最具有代表性的思想阐述,“就是在这个最显得正义的理论后面,反映出它是为一定的国家利益服务的虚伪性。……威尔逊认为,在战争中,美国支持了世界,在战后,世界就应当听美国指挥。”也有的学派以强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而见长,如科学行为主义,但其为西方大国利益服务的理论实质与其它学派并无二致。还有的学派以讨论世界文明的进步为标榜,如文明冲突论,但其为美国的霸权主义作辩解并寻找新的理论支撑点的目的昭然若揭。 这样说,决不是想全盘否定西方国际关系学,也无意抹杀西方国际关系学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而只是想说,我们不能简单地搬用西方国际关系学,简单地搬用,不符合我国社会制度和对外战略目标的要求。我们可以借鉴、吸收西方国际关系学中的好的东西,但必须形成我们自己的研究格调,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体系。 笔者认为,中国国际关系学与西方国际关系学之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以和平与发展为宗旨。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愿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这里所说的和平,是指全世界的普遍和平,而不是指某一两个国家的绝对安全;是指世界各国平等的和平共处、友好往来,而不是指在一两个霸权主义国家控制下的非战状态。这里所说的发展,是指世界各国在互利基础上的共同发展和繁荣,从现实意义上来说,首先是指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问题,而不是指少数国家如何处心积虑地维持自己的发达地位、使富者愈富的问题。以这样的和平与发展为主题、为宗旨来构建中国的国际关系学,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一致性,这样才能适应国际关系进步、发展的规律和趋势,真正发挥其积极的有益的指导作用。 国际关系论文:试论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研究 【论文关键词】 全球化 国际关系学 研究对象 基本问题 主要方法 【论文摘 要】 在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广阔、内容复杂,但其基本问题是国家和国家及非国家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原则,具体的研究方法主要有:阶级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法、经济分析法等。 国际关系学是一门研究国际关系发展、演变规律的学科,主要是指研究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相互作用,各种国际体系运行和演变规律,特别是研究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行为体的跨国互动关系,并进而主要从政治的视角研究影响这种互动关系的一切因素的学科。在全球化的时代,国际关系的政治活动与国际关系、国家间的互利与合作、各个国家的政治动态有很大的关系。 一、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 国际关系学,顾名思义,是研究国家间关系的学问。然而,“国际关系”在其历史进程中,已经极大地超越了原本的含义,开拓全球空间,包容整个世界。但直至今天,国际关系仍不能算得上是一门比较成熟的社会科学,但是从现实中已经涌现的大量国际关系研究的专业机构,学术刊物乃至时事报刊看,国际关系已经成为了一门独立性较强的学科。 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国家出现就有了国际关系。但是古代对国际关系的研究没有形成一个学科,而是主要散见于古典政治学、历史学、哲学的某些部分。国际关系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是20世纪的事情。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第一个国际关系教席,一般被认为是国际关系学科建立的标志。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它才有了比较象样的可称为一门学科的轮廓,国际关系学者们在理论体系、主要概念、研究方法和主要研究对象等方面开始逐渐走向成熟。 全球化正在改变着人类历史的进程,也改变着国际关系,将其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加以重新审视,重新铸造。迅速变动中的国际关系以全球化作为新的逻辑起点,获得了意料不到的扩展空间,以至于我们再也不能把国际关系仅仅看做国家间关系,我们更应该把国际关系视为“全球关系”,这种新形态的国际关系注重所论关系的全球规模,更注重所论关系的本质意义的变化。它既有全球政治学含义又有全球社会学寓意,既包括国家间关系又包括跨国关系。国际关系日益与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水乳交融,合为一体,明显地表现出“全球关系”的整体性和趋势性。 国际关系在全球化趋势下迅速拓展,使得对国际关系学的界定从传统走向未来。于是关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也成了一门范围广阔、问题复杂的科学。从其原初意义上来说,人们通常把它视为“关注国家间的联系并且主要关注对外政策”的科学,或“关于国际关系体系运行和演变规律的科学”[1]。西方学者通常把国际关系学定义为研究关于国家权力关系的学科。由于当今国际关系现实与走势所决定,必须要扩展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和视角,使它成为一门把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并适当包括自然、物理科学在内的理论观点,兼收并蓄的独立科学或边缘学科。这一界定使研究范围拓展到全球空间,强调的重点从国家中心主义的国际关系转移到合作共治的全球关系。这种新的视角与观念重视国家合作共治,关注非国家行为者参与全球政治的重大作用。研究所有行为者之间的关系,是为了有助于我们理解国际关系的全球化的现象,理解全球政治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国际关系内涵的深化,它的研究对象也在深化。非国家行为者的出现,为国际关系注入了新鲜血液,它们与国家不同,其观念、视野、关注与工作方式都是全球性的,不强调中央权威和权力,而是努力通过全球共治来管理全球事物。非国家行为者作为一种清新力量迅速崛起,导致国际关系行为者的多元化。多元化的行为者之间的互动,打破了行为者一元说及其国家中心主义。原先只有国家间的关系一种,现在演化出三种互动关系,共同构成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基本内容,这种复杂多样、新旧交替的互动,充分反映了当今国际关系从传统走向未来的丰富内涵、鲜明特点和发展趋势。 二、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基本问题 我们学习和研究一门学科,抓住这个学科的基本问题是最重要的。所谓“基本问题”,就是说它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贯穿于一切的、内在的能赋予学科生命力的东西,是该理论体系的灵魂和核心[2]。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基本问题作为原社会学层次意义上的问题,它必须揭示学科全部研究内容的本质联系,由它可以推导出学科的范畴体系和概念体系,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基本问题必须是从研究对象高度抽象出来的一对客观辩证的范畴;第二,基本问题必须是贯穿整个当代国际关系始终的一个较为稳定的、最基本、最核心的范畴;第三,基本问题必须能够有效说明与解释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其它理论问题,或者说基本问题可以派生出当代国际关系的其它范畴与概念。 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与综合国力的竞赛在今后国际力量的角逐和国际局势的发展演变中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随着世界经济的国际分工与合作的不断加强,经济的作用已不仅仅在于增加国民财富,促进社会繁荣,还日益成为一国保障国家安全,提高国际地位,推行政治、军事和外交战略的重要手段。国际关系的实质是各种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核心是国家间的利益关系。这构成了国际关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主权国家和其他行为体各有其特定的利益。它们为实现自己的利益,在国际舞台上积极活动,力图引导或影响国际形势的发展,创造对自己有利的国际环境。各种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既有共同利益,也有不同或相悖的利益。共同利益和暂时的共同利益,可以构成国际协调与合作的基础;而利益的不同或相悖,则是引起摩擦和冲突的根源。 国家利益是影响、推动或制止国家在国际关系中行为的基本动因,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内容主要包括:安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国际威望和地位等。在不同类型的或相同类型的国家之间,彼此的国家利益经常存在着差别和对立。国家间利益的不协调是绝对的,协调一致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这就要求一国的外交政策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还要协调同他国、本地区乃至世界各国的利益关系。当代科技的进步,国际政治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各国和国家集团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变得日益重要,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但当今国际社会,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依然存在;国际形势剧烈变化,动荡不安;广大发展中国家仍要为维护和捍卫本国利益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国家利益依然是国际关系的核心。 虽然各国间还存在着利益的分歧、对立和斗争,但在经济发展、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类环境的改善等方面有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这将推动国际机制朝着协调与合作的方向发展。大致表现为三种基本状态:一是竞争。一国为了实现其国家利益,必然要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内同他国相互竞争、追赶、超越,从而使本国不断发展。二是合作。国际合作是指各种行为体之间在一定领域和范围内,在利益和目标一致或基本一致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一定程度的协调和联合。三是冲突。国际冲突是各种国际行为体之间因彼此利益和目标不同而造成的矛盾和对立。另外在新技术革命浪潮的不断推动下,交通、通讯手段日新月异,世界经济迅速走向国际化。各国经济利益相互渗透,紧密联系;同时,各国还面临着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口激增、自然资源匮乏、核战争威胁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需要国家间通力合作,共同解决。 三、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分析方法 现在,全球化视野下的国际关系学学科研究出现了新现实主义、新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等理论范式,我们必须要进行辩证的分析。该学科就方法论原则来讲,仍然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原则,坚持现实和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坚持学理的分析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就具体的方法论运用来讲主要是:阶级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法、经济分析法等[3]。 1、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存在这一基础与根据出发,建立起科学的唯物史观及其理论原则,并将社会历史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具体来说就是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经济和政治相互关系的原理,世界发展“合力论”的思想,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思想,国家理论,帝国主义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理论、民族解放运动理论、战争与和平理论,始终从唯物史观出发,从历史观发展的角度去进行研究,通过这种战略性研究,揭示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具有的复杂、多元意蕴,揭示出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具体形式等等。这样就能够自觉消除唯心史观,看清国际关系的本质,看清国际关系演变和发展的历史线索。 2、历史分析法 研究国际关系或任何国际问题,都要把它们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予以考察,根据它们产生和发展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进行分析,寻求其发展、变迁的原因,既要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以及生产力发展这一根源,又要考察人类历史活动的动机,正确对待领袖人物和人民群众在国际关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这是一个事实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研究方法,它的弱点是,历史经验不一定适合于解释当今国际关系的新变化。所以国际关系学要把传统的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二者结合起来。既要总揽全局,又要把握历史、时展的主要线索。 3、经济分析法 它强调世界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力量,国际关系是世界生产力的表现,它必须与世界生产力相适应,并随世界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即从国际关系是世界生产力的放映并受其制约的观点出发,分析国际关系的现象与趋势。同时,我们要重视国际关系的反作用,强调两者是辩证的、互动的关系。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各国各地区经济以及政治、文化等方面相互关系的加强,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离不开其它国家和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以及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在使用这一方法时,我们要特别注意,利益关系的核心决定性问题和线索,同时,它从其他科学中脱胎而来,从众多学科中得到借鉴,形成综合性、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 4、阶级分析法 阶级分析方法要求全面地、动态地分析阶级状况,分析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准确把握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和阶级力量的对比,把握社会运动和社会生活的脉搏。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化与国际经济政治化的趋势日渐加强,我们考察国际关系时,要注意它是否体现阶级关系,以及体现何种阶级关系,要研究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及其互相关系的阶级属性,分析国际关系的社会政治和阶级内容,从本质上揭示国际现象。但是,国际关系不等于阶级关系,切忌简单化、扩大化。阶级分析方法为我们透过纷繁复杂的阶级社会现象,认识阶级社会的本质和规律,提供了科学的指导。
教育技术研究论文:浅谈教育技术研究 摘 要:随着社会科学技术不断发展,我们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对教学的要求也越高,现代教育不仅需要高学问的人才,同时还要求具备高素质,高的品质。在教育深化改革的影响下,不断提高素质教育,我们对职业高中教师教学进行了一个全面的研究。现代教育理论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扮演了多样化的角色,他们不仅是作为一个知识,科学,技术的传播者,还是学生们学习和模仿的榜样,社交人际关系的艺术家,同样也是为学生集体的领导者,是学生们知心的朋友,培养一代代国家的栋梁之才。 关键词:职业高中;高中;数学教师 随着社会科学技术不断发展,我们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对教学的要求也越高,现代教育不仅需要高学问的人才,同时还要求具备高素质,高的品质。在教育深化改革的影响下,不断提高素质教育,我们对职业高中教师教学进行了一个全面的研究。 1 新课标下对教师角色的要求 1.1 教师应该具备新的教育理念 在教育全面深化改革下,要求教师也应该用新的教育理念来教学,尊重学生,指导学生。传统的教学方式忽略了学生的心理发展,只是要求学生要具备高学历,掌握知识,能过应对考试的应试教育。现代教育要求教师要求教师不仅能够“传道受业”,还能“解惑”,了解学生内心对学习的想法和态度,引导学生从心里能接受学习,培养学生的创新素质,树立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学生的道德素养,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建立平等互信的师生关系。 1.2 教学过程,教师应具备创新精神 社会的不断发展,对学生能力的要求也更多样化,而创新精神的养成要求老师在传授知识的时候对学生进行引导,在学习过程中,潜移默化的让学生养成对问题的探究和钻研的精神。据调查显示,目前很多职中学生在数学学习方面有所欠缺,成绩不是很理想。而这个问题的起因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学生在初中学习数学的时候,老师只是单纯的教授他们数学知识,而不注重培养学生对学习数学的兴趣和能力,让学生在学习中感受不到快乐,从而让他们对学习产生了厌倦的心理,放弃了对数学的学习。 从上面可以看出,培养学生学习能力,让他们能够主动的学习是教学中更加重要的任务。怎样让学生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老师可以在教授知识的时候对他们进行引导。比如,教授数学的时候,可以让他们知道这个只是是怎样被发现,被创造,中间都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这个知识可以运用在生活中的那些方面,让学生体会在创造过程中的尝试,失败,在失败,成功,体会到成功的成就感和喜悦,通过他们自已对数学的切身探究更加深刻的了解知识的内涵美。[1] 1.3 新课程的多样化要求数学教师具备良好的综合素质 职业高中的教学,具有多样化的特性,这就要求教师也具备全面的综合素质。要求数学教师不仅能够教授数学的基础公共知识,同时对整个高中的笛体系也有全面的掌握,能过让学生根据自身的特点和发展方向来选择不同的课程,让教授的课程致力于学生的兴趣和志向,为他们今后的学习提供更加坚实可靠的基础,同时满足他们今后职业发展的需求。 2 职业高中数学教师应具备的素质 2.1 高中数学教师教学理念的转变 职业高中数学教师首要的是要清楚明白教育、课程的改革是必要的,也是极其重要的,老师要做的就是甩开老旧的教育理念,挣脱古板教学模式的束缚。教育的改革,树立正确的教学理念,给学生树立正确的教育素质榜样。[2]另外,高中数学老师要意识到教师这一角色在教育改革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正确认识到在这场课程改革中教师的作用,可以用自己满腔的热情投入到课程改革创新中去。最后一点,目前教育都提倡素质教育,而数学素质教育的提出,更加要求数学教师在正常授课的同时,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动手动脑能力,也要关注学生身心健康的发展,促进学生个性的发展。新世纪的数学基本理念就是“人人学习有价值的数学,人人都可以获得必要的数学,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 2.2 数学教师知识结构的更新 教育的改革必定促进着课程的改革,而教师的知识结构也必然要随着课程改革而随之得到更新,以往教师的知识结构简单的由本性知识、条件知识、实践文化与文化知识所构成,课程的改革导致课程知识有的是教师掌握的,但有的却是没有掌握的,这就需要教师及时的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教师为了适应新的教学,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适时的通过自学或者培训提升自己的专业理论知识,也可以通过实时的新闻报道、报刊等媒体手段来拓展自己的能力与知识域,充实自己的时间知识。当然,数学文化课的新增不仅需要数学教师了解自己专业的历史之外,同时也要深刻的理解数学这门课程的教育价值,随着社会的进步,也许数学教师未来会面对更加复杂的学生,这也正意味着数学教师不断加强自己的心理素质和拓展自己的知识面,可以用全新的面貌和最新的教育理念进行自己的教学事业。 2.3 数学教师心理观念的更新 社会在不断进步,教师这一职业也就没有从前那般神化,从前的文学时代,教师是学生的知识来源,学生要通过老师的授课教学,获得知识,才可以自己看书阅读;如今是信息的时代,学生们可以借助更多的工具获得自己想要得到的知识,毕竟互联网的渠道是很多元化的,这样一来学生从媒体、网络上获得的知识与信息要比从教师那里来得快速与丰富,所以现在教师在学生那里的权威要大打折扣,教师要适应这样的心理落差。 教师并不是神圣不可高攀的,在授课的课程中,只有老师与学生有交流,教师的授课效果才会好,学生获得知识的质量才会高,老师与学生是相互的,老师要成为学生的朋友,才可以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学习能力、以及上课的积极性,一般情况而言,老师与学生有着平等的人格,这也是教师心理观念需要接受的事情。 教育技术研究论文:“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环境下的现代教育技术研究 摘 要:针对“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对知识载体和传播环境的颠覆性,现代教育面临的巨大挑战,研究如何将“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与现代教育技术融合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全面深入研究“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和现代教育技术,阐述了大数据时代“互联网+”环境下的教育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分析了现代教育技术应用需求,探索了现代教育技术的创新之路和创新性评价,为现代教育技术的革新和未来教育发展提供新的方法和思路。 关键词: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现代教育技术 一、引言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普及和广泛使用,全球数据呈爆炸式增长,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数字化程度不断提高,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数据,而且产生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数据来源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可谓是特别广泛,其中最主要的有科学研究(天文学、生物学、高能物理等)、社交网络、电子商务、物联网、移动通信等。[1]IDC 公司的研究显示:2009年到2020 年,全球数字信息的总量将增长44 倍,达到大约35.2 ZB。[2] 对于如此迅猛增长的数据, 世界上各个国家以及各个领域的人们都逐渐意识到了其中所蕴涵的巨大价值。 在2015年5月23日《新闻联播》中提出:“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化信息技术,深刻地改变着人类思维,生产、生活和学习的方式,深刻展示世界发展的前景。”在“互联网+”环境下的大数据时代,研究如何将“互联网+”、大数据技术与现代教育技术融合对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环境下的现代教育技术是未来教育技术发展的方向和趋势。 二、“互联网+”技术研究 1.“互联网+”定义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社会生产进步的基础上,社会生产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生产力是最终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互联网便拥有这种决定性的力量。互联网能够实现查资料和聊天,提供市场交易平台,大大缩短了时空距离,提高了工作效率,因此它不仅仅是一种生产关系的表现,还是一种生产力。 “互联网+”既是互联网创新发展的演进形态,又是一种新经济形态。“互联网+”是基于网络技术和计算机技术,通过对各个领域的大数据信息、科学知识资源优化配置和深度融合,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革新,从而促进生产关系改变,使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广泛而深刻变革。[3]“互联网+”将改变现有的经济结构、企业的运作方式、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教育方式。如果说工业时代进一步推动了人类的社会分工,那么互联网信息时代则推动着人类的逐步融合,互联网改变着人们的交流、交往、追求、表达和交易的方式,调整着人们的注意力,“互联网+”是综合所有这些形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新组合。 2.互联网为什么要“+” 自美国雅虎成立开启人类互联网时代的20年以来,互联网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拥有6.3亿互联网用户,早已居世界第一。互联网时代催生的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奇虎360、搜狐、网易、金山等巨头,不仅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还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如果不能革新生产力,互联网浪潮必然会遭到致命性的挫折。 “互联网+”中的“+”代表了多。互联网除了能上网,还能购物;除了能购物,还能看电影;除了看电影,还能打游戏;除了打游戏,还能炒股票;除了炒股票,还能找对象;除了找对象,还能……互联网+传统集市,有了淘宝;互联网+传统百货卖场,有了京东;互联网+传统银行,有了支付宝;互联网+传统红娘,有了世纪佳缘;互联网+传统交通,有了快的、滴滴;互联网+传统新闻,有了柴静《穹顶之下》病毒式的传播。“互联网+”是在信息通信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基础上深度融合了传统行业和互联网的一种创新的发展生态。 3.互联网+教育 那么“互联网+传统教育”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2014年我国有1916.5万人没有接受大学高等教育,中国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通过“互联网+传统教育”产生创新型的现代教育技术,进而深刻变革高等教育,使高等教育大众化教育体系的建设成为可能。[4]真正让那些未能考入大学的学生足不出户在家便可以学习并取得相应的文凭和技能证书,大大提高我国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和整体国民的素质,从而极大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三、大数据技术研究 1.大数据定义 什么是大数据?大数据是巨量数据的集合,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给出的大数据定义是:一种规模大到在获取、存储、管理、分析方面大大超出了传统数据库软件工具能力范围的数据集合,具有海量的数据规模、快速的数据流转、多样的数据类型和价值密度低四大特征。 2.大数据技术 大数据技术是在数据库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同时又大大超出了传统数据库的范围,“大数据”技术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大的“数据”和大的“数据库技术”。严格意义上讲,本质上大数据技术和数据库技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技术体系。大数据技术概念关系分析如图1所示。大数据技术重在对含有意义的数据进行专业化处理,而不在于掌握庞大的数据信息。 创新是在现有技术体系上的拔高,而不是摈弃原有的技术体系。大数据的出现并不否定数据库技术的历史贡献。在结构化和非结构化并存的环境下,大数据和数据库技术,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3.大数据+教育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知识载体和传播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具的更新与高效,便可以更好地实现知识的传播和接收。教育的内涵与外延也随时代的进步而发生着巨大的变迁。教育的内涵是利用数字化技术实现知识更新与传播的高效与便捷;外延是受众与教师在知识接受与传播环节的数字化工具及网络虚拟化课堂。 教育技术研究论文:基于大数据的教育技术研究新范式的创新与发展 摘要: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数据也在迅速的膨胀,所以大数据成为当前信息技术发展的重要特点。近年来,大数据技术受到了社会的高度重视,并且广泛的应用到我国的教育领域中去,对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水平的提高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通过对大数据的特点进行分析探究,并对大数据的教育技术研究新范式创新发展情况进行具体的阐述。 关键词:大数据 教育技术研究 新范式 创新与发展 随着我国对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逐渐出现了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社交网络等多种网络形式,极大的拓展了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领域。近年来,互联网数据在不断快速的积累和增长,逐渐迎来了大数据时代。大数据的出现被我国思想政治、市场经济、文化生活、教育等各个领域广泛的应用,对我国的整体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目前,我国的教育事业也广泛的应用大数据技术,并且将其渗透到教育发展的整个过程,包括教育管理、教学方式、学习行为、教学评价等方面,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大数据技术的特点 (一)规模大。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大数据的规模也在显著的提升,逐渐呈现海量化的数据。我国个人计算硬盘一般为TB的容量级,而大部分企业的数据量已经达到了EB的容量级。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研究结果分析,2016年全球企业计算机硬盘上的储存数据已经大大的超过了8EB的容量级。预计到2018年全球互联网移动终端所产生的数据量将会达到7300PB。目前,大数据规模还在不断的积累和增加,并且个体数据的规模会从TB的容量级到PB容量级不等。另外,现实生活中各种方面的来源都能产生数据,提高大数据的规模。 (二)内容形式多样。大数据的来源渠道和内容形式呈现多样性的特点。例如,网络空间日志、各种社交软件、网络搜索引擎、手机的通话记录等等都是大数据的来源渠道。同时,以上这些来源渠道的内容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例如,文字、图片、动画、视频、声音、HTML、文件、报表等都是大数据的呈现形式。这些数据有科学性较强的新闻数据,同时还有个人情感色彩较强的数据,没有明确的大数据结构和范畴。 二、大数据的教育技术研究新范式创新发展情况 (一)大数据技术革新了教育理念和教育思维。大数据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改变了传统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维。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无时无刻的不在产生大数据,例如,学生在用计算机进行学习过程中,所做的作业、笔记、实验以及发表的微博等都能成为大数据的一部分。甚至是考试过程中的一个结果都能成为大数据,同时还有课堂上老师与学生的交流与互动的内容也涉及到了大数据。此外,大数据使得教育思维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老师可以运用大数据对教育数据进行分析,深入挖掘大数据中与学生教学情况相符合的数据内容,从而对教学计划进行科学合理的制定和执行,提出满足教学需求的教学策略,进而有效提高学校教育教学的质量。 (二)大数据技术实现了个性化教育。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学校实行个性化教育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推动我国教学方式从群体教育朝着个性化教育方向发展。利用大数据技术方便老师对每一个学生的具体表现进行细微的观察,例如,学生翻书的时间、听课的状态、对每道题的停留时间、课堂上的发言情况等等,都可以清晰的了解到。同时,这些数据的产生具有一定的过程性,例如,课堂上的学习过程、做题过程、学生的交流与互动过程等等,是对学生每个具体行为和现象的清晰记录。老师可以通过所记录的数据深入了解每一位学生的学习状态、学习水平以及表现能力等,而且这些数据都是在学生不知情的时候记录下来的,所以这些数据更加真实的反映学生的实际情况,为老师提供了最为个性化的学生信息。最后,老师通过对每一为学生的具体分析,从而根据学生的学习特点和习惯,制定出个性化的教学策略,对每一位学生进行针对性的因材施教,提升学生的学习成绩,进而有效的提升学校的教学质量。 (三)大数据技术加强了学校的管理。大数据技术在学校管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利于推动学校管理朝着科学化、精确化的方向发展。学校的管理工作离不开信息数据,学校是教育人才、教授知识的重要场所,拥有着非常多的专业学科,其中每天的教学活动和管理活动中都会产生大量的信息资源。同时,学校在进行管理工作过程中,各种的决策活动、教学目标、教学计划、教学评价活动、老师和学生的管理活动等等,都离不开大数据的支持,并在此基础上还可以不断的产生新的数据,所以大数据的掌握和产生对学校管理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另外,可以充分的利用大数据技术对学校网络信息进行安全管理,例如,大数据可以帮助学校对日常的网络运行数据进行分析,为学校的信息安全管理人员提供良好的条件,及时发现学校网络信息运行存在的问题,生成应对策略报告,为计算机升级或者是进行杀毒等措施,提高学校网络信息的安全性。 三、结语 总之,大数据技术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并且被广泛的应用到教育领域中去,对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水平的提升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我国要高度重视大数据教育技术的应用,利用大数据技术改变传统的教育模式,实现对学生的个性化教育,加强学校的信息安全管理工作,不断推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创新发展。 (作者单位: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教育技术研究论文:教育技术研究:教育教学问题解决的视角 摘 要:文章提出把教育技术作为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一种技术手段来定位,并引用教育技术专家学者的相关观点和国内外教育技术的典型案例予论证,同时对教育技术问题进行尝试性分类,提出了以教育技术问题为导向的教育技术活动原理。 关键词:教育技术定位;教育技术目的;教育技术问题分类;教育技术活动原理 一、引言 教育技术学及其学科的定位问题是教育技术学基本理论问题的基石,而其他基本理论问题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石上的大厦,如果地基不牢,大厦随时有坍塌的危险。[1]自从电化教育在国内开展以来,我国教育技术事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艰辛的历程,其根本原因是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系统理论体系去指导教育技术实践的开展,不明确自身在信息化教育实践中的定位。[2]定位是否准确,关系到学术的方位、工作的效应乃至系统的正常运转,如果定位错误,就不能司其本职,造成整体的紊乱,[3]甚至陷入一种“被寄予对教育进行革命的巨大期望―在学校中大规模实施尖端技术―数十年后被证明期望落空”的怪圈之中。[4] 因此教育技术的定位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重要问题。 在对已有的定位观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刘美凤指出教育技术定位于技术(这里的技术不仅包括信息技术,还包括观念形态的技术,如各类教学策略、设计模式、开发流程等)。 [5]张祖忻进一步指出,教育技术不同于教育领域其他研究与实践的独特之处是其解决教育问题的方法,把教育技术作为一项解决教育问题的系统技术来定位。[6]梅家驹同样认为“教育技术是教育科学的一门分支,而它的定位却在于技术,它涉及到解决教育问题的方法、研究和实践‘如何做’的问题,并不是一种纯科学的概念”。[7] 但关于这个问题也存在不同的声音。李龙指出教育技术不应该仅仅定位于“技术”,还因为它逻辑起点的双重性,既是教育学学科的分支学科,又是技术学学科的分支学科。[8]本文论述了以问题为导向的科学哲学方法论,提出教育技术是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一种技术手段的观点,尝试着对教育技术问题进行分类,提出了以教育技术问题为导向的教育技术活动原理,并引用教育技术专家学者的相关观点和国内外教育技术的典型案例对笔者的观点给予论证。 二、问题的科学哲学观点 当代许多有见地的科学家和哲学家都认为科学研究是从“问题”开始的,“问题”推动研究、指导研究,问题的深入就是研究的深入。[9] 爱因斯坦在与英菲尔德合著的《物理学的进化》一书中,将“问题”看作是科学发展的契机,把物理学进化的历史看作是问题不断展开和深化的历史。希尔伯特作为19世纪和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也同样把“问题”看作科学和数学发展的灵魂。杜威在他的《我们怎样思维》一书中,将生活看作是解决问题的过程,十分强调研究要从考察问题境况入手,人的思维、实践活动是从疑难情境(困难、问题、疑惑)开始的。陶行知曾说,创造始于问题,有了问题才会思考,有了思考才会有解决问题的方法,才有找到独立思路的可能,有问题虽然不一定有创造,但没有问题一定没有创造。[10]武法提认为,教育技术应坚持学科的应用属性,其使命是从教育技术的视角、用教育技术的方法解决教育中的问题,教育技术应该放在解决教育问题的大背景下去思考。[11]同样有学者认为学术发展史就是问题发展史,并引用日本学者的观点,认为“教育学是以‘教育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同样可以引申为“教育技术是以教育教学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科学”。 三、 问题及教育技术问题的分类 1. 问题的一般分类 问题的分类方法和标准有多种,笔者列出了一些主要分类: (1)按心理学可以将问题分为良构问题和非良构问题。良构问题是非真实情境的、解法同一且具有唯一解的问题,非良构问题是基于真实情境的,有多种解决方法且没有唯一解的问题。但在实际过程中,人们遇到的问题是良构和非良构问题的综合元问题(mete-problem)。[12] (2)按系统科学方法可以将问题分为硬系统问题(以霍尔系统工程方法为代表)和软系统问题(以切克兰德软系统方法为代表)。[13] (3)按学科内容可以将问题分为物理问题、化学问题、生物问题、数学问题、经济问题、教育问题等。 (4)问题主要由4个要素组成:目标、个体的现状、从现状到目标的障碍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按障碍要素分类,可以分为3类: “内插障碍”的问题、“合成障碍”的问题和“辩证障碍”的问题。[14] “内插障碍”的问题是指问题的初始状态Sa与问题的期望状态Sw是已知的,问题解决只需要对已知操作进行正确组合和排序。 “合成障碍”的问题是指问题的初始状态Sa与问题的期望状态Sw是已知的,但是有效操作的具体组合是未知的,并且有几个操作本身也是未知的,因此问题解决是找到有效操作并将它们通过正确的方式组合起来。 “辩证障碍”的问题是指问题的初始状态Sa是已知的,但问题的期望状态Sw只有一个整体性的标准,而且其标准和程度是模糊不清的,因此问题解决需要考虑主观层面上最令人满意的方法。 障碍的类型决定于问题解决者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的不同。一个问题一般不会只有一种类型的障碍,教育技术问题一般是多种障碍混合的复杂问题。 (5)按问题解决的方法分类,可以把问题分为简单问题(用简单方法可以完美解决)和复杂性问题(用复杂性的方法论可以改善)。 2.教育技术问题的分类 教育技术问题是教育技术研究的对象。以下是一些常见的教育技术问题:网络课程开发问题、知识管理和知识工程问题、绩效技术问题、网络教学问题、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问题、教学设计问题、学校教室中信息技术教学应用问题、利用教育技术提升学生学习水平问题、多元教学评价问题、教学评价自动化问题、远程教育问题、移动学习问题等等。 根据何克抗的观点,也可以将教育技术问题分为提高教育教学的效果、提高教育教学的效益、提高教育教学的效率问题。[15]效果即改进教学质量和提高教学水平,如乔纳森的技术支持下的问题解决、技术支持下的思维建模、基于问题的学习(PBL)、基于设计的学习、基于案例的推理、技术支持下的知识建构、虚拟创客空间与创造性学习;效益体现在用较少的资金投入获取较大的产出,即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人才,如网络学院和开放大学利用信息技术突破时空扩大招生规模;效率则体现在按质按量地完成规定的教学任务只需较少的时间,如利用网络查阅教学资料,可省时便捷;网络环境中的协作问题解决可跨越时空,节省了大量时间。 按学科内容,依据AECT94定义,笔者把教育技术问题分为教育技术的基本问题和混合问题两个大类。基本问题又分为两个小类,即有适合技术支持的教学资源建设问题(如网络课程开发、移动学习、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等)和教学过程优化问题(如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情境教学的设计、网络环境中的自主学习设计等)。而混合的教育技术问题(如绩效技术、网络教学设计与开发、学习环境的设计与开发问题、远程教育环境建设等)一般是上述两类基本问题交织、混合而成。 教学技术问题的解决进而可推动教育的改革,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学水平和效率,使终生学习的理念变为现实。 3.问题导向的教育技术 张掌然在《问题的哲学研究》一书中将问题的功能分为以下四种[16]: (1)导向功能:问题的导向功能是指问题大致规定了认识的方向,规划了探索的大致范围,指出了思维的基本视角。 (2)组织功能:认识活动以问题解决为中心,经验事实、理论观点、研究对象、研究途径与方法等诸多因素以问题解决为核心被组织起来。 (3)激发功能:问题具有挑战性、刺激性,能激发我们探索的积极性。 (4)评价功能:问题能够作为评价认识、思维和理论以及人的行为和境界的尺度和标准,以至于波普尔和劳丹都把问题看作科学进步的评价标准。 在教育技术领域中,教育技术问题具有导向功能,即教育技术问题管控着教育技术活动,教育技术活动应该围绕教育技术问题的解决而展开。教育技术活动是否有效应该进行评价方可知晓。而教育技术的评价应该依据教育技术问题解决设定的目标。三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如图2所示: 四、从学者的观点看教育技术是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一种手段 从问题的科学哲学方法论视角,笔者认为教育技术是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一种技术手段。这种看法,与以下学者观点一致: 埃林顿认为,作为教育技术就是解决问题的系统、 科学的方法;海涅克也提出教学技术最基本的前提是策略,是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这里的教学技术也可以理解为教育技术;罗米斯佐斯基在关于教育技术及其学科的认识上强调教育技术是科学的方法,是问题的解决方案,这就指出了教育技术定位在“ 技术”、“ 策略”、“ 问题的解决方案”方面;杰恩瑞也提出教育技术的实质是理性地运用人类对教与学的研究成果解决实际的教学问题。[17]同样,焦建利教授也认为教育技术问题是教育技术学研究的起点。[18]张祖忻教授提出,国外教育技术文献上常认为教育技术工作者是“问题解决者(problem solver)”。[19]任友群也认为,“所谓教育技术,是指为解决教育问题而采用的教学的、学习的、开发的和管理的技术的集合。”[20]杨开城在《教育技术学――“开发取向”的教育理论探究》一文中提到,教育技术学研究的“开发取向” ,使教育技术学必然成为一门通过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体验达到对教育教学系统运行规律的自为性理解的学科,这里的“开发取向”就可以理解为一种形态的技术。甚至,杨开诚也明确提出,“教育技术自始至终是为了解决教育教学问题而存在的, 是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技术、方法和技巧”。[21]这些说法都证明了教育技术是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手段的观点。 不仅如此,刘美凤还认为,多媒体课件开发也是解决相应教学实际问题的手段。[22]高文认为教学设计是一种教学“问题―解决”的工具。[23]除此之外,张祖忻也提出,教育技术领域使用最广泛的九四定义强调的五个范畴:设计、开发、利用、管理、评价,其实就是一种系统技术。[24]这些专家学者的观点从侧面论证了教育技术是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手段。 另外,从宏观层面看,现今发展迅猛的网络教育也可以借助技术整合优秀的师资力量,平衡教育资源,为解决教育问题提供契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孙波认为,通过网络实现的廉价和便捷的教育资源可以为教育公平问题带来实际上的改善。网络教育的发展也为学习的个性化、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可能。这些观点都为“教育技术是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一种技术手段”这种观点提供了证据。 五、从中外的一些典型案例看教育技术是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技术手段 斯坦福大学创新学习中心主要负责人之一、学习科学与技术设计项目主管罗伊・庇(Roy.D.Pea)从1981年开始研究信息技术如何支持与提高学与教(教学过程优化问题),目前的项目WILD从1996年开始促进学生学习数学、科学以及其他学科中的重点难点; 温特贝尔特大学的认知与技术小组(CTGV)从1984年开始研发有技术成分的教材(有适合技术支持的教学资源建设问题),该中心开发的贾斯珀系列有利于创造培养学生解决数学问题的能力学习环境;[26] 美国学习技术中心(CTL)所做的EETI项目致力于提高技术在促进教与学上的有效性(教学过程优化问题);CLNet项目致力于帮助学生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学科中进行高质量的基于一定标准的学习(教学过程优化问题);[27] 《E-learning:在数字时代传递知识的策略》(罗森伯格著)是E-learning领域里第一本描述如何发展一种全面的组织型学习策略的书(教学过程优化问题);[28] 《学习环境的理论基础》(戴维.H.乔纳森著)一书中,笔者提出用活动理论创设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环境以促进学习(混合问题);[29] 《教学设计原理》(R.M.加涅,W.W.韦杰等著)阐述了如何根据不同的学习结果类型创设学习的外部条件,从而引发学习者学习的内部条件以促进学习(教学过程优化问题);[30] 《教学系统化设计》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Dick Carey教学设计模型(教学过程优化问题),这些成果都致力于解决特定的教育教学问题,也从侧面证明了教育技术是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手段;[31] MOOC提高教学效益和教学水平,促进教育公平,推进终生教育的实施;翻转课堂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基础,促进了学生的知识建构。 