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教育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研究性教学工作的指导意见》（豫教高〔2022〕128号）提出，要“积极开展研究性教与学的改革”，“不断提升学生科学素养和综合能力，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新乡学院成本会计学课程教学团队探索研究性教学之路，坚持做教学学术，依托会计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成本会计学，多校、多学科联合走过了十余年，从萌芽到成长，研究性教学路径逐渐清晰，教学模式逐渐成熟，该课程也由校级精品课，升级为河南省一流本科课程。文章拟以成本会计学课程中一个重点内容的教学设计为例，对研究性教学“五目标定位”教学法，从“兴趣出发—发现和解决问题—分享与合作—责任心和使命感—知识综合应用”各环节描画研究性教学的探索和实践路径。 一、从兴趣出发，引导问题，让学生获得积极的问题探究体验 研究性教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泛指探究问题的教与学活动；狭义是指以问题为载体，通过创设类似科学研究的情境和途径，让学生通过自主收集、分析和处理信息，运用信息解决问题，进而探索科学研究规律的教与学活动［2］。开展研究性教学，首先要将学生兴趣作为课程的起点，这既是对学生个体的尊重，也利于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关注学生的兴趣，深入兴趣，将兴趣转化为问题，以此作为探究的出发点，进而引导学生投入研究性活动，点燃思维的火花，培养学生对问题的质疑能力、批判精神，让学生积极尝试解决问题，获得问题探究的积极体验、创新意识和愿望。成本会计学的先修课程是基础会计学和财务会计学。在成本会计学开课前，学生已经熟悉了一定的财务会计知识框架和账务处理技能。课程伊始，进行预热。为引发学生的兴趣，教师抛出一个问题———你眼中的“成本会计学”。学生的触点五花八门，有的源于自己的生活体验，有的借助资料的查询，有的借力与资深会计交流访谈。这个问题是开放性的，可以广泛激发学生的兴趣。针对这个问题，学生有讲成本故事的，有谈自己的成本认识的，还有计算家长对自己的培养成本的……学生的问题分析已经深入到课程后续诸多具体问题，如企业成本会计岗位的级别、成本构成要素、生产工艺流程、机会成本等，学生眼中认识的成本会计深度和广度超出预期。初识学生的兴趣特点，为教师今后量身定制研究计划提供了参考方向。 二、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研究性教学过程以实际问题为出发点，通过调研、问题探讨等方式，激励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并进行表达和分享。整个过程可以训练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和能力，收集、检索资料和提炼结果的能力，以及表达自我观点、分享成果的能力。这一过程还可以激发学生运用已有的知识储备，整合信息资源，发现和解决新问题［3］。下面笔者以成本会计学课程的重要知识点———“辅助生产费用的归集与分配”为例，进行研究性教学设计。 （一）教学目标的设定 分成三个层次：在认知目标上，要求掌握辅助生产费用归集和分配的原理；在能力目标上，要求提升探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形成独立思考、自主学习的能力；在素养目标上，要求以科学研究精神将理论与成本会计改革实践相结合，提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养成合作意识、团队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4］。 （二）教学方法 围绕辅助生产费用归集和分配的教学重点和难点，采用直观教学、学生活动（采用头脑风暴和角色扮演两种教学手段来激发学生的兴趣，通过小组方案研究方法、互评自评展示，让学生在活动中主动获取知识）、师生讨论交流等方法。 （三）教学设计 1.第一阶段：（导入）创设情境，引入课题 教师提出案例：通过集体包车出游的经历，提出以AA制结算包车出游费用问题。（设计理念：兴趣是最好的动力源，研究性教学以学生为中心，根据教育学的头脑风暴理论，通过设置开放性问题，开拓学生思维、激发探索兴趣，让学生获得“我是主角”的体验感。角色扮演的教学方式多是即兴发挥、多向互动，课堂情绪和气氛往往非常高涨，能很好地调动学习热情；同时，角色的身临其境以及换位、多位思考的方式更利于解决方案的提出。通过这一环节的设计让学生体会到此类问题的解决并不仅仅是专业人士的事情。）学生回答：需要支付的包车费用包括过路费、油费以及司机的薪酬费用，如果聘请专业导游，还要支付导游的服务费用，以总费用除以人头数作为每人分摊费用即可。 2.第二阶段：再次导入 教师提出问题：同学们提到的算账方法很简便，也很常见，说明同学们很善于观察、思考。但是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的？假如包车费或者导游的服务费比较贵，大家是不是还会用这种计算方法呢？再比如如果司机或导游是特别斤斤计较的人又怎样处理呢？（设计理念：采用抛锚式教学方式，让学生带着问题深入分析案例。本环节通过比较和讨论的学习方式帮助同学们了解研究性教学活动的特点。）学生：分组讨论不同情况下的费用结算方法。 三、培养学生分享与合作的能力 合作能力是现代人应具备的基本能力之一，也是高校培育学生的重要方向。但在过去的教学方法、课堂内容中，对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合作能力的重视程度不够，往往流于形式，并不能使学生真正从内心认识到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学会合作是研究性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其开展的基本条件。研究性教学需要构建课题组，为了更好地完成研究任务，课题组需要进行良好的分工合作，同时还需要来自社会力量、研究对象的帮助。学生在研究性教学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团队合作精神，在分工协作中分享自己现阶段取得的研究性成果［5］。 以下仍延续上述教学设计。 1.第三阶段：分享讨论环节 各小组分享计算方案，提出支撑依据，其他小组可提出疑问。在讨论过程中，教师根据学生分析的具体情况，采用抛锚式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挖掘更多的解决思路和方法。例如：如果消耗的包车费用和导游服务费都较多，由参加游玩的同学分摊费用是否会有反对意见？以这个问题引导学生探究让司机和导游都参与到费用分配中来如何计算。继续引导，如果包车费用和导游服务费用相差比较大，如何计算？以这个问题引导学生进一步探索既合理又简便的方法。本组讨论出来的方法，如果其他组同学有质疑，又该怎么办？引导学生利用前面所学的基础知识去挖掘、探索更科学更准确的计算方法。追问：研究出来的计算方法是否计算繁琐，如果繁琐，能否探索出更简便的计算方法？ 2.第四阶段：总结环节 （1）学生总结经过研究得出的不同计算方法和思路。 （2）教师对学生的总结进行点评和提醒。引导学生将总结的计算方法与课本中讲述的辅助生产费用的五种分配方法进行一一对应，提炼出不同计算方法的规律。通过师生、生生双向互动交流，让学生在研究过程中获取知识，发展批判性思维。教学实践表明，虽然学生对参加课题研究具有很高的热情和积极性，但是在具体实施中，课题研究仍会遇到各种问题。这就要求教师在进行研究性教学时，引导学生养成正确的学习习惯，一切从实际出发，脚踏实地地进行研究，能够团结他人，尊重他人的想法和研究成果，秉承科学的学习和研究态度。 四、培养学生对社会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联系成本会计改革和发展的实际,开展研究活动，为学生的社会责任心和使命感的发展创造空间。在开展研究性教学的过程中，学生不但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创造能力和实践能力，而且要通过社会实践了解科学，学会关心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下面讨论教学设计的第五阶段：提升环节。开展研究性教与学，要实现由“灌输”式教育向研究型教育转变，由教师传道、授业、解惑向师生一起解惑转变，由单一的学校课堂向学校课堂与成本核算制度演进和改革大势相结合转变。 为此，教学团队指导学生梳理出我国成本会计改革发展的脉络和大势： 由财政部发布，于2015年1月1日起在大中型石油石化企业范围内施行的《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石油石化行业》是我国首个行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是对该行业成本核算和管理层面的具体操作指南，也是制度方面的重大突破。2016年10月8日，财政部印发《会计改革与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了“十三五”时期（2016—2020年）会计改革与发展的主要任务，与成本会计密切相关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发布系列分行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推动企业切实改进和加强成本管理。继《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石油石化行业》后，财政部陆续发布一系列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或特殊行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比如，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钢铁行业》，2017年1月1日起施行的《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煤炭行业》，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的《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电网经营行业》。“十三五”时期，政府会计改革成果丰硕，基本建立起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会计核算体系。于2019年12月制定发布并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事业单位成本核算基本指引》（以下简称“基本指引”），为事业单位开展成本核算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依据。2021年11月，财政部发布《会计改革与发展“十四五”规划纲要（2021—2025）》，提出的主要任务中明确指出，要“根据政府会计改革与发展需要，继续深化政府会计改革”，“研究制定出台公立医院、高等学校、科学事业单位成本核算具体指引，扎实推进事业单位开展成本会计核算”。尽管“基本指引”明确了成本核算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但为进一步落实落细落地到单位实际运用，还需要结合相关行业事业单位特点制定成本核算具体指引，就行业通用的成本核算对象、成本项目、成本范围、成本归集和分配方法、成本报告等作出具体规定，以提高指导性和操作性，完善成本核算指引体系。2021年11月15日，财政部发布《事业单位成本核算具体指引———公立医院》，并于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与此同时，关系国计民生行业的成本核算制度持续发布。为了规范油气管网行业产品成本核算，促进油气管网设施运营企业加强成本管理，2021年9月17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油气管网行业》，并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会计改革与发展“十四五”规划纲要（2021—2025）》还提出扎实推进事业单位开展成本会计核算。上述这些，都为研究性教学指明了方向，即紧跟“十四五”期间成本核算制度演进和改革的大势，师生一起探究成本会计改革和发展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提升目标：建议学生课后研读2022年9月26日财政部出台的《事业单位成本核算具体指引———高等学校》，并分析辅助生产费用分配方法的具体应用，借此引导学生从自然、社会、自身生活中发现问题，并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做到学以致用。 五、激活学习中的知识储存，尝试相关知识的综合运用 由于已有的先修课程和本门课程的积累已经为后续提升打下了基础，如果让这些知识处于搁置或分割状态，它们就会逐渐被遗忘，失去可能发挥的效用。研究性教学的重要目标就是在综合运用中提升课程知识的价值。为此，我们在教学中要让学生扎实掌握成本会计的基本理论、程序和方法，并用其解决现实成本会计问题，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开展研究性教学，师生双向提升，教学与科研深度融合，既可以表现为寓教于研，也可以表现为寓研于教。课题组成员在教学中紧跟成本会计改革大势，对成本会计改革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探究，在核心期刊《财会月刊》《财会通讯》《中国农业会计》等上发表关系国计民生行业（煤炭、钢铁、电网经营、管道运输、公立医院等）成本核算制度应用的研究成果，并将其引入教学，使课程常讲常新，做到教学出题目、科研出文章、成果进课堂。 参考文献： ［1］河南省教育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研究性教学工作的指导意见［EB/OL］.（2022-04-26）［2022-12-01］. ［2］刘婉华，罗朝猛.聚焦研究性学习：从理论到实践［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14-15. ［3］黄恒忠.研究性学习的认识与实践［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3：13-14. ［4］谭英磊，陈坤.高校研究性教学中的知识“内循环”策略［J］.江苏高教，2021（2）：85-92. ［5］胡志军，冯丽萍.研究性教学中的教学设计研究［J］.课程教育研究，2013（11）：32-33. 作者:夏旸 李大伟 单位:新乡学院教育科学院 商学院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教育科学研究的特征、层次与价值思考 摘 要 教育科学研究与科学研究具有同质性。它的主要特征表现为研究方式的人文性、研究问题的复杂性、研究取向的情境性、研究成果的创新性。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存在相对独立的不同层次，包括直觉观察、探索原因、迁移推广和理论研究四个层次。作为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它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根本旨趣在于把理论转变为教育的自觉信念、灵动智慧与务实行动，使之成为一种重塑教育世界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 科学研究 教育科学研究 特征 层次 价值 一、教育科学研究的基本特征 教育科学研究是科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因而与科学研究具有同质性。但由于强调的侧重点不同，对教育科学研究也存在着不同的界定。有学者侧重从目的的角度来定义，认为教育科学研究是旨在对教育工作者所关心的事情形成一种有机的科学知识体系的活动；有学者侧重从过程特征角度来分析，认为教育科学研究是为了解答某种特定的问题，由非常精通某种思维方式的人所进行的系统而持续的探究；有学者侧重从方法的角度来界定，认为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中经验的和实验的研究，是在采用定量或科学调查方法范围内进行的研究[1]。 由于教育是一种客观的事实存在，因而教育现象和自然现象之间并不存在本质的差别，教育科学研究无疑具有科学研究的性质。综合上述学者的观点，我们认为教育科学研究就是以教育问题为对象展开的科学研究。所谓教育科学研究，就是以教育科学理论为基础，遵循一定的研究程序，采用科学的方法，对教育现象进行观测、分析、预测和控制，从而发现或发展教育科学理论和知识体系，探索教育规律，获得问题解决策略的活动。 在教育科学研究工作中，我们既要了解教育科学研究与一般科学研究的共有属性，也应认识教育科学研究自身的一些特征。这样，才能采取适当的程序和方法，以产生稳定的、能概括“事实”和细节的理论。 教育科学研究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研究方式的人文性 教育科学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主要研究关注人、理解人和创造人的实践活动。人既是研究的主体和客体，也是研究的目的，它具有明显的人文性，不能完全依照自然科学的研究规范。人的教育与人的生理、心理活动密不可分，不能对教育现象只做数据分析，必须深入到精神世界和内心体验之中，描述过程的各因素之间的关系，深入揭示“主体发生转变的教育机制”。必须以人为本，注重人文关怀，体现实践性、反思性和敏感性的特点，遵循教育的伦理道德原则，以学习者的发展为最高目的，不能妨碍或有害于研究对象身心的健康发展。 2.研究问题的复杂性 从外部看，教育现象和问题的存在与社会系统中的其他要素，如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有着广泛的联系。就教育自身而言，它是制度、活动、内容和成果的复合体，具有复杂性特征，包括非线性、不可还原性和自组织性[2]。加上研究对象差异较大，难以从小的样本中得出一般性结论，也很难做到完全的定量化。对研究结果的解释往往受研究者的学术修养和专业观点等主观因素影响。这种复杂性使得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法凭经验常识从容应对，必须依靠专门的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士，采用复杂性思维，进行多维度、多层次的综合研究。 3.研究取向的情境性 教育科学研究强调多元视角，注重在生活世界的体验中认识教育现象与问题。教育现象与问题不可能从情境中分离出来，教育科学研究也不可能在实验室和书斋进行。只有在特定场域和自然情境下进行研究，才能体现其过程性、情境性和具体性，只有运用自己的体验对研究对象的行为和意义进行建构，才能形成解释性的理解。研究者除了关注主流话语，保持理性外，更要倾听来自边缘的声音，这样才能回归教育的本性，发现人的生命价值和教育意义，否则，就会扭曲客观世界的原本，研究结果就失去“真实意义”，无法形成推广价值。 4.研究成果的创新性 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创新显示了对批判和进取精神的期许。它要求研究成果一要有科学性，二要有新颖性，三要有教育意义和社会价值，必须符合这三个基本要求，才能叫教育研究的创新[3]。要达到这三个标准，研究者需要对实践有敏感性，提出的问题必须是前人没有解决或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采取的方法应有充分的调查、实证与分析，不同于已有的研究；结论应在基于前人的研究之上，提出新观点或新理论。这样的研究才可能产生创新性的成果。否则，“创新”只是一种口头的号召，只是教育研究技术学或工艺学层面的“创新”[4]。 总之，应抓住有意义的问题来研究，并与相关的理论结合起来，采用有针对性的研究方法，进行有条理的、明确的逻辑推理，还应重视概念操作与实证检验的环节，目的在于获得能够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客观知识。 二、教育科学研究的四个层次 从教育研究的实践看，教师日常的工作实际上带有一定的研究性质，都在以不同方式研究教育问题，探索教育规律。教育科学研究是一种认识活动，它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影响，必然存在相对独立的不同层次。一般来说，它可以分为四个不同的层次。 1.直觉观察层次 处于直觉观察层次的研究能够不断地“阅读孩子”，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事情是否应该发生、其性质怎样。譬如，某个同学的成绩在不断下降。某个同学上课注意力分散、某个同学的学习习惯不佳等。一线的教师每天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都有可能进行这个水平的研究，但这个层次的研究可以说还处于比较浅显的资料收集水平上。它只描述教育事件，即“发生了什么”的问题，只是隐约感觉某一种原因与结果之间存在某种关系，还没有真正地进入教育思想的构建和创造的层次。但教师能自觉地关注自己身边发生的教育事件，以研究者的姿态应对教育过程，在搜集有关信息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发现和提出问题，并进行追问和澄清，形成解决具体的教育问题的基本技术、技能和技巧。这本身就是一种教育研究的过程。 这种凭直觉观察的研究，虽然只是研究的初期阶段，但可以为教育理论提供丰富的营养，还可以培养教师的反思意识，直接改善教育实践，更重要的是能够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2.探索原因层次 探索原因层次的研究是指在直觉观察水平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反思引起某种状态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怎样改变现有状态，主要旨趣在于探寻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真实程度，在找到问题产生的内在原因后寻求解决的方法。比如，某个同学识字能力得以增强，到底是因为教师采用了新的识字方法，还是他们最近生活经历的影响；某个同学对色彩感知能力的提高是因为美术课上采用了实效的教学方法，还是其他原因造成。总之，探索原因水平的研究主要用来回答“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这种层次的实验研究必须在研究之前就有明确的研究假设，合理设计自变量和因变量，对研究对象作均等化处理，排除无关因素的干扰，如此，才能对事物因果关系有一个清晰的把握，以获得客观的普遍性结论。 探索原因层次的研究不仅需要实践的敏感性，更需要有一定理论假设的引导和一定的条件控制。只有以理论解释研究内容，才能较好地描述研究对象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样的研究才是有价值的。 3.迁移推广层次 迁移推广层次研究要回答的问题是：某一种研究结果在其他条件下还会发生吗？发生的几率有多大？在不同的条件下会发生同样的现象吗？譬如，教师解决了某个同学的学习兴趣问题，是否就证明该同学学习兴趣提高的真正原因，就是因为教师所采取的教学方法适当呢？一般还不能下这样的结论。因为在这位教师改进教学方法的同时，还可能有其他的一些因素会影响到同学们的学习态度。如家长对他们的影响，其他教师的课程影响等，为了验证教师所采用的方法的可靠性，就要进行迁移推广层次的研究。这种层次的研究一般具有具体科学、可操作性强的实施方案，对研究条件也应有明确的规定，研究的结果更应较好地应用到同一总体中的不同环境条件，甚至是不同总体的不同环境条件，这样，才具有较好的外部效度，达到探索规律的目的。 这一水平的研究一般需要专门的设计和适当的测量工具，主要是证实某种教育措施在不同的条件或情况下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为此，它必须有明确的推广范围界定和操作性建议。 4.理论研究层次 理论研究层次主要取向是探究一种研究结果背后究竟存在哪些潜在的理论。理论是为了阐释问题和预测现象，将相互关联的概念和命题组织在一起而得出的系统性结论，简而言之，就是为了解释一个或多个具体经验而提出的一组论点[5]。理论研究层次是把上述三种层次的研究结果与相关理论联系起来，探寻这种研究是在什么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即从教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视角，寻求出这种研究所依据的理论模型或原理，并用研究的结论指导教育实践。譬如，苏霍姆林斯基在几十年的教育研究中，从观察一个个同学着手，对几百名特殊的儿童进行了仔细研究，总结和概括出一些有价值的教育规律。据此，可以认为，理论研究层次具有科学发现的性质。而对于一线教师而言，他们的研究一般处于前三种研究层次，而不需要从事理论水平层次的研究。 理论研究层次是教育研究的最高水平，它的整个研究过程都必须具备理论思维，概括出研究所依据的原理，揭示教育内部联系的机制，联系的必然性和规律性，最终形成较完善的理论体系。 这四种研究层次实际是教育研究发展的四个阶段，反映了人类认识发展的不同水平，体现出从现象的描述（具体）到形成理论性认识（抽象），再到本质的深入（思维的具体）这一发展过程[6]。每一研究层次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我们要明晰自身研究所处的层次，并不断地创造条件，提升研究能力，向高一级水平发展。 三、教育科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教育科学研究有助于建立教育理论，充实教育知识，探索教育规律，为教育的发展提供方向和依据，并能够改善教育观念，协助教育决策，形成有效的教育内容、方法和途径。它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已成为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1.教育科学研究的理论价值 （1）建立新的教育理论 教育科学研究的一个目的就是建立新的教育理论。教育作为社会系统下的一个子系统，其领域宽广，内容丰富，层次多样，只有提出理论构想，在观察、调查和实验的基础上，对教育事实和经验进行分析和综合、概括和抽象、类比和推理，才能够揭示真相，解释事实，得出结论。认识要素之间的矛盾与必然联系，把握教育的规律性，阐明教育科学的基本规律，将经验上升到理论层面，从中提炼一般教育原理，形成系统化知识和理论体系，阐明教育科学的基本规律。 就教师的研究而言，主要表现为从实践的角度提出具有新视角、应用新方法、取得新成果的“扎根理论”。这些理论不是靠演绎推理得来的，而是深深植根于扎实的教育实践之中，来自对长期的教育实践的洞察与分析。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他自己做校长的帕夫雷什中学，坚持进行教育教学实践改革。他坚持在一线上课，并以实践为基础深入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所提出的儿童教育理论为苏联教育实践提供了重要指导[7]。没有教育科学研究，就不能建立新的教育理论，现代教育理论难以形成其构造性、清晰性和预见性特征，就会失去发展的源泉和基础。 （2）完善现有教育理论 现有教育理论在解决了大量教育实践问题的同时，还存在重思辨轻实践，抽象化程度偏低的倾向。主要是翻译、介绍、诠释国外理论研究成果，对别人的思想、定理、观点、结论和假说的复制成分较多，大多是一种比较晦涩的、由许多“高深莫测”的“学术概念”串起来的语言文字。没有开创性的研究领域和问题，只是亦步亦趋的跟随、模仿、验证[8]。现有教育理论待完善性和未竟性特征十分明显。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思维的不全面、不协调和不可持续，形成与教育实践发展的不同步性。虽然形式和数量上较为繁荣，但缺乏一种教育理论内在的精神进步。 教育科学研究具有发现新知识的意义。教师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生动的教育事实和经验，如果能够在实际工作中开展大量的、科学的、逻辑的、实证的研究，对教育事实和经验进行分析和综合、抽象和概括、比较和分类，进行历史的回顾和理论的反思。继而使认识从具体到抽象，再到思维的具体，就能够发现规律以验证、修改和补充现有教育理论，就能够使之得以发展与提高，彻底扭转理论落后实践的状态，切实发挥对教育实践的指导作用。例如，曾任辽宁省盘锦市实验中学校长、特级教师魏书生在教育实践中积极开展教育科学研究，在语文教学及班主任工作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丰富了相关的教育理论。 2.教育科学研究的实践价值 （1）促进教育改革和发展 教育改革就是为了使教育事业更加符合教育发展规律，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的和谐成长需要。教育科学研究就是要探讨人类知识与价值观念传递过程中的教育现象，发挥理论思维的作用，研究出在新的形势、要求和矛盾条件下富有成效的教育模式，从而揭示教育规律和特点。没有科学研究，教育改革和发展就无从谈起。教育科学研究已成为推动其改革和发展的科学依据与直接动力。例如，林崇德进行的中小学生心理能力发展与培养实验等所获得的科学结论，为中小学生数学、语文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可靠的科学理论依据[9]。 （2）提高教育决策水平 教育决策仅凭个人知识、经验，就会使决策视野狭窄，就事论事，缺乏前瞻性与战略性。教育决策需要得到学术的专业性的支持。只有在教育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决策，才能使管理者关注教育的具体情境，为决策提供合理的政策选项。并以综合的知识体系、科学的程序和方法，正确地观察与分析复杂多变的教育现象，作出合符理性的、有意识的、具有逻辑程序的决策，达成管理的科学化、民主化。比如，对高等教育的形式、层次的研究，直接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投资等决策的制定[10]。教育研究既可用直接的方式影响教育决策，也能靠间接的方式影响教育决策。 （3）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 教师的专业化是指教师个体专业水平提高的过程以及教师群体为取得专业地位而努力的过程，既是职业资格的认定，也是持续学习、不断追求的自觉行为[11]。教师在研究研究中要学习有关的教育教学理论，更新教育观念，又要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优化知识结构。就能够基于正确的理论，积极设计课题方案，进行改革实验。在合作互助、平等对话和经验分享中，促使其认真阅读、积极思考和总结积累，对所教学科的知识体系把握更全面，理解更透彻，见解更独特。能够形成批判意识，提高发现问题、判断价值、解决问题和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这有利于发现自身价值，提高教育教学能力和专业水平，以及职业成就感和幸福感，使教师既有内在修为，又具外显成果，从经验型向学者型、专家型转化。 当今，教育科学研究出现了两种不良倾向：一是过度理论的阐释，造成高深莫测的术语连串罗列、符号泡沫的大量堆集，遮蔽了对教育事实的科学认识和判断。二是停留在个别化活动的层面，缺少共性规律的探究，造成教育研究的概括性、科学性、超越性和创新性不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人们未能正确把握教育科学研究的概念和特征，没有科学区分各种层次和认识其理论与实践价值。厘清这些问题，有助于理解教育科学研究的要义与旨趣，提升研究者的主体意识，铸就坚实的学术品格，揭示事实背后的矛盾运动规律，把理论转化为教育的自觉信念、灵动智慧与务实行动，使教育理论在投身中国教育实践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获得滋养、焕发精神，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同生共长[12]。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丛书系列之比较 【摘 要】教育研究对于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迄今为止，国内外有关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专著和教材已为数不少，本文试图通过对两本教育研究方法著作的分析和比较，发现有关教育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并学习如何去做教育研究。 【关键词】教育研究 方法 比较 教育科学研究是有目的、有计划地采用科学的方法，按照一定的步骤去认识教育现象，探索教育规律的一种研究活动。当今社会发展迅速，教育的差异性变得越来越明显，对于教育变革的呼吁更加强烈，对于教育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从而为教育变革提供支持的迫切性也越来越强烈，因此对于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这么学科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 一、威廉・维尔斯马、斯蒂芬・G・于尔斯著：《教育研究方法导论》（第9版），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一）简介：维尔斯马先生的《教育研究方法导论》是本领域的一本经典著作，是国外许多大学的通用教材，写作初衷是主要服务于教育学专业研究生的需要，阐释了研究过程中从选题到研究工具的所有核心问题，对于学生理解基本原理和各种研究类型都有很大帮助。 （二）内容：维尔斯马先生的《教育研究方法导论》在内容上主要分为三大部分。第一章到第五章主要讲述研究过程，第六章到第十三章主要讲具体的研究设计，第十四章到第十七章主要讲解不同研究设计中都用得到的研究工具。 这本书作为教育研究方法方面的导论型著作，内容十分翔实，可以说是基本涵盖了教育研究方法这门学科的方方面面。它不仅对教育研究方法的基本概念做了阐述，对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做了讲解，还引入了历史研究、人种学研究、混合法、建模法和德尔菲法这些非传统研究方法。其中我认为德尔菲法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因为在有些教育研究情景中，缺乏足够的信息或数据，包括缺乏足够的理论（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就是这样），对于这样的情况，就可以采用德尔菲法来进行研究。同时，本书第三部分研究工具中很大的篇幅用于介绍怎样去收集、统计和分析数据，并在介绍中引用了大量的实例，通过对这部分的阅读和思考，我相信我们都会对怎样去处理数据有所了解。 （三）特点 1. 维尔斯马先生的《教育研究方法导论》主要强调常用的研究程序的基本原理及其运用。在介绍中，各种研究方法通过大量的例子进行讲解，其中有些例子就来自真实的研究中。书中讲解了各种常用的具体研究类型，有定量也有定性的方法，同时作为一本导论型著作，为了尽量全面的覆盖，研究全过程中的重要话题（比如，如何查阅文献，如何做研究报告交流研究成果，如何对研究报告进行评价。）也都有涉及。本书中所覆盖到的研究程序都有广泛的实用性，所阐述的研究理念对于许多具体研究情景都有普遍的应用价值。 2. 本书在编排的体系上，每章结束时都有一个小结，小结后紧跟这章的核心概念，又附有练习，对于学生自学有很大帮助。 3. 作为一本从国外直接引进的著作，许多的研究和实例都是以美国教育中所出现的情景和问题为例的，因此在我们实际做研究时，可以学习和参考书中的内容和方法，但是也需要结合中国国情。 二、杨小微主编：《教育研究的原理与方法》（第二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简介：杨小微主编的《教育研究的原理与方法》主要是作为教育类专业基础课教材。在这本教材中编者参考了目前出版发行的众多文献资料，在选编时试图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尽可能地使教育研究方法区别于任何一种别的活动领域也适用的方法体系。同时，编者尽可能筛选出了一些适合读者的内容，努力给读者一个教育研究基本框架，以便每个人都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去进行个性化的自我建构。 （二）内容：编者主要从教育研究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两个层次上来展开本书的内容。前两章属于基本原理部分，探讨了教育研究的对象、方法、类型和特性，讨论了教育研究的准则与规范。第三章论述的是在教育研究中如何进行选题与设计，不管运用任何方法进行教育研究，都不可能跳过选题与设计这个环节。第四到十六章阐述的是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分不同的章节系统地讨论了教育研究中的教育观察法、教育调查法、教育实验法、教育测量法、教育预测法、教育经验总结、教育文献研究、教育行动研究、教育叙事研究、教育人种志研究，以及教育研究资料的整理与分析、教育理论的构建、教育研究成果的表述与评价等等。 （三）特点 1. 本书作为高等师范院校的教育类专业基础课教材，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指导性。在编排的体系上也考虑到了学生学习的特点，在每一章的开头，增加了“学习目标”“内容提要”“重要概念和术语”，还采取了“案例导入”这种生动的形式；在每一章的末尾还增加了“拓展阅读材料”。 2. 本书作为选编型教材，在采各家所长的基础上也有自己的亮点，比如关于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对比，教育研究的准则与规范等等。本书关于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从产生的背景、特性和优缺点进行对比和分析，阐述了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以及在实际的研究中应该采取哪种方法更合适。关于教育研究的准则与规范，无规矩不成方圆，本书中所提出的基本准则与规范是值得我们遵守的。 三、个人总结 教育研究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充实和完善的知识体系，所选取的五本书，每本都有它自己的特点和着重点，并不存在优劣之分。通过对所选取的两本书的阅读和思考，我对教育研究的基本原理和概念都有了一定的认识，对研究的方法也有所了解，只有针对研究的课题采用合理的研究方法，遵循一些研究中的准则，才能获得成功，在研究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理论研究，同时也要重视实证研究。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我觉得学习教育研究仅仅学习书本是不够的，学习教育研究方法的最好方式无疑是从做中学，从具体的教育研究中不断摸索。我们可以通过平时的观摩、见习、考察和专题研究等实践活动来学习书本知识，这样也才能真正做到知行合一。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我国高职院校的教育科学研究竞争力 摘 要 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我国高职院校2006-2015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状况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立项课题总体层次不高、数量较少，地域分布不平衡；不同类型高职院校立项数量差异大；立项课题多为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教育基础理论研究薄弱；核心主持人缺乏。建议加大支持力度，重点资助国家级课题和青年课题；适当考虑地区差异，引导均衡发展；加强基础理论课题立项；培养核心研究人员。 关键词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职院校；教育学研究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作为面向全国设立的且代表我国教育科学领域最高层次与水平的课题项目，反映了当前国内教育科学研究的现状、热点与发展趋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全国各类院校教育科学研究水平具有评价功能。本文数据来源于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网站公布的历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名单，时间跨度为2006年至2015年。通过对近10年来我国高职院校获得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立项课题进行分析，以帮助教育研究同行、科研管理部门更好地把握本学科的发展态势，为科学制定本单位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提供依据。 一、立项课题基本情况 （一）立项年度分布 2006-2015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各类立项课题共有3867项，其中高职院校立项为143项，占3.7%。从立项数量上看，“十一五”时期高职院校共立项54项，年均立项10.8项；“十二五”时期高职院校共立项89项，同比增长64.81%，年均立项17.8项。表1为我国高职院校2006年以来获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的具体分布。从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年度立项分析，2010年是高职院校获准立项发展的“分水岭”，年度变化情况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10年以前，立项数逐年稳步增长，主要集中在10项以下；第二阶段为2010-2013年，2010年急剧增长到29项，为历史最高值，2011年随着全国立项总数的下降，高职立项数略有下降，但仍保持较高的立项率，随后立项数量连续递减，2013年回到了2009年的立项水平；第三阶段为2014年以来，年度立项数呈递增趋势。从立项相对量来看，高职院校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的百分比与立项绝对量反映出的趋势相似。 （二）立项类别分布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分为两个级别：一类是代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立项的国家级课题，分为国家重点课题、国家一般课题、国家青年基金课题；一类是代表教育部立项的教育部课题，包括教育部重点课题、教育部青年专项课题[1]。 2006-2015年我国共有26个省区市的99所高职院校获准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143项，涉及四大类课题类别。其中国家一般课题、青年课题分别为24项和8项，对应比例为16.78%和5.59%；教育部重点课题、青年课题分别为82项和29项，对应比例为57.34%和20.28%。由国家青年基金和教育部青年专项构成的青年项目类课题共计37项，所占比例为25.87%。由此可见，教育部重点课题是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的首要资助目标和重点资助对象，其次是青年项目类课题的资助[2]。这表明国家不仅重视教育科学主体研究力量的巩固，还注重新生研究力量的培育。遗憾的是，高职院校在教育学国家重点课题立项还未实现“零”突破。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是由国家重点课题的申报条件和高职院校承担国家级教育学重点课题的实力决定的。国家重点课题比其他类别课题的申报条件更为严格，如要求申请人必须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厅局级以上领导职务，必须有承担并完成过省部级以上教育科研课题的经历；重点课题的名称必须与指南保持一致，不得自行更改或添加副标题；需参加现场答辩；重点课题的完成时限，原则上要求在2年内完成，等等。现阶段，高职院校科研实力弱，研究基础薄，教师科研水平低，还不具备承担国家级教育学重点课题的实力。 （三）立项地区分布 为考察各地区教育科研力量和发展状况，表2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对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职院校立项分布做了统计。截至2015年底，除山西、广西、贵州、甘肃、青海5省区外，全国26个省区市均有课题立项，立项课题地区覆盖率为83.87%，地区分布具有非均衡性和集中性的特点。课题立项数最多的是湖南，有30项，占全国高职立项总数的20.98%，地区排名第一。浙江、江苏、广东、河北、山东5省分别排在第2～6位。前三位的课题立项总数为76项，占立项总数的“半壁江山”（占比53.15%）。按地理区域划分，东部11省市有86项，占60.16%；中部7省市有42项，占29.38%；西部8省市有15项占10.5%。统计结果不仅准确客观地反映了近10年我国高职院校教育学研究发展现状，也揭示了我国高职院校教育科学研究实力和水平，东中西部地区之间、不同省域之间都存在显著性差异，研究力量极度不平衡。 （四）立项院校所属类型分布 2006-2015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职院校立项分布的基本特征是：以综合、理工类院校为主体，不同类型院校的立项数量差异较大。从立项院校所属类型来看（见表3），综合、理工、财经和师范4类院校有87所立项，占立项院校总数的87.87%，获得立项128项，占项目总数的89.52%，是全国高职院校教育学研究的主要力量。农林、医药、政法、艺术类高职院校主持教育学课题的数量较少，说明其关注重点不在教育学科。 （五）教育学各分支学科分布 高职院校立项课题涉及到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指南中所列的14个学科中的12个学科，如表4所示，其中立项最多的分支学科是职业技术教育，接下来是高等教育和体育卫生美育。高职院校在教育学各分支学科获得立项的分布是职业技术教育88项、高等教育13项、体育卫生美育10项、教育经济与管理9项、比较教育5项、德育5项、基础教育4项、民族教育2项、教育发展战略2项、教育信息技术2项、成人教育2项、教育心理1项。另外，教育基本理论、教育史等2个学科的内容没有涉及。整体上看，高职院校教育学研究的主要方向集中在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体育卫生美育、教育经济与管理，这4个学科的立项课题数为120项，占全部立项课题数的83.91%。比较教育、德育、基础教育、民族教育、教育发展战略、教育信息技术、成人教育、教育心理等学科是高职院校研究教育学分支学科中的劣势学科，其立项数均在5项以下。 二、从立项统计数据透视高职院校教育学研究竞争力 （一）地区竞争力 1.立项频次 “十一五”以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每年都集中组织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申报，10年间共组织了10次课题立项评审。从立项频次看，浙江9次获得立项，立项频次最高，位列第1；湖南和广东各8次，位列第2；第3～5名，分别是江苏7次、山东6次、天津5次；其后是河北和重庆2个省市各有4次，河南获得3次，辽宁、上海、四川、云南、新疆5个省区市各有2次，北京、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海南、西藏、陕西、宁夏12个省区市各1次。 2.院校数量 “十一五”时期，共有12个省区市的40所高职院校获得立项，分别是浙江、湖南、广东、天津、江苏、重庆、四川、山东、河南、河北、上海、云南。“十二五”时期，共有14个省区新增了59所高职院校立项，分别是2011年的黑龙江、福建、陕西，2012年的海南、西藏、宁夏，2013年的吉林、安徽，2014年的辽宁、江西、新疆，2015年的北京、内蒙古、湖北。59所新增立项的高职院校加入到研究队伍中来，表明高级别项目教育学研究的“普及”程度有了很大提高，覆盖面不断增大。 从立项院校数量看，湖南有20所高职院校获得立项，位列第一；第2～6名，分别是浙江14校、广东12校、江苏9校、河北7校、山东4校；其后是湖北、重庆、河南、新疆4个省区市各有3所院校获得立项，天津、四川、上海、云南、辽宁5个省市各有2所院校获得立项，黑龙江、福建、陕西、海南、西藏、宁夏、吉林、安徽、江西、北京、内蒙古11个省区市各有1所院校获得立项。数据表明，在获得立项的省份中，立项院校数与课题立项数呈正相关，即立项的院校数量越多，立项的课题数量也越多。 3.项目结构 从项目结构看高职院校所属区域竞争力，国家一般课题24项，湖南7项，浙江6项，江苏和广东各3项，山东2项，湖北、新疆、福建各1项，占省域总数的30.77%；国家青年基金课题8项，主要分布在湖南（3项），江苏、河北、重庆、河南、内蒙古（各1项）等6个省区，占省域总数的23.08%；教育部重点课题82项，主要分布在浙江（17项）、湖南（16项）、江苏（12项）、广东（7项）、河北（5项），山东和天津（各4项），湖北（3项），湖南、四川、云南（各2项），重庆、上海、辽宁、黑龙江、陕西、宁夏、吉林、安徽（各1项）等19个省区市，占省域总数的73.08%；教育部青年专项课题29项，主要分布在浙江、广东（各5项），湖南（4项），江苏、重庆、新疆（各2项），河北、天津、湖北、上海、辽宁、海南、西藏、江西、北京（各1项）等15个省区市，占省域总数的57.69%。 （二）院校竞争力 2006-2015年全国共有99所高职院校获得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资助，其中有9所院校获得3项以上。另外，有14所院校获得2项、76所院校获得1项。数据既表明了高职院校在项目数量上的差异，也显示出了其在教育学研究上的梯队状况。 从立项频次看，获得5次资助的院校有1所（金华职业技术学院）、获得4次资助的院校有2所（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天津市职业大学）、获得3次资助的院校有2所（温州职业技术学院、聊城职业技术学院）、获得2次资助的院校有17所，仅获得1次资助的院校有77所。“十二五”时期，在新增立项的59所高职院校中，有6所获得2项以上的院校，分别是江苏的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9项，湖北的襄阳职业技术学院3项，浙江的丽水职业技术学院、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各2项，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2项。 从项目结构看高职院校教育学研究竞争力，20所高职院校承担了24项国家一般课题，其中温州职业技术学院获得3项，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湘潭职业技术学院各获得2项，17所院校各获得1项；8所高职院校承担了8项国家青年课题，校均1项；61所高职院校承担了82项教育部重点课题，其中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获得7项，金华职业技术学院获得4项，天津市职业大学、聊城职业技术学院2所院校各获得3项，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湖南女子职业大学、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襄阳职业技术学院8所院校各获得2项，49所院校各获得1项；25所高职院校承担了29项教育部青年课题，其中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台州职业技术学院、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4所院校各获得2项，21所院校各获得1项。 整体上看，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以获得9项立项课题居于榜首，金华职业技术学院以8项位居第二，这两所高职院校在教育学研究领域发挥着领头羊的作用。天津市职业大学立项4项，位居第三；排在第四名的有6所高职院校，分别是温州职业技术学院、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湖南女子职业大学、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岳阳职业技术学院、聊城职业技术学院，分别立项3项，如表5所示。需要说明的是，湖南女子职业大学和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分别已于2010年和2015年升格为普通本科院校，并更名为“湖南女子学院”和“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升本后的湖南女子学院于2013年获得教育部重点课题1项，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于2015年获得教育部青年专项课题1项，并未列入本文统计。 （三）项目主持人竞争力 143个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共涉及到高职院校的140位项目主持人，其中成功立项2次以上的核心主持人为3人，如表6所示。从项目主持人所在单位所属地区来看，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温州职业技术学院位于浙江，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位于江苏。从项目主持人获准立项的项目类别来看，获得的都是国家一般项目和教育部重点项目，而没有重点项目或青年项目。核心主持人无论是人数还是立项数都显得偏少，表明高职院校缺乏在本学科领域产生较大影响的项目主持人，发现和培养更多的学科带头人和科研骨干将是高职院校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2006-2015年度我国高职院校承担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情况的统计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并提出相关建议： 第一，从课题数量及在全国所占比例来看，高职院校立项143项，仅占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总数的3.7%，课题的立项数量偏少，立项比例偏低；从课题级别来看，部级课题占77.62%，而国家级课题仅占22.38%，课题的总体层次不高；从课题类别看，无重大重点课题立项，且国家青年基金课题数量偏少，课题的立项种类不平衡。从一定程度反映了高职院校教育科学研究实力还比较薄弱，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中处于劣势地位。建议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中适当提高高职院校立项课题的资助比例，重点资助国家级课题和青年课题，支持和鼓励中青年学者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提升课题研究水平，提升立项课题级别。 第二，从地域分布来看，地域分布不平衡，课题立项院校主要聚集于经济发达地区，尤以湖南、浙江、江苏、广东等省的高职院校主持课题较多，经济欠发达地区院校承担的课题相对较少，这与当地的教育、经济、文化水平密切相关。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时要重视地区差异，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科学研究的资助力度，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高职院校教育科学研究能力，避免区域间高职院校教育研究发展不平衡进一步加剧，促进教育研究公平和均衡发展[3]。 第三，从立项院校所属类型来看，以综合、理工类院校为主体，不同类型院校的立项数量差异较大。综合类和理工类院校承担了全部课题的66.44%，而师范类院校承担的课题较少，表明在教育科学研究领域，师范类高职院校的科研水平与其所处的教育行业地位不相匹配。建议不同类型的高职院校认真分析自身资源，整合相关学术资源，建设创新团队，大力培育具有区域特色、行业特色的优势学科和项目选题，积极参与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的申报和研究工作，争取在全国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第四，从教育学各分支学科来看，职业技术教育是高职院校重点关注的研究主题。德育、基础教育、民族教育、教育发展战略、教育信息技术、成人教育、教育心理等分支学科也是教育科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研究领域，但目前高职院校对这些学科的关注度较低，对教育基础理论研究较少。建议高职院校在开展应用性研究的同时，重视加强对教育基本理论的研究，促使教育理论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保持一定的平衡。 第五，从项目主持人来看，无论是人数还是平均获准立项数都偏少。近10年来，全国高职院校仅有3位核心主持人，且最多立项数为2项，说明我国高职院校缺乏在教育学科领域中产生较大影响的领军人物。建议通过制度创新，加强核心研究人员和新兴科技力量的培养，进而提高高职院校教育科学研究竞争力。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思维课程班级化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通州区第一实验小学 在学校“发现教育”课程体系中，学思维课程是班本课程。我们组织同年级组的教师成立班本课程研发小组，共同构思、挖掘符合班级师生特点的内容与活动，与学科实践活动进行整合，编写了《学思维班本课程实施活动手册》，由班主任引领，在班级当中进行发展性应用，从而有效构建班本课程体系，实现了思维课程班本化。 在班级学思维课程的实施中，我们采取共同提问、解问的方法，激活思维、发展思维。上课前，共同研讨、思考设计问题。下课前，设计下次活动课内容，鼓励学生积极提出问题、发现问题。整理后，给每个学生发放《思维反馈单》，让他们带着问题去寻找解决途径。活动时，先让学生汇报，教师则结合学生思考和解答问题的过程而不是结果进行评价。针对学生未能解决的问题，教师采用演示讲解、绘制导图等方式，引导学生再次深入思考，有效激活学生的思维。 课程活动设计在依据学生思维能力培养而确定内容的基础上，规划各个单元主题；围绕主题细化，围绕活动提示、实践拓展，师生共同编写具有班级特色的活动手册。操作中，教师把握课程的单元主题，围绕单元计划，明确实施进程，开展主题探究。在这种探究活动中，学生可以各抒己见，展现思维个性，培养思维能力。 我们为学生建立《思维档案》，师生共同书写、记录、制作个人的《思维档案》。由于课程内容不同，学生们的《思维档案》也会有所差异，通常包括提问思维反馈单、解决问题的思路图、各种作品、照片、评价语、感悟收获等。通过对学习过程与学习成果的记录与整理，鲜明地展示学生思维发展的轨迹。 学思维班本课程的实施，使学生在思维发展的模块里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发展思维个性、形成思维品质，真正让学生有实际获得！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调查报告显示:基础教育满意度“东高西低”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努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精神，深入了解人民群众对教育的真实期盼，准确把握基础教育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落实管办评分离推进现代教育治理体系建设，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于2015年4月至5月在全国各地开展了面向中小学生以及幼儿的基础教育满意度调查。 调查的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对象分为3类：一是基础教育服务对象，即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受教育者，其中幼儿园阶段问卷由家长作答，小学阶段问卷由家长和学生共同作答，中学阶段问卷由学生独立完成；二是教育工作者，即幼儿园教师、中小学教师和校长；三是社会公众，即网民。针对3类调查对象8个群体设计了8套问卷，单题最低分为1分，最高分为7分，分值越高表示各群体对教育的满意度越高。每个群体的教育满意度指数满分为100分。每个群体的满意度调查内容均包含总体满意度指数和期望指数，教育服务满意度调查包括教育公平感知和教育质量感知指数；教育工作满意度调查包括条件与保障、学校管理、发展与机会等；社会公众满意度调查包括规划与保障感知、管理与服务感知指数。 本次调查基础教育服务对象和教育工作者采取分层多阶段不等概率抽样，按照国家―省―县―校分层，在各学校内采用系统抽样方法抽取。社会公众按区域、年龄、性别、家庭收入等指标抽取样本。覆盖全国31个省份370个县（市、区）、4 925所幼儿园和中小学校，近8万人参与调查。回收有效问卷72 420份，其中学生（家长）46 306份、教师17 578份、中小学校长3 718份，社会公众4 818份。 学生和家长对教育工作总体满意 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和家长的满意度指数为79.16分，教育公平感知指数76.34分，教育质量感知指数75.27分，教育期望指数76.68分，反映出其对当前教育工作比较满意。 （一）在区域上东部地区满意度指数高于中西部地区 各学段的总体满意度指数呈东、中、西部逐渐下降趋势，东部比西部地区高2～4.2分。教育公平感知指数的地区差异略小，各学段的地区差异在2.03～3.85分之间。教育质量感知指数地区差异较大，各学段的地区差异在2.03～4.95分之间。西部地区学生和家长的教育期望也较低，各学段的期望比东部地区低2.03～4.95分。 高中学段的满意度指数地区差异最大。不论是总体满意度指数，还是公平感知和质量感知都是各学段差异最大的，东西部地区各指数差异在4～5分之间。 （二）在城乡上城市满意度指数高于农村 城区学生总体满意度指数及各有关指数大部分高于乡村学生，最大差距超过6分。幼儿园总体满意度指数城乡差异达到6.11分，幼儿园教育质量感知和教育期望指数城区均比乡村高5分以上，而教育公平指数几乎没有城乡差异。 （三）在学段上小学满意度指数最高，高中最低 幼儿园家长满意度指数为83.9分，小学生及家长满意度指数为84.9分，初中为76.7分，高中70.6分。幼儿园四个维度的反映趋势与中小学略有差异，教育公平感知与本学段其他有关指数相比相对较低。 （四）不同群体间满意 度指数存在一定差异 1.外省户籍中学生满意度指数低于本省户籍学生。幼儿园和小学阶段流动儿童满意度及其各有关指数与当地儿童差异不明显。但初中和高中省外户籍学生的满意度各指数则多低于本省户籍学生。省外户籍高中生的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感知指数只有65分左右。 2.住宿生的满意度指数低于走读生。住宿生的总体满意度指数以及其他3个指数均低于走读生，学段越低差异越大。小学阶段住宿生和走读生的差异最大，4个指数差异在2.26～4.9分之间。初中在1.9～2.77分之间，高中阶段的各个指数上住宿生略低于走读生1分左右。 3.家庭社会阶层高的学生满意度指数高于低阶层学生。社会阶层一般采用收入、学历和职业3个指标表示。如将家庭经济条件根据当地的相对水平排序划分为5个等级，家庭经济条件最好的比最差的群体总体满意度指数及有关各指数高12～20分。监护人学历越高总体满意度指数及有关各指数得分越高，各个学段学生父亲学历在大专及以上的比小学及以下的高5～8分。从父亲职业来看，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的子女比农民、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总体满意度指数高5～6分。对母亲学历情况的分析结果也大致相同。 （五）学生及其家长对教师工作态度最满意而对课业负担重与校际质量差距大最不满意 各学段的学生及其家长高度认可教师工作态度。在单题满分为7分的情况下，班主任认真负责以及学习困难时老师给予帮助方面，各学段学生和家长评价较高，均超过6分。 小学及家长、中学生对教育工作评价最低的方面集中体现在课业负担重和学校质量差距上。小学生对放学后没有时间玩的意见最大，初中生抱怨睡眠不足，各学段均认为学校在国家课程之外的教育活动组织不够，突出表现在课外活动、社会实践、社团、选修课、阅读支持等方面做得不到位，评价最低。学校间质量差距也是学生和家长突出不满的问题，幼儿园阶段的评分只有4.04分。幼儿园“入园难”和“入园贵”等热点问题在本次调查中评价也很低。幼儿园、小学和初中的学生和家长对上学路远问题集中表达了不满。 （六）人均GDP高的省份满意度较高 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3年的人均GDP水平分为高、中、低3个等级。人均GDP高的省份基础教育总体满意度及其3个有关指数得分均最高；处于人均GDP低水平的省份，其在4个指数上的得分均相应较低。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总体满意度指数在人均GDP最高组和最低组之间分别相差4.70、2.81、4.33和4.58分。学段越高，经济发展水平对教育服务对象的满意度影响越大。尤其在中学阶段，教育公平感知和教育质量感知的指数在GDP最高和最低组之间相差5～7分。 教师和校长对教育工作基本满意 （一）教师表示工作愉快但对保障条件不满 1.各学段教师总体满意度指数均达到60分。按照教师群体工作性质差异分为幼儿园和中小学教师两个群体，幼儿园教师总体满意度、学校管理和总体期望等指数在70分左右，中小学教师的3项指数得分在60～68分之间。幼儿园教师和中小学教师的政府保障指数均较低，分别为56.85分和57.97分。 2.教师满意度指数东高西低。东部地区教师在4个指数上的得分均最高，西部教师得分均最低。东部地区幼儿园教师总体满意度指数69.41分，比西部地区高3分，学校管理指数、政府保障指数和总体期望的差异均约为5分。东部地区中小学教师总体满意度指数63.56分，比西部地区高5.67分，其他3个指数东部比西部高3～6分。 3.西部地区教师满意度城乡差异较大。从全国总体来看，城区、镇区和乡村教师的满意度指数依次降低，但实际分值差异只有1～2分左右。但分地区看，西部地区中小学教师各个指数城乡差异较大，总体满意度城乡相差达4分，表明西部地区城乡更为不均衡。 4.未评职称和高级职称的教师满意度指数较高。各学段都表现为没有评职称的年轻教师和高级职称教师的满意度指数较高。对教龄的分析也证实了新入职教师满意度最高，随着教龄增长满意度下降，教龄11～15年的教师满意度最低。 5.各学段教师学历与满意度关联性不明显。幼儿园教师学历越低，教师满意度及各有关指数越高，中等学历教师的总体满意度指数72.82分，高于研究生学历的教师将近9分。在小学阶段则是研究生学历的教师满意度最高，达到71.5分，专科和本科学历的教师没有差别，中等学历教师满意度最低。初中阶段表现出明显的学历越高教师满意度越高的趋势。研究生学历的满意度指数63.91分，比本科和专科学历教师高了5～7分。本科学历的教师在高中是主体，但满意度最低。 6.收入越高教师满意度指数越高。各学段都表现出教师月收入水平越高，满意度指数越高的趋势。收入提高对中学教师的满意度指数的影响比低学段教师更大。 7.教师对工作氛围和办学条件认可程度高，对待遇低、压力大、缺乏社会尊重等问题表示不满。教师最不满意的5项事项依次为：待遇过低、工作压力过大、政府制定教育政策法规时教师没有发表意见的机会、缺乏社会尊重。幼儿园教师强烈反映工资、保险、编制等方面保障严重不到位。 （二）中小学校长满意度指数约71分 中小学校长总体满意度指数71.30分，发展与机会指数65.31分，保障与环境指数61.19分，总体期望指数69.97分。 1.中小学校长满意度指数地区差异较大。东部地区中小学校长满意度的各项指数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总体期望指数地区间差异最小，地区差异为3分。保障与环境指数、发展与机会指数差异较大，达8分左右。 2.校长满意度指数城区高于乡村。城区中小学校长总体满意度指数为72.75分，比乡村校长高3分。其他相关的3个指数城乡差异在2～4分左右。发展与机会指数城乡差异最大，城区67.1分，高于乡村校长4分。 3.小学校长满意度指数高于中学校长。小学校长总体满意度指数为73.4分，比中学校长高3分，发展与机会指数、保障与环境指数也较高，但总体期望低于高中校长。 4.校长学历越高满意度指数越高。研究生学历的校长总体满意度指数比中等学历的校长高5.37分，期望指数、发展与机会、环境与保障指数分别高3.63～7.2分。 5.校长对本地教育普及、本校影响力和家长支持认可程度高，对待遇、均衡发展和教师数量等方面评价低。校长最满意的5个事项依次为：所在地区中小学教育普及水平、本校在本地区同类学校中影响力、本校学生家长支持学校办学、才能在工作中得到充分发挥、社会尊重中小学校长。家长、学生等服务对象与教育工作者对彼此态度的评分都比较高，互相认可，呈现出积极关系，有利于我国教育事业的进步。校长最不满意的五项问题为：与本地公务员相比，校长待遇较低、本地中小学发展差距较大、本地教师数量不能满足教育发展需求、本地政府落实办学自主权不到位、制定相关教育规章制度时校长发表意见的机会不多。校长与学生和家长群体都认为学校间差距较大。 （三）中小学教师、校长满意度与学生满意度呈正比 将中小学教师、校长对教育工作的总体满意度指数得分标准化后分为高、中、低3个等级比较学生满意度指数的差异。所在学校校长、教师教育工作总体满意度水平高的，其学生在总体满意度及其3个有关指数得分均最高；而所在学校校长、教师教育工作满意度水平低的，学生在4个指数上的得分均最低。校长满意度指数处于最高组的中小学生，其总体满意度指数比最低组中小学生高12分。教师工作满意度和学生满意度关联性更高，两组学生的满意度指数相差达17分。 社会公众教育满意度较低 社会公众是教育的评判者，其调查对象是依据年龄、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从网民群体中配额抽样的。本次调查结果显现，社会公众的总体满意度指数52.64分，教育期望指数为55.11分，规划与保障感知指数为51.69分，管理与服务感知指数为49.89分，均低于受教育者和教育工作者。 （一）东部地区社会公众满意度指数高于中西部 东部地区社会公众的总体满意度指数为55.61分，高于中西部约9分。中西部地区之间各指数得分相近。 （二）城区社会公众总体满意度指数高于乡镇 居住在城区、镇区和乡村的社会公众总体教育满意度指数分别为53.97、48.87和44.47分。 （三）社会阶层越高满意度越高 家庭经济条件越好满意度越高。将调查对象的家庭经济条件划分为5个等级，在当地属于条件非常好的群体其总体满意度指数为67.39分，非常差的则仅为35.58分。 社会公众学历越高满意度越高。4个指数均是学历越高得分越高。大专及以上群体总体教育满意度指数53.13分，小学及以下的得分为39.76分，相差13.37分。 （四）社会公众比较认可就近入学而对城乡和地区差距最为不满 社会公众最满意的方面是本地义务教育就近入学情况；其次是本地政府保障基础教育质量；本地政府对学校周边环境的治理方面满意度排第三。社会公众最不满意的方面是本地政府缩小城乡学校差距的成效；其次是本地基础教育水平与邻近区县之间的差距；最后是群众向本地政府反映教育意见和建议的渠道畅通性。 政策建议 提高教育满意度需要政府、教育部门和社会共同努力，教育工作者和受教育者沟通协作，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大战略新理念深化教育改革，提升精气神，汇聚正能量，从加大投入、改善环境和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等多方面入手实现人民对教育的期盼。 （一）加大教育投入 一要发展经济提高教育保障能力。调查显示地区经济越发达、家庭经济条件越好、教师收入越高满意度就越高，可见大力发展经济是提高教育满意度的一项关键举措，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扶持力度，加快扶贫脱贫步伐，提高低收入人口保障水平改善生活条件。 二要增加教育投入向薄弱环节倾斜。对于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学前教育资源短缺、义务教育阶段个别地区班额过大、缺少活动场地和设施，普通高中中部镇区大班额等问题，要有针对性地重点投入加大建设力度补短板，缩小城乡和地区差距。 三要提高教师待遇稳定队伍。教师待遇低是造成教师满意度低、队伍不稳定的重要因素，而教师校长满意度低的学校其学生和家长的满意度也低。改善教师工资待遇和社会地位，激励教师积极工作是提高教育满意度的必要手段。各级政府应严格遵守《教师法》有关规定，健全中小学教师权益保护机制，落实聘任教师、编制教师同等待遇。 （二）促进教育公平 一要保障各个群体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调查显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中学阶段的满意度非常低，这主要与中考高考户籍壁垒有关，要逐步清除户籍对学生的升学限制，理顺学生流动的通路。 二要缩小学校间发展差距，保障各群体平等享受优质教育的机会。父母为农民的学生满意度水平在多个方面都最低，与最高得分存在几十分的差距。改变这一状况，根本途径在于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尤其是加强农村学校和城市郊区学校建设，加快教师交流机制建设，落实农村教师待遇倾斜政策，增加弱势群体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高中阶段还应严格规范招生秩序和招生行为，控制跨区招生，维持乡镇普通高中教育的良好生态。 三要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深入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高课程多样性、选择性，加强社会实践，丰富社团活动和其他课外活动，提供心理服务和生涯指导教育等，从而满足每个学生个性发展的需求。加强各类活动设施建设。全面提高教师素质和课堂教学效率，针对教师职业生涯不同阶段开展分层培训，针对不同阶段给予不同的激励措施，保障教师队伍的活力。 （三）优化教育发展环境 一是树立正确的人才观、成才观、教育观，更加注重引导社会合理预期。要坚持正确的政绩观和科学的教育观，树立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观念，树立多样化人才观念，树立人人成才观念，树立终身学习观念，树立系统培养观念。引导社会特别是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成才观，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尊重儿童少年身心发展规律，寻找适合孩子的教育方法，促进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引导广大群众形成合理预期，是营造保障和改善教育发展良好社会氛围的基本要求。正确有效引导社会舆论，把政策讲透彻，把思路举措讲清楚，把群众的利益安排讲明白，争取社会和群众的理解与支持，最大程度凝聚社会共识，为推动教育改革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二是构建立体化宣传网络，切实保障社会公众对教育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加强和改善对教育宣传工作的领导，推动各地各校指定专门的通讯员、观察员、评论员和新闻发言人，通过培训、组织开展宣传活动等多种形式，提升教育新闻舆论引导能力。发挥教育电视台、报刊社作用，建立教育系统新闻宣传联络协调沟通机制，形成横向和各类媒体密切联系，纵向与各级教育部门、各级各类学校有效对接的立体化宣传网络。提升各级教育宣传部门的组织策划能力，组织各级教育宣传部门深入挖掘、宣传教育战线的感人事迹，宣传各级党委政府重视教育的成功做法，宣传社会各界关心支持教育的先进典型，以典型人物、典型经验推动教育工作。加大权威信息力度，宣传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贯彻落实教育改革发展的思路、举措、方案，及时了解群众的所思、所盼、所忧，积极回应群众的教育需求。 三是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对话渠道，化解社会矛盾冲突。社会公众对向本地政府反映问题渠道不畅通意见较大，教师、校长还对政府制订相关政策法规时发表意见的机会不多有意见。要进一步加强信息公开制度，畅通反映问题渠道，用好信息公开平台、信箱、热线电话、接待日、咨询会、听证会等常规方式并及时答复群众意见，健全学校责任区督学制度建设，使教育督导成为政府与教师、家长和社会沟通的桥梁。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对叶瑞祥教育科学研究的观察 叶瑞祥系韩山师范学院原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广东省教育学会学习科学研究会理事长，长期从事教育科学与学习科学的教学、研究工作，为创立学习科学和组建学习科学学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选题注重应用性 叶瑞祥重视选题工作，认为其为做好课题的前提，选到好的课题就已经是成功的一半，不太合适的课题只会事倍功半。叶瑞祥选题注重科学性、应用性、创新性和地方性，体现课题的价值所在。对基层学校及一线教师，叶瑞祥特别强调选题要做到“小、实、新”，重在实用。如，“中学学科教育与德育有效融合研究”、 “中高职学生社会责任感教育策略研究”等。在叶瑞祥主持的30项课题中，理论研究3项，占10%；应用研究27项，占90%。如果按分解到基层学校的子课题统计，我们会发现，几乎100%的选题属于应用研究。教育部“十一五”规划课题“创新智能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广东地区有78个子课题，100%属于应用研究。可见，叶瑞祥在选题时特别重视实用性、应用性。 叶瑞祥还注重根据教育需要，承担或选择教育科研课题。一是承担上级教育行政部门下达的科研任务，例如，主编广东高校“九五”规划教材《教育学》；二是承担全国学习科学研究会下达的教育部“九五”、 “十五” 、“十一五”科研课题；三是根据基础教育改革的需要申报课题，例如，“普通高中新课程各学习领域的价值及其实施途径的研究”；四是根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申报课题，例如，“新形势下大学生学习心理问题与对策研究”；五是根据老年教育的需求申报课题，例如，“老年创新学习理论与实践研究”；六是根据当地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需求申报课题，例如，“潮州市青少年思想道德现状及其教育研究”等。 二、方法强调科学性 叶瑞祥认为，科研方法是解决教育科研的“船”“桥”问题，十分重要，当前多元化的教育科研方法各有优势，必须科学选择，有效应用。在研究工作中，叶瑞祥根据各中小学实际，从实效出发，科学选择，综合运用科研方法。 1.调查研究法。即强调加强调查研究，提高实证化水平。调查是做好课题的基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叶瑞祥特别注重做好与课题相关的调查研究活动，退休 16年来，问卷调查的对象多达106801人，其中，幼儿1463人，中小学生92378人，大学生7674人，老年人5286人。就笔者参与的子课题“初中学生学习方式变革研究”、“初中生思想道德教育途径研究”的研究而言，笔者两次分别组织对829名、769名学生进行抽样调查，掌握了大量数据信息，为课题研究提供丰富材料，使研究成果准确、真实、可靠。 2.教育行动法。即强调教育行动研究，边学习边研究边实践，以研究促教育改革，提高实效性水平。注重将教育科学研究与新课改统一起来，突出 “学习、教学、科研一体化”、“课题研究、课程改革、校本研究一体化”，将课题研究落实到学科课堂教学中，落实到日常教研活动中。不少基层学校、一线教师在叶瑞祥教育行动法的指导下，结合课程改革、班级工作进行教育教学研究，实现了教学、科研的“双丰收”。 3.教育实验法。即有选择地进行实验、对比、总结、提升，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以点带面，推广应用，实现教育科研科学化、科研成果普及化。 此外，叶瑞祥还强调加强信息化建设，提高数据化水平；根据需要灵活选用文献研究法、教育观察法、教育比较法等。 三、过程突出指导性 叶瑞祥重视中小学校教育科学研究过程中的指导工作，十分珍惜一线教师的科研热情以及科研成果中的创新因素，即使是一种萌芽状态的创新教学方法或模式，甚至一组数据，都给予支持、保护，鼓励教师积极参与教研，勇于创新。 在课题研究的不同阶段，叶瑞祥的指导工作有所侧重：研究前，着重指导选好课题，订好方案；研究中，着重指导开题会，理论学习指导以及研究中应注意的事项；研究结束前，着重指导梳理、评估研究成果，总结经验，撰写结题报告等。 根据各子课题组实际，叶瑞祥有针对性地指导。针对不同单位科研条件、科研能力、科研经验各不相同的实际，叶瑞祥分别从指导思想、科研理念、理论学习、研究方法、课改实验、教师专业化发展等各个方面给予个别指导，帮助、促进课题组提高科研水平。 在长期指导教学科研的实践中，叶瑞祥总结出搞好中小学校教研活动的六条成功经验： 第一，坚持教研相长，树立“科研兴校”办学理念。 第二，坚持校长领导，把教研作为校长亲抓的 “一把手”工程。 第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把先进的教学理念与教育科研实践统一起来。 第四，坚持结合课程改革，把教育科学研究与新课程改革统一起来。 第五，坚持依靠广大教师，把教育科学研究与教师专业化发展统一起来。 第六，坚持专家引领，把教育理论工作者与教育实际工作者统一起来。 四、成员注意群众性 实施课题研究，研究队伍尤为重要，合理科学的人员搭配可以事半功倍。叶瑞祥认为，组织行政领导、专家学者、一线教师三者结合的研究队伍，可以发挥有权之士、有识之士、有志之士的作用，优势互补，群策群力。行政领导作为学校的决策者、“火车头”，“科研兴校”的领头羊，首先应该有使命感、责任感，重视教育科研工作，牢记科研兴校办学理念和策略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课题研究是整个战略的核心，发挥行政的影响带头作用，重视、甚至亲力亲为，组织、指导课题研究工作；专家、学者的理论积累比较深厚，应发挥引领作用，通过讲座、现场交流会等形式对一线工作者进行指导，使一线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得到理论提升并应用到实践中去，从而较好地实现了教育理论研究工作者和教育实际工作者的优势互补，实现了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完美结合；一线教师是开展课题研究的主力军，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开展课题实验的优势，在课题研究中，可以学到先进前沿的教育理论，可以将教育科学研究与新课程改革统一起来，将课题研究落实在学科课堂教学中，落实在日常教研活动中，通过学习有关理论，进行实验，更新教学观念，开阔教学视野，创新教学策略，提高教学能力，提升专业化水平。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以建构拓展色彩思维表达为导向的教育科学研究 摘 要：色彩思维表达在绘画语言里就像是个开门机，把持着绘画输出方式的导向，怎样以一种规则的表达方式呈现，就需要以下几个方面的建构与拓展作为支撑点加以表达实施，在整个过程中建构是点，拓展是线，导向是点与面的连接方式，科学研究，规范施教，才能够以放松的思维表达方式进行。 关键词：建构；拓展；色彩思维；导向 一、色彩绘画的表达在美术教育中的现状 在美术专业的色彩绘画教学过程中，学生对于色彩的认知度上尚处于思想被格式化的状态，由于在高考前个体在不同环境的学习背景不同，对于色彩绘画的认知度也会不同程度的有其倾向的一面，但大同小异，普遍的绘画方式都是以应对考试的模式而产生的，在上大学后，学生在色彩绘画中仍然会秉承惯有的习性与习惯以自己较为熟知的绘画语言方式进行表达，可以之前的老师以不同进行指导，所以在这一时期，学生会以“吃老本”的状态进行绘画，道路不宽，思维越发紧条，随着时间的“催促”，大多部分的学生都会越画越紧，越来越不会表达，其实在这一时期，禁锢的不是手法，而是思维方式，学习以及建构就显得非常重要。 二、思维表达方式的前提了解 之所以在拓展建构色彩表达方式之前来了解什么是创造性思维，是因为没有一种成功的表达思维方式是受众于所有人的，创造性本身就是个体独立并就有新鲜性的，所以创造、创新在学生学习色彩绘画之前是应该了解的。首先在创造性思维研究之前先了解下其产生的途径，在世界范围内对于“创造力”的追溯可以看到一百多年前，在社会普遍的认知度上认为英国生理学家高尔顿，在1869年发表的《遗传的天才》的书本内容中，“创造力研究”这一概念的产生是作为某一领域科学的最早文献供给。但也只是作为提出的理论，并没有受到广泛认识，而在创造力的理论依据中，创造性思维是整套体系的核心价值所在，被运用才会产生其真正的意义，但是真正作为建构研究的时候却是在1945年，韦索默的“结构说”里产生的这一概念，在德国心理学家韦索默的《创造性思维》的专著里， “创造性思维”的概念被确定性的提出，同时也使得这一概念在这一时期被人们所接纳。1967年，美国心理学家吉尔福特在社会广泛认知的环境中提出“发散性思维”这一系统概念，吉尔福特对于创造力尤其较为深刻的理论论调，并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了“智力三维结构”模型。吉尔福特认为，人类智力应由三个维度的多种因素组成：第一维是指智力的内容，包括图形、符号、语义和行为等四种；第二维是指智力的操作，包括认知、记忆、发散思维、聚合思维和评价等五种；第三维是指智力的产物。在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下对于这一理念的理解也有其不同的理解程度，1986年，刘奎林的“潜意识推论”在国内提出，刘奎林对于思维科学的理论支撑发表了一篇文章，在国内产生了影响力，论文的“灵感发生论新探”理论也是一种全新理论的提出，全文以新姿态在思维创作力方面有所建树。文章对灵感的本质、特征及灵感的诱发等全新词汇做了全面阐释，并以科学的视角加以论证，并取得了较为广泛的效应。在“创造性思维”这一延展性的论调中，若宾的最高级思维模型也是在这一领域加以建构的，美国加州大学，若宾心理学系这一团队在1995年发表了一篇关于“前额叶皮层的功能和关系复杂性”的论文。其中对于这一概念的拓展上还反映在客观存在上，其中对于在人类思维对于事物的本质属性，和事物之间内在联系规律性所作的反映方面尤其开发性的见解，在社会的认知度对上可理解为是对事物与事物之间产生的联系存在所作出的自然状态的呈现。并通过个体的感官，通过感官产生的思维反应，通过思维反应所产生的下一步意识行动，通过思维行动而促进的自我意识分析，其实都在反应一个问题，那就是思维的活动轨迹，与在文学范畴的阶段性否定又有其相似的地方。 三、建构拓展色彩思维表达方式的教育 在美术绘画的创作中，思维表达方式的体现透过上述的思维方式反映在不同的作品当中，是经过思维表达方式传达的几个方面的而产生的，在这里引用一部书中荷兰画家梵高的引言，他在讲述在色彩绘画创作中，其产生的自我感悟；“在荷兰的绘画中很少看到理想的色彩效果。……在夕阳的辉映下，这些落叶被染成了深深的棕红色。这种色彩是如此的艳丽，以至你无法想象有哪一种地毯的颜色能与之相比。”在这一阶段中，首先感官带给色彩表达以最直接的反映，“问题是如何能表现出这种神奇的色彩、坚实的土地和巨大的生命力，……我第一次发现黄昏时分竟有如此多彩的光线，画家应在保持夕阳余晖和丰富色彩的同时把握住这些光线。”在感官传达给自我意识后，又一次进行自我意识分析，对于拓展色彩思维导向又提出了其对于思维的再度表达。 美术专业的学生群体在色彩思维表达的拓展上也是如此，找到适合自我意识表达的输出方式是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中较为重要第一步，对于表象可以进行“二次加工”，作为建构与拓展色彩思维的表达方式做具有教育意义的尝试，并找到传达媒介，以建构拓展色彩思维表达为导向的教育科学研究中的重要的一个方面。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反思与建构当代教育科学研究 [摘 要]人类探求教育与寻求真知的过程漫长而有序，现代“教育科学研究”终随实验心理学的建立逐步迈入教育研究舞台。随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各种新方法、新思想的引入，教育研究方法论随之发生着剧烈变动，这一切都迫使我们探索现代教育研究的本性与根基问题。科学理性在当今中国教育领域依旧显得比较贫乏，我国教育的实践与研究之路急需迈向现代化、民族化。 [关键词]教育科学研究；基础；系统科学 一、教育研究概说 （一）人类探索教育的阶段 虽然五大洲的人类早在很早时候就开始对后辈及族人展开了教育活动，但是通过“研究”（ research）来对教育对象、活动进行确证知识对于19世纪下半叶之前的人类来说仍是相当陌生的事情。现代意义上的教育研究肇始于实验心理学影响与推动的“儿童研究运动”，人类探索教育的历程主要经过了依据经验、习俗与传统时期，遵循直觉、教条与权威时期， 借助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时期，运用科学的方法和研究时期。 （二）教育研究的意义及性质 借助于科学方法，教育研究可以系统地描述并测量实在。它比个人经验、信仰更能有效地作为知识的来源。针对教育研究的意义，决策者们更期望通过教育研究来让教育领域取得大幅度进步并及时扩散其最新研究成果，通过教育研究为教育实践建立可靠的知识，通过教育研究的结论来为教育决策者制定政策以供参考。教育中的问题较为零散，个别研究只能孤立地收集、积累某些零散的资料，而不能整体上完整地建构教育图景。因此从性质上就注定了教育研究需要借助于多学科理论、概念与原理。 二、现代教育研究的基础 （一）教育研究“基础”的特性 教育研究的基础具有根本性，“基础”乃建构学问之本。但很少有人关注教育研究的“基础”问题：一方面由于18、19世纪自然科学的长足发展，强调一切有价值的学问都是符合科学的，故教育的科学学问一开始就受制于自然科学；另一方面，教育研究至今仍处于混沌状态，并无统一的核心问题研究，理论的纷繁复杂及功利趋向导致不少研究者忙着开辟新领域。 （二）现代教育研究基础中的二元对立：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二元对立是教育研究基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前我们对于教育研究基础的探索，不应回避其交锋的问题及见解，而是更应该要去了解其争论的焦点。 在本体论意义上有两种相异的观点：人文主义者强调教育规律具有客观性且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不应对教育科学持狭隘观点，教育过程中包含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逻辑与规律， 从认识论意义的角度，同样存在两种相反的说法：教育科学是对教育价值进行判断的学科，因而具有“价值性”；教育科学是关于教育事实问题的科学，因此具有“价值中立”的判断。[2]教育研究界也存在着“价值”与“事实”之争，它们的争论焦点在于教育科学的独特认识逻辑。科学主义者赞成教育科学研究的结果应该是中立性的，它排斥人们的主观态度。 （三）现代教育研究基础中的几个重大问题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虽然针对教育研究的基础论点不同，但它们都认可教育研究是有基础的。在界定教育研究基础前，有必要探讨现代教育研究基础中的几个重大问题： 1.教育研究是否能构成独立、统一的基础 “独立”并不代表孤立，“统一”也非单一。教育世界探寻的共同对象基础是教育中的“事实世界”和“现实世界”。这两个世界应该是相互存在，彼此交融的，其所构成的世界应该是可以描述教育事实并可阐发意义、价值的。