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数学对于小学生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一门学科,在小学生以后的读书生涯中,数学也成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对于小学教师来说如何启蒙小学生爱上数学,掌握数学的学习方法学好数学,养成数学所特有的逻辑思维是小学数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思考的问题。小学数学教师需要解决这些问题,做好小学生的数学启蒙教育,就必须做到结合“双减”政策转变自己的教学态度,让小学生觉得数学是有趣的,让小学生爱上数学,主动学习数学,而不是一遇到数学就愁眉苦脸。基于此,本文将浅谈“双减”政策引导下小学数学教学的优化策略,以此来供相关人士参考与交流。 关键词: “双减”政策;小学数学教育改革;教学态度;课堂改革 针对我国目前小学教育的状况,为了减轻小学生的学习压力,释放小学生爱玩的天性,还小学生一个快乐幸福的童年,教育部在2021年7月25日出台了关于解决小学生学业负担太重,教育短视化、工业化以及校外培训严重挤占学生休息时间等问题的“双减”政策。“双减”政策一出台,父母们都一致赞同教育部的做法,表示“双减”政策不仅给学生减负,也给家长减负,但是对于教师来说,“双减”政策反而从某些意义上加重了教师的负担。换而言之“双减”政策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双减”政策的实施下,教师迫切需要进行教学改革,在对小学生减少作业量的教育过程中,保持教学质量不变,即教师在教学上要做到“减量不减质”,这是教师面临的一大难题,尤其是对于小学数学教师来说。小学数学本就是我国小学教育所有科目当中最难的一科,在没有进行改革之前,几乎所有的小学数学教师都会采用题海战术,加强小学生对数学题目的解决能力。但是在改革之后,政策要求教师减少学生的作业量,也就是说,题海战术在改革之后将不被允许,那么数学教师怎样才能保证小学数学的教育质量不下滑?这就要求小学数学教师必须进行教学方式改革,创新教学方式,在“双减”的教育政策下,不断调整自己的教学方法,保证对小学生数学教育的教学质量。为此,本人将做出具体的思考。 一、教学态度改革,让学生爱上数学 在实际的教学调查当中,许多小学生都反映他们不喜欢他们的数学教师。为什么大多数的小学生都不喜欢他们的数学教师呢?一方面是由于小学生不喜欢数学,数学成绩不好,所以不喜欢数学教师,另一方面是由于大部分的小学生都觉得他们的数学教师在上课过程中太凶,不会考虑他们的实际情况,没有用合适的方法开展数学课的课堂教学,让小学生在数学课堂上十分吃力。针对这一问题,数学教师需要进行反思,反思自己为什么在课堂上给学生留下了这样不利于小学生数学学习的印象,反思自己的教学态度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在上课的过程中都板着一张脸,是不是在上课的过程中没有好好构思如何开展教学,让学生感到教学内容枯燥无味,教学方式太死板,在教学过程中没有让学生体会到数学的有趣之处,还让学生害怕自己,不喜欢数学课,一谈到数学课就头疼。所以教师在上课之前都应该用心地进行备课,对于数学这个科目来说,教师提前备课是必不可少的,课前有没有充分地备课更是教师教学态度的体现。只有教师认真对待这一门课程,小学生才会认真学习这门课程。比如,小学数学教师在进行“位置”这一章节的教学时,要提前进行充分的备课,熟悉小学数学课本上的内容是第一步,其次还要重点从课本上归纳出小学生所需要掌握的内容,结合课本上的案例加上自己的理解,整理出一份适合小学生的数学教案。教师在上课之前,应当整理好自己的心情,带着一种愉快的心情去给小学生上课,在潜移默化当中把自己的好心情分享给同学们,让同学们从心理上觉得数学教师十分和蔼可亲,尽量不要让同学们产生讨厌数学教师的感觉。教师带着和蔼的微笑进入教室,学生也会觉得那节课是欢快的,尽管课程里面的内容有难度,但是学起来并没有那么困难。教师在进行“位置”这一章节的内容授课之前,可以在电子白板上放出一张电影票,让同学们观察电影票上面的数字,然后和蔼地问同学们:有没有去看过电影?在电影院里面有没有坐错过位置?怎样在电影院里面找到自己的座位?一步步引导小学生从电影院里具体的位置当中,抽象出数学当中的位置概念,告诉同学们生活中的位置是可以用数学当中的数字来表示的。在同学们都理解了位置这一概念之后,教师在电子白板上展示备课时所做的班级里面的位置图,位置图上面最好标上每个同学的名字。用同学们的名字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然后教师提问同学们是否知道自己的位置以及用数字来表示自己的位置。这样同学们就会在数学教师和蔼的笑容和轻松欢快的课堂氛围中高效地学习。同时这样的课堂,也一定能够激起小学生对数学的兴趣,让小学生爱上数学,主动学习数学。 二、数学课堂改革,让小学生高效学习 对于数学来说,小学阶段主要学习的是基本的数学算法的运用,其次是各种运算律及其运用,最后就是各种图形的基本关系,这大致就是小学数学的基本内容,而在“双减”政策下,小学生所学习的时间有一定的限制,不能和以往一样通过进行大量作业布置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这就要求教师要有更高的教学能力,让学生在课堂上能够充分吸收这些知识。教师如何做到在有限的课堂时间里保质保量地向同学们讲解小学数学知识?这就需要小学数学教师进行数学课堂改革,充分地提高小学生的学习效率,让小学生充分利用好课堂上面的四十五分钟,用课堂上四十五分钟的数学教学,去引导孩子们把数学课堂上学习到的知识用到日常生活中,让孩子们体会数学是有用的,让孩子们从不喜欢数学课慢慢变成喜欢数学课,再到期待上数学课。比如,小学数学教师在进行“加减乘除,四则运算”的讲解过程中,可以先列举生活中需要用到加减乘除的事例,给小学生营造一个生活中实际的数学情境,让小学生在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时,学习加减乘除。这样做,不仅让小学生专注于课堂的四十五分钟教学,更让小学生下课之后,会留意生活中的加减乘除实际问题,然后在日常生活中开动脑筋去解决这些实际问题。教师在开展加减乘除这一授课内容时,可以在课堂上先拿出几张人民币,给同学们讲买东西的故事,比如在讲课之前教师拿着不同面值的人民币,告诉同学们,自己拿着一百元去买了一斤苹果,一包饼干,一块蛋糕。买一斤苹果花了六块钱,买一包饼干花了五块钱,买一块蛋糕花了十块钱。问同学们自己一共花了多少钱?然后一些聪明的小孩肯定会回答花了二十一块钱。这个时候教师继续问道:是怎么算出来的呢?一步步引导小学生回答,买了一斤苹果花了六块钱,一包饼干花了五块钱,一块蛋糕花了十块钱,把买这些东西花掉的钱加起来就是一共花了的钱。这个时候,在小学生自己的思考探索当中,小学生在脑海当中就已经有了加法的概念,最重要的是小学生会把加法的概念运用到生活当中,在生活中学习数学。这样教师就做到了让小学生在课堂上学习数学,在生活中运用数学,做到了改革之后的“减量不减质”。而且,教师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便捷性,优化课堂教学环节,让学生在玩耍中,高效地学习记忆和理解知识,实现减负。现阶段,“互联网+教育”进入到每个同学的日常学习过程当中。对于小学生来说,由于他们的知识阅历不够,社会经验不足,在遇到一些难以理解的数学问题时,很难提升数学教学效果。教师要利用“互联网+教育”带给教育的便捷性。例如,可以利用希沃白板的模型构建功能,通过这样的教学模式,学生之后也可以通过建模的方法将其轻松解决。使学生的思维模式不断优化,便于学生将建模能力用到之后及其他问题的解决当中。例如,在学习圆柱与圆锥的过程中,为了探究二者之间的体积关系,教师就可以通过希沃白板中的多维建模功能,分别构建圆柱和圆锥,且将它们装满水。将圆锥内的水分次倒入圆柱当中,探究圆柱与圆锥的体积关系。同时,这类型多媒体教学资源还可以运用到之后图形与几何的教学中。也可以使教师的课堂教学更加的简便。同时,利用白板展示不同维度的角,让学生学会测量,构建数据统计图,构建折线图和扇形图,使小学数学课堂变得高效。同时,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建模能力并应用到其他的问题解决当中。 三、数学作业改革,让孩子们作业减负 在一定程度上,作业在教学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其一,作业是检验学生能力的一种重要途径,我们都知道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对所有的学生有充分的了解,而这时候作业就成为检验他们对知识的了解情况的重要依据。其次,作业是学生调动学习兴趣的一种兴奋剂。教师给学生布置作业,它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当他在做作业的过程中解答出来的时候,他会有很强的成就感和喜悦感,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学生们对学习的兴趣。但是在以往的教学过程当中,小学生的作业压力越来越沉重,小学题也越来越偏,越来越怪,越来越难,甚至连许多家长都不断吐槽小学生的作业量。并且在改革之前,小学生沉重的作业负担,不但没有给学习带来预期的良好效果,反而挤占了小学生日常生活的大部分时间,使小学生苦不堪言。改革之后要求教师减少学生的作业量,保证作业有针对性。作为教师,要充分认识到作业的意义是为了让学生巩固知识。因此,在布置作业过程中,不能崇尚题海战术,而是选择更加高效精简的作业和有创造性的作业,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保证学生知识学习的质量。在“双减”政策下,教师如何对小学生的作业作出改革?这就要求小学数学教师充分发挥数学上的发散性思维,不要把作业局限于纸面上,而要把作业的范围扩大到小学生最喜欢的游戏当中。为小学生设计关于数学的课外游戏活动,让小学生在游戏活动当中学习数学。比如说在教师进行“植树问题”这一课题内容的教学时,除了在课堂上面用与同学们手拉手表示树和树的间隙这一互动形式教学外,还应该在课下,结合“植树问题”的教学内容,给同学们设计相应的游戏让同学们在游戏当中回顾教学内容。这样既减少了同学们的作业量,也让同学们在游戏当中不停地回顾课堂教学内容,引发同学们对“植树问题”进行自主思考。 四、结语 “双减”政策下,教师利用课堂上面有限的时间对学生进行高质量的教学需要做到转变自己的教学态度,课前认真做好教学预案,从学生的角度思考学生喜欢的上课方式,对小学生的教育多一些耐心,多一些温柔,让小学生不抗拒数学这门课程,让小学生从喜欢数学教师开始,再到喜欢数学课程。其次,教师应该把数学教学延伸到小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尽量在课堂当中把数学知识都放到生活里的实际案例中去,让小学生感受到数学是有用的,调动小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从而引导小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学习数学。在小学数学作业的布置上,教师应该有选择性地布置有代表性、有针对性的题目,尽量减少小学生的作业量,改变以往的题海战术。同时在作业的布置上,教师应该充分创新作业的形式,但作业不只是局限于纸面上,教师应该充分发挥数学上的发散性思维,尝试着用游戏的方式让同学们完成作业,也就是说把作业布置成游戏,把上课的内容设计成游戏,让同学们在游戏当中完成作业,复习课堂上的学习内容,做到高效快乐地学习。 参考文献 [1]黄程翔,郑泽豪.“双减”:让人欢喜让人忧[J].四川省情,2021(09):48-49. [2]翟建晓.小学高年级数学教学中减负提质的策略[J].西部素质教育,2020,6(13):195-196. [3]杨利均.小学数学课堂教学如何实现“减负增效”[J].科学咨询(教育科研),2019(06):111. 作者:郭会荣 单位:甘肃省天水市伏羲路逸夫小学
在市场、融资、转型三方面困难严重阻碍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大环境下;在民营企业由于规模小、资金少、自身资源禀赋较弱、抵御市场风险能力不强的大背景下,研究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民营企业的财税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剖析我国民企税负偏重的症因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经过分析和研究,提出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政府要积极作为,优化民营企业的环境,促进税收服务改善和税收现代化。 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从多角度,采用多种方法对企业税收负担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中小企业税负状况及存在问题、对民营经济财税政策与经济发展间关系、对优化企业税收环境所应采取的对策,其中有关于财税政策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影响有大量的剖析。然而,在财税政策方面,对于财税优惠政策的优惠条件、优惠对象和优惠方式的具体对策研究非常缺乏;在对中小企业税收负担过重的原因也多从税制结构、税收征管方面剖析,过度着眼于税率,没能站在更高的角度研究中小企业的综合税费成本;以及如何降低民营企业税负压力大、税收不公平现象,并对这些瓶颈问题具体分析解决的研究并不多见。 1促进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意义 我国民营经济的财税政策经历了区别对待范式、扶持鼓励范式到政策优惠范式,再到第一次专门讲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开始,成为大力促进范式。在这四个范式转变的过程中,我国财税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增强,对民营企业的各项扶持效果日益明显。民营经济的弱势地位得到明显提高,越来越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经过中央政府多年来的努力,政府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能力也得到明显改善,逐步确立了诚信守法、公平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环境,这些都说明大力促进民营经济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1.1民营经济是我国科技创新的重要驱动因素 近年来我国民营经济科技创新主要反映在四个方面:研发投入不断提升;专利产出不断增加;新产品开发效益不断提高;在高新技术企业中不断突出。民营经济在各方面的科技创新使得其在市场大环境中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稳步提升,竞争优势突出,国际市场影响力也日益增强,成为市场竞争的重要参与主体,也是我国产业转型的重要动力来源。民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优势,经过不断的调整和改善,有效地促进了民营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不断优化升级产业链,扮演越来越重要的经济先锋的角色。民营经济凭借产业创新中捷足先登的优势,推动物流、军工、金融等垄断行业的开放,在产业分布上也逐渐趋于合理。 1.2民营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以前,民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不是非常明显,但从改革开放开始以来,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政策不断改革创新,民营经济逐渐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市场经济发展最快的一部分。在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民营经济越发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最具推动力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国民经济中最有潜力和增长力的一部分,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未来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成分。随着民营经济向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不断开拓和进步,民营经济发展速度越来越快、效益越来越高、结构也越来越完善,逐渐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关键,逐渐成为国民经济中发展速度最快、渗透力最强、最符合未来发展趋势的那一部分。因此,大力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而财税政策在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中则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我国现行财税政策存在的问题 2.1税收政策不合理,优惠政策效用低 如今双重征税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依据现行的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规定,除了和国有企业一样交纳25%的所得税外,民营企业还需要交纳额外20%的个人所得税。双重征税问题妨碍了民营企业投资经营的积极性,降低了民营企业纳税的诚信度,也不利于民营经济的长期发展。而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从现行的财税政策来看,只有在企业所得税等政策中提到的民营企业财政补贴、降低民营企业税收起征点是对民营经济有利的。国家实行很多具有普惠性质的税收优惠政策,例如中小企业免税项目、资产加速折旧计算法、高新技术或鼓励行业企业税收优惠减免等政策,这些优惠政策大都是根据现行的经济状况而制定的,符合绝大对数企业的要求,对民营企业来说并不具有针对性和有利性,很难激发民营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对于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效果并不明显。 2.2税收征管不规范,影响纳税积极性 依据现行的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税收机关有权对企业财务状况混乱、账目不清晰,或不设置财务账簿甚至不提供有关纳税资料和信息、不合法合规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实行核定征收。一些基层的税收机关,为了简化收税过程,不管纳税企业账目是否属实,纳税资料是否完整,统一实行核定征收,给诚实经营企业带来额外的税收负担,还会影响民营企业以后年度的税款缴纳。此外,执法机关在税收执法过程中对民营企业不公平执法,使得民营企业财务受挫。由于民营企业大多规模小,财务机构不够完整,对这些选择性执法行为并不了解。再加上民营企业与税收机关没有建立很好的沟通机制,表达渠道不通畅,更容易使其置于不公平的税收环境中。税收机关滥用核定权和执法权的行为会严重伤害民营企业的纳税信心,大大降低其依法诚信纳税的积极性,损害到国家的形象和利益。 2.3优惠方式单一,优惠力度偏小 在税收优惠方式方面,主体税种十分单一,在税收优惠方面主要是提高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在税率优惠方面主要是减半征收民营企业所得税,免交小微税种。增值税、营业税的提高的起征点几乎对民营企业没有影响,减半征收也只有小部分企业能够满足,小税种的减少对民营企业来说更是“无关痛痒”。所得税减免政策规定从开办期对民营企业进行计算,而企业在开办初期往往没有利润或者获利甚微,提高起征点、税收减免政策形同虚设。而在小税种方面,民营企业在这些税种的投入并不多,征收的数目也是微乎其微,减免后对民营企业整体的税负影响不大。总的来说,这些单一性、不具针对性的税收优惠政策给民营经济带来的减负效果并不明显,仍然抑制民营经济的发展积极性、创新性。 3对促进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财税的构想 3.1提高税收优惠政策合理性 尽快实行新一轮的税制改革,实行稳中有进的税收政策,逐渐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在拥有核心竞争技术和创新能力的民营企业率先实行试点,着重去除双重征税负担,促进民营经济资本组合、结构重整、财务创新和技术进步极为有利。在企业所得税优惠方面可以借鉴发达国家所得税制度:优化增值税制度,降低民营企业增值税税负;改善税率制度,实行企业所得税累进税率;提高税收优惠多样性,大力扶持民营企业健康持续发展。通过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适当降低小规模纳税企业的征收率,减轻其税收负担,还可以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实行超额累进税率。 3.2增强税收优惠政策针对性 结合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状况,制定适宜的产业政策,利用税收政策鼓励民营企业不断科技创新,对于环境保护、就业扶持等特定民营企业还应给予政策性扶持。针对从事高新技术产业的民营企业,应降低企业所得税适用标准,促使这些企业不断改革创新新的核心技术,激发民营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对于从事国家鼓励行业的民营企业,国家应给予一定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财政扶持,对民营企业必须的设备购置费、建设费优惠给予一定的减免税扶持。对于投资额大、产业关联大、技术含量高、创税能力强的重点民营企业,可给予享受财政资金贴息补助,并给予特殊优惠政策。对尚处于创业阶段的中小民营企业给予一定的减免税扶持。 3.3规范税收征管体系 加强监督与处置滥用核定征收、税收自由裁量权的行为,规范核定征收的行为,制定切实有效的管理和监督措施。建立完善的信息系统,对每一项税收执法行为进行记录,以便查阅、审核和整改,进而提高纳税企业的税法诚信度、遵从度和满意度。此外,还需加强监督与处置选择性执法的行为。在执行税收政策时,应“国民等观”,对民营企业的纳税服务歧视现象加以监管。一方面,要创造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另一方面要强化税收服务意识,改进民营中小企业纳税服务。确保财政政策有效实施的同时,不伤税本,涵养税源,认真完善好税收减免政策,落实好结构性减税政策,帮助民营企业产业转型、结构升级、财务优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轻装上阵”,成为国民经济中最有活力的一部分。 3.4完善税收优惠方式 中小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遭遇的问题也不同,改善优惠政策,关键在于调节税收政策在中小企业不同时期的偏重力度。在创业初期,可以运用财政补贴进行减免,或者通过给予国家信用机构担保等方式,保证民营企业能够轻松摆脱信用危机,克服融资困难,给初创时期的中小企业一个无税或者轻税的保障。在发展中期,应偏重在民营企业资产税减免,减轻劳务费用支出,摆脱发展负重,提高民营企业在这一重要发展阶段的运营能力,这对国民经济的优化是非常重要有效的。在发展成熟期,应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实行更多有效合理的税收优惠政策,如固定资产加速折旧,降低资产负担;对企业税后利润再投资,应给予部分退税优惠等政策,促进资金有效循环利用,以促进其进一步扩大发展。在资产重组如企业兼并等方面应给予必要的税收优惠政策,可以促进中小企业进一步扩张,增强自身实力。如在贷款融资方面实行“国民待遇”,与国有企业享有同等权利。除了直接减免税收等简单方式之外,还需要细化税收优惠措施,加大使用在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加速折旧,提高资产利用率。对于拥有关键核心技术、科技含量高的民营企业,可以鼓励民营企业对高新技术成果进行转化应用到其他领域,鼓励其进一步创新,放宽其发展领域,对经济发展有效的还可以可享受税收返还的优惠政策。 参考文献 [1]王慧,高志勇.促进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财税支持政策研究[J].对外经贸,2018(11). [2]李可佳.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财税政策探讨[J].商,2016(8). [3]韩柏.集群创新视角下的中小企业财税政策支持[J].税务研究,2016(8). [4]牛晓艳,冯晓杰.关于促进我国小微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问题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18(15). 作者:邱亚栋 单位:江苏大学财经学院
摘要: 智能网联汽车是汽车“新四化”高速发展态势下的必然产物,其集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多种现代技术于一身,并具有多重复杂的应用场景,颠覆了传统汽车生产制造理念,对国家监管、企业生产、研发创新、检测认证等各个领域提出了全新挑战。文章结合智能网联汽车行业和技术发展现状,概述了国内标准政策对智能汽车信息安全监管要求,并从标准体系、行业应用、技术创新、监管要求等提出应对建议,促进智能网联汽车信息安全科学发展。 关键词: 智能网联汽车;信息安全;标准政策 1背景介绍 随着汽车工业的不断发展,汽车与信息、通信等产业跨界融合,智能网联汽车已经成为现代汽车产业发展的主要组成部分,代表着汽车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1]。智能网联汽车在传统的汽车领域上融合多种现代技术,包括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传感器技术、自动化控制技术、语音识别技术、图像识别技术、辅助驾驶技术和无人驾驶技术等,这些技术都高度依赖网络作为信息传输的载体[2]。智能网联汽车将通信功能与网络技术深度融合,具有诸如复杂的环境融合感知、智能决策和协作控制等功能。网络和数据等安全问题隐含重大安全风险,信息安全漏洞已经危及用户的数据安全、个人隐私、通信安全甚至车辆的功能安全,导致用户群体的切身权益面临被侵害的风险[3]。通过对智能网联汽车的信息安全进行监控,及时发现智能网联汽车运行网络中存在的威胁,可以有效保障智能网联汽车的信息安全和可靠性[4-5]。近年来,国家密集出台了大量针对智能网联汽车的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相关政策法规,立足总体国家安全观,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强全方位信息安全监管,进行全生命周期信息安全管理,从而促进新技术、新应用发展[6]。 2标准政策现状 2.1国内智能网联汽车相关政策 为推动车联网创新发展、强化信息安全风险评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公安部等各主管部委纷纷发布管理政策,协同制订智能网联汽车信息安全管理领域的顶层设计与规划,积极推动智能交通和车联网发展[7]。2007年6月22日,公安部、国家保密局、国家密码管理局、原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联合印发了《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管理办法》,标志着等级保护制度正式开始实施[8]。2020年9月,公安部制定出台《贯彻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和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进一步健全完善国家网络安全综合防控体系,有效防范网络安全威胁,有力处置重大网络安全事件,切实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重要网络和数据安全[9]。2016年8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和交通运输部发布《推进“互联网+”便捷交通,促进智能交通发展的实施方案》,提出加快车联网、船联网建设,发展车联网和自动驾驶技术,构建国家级车联网无线技术验证平台等,以推动构建下一代交通信息基础网络[10]。交通运输部通过《关于加强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管工作的通知》积极推动“两客一危”联网联控并取得积极成效,2016年发布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也对车联网产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11]。交通运输部所建立的交通的基础设施、交通的环境、智能交通的环境建设,对于后续智能网联汽车在大范围的国际应用非常关键。2021年7月5日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发布《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试行)》,自2021年10月1日起施行,明确了汽车数据、汽车数据处理以及汽车数据处理者的定义和范围、个人信息采集处理要求、汽车数据处理的原则、汽车数据出境管理、数据安全审查备案等[12]。2021年7月3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关于加强智能网联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从加强数据和网络安全管理、规范软件在线升级、加强产品管理、保障措施等方面提出11项具体意见。《意见》要求加强汽车数据安全、网络安全、软件升级、功能安全和预期功能安全管理,保证产品质量和生产一致性,推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13]。2021年9月1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加强车联网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工作的通知》,从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基本要求、加强智能网联汽车安全防护、加强车联网网络安全防护、加强车联网服务平台安全防护、加强数据安全保护以及法律责任六个方面提出了相关要求[14]。 2.2国内智能网联汽车信息安全相关标准 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基于汽车信息安全风险危害及诱因,围绕智能网联汽车部署纵深防御、韧性防御等系统性防御策略,从保护对象的真实性、完整性、可用性、可控性、可预防性等多维度开展研究分析,开展标准化工作,加快组织制定汽车信息安全测试、车联网防护定级、服务平台防护、汽车漏洞分类分级、通信交互认证、数据分类分级、事件应急响应等标准规范及相关检测评估、认证标准,智能网联汽车信息安全标准体系逐步完善[15]。2021年4月,正在撰写的《汽车整车信息安全技术要求与试验方法》立项为强制性标准,同年11月发布的《电动汽车远程服务与管理系统信息安全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GB/T40855—2021)、《车载信息交互系统信息安全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GB/T40856—2021)、《汽车网关信息安全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GB/T40857—2021),涉及车载信息交互系统、汽车网关和电动汽车车载终端三个部件,对于关键零部件的信息安全提出了较为具体的要求。此外,《电动汽车充电系统信息安全技术要求》《车联网信息服务平台安全防护检测要求》等标准正在陆续制定,还有涉及车联网密码应用、车载操作系统、车用安全芯片、车联网数据安全等多项标准正在预研中。 3应对建议 3.1建设智能网联汽车安全团体及国家联合标准体系 当前,汽车信息安全类标准体系仍属前期阶段,已经发布的国家标准与团体标准偏少,还需要加强标准研制工作,为产业发展提供可靠依据。建议加强相关国家与团体标准的统筹协调工作,制定符合汽车产业发展的政策标准,避免标准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为汽车信息安全产业发展提供全局性的标准化支撑。加强智能网联汽车信息安全测试验证标准的制定,为行业安全监管提供有力抓手,可以为智能网联汽车信息安全的测试验证工作提供统一的标准基线,促进智能网联汽车信息安全的横向流程体系与纵向防护技术的能力提升,从而加速实现信息安全与汽车电子系统全生命周期各阶段的深度融合。 3.2以数据推动运营模式创新 数据是智能网联汽车中最有价值的资产,如何充分利用数据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在智能网联汽车建设中的竞争力。要想真正释放数据的价值,必须实现数据在智能网联汽车建设的内部乃至生态系统伙伴之间的顺畅流动与高效共享,打造完整的数据供应链。随着数据量和数据种类的不断增加,传统的数据分析技术已经不能完全满足从数据中发掘洞见的需求,这对人工智能等更先进的技术提出了更多需求。智能网联汽车企业和服务机构在平台上产生的互动将积累大量有价值的数据资产,通过对这些数据的有效洞察,将帮助其在智能网联汽车的建设中更好地了解一级供应商(TIER1)与原始设备制造商(OriginalEquipmentManufacturer,OEM)的需求,并提供个性化服务,进而提升客户体验。这些数据还能提高运营效率,例如通过了解参与者的供应和需求,让互动与资源共享更智能和高效。最重要的是,这些数据经过分析整理,能衍生出新的商业模式,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3.3国家监管与企业建设 智能网联汽车信息安全所建设的基础数据库与技术能力,需要在满足TIER1和OEM技术需求的基础上,进一步满足国家监管要求。在国家监管体系建设过程中,要积极发挥行业的优势,为国家提供决策的数据支持和监管的技术手段,辅助政府相关部门保障国家安全。首先,政府主管部门应加强顶层设计,构建国家信息安全认证体系。政府部委统一监管,采用行业公认的认证标准,授权具有资质和检测认证能力的认证机构开展认证工作,认证结果在可供全社会查询的平台发布。国家级智能网联汽车信息安全认证体系的建设,可避免重复认证带来的资源浪费、在全行业内建立统一的信息安全基准。推动汽车信息安全标准顶层设计工作,加快相关政策法规、国家与行业标准研究与落地[7]。其次,企业应按照标准要求研发产品,积极获得信息安全认证。汽车主机厂需要根据车辆产品应用场景和生命周期关键环节明确汽车信息安全需求,在汽车产品研发的不同阶段进行管理约束和测试评价,最后进行整体安全验证以及信息安全认证,并强化零部件供应商产品的信息安全管理,明确信息安全防护理念。最后,第三方机构应加强能力建设,为行业提供多维度服务。第三方检测认证机构作为汽车信息安全检测认证的主要实施单位,需要着力于突破安全检测核心技术,充分挖掘创新资源,大力开展智能网联汽车的车端安全、外接终端安全、平台安全、通信安全以及数据安全等前瞻技术研究。同时要加强跨部门、跨领域测试评价机构协同配合,建立权威的车联网安全测试评价体系,重点研发零部件级、系统级、整车级的安全测试评价体系。 3.4推广应用 智能网联汽车信息安全作为一个全行业的基础共性问题,应该严格遵循国家法规政策,同时承接国家的监督管理要求。因此,智能网联汽车信息安全的技术发展可以借助国家纵向课题和企业横向课题的模式推进,一方面从国家角度明确政策、提出技术方向指导,另一方面从企业角度开展符合国家技术要求的产品技术研究和开发工作,承接国家课题技术研究任务,协助企业内部完善技术开发能力。聚焦智能网联汽车信息安全的核心关键技术研发,并选择龙头企业进行试点示范,从技术可行性、应用性、平台化适应性等角度论证技术的成熟度,为进一步推进技术的产业应用推广奠定良好基础。同时在试点示范的过程中,技术成果往往可以为整车厂、检测机构、监管部门等行业机构提供技术服务和运行数据支撑。从点到面,从行业的一个分支拓展到全行业供应链,增进技术的推广和行业交流,更有效地推动智能网联汽车信息安全核心关键技术的应用落地。 4结语 智能网联汽车是未来汽车发展的重要阵地,其伴随而来的信息安全风险甚至已经上升到国家公共安全问题。从国家层面来讲,在国家法律法规制度的基础上,应该建立统一可行的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准入与测试评价规范,促进智能网联汽车的信息安全防护能力的进一步提升,保障智能网联汽车信息安全科学发展。从企业层面来讲,建立健全汽车全生命周期的信息安全风险评估和测试验证体系,是智能网联汽车信息安全的重要保障。 作者:谷阳阳 王磊 刘鹏飞 单位: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中汽研软件测评(天津)有限公司
本文首先指出了经济下行背景下财政经济运行面临的挑战,随后以中央与地方关系作为切入点,就如何确保财政经济平稳运行提出了几点建议。 一、经济下行背景下影响财政经济运行的因素分析 1、地方经济转型升级进度影响财政经济表现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在国家相关经济政策的引导下,许多省市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了更加细化的政策,刺激地方经济的发展活力。例如,通过出台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外资企业到本地投资,带动相关产业发展,解决就业难题;制定小额贷款免息政策,鼓励小微企业发展,响应“万众创业”号召等。地方经济转型速度越快,本身对市场风险或经济危机的抵御能力就会越强,财政经济的发展也会更加稳定。 2、实体经济发展平衡程度影响财政经济质量 虽然近年来互联网经济发展迅速,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实体经济仍然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实体经济的各类组成成分中,房地产业、制造业等占据了较大比例。通过近年来的发展趋势看,房地产业受到了政府的严格管控,制造业也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如何协调好实体经济发展的平衡程度,成为影响宏观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的重要因素。以制造业为例,地方政府要借助于财政经济政策,制造业企业认真执行去产能、去库存,这样才能为制造业企业转型提供动力,最终实现政府、企业和人民三方利益的协调,推动地方经济的平稳运行。 二、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反思 1、宏观调控政策的“杠杆效应”会加大经济波动 从权利归属上来看,中央政府拥有决策权,能够从宏观层面上对国民经济发展和各类经济要素配置提供指导和分配,以实现宏观经济的向好发展;地方政府拥有执行权,按照中央政府下发的各类文件和出台的各种政策,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进行进一步的细化和执行。从地方政府角度来说,由于自身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形势,一方面需要应对上级各项指标的检查,另一方面还要借鉴地方经济发展遇到的客观问题。这就决定了地方政府在实际执行财政经济政策时,可能会出现层层加码或选择性忽视这两类问题。也就是说,中央政府制定的经济决策受到“杠杆效应”的影响,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并没有向预期方向发展。如果严重偏离既定的发展方向,将会造成市场波动,增加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2、地方财税改革进度不同步 中央出台财税改革新政策后,各地方需要尽快落实。但是具体到各个行业、各个部门来说,对于财政改革政策的执行情况却存在很大的差异。例如,2017年《预算法》进行修订后,明确要求取消各类挂钩支出。新法全面实施后,像金融、房地产等行业,已经基本上按照要求取消了挂钩支出。但是在现行的《教育法》中,对于教育支出的考核,还是按照某些挂钩形式进行。由于财税改革的不同步,也会导致行业之间存在攀比心理,这就制约了今后各类新政策的推行,从长远来看不利于财政经济的平稳运行。 3、中央与地方财政政策目标不一致 中央与地方政府总是在不断地进行博弈,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委托问题始终存在,如果中央政策制定中无法充分考虑地方的预期反应,各自目标不一致以及约束条件不同情况下常常会出现政策扭曲执行的后果,这也不是中央乐见的结果。以当前经济运行为例,地方大都赞同中央清理税收优惠政策,因为这有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并避免恶性的税收竞争,尤其是落后地区难以承担相应的冲击,这一政策之所以暂缓执行主要是当前经济下行给地方政府带来空前的财政短收压力,此时出台清理税收优惠只会加剧短收风险 三、经济下行背景下财政经济平稳运行的对策 1、明确两个目标,处理好四大关系 (1)两个目标。即在财政经济运行中要实现“稳增长”和“控风险”两个目标。首先,追求经济增长仍然是中央和地方的共同目标。但是在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一味追求经济高速增长既不现实,也容易带来一定的风险。因此,我们追求的是平稳的、绿色的、低风险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为了兼顾这两大目标,就需要从供给侧发力,例如要对辖区内高污染、高能耗、低产出的企业进行强制性改革,走绿色发展道路;对于房地产企业、制造业企业等,要强化风险防控意识,制定风险应急预案,杜绝金融风险。(2)四大关系。其分别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以及短期与长期的关系。第一,要明确区分哪些工作必须要由政府来主管,哪些工作可以由市场来运作,划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分界标准。同时,要进一步加大政府简政放权的力度,加快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从原来的政府为主导,逐渐演变为市场为主导、政府提供引导的模式。第二,要建立中央与地方高效的信息交流通道,实现中央与地方的互信、互利。通过建立透明的关系和相容的机制,确保中央政策在地方可以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第三,既要发挥局部的灵活性,又要遵循整体最优原则。财政经济平稳运行,离不开局部的发展。但是在鼓励局部发展的同时,也要照顾到整体。只有形成合力,才能充分发挥区域经济优势。第四,用长期发展的理念指导短期经济行为,避免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真正实现财政经济的优质、绿色、高效发展。 2、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型升级 政府职能的转型与经济的转型是同步的,只有政府尽快完成从“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才能为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提供良好的环境、必要的支持。就这一点来说,国内一些省市已经取得了成功的经验。因此,在推动宏观经济平稳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重视并发挥服务型政府的作用。对于影响国民经济走向的问题,政府必须要介入,并进行引导;对于非公共或非核心的经济问题,则应当主动放手让市场接管。只有政府和市场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才能营造一个公平、有序的发展环境。 3、稳住增长底线,更加关注投资质量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增加,除了是受到经济增长客观规律的影响外,与国际形势变化和全球化冲击也有直接关系。例如,我国长期以来依靠人口红利,大力发展低端制造业,在短期内获得了大量的经济财富。但是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退,低端制造业的优势不再,必须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为了避免重复走以前的老路,就需要依托财政经济政策,稳住经济增长底线,走多元化经济发展道路。要重点投资一些新兴产业,对于传统产业,投资方向也应当侧重于技术创新、设备优化等方面,焕发经济发展新活力。 4、财政政策需要发挥融资支持优势 中小企业在推动地方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现阶段中小企业发展却面临诸多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出现这一问题,一方面与市场大环境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例如融资渠道单一化,缺乏完善的企业征信体系等;另一方面也与中小企业自身方面的原因有直接关系,例如很多中小企业缺乏诚信意识,多次逾期不归还贷款等。下一步,要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扶持和引导作用,为中小企业融资创造良好的环境,平衡好贷款方和借贷方的利益,为财政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动力支持。 5、民生政策要进行适当调整 近年来中国地方政府民生支出标准不断提高、范围不断扩大,实际上压缩了政府进行调控发展的空间,尤其在经济下行期地方财力窘迫造成民生政策难以兑现,这会弱化政府的信用。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关于民生政策要重点做出以下调整:首先,要继续将民生政策与精准扶贫工作相结合,更多地关注“老少边穷”地区,提供必要的社会福利。在解决民生问题的同时,进一步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其次,还要进行纵向结构优化,一些民生支出责任划分可能要突破现有框架,适当上移到省级或中央政府,这可以部分减少地方尤其是基层事权和支出责任过重的问题。 6、推动现代财税制度建立 建立现代财税制度也是一项重要的“制度投资”,它可以实现财税改革红利,造福各方。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要从制度顶层设计、人员队伍建设、组织结构建设等方面入手助推现代财税制度建立。按照新一轮财税改革部署,当前要建立全口径预算管理体系,增强政府综合调控能力,立足长期编制中期规划为将来的中期预算作准备,同时强化预算绩效管理来提高支出效率,编制政府资产负债表以及政府综合财务报告为强化政府债券管理以及信用评估作技术准备,通过预算公开来推动预算民主。 四、结语 影响财政经济平稳运行的因素多种多样,如何继续保持经济平稳和持续运行,不仅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而且也直接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加的背景下,要深入剖析当前财政经济发展遇到的实际困难,在此基础上做好统筹规划,通过平衡好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等多方面的关系,不断激发经济发展活力,推动我国财政经济顺利走出发展困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科学规范的管理模式能够使行政事业单位的档案质量不断提升,现代化的管理模式逐渐深入行政事业单位,建立高效的管理系统,强化档案管理制度,从根本上保障行政事业单位的档案质量,从更深层次对行政事业单位进行有效的监督和评价。 一、行政事业单位档案质量的影响因素 (一)管理人员素质。在行政事业单位档案管理工作中,需要相关工作人员具有很强的专业技术能力,这是由于档案管理的政策性所决定的,对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既要拥有良好的思想政治修养,又需要拥有档案管理的职业修养。但在事业单位档案管理工作开展的过程中,大量员工忙于日常事务,在档案管理工作上花费时间过少,自身的实际能力欠缺,导致档案的质量受到严重影响。管理人员业务能力不均衡,使归档的文件出现整理分类不及时,保管时间不准确等问题的出现,思想上对档案管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不到位,责任意识不强,管理过于随意。 (二)管理设备陈旧。我国目前仍有大量行政事业单位,未结合自身情况安装现代化管理所需的硬件设施,许多老化陈旧的设备没有及时更新,这对档案管理的质量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档案管理办公室的安全预防设施不到位,许多档案因保存不当,出现破损,字迹不清的现象,这对档案的质量造成了无法估计的后果。 (三)管理思想落后。行政事业管理人员的误区,使档案管理一直没有受到重视,因其不能带来经济效益,就疏于管理,仅仅将管理水平停留在被动应付的状态,能够满足日常的查阅,确保档案不丢失。即使有些单位在管理过程中,落实了管理负责人,但在本质上缺乏科学有效的管理机制,档案的管理质量仍未得到提高。 二、改善行政事业单位档案质量的科学对策 (一)提升管理人员素质。在日常档案管理工作中,因其需要具有很强业务能力的工作人员进行管理,使得档案管理的团队合作尤为重要,在人员选拨过程中,要注重考量管理人员的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对具有良好政治素养和责任心的工作人员应积极进行培训,在日常工作中,通过多种方法调动人员的积极主动性,注意将自己所学技能与实际档案管理需求相结合,强化自身的责任意识,定期可以开展交流活动,增进管理人员之间的沟通,进而提升档案的管理质量。 (二)完善管理信息化。在信息化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行政事业单位也开始提升管理的信息化水平,档案作为事业单位的重要组成部分,急需在工作过程中提高信息化水平,使其更好地满足管理服务需求,更便捷地为行政事业单位的发展服务,从根本上使得档案的使用寿命得到提高。信息化系统的应用,可以使档案提取的速度加快,通过网络使档案以数据的形式进行传输,弥补纸质档案在传递过程的不足,使档案管理更具有实效性。档案可以通过一些先进的科技设备,转化成电子资料,存储在计算机中,实现档案的纸质与电子版相结合的管理模式,更好地避免因纸质的破损导致的内容丢失。现代的信息处理技术不仅可以将文字、图片转化为数据,更可以将声音、影像进行保存,使档案保存的水平提升,质量满足单位的需求。档案管理应不断顺应时展趋势,在行政事业单位的信息共享平台不断完善的同时,将不涉及单位机密的档案至互联网上,创新档案管理模式,以更加便捷的方式满足社会需求,更好地服务于档案使用人员,实现资源的有益共享,为档案管理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工作效率提升的基础之上,将档案的质量带入了一个新高度,丰富了档案资源的使用渠道。 (三)重视档案管理。行政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应注重将档案管理列入工作日程中,建立一些具有针对性的管理措施,从人员分配、监督考核等方面,开展具体规范的档案管理工作。在人员分配过程中,要注重树立档案管理人员的保密意识,适当进行保密教育活动,做好档案的解密划控与保管期限的明确工作,对文件进行销毁的过程中,要严格进行鉴定监督。在制定考核机制时,应结合行政单位的实际特点,通过升降级来对工作人员进行动态管理。参考国家档案质量的相关标准体系,积极实施符合自身档案管理需求的评价体系,明确档案工作的基本框架,为档案管理质量提供有力保障。 三、结论 总而言之,正是因为实际管理中这些问题的存在,才使得行政事业单位档案的质量得不到提高,影响档案管理在单位运转中重要作用的发挥。这就需要行政事业单位紧跟管理发展趋势,优化自身结构,创新档案管理模式,使档案的质量进一步得到提升,满足行政事业单位的发展需求。
水利工程行政监督的问题及策略:水利工程行政监督管理的问题及改善 1招投标管理中行政监督与管理的重点 如果做好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管理活动中的行政监督和管理工作一直是招标管理工作的难点。水利部以及当地相应的水利主管部门是该责任的主要担当者吗,必须做好监督管理工作。 1.1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单位及招投标报告的审核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关系重担,水利主管部门需要做好招标单位及招标报告的审核工作。首先,应该对水利工程项目招标单位的资格进行严格的审核,因为它承担着整个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最终的成果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影响。承担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的招标单位必须严格符合勘察设计招标所要求的具体条件,勘察设计的项目,相关的资金,相关的基础资料都已经完成,能够阻止水利工程项目的顺利开展。在进行社会招标前,水利工程建设单位还应该具备监理招标的条件。对于水利工程项目已经具备初步的设计条件,相关的监理所需要的资金已经落实到位,不会因为资金问题影响工期的开展,而且项目列入了年度计划。与此同时,施工招标的条件还需要满足,设计已经批准,资金已经落实单位,监理单位已经确定,相应的硬性指标已经符合要求,对于影响水利工程项目正常开展的当地居民的搬迁、工作安置等问题都已经有了明确的、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第四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工程建设所需要的重要的设备和材料条件具备,不仅能够通过初步设计规范的要求,还应该符合相关的技术指标要求,材料、设备来源有保障,主管单位能够及时开展建设工作。在以上诸多问题确认无误后,水利主管部门必须对施工招标单位提供的招标报告进行细致的评审。必须对招标的设计标准和招标活动开展流程进行详细的审核,保证在实际的水利工程建设活动中,工期能够顺利完成。 1.2招投标过程中投标人资格的审查 在对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单位及其提供的招标报告审核通过后,一个更为重要的工作就是对于投标单位资格的审核。施工招标单位有义务对投标人的资质进行审核,主管行政单位更有义务做好这一过程的监督管理工作。投标人的资质必须符合要求,严格杜绝过程中营私舞弊,通过不法手段获取建设资格,而自身建设的水平和技术要求不符合工程建设要求的投标单位参与建设活动。对于施工招标单位组织的评审文员会成员资格进行严格的审核,保证他们做出的选择是专业的,具有实际可操作性的。反之施工招标单位不法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使用达不到要求的投标单位,对于通过了投标审核的法人和单位,水利主管部门应该参与现场的勘察监督工作。对于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工作中的招标人、投标人、审核人员的监督检查工作要坚持不懈,才能切实履行职责。 1.3水利建设工程书面合同以及具体建设活动的监督 经过水利主管行政单位的监督和检查,招标单位选择符合要求的投标人,并进行书面合同的签署和具体工程的建设开展环节。水利主管部门应继续坚持监督检查工作,确保合同内容符合水利工程项目建设的利益要求,确保投标单位按照合同积极开展建设活动。 1.4招投标过程中问题的解决和服务的提供 水利主管部门不仅具有监督职能,还应为水利建设项目提供有效的服务支持。在招投标单位开展工作前的活动提供帮助和服务。协助他们解决好当地居民的安置工作,协助他们了解水利工程水文情况,并为之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基础资料。在招标过程中,对于相关投诉,采取积极的解决措施,在招标完成后,对工程建设不断关注。 2行政监督管理的问题及改善 在我国,水利监督部门在水利工程建设项目中一直起着关键的监督和管理作用,但是因为地区情况复杂,问题多种多样,监督和管理工作也面临着诸多挑战,需要水利行政主管部门不断改善和提高。 2.1监督管理人员行私舞弊,谋求个人利益 我国地域辽阔,水利建设项目工作多,水利主管部门人员多,且地区状况不同。有的行政主管人员素质较低,为了谋求个人利益,营私舞弊,对于招标过程中存在的不法行为听之任之,没有起到有效的监督和管理作用。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应该加强政府工作人员的廉政建设,对于利用职务之便谋求私人利益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保证监督和管理队伍的廉洁高效。 2.2行政服务人员专业性有待提高 水利建设工程项目是专业性较强的项目,行政监督和管理人员必须对当地情况有着充分的了解,对于相关的技术要求和行业标准有着了解,才能对于招标过程中的技术性问题做出判断,从而监督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于企业的诉求才能提供更好的额服务。因此,国家应该加强水利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的培养,提高水利行政人员的整体素质。 2.3规范招投标管理程序,提高服务质量 地区的行政规范对于建筑单位的招标工作影响重大。主管行政单位应该着力建立健全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的招标投标管理规范,提高规范的科学性,节约招标单位的成本,提高招标工作的成效,积极提高自身服务质量,对于水利建设单位的诉求尽最大限度的满足,积极为他们提供所需的行政服务,帮助他们解决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保证水利建设项目的前期招标工作顺利开展,保证招标成果。 3结语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利国利民,广大行政主管单位和人民群众有义务保证建设成果,行政部门应该积极主动做好监督和检查工作。对于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主动解决,更好地为建设单位提供服务,加强招投标过程中的管理,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作者:葛杰明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基础分局 水利工程行政监督的问题及策略:浅谈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行政监督工作 摘要:随着《招标投标法》、《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行政监督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以及规章的全面贯彻和实施,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行政监督机制已初步成型,在招投标监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行政监督实践工作中,其工作内容难落实,行政监督职能相对比较薄弱的现象也普遍存在。本文对如何加强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行政监督工作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水利工程;招标投标;行政监督 1、概述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行政监督就是用于控制水利工程建设市场、规范项目法人(或建设单位)等参建各单位行为,避免暗箱操作、幕后交易等不规范行为影响规范、诚信、有效的合同的订立、其监督的主体是水行政主管部门,客体是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涉及的招标人或其机构、投标人、评标专家和相关工作人员,内容是以国家有关招标投标法律、法规及相关规章制度为标准,通过事前报告、事中监督、事后备案的方式对具体的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行为进行行政监督。 2、招标投标行政监督存在的问题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行政监督不仅体现在内容上,也包括所采用的方式和具体的途径,具体体现在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事前核准、事中监督、事后备案、查处违法行为及评审专家库管理等多个监管环节中。总的来说,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行政监督机制已初步成型,在招投标监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行政监督实践工作中,其工作内容难落实,行政监督职能相对比较薄弱的现象也普遍存在,主要体现在: 1)行政监督难到位。一是相关人员从心理上不愿意接受别人的监督,把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视为束缚,有抵触情绪。把纪检人员的监督作为一种麻烦,多一套程序。把监督作为一种形式,开标前临时通知纪检监察部门人员参加,当靶子用。二是规避招标、围标串标、招标机构行为不规范等问题,都很难监督到位,其中的利益勾结,商业贿赂都难以调查取证。同时招标管理部门监督乏力,惩处不严,致使在招投标中出现的问题屡禁不止。 2)事前核准制度难落实。有的招标人不按规定进行招标事项核准,自行招标,有的虽已核准,但未按照核准要求组织招标。有的“三无”项目在没有完成基本建设程序、落实建设资金,甚至连设计都未完成的情况下擅自进行招标。有的招标人或机构不按照要求将有关招标文件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3)事中监督走过场,招投标程序难规范。有些行政监督部门未建立健全配套的行政监督管理办法和具体的操作规范。对招标投标的信息、评标过程、以及评委构成、评标规则和评标方法以及合同签订与履约验收、备案审查、执行监督及纠纷仲裁等的监督工作,具体操作人员无规可依,无章可循,无法保证整个招投标过程能依照法定的程序规范进行。 4)事后备案不落实,后续监管难到位。当前招投标管理工作中普遍存在一种重场内管理、轻后续监督的现象。既有思想上不重视、人手不足的原因,更有体制上的原因,造成行政监管难到位,招投标管理的后续监督 工作出现真空,一些本可以通过后续检查发现的问题,如借资质、非法转包、违法分包、擅自变更合同等未能得到及时的揭露和纠正。 5)队伍素质参差不齐,行政监督管理重任难以落实到位。有部分行政监督管理人员在招投标过程中存在违纪违法行为,不按程序办事,工作责任心不强,业务素质不高,甚至还参与评标定标工作,有目的性的指手划脚,使行政监督演变为行政干预。 3、加强招标投标行政监督工作的几点意见 1)切实加强水利建设市场主体准入管理。一是凡从事水利工程项目设计、施工、监理、质量检测、招标等活动的单位,必须具备水利建设市场准入条件,依据核定的经营范围和资质参加工程建设活动。所有参建单位都必须在其资质等级许可范围内从事相应的经营活动,不得超越资质权限和任意扩大经营范围。水行政主管部门在水利工程建设招标投标监管中必须严格把关,全面加强水利建设市场主体准入管理。二是全面实施市场主体行贿犯罪档案和不良行为记录查询制度。水利建设工程项目招标投标资格审查,项目法人必须按照要求,做好市场主体行贿犯罪档案和不良行为记录的查询工作。 2)健全招标投标监督机制。建立健全科学、高效的监督机制和监控体系,对水利工程建设招标投标活动进行全过程监督。同时应提高行政监督及执法人员的招标投标业务水平,加强廉政教育,依法监督,照章办事。加大在开展商业贿赂专项治理中行政监督的力度,依法查处招标投标中的违法行为,真正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3)健全举报投诉处理机制。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将处理招投标活动投诉作为强化行政监督和社会监督、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提供陈述、申辩和救济途径的主要方式,作为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招投标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招投标市场秩序、维护法律权威性和严肃性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进一步健全举报投诉处理机构,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加大对举报投诉事项的调查处理力度,对实名举报实行反馈和回复制度。 4)严肃招标投标工作纪律。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招标等中介机构和评标专家、招标人、投标人在招标投标活动中违法、违规、违纪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依照职权依法处罚,记入不良行为档案并在媒体公开曝光。对在招标投标活动中串标、围标的企业,限制其一定期限内参与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的投标。 5)加快水利建设市场信用体系建设。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建立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平台,及时收集、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在市场准入、招标投标等工作中,要充分利用已公布的水利建设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依法对守信行为给予激励,对失信行为进行惩处,营造诚实守信的良好氛围,建立规范有序的水利建设市场。 4、结语 在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发展的今天,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行政监督工作也时刻面临新的情况、问题和挑战。我相信,只要在党的十八大路线方针的指引下,跟上时代的潮流,发扬求真务实精神,贴近社会实践,不满足现状,不断研究招标投标监督管理工作中的新情况,解决出现的新问题,就能进一步完善招标投标行政监督机制,规范水利建设市场秩序,使行政监督机制在招标投标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水利工程行政监督的问题及策略:关于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管理中行政监督与管理 摘要: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工作难度大,工期长,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成果是关乎国际民生的重要项目,不仅影响着一地区的水文状况改变,也影响着当地经济的发展。水利工程项目建设的水平影响深远。对于这类项目,许多建筑单位积极开展招投标工作,通过招投标工作选择高效合适的建筑队伍是招投标工作的最终目的。因此,必须做好招投标工作的监督和管理,保证招投标工作的最终成效。本文从现有招投标监督管理体制出发,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剖析这些问题的不良影响,提出加强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管理中行政监督与管理的改善建议。 关键词:水利工程;招投标管理;行政监督管理 1 水利工程招投标管理工作介绍 1.1 水利工程项目招投标程序介绍 水利工程,关乎祖孙后代,影响着国家经济的稳定发展,关系着当地生态环境的发展演变。必须加强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工作的管理,这不仅是招投标管理工作者的职责,也是国家法律赋予公民的义务和权利。 当前环境下,水利工程建设招投标工作已经形成一套较为规范的招投标流程。首先对现有招投标流程进行简单介绍。 在招投标前,水利工程建设项目负责单位须向当地水利行政主管部门提交招标报告,进行备案,具体内容应该包括本次招标的应标者条件、招标的方式、分标的方案、招标计划进度安排、投标人资格审核条件、评标方法等具体的内容安排信息。提交相关备案资料后,组织者需要编制招标文件,并在一定区域或是全国范围内招标信息,并发售资格预审文件,保证投标工作的合法性。在规定日期接受来自投标者的资格审核文件,并组织专业的招标管理委员会对投标者资质进行审核,向符合资格预审的投标人发售招标文件,在发售文件后,对投标单位和队伍进行实际勘察,确认其符合项目建设要求。于此同时,对过程中存在的文件,进行澄清,在这些环节,必须做好中标结果宣布前的保密工作。在规定地点和实践,接受符合要求的投标文件,组织专业的评审委员会,对候选人进行最终审定,确定投标人,并向主管水利部门提交书面的总结性报告,将结果告知投标人,签订双方的服务协议,招标工作完成。 1.2 招投标管理中的行政管理与监督 招投标工作关系重大,需要有效的行政监督和管理,这是国家相关部门的职责。水利部是全国水利工程招投标管理工作中行政监督管理的执行者,担负着最为重要的行政监督职能。 水利部既是监督者也是管理者。它负责组织、指导负责组织、指导、监督全国水利行业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招标投标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对招投标组织单位的工作具有监督管理的权限,只有符合国家投标、招标法律规范的招投标活动,才能够得到水利部的支持。与此同时,水利部还担负着对于水利建设项目活动中具体行政规范和管理办法的制定。虽然国家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但因为地区情况不同,招标工作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差异性,不同地区的水利主管部门有责任制定符合当地要求的规定和办法。水利建设工程主管水利部门有义务接受项目招标投标过程中的投诉,应该严格依法查处投标招标活动中的违法违纪行为,不能营私舞弊,严格监督招标活动的开展和实施,对于建设项目组织部门成立的专家格各委员会成员的专业性和资质进行评定,只有专业性高,社会影响相对较大的专业人士才有资格担任委员会成员。对于关系国家利益的重点水利项目和水利部所属流域管理机构主要负责人兼任项目法人代表的中央项目的招标投标活动的行政监督。 2 招投标管理中行政监督与管理的重点 如果做好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管理活动中的行政监督和管理工作一直是招标管理工作的难点。水利部以及当地相应的水利主管部门是该责任的主要担当者吗,必须做好监督管理工作。 2.1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单位及招投标报告的审核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关系重担,水利主管部门需要做好招标单位及招标报告的审核工作。 首先,应该对水利工程项目招标单位的资格进行严格的审核,因为它承担着整个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最终的成果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影响。承担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的招标单位必须严格符合勘察设计招标所要求的具体条件,勘察设计的项目,相关的资金,相关的基础资料都已经完成,能够阻止水利工程项目的顺利开展。在进行社会招标前,水利工程建设单位还应该具备监理招标的条件。对于水利工程项目已经具备初步的设计条件,相关的监理所需要的资金已经落实到位,不会因为资金问题影响工期的开展,而且项目列入了年度计划。与此同时,施工招标的条件还需要满足,设计已经批准,资金已经落实单位,监理单位已经确定,相应的硬性指标已经符合要求,对于影响水利工程项目正常开展的当地居民的搬迁、工作安置等问题都已经有了明确的、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第四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工程建设所需要的重要的设备和材料条件具备,不仅能够通过初步设计规范的要求,还应该符合相关的技术指标要求,材料、设备来源有保障,主管单位能够及时开展建设工作。 在以上诸多问题确认无误后,水利主管部门必须对施工招标单位提供的招标报告进行细致的评审。必须对招标的设计标准和招标活动开展流程进行详细的审核,保证在实际的水利工程建设活动中,工期能够顺利完成。 2.2 招投标过程中投标人资格的审查 在对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单位及其提供的招标报告审核通过后,一个更为重要的工作就是对于投标单位资格的审核。施工招标单位有义务对投标人的资质进行审核,主管行政单位更有义务做好这一过程的监督管理工作。投标人的资质必须符合要求,严格杜绝过程中营私舞弊,通过不法手段获取建设资格,而自身建设的水平和技术要求不符合工程建设要求的投标单位参与建设活动。对于施工招标单位组织的评审文员会成员资格进行严格的审核,保证他们做出的选择是专业的,具有实际可操作性的。反之施工招标单位不法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使用达不到要求的投标单位,对于通过了投标审核的法人和单位,水利主管部门应该参与现场的勘察监督工作。对于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工作中的招标人、投标人、审核人员的监督检查工作要坚持不懈,才能切实履行职责。 2.3 水利建设工程书面合同以及具体建设活动的监督 经过水利主管行政单位的监督和检查,招标单位选择符合要求的投标人,并进行书面合同的签署和具体工程的建设开展环节。水利主管部门应继续坚持监督检查工作,确保合同内容符合水利工程项目建设的利益要求,确保投标单位按照合同积极开展建设活动。 2.4 招投标过程中问题的解决和服务的提供 水利主管部门不仅具有监督职能,还应为水利建设项目提供有效的服务支持。在招投标单位开展工作前的活动提供帮助和服务。协助他们解决好当地居民的安置工作,协助他们了解水利工程水文情况,并为之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基础资料。在招标过程中,对于相关投诉,采取积极的解决措施,在招标完成后,对工程建设不断关注。 3 行政监督管理的问题及改善 在我国,水利监督部门在水利工程建设项目中一直起着关键的监督和管理作用,但是因为地区情况复杂,问题多种多样,监督和管理工作也面临着诸多挑战,需要水利行政主管部门不断改善和提高。 3.1 监督管理人员行私舞弊。谋求个人利益 我国地域辽阔,水利建设项目工作多,水利主管部门人员多,且地区状况不同。有的行政主管人员素质较低,为了谋求个人利益,营私舞弊,对于招标过程中存在的不法行为听之任之,没有起到有效的监督和管理作用。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应该加强政府工作人员的廉政建设,对于利用职务之便谋求私人利益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保证监督和管理队伍的廉洁高效。 3.2 行政服务人员专业性有待提高 水利建设工程项目是专业性较强的项目,行政监督和管理人员必须对当地情况有着充分的了解,对于相关的技术要求和行业标准有着了解,才能对于招标过程中的技术性问题做出判断,从而监督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于企业的诉求才能提供更好的额服务。因此,国家应该加强水利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的培养,提高水利行政人员的整体素质。 3.3 规范招投标管理程序。提高服务质量 地区的行政规范对于建筑单位的招标工作影响重大。主管行政单位应该着力建立健全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的招标投标管理规范,提高规范的科学性,节约招标单位的成本,提高招标工作的成效,积极提高自身服务质量,对于水利建设单位的诉求尽最大限度的满足,积极为他们提供所需的行政服务,帮助他们解决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保证水利建设项目的前期招标工作顺利开展,保证招标成果。 4 结语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利国利民,广大行政主管单位和人民群众有义务保证建设成果,行政部门应该积极主动做好监督和检查工作。对于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主动解决,更好地为建设单位提供服务,加强招投标过程中的管理,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速度的加快,事业单位也开始参与市场竞争,采取措施加快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建设速度,加强对资金使用的监督力度,具有现实的意义。 一、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现状 通过对一些行政事业单位的调查、了解,按照批准的计划内经费的项目和金额,发现在财务管理过程中有比较共性的问题,比如对临时发生的重大项目需要资金支付表现出会计基础工作薄弱、人员的专业知识更新慢,从多方面可以看出,预算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各预算项目的实施比较突出的一些问题集中表现为:内部管控机制不健全、筹资渠道单一等。有些事业单位的记账方式仍是以手工记账为主,收支两条线存在的问题会影响到单位正常业务的开展。整个资金管理工作都很被动,缺乏前瞻性。同时,固定资产实物管理混乱会影响到单位正常业务的开展。预算管理水平有待提高,虽然基本遵循争取尽可能多的资金为原则,,但预算执行的过中有的项目虽然批了,但该单位计划内经费比重偏小,由于计划外经费审批手续复杂,由于条件不成熟,无法执行。内部管控缺位,要么完全控制,要么放任自流。再加上没有适当的激励措施,由于缺乏统一的战略部署,工作人员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就逐渐消退。资金筹集结构不合理,对财政拨款依赖。在落实到市财政的过程中,出现财政拨款中的问题,最终哪些项目可能通过审批不确定,另外,在银行借款方面也出现困境。 二、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会计基础管理工作薄弱的原因,会计核算一直没有实现电算化,预算期调整手续复杂且不能频繁调整,财务人员结构僵化,随着一些不可预见的事项发生时,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固定资产的管理重购前审批,轻使用管理。对固定资产管理制度执行不到位,对购置后的管理的规定相对粗糙。预算管理方面,财政预算编制的方法不科学,计划内经费比重偏小,不是以实际工作情况为出发点,计划内经费涵盖的项目不合理。在使用时缺乏有效地监督考核机制,是整体预算编制背离实际工作的重要原因。在内部管控方面,通过笔者的走访、调查和摸底,有些单位决策领导层对管控的认识有偏差,没有建立系统的内部管控制度和管控机制。有关集权与分权的有关知识不清晰,对已经出台的一些管控措施,基本上都是内部出现问题时,贯彻落实不到位在此背景下,,更不要说根据客观条件、境的变化,因此,内部管控基本处于缺位的状态,无法进行持续的改进。在资金筹集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观方面主要是缺少有效资金筹集规划,客观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受到诸多的限制,造成目前该单位资金筹集渠道单一,在融资产品的选择上都会受到一些影响,抵押受制,产权归属不明晰,抵押困难。寻求其他单位担保也受到一定的制约,缺乏专业的融资人员。 三、建议 从领导层及管理层转变观念,提高认识,必须先从思想的源头上着手,开阔单位领导干部的视野,对财务管理中的问题要有本质上的认识,拓展管理人员的思路,加强培训,提高专业技能和管理水平通过走出去、引进来的学习中,要引入企业管理的方法,提高财务管理知识,在培训内容上包括战略管理与财务管理,认识财务管理的规律,在提升专业技能方面,自觉的提高对财务管理的认识。让财务人员在认识到专业技能差距,最后,在中高层领导干部统一思想后,进行有针对的学习,要利用各种途径能够更新自己的管理知识,,如内部刊物、专题会议等,做好宣传工作,了解一些企业管理的知识、理念,让广大干部职工都参与到强化财务管理中。对于培训要有计划性和持续性,就各个岗位的业务特点,要制度持续性的培训计划,进行有针对的学习。最终达到预期的目的,强化会计基础管理工作。完善相关财务制度,强化落实机制,对现有的财务管理制度进行梳理,要尽可能的扩大意见征求的范围,适应目前的财务管理现状,引导职工遵章守制的习惯。建立切合实际的管控体系,考虑到管控体系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要以单位的整体发展和大局为基础,统一财务部署,提出符合实际情况的政策建议。更加客观公正地对各基层单位进行管控,加强内部审计管理,完善内部审计体系,监督内部控制系统的充分性和完善性,预测和防范风险。积极拓展以银行为主的非财政融资渠道,要充分的重视融资工作,提升融资人员的专业素养。
在茶文化的背景下,由于茶文化在我国的历史悠久,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对于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能够对于目前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产生冲击,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载体的变革。本文将从茶文化的大背景下来分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变革和对策的研究。 茶文化在我国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蕴含着我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是我国民族文化当中的瑰宝。在茶文化的背景下,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极大的改变当代大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对于大学生三观的形成有着正确的导向作用。并且茶文化的教育理念和包含的元素与现代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与内容有着较大差异,所以,在茶文化的背景下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会产生一定的变革,会对目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产生一定的影响,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变革。 1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载体 1.1课程载体 课程载体主要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的老师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的教育,通过教学环节来使得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对于大学生而言,课堂教育是大学生最能够接受的方式,也是大学生活动的主体部分。因此,课程载体是目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中最为重要的和关键的一部分。在课堂上对于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快速直接的方法,但是对于大学生内在的思想的教育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大多数学生在上思想政治教育课的时候,只是为了完成上课的任务和考试,并没有深入的去体会老师对于其思想政治的引导。 1.2大众传媒载体 大众传媒对于人们思想的领导和教育一直是范围最广的一种方式。传统的大众传媒是报纸、广播和电视等。而现在处于信息化的时代,大学生作为信息接收的主体,通过手机、电脑等新兴的大众传媒,能够接收到很多知识。大众传媒当中思想政治的导向,对于当代大学生的影响也是十分重要的,而且网上的言论对于大学生思想的冲击与引导也十分重要,因为在网络上言论自由,很多人会滥用网络的隐蔽性和虚拟性来传达扭曲的思想政治观念,这对于当代当大学生思想政治的影响是十分恶劣的。因此,大众传媒这一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具有双面性。 1.3管理载体 管理载体主要是指学校的规章制度和行为准则等等,将正确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行为标准融入到大学生日常的行为规范当中,通过强制和严格的命令的方式来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进行约束。对于自制力不强和容易受不良思想影响的大学生,可以通过管理载体的方式,使得大学生能够保持思想政治的正确性。但是由于管理载体的强制性,会引起大学生的反感,无法从根本上对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起到良好的引导和改变作用,一旦失去了管理载体的控制,大学生的思想政治观念可能就会出现偏差。 2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难题 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世界各国的文化的交流也逐渐频繁,而且由于网络的发展,信息的传递和交流也更加的快捷和方便,人们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也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逐渐多元化。大学生处在思想文化碰撞作为激烈的地方,能够接触到世界各国不同的思想文化,也能够接触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因此,大学生的思想政治观念也在受到不断的冲击,也逐渐多元化。而且,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具有较强的独立思考能力和独立意识,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大学生也更加具有包容性,能够接纳不同的思想政治观念。但是由于大学生还缺乏一定的社会经验与政治知识,不能很好的分辨每种不同的思想政治观念的优良,所以,容易在接纳不同的思想政治观念的时候,无法进行正确的选择,会出现思想政治观念的扭曲和错误。 3茶文化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变革 3.1由课堂载体变为活动载体 茶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吸收了我国各家思想流派的思想文化和哲学思想,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吸收了儒家、道家和佛家的思想文化。茶文化包含的元素也非常之多,例如茶艺、茶曲和茶舞蹈等。在茶文化的背景下,对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的教育,也逐渐有课堂转向了课外。教师不再只是通过课本和课件来讲解思想政治,而是通过具体的活动。教师向同学们介绍茶文化,并且教导同学们如何进行品茶和泡茶等,在讲解的过程当中,学生也可以进行实践,可以泡好一壶茶,静静的开始品茶和思考。老师在讲解品茶和泡茶的过程当中,可以自然的穿插茶文化当中蕴含的正确的思想政治观念,例如茶文化当中的清廉、正直与积极的入世、积极的面对生活等等,在潜移默化当中,就会对学生的思想政治观念产生影响,而且也不会引起学生们的反感,可以真正的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进行良好的引导和教育。和茶文化相关的活动是非常多的,茶文化当中蕴含的思想政治观念都可以在活动载体中得到体现。而且活动载体可以弥补课堂载体的缺陷,使得枯燥乏味的思想政治教育与有趣的茶文化相结合,并且在各种各样的茶文化活动当中,学生受到的思想政治教育会更加的多,更容易被大学生记住和理解。 3.2由管理载体变为人文载体 茶文化当中最为突出的部分就是茶文化当中蕴含的人文精神,由于茶文化吸收了儒家的思想观念,儒家讲究“中庸之道”与“和”,并且儒家的教育观念是因材施教,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自主性。在茶文化的背景下,对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的教育不再是冷冰冰的管理教育,而是转化为一种更为融合的方式。通过向大学生宣讲思想政治的小故事,引导大学生观看新闻以及的报告,教大学生唱相关的歌曲的方式来在各个方面,通过人文化的手段,来促进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的教育。 3.3增强心理引导载体,使之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载体 茶文化当中的饮茶品茶和当中包含的佛家的思想观念对于当代大学生的心理引导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茶文化当中蕴含的处事哲学对于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在茶文化的背景下,高校可以利用茶文化先对大学生的心理进行一次正确的疏通和引导,使得大学生的心理能够更加的纯净,这样对于正确的思想政治教育就会更容易接受和吸收。 4茶文化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 4.1将茶文化与现代网络相结合 茶文化是一种古老的文化,虽然蕴含着深厚的文化知识和正确的思想政治观念,但是在传播的形式上仍然比较落后,不能适应大学生的现代化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因此,在茶文化的背景下,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的教育,需要将茶文化与现代的网络技术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将茶文化当中包含的思想政治观念,通过视频的形式将茶文化当中包含正确的思想政治的观念演示出来,例如可以拍成纪录片、小视频和情景连续剧之类的利于当代大学生接受的形式。同时,也可以使得大学生思想政治的传统载体与现代载体有机的结合起来。 4.2注重对于大学生的言传身教 在茶文化的大背景之下,课堂载体变为了实践载体,在实践环节的时候,学校可以邀请德高望重的茶文化的研究者和艺术家来给同学们讲解茶文化的知识,由于这些德高望重的老人具有良好的思想观念和浑然天成的气质,在给大学生进行讲解的时候,能够使得同学们受到感染。同时,在平时的教学当中,也需要对老师进行良好的思想政治的教育和茶文化的教育,使得老师在上课的时候能够做好示范作用,做到言传身教。 5结语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但是对于人们思想政治观念的冲击也十分巨大。茶文化作为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可以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在茶文化的背景之下,对于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改革也是十分重要的。由于茶文化的悠久性和古老性,在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的教育时,会与目前的大学生思想政治的教育的载体和教育的方式存在冲突,因此,在茶文化的背景下,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进行教育的时候,必须对茶文化进行适当的更新与调整,使其更加现代化和科学化。
行政监督存在的问题及策略:行政监督运行机制存在的问题与完善对策 摘要:行政监督运行机制对行政监督工作乃至整个行政管理都有重要作用。当前我国行政监督主体素质有待提高、行政监督环境有待改善、行政监督程序有待改进、行政监督手段有待加强,急需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改进。 关键词:行政监督 运行机制 监督程序 监督环境 行政监督运行机制,是指在合理划分与配置各个行政监督主体权力、职责的基础上,为保证各行政监督主体公正、高效地约束行政权力,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而形成的各个行政监督主体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模式及其运作方式。 一、行政监督运行机制的重要性 1、有利于确保行政监督体制的有效运转。行政监督运行机制是行政监督体制发挥作用的重要系统因子。其特殊地位和作用决定了行政监督机构的组织体系构成,行政监督工作的基本程序、具体工作方式,规范了行政监督机构的组织构架、人员配置、职权体系、权责关系,是行政监督机构工作、行政监督体制有效运转的组织实体保障。 2、有利于保证行政机关的廉洁高效。行政监督运行机制可以规范和制约公共权力,保证行政权力机关及其人员的行为合法、合理。其关于行政监督工作目的、运转程序、具体手段的内容,是行政监督机构开展工作的主要依据,行政监督机构依据这些内容,对行政权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察督促,有利于规制行政权力机关及其行政人员的行为,促进政府人员廉洁从政。 3、有利于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行政监督运行机制的存在起到约束、规范行政权力的作用。行政监督运行机制对于将行政权力关入制度的笼子里,防止和减少行政权力及其工作人员侵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二、行政监督运行机制存在的问题 1、行政监督主体素质有待提高。从目前监督人员的工作能力和业务素质来看,大部分的人员都能够做到遵纪守法、廉政勤政,但是还是有一部分的人员素质有待提高。一是部分执纪执法人员执法水平不高,执法手段单一。二是部分执纪执法人员思想政治素质不高。三是部分执纪执法人员科学文化水平不高,业务素质也不高。四是部分执纪执法人员工作的责任心不强。 2、行政监督环境有待改善。一是行政监督法规不完善,监督缺乏可操作性。现行法律对行使监督的程序缺乏详细具体的规定,对不服从监督的也没有规定如何追究其责任,群众行使监督权方面也缺乏法律保障及可操作性。二是行政监督对象的思想政治素质存在一定的偏差,缺乏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有一部分领导干部,对行政监督工作的必要性缺乏本质、深层次的认识,缺乏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 3、行政监督程序有待改进。我国行政监督运行程序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程序复杂,行政监督机关由于受法定权限的束缚,在实施监察的过程中多采用公文批转、转交下一级行政监督机关办理的工作方式,降低了行政监督效率;二是行政监督程序不完善,并未规定在何种情况下哪些行政监督主体可以通过何种方式以怎样的权限和职责开展行政监督工作,未形成监督合力。 4、行政监督手段有待加强。行政监督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不同的阶段需要不同的监督手段。在当前的行政监督运行机制中,监督方式比较单一,在各个监督阶段往往仅采取一种监督手段,影响行政监督效果。另外,监督主体普遍重视具有追惩行政的事后监督,忽视了事前监督和事中监督两个阶段。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使,才意识到要查处和惩罚。 三、加强我国行政监督运行机制建设的对策 1、完善行政监督运行主体。一要加强行政监督主体的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增强干部队伍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坚定信念,讲党性、讲大局、树榜样,坚持原则,敢于碰硬,不畏强权。二要注重行政监督主体的专业技术培训。通过讲座或培训,学习与市场经济相关的金融、法律、科学技术知识,熟悉各种法律法规和各种监督程序,提高行政监督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和业务能力。三要改善行政监督主体的领导结构。保持呈梯状的年龄结构、注重合理的专业结构、实现互补的智能结构、拥有和谐的气质结构,整个行领导班子必须始终保持认识上的统一、行动上的协调,形成充满战斗力的集体,担负起促进行政监督有效运行的重担。 2、优化行政监督运行环境。一要营造适宜的社会环境。增强自觉接受群众和舆论监督的意识、自觉接受组织监督的意识、自觉接受法律监督的意识。二要打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一方面要继续深化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营造全国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和改善行政监督客体——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为加强行政监督运行机制配套建设打好基础。另一方面要注重深化行政监督体制改革,厘清各方行政监督主体的权责,为整个国家行政监督体系建设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 三要创设完备的法律环境。加快行政监督立法进程,修订已有的行政监督法律法规,加强新闻立法和法规建设。 3、健全行政监督运行程序。一要制定合理的行政监督运行程序。加强监察机关的效能监察,增加行政监察机关公信力;通过立法形式,不断深化和完善不同种类的外部监督制度的规范及程序。二要促进行政监督运行程序公开。完善与行政监督运行程序公开相关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行政监督运行程序公开责任机制,明确规定各个单位和部门的职责,从群众利益出发,保证行政监督运行程序公开取得应有的效果。三要加强对行政监督运行程序的考评。制定合理的行政监督运行程序考评指标体系,并注重各项指标的科学性和精确性;构建合理的行政监督运行程序考评模型,并注重该模型的可行度检验;加强行政监督的信息反馈。 4、规范行政监督运行手段。一要改进人大监督方式。由被动监督变为主动监督,由普通监督变为要点监督,将抽象监督变为具体监督。二要充分发挥信访举报的监督优势。建立和完善信访举报的整个系统;保护举报群众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鼓励广大的人民群众对违法违纪行为进行检举揭发。三要规制新闻媒体的监督方式。不断完善新闻媒介自律机制,要求其必须以事实说话,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对党和人民群众负责。四要强化行政监察机关的监督手段。赋予监察机关适当的经济处罚权、财产申报权和没收权以及弹劾权;强化预防监督和监察手段,提高行政监察的科技含量。 行政监督存在的问题及策略:试论多元化行政监督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监督主体的多元化越来越明显,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主要由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法律监督、行政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等要素构成的监督体系。但从现实中来看,多元化的监督主体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有效的社会制约,但是在另一方面使多元化的监督主体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他们力量缺乏有力度的结合 ,监督合力较弱。工作中往往各自为战,尚未形成一个分工合理 ,协调互动的有机整体。从而降低了监督的效率,削弱了监督的整体效能。所以需要一系列的措施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关键词:行政监督;多元化;形式;困境 近年来,厦门市实施多渠道行政监督方式,在不同是区域聘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事业单位法人代表、社区居委会主任等担任行政机关社会监督员。福建省人事厅新近出台的《特邀人事监督员管理暂行办法》和《机关效能建设监督员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了监督员的权限和职责。其中,人事监督员有权检查、 监督人事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廉洁从政的情况,有权参与重要人事人才工作,有权反映群众对人事人才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及时传递和参与调查基层群众对人事工作中违法违纪行为的检举和控告等。机关效能监督员有权检查、监督人事部门及工作人员的政务公开、依法行政、勤政为民和高效从政等工作,有权参与机关效能建设的检查和考核,有权参与调查机关效能建设的投诉,有权对效能建设提出意见和建议,有权了解效能建设的投诉问题的处理情况,有权对人事人才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这是政府加强行政执法监督,促进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的一重要举措。 并且在近几年厦门市首次通过政府立法形式,将厦门“红头文件”纳入社会监督视野,公民若对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有异议,可申请审查。由此可以看出行政监督多元化的发展在福建成为了一种趋势。 一、行政监督多元化现状 从厦门近几年来的行政监督方式来看,人们开始不断认识到社会控制力量的强大,将国家权力机关的公务行为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社会舆论,人民群众,政党社团都已经成为行政监督的重要方式。监督主体不断趋于多样化,除了政府内部监督,政府的外部监督主体既有国家机构和政治组织,也有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 然而多元化的监督主体是否充分发挥了有效的监督作用,从厦门市今年1―9月职务犯罪案件的数据来看,贪污受贿案件45起52人,渎职侵权犯罪案件12件13人。说明多元化监督在行政权力越轨滥用问题,权利的不当行使问题和政府工作人员职业道德滑坡问题上并没有从根本上予以解决,违法乱纪行为任然普遍存在。 二、多元化行政监督存在的问题 1. 行政监督机制的结构性困境造成多元化监督主体内部架构的失衡 行政监督机制的结构是指监督系统内相互作用的诸要素,按照特定规则,履行特定功能。一个良序运转的监督机制必然拥有权责清晰,分工明确,制度严密,功能稳定的内部结构。但是在现实情况中,源于行政权力的过度扩张,经常出现主体关系倒置,监督主体内部架构失衡的现象。这主要源于监督机制的结构性困境,主要体现为监督系统诸要素间的机构性紊乱,权力结构缺乏科学性,合理性。在现实中,无论是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都会由于权力结构的不合理而受到重重制约,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各种多元化监督理论最终在现实生活中还是走入了专业化机构监督。从福建所聘请的社会监督员来看,他们最初的身份依然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事业单位法人代表、社区居委会主任等,本身具有着行政职务,是体制内人员,他们所代表的实际上依然是内部的监督。所以行政权力的权威性,广泛性及不断膨胀的自由裁量权决定了分散的个体很难形成有效的监督,无论是公民监督还是舆论监督在集权传统和体制转轨双重语境下的中国都很难与有组织化的专门机构来担当行政权力监督主体并驾齐驱。 2. 行政监督功能性困境造成多元化监督主体实难发挥作用 行政监督机制的功能性困境指行政监督机制未能发挥应有的权力引导与制约功能。多元化的监督主体按某种划分方式可以划分为权利型监督和权力型监督。权力型监督包括党委,人大,政府,司法机关等,权利型监督则包裹派,民间社团,新闻媒体和普通公民。在权利型监督中,多数监督主体的存在缺乏独立性,代表性不强等各种问题,其实际的监督能力受制于多重约束,很难激发他们的监督热情,他们在利益表达上的封闭性及彼此间的横向联系不足使得本来就分散的监督权力会进一步衰弱。 3. 多元化监督主体的“碎片化”难以形成合力 从厦门聘请社会监督员和和“红头文件”纳入社会视野可以看出,我国较为系统的行政监督体系中,监督主体,方式呈现多元化。但在现实中我们却经常看到,多元化的监督中主体权责不清,互相推诿。对于一般性的问题,普遍关注的问题,各个监督主体愿意一起去监督。但是在敏感问题,棘手的问题下,各个监督主体开始推卸责任,无人问津。或者有报道,却无结果,造成了“有始无终”的局面。 4. 多元化的监督主体职责不清,责任推诿 监督主体越来越多元化,事件的责任就越来越难以进行界定。出了问题是各个监督主体变会互相推诿。例如在现实生活中,对于一些贪污腐败问题越来越多的是依靠舆论监督来进行曝光,但对一些涉及到利益关系较大大案件,舆论力量的监督经常是有始无终。或者是说在不同的问题上,不同的监督主体有时候的观点和立场不同,对同一个问题的认识程度也就不一样,造成了监督主体彼此间的摩擦冲突,使得行政监督工作难以落实。监督工作出了问题之后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同意予以规定和协调,现行法律也没有明确各监督主体的职责范围,也很难进行准确的责任追究。这说明了我国多元化监督主体架构下,监督体系没有一个合适的监督主体对行政监督全面负责,总揽全局。 三、多元化行政监督存在问题的对策 1. 优化和调整权力格局 优化和调整权力结构既是行政监督功能性困境的解决方法,也是行政监督结构性困境的破解之道。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只有实现宏观层面上的权力转移,使得权力真正的从国家向社会和市场转移,才能彻底摆脱部分监督主体“有名无实”的窘境,切实提升多元监督主体的监督力。在权力的转移过程中,一方面,国家要主动放权,另一方面,社会、市场要积极扩权。在实践生活中,很多滥权活动在初期阶段实际上就已经被群众发现和举报,但是现有监督权力结构的不合理使得这些违法行为到了不可收拾,和对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伤害时才受到制止和追究。 2.重视和加强监督立法,确立各级人大的核心地位 多元化的监督主体,责任难以界定,久而久之会消磨外部监督主体的积极性。要坚持确立各级人大在多元化行政监督网络中的核心地位。人大及其委员会应该通过统一的平台,将人民群众,社会组织,舆论及国家机关所反映的违反宪法的信息集中整合并确认,严格按照宪法规定的程序和步骤从具体层面上而非形式上进行监督,监督过程和结果要确保公开。另一方面,要指定专门的监督法,在明确和界定各监督主体职责与权限的基础上,从程序角度对人大如何指导并管理其他监督主体做出详细说明。 3. 建立统一的国家监督体系网络,形成监督合力 网络化的前提是政务公开,信息公开,在科学技术日益发展的今天,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现代的网络技术,构建一个统一的全国性行政监督体系。可以让日趋多元化的行政监督主体以网络为平台,以信息公开,信息共享为前提,互相沟通交流,为变分散监督为合理监督创造条件。加强管理,完善网络监督的法规建设,完善线索运用和反馈制度,真正为多元化监督主体提供一个畅通的监督渠道,进一步调动广大监督主体参与行政监督的积极性。通过机制引导多元化监督主体参与全面建立统一的国家监督体系网络,促进良性互动的长效机制。 监督网络的搭建可以促使行政问责主体和其他监督主体及时通过互联网 彼此沟通事件的进展情况,交流彼此的信息,通过彼此的沟通和交流以保证在最短的时间用最少的成本实现最大程度的监督,使得监督效能最大化。(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 行政监督存在的问题及策略:我国行政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分析 摘 要:行政监督是我国监督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化行政管理的重要环节,也是国家民主与法制的重要内容。尽管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行政监督体系,但是其本身仍存在许多的不足,因此,了解行政监督的基本内涵,认真分析行政监督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对策,对于提高行政监督的有效性、科学性,完善行政监督体制,遏制行政腐败,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行政监督;监督意识;监督机制 在我国,随着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出现了很多行政腐败的现象,严重阻碍了我国的改革发展步伐。现阶段我国正处于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时期,政府的各项工作都卓有成效,在法治政府不断发展的同时,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也在逐渐增强,全社会对依法行政的要求越来越高。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已成为我们党和国家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适时加强对行政权的制约,有效遏制行政腐败,是当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也是更进一步落实反腐工作的重要举措。因此,建立一个科学有效的行政监督机制已经势在必行;否则,行政执法的权力会被滥用,行政执法的目的将难以实现,公众利益也必将会受到威胁。现行的行政监督还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和缺陷,需切实进行改革和完善。 一、行政监督的内涵 监督就是监察、督促,在行政管理活动中的监督称为行政监督。现代行政观念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学者古德诺在《政治与行政》一书中提出了“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现,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的著名论断,将行政从政治中脱离出来,因此对于行政监督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来理解[1]。广义上的行政监督是指享有监督权的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及组织和公民个人等,对行政主体及其公务人员的行政行为进行监察与督促的活动[2]。狭义的行政监督就是指享有监督权的国家机关,对行政主体及其公务人员的行政行为进行监察与督促的活动。基于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我们更倾向于从广义上理解行政监督,因为这样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行政监督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无论是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与组织或者新闻舆论媒体及公民个人,他们都是行政监督的主体,都依法享有各自的监督权力与权利。在此基础上,通过各种监督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可以更好地制约行政权力,有效地惩治腐败。 二、我国行政监督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行政监督在促进政府依法办事、提高公务员素质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3]。我国已经形成了内外部相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监督体制,并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行政监督在实际的运作过程有很多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的问题。具体来说,行政监督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监督意识淡薄,公众参与意识差。监督意识包括监督主体积极参与监督的意识和监督对象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公众的监督意识不强,不能够正确行使国家法律赋予自己的监督权力,他们认为行政监督就是有权力的去管无权力的,而且由于当前我国行政决策的公开透明度不够,使得监督主体不能深刻认识到这一决策的危害性,因而不敢参与到行政监督中来,以免得罪人。作为监督主体的行政执法人员,有些执法人员思想政治素质不高,工作中不能很好地坚持原则,有的则缺乏扎实的理论知识能力素养,面对当前腐败现象“国际化”的特点,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执法队伍已经迫在眉睫。就监督对象而言,一些国家行政工作人员缺乏对监督制约的重要认识,缺少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他们认为监督并不是针对他们而言的,反感甚至厌恶他人对自己的监督,更有甚者,竟然会对监督者进行报复,使得整个行政监督的法制化方面陷入一种混乱的状态。这些都说明了我国目前行政监督体制下的监督意识不够强。 (二)行政监督主体分散,尚未形成有效合力。我国现行的行政监督是主体多、机构多、方式多、渠道多的多元化行政监督体制。监督主体的广泛性是行政监督的特点,主要包括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社会组织、新闻舆论媒体以及公民个人等。这些都是行政监督的主体,但是他们都是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进行监督,各自分散展开工作,没有形成高效统一的集合体,处于分散运行的状态。而这样的监督方式,一方面使得监督主体各自的监督能力受到限制,难以发挥监督体系的最大效用,另一方面也会造成监督成本和资源的浪费,造成分工不清的尴尬局面,最终削弱整个行政监督的整体效能,导致行政监督合力的缺乏。 (三)行政监督立法欠缺,法制化程度偏低。行政监督是一种法制监督,必须始终坚持法制化原则,而完善的行政监督立法则是建立科学有效的行政监督机制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尽管目前我国已经在行政监督立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行政监督立法发展缓慢,行政监督法律供给不足,尚未形成完整的法律监督体系。例如,对于新闻舆论监督而言,法律并没有制定相应的法律加以保障,仍旧是一个法律上的空白,导致新闻工作者经常在工作中受阻。还有就是,在一些专门性的监督中,由于法律缺少明确的监督规范和监督程序,也使得监督权的运行无从下手。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行政监督的效能,损害了监督工作的严肃性。 (四)行政监督形式单一,难以发挥整体效能。行政监督的形式可以分为事前监督、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对于一个完整的监督体系而言,这三种监督应该同时存在[4]。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往往是事后追惩性监督较多,忽视了事前预防和事中监督,只是在结果出现后给予补救,而忽视了预防的功能,这样容易造成行政偏差和腐败现象,导致行政监督陷入消极被动的局面。这样一来,会使很多公务人员在心理上形成一种放松的心态,不注重事前的监督,不能积极有效地投入到行政监督中来,从而使得行政监督在长时间的僵持下往往难以形成巨大的威慑作用。 (五)行政监督机制不健全,行政公开程度低。一方面,我国现行的监督制度缺少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责任规制,使行政监督没有达到理想的监督效果,从而也使得行政人员的道德素养没有得到有效地提高,究其原因就是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构,才使一些官员滥用手中权力有了可乘之机。另一方面,我国现行监督制度中有效地制约公权力的舆论监督机制还很匮乏。媒体监督仍然是我国行政监督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新闻法》的立法空白使得新闻工作者的舆论监督权受到多方的侵犯,不能很好地履行监督职责。此外,政府信息公开化的程度不够,也使得群众的政治参与机制有所欠缺,人民群众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的声音,捍卫自己的利益。 三、完善我国行政监督的对策分析 为了有效地解决我国现行行政监督中存在的问题,从整体上健全我国的行政监督体制,实现行政监督的最大社会效能,进而推进依法行政的进程,建设法治政府,必须对现行的行政监督进行完善,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努力: (一)增强监督意识,提高监督效能。从坚持行政监督的实效性原则出发,以最终履行监督职责、实现监督效果为目标,加强监督主体和监督对象的监督意识。一方面,监督主体应积极主动地行使国家法律赋予的监督职权,深刻意识到自己肩负的监督责任对于促进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合理行政的重要性。各监督主体之间应该相互协调配合,形成监督合力,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参与到行政监督中来,使监督落到实处,发挥制约行政权力的作用;另一方面,监督对象应积极自觉地接受行政主体的监督,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更应该提高自身党性修养,不断提高自我约束的意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接受监督的意识,做到对党、对人民负责。 (二)整合监督主体,形成监督合力。保持行政监督机关的独立性,是我们行使职权的基础,但是各监督主体之间的工作分散,缺少协调,监督尚未形成合力,已经严重影响了监督体系的整体功能的发挥,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综合性的协调机构,以整合监督合力。在具体的运行过程中,可以先将各监督主体的目标加以协调,然后在监督过程中可以使各监督机构之间能够有机联系,互相配合,使各种分力最终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确保监督过程的科学有序进行。只有形成监督合力,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监督的整体社会效能,推进政府法制建设的进程。 (三)完善监督立法,确保法律供给。行政监督作为一种法制监督,必须始终贯彻其法制化的原则,将法律规定作为其一切活动的准则和出发点。在我国的现行监督体制下,应加快监督立法的进程,既要制定专门的监督法律法规,又要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使监督的过程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同时针对新闻媒体的监督受阻的现状,也应加快《新闻法》的立法进程,并针对具体运行过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进行法律法规的修改和完善,并应有所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为行政监督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 (四)完善监督方式,实行全程监控。落实行政监督的全程性原则,使行政职权的运作成为一个过程,也只有在运作的过程中,行政职权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我们必须重视事前和事中两个环节,并将事后环节放于事前、事中的基础上,将三者衔接在一起,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否则,无论缺少哪一个,都不能算是完整的行政监督体系,不能有效地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从而破坏了监督制度的权威和公信力。 (五)创新监督机制,坚持行政公开。我们应建立相关的行政人员的道德机制,提高行政人员的道德修养,从而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执法队伍,并完善监督责任追究制,使每个行政人员都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且,我们也应该完善舆论监督机制,加强新闻立法,以切实保障新闻工作者的权益。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始终坚持行政监督的公开性原则,进一步扩大政务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为公众参与行政监督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 四、结语 行政监督是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是保证党政机关公正廉洁的重要环节,科学有效的行政监督体制对于加强和改善行政执法,提高执法水平,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促进行政权力的合法、合理行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提高行政行为的社会效益以及依法合理促进法治政府的建设,优化政府形象等方面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行政监督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进行完善,以提高行政监督体系的有效性,实现行政监督的最大监督效能,维护公众利益,建设法治文明。
本文研究了目前企业办公室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理清了企业办公室行政管理精细化的思路,并提出了企业办公室行政管理精细化的具体对策。行政管理在企业日常管理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企业中除办公室的其他部门岗位职责明确,办公室的行政管理区别于其他部门,工作种类繁多,没有明确的岗位职责。办公室的行政管理应该更细化,精细化的管理方式更加科学,可以细化繁杂的办公室工作,提高办公室的工作效率,使各部门的沟通更加顺畅,帮助企业更好发展。 1.企业办公室行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1缺少完整的行政办公制度 管理制度是企业单位所有部门必备的规章制度,“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管理制度的完整性和合理性是办公室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一些企业在运行时缺少完整的行政办公制度,致使办公室的工作效率低下。有些企业没有针对办公室工作的性质的不同制定出特有的规章制度,使得不同部门的管理制度雷同,影响工作效率。很多公司对办公室的事务没有明确的分工,使得有些工作缺少对应的责任人,发生工作无人认领,相互推诿的情况,影响工作的顺利进行。 1.2缺少团结协作能力 办公室的行政工作需要各部门各人员之间的相互沟通、合作、配合,不是一个人可以单独完成的。在企业单位的实际工作中,一些企业的员工缺少协作能力,无法进行有效的沟通,当工作出现问题时,员工没有团队合作意识,问题无法有效解决,导致办公效率低下,增加了企业的管理成本。 1.3员工综合素质较低 在企业中,有的员工的综合素质较低,不能够胜任办公室的事务。因办公室工作的特殊性,导致有些工作没有具体的责任人,当此类问题发生时,办公室人员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问题,因有的员工综合素质较低,责任感低下,缺少主人翁意识,对没有明确责任的工作,不会以积极的心态对待,导致问题的堆积,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行。 2.企业办公室行政管理精细化的思路 2.1提高管理者对精细化的重视 管理者在企业的正常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企业发展方向的制定者,只有管理者具备了行政管理精细化的意识,才能保证企业精细化管理的实现。管理者对办公室行政管理精细化足够重视,才会制定相应的制度,并监管制度的实施。提高管理者对办公室行政管理精细化的重视是实现办公室行政管理精细化管理的首要条件。 2.2树立精细化的管理制度 制定合理的奖励和约束制度,建立完整的管理流程,可以更好地帮助企业实现办公室的精细化管理,精细化的管理制度可以约束员工做好本职工作,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因此,企业单位需要建立一套合理的,完善的精细化管理制度,作为员工行事的依据。树立精细化的管理制度可以保障企业单位的工作更加顺畅,促进企业单位健康快速的发展。 2.3强化团结协作意识 在当前企业管理中,只有团队拥有团结合作意识,才能推动企事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应加强员工的团结协作意识,同时培养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在企业中,团结协作是一切工作的根本,在依照规章制度的基础上引导员工学会团结协作,是促进企事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3.企业办公室行政管理精细化的对策 3.1考核指标细化量化 在当今企业,办公室人员的KPI指标都比较宏观,甚至在有些企业,办公室人员不清楚自己的具体KPI,无法用KPI激励员工积极工作。在我国,一些企业的KPI太过模糊,例如,某企业办公室员工的一条KPI为“工作表现”,概念太过模糊、太宏观,导致员工不知道该从哪些方面达成自己的考核指标。办公室工作的繁杂性使办公室行政管理必定区别于其他部门,应针对性地建立精细化的考核指标,将办公室的工作细化、量化。办公室行政管理工作的细化是将办公室的每一项工作进行有效的拆分,有逻辑性的拆分可以控制好办公室工作的每一个具体环节,管理者可以从宏观进行管控,考核指标的量化可以帮助管理者把控办公室的工作量,了解每一个环节的工作量情况,有助于管理者从整体上调整办公室的工作,从整体上提高办公室行政管理的效率。 3.2推行精细化的管理制度 办公室在企业单位中起着沟通的作用,制定精细化的制度是优化办公室管理的重要手段。企业应细化办公室岗位设置,并明确岗位职责。办公室的工作有着量大烦琐的特点,目前,我们大多数企业的办公室岗位设置随意,职责不明确,造成工作的重叠和无责任人,浪费了人力,由于职责明确,如果出现问题,也无法追究责任人。因此,在企业管理中一定要明确岗位职责,做到所有的工作都有对应的负责人,这样不仅能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提高整体的工作效率。精细化的管理制度可以有效地推动办公室行政管理精细化的实施。 3.3提高员工综合素质 员工是企业运行的根本,提高员工的综合素质是提高企业工作效率的根本。企业应提高职员的职业道德素养,培养员工的服务意识。企业应该定期组织培训,提高员工的业务能力,使各岗位的员工达到岗位应具备的专业水平。精细化是企业管理的发展方向,企业应该培养员工对精细化工作的重视,使员工养成精细化的工作习惯。结束语企业办公室工作量大且种类繁多,做好日常工作有助于企业正常运转,提高办公室的工作效率,更好地完成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的管理和沟通成本。推进企事业办公室行政管理的精细化,是提高办公室工作水平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彭锦华.高校办公室行政管理精细化思路及对策[J].办公室业务,2018(16):9. [2]刘秋澄.办公室行政管理精细化的思路与对策[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2017(09):31-32. 作者:付向军 单位:烟台港股份有限公司客运滚装分公司