任友群根据一些国内教育技术学专业的硕、博士学位论文以及发表在相关教育类核心期刊上的论文归纳总结了目前国内教育技术界研究的热点[32]: (1)学习技术系统(基于语义网络Semantic Web、虚拟现实技术等)的创建,研究如何用技术激发学习动机的问题(教学过程优化问题),支持自主学习,支持探究学习、协作学习、反思学习、体验学习(如怎样利用虚拟现实技术促进学习,知识管理技术在促进学习中的作用)。 (2)研究网络教学的问题,如网络教学资源的共建与分享(开放式教学资源网络管理平台的研究与实现),基于网络的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的创设(WIKI在教学中的应用),基于网络的研究性学习,网络课程设计(基于多元智能理论的网络课程设计以及有适合技术支持的教学资源建设问题)。 (3)研究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的问题(教学过程优化问题)。 (4)研究情境学习的教学设计问题(教学过程优化问题,如目标导向情境学习的教学设计应用研究)。 (5)学校教室中信息技术教学应用问题(有适合技术支持的教学资源建设问题,如交互白板、多媒体教室解决方案、数字化语言实验室)。 (6)教学互动分析技术问题(混合问题,如借助课教光盘直录系统)。 (7)利用教育技术培养学生有关思维能力的问题(混合问题,如应用培养创造性思维元素的教学策略与方法等技术的《创造性思维能力教学设计的过程模式》)。 (8)多元教学评价与教学评价自动化问题(适合技术支持的教学资源建设问题,如计算机辅助评价中的技能性非客观题的自动测评和主观题的自动化测评问题)。 (9)教师教育研究问题(教学过程优化问题,如研究教学中的提问)。 (10)计算机的网络技术新进展在促进学习中的应用问题(混合问题,如网络技术在远程教育中的应用、数据挖掘技术在网络课程评价中的应用研究)。 (11)视频技术在远程教育中的应用(有适合技术支持的教学资源建设问题,如交互式流媒体课件的开发、任务驱动与流媒体在远程教育中的应用)。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教育技术研究的重点都放在解决教育技术领域内具体问题的基础上,因此笔者认为,教育技术是一种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技术手段。 六、小结 本文简明扼要地论述了以问题为导向的科学哲学方法论,尝试性地将教育技术问题分为基本问题(包括适合技术支持的教学资源建设问题和教学过程优化问题)与混合问题两大类,提出了以教育技术问题为导向的教育技术活动原理。同时,引用教育技术专家学者的相关观点和国内外教育技术的典型案例对教育技术是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一种技术手段的观点给予了论证。 教育技术研究论文:新时期背景下教育技术研究 【摘 要】伴随新课程改革的逐渐深入,教育部门对班主任的班级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标准,要求班主任应当转变以往的班级管理理念,并且建立全面、系统的班级管理策略,以使班级管理朝向规范化、制度化方向发展。长期以来,在制定班级管理策略方面,班主任也在不断完善改进的对策,虽然取得一些成效,但是仍旧存在诸多问题,阻碍班级管理的顺利开展。本文主要阐述了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班主任如何构建班级管理策略,进而使班级管理达到新课程改革的需要。 【关键词】新时期 班主任 班级管理 策略 构建 最近几年,随着新课程改革进程的不断加快,班级管理问题一直是教育部门关注的焦点,但是,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班级管理策略制定的过程中,经常出现一系列的缺陷。因此,现阶段,教师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制定科学、合理的班级管理策略,以使班级管理朝向健康的方向发展。 1班主任班级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1.1缺少对学生价值观念的教育 新课程改革的快速发展,主要强调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教书育人,促进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在开展学生教育的过程中,班主任发挥重要的角色。然而,现阶段,班主任进行班级管理的过程中,只注重学生的学科成绩,却忽视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这不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导致学生的思想观念产生偏差[1]。 1.2管理理念和方式落后 随着素质教育的逐渐深入,越来越强调教育应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目前,虽然大部分班主任能够认识到素质教育理念对学生发展的重要性,但是,在实际班级管理的过程中,应试教育理念仍旧占据主导地位,班主任衡量学生的主要标准依然是考试成绩,这与素质教育理念是不一致的。 1.3忽视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现阶段,由于学生的学习压力较大,大部分学生都存在心理疾病,例如,自卑、不自信、消极等等。然而,班主任在班级管理的过程中,并不能够随时关注学生的心理发展变化,使学生无法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对学习失去信心。因此,基于此种状况,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走出自卑困境,使学生能够积极的面对学习和生活。 2构建班主任班级管理策略的对策 2.1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 现阶段,为了提高班级管理的效率,班主任应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转变自身的管理角色,使每一位学生都能够积极主动的参与到班级管理之中,进而加快班级管理的进程。即采取学生自主管理班级的模式,在班级管理的过程中,让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到实践学习活动之中,转变学生以往的观念,使学生能够充分认识到班级管理与自身存在密切的联系,班主任应使学生自主进行班级管理[2]。 例如,在设定班级发展目标、制定班级规章制度、协调学生的人际关系等等,学生可以自主进行管理,对于学生做出的管理模式,如果存在问题,班主任应引导学生改进,以确保管理机制的科学性、合理性。 2.2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 伴随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以及素质教育的快速发展,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加注重学生的能力。素质教育强调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促进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这就要求班主任应转变以往的教育理念,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依据学生存在的实际特点,与外部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制定与之相适应的班级管理策略,即因材施教原则,进而使学生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2.3班主任应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 现阶段,在班级管理的过程中,由于班主任自身角色的特殊性,使其对学生具有示范作用,因此,班主任的言行举止都会深深的影响学生的行为。这就要求班主任应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并且应当有自身的兴趣爱好,进而为学生传递生活、学习的正能量。 2.4班主任应经常与家长交流、沟通 在管理学生的过程中,家长发挥重要作用,因此,这就要求班主任应经常与家长进行交流与沟通,使家长能够认识到自身应承担的责任,认识到教育对孩子发展的重要性,转变家长传统的教育观念。此外,家长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在学习方面,要求不要过于严格要求,这会使学生产生逆反心理,但是家长必须让孩子树立积极进取的正确思想。在生活方面,家长应经常关心孩子的心理发展变化,但是不要过分的溺爱孩子,这不利于孩子身心朝向健康的方向发展[3]。 2.5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现阶段,大部分学生都处在心理叛逆阶段,不能够正确认识到学习对自身发展的重要性,因此,这就要求班主任应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随时关注学生的心理发展变化,部分学生对网络游戏非常痴迷,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走出网络游戏,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部分学生能够按照班主任的要求,班主任应给予鼓励和支持,以使学生获取成就感。 3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班主任班级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完善的对策,我们可以看出,在班级管理过程中,班主任发挥重要角色,对学生的身心发展至关重要,但是,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在班级管理的过程中,班主任的管理方式仍旧存在诸多的缺陷。因此,基于以上存在的问题,要求班主任应转变传统的班级管理观念,注重学生的身心全面发展,经常关注学生的心理发展变化,并且与家长共同努力、合作,提高班级管理效率。 教育技术研究论文:计算机教育技术研究 【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及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对职业技术人才与劳动者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就要求计算机应用专业课程设置、专业教学及教师队伍建设必须与教学目标、社会发展相适应,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计算机教育教学的质量,才能推动职业技术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主要对计算机基础教学的特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职业技术院校 计算机教学 问题 对策 特点 职业技术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具有综合职业能力与素质的高质量人才,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但现阶段,大多数职业技术院校在计算机教育教学中还存在诸多弊端。如教学模式与结构无法适应社会市场的需求,为此,教师在计算机教学中必须提升计算机教学的应用性、实践性,在加大计算机教学力度的同时,提升学生学习积极性,为学生就业提供技术支持。 1计算机基础教学的特点 作为我国计算机教育体系的主要内容,计算机基础教育在培养学生计算机知识及能力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影响着我国信息技术的应用与发展。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计算机基础教学在职业技术院校教育教学中占据的位置也越来越重要,为有效提升学生计算机操作能力,教师应在分析计算机基础教学特点的基础上,选用科学有效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才能达到良好的教学效率。 1.1覆盖面广 在内容上计算机基础课完全覆盖了计算机科学中最重要的基本知识及基本理论,包括:操作系统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网络技术、信息系统安全、多媒体基本知识与原理等,同时还还涵盖了Windows操作系统、office办公软件等操作方面的实用技能。由此可见,必须从理论与实践方面,对学生进行全面的计算机教学,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还可以满足社会需求。 1.2实践操作量大 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是计算机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之间必须紧密连接、有机结合,实现学生由理论知识向动手能力转化。大量实验实践活动是这一过程实现及转化的重要依据,通过不断应用与操作练习,可以对计算机基本操作技能进行有效提升。 2职业技术院校计算机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2.1教材内容滞后 作为高新技术,计算机专业实用性较强,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教材作为计算机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教学中对学生学习能力的提升具有关键性的作用。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教材无法跟上时代的脚步迅速更换,这种情况的长期存在,导致教材无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最终无法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为此,教师在教材选用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计算机技术发展应用的现状,将新知识点融入到教学内,为教学质量的提升提供可靠的保障。 2.2基础设施落后 计算机作为计算机教学的重要载体,只有及时更新其程序、软硬件,才能保证学生操作技能水平的提升。作为一个以应用为主的专业,计算机教学必须完善其基础设施,如不断更新其校园网络等。但具体教学过程中,往往存在诸多问题,如学校资金不足,导致无法更新计算机基础设备,这种情况下,无法确保基础设备符合新的系统软件与使用的图形操作界面。同时,如果安装、调试及维护计算机的能力不足时,将对计算机教学造成极大的影响。 2.3教学方式老旧 为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目前大部分教师在教学中都选用配图、动画等方式来达到良好的效果,但这种方式只是传统教学模式的延伸,并没有将计算机教学的特色及教学理念体现出来。也就是说在现阶段计算机教学中仅对教师的“教”加以强调,严重忽视了学生的“学”,在教学设计中,学生如何“学”的问题很少涉及。这种情况下,学生很少参与教学活动,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其学习积极性与能动性就很难发挥出来,严重制约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2.4师资力量及水平受限 在各行各业发展中计算机技术得到了广泛地应用,目前计算机专业已经成为各大院校的热门专业,在职业技术院校教育教学中计算机课程地位也越来越高,在此基础上,计算机专业招生规模也得到扩大。这种情况下,学校师资力量已经存在严重不足的现状,师生比例严重失调情况的出现致使办学特色无法体现,更无法保证学生知识水平的提升。 3应对职业技术院校计算机教育教学对策的分析 在职业技术院校教学活动中计算机教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在学生素质提高及创新能力提升等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学校是人才培养的基础,其计算机教学目标为大众教育与素质教育。对学生积极探索、独立思考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可靠地保障。在计算机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已经成为摆在计算机教师面前的重要问题,为此,必须对计算机教学加以重视,在提升教学质量的同时,实现学生实训技能的提高。 (1)作为职工技术院校教学基础建设的重要内容,计算机课程建设是专业建设的基础,是教学质量提升的重要手段,计算机课程改革可以对学校教学水平进行直接反映,并对培养人才起到关键性作用。为进一步推进计算机课程改革力度,必须完善课程管理方式,明确课程指导思想,并进行相应激励机制的建设。在计算机课程改革中必须遵循技术特点及学生所学专业,教师调整教学内容,以此提升教学质量。 在教学质量提升的同时,应选用合理的教学方式,在计算机教学中教师可以进行小班化教学与项目教学法。首先,小班化教学。将班级人数在25到30人之间进行控制,计算机课程应确保每个学生人手一台电脑,以此提升计算机操作水平。 其次,项目教学法。项目教学法应用的目的就是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在计算机专业课程教学中,应用到项目教学法的内容主要包括:OFFICE办公软件、网页设计、网站建设等课程。通过项目教学法的实施,才能提升学生的操作能力、问题分析能力。 (2)进行计算机课外兴趣额培训活动的开展,进而对学生健康上网加以指导。遵循学生专业学习特点,进行计算机课外兴趣小组的组建,这对学生计算机兴趣提升具有重要作用。目前根据活动类别,常用的兴趣培训如表1所示。 (3)加强实训教学管理。实训是计算机专业教学的主要环节,为提升实训教学效果,就必须提高实训教学管理水平。为此,在计算机实训教学中学校必须对其资金投入力度不断提升,这样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才能确保实训设备满足教学内容的要求。在实训设备投入中,学校不能只对计算机数量、机房大小加以重视,更要建设真正意义上的功能齐全的组装维修实训教室及网络实训教室。同时进行多媒体教学及监控管理软件的合理配置。只有确保设备完善,才能为计算机教学提供可靠的保障。作为计算机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师在具体教学中利用合理的教学的方式,可以为学生进行良好教学氛围的创建。在计算机教学中让学生增加动手能力,对学生计算机操作能力的提升十分有利。利用计算机课程能对学生的学习兴趣及积极性进行充分调动,并能将学生的主体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到计算机教学活动中,并对其实际操作能力及自主学习能力进行培养,有效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 (4)加强师资培训。计算机专业的改革应加强专业教师队伍的培养,建设一支思想素质好、专业水平高、实践能力强、结构合理,具有“双师型”素质的师资队伍。避免计算机教师在教室中进行单纯理论化的讲解,引导教师利用各种渠道,了解IT最新动态,告诉学生和引导学生,指导教师多花点时间做更有实际意义的备课活动和自我学习。鼓励中青年教师参加技师、高级技师等职业资格考试和思科、微软、CEAC等IT行业考证,并在政策上对获取证书的教师给予支持。 4结语 综上所述,长期以来,教师在计算机教学中普遍将学生当作知识的承载体,为了将更多的知识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向学生传递,往往无限制地增大知识容量,要求学生长时间进行枯燥的技能训练及理论知识记忆。这种教学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为此,职业技能院校计算机教学中必须转变传统教学模式,在提高学生实际操作技能的同时,更要注重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只有这样才能为学生的长远发展提供可靠地保障。 教育技术研究论文:关于教育技术研究中几个基本问题的探讨 [摘 要] 目前,教育技术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可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炒概念的多,深入研究概念的少;有学科情结的多,追问研究本意的少;关注媒体技术的多,关注人本身价值的少;注重“形而下”的多,注重“形而上”的少;讴歌与评论的多,批评与解决问题的少;学术成果多,起到实质性作用的少。为此,应对概念作深入挖掘,追问研究本意,增强关注使用媒体技术的人,大力关注理论研究,加强对研究问题的反思与批判,促进学术研究应用转化。 [关键词] 教育技术; 学科发展; 问题 一、引 言 基本问题是学科研究的总出发点,是揭示学科本质的核心问题。一门学科的基本问题,是形成该学科整个理论架构的柱石。[1]一个学科的发展不可能不存在问题,换言之,没有问题的学科肯定不是一门好的学科,正因为有了这些问题的存在,才使这门学科有了向前发展的动力。确切地说教育技术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也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学科,并且尚属年轻的学科,它的发展必然要得益于其他学科已经取得的进步,并从其他的学科中得到启迪,这种利用现成经验的办法是必不可少的。也正是因为这些,教育技术在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已经显露出一些问题,理性地看待和研究这些问题,可能会对未来教育技术学的发展提供一种指南。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能促进教育技术学学科研究的深入,对这些问题的拓宽,能促进教育技术学学科研究领域的拓宽,对这些问题的转换,能促进教育技术学学科研究方向的转向。然而,教育技术研究问题零散,游击习气严重,对问题的“浅尝辄止”[2]都严重影响了教育技术学的学术品质。 二、炒概念的多,深入研究概念的少 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在科学研究中,无论是在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时,还是在进行论证的过程中,都必须绝对禁止使用科学之外的和不是为科学所需要而制造的概念。在涂尔干看来,概念是科学研究的一种指示器,根据概念我们可以清楚不同的研究问题以同样的名称结合在一起,因为概念始终与一些现象联系在一起,所以很多时候通过概念可以知道到何处去寻找这群现象。 概念,既是思想的工具,又是思想的材料,还是思想的结果。说它是思想的工具,是因为人类的思想离不开概念。不单是抽象的思维离不开概念,就是具体的、形象的思维抑或是直觉的思维,离开了概念恐怕也会成为一种漫无边际的意识之流,根本辨不清主题、分不清方向。说它是思想的材料,是因为概念是命题的意义单元,命题是理论的组成部分。在任何一种研究领域中,概念本身经常成为理解、思考和拷问的对象,是理论研究、实验研究、行动研究、叙事研究等不同研究范式都要着力定义、分析和讨论的对象。[3] 教育技术学作为教育学大学科群中最具有“时代感”的专业,存在着很多“时髦”的概念,但是真正去专心做概念的人却很少。没有多少人曾经做过或者现在正在做着有关教育技术中基本概念的研究。大部分人都认为概念这种简单的问题只需在写文章或者做项目时简单地论证一下,而无需专门进行拷问与研究,这种想法是极为错误的,也正因为有了这种想法才导致我国教育技术领域存在着很严重的概念的混乱和界定不清楚的问题,对教育技术学的“正身”研究产生了一定的阻碍。 概念混乱和不成熟是教育技术学学科中面临的首要问题,在自身的概念和独立思想匮乏的情况下却又不断地引入“新概念”、“洋词汇”,使这种“离根离土”的“舶来品”的学科“胎记”更为明显。我们一直呼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基本理论体系,可我们似乎永远也摆脱不了美国教育技术对我们的束缚,似乎我们一直在走美国人走过的路。其根本原因可能就是作为构建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都来自于美国,这从我国学者研究AECT关于教育技术定义的狂热追求可以略知一二。可想而知,我们用着美国人的概念怎么能建造起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学科体系?所以研究教育技术必须应该始于教育技术基本概念的研究。正如李芒教授所言,在教育技术学科里很多研究者都把“全新的”说法挂在嘴边,这个全新的说法追究起来就是在炒概念。例如“耗散结构理论”、“移动学习”、“云计算”、“电子教材”、“电子书包”等这样比较“火”的概念,当然并不是说这些概念本身存在问题,而是当一些新的概念被提及时,会有很大一部分研究者的追赶,结果是我们会看到一些很“奇怪”的文章里面阐述着很“奇怪”的内容。归根结底是这些人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打算“抢先一步”而已,也许这些人根本不是真正地了解这些概念。这显然是把学术研究当作了一种职业而不是事业。我们应该靠思想而活,而不是把思想当做“工具”。 这种炒概念与大部分认为的教育技术这种新生事物是一个“变”的学科有很大关系。但任何事物不仅仅具有“变”还有“常”,而我们为了追赶“时髦”往往忽视了教育技术学科中的“常”。这个“常”就是我们教育技术研究者要一直关注教育技术领域里面的一些核心“概念”,研究它、论证它、辨析它,即“做”概念。我们不能轻视概念,一个学科的概念体系的形成关系到这个学科是否真的走向成熟,教育技术学科中的基本概念体系是铸造未来教育技术学科的基石。我们设想如果一个学科中的概念都“含混不清”,这个学科的研究者之间能达到真正有效的对话与交流吗?没有基本的概念作为基础我们能进行信度高、效度高的研究吗?而如今我们真的需要认认真真地去“做”概念,而不是去“炒”概念。科学的概念是从事科学思维的工具,如果我们的工具尚存在问题或者争议,那我们的研究成果就真的成了一家之言,没有了大众性与普及性,而教育技术这种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如果研究成果没有大众性和普及性,那也就没有多少价值和意义,因为教育技术研究者要服务的不是教育技术研究者自己,而是广大的教师与学生。 欲使教育技术在未来的发展中有坚实的根基,我们教育技术学人应该从“做”概念开始,深深地体悟与研究教育技术领域里面的基本概念。教育技术基本概念是理解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的突破口,更是构造教育技术基本理论体系的“基石”。在扎扎实实地“做”教育技术概念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多提一些新概念,而不是原封不动地把西方国家的一些概念翻译过来作为我们的新概念。引进固然重要,但必须有所创新,否则教育技术学科就失去了应有的生命活力。我们自己提一些有价值、有意义、有创新性的概念并详细地去论证它,是搭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学科体系的前提,只有当一个学科的原始性的概念具有中国特色时,才能真正在这个“大树根”下生长出茂盛的教育技术学“参天大树”。我们教育技术研究者,必须好好修炼“做”概念这项基本功,这也许是目前我国教育技术研究者尚且缺少的“内力”。 三、有学科情结的多,追问研究本意的少 对于“学科”的解释,有两种含义:其一为学术领域的分类、知识系统的分支,通常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如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法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其二指高等院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功能的组合单位,是对高校教师教学、科研业务隶属以及学生研习知识、技能范围的相对界定。[4]就后一种含义而言,1993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就将教育技术学确定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并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硕士、博士等的招生与培养体系,并且在北京师范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两所部属师范院校建立了教育技术学国家级重点学科。似乎关于学科争论的问题早已解决,并无异议了,但是为什么至今教育技术学人还仍然对这个问题久久不能释怀。究其原因是纠结在“学科”的第一种含义上,即:教育技术学是不是一个有自己独特的、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学科?有没有自己的研究方法?有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和其他相关学科的尊重?其实人们所真正追求的是教育技术学学科的合法性与科学性。 很早以前我们困惑的是教育技术学是学科还是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南京大学龚放教授在提及“学科”与“领域”的关系时认为,“学科还是领域”的提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这将“学科”与“领域”割裂甚至对立起来。其实,两者是密切关联的。因为“学科”就是科学研究的某一领域,就是知识系统的某一领域;科学研究一定是在某一领域或者某些领域中进行,研究深入到了一定程度,拓宽到一定的广度,成果积累到一定的阶段,形成比较完备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时,就会被人们称为“学科”了。[5]而往往我们教育技术学界不愿意把教育技术称作是一个领域的原因是,总觉得领域的层次比学科的层次要低很多,无形中说话就没了底气,不像把教育技术称作学科那样“振振有词”。对“学科”与“领域”的争论尚且如此,近几年来又有关于教育技术学到底能不能升格为“一级学科”这样新的学科情结产生,可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种“学科导向”的教育技术学研究无外乎是在追求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独立学科,好比从“游击队”转变为“正规军”。 其实回答“学科情结”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回到问题的“原点”。著名教育学专家裴娣娜教授曾这样阐述“原点”:“原点”具有“起点”和“终点”的双重性。作为起点,是一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起点,是具有生命力的核心基本要素。作为终点,是原点发展的文化积累的结果,是起点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因此,“原点”是一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范畴。抓住了原点,就抓住了问题的根本。而教育技术研究的原点是什么,是教育技术自身研究的需要?是源于研究者的兴趣?是为了获得社会中的某种资质?是想要发表研究成果?等等。今天我们在探讨教育技术学的“学科”情结时,我们最好回到问题的出发点,追问一下研究的本意是什么?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是一般的研究兴趣还是真正的“学术关怀”?抑或者是为了获得某种资质与地位?追问研究本意和真正目的有助于我们厘清思路、凝聚焦点。我们教育技术专家是用教育技术来谋生还是真正想解决学与教的基本问题,当然即使是通过解决学与教的基本问题来获得谋生的手段这种可以说得过去的行为,也是少得可怜。 出生于德国的美国生理学和动物学家Jacques Loeb在世时,有人曾经问过他究竟是生理学家还是动物学家,然而Jacques Loeb的回答却出乎提问者的意料:即“我是问题的研究者”。[6]诚然,我们教育技术研究者的的确确不能再有过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情结”,更应该关注研究问题的本身,思考用教育技术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以及教育技术的问题如何解决,这才是关键、核心。我们教育技术研究者,研究的是促进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但我们却与教师和学生保持一定的距离。可笑的是我们是教学设计的研究者,但大部分人都很少对自己的教授课程进行设计,即使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最后也不会受到学生的欢迎,试问,我们自己不会教学,又有什么权利去对别人指手画脚。这与中小学教师为什么不信任那些声称“知道”教学的人有很大关系。 当然,这并不是否定或者否认教育技术学的“学科导向”研究,因为学科的建构与成熟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是建立在具有丰富特性的教育技术的大量成功的实验成果之上的,而不是靠我们呼吁与“高歌”就能会被人们所认可的,故我们应该追问教育技术的研究本意,纾解教育技术的“学科情结”。教育技术学是一门学科已经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自证”,而是拿出可靠的证据去让别人信服。 四、关注媒体技术的多,关注人本身价值的少 剑桥大学动物病理学教授贝弗里奇(William Ian Beardmore Beveridge)曾在《科学研究的艺术》一书序言中写到:“精密仪器在现代科学中有重要的作用。但我有时怀疑,人们是否容易忘记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工具始终是人的头脑。”[7]我们是技术的操纵者而不是技术的奴隶,是人的思想在推动技术的发展,是人的思想在促使技术目的的达成,不能忽视技术背后人的存在,技术是把双刃剑,哪一刃起作用取决于人的思想。 教育技术学长期被人们认为是一个以应用为主的学科,这个以应用为主的明显特征就是把“媒体技术”作为一种工具来使用,关注的是“工具理性”,忽视“价值理性”,即忽视工具背后人的存在。李芒教授曾说过,如果教育技术长期接受“工具理性”的统治,后果是灾难性的。因为“工具理性”带给人们的是肤浅与盲从,我们只知道能干些什么而却茫然不知为什么能这样干?最后我们就成了“傻子”一样的机器。我们应该彰显教育技术的“目的理性”,但我们更应该清楚教育技术不仅仅是作为工具的存在,而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存在,技术的问题不可能只依靠技术手段来解决。[8]教育技术更应该关注人的存在和价值,学习是人的活动而不能过分地依赖实体的技术。人的思想、经验、意志、道德等是决定教学效果的主要因素。例如计算机是一种工具,如果我们只研究这种工具能上网、能打字、能播放视频等,关注这种工具的本身,而不关注使用这种工具的人,那么很显然这并不能给教育带来任何变化,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工具背后人的观念、意识和经验等是起主导作用的。 教育技术研究的是人而不是物,我们应该关注信息社会环境下人的行为变化,归根结底技术改变的是人的行为方式。大部分人都会认为教育技术是能改变传统的教育模式以此优化教学的效果、效益与效率。从原则和理论上接受信息技术能变革教育这一命题是很容易的,但在教学中坚持不懈地运用它就不容易了。这就迫使教育技术研究者不能停留在“工具”上,而应该关注使用工具的人。很多教育技术学人认为是教育技术中的“技术”变革了教育,当然这里面的“技术”大部分是被界定为媒体技术的。很显然,如果仔细地推敲一下,这种观点是极为不合理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的,原因是技术只是实现教育理论转换成教育实践的桥梁或中介,而起到变革作用的是人的思想,没有人的存在,技术也仅仅是技术而已,都谈不上工具,没有人的思想,工具不可能将伟大的教育愿景变为现实的存在。正如杨开城教授所言,工具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当我们的注意力在工具上时,工具并不是工具。仅当我们关注工具所指向的目的时,工具才是真正的工具。例如拿拐杖这种工具来说,我们一开始拿着拐杖的时候会感觉拐杖的存在,一旦我们使用起拐杖来,我们就会自然地忘掉拐杖的存在,而关注拐杖能帮助我们做些什么,也就是说我们的注意力不在拐杖这种工具本身的时候,拐杖才能真正地成为工具,因为这时候拐杖有了目的,而这种目的是通过人的意识传递给拐杖这种工具的。工具本身并没有目的,目的是有意识的行为,只能存在于人的身上,所以我们不能忘乎所以地只去关注媒体技术,而更应该关注使用媒体技术的人,不能被技术所束缚,不能成为技术的奴隶,要正确处理好人与技术的关系,才能使教育技术中的“技术”发挥到极致。 教育技术不应该成为新技术和新媒体簇拥成的“教育技术大观园”,现如今技术已经渗透到教育领域,不可能存在没有技术的教育,或者说教育与技术之间有没有关系是假命题,而我们应该去探讨教育与技术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以及如何运用技术促进教育的发展,这才是真命题。但技术在教育的“表演”需要人做“导演”,教育不能依赖技术,但教育也离不开技术,懂教育的人应该做到有形的技术和无形的技术有机结合,为教育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技术作为“演员”在教育这个大舞台上进行“表演”,是完全按照“导演”(人)的意图与思想进行“演戏”,所以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才是最为关键的,不能忽略人的存在,让“演员”(技术)随意地表演。 五、注重“形而下”的多,注重“形而上”的少 《周易・系辞上》中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是指现象界、经验界的个别事物,它通常有一定的形状、质地,容易观测。而形而上是无形的、抽象的、不易言表的隐藏在事物表面背后的规律,是此事物之所以成为此事物的性质。[9] 教育技术领域里,大部分研究者都比较青睐于“形而下”的研究,即注重应用性的研究,这与大部分人认为教育技术是一门以应用为主的学科有很大关系,会干活儿就行,无需关心原理这种形而上的深层次的让人苦恼的哲学问题。人们热衷于追求工具的价值而忽视基本的理论研究,造成了现今教育技术学的基本理论大部分都是从教育学、传播学和心理学等照搬照抄过来的局面。简单地把其他学科的理论引入到教育技术学领域是不行的,但我们更不能有禁止进入的心理,我们对其他成熟学科的基本理论感到惊奇与敬畏是可以的,但更应该清楚这毕竟不能代替我们的探索。 1971年日本明治图书出版社出版了教育工学(教育技术)专家坂元昂先生的《教育工学の原理と方法》这一著作,书中所谈及的教育工学(教育技术)的定义至今依然是指引日本教育工学(教育技术)发展的理论基础。“原理”一般是指具有普遍规律的、最基本的、最一般的,并且是可以作为其他规律之基础的规律。然而在国内我们却一直缺少有关《教育技术原理》这方面的著作,而《教育技术学》这样的著作倒是出版了不少,少说也至少有十几种版本,大家似乎都在试图探索教育技术原理,但这毕竟不能称其为教育技术原理方面的著作。所以至今我们也无法回答教育技术原理是什么。通俗来讲,我们一直没有找到我国教育技术学发展的最基本的、最普遍的基本规律。我们总是高喊着向前走,但却不知道前方在哪里。这就是如今教育技术研究中最“脆弱”的一面,我们没有学术品质也没有学术信仰,更没有文化传承之精髓。所以我们必须从形而下的情形中领悟形而上的原理,从常无的境界中体认它的本源和本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追寻事物之“根”,否则我们只是会操作工具的没有灵魂的躯体。 梁漱溟先生说过,人必有知识见解而后能起作用,这种作用是不大的,必得在宇宙人生上有所透悟而后乃能起伟大作用于世。也就是说,起伟大作用于历史学者必是哲学家,不论他是否以哲学闻名与否。[10]同样在我们教育技术研究领域里,我们并不是搞哲学的,我们也无需成为哲学的专家,但是如果我们想要从更高的深度去解读事物本身,就一定要进行“形而上”的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彻底地把握教育技术的本质,客观理性地看待教育技术学的发展,也只有这种体悟,我们才能找到教育技术学的精髓,提高教育技术的学术品质,推动教育技术学的学科发展。 教育技术学学科天生的实践性必然决定了教育技术的理论研究落后于教育技术的实践研究。而这恰好是构建教育技术基本理论得天独厚的条件,产生于实践中的理论才最具有理论的价值,也能更好地指导实践。我们不能只清楚教育技术能做些什么,更应该知道教育技术为什么能做这些事情,或者是教育技术还能做些什么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要把“为什么、是什么、如何做”三者统一起来,即要做到教育技术研究的“知行合一”。在实践过程中毕竟会产生理论,并且探索理论时也定会想到理论要指导实践,所以我们应该将实践中产生的理论继续指导实践,从而循环往复地修正理论,而不是把实践中的理论作为万能的“钥匙”试图去打开所有的实践之“锁”。 教育技术研究更应该是实践理论实践理论……的研究范式,将理论与实践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而不是现今理论研究脱离实践的“闭门造车”,更不是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式的“脱缰的野马”。“形而下”的研究固然重要,但同时也必须重视“形而上”的研究,“形而上”与“形而下”好比教育技术的一对“翅膀”,少了哪一个,都飞不起来。 六、讴歌与评论的多,批评与解决问题的少 我国教育技术学发展至今必定存在着许多问题,教育技术学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年轻的学科,这也实属正常。但不正常的是有一部分人根本看不到这些问题,只是一味地讴歌教育技术之美,把教育技术当做“神话”一样,认为教育技术无所不能。还有人认为教育技术学已经有了自己的严密的学科体系,从学科制度和学科标准角度去衡量教育技术学的发展已经完全具备了一级学科的可能,[11]很显然这种做法是不客观的。教育技术学还没有完全学会“走路”,就想让其跑起来,这很显然是不现实的。我们更不能急于拿着“标签”往一级学科的条件上去贴,我们不需要“自证”,而是拿出更多的证据让别人相信。就好比装满水的茅台酒瓶毕竟不是茅台酒,而是水,如果里面装的真是茅台酒,那肯定会有充分的证据去证明这是酒而不是水。所以大部分教育技术研究者很怕被问及证据在哪里,因为很多事情根本就没有证据,只是一些未来的想法罢了。 现阶段我们首要的任务是稳固教育技术学的二级学科的地位,让其与教育学合理地对话,与其他的兄弟学科平等地交流,得到学界的认同和社会的认可。与此相反,有一部分人却装成评论家一样,对教育技术学的过去“品头论足”,往往夹杂着一种怨气或者无奈,例如很早以前在网上流行的一个《目睹教育技术学十年之十大怪状》的帖子,或者还有一些学者的冷思考,甚至一些本科学生的谩骂,这些只知道指出教育技术学学科发展中的不足,只看到教育技术的缺点,是极“左”的倾向,没有正确地站在事物发展的两面性的角度去看待问题。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去找到合适的方法解决问题,好比是一个正在使用多媒体上课的教师突然遭遇停电,那么他现在做的不是埋怨为什么停电,而应是找到合理的方法来解决停电给自己上课带来的麻烦。 每年我们教育技术学界都会举办很多论坛、讲座,都会邀请很多专家、学者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但每当遇到同行之间互评的时候我们都很难看到彼此之间有不同的观点,没有“交错”,没有“火花”。互相之间没有批评,都是形式上的“官话”。教育技术学的相关期刊杂志社也是这样,根本没有“百家争鸣”的现象。这种现象对教育技术学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没有同行之间的互相批评与纠正,很难形成教育技术学的优秀学术品质。我们对教育技术大家发表的观点和言论很少有人去讨论和研究,更别说是批评与争鸣了,这种绝对相信权威的做法对教育技术的发展是具有毁灭性的。如果一个学术领域大部分都是建设性的研究,缺少必要的争鸣和反思,缺少批评与监督,那么这个学术领域变成了整齐划一,过于单调死板僵硬,也就没有了发展的原动力。 笔者曾提出过“教育技术批评”[12]这一在教育技术学研究领域里面的全新概念,其目的就是通过批评来实现教育技术的认识自身、调整自身和发展自身,实现对教育技术研究的一种内在超越。这种批评并不是无端的指责,所以和上面所说的评论并不是一回事。而是以“评”促改,以“评”促建,达到教育技术批评者与教育技术批评对象之间的深度互动。 乐天派的“讴歌”与悲观派的“评论”都不是我们所提倡的,我们必须得去解决问题。甚至有的学者提出了一套全新的教育技术学理论,认为只有教育技术学才是整个教育学中唯一能生产知识的学术领域,这种逃避与夸大式的研究是不可取的,这与一个孩子出现了问题,我们不能抛弃他,而应该想办法解决问题是大同小异的,但即使你再“生”一个孩子(新的理论),也不能确保没有问题。立足当下,才能放眼未来。我们应该在了解教育技术发展现状时,对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各种假设和可能,并采取相应比较合理的方法去解决它,一定要有行动,而不是关在“象牙塔”,不管外面的冬夏与春秋。批判别人和作为旁观者指手画脚都是很容易的,甚至进入思辨式的空想主义也并不困难,但符合一种科学规范求实的批评是需要点滴的积累,这是相当困难的。批评要有证据,并且证据要合理,而不是无端的否定与指责。 七、学术成果多,起到实质性作用的少 目前,我国教育技术领域已经形成了类目多样化的学术共同体,研究成果可谓颇丰,论文不胜枚举,软件产品也琳琅满目,但如果我们仔细地考究一下,这些论文与软件产品是有多少能对教育的发展起到实质性的作用?有些学者的文章通篇都是“车轱辘话”,读完之后都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也有很多专家开发出的软件产品连自己都不用,所以在教育技术研究成果累累的今天,我们的的确确应该反思一下。 很多教育技术专家已经明确指出,虽然现在教育技术研究成果很多,但真正能对学与教产生根本性影响的确少之又少,与“口号”相比,能看得见的效益确很小。不管我们如何重视与发展教育技术,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教育的基本形式仍然以课堂的教师讲学生听为主,仍然以黑板与粉笔为主要的教学工具,教育技术并没有变革传统的教育方式,没有达到我们所希望的效果,其原因何在?这不得不让我们去思考,教育技术的“光鲜”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我们取得的那么多成果,为何达不到应有的效能?之所以用效能而不用效益,原因是效益是指以尽可能少的投入获得尽可能多的产出,效能通常指的是正确地做事,即不浪费资源,而效能是在效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影响。目前教育技术的学术成果多而其实质性作用少的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以前强调的是效益而非效能,所以我们必须将从教育技术产生的结果从效益往效能上转化。 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利益,共产党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作为教育技术学的一名知识分子也不应该有自己的利益,教育技术的利益就是教师和学生的利益。教育技术的终极目标就是促进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而不是作为以此为谋取利益的手段。应该杜绝非理性的“机心”主义,必须让人的理性大放光彩。踏踏实实地做学问,真真正正地以解决教育教学中的根本问题为研究的出发点,不怕研究成果起到的作用小,就怕一点作用也没有。要做实事,要做具体的事,“宏大叙事”固然重要,但教育技术不是教育哲学,更应关注具体的学与教的问题,绝不能搞“务虚”主义。教育技术学者肩负着变革教育的重大任务,我们必须正确地对待教育技术的研究,做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八、结 语 今天教育技术学正处于一个理性主义退潮和日益分裂的学科发展进程中。但最为可悲的是教育技术学界已经满足于这种分裂,而没有能力把分裂统一起来。教育技术学的扩张不能仅仅是“新鲜”的名词术语以及先进的信息技术的堆积,我们需要科学理性的力量,这不同于研究者的热情和盲目的追逐。 日本在教育工学会(教育技术学)创立15年之际,即2000年出版的《教育工学事典》[13]中明确提出了日本教育工学(教育技术学)研究的十大领域,而如果追问目前我国教育技术学研究有哪些领域,我们应该如何回答呢?我想我们可能回答不出来,或者至少说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回答,很难达到日本教育工学(教育技术学)所确定的统一研究领域,这足以说明我国教育技术学研究的“琐碎”,在这些“琐碎”的研究领域里面又存在着很多“集中”主义倾向。这些我们概括为教育技术研究中的“多”与“少”的问题,希望能够引起教育技术学术界的重视,以此给未来教育技术学学科的发展带来新的思考。 教育技术的发展不是线性的,而是存在着许多可能性空间,未来教育技术发展的每个可能性空间又不止一个状态,这是因为教育技术发展变化具有很多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使教育技术发展的可能性空间至少面临着肯定自身和否定自身的两种状态。而在这种不确定的发展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诸多问题,现在我们要做的不是让这些问题继续分化与扩张,而是采取方法并付之于行动解决它。 教育技术研究论文:基于大数据的教育技术研究新范式 [摘 要] 教育技术的发展包含了一系列不同的范式。随着大数据的崛起和数据密集科学的发展,学习分析学(LA,Learning Analytics)和教育数据挖掘(EDM,Educational Data Mining)成为大数据在教育领域的具体应用,基于数据的教学干预应用程式已出现并在实际教学中使用(如Signals,Moodog等)。文章探讨了科学范式,大数据在教育技术领域的应用,以及不同的教育技术范式,提出由于能够更好地贯彻“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个性化自适应学习系统将成为以大数据为基础的新的教育技术范式。 [关键词] 科学范式; 大数据; 智慧教育; 教育技术范式; 个性化自适应学习 一、科学范式 (Scientific Paradigms) 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书中系统阐述了关于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所谓科学范式是指“在一定时间范围内,能为研究者群体提供样板问题极其解决方案的普遍公认的科学成就”(Universally Recognized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That, for a Time, Provide Model Problems and Solutions for a Community of Researchers)。[1] 科学范式的概念是库恩范式理论的核心。库恩认为,科学范式具备两个方面,首先,在科学范围内,该术语指的是可以被复制或模拟的一组示例性的实验;其次,这组范例的基础是共享的先入之见(Preconceptions),这些先入之见形成于证据收集之前,并且影响证据的收集。先入之见体现于两方面,一是其隐含的假定,一是相关的形而上学的元素;个体科学家对该范式的诠释可能会有所不同。[2]因此范式界定了某一研究领域的研究方法,即研究什么,研究问题的提出,如何针对研究问题进行研究活动,以及如何对研究结果进行诠释等。同时,范式具有哲学意义,它暗示了某研究群体的研究遵循的基本理论和研究群体共享的信念和世界观等。 库恩同时认为,范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科学研究的进程中完善、发展,最终可能退出。