“层次论”哲学观点，现代教育研究应该要摒弃“二元对立”的观点，视教育为多层面的、非均质的经验、概念与实践。 2.现代教育研究应该以什么为基础 长期以来，学者们惯于将“学科”作为教研的基础，但是这也导致了许多混乱的发生。本来人们想通过多学科的参与来对教育事实、现象做出深刻、明晰的理解，但是由于不同学科间森严的壁垒导致人们无法针对同一话题做出集中性探讨。教育研究的第一基础是教育研究自身，研究问题应从实践中得，研究结果也终要回到实践中去。即研究的结晶通过思想来阐发，而思想又孕育于教育实践。教育研究的第二基础是观念和方法，观念和方法一方面离不开每个学科，另一方面它们又具有跨学科性。以它们为教育研究的基础体现了教育的完整性。现代教育研究的基础应该表述为“实践一观念一方法”。 3.教育研究在当代条件下形成独立基础的时代必然性因素 首先是学校教育实践新格局的产生，学校由社会的附庸转变为社会上新思想、新理念的诞生地和传播者；其次是非学校化教育力量的快速发展，终身教育理念突破了学校樊篱，传统时间观的教育由阶段论变成了完整过程论；再次，现代教育实现了自我组织、自我控制、自我评价、自我调节的能力和机制。今天的教育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故教育研究不可能始终处于“边陲地位”，教育研是教育实践的准备。 三、现代复杂性系统科学对教育科学方法论的变革影响 （一）现代复杂性系统科学的研究领域 现代复杂性系统科学指的是20世纪发展起来的系统理论及系统科学，包括一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工程等学科。人类的认识水平始终是与科技发展水平息息相关的。按组织性和复杂性的分类标准来看，人类科学要研究的主要是四类领域：系统科学、混沌科学、概论系统和自然科学。 （二）现代复杂性科学系统科学的方法论革命 现代复杂性系统可以从多层次上进行研究，这儿主要从系统论角度探讨科学方法论的革命。系统论主张打破人们普遍接受的框架，要求科学思维的转向。该革命的性质是用整体论的模式代替原子论的分析思维模式，但是这种代替非全盘否定，而是一种补充、发展和超越。 （三）现代复杂性系统科学思想融入教育科学方法论 现代复杂性系统科学作为一门科学群，对教育科学方法论变革产生了促进性影响： 1.系统思维与教育科学思维的革命 思维方式决定了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科学发展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思维发展史。随着原子论分析思维模式在各科学领域的溃败，科学注意的中心开始转向严谨精细的整体论理论，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系统思维。系统思维对现代教育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极大影响：教育科学开始从针对个别对象性思维向对象系统思维转向；教育科学思维领域开始生成了系统整体思维、全方位立体思维、系统综合思维和开放式思维。 2.系统科学方法在教育科学研究的应用 系统科学方法在教育科学研究中的应用是一次教育观念和方法上的革命。贝塔朗菲及众多系统论学者均赞同系统功能原理：整体功能大于孤立部分功能的总和。教育研究及教育实践活动从内在本性上来说均是系统，故该系统完全可以根据系统方法原理的精髓，在其进行系统优化的时候呈现“整体大于部分”的状态。教育科学与教育实践的功能可分为“元功能”、“加功能”和“构功能”三个层次。其中“构功能”，即各部分按有序组合构成系统时所展示出的功能，系统科学方法应用于教育科学研究追求的是构功能，实现系统质。 四、教育研究方法论中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 （一）教育研究中的形式与本质之争 形式与本质的矛盾乃是由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争挑起，它贯穿了社会学、经济学、文学等所有科学领域，故教育研究领域亦不能幸免。20世纪初以桑代克、博比特等为代表的学者主张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教育问题，倡导用“精确的科学方法”来处理搜集到的教育研究问题，鼓励教育研究者养成归纳研究习惯和形成统计逻辑学的思维；然而，20世纪集大成的教育思想和理论却是靠“流行的哲学方法”取得，如以进步主义、结构主义、要素主义等为例。 （二）教育研究方法论中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传统 教育隶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故教育研究方法论摆脱不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两大传统：英美流行的“科学主义”和欧洲大陆盛行的“人文主义”。[3]科学主义极力反对神学和形而上学，倡导将经验自然科学方法作为社会科学的方法；人文主义认为其与科学主义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试图说明而后者则是理解，它反对科学主义的方法论一元论，主张社会历史科学更适宜于用“个别的方法”（理解、移情或直觉的概念与实践）来研究个别东西。 （三）人文性角度看待教育研究方法论 当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问题内在地与教育活动本体论及教育实践方法论放在一起时，强大的人文精神就会体现出把握与改造教育的能力。教育研究方法论非纯粹的、客观上求“是”的问题，同时它也强调“价值”。科学研究要从“二元对立”走向“融会贯通”，应从综合层面看待完整的教育图景。在思维方式层面，我们要用“双面神思维”取代“二元对立思维”。针对教育研究方法论，我们应趋向于“多元论”：科学必具有社会性，应用研究的结果评价标准不可能做到纯粹客观，其必然受到社会利益的左右；教育研究亦存在劳动分工的性质，理性的意蕴必然也是多元的；教育研究内部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科学家、科学家共同体动机的影响而处于竞争状态。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扎实推进教育科学研究 优先服务学校内涵发展 无锡市作为全国和全省教育先行发达地区，肩负着率先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任。率先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关键是提升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这就需要扎实推进教育科学研究，优先服务学校内涵发展。 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改革发展的第一生产力、第一推动力。教育需要科学理论为指导，教育改革发展需要教育科学研究的引领和支持。作为推动区域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市教育科学研究应着眼全市教育现状，紧跟教育改革发展的形势，紧跟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的步伐，通过教育科学研究的机制创新，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提高质量为核心，以促进教育公平为重点，以教育规划改革为动力，为无锡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更加高效、更加优质的服务。 一、加强自身建设 坚持学术立院、人才强院、文化兴院。所谓学术立院，即学场要有书卷气、要有学术味，教科研员要专注于学科和科研工作的顶层设计，引领学科和科研的不断发展，促进学校管理水平和教学质量的不断提升。要关注宏观研究、注重中观研究、侧重并精于微观研究，瞄准重大问题、聚焦现实问题、突破急难问题。把研究作为第一属性，并实现由执行教育政策走向丰富地方课程、由关注学科教学走向关注课程发展、由实施“以考代管”走向重视质量监测的转变。指导校本课程开设、校本教研开展、校本师训开发等，以课题带动、培训研修、基地联动、名师助推等策略，丰富教师职业底色、增强教师专业底气。服务学校和教师，引领和促进他们努力打造美妙的新课堂、有效的大课堂、令学生终身难忘的活课堂。 所谓人才强院，即牢固树立以人为本、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进一步建立健全内培外引、用培结合、专兼共融等人才培养与使用的有效机制，努力造就学养深厚、视野开阔、熟悉政策、了解实际的创新型专业人才，形成品德高尚、业务精湛、乐于奉献、结构合理、活力充沛的人才队伍。教科研员要做到既有硬本领：教书教得好、研究研得深、规律抓得准；又要有软功夫：带领好队伍、组织好活动、协调好关系。要不停地阅读和思考，追问课程与课堂的问题、学术与学科的问题、教育与教学的难题，尝试用专业的眼光与学术的眼界审视教育教学及其管理现象。 所谓文化兴院，即传承教科研优秀文化，又以理性智慧和感性力量审视教科研工作的使命所在，努力寻找并回归教科研的逻辑起点。以环境文化建设为载体，以制度文化建设为重点，以精神文化建设为核心，营造事业发展与个人进步同步推进、教育科研质量提升与精神世界丰富并重并进、个体的主动性与集体的创造性竞相迸发、学术个性化倾向与教科院集体关怀共生共长的生动局面。提升教科研员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忠诚感：目标管理不是外在强迫而是内在驱动，制度执行不是刚性管制而是文化自觉，特色彰显不只是个性张扬还有有序规则。从而真正实现教科研价值取向由驭人之术到成人之道的转变，决策方式由无谋独断到合谋共断的转变，组织架构由各自为政到和谐融通的转变，制度设计由上规下循到变中求序的转变。 二、尝试顶层设计 教育科研部门要充分发挥“教育行政参谋部、课程改革研究部、校本教研指导部”的职能，把思维的触角伸及教育改革的深水区、课程改革的制高点、教学改革的核心区，举理念先行之旗、务创新先行之实、践素质先行之行，提升区域内课程发展的研究力、课堂改革的指导力，提升区域外教育科研的核心竞争力、品牌影响力。 要加强课程规划与建设，尤其是要以学校需求为基本导向，以教师团队为主体力量，以课堂教学研究为中心环节，尝试全市教育科研的顶层设计，积极探索和构建“教学、实验、研究、培训”四位一体、有机融合的教科研新模式和新格局。在教学和实验方面，依托省重点课题建立学科研究课题群，覆盖全市布点实验学校承担子课题，开展“关注课堂、聚焦课堂、推进有效教与学”和“主动参与式课堂有效学与教”等大规模实验，促进教育质量和研究水平的提升。在研究方面，积极探索课题建设的新机制和新途径，重点实施“学校文化促生、教师专业促进、科研共同体促动”三项工程，推进“精品课题”建设，努力打造一批在省内乃至全国有专业影响力的品牌课题，并培植区域性重大课题或项目，集中精力攻关，从而全面开花、重点结果、争先进位。在培训方面，构建“校本培训、教研培训、集中培训、自主培训、合作培训”有机结合的培训方式，形成教研学互为一体、相互支持的培训体系，特别是注重培训重心的下移，把课改实验的研究场和工作场下移到学校，以及每一个教师的每一节课之中，突出校本教研，建立以校为本的教学研究制度，以教师为研究主体，通过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性研究，既解决新课程实施过程中各个学校、每个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所面对的个性化实际问题，又概括、提升、总结经验和探索规律。 三、扭住中心工作 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发展教师是提升教育质量的保障。为此，我们积极倡导和建立“基于教师、通过教师、为了教师”的学习和教科研共同体，充分调动和发挥名师名家的引领辐射作用，切实做好教学新秀、教学能手、学科带头人等骨干教师的培养和选拔工作，关注青年教师的职业生涯规划和梯级晋升发展规划。全面关注教师群体的专业生活方式，以教研组为载体，以项目研究为纽带，以同伴互助为主要形式，通过专业引领、行动跟进和实践反思，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教科研部门和教科研员，就是要引领和促进学校、教师确立并践行质量立校、管理强校、科研兴校的意识和行为。校长要经营好每一所学校，有了教育思想，才有办学立场；有了教育理想，才有办学追求；有了教育情怀，才有无私奉献；教育思想、教育理想、教育情怀从何而来？课程立场、课堂立意、行走方式从何而来？要靠校长实践体悟、再实践再体悟，还要靠教科研部门的同志与他们碰撞、帮助凝炼，特别要在学校规划、教学管理、学生工作、教师群体的专业生活方式、校内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下功夫，这些都是一所学校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形成校长有思想、教师有风格、学生有特长、学校有特色的局面。班主任要带好每一个班级，因为班级是实施教育教学管理和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基本单位，所以班主任要千方百计营造积极向上的班级之家和成长乐园。学科组长要建设好每一个学科组，校本教研、集体备课要做到有主题、有目标、有方法、有积淀，克服闲聊多、跑题多甚至是牢骚多的现象。集体备课既要有典型例题的统一性，又要有差异教学的选择性，还要有通性通法的训练与指导。力求提高学科活动的研究含量，强调在集体备课基础上的个人二次备课。任课教师要认真履行教书育人的天职，积极思考并努力践行有爱心的教育、有温度的德育、有根基的教学，即爱生如子、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尊重学生认知规律，促进学生学业水平的“审智”、行为规范的“审理”与情感维度的“审美”的并行并重并进。尤其要上好每一节课，因为优质的家常课、常态课才是学生们能享受到的优质教育，而不是所谓的“示范课”、“公开课”。要通过集体备课与个人创意，诊断学与教存在的问题，改善学与教行为。还要尊重学生个性差异，积极开展“以学定教”项目的研究与实验，促进教学思维和课堂形态的转型。名特优教师要培植好每一个工作室，以研究项目凝聚群体智慧，彰显研究的价值，加大对中青年教师的培养力度，努力促使其业务水平向更高层次发展。通过开展学习交流活动、论坛活动、课例研讨、课题研究等，使工作室成为一个“学习型”、“研究型”的学术团队，形成优秀教师学习、合作、研究、生成的新机制。把工作室建成教师交流思想、反思问题、合作研究和创生智慧的中心，充分发挥其骨干教师孵化器、青年教师成长加速器的功能。 要在科学认识质量的基础上，实施质量监控与强化过程管理。当前基础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核心任务是促进公平和提升质量。作为区域教育的研究、指导部门，我们理应有自己的质量立场与评估主张。为此，我们应在严格遵守“五严”规定的前提下，加强教育教学质量抽测，不断增强教育质量检测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要尽快建立教育质量指标体系和质量监控体系，对教育教学质量现状和教育发展趋势作出科学评价和预测。特别是改革课堂观察与评价，最大限度地激励每位学生，变被动学习、盲目学习、浅表学习为主动学习、自主学习、深度学习。努力提高命题质量，加强对考试的分析，对关键性指标进行深度分析，分项给出评价结论，提出改进建议，形成区域和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综合评价报告，并作为完善教育政策措施、加强教育宏观管理的重要参考，指导学校科学运用评价结果，改进教育教学及其管理。 过程管理是增强教育教学内涵的重要保障。我们提倡的学校过程管理是坚持课程立场、强化课程意识，丰富课程体系、优化常规管理，是制度的刚性管理、精致的无缝管理、文化的无痕管理三者的有机结合。中小学教学管理应重点围绕学校教学的核心过程组织开展工作，注重规范学科组建设，完善集体备课、听课、评课制度，加强对校本研修的指导，通过各种形式的公开课教学实践和研讨活动促进广大教师积累经验，提升常态课的教学水平。 立德树人是教育永恒的课题，质量立校是教育不变的命题，转型发展是当下教育的难题，做课题、解命题、破难题，都要基于教科研先行。教科研员要专注学习专注阅读，这样才能丰富内涵；要扎根专业扎进课堂，这样才能学术精进；要抬头看路又埋头实干，这样才能择高而立又贴地而行。

本文首先大体阐述了科学的发声和情感的运用，并将其结合，从而将作品表达的较为完整。第一部分，阐述了科学的发声技巧是声乐演唱的基石，并从呼吸、语言、共鸣等方面来叙述科学的发声。第二部分，论述了准确的情感表达是声乐演唱的灵魂，并说明了适度的情绪调控的重要性。最后，进行总论。 一、科学的发声是声乐演唱的基石 （一）呼吸对于声音的支持 意大利人兰培尔蒂说：“歌唱的学问，就是呼吸的学问。”我国民族传统的唱法也经常说“善歌者必先调其气”，由此可见声乐歌唱中的呼吸对声音的的支撑作用。所以说，怎样去训练正确的呼吸应是我们应该关注的一大重点。首先，大体来讲，歌唱发声中我们要有“气托声”的概念，要有一种保持叹气的状态，从而去形成一个基本的良好循环。其次，呼吸的深浅要适当，如若吸气过浅，喉头便下不去，发出的声音也许就会失去弹性，变的有杂质，如若气息太深，喉头位置便会太低，声音的音色也许就会变得暗淡，所以，要想拥有动听的音色，深浅合适的呼吸很重要。对于呼吸的方式，可以采取胸腔，横膈膜，背部肌肉共同控制的呼吸方式，这种方式有明显的呼吸支点，可以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呼吸系统。懂得了这种呼吸之后，需要的便是坚持不懈的练习了，直到可以自如运用正确的呼吸，就可以了。 （二）共鸣腔体的联合运用 歌唱中应注意的主要三大共鸣腔体：胸腔、口腔、头腔。对于胸腔，在解放喉咙，完成稳定的低音时便可以感受到胸腔共鸣。口腔共鸣，在发音时，口腔上下打开要自然，有一种我们经常提到的笑肌微提，面部表情向上提拉，下颚自然放下，上颚上提的感觉。至于头腔，我们能体会共鸣感觉的时候一般是在唱高音区的时候。但对于不稳定的学生们或者是初学者而言，在唱高音时很容易产生声音上飘，不扎实或是音准问题。所以我认为在演唱者演唱时，为了低音更通畅更稳定，可以留意下头腔，高音为了更准确透亮，可以稍微留意胸腔。这样，会达到自然的顺畅的声音。 （三）歌唱语言的完整与规范 发声歌唱中，语言的规范也尤为重要。正如我们的传统音乐中讲究“字正腔圆”，意大利语中要有清晰的元音，还有注意清辅音、浊辅音的发音，德语的喉音和舌根音比较重，法语的鼻音比较重。可见，无论是演唱中国作品还是外文作品，语言的规范在发声、在演唱上都有着一定的重要性，演唱者要充分的了解注意不同语言的特征和规律，充分去发挥语言在声乐艺术中的创造作用，以便更好的表现作品，表达曲目的主题思想。总之，科学的发声是能够完整演唱的基础，也正是因为它是基础，所以更需要学习者循序渐进长期练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切莫过于心急。 二、准确的情感表现是声乐演唱的灵魂 （一）真实的情感表达 科学发声的基础之上，更多的便是要考虑情感的表达了。唐代诗人白居易说过：“乐者发于声，声者发于情”。所以，要想完整的演唱一首曲目，首先要进行情感的体验。正如，唱有关大海的歌曲时，歌唱者可以想象大海的海纳百川之感，便更加容易的把握情感。这些实景我们可以凭借想象，但倘若是要表达细腻丰富的内心感情呢？演唱者的想象体验从哪里获得呢？我认为，那便要来源于真实的生活了。相比之下，优秀的歌唱家们感染力的强大，不仅只是技巧上的不断完备，还有其逐渐丰富的情感体验。但对于初级者而言，我们不仅要具备了解背景，分析歌曲的能力，我们还应该多欣赏不同的曲目片段，艺术作品，来弥补并丰富自身的情感认知，激活我们的情绪，捕捉内心情感，深记它，并运用它。 （二）准确的情感表达 声乐歌唱中表现出来的思想感情是经过对作品分析之后，有意识的对情绪支配，从而表达出来的。而我们日常的情感是内心受到刺激而自然发出的一些情绪，不用意识分配。所以，所谓进入角色并不一定就是将角色的感情完全融入自己的真实情绪里，有时候放肆运用情绪反而会影响歌唱状态。具备理智的头脑，适中的情绪才能表达清晰的情感，做到以声传情。在声乐训练过程中，调动情绪的积极性也变得尤为重要。我们都有过，在情绪处在良好状态下的时候，歌唱便会相对顺畅，在情绪不好的时候，便会有许多地方达不到应有的状态。所以，对情绪的调控，使它保持积极向上的状态也是有必要的。在稳定的情绪之下，当我们以正确的声音和发声状态去歌唱，然后产生了自我感觉有成就感的声音之后，这种满足感又会带给我们积极的情绪，然后保持这种良好的情绪，便能够帮助声音更加顺畅流动，这就是情绪积极调控的良性循环。再者，声乐演唱也是一个外部形体和内部器官结构和情绪感情相结合的活动。不同歌曲中，其表现方式和情绪表现都会有所不同，我们应该对不同的歌唱情况调整到不同的情绪状态中，并运用情绪合理配合发声呼吸，从而和观众产生良好的共鸣。正确运用情绪的积极作用对声乐演唱者的演唱大有帮助。因此，我们要学会保持良好适中的情绪，便可以在发声，技巧，形体等基本要求之上，在情绪的推动之下演绎出声情并茂的歌唱，体现声乐艺术美。 三、结语 对于以情感表达作为直接体现的歌唱来说，科学发声和情感的调配运用都是很重要的，二者结合能为声乐表演提供完整性和声乐艺术美。总之，在歌唱中，呼吸，发声，语言，共鸣，面目表情，手势姿势，情感情绪等是缺一不可的，将演唱技巧、情感表达、合理的处理成整体，这样才能深刻的去表现富有感染力的声乐演唱艺术。 参考文献 [1]刘文昌.付鸿敏.歌唱理论与技巧[M].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1:35-37. [2]汤雪耕.怎么练习唱歌[M].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7:66-68. [3]王文霞.浅析声乐表演艺术中演唱技巧与情感的融合[J].音乐大观,2011,12:78-80. 作者:孙佳源 单位:河南大学

开放教育法学实践教学模式研究:远程开放教育法学专业实践环节价值分析 【摘 要】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实现“现代远程教育工程”这一伟大工程的过程中，法学专业作为一门重要的远程开放教育专业，其实践环节对于培养学生对法律的实际应用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分析远程开放教育法学专业实践环节内涵基础上，论述了实践教学在远程开放教育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的价值体现。 【关键词】远程开放教育 教学模式 法学专业实践环节 一、树立正确的远程开放教育法学专业实践环节教学理念 （一）实践教学的内涵 《现代汉语词典》中实践的意思从教育学的角度看是“人们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有意识的活动”，而“教学”则是“教师把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学生的过程”，总而言之，实践教学就是教师为使学生能够实现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目的把专业的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学生，是学生成为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过程，是学生学习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专业学习过程中理论课程的延续和拓展。 （二）远程开放教育法学专业的实践环节教学 1. 远程开放教育实践环节教学 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远程开放教育的教育形式下，其实践教学不同于普通高校的实践教学，每个开放教育学员的专业背景、文化基础、自学能力以及年龄、职业、家务负担等方面情况不同，针对不同的学员必须因材施教，实现其实践环节教学，比如实习、实验和社会调查研究等等。 2. 远程开放教育法学专业的实践环节教学 法学专业的实践教学是以实习和社会调查为主要内容的，为实现远程开放教育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的目标，我们实用性极强的法学专业实践教学有必要让学生不仅能够分析处理法律问题，更重要的是形成依法办事，用法律的眼光看待社会事务，在工作单位中有法律职业道德的观念。 二、实践教学在远程开放教育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的价值体现 （一）有利于培养学生司法实践能力 用案例教学法，根据教学目标和内容的需要，以具体案例为出发点引导学生为主体，用法学理论讨论分析案情，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用模拟法庭，法律诊所等实习形式，给学生提供职业训练的平台，提升其运用法律知识的能力，熟悉职业技能，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在经过实践教学后，远程教育法学专业的学生逐渐将一些理论运用于实践，能够得到较好的锻炼，增强了其适应社会的能力，推动了法学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二）有利于远程教育师生之间交流互动 远程开放教育法学专业实践教学模式包括案例教学法或叫做判例教学法，还包括模拟法庭，法律诊所等形式，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存在大量的师生之间的问答，辩论，形成了师生之间的良性的交流互动和以学生为中心的导学模式，师生之间的平等对话，积极讨论，激发了学生对学习探索发现的兴趣，提高了学生运用法律思维判断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学会运用思维能力面对法律问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学生法律思维的形成，反应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的增强，就更有利于远程教育师生之间加深交流互动，形成良性循环。 （三）有利于教师更新教学观念 通过实践教学，远程开放教育法学专业教师跳出传统讲授式教学，作为组织者组织案例讨论，模拟法庭等，引导学生主动用法律思维思考，对社会热点法律问题有所关注，这样也提高了教师更新教学观念的意识，不再故步自封，以平等的对话和积极的互动充实实践教学。 十八大以后随着教育思想、教育观念的更新和改革的深化，远程开放教育法学专业实践教学长期仍将是教育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应当积极研究远程开放教育法学专业实践教学理论，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创新，以克服当前远程开放教育法学专业实践教学中遇到的困难，充分发挥实践教学在远程开放教育法学教育中的积极作用。 开放教育法学实践教学模式研究:浅谈开放教育法学专业课程教学模式的完善 【摘要】开放教育法学专业应用远程教育手段已经为我国培养了大量高等成人应用型法律人才，对我国的法制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随着我国教育现实和学员实际状况的改变，确实也出现了一些不太适应现阶段法学教育发展的问题，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希望我国开放教育法学专业能够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法制建设。 【关键词】开放教育，法学专业教学模式 ，完善 开放教育法学专业培养目标是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系统掌握法学知识，熟悉我国法律、法规，达到全日制高等学校法学专业四年制本科毕业的水平，能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特别是能在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仲裁机构和法律服务机构从事法律工作的高等应用型法律专门人才。开放教育作为远程教育的一种模式与传统的广播电视大学远程教育相比，无论是在教学手段还是教学技术方面都有非常大的不同。该种教学模式对于较为有效率培养大量能够达到一定目标的大众性专门人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我国培养了大量“留得住、用得上”的法律人才。 一、开放教育法学专业培养模式的特征 （一）高度统一的课程设置。必修课由中央电大统一开设，执行统一教学大纲、统一教材、统一考试、统一评分标准。采用集中辅导和巡教、巡考等方式，加强教学过程管理。选修课可由地方电大或学生根据需要自由选择，但专科阶段已选的选修课，本科阶段不得重复选用。地方电大亦可根据培养目标及当地的需要自开选修课。法学专业80%的课程属于必修课，由中央电大统一安排。法学本科阶段基本不涉及法学专业主干课程。 （二）多种形式的教学，面授学时大大缩短。开放教育法学专业所开课程，一般面授学时不到普通高校面授学时的一半，其余学时由学员自学，以及网上导学和其他学习活动学时数构成。学员可以通过看电视录像，和教师在网上互动等方式开展学习交流活动。 （三）集中统一考试。开放教育法学专业根据课程属性的不同，规定相应的命题权限。中央电大掌握统设课程的命题权限，省级电大掌握省开课程的命题权限。不管统设课成还是省开课程在每个学期期末都按照统一的时间和安排进行考试。 二、开放教育法学教育形势的变化 伴随着高校的扩招，我国的高等法学教育也得到了迅猛发展，普通高校法学专业在校学生总数急剧增加。就业形势进一步趋紧。当前，绝大多数的法科类院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均十分严峻，学生一次就业签约率创历史最低，许多学生被迫走上了考研之路。法学专业之所以出现学生就业率屡创历史新低，最后被教育部定为招生黄牌专业，原因之一是因为高校扩招。法学专业的设置门槛并不算高。在高校扩招的背景下，许多原来没有开设法学专业的高校也纷纷开设法学专业，法学毕业生一时间大量激增，而导致供给大于需求。法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比其他专业就业率低的另外一个核心原因则是法律职业的准入资格要求较高，将大多数毕业生拒之门外。使得法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途径相对较少。 普通高校的法学毕业生相对过剩对于成人法学毕业生也会产生示范性的冲击效应，会对成人法学学员的职业期待产生较大影响。如果不能对这种冲击影响给予正确的应对，将直接影响学员的学习积极性。 三、开放教育法学专业教学模式在新形势下出现的问题 （一）面授到课率下滑。虽然开放教育法学专业强调学员可以灵活的根据自己实际，合理安排自己的学习，但是还是要求学员参加一定的面授学时。面授在法学专业的教学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毋庸置疑。本来面授学时就比较少，到课率还出现下滑，学员通过开放教育所获得的知识、技能，就不太理想了。更有一些基层教学点，考虑到学员到课率下滑，干脆就更加减少面授学时，于是学员就更加不来，形成恶性循环，使得面授环节在教学过程中的重大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 （二）网络资源利用率较低。开放教育法学专业作为最早开设的开放教育试点专业之一，各类网络资源是比较丰富的。学员本来应该很好地利用这些资源进行学习的，但是在实际中学员队这些网络资源的利用却是差强人意的，学员除对有关考试的资料比较关注外，其他资料并不是非常在意。 （三）期末考试压力较大。由于面授到课率较低，网络资源利用也差强人意，即使学员自己自习比较努力，其学习效果还是不理想。这直接使得学员通过期末考试的难度增加。学员留考几个学期都没有通过考试的情形也较多。 四、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培养目标方面原因分析。普通高等院校扩招使得法学专业毕业生大量增加，不但填充了原来的缺口，而且产生较大的剩余。法学专业毕业生之间的竞争也是激烈、白热化。法学毕业生如果要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精英化是其必然出路。开放教育法学专业培养目标的大众化的目标“留得住、用得上”与法学毕业生的精英化方向产生较大差距。开放教育法学专业毕业生毕业后，其就算认真学习，圆满达成各项目标，但是很难说他们毕业后就可以和普通高校精英化方向的毕业生抗衡。所以其目标上的无力感日益增强，学习的目标对他激励作用逐渐降低。从而到课率，网上学习积极性均降低了。 （二）教学方式方面原因分析。教学方法不适应法学专业课程的特点，是教学方式方面存在的原因。有些学员感觉学习不到东西导致对上课失去兴趣。较多的教学点因为面授课时较少，教师没有能够在面授学时内对课程作出有效的处理，使得学员能够得到该门课程所能给与的知识、技能上的满足，学员因而到课率有所降低。教学点因而顺势有砍掉相应的面授学时，使得学员就更学不到相应的知识技能，就更不来上课。这些教学点实际上放弃了对学员知识技能的满足，放弃了自己的义务。 五、开放教育法学专业教学模式完善的探索 （一）重新确定培养目标。当前我们面临的教育形势，要求我们在培养法学学生的思路上必须实现以量取胜到以质取胜的转变。思路的转变必然带动培养目标的改变。开放教育法学专业培养目标的确定，应该对毕业生的职业要求有所满足。毕业生的法律职业需求与学历提升的需求应该进一步结合起来。培养能够适应法律职业要求的，具有较高法学素养和相应技能的法学高级人才。毕业生就应该：第一，扎实地掌握基本法律概念和法律规则；第二，清晰明了现行法律体系框架；第三，熟练地运用法律推理，依循法律逻辑，解决实际问题；第四，深入地进行价值考量，理性评判法律规则；第五，准确地分析案件事实，把握各种法律关系，合理地作出法律解释，准确地适用法律规则。毕业生毕业后，可以接轨国家司法考试及相关的资格考试。 （二）教学模式完善 1、以文字教材学习为主，采用灵活方式为学生提供支持服务。在学期开学前，辅导员必须把征订到的教科书及时发到学生手中，保证学生能按时拿到教材进行学习。在要求学生认真学习文字教材的基础上，采取不同形式帮助学生搞好学习。对城市地区学生，主要采取网上师生交流的形式提供教学服务，包括网上讨论，网上答疑，利用电子邮件辅导，周末面授辅导等形式解决学生学习难题。对边远地区学生，为他们提供教学辅导录像，疑难问题解答录音，期末复习资料等多种媒体的学习资料，使学生有充足的教学资源进行有效的学习。在学习中仍有一些困难和问题时，又通过电话，信函辅导与答疑的方式，解决学生学习中的大多数问题。剩余的少部份问题再由学生记下来，留在期末面授课中加以解决。通过各种形式的学习支持服务，边远地区的学生也能较好地完成课程学习。 2、加强对学员自主学习过程的监控。开放教育法学学生学习质量的好坏和学生平时自主学习的质量有很大关系。有少数学生平时不主动学习，只等到期末面授再来学习，教科书一片空白无任何学习记录。针对这种情况，必须加强对学习过程的监督力度。比如可以要求学生的书上要有学习记录、每个学生必须写出简要的读书笔记等。每个学生必须编制学习进度表，并按制定的计划进行学习。除此之外，每位学生都必须按导学上的要求按时按量地完成四次大作业，并按规定时间送交教师批改。学习记录和作业完成的情况和形成性考核成绩紧密挂钩，直接影响课程学习的总成绩。此外，教师还应该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分别询问个体学生的学习情况与学习进度，经常督促和检查学生的自主学习。 3、加强对学员移动学习、网上学习过程的监控。开放教育法学学生学习质量的好坏同时也和其利用媒介学习的质量息息相关。要提高学员的学习质量，必须对网上学习过程进行有力的监控与引导。加强学员和老师的网上交流互动，使得其网上学习获得实效。比如说，一名网上导师长期辅导一个小组的网上学习模式，加大网上学习考核的力度等举措都取得较好的效果。 开放教育法学实践教学模式研究:开放教育法学专业网上案例式教学模式的探索 摘要：网上教学是开放教育突破传统课堂式教学模式的一大特色，利用网络平台进行案例教学更是适合开放教育法学专业的一种教学模式。笔者在《国家赔偿法》课程的网上教学活动中，探索运用案例式教学，以期为今后的开放教育法学专业相关课程的网上教学提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开放教育；法学教学；案例式教学；网上教学 1 研究背景 2010年7月，国务院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要努力培养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促进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学有所成、学有所用”[1]；要“办好开放大学”[2]。2012年6月21日，教育部正式下发文件，批准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基础上建立国家开放大学。同年7月31日，国家开放大学、北京开放大学和上海开放大学成立大会暨揭牌仪式在北京举行。 在开放大学成立后，如何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开放教育的教学管理内容，在充分发挥其原有优势的基础上，探索和构建适合开放大学发展方向的教学模式，拓展教学内容，是每一名远程教育工作者的责任。 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计算机网络不仅给人们的生活和学习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而且给教育工作者提供了新的教学模式的选择。当前，国家开放大学正在努力建立灵活高效的人才培养模式和管理模式，因此，开放教育的教学工作也必须与时俱进，进一步探索新的教学模式，加强教学内涵建设，以实现开放大学在学习型社会建设中的功能和作用。 2 关于案例教学法 19世纪末，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兰德尔首创了案例教学法（case method of institution）。1870年，兰德尔担任了哈佛大学的法学院院长。在当时法律教育到了亟待改革的历史关头：究其原因是传统的教学法因袭守旧，未能反映法学领域的最新成就，还有就是关于法律的案例和文献急剧增多，而美国法律界承认判例为法律的渊源之一。兰德尔指出，“法律条文的意义在几个世纪以来的案例中得以扩展。这种发展大体上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案例来追寻。” 在兰德尔的倡导下，哈佛大学法学院启动案例教学法以适应法学教育的发展需求。自那时此，案例教学法在法学教学中得到了日益广泛的运用和不断发展。 3 网上案例教学模式是开放教育法学专业的必然选择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案例教学法逐渐引起我国教育界的重视，高校和基础教育领域对案例教学法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日益深入。 青岛广播电视大学在2001年开始招收开放教育法学专业学员，根据专业特点，不断探索研究 “开放、动态”的法学专业教学模式。在近几年的教学实践中，笔者有目的地将案例教学法引入到网上教学活动。在法学专业多门课程中，特别是通过《国家赔偿法》的教学实践，对开放教育法学专业网上案例式教学模式进行了探索研究。 3.1 网络教学是开放教育的主要教学手段 开放教育与传统教育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教学手段的多样化。开放教育的网上教学突破了传统教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更加注重教师面授辅导与学生个人自学的结合，以及运用现代网络技术进行导学、助学和自学的结合。教师利用网络平台组织并指导学生进行实时的案例讨论与辩论，也可进行通过保留案例讨论发言，进行非实时的交互，学生利用网络平台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参与讨论，发表自己的见解。可见，开放教育的实践教学应当突出特色，重点在网上教学方面开展活动。 3.2 案例实践教学是开放教育法学专业的必然要求 开放教育法学专业是一门实践性与应用性都非常强的学科，单纯地进行系统理论知识的讲授不能完全实现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的教学目标。开放教育法学专业的学生部分来是来自与法律事务相关工作岗位，比如律师事务所、法院、公安部门等；有的是准备毕业以后投身到法律工作中；还有一部分是由于对法律感兴趣，想通过学习扩充自己的法律知识。基于专业特点和生源特点，就要求学生在修完全部课程毕业后，具有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能满足处理较为复杂的法律事务的需要。从实践来看，在当代社会，“法学教育应当以能力、素质，特别是法律思维的培养为其宗旨，而不应以某些僵死的知识的传授为其宗旨。法学教育的真谛不仅仅在于向学生灌输尽可能多的法律信息和培养学生的一般职业动手能力，而更在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和创新性的法律思维”[3]。因此，仅仅掌握一定的法律理论和法律条文是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法律工作者还应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善于运用法律和法律知识分析、解决各种法律事务。因此，在开放教育的法学教学中，应当从培养学生法律技巧、实际操作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入手，通过对案例讨论、讲解和分析的教学环节，实现开放教育法学专业的教学目标。 3.3 网上案例教学是开放教育与法学教育实践教学模式的契合点 自19世纪下半叶，哈佛大学首次将案例引入法学教育，案例教学法在法学教学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和不断发展。在开放教育中，为适应远程教学的特点，案例教学法得到进一步发展，我们开展了网上案例实践教学——这是一种既能够发挥开放教育网络教学的特色，又能够满足法学专业实践教学需要的教学模式。 网上案例实践教学是一种现代实践教学模式，而非传统法学教学中的实践教学模式。传统实践教学是通常是由教师组织学生面对面的进行分组讨论或辩论，或者组织学生利用半天或更长的时间进行参观学习，这些方式对于全日制的普通高校学生来将更为适合，而对于开放教育的成人学生来讲，受到家庭、生活、工作等因素的影响，操作起来相对困难。而网上案例实践教学则是由教师指导学生进行讨论或辩论，可以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进行实时或非实时的教学活动。 4 网上案例实践教学模式的构建 网上实践教学可以分为实时的与非实时的两种。实时的网上实践教学是教师与学生在同一时间，在同一网络平台上进行交互。而非实时的网上实践教学则是通过网络平台保留发言的功能，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仍可以让其他学生选择自己合适的时间参与讨论，也可让参与过讨论的学生根据其他同学的发言而再次发言。实时的网上实践教学也可以延伸成为非实时的形式。对于完整的网上案例实践教学，它的教学流程可以通过下面。 4.1 网上案例教学的前期准备阶段 无论是单纯的网络教学还是面授辅导与网络教学相结合的情况，授课教师一般都要提前在网络平台或面授课堂上，给学生提出若干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对学生进行网上案例讨论进行总动员。每次网上案例教学活动以1—2专题为宜，进行案例讨论。在每一个专题中，可以选取比较典型的2—3个案例，供学生讨论。提前一周时间，授课教师应当把即将讨论的案例上传到课程平台上，学生可以下载后，进行学习、查找相关资料，并提前准备回答的问题。这样既可以节省课堂时间，又可以使学生有充足的时间进行自学和准备。 4.2 网上案例教学的实施阶段 每次网上教学活动参与的学生数量可能会有所不同，因此，针对学生人数的多少，授课教师可以选择不同的形式组织案例教学。在学生人数较少的情况下，教师可以先让每一位学生进行发言，然后，归纳出几种不同的观点和问题焦点，供学生进行下一步的讨论。在学生人数较多的情况下，教师可以组织2—3名学生进行重点发言，发言以后，其他学生可以提出不同见解。在讨论过程中，教师应当适当的根据学生的发言，对他们提出一些启发性的问题，进行由浅入深的引导。经过讨论阶段，最后由教师进行点评。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教师在点评过程中，不宜直接给出标准答案，而是总结学生发言中的不同观点，指出其思维的合理性和不足之处，做出综合评价，给他们一个参照点。 4.3 网上案例教学活动后的延续阶段 实时的网上实践教学结束后，课程平台仍然开放。对于已经参与网上教学活动的学生，可以就相关案例进行提问或者互相讨论，或者搜集一些相关的案例和同学们一起研究。而对于那些没有参加实时教学活动的学生，他们也能够完整的看到整个教学活动的内容，以供他们参与和学习。 5 网上案例教学需要注意的几点 5.1 具有一定教学能力和学术水准的师资队伍是网上案例教学开展的关键 “案例选择是案例教学过程的起点，是案例教学能否成功的先决条件。”[4]因此，对于授课教师而言，一方面应当具备案例的筛查、选取能力。目前，可以参考借鉴的案例很多，但是真正适合案例教学的案例还需要授课教师进一步加以判断。另一方面，在网上案例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还应当具有准备和组织案例教学的能力，具备一定的理论知识和较高的学术水准，掌握学术动态，具备理论和实践的贯通、融合能力，具有较强的应变和判断能力，及时帮助学生分析和解决新问题，能够对学生的分析方法和结论加以客观科学准确的的评价和指引。还有，开放教育的法学教师必须注意到开放教育的有些学生入学时底子薄，有些学生则实践经验丰富的特殊情况，结合开放教育学生的特点选取具有一定代表性、启发性和针对性的案例和引导学生由浅入深的讨论和分析。因此，开放教育的法学教师还有很多工作要在今后不断的自我完善和自我挑战中完成。 5.2 学生参与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是网上案例教学开展的前提 学生是网上案例教学的主要参与者，因此学生参与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了每次教学活动的效果。在网上案例教学活动前，应到做好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动员工作，并指导他们掌握案例讨论的方式、方法和技巧，使学生能够积极主动的准备案例讨论并参与到网上活动中，踊跃发言。 5.3 完善的配套改革是网上案例教学开展的辅助环节 完整的教学环节应当以终结性考核为最后一个环节。课程的考核方式直接影响到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态度与学习方法。近几年，青岛广播电视大学对《国家赔偿法》等部分选修课程的考核方式进行了改变，由过去的闭卷考试改为开卷考试，案例分析题在整个试卷的比例逐渐加大，这一改革措施的实施旨在重点考核学生掌握法律知识，运用法律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经过这样的转变，学生不必像过去那样背大量的概念、简答题和论述题，而是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平时，通过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自己学习的系统性，自身的综合分析能力，以获得更好的成绩。 开放教育法学实践教学模式研究:电大远程开放教育法学专业培养目标定位及教学改革探索 【摘要】总结性评估结束后的广播电视大学应当处于一种常态的发展。法学专业作为一种长线专业,应该重新反思其培养目标定位,探求法学专业教学改革的设想,以利于电大开放教育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电大 开放教育 法学专业 培养目标定位 教学改革 探索 1 对法学专业培养目标定位的思考 依照“试点项目”的专业规则设计,法学专业本科的培养目标被定位为: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系统掌握法学知识,熟悉我国法律、法规,达到全日制高等学校法学专业四年制本科毕业的水平,能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特别是能在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仲裁机构和法律服务机构从事法律工作的高等应用型法律专门人才[1]。我们认为这一培养目标在试点初期和中期基本上是可行的,理由在于: (1)从法学专业生源的背景看,大部分从事公、检、法、司以及律师、公证等与法律相关工作,他们的社会工作阅历丰富,司法实践经验充实理解能力较强,所以学习的原动力较强,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也高,集中教学实践环节易于开展,借助于“在岗实习”、“在岗法律实践”的便利,使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可以更好地有机结合。 (2)从法学专业学生学习的动机看,他们学习的内在动机与外在动机是一致的,多数学生参加远程教育的学习不仅仅是为了取得一张法学教育的本科文凭,而是为了进一步提升自身的法理知识层次,真正做到学用结合。 (3)从法学专业学生的年龄结构层次看,中年居多,他们能够深切体会到终身教育的理念,学习型社会的价值所在。 (4)由于“试点项目”中期评估和总结性评估的推动和促进,电大系统全体教职工服务和创新意识不断提高,积极探索和践行教学模式,树立了牢固的质量观,其培养的目标定位是基本上能够实现的,制度的设计和结果差异较小。 但是随着全国电大“试点项目”总结性评估的结束,开放教育步入正常运行管理阶段,我们认为重新反思和定位电大法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要充分考虑现有电大学生的知识背景和工作阅历。据不完全统计现阶段参加电大法学专业学习的学生,80％以上的并非从事相关法律工作,随着“两院”学历达标的基本完成(实现了司法准入制度的统一接轨),即便是从事法律工作的也是刚刚步入门槛,加之年龄段的降低,其司法实践的经验也是少之又少。他们对树立终身教育的理念和学习型社会的构建认识不足,这为原先设计的培养目标的实现大打折扣。部分学员的学识水平与学历证书差距较大,“文凭缩水”成份较多,即所谓的“假的真文凭”。 其次,近期《法制日报》专版讨论中国的“法学教育路向何方”,中国的法学教育是走大众化之路还是精品教育之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2]随着我国高校扩招及法学院遍地开花,据统计全国有法学专业的高校达620所,在校生30万人。扩张的背后隐藏着更大的危险,即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的脱离。依北大贺卫方教授所言“法学之人如过江之鲫,法律文凭贱如粪土。”另有学者以为“现在的法科毕业生多是次品。”目前中国的法学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提高法学教育质量。[3]这对我们成人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值得借鉴和启迪的,正如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在2007年全国电大书记校长座谈会指出的,“全面提高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不仅仅是全日制本、专科教育的任务,同样也是各类成人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包括电大的主要任务。”[4]面对机遇和挑战,需要我们重新反思和定位电大法学专业教育的培养目标。 第三,职业人教育理念的提出,需要我们反思电大法学专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按照国际上对人才观念的重新定位即“可雇佣性”,电大的法学教育应考虑应用性、实用性的法律人才,致力于职业法律人才的培养。对各地兴办的所谓的司法职业技术教育我们不敢苟同,尽管法律是一门技术,但不是仅靠学校教育直接培养出来的,因为与现行的就业制度难以接轨,无论如何最终进入法律职业的门槛都要经过国家司法考试。有人呼吁取消我国的普通高校法学本科段教育的观点也值得我们电大人反思。 第四,作为法治社会中逐渐成熟和冷静的电大成人教育消费者,其对教育的需求的选择和挑剔,也使得我们要对现行电大法学教育培养目标重新定位。但是依照最新的专业规则来看依然未变。 2 放教育法学专业教学改革的设想 2.1 专业规则设计应当合理 首先我们不主张成人学历教育的专业规则定位于培养有一定综合素质的应用型法律人才,它仅仅属于一种补偿性教育,综合素质的教育只应该针对全日制普通高校的在校生,已经步入社会的成人需要的是学历和弥补法律知识的不足,因而通识课和专业拓展课的模块的设置属于“水中花、镜中月”,不太现实。其次成人教育的学历要达到相当于全日制高等学校法学专业四年制本科毕业的水平既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众所周知的。 2.2 法学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的设想 围绕着重新定位的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的改革,首先各级电大和专业主持教师以及课程责任教师要充分理解加快和深化法学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性。“教学改革是各级各类教育永恒的主题。”作为中国成人高校的排头兵,“要将中央电大建设成为现代远程教育开放大学和国家远程教育中心,将省级电大建设成为当地的远程教育中心,将地市、县市电大建设成为当地的远程教育基地和社区教育中心。”[5]电大开放教育已经进入正常的管理运行阶段,要保持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快和深化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改革的步伐。其次我们以为法学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的重点在于: 2.2.1 内容上的革新。按照教育部高等教育法学专业必须完成的14门主干课的要求,鉴于目前电大法学专业本科段学生的非法学专业比例越来越高的现状,应当强化补修课的力度和措施,严防补修课失控最终流于形式,难以“达到全日制高等学校法学专业四年制本科毕业的水平”的设计目标。同时加大案例教学的比重,特别是在文字教材和媒体教材上要有创新,目前多数课程的教材与普通高校毫无差别,没有充分体现成人学习的特点和开放教育的特色。电大外聘的教师较多[6],多数课程辅导教师的教学理念、方式仍停留在以面授辅导为主,以教师为中心。我们正在尝试电大开放教育法学教育校园博客圈,也是一种探求网上教学活动的方式。 2.2.2 模式上的创新。在总结性评估过程中,我校曾经总结和推行了“三个一”的教学模式应该值得肯定,但是中央电大在顺利通过总结性评估之后,应该针对各级电大的教学模式进行归纳和筛选,针对法学专业创制统一的教学模式。模式的设计应当立足于对法律职业人的教育培养,对象培养和目标定位,最终培养电大毕业生顺利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路径。“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学科,其实践性特点决定了法学专业的课程在学习过程除了要向学生传授相应的基础知识,更为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实践性操作能力,要做到这一点,教师在教学过程当中必须通过各种手段帮助学生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法学教育不仅是单纯的知识传授和学术培养而且是一种职业训练。但是长期以来我国传统的法学教育过于强调知识的灌输和纯法理的探讨,忽略了分析及其处理实际法律案件和纠纷的能力培养。” “我们认为在法学专业课程的教学中,可以采用“递进式教学模式”和“案例式教学模式”。也是一种对课程实践教学模式的尝试。”[7] 2.2.3 机制上的健全,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提升 中央电大应当成立法学专业课程建设教学改革机构,各省级电大也应当成立相应机构。既要尽快制定改革方案,又要鼓励积极创新。电大开放教育要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提升,强化内涵式建设;树立品牌意识,要有自身的专业和学科建设的特色;进一步丰富教学资源库,大力推行精品课的制作。 2.3 考核方式上的改革 对形成性考核应根据课程的性质不同,设计形式多样题型。“开放教育考试的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导向还考试以真面目。”应当承认成人业余学习与一般的全日制学生的学习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所以“开放教育的考试改革,考试的题型应以开放性试题为主,坚持测验定向和形式的多样性,重点检测学生所学知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引导和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8]由此我们认为法学专业的终结性考试应当进行改革,进行开卷或半开卷考试,内容上尽可能多考案例分析题和材料分析题,以应对国家司法资格考试。 2.4 加强综合实践环节 为落实法学专业实践性教学的目标,必须有一套严格、规范和可操作的规程及其质量评价体系,这样才能实施有效的监控和确保实践教学环节的最终效果。[9] 法律实践的目的是加强学生对国情、民情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尤其是对我国司法实践的了解。接受法学思维和业务技能的基本训练,具有运用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与创新意识,培养和训练学生认识、观察社会的能力,并为撰写毕业论文奠定一定的基础。 法律实践按照设计模式有多样,要充分鼓励电大学生在岗进行法律实践,不搞一刀切模式,模式自主选择,既可以全体又可以分小组还可以单个进行,这样充分体现学习自主化、个别化的特点。 毕业论文是实施法学专业规则,实现培养目标的必不可少的实践性环节;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专业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并检验学生学习效果和理论研究水平的重要手段。 毕业论文作为法学专业本科段学生实践性教学体系中极为重要和必要的一个“环节”既是我们全面检验人才培养质量的手段,又是我们向社会集中反映办学成果的重要方面,应当更进一步加强与完善。 开放教育法学实践教学模式研究:“互联网+”背景下的开放教育法学专业课程实践研究 【摘 要】通过对互联网+背景的介绍，分析了其对教育领域中开放教育法学专业课程实践的影响，在分析开放教育法学专业课程实践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依托互联网及多媒体技术进行课程实践设计、利用网络交流平台有针对性的安排实践内容、全面开发在线模拟软件、整合相关网络资源为课程实践提供支持服务的建议。 【关键词】互联网；开放教育；环节设计；在线平台 “互联网+”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对于社会各个领域都影响巨大，它是一种资源优化配置的调节方式，更是一种高效的媒介工具，是大数据时代下萌发的产物。而对于以远程教育为主业的电大开放教育法学专业的课程实践而言，既受到了冲击，又给予了机遇，更是一种革新的动力。 1 “互联网+”对教育的影响 1.1 取得知识的途径发生了质的变革 随着网络的普及以及智能手机的不断发展，人们获取知识的途径不在单一。人们获取知识的途径更为便捷，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制约，只需轻点鼠标即可，人们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进行有条件的选择并储存起来。优质的教学资源不再封闭，并且向社会大众敞开了大门。如哈佛的公开课程、慕课、微课程等的出现，对于传统的知识获取方式而言，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也使得知识的传播范围更为广泛，知识的专业化、便捷化特征凸显。 1.2 传统的教学模式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长期以来，我国的教学方式主要依赖于课堂教学，学生获取知识的来源主要依赖于教师的讲授，学生出于被动地位，难以真正做到教学相长，难以真正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互联网的出现，对于传统的教学模式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这种冲击犹如大海啸。互联网所采用的信息技术对于教育领域的影响十分巨大，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互联下的教学模式已不是以教师为主，而是以学生实际需要为主。授课的方式已不是依据教材按部就班，而是针对实际不断地进行调整和变革。 1.3 改变了远程教育的现有格局 广播电视大学成立时的初衷就是借鉴英国开放大学、美国凤凰城大学的成功经验，为成人提供获取知识的途径。当时，采用广播收听和电视观看等手段进行授课，学员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学习，可见广播和电视是当初的远程教育手段。而互联网的发展可谓是日新月异，开放教育的技术运用手段以及授课的方式受到了冲击，广播电视大学作为远程教育主体的地位受到了威胁。 2 开放教育法学专业课程实践现状分析 2.1 课程实践环节设计过于单一，缺乏实际操作性 目前，由于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开放教育法学专业课程实践的开展主要还是依托于课堂讨论、组织学生现场或是开展社会调查。学生为了完成课程实践任务，无论是在讨论中还是在撰写社会调查报告过程中都是敷衍了事，一味应付，失去了课程实践的意义。笔究其原因还是课程实践环节设计过于单一，互联网利用水平不高所致。 2.2 课程实践内容针对性不强，难以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互联网技术的提升带动了整个信息技术的革新，信息的交互更为透明、便捷。而对于开放教育法学专业课程实践而言，课程实践设计内容过于陈旧，如案例讨论、模拟法庭，课程实践的内容只注重共性而忽略个性。开放教育的学生来自于社会各个行业，对于专业的诉求也有所不同，因为课程实践和学习关注的焦点也各不相同。仅仅通过班级论坛进行案例讨论，加之案例的内容过于陈旧，与社会实际相脱节，导致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不高，案例讨论的效果不佳。 2.3 互联网利用水平不高，学生参与的主动性不强 开放教育法学专业的课程实践目前利用互联网方面主要表现为班级BBS论坛、在线答疑论坛、网上模拟法庭等手段。这个网络平台的设计相对简单，仅仅是文字和视频的交流，承载在线使用的人数有限。而相比较于国外的慕课而言，更是体现了技术上和设计上的不足。不仅如此，微信、微博等网络交流平台的使用不足，客户端的设计工作不尽人意，无法体现出对智能手机用户的便捷服务能力。 2.4 网络教学资源整合和课程实践教学的兼容性不够 传统的开放教育课程实践环节中，教师往往是根据教学安排进行组织，无论是手段和还是知识层次的设计及考核都过于落后，无法满足学生的实际需要，对于教学水平而言也无法得到提升，通常是教师的辛苦得不到学生的认可。而对于网络上纷繁复杂的各类法学教学资源，教师的驾驭和整合能力十分重要，也是实践环节设计的基础。只有充分整合网络教学资源，结合学生和社会实际，开展专项实践，才能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网络教学资源服务于课程实践教学，通过课程实践教学来检验网络教学资源整合水平，可以进一步提升课程实践的专业性和适用水平。 3 “互联网+”背景下的开放教育法学专业课程实践研究 3.1 依托互联网优势，利用多媒体技术进行课程实践设计 “互联网+”的核心内容就是利用互联网平台为社会各个领域提供有效服务，教育领域也不例外。互联网的普及以及高效性已经让众多行业和领域开始了变革，而对于开放教育教育法学课程实践而言，更需要依托互联网的优势，有针对性，有选择性的进行。通过设计实时在线模拟法庭、在线仲裁、在线调解等版块，让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在参与模拟的过程中，学生可以进一步巩固所学知识点，还能彼此进行交流，更能提升其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2 积极利用网络交流平台，分层次、有针对性的安排实践内容 我国已全面进入互联网时代，人们交流的工具有多种，在线交流成为了主要渠道。如微信、QQ等软件的出现，使得彼此之间的交流距离更为缩短了，并且其参与的群体日益庞大，社会影响力也不断提升。可见，通过积极利用网络平台开展课程实践，必能提高学生参与的数量。当然，网络交流平台的使用也要针对不同的受众，要分层次的进行。无论选择哪种在线交流平台，都要因材施教，真正体现课程实践的意义，达到课程实践实际的目的。 3.3 全面开发在线模拟软件，进一步激发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法学专业的课程理论知识较为枯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往往是偏理论、轻实践，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欠缺。究其原因之一便是知识不直观，缺乏实践机会，因此全面开发在线模拟软件十分必要。通过开发实践游戏软件，让学生在游戏中模拟律师、法官、检查官、当事人，可以激发其参与的积极性，真正做到寓教于乐。 3.4 及时整合相关网络资源，为课程实践提供支持服务 当前的时代是一个大数据时代，强调的是数据的共享，而对于网络优质教学资源的整合正是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一个体现。网络教学资源的整理并非盲目的照单全收，而是需要比较、提炼和总结。例如，美国哈佛的公开赛介绍美国的宪法，我们可以吸取其精髓，而并非是全部照搬，因为分属法系不同。若是一味照搬，最终的结果肯定是四不像，反而失去了借鉴的意义。而网络优质资源的整合还要着眼于课程实践设计，要一切从课程实践的设计和目的出发，保证知识点考核的全面性。 综上所述，以“互联网+”为背景，通过对开放教育法学专业课程实践现状的分析，提出了四项解决措施，非就能达到毕其功于一役的目的，一些教学实践上的深化改革，还有待深度探讨。

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原有的独生子女政策无法适应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已开始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两孩”政策既是对学前教育发展的挑战，又给学前教育带来了新的机遇，人口政策的变化必将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许多问题，而学前教育是教育的启蒙阶段，学前教育将首先受到影响。随着“两孩”政策的推行，无论是国家机构还是社会关注度方面来说，每个人都对学前教育投入了越来越多的精力。同时，也为中国的学前教育提出了更多的挑战和要求。 一、二胎政策全面开放对学前教育的影响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学校的教育质量。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我国的人口生育率显著提高，学龄前儿童的数量迅速增加，对学前教育的需要也相应增加。部分地区由于生育高峰的影响，学龄人口迅速增加，这使得原有的教学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教育质量下降的状态，由于在相同的教学资源的基础上，学龄人口的增加，部分地区出现承载能力不足的问题，出现学额过满等教学资源紧张问题，迫使学校采用“大班额”的方式教学，教育发展的目标已从素质教育转向普及教育。另外，在我国学前教育行业还不是很健全，严重缺乏幼儿教师，尤其是高质量的幼儿教师队伍，更是对学前教育的发展造成的影响。此外，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对流动儿童入学的需求不断增加，流动人口的学校教育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二、“全面二孩”政策下我国学前教育发展战略 1.科学合理规划教育资源。中国需要根据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及时分配和调整教育资源。在新生儿出生人数多的地区，可以及时扩大和扩建教学资源。在一些地区，必须推进和投入普惠性幼儿园的建设，促进优质公立幼儿园的快速发展。另外，要合理规划不同发展阶段的教育资源配置，完善教育结构。加快幼儿园师资队伍建设，加强教师培训，不断提高幼儿园教师待遇，制定合理的激励机制，鼓励教学人员不断提高自身水平，提高教学质量。 2.提高学前教育教师的综合能力水平。虽然学前教育不需要深厚的理论知识，但学前教育教师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和多才多艺的艺术才能。学前教育是学生的启蒙教育和学生思维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比如，学生年级小在学前教育时期中容易犯小错误，但幼儿教师不能惩罚和侮辱学生，而是利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来教育学生。这样的做法不仅可以保持学生的自尊心，还可以使学生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予以纠正，这要求教师具有更高的整体素质。此外，孩子们在学前教育期间对许多方面感兴趣，如唱歌、跳舞、绘画、游戏，因此，需要学前教育教师必须具备多才多艺的才能。 3.关注儿童的心里发展。在实施全面的二胎政策后，家庭中的孩子不再是父母唯一的孩子，在他们的生活中，父母不会像以前那样围着自己转了，有些孩子会觉得他们的父母偏向另一边而忽略了自己。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有必要及时调整教育策略和教育内容，平等对待每个孩子；作为父母，要做到不偏爱其中一个孩子，并用自然的方法引导孩子适应这种变化，并经常与老师沟通，教师合作，营造适合学龄前儿童心理健康发展的家庭环境，共同促进儿童身心健康的健康发展。 4.加强学前教育机构的安全防范措施。近年来，学前教育机构的安全事件频繁发生，严重危害学前儿童的身心健康，每个孩子的父母都对学前教育机构的安全问题产生怀疑。因此，学前教育机构应加强安全防范意识，安保部门要加强监督。学校要为学龄前儿童传播安全知识，组织进行地震演习、反恐演习、消防演习等，教师更要分阶段结合游戏，进行角色扮演等活动课程，有目的地提高学龄前儿童的安全意识。 5.增加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随着教育人口的增加，加强对教育投入是必然的。中国应该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不断完善教育经费制度。特别是新生育政策实施后，随着出生人口的增加，中国应积极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缓解教育投资压力，构建多元化的教育筹资机制。建立教育增长和困难的学生资助机制。建立多子女家庭补贴机制，减轻家庭教育负担。加快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合理布局和规划，缩小城乡差距，保证城乡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 6.提高幼儿园办学质量。人们对于教育质量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对于学前教育不再局限“有学上”，而是要求“上好学”。尤其是随着二孩政策的实施，学龄人口数量不断增加的情况，很多地方承载能力不足问题，出现学额过满，使得原有教学资源基础上出现一定程度的教育质量下降。我国建立需要积极的完善教育体制，加快师资队伍建设，促进优质公共幼儿园的快速发展，进行“家校配合”教育机制，最大限度的发挥“家园合作”对孩子的有利教育影响，更好的促进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可以利用先进快速的网络传递功能，实施家园共育，推动孩子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 三、结束语 “全面二孩”政策的到来给家庭和幼儿园教育带来新的挑战，也对教师的知识与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目前，我国的学前教育还存在诸多问题。为积极应对挑战，我国应该积极采取相关措施，增加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完善教育资源分配，更好的满足适龄人口的入学需求，更好的配合二胎政策的实施，促进学前教育的健康发展。

教学技能是教师职业的一项基本职业技能，而高校英语教学对于我国现代高效的英语教育工作来说，也是一项基础教学内容，所以教师在进行高校英语教学时，应当着重培养自身的教学技能，通过合理的方式对教育内容进行知识迁移，从而达到英语教育的目的。本文将对现代高校英语教学的各项教学技能进行探讨，为高校英语教师开展英语课堂教学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帮助。教学技能并不是由自然形成的行为方式组合而成的动作或技能，也并非教师在进行常规教学时不经意或自然表现出的行为举止。事实上，教学技能是指教师在进行课堂教育时，进行有效教育活动的一种措施和规范。 1提问技能 提问技能主要包括问题的数量、质量、问题涵盖的内容、提问措辞的使用等。就目前来说，现代高校英语教学通常采用提问的方式，加强课堂的师生互动。这也是保证师生交流的一项重要基础，通常以“教师提问，学生回答”的方式展开，但少数时候也可由学生向教师进行提问。为了提高教学提问的质量，教师应当明确课堂提问的数量，现代高效的课堂单位时间较基础教学来说更为充裕，所以教师应当在课堂单位时间内做好问题的设置，主要包括教师所提问题的总数和预估、学生可能提出问题的数量等，以此为基础做好提问设计。 2学生强化与控制技能 强化技能主要包括正面强化和反面强化，强化控制技是指运用鼓励、沉默与暗示的方式，对学生存在的问题进行控制。其中，正面强化主要是指教师在进行英语教学后，学生达到了期望的教学目标，教师应给予相应的赞扬和奖励；而反面强化则是指教师针对学生所犯的错误进行批评或惩罚。在进行现代高效英语教学时，教师应当以正面强化为主，多用积极和鼓励的语言，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而反面强化，虽然会对学生造成一定的影响，但适量的运用能使学生意识到自身的错误，及时予以改正。除此之外，暗示法也是一种间接且隐秘的强化方式，这种方式较为隐晦，仅能受到强化对象的理解。所以在进行高校英语教学时，教师应当对学生的某种课堂行为进行适度的暗示，从而增强师生默契，提高课堂运转的效率。 3举例技能 举例技能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列举相关例证，运用类比和比喻的方式，将一项抽象化的理念进行具象化的展示。尤其对于英语这门语言学科来说，高校教师在进行英语教学时，需要进行较为深层次的英语讲解，而涉及到语法这类较为抽象的问题时，教师需要通过举例的方式将抽象的语法具象化，从而使学生能更轻松地了解英语中复杂的语法。例如在进行语法教学时，如果学生对语法知识感到难以理解，教师可以将让学生进行句子翻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出现语法应用错误或句子陈述不清的情况，但能有效活跃课堂气氛，帮助学生理解英语的语法内容，具有良好的课堂应用价值。只是在应用过程中，教师应当注意掌握方法和分寸，避免学生出现理解模糊的情况。 4运用教学手段技能 大多现代高校已经配置了相应的多媒体软件和电子黑板，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合理应用这类教学手段，通过播放相关英语短片或电影的方式进行英语教学。在播放英语短片时，可以屏蔽字幕，练习学生的听力，并逐句进行讲解，这样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课堂注意力，发挥学生的自主能动性，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对英语的实际用法进行理解，从而提高学生的口语能力和听力。除此之外，教师还能应用随手教具和自制教具以做好相应的教具配置，例如英语无字幕电影或英语口语音频等。以上措施能有效应用于教学工作中，但具体应用方式需要根据高校英语要求进行变化，教师也不可盲目按照教材进行讲解，促使学生在英语学习的过程中提高实际交流能力。除此之外，微信和QQ等现代化通讯软件也在逐年发展中，教师可以通过建立微信群或QQ群的方式，对学生进行统一教学。通过这种方式，教师可以在学生遇到问题时对学生进行及时解答，在布置作业时也可以快速帮助学生进行问题处理，告知学生需要注意的语法或单词内容，使学生能够随时随地与教师进行沟通，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 5课堂结构技能 课堂结构是一种现代教学提出的新型理念，在传统的课堂结构中，通常以教师作为课堂主体，教师对学生进行知识讲解，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教师讲解的知识进行被动吸收。这种教学方案在我国近年来的教学中广泛应用，也取得了一定效果，但这种课堂结构较不完善，属于应试教学模式，而在现代高校中，英语教学的目的是使学生在学习英语后能够应用于实际生活中，主要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和英语语言组织能力。所以应当对教学结构进行改善，来提高教学效果，满足高校英语的教学目标。在进行高校英语教学时，教师应当注重课堂结构的转变，以学生作为课堂主体展开英语教学。首先，教师在教学前，应当对学生进行有效的引导，通过合理的导入吸引学生对课堂教学内容的注意力，引发学生的好奇心，从而激发学习兴趣。当学生进入到学习状态后，教师可以让学生自主思考，并通过小组讨论和资料收集的形式，使学生对问题进行自主研究，做好讨论后的报道工作。而教师需要根据学生的报道内容，对知识点进行划分，如果多数学生对某一知识点存在疑惑，则需要教师进行重点讲解。这样不仅能改善课堂氛围，还能使教师明确学生知识方面的缺陷，从而达到良好的教学目标。 6组织合作学习技能 组织合作技能不仅包括对学生合作学习的组织和指导，还包括学生在完成小组学习后，对其进行相应的观测和评估，了解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组织性和知识理解程度。通过合作学习的方式，能够有效加强学生的英语口语训练，这对于英语教学工作来说十分重要。教师在进行学生分组时，应当配置语言能力水平接近的学生为一组，这样能够帮助学生实现共同提高，避免出现因学习水平差异过大，导致分组效果受到影响的情况。 7结语 通常情况下，教师在教学时进行的提问和课堂结构处理都属于教学技能。高校英语教学的难度较高，因此教师在进行课堂教育时，应当提高自身教学技能，才能满足高校英语教学的要求，达到提高教学效率的目的。 参考文献： [1]范琳，杨杰瑛.高校英语教师职业倦怠及应对策略探究——基于教师专业发展的视角[J].外语教学，2015，36（3）：44-49. [2]韩晓蕙.高校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现状与思考——以高校英语教师为考察维度[J].外语学刊，2014（3）：106-110. [3]胡萍萍，陈坚林.高校英语教师学术阅读的质性调查研究：阅读观念、策略与困难[J].外语界，2014（1）：71-78. [4]刘芳，董元兴，李慷.高校英语教师批判性思维技能研究——基于部分教师的现状调查与分析[J].外语电化教学，2013（6）：66-70+80. [5]顾佩娅，许悦婷，古海波.高校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环境叙事问卷的设计与初步应用[J].中国外语，2013，10（6）：88-95. [6]束定芳.英语专业综合课目标与教师素质——第三届“外教社杯”全国高校外语教学大赛授课比赛述评[J].外语界，2013（2）：43-49. 作者:赵娴 单位:新疆财经大学