浅析企业竞争的服务营销策略:灵活利用服务营销策略提高企业竞争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服务营销具有不同于产品营销的特征;开展服务营销的客观必要性;实施服务营销的策略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服务营销,是基于目前市场的发展提出的一种具体的营销观念、从产品的性质来看、质量控制和顾客评价更困难、顾客直接参与服务的生产过程、服务营销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找到更为准确地平衡需求水平的方法、服务的差异性易使顾客对企业及其提供的服务产生“形象混淆、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是服务业扩展的前提条件、中国服务业亟待加快发展且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促进了生活服务业的发展、市场环境的变化推动新型服务业的兴起和发展、人本管理策略、创新服务营销策略、服务营销差异化策略、服务营销多元化策略、服务营销的沟通策略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我们正处在一个服务经济时代,它是消费层次上升到一定档次以后出现的一种经济现象。服务营销作为新型营销模式,日益受到企业的重视,也是目前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竞争优势的有效途径。本文对服务营销的概念、特征及开展服务营销的必要性进行阐述,针对实施服务营销提出了一些策略,希望对开展服务营销的企业有一些启示。 关键词:服务营销;策略;探析 服务营销,是基于目前市场的发展提出的一种具体的营销观念,它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就企业性质来说,服务本身就是其产品;其二,作为一种营销方式,服务就是企业的营销手段,始终贯穿于其营销的全过程。根据不同的行业性质、不同的经营策略,服务可以是纯粹意义的服务,也可以是传统服务业的延伸和发展,无论是服务产品营销,还是顾客服务营销,服务营销的核心理念都是顾客满意和顾客忠诚,通过取得顾客的满意和忠诚来促进相互有利的交换,最终实现营销绩效的改进和企业的长期成长。 一、服务营销具有不同于产品营销的特征 1.从产品的性质来看 由于服务是无形的,顾客很难判断其质量和效果,服务的现实感是通过消费者的五官能够感受的东西来塑造的,将更多地根据服务设施和环境等有形物品来进行判断,如服务场所温馨、舒适,服务人员专业、礼貌等,要想让消费者对一种基本无形的产品产生一种有形的评价,就应该对服务的有形部分进行充分的重视,通过对有形物品的充分利用和服务人员的自身表演来调动观众的情绪,营造出独特的服务氛围。因此,有形展示成了服务营销的一个重要工具。 2.质量控制和顾客评价更困难 有形的商品在到达顾客那里之前,可以根据质量标准对其进行检查,但服务在生产出来的同时就被消费了,这样产品的错误和缺陷往往就会被掩盖。顾客对有形产品可以根据颜色、尺寸、价格和感觉来进行选择,但对服务产品顾客只能在购买和消费的过程中才能识别质量。这种服务特性使得服务性组织很难控制质量,也很难提供始终如一的服务产品,企业每一次提供的服务与前一次相比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服务补救的关键是欢迎抱怨和快速行动。一个未被妥善解决的问题可能会导致问题的升级,而每一次完美服务的累积是形成品牌的基础,服务性企业的品牌影响力是吸引顾客的最强有利的保证。 3.顾客直接参与服务的生产过程 传统的产品生产管理完全排除了顾客在生产过程中的角色,管理的对象是企业的员工而非顾客。而在服务行业中,顾客参与服务过程的事实则迫使服务企业的管理人员正视如何有效引导顾客正确扮演他们的角色,如何鼓励和支持他们参与生产过程,如何确保他们获得足够的服务知识达成生产和消费过程的和谐并行。顾客通常并不会责怪自己的失误而将之归咎于企业,认为该企业的服务水平低下,进而丧失日后与之打交道的兴趣和信心。这种参与正在要求企业改变服务生产过程和服务营销方式,以满足顾客的不同需求。正由于人成为产品一部分的特性,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与客户互动的营销原则,及时回应客户的需求。要保证实际提供的服务达到每一位顾客预期的质量水平,就必须保证服务人员与顾客间取得充分的沟通,同时,服务人员必须针对不同顾客的需求差异保持足够的应变能力。所以,服务产品的质量管理应当扩展至对服务过程及顾客的管理。 4.与有形产品相比,服务不可贮存,服务营销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找到更为准确地平衡需求水平的方法 服务是一次行动或是一次表演,不是顾客可以保有的一件有形物品,当需求超过服务能力时,顾客会失望地离开,因为没有存货提供支持,也不能轻易地运输到需求水平较高的地方,至少在短期内,当需求大于供给时,增加服务能力(如设备、设施和训练有素的人员)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拥有未被使用的能力,这种过剩的能力就是闲置的能力,只会增加成本而不会增加利润。因此,供给与需求间的“同步营销”对确保服务企业经济地使用其生产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5.服务的差异性易使顾客对企业及其提供的服务产生“形象混淆” 因为,对于同一个企业,透过不同的分支机构或不同的服务人员所提供的服务,可能出现一个机构或服务人员的服务水平明显优于另一个机构或服务人员的情形。前者的顾客确实会认为该企业的服务质量很好,而后者的顾客则可能认为整个企业的服务都质量低劣。这种“企业形象”和“服务产品形象”的混淆将对服务产品的推广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二、开展服务营销的客观必要性 顾客越来越重视商品和服务的购买与消费过程中是否带来心里上的满足,企业正由生产密集型向服务密集型转变,服务已成为谋取市场竞争优势的主要战略手段,顾客满意作为服务营销的主要之本,是企业生产或提供服务的直接目标和最终归宿。 1.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是服务业扩展的前提条件 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一方面推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化;另一方面滋生出许多新型的服务业。例如,电子计算机的出现为信息咨询、电子商务、网络营销、电讯服务等行业提供了物质和运作手段,从而促成新的服务行业的产业。 2.中国服务业亟待加快发展且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社会分工和生产专门化使服务业独立于第一、第三产业之外。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产业及行业的专门化程度越来越高。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发展的进程中,流通业、运输业、仓储业、包装业、通讯服务业、交通服务业等行业相继独立成为第三产业,并日渐成为国民经济中具有特色且具有一定比例的新的产业群。据世界银行统计,发达国家服务业生产总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0%以上,中等发达水平的国家的服务业产值平均亦为国民生产总值的50%左右,中国只占32.8%,差距较大,发展空间较大。 3.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促进了生活服务业的发展 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提高生活质量和改善生存环境的要求将愈来愈迫切,人们不仅要求满足物质生活需求,而且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更为突出,这样,文化娱乐服务业、保健服务业、生活服务业,以及各种维护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为己任的环保保护服务业也会越来越壮大。 4.市场环境的变化推动新型服务业的兴起和发展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产品越来越丰富,市场竞争也日益加剧,众多企业采取价格竞争吸引顾客。虽然价格竞争可以刺激了一些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但仅靠它来促进销售增长,是不切合实际的,企业如果要抢占竞争的有利地位,扩大市场占有率,应在市场营销的各个环节上下功夫。美国哈佛商业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再次光顾的顾客比初次登门的人可能为公司带来25%-85%的利润,而吸引他们再来的因素,首先是服务质量的好坏,其次是产品质量,最后才是价格”。由此可见,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服务竞争必将取代商品竞争和价格竞争,而成为21世纪企业竞争的一张王牌。 三、实施服务营销的策略 服务营销已进入整合时代,缺乏规划的服务营销,四面出击,只会增加运营成本、降低服务效率。要做好服务营销,需要制定服务营销策略: 1.人本管理策略 在服务营销组合中,人员是关键要素。服务业员工不仅仅是一种生产要素,更是服务业的主体,在服务传递过程中,员工是联系服务业和顾客的纽带。顾客服务主要是依靠员工与顾客面对面的交流实现的,服务业服务质量的好坏直接取决于员工在服务过程中的表现。因此,服务业比其他行业更加注重人员的选择、培训与管理。员工是服务业的内部顾客,实行人本管理,有利于促进员工的满意和忠诚,使服务得以顺利传递。 服务业实行人本管理,其核心就是以人为中心,理解人、尊重人,激发人的热情,满足人的合理需求,进一步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员工积极参与管理,形成对企业的归属感,经常使员工处于轻松愉快、和谐团结、友好合作、相互帮助的氛围中。只有充分发挥这种最活跃的生产力要素,才能真正提高服务质量,带来服务业效益的增长,让服务营销理念内化为员工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使组织和个人得到最优的组合与匹配。 2.创新服务营销策略 服务营销面临的是瞬息万变的市场,面对的是追求多样化、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辨识变化中的顾客需求和新的商业挑战,关注这些需求和挑战的出现,在这些新机会变化或消失之前,迅速地、恰当地做出反应。可以说创新是服务营销的根本,通过不断创新服务营销,才能快速应变市场环境变化,更好满足市场需求,塑造企业的竞争优势。通过下列途径加强服务营销的创新: (1)创造服务需求。是指通过与顾客建立,保持和维护双方良好的互利互惠的关系,通过提供良好的服务可以使企业及时得到反馈的信息,发掘对其服务与其销售具有重要价值的机会。创造需求,并非纯粹打探顾客现实的或潜在的需要,而是要求引起顾客的需求与购买动因;它不是简单套用旧的营销模式,而是用创新的眼光去审视与分析顾客的生活方式、消费观念等。 (2)开发服务新产品。企业的整个经营活动要以顾客的价值为目的来满足顾客的需求,即在服务产品的各个方面以便利顾客为原则,及时研究顾客购买后的感受,调整企业的经营目标,开发出顾客最需要的新产品,最大限度地使顾客满意,最终培育顾客对服务的高度忠诚。 (3)追踪顾客不满。那些积极寻求现在和潜在顾客反馈信息的公司,发现他们与消费者的密切接触能够为其提供巨大数量的市场信息,并使其增加利润。这些公司发现,给公司打进电话来的消费者所提供的不仅仅是抱怨,从中还可获得忠告和信息,为其改善服务产品质量和开发服务新产品提供重要来源。 3.服务营销差异化策略 市场消费需求越来越个性化,服务也要随之个性化,否则企业就会被动于市场。企业不但要进行产品市场细分,还要进行服务市场细分;甚至不但要“一对一”销售,还要“一对一”服务。通过把客户进行细分,针对不同类型客户量身提供差异化服务,这是服务营销的未来准则。在产品、技术日趋同质化的今天,唯有在品牌和服务上下功夫,于是生产商开始做服务差异化的文章。服务差异化体现在很多方面,如服务品牌差异化、服务模式差异化、服务技术差异化、服务概念差异化、服务传播差异化等诸多方面。对于“差异”,可以是竞争对手没有而企业自己独有;也可以是竞争对手虽有但本企业更优越;或者是完全追求有别于竞争对手的做法。 4.服务营销多元化策略 服务平台多元化、立体化,为客户创造最大的便利,如建立了店面服务接待、平面服务载体、语音服务载体、移动服务载体、网络服务载体等多元化服务平台,使客户拥有了更多的接受服务的机会。同时,在“被动”接受客户提出的服务要求的同时,也在主动地利用多种沟通渠道进行客户访问,提供计划性、制度化、流程化的销售服务,通过诸如电话、传真、电子邮件、信函、上门访问等多种渠道提供服务。 5.服务营销的品牌策略 当今世界已进入品牌竞争的时代,品牌已成为企业进入市场的“敲门砖”,对于服务营销来说,品牌给顾客提供了有效的信息来识别特定公司的服务,因此树立公司服务品牌至关重要。要实施服务营销品牌策略,首先要提高服务质量,把服务质量作为企业的生命力。服务质量对于一项服务产品的营销至关重要,服务质量是判断一家服务公司好坏的最主要的凭据,也是与其他竞争者相区别的最主要的定位工具。其次克服服务营销的零散状况,形成一定的集中度,使多样化的市场需求标准化,使造成零散的主要因素中立化或分离,通过收购等方法克服零散,从而形成一定程度的集中,创造服务品牌。第三要注重品牌创新与保护策略。品牌创新策略一般通过服务企业的服务开发、营销开发、文化开发,人力资源开发等途径,不断提高服务产品,服务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断提高顾客的满意度。在品牌创造过程中,企业要注意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保护自己的商誉,抓紧作好服务商标的注册工作。 6.服务营销的沟通策略 沟通无时无刻不在,沟通也是一种全方位的价值创造过程。在实施服务营销时,应努力塑造自己的特点,给顾客留下深刻印象的个性,做好服务沟通工作,通过语言和行为上的沟通,取得企业价值观的有效传递与沟通,获得顾客对企业文化的充分认可,这样会为企业带来大量的忠诚的顾客群体。此外,针对目标市场对服务的特殊需求和偏好,服务营销往往还需要公共关系促销,许多富有创意的公关促销活动,在极大促进销售的同时,使企业的形象获得良好、适当的诠释,扩大企业的知名度。 总之,服务营销已进入全面化、多样化的时代,要想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企业就要整体努力,灵活利用服务营销各种策略来创造竞争优势,这样才能在竞争中赢得胜利。 浅析企业竞争的服务营销策略:服务营销企业竞争论文 摘要: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在竞争日益普遍和激烈的环境中,产品的有形部分的价值在满足人民需要的消费品价值中的比重正在逐步下降,而无形产品及产品无形部分----服务的价值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新的市场环境给市场营销理论和实战带来了新的挑战,但同时也为市场营销理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现代市场营销常常通过顾客的服务来赢取竞争优势,它们发现,良好的顾客服务是1家企业从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的关键因素,提供顾客满意的服务成为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必然。随着服务业的迅猛发展,服务竞争逐渐成为企业市场竞争的焦点,通过开展服务服务营销来提高企业竞争力成为企业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我们只有针对影响企业竞争力的每个因素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才能从整体上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实现服务营销的“3赢”。 关键词:服务;服务营销;企业竞争力 1前言 服务在我们周围无处不在,不管是去医院看病,去教堂接受宗教服务,去我们喜欢的餐馆用餐,或者每天在学校学习都包含服务。什么是服务?其定义是:“包括所有产出为非有形产品或构建品的全部经济活动,通常在生产时被消费,并以便捷、愉悦、省时、舒适或健康的形式提供附加值,这正是其第1购买者必要的关注所在”。越来越多的所谓工业化国家正在发现它们大部分的国民生产总值都是由它们的服务行业所制造的。以美国为例,1999年,美国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80%,所创造的价值至少占全国总产值的78%,几乎所有的工作数量的绝对增量和工作信息中增长最快的都在服务业。另外,尽管美国的商品贸易仍为赤字,但在2000年却有810亿美元的服务贸易顺差。同时,传统的商品生产者,像汽车、电脑和许多其他商品的制造商现在正在转向他们业务范围的服务方面,在市场上建立差异化优势,同时也为公司开辟新的收入来源。从本质上讲,那些习惯于依靠营销实体商品竞争的公司现在正在把它们的竞争焦点转向为顾客提供无法匹敌的、举世无双的顾客服务上,通过服务营销来提高企业竞争力。本文通过理论和典型案例论述了服务营销的概念和兴起原因、服务营销的特点,实施服务营销对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意义以及企业如何开展服务营销来增强竞争力。 2服务营销的概述 2.1服务营销的概念 服务营销是企业在充分认识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前提下,为充分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在营销过程中所采取的1系列活动。它起因于企业对消费者需求的深刻认识,是企业市场营销观的质的飞跃。服务营销是企业营销管理深化的内在要求,也是企业在新的市场形势下竞争优势的新要素。 2.2服务营销的兴起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服务业迎来了1个崭新的时代----“全球服务时代”。审视我国国内市场,供不应求已经成为历史,微利竞争日趋激烈,消费者主权正在全方位的确定。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企业如何牢牢地把握住顾客,使顾客成为企业产品忠诚的消费者,是企业现代市场经济能否生存的重要因素。而以往的市场营销策略已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环境的变化,因此,企业需要营销创新,服务营销成为主导方向。 2.3服务营销的特征 与实物产品比较,服务产品具有不可感知性,不可分离性,差异性,不可储存性,所有权的不可转让性等特征,服务产品的特征决定了企业服务营销具有以下不同于实物产品营销的种种特点。 2.3.1服务营销的不可感知性或称无形性 服务营销以提供无形服务为目标。因为服务是1种活动或利益,而不是实物,所以我们不能像感觉有形商品那样来看到、感觉或触摸到服务。[1]例如,医疗保健服务是由提供者针对患者及其家属进行的行为(如手术,诊断,检查,治疗),尽管患者可以看到或接触到服务的某些有形部分(如设备,医院病房),但实际上,即使1项诊断或手术已经完成,顾客很难描述或评估诊断、检查、治疗的过程和效果,消费者对服务营销的效果,往往是通过服务质量的实物线索,如地点、人员、设备、沟通工具、价格等来评判,无形性显示了对服务营销的挑战:不仅服务营销的难度增加,而且对营销组织者有关人员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3.2服务营销的异质性 由于服务基本上是由人表现出来的1系列行为,那么就没有两种服务会完全1致。员工所提供的服务通常是顾客眼中的服务,而且人们的行为可能每天甚至每小时都会有区别。另外,由于没有两个顾客会完全1样,每位顾客都会有独特的需求,或者以1个独特的方式来体验服务,因而会产生异质性。[2]所以不可能存在两种完全1致的服务。例如,在同1天,1位税务会计师可能向两个不同的客户提供不同的服务,这取决于客户的个人需要,个性以及会计师在会见客户时,他的精力是否充沛等因素的不同,从而造成向顾客提供的服务会不同。 2.3.3服务营销的不可分离性 大多数商品首先是生产,然后再进行消费,但服务却是先销售,然后同时进行生产和消费,服务的消费者要直接参与服务的生产过程,并与服务提供者密切配合。例如,1辆汽车可以在美国生产,运到香港,两个月后卖掉。并在数年时间内消费。但饭店的服务在没有出售前却不能提供出来,而且就餐过程基本上是生产和消费同时进行的,服务生产时顾客在现场,而且会观察甚至参加到生产过程中。因此服务质量和顾客满意度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真实瞬间”发生的情况,包括员工的素质,员工的行为,员工与顾客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就使得服务营销工作复杂化,要求服务营销 浅析企业竞争的服务营销策略:浅谈服务营销对提高中小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性 摘 要 本文新市场条件下,中小企业的发展面临巨大压力,服务营销作为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小企业要想获得更快更好的发展,就必须广泛开展服务推广活动,实行服务营销。本文通过对服务营销的概念、特点及对提高中小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性进行分析,查找出我国中小企业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提出服务营销策略和建议。 关键词 服务 服务营销 中小企业竞争力 我们对服务这个词并不陌生,因为它存在于我们生活中,而且无处不在,它的出现也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而对服务的解释是这样子的:服务是一方能够向另一方提供的基本上是无形的任何行为或绩效,并且不会导致任何所有权的产生。 而服务营销是企业对服务的充分运用,尤其是在中小企业中,服务营销会有着充分的“发言权”,也将会长期占据着较高的地位,它体现出来的巨大魅力是新时期中小企业发展所青睐的。 一、 服务营销的概念及特点 (一)服务营销的概念。 服务营销是企业在充分认识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前提下,为充分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在营销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活动。它起因于企业对消费者需求的深刻认识,是企业市场营销观的质的飞跃。服务营销是企业营销管理深化的内在要求,也是企业在新的市场形势下竞争优势的新要素。 (二)服务营销的特点。 1、服务营销的无形性。 无形性也称为不可触知性,即服务所提供的是非物质产品,不是实物,在购买之前,我们并不能像感觉有形商品那样去看到、感觉或者触摸到服务。而提供无形服务却是服务营销的目标,实际上,真正的无形服务很少,很多服务需要借助有形的实物才可以产生,对于顾客而言,他们真正想得到的是产品给他们带来的服务或者效用,而购买某些产品,只不过因为它们是一些有效的载体。 2、服务营销的同步性。 大多数商品生产和消费时先后的,而服务是先销售,然后同时进行生产和消费。服务的供应者往往是以其劳动直接为购买者提供使用价值,其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同步进行,如理发、照相。服务销售的直接性要求顾客要想享受到服务就必须加入到服务的生产过程中,服务的过程就是顾客与服务人员广泛接触的过程。 3、服务营销的异质性。 服务以人为中心,人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每天甚至每小时都会发生变化,而每位顾客对服务的需求或者想体验的服务不一样,所以没有相同的服务,服务的质量水平也很难统一界定。格鲁诺斯认为:“顾客认可才是质量”,质量是服务营销的核心所在,这就要求服务设计的品质应当力求始终如一,能够让顾客获得高品质的服务,从而建立顾客信心。 4、服务营销的不可贮存性。 很多服务是没有办法贮存备用的,如宾馆中的空房间,车、船等交通工具上的空座位,这些服务的使用价值如果没有及时地得到利用的话就会成为服务业中不可补偿的损失。服务的这种短暂性体现着服务生产和消费同时进行,它的无形性也与之一起使得顾客不能实质性地拥有或者购后贮存。 二、新时期服务营销对提高中小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性 对服务营销的概念及特点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后,那么在新时期,对于中小企业的发展服务营销又会有着怎样的意义,在此,我主要总结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小企业核心竞争力必不可少的成员。 对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我们会很自然地认为是企业的有形产品,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观念已经落后。美国哈佛商业杂志1991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再次光临的顾客可为公司带来25%-85%的利润,而吸引他们再来的因素中,首先是服务质量的好坏,其次是产品本身,最后是产品的价格。由此可见开展服务营销对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是很有必要的。中小企业一旦开展了服务营销,那么“服务”会成为他们发展的重点,这有利于他们创建服务型文化,提高员工的整体素质,提高工作效率,从而达到提高企业收益的目的。 (二)中小企业良好的品牌形象的“代言人”。 某项精彩的服务可以成为中小企业的招牌。我国的中小企业没有自己独特的经营方式,这样很难把自己的品牌打响,在如此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也很难站稳脚跟,而这是我国大部分中小企业所相似的,与众不同的服务与企业文化相融合可以使企业形成独特的市场形象,中小企业可以利用服务营销的差异化来弥补产品相似这一缺陷,相比质量等易于模仿的方面而言,富有企业精神的独到的服务形成的企业形象差异是难以模仿的,从而使中小企业保持形象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利用服务的差异性来树立有特色的品牌形象,通过提供主动、热情、高效的服务来赢得顾客,让中小企业在市场上的影响力更持久。 (三)建立顾客信心,赢得顾客忠诚度。 我国大部分中小企业的发展都会有资金上的瓶颈,而开发新客户所花的成本可能要比维持新客户的满意度所花的成本高5倍。因此,中小企业开展服务营销可以更好地拉近与老客户的距离,降低顾客流失率,并且良好的服务会带来口碑效应,有助于吸引新的顾客,这可以大大降低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成本。开展服务营销可以使中小企业获得更加长远的发展。 (四)有助于中小企业及时获得顾客反馈信息,进行内部调整与创新。 良好的服务会使企业获得顾客对产品质量、性能等方面感受的回馈,企业可以发现自己产品的不足,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更有利于在发展的过程中稳扎稳进。一般来说消费者所提供的不仅仅是抱怨,更是有对企业的发展起积极作用的忠告或建议以及其他市场信息,中小企业可以借此进行积极地创新,完善企业服务结构,发掘潜在的客户需求。 (五)开展服务营销有助于中小企业利润持续增长,获得更大发展空间。 帕累托法则(80/20法则)指出:营销应致力于提供优质服务,而现有的产品或服务的20%创造了80%的利润,应该以最大努力来留住为公司提供80%利润的20%的客户。 开展服务营销,提供良好的服务有助于企业把握20%的销售机会,赢得能够给企业带来大多数利润的少数大客户。中小企业注重服务质量,获得顾客的长期忠诚,得到不断地发展,保持利润的不断增长,从而进入占有80%市场份额的约20%的优秀企业行列,获得更大更好的发展空间。 三、我国中小企业在开展服务营销中存在的问题 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免不了遇到很多问题,而在开展服务营销的过程中亦是如此,中小企业必须清楚地认识本身发展存在的问题才能更好地经营,下面对中小企业在开展服务营销活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简要分析。 (一)对服务营销的理念认识依然不足。 计划经济在我国存在了几十年,而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时间并不长,因此,传统的营销观念对我国企业的影响比较深刻,尤其是对于中小企业的影响更是长久,这就使得我国的企业对服务营销理念了解不多、认识不够。大多数企业经营的指导思想还是停留在产品和生产上,使得服务营销难以系统化和规范化,企业也就无法更好地开展服务营销。 (二)服务同质化现象严重,特色没有新亮点。 我国中小企业的服务营销模式大多还处于模仿阶段,没有明确的市场细分,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缺乏创新意识,因此同质化现象很严重,只能通过价格战来争取一席之地,而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它们竞争力自然会很低,与大企业难以抗衡。 (三)服务质量难以控制,服务诚信缺失。 在服务营销当中,中小企业往往缺乏系统的较高质量的员工培训,从而无法为顾客提供较好的服务,加上企业往往忽略在服务过程中的工作人员的感受,这样容易造成员工的服务质量降低,顾客的流失率也随之变高,企业信誉会下降,当然这也离不开企业服务的诚信问题,如今企业服务同质化现象严重,有些服务承诺会高出自己的成本和承受能力,顾客的服务请求得不到满足。较低的服务质量加之服务承诺的缺失造成企业的竞争力低下。 四、有效开展服务营销,提高中小企业竞争力的措施 我国对服务营销的研究时间并不是很长,其研究深度也不大,对于规模尚小的中小企业来说,它们对服务营销的研究无疑不会太深,因此,在新的市场形势下要提高它们自身的市场竞争力,中小企业必须要对服务营销进行深入研究,制定有效服务营销策略。以下策略可以作为参考: (一)加强对服务营销理念的认识,树立优质服务理念。 中小企业首先要对服务营销理念加深认识,对服务营销进行深入的研究,同时要树立为顾客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让顾客满意,企业可以从产品介绍、订货、送货和售后维修等方面做好服务,无数实践证明,良好的服务必定会带来较大的市场份额,中小企业可以进一步开拓市场。 (二)加强服务创新,建立服务品牌新形象。 我国中小企业服务的同质化,使得它们在模仿中求生,难以获得长远发展,因此,企业必须加强技术开发和技术改造,运用科学的服务手段,把营销放到制造产品之前的服务创新行为 。在提高服务质量的同时要形成自己特有的服务品牌。服务品牌代表的是整个企业的形象,一个良好的服务品牌可以展示企业服务质量和价值,因此,建立自己出色的品牌服务,可以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 (三)提高顾客满意度,加强顾客忠诚。 新时期服务营销更要注重顾客感受,提高顾客满意。研究表明,顾客满意既是顾客本人再次购买的基础,也是影响其他顾客购买的因素。 而高度顾客满意会使顾客忠诚,因此中小企业应当努力提高服务质量,把提高顾客满意度作为企业经营的核心。 (四)新时期更要注重服务诚信。 倡导诚信不仅要严格自律,更应该不断提升服务品质,用诚信经营铸就企业核心竞争力,赢得客户的信任和口碑。 服务营销要从整体出发,在自身成本和承受能力的范围内诚信服务,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本身发展能力受成本、资金的影响,服务诚信更要认真对待,服务人员的良好服务素质与企业的诚信服务将会使它们获得长远发展。 综上所述,在经济快速发展,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新时期,中小企业要对服务营销进行深入研究,了解服务营销的重要性,注重用户体验,努力改善和提高服务营销水平,通过做好服务营销,中小企业将会获得更高的市场份额,增加更高的利润,从而更大地提高市场竞争力。 (作者:曹振兴,德州学院经济管理系2009级本科市场营销专业学生;李广涛,管理学硕士学位,德州学院经济管理系讲师,研究方向:营销管理) 浅析企业竞争的服务营销策略:服务营销视角下汽车销售企业竞争力探析 摘 要:在我国不断增长和竞争日益激烈的汽车市场中,汽车销售企业需要贯彻服务营销理念才能构建竞争力和竞争优势。通过市场营销内涵,服务营销的“服务-利润链”,互动营销叹息构建汽车销售企业的竞争力。最后总结出为了构建汽车销售企业的竞争力,企业必须贯彻服务营销的理念。 关键词:汽车销售 服务营销 竞争力 服务营销从20世纪70年代末首次在美国提出,区别于实体产品营销,现已成为服务业营销活动的主要指导理论。近几十年,服务业在我国和世界经济中增长很快,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3.2%,根据我国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该比重将超过47%;世界经济中,服务业构成世界生产总值的64%。近年,汽车销售在我国服务业中的比重也增长迅速,服务营销理论在汽车销售行业的应用也成为汽车销售行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 一、服务营销理论 营销大师菲利普·科特勒将服务定义为:“由活动、利益和满足组成的、用于出售的一种产品形式,它本质上是无形的,对服务的出售不会带来所有权的转移”。 服务的本质和特点是:无形性、不可分性、可变性和易消失性。 由于服务的这些特点,服务企业的营销策略与实体产品企业的营销策略存在着较大的区别。服务营销理论认为:首先,服务营销也实体产品营销一样需要有市场细分、目标市场选择、差异化和定位的营销战略和4P营销组合的营销战术。其次,服务企业的利润和员工、顾客的满意联系在一起,形成“服务-利润链”,包括五个承递进关系的链接,按照顺序分别是内部服务质量、满意且高效的员工、更高的服务价值、满意且忠诚的顾客、良好的服务利润和增长。第三,服务营销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外部营销(传统营销的4P营销组合),内部营销和互动营销。 二、我国汽车销售市场现状 从2009年开始,连续三年我国年度汽车产销量全球第一,汽车生产企业和汽车销售企业在我国实现了强劲的增长,由于我国稳定的宏观经济形势和稳定的经济增长,汽车刚性需求增长将持续增长,汽车产销企业将迎来持续的增长。汽车销售市场的持续火爆,推动了汽车销售企业的利润和规模的高速增长,服务品质持续提升,高速的增长一定程度上会掩盖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 我国汽车销售面对的主要问题有:首先,汽车销售企业营销理念落后,很多汽车销售企业在汽车销售服务中没有贯彻以创造和交付顾客价值的为核心的市场营销理念,更不用说贯彻服务营销理念,只是通过车展、广告、和价格战来推动汽车的销售,这样的销售服务缺乏利润增长点和可持续增长。其次,很多汽车销售企业存在信誉危机,研究显示汽车消费者投诉量近年呈线性增长,一方面是因为汽车销量持续增长,另一方面汽车销售上以汽车销售量和利润为主要标准,搭售保险和装具等,经常使消费者过度消费,对售出汽车出现的各种质量问题和服务问题也不够重视,产生大量不满意顾客。第三,销售和服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致使汽车销售和服务质量的不到保证。近年来,我国汽车市场迅速完成了从卖方市场到买房市场的转变,对汽车销售和服务人员的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好多汽车销售企业从营销理念上还没有完成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对人员的招聘和培训不够重视。 三、服务营销理念下汽车销售企业营销策略探析 汽车销售企业作为服务类企业,首先它是一个企业,需要遵循市场营销理念,其次它也是一个服务类企业,所以也要遵循服务市场营销理念,逐渐打造企业的竞争力和竞争优势。 随着汽车市场的激烈竞争,汽车销售企业就需要遵循市场营销理念,对汽车消费者进行细分,根据所销售的汽车品牌和车型选择所要服务的目标市场,然后针对目标市场进行服务的差异化和定位,然后通过产品、价格、渠道促销营销组合,向消费者交付价值。这是从传统市场营销理念出发需要执行的经营活动。而汽车销售企业作为服务类企业,如果想要在现阶段竞争激烈的市场上获取竞争优势,需要在贯彻市场营销理念的基础上同时也要贯彻服务市场营销理念。 首先需要在理解“服务-利润链”的基础上,安排经营活动。企业要十分关注内部服务质量。针对汽车销售或服务等不同的岗位,通过多轮面试和笔试选拔有潜力能胜任工作岗位的出色的员工,并进行全面系统的培训;为员工创造优质的工作环境和可以激发员工工作激情同时压力适中的激励措施;给直接面对顾客的员工强有力的支持,对他们必要的授权,使他们理解一切以顾客为中心,为顾客创造价值的服务理念,更好的服务客户。这些将带来更加满意、勤奋和忠诚的员工,而这样的员工将带来更优质的在服务价值,顾客会更满意并且保持忠诚,他们会把他们的良好的消费体验传递给更多人带来更多的销售,这些将会带来企业良好的声誉,利润和增长,卓越的绩效,而且这样的增长是可持续的。其次,汽车销售企业的服务营销是互动营销,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对一的营销,销售和售后服务的质量取决于服务的提供者,也取决于服务传递过程的质量。一方面,一线的汽车销售顾问和汽车服务顾问,前台接待等销售服务人员需要掌握互动营销的技巧;另一方面,汽车销售企业需要高接触度和高水平的传递互动,汽车销售企业营销人员需要设计在电话、网络、展会等所有的顾客接触点和顾客展开高水平的和富有成果的互动的方案,并且严格执行,确保顾客满意。 四、结论 在我国不断增长和竞争日益激烈的汽车市场中,汽车销售企业需要理解和贯彻市场营销理念和服务营销理念来指导日常经营活动,通过更好地的服务顾客和为顾客创造价值来获取价值,建立良好的顾客关系,构建企业竞争力和获取竞争与优势。 浅析企业竞争的服务营销策略:企业营销竞争的服务竞争趋势分析 摘 要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企业的营销竞争也愈发激烈。企业仅仅依靠产品竞争和价格竞争已不能取得竞争优势,而且难度越来越大。本文通过对服务和服务竞争的优势分析,试图告诉读者和企业从业者:服务竞争必将是将来企业营销竞争的重要手段和必然趋势。 关键词 价格竞争 服务 服务竞争 趋势分析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企业在市场营销活动中处处面临竞争,营销竞争是市场经济之命脉,也是企业在市场经济中获胜的必然途径。而营销竞争又有价格竞争与非价格竞争两种主要方式。市场经济进入21世纪的今天,随着企业和消费者的不断成熟,非价格竞争中的服务竞争越来越被企业和消费者所重视,众多事实证明:成功企业是通过优良的服务让顾客愿意消费企业的产品,从而达到企业增值的目的,服务竞争才是取得营销竞争优势的利器。 一、服务竞争的含义 1.什么是服务 服务是指为满足顾客需要,由服务提供方和顾客在交互接触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价值创造活动。服务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既包含系列的接触活动,也包含相关的设备、设施,既有特定的个人服务也有作为产品的服务。产品的整体概念告诉我们,一个产品的附加产品层主要就是指服务,即企业向消费者提供的产品中就应包含向顾客提供的服务,服务也可被看作是营销企业产品的一部分。因此,服务不仅仅是纯服务型企业的事情,而是所有经营组织或个人都需要为顾客提供的一种活动。 2.什么是服务竞争 服务竞争是营销竞争的一种新的竞争形式,是企业为满足顾客需要、提高顾客对产品的满意程度而进行的市场竞争。它有别于技术竞争、管理竞争、产品质量竞争、价格竞争、促销竞争等,是一种有效的非价格竞争手段。 现代营销企业应在做好其他多方面的竞争准备之外,更加强和侧重于为顾客提供更好的服务,在服务方面提高质量,突出差异化,比竞争对手技高一筹,才能赢得顾客,从而培养顾客的忠诚度。 二、服务竞争的优势及趋势分析 1.服务竞争的优势分析 (1)投入相对较少,成本相对较低 服务主要包括售前服务、售中服务和售后服务。售前服务指企业与顾客在交换行为之前,企业为方便顾客了解和购买商品所提供的各项服务工作,如广告宣传、信息传递、购物指南、技术咨询、人员培训、延长营业时间等等。售中服务指的是销售过程中的一些服务,包括接待服务、包装服务、退换货服务、演示服务和替顾客当参谋等。售后服务是对顾客购买商品后的一种保证性服务,如送货服务、配套服务、维修服务和处理投诉等。服务竞争主要就是围绕着以上的服务项目和竞争对手展开竞争,这些项目的实施主要是人力资源的投入,而我国目前的人力资源成本仍不算很高,相比技术的投入、设备的更新、促销的投入等具有一定的成本优势,而且风险较低。比如服务中最有效的微笑服务,只需服务人员提供善意的、真诚的、优美的微笑,就能博得顾客的好感。 (2)人性化,贴近顾客,易于提高顾客让渡价值,让顾客满意 服务竞争是通过企业服务人员在营销的全过程为顾客提供交互式接触活动来实现的,可以说是一种面对面的营销,这就给企业提供了直接和顾客接触的机会,便于企业展示,可以让企业的价值直接得到顾客的认可,易于提高顾客让渡价值,使顾客感觉更满意,从而收到意外的营销效果。 (3)开辟新的价值增长途径,避免生产成本触底 美国哈佛大学的迈克尔・波特教授把企业通过营销,分步创造价值的一系列活动称之为价值链,即企业通过运入物流、生产操作、运出物流、营销与销售、服务5项基础活动和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开发、采购4项支持活动在企业内部的分步完成,来实现产品在本企业的价值分步升值。可以看出,企业如果在服务方面加大投入,进行创新,同样可以实现产品的价值链升值,这样就可避开一味地在其他多个方面下功夫压缩成本而带来的不利影响。企业的生产管理成本总是有底限的,与其通过强压成本来扩大价值空间,不如加大服务力度来提升产品价值。 (4)回避价格竞争,减少贸易摩擦 现在,很多企业动不动就大打价格战,而且屡试不爽。但我们必须明白,价格战只能暂时地占有市场,只要竞争对手出了更低的价格,顾客就会流失。当价格战进入白热化,当价格逼近成本,降无可降,造成的必然是两败俱伤的竞争后果。而做服务营销却可以将价格战转化为价值战,价格战只会拖垮自己,而价值战才是真正拖垮对手的手段。 近年来,在国际贸易中,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产品遭遇国外的反倾销制裁,这种案例的频发,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我国很多的企业家仍然固守价格竞争的营销理念,借着我国制造成本的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大打价格牌而造成的。若要改变这种被动局面,除了坚持适当的价格优势以外,引进服务竞争是良策,这样可以有效减少贸易摩擦,保持出口增长优势。 (5)提高服务竞争力,有助于提高企业营销竞争力 企业通过实现顾客让渡价值最大化来体现竞争优势,而顾客让渡价值最大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让顾客得到最大化的服务价值,服务竞争力的提高,必然赢得更多顾客的满意和信赖,有了更多顾客的忠诚,企业的营销竞争力必然得到大幅度提升,使企业营销进入螺旋上升的良性循环。 2.服务竞争的趋势分析 随着我国进入买方市场和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市场竞争愈演愈烈。竞争在升级,顾客的要求也在升级,现在以及将来的顾客不再是用一样产品的物质形态就能满足其需求的了。这就要求营销工作应更贴近顾客,为顾客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让顾客开心和满意,这样才能赢得顾客。 一直以来很多企业信奉的“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廉”的经营理念,实际上就是一个从产品竞争到价格竞争的发展过程,而当产品同质化、价格最低化和顾客理性化之后,那下一步就只有在服务上体现优势,才能赢得竞争。这就是服务竞争在整个营销竞争中的必然趋势。 因此,有意打造百年品牌的企业应控制打价格战的冲动,推进服务竞争。因为服务竞争才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通途。 三、如何提高服务竞争力 1.创建全员服务的服务理念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企业的竞争重点逐渐转移到对客户的争夺,客户服务已经成为主宰企业生死存亡的重要指标。服务是全公司的事,不是个人或一个部门的事。 我们必须建立这样的观念:以顾客为中心,人人都是服务员,行行都是服务业,环环都是服务链。服务是未来市场的利润,服务是树立品牌的捷径;服务是企业诚信的表现,服务是竞争优势的体现。 世界知名的优秀企业IBM、微软、海尔等,都非常强调服务营销,甚至提出自己销售的不是产品,而是服务。这些企业正是深刻理解并落实了服务营销理念,才成就了优秀。 2.强化服务训练,提高服务水平 由于服务主要是人员提供的,因此,企业不仅要让员工牢固树立服务理念,更要注重对员工的服务训练,制定高质量的员工服务训练计划,让员工在服务行动上也能让顾客充分感受到企业的优势,这样可以建立难以模仿的竞争优势。 3.找准自身优势,突出服务差异化,打造服务品牌 每个企业都有其相对优势。企业应该认真分析竞争对手,发现它们的弱点,发展自己的比较优势。在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方面下功夫,找到自己能够为顾客提供特殊利益的方式与方法,创建与众不同的服务模式,实现准确定位,这样有利于建立和发展不可复制的核心竞争力。 企业在营销竞争中还应该打造服务品牌。例如,IBM(IBM就是服务)、海尔(真诚到永远)就是打造服务品牌的最大受益者。品牌化的服务方便传播和推广。顾客不仅会关注产品的综合素质,更要看销售服务,优质的、品牌化的销售服务已经成为产品附加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市场竞争的角力点。当企业的服务品牌价值体现在销售上的时候,标志着企业服务营销取得阶段性的成功。 4.保持服务竞争策略与企业营销战略的统一 企业的营销部门应经常检讨自己所制定的各种服务竞争策略是否与企业总体营销战略保持一致,因为服务竞争只能是企业总体营销战略的一部分,也是为实现企业总体营销战略而诞生的。高质量的服务竞争策略始终以企业营销战略为中心,做到高度统一,有利于企业总体营销战略的实现,为企业带来成功的希望。 需求无极限,服务无止境。服务营销已经成为现代企业取得市场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服务竞争也将成为现代企业营销竞争的必然趋势。现阶段我国很多企业的服务理念、服务水平还远不如一些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这是营销竞争中的短板。我国企业应该加强学习、迅速提高,服务竞争无止境。
浅谈旅游品牌整合营销策略:我国旅游商品的整合营销策略分析 摘 要:旅游产业作为绿色消费近年来成为拉动国内消费的增长点,旅游商品对产业整体发展水平有一定的影响,作者从我国当下旅游商品的市场供给状况入手,分析影响旅游商品市场需求的因素,运用营销整合策略,为旅游商品的营销服务提供一种可借鉴的营销策略。 关键词:旅游商品;整合营销;市场需求 近年来,旅游业已成为中国第三产业中最具活力与潜力的新型产业,旅游经济成为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接近30个省级地区把旅游业作为经济结构中首先发展的产业。旅游商品作为旅游收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着旅游业的经济效益。然而,在我国旅游商品销售中存在着诸多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旅游商品经济的发展。据调查,在旅游热季,旅游商品的价格都明显上涨,涨幅最高甚至达到六成。商品价格过高,而且没有特色,失去了珍藏或使用价值,游客不愿意购买。2013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国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5条明确规定: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与其采取强迫购物的愚蠢行为,商家为何不想办法让游客心甘情愿地自动掏腰包? 一、旅游商品的市场供给状况 1、旅游商品数量多,但差异小。旅游商品主要有五大类型:纪念品、工艺品、使用品、食品和其他商品。市区的人文旅游景点最为集中,县市以自然旅游资源为主,兼有人文旅游资源的景点,在单一的自然旅游景区,旅游商品分布最少。旅游商品琳琅满目,但却呈现出数量多、种类少的特点。在我国多数旅游地区,能反映当地旅游资源特色的主打旅游商品少之又少,商品缺乏鲜明的地方特色,好资源其实并不匮乏,但是由于这些资源没有被充分认识,从而不能在旅游资源的广度和深度上进行开发利用,导致旅游商品差异小,缺乏品牌旅游商品。 2、旅游商品的整体价值偏低。国内旅游业飞速发展,但旅游商品却没随之一同前进,甚至有些地区的购物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日渐减少,这是因为旅游产品的整体价值偏低。具体体现在,我国大多数旅游商品没有形成有竞争力的生产基地,许多生产厂家小作坊式经营,多数以手工和半机械化为主,生产工艺差,往往只能对一些原始材料进行简单加工,深加工程度不够,质量不能保证,上柜销售的以粗糙的原始商品为主。商家多半采取自办自营模式,销售网点布局散乱,缺乏统一规划和管理,并且销售人员业务水平低,缺乏服务意识,销售手段落后,造成市场秩序混乱,假冒伪劣盛行。 3、旅游商品产业链低水平运作。旅游产业属于横向产业链,即整条产业链直接服务于消费者市场,产业内部企业创造自己相应的产业价值,将产品和服务整合在一起提供给消费者。旅游产业是吃、住、行、游、娱、购六要素相关企业的集合。旅游产业链不仅包括旅行社、交通业、餐饮、住宿、观光区、旅游商店、旅游车船以及其他大小型休闲娱乐设施等旅游核心产业,还和农业、园艺、工程建筑业、运输、传媒以及政府等辅助产业有密切的关联。前者是旅游产业链上的主要因素,后者保障产业链正常运作。旅游商品作为旅游产业链上的一个必要环节,必须和其他旅游相关产业协同发展。旅游商品自身发展速度快,覆盖规模大,相关产业颇多,可我国旅游商品的发展并没有得到其他产业的太多帮助,形成不了旅游商品在产、供、销等方面的良性循环。例如在许多景区内只有小商小贩甚至摆摊设点式销售,经营规模小、环境差,销售渠道单一。 二、影响旅游商品市场需求的因素分析 1、购买旅游商品的动机。实践证明,游客主动购买旅游商品主要有以下几个动机:一是对旅游往事的回忆。旅游商品可以勾起消费者在旅游过后对曾经走过的地方,发生故事的回忆。二是有收藏各地旅游商品、工艺品的爱好。旅游商品一般都具有地方特色,在市面上很难买到,具有收藏价值。三是馈赠亲友。把旅游商品作为礼物赠送给亲友很有心意。四是自己使用。旅游商品具有摆设、装饰等功能。五是炫耀心理。旅游商品可以作为消费者炫耀自己曾经去过哪些地方的证明。最后是从众心理,即单纯看见大家都购买,自己也跟风购买此商品。 2、旅游商品消费受旅游地点的影响。旅游商品有一种记录的功能,游客乐于在原产地购买有纪念意义的旅游商品,这样就同时拥有了物质和纪念的双重价值,在旅途中的记忆会因此被唤起。 3、旅游商品消费受有形价值的影响。质量、样式、功能、包装、价格等都属于商品的有形价值。消费者购买任何商品都要考虑这些方面,旅游商品也不例外,而且旅游商品作为一种珍藏性的商品更要注意。只有有形价值满足消费者的内心需求才能激起购买欲望。 4、无形价值对旅游商品购买的影响。无形价值主要是指旅游商品的内涵及艺术价值。旅游商品和普通商品不一样,因为它蕴含着浓郁的纪念意义,多数不是用来使用的,所以旅游商品一定要具有代表意义。毫无珍藏或特殊价值的旅游商品,游客是不会购买的。 三、旅游商品的整合营销策略 1、产品策略应根据消费者的心理需求有所侧重。求实心理占据消费者心理需求的首位,可见商品的使用价值还是很能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虽然大多数的旅游商品更加侧重纪念价值,但它的质量问题却不可忽视,质量太差首先就被淘汰,旅游商品即便是被拿回家当摆设或作为礼物送人,游客也绝不会选择质量太次的商品。在保证商品质量的基础上就要考虑商品的外观。在设计和生产商品时,除了充分调查旅游商品市场,了解消费者心理和需求之外,更重要的是产品要独具特色。旅游商品可以以当地的文化背景为依托,挖掘深层次的文化内涵。鲜明的地方特色是旅游商品吸引力强弱的重要标志,消费者喜欢的旅游商品都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还有很高的文化品味,所以旅游商品要充分体现当地浓郁的文化底蕴,使游客在进行娱乐性和休闲性消费的同时,也能拓宽视野、增长见闻。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商品的大小,根据游客对商品使用的不同,生产精美便携或高端大气的规格。 2、价格策略应根据旅游市场的竞争状况和旅游需求制定。商品的价格也是游客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商家要想达到期望的销售目标,获得可观的利润,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对旅游商品进行定价:一是围绕成本定价。将旅游商品的生产、运输等成本加在一起,以总成本为标准来定价。二是围绕旅游需求定价。以消费者对旅游商品的需求程度和价值评定来定价。三是围绕竞争定价。着眼于竞争对手,包括现有竞争者和潜在竞争者,对现有竞争者可采用低价和折扣价格等策略,而对潜在竞争者则需提高进入壁垒,观察竞争对手的定价,再制定相应的,能够获得竞争优势的定价。 3、应根据销售特点设计多渠道销售策略。旅游目的地和消费者分别是旅游销售渠道的起点和终点,商、批发商等则是渠道的中间环节。商品销售渠道应在对市场认真调研、综合分析旅游目的地战略目标和营销因素组合战略的基础上进行选择。在旅游商品销售渠道的选择上,商家要先选择成本消耗少的短渠道销售,即商品由生产商出售给零售商,再由零售商直接销售给旅游消费者。因为短渠道的中间环节少,其营销费用就可以减少,游客买到的旅游商品的价格就可能较为便宜。在渠道构建的初期先从小范围的零售店开始,积累一定经验和财富后,慢慢向多品类的大范围的汇集地或“一条龙”服务拓展,如交易会、展销会等。 4、将文化资源作为营销附加价值的促销策略。商品促销就是通过各种可用的方式将旅游商品的信息传递给旅游商品的潜在购买者,使其对商品产生兴趣,最终促成购买行为。旅游商品本身就是一个文化载体,具有记录、收藏、传播、沟通等功能,所以旅游商品在销售过程中要充分体现它的文化特征。一是旅游商品自身要体现文化性,突出民族性和地域性。二是广告宣传和销售场所要体现文化性。不同的旅游商品和其广告宣传方式以及购物环境的组合会带给消费者完全不同的心理感受,独具风格的结合会促进产品销售。门面特色会吸引游客走进来观赏,店内精心的、古香古色的布置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发游客的购买欲,增加旅游商品的附加价值,在众多同类商品中脱颖而出。三是销售人员要具有一定的文化体现。结合商品的特色、店面的氛围来设计导购员的服饰,同时导购员自身也要有丰富的相关知识,例如熟悉商品的设计理念,了解生产工艺流程等,将旅游商品独特的创意体现和浓厚的文化内涵介绍给游客,这样才能打动游客,实现愉快销售。 旅游商品市场竞争激烈,各旅游目的地的旅游商品要取得可观的利润,在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就必须认真分析市场、消费者、竞争者,制定营销策略,采取相应的行动,寻找突破口,降低成本,加大产品的差异化,与行业竞争产品拉开差距,顺着旅游业发展的大潮,与时俱进,迎接旅游商品营销的新时代。 浅谈旅游品牌整合营销策略:盐城海盐文化旅游资源整合营销方案 摘要:海盐文化,作为盐城三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盐城独特的文化名片。本文就目前盐城海盐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欠缺,资源维护不足,宣传力度欠佳、旅游交通线路不完善等诸多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一些海盐文化旅游资源整合的相关营销方案。 关键词:盐城;海盐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营销 盐城地处江苏的黄海之滨,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产盐历史,其物种丰富,资源独特。盐城的沿海滩涂面积占江苏省的67%,是江苏省最大、最具潜力的后备土地。盐城凭借悠远的海盐文化,成为淮河下游和黄海之滨悠久盐文化的源头所在。 一、海盐文化的发展状况分析 自古今来,海盐文化始终是盐城文化的精髓,已成为盐城这座城市的文化之根,中国海盐历史文化博物馆的落成,是盐阜大地800万父老乡亲的追求和期待,也是传承海盐文化、建设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举措。中国海盐博物馆是盐城市有史以来第一个获得国家批准、带有“国”字号的重点建设工程,同时也是我国第一座反映悠远中国海盐历史和文化的专题博物馆。 为放大海盐文化品牌的效应,让来中国海盐博物馆的游客们充分领略盐城的新形象,感受盐城“盐”文化的底蕴和新品位,盐城每年都积极筹备最具地域特色的节庆活动“海盐文化节”。中国海盐博物馆已经成为盐城市一张崭新的文化名牌,以海盐文化为载体,彰显出盐城市丰富多彩的海盐文化内涵。同时,海盐文化研究会的成立,为盐城海盐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在海盐文化研究会的努力与推动下,盐城海盐文化的发展进一步走向专业化、学术化、科学化,不仅在研究领域做出巨大的贡献,同时在整个城市经济发展以及文化层次的提高方面,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以后的发展中,盐城海盐文化将会进一步的提升整体水平,为盐城市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海盐文化旅游资源在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一)“海盐文化”的旅游资源尚欠深入挖掘 盐城许多的旅游资源还是只停留在了表面的包装,缺乏对它们的更进一层次开发和利用,可以从五个方面理解: 1.“海盐文化”的名气比较薄弱。盐城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以及城市形象都不是很鲜明,知名度有所欠缺,探究发现主要是城市缺少文化内涵,没有鲜明的、特色的文化个性。在城市发展中,没有足够重视文化建设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不能紧紧的将“海盐文化”资源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2.“海盐文化”具体形象建设欠缺充分,缺乏必要的展示空间。目前盐城只有一座中国海盐博物馆集中展示盐城几千年的海盐发展历史,空间狭小,不能够充分发挥海盐文化的影响力与整合力。 3.当地居民没有能够形成“海盐文化”的核心文化精神,不能够主动担负起宣传盐城“海盐文化”品牌的责任,传播范围的深度与广度不够。 4.现有经济建设情况下,很难充分通过历史研究、考古发掘以及学术交流来提高“海盐文化”的整体水平,在业界的影响力有所欠缺。在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下,阻碍了盐城市建设“中国海盐文化名城”的步伐。 5.目前盐城各个景点比较分散没有集中的开发,景点比较独立也比较单调,景区内基础设施并不完善,不能充分展示海盐文化的内涵。 (二)“海盐文化”的维护开发力度尚待加强 目前,盐城境内不可移动的海盐文化物质遗存主要分布在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古碑刻等方面。盐城目前已收集到大量各个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可移动物质遗存,主要包括海盐生产工具、盐民生活用具、各级盐政管理衙署有关盐业产销用的文告、税票以及重大历史事件有关文物等,这些景区景点文物都在慢慢保护开发中。如:竹溪碑廊。古镇草堰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因此古碑石刻丰富,留存下来的数量较多,具有较高的文学鉴赏价值。1990年江苏省文化厅拨专款在草堰建成盐城市首家文物碑廊,因草堰古称“竹溪”,故命名为“竹溪碑廊”。 (三)“海盐文化”的宣传力度有待提高 盐城旅游现在面临形象稍显模糊、“口碑”尚未形成,“人气”尚且不足的问题。虽然凭借海盐博物馆宣传“海盐文化”旅游有了相应的效果,但力度仍然欠缺。 盐城城市规划中,政治功能与经济功能受到高度重视,相对忽略了人的方便与感受,忽略了基于历史人文或环境景观的城市个性,并没有深入研究海盐行业特征和盐城地方历史文化的关系建立海盐文化研究体系。 此外,盐城并没有注重城市品牌的宣传。一个品牌的效应对于一个开发旅游的城市十分重要。盐城旅游企业数量不少,但单体规模小、实力不强。不少景点旅行社处于求生存的阶段,企业之间还存在着无序的竞争,无法形成市场拓展的合力。另外,盐城旅游网路平台的设计尚显薄弱,使得游客不易通过网络资源更好地了解盐城的海盐文化旅游资源。 三、盐城海盐文化旅游资源整合营销的思考研究 (一)促进“海盐文化”融入盐城旅游圈 随着现在各地旅游热的迅速兴起,竞争日趋激烈。以湿地为主体的盐城旅游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旅游市场从高峰期逐步向平稳期过度,旅游人数停滞不前。这一方面是由于周边新景点的崛起,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湿地等景区单一的观光旅游产品使得该线路老化,吸引力减弱。为了适应形势,盐城湿地旅游文化必须开发新的景点,设计包装新的旅游路线。目前,开发建设的海盐文化旅游区正好迎合了盐城旅游开发的新需要。它的建成完全可以成为湿地之都的示范景点,使得两者具有互补性。 (二)做好科学规划,塑造品牌形象 一方面,要有效处理好资源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要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引导开发商在能够负起责任的限度内开发,坚决杜绝开发商以损害地方生态环境为代价的行为发生;另一方面,在盐城现代化建设中还“盐”于城,进一步提高城市的文化品位,塑造品牌形象。 在城市规划建设中,盐城提出以“东方湿地,水绿盐城”为目标,将最有特色的“盐”的概念涵盖其中,为盐城城市建设找到它的历史文化底蕴。要做到还“盐”于城,使海盐文化得到彰显,必须尽可能使海盐文化融入到盐城城市建设中去。 (三)注重改造和复原相结合 与海盐文化有密切关联的街道、店面、村落、衙署等,大多在历次城镇改造中已被摧毁。相关部门可以根据史料,选择有重点、有计划地按历史原貌进行修复,如盐城市区东仓巷、东门闸、市区北闸码头等。对那些特别重要,又具有较完整考古资料的历史建筑物,进行有条件的修复,以便系统彰显盐城城市的历史演变进程,如“瓜井仙踪”,结合该处发现的汉井复原,并将盐城历代水井形式一并在此处复原,形成以“瓜井仙踪”传说与盐城水井系列特色的博物馆等。 (四)加大盐城其它特色旅游资源的开发 盐城的文化旅游资源优势突出,除以“海盐”为代表的盐业历史和制盐文化、以大丰麋鹿自然保护区以及射阳丹顶鹤珍禽保护区为代表的湿地文化外,笔者认为盐城在配套海盐文化旅游品牌打造方面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盐阜红色旅游品牌。新四军纪念馆是全国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全国文化工作先进集体。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临视察,给盐阜大地这块具有光荣传统的革命老区和这座人杰地灵的沿海城市注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新四军纪念馆可被打造成为盐城市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窗口。 湿地生态旅游品牌。大纵湖景区地处苏北里下河地区腹部,坐落在盐城西南大纵湖镇,位于盐城、泰州两市交界处,距盐城市区42公里,是里下河地区最大的,最深的湖泊,也是全省地势最低洼的地区之一,素有“水乡泽国”之称。度假区东临宁靖盐高速,西通京沪高速,北接盐金国防公路,步(凤)湖(大纵湖)路贯通全境。大纵湖度景区气候宜人,水质清澈,湖内淡水性动物较多,尤其是鱼类、螃蟹等水产品极为丰富,“大纵湖牌清水大闸蟹”获得国家绿色食品证书和国家名牌产品称号。湖光山色,田园野趣,野鹤成群,是独具神韵的盐城水乡中难得的珍稀版本。同时,由于环境保护良好,生态优势得天独厚,具有很大的开发价值,是目前盐城市最有开发前景的旅游资源之一。 名人文化旅游品牌。陆公祠坐落在盐城市亭湖区儒学街。盐城是南宋末年著名丞相陆秀夫的故乡,为了纪念这位爱国英雄,后人于明嘉靖十年(1531年)在今儒学街西侧建造了“陆公祠”。名人历史见证,具有重大的历史研究价值。要认真维护,并深入细致地做好有关资料整理,做好对外宣传,切实把这一品牌打造好。 文化广场休闲旅游品牌。一方面,利用文化广场,开展文艺活动,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另一方面,要建好名人雕塑,宣传名人文化,为盐城文化广场添亮点,提高盐城的城市品位。 地方名特旅游产品品牌。一是美食文化品牌,主要包括旅游特产如“伍佑”醉螺、东台鱼汤面、大冈脆饼、建湖藕粉元宵、龙冈的鸭梨,另可引导商家投资开发地方特色文化酒,逐步打造为盐城接待酒。二是旅游纪念品品牌如竹雕、竹编、剪纸、丝制品、书画等。 总之,盐城海盐文化旅游的发展,离不开重点品牌的打造,因为品牌的价值和意义是不可估量的。而盐城配套海盐文化旅游品牌的作用和意义也不容忽视,必须抓紧抓好。在旅游规划上,要多方征求专家意见,精心规划,科学论证,结合实际开辟旅游项目;在旅游宣传上,要通过多种方式,吸引传媒参与,从图片、音像、光碟到举办旅游节、会、展等,大力展开宣传营销攻势,打好生态旅游牌;在开发资金上,可以通过向上争取、开展招商引资等渠道,积极推进。(作者单位:盐城纺织职业技术学院) 浅谈旅游品牌整合营销策略:基于IPA的旅游目的地意象整合营销传播 [摘要]随着新媒体的蓬勃发展,旅游目的地意象的传播、接收方式处于急速变革之中,为旅游目的地营销带来新的挑战。在旅游目的地营销中,大众媒体、营销机构、旅行商乃至旅游者共同参与旅游目的地意象信息的创造、接收、筛选、加工和传播。旅游目的地意象整合营销传播即通过一套完整的营销传播计划,协调各类旅游目的地意象信息来源,根据营销传媒特征和潜在旅游者信息偏好.通过各类媒介有针对性地投放旅游目的地意象信息,借助媒介与内容的双重整合,实现旅游目的地意象营销传播效率最大化。文章结合两个江南水乡古镇案例,基于大样本抽样调查,采用经改良的“重要性一绩效”复合分析(IPA)工具,探索旅游目的地意象整合营销传播的理论与方法,为江南水乡古镇旅游地意象整合营销传播提供策略建议。 [关键词]旅游目的地意象;江南水乡古镇;整合营销传播;IPA 引言 旅游目的地意象(tourism destination image,TDI)指人们对旅游目的地观念、想法和印象的集合,在旅游者对目的地的选择与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相关研究始于亨特(Hunt)。旅游目的地意象是现代旅游研究的热点命题,是旅游目的地市场细分、市场定位及竞争分析的重要工具。目前,已有不少研究结合案例对旅游目的地意象静态特征加以分析,但关于旅游目的地意象动态过程的研究仍进展缓慢。从市场营销角度分析旅游目的地意象传播机制,能够为更好地营造和传播旅游目的地意象提供直接帮助。 江南水乡古镇是我国代表性旅游目的地之一。经过多年发展,江南水乡古镇整体旅游意象已趋于稳定。本文在质性归纳的基础上编制调查问卷,在近万名居民中开展调查,采用“重要性一绩效”分析(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IPA)工具,分析两个江南水乡古镇(周庄和乌镇)旅游目的地意象传播特征,探索旅游目的地意象整合营销传播的理论和技术方法,为江南水乡古镇旅游地意象整合营销传播提供策略建议。 1 研究综述:旅游视野中的整合营销传播 整合营销传播(integrated marketingcommunication,IMC)理论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主张通过一整套营销传播计划,充分认识并综合使用多种传播手段(广告、促销、公关等),向目标市场提供清晰、连贯的信息,实现营销传播效果最大化。整合营销传播是在传播高度复杂化和市场高度固化的环境中发展而来,以消费者为导向、运用一切传播形式、寻求协同优势、建立持久关系、整合内外传播、强调战略管理、重视长期效果是IMC的核心内涵。合理构建服务结构,提升资讯收集、分析能力,加大服务提供中的战略功能,是现代整合营销传播的关键。近年来,整合营销传播研究领域不断涌现出诸如“创意传播管理(creativecommunication management,CCM)”等突破性理论框架,但建立在严谨的逻辑推理和翔实的数据支撑基础上的实证研究仍较匮乏。 旅游业是典型的信息密集型和信息依托型产业,旅游目的地信息不仅结构复杂、形式多元,且具有动态性、多节点性和组合性特征。旅游信息传播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和社会过程,是由传播者、信息、媒介、受众四大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成的复杂系统。随着新媒体蓬勃发展,旅游目的地意象信息的传播、接收方式处于急速变革之中,为旅游目的地营销带来新的挑战。在旅游目的地营销中,大众媒体、营销机构、旅行商乃至旅游者共同参与旅游目的地意象信息的接收、筛选、加工和传播。旅游目的地意象整合营销传播就是要通过一套完整的营销传播计划,协调各类旅游目的地意象信息源,根据其营销传播媒介特征和潜在旅游者信息接收习惯,在各类传播媒介有针对性地投放旅游目的地意象信息,通过媒介与内容的双重整合,实现旅游目的地意象整合营销传播的效率最大化。目前,该领域中的理论探讨、经验总结型研究成果较多,结合案例开展的实证性、预测性研究较少。本文结合两个江南水乡古镇案例,采用一种改良的复合IPA工具,探索TDI整合营销传播方法。 2 研究方法:“重要性-绩效”分析(IPA) “重要性-绩效”分析最早出现于1977年,此后在旅游研究中获得广泛应用。IPA方法能够帮助研究者更好地理解旅游者实际看法,对旅游行业管理者和相关部门进行有效评价,从而有针对性地促进营销工作逐步完善。一般而言,IPA方法的实施步骤包括:①确定所要考核的观测变量和考核分值范围。②分别确立各观测变量的重要性(I)及其表现(P)的分值,画出标有刻度的IP图。③分别求出观测变量重要性及其表现各自总的平均数(grand mean)或中值(median),并且找出以上两个平均数(或中值)在IP图中的确切交叉点。然后,基于该交叉点进一步画出一个十字架,纵横轴代表的是重要性轴(I轴),横轴代表的是绩效轴(P轴),此时IP图的4个象限便清晰地显示出来。④分别将各观测变量根据其重要性和绩效,逐一地定位在4个象限相应的位置。⑤对4个象限的观测变量的解释如图1a:第Ⅰ象限为高/高区域,可解释为重点突出,成效显著,相应的对策为继续努力;第Ⅱ象限为低/高区域,可解释为重要性不高,但成效显著,相应的建议为不要刻意追求,适宜顺其自然;第Ⅲ象限为低/低区域,可解释为表现不好,但重要性低,建议列入“低优先”事项;第Ⅳ象限为高/低区域,可解释为重要性高,但表现差,对策建议为聚焦此处,下一步需重点改进。 事实上,IPA方法所隐含的信息远未被充分挖掘使用,研究结合TDI整合营销传播,尝试对IPA方格图进行改良,采用改良后的IPA方格图(图1b和图1c),对TDI要素吸引力(绩效)和重要性、TDI信息来源的感知强度(绩效)和感知效果进行复合分析。 3 研究思路、数据来源与分析结果 3.1 研究思路 在TDI研究中,不少学者对非结构化方法与结构化方法进行了比较,结论普遍认为,将结构化方法与非结构化方法结合起来,有助于加深对TDI这一抽象事物的理解分析。本文采用从非结构化到结构化、从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由开放到收敛的归纳法确定两个江南水乡古镇TDI主要属性指标。全文技术路线如下:①对两个江南水乡古镇旅游者分别进行焦点组访谈,邀请旅游者共同探讨其旅游体验;②对所获访谈资料进行内容分析,获取旅游目的地意象的关键信息;③结合上述关键信息,采用德尔菲法(Delphi method)确定调查变量,编制结构化量表;④开展江南水乡古镇旅游地意象问卷调查;⑤采用“重要性一绩效”分析探索江南水乡古镇旅游目的地意象整合营销传播的理论方法;⑥根据旅游目的地意象整合营销传播理论方法,为两个江南水乡古镇提供旅游目的地意象整合营销传播策略。 3.2 数据来源 首先,研究者采用焦点组访谈,邀请两组旅游者在轻松、平等的环境下口头描述两个江南水乡古镇旅游地意象。内容分析显示,在两组旅游者(16人)的描述中,有21个关键词被反复提出:江南(32次)、水乡(30次)、历史(26次)、建筑(24次)、休闲(22次)、民俗(18次)、活动(17次)、节庆(16次)、娱乐(14次)、文物(14次)、规模(13次)、文化(12次)、环境(12次)、特产(11次)、住宿(10次)、餐饮(9次)、完整(8次)、传说(8次)、生活(6次)、连接(5次)、设施(4次)。根据专家意见对上述21个关键词进行梳理,经归类提炼后,21个关键词被修正为16个调查变量,即:面积规模、空间结构、内部完整、江南文脉、古迹历史、风水建筑、生活方式、生态环境、名人传说、民俗风情、节事活动、地方特产、娱乐方式、住宿条件、特色餐饮、休闲设施。随后,研究者对3组潜在旅游者进行访谈,根据对访谈资料的内容分析确定目标受众对江南水乡古镇的信息来源,其中,电视广告、电视新闻、电视栏目、电台广告、电台栏目、巴士广告、墙体广告、报纸栏目、期刊杂志、网络论坛、旅游网站、个人博客、搜索引擎、QQ群聊等、亲友推荐、旅行社推销16个调查变量纳入问卷。 在调查问卷中,TDI要素测量包括16(变量)×2(重要性、吸引力)=32个调查指标,TDI来源测量也包括16(变量)×2(信息强度、感知效果)=32个调查指标,每个调查指标均采用一个5点式李克特量表加以测量,以获取复合IPA分析所需的全部数据。正式调查采用滚雪球抽样。调查前,对810名旅游管理专业在校大学生进行培训,详细介绍此次调查的方法,要求每名调查人员都能熟悉调查指标的具体涵义,以便在调查对象无法理解调查指标时予以准确解释。在正式调查中,本研究采取严格措施控制调查过程:①制定阶段性调查任务,分期管控,确保各阶段调查质量;②要求全部调查均在调查者生源地开展,适当控制样本的地理分布;③要求全部调查对象均为调查者亲友,通过调查者与调查对象间的亲属关系保证所有指标均被充分理解或解释。本次调查共计发放问卷12150份,回收有效问卷9365份(77.08%)。对有效问卷进行信度分析,TDI信息来源的重要性(信息强度)、绩效(感知效果)、TDI要素指标的重要性(信息强度)、绩效(感知效果)共4个部分的Cronbach's仅系数分别为:0.866、0.870、0.835、0.832,问卷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具有较高的信度。 3.3 分析结果 3.3.1 TDI信息来源的IPA分析 在江南水乡古镇TDI信息来源中(表1),信息强度指标分值从3.0646至3.2867不等,显示各类传播媒介在传播强度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其中,TDI传播强度较大的信息来源(前四位)为:旅游网站、旅行社推销、网络论坛、QQ群聊等(即时通讯工具),而强度较小的TDI信息来源(后四位)则包括:墙体广告、电台栏目、电视新闻、个人博客。这表明,各类网络平台以及旅行社推销在江南水乡古镇旅游传播中占绝对优势,向潜在旅游者提供了大量、丰富的旅游目的地意象信息;相对而言,墙体广告、电台栏目、电视新闻、个人博客等传媒受制于前期市场操作和媒体自身属性,传播旅游地意象信息较少,对潜在市场的影响较小。在江南水乡古镇TDI信息来源中(表1),感知效果指标分值从3.0820至3.2966不等,显示各类传播媒介的实际感知效果同样存在差异。其中,传播效果好的信息来源(前四位)是旅游网站、亲友推荐、巴士广告、个人博客;传播效果较差的信息来源(后四位)为墙体广告、报纸栏目、搜索引擎、电台栏目。这表明,在江南水乡古镇TDI传播中,网站、巴士等信息传媒兼具信息内容口碑化和传播媒介便利性等优势特征,向潜在旅游市场提供了高可信度的目的地信息服务,形成较好的实际传播效果;而报纸栏目、电台栏目、搜索引擎等传播媒介则常常被潜在旅游者作为“软广告”加以对待,在实际传播中可信度低、效果较差。除此之外,现阶段相关墙体广告不多,在TDI传播中实际效果不佳。总体来看,当前江南水乡古镇TDI传播侧重使用与公众口碑密切相关的网络媒体,而无论是从实际到达潜在旅游者的信息强度看,还是从对潜在旅游市场的实际传播效果看,电视、电台、报刊等传统媒体在江南水乡古镇TDI传播方面均表现欠佳。 3.3.2 TDI属性要素的IPA分析 在江南水乡古镇TDI属性要素中(表2),重要性指标分值从3.0682至3.3896不等,这表明,对潜在旅游者来说,各类TDI属性要素的重要性存在一定差异。其中,较重要的TDI属性要素(前四位)是:建筑风水、文物古迹、地方特产、休闲设施,而较次要的TDI属性要素(后四位)是:面积规模、分区连通、生活方式、节事活动。这进一步表明,潜在市场将建筑、风水、文物、古迹视为江南水乡古镇旅游目的地意象的关键特征,并十分重视当地特产和休闲设施情况;相对来说,潜在旅游者对江南水乡古镇的规模、结构等空间要素不太重视,对当地生活方式和节事活动的重视程度同样不足。在江南水乡古镇TDI属性要素中(表2),吸引力指标分值从3.1941至3.4240不等,显示TDI各类属性的吸引力也有所差异。其中,吸引力较大(前四位)的TDI属性要素依次为:生态环境、建筑风水、文物古迹、娱乐设施,吸引力较小(后四位)的TDI属性要素则包括:面积规模、节事活动、生活方式、分区连通。这说明,对潜在市场来说,江南水乡古镇的建筑、文物等传统要素和环境、娱乐等新兴要素的吸引力,要远大于其规模、分区等空间要素以及节事、生活方式等精神要素。总而言之,潜在市场对江南水乡古镇TDI属性要素的重要性和吸引力打分情况表明,目前江南水乡古镇旅游吸引力主要体现在其景观、建筑、功能等具象层面,而非其空间结构、文化内涵等抽象层面。 3.3.3 TDI传播的复合IPA分析 研究随后将以上数据纳入复合IPA分析,所得复合IPA方格图见图2。 从TDI信息来源看,旅游网站、亲友推荐、网络论坛、旅行社推销处于第Ⅰ象限,特征为重要性高、效果好,是江南水乡古镇可资持续使用的TDI传播手段;个人博客、电台广告、电视新闻、巴士广告处于第Ⅱ象限,特征为重要性低但效果好,宜作为江南水乡古镇TDI辅助传播手段配合使用;电视广告、搜索引擎、电台栏目、墙体广告、报纸栏目处于第Ⅲ象限,特征为重要性较低、效果较差,不宜优先选为江南水乡古镇TDI传播手段;电视栏目、期刊杂志、QQ群聊等处于第Ⅳ象限,特征为重要性高但效果差,江南水乡古镇TDI传播需继续重点对其加以改进使用。从TDI属性要素看,江南文脉、文物古迹、建筑和风水、生态环境、地方特产、娱乐设施、餐饮条件、休闲设施处于第1象限,特征为吸引力大、重要性高,是苏州园林TDI传播需继续重点呈现的内容;面积规模、分区连通、生活方式、节事活动、住宿设施处于第Ⅲ象限,特征为吸引力较小、重要性较低,不宜作为TDI传播的重点内容;民俗风情、名人传说、内部完整处于第Ⅳ象限,特征为吸引力较低、重要性较高,是江南水乡古镇TDI传播需注重改善的主要方面。 3.3.4 TDI传播的复合IPA定位 根据对江南水乡古镇TDI的复合IPA分析结果,对各象限战略定位见图3。 第1象限(持续投入:跨媒体信息整合传播):对旅游网站、亲友推荐、网络论坛、旅行社推销等传播媒体进行持续投入,重点传播江南文脉、文物古迹、建筑和风水、生态环境、地方特产、娱乐设施、餐饮条件、休闲设施等TDI信息,根据媒体类型、信息类型和传播特征,整合媒体平台和意象信息,提高TDI跨媒体传播的实际效果。第Ⅱ象限(保持关注:泛信息媒体辅助传播):保持在个人博客、电台广告、电视新闻、巴士广告等媒体投放非特定TDI信息,利用好这些媒体覆盖面广、渗透性强的优势。第Ⅲ象限(逐步退出:次要媒体、信息回避):逐步退出电视广告、搜索引擎、电台栏目、墙体广告、报纸栏目等低绩效传播平台,减少对江南水乡古镇面积规模、分区连通、生活方式、节事活动、住宿设施等方面TDI信息的传播。第Ⅳ象限(加大投入:重要媒体、信息改善):持续增加对电视栏目、期刊杂志、QQ群等3类媒体的传播投入,对江南水乡古镇的民俗风情、名人传说、内部完整等进行不遗余力地介绍、宣传。 4 整合与提升:旅游目的地意象营销传播 江南水乡古镇旅游地意象复合“重要性一绩效”分析为整合旅游目的地意象传播媒介与内容,提升旅游目的地意象营销传播绩效提供了依据,研究结合各类传媒属性和TDI信息特征,为江南水乡古镇“旅游地意象整合营销传播(TDI-IMC)”提供策略(表3)。 5 小结 旅游目的地意象整合营销传播(TDI-IMC)是当前媒体变革时代旅游目的地的必然选择。本文结合江南水乡古镇案例,采用复合IPA方法分析旅游目的地意象传播媒介与传播内容的多重整合机制,尝试提出一种旅游目的地意象整合营销传播工具。结论认为,旅游目的地意象整合营销传播的关键在于通过科学整合传播媒介和传播内容,尊重各类信息和各类传媒特征,依托不同的传播平台和传播手段,向目标市场提供丰富多元、有针对性的旅游信息,从而帮助目标市场迅速形成并完善其旅游目的地意象。 浅谈旅游品牌整合营销策略:环京自行车赛道旅游整合营销 摘要:本文从整合营销的角度出发,结合环京赛道本身的特点,提出一些针对赛道旅游的营销策略,旨在打造环京赛道旅游品牌,促进京郊旅游发展。 关键词:环京赛道;赛道旅游;营销策略 一. 环京赛及赛道旅游 环京赛全称为环北京职业公路自行车赛,是由国家体育总局、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和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中央电视台体育节目中心和北京市体育局共同承办的大型体育赛事。环京赛是中国级别最高的职业公路自行车赛,与环法自行车赛同级别的国际自盟(UCI)最高级别赛事,也是国际自盟世界巡回赛在亚洲的唯一一站。 环京赛共分5个赛段,途经北京十个区县,总行程753.5公里,途经北京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和自然景点,旅游资源种类丰富、可观赏性强,且赛道多在郊区,适合发展休闲度假旅游。将环京赛道旅游与发展较为成熟的京郊旅游联合起来,开发新的京郊旅游模式。开发环京赛道旅游,进行旅游营销,目的是要把环京赛道旅游打造成北京及周边地区居民休憩健身的生态旅游赛道。 二. 环京赛道旅游整合营销策略 (一)广告营销 环京赛作为一项国际顶级赛事活动,其本身的影响力对于赛道旅游开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赛道旅游广告营销的一个核心原则就是促进大赛知名度的提升并加以利用。旅游营销传播计划在运用各种营销传播工具的同时,更应该关注对媒体传播方式的选择[1]。因此,广告宣传媒体应根据不同的目标群体进行选择。针对退休老人,纸质广告是主要的宣传方式,通过在报纸上的宣传,向退休老人宣传这一新的旅游产品;针对年轻的白领,将赛道旅游和农家院结合起来拍摄微电影,以网络的方式把自行车赛道休闲健身游推广给时髦的白领,或者以微博、人人等互动新媒体推广方式宣传环京赛旅游产品。同时还应充分利用公交车体广告、灯箱广告等户外宣传方式。 (二)网络营销 网络媒体在二次传播中,用户自发产生的内容比起传统媒体制造的要丰富得多,更重要的是其影响力和传播率也更大[2]。网络营销的平台可选择搜索引擎、微博、博客、论坛、视频网站等。建立环京赛道游网站,在网站上按照不同的游客类型展示不同的旅游产品,并提供吃、住、游等方面的信息。开通环京赛道游的官方微博,定期更新,提供不同搭配的旅游产品,在赛事举办时引起微话题,扩大事件影响力。充分利用视频网站资源,举办“环京赛道-微旅行”视频大赛,借宣传赛道的同时将赛道旅游产品推广给大众。在优酷、奇艺、土豆、搜狐等大型视频网站上投放视频前广告,加深人们对环京赛的印象。 (三)关系营销 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积极的公共关系的建立,对旅游企业形象的推广和品牌的宣传具有非常大的推动作用[3]。环京赛道旅游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有赛道沿途居民、旅行社、游客等,运用关系营销也就是通过处理好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更好的发展赛道旅游。针对当地居民,政府应牵头建设沿途公共服务设施,评选骑行接待家庭,发展赛道沿途农家乐,增加周边居民收入;沿途农家乐民居的建设也会促进环京赛道旅游的发展,增加赛道的适游性。对旅行社来说,在加强业内合作的同时加强与农户合作,将环京赛道各个景区串联起来,推翻原来点到点的旅游方式,把点与点之间的距离转变成旅游体验。针对游客来说,赛道旅游的开发商,通过不定期的举办各种业余比赛和慈善骑行活动拉近和游客的关系,此外,加强与学校合作,免费提供学校春游项目拉近与青少年距离,更好的吸引家庭游客。通过关系营销,权衡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使环京赛道旅游成为各个利益相关者都能受益且生命力旺盛的旅游新产品。 (四)体验营销 自行车骑行作为环京赛道游必不可少的组成内容,具有很强的参与性,这也是进行体验营销的一种重要方式。定期开展退休员工的定期有氧活动,让大家有机会亲近自然。随机抽选在校青少年参加慈善骑行活动,在教育的同时让青少年体验到体育运动与自然结合的美妙。充分利用环京赛的时机,让观众更加投入地参与比赛,获得更加深刻的体验,对赛道产生感情,对周边的环境留下丰富的记忆,借此达到推广环京赛道旅游的目的。由于赛道多在郊区,农家乐较多,可以增加农家乐已有的农活体验项目,让游客锻炼身体、释放压力、回归自然,找到假期里的世外桃源。这类体验式的旅游项目应更加注重游客的感受,使环京赛旅游更加立体、形象。 三. 结语 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客观上可以带来推进旅游客源市场多元化的效果[4],环京赛道的旅游营销不仅可以促成新的旅游产品推动京郊旅游发展,同时可以提升环京赛的影响力和品牌认知度。充分利用赛道周边的旅游资源进行旅游开发,突破旅游点到点的局限性,形成点线点的旅游模式,为京郊旅游开辟新的旅游发展模式。与此同时,由于环京赛开展的时间尚短,知名度无法和环法自行车赛这一历史悠久的赛事相比,通过发展赛事旅游可以提高环京赛的知名度,通过加深人们对沿途美景的了解提升环京赛的吸引力,进而使环京赛旅游成为最具特色的北京名片。 浅谈旅游品牌整合营销策略:京津冀地区区域旅游整合营销探析 [摘要] 21世纪,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既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竞争的时代。以品牌营造为核心,整合各种资源,努力打造整体形象鲜明、个性表现突出的品牌形象,对旅游产品甚至旅游行业进行整合营销,必将成为世界各国和地区旅游业发展的首要战略之一。综观国内外旅游业营销方式发展的趋势,得益于“长三角”与“珠三角”的区域旅游合作,京津冀地区的区域旅游合作势在必行。 [关键词] 京津冀区域旅游整合营销 一、区域旅游整合营销的涵义 美国西北大学教授舒尔兹等人提出的整合营销传播理论(Integrated・Marketing・Communication,简称IMC)被认为是市场营销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的重大发展,被誉为“带领企业跨越21世纪的营销教战守策”。整合营销传播是一个营销传播计划的概念,其基本含义是“要求充分认识用来制定综合传播计划时所使用的各种带来的附加值的传播手段――如普通广告、直效广告、销售促进和公共关系,并将之结合,提供具有良好清晰度、连贯性的信息,使传播影响力最大化。”整合营销要求各种营销要素的作用力统一方向,形成合力,共同为企业的营销目标服务。 结合整合营销理念,区域旅游整合营销是在一定区域内旅游相关组织从消费需求出发,通过综合协调,发挥协同作用和互补作用,实现旅游交通无障碍、服务无障碍、投诉无障碍及资源共享,市场共享、品牌共享、信息共享、 基础设施共享,达到发挥整体效益的目的。 二、京津冀地区区域旅游整合营销存在的问题 1.京津冀地区对外交通发达,内部交通不畅 综合运输网络以北京为主中心(陆路及空路)、天津为副中心(水陆)。京津冀地区一直是国家交通建设的重点地区,经过50年的大力建设,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初步形成,是我国陆路交通网络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但城际交通网络不够发达,城市之间的交通网络与联系是综合交通体系的一部分,但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目前许多城市之间的交通联系线路大都不能充分满足游客迅速、便利、安全、经济的要求。大城市之间的交通联系方式单一,经营管理和服务水平不高,客货运输缺乏选择与必要的竞争,这集中体现在北京同河北省城市间的交通及河北省内交通的问题。这是制约京津冀地区区域旅游合作的重要因素。 2.区域内出现“双核多中心”结构,旅游资源利用率低 由于旅游流的运动规律、旅游资源的组合效应、旅游地的通达性和旅游市场形象定位在空间上的差异,京津冀地区的旅游区域形成了以旅游中心城市为主体,带动周边城市发展的旅游地域系统,被称为“双核多中心多级网状拓扑结构”。与长三角地区的梯级网络结构不同,从空间上看,京津冀地区旅游中心总体上分为两大中心四大板块:即以京津两市为区域中心,以承德和秦皇岛为中心的板块,以石家庄、保定为中心的板块、以唐山为中心的板块、以张家口为中心的板块。这种 “双核多中心结构”具有多种资源的综合性,但同时也导致了北京和天津这“两核”之间的竞争。 此外,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比如机场建设,存在重复开发和资源争夺问题。北京和天津同在一个旅游区域合作圈内,却各有自己的飞机场,这些资源重复开发导致了旅游圈内资源的竞争大于合作严重影响了旅游圈整体的发展。 3.从区域旅游合作认识基础看,互利互惠的“共赢”观念还没有形成 在区域合作中,与企业行为、民间资本力量相比京津冀地区地方政府明显处于强势地位。在资源配置、项目选择、资源整合、产业链形成等方面,政府干预过多,没能充分发挥市场自发配置资源的作用。“大市场”、“小政府”的目标,与这一地区现状相距较远。各地政府没有充分意识到区域旅游合作的意义,没有形成区域旅游合作互利互惠的观念,没有意识到区域旅游合作最终可以形成“共赢”的局面。落后观念制约着区域旅游合作的发展。 三、京津冀地区区域旅游整合营销对策 1.强化观念,共同打造区域品牌 进行区域旅游整合营销,就要打造区域旅游品牌,不仅可以降低自身的成本,也比较容易打响。通过对该区域旅游资源的分析,本文认为,应该打出三地共有的牌子,即“历史”,尤其是古建筑。因为北京的皇家建筑颇多,四合院知名国内外;天津市的建筑融东西文化于一体;相对京津而言,河北省的特色建筑较少,但是,“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又有“千年历史看北京”,“近代中国看天津”的说法。鉴于此,三地要共同打出历史牌,在整合旅游资源的基础上,形成城市间、城市与县域之间的区域联动。 2.推进合作,解决行政分割 从三地旅游合作进程中我们发现,三地合作起步并不晚,但现在也没有进入实质性合作,依旧各自为政,单打独斗。廊坊的行政归属问题很可能成为北京市和河北省的合作障碍,然而跨行政区的区域经济格局变化将直接冲击传统行政管理构架,市场统一必将带来跨地区规划管理事务的增加,将可能由此引发行政机构的调整或合并。 旅游业是政府主导产业,整合营销的关键在于打破行政分割。只有政府官员进行微观调整,出台统一规划,加强协调,才能突破行政区划的牢笼。 3.构建高速快捷的旅游交通体系 加强相邻区域间的协作,实现旅游客源和物资的流动,离不开交通。目前,京津冀地区拥有北京、天津、石家庄三大交通枢纽和交织辐射整个区域的公路、铁路网。但是交通总体布局仍存在一定的缺陷。铁路与公路网络都以核心城市为中心向外放射,特别是北京、天津、石家庄等交通枢纽城市有大量的过境运输,干扰核心城市交通;此外,虽然干道交通便利,但是许多地处偏僻且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交通不理想,给游客和物资的便捷流通带来不便。京津冀三地应当把打通旅游交通要道作为实施合作的物质前提,在原有交通布局的基础上,由交通部门协同旅游管理部门进行交通规划。除整修优化原有的交通线路外,还应借助国家政府重视交通建设的契机,开辟新的旅游交通要道,逐步构筑联系各地的快速交通通道,如增建三地间的高速、修建更多的公路或在有条件的地区修建轻轨等等,形成现代化区域交通体系,编织各旅游点之间的交通网,保障三地的旅游客流和物资流通可以畅行无阻。 4.深挖区域特色,提升旅游资源吸引力 旅游资源吸引力是旅游地吸引游客的基本,关键是如何扬长避短,形成错位发展,挖掘特色旅游资源。 (1)着重培育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北京――遵化――乐亭――天津线”目前已入选全国30条重点红色旅游线路。该旅游线路涉及天津的主要景点为――邓颖超纪念馆、平津战役纪念馆和盘山烈士陵园。三地要建立区域联动机制,使津城红色旅游景点同北京市天安门广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卢沟桥、唐山市乐亭县故居和纪念馆等众多景点组成“红色旅游链”,培育区域红色旅游精品线。京津冀区域内红色旅游资源丰富,应着重整合,使红色旅游有一个长远而广阔的发展。 (2)开发特色旅游商品。旅游消费不仅是旅游产品,特色旅游商品更能吸引消费者。京津冀地区具有区域特色的资源众多,但开发广度、深度不够。京剧、天津快板、河北梆子为三地所特有。此外,北京话剧、吴桥杂技、唐山平剧也在国内甚至世界上久负盛名。这些艺术可以穿插联系起来,同台献艺不仅可以加深旅游产品的长度和深度,盈得丰厚利润,还可以振兴民族艺术,促进文化的交流、发展与繁荣。 发展旅游,没有差异性就没有特色,而文化则决定了特色。文化是一座挖掘不尽的宝藏。河北和天津都有大量的名人故居,北京更是古代皇城,留下了丰富的影视题材,而且现在关于这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作品受到人们欢迎,可在此基础上进行整合包装,利用当今的名人,发挥古今双重名人效应,突出富有地域特色的传统文化,在重大节庆日或特殊场合推出旅游产品,拓展旅游产品宽度。 四、结束语 京津冀地区旅游合作具备一定条件,而且也已经引起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但区域旅游合作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要通过小范围试点推进大区域合作。通过规划共谋、资源共享、设施共建、市场互开、客源互送、环境共治,实现资源、规划、营销、产业、市场、交通、信息、结算一体化,推动区域合作,相信区域旅游整合营销不久将会实现。
文章主要立足于当前市政工程管理现状,指明当前市政工程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关优化措施,以供参考。 前言 近些年,随着我国城市规划内容的不断实践与落实,市政建设工程逐渐成为我国城市规划的重点内容。结合当前现状来看,我国市政工程无论是建设规模,还是建设类型,较之从前相比,都得到了明显提高。然而,介于市政工程管理众多且繁杂,部分市政工程在实际建设过程中,难以阻抗各种因素的干扰,如人为因素、环境因素等,出现不同程度的隐患问题,进一步加剧现场施工隐患程度。针对于此,相关政府部门与建设单位必须结合现阶段市政工程存在的管理隐患问题,采取切实可行的优化措施加以解决,从根本上规避市政工程施工隐患问题。 1市政工程施工管理现状及问题分析 根据以往市政工程施工管理经验可知,现阶段市政工程施工管理可以从施工造价管理、施工进度管理、施工质量管理以及施工安全管理等方面入手,利用切实可行的管理手段,强化市政工程施工管理效果。然而,介于市政工程管理内容众多的影响,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很容易出现对应的隐患问题。如果不及时加以解决,很容易引发一系列质量隐患问题,给参建单位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1]。以下是本人结合自身的工作经验,总结与归纳近些年来市政工程施工管理工作主要存在的问题,仅供参考。 1.1施工造价管理问题 针对现阶段市政工程的造价管理现状来看,多数造价管理人员在贯彻与落实动态造价管理责任的时候,往往多体现出责任意识不高、反馈效果不强等问题,严重制约建筑造价的合理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是建筑单位未从本质处意识到实行建筑工程动态造价管理的重要性,对于建筑施工涉及到的造价管理因素显得掌握力度不足,导致最终核算工程量的时候往往超出预算,各建筑工程的经济效益带来严重亏损。 1.2施工进度管理问题 施工进度管理方面出现的问题往往多由于现场施工秩序混乱或者相关指导工作不到位造成的。一般来说,施工进度管理造成的问题屡见不鲜,是多数建设工程频繁发生的管理问题。结合以往的经验来看,多数管理人员对于既定的施工规范与流程并未做到严格遵守,导致现场工序出现混乱问题,严重影响后续施工效果[2]。 1.3施工质量管理问题 施工质量管理多以现场施工材料、施工设备为主,通过利用合理的管理手段,可以进一步确保现场施工质量安全、合理。然而,结合实际情况来看,部分施工单位为了节省开支,往往会选择购进质量不达标的廉价材料,给现场施工造成严重质量隐患。 1.4施工安全管理问题 施工安全管理问题多以人员管理、技术管理为主。其中,做好人员管理工作始终是确保市政工程施工管理安全、有效的基本方法。而做好技术管理是确保市政工程施工质量以及工序流程科学、合理的基本保障。对于目前来说,市政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内容并未得到完全践行,导致现场施工出现较多隐患问题。 2加强市政工程管理效果的优化措施 2.1立足于工程实际,做好施工造价管理工作 针对现阶段市政工程造价管理力度不足的问题,建议管理人员应该切实强化自身的职业素质,确保各项管理内容得以贯彻与落实到日常造价管理当中。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建议管理人员应该立足于当前市场现状,严格把控动态造价管理内容,尽可能地降低资金风险问题,防止出现严重的经济亏损。在造价管理过程中,建议各管理人员应该做好造价管理分工工作,在整体上体现出协调统一性,如在建筑设计、规划、施工以及后期竣工中做好造价管理工作,确保协调统一效果。 2.2严格遵守施工规范,确保施工进度合理无误 针对现阶段市政工程施工进度延误问题,建议现场施工管理人员必须严格遵守施工规范,贯彻与落实现场进度管理责任,确保各项施工流程安全、合理。与此同时,对于现场施工秩序混乱的问题,建议相关人员必须及时调整施工状态,采取切实可行的管理手段,解决当前施工延误现象。 2.3做好质量管控工作,夯实现场施工质量 若想从根本上确保现场施工质量安全,管理人员就必须做好施工材料及设备的质量核查工作。对于入场使用的施工材料,必须采取合理的检测手段,如采取抽样调查方式,检测入场施工材料是否存在大批量质量隐患问题。一经发现,必须及时更换或者返厂处理。对于入场使用的施工设备,必须在正式使用之前,检测该设备的实际性能,是否存在运行老化问题。与此同时,施工设备使用结束之后,应该做好定期维护与保养工作。 2.4强化施工安全管理强度,消除施工隐患问题 施工安全管理工作可以从人员管理与技术管理两个方面入手。对于人员管理而言,现场管理人员必须及时夯实施工人员的安全意识,明确安全施工的重要意义,避免出现施工隐患问题。对于技术管理而言,现场管理人员必须及时明确各个施工工序所需的技术内容,严格把控现场技术施工力度,从根本上确保现场施工技术的应用合理性与安全性。 3结论 总而言之,加强市政工程管理效率与效果始终是市政工程项目予以重点践行的工作内容。为进一步确保市政工程现场施工质量安全、合理,建议现场管理人员与施工人员必须及时强化自身的工作责任,严格按照既定的施工规范与管理要求,加强对质量管理方面的监督效果。与此同时,致力于从安全管理体系与技术管理体系入手,切实夯实对工程项目施工方面的控制效果,尽可能地从根本上消除质量隐患问题。如此一来,相信我国市政工程基本上可以得到进一步优化发展,实现预期的建设目标。
在土地测量整理的过程中,可以根据其绘测的内容分为,土地的地籍测量以及土地的工程测量。因此,在应用的过程中,需要重视不同应用类型中的区分。着其他及时手段的应用而得到了提升。此外,随着我国卫星技术的进步与成熟,数字空间技术在绘测领域中的运用也越来越广泛。现代绘测技术的重要特点是其能够与地理信息系统相连接,通过地理信息系统的功能实现实时的绘测工作。这样一来,土地整理的有效性就能得到提升。 1土地整理工作中运用现代绘测技术的重要性 土地的整理技术需要在土地的应用过程中,测量出其准确的各个界线,并且将测量的成果与土地的各个应用单位进行公示、确认。在工程方面的土地应用过程中土地测绘技术需要在工程开展的前期就开始应用,利用技术,首先对于工程实施的区域展开划分,并且在技术的应用过程中,将土地的不同形态、状貌等作出具体的测绘。在工程的进行阶段以及工程的完成阶段中,土地整理工作仍旧需要继续的按照工程的实施呈现结果进行展示,相关的绘测结果需要向有关的部门进行提交。现代绘测技术的便利性,能够为绘测中工程状况的变化提供准确的展示图像,同时,信息化技术的应用也能在绘测的过程中为土地的不同时期变化的状况提供准确的存档内容[1]。 2现代绘测技术在土地整理工作中的具体运用 2.1土地地籍的测绘工作 在土地地籍的测量过程之中,需要通过现代绘测技术为土地的测量提供准确的数据支撑。测量的范围进行确定之后,将其中存在的土地边界标志物以及特殊地形进行确定,目前可以通过野外的实际状况检测,自动绘制相关的内容。由于受到不同状况的影响,在自动绘测的过程中,也可能受到不相关信息内容的影响,这将会造成土地自动绘测的准确性下降的问题。因此,在应用的过程中,绘测的人员还需要对于绘测的内容进行确认,比对现实的状况,将发生问题的区域进行再次的测量、图纸的绘制。在土地的地籍测量中,还可以采用数字测量的方式,在这一方式的应用中,需要将信息进行综合的整理,利用信息技术将其中的实时信息整理与综合,在利用电脑软件绘制出相应图像。在这一方式的应用过程中,需要将实时的信息与图像的构成结构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能够应用绘测出的图像解决实时的界定问题。同时,需要将数字技术的成果进行保存,为将来的绘测工作提供参考。野外数字地籍测量模式依据使用硬件和使用时期的不同又可以分为以下模式:全站仪+电子记录薄+测图软件、全站仪+便携机+测图软件、全站仪+掌上电脑+测图软件、GPS-RTK接收机+测图软件、GPS-RTK接收机+全站仪+掌上电脑+测图软件,其GPS-RTK接收机+全站仪+掌上电脑+测图软件的模式克服了前几类模式的缺点,适应任何地形环境和任意比例尺地籍图的测绘[2]。 2.2工程的测绘工作 在工程的测绘工作中,现代测绘技术在其中的不同阶段需要对应于不同的具体内容。在工程的前期阶段中,技术的应用于土地的地籍测定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主要为作用与工程用地中边界的划分,与此同时,在绘测的过程中,需要根据工程建设的特殊性要求,具体的对于某一内容进行细致的数据测量。由于数字测绘系统能够通过与卫星的相互连接实现在绘测中的准确数据的表示,因此其中提供的数据信息是准确的,对于工程的规划以及不同的工作环节都具有促进的意义。在工程的建设阶段,需要应用数字化技术对于工程中的建设状况进行实时的测定,并且绘制出新的工程图像。此外,在工程的检测与审核的过程中,土地绘测生成的图像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需要对应于工程的检测内容进行细节部分的绘测。 3现代绘测技术应用中需要重视的问题 3.1绘测设备的调整、维护与更新 现代绘测技术的应用是基于绘测设备的发展而逐渐发挥作用的,因此在绘测的过程中,设备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绘测中涉及到的设备较多,构成较为复杂,因此在设备的维护与调整中,需要根据严格的维护、调整说明进行作业。此外,由于其与信息技术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信息技术在应用的过程中不断的发展,绘测技术的应用也需要跟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更新而展开更新,及时的对于设备的硬件以及软件展开调整。 3.2技术人员的技术掌握与技能的更新 在现代绘测技术的应用过程中,技术人员也是重要的影响绘测效果的应用因素。因此,在技术的应用中,需要从理论的掌握以及实践的运用两个不同的维度对于技术人员的技术进行提升。此外,随着设备的更新以及相关技术的发展,现代测绘技术也将面临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在相关测绘单位进行技术与设备更新的同时,也需要将技术人员的技术更新纳入到考虑的范围中,为了促使技术人员的技术与设备之间产生良性的持续性的互动,在设备进行使用之前,需要组织人员进行学习与考察,促进其对于设备内部系统的认知程度,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熟练的设备操作。技术人员之间还可以组织技术的交流与探讨,促进彼此在技术掌握上程度的提升。 4结束语 利用先进的测绘技术更好的服务土地整理工作,为土地整治规划提供科学、有效的数据信息,为国土资源管理数据库提供详细、完整的测量基础信息,同时针对土地整理工作的特点,研发成本适当、技术成熟以及操作简便的测绘技术和方法,使得土地整理工作更好的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杨军霞.现代测绘技术在土地整理中的应用探析[J].科技创新与应用,2013(03):128-129. [2]胡国红.土地开发整理中的工程测绘应用探析[J].中华民居(下旬刊),2013(05):270-271. 作者:翟红宾 王翠欣 单位:石家庄市土地开发中心
2014年上海市部分高校推行以学生问题为导向,专家领导解答的思政大课和“中国系列”为主的“课程思政”改革试验,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后来在全国高校普遍推广,到2020年5月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为止,“课程思政”经历了从下而上的探索试水,目前进入了国家指导下的地方充分探索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实践探索和理论探索同等重要,实践探索为理论探索提供素材,理论探索为实践探索提供指导。本文就课程思政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有益探索。 1课程思政的内涵厘定 在高校课程体系中,思政课程是育人的关键课程,但大学生学习的主体部分是专业课程。课程思政是通过在除了思政课之外的所有专业课、综合素养课中加入思政元素,在教授学生知识和技能的同时对学生实现价值引领,要求专业课发挥育人功能,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协同育人。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共同实现“大思政”育人格局,实现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1]。厘定课程思政的内涵需要把握以下三点:第一,专业课应重拾和重视育人功能,这是课程思政的重要前提。育人并不是外部强加给任何课程的功能,而是课程本身所具有的功能,但是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专业越分越细,慢慢的专业课只是负责知识传授和技能培训,留下了育才的功能、缺失了育人的功能。育才和育人是相对应的概念,即在进行知识和技能传授的同时,进行价值观的引领,从而让学生有质量而全面的发展,为社会发展提供更多有用人才。第二,专业课教师不仅要做经师更要做人师,这是课程思政的重要保证。专业课教师不仅要做经师即传播知识、思想和真理更要做人师即塑造灵魂、生命和人,不仅要向学生教授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教给学生做人做事的道理从而进行价值引领。第三,立德树人是我国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这是课程思政的根本价值追求。总之,所有课程都承担着育人功能、所有教师都肩负育人的责任、高校要把立德树人做为根本任务和价值追求是课程思政的重要理论基础,凸显了课程思政的科学性,课程思政不是刮一阵风,要认真深刻研究课程思政的理论与实践,更好的推进课程思政。实施课程思政,可以解决思政课孤岛、被边缘化的现象,营造人人讲育人的氛围,共同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专业课的育人功能是专业课之根,生长出来的育人和育才之叶,即价值引领和知识传递、技能教育,那么专业课育人的生成逻辑即专业课课程思政的生成逻辑就显得至关重要。 2课程思政的生成逻辑探析 2.1课程思政生成的课程论逻辑 课程论是以课程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包括研究课程的外部条件和内部结构,课程思政虽然并不是具体的课程形态,但作为一种课程观念和教育价值理念,要实现教学中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融合,达到立德树人的目标,我们就需要从课程思政的外部条件和内部结构出发研究课程思政的生成逻辑。 (1)课程内在结构根据育人理念而动态生成。课程的内部包括专业课程教师、教材、教案、内容、方法、话语、载体、资源等要素,这些要素如何定位、如何组合、以何种方式呈现、达到何种效果等会随着育人目标的不同而动态生成。课程思政的内部结构就涉及到诸多要素,要让有思政意识和思政能力的人首先带动课程思政,要对教材进行转换,变教材体系为能够对大学生进行引领的教学体系,教学内容也要根据教学目标适当选取和舍弃,同时还要选择隐性的手段润物细无声的通过启发式、探讨式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同时也要转换话语体系,利用“互联网+”创设教学手段等,所有的这些要素,任何一个要素没有处理好,都会影响到课程思政的生成。 (2)课程思政的外部条件同样是课程思政生成的重要条件。课程的外部条件也就是课程设置的条件,即在对专业人才教育时选取本课程的外部条件,比如地区特色、学校特色、时代特点、国家发展等。课程思政只有顺应这些外部条件才有可能更好的生成,比如课程思政要结合地域文化特色、人文特色,要结合学校长时间积淀形成的文化特色和学科发展特色以及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需要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人才的需要生成,这就是今天高等教育培养人的最重要的外部条件之一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养各方面人才。 2.2课程思政生成的学科逻辑 专业课程是为了培养专业人才,根据专业所涉及到的学科,而动态的选取一系列课程的组合。所以我们在研究课程思政的生成时就不能仅仅从课程本身出发,我们还要考虑课程所背靠的学科。适应未来社会现代化发展的人才不能仅仅局限于课程,还应该有更广阔的学科视野,培养学生的学科视野也是课程思政的目的之一。课程思政即在除了思政课之外的所有课程中包括专业课和综合素养课中加入思政元素,实现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所以课程思政涉及到的学科是专业课和综合素养课,而专业课又分为理工课和哲社课。下面是以理工学科为例,分析理工科的学科特质,借此分析理工科课程思政生成的学科逻辑。 (1)理工科富含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理工科超越意识形态,研究自然规律和运行机理,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和通约性,理工科不涉及思想政治立场,与人文社科科学不同,人文社科科学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建立的,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理工科是运用严密的科学思维发挥科学精神探究自然界的发生、发展和运行规律,并进行推理和分析,发现新的理论、新的规律等。比如:《宇宙简史》这门课是客观的介绍组成宇宙的各类星系、太阳系的形成及运动,介绍宇宙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成果。理工科富含科学思维,科学思维是从学科的角度包括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内在规律及相互关系的认识过程和方式,是基于发挥主观能动性建构理想模型的抽象概括过程;是分析综合、推理论证等科学思维方法的内化;是基于事实证据和科学推理对不同观点和结论提出质疑、批判,进而提出创造性见解的能力与品质[3]。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就是理工科的学科特质,是我们理工专业课对学生进行课程思政时要重点关注的学科逻辑。例如,《宇宙简史》这门课的课程思政,南京大学李向东教授从学科角度出发,从好奇心、质疑精神、科学家的理想信念、科学精神、探索精神、科学思维方式展开课程思政,深刻影响了学生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培养学生健全人格、爱国情怀方面也功不可没。 (2)理工科科技活动的人文后果生富含人文关怀。理工科研究自然规律具有普遍性,超越意识形态,但是理工科的科技活动后果都会以一定的理论、技术、产品呈现出来,理论、技术、产品被谁掌握?为谁服务?如何使用?使用的目的是否能够实现人们的美好生活?这些都是理工科科技活动的人文后果,越来越多的两难问题发生,涉及到人文关怀、价值追求和专业伦理,比如基因编辑,谁来使用,适用对像是谁,使用后是否会产生一系列伦理问题,科学技术是为了人类更美好的生活,但是也有可能是对人类美好生活的破坏。在相关学科课程思政中都需要对大学生进行适时和适度的引导,使大学生成长成为饱含人文情怀的、正能量的、有益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人才。学科是由一系列的为了实现特定的育人目标而排列组合的课程。无视学科的整体性、主体性、特殊性,而生搬硬套、强行融入思政元素,会导致专业课程与思政元素的机械衔接,从学科角度出发研究课程特质,才能使专业课中的价值引领和精神塑造更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3基于课程思政生成逻辑的课程思政推进策略探析 3.1创新思政元素挖掘 课程思政就是专业课加入思政元素,最终达到盐溶于食物材料并且发生化合作用形成美味的食物,即通过对大学生价值引领,使大学生具有更高的政治认同、社会责任感、道德观念、法制观念等,让大学生发展成为国家和社会需要的德才兼备的人才。课程思政元素包括从外到内的思政元素的供给和从内到外的思政元素的挖掘,两者同等重要是一体的。目前有些高校采取把思政课程中所有的思政元素总结出来,供专业课教师根据自己的课程挑选,找到合适自己课程的思政元素,或者专业课教师直接把思政教材拿过来对照,把看起来只要和自己专业能够沾上边的思政元素都拿过来,填充到专业课程中去。或者一些教师凭借自己对思政的认知,把自己能想到的元素加进去。这些方法看起来简单易行,并且在课程思政的初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专业课教师开展课程思政的畏难情绪。但是这仅仅属于思政元素与专业课的机械对接,对专业课思政元素的挖掘是不利的,会损害专业教学的完整性,也会出现泛滥的思政元素,使得思政元素融入蜻蜓点水,浅尝辄止。 (1)顺应课程论逻辑系统挖掘思政元素。课程论认为课程内部结构包括教师,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实施、教学语言、教学载体、教学评价、教学反馈等,是一个整体,都要一以贯之的实施课程思政。课程思政不是仅仅机械的在课堂中加入一些思政元素即可,而是要体现在整个教学体系,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正式使用“课程思政”概念,到《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统筹布局课程思政建设,党和国家对于“课程思政”的基本理念和实践指导日趋明晰[6],对于思政元素的挖掘也给出了指导,提出思政元素的挖掘应分为不同的学科,从整个课程体系出发挖掘和运用,按照教学育人目标,在教学内容上挖掘思政元素并对原有教学内容进行选取和舍弃,采用符合学生学习规律的启发式、互动式、研讨式教学方法,通过组织课堂转换教学语言,使用“互联网+”教学手段和载体,辅以反映学生对待学业前后态度的变化、对待国家事务的热情变化、对班集体的态度变化,从而评价思政元素是否有效发挥作用,推动课程思政有序螺旋上升,实现育才和育人目标相结合。顺应课程思政的外部条件同样是课程思政生成的重要条件和理论,与时俱进挖掘思政元素。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忌“陈腐”,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课程思政只有打动大学生才能引领大学生,这就要求挖掘出来的思政元素要用最新的国际国内材料案例支撑,让同学们在分析国内外大势的基础上接受情感的熏陶和价值的引领。同时还要以问题为导向展开教学,通过对问题的研究不仅增进专业知识、专业技能还能够在讨论问题和解决问题中受到教师价值观潜移默化的影响。 (2)顺应学科逻辑精准挖掘思政元素。《朗读者》在说到赞助商一汽集团时用的是“行有道,达天下”,简单但内涵丰富,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传统价值,同时也具备了时代特色,经典的演绎出了汽车学科的价值追求。这就是顺应学科逻辑精准挖掘思政元素,再搭配上经典的案例就能很好的实现对学生的价值引领,同时又能最大程度上增强学生对学科的认同,养成职业道德。思政元素的挖掘是点的挖掘,思政元素的教学是滴灌式教学,思政元素不在多在于精准。比如,可以从学科人文关怀角度挖掘思政元素,理工科研究出来的产品是为了实现人们美好生活,充满了现实的人文关怀。也可以从学科发展史蕴含悠久历史文化,饱含着峥嵘岁月的艰辛,见证东方大国的崛起出发挖掘思政元素;也可以从学科发展重要理论的创建者、代表性人物、杰出学者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潜心钻研的奉献精神出发挖掘思政元素[5]。也可以从学科衍生出来的伦理问题挖掘思政元素,比如,理工科通过研究发明服务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时也会衍生出相关的专业伦理问题。专业课程的思政元素或者育人资源是内生的,这并不意味着思政元素的挖掘不可以外在输入,由于长时间的专业课教师认为专业课只要进行知识的教授和技能的传授即可,认为思政教育是思政教师和其他专职人员的事,所以长时间并没有把加强学生道德修养、树立崇高理想信念、培养法律素养等作为自己的育人点,所以在短时间内专业课教师在专业育德和育人方面能力欠缺,尤其是思政元素的挖掘、植入和恰当的教学方式方法欠缺,这就导致思政元素挖掘出现由外在输入向内在挖掘转变的过程,这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课程思政成长的过程。 3.2发挥学生主体地位 (1)发挥学科的人文关怀、利用科学思维方式形塑大学生。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在论及课程思政特点时特别指出“科学合理拓展专业课程的广度、深度和温度”,通过课程思政使专业课成为有“温度”的课程[7],那么就需要发挥学科的人文关怀、利用科学思维方式形塑大学生,实现价值引领、知识传递和能力成长三者有机结合,使之成为全面而有质量的人才。教育部2017年提出“新工科理念”,提出了“问产业需求建专业,问技术发展改内容,问学校主体推改革,问学生志趣变方法,问内外资源创条件,问国际前沿立标准”,其中“问学生志趣变方法”充分体现了工科的人文关怀和学生主体地位,表明了培养德才兼备、德学兼修的高素质高素养人才的追求。课程思政要针对学生的思想实际及所关心的问题去深度关注学生的个人成长,实现个性化“滴灌”与总体性“漫灌”相结合。充分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的话语方式和教学方式提升课程质量,满足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传授和理论阐释的规范严谨,同时增强育人和育才的生动性和感染力。教师在课堂上通过互动、答疑,采用小组讨论方法利用好网络交流,通过教学反馈、学业指导等教学方法加强与学生的对话、交流和沟通,用好课堂讲坛、校园阵地,增强学生的价值判断能力、价值选择能力[8],引领学生健康成长。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教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发挥教师的能动性唤起学生自我成长的自觉,通过师生之间的情感互动和交流,达到对学生价值塑造的目的,最终实现学生的自我成长。 (2)在实践中发挥大学生的主体地位。尊重并弘扬受教育者的主体性是现代教育的核心特征。利用课堂主渠道,实现从“以教师为中心”到“以学生为中心”和“以教为中心”到“以学为中心”的转向,进行知识、能力与情感态度价值观融为一体的探究性、参与式教学,通过角色扮演法、情境教学法、榜样示范法等多元教学法,提升课程思政育人的实效性[5]。发挥大学生主体地位还要遵从大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认知特点,在高校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时遵循自主选择原则,当代大学生正处于自我意识空前活跃阶段,对于价值观的外在输入即显性的、公开的灌输存在反感,从而拒绝接受价值观的引领,而课程思政在这方面具有优势,它是隐性的,甚至和专业知识紧密结合在一起,通过情境让学生身处其中,自己做出选择,并将价值观念内化成自己的价值系统,最终付诸行动。在实践活动中同样也要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比如创新创业大赛,要做到以创、赛促“思政”的目的。创新创业大赛是以学生为主体,把学生所学到的专业知识和国家社会的需要结合在一起的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实践,在整个备赛的过程中教师是指导和引导,学生是主体,学生需要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协同合作,在整个比赛过程中各位同学无不受到爱国、责任、价值、团队、创新、真善美等精神的熏陶和价值的引领。 3.3改进课程思政评价 (1)从学科人文关怀、教育终极目标角度展开评价。课程思政的终极目标是实现育人和育德,实现大学生自身全面而有质量的发展,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那么评价课程思政的优劣就不能仅仅采取一些简单的标准:比如有些学校课程思政评价采取的“五个一”标准,包括一个教学大纲制定、一份课件、一次公开课、一个案例总结、一份资源素材总结,这样的评价课程思政的标准虽然在课程思政的初期达到了一定的目的,但是这种评价没有考虑课程思政的受教育对象即大学生群体的主观感受,他们的成长变化,他们对学科的认同变化,他们对国家发展、党的领导等等的认同变化。也就是缺乏了更多的从学科人文关怀、教育终极目标角度展开评价。同时,不同学科的课程思政的评价标准不一样,甚至是不同地区、不同专业的课程思政评价都要相应的调整,要坚持一些基本固定的评价,同时还要配合针对性强的评价。 (2)从课程论逻辑出发展开整体评价。整体性评价是课程思政评价要坚持的重要原则之一,课程思政是为了解决传统的思政课程承担所有育人和育德功能的孤岛化现象,是发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三全”育人的重要教育理念和实践,人人都有育人职责、课课都有育人功能,整体性和系统性是课程思政的重要原则之一。所以课程思政的评价也不能仅仅从哪一方面进行评价,坚持整体评价和重点评价相结合,学生整体进步和个别表现突出相结合。顺应课程思政的外部条件同样是课程思政生成的重要条件和理论,课程思政评价要坚持创新。课程思政评价要避免为了评价而评价,评价是为了教学反馈,形成完整的教学闭环,促进课程思政更好的发展,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大学生全面而有质量的发展。课程思政评价有不同的评价主体,包括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学校系部、任课老师,基于评价的目的,评价过程就少不了大学生意见。如何更好的调动大学生参与到评价中来,并且在评价过程中对大学生进行价值引领,是评价创新的重要领域。同时还可以利用互联网+,现在的大学生是互联网的原住民,把手机利用起来进行评价也是可以进行创新的领域之一。 参考文献: [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的《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EB/OL].(2020-05-01)[2021-06-15]. [5]张兴海,李姗姗.高校课程思政改革的“四论”[J].中国高等教育,2021,(Z2):7-9. [6]娄淑华,马超.新时代课程思政建设的焦点目标、难点问题及着力方向[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2(05):188-196. [7]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EB/OL].(2020-05-28)[2021-06-15]. [8]王学俭,石岩.新时代课程思政的内涵、特点、难点及应对策略[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1(02):50-58 作者:冉小先 单位: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货币银行论文:基础货币与中央银行的关系研究 摘要:基础货币包括流通中的通货,而流通中的通货是公众再熟悉不过的东西了,我们每天都在与它打交道。它也是经济生活中大部分问题的根源。流通中通货的多少与通货膨胀的发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并影响着经济的发展和就业状况。但现行基础货币由国家授权中央银行垄断发行并强制流通,公众已习惯了它,也更关心其购买力,而渐渐不在乎它的可赎回性。本文在分析现行基础货币实际上是中央银行对货币持有人的负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讨论基础货币与中央银行的诸多关系。 关键词:基础货币 中央银行 商业银行 一、基础货币是中央银行对公众和各商业银行的负债 基础货币,或称高能货币、强力货币,在西方经济学中,它通常指创造存款货币的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法定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与流通于银行体系之外的通货这两者的总和。 为了了解基础货币怎么成为中央银行的负债,我们有必要回顾货币的发展史。托马斯·梅耶认为,任何一种能执行交换中介、价值标准或具有完全流动的财富贮藏手段职能的物品都可能是货币(广义)。门格尔认为,使用任一特定的物品作为货币(狭义),是一种社会习惯,而这种习惯是通过某种历史过程发展而来的。那么,为什么每人都愿意以有用的东西去交换现在仅仅是交换中介的货币呢? 在门格尔看来,初期人类交换的目的,针对最眼前的需要,因而无论何人都只着眼于通过交换所能获得的各种财货的使用价值。当财货所有者认为其自己所拥有的财货的使用价值,但较另一人所拥有的财货的使用价值为小,而另一人对于这两个财货恰好作相反评价时,交换才得以成立。但这种直接交换要取得成功,并非容易之事。 由于需求的直接满足是人们一切经济努力的最后目标,但假如这个最后目标不能立即达到或直接达到,人们就必须采取接近这个目标的一切办法,即以其商品与使用价值较大的财货相交换。这样,他能够先用他初始拥有的东西较可靠、较迅速并较经济地换得所需财货,达到其最后目标。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在习惯的强力影响之下,就到处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在当时当地销售力最大的财货,在交换中最为一般人所乐于接受,因而也最能与其他任何商品相交换。这样一种财货,到最后发展为“货币”(狭义),所以货币本身含有要求权之意。货币是人类经济的自然产物,丝毫不需要国家的力量,它的形态亦由各地各时的特别经济状态所形成。由于金属具有的天然优势,货币渐渐从家畜等发展成一般金属、贵金属货币形态。 当然,由于贵金属难以检验其真假及成色,并且切凿困难,铸币出现了,也使得贵金属的销售量较以前有更大提高。各国政府也以铸造交易所需的铸币当作自己的职责,不过政府在执行这种职责时,往往滥用其权力,遂使人们忘却铸币成色与质量的保证为铸造者应有的责任。为适应小额交易的需要,以低质金属铸造的小铸币也相应出现。但这类辅币必须按交易所需之数量铸造发行,并能随时兑换为贵金属铸币,才能防止政府滥用铸币发行权。 由铸币发展到商业银行签发银行券,再到中央银行将发行货币权垄断也是一个极长的过程。有实体的铸币和其他实体商品货币源于银行系统之外,被称为“外部货币”(广义),而银行发行的货币被称为“内部货币”。银行券是商业银行签发给持有人的,对外部货币的要求权,但它对任何持有人都可支付并可赎回。银行券是签发银行对持有人的负债。每一家银行的银行券以黄金或白银的单位计值,且都能被其他银行普遍按平价(面值)承兑,从而每一家银行的负债在整个经济区域内能平价流通。当银行券处于流通之时,纸币也出现了。两者的分工仅在面额上,银行券多是大面额钞票,纸币则是小面额的。随着政府偏好的中央银行的出现,中央银行便垄断了货币发行权。各商业银行也就将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中央银行的负债)当作自己的资产在中央银行作为存款准备金进行储备。因为大多数国家一般规定,各商业银行除留备用金(将其归为“流通于银行体系之外的通货”)用于日常的支付外,还需将存款准备金包括法定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存入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就是中央银行对各商业银行的负债,而中央银行投入市场的每张纸币则是其对社会公众的负债。 所以,从货币的发展史来看,货币自始至终都代表着一种对外部货币从而最终对物的要求权。更准确地说,外部货币是持有人的资产,而内部货币却是对银行自身的要求权。今天,既然基础货币发行人是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持有人包括公众和各商业银行就对中央银行拥有对外部货币的要求权,中央银行就是全部基础货币持有人的债务人。 二、基础货币是中央银行不可兑现的负债 不兑现货币的应用,离不开早期使用商品货币习惯的形成和发展,因为不兑现货币是由可兑现货币发展而来的,而货币发行的垄断权为不兑现货币的实行铺好了道路。一国转向不兑现货币,一般是由中央政府赋予单个机构(即中央银行)具有垄断发行货币的特权开始的。中央银行的负债如同黄金白银被广泛接受,并且成为其他银行的储备。然后,政府持久性地取消了中央银行负债的可赎回性,中央银行发行的基础货币也就成为不可兑现的货币。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虽然也将此列入负债,但在一般情况下,却是一种长期无需清偿的债务。当今,对货币发行人的要求权不可兑现。此不可兑现货币能够持续流通的首要原因在于国家法律的强制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十六条就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是人民币。以人民币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切公共的和私人的债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再者,人们已经熟悉它,并可用自己的物品去交换货币(卖出物品),再用所交换的货币购买自己想买的在购买能力范围内的任何东西。这样,继续接受它也就有了自我强化的性质:如果交易者知晓其他交易者都接受他们,那么拒绝它对任何交易者都不是自利的。 就中央银行投入市场的纸币而言,人们手中持有它,并不认为自己握有中央银行的债权,倒是认为握有社会财富。人们也逐渐忘记了持有纸币本身对发行人的要求权,人们也忘记了自己的债权人身份。在纸币购买力不变至少是不减少的情况下,人们完全可不考虑它对外部货币的要求权,因为它本身可直接实现人们换得所需物品的最终目标,而不必将它换成外部货币从而间接换得自己的所需物品,且这在目前也是不现实的。但关键是纸币并不具有稳定的购买力,它可能随着通货膨胀而贬值,这样人们对物的要求权可能无法实现,或实现得很少,也就满足不了人们的最终目标。而纸币购买力的不稳定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不兑现的货币制度。正是这种制度,使央行能按照政府意志随意操纵基础货币量,这是以损失大多数人的福利为代价的。 在可兑现货币制度下,基础货币必须以该国的黄金量为基础发行,如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即是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若美元的发行超过了美国拥有的与其等价的黄金量,超过的美元也就不能换取黄金,这种制度将崩溃。实际上,当初这种体系的崩溃,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因为美国陷于越战的泥潭不可自拔,财政赤字迅速增加从而大量发行美元造成的。在不兑现货币制度下,由于中央银行不兑现其负债,基础货币量发行的多少对中央银行也就无约束作用。中央银行可通过操纵基础货币量的变化为政府融资、敛取铸币税并实施货币政策以实现政府的目标。 三、中央银行通过垄断对基础货币的铸造来为政府获取铸币税 铸币税,是中央银行从发行货币中获得的净收入,它等于发行出来的货币的交换价值与制造货币和维护货币流通的成本之间的差额。如果新旧货币没有差别,通过将新货币投入流通,则基础货币的扩张意味着现有货币的价值缩水,也就对货币持有人进行了课税。显然,铸币税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税收。而在征收铸币税时,往往伴随着货币供给的增长。 在金银铸币本位下,铸币税指封建主从铸币中所获得的收益,即铸币的面值与实际的金银含量、铸造货币的成本之差。即 s=m-pq-c,s为名义铸币税,m为该批铸币的面值,p为铸币厂为每单位金属支付的名义价格,q是该批铸币所含金属的重量,c是铸造货币的成本。铸币厂常常通过减少铸币重量和贵金属含量、降低贵金属价格等手段增加每批铸币的铸币税。如果在一个完全竞争的行业中,竞争将促使铸币面值等于其边际成本,铸币税s=0。但政府竭力在货币生产上推行垄断,希望赚取铸币税。 在不兑现货币制度下,基础货币的黄金含量为0,生产成本也几乎为0,假定q =0和c=0,则m=s,在不考虑物价水平变化的情况下,每年的名义铸币税即为基础货币存量的变化。在现代金融体系下,基础货币是中央银行控制并发行的,中央银行通过增加基础货币即可增加铸币税。由于中央银行与政府的特殊关系,铸币税大部分为政府获得。如果政府将获取的铸币税再投入基础设施等公共领域,既带动了经济的发展,又能通过基础设施等的建设为公众谋福利,那么这部分铸币税对公众来说是乐意接受的。但是政府本来就有为其公民提供各种设施的义务,在通过制定十分复杂完备的税法向公民征收各种税收后,它就不应该再征收铸币税这种隐性税收,这样的重复征税牺牲了公民的福利。假如这部分铸币税用于清偿自己的债务或其他用途,那更是对公民福利的巨大牺牲。 中央银行在向市场注入基础货币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可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使市场的货币供应具有一定的弹性,但作为政府的银行,在政府出现财政赤字时,有责任为政府筹措资金和提供信贷。如果中央银行简单地通过印刷纸币直接为政府偿债,因增加基础货币量而获取的铸币税有助于为政府弥补赤字,但却容易造成通货膨胀,所以很多国家从法律上对央行向政府的贷款加以限制。 就我国来说,在《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实施之前,中国人民银行可通过增加基础货币量,直接借款给政府以解决政府赤字。在《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实施之后,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政府债券,也不提供临时贷款。中国政府发生财政赤字,除了可以增税外,应通过发行期限不等的国债解决。但是,中国人民银行可以间接购买政府公债,即社会公众和各商业银行先买下政府公债,中国人民银行再从他们的手中买入,其结果可能比直接买入投入更多的基础货币量,显然间接购买成本高于直接购买成本。所以,中国人民银行只要能间接购买政府债券,就仍是政府赤字的融资人,其在向市场投入基础货币量时,获取铸币税,间接了结政府的债务。 此外,《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实行独立的财务预算管理制度。中国人民银行的预算经国务院财政部门审核后,纳入中央预算,接受国务院财政部门的预算执行监督。”第三十九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每一会计年度的收入减除该年度支出,并按照国务院财政部门核定的比例提取总准备金后的净利润,全部上缴中央财政。中国人民银行的亏损由中央财政拨款弥补。”所以,中国人民银行创造的铸币税全部归属财政。 四、基础货币是形成中央银行资产的主要来源 虽然不同的国家,中央银行的组织形式不同,资本构成也不同。不过,从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来看,其资金来源大体由资本金、流通中货币、各种存款等构成。资本金包括中央银行实收资本(初始资本金)和在经济活动过程中所得利润进行分配和上交财政税金后剩余的公积金。有些国有化的中央银行还包括财政增拨信贷基金。按照资本金所有的形式,中央银行可分为全部资本金国家所有、公私股份混合所有、全部股本私人所有、资本金没有等类型。为了更清楚中央银行资产的来源,我们试着寻找其发展路径。 新建立的中央银行要么依靠国家的力量授权和没收某一或某几个私有银行而来,要么国家自己先建立银行再来没收和改造原来的私有银行(如中国),要么采用其他一些方式。中央银行不是银行业发展的自然产物,而是外部力量强加的或者是政府偏好的结果。由于中央银行的发展路径有很多,初始资本金所采取的形态也较为复杂。 如果中央银行从私有银行转变而来,其私有银行原来的资本金构成是影响现有资本金构成的重要因素,不管它是否是因为国家授权或没收(没收只是改变了所有权人而已)。而私有银行原来的初始资本金构成应该不是它自己所发行的银行券或货币,只可能是某种外部货币,如黄金、白银等,或者是先于它的银行所发行的、被普遍接受的内部货币,因为在它建立时还未发行自己的银行券或货币。如此类推,最早的银行的初始资本金构成只可能是外部货币。 如果中央银行的发展走的是中国式道路,其建立之初的初始资本金构成(如果有的话)也只可能是外部货币或先于它的银行所发行的货币。关键是,由于中央银行被赋予的强大力量和特殊地位,它一建立就能发行自己的新货币或统一发行原来的货币(统称为“新货币”),而旧货币(包括外部货币)必然对新货币具有可赎回性,并且在新货币被广泛认可和流通时,旧货币也必须兑换成新货币。所以,中央银行是否拥有初始资本金的意义并不是很大。虽然为维护币值稳定,中央银行发行货币须具备一定的准备金,诸如以金、银、外汇、证券作发行准备的现金准备和以短期商业票据、财政短期库券、政府公债等为准备的保证准备。但是中央银行可更多地使用保证准备,如先用自己发行的纸币从公开市场上购进政府发行的公债,再以政府的公债作为准备发行纸币。 中央银行既然自己能发行货币,并且其货币即负债被社会公众和各商业银行作为资产和财富储备广泛接受,这样,它发行的基础货币对自己而言也就是资产和财富的代名词。它的收益和公积金也采用了自己发行的货币形式。这样,它发行的基础货币即自己无须清偿的负债成为其资产的来源。它的资产业务也就是通过基础货币对商业银行办理再贴现和再贷款、收购黄金和白银、在公开市场上买卖证券等。通过将基础货币投放到各领域,带动各种资产业务的发展从而形成自己的资产,中央银行就可以调整自己的资本构成。随着基础货币总额的增加,中央银行资产总额也跟着增加。 五、中央银行通过控制基础货币投放量来调控经济 基础货币是银行体系存款扩张、货币创造的基础,是中央银行各政策措施与最终目标之间关系的重要中介指标之一。在现代银行体系中,中央银行对经济的调节,主要是通过控制基础货币的数量来实现的。而中央银行在使用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和再贴现率等货币政策时,都是通过影响基础货币中的准备金而发挥作用的。中央银行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各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将增加,它们在其他情况不变时可动用的基础货币量相应减少,信贷规模减少,从而通过乘数效应减少了货币供应量,造成通货紧缩,抑制投资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中央银行若在公开市场上从商业银行或公众手中买进证券,便向市场投放了基础货币,虽然各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将增加,但可动用的基础货币较之增加更大,信贷规模增大,从而通过乘数效应增加了货币供应量,促进投资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并可能引发通货膨胀。 外汇储备是一国综合实力的象征,它具有调节国际收支、稳定币值和汇率、应付政治经济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等功能。所以,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渠道除了对商业银行进行再贷款和购入公债外,还要购入外汇。我国外汇储备是由国家授权中央银行购买并持有的。从我国汇率形成机制的角度看,我国外汇储备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表现为对外债权的快速上升,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急剧增长,央行外汇占款比重日益增加。外汇储备并不是越多越好,外汇储备越多,投放在此领域的基础货币(外汇占款)也就越多,再通过货币乘数效应便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度增长,并可能诱导通货膨胀。国际上常用的衡量外汇储备是否适度的指标是外汇储备量与全年进口额之比,若它在25%左右,并能满足三个月的进口需要即为适度。近年,我国外汇储备激增,我国不得不在此渠道投入大量的基础货币,以消化每年回笼的大量外汇储备,从而稳定币值,调控经济。 货币银行论文:论从紧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以及对策 摘要:为了抑制经济过热,央行果断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这对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以及流动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商业银行应该采取积极的对策来应对。 关键词:从紧货币政策;商业银行;影响;对策 1 我国实施紧缩货币政策的背景及其情况 从紧货币政策就是通过减少货币供应量达到紧缩经济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再贴现以及公开市场业务来实施。在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过热运行,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为了防止通货膨胀,央行果断采取行动,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自2010年10月20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由2.25%提高到2.50%。时隔半个月,中国人民银行11月10日晚宣布,从11月16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9天之后,中国人民银行19日晚间再次消息,决定从11月29日起,再次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进入2011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1月14日宣布,从2011年1月20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2月18日宣布,从2011年2月24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2 从紧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2.1 从紧货币政策有利于商业银行调整经营策略 商业银行的经营策略与政策的实施密切相关。从紧的货币政策使得商业银行的贷款明显减少,这就不得不去发展其他业务。比如说是资金业务和中间业务,来改变其单一的经营策略,这也是我国商业银行的未来的发展趋势。 2.2 从紧货币政策促进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能力提高 从紧的货币政策使得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趋紧,使得商业银行必须进行加强流动性风险的管理,对资金进行合理的配置与使用,并且提高其使用效率,来监控流动性风险。再者,资产负债管理的水平也应提高,对资产负债的期限结构进行科学的匹配。 2.3 从紧货币政策使得风险集中,增加信贷成本 从紧货币政策控制了信贷总量,这就使得商业银行调整资产组合的能力受到了一些限制,非常有限的信贷资源逐渐地被少部分大客户所控制,导致商业银行不能进行分散经营。如果贷款的利率持续提高的话,使得一部分人就难以承受,那么就不能及时偿还贷款,这就造成了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的增加。 2.4 从紧货币政策加大了商业银行的汇率风险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外汇储备大国,由于经营的需要,在这些外汇储备当中有一些注入到了商业银行。而且商业银行自身也引进了不少外币资产,在实施从紧货币政策下,人民币的汇率就会上升,造成了外汇的贬值,这就给商业银行带来了汇率风险,从而有可能带来损失。 3 商业银行应对紧缩货币政策的对策 3.1 根据自身经营状况,优化调整资产负债结构 从紧的货币政策使得法定准备金比率比较高,导致商业银行可利用的存款的比例比较低,这就要求在资金的利用上要合理,达到最大效率的利用。但是不同的商业银行自身的经营状况不尽相同,要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调整。规模比较小的商业银行在存贷款方面要保持合理的比例,提高利用资金的能力。规模比较大的商业银行,要增加安全性比较高的金融工具的持有比例,比如说,政府债券等,还可以向央行进行贷款,满足流动性的需求。总之,不管哪种银行都要提高自身利用资金的能力和效率。 3.2 促进中间业务创新, 增加中间业务收入 从发展趋势来看,中间业务是以后银行竞争的重要部分,是一个重要的利润增长点,也是衡量金融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长期以来, 我国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占总业务收入的比例比较低,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实施限制了信贷业务,却是中间业务发展的契机。商业银行对此应该高度重视,加大中间业务的开发力度,创新发展中间业务,使之成为银行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3.3 建立健全流动性风险预警机制 充足的流动性对银行来说至关重要,在从紧的货币政策下对流动性管理更是重中之重。要充分掌握本省的财务状况,通过各种财务分析工具对资产负债的流动性进行预测和分析,密切关注市场的资金的供求变化,从而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与此同时,建立风险预警系统及完善的风险管理制度,将流动性风险最小化。 3.4 积极发展综合经营,加快国际化进程 在现在的全球化的浪潮当中,商业银行也应该积极发展自己的综合经营,加快自己的国际化进程。通过兼并与收购,使得商业的银行的资产规模迅速扩大,经营范围增加,经营地域得到扩张。在从紧的货币政策下,银行可以发展金融租赁,基金等业务,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在全球市场上获得一席之地。 货币银行论文:货币紧缩形势下我国银行业资本金困境研究 摘要:股份制商业银行近年来资本金比率不断下降反映出我国银行业面,临着资本金困境,而资本金困境背后的原因涉及资本市场制度、居民投资结构、企业融资结构、金融市场结构等金融体制层面的一系列问题。在从紧的货币政策下,银行业只有通过优化资产结构、拓展中间业务等措施来应对资本金困境。同时,宏观层面的配套改革措施主要包括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完善资本市场制度、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培育机构投资者等。 关键词:资本金困境;金融体制;货币紧缩 2008年3月,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提出拟公开增发不超过8亿股、融资额不超过200亿元的再融资方案,募集资金将全部用来补充核心资本。此次增发距上次增发仅相隔一年多的时间。2006年11月,浦发银行曾公开增发4.4亿股,募集资金59亿元;再之前是2003年1月,浦发公开增发3亿股,募集资金25亿元,而该次增发也离浦发银行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1999年9月只有三年多的时间。无独有偶,招商银行在2003年8月曾推出了100亿元的可转债融资计划,最后由于代表流通股股东的基金公司的集体反对,可转债发行额度降为65亿元,并最终于2004年11月在上交所发行。2006年9月,招商银行又在香港联交所通过发行h股筹资205亿元人民币。从浦发银行和招商银行上市以来再融资频度加快和力度加大的事实可看出,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对资本金的饥渴。表1列出浦发银行近五年来的资本金、存贷款和净利润变化的情况。2003年至2007年,浦发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仅维持在稍高于监管标准8%的水平,而核心资本充足率也仅维持在稍高于监管标准4%的水平。在2003年及2006年的增发完成后,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曾短暂上升,但不久就回落。由于资本充足率的下行趋势,为符合监管标准,浦发银行不得不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考虑补充资本,由于核心资本充足率也仅稍高于监管标准,因此通过补充附属资本来提高资本充足率的空间十分有限,所以补充资本主要是考虑补充核心资本。 一、银行业资本金的深层次问题 (一)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困境。商业银行的核心资本主要包括普通股、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等。在我国,财政部规定金融企业应在税后利润中计提一定比例的一般风险准备,这类准备金也归在核心资本范畴。我国上市公司的利润分配比例一般不超过五成。浦发银行2007年分配的利润仅占税后总利润的34%,2006年的分配比例仅为20%,因此,在正常情况下,商业银行通过盈余公积、留存利润和一般风险准备等手段来补充核心资本应该就能满足监管的要求。但从浦发银行看,其资本充足率资本资产比率都基本处于下行趋势。可见,仅靠盈利转化并不能满足资本监管的要求,商业银行必须寻找除利润外的其他渠道来补充资本。通过资本市场融资(首发或增发)是补充核心资本的一种重要方式,且在我国目前的资本市场制度环境下,这种方式既不会让大股东失去控制权,也不需要大股东出资,因此就成为一种成本最低的选择。股权分置改革后,我国股票市场的制度性缺陷已基本消除,但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市场透明度的提高和对投资者保护的加强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国资本市场在这些方面还需改进和完善。 (二)贷款扩张导致资本比率下降。相对于资本金的增长速度,资产扩张的程度更为剧烈。由于贷款占据了我国银行业总资产构成的主要部分,因此考察贷款的增长情况就能看出总资产变化情况。表1显示浦发银行近五年来贷款增长速度平均为26.3%,虽然逐年有所下降,但这种下降是建立在贷款规模不断扩大的基础上的,其增长的绝对额每年都在扩大。股份制商业银行整体的状况与浦发银行基本相同,近几年内其贷款扩张速度维持在30%左右。仅通过盈利转化而不通过其他渠道补充核心资本,其资本比率必定会逐步下降。贷款的高速扩张是造成银行资本比率下降的背后原因,而银行业为何有如此强烈的贷款冲动?这是因为:存贷款业务是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我国的实际存贷款利差较高,银行贷款意愿较强,仅靠存贷款的利差收入银行就能获得高额的利润,因此,其开拓中间业务的动力不强。浦发银行2007年的非利息收入仅占总营业收入的6.55%,即使在中间业务做得最好的中国银行,其2007年的手续费和佣金收入也仅占总营业收入的13.6%,这两个数据远低于西方同业约一半的水平。由于中间业务基本不占用银行资金,不会增加银行的资产总额,因此不会有相应的资本要求。但在我国,由于利率管制形成的高利差使商业银行大部分的资产业务集中在贷款上,当经济形势下行时,会使不良贷款比率上升,给银行经营带来风险。 (三)居民存款增长促进了银行业贷款的扩张。银行贷款扩张的另一个原因是存款的高速扩张,浦发银行近五年的存款增长率基本维持在20%以上,五年平均值为25.7%,尤其是2004年后存款增长率平均高于贷款增长率2.9%。1995年我国金融机构开始由贷差转变为存差,此后存差逐年扩大,贷存比逐年下降,这使银行业面临着很大的资金运用压力。由于金融机构存款中超过一半的比重是居民存款,因此重点分析居民存款的增长原因。从2001年到2005年间,我国居民的资金运用结构中,存款始终占70%以上。证券投资部分到2005年其比重一直持续下降,这是因为证券投资的主要部分是股票投资,而股票投资受股票市场行情波动的影响很大。在证券投资中的债券投资部分,居民的主要投资品种是国债,企业债券数量很少。由于2006年股票市场行情开始上涨,因此居民资金运用结构中证券投资的比例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但其投资结构不会有大的改变。在保险金部分,其所占比重逐年上升,说明我国保险市场近些年来稳步快速发展。可见,我国银行业存款快速增长的原因在于居民投资渠道狭窄,大部分资金只能存在银行。虽然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稳步提高,但却很少有其他金融产品来适应居民对资金运用的收益性和流动性的更高要求,尽管基金产品和保险产品近些年发展很快,但其在居民资金运用的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仍然不大,这就使资金大部分以存款形式集中在银行内部,从而使得银行的资金运用压力加大。 (四)企业融资结构促进了银行贷款的扩张。银行贷款的主要客户是非金融企业,企业对贷款的需求弹性和利率弹性很小,尤其是当企业处在扩张阶段时,其对贷款的需求更是被放大。2001年到2004年间,我国企业直接融资的比例处于下降趋势,2005年后有所上升。其原因是由于2003年后我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扩张时期,而同期股票市场持续低迷,其融资功能几乎丧失殆尽,因此,企业的资金需求主要通过银行来满足。2005年后,随着我国股票市场的逐渐转暖,股票市场融资额开始上涨,同期由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加快,银行贷款的扩张速度也在加快,总体看,直接融资的比例有所上升。在我国企业的融资渠道中,企业债券所占的比重一直较低, 二、货币紧缩形势下银行业摆脱资本金困境的对策 2006年和2007年我国gdp的实际增长率分别为11.6%和11.9%,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也逐渐走高,2008年第一季度cpi指数平均已达8.0%,经济过热的特征越来越明显。为此,央行从2007年底开始首提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其主要措施就是严格控制银行的信贷投放。在新的形势下,银行业应该采取适当措施,走出资本金困境。 (一)控制信贷风险,适当减少信贷投放。在存款准备金率不断提高和加息预期不断高涨的情形下,银行业的信贷投放将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同时股票市场也在调整,居民投资会从证券市场转移到银行体系,存款的增长速度会加快,因此银行业的资金运用压力会更大。另一方面,当经济从高处回落时,银行信贷的风险将会加大,不良贷款的比率将会上升,如果银行通过提高拨备覆盖率来应对不良贷款比率的上升,则会直接造成利润下降,从而导致资本比率的下降。因此,宏观经济形势和银行自身运营两方面都表明,严格控制信贷风险、减少信贷投放、优化资产结构才是商业银行正确的努力方向。控制信贷风险、减少信贷投放并不意味着对所有贷款实行“一刀切”式的削减,对于行业成长良好、信用记录优良、各种担保齐全的企业可适当增加贷款,而对经济回落敏感的行业和风险集中的行业(如部分制造业和房地产业等)要严格控制贷款投向和总规模,优化贷款的行业结构,降低贷款的行业集中度,分散贷款风险。在优化资产结构方面,增加非信贷资产如证券类资产的比重,同时在规则的允许下适当增加股权类投资。 (二)大力拓展中间业务。这有利于商业银行改变收入结构,增加利润。银行业可利用自身的网点优势积极开发和各种基金、保险、、银行卡、电子银行等中间业务,加快产品创新,积极提供面向投资主体对流动性、安全性和收益性的组合需求相适应的产品。同时,结合负债结构的优化,引导存款资金流向中间业务市场,降低存款增长的度,从而降低资金运用的压力。 (三)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首先,通过资金价格的市场化来引导企业合理选择融资方式。有研究表明,2004年10月央行取消贷款利率上限后,企业的融资结构更趋合理,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有所提高。由此可见,利率市场化具有积极的意义,下一步的改革重点可放在取消贷款利率下限和放松存款利率上限上。其次,进一步改革资本市场制度,完善股票市场的发行、交易和监管制度,增加市场透明度和投资者保护力度,引导股票市场走向理性投资;逐步消除阻碍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的制度性障碍,促使优质企业通过发行债券与投资者建立起直接融资的联系渠道。第三,通过促进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培育机构投资者,完善现有的市场交易制度等来合理分流居民储蓄资金。这些措施的实施能为银行业创造一个竞争性的、有益的外部环境,能够迫使银行提高运营效率,增加利润来源的稳健性和可持续性,从而为银行业建立起一个合理高效的资本金补充渠道创造有利的条件。 货币银行论文:关于紧缩性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及其对策 论文关键词:流动性过剩 货币政策 存款准备金 商业银行对策 论文提要: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带来外汇储备增加局面长期存在,为对冲银行体系过剩的流动性,央行将在较长时期内执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对银行存款、信贷、资金等业务以及银行收入、资产质量的影响利弊共存,商业银行应正确应对,做好相应的准备。 近期央行不断实施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包括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加大央行票据的发行量,实施窗口指导等, 这些紧缩性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是否会有影响,成为需要加以关注的问题。本文拟研究紧缩性货币政策实施的内在原因,探讨紧缩性政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并提出有关对策建议。 一、紧缩性货币政策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国内经济结构失衡造成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2002年以来,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局面进一步发展,带来外汇储备快速增长,而且每年新增数量不断上升。受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影响,企业和居民大部分不愿意持有外汇,藏汇于民的政策变成了结汇于官,使得企业居民的大部分外汇都变成了金融机构的外汇占款。2001年外汇储备增加投入的货币中93%变成了外汇占款,到2006年这一比例达到98%。强制结售汇制度下,金融机构的外汇占款最终成为央行的资产,而央行资产方的增加即表明流动性的增加。当前,央行对金融机构贷款数量、有价证券的数量都较少,外汇储备超常规增长由此带来外汇占款快速投放,超出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货币供应量,成为当前流动性过剩问题的主因。 为了控制日益突出的流动性过剩问题,避免银行信贷过快扩张并可能由此带来经济过热和不良贷款增加的风险,从2002年起,央行开始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主要是采取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回收银行体系过剩的流动性,利用窗口指导和上调基准利率控制银行贷款过快增长。 由于全球经济失衡是各国内外经济失衡的表现,短期内难以有大的改变,而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要假以时日,没有一定的时间是难以到位,人民币不断增加的升值预期将加快投资、投机资金的进入,这些因素的长期性决定了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问题也将长期存在,因此,从较长时期来看央行将实施以紧缩为主的货币政策。 二、紧缩性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1、商业银行宽松的资金环境和信贷扩张的货币基础仍将维持,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对银行增加利息收入有利 据测算,维持每年gdp增长10%、贷款增长16%、m2增长16%的水平,需要投放基础货币约5000亿元左右。2002年以后,外汇占款的增量已远远超过了经济金融发展所需基础货币量。为了抑制流动性过剩,对冲外汇占款大于基础货币增量的部分,央行频繁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行票据。从政策实施效果来看,2002年以来基础货币的增长额仍然保持较高的水平,2000年和2001年基础货币比上年增加分别为2871和3360亿元,2002-2006年,则分别比上年增加5286、7703、6015、5487和13415亿元,紧缩性货币政策下商业银行经营的基础货币环境仍然偏松。 在主动投放基础货币的时候,中央银行会把社会的超额储备的流动性控制在尽可能少的数量上。各国通行的无息存款准备金制度也使得商业银行尽可能保留最低超额准备金率。但是由于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被动性以及特殊的准备金收益率制度,当前银行体系存在较高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存款准备金仅是使部分超额准备金变成法定准备金,因此不会对银行的存贷款业务产生紧缩作用。从实际运作结果来看,2002年以来,商业银行存贷款规模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存贷比不断下降,银行体系并不存在资金面紧张的问题。 由于未来央行上调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主要目的在于控制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的问题,这些紧缩性的措施将不会影响商业银行整体宽松的资金环境和信贷业务快速扩张的货币基础。此外,由于目前法定准备金利率为1.89%,高于超额准备金0.99%的水平,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使部分超额准备金转变为法定准备金,对增加银行利息收入有利。 2、央票发行对银行贷款存在挤出效应,对银行盈利造成负面影响 目前商业银行的资金运用主要有贷款、有价证券投资和外汇占款等三部分, 2006年末,这三部分资金运用分别占资金运用总量的62%、11%和27%。从商业银行资金运用的增量来看,2003年以来,随着央行票据发行量的不断增加,央票占金融机构资金运用的占比也在不断增加,2003-2006年央票当年增加值占当年金融机构资金运用总量分别为4.6%、22.8%和16%,央票对贷款的挤出效应趋于明显。 由于一年期央票到期收益率在2.9%左右,远低于一年期贷款6.39%的收益率,央票对银行贷款挤出将对银行盈利产生负面影响。而定向发行央票属惩罚性手段,发行对象主要是贷款发放较多的银行,在于抑止贷款的过快增长,其收益率要低于一年期央票,对银行盈利负面影响更大。 3、窗口指导将控制贷款过快增长态势,但对盈利的负面影响有限 2006年以来央行多次实施窗口指导,都是要求商业银行控制贷款过快增长。年初以来央行和银监会联合召开窗口指导会议,提醒各家银行要对过快增长的信贷投放保持警惕,严格控制过度投资行业的贷款;银监会则明确表示所有违规违法的信贷资金都要查处。受窗口指导的影响,商业银行贷款过快增长势头将会受到控制,但由于总体上银行信贷仍将保持较快增长态势,对银行的盈利增长不会产生太大的负面影响。 4、加息有助于扩大银行利差,增加利息收入 加息将有助于提高贷款平均利率水平。在宏观经济快速发展,投资需求较为旺盛的情况下,贷款需求不会因加息而受到影响,贷款平均利率上浮水平不会因为加息而缩小。2006年央行于4月和8月两次上调贷款基准利率合计54个百分点, 2006年1季度贷款利率为5.85%,为基准利率的1.05倍,到4季度的1年期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升高到6.58%,为基准利率的1.08倍,4季度较1季度提高了73个基点,要明显大于贷款基准利率54个基点的提高。贷款平均利率上浮水平不仅没有因加息而缩小,反而略有扩大。 加息对于存款平均利率上调影响弱于贷款。央行数次加息没有调整活期存款的利率,仅仅提高了银行定期存款的成本,在目前存款利率存在法定上限的条件下,加息对于银行存款平均成本的影响主要由银行定活期存款结构决定。尽管加息使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利率的差距有所扩大,可能使企业和居民选择期限更长的存款,进而提高银行的资金成本。但实际上,由于居民和企业选择定期存款的主要目的是获得利息收入,而选择活期存款是为了满足流动性需要,投资和消费支出的增加才是驱动活期存款比重上升的主要因素。在目前股票市场火爆,企业投资增长较快的情况下,加息不会降低银行活期存款的比重,银行存款仍将呈现明显活期化的趋势,加息对银行存款成本影响不大。 由于加息使商业银行平均存款利率有所提高,但要明显低于贷款平均利率的提高,将使银行利差收入得到扩大。加息对宏观经济紧缩作用有限,并不足以降低信贷的增长,因此加息后银行净利息收入增长会有所提高。 5、银行资金运用压力将加大,但金融市场利率走高对商业银行资金业务带来积极影响 随着外汇占款和市场流动性不断提高,银行体系存款规模将不断增加,定向发行央票、窗口指导、加息等紧缩性货币政策将起到抑制银行信贷扩张作用,加上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发展对企业信贷起到分流影响。银行体系存差规模将持续提高,存贷比趋于下降,银行资金运用压力将会增加。 