随着科学的发展,新的科学范式会出现,补充或者取代旧的范式,这也就成为科学发展进程中的科学革命。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的实质就是“范式转换”;在广泛接受的科学范式里,发现现有理论或者范式无法解决的“例外”,因此尝试用其他理论取而代之,该理论得以发展最终成为新的范式。在自然科学领域,范式的转换比较明显,如伽利略的动力学相当于近代科学的初级阶段的范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则为当代科学的研究发展提供了模式。 库恩本人认为范式这一概念不适合社会科学范畴。原因是当他在社会学者聚集的帕洛阿尔托学者中心写《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时,观察到社会科学学者们在诸多理论方面存在分歧。因此他在书的前言中特意指出,他之所以提出范式的概念正是为了将社会科学从自然科学中区分开来,他认为在社会科学中不可能存在任何范式。然而尽管社会科学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在某一特定时期存在一个范式,在相对较小范围的研究领域,如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等或其下属领域内,可能存在支持这些领域的研究范式、研究传统、研究计划等。这些较小领域的研究特征能够激发不同领域的研究,界定什么是或不是研究证据,以及为控制与其他相似研究领域的学术争论。例如,斯金纳行为主义和个人建构理论同属于心理学和教育学研究范畴,这两个心理学子学科的一个最显著区别是对意义和意向的关注(Meanings and Intentions)。在个人建构理论中,这两个概念属于核心问题,但在行为主义中,它们不能作为科学证据,因为他们无法被直接观察到。[3]另外,学者们认为,[4]虽然社会科学内也存在明显的概念方面的改变,如从行为主义到认知方法,但是它们与自然科学范围内的科学革命不同,原有的理论一般不会被完全摒弃,而是仍旧在新的范式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拥有一席之地。 Thagard提出并阐述了理论(Theories)与方略 (Approaches)的区别。理论是指“相关假定的集合,对大范围的实证研究结果和事实进行解释和归纳概括的基础”,方略是“实验研究方法和诠释风格的集合”。[5]Thagard认为,由于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并不存在一个统一广泛的支持各个学科的理论基础,社会科学的变革更多的是由于研究方略的改变,而不是源自对理论统一性的评估。也就是说,社会科学范式,更多的偏重是指研究方略方面。本文之所以提出这点,是因为本文目的之一是评估新的研究方法,即大数据(Big Data)催生的数据密集科学(Data-Intensive Science)对教育技术研究范式,即教育技术研究方法的影响。 二、悄然兴起的大数据分析与应用 大数据一词出现于1997年,NASA研究人员Michael Cox 和 David Ellsworth第一次用该词描述上个世纪90年代出现的数据方面的挑战,即超级计算机生成的巨大的信息数据量。当时,Cox和Ellsworth对实验中产生于飞机周围的模拟气流数据无法进行处理或者将其可视化。“数据集相当大,对主内存、本地磁盘,甚至远程磁盘都造成挑战,”他们写道,“我们称此问题为大数据。”[6] 大数据的产生与信息技术、互联网等密不可分并且以越来越多的方式产生,[7] 如多媒体内容、社会网络以及各类传感器, 不论是传统的数据密集型行业如基因研究、药学,还是互联网新贵,都面临着储存分析大数据的问题。例如Facebook 拥有超过9亿的用户,并且用户数量仍在增长;Google 每天有30亿的搜索查询,Twitter 每天处理4亿次的短信,相当于大约12TB的数据量。 时至今日,大数据尚没有系统统一的定义和理论,学者们一般只是用该术语描述难以用传统软件和方法分析的超大量的复杂的数据。[8]Laney[9] 首先提出用“3Vs”(Volume,Velocity,Variety)的概念, 在此基础之上,IBM [10]用“4Vs”描述大数据, 即大数据应该具备四个维度,大体量 (Volume)、高速度(Velocity)、多样化(Variety)和真实性 (Veracity)。大体量是指各种类型的不断增长的数据很容易积累到百万兆字节甚至千兆兆字节(Terabytes—Even Petabytes)的信息。高速度是指及时处理大数据的必要性,例如分析大量的当日呼叫详细记录可以实时预测客户流失的程度等。多样化是指数据形式的多样性,如可以分析多种数据的变化包括文本、图像、音频等来提高客户满意度等。真实性则意味着大数据提供信息的可信度,以及据此决策的可靠程度。还有些学者[11](Quinn, 2012)认为应该加入另外两个V:Value (价值) 和 Visualization (可视化)。 关于类型,学者们认为数据,不论是否是大数据都分属三种类型:非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据、结构化数据。[12][13][14]非结构化数据指没有格式的数据,如PDF、E-mail 和文档。结构化数据具备一定格式,便于存储、使用和从中提取信息,例如传统的事务型数据库。半结构化数据是指类似XML和HTML 的有一定加工处理的数据。 大数据的应用和影响体现在各个领域。大数据不只意味着体量的大小,它同时意味着研究方法更倾向于利用新的多种类型的数据获取信息,以数据为基础进行研究,并作出决策。在天文研究方面,美国的The Sloan Digital Sky Survey[15] (SDSS2008)成为天文学家的主要信息来源,同时,天文学家的主要工作也从包括拍摄星空图片等变为主要应用数据库查询和发现天象的变化。对企业来说大数据的应用则意味着更好的商业决策,有些公司如Google、Amazon,Yahoo等,分析利用此类数据,并将其结果作为扩张市场的依据或者提供个性化服务的方向,因此公司得以快速成长。大数据的出现和潜在的价值也引起了各国政府的注意。例如,奥巴马政府2012年宣布,每年将花费超过2亿美元在大数据研究应用方面,以致力于科学探索、环境、生物医学、教育和国家安全方面的研究。[16]在教育领域,随着远程教育的发展和LMS(如Blackboard 和 Moodle等)的应用,大数据的潜在应用也越来越广。这些系统每天都记录大量的学生交互信息、个人数据、系统数据等。[17]这些也促进了教育界学习分析学(LA, Learning Analytics)和教育数据挖掘 (EDM, Educational Data Mining)的发展应用,以及教育技术领域的研究范式的变化。 三、“数据密集科学”作为科学研究第四范式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大数据作为一个通用术语,实际描述着正在发生的影响到自然科学、工程学、医学、金融、商业、直至整个社会的科学革命。正是基于大数据的出现以及影响,Jim Gray[18]在2007年提出了数据密集型科学(Data-Intensive Science)的概念。Gray 认为,从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的角度来看,从古至今存在的科学研究方法范式包括: 1. 实证式(实验科学)(Empirical/Experimentation)分支,开始于1000年前,主要的研究方法是对自然现象的描述论证,对自然现象进行系统归类,如对化学元素的分类; 2. 理论式(理论推演)(Theoretical)分支,当科学假设与预期结果一致时,则使得理论框架开始占有一席之地,出现于数百年前,主要采用建模方式,由特殊到一般进行推演; 3. 计算式(计算机仿真) (Computational)分支,开始于几十年前,主要方法为利用计算方式模拟复杂现象,科学数据可以用模拟的方法获得,而不再依赖于单一的实验; 4. 数据密集型科学(Data-Intensive Science),在前三种方法的基础之上,采用IT技术获取、处理、存储、统计分析大数据,从中获取知识。 数据密集型科学被称之为科学研究的“第四范式”,与其他三种范式一起成为科学研究的方法,它的出现与大数据密切相关。 因此,Gray提出的“范式”更接近于Thagard[19]提出的“方略”。 Gray[20]认为,数据密集科学包含三项针对数据的活动:获取、存储维护、分析。大数据给科学研究带来巨大改变的同时,也意味着多方面的挑战。学者们认为,整个数据获取到分析的过程都存在不同的困难和挑战。[21]例如,在获取数据时,如何摒弃无用的数据,如何做到在数据收集的过程中过滤数据以免却储存之后再进行处理的麻烦;同时,如何自动产生元数据(Meta Data)对数据进行描绘。其次是数据存储,即数据库存问题,事务性数据库不适合存储关系不明确的大数据。在分析方面,传统的统计算法的前提是数据的同质性(Homogeneity),大多数大数据不具备此特性。针对这些挑战(大数据的非结构化,具有多样性,同时数量巨大),传统的关系数据库无法满足要求;NoSQL (Not Only SQL)数据库则为存储和检索大数据提供了可能。Google的Google File System、Big Table、Map Reduce 代表了这方面的技术创新。 在《第四范式: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22]一书中,多位作者提出了各个科学领域的研究与大数据结合的必要性和数据密集科学对不同领域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包括地球与环境科学、生命与健康科学、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和数字化学术信息交流等。他们也描述了大数据以及数据密集科学影响下不同领域的科研活动、过程、方法以及成果,拓宽了不同学科领域应用大数据的思路。例如,Robertson[23]等在讨论发展中国家的医疗合作时,描述了他们的以计算机和手机结合为基础的NxKM (NxOpinion Knowledge Manager)系统。该系统包括一个有专家开发的知识库、一个医疗诊断引擎和一个手机界面,用来输入患者信息并根据该信息自动产生问题(多项选择),以从患者获得更多信息。因此,虽然患者信息可以由当地人连接输入系统,但该信息由远程专家分析,因此,多方面的合作以及信息数据的综合使用,使得诊断结果和诊治手段也将更加可靠。该书虽然涵盖了多方面内容,包括信息密集型科学研究范式对地球环境、医学、认知科学、学术信息交流等方面的深刻影响,但没有涉及大数据对教育,尤其是教育技术的影响。 四、教育技术研究范式演变轨迹 本文对教育技术不做定义方面的明确界定,它基本等同于英语的Educational Technology、Instructional Technology或者Instructional Development[24](Dills Romiszowski, 1997),其研究核心是应用技术支持教学和学习。教育技术研究的核心方略是设计研究,本文从研究范式的角度出发,主要目的是看教育技术的范式的特点、演变以及大数据对教育技术研究可能产生的影响。 首先,学者们认为,在教育技术领域,正如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从来都是多范式并存的。即从未有过只有一个范式存在而其他范式完全退出教育技术学术圈的情况,尽管也许在某个时期存在一个占据主要地位的范式。[25]例如当斯金纳心理学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与之对垒的非斯金纳行为主义地位次之,同时之前影响最大的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影响依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而未来的范式(认知信息加工理论)也开始崭露头角。另外,Saettler[26]认为20世纪的教育技术领域存在四种范式:物理科学或者媒体理论、传播学和系统理论、行为主义和新行为主义观点、认知理论。也有些学者描述了教育技术研究和评估领域内的范式变化,如Driscoll[27]概括了八种教育技术研究范式,Clark 和Sugrue[28]描述了媒介研究(Media Research)中行为主义和认知理论范式对于研究设计和研究问题形成的影响。其次,Reigeluth[29]认为,教育技术范式的改变是从整个社会的变化开始,而且其改变的速度随着人类知识库的迅速增长和科技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快。大部分的教育技术范式研究中囊括了多种的技术应用,同时很多研究更偏重于理论方面的变迁,而Koschmann则详细论述了计算机为基础的教育技术范式演变。[30] Koschmann认为:[31]在计算机进入教育领域后,教育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才开始出现,因此针对教育技术范式的研究也应该集中在以计算机为基础的技术方面;同时他认为教育技术研究也经历了一系列范式转换。他应用库恩的理论,主要描述了四种涉及计算机的教育技术范式,即计算机辅助教学(CAI, Computer-Assisted Instruction)、智能教学系统(ITS,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Logo-as-Latin以及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CSCL,Computer-Supported-Collaborative Learning)。 Koschmann强调,CAI主要是针对教学技术的设计和评估的研究范式,他在后来的研究中认为,[32]CAI并非与计算机同时出现,相反,它可能是桑代克(Thorndike)教育心理学研究范式的延伸和扩展。IBM公司开发的Coursewriter(一种课件著作软件)被认为是CAI开始的标志,即使没有任何编程经验,人们也可以用该系统开发自己的教学课件。由于CAI开发人员大部分具有教学背景,CAI系统大多反映了教育界对教和学的认知,即学习是被动获取信息的过程,而教学则是知识传递的过程。CAI系统一般贯彻如下学习策略和措施:确定学习目标,将学习目标分解为一系列学习任务,然后开发一系列学习活动,以达到预定学习目标。CAI同样以行为主义和实证主义为理论基础,因此CAI研究人员认为学习是可测量的学习成绩或者能力水平的变化,学习是CAI 研究中的因变量,而学习过程中引进的技术方面的创新成为干预措施和自变量。对照组的使用在研究中很常见,研究问题通常为:使用该项技术对教学有何影响?因此,教学效验(Instructional Efficacy)成为该范式下的核心研究问题。 第二个范式为ITS,起源于人工智能,以Carbonell[33]的博士论文的出现为标志。ITS理论认为,认知是一个计算过程,可以通过建立模拟人脑工作模式的智能型系统来研究。[34]如果智能型行为可以通过系统程序表现,那么具备经验和技能的教师的角色也可以设计出来。由于一对一教学被认为是金牌标准,[35]因此可以推断出如果每个学生都有个人的导师,那么整个社会的教育水平都会相应得到提高,这也是智能教学系统研究范式的基本理念。信息加工理论是人工智能前提之一,它认为问题解决是定义问题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s)的过程,包括初始状态、目标状态以及不同状态之间的一系列运作。在此基础上,表征成为解决问题和理解认知过程的中心问题,而学习则成为获取正确的问题空间的表征的过程,教学则是辅助学习者获取表征的活动。在此过程中技术的角色与其在CAI中并没有本质不同——然而人工智能系统更注重交互性,也更偏重于复杂技能的习得。与CAI不同,智能教学系统范式的核心研究问题是教学能力,即该系统是否完全能与娴熟的真正的导师相媲美。因此,研究问题更看重的是系统的效果,而不是学生的成绩。 计算机辅助教学与人工智能系统尽管有所不同,但从认知论的角度说,他们都属于现实主义和绝对主义(Realist and Absolutist),即认为学习是被动获取知识,而教师是绝对权威。[36] 第三个范式为Logo-as-Latin,意指像学习拉丁语一样看待LOGO语言的学习。其中LOGO是上个世纪60年代由MIT数学教育实验室Papert教授领衔开发的程序语言,主要供儿童在编程的过程中学习。该范式以建构主义为理论基础。建构主义起源于皮亚杰的发展心理学,认为学习是新的信息与已有的知识融合同化的过程。有学者认为,计算机编程可以成为建构主义学习方式的重要角色。[37]例如学生可以建立模拟系统,在此过程中,学习者成为“教师”,而计算机则开创了一个新的教育技术在学习中的角色,即成为“被辅导者”。与CAI不同的是,CAI研究关注教学效果,而Logo-as-Latin研究更专注于教学迁移。编程教学被看作干预手段,学习者在其他相关学习任务上的成绩被看作因变量。然而,在后期的文章中,Koschmann认为,[38]Logo-as-Latin与CAI同样起源于传统教育心理学,与CAI密切相关,因此应该将它看作CAI的一个变种,而不是独立的教育技术研究范式。 Koschmann提出的第四种范式是CSCL。CSCL与前三种范式有很多不同之处。首先,前三种研究范式都是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之上,其本质是行为主义和认知主义。而CSCL的基础是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以及传播学等。具体说来,其理论基础包括(不限于)社会建构主义、社会文化理论以及情景认知理论等。社会建构主义认为知识的建构本质上是社会性过程;社会文化理论以维果斯基的文化—历史理论为代表,强调语言在智力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情景认知理论认为,学习是进入实践共同体(Community of Practice)的过程,“要想学会如同真正的专业从业人员那样使用一个工具,一个学生就应该像一个学徒,必须融入该社区及其文化。因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学习是,我们相信,一个文化熏陶的过程”[39]。因此CSCL范式中,学习的社会性和文化性成为核心问题。不同于前三种范式针对的问题(教学效果、教学能力、教学迁移),CSCL被称为“演绎的实践性教学”(Instruction as Enacted Practice)。CSCL研究范式有几个特点:(1)研究问题比较集中在学习过程而不是结果;(2)研究多倾向于描述性,而不是实验性;(3)很多研究者乐于以参与者(CSCL成员)的角度研究合作学习的过程。因此CSCL研究着眼于参加者的谈话,合作过程中使用的工具,合作小组的成果等。CSCL范式下的研究问题包括:学习如何在学习者的语言中表现出来?社会性因素如何影响学习过程?技术如何在合作学习中应用?Koschmann将这这四种范式做了简单对比,见表1。 五、数据密集科学影响下的教育技术 研究范式:个性化自适应学习 数据密集型研究方法捕捉了整个信息时代带来的大数据的基本整体影响。在不同的领域,研究方法的侧重和目的不同,因此各有特点。如在工业界,商业智能系统(Business Intelligence System)体现了大数据对决策的影响。在教育领域,美国教育部在一份简报中指出,[40]大数据在教育领域的具体应用主要为学习分析学 (LA, Learning Analytics)和教育数据挖掘 (EDM, Educational Data Mining)。EDM 和LA 之间没有明确的分界线,但它们的起源、理论和目标不尽相同,并且逐渐成为泾渭分明的两个研究领域。 EDM 的目的是研究和利用统计学、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掘方法来分析教和学的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学者们认为,EDM的研究目的包括以下方面:[41](1)应用多方信息如学生的知识程度、动机、元认知、学习态度等建立学生模型,并以此预测学生的学习行为;(2)发现或改进学习内容展现和最佳教学序列的领域模型;(3)研读由学习软件提供的不同的教学支持的效果;(4)建立包括学生、领域模型和教学软件的计算模型,推动关于学习和学习者的科学研究。 美国教育部的简报中总结了EDM针对和所要回答的问题:[42](1)什么样的教学顺序(不同学习主题)对不同特点的学生最有效?(2)什么样的行为与更好的学习成绩相关(如较高的课程学习成绩)?(3)什么样的学生的行为指标预示了学生的满意程度、参与度和学习进步,等等?(4)什么特点的在线学习环境能导致更好的学习成绩?(5)什么因素能够预测学生取得成功? Siemens将LA定义为“关于学习者以及他们的学习环境的数据测量、收集、分析和汇总呈现,目的是理解和优化学习以及学习情境”。[43]LA的一个重要应用是监测和预测学生学习成绩,及时发现潜在问题,并据此作出干预,以预防学生在某一科目或者院系课程学习中产生风险。[44]相比于EDM,LA借鉴了更广泛的学科,除了计算机科学、统计学、心理学、学习科学,还引进并应用信息学和社会学的理念和技术。[45]LA回答的问题如下:(1)什么时候学生可以进行下一个学习主题?(2)什么时候学生可能在某一门课程中落后?(3)什么时候某个学生可能有完不成一门课程的风险?(4)如果没有干预补救措施,学生可能得到什么样的成绩?(5)对特定学生来说,下一个最好的课程是什么?学生是否需要特殊帮助? 美国教育部[46]的简报中总结了应用EDM和 LA 的范畴:(1)用户知识模拟、用户行为分析、用户经验分析;(2)用户分类/分组(Profiling);(3)知识域模拟如学习课题分类排序等,知识元素与相应的教学原则分析;(4)趋势分析;(5)自适应和个性化学习。 应用LA和EDM数据分析结果,教师可以更好地了解学生,理解和观测学生的学习过程,发现最合适的教学方法和顺序,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干预,以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服务为主旨。现在已经研发出的应用系统案例有普渡大学的“课程信号系统”(Course Signals System,以下简称Signals)[47]、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以及阿拉巴马大学使用的Moodog,[48] 以及美国西部州际高等教育委员会教育技术合作部(WICHE,WCET,Western Interstate Commission for Higher Education,Cooperative for Educational Technologies)的教育大数据分析项目——预测分析报告(PAR,Predictive Analytics Reporting)系统。[49] Signals系统通过数据挖掘和统计预测模型,根据多个变量(表现指标包括:现有平均分和努力程度,如学生LMS的交互频率;个性特点指标包括学术准备,如高中平均分和各项标准考试成绩;学生特点,如是否为美国居民、年龄和选修学分)来预测学生是否能够完成/通过该课程。Signals 在课程进行的过程中,以交通信号指示灯的方式,让学生了解自己的学习状况:课业良好(绿色),课业中度危急(黄色),或者课业严重危急(红色)。同时教师可以提供给学生有效的反馈信息,引导学生使用合适的资源等来提高成绩。[50]Moodog的主要功能是跟踪记录学生在课程管理系统(CMS,Course Management System)上的学习活动,其基本目标有两个:(1)为教师提供学生与在线学习材料交互情况;(2)帮助学生将自己的学习行为和进程与其他学生相比较。[51] PAR[52]的主要目的是应用EDM技术,分析跨越多所高等院校的学生数据,以期发现并确认影响学生退学/以及是否能够毕业的因子,并据此实施有效的教学干预。参与PAR的高校包括两年制和四年制高校,有公共学校和私立学校,亦有传统高校和非传统高校如网络大学。已经有16个WCET成员机构提交了1,700,000条匿名和去身份标识的学生记录以及8,100,000条课程级别数据记录。所有高校使用统一的数据模型,该数据模型包括以下核心数据元素。(1)总体元素:基本框架,描述所有PAR数据的基本概况。(2)学生一般元素:描述学生人口数据和学术背景信息。(3)学生课程元素:描述学生参加的课程和学生的课程成果。(4)学生的学术元素:学生级别的数据。(5)课程目录的元素: 教育机构开办的PAR学生就读的课程细节信息。(6)学校元素:学术单位的具体信息。 应用描述、推理和预测分析技术,PAR项目初步发现32个影响学生学习以及退学的普通变量(多为学生特点变量),包括性别、种族、学位种类、多种专业、课程数量、班级人数等。其他发现如学生的性别、年龄以及种族与该生是否会退出某门课没有关系。该研究仍在继续。 这些系统目前的主要功能是分析学生的网上学习活动,判断实施干预措施的时间以及方法等;其潜在功能则可能包括教师可以根据学生使用学习资源的情况发现哪些最受学生欢迎或者哪些活动影响学习成绩,提供适合不同学生需要的学习材料;调整学习顺序或者学习活动等;最终,完善的学习系统可以根据学生的特点(学习风格、已有知识、动机情况等)引导学生使用适合自己特点的学习材料和学习路径。因此EDM和LA在教育技术领域内的应用最终指向个性化学习和自适应学习环境的研究和开发。 美国教育部简报认为应用LA和EDM技术达成预测学生学习和干预学习过程的自适应学习环境应该包括六个部分:[53](1)自适应学习内容,通过与学生的交互活动,可以辨别学生的水平和能力,因此可以管理、维护和呈现适合特定学生的学习内容;(2)学生学习数据库,用来获取存储学生与学习内容的互动,包括时间和行为等;(3)预测模型,应用学生学习数据和人口统计数据(储存在另外的数据库中,如年龄种族等),追踪学生学习过程,预测未来行为以及成绩,如课业成绩,是否有可能辍学等;(4)可视化报告,将预测模型产生的结果用仪表盘形势表现出来;(5)自适应引擎,用来操控学习内容,确保学习内容适合学生的能力和特点;(6)干预引擎,教师、管理员、系统开发人员等可否决系统提供的建议进行人为干预。除了六个自适应系统内部组成部分外,还包括一个外部的学生信息系统。这个信息系统是由学校学区或者地区教育部门持有维护的学生背景信息资料,如年龄、性别、所学过的课程、成绩、学习风格等。预测模型可以从中获取数据作为预测学生行为成绩等的部分依据。图1提供了自适应学习系统的概况。 图1中的箭头和数字表示自适应学习环境中的数据流的方向和顺序。整个自适应学习系统包括三个信息反馈回路数据流(Feedback Loop)。数据流的第一步是学生与学习内容的交互,交互内容被储存于学生学习数据系统里(第二步),第三步则是预测模型抽取学生学习数据和背景数据,应用LA和EDM技术进行分析,然后将结果传递至自适应引擎(第四步),自适应引擎据此针对特定学生作出学习方面的调整,而这些调整则通过学习内容策略等的改变表现出来。同时,预测结果也可以通过数据仪表盘(数据可视化面板)传达给教师和管理人员(第五步)。当学生、教师,管理人员等得到相关信息时整个反馈回路得以完成。学生通过自适应引擎获取的反馈信息包括学习活动情况、学习目标/技能完成程度、测评结果等,学生可据此更好地进行自我调节学习(Self-Regulated Learning),如在自己尚未完全掌握的学习内容上投入更多时间、改变学习策略等。教师方面获得的信息则包括学生整体学习情况以及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教师可以根据这些信息做出课程内容以及进度方面的调整,例如决定是否对个别学生进行干预,提供更多学习资料等。管理人员获取的信息则是包括多门课程、多个学生和教师的情况。根据整体信息,管理者可以知道哪门课程的学生成绩不尽如人意、哪些特点的学生的成绩更出色等。管理层可以据此作出决策,如增加某门课程作为另一课程的先决条件(Prerequisite)等。 美国教育部简报中的自适应学习系统通过LA和EDM,引导学生了解自己的学习状况,为教师的教学干预提供依据,也使得管理层更好地进行决策。然而,以数据密集科学为基础,LA和EDM 技术能够更好地分析学生的需要和特点,从而使得学习更倾向于个性化。因此我们认为基于数据密集科学的自适应学习系统应该体现个性化的学习特点,下一个教育技术研究范式是个性化自适应学习(Personalized Adaptive learning,简称PAL), 即在自适应基础之上,学习内容更体现学生特点和需求。根据学生的特点(已有知识,学习风格等)和其他信息(年龄,性别,兴趣等)数据可以将学生分组(Profiling),学习系统可以根据学生特点和需要推荐学习内容,教师针对不同特点的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材料,学生同时可以自己选择学习材料、测评方式等。图2提供了PAL系统的基本结构。 图2中虚线部分代表了学习内容生成的过程:学生背景数据(以往成绩、所学课程、学习风格等)导入预测模型,分析生成可视化数据,教师据此设计适合不同特点学生组的不同学习内容。图2的实线箭头部分代表了自适应学习过程和数据流。自适应学习过程与图1一样,由三个反馈回路组成。 不同于以往的个性化学习和自适应学习的是,PAL环境将以大数据为基础,纳入EDM和LA数据分析和结果,因此能够提供更适合特定学生的学习内容,获取更多和更精确的学习者信息和学习活动信息,更好地分析学习过程模式和学习活动有效性,更准确地进行学习评估等。 PAL与Koschmann的四个教育技术范式相比较,其独特之处在于它倾向于利用多方面数据:一方面根据已经存在的数据,提供适合学生特点和需要的学习内容;另一方面分析已有数据和学习过程中产生的数据,根据结果发现问题,并采取个性化干预措施。因此其基础为数据密集科学,同时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发展潜能来进行教学的人本主义的教学观念。 六、机遇与挑战 个性化自适应学习能够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理念,并且与智慧教育[54]的主张不谋而合,成为教育技术的一个新的研究范式。智慧教育主张借助信息技术的力量,创建具有一定智慧特性(如感知、推理、辅助决策)的学习时空环境,旨在促进学习者的智慧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通过对学习和生活环境的适应、塑造和选择,以最终实现对人类的共善(对个人、他人、社会的助益)。智慧教育充分体现了“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思想,强调学习是一个充满张力和平衡的过程,揭示了“教育要为学习者的智慧发展服务”的深刻内涵。 智慧学习环境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基于学习者的个体差异(如能力、风格、偏好、需求)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服务;并记录分析学习历史数据,便于数据挖掘和深入分析,数据结果用于评估学习过程、预测未来表现和发现潜在问题,并以数据分析结果进行干预。因此以大数据为基础的个性化自适应学习将成为智慧学习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EDM和LA能够为高校提供有效信息,对学生进行干预,最终能够提高学生成就,降低辍学率,提升毕业率。 另外,大数据除了支持学习过程分析外,还可以在知识表征(概念提取、本体建立、可视化)与利用(自动翻译、答疑)方面大有可为,因此,除PAL方式外,大数据能够促进个性化学习服务与社会智慧发展,促进人本主义教育理念的实现,并且成为社会知识生态发展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而言之,大数据为教育技术的发展带来很多可能性,例如创建个性化自适应学习环境、知识发现工具、管理决策平台等,同时它的应用面临诸多挑战。首先是来自数据方面的挑战:如何储存海量的非结构化数据,例如学生的讨论等文本数据?如何分析这些复杂数据?如何真正理解数据结果并传达给非数据专业人员?只有当大数据管理技术、数据分析以及数据可视化工具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满足不同学习者的需要的个性化自适应学习环境。其次,数据密集型科学的应用在教育方面的体现主要是LA和EDM,通过数据使得学习过程透明化,并以数据为基础分析学生的行为和学习成绩。这些数据可以传达“发生了什么”,而不能回答“为什么”,尤其是那些数据中没有体现出来的原因。因此如何将无法从数据中观察到的因素,如学生的学习动机、情感等纳入干预设计,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教育技术研究论文:国际教育技术研究的可视化分析 [摘 要] 本研究采用科学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技术,检索了2002至2012年间SSCI收录的主要国际教育技术期刊论文;运用知识可视化软件CiteSpaceⅡ从样本文献、高频术语知识图谱、术语发展时间线图、术语中介中心度、突出节点、作者信息等入手,对近11年来国际教育技术领域研究的热点、热点变迁、研究前沿以及高影响力的学者与文献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可知,国际教育技术领域的研究热点包括对学习环境、媒体系统、教学策略方法和学生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基本的研究热点在2005年前后已经基本成熟化,但近年来也衍生出一些新的研究主题;研究前沿主要包括理论研究类、环境资源类、策略方法类、媒体技术类等四类方向;维果斯基、乔纳森等著名学者及其经典作品,在教育技术研究领域具有高影响力。 [关键词] SSCI; 教育技术; 可视化; 热点; 前沿; 高影响力 一、研究背景 一直以来,教育技术领域的国际学者(如加涅、乔纳森、汉纳芬等)和学术组织(如AECT等),对我国教育技术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关注国际教育技术发展热点与动态趋势,成为我国教育技术学者们最重要的学术活动之一,意义重大。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是国际上社会科学最权威的研究引文索引。SSCI的来源期刊都经过了科学方法的层层筛选,其发表的研究文献都反映了国际研究的主流和前沿。[1]鉴于此,本研究结合国际教育技术研究的发展历程,对SSCI所收录的教育技术五本核心期刊《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Computers Education》《Education Technology Societ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Suppor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Australasi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从2002至2012年相关的论文进行文献分析,可视化呈现近11年来国际教育技术研究的热点和前沿,为国内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二、研究设计 (一)方法、工具与数据源 本研究采取定量研究为主、定性研究为辅的方法,采用词频分析法对文献进行定量研究,并在可视化结果上进一步定性分析。词频分析法,是指利用能够揭示或表达文献核心内容的关键词或主题词的频次高低来确定该领域研究热点和发展动向的文献计量学方法。[2] 在工具选择上,本研究所采用的CiteSpaceⅡ,是一种科学知识图谱中的引文分析软件。它是美国德雷克赛尔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的陈超美博士开发,基于Java编程语言的信息可视化软件。CiteSpaceⅡ能够有效探索学科知识领域的演进与研究前沿,并进行可视化分析,使得文献计量学分析易于呈现历时性的动态,[3]并具有以下基本功能:(1)通过引文网络分析,找出学科领域演进的关键路径;(2)找出学科领域演进的关键节点文献(知识拐点);(3)分析学科演化的潜在动力机制;(4)预测学科或知识领域研究前沿。[4] 以Web of Science(WOS)为数据源,检索SSCI收录的上述五本教育技术期刊的论文信息,时间选择是从2002-01-01到2012-12-31。CiteSpaceⅡ可直接对WOS的数据进行提取研究关键术语的操作,并开展词频分析及引文分析。 (二)分析思路 第一,对样本文献中高频度、高突变和高中心性的关键术语进行分析,形成研究热点的可视化知识图谱,初步判断国际教育技术领域11年来的研究重点和热点。同时利用CiteSpaceⅡ绘制的关键术语时间序列图谱,呈现11年来国际研究热点的变迁,得出近年来衍生出的新研究主题和方向。第二,在CiteSpaceⅡ中利用词频探测技术进行分析,明确突变专业术语,并生成代表研究前沿的可视化知识图谱,进而深入分析该领域的研究前沿。第三,通过对作者及文献的共被引分析,生成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国际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和贡献的学者,以及对近年来教育技术领域具有高影响力的经典文献。 三、国际教育技术研究热点与变迁 (一)研究热点的可视化分析 1. 研究热点的可视化呈现 使用CiteSpaceⅡ以关键词为节点,时间分区为一年,设置top N% per sliced值为30%,采用Pathfinder算法,绘制高频关键术语共现网络(即研究热点知识图谱),如图1所示。 研究热点知识图谱 在该图谱中,年环大小代表频次,内部不同年轮的颜色代表相应的年份。外部年轮为紫色的年环(箭头所指)表示具有高中介中心度的关键节点。数值高的中介中心度节点,对其他节点之间的联系起到控制作用,体现了其在整个网络中的重要地位。[5]由图1可知,2002—2012年间国际教育技术领域的研究热点包括:“teaching/learning strategies(教与学的策略)”、“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互动学习环境)”、“pedagogical issues(教学法话题)”、“improving classroom teaching(提高课堂教学)”、“students(学生)”、“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计算机媒介通讯)”、“cooperative/collaborative learning(合作/协作学习)”、“education(教育)”、“technology(技术)”、“media in education(教育媒体)”、“secondary education(中等教育)”、“elementary education(初等教育)”、“applications in subject areas(学科领域应用)”、“post-secondary education(专科教育)”、“multimedia/hypermedia systems(多媒体/超媒体系统)”和“human-computer interface(人机界面)”。 将这些频次100以上的关键术语进行中介中心度的二次统计,如表1所示。从频次排序看,“Teaching/Learning Strategies”最高,其节点年环明显最大。从节点中介中心度看,“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和“multimedia/hypermedia systems”两个节点的紫色年环最大,其中心度最高,占该领域研究的核心地位。综上所述,2002—2012年间国际教育技术领域中,“teaching/learning strategies”相关研究最广泛,但是相对突出的研究热点是“t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multimedia/hypermedia systems”、“students”和“secondary education”等的相关研究。 2. 研究热点的讨论 在国际教育技术领域中,“teaching/learning strategies”的研究最为普遍。随着教育理念从“教”向“学”的转变,教学策略也逐渐向学习策略转变。在学生为主导的教学环境背景下,对“students”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国际教育技术研究领域,对“学生”的研究主要包括学习方式、学习策略、学习态度、学习效果、认知能力、认知风格、社会关系等主题。学习环境建设也是国际教育技术领域研究的一个重点。社会的信息化发展,对学习环境变革提出了新诉求,学习环境必须能够促进学习者主动的、有效的学习。国际教育技术学者在关注对学习环境的“interactive(互动性)”研究时,无论是面对面授课,还是网络远程授课,都强调必须在师生间、生生间搭建良好的互动交流环境。媒体系统的演化,则展示了媒体与人类学习的密切联系。从“multimedia”到“hypermedia”,反映了教育对网络技术的采纳。“hypermedia systems”能够将用户引入包含相关信息的页面,其作为促进教与学的工具,在教育中有着广泛的用途。 (二)研究热点变迁的可视化分析 1. 研究热点变迁的可视化呈现 基于上述分析基础,利用CiteSpaceⅡ对研究热点分布再作进一步的时间线图分析,如图2所示。 从时间线图来看,国际教育技术领域的各研究主题,在2005年或更早之前就已基本成熟化,呈现出相对的静态稳定性。在2005—2012年间,少数巨大影响力的新研究热点出现,而主要还是对之前研究热点的继续深化。但是,从时间线图的总体方向来看,几乎每年都会衍生出一些新的研究主题,例如“self-efficacy(自我效能感)”、“self-explanations(自我解释)”、“virtual reality(虚拟现实)”等,说明国际教育技术领域的研究具有与认知心理学领域研究相结合的态势。其中术语“virtual reality”在2007年左右出现,词频分布比较均匀,说明它可能成为研究的一个新热点。 另外,本研究针对总频数和中介中心度均较高的关键术语(包括“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multimedia/hypermedia systems”、“students”、“secondary education”)作了激增分析,得出总频数和中介中心度均居高的关键术语的各年频数基本上都呈现增长趋势,且结点年份与起始年份的频数相比,差异明显。这些关键术语近11年来的频数增长曲线,体现了所对应主题的研究具有良好的发展态势。 2. 研究热点变迁的讨论 在2005年前后,国际教育技术领域的研究已趋于成熟,而此后几年中衍生的研究主题大多与认知心理学相关,如“self-efficacy”、“self-explanations”等。美国Robert Zheng和Matthew McAlack等学者在2009年发表的文章《Effects of Multimedia on Cognitive Load, Self-Efficacy, and Multiple Rule-Based Problem Solving》,对“multimedia on cognitive load(多媒体认知负荷)”和“self-efficacy”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6]2006年,Silke Schworm和Alexander Renkl两位学者在文章《Computer-Supported Example-Based Learning: When Instructional Explanations Reduce Self-Explanations》中对“Computer-supported example-based learning(计算机支持的案例学习)”与“self-explanations”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7]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相关研究内容呈现上升趋势。其中“virtual reality”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营造了“自主学习”的环境,并能节省成本、规避风险、打破时空限制。在教学中应用“virtual reality”技术对师生来说都越来越具有吸引力;但美国Kami Hanson和Brett E. Shelton两位学者在文章《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Virtual Reality: Analysis of Challenges Faced by Educators》中也指出,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教学活动具有一定的难度和挑战性,必须综合各方面因素开展适当的教学设计。 四、国际教育技术研究前沿 (一)研究前沿的可视化呈现 在CiteSpaceⅡ中,同样以关键词为节点,时间分区为一年,选择突变专业术语类型为“burst term”,设置top N% per sliced值为30%,阀值设置(c,cc,ccv)的值分别为{(1,1,20),(2,2,20),(2,2,20)},同时标出突现点,得到图3所示的知识图谱。其中代表突现点的节点变成红色的(箭头所指)。并生成“summary table”,对节点的Σ值进行整理,见表2。可知代表研究前沿的术语有:“distributed learning environments(分布式学习环境)”、“learning communities(学习社区)”、“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architectures for educational technology system(教育技术系统的体系结构)”、“teaching/learning strategies”和“collaborative learning”。 (二)研究前沿的讨论 深度分析上述术语,可将国际教育技术领域的研究前沿方向概括为四类:理论研究类、环境资源类、策略方法类、媒体技术类。结合关键术语共现的可视化知识图谱以及词频统计结果:(1)在理论研究类方向,主要是对“architectures for educational technology system”开展研究,具体包括“evaluation of CAI systems(计算机辅助教学评价系统)”、“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s(智能教学系统)”、“distance education and telelearning(远程教学)”、“e-learning(数字化学习)”和“construction(建构)”等主题内容;(2)在环境资源类方向中,重点研究的主题是“学习环境”,其中“环境”包括“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distributed learning environments”、“learning communities”和“classroom(教室/课堂)”;(3)在策略方法类方向中,主要是对“teaching/learning strategies”开展研究,具体主题包括“improving classroom teaching(提高课堂教学)”、“cooperative/collaborative learning”、 “evaluation methodologies(评价方法)”、“communication(交际)”、“tools and methods(工具和方法)”和“navigation(导航)”等,此外,还针对“elementary education”、“secondary education”、“post-secondary education”和“adult learning(成人学习)”等教育阶段的教学方法策略进行研究;(4)在媒体技术类方向中,主要是针对以计算机网络为代表的新技术开展相关研究;包括“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human-computer interface”、“virtual reality”、“Internet”和“computer”等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 五、国际教育技术领域高影响力的学者与文献 (一)高影响力的学者 运行CiteSpaceⅡ,将节点类型选择为“Cited author”,设置top%为30%,阀值设置(c,cc,ccv)的值分别为{(2,2,20),(2,3,20),(2,3,20)},得到关于作者共现信息 从图4和表3可以看出,共现频次及节点的中介中心度最高的学者是Vygotsky,L.S.(维果斯基),其次是Jonassen D.H.(乔纳森)。另外,中心度较高的学者还有Salomon,G.(所罗门)、Chi MTH(季清华)和Brusilovsky,P.(彼特·布鲁斯洛维奇)。中介中心度较高的这些学者,在教育技术知识网络中起着重要的节点作用,构成了教育技术领域的主流结构。其中,有些学者已经逝去(维果斯基、乔纳森等),有些文献发表的年份也都较早,但仍具有如此高的频次和中心性,说明这些学者及其经典著作作为教育技术研究的理论来源和知识基础,对教育技术的发展起着重大的促进作用。图表中显示的高影响力学者大多是基于心理学开展教育技术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心理学对教育技术的理论支撑作用。突变用于检测一个学科内研究兴趣的突然增长。[9]通过数据分析,具有突变值的学者有Brusilovsky,P.、Bandura,A.(阿尔伯特·班杜拉)和Dillenbourg,P.(皮埃尔·狄隆伯格)。通过对三位学者的突变文献进行检索,分别是:Brusilovsky,P.的《Using A Style-Based Ant Colony System for Adaptive Learning》、Bandura,A.的《Social Cognitive Theory: An Agentic Perspective》和Dillenbourg,P.的《Over-Scripting CSCL: The Risks of Blending Collaborative learning with instructional design》。这些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是“协作学习”,这是近十多年来教育技术研究的热点主题。可以说,这些学者及其重要文献为近十多年来“协作学习”研究的兴盛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高影响力的文献 将节点类型改为“Cited Reference”,其他设置不变,得到关于共引文献信息的知识图谱,如图5所示。将统计得出的高频共引文献进行整理,选择频次大于40的共引文献,并统计其中介中心度等信息,如表4所示。 上述统计的高影响力共引文献包括著作和文章,都是教育技术领域的经典之作,距今数十年不等。Vygotsky,L.S.(维果斯基)的高级心理技能和社会心理学理论,Davis,F.D.(弗戴维斯)的感知理论和技术接受模型,Brown,J.S.(约翰·布朗斯)的教学模式和资源改革理念,Wenger,E.(安提拿·温格)的实践社区 理论,Mayer,R.E.(理查德·梅耶)的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Bandura,A.(阿尔伯特·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与行为矫正技术,Fishbein,M.(莫里斯·费许班)的信仰、态度、意图和行为的理论研究等,为教育技术领域的各项研究提供指导思想。这些经典著作建构了教育技术领域的理论体系,具有很大的开创意义,成为众多后续研究工作的基础性文献资料,影响力高。 六、研究结论 (1)近年来国际教育技术领域研究广泛,包括教与学的策略、教学设计、学习环境等方面的理论研究,以及相关技术研究和应用研究。各种主题内容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基于计算机和网络来开展设计和实施的。 (2)近年来国际教育技术领域研究的热点包括对学习环境、媒体系统、教学策略方法和学生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具体有“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multimedia/hypermedia systems”、“students”、“secondary education”和“teaching/learning strategies”等。 (3)近年来国际教育技术领域研究热点变迁的情况是:各热点研究方向在2005年左右就已基本成熟化,呈现出相对的静态稳定发展,但在后期研究中会衍生出如 “self-efficacy”、“self-explanations”和“virtual reality”等新的研究主题。 (4)近年来国际教育技术领域研究的前沿包括理论研究类、环境资源类、策略方法类、媒体技术类等四类方向,具体内容包括“architectures for educational technology system”、“distributed learning environments”、“teaching/learning strategies”和“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等。 (5)在教育技术高影响力学者与文献的可视化分析中,维果斯基、乔纳森等教育技术领域著名学者的思想理论,对教育技术研究起着指导性作用。一些学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也提出了适应时展的研究焦点并得到良好发展,如彼特·布鲁斯洛维奇、阿尔伯特·班杜拉等提出的协作学习理论。此外,教育技术领域的经典著作和文献资料,仍然被当今学者广泛引用,作为教育技术研究的重要参考依据。 学术研究既要有本土化行动,更要有国际化视野。本研究分析了国际教育技术领域的发展热点与动态趋势,并还将对国内外教育技术领域在各个时期的发展特点进行比较,以期为国内学者与国际研究相接轨提供参考和借鉴。 