经济法学论文:对经济法学若干理论问题的探讨 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变革,经济法学如何发展,经济法理论研究如何深化,已成为学者广泛关注的问题。本期发表的五位青年学者的笔谈分别就经济法理论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作了探讨。诚望有更多学者加入对此类问题的讨论,以推进中国经济法学的发展。 经济法学在中国已有近二十年的历史,(注:马洪:《十年来经济法学基本理论问题争鸣述评》, 《财经研究》1989年第12期;谢次昌:《经济法学的十年及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中国法学》1989年第3期,等等 )作为法学领域里的一个新兴学科,它随着国家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立法的变化和发展,亦相应地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在其发展历程中是充满了波折和艰辛的,就如同整个经济改革历尽曲折一样。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从事经济法的教学和研究以及学习经济法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真可谓“为学者日益”,从而使整个经济法学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繁荣的景象,这是学界有目共睹的。尽管如此,回顾和总结经济法学的发展历程,仍不难看到,在经济法研究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和不能回避的问题,这是经济法学发展中的问题,对此已有一些学者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提及。由于这些问题关系到经济法学在未来能否得到持续的、良性的发展,故在此略作撮要,希与学界探讨。 一、经济法的定位问题 对经济法的地位应如何确定,是许多人非常关注的问题。由于经济法是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因而其定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经济法学的定位和发展。对此,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经济法是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独立的法律部门,有其自身独立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是其他部门法不能替代的。但与此同时,经济法也仅仅只是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部门法,它同样也不能代替其他部门法。因此,对其地位要有适当的定位,既不能过分低估,也不能过分高估。事实上,能否对经济法予以正确定位,会直接影响到人们对经济法的地位、经济法的体系、适用范围等等问题的认识,从而会影响到经济法方面的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进而会影响到整个经济法学的未来发展。 恰如其分地估价经济法的地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现实意义。由于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诸多经济关系日益复杂,这些经济关系在总体上需要各类法律的综合调整,因此仅靠任何一个部门法都不足以实现法律体系的调整目标,必须由经济法同其他相关的部门法配合,才能共同实现法律体系的输出功能。对待经济法和其他部门法必须本着科学的、客观的态度,而不能出于偏狭的门户之见。这是经济法学者和其他相关部门法学者应注意的。 二、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稳定与发展问题 国家和社会有一个稳定与发展的问题,经济法与经济法学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经济法学虽然在总体上发展较为迅猛,但其发展很不稳定,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现实的经济法研究与国家的经济政策以及经济立法贴得太近,而经济政策与经济立法又变化太快,致使经济法学的研究也只能亦步亦趋地相应变化。同时,经济法研究人员在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总体上的不成熟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应当承认,在现代市场条件下,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是经济法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但并不是唯一的研究对象,同时,也不应把它们作为判断学术研究真伪的唯一依据。学术上的评判标准是应与政策和法律的成文规定相区别的,否则也就失去了学术研究的意义。尤其是在我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都需要随着现实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不断作出调整以使之日臻完善的情况下,更应注意这一点。 由于建立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提法受到了广泛的重视,(注:依据“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的基本精神,国家立法机关非常重视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构建,制定了大量的经济法方面的法律规范。九届人大仍将继续加强这方面的立法工作。此外,国务院机构的改革的原则也是要重视和强化宏观调控部门的作用。为此,有一些学者认为这有利于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的发展)因此,我国的经济立法速度是相当快的。这样的立法一方面对于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另一方面也确实存在着一些弊端,对此已有许多学者提出了批评意见。(注:可参见李静冰:《盛行的经济立法观在法理学上的检讨》, 《法律科学》1995年第1期; 以及苏力等人的相关论文)上述情况也说明,经济立法(其中包括经济法方面的立法)的发展是应该的,但也应适当地保持其稳定性,这不仅对保障法律本身的安定性和可预知性是必要的,而且对于保障法律的实效,保障真正的法律秩序的有效形成也是十分必要的。不仅如此,从附带的意义上说,在某些学者特别重视成文法研究的情况下,经济立法的稳定也能为经济法学提供较为稳定的研究对象,从而有助于人们在某些基本问题上形成一些必要的共识,这也是经济法学的稳定发展所需要的。 经济法的研究应当深化基础理论研究,否则经济法就不可能得到大的发展,就不可能向深度和广度掘进和拓展。但是,经济法的研究同样要注意经济法的各个部门法的研究,没有部门法的深入、广泛的研究,经济法的基础理论也不可能得到丰富和发展。可见,经济法的理论研究和部门法研究应有良性的循环,但目前这种循环尚未充分实现。此外,在研究部门法时往往会存在仅仅重视具体政策和相关法律规定的问题,由此存在对现行政策和法律依附过重的问题。在此仍需强调说明的是,成文的经济法律、法规等等固然是经济法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但那些现实生活中正在起作用的非官方的规则、惯例等等同样也是值得研究的,它们往往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目标、法律的预期目标等能否得到有效实现,关系到成文的经济法的制定者、执行者、受规制者之间的博弈活动,因而会直接影响到经济法的运作过程和实际效果。这些也都是经济法学应该研究的重要问题。 经济法学的发展还需要经济法教学和科研队伍的稳定,还需要学术规范的稳定。在经济法学的发展历程中,随着对经济法认识的起伏不定,经济法的研究队伍也有一些伸缩变动。当然,从学者个人而言,学术选 向是自由的,但一个学科的发展确实需要一批有志于此的高水平的人们。我国经济法学的教学和科研队伍往往是显得有一定的规模的,但低水平的重复研究也并不少见,有些人并不是在进行学术研究,其研究工作并非本于学术的兴趣或忠诚,因而他们只会制造学术对话的噪音,而很难出学术精品。 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由于中国的经济法学仅有近二十年的历史,且整个法学研究都较为缺少应有的一些学术规范和学术传统,因而在经济法学方面就更需要建立和健全应有的学术规范,并在稳定的学术规范中展开学术的交流。经济法学的发展需要经济法学者乃至其他领域的学者展开广泛的对话,通过百家争鸣、真正的学术批评来促进经济法学的发展,并经过长期的努力形成一定的学术传统。唯有如此,才能有助于改变目前某些经济法研究中存在的自言自语、各说各话、无的放矢、自以为是的状况,也有助于改变某些不尊重他人着作权的信手拈来、据为己有的状况,或不知他人早有研究且已成通说,还自以为是提出了“新思维”的状况,从而有助于形成真正的学术共同体或学术团体,等等。 三、经济法学的路径依赖问题 经济法学的路径依赖问题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注:对于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着名经济学家诺斯有精深的研究,他尤其认为“路径依赖”是指今天的选择受历史因素的影响。参见《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依据诺斯的理论,路径依赖对制度变迁起着制约的作用,因而经济法的变化和发展同样会受其影响,从而也会影响到经济法学。由于一国的经济法学必然会受到既有的各种特定因素的影响,因而会体现出其特殊性)。中国经济法的研究因其依托于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历史文化、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特定的经济法律制度和特定的学者群体,因而必然会显现出自己的特色。基于中国特定的经济、社会状况而产生的立法、法律运作的环境以及学者本身长期形成的研究习惯,都会构成经济法学的赖以存续和发展的路径。路径依赖的存在,使得中国的经济法同样属于一种“地方性的知识”,它必然不同于体现了“地方性知识”的他国经济法,而这样的经济法正是我国经济法的研究对象,我们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来研究经济法。应当看到,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因此,各国的经济法往往名称虽然相同,但其实可能相去甚远。有鉴于此,经济法学的研究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即既有体现共性的、外向的国际化问题,又有体现个性的、内省的本土化问题。这两个方面不可偏废。 四、经济法学研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经济法学研究应注意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联系,尤其应注意吸收和借鉴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密切联系的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例如,在经济学领域曾长期探讨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等问题,这些问题尤其有助于认识经济法究竟应调整何种经济关系(如俗称的纵向经济关系或横向经济关系),这些经济关系与民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之间是如何此消彼长的,等等。可见,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对于解决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调整范围、体系以及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等问题,均具有重要意义。 近些年学者还很重视法律的经济分析,尤其是在经济法领域,法律经济学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尽管这些应用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毕竟提出了许多新的思路。此外,博弈论、公共选择理论等在经济法领域也是很有应用价值的。不仅如此,社会学、政治学等许多相关学科的其他的一些相关理论,对于经济法学的深化研究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经济法学同法学的其他分支学科更是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并能从其他法学学科的发展中吸取大量的营养。例如,法理学近年发展迅速,其中有很多成果是值得经济法学借鉴的。又如,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区域化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因而一国的经济和法律发展都不可能脱离国外的经济和法律的发展,有鉴于此,一些学者已开始重视把国内经济法同国际经济法相结合,进行综合的研究,等等。这些都是加强“科际整合”研究的有益尝试。经济法学的研究视野必须开阔,在研究的过程中必须注意解决现实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在研究具体问题时还应打破僵化固守“部门法细分”的藩篱,以使问题的分析较为全面,真正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而不是在一些大家都已有共识的问题上继续进行喋喋不休的“同义反复”。 在加强经济法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流和打通的同时,也应看到,同一些相关部门法学相类似,经济法学在以往的某些研究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深受概念法学和注释法学影响的问题,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绝对主义的影响是甚为深广的。由于现实的世界和经济关系是非常复杂和丰富多采的,因而在经济法研究中有必要多视角地、非直线地、非绝对地去分析和研究一些问题。这对于改善经济法研究也许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总之,上述问题都是经济法学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只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大力加强经济法的法制建设和经济法学的研究,就必须不断解决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这已是人们的共识。为了促进经济法学的未来发展,在正视和不断解决上述问题的基础上,尤应强调: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要深化,经济法部门法的研究要强化,前者应从后者吸取营养,后者应得到前者的有效指导,从而实现前述的两者之间的良性循环和共同发展,进而促进整个经济法学的发展。 经济法学论文:农村信用社改革的经济法学分析——以管理模式改革为视角 摘 要：农村信用社改革是当前的热点，但遗憾的是改革中经济法学缺席了。本文从信用社的管理模式改革入手，根据经济法学的相关基础理论，运用经济法学的研究框架，从改革中的利益冲突入手，分析了利益失衡的成因，作出了经济法学视角的学术性和制度性回答。 关键词：农村信用社，管理模式，经济法学，基础理论 目次 一、引论 （一） 改革的背景 （二） 改革的目标 （三） 改革中的主要问题 （四） 改革中的法律缺失问题与本文的研究思路 二 ，经济法学视野下信用社管理模式改革的实然分析 （一）管理体制改革中的利益冲突与经济法的法益观 （二）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背离与管理体制改革中利益失衡的成因 三 经济法学视野下信用社管理模式改革的应然分析 （一） 着眼于整个农村金融体系，从源头上奠定控制政府不当干预行为的法律基础 （二）防止将省级联社的行政化，发挥信用社协会的作用 （二） 基本法律规范作为改革的前提 四 结语 一、引论 （一）改革的背景 自从1950年确定建立信用社以来，半个世纪以来农村信用社已经经历了数次改革。当前，新的一轮信用社改革又开始了。本次改革是在两个交叉的背景下展开的。第一，农村问题。三农问题的持续恶化，其原因之一便是农村资金的极度匮乏和资金的不断外流，缺血与失血并存。而作为农村主要金融机构的农村信用社不仅承担不了资金支农的使命，反而成为一个重要的资金外流管道。第二，金融问题。自从1998年商业银行撤出农村后，一方面作为正式金融的信用社的异化加剧，同时各种非正式金融在政府遏制下无序发展，整个农村金融体系需要重新整合以消除风险、增加活力。信用社的改革必须联系这一背景。 （二）改革的目标 根据国发〔2003〕15号《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15号通知）的规定，改革的目标是“把信用社逐步办成由农民、农村工商户和各类经济组织入股，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充分发挥信用社农村金融主力军和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作用，更好地支持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帮助农民增加收入，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这三大目标能否在信用社这一框架内获得协调？目标与信用社本身的功能定位有没有内在的冲突？ （三）改革中的主要问题 根据15号通知及历次试点会议的内容，改革中的主要问题如下：一是产权模式问题，即信用社是选择股份制、合作制还是股份合作制。二是组织形式问题，即信用社是采用以县为单位的一级法人、乡镇信用社和县联社的二级法人还是银行形式。三是管理模式问题，这里的管理专指行政管理，15号通知将管理权下放给了省级政府，因而专指省级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四是金融监管问题。四个问题中，前两者为微观领域的改革，后两者为宏观领域的改革。 （四）改革中的法律缺失问题与本文的研究思路 同很多次的重大改革一样，法律及法学界再次缺席。表现在：第一，从学术上看，很难见到法学学者对上述问题做出的对策性或学术性见解；第二，从制度上看，这样一种涉及多层次利益主体的改革，却缺乏一部明确各方根本性权利、义务、责任的法律规范。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经济法学理论，作为调整现代社会多层次利益主体的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其范式、原则、宗旨及规制手段都有极强的学术与实践价值。它的缺席，无疑是改革的不幸。笔者不揣浅陋，在此尝试以经济法学基础理论为指导，对当前的信用社改革给出一个经济法学角度的思考。本文选取“信用社的管理模式改革”这一视角入手，原因在于管理模式在政府主导型改制中的核心与枢纽地位，甚至可以说，在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改革中，产权改革发挥作用的空间，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制于管理模式的改革状况。 二 ，经济法学视野下信用社管理模式改革的实然分析 （一）管理体制改革中的利益冲突与经济法的法益观 1、信用社管理模式的演变及其利益冲突 第一，信用社比较明确的行业管理始于1979年，从那时起由农业银行进行管理，行政管理与金融监管合一。第二，1996年进行的改革决定农信社和农业银行脱钩。业务管理和金融管理分别由农村信用社县联社和中国人民银行承担。1第三，2003年，15号通知决定将“信用社的管理交由地方政府负责”，“成立省级联社或者其他形式的省级管理机构，在省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具体承担对辖区内信用社的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同时，“不把对信用社的管理权下放给地市和县乡政府、地市不再设立联社或者其他形式额独立管理机构。” 在信用社的改革史上，管理模式始终是备受关注的焦点。综合来看，在这一博弈中，涉及如下的利益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信用社（包括职员、社员）、信用社所在地的与之相关的利益相关人（比如农民、个体工商户、农村中小企业）等等。那么，这一系列的利益主体相互之间的关系如何？有什么层次性的关系？信用社的控制权在各个利益主体间是如何分配的？它的变更说明了什么问题？笔者认为，经济法的利益分析框架有助于我们理性的把握这一系列问题。 2、经济法 的利益观及其运用 众所周知，法是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博弈。“法并不创造利益，法律只是发现那些急需得到承认和保障的利益。”2利益衡量是每个部门法分析问题的起点。而经济法的三元利益调节模式使其具有了独特的对现代复杂经济社会问题的包容力。 从近代开始，随着经济的发展，传统的二元社会结构逐渐分化，表现在当代学术思想上，哈贝马斯提出了“公共领域－经济－国家”的三元模式、柯亭。 阿拉托提出了“市民社会－经济－国家”的模式等等作为对这一分化的概括。2结构的变迁导致利益的分化，个人利益－国家利益的范式之外发展出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的范式。多层的利益结构中，公共利益逐渐凸现，与此相关的法律问题也越来越多。现实的变化也催生了民法、行政法等传统部门的现代化，但是行政法、民法过多的向公共利益靠拢，只能导致这两种部门法本身的异化，换句话说，它们可以进行现代化，但却难以完成社会化。3完成这一使命的是经济法学理论。即在以二元利益调整模式为特征的公法私法之外发展出的三元利益调整模式为特征的经济法。4 相比其他的法律部门，这一体系更加符合真实的现实，从而在面对复杂的利益冲突时具有更强的分析能力。 具体到信用社管理模式改革，其中也涉及三重利益，首先来分析第一类利益主体。15号通知在历史上第一次将管理信用社的权力赋予省级政府，因而它们无疑是当前的方案的最大受益者。从历史上看，在建社初期控制权曾短暂的掌握在社员手中，这是符合信用社制度的法律原理的。随后，由于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即施行在资金稀缺的条件下优先发展资金密集的重工业的赶超战略，使金融政策发生变化，采取了以财政代替金融的计划体系，加强了对金融组织的控制，5信用社的控制权也转移到中央政府手中。与此相伴，农村信用社逐渐从创社之初的合作金融组织演变成事实上的国家银行基层机构。这种管理模式所导致的后果便是本文开始所描述的两个背景。这一次中央政府将信用社的管理权下放到省级政府，原因之一便是试图尝试一种新的管理方式以扭转局面。只不过，中央政府宁愿把农信社的管理权交给省政府，也不肯还给所有者。6政府仍然掌握着实际的控制权。 其次是第二类利益主体，包括信用社的职员与社员。研究他们的利益变动，需要结合信用社的定位及控制权归属。自从行政机关掌握了控制权后，中国的信用社就有其名无其实，合作金融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现在的合作金融是一种没有所有者的合作制，农民也从来不认为信用社是一种互助性合作金融组织，而是把信用社当作政府部门（或国家银行）的某类附属机构。7在这种情形下，社员（分为三种，即个体社员、职工社员和团体社员）的收益主要是股金利息、利润分红和贷款优惠等等，基本上不享有基于投资所享有的选举权监督权等民主管理权。自然的，在改制过程中他们无一例外的被忽视了。大至全省（市）农信社改革整体方案的制定、产权制度的选择、组织形式的定夺，小到各县级农村信用联社清收不良贷款计划、清产核资方案、注册资本额度的拍板，均由上级决定，而与自己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农信社员工，连参与讨论的机会也没有，只是被动地服从和执行。8 第三种利益主体，即是以需要货币资金支持的广大农民、个体工商户以及农村中小企业为代表的社会利益主体。改革过程中，他们很大程度上也被忽视了。从政策出台的程序上看，当前的方案是中央金融部门和省级政府的谈判中形成的，作为这一改革的利益相关人的广大农村干部群众没有途径表达自己的意愿。他们的权利也没有明确的法律的维护。从控制权归属及其后果上来看，省级政一旦完成行政集权，其直接逻辑便是遏制这些利益主体由下而上的自主寻求发展资金的可能。各地的改制现实逐渐的证明着这一点。 从现实来看，这三类利益主体之间有着激烈的利益冲突，并且产生了明显的利益失衡。最明显的一点是，改革中最应该得到维护的农村社会利益反而成为最大的受害者，这样的改革从程序与实体两方面是违背法治原则的。我们不禁会问，为什么本次的管理模式改革最终会出现这样一种利益格局呢？ （二）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背离与管理体制改革中利益失衡的成因 1， 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功能 经济法理论首先强调分析多元利益冲突，但这只是手段，目的在于：以此为基础，以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为出发点，分析导致利益失衡的原因，构建合乎基本原则的利益协调与保护制度，最终使各类主体的行为与相关制度符合经济法的精神或者宗旨。 可见，基本原则处于一个枢纽的位置上，既是经济法基础理论链条本身的枢纽，又是理论工具与具体社会现实之间联系的枢纽。关于经济法基本原则内涵的界定，学界目前仍有争议。笔者认为，从逻辑上讲，应该从“规则－原则－价值”的关系中把握，“法律原则即是规则和价值观念的汇合点”。9经济法的价值或精神是在经济社会化的条件下的实质公平正义，核心内容是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实现。10作为实现这一理念并贯穿于经济法实践运作全过程的普遍性的基本原则，笔者认为有如下三个：对于政府主体来说，是实现其干预行为的正当性，包括合法性与适度性；对市场主体来说，是保证其获得一种公平竞争的环境；对于社会中间层团体来说，是保证其在自治与管制中获得独立发展的空间，发挥其纠正市场失灵与政府失败的双重作用。 以此为标准衡量信用社管理模式的改革，我们发现，作为政府实施的一种复合干预行为，11在很大程度上却背离了上述的基本原则，从而导致了严重的利益失衡。 2、管理模式改革利益失衡成因的经济法分析 首先，这一改革模式违背了政府正当干预原则。就政府主体而言，通过行政权力取得信用社的控制权缺乏合法性基础。根据2003年9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农村信用社省（自治区、直辖市）联合社管理暂行规定》，“省级联社是由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内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市（地）联合社、县（市、区）联合社、县（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农村合作银行自愿入股组成，实行民主管理，主要履行行业自律管理和服务职能，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地方性金融机构。”从法律上看，省联社应是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但是，具有更高位阶的国务院一纸15号通知却将这一省级联社定位成省政府领导下的管理机构。 这明显的违背了法人制度的基本原理。从原理上看，基层信用社法人为解决各基层社之间资金清算、资金融通以及其他跨区合作问题，共同出资设立了联合社，并且共同拥有对联社的控制权；换言之联社是为各个基层社服务、受其支配的法人。这种自下而上控制、自上而下服务的体制符合信用社的运转规律。 但是，在我国的信用社中，一直以来由于所有者的民主管理权力没有得到法律保护，行政人控制与内部人控制成为常态。而此次改革，不仅没有消除原有的信用社管理中的不当行政干预现象，反而以制度化的形式巩固下来，将控制权明确的集中到省级政府手中。这完全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逻辑。省级行政权力与联社的结合，必将使联社发展成为披着企业外衣的准政府机构，成为又一个政企不分的怪胎。12在这种状况下，联社及基层社不可能 建立起符合现代法人治理结构的组织模式，社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的内部制衡机制、作为所有人的社员的选举权和监督权必将流于形式，作为社员的股权性的投资必将异化成为债权性的存款。在这一点上，国有企业的曲折经历已经给我们积累了足够多的沉痛教训。 既没有资本出资关系、又没有专门法律授权，省级政府以“支农”的口号取得对信用社资产的控制权，是违背基本的法治理念的，由此而对信用社行使的政府干预行为是缺乏合法性基础的。 第二，管理模式改革也没有遵循维护公平竞争的原则，这必然会使农村的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因为，地方政府一旦控制了信用社，出于自身利益的本能考虑，必然会将财政支农行为在内的行政行为与对信用社的控制利用紧密结合起来。信用社的未来既不是合作化，也不会是商业化，只能是一种行政化或者官商化。可以说，“农村信用社在当前的种种改制，实际上是地方政府向正规金融部门的再一次扩张。”13与这一过程必然相伴的是，政府对非正式金融14的打击力度将会加大，农村金融的行政垄断性加强，公平竞争的原则遭到背离，反垄断法出台的前夜，又一个行业性的行政垄断系统产生了。结果是各种金融自治与互助团体更加缺乏生存的空间，农村生产发展获得资金更加困难。可见，政府的不当干预，行政垄断的保护、市场竞争的压制、农村资金的恶化有着深层次的内在联系。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违背必然使改革的走向与目标南辕北辙。“几乎可以确定的是，现有省联社体制的设计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下一轮改革的对象，农村信用社也不可避免地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改制。惟一不确定的是，我们为此将付出多大的代价。”14 三 经济法学视野下信用社管理模式改革的应然分析 通过经济法特有的利益分析框架，我们分析了管理模式改革中的利益冲突；以基本原则为出发点，我们分析了利益失衡的深层次原因。紧接着，我们将根据经济法法律调整模式，就管理体制的应然状况给出一个制度性兼具学术性的回答。 （一）着眼于整个农村金融体系，从源头上奠定控制政府不当干预行为的法律基础 政府在管理模式中的行为失范，相当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自己在整个农村金融体系中的角色定位不当。换言之，政府在信用社管理方面的行为只是系统性干预失范的一个子项目。因而有必要从农村金融体系的高度来分析，这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前提。 农村的正式金融，从组织上看，包括有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等等，从功能上讲，可以分为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根据美国金融学家罗伯特·莫顿（Robert C.Merton）和兹维·博迪（Zvi Bodie ）的观点，应该从功能视角出发来分析，而不是在现有的金融机构与组织既定的前提下来讨论农村金融组织结构的优化，应该看到，金融功能比金融机构更稳定，即随着时间推移和区域的变化，金融功能的变化要小于金融机构的变化。15这里笔者采纳功能性分类的观点并结合我国的现实来考察农村金融体系，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政府干预的正当性问题。 从农村现实来说，功能与组织是不对应的。首先是合作社，原本是一种合作性金融，但是现在它的身上几乎没有多少合作的因子，更多的是一种政府控制下的商业性的金融机构，并且承担了相当部分的政策性金融的功能。其次，本应承担政策性金融功能的农业发展银行，在1998年3月，随着国家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国务院决定将农发行承担的农业综合开发、扶贫等专项贷款业务，以及粮棉企业加工和附营业务贷款划转农业银行，农发行自此专一履行粮棉油收购资金封闭管理职能。16实际上政策性功能严重萎缩，根本承担不了国家层面上支农的使命。 这种混乱的局面危害很大，首先影响各自金融功能的发挥，其次更重要的是必将导致政府对于各种不同功能的金融组织干预行为的基础不清晰。因为对于农业政策性金融来说，一般是由政府全资创办、政府参股或提供国家保证等形式，以保证经营的政策性，有效的贯彻执行政府意图，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基于出资关系或其他法律关系，干预就有了合法性基础；对于商业性金融，无论是国有独资还是股份制，在《公司法》和《商业银行法》等法律的保护下，政府都无权直接的干预（当然可以采用股权式的市场行为）；对于合作性金融，由于没有资本纽带，除非基于相关法律的规定，政府是无权干预的。因而，面对不同的金融组织，政府的权限是不同的。如果不从法律上对一个金融组织的上述功能加以区分，基础法律关系的混沌必然会为政府机关的干预提供自由发挥的空间。事实也证明如此，政府对信用社的干预不都是打着“支农”的旗号吗？在这个问题上也显示出法学和经济学在这一问题上的互补性，经济学家多是关注地方政府借支农为名将国家与自己捆绑在一起，进而引发的道德危机和逆向选择；而从经济法的角度，我们更应该关注这种干预行为的违法与合法的三八线，分解其背后的各个法律关系，进而构建起经济功能与法律责任相一致的金融组织体系，从而严格的规制政府针对不同类别金融机构的行为限度。 （二）防止将省级联社的行政化，发挥信用社协会的作用 前文已经详细的分析了省级联社行政化的危害，鉴于政府行政权力的扩张本性，因而在运用政府权力矫正市场缺陷时不得不更加谨慎冷静。现代经济法的发展再一次给我们以启示：经济法既重视国家因素与市场因素的综合，又肯定社会中间层克服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作用。17以行业协会为代表的社会中间团体，具有单纯的政府与市场所不具有的功能，在当前主要表现为对政府干预的抵御。换一个角度，可以将其视为政府权力的分权者或替代者。18这种经济法主体的发展壮大，在管制主体中增加了一个分权者，从而由下而上的提供了一种针对政府不当干预的制衡机制。 以美国为例，美国信用社协会（Credit Union National Association，CUNA）是为信用社服务的联合社团，有地区分会、州协会（Credit Union Leagues）和全美信用社协会三个层次。协会与联社之间有比较明确的分工：联社主要为社员信用社提供资金融通、投资、资金清算、证券托管等经营性服务；协会代表会员信用社协调公共关系、进行职业教育、出版行业刊物、政策分析和研究和进行宣传采访等非经营性服务，19协会的一个重要工作便是维护信用社的合作性质，抵御来自政府、银行界的压力。比如维护免税待遇。20目前我国对协会的设立管理的比较严格。原因比较复杂。但从经济法上多个利益主体分权制衡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是短视的。我们有必要确立协会的经济法主体地位。 （三）基本法律规范作为改革的前提 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信用社的改革离不开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强制性变迁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政府应克制自己的权力扩张冲动，遵循基本的经济规律，谨记“农村金融的干预应该始终以完善和促进市场运行为根本目标，所有的干预都应该以最终减少政府干预、增加私营金融服务和竞争为最终目的”21.可是，政府在信用社改革中没有做到这一点。从法治层面讲，原因之一在于缺乏法律的强制性限制。法律，作为一种限权与控权的工具，在信用社的改造过程中缺失了。 与经济法律的缺位相伴的是经济政策的错位。政府的经济政策（比如国务院的各种通知）以灵活性见长，但缺点也是明显的。相比法律，政策缺乏一种公共性，这从政策制定的主体和程序上可以体现出来；缺乏一种基础性，未能从法律层次上规定利益主体基本的权利义务责任的边界；缺乏一种救济性，受到侵害的利益主体无法宣示自己的权利，找不到获得司法力量支持的通道。政策主导下的改革，排除了市场权利主体的发言权，进 而堵塞了司法力量的进入渠道，在很大程度上使改革演变成为了行政机关内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内的各个部门等等）的利益交易。 反观世界各国的信用社制度，大都是以明确的法律规范为基础来完善信用社制度的。美国1916年通过了一个《联邦农业贷款法案》，联邦土地银行就是根据这一法案成立；1933年又通过了另一个《农业信贷法》，据此建立了另两个农村信用合作机构：生产信贷协会和合作社银行。日本农协是根据1947年颁布的《农业协同组合法》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的。22法律的重要性还体现在中俄农业改革的实例上，俄罗斯的农业改革由于在初期便确立起了一个基础的法律框架，因而有力的制约了行政权力的膨胀，没有为一个“盈利的官僚部门”的反市场既得利益的形成、扩张和硬化提供土壤。因而有远比我们明朗顺畅的改革前景。 23由此可以说：改革必须法律先行，一项涉及多方利益的改革，必须由法律对各方权利义务责任的分配确立基本的规则及救济渠道。 四 结语 信用社改革是整个农村金融改革的一个突破口，而信用社的管理模式改革又是整个改革的一个枢纽。但当前的改革模式却隐含着许多重大缺憾。发现它并作出学术性的回答，是学界的使命。但遗憾的是，经济法学缺席了。对于改革本身，这是一种损失。24不同的学术研究体系决定了学科之间的功能、价值互补性。经济法对于实质正义、经济民主的追求、对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及相关的分析框架，迥异于经济学，对于改革，二者缺一不可；而由经济法理念制度化形成的经济法律规范，更是改革成功的必备要素，而这是单纯的经济学所不具备的。 笔者相信，理论品性的不同使学科之间不可替代。面对复杂的改制，经济法学研究的缺乏必将影响改革的绩效甚至是方向（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因而，笔者着眼于农村信用社的管理体制改革，根据经济法学的相关基础理论，从改革中的利益冲突入手，分析了利益失衡的成因，提出了经济法视角下的应对之策。 经济法学论文: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学 「内容提要经济全球化趋势对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21世纪国际经济法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将仍然是南北国家之间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但在经济全球化时期，这种矛盾和斗争具有新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中国的国际经济法研究应从国情实际出发，围绕经济发展趋势和国际经济法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以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的经济主权原则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为研究任务，同时要注意运用正确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际经济法，国际经济秩序 国际经济法是调整跨国的贸易、投资、金融、税收和运输关系（通称跨国经济交往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是随着各国政府对经济交易活动干预管制现象的产生和发展，在国际经济现实生活中客观形成的，一个由各国有关的国内法和国际法规范共同组成、彼此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法律体系。而国际经济法学则是适应解决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的跨国经济法律问题的客观需要，在二战后突破传统的部门法学分科界限的基础上融法学和经济学于一体而形成的一个新的综合性交叉学科。（注：对于国际经济法学科的概念和范围，法学界的认识还存在广义说和狭义说的分歧。请见陈安教授的论文《论国际经济法学科的边缘性、综合性和独立性》，载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9-64页。）在中国，国际经济法这一新兴学科是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形势需要发展起来的。在过去20年历程中，中国的国际经济法学走过了一段蓬勃发展的路程。（注：关于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在过去20年中的发展情况，可参见曾华群教授《论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一文，载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9页。） 在人类社会跨入21世纪之际，国际经济法学界同仁都在关注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今后一个时期内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趋向问题。笔者认为，今后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密切相关，经济全球化将对新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方向和研究任务产生深刻影响。现不揣冒昧，拟就此问题谈一些个人的认识，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发展的新趋势 法律制度的发展变化，总是由于它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而引致的。国际经济法作为一个由各国有关的国内法和国际条约与习惯构成的综合的法律体系，要认识和把握它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发展变化的总体趋势，必须从当前和今后国际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基本特点，及其对国际经济法产生的影响来考察和分析。 正如众多经济学家共同指出的，进入21世纪，由于资本扩张和科技进步引起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将进一步明显加强，这是未来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的总体特征。经济全球化对人类社会发展可能带来的影响是广泛、复杂和深远的，其意义有待于人们进一步研究和认识。就其对国际经济法发展的影响而言，至少促使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出现如下几个新趋势： 1.调整跨国经济交易关系的国际统一规则迅速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造成各国相互依存关系的不断加深，各国经济关系日渐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相互交织、彼此影响的状态。正如主席所指出的，“当今世界经济已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整体。”[1]这种相互依存的客观经济现实，要求各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要照顾到对方的利益和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因此，国际合作与协调成为各国实现经济稳定发展的必由之路。“相互依存带来相互合作的需要”，而加强国际经济合作与协调则“需要有共同遵守的规范”。[2]因此，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各国相互依存与合作关系的加强，必然促进调整跨国经济交易关系的国际统一规则的长足发展。这一点最突出地表现在，经过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一系列新的多边国际经贸框架协议的形成，以及负责全面落实和监督这些多边协议规则执行的常设行政机构即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建立。WTO的多边协议规则调整的关系内容不仅扩大了GATT调整的传统的国际货物贸易关系范围，而且涉及服务贸易、技术贸易，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和国际经贸争端解决机制等领域，在这些历来属于各国国内法管辖的领域里确立起一套新的国际统一原则规范。我们应该看到，目前通过《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等多边协议确立的新的国际统一规则，仅是调整有关跨国服务、技术和投资关系的初步法律框架。随着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合作与协调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初步框架如何运作的具体规则和程序将会进一步健全、丰富。同时，WTO已经开始新的“千年回合”谈判，新一轮的多边谈判可能涉及环境保护、劳工标准和竞争政策等议题，从而可能导致上述领域内新的国际统一规范的形成。此外，像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也将会推动区域范围内统一适用的法律规则标准在广度和深度方面的继续发展。上述这样一些因素的存在和作用，决定了新世纪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中具有国际公法性质的多边统一原则规范的数量比例，将会明显提高，其所调整涉及的领域范围和程度，也会愈益深广。 2.贯穿于国际经济法发展过程的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矛盾更趋激烈 经济全球化发展是建立在南北贫富悬殊并继续扩大的基础之上的，这种不平衡的经济基础决定了我们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仍然充满着矛盾和问题。据世界银行报告，在20世纪60年代，全世界20%的最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相同比例最不发达国家的30倍；而在90年代，这一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成为60倍。“全球经济的发展肯定不能长久地建立在少数国家发达、多数国家落后的基础上。世界经济需要新的动力，世界市场需要新的补充。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兴盛，是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希望所在。”[2]因此，未来经济全球化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必须要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目前面临的巨额债务负担、贸易条件恶化和外部援助匮乏等紧迫问题，改革现存的造成南北经济发展失衡的旧的国际经济体制，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就决定了在新世纪，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必然贯穿着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 尖锐矛盾和激烈斗争。这也是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的新时期国际经济法发展变化的另一重要特征。 3.作为国际经济法重要渊源的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的趋同性逐渐增强 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各国在普遍选择实行了对外经济开放的发展战略的同时，对内也先后进行了市场化的改革，以市场经济作为国内经济动作基础。在早已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达国家，对国内一些尚未市场化的产业领域，如民航、铁路、电讯等公用部门和服务业，进一步实行自由化政策，如放开对服务业部门的价格管制、经营范围和企业进出产业的限制，打破少数企业对一些部门的垄断，以促进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流动。发展中国家也先后进行了允许企业自由进出产业的市场化改革，对外资开放更多的产业部门。经济转型国家则从废除指令性计划入手，解除价格管制，在市场定价的基础上，由企业自主决定投资方向，使产业结构调整逐步从计划调节向市场调节过渡。这种全球经济市场化的发展趋势，促使作为国际经济法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尤其是有关涉外经济法制之间的差异性进一步减弱，而趋同性增强。这不仅表现在各国的合同法和公司法等民商法律部门，而且也反映在像反垄断法、竞争法这类公法方面。[3]各国政府为使国内经济更好地与世界市场机制接轨，必然要参照有关国际经济规则标准来调整、修改国内的经济政策法规。这也是21世纪各国法律制度发展的共同趋势。 4.适用于跨国电子商业交易的法律框架正在形成 促使当前经济全球化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可以说技术的进步是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跨国界的计算机互联网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使整个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在改变传统的生产、销售和经营管理模式的同时，也对现行的适应于传统商业交易活动方式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和冲击。例如，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产生的合同的成立与履行、知识产权保护、隐私与安全保护、电子货币与网上支付以及税收征管等一系列法律问题，各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和有关的国际条约缺乏相应的调整手段和规范措施。目前，许多发达国家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为适应信息时代的需要，正加紧研究制订解决电子商务发展问题的法律政策和措施。（注：自1996年11月以来，为解决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问题，美国、加拿大、荷兰、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财税部门先后发表了各自的政策研究报告，经合组织也在1998年8月了《电子商务税收框架条件》，这些报告和文件分别就如何解决现行的税法和税收协定适用于电子商务交易的困难，提出初步的对策思路和方案。参阅：Luc Hinnekens，Looking for an Appropriate Jurisdictional Framework for Source-State Taxation of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 Commer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tertax Volume 26 Issue 6-7，1998.）因此，在今后的一个时期里，一个由各国有关的国内法和国际条约构成的，适用于跨国电子商业交易的法律框架的形成，将会是国际经济法发展的重要内容。 二、经济全球化与新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任务及方法 中国属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国际经济法学是适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形势发展需要而产生发展起来的。我们国际经济法学研究的宗旨，在于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和中国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制，提供科学的法律理论依据和切实可行的法律对策方案。在新世纪要进一步贯彻这一宗旨，使国际经济法理论研究更好地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服务。为此，必须从经济全球化这一国际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出发，在分析研究其对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的基础上，抓住其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从而在更高的起点上确立新世纪国际经济法研究的战略思想，确定我们的研究任务。 基于前述关于经济全球化对未来国际经济法发展的影响的分析，我们认为，21世纪国际经济法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南北国家之间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但这种矛盾和斗争具有新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在20世纪，尤其是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前，南北之间的矛盾主要反映在国际商品的不等价交换之争，国际经济交往的主要障碍是各国在关境边界上执行的关税和进出口限制贸易政策制度。经过乌拉圭回合谈判，各国的进口关税已降到很低的程度，进出口数量限制措施已被明令废除，各国的商品市场将全面开放。因此，21世纪影响市场准入的主要因素已由各国的边界政策制度转为各国边界内的经济政策和法律制度，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矛盾和斗争，也从商品不等价交换之争转向经济政策和规则之争。落实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一系列新的多边框架协议，需要各成员国之间在国内经济体制和产业政策上更加协调统一。例如，有关农产品、纺织品和服务协议的实施，关系各国的农业和产业政策；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投资措施协议的执行，则涉及各国的技术政策、投资鼓励措施和企业经营体制；而服务市场的开放将要求改革国内流通体制、金融体制和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如何消除各国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规则的差异给跨国经济活动造成的障碍，南北国家之间意见分歧。这些分歧本质上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斗争的继续。 中国的国际经济法研究应该紧密联系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围绕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法发展中南北国家的矛盾斗争这一主线，抓住中国加入WTO体制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积极进行动态追踪研究，比较借鉴研究和对策研究。这是新世纪我们国际经济法研究应有的战略思想，也是我们确定今后的研究任务的指导思想。 基于上述认识和分析，笔者以为，在新的世纪里，至少在今后10年内，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界应着重对以下这样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研究： 1.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的经济主权原则的关系问题 这是一个关 系到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何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理论问题。经济主权原则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和斗争，在联合国《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等重要国际法律文件中确定的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此项原则的基本涵义是各国有权自由选择并发展其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制度；每个国家对其境内的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有制定法律进行管辖和处置的权力。它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维护政治独立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一项基本原则。[4]（P71-82）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这一传统的法律原则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前所述，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一系列新的多边协议的贯彻落实，涉及到各成员国国内经济体制和政策的调整修改。例如，《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的执行，要求成员国逐步取消国内外资法中有关当地成分要求、贸易平衡和外汇平衡以及出口比例要求等可能扭曲贸易关系的规定。《农产品协议》的实施，则要求成员国承诺削减对农产品出口的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政策性补贴。[5]（P364，140）而且发达国家进一步主张，新一轮世界贸易谈判议题必须包括与各国国内经济政策和体制有关的问题，如贸易竞争与劳工标准问题；出口生产与环境保护问题；国际多边贸易原则与各国竞争政策的一致性问题等。传统的经济主权领域随着市场的开放，正受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侵蚀。西方的一些国际法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向，是民族国家界限的模糊和主权观念的淡化。[6]（P13，151）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坚持国家的经济主权原则？是否需要重新认识经济主权原则的涵义？如何协调处理维护国家经济主权与加强国际相互合作的关系？这些都是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 2.中国“入世”后如何充分有效地运用WTO的法律框架体制趋利避害，在发展国际经贸合作的同时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 WTO的多边贸易体制庞大复杂，在它目前所确立的基本法律原则框架下，还有许多具体的运作规则将随着国际法律实践的发展而逐步健全和完善。对WTO体制的研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我们过去对“入世”利弊的分析，往往将两者割裂开来看待，其实利与弊是一个矛盾体的两个方面。关键在于我们应如何运用多边协议的有关原则规范，使其利的一面变成矛盾的主要方面，使弊的一面降到次要位置。以《服务贸易总协定》要求成员国开放其金融、证券市场为例，它既有利于中国今后大量吸收外国间接投资的资金，也带来了日后外资对国内银行和证券业的竞争和冲击，以及国际游资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但如果我们能有效地利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限制保留条款以及《GATS金融服务附录》中有关慎重措施的规定，就能在逐步放开国内金融服务市场的过程中，使外资的竞争、冲击和金融风险降到最低程度。为此需要充分地认识和研究WTO体制中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条款和例外条款的运用，追踪分析WTO对有关贸易争端案件的处理，注意吸取有关国家在市场开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如何实现与国际经贸惯例和世界市场机制接轨的问题 这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大课题，主要包括如何逐步实现对外资的国民待遇问题，外资企业法与内资企业法、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法制的并轨问题，国内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发展问题等。这些问题的研究，一方面要立足中国的国情和改革开放的实际，正确认识国民待遇原则及其与鼓励、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的关系，考虑到符合国际惯例规范要求的公平自由竞争、市场秩序的建立和防范金融风险的政府宏观调控机制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则应重视对有关国家相关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研究，大胆吸收其中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科学内容和合理成分。 4.现代科技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引发的跨国经济法律问题 这类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传统的法律概念原则和规范难以调整和保护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经济关系和利益。例如，传统的商标权概念和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于解决互联网上域名争端的困惑，现行所得法中的所得分类和来源地识别规则在跨国电子商务所得课税方面存在的适用问题。研究解决这方面法律问题的对策方案，要解放思想，随时跟踪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注意运用新的技术手段处理技术法律问题。例如，在解决跨国电子商业利润的国际税收分配问题上，如果局限于从传统的物理存在的概念框架来寻找来源地国家对有关电子商务所得的课税依据，则难以找到公平合理地协调和解决居住国和来源地国税收权益分配问题的方案。因为各国现行税法上的营业机构、场所和履行地等概念用语，是在适应传统的商业活动方式下征税的需要和合理性而形成发展起来的，而跨国电子商务是在虚拟的电子空间市场中进行的。我们应该突破以非居民在境内有某种固定有形的物理存在作为承认来源地国行使征税权前提的传统观念束缚，寻求更能在网络数字经济条件下反映经济交易联系和营业实质的来源地课税连结标志，才能实现跨国电子商务所得的国际税收的合理分配。 中国的国际经济法学要在上述这样一些重大法律问题的研究方面实现突破性的进展，取得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参考价值的成果，必须善于运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尤其注意采用综合联系的方法、比较借鉴的方法和跨学科研究的方法。 我们之所以强调综合联系的研究方法，首先是由于国际经济法本身是一个由国际法和国内法、公法和私法以及实体法和程序法规范组成的综合的法律部门。[7]（P26）现代国际经济交往中的法律问题，往往涉及国际法和国内法关系、公法和私法关系的交叉渗透。其次，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国内经济政策和法律制度的国际影响增加，对国内经济法律制度的研究，需要联系有关的国际条约和经贸惯例；研究有关国际经济条约，也必须结合有关国家的国内法规范。因此，你们只有突破传统的法学分科界限的束缚，采用综合的研究方法，才能客观、全面地了解和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法律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对策。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实现与国际经贸惯例和世界市场机制接轨方面，比较研究的方法具有重要的作用。比较分析各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异同，有助于我们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健全和完善我国的经济法律制度；对有关国家立法和司法实践的考察研究，也有助于我们及时了解掌握其动态趋向可能对彼此间经贸交往产生的影响。在当今各种双边和多边性国际经贸条约空前发展的形势下，除了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的比较外，还应重视对同类性质的双边和多边条约的比较研究，尤其是这些协定在缔约国的执行情况，从而对我国谈签和执行类似条约实践应采取的立场、原则和方法，提供有价值的意见。 国际经济法调整规范的对象是跨国的经济关系，研究国际经济法律问题必须结合对国际经济关系和跨国经济活动现象的分析。离开了法律赖以存在发展的社会经济关系基础，就法论法，就不可能掌握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变化规律。在21世纪，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将更多地受国际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采用法学与经济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乃至自然科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发挥学科交叉渗透的优势，才能更好地揭示国际经济法律的本质和发展变化的规律，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有关法律问题的对策。 经济法学论文:经济法学方法论问题刍议 摘　要：经济法学的深入发展，需要通过创立有效的方法论，来解决传统法学方法论的非自足性问题；需要通过对不同方法类型的拣选与整合，以形成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和方法论共识，从而推动经济法学乃至整个法学研究的进步。 关键词：经济法学；方法论；方法类型；方法体系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经济法学等新兴学科而言，研究方法尤为重要。事实上，经济法理论纷繁博大，千丝万缕，倘若妙法阙如，则经济法理论就会缺漏百出，凌乱难堪；惟有思虑得法，方能条分缕析，言之成理。 经济法之兴起，意在解决现代社会的诸多“复杂性问题”，由此使经济法学领域需要研究的问题亦较为特殊且复杂。经济与社会越发展，人们就越会认识到：如若研究范式依旧，学科的基本假设、基本范畴、基本共识缺失，研究方法老套，经济法研究就会裹足不前；如果整个学界不转变传统观念，不能从新视角、用新方法去展开研究，则经济法学便难有较大发展，整个法学研究之成熟与自足，亦遥遥无期。 要解决上述问题，迫切需要研究经济法学的方法论问题。但由于诸多原因，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尚微乎其微。为此，有必要先探讨经济法学方法论的一些基本问题，例如，经济法学是否需要创立自己的方法论？如果需要创立自己的方法论，则应当如何区分不同类型的方法，并作出适当的方法选择？众多不同类型的方法，如何形成方法体系？在创立方法论方面应当关注哪些问题，形成哪些共识？等等。下面就分别对上述问题展开研讨。 一、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创立问题 自从英国硕儒培根首创“方法论”（methodology）这一术语以来，众多哲学家、科学家都加入了方法论的研讨①[1]（P15），并提出了许多著名的宏论，从而使方法论的内涵日益丰富，对于“方法论”一词也形成了多种不同理解。如或认为它是指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因而与“方法”一词无异；或认为它是指关于方法的理论体系，等等。就一般的方法论研究而言，方法论通常被看作各种方法的综合以及关于方法的基本理论，它以方法为研究对象，是关于方法的规律性知识的体系。[2]（P8） 如果按照上述的一般理解，则经济法学方法论，就是研究经济法的各类方法的综合，就是关于经济法的研究方法的基本理论，其核心问题仍然是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对于经济法的研究方法，过去探讨甚微，而一个学科是否有自己的研究方法，有无自己的关于研究方法的理论，正是该学科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因此，无论是从方法论的积极功能出发，还是从学科的自身完善出发，经济法学界都有必要着力研究方法论问题。 从研究基础来看，目前关于法学方法论的著述已有一些②[3][4]，这些著述对于经济法学研究也会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但从总体上看，由于法学独有的研究方法十分有限，法学方法论的总体研究非常不足，从而会体现出突出的“非自足性”。此外，法学方法论既存的有限研究，对于传统法学研究也许较为适合，但对于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经济法学研究，却不敷其用。事实上，传统法学理论，并没有提供多种有效的研究方法③，对于方法的研究，则更加不足。因此，即使是传统法学，其方法论也需不断完善，尤其应随着相关学科成果的不断出新而不断调适。 法学研究的沉闷和僵化，可谓由来已久，需要通过范式的有效转换，不断注入清风与活力，使其欣欣向荣。如果说相对成熟的传统法学尚且需要转换研究范式、更新研究方法的话，那么，新兴的尚未成熟的经济法学，就更需要结合自己的特点，不断吸纳新鲜的方法。在研究方法上要吐故纳新，应是殆无异议，但纳新亦不能随心所欲，而必须在对本学科有一定把握的基础上，有所取舍，这就涉及到方法的“借用”与“选择”问题。经济法学的研究，究竟应选择什么样的方法，或者在没有现成可用的方法的情况下，应当如何建立自己的方法体系，如何形成自己的方法论，这首先就是需要面对的一个重大选择。 从研究的风险系数来看，依赖既有的方法，可能是找到了无忧的“高枕”。但是，传统法学既有的方法，本身尚在完善之中，与现代气息浓郁的经济法学似乎也并不完全匹配。尽管传统的法学研究也开始注意到相关学科的方法，如社会学的方法等，但借鉴力度似乎仍然不够，欲套用于经济法学上的一些问题，则更是咫尺天涯。既然传统法学没有给经济法学留下完全适合的方法论遗产，那就需要经济法学者另辟蹊径，创立自己的方法论，以解决法学方法论的非自足性问题。虽然这需要披荆斩棘、披星戴月、披肝沥胆，甚至要甘受垢詈，但若能偶有所得，则不仅是对法学方法论的贡献，而且其影响还会更为广远，泽被后学。因此，在方法论上，经济法学界应当本着创新的精神，选择创立更加适合于自己的方法论。 要创立适合于本学科的方法论，弥补研究方法的不足，就需要明确创立方法论的资源从何处来。 从总体上说，方法论的资源，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是法学方法论，一是非法学方法论④。[5]对于法学方法论，经济法学研究应当根据情况，有选择地“或扬或弃”；对于非法学方法论，则要根据经济法自身的特点，按照“最密切联系”的原则，确定其取舍的“准据”。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资源，都离不开共同的、一般性的方法论，因而在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创立上，有必要对“一般方法论”给予更多的关注。 所谓一般方法论，也称科学方法论，是有关各类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的理论，是关于科学研究活动的程序、途径、手段、模式及其规则的理论体系。科学方法论不仅包括研究方法，更包括对这些方法及其相互关系的解释、说明和完善等。作为各类科学研究共通的方法论，它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而且也适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当然同样也应适用于经济法的研究。这是在学界创立经济法学方法论时不应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要创立和发展经济法学的方法论，首先需要明确经济法学可以适用的基本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才能解释各类基本研究方法之间的联系，说明各类研究方法的价值。为此，下面有必要先探讨各类方法的一般分类，进而提出经济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从而为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创立和形成奠定基础。 二、方法的类型及其选择 由于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理论体系，因此，要研究经济法学的方法论问题，不仅需要明确是否应创立自身的方法论问题，以及如何利用已有的方法论资源的问题，而且还应对不同类型的方法作出选择。而要选择不同的方法，就必须首先明确一系列问题，如何谓方法，方法包含哪些类型，有哪些方法在经济法研究中是可用的，可用的依据是什么，等等。 尽管对习见习闻的“方法”一词并无统一的定义，但一般都认为方法是指为实现一定的目的而采取一定的步骤、手段或选取一定的途径、工具等。⑤[2]（P3）对于方法的重要性，人们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深刻认识。事实上，现代科学的发展和突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取决于方法。没有方法上的创新，就无法对当代的“复杂性问题”有更深入的研究。许多著名思想家、科学家的成功实践和著名论断，以及民间谚语等，都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方法是重要的，但在不同领域所适用的方法不可能都完全相同，解决不同的问题，需要用最合适的方法、最有效的“招数”，因而需要对各种方法进行类型划分，以便于人们选择和取舍，从而能够针对不同的问题，根据不同的需要，运用不同类型的方法。而研究不同的方法类型及其所构成的方法 体系，同样也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事实上，对于方法的类型，就像对“方法”一词一样，人们的看法始终未尽一致。特别是由于分类标准不同，立基领域不同，以及思想侧重的不同，人们对于方法类型的划分也不相同（其实，分类本身就是一种方法，尤其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从方法体系的构成来看，人们通常对方法做以下几种重要分类： 其一，根据适用的学科门类，分为自然科学方法、社会科学方法、人文科学方法等（这取决于人们对于学科门类的具体划分）。其中，自然科学方法又包括数学方法、物理学方法、生物学方法等；社会科学方法又包括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政治学方法、法学方法等。如果再作出人文科学方法的划分的话，则还包括语言学方法、历史学方法等。可见，从大的学科门类上说，相关的方法还是很多的。这种分类方法也是人们通常探讨较多的。 其二，按照人类把握精神世界的不同方式，可以分为哲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等）、艺术的方法、宗教的方法等。其中，哲学的方法和科学的方法，对于进行具体的相关学科的研究往往更加重要。而艺术的方法和宗教的方法，在某些情况下往往有特殊的意义。 其三，按照人类与世界的关系，可以分为认识世界的方法和改造世界的方法。其中，认识世界的方法尤其具有指导意义。从广义上说，认识世界的方法还可以包括表述世界的方法和评价世界的方法。此外，由于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改造世界，因此，改造世界的方法对现实有着直接的重要意义。 以上只是列举了通常人们比较重视的几种有关方法的分类，除此以外，还有多种方法分类，如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实证的方法与规范的方法；认识规律的方法和运用规律的方法，等等。方法分类的多样化，反映了方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反映了认识的非至上性。 对于上述难以把握的多种分类，也有学者尝试按照方法应用范围的大小和抽象程度的高低，把方法分为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专门科学方法。[2]（P45，48-50）这种分类实际上是把方法分为哲学方法和科学方法两大类，进而又把科学方法分为一般科学方法和专门科学方法，以确定各类科学研究共同适用的方法，以及在某些专门科学上具体适用的方法。从总体上说，这种分类方法是有其积极的意义的，因而有必要对其再做分层说明。 第一，哲学方法。它包括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方法、矛盾分析方法、因果关系分析方法等。其中的许多方法对于经济法研究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例如，矛盾分析方法中所包含的“一分为二”的思想和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等，对于理解经济法学上的“二元结构”假设⑥[6]、对于研究经济法领域的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很有指导意义。事实上，哲学方法在法学等各类学科研究中的应用都是非常广泛的。 第二，一般科学方法。此类方法比哲学方法低一个层次，主要包括逻辑方法、经验方法、横断学科方法等。对于这些方法在法学研究上的应用，有必要单独作一点说明。 逻辑方法包括比较方法、分类方法、类比方法、证明与反驳方法、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等等。这些方法人们普遍较熟，因而在社会科学中，特别是在法学研究中，已经有了广泛应用。在经济法学研究上，上述的逻辑方法也基本上都有应用。 经验方法包括观察方法、实验方法、调查方法、统计方法⑦，以及通过假设、悖论来形成理论的方法等。这些方法特别是调查方法和统计方法在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中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应用，但是，从总体上看，它们在法学研究上的应用还不够普遍。这与法学学科本身的特点有关，尤其与传统法学研究中更多地强调对“具有稳定性的法律”的注释等有关。在经济法领域，随着相关具体研究方法，如法律经济学、法律社会学方法的引入，诸如统计方法、调查方法等方法应当会有更多的应用。 横断学科的方法，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这“老三论”所提供的分析方法，也包括耗散结构论、协调论等“新三论”所提供的方法等。这些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已有一定的应用，如系统论方法在社会学、政治学的研究中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信息论的方法在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法学研究中，横断学科的方法尽管已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是深入的研究还比较少见。因此，横断学科的许多方法在法学研究上还有很广阔的适用空间，它们更有助于解决“复杂性问题”，因而对于经济法上的各类“复杂性问题”。 第三，专门科学方法。即在某些具体学科领域所运用的方法，如语言学方法、考古学方法、力学分析方法、经济分析方法、政策分析方法、社会分析方法，等等。这些方法，有的对于某些领域的法学研究恰恰有重要价值。如语言学方法对于法律解释的研究，考古学方法对于法律史等方面的研究，力学分析方法对法律主体的权力配置的研究，经济分析方法对于法律主体的成本与收益、权利配置和保护等方面的研究⑧，都颇具重要价值。 其实，上述的哲学方法和科学方法，是在把哲学与科学做二元划分的情况下的一种分类方法。无论是哪类方法，从分析的起点和关注的利益来看，还可以分为两类，即整体主义方法和个体主义方法。其中，整体主义方法强调整体的价值，特别是整体对部分的影响，认为整体本身是存在自身的目标的，“整体要大于部分之和”。基于整体主义的方法，看问题要从整体出发，要认识到整体对局部的重要影响力，因此在社会科学中，要看到国家对国民、社会对个人的重要作用。⑨个体主义方法则强调要从独立的个体出发，认为只有个体才有自身的目标和价值追求，强调个体对于整体的巨大影响。⑩ 以上只是试图简略地厘清各种不同类型的方法，并对其在法学研究中的应用略做盘点。从总体上看，各类方法无论其层次高低或适用广狭，多可以依据法学发展需要，依据经济法学的发展水平，而借用到相关问题的研究之中。如前所述，由于一般科学方法对于各类科学研究都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和适用价值，因而恰恰是在构建经济法方法论方面应当利用的重要资源。面对上述如此众多的方法，关键是如何作出选择和取舍，并对相关方法予以整合。 如前所述，在上述方法中，有些共通的方法，如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中的逻辑方法等，无论是法学还是其他社会科学，无论是经济法学还是其他部门法学，都不可或缺，而且事实上也一直都是基本的研究方法，因而它们应是经济法学方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属于一般科学方法的经验方法、横断学科方法，在整个法学中的应用都还相对不够，在发蒙未久的经济法学中，更是罕见其用。特别是经验方法中的通过假设而形成理论的方法，以及横断学科中的系统论等方法，几被冷落，而它们对于新兴而复杂的经济法研究，恰恰确当而重要。因此，如若在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中将其遗漏，则不免有遗珠之憾。此外，专门科学方法中的一些方法，应视其与经济法研究的联系是否密切而作出选择。例如，经济法作为调整特定经济关系的法，与经济 生活联系至为密切，因此，经济分析方法自有其用武之地。 此外，由于经济法的宗旨中不仅包含经济目标，而且也包含着社会目标，其有效调整会间接地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因此，经济法的研究同样应当用社会分析的方法，特别是社会学提供的一些有价值的具体分析方法。至于其他学科的一些具体方法，也都应依经济法研究的具体情况而作出选择。 可见，要构筑经济法学自己的方法体系，需要选择适合于经济法研究的特定方法；而要选择特定的方法，就需要在经济法研究与其他法学研究乃至社会科学研究所通用的哲学方法和逻辑方法等共通性方法的基础上，寻找某些有自己特色的研究方法，包括某些经验方法和横断学科等提供的一般科学方法，特别是专门科学方法，这样才可能在此基础上，构筑经济法学自己的方法体系，形成其独特的方法论。 三、方法体系与方法论的形成 前面分别探讨了是否应当建立经济法学的方法论、方法的类型及其选择等问题，这是构建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创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重要铺垫。 从方法体系的角度来看，经济法研究中所能够适用的方法并非固定不易，其方法体系恰恰是开放的。如前所述，经济法问题属于“复杂性问题”，对于复杂性问题必须从多个层面、多个视角去透视，所运用的方法自然也应当是多元化的。这样才能对复杂的经济法系统有较为清晰、全面的认识，才不至于“盲人摸象”。 如果把经济法系统作为整个法律系统中的一个特殊系统去进行研究，则应看到，有些方法对经济法和其他部门法研究都是适用的，这些方法可以称为“一般性方法”，如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中的逻辑方法、横断学科方法（如系统方法（11）[7]）、经验方法（特别是调查方法、统计方法），等等。此外，还有一些是在经济法研究中必须运用的、或称更有特色的方法，如广义的法律经济学方法、法律社会学方法，其中包括交易成本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理性预期理论、博弈论、公共物品理论等所提供的各类分析方法，它们属于“专门性方法”，其有效运用，能够更好地有针对性地解决经济法所涉及到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从而能够使相关的研究更加深入。 以上各类方法，共同构成了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在该方法体系内部，一般性方法和专门性方法应当和谐共存，基本方法和特别方法应当相得益彰，以共同发挥其重要作用，体现其应有价值。而各类方法协调互补、内在和谐的方法体系的形成，则有利于经济法学方法论的有效确立和研究。（12）[7]（P109） 经济法学方法论，作为以上述各类方法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体系，应依循何种线索进行深入研究，可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从前述有关方法论的基本问题的分析来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应关注以下线索和基本内容：基本假设—基本方法—方法体系—方法整合—方法创新。 依循上述线索，从经济法研究自身的特点出发，应当提出和确定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从而界定经济法研究的基本框架、前提、基础和视角；从基本假设出发，探寻经济法学上的基本研究方法，特别是在经济法学上具有特殊适用意义的，或更有独特价值的研究方法，它们对于经济法研究具有更广泛的适用价值；从基本方法出发，应当再探讨经济法学研究所适用的各类方法，以及这些方法所构成的方法体系，这些方法包括各个法学分支学科普遍适用的研究方法，以及在经济法研究上具有特殊意义的经济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在方法体系之上，还应按照方法论上的一般原则，对上述方法体系中的各类方法之间的内在关联加以明确，以通过其有机整合，找到对经济法研究更有价值的一些研究方法，实现方法创新。而依循上述线索所进行的研究，也就形成了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基本内容。 在研究经济法学方法论的过程中，不仅应当探讨基本假设、基本方法、方法体系等问题，而且还应当对方法整合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事实上，方法整合恰恰是经济法学方法论中的重要内容，在纷纭复杂的各类方法中，如何发现其内在联系，如何对相关的方法进行整合归类，或使其融为一体，以形成新的方法，这既是方法整合的重要目标，也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价值，同时，对于重构经济法理论，推进经济法研究，也更有意义。 除了前面探讨的经济法学方法论的一些基本问题以外，在研究或确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过程中，还应当注意以下共识性问题： 1 方法体系的开放性。即经济法研究的方法体系，应当具有开放性。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特别是随着方法的不断创新，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自然也会不断得到更新。与此同时，由于作为经济法学研究对象的经济法系统十分复杂，对于这样的复杂系统，无论某种方法多么重要，也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必须要采取多种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因而经济法的研究方法必然要体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而这种多元化，与对经济法的多维度、多视角的认识是密切相关的。方法体系的开放性与方法的多元化是内在一致的。 2 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即尽管研究方法可以是多元化的，但从现代的发展需要和经济法自身的系统协调来说，不仅要强调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而且还要强调对相关问题的综合，因而不仅要强调具体的分析方法，而且同样也要强调方法的综合性、系统化，使方法得到整合，使具有综合性的方法能够得到应用。为此，不仅要注意一个个具体方法的应用，还要注意经济法研究方法的系统化。可见，研究者仅会运用一种方法、仅会单兵作战是不够的，还要同时学会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学会协同作战，这样才有可能取得更高层次的研究成果。关注研究方法的综合性，也就是强调方法的系统化。 3 研究方法的协调性。强调方法的系统化，进而言之，就是要强调方法的协调性。事实上，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与其他部门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因此，在经济法研究过程中，对于研究各类不同事实的方法，尤其应注意其协调性，从而更好地发现事实与事实、方法与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相关领域的一般规律，以更好地完善经济法制度和经济法理论。 基于上述要求和共识，要建立和完善经济法的方法体系，整合相关的诸多方法，从方法论的角度说，应当注意各类方法所解决的各类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发现各类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才可以提炼出经济法上有特殊价值的重要研究方法，才可以更好地确立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 上述共识说明，经济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尤其应当在保持方法体系的开放性的基础上，关注如何对各类方法有效地进行综合、协调，尤其强调在经济法研究上要综合适用相关学科所提供的重要方法。这可以从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的借鉴中来得到说明。 例如，经济法研究中涉及很多经济问题，因而自然要吸收在经济学上比较成功的一些方法，特别是个体主义的方法；同时，经济法学又要研究许多宏观问题，因而一些整体主义的方法（如系统的方法等）也要关注。此外，经济法与经济政策有密切的关系，因而需要注意政治学的方法（如政策分析的方法（13）[8]）；同时，经济法又有一定的社会性，在其宗旨中包含一定的社会目标，因而有些问题的研究又会与社会学相关。所以，在研究方面，需要综合各类方法。在当今综合的时代，对于综合性问题、复杂性问题，不能指望用单一的传统法学的研究方法去解决。事实上，经济法领域的问题，是综合了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法律的等各个层面的问题，是典型的“复杂性问题”，它牵涉的领域比其他传统部门法都要广阔，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因此，就必须用综合性的方法，必须通过多个视角、多个层面的分析，从不同的路径入手，惟此才有可能取得较为全面的认识，才能避免主观臆断和盲人摸象。 中国的经济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奇迹，与此相关的经济法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尽管它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但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同中国改革的征途上所遇到的问题和挫折都是一样的，同时，面临的也都是“前进中”的挫折。经济学家在着重解释中国的经济奇迹，并认为解释成功就极有可能获取诺贝尔奖；与此相应，中国的经济法学者，也应对中国经济法本身做一个很好的解释和说明， 同样也应为世界法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创造出世界法学发展中的一个奇迹。而要很好地解释经济法问题，至关重要的，还是如何找到恰切的方法，不断有效地进行方法创新。 四、结　论 鉴于经济法学方法论问题研究不足的现状，本文着重探讨了该领域的几个基本问题。首先，通过分析法学方法论的非自足性，以及经济法问题的特殊性，指出创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必要性；通过分析可借鉴的方法论资源，从一个侧面强调创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可行性。其次，探讨了方法的类型以及经济法学研究对不同类型方法的选择问题，透过方法的类型划分，来说明方法体系的内在构成，以及各类方法适用范围的局限性，从而说明在经济法研究方法上应有所侧重和取舍。最后，在前面的探讨的基础上，提出方法体系以及方法论形成的问题，强调尤其应当注意方法体系的开放性、综合性和协调性，并认为这是在方法论研究方面应有的共识，这也是对最初的关于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宏观思考的回应。 从总体上看，在经济法学乃至整个法学研究领域，对于方法论的探讨仍然是很不够的，特别是对于经济法学之类的新兴学科的方法论探讨，就更是几乎尚付阙如。这可能是由于经济法制度和经济法研究本身尚不够成熟，同时，对于方法或方法论之类问题的研究本来就存在难度和风险，因而鲜有人涉足。但是，由于方法论的研究是一个学科是否相对成熟和完善的重要标志之一，因而随着经济法理论的发展，这些“吃西红柿”（而不是“吃螃蟹”，两者含义近似，但后者成本较高）之类的事也必须有人去做。像西红柿对人类的营养价值一样，经济法学方法论问题的研究，对于经济法理论发展的巨大“营养价值”，同样不应忽视，但尝试长期仅供观赏的“方法之果”的风险也确实存在。如何使研究方法真正能够进入实用，真正能够造福于人们的普遍研究，如何不断对其进行“品种改良”或整合，对于那些缺少“维他命”的新生儿（如经济法学、社会法学等）的成长来说，确实很有必要。 如前所述，经济法研究之所以需要有自己的方法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传统法学的方法论是不够用的。对于方法论的形成及其研究，本文提出了一个基本线索：基本假设—基本方法—方法体系—方法整合—方法创新，在依循这一路径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不仅可能形成经济法学自己的方法论，而且也可能找到一系列不断创新的、更为有效的经济法研究方法。从总体上说，在经济法研究过程中，应注意整体主义方法与个体主义方法的兼顾，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不同领域来研究经济法，体现经济、社会、政治、法律的结合，体现应对“复杂性问题”的不同思考路径，体现不同路径在方向上的殊途同归，这样才能实现方法体系的内在和谐，才可能不断取得较为正确的认识。 如同一般的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一样，仅看到某个学科的方法论还是不够的，还应当强调方法论的共性。因此，基于共同基础的方法，同样在经济法的研究上也是可以适用的；各个学科的发展，也都是基于这样的路径来展开的。在传统的法学方法之外，引进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有助于更好地解释和说明经济法上的问题。其实，经济法作为新兴的现代法，其研究仅靠传统的法学思维是非常不够的，有时甚至会产生错误的认识，因此，其方法论的更新不仅很有必要，而且对于整个法学方法论的发展也是一个贡献。 本文只是对经济法学方法论基本问题的非常初步的探讨，对于各类重要的具体方法，特别是容易被忽视的具体方法，还需要作具体的、专门的探讨。由于经济法研究方面可能涉及到的具体问题还有很多，因而还需要做一些遴选。基于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的重要性，基于横断学科方法对于经济法研究的必要性，还应当探讨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问题，以及由基本假设提出的一系列方法。[9]考虑到整体主义方法与个体主义方法的兼顾，不仅应当探讨总体上的、宏观上的方法，如系统分析方法、政策分析方法，而且还应当探讨相对具体的、微观上的方法，如博弈分析方法、本益分析方法，等等。对于这些在经济法研究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方法，都需要作具体的探讨。这些方法是层层递进的，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从而有助于形成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 在具体的探讨中，如果运用前述方法体系中的相关方法，来研究经济法理论上的一些重要问题，特别是本体论、价值论、规范论、运行论、范畴论、发生论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则可能使问题的讨论更为深入。这也是整个学界的重要任务。 经济法学论文:经济法学体系理论问题的探讨 1 关于经济法基础理论的完善 1.1 经济法基础理论的问题 目前主流的经济法学理论是国家干预(调制、调节)说,在经济法理论和教材编写方面主要从“市场失灵”因此需要“国家干预”的必要性的经济学假设上,①这种理论往往忽视了市场主体经济自由权在经济法研究和教学中的应有价值,将整个经济法学简化为“国家干预法学”。②可是我国经济法产生于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阶段。与西方发达国家所面临的“市场失灵”不同,我们的问题主要可能是“政府失灵”,原来是政府完全取消市场,现在的问题是市场发育不全,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还没有得到真正的释放,政府介入市场太深。而公权力肆意侵犯私权利,是现实中国法治面临的主要问题。如果经济法单纯强调国家干预的理论和体系,就容易为那些在改革的过程中原有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利用“国家干预”来为自己的既得利益寻找借口,从而可能导致经济法理论和教学不能很好地为我国经济改革和宪政建设服务,同时也使经济法学理论有脱离自由的法律的倾向。 1.2 经济法基础理论应当讨论经济法与宪法的关系, 增加经济自由权的相关内容 目前国内流行的法学专业经济法学教材,一般会讨论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等相邻部门法的关系,但大都不讨论经济法与宪法的关系,这是一个理论上的缺憾。经济法的一个方面常常表现为政府为公共利益而限制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权而干预经济,而宪法则是为了保护自由而限制法律的限制。③如何依法保护经济自由权,防止政府干预经济权力的滥用,实现对经济“适度”的干预,是一个经济宪法问题,它应当属于经济法的另一个方面。一个以宪政、法治为导向的转轨经济法理论,应当将经济自由权的保护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前提条件。经济自由权主要包括:④第一、财产权。财产权是不让他人使用一项资产的权利,以及使用、向他人出租或者出售该资产的权利,因此财产权是一个权利束:拥有一项资产并持有它(消极运用),将它用于交易或让他人暂时使用某些方面(积极运用)。⑤确认财产权是划定一个保护我们免受压迫的私人领域的第一步,私有财产是自由的基本要素,是不可剥夺的天赋的自然权利。⑥对私有财产权的承认是阻止或者防止国家政府强制与专断的基本条件。第二、竞争自由权。即个体享有依法公平的争取市场交易机会的自由权;第三、职业自由权,即个体有依法选择职业和结束职业的自由权利;第四、营业自由权,即个体有根据自己的意愿设立并经营企业或者从事合法的自由职业的自由,也有拒绝违背自己意愿设立并经营企业或者拒绝从事自己不愿意的个体职业的自由。第五、迁徙自由权,是指公民享有选择居住地的自由。第六、(经济)结社自由权,即公民具有发起设立或者加入各种合法的经济性社团、行会、协会的自由,也有拒绝加入自己不愿意加入的社团、行会、协会的自由。 我国《宪法》没有关于经济权利的直接规定,应当说我国《宪法》是承认和保护经济自由权的。首先,《宪法》第15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只要是实行市场经济,就必须承认最低程度的经济自由权。《宪法》第33条第3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里的人权当然包括经济自由权。其次,2004年修订的《宪法》在第13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对公、私财产权平等保护提供了明确的宪法依据。再次,我国现行《宪法》一系列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都部分涉及了经济自由权。