2006年以来,受货币政策紧缩预期和央行加大基础货币回笼力度的影响,银行间市场利率大幅上升。未来一段时间央行仍将执行紧缩为主的货币政策,带动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利率持续走高。金融市场利率走高尽管会影响现有票据和债券的市值,但由于银行债券投资的久期只有2年左右,现有债券市值所受影响较小。但是,债券市场收益率的上升会提高银行未来的债券投资收益。因此债券市场收益率的提高,对银行资金业务收入的影响正面为主。 6、商业银行资产质量所受负面影响有限 加息主要目的是遏制过快增长的贷款需求,防止经济过热,因此不会影响宏观经济形势。由于央行加息主要考虑cpi上涨的因素,扣除cpi加息后客户实际利息负担不会增加,对于经济增长和企业盈利的影响很小,加息并不会对银行贷款质量带来负面影响。相反,由于加息会增加资金边际成本,降低收益率较低的企业的贷款需求,有助于银行对借款企业进一步优选,改善商业银行新增资产的质量。 综上所述,当前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利弊共存,有利之处在于:一是银行资金面宽松的环境不会改变;二是增加银行利差和资金业务收益率;三是有利于银行调整资产结构,优化资产质量。弊端在于贷款快速增长势头将有所放缓,对利息收入总额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 三、对策建议 总体来看,央行实施的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行票据为主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主要目的在于控制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问题,不会对经济增长和金融环境产生严重的冲击,不会改变银行资金面持续宽松的局面,对银行经营环境的负面影响有限。商业银行不应过分担心央行紧缩性货币政策,而应抓住经济快速发展、金融环境较为宽松的良好发展环境,加快各项业务又好又快发展。 但是,央行发行央票、窗口指导、上调利率等政策会对银行贷款增长、资金运作、资产质量、净息差和利润产生一些影响,商业银行应正视这些影响,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做好以下应对准备。 1、积极调整优化存款结构,提高存款收益贡献度 在市场流动性持续宽松的情况下,资本市场快速发展将推动同业存款快速发展以及企业和居民存款活期化倾向。由于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持续上升,银行信贷增幅居高不下,cpi高位运行,未来央行加息的可能性较大,并有可能成为今后紧缩性货币政策的主要选择工具之一。在加息周期中,商业银行活期存款占比越高,加息得到的收益将越大。对此,商业银行应认清当前金融发展形势,抓住机遇,加快低成本活期存款业务较快发展。特别是应从强化品牌形象,加快产品开发,提升服务入手,加快企业、个人活期存款业务发展;同时应加强金融机构同业的市场营销力度,积极吸收金融机构的同业存款,改善自身的存款结构,提高存款对银行收益的贡献度。 2、有针对性得加快内向型中小企业信贷业务发展 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不会影响银行存款快速增长的整体趋势,但是银行的信贷扩张受窗口指导等政策影响将有所放慢,而资本市场发展带来的金融脱媒使优质大企业客户,进而优质中型企业客户的贷款迅速分流,因此商业银行将长期面临资金宽裕、存贷差持续扩大的局面。在银行利差保持上升趋势的情况下,拓展中小企业信贷业务,获取利息收入将是商业银行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之一。商业银行可加强细分市场研究,有针对性的寻找目标客户。由于国际收支顺差主要由对外部门的对外经济交往引起,对外部门的资金充裕,紧缩性货币政策可能使内向型企业面临资金面紧张的问题,信贷需求将会较为迫切。为此,商业银行应加强对市场资金供求结构的研究,重点加快资金压力较大、具有较好发展潜力、盈利情况良好的内向型中小企业客户信贷业务发展,达到较好的营销效果。 3、大力提高产品创新、市场交易和风险管理的能力,促进资金业务快速发展 随着商业银行存差的不断扩大,银行的资金运用压力将增加,但是金融市场产品创新的加大以及市场利率的逐步走高,为银行资金业务发展提供机遇。商业银行应积极提升自身的资金产品创新、市场交易和风险管理能力,增强资金业务获利能力。重点在于培育和引进资金交易人员,大力提高交易能力,提升盈利水平。增强营销意识和营销力度,加快本外币资金产品的创新能力,拓展资金交易产品品种,以更好得把握业务发展机遇,增加业务收入。 4、大力发展新兴中间业务,拓宽收入来源 应对流动性以及市场资金面长期宽松的局面,在贷款增长受限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应尽快调整经营思路,着力发展理财、基金、保险等各类中间业务,以及短期融资券承销、境外上市为主的投资银行业务,将之成为业务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重点来看,一是加强产品创新能力,不失时机的开发与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境外投资相关的理财等金融产品,大力拓展零售业务,特别是中高端零售业务市场。二是密切对公对私、总分行、境内外行的业务联动,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和一揽子解决方案,促进承销等投资银行业务的发展。三是加快专业理财师、投资银行队伍建设,通过薪酬体制和机制的改革与创新,保持员工队伍的稳定性,培养和引进相关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加快理财业务发展。 货币银行论文:论当前央行货币政策工具运用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 货币政策工具;宏观调控;商业银行;影响分析 [论文摘要] 近期,央行通过对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连续多次调整,明显加大了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的力度,对经济 的调整作用将逐渐显现出来,同时对商业银行的经营战略和盈利能力也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商业银行应积极响应央 行的货币政策,进一步转变经营理念,优化盈利模式,加快金融创新步伐。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07年5月19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同时决定,从2007年6月5日起提高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这是央行年内第五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第二次上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近几个月来,央行明显加大了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的力度,其背景是什么,对商业银行会产生那些方面的影响?商业银行应如何响应央行的货币政策措施?这是本文所要阐述的问题。 一、关于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相关理论 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管理一国货币供给的条件下,为了指导、影响经济活动,保证国家宏观经济目标得以实现,而由国家制定、通过中央银行付诸实施的有关控制货币发行和信贷规模的方针、政策与措施的总称。中央银行为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必须通过一系列与中央银行业务相联系的措施和手段来完成,这些措施或手段称为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工具分为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和其他货币政策工具。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是最主要的政策工具,包括存款准备金政策、再贴现政策和公开市场业务。 存款准备金制度作为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对货币的调控和影响是非常大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或降低,将带来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资产业务规模的变化,从而对货币供给有重大影响。也就是说,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可以影响金融机构的信贷扩张能力,从而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一般来说,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中央银行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则金融机构缴存中央银行的法定准备金增加,可供自主运用的资金减少,其放款和投资能力削弱,全社会货币供给随之减少;相反,中央银行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金融机构向中央银行缴存的法定准备金存款减少,可用资金增加,其放款和投资能力增强,货币供给随之扩张。 存贷款基准利率的调整,也是货币政策考虑的范畴。通过加息,可调控资产价格,令过热的股市和房屋市场降温。自2006年7月5日以来,央行出台了包括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在内的多种调控措施。特别是2007年5月18日,央行同时推出三项政策措施,即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升息、扩大汇率波幅。政策组合的推出,有利于增强政策的综合效应,加大调控的力度,综合治理经济偏快。上调准备金率旨在降低货币乘数与银行可贷资金规模,抑制货币信贷增速;贷款利率上调以及降低银行存贷利差意在抑制信贷需求和银行的放贷冲动,同时从供给和需求两端为信贷减速;存款利率上调有助于修正过低的实际利率,长期存款利率上调幅度超过短期以及活期存款利率不变有助于减缓存款活期化和储蓄分流的趋势;扩大汇率波幅有助于提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增强汇率弹性,为扭转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平衡人民币有效汇率创造条件。 二、当前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的背景及其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2007年在经济出现局部地区和部分行业过热、通胀上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央行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治理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问题。近期,促使中央银行多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率的主要原因是货币信贷增长偏快。中央银行所担心的是,贷款的过快增长会助长经济的低水平扩张,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高准备金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引导货币信贷合理增长,防止经济过热,并由此导致通货膨胀。在当前房地产投资偏快、证券市场持续升温、国际资本大量流入的情况下,既凸现了央行加大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同时也增加了其政策工具运用的难度。 当前央行对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对资金市场、证券市场及商业银行经营都将产生一定的影响。从对商业银行的影响看: 一是抑制商业银行货币信贷过快增长。根据货币乘数理论,货币供应量为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之积,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决定乘数大小从而决定派生存款倍增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对商业银行而言,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意味着信贷扩张能力的削弱。 2007年1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42万亿元,同比多增1678亿元。央行通过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收回流动性,每次调整50个基点,每次收回货币1500亿元,虽然相对于银行十几万亿元的流动性,不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但是如果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工具进行流动性和资产价格管理,连续调整累积到一定的时候,对经济的调整作用就将逐渐显现出来。成熟的市场经济一般都会出现利率调整的周期性。近5个月来央行对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就显示出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调整的周期。5个月内的第5次准备金率调整,以及两次存贷款利率的调整,除了在银行信贷发放与市场利率基准上将产生实质影响外,更表达了央行在流动性治理上从紧把握的强烈决心,也彻底打消了部分商业银行对央行货币政策严肃性所抱有的侥幸心理。 二是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将作出一定程度的调整,并对盈利能力产生一定的影响。从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方式以及获利能力来看,存贷款利差收入仍然是经营利润的主要来源。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则意味着增加存放在央行的准备金金额,这将直接导致其可以用于发放贷款的资金减少。由于商业银行具有创造信用的功能,因此,商业银行实际减少的可以用来创造利润的资金将比增加的准备金数额成倍放大。 目前,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1.89%,存款的综合筹资成本大约在2.55%左右,贷款一年期利率6.39%,存贷款与准备金利率的利差分别为0.66%和3.84%。那么在现有存贷款规模上,经过测算:假设调高存款准备金0.5个百分点,冻结商业银行可用资金1500亿元,按此连续调整四次则减少由于发放贷款而获得的利差收入为3.84%*1500*4=230.4亿元。同时,由于商业银行存款的综合筹资成本大于存款准备金利率,商业银行缴存存款准备金还需要倒贴部分利息支出,补贴息差支出达0.66%*1500*4=39.6亿元。因此,据此估算,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的调整,将影响商业银行利润达270亿元。 三、商业银行响应央行货币政策应采取的措施 为积极响应央行的货币政策,商业银行应进一步转变经营理念,优化盈利模式,加快金融创新步伐。 一是要管住信贷总量,优化新增贷款投向。当前,在资产价格呈现不断上涨的趋势下,商业银行有必要控制过度的信贷行为,合理把握信贷投放节奏。同时,要着力优化信贷结构,严格信贷市场准入门槛,特别是要严格控制产能过剩和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信贷投放,注重提高信贷资金营运效益。据分析,各行业对升息的反应程度由机械制造业到农业依次递减,其中资金较为密集行业的影响度要高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而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点行业,如建材水泥、房地产、纺织等行业的影响度极其自然地排在了前列。农业、交通运输、水电生产供应行业受影响甚微,这些也恰恰是国家目前产业倾斜及扶持的行业。顺应国家的产业政策,根据各行业受升息影响程度的不同,商业银行在贷款投向上应有所侧重,尤其是对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点行业的中长期贷款应该有所抑制,切实提高全面风险控制水平。 二是要完善风险定价机制,提高贷款综合收益水平。在贷款粗放经营受到遏制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应当积极完善风险定价机制,提高贷款综合收益水平。目前各商业银行对贷款风险定价日趋重视,致力于开发科学、适用的定价模型,但由于受历史数据积累不够和实际经验不足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国内多数商业银行风险定价能力仍然较低。对此,应参照《巴赛尔新资本协议》的技术要求,吸收国外先进经验,加快建立一套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内部信用评级体系,准确地对风险进行定价,进而实现对贷款的风险差别定价,以降低信用风险,提高银行盈利水平。 三是增强主动负债能力,合理匹配资产负债结构。存款基准利率的上调,有利于增强商业银行的吸储能力,但付息负债利率的提高,也加大了商业银行的筹资成本。同时,存款准备金率上调意味着银行增加存放在央行的准备金金额,商业银行的新增存款之中可用资金比例降低,资金来源制约资金运用的自我约束管理体制下,促使商业银行更重视存款工作,以便进一步增强资金实力。因此,商业银行一方面要增强主动负债能力,认真落实差异化服务措施,加快网点功能转型,真正实现客户分层、功能分区、业务分流,在增加存款总量的同时,优化负债结构;另一方面,要根据负债的期限、利率结构,合理安排资产的期限、利率结构,将资产与负债在资金种类和数量上的联系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保持资金合理流动性的条件下,根据利率变化的预测和资产负债对利率的敏感性分析,及时调整各种不同利率资产和负债的敏感性缺口,扩大利差,达到净利差收入最大化的目标。 四是要加快业务创新,优化经营收入结构。今年5月份的这次加息与之前几次加息的重要区别是央行缩减了银行的存贷利差,特别是中长期存贷利差,压缩了银行贷款利润的空间。多年来,出于扶持国有金融体系的政策需要,中国银行业长期享受远高于国外同行的存贷利差,尽管这一过高的利差水平一直受到质疑和批评,但央行长期保持了银行业偏高的存贷利差水平。此次央行打破多年政策壁垒缩减存贷利差,显示央行抑制信贷增长的坚定决心。对此,商业银行必须顺应银行业务发展趋势,在业务增长方式上从外延粗放型增长向内涵集约型增长转变,在经营结构上由传统的存贷业务结构向资本节约型的综合金融服务转变,在竞争手段上由同质化竞争向差异化竞争转变。 今后,尤其要重视科技创新和业务创新,拓宽金融服务领域,努力增加中间业务收入等非利息收入占比。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利率波动愈益频繁,西方商业银行加快了金融服务创新步伐,通过开拓中间业务市场,降低净利息收入占经营总收入的比重,以规避利率风险。如目前发达国家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高的甚至已经超过了60%,而国有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全部收入比重一般还不到10%,大力拓展中间业务是国有商业银行规避利率风险的有效途径之一。因此,国内商业银行要借鉴西方商业银行的经验,通过增大技术投资,加快引进电子技术,提供电子银行服务;通过整合业务流程、调整组织结构,增加基金、保险、代客理财等中间业务品种,来适应和满足客户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通过服务的全能化,实现客户的多样化和收益来源的多样化,从而有效地分散经营风险。 四、央行货币政策工具运用应关注的问题 2007年5月央行三项调控政策的同步推出,既反映央行货币调控思路的重要转变,也显示央行驾驭货币手段更趋熟练和灵活应变,相信对市场和经济的调控效应也将逐步显现。但是,?在存款准备金率成为央行常规性工具的同时,也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一是合理掌握货币政策运用的频率和调整区间。准备金率的提高,在意味央行将冻结金融机构更多资金的同时,也必须为此承担更多的利息支出。就商业银行来讲,准备金率的提高,限制了信用扩张,而存款利率的提高,又增加了筹资成本。因此,存款准备金率的运用有必要设定一个合理区间,抑制央行利息支出的增加,同时兼顾商业银行的利益;如果继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或存贷款利率,希望也能够相应提高存款准备金的利率,适度弥补对商业银行净利润的影响。 二是进一步加强多种政策工具的综合运用。在当前中国流动性过剩、人民币升值压力日益增大、信贷扩张过快、货币投资反弹压力巨大、物价上行风险加剧的严峻形势下,单项政策的效力日趋弱化。因此,应在加强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的组合运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产业、外贸、金融监管等政策的协调配合,多管齐下实现多目标调控,并借助政策组合集中推出的力量增强政策的综合效应。 三是应注意调控政策的协同效应问题。我国宏观调控关注多个经济目标,这使得央行在政策的协同和配套上需要更多的艺术性。比如提高准备金率和利率均是紧缩性政策,为了巩固我国宏观调控的成果,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央行的政策导向,但升息又将提高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比价吸引力,加速国际资金的涌入,加剧国内市场的流动性过剩问题。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对流动性的关联影响预计还将显现和强化,这将对准备金率等数量型政策工具的运用产生更多的影响。因此,研究货币政策的协同和配套,谋划取得同向的效应,在我国宏观控制更加注重内在和结构的趋势之下显得更为重要。 四是应实行差异化的货币政策。针对目前农村资金存在着一定的“离农”倾向,为鼓励商业银行更好地服务于新农村建设,加大对“三农”的有效信贷投入,县域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应低于城市行金融机构。比如,目前农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高于其他三家国有商业银行0.5个百分点,高于信用社法定准备金率3个百分点。建议今后应区别各商业银行服务对象的不同,实行差异化的货币政策,合理确定县域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以鼓励进一步加大县域有效信贷投入,更好地服务于新农村建设。 货币银行论文:浅谈对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及其有效性的认识 【论文关键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有效性 【论文摘要】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推进,中国人民银行已逐渐演变成了国民经济的重要宏观调控部门,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笔者阐述了货币政策理论及其相关研究,对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进行探讨。 1998年以来,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以及国内经济结构性改革的影响,我国经济呈现出通货紧缩的明显特点,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最主要的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2008年以来,在世界金融危机日趋严峻、我国经济遭受冲击日益显现的背景下,中国宏观调控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将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在今后两年多时间内安排4万亿元资金强力启动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加大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力度。这次也是中国10多年来货币政策中首次使用“宽松”的说法。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在增加货币供给,在继续稳定价格总水平的同时,要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的进一步的深化,各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更是以政府的银行、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的特殊身份在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货币政策的制定直接影响着本国经济的发展,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国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如何,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1 我国的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为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运用各种工具调节和控制货币供给量,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实施宏观调控,是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责之一。货币政策作为宏观经济间接调控的重要手段,在整个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体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1993年以前我国的货币政策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1993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把货币政策目标规定为"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1995年3月,公布并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把这一货币政策目标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这样就从本质上坚持了货币政策维护币值稳定这一单一目。 1998年在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2007年下半年,针对经济中呈现的物价上涨过快、投资信贷高增等现象,货币政策由“稳健”转为“从紧”。如今,货币政策转为“适当宽松”,意味在货币供给取向上进行重大转变。 2 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 货币政策是否有效是各国中央银行关注的问题,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密切相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灵敏有效是货币政策有效的基础。我想先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方面分析货币政策有效的条件。 企业和居民的行为是货币政策传导的经济基础,是决定性因素;金融机构行为是影响货币政策传导的中间环节,也是关键环节;金融市场建设和中央银行是影响货币政策传导的市场基础和政策因素。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就对这四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要求:首先,要求央行比较强大,足以干预和控制整个金融市场。在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下,能有效地将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联系起来,并能引导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放款业务;其二,在金融市场方面,要求一个市场容量大、信息传递快、交易成本低、交易活跃持续的货币市场和一个规模较大、竞争充分、市场一体化程度高、运作效率高、市场预期良好的资本市场,要有比较完善的金融机制;其三,在金融机构方面,要求商业银行等商业性金融机构作为金融企业真正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以市场为导向,以成本为约束,以客户为中心。其四,在微观经济主体方面,要求工商企业是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居民个人具备较成熟的消费理念和消费行为。 随着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改革,我国已初步建立了“政策工具—中介目标—最终目标?”的间接传导机制和“中央银行—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企业居民户”的间接传导体系。但在中央银行、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微观经济主体层面上存在的诸种障碍却导致了我国货币政策的微效。这里仅就中央银行层面上的障碍做简要分析。 货币政策传导在中央银行层面上遇到的障碍主要是我国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但同时实行利率管制,利率并未完全市场化。我国虽然放开了同业拆借利率的上限控制、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和票据贴现利率,逐步扩大贷款利率波动幅度,但是我国仍然是以管制利率为主的国家,影响了利率对资源配置的结构调整作用。同时,使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难以发挥作用,影响了货币政策信号的传导。此外,在公开市场上,由于资金宽松导致央行收回资金容易,投放资金困难;在外汇市场上,外汇储备受贸易逆差影响和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政策约束,央行只能被动地买卖外汇,银行结售汇差构成了央行在外汇市场上的数量限制,导致公开市场操作对利率控制乏力,利率机制作用难以发挥。 随着我国经济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特别是2001年底我国加入wto标志着我国的对外开放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因此有专家专门就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效应从理论到实证进行了分析,他们从固定汇率制下开放经济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入手,根据m-f(mundell-fleming)模型,得出结论:在固定汇率制下,封闭经济条件下的货币政策效应比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货币政策效应大。 从而进一步推出,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说明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将导致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降低。 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下,我国必须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调整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模式,建立和完善适应开放经济的货币政策运行机制,应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扩大汇率浮动范围,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准确把握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调整;在积极推进货币市场发展的基础上,努力扩大公开市场操作;积极参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以提高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货币政策在我国经济生活中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应当更多地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适当调整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模式,立主从制度上创新,改变我国经济结构,促进我国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 货币银行论文:商业银行电子货币发行原理及产品构想 摘要: 电子 货币作为货币演进的最新形态,与传统货币相比,能够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电子货币取代传统的银行券和硬币作为主要的交易和支付工具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世界性 发展 趋势。本文解析了商业银行电子货币发行原理,并就我国商业银行电子货币产品提出了新的想法。 关键词:电子货币;银行; 金融 1发行原理 电子货币由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甚至部分 企业 发行,本文只讨论商业银行的电子货币发行。电子货币的发行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电子货币作为现金替代和预付费用发行,另一种是电子货币作为债权形式发行。 1.1发行作为现金替代和预付费的电子货币 商业银行在发行电子货币时,客户是用其在该银行的活期存款购买的,这符合目前商业银行的业务情况:以活期存款为依据申请电子货币——银行卡。该过程减少了商业银行的现金资产——商业银行的现金资产是其超额储备,而商业银行的现金资产的减少,或等额增加流通中现金,现金进入流通领域,或等额增加了另一家商业银行的现金资产,现金作为存款流入另一家银行,因此,这种电子货币发行对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没有影响,也不会增减基础货币。如果客户用现金购买银行卡,商业银行把增加的活期存款存入央行的准备金账户,流通中现金减少,但基础货币并没有减少。 1.2作为债权形式发行的电子货币 商业银行通过预付费业务发行电子货币类似于代币券,商业银行没有从电子货币的发行中获得铸币税,也就没有发行任何货币,这时电子货币就不是真正的货币。商业银行还有一种发行电子货币的方式,就是通过增加债权的方式发行出去。但商业银行能否发行如此流通的电子货币?也就是说电子货币的结算是否可以不同步?第一,在用卡消费时,银行账户、商业企业账户和个人账户之间的资金划拨是同步的;第二,目前的银行发卡仅限于付费或代币功能,没有通过贷款和购买证券发行电子货币的业务。因此,这种理论上可能的电子货币在实际中不存在,其对央行垄断货币发行权的挑战只是虚拟的存在,而非现实的威胁。 1.3其他形式的电子货币信用化渠道 有些信用形式能替代央行现金在商业 经济 中流通,对央行的货币发行造成了替代。如商业银行不用现金支付购买资产,而是开具债务凭证,用债务凭证作为支付工具在市场流通,这种流通的债务凭证充当了货币的职能,银行则在开出这些债务凭证的同时发行了货币。再如,商业银行签发本票或者给贷款人开立支票,企业或个人用本票或支票通过不断的背书方式进行支付,这张本票或支票从银行开出,经过一系列的支付,最末的持票人到期到银行要求兑现,期间,这张本票或者支票的“发行”等同于货币,因为银行通过“发行”本票或支票发行了货币并获得了铸币税收入。 要指出的是,商业银行、企业发行货币和央行不同,央行发行的货币是法币,是不可兑换的货币——不能到央行去要求兑换等值黄金等,而商业银行发行的货币是可兑换货币,在流通一段时间,到期有人到商业银行要求兑换成法币——央行发行的现钞。因此,商业银行发行货币是阶段性的,但如果整个商业银行体系包括银行体系中的所有商业银行“发行”本票或支票,则商业银行包括商业企业发行的货币对央行货币发行的影响是连续的;经济中市场化程度越高,银行信用和商业信用就越普遍,这样,商业银行的货币发行对央行垄断货币发行权的冲击就越大。设想由于技术进步和管制放松,商业银行等以信用为支撑,能够发行电子记账式本票和支票,假设这种本票和支票的期限足够长并且能够突破现有本票和支票的物理限制,可无限背书和随意分割,这样,该电子货币就可无限次进行支付,这种本票和支票便充当了不可兑换的信用货币,无限期作为支付等手段流通,它可完全替代央行发行的现钞在经济中流通,对央行垄断的货币发行权造成颠覆。所以,一切以银行或商业信用为基础、以电子技术为支撑,由商业银行或者商业企业发行的、可用来支付、流通的债权、债务工具都可能充当真正的电子货币,从而对央行垄断的货币发行权形成冲击,如果 现代 电子技术支持下的金融创新发展到这个阶段,央行货币发行的职能就要重新界定。这时对什么是货币也要重新界定,与之相联系的经济、金融活动的内涵和外延等一系列活动都应重新界定。 2商业银行电子货币产品 2.1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增加债权的方式发行电子货币 参照目前的电子货币和支付系统,可设计出如下的商业银行电子货币产品: 企业到商业银行注册账户,并留下书面凭证。商业银行以低于票面价值的价格(如2%)把加密的电子货币借贷给企业a。企业a凭借商业银行的电子货币到 网络 上向客商b购买虚拟物品,首先向商业银行提出申请,商业银行在接受a的请求后,进行验证,确认无误后,向客商b提出a的购买请求。客商b接受后,由商业银行对a的电子货币的密码进行修改,并把修改密码后加密的电子货币转移给客商b。如此类推,到最后,当用户n凭借商业银行的原始电子货币在线提出兑现请求后,商业银行要求企业a偿还债务。企业a除了偿还本金外,还要支付利息。这里只是其中一条发行链,当然商业银行还可以广发电子货币债券凭证,这样可以获得更多的铸币税即利息。 2.1.1防窜改的硬件设施 在一个单纯依靠算法而没有应用防窜改的硬件设施的电子货币系统中,如果要阻止客户2次消费一个货币是不可行的。因为客户可以在支付前备份它的 计算 机的全部状态,然后在支付结束后重新恢复他的计算机的状态,这在一个单纯的离线系统中只能发现客户2次消费结果而不能阻止违法行为。为有效阻止2次消费行为,应用防窜改的硬件设施是必要的。具有防窜改的硬件设施的电子货币的模型与一般离线电子货币模型不同之处在于有一个由银行提供给每个客户的,以防窜改的硬件设施形式存在的“监视者”增加在模型中。 由于客户充当监视者和银行的中间人,协议的构造必须保证:①没有监视者的同意,客户不能消费货币;②监视者不允许客户有多次消费行为;③客户隐藏所有监视者和银行之间交互的信息。 这些要求使银行即使得到监视者也不能跟踪客户的支付。尽管在这种模型中又加了一层保护,应用防窜改的硬件设施仍然不是防止2次消费的良方。因为这些设备不是真正防窜改的,它里面的内容只要采取正确的方法仍可被攻击者读取,而且离线电子货币是以双重模式工作,即高额交易在线确认,小额交易才离线确认,这已经将2次消费的损失进行了限制。因此,考虑到提供防窜改的硬件设施增加的成本和其有限的安全作用,这种技术已引起争议。 2.1.2密码技术 在电子货币的研究中,已应用到的密码技术主要有零知识证明、比特承诺、分割选择技术和盲签名技术。 (1)零知识证明。其思想是:证明人向验证人除了证明一个陈述是正确之外,不泄露任何信息,无论验证人采取任何攻击方法。在电子货币的研究中零知识证明尤为有用,如身份证明即一方向另一方证明知道他的密钥而不泄露密钥、知道某些信息的证明,如客户在支付时证明他知道货币的内部结构、加密消息的有效性证明等都要应用零知识证明。 (2)比特承诺。承诺方案是许多密码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得甲方向乙方承诺一个比特串而不泄露它。在随后的一个时间,乙方打开这个比特串时,协议可以保证该值就是甲方承诺的比特串。 (3)分割选择技术。它是 电子 货币正确性的零知识证明的一个工具,流程是:在取款时,客户向银行提供2 n(n是安全参数)个嵌有客户身份信息的电子货币,银行随机选择n个揭示其内部结构,银行验证这 n个的正确性以后,对剩余的 n个进行盲签名;在支付时,商家应用上述方法去验证货币中隐含的客户的部分身份信息,使得2 次消费就暴露客户的身份。尽管该技术的应用保证了系统的安全,但过多的 计算 、存储和通信负荷影响了系统的有效实施。于是产生了针对它的单项技术,即客户为获得银行的签名,只提交一个电子货币,采取其他相应的措施应用该技术的系统具有同样的安全性,而且降低了计算、存储和通信负荷,从而增加有效性。 (4)盲签名技术。由chaum引入的盲签名技术,主要是保护电子货币用户的隐私。与一般的签名方案相比,一个盲签名方案是一个签名者和签名接受者之间信息交互两方协议。它允许接收人得到一个消息的签名,而签名者却既不知消息又不知对消息的签名结果。目前已应用的方案有由chaum提出的基于rsa签名的盲签名方案和由okamoto提出基于schnorr签名的盲签名方案。 2.2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发行债务凭证换取 企业 股权、债券或基金 由于我国 法律 规定,不得以法币以外的货币或代币来进行交易,在此前提下,可设想发行债务凭证,并以此来交换企业股权、债券或基金。不过,由于投资股票、基金的风险较大,下面仅以债券为例说明: 商业银行发行债务凭证,公司a、b、c——向银行提出申请,以等面额的公司债券进行交换,a、b、c分别获得不同序列号的债务凭证。由于商业银行的债务凭证具有比公司债券更小的风险,可以与a、b、c——约定借贷期限和利息率。公司a获得商业银行债务凭证后,可用来向b购买原材料,a、b互换债务凭证。当到约定的期限后,商业银行凭借序列号向a、b、c——索取本金和利息。不过,这种商业银行债务凭证必须在签约的客户间流通,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如何扩大其应用范畴依然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对于商业银行而言,面对信息技术进步、 金融 国际化、传统银行业务衰退等国际性 发展 趋势,重新认识银行固有的结算、信用创造、资金中介等职能,重新检讨银行业务的发展方向,制定新的经营战略,是经营管理层当前的重要任务,否则,将会丧失发展机遇,其损失无可估量。 货币银行论文:关于提高《货币银行学》教学质量探讨 论文关键词:货币银行学;教学方法;教学质量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必须要通过学习《货币银行学》课程.掌握必要的金融知识。文章总结了作者在《货币银行学》教学工作方面的经验和体会.通过分析教材选择的原则、教学方法的灵活运用,为提高教学质量作了一些有益的探讨。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金融业在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作为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有必要掌握基础性的金融理论知识,而《货币银行学》作为经济类专业本科生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就是向学生讲授有关货币、信用、银行理论方面的知识,通过学习,为后续各专业课的掌握打下良好的基础。此课程具有专业性较强、涉及知识面广、与现实经济生活密切联系等特点,这就要求教师在讲授时,注重各个教学环节,从而提高教学质量。作为一名年轻教师,怎样才能在教学过程中尽快获得良好教学效果,确实不易。通过这五年的摸索与实践,得到一些经验和体会,诚与同龄人共勉。 一、根据教学要求,合理选用教材教材是教师组织教学的主要依据,教材的选择一定要合适,因此,在选择教材时应考虑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 、教材内容的先进性 教材内容应当反映本学科领域最新的发展现状,对于经济学类教材更是如此。随着西方金融理论研究的不断深人和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货币银行学》教材应尽可能选择最新出版的教材,将新的、先进的金融知识传授给学生。 (二) 、教材内容体系的合理性 由于我国过去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因此,在有关经济理论的教材编写方面,一般是将资本主义部分与社会主义部分分开编著。例如,《货币银行学》只讲述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理论,而《社会主义金融理论》则介绍我国情况。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以及银行业逐渐与国际接轨,将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理论截然分开的教材体系显然已不适应当前教学需要。所以,在教材内容的编排上,二者结合程度的如何,也是选择教材的标准之一。 (三) 、教材内容的难易性 教材内容一定要深浅结合,如果内容过易,没有一定的难度,学生就会觉得空洞乏味,调动不起他们的兴趣;而如果过难,学生学起来吃力,同样没有效果。因此,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要有意选择既有启发性,又有一定难度的内容,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促使他们主动、自觉的学习。 目前,《货币银行学》的教材很多,各名牌大学都出版了自编教材,教师选择教材的自由度增大,有很大灵活性。根据两年的摸索与实践,目前采用的教材是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由夏德仁编著的《货币银行学》,该书内容较新颖,重点突出,并在介绍各种货币银行学原理、金融理论的同时,还讲述了近几年来中国金融业的一些改革情况,从教材使用效果看,还是比较理想的。 二、区分不同教学内容,采取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 《货币银行学》课程内容庞杂,主要包括:货币理论,信用、利息理论,银行体系,商业银行经营,中央银行制度,通货膨胀理论,外汇理论,国际收支理论等,所需知识涉及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等。由于内容丰富而课时又有所压缩,单一采用传统的课堂讲授法,必然会造成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且知识点量大时,学生往往很难记住的现象。鉴于此,应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一) 、重点、难点内容,以教师精讲为主 对于货币银行学中的重、难点问题,宜采用教师精讲的方式。尽管这些年来,许多教育学者对这种传统型的教学方法提出了质疑,但是,就一些原理、概念、学证明等内容而言,采用此法是较适宜的。当然,要避免“填鸭式”、“满堂灌”的现象,采取一些配套教学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首先,注重课前提问环节。课堂提问,使学生的思想注意力迅速集中起来,“逼”他们快速回忆起前一节课相关内容,以有利于本次教学。其次,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启发学生,引导他们的思路。比如,在讲授凯恩斯的货币传导机制:ms r i gnp 的时候,就要启发学生,如果货币供应量 ms 上升,利率是上升还是下降? 为什么? 利率下降,投资上升吗?投资增加,gnp 如何变化? 通过这种集体提问方式,使学生自己推导出作用原理。实践证明,通过这样的方式,同学们能够较快理解凯恩斯货币传导机制,效果较教师单一传授要好得多。最后,还应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经济学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它与现实生活联系紧密。通过学习《货币银行学》,要求学生能够运用有关原理解释现实经济现象,同时,通过分析经济现象,加深对理论的理解。所以,讲课过程中要特别注意运用实例。例如,在讲完中央银行的三大传统政策工具后,结合我国目前通货紧缩、总需求不足的宏观经济情况,向学生讲授了中国人民银行通过降低法定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在公开市场上收购债券来刺激经济的发展;再比如,在讲授商业银行资产业务时,结合了中国商业银行现在新开展的各种消费信贷业务。通过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一方面,避免了单纯讲授理论时的枯燥无味,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激发学生关注社会经济的兴趣,使他们真正理解货币银行学中的有关理论,活学活用,而不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的死记硬背。 ( 二) 、学生已有所掌握的内容,采用教师、学生换位法 这种方法也就是以学生讲授为主。具体操作如下:(1)教师于下课前将讲授内容列出,引导学生准备。(2)给予充分准备时间,学生上台讲课。(3)讲完后,其他同学提问。(4)教师总结,点评。并对其中的难点重点给予正确解释。 教学实践中,我在讲述完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后,布置了一道题目:凯恩斯理论和弗里德曼理论的区别与联系。规定下次上课时由学生主讲。一开始,没有人愿意上台,经过一番鼓励,一个平时成绩较优秀的同学主动走上讲台,有了这个开头,随后的气氛开始活跃起来,同学们也更加积极了,主讲之后的课堂提问也非常精彩。显而易见,这一方法的效果是明显的,它锻炼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同时,通过“认真备课”,有助于学生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当然,换位法的使用也要注意一些问题,比如,应选择学生有一定掌握基础的内容,或在以前相关课程中有所涉及,或已有过必要的讲授;另外,教师最后的总结必不可少,避免主讲学生中一些不正确的内容误导其他同学。 (三) 、学生较易理解掌握的内容,采用讨论法 讨论法一般是由教师提出论题,学生围绕论题进行讨论,通过讨论,加深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相互启发并达成共识。讨论时,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以7- 8 人为宜,教师在课堂内巡视,做辅导答疑,最后,教师要及时总结评价,并对问题进行概括小结。例如,在讲授“利率对经济的影响”一节时,我提前布置了讨论题:降息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要求学生课后找资料,下节课分组讨论。讨论时,各组成员就自己搜集的材料,分别展开讨论,我在巡视过程中,提示学生运用实证分析法,重点分析降息对我国就业、产出、储蓄的影响。在随后的各组发言中,小组代表运用相关理论,结合真实数据,得出了降息对我国宏观经济目前影响尚不明显的结论。通过讨论,加强了书本知识和实际的联系,也使学生敢于大胆提出自己的建议与看法,真正做到了教学相长。 (四) 、与热点问题相关的内容,采用学生提问法 由于教材受到编写、出版等时滞的影响,往往很难将最新的东西容纳进去,而我国的金融改革措施又不断推出,这就要求教师要不断丰富自己的专业知识,不能仅仅满足于课本内容,应将最新的金融发展状况介绍给同学们,使学生获得最新的信息。例如,在讲完“金融市场”一章后,由于受多方因素所限,目前暂不能组织学生去银行、证券公司实地参观,为了有助于学生对该章内容的理解,我将《中国证券报》上的“货币市场”、“股票市场”、“资本市场”专版分别复印下来,人手一份,指导学生如何读懂金融类报刊,学会看股指、拆息以及金融专家写的评论文章。在阅读过程中,学生可自由提问,例如股指的计算,银行拆息的行情解读等。通过接触一些实践性强的热点问题,使学生获得身临其境的感觉,有助于分析问题能力的提高。教学实践证明,学生对此法很欢迎,教学效果明显提高。 三、合理设计作业,提高学生科研能力 要提高教学质量,自然应抓好每一个环节,而高质量的完成作业是学生学好一门课的关键,故科学的布置作业,对于提高教学质量也是很重要的。而《货币银行学》这样的经济学课程,不同于理工类的专业课,需要大量的计算练习方能掌握。所以,布置作业时,除了设计一些讨论题目和学生主讲课题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布置一些论文题目,以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也为他们四年级做毕业设计打基础。我一般是一个月布置一个题目,并将论文成绩作为平时成绩计入期末总评。为了交作业,学生不得不查阅课外资料,这有助于扩大他们的知识面,而通过写论文,也提高了他们的科研能力,为毕业设计乃至今后的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以上就是笔者在提高《货币银行学》教学质量方面所做的一些探索,提高教学质量,需要教师毕生的追求和探索。笔者相信,只要肯下工夫,虚心求教,定能取得良好效果。 货币银行论文:从紧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以及对策 [摘 要]为了抑制经济过热,央行果断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这对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以及流动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商业银行应该采取积极的对策来应对。 [关键词]从紧货币政策;商业银行;影响;对策 1 我国实施紧缩货币政策的背景及其情况 从紧货币政策就是通过减少货币供应量达到紧缩经济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再贴现以及公开市场业务来实施。在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过热运行,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为了防止通货膨胀,央行果断采取行动,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自2010年10月20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由2.25%提高到2.50%。时隔半个月,中国人民银行11月10日晚宣布,从11月16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9天之后,中国人民银行19日晚间再次消息,决定从11月29日起,再次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进入2011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1月14日宣布,从2011年1月20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2月18日宣布,从2011年2月24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2 从紧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2.1 从紧货币政策有利于商业银行调整经营策略 商业银行的经营策略与政策的实施密切相关。从紧的货币政策使得商业银行的贷款明显减少,这就不得不去发展其他业务。比如说是资金业务和中间业务,来改变其单一的经营策略,这也是我国商业银行的未来的发展趋势。 2.2 从紧货币政策促进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能力提高 从紧的货币政策使得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趋紧,使得商业银行必须进行加强流动性风险的管理,对资金进行合理的配置与使用,并且提高其使用效率,来监控流动性风险。再者,资产负债管理的水平也应提高,对资产负债的期限结构进行科学的匹配。 2.3 从紧货币政策使得风险集中,增加信贷成本 从紧货币政策控制了信贷总量,这就使得商业银行调整资产组合的能力受到了一些限制,非常有限的信贷资源逐渐地被少部分大客户所控制,导致商业银行不能进行分散经营。如果贷款的利率持续提高的话,使得一部分人就难以承受,那么就不能及时偿还贷款,这就造成了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的增加。 2.4 从紧货币政策加大了商业银行的汇率风险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外汇储备大国,由于经营的需要,在这些外汇储备当中有一些注入到了商业银行。而且商业银行自身也引进了不少外币资产,在实施从紧货币政策下,人民币的汇率就会上升,造成了外汇的贬值,这就给商业银行带来了汇率风险,从而有可能带来损失。 3 商业银行应对紧缩货币政策的对策 3.1 根据自身经营状况,优化调整资产负债结构 从紧的货币政策使得法定准备金比率比较高,导致商业银行可利用的存款的比例比较低,这就要求在资金的利用上要合理,达到最大效率的利用。但是不同的商业银行自身的经营状况不尽相同,要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调整。规模比较小的商业银行在存贷款方面要保持合理的比例,提高利用资金的能力。规模比较大的商业银行,要增加安全性比较高的金融工具的持有比例,比如说,政府债券等,还可以向央行进行贷款,满足流动性的需求。总之,不管哪种银行都要提高自身利用资金的能力和效率。 3.2 促进中间业务创新, 增加中间业务收入 从发展趋势来看,中间业务是以后银行竞争的重要部分,是一个重要的利润增长点,也是衡量金融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长期以来, 我国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占总业务收入的比例比较低,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实施限制了信贷业务,却是中间业务发展的契机。商业银行对此应该高度重视,加大中间业务的开发力度,创新发展中间业务,使之成为银行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3.3 建立健全流动性风险预警机制 充足的流动性对银行来说至关重要,在从紧的货币政策下对流动性管理更是重中之重。要充分掌握本省的财务状况,通过各种财务分析工具对资产负债的流动性进行预测和分析,密切关注市场的资金的供求变化,从而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与此同时,建立风险预警系统及完善的风险管理制度,将流动性风险最小化。 3.4 积极发展综合经营,加快国际化进程 在现在的全球化的浪潮当中,商业银行也应该积极发展自己的综合经营,加快自己的国际化进程。通过兼并与收购,使得商业的银行的资产规模迅速扩大,经营范围增加,经营地域得到扩张。在从紧的货币政策下,银行可以发展金融租赁,基金等业务,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在全球市场上获得一席之地。 货币银行论文:稳健货币政策下的邮政储蓄银行对策 摘要:文章结合当前稳健货币政策,分析了2010年金融运行情况、2011年经济形势以及稳健货币政策对邮政储蓄银行的影响,提出邮政储蓄银行应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使邮政储蓄银行摆脱经营困境,实现健康快速发展。 关键词:稳健;货币;政策;影响;措施。 2010年12月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2011年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总理在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里再次强调了上述政策,货币政策由此前的“适度宽松”调整为 “稳健”,这是中国货币政策基调的重大转变。这一政策基调的确定,表明我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暂时终结。这一政策的转向对邮政储蓄银行 (以下简称邮储银行)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如何依据政策进行转型是当前邮储银行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1 2011年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背景解读。 本轮货币政策的调整周期可以追溯到2008年底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我国采用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放松了新增人民币贷款管制,2009年新增人民币贷款达到9。59万亿元,创历史天量。为了更好地分析稳健货币政策对邮储银行的影响,有必要对2011年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背景进行解读。 1。1 2010年金融运行情况。 2010年以来,央行先后6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累计上调3%,大型金融机构达到18。5%,中小金融机构达到15%。2010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2011年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调整为稳健的货币政策,对金融机构的信贷规模管控力度会进一步加强。在此之前,美国启动了第二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日本也将注入5万亿日元货币以刺激经济发展,在国际通胀预期的影响下,国内出现了流动性过剩,物价上涨压力不断加剧。据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的cpi指数达3。3%,我国广义货币 (m2)同比增长19。7%,超出年初制定的17%的增长目标;2010年全年人民币贷款增加7。95万亿元,同比减少1。65万亿元,但超出年初制定的7。5万亿元的信贷目标。 1。2 2011年经济形势分析。 2011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依然极其复杂。世界经济将继续缓慢复苏,但复苏的基础不牢。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难下,希腊、冰岛、阿联酋等一些国家主权债务危机隐患仍未消除,主要发达经济体进一步推行宽松货币政策,全球流动性大量增加,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主要货币汇率波动加剧,新兴市场资产泡沫和通胀压力加大,保护主义继续升温,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此外,我国经济运行中一些长期问题和短期问题相互交织,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问题叠加在一起,加大了宏观调控难度。 透过上述数据和分析不难看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将是2011年宏观调控的两大主旋律。 2011年2月8日央行再次加息的举措已经显示出经济形势的严峻性,通胀的压力使货币紧缩政策和再次加息的形势更加明朗。这些会给邮储银行的经营带来哪些影响,邮储银行又应如何应对,成为当前邮储银行必须研究的课题,也是必须面对的挑战。 2稳健货币政策对邮政储蓄银行的影响。 由于稳健的货币政策对邮储银行带来一系列影响,因此,邮储银行必须适应这一政策转向,及时调整战略并细分市场。本文从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两个方面分析了稳健货币政策对邮储银行的影响。 2。1积极影响。 2。1。1促使切实转变经营理念。 稳健的货币政策能够为银行业创造一个稳定、协调、健康的货币环境,有利于邮储银行进行结构调整,尤其是要求邮储银行进行经营收入和客户结构的调整,主动改变利润来源于存贷利差的观念,逐步与先进的国际银行业接轨。邮储银行在理解货币政策转向的同时,要转换思路,调整理念,有针对性地进行业务转型和经营转型,把商业行为和经营原则统一到中央的决策上来,从而构建顺周期盈利模式和逆周期风险管控模式。 2。1。2促使积极创新信贷产品。 为解决优质客户的资金来源,邮储银行应在监管政策允许的前提下,加大信贷替代型理财产品创新力度。根据客户需求和监管部门的要求,主动加大信贷产品的创新力度,调整信贷产品结构,多研发一些符合客户需求和监管部门要求的替代产品,既解决客户的有效融资需求,又能增加信贷业务和中间业务收入。在2011年银行可放贷额度收缩的情况下,邮储银行应对贷款客户的选择更加谨慎,在优质客户中选择更优者,同时提高邮储银行的议价能力,贷款投向偏向于优质客户。 2。1。3促使主动调整收入结构。 在2011年信贷相对偏紧的环境下,主要靠吃存贷差,经营收入主要来源于利息收入的商业银行将面临一系列考验,单纯依靠信贷扩张实现资产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也将受到挑战。商业银行资产规模的增长不只依赖于贷款的增长,还包括负债种类与规模的拓展、票据贴现规模的扩张、债券投资数量的增加以及所有者权益的增长等。因此,邮储银行应有针对性地进行收入转型和收入结构的调整,多发展风险低收益高的中间业务和零售业务,深入研究并做好理财产品、信用卡、资金结算等一系列中间业务。 2。2消极影响。 2。2。1对资金组织工作的影响。 央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是对金融机构最有影响力的货币政策工具之一,稳健从紧的货币政策会迫使银根收紧,直接影响货币增量,降低包括邮储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存款增幅。 一方面,目前邮储银行的客户以小企业、商户、农户为多,这些客户对贷款依赖程度较高,如信贷规模受到控制,其资金缺口势必增加,为了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小企业、商户、农户会寻求新的融资渠道,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高息向个人或企业举债,与邮储银行争夺储源,从而影响邮储银行吸收存款。另一方面,由于通胀加剧,居民在银行的存款贬值,从而降低了在银行存款的信心,导致居民转移储蓄资金。这样直接加大了邮储银行资金组织工作难度,影响邮储银行的规模扩张和经营效益。因此,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使货币增量出现逐月下降的态势,邮储银行的存款组织工作较往年更为艰难。 2。2。2对信贷投放的影响。 紧缩的货币政策对邮储银行的贷款投放影响显著。由于货币紧缩,央行会加大对贷款规模的控制,缩小新增贷款规模,2010年全国新增贷款投放量为7。95万亿元,同比减少1。65万亿元,但超出年初制定的7。5万亿元信贷目标。尽管2011年 “两会”期间银监会刘明康主席向 《华尔街日报》 表示,2011年新增贷款总量将与2010年持平,实际上由于通胀压力较大,2011年实际新增贷款总量应该在7~7。5万亿元,否则将无法完成广义货币增速为16%的目标。新增贷款规模的缩减会弱化邮储银行的信贷投放力度,信贷资金投放不足的情况已经在2010年邮储银行的经营中显现出来。 2。2。3对经营效益的影响。 稳健货币政策对邮储银行经营效益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村市场对邮储银行的影响。由于通胀压力加剧,2011年的部分农产品价格会持续上涨,这其中有成本因素,也有市场因素,还有国际热钱融入的因素。而由于国家的宏观调控,要采取措施控制农产品的价格,同时也会降低老百姓对农产品的消费意愿,使农业产业经营受损,影响农村经济发展。而邮储银行以 “根植城乡,服务大众”为市场定位,农村经济基础是邮储银行发展的主要根基之一,这也会影响到邮储银行的经营效益。二是居民消费对邮储银行的影响。尽管国务院2011年继续增加政府用于改善和扩大消费的支出,但是,由于稳健从紧的货币政策会直接缩减市场的货币供应量,从而缩减总需求,同时由于通胀预期,物价上涨,在收入增幅远远低于cpi涨幅的情况下,居民会降低消费意愿,导致消费不足,而消费不足直接影响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地方经济发展的萎靡同样也会影响邮储银行的经营效益。 3邮政储蓄银行的应对策略。 面对宏观调控及货币政策的新变化,邮储银行必须客观、审慎地面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和政策,统一认识、果断行动,采取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使邮储银行摆脱经营困境,健康快速发展。 3。1抓好资金组织,实现稳步发展。 稳健的货币政策环境下,为确保存款有效增长,一是要充分捕捉信息,增加吸储渠道。当前要特别防范农村土地流转、惠农补贴、征地补偿等款项流入到其他银行,牢牢守住农村储源阵地。二是要加大对公存款力度,提高知名度。加强与党政及有关部门的沟通与协调,加大对公存款份额,并开展上门服务,努力打造邮储银行品牌,促进各项存款的稳步增长。三是要加强网点建设,健全服务网络。以网点规范化建设为契机,加大营业环境的费用投入,对营业网点进行重新装修、改造或迁址,为顾客提供更为舒适的服务环境。 四是要改善服务质量,提升社会形象。努力提高服务水平,缩短与其他商业银行的差距。对存款多、增储潜力大的重点客户,由专人进行一对一攻关,上门营销,挖掘潜力,从源头抢占市场份额。 3。2把握信贷导向,助推结构调整。 面对当前的形势,在贷款额度受限的情况下,邮储银行要合理分析、灵活调整经营重心。一是降低对信贷投放获得盈利的依赖程度,把经营重心合理分散,寻求新的空间。特别是要大力发展中间业务,转变邮储银行以存贷款业务为主、收益来源渠道单一的现状,拓展盈利空间,强化发展的可持续性。二是加快综合化经营步伐,加强经营创新和新产品开发,借鉴国内外成熟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创新产品种类,努力拓宽收入渠道,提高盈利水平,重点要在开发结算业务、贴现业务、账户服务、现金管理服务等业务上下功夫,利用创新带动邮储银行的经营发展。三是进一步做好小额信贷业务,将信贷资金优先用于 “三农”领域,保证足够支农资金的投入,从而赢得地方政府对邮储银行的支持,为发展掌握主动权。 3。3严格信贷管理,优化信贷结构。 认真落实国家宏观调控的各项措施,强调加强和完善贷款风险管理是2011年工作和政策的主基调。首先,邮储银行在新一轮经济发展阶段既要把握发展机遇,又要改变片面追求贷款规模,盲目扩张的经营模式。其次,要坚持总量调控和结构相结合,加强对宏观经济形势和行业发展的研究,注意贷款的期限结构,优化贷款投向,避免贷款过度集中,加强对利率定价机制的研究,提升利率管理水平。 3。4争取政府支持,促进良性循环。 邮储银行应积极加强与地方政府的联系,取得政府部门的理解和支持,采取措施支持邮储银行发展。例如,让政府部门出台税收优惠、财政贴息等政策,合理补偿金融运行中因风险过高造成的损失;进一步畅通银企对接渠道,降低银企信息的不对称性,增加邮储银行的信贷资金供给,形成“政府扶助邮储,邮储支持经济”的良性循环,从而实现地方和邮储银行持续健康发展。另外,与公、检、法等部门进行协调,帮助邮储银行及时清收不良贷款,营造良好的社会信用氛围。 3。5加强风险管理,规避信贷风险。 经过四年的曲折发展,邮储银行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当前面临着稳健从紧的货币政策,以及通胀加剧带来的政策风险和市场风险。在这种形势下,邮储银行必须加强风险管理,对于受政策影响较大的客户要谨慎选择,同时又要利用好政策,按照政策导向做实业务,夯实发展。在信贷方面对潜存风险的贷款抓紧收回,对一时难以收回的贷款要采取合理、合法的措施,尽可能规避信贷风险。 3。6强化文化建设,优化信贷队伍。 积极探索适合邮储银行的信贷文化。一是制订和出台有利于服务客户的信贷扶持政策,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信贷管理制度,建立信贷结果评价体系,完善信贷风险预警、控制和保全体系,纠正信贷业务管理过程中的偏差,建立良性互动的沟通渠道,确保服务水平、服务质量不断提高,确保信贷资金安全。二是 “以人为本”,提高信贷人员素质,加强信贷队伍建设,探索信贷员等级管理制度。三是严格考核,加大对信贷员考核力度,对完成目标任务并经过检查验收的信贷员,要按照激励办法兑现薪酬。 2011年是 “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按照规划应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深化农村金融服务,因此邮储银行必须抢抓机遇,以“十二五”规划为蓝图,推动自身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以更快的步伐走出经营困境,提升经营效益。只要合理地把握政策,合理地分析经济规律和市场动向,就会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货币银行论文:影子银行与货币政策的关联影响 原文作者:孟阳 摘要:本文以2013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预期增长目标调低至13%为背景,阐述了13%在稳健货币政策中的含义,以及未来影子银行对货币政策调控的影响,剖析了影子银行对货币政策产生影响的深层次原因,并对未来货币政策调控目标的选择进行分析和预测。 关键词:货币政策 影子银行 社会融资规模 今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布了2013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预期增长目标为13%左右,相比2011年16%和2012年14%的增长目标,今年的增长目标显然是降低了。究竟该如何理解m2调控目标的走低?13%的调控目标是否意味着今年的资金供给将全面收紧?本文在此作以分析。 如何看待13%在稳健的货币政策中的具体含义 2012年末,我国 m2的预期目标为14%,实际增速为13.8%,与年初的目标相当。由于货币政策已经从应对金融危机时的非常态宽松回归至正常。因此今年货币政策适度“收紧”,以遏制通胀的上升,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从央行春节过后持续数周的正回购操作来看,其“收紧”流动性的意图非常明显。 但从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长来看,今年的资金供给并不紧张。今年1月份,在1.25万亿元新增本外币贷款之外,非信贷融资新增1.28万亿元。2月份,新增本外币信贷7300亿元,非信贷融资新增3400亿元。今年1-2月,新增社会融资规模合计为3.61万亿元,较去年同期的2.02万亿元,增加了79%。实际上,近年来,我国社会融资总量迅速扩大,由2002年的2万亿元扩大至2012年的15.76万亿元,年增速超过了25%,同期m2平均增速为17%。 近两年来,同样是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可以看到m2增速目标整体呈下降趋势,但同时社会融资规模总量却在快速扩张,这其中揭示着非银社会融资规模(其中包含影子银行的部分组成)正在快速增长,更多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依靠信托贷款、委托贷款、企业债券、银行承兑汇票等方式获得满足。随着金融深化的推进,我国原来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体系正在发生显著变化。如图1所示,2002年,本外币贷款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占比曾高达95.5%,几乎垄断了整个社会融资需求,整个货币信用的创造几乎都是由商业银行贷款派生而来。但在2012年,伴随着表外融资的大力发展,这一比例已经下降至57.9%。而表外融资占社会融资总量的比例则由2006的11.7%提升至2012年的23%。 因此,现在如果仅用m2和新增贷款来衡量中国实际货币供应的松紧程度已经较为片面。单从m2调控目标的走低,不能直接得出货币政策全面收紧的结论,毕竟它只是社会融资总量的组成部分。为了实现2013年全年经济增长7.5%的目标,同时结合通胀3.5%的预期,预计社会融资总量仍将保持适度增长。在结构方面,预计非信贷融资占比仍将延续增大的趋势。因此作为平衡多种货币政策目标的结果,就很容易理解为何将m2调控目标调降1个百分点。 未来影子银行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力将逐渐加大 (一)影子银行的界定及未来发展空间 西方发达市场的影子银行,一般指通过杠杆操作持有大量证券、复杂金融工具等的金融中介机构,包括投资银行、货币市场基金、对冲基金、结构性投资工具等非银行金融机构。2008年,现任美国财长盖特纳提出,传统银行系统之外存在“非银行”运营的融资安排,即“平行银行系统”(parallel banking system)。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首次提出“准(类)银行”的概念,这与影子银行、平行银行是类似的概念。 在我国,目前对影子银行尚无一个明确的公认的定义。因此学者和市场人士的统计口径不尽相同。银监会主席尚福林曾表示,目前国内的信托、银行理财产品和银行表外业务等均处于严格监管下,实际上都不是影子银行。这实际上是从是否掌握监管数据的角度出发的。 如果从影子银行迅速扩张的根源来看,统计口径如果从“银行的影子”的角度来说或许更为贴切。近几年来,在传统的银行信贷业务受到贷存比、资本充足率、信贷投向政策指导等监管约束,难以完全满足经济发展中的资金需求时,全社会融资的资金缺口就会显现,融资多元化的需求就会催生金融模式的创新,一部分企业也越来越倾向,甚至被迫通过影子银行等非传统的融资渠道,以绕开信贷监管的方式来补充资金缺口。同时,从资金的供给方来看,商业银行在基础货币投放和信用创造双受限的情况下,存在向资产负债表外发展新的融资体系的冲动。[论文网] 从实践中看,我国的影子银行业务究其实质是商业银行的影子业务,由商业银行主导的表外融资活动构成了影子银行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其他金融机构由于受到资金来源的约束,更多的是通过向商业银行提供通道等方式参与到影子银行的发展中。实际上,从社会融资总量统计口径中可以看到影子银行的部分组成项目,包括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但是并不全面,比如民间融资业务(民间借贷、典当行、小贷公司),再如表内隐藏在同业往来项下的银银、银证、银信等业务并未统计在内。 据巴曙松的研究,在美国受到监管的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和没有受到监管的影子银行的规模差不多是1:1,我国现在被监管的这部分被怀疑像影子银行的规模也不过5.2%。影子银行从本质上说是一种金融创新,因此,如果从服务实体经济、促进非传统的银行业务健康发展的角度来说,其未来的发展空间仍然很大,对其发展应当在有序管理与监管下促进其健康发展。 (二)影子银行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力逐渐加大 1.影子银行的扩张导致m2等货币信贷指标意义减弱 随着影子银行的快速扩张,明显带来了传统意义上货币政策调控目标的指导意义下降的现实问题。从图2中可以看出,从2011年9月份以来,社会融资总量保持快速增长,但同期m2稳定在13%-16%左右,新增贷款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占比总体呈现下降的趋势。虽然央行已经开始关注并公布社会融资总量指标,以试图纠正m2和信贷指标意义减弱的问题,但是如前所述,在从目前央行公布的社会融资总量的口径中,也仍然没有完全统计影子银行的所有业务规模。 2.影子银行对货币政策调控目标带来挑战 如前所述,随着影子银行的发展,传统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似乎难以完全涵盖流动性的真实水平,同时年度新增贷款总量目标也难以反映全社会融资的全貌。而目前在我国的实践中,仍是以盯住m2增速、控制贷款规模为主要调控目标,这势必会对货币政策的制定带来一定的困扰。 3.影子银行的活跃将加快货币流通速度 影子银行丰富了融资多元化体系,其业务的扩展势必加快货币流动速度,这将对央行基础货币调控及货币供应量调控产生潜在的影响。 4.影子银行对货币政策效力造成直接冲击 影子银行使得融资行为脱媒化,将贷款通过各种形式转移至表外或进行会计科目的转换,势必会导致信贷规模控制等数量型货币工具的效力减弱。此外,影子银行是规避监管的金融创新事物,理论上其实际利率情况可能对利率政策形成一定干扰。如:比较典型的就是民间借贷,据统计,其平均收益率为21%,而在银行利率4倍以内才受法律保护。再比如,信托业务收益率区间一般在9%—11%,银行理财业务收益率一般也有4%—6%左右。 (三)影子银行对货币政策扰动的原因探析 目前,影子银行的扩张已经导致货币信贷等调控指标的意义有所削弱。这其中的原因,或许可以从影子银行是否影响到货币供应的角度来分析。 1.银行表外业务不会创造新的货币 银行的表外融资业务,特别是银信合作业务,大多是非保本型理财产品,其占比在70%左右。它不是直接由银行放贷,而是银行通过发售理财等产品将客户的资金运用起来做表外业务,这种货币的腾挪,理论上只是存款在实体部门之间的转移,对货币供应量并没有影响,只是结构的调整。比如,银行客户的存款用于购买信托产品、理财产品、债券、股票、保单等,这些金融产品只是一部分人放弃货币使用权,让渡给筹资人去使用货币,改变的只是货币的形态,并没有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总量。 2.同业往来项下的银银、银证、银信、银租等表内业务将创造货币 由于资本充足率、贷存比、信贷额度等硬性约束,银行通过扩大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同业拆出等通道,利用同业会计科目,从而绕开贷存比、贷款投向等监管。但由于资产依然在银行同业项下,银行依然是该资产的销售者、托管者、甚至是实质持有者。银行在同业项下的融资,本质上是信贷,拥有派生存款的功能。如:银行a受监管限制,可以通过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向对手方银行b提供一笔融资。对应的,银行b则是通过卖出回购金融资产获得了该笔资金。银行b在政策许可范围内,可以向企业c提供融资,这相当于发放了一笔贷款,创造了货币,拥有存款派生的功能。 况且,同业资产项下,如果对手方是银行,其风险资产权重3个月以下为20%,3个月以上为25%。如果对手方是非银行金融机构,则为100%。总体来看,显著低于贷款和企业债券100%的风险权重。因此银行可以在较低的资本消耗下增加杠杠,扩张资产,提高资产的收益率。 因此如果仅仅盯住传统意义上的新增贷款规模,是无法全面反映广义流动性的情况,进而对货币政策目标的制定及调控产生一定的扰动。 未来央行货币供应量调控目标设想 影子银行体系及其信用创造功能对货币政策形成了诸多挑战。影子银行创造的工具和资产属于广义流动性的范畴,未来对货币政策的分析如果只看到传统的信贷等融资方式是不够的,更应全面地分析金融体系和市场的发展,重点关注多元化融资方式及其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同时在微观层面,密切监测广义流动性的创造及其资产价格的变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目前社会融资规模在传统的由信贷主导的统计口径上有所扩大,既包括银行体系的间接融资,又包括资本市场的债券、股票的直接融资。从公布的细项来看,存在以下关系: 社会融资规模=人民币各项贷款+外币各项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股票+保险公司赔偿+保险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其他。 但是其监测数据还有待进一步完备,比如民间融资业务(民间借贷、典当行、小贷公司),再如表内隐藏在同业往来项下的银银、银证、银信等业务并未统计在内。同时如何将社会融资总量与货币政策操作进行定量化对应,可能央行需要从政策调控的角度进一步考虑,这也可能是央行目前尚未将社会融资总量增速作为定量化目标的重要原因,因而现阶段仍是采用较好统计与监管的m2及信贷数据作为调控目标。随着监测与监管数据的不断完备,预计未来社会融资规模指标的内涵将进一步扩大,将与货币政策调控目标定量对接。 货币银行论文:货币政策商业银行信贷论文 1我国商业银行信贷渠道特征 1.1银行在信贷渠道中占主要影响地位 我国直接融资市场起步较晚,且有我国居民和企业的高储蓄率支持,使得银行信贷的间接融资方式在我国融资结构中占据绝对优势。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我国直接融资规模不断扩大,但由于传统优势和法律限制,银行贷款依然是我国企业资金来源的主渠道。商业银行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重要的微观主体,其控制和影响着数量庞大的资金,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货币政策传导的通畅。同时,我国商业银行渠道广、网点多,可对社会经济产生广泛而直接的影响。 1.2银行的主要资金来源为存款 我国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居民与企事业单位存款、金融债券、政府注资及国际融资,其中存款为主要来源,居民和企业的存款属于银行的被动负债,由于高比例被动负债的存在,一般银行主动信贷的动力不强,即使是近几年银行发行债券量上升,主动负债比例仍较低。理论上,当存款占商业银行资金来源的绝大比例时,央行能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紧缩型货币政策有效减少银行的可贷资金,从而收缩信贷规模,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但在实际中,存款属于银行的被动负债,不受央行和商业银行控制,且居民与企业存款主要受前期和当期经济形势影响。因此,当经济过度繁荣时,尽管央行希望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方式限制银行的可贷资金规模,但由于良好的经济形势,存款规模继续上升为银行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商业银行能够不受存款准备金率的约束,继续提供贷款释放流动性。所以大量被动负债的存在将限制央行紧缩型货币政策的效果。 2商业银行信贷渠道对我国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 从货币当局的实践来说,判断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最终标准为:在既定的经济制度、金融结构和金融制度下,货币当局选择特定的货币政策体系,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实现最终目标的程度和时滞。国内外经济理论界对货币政策是否有效的判断不一:凯恩斯学派和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通过构造IS—LM模型证明了在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者在肯定货币政策重要性的前提下,认为货币政策只在短期内有效,而在长期内无效;而理性预期学派则强调预期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从根本上否定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认为货币政策即使在短期内也不能持久地影响实际产量。首先,作为央行调控货币政策的工具,货币供应量、法定存款准备金和利率的变动可以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表明我国央行的货币政策信号传导至商业银行的渠道是比较通畅的。同时,国内生产总值和物价指数也能有效影响银行的信贷增量,验证了商业银行借贷行为的“顺周期性”,也反映了商业银行信贷会受实体经济“倒逼”的影响。其次,商业银行会根据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作出独立信贷决策。根据前文的分析可知,当中央银行提升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来收缩流动性时,商业银行信贷量会下降,这从脉冲响应函数中可以看出,但针对利率上升,银行信贷量会先下降再上升,由于利差水平的提高,银行有足够的动力扩大信贷规模。同时当货币供应量M2增加时,宽松的流动性会促使商业银行扩大贷款规模。此外,当银行信贷受到国内生产总值和物价指数的正向冲击时,会因为利差下降而缩减贷款,但最终随着时期推移会扩大贷款规模。在贷款存量增长率GL的方差分解中,第一期GL仅受自身和CPI的影响,这与银行信贷决策主要参考已有信息有关;同时,CPI对GL的贡献度大于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这也说明了当银行预期经济形势良好时,可能会逆紧缩政策行事,继续扩张贷款。这些都表明我国商业银行对实体经济的反应比较强烈,且商业银行作为微观主体有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因此在作信贷决策时有时会偏离货币政策目标。最后,商业银行信贷行为对货币政策有效性能产生一定影响。实体经济对信贷冲击的反映略有滞后,但信贷增长能有效提升经济增长,商业银行释放的流动性也会推高物价。经济过热时,尽管央行会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来紧缩经济,但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充足,会顺经济形势扩大贷款,进一步推动经济和物价的增长。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资本金和资金来源比较充足,因此,受到央行和银行监管部门的约束较小,商业银行的信贷决策可能与货币政策目标相悖,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3结语 货币政策的效应能否发挥,关键还要看政策传导渠道是否畅通。在当前信贷渠道传导仍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主渠道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效应能否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用渠道是否畅通,而后者又取决于央行货币政策对信贷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影响程度以及微观经济主体对银行贷款的可获得性和依赖程度。 作者:杨和文 单位:中国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 货币银行论文:货币政策银行风险论文 1模型的构建与数据描述 1.1变量选取 1.1.1银行风险承担变量 现有文献关于银行风险承担的变量指标主要有衡量破产风险的Z值,衡量银行贷款违约风险的不良贷款率,以及风险加权资产占总资产的比率和预期违约概率。考虑到我国银行业受到政府的完全隐性保险制度,几乎不存在破产风险,而预期违约概率虽是衡量银行事前风险承担的指标,但由于数据可获得性较差,在计算上存在一定的难度,本文选择能衡量银行事中风险承担的风险资产占比指标和衡量银行事后风险承担的不良贷款率指标作为银行风险承担的变量。 1.1.2货币政策变量 货币政策变量虽因各国的国情不同而有所区别,但选取的基本原则是要符合一国货币政策调控制度特征,要具备可控性、可测性和相关性。国外文献多以银行间市场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变量,而中国的利率至今仍未完全市场化,公开市场操作的影响也难以直接通过价格机制传导到银行的存贷款市场,考虑到央行近年来多次通过调节存款准备率来实现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尤其在2010~2011年间,中国人民银行对存款准备金率分别调整了6次和7次之多。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在我国已成为央行常规的流动性管理工具。因此为保证模型估计的有效性,本文主要使用一年期加权的存款基准利率和加权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来分别检验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1.1.3其他控制变量 为有效识别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我们还需要控制住宏观经济状况和银行异质性方面的变量。这是因为经济繁荣时期,银行对未来保持乐观,往往更倾向于承担更大的风险,而银行自身的规模、杠杆率水平以及盈利性可能会影响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宏观经济状况的变量主要选择表示经济发展状况的GDP指标和能预示物价变化的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其中,为消除异方差,对样本区间的GDP指标取自然对数。银行异质性方面的变量主要是银行的类型、资产规模的自然对数、核心资本充足率、加权净资产收益率和成本收入比。 1.2模型构建 综上所述,本文借鉴Delis和Kouretas(2011)的方法,采用风险资产占总资产的比率和不良贷款占总贷款的比率作为风险承担的变量,并控制银行特征和宏观经济状况方面的变量,构建以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RISKit=α1RISKit-1+β1MPit+β2PPIit+β3GDPit+β4SIZEit+β5CCARit+β6ROEit+β7COSTit+β8STATE+εit其中,RISK为银行风险承担的变量,MP为货币政策的变量,PPI为预示物价走势的生产物价指数,GDP为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SIZE为银行资产规模的自然对数,CCAR为核心资本充足率*100,ROE为加权的资本利润率*100,COST为银行的成本收入比*100,STATE为表示银行是否国有的虚拟变量,5家国有银行取值为1,其余银行取值为0。 1.3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研究样本区间为2005~2013年,该区间基本涵盖了货币政策稳健、宽松和紧缩的时期。样本选取工农中建交5家国有商业银行、招商银行等10家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南京银行等10家城市商业银行以及北京农商银行等3家农村商业银行在内的28家不同性质商业银行的年度数据。其中银行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和Bankscope数据库,宏观变量数据和货币政策变量数据均来自CCER数据库。 2计量结果与分析 在惯性效应(Campbell Cochrane,1999)下银行的风险承担会受到上一期的影响,因此为更好地考察银行风险承担的动态滞后效应,本文所用估计模型为采用了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的动态面板模型,考虑到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往往会造成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系统广义矩(SystemGMM)估计方法。 2.1模型计量的结果 本文运用Stata12.0软件对该动态面板模型进行系统广义矩估计。表2分别给出了以风险加权资产占比作为被解释变量时,银行一年期加权存款利率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1)和法定存款准备金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2)以及以不良贷款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时,银行一年期加权存款利率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3)和法定存款准备金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4)。同时为判断工具变量选取是否合理以及扰动项是否存在序列自相关,本文采用过度识别约束检验(Sargan检验)和Arrelano—Bond序列相关检验AR(1)和AR(2)来检验工具变量的联合有效性和差分方程残差是否存在一阶和二阶自相关。 2.2计量结果分析 第一,从回归结果看,不论银行风险承担的变量是衡量事中风险容忍度的风险加权资产的占比还是事后风险承担测算的不良贷款率,也不论货币政策的变量是价格型的存款利率还是数量型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MPit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负,且除模型(2)在5%的水平下显著外,其余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意味着我国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呈显著负相关关系,随着存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的下降,银行对风险的容忍度和接受度增加,从而表明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在我国是存在的,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将刺激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容易造成系统性风险。第二,RISKit-1的回归系数都为正,说明银行当期的风险承担行为会受到上一期行为的正向影响,当以不良贷款率作为风险承担的变量时,RISKit-1在1%的水平下显著,且系数均大于0.3,表明银行的事后风险接受度存在一定的惯性效应,对风险承担的调整需要一定的时间。第三,从宏观经济状况变量看,PPIit的回归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但当银行风险承担的变量选择不同时,其符号亦不同,具体而言,当采用表示事中风险指标的风险资产占比作为风险承担的变量时,其系数为正,说明银行在经济出现通胀迹象时,银行会增加事中风险承担;而当采用衡量事后风险指标的不良贷款率作为风险承担变量时,其系数虽为负,但其绝对值不足0.02,影响甚微。同时,GDPit在所有模型中的系数都为正,除模型(3)不显著外,模型(1)、(2)、(4)分别在10%、5%、1%水平下显著,说明总体而言当宏观经济运行良好,经济处于上行时期时银行存在过度承担风险的冲动,银行的风险承担具有一定的顺周期性。第四,从杠杆率看,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的系数在四个模型中均为负。当采用风险加权资产为变量时,其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当采用不良贷款率为变量时,其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资本充足率与银行的风险承担呈反向变动关系,从而说明了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有效性,与Furlong和Keely(1989)关于提高资本充足率能降低银行资产风险的理论相一致,同时也支持了巴塞尔协议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银行监管思想。第五,从盈利能力看,在四个模型中,银行成本收入比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成本收入比越高的银行,其风险承担意愿越强,这可能是因为银行在逐利效应的作用下,成本管理水平较低的银行为实现成本管理水平较高银行相同的收益率,有增加风险承担意愿,较为激进地扩张信贷的冲动。银行净资产收益率的系数在模型(1)、(2)中显著为负,在模型(3)、(4)中为正,显著水平均为1%,意味着当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指标选取不同时,其影响也大相径庭,这也恰好解释了学者们在这一观点上的看法不尽相同的原因,说明银行的盈利能力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关系是不确定的。一般而言,银行盈利能力越强,其承担风险的动机越低,然而,宽松货币政策下,银行对未来预期乐观,在估值效应和逐利效应的作用下,往往更倾向于投资高收益高风险的资产组合,从而导致在经济繁荣时期,盈利能力高的银行往往是风险承担意愿强的银行。第六,银行的规模和银行的类型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不完全显著,且其符号也与风险承担变量的选择有关,说明规模大的银行一方面风险承担能力较强,可以利用多元化投资来分散和降低风险,但另一方面由于规模大的银行尤其是国有银行在“大而不倒”原则和国家隐性存款保险制度的庇佑下,又有动机从事高风险投资,增加对风险的识别度和容忍度。 3结论及政策建议 利用中国2005~2013年间28家商业银行的数据,采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法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货币政策是非中性的,存在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导致商业银行提高风险识别度和容忍度,增加银行的风险承担。同时,银行的风险承担具有顺周期性,在经济上行时期银行有过度承担风险的意愿和行为。此外,银行的异质性对会对风险承担产生影响,核心资本充足率和成本管控水平较高的银行,其风险承担较低,银行规模、银行的性质以及净资产收益率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不稳定,可能会随风险承担变量选择的不同而变化。据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基于货币政策不仅会影响经济增长,还会影响金融稳定的角度,央行应重新审视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在传统的稳定物价、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四个目标之外是否还应将金融稳定目标纳入其中。同时,央行在物价稳定的基础上,为促进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而实行稳健甚至宽松的货币政策时,应充分考虑货币政策对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风险承担的影响,对政策可能导致的银行及金融系统整体风险偏好增加并由此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做出前瞻性和系统性的把控。第二,鉴于银行的风险承担意愿和行为具有顺周期性,因此银监会应建立逆周期的动态信贷调控机制,实行逆周期监管措施和动态逆周期资本缓冲制度,在经济上行时期,加大银行信贷监管的力度,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提高信贷质量监管标准,细化银行信息披露制度,建立资金流向的动态监测机制,尽可能杜绝银行为规避监管而出现表内资产表外化的现象。第三,考虑到银行异质性会对风险承担产生影响,监管当局应实施差别化的监管措施。对于那些资本充足率和成本管理能力较低的银行应实行较为严格的监管措施,而对规模较大的银行,应积极防范其道德风险,防止银行信贷业务的过度扩张。第四,我国现行的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机制不仅存在监管真空地带,还会弱化人民银行在整体把控风险方面的能力和宏观审慎监管的主导作用,因此应强化人民银行的统筹协调和核心领导地位,发挥其在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中的主导作用,同时加强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之间的合作和信息共享,建立人民银行负责宏观审慎监管,其他监管部门参与并负责微观审慎的监管体系,全方位地制定并实施金融稳定的政策措施。 作者:李裕坤 单位:四川大学 宜宾学院政府管理学院 货币银行论文:银行资产负债表下的货币政策演变 摘要: 如果把一个国家作为一个经济体,那该国中央银行的资产负责债表所反映的就是该国经济活动的结果体现,从政府职能分配来看,则主要体现为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结果。因此通过分析不同货币政策下的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结构、信息变化情况,能够较好地把握该国货币政策的实施过程和有效性,判断央行调控宏观经济的力度、政策走向以及与经济的关联度,以便于及时调整货币政策,更好地服务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更好地推进央行开展宏观调控,更好地应对国际金融形势的发展变化。 关键词: 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货币政策 一国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效果集中体现在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上,因此通过分析不同货币政策下的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结构、信息变化情况,能够较好地把握货币政策的实施的有效性,判断央行调控宏观经济的力度,以便于及时调整货币政策,对促进中央银行积极有效地发挥职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2007-2014年以来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分析,探讨我国中央银行在不同经济背景下的货币政策演变情况,了解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力度,从而更好地更好地服务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更好地推进央行履行宏调控职能,更好地应对国际金融形势的发展变化。 一、2007-2014年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变化情况 根据我国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显示,2007年至2014年末,我国的资产负债表规模由169140亿元增长到了338248.79亿元,增长99.98%,居全球中央银行首位,其主要特点体现在:(一)规模居全球第一,扩张速度自金融危机后放缓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单位:亿元从图1可以看出,从2007年到2014年我国的资产负债规模由169140亿元增长到2014年的338249亿元,增幅99.98%,规模居全球第一,高于美联储、欧洲央行等国家的水平,占GDP的比重一直在60%左右的高位,2009年达到最高值67.85%;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资产负债的扩张速度放缓,占GDP的比重也在逐年下调,从2007年至2014年的逐年增速来看,2008-2010年年增速为22.44%、9.92%、13.9%,2011-2014年增速放缓,分别为8.4%、7.7%、6.6%。 (二)中央银行各项资产结构分析1、国外资产主导资产变化趋势。2007-2014年的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显示,国外资产项目是资产的主要项目,如图2所示,2007-2014年,国外资产在中央银行资产结构中的比例从73.80%上升到82.37%,2014年末达到278623亿元。国外资产中又以外汇占款为主,其比重一直保持在92%以上,2014年末高达97.15%。2、债权维持较低水平。在我国中央银行资产项目中,债权所占比重一直维持的较低水平,且呈逐年下降趋势,其占总资产比重在2007年达到最高点9.65%,之后一直处于下降趋势,2014年降至4.53%。3、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增长显著。2007年度2014年间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绝对额增长2490664亿元,增长316倍,期间只有2009年比2008年有所减少。特别是2012年-2014年以来,分别同比增长63.14%、577%、2108.21%。 (三)中央银行各项负债结构分析1、储备货币占主导地位,货币发行占比下降。如图3所示,我国中央银行负债项目中,储备货币一直是重要组成部分。2007-2014年,我国储备货币的规模不断扩张,由101545亿元增长至294093亿元,增幅为189.62%,占总负债比重也不断增大,由60.04%上升至86.95%。在储备货币中货币发行占比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从原来的32.47%一路降至22.83%,其他存款性公司存款则大幅增长,在总负债的占比从40.26%增加至67.09%。2、发行债券呈下降趋势。发债规模由2007年的34469亿元下降到2014年的6522亿元,下降81.08%,其中2008年发债规模到达45780亿元的高峰后持续减少,占总负债比重也从最高点的22.11%下降至2014年末的1.93%。3、政府性存款大幅增加。2007年至2014年政府性存款由17121亿元增长到31275亿元,增长82.67%。政府存款在总负债的占比较为稳定,从2008年达到最低点后持续增长,一直在7%-10%之间浮动,逐渐成为储备货币以外中央银行负债资金的重要来源。 二、基于资产负债表的货币政策分析 (一)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与现行汇率制度的相互作用导致外汇储备大幅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定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的战略,出口型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出口创汇规模逐年增长。2007年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3718亿美元,2014年国际收支顺差2318亿美元,外汇资产比2013年增加外汇1181亿美元,持续的国际收支顺差导致外汇储备逐年增长。而现行的汇率制度是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取消了经常项目下的强制结售汇制度,但资本项目未开放,美元仍是国际主要支付货币,而且自2008年以来人民币持续升值,企业和个人都不愿意持有过多的外汇资产,避免外汇贬值损失,于是导致央行资产债表的外汇占款始终居高不下。 (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储备货币大幅增长。2007年的货币政策基调为稳中适度从紧,2007年至2008年10月人民银行16次上调准备金率。而2008年下半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剧、国内通胀压力减缓等情况,2008、2009、2010、2011年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从资产负债表上来看,中国人民银行调整金融宏观调控措施,连续三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规划的约束,并引导商业银行扩大贷款总量,体现在资产负债表上为规模迅速扩张。2008年储备货币比2007年增长27.26%,2010年、2011年、2012年同比分别增长28.79%、21.22%、12.33%。 (三)多项经济刺激措施使政府存款显著增长。近年来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政府存款规模不断扩大,同时国库集中收付改革要求预算单位将经常性存款逐步集中到中国人民银行的单一账户中,导致政府存款科目余额走高。 (四)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改变了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和结构,使资产负债规模持续扩张。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为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广泛和灵活地采用公开市场业务、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等多项货币政策工具,对调节流通中的货币量、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等方面具较强的指向性和灵活性。连续多次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等从总量上对货币供应和信贷规模进行调节;大规模开展公开市场操作、动用大量外汇储备对国有商业银行注资、2013年实施的常备借贷便利政策满足金融机构大额流动性需求等等,大量增加市场流动性,扩张资产负债表规模。 三、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调整及货币政策路径选择 (一)改革现有外汇政策,使其与经济发展策略相协调。外汇占款受制于我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资本项目的管制及结售汇制度等诸多因素,因此,我国应当尽快采取有效措施,在资产项目管理上,采取措施适当减少外汇资产的规模或减缓其增加的速度,变藏汇于“国”为藏“汇”于“民”,缓解中央银行资产规模过快增长的压力,也能解决中央银行对冲外汇占款的被动局面;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适当增加人民币为国际结算货币的途径。 (二)提高对政府债权在资产的比重。从资产负债上来看,2007-2014年“对政府债权”占其全部资产的比重平均只有6.29%,2014年仅为4.5%,这与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控基础货币的要求不相匹配,制约了中央银行调控基础货币的手段应加快完善国债的发行与流通市场建设,增大国债的发行规模,优化国债的结构,增加发行短期国债的比例,不断丰富国债品种,提高资产负债表中地政府债权的比重,便于中央银行更好地进行公开市场操作。 (三)推动国库现金管理,实现对货币政策的有效调节。政府存款作为中央银行用来调控社会货币供应量的基础货币,其流入、流出对全社会资金流量和货币供应量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应进一步推动国库现金管理,实现国库存款在央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合理分配,从而有效调控社会资金供应量,调节中央银行负债结构。 作者:戴晚莲 彭珏 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株洲市中心支行
企业纳税筹划及其风险篇1 企业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增加财政收入、提高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发挥着重要意义。所以,怎样才能促进企业更好发展,缓解企业税收压力,提高经营效益,诶社会发展提供良好服务,成为当前政府等相关部门重点思考的问题。鼓励企业科学纳税筹划,不但能够缓解企业税负,也能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实力,让其在市场中稳定发展。但是在纳税筹划过程中,如果没有严格按照税法要求进行,容易产生法律风险。所以,企业领导应予以高度重视。 一、纳税筹划基本概述 从广义角度来说,纳税筹划也就是指纳税人开展的一项筹划活动,该活动能够帮助其缓解税负压力。在狭义角度上,纳税筹划则是指纳税主体根据税法相关要求,通过科学筹划和安排,减少税负的行为,其中包含节税、避税和转税等[1]。根据主体进行划分,部分人员把税收征管部门纳入在纳税筹划主体范畴内,认为纳税筹划作为税收征纳主体双方以实现自身效益最大化为核心,在纳税这种特定经济活动中,结合税法及相关政策,对预期目标提前规划和安排,确定最佳筹划方案的活动。 二、企业纳税筹划法律风险分析 (一)税务管理中法律风险 纳税人在税务登记、账簿凭证管理、发票管理、纳税申报等环节中,都会面临一定法律风险。例如,在税务登记过程中存在的法律风险,如果企业在税务登记过程中存在虚假登记、或者没有严格按照期限要求登记、违规伪造或者使用税务登记证件等,一经发现,应面临严重的行政处罚,如果情节严重,还要承担一定刑事责任。 (二)优惠政策应用中法律风险 企业纳税人在纳税过程中,为了减少税收成本,将会利用国家税收优惠政策组织开展纳税筹划活动,这样可以帮助企业减少税负,给其创造更多的效益。并且,在国家税收优惠政策的帮助下,可以对我国产业政策执行和政策目标实现提供有利条件,这是因为该行为满足国家立法要求,纳税人通过国家提供的各种税收政策进行纳税筹划,满足国家法律要求。针对税收部门来说,对该行为比较肯定和鼓励[2]。但是,在纳税筹划中,在使用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筹划过程中,也会面临和国家法律相背离的状况,从而引发法律风险。导致该现象出现的原因就是国家发布的相关政策随着市场环境改变而变化,在不同阶段内,发布的税收优惠政策有所不同,并在纳税对象、数量等方面有所不同,而这些优惠政策中将会面临交叉、重复等状况,变动性高,导致纳税人无法对各种税收优惠政策有充分了解,影响政策的正确应用。在实际中,纳税人在纳税筹划上缺少对这些政策内容的深入解读,容易产生错误应用现象。一旦理解错误,在实施纳税筹划过程中,容易产生偷税、漏税的状况,企业需要承担一定处罚。 (三)延缓纳税中法律风险 在纳税筹划中,涉及的重要内容在于延缓纳税时间,也就是纳税人通过一系列规划与安排,让当期应纳税款项延迟到下个周期。一般来说,不会对纳税总体数额带来影响。纳税人通过延缓纳税期限,可以从中获得以下几点效益。一方面,减少本地纳税成本,让本期现金流不断扩大,对于纳税人减少企业财务危机,扩大经营规模有着便利条件。另一方面,受到通货膨胀因素影响,延缓企业纳税期限可以给企业创造更多的效益。但是这种状况不但让纳税人获取更多的资金时间价值,也会让其面临一些法律风险。因此,企业根据该状况提出各种处理对策,如在选择延缓纳税期限方式过程中,应做到谨慎小心,这种行为一旦被法律认定为故意拖欠,不仅不能保证企业筹划目标顺利完成,还会让企业面临国家行政处罚[3]。所以,企业如果受到经济等因素影响,在不能如期纳税的情况下,通过合法方式适当延长纳税期限。一般来说,企业应提前提交纳税申请,在纳税期限到来前到相关部门提交延期申请,经过相关部门审核以后,在要求期限范畴内完成税款结算工作。 三、企业纳税筹划法律风险规避策略 (一)增强纳税筹划风险意识 企业应意识到规避纳税筹划中法律风险的必要性,严格按照国家税法要求开展纳税筹划工作,不可超过法律边线。因此,企业领导应该树立正确的纳税筹划意识,明确合理纳税的意义及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在保证纳税筹划合理、合法的同时,对国家税法内容深入解读,有充分了解。企业应该组织开展各种培训工作,让相关人员掌握充足的税法知识,与时俱进,帮助企业合理纳税,减少法律风险出现。 (二)完善相关法律体系 要想确保企业纳税筹划工作有序进行,保证筹划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应根据国家税法要求进行筹划。并且,纳税筹划应以国家现行的法律标准为依据,科学开展纳税筹划工作,帮助企业减少税务成本支出,规避风险。在实际中,如果国家没有构建一套完善的税法标准体系,企业纳税人在纳税筹划上将无法顺利进行,不能精准判别筹划过程和结果展现出法律特点。如果与国家法律标准偏离,则会增加纳税筹划中法律风险法神激励,无法把控全局,甚至被认定为逃税漏税,面临行政处罚。因此,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是非常必要的,其可以给企业纳税筹划开展纳税筹划工作提供引导,具体展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确定税收基本法,科学设定税收法定标准。税收法律标准作为当前我国在税法上应该秉持的标准,在税收基本法的作用下将税收法定标准设定为税法基本准则,则是税法从法律确定到执行环节中重要的法律理念,更是国家依法治税的根本[4]。在实际中,结合税法相关要求和内容,对税法主体履行职责和义务进行确定,科学调配国家征税权限,形成一个完整的监督管理体系。另外,税法基本法应对税法、行政法等内容进行确定,总之,税收法定准则的确定和实施,必然会给企业纳税筹划工作开展提供法律支持,减少法律风险的发生。其次,完善纳税筹划法律机制。在纳税筹划中,以法律形式确定纳税筹划是企业纳税人的基本权限,应对税收定义、性质、筹划范畴、法律职责等有充分了解,保证纳税筹划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与此同时,对纳税人邀请的中介纳税筹划行为进行调查与分析。最后,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税收优惠政策是纳税人纳税筹划中需要认真研读的条款,要求保证纳税人纳税筹划工作顺利进行,减少违规行为出现,诡辩法律风险,应保证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性,对于常见的税收优惠政策,采取单独集中立法方式,对于地方越权设置的优惠政策,全面清查。在全球经济发展环境下,为了促进企业鞥好发展,应该取消以经济成分为主体的优惠政策,使用一些支持产业、技术改造升级等和政府调控要求相吻合的税收优惠政策。 (三)确定纳税筹划范围 因为企业纳税筹划自身具有技术性、专业性等特点,所以在纳税筹划中,大部分企业纳税人将会采用聘请专业中介部门或者专业人士给企业纳税筹划活动开展提供指导。在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环境下,税务中介部门也随之发展,在纳税筹划中发挥一定作用。所以,要想保证我国税务中介行为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促进企业纳税筹划工作有序进行,应做好纳税筹划管理工作,完善相应的管理体系,给后续纳税筹划工作开展提供指导,保证企业纳税人严格按照国家法律要求纳税,实现企业健康发展[5]。在实际操作中,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应完善相应的法律机制,如建立税务代理法,将纳税筹划认定为一种新的代理业务,在法律正确引导下,明确纳税人、税务代理机构的职责和权限。国家应该完善税务代理法律机制,特别是有关税务代理机构进入标准和执业机制等,通过这种方式,让我国税务代理部门业务更加规范和合理,将税务代理在纳税筹划中的价值全面发挥,减少法律风险。 四、结语 总而言之,纳税筹划应该好国家税法要求相互融合,企业纳税人在开展纳税筹划工作时,应该对国家税法内容有充分了解,保证企业纳税行为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促进各项经济活动顺利开展。因为我国相关纳税筹划法律体系并非完善,容易面临法律风险问题,所以相关部门应加强相关法律体系建设,保证我国纳税筹划活动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 作者:邵炜 单位:华东政法大学 经济法学院 企业纳税筹划及其风险篇2 1引言 纳税筹划是纳税人在既定的税制框架内,事前选择税收利益最大化的纳税方案处理自己的生产、经营和投资、理财活动的一种企业筹划行为。在短期内,企业可以通过合理的安排来降低税收,节省开支,从而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从长期来看,企业在经营的各个方面都自觉地将税法的各项规定落实到了自己的工作中,增强了纳税意识和守法意识。因此,无论短期或者长期,纳税筹划在企业经营活动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2企业开展纳税筹划的目标 2.1实现涉税零风险 一般而言,纳税人在做纳税筹划时,总会想尽办法减少自己的税收负担,对纳税筹划的理解也就局限在这一方面,因此,纳税人认为,只要能从纳税筹划中得到直接的减征,就可以说是一种成功的筹划。显然,这种观点过于狭隘。实际上,存在着另外一种情况,即纳税人虽然不能直接减轻税负,但可以通过间接的方式获得某种经济效益,使公司得到长期发展和扩大规模,这种状态就是涉税零风险。涉税零风险是指纳税人的账目清晰、纳税申报准确、及时足额缴纳税款,因此不存在纳税上的任何惩罚。实现涉税零风险是企业进行纳税筹划要达到的第一目标。 2.2获取资金时间价值最大化 纳税人利用各种方法,将当期的应税收入延迟至未来一年,从而获得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违反税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如果企业能延缓税款的缴纳,这会使得企业的营运资金变得更加充裕,降低经营风险,尤其是对资金较为紧张的公司来说更是至关重要。资金是有价值的,企业通过提前确认费用或递延确认收入实现延迟纳税,如同从政府那里拿到一笔无息贷款,数额越大,时间越长,企业获益越大。这实质上是企业用新贷偿还旧贷,永远不需要支付一笔贷款。负债经营既要承担一定的成本,又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而这种无息贷款合法地将财政资金无偿用于公司的生产和运营,不仅不会产生财务风险,反而会增加企业当期的总资金,增强公司偿还债务的能力以抵御风险,保证企业的生产经营得以顺利进行。 2.3经济效益最大化 纳税人在进行经济活动时,其目标是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而不只是绝对意义上税款的减少。企业经济效益最大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对其所涉税务问题进行整体规划与布局。在法律规定、国际惯例、道德规范和经营管理需求之间,力求在涉税零风险条件下实现公司的税后收益(价值)最大化。企业在进行纳税筹划活动时不能只考虑眼前的税负高低,而应以发展的眼光考虑企业的整体利益,实现企业的经济效应最大化。 3企业纳税筹划的风险分析 3.1企业自身的主观风险 企业管理者的纳税意识和纳税筹划相关人员的职业素养都会影响纳税筹划结果的有效性。一方面,企业管理者对纳税筹划缺乏正确的认知,他们往往追求的是企业少缴纳税款或者不缴纳税款,对筹划手段的合法性关注度不够。由于缺乏较强的依法纳税意识,在利益的驱使下利用自己的权力指使纳税筹划人员采取偷税漏税的做法逃避纳税,导致企业纳税筹划风险的增加。另一方面,纳税筹划人员专业素养的高低也会使纳税筹划出现风险问题。纳税筹划是一项对业务能力要求极高的工作,不仅需要专业的相关纳税筹划人员掌握税法、会计学、管理学、投资学等多方面的学科理论知识,更要求具备较强的实际操作能力。如果纳税筹划人员的专业水平不高,对相关的税收政策理解有误,就会导致筹划方案不合理甚至不合法,或者制定出与企业自身情况不相适应的方案,使得纳税筹划失败。另外,如果纳税筹划人员道德水准较低,将会对其工作态度、对风险的判断以及筹划方案的最终效果产生不利的影响,从而产生潜在的风险。相反,如果筹划人员保持必要的专业审慎和敏锐的专业判断,并按照严格的程序进行周密的计划,那么,筹划风险就会大大减少。 3.2政策风险 政策风险可分为两类:一是政策变化风险;二是政策选择风险。政策变化风险是指在特定时间内政府政策变动所带来的风险。税收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重要措施。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一个国家的税收政策不可能一成不变,必须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适时地修订、补充或完善税收法律、法规,不断取消和修改原有的税收政策,并不断推出新的税收政策。这就给纳税带来了一些风险,特别是对长期的纳税筹划。政策选择风险是由于企业在筹划过程中没有正确选择政策而产生的风险。这一风险主要是由于企业对税务法律、法规和政策精神缺乏认识、理解和把握不够准确,即企业在实施纳税筹划时,往往会觉得自己的税务规划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3.3经营活动变化风险 税收筹划是一种有计划性、先进性、时效性、合乎法律的事先规划的行为。税收筹划是对未来公司经营状况的预测。纳税筹划方案的选取要考虑到未来的现实情况与所处的环境是否相符,否则会造成纳税筹划工作的失败。一旦选择了某一种税收政策,那么未来的生产和运营活动只要符合了这一特定的税收政策,就可以享受到相应税收政策的优惠。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生产和运营行为不可能固定不变,必须根据市场环境和企业的战略管理需求做出相应的调整。如果企业自身的经营行为发生了改变,那么其税收优惠政策将丧失其应有的特征和条件,不但不能实现其所期望的纳税筹划目标,而且会使其税负增加,纳税筹划最终以失败告终。 3.4执法风险 纳税筹划中的节税筹划符合立法主体的意愿,但其正当性仍有待于税务执法机关的证实;纳税筹划中的避税筹划与立法者的意愿相背道而驰,如果国家坚决抵制或打击这些避税计划,将会极大地提高税务筹划的风险。因而,执法风险是因税务行政执法的偏差或者由于实施反避税计划而导致的风险。执法风险主要体现在:由于税收法律和法规的不健全,致使税务机关的税收政策执行出现了偏差。许多税收政策仅针对税种的基础层次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但在特定的税制条款上却不够完备,不能覆盖全部的税收事项。因此,征纳双方对同一税收政策的认识往往会出现偏差。如果纳税人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纳税筹划,那么筹划方案极可能得不到税务执法部门的认同,无形中增加了纳税筹划风险。另外,在实际税收工作中,我国税收法律通常为其预留了相应的空间,这意味着税务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如果税务执法人员的专业素养参差不齐,那么很可能将原本合法的节税筹划认定为违法的避税筹划。也就是说,由自由裁量权赋予执法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因个人职业素养的高低会对相同的纳税筹划方案产生差异化的认定结果,进而为企业带来涉税风险。 4企业纳税筹划风险的防范对策 4.1加强纳税筹划风险意识 纳税筹划风险是客观存在的,纳税人必须要对纳税筹划风险具备清晰的认知。纳税筹划具有特殊性,不具有普遍性,只能在特定的政策、特定的经营环境下发挥作用,而不能过于苛求。一旦条件、范围发生变化,纳税筹划就很可能失败。同时,纳税人绝不能以增加纳税风险而追求片面的税负最小化,应该缴的税必须缴纳,不逾越税收法律红线。作为专业的纳税筹划工作人员更需要树立风险意识,加强与纳税人的沟通交流,告知纳税人纳税筹划的潜在风险,并了解纳税人对风险的态度。在制定筹划方案时,尽可能全面考虑出现的条件动态变化,随时注意纳税筹划的风险防范。 4.2提高纳税筹划人员综合素质 纳税筹划人员的专业性会对纳税筹划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目前不少企业为了节约资金,企业的纳税筹划工作由财务人员开展。由于他们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加上企业没有采取足够的激励措施,导致制定纳税筹划方案时比较随意,相关方案质量不高。因此,企业迫切需要提高相关纳税筹划人员的综合素养。第一,内部应设置专门税务管理机构(可设在财务部),并配备专业素质和业务水平高的管理人员。如企业应结合实际情况,引进优秀的纳税筹划高素质人才,同时,将原有财务人员纳入税收筹划人员队伍,加强纳税筹划工作的信息沟通与交流,确保筹划策略有序高效地运行,夯实筹划策略的质量。第二,加强对国家税收政策的系统学习。一方面,企业定期邀请国内的税务专家为员工进行专题培训,熟悉税法精神,把握税收政策的内涵。企业也可以定期组织相关人员外出调研,拓宽视野,学习行业内优秀的成功筹划案例经验。另一方面,纳税筹划人员自身要强化学习意识,辨别风险。充分利用“学习兴税”“学习强国”、税收网站等多种学习资源,加强对最新税收政策法规、会计准则的学习,进一步提高学习能力、知识应用能力,做到学有所获,学为所用,提高识别风险能力。 4.3构建风险预警机制 税收政策的变化是企业纳税筹划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企业在设计筹划方案前要建立税收法律资源库,收集并不断更新最新的税收政策信息,保证纳税筹划人员能够充分在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引导下开展各项纳税筹划工作。同时搭建纳税筹划信息化管理平台,动态监测并分析相关数据,及时发现风险与隐患,适时调整筹划内容,采取应对措施分散风险。纳税筹划人员根据纳税筹划目标制定多个弹性的备选方案,将各种潜在的风险因素尽可能考虑进来,使得发生纳税筹划风险的概率尽可能地降低。 4.4加强与当地税务机关的沟通,建立良好税企关系 为适应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税收政策经常会有新的补充和调整。在我国税收法律关系中,税务部门与企业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不完全对等,税务部门相对于企业而言更容易掌握更多税收方面的信息,企业对于最新国家税法相关政策的了解也是滞后于税务部门。要想确保纳税筹划方案的合法性,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加强与税务征管机关的交流沟通对企业来说至关重要。企业如果对相关的新政策理解不透彻,及时向税务机关虚心请教以获取最权威的解读,避免不必要的税企争议。同时,企业也可以将纳税筹划方案向税务机关寻求指导,根据税务主管部门的建议及时调整筹划方案,力争获得税务机关的批准和认可。另外,企业应该始终主动配合税务机关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税收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规定,秉持诚信经营,积极履行纳税义务,足额及时缴纳税款,树立良好的企业信誉形象,从而增强税务机关对企业的认同感,形成良性互动,实现税企双方共治合作的“双赢”局面。 4.5贯彻成本效益原则 随着某一项筹划方案的实施,纳税人在取得部分税收利益的同时必然会为该筹划方案的实施付出额外的费用,以及因选择该筹划方案而放弃其他方案所损失的相应的机会利益。如原材料进项税额抵扣低于原材料资金占用,就会存在着矛盾,仅仅考虑进项税额抵扣而大量购进原材料,必然以增大原材料资金占用费用(包括占用资金机会成本、原材料仓库保管费、原材料变质损失费等)为代价。因此,纳税筹划应遵循成本效益原则,在进行纳税筹划时要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即当所选择的纳税筹划方案的筹划收益大于筹划成本时,应当开展纳税筹划;当所选择的纳税筹划方案的筹划成本大于筹划收益时,则应当放弃纳税筹划。 4.6合理利用税务代理的专业化服务 纳税筹划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活动,各个地区有着不同的税收政策,存在不同的执行标准,由此纳税筹划地区的差异性会更加明显,尤其是有的企业有着较大的规模,子公司之间的纳税标准存在一定差异。当企业内部的筹划人员无法胜任时,企业应打破僵化思维,充分发挥涉税机构的专业知识和业务技能优势,可以聘请外部的税务代理人员进行咨询或者将纳税筹划方案外包给税务代理机构,保证纳税筹划方案的科学性和专业性,进一步降低纳税筹划的风险,最大限度地保护企业合法权益。 作者:吴玉霞 单位:江西科技学院 企业纳税筹划及其风险篇3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推进,市场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不稳定因素,比如国家税收政策调整以及执法环境发生变化等,这些都对企业税收筹划工作带来影响,从而给企业带来税务风险,如果不能对企业税收工作进行科学筹划,还会带来财产损失,对企业发展带来影响[1]。为此企业财会工作人员应充分认识到税收筹划工作的重要性,提升纳税风险管理意识,并对企业税收筹划风险进行科学识别,提升对风险的防范能力,做好纳税筹划工作,同时也要顺应时代发展的需求,掌握必备的纳税筹划技能,提升企业生产经营效益,促进企业更加稳定的发展。 一、企业纳税筹划概述 纳税筹划是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税收政策,利用优惠政策,并按照税收政策导向,在企业纳税时选择税后利益最大,或者是赋税最轻的一种纳税方案,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及投资等活动等进行统筹安排。在企业纳税筹划时纳税行为应建立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不仅要保证企业的经济效益,同时也要保证政府部门的合法收益。企业纳税筹划的特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纳税筹划手段合法,企业纳税筹划行为是建立在依照法律法规及税收政策的基础上执行的,严格按照税收政策指导,确保纳税筹划合理性。其次,筹划目的明确,企业在纳税筹划中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减轻企业纳税负担,保证企业在日常经营活动中活动经济效益最大化[2]。最后,筹划行为是具有超前性的,在纳税筹划中是对企业经营活动及投资活动进行事前安排,因此这一筹划行为是具有超前性的。 二、企业纳税筹划风险类型 在企业纳税筹划中,风险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纳税人在一定时期内,由于客观或主观原因导致纳税筹划方案失败,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在企业纳税筹划中主要的风险类型包括以下几种:第一,经营风险。这是指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由于没有达成预期收益目标而产生的风险。在企业纳税筹划时,筹划行为中就已经对企业未来收益做了预测,根据企业未来收益预测来制定筹划方案,但在实际中如因国家税收政策变化,或者是经济环境发生改变,企业管理不善等原因导致不能实现预期收益目标,那么就会对所制定的筹划方案带来直接影响,或导致所做的筹划决策是错误的,给企业带来经营风险问题。第二,操作风险。企业的税收筹划工作以及税收筹划方案制定都是由人来进行操作的,在筹划方案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每一个工作人员对于筹划方案的理解不同,且业务技能水平也是参差不一的,从而可能导致筹划方案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不能达到预期筹划结果,或导致筹划方案执行失败等,给企业带来操作风险。[3]第三,违法风险。企业税收筹划工作是建立在法律法规基础上执行的,如果筹划人员对法律法规不熟悉,或者缺乏全面、深入的认识,又或者是税收政策发生改变,筹划人员不能及时了解到新政策,就会导致企业的纳税筹划结果违反法律法规,存在违法风险。例如部分企业在纳税筹划方案的制定时出现打擦边球的情况,与我国的纳税精神是相违背的,违反了法律法规,给企业带来一定的风险。第四,政策风险。当企业在制定纳税筹划方案时是严格按照税收政策来执行的,但如果税收政策发生改变,就增加了企业的赋税压力,从而出现政策风险。我国的税收政策通常是根据市场环境变化进行及时更近和完善的,因此企业在制定筹划方案时,不仅要满足企业战略发展目标,同时还要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来减轻企业税负,如果属实后政策发生改变,就会对企业筹划方案带来直接影响。 三、企业纳税筹划风险管理措施 (一)掌握税收政策动态变化,完善内部管理环境 企业在纳税筹划的过程中需要根据企业自身发展实际情况,并遵循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来开展工作,对企业内部税收筹划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开设专门的部门来进行纳税筹划管理,明确在纳税筹划管理中所存在的税务风险,确保企业在各项经营活动中资金得到可靠运转,规避纳税风险[4]。另外,企业还要提升财务管理水平,根据会计核算规范对企业财务账目进行定期核查,确保各项账务清晰,税款足额,对于企业财务部门还要定期开展培训活动,提升企业财务人员的专业水平和业务素养。在新时期背景环境下,营改增实施后对部分税收政策进行调整,企业应及时掌握税收政策的动态变化,并对税收政策进行深入解读,采用合理的税收筹划方式以及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来减轻企业税负,规避纳税风险。 (二)明确纳税筹划原则 在企业纳税筹划工作中所涉及的领域比较广泛,在选择筹划方式上存在多样性,财务人员在纳税筹划管理时应明确纳税筹划原则,避免在纳税筹划时出现失控。在纳税筹划管理时财务人员需要始终坚持企业的效益,制定科学的筹划目标,采用合理的手段来降低企业缴税额度,在坚守法律的基础上实现企业经济效益最大化。在纳税筹划时财务人员需要合理的控制纳税筹划成本,确保在企业总体消耗上纳税成本最低,合理的降低纳税额度,把握筹划成本与筹划技术之间关系。其次,还要充分认识到纳税筹划工作是具有长期性的,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纳税筹划工作是具有成长性的,并非是在短期内让纳税额度下降,而是要考虑到企业长期的发展利益。[5] (三)合理运用税收筹划方法 税费征收是以税法为依据的,在纳税过程中税务机关需要对纳税人的行为进行稽查判定,为此企业就需要加强与地区税务机关的沟通与交流。如在税收筹划过程中对某项税收政策不明晰或者不确定,可以向税务机关进行详细咨询,避免因纳税筹划不当引起税务风险。如果税务机关在对纳税筹划方案提出质疑后,企业应提供筹划合理依据,来防范纳税筹划风险。在选择税收筹划方法时,首先是要对所得税抵扣项目进行管理,如在所得税抵扣项目中业务招待费扣除数量最多,那企业就应根据招待费来设定管理条例。第二,对企业的销售方式进行调整,通过混合销售或者兼营销售,让利销售的方式来对增值税进行细化,避免出现业务类别发生混乱,采用合理的比例来抵扣赋税[6]。第三,实行纳税期管理,在实施营改增后,企业在纳税筹划时应该具有自由筹划权利,结合企业在日常经营过程中的实际情况及资金流动状况来设置扣款时限,减轻企业的纳税筹划负担。 (四)加强对纳税筹划风险防范 在企业纳税筹划时应在企业内部设立专门的纳税筹划部门或小组,积极引进纳税专业人才,加强对财会人才培养,建立纳税筹划风险意识,提升财会人员综合素质水平,确保企业纳税筹划工作顺利实施。另外,还要对外界突发事件建立积极的预案,来降低对企业纳税筹划工作的影响。为此纳税人员需要随时关注国家税收政策变化情况,并进行深入了解和分析,根据税收法规和政策对企业纳税筹划方案的影响进行积极调整,确保方案符合企业实际经营需求,与企业整体筹划目标相符合,降低法律风险问题[7]。此外,还要建立完善的纳税筹划风险管理体系,在风险管理体系中需要明确工作评价和风险评估标准,让企业管理人员及财务工作人员对税额有明确的认知,并积极对各项风险进行管控,降低风险等级,将风险问题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避免企业出现重大纳税失误。 四、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营改增的实施,企业税负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了降低企业的税负风险,就需要对纳税筹划方法进行科学的调整。企业纳税筹划工作对企业长期的经营和发展来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企业经营者与管理者需要充分认识到纳税筹划工作的重要性,并加强对纳税筹划风险的管理,提升纳税风险管控意识,并对企业税收筹划风险进行科学识别,提升对风险的防范能力,做好纳税筹划工作,同时也要顺应时代发展的需求,掌握必备的纳税筹划技能,提升企业生产经营效益,促进企业更加稳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魏玉倩.铁路非运输企业的纳税管理问题及应对举措探析[J].纳税,2021(5). [2]车水美.试论企业资产重组业务过程中的会计处理和纳税筹划[J].纳税,2021(4). [3]刘兰桂.探究企业纳税筹划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J].商讯,2021(4). [4]韩素红.大数据时代下纳税筹划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J].纳税,2021(3). [5]吕文吉.大数据时代下企业税务会计面临的挑战与对策研究[J].商讯,2021(1). [6]项珺.关于企业纳税筹划与风险控制几点问题的思考[J].今日财富,2021(1). [7]邵元.“营改增”背景下建筑企业纳税筹划与风险管理[J].中国市场,2020(36). 作者:陈雪飞 单位: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浅谈农业保险发展的问题及对策:区域特色农业保险业务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摘要:特色农业保险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重要补充,有利于发挥农业保险“稳压器”和“助推器”的作用,对推进特色高效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传统农业大市,阜阳市农业资源丰富,区域特色显著,拥有大棚蔬菜、果蔬、畜禽、中药材等几大特色农产品产业,有效促进了农民增收。但特色农业投入多、价值高、风险大,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给特色农业带来了巨大损失,严重影响了特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亟需农业保险加以保障。近年以来,阜阳市积极推动特色农业保险试点与推广拓展工作,成效突出,同时也存在特色特色农业保险需求满足度不高、覆盖面有待拓展、协作机制有待增强等问题,应从开展特色农险产品创新、建立多元化特色农险协作机制、营造特色农险发展环境等方面推动其健康发展。 