教育技术研究论文:视唱练耳教育技术研究 摘要:视唱练耳课程是音乐教学中的基础课程,也是每个学生学习音乐必修的课程。本文主要从如何练习视唱和如何练习练耳两个方面做了阐述。 关键词:视唱 练耳 教学方法 视唱练耳课程是音乐教学中的基础课程,也是每个学生学习音乐必修的课程。学习视唱练耳的目的就是更好服务于音乐中的其它专业,训练学生的音准、节奏感和识谱能力,提高视唱能力,增强和培养学生的对音乐的感受力、鉴赏力,为了学习各门专业课打下良好基础。它的主要内容包括视唱和听音两个部分,接下来我将主要从这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1、如何练好视唱 1.1 节拍节奏练习 拿到一首曲子,教师首先引导学生快速浏览一下曲子是什么节拍、节奏的,如拿2/4拍举例,教师就应该首先提示或带领学生空手练习2/4节奏的打法,接着找出乐曲中之前没有学习过或者学生感到生疏、接触比较少的节奏,由教师给予讲解或示范之后再带领学生完整地打出曲子的节奏。要让学生养成一边唱一边打拍子的好习惯,这样才能避免视唱中产生的忽快忽慢的节奏不均匀得情况。 1.2 调式音阶练习 调式音阶练习也是学习视唱的基础练习,首先,要了解音阶的种类,通常我们所讲的音阶包括大、小调式和民族调式三种:大调式又包括自然大调、和声大调和旋律大调三种;小调式包括自然小调、和声小调、旋律小调三种;民族调式包括宫、商、角、徵、羽五种。其次,针对要唱的曲子的调性先练习唱好该曲子的的音阶,特别是在音阶中出现偏音时,要格外注意唱好、唱准,这样在接下来唱曲子中的偏音才会变得轻松、容易唱准。 1.3 构唱 视唱中的构唱,主要是针对曲子中出现的较难唱准的音程。通常来讲纯四度、纯五度、这样的协和音程和大、小二度大小三度这种跨度比较小得音程比较容易唱准,而像跨度比较大的六度、七度、八度音程和不协和增四度、减五度音程都需要拿出来单独练习。比如:增四度,练习中可以将学生分成两组,一组唱低音,另一组唱高音,教师首先带领学生分别把低音和高音唱准,接着两组同时唱,在唱的同时分别听一下另一组唱的声音效果,之后,两组互换刚才唱的音,再彼此倾听另一组唱的声音效果,用这样的方法,可以比较快的构唱音程。也为构唱和弦打基础。 1.4 视谱唱词 视谱唱词这是学生学习音乐应具备的基本能力。可以分为三步练习,即节奏读词、哼唱曲调,视谱唱词。练习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注意音乐的完整性,获得快速读谱能力。 1.5 综合把握 视唱中还要注意唱准力度、速度和换气记号,没有标明换气记号的曲子,教师要引导学生在长音位置或者休止符位置做换气。通常音阶上行时做渐强处理,下行时做减弱处理。 为了提高学习视唱的兴趣,教师可以根据曲子节奏特点每小节配一些律动,比如:4/4的曲子,可以以小节为单位,每拍配一个动作——跺脚、拍腿、拍手、捻指。练习熟练后,教师可以将学生分成组,以轮唱或接唱的形式练习,互相倾听,也为双声部视唱打基础。这样在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也提高学习效率。 2、如何练好练耳 2.1 单音听辩训练 单音练习是音高练习的基础,更是学习练耳的基础,特别是针对听音比较弱的学生一定要做大量的练习。这也是为以后学习音程、和弦、旋律打基础。训练时要注意由浅入深,可以由中音区不带升降号的音开始,以小字一组的la为标准音,逐渐向两端的音区扩展。 2.2 音程听辩训练 音程有两种:旋律音程和和声音程。旋律音程的练习方法可以参考前面的视唱部分中的音程构唱,这里不再做赘述。和声音程的听辩显得难一些,但一切的基础都是模唱,模唱的方法是由低到高。这里推荐一个方法:比如听辩的是纯五度音程3-7。很多学生对纯五度的和声效果不敏感,那么相信大家从小都会唱的一首歌《小星星》,,这首歌第一句就是纯五度,请你记住这里纯五度的音高,请你利用音阶和模唱的方法找到低音,接着在3上向上唱出一个纯五度,那么就能轻而易举的找到高音7。那么请你找出你熟悉的歌曲中所包含的音程,记住它们,让它为你服务吧! 2.3 和弦听辩训练 和弦包含了三和弦和七和弦两大类,还有原位和转位之分。在听辩和弦的训练中,首先要了解和弦的结构以及它们的音响特点,例如:大三和弦色彩明亮,稳定、协和;小三和弦色彩黯淡,柔和;增三和弦不协和而带有扩张感;减三和弦不协和还带有紧缩感等等。 2.4 节奏听辩训练 节奏训练主要是对学生节奏感的培养,对节奏型的认识,听、写的训练。要让学生牢记并掌握各种不同的节奏型的特点和音响效果,要多读、多听、多写、多背,达到增强节奏感受力和记忆力,逐步提高学生的听辩能力直到熟练听写的目的。训练时,可以要由浅入深,为达到更好的效果,建议:最初练习时,可以用一个四分音符和两个八分音符这样的节奏型进行混搭组合成2/4或4/4的节奏进行听辩,之后每次练习时加入一个新的节奏型。 2.5 旋律听辩训练 旋律听辩是练耳中比较难的一个环节,它是各种音乐要素的综合,要求学生有较强的音乐记忆力和记谱方面的能力,听音和节奏方面打下良好的基础的前提下,旋律听辩才会变的容易。练习时建议:先把听到的旋律的节奏型和拍号写好,然后再听音。听旋律时也要注意由浅入深、循序渐进。 2.6 创意提高训练 教师可以根据学生对听辩旋律的掌握程度,利用该旋律已有的节奏,让学生根据节奏进行旋律创编。教师可以挑选一些比较优秀的创意小曲带领学生演唱。还可以以轮唱的形式进行演唱,把视唱和练耳有机的结合到一起。这样,学生还可以在学习知识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创作意识和自信心。 视唱练耳教学是一个师生互动的过程,应该始终坚持科学性与趣味性相结合的原则,不能只是单一的听和唱。以上,就是笔者从事视唱练耳教学的一些心得体会,如有不足之处,欢迎请大家批评指正。 教育技术研究论文:浅谈国内教育技术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摘要】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教育相关理论的完善,我国对教育的发展问题给予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教育技术作为人类在教育教学活动中传授知识所运用的物质工具、方法技能和知识经验的综合体,在整个教育范围内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我国的教育技术现状也透射出广阔的发展空间,但其中仍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教育技术定义的演变和国内教育技术研究现状的分析对其发展趋势及存在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教育技术;研究现状;发展趋势 教育技术的实践过程历史悠久,在它系统地作为一个领域、一种理论来研究的阶段中,许多国家以脉络清晰完整的美国教育技术理论模式为鉴,深化教育技术的理论研究。 一、教育技术研究的内涵 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长期积淀使得教育技术的内涵定义也经历了相应的演变。从以“视听传播”来定教育技术领域的定义:“视听传播是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一个分支,它主要研究如何对控制学习过程的信息进行设计和使用。”到1994年定义:“教学技术是对学习过程和教学资源进行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的理论和实践。”再到2004年定义:“教育技术是指通过创设、使用与管理恰当的技术过程和资源,以利于学习和改善绩效的研究与符合道德规范的实践”的演变,加之它提出该定义是能为非专业人士所理解的一般性定义而不是专门用精确的技术性术语来描述现象的科学定义的要求,我们不难看出教育技术的定义更加确切,通俗易懂,也更加强调促进学习、改善绩效的内容。 二、国内教育技术研究现状 国内教育技术的研究内容广泛,不仅包括理论研究、资源开发研究、教与学的应用研究,也包括技术开发、绩效提高与知识工程等。将教育技术运用于教育活动中的最终目的,体现在提高教育质量,扩大教育规模,深化教育改革。 我国的教育技术是以电化教育的出现作为标志的。它历经萌芽阶段,初步发展阶段,迅速发展阶段以及最终的系统发展阶段,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在这一过程中教育技术领域的研究重点几经迁移:从强调设备(教学手段)到强调资源(教学内容),再到强调教学(优化教)与到强调学习(优化学),最后到强调绩效(优化教学系统)。而整个教学过程中,开发教学资源,改革教学模式,进行教学设计等都是以提高教学质量为目标的。教学者要从整体出发,在开发教学资源进行教学设计时充分利用教学以外的因素以达到教学的最优化。 三、把握教育技术发展趋势,做好教育技术研究工作 2004年国家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准(试行)》,旨在提高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水平,促进教师专业技能发展。它提出教师要具有运用教育技术改革教学,课程整合以及尝试将新技术应用于教学的意识。教师要能认识到教育技术的有效应用对于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作用。再者它强调了教师在知识技能方面要能够掌握绩效技术、知识管理与课程开发。所以,教育技术在强调资源的同时也强调了教学中的绩效问题。这样的转变显示出绩效技术的新势头。 《教学技术:领域的定义和范畴》一书中对绩效技术做了如下界定:“绩效技术是一种对项目进行选择、分析、设计、开发、实施和评价的过程,它的目的在于以最经济的成本效益影响人类的行为和成就。”绩效技术强调整体的系统性并对过程实施的各目标环节进行干预以提升绩效。 教育技术理论体系中绩效技术的引入能够更好地解决教育的投入、产出和最优化的问题。教学活动从绩效差距入手,分析学生现有水平与预期所能达到的水平的差距,找出产生这一差距的原因。尔后,量体裁衣,有效地消除绩效差距。再者,注重成本—效益比。充分发挥教学设备的利用率,寻找到以低投入求得高效益的方法。这就要求教育者及其管理者把握改革的整体布局,调整教学环境、资源等来提高实施的质量。 随着教育技术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一些高校相继建立了CAI中心、教育技术中心、计算机中心等。但是管理理念的落后,体制的不健全,教学媒体使用率低下使得这些机构的功能在实际应用中达不到预期功效。同时教育技术重装备轻实践、重教轻学、重硬轻软、重科技轻人文的观念误区依旧存在并亟待澄清。因此,我们关注硬件建设也要注重软件开发,重视科学技术也要提高人文素养。在灵活应用媒体手段传授知识技能的过程中有效地使用绩效评价对教与学的效果综合分析,最终反馈到教学实践中去。考虑到上述情况,破解了制约我国教育发展的瓶颈,教育技术的发展将迈进新方向。 总之,不管是绩效技术或是教育技术都是能够加以利用来解决教学中的问题。我们需要教育技术研究者关注教育教学问题以及技术使用条件来优化教学。相信在未来一阶段,通过研究与探索,绩效技术在教与学中的运用会日趋成熟,进而引领着教育技术朝着更广阔的空间发展。 教育技术研究论文:谈教育技术研究中文化传承、理论溯源和学派精神的缺失 [摘 要] 近年来我国的教育技术取得了可喜成绩,但教育技术研究的学术品质却在一定程度上落后时代的发展和研究的需要。教育技术研究中,在文化传承、理论溯源和学派精神三个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失,这种情况正在制约着教育技术的发展。 [关键词] 教育技术研究; 文化; 理论溯源; 学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技术在学科建设、指导实践、与其他学科对话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特别是进入21世纪,伴随着推动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需求,教育技术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逐渐被整个教育界所关注,在推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与此同时,回顾教育技术的发展,我们也看到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教育技术研究的学术品质落后于时展的需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教育技术的发展。形象地说,将教育技术比喻为一支队伍,在它初创时期,因安身立命的需要,要讲求实效,可以不拘形式,可以是一支游击队,可以打游击战。但当发展到一定规模,产生一定影响,承担“正面战场对敌”责任的时候,就必须是正规军了。这时候,教育技术必须在继承传统优秀品质的基础上,一扫游击队习气,将自己打造成一支在思想、技术及方法各方面都合格过硬的正规军。 历史责任落在了当前一代教育技术学人肩上,我们必须将教育技术带入一个由“游击队”向“正规军”转型的阶段之中并使其顺利地完成这个转变。而所谓“游击队”和“正规军”的差异,在教育技术研究上,表现在文化传承、思想溯源和科学精神的缺失与建构上。 一、教育技术研究文化传承的缺失 这些年我国教育技术的发展,无论是基本理论还是整个学科体系的建设,主要是依赖对国外理论的引进。类如叶澜教授指出,“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离‘根’离‘土’,长期未构筑起自己的‘家园’,长期保留着‘舶来品’这一从降生之日就带有的‘胎记’”。[1]在学科发展的初期,“引进”情结在所难免尚有情可原,但在后续的发展中,应避免习惯性地简单模仿和移植,应在借鉴参照的同时更强调根植于自身文化的健康发展。教育技术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在倾听、领会别人的文化精神时,更重要的是守护自己的文化家园,以本土问题为先导,借鉴先进国家学者的研究,建构本土的概念框架和理论路线。唯有如此,才能既更加有效指导本国实践,又在国际学术舞台上进行平等而有尊严的对话。 在教育技术研究中,缺乏文化传承的表现主要有两个方面。 1. 思想引进“食洋不化” 任何教育理论都有其生长的社会土壤,都会散发着浓郁的文化气息,不同民族的教育理论也都体现着不同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西方的教育技术理论,特别是美国的教育技术理论,其形成有深厚的本国教育实践背景,即先有教育实践,积累经验,然后再形成理论,深深地带有美国式的实用主义文化的烙印。无论是AECT几次对教育技术定义的更替,还是遍布美国本土的其他形形色色的派别思想的形成,都有其深厚的实践基础。范寿康曾说道:“美人论学,往往轻系统,重实利,其弊流域肤浅驳杂。”[2]美国学者如同美国公众一样,在享受着“冠誉”全球的“美国式”声望之时,对其崇尚的实用主义更是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渗透到其骨髓里。他们更热衷于在实践中解决问题,而无暇去寻求更加深邃的答案。实用主义有利弊两个方面:好处是可以不受概念和理论体系的困扰,将焦点放在分析和解决具体问题上;缺点是由于缺乏扎实稳固的思想支撑,限制了其对具体问题的超越,从而影响到对问题的深刻认识,在启发思考和引领发展方面就必然有所不足。因此,无论是拿其二百年文化成绩和人类数千年文明相比较,还是拿美式思想和林立全球的众多学派相比较,亦步亦趋、盲目地迷信而唯其为是,照搬照抄囫囵吞枣乃至逐字把玩,实在是非常不可取。 对于理论的引进,必须考虑理论的适应性和适用性两个问题。在适应性方面,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引进的理论能否适应中国的教育实际。在教育技术领域,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的现象屡见不鲜,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文化理念的不相容,在理论上盲目模仿,而在实践中却忽视了实际问题的文化情境,必然会遭到文化理念排斥,起不到解决问题的作用,这就造成了由于文化土壤不同而产生的“南橘北枳”现象。在理论适用性方面,我们会追问这个理论本身对问题解决的可满足性如何。卓有成效的理论学说会引领我们对问题认识的深入。近年来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深入,国外的许多理论被引入国内,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内学术的发展,但有些理论的效用却被夸大了。如前所述AECT教育技术定义的引进和解读,就是典型的问题之一。同样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我国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后现代课程理论本是学术上的一家之言,却在我国上升为课程改革的国家意志,几乎没有深入考虑我国的文化背景、社会意识、管理体制及我国教育的发展诉求等诸多要害问题,不得不说是一个严重的失误。 2. 理论建设缺乏本土意识 理论具有鲜明的文化性。理论是对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实践问题的抽象、论述和反思。我国的教育技术发展二十多年,问题争论无数,却陷于肤浅琐碎,引进大量理论但鲜有本土特色的理论创见,理论创新缺乏本土意识。略举一例,据南国农先生介绍,“日本的‘教育工学’这个名称,是在读过《天工开物》这本中国名著后受到启发而提出来的。并说,日本教育工学界的许多学者都把《天工开物》、《梦溪笔谈》作为必读的经典文献。”[3]这不禁让我们教育技术界的学者们羞愧不已,这个“工”,不是工业的工,是一个饱蘸着传统技、艺乃至思想的“工”。可以想象,一个“工”字,若被妥当地置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上,会给我国教育技术领域带来什么不同?遗憾的是,实际上我们为了一个“针尖上的天使”式的定义争论不休,我们拿着“教育”、“技术”、“Education”、“Technology”甚至“Technique”排来排去,却把自己拥有的文化遗产遗忘在脑后。如有学者所言,“一旦我们取消本土的自我反思能力,以西方的需要为需要,以西方的反思为反思,长期压制本土的真实需要的表达,就会导致在文化、心理、思想、精神诸方面成为西方的附庸”。[4]实际上,何止是附庸,更是不伦不类。 在教育技术理论本土化的建设过程中,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我国教育技术所具备的文化性,增强我们的本土文化意识。首先,守望与传承文化血脉也将成为当前理论研究与创新的生命之源。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民族认同的前提。文化传统可以为理论研究提供“支援意识”,它为新理论的创生和推广提供文化支撑,离开了文化传统,任何理论研究都将失去其赖以生存的根基,成为空洞之物。另一方面,新的理论需要经受文化传统的选择,特别是对外来移植的理论,“文化的新项目,不论来自一个社会的内部或外部,必须能为原有文化的意义所接受。如果这些意义完全是另一回事或不协调,那么新项目,不论是一个观念、一件人工制品、一种另一方信念或一种方式,都将直截了当地被拒绝。新项目也常常被接受,但在接受过程中必须对之进行诠释和修正,以适应原有的文化。” 考虑到教育技术较多关心教学设计问题,不妨再以其为例谈谈这个问题。教学设计是西方理性与教学需求相结合的产物,旨在促进教学活动的程序化和精确化,提高教学的效率。上世纪80年代,教学设计被引进到我国,并在教师教育和培训中得以推广。在教学实践中,教师能对教学设计及其条款如数家珍,但对教学设计的理解和运用却显得机械而肤浅,正是因为该教学设计的理念没有很好地和中国文化融合,没有将教学设计的精华融入到教师的文化灵魂之中。教学设计理论要真正根植于中国的教育土壤,需要一个本土化的过程,要经过“借鉴―协同―融合―创新”的过程,若要生搬硬套,就必然会形成理论和实践的脱节。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真正智慧的实施推动,看到的只是简单的抄搬和灌输。即便有少部分教师能对整个教学过程驾驭得得心应手,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个人经验,归功于在其内部偶然顺利地完成了文化融合,而未必是对教学设计及其相关理论进行形式化“推销”的结果。或者说,凡有老师对教学设计的诠释有精到之处,多为渗透着浓郁传统精神以及面对我国特定教学文化的独到解读。 二、教育技术研究理论溯源的缺失 教育技术作为一个新兴、复杂的研究和实践领域,需要吸收多方面的理论养分,综合各种教育经验。一方面,需要接受教育学、心理学、哲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知识的指导,另一方面,教育技术也在实践中丰富、发展这些学科知识。而目前教育技术研究和实践的理论基础相对薄弱,新概念、新模式、新策略层出不穷,却甚少审视本领域、本学科的理论基础。诚然,在理论积累不甚丰富,研究方法不甚完善时,理论研究不免会出现“摸着石头过河”的情景,但若要得到长足有效的发展,必须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教育技术研究理论基础的缺失表现以下两方面。 1. 基础理论研究的缺席与忽视 首先,技术哲学的缺席造成教育技术研究的理论缺失。桑新民教授指出,“教育技术学最深层次的基础理论应该是技术哲学和教育哲学,因为这决定了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工作者的技术观和教育观,并由此决定了他们的教育技术观。”[6]长时间以来,人们对技术的理解仅局限在“工具和活动”上。这种认识虽然有其合理性,但也“遮蔽”了技术的本质,也对教育技术的认识和实践造成了不良影响。“技术不同于技术之本质”,马克思主义技术观认为技术不仅展现了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展现了他的生活生产的直接过程,因而也展现了人的社会生产关系以及由他们而产生的文化表现。[7]技术哲学作为教育技术研究的理论基础,将会更全面地理解教育与技术的关系,有力地拓展教育技术研究的视野,丰富教育技术的内涵。所幸的是国内部分高校的一批学者,不盲从国外,主动开展了这个方面的思考并形成了一定的积累。 其次是教育技术研究对自身理论体系架构的忽视。教育技术作为一个研究和实践领域,使人们更热衷于其工具价值的追求,实践倾向较为明显,理论建设与研究则显得较为平淡。所谓理论,大多是教育学、心理学的简单的抄搬式的“借用”,或者是相关技术应用层面的经验总结,这样教育技术研究就成了教育的技术研究,成了研究教育技术。当然,我们也不完全排斥这样的研究,甚者认可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们的最终目标不是教育的技术研究、研究教育技术,而是教育技术研究,前者是达到后者的途径和手段,这也如同将各个学科知识的各行其是的“独奏曲”变成教育技术的“交响乐”。 如何完成“交响乐”乐章的谱写?有学者提出的教育理论发展“分层模式”可供参考:“我们将研究分为三大类,并依次分为三大层面,第一层是事实研究,第二层是价值研究,第三层是技术研究。”[8]相应地,事实性研究即本体论研究,即对“教育技术是什么的研究”,旨在运用哲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知识透过复杂的教育技术现象寻求本质。价值研究是对教育技术以“应该”的方式来追问的,是对人、技术与教育三者价值的追问,表现为教育与技术的价值关系、教育技术与人的发展的价值问题等,有助于树立良好的教育观、技术观和人的全面发展观。技术研究则应在实践领域展开,将先进的理论理念转化成实践的精神财富,也从实践中不断地丰富理论,促进理论与实践相互支持,教育技术研究的目的所在。 2. 理论引进的简单“拿来主义” 作为一个新领域,教育技术的创生和发展是各学科知识整合的结晶,是教育实践的需要,是时代精神孕育的结果。只有顺应时展和学科潮流,才能体现其独特的综合性和实践优势。20世纪初是科学大发展、思想大飞跃的时代,现代科技成果和思想逐步渗透到教育领域中,为教育技术的发展吹响了号角。随着学习心理学、传播学、系统科学以及其他理论的引进,教育技术逐渐走向成熟,这些独特的“基因”应该成为教育技术发展的优势所在,也成为教育技术研究的理论来源。而这些外围时代精神的变革及其所产生的教育技术理论内在的演化却未被我们所重视。 比如,大家比较认可教育传播学是教育技术学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这个基础理论的建设远未完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教育技术领域内曾掀起一股传播学向教育移植的热潮,譬如有人认为“传播理论是全面研究人类进行信息传送、交换、加工的科学。它建立起来的传播过程模式的理论,传者、受者与传播媒体的理论,对教育过程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用它解释教育过程产生了教育传播学,成为教育技术学的基本理论之一”,[9]其实多是对传播学的抄搬,并未就教育传播这样一个承担特定社会责任、有特定的组织形式、有特定的管理方法的特定“传播”的“特定性”进行深入思考,未能得到一个真正的“教育”的“教育传播学”。进入本世纪,教育传播学又颇受冷遇,恰好错过了教育信息化的高速发展期,面对网络等新传播媒体和网络教学等新教育传播模式的出现,教育传播学并没有与时俱进,紧随时展,严重滞后于教育实践的发展,从而对教育实践的解释和指导功能大为减弱。 再如,教育技术研究方法的探索也仍在迷茫之中。根据传统的学科范式要求,各学科有自己相对独特的研究方法。所谓独特的研究方法,一是根生于本学科的方法,二是从其他学科借鉴并作适应性改造的方法。当前教育技术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大多是从其他学科借鉴而来,教育技术研究者会无意识地、自发地借鉴与改造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借鉴与改造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教育技术没有研究方法的问题,拓展了教育技术的研究视野与领域,但由于缺乏方法论的指导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存在研究方法的运用肤浅与研究视角散乱问题:由于不同学科的研发方法其衍生的知识背景不同,在相异的知识领域中会表现出不同的适用性或局限性,不考虑教育技术研究对象特征与情境的差别而机械套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势必会造成研究的肤浅;由于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造成的研究视角散乱,有人形象地把它称为“坑道视界”,研究者虽然同处一个教育技术学科和领域内,但由于存在不同的话语沟壑,彼此之间却难以展开对话,研究方向与方式也日趋分散。 三、教育技术研究学派精神的缺失 所谓的“学派”,是指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学术观点、倾向、风格有别而形成的派别。[10]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史就是学派史,正是因为学派的争鸣才促进了科学的发展。波普尔认为,理论源于问题,“应该把科学设想为从问题到问题的不断进步――从问题到愈来愈深刻的问题。”同时,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催生了不同的理论体系的诞生。“只有当理论的核心问题是重大的,独特的,并具有深刻的学理意义时,理论才可能成为范式,并形成一种主导话语。这种主导话语界定了理论研究的议程,而围绕这种主导话语也就形成了所谓的‘话语联盟(discourse coalitions)’或理论学派。”[11]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派的发展主导了科学的发展,足见学派及学派精神的重要性。而我国教育技术研究中的学派建设及学派精神是严重不足的,有下列表现。 1. 对“学派”朴素的误解 有论者指出教育技术存在若干学术流派,[12]诸如“电化教育学派”、“教育技术学派”、“计算机多媒体学派”与“教育应用技术学派”等。我们认为,当前我国的教育技术领域学派还未充分形成,因为学派除了具有师承性,还具有独立性、可持续性和对话性。 学派具有独立性。与学科强调制度性不同,学派更强调研究者的文化和精神认同。学派的立足点是追求真理,学派成员围绕自己的学术带头人,共同拥有相同或相近的理论核心,并具有鲜明的学术特色和风格,而且这些稳定的要素形成了学术上的内聚力和排他性。这种凝聚力一方面对学派内理论学说加以辩护,另一方面也能对其他研究者的观点加以排斥。古今中外的学术史上不乏学派的存在,学派的存在能积极地活跃学术气氛,有力地推动学科的发展。反思过去的教育技术研究缺乏丰富性和长久生命力,多以经验的表述为主,具有明显的随意性,学术话语中核心概念使用随意,核心概念之间亦未能形成有机的内在联系,没有形成内在的富有逻辑性的架构,如此种种,根本无法导致学派的诞生。 学派具有可持续性。学派的发展需要清晰的脉络。每种学派理论都具备一个理论硬核,起源于问题,并且永远不会完全脱离这一初始问题意识,在学派理论的演化过程中,也必然遵循“一以贯之”的主导话语体系和学术传统。在这一点上,我们在系统考察六十多年来美国教育技术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主要是“媒体派”和“学习派”两大学派的争鸣。“媒体派”更具学派特征,并形成了导师和博士生三代传承的查特斯(W. W. Charters)―戴尔(Edgar Dale)―芬恩(James Finn)―海涅克(Robert Heinich)谱系,美国印地安纳大学是此派的学术重镇。[13] 学派具有对话性。学派具有独立性,并不意味着学派就是封闭的,一方面,学派需要一个良好的学派生态系统,需要健康适宜的学术环境,对于教育技术学派来讲,这显得尤为重要。正确处理哲学、心理学、教育学和计算机等学科学派以及教育技术学派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学派之间“生态链”的平衡,这对促进教育技术学派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任何学派都有理论盲点,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因此,各个学派不是替代、倾轧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另一方面,学派间需要良好的对话,学派是在对话与磨砺中成长的。各学派间往往在对话中立足于本学派的基础上取长补短,吸取其他学派的理论学说或者受到其他学派的启发,不断充实、丰富、扩展自己的理论体系、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因此,这是“平等式”对话而不是简单机械的套用。有类似描述为:“真正的教育学学派必定是这样的:它虽然难以拒绝相关学科学派资源的诱惑,但并不把这种外来资源当做‘根基性资源’,它试图将其纳入到教育学的语境中加以转化、再生。” 2. 学派精神及其缺失的表现 我国的教育技术,学派意识的淡漠与学派精神的缺失相伴随。可以认为,学派精神是学派组织、活动及其学术成果的精神积淀,学派精神主要体现在“求真”和“创新”两方面。“求真”是学派创生和发展的灵魂,在“求真”精神的鼓舞下,具有共同学术旨趣的研究者在对问题探索过程中形成相对稳定、独立的理论立场;“创新”精神是学派发展的立足点,“学派的核心思想必须是对传统理论的重大突破,或者是对一个全新领域的开拓。它给人们提供了一幅新的视野图景,使人们具有通过进一步工作而获得成功的巨大希望。”[15]创新也是学派发展的根本动力。 教育技术学派精神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教育技术研究问题零散,形不成理论硬核。如前所述,教育技术研究的游击习气不利于对理论体系的探索与完善,对问题的“浅尝辄止”式的描述又阻碍了对真理的发现。第二,教育技术研究没有形成统一的话语体系。学派精神的存在也是研究者聚集并开展研究的精神动力,也只有具有学派精神才能真正促使学术团队向学术流派的转化。目前在教育技术领域存在为数不少的研究团体,但仍然缺乏研究的合力,“散沙式”的研究难以形成统一的话语。第三,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原创性不足,缺乏创新性,教育技术研究的现状就是“引进多,原创少;成果多,精品少;问题多,思想少”。教育技术学派精神的缺失严重影响了其研究的理论品位的提升与学科的发展。 3. 从“逻辑起点”到“学派” 建设教育技术学派,对于我国的教育技术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既是教育技术学发展的内在驱动,也是理论研究的必然要求。众所周知,教育学对其“逻辑起点”的讨论众说纷纭的气氛也感染到了教育技术学领域,对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的讨论一时间风生水起。参与讨论的学者们虽未能最终就逻辑起点究竟是何达成共识,但都默认了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具有“唯一性”,并机械地套用了教育学的逻辑起点及其探讨的思路来探讨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然而,我们认为这种观点的合理性值得探讨。 我们先辨析“科学”与“学科”两个概念。蔡曙山指出“科学研究是以问题为基础,或者说是以问题为中心的……学科是科学研究发展成熟的产物。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领域最后都能发展成为新学科……学科以规范化为目标,英文的‘学科’一词,本身就含有‘规范’、‘纪律’这样的意思。从学科的这种特性可以看出,在时间上它相对于科学而言是滞后的,在空间上它相对于科学研究是不连续的,仅仅是若干科学研究领域的集合”,“在科学与学科的相互关系和矛盾运动中,科学是第一性的、决定的方面;学科则是第二性的、被决定的方面。这个关系不能颠倒”。[16]从上述两个概念的辨析看开来,我们更倾向所谓逻辑起点应该是针对教育技术“科学”的,而不是教育技术“学科”的。科学是以“问题”为中心,需要有形成专门的说理系统及专门的特定的“逻辑起点”,而学科是“容器”,其间可以容纳不同的学说或派系。逻辑起点针对科学理论流派而言是必然的,即它在某一理论流派具有唯一性,逻辑起点不仅因理论体系而异,更是该理论体系中特定的部分。具体到教育技术,作为我国的一个学科,首先应该有关于不同学说和流派的包容性,即使当前教育技术领域的学说和流派仍在迷雾之中未能清晰显形,也万勿轻率遑谈什么唯一的逻辑起点。可以看出,我国教育技术领域中关于逻辑起点的讨论,首先是学派和学派精神发展不够成熟而致的模糊认识,其次是对“科学”和“学科”两个概念区分不清所致。 我们也关注到教育学领域关于逻辑起点的讨论,也在默认教育学学科的逻辑起点唯一的基础上进行,如有参与该问题讨论的学者就含混了科学和学科的差异,称逻辑起点“是指一门科学或学科结构的起始范畴。是指理论体系的始自对象,是使整个逻辑体系由以开展和得以丰富完成的一个最初的规定。”[17]似这也是教育技术界学者们在关于自身逻辑起点讨论中默认其为“唯一”的重要原因之一。笔者考察,在我国建国后的教育发展历程中,一直坚持的是“党的教育方针”,尽管在不同时代党的教育方针也在发生细微调整,但其作为我国教育思想及教育实践的灵魂却一直是不变的。就是说,我国的当代教育,从同志倡导的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描述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与所谓教育是“使人成为人”的本质描述不同,是在倡导“使人成为人才”,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之需导致的,实际上可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教育”。在这种特立独行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教育有着延绵不绝的传统继承,有着锲而不舍的价值追求,它就是一个学派!所以,它的逻辑起点有唯一性! 再说到教育技术的逻辑起点问题上来。在我国的官方规定的体制中,教育技术学是教育学的一个二级学科,从属于教育,但放眼全球实践,教育技术既是与教育高度相关又是一个似有着某种特立独行品质的领域。因此,要讨论我国教育技术的逻辑起点,首先要从这里开问,即在它是否是一个学派的基础上开问,而不是在默认“唯一性”的基础上盲目地自说自话。 中国教育技术问题必须由中国学者来解决,必须怀着一颗“中国心”深入生活,面对中国客观存在,关注研究解决中国教育技术的实际问题。历史赋教育技术以重任,然而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教育技术研究学术品质的建设任重而道远。 教育技术研究论文:设计与开发:教育技术研究与实践的首要范畴 [摘要]对《教育传播与技术研究手册(第三版)》第五部分关于“设计与开发”范畴的主要内容进行概述,共分为四个部分:(1)新时代教学设计者的能力素质,提出了新时代教学设计者面临的一些挑战;(2)设计与开发的具体研究内容与实践,介绍了认知任务分析、在线教学的设计与开发工具、设计语言、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与开发、设计过程中作为工具的人工制品,以及设计与开发团队的社会影响等相关方面的内容;(3)评价,回顾了评价的模式和方法,详述了基于技术的绩效评估的设计与验证;(4)整体变革,阐述了当前变革的职责,介绍了教育与培训领域为整体变革而进行的系统设计。 [关键词]教育传播与技术;教学设计者;设计和开发;设计语言;认知任务分析;绩效评估;变革 设计和开发是教育技术研究与实践五大范畴(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中的两个首要范畴。在当前的教育传播与技术的具体实践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设计与开发是统一的过程,设计者在做方案设计时需要对如何进行后续产品开发做系统的考虑,开发者也要理解设计者的真实意图,以更好地达到既定目标。因此,将两个范畴的研究内容放在一起合情合理。 《手册》的这部分内容由Dave MerriU教授主编,共包括新时代教学设计者的能力素质(第42章,R0derick C.Sims和n瞻nyA,Koszalk撰写),认知任务分析(第43章,Richard E.Clark,David F.Feldon,Jereen J.G.van Merrienboer,KennethA.Yates和Sean Early撰写),基于技术的绩效评估的设计与验证(第44章,Eva L Baker,Gregory K.W.K.chung和Girlie C.Delacruz撰写),评价的模式和方法(第45章,RonOwston撰写),变革(第46章,Brian Beabout和AlisonA,Carr-Chellman撰写),设计语言(第47章,Andfew S.Gibbons,Luca Botturi,Eddy Boot和JonNelson撰写),设计与开发团队的社会影响(第48章,Laura Bhsi,stephen M.Fiore,J0hnHed-berg和Richard F.Schmid撰写),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与开发(第49章,Eun-Ok Baek,Kumat Cagltay,Elizabeth BOling和Theodore Frick撰写),在线教学的设计与开发工具(第50章,BryanL Chapman撰写),设计过程中作为工具的人工制品(第5l章,Elizabeth Boling和Kennon M.Smith撰写),以及教育与培训变革的系统设计(第52章,Sunnie Lee Watson和Charies M.Reigeluth撰写)共11章。我们对这些文章进行简单归类,其中1章论述新时代教学设计者的能力素质,6章阐述关于设计与开发的具体研究内容和实践,2章讨论评价问题,还有2章阐述整体变革中变革的职责以及教育和培训的系统设计。本文尝试对这11章文章涉及的上述四个方面分别进行阐述。 一、新时代教学设计者的能力素质 教学设计人员应当具备什么样的能力素质,是教育技术学专业发展和教学设计师认证关注的重要问题。1986年,IBSTPI(Intemational Board of Standards for Training,Perfor-mance andInstruction,国际培训、绩效与教学标准委员会)首次制定了教学设计能力标准。2000年又对标准进行了修改,形成了四个大的方面的技能:(1)专业基础;(2)规划与分析;(3)设计与开发;(4)实施与管理。 距离2000年时间又过了10年,哪些变化会进一步对教学设计人员的能力素质提出挑战?教学设计人员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能力扩展呢? 1.教学设计方面的变化所带来的挑战 首先,相比较以前,作者认为教学设计与开发团队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教学设计领域已经或将要出现大量的专家角色。如:分析师――专门从事绩效分析与培训需求评估:评估师――专门从事各种评价和评估,特别是评估的推广和影响方面的评估;e-learning专家――专门从事多媒体和电子学习产品(特别是网络学习产品)的开发;和项目经理――专门负责管理一个或多个项目的内外部设计人员。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建议应当把教师和学生作为完整设计过程的必要部分。其次,人们通过研究和实践不断认识到教学设计系统的复杂性。以前,教学设计的系统方法往往把问题简单化和静态化,随着教学设计实践的不断开展,人们认识到,教学设计实践不是静态的,教学设计的系统也不是简单的。教学设计的系统和过程的整体行为远比构成它的部分复杂,因此,作者指出,涌现理论(emereflce theory)则可以用于设计网络远程教育。“在涌现理论最纯的应用中,传统意义上的教师或者‘领跑者’(pacemaker)并不存在。在涌现的角色中工作人员需要有与传统角色完全不同的态度,并成为集体的一员,而不是有控制权的人。” 设计团队的变化,致使教学设计者面临如何更好地理解所担任的角色及所需要技能的挑战。教学设计者在进行需求评估时,教学设计人员的关键能力,意味着输入来自于很多利益相关者,明确分析什么以及谁参与需求分析过程是一项重要能力。另外,由于教学设计系统的复杂性,对于教学设计者来说,第二重要的能力是能够“更新和提高……与教学设计及相关领域有关的知识、技能及态度”,于是跨学科方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例如,涌现理论的重要性,跨学科方法的价值,等等。 2.技术的持续变化及其带来的挑战 网络技术的发展为教育传输带来了根本性转变的可能性。正在发展的社会性技术(如博客)使学习者能够进行非正式的合作与交流,且硬件技术也在不断推出便携设备以支持随时随地学习的原则。 从技术的发展视角考察教学设计的任务与实践时,一个重要的问题逐渐显现,即设计者和使用者(教师、学生、培训人员、参训人员)的活动的区别逐渐模糊。尽管在已有的模式中通常假设教学策略、学习活动和学习资源是独立于传输环境而进行设计与开发的,但在目前的环境中,却容许所有课程参与人员一起承担这些活动。因此,有必要质疑谁是设计者,其角色是什么,以及在设计与开发情境下什么能力是必需的。同样重要的是,要考虑教学设计者如何获得这些技能,及其与当前社会和学习者的需求一致的程度。 在专业基础能力系列中,教学设计者的第一项基本能力就是“利用视觉、口头及书面语言等形式进行有效交流”的能力。当交互的对象有可能是处在不同时区、不同地点且只能 依赖合作性网络工具进行交流的人时,书面交流则成为主要的交互方式。这要求设计者的交流技能必须包含实时和非实时交互,当呈现教学信息时,他们应当有能力与虚拟环境有关的关键因素整合起来。在更多的情况下,教学设计者必须借助播客、维基以及移动电话等来接受和反馈信息。这时,传统的模式将被那些以新兴数字技术为支撑的模式所取代。 3.学习群体和学习方式的变化带来的挑战 新生代学习者是数字原著民,他们正在参与处理学习内容并且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获取这些内容。当今世界的复杂性要求学习者从多种角度去更好地理解学习内容,并运用各种工具,从多渠道获取信息以丰富个人的教学和学习经历。因此,教学设计者必须面对来自新技术和学习者的双重挑战。 在这一背景下,教学设计人员的能力也扩展至识别与描述目标人群的特点以及分析环境的特点。这一问题涉及到,真正区分目标人群的难易程度有多大?我们能够假设参训人员在多大程度上是同质的?同样,人们现在的学习环境也很难预料,例如,他们是在工作场所还是在家里,或是在路上进行学习呢?尽管这些可能不应该是教学设计者确定的问题,但是教学设计者应能够帮助每一个参与学习的人,根据他们自己及情境的需求来选择合适的学习环境。 4.社会经济条件和环境的变化带来的挑战 最后,很重要的一点,即: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条件和环境,我们应更好地理解如何有效地利用或调整已有的设计和开发模型。例如,最近人们又开始对教育游戏和培训游戏产生了兴趣,研究者也在研究博客和播客如何增强学习经验。很多特定因素(如社会资本和可获得性等)对教学过程也会产生影响,满足来自多文化背景的学习者的设计也是非常需要的。目前的教学设计模型能够满足这些需求吗?教学设计者是否具备相应的能力来辨别这些问题?已有的能力是否有效,或它们是否需要重新确定? 设计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预测传输环境,并有效地满足这些多样化的需求?设计者不仅仅需要预测学习者将要和应该如何反应,他们有责任创造环境使学习者能够进行选择。基于以上讨论,与教学环境的实施和管理相关的系列能力就具有了新的意义和重要性,例如,人们强调增进设计项目中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及所有参与者之间的人际关系的能力。 总之,我们已经提到不断出现的新变化要求我们对教学设计能力做出重新评价。学习理论、技术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使得教学设计者对整个教育过程的控制也在逐渐减少。基于当前的技术和社会变化,我们会看到,教学资料的设计者将不再开发那种预先规定好的完整的课程,而是只提出一个概念框架,让大量参与者和活动在动态的、变化的学习环境中进行交互。这对教学设计者的能力素质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二、设计与开发的具体研究内容与实践 《手册》中有7章阐述设计与开发的具体研究内容与实践,下面我们分别进行简要介绍。 1.认知任务分析 认知任务分析(Cogmfive Task Analysis,CTA)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心理学与教育的认知革命中,是对教学设计技术的重大贡献之一。认知任务分析的重要性基于下列有力证据,即专家并不能充分地意识到自己所做决定和任务所做心智分析的70%,因此即便他们想要支持培训、评价和工作辅助,他们也不能充分地解释他们的决定和心智过程。认知任务分析运用各种访谈和观察策略,来描述专家用来执行复杂任务的外显知识和内隐知识,并将捕捉到的知识迁移到培训或专家系统的开发中。当基于认知任务分析的实作(per-formance)描述被用于培训和工作辅助时,对设计者和学习者具有极大的潜在效益。 认知任务分析通常在教学、工作、工作辅助或测试的设计前进行(或作为设计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随后,这些描述被用于开发专家系统、工作或任务能力的认证测试,以及为了获得新的、复杂的知识以实现绩效目标而开展的培训。在做认知任务分析时,目前常用的技术类型有观察和访谈、进程追踪、概念性技术以及认知任务建模,这些任务分析方法基本上遵循五个步骤:(1)搜集基础知识;(2)识别知识表征;(3)应用焦点知识抽取方法;(4)分析并验证所获数据;(5)根据预期应用对结果进行编排。 为了实现任务分析方法在教学中的最优化应用,需要把任务分析方法与培训设计模型进行充分整合,以促进学习目标、实现目标所需的知识(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以及适用于所需知识的教学方法之间的一致。目前,主要有三个系统采用了这一方法:整合型任务分析模型(1be Integrated TaskAnalysis Model,ITAM)、指导性经验学习(Guided ExperientialLearning,GEL)以及四要素教学设计(the Four-component In―struetional Design,4C/ID)系统。其中,4C/ID模型得到了最广泛的开发,它把“学习任务、支持性信息、即时信息、部分任务练习”作为教学设计的基本要素,主要运用认知任务分析来完成四项任务:(1)将复杂技能分解为技能层级;(2)对任务集当中的培训项目进行排序;(3)分析复杂技能的非重复性方面,以识别认知策略和心智模型;(4)分析复杂技能的重复性方面,以识别规则或程序以及产生有效表现的前提性知识。 据预测,下一代认知任务分析研究的议题主要有:(1)对专家自我专长的觉知和捕捉无意识知识的策略的关注;(2)对自动化的、无意识知识的大量研究,需要更广泛地整合到教学设计或教育心理学家的实践中;(3)成本有效性与成本一效益研究。人们在正规学校情境下很少把学习时间的减少看作一种效益,但在商业和政府场景下,时间却是一种有价值的商品。发现哪些条件下能够节省时间,哪些条件下不能节省时间,这将是认知任务分析持续发展中的一个有价值的附属产物。 2.设计语言 在复杂的技术世界里,设计不再被看作是一种个人活动,需要团队完成。每个设计师可使用不同的设计语言,但若想使一个由多人组成的团队高效工作,并和各方利益相关者交流协商,就必须甚至在基础层面上都使用公共的设计语言和标注系统。因此,设计语言对设计工作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人们应当越来越重视设计语言作为共享设计过程的工具的重要性。 这同样适用于教学设计领域。不同的设计领域有不同的问题和问题情境,教学设计面临的是教学实际问题,因此,也会产生教学设计的设计语言。教学设计的设计语言,能够使我们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审视教学设计、教学理论、教学设计理论以及日常实践,由此可加深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 在许多设计领域中,关注设计语言及其应用已经使得生产力和创造性大幅提升。设计语言并非是一种新发明,相反,它们是对每一个设计领域中设计者做事情的一种新的描述方式。在教学设计领域,研究教学设计语言,可以帮助激发严谨的设计实践;规划设计领域的新发展;为不断变化的设计 领域提供历史背景;将一个设计领域的实践与理论联系起来。除此之外,它还能够:(1)改进教学设计各个阶段的支持工具,从最初的理念到完成设计之后的文档;(2)进一步明确设计决策与结构、特色以及设计品质之间的关系;(3)改进技术以促进教学设计团队的组建并使其迅速向高产出活动迈进;(4)改进培训新教学设计师的方式方法;(5)给新设计者一个更开阔的视野,考虑设计团队中许多专业成员所使用的设计语言的范围对教学设计之本质及其新过程的全新理解,这些新过程根据设计问题调整设计过程。 目前,对于设计语言研究的一些方向及其潜在的应用主要有:(1)鉴别、整理和研究现存的设计语言;(2)从现存语言中抽取一些原则,并学习有意识地应用它们;(3)通过联系理论获得良好的语言基础;(4)考察引起新设计语言的那些语言生成原则;(5)生成良好界定的语言和语法;(6)创造突出设计者语言而非计算机语言的工具;(7)用设计语言重新界定设计过程;(8)探索本体与设计语言之间的关系;(9)探究可计算教学设计语言及其在适应性教学经验中的作用;(10)探索设计中语言应用的社会维度;(11)探索设计语言应用给设计团队带来的积极经济收益;(12)探索在其他设计社群中从设计语言应用中汲取的教训;(13)探索设计语言在新设计教育中的应用;(14)探索设计语言在保护新技术和促进它们在利益相关者中应用的作用。 3.设计过程中作为工具的人工制品 在很多设计领域都有这样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设计过程中广泛地使用或关注人工制品工具。这些人工制品可以分为两大类:过程制品(process artifacts)和产物制品(productartifacts)。过程制品包括多种类型的草图(sketches)(如概念图,决策图,透视图,等等)及文档,这些文档通常是在真实设计过程中的某一阶段产生的文字报告。产物制品是已完成的设计作品的集合,包括教学材料、最终文档、用户文档、演示材料以及在评价或体验设计产物后留下的片段性记忆。它们的收集和传播是以先例(precedent)形式进行的。这些被收集和传播的先例既包括制品本身,也包括研究、评价或完善这些制品时所留下的东西,如记忆(memories)或图式(schema)等。 在教学设计领域,一些值得注意的收集和传播先例的努力确实存在,如1905年建立的圣路易斯教育博物馆(the SlLouis Educational Museum,最终成为圣路易斯公立学校的音视频系,附属于其他系)是最早做出这种努力的。1946年,Indiana University的Ole Larson开始通过购买大英百科全书的资料或其他渠道来建立教学电影图书馆,等等。尚未发现在教学设计领域有大量的相关先例材料或者是以学科范围的努力来传播这样的先例。 