例如,《宪法》第42条关于劳动权的规定,其实也部分承认了经济自由权,因为劳动权属于职业自由权。最后,我国政府正式签署《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规定的基本人权,当然包括经济自由权。只不过在实际中,由于各种原因,一些下位阶的经济法律、法规、政策对公民经济自由权反倒做了许多限制,实际上部分剥夺了个体的经济自由权,因此经济法学基础理论应当强调保护宪法赋予公民的经济自由权,以划清其与经济行政权的法律界限。 2 维护自由、公平竞争秩序的竞争法应当是经济法的核心 2.1 竞争法在我国现行经济法学中的地位 目前我国比较权威的经济法教材和论着一般有如下特点:第一、内容庞杂、所论范围广泛,体现了我国政府现阶段对经济介入范围较广、较深的现状。第二、大多没有突出竞争法的核心地位。即使一些教材设专编对竞争法进行了论述,也仅仅把它与宏观调控法、市场监管法等法律制度并列,而没有突出其核心地位。也就是说,现行的经济法学体系理论和教材缺乏体系的核心统帅,体系内部各部分关系不清,不能为进一步的市场经济和政治改革提供理论支持,没有充分反映经济法治和宪政的精神。 2.2 应当确立竞争法在经济法中的核心地位 2.2.1 市场竞争是一个发现的过程,经济法本质上是关于国家经济秩序的法 竞争是一个发现过程,它是市场中买方和卖方间相互交 往的演化性过程。购买者们竞相获取涉及购买的知识,供给者们则努力发现、获取产品制造或销售的相关知识,促使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竞争的全过程会对寻找和试验新知识的行为造成很强的激励。因为竞争者们冒险投入了自己的私人财产,并要对他们的行动和错误负责。⑦从整个经济系统的角度看,竞争性运用的产权有很多益处:第一,竞争推动人们发现有价值的知识和信息,推动经济增长。第二,竞争能够抑制经济权势。竞争一次又一次地向财产所有者发起挑战,在竞争过程中没有一种社会经济地位是不可挑战的。第三,充分的竞争有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分配的公平,第四,充分的竞争其实是买方、卖方争取交易机会的自由,从而总体上促进了自由。第五,竞争有益于经济安全。竞争经济能够更好地吸收外部冲击,靠自发灵活的价格和数量反映使商业周期变得平稳。因此竞争应当得到经济法的促进和保护。经济法本质上 是关于国家经济秩序的法律。在市场中,经济主体行为是通过市场价格进行协调的,而市场价格又是在竞争和企业自由地参与市场交易的条件下产生的,因此,保护竞争就是市场经济秩序中不可或缺的制度追求,从而也使得竞争法无可争辩地成为经济法的核心。⑧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德国着名经济法专家沃尔冈·费肯杰着的《经济法》(第二卷)中,⑨除了总论部分对基本概念和经济宪法问题进行论述外,他把经济法分为:(1)一般经济法,包括:经济人法(即经济法的主体);德国竞争秩序(是核心重点内容);德国经济财产法。(2)特别经济法,包括:在德国经济法中的总体调整;在德国经济法中的个体调整。一般经济法主要是有关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和财产所有之类的法律。特殊经济法与市场干预有关,涉及到超越了市场自我调控的经济调控,一些人称之为计划或指导。显然在该着作里竞争法是作为经济法学的核心的。由日本着名经济法学家丹宗昭信、尹从宽所着的《经济法总论》,将经济法定义为在市场机制下建立的经济政策立法体系,它的核心是维持市场竞争秩序,即国家对自由竞争的限制(市场支配)和阻碍公平竞争(不公平竞争)行为进行规制的法律。⑩韩国的权五乘教授所着的《韩国经济法》,强调反垄断法是经济法的核心。 2.2.2 我国应当以竞争法为核心构建经济法体系 我国经济法理论与其他国家的明显差异,固然有其客观原因,譬如,我国当前的经济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经济,现行经济体制脱胎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经济改革快速推进的同时,政治改革又处于严重滞后状态,政府职能没有根本转变,权力仍然过多地留在经济领域,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仍然过多,从发生作用的范围和深度看,行政垄断远比经济性限制竞争严重得多。但这些特殊国情丝毫不能影响竞争法的核心地位,相反恰恰说明竞争法在我国应当成为经济法的核心。我国的《反垄断法》是关于市场竞争的基本法律规则,该法不仅规范经济垄断行为,而且规范行政垄断行为,对深化竞争性经济体制改革和民主化政治体制改革都有重要的意义,它应当是我国经济法的核心。但该法目前仍然没有发挥应有的经济法龙头作用,经济法学界应当把竞争法作为经济法的核心来重构经济法理论体系,我国将来的经济法学体系,应当设一编竞争法,放在基础理论之后,使维护自由公平竞争秩序的竞争法处于一般经济法的核心地位。对于不能完全适用竞争法而又与竞争法有一定联系的经济规制和监管法,也可以单独设专编,使其处于从属的特别经济法的地位。 3 宏观调控法的地位 3.1 宏观调控的含义 宏观调控主要是指利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对经济总体的调控。目的在于克服“市场失灵”,宏观调控的总目标是通过促进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使现有资源得到较为充分的利用,实现经济平稳持续的增长,这也就是凯恩斯所说的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财政政策手段采取的具体形式有:增加对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力(例如,公共工程),或者增加转移支付(例如,扩大社会保障福利或失业补贴),或者减税。货币政策指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平衡国际收支)运用各种工具(如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再贷款与再贴现、利率政策等)调节货币供给和利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合。这一学派的政策要点是,“百姓不买政府买,消费不买投资买”。我国经济实际中存在借宏观调控调控之名行计划经济之实的现象,已经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 3.2 宏观调控法在经济法学体系中的地位 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作出“完善宏观调控”的明文规定后,宏观调控成为了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的概念,宏观调控法的称谓是我国的特产,我国经济法中的宏观调控法主要是指金融法(特别是中国人民银行法)、财政预算法、税法等。宏观调控法在经济法学体系中的地位主要取决于它与竞争法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宏观调控法是我国经济法的核心。主要理由为:第一,我国实际生活中宏观调控手段作用较多,影响较大。第二,现代经济中金融、财政税收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宏观调控法自然处于经济法学的核心地位。也有学者认为在经济法学中宏观调控法是和竞争法处于平等重要的法律地位。笔者认为,与竞争法相比宏观调控法应当处于辅助的地位。这是因为: (1)竞争作为一种动力机制在制度和秩序的构成和演变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德国的市场秩序政策是比较成功的秩序政策,其理论基础是自由秩序主义理论。该理论对公共政策的基本建议是要分清两种做法:①使保护性职能成为政府的重点,尤其是培养和建立各种有益于竞争性系统的制度已达到保护目的;②干预具体的经济性、社会性过程和后果。该理论认为前者优于后者。政府应当专注于用其强制权力促进和保护作为共享品的竞争。他们对凯恩斯主义者主张用预算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抵消总需求摆动的政策持批评态度。他们担心,刺激经济发展的政府投资和对总需求的操纵会逐步地腐蚀市场信号机制,改变市场主体的行为模式。 (2)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手段,本质上是一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主要是通过间接的手段,解决短期的经济波动问题,而不重点解决经济的长期发展问题,它应当是为市场竞争机制正常发挥作用服务,而不应当干扰市场竞争。 (3)宏观调控法主要应当是为竞争秩序的形成和维护服务的控权法、程序法。我国现实中竞争法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而所谓宏观调控手段用得较多(其实许多是较少法律约束的行政手段),这与我国市场经济秩序不完善,政府职能没有完全转变,政府权力过多留在市场领域有关。与西方国家经济法先有竞争法不同,我国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着政府控制经济的惯性,即所谓“路径依赖”, 因此我国经济法是先有宏观调控法。实际中宏观调控的概念往往被滥用,许多政府用行政权力直接干预、甚至操纵经济的方法都称为宏观调控,存在不受控制的调控权侵犯经济自由权的现象。随着市场化、法治化制度改革的深化,宏观调控法将主要是与竞争法相配合,为维护竞争秩序服务的控权法、程序法。 经济法学论文:社会法学研究应当吸取经济法学研究的教训 「内容提要经济法学与社会法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具有交叉性和相通性。我国经济法学的研究实践表明，研究范围的选择，调整对象研究的思路，以及对总论与分论、本学科与他学科、求同与求异、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的处理，都存在深刻的教训。在社会法学研究中吸取这些教训，对社会法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 键 词社会法学、经济法学、研究方法、教训 经济法学与社会法学都是研究第三法域中的法律现象，介于公法学与私法学之间的学科。在我国法学界，虽然作为社会法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劳动法学的研究先于经济法学，但作为社会法学整体的研究却晚于经济法学，尤其是鲜见社会法基础理论的研究成果。回顾和总结我国经济法学研究的曲折历程，既有可贵的经验，更有深刻的教训。反思和吸取其教训，对于社会法学的发展，特别是刚刚起步的社会法基础理论的构建，具有重要价值。 一、研究对象的范围 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存在窄、宽两种范围和是否承认经济法为独立法律部门两种选择。窄者以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经济法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经济法部门内的法律问题，而对于经济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大多在部门法总论层次给予研究。这虽然有助于集中资源探索经济法的原理和构建经济法的制度，但不利于将经济法放在法律体系中展开研究。宽者以关于经济的法为研究对象，其中否认经济法是独立法律部门的学者认为，所谓经济法学就是研究各个传统法律部门中涉及经济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的跨越传统部门法学的学科，主张把散见于各个传统法律部门中的经济法律问题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专门和系统的研究；而在承认经济法是独立法律部门的学者的研究实践中，唯恐经济法失去独立法律部门的地位，故对研究范围多作窄的选择，忽视了经济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未能把以经济法为核心的整个法律体系作用于经济建设这一主题作为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所以，不仅经济法学与相关部门法学如何沟通的问题至今未能解决，而且经济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作用于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所处的核心地位未能得到论证。 社会法学以社会法为研究对象，然而社会法的外延可作多种理解：（1）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社会法，有的限定为劳动法或社会保障法，有的限定为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2）作为法律群体的社会法，即包括第三法域中除经济法之外的其他法律部门，（注：我国官方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描述为宪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程序法七大法律部门，其中，宪法、行政法、刑法属于公法，民商法属于私法，经济法、社会法属于第三法域。）如劳动法、社会保障法、教育法、卫生法、环境保护法等若干法律部门。（3）作为法域的社会法，即介于公法与私法之间的第三法域。（4）作为法律观念的社会法，除第三法域外，还包括公法和私法中的法律社会化现象。 鉴于经济法学研究的上述教训，社会法学的研究范围宜宽不宜窄，至少应当以作为法律群体的社会法为研究对象，还有必要扩及第三法域，甚至可以将公法和私法中的法律社会化现象纳入其中。社会法基础理论可以有两种模式：一是涵盖社会法群体的社会法基础理论，二是涵盖第三法域的社会法基础理论。由于经济法基础理论已由经济法学界作出较多的专门和系统研究，现阶段应当着力研究涵盖社会法群体的社会法基础理论，而不宜仅依据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甚至只依据劳动法来抽象出社会法基础理论。待涵盖社会法群体的社会法基础理论比较成熟后，再试图构建涵盖第三法域的社会法基础理论。无论构建哪种模式的社会法基础理论，在研究中都不应当忽视公法和私法中的法律社会化现象，因为没有公法的私法化和私法的公法化，第三法域及其各个法律部门都不可能与公法、私法衔接和相容。 二、调整对象研究的陷阱 经济法调整对象是经济法学中耗费学术资源最多的问题，但至今尚未形成共识，被许多人视为一个“理论陷阱”。之所以会掉入这个“理论陷阱”，主要有以下几点教训： 1、过分看重调整对象的地位。许多学者把调整对象视为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的“生命线”，以为调整对象是经济法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唯一依据和经济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学者对调整对象问题锲而不舍。无可否认，研究法律调整对象的确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法律调整对象就是法律所要规范的客体，对被规范的客体进行研究，肯定有利于法律自身的设计。并且，明确某法律部门的调整对象，也有助于相对界定相应部门法学科的研究范围。但是，经济法调整对象并未达到成为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生命线”的程度。经济法作为现代才出现的一种新法律现象，对它展开研究，首先应当研究的是它何以为“新”的特征，它与传统法律现象的联系，它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原因，在这些研究对象中，法律调整对象仅是其中一个因素。 2、互相对立的观点都以“一种社会关系只能由一个法律部门调整”为既定前提。例如，横向经济关系由经济法调整就不能由民商法调整，纵向经济关系由行政法调整就不能由经济法调整，反之亦然。于是，关于经济法调整对象与其他法律部门调整对象的界限，至今未能分清。其实，在法律实践中，一种社会关系不可能只由一个法律部门调整。这是因为处在经济社会大系统中的每一种社会关系 都要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从而呈现出多方面的属性，而各个方面的属性都有其不尽相同的法律需求，不同的法律需求往往需要由不同的法律部门来满足。于是，需要不同法律部门分别基于不同的目的、按照不同的原则、运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方面，对同一种社会关系进行全方位的综合调整。因此，把调整对象作为区分不同法律部门的唯一标准，就不可能分清不同法律部门的界限。 3、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只作定性归纳而不作实证描述。其实，研究法律调整对象是为了解决法律对调整对象应当如何进行调整的问题。法律应当如何调整，首先取决于调整对象本身的运行规律及其法律需求。因而，法律调整对象研究，就是要对作为或预设为调整对象的社会关系或行为的运行过程进行实证描述，从中探索其运行规律和法律需求。经济法是产生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新法律现象，研究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首先应当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和运行规律，即研究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特征、构成、模式和运行机制，研究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主体、关系和行为，研究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的资源配置的规律和原理；在此基础上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的法律需求，即研究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常运行需要法律为其提供什么条件，传统法律部门（特别是民商法和行政法）可满足此需求的程度和局限，需要经济法在哪些方面弥补和如何弥补传统法律部门的不足，以满足现代市场经济的法律需求。 鉴于上述教训，在研究作为法律部门的社会法时，应当摆正社会法调整对象的地位，选准研究社会法调整对象的思路，尽可能避免经济法调整对象的争论在社会法学领域重演。为此，社会法调整对象的研究，应当着重描述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常运行对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需求，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中的社会政策需求；在此基础上，研究民商法、行政法等传统法律部门和经济法等新兴法律部门满足这种需求的程度和局限，进而研究需要社会法如何满足其它法律部门未能满足的这种需求，并研究社会法在满足这种需求时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其中，还要特别重视研究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特殊性以及其中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特殊问题，描述现阶段经济与社会不协调的种种表现及其形成机制，探讨经济与社会不协调的体制原因、政策法律原因和其他原因，并针对这些原因研究其对体制改革、政策调整和各个法律部门的特殊需求，从而为社会法如何满足这种需求而进行制度设计提供现实依据。 三、总论与分论的关系 各个部门法学都由总论和分论构成，总论的原理应当涵盖和指导分论，总论的分析框架应当为分论提供示范。我国经济法学研究实践中，对总论与分论关系的处理有两点教训值得记取： 1、颠倒了总论与分论的研究顺序。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看，民法学、刑法学等传统部门法学都是先有分论后有总论，对于经济法学这样的新学科而言，应当遵循先研究分论后研究总论的顺序，先就个别的突破传统部门法的新法律现象逐个展开研究，有了一定的学术积累，再从若干个案研究中抽象出共性的原理和规则，研究总论的问题。抽象地研究诸如“经济法调整对象应当是什么”之类的问题，不宜成为经济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而我国经济法学研究却正是从抽象地研究这类问题开始的。因而，总论的构建特别艰难，虽然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地位、宗旨、观念、本位、原则等问题，已经取得了许多争议不休、玄而又玄的研究成果，但对主体、行为、责任等制度层次的基本范畴却缺少研究。 2、总论与分论脱节。研究部门法总论的问题，应当与分论问题结合起来，使总论中的各种原理都有相应的具体立法、案例和分论原理作支撑。然而，我国经济法学研究实践中，长期以来存在着总论与分论脱节的问题，呈现出总论与分论“两张皮”现象。在这样的研究中，总论研究难免空洞。可能出于对这种空洞现象的厌烦，有学者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注：管斌：《第八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综述》，《法商研究》2001年第2期。）笔者认为，这种主张是不适当的。因为，经济法总论在当前仍是薄弱环节，而经济法分论中的问题在经过20多年的实践后已有了一定的学术积累，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多一些“问题”与“主义”结合的研究，少一些“问题”与“主义”脱节的研究。 鉴于上述教训，我国社会法学研究，切忌把总论研究放在优先位置，更切忌仅依据某个社会法部门（如劳动法）的素材和研究成果抽象出社会法总论，而应当先研究各个社会法部门的具体制度、案例和对策，在此基础上研究各个社会法部门的总论；然后，再在各社会法部门总论和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研究社会法群体和社会法域的总论。同时，还应当将社会法总论问题的研究与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及其法律对策的研究结合起来。例如，对社会法的公平价值进行研究，不仅要研究公平价值的内涵、要求和依据，以及公平价值与其他价值目标的关系，而且还应当研究实现公平价值的制度安排，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和现行立法、执法中存在公平价值实现不足的表现及其原因，为充分实现公平价值在体制改革、立法和执法中所应采取的对策。 四、本学科与他学科的关系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利用他学科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是发展经济法学的必然选择。但利用不等于照搬，也不能毫无选择地利用。正确的作法，应当是选择他学科中适合于经济法学研究需要的原理和方法，并将所选择的原理和方法与经济法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结合起来，即运用他学科成熟的原理和方法来分析经济法学中已经出现而在他学科中不曾有过的新问题和新现象，从而得出突破性的创新，尤其是形成有经济法学特色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在他学科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借鉴上，经济法学研究中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重视： 1、对于公法学和私法学的已有成果存在着不加选择地利用和照搬的现象。例如，由法律关系要素和法律事实所构成的法律关系分析框架，是与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单一性相适应的，一直是民法学的特色。这种分析框架不宜为经济法学所简单套用。因为，经济法的内容有别于民法，其调整对象远比民法调整对象复杂、丰富，并且经济法对各种经济关系的调整要同时满足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的需求，既涉及微观经济又涉及宏观经济还涉及中观经济，法律关系分析框架不足以对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作全方位和深入的分析。然而，有的学者运用法律关系分析框架来论述经济法律关系一般理论和具体的经济法制度，显得机械和表面化。又如，民法和行政法中的法律行为相对比较单一，民法学和行政法学中，都有一套涵盖各种民事行为或行政行为的一般法律行为理论。但是，经济法中的行为则具有多样性，既有宏观行为，也有微观行为；既有政府行为，也有市场行为，还有以市场行为为形式的政府经济行为；既有交易行为，也有竞争行为，还有合作行为；既有市场规制行为，也有宏观调控行为；既有运用行政手段实施的行为，也有运用经济手段实施的行为。各种行为之间个性多于共性，尽管在本质上有共性，但在制度要素上的共性甚为单薄。因而，在经济法学中极难形成甚至无多大必要形成涵盖各种行为的经济法律行为一般理论。然而，在经济法学研究实践中，有的学者仿效民法学和行政法学，试图研究相当于民事法律行为理论和行政法律行为理论的经济法律行为理论或政府经济行为理论，以此来涵盖经济法中的各种行为。实践表明，这种努力并未取得应有效果，其理论成果在经济法分论中的普适性甚微。因而，在经济法学中，与其着力研究涵盖各种行为的经济法律行为一般理论，不如对各种行为进行分类归纳研究，形成类型化经济法律行为一般理论，这对形成经济法的基本范畴和设计具体的经济法律制度会有更大贡献。 2、利用经济学理论的同时忽视了与法学原理的结合。经济法学需要以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但是，经济学理论成果的利用并不能取代法学的分析，经济学理论只能作为说明制度设计的理由，而不能取代制度设计本身，经济学的理论依据与法学的制度设计相结合才是理想的状态。然而，许多经济法学成果在利用经济学理论的同时忽视了与法学原理的结合，甚至反客为主。研究具体问题时，在照搬经济学理论之后，显示不出法学成果的品格和特色。 3、法经济学在经济法学研究中的泛用。对各种法律现象都运用成本与 收益分析的方法来评价其效率目标的实现程度，当然有助于按照效率最大化的目标来设计和选择法律制度，扭转以往只追求法律的公平正义目标的倾向。但其中至少有三点教训值得记取：（1）过分提高效率目标的地位。作为法律制定和实施主体的国家虽然越来越重视经济，但毕竟不是经济人，或者说经济人不是其主要角色，于是在国家的政策目标和法律的价值目标中，公平正义和安全稳定不能不摆在首位。所以，强调法律的效率目标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把效率目标置于法律的整个价值目标体系中来思考。（2）过分扩大经济分析方法的适用范围。效率目标对立法的影响表现在制定法律时就充分考虑法律的效率后果，亦即法律实施的成本和收益；而对执法的影响只宜限于执法者有自由裁量权的场合，公正执法和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执法的最高原则，执法者追求效率目标时不得超越此原则，这也是近些年来执法过程中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等借口考虑效率目标而执法不严不公的现象盛行的深刻教训。（3）忽视运用来源于我国实践的数据资料进行量化分析。在分析某项法律制度时，如果只是列出其成本和收益的构成因素，而不运用经过调查、统计所得到的数据资料对各项构成因素的数量和比例以及各成本因素与各收益因素之间的函数关系加以分析，那就不是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如果虽然进行了量化分析，但所依据的只是外国的数据资料，那其结论对我国仅有参考意义，而不宜用来说明我国法律的成本和收益。在有的法经济学论著中，虽然画出了反映一定函数关系的图像，但未注明其数据和图像的来源，（注：如，吕忠梅、刘大洪：《经济法的法学与法经济学分析》，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 年，第237—238页；周林彬：《法律经济学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02—403页。）那就不可能有说服力。 社会法学同经济法学一样也应当利用公法学、私法学和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成果和方法。鉴于经济法学研究的上述教训，基于社会法学研究对象的多层次性（社会法部门、社会法群体、社会法法域、社会法理念）和社会法中主体、行为、关系的多样性，社会法学研究在利用他学科的成果和方法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1）对他学科的成果和方法的利用，应当有所选择，即只宜选择适合于研究社会法现象的成果和方法。（2）他学科的成果和方法只宜用来弥补法学成果和方法的不足，而不能取代法学成果和方法本身。（3）他学科的成果只宜作为社会法的制度设计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法律对策的理由，而不能替代社会法的制度设计和对策建议。（4）法经济学的运用应当在社会法的价值目标体系中将效率目标放在次于公平目标的地位，适当限制成本与收益分析方法的适用范围，并且坚持以来源于我国实践的数据资料作为量化分析的依据。 五、求同与求异的关系 异中求同和同中求异，是研究问题的两种路径，各有其学术价值。对于传统学科而言，同中求异更便于学术创新和学科发展；而对于新学科而言，异中求同更便于统一认识和学科完善。经济法学作为一门新学科，起始于理论纷争，几乎各个问题上都有多种不同的观点，共识远远少于分歧；在论战中，批判多而建构少，对异己观点着重批驳、否定、排斥而忽视尊重、肯定和吸收。这在很大程度上给经济法学走向成熟造成了负面影响。究其原因，一是经济法学作为一门年轻学科，缺乏学术积累，无论是理论体系还是基本范畴、基本观点和制度设计，都需要通过争论才可形成共识；二是经济法学由于研究起点低，理论空白点多，创新难度相对小于传统学科，易于激发学者的创新积极性，更易于刺激学者标新立异、建言立说、自成体系的欲望；三是学者中自以为真理的心态甚浓，而宽容异己观点的心态甚淡。于是，许多问题本来可能或者已经达成共识，但却有意自以为是、拒同存异。 在我国社会法学领域，劳动法学虽然是一门老学科，但就计划经济的劳动法理论转向市场经济的劳动法理论而言，面临着内容更新和体系重构的任务，仍然相当于一门新学科；至于社会保障法学、教育法学、卫生法学等学科，则刚刚兴起或起步时间不长。鉴于经济法学研究的上述教训，社会法学研究中，虽然要重视求异，但更要重视求同；虽然要重视批判，但更要重视建构；虽然要重视争鸣，但更要重视宽容。在论战中，尤其应当善待反方观点。因为在反方观点中往往不乏科学性、合理性或与正方观点有共识之处，反方观点所指出的要害往往也是正方观点的缺陷所在，反方观点的理由也往往可成为完善正方观点的启迪和道理。甚至可以说，对正、反两方面的观点，很难用正确与错误来判断。因而，应当重视从反方观点中吸取完善正方观点所需要的理论营养。唯有这样，才有助于社会法学在论战中不断走向成熟。 六、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 经济法是公法与私法相融合的法律部门，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不可能与其完全对应。因而，经济法学研究应当将实体法与程序法结合起来研究，这样不仅可以给论证经济法的独立性提供新的依据，而且还有助于研究经济法的法律责任和可诉性问题。然而，在我国经济法学研究实践中，一直重视实体法研究，忽视程序法研究。经济法作为一种突破传统法律部门的新实体法现象，对程序法必然有其特殊需求，如果失去程序法的支撑，其实施效果将会打折扣。还可以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相应的程序法条件，实体法的某些制度设计就会成为不必要或不可行。特别是实体法中的法律责任制度与程序法的联系甚为紧密。正由于经济法学界长期以来未把程序法研究置于适当地位，在近年来司法界发生了将“经济审判庭”更名为数字化排序的民事审判庭的“改革”（注：在已有二十多年改革实践的我国，对“改革”的涵义还值得探讨。如果没有发生体制、机制上的变动，仅是将机构更名，就很难说是真正的改革。）后，在经济法学界引起了一阵恐慌，出现了理论上的批评和论证与情感上的担忧和不满不相称的现象。于是，将实体法与程序法结合起来研究，才引起经济法学界的特别重视，因而，经济法责任和经济公益诉讼被作为当前经济法学界的两大热点问题。但这两个热点问题的结合研究则显得不够，在现有的经济公益诉讼研究成果中，实体法基础仍显得单薄。 鉴于上述教训，社会法学研究应当把实体法与程序法有机结合起来，依据实体法的公私法融合的特点研究其对程序法的特殊需求。在劳动法的既有立法例和理论著述中，其特殊的程序法需求得到了足够的重视。例如，许多国家建立了专门的劳动诉讼制度和劳动法庭或劳动 法院，我国的劳动争议仲裁制度也显示出了不同于民商事仲裁制度的特色，并且还出现了关于劳动诉讼的专项司法解释。但是，我国现有的与劳动法对应的仲裁和诉讼制度，在立法上还不完善，在理论上还很欠缺；而与社会保障法等其他社会法部门对应的程序法制度，无论在立法上还是理论上都处于空白状态。因而，社会法学研究应当将实体法研究与程序法研究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使其相辅相成地同步发展。无论何种实体法制度的设计，都应当考虑其程序法支撑的可行性；无论何种程序法制度的设计，都应当考虑如何满足相应实体法制度的实施需求。 王全兴 经济法学论文: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 「摘要法学研究之深入，端赖于范式转换，经济法学研究更是如此。以往之法学研究，较为偏重权利-义务结构分析，这固然重要，但已显不足。本文基于对“复杂性问题”进行多维审视的需要，运用法与经济学的理论对经济法研究的几个基本假设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经济法、经济学、假设 一、问题的提出 提出和确立假设，作为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已被科学史上的许多成功范例所证实。假设作为科学研究的前提，是较为系统的科学研究都需要具备的。尽管对于法学是否属于“科学”尚存争议，但对于广义上的科学可以包括法学，或者说法学中可以包含一定的科学成分的观点，则殆无异议。正是在此意义上，才可以把法学同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一起，放入广义的科学之中，并研究其基本假设问题。这对于法学研究的范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所谓假设，通常是指在现存的事实和理论的基础上，对某些事物的存在或与其相关的规律所做的推测性的解说或虚拟性的预设。假设只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一种推断和猜测，但这种推测是建立在一定的事实和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它既非成熟理论，亦非主观臆测。其重要价值是有助于明确研究方向，提高研究的自觉性。因此，若假设确定得当，就会大大提高科研的效率和水平。此外，假设是建立和发展新理论的重要方法。通过不断提出假设，并不断地证实假设，就能够不断地提高认识，从而形成新的理论；同时，即使假设被证伪，也同样有助于人们纠正错误的认识，从而推动正确的理论的形成〔1〕。 对于假设的重要价值，纽拉特曾指出，“在社会科学中，我们看到的只是假设之网，说不出某些困难究竟是来自哪些假设。”〔2〕事实上，在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对于学科的基本假设问题的探讨是相对较多的，因而其“科学性”也相对较强，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假设由于确定的条件约束以及数学方法、统计学方法的应用等，更是给人以“精确”的感觉。但是，法学因其在传统上往往被视为“正义之学”或关于“正义的艺术”，特别是由于法学学科本身的一些特点以及人们认识上的偏见，致使法学在吸纳相关学科的新成果时总是相对滞缓，即使是在对一些基本假设的判定方面，也几乎未有太大的进展。但是，随着法学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法学与相关学科之间的联系的加强，以及法学研究对“客观性”、“科学性”要求的提高，对于法学研究的基本假设问题进行研究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强烈。 在经济法学领域，基本假设的重要性更为突出。这是因为经济法与经济学、社会学等都密切相关，其专业性更强，现代性也更为突出，因此，在经济法研究上更有必要研究其基本假设问题。但在社会科学乃至各类科学的“假设之网”中，如何找到关键性的“纽结”，以使经济法研究能够借以实现“纲举目张”，实在是一个重要问题。这涉及到假设的提出、选择和确立的问题。 本文认为，从研究路径和框架选择来看，在法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存在着具有共通性的基本假设（如“二元结构”假设），它当然也适用于经济法学的研究。此外，在经济法学上，还应关注那些对于经济法研究有特殊意义的基本假设。由此可以把经济法学上的基本假设分为两类，一类是经济法学与其他部门法学共同的基本假设，另一类是在经济法学上有独特价值的基本假设。这些基本假设，对于经济法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为此，下面将先提出和确立两类基本假设及其所包含的若干具体假设，然后再探讨这些假设对经济法学研究的价值，并对其局限性作出相应分析，以求对基本假设的价值有一个较为全面的把握。 二、共通性的假设：二元结构假设 各类科学的研究目的，都是揭示和解决一些现实中的基本矛盾。从哲学意义上说，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其内含的互相依存，相辅相成两个方面，形成一种二元对立的结构，可称之为“二元结构”。如同中国道家理论中指出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思想，普遍存在的二元结构，其本身也可以层层演化，从而形成更多、更复杂的层级系统。 经济法学的研究也要找到自己的二元结构，从而找到研究的基本框架、问题和视角，以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前提和基础。依据与经济法学关联的紧密度，可以从诸多二元结构，发掘出对经济法研究最为重要的三个层面的“二元结构”假设，即理论-认知层面的二元结构、经济-制度层面的二元结构、社会-文化层面的二元结构。 （一）理论-认知层面上的二元结构 先讨论理论-认知层面的二元结构，是因为它对于从总体上和根本上来认识二元结构问题，并形成相应的理论至关重要。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从较为根本的意义上说，人类的欲望（或称需求）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基础性问题。因此，从人类的欲望出发，来研究各个学科的问题，往往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基本也非常重要的起点和入口。 人类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从需要与可能的角度说，正因资源有限，而欲壑难填，才产生了各个学科需要研究的相对专门的问题。针对人类的某类欲望及由此产生的问题进行研究，便形成了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各个学科。而在这些学科中，由于人类欲望而形成的各类二元结构尤其值得关注。 事实上，人类欲望尽管纷繁复杂，变幻莫测，但仍然可以分为两类，即公共欲望和私人欲望。其中，私人欲望是独立的私人主体为满足自身的某种需要而产生的愿望；公共欲望则是在各类私人欲望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各类私人主体所共有的愿望。这样在基本的人类欲望方面，首先就可以分为公共欲望和私人欲望两类，从而形成一个基本的“公私二元结构”。 在上述的人类欲望的公私二元结构的基础上，还会衍生出一系列的公私二元结构，它们构成了社会科学中的几个重要学科得以展开的基本前提- 在经济学领域，由于公共欲望和私人欲望的存在，便有了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的划分。人类为了满足私人欲望，在经济上需要有一些物品供自己消费，以维持自身的存续和繁衍，这些满足私人欲望的私人物品，通常是由市场来提供的，由此形成了以满足私人主体的私欲为主要目标的私人经济。此外，由于人类还存在着一些不同层次的公共欲望，因而还需要有一些物品来满足，这些物品便被称为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公共物品因其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或非 竞争性，而不象私人物品那样具有独占性、消费的排他性和可转让性，因而它不能或不适宜由市场来提供，而通常由政府来提供。经济学上的“公共物品”理论表明，基于人类欲望的二元结构，相应的用来满足人类欲望的物品被分为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经济也被分为私人经济与公共经济。这种经济层面的“公私二元结构”，不仅有助于分析和解决许多经济问题，而且也有助于分析和解决法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的许多问题。 在政治学、社会学领域，同私人欲望与公共欲望的“二分法”相联系，存在着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其中，政治国家的存在，往往被认为是实现人类的公共欲望的需要；而市民社会的存在，则至少在客观上具有同政治国家相抗衡的功用，从而有助于保护私人欲望的实现，进而使市民社会成为实现私欲的主要领域。这种划分自黑格尔在理论上予以普及化以来，就一直研讨未绝，包括近些年来中国学界对此所进行的相关讨论，都说明人们对此类问题的重视，以及它对相关学科的研究的重要价值。事实上，直到今天，尽管人们对于“国社二元结构”存在着各类不同的看法，包括是否要大力推进“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的发展，是否要推进社会中间层的发展，以弥补国社二元结构的不足，等等，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国社二元结构，仍然是相关分析的基本框架。也就是说，国社二元结构，虽然陈旧，但并未过时。 同上述心理上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社会上的各类公私二元结构相对应，在法学上对于法律也有公法与私法的划分，这主要源于法律所保护的利益有公益与私益之分。法律上的这种公私二元结构，对于整个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的展开，都是非常重要的。自从古罗马著名法学家乌尔比安提出公法与私法的一般划分标准以来，相关的讨论就一直绵延未绝。其中的一些划分标准，如主体标准、利益标准、权利结构标准等，都可以展开为具体的二元结构，关键是如何把这些有解释力的标准融为一体。由于在法学上关于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在两大法系的认同度越来越高，且对于法学的发展已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法律上的公私二元结构，还应当做进一步的研究。无论是否主张在公法与私法之外还存在所谓“第三法域”，无论是否赞同公法与私法的划分，都应当首先对公私二元结构，以及划分的标准等问题做细致的研究，以免轻率地得出结论。 可见，只要存在公共欲望与私人欲望，就会存在与之相应的公益与私益，以及与其相对应的公权与私权、公法与私法、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政府与市场、国家与市民等多种公私二元结构，这些二元结构为相关领域的研究确定了重要的前提和基础。从而为解决认知和理论构筑问题提供了基本的模型。成为理论-认知层面的重要内容。 上述二元结构假设提供了一个理论研究的框架，它已经具备了托马斯？库恩所说的范式（Paradigm）的意义，对于经济法的研究是很重要的。尽管经济法学是新兴的学科，但它也同样要继承法学中的一些共同的东西，这种理论上的二元结构同样也是适用的。对此在后面还将探讨。 （二）经济-制度层面的二元结构 二元结构不仅在理论-认知层面存在，而且在其他层面也存在。其中，在经济层面就存在着一系列二元结构，这些二元结构又影响到制度建设，从而使得相关的制度层面也存在着一系列二元结构，因而可以总称为经济-制度层面的二元结构。 经济-制度层面的二元结构有多种表现，基于其重要性以及对法学、特别是经济法学研究的重要价值，下面主要探讨以下几类： 1.城乡二元结构 在经济领域，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也存在着一系列的不平衡。这些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可以形成一系列的二元结构。其中，城乡二元结构是比较重要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W？A？Lewis）早就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突出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该问题表现在，如果城乡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并带来新的经济和社会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刘易斯的理论被认为是对发展经济学的重要贡献。事实上，经济上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确实是非常现实也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对我国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历了长期的农业社会发展和资本主义的不充分发育阶段，是发展不平衡的人口大国。过去，突出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这三大差别，曾广为人知，而其中的前两类差别，基本上都可以归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差别，最后一类差别，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有关。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不平衡规律的作用更加凸现。在过去的几十年，农村和农业已经为城市和工业作出了重要的、有时甚至是牺牲性的贡献。虽然作为一种转机，最初的改革也焕发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从而使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但毕竟由于诸多原因，近些年来出现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而又负担过重，以及基层管理不当、违法、涣散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整体目标。因此，如何推进农村、农业的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兼顾，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生和发展与国家的“区别式”的治理方式有关，即与国家对城乡所实施的不同政策和制度有关。事实上，在古代社会，国家对于农村的统治是较为放松的。例如，从经济层面来看，在自然经济时代，国家的治理或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主要是通过税收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在很多统治清明的时期，税收负担是比较低的，不仅存在“什一税”，甚至有时税负为“三十而一”。这比许多现代国家的税负都要轻得多。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限于统治的能力、需要，以及客观的情况，国家的统治主要是到达县一级，而其下的部分则主要是发挥民间的力量。这与近些年来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是一致的。由此也产生了国家统治与民间治理之间的关系，从而产生了法学需要研究的国家法律规则与民间治理规范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延续至今的分级治理的格局下，中央政府在解决农村的很多问题时往往鞭长莫及，一些法律的实施也很难延伸下去，于是不得不搞各种形式的“下乡活动”，其中也包括“送法下乡”。此外，由于财政控制的松弛，较为现代的“税收法定原则”很难贯彻下去，以致于农民负担过于沉重，于是不得不进行号称是农村第三次革命的“税费改革”，以求把具有经济法性质的财政法、税法在农村也推行下去。 从成因上看，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有经济上的原因，也有体制/！/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它带来的许多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有些是需要通过法律途径来予以解决的，同时它也促进了新制度的形成和变迁。综观历史和现实，恰恰是城乡二元结构，带来了制度上的二元结构或法律上的二元结构。 城乡二元结构对于制度或法律上的二元结构的形成的影响，有多种表现。例如，它带来了实质意义上的城市法与乡村法的划分。在历史上，西方国家曾经有过庄园法、城市法等至少是名称上的划分，而从现代法制来看，现代法律实际上主要更适用于城市，更适用于工商业，而对于工商业不发达的农村往往是不太适用的。在农村，曾经和正在有大量非制定法的适用，它在客观上推动了国家法与民间法、制定法与非制定法的区分，从而推动了法律或制度上的一系列二元结构的形成。 此外，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所体现出的城乡二元结构，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具体制度 的形成。从制度构成上看，同样存在着二元结构的问题。例如，在我国的财政制度上，在工商业成分较高的县级以上城镇，国家财政的约束力、影响力还相对较强，并且至少在名义上各级政权的财政支出是由国家来予以保障的；但是，在农业成分较高的县级政权以下的区域，国家的财政则基本上是不管的，而主要是由乡级政府等基层组织自行解决，由此带来了从基层政权民主建设到政权的合法性，以及官民关系、地方稳定、法治状态等多方面的问题。与之类似，在税收制度上，我国区分工商税制和农业税制，其中，工商税制更主要地适用于工商业发达的城市，而农业税制则主要适用于农业较为集中的乡村。同时，在相关税法的立法宗旨、侧重点等各个方面，都突出地体现了城乡制度的二元结构特征。 与上述财税制度相近，金融制度同样受到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例如，在银行体制方面，我国有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的类别，它们过去曾长期承担政策性银行的职能，这也是城乡二元结构在银行机构设置方面的体现。同时，在各类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设立和布点，业务领域、服务范围等各个方面，也都体现着二元结构的特征。上述在财税、金融制度方面的二元结构特征，在计划制度中当然也突出地存在着。 另外，在市场规制方面，城乡二元结构也有其影响。例如，由于城镇的市场经济更加发达，因而诸如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之类的市场规制法，主要也是在城镇适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经济法在适用范围上客观存在着城乡差异的问题。由此也可以进一步说明：为什么大量的坑农害农事件屡禁不止-这与行政垄断的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普遍存在，以及市场规制法在农村不能有效实行等因素都有重要关系。这同样也是城乡二元结构影响经济法适用的体现。 2.南北二元结构 与城乡二元结构相类似，还存在着一系列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并存的二元结构。如南北二元结构，东西二元结构等。其中，世界范围内的南北二元结构，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发达国家较为集中的北半球与发展中国家较为集中的南半球，形成了国际经济关系中著名的南北二元结构。 南北二元结构的存在表明，国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国家之间的竞争还将继续存在。在不平衡的发展格局中，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争取主动，如何采取较为一致的行动，争取在确立竞争规则方面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规定，是很重要的。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处于弱者地位，对于弱势群体的权利如何作出特殊保护，以维护实质公平，体现经济法的一般精神，恰恰应当是国际经济法的重要任务，因而相关保护制度的确立便非常必要。为此，在一些规则中，已经专门为发展中国家制定了保护性的规定，如“普遍优惠制”等，这是发展中国家不断争取的结果。但是，在世界经济加速发展，经济全球化迅猛推进的形势下，发展中国家正处于一种很不利的地位，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如何处理好竞争与合作关系，全面加强“南南合作”，也正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和困难（这也是集体行动的逻辑或困难的体现）。因此，如何加强国际协调，并在本国经济法的法制建设方面把国家协调的有利成果确定下来，甚为必要。 与上述的南北二元结构相关的是“东西二元结构”。东西二元结构存在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其中，国际层面的东西二元结构，是由原来的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的诸多国家，同传统上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诸多国家所形成的二元结构。由于在这些领域也存在着很多新的问题，因而也很值得研究。此外，国内层面的东西二元结构，即我国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所形成的二元结构，涉及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转移支付、地区竞争、转让定价等诸多问题，而这些都与经济法的制度建设有关，都是在经济法研究中需要关注或需要着重加以解决的问题，因此它对经济法的制度形成和法学研究都会带来影响。 可见，无论是经济层面的南北二元结构，还是东西二元结构，都是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直接相关而形成的二元结构，而这些二元结构的存在，又会提出许多具体问题和需求，从而影响到国际和国内层面的经济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并对整个经济法研究产生影响。上述对于“地域”上的二元结构的认识，有助于在经济法研究方面，打通传统意义上的国内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的人为界限，从而可以在整体上进行更为全面的研究。 3.内外二元结构 上述的各类二元结构，与不同地域的经济发达程度关系更加密切。此外，透过经济活动与相关主体及其所在地域的关联性，还可以发现在经济层面上存在的“内外二元结构”。由于经济包括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内国经济与涉外经济、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因此，在经济层面存在着一系列由上述各种不同类型的经济所构成的内外二元结构。下面分别略做探讨。 从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的二元结构来看，一国必须首先发展好国内经济，这是现代国家十分重要的任务。与此同时，现代国家又必须协调好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的关系，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在开放条件下，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已经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这不仅导因于市场主体的利益驱动，而且也导因于某些领域法律规则的趋同化在客观上所起到的促进经济交流的作用。事实上，在强调法制的时代精神感召之下，国内经济需要一套法律制度（如民商法制度、经济法制度等），同样，国外经济也需要一套相应的法律制度。由于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密切相关，因而对相关的国内经济法制度于国际经济法制度加以协调便非常必要。尽管两类制度总会有许多的差异，但是在某些方面是可以融合或一致起来的。其重要途径，就是把体现相关国家协调意志的有关国际经济法规范，适当地转化为国内经济法规范。因此，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的二元结构的存在，对于国内与国际层面的某些法律规则的融合和沟通，对于现代通行的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等经济法基本制度的形成，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以及中国为融入世界经济大潮而作出的种种努力，在国内经济法的立法上，已经越来越在总体上强调：必须改变过去的经济法制度中普遍存在的“内外有别”的状况，代之以普遍实行的国民待遇（当然也不是毫无差别），从而使各类在中国土地上的市场主体，都能够至少在形式上有一个基本上可以进行公平竞争的外部法律环境。这些立法努力，将使得内国的经济法制度与涉外经济法制度日益水乳交融，两者虽然仍在内外二元框架之下，但“交集”却越来越大。从而使经济法制度上的二元结构呈现出一种不对称的状态。 从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的二元结构来看，这种二元结构与特定主体的经济活动联系更为密切。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的划分，与地域上的国内与国外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主要是与从事市场交易的主体是否存在某种关联有关。因此，内部经济也可称为“内部市场”，外部经济也可以称为“外部市场”。通常，人们关注和讨论较多的都是假定不存在关联关系的外部市场，而对内部市场的研究则相对较少。特别是对内部市场经济的法律规制问题，则探讨较少。 所谓“内部市场”，是指组织体的内部机构、成员之间通过经济活动而形成的市场。它是在“内部人”之间按照一定的“内部规则”从事交易活动而构成的市场。内部市场的存在，使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统一市场被分成了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使市场主体所遵循的规则被分为“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这种内外有别的“二元分立”，对经济发展和制度建设已产生了重要影响。 事实上，内部经济的法律规制问题，恰恰是新兴的经济法不同于传统私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经济法的调整范围（如经济法是否调整市场主体内部关系，以及对内部关系应如何界定等），同时，也有助于完善经济法具体制度方面的罅漏。 （三）社会-文化层面的二元结构 社会-文化层面的二元结构，对于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对于研究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等问题尤其具有意义。下面略做一点分析。 从传统与现代的二元结构来看，传统与现代的界定是非常重要的，它会由于人们对“现代”所做界定的不同而不同。如果把“现代”界定为一个时间概念，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的时间段，则可以认为，传统社会曾为一系列传统部门法-民商法、行政法、刑法等-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而现代社会则为现代部门法-经济法、社会法-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经济法作为现代法，其与传统部门法的重要差别就在于它是产生于现代社会，是为了解决现代社会产生的诸多现代问题才应运而生的。从而体现出突出的现代性〔3〕。特别是经济法通过对宏观调控关系和市场规制关系的调整，来实现对社会秩序、社会公益的保障，以及对社会弱者的保护，对社会本位的强调等，都体现出与传统部门法的诸多不同。而传统部门法，如民商法等，对于这方面的保障则很不够。 此外，现代社会由于普行社会化大生产，分工更加细密，节奏更快，并且已经完成了梅因所说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过渡，因而“陌生人社会”迅速形成，并在人们之间产生了一种“互赖而又互动”的关系。陌生人社会的主要问题就是信息偏在问题以及信任、信用等方面的问题，由此带来了导致市场失灵的其他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确保现代社会的效率与秩序，本身就是一种公共物品。在私人主体难以提供这种公共物品的情况下，就要求国家建立相应的解决此类问题的制度，调整在现代社会中形成的、同过去存在着很大不同的新型经济关系。由于这些产生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新型经济关系，是传统部门法所未予预见和未能涵盖的，从而也是其不能充分有效调整的，因此，建立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的新型法律制度，解决现代社会存在的新型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便是客观之需。于是，经济法等现代法便应运而生了。这是在经济法产生问题上的一种重要解释。 从工商文化与农业文化的二元结构来看，由于不同的文化直接会影响到不同的制度的形成，因此，许多学者都关注文化对法律制度的产生流变的影响。事实上，工商文化是与大工业、社会化大生产以及商品经济的发达直接相关的，而农业文化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联系的，因而不同的文化实际上对应着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也可能在总体上对应着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在一个国家，由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两类文化极可能同时存在。这种情况，不仅会影响一国在立法上的统一性，而且也会影响统一的立法在适用上的统一性。由于经济法是产生于现代市场经济，是在工商业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它主要是与工商文化相对应的，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对作为工商业中心的城镇经济更加适用，而对于工商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其适用的空间和效果，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已经被近些年来相关的研究所不断证实。就我国来讲，经济法的制定，不可能不考虑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差异，不可能不考虑中国突出的二元结构；同样，在经济法实施方面，如何认识因文化上的二元结构所带来的经济法实施受挫的问题，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上述的二元结构对于分析经济法的产生基础以及所适用的时代等问题，都是很有裨益的。 以上从三个不同的层面提出和探讨了二元结构假设问题，它对于经济法学的研究具有基础性和前导性的意义。但是，作为具体的经济法研究，仅有共通性的二元结构假设还是不够的，因而有必要在下面探讨在经济法学上有特殊价值的基本假设。 三、在经济法学上有特殊价值的基本假设 在经济法学领域，还有一些在研究上具有特殊价值的基本假设，它们立基于上述的共通性假设-二元结构假设，能够为经济法理论的建构提供更为具体的前提和方法，对于研究经济法问题有更为直接的意义。这些特殊性假设主要有： （一）双手并用假设 双手并用假设其实也是一个二元结构假设。其基本含义是，调节经济或配置资源的手段有两个，一个是市场的无形之手（通称“看不见的手”），另一个是国家（或称政府）的有形之手（实际上也是“看不见的”）。一个国家对于经济的调节需要双手协调并用。 双手并用假设的思想不仅在体现在经济理论上，而且在体现在宪法的规定之中。我国宪法修正案实际上已经默认了这一假设①。即要使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而国家则要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通过双手假设，可以更清楚地说明在经济学上长期争论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也有助于更好地说明在法律体系中的私法与公法的关系、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等。事实上，经济法上的一系列具体假设，主要是在双手假设的基础上展开的，它为相关问题的分析又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框架。如果只是单用一只手来调节经济，则在相应的法律形式上，可能只有民法或非现代意义的行政法，而不可能有现代意义的经济法。恰恰是在现代国家双手并用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协调双手，解决其中可能存在的双手失灵等不足的经济法。 （二）两个失灵假设 与双手假设相一致，在经济法理论上还有“两个失灵”假设，或称“双手失灵”假设。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市场失灵假设，一个是政府失灵假设。在运用市场的无形之手进行调节的情况下，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妨害竞争、外部效应、公共物品、信息偏在等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从而使市场调节的无形之手很难有效地发挥作用；与此同时，诸如公平分配、币值稳定等问题，也是市场机制不能有效解决的，由此便提出了市场失灵的假设。市场失灵假设在经济学界已得到了较为普遍的承认和应用。在假定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本来在配置资源方面应起到的调节作用，在上述诸多领域却不能有效发挥，因此，只能由市场以外的力量去加以弥补。而从总体上的能力、实力和现实可能性的角度来看，一般认为，由国家来解决上述市场失灵问题是更为合适，也更为现实的。从而，国家被推倒了历史的前台，开始了所谓的对私人经济生活的“干预”或称“介入”的新时代。 对于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是否必然导致国家的介入和弥补，学者的认识不尽相同。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对资源的配置效果，在一些国家已经出现了许多的问题。由于信息不足、滥用权力、腐败寻租、体制不健、多头管理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政府在资源配置上是低效的甚至是无效的，这被称为政府失灵。也就是说，在某些领域，无论是市场机制，还是政府干预，在配置资源方面都是无效的或低效的。因此，是否要选择政府配置，以及对于政府配置所产生的失灵问题如何来解决，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必须要直面的问题。而如果选择了用政府配置来弥补市场配置，就应对政府配置资源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各种失灵问题有总体上的把握，特别是应当分析导致政府失灵的具体原因，以便采取相应的解决对策。而对于政府失灵的原因，解释是多个方面的。如公共选择理论、理性预期理论等，都提出了各自的认识。这对于经济法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要深入研究两个失灵假设，必然涉及到失灵原因的探讨。对于市场失灵的原因，经济学界已经探 讨较多，并为相关的法学研究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素材。从经济法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或基本矛盾来看，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是很基本的矛盾②。无论是在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领域，还是在政府干预的领域，这些基本矛盾都存在。在这些矛盾不能有效协调和解决时，必然会产生两个失灵的问题。例如，在市场调节的领域是很强调个体的营利性，崇尚效率价值的，但如果由此忽视社会公益性、漠视公平价值，则必然会加剧垄断、不正当竞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问题，必然会导致宏观经济失序，微观经济失范，经济生活失真，从而使宏观调控也很难有效进行。同样，在政府配置资源的领域，如果政府的工作人员也强调自己作为个体的营利性，并把自己的收益凌驾于社会公益性之上，如果只强调本部门、本单位的经济效率或经济效益，而忽视整体上的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则必然会导致政府失灵。 此外，在研究两个失灵假设的过程中，还会涉及到重要的公共物品假设等问题，从而使公共物品理论、外部效应理论等都会对经济法学乃至整个法学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需要提及的是，两个失灵的假设也导源于“有限理性假设”。根据有限理性假设，市场主体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在为自己的利润或效用的最大化而努力。但是，其理性是有限的，因而并不能有效地抑制市场经济波动，并不能解决市场调节的滞后性、盲目性等问题。同时，政府也同市场主体一样，是“理性的经济人”，但由于它并不能获取全面的信息，并不是全知全能的，因而其理性也是有限的。此外，政府认识的局限性还体现在，政府也是由人来组成的，这些人也都是普通人，既不更好，也不更坏，因而在智力、道德等各个方面，同样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有自身的一些利益驱使，就极可能在配置资源方面产生低效率或无效率的情况，从而产生政府失灵。 事实上，即使假设政府的组成人员都是大公无私的，在道德上都是非常优秀的，但由于信息偏在问题的普遍存在，由于政府很难非常迅速地对瞬息万变的经济生活作出相应的调节回应，因而就非常容易导致政府失灵的问题。正因两只手都有自己的缺欠，因而才需要双手并用，才需要综合协调。同时，也正是在这样的框架之下，才有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余地。 （三）利益主体假设 利益主体假设，即假定在经济法上，各类主体都有自己的独立利益，为了各自的利益，都会采取有利于自己的行动，都会努力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从利益的性质来看，经济法上的主体，可以大略分为国家一方（调制主体），以及与国家相对应的另一方（调制受体）。 上述的国家一方，要考虑国家（或政府）利益的最大化，同时，还要在一定程度上考虑社会公共利益，也要兼顾个人利益的保护。此外，从公共选择的理论来看，在国家的各类机构中，组成这些机构的成员也有自己的利益。因此，利益实际上是多重的，涉及到复杂的、多层次的法律保障问题。 上述与国家相对应的另一方，从经济意义上说，主要是市场主体（或称之为“市民”），从社会意义上说，主要是社会成员或社会实体、组织等。这些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都按照自己的理性去行事。只有肯定利益主体的存在，才可能有法律规制的可能性。 经济法制度的实施必须尽量对各类主体的利益给予公平的、有效的保护，以实现各类主体利益的平衡。为此，在经济法上，不仅要像传统私法那样更关注私人主体的利益，也不仅要像传统公法那样更侧重于国家利益的保护，而且更要全面兼顾各类主体的利益，即不仅要在总体上兼顾国家与私人主体（企业、自然人等）的利益，也要兼顾各类主体的具体利益，这些具体利益表现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利益、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利益，等等。由此使经济法在法益保护方面又具有许多自己的特色。 （四）博弈行为假设 与上述的利益主体假设直接相关，既然各类经济法主体都是利益主体，则必然要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相应的理性行动。而在行动的过程中，则可能采取合作的态度，也可能采取不合作的行为。不管怎样，行动者都要既考虑自己的情况，又要考虑相关主体的情况，以求在互动的博弈过程中，努力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经济法主体之间的博弈可能存在于各个领域。它既可能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国家机关之间展开，也可能在国家与国民之间展开，还可能在市场主体之间展开。对微观层面的主体行动进行博弈分析是很有价值的。 各类主体之间的行为，既然都属于博弈行为，则参加博弈的主体就需要关注其他行动者是如何思考的。因此，对于各类主体而言，分析“别人的”预期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接关系到在博弈活动中的成败得失。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假设，便是“理性预期假设”。该假设会提醒人们：任何主体都是有其理性的，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当国家要采取某种行动时，必须要分析该行动所影响的主体将会如何思想、如何行动。而这对于确保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效果，从而对于确保经济法的调整实效，都是非常重要的。 （五）交易成本假设 按照上述的利益主体假设和博弈行为假设，既然各类主体都是利益主体，因而必然会关注自己的产权，必然要求产权界定明晰，也必然会关注为取得产权和保护产权所花费的成本；同时，既然各类主体之间都在进行着博弈行为，则参加博弈的各方，便都会关注自己在博弈过程中的利益得失，而衡量在博弈过程中的利益得失的重要指标，便是交易成本的大小，或者是与其相对应的收益的多少。因此，在利益主体所从事的博弈行为过程中，交易成本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由此便在博弈行为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交易成本假设。 随着近些年来学术界对产权经济学或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深入，特别是法学界对法律经济学认识的普遍提升，人们对于有关交易成本的基本理论已经耳熟能详。基于该理论，在经济法的研究上，不仅要重视微观主体或称私人主体的交易成本问题，而且还要重视国家的交易成本问题，特别是国家与国民之间，以及国家机关内部的交易成本问题。同时，应重视本益分析方法在具体经济法问题上的运用。 以上提出的五种基本假设，在经济法研究方面有特殊的价值，它们具体体现了“二元结构”假设的要旨及其所包含的“非对称性”，有助于学界在达成一些基本共识的前提下，把经济法理论进一步向前推进。当然，以上仅是列举了一些较为重要的基本假设，此外还可以有其他一些假设，但限于篇幅和需要，在此不再展开。 此外，提出上述假设本身并不是目的，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假设的方法在经济法学上的价值，以及如何将其用于经济法研究。为此，还应研究各类假设在经济法研究上的价值是什么，其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内在联系；同时，尽管前面在探讨各类假设时也涉及到了经济法学的相关问题，但仍然有必要对各类基本假设在经济法研究上的应用问题做一些探讨。 四、各类基本假设在经济法研究上的价值及其应用 经济法的研究需要有自己的前提，需要有学界所认同的一个大略的“基础”，而基本假设的提出和确立，恰恰主要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尽管认识需要不断深化，因而对于“基础”的认识也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尽管对于“基础”本身的追求是否恰当也有不同的看法，但从研究的效率，从研究的整体推进的角度来说，对于基本假设这类较为基础的问题，还是应当有明晰的认识。 在法学研究中之所以要提出或借助于上述的基本假设，就是因为这些假设最贴近于一般的个体、最能够反映一般性的情况，与基本的人性、与市场行为的一般情况，也都最为接近。上述基本假设，大都来自经济学（以及相关的社会学），而按照一代宗师马歇尔的理解，经济学是最贴近人类生活的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经济学密切相关的经济法学的研究，或者是整个法学的研究，才需要借助于这些一般性的假设，发挥其在研究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的独特作用 ，以解决法学研究方法不具有自足性，以及法学（而不是法律）与社会经济生活的距离，比经济学和社会学相对更远的问题。由于法律毕竟只是一种“写照”，毕竟总是存在着相对于现实的滞后性，并且，这种滞后性在片面强调“法制原则”的情况下还可能更加突出，因此，就需要通过借鉴，形成经济法学上的基本假设，来拉近法学研究与现实的距离，以确保法学研究更有价值和生命力。 以上的探讨表明，从直接的价值来看，上述各类基本假设为经济法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前提、框架、范围和基础，这也是上述假设被称为“基本假设”的直接原因。它们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相关问题，有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有助于理论研究的深化。 此外，上述各类基本假设，实际上也为经济法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方法，这也是其重要价值的体现。从研究方法上看，对于新兴的、具有突出现代性的经济法来说，尤其应当注意方法的综合性，这本身也是必要的范式转换。事实上，法学研究不仅不能只注重单纯的“阶级分析”，而且也不能仅注重单一的“权利义务分析”。今天的法学研究，尤其应当多注意从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中吸收营养，其必要性导因于法律调整领域的广阔性以及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由于客观的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与相关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关系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因此，相关学科之间自然应当打通。特别是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与各类主体的“微观特点”更加接近，也更能反映人类的较为根本性的东西，因而往往可以作为法学的某些方面的研究基础。而法学本身则更为“上层”一些，它需要通过相关学科的研究来发现和体现自我。 纽拉特曾指出，从科学史上看，假设总是会频繁地产生和消失，没有任何对它们进行排列的可能性〔4〕。但是，这并不影响对相关假设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研究。作为一个走向成熟的学科，其基本假设应当至少在逻辑上是自洽的，并且应当在内在联系上存在一致性。为此，有必要对上述各类基本假设之间的内在联系做一些探讨。这些探讨，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基本假设对于经济法研究的价值，也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其应用的问题。根据上述对各类基本假设的分类及其具体内容，可以发现各类假设之间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在联系： 首先，具有共通性的不同层面的二元结构假设，本身就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对相关层面的概括，也仅具有源自不同视角的相对意义。其中，理论-认知层面，更主要考虑了主体的价值；经济-制度层面，更主要考虑了地域或称空间的影响；社会-文化层面，更主要考虑了实质上的不同时间的影响。 其次，具有共通性的二元结构假设，与在经济法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其他假设也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例如，在二元结构假设中，理论-认知层面的公私二元结构假设提供了一个非常基本的框架，它暗含了政府与市场的对峙，体现了不同主体的重要价值，从而为两个失灵假设、利益主体假设、博弈行为假设等奠定了基础；经济-制度层面的二元结构假设，体现了空间发展上的不平衡问题，即提出了两个失灵假设等各类假设产生的重要现实基础，也是其他各类假设的现实体现；社会-文化层面的二元结构假设，主要体现了时间发展上的不平衡，它是其他相关假设产生的更深层次的现实基础，同时，也是各类假设所需要面对的问题。 最后，在经济法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各类假设，在其相互之间，也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例如，从形式上看，两个失灵的假设在经济法理论上是很基本的，但两个失灵假设作为一种“对结果的描述性假设”，又与双手并用假设（这是对手段的假设）直接相关。而无论是两个失灵假设，还是双手并用假设，在更深层次上，它们都离不开利益主体假设和博弈行为。而在这两个深层次的分别侧重于主体和行为的假设中，又包含了理性预期假设、不确定性假设等，同时，它们还都与交易成本假设直接相关。 可见，上述各类假设是连为一体的，而不是各不相干的，从而它们可以成为经济法研究的重要基础性假设，使经济法研究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开。 同时，各类假设与一些具体分析方法的内在联系也值得关注。例如，基本的二元结构假设，与系统论上的系统分析，特别是结构功能分析方法，以及整体分析方法等有关；双手并用假设，也与系统论的思想和方法等有关；博弈行为假设，与博弈分析方法有关；利益主体假设，与利益平衡方法和政策分析方法有关，等等，从而使基本假设在经济法研究方面有了更多的方法论意义，提高了基本假设在解决经济法理论问题上的应用价值。现略举几例予以说明： 1.从二元结构假设来看，它为经济法提供了一个从心理到经济，从政治到社会，从法律到文化的基本分析框架。在这样的框架中，有助于人们认识经济法究竟是公法，还是公法与私法交叉的混合法。事实上，二元结构的假设虽然较为宏观，但它毕竟提供了分析框架的边缘，从而使研究者能够以一定的（虽然也可能存在模糊状态）区域为“基地”进行研究。在公与私之间的模糊地带，是否有所谓混合法或第三法域的存在空间，是否能够存在与公法、私法相并列的社会法，人们的认识不尽相同。不过，根据二元结构的假设，结合客观实际，从总体上说，一如往昔，我至今仍认为经济法只能属于公法，而不是属于第三法域或社会法〔5〕。因此，二元结构假设有助于分析经济法的性质问题。 2.从双手并用假设来看，如果一国仅用一只手，就不可能产生经济法。一方面，经济法虽然要保障国家对经济运行的调控，要保障国家对市场秩序的规制，但它并不是传统的行政强制；另一方面，虽然经济法的调整直接作用于市场经济，并直接关系到市场主体的切身利益，但它毕竟不是单纯的市场调节，更不是传统的自由放任。双手的协调并用，使双手都能够更扬其长而避其短，从而体现经济法的调控与规制手段的特点，体现经济法在调整手段上的特殊性。调控与规制所发挥出的调制功能，与传统的市场调节与行政命令有着根本上的不同。事实上，双手并用所体现出的合力，是对传统的调节经济方式所存在缺失的有力矫正。 可见，透过双手并用假设，不仅有助于理解经济法的产生问题，而且也有助于理解经济法的调整手段、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对市场经济的综合调整等问题，从而不仅有助于认识经济法的独立性，而且也有助于认识其与相关部门法的内在联系。 3.从两个失灵假设来看，该假设实际上在经济法研究中已经占有重要地位。近些年来，经济法学界一般都把市场失灵的存在作为探讨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性的重要起点。按照目前较为流行的理论，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本身无法解决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因而就需要由国家来介入或称干预。而国家介入的法律形式，则主要是经济法。上述的解释，是目前较为通常的解释。这种解释当然有其合理之处，但有些方面还有待于再进一步细化。从双手并用假设来看，正是由于存在市场失灵，因而对经济的调节才不能仅用市场调节这一只手，而是还要用国家调节这只所谓的“有形之手”。但是，在运用国家之手的过程中，可能会存在政府失灵的问题。而政府失灵的存在，主要导源于政府的失控。从现在影响较大的一些行政法理论来看，一般多是基于政府权力的不断膨胀，才认为有必要强调对政府的权力作出限制。因此，在行政法理论中，全部的或部分的“控权论”主张，实际上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但经济法不同于传统的行政法，它不是单纯地强调要限制政府的权力或国家的权力，而是要通过如何适度分权，以及如何适用合理的程序，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努力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因此，经济法必然会存在一些有特色的方面，并因而不同于传统的行政法。 两个失灵假设表明，经济法不仅要通过政府对资源的配置来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而且也要通过相关的规范，来解决政府失灵的问题。两个失灵的存在，对于经济法产生和存续必要性的问题，有很强的解释力。因此，两个失灵假设，对于探讨经济法的发生论问题很重要。它更有助于说明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性，更有助于认识经济法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的特殊性。 4.从利益主体假设来看，在经济法研究上重视各类主体的利益，真正关注不同主体客观存在的利益，有助于认识经济法调整方面的问题。只有充分地认识到国家利益、企业利益、个人利益；认识到社会公共利益与私人的独特利益；认识到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近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一致的利益和冲突的利益，才能更好地在各类主体之间去平衡利益，才能让各类主体更好地去代表和实现某一种利益。从规范的层面看，经济法主要是规定和解决相关主体的权力或权利的问题，但从更深的层面上看，则是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如何协调和平衡的问题。利益既是经济法得以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经济法不断完善的重要源泉。没有代表特定利益的主体，没有相应的利益主 体假设，就无法说明法律的制定、完善的动力机制等相关方面。因此，利益主体假设，对于经济法制度和理论的发展非常重要。 上面的一些举例表明，经济法学的各类基本假设，对于经济法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都很有价值。事实上，在理论研究领域，以上述的“二元结构”假设和其他各类假设为基础，在经济法理论上已经形成了一系列有自己特色的“二元结构”。例如，在调整对象理论上，存在着宏观调控关系和微观规制关系的二元结构；在体系理论上，有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的二元结构；在主体理论中，有调制主体与调制受体的二元结构；在行为理论中，有经济调制行为与市场对策行为的二元结构；在责任理论中，有本法责任和他法责任的二元结构，等等。此外，在财税法、金融法、竞争法等相关部门法理论上，也都存在着一些以上述相关二元结构为基础的具体的二元结构。这些都是二元结构假设与其他假设应用的成果，对于增进经济法理论的体系化或严谨度，形成内在和谐统一的“理论”，是很有价值的。 五、各类基本假设的局限性 前面探讨的各类基本假设，尽管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意义，但也都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对此也必须要加以分析，以求对基本假设做更恰当的定位。 上述基本假设的局限性，首先来自假设本身的局限性。由于这些假设更多地是源自其他学科的假设，许多假设不仅本身尚需要不断地得到验证，而且是否适合于法学研究，是否有利于推进法学研究，也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得到检验。 其次，二元结构假设的局限还体现在，它虽然已是各学科的学者都比较认同的，但并不是法学本身能够有效证明的。限于自身的特点，法学要在很大程度上从其他相关学科吸取营养，其中也包括基本假设等。但在上述假设的可靠性和证实性方面，法学很难大有作为。