关键词:特色农产品 特色农业保险 现状 对策 一、当前阜阳市特色农业保险开展情况 (一)辖区特色农业保险业务开展范围 2008年,安徽省人民政府下发《关于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全面部署农业保险工作。2009年,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鼓励开展特色农产品保险试点指导意见的通知》,鼓励各地探索开展特色农业保险工作。2011年,安徽省财政厅下发《关于印发〈安徽省特色农产品保险财政补贴实施办法〉的通知》,正式出台特色农业保险相关财政配套补贴政策。2012年,阜阳市人民政府第一时间跟进出台《阜阳市2012年特色农业保险实施方案》,各县(市)区随之也相应制定了各自的实施方案,以积极推动特色农业保险业务在辖区的试点推广开展。按照该实施方案,辖区投保农业保险的几大类特色农业品种主要有:大棚蔬菜种植、能繁母羊养殖、中药材(桔梗)种植、大棚草莓种植、养猪(生猪)。各类特色农业保险主要是保障生产成本为主,不保障种养殖收益。 (二)特色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模式 按照省政府有关通知精神,特色农产品保险试点工作遵循“政府引导、自主自愿、市场运作”原则,由保险机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不同于政策性农业保险那样由政府及保险机构联办,共担风险的模式。根据相关规定,特色农业保险保费分担模式是,省级财政补贴20%,县级财政补贴40%,市级财政以“以奖代补”形式进行补贴,参保农户承担40%。以能繁母羊的参保为例,每只保额是500元,保费是30元,则由省级财政承担6元,县级财政承担12元,其余12元保费由农民自筹。按照《安徽省特色农产品保险财政补助实施办法》,原则上农户保费负担比例不低于20%,财政保费补贴比例不高于80%。各类保险保费与保额标准因成本不同而有所差异,具体见表1。调查发现,种养殖企业和农户对当前的保费分担比例认同度较高,认为均在可承受范围之内。 (三)2013年上半年辖区特色农业保险承保情况 目前,阜阳市特色农业保险业务全部由“国元农业保险阜阳中心支公司”一家保险公司承办。调查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国元农业保险公司共承保大棚蔬菜7800亩,大棚草莓5400亩,中药材(桔梗)60000亩,能繁母羊35000只,生猪9800头,共计保费收入1725万元,累计提供风险保障26565万元,为当地设施农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有效提高了当地种养殖企业和农户发展农业生产、抵制自然灾害的能力。 二、特色农业保险推广中存在的几点问题 (一)部分特色农业保险需求尚未满足 目前,农业保险公司正在努力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开发各类新式特色农业保险品种,特色农业保险需求满足度不断提高。但调查发现,当前仍存在部分农户的新型农业保险需求尚未满足,如鱼塘养殖保险、花卉苗木保险、薏米种植保险等新型保险产品有待开发推广。 (二)特色农业保险覆盖面有待拓展 调查发现,经过近几年农业保险业务的大力宣传和推广应用,辖区农户保险意识提升较快,主动投保意识增强,特别是特色农业保险主要是针对形成一定规模效应的设施农业,客户群体集中在种养殖大户和农业专业合作社,该类群体的灾害风险认识水平和风险防范警惕度均较高,对特色农业保险的认知度较高。由于处于试点起步阶段,当前特色农业保险的承保率和承保覆盖面仅在40%左右,与小麦种植、能繁母猪养殖保险90%以上的覆盖率尚有较大差距,辖区特色农业保险潜在市场有待挖掘。 (三)特色农业保险协作机制有待增强 由于辖区特色农产品种养殖产业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农业生产主体经营资金不足、规模偏小、抗风险能力低的问题较为突出。仅有农业保险公司的扶持尚不能完全支持种养殖企业做大做强,特色农产品生产领域有待不同金融业态的合作推进,农业保险公司与银行、担保等不同金融业态的合作水平不足,特色农险与农业信贷等各项支农惠农政策结合度不够,银行信贷资金有待撬动与释放。 (四)定损和理赔服务效率有待提高 农业保险公司的定损和理赔服务规范要求“查勘到村、定损到户、理赔到户”,但实践中由于农业保险涉及千家万户,农户的文化水平和保险认知程度参差不齐,加上农业保险基层服务体系有待理顺,导致查勘定损到户难和理赔时效性慢等突出问题。 三、对策建议 (一)因地制宜开展特色农险产品创新 通过联合调研、分类指导等方式,鼓励保险机构以农业产业政策为导向,选择体现地方特色、具有产业规模、农户投保意愿强烈,对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具有较大意义的农产品为保险对象,着力提高特色农险覆盖面。 (二)建立多元化特色农险协作机制 一方面,加强政保合作。针对特色农险政策依赖性高的特点,与地方政府合作推动特色农险发展。积极推动保险公司独立经营、为政府代办、与政府联办模式等多元化农险协作机制。另一方面,鼓励保险公司加强与银行、担保等金融机构的合作,将特色农险与农业信贷等各项支农惠农政策结合,推动银行信贷资金有效投放。 (三)营造特色农险发展环境 一方面,协调政府出台有利政策。针对各类新型特色农业保险需求,保险公司、保险监管机构等要加强与政府财政部门的沟通协作力度,及时出台各项保费补贴或奖励政策。另一方面,加大特色农险宣传引导力度。通过调研座谈、媒体报道等多种方式,向政府宣传特色农险的功能作用;推动保险公司开展下乡推介、上门承保理赔等多种服务,提高农户的保险意识。 浅谈农业保险发展的问题及对策:中国西部地区农业保险的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摘要】近年来,中央连续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强调农业保险的重要性。作为一种市场化的风险转移机制,农业保险在分散农业风险、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补偿农业损失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过,在我国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等原因,农业保险发展缓慢。本文在介绍西部地区农业保险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分析西部地区农业保险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而提出促进西部地区农业保险发展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西部地区 农业保险 对策 一、我国西部地区农业保险的发展现状 随着对农业保险重视程度的提高,我国西部地区农业保险工作正在逐步开展,农业保险所发挥的保障作用日益显著。首先,随着中央政策性的加强,西部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不断增长,但与保费收入相比,理赔支出增长更快。其次,农业保险投入加大,保险品种及范围不断增多扩大。近几年,西部地区农业保险的品种呈逐步扩大趋势,尤其是政策性的农业保险,新增的试点险种不断增多。再次,政策性农业保险有较大发展,补贴力度不断加强。各地纷纷出台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方案,加大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力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补贴资金支出加大;二是补贴险种增多。 二、我国西部地区农业保险发展的不足之处 (一)农业保险规模小 从保费收入比例来看,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占承保公司总保费收入的比重很小;从险种上来看,除能繁母猪险等个别险种得到普遍推广,其余险种并未大范围普及;从农业保险机构角度来看,我国西部地区缺少专业性的农业保险机构,从事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偏少。 (二)同东中部地区相比差距大 由于西部地区基础薄弱,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再加上特殊的地理和人文各方面因素,使得西部地区的农业保险发展在许多方面与东中部都有很大差距。 三、影响我国西部地区农业保险发展的原因 (一)从政府等外部环境角度来看 1.相关扶植政策及法律法规的缺失。尽管中央政府连续以“一号文件”的形式鼓励各地方政府开展农业试点工作,但这只是在宏观上予以激励和指导,而有关保险品种、补贴力度、保费厘定等方面均未作出具体的规定。 2.缺乏系统的农业灾害管理体系。农业的减灾和补偿灾害损失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的部门包括农业、财政、民政、保监等。这不仅需要各部门之间的相互配合,更需要政府的统一协调。这就为农业保险承保理赔数据的整合和测算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3.现行的农业保险组织体系不适合农业保险发展的需要。在我国西部地区现行的农业保险组织制度安排中,基本是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家经营,并且在农村缺乏健全的组织体系相配合的情况下,经营性业务与政策性业务混为一体,不利于农业保险真正的自我发展。 (二)从保险公司的角度来看 1.承保主体供给不足。由于发展农业保险的经营成本高,因此保险公司基于经营目标的利润最大化原则,对开展农业保险的积极性不高。我国西部地区是灾害频发区,农业发展水平又有限。承保成本高,保费收入低,保险公司在涉农保险的利润少,有时甚至出现亏损,这就使得开办农业保险的主体缺失。 2.承保缺乏技术性,开展农业保险问题重重。这主要表现在:保费收取难、查勘定损难、保险理赔难。这主要是受到西部地区自然地理环境和农民生活方式以及农业生产特点的影响。我国西部地区地形复杂,农民收入水平不高,农险的保险标的点多面广,分散经营。这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保险承保技术的发挥,使其开展困难重重。 3.农业巨灾保险发展不充分,缺少完善的农业风险再转移市场。巨灾对我国西部地区农业生产经营造成的损失很大,并有逐步加重的趋势;另一方面,通过保险和救济实现的农业巨灾补偿水平却很低,而这主要是受到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政策的缺失的限制。 (三)从农户的需求角度来看 1.收入水平低是制约农户对农业保险需求不足的最主要原因。我国西部地区由于受历史、地理等因素的影响,农民的人均收入远低于全国水平。较低的收入水平使得农民对本身具有风险不确定的农业保险需求不大。这严重制约了农业保险的发展。 2.广大农民保险意识淡薄,对农业保险认识不足,对保险缺乏信任。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财政资金缺乏,对农业保险的宣传力度不够。这使得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认识不足。加之有些保险产品本身设计比较复杂,在承保、理赔等方面容易产生分歧和误解,这也间接导致农民对保险缺乏信心,进而不愿意投保。另外政府救济也在无形中减少了农民的参保意愿。 四、我国西部农业保险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健全相关农业保险的法律法规,加大中央和地方的扶植力度,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管理机构 制定专门适合西部地区农业保险的法律法规,用法律的形式明确各级政府和保险公司、农户个人在农业保险开展过程中应发挥的职能和作用。另外,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该健全西部地区的财政补贴制度,资金支持应尽快到位,并且保证资金补贴每年都能够稳步增长,扩大保险补贴范围,充分调动参与主体的积极性。 (二)建立农业巨灾基金,发展农业巨灾保险 我国西部地区连年来自然灾害频发,农业灾害带来的损失不断上升,这不仅使农民无以维持生计,就连缺乏巨灾风险转移机制的保险机构也无以承担损失重负。事实上,我国西部地区的农业巨灾保险的需求是逐年上升的,其需求量远远大于其供给量,特别是在一些农产品的龙头企业和养殖大户中需求很大。由于巨灾保险在我国发展也是刚刚起步,因此在西部地区发展农业巨灾保险就更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包括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财政补贴及免税政策的扶持等。 (三)增加农业保险供给主体,形成多元化农业保险模式,提高农业保险的经营效率 由于我国西部地区在经济条件、市场条件、管理条件等方面尚不成熟,应发展多元化的农业保险发展模式。首先,我国西部地区各省应加强政府主办的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的设立,并且在县乡以农业保险合作社为主。其次,西部地区应放宽投资保险领域的各市场主体的准入,尤其是鼓励国内外战略投资者投资农业保险市场,扩大农业保险市场的竞争,提高市场效率。 (四)加强农业保险知识的宣传,提高农民的保险意识 要解决农业保险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农户对保险知识的匮乏问题。要对不同的潜在投保主体采取不同的宣传策略。应重点宣传农业保险在应对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方面的作用,使农户真正明白参与农业保险是一种互助合作、自我救助的有效途径。 浅谈农业保险发展的问题及对策: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现状及应对措施 摘 要:《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23号)文件出台了很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优惠政策。山东省政府多次下发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的意见,用以指导农业保险工作的发展。在新形势下,大力开展农业保险,需要各级政府进一步加强领导,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精心部署和组织;坚持先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推广的原则,完善农业支持保险体系。 关键词:农业保险;发展;现状;措施 一、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现状概述 2006年6月15日,《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23号)文件的颁布,特别是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下发,出台了很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优惠政策,对农村、农民、农业的安全生产和保障问题,引起全国人民的关注,得到了财政部的高度重视。2007年,中央财政首次列支21.5亿元预算额度,在吉林、内蒙古、新疆、江苏、四川、湖南6个省份开展了大豆、玉米、小麦、水稻、棉花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的试点。在全国启动了能繁母猪保险工作,中国保监会确定由中国人保、中华联合和安华农险三家公司参与试点。2007年5月28日,三家试点公司共同与中国再保险集团公司签订了《政策性农业再保险框架协议》,建立了赔付超额分保机制,即当农险赔付率超过100%时,由中国再保险集团公司按一定比例分担赔款,在全球市场分散巨灾风险,确保政策性农险试点工作的稳步推进。 截至2011年底,全国已有22家财产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保险保费收入达173.8亿元,同比增长28.01%,为1.69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6523亿元,承保主要粮油棉作物7.87亿亩,占全国播种面积的33%。 二、山东省农业保险发展现状概述 山东是一个农业大省,农业增加值多年来居全国第 一位;主要农产品产量,粮食、棉花占全国第二位,蔬菜、水果、花生、水产品总产量居全国第一位,农业出口创汇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农险业务2007年前一直由山东人保公司独家开办,险种多时达30多个。农险发展1982-1995年为国家政策扶持阶段,即政府推动、农民互助、保险服务的经营模式。农险由小到大,获得较快发展,1989年全省近6000万亩小麦承保面积曾达到70%以上;1996年-2005年为商业化运作阶段。由于风险大、赔付率高、承保难度加大,经营规模急剧下滑,年保费从1994年的4600万元,下滑到2005年630万元。 2006年11月3日,山东省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在部分县(市)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由人保公司具体经办,首批试点单位是章丘、寿光、临清市。由省和试点市、县(市)三级财政安排扶持资金,对参保农户进行保费补贴。对奶牛、蔬菜大棚保险保费补贴比例为40%;对小麦、玉米保险保费补贴比例为50%。保费补贴资金,由省和试点市、县(市)三级财政按3:3:4比例分摊。核算办法以人保公司试点县(市)支公司为单位实行单独核算,管理费用按照试点险种保费收入20%计提,试点经营产生的利润,年底全部转入县级农业风险准备金账户。对试点业务的灾后赔付,实行全省统筹、最高赔付总额以当年全部保费收入的3倍为限。当年3个试点县(市)共实现签单保费698万元,试点工作取得初步成效。 2007年9月24日,山东省政府办公厅又下发《关于进一步扩大全省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的意见》,根据省政府部署,2007年将试点范围扩大到全省25个县(市、区)。其中,省政府确定了20个试点县(市、区),青岛市确定5个县(市、区)。承保公司新增加了中华联合,承担3个县(市、区)的试点,其它试点县(市、区)由人保公司承担。保费补贴标准按照种植业险补贴50%、养殖业险补贴40%比例实施。 2008年6月23日,山东省政府办公厅再次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在前期试点基础上,全省新增35个试点县(市、区),承保公司除人保公司、中华联合外,新增加安华农险和太平洋财险,每个试点县(市、区)确定由一家保险公司负责承保所有农业险。新增试点县(市、区)人保公司承担18个、中华联合10个、安华农险4个、太平洋保险公司3个,对小麦、玉米、棉花保险的保费按照80%的比例给予补贴,其余的20%由农户自担。补贴资金由中央、省、市、试点县(市、区)的财政部门按比例分摊。省级财政按照保险业务开展情况,对承保公司给予适当的管理费补贴。承保公司按照市场化原则,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正常年景,承保公司按照保险合同履行赔付责任,出现农业巨灾损失时,报经省政府同意,赔付总额实行3倍封顶。 三、山东省农业保险发展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一)法律不完善 我国农业保险体系缺乏立法支持,至今尚无完整的行政法律法规,对农业保险运作及国家扶持政策未做出明确规定。《农业法》规定“农业保险必须自愿加入,任何人不得强制”。《保险法》只提到 “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现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单独建账、独立核算,经营费用偏高,导致部分保险公司展业积极性不高,影响了业务的深入全面发展。 (二)业务风险大、责任范围难界定 农业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大,如洪涝、干旱、风雹灾害,在时间上具有不确定性,空间上具有地域性,范围上具有普遍性和伴发性,而且每年都在一定范围内连续发生,其损失是巨大的、不可挽回的,农民难以自救,赔付率很高。 (三)参保意识较弱 农民对农业保险的意义认识不足,对保险知识缺乏必要的了解,存在侥幸心理,没有认识到投保是转嫁风险、维护自身利益的有效途径,误认为买保险是加重负担。 (四)农险结构不完善 与其他商业险种相比,农业保险具有“低保额、低收入、低保障和高风险、高成本、高赔付”的特点。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险种、规模控制严格,保险条款不尽合理,操作过于复杂,赔付金额偏低。 (五)承保、理赔督导不到位 有的公司未按政府指定的试办区域办理业务, 承保面不足,或超过规定的承保范围,或在收费上擅自作出违规承诺;有的保险公司在出险后没有按保险条款的规定来处理赔案,而是采用传统的商业思维方式去处理,惜赔和乱赔现象时有发生。 四、新形势下农业保险工作的总体思路 2006年,《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 23号)文件中指出:保险具有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功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是金融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农业保险,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加强组织领导,为农业保险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农业保险政策性、社会性强,市场化程度高,是一项复杂的统工程。要将农业保险纳入各级政府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统筹考虑,建议各级政府要紧密结合本地区实际,统筹规划农业保险的发展,明确工作思路,落实工作措施,加强工作指导。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统筹规划农业保险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提高农业保险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参与度;统筹规划农业保险发展与金融其他行业发展,发挥保险业对完善金融服务体系的重要作用;统筹规划商业保险和政策性保险发展,在大力发展各类商业保险的同时,积极引入市场机制开展好政策性农业保险,提高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 (二)各级政府要认真贯彻国家和省政府对农业保险工作的部署,明确管理部门,积极探索建立保险管理工作机制,切实加强对农业保险发展的协调、指导和服务。围绕农业保险改革发展,落实国家有关要求,研究制定配套政策和措施,推动保险业改革创新。 (三)各级各部门的领导要加强农业保险知识的学习,提高运用保险手段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通过灵活多样的形式,加强对农业保险的宣传教育,切实增强农民保险意识,引导农民认识保险、了解保险、参与保险。新闻媒体要发挥正面宣传引导作用,大力宣传保险业改革发展的丰富实践和最新成果,为农业保险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四)围绕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抓好“三农”保险。保险作为现代服务业,在谋求自身发展,追求经营效益的同时,应当承担起服务“三农”的社会责任。农业保险可采用政府推动、政策扶持、商业运作、以险养险的运营方式,承保种植业和养殖业的风险以及农户的家庭财产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涉农保险;保险公司应主动、广泛地参与“新农合”的管理,针对农民的不同需求,开发“物美价廉”的保险产品;协调有关政策,积极试办和参与企业年金保险业务;深入到乡镇、村庄和学校,解决服务网点不足的问题,逐步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农村保障制度,为构建和谐社会、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五)坚持先行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推广的原则。 1、明确研制、试办、开发农业新险种必须遵循的六个条件:(1)深入调查研究,多方掌握第一手资料;(2)正确选择试点的种植业、养殖业险种;(3)从实际出发,确定保险责任范围;(4)认真测算风险程度,准确设计条款,合理拟订费率;(5)因地制宜,灵活运用承保方式和费用;(6)借鉴国内外或其它险种开办时的经验教训,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 2、遵照边试点、边总结、边完善、边推进的方式。首先应选择那些经济实力雄厚,农民保险意识强的市县区先行试点。锁定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中心,兼顾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不盲目铺摊子,一步一脚印,一步一深入,一步一产出,逐步推开,尽量减少和避免试点期间的失误和损失。 3、抓好信息反馈。保险公司在与农民签订信用合同后,不是放任不管,而是抱着对农民兄弟负责、对保险公司负责、对社会负责的精神,为农民当好参谋和助手。从多种渠道索取与农业经济发展相关的信息,促使农业保险产品质量的不断提升,确保农村保险业务质量的长足发展。 (六)扶持农业保险发展,完善农业支持保险体系。保险业要服务于政府统筹城乡就业,加快农业劳动力战略转移,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变,推进和加强农村保险营销服务部的建设,发挥中心乡镇的聚集效应和辐射带动作用,积极开拓农村保险市场;严格按照省、市政府指定的试办区域、开办的险种业务、规定的保险费率、实施的优惠政策进行组织,依据保险合同不惜赔、不拖赔、不乱赔,不断提升服务技能;各种政策补贴、管理费用必须及时、全额到位,为农业保险的顺利实施提供制度保障;对在重大自然灾害事故面前,减少农村经济损失做出重大贡献的乡镇政府主要负责人给予一定奖励;结合农村政策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以政策扶植为引导,大胆尝试开发养殖业、种植业和农村主要经济作物新险种,扩大农业保险产品的覆盖面,通过保险经济手段健全农业支持保险体系。 浅谈农业保险发展的问题及对策:广西农业保险发展现状分析与思考 [摘 要] 近年来,金融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而农业保险作为金融领域的软肋,其价值长久以来被社会各界所忽略,在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蓬勃开展的今天,广西农业保险的发展仍滞后于全国,因此,广西农业保险的发展现状非常值得探究。文章通过运用数据分析方法对广西农业保险发展中农业风险的自然风险、经济风险进行分析,对农业保险供给与需求、农业保险缺乏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等问题进行探讨,并在此基础上,从保险机构、农民、政府等农业保险主体的角度,提出对策和建议,以期促进广西农业保险的改革与发展。 [关键词] 农业保险;农业风险;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再保险;广西 一、广西农业风险现状 (一)自然风险 自然风险是指由于来自自然界的某些突发事件(随机事件)给经济造成损失的可能性[1](P184)。自然风险具有破坏性、不可预测性、地域性、内部差异性、季节性、多重性等特点,因而给农业生产带来了风险。广西是自然灾害多发、重发省区,主要自然灾害有干旱、洪涝、台风、海洋风暴潮、低温冰雪、雷电、冰雹、地震、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森林火灾及农林有害生物灾害等。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0年广西农作物受灾面积合计1664.5千公顷,旱灾面积1079.3千公顷,洪涝、山体滑坡和泥石流面积466.5千公顷,风雹灾害面积17.5千公顷,台风灾害面积87.5千公顷,低温冷冻和雪灾面积13.7千公顷,人口受灾2560.7(万人次),直接经济损失108.7(亿元)。根据广西民政厅的统计预测分析,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广西自然灾害处于频发期,发生的规律性在弱化,不确定性在增加,衍生次生灾害突发性和危害性在增强,灾害造成的损失越来越大,广西农业的自然风险有日趋增强的趋势。 (二)经济风险 农产品走向市场参与市场竞争,就必然存在着经济风险。农业的经济风险一般是指在农业生产和农产品销售过程中,由于市场供求失衡、农产品价格的波动、经济贸易条件等因素变化、资本市场态势变化等方面的影响,或者由于经营管理不善、信息不对称、市场前景预测偏差等,导致农户经济上遭受损失的风险[2](P5~36)。广西农业生产具有周期长、季节性的特点,并且农产品供给弹性小,需求又缺乏弹性,广西的小农经济特征明显,分散的农户无法快速掌握市场信息,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弱,农民在市场竞争当中往往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农民在市场上缺乏竞争能力,易遭受农业经济风险。2009年10月,由于北方暴雪和南方寒潮的提前到来,致使交通不畅,采购商减少,市场需求萎缩,销区大量库存积压,造成广西香蕉严重滞销,对蕉农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二、广西农业保险现状 (一)广西农业保险经营机构现状 1.农业保险机构情况 据《201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金融稳定报告》显示,2010年广西保险市场共有省级保险主体27家,保险分支机构1990多家,专业保险中介机构73家,保险从业人员6.25万人。其中,农业保险的供给主体仅为4家,而对于广西1000多个县乡镇而言,只有不到约400个乡镇设有保险分支机构,大部分乡镇没有任何保险服务机构。就广西日益增长的农业保险需求而言,农业保险机构的供给是严重不足的。 2.农业保险业务情况 (1)保费收入与保险赔款 从2004年全国实行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开始,广西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呈逐年增长的态势。财产保险公司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从2004年的410万元增长到了2010年的7454.34万元,保费收入增长了18.18倍之多,但与同年广西2720.99亿元 的农业生产总值相比,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仅占生产总值的0.27%,广西农业保险的实际购买率极低;财产保险公司农业保险赔款支出从2004年的247万元增加到了7148.016万元,保险赔付率则从60.24%上升到了95.89%,与2010年全国农业保险74.21%赔付率相比,广西农业保险呈现了赔付率高的特点。2001~2010年广西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与保险赔款支出情况见表1: (2)保险品种 目前,广西农业保险分为种植业、养殖业、林业三大类,农业保险品种的设置以广西各地市支柱农业和特色农业为依托开设,但品种覆盖面较窄。例如,保险公司针对广西部分县份“一县一品”优势农业的特点,推出香蕉保险、芒果保险、柑橘保险等产品。据广西保监局统计资料显示,2009年至2011年间,农业保险累计为广西农业提供风险保障金额175亿元,保障范围覆盖广西主要支柱及特色农业,包括能繁母猪、奶牛、鸡等养殖业,甘蔗、香蕉、芒果、柑橘等种植业,以及森林。 (二)广西农民对农业保险需求现状 一方面,广西洪涝、台风等自然灾害给农业生产带来巨大损失,农民潜在的风险转嫁需求十分强烈。另一方面,作为农业大省,广西的农业经济在快速发展,据《2011年广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广西第一产业增加值2047.30亿元,增长4.8%;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231元,比上年增长15.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位数为4754元,增长10.7%①。随着广西农业生产总值在不断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在不断增加,并且广西作为自然灾害高发区,农民对农业保险的潜在需求在不断提高。但由于广西农民实际支付能力低下、缺乏保险知识、保险意识薄弱、农户的侥幸心理、对保险收入的预期不足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对农业保险的潜在保险需求难以转变成现实需求。 (三)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情况 在国家层面上,近几年来国家从政策文件和财政支持上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国务院自2004年起的9个中央一号文件均涉及农业保险发展问题;保监会从2004年政策性保险试点开始就下发对农业保险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导全国各试点地区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部则对各试点地区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提供资金补贴,以扶持农业保险的发展。而广西从2006年首次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以来就按照中央政府对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的要求对政策性保险的实施提供相应的配套资金支持和相应的保障措施。以2006年柳州市柳江县甘蔗火灾保险为例,该甘蔗火灾险是由保险公司承担火灾造成蔗农的经济损失。保险方式采用区、市、县三级财政支持,蔗农自愿参加,全县统保的方式。保险费支付采用政府补贴60%,蔗农采取自愿参保方式承担40%的方式。即使蔗农不参加自愿保险,也可以获得政府补贴60%的赔偿,确保蔗农的基本利益。 三、广西农业保险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农业保险供给主体缺乏 截至2010年底,广西农业保险的供给主体仅为4家,保险供给主体严重缺乏。相比较城市保险业务较高的承保利润而言,由于农业保险高风险、高成本、高赔付率等特性,难以给保险公司带来预期的利润甚至还可能造成损失,致使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保险公司在发展农业保险业务中积极性不强。其次,农民的经济承受能力和保险意识不强抑制了农业保险供给主体的增长。广西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人均收入水平普遍较低,2011年广西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5231元,农民可支配资金并不宽裕,对农险的低实际购买导致保险公司业务开展的难度大,从而抑制了农业保险主体数量的增长。目前广西政策性农业保险尚处于个别险种的试点阶段,除了政策性险种有中央财政和地方各级财政的补贴而得以快速发展之外,保险公司对其他险种的农业保险项目的发展不积极。 (二)农民收入水平低,保险意识淡薄 我国长期实行的是发生自然灾害损失时由中央财政直接拨款救济灾民的制度,养成了农民一遇灾害就坐等救济的依赖心理,缺乏主动防范和规避风险的意识;并且农民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侥幸思想根深蒂固,保险意识淡薄,缺乏投保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由于广西“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理特点和家庭联产承包体制的实施,导致农业生产超小规模、分散化经营的存在。狭小的经营规模使农民产生较低的预期收益,客观上造成了农户不愿付出现实的保险成本去化解农业经营中的风险。 (三)缺乏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农业生产易受巨灾风险事故的袭击,大面积旱灾、水灾在广西各地的发生频率都很高,但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尚未健全。2008年,广西遭受严重冰冻灾害直接经济损失216亿元,但赔付金额仅约3亿元,损失补偿率仅1.4%左右[3]。目前,政府对巨灾风险造成的保险损失缺乏相应的支持政策,而再保险公司考虑到农业保险的高赔付率,对提供农业保险巨灾风险的再保险业务非常谨慎。同时,经营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无法单独承担这一巨灾风险带来的损失,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商业保险公司必然在亏损压力下选择抑制保险供给。在国家还没有建立巨灾风险基金,各保险机构实力不足以独自承担风险的条件下,再保险问题严重制约了农业保险的发展。 (四)缺乏专业的保险人才 据《中国金融年鉴》统计资料显示,截至2009年末,广西共有保险从业人员6.5万人,全国排名第18,占全国保险从业人员的2.17%,广西保险从业人员极其匮乏,而在发展严重滞后的农业保险领域,专业的农业保险从业人员更是少之又少。农业保险经营的地域分散性要求部分农业保险人才到广大农村去工作,一般而言保险人才都愿意选择在城市工作,近几年广西保险机构快速增加,人才培养速度远滞后于业务发展,人才匮乏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制约广西保险业发展的瓶颈。 (五)政府职能缺失 亚当·斯密在界定政府职能时认为:凡是利润能够偿其费用的活动都应交给市场,政府没有必要插手;凡利润不能偿其费用且社会必需的事业,才由政府出面兴办。无论是农业保险比较成功的发达地区,还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或是就广西农业保险的具体经营情况来讲,在农业保险市场上,由于农业保险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产品的准公共物品性以及农业风险自身的系统性,农业保险都是利润不能偿其费用的事业,如果没有政府扶持,很难供给[4]。当前广西各级政府在促进农业保险发展上的力度较弱,对农业保险的发展态度不积极,造成了职能的缺失,制约了广西农业保险的发展。 四、广西农业保险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加快广西农业保险供给主体建设 在国务院将进一步加大对农业和新粮食生产的政策支持力度和积极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的历史机遇下,广西各级政府应积极鼓励和扶持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领域的建设,加大对农业保险资金的投入力度,更新发展农业保险的观念,完善农业保险供给体系,积极拓展农业保险市场,加强农业保险网点建设,开发农民急需和有效益的农业保险产品,改善农业保险供给环境,激发和满足农民对农业保险的需求。 (二)建立巨灾保险体系 一方面,要建立农业再保险体系。在中央财政的支持下,尽快建立以中国再保险集团为主导、商业再保险为补充的多层次农业保险再保险体系。从事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可以向其购买比例再保险或超赔再保险等多种形式的再保险,国家可以对保险机构购买农业保险再保险给予适当的再保险费补贴,对农业保险再保险机构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另一方面,要建立风险准备金制度。整合部分农业直接补贴资金、农业灾害救济金、财政专项支农资金等,形成农业保险总准备金或风险基金,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调剂使用,以备大灾之需。 (三)加强保险宣传,提高参保意识 农业保险作为一种重要的风险损失补偿方式,已经逐步为独立经营的广大农户所认识和接受。但是,在广西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对农业保险知之甚少,对农业保险的作用还心存疑惑,农民的保险意识非常淡薄。因此,国家和保险机构应采取多种形式加大农业保险宣传,使其认识到保险是稳定生活、恢复生产、保障经济有效的风险管理手段,增强农户的风险防范和转移意识,促使自觉地参加保险。 (四)建立农业保险人才储备体系 随着试点工作的逐步深入开展,通过招收吸纳专业人才和定期举办农业保险人才培训等方式,提高农业保险领域工作队伍的专业知识和水平。加快培养灾害评估队伍,建立灾害评估职业资格认证制度。还要继续组织有关专家学者积极开展农业风险相关研究工作,探索适合中国特色的农业风险管理体制。 (五)完善政府职能,保障农业保险发展 由于农业保险准公共产品的特性,农业保险的发展与政府的扶持密切相关,明确政府在发展农业保险中的作用和地位相当必要。因此,各级政府在政策上应给予保险公司发展农业保险业务的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和金融环境,以及给予购买农业保险的农民提供必要的补助,为化解广西农业保险的问题提供外部动力;保监局应加大对基层保险机构的监管力度,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促进保险业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发展。 浅谈农业保险发展的问题及对策: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现状带来的思考 摘要:农业保险对于农业大国来说,是农业风险分散的重要工具。本文通过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历史回顾,对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现状进行思考和研究,指出农业保险立法、强化农业保险认识等应成为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路径选择,是农业保险可持续发展的出路。 关键词:农业保险 发展历史 现状分析 保险立法 我国历史以来都是农业大国,农村经济在各种经济成分中占比较重。然而我国又是世界范围内遭受自然灾害最多、造成灾害损失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因而研究如何转移农业生产中的风险,保护广大农民的生命财产和经济利益不受损失显得尤为重要。 农业保险是指种植行业、养殖行业在生产、抚育、成长中可能遭受的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造成的经济损失给予经济补偿的一种。保险公司通过保险的形式,将保费进行集中,在事故发生后,补偿给受损单位或个人,以防生产链的断裂造成连锁损失,使得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 我国的农业保险始于1950年,曾一度中断,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才逐渐开始恢复。自1982年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各地的分公司开始了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的试办,1986年,新疆建设兵团农牧业保险公司开始开展农业保险。在这之后,多种保险形式纷纷出现,掀起了各地的农业保险的热潮。之后,由于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不稳定,农业保险呈现萎缩的趋势。21世纪以来,中央也逐渐开始重视起“三农”问题,使农业保险制度逐步成为社会热点话题之一。 近30年来,我国的农业保险在困境中蹒跚前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主要表现在险种的不断丰富,保险范围的不断扩大,保险收入的大幅增长等。2009年7月20日,时任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主席吴定富在半年保险监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稳步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积极发展农村小额保险。仅2009年上半年,农业保险承保各类农作物3.5亿亩,参保农户6152万户次,承担种植业、养殖业风险责任金额1436.5亿元,累计赔付34.1亿元。 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我国的农业保险发展水平还处于地下水平,发展也是极不稳定的,承保范围相对而言较小,市场份额也不大,险种同市场需求也是不相适应的。农业保险如此现状,引人深思。我们知道,农业生产的巨大风险,较高的保险赔偿率以及较高的赔偿率必然导致农业保险的保费高于农民的心理预期,使得更多的农民买不起保险,不愿意购买保险,因此我国的农业保险一直俳徊于日益萎缩的怪圈,农业保险的发展幅度和发展速度远远低于经济发展的要求。 调查发现,我国农业保险法律缺失,农业保险法几近空白,我国现行的《保险法》对农业保险尚未涉及,只有《农业法》对农业保险有所涉及,其中第16条清楚地界定了“农业保险应按政策性保险来实施,国家鼓励和支持建立互助合作性保险组织,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但对业务的建立和开展方式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我国政府对农业保险缺乏应有的重视,加之农民参保意识淡薄、农民收入水平低、农业的小规模分散经营模式、农业保险赔付率高、农业保险市场供给主体数量少等因素,导致农业保险在我国推行发展缓慢。 我国要想使农业保险得以健康发展,使其在减轻农业灾害损失、保持农村稳定等作用得以发挥,应让政府发挥其主导作用,可以采取强制性的措施用以加强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此外,国家应注重农业保险的立法问题,用明文法律形式来明确农业保险的地位、性质和作用以及政府在农业保险发展中应履行的职能,来提高农民的保险意识。另一方面,我们要通过宣传,加强群众对农业保险的认识,让农民了解农业保险,懂得投保、索赔、防灾防损常识,提高其投保积极性。考虑到农业本身的特殊性质,农业保险的开展方式不能等同于一些常规保险,应当建立多层次的保险体系与风险分担方式,还应加入政府与市场的共同参与和风险防范。农业是一种产业部门,但也是典型的公共部门,需要有一个以政府为主导的、共同来分散、转移和分担风险的系统来作保障。政府要鼓励农业技术创新,直接或间接增加农民收入,使更多的农民有经济能力参与农业保险。我国还应建立经营主体多元化的农业保险经营体系,对近几年的农业保险试点情况进行总结,因地制宜的建设农业保险制度模式。同时,国家还可以对农业保险给予金融及再保险的支持,农业保险的保险人因巨大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可通过再保险方式进行摊回。 我国现阶段开展农业保险主要依托于当地政府,只有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农业生产水平、自然灾害特点,来制定相适应的农业保险政策,才能满足当地最广大农民的需求,才能使农业保险不断发展壮大。伴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的农业保险事业也一定会蓬勃发展。
农业保险论文:分析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摘要: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农业作为基础产业面临着极大的风险。虽然农业保险在我国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目前仍存在着诸多制约农业保险的因素,本文从农业保险的概念和特征入手,分析了我国农业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从担保人、保险人、政府三个方面剖析其原因,然后基于上述三个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农业保险 政府导向 保险制度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要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而农业风险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农业发展中的核心问题,目前农业保险是许多国家普遍实行的一种农业保障方式,其主要的目的是用于降低农业生产中遇到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所以大力发展农业保险,对于促进新农村建设,实现五个统筹发展战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保障农业和农村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目前农业保险在我国的发展却没有得到大力推行,很多问题亟待解决。 一、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现状和特征 (一)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现状 在新中国成立后,以和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的第一次制度变革中,农业保险获得了初步发展,1950年成立不久的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就在山东、北京、四川等省市试办了牲畜保险,后来又在山东、江苏、陕西等省试办了农作物保险。20世纪80年代,我国农业在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第二次制度变革中,农业保险发展迅速。我国1982年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各地分公司开始试办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1986年以后新疆建设兵团农牧业保险公司(现已改名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在建设兵团范围内举办农业保险。此后,民政部的农村救灾保险、农村保险相互组织等纷纷出现,各地掀起了兴办农业保险的热潮,但因为当时实行的是国家财政兜底的计划经济体制,尽管在1982-1994年间农业保险的平均赔付率在95%左右,实际损失2,196亿元,但各家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的成本和盈利考虑较少,所以还是根据各地需要开办了不少险种。随着1994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向市场化体制转轨,我国的农业保险业务便日益萎缩,许多地方甚至停办。2004年以前国内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中华联合两家产险公司在少数地区维持开办。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央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重视使得尽快建立农业保险制度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之一,尤其是从2004年起,中央政府连续四年在一号文件中相继提出“加快建立”、“稳步推进”、“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2006年《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农业保险“三补贴”政策。2007年4月,在政府对“三农”的投入持续增加的大趋势下,中央财政决定当年拿出1O亿元进行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试点,试点省份确定为吉林、内蒙古、新疆、江苏、四川、湖南6个省区,由中国人保、中华联合和吉林安华3家保险公司将参与试点,此举极大的促进农业保险的发展。 2007年4月,中央财政10亿元资金正式注入被列为首批中央财政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试点省份,这六个省份是内蒙古、吉林、江苏、湖南、新疆、四川;保险对象为五大种植品种,即棉花、玉米、水稻、大豆、小麦;保险责任包括暴雨、洪水、内涝、风灾、雹灾、旱灾和冰冻;所遵循的原则是低保障、广覆盖;保险金额中央财政承担25%,省级财政承担25%,其余部分由农户承担,或者由农户和龙头企业,省、市、县级财政部门共同承担,具体比例由试点省份自主决定。保额原则上为农作物生长期内所发生的直接物化成本,包括种子成本、化肥成本、农药成本、灌溉成本、机耕成本和地膜成本。各试点省份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适当扩大试点农作物的品种、保险责任的范围,提高保障水平以及保费比例。 (二)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特征 从1991年以来的十几年间来看,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特点包括: 1、农业保险费收入低,增长过程有所反复 从发展过程来看,2006年我国农业保险发展迅速,农业保险费收入达到历史最好的8.5亿元,但仅占总保费收入0.15%,如果按全国2.2亿农户分摊,平均每个农户农业保险费3.86元。1990年以来,农业保险的增长过程有所反复,这一发展过程基本与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政策变化相一致。 2、投保金额少,受灾面积大 2006年我国每公顷农业保险金额达到了历史最高的20.69元,而受灾面积却高达4,109万公顷,如此少的保险金额对于补偿或减轻农业所遭受的风险损失作用甚微。自1990年到2006年来看,大部分年份的单位保险金额在10元左右,最少的只有5元;而由于我国独特的气候条件和地质条件,使每年的受灾面积占农田面积的比例非常高。 3、农业保险的赔付率高 农作物的生命性、周期性、连续性等特征使农业生产本身表现出极高的“弱质性”,因此,农业除了面对自然风险之外,还同时面临诸如市场风险、技术风险、地区风险和人为风险等等,这样的高风险使得农业保险的赔付率与给付极高。从1990到2006年来看,平均的赔付与给付率高达84.71%,其中超过100%的有4年,最高的1991年高达119.10%可见,经营农业保险的公司无钱可赚,如果再加上一定比例的管理费用,其亏损情况不难想象。 4、农业保险占保险业的比例低 我国农业保险的主要承保单位,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后简称人保,鉴于人保的完全商业化运作,农业保险的赔付率较高,我国的农业保险市场就开始萎缩,从1991年到2006年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农业保险收入占整个保费收入中的比重非常少。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 可见我国农业保险的整体规模较小,发展水平较低,对农业的保障程度较差。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要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完善的供需平衡机制,促进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二、我国农业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我国农险业发展滞后,有保险业自身发展不成熟的因素,也有地方政府和农民保险意识淡漠的因素。 (一)投保人方面 1、农民参保意识淡薄 农民缺乏保险意识是保险业在农村发展不起来的一大症结所在。农村经济发展和文化教育落后、保险宣传力度不够使绝大多数农民缺乏保险相关知识,甚至根本就不懂保险是怎么回事,对保险公司、险种、保险条款等的不了解,导致对保险的抵触,更不用说主动购买了。多数农民认为保险“意义不大”、“不值得”,而且索赔困难,如果出现状况向保险公司索赔时,手续极其繁琐,而且很多时候保险公司不肯赔付;再加上有些保险营销人员忽视职业道德,刻意夸大产品的功能,掩饰保险条款中的免赔责任,严重影响了农民对保险公司的信任。所有的这些原因导致农业投保率低。 2、农民收入水平低 近年来,农民的人均收入的年增长率大约在9%左右,城乡收入的差距在不断加大,2007年农民人均收入4,140元,城镇居民为13,786元。农民必须用这些收入去交纳各种费用、购买生活必需品,赡养老人、为子女提供教育费用等,大部分农户所剩的收入已是非常有限:而且由于我国的农民没有养老、医疗等方面的保障,另外还要考虑一些其他突发事件,他们还要留有一部分收入来满足预防需求。 而我国按农业受灾损失率制定的农业保险费率也通常较高,因此,在较低的收入水平下,在让农民拿出高达10%的收入去购买保险,这显然是农民难以接受的。 3、农业的小规模分散经营模式 农业生产经营过于分散使得农业保险难以推广,也在客观上弱化了农业保险的经济保障功能。 (二)保险人方面 目前,农业保险在我国基本上是按照商业保险模式经营的,未享受政策性补贴,商业保险公司无力也不愿意承担风险较大的农业保险责任。业内人士认为,单纯依靠商业保险公司来经营农业保险是很难获得成功的,因为洪水、旱灾、禽流感等重大灾害和重大疫情往往波及一省或数省乃至全国,其补偿额是商业保险公司难以承受的,所以很多保险公司都不愿涉足农业保险。当然农业保险也有很多条件局限了其本身的发展。 1、我国农业保险的赔付率高 农业生产的高风险性特点导致农业保险自身难以产生经济效益,农业保险的低收益局面无法维持商业保险对农业保险的供给,从而面临两难的困境。相对于第二、三产业来说,农业生产周期较长,受自然制约较多,尤其是我国自然灾害频繁。1982-2004年,全国的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共计80.98亿元,赔款支出共计70.65亿元,平均赔付率达87.24%,大大高于一般财产赔付率53.15%的平均水平,也超出了保险界公认的70%的盈亏平衡点,如果再加上接近保费收入的20%的经营费用和其他费用,农业保险的平均综合赔付率超过120%。这都使我国农业保险的赔付率居高不下,从而与一般商业保险的经营目标严重背离。 2、农业保险的宣传力度不够 农业保险的推行力度不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保险公司缺乏对保险的宣传,或者是宣传不够,不能彻底的打消农民对农业保险的顾虑,保险公司作为农业经纪人,应切实为农民着想,从农民的思维、利益角度,去制定一系列的农业保险法规。当然也可以通过如宣传册、农业保险普及员等等加大农业保险的宣传。 3、缺乏从事农业保险的专业人才 农业保险种类多、情况复杂,使经营农业保险存在着特殊的技术障碍;我国农村经营方式分散,导致难以对保险对象的资料进行充分收集,保险公司也就无法正确评估风险和厘定准确的保险费率。我国保险公司缺少能对气象和自然病虫害进行中期预警的专业人才,也导致农业保险风险不可控。 4、产品的创新度力度不够 农民不相信、不购买保险的原因还涉及农业保险的产品单一,农民可选择的空间太过狭窄,而随着农业的发展,农业生产模式的改变,保险公司针对农业保险的产品还保留在原有的状态,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 (三)政府方面 1、政府推行农业保险发展的力度不够 农业保险的高风险高赔付率特点,使得单纯靠商业性的运作很难发展。基于我国农业投保人对保险认识的局限性和保险人对保险商业经营模式的习惯,所以政府应该加大对农业保险的宣传力度,使得投保人对保险有认识、了解、和投入使用这样一个过程。也使保险人能切身从农民的角度出发制定合理的赔付制度。而我国政府在农业保险的宣传上做的力度不够。导致农业保险在我国推行发展缓慢。 2、缺乏相应的财政、税收的优惠支持及相应的法律支持 我国农业保险本身发展就很滞后,再加上再保险机制不够完善,在现有的赔付条件下,一场大的天灾,将使得农业大面积减产甚至颗粒无收,保险公司面对的将是大量赔款后的亏损,使得风险过于集中在经营主体自身,亏损较大,而我国现行的《保险法》对农业保险尚未涉及,也没有制订其他有关农业险的条例法规或者出台其他配套扶持政策。这一切都使得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退避三舍”。 三、完善和推进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对策 (一)投保人方面 1、加强对农业保险的认识 发展农业保险,农民是主体,为了改善当前农民对保险的淡薄意识,加大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认识,开展一些如电视、讲座、广播等使得农民了解农业保险,懂得投保、索赔、防灾防损常识,增强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认识,提高其投保的主动性。 2、鼓励农业技术创新 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想办法改进农业发展技术,如灌溉、种子改良等等,提高技术创新的收益,让创新者能得到收益,同时要加强创新成果的实际应用,减少不必要的人才、技术、资源浪费。政府要提供鼓励自由创新的环境,减少对创新活动的限制,加强对创新成果的保护,这样才能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增加收益。 3、增加农民的收入 直接和间接的增加农民的收入,使更多的农民有经济能力参加农业保险。其中直接增加农民收入主要有三种途径:鼓励农民外出务工;农业结构调整;鼓励多元化经营如种植业、养殖业及其它可获得收入的项目。而间接的增加农民的收入的方法有两种途径:一是由政府补贴部分保费分摊一部分保险成本;二是农民可以转嫁保险成本,因为农产品的需求弹性较小,农民可以通过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将一部分保费转嫁给消费者,这样使更多的农民有经济能力参加农业保 险。 (二)保险人方面 1、转变经营体制,进行农业保险经营模式创新 保险市场竞争激烈,商业保险公司无暇顾及农业保险对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及社会的保障作用,商业保险公司承办农险的经营模式已经适应不了现实社会的需求。因此,应当因地制宜地进行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的创新。 在实务中可以参考借鉴我国黑龙江、吉林、上海等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农业保险试点工作中采用的组织经营形式。例如:①上海安信保险公司采取的政府财政补贴推动、商业化运作、以险养险的经营模式;②黑龙江阳光保险公司采取的相互保险、互利互济模式;③浙江政府推动的多家商业保险共保模式和引进外资;④法国安盟保险公司混业经营模式等。此外,也可以考虑把农业保险从商业保险中分离出来,再将财产保险、人身保险等一并包容在内,成立政策性、综合性农业保险公司,形成以国家农业保险公司的宏观调控引导农业保险发展方向,以各省农业保险公司的区业保险公司的区域性管理为业务主导,以县乡两级的农业保险合作社为经营主体的健全的组织体系。 2、转变经营观念,加强农业保险产品创新力度 商业保险公司要转变观念,在产品上创新,在服务上创新,在销售渠道上创新,不断扩大保险产品的覆盖力。要适当拓宽承保的风险范围和地域范围,不但要承保低风险的项目和灾害发生率低的地区,还要承保部分风险较高的项目和地区,切实体现农业保险提供保障的特点,在农户中树立起良好的形象。 应当加强保险产品的创新力度,突破目前的产品模式:一方面,在目前市场利率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设计出具有较强保险保障功能、能够反映市场利率变动、投资预期收益合理、投资和保障灵活可变、在市场中有较强竞争力的新产品;另一方面,应开发一些新险种,以适应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和产品多样化的需求。还应设定多级费率,以适应农业风险的多样性,同时可以满足不同经济水平农户的要求。 3、积极参加再保险,增强农业保险公司承保能力 一方面,建立农业保险的风险分散转移机制;由于农业保险具有高风险的特征,要大规模的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单一的商业保险公司没有实力承担全部风险。完善农业保险的再保险体系,是帮助保险公司转移风险的重要手段。以财政资金进行再保险,比直接用于救灾赈济款项,更能够提高农民和保险公司的经营积极性,更好地发挥资金的运作效益。 另一方面,农业保险资金也尝试可以利用现代金融工具分散风险,如将农业期货市场的相关品种与农业保险相结合,通过套期保值将农业保险资金的风险转移到金融市场。农业保险公司也可以尝试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农业保险公司进行保险标的互换,以便在全世界范围内分散风险。 4、重视人才培养,积极引进高素质人才 建立一支既能吃苦耐劳、又具有丰富的农业生产和保险专业知识的农业保险队伍,对于推动我国农业保险事业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具体表现在:①农业保险人员工作环境较差,待遇低,要吸引更多的人来从事农业保险事业,必须要提高他们的待遇;②要积极从一些吸收和委培一些高层次人才,为农业保险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后盾;③要加强在岗培训和管理,并定期进行考核,以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和操作技能。 (三)政府方面 我国要想使农业保险健康发展,发挥其在减轻农业灾害损失和保持农村稳定方面的作用,政府就应发挥其主导作用,采取强制性措施来加强对农业保险的支持。 1、加大资金的投入 政府应筹集大量的资金,给予农业保险必要的财政支持,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看,农业保险属于准公共产品,具有较强的外部性。从国际、国内开展农业保险的实践证明,如果完全实行商业化经营模式,必然导致市场失灵。因此,政府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对农业保险给予大力支持。 (1)政府对投保人即农民提供保费补贴以刺激农业保险需求。作为准公共物品,农业保险的购买和消费具有正外部性特征,由农民独自承担购买农业保险的全部成本和社会责任既有失公平也让农民难以承受。尤其是中国农民收入较低,保费对于广大低收入的农民而言确实是不小的负担。而费率过高加剧农业保险有效需求的严重不足。因此政府应对农险投保人进行保费补贴,以减轻农民的承受负担,刺激和增强其对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 (2)政府对保险人提供经营费用补贴和再保险支持,实行减免税政策,以激励其经营农业保险,增加农业保险的供给。经营农业保险面临的风险较大,赔付率较高,使农业保险的供给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征。因此,政府应对农业保险经营机构提供经营费用补贴和再保险支持,实行减免税收政策,以解决农险供给的外部性,鼓励农业保险供给。 2、增强税收优惠力度 政府要从税收上扶持农业保险,就要成立专门的农业保险管理机构来监督制度的实施。具体:(1)要免征农业保险业务的全部营业税和所得税;(2)是对保险人经营主体的盈余,可在一定期间内减免税收,以利于经济主体增加准备金的积累来降低保险费率,提高农民的保费支持能力;(3)国家还可以制定相应的信贷扶持制度,对农业保险给予信贷支持;金融机构也可为参加保险的农户,给予优先贷款;(4)各级政府也应高度重视农业保险事业发展,加强对农业保险机构的领导,督促农业保险机构履行好职责、发挥好作用,促进农业保险事业健康发展。 3、加强农业保险的立法 中国目前还没有规范的农业保险法规。加强农业保险的立法是建立中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关键一环,用法律的形式明确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属性、各级政府的管理职能和支持作用、保险费率形成机制、经营主体应该享受的政策支持、农业保险补偿体制框架、农业保险再保险机制、政府各部门的协调机制等内容,避免政府支持农业保险的随意性或因财力问题而忽视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并以此提高农民的保险意识,促进中国农业持续、稳定发展。 4、建立完善的农村服务体系 建立完善的农村服务体系主要包括:(1)由气象部门、农情研究机构组建农业风险预警防范机制,分析研究洪涝灾害台风霜冻等自然灾害的发生并给予预警,抵御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损害;(2)发挥国家农业科学研究机构的作用,建立技术支持网络,提高农民科技水平,推广抗灾的优良品种以降低自然灾害对农业的损害;(3)建立农产品的市场信息系统,引导农民走市场化道路,积极参预国际农产品市场的竞争以降低农业的经营风险;(4)完善农村的金融系统,将农业保险与农民获得农业贷款相结合,在风险发生时由保险方归还部分贷款,可以降低银行贷款风险,由农业保险的把关与支持,降低了农业贷款的经营风险。 综观农业的发展,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农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作用,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农业中高风险的存在,当前农业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农业保险对农业风险损失的经济补偿功能是其他方式所无法完全替代的。通过对我国农业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可以看出单靠任何一方的参与是很难以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针对当前我国农业保险发展中存在诸多复杂问题,提出了农业技术改造、提高农民收入和增强农业保险公司经营管理,并依赖政府在资金、立法、构建农村服务体系等方面的作为,也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加快,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一定会越来越好 农业保险论文:健全国内农业保险体制解析 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把“三农”问题当作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来抓。而农业问题又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农业是一个外部性很强的产业,它的稳步发展不仅可以促进本部门的发展,而且还可以促进其他产业的发展。《中国统计年鉴》资料显示,我国农作物每年受灾面积为4600万公顷,占总播种面积的30%左右。大力发展农业保险以规避农业风险,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我国农民利益和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但同时,农业也是一个弱质产业,常常遭受各种自然灾害的风险,如何转移农业生产中的巨大风险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农业保险在我国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从目前情况看,我国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缺少政府行为和财政补贴,商业保险公司无力也不愿承担风险较大的农业保险责任。基于此,本文将从我国农业保险的现状入手,分析阻碍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并借鉴国外农业保险的发展模式来探讨如何完善我国的农业保险机制,使其成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利器,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一、我国农业保险的现状 我国于建国初期即开设了农业保险,20世纪70年代停止了该项业务。1982年,恢复办理农业保险业务以来,这一险种长期就处于不景气状态。有关资料显示,2002年中国各类保险公司保费收入达3000多亿元,农业保险总收入只有4.8亿元左右,仅占到全年保费收入的0.16%,比上一年下降20%,是20年来下滑幅度最大的一年。按全国2.3亿农户计算,户均投保费用不足2元。另外,在保费收入大幅下降的同时,农业保险的险种数目也在不断减少,由最多时的60多个险种,下降到目前的不足30个,农业保险制度严重落后于农业生产发展的实际需要。 (一)农业保险立法的现状 从1995年10月1日起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主要是规范商业性保险公司的经营行为,对农业保险的规定是很笼统的,其中的149条规定,“国家支持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有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而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农业发展和保护制度,它对相关法律的依赖程度是相当强的。从国外农业保险立法的背景和农业保险制度变迁乃至农业经济发展的历史视角考察,农业保险的产生和发展作为一种诱致性的制度变迁,其立法的意义远超出一般的商业规范性法律制度。以美国为例,其农业保险能得以稳步发展,首先是美国政府制定了专门法律。早在1938年,美国就颁布了《联邦农作物保险法》,对开展农作物保险的目的、农作物保险的性质、开展办法、经办机构等都做了规定,为农作物保险业务的开展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现状 1996年,各保险公司开始商业化转型,对属于政策性险种的农业保险,国家不再有补贴。农业保险的商业化运营,使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业务风险集中,再加上农业保险的综合赔付率较高,形成了保险公司“小保小赔,大保大赔,不保不赔”的现象。由此,农业保险经营主体不断减少,农业保险的有效供给出现不足。目前,国内开办农业保险并有一定规模的,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原新疆兵团财产保险公司)两家国有保险公司,其他股份制保险公司基本未予涉及。目前还在开办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也是将农业保险与其他商业保险公司等同对待的,在逐利心理的作用下,这些保险公司也在压缩承保的范围、数量和险种,这样就造成在自然灾害发生较少的地区和年份,保险公司热衷于开办农业保险这一业务,而在灾害多发的地区和年份则相应地进行战略性的收缩。 (三)农业保险范围的现状 农业保险责任范围的大小及险种的设置是判断一国农业保险事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一般而言,农业保险的范围越大,一国的农业保险水平就越高。目前,中国的农业保险主要集中在农作物保险和养殖业保险。农作物保险主要是承保自然灾害险,而自然灾害外的社会政治经济风险则属于保险责任以外的,如农药污染、有毒化学物质泄漏等所造成的损失未列入保险责任之内。养殖业保险的责任确定也有类似的情况。从理论角度讲,凡是农业生产中所遭受的各种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均应被保险,可见,现行的农业保险制度所设定的保险险种与中国农业生产不相适应。因此,从严格经济意义上讲,我国尚未真正建立起农业保险机制。农业保险经营者已无法顾及农业保险对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的社会保障作用。 二、农业保险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自然需求不断增加,而有效需求严重不足 在我国现阶段,人寿保险和财产保险业务竞争相当激烈,而各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业务的开发很少有人问津,至于去经营更是缺乏积极性。这也使得农业保险在我国大部分地区仍是一片空白。但这些却不能表明农业生产不需要风险保障。事实上,从改革初期到现今,各种自然灾害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损失逐年增加并且渐成几何倍数增长。农民承担的风险越来越大,急需相应的农业保险来转移风险,为农民提供经济补偿。但恰恰是在农业风险日益增大的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农业保险业务不断萎缩,保费收入也从1992年最高峰的8.6亿元下降到2004年的3.37亿元,2004年的保费收入与2003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5%,与1992年的最高峰相比竟然下降了56%。如果按照2.3亿农户计算, 户均投保额尚不足2元。与此同时在保费收入大幅下降的同时,农业保险的险种也在不断的减少,由最初的60多个下降到了目前的不足30个。农业保险的急剧下降与农业成灾损失的急剧上升以及农业生产发展对其的需要形成鲜明的反差。农民对商业化的农业保险缺乏有效的需求,首先是因为作为投保主体的农民收入水平较低,而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农民真正的可支配收入较少。全国农民的人均收入与同期城镇的居民相比少得可怜。因此相对于农民而言,按照商业化原则确定的保险费率较高,抑制了农民的有效需求。此外,农民多半以家庭为单位的超小规模,农业生产的预期收益较低,也使农民不愿意付出高额的保险成本。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严重不足,必然导致农业保险的保险范围更加窄,规模更加小,很难满足保险经营所依赖的大数法则。经营农业保险的公司风险过于集中,赔付率过高,一般的商业保险公司无法获得直接的经济效益。这势必导致农业保险萎缩。大部分的农业风险无法转嫁,从而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的稳定与发展。 (二)农业保险的费率很高,而农业风险保障严重不足 农业保险的保险费率远远高于一般财险和人寿险的费率。如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的农业保险费率约为5%~12%,其中玉米、小麦为5%,棉花为6%,甜菜和蔬菜达到10%,而一般财产保险的保费率仅为0.2%~2%。农业保险保费之所以居高不下的原因是农作物损失率和养殖业死亡率很高。如我国西部一些地区粮食作物的灾害至损率通常在7%~13%,棉花的灾损率在9%~18%。农作物损失率和养殖业死亡率高必然导致农业保险的净保费率也很高,只有这样保险经营者才能弥补成本并盈利。而与一般大多数农民的年收入水平相比,这样的收费标准是绝大多数农民无法承受的。于是,就出现了这种矛盾境地:一方面是农业保险的费率高居不下,另一方面是农业风险保障严重不足。他们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起来。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全国粮食作物的承保比重只有0.01%,棉花仅为0.02%,大牲畜1.1%,家禽为1.3%,水产养殖1.3%.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如加拿大,它的农保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65%,日本这一比例更是高达90%左右。相比之下,我国农村绝大多数的种植业和养殖业并没有投入相应的农业保险,因此由此所造成的损失也就无法得到有效的补偿。即使出现了一些巨大的灾害事故,农民通过投保农业保险获得的补偿也十分有限。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1998年,我国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灾害,而农业为此付出了惨重的损失,然而灾后农业保险的赔付金额却不足几亿元,这根本就无法达到补偿农业经济,恢复农业发展的目的。 (三)农业损失的高赔付率与商业保险经营目标的违背 由于我国农业保险承保的风险不仅发生概率高,而且损失集中、覆盖面大,因此其赔付率也远远高于一般的财险。1982-2004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的收入为80.98亿元,累计赔付支出为70.65亿元,赔付率高达87.24%,大大高于一般财产保险赔付率53.15%的平均水平,也超出了保险界公认的70%的临界点;如果再加上其他费用,农业保险的平均综合赔付费率就已经超过了120%,农业保险经营长期处于亏损状态,这也是许多商业保险公司所不愿看到的。农业风险在时间和空间上分散不够充分,并且很容易形成巨灾损失,导致保险公司的实际赔付率高于预期的赔付率。此外,农业保险中还存在着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同样也是农业保险赔付率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保险商品的费率是根据风险单位集合的平均损失率来确定的,而高风险单位倾向于购买保险,或原来低风险的单位参保后从事高风险的农业项目,从而使保险公司的赔付率上升。由于农业风险的地域差异性和个体的差异性比较大,使得农业保险的逆向选择更为严重。而且受农业生产的经营属性及小农意识的影响,农业保险的道德风险难以有效的控制。就拿前几年的禽流感疫情来说,某个村子只有几个养鸡户投保了养殖险,可是一旦出现了疫情村里其他的养鸡户就都将死鸡放到投保户那里来寻求赔偿,直接导致了赔付率的直线上升。 三、国外农业保险的成功模式 (一)美国统一完善的保险模式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它的农业保险走的是国家和私营、民间和政府相互联系的双轨制模式。 它的农业保险模式具有如下的特点: 政府给予大力的财政支持。美国将农业保险计划作为农业灾害保障的主要形式,使其成为社会福利制度的一部分,政府对农业保险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大力支持。政府每年为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和农民因灾损失获得的经济补偿对保证农业的顺利开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实行国营公司与私营公司双轨制经营。对于雹灾险等单一险种,由私营保险公司承保。对于多重险,则由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承保或由私营保险公司承保,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与此同时,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等一些政策性机构为投保人支付一部分保费以减轻他们的负担。 农业保险实行法制化。美国很早就颁布了《联邦农作物保险法》,明确规定了农业保险的相关条款,使得农业保险主体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同时也为农业保险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日本健全稳定的农业保险模式 日本作为当今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其农业特点也是经营分散、个体农户规模较小,与我国的经营现状极为相似。但日本政府为应付自然灾害给农业带来的不良后果,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推出了农业保险,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逐步形成了民间非盈利团体经营、政府补贴和再保险扶持模式。 它的农业保险模式具有如下的特点: 日本的农业保险组织形式采用“三级”制村民共济制度,即市、町、村直接承办各种农业保险业务的共济组合、承担农业共济组合分险业务的都府县共济联合会、承担各共济联合会再保险的全国农业保险协会,三重风险保障机制,将农业风险在全国范围内分散。 政府对农业保险给予大力支持,法律规定对农业保险实行分保,对投保人实行保险费率的补贴,规定了水稻、小麦等农作物补贴费率。县以上农业联合会的全部经费和农业共济组合部分费用由政府负担。政府作为农业保险的后盾,它接受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的再保险,这样就保证了各共济组合的经营稳定性。 实行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对于一些关于国计民生的农、林、鱼等实行强制性保险,而实行自愿保险的有农户的建筑物、农机、农房及家财等。 四、结合我国国情完善农业保险制度的方案 美国、日本的农业保险模式为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完善提供了有益的经验,现归结如下: (一)在国家给予相应的政策性扶持下,建立农业保险政策性业务、商业化运行模式 由于农业保险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一般商业保险公司不愿意承保。所以国家和政府应承担起保障农业保险健康发展的责任,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扶持。一方面对经营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进行费用补贴和税收减免,鼓励其经营农业保险,增加农业保险供给。另一方面对投保农业保险的农民给予保费补贴,使他们能买得起农业保险,以增加其对农业保险的需求。 (二)尽快建立多层次的农业保险体系 像日本等发达国家那样通过建立组织严密而有序的多层次保险体系。基于我国农业以家庭生产为单位,种植规模较分散的现实状况,我们应在国家的积极引导下成立民间的农业保险互助组织,以区域划分为主,让其自身参与管理。这样农业保险互助组织的参与者既是保险人又是被保险人,他们之间的关系既是合作的关系又是相互监督的关系,从而可以较好的防范农业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发生。对于关乎国计民生的主要农作物、牲畜等由国家成立专门的保险公司采取强制入保的方式承保。当发生较为严重的风险时由农业再保险公司给予补贴,政府通过特殊的救灾政策给予扶持。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农业保险体系,既保证了农业保险的深度,又保证了农业保险的安全性。 (三)建立健全我国的农业保险相关法规,把我国的农业保险纳入法制化轨道 我国农业保险落后的原因之一是由于至今还没有一部健全的《农业保险法》,使得农业保险的主体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在具体运营 时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而美国早在1938年就颁布了《联邦农作物保险法》,对开展农作物保险的目的、性质、经办机构等都作了明确规定,为农作物保险业务的开展提供了法律依据。因此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急需健全的法规体系予以保障。为此我们应加快农业保险的立法,以法律的形式规范农业保险的经营主体、参与主体、收益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明确政府在开展农业保险中应发挥的作用和职能。从法律和法规制度上,保障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健全。 综上所述,健全我国农业保险制度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们应该正视我国目前农业保险的现状,正确认识其存在的矛盾和问题,通过政策性力量的引导,凭借立法、行政等手段来健全我国农业保险制度,扫除其发展道路上的羁绊,以解决我国农业生产的后顾之忧,提高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从而推动我国农业健康稳定的发展 农业保险论文:我国农业保险演进现状研究 摘要:通过对农业保险激励机制新的研究视角,从政府、保险公司、农户等三个层面对农业保险的组织激励、供给激励、需求激励、减灾激励等进行分析。同时,从供给约束(包括公司追求目标的约束)、政策需求约束、管理约束等若干方面进行研究。进而探索构建现实背景下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激励约束机制,为缓解农业保险市场供给乏力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导向。 关键词:农业保险;激励机制;约束机制;框架设计 农业保险是农村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和“助推器”。一直以来,我国主要采取政府补贴、救济和救助等方式给农业以保障,而人世后政府对农产品的补贴受到种种限制,农业保险则是为世贸规则所允许的“绿箱”政策。基于此,发展农业保险就成为一条必然要行的农业保障途径。农业生产自身的弱质性和弱势性,以及生产过程的特殊性,使得农业保险的开展尤为重要和迫切。目前看来,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研究激励问题的学科,如何设计机制给经济主体提供适当的激励和约束已成为当代经济学的一个核心问题。由此,农业保险激励约束机制的设计也就成为农业保险机制设计的核心内容,是研究农业保险的一个极为重要视角职称论文。 一、文献回顾及问题的提出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保险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都已经相当成熟,而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历史较短,农业保险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还相当薄弱。 (一)国内农业保险理论研究的文献回顾 国内对农业保险理论研究起始于1935年,以王世颖(1935)、黄公安(1936)为代表的农业经济学者对当时国外农业保险的运作制度进行了探索,并结合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对农业保险在国内实施的意义及模式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释,开创了我国农业保险理论研究的先河。然而,农业保险在1980年代以前的研究由于各种原因而进展缓慢。直到198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重新开办农业保险业务后,学界对各种农业保险理论问题重新进行了深入探索,主要以郭晓航(1984)、庹国柱等(2002)、李军(1996)、刘京生(2000)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对农业保险进行系统的研究和分析。国内学者对农业保险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农业风险以及理赔的复杂性,农业发展水平低下以及保险费率高昂与农民收入低下的矛盾,农业保险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李军,1996;冯文丽,2004;黄英君,2007)。农业保险的外部性以及农业保险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庹国柱,2002;龙文军,2004)。农业保险的二重性(刘京生,2000)。以及由此导致的政策性保险(郭晓航,1986;庹国柱,2002;黄英君,2007)。总之,大多数研究文献仍是将农业保险界定在“政策性”保险范畴,对农业保险机制设计的研究较为浅显。 (二)研究问题的提出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2004-2010年连续七年中央“涉农”一号文件和《国务院关于保险业发展改革若干意见》等的指引下,我国农业保险试点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各种组织形式的农业保险经营主体逐步凸现,但农业保险机制依然没有得到很好构建。现有文献大多从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角度对农业保险进行探讨,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研究。基于此,本文有必要对这方面的研究进行拓展,并作为农业保险机制设计的核心内容之一,同时为缓解农业保险市场供给乏力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导向。 二、我国农业保险激励约束机制的内涵及政府的作用 农业保险发展最难解决的问题是供给不足,需求有限,出现了“供需双冷”的窘境,导致农业保险发展缺乏足够的动力。因此,推动农业保险的发展必须十分重视激励机制的建设问题。农业保险的激励应该贯穿于农业保险活动的全过程。然而,保险业的稳健运行有赖于建立科学的约束机制,农业保险作为一项特殊的保险业务,更有必要健全经营行为和风险管理全过程的约束机制。 (一)农业保险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内涵与外延 “激励”这一概念用于管理,就是通常所说的调动人的积极性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激励本身也是一种约束,某种因素的激励作用越大,约束作用亦大。“激励相容”约束表达了激励机制的作用机理,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所有者的利益最大化必须通过调动员工追求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积极性实现。经济机制的“激励”和“约束”作用是不可分的连续统一体。显然,上述关于激励约束机制的研究是基于公司内部的职工行为主体的研究。 而我们对农业保险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分析是基于农业保险行为主体的激励与约束的研究,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机制的“激励”和“约束”问题存在一定差异。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农业保险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进行界定和规范。所谓农业保险激励约束机制,是指通过激励约束因素,农业保险供给主体提供农业保险产品与需求主体购买产品相互作用的形式。农业保险激励约束机制应该贯穿于农业保险活动的全过程,对于农业保险险种设计及其经营技术创新都应贯穿于农业保险发展始终。 (二)政府在农业保险激励与约束机制申的作用 农业保险激励约束机制的构建离不开政府政策、制度供给的支持。而我们的研究将农业保险界定为政策性保险,就必然要发挥政府应有的作用,方可规避我国农业保险市场的“双重失灵”现象,但政府仍要以“有限政府”的角色参与农业保险市场作用的发挥。这是政府角色在农业保险发展机制层面的共性要求,具体到农业保险激励约束机制的构建,政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则更为明显和具体。 多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认为政府的任务不仅是保证市场自由化和减少扭曲,而且还应采取积极干预的措施,在市场机制无法发挥作用的地方行使职能,用政府的干预来弥补市场的缺陷以规避“市场失灵”。农业保险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国家的强制性属性和特征决定了其在农业保险发展中的特定地位和作用。世界上开展农业保险的国家普遍实施政府干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干预农业保险的理论来源于保险市场存在着失灵、垄断性或有限竞争性。我国保险市场同样存在市场失灵,农业保险市场更是如此。政府干预农业保险成为一种必要和必须,政府规制将会更多地作用农业保险激励约束机制的构建。我们认为,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应更多地倾向于选择政府规制加以规范,对农业保险实施科学的激励约束机制,同时应充分认识到农业保险行为主体的内在联系。 三、我国农业保险激励约束机制的主体内容构建 一般地,“激励”是通过奖励等相关手段激发行为主体采取某种行为的内在积极性,诱导某种所期望的行为发生;“约束”是指不允许某种行为发生,一旦发生则对行为主体进行惩罚。激励和约束农业保险主体行为的目标、条件和程度,构成了农业保险激励约束机制的整体,也成为农业保险激励约束机制的主体内容。 (一)农业保险的激励机制 农业保险的激励应该贯穿于农业保险活动的全过程。基于此,谢家智、黄英君等(2006)曾将农业保险的激励机制分为组织激励、供给激励、需求激励、减灾激励等四个方面,并分而述之。IIQ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农业保险主体行为的目标、条件和程度这一新的研究视角,对经营主体、投保农户和 政府三个层面就农业保险激励机制的组织激励、供给激励、需求激励、减灾激励等进行探讨。 1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激励 世界保险发展史说明了保险经营范围伴随保险经营技术的创新而不断拓展,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农业保险而言,可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提高对农业风险的识别、计量以及损失控制的水平。这样有利于保险公司对风险事故的发生,进行积极的防灾防损,降低甚至规避损失。此外,具有相关性的农业风险同时也具有局部性,基于保险的“大数法则”,可通过大范围的承保来分散风险。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保险公司具有充当农业保险制度变迁初级行动团体的技术优势。但现实情况是:农业保险长期以来亏损严重,保险公司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下都不愿主动经营,甚至视农险为负担,不会主动充当制度变迁的初级行动团体。但在政府提供的优惠条件下,保险公司则有可能充当初级行动团体,配合政府的制度变迁并获得相应收益,甚至可能只会充当农业保险制度变迁中“免费搭车者”,享受制度变迁的成果。同时由于农业保险的准公共物品属性,政府必须对保险公司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和财政补贴,激励保险公司农业保险供给的规模和范围。同时,国家应主动投资农业保险,建立起保险公司和农业经营者互担风险的机制,并积极筹建农业再保险保障体系,逐步扩大农业保险的基础设施投入,进一步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范围。 2对投保农户的激励 近年来,一些省份的农村经济在实施战略性结构调整中稳步发展,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加快了农民致富的进程。这个进程一方面增加了农民对农业保险的需求;另一方面,它也提升了农民对农业保险产品的购买力。但就农村经济发展现实来看,农户购买能力依然极为有限,尤其是中西部地区。这就要求对投保农户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激励农户扩大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 从国外实践和立法来看,农业保险的补贴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由政府提供一定比例保费补贴;二是由政府对农业保险经营者提供业务费用补贴,即经营费用补贴。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为解决农民支付能力低这一农业保险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强化保险公司的经营责任,应主要采用保费补贴方式为主,经营费用补贴为辅,兼顾二者的比例额度。对于保费补贴水平,可以选择按保险标的单位给予固定额度的保费补贴。如按农民参加保险的种植面积给予每亩地固定额度的保费补贴。此方法不受保险机构保费价格水平差异和变动的影响,较容易防止保费补贴的失控。 3对政府的激励 基于农业保险的准公共物品属性,农业保险存在很强的外部性,最终受益者是全社会的终端消费者,农业保险的开展无疑会扩大整体社会福利,这也是政府产生激励的基础条件。政府必须充当农业保险制度变迁的初级行动团体,为农业保险发展提供技术、研究资料和防灾减损扶持。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主要有洪水、干旱、地震、台风、泥石流等,这些灾害事故的发生大多有一定的气象或地质征兆。政府应集中必要的财力和人力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提供准确的预测信息。提前做好防灾准备。同时政府还应该积极修建防洪抗旱工程,为商业保险公司提供防灾减损扶持。这样可以减轻和缓解我国一直以来对农村采取单一的救助救济方式带来的财政压力,成为一种变相激励。 (二)农业保险的约束机制 Hay和Morris(1991)对企业增长理论进行了拓展,表述了决定企业增长的四个主要因素:需求约束、管理约束、财务约束,以及经理所追求的目标。基于此,我们将对农业保险约束机制做出如下细分:农业保险的供给约束(含公司追求目标的约束)、政策需求约束、管理约束。 1农业保险的供给约束 农业保险的供给约束,亦即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约束。农业保险经营主体承担农业保险的具体业务经营,在农业保险的有效供给和发展中担当重要角色。在当前农业保险市场主体缺位的情况下,扶持培育一定数量的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对增强农业保险供给和促进农业保险市场发育具有积极意义。毫无疑问,农业保险经营主体有别于其他保险经营主体,它一般是在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成立,必然会享受许多其他保险经营主体难以获得的政府资源优势。为有效激励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经营积极性和责任感、充分发挥政府的效能、促使农业保险市场机制的发育,在制度设计和政策供给上,应该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进行必要的约束。 首先,应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经营行为及其追求的目标进行约束。就农业保险制度供给本身而言,农业保险的核心问题是解决农业风险问题。但在实践中,在保险市场准人较为严格的情况下,投资人易于以经营农业保险为由,获取政府的保险经营许可。进入保险行业以后,弱化农业保险而主要经营其他保险业务。更为严重的是,这部分农业保险公司同样会获得政府的各种直接和间接补贴,占用公共资源。因此。应从市场的准入到经营的业务范围都做出较严格的约束。当然,商业性保险公司进行涉农业务的经营则不应受到任何制约,而应对其进行鼓励和支持,并可享受农险业务应有的补贴支持。 其次,应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进行财务约束。国际上许多农业保险研究的权威专家在考证世界农业保险发展实践的基础上,告诫发展中国家政府应谨慎考虑发展农业保险问题。对各种组织形式的经营主体,必须规范其内控经营机制。建立良好的风险控制和财务约束机制。对于公司型的农业保险公司。还应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同时应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 2农业保险的政策需求约束 国内外农业保险发展实践表明。农业保险相关法律、法规等政策的制定与完善,保证农业保险具有一定的补贴支持,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构成了农业保险发展的基础。首先是法律支持。农业保险的产生和发展作为一种诱导性的制度变迁,其立法意义比一般商业保险制度变迁要重要。从国内农业保险试点看,由于各地情况差异很大,目前国家立法的条件尚不成熟,应先由各地根据辖区内的农业保险试点情况。制定相应的农业保险地方性法规。国务院根据中国保监会等部委拟定的《条例》草案,尽快出台《农业保险条例》,对农业保险进行权威性规范。立法部门要尽快研究,待条件成熟后,适时制定和颁布《农业保险法》。其次是经济支持。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的农业保险带有明显的正的外部性(即公益性),是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国家应该给予足够的经济支持。同时,由于农业保险经营风险高、费用高、赔付率高,没有政府经济上的支持是不可能持续经营的。第三是行政支持。农业是一个准公共部门,农业保险的发展具有极强的公共性和外部性,因此,建立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需要探索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并实施对农业保险的一定程度的行政保护。 3农业保险的管理约束 迄今为止最为着名的管理约束方面的检验工作是由彭罗斯(E.PeImsc)完成的。而我们所述农业保险的管理约束则主要体现在对农业风险保障范围和保障程度控制的约束。 首先,就农业风险保障范围的约束而言,农业保险作为一种专业化和社会化的风险管理手段,保险产品的开发设计应加以选择。在一定的保险经营和管理技术条件下,必须对风险进行分类、识别。这一过程在保险产品的设计、开发、承保等环节尤为重要。现代保险经营技术在不断突破可保风险的界限,传统的不可保风险条件在弱化,但许多保险产品经营的失败,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风险保障范围界定不科学所致。能导致农业保险标的损失的风险复杂多样,仅涵盖单一风险的保险方案是不完全的,必须对风险保障范围加以规范。理论上,农业保险的风险保障范围与保险费率、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利益紧密相关。风险保障范围越宽,保险人承担的责任越大,投保对象的保障程度越充分,但保险费率就越高,投保人的保费负担越重。从促进我国农业保险可持续发展角度,应对农业保险的风险保障范围作必要的约束。 其次,就农业风险保障程度控制的约束而言。农业保险中普遍存在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严重影响其经济效益和市场的培育。但由于农业风险保障程度的约束,使农业投保人无法将全部风险责任转嫁给保险公司,这一风险缺口要求投保人不得不进行“自保”。正是因为“自保”风险的存在,使农户与保险公司在保险标的的农业风险管理中形成利益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道德风险及逆选择发生。而在农业保险实践中,农业风险保障的程度可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规定和调整。在存在道德风险的条件下,部分保险(不足额保险)将是最优的均衡结果。此外,最优保险合约应明确规定把保障程度作为损失发生额的非递增函数,即小的损失可以足额保险,当损失超过一定限度后则实行部分保险。这些为保障程度的约束提供了理论支持。此外,农业风险保障程度的约束也很容易得到投保人的支持。 四、研究结论 一个经济机制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调动人们积极性的问题,激励机制能够把人们的自利和互利有机地结合起来。激励和约束是科学激励机制内在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仅有激励没有约束的激励手段是缺乏效率的。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既能有效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又能防止其不顾风险盲目追求利益的不负责任行为。激励与约束已成为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农业保险激励约束机制是农业保险机制的核心组成部分。农业保险激励约束机制理论所研究的问题是:对于给定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目标,在自由选择、自愿交换的分散化决策条件下,能否并且怎样设计一个经济机制对农业保险三方行为主体的目标进行激励和约束,使其个人或群体利益和设计者既定的目标一致。它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调动政府、保险公司、投保农户等行为主体积极性的问题,即如何通过某种制度或规则的安排来诱导他们参与其中,激励机制能够把人们的自利和互利有机地结合起来。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规范农业保险行为主体的行为目标,约束机制则可以把人们的行为目标与农业保险经济福利的最大化目标进行有效地规范。基于此,同时根据前文对农业保险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较为深入的分析及其联系的综合考察,我们可以尝试构建我国农业保险激励约束机制 农业保险论文:广东农业保险现状与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农业 保险是保险人组织农业生产经营者进行风险损失分摊,对被保险人在种植业、养殖业生产过程中,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给予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经济补偿的方式。农业保险通过转移和分散风险,由投保的农户共同分担风险,在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灾害后得到经济补偿,保障农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根据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保险经营的地域限制进一步对外资企业放开。随着外资保险公司的展业深入,人们保险意识的普遍提升,保险公司也借此契机大力开展各类保险业务,广东保险业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然而,这种繁荣却无法掩盖长期以来广东农业保险发展滞后的现实,与其他险种开展得热火朝天的状况相比,农业保险发展的不平衡性就越发突显出来,农业保险的萎缩与广东经济强省的现状极不协调。 根据统计,广东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从1997年的4225.3万元,急剧萎缩到2005年的1402.7万元,减少了2822.6万元;在保费收入急速下降的带动下,赔款支出也急速下降,由1997年的3952.2万元,下降到2005年的1115.5万元,减少了2836.7万元;广东农业保险赔付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徘徊,九年的平均赔付率高达70.8(见表1)。 根据表1可以清晰的看到,从1997年开始到2005年,广东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和理赔支出呈急剧下降趋势。农业保险具有正的外部性和准公共产品的特征,随着近年来广东农业保险的萎缩,农业保险经营已处于“需求有限、供给不足”的市场失灵状态。农业保险这一经济补偿机制难以适应新农村建设对金融的需求。 广东农业保险近年来经营萎缩的原因表面上看起来是商业保险公司从事农业保险亏损严重,如农业风险大,农民交保费少,收不付赔;农村分散面广、资金薄,保险成本高;农业保险标的复杂多样,道德风险高;商业保险公司收费难、展业难、理赔难。但实质上是制度问题:政府对农业风险的补偿少,机制不健全。政府传统的救灾保障制度,不仅显露出资金量的严重不足,而且政府专业性保险机构缺乏,在县一级,基本没有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由于缺乏政府的支持,甚至政府对商业保险公司还进行了负面影响,如出险时农民多报、政府多要、保险公司多赔。商业保险公司用商业保险的办法经营农业保险只能是“大干大赔、小干小赔、不干不赔”。 二、农民和保险公司参与农业保险的经济学分析 农业保险经营的高赔付率势必造成高费率。但从实际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来看,即便保险公司厘定了5-12的较高的农业保险费率(根据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在广东的农业保险费率约为5-12,其中较高的是蔬菜,达到10,玉米小麦为5。一般家庭和企业财产保险的费率仅为0.2-2),农业保险经营仍将处于亏损状态。 农业保险存在“搭便车”问题。一般保险的消费是具有排他性的,不缴纳保险费就不会享受到保险公司的经济补偿。而某些农业保险功能具有非排他性,无法阻止没有缴费的农民对农业保险的消费。如“防灾防损”这类农业保险的辅助功能,能起到减少农业风险损失、降低经营成本的作用,但保险公司在实施防灾防损工作时就会出现没有缴费的农民“搭便车”行为。广东梅州部分地区曾开展农业保险业务,保险公司为防干旱专门为投保地区的农民购置了人工降雨高射炮,一旦捕捉到可能降雨的乌云就轰击,减少旱灾发生的次数或强度。但是对于这些地区没有投保的农民来说,没有缴纳保费却同样因为防灾工作而减少了旱灾的损失。 农业保险存在的“搭便车”问题还表现在保险公司方面。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既经营政策性农险业务,又经营商业性涉农保险业务。在遭遇农业特大灾害时,政府将提供财力支持,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可能会将经营商业性涉农保险的亏损转嫁给政府承担。而要监督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的“搭便车”行为,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成本会提高。由于“搭便车”问题的存在,商业性保险公司和农民都不愿意介入,便产生了典型的市场失灵的情形,即单靠市场的力量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分配。因此农业保险的经营必须依靠政府的支持以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 三、政府参与农业保险的经济学分析 只有农民愿意投保,保险公司全力经营,社会得益才能达到最大。农业保险的社会得益,需考虑政府的介入。政府参与农业保险,应主要发挥以下功能: (一)规避农业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 农业保险受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的双重制约。以广东为例,广东地处东亚季风区,气候灾害种类多、出现频繁,主要灾害有低温霜冻、冰雹、龙卷风、暴雨洪涝、热带气旋等。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90年代,广东每年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达120亿元,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3-5。此外,广东农业保险还受经济风险的制约,主要表现在农产品市场的风险和农业保险经营的风险。农民总体上来说是属于低收入的群体,根据保险业的特点,保险需求与潜在客户的收入水平正相关,农民的低收入和较高的恩格尔系数限制了其对农业保险的实际需求。因此,政府必须考虑到农业保险经营的特点和农业的特性,建立多层保险与风险分担、政府与市场共同参与的农业保险的风险防范机制。在规避农业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方面,我们应借鉴国内外经验,选择部分产品和部分地区率先试点,建立商业保险机构参与,合作保险起主要作用,政府保险补贴作为支持,自愿保险与强制保险相结合,农业保险与灾害救济相结合的一种风险分担的保险与风险管理体制。 (二)纠正农业保险的外部性 农业保险具有正外部性。从短期来看,农业保险的利益外溢性,需要政府建立财政补贴制度,对外部效应进行内在化。政府补贴可以根据需求和效率选择向经营农业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提供补贴或向投保农户提供补贴,或者对两者同时补贴。无论是以何种形式进行补贴,其补贴的幅度应该等于农业保险的外部成本,这样就刚好抵消了正外部性带来的影响,弥补了市场失灵。世界许多国家或地区都是通过实施农业保险计划或政府以不同的出资方式和比例建立准备基金、对保险费给予补贴等方式,支持和发展农业保险。2003年,上海市明确将农业险补贴列入公共财 政体系,市区两级财政每年补贴达1000万元,其中区县补贴约25-30,每年的市区两级财政补贴,约占上海农业保险总保费的25。由于有财政补贴,上海的保险费率不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水稻的保费大约在1.2左右,奶牛在1至3之间;而且,农业险投保面有了大幅提升。其中,水稻投保面已经达到85,奶牛投保面达到了80,出口的蔬菜投保面达到了25。 (三)提供农业保险准公共物品 农业保险是准公共物品。纯公共物品是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两者缺一不可。私人物品则是数量会随着任何人对它的消费增加而减少的物品,消费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产品,我们习惯于称之为准公共物品。农业保险就是一种具有利益外溢特征即正外部性的产品。微观行为上看,农民购买了农业保险,若遭受合同约定的风险损失,可以从保险公司获得理赔作为补偿,从这一角度看,农业保险属于私人产品,它具有消费的排他性和竞争性,谁投保,谁受益。但是,考虑到农业风险主要是台风、洪涝、干旱等自然风险,这类风险目前还不能由农民个体来控制,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人过错造成的,农业保险客观上保护了个体农民的收益,从而又保护了农业生产的再进行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宏观角度上看,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其发展的状况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虽然面对的是农业,但其带来的利益却远非农业产量、农业产值等指标所能衡量的。农民缴纳保费购买农业保险,不仅能保障自己收入稳定,而且还发挥着保证农业再生产顺利进行和稳定国民经济的作用。因此,对于农业保险这种准公共物品,应采取“政府财政补贴推动、商业化运作”的模式进行经营。 (四)解决农业保险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农户与保险公司是交易双方,农户相对保险公司来说处于信息优势地位,因为农户是农业生产的真正经营者,他对生产过程中标的物的抗风险能力、经营状况都较清楚,而保险公司难以直接了解农户生产经营的详细信息。当发生意外事故造成经济损失时,保险公司也难以厘定准确的受灾程度。因此,保险公司和个体农户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非对称信息的存在还会引发农民的道德风险行为。保险公司难以对作为具有信息优势的农户的生产经营进行密切监督。农户在利益驱动下采取损害保险公司利益的行为,如有意造成标的物的非正常损害,或是夸大受灾程度以骗取更多保费。由于农业保险中的信息不对称,政府的职责就是建立再保险制度。再保险是保险人将自己承担的风险和责任向其他保险人进行保险的行为,是一种有效的风险分散机制。国家可以考虑成立农业再保险公司,由政府分担再保险责任,或是委托某家商业保险公司扮演这一角色,通过对不同险种制定不同的分保比例,引导经营重点,提高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同时,政府还要加强对农业保险经营的监管,现行《保险法》不完全适用。因此,政府应根据农业保险的性质,在相关法律中明确农业保险经营原则与组织形式、保险费率的形成机制、承保范围、农业保险再保险机制等,为保障农业保险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农业保险论文:中国农业保险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调研报告 在我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稳定发展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作为世界上农业自然灾害比较严重的国家,我国脆弱的农业,亟须农业保险的有力保障和支持,以保证农业生产经营的稳定和持续发展。 一、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现状 我国农业保险业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从1982年开始由民政部门、农业部门、保险公司等陆续开办了一些农业保险业务。1982年到1992年农业保险业务呈上升趋势,到1992年当年农业保险费收入达到8.62亿元。但保费快速上升的同时是居高不下的赔付率,1991年农业保险的赔付率为119%。在政府支持性措施减弱以后,过高的赔付率导致农业保险业务逐步萎缩,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不得不调整农险结构,对一些风险大、亏损多的农险业务进行战略性收缩,而其他保险公司则是退出农业保险的经营。,中国人保香港上市后,由于经济效益的原因,不再经营大部分的农险业务。 自以来,专业农险公司开始浮出水面,9个省区市的农业保险试点也已经全面铺开。,保监会颁布了发展农业保险的指导性意见,提出农业保险发展的五种模式:一是与地方政府签订协议,由商业保险公司代办农业险;二是在经营农业险基础较好的上海、黑龙江等地区,设立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三是设立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四是在地方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尝试设立由地方财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五是继续引进像法国安盟保险等具有农业保险经营的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的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 二、我国农业保险面临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的农业保险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现行的农业保险组织体系不适应农业保险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不足;另一方面商业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的积极性不高,农业保险的发展面临资源短缺、技术薄弱、人才匮乏等问题。另外,传统风险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农业保险的发展。 (一)有效需求不足 农业生产和经营风险的客观存在,必然形成对农业保险的巨大需求,但目前我国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明显不足。主要原因在于:超小规模的土地经营客观上弱化了农业保险的经济保障功能,窄小的经营规模使农民产生较低的预期收益,因而不愿意付出保险成本;我国的农业保险主要以商业形式经营,国家支持和补贴较少,相对农民收入而言,保险费率较高,抑制了农民对保险的需求。 (二)缺乏专业性保险从业人员 长期以来,我国保险业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发展呈现多次起落,保险人才断层,目前我国保险从业人员大多数人是从其他行业转来的,没受过专门保险教育。而农业保险经营的复杂性、艰苦性,更是导致人才奇缺。因此,从业人员现状是经验型多,知识型少;保守型多,开拓型少;单一型多,复合型少;粗放型多,效益型少。数据表明,我国保险市场人才供需比例约为1:4。人才的极度匮乏,特别是核保、核赔、精算等技术型人才和管理、营销、培训等复合型人才的严重不足,已成为制约保险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农业保险险种减少,发展滞后 我国保险业在经历了最初十几年的快速增长后大幅下滑,除了一些外部因素外,保险产品的结构不合理,险种可选性少,不能满足市场的多样化需求,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产品缺乏创新,一方面产品雷同多,细分度不够,达不到不同人群、不同需求的组合效应。另一方面产品开发能力弱,更新换代慢。由于长年亏损、业务萎缩。 (四)保险中介机构缺位 规范化的保险中介机构活跃在保险市场上,是现代保险市场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对保险的供求双方均能起到重要的媒介和桥梁作用。特别在农村保险市场中,保险中介人可以将保险公司的经营触角延伸到农村的各个角落,节约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也能起到服务于广大农民的作用。然而,以往我国保险公司几乎全部依靠自身的展业队伍承保农业保险,没有充分利用农村保险和保险经纪公司这一中介形式。 (五)农民投保意识不高 农民对农业保险既力不从心,又心有疑虑。首先,由于农业保险风险大、农业保险项目经营经常入不敷出,保险公司对其要求较高保险费率,而高保费又令更多的农民买不起保险。其次,许多农民对保险认识不足,风险管理意识差。由于宣传力度不够,农民对保险存在认识上的偏差:一是不相信保险的作用,许多农民由于受迷信思想和小农意识的影响,很难相信保险对生产和生活的保障作用;二是依赖保险,许多农民买了保险后,高枕无忧,不积极参与防灾防损,导致损失扩大;三是道德风险严重,由于农业生产分散,保险公司监督力度不够,少数农民法律意识淡薄,利用保险进行欺诈活动,把保险当作“摇钱树”,失去了保险的意义,触犯了国家法律。 (六)我国农业保险的再保险机制和再保险市场尚不完善 我国农业保险由于缺乏适当的再保险安排,使得风险过于集中在保险经营主体自身、难于分散,影响经营主体的经营效果。而国外农业保险经营普遍有再保险机制的支持,特别是避免特大自然灾害对农业和农民的影响。例如,美国联邦政府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在中央建立再保险基金,向开展农作物保险的保险人提供超额损失再保险,再保险责任按赔付率分段确定,目的是既向各私营农作物保险公司提供超额损失再保险(不超过115%),又限制农作物保险公司的盈利水平(不高于15%)。而我国,由于再保险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市场主体数量少且不健全,导致我国的再保险市场一方面供给主体偿付能力严重不足,另一方面技术与服务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 三、对策 当前,我国农业保险面临着“供给短缺”和“有效需求不足”的双重问题,保险经营和发展的两难困境。结合我国农业保险的特点和国外农业保险发展经验,为了推动我国农业保险市场的发展,我国应从以下几方面采取对策: (一)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市场。主要通过以下途径:一是完善农业保险供给体系,一方面商业保险公司要改变经营方式,转变经营作风,以增加农业保险的供给;另一方面,要完善和拓展农业保险经营机构的职能,克服农业保险中的逆向选择。二是提高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水平。要大力开展农业保险的宣传工作,提高农民的风险管理意识,培育农业保险意识,鼓励农业的规模经营,增加农民收入,以增强农民对农业保险的动机和能力。三是培育农业保险人才。培育具有专业知识和开拓创新精神的农 业保险人才,提高农业保险机构的经营管理水平和市场的多层次需要。(二)加强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主要包括:一是加强农业保险立法和完善的制度环境,政府应制订相关的法律法规以保证农业保险的顺利开展;二是实行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和再保险政策,支持保险业的发展;三是建立农业保险再保险机制,政府通过财政补贴很多优惠政策支持农业再保险市场,扩大风险分散面,达到风险分散的目的。 (三)利用资本市场分散巨额风险。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一是国家和地方政府采取财政拨款或补贴方式建立巨灾专项风险基金;二是发展保险衍生产品。 (四)加强保险专业人才的培养。农业风险的特殊性、复杂性决定了农业保险经营技术的特殊要求。技术是保险经营的重要要素,而发展保险技术的关键又是人才。但长期以来,我国保险业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农业保险更是呈萎缩趋势,导致农业保险人才奇缺。因此,为了农业保险事业的顺利发展,一定要重视和开展对农业保险技术人才的培养,通过代培、委陪、函授等多种方式培养基层农业保险业务骨干,同时,要在大专院校培养具有农业保险系统理论的高级专业人才,确保农业保险业务的快速发展。 农业保险论文:非正式制度和农业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现阶段,我国农业保险体系内的正式制度安排依旧十分薄弱,非正式的制度仍发挥很重要的作用,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的有效替代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就要求在构建完善农业保险体系过程中进行思路上的创新,充分发挥非正式制度的积极功能,在制度和文化层面上使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并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取得理想的制度变迁效果。 一、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历史演进 伴随着农业的发展和演变过程,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经历了巨大的变迁,正是非正式制度变迁使农业保险制度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1.我国古代农业保险思想的原始形态。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就是在与各种灾害的不懈斗争实践中,萌生了对付灾害事故的保险思想和原始形态的保险方法。在中国漫长的农耕时代,为应对纷沓而至的水旱饥荒,“积蓄备荒”的保险思想贯穿了我国整个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各朝统治者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王朝,在大灾之后保持社会的稳定,各种仓储制度应运而生。这种以实物形式的救济后备制度,具有政府统筹、带有强制性的保险的性质,在民间多采用“积谷防饥”、“养儿防老”形式的自保与互助风俗制度,从某种程度来说,几千年封建农业社会积淀下来的最具代表性的风险保障思想与非正式制度,时至今日仍在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2.我国近代农业保险思想的产生。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和长期闭关锁国的社会条件下,近代农业保险思想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和农村经济发展极为困难的条件下逐步形成的。一些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深受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和技术,“师夷之长技以制”,他们在吸取我国古代原始保险思想和西近代保险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我国近代的农业保险理论和思想。为发展民族农业保险,少数省份在个别地区试办过农业保险,但多以失败告终。虽然引进了西方近代保险的原理、方法和观念,但在自然经济仍居主导地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其影响极其有限。 3.建国后我国保险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建国后,我国的农业险理论和实践基本上是借鉴苏联的经验,在国家保险理论指导和意识形态影响下,我国农业保险业从创建之初,就具有明显的“财政性保险”的特征,虽然也发挥着风险补偿、防灾防损等作用,但这并不是发展农业保险的目的,业务基本上是依靠政府的行政命令来推动的。制度建立以后,农业保险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并完全由国家救灾方式所代替。经济转型时期农业保险制度虽然在重新培育,但迄今仍然没有摸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发展的农业保险道路,仍没有在农业保险的制度安排与创新方面取得突破,由于制度缺失,我国农业保险陷入了“需求不足、供给短缺”的市场失灵境地。 二、我国发展非正式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纵观几千年来中国保险思想发展史,非正式制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根植于农业社会、以国家为主导、以社会救济为主要内容的古代保险思想有利于农业保险的形成,但却阻碍了现代农业保险的发展。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一贯注重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等精神因素作用的历史惯性,对人们的行为影响深远,人们习惯于从过去的经验和传统中寻找依据和方法,这就使得传统观念、行为习惯对农业保险制度变迁的影响和制约特别突出,再加上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长期投资,也使人们形成了注重行为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的思维习惯。也正是因为如此,适应农业保险发展要求的非正式制度——意识形态、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建构尚未完成,而非正式制度的匾乏影响了农业保险的需求和供给。 非正式制度通过双重作用影响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变迁,一方面降低交易成本,强化激励机制,提高经济绩效,成为农业保险发展的强力剂。长期实践中积淀下来的意识形态和习惯准则,作为一种个人与环境达成“协议”的交易工具,形成一种个人与外部世界的确定关系,大大简化了人们认知、选择的过程,节约交易费用。同时,它所包含的与公正相关的道德评价,也缩减人们在相互对立的理性之间进行选择时所耗费的时间和成本,降低交易费用,也有利于正式制度的正常运行。作为一种社会调节机制,由于非正式制度往往表现为世代相传的习俗与行为习惯,因而在一定条件下,其内在的凝聚作用规范了社会成员行为。尽管这种规范性不具有国家强制性,由于其本身凝结着社会成员对往昔现象、经验或祖先的某种程度上的崇敬,所以人们往往会以传统为参照系来指导自己的行为。有效的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成功的遏制“搭便车”、损人利己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克服这些行为固然要靠正式制度来制约,但正式制度不论在质上还是在量上都存在着许多无法达到的空间,这些空间只能靠主体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来自觉维持。从某方面来说,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也是一种人力资本,当人们认同于某种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时将形成一种巨大的行为激励,提高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益。尤其是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特别的人力资本更是效果显着,合乎理性的意识形态能够有效淡化机会主义行为。当然,非正式制度的自发性、持续性等特点也往往使其成为阻碍制度变迁与创新的因素,陈旧的非正式制度安排难免会延长制度变迁的时滞,强化制度创新的路径依赖,也会干扰正式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扰乱社会运行的秩序,从而加大社会运行的操作成本,降低制度绩效。 某种程度上讲,人类的各种风险应对策略的历史发展沿革表明农业保险制度是一个文化层面的东西,那么在正式保险制度移植中简单的工具性的移植和借用是存在问题的,任何制度不能脱离其存在和发挥作用的环境——文化。不顾客观规律的强制性的制度移植,完全可能造成制度实际运行中的扭曲,最终增大制度运行本身和未来变迁的社会成本。这也是近代农业保险制度在我国运行产生南桔北枳问题的根本原因。有效保护私人财产权利是一个国家成为名副其实的法治国家的标志,但法治国家不仅仅表现为国家制定出完整和先进的法律条文体系,更重要的培育法治的契约文化,文化的培育就需要漫长的过程,这受制于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农村城镇化进程、农村人口家庭观念的变化和农民文化观念的变化高度相关。这些影响因素的性质及变迁的规律决定了非正式保险制度的长期存在,如农业系统性风险、信息不对称和双重正外部性,诚信意识问题等等。 无论怎样发展农业保险,一旦其赖以存在的信用基础出现了问题,由于监督人的行为成本高昂,许多对合作双方都有利可图的交易,在缺乏道德共识的环境里就会无法实现,便不可能保证农业保险稳定地正常运行。 三、加强非正式制度建设,促进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创新 由于非正式制度存在形式上的分散性、变迁上的自发性、连续性特征,因而其创新具有与正式制度完全不同的特点,不能像正式制度那样易于采取自上而下的强制变迁形式,可以采取诱致变迁的形式,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重视习俗影响,塑造道德理念和建构新型文化,加强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 首先,我们要重视习俗影响和塑造道德理念。现代 的农业保险制度是在以英美为主的具有浓厚契约传统西方国家发展起来,我国从逐渐引入西方现代农业保险机制的过程中,虽然机制所需要的正式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起来,但机制运行所需要的契约观念、守信观念、守法观念等却还没有树立起来和充分发挥作用。要克服这种制约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现象,就必须努力树立契约观念,建立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观念、消除那些与市场观念矛盾的道德和习俗观念,并对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进行仔细甄别,除去陋习,保留精华。 其次,我们要塑造道德理念。自愿互利的农业保险其实就是一种市场交易,而维持和优化市场交易秩序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就是利人利己。道德与不道德的分界线,就是保险主体是利人利己,还是损人利己。通常,道德规范建设具有系统性,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参与者诚信或失信的识别机制,形成俱乐部规范,诚信或失信的激励和惩罚机制,这需要标本兼治、着力治本。治本主要是制度建设,特别是信用制度建设。道德规范建设实际上是形成农业保险主体共同遵守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如诚信就是现代农业保险中共同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功能是克服机会主义行为,提高遵守合同的自觉性。因此,道德规范建设的意义是使守信成为自觉的行为,自觉的遵从。当然,我们不仅要反对泛道德主义,也要反对那种泛法律主义的倾向。实际上传统儒家伦理看重的,不是去制定这样或那样的规则、规范,而是强调在道德生活中树立榜样。人们在生活中更多地不是从规则、规范里学会道德的行为,而是从家人、父母、邻居、同伴以及历史生活的实例、榜样中来学习和培养道德感、道德习惯和道德情操的,培养健全的人格就是我们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这有助于我们克服目前农业保险乃至社会所面临的诚信、责任问题,而培养健全的人格,依靠“德、智、体、群四育并重”,使人们的品质得到升华、认可和尊重。 最后,我们要建构新型保险文化。在保险制度的变迁过程中我们也面临着保险文化转型的任务,在非正式制度安排方面要建立起与保险制度相适应的文化氛围,努力营造一种自由、自主、竞争、效率、契约的保险文化,不断探索和积累反映保险运行规律的各种经验和知识,以支持保险经济的有效运行。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保险文化,从根本上促进非正式保险制度的变迁。尤其在我国这种政府主导强制性制度变迁与传统思想文化影响之深的情况下,当农业保险机制的正式制度发生了变迁时,如果缺乏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文化等非正式制度支持,传统的非正式制度不发生变迁或变迁速度过慢,这势必会影响农业保险正式制度甚至金融市场经济秩序的型构。 农业保险论文:我国农业保险的现状成因与对策 大力发展农业保险,构建支农保护体系 我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总人口85%的农业大国,也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要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加快农业保险发展步伐,构建强有力的“三农”保护伞。然而,作为一种分散农业风险、补偿农业损失、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促进农民增收机制的农业保险,却成逐年萎缩状态,与农村、农业发展的要求极不相称。 现状:农业保险踪影难觅 在我国,农业保险多年来一直徘徊不前。 农业保险几起几落:建国初期,国家即开设了农业保险,设计了多个险种,后因种种原因,于70年代停止了该项业务。1982年,本着为农业生产服务、为国家和农民分忧的指导思想,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决定恢复办理农业保险业务。1996年,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改组为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后,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承接了原人保公司的农业保险业务。 自1982年我国恢复农业保险以来,先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家经营农业保险,之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产保险公司开始经营兵团系统内部的农业保险,到80年代后期,民政部门开办农村救灾保险。其他经营主体也或多或少地做过尝试,但由于经营亏损严重,都相继退出了农业保险领域。目前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就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产保险公司。 农险业务日渐萎缩:1993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达8.29亿元,占当年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3.58;1997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为15.4亿元,占财产保险保费的1.41,比1993年下降2.17个百分点;20__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为5.26亿元,占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比重仅为0.9,比1997年又下降了0.51个百分点。到20__年,全国各类保险公司保费收入达3000多亿元,农业保险总收入只有4.8亿元左右,仅占到全年保费收入的0.16,比上一年下降20,是20年来下滑幅度最大的一年。另外,在保费收入大幅下降的同时,农业保险的险种数目也在不断减少,由最多时候的60多个险种,下降到目前的不足30个。 原因:“三高”令人避而远之 高赔付:保险公司伤脑筋。目前国内开办农业保险并形成一定规模的,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新疆兵团财产保险公司。人保保险公司只提供的数据表明,农业保险赔付率一直居高不下。1993年高达116,这意味着收上来的保费全部赔给客户还不够。中国人保江西省分公司自1982年开办农业保险至20__年,仅有3年的赔付率低于70,有6年的赔付率在70—100之间,其余12年的赔付率平均在100以上。由于入不敷出,出于经济利益考虑,各商业保险公司对开办农业保险避而远之,也就不难理解了。 高费率:农民负担有点重。农业风险的加剧,农民迫切希望农险“保护伞”能为其生产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保险保障。然而随着本来基础就不好的农业保险的萎缩,大多数农民面临的是高费率或无处投保的尴尬。