在将人工制品当作设计工具这方面,当前的研究可以关注以下几个方面:(1)进一步研究如何将草图绘制和先例的使用有效地结合于教学设计活动之中;(2)决定在运用先例作为教学设计的表征中构建严密性和应用性的要素;(3)探究在该领域中制作与使用先例的投入所面临的阻碍与促进因素;(4)为将“设计者式的认知方式”(designerly waysof knowing)结合于教学系统设计教育而制作教法指南,等等。 4.设计与开发团队的社会影响 设计与开发团队在我们的社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他们采用的是一种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方式,其范围之广涵盖了教育软件的开发。设计者和开发者的工作发生在两个层面上,即具体设计(Design in the Small,DIS)和整体设计(Design inthe Large,DIL),前者指向某一具体革新,后者旨在改善现存状况。作为系统中的利益相关者,设计者和开发者要有系统观。对于教育而言,这要求我们在项目初期和后来都要考虑教育的需求与情境、评价团队工作为本领域中做出的贡献的价值。设计与开发工作不仅是对社会中的更大问题的回应,他们通过其设计开发的系统在实践中的实施或运用,对社会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所以,构建一个能够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的建设性的设计与开发团队非常重要。文章中给出了设计与开发团队要进行有效合作来提高绩效,以及需要考虑的内容,非常有指导意义,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希望读者参阅原著或即将出版的翻译版本)。 当前设计与开发团队应在教育的系统变革方面做出一些努力,包括:(1)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组织团队;(2)了解并应用关于教学和学习的研究成果;(3)就教育中技术的持续性评价进行研究;(4)关注设计与开发工作的社会影响。这样,设计与开发团队就成为共同的创造者,为教育的系统变革而投入更多的努力,通过自身变革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做出贡献。 5.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与开发 教学技术面临的一个重要的挑战是如何使设计和开发出的产品,既能高效地支持用户的学习和表现,又能让用户满意。当前有两种类型的设计和开发的方式:一种是以产品为导向的设计方法,它主要关注产品的研发。另一种是以过程为导向的设计方法,它要求设计者基于人们学习、工作和交流(如使用)的情境来看待整个设计过程,在开发过程中,产品的用法将随着不断变化的需求而变化。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和开发(User-centered Design and Development,UCDD)是以过程为导向的设计方法,其理念就是要将用户置于从计划、设计、实现,到测试整个过程的中心。 UCDD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社会技术学取向的子循环。其观点是将人们活动的社会和认知的分析融入设计,并有意识地加以利用。因此,UCDD的设计取向强调用户需求并将这些需求贯穿在整个过程中。UCDD的主要组成要素有:用户参与、情境分析和迭代设计。其中,用户参与在UCDD过程中至关重要,用户一定要积极地参与整个设计过程,而不是简单地让用户在设计的开始和产品测试阶段做咨询。用户参与的程度可以分为与设计者的直接交互、长期参与设计过程、整个系统设计中的广泛参与和在设计决策中保持重要的控制程度这四个层次。情境分析是指UCDD要在情境中考虑用户的工作需求,设计者必须将人、环境、工作实践和技术等方面的因素考虑到设计中,以开发出一个丰富的学习和信息环境。为了应对设计中不断发现的问题和取得的进展,必须进行反复测试,这种迭代设计的过程是在一种在行动中反思的方法。 UCDD有多种实施的步骤和方法,如参与式设计(Partic-ipatory Design,PD),快速原型法(Rapid Prototyping,RP),用户友好的设计(User-friendly Design),多元化预排设计(Plural-istie Walkthmugh),基于情境的设计(Conmxtul Design),合作探究(cooperative Inquiry),情境化设计(situated Design),用 户设计方式(the User-designer Appmach),ID2教学事件处理框架(ID2 Transaction Shells),循环和反思的设计与开发模式(Recursive and Reflective Design and Development,R2D2),解放式设计(Emancipatory Design)和用户设计(User Design)等。 快速原型是软件设计中常用的一种方法,在教学设计领域内,快速原型法被看作设计和开发阶段的一种形成性评价的可选方法,具有突破教学系统设计传统模式局限的潜力,通过这个模型能从用户那里尽早尽快地获得基于用户需求的反馈意见,适合用于以下情况:(1)案例涉及很复杂的因素,因而很难进行预测和预言;(2)项目已经用传统设计方式进行过,但没能取得满意的效果;(3)新情境中,没有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当然,使用快速原型法,需要一系列快速的迭代测试和重新修改的循环,这些测试和修改伴随着用户们直接参与到产品形成的过程中,直到产生被大家所接受的版本为止。 目前,即使UCDD的目标是让用户处于设计过程的中心,但在许多情况下对“为谁设计”与“与谁一起设计”两种取向的取舍,成为了一种哲学和实践的考虑。在“为谁设计”的取向中,设计者在设计过程中担任领导作用;而在“与谁一起设计”的取向中,强调用户在过程中的所有权。设计者在尝试实施UCDD的时候,将会遇到很多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如上所述的设计过程中用户参与的有效融入设计的问题,获取和保持足够的资源(时间、资金、工具和场地)以支持设计的开展的问题,等等。 6.在线教学的设计与开发工具 现在的教学设计者可以选择丰富的创作和在线学习开发工具。随着学习技术的发展,人们期望技术可以提供一定的教学设计指导,并使新手开发者可以制作出合理的在线学习内容。因此,从设计和开发的视角探究那些教学设计者和新手开发者最常用于制作在线学习内容的工具、不同开发工具所提供的教学设计支持类型,以及这些工具是如何(或者不能)影响满足教学需求的能力,就显得非常重要。文章中主要介绍了一些目前广泛用于分析工具的分类系统。 (1)标准化写作工具。写作工具最早就是设计用来帮助非编程人员方便地集成各种媒体对象,预先构建脚本编码以创建辅助教学的学习应用。写作工具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模板引入阶段,这样的设计基于两个基本目的:一是促进课程内容快速开发,二是为新手开发者提供相应的教学设计指南。模板的另一个重要角色是为不同类型的教学干预活动提供好的设计与想法的实例。这些标准化写作工具主要有Flash、Dreamweaver、Authorware等。 (2)前端设计和自动教学设计(Automated Instructional Design,AID)工具。从另一个方向解决设计和开发任务的是一组特殊的应用软件,它们在教学开发的前端提供指导。这些应用软件在功能和目标上也各不相同。有些是为生成高水平的教学设计文本而设计,有些则纵贯整个开发过程:从开发的前端设计到生产阶段。作为一种设计和开发工具,这种软件提供了更多的教学设计向导,这些向导的目标服务对象是新手设计者和领域专家以及其他负责教学开发的人。这些代表性的工具类型有AIM II、The Designer’s Edge(Allen Com-munieatlnn)等。 (3)仿真和游戏工具。仿真和游戏开发工具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教学设计指导在交互界面上往往不是很明显,相反,这些指导来自于高智能、高灵活性的仿真或游戏,而这些仿真或游戏是为了达到特定的学习效果而设计的。这些工具带来的教学方面的主要益处是:学习者可以获得深度的交互和丰富的反馈。仿真工具有软件仿真工具、软技能仿真工具和硬技能,技术仿真工具三类。 (4)团队开发或者工具以及组件写作工具。自2000年起,一种新型的教学开发工具逐渐发展起来,作为商业上可行的开发在线学习选择,它已经开始受到关注。许多当前广泛使用的传统写作工具都是桌面应用,也就是说它们一般一次只能由一个教学开发人员创建交互。但是,这种新型的工具是基于组件方案(groupware projeets)的,在一个模型的基础上开发在线学习。它有多个互相协作的内容制作者,每个人负责开发比较大型的课或者课程中的一部分学习内容和交互练习。如与学习内容管理系统(Learning contentmanagement syatems,LEMS)相关的Evolution、TotsllCMS等软件。 尽管在一些类型的开发工具中已经以各种形式内嵌了教学设计指导,但是仍然需要大量的创新和研究,以创建能够消除或最大限度地降低对教学设计专门知识需求的整体系统,从而让未经培训的设计者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也可以创建在线学习课件。 三、评 价 《手册》中在“设计与开发”专题中提供了两章有关评价的文章,一篇是基于技术的绩效评估的设计与验证,另外一篇是评价的模式和方法。如果说前者是评价的设计,与“设计与开发”相关,那么后者应当是属于纯“评价”的范畴。但是,因为,《手册》没有设单独的评价主题,因此,将“评价的模式和方法”和另一章与评价相关的文章――“基于技术绩效评估的设计与验证”放到一起进行介绍。 1.评价的模式和方法 (1)一般项目评价的模式和方法。作者阐述了三种一般项目的评价模式和方法,即决策评价法、自然主义评价法、Kirkpatriek的四等级评价法。所谓决策评价法,就是评价者把重点放在如何帮助教育决策者上,如Stufflebeam提出的背景(context)、输入(input)、过程(process)和产品(pinduct)(CIPP)模型,还有Patton的以利用为中心的评价――即评价的目的是为让决策者利用评价结果的信息服务,等等。 自然主义的或定性的评价方法,是指让评价者自由选择收集、分析和解释数据的方法。Stake的应答性评价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Stake主张评价者要对所有评价听取人的信息需求做出反应,且在汇报项目的成功和失败之处时,要体现出不同的价值观取向。 Kirkpatrick既不强调与决策者进行协商,也不喜欢自然主义方法。他提出评价者必须关照的四个层级:反应、学习、行为和结果。“反应”指的是项目参与者对项目的满意情况;“学习”指的是,作为参加项目的结果,参与者参加项目之后改变态度、增长知识或提高技能的程度;“行为”指的是参与者在学完课程后行为改变的程度;“结果”指关注作为学完课程的成果――组织机构发生的持久的变化,如生产力的提高、管理的改善或质量的提高。 (2)技术评价的方法。作者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一般项目评价的方法同样可以用于基于技术的项目评价。文章简单介绍了目前已经形成的一些用于评估基于技术的学习框架,如 SECTION模式,要求以技术对目标学生的适用性、它的易用性和可靠性、费用、教和学的因素、由技术支持的交互性、组织机构问题、技术创新以及课程安装和更新的速度等为标准,对两个或多个在线教学传递模式进行比较;分布式评价方法,即对技术进行大规模地纵向评价。他们强调要向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阐明评价的目标,要使用包括从问卷和非正式课堂测验,到标准化测试等在内的多种多样的定性和定量测量方法,要设计一个时间足够长的研究,使得研究者可以随时间的变化来评估学生的变化,要收集当地层面的数据,并把它们输入到一个系统的知识库中;还要提供针对不同听众的反馈,等等;背景(Context)、交互(Interaction)、态度(Atti-rude)和结果(Outcome)(CIAO)框架――“背景”维度主要关注技术如何适应课程,以及技术在哪里和如何被使用;“交互”指的是学生如何与技术及其他人相互作用;而“结果”指作为使用技术的结果,学生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态度”,作者在文中没有给出说明);广泛应用于高等教育课程评价“七原则”评价方法和美国心理学会有关学习者和学习过程的14项原则清单(见http://www.省略/ed/lcp2/lcpl4.htm)等。 尽管基于技术的项目评价方法有很多,但是,当评价者面对基于技术的项目时,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设计一个研究方案,且该方案能为他们提供改进设计所需的反馈信息,或能提供证明方案有效的信息。如何设计基于技术的项目评价研究方案?首先,评价者要找出评价听取人对评价的期望,以及他们想获得与项目有关的何种信息。第二,在掌握了期望和信息需求之后,设计研究方案。如果利益相关者想证明基于技术的项目是有效的,那么就可能需要进行实验设计;如果利益相关者想获取如何改进项目的信息,那么非实验设计或定性方法可能会合适。第三,制定好研究的基本设计方案后,确定评价数据的来源。在定性评价中,多种数据源的应用是一种标准的做法。在实验研究中,其他定性和定量的数据来源也可用来帮助我们解释和说明从相关测验中观察到的差异。最后是评价结果的。 2.基于技术的绩效评估的设计与验证 “绩效测量”是指对学习、技能、习性以及成就等领域以一定约束条件或标准化形式进行系统抽样,目的是为了得到能用于推断一种干预能否发展相应的能力或特长的结果。对学生的推断可能包括根据分数对应答者进行排序,预测在不同背景下学生的未来表现,或分析学习结果与教学之间的关系等。 自从计算机技术出现以来,对教学或学习干预措施的结果测量已经发生了改变。基于技术的结果测量的效度衡量包括六个方面:(1)应阐明测量中的认知需求范围、复杂程度和取得成功的子任务等;(2)场景或话题等案例所反映的主要内容,应该能够详细说明和描述感兴趣的领域,而不应是随意的某部分内容。应当详述并利用对内容抽样的系统化程序;(3)应当证明成绩的稳定性(在一定时间范围)和一致性,或者确保结果的可靠性;(4)应当确定绩效标准或者建立绩效分类体系,一般是根据参加测试者专业知识的不同及其已有水平推断而出(例如,专家――新手对比);(5)应当提供参加测评者遇到与教学情形相似但是不同的情况下,具有迁移和概括能力的证据;(6)获得常规的证据证明练习会得到公平的结果,也就是说,测量结果应当与不予测量的因素无关。 当明确了基于技术的结果测量效度标准以后,在进行基于技术的绩效评估设计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认知需求:在设计绩效评估时,应当在设计的初期阶段就明确评估需要测量哪些方面。 (2)领域表征(domain representation):领域表征是对知识、内容、能力、兴趣、态度以及其想要评估的其他结构等给予精确的描述。领域表征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帮助评估开发人员从领域中抽样,以便所设计的任务能够代表领域中比较重要的知识和技能。任务也必须能够体现新手和专家绩效的不同。 (3)任务描述:任务描述(task representation)是学生参与的评估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如何观察和收集学生绩效表现进行详细说明,是对学生能力做出推断的基础。任务描述包括产生绩效的主要领域(例如,知识、技能、行为、态度及其它属性等),刺激材料(如,学生将要进行交互的提示和材料等),测试形式(如,基于纸质还是基于计算机),测评和学生反馈的形式(如,选择性反馈、建设性反馈、点击流等),测试细节(如,背景、时间限制)以及与测量密切相关的计分方法等。 (4)设计模板和对象(design templares and objects):人们试图寻找能够同时提高评估数量和质量的有效而又具成本――效益的方法,这推动了任务设计自动化的发展。评估设计与传递系统(the Assessment Design and Delivery System,ADDS)的建立就是为教师提供创建评估的工具。通过ADDS,教师能够利用评估对象(例如,新的或预设的提示、信息资源等)来建立自己的评估。 评估中基于计算机的评分方法主要有三种:基于专家的评分方法、基于数据驱动技术的方法和领域――建模方法。基于专家的评分方法有两类,一类是将专家的绩效表现作为一个参照物或者基准来与学生的绩效进行比较;第二类是根据不同的任务变量模拟专家对学生绩效评分的方法。基于数据驱动的技术将学生的绩效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或机器学习(如,人工神经网络)分析。 尽管计算机支持的数据收集的复杂性不断增加,但是参加培训人员学习过程的形成性信息也非常重要,未来的评估结果必然将综合考虑过程信息来建立学习者档案(而不仅仅是分数或分类),这些档案中将包括一些域独立的组成部分,可以从学习者的反馈(而不是能力倾向测定)中对学习者其它的系列任务成就做出预测。另外,更多的关于本体方法的自动操作和证明的研究,也将不断充实绩效测量及其效度的知识。 四、整体变革 在教育技术领域。我们一直希望我们提供的技术,无论是新的还是经过改进的,会让我们的课堂和组织产生革命性的变革,但实际上情况却很少这样。相反,我们见到的是一轮又一轮的渐进而又微小的变革,对学校制度或组织很少有实质性的技术影响,这些情况应引起教育技术领域对理解和促进变革的重要性的高度重视。 1.变革的职责 变革的职责体现在其促进变革的行动,这种行动重点是在对社区、组织和相关人员的辅助上,辅助过程是以许多变革理论方法为基础的,如个人/组织的变革理论、发展变革理论、扩散理论等。 个人/组织的变革理论也许是一套与变革职责有关的最复杂的理论,无疑也是关系最密切的理论。Lewin把变革看成一个解冻――变革――再冻结不断循环的过程。1971年Burke和Schmidt提出了一个较少循环的变革理论,他们认 为,团队是研究组织变革一个较适当的分析层次。在该组织变革理论中,插曲式变革(episodic change)和持续性变革(continuous change)是有区别的。插曲式变革的观点认为,小的、渐进的那种长时间的变革会被短期的、不连续的、激进的短期变革打断。在持续性变革中。组织的行动以团队个体成员寻求满足其社会和职业需要的行为为基础,因而组织的行动方式是难以预料的。Weick和Quinn认为,在持续性变革中“组织各个部分不断做出微小的调整,这些调整积聚起来引起实质性变革”。 发展变革理论采纳传统变革理论的观点,但它超越了对个体部分的重视,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上理解整个组织系统中变革是如何产生的。系统变革理论提出了“涟漪效应”(ripple effects),在远离产生变革的起始点会出现混乱,就像将一块石头抛入池溏发生的情形;另一个将变革视为一个发展过程的理论是“基于关注的采纳模型”(Concerns-BasedAdoption Model,CBAM),在这个模型中Hall和Herd将潜在采纳者对特定创新的态度划分为七个关注阶段,这些阶段从不了解创新到关注创新如何适合现有组织,到调整创新以超越最初意图。 扩散理论关注一项创新所遵循的非常难以预料的路径,从概念到实施或被抵制的各个分叉的终点。Rogers提出了影响采纳率的五个创新特征:相对优势――创新优于现有方法的程度。潜在采纳者越是认为创新比现有方法优越,扩散就越快。兼容性――创新与采纳它的工作环境和谐的程度。如果创新不被环境接受,就不会广泛的扩散。复杂性――采纳者更有可能采纳他们能理解的创新,他们不愿意花费过多的精力学习。可试验性――在大规模的采纳前,创新可试验的程度。用户更有可能先进行试验,如果创新不会让他们付出什么,他们就会采纳。可观察性――如果那些尚在犹豫的人能看到早期采纳者的收益,则创新更有可能迅速扩散。 基于这些变革理论,对K-12学校变革的职责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变革的职责有以下几个核心思想:(1)变革必须连接组织和组织所处的环境;(2)K-12变革完全依赖于教师改变;(3)变革是愿景的建立者,而不是技术人员;(4)建立服务于培养个人和集体能力的专业社区;(5)成功的变革需要地方领导和外部的支持;(6)在所有变革中。要考虑各种各样的个体特征的影响。同时,对非K-12学校背景如政府部门、企业、卫生保健组织等环境下的变革职责进行的研究表明,他们要求变革要具备突出的沟通技能和与松散耦合的管理者和雇员相互作用的能力。 2.教育与培训变革的系统设计 在工业时代,把学习者筛分成管理者和劳动者是很重要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标准化教育范式足以很好地满足这一要求。然而,在进入信息时代以后,大部分工作要求学习者掌握诸如信息沟通、问题解决、批判性思维和团队合作等技能,而且对雇员也在工作积极性、自我管理和与他人合作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现在的教育和培训体系必须以个性化和以学生为中心,只有进行整体变革以创造一个全新范式的教育体系,才能满足信息时代的要求。 整体变革运用系统思想与理论,力求从一个范式(在这种范式下,学习时间保持不变,而个人能够达到的成就却有差别)转变为另一种新的范式,而这种新的范式是专为满足信息时代的学生和社会的,其允许学生根据各自的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在其所需技能上并达到熟练程度。对不同的人来说,整体变革在教育中具有不同的含义。Squier和Reigeluth确定出四种不同的含义:州际变革、学区性变革、校际变革和生态性变革。生态性整体变革是基于一种对系统与系统、系统与其整体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依赖的理解,其含义是通过运用社会系统固有的那种有机的、相互依存性来更好地体现系统概念和系统思维。在进行教育与培训的系统设计时,需要遵循相关的原则,如系统思维、设计理论、理想化设计,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思维方式与文化,参与式领导,共同愿景,学习型组织,奇异吸引子以及杠杆作用。 同时,系统设计也有很多具体的模型,我们这里对它们进行简单介绍。 GSTE(Guidance System forTransforming Education,GSTE)是由Jenlink等人最先提出的,是为促进整体变革的一个过程模型,旨在为K-12学区范围内的整体变革努力提供过程性的指导方针。GSTE的核心价值观是:关爱儿童;共同进步;协作;共同语言;社区;语境;会谈;文化;民主;思维方式的演变;促进者;理想愿景;全纳;义务均担;过程导向;准备就绪;尊重;责任;空间;利益相关者获权;系统思想;时间;整体性。 Duffy的“迈向卓越”(Step-Up-to-Excellence,SUTE)模式是一个过程方法论,旨在帮助地区领导者在整个地区内发起和维持改革。这种方法结合了学校系统转变的有效工具,包括前期准备阶段、重新设计整个学校系统、进行策略性的调整、评估整个系统的绩效、循环到下一个前期准备阶段几个步骤,通过循环进行、螺旋上升的步骤逐步趋向卓越。 Schlechty中心的学校改革领导力指导方针(Guidelinesfor Leadership in School Reform)利用全面和系统的办法,参与到学区转化过程中。同时还为学区改革活动和与Schlechty中心合作的学校改革活动提供了理论与基本框架。理论包括变革理论和参与理论。基础框架有两个,一是10个学区标准的框架,有助于提高领导人评估和建设系统的能力,使整个地区的目的一致,并从以下方面专注于核心目的:(1)提高对变革必要性的共同认识;(2)制定共同的信念和愿景;(3)以学生为中心,为他们提供高质量的服务;(4)开发参与式领导机制;(5)开发结果导向的决策机制;(6)开发可持续发展机制;(7)提供持续的支持;(8)培育创新精神和灵活性;(9)采用技术;(10)培育合作精神。二是让学生学该学的东西(Working 0nthe Work),要求每个人都为学生提供具有挑战性和参与性的工作,使学生学习到学校、家长和社会希望他们学习的东西。 Hammer和Champy的业务流程再设计/再造(BusinessProcess Hedesign/Reengineering,BPR)是一个管理方法,考察公司或企业各方面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以提高现有工作流程的运作效率。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基本的方法,它重新设计公司的核心工作流程,修改或者删去没有价值的活动。他们确定了四个与系统再构建有关的重要主题:(1)基本原则――可以允许弄清楚活动的法定原则和假设,一旦这些原则和假设得到确认,就必须用于一个全新系统的重新设计中;(2)根本性的――组织变革不能零敲碎打,必须进行整体变革;(3)显著性的――变革应使系统绩效有大的飞跃,再造不是边缘的变化;(4)过程性的――变革必须是面向过程,不能把重点放在个别任务上。 Ackoff的理想化系统设计(Idealized Systems Design)方法为机构变革和企业重组提供了设计策略和实施计划。理想化系统设计的过程包括以下阶段:确定混乱现状(感觉并意识到现实情况),制定最终目的(将去哪里),设计具体方法(怎样到达),规划资源(需要提供哪些资源才能到达),实施与控制(边做边学)。 五、小 结 教学设计是“设计”的子范畴,是一般设计的特例,因此,关注设计领域的研究过程、方法和成果,并合理迁移到教学设计与开发领域,可能给教学设计与开发的未来发展带来新的生机;新时代,学习理论和观点不断发生变化,教学设计的理论与观点也因而发生着改变,技术日新月异,并为教学提供更多的可能性,社会经济和环境发生着变化,等等。这一方面,呼吁教育的整体变革,呼吁对教育或培训系统重新进行系统设计,与此同时,也对教学设计与开发人员的能力素质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本文责编:陈 嫒 教育技术研究论文:“十一五”全国教育技术研究重点课题《基础教育信息化的区域推进策略研究》设计思路 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通过五年多的建设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尤其是在发达地区硬件设施建设与“校校通”工程方面的成果比较显著,但是,在实际应用层面却遇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重硬轻软(重硬件建设,轻实际应用);表面轰轰烈烈,实际效果(效益)不知如何;地区发展极不平衡;优质资源缺乏的同时却没有得到共享,而且低水平重复开发严重等。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引发了“区域推进”的动因。“区域推进”的目标聚焦在信息技术在教学全过程的广泛应用,并在应用上有所创新,善于发现和培育一批有效应用的典型,充分发挥其辐射和示范作用,通过“以点带面,以面促点”,最终达到整个地区教育信息化的广泛应用和均衡发展。 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创新和具有民族特色的过程,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过程。如何结合地方实际,加快区域教育信息化建设,迎接信息化时代的挑战,是迫切需要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当前,国内一些学者和机构已经开始关注并进行了本领域的初步研究。如,华东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系与我国首个教育技术学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推出的“教育技术应用实验区”行动计划中,以“区域推进”为核心内容,对实验区进行区域推进的计划与实施操作,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教 育部重点课题《网络教育与传统教育的优势互补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也采用了以点带面、区域推进的策略,通过课题研究实验区,全面推动了整个地区的教育信息化建设。但是,从理论和实践上对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策略的全面系统研究,从区域发展模式与实践密切结合的角度进行深层次的探索研究,目前在国内外还十分欠缺。由此可见,本课题的研究具有重大的选题意义,其主要表现在: 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内驱力来源于一个地区对经济社会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前瞻与追求,是对教育挑战的回应,它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与教育的互动过程。 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既是信息时代社会经济发展对教育提出的要求,又是教育事业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推进区域教育信息化是国家教育信息化的基础,只有根据区域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实际,积极探索教育信息化建设发展之路,才能促进国家整体教育信息化健康、协调地发展。 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是实现区域教育跨越式发展的需要,从而达到以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实现教育的跨越式发展的目标。 本课题的研究,有助于增强教育发展战略研究转化为决策的可操作性,推动我国宏观教育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促进与教育政策、区域教育发展战略相关的学科建设和研究队伍建设,大大丰富教育信息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本课题的研究价值主要表现在: 从关注技术教育应用的表面转向关注各学科的渗透,使不同学科的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得以实际提高,从而克服信息技术应用的表面现象,通过以点带面,实现真正的应用普及与提高。 实现资源的有效开发与优质教育资源的最大共享。 从关注信息化的基础设施建设转向关注实际应用的效益和效能,提高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益,特别是规模效益。 从关注短期行为转向关注基础教育信息化的可持续发展,从而避免教育信息化的短期行为,实现可持续发展。 从关注个别学校的实验转向关注成片的联动,产生区域的规模和质量效益。 研究目标、研究内容,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 1.研究目标 (1)剖析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的实质与内涵。 (2)分析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对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的影响。 (3)建立适合国情的科学的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实施方案。 (4)构建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模式。 (5)建立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的质量保证体系和成本效益模型。 (6)健全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的保障机制。 2.研究内容 (1)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的实质与内涵研究。 (2)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对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的影响研究。 (3)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实施方案研究。 (4)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的模式构建研究。 (5)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的质量和效益研究。 (6)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的保障机制研究。 3.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 本研究的主要观点是:教育信息化的区域推进以实际广泛应用作为区域推进的前提,以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为基石,以规模效益为抓手,以提高教与学的质量为核心,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通过对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的全面研究,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实施方案,构建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模式,建设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的质量保证体系,进行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成本效益和保障机制研究。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和实施步骤 1.研究思路 本课题的研究思路是:以现代教育理论、区域科学和经济社会发展理论为指导,以第一线教师为主体,以智能数字化平台为研究工具,以专家指导为纽带,强化过程研究,注重阶段成果;借鉴国外同类课题研究的成果,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进行探讨。本课题遵循的研究路线是:理论先行,科研领路,注重实践,即理论研究――实证分析――方法研究――区域实验――模式构建――总结实践,使研究逐级深入,螺旋上升。 2.研究方法 本课题研究将综合运用战略规划、区域经济学、社会学、未来学、比较教育学等多种学科的分析方法和手段,实行理论研究、实证分析及区域实验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综合研究与专题研究相结合。综合运用文献调研、统计数据分析、模式研究法、专题研讨、行动研究法、案例分析和专家咨询等多种研究方法,选择不同地区进行实验研究,确保课题的科学性并努力有所创新。 (1)有关理论依据的研讨及国内外相关经验的研讨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 (2)外出调研及研讨等主要采用行动研究法。 (3)模式建立主要采用模式研究法。 (4)方案等的制定和完善及是否和实际相吻合,主要用案例分析法、调查法。 3.技术路线 以现有研究成果为基础,以应用为依据,紧密跟踪国内外本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创新性研究,发展新的理论与技术,持续不断地将新成果及时地融入到对于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的策略研究中来,使该研究不断丰富、完善。技术路线的具体实施方案为: (1)制定科学完善的课题实施方案。 (2)综合集成我国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已有的研究成果。 (3)课题组成员定期召开研讨会,汇集阶段性研究成果,确定下一步研究重点。 (4)利用网络数字化平台为研究工具,注重模型的建立。
财务基本理论论文:探析财务会计基本理论结构 摘要:会计基本理论研究和说明会计最核心的概念和原理,财务会计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受制于会计实务的发展水平和会计理论工作者的认识水平。财务会计基本理论的结构应包括会计职能、会计目标、会计准则、会计要素、会计环境等内容。 关键词:会计理论会计准则会计环境 美国会计学会1966年的《论会计基本理论》提出,会计理论研究可以起到四个方面的作用:确定会计的范围,以便提出会计的概念,有可能建立会计理论;建立会计准则来判断、评价会计信息;指明会计实务中有可能改进的一些方面;为会计研究人员寻求扩大会计应用范围以及由于社会发展而需要扩展会计学科的范围时,提供一个有用的框架。20世纪80年代以后,各个国家以及一些会计国际组织开始研究并且制定、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会计理论工作者希望会计理论能对会计准则的制定起引导或指导作用。目前,国内外会计学界讨论会计理论结构问题的说法不一,大部分采用了理论结构概念框架的方法,即按照会计假设、会计职能、会计目标、会计准则、会计要素、会计环境、会计程序等构成来进行研究。 一、财务会计的客观内涵--会计职能 会计职能是指会计在经济管理中所具有的功能和能发挥的作用,它是会计的客观内涵。会计职能是与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对会计的要求密切相关的,随着经济的发展,会计在经济管理活动中的作用范围不断扩大,会计职能也将不断增多。从现代会计发展趋势来看,会计的职能应总结为“反映”和“管理”两大职能比较合适。反映职能是指将会计信息向使用者进行充分的揭示和披露;管理职能是指会计参与到企业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包括预测、决策、控制、分析等。会计反映职能和管理职能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反映职能是管理职能的基础,为管理职能的发挥提供服务,管理职能是会计的固有职能,是会计的首要职能。实践证明,企业经营管理水平越高,对会计与管理结合的要求也越高,会计管理职能也就发挥得越充分。不同会计人员由于其岗位责职不同,一般地应分别发挥不同的职能,这就为监事会和会计委派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财务会计的工作要求--会计目标 会计目标是财务会计工作总的目的性要求,它是会计职能的具体化,往往作为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由于会计目标和会计职能的内在联系,西方会计学界强调会计目标,我国会计学界则强调会计职能,这是由于对财务会计体系运行的目的不同造成的,是期望达到主观要求还是发挥客观功能。目前会计界普遍接受会计目标的概念,但不同学派对会计目标的理解也有不同。如“决策有用性学派”认为,会计目标是向信息使用者提供有用的信息,“经济责任学派”则认为,会计目标是反映和报告受托经济责任及其履行情况。我国会计准则中会计目标的定义是:为国家有关管理部门、外部投资者以及内部管理部门提供会计信息。目前,世界各国大多采用决策有用性观点,笔者也倾向于这种观点。原因在于,财务会计理论结构问题的研究应具有前瞻性,应该从长远观点出发,以确保其框架的稳定和适用。 三、财务会计的技术规范--会计准则 会计准则是从专业技术的角度对财务会计进行业务处理提出的规范要求和判断标准,是财务会计的一种技术规范。会计准则是会计实践工作经验的抽象和总结,它又反过来指导和规范会计实践,为会计人员处理具体业务提供操作规则。对于一个成熟的社会来说,会计准则不仅是技术标准,在其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带有经济性和政治性。美国的会计准则是世界上最具有代表性的,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资本市场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由会计学界开始明确提出会计准则的概念,为行业会计制度的制定和国际会计协调确立依据。我国的会计准则分为基本准则和具体准则两个层次,基本准则对财务会计核算的基本内容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具体准则就财务会计核算的基本业务和特殊行业的会计核算作出了规定。 四、财务会计的具体内容--会计要素 会计要素是按照经济特性对经济业务内容进行分类的项目,它是财务会计具体内容的基本分类。由于各国的社会经济环境不同,经济管理要求也存在较大差异,所以不同国家的会计要素项目是不同的。会计要素的划分应充分考虑项目内容的基本特征,即项目的同质性、独立性和系统性。这是因为只有根据同型内容和同质特征进行分类才能够对财务会计的具体内容进行有效的分类核算;而各会计要素在其本质特征上又应该区别于其他会计要素,这样才有其独立设置的意义;同时各个会计要素之间应存在十分严密的逻辑关系,能充分体现会计等式的内在联系。根据我国的社会经济特性,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将会计要素分为六项,即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其中,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为静态要素(又称资产负债表要素),收入、费用和利润为动态要素(又称利润表要素)。只有明确规定了会计要素的内容,才能规范会计实务,会计人员才可能在极其复杂的会计实务中得心应手地进行业务处理。 五、财务会计的社会背景--会计环境 会计环境是指会计所处的各种客观条件,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会计有其不同的环境状况。会计环境对会计思想、会计理论、会计组织、会计实务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力,会计发展史上历次重大的变革和创新均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而会计的发展对会计环境也具有很大的反作用,它往往对社会经济秩序的维持,经济资源的配置,财经法规的实施等起重要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各国会计学家都非常重视会计环境的研究,往往将其作为会计问题研究的出发点。 会计界一般认为,会计环境包括生产力环境、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三类因素。在会计环境各因素中,对会计影响最大的是生产力环境,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直接决定会计理论和方法的发展水平。其次是经济环境,包括经济管理体制、企业组织形式、所有制形式等,它决定会计的研究方向。社会的政治、法律、文化教育等上层建筑对财务会计实务和会计准则的确定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能充分体现不同上层建筑的意志和思想。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会计的产生和发展无不与会计环境相关。会计基于管理的需要而产生,又随着会计环境的变化而演进。会计与会计环境之间存在着双向的作用关系,一方面,随着会计环境的发展,会计也日益发展和成熟;另一方面,新的会计方法也可以促进或阻碍相应会计环境的改变,进而能动地推动社会的发展。 财务基本理论论文:财务分析学基本理论体系的构建与探索 摘要:财务分析学理论体系分为两个层次:基本理论体系和应用理论体系。本文针对目前的经济环境,从目标、概念、内容、假设、技术、原则等方面,探讨如何构建财务分析学的基本理论体系。 关键词:分析目标 分析内容 分析技术 分析假设 财务分析产生于20世纪初,经过多年发展,财务分析从最初的报表分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随着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和企业制度的不断完善,财务分析学必将向更高层次发展,财务分析的理论体系如目标、方法、内容等也应不断拓展与延伸。本文针对目前的经济环境,探讨如何构建财务分析学的基本理论体系。 一、财务分析概念 财务分析的概念与特定的经济环境相适应,由分析主体、分析依据、分析方法和分析内容等部分构成,其界定既要体现发展性,又要保持稳定性。笔者认为,财务分析是以财务报告、审计报告、统计数据、外部市场经济信息等其他相关资料为依据,采用一系列专门的分析技术和方法,对企业等经济组织过去和现在的筹资活动、投资活动、经营分配活动、重组并购活动及其它财务活动中的偿债能力、营利能力、营运能力、长期发展能力、价值创造能力、社会贡献能力等进行分析与评价,为企业现在(或潜在)的投资者、债权人、经营者及其他关心企业的组织或个人了解企业过去、评价企业现状、预测企业未来,做出正确决策提供有用信息的经济应用学科。由此可见,财务分析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综合性与边缘性。财务分析不是对原有学科中关于财务分析问题的简单重复,而是依据经济理论和实践要求,综合了相关学科的长处产生的具有独立的理论体系与方法论的经济应用学科;有系统可观的资料依据,不仅包括报告资料,还包括其他与企业财务相关的信息。对信息的选择本着有用性原则,只要对财务分析有用,都可以成为信息的来源;有健全的方法论体系。这是财务分析与一般学科的明显区别。财务分析离不开方法,任何分析工作都需要在一系列方法支持下完成,不仅包括技术方法,还包括指导工作的方法论。是经济应用学科。财务分析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具有一套完整的应用理论体系。 二、财务分析目标 信息使用者的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促使了财务分析的产生。20世纪初,纽约国家银行经理杰姆斯积极倡导对企业扩大贷款必须预测贷款人的偿债能力,必须对报表进行分析,并设计出财务报表的比较格式。从财务分析的产生可以看出,目标是其理论体系的起点,不同的目标决定了不同的财务分析内容、方法、原则、假设,并共同构成基本理论体系。随着经济的发展,新经济形式的出现,信息使用者的决策难度增加,要求提供反映新经济内容的分析报告,进而对财务分析目标提出了更高要求。分析目标的这种变化必然影响到财务内容、方法、技术等各方面。由此可见,基本理论体系中财务分析目标是起点,其他理论都是在目标的基础上产生,且随目标不断变化。财务分析目标是指财务分析者通过对企业财务情况的分析想要达到或应该达到的预期效果。由于分析的主体是多元的变数群,决定了分析的目标也是多元的变数群,是由不同层次、不同系列、不同等级和不同阶段的目标所构成的网络体系。贯穿这一网络体系的是财务分析的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总体目标起主导作用,是引导财务分析行为的航标,一般概括为以下方面:评价企业过去的经营绩效;衡量企业目前的财务状况;预测企业未来的前景。具体目标是在总体目标的制约下体现不同分析主体的特定目标,具体目标具有直接性和特殊性。以经营者为例,经营者需要及时获得各种重要的财务信息,以便采取必要措施应付瞬息万变的情况。为了增强信息的有用性,经营者需要连续不断地进行财务分析信息,以便随时了解财务状况变动的原因。对于经营者来讲,分析的具体目标有通过财务分析将错综复杂的会计信息转化为简单明了的财务信息,增强有用性;通过分析观察企业目标完成情况,企业目前的财务状况,并进一步了解影响经营目标的因素,以便采取措施改进工作;预测未来的发展前景,作出正确的经营决策。 三、财务分析假设 (一)产权清晰的企业制度 从财务分析的产生、发展、目的和作用看,财务分析之所以如此重要并引起越来越多的重视,是因为它能服务于企业利益的各个方面。而只有在产权清晰、权责分明的企业制度下,企业各方的权利与义务才能得以确认,财务分析的主体才能实现多元化,财务分析的必要性才会更加突出。产权清晰的企业制度使得各相关利益方从不同角度关心企业的生产和经营,从而促进和完善财务分析的内容和方法。 (二)主体多元化 财务分析的主体是财务分析服务的对象。财务分析的服务面较广,凡与企业经营有关(现存关系和潜在的关系)的单位和个人都需要进行财务分析,成为财务分析主体。分析的主体可以是本企业,也可以是联营企业的对方、具有控股关系的母公司或投资者个人,还可以是向企业提供信贷资金的单位和个人。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分析目的和内容,在财务分析内容的确定上必须同时考虑多方主体的要求。 (三)经营连续性 经营连续性指企业的经营活动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被终止,而将持续经营下去。财务分析的目的在于通过对企业过去和当前财务状况的分析从不同的角度对企业的未来经营作出判断。只有连续经营的企业,其所持有的资产才能在正常的经营中被转换、耗用或出售,通过资产的运营获得盈利,其所负担的债务才能在未来正常的经营中得到清偿,财务信息的使用者对企业经营总体趋势的分析以及偿债能力、资产周转状况、盈利能力的分析才有实际意义。 (四)完善的信息披露体制 信息是财务分析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及时、完备、准确的信息,财务分析无从谈起,因此完善的信息披露非常重要,建立在以下基础上:按照会计制度的要求提供客观、可比的会计信息;具有健全完备的信息市场,能瞬时获得所需的市场信息;有完善的信息网络,方便查询各种网络信息等。 四、财务分析内容 财务活动是一个动态系统,其与环境紧密相连。财务分析的内容也应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不断拓展。财务分析的内容是由财务分析的目标所决定的,而分析目标是为了满足不同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因此,应充分了解各类信息使用者在特定经济环境下的信息需求,广泛而又准确地理解其行为特征,从而概括出财务分析的一般内容。 财务分析的信息使用者主要有企业的所有者(现在或潜在)、债权人(现在或潜在)、国家经济相关部门、企业的经营者。潜在和现有的投资者在确定是否与企业建立关系或是否修订与企业的现存关系时,必然对企业经营趋势、投资风险、收益质量、长期的盈利和价值创造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分析,以判定投资的可行性;潜在的和现有的债权人在确定或修订与企业的借贷关系时,则要分析资产的安全性、长短期偿债能力、债务风险和盈利能力;从经营者的角度看,作为企业的受托者,其目标就是在资产保值和增值的同时,向所有者提供投资收益、按约定条件向债权人偿付资产,要做到这一点,经营者必须经常作各种财务分析来对经营理财的各方面工作进行评价,剖析当前财务状况和财务成果产生的原因,把握企业的发展趋势,为企业的经济决策和控制提供依据;而国家的 经济相关部门使用财务分析信息,主要是为了获得企业的收益信息,进而判定税收缴纳情况。此外,经常性地对非营利组织捐赠以支持国家的可持续协调发展也是国家经济相关部门关注的重点,据此判定企业对社会的贡献。 从上述分析可看出,不同的信息使用者,关注的重点不同,财务分析内容也不同。财务分析包括以下方面:盈利能力,是指企业在一定期间内赚取利润的能力,是企业所有者关注的重点,也是财务分析的重要部分;价值创造能力,是企业所有者追求的最终目标,将短期盈利能力与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相结合,是企业综合创造能力的体现;营运能力,是资金利用效率及资产运营协调性的能力,有助于分析主体对企业营运风险和经营业绩的判断。营运能力的大小直接影响盈利能力,通常由资产的周转快慢来体现,如总资产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等;偿债能力,是指到期偿还债务的支付能力,包括短期偿债能力和长期偿债能力,是债权人最关心的信息。评价时要综合考虑企业的信用等级、可用的贷款额度等在一定程度上对偿债能力的影响;风险分析。风险分析受到企业所有者和债权人的普遍关注。在降低风险的同时利益最大化是每个投资者追求的目标,但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可以通过一定的技术方法进行计量并分析影响因素,尽可能地提前将风险降到最低;收益质量。追求收益最大化固然重要,而收益质量更能体现长久盈利和价值的保证,备受信息使用者的关注;发展能力,是指企业通过自身生产经营的不断扩大和积累而形成的发展潜能,是企业长期盈利的保证,可以通过现金增长率、销售增长率、资本累积率等指标衡量,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品牌竞争力、企业研发能力都与发展能力密切相关;社会贡献能力;考察企业对社会的贡献能力,对评价企业的社会效益具有重要意义,是国家经济相关部门最为关注的信息,包括对财政税收的贡献、对国民经济及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履行社会责任与信用操守情况等,可以通过社会积累率、纳税贡献率、就业贡献率等指标进行评价。 