这对假设方法的应用也可能会产生影响。 再次，各类假设都具有一定的相对性。为此，在运用这些假设的过程中，不应把各类假设绝对化。即应采行“相对论”，而不是“绝对论”。具体言之，一方面，上述这些假设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假设是否都合适，以及具有多大程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恰当性，还有待于接受理论和实践的检验，还需要接受时间的考验，还有待于人们认识的日益深化。另一方面，上述各类假设实际上是提供了一系列的分析模型。这些模型的主要功用就是使分析更简明，更有说服力，等等。而作为“模型”，其本身就是有局限性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任何理论都是有局限性的，任何观点也都是一种“偏见”。为此，就应当以一种开放的、包容的、建设性的考虑，来看待各类基本假设。而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所能够建立的理论框架，也才是可以不断更新和不断发展的。 例如，在对二元结构认识方面，并非要强调“两极论”，即并非认为二元结构中只存在完全对立的两极。事实上，在这两极之间的过渡地带往往是很重要的，按照中国的哲学思想，最可取的是“叩其两端而取其中”的中庸之道。而要“取其中”，首先要知道其两端，要以两端为起点才能知道何为“其中”。但关键是现在的一些研究往往是不知两端为何物，因而也就很难作到全面地认识相关问题。二元结构的假设，恰恰是要给出两端、边界，也就是给出进一步分析的基础。 二元结构假设的相对性是很明显的。例如，经济层面的二元结构假设，曾经包括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等公私二元结构，而这些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在两极中间还会存在一些混合的领域。例如，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还会存在第三部门，在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间，还可能有混合物品等。因此，二元结构只是提供了一个分析的基本框架或平台，对于具体问题必须作具体分析。为此，哈耶克认为，把整个服务领域界分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业已为人们接受的二分法，是颇具误导性的；对于一个健全的社会来说，在商业领域与政府治理之间（也就是在私营部门与公共部门之间-作者注）保有一个第三领域，即独立部门（Independent Sector，即前述的第三部门）是至关重要的〔6〕。但是，能否因此否定二元结构的基本框架呢？能否因此如同一些论者引申出经济法就应当以第三部门为依托，以社团为主要主体呢？恐怕至少在现实的条件下还不能。尽管第三部门也是很重要的，尽管社团也有其重要的价值，但诚如伯尔曼所认识到的那样，自20世纪以降，教会早已不再构成对世俗权威的有效的、合法的抗衡力量了；在经济和社会秩序内的商人和其他自治团体或行业的习惯，在立法和行政机构的控制下已经失去了效力〔7〕。 因此，尽管需要有第三部门的适度发展，尽管也需要对第三部门的壮大作出一些积极的倡导，但在现实中其地位无疑较为式微，无法和无力全面地替代国家，也无法真正成为社会公益的代表者。 除了二元结构的假设以外，其他的假设也都具有相对性，特别是在经济法研究上有特殊意义的基本假设。这些假设，尽管在经济学等领域都已经成为一些重要理论或重要假设，但是这些假设在经济法的研究上是否完全适用，以及在多大的程度上有助于相关的研究，都还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考验。 正因如此，对经济法上的基本假设需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尤其要认识到这些基本假设是经济法理论展开的前提和基础；这些基本假设不仅确定了经济法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宗旨、性质等问题，而且也确定了经济法上的主要研究方法。而这种有针对性地确立起来的研究方法，对于确保经济法研究的深入，是非常必要的。 经济法学论文:经济法学的研究形式 一、经济法中问题与主义的相关争议 在中国,学者们对于经济法学的肇端尚有不同的认识,但经济法学界大体倾向于以1978年为学科发展的起点,并在每个十年前后,推出一些回顾性、反思性的研究成果。对于经济法学这个新兴的学科,各类理论观点纷出,不同声音混响。而在其研究方法上,学者主要侧重于经济法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上,即经济法学的理论研究与制度构建的分析。 一些学者把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比做“鸡肋”,认为其食之无味。他们认为中国经济法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遭遇了方法论上的“意识形态”化、“概念法学”化和“半殖民地”化的巨大冲击,树立经济法学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增强其自足性和开放性,成为经济法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同时,他们也指出其无意否定那些研究主义的学者所进行的研究价值,只是认为这样的研究偏离了法学本来的研究目的。法律就其作用而言是一种游戏规则,是为了处理人类社会的各种纠纷,法学的任务就是发现以及创新更好的游戏和裁判规则,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解决纠纷。因此,法学研究不只是书斋中的学问,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要解决现实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进行的经济法研究与中国活生生的经济现实、经济改革与立法司法实践不联系,只是热衷于构建抽象的理论框架,将经济法理论变成了高深莫侧的玄学,其研究结果是不仅不能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和指导,而且会偏离法学研究的初衷和实质。 但对于那些有“爪牙之利、筋骨之强”的人来说,“鸡肋”同样可以咀嚼、消化和吸收,同样可以“食之有味”。他们认为经济法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坚实的理论基础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应该充分发挥人们的聪明才智,去探求、发现、形成一套科学的经济法范畴体系,这套范畴具有确切的内涵,准确地概括了事物的本质,并成为逻辑思维的基本要素,从而构建一套科学的经济法基本理论原理,只有具备丰厚的理论基础,才能进行有关制度建设的研究。严重冷落法解释学等传统的研究方法,会直接导致经济法理论解释力的削弱和经济法研究法学特质的减损,而未来经济法研究方法必定是多元的,研究手段必然是综合的,研究体系也一定是动态的、开放的,但其核心却应该是恒定的,即传统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不应被动摇、更不应该被抛弃。 二、关于经济法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共识 从第十五、十六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来看,目前学者普遍达成了关于经济法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共识。这也验证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句古话。现在学界的主流观点是,既要研究“问题”,也要研究“主义”,同时更要注重两者的并重研究。张守文教授用“顶天立地”四个字,对这种研究方法进行了高度的概括。“顶天”指在研究经济法理论的基础上,更注重理论研究水平的提高,强调研究必须能够真正的拔高,要真正体现出一种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提炼和萃取。因为理论的高度不够,就很难有较为广泛的指导意义,就极易被等同于一般。但是,我们所强调的研究并非只是“形而上”,只是“空对空”或者“空中接力”,而恰恰要强调一定要“立地”即要立足于现实,脚踏实地,而不能使其成为海市蜃楼。“立地”强调经济法理论的研究要同经济法的实践相结合,形成具体的制度,以回应和解决法制建设中存在的大量现实问题。因为对于现实问题的关注和解决是经济法理论研究极其重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经济法研究能否纵深发展的基础。 三、经济法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未来发展趋势 在我看来,经济法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正处于库恩所说的科学发展的四个阶段中的“前科学阶段”,突出问题是没有统一的概念体系,缺乏共同的理论假设与方法论原则,理论尚未成熟,只有理论与实践统一,经济法学才能进入成熟的“常规科学阶段”。所以,目前经济法学界所追求的经济法的“问题”与“主义”并重研究,是经济法发展一个必经的阶段。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相对比较注重有关“问题”的研究,即关于经济法制度建设的研究。因为从中国经济法的发展态势来看,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还是比较倾向经济法理论的研究,需要适度的制度建设来“中和”这种非正常的现象。而在经济法的制度建设上,我们可以借鉴经济学中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研究。由科斯提出的“新制度经济学”是近几十年来兴起的西方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之一,它运用企业组织理论、产权制度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等全新的思路和方法,分析和重新解释许多新古典经济学所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可以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成功之处,结合经济法本身的实际,来为经济法学的研究注入新鲜的血液,达到创新的目的。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过分注重问题的相关研究,要做到经济法所追求的“适度”。我们可以在着重研究具体的、有代表性的经济法文本所构建的制度、规则和经济执法的过程中,从中抽象出经济法的范畴原理、语言符号和思维方式,进而达到经济法理论与制度的互动研究。 试析经济法对利益冲突法学的论文 1.1以社会本位作为平衡与协调利益冲突的价值基础 市场机制是合理配置资源、提高经济效率的最有效手段。与此同时,在正常的市场机制调节下,各市场主体之间也能形成一种相对合理的利益格局。然而,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轨迹告诉我们:自由放任经济下市场机制本身极易遭到破坏,随之而来的利益格局也容易受到扭曲。而且市场机制自身的局限也会引发矛盾,产生新的冲突。面对市场难以依靠自身力量对冲突加以平衡与协调的难题,现代经济法产生的一个重要历史使命就是依法调整市场经济中的利益关系。然而,当今社会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利益主体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在各类利益冲突中,既有国家权力与个体权利之间的冲突,也有社会个体利益之间的冲突,还有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冲突。要想平衡好方方面面的利益,经济法需要找准自己的价值定位。 如果经济法选择个体利益至上,这样做虽然会刺激个体对利益的追逐,提高经济效率,但却不利于冲突的解决,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此外,在法律层面上,这种做法还会使经济法难以独立于民商法,自身的独特价值难以显现。但是,如果经济法选择以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来协调利益关系,却容易造成国家权力对个体利益的侵害,进而影响了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同时,这还会使经济法很难摆脱行政法的案臼,难以成为真正独立的法律部门。在现实的需要面前,现代经济法最终选择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最高准则,来协调多种利益冲突。而经济法中所指的社会整体利益是与个人利益、团体利益和公共利益都相关的社会利益,是融个人利益、团体利益以及公共利益为一体的社会利益。在具体的调整过程中,经济法正视各经济主体的利益需求。 经济法学论文:经济法学研究成果论述 经济法学自诞生之日起,各种观点异彩纷呈,尤其在经济法学的基础理论方面,争论很激烈,但已经形成了一些能支撑经济法学理论大厦的基本共识。在经济法具体制度的研究方面,也有过很多的争论,这些争论推动了相关法律制度的产生和完善。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也正经历着由单一走向多元的过程,多种研究方法提供了多元的视角,共同推动着经济法学理论不断深化。概而言之,经济法学经历的正是一个“和而不同”的发展路径。 一、经济法的基础理论 1.调整对象在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方面,学界形成了许多观点。按照前述发展历程的划分,各种观点大体可以分为“前诸论”和“新诸论”。“前诸论”主要有“纵横统一论”“、纵向论”“、企业法中心论”、“综合法论”、“经济行政法论”、“学科经济法论”等。“新诸论”主要有“国家协调说”“、需要国家干预说”“、管理说”“、国家调节说”、“增量利益关系说”等。总体来看,“前诸论”中有对经济法持否定态度的观点,而“新诸论”对经济法独立法律部门的地位已成共识。尽管曾有学者对经济法抱有怀疑或者否定的态度,但学者们的探索、交流与交锋推动了经济法学的发展,这是值得肯定的。各说虽然分析的角度与表述不尽相同,但实际上都反映了国家依法管理国民经济、协调市场经济运行并统筹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平衡这条主线。 2.经济法的地位关于经济法是否独立的法律部门,学者们曾有过很多激烈的争论,其中尤以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为争论的焦点。80年代初期,大经济法主义和大民法主义相互排斥对方,不承认各自的独立性。此外,还有经济法与行政法关系的争论,有学者认为经济法属于行政法的一个部门法,而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随着实践的深入和理论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对社会发展的独特作用及相互不可替代性,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在法学界基本成为共识,并已为国家立法机关采纳,在官方文件中多有体现。 3.经济法的体系80年代初,不少学者主张建立以计划法律制度为核心的经济法体系,《经济合同法》颁布后,所有的经济法学教科书都把这一法律规范作为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深化,学者们基本上抛弃了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下所形成的“大经济法主义”,经济法的调整范围相对缩小,趋向科学合理。目前,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应该包括宏观调控法律制度与市场规制法律制度基本没有异议,而对规范市场主体的法律、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是否属于经济法范围则尚有争议。此外,还有不少学者认为,经济法的体系包括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这两大板块已不足够,有学者提出应当加上“企业发展法”这一板块,以更好体现与维护企业的主体地位,促进企业发展。 二、经济法的基本制度 1.主体制度经济法主体的确定与经济法的地位、经济法的体系密切相关。经过30年的发展,经济法主体理论从单纯强调政府的主体地位到以“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为分析框架。例如早期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的主体包括“决策主体、管理主体和实施主体”,后来有学者提出经济法主体包括“经济管理主体、社会中间主体和市场主体”。在视野方面,形成了两种界定经济法主体的方法,一是“行为界定法”,即根据主体的不同行为列举主体类型,如“经济管理主体和经济活动主体”;另一种是“身份界定法”,即根据主体不同的经济、政治或社会身份来列举主体类型,如“管理者、经营者和消费者”。 2.行为制度 (1)宏观调控制度学界普遍认为,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是十分必要的,宏观调控是经济法的核心内容之一。过去学者们比较强调经济计划的宏观调节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建立,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整从过去的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调节方式转化为以计划、预算、价格、税收、利率等多种方式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经济法学界对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不少见解和建议。学界对宏观调控法的研究主要围绕宏观调控基本理论和宏观调控立法两大部分,至今已经基本上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和结构体系。在宏观调控的基本理论方面,对宏观调控的基本概念、目标、采取的手段,宏观调控法调整的对象、原则、地位、体系等都有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很多观点。在宏观调控立法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制定宏观调控基本法的研究。2001年3月召开的“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宏观调控法》的议案”的小型研讨会,论证了制定《宏观调控法》的必要性,提出了关于《宏观调控法》框架的设计。其后,有学者提出了宏观调控基本法的专家建议稿。在宏观调控部门法方面,经济法学界的研究,填补了法学领域的空白,促进了相关经济法律法规的创制和完善。 (2)市场规制制度学界对市场监管的必要性、市场监管的对象、监管的原则,市场监管法的性质、地位、体系等作了深入的研究,基本认同市场监管法是经济法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以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典型。竞争法是市场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经济 法学界自80年代中期即开始引介国外的立法与学说,开展对竞争法的研究。在反不正当竞争法方面,学界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必要性、目标、原则、立法宗旨、定义、调整范围、执法机构等问题都进行了探讨,为制定《反不正当竞争法》奠定了重要基础。在《反不正当竞争法》颁布后,学界开始关注其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并通过对各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比较研究,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健全和完善提出建议。在反垄断法方面,反垄断理论研究的基本框架已确立,基本覆盖反垄断法中的主要问题和制度,如: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制竞争协议、企业合并、行政垄断等。关于反垄断法的制定,反垄断法1994年就被列入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直到2007年8月才终于通过。十四年的立法历程,出现过很多的争论和反复。比如立法的时机是否成熟、如何看待和处理发展规模经济与反垄断的关系,反垄断法是否规定行政垄断的内容、采用何种规制模式、如何设置反垄断的执法机构等等,许多专家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最终学界的研究成果推动了《反垄断法》的出台。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方面,在1993年颁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前,学者们主要致力于论证保护消费者权益和制定全国统一性立法的必要性,提出要用法律手段保护消费者利益。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颁布后,我国在消费者保护方面取得了显着的成绩,但实践中也出现了诸如王海打假、医疗纠纷等许多新问题。现阶段研究的热点问题包括消费者的概念、医疗纠纷的适用问题、欺诈行为与惩罚性赔偿问题、新型消费方式的法律规制等等,学界提出了很多观点,取得了一定的共识,但这些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在产品质量法方面,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品概念、缺陷界定、责任主体、归责原则、诉讼时效、抗辩事由、涉外产品责任、法律责任、监督管理等方面,近年来,产品责任的新发展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3)对外开放制度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法制建设几乎与外贸事业发展同步,在对外贸易法律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学者保持了极大的关注,对对外贸易经营者主体资格的取得、货物进出口配额管理与许可证管理、反倾销、反补贴方面的法律问题进行了探讨,为立法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对外资法的研究也与我国引进外资的实践发展紧密结合,学界在外资的待遇、利用外资的形式、加入WTO对外资法的冲击等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90年代以来,在对外开放制度研究方面出现了新特点:结合复关和入世谈判,加强了对中国涉外经济法与WTO规则接轨问题的研究。这直接推动了我国对外开放制度的变革,为中国加入WTO在对外开放制度领域扫除了理论障碍 3.责任制度学界对经济法的法律责任的表述、定义、是否具有独立性、承担形式、构成要件、司法救济等方面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目前较为一致的看法是:第一,要完善经济法的责任制度,使经济法具有可操作性;第二,经济法责任具有独立性;第三,经济法责任具有公益性和形式上的复合性的特点,既包括传统的刑事责任,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也有一些新的责任形式。 三、经济法的研究方法 经济法学界越来越关注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路径,基本的共识是:要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经济到法,又从法到经济。出发点是现实经济问题,中间经过法律博弈、法律协调,最后落脚点还是回到解决现实经济问题上来。结合就法论法与法外论法的研究范式,在研究中除运用法学研究的一般方法以外,还要综合运用经济学、社会学、自然科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在经济法学的论文、着作里,已经出现了多种方法的运用,如,陈乃新教授在探讨经济法的本质时,从增量利益的角度出发,论证只有经济法调整的是人们在社会化大生产中生产和实现增量利益并相应地进行增量利益分配和再分配的关系,采用了经济分析法学的研究方法。又如,史际春的《经济法总论》一书对经济法产生的根本原因从社会的角度予以阐释,并注重从社会实践中提取论据,以社会实践作为理论探索的出发点和归宿,采用了社会实证的分析方法。 我国经济法学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取得的成绩斐然。经济法对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经济法学应当利用自己的优势,提炼共识,反思过往研究中的不足不断改进、创新,正如程信和教授所说的,“中国应当而且可能在经济法的理论和制度方面对世界现代文明作出较大的贡献。” 经济法学论文:经济法学教学质量的讨论 一、教学质量与施教质量 教学质量的内容首先是“教”的质量,其次是“学”的质量。在“教”“学”质量的关系中,“教”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是前提、是关键,因为它决定着“学”的质量;“学”的质量是我们施教的出发点和归宿;“师高弟子强”,这就是它们间的逻辑关系。教学质量问题一直是教学的核心问题,教育战线关于提高教学质量的讨论中,存在下列误区:其一是以为只要改善了教学方法,教学质量就可以提高了,其实不尽然,因为影响教学质量的因素包括教学环境、教学主体、教学环节等,而教学方法只是教学主体因素中的部分内容。其二是把教学方法等同于“教”方法,在教学方法的讨论中常常忽略“学”的方法的讨论,使其讨论“文不对题”,当然,教师在讨论教学方法时,基于“以身作则”的缘故,主要应讨论“教”的方法。其三是把教师的施教过程简单地概括为施教方法,尤其是仅仅局限于课堂的施教方法,更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得当、有效的施教方法有赖于充分的施教准备,施教准备还与施教指导思想有关;课堂教学仅仅是整个教学过程的一个环节而已,这无需更多说明。在教学过程中,由于“教”的主体主要是处于教学第一线的教师,因此,在提高教学质量的过程中,对教学组织的探讨,比对教学方法的探讨来得更为重要,其原因之一是教学方法体现于对教学的组织过程之中;之二是对教学组织的探讨,更加强调了教师在教学中的重要责任;之三是从讨论的视域来看,更加关注教师施教的全过程,而不仅局限于教学方法,同时,将学生的学习方法排除在了本命题之外,这有利于集中讨论教师如何施教的问题。 二、经济法学的特点 认清经济法学的基本特点,是确立怎样施教的前提。经济法学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学科特点“经济法”课程在经济管理类专业和法学专业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经济管理类专业一般开设“经济法概论”,在法学专业,本科教育阶段一般开设“经济法学”,研究生教育阶段一般开设“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所以经济法学是法学专业本科阶段所开设课程。在培养方案中,经济法学是法学专业本科阶段的专业基础理论课,它是法学专业的十四门核心课程之一。从法学课程间的关系来看,经济法学具有边缘性的特点:它既包括对法理学、民法学、刑法学、行政法学等学科理论的继承、运用,也包括对它们的理论的扬弃和发展;从经济法学的历史来看,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经济法学相对于民法学、刑法学等课程而言,还很“年轻”,以至于到目前为止,经济法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和内容体系,尚无一致的认识。经济法学的种种基本特性,给如何实施经济法学的教学,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也使经济法学的教学应当具有不同于其他学科教学的特点。 2.课程关联特点经济法学的前置课程通常包括法理学、宪法学等,后续课程一般包括税法、国际经济法、市场竞争法等,此外经济法学还与民法学、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行政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学、仲裁法学、证据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商法学、知识产权法学等相关联。由于经济法学与上述课程的关联关系,所以在经济法学的施教过程中必须处理好施教内容的衔接关系,既不能彼此间缺乏照应,又不能出现课程间内容的重复。这就要求教师应当熟悉本专业的培养方案,了解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师间应当相互沟通和协调,使相关内容———尤其是基础知识等重要内容,既不遗漏,也不重复,而仅限于衔接而已。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教材,还是任课教师,对这个问题,往往不是处理得很合理。 3.经济法现象特点经济法是立足于社会整体的意志和利益,借助于各种有效方法对经济关系进行系统综合调整之法。国家调整经济关系的目的在于实现宏观的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效益,所以,经济法具有直接的经济目的;在经济法律规范中,经济体制、经济技术规范可以直接构成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经济法的内容具有很强的经济性或专业性;由于经济法根源于国家对经济的自觉调控和参与,使经济法又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政府主导性特点;国家调整经济关系时可借助的法律方法包括各种层级的法律、各种性质的法律规范、规定丰富多彩的法律后果,这就是调整方法的综合性。国家为追求宏观的、可持续的经济效益,在尊重和保护个体合法利益的基础上,对国民 经济运行关系进行综合的调整,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具有综合性的特点。 4.教材特点由经济法学的边缘性、年轻性和关联性所决定,迄今尚无比较成熟的《经济法学》教材,《经济法学》教材的不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总论体系不完整:一般的《经济法学》教材,总论部分仅涉及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产生和发展、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和经济法律关系的部分内容,有的教材甚至没有论及经济法基本原则。第二,学界“画地为牢”的门户观念束缚了《经济法学》的教材建设:“经济法”界的专家们在编写《经济法学》教材时常常囿于“学界”的“先占”界限,认为经济法中的某些基本法律和基本范畴,历史上就已“划归”其他法律、法学部门,故《经济法学》不再讨论,于是使“经济法”在法学界就成了“拾遗补缺”之法,从而没有从“经济法”本身的内涵及其外延加以系统论及,这也是总论体系不完整的深层次原因。第三,总论与分论不对应,其表现形式有二:一是总论未论及的一般理论,而分论却有重要篇幅,如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等;二是总论的“观点”“流派”虽然较多,但分论的内容大体趋同。第四,总论的“观点”“流派”虽然较多,但实质区分较少,甚至有的“观点”“流派”主要表现为文字上的“游戏”,以至于难于自圆其说。第五,分论任意膨胀,分论任意膨胀的客观原因主要是经济法现象没有“经济基本法”典,主观原因主要是经济法的学科理论不成熟。 三、教师施教环节的组织教师施教环节基本可以分为备课、课堂教学、学生实践认识、课程考核四个阶段。 (一)备课备课是施教的前提。备课之前首先要作好充分的准备工作,然后才能开始备课。所以,备课过程中须作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1.教师的备课准备教师在备课前的准备工作充分与否,直接关系到“备课”的质量,进而直接影响教和学的质量。备课准备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1)应当熟悉培养方案。熟悉培养方案的目的在于把握培养学生的社会定位,了解本课程与相关课程的关联性,进而为进行教师间的沟通和协调提供依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基本的施教内容,以免课程间内容的脱节或不必要的重复,以免施教内容太深、太浅、太宽、太窄现象的发生,从而影响既定培养目标的实现。 (2)应当选用优质教材,“教材”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上一般仅指发给学生而教师又作为主要参考资料的着作,在此可以称之为师生“共用教材”或者“基本教材”;广义上的教材,则应当是除狭义教材以外的其他参考资料,如教师备课参考的着作、论文、案例等,学生学习参考的着作、论文、案例、教师编发的参考资料等。经济法的基本教材版本较多,有的是法律知识读本,有的是非法学专业用的教材,有的是研究生用的教材,有的是对前沿问题进行探讨的专着;有的比较陈旧,有的则较新;有的是经济法学界的专家所编,有的则不然。在选用基本教材时,一般来讲,宜选用经济法学界的专家最新编写的经济法教材。其他参考资料的选用也要遵循新颖、适当、针对性原则。所谓新颖,就是说所选参考资料要能反映本学科的最新成果和学术动态;所谓适当,就是说所选参考资料要适合本专业培养目标,难易适度;所谓针对性,就是说所选参考资料要与共用教材的内容———尤其是任课教师的讲稿的各个“章、节、点”内容密切对应,不要偏离施教任务。 (3)应熟练地把握基本教材内容。一般来讲,教材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普适性、教材内容都有自己的体系。熟练把握基本教材内容的意义在于:有利于教师在备课时根据培养方案和课程间的关联性作合理的取舍,进而形成具有本学校本专业特色的课程知识体系;有利于对教材中的陈旧内容进行改造,这主要是因为教材从编写到出版,再到教学使用,总有一定的“时差”,而经济法的理论在不断的发展,经济法律、法规又在不断地立、改、废,使经济法教材具有较强的时效性,所以在备课时必须作到“与时俱进”;同时,基本教材的内容也是我们选用、编写其他参考资料的依据,既然基本教材是代表本学界最新成果和反映学术动态的着作,是师生共用的教材,选用与编写其他参考资料的目的主要在于帮助学生理解、掌握基本教材的内容,在一定限度内扩大学生的视野,所以对于基本教材,必须尊重它、忠实它,其他参考资料的选用与编写,都要围绕基本教材进行,绝不能“喧宾夺主”。 2.备课组织。备课是教师根据培养方案、课程间的关联性、学科特点和学生的需求等具体情况,对教学内容、施教方法进行精心安排的活动。因此,备课的充分程度、备课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授课质量,即使口才再好的教师,也莫不如此,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相反,只要备课充分、且质量很高,即使任课教师不那么能言善辩,课堂施教质量一定会有基本保障。所以,施教工作的重心是备课,而不是其他施教环节。鉴于“经济法学”所具有的前述特点,培养方案将学生定位于“系统掌握法学专业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应用型高级法律人才”的要求,基于此,在此认为在“经济法学”的备课过程中应从以下方面作好相应工作: (1)教学内容的组织:基础理论知识应当相对系统、完整,法律知识的基本含义应当阐述清楚,并在此基础上根据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和司法实践,分析其科学性与不足,借此,培养学生学习、运用法律知识的技能和素质。教师在组织教学内容时,应根据培养方案将其分为重点内容、熟悉内容、了解内容和扩大视野的内容等不同的层次,尤其要处理好课程间的衔接关系,因为在教学实践中,常常发生课程之间内容的重复问题。 (2)教学材料的组织。教学材料即教学用资料。在外延上大致包括基本教材、讲稿、教案、多媒体课件、参考文献、教学辅导材料(其内容可设计为教学内容要揽、重点提示、疑难解析、认识实践练习、精典案例解析、阅读案例思考等)。教师在组织教学材料时,对于基本教材,要明确重点、难点、熟悉、了解的内容所在;对于多媒体课件,其内容要精;参考文献中的着作、论文要基本体现本学科的水平,选编的法律应当是现行法律,如果是国外法律的介绍,则应当具有代表性和借鉴价值;对于教学辅导材料,其内容要揽要能基本概括知识点,重点提示要准确,疑难解析要深入浅出、令人信服和精辟;认识实践练习要能反映本课程的知识点,并有利于学生牢固掌握和灵活运用;对于精典案例解析、阅读案例思考应来源于生活,并具有教学价值。 (3)教案的组织:在制作教案时,应根据教学内容确定具体的施教方法和施教手段。施教方法是具体而丰富的,不同的内容应有不同的施教方法,同一内容可以设置多种施教方案,以利于教师根据课堂进展情况适时调整;在施教手段上,主要是要注意多媒体课件的制作与应用,使之有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在教案中要注明教学内容的时间分配和要求学生掌握该内容的程度。 (二)课堂教学的组织课堂教学是教师施教和学生学习的中心环节。课堂是教师施教和学生学习的共同场所、是“教”和“学”相结合的主要教学环节。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借助于不同的工具和方法向学生传授本课程的基本知识;学生在课堂教学中,一方面系统地学习 相关知识,另一方面希望自己遇到的疑惑能得以解决。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一方面要发挥其主导性,另一方面要注意师生的互动性,灵活运用各种方法进行施教:比如讲授“经济法的产生”时可以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和讨论式教学法;在讲授“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时,可以采用演绎法、比较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和归纳法;在讲到“经济法主体的权利”时,可以采用重点讲授法,在讲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具体法律规范时,可以采用注释法、理论联系实际的实证分析法、师生讨论法;如此等等。总之,施教方法的运用应因“材”制宜,因学时制宜,多种方法相结合,准备充分,信手拈来,切忌教条。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仅有施教方法的灵活运用是不够的,其他方面的“软件”也不容忽视,比如对学生的尊重和重视,为此,教师不能傲视学生,而应和蔼可亲;教师在课堂上的“精气神”、语言的抑扬顿挫、适度的幽默与诙谐,都有利于调节庄严神圣的课堂气氛。如果课堂教学在内容方面达到了重点突出而知识面又广;课堂氛围方面和谐而不失严肃;施教方法作到了运用得当而又深入浅出,则可以说该课堂组织是成功的。此外,教师应重视学生的认识实践过程,因为它是课堂施教的必要补充。学生认识实践的内容应以课堂教学的内容为依据,认识实践的方式可以是教师编制提供各种类型的模拟练习题、或者课程论文、或者到具体的单位进行短期的认识实习;同时,教师应适时地批阅作业,对学生在练习中的疑难问题,教师应及时地给予解答,对课程论文进行必要的点评,对实习过程进行必要的指导。 课程考核是施教过程的必然延伸,也是对教学效果的检验。目前,经济法学的考核基本采取统一的全卷闭卷考核模式,从实践来看,这种模式是存在弊端的:因为各任课教师的教学在客观上是不尽一致的,这就影响了考核内容的覆盖面;同时全卷闭卷考核不利于考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运用法律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这种考核对教学效果的检验是不全面的,容易造成“高分低能”的现象。针对这个问题,在此建议:对课程的施教可以推行由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担纲的课程负责制,对课程的考核可以推行闭卷和开卷相结合的方式 经济法学论文:商科学院经济法学教学革新 商科院校(或称财经类院校)对各专业本科生均普遍开设《经济法学》这门课程,而且大多作为专业必修课程,但以往的经济法教学存在许多问题,教学理念不够清晰,教学内容针对性不强,教学方法和手段比较陈旧,考核方式较为单一,教学效果不甚理想,因此必须进行深入改革。本文从经济法学的知识体系和商科院校的办学特色出发,结合多年从事经济法学教学的实践经验,对商科院校本科经济法学教学改革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一、经济法学教学改革应充分体现商科院校的人才培养特色 经济法学是我国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也是一门边缘性和应用性极强的法学学科,经济法学将法学与经济学等学科知识紧密结合,着力培养学生在经济管理、企业经营、市场交易等经济活动过程中的法治意识、法治理念、必要的经济法知识和技能。商科院校的办学目标是培养既精通经济、管理,又有一定法律专业知识和较强法律意识的复合型、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因此,商科院校本科经济法学教学改革应着眼于经济法的学科定位和商科院校各专业的特点及对各专业教学规律的认识,根据商科院校各专业的培养目标制定适应各专业特点的经济法学教学计划、设计课程结构并定位教学理念,进而确定知识体系及选取教学内容,运用适当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以实现教育的目的。 商科院校是为了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才结构需求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而发展起来,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培养满足现代社会需求的高层次人才,“以本科教育为主体,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突出特征,多以为行业及所在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教育目标”[1]。商科院校的专业设置具有多学科性、务实性,以经济学、管理学、法学为主体,多学科全面发展,其根本特色就是培养“法商结合”的复合型人才。专业特色是商科院校取得长足发展的必备条件,商科院校必须在专业设置上进行差异、补缺竞争,必须注重课程教学的改革,突出教学特色来达到教学目的,在培养社会所需人才方面体现出自身的特点,才能在高等教育市场竞争中立足,实现学校的长远发展。因此,法学知识的教育,尤其是经济法学知识的培养显得十分重要。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需要大批既懂经济又知法律,既有一定理论水平,又能从事实际工作的实用性人才。但以往的经济法教学与这一培养目标和特色不甚吻合,所以经济法课程教学改革应紧贴我国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反映当今社会法治建设的需要,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实践性和应用性。根据商科院校的特色要求,我们认为,经济法学教学应着重教会学生以下3点:一是经济法的基本理论知识;二是查阅所需法律信息资料的方法,驾驭应用法律资源的能力;三是经济法学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判断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掌握和运用经济法知识,是对商科院校学习经济法课程学生的基本要求。经济法课程是商科院校法学专业和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长期以来经济法教学侧重理论学习,而经济法学是一门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具有部门法多、内容广泛的特点,由于经济法教学与实践的脱节,忽视对学生的司法实务操作能力的培养,学生头脑中的经济法支离破碎,以致面对将来工作中的司法实践时往往束手无策、无所适从。 二、经济法学教学内容改革应强调针对性和实效性 由于经济法学是一门新兴学科,经济法学的学科理论尚不够成熟,经济法学学科体系也没有完全定型,实践中对经济法的理解也存在一定的偏差,学术界和实际部门对经济法的诸多内容还存在较大的争议,经济法学科理论的构建与社会实践中具体的经济法律实务存在部分脱节的现象,经济法理论不能对经济法律的实践工作有效地加以指导。导致经济法学教学内容比较杂乱,甚至存在偏差,使经济法的教学内容缺乏应有的广泛性和科学性,使学生不能很好地把握经济法的内涵、本质、价值和功能,影响了经济法学教学目标的实现。因此,商科院校本科经济法学教学更应注重经济法内容的科学性、规范性、应用性和针对性。经济法教学应根据商科院校不同专业所面向的行业、区域,或者专业定位的需要,科学合理地选取经济法学教学的内容,在不忽视经济法的基本理论知识的前提下,注重经济法教学内容的实效性。教学内容要让学生更好地掌握经济活动中迫切需要的经济法基本理论,理解经济法的本质、特殊价值功能,掌握运用经济法律法规解决实际问题的技能,为以后从事经济管理、市场活动等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可依据各专业的特色和学生的知识结构选择具体内容进行专业性经济法专题教学,并与相关的专业知识有效衔接、形成互补,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满足学生对本专业领域经济法律知识的需求。教师要考虑不同专业学生知识结构的差异性,根据各个专业的培养目标制定适应各专业特点的经济法教学计划、设计课程结构,根据听课学生人数、课时等具体情况讨论统一授课基本内容,解决在具体的经济法教学中,课程内容庞杂、课时有限的矛盾。经济法教学要加强经济法课程的体系观念,要把经济和法律、国内和国际、经济法内部与外部关系的相关知识、理论、信息紧密结合,使之能够反映当前国内、国际经济、法律、科技综合发展的总趋势。要通过筛选、精简,重点教授最能体现经济法的内涵和价值的内容,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市场规制法、税法等宏观调控法等领域, 使之系统化、体系化、科学化。经济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法的政策性,国家政策与经济法有紧密的关系,不能脱离国家政策孤立地学习经济法,在经济法教学中分析国家重大经济政策,可加深学生对现实的社会问题的理解,使学生前瞻性地对经济法的发展方向进行预测。由于当前经济形势变化迅速,经济法律实践远比经济法律规则复杂,加之经济法律法规的修订相对频繁,在教学中应注意课程内容动态化,构建主动适应社会需求的创新机制,应及时引入新的信息,更新教学内容,在教学中注意反映司法实践的最新动向及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动态与社会热点问题的及时响应。 三、经济法学教学方法改革应体现多样性和灵活性 经济法教学主要是通过课堂教学活动来完成的,而经济法课堂教学的效果主要取决于经济法课堂教学方法。商科院校本科经济法学教学需要科学的教学方法,经济法作为与实践密切联系的学科,尤其要注重与教学目的相匹配的实践教学方法,既要讲解经济法基础理论知识,更要强调经济法应用能力和实务操作能力的培养。经济法教学不仅要有传统的理论讲授法,更要加强实践教学方法的运用,通过协调配合应用多种教学方法,培养经济法律的应用能力。根据笔者多年的教学实践,经济法学教学应注重以下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 1.理论讲授法。理论教学是经济法教学的基础,这种教学方法一直是经济法教学的主要形式。教师的主要任务是系统地讲授教科书,注重阐述经济法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制度等基本知识点,通过准确、详细的理论讲授,使学生准确地把握经济法的核心和精髓。它有助于学生系统地掌握经济法的原理,使学生通过广泛的互相关联的概念和原理理解各种情形的经济法律现象,较容易地运用逻辑思维来推断法律,有助于学生在单位时间的讲授中迅速地汲取经济法的精髓,为经济法的运用打下良好的基础。 2.案例教学法。经济法学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单纯的理论和法律条文讲解十分枯燥,对于经济法的重点、热点问题,可以采用案例教学法,使教学显得丰富生动。案例教学法是指以学生对案例的分析讨论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在学生掌握有关基本知识和分析技术的基础上,在经济法分论部分,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的要求,在教师的精心策划和指导下,运用典型案例进行讨论分析,通过学生自身的独立思考和相互协作,提高其分析和解决某一具体法律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法作为一种开放性的教学模式,具有趣味性、生动性、思考性、真实性和可行性,这种教学方法为教学提供了一个真实的场景,缩短了教学与实践的距离,重在引导学生的自主创新思维,使学生学会思考和学习。案例教学给学生提供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的实战演习的机会,学会认真分析案件,找出案件的争议点,从大量的法律法规中找出适用的法律规定,直至形成自己的法律判断和法律意见。在案例教学课堂上,学生针对问题各抒己见,能够集思广益,起到思维互补、开阔思路的作用,使学生对经济法的概念更清晰、结论更准确,也能够培养学生的表达、辩论能力,为学生今后就业提供一个演练场所。案例分析报告的撰写,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通过案例教学,学生还学会了如何互相点评,如何以建设性的方式向别人提出自己的建议,同时学会了如何接受别人的批评意见,提高了与他人沟通的社交能力。 3.自学研讨法。针对不同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需要和对经济法律知识需求的差异性,对于经济法中内容相对简单、便于理解、贴近生活的章节,有针对性地选择不同的内容,实施自学研讨法,根据课时多少确定自学指导部分。对于要进行自学研讨的章节中需要重点掌握的内容,教师可将其当问题先行提出,让学生预习准备,由学生自己通过阅读、观察、思考,上课时由学生进行讲解、讨论,最后由教师进行点评、总结,其他内容则作提示性讲授,布置为自学项目。自学研讨法以学生为主体,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增强学生学好经济法课程的信心,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语言表达、法律论证等能力。自学研讨法可以科学利用课堂教学时间,把握教学重点内容,能够在有限的课时里传授给学生最有用的知识,增加了教学的有效性,同时教师引导和教会学生合理而充分地利用课余时间进行学习提高。 4.比较教学法。在经济法教学中,通过应用比较法,将相关联的知识点进行对照、比较,可找出其中的共同规律和特殊点,将繁杂的理论知识条理化、简单化,便于学生准确记忆,如将有关知识点做成对应表格,让学生从书本中找出相关内容填入其中,既提高学生的分析比较能力,又帮助学生复习理论知识,极大地提高学生对经济法课程的学习兴趣。 5.讲座教学法。讲座教学法是指聘请有经济法律实践经验的法官、检察官、律师、企业法律顾问、经济行政执法人员等给学生就有关具体问题进行专题讲座。商科院校应加强与经济法律实务部门,如法院、律师事务所、工商部门、产品质量监督部门、税务部门等的联系和协作。经济法课程应当聘请政府部门、司法机关、律师事务所、企业界中既有实际经验又有理论水平的专家讲授经济法方面的案例及办案经验,开办各种经济法的专题讲座等,切实增强学生经济法课程知识的真实感。这些讲座可以弥补教师实践经验不足的缺陷。 6.模拟法庭教学法。模拟法庭教学法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根据精选的典型案例,分别扮演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当事人等不同角色,按照诉讼程序对经济法律纠纷案件的庭审过程进行模拟演示,以司法实践中法庭审判为参照来模拟审判某一案件的教学活动。学生通过模拟法庭的训练,能熟悉经济诉讼的程序,提高案件分析、法庭辩论、口头表达等综合能力,使经济法的学习形成一个从点到面,从关注现象、思考问题到掌握知识、提高法律实践运用能力,从经济法学的单学科学习到整合经济法律、诉讼程序、 法律文书制作等多学科学习的系统过程。与其他教学方法相比,模拟法庭教学法更具教学过程实践性和公开性,有助于学生巩固所学知识,提高分析和解决经济法律问题的能力。 7.观摩庭审教学法。观摩庭审教学法是经济法学课外实践教学的不可缺少的环节,它能使学生真切感受到经济法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教师先与人民法院取得联系,选择一些典型的或者疑难的经济案件,带领学生到人民法院审判庭旁听有关经济纠纷案件的审理,然后组织学生就该案件进行讨论,目的是让学生全面了解诉讼的庭审过程和程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让人民法院把一些有针对性的典型实际案例放在学校的模拟法庭内现场开庭,使学生亲身体验经济法律在实践中的应用,感受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运营的真实情况。此外,在经济法教学中,还可以通过其他课外实践活动,如带领学生访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产品质量监督部门等行政执法部门,或安排学生到消费者维权服务中心为消费者提供法律咨询,培养学生的实务操作能力。 四、经济法学教学改革应注重教学手段多元化 在经济法学教学手段上,要由单向性的教师讲授转变为自主式、合作式以及研究式相结合的多样化教学模式。通过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与设施,在教师的主导作用下,使课堂教学变得生动形象,易于接受。引入计算机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辅助手段,以多媒体教室为载体,可以实现现代教育技术设施与学以致用的结合。应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更直观、更生动,同时利用图形、声音和动画播放和教学内容有关的视频资料,能加深学生对经济法相关内容的理解,使教学丰富多样,课堂气氛活泼,案例生动有趣,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应用多媒体教学教师预先对课堂教学内容进行提示,要求学生进行预习,授课前提示学生注意本课的知识点和重要内容,使学生在听课前就对本课内容有大概了解,可提高课堂学习效率。教师应该适当运用多媒体技术,注意多媒体的播放只是辅助教学过程。对现成的多媒体材料应根据教学内容的特点加以适当改造,使二者相互匹配。同时,充分利用校园网络资源,给学生提供经济法课程相关课程讲解、练习题、优秀案例、参考文献等教学资料,教师还可以在网上对学生优秀作业进行点评,开展网上辅导,为学生利用网络进行自学和扩展知识提供条件,方便搭建师生交流平台。 PPT课件可以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保证教学内容的先进性,加大课堂上传授的知识量和信息量,开拓学生的视野,采用PPT课件教学可节省书写板书的时间,有利于逐渐加深教学内容的深度、广度和综合程度。此外,可以结合教学内容播放教学案例视频,使用电子教材等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实现教学过程的可视化、互动化、个性化,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学生可以通过视频了解经济法律实践,弥补不能到相关部门实习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亲身实践的效果。 五、对学生的考核方式应实现多样化 以往经济法课程的考核方式重理论、重闭卷,轻技能、轻应用,平时考核用考勤、作业等方式,期末一般采用闭卷考试的形式,由于受时间、卷面容量的限制,很难全面反映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运用情况,不利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理解能力、表达能力和应用能力。教学应该与考核相辅相成,考核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符合教学连贯性和逻辑性的要求。因而必须将平时考核与期末成绩相结合,平时成绩在学生科目成绩评定中应占较大比例。教师应当对学生采用多样化的考核方式,建立一套科学的考核制度和激励机制。在平时成绩记录里,对积极参与教学活动、主动获取经济法知识及学习态度端正的学生要有所体现,将学生课堂上回答问题的质量记入平时成绩,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结合各章节的内容给学生布置思考题或讨论题,并围绕讨论题让学生写出专题论文,依据撰写的读书笔记、学生的作业、小论文评定平时成绩,将案例讨论和撰写的案例分析报告作为考核学生的重要指标,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总之,应将闭卷考试、开卷考试、口头考核、小论文、案例分析、课堂讨论、社会实践等多种方式结合起来,综合评定学生的成绩,以最好地实现经济法学教学的效果 经济法学论文:从经济法学视角,对中国MBO监管之戏说/李华振 从经济法学视角,对中国MBO监管之戏说 李华振 原载《中国证券报》2004年6月18日。此为原稿，后在发表时标题改为《MBO：“打狼棒法”该练练了》。 2001—2003年期间，我在《财经报道》、《人民日报之中国经济快讯（理论版）》等媒体上发表过大约15篇文章，大多是为MBO鼓与呼的。但后来，我在著名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教授主持的国务院司法部“中国公司治理结构及中外比较”课题组中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之后，却发现，各地出现的所谓“MBO”有不少是挂羊头卖狗肉的“盗版MBO”，于是，我又写了《谨防“祥林嫂式的MBO”》、《论“变态的MBO”应该缓行》等文，为MBO的异变提个醒。 记得我曾在《中国MBO的“饿狼传说”》一文中写到：健康正常的MBO应当是遵循市场规律的“等价进行”，但现实中出现的往往是异变成“残吞国资肥肉的饿狼式MBO”。但该文只描述了这种现象，却没写出解决办法。如果说我们有1000个理由进行“等价式MBO”，那么，我们也同样有1001个理由反对这种“饿狼式MBO”。 针对此，必须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打个形象的比喻，就是要练成一套“打狼棒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打狼棒法一：现阶段的MBO处于改革试点期，为了免蹈原苏联剧变之后俄罗斯进行的不成功MBO的覆辙，我国不宜一下子彻底通过MBO来达到国企“完全民有化”，而应限制MBO的规模及进度，以部分的、适度的“虚拟民有化”为宜。对于中国国情来说，激进式的MBO改革只会致命而不能治病，其后果看一看今天的俄罗斯便知。 打狼棒法二：要求经营者提供一定比例的非MBO资金，才能收购本企业股份或分支机构。因为，如果这些资金全部是用本企业资金作抵押借贷来的，经营者实际上没出资金，他们感受不到明显的、直接的“血肉相连之感”，当然就难以产生强烈的“与企业休戚与共之心”，这同样达不到科斯定理所揭示的“外部性内部化”，无法真正调动其“关心自己财产”的积极性。至于自有资金的比例为多少，可视具体情况而定。 打狼棒法三：在进行MBO的同时，一定要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虽然不可能普遍征得每个流通股股东的同意，但至少必须把有关信息向他们真实地、及时地披露，严禁内幕操作。而且，经营者购买本企业股份时的价格不得低于当时本企业的每股净资产价值。 打狼棒法四：切实保护普通职工的合法权益，分配机制不得向经营者过于倾斜。效率虽然第一，公平也必须兼顾。否则，可能激化社会矛盾，以社会的不稳定作为惨重代价。 打狼棒法五：严格规定MBO的融资100%用于购买本企业股份或分支机构，不得用于其它用途，尤其不得用于经营者私人享受或其它投资。实践中往往发生经营者借MBO之名、借贷用于私人用途之事件，这是严重悖离MBO初衷的。 打狼棒法六：在偿还MBO的借贷资金时，一定要坚持先后顺序：经营者是第一债务人，企业是第二债务人，只在第一债务人确实无力还债时才由企业承担责任。正如国务院司法部“中国公司治理结构及中外比较”课题组负责人、我国著名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教授所说，我国要逐步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注：我国目前只有法人破产制度），只有在经营者个人宣告破产之后，仍不足以偿还时，才由企业承担偿债义务。这样才能“逼着”经营者不敢利用MBO之机来侵吞国有资产，不敢恶意把企业作为自己逃债的挡箭牌。 打狼棒法七：加强MBO过程中的官员廉政建设，推进“阳光下的政府”之法治进程。官员不仅是MBO的监督者，也是国有资产的人，是MBO的一方主体。所以，禁止权利寻租、设租之任务尤其迫切。反思俄罗斯国企MBO的失败教训和英国国企MBO的成功经验，会发现：在国企MBO的过程中，官员是否廉政决定着改革的兴衰成败。 经济法学论文:我国经济法学研究的反思和深化 一、经济法学的研究目的问题 经济法学的研究目的直接决定着其研究方向，确立正确的研究目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性问题。从总体上说，经济法学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和探索经济法产生、变化、发展的规律，促使理论研究的深化和成熟，从而更好地指导我国经济法制建设的实践，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为此，可把经济法学的研究目的具体分解为以下几方面： （一）经济法学作为法学中较新的分支学科之一，首先应把如何建立和完善其自身特有的基本范畴、如何构筑其科学体系确立为其研究目的。 由于“范畴及其体系是人类在一定历史阶段理论思维发展水平的指示器，也是各门科学成熟的标志”[1]，因此，经济法学研究的目的首先就应立足于如何完善其自身的基本范畴、如何构筑其科学体系之上，这是构筑经济法学原理的基石。但是，我国目前经济法学界对此方面的研究不够重视，致使经济法基础理论和原理的研究十分薄弱，而在与相关学科的争论、与其他学科划分研究对象及其范围上却投入较多精力。如果说在经济法学产生初期基于为了充分论证经济法存在的独立性，反驳否认经济法地位观点的需要而对有关问题进行争论、并极力确认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及其范围确有必要的话，那么，经过十多年来广大学者的辛勤努力而逐步把经济法学的研究引向深入，经过立法机关的勤奋工作而制定的大量经济法律、法规，以及经济法在改革开放中所发挥的极其重要的作用，已足以表明经济法的独立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价值性。在此情况下，就没有必要再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学科之间的论战、争抢研究对象及其范围，否则，不仅不利于经济法学自身的发展和成熟，相反还会阻碍其发展。“任何具体科学都有自己的基本概念和范畴，是否形成由概念和范畴所构成的理论体系，是这门科学能否独立的重要标志[2]”。实事求是地说，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学自身究竟应包括哪些基本范畴、每个基本范畴应包含的科学涵义是什么、如何构建经济法学的范畴体系这些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尚没有给予深入、系统的研究，这固然存在经济法和经济法学产生时间短、研究幼稚等客观方面的原因，但也不能否认，存在于人们主观上对经济法学研究目的的认识偏差和对经济法学基本范畴研究重要性的忽视同样对经济法学的研究产生了消极影响，致使经济法学界迄今也未能向理论界提供具有充分说明力的、令人信服的、确能体现经济法学自身独立存在和成熟标志的基本范畴及其范畴体系的框架结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与经济法学处于并列地位的刑法学、民法学、行政法学等学科已经建立起来了法学界公认的、并为各学科所特有的比较成熟的基本范畴及其体系[3].所以，经济法学在建立其自身基本范畴及其体系方面可谓任重道远，经济法学界的确应将研究的重点转移到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及其体系构成上来。 （二）经济法学作为法学中内容最为丰富的学科之一，理应把如何深化部门经济法学的理论研究确立为其研究目的。 如果说对经济法学自身基本范畴及其体系的研究构成了经济法学原理的基石和框架，并以此构成了经济法学总论的内容的话，那么，对部门经济法学理论的研究则是经济法学内容的具体展开和体现，并以此构成了经济法学分论的具体内容。研究部门经济法学的内容，一方面，应对已制定出的单行经济法的内容和理论予以研究。我国目前尚未制定一部经济法法典或经济法通则，而制定了大量适用于不同部门、领域、不同种类经济关系的经济法单行法和配套法即部门经济法，它们构成了经济法体系的主干，如何制定、修改、补充、完善、理解、实施、适用各种部门经济法，正是经济法学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另一方面，经济法学的研究又不能仅局限于现行立法的既定范围内，对尚未制定单行法和配套法的部门经济法的理论也应予以研究。由于受多种原因的影响，我国经济法立法带有明显滞后性的特点，许多本应属于经济法学内容的单行法和配套法尚未制定出来，比如，作为经济法核心的计划法、反垄断法等都没有出台，因此，经济法学的研究不能忽略或遗漏该部分内容，加强对它们深入、系统地研究，以更好地指导立法工作，同样是经济法学面临的课题。 （三）经济法学作为法学中实践性最强的学科之一，理应把加强最能体现其实践应用性的经济法立法[4]问题的研究确立为其研究目的。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动力、目的，也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5]，为了使经济法学的研究更能适应实践需要，其研究丝毫不能脱离国家经济生活的重大实践，时刻关注着对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法律现象的研究，对经济领域和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提出相应的法律对策，将它们归结到一点，就是要通过加强对经济问题的法律研究，并以此指导经济法立法活动，从而实现对经济关系的全面调整，达到国家干预、管理经济生活的目的。“法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以立法的发展和对立法的研究为前提的，没有立法学的发展，不可能有法学体系的真正的完善”[6]，同样，如果没有经济法立法学的发展，也不可能有经济法学体系的真正完善。因此，经济法学的研究目的应该立足于加强对经济法立法问题的研究，并把它作为其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尽管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法立法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立法上也有严重缺憾，立法技术水平和立法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这与对经济法立法问题的研究不够重视以及由此导致研究薄弱有着直接的关系。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立法问题尚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至今几乎还没有关于经济法立法方面的专著，涉及该方面的论文数量也较少，并且大多是对立法概况的泛泛介绍，而对经济法立法的原理、制度和技术等问题的系统研究却非常薄弱，理论界尚未对经济法立法的专业性、技术性、特殊性引起足够的重视，而是简单把经济法立法与其他部门法立法混同，这种作法很难使经济法立法适应实践的需要。因此，对我国经济法立法进行深刻反思，加强对经济法立法问题的研究，认真总结我国立法中的经验和教训，以更好地指导对现行经济法的修改和今后的经济法立法工作，从而建 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的经济法体系和经济法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迫切需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加强经济法立法正是其关键之一。而加强经济法立法和完善经济法制，又离不开经济法立法理论的指导，故随着适应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立，经济法立法问题应该、也必将会成为经济法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 二、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问题 每门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它决定着该学科研究的内涵和外延，故学科研究应以确立其精确、科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为前提。经济法学的研究也应恰当地确立其研究对象和范围，把研究的视野置于适当的限度内，准确地把握其研究对象、范围的广度和深度。如果把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及其范围确定得过宽或过窄，都不利于研究的深入和深化。 我国经济法学产生时间较短，学科建设比较薄弱，加之受其他原因的影响，经济法学的研究至今也未能恰如其分地解决其研究对象和范围问题。它自产生之时起即处于与相关学科、尤其是与民法学、行政法学的争论之中，学术争论虽然对经济法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负作用，导致目前经济法学的研究过于看重其研究的对象及其范围问题，且将对象、范围界定的过宽，甚至存在无节制地扩大经济法学研究领域和范围的倾向，这在以经济法学专著和教材所体现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上显得尤为突出。我国现行的很多经济法学教材或专著，包括颇具影响的几部统编教材或专著，在确立经济法学研究对象和范围上存在一定缺陷：即把本不应属于经济法学而应属于其他部门法学的内容硬性划入其中，如在现行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中，有的把应属民法学内容、应属商法学内容、应属劳动法学内容、应属环境法学内容[7]列入其中，有的甚至把应属行政法学内容[8]、社会保障法学内容[9]、刑法学内容[10]都划入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中，此外，几乎所有的教材和专著中都包括应属诉讼法学的经济司法、经济仲裁[11]的内容，还有的把应属法制史的经济立法史[12]的内容也列入其中，导致现实法与历史法不分、实体法与诉讼法不分，都将它们混为一体，使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几乎涉及了法学内容的方方面面，其研究范围近乎于“诸法合体”状态，大大超出了其应该研究的领域和范围，致使经济法学成为了一个“覆盖面最广”的学科，严重阻碍了经济法学理论自身的发展和成熟：一是致使人们难免产生“经济法究竟是什么？”、“以经济法为研究对象的经济法学究竟包括哪些内容？”的疑问，进而引发了人们对经济法能否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经济法学体系是否存在、能否建立起来等一系列问题的怀疑，对人们科学地认识经济法和经济法学产生了严重障碍；二是导致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过宽、过大，难于集中精力认真仔细地研究其自身内容，致使经济法学成为最为幼稚的学科之一；三是由于其研究对象和范围中混杂着不同性质的其他学科内容，混淆了经济法学与其他部门法学之间的界限，导致了法律学科与法律体系的不必要混乱，致使经济法学难于形成其科学体系。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法制的日趋完善，为我国经济法学界深入研究经济法学自身的内容和基本范畴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和条件。因此，经济法学的研究应该首先恰当地界定其研究对象和范围，而“并不是占领别的学科的研究领域。相反，它是开垦同它相邻的学科没有开垦也不能开垦而又必须开垦的领域”[13].“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14].据此，确立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并划分它与其他部门法学内容界限的标准就是经济法律现象领域内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质的规定性。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干预、管理商品经济关系或市场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调整对象是商品经济管理关系或市场经济管理关系，这是经济法的质的规定性，也是划分经济法学对象和范围的标准。简言之，就是以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及其性质（即经济法调整的特定性质的社会关系）来划分经济法学与其他部门法学研究对象和范围的界限，即凡具有商品经济管理或市场经济管理性质内容的，应属于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反之，则不属于其栐象。经济法学的研究应以此为前提条件，下功夫重点研究的确属于经济法学的内容，对于属于其他部门法学的独立性、独有性的内容，也应予以尊重和肯定，使它们各自归位，回到各自所属的部门法学体系中去，经济法学的研究不再涉及。具体说，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经济法学自身的基本范畴及其体系框架。 “任何一门比较发达的科学，尤其是基础科学，都是由一系列反映其研究对象的相互关系、相互配合的概念（范畴）所组成”[15]，所以，确立科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仅仅是经济法学研究的前提，经济法学的研究既不能把其研究对象和范围确定得过宽、过大，也不能确定得过细、过小，“过宽过细或过大过小，都有背划分部门法的原意”[16]，故应确立其恰当的对象和范围，但又不能只停留在确立和划分其对象和范围的表面上、形式上，而应以确立恰当的对象和范围为基础，进一步把研究深入化、具体化，即通过对经济法学自身内容认识、分析、比较的深化，总结、归纳出经济法学自身独有的基本范畴，“以严格可靠的概念、范畴为依据；形成或引进新概念、新范畴；明确范畴体系的逻辑起点；确定范畴序列和联系链条等等”[17]，并以此作为构筑经济法学体系的基石。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管理经济生活的法律手段，对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它在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内容方面与刑法、民法、行政法等都存在着明显区别。因此，应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对构成经济法学基本范畴的经济法概念、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经济法性质和特征、经济法原则、经济法关系、经济法主体、经济法权利和义务、经济法行为、经济法责任等予以细致地探讨，深刻挖掘其内涵，探求它们相互之间的逻辑联系。只要加强研究，善于归纳分析，就能总结、概括出经济法学自身独有的基本范畴，并以之为基础，形成其科学体系。而经济法学自身基本范畴及其体系的科学建立和完善，正是经济法学理论研究成熟的标志。 （二）部门经济法学内容。 在把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确立为划分经济法学对象和范围的标准的同时，可把以单行和配套经济法律、法规为基础而形成的部门经济法学的内容以经济行为法的体系框架体现出来。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的法律规范，它以经济法权利、经济法义务为核心。而权利、义务设定的目的在于通过为经济法主体提供行为模式，实现对经济法主体行为的调控和规范，从而实现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管理。我们把这种经济法基于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需要而确认、调控、规范经济法主体行为形成的一系列法律规范，称为经济行为法。经济法就是通过确认、调控、规范主体行为为中介而展开和形成的行为规范体系。该体系所表现的部门经济法学的内容框架可作如下表述： 1.行为主体法。即规定经济法行为主体资格、种类及 其法律地位的制度内容的法律规范。在国家干预、管理经济生活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不同法律地位的经济法主体，主要可分为经济法管理主体（经济管理机关）和管理受体（市场主体）两大类，经济法对该两类主体的资格和法律地位应予以规定。如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集体经济组织法、私营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法等。 2.行为管理法。即规定对主体行为进行管理、调控的制度内容的法律规范。如关于宏观经济调控行为管理方面的内容有：计划法、财政税收法、金融法、投资法、价格法、固定资产投资调控法、对外经济管理法；关于行为运行管理方面的内容有：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 3.行为客体（对象）法。即规定经济法管理主体实施管理行为所指向的客体（对象）的制度内容的法律规范。如自然资源管理法、国有资产管理法、市场秩序管理法、产品质量管理法、房地产管理法、证券期货管理法等。 4.行为形式和程序法。即规定主体行为形式和程序的制度内容的法律规范。如预算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企业登记管理法等。 5.行为监督法。即规定对主体行为进行监督的制度内容的法律规范。如统计法、会计法、审计法等。 （三）经济法立法问题研究。 一切经济法都来源于经济法立法，所有经济法制度和理论都应以经济法立法为契机。如果没有经济法立法，就没有经济法，离开经济法立法，经济法学的研究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深化经济法立法理论和技术的研究，才能以成熟的立法理论更好地指导经济法立法实践，指导立法者不断地制定出更科学、更严密、更合理、更符合实际需要的经济法规范，更好地发挥经济法的作用，也才能促使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深化和成熟。从此意义上说，经济法立法是把经济法学的理论研究与市场经济的实践需要结合起来的最好媒介，它既是经济法学研究的出发点，又是其归宿。因此，经济法立法应是经济法学研究的不可缺少的环节，主要应对以下问题展开研究： 1.经济法立法基本原理问题研究。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立法学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国经济法立法实践的特点，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立法的概念和特征、经济法立法的观念、经济法立法的历史[18]考察、经济法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经济法立法的制约因素等，揭示经济法立法的一般规律和原理。 2.我国与外国经济法立法的比较和借鉴。外国经济法立法产生时间比我国经济法立法产生时间要早得多，而且经过多年的探索和积累，已具有比较丰富的立法经验。我国经济法立法不仅时间比较短，并且现行立法大多是为了适应原有经济体制的需要而制定的，与市场经济的要求存在差距，故更有必要借鉴外国经济法立法的成功经验。通过把我国经济法立法与外国经济法立法进行比较，能够发现我国经济法立法存在的差距和不足，以便在立法中把立足我国国情和借鉴外国经济法立法的成功经验和精华结合起来，使我国的经济法立法更具科学性和可行性。 3.经济法立法制度问题研究。我国尚未制定一部统帅、协调所有经济法律、法规的经济法法典或经济法通则，而是形成了由单行和配套经济法律、法规为主干的分散立法体例。这种体例致使各个经济法律、法规之间在内容、级别、层次、效力等方面难于协调一致，既可能导致立法的矛盾和重叠，也可能导致立法空白。为了建立科学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法体系，应加强对经济法立法制度问题的研究，主要研究我国经济法立法体制、经济法立法权、经济法立法主体、经济法授权立法、经济法立法程序等，以合理划分不同立法主体之间的立法权限，完善经济法授权立法制度，制定有效、科学的经济法立法程序。 4.经济法立法技术问题研究。经济法立法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技术性，又有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特殊性，故应研究经济法立法的体例结构、逻辑结构、立法语言和专有名词、术语的规范使用，确保经济法立法结构更加合理化、科学化。 5.我国经济法立法的改进和完善问题研究。即通过对经济法立法问题的系统研究，总结经济法立法的一般规律、特点和经济法立法的技术规则，借鉴外国经济法立法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现行经济法立法做出客观评析，发现其欠缺和不足，进而提出改进和完善我国经济法立法的方法和措施。 三、经济法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同，其研究方法当然有别。方法论上的差别，往往会导致理论观点和理论体系的重大分歧，甚至是根本分歧。经济法学的研究不仅要确立其正确的目的、对象和范围，而且要确立其正确的方法论。选择和运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往往会使研究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在经济法学研究中，除了要坚持法学的一般研究方法外，还应结合经济法学的自身特点，运用以下方法论： 首先，应采用统一、科学标准的方法论。如前所述，经济法学理论是否成熟与完善，并不取决于其体系内容的杂而全，而取决于构筑体系基础和标准的统一性、科学性，恰恰相反，杂而全的体系内容只能说明理论及其体系的幼稚与欠缺。我国现行经济法学体系内容繁杂、体系混乱的原因就在于，没有确立建立经济法学体系的统一、科学的基础和标准、并始终如一地予以贯彻和实施，学者们往往出于各自不同的研究、教学目的和需要，出于各自不同的兴趣和爱好，确立自己的体系基础和标准，并据此建立各自的体系，致使体系杂乱，随意性大。为了促使经济法学研究的深化和成熟，应该克服那种随意确立体系标准的作法，在研究中坚持统一、科学的标准，把用以划分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界限最重要根据的经济法调整对象及其法律性质作为准确界定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的标准，作为确立其体系的基础，净化体系的内容，把已经由其他部门法调整的诸种经济关系、并应属该部门法学的内容均排除在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之外。“如果只是简单地把已经受到其他部门法调整的诸种经济关系都归经济法调整，并以此建立经济法部门，这不仅违背了唯物主义法学关于以社会关系本质属性作为划分部门法的基本理论，而且必然是以否定或贬低其他部门法为代价的，这势必会有害于我国法律体系的和谐统一”[19]. 其次，应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论。既注重经济法的实用价值，又注重其理论研究深度。一方面，为了注重其应用价值，经济法学的研究首先不能脱离现行经济法立法内容，应以现行立法为基础，对主要立法进行较全面地概括和论述，避免纯理论的空泛议论；另一方 面，又要重视研究的理论深度，不能把研究内容只局限于现行立法内，也不能只是对立法内容予以简单介绍，而应在立足于对现行立法内容予以概括的同时，进一步根据经济法的性质和特点，对立法规定中的不足或欠缺、立法未能全面规定的内容进行评析、反思，进行超前性的理论概括和研究，避免只对立法予以简单、肤浅解释的作法，摆脱纯注释法学方法在研究中的影响。同时，应加强对经济法立法问题的研究，以更好地指导立法实践，提高立法质量，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经济法调整的要求。 再次，应采用比较借鉴的方法论。经济法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性学科，在研究中要借鉴相关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尤其要运用和借鉴经济学、民法学、行政法学等知识和理论。但是，运用和借鉴仅仅是研究问题的方法和手段，其研究的目的在于科学地建立经济法学自身的基本范畴及其体系，深化部门经济法学、经济法立法问题的研究，进而完善经济法学体系，促使理论研究的成熟，指导经济法制建设的实践。因此，在研究中应避免对相关学科基本范畴的简单、机械地照搬照抄，或者进行一些形式上的“创造”，诸如把民法学中的法人改造成为“经济法人”[20]，并作为经济法学的范畴的作法是值得商榷的。此外，有些学者还把“经济权利”、“经济义务”、“经济责任”[21]、“经济行为”[22]、“经济立法”[23]等这些含糊不清的概念作为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笔者认为，这种作法同样不可取，因为它将使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很不科学、很不规范，不利于经济法学研究的深化和理论的成熟，故应予克服。同时，对外国经济法学研究中的成功经验和精华，应予大胆借鉴和吸收，不能盲目排斥，但也应注意鉴别和选择，不能盲目照搬照抄。 最后，应重视系统论、控制论在研究中的运用。一方面，经济法是各种经济法律、法规的统称，是由一切经济法律、法规有机结合构成的统一体。从系统论的角度看，经济法是由诸多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经济法律、法规和经济法律制度（要素）所构成的系统或整体，但又不是各要素的简单相加，所以，以经济法为研究对象的经济法学不能单纯地研究某一个经济法律或法规，更不能仅仅研究经济法的某一个具体制度，而应把由各种经济法律、法规构成的集合体、把所有经济法律制度构成的集合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系统加以研究，揭示不同经济法律、法规或某一具体经济法制度在整个经济法系统中的不同作用，并进一步揭示经济法的产生、发展规律，进而充分认识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生活所发挥的整体调整作用，防止和避免在研究中产生孤立、片面的的认识。因此，应该重视运用系统论的研究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科学的经济法学体系。另一方面，为了有效地实现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管理目的，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高效、有序运行，经济法学的研究应注重对经济法主体行为的有效控制的研究。控制论中突出了其最基本的概念-控制[24]，并且认为“控制概念中最基本的属性就在于它必须具有目的，没有目的，无所谓控制”[25]，“一切有目的的行为都可以看作需要反馈的行为”[26]，揭示出控制、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这对经济法学的研究颇具启迪意义。经济法通过规定经济法主体的经济法权利和义务，为经济法主体设定行为模式，借以实现对主体行为的法律调控和控制，进而达到对社会经济生活予以干预、管理的目的。因此，研究经济法学，不能只停留在静态的社会关系之上，而应该重视对主体行为的调控，通过研究经济法主体行为的特点和规律，有针对性地制定出能够有效控制主体行为的法律、法规，以实现经济法的目的。 经济法学论文:经济法学方法论问题刍议 摘　要:经济法学的深入发展,需要通过创立有效的方法论,来解决传统法学方法论的非自足性问题;需要通过对不同方法类型的拣选与整合,以形成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和方法论共识,从而推动经济法学乃至整个法学研究的进步。 关键词:经济法学;方法论;方法类型;方法体系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经济法学等新兴学科而言,研究方法尤为重要。事实上,经济法理论纷繁博大,千丝万缕,倘若妙法阙如,则经济法理论就会缺漏百出,凌乱难堪;惟有思虑得法,方能条分缕析,言之成理。 经济法之兴起,意在解决现代社会的诸多"复杂性问题",由此使经济法学领域需要研究的问题亦较为特殊且复杂。经济与社会越发展,人们就越会认识到:如若研究范式依旧,学科的基本假设、基本范畴、基本共识缺失,研究方法老套,经济法研究就会裹足不前;如果整个学界不转变传统观念,不能从新视角、用新方法去展开研究,则经济法学便难有较大发展,整个法学研究之成熟与自足,亦遥遥无期。 要解决上述问题,迫切需要研究经济法学的方法论问题。但由于诸多原因,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尚微乎其微。为此,有必要先探讨经济法学方法论的一些基本问题,例如,经济法学是否需要创立自己的方法论?如果需要创立自己的方法论,则应当如何区分不同类型的方法,并作出适当的方法选择?众多不同类型的方法,如何形成方法体系?在创立方法论方面应当关注哪些问题,形成哪些共识?等等。下面就分别对上述问题展开研讨。 一、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创立问题 自从英国硕儒培根首创"方法论"(methodology)这一术语以来,众多哲学家、科学家都加入了方法论的研讨①[1](P15),并提出了许多著名的宏论,从而使方法论的内涵日益丰富,对于"方法论"一词也形成了多种不同理解。