农险费率居高不下,主要是风险发生的概率大、赔付率过高。通常是自然灾害发生频繁的地区急于投保,比如近几年持续干旱的北方地区和容易发生洪涝的南方地区。而一些旱涝保收的地区看到保费这么贵,就不愿意参加保险。这样,保险“投保越多、费用越低、保障越足”的“大数法则”就难以正常发挥。农民想投保,但交不起钱;农民能接受的,保险公司又赔不起。高赔付导致了农险的高保费,而高保费又令更多的农民买不起保险,农业保险就这样走入了日渐萎缩的“怪圈”。 高风险:农民保险两尴尬。专家们分析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农户生活在“靠天吃饭”的阴影下,产生了一种思维定式——“老天爷才是收成好坏的决定因素”,人是违背不得的。对保险存在严重的侥幸心理。认为买保险是加重“负担”,能免则免。“急时抱不了佛脚”却又怨天尤人。 此外,由于地方财力与经济环境的差异,各地政府对农业保险的认识与支持存在较大区别,使得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困难重重。在一些对农业保险认识不到位的地方,以农民自愿参保为主,发生灾害和疫情时,保险公司爱莫能助;此外,还有一些地方将农业保险视为乱收费,既挫伤了保险公司的积极性,也极大地阻碍了农业保险的发展。 出路:加快改革发展步伐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我国发展农业保险,被认为对平抑农业生产风险、提高农村防灾防损能力以及灾后恢复能力、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面对一方面农业灾害频繁、高赔付率使保险公司对农业险避而远之,另一方面高保费和农民的低收入使农民缺乏投保积极性的尴尬现状,中国的农业保险应该怎么办? 一要把农业保险纳入法制化轨道。要尽快制定和颁布《农业保险法》,对农业保险的经营目的、性质、经营原则、组织形式、承保范围、保险费率、保险责任以及相关机构对农业保险的监管作出明确的规定,明确农业保险的地位,并借助于税收杠杆的财政积累来补贴农业保险,将实现社会稳定作为首要目标。要明确农业保险的政策性,以法律形式规范农业保险的经营主体、参与主体、受益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明确政府在开展农业保险中应发挥的作用和职能,从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上,保证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健全。 二要建立农业保险政策性业务、商业化运行的模式。由于农业保险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对增进消费者福利和社会稳定具有重大作用,但它本身经济效率低下,商业保险公司不愿经营或无力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应先试点,再逐步推广。作为政府,应该出资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像过去建立政策性银行一样,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同时,允许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险业务,但要接受其业务指导和资金帮助,经营行为必须符合农险经营的有关政策和法规。由于农业保险的特殊性及其在保证农业稳定经营和可持续发展乃至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稳定发展中的作用,国家和政府应承担起保障农业保险健康发展的责任,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扶持,如对经营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的经营费用进行补贴,实行税收减免,以弥补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亏损,鼓励其积极经营农业保险,增加农业保险供给。另一方面,对农业保险投保人即农民 给予保费补贴,增强其对农业保险的投保购买能力,以增加其农业保险需求。三要建立农业巨灾专项风险基金。巨灾专项风险基金是用以应付特大灾害发生而积累的专项基金,用于发生巨灾时的大额保险赔付。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自然灾害,每年都会因洪涝灾害、病虫灾害、干旱等灾害遭受巨大损失,巨灾专项风险基金确实是解决当前问题的一个有效措施和手段。建立解决农业巨灾保险基金的应主要从一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国家采取财政补贴和财政拨款方式建立专项基金;二是各级地方政府每年拿出部分支农资金和救灾款,专款专用,充实后备;三是由建立的政策性保险机构发行债券和以国家投资为主,企业、社会团体等参股方式筹集风险专项基金。 四要构建农业再保险体系。由于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和农业保险经营难度大、赔付率高等特点,农业保险承担风险责任的能力和赔付能力有限。在此情况下必须通过再保险方式,在更大范围内分散风险,分摊损失。在我国农业风险频繁发生的情况下,农业再保险就显得更为重要。农业保险主管部门应充分调动国内外再保险公司的积极性,使国内中外再保险公司跟进研究利用再保险机制,制定农业再保险分保方案,分散农业保险经营风险,支持农业保险业务稳健发展。 县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总结 自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开展以来,在省财政厅的正确指导下,__县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有关文件精神,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自愿、协同推进"的原则,按照部门分工,各负其责,相互配合,积极开展我县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充分发挥保险在农业生产中的保障作用,缓解农业灾害压力,积极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安定做出贡献。现将2015年度全县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根据省财政厅 《关于开展2015年农业保险工作的通知》(__财金〔2015〕20号)文件精神,我县2015年继续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为加强对此项工作的组织领导和深入开展,县政府以__府办函〔2015〕20号文件明确各乡镇、各相关职能部门工作职责、目标任务以及人员机构配置。为给群众提供零距离服务,我公司因地制宜在全县设立了4个乡镇营销服务部、20个乡镇保险服务站、194个村级保险服务点和12个社区保险服务点,并精心挑选了在当地有较大影响力、群众支持率高的、责任心强的人员担当部站点负责人。同时公司专门设立农险部,配备人员和车辆,下面服务部、服务站配备了电脑、扫描仪、照相机等设施,真正做到了具体工作有人抓,衔接工作有配合,管理工作有组织的一套完整的工作机制,这些都为抓好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2015年是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的第九个年头,为将政策性农业保险政策及时准确更深入地传达给全县人民群众,我县一方面多次组织乡镇分管领导和部、站、点负责人进行业务培训,达到了"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万"效果,另一方面利用承保、理赔契机走村到户进行农业保险宣传,将印制的宣传册、宣传单及其他宣传资料分发给农民群众,并耐心细仔讲解农业保险政策,使党的惠农政策深入人心,在广大农民群众中形成了良好的舆论氛围,得到广大农户的支持与好评,促进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 为做好2015年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我们根据上级文件精神,保险公司将工作细化量化,严格按照"三必须"(即必须出据保险单、必须保险费收取到户、必须保险理赔款到卡)原则办理业务。承保工作结束后,各公司将各乡镇承保情况汇总表及县级匹配资金申请送财政部门审核,审核无误后,财政部门及时将匹配资金拨付到各公司。通过大力宣传和通力协作,全县圆满完成了水稻承保面积21.41万亩,玉米承保面积12.71万亩,油菜承保面积12.65万亩,马铃薯承保面积21.54万亩,能繁母猪承保3.42万头,育肥猪承保29.55万头,森林承保49.21万亩的承保任务。 在承保上,我县按照政策性农业保险相关政策广泛宣传动员,做到了种植业、养殖业保险"全覆盖、全受益",并通过"无赔款优待"政策的有效实施,确保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可持续健康发展。全年累计收取政策性农业保险费2383.76万元,其中农户自缴保费合计533.62万元,各级财政补贴共计1850.14万元。 在理赔上,我县坚持依法合规、科学合理理赔,做到了快查勘、快定损、快理赔,真正把党中央的惠民政策落到了实处。全年累计已决赔款1445.84万元,其中水稻赔付311.13万元,赔付率80.74%,玉米赔付370.72万元,赔付率161.71%,油菜赔付40万元,赔付率30.99%,马铃薯赔付60万元,赔付率16.58%,种植业赔款受益户达到24584户;森林险赔付25.11万元,赔付率51.89%;能繁母猪赔付137.8万元,赔付率67.11%,育肥猪赔付501.08万元,赔付率48.90%,养殖业赔款受益户达到3657户次。油菜、马铃薯、能繁母猪还未到期责任准备金320万元。通过这些理赔数据显示,充分展现了保险业的"经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作用,既保护了群众利益,又促进了社会和谐,同时为科学发展,建设幸福__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撑和风险保障。 农业保险论文:城乡统筹中的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初探 [摘 要]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新时期,我国提出“城乡统筹发展”的新思路,并在国内首次建立了重庆市和成都市统筹城乡综合改革试验区,以解决城乡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协调发展问题。城乡统筹发展中的农业发展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问题。在城乡统筹的农业发展中,需要强有力的金融支持。科学、合理地建立农业保险法律制度,是以金融支撑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 [关键词] 城乡统筹; 农业保险;法律制度 我国历来重视农业发展问题,历届政府都将“三农问题”作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并在全国范围内先后采取了农村费改税、免除农业税、联合医疗保险等惠民措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但是,在我国工业经济飞速发展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由于我国农地面积广阔、农业就业人员基数大、农业技术发展水平不高,导致农业发展举步维艰,城乡经济、文化差距进一步扩大,农业仍然是制约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 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已被写入了 “十一五”规划。我国农业问题有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必将迎来高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时期。统筹城乡发展,必然要求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模式,要让更多的优惠措施、更多的公共服务进入农村,建立地位平等、开放互通、互补互促、共同进步、平等和谐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农业在具备良好的政策环境的前提下,要积极、稳健地搞活农村经济,必须建立强有力的金融支持。为此,必须通过建立和完善农业信贷,加大对农业的经济投入力度。通过建立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积极有效地在广大农村开展农业保险,分散农业生产、经营风险,增强农民防灾、抗灾能力, 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建立,对我国农业发展有重大的促进意义。我国应在分析城乡统筹发展与农村金融体系支撑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构建我国的农业保险法律制度。 一、城乡统筹发展与我国农业生产的基本国情 城乡统筹发展的目标,就是要逐步调整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完善支农政策体系,加大财政对农村的投入、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建设、加强合作经济组织建设和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1]。城乡统筹发展,应结合我国农村实际,重点解决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薄弱环节。我国农业生产的基本国情体现于以下方面: 首先,我国农业生产经营分散、个体农户生产经营规模小、抗灾能力差。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人口多,人均占有耕地不足,小农经济的发展历史悠久,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一直占据农业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农户生产经营规模小,难以形成农业的规模化经营。由于我国的地理状况、气候条件等自然原因,农业灾害频频发生,农民的抗灾能力较弱。我国农业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用于保护农业生产自然环境的成本、农业生态恢复成本分别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的18%、27%和36% [2]。 其次,由于长期小农经济意识的影响,我国大多数农民的现代经济、生态农业观念不强、农业生产技术落后。由于经营分散、规模小,部分农民至今仍“守着自家一亩三分地过日子”;由于许多农民缺乏突破传统农业生产而转向经营现代农业的理念,经济型的绿色农产品生产不足;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牛耕火种的情况在我国农村仍然存在。 农业灾害历来是我国农业发展的障碍,必须发挥全社会的力量来克服这一问题。因此,从立法的角度建立有效的农业风险分散机制,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从减轻农民损失的角度间接增加农民收入,也是城乡统筹发展的重点之一[3]。 二、城乡统筹发展与农业保险支撑 城乡统筹发展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一方面,从思想上要改变过去重工业、重城市而轻农业、轻农村的观念,将工业促农业、城市带乡村、城乡协调共同发展作为指导思想;另一方面,要通过农村体制改革和农村政策调整打破城乡界限,加大公共政策对农村的扶持力度,将基础设施建设更多地向农村转移,加强农村金融体系建设,减少城乡分割、缩小城乡差距。由于我国工业化发展水平迅猛,城乡矛盾日益突出,城乡统筹发展的提出,有利于缓解和逐步解决这一矛盾。建立农业保险法律制度,是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和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现代农业的发展,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具有以下重要的意义: 首先,我国传统农业单一经营模式的改变,是农业经营与农村金融协调发展的需要。我国农民素有依靠勤劳的双手创造财富的优良传统,但是,这种传统的生产方式也容易禁锢农民的思维:在农业经济的发展上主要是依赖于气候、地理、水文等 自然条件和农民的辛勤劳作,而忽视金融运作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快速促进作用。农业金融的运作和对农业发展的支持,有利于农村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利于更多的农副产品走进城市,更有利于农民经济思维的形成,农村经济的繁荣有赖于农村金融的拉动。 其次,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建立,农业保险的运营,是深化农村改革,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农业金融体系的建立,是城乡统筹建设、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而农业保险又是农业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采取的种种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仅仅能从外因的角度有利于农业发展,但是,农业的发展仅仅靠政府的扶持并非长久之计,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现阶段,我国农业的发展不是缺政策环境,而是缺少分散农业经营风险的法律机制。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必须深入农村内部,从内因的角度增强农村经济发展的动力。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建立,能够规范农业保险的运行,为农业的发展建立金融支撑。 第三,农业保险可为农业生产经营保驾护航。城乡统筹发展,侧重于围绕如何促进现代农业发展这一主题,而现代农业的发展缺少农业保险,则是不完善的。发达的保险业是商品经济发展高级阶段的产物,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任何行业的经营者,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经营风险,采取将风险由特定的一个主体转向由不特定的众多主体承担的保险经营模式,有利于生产经营者长期稳定发展,农业生产经营也不例外。因此,农业保险对农业生产经营风险的分散和保障作用有利于农业的长期稳定发展。 三、我国当前农业保险的立法以及运作状况 (一)我国农业保险的立法概况 农业保险具有不同于普通商业保险的特殊性,其发展对国家的政策、法律具有很强的依赖性,而我国在农业保险方面的立法几乎为空白 [4]。 同时现行相关立法也缺乏可操作性。20世纪80年代至今农业保险运作状况不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规范的法律、法规的正确引导,我国农业保险要有长远的发展,必须纳入法治建设的轨道。 我国《保险法》在附则第一百五十五条中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这种附则规定在于弥补法律条文的不足,是在重点考虑之外而为法律的完善而增加的,本身在《保险法》中仍处于边缘地位。从1995年以来,《保险法》已经实施了13年,但是“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的农业保险法却未见踪影。现行《农业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国家逐步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鼓励和扶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建立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服务的互助合作保险组织,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农业保险实行自愿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参加农业保险。”根据该条,一方面,我国当前对农业保险投保实行自愿原则,并不仿照美国、印度等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实行强制保险,并鼓励建立民间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和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政策性保险[5];另一方面,这一法条规定也过于原则,并没有涉及如何建立民间互助合作保险组织等方面,在实际操作中难度较大。 在国家政策方面,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意见》明确规定:“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选择部分产品和部分地区率先试点,有条件的地方可对参加种养业保险的农户给予一定的保费补贴”,2006年《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规定:“积极稳妥推进试点,发展多形式、多渠道的农业保险”,“认真总结试点经验,研究制定支持政策,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发展模式,将农业保险作为支农方式的创新,纳入农业支持保护体系”。这些政策的先后出台,显示了政府对农业保险重视、明确了当前政府积极发展农业保险的态度,但是,其与《保险法》、《农业法》的上述规定一样,都有可操作性不强的弱点,难以有效实施。 (二)当前我国农业保险的运作情况 我国的农业保险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才开始推出真正意义上的农业保险。经过将近30年的发展,在农业保险运作方面既有经验也有教训,主要体现于以下方面: 1.经营环境 此处的经营环境主要是指农业保险的基础环境——农业生产状况和农民参加农业保险的意识状况,这一基础环境状况不佳是导致我国农业保险实施不力的直接原因。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劳动力充足,农民外出务工的意识还未形成,因此农业发展迅猛,并扮演着为工业发展提供支撑的基础角色。农民在良好的政策环境下,努力使农地增产、家庭增收。1982年推出的农业保险政策,以分散农业经营风险、增强农民抗灾能力为优势,在全国广大农村迅速铺开,并取得积极的效果。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农民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其心理愿望已经不再停留在80年代吃饱饭、穿暖衣的水平上,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以自己的劳动力投入为家庭创造更多的财富。因此,他们开始进行投入与产出的比较,得出了进城务工比在农村种地合算的结论,民工潮开始了,西部地区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涌向东南沿海城市,开始将财富梦付诸实践,有资料显示,我国农民工数量已经超过2亿人 [6]。这批人几乎都是农村中的主要劳动力。农民正在对农业生产失去兴趣,农业保险处于停滞状态。 2.经营主体 我国农业保险政策刚刚推出时,由于其新颖性而受广大农民的欢迎,因此发展迅猛。此时,国内的大部分农业保险业务都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营,同时,在局部地区由地方保险公司经营地区性农业保险,如原新疆建设兵团财产保险公司(后更名为:中华联合财险公司),这两家企业在我国国内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时间最长,经验也较为丰富。2004年后,保监会先后批准在国内成立几家地区性农业保险公司,它们包括上海安信农业保险公司、黑龙江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吉林安华农业保险公司、法国安盟财产保险公司成都分公司等[7]。从经营农业保险的主体的角度来看,商业保险公司数量在增多,这表明我国农业保险由独家经营转向多家经营并存的阶段。 3.经营状况 198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首先在国内推出农业保险产品,并广受农民欢迎。在此后近十年时间里,我国农业保险经营状况良好。这一时期是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黄金时期。1992年后,我国农业保险经营每况愈下,截至2004年,农业保险发展每年平均负增长5.9%[8],保费收入跌入谷底,我国农业 保险实施面临失败的危险。这种情况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2004年《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意见》明确指出,要加快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创建和实施。 4.农业保险市场供求状况 一方面,我国农业保险设计存在缺陷,农业保险产品的种类、覆盖面有限,特别是自然灾害严重的地区,农业保险更为薄弱;另一方面,农民年均收入低,承担农业保险费用的能力较差。在过去的近30年里,我国农业保险采取商业保险公司运作的模式,由于商业保险公司趋利避害的本性所决定,其偏向于在自然灾害较轻的地区开展保险服务,但受灾较轻地区的农民参与农业保险的热情并不高,而在重灾区,农民即使有愿望,也很难购买到称心如意的农业保险产品,现有农业保险的商业经营模式难以调和供需矛盾。 四、立足我国实际情况,在城乡统筹发展中构建我国农业保险法律制度 基于以上农业生产经营的具体国情、农业保险立法以及运作状况,在城乡统筹发展的大环境下构建我国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必须着力克服以上问题,使我国农业保险法律制度能够切实地减轻农民农业生产的风险负担。目前我国构建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应当解决以下方面的主要问题。 (一)农业保险法律形式 我国现行《保险法》是规范我国保险业规范经营运作、调整保险法律关系的基本法律,但是,其立法精神主要是为适应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分散各行业经营风险为目的,其采取的是商业化保险模式[9]。这一立法精神并不适合我国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构建。这是因为:首先,我国农业保险主要体现政府对农民、农业的扶持,应当采取政策性保险的模式。经过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实践证明,我国不能单一地采取农业保险商业化经营的模式,而应在农业保险领域更多地引入政府的干预和引导、监督和管理。其次,如果将农业保险纳入现行《保险法》的框架予以构建,不仅在法律规范上难以调和政策性保险与商业保险的矛盾,也难以使商业保险与农业保险在法律规范中做到和谐一致。 因此,我国的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应采用新的立法模式,即制定以政策性保险为基础的农业保险专门立法。构建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应循序渐进。由于我国制定《农业保险法》的立法精神、立法原则等基本问题尚处于法理探讨阶段,且在学术界并未形成统一意见,制定《农业保险法》较为困难。目前,可以通过先制定一部《农业保险条例》,待运作成熟、并经实践证明切实可行之际,再考虑制定《农业保险法》。 (二)农业保险立法的基本原则 1.自愿保险原则 是指农民在投保时间、地点、投保对象、投保标的物种类等方面享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农业保险自愿原则已经由我国《农业法》明确规定, 2002年修订《农业法》时保留这一原则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一方面,我国农业人口众多,自然灾害发生频率较高,影响范围较大,若实行农业保险强制原则,则政府在保费补贴以及保险金补贴方面负担过重,虽然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我国政府也难以承担巨大的农业保险费用开支;另一方面,我国经营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至今还没有承受农业巨灾风险的能力,1998年的特大洪水、2006年四川、重庆的旱灾,均造成上千亿元的农业损失,若实行强制保险,国内还没有一家保险公司有如此巨大的财力为此善后。所以,实行自愿原则,还是我国当前农业保险的较优选择。 2.政府引导原则 是指政府通过采取种种措施,诸如保费补贴、农业生产小额贷款等方式,激发广大农民参与农业保险的热情,让更多的农民参与其中。由于我国政府财力有限,不得不放弃强制保险的模式,故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尽量使农业保险的覆盖范围更广、受益农民更多。采取这一原则,实际就是政府对参加了农业保险的农户一方面补贴其保费支出,另一方面采取其他如农业灾害防范技术指导、农业生产小额贷款等配套措施,吸引农民参加农业保险。这一点与美国的实际强制保险原则具有相似之处,美国采取的模式是:农民若不参加特定的农业保险项目,即不能获得政府对农户特定的扶持[10]。 3.独立经营核算原则 是指经营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对其农业保险业务和其他财产保险业务分开经营、独立核算。这一原则是由我国农业保险当前面临的实际情况决定的,即农业保险不应纳入普通商业保险运作的模式中。首先,我国的农业保险应定位为政策性保险,“惠民”的本性决定其由政府主导开展;其次,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除管理费等运作费用的支出以外,在政府农业保险基金的扶持下,商业风险小;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同样可以在灾害发生较少的年份赚取利润。应当指出的是,不纳入普通财产保险运作模式,是指不像其他财产保险一样,保险公司以赚取利润为第一要务。 4.政府补贴原则 就是指政府补贴参保农民的部分保费支出以及发生巨大农业灾害时补贴保险公司部分保险金,是我国农业保险得以顺利运营的重要保障[11],实质上就是指政府对参保农户以及保险公司进行补贴。 (三)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 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是以政策性保险为基础的政府主导的保险公司经营模式。政府主导下的保险公司经营模式,是指全国的农业保险业务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但是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农业保险业务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督、管理和审查[12]。由于农民的部分保费以及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后赔偿的部分保险金来源于政府,故政府监督、审查商业保险公司农业保险经营情况具有很强的可实施性。同时,我国的一些保险公司,如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等具有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经验,且配备有农业保险理赔、核算等专业技术人员,让其继续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可以节约政府的管理、培训等成本。此外,还应逐步探索、积极稳妥推进试点,发展多形式、多渠道的农业保险,特别是鼓励和扶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建立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服务的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并开展农业保险活动。 (四)农业保险基金和政府补贴 建立农业保险基金。基金来源于政府财政,在每年的政府财政预算中保证农业保险基金的及时到位,并专款专用。对农业保险基金的管理、使用在农业保险法中规定严格的程序,防止该基金在农业保险开展过程中流失。农业保险基金的管理和使用由农业主管部门负责,通过政府审查合法的方式支出。农业保险基金的使用有两个方向:第一,用于补贴农民缴纳的保费,具体补贴比例应视财政能力和投保农民数量而定;第二,用于补贴商业保险公司在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后的保险金支出。农业保险基金来源于政府财政预算,并通过划拨的方式,独立建账、管理。至于农业保险基金的管理,建议由国务院授权农业主管部门进行。政府补贴,主要内容包括补贴的对象、补贴的数量、补贴的范围以及补贴的方式等。 有学者认为,再保险应当是我国农业保险立法应当重点考虑的内容之一[13]。再保险从国外立法来看主要是指由政府成立农业保险公司,专门为在国内提供农业保险服务的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支持,如美国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为各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10]。日本也采取由中央统一向国内共济会提供再保险。 然而,在我国已经建立了“农业保险基金”的情况下,再建立农业再保险机制将成为多余。因为,一方面,农业保险基金与农业再保险都是由政府组建,在为商业保险公司提供救助这一点上具有共性,若二者同时建立,难免重复;另一方面,农业再保险的建立需要创建一套新的机制,即使像中国再保险(集团)公司这样的国有企业也不具有经营农业再保险的经验。因此,在现阶段以不设农业再保险为宜。 (五)保险合同及保险理赔 在保险合同部分,可以参照《 合同法》规定保险合同原则上应该具备的条款,以及合同生效、变更、解除、效力终止细节。保险合同部分应着力体现当事人间的意思自治,尊重农民灵活地选择适合自身的保险产品,允许双方当事人约定保险范围以及其他具体事宜。同时,规定投保人,即农民,有权随时解除合同,但是应扣除其相应的手续费和已经承保期间的保费;保险人不得享有随意解除合同的权利,除非农民具有欺诈、虚假理赔等情节。 在理赔部分,建立集中理赔模式,避免农民单独理赔带来的诸多不便,即灵活地划定某一辖区的农户集体提出理赔要求,并由保险公司的理赔技术人员统一评估、集中赔付;规定农民理赔请求的期限以及保险公司调查、核算以及赔付的期限,以体现农业保险的效率。 总之,在我国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将金融支持引入农村,必将极大地激发广大农民献身农业、积极发展现代农业的热情,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建立,必将对我国农村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城乡统筹发展,必定要围绕如何增加农民收入这一问题,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建立,对规范性地分散农民的经营风险具有重大的作用。这一法律制度的构建和完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以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保险法律制度。 农业保险论文: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浅议 论文关键词:农业保险 农村社会福利政策 保险公司 论文摘要: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须考量农业保险自身特点、宏观社会经济政策等多重因素。外国农业保险法定模式主要有政府垄断的模式、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而由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而由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和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而由民间非盈利团体经营的模式等。我国现行由中国保监会设计和推动的五种模式利弊兼有。为了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结合,我国应确立“多层次体系、多渠道支持、多主体经营、多地区共同发展”的农业保险混合发展新模式。 农业保险模式的选择是一个国际性难题,它并非单纯的保险业问题,而是涉及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农业政策、农业与其他部门或产业的关系甚至各级政府责任划分等,这些因素如果协调得好,就能为农业保险的发展创造一个比较有利的环境和前提条件。因此,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实质上是一个通过立法手段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复杂利益关系进行综合协调的过程。我们必须进行多重因素的考量,形成不同的类型。任何一种或几种模式的选择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发展中的所有问题,这需要立法的不断推进。 一、农业保险法定模式选择的考量因素 纵观中外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变迁史,我们发现,农业保险法定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农业保险自身特点 农业保险具有风险的可保性差、交易费用高、产品的准公共物品属性等鲜明特点,这些特点对农业保险模式的选择会产生重要影响。农业风险的可保性差使保险组织与投保农户在农业保险市场上难以自发成交,从而决定了农业保险不能全盘照搬一般商业保险的模式。由经营技术难度高、逆选择与道德风险特别严重等多种因素引起的农业保险产品的交易费用过高,决定了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应以是否有利于成本控制为一项重要标准,并以组织制度和运行制度的创新为基本原则之一。此外,农业保险产品的准公共物品属性使政府对农业保险市场的干预成为必要,这决定了政府主导或支持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应是各国农业保险模式的理想选择。 (二)宏观社会经济政策 一方面,宏观社会福利政策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会产生重要影响。发达国家将农业保险作为农村社会福利政策的一部分,因而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很强;发展中国家视农业保险为农业自然灾害损失补偿政策的一部分,故农业保险的政策性显得相对较弱。另一方面,宏观经济政策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也会产生重要影响。这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的影响、农业产业政策的影响和外贸政策的影响。如在外贸政策的影响方面,根据WTO规则,政府不可以依黄箱政策对农产品进行直接补贴,但可以依绿箱政策对农业保险实施补贴,并向农业生产者提供与产量无关的收入补贴以支持农业。现在,许多WTO成员国正在充分利用这一绿箱政策,在国内以立法形式建立或完善以财税扶持为核心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通过这些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农业保险中的政府扶持作用凸显。 (三)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体现为该国或该地区政府财政收人和国民人均收人状况,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政府财政收人就越好,国民人均收入就越高,反之,则相反。由于农业保险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其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扶持,尤其是农业保险补贴支持,同时农户也须采取“选择性进人”的方式,即只有付费才能享受相应服务,而不同农业保险模式对政府支持能力和农户付费能力及保障程度的要求有别,因而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国际比较角度看,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特别是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实力差距大,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也就千差万别。而在一国内部,亦可根据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同状况,选择多样化的农业保险法定模式。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均衡,是此类混合式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 (四)实践经验和教训 在已制定实施农业保险法的国家和地区,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既可能深受该国或该地区相关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影响,也可能受他国或他地区相关实践经验和教训的一定影响。以加拿大为例,在1959年联邦政府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法》之前的20多年时间里,虽然该国没有开办农作物保险,但有一些与保险的功能相似的为因灾受损的农场提供经济补偿的政策项目,这些政策项目在实施中均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也有许多不足。这些源于国内的宝贵经验和教训,为 (五)经济学理论 经济学理论在一定时期内对国家经济生活总是会表现出相应的杠杆指导作用,这点在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中也不例外。相关的经济学理论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起着直接或间接的指导作用。美国农业保险理论认为,要取得农作物保险的成功,此类保险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并掌握全面可靠的统计资料。受此观点影响,美国政府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十分慎重,在1938年开办农作物保险之前已对1900年一1938年的灾害损失进行系统科学的分析,对拟采取的模式进行了可行性论证,1938年《联邦农作物保险法》获得通过后,该国政府就设立了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设计、维持和完善农作物保险制度。德国及其他一些西欧国家农经学界,从19世纪以来就一直认为农作物一切险是不能成立的。受该理论影响,西欧除少数国家(如法国、瑞典)外,迄今一般都不发展一切险农作物保险。 二、外国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具体选择 受上述诸因素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在立法上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政策性模式、以市场为主导的商业性模式和 合作性模式三大类。从保险体制和组织机构的角度来看,农业保险模式又大致可细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政府垄断的模式 以前苏联、希腊、加拿大为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支持力度大;保险组织形式是由政府出资设立国有保险公司或者集中统一的国家农业保险机构(在前苏联是国家保险局),对农业保险业务实行垄断经营;保险责任范围为多重险或一切险,保障水平较高;保险实施方式不一,希腊是强制保险,加拿大是自愿保险,前苏联和原东欧国家是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但以强制保险为主。 (二)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 这一模式以美国为典型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支持力度大;保险组织形式是由联邦政府出资设立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农业保险的规则制订、稽核监督并提供再保险,农业原保险业务则全部交由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或;保险责任范围为农作物一切险,保障水平高;保险实施方式是自愿保险与强制保险相结合,但名义上以自愿保险为主,又可称为准强制保险方式。 (三)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和私营商业保险公司混合经营的模式 这一模式有时也被称为民办公助模式,以德、法等西欧国家为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提供充分的政策优惠;政府没有建立全国统一的农业保险组织体系,农业保险业务主要由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和私营商业保险公司混合经营;保险责任范围一般只涉及单一险和综合险,不涉及一切险;保险实施方式是自愿保险。 (四)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民间非盈利团体经营的模式 这一模式也被称为政府支持下的相互会社模式,以日本为典型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支持力度大;中央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为农业保险提供补贴和再保险支持,并对其进行监督和指导;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不是政府保险机构,也不是商业性保险公司,而是民间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保险相互会社—市盯村农业共济组合;实行两级再保险体制,即在县级范围内由都道府县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为市盯村农业共济组合提供分保,在全国范围内由中央政府农业再保险特别会计(官方)和国家农业保险协会(非官方)为都道府县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提供再保险;保险责任范围为农作物一切险,保障水平高;保险实施方式是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但以强制保险为主。 (五)政府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以国家再保险公司为主经营的模式 巴西为该模式的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提供一定的财政支持;国家再保险公司是农业保险业务的主要经营者,兼营农业保险原保险和农业保险再保险业务;其他商业保险公司只经营农业保险原保险业务,并向国家再保险公司分保。 (六)政府和金融抓构等社会力量联合主办、半官方的政府控股公司经营的模式 菲律宾是这一模式的主要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保险组织形式是由政府和金融机构联合出资设立政府控股的保险公司,并由其负责农业保险业务的经营,各有关金融机构可为其人;保险险种少,涉及范围小,保险责任范围大多较为狭窄,保障水平较低;保险实施方式大多为强制保险,并且这种强制一般都与农业生产贷款相联系。 (七)纯商业化经营的模式 在世界农业保险发展史上,商业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基本上是失败的,但也有例外:一是西欧国家等多国商业保险公司承担单一雹灾风险获得了成功;二是在严格限定承保条件的前提下,少数国家的纯商业化经营也取得了成功,这以智利的国民保险集团和毛里求斯的糖业保险基金最为典型。其主要特点是:政府不对农业保险提供任何补贴;保险组织形式是商业保险公司,由其对农业保险业务进行市场化经营;商业保险公司对投保农户(场)严格限定承保条件,并规定较高免赔比例;保险实施方式是自愿保险。 三、我国农业保险试点模式的分类与评价 像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我国农业保险迄今仍处于试点阶段。这一时期的农业保险模式在类型选择上虽变化不定,但总体上由单一性渐趋多样化和特色化。鉴于诸具体试点模式所产生的功效不尽一致,其对我国今后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均具这样或那样的借鉴意义。 (一)我国农业保险试点模式的分类 自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我国已试验过多种农业保险模式,从时间序列和影响程度来看,以如下三种为主: 1.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商业化经营的模式。1994年之前,全国范围内的农业保险是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家经营的。当时这家国有独资保险公司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方面是营利性的商业机构,主营商业保险业务;另一方面又行使着政策性保险公司的职能,兼营农业保险业务,农业保险的亏损最终由其他险种的盈利来弥补。 2.纯商业化经营的模式。1994年起的随后十年时间里,随着《公司法》的实施和国家经济体制的转型,农业保险的高风险、高赔付与农民支付能力有限却希望得到高保障水平的保险服务的矛盾,以及农业保险的非赢利性特点与保险公司的营利性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从而导致国内农业保险市场的全面萎缩。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办的农业保险,虽然在公司内划人政策性保险的范畴,但实际上是一种既无国家强制性又未享受财政补贴的纯商业性保险。 3.政策性和商业性相结合、内资和外资相结合的模式。为改变农业保险的颓势,在中国保监会的设计和推动下,2004年10月起我国在若干省市开始了以商业保险公司与地方政府签订协议代办、设立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经营、设立农业相互保险公司经营、设立由地方财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经营、继续引进像法国安盟保险等具有农业险经营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的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经营等五种模式为主体的新一轮农业保险试点。 (二)我国现行农业保险试点模式的利弊分析 我国现行农业保险试点模式利弊兼有。政府主办并经营的发展模式的优点最能体现出农业保险的政策性,缺陷是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难以科学构建,总体运行成本偏高,容易造成政府失灵。商业保险公司为政府代办及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联办的发展模式的优点是使政府服务与经济补偿两大优势有机结合,缺陷是容易导致商业保险公司与地方政府间权义不分,两者争抢利益但互推责任,最终损害投保农户的合法权益。合作保险的发展模式虽然在理论上具有经营机制灵活、大幅降低道德风险等优点,但存在着组织基础差、政策背景不成熟、风险过于集中难以应付巨灾等缺陷;在纯商业化经营的条件下,虽然商业性保险公司具有明晰的产权、科学的内部管理制度及大量的技术和管理人才,经营机制也较为灵活,但由于缺乏财税和再保险的有力支持,该模式极易造成保险风险过大,市场失灵。外资模式的推行显然有利于保证国内农业保险市场的适度开放性,有利于引进域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经营技术等,但“如果让外资或合资商业保险公司作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营主体,这既不现实也不可能”。总之,上述诸种模式或公平性缺乏,或效率性不够,故其中任一单一模式都不宜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广。 四、我国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路径—以公平与效率为视免 笔者认为,为解决农业保险中出现的“三难”问题,我国应按照公平和效率兼顾的改革取向,对由保监会设计和推动的五种农业保险模式予以改革和完善,通过专门的农业保险立法,逐步建立起政府主导下的“多层次体系、多渠道支持、多主体经营、多地区共同发展”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混合发展新模式。 (一)政府主导 我国农业保险总的来说应为政策性保险,依公平原则的要求,政府在农业保险制度变迁和农业保险产品供给中应发挥主导作用。即,政府应对政策性经营的农业保险提供统一的制度框架,各级政府和各种允许的经营组织应在这个框架内经 营农业保险原保险和再保险业务,政府则对规定的农业保险产品给予较大的财政支持及其他方面支持。实践表明,我国农业保险发展顺利的时期,也是政府的积极参与期。 (二)多层次体系 依地域范围,我国应分层次建立全国性与区域性的农业保险制度,分别开发相应的农业保险险种,政策性农业保险险种体系应循序渐进,逐步扩大,从而形成中央和地方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业务性质,应建立政策性与商业性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业务范围,应建立传统的种养两业保险与现代的“以险养险”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资本来源,应建立官资与民资相结合、内资与外资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实施方式,应建立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但以强制保险为主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业务承保方式,应建立原保险与再保险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原保险与再保险又可分别自成独立的多层次制度体系。 (三)多渠道支持 政府可借鉴国内外农业保险的先进做法,通过制度供给,对农户予以保费补贴和农业生产优惠贷款,对保险组织予以经营管理费用补贴、税收优惠、利率优惠、再保险,对农业巨灾保险基金予以补贴,对农业保险理论研究的组织,予以相关教育培训服务和信息服务费用的支出补贴等等,通过各种方式对农业保险予以支持。市场可以通过企业章程和企业内部业务规则的制定、农业保险和再保险共同体的组建等方式对农业保险进行支持。社会中间组织可以通过行业自治规则的制定、集体谈判机制的构建等方式对农业保险进行支持。社会公众则可以通过农产品消费税的缴纳、农业巨灾风险证券和农业保险彩票的认购等多种方式来支持农业保险的发展。其中,政府的支持最为关键。 (四)多主体经营 因不同的农业保险条件要求不同的农业保险组织形式相匹配,而不同的农业保险组织形式又各有其利弊,故农业保险一般应实行多主体经营。但我国学界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国内农业保险到底由哪些主体经营众说纷纭,主要有“政府经营论”、“互助合作经营论”、“商业保险公司经营论”、“多主体经营论”等观点,迄今尚未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保监会第三轮混合模式试点所确定的诸经营主体也有相互重叠和疏漏之处。鉴此,笔者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主张应在政府的推动下建立一个由一般商业保险公司、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包括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商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和互助合作性农业保险公司)、农业保险合作社、联合共保体、外资保险公司、专业性农业再保险公司等构成的,但以商业保险公司为主经营农业保险的多元化农业保险经营组织体系。之所以主张以商业保险公司为主经营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一是因为该经营模式具有独特而显着的效率优势,二是因为该经营模式的缺陷也可以通过制度创新予以矫正或将其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五)多地区共同发展 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为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和各地区协调发展,我国应尽快建立起覆盖全国的包括农业保险在内的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体系。并且,农业保险作为WTO规则所允许的一项农业支持和保护措施,可以免除削减义务而适宜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推广开来。但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农业生产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人才资源等情况差异很大,从而决定了在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绝不能搞“一刀切”,而应因地制宜,区别对待。为此,构建完整但有区域区别的农业保险体系,促进农业保险多地区共同发展,能使农业风险在广泛的地域范围内分散开来,还能兼顾各地区农业保险的共性和个性,从而有利于农业保险公平性与效率性的实现。 农业保险论文:发展我国农业保险的对策研究 [摘要]我国农业保险存在供给主体不足、险种萎缩、保费收入下降等问题。制约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因素有农业保险制度不完善、农业保险需求不足、有效供给不足、农业再保险机制不完善等。因此,应从加快农业保险立法、建立财政支持制度、构建农业再保险体系等方面入手,使我国农业保险满足农业发展的需要。 [关键词]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农业;自然灾害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的突出问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关系着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与提高。我国又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损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迁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农业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和强度都有加剧的趋势。而我国农业自然灾害保障较为落后,要么是政府财政救济,要么是农户自己承担,这就使得我国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建设对保险的需求更为迫切。然而,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现状却不容乐观。 一、我国农业风险与农业保险的现状 (一)农业风险损失的范围和损失程度呈现扩大的趋势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损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逐年上升。据统计,我国每年自然灾害造成巨大的直接经济损失:20世纪50~60年代平均每年损失390亿元,70年代平均每年损失520亿元,80年代上升至620亿元,1998年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达3007亿元,2005年,各类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达2042亿元,2006年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达2303亿元,2007年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达2363亿元。《国家综合减灾“十一五”规划》指出,近15年来,我国平均每年因各类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近2000亿元。我国自然灾害所造成直接损失占GDP的比重平均超过3%,而美国这一比例约为0.6%,日本约为0.8%。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农业保险的成灾面积占播种面积和受灾面积的比例分别超过20%和50%,农业风险损失额范围和程度呈现扩大的趋势。 (二)我国农业保险的现状 1 农业保险的供给主体不足。20世纪80年代我国保险业务全面恢复,从1982年开始由民政部门、农业部门、保险公司陆续开办了一些农业保险业务。198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各地分公司开始试办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1986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牧业保险公司(现改名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成立后,在兵团范围内经营农业保险业务。 目前,国内保险市场上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两家综合性保险公司以及三家专业农业保险公司(上海安信、吉林安华和黑龙江阳光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相对于巨大的农业保险市场,我国农业保险的经营主体明显不足,不能适应农村保险市场的需求,造成了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下降,因此,迫切需要增加农业保险的供给主体,发挥农业保险为农业生产保驾护航的作用。 2 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保险险种不断萎缩。从1982年到1993年,农业保险业务呈上升趋势,由于当时实行的是国家财政兜底的计划经济体制,保险公司对经营农业保险的盈亏考虑的较少,这期间农业保险的平均赔付率在95%左右。但是,随着1994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向市场化体制转轨,政府支持性措施减弱以后,过高的赔付率导致农业保险业务逐渐萎缩,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不得不收缩风险大、亏损多的农业保险业务,而其他公司则退出了农业保险业务的经营,农业保险从20世纪90年代的高潮跌入了低谷。 自1993年以后,我国农业保险的规模和保费收入逐年下降,占财产保险总保费的比例也逐渐下降。1992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占全国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3.39%,1997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占全国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1.10%,2002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占全国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0.64%,2003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占全国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0,58%,2004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仅占全国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0.36%,2005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占全国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0.55%,2006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占全国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0.51%。资料显示,1992年是形势最好的一年,从1993年到2004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占全国财产保险保费的比例一直处于下降的状态,2005年有所回升。在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大幅下降的同时,由于经营风险高、管理难度大、政府支持不充分,农业保险险种也由以前的60多种下降到现在的30多种。目前,我国开展的农业保险主要有农村家庭财产综合险、农机具使用第三者责任险、种植业保险、养殖业保险等险种。农业保险的持续萎缩与国家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的农业政策背道而驰。我国的农业保险发展已不能满足农村和广大农民对保险的需求。 二、制约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因素 (一)农业保险制度不完善 1 农业保险缺乏立法支持。农业保险通常是政策性保险,要使农业保险发挥应有的作用,离不开法律的支持。世界上多数国家对农业保险都给予立法支持,如日本的《农业灾害补偿法》、美国的《联邦农作物保险法》、加拿大的《农作物保险法》等,这些法规在促进本国农业保险的发展中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我国农业保险落后的原因之一就是至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农业保险法,使得农业保险的经营主体无法可依,无章可循。我国现行的《保险法》对农业保险没有明确规定,只是提到“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 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46条也仅指出“国家逐步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鼓励和扶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建立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服务的互助合作保险组织,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由于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政府在农业保险中的职能和作用,致使我国政府支持农业保险的随意性很大。 2 农业保险缺乏政府的政策支持。从国际上看,凡是农业保险做得较好的国家,大都强调利用政府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等手段,配合市场机制、价格机制共同支持农业保险的运作,如实行免税政策、对保费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政府出面制定和实施农业保险计划等。而我国的农业保险却长期处于自主经营状态,政府对农业保险除了免征营业税外,国家尚无配套政策对农业保险业务予以扶持。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使农业保险的发展缺乏坚实的后盾。 (二)有效需求不足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尽管不少农民有投保愿望,但从总体上来看,对农业保险实际上还是缺乏有效需求。一方面,农作物保险的价格(费率)很高,有的险种费率高达10%左右,但期望收益(理赔金额)却不高,并且这种期望收益是不确定的。而我国农民收入普遍偏低,支付能力有限,尤其是那些经济比较落后地区的农民,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相对更恶劣,风险更大,更需要农业保险保障,但是,对收入不高的农民来说,购买农业保险的经济负担是很沉重的。即使在经济比较发达、农民收入比较高的上海、广东等农村地区,虽然农民支付能力较强,但是由于农业保险本身的预期收益不高及不确定,也不愿意购买农业保险。另一方面,我国农民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很少具有现代风险管理理念,对面临的风险存在侥幸心理,甚至还有人将保险费和乱收费、乱摊派相联系,认为买保险会加重经济负担。 (三)有效供给不足 高风险和高赔付率是我国农业保险业务持续萎缩的主要原因。农业是弱势产业,既包括自然灾害带来的自然风险,也包括市场信息不对称、供求不平衡带来的经济风险,还包括由于个体或团体有意或无意的错误行为带来的社会风险。风险发生的频率高、范围广、损失惨重,致使农业保险赔付率居高不下,这就从根本上制约了农业保险的有效供给。另外,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和非盈利性同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目标相背离。2004年我国专业性保险公司成立以前,经营农业保险的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两家综合性保险公司,农业保险基本是按商业化的模式运营,尚未享受政府补贴,经营亏损由经营主体自行消化,致使商业保险公司无力、也不愿意经营风险很大的农业保险。 (四)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严重 随着经济的发展,有些农民已经认识到购买农业保险的必要性,但是由于农民文化素质较低,诚信意识不高。同时由于保险双方信息不对称,保险公司在承担风险和理赔过程中常常被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所困扰。由于农业风险的地域差异性和个体差异性较大,使得农业保险经营中逆向选择较为严重。受农业生产经营的自身属性、小农业意识和文化素质的影响,农业保险经营中的道德风险也比较严重,且难以有效控制或控制成本较高。相关资料显示,近年来在我国的一些地区,农业保险经营中的道德风险给保险公司造成的损失占农作物保险赔偿的30%以上。因此,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业务非常谨慎,不轻易接受投保,也不轻易开发新险种。 (五)农业再保险机制不够完善 农业风险大都是巨灾风险,我国的农业保险缺乏适当的应对巨灾风险的措施,因此使得风险过于集中在保险经营主体自身,难于分散风险,影响经营主体的经营效果。而国外农业保险经营普遍有风险转嫁机制,特别是避免特大自然灾害对农业和农民的影响。例如美国和日本的政府都对本国农业保险提供再保险支持。而我国由于再保险市场不发达,一方面,供给主体偿付能力严重不足,另一方面技术与服务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 三、发展我国农业保险的对策 (一)加快农业保险立法的步伐,为发展农业保险提供法律依据 农业保险离不开国家的有关政策和法律,实践证明凡是农业保险比较成功的国家均制定了单独的农业保险法。我国1995年颁布实施的《保险法》是一部商业保险法,而农业保险带有明显的公益性,它是国家农业和农村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大部分属于政策性保险,与商业保险的经营目标大相径庭,用现有的《保险法》规范农业保险会存在许多问题。因此,立法部门应尽快制定和颁布《农业保险法》,用法规的形式明确农业保险的政策属性、政府的责任、权利和支持方式、经营主体享受的优惠政策、业务的经营范围、保险金额的确定、保费的厘定、资金运营、财政补贴办法、农业再保险等内容。 (二)建立财政支持制度 农业保险具有准公共产品的属性,因此必须依靠国家的财政支持加以推动。实践证明,凡是农业保险做得好的国家,政府都对农业保险给予了强大的支持。 1 对投保的农民提供保费补贴。对于投保的农民给予保费补贴,提高农民投保的积极性。美国保费补贴比例因险种不同而有所差异;日本保费补贴因费率不同而有所不同,费率越高,补贴越高。美国、加拿大、日本、法国等国家,政府对农民保费补贴比例都在50%~80%。我国可以根据不同地区的农业具体情况和政府的财力情况提供不同程度的保费补贴。从险种上看,首先,给予种、养两业保险以保费补贴,种、养两业保险保费补贴比例可适当高一些;其次,考虑在更大范围内、更大规模上对涉农的险种给予保费补贴。补贴比例可以根据当地政府的财力情况而确定。 2 给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公司提供税收优惠政策。对农业保险提供税收优惠是国际普遍做法。目前,许多国家对农业保险免征一切税收,而我国现行税制规定对种植业、养殖业险免征营业税和印花税。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种、养两业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例不断下降,农业保险的外延不断扩大。可以考虑免征种、养两业保险的所得税,对种、养两业以外的其他涉农保险可以降低营业税、印花税,免征经营农业险保险公司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用以积累壮大经营农业险的保险公司的保险基金,用作农业巨灾风险补偿的积累,从而提高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偿付能力。 (三)构建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农业保险体系 我国地域辽阔,根据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区域性不平衡的现实及农业风险差异大的特点,发展农业保险必须因地制宜,努力构建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农业保险经营体系。 1 设立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如现在已运行的上海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采取的是“政府财政补贴推动、商业化运作”的经营模式。经营农业保险基础较好的地区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考虑设立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 2 设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一家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条件尚不成熟,可以根据地方的财力情况,建立地方性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经营旨在实现政府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目标而实施的关系国计民生的政策性险种。这种模式运行成本较高,政府补贴农民保费的同时,还要对保险机构进行补贴,因此,在经济发达、地方财政实力强的地区可以考虑推行。 3 设立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如现已运行的黑龙江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保费农户承担65%,黑龙江农垦局和农场分别代表国家财政与地方财政承担35%。不同地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立这种经营模式。 4 大力发展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社,构建农业保险制度的基层组织。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社的投保人同时也是保险人,共同的利益关系有 助于形成相互监督机制,从而有效地解决农业保险经营中存在的逆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同时,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社能够适应农业保险需求的高度分散性,能够有效地降低农业保险的交易成本。因此,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可以考虑建立农村互助合作型保险组织。 具体采取哪种形式应根据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而异;即使是同一地区也可以采取多层次的经营模式。 (四)构建农业再保险体系 由于保险人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和农业保险经营难度大、赔付率高等特点,农业保险承担风险责任的能力和赔付能力有限。因此,必须通过再保险方式,在更大范围内分散风险,分摊损失。而我国,农业保险缺乏适当的再保险安排,影响了经营主体的经营效果。国外农业保险普遍有再保险支持,如美国联邦政府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在中央建立再保险基金,向开展农作物保险业务的保险人提供超额损失再保险。日本则由都、道、府、县的共济组合会和中央政府为市、町、村的农业共济组合提供两级再保险。我国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由政府出面建立再保险公司,对农业提供再保险支持。 (五)农业巨灾风险证券化保险公司对巨灾损失的赔付,主要是通过保险准备金的积累。然而,农业保险公司目前维持正常的赔付和管理成本都要依赖政府的资助或补贴,根本谈不上足额的准备金的积累。从长远看,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农业巨灾风险证券化是解决农业巨灾风险较好的措施。巨灾风险证券化是农业巨灾风险与资本市场结合起来,在资本市场上以证券的方式筹集资金来分散和化解农业的巨灾损失。由于农业巨灾风险与资本市场相关性极小,所以,巨灾债券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优良的投资组合,对农业保险公司而言,扩大了资金来源,提高了分散风险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巨灾风险证券化既能满足投保人风险转嫁的需求,又能满足资本市场投资人的投资需求,使得更多的人关注、参与、支持农业保险的发展。 农业保险论文:天气指数保险及其在农业灾害保险中的运用研究 【摘要】天气指数保是一种金融创新,可以避免传统农业保险一些不足,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本文首先分析天气指数保险产品的优势,接着分析天气指数保险产品运用农业灾害保险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业保险 自然灾害 天气指数保险 基差风险 一、引言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也是一个脆弱产业,容易受到天气灾害等影响,而我国又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国家,受灾地区广,灾害种类多,其中以地震、洪水、台风三类巨灾带来的损失最为惨重,而且会引发“灾害链”现象。传统农业保险不能完全规避这些风险,而天气指数保险具有明显的优势:手续简单、成本较低、避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可以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 二、天气指数保险优势 天气指数保险(weather index insurance)是指把一个或几个气候条件(例如降雨量、温差等)对农作物损害程度指数化,当实际气候条件达到一定水平时,保险合同立即给予赔付。与传统农业保险相比,它具有以下优势: (一)天气指数保险可以较好地避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传统农业保险受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影响,因此自然灾害严重的地区更积极投保,另外农业保险的手续复杂,交易成本大,因此存在明显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使得农业保险计划无法执行。天气指数保险产品的理赔和设置的指数有关联,而这些指数都是由国家气象部门提供的气象数据,这些数据都具有客观性,农户和保险公司一样都不可能影响这些数据,因此天气指数保险能够规避传统农业保险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skees et al.(1999)认为自然灾害对收入依赖农作物的农民打击是破坏性的,可以创新地设计一种低成本的风险转移机制,收入农产量指数保险和降雨量指数保险,而设计的降雨量指数保险创新产品得到世界银行的支持。 (二)天气指数保险产品可以降低农业保险的交易成本 天气指数保险已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试点,并得到良好的效果,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是农业保险创新方式,是发展中国家农业保险的新方向,它大大地降低了农业保险的交易成本。传统农业保险在整个保险过程都需要实地勘察,除了客观成本之外,交易成本也非常高,而天气指数保险交易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这是因为:一是天气指数保险产品采用标准化合约,对整个地区的投保人都一样;二是监督成本比较低,因此理赔的依据是采用客观天气数据,不存在道德风险;三是理赔相对简单,只需要参考合同数据,而不需要实地勘察,因此大大节约了成本。 (三)天气指数保险产品可以扩大农业保险的覆盖范围 天气指数保险合同都是标准化合约,传统的农业保险合同相对来说比较复杂,而且不同的投标农户可能保险合同不一致,因此相对文化水平相对不高的农户来说具有复杂性,不易推广,而天气指数保险产品因为是标准化合约,因此具有透明性特点,投保客户理解了理赔与否只跟参考指数有关,而与实际损失可能不是很关联,相对来说比较好理解,因此天气指数保险产品在农业灾害保险中推广更容易。 三、天气指数保险运用于农业灾害保险存在的问题 天气指数保险是一项金融创新,它能够克服传统农业保险信息不对称问题,防范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然而天气指数保险产品还是处在创新阶段,我国天气指数保险产品也只是在试点阶段,普遍推广该产品还需要不断理论创新和实践成功,因此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以下问题: (一)天气指数保险产品如何设计 天气指数保险产品专业性强,需要涉及到气象数据,当地气候、农作物的生长、农民的保险认识与需求等,而这些数据都很比较难获得,因此在参考外国天气指数保险实施情况的同时需要加强数据的调查、收集与另外也要考虑到区域差异,有些地区农业灾害受天气影响小,而有些地区农业灾害受天气影响大。 (二)如何尽量避免基差风险 基差风险是指保值工具与被保值商品之间价格波动不同步所带来的风险。天气指数保险基差风险是指天气指数保险的指数和损失之间的差额。由于天气指数保险的指数和实际损失之间没有完全的相关性,可能会有投保人没有损失而得到赔付或实际损失很严重而没有得到相应的赔付情形,而这些情形都会影响天气指数保险产品的实施和推广,因此如何避免天气指数保险基差风险非常重要。 ( 三)农户对天气指数保险的认知不足 由于天气指数保险在我国还刚刚试点,国内农民对天气指数保险产品普遍不熟悉,朱俊生(2011)通过对安徽省天气指数保险实施区域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对天气指数保险不熟悉,50%以上被调查者没听过农业保险,听说过农业保险的农民有90%以上没听过村里面的旱灾指数保险,听过说的也对此产品不理解。因此如何推广天气指数保险产品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四)相关法律法规如何完善 目前我国还没有天气指数保险相关法律法规,需要国家立法支持,明确天气指数保险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联系及运行机制、天气指数保险产品范围、保险公司经营行为、风险控制等。因此需要政府的立法支持和政策支持。 四、我国利用天气指数保险产品防范农业灾害保险的政策建议 天气指数保险已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试点,并得到良好的效果,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是农业保险创新方式,是发展中国家农业保险的新方向(hess et al.,2005;molini et al.,2007)。我国也有些试点,取得一定的效果。但如果进一步推广天气指数保险在农业灾害保险中的运用,我国可以积极借鉴其他国家天气指数保险的发展经验,在合适的地区推广。 (一)积极借鉴国外天气指数保险发展经验和总结国内试点经验 天气指数保险由于其自身的优点得到世界银行的大力支持而向各个发展中国家推广。在2003年,印度商业保险公司开始销售天气指数保险产品,以帮助农民应对干旱或降雨过多导致的农业经济损失。蒙古的指数保险试点得到世界银行的支持,2006年开始试点,商业保险公司向2400户牧民家庭提供以牲畜为保障对象的指数保险,投保人数将近有参保资格牧民的10%,超过了预期。目前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天气指数保险,比如印度、墨西哥、马拉维、埃塞俄比亚等开办了干旱指数保险,孟加拉等开办了洪水指数保险,其中印度开办的天气指数保险规模大,品种较全,成效也比较明显(skees,2008b)。2007年7月,国内首家农业保险公司——上海安信农业保险公司已试点推出全国首个气象指数保险,在南汇西瓜种植区域试点,初期范围仅仅涵盖了几十亩土地,但其中的意义却十分深远。2008年安徽第一家专业农保机构国元农业保险公司与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等机构合作,共同研究开发天气指数保险产品,并选定安徽省长丰县、怀远县分别作为旱、涝灾产品的研发基地。因此我国可以借鉴这些发展中国家天气指数保险发展经验和总结我国试点经验积极研究天气指数保险理论并推广。 (二)根据不同地区特点设计合适的天气指数保险产品 天气指数保险产品设计需要该地区长期的天气历史数据,设计也比较复杂,因此需要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气候具有非常大的差异性,因此设计该产品时要根据不同地区的气候差异而设计适合该地区的天气指数保险产品。要充分缩小天气指数保险的基差风险,保证天气指数保险产品对农户的公平性。 (三)积极拓展销售渠道 农业保险销售面对对象是农户,由于农户对该产品不够重视或认识不清,所以农业保险销售比较困难。而农户对天气指数保险产品更加陌生,所以要积极拓展销售渠道:一是积极在农村宣传该产品的优点;二是简化天气指数保险产品的条款;三是加大与乡镇地区金融机构网点合作;四是加大在农村地区的调研。 (四)政府的大力支持 天气指数保险产品是农业灾害保险的一项创新,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一是完善政策法规,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引导该产品的设计及推广;二是积极配合相应产品设计机构,提供必要的天气数据资料,扩大气象站的覆盖范围;三是积极配合天气指数保险产品的推广,政府要给予必要的财政补贴。 农业保险论文:家禽养殖业防范风险的重要保障 农业保险:家禽养殖业防范风险的重要保障 相对于二三产业而言,农业生长周期较长、受自然制约因素较多,决定了农业为“弱质产业”的角色,它存在的风险也比二三产业要大。 而在农业产业中,养殖业存在的风险最大。养殖企业或养殖户应当如何利用农业保险来为自己规避风险,不妨听听上海市申浦家禽育种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印权的经验之谈。 上海申浦家禽育种有限公司是一家优质肉鸡品种培育、生产、销售一体化的民营企业,公司主要培育知名品种黄羽肉鸡安卡红,申浦麻鸡优质型、快大型,申浦黄鸡,法国进口红宝肉种鸡,申浦安卡麻鸡父系公鸡及申浦快大青脚麻鸡父系公鸡。日前,申浦家禽育种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印权向记者介绍了该公司参加“养殖业保险”的经验,可供广大养殖户借鉴。 陈总告诉记者,申浦公司是一家在上海较具规模的优质肉鸡生产企业,特别是种鸡饲养量较大。由于饲养周期较长,成本较高,一旦遇到风险,依靠企业自身的力量很难在短期内予以解决,恢复生产。为了企业在遇到风险以后,能尽快摆脱困难,恢复生产,必须依靠保险公司的力量。陈总介绍,目前该公司所参保的上海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养殖业保险”为有政策性补贴的险种,该险种允许获得市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生产经营许可证”、“动物防疫合格证”的企业参保,保费为企业承担65%,市、区二级财政补贴35%。 陈总认为,作为养禽企业,在选择险种时选疾病死亡保险对减少企业的损失帮助更大,特别是近两年禽流感的全球性爆发,给养禽业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是无法估量的。自然灾害损失险也是需要的,但它所造成的损失是短期与局部的。对于其它的险种,陈总认为,地区性或全国、全球性疾病爆发所造成的整个市场疲软甚至瘫痪引起的全行业亏损或倒闭的险种也有选择必要。 陈总说,保险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企业在出现突发情况下的一种经济补偿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在正常情况下,企业生产效益的好坏是受多方面因素制约的,不能单纯以保险的险种设计来进行保障。谈到保险费率方面,他以为可根据不同的养禽代次来制定,不应是一成不变的,例如种鸡(祖代)可定为8%,种鸡(父母代)可定为4%~5%,商品代可定为2%。 陈总还向记者介绍了龙头养禽企业与合同户联同参保的个人意见,他说:不管是否是龙头企业,联同参加保险对企业、合同户来说都是一种保障,企业以较小投入,在遇到突发情况时可挽回较大损失,是对各方都有利的事情。 结束采访时,陈总谈了他对我国目前农业保险现状的看法,他说,在一些发达国家,农业保险早已成为政府保护和支持农业的一个重要手段。而我国,由于种种原因,很多地方一直不能把农业保险做好,一些地方根本就没有农业保险,养殖户想参保也参加不了。不过,上海市已经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农业保险实施办法,由政府给予农业保险一定的政策和资金扶持。根据规定,上海市郊农民在养殖业及蔬菜、水稻等种植业方面投保,可获得政府部门25%至45%的保险费补贴。 作为高级畜牧师和我国知名养禽企业负责人,陈总建议:我国应该可以参照国外政府支持发展农业保险的成功经验,也可以参考上海市的做法,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宏观调控职能,重新调整思路和方法,从“财政受得了,保险部门承担得了,农民接受得了”三方面重新研究,尽快分层次、分险种恢复和发展农业保险业务,建立一个确保农业持续发展和农村长期稳定的保障机制,尽快让农业保险走进广大养殖户。此外,对险种的设置可以更广一点,费率的设定也可以更详细一些。 农业保险论文:现有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政策缺陷研究 摘要:2007年以来,中央财政逐渐加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力度,使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然而,在面临良好发展机遇的同时,现有财政补贴政策存在的诸多缺陷,也严重制约着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本文从我国现有财政补贴政策入手,针对财政补贴政策存在的问题,对进一步完善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政策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政策性农业保险 保费补贴 财政划拨机制 地方配套资金 0 引言 2007年以来,中央财政逐渐加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力度,使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然而,在面临良好发展机遇的同时,现有财政补贴政策存在的诸多缺陷,也严重制约着我国政策性农险的发展。本文从我国现有财政补贴政策入手,针对财政补贴政策存在的问题,对进一步完善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政策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1 我国现有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政策 2007年以来,中央财政不断加大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扶持,主要表现在对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力度不断加强,财政预算资金逐年递增,补贴的品种和比例不断加大,覆盖范围不断拓宽,加大了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保费补贴力度(见表1示)。 1.1 财政预算中用于农险保费补贴的资金额度逐年递增,从2007年的21.5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03.2亿元,增加了3.8倍。 1.2 保费补贴的品种逐年增加。从农作物保险来看,承保的作物品种从2007年的5种增加到2010年的9种;从养殖业保险来看,承保的品种从2007年的1种增加到2010年的5种;2009年增加了森林保险;2010年增加了天然橡胶保险。 1.3 覆盖区域范围不断扩大,如种植业保险从2007年的6省区扩大到2010年的全国22省(区、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直属垦区和 我国目前农业保险发展中存在着的一个重大制约瓶颈就是巨灾风险分散体系和农业再保险机制的缺失,而我国现有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政策中尚无相应的财政资金支持。 3完善我国现有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政策的对策建议 3.1 提供经营管理费用补贴和再保险费补贴,以激励其经营农业保险,增加农业保险的供给。这两项补贴实际上在2006年的《国十条》里已经明确提出,而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在条件成熟时付诸实践。 3.2 完善现有中央财政对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 3.2.1 扩大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地区和补贴比例 为充分发挥保险机制功能作用,鼓励和保障农民对农业生产的投入,稳定我国粮食生产和供给,应将所有产粮大县纳入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范围。进一步提高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比例,综合考虑各地经济发展实力和财政承担能力,实行有差别的保费补贴政策,如对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中央财政保费补贴比例应提高至不低于70%;对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中央财政保费补贴比例应提高至不低于50%。 3.2.2 降低或取消市县财政保费补贴配套要求 农业大县具有较强的保险需求,但同时经济欠发达,相对贫困,财政预算资金十分紧张,承担相应的保费补贴存在一定困难,客观上造成了部分市县财政不能及时足额拨付保费补贴资金的突出问题。有的基层政府为减轻自身财政配套负担,限定农险业务品种和承保面,形成当地农民有愿望、有需求,而保险公司无法承保的矛盾,影响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的顺利开展。因此,建议降低或取消市县财政保费补贴配套要求,提高基层政府开展农业保险的积极性,进一步扩大保险覆盖面。 3.2.3 增加对区域性特色农业的保费补贴,增强补贴品种的数量和针对性 为推动和保障各地特色农业又好又快发展,中央财政应考虑对地方特色农业提供保费补贴支持,减轻地方财政配套和农业企业、农户的缴费负担。目前,可选择一些对当地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具有支柱作用,且开办历史较长,具有一定保费规模的险种,如陕西和山东的苹果保险、云南的烤烟保险、广西的甘蔗保险等进行试点,逐步推广特色农作物保险业务,为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保障农民增收做出贡献。 3.2.4 优化财政补贴资金拨付流程 为规范农业保险财政保费补贴资金管理,有效保障补贴资金安全,提高资金流转效率,建议有关部门制定相关规定,从制度上对财政补贴资金的拨付流程和拨付时点进行规范。在拨付流程上,由于农业保险采取的是财政保费补贴与保险经办机构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试点模式,农业保险财政保费补贴资金不同于财政强农惠农转移支付资金,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补贴资金应由省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与保险经办机构省级分公司结算与拨付,不宜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下拨至市县财政,以减少划拨链条,缩短划拨周期,提高资金安全。在拨付时点上,中央财政保费补贴资金实行按季结算划拨方式,并且第四季度的补贴资金应提前下拨,以减轻保险经办机构赔款垫付和应收催收的巨大压力。 3.3 建立农业保险再保险机制或对农业再保险提供补贴 由于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和农业保险经营难度大、赔付率高等特点,农业保险承担风险责任的能力和赔付能力有限。在此情况下必须通过再保险方式,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分散风险、分摊损失。 农业保险论文:我国农业保险业的SCP范式研究 摘要我国农业保险在克服了20世纪90年代农业保险市场化经营与农业保险的特殊性的不一致性后,2006年以来发展态势良好。随着农业保险发展速度的逐渐加快、保险体系的逐步完善,农业保险逐渐发展为全国财产险业第三大险种。运用产业组织理论对我国农业保险业进行scp分析,结合保险公司与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博弈产生的行为选择,对其继续发展与壮大提出建议。 关键词农业保险;scp范式;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 scp范式是产业组织理论的主体理论框架,主要用于揭示企业之间关系变化的规律及其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即市场结构制约市场行为进而决定市场绩效,其中市场结构中主要包括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别化和行业进入退出壁垒。市场行为主要涉及价格策略、产品策略和排挤竞争对手策略。市场绩效主要包括产业的资产配置效率、生产规模效率等[1,2]。笔者将从对农业保险的scp范式研究,结合我国现行农业保险的特点,对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国农业保险业提供建议。 1我国农业保险的scp范式的市场结构分析 1.1市场集中度 1.1.1农业保险。农业保险是指专为农业生产者在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过程中,对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保障的一种保险。按农业种类的不同分为种植业保险和养殖业保险。我国开办的农业保险主要险种有养殖业如生猪保险、养鸡保险、养鸭保险、牲畜保险、奶牛保险、淡水养殖保险等,种植业如水稻保险、蔬菜保险、林木保险等[3]。从1982年原 4建议 一是完善农业保险市场。我国的农业保险许多项目仍处于试点时期,需要逐步发展完善。补贴及保险金的不确定性使得农业保险存在供给与需求双冷的现象需要政府尽快制定和出台《农业保险法》,对农业保险的组织形式、保险金额的确定、财政补贴份额、保费厘定依据等作出明确规定。标准化农业保险市场上参与者的行为,消除农业保险进入壁垒。二是发展农业保险再保险。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从而使得农业保险保险标的的损失具有多发性及广泛性。目前没有再保险公司为农业保险提供再保险,使得农业保险风险分担出现困难,增加了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通过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再保险公司,有效分担市场风险,可以将原保险人的赔付金额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促使更多的保险公司加入到这一市场中。三是提高服务质量,提高产品竞争力。及时的赔付、合理的保费、优质的服务是吸引农户投保的重要因素。目前保险市场上存在对保险标的要求苛刻、损失确定困难、给付环节繁琐、难以到户等缺陷,使得许多农户不愿意投保。如何做好农业保险服务,吸引更多的农户投保,是涉农保险公司发展的关键。因此,各保险公司在科学的内部管理的基础上,应努力提升服务质量,恪守合同信用以吸引更多的投保人,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在激烈竞争的行业中占有一席之地[6]。 农业保险论文:中国农业保险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中国农业保险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一、中国农业保险发展现状 我国是世界著名的农业大国之一,农业不仅是国家建设的基础,农民问题更是影响国家稳定的重要因素。农业是典型的“高风险、低收益”的产业,尤其是近年来农业灾害时有发生,平均每年约有3亿亩农作物受灾,2亿多农民受到自然灾害影响,受灾面积比发达国家高10%~20%。而政府在农业受灾后大多采用政府补贴和灾害救济的方式,对受灾农户进行补偿,农业保险虽然也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风险管理形式之一,但受诸多因素影响,赔偿额度有限。自1982年农业保险恢复试办之后,在鼎盛时期的1992年,赔偿额度也仅占总赔偿额的25%左右。 2004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中国应“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有条件的地方可对参加种养业保险的农户给予一定的保费补贴”;2005年中央“1号文件”进一步提出“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的试点范围,鼓励商业性保险机构开展农业保险业务”;2006年中央“1号文件”则强调“稳步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加快发展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农业保险”(金淑彬,2010);自2007年起,国家开始进行中央财政对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试点,保费由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农户共同承担,由此也给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和保险覆盖面带来了快速扩张的态势(唐钧,2009)。2011年保监会为了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有关“三农”问题的决策部署,向各保监局及相关财险公司通知,要求进一步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促进农业和粮食生产;努力提高农业保险服务水平;坚持规范经营;强化农业保险监管。为推动农业保险健康发展,2012年5月4日国务院拟出台农业保险条例,规定国家对农业保险给予财税政策支持,明确了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在农业保险工作中的职责分工;明确了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原则;根据农业保险的潜在风险、业务操作及经营结果等方面的特殊性,规定了农业保险的经营规则。 二、农业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农民保险意识单薄,投保能力较弱 农业保险的对象即为农民,农民相对来讲文化水平较低,接受新生事物速度较慢。长久以来,农民受“靠天吃饭”的传统思想影响,认为投保农业保险只会加重家庭负担,大多数人都存有侥幸心理,即使真的发生了自然灾害,也有国家和政府补贴,因此认为没有购买农业保险的必要。 虽然现在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比之于城镇人口的收入还有一定差别。国务院新闻办在2011年与2012年初的新闻会上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农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5919元与6977元。在扣除了生活开销、子女上学及农业生产的必要开支后,收入部分几乎所剩无几。经验表明,农作物保险的费率一般在2%~15%之间,比家财、企财的损失率(1‰左右)高出很多,这就进一步限制了农民的投保能力(唐钧,2009)。 (二)关于农业保险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 经过长久实践积累,政府及各职能部门认识到了农业保险的重要性,但有关农业保险的税收优惠、核算办法等方面还没有具体的法律条文可以参考。借鉴国外农业保险发展的经验不难看到,凡是农业保险发展比较好的国家,都无一例外的以立法形式,对农业保险给予一定比例的税收优惠、保费补贴及再保险支持。美国、日本、法国等国都颁布了与农业保险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修订。 (三)农业保险的有效供给不足 农业生产的高风险必然导致农作物投保的高赔付率,1982年-2001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农险收入70亿元,总赔付率为88.6%;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在新疆地区开展的农业保险业务平均赔付率为81.59%(姚海明,赵锦城,2004)。这么高的赔付率,使得很多保险公司出现亏损的局面,或者放弃经营农业保险,或者采用以险养险的方式继续经营农业保险,但险种与业务机构已经逐年减少,很多农民需要的险种,保险公司都不能提供。 (四)农业灾害损失补偿水平很低 自然灾害对中国农业造成的损失很大,并有逐年加重的趋势,而通过保险和救济实现的农业灾害损失补偿水平却很低。据测算,1998年~2000年需要补偿的农业产值损失中,通过自然灾害救济平均每年补偿2.22%;通过农业保险平均每年补偿0.27%,合计补偿水平仅为2.49%。2005年以来,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的省、市、自治区,虽然对参保农户的保费支出给予了一定的财政补贴,但如果在全国范围内铺开,中央财政压力必然很大。尤其我国未对政府补贴建立有效机制,更重要的是没有建立巨灾补偿基金和农业再保险公司,真的发生大的自然灾害时,政府可以补贴保费,但保险公司却赔不起;单纯依靠政府救济,到了农民手中也只是杯水车薪。 三、加快农业保险发展的对策研究 农业保险自身的特点,使得一些追求商业利润的保险公司避而远之;我国自然灾害的频率之高、程度之深,也严重影响了商业保险公司开发农业保险产品的积极性。借鉴国外农业保险发展经验可以看到,美国的农业保险是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模式;日本是政府支持下的相互保险公司经营模式。这些国家农业保险发展的好,都离不开政府给予的政策支持。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应根据本国特色建立由政府支持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体系。 1.立法支持 随着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的不断推进,农业保险逐步发展成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自愿、协同推进”的保险活动,既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又发挥了政府和商业保险公司两方面的优势。但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尚不完善,为了从制度上解决这些问题,推动农业保险健康发展,有必要制定农业保险条例。 目前我国农业保险的立法目标应当是,“将政策性农业保险作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政策和农村社会保证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将农业保险作为农业自然灾害救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促进农业生产、保障食物安全的重要手段,成为国家进行转移支付对农户进行补贴的重要渠道,也成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庹国柱,朱俊生,2007)根据国务院法制办消息,保监会起草的《农业保险条例(征求意见稿)》及其说明于2012年5月4日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 2.财税支持 政策性农业保险需要解决三个主要问题:第一,通过保费补贴,解决农民买不起保险的问题;第二,通过费用补贴,解决农业保险经营成本过高的问题;第三,通过农业保险的再保险费补贴以及为农业保险建立巨灾风险准备金,解决农业保险中巨灾风险难以分散的问题。 国务院法制办5月4日的意见稿指出,国家对符合条件的农业保险实施财政保费补贴政策、国家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采取保费补贴、经营费用补贴和再保险费用补贴等多种形式支持农业保险发展;鼓励农业生产组织通过宣传、组织、协助以及提供保费补贴等多种方式参与农业保险活动。 3.农业保险风险基金与巨灾风险基金支持 我国是世界自然灾害多发国之一,每每发生农业灾害,都会加重国家的财政负担。因此,有必要建立农业保险风险基金与巨灾风险基金。农业保险的风险基金可以用来补贴农户缴纳的保费,可以提高农民投保的积极性,并能为国家减轻财政负担。而巨灾风险基金,可以在遇到大的自然灾害时,对农业保险提供一定的补偿;当发生一般自然灾害或者不需动用此项基金时,这部分资金就可以积累滚存,或用于建立巨灾风险预警系统、加强农业风险管理等。 4.农业再保险体系 目前,我国农业再保险体系尚未形成,没有针对农业保险的再保险公司。当一个地区发生大面积自然灾害时,往往单纯依靠政府的财政补贴,承保自然灾害的保险公司因为没有进行再保险而无法将风险分散出去,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保险公司开办农业保险的积极性。因此,农业保险的再保险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瓶颈”。在2007年1月份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总理就曾提到要逐步建立农业再保险体系,用于分散农业保险人承担的风险责任。可以借鉴国外再保险公司的相关经验,建立再保险机制,制定农业再保险分包方案,分散经营风险,支持我国农业保险的进一步发展。 5.实行强制投保与自愿投保相结合 实行强制投保与自愿投保相结合,是指对少数有关国计民生的险种实行强制投保,以避免逆选择和道德风险,降低项目的经营管理费用和便于风险在尽可能大的空间上分散。我国对于关系国民经济的重要农产品,如水稻、小麦、棉花等应实行强制保险,而对于涉及面较小的次要农产品,如果树、蔬菜等则适用自愿投保原则。但无论是自愿投保还是强制保险,政府都要给予财税补贴和再保险支持。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经济市场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随之而来的一些政策和税制改革也得到了完善和提升。营改增试点方案就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决定,不仅会影响企业的会计核算质量,也会使企业面临更严峻的现金流和市场竞争。如果企业没有根据营改增政策适应改革,依然沿用传统的会计管理方式和内部控制机制,就会陷入经营的僵局,并逐渐在经济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 1“营改增”的基本概述和重要性 作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来源,营业税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重复征税的特点,与市场经济的规律不相符。因此相关部门为了改良这一现状,避免重复征税问题带来的后续麻烦,提出了改革营业税的政策,不仅要求减少营业税的征收范围,同时也有规律地扩大增值税的征收额。历时四年,从2012年在上海率先成功试点儿之后,直到2016年全面推行营增改的试点政策,不仅为企业带来了减税的优惠,同时也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推行营改增政策可以有效缓解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重复纳税的情况,在有效减少企业赋税压力的同时,还能帮助其扩大经营范围,实现预期的经济收益,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减轻了企业的经营成本,从而也促进了企业物流产业的合理发展。 2“营改增”政策对企业财务管理造成的影响分析 2.1对资产负债造成了影响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经营成本和经营范围的不同。所面临的资产负债情况也各有差异。通过分析“营改增”试点地区的具体情况,可以看出,企业在实行营改增政策之后,企业固定资产的面额以及累计的折旧率都会存在相应程度的减少,如果在其中减去企业本应该缴纳的营业税,会计最终核算企业固定余额必定会减少。以固定资产为例,在营改增政策推行之后,其他税款可以抵扣固定资产降低的风险。这样不仅可以使企业得到稳固发展,同时也减小了企业为固定资产向银行贷款的风险,大大提升了其经济效益。 2.2对税负造成的影响 “营改增”政策的推行,直接影响了企业应缴纳的税费及相关的税款。就目前来看,“营改增”最直接的目的就是防止重复征税现象的蔓延,从而能够有效减轻大型企业以及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企业可以利用节省下来的税款投入到其他行业和其他领域当中,扩大经营范围的同时,也能维持经济市场的活力,从而有效推动社会的发展。但是对于一些企业或是一些特殊行业来讲,“营改增”试点的推行并不能完全达到节约税款的目的,甚至会由于该政策的推行出现缴纳税费增多的现象。因此,研究“营改增”政策的推行对赋税的影响还需要作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2.3对现金流量造成的影响 “营改增”试点政策的推行,对现金流量造成的影响,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营改增”为企业的经营活动带来了新的调整。该政策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企业的税收负担,也就节省了企业的经营成本。企业所持有的固定资产和现金流量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升,这对企业提升经营范围,扩大经营效益具有重要的影响。第二,“营改增”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通常情况下,企业管理者都会为了满足企业的经营需求,选购固定资产。因此,在购买过程中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和销项税额可以相互抵扣。固定资产购买完成之后,其所产生的现金流量,就会有所增加。但是与之前相比,企业所表现出来的现金流量会有所减少。第三,“营改增”政策也会影响企业的筹资活动和筹资行为。从短期效益来看,筹措的资金会使大量现金流量注入到企业的账户中,看似获得了不俗的经济收益,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讲,现金流量的注入需要企业支付固定的资金利息,现金流量和支出的流量会成正比关系,这样会导致企业的现金流量逐渐下降,负债情况会逐年增加,从而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准确度。 2.4对企业利润造成的影响 首先,“营改增”政策的推行,会影响企业的营业收入。在成为试点之后,企业的营业税会被增值税所代替,也就是说企业由原来的经济主体成为了一般纳税人,现金流量在扣除原材料的进项税额之后,获得的就是预期的经济收益。因此,在市场规律不变的情况下,产品价格相同,企业的收入会比营改增政策推行之前有所减少,也就是营业的总收入会有所减少。其次,对企业的经营成本也会造成影响。“营改增”政策对企业最大的影响就是固定资产的入账金额。由于传统的营业税被改成了增值税,企业固定资产的入账较之前会有所减少。因此,企业所持有固定资产的折旧率也会因此降低。在现有存货的入账价值中,很大一部分都是从前征收营业税而现在改为征收增值税的,因此也会呈现出与固定资产一样的价值规律。在这样的影响之下,企业的经营成本也会随着现金流量的减少而有所降低。最后,对附加营业税造成的影响。其中包括消费税,营业税,土地增值税以及城市建设维修费等。在消费税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增值税的数额与销项税额和进项税额息息相关。因此,想要在短时间内确定增值税的具体数额是不现实的,因此还要作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3企业适应营改增政策的对策研究 3.1不断深化企业内部管理结构 在“营改增”政策推行之后,企业需缴纳的营业税改为了增值税。因此,企业要强化内部控制机制,加强纳税管理,会计人员需要作好日常的收支管理工作。将不同类型的票据需要作好分类。尤其是企业内部的会计人员需要强化自身的会计管理意识,对增值税的发票进行严格管理。从审核到抵扣的各项环节都要有一个透彻的了解。一旦其中的某一项要素出现纰漏,企业就会受到税务机关的考核和检验。管理者应该加强内部监督,要求各部门作好配合财务计工作的准备。除此之外,企业的各项生产流程都需要作到权责分明。从采购到加工再到运输的各项流程,都应该为促进增值税链条的完整性和有序性而服务。一旦发生隐患,应该对进项税额作好后续处理工作。 3.2合理调控企业定价机制 “营改增”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会有效减少纳税人的税负,使企业的经营成本和固定成本有所降低。同时,如果企业依然维持原有的定价水平,企业所获得的最终收益也会有所减少。为了提升利润空间,企业需要研究市场规律,可以根据当前产品在市场中同类型商品的定价水平,在合理的范围内调整定价,以此拓宽企业商品的销售市场。销量为先利润在后,从而为企业带来更多的经济资源和投资资源。需要注意的是,企业在制定定价机制的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上游和下游企业两个层面,如果上游企业提高了定价,企业就可以利用提价,将税负向下游方向转移。如果上游企业降低了价格,下游企业所受的财务影响也会减小,从而形成经济市场良性的竞争机制。 3.3积极筹划企业的税务工作 首先,企业需要认定好纳税义务。在我国,增值税的纳税人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两种。小规模纳税人虽然承担的税负较低,但是在抵扣进项税额方面就处于弱势地位。一般纳税人虽然需要缴纳的税率较高,却可以抵扣进项税额。因此,企业需要根据自身的经营情况和经营规模,确定是选择一般纳税人还是成为小规模纳税人。其次,从抵扣进项税额方面的来讲。企业可以通过一定手段获取专用的增值税发票来取得更多的进项税额抵扣,同时也可以通过购买企业本身需要的物品来全额抵扣进项税额。自身需要物品最好是公用物品或者员工福利,这样既能够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同时也可以达到减税的目的。 3.4优化企业内部管理机制 首先,在营改增政策的驱使下,想要促进企业加速发展,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需要企业管理人按照国家标准,依据法律条例完善企业的供用链管理制度。其次,还应该提升企业内部财务人员的专业素质和综合能力。为了防止偷税漏税现象的发生,企业管理者应该为其财务人员制定相关的从业标准,为其提供专业化的培训上岗机制,整合企业内外经济资源,制定出一套完善的财务核算体系,并对自身的增值税进项税额进行全盘分析。最后,企业还应该组建一支高质量、高效化的管理团队。在明确企业纳税流程体系的前提下,寻找一条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的途径,在接受监督的同时能够为市场和客户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3.5合理规划固定资产投资 企业在采购之前需要将各项物资清单进行单独核算,在购进固定资产之前应该选择合理时机,并根据自身的经营情况、经营范围、现金流量存储以及物流情况等合理购进固定资产。如果企业的条件允许,可以适当选择一次性购进固定资产,并进行一次性抵扣进项税额。一旦现金流量周转不开,可以选择融资和租赁的方式购进固定资产,将税额分摊到不同的时期内,这样可以降低企业现金流量的影响,从而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在选择供应商的过程中也需要选择那些信誉高、效益好的商户。在固定资产价格相同的情况下,应该尽量选择一般纳税人作为供应商,这样才能切实得到减税的效果。但是如果固定资产的价格有所差异。这需要发挥会计人员计算的优势,查看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所需缴纳税费的区别,从而提高购买固定资产的性价比。 4结语 “营改增”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企业如果能够顺势改革,迎难而上,就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但是企业如果无法根据市场规律作出税负方面的调整,就会被市场淘汰。因此,在实际规划中,企业需要不断深化企业内部管理结构,合理调控企业定价机制,优化企业内部管理机制,合理规划固定资产投资,有效提升企业经营效益的前提下,促进经济市场的和谐发展。