五、财务分析方法 (一)唯物辩证法和系统论 唯物辩证法和系统论是建立财务分析方法的基础。企业的经济现象及各组成部分是一个系统,由许多要素构成,要素间的结合形式和作用方式决定着系统的功能和效用;财务报告中的每一项指标都体现着系统中某一方面的要素,指标问的相互关系体现了各经济活动间的内在联系。财务分析必须以唯物辩证法和系统论为指导,按照事物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观点分析财务指标体现的经济现象及其相互联系。具体表现在:运用对立统一观点,进行全面分析;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事物的内在联系,进行因果关系分析;确定普遍联系的观念,实现多方面分析相结合等方面。 (二)财务分析的技术方法由定量与定性两部份构成。(1)定量分析方法。定量分析法分为两大类:具体技术方法和综合分析评价方法。具体技术方法主要有比较分析法、比率分析法、因素分析法、趋势分析法。比较分析法是通过财务指标的对比分析确定指标间的差异或趋势的方法,用于比较的信息既可以是绝对数、也可以是相对数;比率分析法是以比率的形式说明同一期相关财务数据间的联系。相关数据的选用以及比率指标的多少因信息使用者的用途而异;因素分析法是依据指标与其组成因素之问的关系,将综合指标分解成若干个构成因素,分析各因素变动及其对指标影响的方法。采用因素分析法出指标与其构成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此为基础建立数量分析模型;趋势分析法是根据企业连续几年或几个时期的分析资料,运用指数或完成率的计算,确定分析期各有关项目的变动情况和趋势的一种财务分析方法,既可用于对报表的整体分析,也可对某些主要指标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综合分析评价方法目前主要指杜邦财务分析法、综合指数法和综合评分法。其中,杜邦财务分析是将若干反映企业盈利状况、财务状况和营运状况的比率按其内在联系有机地结合起来,并最终通过净资产收益率这一核心指标来反映,体现了企业的经营目标;综合指数法是选择一组经营业绩评价指标,通过对比指标的实际值与标准值计算指标的单项指数,并加权计算综合经济指数,以此评价经济效益。该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评价经济效益的大小,缺点是没有定性分析与评价;综合评分法的特点是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在定量分析上,将企业指标分为四大类28个指标,通过对比计算指标的实际值与标准值计算综合得分;在定性分析上,对定性指标赋予等级与权数,通过计算综合评议指标进行评价,总分是两者之和。 (2)定性分析方法。定性分析方法是对影响企业综合财务状况的非货币性指标进行评价的方法,如经营者的素质、管理水平、发展创新能力、综合社会贡献等。非货币性指标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影响重大,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但影响数额无法用货币衡量,需要采用一定的方法定性评价。定性分析法的实施分为以下步骤:首先,选取评价财务状况的定性指标并根据影响力赋予权重,通常盈利能力的评价与经营者素质、管理水平、管理制度、销货渠道、市场占有率等关系密切,而偿债能力则与企业信用等级、社会形象、高层人员品德修养以及资产质量等联系紧密;其次,确定评议指标的等级分类和参数,设计评议指标等级表,等级可以设置为优(1)、良(0.8)、中(0.6)、低(0.4)、差(0.2);然后,随机选取评议员,填评议指标等级表,可以采取面询、函寄或社会调查的形式进行,增强客观公正性;最后,计算单项评议指标和综合评议指标,其中,单项评议指标=∑(单项指标权数*评议员给定等级参数)/评议员人数,评议指标总分为所有单项得分的总和。由此可见,定性评价也有客观依据,评价的准确性受到人为主观估计的影响,为了提高评议的可信度,可以进行多次测试。 六、财务分析原则 财务分析的原则主要有:(1)相关性。指财务分析的结果应能够对拟将进行的活动产生影响,与决策者的行为相关。相关性与信息使用者的目的有关,如对债权人来讲,其决策所需的主要是有关企业偿债能力方面的信息;投资者所需的主要是有关盈利能力方面的信息;而对企业管理者来讲,相关信息涉及财务分析的所有方面。按照相关性原则的要求,在建立财务分析方法体系和确立财务分析内容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不同分析主体对信息的需要。(2)可理解性。指财务分析的结果能够被客观理解,而不产生误解。可理解性要求财务分析过程中尽量采用通用的方法和计算口径,对于行业财务制度中已规定的计算方法和口径,财务分析人员必须共同遵守;对于未作规定部分,应在探讨和实践的基础上尽可能达成一致做法。对于没有统一计算口径的指标,应注明所采用的分析计算方法。(3)充分性。充分性原则要求财务分析所需的信息要尽可能地充分、有用,满足分析需要,具体体现在:财务分析资料充分性;财务比率选择和运用的充分性;比较标准的充分性。(4)科学性。财务分析所采用的方法要科学合理,坚持辩证唯物论,从系统所具有的内在关联出发,对各项财务比率作因果分析;此外,坚持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力求获得科学完整的财务分析报告体系。(5)稳健性。该原则要求财务分析充分考虑企业财务活动及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充分预计不利因素及可能对企业造成的财务损失,而不考虑可能获得的风险收益,除非收益基本可以确定。(6)可操作性。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财务分析所确定的分析程序、方法和指标体系应能满足不同立场、不同水平分析人员的实际操作需要。(7)时效性。时效性要求财务分析工作及时进行,不得提前或延后。信息的价值在于帮助使用者作出经济决策,若不能够及时提供,延误决策,将失去应有价值。 财务基本理论论文:社会责任对财务会计基本理论的影响 【摘要】 面对新时期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任务,企业必须披露其履行社会责任的信息,客观上对会计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对会计理论形成了一定影响。本文以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为基础,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必要性入手,探讨了引入社会责任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影响,以及如何从公司治理角度出发引导企业更积极地承担社会责任。 【关键词】 社会责任; 利益相关者理论; 财务会计基本理论; 公司治理 一、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必要性 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科学发展是我国新时期社会建设的主要任务,而承担社会责任是企业参与和谐社会建设,实现自身科学发展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举世瞩目,但必须承认不少企业在扩大经营规模、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存在污染环境、忽视职工生活、逃避债务、产品和服务质量低劣等社会责任问题。既阻碍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也影响了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而这些问题在传统会计体系中却得不到全面反映。面对我国新时期建设和谐社会的任务,作为企业管理重要组成部分的会计,必须建立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的理念,在反映企业经济责任的同时,披露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 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被认为是研究社会责任时最重要的理论武器。该理论认为企业是各利益相关者缔结的“一组契约”(Jensen and Meckling,1976;Freeman and Evan,1990)。任何一个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各利益相关者的投入或参与,因此,企业追求的应当是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而不仅仅是股东的利益。这些利益相关者既包括企业的股东、债权人和员工,也包括顾客、供应商、政府、普通民众、自然环境等受到企业经营活动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客体,企业的经营行为必须考虑他们的利益或接受他们的约束。因为企业外部的利益相关者为企业提供了日常活动所需要的环境和资源,同时也消化了企业的产出。企业只有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中才能发展壮大。特别是在当前企业大规模并购扩张的形势下,许多公司的行为不仅对资源配置、环境保护、市场稳定及经济增长有直接作用,甚至还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团结。因此,承担社会责任是社会对企业的必然要求。 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可以和各利益相关者保持良好的关系,得到各利益相关者的信赖,从而帮助企业获得各种外部资源,优化经营环境,提高竞争优势并转化为稳定增长的财务收益。同时,强化企业员工的荣誉感和归属感,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所以,从长远看,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是“既利己也利他”的双赢选择。 二、引入社会责任对财务会计基本理论的影响 (一)对财务会计目标的影响 关于财务会计目标,当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但无论赞同哪种观点,社会责任的引入都会改变它们的内涵。就受托责任观看,引入社会责任后,委托方由单一的股东变成了企业所有资源的提供者,企业的受托责任包括了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企业必须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进一步提高企业员工的福利待遇、产品质量、政府税收、社会公众的就业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社会效益。与此相适应,会计必须向股东和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同时反映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就决策有用观看,引入社会责任后,信息使用者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从潜在投资者、债务人到政府监管部门、行业协会甚至普通的社会民众都可能成为企业信息的使用者,而且对信息的质量要求也不断提高,因此,会计必须为更多的信息使用者提供更加全面的会计信息。 从发展趋势看,社会责任的引入必将促使财务会计目标从受托责任观、决策有用观向综合效益观发展,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高度统一。 (二)对财务会计假设的影响 引入社会责任,一是会扩大会计主体的范围。因为进入会计核算范围的不只是传统会计中那些影响企业经济效益的交易和事项,一些与企业经济效益没有直接关系的事项也需要进行会计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二是挑战现行的货币计量假设。因为要想正确地反映企业的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必须广泛使用劳动量度、实物量度和其他计量形式;三是需要引入环境价值假设。因为传统的会计核算体系中,企业仅对直接消耗的生产要素付费,而没有对间接消耗的环境资产进行会计核算,社会责任的引入,要求企业必须对所占有的环境资产,所承担的环境负债以及所取得的环境效益进行全面核算,而其前提是必须承认环境资源的固有价值。 (三)对财务会计要素的影响 按照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解释,各个利益相关者投入或付出的资源,都可以在广义上理解为是一种资产,包括人力资源、生态环境资源等,它们都将作为企业的资产进入会计核算范围。因此,引入社会责任首先会扩大“资产”这一会计要素的范围;其次,利益相关者理论基础上的利润反映的是企业生产活动所增加的总价值,而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学中的剩余价值。不管是股东、债权人或员工的个人利益还是政府的公共利益,都内含在公司的增加值之中,而企业从事社会公益活动形成的效益也属于增加的价值。可见,引入社会责任将对“利润”这一会计要素产生直接影响。此外,企业的负债、收入和费用等会计要素的外延也会扩展或进一步细化。 (四)对会计确认与计量的影响 会计确认是将某一项目纳入会计核算系统的过程。社会责任的引入,一是会减少会计确认的限制条件,例如不一定强调必须采用货币计量;二是由于会计要素内涵扩展而扩大会计确认的范围,凡是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资产、负债、成本和效益等,都将纳入会计确认的范畴。 引入社会责任对会计计量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计量单位的多元化和计量方法的创新。目前计量企业社会责任的方法主要有:(1)调查分析法。指通过对那些享受了企业效益或者承担了社会成本的个人或组织进行调查,搜集有关信息,通过对信息的分析来确定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的数额;(2)替代品评价法。当某项社会成本或社会效益无法直接决定时,可以通过估计替代品(某些与所要估计的项目大致具有相等效用或牺牲的项目)的价值来确定;(3)历史成本法。是按取得某项资产时实际支付的现金数额或其等值来计量该资产的价值;(4)复原或避免成本法。是指根据恢复原状或预防损害所需的成本进行估计的方法。 (五)对财务会计报告的影响 基于前面的变化,引入社会责任必然对会计报告产生相应的影响。例如:由于利润要素的拓宽,企业必须单独反映其社会收入、社会支出和社会净收益,或者改进现有的利润表,增加反映这些内容的项目;又如:资产和负债要素的扩大,至少要求在原有的资产负债表中增加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环境成本、环境收益等项目。 三、公司治理机制重塑 广义的公司治理,是指通过一套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内部和外部的制度或机制,来协调公司与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公司治理和企业社会责任具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公司治理是企业社会责任得以实施的重要途径,企业社会责任则能够推动公司治理的有效改善与良性发展。由于会计最终输出的数据正是综合考虑各种利益关系后的结果,所以社会责任要想在会计信息系统中得到应有的反映,必须改变现行的公司治理机制。 现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是按照“资本雇佣劳动”的理念设计的,主要关注的是股东和管理层的关系。引入社会责任后的公司治理结构,应当能够更好的协调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为此,必须从以下方面改善现行的公司治理结构。 首先,优化股权结构,改变一股独大的局面。因为一股独大时,大股东往往会利用优势资源(如地位、关系、财产等)和竞争手段片面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而不顾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这样的股权结构,难以形成持续稳定的利益共同体,既不利于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也不利于保护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同时有可能影响大股东的最终利益。 其次,完善现有的董事会结构。应当改变股东至上的董事会结构,倡导股东和各利益相关者分权,建立共同治理机制,以便更好地发挥各利益相关者在企业生存发展中的作用。各利益相关者应当通过共同独立董事或民间组织等形式积极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 第三,完善考核体系和激励机制。为了促使管理当局在经营决策时更多考虑社会责任,建议在考核指标体系中增加或细化客户满意度、员工满意度、环境保护、社区参与度等一系列社会责任指标。并建立长期激励和短期激励相结合的机制,鼓励企业管理当局认真履行社会责任。 第四,强化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公司治理的本质是分权和协作,强化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不仅会缩小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促使各利益相关者更多地关注企业的经营行为,更好地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而且会降低分权和协作的成本。 财务基本理论论文:浅析财务会计基本理论构造 摘要:会计基本理论研究和说明会计最核心的概念和原理,财务会计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受制于会计实务的发展水平和会计理论工作者的认识水平。财务会计基本理论的结构应包括会计假设、会计职能、会计目标、会计准则、会计要素、会计环境、会计程序等内容。 关键词:会计理论会计假设会计准则会计环境 会计的基本理论是指构成会计最基本最核心的概念和原理的理论,它是研究和说明会计活动的理论,也是研究人们如何认识和反映客观经济活动的理论。会计理论一般应包括财务会计理论、管理会计理论和审计理论等内容。从会计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财务会计历史最悠久,会计理论的研究也是从其开始的。财务会计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受制于会计实务的发展水平和会计理论工作者的认识水平。由于会计理论研究人员使用规范研究的方法,使得会计理论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 美国会计学会1966年的《论会计基本理论》提出,会计理论研究可以起到四个方面的作用:确定会计的范围,以便提出会计的概念,有可能建立会计理论;建立会计准则来判断、评价会计信息;指明会计实务中有可能改进的一些方面;为会计研究人员寻求扩大会计应用范围以及由于社会发展而需要扩展会计学科的范围时,提供一个有用的框架。20世纪80年代以后,各个国家以及一些会计国际组织开始研究并且制定、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会计理论工作者希望会计理论能对会计准则的制定起引导或指导作用。目前,国内外会计学界讨论会计理论结构问题的说法不一,大部分采用了理论结构概念框架的方法,即按照会计假设、会计职能、会计目标、会计准则、会计要素、会计环境、会计程序等构成来进行研究。 财务会计的理论基础——会计假设 会计假设是对财务会计核算所处的时间和空间范围所作的合理假定。它是根据会计实践活动的内在规律和要求提出的,为进一步研究财务会计理论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由于会计所处的经济环境较为复杂,会计核算的基础条件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给会计确认和计量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如不加以假定,企业的会计工作将无法正常进行。会计假设对于进行科学的会计理论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规定了会计理论的外延,也是建立科学的会计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但在我国颁布的企业会计基本准则中没有使用会计假设的概念,而是采用了会计基本前提的概念。一般地说,前提偏重于公认的真理,假设则注重于合理的假定,所以应采用会计假设更为合理。 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往往有相当多的经济业务会脱离会计基本假设,这就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特殊的处理。如合并会计报表的编制并没有遵循会计主体假设,企业破产清算时显然与持续经营假设相背,短期经营行为就不需要对经营活动进行会计分期。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会计假设作为会计理论研究的起点曾经是美国会计理论界的主要特点,认为会计假设应该是会计理论的最高层次,它应该能够指导会计原则的制定,并且对会计实务有相应的影响。但其存在的问题是,究竟需要设定多少条假设才是科学的,至今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 财务会计的客观内涵——会计职能 会计职能是指会计在经济管理中所具有的功能和能发挥的作用,它是会计的客观内涵。会计职能是与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对会计的要求密切相关的,随着经济的发展,会计在经济管理活动中的作用范围不断扩大,会计职能也将不断增多。我国会计职能的研究是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受马克思关于“作为对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的簿记”论述的影响,对会计职能基本倾向于“核算”和“监督”两大职能。到20世纪80年代,又出现了从“一职能说”、“二职能说”直到“八职能说”以至“全职能说”并存的局面。但这些研究始终以马克思对簿记的论述为基础进行,没有考虑会计实践的发展,因此不利于会计理论结构内容的完善。 从现代会计发展趋势来看,会计的职能应总结为“反映”和“管理”两大职能比较合适。反映职能是指将会计信息向使用者进行充分的揭示和披露;管理职能是指会计参与到企业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包括预测、决策、控制、分析等。会计反映职能和管理职能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反映职能是管理职能的基础,为管理职能的发挥提供服务,管理职能是会计的固有职能,是会计的首要职能。实践证明,企业经营管理水平越高,对会计与管理结合的要求也越高,会计管理职能也就发挥得越充分。不同会计人员由于其岗位责职不同,一般地应分别发挥不同的职能,这就为监事会和会计委派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财务会计的工作要求——会计目标 会计目标是财务会计工作总的目的性要求,它是会计职能的具体化,往往作为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由于会计目标和会计职能的内在联系,西方会计学界强调会计目标,我国会计学界则强调会计职能,这是由于对财务会计体系运行的目的不同造成的,是期望达到主观要求还是发挥客观功能。目前会计界普遍接受会计目标的概念,但不同学派对会计目标的理解也有不同。如“决策有用性学派”认为,会计目标是向信息使用者提供有用的信息,“经济责任学派”则认为,会计目标是反映和报告受托经济责任及其履行情况。我国会计准则中会计目标的定义是:为国家有关管理部门、外部投资者以及内部管理部门提供会计信息。目前,世界各国大多采用决策有用性观点,笔者也倾向于这种观点。原因在于,财务会计理论结构问题的研究应具有前瞻性,应该从长远观点出发,以确保其框架的稳定和适用。 财务会计目标的实现,关键在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不同的国家和机构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是不同的。如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表述为:相关性与重要性、形式与实质、可靠性、避免偏向性、可比性、一贯性、可理解性。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则强调相关性和可靠性。笔者认为,既然财务会计的目标是提供有用的信息,那么会计信息质量的基本要求应该是:相关性、可靠性和一贯性。相关性是决策有用性的最重要质量特征,能保证会计信息使用者获得的是与决策相关的信息;可靠性能保证信息使用者获得可靠的信息,避免虚假和误导,以利于作出正确的决策;一贯性能使信息具有可比性,保证多个会计数据具有相同的基础。 财务会计的技术规范——会计准则 会计准则是从专业技术的角度对财务会计进行业务处理提出的规范要求和判断标准,是财务会计的一种技术规范。会计准则是会计实践工作经验的抽象和总结,它又反过来指导和规范会计实践,为会计人员处理具体业务提供操作规则。对于一个成熟的社会来说,会计准则不仅是技术标准,在其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带有经济性和政治性。美国的会计准则是世界上最具有代表性的,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资本市场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由会计学界开始明确提出会计准则的概念,为行业会计制度的制定和国际会计协调确立依据。我国的会计准则分为基本准则和具体准则两个层次,基本准则对财务会计核算的基本内容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具体准则就财务会计核算的基本业务和特殊行业的会计核算作出了规定。 从理论上看,会计准则体系是一个较完整的体系,但其相互之间还存在需要协调的矛盾。如真实性原则与谨慎性原则、及时性原则、有用性原则之间都有需要协调的问题。 财务会计的具体内容——会计要素 会计要素是按照经济特性对经济业务内容进行分类的项目,它是财务会计具体内容的基本分类。由于各国的社会经济环境不同,经济管理要求也存在较大差异,所以不同国家的会计要素项目是不同的。会计要素的划分应充分考虑项目内容的基本特征,即项目的同质性、独立性和系统性。这是因为只有根据同型内容和同质特征进行分类才能够对财务会计的具体内容进行有效的分类核算;而各会计要素在其本质特征上又应该区别于其他会计要素,这样才有其独立设置的意义;同时各个会计要素之间应存在十分严密的逻辑关系,能充分体现会计等式的内在联系。根据我国的社会经济特性,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将会计要素分为六项,即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其中,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为静态要素(又称资产负债表要素),收入、费用和利润为动态要素(又称利润表要素)。只有明确规定了会计要素的内容,才能规范会计实务,会计人员才可能在极其复杂的会计实务中得心应手地进行业务处理。 财务会计的社会背景——会计环境 会计环境是指会计所处的各种客观条件,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会计有其不同的环境状况。会计环境对会计思想、会计理论、会计组织、会计实务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力,会计发展史上历次重大的变革和创新均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而会计的发展对会计环境也具有很大的反作用,它往往对社会经济秩序的维持,经济资源的配置,财经法规的实施等起重要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各国会计学家都非常重视会计环境的研究,往往将其作为会计问题研究的出发点。 会计界一般认为,会计环境包括生产力环境、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三类因素。在会计环境各因素中,对会计影响最大的是生产力环境,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直接决定会计理论和方法的发展水平。其次是经济环境,包括经济管理体制、企业组织形式、所有制形式等,它决定会计的研究方向。社会的政治、法律、文化教育等上层建筑对财务会计实务和会计准则的确定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能充分体现不同上层建筑的意志和思想。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会计的产生和发展无不与会计环境相关。会计基于管理的需要而产生,又随着会计环境的变化而演进。会计与会计环境之间存在着双向的作用关系,一方面,随着会计环境的发展,会计也日益发展和成熟;另一方面,新的会计方法也可以促进或阻碍相应会计环境的改变,进而能动地推动社会的发展。 财务会计的处理技术——会计程序 会计程序是指会计处理会计业务、生成会计数据和信息的具体步骤,包括记录、分类、汇总、报告、分析等,它是会计业务处理的技术方法。会计程序的研究往往不被人们重视,这是因为它涉及的是会计的最基本内容,会计凭证、账簿组织、报表体系、会计分工等。其实,在实务工作中,会计程序关系到会计实体各职能部门对经济业务的反映过程和联系机制,会计程序的研究具有较重要的现实意义。一个合理的会计处理程序,不仅能提高会计工作的效率和会计控制的质量,而且能加强整个企业的经营协同能力和信息传递速度,进而全面提高企业的整体管理水平。 财务基本理论论文:财务管理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 摘 要:财务管理是企业现代化管理中的重要环节,只有加强企业财务管理,才能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从财务管理的理论出发,主要分析了财务管理的内容、财务管理的目标、现代企业财务管理面临的问题、提升现代企业财务管理水平的对策。 关键词:财务管理 企业管理 基本理论 一、财务管理的内容 财务管理的本质就是反映企业再生产过程中的资本价值的运动以及这一过程中特定的经济关系,具体而言,财务管理其实就是资本价值的管理和企业再生产过程中精神方面的管理。在企事业单位中,财务管理既要反映其资本价值的运动,又要反映非价值方面的情况;另一方面,既要揭示微观价值活动与非价值活动,还要揭示宏观价值活动。 二、财务管理的目标 企事业单位的理财目标既是财务管理的基础,也是财务管理理论与财务管理实践之间的桥梁和纽带。财务管理的目标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目标是管理环节目标,第二个方面的目标是工作目标。 (一)管理环节目标主要包括以下五点 (1)企业筹资管理目标; (2)企业投资管理目标; (3)企业成本管理目标 ; (4)企业营运资金管理目标 ; (5)企业利润分配管理目标。 (二)工作目标主要包括以下四点 (1)协助管理当局确定经营目标; (2)协助管理当局编制经营规划; (3)协助管理当局实施经营规划; (4)协助管理当局评价经营管理业绩。 三、现代企业财务管理面临的问题 (一)财务信息质量难以保证 有效的财务管理必须依靠高质量的财务信息作为基础,在较为良好的环境中才能完成,但是目前我国绝大多数的企业环境显然难以达到这个标准。当前,我国市场环境制度规范不够完善、竞争不够合理、金融工具的市场化水平相对较低,除此之外,财务管理自身的灵活性以及市场的不确定性,就容易导致财务管理人员在获取与确认财务信息时会出现一定的误差。 (二)信息成本相对较高 相比较于其他的管理而言,财务管理在信息的搜集、处理、分析、报告等方面的信息成本要高出许多。开展财务管理工作,需要财务管理人员在对于企业的各种经济活动以及各种综合因素进行全面的分析,然后编制出财务报表。这个过程的信息成本相对较高,而当成本高于收益时,就不符合成本效益的基本原则。因此,提高信息质量,降低信息成本,是企业使用财务管理应该着重解决的问题。 (三)相关财务管理人员综合素质有待提高 在企业中开展财务管理工作,既需要相关部门公平、公正,又需要高素质的财务管理人员才能胜任。即使外部市场环境与制度相对完善,如果相关财务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不够高,也会阻碍财务管理工作的开展。然而目前,我国绝大多数企业中财务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都有待提高。 四、提升现代企业财务管理水平的对策 (一)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保证财务信息质量 传统的财务管理方法无法处理大规模的财务信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相关软件的大量开发与应用,就能完成大规模的数据计算与处理,因此也能降低甚至杜绝在财务管理过程中的各种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误差。随着电脑的普及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财务信息的传递也较为便捷。 (二)运用合理手段降低财务信息成本 科学技术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可降低财务信息成本,因此可充分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来开展财务管理工作。首先,建立健全公司内部信息管理制度,推动企业内部信息公开,逐步降低信息的搜集成本、处理成本、分析成本、报告成本。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促进财务信息与其他部门信息的交换共享。其次,保证财务信息的质量,保证信息的公开、透明、完整。可在企业中成立专门的小组或者部门来处理各种财务信息,选取与财务管理相关的各类信息以及信息使用者关注的信息。 (三)提高财务管理人员综合素质 如上文所述,在企业中开展财务管理工作,必须要有高素质的财务管理人员才能胜任。财务管理的规程较为复杂,因此只有综合素质较高的财务管理人员才能较好的开展财务管理工作,制出质量较高的财务信息。由于我国现阶段财务管理没有统一的标准与指南,不少企业的相关人员不具备开展财务管理工作的知识储备与业务能力。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企业的财务管理是企业现代化管理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也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在具体的财务管理实践中,只有使各个环节紧密联系、相互配合,才能形成完整的财务管理方法体系,才能提升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财务基本理论论文: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审计基本理论框架 【摘 要】 环境审计是应对环境问题的重要治理机制之一,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审计是环境审计的重要内容。文章研究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审计基础性问题,包括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审计需求、审计本质、审计目标、审计客体、审计内容、审计主体、审计模式、审计环境,上述问题形成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审计基本理论框架。 【关键词】 环境责任; 环境信息失真; 环境责任审计; 环境信息审计; 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审计 一、引言 人类来源于大自然,人类活动又对大自然产生重要的影响,由于环境产权界定的困难,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与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生态环境状况堪忧。就我国来说,由于长期以来GDP导向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严峻的环境形势已经严重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人类社会提出了各种治理机制,这些机制有基于个人的,有基于单位的,有基于地区的,有基于国家的,还有基于全球的。在众多的环境治理机制中,环境审计是其中之一①,从环境经济行为合规性、环境制度健全性、环境信息真实性等路径治理环境问题。 由于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作为环境问题治理机制之一的环境审计也有不少的研究。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是环境信息的重要内容,是研判环境形势、预测变化趋势、评价治污效果以及解决紧迫环境问题的科学基础,少量文献涉及到这种信息的真实性审计。然而,关于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审计的一些基础性问题还缺乏系统化的理论框架,这些问题包括: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审计需求、审计本质、审计目标、审计客体、审计内容、审计主体、审计方法、审计环境。本文拟以审计一般的基础理论为出发点,对上述问题做一系统的阐述。 二、文献综述 根据本文的主题,文献综述主要涉及环境信息失真及其治理。一般来说,环境责任主体包括政府和环境影响单位(主要是企事业单位),各类环境责任主体都要披露环境信息,都可能存在环境信息失真问题。环境信息失真的原因大体有以下几类,一是绩效观,当环境信息用于绩效考核时,被考核单位或个人为了美化自己的绩效,领导人干预篡改环境信息。二是利益驱动,排污单位为降低处理成本,逃脱相关收费及惩罚,操纵环境信息,导致环境信息失真。三是环境信息相关技术存在缺陷,即使没有人为操纵的动机,在一些情形下,由于监测技术本身存在的问题,环境信息也可能存在失真。四是环境信息相关的管理体制存在问题,环境信息生产者归环境责任主体管辖,所以,环境责任主体可以指挥环境信息生产者更改环境信息;环境信息与许多部门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存在问题,致使环境信息不一致甚至失真。针对环境信息失真问题,不少文献提出应对措施:完善环境信息质量监控机制;引入第三方环境监测;环境统计实行垂直管理等[1-11]。 此外,还有大量文献研究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和政府环境信息披露。关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主要研究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因素,主要因素包括行业敏感性、公司规模、财务状况、股票市场表现、外部管制以及公司治理等[12-17]。也有一些文献指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数量虽然不断增加,但信息质量并不高[18]。关于政府环境信息披露,主要研究政府环境信息披露的意义、现状、问题及对策[19-22]。 环境审计作为治理环境问题的机制之一,得到了广泛的重视,1992年,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f Supreme Audit Institutions,INTOSAI)成立了环境审计委员会,1995年,INTOSAI在开罗召开第十五届大会,发表了以“环境审计”为主题的《开罗宣言》,从此以后,环境审计迅速发展[23]。在环境审计的诸多内容中,一些文献提出,环境信息应该作为环境审计的内容[24-25]。 总体来说,作为环境信息的重要内容,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审计的一些基础性问题还缺乏深入的研究,没有系统化的理论框架。 三、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审计:基本理论框架 环境审计包括的内容有多个方面,环境信息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环境信息可以区分为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和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本文关注后者。同时,对于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审计,可以有不同的研究视角,本文探究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审计的基础性问题,包括:为什么会有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审计(审计需求)?什么是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审计(审计本质)?希望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审计干什么(审计目标)?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审计是对谁审计(审计客体)?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审计的审计内容是什么(审计内容)?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审计是谁来审计(审计主体)?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审计如何审计(审计方法)?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审计与审计环境是什么关系(审计环境)?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探究,形成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审计基本理论框架。 (一)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审计需求 审计需求关注为什么会有审计。环境是大气、水、土壤、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物质因素组成的生存条件,在很大意义上,人类与环境相关的行为都具有外部性[26],所以,环境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正是环境的这个特征,公众是环境的所有者,但是,公众本身没有集体行动能力,需要一个代表公众利益的机构来行使其环境所有权,从一国范围或地区来说,这个代表当然就是政府②。所以,在一国或地区范围内,公众和政府之间形成环境责任委托关系,公众是委托人,政府是人,政府成为公众环境责任承担者。政府作为公众的环境责任的人,会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授权或允许环境影响主体③发生环境相关行为,并且建立一些环境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规范环境影响主体的环境相关行为,从而形成与环境影响主体之间的委托关系,政府是委托人,而环境影响主体是人,这些人要按委托人的要求发生环境影响行为。另一方面,政府会建立一些专门的机构来对环境事项进行监管,以监督环境影响主体的环境相关行为是否符合环境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方针政策。从而,政府与环保规制部门之间形成委托关系,政府是委托人,环保规制部门是人。上述环境影响主体和环保规制部门作为政府委托或授权环境责任的人,也成为环境责任承担者。同时,由于环保规制部门在很大意义上代表政府,其监管对象就是环境影响主体,所以,环保规制部门与环境影响主体之间也形成委托关系,环保规制部门是委托人,而环境影响主体是人[27-29]。 在多层级的环境责任委托关系中,由于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和环境不确定性,各类环境责任主体都可能出现问题和次优问题。信息不对称是指委托人在环境责任委托关系中具有信息劣势,人掌握的许多环境相关信息是委托人所不掌握的。激励不相容是环境责任委托人与环境责任人在环境相关的目标或利益方面具有差异,特别是由于环境产权不清晰,环境行为具有较大的外部性,委托人和人之间的激励不相容更容易发生。环境不确定性是指影响环境状况的因素很多,很大程度上无法根据环境状况的结果来判断环境责任承担者的努力程度。正是由于上述因素的存在,各类环境责任承担者的问题和次优问题就会出现。问题是基于自利而有意为之,而次优问题是由于有限理性而无意导致的,但是,在表现形式上,二者相互交织,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发生违规行为,也就是违规环境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二是制度缺陷,也就是所建立的约束环境相关的制度存在缺陷;三是信息失真,包括环境相关的财务信息及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与真实状况存在差距,前者如货币计量的环境会计信息失真,后者如非财务计量环境质量信息失真等[7]④。 为了应对环境责任承担者的环境问题和次优问题,环境治理机制也就建立起来了,这个机制包括制衡机制、激励机制、监督机制、信息公开透明机制等,环境审计是环境治理机制的重要要素。一般来说,环境审计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环境行为审计,主要关注环境相关经济行为是否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方针政策,也称为环境合规审计;二是环境制度审计,主要关注各环境责任承担者的环境相关管理制度是否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是否存在可以改进的缺陷;三是货币计量的环境会计信息审计,关注这些信息是否真实;四是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审计,关注这些信息是否真实。环境审计及其上述四方面的内容,既可能同时有需求,也可能只是对某些方面有需求,究竟会有哪些方面的需求,需要从环境治理机制的整体构造来考虑,其基本原则是成本效益性原则,在治理效果相同的情形下,何种治理机制的成本低,何种机制就会成为有效需求。 总体来说,环境审计是治理环境责任承担者的环境问题和次优问题而产生的,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审计是环境审计的组成部分,存在审计需求且符合成本效益原则时,就会成为有效审计需求,成为现实的环境信息治理机制。 (二)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审计本质 审计本质关注审计是什么。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审计本质当然离不开审计一般本质,更离不开环境审计本质。审计一般本质是各类审计的共性本质,一般认为,审计是以系统方法从行为和信息两个角度独立鉴证经管责任中的问题和次优问题并将结果传达给利益相关者的制度安排[30]。环境审计当然具有审计一般的本质,但是,由于其产生于环境责任委托关系中,依赖于环境责任,所以,其内涵应该更加具体,可以表述如下:环境审计是以系统方法从行为和信息两个角度独立鉴证环境责任履行中的问题和次优问题并将结果传达给利益相关者的制度安排。这里的特殊之处是将审计一般的经管责任限定到环境责任。至于环境审计的问题和次优问题,本文前面已经指出,包括违规行为、制度缺陷、环境财务信息失真、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失真,这四方面的问题形成四类审计主题,围绕这些主题,分别形成环境合规性审计、环境制度审计、环境财务信息审计、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审计。 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审计是环境审计的内容之一,就其本质,可以表述如下: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审计是以系统方法独立鉴证环境责任相关的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的问题和次优问题并将结果传达给利益相关者的制度安排。这里的特殊之处将环境审计中的环境责任限定到环境责任相关的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这种内涵的限定,确定了其清晰的外延是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包括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错报和漏报,前者是由于舞弊或失误造成信息错误,后者是由于舞弊或失误造成信息未报。 审计本质的另一方面的内容是审计功能,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审计也不例外。一般来说,审计具有鉴证、评价和监督三大功能,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审计可以同时具备上述三大功能。第一,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审计的基础性要求是按系统方法判断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是否存在失真,这种要求体现了鉴证功能。第二,在许多情形下,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体现的是环境责任承担者的环境绩效,在鉴证的基础上,可以将环境绩效信息与一定的标杆进行比照,判断环境绩效处于何种水平,例如,将地市空气质量、水质量等指标进行排名,可以表明各城市在这方面的绩效,将减排量与减排要求进行比较,可以表明减排绩效水平。第三,如果审计机构获得授权,发现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问题,可以对直接责任者进行处理处罚,则审计也就具有了监督的功能。所以,从理论上来说,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审计可以具有鉴证、评价和监督三种功能,具体何种功能会成为现实,需要从环境问题治理机制的整体构造来考虑。 (三)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审计目标 审计目标关注希望审计干什么。一般来说,审计目标区分为终极目标和直接目标,前者是审计委托人的目标,后果是审计机构的目标。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审计也不例外,同样具有上述两类目标。 就终极目标来说,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审计委托人是将这种审计作为其治理环境信息失真的机制之一,而建立环境信息治理机制的目的当然是治理环境信息失真,审计作为这个治理机制的要素之一,委托人当然也期望其在治理环境信息失真中发挥作用。