如或认为它是指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因而与"方法"一词无异;或认为它是指关于方法的理论体系,等等。就一般的方法论研究而言,方法论通常被看作各种方法的综合以及关于方法的基本理论,它以方法为研究对象,是关于方法的规律性知识的体系。[2](P8) 如果按照上述的一般理解,则经济法学方法论,就是研究经济法的各类方法的综合,就是关于经济法的研究方法的基本理论,其核心问题仍然是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对于经济法的研究方法,过去探讨甚微,而一个学科是否有自己的研究方法,有无自己的关于研究方法的理论,正是该学科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因此,无论是从方法论的积极功能出发,还是从学科的自身完善出发,经济法学界都有必要着力研究方法论问题。 从研究基础来看,目前关于法学方法论的著述已有一些②[3][4],这些著述对于经济法学研究也会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但从总体上看,由于法学独有的研究方法十分有限,法学方法论的总体研究非常不足,从而会体现出突出的"非自足性"。此外,法学方法论既存的有限研究,对于传统法学研究也许较为适合,但对于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经济法学研究,却不敷其用。事实上,传统法学理论,并没有提供多种有效的研究方法③,对于方法的研究,则更加不足。因此,即使是传统法学,其方法论也需不断完善,尤其应随着相关学科成果的不断出新而不断调适。 法学研究的沉闷和僵化,可谓由来已久,需要通过范式的有效转换,不断注入清风与活力,使其欣欣向荣。如果说相对成熟的传统法学尚且需要转换研究范式、更新研究方法的话,那么,新兴的尚未成熟的经济法学,就更需要结合自己的特点,不断吸纳新鲜的方法。在研究方法上要吐故纳新,应是殆无异议,但纳新亦不能随心所欲,而必须在对本学科有一定把握的基础上,有所取舍,这就涉及到方法的"借用"与"选择"问题。经济法学的研究,究竟应选择什么样的方法,或者在没有现成可用的方法的情况下,应当如何建立自己的方法体系,如何形成自己的方法论,这首先就是需要面对的一个重大选择。 从研究的风险系数来看,依赖既有的方法,可能是找到了无忧的"高枕"。但是,传统法学既有的方法,本身尚在完善之中,与现代气息浓郁的经济法学似乎也并不完全匹配。尽管传统的法学研究也开始注意到相关学科的方法,如社会学的方法等,但借鉴力度似乎仍然不够,欲套用于经济法学上的一些问题,则更是咫尺天涯。既然传统法学没有给经济法学留下完全适合的方法论遗产,那就需要经济法学者另辟蹊径,创立自己的方法论,以解决法学方法论的非自足性问题。虽然这需要披荆斩棘、披星戴月、披肝沥胆,甚至要甘受垢詈,但若能偶有所得,则不仅是对法学方法论的贡献,而且其影响还会更为广远,泽被后学。因此,在方法论上,经济法学界应当本着创新的精神,选择创立更加适合于自己的方法论。 要创立适合于本学科的方法论,弥补研究方法的不足,就需要明确创立方法论的资源从何处来。 从总体上说,方法论的资源,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是法学方法论,一是非法学方法论④。[5]对于法学方法论,经济法学研究应当根据情况,有选择地"或扬或弃";对于非法学方法论,则要根据经济法自身的特点,按照"最密切联系"的原则,确定其取舍的"准据"。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资源,都离不开共同的、一般性的方法论,因而在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创立上,有必要对"一般方法论"给予更多的关注。 所谓一般方法论,也称科学方法论,是有关各类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的理论,是关于科学研究活动的程序、途径、手段、模式及其规则的理论体系。科学方法论不仅包括研究方法,更包括对这些方法及其相互关系的解释、说明和完善等。作为各类科学研究共通的方法论,它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而且也适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当然同样也应适用于经济法的研究。这是在学界创立经济法学方法论时不应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要创立和发展经济法学的方法论,首先需要明确经济法学可以适用的基本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才能解释各类基本研究方法之间的联系,说明各类研究方法的价值。为此,下面有必要先探讨各类方法的一般分类,进而提出经济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从而为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创立和形成奠定基础。 二、方法的类型及其选择 由于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理论体系,因此,要研究经济法学的方法论问题,不仅需要明确是否应创立自身的方法论问题,以及如何利用已有的方法论资源的问题,而且还应对不同类型的方法作出选择。而要选择不同的方法,就必须首先明确一系列问题,如何谓方法,方法包含哪些类型,有哪些方法在经济法研究中是可用的,可用的依据是什么,等等。 尽管对习见习闻的"方法"一词并无统一的定义,但一般都认为方法是指为实现一定的目的而采取一定的步骤、手段或选取一定的途径、工具等。⑤[2](P3)对于方法的重要性,人们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深刻认识。事实上,现代科学的发展和突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取决于方法。没有方法上的创新,就无法对当代的"复杂性问题"有更深入的研究。许多著名思想家、科学家的成功实践和著名论断,以及民间谚语等,都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方法是重要的,但在不同领域所适用的方法不可能都完全相同,解决不同的问题,需要用最合适的方法、最有效的"招数",因而需要对各种方法进行类型划分,以便于人们选择和取舍,从而能够针对不同的问题,根据不同的需要,运用不同类型的方法。而研究不同的方法类型及其所构成的方法体系,同样也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事实上,对于方法的类型,就像对"方法"一词一样,人们的看法始终未尽一致。特别是由于分类标准不同,立基领域不同,以及思想侧重的不同,人们对于方法类型的划分也不相同(其实,分类本身就是一种方法,尤其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从方法体系的构成来看,人们通常对方法做以下几种重要分类: 其一,根据适用的学科门类,分为自然科学方法、社会科学方法、人文科学方法等(这取决于人们对于学科门类的具体划分)。其中,自然科学方法又包括数学方法、物理学方法、生物学方法等;社会科学方法又包括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政治学方法、法学方法等。如果再作出人文科学方法的划分的话,则还包括语言学方法、历史学方法等。可见,从大的学科门类上说,相关的方法还是很多的。这种分类方法也是人们通常探讨较多的。 其二,按照人类把握精神世界的不同方式,可以分为哲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等)、艺术的方法、宗教的方法等。其中,哲学的方法和科学的方法,对于进行具体的相关学科的研究往往更加重要。而艺术的方法和宗教的方法,在某些情况下往往有特殊的意义。 其三,按照人类与世界的关系,可以分为认识世界的方法和改造世界的方法。其中,认识世界的方法尤其具有指导意义。从广义上说,认识世界的方法还可以包括表述世界的方法和评价世界的方法。此外,由于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改造世界,因此,改造世界的方法对现实有着直接的重要意义。 以上只是列举了通常人们比较重视的几种有关方法的分类,除此以外,还有多种方法分类,如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实证的方法与规范的方法;认识规律的方法和运用规律的方法,等等。方法分类的多样化,反映了方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反映了认识的非至上性。 对于上述难以把握的多种分类,也有学者尝试按照方法应用范围的大小和抽象程度的高低,把方法分为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专门科学方法。[2](P45,48-50)这种分类实际上是把方法分为哲学方法和科学方法两大类,进而又把科学方法分为一般科学方法和专门科学方法,以确定各类科学研究共同适用的方法,以及在某些专门科学上具体适用的方法。从总体上说,这种分类方法是有其积极的意义的,因而有必要对其再做分层说明。 第一,哲学方法。它包括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方法、矛盾分析方法、因果关系分析方法等。其中的许多方法对于经济法研究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例如,矛盾分析方法中所包含的"一分为二"的思想和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等,对于理解经济法学上的"二元结构"假设⑥[6]、对于研究经济法领域的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很有指导意义。事实上,哲学方法在法学等各类学科研究中的应用都是非常广泛的。 第二,一般科学方法。此类方法比哲学方法低一个层次,主要包括逻辑方法、经验方法、横断学科方法等。对于这些方法在法学研究上的应用,有必要单独作一点说明。 逻辑方法包括比较方法、分类方法、类比方法、证明与反驳方法、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等等。这些方法人们普遍较熟,因而在社会科学中,特别是在法学研究中,已经有了广泛应用。在经济法学研究上,上述的逻辑方法也基本上都有应用。 经验方法包括观察方法、实验方法、调查方法、统计方法⑦,以及通过假设、悖论来形成理论的方法等。这些方法特别是调查方法和统计方法在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中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应用,但是,从总体上看,它们在法学研究上的应用还不够普遍。这与法学学科本身的特点有关,尤其与传统法学研究中更多地强调对"具有稳定性的法律"的注释等有关。在经济法领域,随着相关具体研究方法,如法律经济学、法律社会学方法的引入,诸如统计方法、调查方法等方法应当会有更多的应用。 横断学科的方法,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这"老三论"所提供的分析方法,也包括耗散结构论、协调论等"新三论"所提供的方法等。这些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已有一定的应用,如系统论方法在社会学、政治学的研究中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信息论的方法在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法学研究中,横断学科的方法尽管已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是深入的研究还比较少见。因此,横断学科的许多方法在法学研究上还有很广阔的适用空间,它们更有助于解决"复杂性问题",因而对于经济法上的各类"复杂性问题"。 第三,专门科学方法。即在某些具体学科领域所运用的方法,如语言学方法、考古学方法、力学分析方法、经济分析方法、政策分析方法、社会分析方法,等等。这些方法,有的对于某些领域的法学研究恰恰有重要价值。如语言学方法对于法律解释的研究,考古学方法对于法律史等方面的研究,力学分析方法对法律主体的权力配置的研究,经济分析方法对于法律主体的成本与收益、权利配置和保护等方面的研究⑧,都颇具重要价值。 其实,上述的哲学方法和科学方法,是在把哲学与科学做二元划分的情况下的一种分类方法。无论是哪类方法,从分析的起点和关注的利益来看,还可以分为两类,即整体主义方法和个体主义方法。其中,整体主义方法强调整体的价值,特别是整体对部分的影响,认为整体本身是存在自身的目标的,"整体要大于部分之和"。基于整体主义的方法,看问题要从整体出发,要认识到整体对局部的重要影响力,因此在社会科学中,要看到国家对国民、社会对个人的重要作用。⑨个体主义方法则强调要从独立的个体出发,认为只有个体才有自身的目标和价值追求,强调个体对于整体的巨大影响。⑩ 以上只是试图简略地厘清各种不同类型的方法,并对其在法学研究中的应用略做盘点。从总体上看,各类方法无论其层次高低或适用广狭,多可以依据法学发展需要,依据经济法学的发展水平,而借用到相关问题的研究之中。如前所述,由于一般科学方法对于各类科学研究都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和适用价值,因而恰恰是在构建经济法方法论方面应当利用的重要资源。面对上述如此众多的方法,关键是如何作出选择和取舍,并对相关方法予以整合。 如前所述,在上述方法中,有些共通的方法,如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中的逻辑方法等,无论是法学还是其他社会科学,无论是经济法学还是其他部门法学,都不可或缺,而且事实上也一直都是基本的研究方法,因而它们应是经济法学方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属于一般科学方法的经验方法、横断学科方法,在整个法学中的应用都还相对不够,在发蒙未久的经济法学中,更是罕见其用。特别是经验方法中的通过假设而形成理论的方法,以及横断学科中的系统论等方法,几被冷落,而它们对于新兴而复杂的经济法研究,恰恰确当而重要。因此,如若在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中将其遗漏,则不免有遗珠之憾。此外,专门科学方法中的一些方法,应视其与经济法研究的联系是否密切而作出选择。例如,经济法作为调整特定经济关系的法,与经济生活联系至为密切,因此,经济分析方法自有其用武之地。 此外,由于经济法的宗旨中不仅包含经济目标,而且也包含着社会目标,其有效调整会间接地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因此,经济法的研究同样应当用社会分析的方法,特别是社会学提供的一些有价值的具体分析方法。至于其他学科的一些具体方法,也都应依经济法研究的具体情况而作出选择。 可见,要构筑经济法学自己的方法体系,需要选择适合于经济法研究的特定方法;而要选择特定的方法,就需要在经济法研究与其他法学研究乃至社会科学研究所通用的哲学方法和逻辑方法等共通性方法的基础上,寻找某些有自己特色的研究方法,包括某些经验方法和横断学科等提供的一般科学方法,特别是专门科学方法,这样才可能在此基础上,构筑经济法学自己的方法体系,形成其独特的方法论。 三、方法体系与方法论的形成 前面分别探讨了是否应当建立经济法学的方法论、方法的类型及其选择等问题,这是构建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创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重要铺垫。 从方法体系的角度来看,经济法研究中所能够适用的方法并非固定不易,其方法体系恰恰是开放的。如前所述,经济法问题属于"复杂性问题",对于复杂性问题必须从多个层面、多个视角去透视,所运用的方法自然也应当是多元化的。这样才能对复杂的经济法系统有较为清晰、全面的认识,才不至于"盲人摸象"。 如果把经济法系统作为整个法律系统中的一个特殊系统去进行研究,则应看到,有些方法对经济法和其他部门法研究都是适用的,这些方法可以称为"一般性方法",如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中的逻辑方法、横断学科方法(如系统方法（11）[7])、经验方法(特别是调查方法、统计方法),等等。此外,还有一些是在经济法研究中必须运用的、或称更有特色的方法,如广义的法律经济学方法、法律社会学方法,其中包括交易成本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理性预期理论、博弈论、公共物品理论等所提供的各类分析方法,它们属于"专门性方法",其有效运用,能够更好地有针对性地解决经济法所涉及到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从而能够使相关的研究更加深入。 以上各类方法,共同构成了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在该方法体系内部,一般性方法和专门性方法应当和谐共存,基本方法和特别方法应当相得益彰,以共同发挥其重要作用,体现其应有价值。而各类方法协调互补、内在和谐的方法体系的形成,则有利于经济法学方法论的有效确立和研究。（12）[7](P109) 经济法学方法论,作为以上述各类方法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体系,应依循何种线索进行深入研究,可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从前述有关方法论的基本问题的分析来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应关注以下线索和基本内容:基本假设-基本方法-方法体系-方法整合-方法创新。 依循上述线索,从经济法研究自身的特点出发,应当提出和确定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从而界定经济法研究的基本框架、前提、基础和视角;从基本假设出发,探寻经济法学上的基本研究方法,特别是在经济法学上具有特殊适用意义的,或更有独特价值的研究方法,它们对于经济法研究具有更广泛的适用价值;从基本方法出发,应当再探讨经济法学研究所适用的各类方法,以及这些方法所构成的方法体系,这些方法包括各个法学分支学科普遍适用的研究方法,以及在经济法研究上具有特殊意义的经济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在方法体系之上,还应按照方法论上的一般原则,对上述方法体系中的各类方法之间的内在关联加以明确,以通过其有机整合,找到对经济法研究更有价值的一些研究方法,实现方法创新。而依循上述线索所进行的研究,也就形成了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基本内容。 在研究经济法学方法论的过程中,不仅应当探讨基本假设、基本方法、方法体系等问题,而且还应当对方法整合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事实上,方法整合恰恰是经济法学方法论中的重要内容,在纷纭复杂的各类方法中,如何发现其内在联系,如何对相关的方法进行整合归类,或使其融为一体,以形成新的方法,这既是方法整合的重要目标,也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价值,同时,对于重构经济法理论,推进经济法研究,也更有意义。 除了前面探讨的经济法学方法论的一些基本问题以外,在研究或确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过程中,还应当注意以下共识性问题: 1 方法体系的开放性。即经济法研究的方法体系,应当具有开放性。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特别是随着方法的不断创新,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自然也会不断得到更新。与此同时,由于作为经济法学研究对象的经济法系统十分复杂,对于这样的复杂系统,无论某种方法多么重要,也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必须要采取多种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因而经济法的研究方法必然要体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而这种多元化,与对经济法的多维度、多视角的认识是密切相关的。方法体系的开放性与方法的多元化是内在一致的。 2 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即尽管研究方法可以是多元化的,但从现代的发展需要和经济法自身的系统协调来说,不仅要强调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而且还要强调对相关问题的综合,因而不仅要强调具体的分析方法,而且同样也要强调方法的综合性、系统化,使方法得到整合,使具有综合性的方法能够得到应用。为此,不仅要注意一个个具体方法的应用,还要注意经济法研究方法的系统化。可见,研究者仅会运用一种方法、仅会单兵作战是不够的,还要同时学会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学会协同作战,这样才有可能取得更高层次的研究成果。关注研究方法的综合性,也就是强调方法的系统化。 3 研究方法的协调性。强调方法的系统化,进而言之,就是要强调方法的协调性。事实上,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与其他部门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因此,在经济法研究过程中,对于研究各类不同事实的方法,尤其应注意其协调性,从而更好地发现事实与事实、方法与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相关领域的一般规律,以更好地完善经济法制度和经济法理论。 基于上述要求和共识,要建立和完善经济法的方法体系,整合相关的诸多方法,从方法论的角度说,应当注意各类方法所解决的各类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发现各类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才可以提炼出经济法上有特殊价值的重要研究方法,才可以更好地确立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 上述共识说明,经济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尤其应当在保持方法体系的开放性的基础上,关注如何对各类方法有效地进行综合、协调,尤其强调在经济法研究上要综合适用相关学科所提供的重要方法。这可以从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的借鉴中来得到说明。 例如,经济法研究中涉及很多经济问题,因而自然要吸收在经济学上比较成功的一些方法,特别是个体主义的方法;同时,经济法学又要研究许多宏观问题,因而一些整体主义的方法(如系统的方法等)也要关注。此外,经济法与经济政策有密切的关系,因而需要注意政治学的方法(如政策分析的方法（13）[8]);同时,经济法又有一定的社会性,在其宗旨中包含一定的社会目标,因而有些问题的研究又会与社会学相关。所以,在研究方面,需要综合各类方法。在当今综合的时代,对于综合性问题、复杂性问题,不能指望用单一的传统法学的研究方法去解决。事实上,经济法领域的问题,是综合了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法律的等各个层面的问题,是典型的"复杂性问题",它牵涉的领域比其他传统部门法都要广阔,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因此,就必须用综合性的方法,必须通过多个视角、多个层面的分析,从不同的路径入手,惟此才有可能取得较为全面的认识,才能避免主观臆断和盲人摸象。 中国的经济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奇迹,与此相关的经济法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尽管它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但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同中国改革的征途上所遇到的问题和挫折都是一样的,同时,面临的也都是"前进中"的挫折。经济学家在着重解释中国的经济奇迹,并认为解释成功就极有可能获取诺贝尔奖;与此相应,中国的经济法学者,也应对中国经济法本身做一个很好的解释和说明,同样也应为世界法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创造出世界法学发展中的一个奇迹。而要很好地解释经济法问题,至关重要的,还是如何找到恰切的方法,不断有效地进行方法创新。 四、结　论 鉴于经济法学方法论问题研究不足的现状,本文着重探讨了该领域的几个基本问题。首先,通过分析法学方法论的非自足性,以及经济法问题的特殊性,指出创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必要性;通过分析可借鉴的方法论资源,从一个侧面强调创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可行性。其次,探讨了方法的类型以及经济法学研究对不同类型方法的选择问题,透过方法的类型划分,来说明方法体系的内在构成,以及各类方法适用范围的局限性,从而说明在经济法研究方法上应有所侧重和取舍。最后,在前面的探讨的基础上,提出方法体系以及方法论形成的问题,强调尤其应当注意方法体系的开放性、综合性和协调性,并认为这是在方法论研究方面应有的共识,这也是对最初的关于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宏观思考的回应。 从总体上看,在经济法学乃至整个法学研究领域,对于方法论的探讨仍然是很不够的,特别是对于经济法学之类的新兴学科的方法论探讨,就更是几乎尚付阙如。这可能是由于经济法制度和经济法研究本身尚不够成熟,同时,对于方法或方法论之类问题的研究本来就存在难度和风险,因而鲜有人涉足。但是,由于方法论的研究是一个学科是否相对成熟和完善的重要标志之一,因而随着经济法理论的发展,这些"吃西红柿"(而不是"吃螃蟹",两者含义近似,但后者成本较高)之类的事也必须有人去做。像西红柿对人类的营养价值一样,经济法学方法论问题的研究,对于经济法理论发展的巨大"营养价值",同样不应忽视,但尝试长期仅供观赏的"方法之果"的风险也确实存在。如何使研究方法真正能够进入实用,真正能够造福于人们的普遍研究,如何不断对其进行"品种改良"或整合,对于那些缺少"维他命"的新生儿(如经济法学、社会法学等)的成长来说,确实很有必要。 如前所述,经济法研究之所以需要有自己的方法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传统法学的方法论是不够用的。对于方法论的形成及其研究,本文提出了一个基本线索:基本假设-基本方法-方法体系-方法整合-方法创新,在依循这一路径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不仅可能形成经济法学自己的方法论,而且也可能找到一系列不断创新的、更为有效的经济法研究方法。从总体上说,在经济法研究过程中,应注意整体主义方法与个体主义方法的兼顾,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不同领域来研究经济法,体现经济、社会、政治、法律的结合,体现应对"复杂性问题"的不同思考路径,体现不同路径在方向上的殊途同归,这样才能实现方法体系的内在和谐,才可能不断取得较为正确的认识。 如同一般的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一样,仅看到某个学科的方法论还是不够的,还应当强调方法论的共性。因此,基于共同基础的方法,同样在经济法的研究上也是可以适用的;各个学科的发展,也都是基于这样的路径来展开的。在传统的法学方法之外,引进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有助于更好地解释和说明经济法上的问题。其实,经济法作为新兴的现代法,其研究仅靠传统的法学思维是非常不够的,有时甚至会产生错误的认识,因此,其方法论的更新不仅很有必要,而且对于整个法学方法论的发展也是一个贡献。 本文只是对经济法学方法论基本问题的非常初步的探讨,对于各类重要的具体方法,特别是容易被忽视的具体方法,还需要作具体的、专门的探讨。由于经济法研究方面可能涉及到的具体问题还有很多,因而还需要做一些遴选。基于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的重要性,基于横断学科方法对于经济法研究的必要性,还应当探讨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问题,以及由基本假设提出的一系列方法。[9]考虑到整体主义方法与个体主义方法的兼顾,不仅应当探讨总体上的、宏观上的方法,如系统分析方法、政策分析方法,而且还应当探讨相对具体的、微观上的方法,如博弈分析方法、本益分析方法,等等。对于这些在经济法研究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方法,都需要作具体的探讨。这些方法是层层递进的,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从而有助于形成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 在具体的探讨中,如果运用前述方法体系中的相关方法,来研究经济法理论上的一些重要问题,特别是本体论、价值论、规范论、运行论、范畴论、发生论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则可能使问题的讨论更为深入。这也是整个学界的重要任务。

国际法学论文:马克思主义法学对国际法研究影响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际法思想中所体现的法学研究方法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 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在法学领域内主要表现为: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决定不同性质的法，经济制度的变迁决定法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及各阶段主要的性质和特点。①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近代国际法就是随着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而形成的，并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国际法作为资产阶级进行世界扩张的工具和幌子越来越偏离公平和正义的价值轨道，早已失去其调整正常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促进和平的应有目标。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彻底抛弃和否定国际法，而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预测当世界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剥削和压迫将退出历史舞台，“和平”、“私人间的道德和正义原则”将成为国际法的主要原则。② (二)阶级分析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阶级性质决定了法的阶级性质。法的阶级性就是法的社会属性，亦即法的社会功能和价值所表现出来的最终利益归属。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法的阶级性并不意味着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以阶级斗争来观察一切事物和一切过程的始终，并将尖锐的阶级矛盾外化为对抗的形式。而法的阶级性则是强调法的社会经济基础的特定利益归属，强调通过法将阶级斗争控制在一定秩序的范围内，使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国际法也有鲜明的阶级性的特点。国际法调整的是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主要由国家来制定和发展，国家的阶级性决定了国际法的阶级性，没有超阶级的国际法。在他们生活的时代，资产阶级为追求剩余价值进行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扩张，使其压迫和剥削具有了世界性，因此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阶级分层现实，这种国际关系的结构形式呈现出西方与非西方，世界范围内的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不平等国际秩序特征。国际法的制定和发展主导权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因此这种国际法必然反映和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三)批判的方法 阶级分析的方法必然会伴随着批判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批判国际旧秩序，揭露了西方列强之间的秘密外交和政治同盟的频繁变换使国际关系充满了欺诈和变数，批判了近代国际法的局限性。批判的观点贯穿着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和看待法律现象的始终，在批判和阶级分析的过程中，他们提出要以公平和正义为国际法的宗旨和价值目标，恢复国际法的尊严与权威。马克思主义倡导的批判方法与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批判法学思考问题的角度上有相同之处，如批判法学也持批判的观点，从最坏的方面透视法律，揭露实质性的阶级矛盾，但批判法学在批判的同时并没有进一步提出可以操作的改革法律制度的方案，也没有提出对批判对象实行革命性改造的主张，因此它的批判缺乏持久的力量，仅仅靠否定性的批判并不能从根本上破坏它所批判的对象，因此批判法学派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法学的范畴。①二、当代外国国际法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的应用周鲠生、刘丰名等老一辈国际法学者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研究方法来研究国际法，其成果对于我国建国后对外政策的开展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但苏联解体一度使马克思主义受到质疑和批评，加之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等国内外因素的影响，导致在当代中国法学领域内，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否认法的阶级性的观点日益增多，在国际法研究领域内更是普遍存在否认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指导作用的倾向。相比之下，国外国际法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论在国际法领域内的运用却保持了勃勃生机，一批国际法学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国际法的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其代表学者有印度的B．S．契姆尼，英国的苏珊•马克斯，芬兰的马尔蒂•科斯肯涅米等人。下文以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研究方法为线索对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论述。 (一)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研究国际法的发展史 学者们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密不可分，而国际关系则取决于各国生产力发展的对比状况。各国的外交政策与其国内政策密切相关，都由建立在特定生产方式上的社会经济决定。国际法的发展阶段是与全球资本主义的不同阶段相契合的。资本主义学者将世界经济的发展分为以下四个阶段:(1)1600～1760年，旧殖民主义发展阶段;(2)1760～1875年，自由资本主义时期;(3)1875～1945年，帝国主义时期;(4)1945年～，新殖民主义时期。②无独有偶，英国著名国际法学者布朗利也将国际法发展阶段分为1648～1750年，1750～1850年，1850～1950年，1950年～。B．S．契姆尼也认为世界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产生了相应的国际法律体系，具体可以划分为:(1)1600～1760年，在旧殖民主义发展时期，由封建国际法发展为资本主义国际法;(2)1760～1875年，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国际法为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国际法;(3)1875～1945年，在帝国主义时期，国际法主要体现为帝国主义国际法;(4)1945年～，国际法经历了从资本主义民主国际法到资本主义帝国国际法的转变。③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西方国家相互之间、西方国家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国际法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在旧殖民主义发展时期，资本扩张的趋势打破了东西方之间完全隔绝的状态，西方世界和东方世界以征服和被征服的形式开始了不平等的交往，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呈现为对外剥削和征服，这种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特点决定了国际法由调整欧洲封建国家关系的封建国际法发展为真正具有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国际法。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进行殖民扩张的过程中利用国际法作为幌子，该阶段的国际法呈现出强烈的殖民主义的色彩。在帝国主义时期，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进行资本输出和对外剥削也影响到国际法，该阶段的国际法中出现的大量不平等条约就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特点。1945～1975年间，二战后广大亚非拉国家纷纷独立，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在国内社会和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享有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并在国际舞台上享有了一定的发言权，新生民主力量的加入使该时期的国际法具有了一定的民主性，因此该阶段的国际法被称为资本主义民主国际法。但在20世纪7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却改变了这一民主化的发展趋势。世界经济的发展使跨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和地位上升，他们拥有世界范围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拥有跨国公司和全球化的金融机构，控制着世界上的大部分财富，甚至影响到不同国家的主权行使，在这些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影响下，当代国际法处于从资产阶级民主国际法向资产阶级帝国国际法转变的进程中，致力于推动经济的全球化发展。 (二)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国际法 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认为，国际法也是有阶级性的，国际法所要实现的抽象的国家利益事实上是特定团体和阶级的利益。作为国际法的社会存在基础的国际社会分层的现实决定了国际法的阶级性，国际法由跨国资产阶级利益主导，主流国际法学者也代表着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当代国际法主要是服务于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 1．国家及国际法的定义和国际法民主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主流国际法学者关于国家的定义主要围绕国家的四要素而展开，关于国际法的定义方面，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认为主流国际法学者总在谈“国家利益”，试图掩盖国际法所代表的特定阶级利益的性质。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指出，资本无限扩张的欲望是国际法民主化发展的外部制约因素，僵化的、受权力驱使的国际法的渊源，是国际法民主化的内部制约因素。主流国际法学者主张当代国际法的主要渊源包括条约和习惯。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条约是特定社会秩序的表达，反映集团利益的一定程度上的平衡。这一条约的定义揭露了条约的阶级利益的本质。习惯法的构成要素包括各国反复一致的实践和法律确信，大国的一致实践则往往被要求作为构成国际习惯的必要要素，加之国际法富有弹性，因而更能反映资产阶级的利益。国际组织的决议等“软法”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参与而具有民主化的因素，更能反映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利益，但主流国际法学者则认为“软法不是法”。①这种国际法渊源的界定方式剥夺了低层阶级在国际法制定过程中的话语权，使国际法完全受制于跨国资产阶级。② 2．国际法具体制度中阶级性的体现 由于代表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发达国家把持着制定国际法的主导权，为了保障跨国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更多的利益，国际法的各个分支中都体现了跨国资产阶级利益主导的倾向。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与公共健康权之间的冲突、东西方国家关于征用时的赔偿标准界定的冲突、对于东道国的义务规定等都体现了跨国资本的利益。自由贸易体系不是服务于低层阶级利益的，其所倡导和推进的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遭到了低层阶级的抵抗，①就是这一结论最有力的证明。一些当代国际法学者认为国际法没有阶级性，因此，没有必要用马克思主义去指导国际法的研究。如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阶级性的科学论断，主要是针对国内法讲的，而国际法是无法用阶级性去分析的。②还有学者认为，国际法的阶级性很难论证，国际法律关系并不直接表现为明显尖锐的阶级对立。③马克思主义认为，研究法的阶级性实质是在分析法的社会功能和法所最终体现出来的社会某一团体的利益。国际法是由国家制定的，主流国际法学者宣称国际法反映的是国家利益，但国家利益太过空洞和抽象，因为国家意志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因此，国家利益实质上反映的仍是特定阶级的利益。在当代国际社会中，主导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层无一例外地是跨国资产阶级的代表，在这些发达国家主导之下所制定的国际法规范也反映着隐藏在国家的“面纱”之下的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一点在上述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的观点的论述中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了。通过国际组织而形成的国际法也同样体现着阶级利益，因为国际组织同样是由国家所创建和主导的，除了极个别的第三世界国际组织外，西方发达国家垄断了绝大部分的国际组织并将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渗透其中。当代国际法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民主化的因素，如国际强行法的出现和普及，对一切义务等新概念的出现等，有人提出这些民主化的因素突破了国际法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认为，统治阶级为了维持统治，总是会作出一定让步从而把阶级冲突控制在秩序允许的范围之内。④但更多的是被统治阶级的让步，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法的阶级性并没有变化。国际法也是一样的，跨国资产阶级进行资本扩张、实现其经济利益也需要有一定程度上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反映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全球化浪潮、贸易自由化趋势需要建立在一个相对和平和平等的国际社会的基础之上。同时，低层阶级的力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跨国资产阶级的行为，因此，国际法体系中的国际强行法、对一切的义务等民主因素并没有消除国际法的阶级性。⑤ (三)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国际法 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国际法，有助于纠正主流国际法的不公正和盲目性，有助于让低层阶级认识到当代国际法的性质和特点，有助于国际法的民主化、合理化发展。事实上，阶级分析的方法必然会伴随批判的方法，因为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正是通过批判当代国际法的不公正进行阶级分析的过程。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国际法要求马克思主义学者关注其他非主流的国际法学流派，共同形成对主流国际法学派的批判和监督。在当代国际法的研究队伍中，具有左倾倾向的学者正是以批判的方法来分析和看待各种国际法现象，对国际法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面对西方国际法学的主导地位及其对第三世界的渗透，以批判的精神进行国际法的研究可以使国际法在批判中前进。B．S．契姆尼将自己的研究方法称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方法。①但要注意在批判主流国际法时，要在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主张和理论，否则容易重蹈批判法学派的覆辙。 三、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用于当代国际法研究的时代意义 (一)有利于当代国际法朝着民主化的方向改革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在当代国际法研究中的运用，在分析国际法阶级性的基础上，批判了大国在国际法制定过程中的主导权和控制权，指出跨国资产阶级利益在背后的操纵是当代国际法偏离公正和正义价值的主要原因，而大国对国际法的违反是当代国际法民主化发展的真正障碍，有助于引导低层阶级、第三世界国家认清当代国际法的性质，鼓励第三世界国家积极参与国际法的制订过程，抵制霸权主义，促进国际法的公正合理和民主化发展。 (二)有利于对国际法理论进行反思与审视 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国际法学观点，其批判的研究方法可以启迪人们对主流国际法学进行反思，阶级分析的方法有助于揭露当代国际法的实质和价值追求，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通过分析国际经济体系的变迁与国际法发展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揭露了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在近代国际法与当代国际法中所产生的影响。这些与主流国际法学者的研究方法和角度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给国际法理论研究带来了一个彻底的革命，可以启迪学者们用各种不同的角度和方法进行国际法的分析研究，并促使主流国际法学者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反思和审视。 (三)有利于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实践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法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着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的倾向，国际法领域的研究最主要的趋势是追求与西方接轨，西方主流国际法学者的理论和观点被大量地引进和宣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研究方法，将阶级的、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引入中国国际法理论研究中可以让中国的国际法学者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立场，让中国的国际法理论研究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实践，更有力地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维护第三世界国家和低层阶级的利益，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作出贡献。 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国际法学流派，是与主流国际法学流派截然不同的一种流派，不同声音的呼喊可以启迪人们对主流国际法学进行反思和改革。但现阶段，将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用于国际法研究仍有许多局限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进行国际法研究的队伍势单力薄，其研究成果也仍处于分散的、非体系化的阶段，一些概念的界定仍不太明确，对于国际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对于各个部门法的研究都不够充分和完善，在批判主流国际法的基础上进行的构建新的国际法理论体系的努力仍不够充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国际法研究中的运用还要警惕过于“左”的倾向，否则无异于作茧自缚。 国际法学论文:浅析国际法学方法论的体系理解 方法论领域的每一次突破与创新对于法学的成熟与发展都是一次难得的机遇，这一点对于国际法学而言亦是如此。同对各种具体方法的简单描绘和罗列不同，方法论侧重的是揭示如何合理有效地使用各种具体认识方法的方法，是“方法的方法”或者说是方法论原则。由于“方法论”一词在我国法学领域本就属于一个“时髦”的词汇，如何界定国际法学方法论国内目前尚无权威、一致的结论。但是，从方法论的本质不难看出，国际法学方法论应当是关于国际法的本质的抽象存在和发展变化的包含国际法的性质、渊源、效力依据、运作模式等基本内容在内的综合性方法体系。与法学其他部门法的方法论相比，国际法学方法论应当既含有法学研究方法的普遍性，又具有相对于其他部门法认识方法的特殊性。具体而言，这种“普遍性”表现在国际法学方法论和一般方法论相同，主要涉及研究者思考问题的立场选择、研究对象范围的确定、研究途径的科学考量等内容;而这种“特殊性”则表现在国际法学方法论内容体系的上述三个主要方面所呈现的国际法学科专业特色。 一、国际法学方法论的体系理解 如上所述，国际法学方法论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结合的综合性体系，而对于这一复杂综合体的理解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具体展开: 1．国际法研究的主体立场———实证主义与价值主义 方法论作为研究者论理所使用的方法、手段和程序的体系，不仅无可避免地受制于研究者的主观思维，并且深刻反映着研究者的思想活动。从研究者所持立场划分，对国际法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实证主义研究与价值主义研究两大类。 其一，国际法研究的实证主义。国际法研究的实证主义，是指在对国际法规范、国家实践、国际司法判例等素材进行价值无涉地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客观、中立地描绘出某一国际法问题“是什么”的方法论体系。它强调事实与价值、法律因素与非法律因素的严格区分，强调以国际法规则、国家实践等实际的国际法制度为研究对象，从而有效排除道德、正义和价值等自然法要素对于国际法研究的干扰与渗透。普遍认为，实证主义方法的研究对象———“实然法”，起源于边沁对“实然法”和“应然法”概念的区分;而就实证主义方法本身则根植于以奥斯汀、哈特、凯尔森为代表的实证分析法学派的研究。具体到国际法学领域，以宾刻舒克、奥本海为代表的实在法学派(Positivist)是实证主义方法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自17世纪首次被提出至19世纪占据压倒性优势，实在法学派自产生至占据主流地位经历了长达两个世纪的发展。在实在法学派看来，国际法的效力根据来自于体现各国共同意志的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他们肯定“公认”是国际法的唯一基础，强调法律只能是被创制出来的，不存在人定法之外的其他法律，如自然法。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将国际法作为一个独立的客体，在对大量的国际法规则、国家实践和司法判例进行客观中立的解释的基础上，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国际法的本质属性。主张实证主义方法论者的主要理由在于:“第一，国际法的研究如果不基于实证，会让国际法看起来不像‘法’，而更像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第二，国际法研究如果缺乏实证，会使结论缺乏说服力。”［3］51－52 其二，国际法研究的价值主义。国际法研究的价值主义，是指在以价值批判为分析方法研究国际法的效力根据、国际法的正当性和价值取向以及国际法的发展趋势是否符合正义标准的基础上，带有主观性地解决国际法“应当是什么”的问题。同实证主义不同，价值主义认为法律应建立在“理性”、“正义”、“道德”等抽象的概念之上，强调法律的合理性。国际法研究的价值主义根植于16世纪摆脱基督教神学束缚的自然法学派(Naturalist)。关于国际法的效力根据，以普芬道夫、维多利亚为代表的自然法学派学者认为国际法是自然法的一部分，其效力来自于人的本性、理智，因而不承认实在法规则及其效力。然而，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国际法体系不禁使人疑虑重重:一项国际法规则，怎样证明其体现了人类理性?国际法中“正义”的标准又为何?这些通过演绎方法推导出的自然法规则，给人以空中楼阁的感觉，使国际法体系岌岌可危，因此自19世纪开始，自然法学派开始逐渐衰落，并最终被实在法学派所取代。 价值主义的研究方法侧重于通过运用演绎推理的方法，寻找国际法规则有效之“理性之命名”。而对于国际法本身，价值主义更是认为需要从国家的本性或国家存在的目的上去推求。尽管主张价值主义的自然法学派已经衰落，但是价值主义本身仍然是与实证主义相对应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范畴。价值主义的拥护者认为:“首先，‘事实’的丰富性或者说现实世界人们关系的复杂性、多样性，迫使研究者或立法者不得不选择一些关系进行研究或规范，而选择总是与选择者的价值取向有关;其次，观察者和等待解释的客观事实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因为人们能够观察到什么东西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他所接受和拥有的理论结构。”［4］47因此，通过价值主义方法研究国际法时，就同一法律制度，不同学者往往会站在不同的立场进行分析，如对WTO体系的理解和评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因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会有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除了分析现行的国际法外，价值主义还着眼于对当下的国际法进行反思，提出批评和改进的建议，并预测其发展趋势，其典型代表为:如就国家间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遵循价值主义的学者在总结当下制度存在的缺陷的基础上，往往也会探讨其相应的解决策略，例如将其纳入WTO机制解决的可行性等。 2．国际法研究的素材客体———学说研究、规则研究与实践研究 “进行国际法领域的各项研究，首重资料。”［5］74因此，无论是实证主义还是价值主义方法论，除了确定研究者的主观立场外，还需要根据学科特点明确把握国际法的主要研究对象。 其一，学说研究。学说或学说史研究，是研究该学科产生、发展与演变的学问，体现了以历史视角把握该学科发展脉络的内在要求。［6］13在国际法领域，许多权威法学家的学说都曾经在历史上对国际法规则、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例如，在国际公法领域，欧洲近代国际公法的奠基人格老秀斯的著作《战争与和平法》就曾对近代国际公法的整体发展产生过突出影响;又如“在条约解释上，瓦尔特的‘无需解释的事项不须解释’的学说竟成为习惯国际法规则，并且也成为《维也纳条约公约》第31条解释通则的组成部分”［7］78。而回顾国际私法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从没有一个学科像国际私法一样创造出如此多的学说和理论，例如就一国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案件何以适用外国法这一国际私法核心问题之一，自12世纪以来先后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及其学说，这其中包括巴托鲁斯及其意大利法则区别说、以胡伯为代表的国际礼让说、萨维尼及其法律关系本座说以及里斯提出的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等等，可谓数不胜数。至于学说能否作为国际法渊源的问题，《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权威公法学家学说只能作为确定法律原则的补充资料，其本身并不是法律渊源，不能产生法律拘束力;而在国际私法领域，学说也被普遍认为一般不能成为国际私法的渊源;在国际经济法领域这一点更是没有争议。尽管学说一般不能被视为国际法渊源，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学说无论是对国际法的规范体系建立还是对国际司法实践都曾发挥过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一些普通法国家，学说甚至是法官据以裁判的根据。因此，对于学说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在重新审视历史的基础上，将国际法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 其二，规则研究。对于国际法规则的研究，既包括对国际法现行有效的法律规则的研究，也包括对国际法“软法”的研究。就研究现行有效的国际法规则而言，需要从法律渊源角度入手。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国际公法的渊源包括国际公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以及作为辅助性材料的公法学家学说和司法判例。国际私法的渊源，一般而言，除了国际公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外，还包括国内立法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内判例，其中国内立法不仅是国际私法规则的最早表现形式，也是迄今为止国际私法最主要的渊源。比较而言，国际经济法的渊源则主要包括国际公约、国际惯例以及国际司法机构和准司法机构的有法律拘束力的裁决。以上这些构成了现行有效的国际法规则的基本内容，在具体研究这些规则时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特别注意:(1)鉴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其规范呈现出的各自特点，在研究国际法规则时，我们必须准确把握它们之间的共性与特性，不可一概而论。以国际习惯和国际惯例为例，前者常出现在国际公法的概念中，要求必须是国家实践的产物;而后者则常出现在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中，常常指向国际民商事私主体实践的产物。在国际公法中，习惯只要一经证实，即可直接作为法律执行;而在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中，惯例只有在经当事人选择或法律和法院认可的情况下，才能作为法律执行。(2)即使是已经明确的国际法渊源本身也呈现出一定的规则模糊性，这无疑给研究国际法规则造成一定的困难。以国际公法中的国际习惯为例，如何确认某一事项构成国际习惯，需要考虑两个因素，即国家的确信和国家的实践，而这两项标准往往不能轻而易举就得出结论。除此之外，即便是得到缔约国共识而广为使用的国际条约，也可能会表现出模糊性，如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由于各国无法在实际履行等问题上达成一致，因此对于合同的效力、合同的转让、营业地在非缔约国的当事人能否通过意思自治选择适用公约等重要问题，CISG都没有涉及。(3)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密切以及国家和跨国民商事主体的实践累积，国际法在不断发展，而国际法规则也始终处在变动之中。以一直不断更新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INCOTERMS)和《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为例，尽管这些改变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国际法规则的不稳定性，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这些更新后的惯例因切合国际商事交往的实际需要，不仅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普遍认同和接受，而且也不断完善着国际经济法的规则体系。所谓国际法上的“软法”，是指不具有强制力的某些宣言和国际组织的决议，以及尚未生效的国际法公约等等。这些“软法”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法渊源，但是他们在调整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也不容忽视。如2005年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尽管该公约目前尚未生效，但是通过该公约，我们可以看到各国在国际民商事管辖权方面表现出的加强司法合作的意图，而这一意图又充分反映了该领域的最新立法成果。由此可见，国际法中的“软法”为处理国家关系、国际民商事关系和国际经济关系提供了一定的指导原则和磋商基础，以联合国1974年《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为例，尽管其内容多为建议性的规范，但是其仍然可以称得上是国际经济法的辅助渊源或准渊源，理所应当纳入国际法规则研究的范畴。 其三，实践研究。通常而言，国际法中的实践包含司法判例和国家实践这两大类。其中一国的国内司法判例因体现的是一国的国家意志，因此除具有判例属性外也是国家实践的一种具体形式。由此，“国际法判例”和“国家实践”这两个概念便在“国内司法判例”领域存在内容上的重合，其具体关系。 有鉴于此，关于国际法的实践研究，笔者也将按照图1所示，将其划分为国际司法机构和准司法机构等的判例、一国国内判例和非判例的国家实践三部分展开分析。 (1)对于国际司法机构和准司法机构等作出的判例，按照国际法的一般原理，它只对个案当事人和当事国有效，对其他案件或当事人和国家并无拘束力。但是，随着国际法的不断发展，司法判例在国际法上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国际公法领域，尽管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和第59条的明确规定，司法判例只是辅助性渊源，但是国际法院等国际司法机构在判案时还是会经常援引先例，其中以1949年“科孚海峡案”和1953年“诺特鲍姆案”最为典型。此外，除了为法院今后审理相似案件提供可援引的依据外，某些判例甚至创造出新的国际法规则，并且这些规则为一般国际实践所承认和遵循，例如领海直线基线的确立就来自于1951年“英挪渔业案”的判决。除国际法院、海洋法法庭等国际司法机构外，一些准司法机构的实践也越来越受到理论和实践界的关注，这其中以解决投资争端的国际中心(ICSID)和WTO争端解决机构(DSB)最具代表性。就ICSID而言，其仲裁裁决本身并不存在遵循先例的原则，如就两国双边投资协定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是否包含对ICSID仲裁的同意的问题，ICSID先后裁决的“玛芬兹尼诉西班牙案”和“普拉玛诉保加利亚案”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然而这两个案子最后都得出ICSID享有管辖权的结论又反映出它们在扩大ICSID管辖权方面起到的先例指导作用。如果我们研究WTO框架内的争端解决，我们会发现它更是如某些学者所言“明显地表现出了案例法的方法或特点”。［8］123以1995年至2001年7月为例，DSB形成的54个专家组报告和38个上诉机构报告中，阿根廷鞋保障措施案、日本酒税案、美国汽油案、美国羊毛上衣案和欧盟荷尔蒙案在40个以上的报告中被引用，欧盟香蕉案和印度专利案被引用的次数也超过30次，而美国虾案、美国内衣案和澳大利亚鲑鱼案也被引用过20多次。［9］276由此可见，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不仅已经成为国际经济法领域的经典案例，而且为DSB处理以后相关的争议提供了参考和依据。 (2)一国国内判例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在国际法实践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在国际公法领域，国内司法判例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国际习惯法的证据，尽管其证据效力与国际法院等国际司法机构作出的判决相比要小得多。而在国际私法领域，国内判例对于国内法院审理案件更是具有重要意义，在秉承“遵循先例”的普通法系国家，国内判例更是重要的法律渊源。除此之外，一国国内判例同样有助于促成国际法新规则的形成，这方面的例子有:181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斯库诺交易号案”开启了美国历史上坚持“绝对豁免主义”的时代;1878年法国最高法院判决的“鲍福莱蒙案”引起了人们对法律规避问题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1926年英国法院审理的“安斯利继承案”正式确立了双重反致原则，等等。 (3)非判例类的国家实践既包括单一的国家实践也包括国际社会的共同实践。研究这些国际实践的意义在于，它们深刻地反映着当前一些国家的利益诉求和国际关系的最新趋势，表明着某些规则正面临的挑战或者在某一领域出现新规则的可能。一方面，需要肯定的是有些国家的单一实践已经形成了新的国际规则，典型代表如“即时国际习惯法”(in-stantcustomaryinternationallaw)，与通常意义上的国际习惯法强调国家的长期反复实践和各国的内心确信不同，即时国际习惯法只需要一国采取一次性的国家行为，如果没有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其合法性一般就会得到国际法的承认，如某一国家向太空发射卫星的行为便是即时国际习惯法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注意到一些国家的实践由于不符合当前的国际法规则，非但无法构成新规则反而有可能成为国际社会制定新规则加以规制的对象，例如“预先性自卫”。所谓预先性自卫是指一国对其主观认为即将来临的攻击率先采取军事打击的行为。近年来，美国以打击恐怖主义的名义采取了许多预先性自卫行为，对此，各国普遍感到不安，不仅强烈反对这种扩大自卫权范围的主张，并且希望能够在联合国框架内利用一切办法应对这一国家实践。［10］51 3．国际法研究的阐述路径———单独研究与比较研究 在进行国际法的阐述时，有两种可遵循的研究路径:单独研究和比较研究。前者的优势在于这种研究方式能够有效把握问题的核心，始终围绕问题本身分析，不会造成思维和叙述上的混乱;而后者的优势则在于发散思维，通过比较从不同侧面分析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更为全面的认识。支持单独研究的学者认为:国际法具有自成一体的特征，注定与国内法或一般法学有所不同，比较方法并不适用于国际法。事实上，国际法中的“联合国”、“WTO”等概念及制度确实与一般法学或国内法不具有可比性，因此在研究这些国际法特有的制度上，有必要通过单独研究展开具有针对性的讨论。与之相反，支持比较研究的学者则认为，国际法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而且其概念本身都是在和国内法进行关系比较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比较法更适合说明国际法问题。而事实上，这两种研究路径由于侧重不同，在不同的国际法问题研究中都各自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单独研究。通常而言，单独研究可以划分为对某一制度整体进行的宏观研究和对该制度中某一个体进行的微观研究。以WTO为例，作为当前国际社会协调和约束各成员贸易政策、法规、措施等关涉多边贸易关系的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WTO在性质上的唯一性决定了对其从宏观角度进行单独研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与此同时，WTO的机构设置、法律体系、争议解决机制以及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参与成员等客观现实又天然地要求对它的研究必须着眼于微观。因此，如果说宏观的研究模式使人能够对WTO有一个全面的、综合的认识和把握的话，那么，微观的研究模式则使人能够更加深入理解WTO的各项具体规则，更有助于实践操作。 (2)比较研究。“早在1900年，就有学者指出比较法的两大作用:它既是‘解释法律的宝贵工具’，又是‘立法进步的有力工具’。”［11］54在笔者看来，用这句话来说明比较研究对于国际法的重要性也同样正确。由于国家法本身的国际性和多元性，国际法学比较研究本身也具有多种形式。例如，在研究作为国际私法渊源之一的国内法时，常会涉及各国国内法之间的立法比较，而由于各国语言的不同，立法比较又会建立在对各国立法文意和对国际私法规则理解的比较基础之上;在研究海上货物运输的相关规则时，我们总是会将调整提单运输的国际公约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汉堡规则、鹿特丹规则放在一起进行前后比较，以便思维得到清晰的梳理;在研究国家责任时，历史比较的眼光又会使我们充分了解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责任对传统国家责任的补充和完善。总之，比较式的阐述方式早已深入国际法研究的各个领域，成为国际法学方法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国际法学方法论研究之我见 关于方法论对于法学研究的基础性地位及重要意义，拉伦茨教授在《法学方法论》一书中曾经给予高度评价———“法学之成为科学，在于其能发展及应用其固有之方法”［12］21。笔者认为，这些评价也可以适用于国际法学和国际法学方法论之间的关系。自奥本海在1908年撰写《关于国际法的任务与方法》［13］313的论文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国际法领域正在发生的两点根本性转变:“第一，国际关系尤其是新生领域的国际关系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法规则和制度的制约和影响;第二，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为解决以上新生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14］291这种转变在笔者看来，深刻地展现着国际法学方法论对于国际法发展的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关于国际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尚不够成熟，未形成任何研究体系，而就其发展笔者愿意提出自己的拙见，即:从方法论角度研究国际法学，应当在坚持实证主义立场的基础上辅之以价值主义，并且结合多种方法选择合适的阐述路径展开分析。 其一，面对实证主义与价值主义之争，纵然有学者认为价值主义的意义在于:“法学中弥漫着意识形态，并在某种意义上讲，意识形态一直哺育着法学理论，事实上不受意识形态约束的实证法学根本上不存在。”［4］47然而，我们应当注意到国际法学本身方法论上的特殊性:一方面，国际法规则大多是国家间利益妥协与平衡的产物，是国家的现实实践，在研究时不应涉及价值判断;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清国际法的发展并非是普通人甚至专家学者可以预测的。仅以国际公约为例，很多时候只要符合公约要求的缔约国之间同意，随时可以修改公约，但是缔约国家间在什么情况下会达成一致意见则涉及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在研究国际法时，笔者认为最好将其限定在当下的国际法框架内，坚持实证主义的方法，既不对现行有效的规则作过多的“善恶”判断，也不要动辄就修改国际规则或预设国际法的发展方向。但是，这并不是说要完全放弃价值主义的立场，相反，在坚持实证主义的前提下，国际法的研究也应当适当考虑价值主义的方法，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把握“适度”原则合理批判，准确理解国际法学的现在和未来。 其二，在具体研究国际法问题时，应注意灵活运用多种方法，选择合适阐述路径。(1)以现行国际法为核心展开的国际法研究，要求我们观察、分析实际的法律制度及其运作，而且必须注重采取规则研究、实践研究等多种方法。这种围绕国际法规则、案例等法律因素展开的讨论和研究，恰恰是实证主义所倡导的。(2)除了现行国际法外，研究者还应当以动态的历史眼光审视国际法的过去，建构国际法的未来，因此除以上方法外还有必要对国际法展开学说研究。尽管学说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成为国际法的渊源，而且随着国际法的不断发展和国家实践的积累，以学说作为国际法的证据或者调整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依据的情况正在日趋减少，然而权威的国际法学者提出的理论学说仍然为我们研究现行国际法提供了多角度的思路与可靠的资料，而且近些年出现的独具视角的新国际法学说也为我们解决当下国际法面临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和新途径，应当善加利用。(3)在前两点的基础上，我们应当注意分析所研究问题的特性，在单独研究和比较研究中选择更有利于清晰阐述观点的方法，从而完成揭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过程。 因此，尽管国际法学方法论涵盖内容之广泛不是一时一刻就可以罗列完全的，而我国国际法学研究方法及其方法论体系“先天不足”的缺陷也不是短时间可以弥补的，但是从现在起不断完善我国国际法学方法论的体系架构却是可以做到的。鉴于对国际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其他国家比我国开展的时间要早得多，甚至有些国家已经在大学开设了具体的国际法学方法课程［16］388，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资源一方面对国外学者成熟的理论加以借鉴移植，另一方面针对我国的特殊国情和法律制度完善我国独有的国际法学方法论体系。总之，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国际法学方法论作为今后国际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为我们开启了研究国际法的一扇新的大门。相信只要我们善加利用，其必将为我们研究国际法拓宽思路，使国际法的研究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本文作者：刘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 国际法学论文:论国际法学教育的发展 在这一阶段，国立北京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朝阳大学、东吴大学、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的法学教育中似最具规模、影响力最盛。节取上述各校的课程设置，以及20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所修正的法律学系科目表，可有如下观察： 首先，国际法课程在得到一如既往的重视的同时，也在教学上有了更为精细的授课安排。除在课程中普遍将国际法区分为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独立授课外，一些学校也进一步将国际公法区分为平时国际法与战时国际法在不同学年各自讲授。虽然这种课目划分并非此阶段的新兴现象，但更多学校对这一国际法课程设置的采用，既是国人对国际法学的认知更为系统全面之体现，也意味着法科学校愿意给予国际法更为充分的学习时间，显示出对国际法教育有了更高的评估与偏重。如，国立北京大学20世纪20年代的法学专业课程中，在第二、三学年开设国际公法，而在第四学年开设国际私法。国立中央大学从第三学年划分组系，而无论是司法组、行政法组，还是法学组，都将在这一学年开设国际公法课程，而在第四学年开设国际私法课程。其中，国立北京大学的国际公法课程更细分为平时国际公法与战时国际公法，前者讲授于第二学年，后者则讲授于第三学年。 其次，国际法课程得到授课时数或年限上的较好保证。在多数学校，国际法课的授课年限至少为一年。如，中央大学法学院为三个不同组系所安排的国际公法授课时间均为一年，即使是列为选修课目录中也未缩减。东吴大学的国际公法课程的学习年限也为一年，且在那一学年中所占学分最高。较之同校一些仅开设半年的基本法学课程，如中国宪法、中国刑事诉讼法、中国刑法总则、中国民法总则等等，国际法一年的学习时限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其在中国法学教育中所占之地位。而在北京大学法科，由于平时国际法与战时国际法的分开授课，实际也分配给国际公法两年的学习时间。 最后，国际法出现从法学教学科目向法学教育专业上升的迹象。作为法学教育的必要构成，清末以来的国际法教育一直是作为教学科目之一得以重视并渐为发展。而至20世纪40年代，按国民政府教育部1945年修正之法律学系科目表所示，中国国际法教育有了性质与地位的又一次提升。据此科目表，除共同必修科目以外，法律系可采两种学分制度，一为混分制，二为分组制。在分组制教学中，四大组系分别为：司法组、行政法学组、国际法学组、理论法学组。在这种分组制的科目列表中，对于司法组、行政法学组以及理论法学组而言，国际法仍作为共同必修课之一门；但对于国际法学组而言，国际法教育不再单单体现于一或两门法学课程，而成为了一个法科教育的专业或培养方向。国际法教育由此开始了从法学学科下的一门课程向高等教育的一个独立学科的演进轨迹。 国际法学师资构成的演变与充实 早期从事中国法学教育的多为西方传教士，丁韪良无疑是在中国教授国际法课程的第一人。至清末修律，大量外国法律专家被聘来华执教，日本学者则成为其中之最。据载，清末京师法政学堂、京师法律学堂、直隶法政学堂、山西法政学堂等22所法政专门学堂均有延请日本教师，达311人之多。以京师法律学堂的课程开设为例，包括法学通论、宪法、国法学、刑法、民法、商法、法院编制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破产法等在内的全部法学主干课程都由日本学者担纲。其中，担任国际法教学的为岩井尊闻，而教授国际私法的则为志田钾太郎[2]116，726。时至民国，国际法教学的师资队伍开始出现明显的本土化趋势。随着法科留学生的陆续回国，以及中国各类法科学校所培养人才的日渐出炉，民国时各大学法科或专门法政学校中执教的中国教师越来越多，国际法师资队伍中的中国教师比例也日益提高，至20世纪30年代后已经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以当时法学教育界享誉盛名的“北朝阳南东吴”为例。从民国元年发展至20世纪20年代前后，朝阳大学的法学教员中尽管仍有冈田朝太郎、岩谷荪藏等外国教师，但其主要教学任务已交由中国教师来完成，所聘请者不乏当时中国各知名法家，如余棨昌、钟赓言、程树德、陈镐生、王家驹、李怀亮等等。最初在该校教授国际公法的为来自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巽来次郎，但据1917年《教育部视察朝阳大学报告》，当时亦有中国教员承担此门课程的讲授。报告中提及，检查当时正逢中国教师钱泰在讲授国际公法课程，报告评价其教学为“讲解详明，学生尚能注意”[3]464。而作为与朝阳大学齐名的又一著名私立高校，东吴大学的本土师资也得到明显充实。由于创建东吴大学法科的美国人兰金本是律师出身，为在中国培养具有现代专业素养的司法人才，东吴大学最初所聘教员都为实务界人士，并有不少外籍专家，如“大美国按察使衙门”的罗炳吉（CharlesS.Lobingier）。而随着学校的扩充，如董康、吴经熊、梅华铨、张君励等中国法界名人都陆续受聘开始于东吴大学法科执教。至20世纪30年代，在东吴大学法学院执教各主干课程的人员中，除教授英美法的萨莱德（GeorgeSellett）与教授国际公法的路义斯（Robert.E.Lewis）外，其他如法理学、宪法学、罗马法、法制史、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各门课程的授课教师均为中国人。而在路义斯外，其他担任国际公法教学的都为中国教师，如梁鋆立、姚启胤、夏晋麟、倪征燠。就当时在各校教授国际法的中国教师的学历构成来看，其大部分都具有外洋留学背景。其中，小部分人求学于东洋日本，如周鲠生曾于190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并在那里加入中国同盟会；更多人则选择远赴欧美，如在东吴大学教授国际法之钱泰就留学于法国巴黎大学，并获博士学位。不过，这些后来活跃在中国国际法教育舞台上的身影，留学前多已在国内研修过法律，往往同时具有中外两方的法学教育背景。可以认为，对于曾积极参与过民国时期国际法教学研究的上述各人，留学是对其学识的提升与眼界的拓展，但这种收获与国内法学教育所提供的有益导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息息相关。这也从又一侧面印证了民国时期中国国际法教育的成长与收效。 国际法学教育对国际法理论研究繁盛之促成 外国著作或教材的翻译无疑是中国国际法教学资料的第一来源。早在京师同文馆开设国际法课程的最初，丁韪良主导下的一系列国际法译著就作为同文馆之授课教材而集中出现。据《同文馆题名录》所载，除丁韪良所译之《万国公法》外，当时既为早期国际法输入中国的代表作品，又作为同文馆授课教材使用的还有《星轺指掌》、《公法便览》、《公法会通》、《中国古世公法论略》。至20世纪上半叶之法科大学与法政学堂中，外国国际法著作及教科书的翻译更为活跃，劳麟赐所著《万国公法要略》、今西恒太郎所著《国际法学》、高桥作卫所著《最近战时国际公法论》、中村进午所著《战时国际公法》及《平时国际公法》、今井嘉幸所著《中国国际法论》、横田喜三郎所著《国际法》等的中译本纷纷现世。一些编撰者在书中甚至连教材资料来源、适用学校、建议课时或学分都进行了专门交待。如宁协万在其《现行国际法》中称：本作为“著者历年关于国际法之札记、杂录、论著、译述、及讲演各稿，为有系统之整理，而仿德国黎斯特国际法与英国罗连士国际法之例，分作四部以成本书”。著者在“国立北京法政大学专任教授，在职八载，逐年将新得材料，加入本书，讲授学子”，而其在“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中央大学之讲座，均以本书为讲授之资”[4]1。周纬《新国际公法》中也谈及，其先“担任北大法科国际公法教授、旋南下改任中央大学国际公法教授”“，今以其两处讲义”，“出版问世”，“不负国际法学院之期望”[5]11。谭锡庠在《新编平时国际公法》中介绍，“本书原为民国十九年时之讲稿徒以材料及编制未妥善故特重行增删之”“，本书可供大学教本或参考书之用”[6]7。朱建民的《侵略问题之国际法的研究》中附有说明称“，本丛书每册各附导言或编后记，并各跋以讨论大纲，以便各训练班或小组讨论会之应用”[7]3。张道行的“部定大学用书”《国际公法》则有更具体的指导：“本书力求深入浅出，以冀能合于初学者的应用，若采而为教科书，则以四学分至六学分为宜，每周讲授两章，适可供一年的学程之用，书中所引成案，已不算少，苟有不足，则Scott，Evans，Briggs，Dickenson的编本都可补充，实则各生如能于上述各种成案的课本中，详研其内容，成为有用。”[8]6 由此，国际法教育的需求牵动了国际法学研究的进步：教材的编写是教学开展的要件，也成为国际法理论延展的基础与构成；学校刊物的创办是国际法教研成果的展示，也是国际法学科成长的助力与印证。可以说，中国国际法教育为中国国际法学生长不可或缺之内容，其前行之步伐与国际法学之成长丝丝相扣，为近代中国国际法学体系的生成贡献良多。（本文作者：刘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教育模式研究 当前我国法学教育，存在理论教学力量雄厚，实践教学力量薄弱的重要现实。法学院不乏具备博士学历和高级职称的法学专家，但是法学教学实践基地却较少，尽管有些院校也对外宣称建立诸多法学教学实践基地，但是由于资源的限制，大多数也是徒有其名，这对学生法学实践技能的培养造成不利的后果。 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 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基本使用“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主要通过引导学生之间对法律问题的辩论，逐渐的发现各自的错误，进而达到对法学问题认识深刻，并提高法学思维和法学素养的目的。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学专业学生主要通过学习上诉法院裁决编写的案例教科书来提高自身的法学素养和技能。案例教学法的特点是，学生主要通过学习和研究大量的司法案例来研究法律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精神。英美法系法学院的教师大多由具备多年司法经验和实践的法官和律师担任，这样他们在传授学生法律知识的时候，能够做到法律知识和司法实践的有效结合，真正培养学生的法律分析能力和应用能力，对学生的法律职业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但是英美法系案例教学也存在一些弊端，由于司法判例不能囊括所有的法律问题和法律知识，因此这种教学方法不能使得学生系统地掌握法律的知识体系。 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 大陆法系的法学教育模式，采取课堂讲授和课外课程讨论的学习，学生不仅要在大学校园里学习书本上的法律，通过系统的科班教育，掌握法律的基本原理、基本体系和基本原则;还要到司法、行政部门去练习运用法律的能力，并且最终检测学生学习成绩是否合格考试，不是由大学教授而是法官、高级行政官员主持的。大陆法系国家注重对法学理论和原理的研究，实践以理论知识的掌握为基础，在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展开。 建构我国实践性法学教育模式的建议 我国传统的法学教育在教育体制、教育方式与培养目标与英美法系国家有显著区别，不可能照搬西方国家的“判例教学法”，也不可能完全照搬大陆法系的职业教育模式。在当前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我国社会对法学人才越来越缺乏，我国法学教育模式的改革也势在必得。 1．提高教师使用案例教学的能力和水准 案例教学要求法学教师具有掌握司法案例的能力和水平，能够根据法学问题和社会发展选择具有“典型性”和“针对性”的案例，从而适合法学教学内容的需要。另外，在法学讲授的课堂上，法学教师在运用案例教学的时候，要具有掌控和引导学生对案例产生兴趣的能力，能够激发学生对司法案例分析和探究的兴趣和积极性，提高学生掌握运用法律原理，分析和解决实际案例的能力。 2．重视法学模拟教学的推广和使用 “法律的生命力始终不是逻辑，而是实践”。法律如果制定出来不出执行，不去规制社会经济秩序，保障社会权利，那么法律就会成为“死法”。因此，在法学教学中，要注重将死板的法律教活，这样法学模拟教学便应要求而受到广大法学教师的应用。因此，重视法学模拟教学，具体可以利用模拟法庭、庭审观摩等形式使学生置身于模拟和现实的诉讼活动，使得学生真正体验诉讼主体的角色和诉讼程序，进而掌握和理解模拟过程体现的法律精神和法律原理。 3．