浅谈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与意义: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对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影响 [摘要] 经济增长问题是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内容。长期以来,人们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和思想。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的认识过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对各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及各种因素间的相互关系有着不同的看法。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对于促进我国经济高速、稳定、持续的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 古典经济 经济增长 宏观经济 一、引言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可以说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渊源。它的某些结论,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用的;有些观点,如同最初出现的那样,至今仍是争论的话题。 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源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当时英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工业革命已经拉开序幕。经济学家必须对工业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基本促进因素及其发展结果予以科学的解释。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在古典经济学家中,对经济增长间题论述较多的主要有魁奈、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但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密和李嘉图所提出的增长理论。 二、古典经济学理论解读 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最早论述了经济增长问题。其增长理论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引入了劳动分工;二是区分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类劳动。他认为生产性劳动占全部劳动的比例,以及劳动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决定国民财富增加的主要因素。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同时强调,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因此劳动生产率与需求之间建立了互相促进的关系。对一个人劳动生产物需求的增长会提高他的劳动生产率、实际工资及他对其他人的劳动生产物的需求,这就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生产性”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即可生产价值,而“非生产性”劳动则不能够。经济增长能否维持下去,取决于全部劳动者中有多少劳动者愿意从事生产性的劳动。这解释了为什么有的经济的增长能够持续下去的原因。 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中提出了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报酬递减规律。他对增长理论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指出经济增长最终将趋于停止,即达到所谓的”停滞状态”;二是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说明了国民收入分配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在土地上增加投资,得到的回报会不断减少。因此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经济增长最终会停止。决定收入分配的力量同样也会导致经济增长最终走向停止。这是因为劳动力生产出的剩余中,资本家的份额在不断下降,这一方面减少了储蓄;另一方面,利润率的下降减少了对投资的刺激作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投资和积累过程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关键原因在社会产品中绝大多数被用于非生产性消费,而不是生产性投资。古典经济学家所分析的经济增长过程遵循收益递减的规律,经济增长过程从长期来看将趋于停止,最终结果是一种停滞状态。但从那以后的200余年里,经济发展并没有出现停滞的迹象,这表明古典增长理论关于经济增长的描述并不科学。后来的经济学家指出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最明显的不足之处是他们关于规模收益递减的假定。他们没有观察到技术进步,只把增长过程看作是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与资本积累和市场扩大之间的竞赛。 三、新古典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索洛等人建立的新增长理论,索洛(robertsolow)的《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和trevorswan的《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由索洛最早提出的增长理论源于对哈罗德一多马增长理论中缺陷的修正罗德一多马模型的缺点之一是假定生产技术是不变的,对于一个给定的储蓄能够实现均衡的有保证的增长率只有一个惟一的数值。但是实现充分就业的稳长的条件除非特殊情形,一般很难实现。所以,即使经济能够沿着一条均衡增轨道向前发展,那么这条轨道将犹如“刀锋’,一样狭窄,一旦偏离这条轨道,增长的路径将表现为累积性的经济扩张或经济收缩。 为了克服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局限性,索洛、斯旺、米德和萨缪尔森等经家提出了一类新的增长模型。这类模型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认为哈罗德一多型的“刀锋”式的增长路径是可以避免的,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可以通过市场调整生产中的劳动与资本的配合比例来实现。同时,索洛等人还指出:从长远度来看,不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而是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索洛的增长理论包含了许多重要的经济内涵,但其理论框架却比较简单而其精致。索洛等人的理论模型的核心是关于总量生产函数性质的假设,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生产函数具有下面的性质: 1.规模收益不变; 2.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 3.生产要素之间是可替代的。 对于当代各国而言,经济增长是一个备受政府、公众和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各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无一例外地将保证经济增长作为一项宏观经济指标;公众普遍认为,经济增长是经济繁荣和国民福利提高的前提,是解决其他经济疾病的万能良方。正是因为经济增长问题如此重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注意力投入到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中。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对于促进我国经济高速、稳定、持续的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浅谈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与意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发展及其政策意义 摘要:理性预期理论极大地丰富了西方经济学理论,建立在理性预期、市场连续出清和自然率假设上的新古典经济学,从货币和实际因素中探寻经济波动的原因,并提出独到的理论以解释当时出现的滞涨状况,得出货币政策无效的命题,因而主张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介绍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产生的背景、用理性预期观点解释的“政策无效”命题,以及主要经济政策主张。 关键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政策无效;自由经济 1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发展的背景、理论主张的简介 发展到现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已经经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提出理性预期、持续市场出清的假说,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了货币冲击对经济周期的作用,提出了货币与产出的相互作用中货币作为诱因的理论,并认为政府的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它并不能影响总产量的变化,而只有未被预见到的货币供给变化才能真正影响到实际总产量。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小罗伯特•卢卡斯,托马斯•沙金特,尼尔•华莱士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第二代则对卢卡斯的货币经济周期理论提出了反对意见,从实际因素方面寻找经济波动的根源,提出了完全信息下真实均衡的变动,强调了技术冲击和货币的内在性等理论,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主张。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芬•基德兰德,明尼苏达大学的爱德华•普雷斯科特,罗切斯特大学的罗伯特•巴罗等。 具体来说,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一般都接受以下四个命题: (1)私人经济是可以自身稳定的; (2)货币在长期是中性的; (3)货币在短期也是中性的; (4)凯恩斯主义积极干预的经济政策是有害的。 第三个命题意味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认为,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也不存在。这是货币主义ⅰ与货币主义ⅱ的主要区别。 目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一起并列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派中的两大流派。 2“政策无效”的命题、主张以其意义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菲利普斯曲线的交替关系即使在短期内也不存在。因为在理性预期条件下人们已经估计到货币供应量增长后可能发生的实际后果,从而采取了预防性的措施(比如预先要求提高货币工资增长率和利息率)。这样,一旦货币供应量增加,就只能导致物价的上升,产生通货膨胀的变化,而不能使工资和利息率下降。所以,政策的变化连暂时的产量增加和失业率下降的目的都达不到。赫尔姆特•费里希对此说到:“理性预期导致十分不同的意义。由于经济当事人了解这个模型的各个参数,所以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任何变化不仅引起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而且也引起通货膨胀率预期的变化,从而不会对这一体系的实际变量产生影响”。在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学家看来,“在货币政策的反馈规则之间做出选择对于具有合理预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中失业率的随机变化是无关的。 根据这样的观点,理性预期学派推导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即是货币政策无效性命题。该命题认为,货币供给中的可预期部分对就业、产量或其他的实际变量均无影响,其中不能被预期的部分或货币供应量意外的不规则的变动,虽然能够对上述变量产生一定量的影响,但其作用只会加剧经济的不稳定与波动。因此,政府的经济政策,无论长期还是短期都是无效,其结果都是引起通货膨胀。下面用ad-as模型加以分析。 ad 代表总需求曲线,as代表总供给曲线,yn代表与自然失业率相对应的就业率水平下的国民收入水平。假定最初 ad 与 as 相交于初始均衡点 e。如果政府认为该国民收入水平不能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决定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刺激需求。那么,按照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总需求将会从ad相右上方平移,产量和物价都会上升,失业会相应减少。现代货币主义者认为,短期内货币政策将会产生效果,但是,在长期中,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失业率会回到自然率的水平,而通货膨胀率将更加严重。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人们对价格水平的预期并非固定不变或者仅仅依据过去的经验得出,而是会考虑到未来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情况。处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经济活动的主体会充分利用目前所得到的一切相关信息,较为准确的预期到货币政策的变化而造成的物价上升。于是,工资、利率等名义变量都会立即向上调整。结果,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分别从初始状态向左上方平移和右上方平移,新的均衡点仍然处在原来与自然失业率相一致的就业率水平上,只是价格水平因为货币政策的变化(增加货币供给量)而提高到了新的水平上。 根据政策无效命题,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即便在短期内,菲利普斯曲线也是一条位于“自然失业率”水平上的垂直线。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不存在任何替代关系。对此,卢卡斯说“当扩张的货币政策反复推行时,它就不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推动力消失了,对生产没有任何刺激作用。预期得到扩大,但结果却是通货膨胀,而不是别的”。 3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政策主张 由于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个主要的原则就是:经济如果不反复遭受政府的冲击,就会基本上是稳定的。所以,他们认为,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干预经济生活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够生效的暗含前提是:政府可以出其不意的实行某种政策以影响经济生活。但是,政府要取得社会的支持,就不能在经济政策上对社会搞突然袭击,而要按照既定的规则和程序办事,这样,在理性预期条件下,政府的经济政策就是无效的了。 对凯恩斯主义的“积极宏观政策”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三种批评看法:? (1)他们认为,日益增多的经验和理论证据表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在产量、就业或其他经济总量方面不会取得成效。即便在某些场合,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能影响经济生活,但他们不可能克服经济周期。 (2)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经济学家认为,任何一种理论都应该明确的告诉人们经济政策的后果。政策的结果确定性越小,实施政策就要越小心谨慎,因为任何一项错误的政策都会将事情弄得很糟。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果大部分就是不确定的。因此,政策的制定就需要从容不迫,加倍小心,决不能用那些曾经使用过的大规模的凯恩斯主义措施去刺激经济。 (3)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认为,对于许多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即使知道他们的结果,也仍然无法判断这种结果是不是符合公众的意愿。根据凯恩斯主义方法来制定经济政策的人,无法让经济中的个人去选择自己认为有良好结果的政策。他们是被迫选择这些政策的。其结果是,除非人们的偏好恰好和政策制定者的规定相配合,否则,这些经济政策很有可能是人们的处境普遍的变得更糟。 浅谈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与意义:宏观经济学教学中研究性教学的探讨 [摘要]宏观经济学具有理论的复杂性、发展性,表述方法多样性和实践多变性等特点。宏观经济学的教学目的不是仅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能力的提高依赖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研究性教学需以一定的创造性思维为基础,同时也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要使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达到目标,需以厚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数据资料为基础,以教学团队形式和教师的科研来推动实施,要重视指导学生掌握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引导学生学会观察问题并改变错误的认识,要关心学生学习并为之提供必要的认知条件。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创造性思维 宏观经济学是我国高等院校经济类和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是技术类、工程类、人文社科类及有关学科的专业选修课,也是国内大多数学校经济类和管理类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必考课程。它具有理论的复杂性和发展性、表述方法的多样性、实践的多变性、与经济现实的联系性等特点。国内高校在开设该课程时,一般以西方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理论为主要教学内容,再结合中国经济实践加以分析讲解。但是,西方经济理论中的宏观经济学是在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发展起来,并用来分析这些国家经济问题的。西方国家以私有制为基础,经济结构相对完整,企业有充分的活力,对宏观经济政策反应较为敏感;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劳动力市场等发展充分,为政策在各类市场的传导和协调,提供了较好的条件。这样,无论是以需求为导向,还是以供给为导向的政策工具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而由于机制惯性,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要真正成为具有经济性、营利性和独立性的主体,还需要继续改革。诸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会使西方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在中国的运用效应大打折扣。同时,在课序上多数专业宏观经济学课程是在低年级开设的,由于学生缺乏对西方经济社会的了解,针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往往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状况来理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经常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因此,实际上宏观经济学教学的目的不再是仅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能力的提高依赖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通过研究性教学,可帮助学生科学地理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和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研究性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模式或教学理念,体现在教与学的全过程之中。它要求我们根据不同课程的特点,有效利用教学资源和环境,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最终实现教学的目标[1]。在宏观经济学中开展研究性教学,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要以教学团队形式和教师的科研来推动实施 在大多数院校,宏观经济学的教学都是由若干教师同时承担的,这样就可以形成教学团队。研究性教学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如果单凭个别教师的专业知识,在指导学生的时候可能会感到捉襟见肘,因而充分利用不同教师的兴趣爱好、专业特长等资源至关重要。如有的教师对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的结合颇有研究,有的教师对宏观经济学的多媒体教学倍感兴趣,有的教师偏好于宏观经济数据的分析,有的教师热衷于对社会经济问题的认识,有的教师对计量经济模型较为精通等,这些都是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所必需的资源,因此,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要尽可能采用团队形式。近三年来,由笔者指导的学生论文,1篇论文获得全国大学生“挑战杯”比赛奖,3篇论文被评为“江苏省优秀论文”,2篇文章获得“江苏省优秀社会实践调查报告一等奖”。这些虽然形式上是导师的成果,实际上是一个团队(这个团队有研究生、年轻教师、经济管理部门的领导和专家)的成果,是由团队共同努力而取得的。因为,无论理论探讨、数据调查,还是结构分析等,都是由团队一起来完成的。特别是涉及到计量模型,往往是这个团队的教师与学生共同确定研究方法,再由一位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专门给予指导。青年教师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掌握了更多计量模型的运用方法,个人也取得了较为优异的成果,成为一股新生的教学和科研力量。 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还要以教师的科研来促进学生的研究。一方面,教师要有科研,科研造诣高,教师在课堂上才会给学生更多的启迪和思维[2]。不做研究,只搞教学,只是教书匠;只做研究,不搞教学,则不是教师。近年来,笔者所在教学团队的教师主持国家、部省级、厅局级课题近30项,大多数是围绕现实经济问题而设计的。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团队尽可能地引导学生参与课题资料收集、实地调查、数据分析、报告撰写等,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取得了一批成果。此外,要做好教学工作,还必须进行教学研究,通过教学研究课题去研究教学模式、课程体系、教学规律、教材和教学方法,等等。另一方面,要引导学生参与科研。学生参与科研训练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学生参与到教师的科研项目和研究小组中,承担部分基础工作;一种是学生自己提出项目方案,并在校内或校外自主联系指导教师。笔者在进行“经济增长理论”教学设计时,曾组织师生参与了一个地 区委托课题的调研工作,主要探讨该地区民营企业的状况,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的问题和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等。通过历时近一个月的调查,学生对不同类型企业的职工来源、文化程度、工资水平,企业家成长过程,企业投资选择及并购,产品生命周期,市场销售及竞争等诸方面感受很深。这份由学生完成的调查报告得到了该区区委和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为此该区还组织了广泛的学习和宣传;研究报告获得了“2006年江苏省大学生优秀调查报告一等奖”;并且,其中一名学生还利用调查中的数据完成了自己的毕业论文,获得“2007年江苏省大学生优秀毕业论文二等奖”。 二、要以厚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数据资料为基础 研究性教学要求学生有一定的观察力,善于观察各种事物之间的联系,从而提出问题[3]。但对于刚接触专业基础课,缺乏理论知识基础和宏观经济的感性认识,又习惯于教师教学生学的被动教学模式的大学低年级学生来说,这种能力是不够的。因此,在教学中,教师既要帮助学生奠定扎实的理论知识基础,又要给学生提供一定的数据资料。 首先,开展研究性教学要为学生奠定扎实的理论知识基础。经济学学派很多,不同的学派假设条件、理论基础、分析方法、政策主张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同一种经济现象可以用不同学派的理论来解释,而同一种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不同的经济现象。从理论体系上来看,如果不能让学生涉及到更多学派的理论,学生即使对现实经济进行了调查,也无法选择适当的理论给予合理的解释,从而也就难以达到教学的目标。在开展研究性教学之前,要对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主要学派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主要结论、政策主张作详细的讲解。比如,为什么现在用GDP而不用GNP作为最基本的经济总量?根据消费函数,消费决定于收入,是什么含义的收入?投资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是利率、资金数量,还是长期利润率的预期?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衡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如何解决?凯恩斯反对用削减工资的方式增加就业,但克林顿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却采用了低工资政策,实现了高就业,带来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对此应如何理解?等等。在教学中,笔者团队遵循“理论—问题—政策”的思路,首先强化理论模型的讲解,让学生奠定良好的知识基础。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我们还设计了“走近经济学”等经济学基础知识竞赛活动,通过竞赛,让低年级学生认识经济学的基本要求和学习中存在的问题,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也让高年级的学生看到他们在经济学基础上存在的差距,特别是给准备进行社会经济调查和考研的学生指引方向。 其次,要给学生提供中国和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的背景资料。社会实践、原型启发、问题意识和丰富的资料等,都是创造性思维不少缺少的条件[4]。考虑到该课程理论性强,分析方法独特,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流派林立,并且随经济现实的发展而发展,是一门发展变化最大的课程。对此,笔者所在教学团队研究与借鉴相结合,为学生学习宏观经济学提供丰富的理论与实践资料。近三年来,为了及时跟踪理论前沿,我们组织教师就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新进展和新发现、宏观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宏观经济理论的运用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探讨,形成研究报告近20份;为了强化西方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结合,我们组织教师对中国经济分析面临的挑战、可持续发展理想模式的探讨、新增长理论与中国经济、投资与经济增长、失业问题及其对策、经济波动与经济政策、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等进行了专题研究,形成研究报告10份。这些专题性教学辅助资料,为学生研究性学习提供了相对便利的条件。 三、要重视指导学生掌握经济问题研究的方法 宏观经济学有很多独特的研究方法,实证分析则是最主要的方法之一。如何让学生用这种方法去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呢?第一,在课堂讲授中,要教会学生对经济变量进行科学的界定(即定义)。比如什么是经济学?经济学是研究一定制度下稀缺资源配置和利用的科学。简单的一句话,却有多层意思,首先,经济问题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引起的,没有资源的稀缺也就不需要经济学了;其次,由于资源的稀缺带来了两大经济问题,即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问题,由此引导学生去了解和掌握这两个基本问题;再次,解决经济问题与基本经济制度有关,不同的制度之下,解决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的方式是不同的,这样引导学生去了解有哪些类型的制度及其特点;最后,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以此可以激起学生了解经济学发展历史及其演变的欲望。第二,注意假设条件。假设是一种理论所适用的条件,任何理论离开了假设可能就不成立或不完全成立了。学生在以往的学习中往往习惯于现成的答案,满足于对结果的记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假设的重要性。教师在讲授之前可以让学生回答一个问题:三角型的三个内角和是多少度?小学生都知道的,大学老师问出了这么简单的问题,学生很少有直接回答的,他们在思考!如此,教师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事实上,180度是有条件的,即平面上)。通过与过去知识的联系可以让学生意识到,学经济学不是背概念、原理或结论的。第三,关注理论的表述方法。一般来说,经济理论可以用文字、表格、图形或函数关系来表述。在既往的学习中,数学与经济等理论是分离的,也许一个学生数学学得很好,但在经济生活中究竟有什么意义,他可能不太清楚。比如,曲线的斜率表示什么?它表示不同变量变化之间的关系,正斜率越大,表明横坐标的变化比纵坐标的变化速率要慢,即横坐标的变化对纵坐标的变化不够敏感,或者说是缺乏弹性的。教师可让学生回忆自己所学的数学知识,并对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诸多变量之间的关系产生联想,从而创造性地用几何方法分析更多的经济问题。 四、要引导学生观察问题、改变错误的认识 培养学生强烈的问题意识非常重要。“非这样不可”、“非理解不可”、“非搞出个新方案不可”、“人家能干我也能干”,这些心理情绪使得人们爱动脑筋,这样就能排除困难和挫折,从而找到问题的答案,达到创造发明的目的。怎么去找问题呢?方法是很多的。可以引导学生参与教师的课题,或进行资料数据的检索,或进行社会调查,让学生更多地了解与所设想的事物(现象)相似之处,从而引起联想。比如,可以组织低年级学生去应届 毕业生招聘会调查,这样他们不仅能了解一个层面劳动力市场状况,还能了解社会对当代大学生的要求,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好就业的准备。我们在讲授失业与就业理论时,指导两个苏南籍的学生在苏南地区选择典型地级和县(市)级单位各一个,分层次探讨劳动力需求结构特点;两个苏北籍的学生在苏北选择典型地级和县(市)级单位各一个,分层次探讨劳动力供给结构特点。进而合作研究了江苏农村二级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衡性,并提出了“订单教育”是解决江苏农村二级劳动力市场非均衡问题有效途径的建议。学生将理论知识准备、数据的收集整理、论文的撰写等通过合作研究形式,融为一体,最后不仅这份研究报告获得“江苏省大学生优秀社会实践调查报告一等奖”,而且这四名学生的本科毕业论文均被评为优秀。另外,教师指导的学生开展研究性教学取得成绩的时候,对以后的学生也产生了示范效应。一方面,学生研究成果的推广,丰富了教学内容;另一方面,也可以激发学生的主动性,调动他们开展研究的积极性。 在研究性教学过程中,教师还要引导学生改变以往错误的认识。如总量是反映了整个经济运行情况的经济变量,较多的经济总量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由于缺乏对实际的了解,学生学习时往往凭感觉理解理论,容易形成错误的观点。比如:A=B,能否得出A+C=B+C?这在数学中是没有问题的,但以此来解释经济现象时,就要考虑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了。如果等式两边是独立变量,不受其他因素影响,上述结论是成立的。当等式两边是非独立变量时,如在左边增加C时A会增加,右边增加C时B会减少,上述结论就不成立了。由此,可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和三种国民收入决定模型之间的关系了。再如,从现实经济运行来看,究竟是欠发达地区,还是发达地区资金短缺?学生的感觉上是欠发达地区穷,缺乏资金;而发达地区富,资金充裕。事实上,资金在发达地区投资收益更高、机会更多,从而发达地区更容易出现资金短缺;考虑到投资收益和投资风险,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系统中反而资金过剩。 五、要关心学生并为之提供必要的条件 低年级学生对研究性教学有热情,但往往把握不住重点和难点。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要与学生一起对主题研究的重点进行分析,并充分估计到研究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困难。采用SWOT法,根据参与学生的知识基础、性格特征等,对以往学生活动中出现的共性问题进行剖析,帮助学生做好知识和心理的准备;同时,要对主题研究的外部环境利弊进行分析,提高研究活动的针对性,减少学生在方案实施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比如,在调查过程中涉及到个人隐私或企业秘密时,如何打消被调查者的思想顾虑获得可靠的数据,这既要辅导学生有关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又要指导与被调查者接近和交谈的方式等。此外,建立可供学生进行调查的渠道,对研究性教学活动也是很重要的。在教学设计时,要尽可能征询与主题有关的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专家的意见,收集相关的资料信息,建立调查访谈渠道,为学生开展调查研究提供参考资料和便利条件。长期的教学工作中,笔者团队已经培养了一大批各种类型的学生,他们中很多人或在经济建设主战场上,或在经济管理部门工作中取得很大成就,邀请他们参与指导学生,或直接对他们进行调查,使得研究性教学更加经济和有效。 浅谈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与意义:探析宏观经济学教学中课题研究式教学的运用 【论文关键词】宏观经济学 研究式教学 课题研究 【论文摘要】课题研究式教学以来源于实践的真实问题为基础,通过学生的亲身体验培养,培养学生经济学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本文结合教学实际经验,系统介绍了宏观经济学教学应用课题研究式教学实施过程,并提出了需要注意的问题和解决措施。 宏观经济学是我国高等院校经济类专业开设的一门重要基础课程,在培养学生经济学理论知识和经济学分析能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经济学是一门学以致用的学科,具有极强的社会实践性和问题导向性,特别是宏观经济学相对于微观经济学而言具有更为突出的应用性,在西方发达国家很有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同时又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例如曼昆和保罗·克鲁格曼,往往是在大学和政府机构交叉任职,这表明了宏观经济学确实是一门来源于国民经济运行和管理的实践性学科。由于宏观经济学涉及到复杂多样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加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处于发展完善中,市场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相对于国外还不是很成熟,因此,很多经济问题不同于国外,例如房价、消费者物价指数等等,往往具有特殊的发生背景和形成特点,按照一般经济学原理理解起来比较吃力,而我国高等院校多在大学一、二年级开设宏观经济学基础课,学生的知识储备和实践经验薄弱,理解能力还有待提高,这又为宏观经济学教学工作带来了不少困难,传统满堂灌式的教学方式不利于真正培养学生们经济学思维能力以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通过着眼于培养学生分析理解能力的研究性教学,可帮助学生科学地理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和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对培养学生的经济实践能力具有积极意义。 研究式教学尚无明确定义,一般认为研究性学习是在教师指导下,从自然、社会和生活中选择和确定专题进行研究,并在研究过程中主动地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我认为研究式教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研究式教学指的是一种普遍适用的研究性地教,研究性地学,并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贯穿于教学全过程各个环节的新的教学理念与方式。它的特点是适用的普遍性。狭义的研究式教学则是指就某一重大理论问题或现实问题进行专题研究,以增强学员素质,提高学员能力为目标,以研究解决重大理论问题或现实问题为导向的一种新的教学理念与方式。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人们很难将两种方式截然分开的,而是将两者有机结合在一起。 一、课题研究式教学实施过程 高等院校教学目标就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具有一定理论基础和实践能力的现代化人才,而体现高校教学工作的直接标准就是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否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创新型人才,创新性直接表现为学生的理解能力、分析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上述能力的培养都离不开在校期间扎实的以研究能力为核心的综合能力培养。下面,结合我在宏观经济学教学实践,就如何开展课题研究式教学谈谈个人体会。 1.课题选择。这里的课题选择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而是要充分结合教师学期内承担的宏观经济学课程,研究目标都要与你所要讲授本课程的教学内容是有关的。在教学实践中,我承担的宏观经济学课题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教学本人承担的研究课题,例如教师承担或参与的学校立项课题、部级社会科学基金、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以及承担的委托课题等;二是要求学生自己选择当前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例如,房价问题、人民币汇率、债务危机等。对于前者,由于教师本人自己承担的课题,熟悉本领域发展前沿和存在的问题,能够较好把握课题范围和发展方向,因此,一般也是由教师本人确定课题方向,让学生们在已有范围内自己选择;对于后者,这些课题都是学生们自己自由选择下来的,学生之间的水平和经验差异较大,影响到所选课题的水平也是参差不齐,因此,教师必须参与到最终课题的选择确定上来。我往往组织学生进行小规模的开题报告,让学生利用短短几分钟时间汇报一下自己选题的原因和想法,教师在这方面必须控制好课题难度,课题是否与课程相关、是否与学生实际水平相适应。通过上述两种方式,就可以大致确定本学期展开研究式教学所需的课题了。 2.课题调研。研究式课题以学生小组为单位展开,小组成员不超过5名。调研需要提前布置,因为在学期初已经就学生负责组织的课题了,在确定教学日历、教学进度安排、考核文件时就应该将课题研究工作结合进来。由于学生普遍缺乏基本的研究基础,经验缺乏,教师应就课题研究工作进行专题讲座,让学生了解研究工作过程、关键环节,特别是前期的文献资料搜集、资料归纳、问题提炼是必须重要讲解的。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学生组织进行课题调研的途径包括:一个是学生利用互联网搜集与课题相关的资料,这部分资料绝大多数是与数据等实证资料;另一个是教师组织学生到学校图书馆查阅图书文献,同时到中国知网等专业性文献检索网站检索文献,也让学生们掌握基本的文献检索方法,积累初步经验,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毕业论文写作奠定一定基础。此外,根据课题的实际需要,我们还组织学生有针对性的开展实践调研,例如组织问卷调查、实地走访等方式。 3.课题讨论。课题分析讨论是课题研究式教学的关键环节,讨论的具体形式、时间安排、点评均由教师主导。在实际组织过程中,首先由教师介绍课题相关的背景知识和前沿课题发展,重点放在目前研究现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将来可能的创新方向上,然后要求每个小组组长汇报本小组研究过程、研究内容、提出问题和介绍观点,小组其他成员补充意见,其他同学就此课题汇报情况展开讨论,教师在此阶段发言要少,把更多机会让给学生。但教师在此阶段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作用主要有:调控学生发言,控制课堂时间,让每个人都有充分的机会表达思想,并让发言集中在学术层面;引导学生发言,启发那些在发言和表达思想上有一定困难的研究生,同时就有关背景知识可做进一步补充;发现问题。研究生在课堂上提出的技术途径一般而言都不可能是成熟的,教师应及时发现研究生所提技术途径所存在的问题,促使其做进一步的思考。讨论局限于课堂上,学生们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观点交锋都可以通过网络学堂“研究式教学”专栏出来。个人的研究文章也在这个期间完成,字数可规定1000字以上。小组集体研究成果和个人研究成果均通过网络学堂“研究式教学”专栏出来。 4.课题总结。经过上面充分讨论交锋,我们发现学生对自己负责的课题显然有了充分的知识积累和信心,这是值得鼓励的,但是,课题研究最终目的还是服务于教学,因此,我们要在最后对课题研究成果进行总结,首先要肯定目前研究中已经取得了进步,特别是要表扬那些能够运用教学课程中基本原理、基本概念解决实际问题的学生,还有能够不囿于已有理论观点大胆提出自己独立见解的学生。在对学生研究成果进行总结时,必须要始终将学生的思考出发点拉回到教学内容上来,例如,我们讨论灾害影响有益还是有害时,可以归结于人们对GDP基本概念的理解,也可从中发现GDP局限性。通过由实践到原理的循环反复,让学生恍然大悟,或由于英雄所见略同而带来极大成就感,所以这些方式适合于学生感性、好奇的特点,可以让学生们更加重视对课程中基本知识的学习以及实际的应用能力。 二、课题研究式教学中注意的问题 1.加强教学团队建设。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极其丰富,而其所联系的社会经济问题更是复杂多变,包罗万象,非常具有挑战性。因此,研究式教学对教师本身提出了更高要求,单独依靠一两个教师承担起来,是不可行的。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形成了稳定的教学团队,在团队中不同教师具有不同研究方向和科研基础,有的可能擅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分析,有的可能更喜欢研究汇率问题,有的擅长于计量模型分析。实践证明,不同专业背景、研究经历的教师组成教学团队的效果会更好。 2.加强教师科研工作。宏观经济学课题研究式教学难度要超出一般意义上的教学方式,主要是因为它要求教师要承担起比平时更多的教学备课任务,不但要熟知教材上的内容,还要熟悉掌握本专业发展前沿问题,了解最新的研究文献,并对研究课题有一定的研究积累,对问题有自己的观点,能够从实践中发现经济学原理的根源,对学生的研究内容、分析方法、观点建议及时给予指导,引导学生按照教学要求有效开展课题研究,既要有一定的自由度和研究空间,又不能任由学生发挥,要时刻体现教学要求。显然,这对教师的科研工作提出更高要求,如果教师没有或很少承担、参与课题研究,就不可能持续关注学术前沿发展动态,深化自己的研究课题,在研究观点和研究方法上就不能有创新,就会大大降低研究式教学的实际效果,导致学生消极参与。 3.加强研究方法指导。在宏观经济学分析方法中最重要的是实证分析法,为此,我们需要在教学工作中注意三方面:第一,在课堂讲授中要求学生掌握最基本的经济变量定义。第二,注意假设条件。我们都知道假设是一种理论所适用的条件,任何理论离开了假设可能就不成立或不完全成立了。学生在学习中往往习惯于现成的答案,满足于对结果的记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假设的重要性。第三,关注不同理论的表述方法。一般来说,经济理论可以用文字、表格、图形或函数关系来表述。在既往的学习中,数学与经济等理论是分离的,也许一个学生数学学得很好,但在经济生活中究竟有什么意义,他可能不太清楚。比如,曲线的斜率表示什么?它表示不同变量变化之间的关系,正斜率越大,表明横坐标的变化比纵坐标的变化速率要慢,即横坐标的变化对纵坐标的变化不够敏感,或者说是缺乏弹性的。教师可让学生回忆自己所学的数学知识,并对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诸多变量之间的关系产生联想,从而创造性地用几何方法分析更多的经济问题。 4.注意激励与疏导。大学生承担课题研究,既有优势也有不足,优势体现在求知欲强烈,有热情,缺点是经验缺乏,方法不得当,有时由于遇到困难和挫折,情绪低落,缺乏耐心。还有就是个别学生性格比较内向,发言不积极,不愿意接触社会实践,只对理论学习很感兴趣。因此,这就要求教师进行教学设计和安排时,要针对学生特点和可能遇到的困难,设计实施方案和应对措施,根据参与学生的知识基础、性格特征等,对以前研究活动中出现的共性问题进行分析,帮助学生做好知识和心理的准备;同时,要对课题研究的外在环境利弊进行分析,提高研究活动的针对性,减少学生在方案实施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既要辅导学生有关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又要指导与被调查者接近和交谈的方式等。在教学设计时,要尽可能征询与课题有关的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专家的意见,收集相关的资料信息,为学生开展调查研究提供参考资料和便利条件,建立更多针对学生研究课题的调查渠道。 三、结论 课题式研究教学是一种将科研和教学有机结合起来旨在培养学生经济学分析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的教学方式,它突破了传统的教师为主导的灌输式教学方式,强调学生的主动参与和亲身体会以及基于目标达成的问题解决。对于教师而言,通过课题式研究教学选择教学内容作为研究课题,在过程中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社会实践能力,真正将教学活动转变为学生为主体的发展过程,以教学促进科研,以科研带动教学,实现了教师与学生、教学与科研共同促进、共同成长的良好循环过程。
文章对美国、日本和韩国的科技金融创新支持战略进行对比分析,提出了国外科技金融创新支持战略对我国新兴产业的启示。近年来,我国国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呈现出快速发展趋势,我国对金融、科技的扶持力度不断增强,一些国内的研究学者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科技金融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有效的探讨,发现我国的科技金融创新还存在诸多的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科技金融创新对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起到了支撑和引领性的作用,美国、日本及韩国等发达国家的科技金融创新战略较为完善,我国应充分借鉴他国的科技金融创新战略,为我国科技金融创新模式的发展提供借鉴。 一、国外科技金融创新支持战略 (一)美国 美国是发达国家,之所以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与美国拥有着较强的高新技术企业有直接关系,使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备受瞩目。美国最有代表的科技产业园区主要包括波士顿128公路、硅谷、北卡三角园等,成为美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交汇点。美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在世界上均为顶尖水平,并且建立了强有力的科技金融支持体系、完善的信用担保体系及专业化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构建了以资本市场、风险投资及科技产业的一套完善机制,在上个世纪70年代引领着世界经济的潮流。另外,美国还建立了小企业管理局,高科技金融机构遍布全美国,为美国高科技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高效的服务,激励社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另外,美国还构建了完善的信用担保体系,形成了社区性、区域性及全国性的三个层次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展现出了多层次、全方位及覆盖面广等特点,为不同市场之间的无缝对接建立了紧密的连接。同时,美国发达的股票市场及债权市场均较为发达,均为美国科技创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日本 日本作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日本建立了以政策性金融为主的银行导向型科技金融体系,同时建立了完善的信用担保体系、商业银行体系及风险投资市场,日本采用该种投资方式,加速了日本科技进步及科技创新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科技强国战略的实现。由于日本具有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及政策性金融体系,满足了日本不同创新企业的资金需求,促进了科技金融创新体系的高效运行和发展。另外,日本还具有世界领先的商业银行体系,为科技型创新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日本的担保机构以政府出资为主,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较低的信用保证收费及健全的担保机构风险控制机制。信用担保体系的建立,降低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度及融资成本,为中小企业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动力。日本的风险投资市场较为发达,并且先后在国家内部建立了科技金融支持政策,风险投资所使用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大企业集团及各大金融机构,日本高效风险投资市场的建立,为科技创新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带动性作用。 (三)韩国 韩国的科技金融体系由科斯达克为市场中心及政策性金融为主导的金融支持体系等创业板证券市场体系,推动了韩国科技创新工作的快速发展,主要包括政策性基金和政策性贷款两种形式。政策性基金是政策性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政策性银行为科技企业提供了政策性贷款服务,为韩国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进而带动了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科斯达克市场作为韩国举世瞩目的创业板市场,为中小企业及高科技企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融资渠道,为新技术应用型、研发开发型及风险投资型市场的发展提供了上市条件,带动了韩国科技创新工作的高效实施及发展。 二、国外科技金融创新支持战略对我国新兴产业的启示 (一)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基金 近年来,国家政府部门已经深刻的意识到了加强科技金融产业创新及发展的重要性,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基金建立作为国家经济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建设任务。首先,政府部门应建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目的是用小的资金来撬动大的社会资金,拓展资金使用渠道。政府的引导基金的方式主要包括阶段参股、参股子基金及由社会共同投资所形成的新兴产业。其次,加大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创业发展基金,地方政府部门需要定期做好创业发展基金的投入工作,主要用于扶持和鼓励自主创业。再次,设立科技风险基金,该项基金属于政策性风险基金的一种,被广泛应用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中,资金使用方式主要包括贷款贴息、资金投入及拨款资助等,加速了产业结构的转型、推动了高科技企业的快速发展及科技知识的产业化发展[4]。最后,建立科技企业贷款担保基金。由于科技企业在初期发展阶段,对资金的需求量较大、担保方式较少、信用等级较低,资金的来源主要以会员企业出资及财政拨付为主,该类基金在发展过程中为银行信贷行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担保,为企业更快获得融资提供了支持。 (二)大力发展企业孵化器 近年来,各地方政府部门已经充分的认识到加强企业孵化器建设的必要性,为新生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低成本的生长环境。我国各地区建立的孵化器情况表明,孵化器为高科技小微企业的培养提供了渠道,促进了小微企业成活率的提升。目前,中国正处于万众创业及大众创新的时代,为了能够孵化出优质的企业,为国家的经济发展贡献出力量,在企业内部建立完善的融资体系的孵化器具有必要性。在企业的初期发展阶段,孵化器给予了企业资金、政策及硬件上的支持,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质企业来源。因此,要求各地区政府部门应重视孵化器建设工作,以此为创业者的发展提供途径,进而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 (三)建立完善的战略新兴产业园区 战略新兴产业园区的建立,有助于提升产业规模效应及集群效果,推动产业园区的快速发展。目前,我国的大大多数产业园区均以传统性产业为主,已经无法适应当前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因此,要求政府部门需要在产业园区中积极引进知识密集型及高科技型产业园,以便能够吸引国内外一些先进的企业进入到产业园区中来。为科研机构与高校的合作建立渠道,促进产学研的快速融合。另外,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园区中应建立完善的融资体系及融资渠道,为优质的企业提供融资上的支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 三、结论 为了确保科技金融创新支持战略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强化对这一企业的充分认识,应明确把握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特点及发展规律,创新融资工具,制定出完善的科技金融政策,提升金融政策的支持力度,以此来实现对各方资金的充分调动,确保科技金融支持平台的完善建立,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形成长效机制,全方位的解决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带动新兴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转型和升级。 参考文献: [1]贾林娟.安徽省低碳产业发展的科技金融支持体系研究[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08):18-22. [2]廖继胜,韩兵.欠发达省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科技金融支持效率评价———以江西为例[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8,16(02):5-14+126. [3]贾林娟.安徽省科技金融支持低碳产业发展研究[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2):51-54+63. [4]庄燕娜.科技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创新思路与对策[J].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学报,2017,(03):135-137. [5]孙铭言.我国科技金融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J].创新科技,2017,(02):67-69. [6]邵传林,王丽萍.创新驱动视域下科技金融发展的路径研究[J].经济纵横,2016,(11):65-69. 作者:秦德新 单位:柳州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北京房地产论文:北京房地产业走势 “由于全球金融体系是建立在以美元为本位的基础之上,因此美国次贷危机向金融危机演变后,迅速向全球扩散。英国、日本、欧盟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均受其影响,出现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我国各大、中城市房价环比均出现下跌,商品住房成交量大幅下滑,市场观望气氛浓厚。2008年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从第二季度的10.1%下滑为9.0%,并且有进一步下滑的风险。保持房地产业健康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梅松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说道。 中国政府基于对当前经济形势的正确判断,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衡较快增长政策措施。去年9月15日,央行六年来首次调低利率。10月22日,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措施出台。11月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出台了投资4万亿元的刺激经济计划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12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北京房价下降空间不大 2007年的《北京经济蓝皮书》就曾经预测:“北京在接下来的两到三个月内,房价有可能继续小幅下跌,但随着2008年奥运会的临近,北京的房价仍然会转头继续向上攀升。奥运会结束以后,北京市房价可能会出现下降的趋势,但如果影响北京近年来房价上涨的因素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房价下降的空间不会很大。” “从2008年北京房地产市场的走势来看,北京商品房销售均价完全符合我们的预测。”梅松强调,北京商品房销售均价2008年年初有所回落,在奥运会举办前的7月份达到峰值,随后8、9月份开始回落。现在支撑北京房价上涨的基本因素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但由于国际国内市场环境发生改变,加上北京经济适用房和限价商品房的大规模开发建设,因此房价可能还会继续下降,具体下降的幅度有多大,还有待于对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观察,但我们仍然维持房价下降空间不大的预测。北京的商品住房均价从普通老百姓购买的角度来说,确实已经比较高了,超过了一般老百姓的实际购买能力。并且许多已经购买了商品房的业主也在承受着巨大的还贷款压力。北京的房地产开发商理智地面对市场变化,促使房价理性地回归,这不仅是应该的,而且也是十分必要的。 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当前房地产业对经济的贡献仍然较大,对上下游产业的影响也相当大。2008年前三季度,北京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增加值总额为683.34亿元,占北京GDP的9%,这几年来一直是北京经济的支柱产业。因此,保持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会有利于北京经济的平稳发展。主要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加快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和配售。当前尤其要加快保障性住房的销售特别是预售,以促使资金尽快回收,从而保证更大规模的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资金需求。 第二,进一步鼓励自住型和改善型住房消费。在国家已出台的首次和第二次贷款购买普通自住房的优惠政策、住房转让环节营业税暂定一年实行减免政策的基础上,北京还可采取降低中间环节的收费标准,给市民购买自住普通商品房一定的补贴或退税等办法。 第三,引导房地产开发企业积极应对市场变化。积极引导房地产开发企业理性对待市场变化和需求,主动采取措施,以合理的价格促进商品住房销售。帮助房地产开发企业拓宽直接和间接融资渠道,满足其合理的融资需求。 看房地产业未来走势 2008年北京市住宅市场出现了房屋销售量、销售价齐衰、开发投资大幅下滑的供需双向疲软态势。截至三季度末,开发投资出现2003年以来的首度负增长(-8.12%),施工面积、新开工面积和竣工面积均出现负增长。7月份以来,多块土地甚至限价房土地的流拍,反映出了开发商对北京市住宅市场未来的不乐观预期和投资意愿的大幅下降。住宅空置面积的下降,证实了实际需求的存在,但主要受心理预期的影响,北京市住宅市场有效需求受到了严重抑制,多年来少有的“婚育”双高峰都没能带来有效需求的释放,一、二手房销售均出现负增长。 北京市经济信息中心经济研究部齐心博士在2009版《北京经济蓝皮书》的专稿中指出,房地产领域需要关注以下三个问题:住宅市场供需双向疲软、商业地产明显供过于求、改善性住房需求受到明显抑制。 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刺激了北京市商业地产开发,部分开发商将未来三年甚至更长计划的项目都集中在奥运前开发,使商业项目在近两年出现了井喷,造成北京市商业地产供给明显过剩。2008年1~9月份,写字楼和商业及服务业等经营性用房竣工面积在房地产竣工面积下降7%的背景下,分别实现了119.73%和14.5%的增长;与此同时,空置面积分别增长了14.92%和24.65%。非理性的集中开发和世界经济下行的影响,给奥运会后部分商业项目、尤其是高端商业项目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 2009年,世界经济仍将处于调整期,面临衰退的风险加大,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房地产市场仍将呈现疲软态势。全球金融危机仍将持续,全球信贷市场将出现空前审慎,随着人民币升值的放缓和全球联合降息,游资重新规模性流动的可能性增加。我国房地产运行的政策环境将有所放松,但市场信心的恢复仍需时日。 2009年北京市房地产市场走势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土地供给依然充足,信贷形势依然严峻,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稳步回升。 虽然2008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大幅下降,但用于一级开发的土地投资保持了30%以上的增长,2009年土地供给仍将十分充足。虽然国家整体贷款规模增加,但受到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大项目需求的挤压以及银行对房地产业不景气的预期,房地产业贷款形势依然严峻。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将在2008年三季度达到阶段性底部后逐步攀升,预计2009年全年达到13%的增长。 二、房地产供给出现结构性差异 住宅供给不乐观,商业地产出现过剩,保障性住房供给力度不断加大。2008年北京市住宅施工面积和新开工面积出现负增长,由于传统房地产开发周期为2、3年,所以2009年竣工面积很不乐观;2008年三季度,北京市预售许可取证项目个数和预售面积均出现大幅下降,开发商信心明显不足,2009年上市项目套数预期下降。与住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08年商业地产竣工面积大幅增长,空置面积不断上升,在经济景气下滑的2009年,北京市商业地产将出现过剩。在保障完成《住房用地规划》要求的情况下,保障性住房的供给规模仍将逐年扩大。 三、市场需求依然低迷 虽然国家出台了多项刺激购房政策,但在北京市居民增收放缓、对未来宏观经济悲观预期下,实际购房需求短时间难以被激发释放;其中,首次购房需求将部分得到释放,但改善性需求难有改观,投资性需求仍将被极大抑制,住宅购买观望气氛仍将浓厚;在经济下行期,企业投资谨慎,再加上预期外资回流,北京市商业地产实际需求仍然相对不足。 四、房地产价格持续调整 受销售不景气、信心恢复困难、大规模保障性住房价格偏低的影响,房价整体仍将有小幅调整空间,但不同区位和不同档次的房价将呈现差异化演变,预计个别地区最大降幅将达到20%左右,黄金地段、新开地铁沿线房价仍将保持稳健。 五、房地产市场体系逐步完善 在各种交易税费下调和预期进一步下调或减免的刺激下,二手房交易或将企稳,租赁市场仍将延续2008年的繁荣态势,房地产二手市场日趋成熟,北京市房地产市场体系将逐步完善。随着租房价格的不断上涨,商品房的租售 比在2008年10月的1∶341(上年同期为1∶396)的基础上继续上升,向1∶200~1∶300的合理区间靠拢。 政府要让利于房地产供需双方 要保持房地产业健康平稳发展,究竟应该怎么做? 一、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政府要让利于房地产供需双方 在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只有改善居民收入预期,才有释放购房需求的可能。因此,政府要调整原有的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等领域的支出比例,建议将每年财政盈余按比例直接转入社保支出项目,增加居民进行购房消费支出的信心和能力。适当降低购买商业用房的税费比例,尤其是对创业型群体购房、高端产业群体购房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在开发商信心不足、预期供给下降的形势下,政府应适度让利,以刺激开发的积极性。可以采取减免相关拿地手续费用、进行土地增值收益分成、鼓励一、二级土地开发联动等措施。由于目前经济适用房的建设主要由国有和市属房地产企业承担,利润极低,很多处于亏损边缘,极大地影响了这些企业的经营和盈利能力,建议财政设立经济适用房建设专项支出,政府和国有企业一起承担这项民生责任。 二、完善第二套房政策,释放改善性需求 在国家出台刺激首次购买小面积住房需求政策的同时,要适度刺激中等收入人群存在的巨大的改善性购房需求。从制度设计上,对购买第二套住房的认定进行补充说明,将在购买较大面积住房1~2年内同时出售原有住房的排除在购买第二套住房之外,将已经征收的上浮利息在出售原有住房后,在总还款额中进行冲销,超额首付在重新计算后可以部分退还。 三、个税和房贷联动,挖掘公积金贷款潜力 在国家即将提高个税起征点的预期下,针对北京市购房群体进行一定微调:可以在纳税前,提前扣除房贷月供,对剩余月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可以对购房者在购房后开始还贷日起,按比例返还个人所得税;或在支付首付时进行一次性退税。进一步降低购房相关税费,尤其是二手房交易中间环节收费,可以采取取消两年以上二手房交易营业税等方法。进一步下调公积金贷款利率,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和还款年限,尤其是对夫妻双方都缴存公积金的家庭,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实行贷款优惠,并监督银行积极实行。 四、加大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建设力度,从制度设计上对限价房进行改造 进一步加大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建设力度,并将保障性住房建设选址与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紧密结合,既解决住房需求,也缓解了城市地面交通压力;将保障性住房建设和北京市南城发展战略相结合,降低政府和企业的成本,加快南城建设步伐。着手对已经成为“鸡肋”的限价房进行改造:要保证限价房供给,政府就要给开发商适度让利,可以采取土地出让金分成、减免税费等措施;要保障购房者利益,就要根据市场变化,适度调整销售价格,并进一步明确产权归属;或者直接让限价房淡出市场。 北京房地产论文:北京房地产投资“钱”景 北京市投资类物业的形成大约有10年的历史,从早期的单纯以写字楼为主体的市场演变成如今的多类型、多档次、投资类物业出租市场。目前市场上,投资类物业主要有写字楼、公寓、商铺。分布区域主要集中在二环线及周边,中央商务区及周边,燕莎商圈,亚运村商圈,中关村商圈。目前北京市的投资类物业市场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在项目的销售过程中,投资类客户逐步增多,投资购买意向趋浓,房地产的保值增值功能逐渐显现。 北京市投资类物业市场发展前景看好,投资热点区域和热点项目增多。建立在对宏观经济平稳发展态势的基础上,北京市房地产投资热潮有望升温,以自用为目的购买动机日渐增多。但随着存量的加大,投资类物业出租市场的竞争会变大,投资回报率有望趋于合理。目前在北京投资类物业出租市场上,正常投资回报率大约在10%~15%之间,当然具体到不同的物业类型和不同的片区,投资回报率有所不同。就写字楼出租市场而言,正常投资回报率多在12%以上;公寓出租市场的投资回报率约在10%左右,而商铺的投资回报率的变化范围较大,商务氛围较浓的区域的回报率可能会超过15%。 作为投资型物业应具备以下一些必要条件: 第一是地段,即物业所处位置是否在大型商圈内或靠近商圈,是否在人流集中的地区,是否有使用该类物业的客户等,地段基本决定了投资价值。 第二是影响物业本身品质的各项条件,现以居住型物业为例,列举如下: 自然条件。房屋的自然条件包括日照、温度、风向等气象条件和房屋景观、小区绿化、是否临水等人文条件,以及有无空气、水流等公害污染等。 环境条件。环境条件主要是指小区所处区域的城市功能规划性质、小区周边建筑物景观、小区物业管理水平等方面。 交通条件。交通条件主要是指城市及居住小区内交通网络的建立、道路等级、道路通过能力、交通设施是否齐全。 配套条件。配套条件主要是指小区内的水、电气、热、电视、电话等管线网络、学校、派出所、邮局、银行、商店、餐饮娱乐等设施的配套情况。配套设施的齐全与否,直接决定着该地段房屋的附加价值及升值潜力。 但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一些黄金地段物业的价格不断攀升,但随着城市交通和其他基础设施的发展,非热点区域的物业投资回报可能会更好一些。因此除了地段以外还可以关注物业的稀缺性。投资性物业的最佳位置应该是交通便利、经济发达、环境优美、配套设施齐全的地区。目前在北京主要集中在城市交通枢纽、三大商圈、长安街沿线、大型商业街区、使馆区以及随着城市规划、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而发展起来的新区等区域。 10年前的北京,曾经风行过买房投资,但在当时,市场尚未完全开放,物业较少且相互间无甚竞争,投资者中部分为先富起来的内地人士及部分港澳人士,其行为也多是炒作为主(炒楼花)的自发行为,经过10年的发展,产品与市场环境已逐渐走向成熟,在市场与媒体的引导下,投资行为日渐理性化,过去的自发行为变成如今的自觉行为。而目前的投资者中绝大部分为内地人士,由于房地产投资物业种类较多,在投资金额亦有很大差别,所以无法笼统的说出所有客群的特征,一般情况下,根据其购买物业的档次和投资金额把投资者分成高档物业投资者(大额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小额投资者),然后再进行分别描述。就目前而言,所谓的投资者主要是针对高档物业而言,即面向高档物业,如高档公寓、别墅、商住两用房、写字楼、大型商铺等进行投资的客户,这部分客户中,自由职业者、民营、私企老板约占80%左右的比例,其次多为金融证券、IT、律师等行业中的佼佼者。年龄结构呈枣核形分布,31岁~45岁之间的客户占到九成,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及足够的支付能力,对将来发展预期良好。总的来说,投资型客户年龄层次较轻,思维活跃,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强,相对也比较具有投资概念。 值得关注的是,最近一段时期,港人在内地投资置业的风气日盛,据统计,2001年港人在内地置业共达到19500个单位,与2000年相比增长15%,总金额达到87.75亿元,增长29%,预计今年港人在内地置业的单位总量会在此基础上再度增长12.8%,总金额会相应增长到23%。其购买单位主要分布在北京、深圳、上海、广州等地,在2000年港人置业行为中,投资比重仅占到7%,而在2001年,这个比例达到10%,预计今年的比例为15%~20%,回报率是置业中首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从总体上来说,商铺和写字楼物业的投资前景还是看好的,就写字楼市场而言,目前市场上人气旺盛,入住率和租金水平节节上升,投资者的信心也全线飘红,归纳起来有几方面原因:一是写字楼的客群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于国外的大型企业财团,因此与国际接轨较早,市场也比较成熟;二是目前国内经济还处于高速增长期,对写字楼的市场需求量不会萎缩,在这里要特别提到民间资本问题,多年来默默无闻的民间资本会在短期内浮出水面并成为今后经济的新亮点,其相应的需求量也是非同小可的;三是在未来几年内,随着中国资本市场逐步放开,届时会有以金融、保险、电信、物流等行业为首的一大批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预期较高;四是目前北京的办公成本在世界排名28位,与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并不相符,预计今后上升空间较大。完善的市场环境+新的内、外需求+升值潜力,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想不热都难。 实际上许多开发商早以把目光投向几年后的市场,并瞄准CBD、金融街、中关村三大板块,但目前市场上的新项目并不是很多,主要是由于三大板块规划方案的出台只是近期的事,另外写字楼从立项到建设竣工,开发周期也比较长。随着三大板块规划的出台,预计在未来的5年内会有1000万平米的供应量,虽然如此大的供应量是前所未有的,但如果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分阶段逐步推出,相信消化起来也不会是难事。由于北京特别是在三大板块区域,土地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即使短期内供应量相对过剩,但长期的经济发展也可以提供更多的市场需求来消化掉。 总之,大势虽好,仍需谨慎把握。正如“牛市”里也有人赔钱一样,没有风险的投资是不存在的。与居住型物业相比,写字楼投资存在着资金投入大、回报率高、存量难以掌握、需求不稳定、受经济形势影响大、适合长期持有经营而非短期炒作获利等特点,要求投资者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对宏观市场的正确了解以及良好的心态。 商铺是近年来才兴起的投资热点,之所以称之为热点,与当前的市场需求以及它自身的特点是密不可分的。 从宏观角度来看,我国经济正处于由投资型经济向消费型经济转换的过程中,这是由市场经济而非人为因素决定的,因此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对商铺有很大的需求量,但是商铺作为一种能产生商业利润的特殊房地产,适合其开发的土地供应有限,通常较为紧缺,因而导致市场需求大,就北京目前而言,虽然商业总体规模较大,但人均商业面积仍嫌不足,特别是近几年来,在旧城拆迁改造过程中,也拆掉了一部分商铺,因此进一步加大了供需矛盾。另外北京连续多年GDP增幅均超过两位数,经济活跃带动商业繁荣,进而导致商铺需求扩大。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商业、零售、金融、服务业等率先开放,国外零售业巨头准备正式进入中国市场。为应对新的经济形势,许多银行、零售商等已开始了新的“圈地运动”,商铺正是所谓商家必争之地。 商铺的特点是:回报率高,可以达到15%以上,在地块炒热的情况下,达到20%也并不奇怪;投资获利方式灵活,即可以从行业经营中获利,也可以很快转手变现而获取巨额利润;稳定性强是商铺的另一优势,租约通常为3至5年,或更长,因为承租户在装修投资、赢利预期上有长期规划;长期升值,商铺不会因时间增长而降低其价值,好的商铺还会因其稀有性而随着商圈的发展成熟不断升值。旺盛的市场需求、高回报、稳定、长期升值等诸多因素,把今年的商铺市场衬托的非常火热,这是对去年下半年至今,京城商铺空置率下降,租金上调现象最好的解释。 但是商铺类投资与其它类物业投资相比更显专业,因为落实到最终使用者上,还是要依靠经营而收益,是纯商业行为,因此对开发商和物业管理商的商业经营、管理水平要求更高。另外经济形势变化以及国民消费水准的增减,也是影响投资、收益的主要因素。 今年北京投资地产市场中居住类物业、写字楼商铺,这三者都会有热点出现,这与北京市的总体规划有关,但是程度不同,范围也不同。从这个角度说,居住类物业会产生局部亮点,写字楼市场要依托三大板块,商铺是普遍看好,从而造成写字楼优于居住物业,而商铺又优于写字楼的局面。就商铺而言,新的北京城市规划会造就新的行业类特色商业区域,永久性的商业设施会取代目前的小型商场和临街商业铺面,这可能是今年最大的投资热点。但不管怎么说,只有政策导向和市场导向才能决定热点和投资机会。 北京房地产论文:北京房地产开发投资现状实证分析 [摘要]本文基于当前北京房地产市场开发投资现状,从总量和结构两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及产生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房地产;开发投资;政策建议 1、北京房地产开发投资发展现状 近年来北京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迅猛,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一个重要增长点,房地产业在全市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 1.1 北京市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量变化情况 2005-2009年北京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呈不断上升的态势。2005年,北京市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为1525.0亿元,2009年上升至2337.7亿元,增长53.3%。除2008年有小幅减少外,其余各年均有稳定增长。 从年均增长来看,2005-2009年,北京市地区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12.0%,而同期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均增长率为11.4%,房地产投资的年均增长率仅为8.9%。北京房地产开发投资呈现出与经济发展相对应的快速增长特征,(见表1)。 1.2 房地产开发投资结构变化情况 按房地产开发投资结构来划分,总投资可以分为建筑安装工程费用、设备工器具购置费用以及土地购置费用三大类。北京市近几年房地产开发投资结构情况如表2所示。 2005-2009年,北京市房地产开发投资中土地购买费用从600.9亿元增加到1496.1亿元,增长149.0%,同期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的增长率仅为53.3%,而建筑安装工程和设备工器具购置两项费用则相对稳定,没有出现大幅上涨,并且在2008年和2009年两年反而出现了不升反降的现象。 从土地购置费用占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百分比变动情况来看,2005年该比例仅为39.4%,随后逐年增加,2009年北京房地产土地购置费为1496.1亿元,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为2337.7亿元,土地购置费用占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的比例为64.0%,比2005年高出24.6个百分点。 2、北京房地产开发投资存在的问题及政策建议 根据行业发展规律,在房地产快速发展期,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25%~35%是合理区间,房地产投资占GDP比重在8%~12%是合理区间(刘春兰,2007),超过上限,过热特征开始出现。2005-2009年北京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均超过35%,在2008年达到最高值62.2%,2005-2009年北京房地产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在20%左右,显示出房地产开发投资比例高出正常比例,应引起重视。另外,房地产开发的投资比例发生了较大变化,房地产市场中土地价格有了大幅增长,房地产开发商加大了对于土地的投资。 20世纪90年代初的日本经济崩盘,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7年以来的美国金融危机,都与房地产泡沫的形成与破灭有着直接关系。为此,相关部门应积极调控,将房地产投资比重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确保北京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要进一步完善北京市房地产的宏观调控政策,避免楼市过热造成的不利影响,通过税收、金融等手段限制房地产投机,引导房地产开发投资以适度的规模增长,这既关系到房地产行业的供给能力,也影响着固定投资的规模,从而影响整体的宏观经济。同时,由于房地产宏观调控是项系统工程,要从全局、根本上控制房地产投资规模过快增长就需要加强政策的规划性和系统性,加以政策管理和长期监督。未来北京市房地产调控的任务仍十分艰巨,因此有必要对长期的调控目标作出进一步明确,并根据现实情况及时有效地进行调整。 北京房地产论文:北京房地产开发中的闲置土地问题 [摘 要]本文基于当前北京房地产市场开发投资现状,结合2005―2009年的相关数据,对北京市房地产业的开发投资发展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并针对投资过热和闲置土地问题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房地产;闲置土地;政策建议 1 北京房地产开发投资现状 近年来,北京经济高速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北京市房地产市场也一路高歌,房地产开发投资不断增长,商品房价格大幅飙升,如此高涨的楼市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 (1)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例过大,楼市过热。根据行业发展规律,在房地产快速发展期,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25%~35%是合理区间,房地产投资占GDP比重在8%~12%是合理区间(刘春兰,2007),超过上限,过热特征开始出现。从下表可以看出,2005―2009年北京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均超过35%,2005―2009年北京房地产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在20%左右,两项数据均显示出房地产开发过热,应引起重视。 (2)土地占用资金过多,闲置土地问题严重。2005―2009年,北京市房地产开发投资中土地购买费用从600.9亿元增加到1496.1亿元,增长149.0%,同期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的增长率仅为53.3%。一方面,国家在2005年实行了包括“暂停审批”在内的严格土地政策,使得市场上土地供应减少,由于供小于求,土地价格在2005―2009年有了大幅的上涨。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房地产开发商有意“囤地”的行为。由于囤地可带来巨额回报,“囤地”已成为很多房地产企业惯用的赢利手段,开发商对于囤地乐此不疲。通过前后数据对比分析可发现,从约定开工时间看,经过10多年的囤积,增值高达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例如,2004年,泛海建设集团股份与北京市国土局签订东四环的土地合同,但直至目前这4块土地仍未开工建设,闲置期长达6年。目前这里新房均价估计超过45000元/平方米,而2004年该地区房价仅为18000元/平方米,按照二期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87.31万平方米推算,这4块地的升值额度达到237亿元。 闲置土地问题已成为关系到地价、房价、房地产调控乃至社会民生、经济发展模式等系列重大问题。为此,2010年7月30日,国土部《有关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闲置情况表》,强调会进一步严厉打击囤地、闲地、炒地行为。根据国土部调查表显示,截至2009年9月30日,全国共闲置土地1457宗,闲置面积14.7万亩,合同总价款为256.1亿元。其中北京闲置土地共160宗,闲置面积为1.1万亩,合同总价款为57.9亿元。其中合同总价款这一项北京占到了全国的1/3还多。 2 北京闲置土地的政策建议 北京市政府近年来对闲置土地的问题已有重视,但是重视的程度仍需加强。土地闲置问题的产生有着复杂的原因,和当地政府相关利益相关联。政府有关机关要首先以身作则,依法办事,透明审批程序,及时调查摸清闲置土地的最新情况,并及时将闲置土地的信息公布于众,接受人民的监督。作为市场中立者积极维护房地产行业按市场经济规律运行,杜绝过多的行政干预。另外,土地闲置是影响地价的重要因素,从而对整个房地产开发投资产生影响。要严格执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于现实生活中房地产开发商有意的囤地牟利行为予以坚决严厉制裁,对于违法的“地王”现象更要追究其法律责任。由于房地产宏观调控是个系统工程,要从全局、根本上控制房地产投资规模过快增长就需要加强政策的规划性和系统性,加以政策管理和长期监督。未来北京市房地产调控的任务仍十分艰巨,因此有必要对长期的调控目标做出进一步明确,并根据现实情况及时有效地进行调整。 北京房地产论文:北京房地产市场调控应进入转型期 1998年,我国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自此房地产业进入迅猛的市场化发展阶段。2008年末,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央和地方又密集出台多项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并已对市场产生一定影响。 但通过对1998年以来北京市房地产市场景气周期分析可看出:本市房地产市场供需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现已发生改变,政策调控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效果也发生变化,在本轮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本市应相机抉择,调整房地产市场调控取向。 不同时期房地产政策调控效果有异 我们对1998年以来各阶段仔细梳理后发现,不同周期内,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效果有异。 第一个周期(1998-2003年)政策调控效果显著。1998年在国家启动内需的大背景下,中央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本市房地产市场需求逐步得到释放,需求增加刺激供给上升,供需双旺带动周期上行。2002年,全国出现房地产热,中央开始收紧土地闸门,国土资源部下发《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家六部委共同颁发《关于加强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本市出台33号令《关于停止经营性项目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出让的有关规定》等政策,导致当年本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应声而落,带动周期下行。 第二个周期(2003-2006年),政策调控产生较好效果。2001年,世界发达国家不约而同采取频繁的、幅度较大的降息行动以刺激经济。为防通货紧缩,2002年央行先后下调公积金贷款利率和人民币存贷款利率,本市也将购房征收契税税率由原总购房款的4%降为3%;但房地产市场需求的释放延迟到2003年末,并因此带来周期上行。到2004年下半年,投资过热明显得到控制,但商品房价格仍继续攀升。为稳定房价,中央先后颁布新旧“国八条”,从房价、土地供应,供应结构拆迁、市场监测、检查等多方面切入。同年,国务院提高了包括房地产开发在内的四大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房地产开发(不含经济适用房项目)由20%及以上提高到35%及以上;本市国土房管局联合四部门制定《关于停止经营性项目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出让的补充规定》,本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于2005年跌落至个位数,带动周期下行。 第三个周期(2006年至今)政策调控效果低于预期。2006年下半年以来,需求大量释放再度带动本市房地产周期上行。房地产价格出现跨越式攀升,为稳定房价,国家出台以调整住房结构为重点的“国六条”;并及时启动金融服务,出台《关于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的通知》,“一费二税”上调等多项调控政策,同时央行收紧银根,但却收效甚微。直至2007年末,因为价格涨幅过大,刚性需求增长开始下降,同时受人民银行银监会的《关于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的通知》即“二套房政策”影响,投资需求大幅下降,房地产市场火爆行情出现逆转,并进入下行周期。 由以上分析可看出,1998年以来本市房地产周期波动的三次上行均是由需求增加引起。由于本市长期一直存在巨大需求,只要存在合理预期,即使是小幅税费减免政策也能起到显著刺激作用。前两次周期波动下行是受政策调控影响带来供给下降导致,而第三轮周期下行主要是由价格过高导致需求下降引发。价格对资源配置、市场供需的调节作用开始显现。 政策调控应进入转型期 从分析看出,本市房地产市场的市场化程度正日益提高,随着价格对市场供求的调节作用日益显著,部分政策的影响效果开始降低。面向房地产市场的政策调控取向应进行三个转变:由总量控制转向结构调整,由一级市场调控转向二级市场联动,由短期调节转向长期规划。 (一)由总量控制转向结构调整 从房地产市场供需看,政策调控对供需结构的影响明显大于对总量调控的影响。从需求角度看,分别针对刚性需求、投资需求的结构性调整政策因其针对性强,可操作性强,往往会取得显著成效(典型的包括“二套房政策”)。从供给角度看,对不同规划用途土地的供给调整(如减少别墅用地供给),对不同房屋建筑面积占市场比例的规定(如“70、90”政策)等都有效地影响了实际供给。从整体来看,房地产市场供需总量调节应由价格决定,尤其是商品房的供需,政府调节力量应主要集中于保障性住房的开发、建设、租赁、出售等方面。在保障性住房达到一定规模的基础上,地方政府可通过保障性住房的供给量来适度调节市场供需平衡,通过保障性住房的价格议定影响周边商品房价格。虽然近年来本市加大了保障性住房的开发建设力度,但仍与实际需求存在较大差距,因此继续增加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力度将成为现阶段的调控重点。 (二)由一级市场调控转向二级市场联动 房地产市场从产品供给方式看,分为增量房市场和存量房市场。由于数据信息限制,上文分析仅局限于增量房市场即新房市场,而实际上,由于拥有一定数量的央产房和占比达到20%以上的投机需求的存在,本市存量房市场已达到一定规模。但由于存量房市场信息不对称,资料不透明等多重因素,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本市存量房市场的发展。为刺激存量房市场交易,本市已开始筹建存量房交易市场,但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仍是其发展瓶颈。存量房市场的发展有利于形成住房梯级消费,促进增量房市场发展。因此应将主要针对增量房市场的调控转向二级市场联动调控:加快本市央产房产权认定及认购工作;进行全市房地产多级市场盘点普查,及时公开、公布各级市场房源信息,合理引导投资需求,增加存量房市场活力,合理引导消费需求预期及偏好,形成本市住房梯级消费。 (三)由短期调节转向长期规划 在经济下行期,政府加大对投资,尤其是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刺激力度,是短期内促进经济平稳增长的有效举措,但以保增长为主的短期政策目标却与优化结构调整为主的长期目标出现背离。在2008年本市房地产市场刚开始理性回归时,在中央及本市保增长政策影响下,本应出现的房地产开发业内部的优胜劣汰没有出现,本已开始行业整合的房地产中介业离散度再次加大,甚至刚出现小幅回调的房地产价格又开始回升。经济周期波动是自然规律,对房地产市场的短期政策调控难以避免,但短期调整应在坚持长期发展战略的基础上相机抉择。制定符合本市长期发展战略的“房地产业发展规划”将成为指导本市房地产市场政策调控基调的重要保障。 北京房地产论文:防范北京房地产市场外资风险 大量外资造成房地产高热不止 目前,我国房地产需求非常旺盛,房价仍然有上涨趋势。只要房价涨,这些房地产商的利润就会源源不断地增加。此外,人民币升值也是外资进入房地产行业重要因素之一。由于我国实行了比较严格的外汇管理制度,因此一些“热钱”流入中国将会显得非常困难,然而通过投资房地产就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这些管制。外资大量涌入国内房地产市场,将对国内房地产市场及经济产生多方面不利影响。 推动房价上涨,使中央政府调控房价的意图更难实现。大量外资进入国内的房地产市场抬高中国的房价,一方面会激励政府在极短的时间内挥霍既定的土地,损害下一代国人的利益;另一方面会诱导国内大量的企业也涌入房地产市场,继续推高房价。事实表明,国内不少地方的房价,先是外资进入,然后是外地资金进入,最后和本地资金一起对土地价格、房价进行炒作。而房价的快速飚升,不仅会把绝大多数当地居民排除在房地产市场之外,严重损害国内居民的住房福利水平,还容易使房地产市场的泡沫膨胀。泡沫总有破灭的一天。当外资在中国房地产市场获得了暴利而撤出中国市场的时候,房地产泡沫破灭的恶果就要国内广大民众来承担了。 产生对内资的挤出效应。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目前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局部的资本过剩,实物领域中的有利投资机会已不充足,局部地区的资本过剩明显存在。近年来我国金融市场存在的长期低利率、信贷资金大规模存贷差、银行对房贷的高积极性等现象都表明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外资直接投资的过度流入很容易形成对内资的大规模挤出,影响国内资本的合理流向,使内资在缺乏有利的实业投资机会的情况下流向虚拟市场,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干扰宏观调控。流动性过剩、银行信贷增长过快以及人民币升值压力过大是目前国内金融市场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外资大量流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央行将不得不用更多的基础货币来冲销大量的外币流入,从而使货币的流动性进一步过剩。同时,大量的外资流入也使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速度加快,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在金融项目没有完全开放的情况下,让外资大量进入不仅会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 为了防范外资大量流入国内房地产市场带来的金融风险,政府已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措施。2006年政府出台了《关于规范房地产市场外资准入和管理意见》的171号文件,对境外企业持有房地产的方式及外商投资房地产作了严格的规定。2007年3月,商务部出台25号文件,重申了严格限制外资投资房地产的精神。最近,国家外管局又下发了“130号文件”,对外资投资国内房地产的企业将一律不予办理外债登记和外债结汇批准手续。这些措施使外资投资国内房地产步伐有所放缓,但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7年一季度外资投资国内房地产仍然同比增长了68.7%。 外资进入北京房地产势头汹涌 2002年中国取消了外销房和内销房的区别,放开了外资对房地产投资的限制,使外资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脚步日益加快。2006年一季度,外资在中国购买建筑物的资金达45亿美元,其中北京和上海集中吸引了九成以上房地产外资。仅德意志银行在京就买下美林香槟小镇174套别墅,交易金额接近4亿元。 随着境外投资机构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介入越来越深,度过一阵物业收购热潮之后,更多的境外机构将注意力转移到开发领域。北京市政府从2002年以来,便逐步放宽了对地产外资进入北京市场的限制。目前外资开发商除了不能开发一级土地以外,在项目开发上,他们与本土开发商的待遇是相同的。2003年,外资投资于北京房地产业的项目就将近20个,总建筑面积达500万平方米以上,涉及投资总额近30亿元人民币,投资方所在国家包括新加坡、美国、日本、加拿大、英国、荷兰、德国、印尼等。2004年以后境外机构加快了进入了北京房地产市场的步伐。如2007年3月,重庆龙湖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和荷兰ING房地产机会基金联合参与了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南部组团的土地投标。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的最新统计,截至2006年12月底,北京市共有外资房地产开发企业344家,比上年同期增加34家,增长9.9%;房地产开发项目共计254个。2006年,外资房地产开发企业完成投资为266.7亿元,占北京市房地产开发投资的15.5%。2006年,外资在北京投资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主营业务收入323.3亿元,占16.1%;这些外资开发商实现的利润总额占北京市房地产行业利润总额的33.3%,金额达49.9亿元;应交所得税69.9亿元,占26.6%。外资房地产开发企业建设的商品房施工面积达到1561.1万平方米,占北京全部商品房施工面积的14.9%。其中,商品住宅769.8万平方米、办公楼326.9万平方米、商业服务业等经营性用房252.7万平方米,分别占全部的12.2%、26.2%和18.0%。在北京市2607.6万平方米的商品房销售面积中,13.6%是由外资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的,销售面积达353.5万平方米。其中,商品住宅销售251.5万平方米,占全市商品住宅销售面积的11.4%;办公楼81.8万平方米,占31.4%;商业服务业等经营性用房12.8万平方米,占11.8%。 从外资进入的方式来看,除了直接收购地产物业,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入股或合资。如华平投资与阳光100、富力地产、北京融科开展合作,累计出资10亿美元;美林与北京银泰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二是注资。如软银亚洲和凯雷投资联合向顺驰注资4500万美元。三是独资。如凯德置地在北京设立开发企业,2005年上半年投资达78亿人民币。四是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开展房贷业务。如东亚银行北京分行2005年业务量中,房贷已占30%。 此外,外资也开始涉足国内的房地产中介服务。根据中国入世的承诺,2007年中国政府开始允许外资进入金融服务领域。2007年8月,首家外商独资房地产担保公司中易安房地产担保公司在京成立。中易安担保是世界500强之一的美国房地产金融服务商“第一美国集团”全资子公司,而继其后,又有几家规模与其相当的外资担保公司正在申请进入。 目前,北京市房地产市场已出现过热的苗头。房屋售租比是指房屋的总售价与每月房租之间的比率,它是国际上用来判断某一区域房产是否具有投资价值和存在价值泡沫的普遍标准。国际上用来衡量一个区域房产运行状况良好的售租比标准为200:1到300:1。而据京城房产中介的数据显示,8月份北京市普通住宅平均售租比已达到315:1。在这种形势下,应当对外资继续流入北京房地产行业实行限制措施,抑制房地产行业短期内的过度投资。 近期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限制外资投资政策,加大了外资进入中国的资金成本,但对投资回报率期望较低的海外资本影响不明显。这些政策的出台将在短期内对部分外资机构投资者,特别是一些在中国持中短期发展策略的投资基金产生影响,而持长期发展策略的投资者仍在积极寻找国内合作伙伴并参与优质项目的管理与开发。此外,外资机构会采取各种措施规避管制。如,一些外资机构由于已经和国内银行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并具有一定的依存度,他们通常会把外汇存在国内的银行,再由银行贷给他们人民币,然后投资到房地产项目当中。还有一些外资基金投资内地房地产公司的股权通过采取运作海外上市的方式实现退出。 北京应防范房地产外资风险 严格限制外资直接收购地产物业,防范金融风险。应当调整资本流进流出的政策,特别是应该限制境外短期资本投资境内房地产。2006年7月24日,建设部等五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规范房地产市场外资准入和管理的意见》(即第171号文件),随后北京迅速出台实施细则,限制境外人士购买第二套住宅。但171号文件并没有从根本上限制外资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无论对外商在华投资项目转让和股权的转让,还是在对外资企业办公用房的管理方面,都没起到对外资的实际限制,外资仍然一如既往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要想真正抑制外资大量进入房地产市场,北京市应该出台更加全面细致的规定,限制外资企业和个人直接购买房地产。此外,还可以通过税收等方式提高其持有成本,如征收物业税。我国现有的房地产管理体制是土地、房产分割登记,评估也不统一。《物权法》出台后,可以考虑改革房地产管理体制,成立独立的登记机关,实行统一登记、统一评估税基,并对中介评估行业加以规范。 对外资直接投资房地产企业加以限制和引导。就国内情况而言,要对外资直接投资房地产行业作必要的限制,除经济手段之外,也要有适当的行政手段。对于北京房地产市场,应重点限制高端产品,如对土地利用规划和计划,应收紧对高档地产物业的土地供应,甚至可在一段时间内停止供地;投资管理应停止这类项目的立项审批,或上收审批权限;建设部门不发建筑许可;工商部门不予登记,等等。 可以通过城市规划,对外资投资房地产行业加以引导。如政府办公区、大学城、娱乐城等等,可以建到离城区几十公里以外的地方,通过发展房地产,逐步形成新的豪华城区,使城市外延扩展。在这方面,国外如美国等有成熟的经验,国内也有成功的做法,可以参照。 鼓励外资进入房地产中介行业。近年来,随着房地产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住房贷款、房产融资与房产理财需求的增加,房地产金融担保行业的发展也随之加快。而《物权法》以及存量房资金监管政策的出台,也为房地产担保企业的发展带来空前机遇。外资房地产中介的进入,在带来先进理念的同时,可以促进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有序健康地发展。在很多房地产市场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房地产领域的分工相当细致。如在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只负责交易信息的提供与交易促成,而房屋交易在签约前的产权核查与确权,以及交易促成之后的权属变更、按揭贷款等服务都由另外的专业机构来进行。这种方式一方面可以避免房地产交易环节的暗箱操作,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整个房地产产业链带来一种科学的分工。外资房地产中介的竞争,可以推动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内的分工,促进国内房地产中介的专业化、规范化以及服务水平的提高。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应用经济与管理研究所) 北京房地产论文:北京房地产市场未来趋势判断 新建商品住房(不含保障房)市场很焦灼。2011年1~9月,新建商品住房(不含保障房)成交4.66万套,同比下降23.4%。成交均价涨势趋缓。 成交价格波动幅度较大,原因有二:其一,从统计角度来讲,由于本身成交量较小导致价格计算样本缩小,就会造成价格波动的可能性增加;其二,各区域成交比重变化频繁,例如3月均价为18629元/平方米,主要因为当月五环以外成交量占总成交量的80.8%,为一年来最高(见图1)。 高端别墅市场大幅萎缩,四环六环之间价格开始松动。1~9月全市别墅成交1400套,同比下降40.6%,高于整体市场降幅;从产品结构构成上来看,仅仅是独栋别墅明显萎缩,同比下降54.0%,而联排别墅出现了逆市上涨,成交量同比上涨2.9%(见图2)。 新开项目销售率不高,开发企业推盘积极性受挫。在调控之初,市场尚不明朗的大背景下,开发商大多选择谨慎观望,并积极寻找适应市场变化的推盘策略,4~6月、9月两时间段中,部分开发企业开始试探性推盘。 二手房市场很低迷,2011年1~9月二手住房成交7.7万套,同比减少42.2%。成交均价涨势趋缓。 其中,三季度成交量为20256套,同比减少33.1%,环比减少4.8%。5月以来,二手房成交量呈现逐月小幅回涨态势。2011年1~9月,二手房成交均价23972元/平方米,同比上涨18.1%;从各月价格变化走势看,总体上涨趋缓,9月成交均价环比8月下降2.3%,价格下调幅度大于新建商品房市场(见图3)。 租赁市场火热,但正在步入淡季。前三季度成交量同比上涨5.8%,成交均价保持高位。 成交总量环比二季度上涨了4.2%,与去年三季度的成交量相比大幅上涨了近30%。租赁旺季使得租赁市场供需比上升为1:3-5,比二季度的供需比上升了0.6%。在区域租赁市场方面,三季度北京方庄、通州梨园、芍药居、北苑、双榆树、五道口区域是租赁市场成交最为活跃的六大板块。 房地产市场未来走势判断 购买制度与货币基调成为主导市场的关键要素。 第一,限购、限贷等政策松紧程度影响楼市成交量的涨跌。2007~2011年期间,除了传统的季节性变化之外,北京市新建商品住房成交量的增减与同期出台的限制购买资格、限制贷款条件等政策密不可分。另外,成交量对出台政策极为敏感,绝大多数政策一出台,最多半月之内成交量就开始有明显变化。 第二,货币政策基调及企业资本实力影响成交价格的起伏。2007~2011年期间,刨除成交结构对成交均价的影响,新建商品住房成交价格趋势的增减与全国宏观经济运行关联性较大,尤其与货币政策基调基本一致。另外,价格变化与货币政策基调转变并非同步,价格变化滞后于货币政策变化,滞后期少则两个月、长则半年。 尤其是在价格下调过程中,房企与市场还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的博弈,博弈时间长短取决于企业自身资金压力和负债情况(见图4)。 北京房地产论文:北京房地产回归“短缺经济” 整体来看,2005年北京土地供应非常不足。 第一, 土地供给面积同比大幅下降,前10个月,北京供应住宅用地仅为572 公顷,规划建筑面积832万平方米,同比下降38%。 第二,相对市场开发需求及购房需求而言,远远不足。前10个月,住宅土地供给建筑面积为832万平方米,而同期的住宅新开工面积及销售面积分别为1265.53万平方米和2138.68万平方米。如果以市场规模不增长计算,土地供给仅相当于开发需求的65.74%,相当于购房需求的38.9%,目前市场销售则维持在30%以上的高增长状态。 第三, 相对北京市场土地供给计划而言,还远没有完成供地计划。根据2005 年土地供应计划,北京市供应商品房用地面积应该是1750公顷。但截止到10 月底,北京市国土局向北京市供应住宅用地仅为572公顷。也就是说,前10个月仅完成全年计划的32.69%。 供给短缺无可避免,价格仍将上涨 从目前先行指标看,北京房地产供给短缺无可避免。房地产开发的特点是周期较长,当期的供给量是由前期的施工项目决定的,而施工面积又由再前期的开工面积决定,开工面积又会受到再前期的土地开发及土地购置面积的影响。同样,今后的竣工面积及投资额,则是由目前的施工面积、开工面积、土地开发面积、土地购置面积等指标所决定的。 因此,通过观察先行指标的增长情况,基本上就可以判断未来行业的增长情况。自2003年起房地产开发的先行指标开始回落,特别是进入2004年,回落速度开始加快,而且基本上是越是先行的指标,回落的速度越快。 2005年前个月,先行指标均处于低位,越是先行的指标,下降幅度越大,下图 2、3反映了这种情况: 供给短缺必然导致房价的加速上涨。多年来北京房价一直保持相对稳定,但自2004年底开始,北京供给增速在快速下降,导致房价加速上涨, 未来一段时间,北京供给(至少是增幅)下降将更加明显,北京房价涨速仍将持续在较高的水平上。 资金、土地仍是导致供给下降的主要原因 供给短缺的主要原因在于开发商资金短缺,在过去两年内,房地产开发对资金的需求大幅上升,但资金供给却遭受巨大限制,导致资金短缺。 一方面,由于土地价格上涨、地价支付由首付10%至30%提高至一次性付清、清理拖欠工程款等政策,导致住房开发对资金需求量大幅增加,增加幅度估计在5 至10 倍。 另一方面,资金供给却在下降,银行贷款是房地产开发的主要资金来源,包括对开发商的贷款及对消费者住房的贷款,两部分加起来占房地产行业资金来源比例约70%。受2003年央行121号文件及2004年宏观调控影响,银行贷款在快速下降,以长期以后40%以上的增长速度降至2004年1%,2005年这一指标有所回升,但依然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 土地储备为王 未来的趋势已经很明显,供给不足导致房价上涨,从而导致项目毛利率大幅提高,这同样也会导致土地价格快速上涨,而且土地储备对资金的占用将越来越多,因此,在北京拥有较多土地储备的公司则可从中获益,如阳光股份、亿城股份、冠城大通等。金地、万科等一线开发商在北京的项目储备已经明显不足, 这类公司正在大量寻找项目,前期金地集团、北京城建已经了在北京新增项目的公告,万科则希望以并购来快速增加土地储备。 北京房地产论文:北京房地产价格及其影响因素的浅析 摘 要:房地产价格尤其是住房价格是当前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本文以北京市房地产价格(主要以住宅价格)为研究对象,试图探讨在现阶段我国房地产市场环境下,哪些因素对北京市房地产价格产生影响。 关键词:房地产价格 影响因素 探讨 1.近年房地产价格趋势 多年来房价的高速上涨,已使城市中特别是北上广的普通白领对拥有自己的房产越来越感到可望而不可及,更不要说其他的下层民众。2010年4月以来,面对疯狂上涨的房价和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中共终于开始实行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从国十条到国五条,从上调房贷到限购、加息,从试点出台房产税到打击囤地和捂盘惜售,从抑制房产投机需求到加大保障房供给,这次房地产调控的力度之大、涉及面之广前所未有。房价的不断攀升,政府对房地产市场泡沫扩大的担心与日俱增,自然而然地有关房地产价格的的影响因素成了大家所关注的问题。 2.我国房地产价格主要影响因素 我国由于处于转型期间,房地产市场的真正发展时间还较短,影响住宅价格的主要因素和国外或其他地区有一定差异。根据我国学者近年的研究成果,现阶段我国住宅价格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城市人口、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商品住宅销售面积、人均住房使用面积、恩格尔系数、住宅成本、住宅租金、住宅抵押贷款和心理预期。 3.北京市房地产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3.1经济及金融因素对北京房地产价格影响 3.1.1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房产价格影响 从国民收入总量来看,如果假定国民收入分配比例不变,在排除了通货膨胀因素以后,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房地产业的发展一般呈正相关关系。因为,国民收入的增长既能反映在一般消费者购买力的增长上,也能反映在社会投资水平和可供投资的资源数量的增加上。在住宅支出占消费者收入比例不变的条件下,一般消费者购买力的增加同时表现为对房地产商品支出的增加。另一方面,社会总投资水平的增加也使得对工业房地产、办公楼宇等的需求增加,从而,国民收入总量的增加会促进房地产业发展。反之,在国民收入水平下降的情况下,撇开调节的时滞因素,消费者收入中用于住宅的支出相对量不变,而绝对量会呈下降趋势。一般可以认为,如果国民经济增长加快,房地产业增长会更快;反之,如果国民经济相对下降了,则房地产业下降速度会更快。 3.1.2投资水平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 实际投资水平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必然直接刺激房地产业的发展。 反之,投资水平的降低,特别是固定资产被控制时,房地产业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可见,就社会总投资来说,社会总投资和房地产业规模成正相关关系(见表四)。投资的部门结构与房地产业的相关程度越高,对房地产的刺激作用就越大;反之,相关程度越低,这种投资水平的增加或减少对房地产业规模的直接影响也就较小。 3.1.3消费水平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 一般而言,消费水平越高的国家对房地产商品等高价耐用产品的需求也会越大。反之,则会缩减。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经济飞速发展,居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消费水平不断提高。10年来北京市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增长较快,表现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快速增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不断提高.从收入需求弹性来看,在增加可支配收入的情况下,居住这项的弹性大于1,说明北京市市居民对住房需求量的增长率高于收入的增长率。这也是北京市近几年房地产价格逐年上涨的原因之一。 3.2社会因素对北京房地产价格的影响 3.2.1北京市人口因素与房地产价格关系分析 由于中国正处于城市化进程中,许多中小城市房价由于农村人口大量进城,人口也在持续攀升。虽然人口总量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不是必然的,但是它对房地产市场形成了潜在的支持力,当众多的人口具备相当的购买力和购买欲望时,需求就会旺盛。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产业结构的高度等不仅决定了城市房地产的品质(拥有较好基础设施的城市和小区本身就是房地产品质的一部分,较高产业结构的城市区域一般来说环境质量也会较好),而且也影响着购买欲望和购买力。 由图表的数据我们可以知道,北京近十年来人口数量急剧增加,外来人口也不断攀升。北京作为国家首都,基础设施及产业结构比较完善,影响了人们对住房的购买欲望。这也是造成北京房价较高的原因之一。 3.3住房制度改革对北京房地产价格的影响 住房制度改革是推动房地产业发展的根本性力量,没有住房制度改革,就不存在房地产市场。它主要是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影响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的。 3.3.1从制度上保证房地产市场体系建立的必要条件 切断单位建房、分房的旧渠道,停止住房实物福利分配,居民只能从市场上购买或租赁所需的住房,从而保证了市场体系的需求要素。 3.3.2从居民住房观念和消费能力上强化需求的有效性 住房制度改革内容之一的公积金制度的建立,有利于政策性抵押贷款的建立,提高职工购、建住房的能力和对住房消费能力的心理预期。同时,通过舆论的引导和宣传,转变了居民的住房观念,刺激了需求。 3.3.3从配套制度上为房地产市场的完善创造条件 住房制度改革的每一步,也是住房金融制度改革或创新的重要一步。通过完善住房抵押贷款、开发建设贷款、产权抵押登记、住房贷款保险等制度,为房地产市场的完善创造了条件。 北京房地产论文:北京房地产市场泡沫分析与对策 摘要:房地产业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但是近年来,我国的房价持续上升,房地产价格虚高容易造成房地产市场泡沫,甚至可能成为阻碍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因素。文章分析了北京房地产行业发展的现状,并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对策。 关键词:房地产泡沫;原因;对策 近年来,我国的房地产业正经历着飞速发展的时期,目前房地产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更是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主要行业之一。因此,房地产业的良性发展,对于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保持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如今我国大中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增长过快,远远超过了普通群众可承受的程度,房地产甚至也成为一些商人投机的主要工具。这类社会问题已经引发了国家和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从2005年开始,国家不断推出相关政策如“国八条”、“国六条”、“新国八条”等等。但是这些政策在短期内并没有对房地产业起到太大的作用,各大中城市的房价仍然居高不下,甚至造成房地产泡沫。 一、房地产与房地产泡沫的概念 (一)房地产的概念 房地产是指土地、建筑物及固着在土地、建筑物上不可分离的部分及其附带的各种权益。房地产由于其自身特点,即位置的固定性和不可移动性,在经济学上又被称为不动产。主要有三种存在形态,即土地、建筑物、房地合一。我们通常所说的房地产主要是指房地产建筑物。 (二)房地产泡沫的概念 所谓房地产泡沫是指由房地产投机等原因所引起的房地产价格脱离其市场基础价值、持续上涨的价格运动现象。它表现为:在经济繁荣期,房地产价格飞涨形成泡沫,但达到顶峰状态后,市场需求急剧下降,房价大跌,泡沫破灭。准确来说,房地产泡沫应该是房地产资产的价格脱离市场基础价值的运动。 二、北京房地产状况分析 (一)市场基本情况分析 房地产市场具有很强的区域性,北京作为首都以及我国的经济文化中心,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加之北京申奥成功的一系列利好消息,外资及外地房地产企业纷纷进入,使原本看好的房地产市场价格更加坚挺。但是在景气的市场背景下也应存在开发规模的高速扩张带来的销售压力、供需失衡导致的大量空置面积和高危险空置率、房价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不协调上升引致的不合理房价收入比等诸多问题。 (二)行业投资供应分析 据北京市的统计报告指出,北京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仍保持较快增长,房地产投资额占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例自1998年以来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增长,从1998年的32.66%一直增长到2010年58.27%,已经逼近60%,房地产在固定资产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在投资增长的同时,北京市房屋供给也在相应的增长。其中:2004年北京商品房开复工面积9931.3万平方米,较上年增长95%;竣工面积3067万平方米,较上年增长18.2%;销售面积2472万平方米,是竣工面积的80%,是当年施工面积的2.49%;施工面积远大于销售面积和竣工面积。 (三)房价收入比分析(见图1)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和北京市房地产交易管理网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目前北京市的房价收入比已达27∶1,超出国际平均水平5倍,而同时北京市的工资水平位列全球第64位;还有一个国际通用的指标是“租售比”,所谓“租售比”,是指月租金与房价之间的比值。最新零点调查机构统计的一项北京租售比调查,结果显示:92%的参加者称所住房屋的月租售比超过300倍;45%参加者称月租售比超过500倍;21%的参加者称所住房屋的月租售比在500倍到600倍之间,高于600倍的有24%之多,而超过500倍的租售比意味着,房主出租40年也不能收回投资。 (四)商品房空置情况分析 2002年北京市房屋空置率达到26.8%,到2010年其空置率仍高达17%。如果以国际上10%-13%的警戒线作为标准,毫无疑问北京这么高的空置率可以看作是房地产市场存在泡沫的一个征兆。一路上升的房价,使得越来越多的房子压在了开发商手里。北京市统计局的最新报告显示:2011年末,全市空置商品房面积达到637.42万平方米,比年初上升21.6%。其中:商品房空置299.7万平方米,住宅房空置330.6万平方米,比年初分别上升31.6%和10.5%。 (五)房价增长趋势分析 根据日本的经验,如果房地产市场存在泡沫,那么房屋销售价格的增长率会远大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本文选取统计年鉴上的北京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北京房屋销售价格指数,重新计算后得到两个指数的增长率。结果显示:自2005年来,房屋销售价格的增长率均在居民平均消费价格指数之上,且有逐年增大的趋势,说明北京市房地产价格的增长速度大于其他商品价格增长的速度,且两者的差别幅度越来越大。 三、房地产泡沫的危害性 房地产业是一个与诸多产业高度相关的产业,这意味着房地产不仅自身投资规模大,其乘数效应也相应较大。在房地产高速发展时,它会带动诸多产业的共同发展。但当房地产业发展违背了价值规律产生泡沫,其泡沫破灭产生的负效应也会波及其他行业,使国民经济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房地产泡沫的危害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房地产泡沫的存在和发展抑制了其他产业的发展 房地产泡沫的存在使得投资于房地产有更高的投资回报预期。因此,大量的资金向房地产行业集聚,投机活动猖獗。泡沫经济时期,由于房地产投机带来的高额营业外收益,使企业在行业的虚高增长引诱下,通过银行大量间接融资来扩大其房地产投资。大量的资金向房地产业流动,意味着生产性企业缺乏足够的资金,或者说难以用正常的成本获得生产所必须的资金。 (二)房地产泡沫破灭将直接导致金融危机 房地产泡沫破灭意味着房地产价格的急剧下降,房子销售不出去,房地产企业的大量投资无法收回,经营极其困难,而且大批破产。由于银行等金融机构是房地产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因此,房地产泡沫破灭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给金融机构带来了大量的呆账和坏账,金融机构不但收不上利息,甚至即使实行抵押权也无法全部收回贷款。此外,大量不良债权还影响到了银行的国际信誉,使得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海外的筹资成本大大提高。 (三)房地产泡沫破灭导致生产和消费危机 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往往伴随着经济萧条,股价下跌,企业财务营运逐渐陷入困境等。股价下跌使企业发行的大量可转换公司债在长期内不能转为股权,从而给企业带来巨额的偿债负担;此外,地价和股价下跌也使企业承受了巨大的资产评估损失和被迫出售土地和股票的销售损失。经济不景气和个人收入水平的下降,会减少居民当期的消费,个人消费的萎缩又使众多生产消费品的产业部门陷入困境。 (四)房地产泡沫破裂还可能引发政治和社会危机 房地产泡沫破裂和经济危机的发生,将会造成大量的工厂倒闭,失业人数剧增。在金融危机下,犯罪案件激增。以马来西亚为例,1997年房地产泡沫破灭以后,当年的犯罪率比1996年增加了38%,1998年第一季度犯罪率比1997年更增加了53%。由于人们对日益恶化的经济危机感到不满,社会危机逐渐加剧,社会动荡不安。 四、针对地产泡沫的对策与建议 无论是从房价的急剧上涨还是从投机需求的不断增长来看,北京房地产市场都存在潜在的泡沫危机,如果不加以防范和控制,在不久的将来就有可能形成泡沫经济,对整个社会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本文对预防与改进房地产泡沫提出以下对策: (一)进一步完善监管体系 完善的监管体系是预防和克服房地产泡沫的必要措施。很多地区房地产泡沫的破灭都是由于银行、金融机构等监管体系的不健全而导致的。首先,我们应该加强对于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资产流动性、风险管理以及控制能力等方面的监管力度,因为推动地产泡沫产生的资金都是从银行流出的。其次,就是加强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和对于经济形势的监控。同时,需要建立风险机制,正确地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避免呆帐、坏账损失和信用膨胀,减少金融机构的风险。最后,加强对于外资的监管。 (二)严格控制土地出让市场 本次房地产周期中,北京市的某些地区存在着土地炒卖现象严重、地价上涨幅度大的现象。因此,需要对土地市场严格控制,规范土地供应,加强存量土地的管理,严格控制土地供应总量,从源头上控制土地供应量。这方面可以借鉴香港地区的经验,滚动编制各地区的土地供应计划,对每年土地供应量进行严控,所有土地进入市场都必须进入招投标,对土地供应计划严格执行。加速推进土地的招标和拍卖制度,对于土地招投标市场中的问题,政府应严格执行法规,加大监管力度,控制土地开发数量;严格限制土地炒卖和土地闲置,通过税收手段提高土地炒作和土地闲置的成本,对闲置土地长期不开发的要执行收回制度。 (三)大力发展公共租赁和廉租房制度 借鉴香港和新加坡的公屋发展模式,大力发展建设租赁房和公租房,公共租赁房和廉租房不仅适应低收入者的承受能力,而且解决了中等收入人群即“夹心层”对住房的现实需求,从而降低人们对房地产市场的刚需。根据国际大都市的经验,大都市居民约有一半是租赁住房,也就是说,住房租赁市场是最大的住房供给来源,但北京住房租赁市场却发展缓慢,存在市场不规范、规模小、税收负担重、交易成本高等缺陷,严重制约住房租赁市场的发展,因此,积极发展租赁市场应成为北京市政府的一项长期重要政策。 (四)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费改革,完善相关土地政策 现行土地政策以及房地产税费制度的弊端已经越来越明显,房地产税制改革势在必行。物业税也被称为财产税或地产税,主要针对不动产。根据政府的要求,不动产所有者或承租者须按期缴纳一定的税费。据国家财税部门的介绍,物业税改革的基本框架是将现行的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土地增值税以及土地出让金等收费合并,转化为房产保有阶段统一收取的物业税。由于物业税是把商品住房70年的地租改为按年支付,同时物业税是按照当年地产的评估价格征收,因此物业税具有较强的打击房地产投机的效应,起到了抑制房地产泡沫的作用。 (五)建立完善房地产泡沫预警体系 建立完善的地产泡沫预警体系可以对房地产泡沫的产生进行预告,还可以对泡沫的严重程度做出判断,对泡沫的破裂发出警报。该体系可以通过公布房地产信息,增强楼市透明度,引导开发商理性投资、购房者理性消费等方式,使政府部门逐渐从行政干预转为市场引导。 (六)规范市场秩序,加强市场信息的公开透明 规范的市场秩序和信息的公开透明有利于人们建立合理的预期,从而引导房地产理性投资和消费,抑制炒房和哄抬房价等行为。规范市场秩序应从法制建设上着手,完善房地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企业在房地产交易、合同签订、质量保证、广告、中介等方面的行为,同时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手段,将房地产各相关法律行政制度以及房地产市场信息公之于众,并将各类房地产企业和中介服务机构及相关人员的基本情况、经营业绩、经营中违规违法劣迹及受到的处罚等进行记录。 (作者单位: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北京房地产论文:北京房地产中介市场发展状况探讨 【摘要】近十年来我国房地产发展势头迅猛,尤其在北京、上海等这样的发达城市中催生出了房地产中介服务行业的繁荣。在十几年的发展,房产中介行业也逐渐由充满暴力与黑暗的行业状态逐步走向专业与规范的道路。虽然我们能够看到整个行业在发展过程中的蓬勃向上,但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长久以来,房产中介都在一个较低层次的水平上运行,房地产中介服务公司数量庞大,素质良莠不齐,经营不规范,服务水平低等问题非常严重急待解决。 【关键词】房地产中介 服务营销 一、房地产中介行业服务营销的内涵 房地产营销是市场营销的重要分支,通过房地产市场交换,满足现实或潜在房地产需求的综合性的经营销售活动过程。对于我国房地产营销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房地产中介的从业人员也对服务营销的认识还处于较为肤浅的阶段。许多营销失误的原因都是因为对服务营销的内涵不能够深入理解造成的。不过随着房地产实践的逐步深入,在北京、上海或许多发达城市,已经成为房产中介行业营销的排头兵,为房地产中介行业服务营销的发展道路事先做一示范。然而深刻的认识服务营销理念与策略,如何对房地产中介的服务营销组合进行更为深入的调整与组合,成功进行服务营销战略也是企业能在未来市场中获得成功的关键之一。 (一)房地产服务营销是一种态度,理念或思考方式 服务营销作为一种理念,它的概念或必须能够引导所有的人,过程,及组织各个部门,而且组织中的每个部门都必须理解并且接受这种观念,这是成功展开服务营销活动的基础。首先从行动理念上对营销的认同是能够良好实行服务营销的基础. (二)房地产中介服务营销是一种组织 成功的服务营销还要要求企业以一种恰当的方式进行组织。那些做出并兑现承诺的部门必须相互配合,如果发生争执,则无法合作,表明整个企业没有形成真正的营销观点。在现今竞争的环境中,企业承受不起部门间存在的障碍,营销理念必须在组织中广泛传播,可以被接受。 (三)房地产中介服务营销包括有一系列的工具与组织活动 服务营销以提供无形服务为目的,无形是服务营销最明显的特征,服务可以表现为一种行为,努力或绩效。顾客难以具体判断服务质量,它取决于顾客的感知。当服务营销具体的表现为像包装,或活动那样具体,才是能够让顾客感觉到营销的一种方式。但这也是许多人误解服务营销的一种方式,因为这也只是服务营销中的一个方面。 二、房地产中介行业的特定内涵 房产中介行业是非常典型的服务行业,它几乎不生产产品,对客户及业主双向服务。所以无论是在买方市场还是卖方市场的情况下,都必须关注服务营销。服务营销的内涵与传统营销不同,其营销组合要素也有一定的调整,有经典的4p组合扩充为7p营销组合,增加了人员,过程与有形展示三个要素。房产中介企业通过中介及附加服务来获得服务收益的社会机构。是否能够提供良好的服务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一)注重品牌营销 房地产中介行业的服务同质性很强,中介公司准入门槛低,各个中介公司提供的服务有很强的模仿性,所有在营销过程中不断宣传的同时,应注重建立诚信中介品牌。客户对于中介公司的选择更多的是会被熟知的品牌所吸引而不是中介公司更够提供的具体服务。 (二)注重全员营销 房产中介的员工房产经纪人是最一线的人员,展示公司形象,与顾客沟通,为客户办理业务,提供各项服务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架桥梁,他们直接面对客户,推荐,带看,洽谈,后续手续的办理。他们最直接的了解客户需求。而二线或其他层级的后勤员工也是协助一线员工及客户,成为满足客户需求的重要部分。因此服务型企业中人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三)注重整合营销 整合营销是通过把服务业发展的各种有利因素组合成一种综合优势向外界宣传,以充分发挥有限资金和人力的整体效用,是不同营销主体联合开发一个或几个营销机会,有水平整合、垂直整合、交叉整合等形式。1991年,美国市场营销学教授唐・舒尔茨(Don Schultz)提出了“整合营销”传播的新概念,认为整合营销传播是一个“管理与提供给顾客或者潜在顾客的产品或服务有关的所有来源的信息的流程,以驱动顾客购买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并保持顾客对企业产品、服务的忠诚度”。顾客的消费需求是跟为复杂的过程。企业应多角度的观察消费者来创造有利于成交的条件,得到更多的的机会。 三、对北京市场房地产中介服务营销发展状况解析 (一)北京房地产中介服务体系构成 随着北京政府对房产中介行业的引导,以及行业中领导型企业的共同努力下,二手房市场越来越成熟,中介公司之间的竞争将日益激烈,中介市场同时开始向规范化。操作和打造服务品质,因此规范和优质服务将会成为中介市场的主题。我爱我家、链家、21世纪不动产等大型品牌中介公司在这几年发展壮大的。同时,在规范操作程序和树立行业良好形象方面积极努力,出谋划策,它们无疑也成为了中介市场不可替代的顶梁柱。此外北京各地夫妻店,兄弟店小型中介公司星罗棋布,填充着剩余市场急需规范。 (二)北京房地产中介服务营销发展现状 (1)对房地产中介市场了解。北京市常住人口突破2000万大关,达2018.6万人,对北京来说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北京科技文化环境分析。过度膨胀的人口数量让房屋需求变得更为紧张,首先,目前从行业发展来讲,北京一手房的市场在渐渐紧缩,而二手房市场却在不断的增长,从09年开始,二手房的交易量已经开始大大超过了一手房。因为北京可以开发的地越来越少,尤其是市区,这样就导致一手房的新增在逐渐减少并且所处地段也逐渐向远郊偏移。二手房成为北京市房产的居住类主要市场。房产不同与普通易耗品,它的价值量大,尤其以北京的房产,标的通常在百万元之千万元不等。由于房地产可以保值、增值,有良好的吸纳通货膨胀的能力,因而作为消费品的同时也可用作投资品。房产的投资性各随着收入的提高得到进一步的拓展。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扩大,需求层次的多样化,对房产中介企业的营销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有庞大的分销渠道。分销渠道并不是对实体产品的分配,服务领域同样存在分销渠道。服务产品的具有不可分离性,使得提供服务的企业不可能像有形产品的生产企业那样可以通过批发零售等物流渠道将有形产品送到客户手中。而服务营销企业选择服务营销的渠道,多是通过直销来实现的。有一线员工直接接触顾客,产生服务,交换价值。而房产中介行业的销售渠道为店面直营,用高密度的连锁经营的方式,追随新建社区,在社区门口开店,实行社区就会有门店的方针,使服务不断贴近顾客。作为北京房产中介的领军企业的链家地产在北京有千余家店铺,市场追随者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有五百余家店。可见直销作为其销售渠道的重要性。而另外一种直营的方式更为贴近客户,即驻街,也称之为外拓。在人流聚集区,或热点楼盘的入口处摆拍宣传,一线人员驻守,提高与潜在客户的交流。使中介公司的服务表现得更为具体形象。 四、北京房地产中介服务营销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服务营销观念缺失 近年来,房地产中介行业虽然越来越重视服务营销,但也难以改变长期来形成的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发展的服务文化。其中不论是企业的高层管理者还是一线的房产经纪人,把服务营销孤立的看待。把服务营销当作是获取佣金前的签单手段,主要考虑的是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少于站在客户,业主的角度上考虑适合服务流程与管理方法。没有建立起对服务营销理念真正的理解。 (二)房地产中介服务营销层次较低 现今房产中介公司作为信息服务的提供者,值得信赖的置业顾问,往往令人失望。虽然房产经纪人大多称自己为专业的房产工作者,但也多是对原始的商业信息的收集与,很少有对房地产市场的综合性评估分析和预测。对于买方与卖方的业主顾客来说不够系统与透明的信息服务,往往掺杂着太多的不确定因素,不是安全的或可值得托付的服务。没有长远的考虑客户的需求。 (三)房地产中介行业服务营销人才匮乏 房地产经纪,是指为委托人提供房地产信息和居间业务的经营活动。房地产经纪机构,即从事房地产经纪活动的机构。房地产经纪机构为房地产交易提供洽谈协议、交流信息、展示行情等服务,促成交易。现今房地产从业人员往往素质较低,他们高中毕业后便可以从事房产经纪人的工作。做房产销售是掘金的地方,但工作压力大,行业内人员流动非常大,有人排着队入职也有人排着队离职。流动性较大意味着公司培训成本提高,即使在北京大型的房产经纪有限公司对于员工的培训也仅有3-5天的专业知识及企业文化的培训,难以满足行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所以房产经纪公司的经营形式也较为粗放。 房产中介行业面临着诸多挑战中,人才的竞争是居于首位的。房产中介需要的人才有两类类,一是能够在一线房产工作上有良好表现的销售精英房地产经纪人,名副其实的置业顾问。二是管理型人才,能够适应公司的管理工作。对于房地产经营人才的缺失也是导致房地产行业发展较慢的重要因素之一。 五、如何提升中介行业服务竞争力 (一)强化服务营销理念,同时注重内部营销 随着各大中介公司采用最新的技术,硬件设施的不断提高以及客户的理性和成熟。房地产企业在争取新客户的成本也在不断地上升。因此房地产经纪公司必须要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真正用心服务客户,不断提高服务品质。同时注重对员工在知识技能方面的培训与引导。首先对于员工进行态度管理,对员工的态度及他们的服务意识及顾客意识产生的状态进行管理,这可以是企业在服务战略中占得有利条件。态度管理是引导员工服务营销的基础。其次各级部门的管理人员,一线的员工,及后勤支持人员需要信息也完成他们的工作,这些包括工作规定,产品和服务特征以及对顾客的承诺。他们需要了解对管理层在需要,要求,对提高业绩的看法,及客户需要等内容进行沟通。如果企业想要有良好的业绩这两者都是必备的。在公司内部的沟通中,并不是以上级向下级传递要求,而是需要双向沟通,高层管理者,不应只向业绩看齐,更应该注重得到员工态度的反馈。 (二)采取差异化营销策略 实行差异化战略指的是对不同的细分市场采取不同的营销策略。最大限度的满足客户需求,通过企业形象,客户服务,技术特点和客户网络等形式,努力形成在本行业内具有特色的东西,是客户起品牌偏好和忠诚。采取差异化营销战略必须要有创造性的眼光,在服务方面享有声誉,有与销售渠道的强有力的合作。 (三)健全人才培养机制 房产中介企业要创造良好的客户体验需要一大批富有知识,经验,热情的专业化高素质的营销人才来明确的传达出企业服务的精髓与内涵。针对各类人才的不同特点和成长规律,创新人才工作体制和方法,并且注重整合力量,建立系统结合、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应该积极提供服务,通过公司内部行政支持、精神激励和环境保障,不断改善各类人才的工作与生活条件,以提高对人才的吸引力和激励。要着眼于创新,建立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使人才在市场实践中成长和发挥作用,能够不断得到更新知识和提升能力的机会。建立健全人才的保障和激励机制,切实为各类人才提供包括生活、学习、工作在内的保障和激励措施,激励员工成才。 (四)建立健全客户满意度考核制度化 能够为顾客提供良好的服务质量是对企业的利益而言是非常明显的,如果因为要将改变服务质量作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权宜之计,就会使工作失败的几率增大。改进质量需要组织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重视质量,关注尝试改变质量的方法,它需要领导层级管理人员的可定与支撑,也需要下层一线的房产经纪人的支持与热情。达到一种双赢的局面。人的行为对服务企业很重要,而服务的传递过程也重要。而建立健全客户满意度考核制度化可以通过规范化技能化,态度和行为,服务提供者的可接近性和灵活性,给予客户的可靠性和忠诚感,在发生问题时的补救能力,与企业的名誉和可信性等6个方面展开客户满意度的服务质量体系考察。
1前言 党的十八大提出“科技创新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国家发改委高技术司原司长任志武同志也在“周三大讲堂”上将“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此次演讲主题,这无疑都表明了我国对科技创新的重视。为增强企业研发热情,推动研发活动开展,政府不断出台相关政策,力图以此有效促进企业的创新型发展,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就是其中的政策代表。此政策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税基,减轻其税收负担,使企业最大可能地专注于项目研发活动。虽然国家为企业提供了必要的政策支持,减轻其后顾之忧,但是企业能否利用此政策更好的提高自身创新能力既关乎企业发展,也关系到政策有效性。因此,展开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探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概述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作为企业所得税的一种税基优惠方式,是高新技术企业的福音,而政府对此政策的不断调整与完善,更是扩大了企业受惠范围,加大其受惠力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起始于1996年,最初仅限于国有、集体工业企业,2003年扩大到“所有财务核算制度健全,实行查账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各种所有制的工业企业”。2006年扩大到“财务核算制度健全、实行查账征税的内外资企业、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等”。2013年将试点政策推广到全国。2015年放宽了享受优惠的企业研发活动及研发费用的范围,简化了研发费用在税务处理中的归集、核算及备案管理,进一步降低了企业享受优惠的门槛。2017年5月将科技型中小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50%提高到75%。2018年所有企业的研发费用都可按75%税前加计扣除。 3高新技术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现状 3.1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了解度不够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惠企政策,但此项政策能否落到实处,为企业带来真正益处,还要看企业对政策的应用程度,了解政策则是应用政策的前提和保障。现如今,许多高新技术企业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了解程度不够。一是有些企业对此政策的重视度不足,他们或者更加重视创新型产品投入市场后为企业带来的效益,而轻视甚至忽视研发过程中可以合法享有的优惠,从而忽略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了解;或者仅仅略知皮毛,并未了解到政策内涵,比如企业必须对研发费用与经营费用进行明确合理的划分才能成为政策适用对象。二是有些企业忽视了对政策的实时了解,导致企业不能及时掌握政策变化,从而给政策实施带来困扰。 3.2财务管理系统完善度不够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实现需要企业提供清晰明了的会计核算结果,涉及到的核算工作也较为复杂,这就需要企业拥有一套完善的财务管理系统,以便简化核算工作,提高核算效率。而在实际情况下,许多高新技术企业的财务管理系统都有待完善。比如,有些企业没有对研发费用进行专账管理,甚至没有建立辅助账,而是将研发费用与其他费用混在一起进行统计核算,这造成了研发费用的不明确;对于一个研发项目的各类费用,有些企业并没有对之进行整体统计,而是单独列出、分别核算,这割裂了研发费用与项目之间的联系,一旦需要进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就必须再进一步加以核算,没有一步到位的结果无疑是增加了后续核算工作的工作量。总之,核算系统的不完善造成了核算工作复杂性的提升以及工作量的增加。 3.3财务部门参与度不够 财务部门是企业的资金核算部门,它的作用不应仅仅体现在事后的会计核算上,发挥简单的统计功能,而是在拟定开发项目、制定资金使用计划时企业就应让财务部门参与其中,参与相关计划的制定。但在实际情况下,许多高新技术企业的财务部门对研发项目的参与度远远不够。比如,立项是高新技术企业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它代表了企业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工作重点、发展方向,好的决策能让企业更上一层楼,若是决策有误,则不可避免的会造成一定损失。因此,立项决策的科学与否至关重要。预算作为立项决策的重要依据,其准确性的高低关乎项目推进的顺利程度,而缺少了财务部门参与的立项工作,极容易出现预算不科学、不准确、随意性过大等情况,这使得企业的财务负担显著增加。同时,财务部门对研发项目了解度不够,致使其在划分费用类型、统计费用总额方面的困难大大提升。 4改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现状的有效措施 4.1加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宣传学习力度 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了解度不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政府对其的宣传力度不够,导致政策鲜为人知,二是企业对其的学习深度不够,导致工作人员一知半解。(基于此,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改善高新技术企业的政策应用现状。政府方面需要拓宽宣传渠道,一是通过各种传播范围广、人们容易接触到的途径,如新闻、报纸、网络等向社会介绍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相关内容;二是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活动,比如组织政策执行部门与高新技术企业相关部门开展对接交流会,重点加深高新技术企业对此政策的了解。企业方面,首先领导需要提高重视度,在企业中树立起进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观念,让工作人员时刻记得应用此政策;其次需要加大员工关于政策了解和应用的培训力度,不仅要保证员工对此政策有一个透彻的认知,同时还要保证他们能及时了解政策变化,以便实现更好的应用。 4.2提高财务管理系统的完善程度 完善的财务管理系统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快速精确地实现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避免出现核算有误或者不到位的情况,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企业员工对此政策的接受度。鉴于此,首先企业必须按照政策规定进行账目统计,可以建立专账或辅助账,对于相关账目凭证也要仔细保存,以便核查;关于费用种类的区分,企业必须对之有明确的划分,将研发费用和其他费用分开统计,同时,研发费用的核算结果需是整体统计结果,且与对应项目保持密切联系。其次,财务部门需要加大对整个研发项目的参与度,从预算编制、立项,到项目开展以及最后的会计核算,只有实现全程参与,才能在划分费用类型、核算相关费用时做到精准高效。另外,企业可以针对研发项目成立专门的财务管理机构,并制定一套相关制度,实现专人专用,且有度可用。 4.3加强高新技术企业各部门间的沟通合作 一项政策的应用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部门自己的事,而是需要大家通力合作,才能将这件事做好,达到预期乃至超预期的效果。因此,企业在进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时,不要将之仅看作是财务部门的工作,各部门之间应该加强沟通合作。因此,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交流机制,保证部门之间的沟通顺畅。研发部门需要提供尽可能全面且精确的费用凭证给财务部门,避免财务部门在费用核算过程中因原始凭证有问题而出现工作难点;财务部门则要在和研发部门沟通交流的基础上了解各项费用的实际情况,以便对其进行精准分类,避免出现研发费用和其他费用划分不清的情况,还可以根据核算需要设计出最符合需求的费用登记单,并将之在研发部门推行。 5结论 高新技术企业改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现状的措施有许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加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宣传学习力度、提高财务管理系统的完善程度以及加强高新技术企业各部门间的沟通合作。 参考文献: [1]王强.高新技术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相关问题探讨[J].中国总会计师,2017(6):114-115. [2]吴美妮.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探讨[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17(6):17-18. 作者:盖宝蓉 单位:广东恒通无纺布有限公司