所以,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审计的终极目标是治理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失真,也就是抑制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的问题和次优问题。判断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审计终极目标是否达成,主要的标准是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失真是否得到抑制。 就直接目标来说,体现在审计机构的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审计具体业务之中,而具体审计项目的目标,是对鉴证、评价和监督这些审计功能发挥所得出的审计产品的希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审计机构的目标是生产让审计委托人满意的审计产品,包括鉴证产品、评价产品和监督产品。就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审计来说,其鉴证产品主要关注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是否真实,也称为真实性目标,通常以审计鉴证报告的形式出现。评价产品是指当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是环境责任承担者的绩效指标时,将鉴证之后真实的环境信息与适宜的标杆进行比照,以确定环境绩效的等级,判断环境责任承担者的绩效是否存在改进机会,也称为合理性或绩效性目标,通常以审计评价报告的形式出现。监督产品是指环境责任承担者的环境信息存在失真的情形下,审计委托人授权审计机构对直接责任者做出的处理处罚,通常以审计决定的形式出现。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审计的上述三种产品中,鉴证产品是基础性的,不具有可选择性,而评价产品和监督产品是否出现,由环境信息治理的整体构造所决定。 (四)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审计客体 审计客体关注对谁审计。一般来说,审计客体是经管责任承担者,也就是具有人身份的责任承担者。就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审计来说,其审计客体应该是各类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报告主体,一般来说,也就是环境责任承担者。结合本文前面对环境责任委托关系的分析,环境责任审计客体如图1所示,这些审计客体即环境责任审计客体,由于这些客体一般情形下都要报告环境信息,所以,都是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审计客体,用虚线表示。 图1中,政府作为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审计客体的原因是,政府是公众的人,是环境责任的承担者之一,其环境责任履行情况如何,当然应该向公众报告,其环境责任履行报告中必然包括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从而需要作为审计客体。当然,此时的审计主体应该是独立于本级政府的。对于单一制国家来说,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还存在委托关系,下级政府是上级政府的人,环境责任也是如此。所以,下级政府作为人也需要向上级政府报告环境责任履行情况,这其中必然包括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从而也需要作为审计客体。此时的审计主体,应该是上级政府的审计机关或其委托或授权的其他审计主体。 环保规制部门作为本级政府的环境事务管理部门,是本级政府的人,需要向本级政府报告其环境责任履行情况,其中必然包括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从而也需要作为审计客体。就我国来说,政府环境监管部门涉及环保、农林、水利、海洋、卫生等部门,这些部门各自履行着相应的环境保护监督和管理职责,并且报告其环境责任履行情况,都应该是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审计客体。 环境影响主体是指对环境发生影响的单位或个人,从理论上来说,环境影响主体都可能成为环境责任审计客体。但是,由于环境规制是需要成本的,基于成本效益考虑,环境影响主体分为两类,一类是环境影响重点主体,另一类是环境影响一般主体,环境信息披露的重点是前者,一般要实行环境信息强制披露,后者实施环境信息自愿披露。对于实行环境信息自愿披露的主体,披露主体当然可以自愿委托审计机构进行审计,而实行环境信息强制披露的主体,一般要实行一定的环境信息质量保障制度,环境信息审计可能是其中的重要机制。 以上是基于政府环境责任对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审计客体的分析。在许多情形下,一些环境影响主体以及环保规制部门,其内部实行分级管理,这些组织内部也形成了环境责任委托关系,上级机构是委托人,下级机构是人。此时,下级机构作为上级机构的人,也需要向上级机构报告其环境责任履行情况,这其中必然包括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从而也成为审计客体。 (五)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审计内容 审计内容关注审计什么。环境信息具有信息量大、离散程度高、信息源广、各种信息处理方式很不一致等特征,所以,环境信息的内容较为复杂。根据《奥胡斯公约》,环境信息是指包括环境、生物多样性(含转基因生物)的状况和对环境发生或可能发生影响的因子在内的一切信息[20]。我国涉及环境信息内容的相关法律法规或规则也不少,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等。根据上述法律法规和规则,各类环境信息报告的类型、报告主体和报告内容大致如表1所示,这也是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审计的主要内容。 (六)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审计主体 审计主体关注谁来审计。对于审计主体,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能否保持独立性,二是专业胜任能力。由于专业胜任能力是可以建立的,所以,从长期来看,对于审计主体的实质性要求是独立性。 根据独立性原则,可能的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审计主体如下:第一,政府审计机关。在图1所示的审计客体中,某一层级的政府审计机关,对于本层级政府建立的环境规制部门、环境影响主体,都能保持独立性,所以,可以作为这些环境责任承担者的审计主体。但是,对于本级政府,由于是本级政府审计机关的上级单位,相当于本级政府审计机关的委托人,本级政府审计机关无法保持独立性,所以,需要上级政府审计机关作为审计主体。第二,内部审计组织。对于审计组织所属科层同级及下级的各类环境责任承担者都能保持独立性,能作为这些环境责任承担者的审计主体,但是,对于其所属科层的领导不能保持独立性,需要本科层组织之外的审计主体。第三,民间审计机构。民间审计是接受委托从事审计业务,原则上,除了对审计业务委托人不能保持独立性之外,对于其他审计客体才能保持独立性。从独立性来说,民间审计可以作为各类环境责任承担者的审计主体。但是,从惯例来说,对于政府机构,通常由政府审计机关实行审计,民间审计主要是接受委托,审计环境影响主体。当然,这里的民间审计包括具有专业胜任能力的各类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关于非财务计量环境信息审计主体,需要讨论的问题是,环保规制部门能否作为环境信息审计主体?从专业胜任能力来说,环保规制部门完全有能力作为环境信息审计主体。所以,我们主要从独立性角度来分析环保规制部门能否作为环境信息审计主体。环保规制部门如果作为审计主体,可能的情形有三种,一是作为企事业单位环境信息的审计主体;二是作为本级政府其他各相关部门环境信息的审计主体;三是作为下级政府环境信息。从表面来看,环保规制部门似乎对这些单位都能保持独立性。然而,深入分析,这种独立性是存在缺陷的。首先,环保规制部门作为本级政府环保行政主管部门,企事业单位环境信息、本级政府其他各相关部门环境信息、下级政府环境信息,从某种程度上都是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的环境责任履行绩效信息,这些环境责任单位的环境信息表明的环境绩效越好,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的绩效也就越好,现实生活中,许多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对环境责任单位的环境信息弄虚作假行为采取不作为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个原因。其次,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对其他环境责任承担者实行环境规制,在规制过程上,有被俘获的可能性,由独立于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的审计机构对环境责任承担者的环境信息进行审计,可以一定程度上遏制这种俘获。当然,环保行政主管部门不能作为环境信息审计主体,并不排除其在工作中对环境信息进行审核,但是,这是作为环境信息质量保障机制的组成部分,不宜视为环境信息审计。 财务基本理论论文: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基本理论框架 【摘 要】 审计是治理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失真的机制之一。文章探索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的基础性问题,包括: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需求、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本质、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目标、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客体、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内容、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主体、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方法、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环境,上述内容形成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基本理论框架。 【关键词】 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 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 工程项目审计; 建设项目审计; 投资项目审计 一、引言 工程项目是多主体参与的经济活动,涉及多种委托关系,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然而,无论如何,工程项目相关的信息是各主体利益得以实现的基础。一般来说,工程项目信息可以区分为财务计量信息和非财务计量信息,在许多情形下,非财务计量信息是财务计量信息的基础。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非财务计量工程信息对于工程项目相关各主体的利益有重要的意义。也正是因为如此,工程项目利益相关者有激励操纵甚至虚构非财务计量工程信息,从而出现非财务计量工程信息虚假。为此,工程项目利益相关者为了各自的利益,会建立一些应对机制来治理非财务计量工程信息虚假,工程项目审计是这些应对机制的组成要素之一①。 关于工程项目审计有不少研究文献,其中一些文献涉及非财务计量工程信息审计,但是,总体来说,非财务计量工程信息审计的一些基础性问题还缺乏系统化的理论框架。本文从工程投资者的视角,对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的基础性问题进行理论探究,构建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基本理论框架。 随后的内容安排如下:首先是简要的文献综述;其次,基于工程投资者的视角,从理论上分析非财务计量工程信息审计的基础性问题,形成审计基本理论框架;最后是结论和启示。 二、文献综述 工程项目审计的内容较多,主要包括工程量、工程造价、工程管理、工程质量、工程绩效、工程财务收支及工程财务报表[ 1 ],上述内容涉及行为、制度、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四类审计主题。就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而言,主要涉及工程量、工程造价、工程质量、工程绩效四方面内容。工程量审计一般作为工程造价的组成部分。关于工程造价审计,有不少研究文献,主要研究工程造价审计的必要性、审计方法、审计风险及存在的问题等[ 2-9 ]。关于工程质量审计,研究文献不多,主要研究工程质量审计的必要性、审计内容和审计方法[ 10-12 ]。关于工程绩效审计,主要研究工程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 13-15 ]。 总体来说,关于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的基础性问题,尚缺乏系统化的理论框架。本文基于工程投资者的视角,从理论逻辑上分析这些基础性问题,构建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基本理论框架。 三、基本理论框架 工程项目审计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工程项目信息是其中一个方面,工程项目信息可以区分为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和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本文关注后者。同时,对于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可以有不同的研究视角,本文从工程投资者视角,探究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的基础性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为什么会有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审计需求?什么是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审计本质?希望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干什么――审计目标?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是对谁审计――审计客体?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的审计内容是什么――审计内容?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是谁来审计――审计主体?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如何审计――审计方法?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与审计环境是什么关系――审计环境?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探究,形成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基本理论框架。 (一)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需求 审计需求关注为什么会有审计,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也不例外。工程项目以建筑物或构筑物为目标产出物,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按照一定的程序、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并应符合质量要求,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就利益相关者来说,工程项目涉及三类主体,一是投资者,二是项目管理者,三是项目实施者。项目投资者为工程项目提供资金,可以是国有资金,也可以是非国有资金。项目管理者负责工程项目全过程的组织管理,一般称为建设单位。项目实施者在建设单位的组织下,具体实施工程项目,一般包括勘察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②。事实上,项目投资者与建设单位形成委托关系,项目投资者是委托人,建设单位是人;建设单位与勘察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之间也形成委托关系,建设单位是委托人,而勘察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是人[ 16 ]。 那么,在工程项目的上述委托关系中,人能否按委托人的希望来履行其职责呢?由于人性自利和有限理性,再加上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人很有可能偏离委托人的利益,从而出现机会主义行为和次优行为。建设单位具有委托人和人双重身份,作为委托人也可能因为人性自利和有限理性出现机会主义行为。工程腐败、工程造价虚假、工程质量不合格都是机会主义行为和次优行为导致的典型问题[ 17-18 ]。一般来说,无论是委托人还是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和次优行为,都可以区分为四类:一是行为违规,也就是工程相关行为违反法律法规或合约;二是管理制度缺陷,也就是工程相关的管理制度存在设计缺陷或没有得到有效执行;三是财务信息虚假,也就是工程相关的财务信息失真;四是非财务计量信息虚假,也就是工程相关的非财务信息失真。上述四类问题是相互关联的,并且,各利益相关者都有可能发生。 为了应对工程项目利益相关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和次优行为,高效且合作地完成工程项目,并且保证工程质量,就需要建立一定的行为规则来规范各利益相关者的行为,这些规则可以称为工程项目治理框架,主要包括:项目法人责任制、工程造价管理体制、工程质量监督体制、工程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工程项目审计等[ 19-24 ]。 工程项目审计是应对工程项目利益相关者机会主义行为和次优行为的治理机制之一,一般包括工程合规审计、工程制度审计、工程财务审计、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失真既可能源于利益相关者的自利,从而产生信息弄虚作假;也可能源于利益相关者的有限理性,从而产生信息错误。然而,在许多情形下,无法区分有意的弄虚作假和无意的信息错误,所以,通常需要合并起来进行治理。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是治理机制之一,这种机制最终是否出现,还基于治理信息虚假的各种机制的组合方案,如果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具有成本效益性,则该机制就会出现在应对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失真的机制中。 (二)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本质 审计本质关注审计是什么,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本质也不例外。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属于工程项目审计,所以,其本质不能离开工程项目审计本质,而是在工程项目审计本质的基础上,增加特有的内涵,从而显现自己的特有本质。本文先分析工程项目审计的本质,然后再分析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的本质。 工程项目审计本质当然离不开审计一般的本质,是在审计一般本质的基础上,增加工程项目审计的特有内涵,从而显现工程项目审计的特有本质。一般认为,审计是以系统方法从行为和信息两个角度独立鉴证经管责任中的问题和次优问题并将结果传达给利益相关者的制度安排[ 25 ]。将审计一般的这个本质,限定于工程项目审计的特定范围,工程项目审计本质可以表述如下:工程项目审计是以系统方法从行为和信息两个角度独立鉴证工程项目经管责任中的问题和次优问题并将结果传达给利益相关者的制度安排。这里的特有内涵是工程项目经管责任中的问题和次优问题。一方面,这里的经管责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管责任,而是工程项目特有的经管责任,包括建设单位对工程投资者的经管责任,也包括勘察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对建设单位的经管责任;另一方面,这里的问题和次优问题是工程项目领域特有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问题和次优问题,涉及行为、制度、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这四类审计主题,相应地,工程项目审计也包括工程合规审计、工程制度审计、工程财务审计、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工程合规审计主要关注工程相关财务收支及管理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合约;工程制度审计主要关注工程管理相关制度是否存在缺陷、是否得到有效执行;工程财务审计主要关注工程相关的会计报表数据是否真实;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主要关注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是否真实。上述四种工程项目审计业务,并不一定会同时出现。一方面,基于委托人的需求,如果委托人对于某方面的问题关注程度不高,则该方面的审计也就不会出现;另一方面,即使委托人关注某些方面的问题,而应对这些问题的治理机制包括多种类型,最终选择哪些治理机制,是基于成本效益的权衡,并不一定会选择审计机制,只有当审计机制符合成本效益原则时,才会出现,所以,审计机制用来应对工程相关的机会主义行为和次优行为,只是具有合理的可能性,并不一定具有确定性,还受到其他治理机制有效性等一些权变因素的影响。 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属于工程项目审计,其本质当然离不开工程项目审计的本质,只是增加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的特有内涵,从而显现其特有本质特征。根据工程项目审计本质,对于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本质,可以表述如下: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是以系统方法独立鉴证工程经管责任相关的非财务计量信息中的问题和次优问题并将结果传达给利益相关者的制度安排。这里的特殊之处是缩小了工程项目经管责任中问题和次优问题的范围,从而显现了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的特有内涵,而本质内涵的这种限定,也就确定了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的外延――关注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是否真实,既包括由自利导致的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有意弄虚作假,也包括由有限理性导致的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无意错误。 审计本质的另一个维度是审计功能,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也不例外。一般来说,审计具有鉴证、评价和监督三大功能,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也可以具有上述三大功能。就鉴证功能来说,主要是判断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与生产这些信息的规定之间是否存在重大差异,这是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本质应有的含义,所以,鉴证是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的基础性功能。评价是在鉴证的基础上,将信息表征的绩效与适宜的标杆进行比较,以判断绩效的水准。对于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来说,许多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就是表征工程绩效的,可以与适宜的标杆进行比较,以确定工程绩效水准。监督主要强调对违规问题的处理处罚,只要审计委托人或法律给审计人授权,审计人当然可以对发现的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失真责任人进行处理处罚。所以,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完全可以具有监督功能。 (三)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目标 审计目标关注希望审计干什么,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也不例外。一般来说,审计目标区分为终极目标和直接目标,前者是审计委托人的目标,后者是审计人的目标。 就终极目标来说,委托人委托或授权审计人进行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不是为审计而审计,而是将审计作为治理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失真的机制之一,而建立治理机制的目的就是预防和发现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失真,进而抑制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失真。所以,从审计委托人来说,当然希望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能发挥抑制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失真的作用,这是这种审计的终极目标。 当然,上述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内容是就总体而论,并不一定在每个工程项目审计中全部出现,就特定的工程项目来说,委托人可能只要求对其中某些方面的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进行审计。 (六)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主体 审计主体涉及谁来审计,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也不例外。审计主体的关键问题有两个,一是独立性,二是专业胜任能力。从长期来看,专业胜任能力是可以建立的,所以,审计主体选择的实质性条件是独立性。 就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来说,对于政府投资的项目,政府审计机关无疑可以作为审计主体,对各类审计客体进行审计。政府审计机关也可以委托中介机构对各类审计客体进行审计。对于非政府投资项目来说,投资者对建设单位进行审计,可以是投资者自己建设的内部审计机构,也可以是投资者委托的中介机构。根据合约,如果投资者及建设单位可以对勘察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进行审计,则投资者及建设单位委托中介机构作为审计主体是没有问题的。 然而,投资者及建设单位自己建立的内部审计机构能否作为勘察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的审计主体呢?就审计独立性来说,投资者及建设单位自己建立的内部审计机构能够独立于勘察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但是,投资者及建设单位有其特定的利益,勘察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也有其特定的利益,并且,在不少情形下,这些单位之间的利益是零和博弈,勘察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利益与投资者及建设单位的利益互为消长,投资者及建设单位自己建立的内部审计机构显然不能独立于投资者及建设单位,如果由这种机构来审计勘察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审计独立性缺乏基础。当然,即便是这样,由于工程相关的法律法规较为详细,审计依据较为清晰,在这种情形下,审计人员如果以审计证据为基础作出审计结论,也不一定能损害审计客体的利益,所以,审计依据的清晰性可以较大程度上弥补审计独立性的缺失。 (七)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方法 审计方法涉及怎么审计,在审计基本理论层面,主要关注审计取证模式,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也不例外。审计取证模式一般包括命题论证模式、数据流程模式、数据分析模式和专业测量模式[ 26 ],就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来说,上述四种模式都有可能采用。 命题论证模式将审计取证视同命题论证过程,将需要证实的审计问题作为审计命题,将大命题分解为小命题,围绕小命题来审计证据,通过对小命题的证明来验证大命题的真伪。在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中,有些情形下,存在完整的信息链,可以从上层级的信息追踪到下一层级的信息,直到最原始的记录,在这种情形下,就可以采用命题论证取证模式。例如,工程质量审计中,关注商品混凝土投入量,如果是外购的,可以从施工记录中商品混凝土投入记录追踪到商品混凝土购入合同,进而追踪到发票及发票付款记录,通过这个追踪过程,就能验证商品混凝土投入的数量。 数据流程模式的逻辑是,可靠的过程是数据质量的保证,如果数据产生过程值得依赖,则数据本身也就值得依赖。就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来说,如果某些数据是由第三方生产的,并且这些第三方的独立性和专业胜任能力都值得依赖,这种情形下,由第三方产生的数据也就值得依赖。例如,在工程监理机构具有专业胜任能力且能良好地履行其职责的情形下,其提供的信息就值得依赖。 数据分析模式是通过数据之间的关系来判断数据是否存在失真。就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来说,不少数据之间存在逻辑关系,若责任方提供的数据不存在预期的逻辑关系,则很大程度上其数据可能存在失真。例如,工程质量审计中,可以通过工程结算账、分包结算账、物资采购账、财务会计账和工程管理文档这些记录中的工程物料量,对工程物料投入情况进行检查,验证是否按设计投入工程物料。其原因是,工程结算账、分包结算账、物资采购账、财务会计账、工程管理文档中的物料数量具有逻辑关系,如果这种关系不存在,则物料投入量可能存在失真。 在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中,数据分析模式还有另外一种特殊情形,就是重新计算。当发现责任方提供的数据存在较严重的逻辑偏差或判断其存在较严重的操纵数据动机时,可以按权威机构确定的方法,对一些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进行重新计算,将计算结果与责任方提出的数据进行比照,以确定责任方数据的失真程度。当然,采用这种方法的前提是,双方对计算方法不存在重大分歧,并且,对于计算结果可以容忍一定的偏离。 专业测量模式是采用专业手段,对一些数据进行实地测量,重新计算,将测量得到的数据与责任方提供的数据进行比照,以判断责任方数据的真实程度。例如,在工程量审计中,经常使用实地检测方法来验证工程量究竟是多少;在工程质量审计中,可以用实体检测方法来检测建设工程是否满足国家标准或设计要求,判断是否存在工程质量缺陷[ 11 ]。 (八)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环境 审计环境理论涉及审计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包括审计环境如何影响审计以及审计如何影响审计环境,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也不例外。 就审计环境对审计的影响来说,一方面,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是否作为重要的审计内容会受到审计环境的影响,工程项目审计的内容包括工程合规审计、工程制度审计、工程财务审计和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不同的审计环境下,对上述四类审计业务的需求程度进而重视程度也不同;另一方面,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本身又包括多项内容,例如工程量、工程造价、工程质量、工程绩效,不同的审计环境下,对上述内容也会有不同的需求程度;另外,审计环境对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方法会产生重要影响,不同的基础信息下审计取证模式不同,不同科学技术环境下能用于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取证的技术方法也不同,例如,用GPS测量土方工程量,在这种技术产生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就审计对审计环境的影响来说,主要路径是通过使用审计产品来影响利益相关方,进而改变利益相关方的行为。主要有三个路径:一是威慑路径,一些本身打算对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弄虚作假的单位,由于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的存在,这些单位放弃了这种企图,审计发挥了威慑功能;二是揭示路径,通过审计,揭示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失真,使得原来打算进行信息操纵的单位没有得到其预期的利益,甚至还招致损失,从而发现了一般预防和个别预防的作用,审计发挥了揭示功能;三是抵御路径,通过审计,发现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相关的制度缺陷,推动这些缺陷得到整改,为避免以后重复发生信息失真奠定了基础,审计发挥了抵御功能。 四、结论和启示 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是治理工程项目信息失真的机制之一,本文从理论上分析其基础性问题,提出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基本理论框架。 关于审计需求,由于自利和有限理性,工程项目相关的利益主体可能出现机会主义行为和次优行为,其中包括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失真。为了应对机会主义行为和次优行为,需要建立一个治理框架,审计是应对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失真的机制之一。 关于审计本质,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是以系统方法独立鉴证工程经管责任相关的非财务计量信息中的问题和次优问题并将结果传达给利益相关者的制度安排。 关于审计目标,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的终极目标是抑制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失真,直接目标是生产让审计委托人满意的审计产品,包括审计报告、审计评价报告和审计决定。 关于审计客体,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客体是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责任承担者,包括建设单位及其内部组织、勘察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 关于审计内容,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主要是指工程量、工程造价、工程质量、工程绩效。 关于审计主体,基于独立性要求,政府审计机关和中介机构是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客体。在审计依据清晰的情形下,投资者及建设单位自己建立的内部审计机构也可以作为勘察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的审计主体。 关于审计方法,命题论证模式、数据流程模式、数据分析模式和专业测量模式在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中都有可能采用。 关于审计环境,一方面,审计环境通过审计需求、审计重点、审计技术等多个路径影响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另一方面,非财务计量工程项目信息审计通过威慑、揭示和抵御三个路径发挥功能作用,进而影响审计环境。 工程领域是我国腐败问题最严重的领域之一,工程项目审计是我国重要的审计业务类型,但是,关于工程项目审计的基础性问题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理论研究的这种状况,使得工程项目审计在许多情形下成为他人工作的复核,也没有找准工程项目审计在工程治理框架的定位。本文的研究启示我们,需要从工程治理整体框架中来考虑工程项目审计,对于工程项目审计也需要区分不同审计主题,只有这样,工程项目审计才能真正发展成为有理论、有操作框架的审计学成员。 财务基本理论论文:社会责任对财务会计基本理论的影响 摘要: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企业作为社会的重要成员,其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这对于企业内部财务会计工作者来说,也面临更加艰巨的任务,近些年来我国企业更加关注社会责任为导向的财务会计基本理论研究,并由此激发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本文针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几点分析研究。 关键词:社会责任;财务会计理论;影响 通过财务会计基本理论提升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热情,激发企业员工对自身责任以及职能的关注以及认识,这样才能够帮助企业更加顺应社会的发展需求,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并为构建和谐社会做贡献。 一、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必要性 构建和谐社会是实现我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我国重要的战略目标之一,企业作为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主体,其必须要认清自己所承担的任务与责任,通过参与和谐社会构建活动,实现自身的职能,履行自己的义务。我国社会开发程度不断加深,经济发展也非常快速,在这样的背景下,更多的企业加入到经济建设的队伍中,但是盲目的扩大经营规模与经济效益的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参与社会活动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环境问题与资源问题,在职工生活、职工责任以及产品质量方面不够重视,进而产生了很多社会责任问题,这些问题极大的阻碍了和谐社会的构建,非常不利于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企业如果坚持原有的会计体系原则,是无法发现这些问题的,面对更加迫切的社会需求,会计工作理论必须要不断创新和完善,应该基于社会责任的角度,不断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情况,增加企业存于社会活动的频率,促进企业社会职能的发挥。在社会中,不管是什么企业,都无法离开其他社会个体而独立存在,也不可能离开各方利益主体而进行经济活动,从这个角度来看,企业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同时也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企业的发展也离不来各方利益主体的资金投入,这些利益主体包括企业的股东、债权人以及员工等,同时也包括客户供应商以及自然环境,企业在社会中进行经济活动,必须要考虑到这些主体因素,受这些因素的约束,因此企业必须要与这些利益主体监理良好的关系,实现企业的产出消化,形成良性循环。特别实在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公司资源急需优化配置的时期,市场稳定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使得企业的责任性更加凸显。企业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并积极去承担社会责任,用长远的眼光看待问题,实现经济增长与贡献社会的双赢。 二、引入社会责任对财务会计基本理论的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企业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在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与经济活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要接触到其他利益主体,而这个时候企业应该认识到自身的社会责任,积极与其他主体进行沟通合作,建立良性的社会关系,这个观念同样适用于企业财务会计工作,财务会计作为企业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工作人员必须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做到利己利人,下面针对社会责任对财务会计基本理论的影响进行几点分析: (一)对财务会计目标的影响 在企业内部引入社会责任的理念,首先要面临的就是对财务会计目标的影响,现阶段在我国最为普遍的一种观点有两个方面,分别为受托责任观以及决策有用观,然而不管是其中哪一种观点,一旦社会责任被引入,都会对其产生影响。如果从受托责任观的角度来看,引入社会责任之后,委托方则是才能够单一的股东转变成了企业所有资源的提供者,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有很多方面,比如员工福利待遇、产品质量以及政府税收等各个方面。而为了能够与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相匹配,会计也必须要向股东以及其他利益的相关者转变。如果从决策有用观的角度看,在社会责任引入之后,信息使用的范围就被扩大了,同时其很多潜在投资者,债务人也逐渐浮现出来,很多社会民众都能够成为企业信息的使用者,并且社会信息化,使得人民对于社会信息质量要求也更高,企业会计必须要不断挖掘自身实力,不断完善与改革自己的工作方式与理念,为使用者提供更加全面的信息。在这样的发展形势下,企业财务会计工作受到社会责任的影响,其在受托责任观、决策有用观方面也必然会向着综合效益的方向发展,进而推进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相互融合。 (二)对财务会计要素的影响 依据利益的相关理论解释,各方利益相关者不断是在投入还是付出方面的资源,都被定义为资产,具体来说它包括人力资源、生态环境等等,并且都被纳入了企业资产会计核算的范围。在引入了社会责任之后,资产的范围被扩充,并且其利益相关者理论基础上的利润反映出来是企业生产活动所带来的总体价值,而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学中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企业增加价值中既包括了股东、债权人,又包括员工的个人利益以及政府的公共利益,另外企业在进行所有社会活动过程中所带来的效益,也被视为增值效益。由此可知,在社会责任引入之后,“利润”这个会计要素直接受到了影响,企业的负债、收入和费用等会计要素的外延也会扩展或进一步细化。 (三)对财务会计假设的影响 在引入了社会责任理念之后,企业内部会计主体的范围会发生变化,这个变化是范围的逐渐扩大,新的核算范围中引入了很多非经济效益影响类的因素,并且需要一一进行记录、确认以及报告,因此企业财务会计主体必然会有所增加。另外企业面临新的社会需求,其目前现行的货币以及计量形式也应该有所完善,必须要从社会效益以及社会成本等方面进行全面考量,并使用普遍化的劳动量度与计量形式。同时环境价值假设被引入,由于传统会计核算体系中企业在付费方面只针对直接消耗的生产进行核算,可是在社会责任引入之后,间接消耗的环境资产也被纳入了核算范围,并且还不必须要建立在承认环境资源固有价值的基础之上。 (四)对会计确认与计量的影响 调查分析法。指通过对那些享受了企业效益或者承担了社会成本的个人或组织进行调查,搜集有关信息,通过对信息的分析来确定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的数额;替代品评价法。当某项社会成本或社会效益无法直接决定时,可以通过估计替代品(某些与所要估计的项目大致具有相等效用或牺牲的项目)的价值来确定;历史成本法。是按取得某项资产时实际支付的现金数额或其等值来计量该资产的价值;复原或避免成本法。是指根据恢复原状或预防损害所需的成本进行估计的方法。 (五)对财务会计报告的影响 基于前面的变化,引入社会责任必然、对会计报告产生相应的影响。例如:由于利润要素的拓宽,企业必须单独反映其社会收入、社会支出和社会净收益,或者改进现有的利润表,增加反映这些内容的项目;又如:资产和负债要素的扩大,至少要求在原有的资产负债表中增加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环境成本、环境收益等项目。 总而言之,企业财务会计人员在运用会计基本理论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社会责任的影响,这个时候会计财务而能源应该全面充分的掌握以上所阐述的五点内容,意识到社会责任给会计理论所带来的影响与制约,这样才能够在满足经济活动需求的同时,实现自身的社会责任与义务。 三、公司治理机制重塑 为了适应社会发展需求,企业内部首先应该进行股权结构的优化,改变以往一股独大的局面,一股独大导致权利过于集中,并且难以形成稳定的利益共同体。因此改变股权结构的优化非常重要。其次,要合理的完善董事会结构,为了各方利益的保障,以及责任的发挥,必须要构建新的董事会结构。另外企业内部激励机制以及考核机制的构建也非常必要,员工的工作得到认可,并获得相应的鼓励,其参与社会活动的兴趣也会更加浓厚。最后要强化企业责任信息的披露,会逐渐缩小小股东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不对称问题,促进其更好的参与企业经济决策,并降低各种成本。 (一)针对企业一股独大的局面进行全面改革,由于一股独大的问题,使得大股东在很多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比如地位、权利以及财产等等,这样的竞争手段是片面的,并且无法估计其他利益主体。不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企业应该转变这样的模式,尽可能实现股东之间的协调和制约。 (二)要不断完善和优化董事会结构,突破以往以股东至上的观念,倡导股东与各方利益之间的评分与优化,监理联合治理机制,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实现权利分摊以及利益分摊,照顾到其他利益主体的感受,在企业内部各方利益主体在进行相关事件研究的时候,通过独立懂事以及民间组织的形式进行参与和决策。 (三)要针对企业内步现有的考核体制以及激励政策进行改革和完善,在企业中员工以及管理人员都需要一定的激励政策获得相应的回报,考核体系是确保员工工作质量的关键,针对现有的考核体制和激励机制进行细化,在客户满意度,员工满意度以及环境保护的各个方面制定社会责任指标,并建立长期激励和短期激励相结合的机制,鼓励企业管理当局认真履行社会责任。 四、结束语 本文针对基于社会责任的企业财务会计理论进行了分析,并将其必要性以及相应的对策进行了研究,希望能够对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有所助力。 财务基本理论论文:财务会计基本理论的研究 [摘 要] 目前,国内外会计学界讨论会计理论结构问题的说法不一,大部分采用了理论结构概念框架的方法。20世纪80年代以后,各个国家以及一些会计国际组织开始研究并且制定、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会计实务的发展水平和会计理论工作者的认识水平逐渐完善。财务会计基本理论按照会计假设、会计职能、会计目标、会计准则、会计要素、会计环境、会计程序等构成来研究。 [关键词] 会计假设;会计职能;会计目标 从会计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财务会计历史最悠久,会计理论的研究也是从其开始的。财务会计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受限于会计实务的发展水平和会计理论工作者的认识水平。由于会计理论研究人员使用规范研究的方法,使得会计理论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 1 会计假设 会计假设是对财务会计核算所处的时间和空间范围所作的合理假定。也是科学研究中的一种逻辑思维方式,它是通过建立会计建设,确定财务会计确认计量的前提条件,也是构造一个理想客体,根据会计实践活动的内在规律和要求提出的,为进一步研究财务会计理论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在会计假设下,企业应当对其本身发生的交易或事项才加以确认、计量、报告,反映企业本身所从事的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只有那些影响企业本身的经济利益的各项交易或事项才能加以确认、计量、报告。