实行法学专业学生双导师制 法律是实用性的科学，英美法系国家的教师多数都是法官和律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能有效的促进实践和理论相结合。我国大多数教师没有司法实务经验，这对于学生法律职业素养的培养是很不利的，因此高校可以对法学专业培养采取双导师制度。具体来说，就是对现行法学专业教师侧重于对学生法学知识的传授，校外导师(法官、检察官、律师、企业法务人员)侧重对学生法律职业素养的培养。（本文作者：佟曾单位：沈阳建筑大学）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家对国际关系学科理论贡献 自1919年国际关系作为独立学科成立以来，它经历了92年的变迁，其中包括20－30年代的初创时期，二战之后的重建与美国支配时期(1945－1990)，以及苏联解体后对国际关系重新认识的现阶段(1990－)。由于美国的学术理论与研究方法在该领域的影响近半个世纪，以致当今人们谈论起国际关系研究时，首先想到的是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摩根索(HansMor-genthau)、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家沃尔兹(KennethWaltz)、新保守主义代言人米尔斯海默(JohnMearsheimer)、新建构主义理论新秀温特(AlexanderWendt)等，甚至连国际关系学科也常被称为“美国学科”。可是对那些在国际关系学科初创时期有过重要理论贡献的国际法学者及其学术思想却论述甚微。其实，在第一代国际关系学者中多为知名的国际法学者和历史学者。 本文以20世纪20－30年代国际关系学科形成时期为背景，分析当时三位国际法学者诺尔－贝克(Phil-ipNoel－Baker)、曼宁(C．A．W．Manning)、劳特派特(HerschLauterpacht)关于国际关系的论述，旨在论证他们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内容、理念以及研究方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实际上，作为国家间行为的规范，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内容常为混同之形。无论从国际法学史还是从国际关系学视域，两者具有的共同点甚多，只是其着眼点迥异。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际关系学科的奠基之辈多有国际法学者了。然而，由于二战后的国际关系研究在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被武断地“科学化”、简单化，其结果导致了后来国际关系学者过于追求抽象理论的研究，从而忽视甚至歪曲了国际法与外交史在理解与研究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从此导致了国际关系学科陷入长期低迷的状态。这一现象值得中国学者和其他国家的相关学者们认真地反思和总结，以求推动和繁荣国际关系学科体系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给欧洲带来了空前的破坏，而且也使其部分地丧失了世界上的主导地位。随后，渴望避免再次发生此类战争演变成社会的要求，并推动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创建。不言而喻，对和平的普遍期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际关系学科初建时期的学术方向与研究方法。当时英国仍拥有世界上一流的海军和庞大的海外属地。此外，它的高等教育制度暨学术传统，包括对国际问题研究的理念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对国际秩序中的传统机制———外交、国际法、均势原则更有系统的理论体系与丰富的实践经验。〔2〕学术界普遍接受1919年英国创立了国际关系学科，而第一代学者开始探讨如何构建国际秩序并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宏观的视角。〔3〕由于国际关系研究产生的历史条件是在当时仍为世界近现代文化、教育重镇的欧洲，所以初创时期的奠基者多为欧洲学者、尤为英国法学者和历史学家。这一群体中较为影响的是伦敦经济学院(LSE)的诺尔－贝克、接替诺尔－贝克并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34年的曼宁，以及同在伦敦经济学院讲授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国际法学界新秀劳特派特。1919年，诺尔－贝克以英国首席谈判代表塞西尔(SirRobertCecil)的高级助理身份同往巴黎和会，他目睹了主权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在构建国际秩序问题上面临的困境。不久，基于他的外交经历以及长期从事集体安全和裁军问题的研究成果，诺尔－贝克被伦敦经济学院聘为首任国际关系教授(1924－1929)。他在相继出版的代表著《裁军》、《论国联的作用》中阐述了他对国际社会与集体安全的思考，这一论述曾引起摩根索(HansMorgenthau)等国际关系学者的重视。〔4〕的确，诺尔－贝克的教育背景很具国际化，这使他在看待国际问题时更注重国家间的了解与合作。不过，他在晚年谈到裁军时也曾伤感地说:“在人类已经成功地掌握了原子能技术、成功地探索了月球、成功地控制了某些险恶疾病的时代，如果裁军问题还是如此难以实现的话，那就意味着人类的未来是黯淡的。” 历史上，集体安全的理念与实践早已存在于国家间的互动中。就其性质而言，摩根索认为:“建立集体安全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由于没有执行国际法的权威机构，从而存在国际社会中的无政府状态。”〔6〕而诺尔－贝克强调，集体安全是在无政府状态存在的情况下，各国有义务以集体而非个体的名义维护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尊严，从而“让潜在的侵略者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必将面临世界其他国家———国际社会的反对。”〔7〕一战后，集体安全在欧洲被看作是“世界政府”的理念与现实中存在的主权国家体系之间的妥协。由于当时“世界政府”的理念被视为过于理想主义，而“均势政治”又在战后备受指责，因此，集体安全的提法似乎更为人们所接受;随之，也就成为战后欧洲各国谈论最多的议题之一。那么，什么样的集体安全才是当时自由主义理论家的期望?对此，诺尔－贝克指出:集体安全的目标必须是满足各国的安全需要，即带有普遍性，因为“一个不能消除战争威胁的集体安全机制是不可能解决任何国际问题的。”就思想传承而言，诺尔－贝克属于格劳修斯代表的欧洲古典自然法学派，他们相信国际法与集体安全最终能够取代国际关系中占支配地位的强权政治规则。他的思想与已故的国际法学家奥本海(Lassa．F．L．Oppenheim)和当时的法学新秀劳特派特的主张较为接近，即倡导国联发展成为集体安全机制的最高形式，并以国联公约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作为英国政府派驻国联的常任代表(1929－1932)，诺尔－贝克建议各国政府遵循体现集体安全精神的国联公约。他指出，集体安全的意义在于各国政府能够、也应该一起探讨并解决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而其成功则取决于各国间的信任与合作。这种合作不仅要体现在移民、跨国税收、医疗卫生、万国邮政等社会问题上，更应该以集体安全来取代传统的军事同盟。诺尔－贝克的主张在当时有着广泛的社会认可，英、美乃至欧洲知识界、政界中不少人赞成国联公约应成为国际社会的法典，并将它独立于任何国家的意志，其最终目的是取代各国的国内立法机构。 然而，外交经历丰富的诺尔－贝克深知理念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别。生活于现实中的国家通常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安全，故集体安全的首要任务是使“排他性”的国家利益具有“兼容性”和“共性”。这样才有可能促使各国相信:构建国际社会并使其制度化是实现各国的共同利益———集体安全的必要条件。为此，诺尔－贝克主张在和平时期就应当制定一个全面可行的裁军方案，以落实国联公约第8条规定的，“普遍裁军计划将由国联委员会起草，其成员国须承认该举措为维持和平之必要。”〔10〕近代历史上，欧洲思想家孟德斯鸠、康德等人早已指责过军备竞赛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例如对经济资源的挥霍以及在民族心理上产生的恐慌。1899和1907年相继在海牙召开的国际裁军会议，更是旨在消除大国间的军备竞赛以及必然产生的恶性后果。但是，由于国家间的合作不甚理想，上述理念和实践并未能真正消除普遍存在的“安全困境”。针对30年代中期出现的军备竞赛及其导致的国际困境，诺尔－贝克这样写道:“当一国开始在与他国对抗(rivalry)中武装自己时，新一轮的扩军便会出现。首先是这一方，而后是另一方。国家间的对抗情形还会导致军事同盟的形成。同盟各方必然会不断地怀疑对方想要实行军事打击，或者是正在发展超越捍卫自身的实力，于是便力图重新调整彼此间的力量对比。欧洲国家应该明白，正是相互对抗才致使他们陷入战争的灾难;各国实行的自我防卫的军事准备摧毁了他们苦苦追求的和平。”〔11〕诺尔－贝克的集体安全理念是战后欧洲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鉴于1919年后的欧洲均衡政治已无法通过自发调节来维持和平，集体安全则取而代之、并受到了欧洲社会的普遍重视。新诞生的国联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临时性组合，其实质是为了遏制未来敌人的潜在联盟。后来，马丁•怀特(MartinWhite)的观点十分接近诺尔－贝克的这一看法，他们把集体安全定位为国际社会的联合防御体系，并分别在1936年和1946年提出，集体安全意味着它最终成为国际安全组织的基石。同样在裁军问题上，诺尔－贝克与怀特也先后主张各国接受裁军以表示对未来国际社会的高度信任，同时呼吁《国联公约》第8条应对各国发展军备予以法律上的限定。的确20－30年代要求裁军的呼声高涨，各国政府不得不举行多次谈判并签有条约;其中包括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的《四国海军条约》、1927－1934年间的国联裁军计划和筹委会的建立，这些都反映出当时国际社会致力于裁军的努力。为此，诺尔－贝克、劳特派特与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齐默恩(AlfredZimmern)、汤因比(ArnoldToynbee)等统被称为自由主义理论的代表。 但凡一个新学科的建立都应该有较为明确的教学体系，其中包括课程设置与相应的研究方法。国际关系研究也是如此。深受一战后欧洲渴望和平与避免战争的影响，诺尔－贝克积极推动了国际社会对集体安全与裁军的关注。毫无疑问，它们均是当时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同时也是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安全关注的核心议题。但是这也表明诺尔－贝克的研究方法仍然袭用传统的历史学和国际法来解读20世纪、特别是一战后的国际问题。〔12〕这就很难给这一新生学科定位，即它属于传统的人文学科还是社会学科，因为这涉及到该学科的研究方法与发展方向。为此，学界认为诺尔－贝克的继任者———查尔斯•曼宁则是提出国际社会为国际关系学科研究对象的第一人。〔 曼宁1894年出生在时属英帝国自治领的南非，那里仍实行着严格的“种族隔离制度”。年轻时的曼宁深受影响，并接受这一制度是“文明的西方对非文明的非洲土著人文化的保护”。〔14〕他甚至在民族解放运动方兴未艾的60年代依然为这一制度辩护。不过，曼宁在种族问题上的偏见并没有妨碍他对国际关系的兴趣。他在南非完成大学学业后，获得了罗兹奖学金(RhodesScholarship)前往牛津大学攻读法律(1920－1922)。毕业后，他被派往日内瓦担任国联首任秘书长迪拉芒(JamesE．Drummond)的助理。在此期间，曼宁参与了处理战后海外殖民地的托管事务(Mandatesystem)。这六年的工作经历以及他对国际事务的理解促使曼宁支持国联的作用，并一直关注这一新创立的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与发展。1928年，他先是受聘于牛津大学，但不久转往伦敦经济学院接替了资深的国际法学者、国际关系教授诺尔－贝克，并在那里执教至1962年退休为止。曼宁属于第一代国际关系学者中从事教学时间最长、最早探求国际社会的学者。据菅波英美(HidemiSuganami)追忆，他是第一个潜心把国际法中的国际社会理念扩大到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并借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国家间的问题。〔15〕与同时期的其他学者，如齐默恩、诺尔－贝克、卡尔(E．H．Carr)等人相比，曼宁的理论贡献主要是他把国际社会明确定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概念，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体系。他在研究国际关系时强调不能忽视国家间的外交承认与均衡政治的作用，但更应该关注国际法体系与集体安全机制的构建。〔16〕显然，曼宁的学术论述体现了西方政治思想的传承，也反映出当时流行的自由主义政治倾向。〔17〕因此有人认为，曼宁的学术思想源于其法律的训练和对欧洲文化的理解。他本人也坚持，在理论与实践上，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必须受到国际法与集体道德的约束。〔18〕这一观点显然来自他本人的信念和在国联的实践，同时也还深受英国近代法学家奥斯汀(JohnAustin)的影响，即国际法体系虽然缺少“宪法”特征以及强制的执行手段，但它毕竟能够在主权国家间的互动中促进稳定、规范和安全。〔19〕1962年曼宁在退休之际，完成并出版了其代表作《国际社会的性质》一书。其中收录了他对国际关系、特别是如何构建国际社会的思考以及他30年来的教学总结。回顾与探讨曼宁的学术观，我们不难发现他对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贡献是具体而有远见的。首先，曼宁十分重视国家主权与国际法原则之间的兼容或和谐。当面临如何解释二者可能出现的冲突时，他则从社会学的视角考虑构成国际社会的基本准则、国家身份认同，其中包括国际法在内的国际环境的变化所产生的后果。曼宁认为，国际法应该是整个国际社会成员相互遵守的行为准则，而非超越主权国家之上的法规。正如法泰尔(EmerichdeVattel)解释的那样，“如果没有规范各成员国之间的法律体系，也就没有所谓的社会。这是因为法律只能存在于具体的社会形态中。”〔20〕在国际关系理论层面，曼宁坚持主权国家、国际社会和国际法规的三重关系;并认为他们虽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只有将其一同使用才能够理解国际关系问题的本质。〔21〕曼宁分析了主权国家的性质，并认为由此构成的国际体系是一个独特的现象。这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超国家的权威能够提供给各国必要的安全或约束;同时也正是主权国家的存在才构成了国际秩序的前提。为此，曼宁把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建立在两个假设上。首先，无论是君主国还是共和国，其实都是由人来制定国家内外政策的。在国家的互动中，各国政府不仅必须考虑到它们的名声和信誉，而且更会以体系成员的身份进行交往。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国家政府拒绝获得外交承认和必要的援助。其次，主权国家通常在一定程度上自愿接受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约束;这与股票市场的游戏规则差不多。〔22〕因此，纵观欧洲国家体系演变的历史，当前的国家虽为主权实体(sovereignentity)，但其性质不应与国内君主(sovereignperson)相混淆。曼宁认为，主权国家的对外权限仅仅指它在缺少“超国家治理”时拥有独立的、不受外来干涉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主权国家或君主可以在国际上同样行使其在国内政治中享有的最高权利。在国际交往中，国家只能在受到国际法原则制约的同时，享有所规定的权利与义务。说到底，国际关系需要一种共同接受的社会准则(socialnorms)，才能保障整个体系或秩序的平稳运转。〔23〕对此，他明确强调国际关系的教育对象应该是包括民众在内的国际社会，特别是国家政府所应该承担的集体责任。〔24〕曼宁的学术理论对国际关系学者、特别是“英国学派”成员，如布尔(HedleyBull)、詹姆斯(AlanJames)影响颇深。他们坚持国际社会已经存在，并解释它实际上更多地是存在人们的共识以及相互遵守的国际法规中。例如，那些来往于国家间的外交官员、跨国企业人员或者是穿梭于国家间的文化艺术人士。〔25〕尽管目前国际社会在功能上存有问题，但它存在本身则表明，人类有责任去思考如何构建一个基于法治、道德与合作的世界秩序。 与诺尔－贝克、曼宁直接从事国际关系教育的经历不同，劳特派特则是位国际法学者兼律师。虽然他未担任过国际关系教职，但却一直心系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特别是劳特派特在思考战后国际法与国联的作用时，往往会从构建国际社会的视角进行探讨。如果用学术成果和影响衡量的话，国际关系学者———从卡尔、摩根索到曼宁、布尔———都会提及或引用劳特派特的观点。1897年8月16日，劳特派特出生在奥匈帝国的加利西亚省(今属于波兰)。他在维也纳大学读书的岁月恰逢一战期间;虽然劳特派特的天资与勤奋让他荣获法学和政治学博士学位，但是战后奥匈帝国的解体、以及中东欧出现的社会动荡迫使他和一些同代人前往社会稳定、学术氛围宽松的英国。1923－1937年间，他先在伦敦经济学院做访问研究;然后得到了讲授国际法的教职(但1938年转入剑桥大学)。1933年劳特派特出版了他长期研究的《法律在国际社会中的职能》一书，并于1935年在日内瓦国际关系论坛上发表了题为“国联公约对国际法之影响”的报告。这时期完成的学术成果基本上体现了他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及其学术思想。〔26〕从学术传承上讲，劳特派特属于维也纳学派(theViennaSchool)，即反对国家主权至上并否认国家意志创造法律之说。就像该学派的创始人凯尔森(HansKelson)一样，他认为全部法律应该归纳于一个体系，在其最上端为国际法;而它的效力溯源于一个“最高的规范”或称“原始规范”(normeoriginaire)。〔27〕劳特派特本人通过考察国际审判案例的历史轨迹，来论证国际法是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以此增进法律在国际社会中的实效性。他实际上一直以此作为从事国际法所肩负的使命。劳特派特当时已开始思考国际人权与国际法庭的作用，并视其为研究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他二战后出版的《国际法与人权》一书是这一领域里的早期成果。〔28〕深受20－30年代集体安全与裁军呼声的影响，劳特派特主张国联必须在未来国际社会中扮演一种“超越主权国家”的角色。他写道“国联公约应该是整个国际社会的法律基石并独立于或超越国家的意志。”〔29〕这是因为《公约》的核心理念是通过集体强制措施来执行和平解决争端。为此，劳特派特与齐默恩、曼宁等人极力反对把国联变为各国政府代表定期会晤的国际会馆而非有实际效果的国际组织。他试图从国际法的视角理解国际关系、特别是国联的性质与作用。 鉴于当时国联的使命是“维护和平与推动国际合作”，他努力提高这一国际组织的权威以及赋予其权威的合法性。而国联公约在事关主权国家传统的核心利益上应该具有束缚某些国家权利的权威，这就要求《公约》须有相应的执行力度。劳特派特倾向把《国联公约》看作是一种强制性的法律体系，以代表国际法体系上的根本性变革。〔30〕他在曼宁主编的《和平转变》一书中写道:“如何使国际法在国际社会中‘和平转变’成一种有效的机制，答案只能是各国政府需接受国际法规定的责任职责，并承认由国际组织做出的对国际法的裁决或修改。”〔31〕如果我们分析劳特派特思想的话，会发现他实际上相信国际冲突不是来自人类的邪恶或国际体系本身的不健全，而是来自国际法律机制的不完善或者说国际法缺少应有的“实效性”。因此，这里包括建立一个真正意义的国际法庭，因为它是“维护国际和平正常机制的必要条件(sinequanon)”。〔32〕显然，致力于国际法研究的劳特派特一直坚持“条约必须遵守”(pactasuntservanda)这一欧洲古老的惯例，而任何国际秩序的“破坏者”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问题上，劳特派特与格劳秀斯、卡尔森、特别是他的学术前辈奥本海一样认为，国际社会与其受约束的成员国之间关系的法律是存在的。他坦承地写道，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需要不懈的努力和长远的眼光，如果国际法不能“变革”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就很难为国际社会的治理做出理论与实际的贡献。〔33〕这一观点对当今国际关系学者而言仍然值得深思。劳特派特的学术思想得到学界、包括当时自由主义学者的认可;不难理解也同时招来了指责。历史学家卡尔对他的抨击最为严厉。作为当时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言人，卡尔对齐默恩、诺尔－贝克和劳特派特等人观点的批评，主要是认为这一群体对国际政治现实报以盲目乐观，并且分析方法上多有纰漏。在20－30年代的不稳定期间，这种态度会导致极其危险的后果。可是，卡尔对上述学者的批评显然带有很深的误解。正如劳特派特所言，双方的分歧实际上来自对问题关注的视角不同，即目前的危机处理还是长远的理论探究。 劳特派特的理论体系形成于1938年慕尼黑协议签订之前，当时他对国联的信心主要来自三个层面。就欧洲近代历史发展而言，这一国际组织是欧洲外交体系长期演变的结果，即从国家间的冲突发展到相互制衡;再从19世纪的大国协调演变到20世纪初提倡的集体安全。因此，集体安全意味着主权国家分担共同的责任与义务，这是国联存在的核心基础。就国际舆论而言，国联是由新崛起的美国、特别是威尔逊总统提议、并由巴黎和会批准成立的国际组织。劳特派特相信20世纪的国际趋势只有一个可能的方向，那就是推动各国间的普遍合作与磋商而非抗衡。国联是集体合作的形式，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同盟;因此它没有明确的假想敌，只是根据国联公约第16条规定，“所有成员国家有义务对进行侵略国家予以各种可行的制裁;其中包括授权国联统率其成员国的军事力量去恢复现状”。〔34〕就现实利益而言，一战中暴露出来的残酷性、破坏性，让当时有识之士意识到，任何国家试图通过战争手段来追求排他性的国家利益，到头来必然是适得其反。同时，劳特派特也表示，法律对世界和平虽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并不是万能的。 可是，鉴于欧洲仍处于战后的痛苦中，他相信，只有当各国政府与人民意识到他们的职责是维护国联，并通过这一国际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公正的国际秩序时，这种痛苦与迷茫才有可能消失。国联的使命在于不仅要防止世界战争，而且要努力消除未来所有的战争。〔35〕他支持设在海牙的国际法庭，并期待通过国联与国际法来处理国家间的关系。如果能实行的话，这将意味着各国最终会迈向一个稳定、公正的国际社会。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劳特派特并未忘记，没有实力保障的国际秩序只能让侵略者产生错觉，有效治理无政府状态必须拥有“世界警察”的能力，当然也需要各国认同的道德准则和法律。为此，他希望国联成为一个真正有效、公正的国际组织，诚如英国政治家索尔特(ArthurSalter)指出地那样，国联将应扮演一个“抗击未知敌人”的永久性的潜在联盟。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科教学若干疑问思索 摘要:本文从目标的确立和兴趣的激发、教学风格、讲授方法、内容设计和因人而异以及爱国主义情愫和思维方式的培养等方面对国际法学科的教学特点和规律以及经验进行了初步探索和思考。 关键词:国际法学;教学;思考 自改革开放恢复法学教育以来,国际法学科在许多高校本科阶段更不用说研究生阶段划分为三个专业细分为众多方向,后经教育部调整为一个专业(即大国际法学)三个方向(原先的专业变为方向)。笔者曾较长时间从事过国际法学科诸多课程的教学,后集中到国际法,加上现已转入新的领域,所以,有必要对这一教学旅程予以总结,并有助于探讨和求教于同仁。作为教研论文,又限于篇幅,不得不对写作目的予以限定:一,围绕教学效果和教育质量这一中心;二,紧扣国际法学科教学的应有特点和规律;三,突显个人特色和风格。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必须着重体现和把握好以下方面: 一目标的确立和兴趣的激发 教好一门课就要善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其明确学习目标。在目标的确定上,笔者注意因人而异,定位实际。对大部分学生来说,达到本科教学程度即可;对少数有志于外交外事工作和考研学生(包括报考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者),适当加宽、拓深其知识,并介绍外交工作的重要性、特点和优势等。因为外交部是一个大部包括其所辖驻外使领馆和国际组织代表,另外国务院其它各部委局和金融机构均有条法司以及省市外事部门,而进入这些单位的大都须是国际法包括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专业的研究生才有可能。在兴趣引发方面,笔者注意以下几点:(一)强调学习这门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客观澄清并明确强调国际法的性质;①国际法是有别于国内法的一个丰富而独立的法律体系,仅具有国内法知识而缺乏国际法知识则于法学本科生知识结构不完整;它是学好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的前提和基础,因为后者孕育于前者,它们的一些基本概念、原理和制度具有相通性,前者对后者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对学好国内法课程的作用也不可小觑,因为国内法各部门几乎都有相应的国际法律制度的存在,主要表现为条约形式,有些更健全和超前,两者紧密相关;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信息网络化时代,国家间交往和人员往来更加频繁,“地球村”和“世界公民”概念渐显,涉外事务、涉外案件日益增多,缺乏国际法知识将难以正确应对和处理;国际事件频繁发生,常见诸于报端等媒体,对其正确认识和评价非运用国际法知识不成。因此,学好国际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科学、全面和宏观的思维方式。(二)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授法,注意生动形象性,既有助于学生对比较陌生的国际法概念、原理和知识的理解和接受,又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此点下文再议。(三)时常穿插国际时事点评,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有助于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此点下文再议。 二符合学科特点的气质、风格和语言特色 教学风格和语言特色因人而异,但也会因学科而有别。国际法在内容、适用范围和运用人员上不大同于国内法,主要适用于外交场合,大都由专门外交人员运用。这一专门职业群体形成了其特有的气质、风格和语言特色,主要体现为端庄、整洁、潇洒、大度、严谨而又不失洒脱、轻松之风,外交辞令具有不同于其它场合辞令特色,具有专业性、特定性、严肃性而又不乏技巧性、轻松感和特有魅力。所以,笔者在教学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适当体现和保持这种特有教学气质、风格和语言特色,既体现了学科特点,又增强了教?42?学魅力。 三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解法 鉴于国际法概念、理论和制度于学生比较陌生,更难领会,笔者注重采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解法。既有助于学生理解和接受,又增添了生动性和形象性。例如,对“主权”概念(乃国际法最基本概念,可谓国际法基石)的诠释,将其概括为“六性”,这样不但便于学生理解,而且使其印象深刻;在讲解“斡旋”、“紧追权”、“国际法上的承认和建交”、“国际习惯”、“反报和报复”等概念和制度时,笔者联系到朋友关系的处理等日常事例;在讲解国际法的特征(即与国内法的区别、外交特权与豁免和领事特权与豁免包括外交职务与领事职务及其任职资格和履职时间等理论和制度时运用对比分析法,辨析其异同,虽打破了教材体例,但易于学生把握,使学生记忆深刻;在分析国际法特征、领土组成部分、海洋区域划分、大陆架划界等内容时,则利用图表予以展示,增强了直观性,自然使学生易于领悟,印象颇深;在讲解安理会强制解决国际争端的程序和方法等制度和概念、理论时,结合一些典型案例进行:例如,对利比亚因“洛克比空难案”的制裁,对南非曾推行种族歧视和隔离政策的制裁,尤其对伊拉克因发动对科威特战争的制裁全面展示了安理会职权特色。另外,还有“中美撞机事件”、“美炸毁我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等。这样便于学生清晰理解,全面掌握所学知识点并学会学以致用。对于颇难理解的联合国国际法院诉讼管辖权类型,笔者撇开教材用语,用自己的话予以概括,使学生一下子抓到了问题的精髓,吃透关键;在讲解“缔约权”和“缔约能力”等概念和原理时,适当结合已学的有关国内法概念和原理对比进行,既使学生融会贯通,又使其理解得快。 四联系时事,穿插点评 理论讲授若脱离实际,不仅枯燥无味,而且听者难以领会,印象不深,所以,法学课大都注重联系案例和事例。笔者时常联系国际时事,穿插点评,不但活跃了气氛,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而且加深了学生对所学知识点的理解,有助于培养学以致用之风。例如,笔者在讲领土主权、海洋法、国家管辖豁免制度、国际责任法和国际航空法时就联系到“中美撞机事件”;“美国炸毁我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就涉及到外交关系法,国际犯罪和国家责任法;伊拉克发动的吞并科威特战争,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先后发动两次对伊拉克战争以及联合国对伊武器核查就涉及到国际法基本原则、战争法规、安理会解决国际争端的职权、程序和方法、战争犯罪、国家责任法、单边主义对联合国和国际法的挑战以及有关禁核包括其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际习惯法规则;巴以冲突和各种国际恐怖主义事件就涉及到国家领土法、民族自决权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法、安理会和国际法院的职权、国际刑法、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新威胁———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以及国际合作反恐机制的建立等;“前南刑庭”和“卢旺达刑庭”等就涉及到安理会职权、武装冲突法、国际人道主义犯罪和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管辖权等国际刑法问题,尤其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对有关国际法和国家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例如对国际刑法、武装冲突法、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组织法和某些国际习惯规则(如“条约相对效力原则”等)以及美国和中国的立场和态度。再如,中越北部湾划界,中越、中国和南海邻近岛国关于专属经济区、捕鱼和油气资源开发以及某些岛屿领土之争的协议和谈判,东海大陆架与日、韩划界问题,钓鱼岛事件等就涉及到领土法和海洋法;“10+1”和“10+3”、APEC、上海合作组织就涉及到国际组织法、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反恐等问题等等。 五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的设计 鉴于国际法内容丰富繁复,已有十几个部门法,几乎每一个都可独立成科,又受限于学时,所以,不可能面面俱到,平均使用力量,而应进行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的设计。笔者的设计标准主要有:是否紧扣学科特点;是否达到本科教学程度;是否照顾到绝大部分学生的要求和兴趣;是否能更多地联系本国和本地实际;其制度是否足够健全和成熟;是否能更多结合国内法现实;是否适当顾及自我优势和特色;其难易程度是否具有时代性。因此,笔者将具有统领各部门法作用的基本概念、原理和理论即“总论”部分作为重点予以详讲;另外还包括:海洋法,因为海南省是全国最大的海洋省;条约法,因为它乃国际法最主要的渊源,各部门法包括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都离不开它;国际争端解决法,因为它有助于学生学以致用,正确认识和评价国际事件,另外具有触类旁通于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之用;国际组织法,因为国际组织众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早已成为国际法的又一大主体,预示着人类组织化趋势以及我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国际人权法,因为其中包含着众多人权规则和刑事诉讼基本准则,而这些正是我国目前大力提倡且有待完善的地方;外交关系法,因为它有助于鼓励有志于外交外事工作和考研生的积极性,同时有助于学以致用,以之评判国际关系,另外,运乎处世为人也有相通之妙;主权和国家管辖权,因为主权是国际法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概念,国家管辖权的行使具有经常性和现实性且与他国易生冲突,这就涉及到如何妥善处理的问题;国际习惯,乃国际法的特有渊源且不大好理解,所以,应当详讲;国际知识产权法,乃国际法的一个新型部门法,在知识经济时代意义重大,知识产权在我国已上升到战略高度,也是我国比较落后的制度,所以,也安排为重点讲解内容。非重点和略讲的部门法和内容有:外层空间法,因为相对离现实较遥远且其制度尚未健全;国际法中的居民法,因有些内容也属国际私法范畴;战争法,和平和发展已成时代主流;国家的构成及其类型,已为有关国内法所包括且易于理解等。对于这些非重点和略讲的部门法,主要由学生根据兴趣自学。 六量体裁衣、因人而异的点面平衡 学生的基础和理解力参差不齐,学习兴趣和动力也存在差异。因而,在教学中,都应当注意量体裁衣,因人有别,因材施教,点面结合,综合平衡,无论是内容的安排,还是方法的设计以及语言风格。这里关键是点面关系的处理,就本人体验,所谓面就是绝大部分学生的水平、要求和兴趣,这是需要首先照顾的。于他们千万不可高估和拔高,而应专注于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即可。对他们,教师应不厌其烦,耐心细致,反复强调,语速舒缓。否则,难以收到好的教学效果。所谓点就是极少数基础较好,感受力较强,学习用功,立志较高(例如准备报考研究生包括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以及树立其它涉外志向等)的学生,于他们可适当拔高要求,即适当拓宽、加深其知识面,同时语言简洁、轻快,少重复。但点的照顾只能放在其次或通过单独辅导补之,否则教学效果难优,因为忽略了多数人利益。另外,还有对学生的亲和力等问题。这些都是需要注意和改进之处。 七爱国主义情愫的培养 国际法主要是调整国家间关系的法,自然言必称国家,?43?因而也就是最宜于寓爱国主义教育于教学中的一门课程。培养爱国主义情感于国家和学生都十分必要和重要。目前,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弱国无外交”已成历史。但是,我国在国际生活中发挥的影响和作用与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大国地位还很不相称。我们正在走和平崛起之路,这就需要薪火相传的青年一代满怀爱国热忱努力学习,掌握本领,为国家的更加富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我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而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直接从事国际事务的人,更应时刻注意维护国家形象,运用好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同时为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人类共同事业发出中国最响亮声音;不直接从事外事工作的人,也不要小觑自己的工作与国家利益和前途的关系,应认识到自己的工作也是在为国家利益和前途添砖加瓦,也体现着爱国主义精神。同时,我们要有大国民意识,在涉外场合,要表现出大国民风范。爱国是一个国民或公民应具备的基本品格,就如同儿女爱母亲一样。在目前市场经济环境下,爱国情操的培养更应从青年学生着手。基于上述理念,笔者在教学中时刻注意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愫。例如,在讲国际法史和条约法时,近代中国“无外交”,不懂国际法或无权运用国际法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被迫接受含有“割地、赔款、领事裁判权、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等反动国际法原则和制度的不平等条约,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中国积弱积贫;在讲国家的构成要素时,笔者就联系到其它国家国民的爱国意识和表现……,我国历史上主权和领土残缺的屈辱事件……,引用“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只要我能活到九七年,我就要到回归的香港去走走”———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执著的爱国情怀……等;在讲外交关系法时,联系美国炸我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青年学生如何正确地表达爱国情感;在讲到国家领土法、国际航空法、海洋法、国家管辖豁免法和国际争端解决法时,联系到中美撞机事件,也涉及学生如何正确表达爱国情感;在讲领土法和海洋法时,结合南海诸岛有关领土纷争、钓鱼岛事件和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有意识引发学生爱国热情,甚至联想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部影片———“西沙儿女”(“西沙保卫战”)中的主题曲“美丽富饶的西沙,我可爱的家乡”;在讲外层空间法时,联系到“神州五号”圆飞天梦和航天英雄杨利伟;在讲国际法的居民法中的无国籍人和海洋法中的“方便旗”时,在讲武装冲突法中的战争法规和日本遗留在华的“毒气弹”事件以及中国民间因侵华战争受害向日本政府索赔诉讼时都自觉引发学生的爱国激情,联想到母亲、祖国之意,等等。另外,设有专题讨论:引导大家思考探讨在和平崛起,靠自身力量实现祖国的腾飞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时代,青年学子应肩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我们的爱国思想应如何确立,爱国情感应如何培养和表达,爱国行动如何表现等。如此寓爱国主义教育于知识传授中,引起学生的极大共鸣,更直接、生动地引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意识、爱国情操和爱国理念,从而使他们心中时刻装着祖国,进而为国奋发。 八思维方式的培养和为人处世之道的感悟 科学、正确的思维方式和习惯与通达、合宜的为人处世之道于青年学生的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而这可从国际法的学习中得到培养和感悟。国际法是放眼全球,适用于世界的法律,所以,通过学习国际法有助于学生养成登高望远、放眼世界、立志高远的宏观视野和思路。国际法与国内法具有密切联系(几乎所有国内法部门均有相对应的国际法律制度,国际法所涉范围上至外层空间,下至海床洋底,几乎包括了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这样,可以有意识地培养学生习惯于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即将国际法和国内法结合起来进行学习、观察事物\思考问题、钻研和写作的思维方式,而这才是符合时宜的全面和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观察视角。如果仅仅将目光局限于国内,则不仅思维单一、视野狭窄,而且难以知识全面,有所创新和突破。因此,笔者在教学中总是注意引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例如在讲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理论、各部门法和论文写作时,都适当联系有关国内法,结合国内层面事宜。国际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国家间关系(即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和人际关系有许多相通之处;作为国际社会主体的国家和作为国内社会主体的个人也具有相同或类似的思想、秉性、风格和情感,可以概括为国家性(民族性)和个人性(个性),它们都是法律人格者,只不过前者可拟制为活动于国际社会的抽象的“人”。那么,通过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和把握,就可获得一些为人处世的启示,感悟其真谛,从而触类旁通,有助于正确、合理地运用于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例如,曾被誉为“日不落”帝国的大不列颠被其后裔美国取代,这体现了后来者居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律,日韩与中国有类似之处。美国在当今世界的声音最响凭借的是其强大的综合国力,所以,青年学子想要今后于国于民于己有所作为,就必须充实自己、增强实力、提高自己、完善自我,具有真才实学。因二战惨败以致几乎一片废墟的日本和德国短短几十年一跃而为世界经济强国,启发我们在逆境中要心中充满太阳,卧薪尝胆、励精图治、韬光养晦、积蓄力量,同时注意从自身实际出发,扬长避短,敢于和善于学习和借鉴他人之长;国际纠纷的处理最提倡用和平方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营造安宁、友好的周边环境和良好稳定的国际局势有利于国家建设和发展,于不同类型的国家(大小、强弱、贫富、远近、特征和与其历史现实关系等)和事件采取不同的外交政策、对策和行动(总方针是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务实,包含着丰富的外交智慧),对我们理性、友好处理人际矛盾,与人和睦相处,营造良好氛围和适应环境,培养原则性和灵活性不无启迪;国际舞台往往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凭实力说话,均势打破又平衡,力量对比常转换,这启示我们要有竞争意识。尤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接受和遵循优胜劣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律,培养坚强意志和善于平衡、调适和重塑的良好心态和习性。当某国遭遇灾难,他国出于国际人道主义往往施以援手,我们的人际关系中不也应提倡助人为乐,同情弱者,援助弱势吗?国家人格和尊严不容侵犯,我们个人也要注意维护自身尊严,切不可为贪图名利而置人格和自尊于脑后,而应自尊自爱;国家利益是国家考虑国际事务的出发点,但同时有责任的国家也还要为他国、国际社会和人类的共同繁荣和发展作出本国的贡献,这启示着我们个人在实现自我时还要兼顾他人、社会和国家利益并对之有所贡献,就是所谓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之理,否则就会陷入极端个人主义泥潭,自然也难以有利于自己的全面发展。外交场合,国际关系中充满着礼仪规则,十分讲究外交礼节,同样,我们人际关系中亦应以礼相待,文明交流与合作。相反,粗暴、盛气凌人、无礼不但于事无补,而且会引发矛盾和问题,等等。因此,通过国际法教学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科学全面的思维方式和通达、合宜的处世为人之道将会大有裨益,并能使其受益终身。因此,不能不说国际法是最适宜于寓教于乐的学科之一。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研究论文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别争端解决机制这两方面没有得到满足。②因此在该文本的基础上，1994年，“乌拉圭回合”顺利结束并达成了《关于履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该协议为WTO现行的反倾销法。它是WTO法律框架中非关税壁垒的多边协定中的一部分，为WTO的各成员国制订了一个总的框架。同时，它也进一步放宽了反倾销措施适用的条件，扩大了反倾销法适用的范围，增强了国际反倾销的透明度、预见性和可操作性。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肯尼迪回合和东京回合达成的反倾销协定只对签约国产生效力，它是作为WTO众多多边协定中的一个而存在的，对WTO全体成员国都有约束力。其影响力要比以前的反倾销协议大得多。显而易见，《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成就。 （二）我国反倾销立法概况 自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实施生效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反倾销法律制度。该法第30条明文规定了中国的反倾销规则，即“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出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成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或者阻碍。”其第32条规定：“当发生上述情况时，国务院规定了有关部门依法做出调查，并做出处理。”上述规定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规定几乎一样。1997年3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该条例将反倾销实体法和程序法集于一身，对于从申请、立案开始到终裁，征收反倾销税为止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均作了相应的规定，为我国的企业针对外国产品的倾销提起反倾销诉讼，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此外，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产业损害裁定听证规则》，该规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的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在反倾销和反补贴程序中组织的产业损害裁定听证。它较全面、系统的规定了产业损害裁定听证的原则及当事人、听证主持人、回避以及听证程序等问题。③但这些法规与WTO的有关基本原则仍然有不尽符合之处，因此，2001年11月26日我国又颁布了新的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废除了97年《条例》中的有关反倾销的规定。该法律是参考国外发达国家和世界贸易组织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定而出台的，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再商榷，以便更好的保护我国工业的发展。WTO的成立，尤其是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的签订，对世界各国的反倾销立法都起了推动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间，又才迈进WTO大门，如何运用WTO法和与WTO接轨直接关系到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得失。同时，我国正承受着倾销和反倾销的严峻现状，这些都对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WTO反倾销规则及对我国立法的约束 WTO是世界上一个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其宗旨是为了保护世界贸易自由化以实现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增加，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实现这一目的的办法就是通过互惠互利的协议，导致各成员国大幅度地削减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取消的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WTO实施了一系列的保障机制：〈一〉世贸组织规则的透明度要求它要求各成员国应迅速公布有关法律、法规等，无法公布时，必须提供公众可以获得的条件。旨在使各成员国及贸易者对成员的法律、法规、司法判决、行政决定及相关的其他国际协议有充分及时的了解和熟悉，为贸易机会提供可靠性和预期性。〈二〉通知要求其要求成员国向世贸的有关机构通知其法律法规的情况，通知要求进一步促进了成员法律法规的透明度与世贸规则的一致性。通知的事项既包括现有的规定，也包括对现行法律规章的修改和新颁布的规定。〈三〉贸易政策评审制度该制度是“乌拉圭回合”中达成的新协议。贸易评审机构每隔一段时间对成员的贸易政策进行审查，审查的频率依据成员的贸易量确定，贸易政策制度是确保透明度和一致性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虽然评审结果和提出的建议对被评审方没有约束力，但该制度提供了一个监督和反馈的机会，有助于其他成员利用争端解决程序提出指控。〈四〉争端解决机制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制度是保证成员的国内法律法规与世贸组织规则要求一致的最有力的措施和制度。争端解决制度将成员间的贸易争端解决置于多边制度的约束之下，成员在寻求解决违反义务和利益损害途径时，应诉诸并遵守争端解决体制的规则和程序。对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和建议，申诉方可请求赔偿或要求争端解决机构授权中止对有关成员的减让或其他义务，甚至采取“交叉报复”的手段。 世贸组织协定是各成员机构依宪法程序正式批准的国际条约，各成员国的立法机构在批准这一协定时也应承担使国内立法同世贸规则接轨的义务。任何国家的经济立法与世贸规则相抵触，就可能被裁定违背世贸规则并受到制裁。《世贸组织协定》第16条第4款明确规定：各成员国应保证其法律、规章与行政程序符合附件各项协议规定的义务。这也表明世贸组织成员有义务使其国内立法与世贸协议相一致。④ 我国加入WTO后，可以享受一系列权利，但同时，我们也要承担相当的义务。而在法律上，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使我国法律法规和WTO的系列规定不相抵触。人们常常把国际法称为“软法”，因为国际法的遵守主要是通过国际社会舆论形成的，依仗人们内心的信念、道义力量来实现，是一种不确切的规范。此外，各国为了彼此尊重，交往方便和友好合作，往往相互之间也采取各种国际礼让。但这些一旦与某个国家的实际利益相抵触，那么利益至上的原则，就会阻挠国际法效力的实现。同时，当事国也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就这一方面而言，它不像国内法那样具有强制实施的保障和有力措施，确实是“软法”。但实际上，从上两个世纪以来，国际法一直在作为国际交往中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则而不断发展的。各国不但通过其议会和政府宣示愿意遵守作为国际行为规则的国际法，而且各国为了使国际法更好的在国内有效的加以适用，不是采用“转化”的方式使国际法变成国内法的具体规则，就是采用“并入”的方式直接在宪法里承认国际法的效力。我国的做法就是“转化”法和“并入”法兼用。我国的宪法虽然没有就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和地位做出一般性的规定，但在若干部门法中已为此设有专门条款。如《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中规定：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我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此外，为了履行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还制定了一些专门条例，以便将国际法“转化”为国内法。我国为履行有关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的两个维也纳公约而制订的《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和《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⑤显然，我国是遵守国际法的规定的。WTO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其制定的规则也是我国所尊重和执行的。实际上，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采取相应的立法措施与建立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的法制目标是相一致的。只是加入WTO对我国现行法律的修订、补充提出了更快更全面的要求。 中国在改革不断深化之际，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长期实践中，已深刻的认识到了反倾销法的必要性：1、自从1948年总协定文本的生效以来，反倾销措施已被现行国际贸易制度确认为一种合理合法的保护国内相关产业的手段。2、反倾销法作为维护国际贸易秩序，保护国内产业的一种合法手段，与其他同样被认可的反补贴法、反托拉斯法、保障条款等相比较，有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3、反倾销法的实施可以有效的防止和消除倾销造成的侵害。它使进口商品在没有倾销性影响的前提下，进入中国市场。使进口商品真正体现市场价格，参与市场的公平和正当的竞争。4、在反倾销生效期间，进一步提高中国企业自身的竞争实力。客观上，国外进口商品因其被征有反倾销税，而不得不提高产品价格。这对倍受损害的中国国内产业来说，给了它们一个喘息和调整的时机。⑥ 三、完善我国反倾销法的建议 《反倾销条例》的出台，是顺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我国加入WTO后对我国法律逐步进行修改的一个方面，是我国立法技术不断提高的一个证明。应当说，反倾销法的制定非常有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囿于我们反倾销的实践不多，还有其他诸多的现实问题，新颁布的反倾销法仍有很多的不足。可以想象，随着我国进入WTO，外国的企业与我国各个领域的企业面对面交锋的机会不断增加，我们的反倾销法在发挥其作用的同时也会日益暴露它的不足。因此，笔者认为，应当积极着手反倾销法的修改工作。在修改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考虑以下几方面： 1、提高反倾销法律的“档次”。如前所述，我国《反倾销条例》为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这种行政法规效力毕竟不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颁布的法律。鉴此，结合我国几起反倾销调查案件的实践，在现行《条例》的基础上，加快研究和制定一部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反倾销法律，对于促进我国反倾销法的不断完善和趋势稳定，并与国际接轨都十分重要。 2、配套法规的完善。我国除了出台专门的反倾销条例，还应该考虑到法规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关系。我国对《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外贸易法》和《关于处罚低价出口行为的暂行规定》等法条也要做相应的修改。譬如，在《关于处罚低价出口行为的暂行规定》中就要充分补充对低价倾销产品的企业的法律责任和制裁措施。对出口企业相互倾轧，低价竞争的做法给予严厉制裁，以维护出口秩序，打击倾销行为。而在完善《价格法》时，就要调整关于价格调节基金制度的规定。在全国或一省制定统一的价格调节基金制度的规定，使其逐步走向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⑦ 3、因果关系及附加条件。GATT《1994年反倾销协议》对与倾销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采取了列举式和排除式相结合的做法，即应当审查提交给当局的所有相关证据，并排除倾销产品外的、同时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其他因素，如非倾销价格出口的进口产品的数量和价格、国内需求的减少或消费模式的变化等。这些都是值得在修改我国反倾销法中予以借鉴的。而对于附加条件，笔者则认为，必要的附加条件，诸如对国家总体利益的考虑，国内消费者可能因该产品被征收反倾销税而增加的负担与国内产业所受损害的程度相比较等等，有益于：（1）增加有关调查当局实际操作中的灵活性；（2）避免因片面保护某一产业部门而招致国家总体利益、对外贸易大局以及广大消费者利益的巨大损失；（3）有利于我国加强对外贸易经济谈判，因为征收反倾销税并非唯一的、最优先的抵制倾销的方法。当然，对“附加条件”必须严格加以限制，以防止有关调查部门的主观随意，增强反倾销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4、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反倾销调查程序。（1）明确规定“申请人”、“国务院有关部门”、“利害关系方”等规定；（2）依照《协议》的规定，完善我国反倾销复审与审查制度；（3）在调查程序中，主管当局要向当事人披露重要事实，使当事人有充分的时间发表意见，陈述看法，提供相关的资料以求的最大程度的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这是各国规定，我国亦如此。但我国对何为“重要事实”却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我国反倾销法对此应有具体的操作标准。（4）参照《协议》第10条的规定进一步明确追溯征税的效力、期限、程序及限制等；（5）进一步明确规定反倾销案件在调查过程中的期限，各部门调查和做出初步裁定的期限，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外贸部的建议做出是否同意征收（临时）反倾销税的期限，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调查或做出裁定的阶段的规定，中止或终止反倾销调查的效力期限，复审和审查以及多征退税的期限等等。 5、建立与完善我国反倾销诉讼体制。 （1）、合格的诉讼主体。一般而言，原告是指反倾销诉讼中“利害关系方”。虽然我国《反倾销条例》也有“利害关系方”的概念，但是却没有对其做出明确界定。从现行《条例》第19条的规定来看，所谓“利害关系方”似乎仅限于反倾销调查对象——被控告倾销产品的出口商及其进口经营商以及相同或类似产品的国内产业，而并不包括其他各方。笔者认为：“利害关系方”的范围应当包括现行《条例》第11条之反倾销调查案的申请人所包含的“有关组织”，因为从利害关系角度考察，一个反倾销案件不仅事关该产品的出口商、进口商与国内同类产品产业的利益，而且也同我国各产业部门公会、工会以及消费者密切相关。而在当前我国国内产业与企业法律意识不强，市场本身尚缺规范的情形下，尽可能地拓宽“利害关系方”的范围则更加有利于尊重和维护各方利益，保护我国市场。同时，鉴于我国的行业组织的发展还不具备一定规模，为了更好的保护我国经济，我们还可以规定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有权提起反倾销诉讼。 （2）、管辖法院。参照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4条、17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受理反倾销调查案件之诉的法院应当是被告所在地——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机构所在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样，有权对反倾销调查案进行二审的就理所当然地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了。我国《反倾销条例》对反倾销调查案的管辖法院没有规定成为一大缺憾，按《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这种管辖也令人质疑。由于反倾销调查是技术性强、专业化要求高、程序复杂的工作，对其进行司法审查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普通法院处理可能有时间和精力乃至能力上的困难；况且，地方中级人民法院和中央部委地位上、权威上的实际反差在当前的司法体制下，也难免影响国内外当事人对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独立性，公正性和准确性的信心；再者，所有对国务院部门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都由北京的某一中级人民法院初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那么，这两级法院将会面临着越来越沉重的负担，也难免会影响到司法效率。鉴此，有必要在反倾销立法中建立我国反倾销诉讼制度，包括管辖法院。参照各国经验暨我国实践，比较理想的法院管辖模式为：在最高人民法院下设专门法院——国际贸易法院，由该院受理反倾销调查案的初审；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国际贸易庭）负责二审即终审。这样设置的优点在于集中专业法官审理技术性强、影响性较大的反倾销案（实际上，国际贸易法庭不仅审理反倾销调查案，还可以审理涉外贸易的其他案件），更加体现效率与公正。 （3）、法院的受案范围。参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有关立法实践和我国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具体规定，笔者以为我国的反倾销诉讼的受案范围可以是以下几项：反倾销调查申请做出的不立案调查决定；对倾销和反倾销幅度做出的最终的决定；对损害和损害程度做出的最终的决定；对是否征收反倾销税做出的最后裁定等等有关的具体行政行为。⑧同时，我国也应该参考欧洲国家的做法，不允许对我国的法律规定提起诉讼，这是对我国法律尊严和国家主权的维护。 四、基本认识 反倾销具有两面性，它既有制止倾销达到公平贸易的目的，但它又有可能因被滥用而成为另一种非关税壁垒。因此，我国应在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法律框架内构筑反倾销机制：一方面，利用贸易组织法应对外国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努力消除外国对我国的歧视性待遇，以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我国应该修改、完善我国的反倾销法，并据此对外国产品在中国的倾销采取措施，以保护我国的民族产业。而综上所述，我们必须依据WTO的有关规定修改和完善我国反倾销立法。首先，符合WTO反倾销规则的反倾销法是我国善意履行国际条约、承担国际义务的体现，可以避免因为国内立法与WTO规则不符引发的贸易争端——协商、调解、仲裁、专家小组直至报复和制裁。其次，科学、完善和高度透明的反倾销立法、司法体制有利于树立和维护我国反倾销法律与实践的公正和权威性。其三，明确详尽、易于操作的反倾销法可以促进我国反倾销实践的规范化，以适应可能日益增多的反倾销案件。其四，修改和完善反倾销立法有利于进一步实现反倾销法的宗旨，有效地保护国内市场，维护正常的竞争秩序。最后，它还可以为我国产品打入和扩大国际市场争取更为公平有利的环境，促进我国对外贸易。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研究会论文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WTO规则与我国反倾销法的完善 ■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张志兵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别争端解决机制这两方面没有得到满足。②因此在该文本的基础上，1994年，“乌拉圭回合”顺利结束并达成了《关于履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该协议为WTO现行的反倾销法。它是WTO法律框架中非关税壁垒的多边协定中的一部分，为WTO的各成员国制订了一个总的框架。同时，它也进一步放宽了反倾销措施适用的条件，扩大了反倾销法适用的范围，增强了国际反倾销的透明度、预见性和可操作性。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肯尼迪回合和东京回合达成的反倾销协定只对签约国产生效力，它是作为WTO众多多边协定中的一个而存在的，对WTO全体成员国都有约束力。其影响力要比以前的反倾销协议大得多。显而易见，《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成就。 （二）我国反倾销立法概况 自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实施生效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反倾销法律制度。该法第30条明文规定了中国的反倾销规则，即“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出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成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或者阻碍。”其第32条规定：“当发生上述情况时，国务院规定了有关部门依法做出调查，并做出处理。”上述规定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规定几乎一样。1997年3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该条例将反倾销实体法和程序法集于一身，对于从申请、立案开始到终裁，征收反倾销税为止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均作了相应的规定，为我国的企业针对外国产品的倾销提起反倾销诉讼，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此外，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产业损害裁定听证规则》，该规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的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在反倾销和反补贴程序中组织的产业损害裁定听证。它较全面、系统的规定了产业损害裁定听证的原则及当事人、听证主持人、回避以及听证程序等问题。③但这些法规与WTO的有关基本原则仍然有不尽符合之处，因此，2001年11月26日我国又颁布了新的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废除了97年《条例》中的有关反倾销的规定。该法律是参考国外发达国家和世界贸易组织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定而出台的，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再商榷，以便更好的保护我国工业的发展。WTO的成立，尤其是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的签订，对世界各国的反倾销立法都起了推动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间，又才迈进WTO大门，如何运用WTO法和与WTO接轨直接关系到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得失。同时，我国正承受着倾销和反倾销的严峻现状，这些都对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WTO反倾销规则及对我国立法的约束 WTO是世界上一个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其宗旨是为了保护世界贸易自由化以实现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增加，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实现这一目的的办法就是通过互惠互利的协议，导致各成员国大幅度地削减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取消的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WTO 国际法学论文: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国国际法学研究 关键词：世界新格局；中国国际法学研究；挑战；应对 摘要：近现代国际法发展表明，实证国际法制度本身多源于经济贸易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定国家学者的国际法理论；格劳秀斯的思想对近代国际法的形成及杰克逊的观点对世界贸易组织建立的影响便是例子。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国际法理论尚难满足国家在国际社会应对相关事务的需求，中国国际法学者面对诸多挑战。为此，我们的国际法学研究应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为这个特定时代国际法理论创新的指南，努力增加国际法体系中的中国元素，提高中国在国际法规则制定方面的话语权，在维护国家正当利益的同时，也为人类做出积极贡献。 一、引言 本文所说的世界新格局是指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第一大贸易体对全球经济、政治等格局带来变化的状况。大国要靠经济实力说话，也需要有能够维护自己正当利益的国际法律制度。多年来，中国在国际法规则制定方面处于难以与其地位相称的位置，多是被动接受已经形成的所谓的国际规则，特别是在经济贸易领域。毋庸置疑，世界新格局对世界的发展带来了一些影响，这些变化也必将反映到国际法及国际贸易制度中。 回顾近四百年国际法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一国国际法理论对世界的影响与该国的经济、政治等综合实力及国际上的影响力是密切相关的；而且，诸多的国际法规则总是最先产生于学者的理论，尽管国家之间的冲突往往在先；正是因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不同于国内主体之间的冲突，结合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使得很多的国际法规则不可能先于冲突而产生；针对这种情况，解决问题的规则往往只能以学者的理论为依据来确定了。而且，自从主权概念诞生以来，其对内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独立权的本质及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主权国家平等原则，使国际法的本质最终体现就是各国之间意志的妥协，而这又不同于国内法。因此，通常在特定的时代，强国的国家意志多能左右着国际法的制定、执行与发展，而最终规则制定背后的依据均是相关国家国际法学家们的理论与学术观点。 大国国内产生的国际法概念或规则，常多源于其国内学者的观点和理论，这已经被历史所证明。国际法中最为重要的“主权”概念源自16世纪法国的博丹与该国当时的综合国力及其在欧洲的影响有很大的关联，实力强大要求世俗世界国家君主的权力有合法来源，主权应之而生。荷兰17世纪初中叶的崛起导致它与其前的强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发生冲突，以致时代为格劳秀斯推动近现代国际法形成创造了条件。格劳秀斯能够写出《捕获法》《论海洋自由》及《战争与和平法》等划时代的巨著与荷兰当时的经济贸易状况及格劳秀斯的人生经历等密不可分。他所主张的“海洋自由”就是为荷兰在为荷兰人争取利益寻找国际法依据；在他国的航海技术、贸易技术没有达到荷兰水平的情况下，荷兰对已有既得利益者西班牙、葡萄牙形成的秩序之挑战，会让自己成为最大受益者。“海洋自由”这一规则被普遍接受成为海洋法的重要原则。此外，格劳秀斯在1625年出版的《战争与和平法》对其去世后3年结束欧洲30年战争所达成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恰如学者赫德利.布尔所言，格劳秀斯所提倡的国际社会的观点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给出了具体的表达，格劳秀斯可能被认作是近代史上这一划时代的首次普遍和平解决争端的思想之父。这说明该著作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签订做出了贡献，也为后来国际法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此后强大了150多年的英国取代了荷兰，在国际法的制定和执行中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该阶段英国产生很多个知名国际法学者，如约翰・塞尔登（1584-1654）、边沁（1748-1832，最早提出“国际法”一词、戴西（1835-1922）、奥本海（1858-1919，被誉为“现代国际法之父”）等；英国鼎盛时期的国际法学家有很多，他们为英国在国际上的殖民主义扩张行为寻找国际法依据，并推动相关国际规则的形成与发展。 美国在20世纪初逐渐成为世界上头号强国之后，开始注重国际法学的研究。在钢铁大王卡耐基的支持下，美国国际法学会组织一批学者陆续将欧洲大陆的一些非英文版的国际法经典之作译成英文，在美国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事实证明，美国的国际法也是在学习借鉴他国的理论的基础上，并结合本国实际发展及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而日渐形成的，并对他国产生了影响力；但其不变的一条就是：在全球争取和维护本国利益，服务本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国际法规则的背后预示着国家利益，一直遵循着国家利益导向主义。二战以来国际贸易规则先由学界推动制定，进而进入政府国际谈判桌上，最终多数成为国际条约的内容。20世纪美国的国际法学者很多，知名的有美国前总统威尔逊（1856-1924）、鲁特（1845-1937）、修斯（1862-1948）、赫尔（1872-1955）、哈德逊（1886-1860）、杰塞普（1897-1986）、沙赫特（1915-2003）、路易斯・亨金（1917-2010）、杰克d（1767-1845）等。美国的国际法学者今天仍占据着国际法研究的主流地位，主导着国际法的发展方向，其国际法制定的霸主地位仍无人撼动。 国际法在无政府国际社会中通常是强国意志的体现，这已无需太多的证明。近代国际法的产生与发展的重地欧洲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随着欧洲内部的法西斯主义德国、意大利的失败及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法国的衰落才日渐减弱了其对国际法的影响。二战后，国际法发展的重心由欧洲转向了借助于两次世界大战迅速崛起的美国。罗斯福总统在二战结束前设想的政治、金融和国际贸易的三大国际组织中，联合国（政治性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先后如期设立，而尽管他设想的国际贸易组织因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经济贸易制度的根本对立未能建立，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却起到了临时性的国际组织的作用。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最终使美国在战后主导国际社会的意图得到了实现，其国家意图在国际法层面得到充分反映。这些脱离不了学者的贡献，如被称为世界贸易组织之父的杰克逊教授的相关理论被当做WTO建立的重要理论依据。与此相适应，国际法学随着一国经济发展及在世界经济、政治和贸易中的作用因本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及国际法规则形成中的作用也日益得到彰显。17、18世纪欧洲大陆的国际法思想较为发达和有影响力，而整个19世纪及20世纪初，英国国际法学者的思想在国际社会有较大的影响力；美国则在二战后至今，其国际法思想在世界发挥着主导作用，其重要表现就是美国的国家政策及在有关国际法规则的制定及执行中的表现就是明证。尽管其中不乏欧洲、日本甚至韩国等国际法学者的一些论点偶尔点缀，但美国的国际法思想主导着国际法领域的发展。 二、中国国际法学研究面对的挑战 中国国际法学的发展与本国经济发展几乎同步，但与国家的实力、经济增长速度及其在国际上的地位似乎未能同步，与我们在国际立法中的话语权及应对国际纠纷的效率还有差距。除了通过战争解决冲突之外，我们在国际社会中纠纷处理中，尤其是与西方列强的冲突中，政治形式的和平解决常使我们处于有些被动的地位，不能最为有效地保护我们的利益。国际社会是一定程度的无政府社会；国际法向来与政治、经济等难以分离。中国百年国际法发展的挫折坎坷之路随着中国和平发展和日益强大，应不再重现，而应让中国及其学者担当起中国国际法随着国家的强大而获得其在国际法领域中应有的地位。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清楚我们面对的挑战。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政治上大国地位早已为世界所认可（常任理事国是其标志之一），但在国际法的创制、理论及实践方面，似乎还显得较弱，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严重地不相称。 在国际实践活动的某些方面，我们走在世界前面，2008年北京奥运会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彰显中国的影响力，2015年8月北京又成功申办2022冬奥会；上海合作组织于1996年在上海成立，2015年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财长或授权代表出席了签署仪式，其中已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50个国家正式签署《协定》，2015年底符合生效条件，亚投行届时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北京。然而，尽管近年来中国国际法学者产生了一些新观点、形成了一些新思想，并在服务着我国的外交、国际贸易等实务，但我们原创的国际法理论不多，限于语言等因素，与老一辈学贯中西的世界级国际法学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与中国的大国地位对国际法理论提出的要求尚有差距，特别是在有国际影响力的理论、学术思想或流派方面，我们尚难于有所建树。 （一）领土、海洋主权方面面对的挑战 中国今天在世界上政治、经济的地位，需要有与之相应的国际法思想与理论。然而，近来中国南海诸岛主权不断遭到周围实力不强、国家不大的8个国家的不断挑衅，日本、韩国在东海大陆架与中国不断产生摩擦，如何利用现有的规则和国际法理论维护国家利益是一大挑战。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南海地区的干预，增加了问题的复杂化。至今我们在国际法理论和学术中未能为政府主张中国合法权益找到具有较强说服力的国际法依据。中国当下需要适合其要求的国际法学理论来为上述争议的解决提供路径。 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在形势变化的国际背景下，通过国际司法路径解决中国与他国如日本就钓鱼岛事件等产生的争议，是否是一条可以考虑的路径？依赖政治途径难以解决时，久拖不决，可能会使争议变得更为复杂：历史越久远，证据、事实会变得模糊，争议会变得更不容易解决。就如同在WTO框架下解决问题一样，可以据理力争，并在国际社会赢得尊重；而且，依据国际司法路径，未必一定对中国不利。国际社会日渐走向法治化，在法治观念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下，我们是否须有所突破？就这一点而言，我们需要充分的研究；就算结论是不借助于国际司法路径，在理论上也需为解决这类领土、海洋之争找到切实的解决方法。 （二）国际贸易领域中国际法研究面对的挑战 苏联解体后，美国通过新的贸易规则及知识产权制度，仍在干着殖民主义时期的事情，只不过今天不再是通过武器和战争，而是依赖于知识产权、国际制度与市场。我们以中国的铁矿石进口和稀土资源出口为例：在铁矿石上，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买方，在买方市场情况下，应该掌握着较多的主动权，但实际情况不是，我们对价格没有话语权；在稀土矿上，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卖方，在稀土资源严重稀缺的情况下，我们也应当有主动权，但也没有话语权，在WTO争端解决机构遭诉后败诉的案件较多。2007年4月，美国就中国著作权法“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不受本法保护”之规定申诉到WTO争端解决机构，最终以要求中国修改著作权法而告终；2012年和2015年WTO争端解决机构分别裁定中国9种原材料和稀土出口限制措施违反WTO规则。这些均是典型例子，且现在还面临着更多被诉的危险。不论是作为买方还是卖方，我们均无话语权，或说我们均是处于被动地位。这样的国际贸易规则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随着中国的全面发展，我们面对的国际法的挑战也越来越大。看看稀土领域，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是哪些？是日本企业。20世纪，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罪恶意图就是抢夺中国的资源，今天依然是这样。只不过战争对它来说是失败的手段，但今天的投资手段却是成功的。有资料表明，日本在东海海底的稀土存储量至少够其用40-50年；其储存量是中国的10倍。难怪有人发出惊叹：日本通过侵华战争实现不了的东西，在我国改革开放后通过投资、技术转移和其他的知识产权战略在一一的实现；日本仍在续写着“侵华”的梦想，不过不再是血淋淋的战争，而是温情脉脉面纱下的和平掠夺。 在国际贸易中，我们日渐成为贸易争端中的大国，争端案例从反倾销、反补贴到知R产权再到稀土出口等，几乎涉及所有贸易领域，在国际法以保护主权国家利益为重要宗旨之一未改变的今天，如何利用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俨然成为严峻话题。 很多人以为，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的历史可以画上句号了。但接下来，人们发现，美国开始“张着大嘴吃世界”，对全球实施“新殖民主义”。美国的富足，多是建立在掠夺他国的基础上。1997年，亚洲爆发了金融危机，美国坐收渔翁之利。比如，很多韩国企业都被美国收购了。 上述国际贸易领域的问题的解决，维护自己正当合法权益，对形成贸易规则增加自己的话语权，显然需要国际法学者的理论突破及为此付出的不懈努力。 （三）全球环境保护、气候变化控制等公共问题方面面对的挑战 处于工业化、城镇化阶段的中国对能源（尤其是石化能源）的大量需求和使用，既给中国带来环境污染问题，也让中国成为世界头号排放大国。在各种相关会议上，中国温室气体减排及环境保护成为其他国家关注的焦点。这些也给国际法研究人员提出挑战。尽管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环境污染治理等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从国际法的角度，我们应当探索找到充足的理由为正在谈判的后京都议定书时代气候条约的制定寻求更为公平合理的方案。这也需要理论上的探索。比如，我们的直接目标常放到“减排指标”分配上，但忽略导致排放的原因在于先进技术没有得到充分的使用，原因是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排放”是果不是“因”。为此，我们如何在后京都议定书时代谈判的条约中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先进技术的转让和使用作为条约的重要内容纳入进去，可能比只看减排指标分配更为有效；但这需要充分的理论论证，也需要相应的文本草案。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挑战。 在国际环境法、国际海洋法及外层空间法等新兴领域也尚有很大的拓展空间，特别是涉及到“人类共有财产或遗产”的使用与分配方面，尚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随着中国的技术发展，过去我们“鞭长莫及”的领域现在也有能力介入。我们如何利用现有的制度，或创造出一个既有利于本国又有利于人类的制度来获得国家的正当利益，并在特定领域有话语权，也需要有关国际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显然，在这些领域，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积极谋求有中国声音的国际法研究方向。 （四）其他方面面对的挑战 笔者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学时，一位来自英国在该法学院从事教学的教授认为，至今为止，中国经典国际公法教材主要参考了奥本海国际法，而且诸多教材中涉及中国的国际法案例甚少。她问：“为什么中国的国际法教材中很少使用与本国有关的案例？要知道，美国的国际法教材，55%以上的案例与美国相关。英国的教材也有1/3以上的案例与英国相关。”她还问：自己本国的教材都不以本国的国际法案例为主要研究对象，那么你们的学者研究国际法的意义何在？这些问题，让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的确，我们研读的中国法学院使用的很多国际公法教材，包括案例分析，除了老掉牙的“湖广铁路债券案”及“光华寮案”外，少有案例与中国相关，其他案例似乎与中国没有直接联系。如果国际法教材与本国无关，那我们用这样的教材培养的学生们，将来会关心国际法与中国的关系吗？这从一定层面说明我们目前的国际法教材存在的普遍问题。好在近来WTO争端机构处理的涉及中国的案子已经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及充分的讨论，并在相应的教材中体现。尽管如此，完善教材使其更为合理、符合中国需求仍是国际法学人面对的挑战。 至于其他方面，如国家主权相对论挑战传统的国家主权绝对论、国际法主体的拓展（非政府组织、私人主体特别是跨国公司国际法主体地位等）的讨论，都是我们在理论上需要完善和拓展的领域。 不同阶段的学者，对当时的国际法探讨和国家利益维护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作用很有限，因为国际法与政治向来很难分离，国际法建立在国家实力的基础上。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国际法理论的扎实对维护国家利益也能超越于国家实力而发挥作用，如冷战时期南斯拉夫一些国际法学者、印度、巴西甚至非洲的尼日利亚等国的国际法学者可以不受国家实力的影响而依据国际法理论起到维护国家利益和国际秩序的作用。因此，应对挑战，创新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与国家和政府而言意义无疑是重大的。 三、未来中国国际法学发展的思考 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活动中参与的V度和深度的不断拓展，中国对国际法理论的诉求毫无疑问也在不断增加。这是全体国际法学者面对的大好时机，也是国际法学者促进中国国际法发展的时代使命。如何利用现有的国际法规则维护国家利益，并修正不公平的国际法规则及对正在形成的新国际法规则产生积极影响，以听到更多的中国声音，体现中国国际法学者的智慧，是21世纪国际法对中国学者提出的要求。 中国错过了国际法发展的几个较为关键的时期：一是60、70年代，发展中国家纷纷崛起并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国由于刚刚全方位介入国际社会，再加上国内的混乱，对国际规则尚未充分了解和掌握，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对当时的活动施加影响。二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会议上的中国谈判力量的影响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由于此前国际法尤其是海洋法研究被荒废近20年，人才培养没有跟上，在国际谈判中显然难以收到理想的预期效果。