农业金融论文:工商资本和金融资本对中国传统农业的剥削 引言 解放前我国农村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矛盾制约下,逐渐出现了土地占有权逐渐分散、而使用权相对集中的趋势。由于高地租率的压力,土地使用权实际上只能向生产能力强的自耕农(亦即中农和富农)集中。因此,早在解放前土地产权即已经是“两权分离”了,这其实也是使资源配置相对合理从而稳定农业生产的重要的制度因素。小农的基本行为取向是尽可能多地租种土地,以“劳动替代资本”投入来增加剩余、从而稳定农业生产;但同时又会使人口随之不断增加,落入发展经济学指出的“增长陷阱”[2]。我们认识到,土地占有上的不平等不是农村贫困、小农破产的主要原因。 本篇的分析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旧中国发生农民革命的直接原因是农民贫困和农业破产,但从本质上看,最主要的原因是工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对农村的过量剥夺。国家以工业化为目标必然会从农业提取剩余,然而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农业剩余太少且高度分散,与工业化目标相冲突。在工商业发展的拉动下农业商品率不断提高,为商业和金融资本进入农村经济打开了大门。而在这两种能够与地主经济结合的大资本过量榨取小农剩余的作用下,农村经济必然衰败。因此,真正造成农民贫困和农业破产的主要因素,其实是商业资本的“剪刀差”和金融资本的高利贷。 近年来随着我国农业结构大幅度调整、商品率不断提高,农村高利贷多有发生,农产品国际贸易和国内流通的问题也愈益复杂,这些都曾在本世纪初叶发生过。因此,研究中国发展问题的人们有必要以史为鉴。无论今人采取什么途径追求现代化,都应记取工商业和金融资本剥夺农民导致农村衰败的历史教训。 一、农业种植结构的市场化 随着19世纪中叶帝国主义进入中国形成的买办工业,以及洋务运动以后官僚资本和城市以轻纺、食品为主的民族工业兴起,中国农村种植结构不断调整,农产品商品率增加。黄宗智[3]曾经分析道:“中国农业在19、20世纪,成为世界商品市场的一部分,国际需求大大刺激了几种主要经济作物的种植——像茶、丝、棉、糖、花生和大豆。对冀-鲁西北区而言,棉花和花生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同时,因国际需求而扩大的生产,有的后来又被国际竞争所侵蚀……商品化了的中国农业,不再只受国内市场动向的影响,同时也受世界性市场的下降影响”。一般认为,这对于传统农业而言,当然是历史性的进步。 但是,在人地关系不可能改善的制约下,农业的种植结构调整意味着比较利益低下的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下降,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满足基本生存的自给自足能力随之下降,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的稳定也随粮食的自给能力下降而难以保障。 1 种植结构的变化 农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表现为农民从种植用于自给的粮食作物逐渐向种植经济作物转变。比如,河北、山东的植棉面积明显增长: 需求弹性较大而且受市场需求制约的经济作物面积扩大,改变了传统农业的稳态结构。黄宗智[4]指出,“冀-鲁西北地区植棉比例,多至占总耕地面积的30%以上,还有许多占10%至30%……这样的种植规模,足以改变当地村庄的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结构”。而河北花生的播种面积,1914-1918年达200万亩以上,到30年代,已超过400万亩。山东则由1920年的200万亩增加到30年代的500万亩。山东章丘和济阳县,花生种植达耕地面积的50%和40%,1924年有约90%的收成输出,大部分经青岛远销至马赛等地[5]。 2 粮食问题:面积下降和输入增加 20世纪以来,随着经济作物、园艺作物面积扩大,粮食作物面积在逐渐缩小。 25年间的种植结构变化是:经济作物的比例上升明显,而粮食作物除玉米产量大而不断上升外,基本处于下降趋势。本世纪初叶粮食输入的提高幅度大于经济作物输出。输入粮食中,以经过加工的大米的增长幅度为最高,小麦次之,表明随经济作物增加,主要粮食需求只能靠增加输入来解决。农业的稳定性在商品化进程中退居次要地位。 3 农业的专业化区域种植 资料显示,20~30年代全国逐渐形成了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农业种植区域。如苏、鄂、鲁、冀、豫、陕、浙为主要棉产区;皖、赣、闽、浙、湘、川、滇为主要茶产区;浙、粤、苏、川、鄂、湘、鲁、冀为主要蚕桑区,其中以浙粤为最大;鲁、豫、 皖、滇为烟草产区,主要种植美国烟草;东北为大豆产区;鲁、冀、粤、鄂、苏、桂为花生产区;长江流域为米产区;东北、鲁、冀、川、豫是小麦集中区。由此可以认为,我国传统农业的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结构,因为专业化的生产和商业化的交换日益普遍而在不断改变之中。占有土地较多的农民在种植结构调整中,逐渐向追求货币收入的行为取向转变。 二、农业商品率和农村经济的商品化 19世纪以来种植结构的调整,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率不断提高,而且区域差别和年际波动显著。民国时期我国农村经济的商品化程度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这一商品化程度可以从农产品自给、销售和购买各占的比例,以及生活资料自给和购买的比例等指标中看出。 1 农业商品率的提高及区域差别 卜凯[6]的调查表明,1921~1925年中国17处调查地的农产品总产量中自用与销售的比例达47.4∶53.6;其中北部为56.5∶43.5,而中东部特别是东部的苏浙一带,农产物中自给与销售之比为37.2∶62.8,浙江镇海出售农产物的比例竟高达83.8%。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年际波动,其中如河北盐山1922~1923年变动达25%。这些数据可能偏高,但仍然能够说明当时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传统特征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满铁的调查也说明,东北地区商品化程度相当高,而且耕作面积越大,商品化率越高。 另有资料显示[7],30年代全部农产品的商品率有所提高,惟独粮食例外。1931~1937年间,全国的商品粮在粮食总产量中仅占18%。按照商品率高低排序如下:小麦29%,高粱25%,土豆24%,玉米19%,大麦18%,大米15%,小米10%;其他为18%。值得注意的是,农业发达而且商品化程度较高的南方,大米的商品粮比例也相当低。这与南方在人地关系更为紧张的条件下经济作物占地较多有关。 2 农民的生活自给比例仍然较高 由于受剪刀差影响,农民生活资料中来自市场购买的比例,大大低于农产品销售的商品率。卜凯[8]20年代的调查表明,相对于农产品商品率的不断提高,农民在生活资料上基本上仍然处在半自给的状况中,自给部分占65.9%,购买部分占34.1%;其中北部自给部分为73.3%,中东部 58.1%, 北方农村的自然经济特色远较南方浓厚。但是进入30年代以后上述情况有很大改变。农民生活资料商品率10年间有了明显提高,而且南方更高于全国水平[9]:全国农民消费的生活资料中购买来的粮食达35%,洋布29.9%,洋袜43%,煤油54.2%,肥皂34.1%,肥料26%,酒48.8%,香烟19.3%。 而江浙农民从市场购买的各类生活用品的比率明显高于全国水平,如浙江则为粮食53%,洋布51.9%,洋袜79.6%,煤油80.3%,肥皂81.5%,肥料52.4%,酒48.8%, 香烟35.1%,可见南方沿海地区农村对市场的依赖程度更甚。 此外,东三省农民饮食品购买部分呈现出与耕地面积增加负相关的态势,说明越是自给能力差的贫家(小于15垧)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中购买部分越多[10],所受的剥削越重。这与上文提到其农产品商品率与耕地面积增加呈正相关恰恰相反。 冯紫岗的《兰溪农村调查》对购买的生活资料在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分布情况有清晰的反映。以上数据说明,无论总计还是分类,从市场中购入生活资料的比重大体从地主到佃农依次递减,但佃农兼雇农购入的生活资料的比重明显偏高。其中,地主从市场购入总计达72.35%,佃农兼雇农达97%,雇农也达50.88%。贫富两极的情况截然不同,地主能够收取货币地租而且有支付能力;而佃农兼雇农则是由于从土地上获取的剩余太少,燃料、饮食无法满足最低需求。 3 农户收支的货币化程度 据卜凯[11]对全国七省17处各类农户农场支出情况的调查表明,二三十年代,农户收支的货币化程度并不比现在低。平均起来,现金支出在自耕农达43.9%,半自耕农为42.7%,佃农达39.4%。另一方面在农民收入中,现金收入比例平均已超过非现金收入,而且,半自耕农收入的货币化程度高于自耕农,而佃农又高于半自耕农。 瓦格勒本世纪初的山东调查反映了使用土地面积与现金收入的关系:1913年山东胶州各类农户现金收入对总收入的百分比排序:42亩地的自耕农为38%,20亩地的佃农为28.6%,14亩的自耕农为24.5%。这也说明使用土地越多,收入的货币化程度越高。 种植结构调整、商品率提高和自给能力下降、收入货币化,农业和农村经济这3个方面在20~30年代的重大变化,为工商业和金融资本进入农村经济,以远高于地租的剥削率榨取小农剩余提供了条件。 三、商业资本对农业的剥夺 商业资本作为从农业提取剩余的主渠道,对农民的剥削程度远甚于地主的地租率,而且随上文所述之农村经济商品化提高而愈演愈烈。 1 商业资本的剥削方式 严中平[12]概括了五种剥削方式: 第一种是从农民手里购买农副产品时,利用各种欺诈手段,取得价格上、数量上及至币值上的便宜。例如在山东、河北的烟产区,烟商用低估、压秤、索取佣金、支付贬值辅币、转嫁捐税负担等等方式,使烟农所得实际价格仅为名义价格的70%,在安徽商城和凤阳,只有50%左右。 第二种是商业资本与高利贷相结合,利用农民的弱点,用奴役的条件贷给现金、原料、日用品或生产工具,使农民以被人为压低了的价格的农副产品抵偿债务。如江苏南通,外商将未成熟的棉花用“期买”的形式先行购买,其所估计的价格不及市价的30%~40%,若按利率计算,压价在50%以上。又如在广东茂名、东昌、阳山,有一种“放谷花”,谷价由当地商人估定,通常合市价的1/3 。在茂名借1元 ,4个月 还谷4 斗,价值超过2元;东昌、阳山多3月贷款,6月收谷,3元债收谷一担,约合5元。四川内江有“押青山”,以来年甘蔗预押与糖农(糖房),分期取款,普通较时价低20%~25%,若毫无收成,至少按平年3~4分付息,顺延至下年交蔗。 第三种是用商品偿付农民出售的农产品,一般是品质极劣的商品,“这种形式是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所有一般未发达的阶段所特有的”。如四川沪县、富顺,有的蔗农以蔗与糖房换糖,每100斤仅换糖3斤。江苏东台,当棉花收摘无人收买时,棉农为生活所逼,不时拿棉花换粮食和副产品,折价籽花每担5元,而以前的籽花是每担20元左右。 第四种是用生产者必需的原材料偿付农民出售的产品,以使农民同原料市场断绝联系,直接受制于商人。如江苏南通,布商以棉纱向织户换取土布,每包18支纱作价比现金购买时高出0.3~0.5元,而每匹大布作价又比现卖时压低0.1~0.2元。 第五种是直接向农民分配原料,使商品生产者成了在家中为资本家工作的雇佣工人。河北高阳,织户无钱及原料,托人介绍到布线庄领取纱来织布,织8.5斤白布单人工一项就要9角7分,而钱庄所给工资最多只有9角,平均为8角。 2 价格剪刀差 衡量商业资本剥削程度的主要指标是价格差,一般用农民所得价格来反映。下表资料反映的是农民在终点市场所得的价格占销地价格的百分比(见表7)。 从上表可以看出,尽管有经营费用,商人的剥削的程度仍然可观。其中最低的仅为销地价格的不到一半。严中平还认为,表中农民得到的价格无疑是高估了的,因为这些价格中间包括着农民运往市场的运输费,也包括一些中间商贩的利润。而且由于商人的各种榨取手段,农民所得到的名义价格与实际价格还有一定的差距。陈翰笙的调查更表明,这种差距有时达1倍以上。 我们还可以通过各地乡镇农产品价格季节的指数变动来看商业资本活动的结果。商业资本在青黄不接时抬高价格,而在收获后压低价格,从这一高一低中商业资本谋取了超额利润。由于农业生产和收获的季节性特征,商业资本的活动可以使农产品价格成倍上涨,江西泰和的小麦价格指数差166.3%,湖北黄陂的小麦是144.9%,湖北远安的黄豆价格差是120%。可见即使在农村基层的乡镇,市场交易也相当活跃,商业资本可以得到颇丰厚利润。而分散的农民只能付出高价购买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出卖产品常常赶在低价时,所受的剥削也相当多。 个别地区的调查则更具体地反映出价格剪刀差的差距变化趋势。如江西南城县农民所得物价与所付物价的变动,可以反映出20~30年代随着工业化加速发展而出现的剪刀差扩大。 这些指数表明价格剪刀差在1937~1944年这8年间呈喇叭口状的扩大趋势是明显的。当然,抗战期间通货膨胀的影响不能排除,但是应该看到,农产品作为生活必需品,其在战时的价格上涨本来是应该大于其他物品的。 由于在农业的商业化进程中工商业资本对小农经济的过量剥夺,农村自然经济日趋解体,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越来越多地受制于市场,也必然无力承受市场供求变动和价格大起大落的摔打,许多人生活日趋艰困。如浙江蚕农无钱买桑叶,只得以糠果腹;甚至抱蚕入河。广东顺德50万蚕农(占全县人口50%),因丝价不及2/10,工料亦不足抵债而停工,20万女工入广州佃工或[13]。 四、农村借贷关系与金融资本活动 上文关于商业资本对农民的5种剥削方式中,已经涉及高利贷与商人结合的剥削程度远甚于地租率的情况。本段专门讨论金融资本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影响。 1 农村借贷普遍化 民国时期农村借贷关系已经频繁发生,据《农情报告》第二年第4期第30页的材料,各地农村中农户借款的家数达56%,借粮的家数也达48%。全国各省的情况如下: 上表可见,最多的察哈尔省借款的家数达79%,借款最少的河南省也达41%;借粮农户最多的广西达58%;最少的绥远、河北为33%。有的省借粮农户相对少是因为土地资源相对宽舒、土地产出率较高或种植结构并未商品化,所以粮食的自给程度较高。 2 各类农户负债的差别 各地各类农户负债不同。金陵大学农经系1934~1935年对各地农村共14地区852户的调查表明平均负债发生率达71%,最高的安徽平均有80%农户负债,最低的江西也有57%。 从不同农户类别负债发生率比较来看,佃农高于半佃农,半佃农又高于自耕农,同农户的贫困程度一致,越贫苦的农民发生借债的户数越多。严中平汇集的同期资料也能反映这一趋势。 贫农的借债发生率在广西苍梧竟高达89.4%,最低的河北定县也达63%。但负债与商品化程度的关系则比较复杂。 广西苍梧1934年借款和借谷户在中农、富农和贫农之间的分布与上述情况不一致,借谷的农户也是贫农多于中农,中农多于富农。但是,借钱户高低排序则完全相反,富农达66.7%,不但多于中农,且成倍地高于贫农。这一方面说明拥有财产多少在借贷发生时所起的作用,可抵押财产越多信用程度高,越容易得到贷款;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商品化程度越高的农户信用活动越频繁。 3 农户借贷用途 然而据金陵大学农经系1934~1935年的调查,农户贷款90%以上主要用于生活,其中佃农借贷用于生活的比例高达94%;用于生产的只有半佃农较多一些,也仅为11.4%。 上文的剪刀差与这个资料结合分析,表明农业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农业产出低价卖出,农民除了劳动力之外对农业的其他要素投入较少;另一方面农民要高价购进生活用品,贷入资金也只能大多数用在生活急需上。这似乎形成了一个促使小农经济衰败的恶性循环。说明农业的商品化对农民而言并不一定是历史的进步。 4 借贷利率 1933~1934年一般性借贷的利率的统计显示出借粮食年利高于现金借贷利率好多,多借用粮食的贫苦农民所受的剥削也更多。更严重的是借贷利率还在不断增长之中。 本世纪初至30年代的25年间利率在农村一直处于不断增长中。南方利率增长的幅度大于东北地区,按年度计算广东台山为最高,年增约24%。 表中数字表明,虽然存在年际波动,现金和粮食借贷的利率趋势都不断增长。其中,私人利率最高,年利达132%;其次是抵押贷款。而合作社的利率尽管最低,1938年仅为1.2,1946年也增长为4.1,年利仍然近50%;而且其贷款总规模所占比重太小(参见下表),对农民只是杯水车薪。此外,粮食借贷如折成月利计算的话,显然高于现金借贷。最高的1945、46年,6个月借钱还粮利率已达192%。不得不借粮度日的贫苦农民雪上加霜。 5 高利贷 据中央农业实验所对15省的调查[15],放贷者主要是地主、富农和商人,其次是合作社、银行和商店等各式的金融机构;传统的钱庄、典当和官方的合作金库等占很小比例。应该重视的是,银行、商店这些新兴的商业金融机构放出的高利贷比重在不断增加,而地主、富农及商人以及兴起不久的合作社发放高利贷的则在减少。其中银行占高利贷比重在8年间增长3倍。 6 高利贷的利率 这方面还没有完整的经过统计整理的材料,只能找到一些零星的记录[16]。实物借贷中,湖南衡阳的“标谷利”四五月间借谷1石,按当时最高价格折谷偿还,3个月便增加了3倍以上;江苏川沙的“翻扛子”和太仓的“利加利”,除加几成计算之外,则是春季麦贱时折成麦,秋季米贱时又折成米,秋季偿还时也能增至3倍以上,第二年偿还甚至增加到10倍以上。山东鱼台的“青麦利”,青麦未黄时借粮,两三个月要借一还四。 借货币高利贷的利率也相当高,广州琼崖的“五钱市”借100元月利75元;四川宜宾的“金斗翻”是借洋1元,每天付息1角直到还清;湖南桃源的“孤老钱”,每月一对本,借1元,满月收2元,两月后还4元,以此类推;各地的“驴打滚”,也是到期后利息变成本金,又再生利,利上加利;河南新郑以1月为期,利率4-5分,期满未还,利率则按月递增;甘肃皋兰的“穿碾子”,期限最多一天,利息便20分,过期滚利;常熟的“放过洋(押头鸟)”以10天为期,也是利上加利。另外,还有的高利贷在借款时即扣下当月利息,或以少计多,河北临城就有“六顶十”的。 除了单纯的高利贷外,高利贷还与商业资本结合了起来,层层加深剥削。广东茂名有“卖地皮”“卖青苗”、“放谷花”,系收获前三四个月预卖田中的谷,谷价由田主估定,通常只合市价的1/3,合收获时谷价的1/2;山东鱼台的“赊牲畜”一般用现款20元可以买到的牛驴,如果赊买便须120元。 有的高利贷直接与地权和财产的抵押相结合,成为地主掠夺农民财产的手段之一。一般借高利贷用土地财产抵押,如期不能偿还,则财产为债权人所有。如湖北的“顶麦根”是以自己耕种的麦田作抵押,债主收田中的麦子为息,本金则另外还;如无力偿还,债主就可将地出租,一直到债务还清才能赎回。江苏的“三道连”、绥远的“死契粘单”、浙江临安的“死契活票”,借钱时除要求写借契外,还要交出活卖契、地契或直接写下绝卖死契、田地绝卖契等,到期不能偿还,田地则归债主所有。山西中部的指产借贷,用价值114元的田地房产抵借15元,月利4分,限5月,如期不还,田地房产归债主等。 高利贷中也包含超经济强制,东北西安、西丰等县有佣还;广西有劳役利息,人身抵押和人口典当。劳役利息是借洋1元,为债主服务1天为利息,借满30天就要全年替债主服役;人身抵押是借钱时写明,到期不能偿还,须把儿女或本身押交债主家服役,通常月利6~7分,期限最多为1年,届期沦为奴隶者有的只能抵利息,还要另外交付本金去赎;人口典当则是借钱时把子女典当于债主,到债主家做工以抵偿利息,如期满后无力偿还债款,则继续为债主服役,债主可为其嫁娶,生下子女仍为奴隶。广东罗定,有“押妻女”,借钱时妻女抵押给债主,如在债主家怀孕,所生子女归债主所有,偿还时只能赎回原来的妻子;如无力赎取,妻女便归债主所有。 五、启示 1 随着本世纪30年代社会政治的初步稳定,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在帝国主义买办、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共同作用下明显加快,从而拉动农业种植结构有了明显调整,农业的商品化市场化、农户收支的货币化程度也有所提高,专业化区域种植使农业剩余有可能形成一定规模,农村市场开始活跃,商业和金融资本也有了发展机会。 2 商业和金融是农业剩余流出的主要渠道。这二者都易于与占有农业剩余较多的地主相结合;但与地主之不同在于,它们处于与农业完全对立的地位。因此,其合乎经济理性的行为是在小农经济剩余少而且分散的条件下,采取扩大剪刀差和普遍高利贷的方式过量剥夺农民。 3 高利贷所代表的金融资本,加上不断直接鲸吞着农业剩余的商业资本在农村经济中的作用,与30年代中国工商业资本原始积累加速的情况相辅相成,同时期农村拥有生产资料的比例和富裕程度正好与商品化进度和负债率逆向而动。尤其值得思考的是:大多数农民借贷都主要是为了应付生活急需,而不是为了扩大再生产。各类农户在种植结构调整和农业的商品化程度提高之中并没有受益,工商业资本原始积累是以牺牲农业和小农破产、社会矛盾激化为代价的。 由此可以认为,旧中国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稳定格局冲击最大的,是在国家追求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从农业提取剩余最多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金融资本。所以,中国的农民革命,主要起因于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 农业金融论文: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金融支持研究 内容提要:发展农业产业化,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现有金融和农村金融体系在支持农业产业化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 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农业产业化金融支持出现缺位;农业产业化自身的脆弱性和农业龙头企业融资的内在弱质性,制约了农业产业化的信贷投入;农业产业化经营外部融资环境的不利;农业保险缺位,加剧了农村金融供给紧张状况;缺乏行之有效的信用评价体系和完善的信用担保体系;等等。因此,我们要构建完善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金融支持体系:健全农村金融供给体系;健全农村多元化的农业投融资体系;建立包括农业龙头企业在内的信用担保体系;大力扶持社会化服务的支撑体系;构建和发展农村民间金融体系;选准信贷支农载体框架;规范和创新农村金融监管体系;等等。 关键词农业产业化;金融;体系; 一、农业产业化经营需要金融支持 农业产业化是农业生产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的必然产物,在国际上农业产业化的概念是由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的高德博格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首先提出的,通常是指从农资供应如种子、肥料和农机等,到农产品、食品加工和食品供应等一系列农业生产者、食品加工企业和专业协会(社会团体)所组成的一个农产品产业链。在20世纪50年代,全球农业产业化的交易额为4200亿美元,其中农产品占1/3以上,据预测,到2028年农业产业化交易额将上升至10万亿美元,其中农产品交易额将达到1万亿美元。在我国,农业产业化是1993年山东省在总结潍坊市农业和农村发展经验时,作为一种新的农业发展战略首先提出来的,它是指在农业家庭经营的基础上,通过组织引导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围绕主导产业和产品,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组建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种养加、产供销、内外贸、农工商一体化的生产经营体系。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农业产业化一经提出,就受到了各级政府、理论界和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农业产业化是我国继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大发展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改革,是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的必然选择,也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全面小康水平的必由之路。农业产业化是当今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高级阶段,而中国农业正处在全面推进农业产业化的进程之中,或者说初级阶段。农业产业化已经成为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向和有效形式。农业产业化发展是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手段,是农村经济实现结构性增长的必由之路。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按照C—D生产函数Y=f(K,L,M, A),农业产业的产出水平主要取决于投入农业的资本、劳动力、土地和农业技术(广义)四种生产要素。目前,资金支持不力是制约农业产业化的突出问题。农村金融部门如何发挥在农业产业化中的作用,事关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前景,值得认真研究。 金融是经济的命脉。发展农业产业化,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 农业产业化使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物质交流增多,生产的外延在扩张,农业产业化的参与者对金融部门的需求越来越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农业产业化所依托的外部环境建设需要金融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培养各种市场要素,需要生产资料市场、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的专业批发市场、社会化服务市场等,也需要通讯、交通和仓储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建设项目的公共性和长期性,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需要金融支持,尤其是政策性金融的支持。第二、龙头企业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作为收购原料的保障。农产品的特点是季节性强,秋季农民需要农产品变现以解决生活开支后生产资金,这就需要相关的大型粮棉油加工龙头企业集中收购,作为原料储备,它所需要的流动资金贷款数额是很大的,而且使用时间相对集中。第三、龙头企业需要便捷全面的金融服务。从传统的存、贷、汇业务到新兴的资信评估、理财咨询、贴现、租赁业务,都是现代企业所需要的。第四、农户需要短期、临时性的生产资金,用于收贮、运销和加工, 部分农户需要提供电子汇兑、资金结算、信用卡、委托收付款等金融服务。 但从目前情况来看,由于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许多乡镇企业效益下滑,农业的自身积累日益减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资金积累能力;从财政投入看,近年来,随着农业产业化政策地位的不断提高,各级政府对于农业产业化的财政支持不断增强,中央和地方财政每年都拿出资金扶持产业化龙头企业,但是资金量不大、且资金分头管理,难以发挥更大的效力。再加之县乡负债严重,财政困难,专项配套资金无从落实,而以各种方式挤占支农资金的事情却司空见惯,因此,农业产业化的财政支持短期难有根本改善。金融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多方面的重要功能, 金融通过金融影响储蓄、投资影响资金的流量结构影响生产要素分配结构影响资金存量结构影响产业结构等链条作用促进经济要素的投入与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政府通过制定实施如政策性优惠贷款、对商业性贷款的政策性担保等金融政策措施,将资金引向素质好、技术可行和有市场前景的企业和项目上,可以有效推动产业化项目和企业发展。因此,农业产业化经营必须充分发挥金融的重要作用,努力营造良好的融资环境,大力吸引金融资源的参与和支持。也只有为农业产业化提供金融支持,由支柱产业推动龙头企业、合作经济组织,由龙头企业、合作经济组织带动农户,从而形成利益拉动下的经济连锁反应,也才能激活农村大市场,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金融成长“双赢”。 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融资颈瓶 现有金融和农村金融体系在支持农业产业化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1、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农业产业化金融支持出现缺位。 第一、农业银行发展战略的移位,对农业产业化的支持力度减弱。据涉农金融部门的大体分工,农业银行承担的主要责任是农产品加工、发展农业产业化以及县以下的小城镇建设工作。但是近几年来,随着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包括农业银行的国有商业银行对其发展战略进行了调整, 推进集约化经营, 按照市场份额、成本核算和规模经济的原则,调整了机构网点布局,实行(收缩农村)与(拓展城市)并举战略,发展战略明显呈现出向城市移位的倾向,同时,信贷重心转向了城市,新增贷款集中投放到了效益更好、风险更小的重点企业或行业,县和县以下机构基本上只有办理存单质押贷款,对法人企业的贷款均要上报审批。 第二、农业发展银行政策性金融业务单一,服务农业产业化功能残缺。1994年农发行成立的宗旨、短期任务是要实现粮棉油等农副产品收购资金的封闭运行,长期任务则是要充分发挥增强农业经济发展后劲的作用。1998年,国务院决定将农发行承办的农村扶贫、农业综合开发、粮棉企业附营业务等项贷款业务重新划回农行。 从此农发行的作用也仅限于加强粮棉油收购资金的封闭运行。按照目前的状况,农发行实际上是我国粮食流通政策的产物,它根本无法起到增强农业发展后劲的作用。 从目前的职能定位和发挥的作用来看,仅仅是解决了部分农副产品价值的实现问题,离一个发展银行的功能相差太远。第三、 农村信用社的市场定位和自身实力较弱,支持农业产业化力不从心。从现行经营管理看,农村信用社市场定位于服务(三农),主要以小额农户贷款、 农村个体工商户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为主,从期限、额度和方式上很难满足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需要。农村信用社市场定位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信贷需求出现错位。农村信用社支持农业产业化力不从心,主要表现在:一是受结算和手段等因素制约,农信社吸存难度大,历史包袱沉重,支持农业产业化资金实力有限;二是农村信用社无法满足农业产业化发展特别是龙头企业的结算需求。龙头企业的市场化、无地域性、灵敏度高等特点要求结算渠道全国性、畅通性、快捷性,但现有农村信用社结算模式却不能满足龙头企业结算需求。 2、农业产业化自身的脆弱性和农业龙头企业融资的内在弱质性,制约了农业产业化的信贷投入。 农业自身的弱质性使农业贷款承受了极高的风险。农业生产周期长,受自然条件影响大,这使农业产出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而农产品供求弹性小又使农业面临相当大的市场风险,加大了投资农业收益的不确定性。农业生产的高风险、周期长、低收益等主要特点决定了农业产业化的脆弱性。对于农业产业化新上项目,在产业化经营初期具有投入多、风险大、效益低等特点,作为承贷主体的金融机构风险加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业信贷的有效投入,致使一些直接关系农业发展后劲的重要基础设施项目的贷款投入甚少。农业龙头企业融资的内在弱质性主要表现在其一些农业龙头企业整体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不强,农业产业化的科技水平不高,内部信用达不到银行贷款的要求。原始积累历程短,自有资金匮乏,自有流动资金先天不足,经营规模偏小,抗风险能力弱。内部治理结构常常不规范、企业产权不清,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产权制度有待进一步健全。企业的资信等级低,从而没有在银行形成长期信用基础,信用地位不稳固,获取担保贷款能力差。金融部门在充分考虑安全性、流动性、益性的原则下,必然对产业初始阶段龙头企业谨小慎微,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信贷投入。 3、农业产业化经营外部融资环境的不利。 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农业园区、生产基地建设、农业龙头企业时培育和发展均需要贷款的支持。而在我国,长期以来信贷资金分配向国有大中型企业过度倾斜,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得不到足够的信贷支持。 (1)农村金融供给的市场割据特征明显,缺乏必要的组织协作。农业产业化数量众多的经营主体直接导致了农村信贷市场需求的分散与竞争性,从而需要多元化的金融组织来满足。但由于1996年以来的农村金融改革取向是在清理取缔民间金融背景下的现有正规金融体制的自我完善,所以农村信贷供给仍然表现为市场分割背景下的垄断格局,无法为农业产业化经营主体提供灵活、多元的金融服务。农业银行主要支持信用级别较高但数量很少的大型产业化龙头企业,尤其是国家和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对于产业化经营中的农户来讲,其信贷来源主要是农村信用社,但由于农村信用社的服务区域是按行政区划严格分割的,所以农户贷款市场实际上是一种完全的卖方垄断结构。对于数量众多的介于农户与大型龙头企业之间的各类中小龙头企业和经济组织来讲,其信贷市场则是寡头(农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垄断的,信贷满足率自然也更低。另外,不同机构之间缺乏必要的组织协作也是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伴随着农业银行和其他国有金融从农村大规模撤出分支机构,以农村信用社为主体的农村正规金融在组织形态上却止于分立而未发生市场意义上的协调或重组,农村信用社主要支持农户的生产经营,农业银行则专注于对优质产业化龙头企业的金融服务,二者业务发展缺乏协调,也不存在功能互补的业务。而且,农村信用社本身也因为体制和技术等因素而未能实现经营上的协调配合。 (2)正规金融体系缺乏应有的活力。中国农村正规金融体系中,除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其中包括中国农业银行)外,还有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邮政储蓄。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和城市商业银行发挥的作用不大,一般只涉及少数较大农村企业的融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属于农业融资方面(尤其是国家粮棉收购融资方面)的政策性银行。除邮政储蓄之外,上述其他农村正式金融机构均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监管,邮政储蓄主要由国家邮电局监管,央行监管有限。现有正规金融机构在支持农业产业化方面存在的不足,根本原因是改革不到位以及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一方面,我国现有的正规农村金融机构并不是农村经济内生发展的结果,因而存在众所周知的制度缺陷。另一方面,农业产业化经营主体的行为目标是利润最大化,由此也要求农村金融机构依据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原则提供资金,但出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考虑,我国正规金融发展过分注重了资产的安全性要求。无论农业银行还是农村信用社均普遍上收信贷权力,严格审贷程序和审批条件,强化了不良贷款比例指标考核,导致在新增贷款发放问题上,出现了大量的“惜贷”和“慎贷”行为。与此同时,农业银行已经开始收缩业务边界,逐步从农村收缩机构,业务向城市集中,农业贷款发放显著减少。组织不稳与功能不定制约了农村金融体系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作用的发挥。 (3)民间金融的先天不足。由于正规性金融市场缺位,正规金融组织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因此,非正规性金融组织(也称民间金融)在金融管理当局抑制的领域之外自发活跃起来。 农村民间金融机构是相对于农村官方金融机构而言的,是没有纳入中国人民银行等金融管理机构常规管理系统的金融机构,其具体的存在形式是农村合作基金会、地下钱庄、地下外汇兑付店和聚合等。长期以来,民间金融在我国基本上被列为地下金融,并一味地进行整治。但民间金融就是“整”而不倒,往往是整治的风头上收缩一下,风头一过又“死灰复燃”,甚至更旺。农村民间金融的存在,也充分说明正式金融机构满足不了农民的金融(特别是贷款)服务需求,而民间金融正好弥补了这种不足。当前农户取得借款的主要渠道是民间私人借贷,估计有50%到65%的农户获得了非正规贷款,农户借款中民间借款所占的比例超过70%;我国农村“高利贷”有8000亿元至1.4万亿元。 非正规金融组织若从实际产生的效果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农村经济发展中农户及一些乡镇企业金融服务上的空缺,打破了农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组织一统天下的格局,促进了农村金融组织的创新和农村金融市场的开拓,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民间借贷一直不具备合法地位,没有实现规范发展,难以有效地补充产业化经营主体的资金需求,而且,民间非正规金融组织有其致命的弱点和缺陷,那就是容易违反金融法规或高利率,扰乱国家金融秩序;相当一部分资金可能流向一些不正当甚至非法的经营活动,成为非法活动的助推器;风险监管不严格,存在很大隐患。并且相当部分的民间借贷仍然采取了口头约定等不规范的借贷形式,利率普遍较高,既制约了资金需求,又成为众多法律纠纷的根源。因此,民间金融的先天不足,导致其难以成为支持农业产业化的重要力量。 (4)在中间业务方面,金融部门的服务水平远难满足农业龙头企业的需求,突出表现在服务的品种少,仅能提供开户、结算、贷款等常规服务,而资信评估、理财咨询、承兑汇票、贴现各类等特殊服务则很少,服务层次低,大多数是一些小额零散的业务,长年正常性的服务少。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农业龙头企业由于在大银行贷款困难,不得不在信用社开户,其中间业务水平更差、效率更低,直接影响了这些企业的效率。 (5)直接融资比较困难。我国的资本市场,无论是股票市场还是债券市场,都主要面向国有企业,而且我国绝大多数农村县、乡、镇甚至没有证券交易网点,农业利用资本市场实施证券融资非常困难。在我国目前的资本市场上,农业龙头企业无论是通过争取额度直接上市,或通过股权转让间接上市,还是发行企业债券,都存在一定困难。龙头企业从资本市场融资的数量也相对有限。1995年以前,在股票市场上市的龙头企业不到5家,1996年之后上市的农业公司数量开始增加, 但农业类上市公司所募集资金的总量与农业整个行业所需要的资金相比,尚有较大的差距。目前上市的龙头企业共有59家,但筹资的数额比较少,所占比例偏低,而且部分上市的龙头企业的经营领域已经脱离了农业和农村经济,龙头企业通过债券方式筹集的资金数额更是少之又少。2003年1月份统计,我国沪、深两市共有32家农业龙头上市公司,仅占全部上市公司的2.6%,近60 家农业类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普遍低,净资产收益率往往达不到再融资的条件要求,上市后所募集的资金也多转入非农领域,以取得短期回报。 3、农业保险缺位,加剧了农村金融供给紧张状况。 农业保险是稳定农业生产、保障经营者利益的有力手段,它提高了农业经营者的收益保障程度,有利于改善农业和经营主体的经济地位,便于其获得贷款,引导农业金融资本的流入,促进农业生产扩大规模、提高集约化生产水平和降低资金融通成本。自198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试办农业保险以来,农业保险业务一度得到了快速平稳发展。但由于农业保险回报率低,缺乏必要的政策支持和法律法规依据,加之保险公司实行商业化经营,业务重点也转向城市,近十年来农业保险业务日趋萎缩。目前,多数省市的人保分公司都撤消了农业保险机构及业务。由于农业保险的缺位,在一定程度提高了金融机构对农业、农村企业风险程度的评估,成为“惜陪贷”的重要因素,加剧了农村金融供给紧张状况。 4、缺乏行之有效的信用评价体系和完善的信用担保体系。 信用评价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使企业能够更加有效地获得金融支持,强化企业的间接融资系统。从我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金融支持的现状来看,目前缺乏行之有效的针对龙头企业的信用评价体系。以蓝田股份为例,如果当时已经建立了一套完善的信用评价体系,蓝田股份就有可能及时规避盲目扩张的风险,不至于出现信用危机,也就不会导致资金链条的断裂和经营的失败。相对工业企业而言,目前农业企业大多为中小型企业,处于创业成长期。由于信用担保体系的不健全和银行对信贷资金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要求的不断提高,对于面临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来说,获得贷款的门槛较高,而已有的政策性货款在实践中也很难落实,直接制约着龙头企业的发展壮大。 三、构建完善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金融支持体系 加大金融对农业的支持力度,既是现代农业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也是促使弱质农业从落后走向比较发达,并最终实现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凡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及地区,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都离不开金融支持。加大对农业这种弱势产业的资金支持可以说是一种国际惯例。面对目前我国农村实现产业化融资难的现状,要努力形成政策性融资与商业性融资相结合,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相协调的多元化资金支持体系。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必须结合当地资源优势,以资源开发为基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核心,真正将金融支持农村产业化发展深入到农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生产环节,寻求农业产业化和金融机构发展的最佳结合点。 1、健全农村金融供给体系。 要明确现有正规金融体系的市场定位,真正建立起既公平竞争又分工协作的多元化组织格局。要有计划、分步骤地将设在农村却很少甚至不发放农业贷款的国有银行基层网点撤出农村市场,腾出的网点设施和市场份额转让给农村信用社或其他地方金融机构,有必要保留的机构网点则必须界定一个严格的新增存贷款比例。加强对农业发展银行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确保其资金真正用于规定用途,稳定粮食生产,同时应允许其适当扩大政策性业务的范围,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和农田水利建设,为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要尽快调整邮政储蓄机构的利率政策,降低邮政储蓄资金存放中央银行的利率水平,最大限度地减少农村资金外流,稳定农村金融秩序。根据农村民营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可以允许在少数发达地区试办农村民营银行,以规范日益活跃的民间金融活动,切实解决数量众多的中小龙头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的金融需求,降低农村金融风险。 2、健全农村多元化的农业投融资体系。 我国迫切需要建立一个以农民个人投资为主体,国家财政性投资为引导,信贷资金为支持,外资和证券市场资金等各类资金为补充的多元化的农业融投资体制。拓宽民间投融资渠道,创新农民个人投融资方式,构筑一个以农民个人投资为主体,国家财政性投资为引导,信贷资金为支撑,外资和证券市场资金等各类资金为补充的多元化的农业投融资体系。据有关资料统计仅限农村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养老救济等社会保障、农业科技等五项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就要10000亿元的资金。这么大的资金缺口,光靠政府财政支出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因此,唯一的出路是拓宽民间融资渠道,变单一的间接融资为直接融资,引导工商资本、民间资本、外国资本进入农业主产区,建立一个以农民个人投资为主体,国家财政性投资为引导,信贷资金为支撑,外资和证券市场资金等各类资金为补充的多元化的农业投融资体系和完善的农业保险机制,把农民存在金融机构里睡觉的钱用起来。 要加快培育农业资本市场,充分利用资本市场深化农业产业化经营。一是鼓励优势企业通过兼并收购小企业和弱势企业,通过企业之间的资产重组和产权交易,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盘活存量资本,壮大龙头企业经营规模,实现企业的规模扩张。二是深化龙头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明晰产权关系,组建规范的股份有限公司,实施股份制运作,促使企业在同行业中形成竞争优势,为上市打好基础。三是加快培育和发展龙头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专业性中介机构,为龙头企业通过兼并、收购、重组等资本市场运作和盘活农业经营性资产提供条件。四是以大型龙头企业和非金融机构为主体、建立专业性的农业产业化投资基金,对龙头企业和具有市场潜力的产业化项目进行股权等形式的投资。产业投资基金是以资本市场为纽带,以产业发展政策为引导,通过对国家亟待发展的产业,如农业、能源、交通等,实行股市融资及资本运作,以解决国家因财力有限而不能满足的产业重点项目资金需求的困难,促进基础产业、高科技产业等新兴产业集约成长的一种有效的金融工具。五是制定一些倾斜性的优惠政策鼓励企业进入证券市场,为企业债券、股票的发行和基金的运作创造良好的环境,充分发挥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直接在证券市场为涉农公司融通资金的作用,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提供持久发展的动力。 3、建立包括农业龙头企业在内的信用担保体系。 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是由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与债权人约定以保证的方式为债权人提供担保,当被担保人不能按合同约定履行债务时,由提保人进行代偿,承担债务人的责任或者履行债务,它是一种信誉证明和资产责任结合在一起的金融中介行为,可以排除中小企业向金融机构融资时担保品不足的障碍,弥补中小企业信用的不足,改变资本供求双方的利润流和剩余控制权配置结构,分散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融资的风险,促进融资交易的发生,进而优化金融结构。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要将龙头企业纳入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完善为龙头企业服务的金融服务体系。解决农业龙头企业贷款难、担保难、抵押难的问题,降低部分银行风险,提高银行给龙头企业的融资的积极性,关键是建立龙头企业在内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中小企业的信用担保体系应以中小企业间互助性担保机构和民营商业性担保机构为基础,建立省级再担保机构,为辖区内包括农业龙头企业在内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服务,开展一般再担保和强制再担保业务,并配合人民银行、财政等部门,对辖区内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进行监管。担保机构与再担保机构之间约定风险承担比例,对风险性较大的项目应该实行强制性的再担保。 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与协作银行要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做好对龙头企业贷后资金运用的监管工作。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可以选择协作银行并进行授信管理,与协作银行明确保证责任形式、担保资金的放大倍数、担保范围、责任分担比例等内容后,由担保机构将担保资金存入协作银行,在企业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时,由银行自主决定是否发放担保贷款,贷款损失按责任分摊比例分担。 4、大力扶持社会化服务的支撑体系,改善农业产业化的社会环境。 一是积极支持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城乡一体化建设。农村市场体系的建立健全和市场服务功能的完善,是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的重要环节,也是农村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因此,农村金融部门要积极参与规划,并认真选择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农产品批发市场、种苗专业市场、有机肥交易市场、农机具租赁市场、要素市场、科技服务市场等多种类、多层次市场作为支持重点,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和功能,促使批发、商贸市场、摊群市场为农服务,把生产与市场紧密联系起来,推动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协调发展。同时,农村小城镇作为农产品加工业和市场的重要载体,发展小城镇与实施农业产业化可以相得益彰,互为促进。因此,农村金融机构应大力支持城乡一体化建设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大农村电网改造贷款的投放力度,积极介入中小城市和发达“建制镇”的供水、供电、煤气、电信、有线电视、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土地开发等建设项目。二是对以农产品加工业为重点的乡镇企业继续给予支持,扩大本地区农副产品的精深加工程度,发挥它们吸收农民就业、活跃农村经济的作用。尤其要注意支持那些为农业产业化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相关企业和组织,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市场化服务体系和保障机制,改善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以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快速发展。 5、要构建和发展农村民间金融体系,发挥民间金融对农村正式金融安排的补充和辅助作用。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建立在血缘、亲缘、地缘等社会关系基础上的农村民间非正式金融安排具有相当程度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可以在加强引导、监督并纳入法制管理的前提下,适当给予发展空间,以发挥其在农村金融体系中的补充和辅助作用。非正式金融目前对农村发展提供了最大部分的信贷支持。简单宣布非正式金融非法是不合理的,简单宣布禁止也是禁不绝的。非正式金融在一定秩序框架下的存在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在封闭的农村社区,由于社区内外人员流动性较低,非正式金融只要在人缘地缘血缘关系基础上运作,充分利用社会网络中的人际信任和社会排斥之类的非正式制裁机制,其发展空间非常可观。在相对开放的农村社区,由于社区内外人员流动性较高,仅仅依靠信任和非正式制裁机制还不够,这就要求某些类型的非正式金融应在某种正式秩序框架下运作,实现部分正式化甚或完全正式化。如果说在封闭的农村社区人们完全可以依赖其所熟知的局部知识来运作非正式金融,那么在较为开放的农村社区,人们既需要利用这些局部知识,也需要利用法规政策之类的全局知识,以降低金融风险。在非正式金融监管方面,金融管理当局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不是强迫其完全正式化或者简单禁止,而是应降低其风险,同时保持其活力。比如,利率高于中央银行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利率4倍以上的民间借贷才应成为该打击的“高利贷”,利率低于“高利贷”利率的民间借贷,原则上可以用民法加以保护,尤其是在发生贷款违约纠纷的情况下。在商品经济尚不发达的我国广大农村,社会关系不仅不是经济交换的障碍,而是促进经济交换的推动力量。建立在社会关系基础上的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其实是一项有效的制度安排,具有生存的合理性,应该在加强引导和监管的前提下允许其发展,以弥补农村正式金融安排的不足。 6、选准信贷支农载体框架,提高农村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效益。 农村信贷载体的优劣,直接关系到贷款本息能否到期回流和农村金融自身经营效益的好坏。农村金融支持产业化经营,要根据农村区域资源特点,以资源开发为基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核心,因地制宜培育好信贷载体,瞄准农村的主要产业、特色农业、科技农业、龙头企业等,集中农贷资金重点支持,充分发挥信贷“粘合剂”、“催化剂”作用,把触角延伸到农业产业化的各个领域和各个生产经营环节,寻求支农与提高经营效益的最佳结合点,进行择优扶持。(1)农村金融部门应重点支持“龙头”企业发展,以发挥其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示范、带头作用。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是关键。农村金融应始终坚持把支持“龙头”企业作为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点。要打破产业、行业和所有制界限,从国有、集体企业、乡镇企业、供销企业、私营企业、合作企业、股份制企业等现有经济成份中,选择那些对农业产业化具有辐射面广、带动力强、经营规模大、资金实力雄厚、经济效益优良、抗风险能力强,并与农产、基地以及相关企业建有稳定经济关系的骨干企业作为信贷支持的重点对象。(2)农村金融部门应大力支持“主导”产业发展,以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发展具有本地特色和部分优势的主导产业是农业产业经营的依托和枢纽,只有围绕主导产业、产品形成规模化、系列化的农产品生产基地才能促进产业化组织的最终形成,也是农业产业化经营成功的根本。因此,农村金融部门在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必须把支持农产品商品基地建设作为发展主导产业的关键来支持。按照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的要求,积极参与当地主导产业的正确选定。以主导产业的发展带动本地区农业逐步向生产专业化、集约化、规模化及服务社会化方向发展,以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步伐。(3)农村金融部门应积极支持科技农业发展,以增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后劲。一是选择那些经营规模较大,产品科技含量较高,品质好、效益佳,生产经营诚实守信的专业户和科技示范户予以积极支持。并使代款量与其生产经营规模和生产经营者的承受能力相适应,确保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村金融部门自身效益的实现。二是选择农村新涌现出的各种技术协会作为信贷扶持对象,支持他们建立起跨户、跨村、跨乡镇的技术服务网络,并通过他们以信息、技术、运销等的交流与配套服务,促使商品生产形成规模。三是适当选择符合贷款条件,技术力量强,经营成绩突出,经济效益好的农业科研及新技术推广机构予以热情支持,促进农业高科技产业化地域载体的建立和农业科研成果转化体系的形成,提高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水平,进而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进程。(4)农村金融部门应热情支持区域特色农业发展,以突出本地农业产业化经营特点。我国广大农村各地区的自然条件、地域特点、经济发展水平等有较大差异,这就决定了各地农村金融部门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必须从县情、乡情、村情、户情出发,支持其发挥各自的优势,面向市场发展当地独具特色的产品农业和区域特色产业,营造区域比较优势,逐步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业主导产品和农业支柱产业。并要注重支持集种植、养殖、休闲、生态保护、资源开发为一体的观赏农业、生态农业的发展,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农业产业结构,以此促进农业产业化可持续发展。 7、规范和创新农村金融监管体系。 一是要由以中央政府(包括监管机构)为主导的监管转变为以省级政府为主导的区域性监管,辅之以中央政府对省级政府监管者的监管。这是一种强调以省为主的农村金融监管思路,是由我国农村金融需求的多样性和悬殊的区域差异性决定的。中央政府的金融监管部门应将农村金融准入和监管的权限,逐步移交给省级金融监管部门,特别是发挥后者对农村民间金融的监管作用,增强其防范区域金融风险的责任与积极性,分散全国的金融风险。二是要从合规型监管转向防范风险与提高效率有机结合的监管,将改善金融监管与鼓励金融创新结合起来,加强对金融创新的前瞻性研究和对金融风险的预警防范。在维护农村信用社整体稳定的前提下,在监管方式、监管内容、监管措施等方面进行创新,放手让农村信用社去发展。如适当增加农村信用社在用人、网点设置方面的自主权;适当增加其在存贷款利率期限上的自主权,增强其自主发展的能力;适当减免农村信用社的营业税、所得税、储蓄利息税,放宽对核销贷款损失的限制等;允许条件较好的农村信用社进入资金市场;按照农村信用社营业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风险保证基金,并允许税前列支,建立农村信用社风险准备金制度。三是要从侧重市场准入和事后监管,转向市场准入、市场退出和市场运作有机结合的全程监管。 农业金融论文:工商资本和金融资本对中国传统农业的剥削 引言 解放前我国农村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矛盾制约下,逐渐出现了土地占有权逐渐分散、而使用权相对集中的趋势。由于高地租率的压力,土地使用权实际上只能向生产能力强的自耕农(亦即中农和富农)集中。因此,早在解放前土地产权即已经是“两权分离”了,这其实也是使资源配置相对合理从而稳定农业生产的重要的制度因素。小农的基本行为取向是尽可能多地租种土地,以“劳动替代资本”投入来增加剩余、从而稳定农业生产;但同时又会使人口随之不断增加,落入发展经济学指出的“增长陷阱”[2]。我们认识到,土地占有上的不平等不是农村贫困、小农破产的主要原因。 本篇的分析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旧中国发生农民革命的直接原因是农民贫困和农业破产,但从本质上看,最主要的原因是工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对农村的过量剥夺。国家以工业化为目标必然会从农业提取剩余,然而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农业剩余太少且高度分散,与工业化目标相冲突。在工商业发展的拉动下农业商品率不断提高,为商业和金融资本进入农村经济打开了大门。而在这两种能够与地主经济结合的大资本过量榨取小农剩余的作用下,农村经济必然衰败。因此,真正造成农民贫困和农业破产的主要因素,其实是商业资本的“剪刀差”和金融资本的高利贷。 近年来随着我国农业结构大幅度调整、商品率不断提高,农村高利贷多有发生,农产品国际贸易和国内流通的问题也愈益复杂,这些都曾在本世纪初叶发生过。因此,研究中国发展问题的人们有必要以史为鉴。无论今人采取什么途径追求现代化,都应记取工商业和金融资本剥夺农民导致农村衰败的历史教训。 一、农业种植结构的市场化 随着19世纪中叶帝国主义进入中国形成的买办工业,以及洋务运动以后官僚资本和城市以轻纺、食品为主的民族工业兴起,中国农村种植结构不断调整,农产品商品率增加。黄宗智[3]曾经分析道:“中国农业在19、20世纪,成为世界商品市场的一部分,国际需求大大刺激了几种主要经济作物的种植——像茶、丝、棉、糖、花生和大豆。对冀-鲁西北区而言,棉花和花生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同时,因国际需求而扩大的生产,有的后来又被国际竞争所侵蚀……商品化了的中国农业,不再只受国内市场动向的影响,同时也受世界性市场的下降影响”。一般认为,这对于传统农业而言,当然是历史性的进步。 但是,在人地关系不可能改善的制约下,农业的种植结构调整意味着比较利益低下的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下降,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满足基本生存的自给自足能力随之下降,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的稳定也随粮食的自给能力下降而难以保障。 1 种植结构的变化 农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表现为农民从种植用于自给的粮食作物逐渐向种植经济作物转变。比如,河北、山东的植棉面积明显增长(见表1): 需求弹性较大而且受市场需求制约的经济作物面积扩大,改变了传统农业的稳态结构。黄宗智[4]指出,“冀-鲁西北地区植棉比例,多至占总耕地面积的30%以上,还有许多占10%至30%……这样的种植规模,足以改变当地村庄的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结构”。而河北花生的播种面积,1914-1918年达200万亩以上,到30年代,已超过400万亩。山东则由1920年的200万亩增加到30年代的500万亩。山东章丘和济阳县,花生种植达耕地面积的50%和40%,1924年有约90%的收成输出,大部分经青岛远销至马赛等地[5]。 2 粮食问题:面积下降和输入增加 20世纪以来,随着经济作物、园艺作物面积扩大,粮食作物面积在逐渐缩小。 25年间的种植结构变化是:经济作物的比例上升明显,而粮食作物除玉米产量大而不断上升外,基本处于下降趋势。本世纪初叶粮食输入的提高幅度大于经济作物输出。输入粮食中,以经过加工的大米的增长幅度为最高,小麦次之,表明随经济作物增加,主要粮食需求只能靠增加输入来解决。农业的稳定性在商品化进程中退居次要地位。 3 农业的专业化区域种植 资料显示,20~30年代全国逐渐形成了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农业种植区域。如苏、鄂、鲁、冀、豫、陕、浙为主要棉产区;皖、赣、闽、浙、湘、川、滇为主要茶产区;浙、粤、苏、川、鄂、湘、鲁、冀为主要蚕桑区,其中以浙粤为最大;鲁、豫、 皖、滇为烟草产区,主要种植美国烟草;东北为大豆产区;鲁、冀、粤、鄂、苏、桂为花生产区;长江流域为米产区;东北、鲁、冀、川、豫是小麦集中区。由此可以认为,我国传统农业的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结构,因为专业化的生产和商业化的交换日益普遍而在不断改变之中。占有土地较多的农民在种植结构调整中,逐渐向追求货币收入的行为取向转变。 二、农业商品率和农村经济的商品化 19世纪以来种植结构的调整,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率不断提高,而且区域差别和年际波动显著。民国时期我国农村经济的商品化程度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这一商品化程度可以从农产品自给、销售和购买各占的比例,以及生活资料自给和购买的比例等指标中看出。 1 农业商品率的提高及区域差别 卜凯[6]的调查表明,1921~1925年中国17处调查地的农产品总产量中自用与销售的比例达47.4∶53.6;其中北部为56.5∶43.5,而中东部特别是东部的苏浙一带,农产物中自给与销售之比为37.2∶62.8,浙江镇海出售农产物的比例竟高达83.8%。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年际波动,其中如河北盐山1922~1923年变动达25%。这些数据可能偏高,但仍然能够说明当时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传统特征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满铁的调查也说明,东北地区商品化程度相当高,而且耕作面积越大,商品化率越高。 另有资料显示[7],30年代全部农产品的商品率有所提高,惟独粮食例外。1931~1937年间,全国的商品粮在粮食总产量中仅占18%。按照商品率高低排序如下:小麦29%,高粱25%,土豆24%,玉米19%,大麦18%,大米15%,小米10%;其他为18%。值得注意的是,农业发达而且商品化程度较高的南方,大米的商品粮比例也相当低。这与南方在人地关系更为紧张的条件下经济作物占地较多有关。 2 农民的生活自给比例仍然较高 由于受剪刀差影响,农民生活资料中来自市场购买的比例,大大低于农产品销售的商品率。卜凯[8]20年代的调查表明,相对于农产品商品率的不断提高,农民在生活资料上基本上仍然处在半自给的状况中,自给部分占65.9%,购买部分占34.1%;其中北部自给部分为73.3%,中东部 58.1%, 北方农村的自然经济特色远较南方浓厚。但是进入30年代以后上述情况有很大改变。农民生活资料商品率10年间有了明显提高,而且南方更高于全国水平[9]:全国农民消费的生活资料中购买来的粮食达35%,洋布29.9%,洋袜43%,煤油54.2%,肥皂34.1%,肥料26%,酒48.8%,香烟19.3%。 而江浙农民从市场购买的各类生活用品的比率明显高于全国水平,如浙江则为粮食53%,洋布51.9%,洋袜79.6%,煤油80.3%,肥皂81.5%,肥料52.4%,酒48.8%, 香烟35.1%,可见南方沿海地区农村对市场的依赖程度更甚。 此外,东三省农民饮食品购买部分呈现出与耕地面积增加负相关的态势,说明越是自给能力差的贫家(小于15垧)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中购买部分越多[10],所受的剥削越重。这与上文提到其农产品商品率与耕地面积增加呈正相关恰恰相反。 冯紫岗的《兰溪农村调查》对购买的生活资料在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分布情况有清晰的反映。以上数据说明,无论总计还是分类,从市场中购入生活资料的比重大体从地主到佃农依次递减,但佃农兼雇农购入的生活资料的比重明显偏高。其中,地主从市场购入总计达72.35%,佃农兼雇农达97%,雇农也达50.88%。贫富两极的情况截然不同,地主能够收取货币地租而且有支付能力;而佃农兼雇农则是由于从土地上获取的剩余太少,燃料、饮食无法满足最低需求。 3 农户收支的货币化程度 据卜凯[11]对全国七省17处各类农户农场支出情况的调查表明,二三十年代,农户收支的货币化程度并不比现在低。平均起来,现金支出在自耕农达43.9%,半自耕农为42.7%,佃农达39.4%。另一方面在农民收入中,现金收入比例平均已超过非现金收入,而且,半自耕农收入的货币化程度高于自耕农,而佃农又高于半自耕农。 瓦格勒本世纪初的山东调查反映了使用土地面积与现金收入的关系:1913年山东胶州各类农户现金收入对总收入的百分比排序:42亩地的自耕农为38%,20亩地的佃农为28.6%,14亩的自耕农为24.5%。这也说明使用土地越多,收入的货币化程度越高。 种植结构调整、商品率提高和自给能力下降、收入货币化,农业和农村经济这3个方面在20~30年代的重大变化,为工商业和金融资本进入农村经济,以远高于地租的剥削率榨取小农剩余提供了条件。 三、商业资本对农业的剥夺 商业资本作为从农业提取剩余的主渠道,对农民的剥削程度远甚于地主的地租率,而且随上文所述之农村经济商品化提高而愈演愈烈。 1 商业资本的剥削方式 严中平[12]概括了五种剥削方式: 第一种是从农民手里购买农副产品时,利用各种欺诈手段,取得价格上、数量上及至币值上的便宜。例如在山东、河北的烟产区,烟商用低估、压秤、索取佣金、支付贬值辅币、转嫁捐税负担等等方式,使烟农所得实际价格仅为名义价格的70%,在安徽商城和凤阳,只有50%左右。 第二种是商业资本与高利贷相结合,利用农民的弱点,用奴役的条件贷给现金、原料、日用品或生产工具,使农民以被人为压低了的价格的农副产品抵偿债务。如江苏南通,外商将未成熟的棉花用“期买”的形式先行购买,其所估计的价格不及市价的30%~40%,若按利率计算,压价在50%以上。又如在广东茂名、东昌、阳山,有一种“放谷花”,谷价由当地商人估定,通常合市价的1/3 。在茂名借1元 ,4个月 还谷4 斗,价值超过2元;东昌、阳山多3月贷款,6月收谷,3元债收谷一担,约合5元。四川内江有“押青山”,以来年甘蔗预押与糖农(糖房),分期取款,普通较时价低20%~25%,若毫无收成,至少按平年3~4分付息,顺延至下年交蔗。 第三种是用商品偿付农民出售的农产品,一般是品质极劣的商品,“这种形式是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所有一般未发达的阶段所特有的”。如四川沪县、富顺,有的蔗农以蔗与糖房换糖,每100斤仅换糖3斤。江苏东台,当棉花收摘无人收买时,棉农为生活所逼,不时拿棉花换粮食和副产品,折价籽花每担5元,而以前的籽花是每担20元左右。 第四种是用生产者必需的原材料偿付农民出售的产品,以使农民同原料市场断绝联系,直接受制于商人。如江苏南通,布商以棉纱向织户换取土布,每包18支纱作价比现金购买时高出0.3~0.5元,而每匹大布作价又比现卖时压低0.1~0.2元。 第五种是直接向农民分配原料,使商品生产者成了在家中为资本家工作的雇佣工人。河北高阳,织户无钱及原料,托人介绍到布线庄领取纱来织布,织8.5斤白布单人工一项就要9角7分,而钱庄所给工资最多只有9角,平均为8角。 2 价格剪刀差 衡量商业资本剥削程度的主要指标是价格差,一般用农民所得价格来反映。下表资料反映的是农民在终点市场所得的价格占销地价格的百分比。 从上表可以看出,尽管有经营费用,商人的剥削的程度仍然可观。其中最低的仅为销地价格的不到一半。严中平还认为,表中农民得到的价格无疑是高估了的,因为这些价格中间包括着农民运往市场的运输费,也包括一些中间商贩的利润。而且由于商人的各种榨取手段,农民所得到的名义价格与实际价格还有一定的差距。陈翰笙的调查更表明,这种差距有时达1倍以上。 我们还可以通过各地乡镇农产品价格季节的指数变动来看商业资本活动的结果。商业资本在青黄不接时抬高价格,而在收获后压低价格,从这一高一低中商业资本谋取了超额利润。由于农业生产和收获的季节性特征,商业资本的活动可以使农产品价格成倍上涨,江西泰和的小麦价格指数差166.3%,湖北黄陂的小麦是144.9%,湖北远安的黄豆价格差是120%。可见即使在农村基层的乡镇,市场交易也相当活跃,商业资本可以得到颇丰厚利润。而分散的农民只能付出高价购买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出卖产品常常赶在低价时,所受的剥削也相当多。 个别地区的调查则更具体地反映出价格剪刀差的差距变化趋势。如江西南城县农民所得物价与所付物价的变动,可以反映出20~30年代随着工业化加速发展而出现的剪刀差扩大。 这些指数表明价格剪刀差在1937~1944年这8年间呈喇叭口状的扩大趋势是明显的。当然,抗战期间通货膨胀的影响不能排除,但是应该看到,农产品作为生活必需品,其在战时的价格上涨本来是应该大于其他物品的。 由于在农业的商业化进程中工商业资本对小农经济的过量剥夺,农村自然经济日趋解体,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越来越多地受制于市场,也必然无力承受市场供求变动和价格大起大落的摔打,许多人生活日趋艰困。如浙江蚕农无钱买桑叶,只得以糠果腹;甚至抱蚕入河。广东顺德50万蚕农(占全县人口50%),因丝价不及2/10,工料亦不足抵债而停工,20万女工入广州佃工或[13]。 四、农村借贷关系与金融资本活动 上文关于商业资本对农民的5种剥削方式中,已经涉及高利贷与商人结合的剥削程度远甚于地租率的情况。本段专门讨论金融资本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影响。 1 农村借贷普遍化 民国时期农村借贷关系已经频繁发生,据《农情报告》第二年第4期第30页的材料,各地农村中农户借款的家数达56%,借粮的家数也达48%。全国各省的情况如下: 上表可见,最多的察哈尔省借款的家数达79%,借款最少的河南省也达41%;借粮农户最多的广西达58%;最少的绥远、河北为33%。有的省借粮农户相对少是因为土地资源相对宽舒、土地产出率较高或种植结构并未商品化,所以粮食的自给程度较高。 2 各类农户负债的差别 各地各类农户负债不同。金陵大学农经系1934~1935年对各地农村共14地区852户的调查表明平均负债发生率达71%,最高的安徽平均有80%农户负债,最低的江西也有57%。 从不同农户类别负债发生率比较来看,佃农高于半佃农,半佃农又高于自耕农,同农户的贫困程度一致,越贫苦的农民发生借债的户数越多。严中平汇集的同期资料也能反映这一趋势。 贫农的借债发生率在广西苍梧竟高达89.4%,最低的河北定县也达63%。但负债与商品化程度的关系则比较复杂。 广西苍梧1934年借款和借谷户在中农、富农和贫农之间的分布与上述情况不一致,借谷的农户也是贫农多于中农,中农多于富农。但是,借钱户高低排序则完全相反,富农达66.7%,不但多于中农,且成倍地高于贫农。这一方面说明拥有财产多少在借贷发生时所起的作用,可抵押财产越多信用程度高,越容易得到贷款;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商品化程度越高的农户信用活动越频繁。 3 农户借贷用途 然而据金陵大学农经系1934~1935年的调查,农户贷款90%以上主要用于生活,其中佃农借贷用于生活的比例高达94%;用于生产的只有半佃农较多一些,也仅为11.4%。 上文的剪刀差与这个资料结合分析,表明农业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农业产出低价卖出,农民除了劳动力之外对农业的其他要素投入较少;另一方面农民要高价购进生活用品,贷入资金也只能大多数用在生活急需上。这似乎形成了一个促使小农经济衰败的恶性循环。说明农业的商品化对农民而言并不一定是历史的进步。 4 借贷利率 1933~1934年一般性借贷的利率的统计显示出借粮食年利高于现金借贷利率好多,多借用粮食的贫苦农民所受的剥削也更多。更严重的是借贷利率还在不断增长之中。 本世纪初至30年代的25年间利率在农村一直处于不断增长中。南方利率增长的幅度大于东北地区,按年度计算广东台山为最高,年增约24%。 表中数字表明,虽然存在年际波动,现金和粮食借贷的利率趋势都不断增长。其中,私人利率最高,年利达132%;其次是抵押贷款。而合作社的利率尽管最低,1938年仅为1.2,1946年也增长为4.1,年利仍然近50%;而且其贷款总规模所占比重太小(参见下表),对农民只是杯水车薪。此外,粮食借贷如折成月利计算的话,显然高于现金借贷。最高的1945、46年,6个月借钱还粮利率已达192%。不得不借粮度日的贫苦农民雪上加霜。 5 高利贷 据中央农业实验所对15省的调查[15],放贷者主要是地主、富农和商人,其次是合作社、银行和商店等各式的金融机构;传统的钱庄、典当和官方的合作金库等占很小比例。应该重视的是,银行、商店这些新兴的商业金融机构放出的高利贷比重在不断增加,而地主、富农及商人以及兴起不久的合作社发放高利贷的则在减少。其中银行占高利贷比重在8年间增长3倍。 6 高利贷的利率 这方面还没有完整的经过统计整理的材料,只能找到一些零星的记录[16]。实物借贷中,湖南衡阳的“标谷利”四五月间借谷1石,按当时最高价格折谷偿还,3个月便增加了3倍以上;江苏川沙的“翻扛子”和太仓的“利加利”,除加几成计算之外,则是春季麦贱时折成麦,秋季米贱时又折成米,秋季偿还时也能增至3倍以上,第二年偿还甚至增加到10倍以上。山东鱼台的“青麦利”,青麦未黄时借粮,两三个月要借一还四。 借货币高利贷的利率也相当高,广州琼崖的“五钱市”借100元月利75元;四川宜宾的“金斗翻”是借洋1元,每天付息1角直到还清;湖南桃源的“孤老钱”,每月一对本,借1元,满月收2元,两月后还4元,以此类推;各地的“驴打滚”,也是到期后利息变成本金,又再生利,利上加利;河南新郑以1月为期,利率4-5分,期满未还,利率则按月递增;甘肃皋兰的“穿碾子”,期限最多一天,利息便20分,过期滚利;常熟的“放过洋(押头鸟)”以10天为期,也是利上加利。另外,还有的高利贷在借款时即扣下当月利息,或以少计多,河北临城就有“六顶十”的。 除了单纯的高利贷外,高利贷还与商业资本结合了起来,层层加深剥削。广东茂名有“卖地皮”“卖青苗”、“放谷花”,系收获前三四个月预卖田中的谷,谷价由田主估定,通常只合市价的1/3,合收获时谷价的1/2;山东鱼台的“赊牲畜”一般用现款20元可以买到的牛驴,如果赊买便须120元。 有的高利贷直接与地权和财产的抵押相结合,成为地主掠夺农民财产的手段之一。一般借高利贷用土地财产抵押,如期不能偿还,则财产为债权人所有。如湖北的“顶麦根”是以自己耕种的麦田作抵押,债主收田中的麦子为息,本金则另外还;如无力偿还,债主就可将地出租,一直到债务还清才能赎回。江苏的“三道连”、绥远的“死契粘单”、浙江临安的“死契活票”,借钱时除要求写借契外,还要交出活卖契、地契或直接写下绝卖死契、田地绝卖契等,到期不能偿还,田地则归债主所有。山西中部的指产借贷,用价值114元的田地房产抵借15元,月利4分,限5月,如期不还,田地房产归债主等。 高利贷中也包含超经济强制,东北西安、西丰等县有佣还;广西有劳役利息,人身抵押和人口典当。劳役利息是借洋1元,为债主服务1天为利息,借满30天就要全年替债主服役;人身抵押是借钱时写明,到期不能偿还,须把儿女或本身押交债主家服役,通常月利6~7分,期限最多为1年,届期沦为奴隶者有的只能抵利息,还要另外交付本金去赎;人口典当则是借钱时把子女典当于债主,到债主家做工以抵偿利息,如期满后无力偿还债款,则继续为债主服役,债主可为其嫁娶,生下子女仍为奴隶。广东罗定,有“押妻女”,借钱时妻女抵押给债主,如在债主家怀孕,所生子女归债主所有,偿还时只能赎回原来的妻子;如无力赎取,妻女便归债主所有。 五、启示 1 随着本世纪30年代社会政治的初步稳定,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在帝国主义买办、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共同作用下明显加快,从而拉动农业种植结构有了明显调整,农业的商品化市场化、农户收支的货币化程度也有所提高,专业化区域种植使农业剩余有可能形成一定规模,农村市场开始活跃,商业和金融资本也有了发展机会。 2 商业和金融是农业剩余流出的主要渠道。这二者都易于与占有农业剩余较多的地主相结合;但与地主之不同在于,它们处于与农业完全对立的地位。因此,其合乎经济理性的行为是在小农经济剩余少而且分散的条件下,采取扩大剪刀差和普遍高利贷的方式过量剥夺农民。 3 高利贷所代表的金融资本,加上不断直接鲸吞着农业剩余的商业资本在农村经济中的作用,与30年代中国工商业资本原始积累加速的情况相辅相成,同时期农村拥有生产资料的比例和富裕程度正好与商品化进度和负债率逆向而动。尤其值得思考的是:大多数农民借贷都主要是为了应付生活急需,而不是为了扩大再生产。各类农户在种植结构调整和农业的商品化程度提高之中并没有受益,工商业资本原始积累是以牺牲农业和小农破产、社会矛盾激化为代价的。 由此可以认为,旧中国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稳定格局冲击最大的,是在国家追求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从农业提取剩余最多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金融资本。所以,中国的农民革命,主要起因于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 农业金融论文:农业综合开发可引入开发性金融理论 摘 要:在我国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农村金融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需求,然而,我国农村现存金融状况却不能有效的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本文立足于这一现实,分析了农村金融供给与需求状况,农村金融发展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应该采取的措施和遵循的原则。通过这些分析使我们认清在建设新农村的背景下,如何实现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金融发展协调起来。 关键词:农村经济发展;金融支持;金融需求;金融供给 一、问题提出 目前,农村金融体系机构主要有农村信用社、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和邮政储蓄。但是在发挥作用方面,这四家机构在农村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农发行基本上变成了一个粮食银行,或者说粮棉油的银行,它不能深入到农民生活中的各个环节,特别是不能支撑其他多种经济的发展。农业银行是一个国有商业银行,由于赢利动机存在,因此它的许多业务从农村基层撤出。邮政储蓄只是一个储蓄银行没有贷款业务,功能过分单一,实际上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重任只能落在农村信用社的肩上,所有这些状况决定了必须对现有农村金融体系进行变革。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经济问题是经济发展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一个不可逾越的根本性问题。我国是一个处于“经济转型”阶段并具有“二元经济”的国家,在当前全国范围内进行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研究新农村建设的金融支持政策对发展农村经济具有重大意义。 二、农村金融供给与需求状况分析 农村金融发展也像其他商品市场一样,其目的就是实现农村金融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发挥农村金融对经济的促作用,因此我们首先要来了解一下目前农村金融供给与需求的一些状况。 (一)农村金融的需求状况分析 目前农村金融需求主体由五个部分组成,即农户、农业龙头企业、个体工商户、中小企业和农村政府,个体工商户和农户的金融需求在大部分地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农业龙头企业在农村金融需求总量中的比重很小,所以农村金融需求可以简单分为农户金融需求、中小企业金融需求和农村政府的金融需求。对于农户需求来说,发展程度不同的区域,农户金融需求是不同的,根据经济发达程度,我们把农户金融需求分为三类,即发达地区农户的主要金融需求——发展需求,中等发达地区农户的主要金融需求——农业生产需求和生活需求并重,欠发达地区农户的主要金融需求——生活需求。对于中小企业金融需求来说,由于我国的农村企业绝大多数为中小企业,我国农村企业总数于2004年达2931万户,为农村就业和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2004年全国农村企业吸纳的劳动力人数为14733万人,占当年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7.9%,2004年,农村中小企业创造增加值约为45621亿元,比2003年增长13%左右。 [①]对于农村政府的金融需求来说,由于农村基层政府包括乡镇政府和村集体,它们的金融需求不同于农户和中小企业,它们的金融需求主要是为农村提供生产和生活用的公共产品。在一些财政困难的地区,政府还通过向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贷款弥补税费差额和发放职工工资。通过这些需求主体来看,农村对金融的需求潜力是巨大的。 (二)农村金融的供给分析 从正式金融安排的金融供给角度来看,每年国家以金融剩余的形式对农村经济剩余进行转移,但是在量上十分不足。2004年,我国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是15%左右,但农业贷款仅占整个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不足6%。四大国有银行每年以吸储上存方式从农村流出的资金约有3000亿元 [②]。邮政储蓄只吸储不贷款,每年约有2000多亿元的资金被抽离农村。农村和农业资金大量流出导致了农村正式金融供求缺口巨大。 然而,自1996年中国农业银行开始与农村信用社行社分离,国有银行逐渐退出农村金融市场以来,农村正式金融安排的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呈现萎缩态势。与此同时,农村信用社成为农村信贷资金的垄断供应者,但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农村信用社过分看重业绩的增长,以追求盈利为主要目标,偏离了为社员服务的合作原则。 从农村非正式金融市场供给角度看,主要包括私人自由借贷、私人钱庄、合会等。具有贷款数额小,希望手续简便、灵活、及时的特点,并采用较少抵押甚至无抵押的贷款方式。从供给角度看,农村贫富差别加大为农村非正式金融提供了金融供给的空间。同时农村又缺乏国债等证券投资渠道,使得数量巨大的民间资本持有者受利益驱动而成为非正式金融的潜在供给者。 三、 农村金融存在问题 (一) 农村金融机构组织的功能没有充分发挥 目前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三者的职能分工在很大程度上存在混淆和冲突,并由此产生了许多难以协调的矛盾。首先,农村政策金融功能不全,农业发展银行难以承担我国政策性金融的重任,农业发展银行不但存在资金来源不稳定,资金运用效益低下等问题,而且业务范围非常狭窄,功能退化,仅是在农产品收购方面发挥着政策性金融组织的作用。其次,农业银行市场定位的变化使得原来农村金融的主导地位不复存在,实行商业化改革以后,农业银行从农村大量撤出,留在农村的也仅从农村吸收存款,不再向农户发放贷款,这使得其在农村金融的主导地位不复存在。再次,农村信用社不能完全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农村信用社经营中商业化倾向,运作不规范,存在隐性的金融风险。 (二) 民间金融不完善和不规范 我国农村民间金融一直受到打击和排挤。但是,许多民间金融在扩大农村生产经营资金,活跃农村金融市场,提高金融效率,尤其是促进农村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另外,农村民间金融一般具有规模小,隐匿分散的特点,容易失控,一旦失控,不仅可能导致其自身的系统崩溃,而且还可能波及到农村政治社会的整体稳定。因此,如何有效地规范和保护民间金融的健康有序发展是今后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 (三)金融服务难以满足农村多元化经济需求 各金融机构之间在农村市场缺乏有效竞争导致了农村的金融服务功能逐步弱化。农村的金融产品较少,金融服务种类单调,基本上只有传统的存贷业务,中间业务和外汇业务种类很少,而现在农村经济由传统的农业生产迈向产业化、规模化发展时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 金融服务现状难以满足当前农村多元化经济的需求。 四、构建支持新农村建设的金融服务体系的措施 (一)完善农村金融机构组织产权和治理机制 目前农村基层金融组织产权不清导致了竞争没有效率,因此,政府应着手建立既适应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同时又具有多元化产权结构的农村金融组织形式。合作金融作为我国农村金融基本的组织形式,已在理论界和实业界达成共识,但目前以基层农村信用社作为唯一的一级法人合作金融组织形式,既不符合我国区域经济、金融发展不平衡的国情,也不利于合作金融组织的竞争和发展,故今后应考虑建立多层次与多级法人治理结构的农村合作金融体系。而对于作为商业银行的中国农业银行,则可考虑渐进式地推进从国有独资公司制到实行纵向产权结构的有限责任公司制,再到实行横向产权结构的股份有限公司制的产权改革方式。 (二)发展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一方面要对农村信用社进行合作金融改革, 另外还应积极探索农村金融的其他发展模式,力求在农村建立起以合作金融为主体,多种金融形式并存的农村金融体系。 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步伐,健全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按照农村金融需求多层次、多元化的特点,加快构建多元化、多层次、多种所有制金融机构并存的农村金融体系。要加快现有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加快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农村金融主力军和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作用。对于农业发展银行要进行职能定位,拓宽其政策性业务范围,强化其政策性支农作用。要改革邮政储蓄管理体制,建立邮政储蓄银行,拓展业务范围,按吸收存款的一定比例发放小额农贷。采取有效措施规范民间借贷行为,发挥民间借贷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大力发展农业保险。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和机构,增强农业防风险能力。 (三)鼓励、支持和引导民间金融的发展 尽管我国对民间金融一味加以取缔,但在正规金融不能满足农村资金需求的情况下,民间金融活动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据调查显示,农户借款数额中72.18%来自各种非正式渠道,其中农户之间借款占非正式的93.12%,而来自正规渠道的只占27.12%。 [③]因而,我们不能不顾客观存在和实际需要,承袭旧规把民间金融活动视为乱集资,简单、粗暴地取缔民间金融组织及其活动。对于在市场经济中自发产生的民间金融,政府应该给以承认、鼓励、支持和引导。首先要提高对民间金融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在农村金融中地位作用的认识,废除现有限制民间金融发展的政策和条条框框。其次给以民间金融在税收上的优惠,减少在资金融通、利率市场化等方面的限制。还有要规范民间金融的组织形式,对民间金融活动实行监管。 结论 综上所述,新农村建设的金融支持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科学发展观在农村金融中的实现途径。虽然我国农村金融改革正在从不同的层面展开,政府对农村金融供给萎缩及其导致的严重后果也给予了高度关注,但从总体上看,农村金融改革需要调整的利益关系仍十分复杂,因此构建农村金融必须要从农村的实际出发,以便利农民、满足农民为着眼点,大力发展多种类型的金融组织。形成健康、高效、功能完善、分工合理产权明晰、监管有力的农村金融体系,切实提高金融服务于“三农”的水平,支持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落实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使“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运动”的目标早日得以实现。 农业金融论文:论我国农业信贷制度构建:基于金融抑制理论的分析 论文关键词:现代农业;金融抑制;农业信贷制度 论文摘要: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的金融抑制严重制约着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解决金融抑制的根本还在于制度创新。本文结合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理论,在对我国农村金融抑制现状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农业信贷制度对化解农村金融抑制的效用,最后提出了构建我国农业信贷制度的基本框架。 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但长期以来,我国农业发展陷入了“低生产率一低收入一低储蓄、低资本积累一低生产率”的恶性循环。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增加资本积累是从“恶性循环”中解脱出来的一条重要出路,通过对农业的投人进而增加资本积累对于农业的发展至关重要。目前农业信贷资金已经成了农业投入的主要资金来源,然而,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着金融抑制现象,导致金融机构支农积极性不高,对农业投入严重不足。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破解农村金融抑制问题的关键在于构建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农业信贷制度。因此,构建因国情制宜的农业信贷制度,破解农村金融抑制难题,已经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一、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金融抑制殛其症结 (一)农业获得贷款的支持低,农民贷款困难重重 近年来,我国逐步加大了对农业的信贷投入力度,农业信贷投入总量有了大幅增加,但投入不足问题依然严重。有关资料显示,2006年我国GDP为209407亿元,金融机构贷款总量与GDP之比1.07:1。而第一产业GDP为24700亿元,金融机构贷款总量与GDP之比为0.49:1,即仅为全国每1元CDP获得贷款水平的46%。虽然农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单位GDP所需贷款可能比二、三产业要低一些,但从目前情况看,我国单位农业GDP获得贷款支持明显偏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5年对全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962个农户的抽样调查显示,63%的农户有借款需求,实际发生过借款行为的农户占样本的51%。在有过借款的农户中,从亲戚朋友中借款的占58%,从农村信用社借款的占37%。根据调查推算,目前大约只有四分之一的农户能够从正规农村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支持。 (二)农村金融机构支农供给不足 尽管我国农村有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等涉农金融机构,但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商业性金融机构越来越注重效益,而由于农业经济发展滞后,支持农村经济无利可图,还可能带来金融风险,因此,机构网点大量从县域农村撤出,上收贷款权限,导致农业信贷资金日益萎缩;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我国惟一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目前只承担国有粮棉油流通环节的信贷业务,其他大量的政策性任务如支持农业开发、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基地建设、农副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信贷等业务并没有开展起来,其支持农业发展名不副实;农村信用社发挥着金融支农主力军的作用,但农信社自身存在的缺陷以及愈加严重的商业化倾向,影响了其支农的积极性,支农后劲不足。总体来看,金融业支农供给严重不足,已经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阻碍“三农”问题解决的重要因素。 (三)农村资金外流严重,资金供求矛盾尖锐 国有商业银行、邮政储蓄和农村信用社是农村金融服务的主体,也是农村资金外流的主要渠道。农村地区的国有商业银行基层机构撤并和职能调整后,所剩无几的机构和网点几乎成了单纯吸收存款的机构,据统计,国有商业银行每年在农村吸储余额为2000亿元至3000亿元,很大部分通过上存净流出农村;定位“只吸收存款不发放贷款”的邮政储蓄,将吸收的资金统统上划到地市级以上机构,然后转存人民银行获得利息收入。资料表明,截至2006年12月末,全国邮政储蓄存款余额达到1.6万亿元,其中各乡镇及所辖农村占50%以上,成了加剧农村资金外流的“罪魁祸首”之一;农村信用社在强调资金的集中使用,将吸收的农村资金上存到县级以上机构的同时,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和经济利益的驱动,在信贷投放上也逐渐偏离农村经济。目前,农信社每年投入农村的资金仅占其吸收存款总额的70%左右,而且这一比重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农村社会资金流失使得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资金“反哺”的支持。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入,必然会加剧资金供求的矛盾:一方面,农业信贷资金需求旺盛,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呈现刚性增长的态势;另一方面,资金外流严重,信贷资金流向、流量发生了新的变化。 (四)农村信用社垄断农业信贷市场,市场调配信贷资源的作用很难发挥 农业信贷市场是促进农业信贷资源配置优化,增加农业信贷资源总量供给的重要途径。然而,随着商业性金融机构撤离农村,农村信用社逐渐确立了在农业信贷市场上的垄断地位。面对近乎垄断的农业信贷市场,农信社缺乏金融服务和产品创新的动力,支农积极性减弱,业务“非农化”倾向明显,使得资金向收益相对较高的城镇或非农部门流动,真正需要资金的农业和农村经济难以得到贷款的支持,严重影响了市场对信贷资源的配置作用。 (五)农业信贷管理机制不畅,信贷业务滞后 农业生产具有“高风险性、分散性、波动性、周期性”等特点,要求农业信贷资金的投入应该与之相适应。然而,我国的信贷管理机制存在很多问题,抑制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具体表现为:一是严格的信贷管理体制和贷款责任追究制,影响对农业信贷的投入。一方面金融机构为了防范风险,对资金实行集约化管理,上收贷款权限,基层行授信权限受到严重限制;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对贷款发放普遍实行第一责任制风险管理和贷款终身追究制,在目前信贷激励与风险约束不对等的情况下,导致信贷员“慎贷”、“惜贷”、“怕贷”思想严重,限制了农业信贷的有效投入。二是农户小额信用贷款额度偏小。随着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现代农业的发展,5千到1万元的小额农贷授信额度远远不够,资金供求矛盾较为突出。三是贷款利率偏高。目前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普遍上浮20%~100%不等,有的还“一浮到顶”,与农业生产收益率较低的现实相比,农民难以承受,也与国家的惠农政策相悖。四是贷款期限与农业生产周期脱节。由于现代农业已打破传统农业的春种秋收模式,向反季节、长周期发展,一些特色农业的生产周期延长,而目前农金部门仍采取传统的农业贷款发放办法,无论贷款种类、用途均实行1年内的贷款期限,已不适应现代农业经济的发展规律。五是农业贷款抵押担保难。目前县级担保体系尚未健全和完善,部分县市甚至还没有一家担保公司,且涉农业务稀缺,大部分农村中小民营企业和种养业农民因缺少担保而被拒之于贷款门槛以外,担保抵押物缺失已经成为农民贷款难的突出问题。 二、农业信贷制度效用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一种生产力,有效的制度安排会促进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制度一般具有提供激励机制、降低不确定性、降低交易费用、为经济提供服务、抑制人的机会主义等功能,其中激励和约束是制度的核心功能。化解农村金融抑制,确保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投入,从根本上讲还是要靠制度创新。农业信贷制度为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信贷资金投入提供了制度保障,其具体效用有以下几点。 (一)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农业投入 农业信贷制度一方面硬化了农业投入约束机制,使得农业信贷资金投入不受时间和外界其他因素的干扰和影响,能够得到稳定和持续的供给;另一方面,利率控制、财政贴息、税收优惠等作为农业信贷制度的重要措施将调动金融机构支农积极性,增加对现代农业的投入。 (二)打破垄断,有效发挥农业信贷市场的作用 农业信贷市场的发展和完善需要制度建设。农业信贷制度的建立,将充分发挥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在农村金融中的骨干和支柱作用,激励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型金融组织进入农业信贷市场,从而打破目前农村信用社垄断农业信贷市场的局面,引导农业信贷市场竞争有序的发展。 (三)增强风险管理,防范农业信贷风险 农业信贷高风险的特性,不但抑制了金融机构信贷投入的积极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业信贷作用的发挥。农业信贷制度的建立,将增强农业信贷风险管理的可控性,有效地防范农业信贷风险。 (四)改善农业信贷管理体制和运作方式 有效的农业信贷管理体制和运作方式应当能够适应农村经济对信贷资金的需求。农业信贷制度针对农业信贷业务中存在的信贷结构不合理、信贷额度偏低、信贷期限不符合农业生产周期、信贷抵押担保难等问题,通过改进信贷方式、创新信贷品种、下放贷款权限、降低贷款门槛等措施,为完善农业信贷管理提供制度保障。 (五)强化、引导资金回流农村 农业信贷制度以制度的形式明确规定设在农村的所有金融机构必须将一定比例的资金投放当地,同时通过利率控制、税收优惠等条件为农村金融机构创造租金,从而引导更多的资金回流农村,投向农村经济。 三、我国农业信贷制度构建的基本框架 农业信贷制度是对金融机构的农业和农村信贷行为的制度安排或制度规定,其目的就是在该制度下,农村金融机构能有效地配置信贷资金,满足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信贷资金需求。农业信贷制度主要由农业信贷组织制度、农业信贷业务制度、农业信贷管理制度和农业信贷风险控制制度等四部分构成。构建我国的农业信贷制度需要从四个方面着手。 (一)农业信贷组织制度 农业信贷组织是构成农业信贷市场的基本单位,主要包括各种农业信贷机构、农业信贷服务组织、农业信贷管理机构等。农业信贷组织制度是规定农业信贷组织设立、运行、关闭等规则的制度体系。一个有效的农业信贷组织制度体系应当能够使组织制度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农业信贷组织激励与约束相容,相互竞争并充满活力,使得农业信贷资源得到最优配置。目前我国提供农业信贷资金的金融机构主要是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今后将增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为“三农”服务的功能,探索适合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特点的新型金融组织。随着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商业性金融、合作金融、政策性金融等金融机构将各司其职、优势互补,共同发挥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支持作用。 (二)农业信贷业务制度 农业信贷业务制度是对农业信贷机构信贷业务的设计与规范,主要包括农业信贷机构设计制度、农业信贷授信条件制度、农业信贷授信权限制度、农业信贷利率制度和农业信贷担保制度。 1 农业信贷结构设计制度。依据实际信贷需求的不同导向,金融机构对信贷类型、种类、期限、额度等设计不同的结构组合。一般来说,我国面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信贷结构设计,主要包括:合作金融主要提供流动性、短期、小额、信用性贷款;政策性金融主要提供流通领域的短期、专项性贷款;商业性金融主要提供中长期、固定、大额、担保、抵押、质押性贷款。 2 农业信贷授信条件制度。我国对银行、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发放信贷,都规定了严格的、详细的具体程序和要求,包括:借款用途、还贷能力、还贷计划与方式、借款人资信状况、经营状况、资产负债率等。规定授信条件是为了保证信贷安全,提高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率。金融机构必须严格依照授信条件实施信贷投放。 3 农业信贷授信权限制度。授信权限即对银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发放信贷资金的权力限制,包括对授信类型、授信对象、授信项目、授信额度等自主选择权与决定权的限制。授信权限规定了金融机构信贷行为和信贷关系的范围边界。我国农业信贷授信权限仍相对有限,在发展现代农业的进程中,将形成对农村金融需求满足一定程度的抑制。 4 农业信贷利率制度。我国农业信贷利率制度设计,具体包括:商业性金融提供农业信贷利率参照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作为执行标准,依据信贷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实际利率水平,特别贷款项目可以享受优惠利率;政策性金融中的非政策性信贷利率参照商业性金融信贷利率标准执行,其中的政策性信贷利率则由国务院或中央银行指定利率。政策性信贷的实际利率通常小于商业性信贷实际利率水平,形成的利差由中央银行或国家财政给予补救;农村合作金融提供的支农信贷利率在参照商业性金融信贷利率的基础上,其实际执行利率可上浮50%。 5 农业信贷担保制度。对金融机构提供信贷制定、信贷担保制度,是为了促进并维护金融机构资金融通安全与效率,保障金融机构金融债权的实现,从而实现对金融机构债权人利益有效保护。目前。我国金融机构对于面向“三农”的信贷,一般情况下要求提供担保,但农村信用社提供的农户小额信贷则属于无担保信用贷款。 (三)农业信贷管理制度 根据我国《商业银行法》以及国务院、中央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有关银行行业法规法令,为了保障信贷资金的顺畅流动及其收益安全,我国商业性金融的信贷资金运行与管理,主要实行:借款人申请制度、贷款行长负责制、审贷分离制、分级审批制、特派参与监督制、信贷资产风险管理制度、信贷绩效评估制。农村合作金融的信贷资金、政策性金融中的非政策性信贷资金的管理参照商业性金融的信贷管理制度执行;政策性金融中的政策性信贷(如粮油棉收购专项信贷资金、扶贫贷款、康复扶贫贷款、边境贫困国有农牧场扶贫贷款、农业综合开发贷款、林业贷款、治沙贷款、专项基本建设贷款、专项技术改造贷款)等实行封闭运行与封闭管理制度。 (四)农业信贷风险控制制度 农业自身的弱质性使得农业信贷具有高风险性,严重制约着农业信贷的发展,削弱了金融对农业的支持效应。因此,建立农业信贷风险控制制度,对增强农村金融基础,提升农业金融支持效应,具有重要意义。具体地说,对于合作金融提供的农业信贷,应在坚持合作制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完善合作金融体制、改进合作金融治理、加强资本充足性管理等制度途径加以风险防范与处置;对于商业性金融提供的农业信贷,则应在坚持市场化定位的原则基础上,坚持面向“三农”的根本宗旨,通过机构改革、信贷结构优化与调整、转换运营重心(以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为基础,扩大信贷跨度)、有效剥离不良资产、相机拓展城市业务等制度途径加以风险防范与处置;对于政策性金融提供的农业信贷,则应在坚持“政策性与银行性”均衡的原则基础上,明确界定政策性金融的信贷权限与支持边界、建立健全政策性金融信贷的利益补偿机制、完善信贷资金的封闭运行与管理机制、健全自营制与制相结合的经营体制等制度途径加以风险防范处置。 农业金融论文: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金融支持研究 内容提要:发展农业产业化,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现有金融和农村金融体系在支持农业产业化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 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农业产业化金融支持出现缺位;农业产业化自身的脆弱性和农业龙头企业融资的内在弱质性,制约了农业产业化的信贷投入;农业产业化经营外部融资环境的不利;农业保险缺位,加剧了农村金融供给紧张状况;缺乏行之有效的信用评价体系和完善的信用担保体系;等等。因此,我们要构建完善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金融支持体系:健全农村金融供给体系;健全农村多元化的农业投融资体系;建立包括农业龙头企业在内的信用担保体系;大力扶持社会化服务的支撑体系;构建和发展农村民间金融体系;选准信贷支农载体框架;规范和创新农村金融监管体系;等等。 关键词农业产业化;金融;体系; 一、农业产业化经营需要金融支持 农业产业化是农业生产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的必然产物,在国际上农业产业化的概念是由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的高德博格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首先提出的,通常是指从农资供应如种子、肥料和农机等,到农产品、食品加工和食品供应等一系列农业生产者、食品加工企业和专业协会(社会团体)所组成的一个农产品产业链。在20世纪50年代,全球农业产业化的交易额为4200亿美元,其中农产品占1/3以上,据预测,到2028年农业产业化交易额将上升至10万亿美元,其中农产品交易额将达到1万亿美元。在我国,农业产业化是1993年山东省在总结潍坊市农业和农村发展经验时,作为一种新的农业发展战略首先提出来的,它是指在农业家庭经营的基础上,通过组织引导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围绕主导产业和产品,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组建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种养加、产供销、内外贸、农工商一体化的生产经营体系。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农业产业化一经提出,就受到了各级政府、理论界和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农业产业化是我国继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大发展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改革,是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的必然选择,也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全面小康水平的必由之路。农业产业化是当今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高级阶段,而中国农业正处在全面推进农业产业化的进程之中,或者说初级阶段。农业产业化已经成为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向和有效形式。农业产业化发展是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手段,是农村经济实现结构性增长的必由之路。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按照C—D生产函数Y=f(K,L,M, A),农业产业的产出水平主要取决于投入农业的资本、劳动力、土地和农业技术(广义)四种生产要素。目前,资金支持不力是制约农业产业化的突出问题。农村金融部门如何发挥在农业产业化中的作用,事关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前景,值得认真研究。 金融是经济的命脉。发展农业产业化,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 农业产业化使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物质交流增多,生产的外延在扩张,农业产业化的参与者对金融部门的需求越来越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农业产业化所依托的外部环境建设需要金融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培养各种市场要素,需要生产资料市场、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的专业批发市场、社会化服务市场等,也需要通讯、交通和仓储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建设项目的公共性和长期性,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需要金融支持,尤其是政策性金融的支持。第二、龙头企业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作为收购原料的保障。农产品的特点是季节性强,秋季农民需要农产品变现以解决生活开支后生产资金,这就需要相关的大型粮棉油加工龙头企业集中收购,作为原料储备,它所需要的流动资金贷款数额是很大的,而且使用时间相对集中。第三、龙头企业需要便捷全面的金融服务。从传统的存、贷、汇业务到新兴的资信评估、理财咨询、贴现、租赁业务,都是现代企业所需要的。第四、农户需要短期、临时性的生产资金,用于收贮、运销和加工, 部分农户需要提供电子汇兑、资金结算、信用卡、委托收付款等金融服务。 但从目前情况来看,由于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许多乡镇企业效益下滑,农业的自身积累日益减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资金积累能力;从财政投入看,近年来,随着农业产业化政策地位的不断提高,各级政府对于农业产业化的财政支持不断增强,中央和地方财政每年都拿出资金扶持产业化龙头企业,但是资金量不大、且资金分头管理,难以发挥更大的效力。再加之县乡负债严重,财政困难,专项配套资金无从落实,而以各种方式挤占支农资金的事情却司空见惯,因此,农业产业化的财政支持短期难有根本改善。金融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多方面的重要功能, 金融通过金融影响储蓄、投资影响资金的流量结构影响生产要素分配结构影响资金存量结构影响产业结构等链条作用促进经济要素的投入与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政府通过制定实施如政策性优惠贷款、对商业性贷款的政策性担保等金融政策措施,将资金引向素质好、技术可行和有市场前景的企业和项目上,可以有效推动产业化项目和企业发展。因此,农业产业化经营必须充分发挥金融的重要作用,努力营造良好的融资环境,大力吸引金融资源的参与和支持。也只有为农业产业化提供金融支持,由支柱产业推动龙头企业、合作经济组织,由龙头企业、合作经济组织带动农户,从而形成利益拉动下的经济连锁反应,也才能激活农村大市场,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金融成长“双赢”。 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融资颈瓶 现有金融和农村金融体系在支持农业产业化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1、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农业产业化金融支持出现缺位。 第一、农业银行发展战略的移位,对农业产业化的支持力度减弱。据涉农金融部门的大体分工,农业银行承担的主要责任是农产品加工、发展农业产业化以及县以下的小城镇建设工作。但是近几年来,随着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包括农业银行的国有商业银行对其发展战略进行了调整, 推进集约化经营, 按照市场份额、成本核算和规模经济的原则,调整了机构网点布局,实行(收缩农村)与(拓展城市)并举战略,发展战略明显呈现出向城市移位的倾向,同时,信贷重心转向了城市,新增贷款集中投放到了效益更好、风险更小的重点企业或行业,县和县以下机构基本上只有办理存单质押贷款,对法人企业的贷款均要上报审批。 第二、农业发展银行政策性金融业务单一,服务农业产业化功能残缺。1994年农发行成立的宗旨、短期任务是要实现粮棉油等农副产品收购资金的封闭运行,长期任务则是要充分发挥增强农业经济发展后劲的作用。1998年,国务院决定将农发行承办的农村扶贫、农业综合开发、粮棉企业附营业务等项贷款业务重新划回农行。 从此农发行的作用也仅限于加强粮棉油收购资金的封闭运行。按照目前的状况,农发行实际上是我国粮食流通政策的产物,它根本无法起到增强农业发展后劲的作用。 从目前的职能定位和发挥的作用来看,仅仅是解决了部分农副产品价值的实现问题,离一个发展银行的功能相差太远。第三、 农村信用社的市场定位和自身实力较弱,支持农业产业化力不从心。从现行经营管理看,农村信用社市场定位于服务(三农),主要以小额农户贷款、 农村个体工商户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为主,从期限、额度和方式上很难满足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需要。农村信用社市场定位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信贷需求出现错位。农村信用社支持农业产业化力不从心,主要表现在:一是受结算和手段等因素制约,农信社吸存难度大,历史包袱沉重,支持农业产业化资金实力有限;二是农村信用社无法满足农业产业化发展特别是龙头企业的结算需求。龙头企业的市场化、无地域性、灵敏度高等特点要求结算渠道全国性、畅通性、快捷性,但现有农村信用社结算模式却不能满足龙头企业结算需求。 2、农业产业化自身的脆弱性和农业龙头企业融资的内在弱质性,制约了农业产业化的信贷投入。 农业自身的弱质性使农业贷款承受了极高的风险。农业生产周期长,受自然条件影响大,这使农业产出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而农产品供求弹性小又使农业面临相当大的市场风险,加大了投资农业收益的不确定性。农业生产的高风险、周期长、低收益等主要特点决定了农业产业化的脆弱性。对于农业产业化新上项目,在产业化经营初期具有投入多、风险大、效益低等特点,作为承贷主体的金融机构风险加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业信贷的有效投入,致使一些直接关系农业发展后劲的重要基础设施项目的贷款投入甚少。农业龙头企业融资的内在弱质性主要表现在其一些农业龙头企业整体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不强,农业产业化的科技水平不高,内部信用达不到银行贷款的要求。原始积累历程短,自有资金匮乏,自有流动资金先天不足,经营规模偏小,抗风险能力弱。内部治理结构常常不规范、企业产权不清,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产权制度有待进一步健全。企业的资信等级低,从而没有在银行形成长期信用基础,信用地位不稳固,获取担保贷款能力差。金融部门在充分考虑安全性、流动性、益性的原则下,必然对产业初始阶段龙头企业谨小慎微,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信贷投入。 3、农业产业化经营外部融资环境的不利。 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农业园区、生产基地建设、农业龙头企业时培育和发展均需要贷款的支持。而在我国,长期以来信贷资金分配向国有大中型企业过度倾斜,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得不到足够的信贷支持。 (1)农村金融供给的市场割据特征明显,缺乏必要的组织协作。农业产业化数量众多的经营主体直接导致了农村信贷市场需求的分散与竞争性,从而需要多元化的金融组织来满足。但由于1996年以来的农村金融改革取向是在清理取缔民间金融背景下的现有正规金融体制的自我完善,所以农村信贷供给仍然表现为市场分割背景下的垄断格局,无法为农业产业化经营主体提供灵活、多元的金融服务。农业银行主要支持信用级别较高但数量很少的大型产业化龙头企业,尤其是国家和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对于产业化经营中的农户来讲,其信贷来源主要是农村信用社,但由于农村信用社的服务区域是按行政区划严格分割的,所以农户贷款市场实际上是一种完全的卖方垄断结构。对于数量众多的介于农户与大型龙头企业之间的各类中小龙头企业和经济组织来讲,其信贷市场则是寡头(农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垄断的,信贷满足率自然也更低。另外,不同机构之间缺乏必要的组织协作也是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伴随着农业银行和其他国有金融从农村大规模撤出分支机构,以农村信用社为主体的农村正规金融在组织形态上却止于分立而未发生市场意义上的协调或重组,农村信用社主要支持农户的生产经营,农业银行则专注于对优质产业化龙头企业的金融服务,二者业务发展缺乏协调,也不存在功能互补的业务。而且,农村信用社本身也因为体制和技术等因素而未能实现经营上的协调配合。 (2)正规金融体系缺乏应有的活力。中国农村正规金融体系中,除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其中包括中国农业银行)外,还有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邮政储蓄。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和城市商业银行发挥的作用不大,一般只涉及少数较大农村企业的融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属于农业融资方面(尤其是国家粮棉收购融资方面)的政策性银行。除邮政储蓄之外,上述其他农村正式金融机构均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监管,邮政储蓄主要由国家邮电局监管,央行监管有限。现有正规金融机构在支持农业产业化方面存在的不足,根本原因是改革不到位以及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一方面,我国现有的正规农村金融机构并不是农村经济内生发展的结果,因而存在众所周知的制度缺陷。另一方面,农业产业化经营主体的行为目标是利润最大化,由此也要求农村金融机构依据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原则提供资金,但出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考虑,我国正规金融发展过分注重了资产的安全性要求。无论农业银行还是农村信用社均普遍上收信贷权力,严格审贷程序和审批条件,强化了不良贷款比例指标考核,导致在新增贷款发放问题上,出现了大量的“惜贷”和“慎贷”行为。与此同时,农业银行已经开始收缩业务边界,逐步从农村收缩机构,业务向城市集中,农业贷款发放显著减少。组织不稳与功能不定制约了农村金融体系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作用的发挥。 (3)民间金融的先天不足。由于正规性金融市场缺位,正规金融组织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因此,非正规性金融组织(也称民间金融)在金融管理当局抑制的领域之外自发活跃起来。 农村民间金融机构是相对于农村官方金融机构而言的,是没有纳入中国人民银行等金融管理机构常规管理系统的金融机构,其具体的存在形式是农村合作基金会、地下钱庄、地下外汇兑付店和聚合等。长期以来,民间金融在我国基本上被列为地下金融,并一味地进行整治。但民间金融就是“整”而不倒,往往是整治的风头上收缩一下,风头一过又“死灰复燃”,甚至更旺。农村民间金融的存在,也充分说明正式金融机构满足不了农民的金融(特别是贷款)服务需求,而民间金融正好弥补了这种不足。当前农户取得借款的主要渠道是民间私人借贷,估计有50%到65%的农户获得了非正规贷款,农户借款中民间借款所占的比例超过70%;我国农村“高利贷”有8000亿元至1.4万亿元。 非正规金融组织若从实际产生的效果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农村经济发展中农户及一些乡镇企业金融服务上的空缺,打破了农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组织一统天下的格局,促进了农村金融组织的创新和农村金融市场的开拓,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民间借贷一直不具备合法地位,没有实现规范发展,难以有效地补充产业化经营主体的资金需求,而且,民间非正规金融组织有其致命的弱点和缺陷,那就是容易违反金融法规或高利率,扰乱国家金融秩序;相当一部分资金可能流向一些不正当甚至非法的经营活动,成为非法活动的助推器;风险监管不严格,存在很大隐患。并且相当部分的民间借贷仍然采取了口头约定等不规范的借贷形式,利率普遍较高,既制约了资金需求,又成为众多法律纠纷的根源。因此,民间金融的先天不足,导致其难以成为支持农业产业化的重要力量。 (4)在中间业务方面,金融部门的服务水平远难满足农业龙头企业的需求,突出表现在服务的品种少,仅能提供开户、结算、贷款等常规服务,而资信评估、理财咨询、承兑汇票、贴现各类等特殊服务则很少,服务层次低,大多数是一些小额零散的业务,长年正常性的服务少。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农业龙头企业由于在大银行贷款困难,不得不在信用社开户,其中间业务水平更差、效率更低,直接影响了这些企业的效率。 (5)直接融资比较困难。我国的资本市场,无论是股票市场还是债券市场,都主要面向国有企业,而且我国绝大多数农村县、乡、镇甚至没有证券交易网点,农业利用资本市场实施证券融资非常困难。在我国目前的资本市场上,农业龙头企业无论是通过争取额度直接上市,或通过股权转让间接上市,还是发行企业债券,都存在一定困难。龙头企业从资本市场融资的数量也相对有限。1995年以前,在股票市场上市的龙头企业不到5家,1996年之后上市的农业公司数量开始增加, 但农业类上市公司所募集资金的总量与农业整个行业所需要的资金相比,尚有较大的差距。目前上市的龙头企业共有59家,但筹资的数额比较少,所占比例偏低,而且部分上市的龙头企业的经营领域已经脱离了农业和农村经济,龙头企业通过债券方式筹集的资金数额更是少之又少。2003年1月份统计,我国沪、深两市共有32家农业龙头上市公司,仅占全部上市公司的2.6%,近60 家农业类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普遍低,净资产收益率往往达不到再融资的条件要求,上市后所募集的资金也多转入非农领域,以取得短期回报。 3、农业保险缺位,加剧了农村金融供给紧张状况。 农业保险是稳定农业生产、保障经营者利益的有力手段,它提高了农业经营者的收益保障程度,有利于改善农业和经营主体的经济地位,便于其获得贷款,引导农业金融资本的流入,促进农业生产扩大规模、提高集约化生产水平和降低资金融通成本。自198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试办农业保险以来,农业保险业务一度得到了快速平稳发展。但由于农业保险回报率低,缺乏必要的政策支持和法律法规依据,加之保险公司实行商业化经营,业务重点也转向城市,近十年来农业保险业务日趋萎缩。目前,多数省市的人保分公司都撤消了农业保险机构及业务。由于农业保险的缺位,在一定程度提高了金融机构对农业、农村企业风险程度的评估,成为“惜陪贷”的重要因素,加剧了农村金融供给紧张状况。 4、缺乏行之有效的信用评价体系和完善的信用担保体系。 信用评价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使企业能够更加有效地获得金融支持,强化企业的间接融资系统。从我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金融支持的现状来看,目前缺乏行之有效的针对龙头企业的信用评价体系。以蓝田股份为例,如果当时已经建立了一套完善的信用评价体系,蓝田股份就有可能及时规避盲目扩张的风险,不至于出现信用危机,也就不会导致资金链条的断裂和经营的失败。相对工业企业而言,目前农业企业大多为中小型企业,处于创业成长期。由于信用担保体系的不健全和银行对信贷资金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要求的不断提高,对于面临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来说,获得贷款的门槛较高,而已有的政策性货款在实践中也很难落实,直接制约着龙头企业的发展壮大。 三、构建完善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金融支持体系 加大金融对农业的支持力度,既是现代农业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也是促使弱质农业从落后走向比较发达,并最终实现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凡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及地区,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都离不开金融支持。加大对农业这种弱势产业的资金支持可以说是一种国际惯例。面对目前我国农村实现产业化融资难的现状,要努力形成政策性融资与商业性融资相结合,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相协调的多元化资金支持体系。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必须结合当地资源优势,以资源开发为基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核心,真正将金融支持农村产业化发展深入到农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生产环节,寻求农业产业化和金融机构发展的最佳结合点。 1、健全农村金融供给体系。 要明确现有正规金融体系的市场定位,真正建立起既公平竞争又分工协作的多元化组织格局。要有计划、分步骤地将设在农村却很少甚至不发放农业贷款的国有银行基层网点撤出农村市场,腾出的网点设施和市场份额转让给农村信用社或其他地方金融机构,有必要保留的机构网点则必须界定一个严格的新增存贷款比例。加强对农业发展银行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确保其资金真正用于规定用途,稳定粮食生产,同时应允许其适当扩大政策性业务的范围,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和农田水利建设,为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要尽快调整邮政储蓄机构的利率政策,降低邮政储蓄资金存放中央银行的利率水平,最大限度地减少农村资金外流,稳定农村金融秩序。根据农村民营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可以允许在少数发达地区试办农村民营银行,以规范日益活跃的民间金融活动,切实解决数量众多的中小龙头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的金融需求,降低农村金融风险。 2、健全农村多元化的农业投融资体系。 我国迫切需要建立一个以农民个人投资为主体,国家财政性投资为引导,信贷资金为支持,外资和证券市场资金等各类资金为补充的多元化的农业融投资体制。拓宽民间投融资渠道,创新农民个人投融资方式,构筑一个以农民个人投资为主体,国家财政性投资为引导,信贷资金为支撑,外资和证券市场资金等各类资金为补充的多元化的农业投融资体系。据有关资料统计仅限农村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养老救济等社会保障、农业科技等五项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就要10000亿元的资金。这么大的资金缺口,光靠政府财政支出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因此,唯一的出路是拓宽民间融资渠道,变单一的间接融资为直接融资,引导工商资本、民间资本、外国资本进入农业主产区,建立一个以农民个人投资为主体,国家财政性投资为引导,信贷资金为支撑,外资和证券市场资金等各类资金为补充的多元化的农业投融资体系和完善的农业保险机制,把农民存在金融机构里睡觉的钱用起来。 要加快培育农业资本市场,充分利用资本市场深化农业产业化经营。一是鼓励优势企业通过兼并收购小企业和弱势企业,通过企业之间的资产重组和产权交易,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盘活存量资本,壮大龙头企业经营规模,实现企业的规模扩张。二是深化龙头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明晰产权关系,组建规范的股份有限公司,实施股份制运作,促使企业在同行业中形成竞争优势,为上市打好基础。三是加快培育和发展龙头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专业性中介机构,为龙头企业通过兼并、收购、重组等资本市场运作和盘活农业经营性资产提供条件。四是以大型龙头企业和非金融机构为主体、建立专业性的农业产业化投资基金,对龙头企业和具有市场潜力的产业化项目进行股权等形式的投资。产业投资基金是以资本市场为纽带,以产业发展政策为引导,通过对国家亟待发展的产业,如农业、能源、交通等,实行股市融资及资本运作,以解决国家因财力有限而不能满足的产业重点项目资金需求的困难,促进基础产业、高科技产业等新兴产业集约成长的一种有效的金融工具。五是制定一些倾斜性的优惠政策鼓励企业进入证券市场,为企业债券、股票的发行和基金的运作创造良好的环境,充分发挥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直接在证券市场为涉农公司融通资金的作用,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提供持久发展的动力。 3、建立包括农业龙头企业在内的信用担保体系。 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是由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与债权人约定以保证的方式为债权人提供担保,当被担保人不能按合同约定履行债务时,由提保人进行代偿,承担债务人的责任或者履行债务,它是一种信誉证明和资产责任结合在一起的金融中介行为,可以排除中小企业向金融机构融资时担保品不足的障碍,弥补中小企业信用的不足,改变资本供求双方的利润流和剩余控制权配置结构,分散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融资的风险,促进融资交易的发生,进而优化金融结构。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要将龙头企业纳入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完善为龙头企业服务的金融服务体系。解决农业龙头企业贷款难、担保难、抵押难的问题,降低部分银行风险,提高银行给龙头企业的融资的积极性,关键是建立龙头企业在内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中小企业的信用担保体系应以中小企业间互助性担保机构和民营商业性担保机构为基础,建立省级再担保机构,为辖区内包括农业龙头企业在内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服务,开展一般再担保和强制再担保业务,并配合人民银行、财政等部门,对辖区内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进行监管。担保机构与再担保机构之间约定风险承担比例,对风险性较大的项目应该实行强制性的再担保。 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与协作银行要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做好对龙头企业贷后资金运用的监管工作。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可以选择协作银行并进行授信管理,与协作银行明确保证责任形式、担保资金的放大倍数、担保范围、责任分担比例等内容后,由担保机构将担保资金存入协作银行,在企业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时,由银行自主决定是否发放担保贷款,贷款损失按责任分摊比例分担。 4、大力扶持社会化服务的支撑体系,改善农业产业化的社会环境。 一是积极支持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城乡一体化建设。农村市场体系的建立健全和市场服务功能的完善,是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的重要环节,也是农村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因此,农村金融部门要积极参与规划,并认真选择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农产品批发市场、种苗专业市场、有机肥交易市场、农机具租赁市场、要素市场、科技服务市场等多种类、多层次市场作为支持重点,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和功能,促使批发、商贸市场、摊群市场为农服务,把生产与市场紧密联系起来,推动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协调发展。同时,农村小城镇作为农产品加工业和市场的重要载体,发展小城镇与实施农业产业化可以相得益彰,互为促进。因此,农村金融机构应大力支持城乡一体化建设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大农村电网改造贷款的投放力度,积极介入中小城市和发达“建制镇”的供水、供电、煤气、电信、有线电视、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土地开发等建设项目。二是对以农产品加工业为重点的乡镇企业继续给予支持,扩大本地区农副产品的精深加工程度,发挥它们吸收农民就业、活跃农村经济的作用。尤其要注意支持那些为农业产业化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相关企业和组织,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市场化服务体系和保障机制,改善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以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快速发展。 5、要构建和发展农村民间金融体系,发挥民间金融对农村正式金融安排的补充和辅助作用。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建立在血缘、亲缘、地缘等社会关系基础上的农村民间非正式金融安排具有相当程度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可以在加强引导、监督并纳入法制管理的前提下,适当给予发展空间,以发挥其在农村金融体系中的补充和辅助作用。非正式金融目前对农村发展提供了最大部分的信贷支持。简单宣布非正式金融非法是不合理的,简单宣布禁止也是禁不绝的。非正式金融在一定秩序框架下的存在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在封闭的农村社区,由于社区内外人员流动性较低,非正式金融只要在人缘地缘血缘关系基础上运作,充分利用社会网络中的人际信任和社会排斥之类的非正式制裁机制,其发展空间非常可观。在相对开放的农村社区,由于社区内外人员流动性较高,仅仅依靠信任和非正式制裁机制还不够,这就要求某些类型的非正式金融应在某种正式秩序框架下运作,实现部分正式化甚或完全正式化。如果说在封闭的农村社区人们完全可以依赖其所熟知的局部知识来运作非正式金融,那么在较为开放的农村社区,人们既需要利用这些局部知识,也需要利用法规政策之类的全局知识,以降低金融风险。在非正式金融监管方面,金融管理当局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不是强迫其完全正式化或者简单禁止,而是应降低其风险,同时保持其活力。比如,利率高于中央银行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利率4倍以上的民间借贷才应成为该打击的“高利贷”,利率低于“高利贷”利率的民间借贷,原则上可以用民法加以保护,尤其是在发生贷款违约纠纷的情况下。在商品经济尚不发达的我国广大农村,社会关系不仅不是经济交换的障碍,而是促进经济交换的推动力量。建立在社会关系基础上的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其实是一项有效的制度安排,具有生存的合理性,应该在加强引导和监管的前提下允许其发展,以弥补农村正式金融安排的不足。 6、选准信贷支农载体框架,提高农村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效益。 农村信贷载体的优劣,直接关系到贷款本息能否到期回流和农村金融自身经营效益的好坏。农村金融支持产业化经营,要根据农村区域资源特点,以资源开发为基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核心,因地制宜培育好信贷载体,瞄准农村的主要产业、特色农业、科技农业、龙头企业等,集中农贷资金重点支持,充分发挥信贷“粘合剂”、“催化剂”作用,把触角延伸到农业产业化的各个领域和各个生产经营环节,寻求支农与提高经营效益的最佳结合点,进行择优扶持。(1)农村金融部门应重点支持“龙头”企业发展,以发挥其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示范、带头作用。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是关键。农村金融应始终坚持把支持“龙头”企业作为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点。要打破产业、行业和所有制界限,从国有、集体企业、乡镇企业、供销企业、私营企业、合作企业、股份制企业等现有经济成份中,选择那些对农业产业化具有辐射面广、带动力强、经营规模大、资金实力雄厚、经济效益优良、抗风险能力强,并与农产、基地以及相关企业建有稳定经济关系的骨干企业作为信贷支持的重点对象。(2)农村金融部门应大力支持“主导”产业发展,以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发展具有本地特色和部分优势的主导产业是农业产业经营的依托和枢纽,只有围绕主导产业、产品形成规模化、系列化的农产品生产基地才能促进产业化组织的最终形成,也是农业产业化经营成功的根本。因此,农村金融部门在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必须把支持农产品商品基地建设作为发展主导产业的关键来支持。按照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的要求,积极参与当地主导产业的正确选定。以主导产业的发展带动本地区农业逐步向生产专业化、集约化、规模化及服务社会化方向发展,以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步伐。(3)农村金融部门应积极支持科技农业发展,以增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后劲。一是选择那些经营规模较大,产品科技含量较高,品质好、效益佳,生产经营诚实守信的专业户和科技示范户予以积极支持。并使代款量与其生产经营规模和生产经营者的承受能力相适应,确保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村金融部门自身效益的实现。二是选择农村新涌现出的各种技术协会作为信贷扶持对象,支持他们建立起跨户、跨村、跨乡镇的技术服务网络,并通过他们以信息、技术、运销等的交流与配套服务,促使商品生产形成规模。三是适当选择符合贷款条件,技术力量强,经营成绩突出,经济效益好的农业科研及新技术推广机构予以热情支持,促进农业高科技产业化地域载体的建立和农业科研成果转化体系的形成,提高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水平,进而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进程。(4)农村金融部门应热情支持区域特色农业发展,以突出本地农业产业化经营特点。我国广大农村各地区的自然条件、地域特点、经济发展水平等有较大差异,这就决定了各地农村金融部门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必须从县情、乡情、村情、户情出发,支持其发挥各自的优势,面向市场发展当地独具特色的产品农业和区域特色产业,营造区域比较优势,逐步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业主导产品和农业支柱产业。并要注重支持集种植、养殖、休闲、生态保护、资源开发为一体的观赏农业、生态农业的发展,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农业产业结构,以此促进农业产业化可持续发展。 7、规范和创新农村金融监管体系。 一是要由以中央政府(包括监管机构)为主导的监管转变为以省级政府为主导的区域性监管,辅之以中央政府对省级政府监管者的监管。这是一种强调以省为主的农村金融监管思路,是由我国农村金融需求的多样性和悬殊的区域差异性决定的。中央政府的金融监管部门应将农村金融准入和监管的权限,逐步移交给省级金融监管部门,特别是发挥后者对农村民间金融的监管作用,增强其防范区域金融风险的责任与积极性,分散全国的金融风险。二是要从合规型监管转向防范风险与提高效率有机结合的监管,将改善金融监管与鼓励金融创新结合起来,加强对金融创新的前瞻性研究和对金融风险的预警防范。在维护农村信用社整体稳定的前提下,在监管方式、监管内容、监管措施等方面进行创新,放手让农村信用社去发展。如适当增加农村信用社在用人、网点设置方面的自主权;适当增加其在存贷款利率期限上的自主权,增强其自主发展的能力;适当减免农村信用社的营业税、所得税、储蓄利息税,放宽对核销贷款损失的限制等;允许条件较好的农村信用社进入资金市场;按照农村信用社营业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风险保证基金,并允许税前列支,建立农村信用社风险准备金制度。三是要从侧重市场准入和事后监管,转向市场准入、市场退出和市场运作有机结合的全程监管。 农业金融论文:关于现行金融制度对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制约及对策 论文关键词:农业产业化 金融约束 制度安排 论文摘要:分析了现行金融制度对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制约,指出,要根据农业产业化的特点和金融需求,构建新型农村金融体系;要扩大直接融资渠道,培育农村资本市场,加快推进农村利率市场化进程,解决农村信贷资金的外流,健全金融中介服务机构,为农业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担保服务;要创新农地担保制度,解决农业中小企业贷款抵押难问题;要放开民间借贷,加快农村征信工作进程,为农业产业化的持续发展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要创新监管制度和模式,对农村金融机构实行差别监管。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而发展现代农业的基础,必须实现农业的产业化经营。我国的农业产业化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其总体水平还处在初级阶段,发展中面临着很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信贷资金和金融服务缺失的问题。本文在认真剖析现行金融制度对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制约的同时,从现代金融发展理论和功能视角出发,提出了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一、现行金融制度对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制约 (一)农村金融体系不完善,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缺乏金融扶持 从产业经济和金融经济相关联的角度来看不同的产业性质决定不同金融机构的滋生和发展…。我国目前农业的生产特点和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迫切需要与此产业性质相对应的金融机构产生,农村信贷资金和金融服务要素的缺失,恰恰是农村金融机构缺失的充分体现。我国农村金融体制虽然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和创新,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与农村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产业化的快速发展不相适应。从现行农村金融机构来看,其市场定位虽然是为“三农”服务的,但从贷款的额度、期限和服务方式上很难满足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需要 ,更不用说需要大量资金支撑的农业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的发展。同时 ,对农业产业化发展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的国有商业银行,深化改革后调整了其发展战略,在县域及农村的分支机构向中心城市收缩,信贷业务向大中城市倾 斜。据统计,4家 国有商业银行从1998年开始至今 ,共撤并 3.1万个县及县以下机构,上收了贷款权限,县域网点功能萎缩。 (二)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融资特别是直接融资制度缺失 尽管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较快,但农村直接融资所占比重很小,间接融资仍然占主导地位。一是股权融资渠道狭窄,占比较低。我国较严厉的企业股票上市条件,只对大型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上市有利,导致金融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严重不对称。据有关部门统计,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人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龙头企业,上市的仅有 10%,绝大多数国家龙头企业资金供给主要依靠间接融资。二是债务融资渠道单一。在中国债券市场发展严重滞后的情况下,长期以来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农村企业,外部融资的主要渠道是债务融资,而债务融资的90%以上来源于银行。在不能获取信贷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农村中小企业就不得不以非正规金融形式融资,造成企业成本上升,影响了其发展。 (三)农村金融利率市场改革缓慢,致使大量信贷资金从农村流出 农村经济因受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的影晌,生产效果和经营效益存在着较大的不稳定性和难估测性;农业实行产业化经营出现的众多中小企业,分布广泛,监测、管理成本相对较高。因此,金融机构投到农村的信贷资金,必须获得与其风险监管相对应的回报,但是由于我国利率市场改革步伐缓慢,国家对利率的控制较严,投向农村的信贷利率,不能覆盖整个风险,不仅国有商业银行不愿发放贷款,而且农村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也经常出现非农化的现象。据统计,从2000年至200年9年间我国农村资金金融系统外流量累计高达27 344亿元,且每年呈递增趋势。 (四)金融中介组织不到位,使众多中小企业缺少担保服务 我国银行业的改革,不但使金融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日常经营管理也更加严格、规范和有序。源于民间资本兴建起来的农业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达不到银行贷款所要求的条件,加之县域范围内基本没有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服务的担保公司、信托公司或者租赁公司等金融中介服务机构,中小企业在急需信贷资金支持时,由于没有相应的中介机构为其提供担保服务,不能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只能依靠自身力量来发展,丧失了很多发展机会,企业在缓慢发展中求增长求生存,很难取得规模效益。 (五)集体土地产权制度与抵押担保制度的矛盾,使农业企业有资产而无法抵押 厂房抵押是当前银行信贷通用的一种担保形式,也是金融机构防范风险的重要途径。《担保法》明确规定:“乡(镇)、村企业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单独抵押。以乡(镇)、村企业的厂房等建筑物抵押的,其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抵押”;“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但大多数农业企业建在乡镇或村组,厂房用地多是集体用地、宅基用地,由于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在法律上的模糊,造成在实际工作中集体土地所有权很难确定,这种房屋所有权与宅基地使用权在抵押上的错位,已成为众多农业企业难融资、金融机构难变现、担保机构难担保的“死结”。 (六)民间融资长期得不到政府的承认与支持,削弱了民间资金对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促进作用 民间借贷自古有之,特别是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更是普遍存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使民间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同时农业企业的兴起和发展,也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在银行信贷资金缺位的情况下,民间借贷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据统计,目前我国农村地区通过民间借贷的融资高达 8 000亿元至 14 000亿元。民间借贷虽然有发展的必然性,也有存在的必要性,但是在历次金融改革中都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地位得不到认可、发展得不到支持,致使农村金融市场出现了“有资金的不能发放、需求资金的又得不到资金”的困境。 (七)农村信用体系不健全,农业企业信用等级普遍较低 我国金融机构的征信工作不完善,全国统一的征信系统还不普及,不用说是在农村,就是在城市对贷款客户的认定也有困难。由于广大农村地区征信工作开展得较晚,对贷款客户资料的收集存在不少困难,目前农村的各类企业法人和农民的信用档案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而少有的中介机构服务又不规范,信息经常失真,使得农村企业信用等级普遍不高,难以得到银行的支持。再加上当前农村逃废债务的现象时有发生,法律“白条”增多,金融胜诉案件执行不到位,兑现的资金甚至不足以弥补维权的成本开支,使得银行在涉农贷款的发放上更加谨小慎微,不利于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八)统一的金融监管制度,削弱了农村金融服务的效能 农村金融天然具有较高风险,其服务对象是我国的弱势产业(农业)、弱势群体(农民)、弱势区域(农村)。在当前我国尚未全面建立农业保险体系的情况下,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面临的信用风险更高于其他商业银行,但是金融监管部门在制定监管指标和进行日常监管工作时,大多数还是实行统一的监管制度和办法,没有考虑农业经营成本高、收益低、风险大的行业特征,区别情况,分类对待。 