在会计假设中明确会计主体才能将会计主体的交易或事项与会计主体所有者的交易或事项以及其他会计主体的交易或事项区分开来。例如,企业所有者的经济交易或者事项是属于企业所有者主体所发生的,不应纳入企业会计核算的范围,但是企业所有者投入到企业的资本或者企业向所有者分配的利润则属于企业主体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应当纳入企业会计核算范围。我们再来看会计假设中的持续经营,企业是否持续经营在会计原则、会计方法的选择上有很大差别。明确基本假设就意味着会计主体将会按照既定用途使用资产,按照既定的合约条件清偿债务,会计人员就可以在此基础上选择会计原则和会计方法。例如,判断企业是否会持续经营,就可以假定企业的固定资产会在持续经营的生产经营过程中成长发挥作用,并且服务于生产经营过程,固定资产就可以根据历史成本进行记录,并采用折旧的方法,将历史成本分摊到各个会计期间或相关产品的成本中。如果判断企业不会持续经营,固定资产就不应采用历史成本进行记录并按期计提折旧。如果一个企业在不能持续经营还假定企业持续经营,依然按照持续经营基本假设选择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原则的方法,就不会客观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今流量,会导致会计信息使用者的经济决策。根据持续经营假设,一个企业将按当期的规模和状态持续经营下去,无论是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还是投资者、债权人等的决策都是需要及时的信息的,都需要企业持续的生产经营活动划分为一个个连续的、长短相同的期间,分期确认、计量和报告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明确会计分期假设意义重大,由于会计分期,才产生了当期与以前期间、以后期间的差别,才使不同类型的会计主体有了记账的基础,进而出现了折旧,摊销等会计处理方法。在会计的确认、计量和报告过程中之所以选择货币为计量基础是货币本身属性决定的。货币是商品的一般等价物,是衡量一般商品价值的共同尺度,要想从一个侧面反映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在量上无法进行比较只有选择货币尺度计量,才能充分反映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所以基本准则规定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选择货币为计量基础。总之会计所处的经济环境较为复杂,会计核算的基础条件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给会计确认和计量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如不加以假定,企业的会计工作将无法正常进行。会计假设对于进行科学的会计理论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规定了会计理论的外延,也是建立科学的会计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 2 会计职能 会计职能是指会计在经济管理中所具有的功能以及发挥的作用,它是会计的客观内涵。会计职能是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对会计的要求密切相关的,随着经济的发展,会计在经济管理活动中的作用范围不断扩大,会计职能也将不断增多。同时会计职能也是会计工作本身所固有的,客观存在的一种功能,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从目前来讲人们对其内涵的认识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概念和一致的认识标准,从现代经济管理对会计所提出的要求来看,市场经济下会计所担负的主要经济责任与我们认为的现代会计的基本职能有所差异。因此,为了达到反应与控制的目的,现代科技在发展中逐步构建了它的工作体系。 从现代会计发展趋势来看,会计的职能应总结为“反映”和“管理”两大职能比较合适。反映职能是指将会计信息向使用者进行充分的揭示和披露;管理职能是指会计参与到企业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包括预测、决策、控制、分析等。会计反映职能和管理职能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反映职能是管理职能的基础,为管理职能的发挥提供服务,管理职能是会计的固有职能,是会计的首要职能。实践证明,企业经营管理水平越高,对会计与管理结合的要求也越高,会计管理职能也就发挥得越充分。不同会计人员由于其岗位责职不同,一般地应分别发挥不同的职能,这就为监事会和会计委派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3 会计准则 会计准则是从专业技术的角度对财务会计进行业务处理提出的规范要求和判断标准,是财务会计的一种技术规范。会计准则是会计实践工作经验的抽象和总结,它又反过来指导和规范会计实践,为会计人员处理具体业务提供操作规则。对于一个成熟的社会来说,会计准则不仅是技术标准,在其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带有经济性和政治性。美国的会计准则是世界上最具有代表性的,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资本市场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国从20世纪80 年代初由会计学界开始明确提出会计准则的概念,为行业会计制度的制定和国际会计协调确立依据。我国的会计准则分为基本准则和具体准则两个层次,基本准则对财务会计核算的基本内容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具体准则就财务会计核算的基本业务和特殊行业的会计核算作出了规定。从理论上看,会计准则体系是一个较完整的体系,但其相互之间还存在需要协调的矛盾。如真实性原则与谨慎性原则、及时性原则、有用性原则之间都有需要协调的问题。 4 会计目标 会计目标,又称为财务报表或财务报告的目标是孤傲与会计所要达到的基本要求的抽象范畴,它在会计准则的基本概念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会计目标也是财务会计工作总的目的性要求,它是会计职能的具体化,往往作为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由于会计目标和会计职能的内在联系,西方会计学界强调会计目标,我国会计学界则强调会计职能,这是由于对财务会计体系运行的目的不同造成的,是期望达到主观要求还是发挥客观功能。目前会计界普遍接受会计目标的概念,但不同学派对会计目标的理解也有不同。如“决策有用性学派”认为,会计目标是向信息使用者提供有用的信息,“经济责任学派”则认为,会计目标是反映和报告受托经济责任及其履行情况。我国会计准则中会计目标的定义是:为国家有关管理部门、外部投资者以及内部管理部门提供会计信息。目前,世界各国大多采用决策有用性观点,笔者也倾向于这种观点。原因在于,财务会计理论结构问题的研究应具有前瞻性,应该从长远观点出发,以确保其框架的稳定和适用。 财务会计目标的实现,关键在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不同的国家和机构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是不同的。如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表述为:相关性与重要性、形式与实质、可靠性、避免偏向性、可比性、一贯性、可理解性。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则强调相关性和可靠性。笔者认为,既然财务会计的目标是提供有用的信息,那么会计信息质量的基本要求应该是:相关性、可靠性和一贯性。相关性是决策有用性的最重要质量特征,能保证会计信息使用者获得的是与决策相关的信息;可靠性能保证信息使用者获得可靠的信息,避免虚假和误导,以利于作出正确的决策;一贯性能使信息具有可比性,保证多个会计数据具有相同的基础。 财务基本理论论文:公共组织财务管理基本理论初探 摘 要:文章从分析公共组织及其财务特征出发,探讨了公共组织财务管理的内涵、特征,提出了公共组织财务管理目标及其内容。 关键词:公共组织 财务管理 理论 一、引言 公共组织财务管理弱化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1989年美国审计总署和总统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对联邦政府的“高风险”项目进行研究,识别出多达78个不同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潜在的联邦政府债务达到数千亿美元。为解决上述问题,199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首席财务官法案》,目的在于提高联邦政府的财务管理水平。我国近些年来审计署披露的中央、地方政府部门及某些高校、基金会的违规违纪案件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人们不禁要问这些过去的“清水衙门”为何成了事故频发区,它们到底是怎么管理的,违规违纪案件为何屡禁不止? 在这一背景下,理论界对公共组织财务管理问题展开了研究。英国学者John.J.Green出版的《公共部门财务管理》一书中,以英国为例对公共部门的财政控制、预算等问题进行了概括和总结。我国学者李建发对公共组织财务与会计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在其发表的论文“市场经济环境下事业单位的财务行为规范”,“公共财务管理与政府报告改革”等研究成果中对公共组织财务管理的性质、特征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加强公共组织财务管理若干建议。姜宏青在“公共部门理财学科的兴起与建设”一文中从学科建设角度分析了建立公共部门理财学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公共部门理财学科的构建设想。这些研究无疑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公共组织财务管理理论研究,但总体来说,我国公共组织财务管理理论研究刚刚起步,现有研究成果中就公共组织财务管理某一方面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研究的比较多,探讨公共组织财务管理理论问题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基于此,本文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着对公共组织财务管理的内涵、特征、目标及内容进行探讨。 二、公共组织财务管理的含义和特点 公共组织财务管理也称为公共部门财务管理或公共财务管理,是指公共组织(或部门)组织本单位的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的一项经济管理活动。 (一)公共组织 社会组织按组织目标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为组织成员及利益相关者谋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营利性组织,一般称为私人组织,包括私人、家庭、企业及其它经营机构等;另一类是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的非营利组织,一般称为公共组织,包括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 在我国公共组织主要指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民间非营利组织。从理论上讲,国有企业也属于公共组织,但由于其运行和管理方式比较特殊,一般不把其包括在公共组织中进行研究。 公共组织具有组织目标的非营利性和多样性,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非竞争性,行为活动的规则导向性以及通过行使公共权力来管理公共事务等特点,这些特点使得公共组织的财务活动明显区别于私人组织。 (二)公共组织财务的特点 公共组织财务包括财务活动的组织及其所形成的财务关系的处理,其中财务活动主要指围绕组织资金的流入、流出所进行的组织、计划、控制、协调等活动。公共组织财务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1.财政性。公共组织的资金运营与财政资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大部分公共组织(主要是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的资金来源于财政资金。(2)由于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是公共财政的具体实施者,因此公共组织财务活动就是财政政策的具体执行和体现。(3)公共组织财务活动的结果和效率直接影响到财政目标的实现。 2.限制性。公共组织是用别人的钱给别人办事,缺乏责任约束和激励机制,为防止公共组织滥用公共资源,各国政府对公共组织的资金管理一般较为严格。与私人组织相比,公共组织在资金的筹集和使用上受到较多的限制。(1)公共组织资金的筹集、使用方向和金额应严格以部门预算为基础,并非组织自主决定。(2)公共组织(主要是政府部门)在资金管理权限上受到限制,如我国政府采购制度规定,政府部门采购大宗商品和劳务的活动要由财政部门代为进行,政府部门在资金管理权限上受到相当大的限制。 3.财务监督弱化。私人组织的财务活动一般会受到来自产品市场、资本市场、投资者、债权人、社会中介等多方面的约束和监督,与私人组织相比,公共组织由于来自所有者和市场的监督弱化,导致其财务监督弱化。(1)资金提供者监督弱化。公共组织的非营利性决定了公共组织资金的提供者不能从组织的运营中获得经济上的收益,他们既不享有经营管理权,也不享有收益分配权,这样公共组织就缺乏最终委托人的人,不存在“剩余索取权”的激励机制。因此,与企业投资者相比,公共组织资金提供者对组织的经营和财务活动情况关注度较低,对组织运营的监督相对弱化。(2)市场监督弱化。公共组织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如公共安全、社会秩序等往往具有垄断性,一般不需要由具有竞争性的市场来评价其产品或服务的价值。公共产品市场的这种非竞争性,使得公共组织缺乏来自市场的竞争和监督,这也是造成公共组织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的原因之一。 4.财务关系复杂。公共组织财务活动涉及面广,影响大,所体现的财务关系也比私人组织复杂。(1)利益相关者众多。公共组织在组织资金运动,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中既涉及到与财政部门及其它职能部门的关系也涉及到与供应商、金融机构及社会公众等关系,利益相关者众多。(2)既存在经济关系又存在政治关系。私人组织财务活动体现的是市场规则下的经济关系,而公共组织财务活动所体现的既是经济关系又是政治关系。公共组织的资金从根本上是来源于纳税人等社会公众,其产品也是服务于社会大众,其财务活动的背后反映的是政府的政策选择,体现着政府的意图。因此公共组织资金的流动和分配就不仅仅体现着经济关系还体现着一种政治关系。 (三)公共组织财务管理的特点 1.以预算管理为中心。在本质上,公共组织是受公众的委托利用公共资源来提供公共服务,但它缺乏利润等明确的指标来反映公共组织委托责任的履行情况。因此,公共组织财务管理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通过预算模拟市场机制来组织、指挥公共事务活动,通过预算将公共组织所承担的受托责任具体化、数量化、货币化,使之成为人的具体目标和委托人控制的具体标准。预算管理是公共组织管理的核心和基础,必然也是公共组织财务管理的中心。公共组织财务管理就是围绕着预算的编制、执行、检查、考核进行的,公共组织的资产管理、收入支出管理、绩效考核等都是以预算为基础展开的。 财务基本理论论文:对财务会计基本理论热点问题的思考 “会计不是一门艺术,而是一门社会科学”,这个观点现今已经被大多数会计学者所接受,既然视为一门科学,会计学者通过大量的实践所产生的会计现象(行为)概括凝练出一系列完整的、逻辑性的概念和原则,构成了我们常说的会计基本理论。作为会计的重要组成部分――财务会计,同样也有着反映自身特点和本质的基本理论体系,主要包括:财务会计目标、财务会计基本假设、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特征、财务会计要素的确认以及计量、财务会计报告的列报等,这些理论内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会计实践的日益复杂也在不断地发展,对它们的认识在不同的经济阶段也有着不同的理解和体会。 一、 对财务会计(财务报告)目标的再认识 在财务会计理论结构中,会计目标是会计核算和会计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会计理论体系基础。会计目标虽然是人们主观认识的结果,但它并不是一个纯主观的范畴,会受到特定历史条件下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律、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并随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当前比较流行的财务会计目标主要有两派,即“受托责任派”和“决策有用派”。受托责任学派认为,会计的目标是以适当的方式有效反映受托人的受托责任及其履行情况,因此受托责任学派更强调信息的可靠性,它在重视资产负债表的基础上格外重视损益表。决策有用学派认为,会计的目标是向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对其决策有用的信息。决策有用学派更强调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即要求信息具有预测价值、反馈价值和及时性,更关注与企业未来现金流量有关的信息。笔者认为,决策有用和受托责任二者其实是互相关联的会计目标,受托责任是实质,决策有用是形式,受托责任是会计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因,提供反映受托责任的信息是会计的根本目标。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笔者认为我国会计目标的现实选择更适合定位于决策有用性,具体来说引用我国著名会计学家葛家澍老师的观点“(1)对国有企业来说,必须满足国家企业主管部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监督企业的需要;(2)对所有企业来说,都有义务满足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和宏观调控的需要。” 二、 对财务会计基本假设的重新思考 财务会计的基本假设是会计的基本前提,是财务会计特征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它是从客观经济环境中抽象而得的,其本质上应该是客观的,但同时它也是会计理论研究者对客观经济环境进行总结而得出的结论,因此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主观性,随着会计环境的变迁,我们也需要与时俱进地对会计基本假设进行重新的认识和思考。 过去传统的、国际公认的四个基本假设即“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分期、货币计量”发展到至今仍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除了这四项基本假设外,还应结合市场特点增添新的必要的补充假设,尤其关于确认基础与计量属性方面的假设,来保证财务会计能够顺利、及时地提供有用的信息。APB Statement No.4 的观点更是开创性把会计基本假设具体化和扩展为财务会计的13项基本特征,以更全面的概括经济环境对财务会计程序的影响,13项基本特征中除了4个公认基本假设外,还包括:经济资源与义务的计量、权责发生制即应计制、交换价格、估算、判断、通用的财务信息、基本相关的财务报表、实质重于形式、重要性等9个方面。结合我国的国情,政府对市场干预的经常性和具有很大的力度,因此除共有的基本假设外,还产生了我国特有的基本假设内容即“宏观调控”,这项基本假设决定了我国的财务会计既应为微观经济管理服务,又应为宏观经济管理服务。由此,会计基本假设理论的发展到今天,内容已得到大大的丰富和扩充,更清晰地更深刻地阐述了财务会计与经济环境之间直接或间接的相互影响。 三、 对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总结和分析 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是使会计信息成为有用信息的各种特征,是为会计目标服务的,是为达到决策有用性和反映管理当局的受托责任而对会计信息所作的约束性和规范性要求。 以美国FASB第2号概念公告为代表的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最为详尽,它把财务报告的信息质量特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财务报表内容的质量,另一类是财务报表表述和在其他财务报告中披露的质量。关于第一类,可靠性与相关性是主要的质量,可比性(含一致性)是次要质量。不论主要或次要质量都要具有可理解性。重要性是有用质量的前提,效益大于成本是选择信息的约束条件。第二类信息的特征包括完整性、充分披露、实质胜于形式、谨慎和透明度。完整性说明无论表内表外,不应遗漏按照准则制度必须列报的所有项目;充分披露说明虽然未曾违反准则和制度隐瞒列报该列报的项目,仍需尽可能披露对使用者决策有用、并非法定披露的其他事项和情况;实质重于形式说明必须反映交易或事项的经济实质,而不能只反映其法律形式而导致错报、误报;谨慎性说明在准则或制度允许的前提下,宁可多报可能的损失,而不可多报可能的收益;透明度是总体质量信息。此外,美国、英国、IASC、加拿大、澳大利亚的CF中所认可的主要质量并不完全相同,但有一共同点,即把相关性列在可靠性之前。而在我国理论界,更主张把可靠性列在相关性之前,即在可靠性的前提下,选择最相关的信息。因为现阶段,我国会计信息的可靠性问题比相关性更为突出,可靠性是衡量会计信息质量最重要的标准,多年来会计信息失真总是困扰着各方面的信息使用者,尤其是近年来美国和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欺诈案件给予我们的深刻教训,更加促使我们认识到财务报告的改进应以提高可靠性为主,应反映经济业务的真实性,不可靠的信息对信息使用者来说不仅是误导,甚至会带来风险和灾难。 四、 关于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的探讨 财务会计的属性,按照由经济环境决定的基本假设,其计量属性的基础应是市场价格,其中应用最广的是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历史成本是财务会计传统的计量属性,而公允价值则是近年来越来越被FASB所极力倡导和推广的计量属性。这两种计量属性孰优孰劣?我们不能抽象地进行断定,计量属性的应用必须针对各种计量对象的不同性质和特点来考虑。 历史成本最大的优点是可靠性,可以尽可能避免人为的主观估计与判断,同时也能大大节约交易成本;但历史成本也有不容忽视的局限性,其最大局限性在于它面向的是过去,对未来的决策缺乏足够的相关性。公允价值则被认为是用来弥补历史成本而面向未来的一种计量属性,它采用的是在缺少真实交易的情况下,交易双方意欲发生而尚未发生的估计价格,依靠的是估计与判断(选择),因此可靠性就难免令人担忧。从财务会计的本质来看,当可靠性与相关性发生矛盾时,应当从具有可靠性的计量属性中选取最相关的属性。因此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根据其优缺点来选择,其各有其适用性。历史成本可以应用于已完成交易或事项的资产与负债的计量,而公允价值更适用于以不可改变的契约为基础的、尚在进行交易之中,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和风险的衍生金融工具中金融资产与金融负债的计量。在我国,公允价值的应用更是有严格的限制条件,公允价值主要应用在金融工具、投资性房地产、非共同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性交易等方面,这主要是由于我国许多企业运用公允价值的条件还不成熟,相关法律的监管力度和人员素质等也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若不加限制的允许企业采用公允价值会计,很可能管理层就将其演变为“合法合理”操纵利润或计提秘密准备的工具,从而导致会计信息丧失真实性与可靠性,与公允价值计量原则的目的背道而驰。因此在当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公允价值已跃升为与历史成本并驾齐驱的计量属性情况下,我国仍实行以历史成本为主,其他计量属性为辅的计量原则,是与我国国情相符的。总之,公允价值的出现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它是历史成本会计的延续和发展,代表了财务会计未来的发展方向,起到了连接会计过去和未来的桥梁作用,它的应用必将使财务会计信息更具有价值,为信息使用者进行决策提供更加直接的帮助。 财务基本理论论文:财务会计基本理论的分析与探讨 摘要:财务会计理论框架是构建会计理论体系和指导会计实践的基础。财务会计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受制于会计实务的发展水平和会计理论工作者的认识水平,财务会计基本理论的结构应包括会计职能、会计准则、会计目标、会计要素、会计环境等内容。 关键词:会计理论;会计准则;会计环境 20世纪80年代以后,各个国家以及一些会计国际组织开始研究并且制定、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会计理论工作者希望会计理论能对会计准则的制定起引导或指导作用。目前,国内外会计学界讨论会计理论结构问题的说法不一,大部分采用了理论结构概念框架的方法,即按照会计假设、会计职能、会计准则、会计目标、会计要素、会计环境、会计程序等构成来进行研究。 一、财务会计的客观内涵――会计职能 从现代会计发展趋势来看,会计的职能应总结为“反映”和“管理”两大职能比较合适。反映职能是指将会计信息向使用者进行充分的揭示和披露;管理职能是指会计参与到企业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包括预测、决策、控制、分析等。反映职能是管理职能的基础,为管理职能的发挥提供服务,管理职能是会计的固有职能,是会计的首要职能。不同会计人员由于其岗位责职不同,一般地应分别发挥不同的职能,这就为监事会和会计委派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会计职能是指会计在经济管理中所具有的功能和能发挥的作用,它是会计的客观内涵。会计职能是与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对会计的要求密切相关的,随着经济的发展,会计在经济管理活动中的作用范围不断扩大,会计职能也将不断增多。我国会计职能的研究是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受马克思关于“作为对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的簿记”论述的影响,对会计职能基本倾向于“核算”和“监督”两大职能。到20世纪80年代,又出现了从“一职能说”、“二职能说”直到“八职能说”以至“全职能说”并存的局面。但这些研究始终以马克思对簿记的论述为基础进行,没有考虑会计实践的发展,因此不利于会计理论结构内容的完善。 二、财务会计的技术规范――会计准则 会计准则是从专业技术的角度对财务会计进行业务处理提出的规范要求和判断标准,是财务会计的一种技术规范。会计准则是会计实践工作经验的抽象和总结,它又反过来指导和规范会计实践,为会计人员处理具体业务提供操作规则。对于一个成熟的社会来说,会计准则不仅是技术标准,在其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带有经济性和政治性。美国的会计准则是世界上最具有代表性的,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资本市场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由会计学界开始明确提出会计准则的概念,为行业会计制度的制定和国际会计协调确立依据。我国的会计准则分为基本准则和具体准则两个层次,基本准则对财务会计核算的基本内容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具体准则就财务会计核算的基本业务和特殊行业的会计核算作出了规定。从理论上看,会计准则体系是一个较完整的体系,但其相互之间还存在需要协调的矛盾。如真实性原则与谨慎性原则、及时性原则、有用性原则之间都有需要协调的问题。 三、财务会计的工作要求――会计目标 会计目标是财务会计工作总的目的性要求,它是会计职能的具体化,往往作为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由于会计目标和会计职能的内在联系,西方会计学界强调会计目标,我国会计学界则强调会计职能,这是由于对财务会计体系运行的目的不同造成的,是期望达到主观要求还是发挥客观功能。目前会计界普遍接受会计目标的概念,但不同学派对会计目标的理解也有不同。如“决策有用性学派”认为,会计目标是向信息使用者提供有用的信息。我国会计准则中会计目标的定义是:为国家有关管理部门、外部投资者以及内部管理部门提供会计信息。笔者也倾向于这种观点。原因在于,财务会计理论结构问题的研究应具有前瞻性。 财务会计目标的实现,关键在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不同的国家和机构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是不同的。如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表述为:相关性与重要性、形式与实质、可靠性、避免偏向性、可比性、一贯性、可理解性。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则强调相关性和可靠性。笔者认为,既然财务会计的目标是提供有用的信息,那么会计信息质量的基本要求应该是:相关性、可靠性和一贯性。相关性是决策有用性的最重要质量特征,能保证会计信息使用者获得的是与决策相关的信息;可靠性能保证信息使用者获得可靠的信息,避免虚假和误导;一贯性能使信息具有可比性,保证多个会计数据具有相同的基础。 四、财务会计的具体内容――会计要素 会计要素是按照经济特性对经济业务内容进行分类的项目,它是财务会计具体内容的基本分类。由于各国的社会经济环境不同,经济管理要求也存在较大差异,所以不同国家的会计要素项目是不同的。会计要素的划分应充分考虑项目内容的基本特征,即项目的同质性、独立性和系统性。这是因为只有根据同型内容和同质特征进行分类才能够对财务会计的具体内容进行有效的分类核算;而各会计要素在其本质特征上又应该区别于其他会计要素,这样才有其独立设置的意义;同时各个会计要素之间应存在十分严密的逻辑关系,能充分体现会计等式的内在联系。根据我国的社会经济特性,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将会计要素分为六项,即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其中,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为静态要素(又称资产负债表要素),收入、费用和利润为动态要素(又称利润表要素)。只有明确规定了会计要素的内容,才能规范会计实务,会计人员才可能在极其复杂的会计实务中得心应手地进行业务处理。 五、财务会计的社会背景――会计环境 会计环境是指会计所处的各种客观条件,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会计有其不同的环境状况。会计环境对会计思想、会计理论、会计组织、会计实务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力,会计发展史上历次重大的变革和创新均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而会计的发展对会计环境也具有很大的反作用,它往往对社会经济秩序的维持,经济资源的配置,财经法规的实施等起重要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各国会计学家都非常重视会计环境的研究,往往将其作为会计问题研究的出发点。 会计界一般认为,会计环境包括生产力环境、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三类因素。在会计环境各因素中,对会计影响最大的是生产力环境,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直接决定会计理论和方法的发展水平。其次是经济环境,包括经济管理体制、企业组织形式、所有制形式等,它决定会计的研究方向。社会的政治、法律、文化教育等上层建筑对财务会计实务和会计准则的确定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能充分体现不同上层建筑的意志和思想。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会计的产生和发展无不与会计环境相关。会计基于管理的需要而产生,又随着会计环境的变化而演进。会计与会计环境之间存在着双向的作用关系,一方面,随着会计环境的发展,会计也日益发展和成熟;另一方面,新的会计方法也可以促进或阻碍相应会计环境的改变,进而能动地推动社会的发展。 财务基本理论论文:论现代财务管理基本理论体系 摘要:财务活动是伴随着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财务管理是财务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财务管理理论是研究人类各种财务活动的普遍规律以及财务管理规律的理论学科,财务管理理论从诞生到现在仅有一百余年的历史,还处于成长阶段,还有很多需要充实和补充的内容,本文将就现代财务管理基本理论展开系统讨论。 关键词:现代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理论 问题 措施 一、引言 众所周知,财务管理理论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是一个年轻的学科,还有很多需要充实和丰满的地方,笔者将结合工作实际,就现代财务管理基本理论进行讨论和分析,当前财务管理理论存在的问题,提出财务管理基本理论体系设计措施。 二、当前财务管理理论存在的问题 1、财务管理概念不规范 当前很多财务管理学教材以及其他相关出版物对于财务管理相关概念的命名和阐述各不相同。由于我国对财务管理理论的研究比较晚,很大成分上借鉴西方成熟的财务管理理论,研究过程中需要翻译大量的外文文献,造成很多专业名词在命名上差异。很多词汇尽管翻译不同,但是财务管理人员结合工作实际能够轻松明白所要表达的意思,不影响阅读。但是,也有很多专业词汇属于不常见词汇,专业性很强,而且与很多词汇在大方向上表意相同,仅仅在细节部分不一样,这样的词汇的翻译工作的准确性就十分重要,财务管理概念规范化建设十分必要和重要。 2、部分财务管理理论欠缺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资本市场日益繁荣,资产交易更是家常便饭,然而还有很多财务管理出版物中缺乏资产评估理论;市场经济是典型的短缺经济,在短缺经济环境下,对资源优化配置的研究十分重要,同样的,很多相关书籍中缺少这一概念的研究。当前,部分资产管理理论欠缺的现象依然存在,这与我国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知识经济飞速发展的现实格格不入,实践探索的高度与理论研究的缺乏的矛盾日益尖锐。 三、财务管理基本理论体系设计 1、财务管理基本理论体系内容 第一、财务管理要素和相关概念。现代财务管理是相关工作人员在企业这一特定环境下,运用财务管理专业知识,结合企业财务活动实践,对资金运动进行有效管理,以实现企业效益最大化的活动。要按照这一概念规范好财务管理的各项要素和概念。 第二、财务管理的任务和职能。财务管理的职能在于企业在聚财方面、用财方面、生财方面、监督方面以及综合平衡方面等。而财务管理的任务是评判财务工作成果的标尺。 第三、财务管理环境理论。要充分研究企业财务管理的环境,并分析环境对理财的影响,并研究应对措施。 第四、财务管理假设。财务管理假设是从事财务管理相关研究工作的前提,主要涉及:财务个体假设部分,持续经营、奋起管理假设部分;自主理财假设部分;特定环境假设部分以及消息可靠假设部分几个内容。 第五、财务管理原则。财务管理原则是财务管理人员从事财务管理工作过程中必须遵守的规范和行动准则,是有效实行财务管理的保证。 第六、资本时间价值理论。对于资本时间价值的研究十分重要,在资本管理理论研究领域也是如此。 第七、资产结构理论。资产结构论是研究企业内部各种资产构成的理论,能够帮助企业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优化配置。 第八、投资理论。投资理论是研究各种不同类型投资的相关特点和规律的理论,能够帮助企业实现投资的优化组合,进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 第九、资产评估理论。资产评估理论是资产管理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按照科学而固定的评估原则以及相关程序对待评估资产进行价值上的评定和估算,为企业在特定资产业务上提供价值标尺。 第十、资本运筹论。资本运筹对企业资产管理十分重要,涉及到资金的筹集、调用等方面。资本运筹论主要内容涉及资本运动理论、资本筹集理论以及资本运用理论等。 2、财务管理基本理论体系要求 第一、概念准确。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严肃性要求基本理论概念准确性和规范性,要充分保证专业词汇、专业概念表意的准确性、唯一性。 第二、内容全面。现代财务管理理论要充分考虑到内容的全面性,与此同时要充分考虑到当前经济飞速发展、财务管理工作日新月异的现实状况,及时更新和补充必要内容。 第三、结构完整,内部联系完整合理。财务管理理论是一个综合性理论,必须充分考虑理论体系的完整性,要能够准确反映各个理论之间的紧密联系,从而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各个财务管理要素之间要基于财务管理信息的不同,合理选用财务方法实现有效管理。此外,做好现代财务管理工作,还要建立健全相应的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制度。 四、结语 财务管理理论是研究人类各种财务活动的普遍规律以及财务管理规律的理论学科,财务管理理论从诞生到现在仅有一百余年的历史,还处于成长阶段,还有很多需要充实和补充的内容。本文分析了当前财务管理理论存在的问题,探究了财务管理基本理论体系设计方面内容。 财务基本理论论文:财务职能基本理论及其拓展分析 [摘要] 企业财务随着环境的变化,内容不断扩充、体制日益完善、职能渐渐拓展。本文通过企业财务职能的归纳分析,对其今后的发展趋势做了预测展望。 [关键词] 财务 财务职能 财务本质 财务目标 一、企业财务及财务职能 财务,也即财务活动,是企业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运动及其产生的特定经济关系的统称。在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资金是财务活动的基本细胞,企业资金从货币资金开始顺次经过购买、生产、销售三个阶段,不断循环往复,包括资金筹集、投放、耗费、收入及分配五个方面的经济内容。同时在复杂而规律的运转过程中也形成了企业与投资者、债权人、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等的各种财务关系。财务职能是指企业财务在运行中所固有的功能。财务的职能源于企业资金运动及其所体现的经济关系,表现为筹资、用资、耗资、分配等过程中的管理职能,包括:预测、决策、计划、控制、分析等。传统的财务职能理论在引入产权思想后,以财务分层理论为基础,从财务管理主体(所有者和经营者)角度来研究财务职能更具科学性。从该角度定义的财务职能更倾向于使所有者和经营者为实现企业目标而共同进行的财务管理所具有的职责和功能。把所有者的财务职能定义为决策、监督、调控,经营者的财务职能为组织、协调和控制。 “二权分立”更好地使财务职能得以迅速实现,提高了效率。 二、财务职能及相关概念 1.财务本质及财务职能。财务本质是关于财务工作实践具有根本规定性的范畴,是对财务对象、财务属性、财务职能、财务特征的高度概括。财务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企业的资金如何运动,如何处理企业与各方面的经济关系。财务本质和职能有机联系在一起。财务本质决定财务职能,财务职能是财务本质的具体体现。 2.财务目标与财务职能。财务目标是财务管理活动的起点和终点,它不仅统领财务应用理论,而且还是联系财务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的纽带。而财务职能是由财务本质所决定的,其内涵是如何实施财务管理,高效地组织企业的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是财务管理达到其目标的前提,有了明确的职能才能更好地实现目标。 3.财务环境与财务职能。财务环境是企业从事财务管理活动过程中所处的特定时间和空间。财务环境既包括企业理财所面临的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文化等宏观环境,以及企业自身管理体制、经营组织形式、生产经营规模、内部管理水平等微观环境。就所有企业来说,其宏观财务环境是相同的,但每一个企业的微观财务环境则是千差万别。企业财务职能的发挥在特定的环境中进行并受环境变化的影响和制约,同时对于环境的形成和变化也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 三、企业财务职能拓展 财务职能与财务本质、财务环境、财务目标等均属财务基础理论问题。因此伴随着财务环境的变化、内涵的丰富和目标管理、价值管理等管理理论的发展,财务的职能在决策、监督、调控、组织、协调和控制基础上,必然要进行创新。这样才能使财务的职能完成由传统管理向现代管理、由生产管理转向风险管理、由面向过去转变为面向未来,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1.资本运营、资源配置职能。资本运营、资源配置职能是伴随企业的宏观管理理念而出现的,通常和企业的战略管理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企业可以通过资本运营,将本企业的各类资本和资源与其它企业的资本进行流动与重组,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的动态重组,使企业的运行处于最佳状态,提高资本运营效率的目标,实现自有资本的不断增值。比如,通过资产和债务重组、资产股权置换,以及资产剥离等形式,盘活不良资产,优化资本结构,提高资产质量;通过买壳上市达到整合企业资源、降低成本、迅速上市筹集资金等目的。企业还可以进行并购重组,壮大公司的规模和实力,实现产业结构的日趋合理;或进入新兴行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或达到规模经营,实现经营协同、管理协同、财务协同和价值协同共赢。 2.财务分析预测职能。现有的财务分析职能要求企业财务人员合理运用各种财务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去分析公司财务报表中的有关资料并得到相关结论。经过扩展的财务职能需要企业从两个方面进行财务预测分析,一方面运用财务指标分析体系了解企业偿债能力、营运能力、获利能力、成长能力等;另一方面运用杜邦财务分析体系等进行企业综合财务分析,运用计量学和模糊数学的思想工具,综合剖析经营管理中的薄弱环节,以及存在的问题,以便提出确实可行的弥补措施,减少企业的风险。财务预测分析除了评价企业过去的经营业绩,了解企业目前的财务状况外,更主要是预测企业未来的发展趋势。降低决策的盲目性,提高数据的精确性,为实现财务管理目标提供保证。 3.财务信息服务职能。信息时代,客观上要求企业的财务职能具备财务信息的收集、储备、处理和服务职能。目前,国内许多企业信息化管理落后,财务部门不能及时准确地为管理者提供可靠的决策支持,导致企业的财务风险增加。此外,信息时代的迅猛发展也导致了虚假信息大量泛滥,这就要求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者具备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保证有价值的信息能在系统内部实现资源共享,为企业的财务决策提供支撑和服务。 4.财务风险管理职能。财务风险是企业在整个财务活动过程中,由于各种不确定性导致企业蒙受损失的机会和可能。企业在行使财务风险控制职能时不能一味追求低风险甚至零风险,而应本着成本效益原则把财务风险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可接受的范围之内。笔者认为,企业应该依托财务管理,建立风险预警模型,通过对经营杠杆系数、财务杠杆系数和复合杠杆系数等预警指标的计算、分析和识别可能出现的经营风险、财务风险和投资风险等,恰当评估所面临风险的发生概率、风险强度、风险分布、将来可能造成的损失,积极构想回避、转移或分散风险等风险防范和控制方案,加强风险防范,将可能遭受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达到以最小的成本来保障最大收益的目的,增强企业自身的环境适应能力、应变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财务职能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对财务职能的研究应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多方位、多角度去把握,把它和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联系起来,和财务的其他基本理论联系起来,这样财务职能界定才会更科学、更有利于它的创新与发展! 财务基本理论论文:公司财务控制基本理论概述 摘 要 财务控制是指对企业的资金投入及收益过程和结果进行衡量与校正,目的是确保企业目标以及为达到此,财务控制目标所制定的财务计划得以实现。内部财务务控制的本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降低交易成本的控制活动。内部控制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发展是学术界、职业组织、大型企业及政府组织共同推动作用的结果。此外,内部控制领域的发展历程显示,一些影响巨大的公司经营失败或舞弊事件的发生,往往加速了内部控制理论研究以及实践应用的发展进程,并催生了一些里程碑式的文献和立法规定。我国许多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在较短的时间内经历了由小到大的快速成长期。对于小型公司而言,创建者的个人控制往往非常有效。而所谓财务控制环境,是批对财务控制政策和程序的建立、加强和有效实施产生影响的各种条件和因素的总和。 关键词 财务控制 财务控制目标 财务控制本质 财务控制是指对企业的资金投入及收益过程和结果进行衡量与校正,目的是确保企业目标以及为达到此目标所制定的财务计划得以实现。现代财务理论认为企业理财的目标以及它所反映的企业目标是股东财富最大化(在一定条件下也就是企业价值最大化)。财务控制总体目标是在确保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贯彻执行的基础上,优化企业整体资源综合配置效益,厘定资本保值和增值的委托责任目标与其他各项绩效考核标准来制定财务控制目标,是企业理财活动的关键环节,也是确保实现理财目标的根本保证,所以财务控制将服务于企业的理财目标。从工业化国家发展的经验来看,企业的财务控制存在着宏观和微观两种不同模式。其中财务的宏观控制主要借助于金融、证券或资本市场对被投资企业直接实施影响来完成,或者通过委托注册会计师对企业实施审计来进行,前者主要反映公司治理制度、资本结构以及市场竞争等对企业的影响,后者实际是外部审计控制,而我们本文的主要聚焦点在于企业的内部财务控制。 内部财务务控制的本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降低交易成本的控制活动。现代产权经济学指出,现代企业是一系列委托关系的组织,即契约的结合体。从委托的角度进行分析,内部财务控制是以一定的市场经济博弈规则来约束和规范企业行为的,这个博弈规则就是市场经济参与者共同遵守和不断创新的委托合约。以现代股份制公司为例,股东是委托人,管理者是人,由于委托人和人的目标往往并不完全一致,经营者可能作出违背所有者利益的事情;另外由于信息非对称性的存在,人就可以利用这种非对称性信息损害所有者利益,因而产生了高昂的成本。内部财务控制从根本上说就是协调权利各方的利益,以降低交易成本,使企业价值达到最大化的控制活动。 财务控制的特征有:以价值形式为控制手段;以不同岗位、部门和层次的不同经济业务为综合控制对象;以控制日常现金流量为主要内容。 财务控制是内部控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内部控制的核心,是内部控制在资金和价值方面的体现。从工业化国家发展的经验来看,企业的财务控制存在着宏观和微观两种不同模式。其中财务的宏观控制主要借助于金融、证券或资本市场对被投资企业直接实施影响来完成,或者通过委托注册会计师对企业实施审计来进行,前者主要反映公司治理制度、资本结构以及市场竞争等对企业的影响,后者实际是外部审计控制。 内部财务控制是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是根据公司治理结构的需要和生产经营活动特征而设计的、用于维持公司治理结构中相关利益主体相互制衡的一种制度安排。其基本功能是限制委托人和人之间财务信息不对称性、财务契约不完全性和财务责任不对等性,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通过限制财务信息不对称性、财务契约不完全性和财务责任的不对等性,分散委托人的风险,维护委托人的监督权;二是通过限制财务信息不对称性、财务契约不完全性和财务责任不对等性,维护管理者的控制权;三是有效实现对人的经营业绩考核,解决对人的激励问题。由此可见,内部财务控制是公司治理机制的基础。 财务控制主要是指在董事会、经理层和有关责任人中建立的内部财务控制体系,这种控制体系应该明确界定企业内部各种权利的分割,同时还应该明确规定:(1)对企业的每一个下属部门和每一个决策人的绩效度量和评价体系;以及(2)与个人绩效相联系的奖励和惩罚体系,包括建立作为绩效度量体系的成本中心和利润中心,确定预算在绩效度量中的作用和建立个人绩效的度量、奖励及惩罚制度 。如果缺乏健全的内部财务控制,公司治理机制就推动其存在在前提,因而不会有效地发挥作用,就有可能出现所有者被架空的问题;如果缺乏健全的内部财务控制,公司治理机制也会推动其在维护企业价值最大化上的有效性,美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德姆色茨(H.Demsetz)和肯尼斯•莱恩(K.Lehn)(1975)所作的所有权集中与企业特定风险相关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的外部竞争环境越不稳定,就越需要内部财务控制。 可见,企业内部的财务控制问题能够通过企业内部财务控制活动来解决健全的内部财务控制体系应该能够保证财务信息的可信性,可以弥补财务契约的不完全性和财务责任的不对等性。从机制的角度分析,一个健全的内部财务控制体系,实际上是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的体现,反过来,内部财务控制的深化也将促进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达到降低交易成本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