三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等。考虑到法学的继承性，老一辈为我们打下的国际法学基础，我们需要在其上适应时代的发展做出满足国家现实的需求的努力。尽管国际法的基本原理、原则与规律是不变的。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是前辈们没有遇到的问题，既要继承，更要有所突破和创新，这是时代赋予当今国际法学者的使命。 （一）加强国际法理论的研究，为实务提供依据 我们需进一步加强学习西方现有的相关理论及现行国际法律制度，把握国际法学的原理及制度的本质，充分利用国际法的效力根据原理，在掌握他人理论基础上，结合国内国际实际，形成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体系或流派，为国家的国际事务需要服务。近现代国际法其诞生本身源于学者的理论，然后将其上升为实证的条约或规则，尽管产生理论的缘由是实际生活中纠纷；今天依然如此，国际法理论研究走在前面，甚至公法学家们的观点可以作为国际法院判案的补充性渊源。有史料表明，中国1689年与俄国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也是在徐日升等传教士在参阅早期国际法学者如荷兰格劳秀斯及西班牙苏阿瑞兹等的著作下为中国的钦差大臣提供建议而签订。 对中国而言，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对国际法的接受由被动变为主动，且也是从翻译有关学者的学术专著开始的。林则徐因禁烟及处理英国人在中国的违法行为，他被迫请人译出了《各国律例》；清政府各国事务衙门因处理与各国之间的关系，被迫出版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西方列强将各种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国人的头上，引起了各种自强运动和革命，我们被迫利用国际法的合理部分为自己挣得生存权益。新中国成立后，基于特定的环境，我们被迫接受苏联的国际法的影响；经济全球化下，为了加速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加入WTO，被迫去适用西方列强主导下的贸易规则，它虽然给中国带来很多利益，但也在严重伤害中国利益（如反倾销、反补贴、知识产权案及稀土出口案等）。这些都是我们被动的体现。尽管近百年史上，我们曾经有过很大贡献，如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理论等对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与泱泱大国应有的地位相比，这是远远不够的。今天中国在逐渐强大，我们在国际立法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也应该提升。它除了各种有利因素支持外，依赖于国际法学者努力。 学者理论研究的深度一定程度上影响该国利益在国际社会得到保护的程度。笔者曾经参加2014年4月7日至14日在华盛顿召开的第76届国际法学会年会和第108届美国国际法学会年会，体会到发达国家学术界对时下国际法问题的关注、研究的深入及为政府提供应对策略探讨的投入。这里仅从他们对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条约的《气候变化相关法律原则》的起草便可看出端倪。国际法学会为负责起草该条约的原则部分（共10条），学会专门成立一个委员会（约30人），至少自2010年就开始进行研究；每一条由来自不同国家法学院、律师事务所及政府部门的3-4个专家（教授60%以上）负责。在该次大会上，小组人员展示他们的草案，说明理由，并请与会者参加讨论，提出建议，然后他们再去修改。最终他们会将修改后的草案提交给有关的谈判代表。在谈判时，经过充分研究的条约，与那些仓促上阵、提出的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研究的约文草稿相比，哪一个更具说服力，不言而喻。 国际法学理论的薄弱，会让我们在国际谈判及国际规则制定及国际事务应对中处于劣势。美国国际法的强大，除了其自身的国力之外，学者为其政府提供充分的论证和理论依据，是美国在国际社会及国际法产生影响力方面进退有余的重要条件之一。美国学界与实务界（如政府机构、律师及法院等）之间流动十分频繁，学术与实务问题解决结合紧密，能够满足实际需求，又对相关理论提供证据，推动理论的形成。 这种行为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借鉴，我们的学会可以变得有组织，并且划分不同的专题组，平时加强研究，为国家的有关外交政策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相关法律事务服务。 （二）国际法理论研究拓展的原则 1.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为国际法学研究发展的基本指南 中国强大了，我们要有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不能跟着别人的理论转圈，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法准则。有学者提出，面对大数据、网络时代，中国在新的国际规则的形成过程中，要提出“中国方案”、体现“中国智慧”，这指明了中国国际法未来可能发展的方向。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指的是什么？其具体内容如何？我们提出后如何使他国接受并成为国际规则？这些都为研究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中国经过160多年的国际法实践探索，构建的方案涉及的国际法理论应当包括和平发展、和谐国际社会构建与以人为本等要素。它要求我们在国际社会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履行应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这种理论的形成有其必然性。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当时的处境，第一代领导人、等提出“和平共处”五原则，关键在于和平，以为新中国赢得生存机会，站稳脚跟。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针对结束后，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状况，亟需和平的发展环境，邓小平与大树“和平与发展”旗帜，既主张中国的和平发展、也期待世界和平发展。时代，国际社会已经走向“合作社会”而非“共存”，面对公共问题，各国需要合作。全球化日益深入，商品价值链分布于全球，技术使世界联系更为紧密，任何一个区域性的问题都是世界性的，合作是本世纪以来的必然选择，因此“和平、发展、合作（包括技术共享等）”成为我本世纪前十年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指南。在几代领导人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将“共赢”融入到国际关系行动指南中，彰显出负责任大国与世界共同前进的胸怀：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合作，不是出于中国一国之利，而是兼顾天下之利。因此，“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国际法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也是顺应这种规律；为此我们要慎提“崛起”而多谈共赢。 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思想指导下，我们以实证的研究方法，探索工业革命以来，人类遭遇的种种不幸，尤其是面对气候变化等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的情况及其根本原因，以分析已有的国际法理论或制度已不合时宜；现在需要有足够的勇气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导向，以和平、发展、合作与共赢及构建和谐世界为指导思想，创设中国的国际法理论。在经济全球背景下，以70年展中国家提出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为诉求，根除新经济条件下“新老殖民主义”再生的土壤，为国际社会和平发展提供依据。 世界发展趋势也证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当下的主题。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的巨大灾难使人类深恶战争，渴望和平，“和平”成为人民的当然选择。只有和平没有发展，难以改善人们的生活，也不符合人类发展规律，所以发展也成为上世纪后半叶人类共同关注的议题。20世纪90年代末经济全球化及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国与国之间的依赖更加紧密，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的利益格局。世界已经连为一体，任何一个单个国家的行为都有可能成为全球性的行为，进而对全球造成影响：如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疾病传播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谁也离不开谁的“地球村”意识似乎正在取代狭隘民族主义的纷争意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通过市场交易和民主协商来解决资源匮乏、领土争端、民族纠纷等各种问题比通过战争解决好得多。这些客观上要求国家与国家或其他国际法主体之间进行密切合作，并为这种合作准备了条件。合作、尊重民主的行为准则和全人类价值成为新的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实质。所以本世纪以来合作一直是中国政府提出的重要原则。国际条约及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作用越来越大就是各国“合作”的重要体现。然而，国际组织的形成及国际条约的作用并非只是让部分国家受益，而是要让所有有关条约缔约方或国际组织的成员都从中受益，分享文明及科技进步带来的积极成果；这就是“共赢”“互利”。比如，加入WTO，并不意味着其成员放弃其国家主权或地区经济权益，而是要求通过较为合理、公平、透明的规则不要把弱势成员变为他人刀俎上的鱼肉。在越来越多发展中成员参与的情况下，它要改变殖民主义时期“你的东西，通过不公平的规则，要变成我的”之强盗逻辑，让各成员在合作中互利共赢。当然，WTO中仍有很多有待进一步完善的规则，如技术贸易方面，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下，在所谓的国家技术出口管制法规下，技术后进国没有办法从公平的贸易规则中分享到技术进步的成果，但有谁会说西方国家因控制的“高端技术”未让发展中国家分享而当上被告？而中国出于保护环境、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对九种原材料如稀土等不可再生资源进行出口限制时则遭到美国等国家的申诉，进而在所谓的WTO规则下裁定这种行为违反WTO规则；这是否有承袭老殖民主义时期政策的迹象：只不过当时是通过战争来占领他国领土、武力迫使他国提供原材料和农产品，而今天是通过贸易制度？可以看出，美国等发达国家借助于WTO规则，利用中国等成员方的技术后进、国际贸易经验不足等因素，实行新殖民主义政策，以所谓文明的方式强迫其他国家继续为它们供应原材料，使后进国仍然成为它们廉价的加工地。这种合作显然有违公平正义精神，难以带来共赢的积极效果。因此，当下国际法理论的研究，必须在“和平发展合作”原则下，强调“共赢”，这是我们要积极改进或完善国际规则的重要出发点。 2.主张人类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为原则 21世纪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主旨是：人类共同利益至上，在国际法的价值取向上，当使人类的共同利益优先于狭隘的民族利益。全球化下，任意一个消极的影响会波及全球，如环境污染、气候变化、核事故等，这些使人类共同利益变得更为突出。对恐怖主义、人类认定的国际犯罪如奴隶贩卖、种族灭绝、海盗等行为的遏制和打击需要各国国家的共同努力。技术发展已经使国际法理论创新变得更为迫切：在人类可用陆地资源基本耗竭的情况下，南、北极及海洋（特别是专属经济区、公海等）、外层空间将成为人类竞争的主要领域。人类共同财产（南北极、公海、电离层空间、外层空间――含月球及人类目前所发现的天体――及其所拥有的物体、生物、天梯等）、公共空间（含公海、外层空间、南极等）、人类共同利益在今天显得更为重要。 处于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中国，在追求本国利益、争取国家利益最大化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坚持把本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破解人类发展难题。这是我们在发展自己国际法理论时应当坚持的态度。 在追求人类共同利益的同时，我们需要警惕某些国家假借国际法之名而行“单边利己主义”及貌似合法实质上损害他国权益的行为。它们试图努力地让全球国家碎片化或实行它们所设想的民主化，这背后都其不可告人的意图：被肢解的国家没有足够的强大的实力与其相抗衡，通过它们扶持的国内人实现对他国的战略资源的掠夺，奴役、剥削这些被肢解的国家。无论是科威特在西方操纵下从伊拉克独立，还是科索沃从塞尔维亚独立出被宣布不违反国际法、阿拉伯国家发生的茉莉花革命，更不用说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等事件在西方引起的欢呼雀跃：被视为民主的伟大胜利。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些国家变化后，并没有给其本国带来真正的福音，如茉莉花革命没有给埃及和利比亚人民带来安宁、民主和幸福；伊拉克战争及阿富汗在美国干预后并没有给两国带来和平，相反它们的国内战争、贫穷依然如影随形；美国对中东地区的干预没有带来进步，反而刺激了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活动等，以致给欧洲国家带来了一波又一波的难民潮。虽然这些国家的变化短期看都反映西方意图的实现，但长期地看，都留下了祸根。在意识形态高压之下，某些国家借助于所谓的民主、人权，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准确地说，一小部分统治集团利益的需要），在全球扩张自己的利益。短期地看，它损害的是部分国家的利益，但长期地看损害的是人类的整体利益。特定制度下的跨国公司行为给人类带来的公共问题越来越多，如果它们的行为仍得不到控制或引导，最终会毁坏全球环境和气候，最终使人类像恐龙一样遭遇突然的气候变化一夜间从地球上消失。无论从维护国家利益还是人类利益，我们都必须坚守最起码的原则：在国际社会尚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下、在国家作为最根本的利益单元存在背景下，任何国家都应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要在西方利益集团的叫嚣下，毁了自己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而纵容跨国公司的猖獗行为，最终毁了它们自己，也毁了人类。美国对我国西藏等问题一直或明或暗地染指或干预，并利用一小撮看不到美国险恶意图的分裂主义者来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也是这种行为的表现。 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的总体利益高于单个国家的个别利益；而主权国家在强调自己主权和利益的同时，不应侵犯或损害别国的主权及人类整体利益。有学者将民法原理运用于分析国际法的法学理论部分，并提出全人类总体利益原则作为国际法原则的新发展（和平权利、生存权利、自由权利、发展权利、物质文明权利及精神文明权利）；这是很有道理的。 在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强国对国际法的态度是：根据其利益需要来遵守或要求他国遵守，规则只是约束弱者，强者都会根据规则来做出利于自己的解释。美国对有关关键产品、涉及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的高端技术等出口实行管制，但有谁对美国、西方国家的出口管制提出过质疑？这种国家利己主义或单边主义与时代赋予国际法所要求的合作、共享、共赢等原则相违背。各国间的共同利益应该是我们的追求，但它不是共同意志而是各国问意志的妥协，即出于人类利益的需要，各国问在利益方面一定的妥协，它遵循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寻求的是安全、有序、和平、公平和正义。因为国际法不是超国家法，不是各国的共同意志，而是各国协调的意志。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是WTO框架下必须遵循的原则，而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以环境友好技术作为基础，在人们普遍关注货物贸易、金融等服务贸易的时候，又有多少人关注技术贸易中的公平？发达国家将要求他国“公平”开放原材料、廉价劳动力等市场时，何时要求过他们的技术市场也要公平开放让他人容易获得？因此，将技术贸易纳入WTO体系中，制定相应的规则，应该是经济、技术后进国力图突破的领域，以便于我们也可以利用类似的公平规则制约西方。 在探寻人类共同利益的同时，对有关私人主体在国际法中的地位与作用也颇值探讨。在全球公共问题日益严峻情况下，企业和其他私人主体在相关的国际关系或国际活动中也在积极介入。有些国际条约中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诸多的私法行为主体的意志（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最早就是十二家跨国公司率先提出的）。充分利用非政府组织等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法制定、实施中的重要作用。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及各种利益趋同者共同维护国际正义。 3.充分挖掘中国本土的“国际法”元素 随着中国国际法研究水平的提高，对外交流的日益深入，专著、论文等研究成果的不断提升及中国影响力的日益增加，国际法中应当有更多的中国元素。基于国际法的本质及其形成规律，我们不能盲目提倡与“与国际接轨”，涉及某些特定领域，如主权、国家政治利益等，提与国际接轨是危险的；但在商事、贸易领域，技术性规范或商业运行规则，与国际接轨，可能并无害处。但不论何种情况，需增加中国的话语权。与国家的国际法实践相一致，我们的国际法学只是处于被动的翻译、学习、接受和消化阶段，未能产生出真正对国家发展有用的、有自己特色的国际法理论。国际法领域创新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特别是在西方经过400多年的实践与理论研究形成的规则对后来者形成较高门槛，突破原有的不公平做法，形成既能体现中国意志、维护中国利益又能被多数国家接受、体现公平正义精神的新理论与新规则，需要国家良好实践及学者们的理论挖掘与创新，这并非易事。 中国本土（并非仅限于传统文化）文化中国际法思想的挖掘十分重要：如和平共处的“和而不同”“大同社会”和谐相处，墨子的“兼邸薄胺枪ァ薄敖焕”的崇尚和平互利思想（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不希望战争在本土上发生，同样他国人民也不希望战争在本国领土上发生；自己不想环境被污染，他国也同样）；“不战而屈人之兵”（发动战争的目的主要是获取财富与利益，而通过非战之措施同样可以实现类似目的，并共同促进人类的繁荣）；“伐交”对于利益冲突，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即外交、和平争端解决机制等。 我们应该用中国的“和”文化来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并将其体现在国际法理论与规则中。和文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必须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和”文化，所以他不仅反复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而且他本人就是最好的中国故事讲解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攻克人类的共同难题。指出：“当代人类也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比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要解决这些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等等。”我们要以此为指导结合中国、世界的现实，并将它们同相关的国际法理论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国际法思想体系，这对利益冲突纷繁的现实问题的解决有着积极意义。 （三）国际法理论的实践基础 学界与实务界的专家学者应该可以进行双向流动，以促使国际法理论研究与国家国际事务实践的结合。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是美国。美国最著名的国际法学者都不同程度担任过政府部门的要职。这样的结合，使现实问题对理论的需求直接变成动力并为理论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对国际法而言，实务和理论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实践是理论产生的源头又要求理论服务于其，而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并高于实践，但它必须服务于实践。国际法本身的发展验证了这样的判断。 国际法史证明：国际法学强大了，该国在国际法领域的影响就会强大；国际法案例，最终的解决均是源自国际法理论，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对条约的解释，而条约的解释实际上就是理论的诠释。国际法理论的创新十分重要。百年来中国的国际法学理论基本上还是处于学习国外尤其是西方与苏联国际法理论阶段；我们原创的国际法理论较少，适合中国国情的国际法理论更少。但国际法理论不是一个独立发展的学科，它也依赖于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如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社会学、哲学等学科的发展为其国际法理论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结合其实力，使其国际法理论处于一种较为突出的优势地位，其实用主义哲学指导的特征较为明显，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其国际法中占据主导地位。占据传统国际法优势地位的欧洲，在自然法与实证法理论交融的体系下发展着自己的国际法理论。在中国的未来，经过国际法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会在研究国际法的方法、基础和理论等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 四、结论 总体上，国际法在中国演进的轨迹是：先是被动接受国际法，但在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法下，中国遭受到不公的国际待遇，未能利用国际法真正维护自己的权益；北洋军阀及国民政府时期产生过一批杰出的国际法学家，他们在相关活动中维护中国利益，在重要的国际法文件形成中发挥过积极作用，同时也为新中国的国际法发展准备了人才。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80年代，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在国际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下，迫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等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中国对西方传统国际法的主要内容扮演着革命者、挑战者的角色，给予批评和否定，但对于《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律文件中的合理部分及西方一些学者较为公允的国际法理论也在充分利用，并阐释自己的国际法思想。在1978年之前，几乎没有国际法的教学和研究活动，国际法理论研究较为单薄，主要以服务国际政治斗争和外交政策为目标。不过也收到一些实际效果，在法学家努力和参与下，国际化研究有了一定基础，形成了“和平共处”国际法思想。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及世界技术、经济、贸易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开始对现存国际法采取接纳并积极参与的态度，虽然对其中不合理的部分在努力改变，但是，国际法中中国元素还是较少，中国声音较为做弱，这种局面亟待改变。 在国际法研究中存在着上述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逐步开放并融入国际社会才近40年，我们对许多规则还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规则是别人先制定好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先接受、参与，再在学习、分析和适用的基础上，参与更多的立法、修法活动，逐渐增加中国的影响，增加中国的元素，展现中国人的智慧，为世界的和平与和谐作出中国人的贡献。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缩短这样的时间。在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实体、日新月异的技术等改变世界交往方式及经济一体化更为深入等背景下，形成适合新形势发展、富含中国元素的国际法理论和国际法思想是对当下国际法学人的重大挑战。 国际法学论文:议国际法学之方法论 摘 要：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要依据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和研究对象的特点有针对性的选择，不仅要借鉴国际关系、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知识，还要以相关学科的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综合运用逻辑思维和实证分析、自然分析等方法来研究问题。 关键词：国际法学；方法论；研究对象 引言 法，大体上可以分为国内法和国际法两部分，相对应的，也就分为国内法学和国际法学。从国际法本身的产生、发展和壮大来看，它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各国联系的日益紧密而产生的，伴随着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的日益增多而发展起来的。在不存在一个有效的国际政府的现状下，国际法的研究注定与国内法大不相同。 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离不开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某种意义上，正是研究对象的特点才决定了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尽管国内学者对国际法的定义各有千秋，但争议较少的一点是，国际法的发展趋势是调整不同的国家、国际组织、法人乃至自然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法律规范。即“国际法已不是传统的国际公法，而是反映国家意志的协调，调整一切国际关系（不仅仅限于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范的总和”。① 国际法学的研究对象与国内法研究对象有显著的不同。国内法的研究，比如一国的民法、刑法等实体法，以及各部门法的程序法，都不可避免地由本国的统治阶级或者说是立法机关的立法目的决定，其范畴大体在一国范围内，而很少涉及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以及法人、自然人之间的关系。而国际法的研究应该从宏观上，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不同国家之间的国际法主体，其各自的诉求不同、立场不同、知识背景或者生活环境不同，也决定着国际法主体之间的关系调整达成统一、协调的过程更难。 一、国际法学的传统研究方法 鉴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不同，以及国际法学所调整的法律关系的不同。其研究方法应该更侧重于比较研究（包括横向的各国之间比较和纵向的历史比较），价值研究，体系研究，实证研究，演绎与归纳研究，以及结合运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研究方法等等。以上这些研究方法在国际法学的学习中不可或缺。诚然，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必定是建立在普遍的法学研究方法之上的，但也有特殊之处。下面就作者发现的应当受到重视的几种研究方法或者国际法学的学习方法做一些理解和阐述。 首先，从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角度来看，有学者认为，“国际法学研究的确对我国的涉外实践―广义上的―未起到有力的指导作用”[1]，尽管大体如此，但也应该看到我国的国际法学已经在处理WTO争端、松花江跨界污染、解决钓鱼岛争端、大陆架的主张等等领域起到了一些作用。普遍认为，国际法学始于西方，发展于西方，我们所要做得更多的是消化吸收，才能有所创新。孙世彦研究员认为，当前的国际法学研究过多侧重于理论研究，理论创新只能作为我们长期的目标，而不能每日追逐的目标。从这一角度来看，国际法学的研究更应该从实践入手，从案例入手，从我国所面临或可能面临的国际法问题入手来做一些研究。从历史上来看，国际法在中国的产生发展，正是现实所迫，才得以引进。在晚清和民国时期，针对理论研究较少，而主要是针对中国面临的国际问题寻找解决办法。中国那段时间“面临着收回租界的斗争、日本侵略、两次世界大战、联合国成立等重大事件”[2]，因而当时的研究重点放在“国家主权（领事裁判权）、条约法、战争法等国际法领域”[2]等领域。尽管当时的研究是被人牵着鼻子走，是不得不为之举，却奠定了中国国际法研究的良好基础，产生了一批国际法学巨著，如1932年周鲠生先生的《国际法大纲》，1943年的王铁崖先生的《新约研究》，1948年李浩培先生的《国际私法总论》等等至今仍被国际法者视为经典大作。所以，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的角度来看，可能还是侧重于实践研究能取得更好的效果。从这一角度来看，目前我们学习国际法学还是要多从实践入手，多从我国遇到或可能遇到的国际法问题入手，多关注我国的经济贸易发展现状和前景，才能更有可能主动地学好国际法学。 其次，由于“国际法学看起来不像‘法’的特点”[3]，国际法需要运用更多的实证方法来充实研究，使国际法学也更有血有肉一些，不是仅仅有国际法原则和国际条约的骨架。国际法着眼于国际法主体之间法律关系的调整，相对更抽象，运用好实证研究的方法，才能更好地为国际实践服务。从实证方法本身来看，其经典论点是“恶法亦法”，侧重于研究对象“是什么”，注重于还原研究对象的本来面貌，因此，首先要获得大量真实确切的第一手资料，才能进而加工提炼。那么，如何搜集资料，显得尤为重要了。尽管现在搜集资料的方式很多，如文章检索方面可通过Westlaw、Lexisnexis、Heinonline、JS-Tor等外文数据库，中文的CNKI等数据库以及WTO、ICJ等判例，而一些核心的第一手资料的确很难掌握，比如近期中国与欧盟的光伏谈判，由于是闭门谈判，以至于基本不可能拿到未公布的第一手资料。看来，要用实证方法必须要多下功夫，仅仅依靠书籍、检索文献、判例等还是不够的。因为，缺乏第一手资料区还原、分析该问题的实际情况。然而，宋连斌教授认为“就算是纯基础理论构建，也并不排除实践”，因为“没有一个时代像美国冲突法革命那样，选法理论与方法层出不穷，但其中有影响力的，还是那些从实证中来，到实证中去的。”[3]实证研究对国际法学的学有裨益，不过确实需要下苦功夫，否则即使有大量翔实的第一手素材，也不能做出创新的结论来，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实证阐释是国际法学的看家本领”[4]。 从传统国际法学的角度来看，自然分析法对于国际法学的研究，地位与实证分析法基本相当。自然研究的方法，解决的是国际法“应当怎么样”，它主张国际法应该体现普遍的价值，应该是正义的、公正的，对国际法主张进行价值评判。对于当前国际法的现状，不存在一个行之有效的国际政府的情况下，国际法在判定国际法主体的行为上，更多的是运用评价的方法，包括肯定性评价和否定性评价等，来影响国际法主体的行为。因此，对于研究国际法本身来说，不仅仅在于要重要国际原则、国际习惯等准则，更要抓住国际事件和国际关系的内在主线进行分析，也要注意价值评判和道德评判本身就具有“立场”，因此在研究中，分清事实是什么，立场是什么对研究的中立性格外重要，更进一步来说，自然分析与实证分析并重，才能改变一些学者认为的目前国内国际法研究上的“注释法学”趋势。 二、跨学科研究方法 从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来看，国际法天生与其他学科不可分割，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甚至于要以其他学习为根基。比如国际经济法，天生与国际贸易相关联，不熟悉国际贸易的规则和实物，无异于闭门造车。正如周忠海教授所言，不知道什么是波、什么是涛，怎么作好海商法的研究？因此，有学者主张国际关系与国际法是包容与被包容，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提出一条从国际关系理论入手来分析国际法的新路[5]。这种理论认为，不能仅仅关心，何时、何地以及什么，而是要分析如何、为何。该理论主张，要避免实证分析所带来的国际法学趋向“注释法学”的危险，避免脱离国际关系的现实来论国际法，要以国际关系入手，分析原因，进而真正繁荣国际法学。在国际关系理论看来，国际法的产生、发展等要从历史角度、政治角度来衡量，要国际关系入手作为研究主线。如“一战”以后“巴黎和会”的召开，国际联盟的建立，这都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想主义密不可分，也就是说为了形成战后新的国际局势，避免战争，从而促进了“一战”后国际法的繁荣局面。而“二战”后，联合国、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组织的建立，以后随之的联合国法律体系的制定与遵守都受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很大。 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博弈论来分析，国家之所以遵守国际法，是因为国家在合作中关心的是相对获益，也就是本国所得利益多于还是少于其他合作国家。国家并不在意是否所有参与方都能获益，而关注的是谁获益多。这种博弈论可以很好地解释国际立法博弈的失败原因，以及一些国际条约迟迟不能生效的原因。与博弈理论不同的是，国际关系中的新自由主义认为，理性国家关注的是本国的获益，而不是其他伙伴获益的多少，因而在一次博弈中，一国不惜代价获得利益，容易导致欺诈的产生，从而忽视了长远利益。又如，在GATT乌拉圭回合中引入的“议题挂钩”理论，即同时构建和谈判多个领域的国际规则，用国际关系的理论来看，它避免了在蛋糕做大之前而分割蛋糕，满足了利益的分配和平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5]。诚然，国际关系的理论对于理解国际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协助提出了独特的看法，加强了对国际规则制定的客观认识，不失为国际法理论的很好补充，似乎看来为构建国际法上的法理学提供了可能。 除国际关系外，国际法学与逻辑学、经济学等天生存在密切联系，国际法学无论采取何种研究方法都离不开逻辑的基本规则，而经济学是进行国际经济法研究的必备工具。还有一些基础学习，如外语，在国际法发展的今天，不掌握一门以上的外语，想研究好国际法已经不存在可能。在一国法律体系内，还需要具备民商法、仲裁法等国内法律学科来促进国际法的研究。除此之外，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方法都对国际法学研究有重要意义。 三、综述 由于国际法学的研究对象相对分散，研究领域广阔，因此选取何种研究方法，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总体上来说，要遵循实证分析、自然分析的原则，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从思维上来说，要有强的逻辑思维能力，有客观国际关系的分析能力；从研究工具来说，要必备一定程度的外语知识，掌握与研究对象相关的经济学、政治学等理论；从研究对象上来说，国际法学要借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如果研究海商法，要掌握潮汐、水文反面的自然科学知识，研究外空法，要掌握航天领域的知识等等。从研究的态度上来说，还需保持不怕吃苦，不能偷懒的态度深入研究。 在国际法哲学中，有学者提出了呈倒金字塔状排列的五个层次的知识结构，最底端是哲学，往上依次是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社会科学，法理学，民商法、宪法等部门法学，最顶端是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国际法学[4]。可见，国际法学要想有所创新，必须要实现与其他学科融会贯通，具备更加开放的视野和视角来分析国际法问题。 国际法学论文:严峻国际局势下的国际法学教学改革 摘 要：国际争端的不断涌现，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提出极大需求和更高要求，但当前的国际法学教育模式使得国际法学专业人才出现断层，亟需进行改革。对此，应以先进的教学理念为指导，明确教学目标，从教学模式、教学语言、考核方式等角度，深化国际法学教学改革，以应对国际局势严峻挑战。 关键词：国际法学 教学改革 指导思想 具体措施 法学教学改革一直都是高等教育界非常热衷研究的问题，这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对法学教育的必然要求，因为法律是正义的象征，法律人才是实现正义的主体，法律人才队伍的建设水平则代表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明程度和法治化进程，这就要求对传统的法学教学模式进行改革，从而为社会提供最专业的法律人才。 1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国家间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联系日益密切，整个国际社会在各个领域呈现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态势，而且在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中，各个领域的国际争端不断涌现，国际法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提出极大需求和更高要求。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受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国际法学在大多数高等院校法学教育中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导致国际法学专业人才出现断层，根本无法满足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基于此，国际法学教学改革引起了各高等院校的重视，逐步成为法学教学改革研究的重点领域。 1.1 国际法学在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 国际法是以国家间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的、有法律拘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在规范国家行为和调整国际关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国际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1]1998年，教育部将国际法学纳入到法学高等教育专业核心课程体系，具体包括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三个分支，各高等院校国际法学方向课程围绕这三个分支开设；2002年开始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亦将这三门法学高等教育专业核心课程纳入到其考查范围。 由此可见，国际法学无论是在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还是在中国法律人才筛选体系中，都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2]但是，正如开篇所述，由于中国大多数高等院校法学教育未给予国际法学应有的重视，致使中国国际法学学科的发展非常缓慢，而且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出现了断层。这些都要求我们对传统的国际法学教学模式进行深入改革，进而使国际法学得到其作为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专业核心课程的应有尊重，并培养出适合国际社会发展需求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1.2 迎接国际局势严峻挑战的迫切要求 进入21世纪，国际社会在各个领域面临重大的机遇和挑战，国际关系进入重新整合的新时代，新的国际秩序将建立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国际法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能够在新的国际秩序建立过程中更好地反映本国的立场和主张，世界各国对国际法学的研究和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愈来愈重视，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因为先进的国际法学理论和专业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能够为其本国外交政策的实施提供各种合理有效的借口，进而为其实现本国的外交目标提供各种有利条件。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文化，从汉朝“丝绸之路”开始，中国就开始了广泛而频繁的对外交往。在当代，中国的对外交往更加频繁，在整个国际社会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政治上，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经济上，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世界第二大进口国，并拥有最多的外汇储备；军事上，中国是世界上军队规模最大的国家，拥有各种自主研发的先进军事设备傍身；文化上，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最丰富的人力资源。中国如此显耀的优势，使其在国际社会颇受关注，同时也使其遭受诸多挑战，这从近期的国际局势就可窥探一二。政治上，黄岩岛、钓鱼岛的领土主权问题；经济上，欧盟针对中国出口的光伏产品反倾销、美国针对中国出口的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进行反补贴；军事上，美日、美韩在我国周边进行军事演习，妄图威胁我国。所有这些都彰显着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 2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 基于国际法学在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当前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我国传统的国际法学教学模式亟需加以深入改革。为此，我们应该以社会需求为本位，明确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为具体实施国际法学教学改革奠定思想基础。 2.1 树立正确的国际法学教育理念 深化国际法学教学改革，首先要明确国际法学教育理念。国际法学与国内各部门法学是法学的两个相互独立的平行领域，两个领域解决的问题迥异，社会对相关人才的需求亦大不相同，这就决定了两个领域法律人才的培养模式大相径庭。在国际法学教学改革中，应注重国际法学专业人才与国内各部门法学专业人才的不同，以当前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为导向，紧跟世界国际法学学科的发展前沿，在培养模式、专业结构、课程体系、评价机制等方面进行优化，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高质量、高层次人才。 2.2 引入先进的国际法学教学方法 在国际法学教育领域，一大批国际法学学者一致致力于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研究，他们开拓创新，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先进的教育方法，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教授和武汉大学肖永平教授所提出的教学方法。这些国际法学教学方法，经其本校实践取得了很好成效，应将其推广运用到整个国家的国际法学教学中。 2002年9月，在华东政法大学召开的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年会上，黄进教授针对国际法学的分支之一―― 国际私法的教学提出了一系列先进的教学方法，具体包括“国际私法教学与5H人才培养观、国际私法教学与3D课堂教学模式、国际私法教学与实践教学、国际私法教学与双语教学”等。其中，“5H人才培养观”是指在国际私法教学活动中教会学生how to be（如何为人）、how to do（如何做事）、how to learn（如何为学）、how to be with others（如何与他人相处）、how to enjoy life（如何享受生活的乐趣）；“3D课堂教学模式”是指在课堂教学中广泛使用discussion（讨论）、dialogue（对话）、debate（辩论）方式进行教学。[3] 武汉大学肖永平教授在国际法学教学方法上提出要实现“五变”，具体是指变“以教师为中心”为“师生共同探索”，变“以教材为中心”为“教材和课外读物并重”，变“以课堂为中心”为“课堂与课外并重”，变“以传授知识为中心”为“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并重”，变“以学会为中心”为“以会学为中心”。同时肖永平教授还提出了“五I学习法”，指出在国际法学学习过程中，要做到正确识别法律争诉点、准确解释法律规则、善于确定关键事实、养成不断追问的习惯和得出自己的结论。[2]而“五I学习法”的养成，则离不开国际法学教学过程的引导。 3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具体措施 国际法学的教学改革，应充分调动教师和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整合一切可利用的教学资源，从教学模式、教学语言、考核方式三个方面深入进行，从而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高质量、高层次人才。 3.1 改革国际法学教学模式，采用新颖教学方式 国际法学的教学改革首先需要对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在传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国际法学教学内容的特殊性，引入新的教学方式。由于国际法学内容繁杂，涉及公法、私法的各个领域，为保证学生学习国际法学知识的系统性和连贯性，在国际法学教学体系和教学结构上必须由专业教师主导，因此，传统的“灌输式”的教学模式不可抛弃。但基于传统教学模式过于抽象枯燥，教学效果会因此受到印象，因此，国际法学教学改革过程中需要引入各种新颖的法学教学模式，主要包括多媒体教学模式、案例分析教学模式、模拟国际组织教学模式等，这些新型教学模式使原本抽象枯燥的课堂讲授变得生动形象起来，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听课兴趣，加强专业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思考，进而使学生能够自主分析当前的国际局势与国际争端，把这些枯燥的国际法规则灵活运用到保护国家利益的实践中。 3.2 改革国际法学教学语言，引入双语教学因素 国际法学与国内各部门法学相比，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国际性，这就使得对于国际法学的研究不应局限于国内领域，而应走出国门进入国际领域，这需要有非常高超的语言能力作为研究手段才能完成，因此，在国际法学教学改革中引入双语教学因素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际交往越来越频繁，国际问题和国际争端相应的也越来越多，这些国际问题和国际争端的解决迫切需要一大批掌握国际局势发展动态、具有坚实理论基础和开阔视野的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培养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对国外相关知识的涉猎是必不可少的，双语教学因此应运而生。所谓的“国际法学双语教学”是指在教师讲授国际法学的相关概念和规则，应该提供标准的英文注释，尤其是对于其中的专有名词，必须能够标注准确的英文翻译；在介绍相关国际条约时，对于其出处和原文内容必须向学生加以介绍；在介绍经典的国际法学案例时，应将裁决原文中的关键部分向学生展示。[4]通过以上双语教学途径，在教学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的国际法学专业外语水平，从而为其自主学习国外先进的国际法学专业知识提供便利，以进一步培养出高素质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3.3 改革国际法学考核方式，进行多角度效果考查 教学过程分为授课和考核两个阶段，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考核是督促学生认真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其中，期末考试时最传统的验收学生学习效果的考核方式，但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角度出发，考核方式不应局限于此。基于培养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要求，国际法学的考核方式应该多样化、灵活化，从多个角度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考察，从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除了期末考试之外，国际法学的考核还可以通过布置案例分析式作业、设置模拟法庭或模拟仲裁庭、针对热点问题撰写毕业论文、分小组讨论并展示探讨结果、组织辩论等多种方式灵活进行。通过对国际法学教学效果进行多方位、多角度考核，保证学生既能够掌握国际法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同时又能够灵活运用国际法学专业知识分析国际局势、解决国际争端，进而使他们成长为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科高质量、高层次人才，满足国际社会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 法学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信仰法律、熟练掌握法学理论知识并能将“教条化”的内容“务实化”的法学专业人才，作为法学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国际法学的教学目的亦是如此，但是当前中国的国际法学虽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但无论是人才的数量和质量还是研究成果的水准，仍然远不能适应中国对外开放的速度与规模。为了应对国际局势的严峻挑战，满足国际社会对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我们应该通过国际法学教学改革，调动学生自主学习和运用国际法学知识的积极主动性，从而培养出高层次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国际法学论文:案例教学在国际法学教学中的运用 摘 要：目前，案例教学已成为国际法学教学过程中的重要方法。然而在国际法学案例教学过程中出现了将案例教学等同于举例教学、对案例教学不够重视、案例选择不恰当、以学生为中心的模式很难达到等诸多问题。国际法的案例教学应当合理选择案例，教师应当恰当运用讲授案例的技巧，在课程设计方面应增加实践性教学环节时间。 关键词：案例教学；国际法；课程实践 国际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但现阶段我国学生普遍缺乏锻炼和实践的机会，接触国际法实例很难，学习过程中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在国际法教学中采用案例教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方面的缺陷，提高学生学习国际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案例教学法，就是运用典型事例进行教学，目的在于通过对典型事例的分析和解决思路、方法等的掌握，使学生进一步理解一般的分析原理，并借助这一原理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 [1]。其本质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互动式教学。 一、国际法案例教学易出现的问题 （一）将案例教学等同于举例教学 案例教学成功的重要基础之一是案例报告的规范化和权威性。在目前的国际法教学实践中，有的教师将案例教学理解为简单的援引案例来说明理论知识。虽然在系统知识的讲解过程中穿插案例有助于提高课堂气氛和加深学生的理解，但是这仅仅是系统教学的手段之一，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案例教学。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具有丰富的内涵，包括从案例选择到课堂设计的一系列过程。 （二）对案例教学不够重视 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方法，与其他的教学方法处于同等地位。引进案例教学方法却将其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不给予足够的重视，或者过于依赖案例教学方式都是不正确的。案例教学应当与其他方法并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课程分配上的均匀。案例教学有其自身的特点，需要将其与其他教学方式进行合理的搭配。 （三）案例选择的不恰当 案例的选择存在有难度，一旦选择不当，会直接影响案例教学的整体效果。案例选择困难的局面，一方面是因为案例来源不充足，另外一方面因为教师在选择案例时没有把握好标准。在案源上，困难的不是案例的数量问题，而是符合案例教学要求的案例质量问题；在教师选择案例方面，既要顾及到案例自身的价值，还要考虑到学生的基本情况，考虑到教学的进度和整体的教学状况，这些因素处理不好，就会降低案例教学的质量。 （四）以学生为中心的模式很难达到 通常的讲授式教学，以教师讲授为中心，教师处于课堂的中心地位，学生只是单纯的听课、记笔记，在课堂上没有主动性。这种影响呈现在案例教学中表现为教师在台上陈述案件事实，讲述案件涉及的法律知识，总结案件的意义，其中插入学生对于问题的看法。这种模式实际上是案例讲解，是传统的讲授式教学的一种，只是将系统知识换成案例，而不是案例教学。案例教学要求以学生为中心，要求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以及学生之间的互动。教师的角色转换不当，过于主动，就会削弱学生的主动性，同时也会限制学生的思维活动，达不到案例教学的目的和效果。 二、国际法案例教学的课堂实践 选择精确、有效、典型的案例，是实行国际法案例教学成功课堂实践的第一步。所谓精确，是指所选案例内容要与有关国际法理论相吻合；所谓有效，是特指国际法案例的政治性。国际法调整的国际法律关系除了包含法律因素外，更多的还要包括国际政治因素和国际关系的现实，与国际政治太过脱节的案例是没有生命力的。所谓典型，是指该案例在相关法律领域具有代表性。 实例演示：以WTO海龟海虾案为例 该案件的案情如下：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泰国投诉美国对某种虾和虾类制品的进口限制（WT/DS58）（禁止进口没有使用排除海龟捕捞装置捕捞的虾）。1996年10月8日，上述联合投诉方提出磋商要求。争端起因是1996年5月美国颁布609条款，禁止在捕虾时没有安装防止误捕海龟的装置TED的虾类产品进口。投诉方认为美国违背了GATT1994第1条、 第11条和第18条，并造成了利益的丧失和损害。1997年1月9日，马来西亚和泰国要求设立专家组。1997年1月30日，巴基斯坦也提出这一要求。1997年2月25日，DSB设立了一个专家组，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加拿大、菲律宾、新加坡、危地马拉、墨西哥、日本、尼日利亚、斯里兰卡、中国香港等11个国家（地区）保留第三方的权利。1997年2月25日，澳大利亚也要求就同样的争端事由设立专家组；1997年4月10日，DSB同意这一要求，决定由同一专家组合并审理澳大利亚的要求。专家组认为，美国禁止早虾和虾类进口的措施违反了GATT1994第11条第1款，不能被认为是GATT第20条中的例外。1998年5月15日，专家组报告由成员各方传阅。1998年7月13日，美国对专家组适用法律和法理解释问题提起上诉。随后，专家组推翻了专家组的一项调查结果，即专家组认定美国的被诉措施不包括在GATT1994第20条的序言允许的范围内。上诉机构推断出，美国被诉措施虽然符合第20条g款的要求，但却不能满足第20条序言中的要求。1998年10月12日，上诉机构报告由成员各方传阅。 该案若实践案例教学，大致可以分成如下步骤： 第一步，教师先将海龟海虾案分配角色，角色的分配应尽可能使大多数学生参与进来。在该案中，教师可以设定主持人1人，该主持人负责介绍案情，并以一段开场白开始这个案件的模拟。教师设定申诉方4人，分别代表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泰国四方；设定被申诉方2人，均代表美国，由其2人共同搜集资料加以抗辩；设定第三方11人，这11人分别代表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加拿大、菲律宾、新加坡、危地马拉、墨西哥、日本、尼日利亚、斯里兰卡、中国香港等国家或地区；设定专家组成员3人；设定上诉机构成员3人；设定一定的评委（最好基数），由评委对上述人员进行打分。 第二步，专家组审理程序。这个过程先由申诉方发言，然后由被申诉方抗辩，期间听取第三方的意见，最后由专家组做出裁决。这个过程评委应该对各个人员的表现进行打分，然后取平均值。 第三步，上诉机构审理程序。这个程序是上诉程序，具体设计跟第二步大致相同，最后由上诉机构做出终裁。 第四步，由评委进行核分，并将结果予以告知。同时，旁听观众（未分配任务的同学）可以向任何发言的同学就其所陈述的相关问题进行提问，这个环节要求准备案例的同学需要课下认真准备，确保就自己负责的部分了然于心。 第五步，由教师进行最后总结，并就相关知识点进行讲解，讲解的过程中需要将核心争讼点详细阐释，并积极给学生提供参考资料或推荐相关书籍、论文，以便学生在课后能够及时查阅。 第六步，由学生课下及时查阅资料并进行复习，教师可以在下一堂课时检查学生阅读资料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法教学中可以援引案例的选择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国际法院的判决。国际法院对国家的管辖权是建立在国家自愿的基础上的，由它审理的案件数量、范围有限，但根据国际法对国际法院职能的规定，国际法院除了拥有诉讼管辖权外，还有咨询管辖权。所以国际法中的教学案例除国际法院审理的成案外，还应该包括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仲裁机构的裁决、以及国际关系中发生的重要事件等等。这些意见、裁决和事件虽然不同于法院审结的成案，但它们都可以说明与论证国际法的原理、原则的产生和存在，同时也能说明国际法的现实性和复杂性，所以都应该在国际法案例教学中得到合理的运用。 三、国际法案例的教学设计 国际法案例教学设计大致上可以分为以下步骤： （一）案例的选取和整理 “法学案例教学以法律案例为课堂教学的起点，选择恰当的典型的案例是成功实施案例教学的先决条件。”[2]一个好的国际法案例必须具有实际价值，从法学教育来讲，首先，国际法案例的价值集中体现在案例中体现出的法律知识与法律运用；其次，国际法案例必须具有现实性，教师所选择的案例必须具有现实性和真实性，避免凭空虚构案例；再次，国际法案例必须具有启发性，这是案例教学目的的要求，启发性强的案例可以促进学生的思考和分析能力；最后，国际法案例的选择还要考虑学生的心理要求，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争议性强的案例能引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案例教学的效率。 （二）课堂讲授的技巧 国际法案例教学的方式可以多样化，可以有不同的课堂讲授方式和手段，恰当的形式可以使得课堂教学达到意想不到的结果。讨论法和质疑法是案例教学中常见的方法，组织学生就案例所涉及的法律知识进行讨论，发现案例中涉及的法律知识；不迷信案例中的结论，在论证结论的正确与否的过程中达到对案例知识的深刻认识和体会。在此过程中，教师要随时把握课堂进程，在应当给与提示、启发或者进行总结的时候能适时地做出反应。除了这些一般的方式，组织学生观看法庭审判或者邀请非课堂人员参与课堂讨论都是可以采取的方式。 （三）增加实践性教学环节时间 由于法学课是一门理论和实践结合较为紧密的课程，因而针对这一特点，教学管理部门在制订教学计划时，要充分考虑实践性教学环节。然而目前对实践性教学环节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它还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或者虽有少量安排，却是杯水车薪。这样要想把学生培养成动手能力强的应用型人才恐怕会成为美丽的肥皂泡。所以，对现行教学计划也应进行改革，要把实践性教学环节时间增加到总课时的1/4甚至1/3，并加强检查落实，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讨论案例，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法律操作训练，这更有利于将其培养成应用型法律人才。 国际法的学科理论和实践在普通高校的法学或国际政治学专业的大学生看来是充满吸引力的，但同时又难免产生隔空喊话的距离感，因为他们生活的空间终究与风云变幻的国际社会相去甚远。[3]案例教学是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应当在国际法法学教育中予以广泛采用。我国不是普通法系国家，案例教学不可能成为主要的教学方法，但是吸收案例教学方法可以弥补目前我国法学教育的不足。要使案例教学在我国的法学教育中达到良好的效果，必须将其与传统的教学方法结合起来，使二者能够相辅相成，同时应当正确认识案例教学，采取科学合理的方式使案例教学达到最佳的效果。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方法论中的分析实证主义 【摘要】面对国际法学方法论的选择，历史上的东西方法律文化都倾向于在国际关系上采用道德哲学的进路，将问题的解决诉诸于抽象意义上的原则与教义。近现代以来，国际法上道德哲学进路与社会科学进路的冲突集中表现在自然法学派与分析实证法学派两种不同的国际法学方法论中，社会科学的明显优势使得分析实证主义在方法论中处于主导地位。国际法学的发展需要法理学的理论支撑，在分析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统治下，中国的国际法发展需要更多的吸收借鉴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多种社会科学进路，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追求创新与突破。 【关键词】国际法；法学方法论；分析实证主义；社会科学进路 一、历史上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哲学进路 传统意义上，自然法学家们认为道德原则是比法律更高的标准。传统法学确实乐于接受道德哲学的教诲，这来源于道德高于法律的基本假设，道德可以为法律提供评价标准和合理性依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道德哲学被认为是永恒不变的，这种进路在国际关系处理中不可替代。随着国家不断的强大，世界上每一个君王或政府不论对内统治或者对外交流都无法离开道德哲学的帮助，道德哲学成了统治一个强大的专制国家并有效进行国际交往的必然选择，古代的国际法带有了明显的道德哲学色彩。 在古代中国，周朝就出现了“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统治思想，随后的国际交往制度中，“朝贡体制”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朝贡体制”起源于先秦的服事制度，《尚书·禹贡》所载“五服”制和《周礼·秋官·大行人》所载“六服”制，依据血缘亲疏、尊卑高下、地理远近，确立了一套以王畿为中心向周边层层扩散的统治结构，将夷狄置于边远地区。在朝贡体制下，中央王朝有抚驭、开化夷狄的责任，而夷狄则有义务向中央王朝进贡。这样，在高尚德行的感召下，中央王朝和夷狄之间将处于和平的状态。这既体现了华夏民族高度的政治智慧，又体现了道德哲学在冷兵器时代处理国家关系问题中的强大作用。 在西方社会，传承千年的古老文明抵挡不住野蛮人的入侵，黄金时代和民主政治消散在马其顿王朝的铁蹄之下。人们惊奇地发现，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先进无法转化成一种绝对的强大。在生产力尤其是军事科技无法取得压倒性超前的时代，专制集权的制度才能保证集结全社会的力量。于是，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划分，人们为了生理和安全的需求，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弃更高层次的需求，抛弃了诸如“品德”、“节制”、“荣誉”等美好的词汇，甘心在“恐怖”下“幸福”地活着。顺势而为，道德哲学披上了神学的外衣，成为专制统治的精神载体，恰如其分地渗透社会的各个阶层的每个细微的角落，把脆弱的国家沾粘起来，创造了一个看似稳定实则压抑了诸多矛盾的秩序。从西欧封建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然法在古代社会可以给一个区域带来和平，只有当国家和民族的棱角被道德哲学所磨平，才能真正带来国际社会的稳定。相对于灿烂不朽的古希腊文明，运用道德哲学伪饰的宗教统治来处理国际关系有着一种不可逆的进步性。古代中国的“朝贡体制”和古代西欧的宗教统治都同样体现了道德哲学在其处理国际关系上的重要作用。 二、国际法学方法论的思想定位 （一）近现代两种不同视角下的国际法 1、自然法学派的国际法学方法论 从历史上的国际关系可以看出，自然法学派带有明显道德哲学价值判断的思想一直是确立国际法的指导理论，这种普遍的道德原则和宗教教义在处理国家之间关系时被理所当然的顺从。格老秀斯作为“国际法之父”，在《战争与和平法》中明确支持国际法学中的自然法理论，认为国内法、国际法甚至战争法都应当遵循自然法的基本原则。近代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对人权的呼吁让人们切实感受到了自然法中的“恶法非法”思想。20世纪的新自然法学派同样传承了这种对法律应然性的推崇，马里旦所谓的尊严，富勒的道德，德沃金的权利，罗尔斯的正义等等无不体现了他们的价值评判标准，即那种抽象意义上的道德哲学。 面临对国际法问题的评价时，自然法学派主张的道德哲学进路要求人们去考虑国际法“应当”如何，这种预设带有明显的价值衡量倾向。不可否认的是，国际法应当具有道德性，但在复杂的国际关系背景下，道德标准如何确定？法律应然性的具体表现在哪个方面？这种抽象的原则教义无法解决真正的国际法难题，如国际争端的具体解决机制、WTO的具体贸易规则等，道德哲学无法为人们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思路，自然法学派的道德标榜与口号在面临现实质疑时只能偃旗息鼓。 2、分析实证法学派的国际法学方法论 与自然法学派的国际法“应当怎么样”相对应，分析实证在解决国际法问题时更多的关注其具体“是什么”以及“如何解决”。分析实证的方法论要求人们将国际法从实然之法的角度去研究，进行最基本的实证阐释，从国际条约、国际判例中寻找最基本的逻辑起点和规则。所谓国际法的实证分析，即“对于国际法的规范、实践所进行的描述性研究，解决国际法某个领域、某一方面、某一问题上的规则或者实践‘是什么’的问题。”这种方法论以奥斯汀、凯尔森、哈特等人为代表，在不考虑道德的同时注重研究法律规则、文本和体系。 分析实证主义认为，国际法不仅存在于高层次的道德原则和教义之中，更存在于具体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中，软法便是国际法的重要研究对象。这种方法论要求我们的关注点在于实际起作用的法律究竟如何，能够切实解决国际纠纷的国际法才能最大程度上满足现实的需要。“一项法律的制定过程就是力量博弈的过程。 （二）社会科学进路的理论优势 抽象的教义原则高于具体的法律规则，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评价标准或正当化依据，这种被德沃金称为“正当化追溯”的道德哲学学术进路源远流长，道德哲学所推崇的正当化基础和“公平正义”的理念在人们心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道德哲学在法律甚至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给予了人类社会一个简单而又稳定的是非评判标准，但它的局限性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矛盾的增加而日益暴露。抽象的原则在不断涌现的实际问题面前显得无比乏力，一个笼统的、普遍的、神圣的教义被证明根本不是适用于所有时代的万能钥匙，道德哲学不再像之前的一千年一样高高在上，国家统治者作为法律决策者开始注意更为细节的东西，他们思考并论证着每个棘手的问题，从中获得更为珍贵的价值判断。 道德哲学所说的更高的原则教义，比如对权利话语的推崇或者对自然法、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并不能指导具体的法律制度，最多算作是最后的保障或检验标准。在国际法学领域甚至整个法学理论体系中，真正能够改善人民生活和解决法律疑难问题的只能是社会科学。毕竟，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解决问题才是王道。国际法学的时代任务不是单纯的寻求正当性基础和标准，而要努力解决国内统治和国际交往关系运行中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疑难问题。莎士比亚说过，“简洁是智慧的灵魂”。社会科学并没有道德哲学如此繁琐和夸张的法律修辞，然而却能提出最简洁的方案和策略去化解法律面临疑难问题的尴尬，因此获得了解决问题的指导权。 国际社会的客观现实日益复杂，在处理日常法律问题尤其是国际法问题上，人类需要一种更犀利，更高效，更能直指问题本质的思考方式，这就是社会科学进路。道德哲学所统治的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相对稳定，但法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让当前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社会制度日趋完善、社会矛盾增多、文化多元、道德分质的现代必须抛弃这种进路，道德哲学的传统进路已经不能给予复杂的国际问题以充分的援助，法律决策者必须采用社会科学进路，以应对法律发展的需求。当然，社会科学的各种实证分析方法并没有要通过研究法律疑难问题本身的各种经验要素去取代法律实践中的价值判断，因为毕竟道德哲学的进路解答了人们为什么要受到某种约束的原因。社会科学在解决法律疑难问题时并不能忽视道德哲学的存在，比规则更高层次的法律原则和教义仍然具有指导性，又或者在疑难问题得到解决时用来验证判决和解决方案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社会科学和道德哲学一样，都不可能包含所有的思考。其实，没有哪种进路可以囊括所有问题的复杂性并且完全取代其它的理论竞争者。 三、分析实证主义统治下的国际法学与中国 （一）国际法研究中的法理学基础 与各部门法不同，法理学为法学研究提供的是一种共同的基础理论，国际法的方法论研究需要法理学基础作为强大支撑。有学者已经用法理学的理论来分析论证国际法中的基本问题，如从不同流派的视角分析人道主义干涉的法律框架，特别是《联合国宪章》中的部分规定；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国际习惯的构成要素等初步探索，但这远远不够，整个法理学的理论框架仍然架构在国内法的研究基础之上，国际法的法理基础与国内法相比明显缺失。 十九世纪，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轰隆声，孔德的实证主义和边沁的功利主义把古典自然法学拉下神坛。随后，奥斯丁把两者结合，创造出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并把法学从伦理学中独立出来，使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近代以来，分析实证主义已经取代了自然法理论，在国际法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到了当代，虽然在国际人权法等领域，自然法理论有所复兴，但实证分析仍然是大多数国际法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虽然有学者曾提出质疑：“独木不成林，倾分析实证主义国际法理论一派之力，尚难以支撑起一个国际法之‘法理学’学科。”但这并不能改变分析实证主义“一派独大”的现实局面，国际法学方法论的法理学基础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分析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进路之中。分析实证主义需要不断的丰富和扩充基本理论知识，进入一个更广阔的发展平台，以此来弥补相对于国内法“百花齐放”的理论缺失。 （二）分析实证主义与我国的国际法理论 中国传统文化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使得传统的法文化并不具备分析实证的特点，分析实证作为一种外来的法学方法论，从近代开始传入我国。有学者将其在国内传播以1919年的“”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一个初步传人阶段，之后进入深入的探索研究。梁治平先生明确肯定了分析实证主义对我国的影响：“20世纪初输入于中国并且很快在中国思想界取得支配地位的，是19世纪在西方达于鼎盛的科学实证主义思潮，而中国法律学的出发点正是法律的实证主义。”然而中国的现实情况并不如此乐观。分析法学强调法律的概念和规则分析，试图使包括国际法在内的法学理论成为一门与道德分离开来的独立科学，这本身便与中国本土的意识形态存有隔阂。尽管司法实践中一直在强调法官的中立性，但注重情理的儒家传统文化与政治政策压力使得分析实证主义并没有很好的在中国社会生根发芽，在国际法方法论体系中的作用更加微乎其微。但是，“从研究方法上看，分析实证主义最具国际法律思维的特色；而且在对国家权利和义务的精确界定上，离不开实证主义依概念和逻辑的技术分析方法。”面对中国的国际法理论，实证分析的方法论仍然需要处于主导地位。 道德哲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更多的采用政治艺术和道德感召。面对如今的分析实证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或许会为其在中国国际法的方法论发展中提供新的思路。国际法学的方法论作为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与其他领域的社会科学进行融会贯通更有利于我们找到最为正确的社会科学进路。在运用分析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中，国际关系理论可以更好的研究国际法律制度，实现与国际法学的有效融合。随着新现实主义、制度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国际关系中对国际法律制度的体现也越来越深入，美国的实用主义法律价值观已经使得多种社会科学方法并存的国际法学理论拥有广阔的用武之地。目前的中国国际法律制度并不处于学术高位，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坚持分析实证主义的基础上，要广泛吸收借鉴各种社会科学进路的优秀理论成果，在总结归纳的基础上谋求创新与提高，用科学的方法论来更好的指导国际法学理论和实践。 国际法学论文:中国国际法学会在西北政法大学召开年会 李适时、娄勤俭出席 2012年5月26日，中国国际法学会2012年学术年会在西北政法大学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国际法学会会长李适时，陕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娄勤俭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西北政法大学党委书记朱开平致欢迎辞。朱开平说，这次大会的主题选定为“当代中国与国际法——国家实践及理论思考”，非常契合当前我国的外交法律实践，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会议选题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具体情境来解释和适用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则,将为我国更好地参与国际实践提供良好的决策建议，必将对我国国际法学科的发展和进一步提高我国在国际法框架内的外交政策水平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他希望中国国际法学会和国际法学界的专家学者和西北政法大学建立更进一步的交流与合作，为我国国际法学科建设发展和我国教育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娄勤俭首先代表陕西省委、省政府对年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中国国际法学会长期以来对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所给予的关心与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陕西文化资源丰富、自然资源富集、科技资源优越、工业门类齐全。近年来，陕西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着力推进结构调整，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上升通道。当前陕西正处于全面建设以经济强、科教强、文化强、百姓富、生态美为主要标志的西部强省的关键时期，诸多知名国际跨国公司纷纷来陕投资，设立研发中心、建设生产基地，迫切需要更加完善的、符合国际惯例的税收、信用、监管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作保障。他希望中国国际法学会进一步加强对西部地区特别是陕西对外开放的国际法律问题研究，进一步加大对西北政法大学的支持力度，为陕西培养更多的涉外法律理论与实务人才，为政府决策提供更多更好的法律服务和智力支持。 李适时在讲话中指出，当前国际法在国际交往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应对挑战，加强研究，快出成果，既是客观形势的迫切需要，也是国际法学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他强调，加强国际法研究，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以我为主”，冷静分析、理性判断，准确把握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特点和规律；要始终服务国家利益，“为我所用”，立足实际、着眼长远，紧紧围绕我国对外发展战略的现实需要，不断拓展国际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要着力培养青年人才，努力造就一批适应形势需要的高素质、复合型、专业化人才，为我国的对外发展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力支持，要不断加强学会建设，促进学会与政府部门及企业的沟通，进一步强化桥梁纽带和服务作用。 据悉，本届年会是中国国际法学会第一次在西部地区召开的学术年会。在为期两天的活动中，会议围绕当前国际法领域若干前沿问题，就中国国际法事业的繁荣发展面临的形势、挑战和任务等进行交流探讨。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及省人大常委会、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全国各地国际法教学科研机构的二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在开幕式上，中国国际法学会与西北政法大学签署了共建“中国西部涉外法律人才教育培养与科研创新基地”协议。 来源：西北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方法论探究 【摘　要】国际法学的深入发展，需要以建立有效的方法论为基础，来解决传统法学方法论的问题；通过对不同方法类型的选择，以形成国际法学的方法体系，同时结合本专业的特点提出一些具体的学习方法。 【关键词】国际法学；方法论；方法体系 对国际法的研究，像对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一样，有它的不同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表明了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如历史方法、政治学方法、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以至于各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等。这些研究方法对于国际法问题的深入分析起了重要作用。本文从方法论界定入手，阐述了法学研究方法的类型，进而论述了国际法方法体系的构建，并介绍了相关的具体研究方法。 一、方法论概述 方法论，也称科学方法论，是有关各类科学研究的方法的理论，是关于科学研究活动的程序、途径、手段、模式及其规则的理论体系。方法是重要的，但在不同领域所适用的方法不可能都完全相同，解决不同的问题，需要用最合适的方法、最有效的“招数”，因而需要对各种方法进行类型划分，以便于人们选择和取舍，从而能够针对不同的问题，根据不同的需要，运用不同类型的方法。而研究不同的方法类型及其所构成的方法体系，同样也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国际法方法体系的构建 国际法作为法律的一个部门，除了上述这些研究方法以外，特别重要的、也是首先要使用的研究方法是法学方法。所谓法学方法指的是在阐述和分析问题中运用法律概念和法律逻辑。法律概念和法律逻辑不是抽象的、空洞的，而是以法律的拘束性为依据的。在国际法上，主要是指对国家的拘束性，在研究的过程中，不能脱离对国家的法律拘束性这个基本点：概念是对国家有拘束性的概念，逻辑是以对国家的拘束性为其特点。因此，深入分析需要善于使用法学方法。然而在研究或确立国际法方法论的过程中，还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一）方法体系的开放性。即国际法研究的方法体系，应当具有开放性。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特别是随着方法的不断创新，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自然也会不断得到更新。与此同时，由于作为国际法学研究对象的国际法系统十分复杂，对于这样的复杂系统，无论某种方法多么重要，也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必须要采取多种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因而国际法的研究方法必然要体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 （二）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即尽管研究方法可以是多元化的，但从现代的发展需要和国际法自身的系统协调来说，不仅要强调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而且还要强调对相关问题的综合，因而不仅要强调具体的分析方法，而且同样也要强调方法的综合性、系统化，使方法得到整合，使具有综合性的方法能够得到应用。为此，不仅要注意一个个具体方法的应用，还要注意国际法研究方法的系统化。 （三）研究方法的协调性。强调方法的系统化，进而言之，就是要强调方法的协调性。事实上，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 国际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与其他部门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因此，在国际法研究过程中，对于研究各类不同事实的方法，尤其应注意其协调性，从而更好地发现事实与事实、方法与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相关领域的一般规律。 三、国际法学习的具体方法 任何学科都需要掌握外语，以便扩大知识，打开眼界。而国际法尤其如此，因为国际法研究的对象是国际问题，需要广泛地了解外国情况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把知识只限于一国之内是根本不行的。掌握外国语言，当然是越多越好，至少也要通晓一种外国语文。如果是一种外国语文，最好是英语。因为英语在当前是国际上最为流通的语文，英语国际法材料是最为丰富的。 其次是广泛的基础知识，任何一个部门科学都不是孤立的，它必定与其他部门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国际法也不例外，因此，对某一部门科学进行研究，必须涉及到一些其他有关的部门，所以较广泛的基础知识是十分必要的。以前，国际法除了作为法学的一个部门以外，主要与历史和政治学有密切的关系。现在，国际法所涉及的学科更多了，它与经济学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它的一些分支逐渐与一些自然科学部门发生了关系，例如海洋法、外层空间法、国际环境法等等就需要一些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知识。因此，研究国际法要求有相当广泛的学识，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些学科的知识。当然，这并不是说，国际法研究工作者必须是其他有关学科的专家，但是，为了深入地进行研究，对于一些有关学科具有一定的知识，却是必要的。要对国际法进行研究，当然必须有国际法的专门知识。这里应该提及，国际法是一门范围很广的学科。在传统上说，国际法的范围已经很广，其中有国际法的基本理论、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地位、国家领土、居民与个人、国际条约、外交及领事机关、解决国际争端以及战争与中立等方面。 四、小结 对国际法的研究，像对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一样，有它的不同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表明了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如历史方法、政治学方法、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以至于各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等。这些研究方法对于国际法问题的深入分析起了重要作用。阐述国际法问题的历史发展，或者从政治或经济的角度来研究国际法问题，或者以国际社会结构为背景或以各种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来探讨国际法问题，无疑都将使国际法问题得到深入的分析。然而，一个国际法研究者不易同时使用各种方法，而往往偏向于某种方法，从而使自己的论点在理论上成为一个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