二、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对策 (一)根据农业产业化的特点和金融需求,构建新型农村金融体系 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和层次性,各种需求主体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表现出较强的多样性。因此,在构建新型农村金融体系时,应从功能视角出发,以有利于农业产业化发展为标准,逐步开放农村金融市场,健全和完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政策性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中小企业银行、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借贷组织等多种形式并存、功能互补、协调运转的机制,打破和消除垄断格局,真正形成基于竞争效率的多元化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国有商业银行要把在县域经营的重点放在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农业产业化发展上,根据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实际需求,不断创新信贷产品种类,积极拓展金融服务方式,扩大金融服务领域,在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同时,不断壮大自身实力。 (二)扩大直接融资渠道,培育农村资本市场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资本市场发育较晚,农业运用资本市场又更为滞后。农业的产业化和现代化,是一个资金大量投入的过程,也是一个资产负债结构不断优化的过程。要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必须依靠资本市场、培育和发展资本市场。一是深化农业产业化国家龙头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组建规范的股份有限公司,实行股份制运作;二是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农业产业化国家龙头企业进入证券市场,充分发挥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直接在证券市场上为涉农公司融资的作用,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 (三)加快推进农村利率市场化进程,解决农村信贷资金外流问题 风险不同,要求的收益也不同,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农村金融服务的对象是分散、小额、风险状况各异的众多农户和农村企业,客观上要求农村金融机构有足够的利率自主权对不同的客户收取不同的利率,从而减少风险、增加收益。金融市场利率放开后,农村地区资金价格一般会呈现出较高的水平,不仅能有效地动员农村地区的资源、调动农村居民进行货币积累的积极性,而且能够极大地吸引非农资金流人、扩大资金供应。同时,资金将会更为有效地使用,从质和量两个方面保证农业产业化投资的顺利进行。 (四)健全金融中介服务机构,为农业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担保服务 国外经验证明,中小企业因受自身条件限制达不到银行贷款所规定的条件时,完善的金融中介服务便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有效途径。因此,应由政府出面或者出政策,成立各种类型的担保公司,为产品有订单、经营有效益的中小农业企业贷款提供信用担保,同时积极推动民营资本参与组建担保公司,拓宽担保公司资本金的来源;发展信托业务,通过为农业企业发行各种信托产品筹集发展生产所需资金;大力兴办金融租赁公司积极发展金融租赁业务,为农业企业发展壮大提供租赁服务。 (五)创新农地担保制度,解决农业中小企业贷款抵押难问题 修改现行有关法律法规,明确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将宅基地归农民所有,扩大集体用地的使用权,使建在集体土地上的农业企业真正享有包括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含抵押)在内的土地经营权。建立农地使用权登记管理制度,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促进农地的流转,将农地使用权这种固定的财产价值变成流动性较高的价值,优化资源配置,扩充农地贷款资金来源。 (六)放开民间借贷,尽快出台《贷款人条例》,为农业产业化多渠道融资开辟合法的途径 实践证明,一个经济体健康持续的发展,应该是以民问和社会投资为主体。特别是在当前,不经过银行体系的实体经济投资活动,还有助于减少货币创造。因此,政府及有关部门要顺应经济发展要求,加强对民间融资的引导与规范,尽快制定《贷款人条例》等法律法规,赋予民间融资应有的地位,明确其性质、活动范围、运作方式和借贷原则等,建立长效管理和监测机制,适时向社会进行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为民间融资的健康发展提供法律和制度保证,以便更好地发挥其弥补农村金融市场信贷资金不足的作用,为县域经济和农业产业化发展服务。 (七)加快农村征信工作进程,为农业产业化的持续发展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 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是增加金融有效供给实现经济与金融互动发展的根本所在。因此,要在现有基础上加大对农户、农业中小企业等征信工作的宣传力度,提高他们对征信工作的认识,促使其逐步建立健全财务管理、统计报表等规章制度,提高与银行打交道的能力。同时,要不断完善征信评价机制,规范对农户、农业中小企业信用评定的管理工作,提高其信用等级,促进农业产业化金融信用环境长效机制的建设。 (八)创新监管制度和模式,对农村金融机构实行差别监管 农村金融服务对象的弱质性,决定了对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管不能同商业银行一样,应给予其更加宽松的监管环境和优惠政策。除了在存款准备金率、存贷款比等方面实行差别监管外,还应在市场准人、资金拆借市场、投资保险、中间业务发展等各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壮大农村金融机构实力,从而支持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农业金融论文:浅谈当前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金融约束及思考 论文关键词:农业产业化 金融约束 制度安排 论文摘要: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当前信贷资金投入不足和金融服务缺失的问题,是制约农业产业化发展最主要的因素。本文在详细分析现行金融制度对农业产业化发展制约的基础上,以现代金融理论为指导,提出了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 当前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金融约束分析 (一)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滞后 ,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不到位 我国农村金融体制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和创新,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但是与农村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产业化的快速发展很不适应。从现行农村金融机构来看,其市场定位虽然是为“三农”服务的,但其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农户和个体工商户,从贷款期限、额度和方式上很难满足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需要;农业发展银行政策性功能缺位,主要是为粮棉油收购和管理提供信贷资金支持 ,其他政策性业务 ,如农业产业化发展、农业的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功能并没有有效运作起来 ,对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乏力;目前已经挂牌成立的邮政储蓄银行,因受自身经营管理的限制,对农村经济的促进作用十分有限。 (二)作为农村金融市场上的主力军,农信社潜在的风险仍很突出 一是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难以发挥有效的激励约束作用。股东大会在农信社经营管理和重大决策事务中基本上没有话语权,难以行使监督和决策职能。目前,农信社“三会”制度建设方面取得的进展并不等同于法人治理的完善,这种形式上到位和实质上缺位的潜在风险阻碍了农信社的发展。二是增资扩股并未触及产权制度改革深层次问题,农信社内部人控制问题仍然突出。在短期利益的驱动下,农信社为了增资而增资,忽视了通过增资扩股改善股权结构,构建有效产权制度的重要意义,出现了存款化股金、承诺保息、甚至贷款入股等违规行为,股本金稳定性较差。 (三)金融 中介组织不完善 ,使众多农业产业化企业因资金制约发展缓慢 我国银行业的改革,不但使金融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 日常经营管理也更加严格、规范和有序。源于民间资本兴建起来的农业产业化企业,发展过程中有 86%以上的企业达不到银行贷款所要求的条件,再加之县域范围内基本没有为农业产业化企业融资提供服务的担保公司、信托公司或者金融租赁公司等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农业产业化企业在急需资金时,只能依靠 自身力量,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丧失了许多快速发展的机会,只能在缓慢发展中求生存,不能取得规模效益。 (四)国有商业银行发展战略的调整.削弱 了对农业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对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的国有商业银行 ,深化改革后调整了其发展战略。推行集约化经营,在县域及农村的分支机构向中心城市收缩,信贷业务向大中城市倾斜,占县域及农村信贷市场上的份额不断下降,严重影响了农业产业化的持续、快速发展。据统计,4家国有商业银行从 1998年开始至今.共撤并 3.1万个县及县以下机构,上收了贷款权限,县域网点功能萎缩。 (五)民间融资长期得不到政府的认定和支持,制约 了其对农村产业化发展的促进作用 民间借贷自古有之,特别是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更是普遍存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使民间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同时农业企业的兴起和发展,也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在银行信贷资金缺位的情况下,民间借贷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据统计,目前我国农村地区通过民间借贷融资高达 8000亿元至 14000亿元。民间借贷虽然有发展的必然性.、也有存在的必要性,但是在历次金融改革中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地位得不到认可、发展得不到支持。致使农村金融市场出现了“有资金的不能发放、需求资金的又得不到资金”的双困境地。 (六)集体土地产权制度与抵押担保制度的矛盾 ,使农业产业化企业有资产而无法抵押 厂房抵押是当前银行信贷通用的一种担保形式,也是金融机构防范风险的重要途径。《担保法》明确规定:“乡(镇)、村企业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单独抵押。以乡(镇)、村企业的厂房等建筑物抵押的,其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抵押”,“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但大多数农业产业化企业建在乡镇或村组,厂房用地多是集体用地、宅基用地,由于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在法律上的模糊,造成在实际工作中集体土地所有权很难确定,这种房屋所有权与宅基地使用权在抵押上的错位。已成为众多农业产业化企业难融资、金融机构难变现、担保机构难担保的“死结”。 二、域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一)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为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 多元化的金融组织体系 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和层次性,各种需求主体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表现出较强的多样性。因此,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时,应从功能视角出发,以有利于农业产业化发展为标准,逐步开放农村金融市场 ,健全和完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政策性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中小企业银行、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借贷组织等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功能互补、协调运转的机制,打破和消除垄断格局,真正形成基于竞争效率的多元化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只有这样 ,才能促进农村金融市场开展竞争、提高效率,增加农业信贷资金供应,满足农业产业化发展对金融服务多样化的需求。 (二)完善农信社的管理体制 ,夯实其为农业产业化服务的基础 一是把法人治理制度落到实处,增强决策的规范性和科学性,杜绝管理风险。股东大会、理事会、监事会三足鼎立的分权与制衡治理机制,是农信社顺利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在实际操作中,要充分发挥股东大会的作用,增强重大经营决策的透明性和民主性,确保“三会”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推动农信社不断发展壮大。二是扩大增资扩股的范围,引入一定比例的民间资本或者外资入股,夯实基础,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解决内部人自控的问题。三是对农信社的监管,要与其他商业银行区别开来,在资本充足率、呆账核销、存贷款比等方面给予更加优惠的政策。为其发展创造一个宽松的监管环境。 (三)健全金融中介服务机构 ,为中小农业企业融资提供专门服务 国外实际经验证明,农业产业化企业因受自身条件限制达不到银行贷款所规定的条件时。完善的金融中介服务便是解决农业产业化企业融资难的有效途径。因此,应由政府出面或者出政策,成立各种类型的担保公司,为产品有订单、订单有效益的农业产业化企业贷款提供信用担保,同时积极推动民营资本参与组建担保公司,拓宽担保公司资本金来源的渠道;发展信托业务,通过为农业产业化企业发行各种信托产品,筹集发展生产所需资金 ;大力兴办金融租赁公司,积极发展金融租赁业务,为农业产业化企业发展壮大提供租赁服务。 (四)改现行有关法律法规,明确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将宅基地归农民所有,扩大集体用地的使用权,使建在集体土地上的农业企业真正享有包括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含抵押)在内的土地经营权;建立农地使用权登记管理制度,引人市场竞争机制,促进农地的流转,将农地使用权这种固定的财产价值变成流动性较高的价值,优化资源配置,扩充农地贷款资金来源。 (五)制定支持农村产业化发展的法律法规,为现代农业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以法律的形式来支持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比政策更具有连贯性。目前,应结合我国农村和农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尽快制定保护、支持和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法律法规,为我国早日实现农业现代化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 农业金融论文:实践科学发展观推动农业政策金融有效发展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是党中央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部署。它对于推进农业政策金融有效发展、实现农发行新的跨越式飞跃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涵义。在举国上下认真学习领会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大好形势下,如何进一步深化农发行内部改革进程,不断打造现代农业政策性银行、实现农业政策金融又好又快发展,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农业发展银行提出的现实重大课题,也是新形势下农业政策金融实践有效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1、科学发展观的落脚点是要加快发展。只有坚持用发展的眼光、发展的思路、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才能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农发行自建行以来,信贷支农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同样也经历了许多曲折历程,但是农发行坚持用发展来克服前进道路中的困难,坚持用发展来消除来自各方面的质疑,坚持用发展来体现农发行的价值存在,不断地将农业政策金融事业推向前进。对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们的发展观念还不够解放,利用政策和区域优势实现有效发展的力度还不够大,发展的步伐和效果还可以实现更高更快更强。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不断更新观念,以“好字优先”为前提,因地制宜谋发展,抢抓机遇保发展,奋力拼搏促发展。要努力克服思想保守、安于现状、坐井观天、不思进取的消极思想。着力解决怕担责任、怕冒风险、怕出差错、怕吃亏不讨好而错失发展机遇的现象和问题,着力通过有效发展来充分履行好农业政策金融职能,充分发挥好农业政策金融在农村金融中的骨干和支柱作用。 2、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是要坚持有效发展。近年来,黄石农发行坚持科学发展观,以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按照市委、市政府和上级行的总体工作部署和思路,紧紧围绕全年工作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坚持“好中求快、稳中求活、统筹兼顾、创新发展”的总体要求,不断加快有效发展,全面提升办行水平。好中求快,就是要在确保执行政策好、支农效果好、资产质量好、经营效益好的前提下,能够发展多快就发展多快,抢占业务发展的制高点,力争各项指标进入全省系统中等偏前行列和全市金融系统中的靠前行列;稳中求活,就是要在保持业务稳步发展的基础上,加快调整业务结构,不断优化信贷资产结构,深化内部体制改革,千方百计增强经营管理活力;统筹兼顾,就是在抓好全行业务发展的基础上,坚持以人为本,加快其他各项工作的整体提高,为进一步提升办行水平、打造精品银行、品牌银行形象提供有力保障;创新发展,就是要在准确把握上级行政策精神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打造一批有影响、有形象、有实效的工作“亮点”,最大限度地挖掘内外潜力,推动农业政策金融整体工作实现跨越式发展。 3、宏观政策调整为农发行坚持科学发展观创造了有利条件。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在宏观调控中,始终强调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加强农业基础建设,确保粮食安全,增加对农业和农村投入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国家安排的各项财政支农专项资金也越来越多。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拓展农发行支农领域,加大政策性金融对农业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信贷支持”。日前,国家为预防经济下滑,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应对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和金融海啸,预计到20xx年新增贷款将超过4万亿元,其中20xx年底前政策性银行将追加1000亿元贷款规模,以支持重点项目建设及农副产品收购。这些都为农发行坚持科学发展观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和加快发展的历史机遇。 二、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原则,加快农业政策金融有效发展 坚持科学发展观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几代人甚至更长时间的贯彻落实和探索发展,才能在新形势下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效、新成果。联系到农业政策金融实际,实践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以下几项基本原则: 1、坚持发展的全面性原则。随着粮棉流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农发行的业务范围由过去单一支持粮棉油购销储业务,逐步形成以粮棉油收购贷款业务为主体,以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综合开发、农村基础设施中长期贷款、农业科技贷款业务为两翼的“一体两翼”格局。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进一步拓展农发行支农领域,加大政策金融对农业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中长期建设信贷支持力度。目前,黄石农发行开办的主体业务为支持粮棉油收购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而在农田水利、农业科技开发、农业机械化、观光农业、生态农业、循环农业等诸多极有发展潜力的涉农领域还未尝试和有效介入。对此,应积极有效推进农业开发等极有发展潜力的项目营销,进一步加大涉农领域信贷支农力度,促进全行业务全面发展。 2、 坚持发展的协调性原则。随着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和武汉“1+8”城市圈建设“两型社会”的契机,给农业政策金融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性发展机遇。在做好传统粮棉油收购储备贷款工作的同时,黄石农发行积极拓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综合开发、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业中小企业等涉农领域新贷款业务,促进业务协调发展。通过大力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使业务发展驶入“快车道”;通过积极支持农业综合开发,打造业务发展“双轨道”;通过加大扶持产业化龙头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为业务有效发展安上“助推器”。据调查,黄石农发行20xx年末贷款总额仅6.5亿元,而通过实施上述涉农领域的有效发展和协调运作,20xx年9月末该行贷款总额突破20亿元大关,达到20.2亿元,不到三年时间贷款规模翻了三番,年均增长速度100%以上,其中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和中长期贷款总额近13亿元,占贷款总额的64.4%。通过业务有效发展,黄石农发行为实施“中部崛起”战略、武汉“1+8”城市圈建设“两型社会”和构建和谐黄石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3、坚持发展的渐进性原则。发展应该是循序渐进式的发展,应当根据各地的经济社会状况、企业发育成熟程度、信贷支农区域特征和地方财政实力状况等实现渐进性发展。近年来,黄石农发行在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探索了信贷支农的三个经济循环圈的渐进性格局,即在黄石城区实施以园区建设为主导,以纺织、饮料、农副产品加工为依托的区域性产业行业信贷支持策略;在大冶市实施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导,以保健酒、特色农副产品加工、畜牧水产养殖和饲料加工为依托的区域性产业行业信贷支持策略;在阳新县实施以特色粮油加工为主导,以大型水利建设、中低产田改造、大型农场改造升级、大中型水库整险加固、新农村村村通道路建设及种养殖业、林特产业和农村能源建设等项目为依托的区域性产业行业支持策略。 4、坚持发展的可持续性原则。有效发展应当是可持续的发展,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一是区别对待、有保有压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国家强调要更加重视“三农”工作,更加重视粮食生产,确保粮食安全,保障农产品供给,实现粮棉油的价格稳定和市场稳定。在从紧货币政策实施期间,农发行市场筹资难度增加,信贷投放面临需求旺盛与规模、资金约束的双重压力。对此,全行上下准确把握宏观调控的要求,未雨绸缪,主动应对,有保有压,有进有退,采取灵活积极有效的措施,用足用好用活信贷支农政策,力促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二是有效发展与风险防范的关系。不能盲目追求业务发展,片面注重指标完成,而忽视贷款质量,放松风险管理,要做到既把握好信贷规模的总量,又要不断优化调整信贷结构,优化信贷投向,有效防范风险。三是传统业务与新型业务的关系。粮棉油收购业务作为农发行传统业务,是立行之本,应始终坚持其主体地位不动摇。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综合开发和农业中小企业等涉农领域新贷款业务,作为加快农发行业务有效发展的“两翼”必不可少,可以增强整个农业经济的发展后劲。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发展,以确保业务的可持续发展。四是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的关系。随着粮棉油流通体制的深入改革,农发行的传统业务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在银监局批复扩大农发行业务范围后,黄石农发行通过商业性贷款业务的有效发展来改善经营状况,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为以后更好地服务“三农”、服务新农村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五是社会效益与内部效益的关系。在业务范围扩大后,黄石农发行结合实际情况,在做好传统政策性业务的同时,把关注点放在提升商业性业务的市场竞争力上来。截止到20xx年9月,全行贷款余额突破20亿元,盈利达到4000余万元,均创历史最好水平。自20xx年以来,黄石农发行仅对全市数十家省市级产业化龙头企业累计发放贷款10亿余元,帮助企业开拓市场,打造品牌,支持企业共实现产值近50亿元,实现利税8亿余元,帮助解决农民工就业3000余人。在自身发展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社会效益和内部效益的共同提高。 三、坚持科学发展观,加快农发行业务有效发展 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才能实现农业政策金融业务的有效发展。而通过有效发展的实施,可以在实践中更加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后期的有效发展创造更高的平台和更加有利的条件。 1、发展是前提和基础。在20xx年年初,黄石农发行就组织全行上下开展大讨论,认识到不发展就难以发挥好在农村金融中的骨干和支柱作用,不发展就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不发展就没有可持续再生能力。根据黄石实际,因地制宜,制定业务发展规划,其中近期目标是通过近两至三年的有效发展,使全行贷款总规模达到20亿元,其中商业性贷款占全行贷款总额的比重达到60%以上;中远期目标则是通过三到五年的有效发展,使全行贷款总规模达到或接近30亿元,促使商业性贷款占全行贷款总额的比重达到70%以上,形成科学合理的贷款产品、种类和结构的有机组合,确保业务可持续健康发展。 2、风险防范是核心和保障。随着农发行业务领域的不断拓展,信贷风险管理问题,特别是商业性贷款的风险防范问题愈加重要,也成为全行业务能否有效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为避免或减少贷款风险,提高银行的经营效益,要不断提升全行信贷管理理念,完善信贷风险管理制度,强化信贷风险管理内控,改进信贷风险管理方法,建设信贷风险管理队伍,明确信贷风险管理激励约束,提高信贷风险管理信息技术,创新信贷风险管理模式,为加快业务有效发展提供有利保障。 3、人本管理是支撑和关键。科学发展观的支撑和关键是要以人为本。一是要创造尊重人才、鼓励进步的环境,形成良好的人才发展氛围。鼓励和支持全体员工为改革发展献言献策,调动全员谋求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二是做好人才队伍建设。结合全行实际,逐步建立客户、信贷、财会、审计等各个专业的人才储备库,充分挖掘系统内各领域的专业人才。三是优化员工队伍的知识结构。加大对员工积极参加各种学历学习和专业资格考试,促进全体员工向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发展。四是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对群众公认、业务能力强且符合任用条件的职工,要积极培养、推荐、任用,充实到各级领导干部队伍中。 4、有效发展是归宿和目标。农发行作为建设新农村的银行,以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己任,致力于“三农”政策的贯彻与实施。随着农发行业务范围的不断扩大,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农发行应实现严格执行国家政策和谋求利益最大化的双重目标,实现自身有效发展,打造现代精品银行。通过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来带动自身的有效发展,从而能更好地服务于新农村建设。 5、文化建设是信念和宗旨。深入开展企业文化建设活动,不断完善企业文化建设的各种软硬件设施,将企业文化建设融入到经营发展的全过程,内化于心,外化于形,固化于制。要进一步树立至诚服务理念,增强对内、对外的服务意识,创建和谐的发展环境,进一步增强员工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归属感,努力创造一个与社会环境相融合、与改革发展相适应、具有农发行特色的风正、气顺、心齐、劲足、绩优的和谐环境,为打造一流的现代农业政策性银行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持。 农业金融论文:浅谈构建金融危机背景下农业职业教育应对措施 [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 农业 职业教育 就业 [论文摘要]美国金融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美国的金融危机也为我国敲响了警钟,最终也会对农业职业教育产生一定的影响,高等教育界对此次金融危机所引发各类的冲击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职业教育部门需配合政府的发展规划,深入进行改革,加大农业投入,以培养更能适应国际竞争环境农业产业人才。 2008年起世界经济经历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危机对全球劳动力市场产生了巨大冲击,企业纷纷大幅裁员,数以千万计的劳动者加入失业队伍作为与劳动力市场关系最为密切的教育类型,我国又是农业大国。在这一背景下,农业职业教育受到了怎样的影响?其在应对经济危机促进经济复苏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怎样通过职业教育为未来经济发展培养技能型劳动力,增强国家的人力资本存量?这些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制定应对策略中的重要议题各国经验表明,世界经济危机在对各国职业教育发展带来众多不利影响的同时,也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加强投资改革、扩大招生规模、更新培训内容已经成为各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共同战略。虽然世界经济正在走向复苏,但世界职业教育发展仍然面临很多不确定性的挑战,从实现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角度,高度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形成更广阔的职业教育理念,推动职业教育体系的创新,将成为未来世界职业教育发展的战略选择。 一、国际金融危机给我田农业职业教育带来的影响 (一)家庭教育经费的短缺 首先,在职业教育中,选择与农业相关专业的学科学习的学生大都来自农村。这些学生之所以选择农业学科,主要是基于有乡土情节,愿意学习到实用的农业知识,并为农村的农业生产服务;也和国家倾向农业的政策密不可分,国家和地方政策并重复制农业:和农业、农村市场潜力巨大息息相关。 其次,农村学生上职业学校的费用,一部分来自国家、地方财政补贴,一部分来自学校经费支持,但在生活中主要的生活费用还是家庭给予。在全球遭遇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很多在外务工的农民工父母遭到停薪或者失业的危机。外出务工的农民多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突如其来的失业,可能致使家庭陷入“财政危机”。最直接的可能就是职校生遭遇退学,因为社会观念和金融危机的出现,目光狭隘的农民可能会陷入“读书无用论”。 第三,家庭教育经费的短缺,可能会致使心理脆弱的学生丧失在校学习的信念。中国传统孝道观念在这个时候会羁绊学生产生退血情绪。 (二)职校农学专业就业压力大 局部较发达地区已经出现小规模返乡问题,主要原因是受金融危机影响,沿海一些农副产品生产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甚至关闭状态,农学专业从业人员的生活就业受到了严重影响,外转劳动力返乡的相对较多,未返乡的部分劳动力也面临着减薪的压力,甚至有被裁员的可能。 如果粮食价格持续低迷,农业比较效益不能抬头走高,将使学农业出生的毕业生积极性受到打击。加之畜牧经济、特色经济、劳务经济的萎靡,将使农业相关产业持续增收受到较大影响。 历经金融危机,对于农业职业教育来说,既是危机也是机遇。关键是社会、学校、家庭和个人如何应对: 二、农业职业教育应对措施: (一)加大财政对农业职业学校的投入,着力推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农业职业学校在应对学生就业还显疲软[3],还难以承担巨大的教育成本投资,而政府作为教育投资、公益性投资的主体,是农业投资中最稳定的资金来源,其投资行为具有较强的引导和示范带动作用。中央和各级财政要继续加大对职业教育的资金投入力度,提高农业职业教育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并且要进一步加大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综合开发力度,加快大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有效保障农业生产稳步发展;要继续推进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等重大生态工程建设,减少农业面源污染,搞好水污染治理工作,切实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加快实施农村道路改建、农网改造、农村通讯、农村饮水安全等民生工程,有效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以基础设施的投入带动农业职业学生的就业。 (二)积极转变社会政府职能,着力促进农业劳动力就业 首先,要通过积极发展农业农村经济扩大农村就业容量。采取以奖代补、以工代赈等方式,组织农业劳动力参加水利、道路、造林等政府公共工程建设,这既有利于把财政投入直接转化为农村现实购买力,又有利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 其次,要继续实施农村剩余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 (三)以市场为导向,着力增强农产品的技术竞争优势 要适应国内国际市场的需求,逐步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加强质量型品种的培育和现有品种品质提高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争取在农作物、畜禽和水产品的优良品种选育上实现重大突破。要加强农产品产后相关技术,特别是对畜禽、水产品、水果和蔬菜以及粮油精深加工等发展周期较长行业。 (四)改善农业投资环境,拓宽农业利用外资渠道,拓宽农业就业途径 第一,要改善我国农业投资环境,政府和农业部门要制订切实可行的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划,完善农业利用外资的政策,改革对农业外商直接投资使用土地的审批、收费及管理政策,对于那些大型的农业开发项目、引进先进技术和优良的项目、投向基础设施、回报期较长的项目给予一定的税收和信贷政策的优惠;逐步放开对外商投资所需的农业生产资料的进出口管理。进一步向外商放开农产品市场,允许外商从事包括农产品的仓储、运输、销售等活动。 第二,要不断拓宽农业利用外资渠道。积极争取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组织的贷款和援助,用于农业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以及帮助特困地区消除贫困。 农业金融论文:浅谈构建金融危机背景下农业职业教育应对措施 [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 农业 职业教育 就业 [论文摘要]美国金融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美国的金融危机也为我国敲响了警钟,最终也会对农业职业教育产生一定的影响,高等教育界对此次金融危机所引发各类的冲击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职业教育部门需配合政府的发展规划,深入进行改革,加大农业投入,以培养更能适应国际竞争环境农业产业人才。 2008年起世界经济经历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危机对全球劳动力市场产生了巨大冲击,企业纷纷大幅裁员,数以千万计的劳动者加入失业队伍作为与劳动力市场关系最为密切的教育类型,我国又是农业大国。在这一背景下,农业职业教育受到了怎样的影响?其在应对经济危机促进经济复苏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怎样通过职业教育为未来经济发展培养技能型劳动力,增强国家的人力资本存量?这些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制定应对策略中的重要议题各国经验表明,世界经济危机在对各国职业教育发展带来众多不利影响的同时,也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加强投资改革、扩大招生规模、更新培训内容已经成为各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共同战略。虽然世界经济正在走向复苏,但世界职业教育发展仍然面临很多不确定性的挑战,从实现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角度,高度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形成更广阔的职业教育理念,推动职业教育体系的创新,将成为未来世界职业教育发展的战略选择。 一、国际金融危机给我田农业职业教育带来的影响 (一)家庭教育经费的短缺 首先,在职业教育中,选择与农业相关专业的学科学习的学生大都来自农村。这些学生之所以选择农业学科,主要是基于有乡土情节,愿意学习到实用的农业知识,并为农村的农业生产服务;也和国家倾向农业的政策密不可分,国家和地方政策并重复制农业:和农业、农村市场潜力巨大息息相关。 其次,农村学生上职业学校的费用,一部分来自国家、地方财政补贴,一部分来自学校经费支持,但在生活中主要的生活费用还是家庭给予。在全球遭遇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很多在外务工的农民工父母遭到停薪或者失业的危机。外出务工的农民多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突如其来的失业,可能致使家庭陷入“财政危机”。最直接的可能就是职校生遭遇退学,因为社会观念和金融危机的出现,目光狭隘的农民可能会陷入“读书无用论”。 第三,家庭教育经费的短缺,可能会致使心理脆弱的学生丧失在校学习的信念。中国传统孝道观念在这个时候会羁绊学生产生退血情绪。 (二)职校农学专业就业压力大 局部较发达地区已经出现小规模返乡问题,主要原因是受金融危机影响,沿海一些农副产品生产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甚至关闭状态,农学专业从业人员的生活就业受到了严重影响,外转劳动力返乡的相对较多,未返乡的部分劳动力也面临着减薪的压力,甚至有被裁员的可能。 如果粮食价格持续低迷,农业比较效益不能抬头走高,将使学农业出生的毕业生积极性受到打击。加之畜牧经济、特色经济、劳务经济的萎靡,将使农业相关产业持续增收受到较大影响。 历经金融危机,对于农业职业教育来说,既是危机也是机遇。关键是社会、学校、家庭和个人如何应对: 二、农业职业教育应对措施: (一)加大财政对农业职业学校的投入,着力推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农业职业学校在应对学生就业还显疲软[3],还难以承担巨大的教育成本投资,而政府作为教育投资、公益性投资的主体,是农业投资中最稳定的资金来源,其投资行为具有较强的引导和示范带动作用。中央和各级财政要继续加大对职业教育的资金投入力度,提高农业职业教育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并且要进一步加大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综合开发力度,加快大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有效保障农业生产稳步发展;要继续推进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等重大生态工程建设,减少农业面源污染,搞好水污染治理工作,切实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加快实施农村道路改建、农网改造、农村通讯、农村饮水安全等民生工程,有效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以基础设施的投入带动农业职业学生的就业。 (二)积极转变社会政府职能,着力促进农业劳动力就业 首先,要通过积极发展农业农村经济扩大农村就业容量。采取以奖代补、以工代赈等方式,组织农业劳动力参加水利、道路、造林等政府公共工程建设,这既有利于把财政投入直接转化为农村现实购买力,又有利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 其次,要继续实施农村剩余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 (三)以市场为导向,着力增强农产品的技术竞争优势 要适应国内国际市场的需求,逐步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加强质量型品种的培育和现有品种品质提高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争取在农作物、畜禽和水产品的优良品种选育上实现重大突破。要加强农产品产后相关技术,特别是对畜禽、水产品、水果和蔬菜以及粮油精深加工等发展周期较长行业。 (四)改善农业投资环境,拓宽农业利用外资渠道,拓宽农业就业途径 第一,要改善我国农业投资环境,政府和农业部门要制订切实可行的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划,完善农业利用外资的政策,改革对农业外商直接投资使用土地的审批、收费及管理政策,对于那些大型的农业开发项目、引进先进技术和优良的项目、投向基础设施、回报期较长的项目给予一定的税收和信贷政策的优惠;逐步放开对外商投资所需的农业生产资料的进出口管理。进一步向外商放开农产品市场,允许外商从事包括农产品的仓储、运输、销售等活动。 第二,要不断拓宽农业利用外资渠道。积极争取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组织的贷款和援助,用于农业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以及帮助特困地区消除贫困。 农业金融论文:浅谈新经济形势下农业产业化的金融支撑 新世纪以来,党中央连续9次下发中央一号文件指导“三农”工作,解决“三农问题”。可以看出,农业的发展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在此大势下,要加推进快农业产业化发展,提升科技应用,确保实现农业发展,农村转型,农民致富。 农业产业化是围绕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优化组合各种生产要素,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形成以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集种养加、产供销、内外贸、农科教为一体的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快发展农业产业化,是我国改造传统农业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一、发展农业产业化的经济价值分析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各方面军对农业的资金投入却非常少,说到底是因为农业的“弱质性”,缺乏吸引力。受制于自然条件和动植物生长规律,农业产业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很大,但造成农业弱质性的根本原因是在于农业经营方式没有把农业与关联产业有机地结合并形成利益共同体。目前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农业内部经营分割开来,带有浓厚的小生产色彩,这样造就的弊端是:一方面农业生产部门创造的价值,无论通过计划收购,还是市场交换,都远远低于它的实际价值,甚至生产过程中活劳动、物化劳动的消耗都得不到补偿。另一方面农业生产部门创造的价值转移到农产品加工、流通部门。也就是说盈利部门不在农业,农产品通过加工环节、流通环节增加的价值有一部份是农业部门创造的,而这部份剩余价值完全落入其它部门。农业的边际效益非常低,创造的剩余价值更是完全被工、商部门所无情占有。因此必须打破部门分割、地区界限、所有制界限,发展纵向的、横向的经济联合体,最有效的办法是将加工和流通增值的一部分利润返还于农业,按经济内在联系经营农业,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 二、发展农业产业化的资金供给壁垒 (一)国家经济投入严重不足,造成农业发展艰难。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一种典型的很不合理的重工轻农的奉献型三农政策体系。国家长期实施超低的农业投入政策,通过“剪刀差”的价格方式,转移农产品价值。根据国际经验,在人均gnp300-1200美元期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用于农业的比例应在10%左右,但我国长期以来远远低于这个比例。联合国粮农组织要求发展中国家农业研究的投资量不能低于农业总产值的0.6%,但我国很长一段时期都在0.4%徘徊。 (二)农业产业自身弱质性强,经济效益增值缓慢。农业是一个天生弱质的产业,其弱质主要表现在对自然环境的高度依赖性和农产品普遍的低值性。这些特点直接导致金融机构和企业对农业的投资动力的普遍不足。农产品一般是需求量大的初级产品,在我国农产品的宽加工与深加工明显不足,导致其附加值普遍低下。这种情况下,投资农业极有可能得不到社会平均利润。另外,由于农产品的低供求弹性、非商品性等属性,加大了投资农业收益的不确定性。 (三)农村信贷建设发展滞后,金融机构扶持软弱。我国长期以来实行重城轻乡的“二元型”金融信贷政策,农民极难获得必要的银行贷款。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邮政储蓄对农村资金的“虹吸”造成了农村资金的大量外流,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国有商业银行大量收缩面向农村的金融业务,设在县以下的机构网点,大多只有吸收存款权而没有贷款权,都在加快撤并和收缩进城,造成农业产业化资金缺口越来越大。 (四)产业主体融资困难重重,金融支撑力量不足。一些地方政府和执行部门对执行中央三农政策的大打折扣、变换走样,使得农业资金支持严重困难。银行信用社对信贷资金的投放不仅注意安全,而且更多地考虑到效益,从而导致一般地区、一般企业和一般农户缺乏应有信贷支持。同时,在农业银行系统,农贷的“主业”地位也没有充分到位,“农转非”现象严重,进一步削减了农贷资金数量,加剧了农业资金供求紧张的矛盾。 三、金融支撑发展农业产业化对策探讨 (一)设立专项产业投资基金。国家要在资金上保护、辅助、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政策。在解决农业投融资问题方面,要确立和完善以国家为宏观主导的多元化扶农投融资体制,设立专项产业投资基金,以资本市场为纽带,以产业发展政策为引导。转农业奉献型政策为农业受哺型政策,切实加大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大幅度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业科技攻关、科技成果转化,加大政府对农业政策性补贴力度。 (二)建立农村金融合作组织。调整国有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农业的资本供给,以改组现有的农村信用社为基础,建立适应新形势要求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建立一种全息型的贷款机制。要尽快建立与完善农业信用担保机构,大力发展农业贷款保险业务,从而为商业银行扫除进军“三农”的信贷障碍,在完善配套制度的基础上,稳步推进对农民的小额信用贷款。 (三)积极鼓励民间资本注入。国家通过宏观政策,牵引、鼓励民间资金投向农业。建立与完善相关的政策、法律制度,以营造优良的农业民营投资环境。通过这种环境,让民间投资者的权利义务得到有力保护,让民营资本享受国民待遇,让他们有获得不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的机会。 (四)招商引资壮大资金链条。应充分利用加入wto后的有力形势,大力发展、开拓现有多边和双边的外资利用渠道。重点引进世界上实力雄厚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获取先进技术,学习先进管理经验,开拓出口市场。还可以借鉴bot等当前国际先进的融资方法。 农业金融论文:浅谈农业政策性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对策 【论文关键词】农业政策性金融 农业发展银行 西部 新农村 【论文摘要】根据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农业政策性银行应该努力拓展业务范围,加大支农力度,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本文从农业发展银行职能改革入手,总结了近年基层农发行支持当地新农村建设取得的成效,并针对当前支持新农村建设中的制约因素,提出了一些建议。 在西部欠发达的农村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农业资源得不到充分开发利用,这是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的主要因素。农发行作为以服务“三农”为根本宗旨的农业政策性银行,如何结合西部实际,确定支持领域和重点进一步发挥在农村金融中的骨干和支柱作用,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从农发行贵州分行看农业政策性金融在新农村建设中的支持作用 作为农业政策性银行,农发行贵州省分行已覆盖全省9个地州市,建立了56个县市的组织网络和金融服务体系,并在其他33个无机构的县市区,设立了29个客户服务组从事农业政策性金融服务。近年来,针对贵州特色农产品资源较丰富,但规模化、产业化水平较低的实际,农发行贵州分行充分发挥自身在信贷规模、资金、利率等方面的优势,全力支持全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贷款规模从2006年初的60亿元发展到目前的193亿元,其中,在黔东南州就投入了13亿元信贷资金,重点支持凯里市“两河”治理、凯雷农村公路等建设项目的实施。其信贷投入力度、贷款增长速度均位于全国农发行系统前列。2009年,农业发展银行贵州分行加快加大信贷支农力度,仅上半年就投入40亿元信贷资金,为支持贵州新农村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1、农发行在支持粮油生产和流通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农发行贵州省分行自成立以来,坚持把做好粮油收购资金供应管理作为立行之本。根据国家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政策的变化,该行适时调整信贷政策,积极支持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开展粮油购销,确保国家粮改政策的实施和全省粮油收购、储备、调销等业务的正常运行。2008年,农发行贵州分行全年累计发放各项贷款67.66亿元,其中,政策性粮油贷款14.6亿元,同比增加12亿元;粮油收购贷款11.89亿元,同比增加1.28亿元。 2、农发行推动了当地农业产业化发展进程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是发展农村经济,方向是发展现代农业,而现代农业的理念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以此带动农业产业化基地建设,促进和推动农民增收。近年来,根据贵州省委、省政府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规划,农发行贵州省分行累计发放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76.38亿元,大力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择优扶持省级以上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加工企业发展,有效发挥了产业化龙头企业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了“三农”发展。国家首批循环经济试点项目——投资22.7亿元的竹浆林纸一体化项目一期工程在贵州省赤水市建成投产,该项目是农发行贵州省分行针对贵州林业资源丰富的实际、累计发放贷款16.4亿元支持的产业化发展项目,也是农发行业务范围拓展以来、全国农发行系统审批单笔金额最大的贷款项目。该项目投产后,预计每年可季节性地为社会提供50万个闲置劳动力的就业机会,通过种植出售竹原料、支持基地建设等,种竹农民每亩可增收100元/年,每年可增收2700万元,种竹农民实际增加收入1.03亿元。 3、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结合贵州省情,农发行明确将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工作的重点,围绕新农村建设重点、骨干项目,加强对农田水利、农村路网、农村电力、能源、信息网等农村基础设施的信贷支持。截至2008年3月底,该行累计投放各类贷款29.24亿元,其中,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22.15亿元,占一季度贷款累放额的75.8%,是2007年全年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总额的6.33倍。 4、为涉农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近年来,农发行贵州省分行不断完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截至2008年3月底,该行涉农小企业贷款户数已达136,占全行总贷款户的30%,涉农小企业贷款余额达2.5亿元,在支持贵州“三农”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2008年4月,农发行贵州省分行与贵州省乡镇企业信用担保中心,就促进贵州省涉农中小企业发展签订担保合作协议,以拓展涉农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化解和分散金融风险,强化政策性银行支持涉农中小企业功能,贯彻落实国家支农、惠农政策,促进农村和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农发行支持西部新农村建设中的制约因素 1、不能充分发挥骨干和支柱作用 西部贫困地区一边是“缺血”的穷财政,有大量资金需求,一边是农发行能够提供政策性的金融支持,而这一需一供却不能有效结合。在商业银行逐步退出农村金融的现实下,农发行的业务范围又受到诸多限制,应该取消对农发行业务范围的单一申请审批制,凡是有利于农村(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的行业、产业、项目,都应准予农发行介入,成为农发行的业务范围,从业务范围和功能上,让农发行成为发挥骨干和支柱作用的政策性银行。同时,由于农发行现行的项目管理模式,基层行没有主动权,贷款门坎高,办贷程序繁琐、成本高,造成农发行办贷难、办贷慢的现象。 2、缺乏有效的信用担保体系 目前,农发行商业性贷款的主要方式是担保和抵押贷款,而西部的社会信用担保业处于萌芽期,还没有形成可为农业企业提供担保的信用机构。新农村建设中与“三农”关系密切的项目,即农村基础设施、农业综合开发、农业小企业等业务,多数属于贷款期限长、风险大、利润率低的项目,按照商业性贷款管理要求,欠发达地区大多数项目很难获得信贷资金支持。 3、农发行开展商业性支农信贷业务仅处于起步阶段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就是发展县域经济社会,而县域经济发展的瓶颈往往表现在资金投入的严重不足。县域经济项目投入大,回收期长,风险高,商业性金融机构网点不断收缩,存差不断扩大,大量资金不断从农村抽走,农村资金流出严重。支持商业性新业务的开展,必须坚持谨慎积极的原则,这为欠发达地区本身难以开展的客户营销增加了压力。农发行基层贷款权上收后,从贷款到调查、审批到发放,手续复杂,供求时间不对称,有时银行贷款到位,企业商机已失。 4、农业政策性金融内部经营管理方面仍存在不足 在营运管理方面,农发行服务于客户、服务于新农村建设的理念有待进一步加强;有的基层行还不适应上级行针对支农需要、针对市场变化的信贷计划调整,信贷计划的准确性不高,结算手段相对单一,不能满足客户的服务要求;一些行对管理信息化的重要性、必要性认识不足,对现有的数据资源尚未充分开发利用,实现信息化建设跨越式发展的任务还十分艰巨。在队伍建设方面,员工素质与信贷支农的现实需求还不太适应,人才结构不尽合理,项目评估、风险管理、国际业务、法律事务、信息技术等方面的专业人才明显不足,岗位激励约束机制亟待完善。 三、对农发行支持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几点思考 1、巩固传统粮油购销业务 按照国家粮棉改革和购销政策,农发行应适时调整信贷政策,坚持不懈地做好传统的粮食收购、储备、调销信贷工作,巩固好原有的粮油储备、购销企业,全力支持粮油产业发展。根据贵州粮食加工企业规模小、发展潜力大的实际,贵州省分行积极支持粮油加工产业链发展,促进一批高质量、高效率、高附加值的粮油加工产业链品牌的创建,真正形成产业化经营,充分发挥辐射和带动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当地及周边地区农民大幅增收。 2、以支持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为重点 县域经济是连接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工业反哺农业的纽带。农发行以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为平台,给县域经济繁荣注入新鲜血液,对推动整个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3、进一步完善经营管理机制 切实落实现代银行要求,不断推进农发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一要建立健全信贷管理制度体系,二要努力防控经营风险,三要继续强化资金计划分类管理。牢固树立“内控优先”的理念,有针对性地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机制,逐步把农发行办成发展空间合理、治理结构科学、体制机制健全、经营管理规范、操作手段先进、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农业政策性银行。针对2008年产生新增不良贷款的实际,贵州省分行在全省系统开展了历时3个多月的信贷管理与风险防控集中学习实践活动,通过组织全行员工集中学习信贷管理各项规章制度,全面排查信贷管理和风险防控工作的薄弱环节,着力解决信贷管理和风险防控工作上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为进一步夯实信贷管理打下了良好基础。 4、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 立足地域经济特点,积极支持特色农业发展,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以贵州省为例,虽然其特色优势农业产业较多,市场很大,但是开发严重不足。农发行可以依托产业化龙头企业平台,依托政府的组织优势和农发行的网点、资金优势,通过不断加大信贷,重点扶持市场前景广阔、产业覆盖面广、附加值高的特色产业。如支持优质稻、茶业、杂交玉米、种子和中药材生产基地建设,把资源优势变为经济优势,进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带动农民增收。对于丰富的中草药资源,贵州省分行近年着力支持了一批在国内有一定影响力的神奇、益佰、信邦等药业企业的发展。 5、创办农业政策性担保公司 农业项目特别是新建项目,风险高、信贷投资风险大,亟须有一个政策性的信用担保机构来支撑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发展银行除了自身要切实加强风险防范外,还应建议政府筹建农业政策性担保公司,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信用担保服务。农业担保公司可建在县一级,由政府提供注册资本金、初始担保基金。担保公司可依托乡镇政府、农业企业等,采取会员制形式,吸收会员资金,壮大担保基金。在担保公司成立初期,政府财政应为担保公司提供费用补贴,待其逐步发展为自负盈亏的经济组织后,政府可停止补贴,以实现担保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农业金融论文:农村金融发展农业经济论文 一、当前农村金融发展状况 当前,农村金融正处于改革创新阶段,并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从农村金融发展的总体态势看,其发展的水平并不高。目前,农村的大部分贷款集中流向于第二三产业,真正投入到农业发展上的贷款很少,这就致使农业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缺少必要的资金支持,从而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整体发展。从目前农村金融机构的现状看,其规模与数量都无法满足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与此同时,金融机制不够完善,其缓慢的发展速度致使农村金融的优势作用无法实现。随着农村金融改革的深入发展,其创新性成果推进了农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 二、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的关系 (一)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二者之间所存在的关系 在深入研究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增长二者之间关系前,有必要明确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而才能够从整体上掌握当前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作用。基于此,本文采用线型回归分析法,从农副业、种植业以及农民收入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当前,金融机构在进行农业贷款时,除农副影响值为正以外,对农业以及农民收入总量的影响都为负值,而农村乡镇企业贷款对农村经济的增长影响很大,因此,金融机构所进行的农业贷款在农业经济中的影响作用并不大。这就充分说明当前农村金融的发展滞后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因而无法发挥自身的作用,因此,深入分析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的关系,是当前提高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也只有正确的把握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才能将农村金融的发展推上崭新的高度。 (二)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的关系 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的关系集中表现在前者对后者增长机制的影响上。农村金融的创新与发展,有效的提升了金融系统的效率,从而优化了金融资源的配置,这样就使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得到了提升,进而推进了农业经济的增长。在农村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农村的金融市场在竞争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金融行业的各项基础设施不断得到完善,金融的功能逐渐丰富化,在此过程中,就会增加自身的吸储能力。而储蓄率的提升就会使储蓄份额不断加大,这就带动了农村投资的发展,进而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增长。但是,农村金融的发展也会导致储蓄率的下降,农村金融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使资本的流动性变强,进而金融风险得到分散,而储户能够根据自己所需随着在金融机构取得现金,这就使储蓄率下降。利率是影响储蓄率的原因之一,而由于利率是根据金融市场的发展而变化的,所以,储蓄率的升降是非固定性的,但是无论储蓄率升降,都能够充分的证明农村金融的发展影响到了储蓄率,从而影响到了农业经济的增长。农村金融的发展还通过“转化率”的方式影响到了农业经济的增长。金融储蓄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向金融投资转化,当金融发展水平得到提升时,其投资的转化率也会得到相应的提高,这是金融体系自身所具备的功能。具体转化过程为:金融体系首先通过吸储的方式,实现成本积累,通过支付信息成本来实现对所吸储蓄的控制,这样实现投资的过程中,金融机构就获得了利润。而在所获得资源中,存在着一部分无法控制的资源,这部分资源无法通过投资的方式进行利润的转化,因而便以存贷差的方式转入金融机构以及证券商。在整个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中,金融的运作率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从而通过成本的降低,在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使农村金融走向了市场化的道路,这就为提高农业经济水平奠定了基础。 三、结论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业经济的增长水平,但是,综合当前现有数据分析结果,农村金融的发展对农业经济的发展尚未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而农村乡镇企业贷款是当前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因此,要想充分的发挥农村金融的作用,就需要农村金融机构不断的加大贷款的力度,从而才能促进农业的发展,增加农业收入,从而提高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与此同时,农村金融机构要注重与农村乡镇企业实现合作,全力支持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从而间接的提高自身的贷款力度,促进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作者:姜国新 单位:辽宁省农业经济学校 农业金融论文:农业科技与金融机制的整合 1、农业科技型企业在发展中各个阶段的资金需求 (1)种子期农业企业处于酝酿阶段,对未来市场的预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企业资产主要以科技知识产权为主,一般没有可供抵押的固定资产,资金链薄弱、信用体系有待完善,因此难以获得市场金融的青睐。 (2)初创期农业企业面临市场风险和财务风险。这个时期的农业企业在市场化和产品化两方面投入比重大,加上用于宣传推广的费用比较多,单位成本也就大大提高,而农业产品的单位收入有限,中小型农业企业生产规模小,做不到薄利多销,因此,此时期的农业企业财务状况经常出现赤字。在信用体系和融资渠道不完善的融资环境下,农业企业缺乏业绩支撑,也就很难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融到资。 (3)成长期的企业,需要大量资金。企业在生产规模和市场份额上的迅速扩张,必须以大量资金作为支撑,因此,企业融资的任务也就非常艰巨。但迅速的发展也给企业在经营管理上带来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经营管理的不稳定上。同时,成长期的企业,技术被替代的风险也较大,加上财务状况的不稳定,短时间内不可能通过证券市场获得资金,而缺少抵押物的企业也很难从银行贷到款。所以,资金的缺乏是企业在这个阶段面临的最大困难。 (4)企业在扩张期阶段已经具备了各方面的基础,在这个阶段,企业的财务风险是企业融资最大的威胁。纵使企业债权融资的比重开始上升,但风险投资比重也存在下降的可能,成熟企业科技创新成果成了该企业在这一阶段最核心的竞争力。(5)成熟期企业的产品已经获得了市场的认可,具有一定的知名度,群众基础广,品牌效应明显。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的渐趋成熟,使得企业各方面风险都有所下降,生产规模的扩大,产品利润的增加,企业全面进入盈利期。企业经营业绩的改善,积累了较多的融资抵押物,资金的问题得以解决,也就有大量资金投入到产品研发和企业的科技创新上。 2、湖北科技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 (1)科技金融资金支持力度不够。近几年来,湖北省都非常重视科技金融的发展,通过拓宽融资渠道等方式加大对农业科技型企业的扶持力度。在财政性金融支持、银行信贷政策、风险投资基金的设立等方面取得了比较大的突破。虽然,科技金融创新体系的建设对中小型农业科技企业的融资难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是,从根本上并没有改变中小科技企业以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作为主要融资方式的现状。部分行业融资缺口仍然很大。在武汉市2009年统计的172家高新技术企业中,科技经费筹集额为11.18亿元。其中,企业资金为9.78亿元,占87.47%;金融机构贷款为0.63亿元,占5.64%;政府资金为0.59亿元,占5.28%;其它资金为0.18亿元,占1.61%。说明企业科技经费仍以自筹为主,金融扶持力度不强。 (2)湖北省金融的发展脚步跟不上科技创新的步伐。目前,政府各职能部门间自成体系、条块分割,这种部门间形成的极强的独立性,导致了部门间的信息流通不畅。企业、担保平台、金融机构三者结合不紧密,因此无法起到信息平台所应起到的作用。 (3)科技金融投入与产出综合效益优势不明显。湖北省是农业大省,教育强省,地理优势十分明显。但是,从《2010年全国各地区科技进步监测结果》来看,湖北省的科技投入指数为52.4%,科技产出指数为43.88%,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年来,湖北省科技金融综合效益始终无法跻身全国前列。而且从2009、2010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在全国各省科技金融结合效益都有所提高的情况下,湖北省依旧步伐缓慢。因此,湖北省要充分发挥地理优势,将科技与金融相结合,逐步实现科技金融一体化。 3、农业科技与金融结合的耦合机制设计 种子期企业主要融资方式以天使投资和政府政策的扶持为主。种子期企业离不开政府的扶持与帮助,政府通过加大宏观调控对农业科技企业实行信贷优惠政策,优化信贷服务机制,增加信贷渠道,建立风险投资机制,建立担保机构引导企业金融贷款。同时,在财政和税收政策上,对农业企业提供贷款补贴,对于一些科技水平高的农业企业,实行减税和免税政策。此外,对于拥有知识产权的农业高科技企业,政府实行资金奖励。初创期企业主要融资方式以中小型贷款和民间借贷为主。初创期企业主要面临市场风险和财务风险。此时企业具有一定数量的知识产权与固定资产,具备科研创新的实力,但科学技术产品化和市场化还存在着不确定性,市场力量薄弱,前景较为模糊。相比较种子期而言具有一定的贷款实力,可以从银行获得中小型贷款,这对于企业初创期的帮助是巨大的。成长期企业主要融资方式以银行借贷和风险投资为主。通过建立负债关系从而在短期内获得大量流动资金,符合初创企业家大量融资短期获利的需要。企业家先行融资,期限以一个产业链周期为宜,从购置生产原料到加工、最后批量生产直至销售全过程,短期内满足市场需要,以获取较高的收益,较大的净利润。扩张期企业主要融资方式以银行借贷和上市融资为主。扩张期企业各方面条件较为成熟,盈利性较高,该阶段企业主要任务是在固定获利的基础上不断壮大自身规模,提高自身实力与市场占有率,进行新市场的开拓工作。该阶段企业融资主要渠道还是银行的借贷款,在扩张期宜加大银行的借贷,减少风投的负债比例。上市融资相对要求较高,但是融资规模也最大,上市板块有许多种,企业根据自身特点选择融资渠道,中小科技企业的融资渠道以中小板为主,创业板为辅。新三板市场是非上市中小科技企业股权融资的主要途径。成熟期企业主要融资方式以长期借款和上市融资为主。成熟期企业主要工作是在维持现有市场的基础上,需找新的契机,以获得第二次新生。总之,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科技推动金融发展。金融支持农业科技创新的任务更加艰巨,贷款融资难使农村中小企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村个体经营户等市场主体和广大农户面临着严重的“钱荒”。许多金融机构还不是很愿意将资金投入一个不知道未来效益如何的农业科技创新中。 作者:梁亮斌 刘亚琼 李乐 魏爽 李子林 单位:武汉轻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农业金融论文:政策性金融与特色农业发展 1特色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1.1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我国现阶段农业经济的增长主要是依靠增加投入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从长远来看这种模式不能满足经济的持续增长,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是必然趋势。各地区应在最适宜的条件下,发挥地区优势,开发具有优势的特色农业产品,促进优势产品的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生产、标准化管理、产业化经营。特色农业并不仅限于田间的作业和产品的不同,而是以市场为导向、以特色农产品为基础的产业链,在这条延伸的产业链上需要供、产、销的有机结合,同时也衍生出了第二(例如农产品深加工等)、第三产业(例如运输,技术咨询等),改变了过去农业单一的经济结构局面。 1.2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增加农民收入 随着农业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市场对农业的“倒逼机制”迫使农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而特色农业顺应了国内外市场的变化趋势,显示出强大的市场开拓功能。消费者的需求呈现多样化,更加关注农产品的安全性,无公害无污染的特色农产品已经越来越受到欢迎。我国“入世”之后,农产品将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非关税壁垒使贸易的环境更加险峻。从国内外市场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特色农产品具有非常广阔的市场前景,大力发展生态化特色农业是传统农业改造的一个方向。发展农业最终目的是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尤其在我国西部地区还存在着贫困乡、贫困县;打破传统小农意识,因地制宜开发出特色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可以尽早脱贫致富。 1.3促进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要考虑到环境的承受能力。以前的目光主要聚集在工业上,从近年来农业发展的情况来看,农业的低效运行、滥用肥料和农药、废弃物随意丢弃,对水、土壤和大气构成的污染同样比较严重。《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明确提出,发展农村经济要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推进农业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特色农业的发展以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基础,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相挂钩,这就形成了一种激励措施,要求特色农业的利益相关者有动力来保护好环境。 2发展特色农业需要政策性金融 2.1农业弱质性 农业也是国民经济中的弱质产业,受自然条件和资源环境的制约明显,其生产力水平较低,组织程度不高,规模较小,应付经济风险的能力较差,特别需要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入世”以来,政府补贴越来越敏感,对农业的支持只剩下运用政策性金融这一途径。特色农业作为农业中的新兴产业,面临着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更大的威胁。自然风险主要体现在两方面:①特色农业对自然灾害的无法抗拒性,洪涝、冰雹、干旱、霜冻等极端天气都可能造成灭顶之灾。②在引进特色农产品的过程中,可能会对本地土壤和气候不适应,无法获得经济效益。市场风险主要是生产者在根据价格调节生产时,供求之间存在时滞,农产品的生产具有季节性的特点,不能及时的根据市场做出准确的判断。农户在遭遇损失之后,积极性受挫,进行再生产面临资金不足,政策性金融的资金投入是非常必要的。农村各产业的发展状况由资本投入、劳动力、土地、技术所决定,其中资本的投入起到关键的作用,特色农业的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从目前我国农村资金配置的现状来看,资金的匮乏在农村经济发展中问题突出。从国家宏观经济来看,特色农业的发展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健康增长;从微观上来讲,有利于提高农户生活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政策性金融对基础产业和农业的直接扶植及强力推进的特殊功能就应当发挥出来了。 2.2市场的失灵 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农业收入的不确定性、农业投资的长期性、低收益性以及生产的分散性等特点,农村金融的交易成本和资金的使用成本都比较高,正规的商业性金融机构一般不愿意涉足农村金融市场,产生了市场引导的失效。农户与银行之间信息不对称和特色农业的正外部性同时存在,市场不能对金融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就需要政府通过创立政策性金融机构来校正,以实现社会资源配置的经济有效性和社会合理性的有机统一。政策性金融机制也不是完全同市场机制相反的行政机制,它具有财政“无偿拨付”和金融“有偿借贷”的双重性,是两者的巧妙结合而不是简单加总。 2.3农村金融排斥与金融空洞 金融机构能够在分配信贷配额时,遵循风险与收益相匹配原则,选择预期收益较高、风险适度、偿债能力比较强的群体提供金融服务,农民作为信贷的弱势群体,很容易遭到金融排斥。衡量金融排斥,目前最受学界推崇的是坎普森与韦利提出的六个维度指标:农村特色农业的金融排斥具体体现为:①地理排斥,金融机构在选择网点时主要选择交通和基础设施比较好的发达地区,增加了农村居民获得金融服务的难度。②评估排斥,从事特色农业生产的农户往往对资金要求较少、次数频繁,要对未来收益以及农户的信用状况进行准确的评价将产生过高的成本,评估程序限制了农户获得金融资源。③条件排斥,农村信用基础薄弱,投资特色农业有更大的风险,一旦失败,很难向金融机构证明还款能力。④价格排斥,农业收益率较低并且不稳定,农户往往难以接受较高的利率。⑤营销排斥,金融机构在设计金融产品时主要针对优质客户,忽略了农村。⑥自我排斥,农民的保守封闭意识,不愿意向金融机构借款。由于资本的逐利本性,包括四大行在内的商业性银行正在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去寻找潜在的优质客户,邮政储蓄只存不贷,农村金融资源反而被吸收到更发达的地区,农村金融出现了空洞化。农村贫困地区金融资源配置的扭曲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陷入了贫困恶性循环中,形成了“金融资源配置扭曲—贫困—金融资源配置扭曲”的“恶性循环圈”。政策性银行对农业特色产业的投资,为其他金融机构指示了国家经济政策导向和支持重心,从而诱导了商业性资金的参与;同时在农村构成适当地竞争,有利于抑制民间的高利贷、构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3政策性金融促进特色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思路和对策 3.1健全政策性金融制度和功能 传统政策性金融经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政府全额提供资金、主导信贷投向和贷款利率、为经营亏损提供补贴,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管理人员则只要听命于政府就无须为经营管理失败承担责任,降低了资金使用的效率。政策性金融在支持特色农业的同时,也要综合考虑政策的实现和资金使用的安全性、流动性,制订科学合理的借贷计划和还款方式,在信用评级、借款利率、还款期限、借贷对象、担保方式上都应有严格的规定。为了保证政策性信贷的安全性、效益性及流动性,对部分专项信贷资金还需进行封闭运行和封闭管理,严格信贷监控。目前农业政策性金融贷款严重缺位,远远不能满足农业发展的需要,采取增加财政投入和中央银行的再贷款、以国家信用为担保发行金融债券等方式,拓宽资金来源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3.2拓展业务范围创新金融产品 长期以来,农户只能在农村金融机构和农业银行提供的金融产品中选择,没有考虑到农户的需求。特色农业的发展需要建立配套的服务体系,农业政策性金融可为农民提供专业性的服务,如提供农民技能培训、农业投资咨询、农村企业经营情况诊断、农村市场信息等服务,全方位地服务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范围由粮棉流通领域延伸到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农产品流通、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扶贫开发、农村工业建设、农村小城镇建设、农村能源、气象、良种、病虫害预报和防治、各类农产品进出口、农业生态、农业科研与推广和农业高、中等国民教育等领域。3.3做好对特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金融支持特色农业的龙头企业肩负着开拓市场、树立品牌、引导生产、吸收剩余劳动力的重任,对特色农业的发展起到辐射和带动作用的功能,其经营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农户的收益。特色农业龙头企业大多从事农副产品加工和销售,对资金的需求量大;政策性金融要依据国家政策加大扶持力度,与龙头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信贷关系,创新金融产品,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增强竞争能力。 3.4政策性金融引导建立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和金融生态 特色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完善的金融体系,仅仅依靠农业发展银行难以支撑发展特色农业的全部政策性金融业务,设立遍布农村的分支网点也不现实。农村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农村信用社应各自突出业务重点,与民间金融展开适度竞争,建立一个功能互补、分工合理的农村金融体系。农业发展银行、国家开发性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重点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特色农业大型项目的开发、特色农业龙头企业的发展;在降低交易成本的条件下,国家财政和政策性金融通过向农村信用社贴息或提供担保等方式,间接性的将政策性资源输送到农户和小企业,缓解弱势群体金融排斥。 3.5出台相关政策性金融法律 我国从1994年开始建立了专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但是至今仍然没有相应的法规和条例对政策性金融的经营宗旨、经营原则予以明确,确保其稳健持久运营。政策性金融机构在从事金融活动和参与金融法律关系时,与商业性金融机构一样具有独立的法律主体资格和平等的法律地位。立法时明确政策性银行的资金来源、经营原则、职能定位,避免政策性银行在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两个方面自行或人为调整,偏离政策性银行方向。要与时俱进地对有关法律法规进行修订、补充和完善,保持动态调整,与经济金融发展宏观环境相适应,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应着重实现政策性银行与商业银行、经济金融环境的协调均衡。 4结论 发展特色农业是发展农村经济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政策性金融与特色农业的结合改变了就金融而谈金融和就农业而谈农业的困境。特色农业的发展需要科技、人才、土地和资金的综合投入,在特色农业产业化的成长期,资金的投入成为关键因素,政策性应该走在市场前面来扶持特色农业的发展。 作者:李原 王腾飞 单位:南京审计学院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环境经济论文:环境经济政策的价值理念诉求 作者:钟芙蓉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随着环境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环境问题的复杂性日益凸显,传统环境管制手段已暴露出严重的缺陷,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环境经济政策应运而生。近年来,环境经济政策在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OECD(经合组织)中发展迅速,已经在环境保护工作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环境经济政策也备受青睐。《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提出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提高生态文明水平的新要求,积极探索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的环境保护新道路。[1]说明环境经济政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由于受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我国的环境治理仍以直接管制手段为主,尚未建立起一套利用市场经济的环境保护政策体系,环境经济政策还只是政府环境管制的一种辅助手段。环境经济政策应该成为协调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我国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必须依赖环境经济政策。 目前对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多侧重于经济学、法学领域,鲜有从哲学、伦理学角度进行研究的。诚然,在环境经济政策的经济学和法学研究中,许多学者都已意识到环境经济政策的哲学、伦理学研究对环境经济政策有着意识形态的根本导向作用,但是这一方面的研究却迟迟未有进展,主要是因为它尚未引起伦理学界足够的重视,其他学科领域对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中虽然有所提及,但都是浅尝辄止,缺乏深度和广度。并且由于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任务艰巨,环境经济政策遇到重重阻力,加上长期以来的行政主导的环境管制模式,导致部门间利益关系错综复杂,这些都导致环境经济政策研究更多地注重经济上和行政上的成本计算,掩盖了环境经济政策内在的伦理诉求。实际上,环境经济政策需要伦理学为其提供价值支持,而伦理学要发挥其实践哲学的作用,其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对社会制度进行审视和反思,并将其理念渗透到制度的制定过程中。 一、环境经济政策的本质 按照环境经济学的观点,环境问题产生于外部不经济行为。外部性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由马歇尔首先提出,经过他的学生庇古的发展,成为现代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外部性有负外部性和正外部性两种。外部性发生的前提是市场在配置公共物品方面的效率低下,公共物品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2](P23)的特征,因无法排斥任何人使用公共物品会出现大量“搭便车”行为,最终导致过度使用公共资源而产生“公地悲剧”,而肇始者不但不用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还有可能从中受益(至少是短期利益),这一危害和补偿的成本被无偿地转嫁给他人和社会,这是负外部性的表现。而正外部性表现为私人行为存在溢出效应时,无法排除他人的使用,又无法要求他人支付相应的价格,其劳动成果被他人和社会无偿使用。 环境问题就属于典型的外部性问题,因为环境多属于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因此导致在环境问题上总是负外部性过多而正外部性太少,即污染环境者获得利益而保护环境者利益受损,使得市场在环境保护方面总是动力不足、效率低下。环境经济政策利用经济手段解决环境问题,正以“外部性问题内部化”为宗旨,以“污染者付费原则”为核心,试图建立起一套以市场经济为调节机制的环境保护体系。具体地说,环境经济政策是“根据环境经济学原理,利用价格、税收、信贷、投资、微观刺激和宏观调节等经济杠杆,调整或影响有关利益相关者的环境行为而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组合”[3](P8)。环境经济政策是环境政策与经济政策的交叉运用,既有环境政策性质又有经济政策性质。[4](P252)但不是所有具有环境影响的经济政策都能称之为环境经济政策,只有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经济政策才属于环境经济政策,如个人所得税改革必然对居民的消费行为造成影响,进而产生环境影响,但不属于环境经济政策;也不是所有运用到货币、财政工具的环境政策都能称之为环境经济政策,只有运用市场经济价值规律,以调节市场主体的环境行为为目标的环境政策才能称之为环境经济政策,如行政性的环境收费或罚款也涉及到财政问题,但也不属于环境经济政策。按照OECD的观点,当某种手段的应用足以影响到经济当事人对可选择的行动的费用进行评估时,该手段之前便可以冠之以“经济”之名。[4](P253)从环境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关系来看,可以将环境经济政策分为广义与狭义。广义的环境经济政策包括可以纳入环境政策范畴的经济政策和可以纳入到经济政策范畴的环境政策,是协调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手段。而狭义的环境经济政策仅指环境政策内部的经济手段,是环境管制手段的一种。[3](Pv)环境经济政策的广义与狭义实际上反映的是它的不同发展阶段:狭义环境经济政策是其基础和初级形态,而广义环境经济政策是其高级的、较完备的形态,二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 厘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深入了解环境经济政策的本质和指导环境经济政策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从环境管制的角度来看,与环境经济政策并驾齐驱的环境管制手段是传统的“命令控制型”手段,一个是间接管制,一个是直接管制,各自的优势领域有所不同。经济手段最大的作用就是鼓励创新,刺激市场主体保护环境的动力,从而解决效率问题,从源头减少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但由于是间接管制,必然受到市场因素变化的影响,可能不完全符合设计的初衷,甚至可能出现扭曲。例如环境税收政策如果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却没有作出适当的税率调整,就会使得环境税的实际作用大打折扣。而命令控制型手段最大的优势就是直接针对问题,效果立竿见影,适合管理突发性环境事件和有毒污染物的排放。因此,如果只考虑环境保护范畴,基于市场的环境经济手段和命令控制型手段的作用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3](P50)如果我们看待环境经济政策的眼光就局限于此,环境经济政策的价值将会被低估,其发展就会受到限制。 我们应该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待环境经济政策:人类又面临一个文明的岔路口,选择的关键词是“生态”。生态文明是一场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整个文明范式的转变,其中经济的生态化具有基础性作用,所有的经济政策、经济活动或迟或早都要经历一场“绿色化”的洗礼,朝着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以经济激励为调节机制的环境经济政策抓住了两个根本问题:一是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二是治理环境的动力根源。同时,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需要配套政策措施的配合,需要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它将会推动经济制度的生态化,促进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减少“市场失灵”,这对于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环境友好型经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环境经济政策体现了人类改变经济生产方式的自觉性,是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的重要助推器。目前我国的环境经济政策还只是政府环境管制的辅助手段,还不足以和直接管制手段平分秋色,现在我国关于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基本上都把它定位在一种环境管制手段上。不可否认这是环境经济政策发展的必经阶段,但要想使环境经济政策发挥最佳效用,我们就不能把眼光局限在环境管制手段上,还需要更广阔、更宏观的视野,来引导现阶段的环境经济政策建设,真正发挥环境经济政策在协调环境保护和经济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这才是我们选择环境经济政策的最终目的。 二、环境经济政策的价值理念诉求 我国的环境经济政策起步较晚,还处在介绍、借鉴西方国家经验的阶段,尚未探索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体系,又因为长期以来我国的环境经济政策的行政色彩浓厚,很多政策手段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应急性的特征,缺乏前瞻性,使得我国的环境经济政策从制定到执行,都还没有摆脱“零敲碎打”的尴尬局面。要想摆脱这种视野上的障碍和实践中的困境,建立一套即符合我国当前国情,又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并能和国际环境经济政策平行接轨,共同治理全球环境问题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必须具备明确的政策理念。理念是制度的灵魂,是一项制度得以确立的根本指导思想。自从1987年前挪威首相布仑特兰夫人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以来,可持续发展就迅速成为各国制定发展路线的基本准则。我国制定环境经济政策也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可持续发展表达的是一种新的发展伦理观,即我们当代人的发展必须考虑自然环境和子孙后代的利益,它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扩大了利益共同体的概念。但是可持续发展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走,也没有既定的标准可以衡量,“可持续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压力和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的动力两种力量的妥协。妥协要求国家在某一时间背景下权衡经济增长和生态资源保护,并在二者之间进行取舍和抉择。”[5](P135)我们就需要根据本国的国情和实际发展需要来研究制定阶段性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并随着认识和实践的深入不断将其推进。因此,环境经济政策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践行,既要符合本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阶段性需要,又要符合环境经济政策自身的发展规律,从而形成环境经济政策的特有理念。 环境经济政策最初是作为一种环境政策出现的,因此初期的环境经济政策应该强调环境保护的功能,坚持将环境保护作为基本理念,这是环境经济政策的立足之本。这是因为:首先,只有把环境保护这个基础性功能发挥好了,充分体现出环境经济政策在环境保护方面的高效率、低成本优越性,才能使它在环境政策中的作用从辅助手段上升为重要支柱,使环境经济政策的地位得以巩固,才能谈得上实现其作为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的宏观杠杆的远景目标。其次,环境经济政策是政府手段与市场手段的结合,运用政府手段来管理环境是古已有之,而运用市场手段来保护环境却是新生事物,要在市场机制和运行目标中注入环境保护理念需要一个较长期的博弈过程,不仅要把环境保护理念嵌入原有的市场手段中,还要用环境保护理念重新诠释和改造整个市场手段。因此在现阶段,环境经济政策首先要考虑的是牢固确立自身地位的问题,必须坚持和创造性地发挥环境保护理念。具体而言,环境经济政策的途径有两种,一是利用市场,如环境税费、环境保险、绿色信贷等,二是创建市场,如环境权交易。前者是在传统的经济手段中增加新的环境保护功能,而后者是创建全新的环境市场。它们不仅是传统经济手段在功能上的改变,更需要理念上的根本转变。因为这些原属于市场经济范畴的传统手段,已经形成较为固定的制度理念和行业规则,我们现在要把这些经济手段“绿色化”,就必须对这些经济手段的本质和基本理念进行重新认识和重新定位,发掘其在环境保护上的固有优势,改造其不生态、反生态的落后理念,并以环境经济政策的整体理念引导之,实现“内生”和“外灌”的结合。与此同时,还要注重环境经济政策与其传统制度的融合,这关系到环境经济政策能否从现有的制度体系中获得支持的问题。例如在税收制度中引入环境税。而环境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行为税,即它的主要目标是通过税收改变市场主体的环境行为。虽然环境税也具有一定的筹集资金功能,并且这一功能在环境税开征的初期会起到比较大的作用,但是随着环境税作用的深入,环境税收收入会出现累退现象,这与传统税收的理念不一致。因此要融合环境税与传统税制,还需要对税收的本质、税收的理念进行重新界定,其他环境经济政策也是如此。 进而言之,环境经济政策的理念还需要进一步分解为若干实践原则。原则就是把理念转变为具体化、可操作性的、规范性的指导思想,是沟通理念与实践的桥梁,是指导环境经济政策具体制度安排的行动指南。OECD环境委员会于1972年制定的“污染者付费原则”已成为环境经济政策的核心原则,随后又制定了“使用者付费原则”。根据中国的环境保护特点,我国又提出“受益者付费原则”和“破坏者付费原则”。这四项原则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环境经济政策原则体系[3](Piv-v),涉及到污染防治、环境服务、生态补偿和资源开发领域,基本上能涵盖环境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但其缺陷在于缺乏衔接性、协调性的原则,容易导致各个领域各自为政。实践证明,任何一项具体的环境经济政策都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单一的环境经济政策能发挥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它需要与其他政策的配合。而这些政策手段之间又往往存在着部分功能相互重合、相互抵销、相互冲突的情况,处理不好就会导致政策体系的混乱和对市场机制的扭曲。 环境经济政策只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才能发挥其应有的效用,因此必须进一步开发衔接性原则和协调性原则,促进各项子政策之间相互配合、相辅相成,尤其是要处理好各项政策之间相互冲突、相互抵销的作用。由此可见,环境经济政策及其下属的各项具体政策手段,都面临着自身合理性定位和内部协调,并与传统经济政策、环境政策相协调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有赖于环境经济政策是否具有一个明确的价值理念并有效地运用,这也正是环境经济政策对伦理学提出的迫切要求。同时,我们也要抓紧研究国外环境经济政策理念,不仅是为了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理念,更重要的是促进我国环境经济政策从理念到制度的国际协调,因为国际协调既能促进我国环境经济政策的发展和完善,又能应对共同的环境问题,防止污染转嫁和生态掠夺。 三、环境经济政策与环境正义 环境正义是当代环境伦理学的重要议题,它代表了环境伦理学的实践转向,即环境伦理学不再只是抽象地谈论自然权利和全人类的利益,而是更加关注现实的环境保护问题。“‘环境正义’问题的凸现体现了人们对现实环境权益的关切,而这种关切也就是如何分享环境利益和分担环境责任的问题。”[6]因此,环境正义成为环境伦理学观照环境保护现实的基本途径,也应该成为我们评价环境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环境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与环境正义原则有着共同的诣趣,从而有助于环境正义的实现。首先,环境正义有两个基本维度:种际正义和人际正义。种际正义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正义;人际正义从时间维度又可分为代际正义和代内正义,代际正义是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正义,代内正义是当代人内部的正义。代内正义是解决环境正义问题的关键,因此“‘环境正义’更主要的是强调同时代内在环境利益分配时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不正义现象及其校正。”[7]环境经济政策正切中了经济利益这一要害,运用经济杠杆作为分配环境利益和环境责任的手段,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正义问题。环境经济政策认为引起环境不正义的根源在于市场失灵所导致的外部不经济。无论是负外部性还是正外部性,都是环境资源的低效率配置现象,效率低下必然妨害公正的实现。环境经济政策在环境保护上最大的优势在于运用市场可以解决效率问题,并促进技术的革新。它以“外部性问题内部化”为基本原则,一方面能够减少由人们的经济地位不平等所带来的环境不正义,促进人际正义的实现;另一方面能够通过技术创新来帮助经济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增长极限,使人类更合理、更友好地利用自然,促进种际正义的实现。其次,市场手段在环境保护方面始终存在缺陷,必须要政府的适当干预。但政府自身的失灵也可能导致环境问题。政府失灵的表现有两种:决策失灵和管理失灵,这两种失灵会导致政府在环境方面的政策决策失误和政府权力寻租问题,从而对市场机制造成进一步的扭曲,使环境问题加剧。环境经济政策是政府手段与市场手段的结合,运用政府手段与市场手段的彼此互补的作用,既重视公平又重视效率,在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上都有很好的效果,从而维护了环境正义。此外,政府手段还能够起到补偿正义的作用,因为环境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为环境保护事业筹集资金,通过政府的作用,在环境利益的分配上更加注重公平。环境经济政策的宗旨与环境正义原则在总体方向上是一致的,这一点勿庸置疑,但环境经济政策自身存在着局限,如果处理不当,则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损害环境正义。 首先,环境经济政策提出一个“最优污染水平”方法,即一个环境与经济的平衡点,它是在测算好环境容量和资源存量临界点的前提下,制定一个污染排放值,并为环境物品制定合理的价格,通过市场的价格信号来调节人们的环境行为。这一理念应该说是符合环境正义原则的,它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又克服了直接管制对经济规律的扭曲,还有利于发展生态经济。但问题就在于这个“最优污染水平”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由于我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尚不全面,很多环境问题都具有潜在性,我们无法完全预知现在行为的未来影响,无法准确测算出这个“最优污染水平”;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任务还十分艰巨,工业化进程深入、城市化速度加快、人口继续增长,虽然局部环境治理取得成效,但结构性的污染总量还在不断攀升。而“最优污染水平”实际上是环境与经济之间的权衡,在发展任务非常迫切的情况下,环境保护还是很有可能让位于经济,从而使环境正义的总体实现程度受到限制。 其次,环境经济政策是间接管制手段,一方面,因其对环境治理不能发挥直接作用,很可能会因为市场因素或技术水平的限制而消弱了其有效性。仍以环境税为例,环境课税是越接近污染源头越有效,因此在生产环节征收环境税应该是最有效的,但受管理成本和技术水平的限制,税收征管部门很难知道企业准确的污染水平,因而就会采取对管理和技术要求较低的方式征收,把征税对象设为容易计算的污染投入物(指包含污染因子的原材料或能源)或污染产品。这样一来是可以解决征收问题,但是又会产生新的不公正。比如对投入物征税,它对于在生产环节采取节能减排技术的企业不公正,会降低他们节能减排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环境经济政策如果制定得不科学或缺乏配套措施,不但不能减少污染,还有可能造成扭曲作用,产生更大污染或污染转嫁,从而产生新的不正义。 结语 环境经济政策是我国环境保护和促进经济发展转变的必然选择,随着环境保护工作的推进和市场体系的完善,环境经济政策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的环境经济政策还处在比较零散的研究和试点阶段,缺乏一个系统清晰的顶层框架设计。环境经济政策制度构建的层次越高,就越需要伦理学的理论支持。伦理学的博大视野、意识形态影响和人文关怀的理论品质,有助于环境经济政策的发展和完善。而伦理学尤其是环境伦理学参与到环境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评价机制中,既能彰显应用伦理学的实践品质,又能为伦理学的发展汲取丰富的实践资源。 环境经济论文:地方环境经济下产业结构的问题 作者:段秉华 单位:燕山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传统的生产发展伴随着高能耗、高污染,这会对自然生态平衡造成极大的破坏。而环境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外在约束条件,产业结构调整的目的是研究在环境资源约束的条件下如何实现最大的产业结构效益,进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结合目前河北省产业结构现状,从环境经济的角度进行分析,并提出优化产业结构的对策,以实现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一、河北省产业结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河北省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积极推进产业升级,产业结构调整收到了一定成效。三大产业比重已经由1978年的28.52%,50一肠%,21.02%调整到2007年的13.17%,52.82%,34.01%;进而2侧刃年三大产业比重为12.%%,522%,34.斜%,三次产业呈现出“二三一”结构。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的研究理论,河北产业结构已呈现工业化中后期的特点,但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还有一定差距。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一产业产值不断上升,1978年产值为52.20亿元增长到2田7年的1804.72亿元。而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从1984年开始逐步下降,由33.55%下降到1993年的17.84%,从2(x刃年至今,第一产业比重逐年下降,2009年河北省第一产业比重为12.960/0。总之,第一产业变动的总趋势是:产值逐年上升,产业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 第二产业是河北省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中,其产值从1978年的9238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7241.80亿元,占据了地区生产总值的半壁江山,而第二产中又以重化工工业所占比重最大,重化工工业对资源依赖度较高,无疑重化工业显著提高的产业结构对生态环境的压力较大。20()7年,河北省工业生产较快增长,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全部工业增加值完成6566.8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7.4%。其中,钢铁、装备制造、石油化工等战略支撑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工业生产的带动作用增强,对工业生产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53%;食品、纺织、建材、医药等产业增加值增速均在13.2%一23.6%之间。但这些行业的增长仍然以大量资金和能源投人的粗放型增长为主要方式,仍然需要不断优化和升级。 第三产业发展缓慢、比重较低。自进人新世纪以来,河北省的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一直徘徊在33%左右,没有太明显的变化,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相比低6个百分点;同周边相比,2007年北京的第三产业比重为71.3%,天津为403%,而河北省2007年第三产值在地区总产值中的比重为34.01%。虽然第三产业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影响相比于第一、二产业是最小的,对资源的依赖性小,但是河北省的第三产业目前仍以低附加值的饮食服务业为主,金融、文化等较高层次的行业所占比例小,而旅游业、餐饮业等行业的发展对生态环境质量有直接的影响。为此,在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同时,应该对环境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由此可见,近年来河北省产业结构取得一定优化和提升,但目前三次产业总体呈现“二三一”的特点,传统工业比重偏高、第三产业的拉动作用不明显,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二、河北省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河北省的产业结构经过长期的调整得到了较大改进,但与发达地区相比,仍存在着明显的缺陷,突出表现在产业之间结构不协调、产业生态意识薄弱两方面。 1、产业间结构不协调 第一产业结构仍待升级。农业是我省发展的基础,但长期以来,河北省片面发展种植业,而其他(如林业、畜牧业、渔业等)发展滞后,粮食作物多,经济作物少。而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不仅使农业生产成本上升,更减弱了土地肥力,增加了食品的不安全性,加剧了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第二产业方面,基础工业与加工工业增长不协调。以能源、原材料为主的基础工业一直是作为我省的主导产业,这些传统工业资源浪费严重,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不足,对环境压力大。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不尽合理。河北省的服务业仍以传统的商业和餐饮为主,而且这些行业处于饱和阶段,发展空间不大,而金融、教育、文化、咨询等新型服务业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生产和生活需要。 2、产业环境成本很大 环境成本包含企业活动中与环境相关的支出,包括采购阶段的环境成本、制造阶殷的环境成本以及企业为预防环境污染而发生的成本等。(l)耗能高、污染物排放量大。2(X)9年河北省连续9年保持钢铁产量第一大省地位,粗钢、钢材、生铁产量均超过1.3亿吨,同比分别增长17.48%、26.83%和16.88%。但是,河北钢铁业存在能耗偏高、排污量大等现实性问题。2以沁年河北工业能耗占到社会总能耗的70%以上,而钢铁能耗占了工业能耗的45%;2008年河北省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为3.3巧吨标准煤/万元,20(珍年河北省钢铁工业能耗总量达8466刀7万吨标准煤。因此,在当前提倡环境经济的背景下,要促进经济增长和保护环境协调发展,节能重点在工业,调整产业结构是突破。(2)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大。据《重庆商报》报道,一支节能灯平均含有0.5毫克的汞,渗人地下后会污染大约180吨水。目前,河北省对废旧节能灯的回收还处于空白状态,这意味着至少数以万计的节能灯在完成节能使命后,会被当作普通垃圾处理,这将威胁市民健康。另外,化肥农药的使用,严重影响了农业的清洁生产,随着种植结构的调整,发展绿色果菜技术不仅是安全食品的要求,也是环境经济的必然要求。 三、优化河北省产业结构的路径选择 经济发展不简单等于经济增长,不仅包括数量的增长,还包括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制度革新,而发展更要求实现资源配置在代际之间达到最优。为此,产业发展不能继续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要运用环境经济的理念促使产业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 1、健全环境、资源保护的法律保障体系 农业方面,发展可持续效益农业,启动农业标准化和绿色食品安全标准;因地制宜,保护耕地和水资源;工业方面,鼓励能源消耗低、科技含量高,有利于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企业发展。近年来,为了加强环境监管,河北省制定了《河北省环境保护条例》、《河北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管理办法》等环境保护的规范性文件,对环境经济在各地的发展起到了指导性作用。但是资源环保体系还存在可操作性和功能性不强的问题,在具体实践中,还需要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可量化、可操作的方法。 2、实现生产向生态型转变 在当前河北省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少,经济保持长期快速发展受到了严重约束,为此促进生产向生态型转变显得尤为重要。生态型生产强调在生产中更多地关注环境问题,指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得不参与由他们的生产行为所造成的环境问题,并寻求实效的解决办法。而生态型生产中更需要“金蜜蜂企业”,企业在追逐经济效益的同时,更能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环境保护,这是与自然界和谐共生的发展模式。 3、优化能源结构 在运用高新技术改造和提高传统能源产业的同时,充分利用太阳能、生物能等资源,发展清洁燃料替代能源,逐步增加清洁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天然气是优良的汽车替代燃料,与汽油相比较,天然气具有清洁、经济和资源上的优越性。据悉,今年秦皇岛的出租车有很大部分选择燃油用天然气,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原生石油的需求。而天然气作为汽车替代燃料具有一定的经济优势和较大的环保效益。总之,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健全法律体系、规范企业行为的同时,政府应积极利用传统媒介和网络的影响力,提高公众和企业家的环境保护意识,实现产业发展和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 环境经济论文:环境经济政策实施进展综述 作者:董战峰 葛察忠 王金南 高树婷 李晓亮 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起始之年,国家颁布的《“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等一系列纲领性政策文件明确提出要重视创新、改进并完善环境经济政策,来深入推进“十二五”时期的节能减排工作,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副总理在第七次全国环保大会上的讲话也多次强调创新利用环境经济政策促进新时期环境管理工作。这些环境经济政策领域包括环境资源产品定价、生态环境补偿、环境税费政策、绿色信贷、排污权交易政策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在“十二五”时期我国政府对创新利用环境经济政策探索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的环保新道路的意愿和决心。此外,《中央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2011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等年度国务院政策文件也就相关环境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提出了要求。各有关部委编制的部门“十二五”规划也从各自工作领域角度提出要创新利用和落实有关环境经济政策,以更好地开展环境资源管理工作。如农业部下发的《全国渔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建立完善涉渔工程生态评价和生态补偿机制;国土资源部印发的《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十二五”规划》,要求采取“以奖代补”方式对节约与综合利用取得显著成绩的矿山企业给予奖励,落实国家关于资源综合利用减免所得税、部分产品减免增值税等政策法规;国家发改委主导制定的《“十二五”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指出要落实好鼓励秸秆综合利用税收优惠政策,研究将符合条件的秸秆综合利用产品纳入节能、环境标志等产品政府采购清单等;环保部还首次制定出台《“十二五”全国环境保护法规和环境经济政策建设规划》,指导和推进全国环境保护法规和环境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从政策出台的主导部门分布来看,主要是国务院及国家财政、发改部门,其次是环保、税务部门,再次是水利、林业、国土等有关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出台的政策类别以水价、电价、补贴、税费和税式支出等税费定价政策以及规范专项财政资金的投入和使用政策为主,对于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绿色信贷、环境污染责任险等政策类别而言,出台的专门性政策文件很少,多是在有关的综合性政策文件中原则性要求开展该方面的探索或要求加快改革进程,早日构建相关机制或制度。尽管2011年在国家层面,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环境污染责任险等政策文件出台较少,但是这些领域环境经济政策的试点探索在加快推进。在这种背景下,不少地区结合国家政策要求及本地区环境管理工作需求,开展了多样化的环境经济政策试点和实践探索,政策制定、出台和实践也取得较大进展。 环境资源产品定价 环境资源定价政策改革积极推进,水、电定价政策改革仍是2011年改革“热点”领域,理顺水电定价机制,促进价格合理上涨是基本趋势。2011年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对水价、电价等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予以指导或规范。《中央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求完善成品油、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和各类电价定价机制,推进水价改革;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要求构建有利于水资源节约和合理配置的水价形成机制,完善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合理调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财政部、水利部等有关部门也就水资源费的中央和地方分成及使用专门出台政策文件予以要求。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适当调整电价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要求补偿火力发电企业因电煤价格上涨增加的部分成本,对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供水用电执行居民生活或农业排灌用电价格等。许多地方出台了有关政策,积极推进加强排污费的稽查、促进排污收费的信息化能力建设等。多个省份开展了污水处理费改革,根据当地社会经济条件和发展水平,促进了污水处理费收费水平合理上涨。 1、水价改革成为社会的广泛“争议区”,建立规范性的水价定价及水价调整公开机制成为水价改革的基本方向。 各省市水价总体上呈加价发展趋势,其目的是为了解决供水企业成本与水价的倒挂问题。2011年水价上调步伐主要集中在下半年,这主要是因为第四季度国内通胀水平有所回落,通胀压力缓解。自10月份以来,福建厦门、浙江义乌、湖南郴州等20多个城市,已召开过上调水价听证会;据中国水网统计,2011年底相比2002年底,北京、深圳、上海、广州四市自来水价格分别上涨48%、53.33%、58.25%、46.67%;截至2011年末,全国36个大、中城市(省会城市及计划单列市)居民生活用水到户水价平均值为2.67元/立方米,其中自来水价格平均值为1.76元/立方米,在到户水价中占比72%;污水处理费平均值为0.76元/立方米,在到户水价中所占比例为28%。由于一些地方水价调整过程中,社会公众对价格调整听证程序及水价上调幅度是否合理存在较大争议,不少地方政府开始重视按照国家政策要求规范水价听证程序,出台相关政策文件促进水价成本调整听证的透明、公开。如湖北省出台了《城市供水价格调整成本公开暂行办法》,要求各地方水价调整过程中,供水企业调价成本、成本监审和结果均要向社会公开。供水企业如不按规定公开调价成本,调价将被终止,企业也将受罚;海南省也出台了《海南省城市供水价格调整成本公开实施办法(试行)》,要求城市供水价格调整必须如实公开供水成本,价格主管部门要按照规定进行成本监审,供水企业如果不公开或不如实公开供水成本,价格主管部门将终止其价格调整。在水价改革的过程中,也暴露了一系列问题,主要体现在到底水资源如何定价、水价成本高还是低,不同利益相关方有着不同的看法,社会公众认为通胀水平较高,水价听证“逢听必涨”,而且供水企业成本不透明,因此对水价改革存在质疑态度,导致一些地方社会公众参与水价调整听证的积极性不高,甚至出现社会公众“被代表”问题;供水企业则认为水价太低,难以维持供水服务的正常运营。然而,一些地方出现的供水企业水价调整听证会上“集体哭穷”,背后却是财报数据“全线飘红”现象也令人深思。据中国水网统计,2011年18家水务上市公司均公布了2010年年报,年报显示,2010年,我国水务上市公司全部实现盈利,无一亏损,各公司平均每股收益0.58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15.78%,平均销售毛利率40.02%。从水价改革过程中暴露的问题看,需要积极促进地方政府坚持“保本微利”的改革思路,同时要平衡好供水企业、社会公众的利益诉求,明确政府有关部门、供水企业以及社会公众在水价改革中的各自角色定位,并促进水价调整程序的透明、公开。对企业来讲,要如实公开其水价,水价到底是高还是低要让社会公众彻底、如实了解;对社会公众来讲,则要履行好水价听证的参与权和信息公开知情权,积极参与到与其利益攸关的水价改革中;对地方政府来讲,则要出台相关政策或法规规范,一方面,要推进水价调整听证的规范、透明;另一方面,做好水价调整的价格监管,在坚持城市供水基本保障设施的市场化运营坚持“保本微利”改革思路下,确保水资源定价的合理性,以及对违规水企予以制约和惩罚,防止供水服务的“过商品化”。这样才能更好地增强水价改革的社会可接受性。还有一些地方正在探索差别水价政策实施的新模式。如江苏省南通市将差别梯级水价政策与企业环境行为评级联动起来,对企业环境行为评级为红色和黑色的高污染企业执行差别水价。被评级为红色等级的企业,其随水价征收的污水处理费在现行标准的基础上提高0.3元/立方米;评级为黑色等级的,随水价征收的污水处理费在现行标准基础上提高0.5元/立方米。执行差别水价的企业,当环境行为评级达到黄色及以上后,污水处理费即按正常标准执行。 2、电价改革逐步深化,规范电价秩序,稳步推进实施火电厂燃煤机组脱硫电价、高耗能行业差别电价是2011年电价改革的重点。 2011年推进燃煤电厂脱硫电价、规范电价秩序及居民阶梯电价改革、实施可再生能源并网电价扶持政策受到国家重视。有关部门出台的电价改革政策文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严格落实燃煤电厂烟气脱硫电价政策,制定脱硝电价政策;二是,要求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继续加强电价监管,采取切实措施整顿规范电价秩序;三是,规范节能电价政策及减少电价改革对社会民生的影响,如国家发改委出台的《居民生活用电试行阶梯电价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制定居民阶梯电价具体实施方案;四是,扶持可再生能源并网电价,如要求完善太阳能光伏发电价格政策,制定全国统一的太阳能光伏发电标杆上网电价,以通过价格手段促进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健康持续发展。由于2011年能源需求增加较快以及高耗能产业2010年停限产后恢复较快,加剧了部分地区的用电紧张形势,一些地方擅自出台优惠电价政策又有所抬头,为此,发改委于2011年6月份专门下发了规范电价秩序的通知,对各地电价政策进行复检,强调禁止一切形式的优惠电价政策,对各级电网公司依据地方越权文件规定对企业实施优惠电价措施的予以严肃处理。并要求各地严格执行脱硫电价政策,强调电网企业必须及时、足额支付发电企业脱硫电价款,对电网企业自行扣减脱硫电价款的,作为变相压低上网电价的违法所得予以收缴,并给予相应罚款。核查复检措施对国家电价政策的落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为了落实国家政策要求,山西、陕西等不少省份出台了有关政策文件积极规范电价市场秩序。此外,调整非居民电价和推进实施高耗能行业差别电价政策也是2011年电价政策实施的重点,不同地区差别电价政策推进的行业范围及深度有较大差别。山西、青海、甘肃等15省市非民用电价上调,上网电价平均提价2分/千瓦时。其中,山西省提价3.09分/千瓦时,调整幅度最大;贵州省调整幅度相对较小,提价1.24分/千瓦时。自国家发改委从2004年6月起对电解铝、铁合金、电石、烧碱、水泥、钢铁等6个高耗能产业,区分淘汰类、限制类、允许和鼓励类企业试行差别电价政策,截至2010年12月,全国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市区均实行了差别电价政策。但各地方实行差别电价政策的力度大小不一,一些地方落实不力,主要原因是担心实行差别电价政策影响当地经济发展。2011年继续推进高耗能行业差别电价仍是中央政府的重要工作,在这一宏观政策背景下,不少地区也出台政策文件推动高能耗企业和产品实行惩罚性电价政策,一些地方也对差别电价政策实施的监管考核提出了要求。如甘肃省对部分超能耗限额标准30%以上的企业执行0.25元/千瓦时的惩罚性电价。江西省制定了进一步落实高耗能行业差别电价政策实施方案,公布了2011年部分产业政策限制类的高耗能企业名单(主要为钢铁和水泥行业企业),这些企业按产业政策限制类生产性用电在现行工业电价基础上加价0.10元/千瓦时,并且要求各级价格监督检查机构要加强对差别电价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对不执行差别电价、缩小执行差别电价范围、推迟差别电价执行时间等价格违法行为进行严肃查处,对情节严重的,省政府予以通报批评,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浙江宁波市对首批93家不锈钢企业实施差别电价政策,提价0.3元/千瓦时。浙江省也下发通知对超能耗限额标准单位落实惩罚性电价,超限额标准用能电价加价费将按规定全额返还给相关的市、县财政,用于节能降耗工作。 3、不少地方提升了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大多数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已经达到0.7元/立方米水平。 污水处理费改革主要集中在提高征收标准及提高征收率。据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数据,部分省市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超过1元/立方米。北京为1.04元/立方米,唐山市为1.10元/立方米,上海市和南京市为1.30元/立方米,苏州市为1.33元/立方米,广东湛江市区水价污水处理费由0.86元/立方米调整为1.00元/立方米,大连市污水处理费将由0.6元/立方米调整到0.8元/立方米,佛山顺德区民用用户收费标准由0.8元/立方米调整为1.0元/立方米、非民用用户收费标准由1.0元/立方米调整为1.5元/立方米,湖南长沙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从平均0.65元/立方米提高到0.75元/立方米。大多城市已经达到了0.7元/立方米水平。4、排污收费额突破200亿元,许多地区的排污收费征缴率和信息化建设水平在不断提升。2011年,全国除西藏外共向近44万户排污单位征收排污费202亿元,同比金额增加24.3亿元,增幅为13.6%。200余亿元的排污费收入在推进污染减排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排污费征收额增长的原因:一是中西部地区逐步规范排污费征收行为,排污费征收额增长幅度较大;二是江苏、安徽、山西、上海、河北、山东、内蒙古、云南、广西、广东等12个省份提高了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标准,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额增长幅度较快;三是各地加大了排污费征收稽查力度。此外,排污费征管的信息化建设也开始受到重视。环保部要求各级环保部门进一步整合和健全污染源自动监控与排污费征收信息管理系统,提高排污费计征的工作效率和计征过程的科学性、准确性。同时,推动排污申报基础数据库的建设和应用,加强排污申报核定与排污费征收汇审考评,促进排污费依法、全面、足额征收。环保部还举办了全国排污申报核定与排污费征收工作业务培训班,通报应用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核定征收排污费情况,总结排污费征收全程信息化试点进程,交流排污费征收稽查地方经验。 环境税费改革 环境税制建设在稳步推进,但总体上税制“绿化”改革的步子迈得还比较小。 1、推进环境税费改革受到国家高度重视,一些改革前期的研究准备工作正在开展。 《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推进环境税费改革,《“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明确提出要积极推进环境税费、资源税费改革;《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也提出要“积极推进环境税费改革,研究开征环境保护税”;副总理在全国第七次环保大会上也提出要抓紧环境税费“清费立税”,研究环境保护税立法和开展试点;为了做好环境税费改革的前期工作,环保部下发了《关于开展环保经费保障情况调查的通知》,评估开征环境税对各级环保工作的影响,研究环保系统经费保障政策和措施。有关部委也就环保税改革方案的设计积极沟通和研究论证。但总体上看,2011年环境税费改革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当前亟需有关部门加强协调沟通,推进、推广环境税费改革试点,早日出台有关政策法规。 2、资源税改革是环境税收政策2011年改革的热点,改革力度仍需进一步加大。 我国早在2007年就酝酿推行资源税改革,但当时迫于通胀压力未能推行。接着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又使得资源税改革再次搁浅。自进入2010年,资源税改革进程加快。2010年5月,新疆率先进行资源税费改革,同年底,资源税改革试点扩大到西部12个省份,改革要点为原油、天然气资源税由原来的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即原油资源税30元/吨、天然气每千立方米7至9元,一律调整为按产品销售额的5%计征(其他煤炭、黑色金属原矿等五项税目仍然是从量计征)。变从量计征模式为从价计征,解决了从量模式缺乏弹性、不能反映资源价格变动的问题,使得税收工具的级差调节作用得以发挥,也在一定程度利于抑制资源浪费。2011年资源税改革继续加快,9月30日,国务院出台《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的决定》,明确资源税的应纳税额计征方式;10月28日,国务院出台《资源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修);11月28日,国家税务总局下发《关于修订后的〈资源税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公告》,进一步明确和规范修订的资源税暂行条例及其细则实施后新旧税制衔接的具体征税规定等。这意味着我国酝酿数载的、以资源税税额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为核心内容的资源税改革开始从试点地向全国全面推开,其改革意义表现在进一步完善了资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而且,由于资源税是地方税,这样有利于资源输出大省在资源开采中获得更多财政收入,提升了这些地方政府对因资源开采破坏环境的补偿投入能力。据统计,新疆资源税改革试点一年来,资源税共增收35.78亿元,同比增长4.5倍。但是从目前西部12个资源大省资源税改革进展来看,如何将环保目标纳入资源税改革并未得到重点考虑。针对资源税存在的税目范围过窄、征收方式不科学、税负较低等问题,《“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等一些政策文件也明确提出“十二五”要继续推进资源税费改革、扩大资源税改革实施范围等要求,为下一步资源税改革指明了基本方向。对于环保部门来讲,要积极参与到资源税改革进程,确保环境保护目标成为资源税改革的主要政策目标之一。 3、促进资源节约利用和调整优化产品结构的相关环保税种的“绿化”也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 2011年有关部门出台政策文件明确规定要严格执行并不断完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国家支持节能减排所得税、增值税等优惠政策,继续调整完善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政策,落实好鼓励秸秆综合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合理调整消费税范围和税率结构,研究将部分大量消耗资源、严重污染环境的商品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对“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研究调整进出口关税政策。但总体上看,消费税、增值税等有关环保税种在调控“经济人”环境资源行为中的作用仍有限,利用进出口关税政策促进“绿色”贸易效用仍有限。 生态环境补偿 加快探索构建生态环境补偿机制仍是2011年环境经济政策实施重点。 1、社会各方高度关注的建设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在多项政策文件中均有提及,生态补偿机制建设探索加快。 草原生态补偿快速推进,2011年出台了若干政策,要求中央财政加大转移支付支持草原生态建设,并明确了对农牧民的补偿标准。此外,流域、海洋、湿地、自然保护区等领域的生态环境补偿仍处于政策试点和实践探索稳步推进阶段,2011年基本没有专门性的相关政策文件出台。生态环境补偿的核心问题,即基于生态环境要素的财政转移支付开始受到重视,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对向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的对象、测算方法、管理流程等进行了规范。2010年底,生态补偿综合性立法纳入国务院立法规划,2011年各有关部委继续开展调研和推进试点,筹备立法前期工作。 2、重要生态功能区、草原、湿地等要素和领域的生态补偿政策实施效果明显。 2011年,重点生态功能区涉及的451个县全部纳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补助范围,补偿金额达到300亿元。自2010年国家启动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试点以来,40多个国家重要湿地、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开展了生态效益补偿。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面积已扩大到12.59亿亩。从有关部门的调查来看,草原农牧民补助奖励政策的实施对促进草原生态环境建设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草原生态保护覆盖了全国64%的天然草原,尽管还存在补偿年限较短、补偿标准较低、补偿范围较窄等问题。全国所有省(区、市)均建立并实施了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制度。不断推进的生态补偿制度化建设对维护我国生态安全、促进生态环境服务均等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3、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政策试点取得较大进展,在流域综合治理中的效用初显,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有所突破。 河南省在省辖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四大流域18个省辖市实行流域水环境生态补偿机制政策试点,2011年共扣缴补偿金2804.5万元,而2010年则为4638.2万元,同比下降约40%。其中,省辖淮河流域扣缴生态补偿金最多,达到2646万元,扣缴生态补偿金数额前三位的分别是水质相对较差的贾鲁河(1057.42万元)、惠济河(854.99万元)、颍河(373.88万元)。由于生态补偿金的扣缴主要来自流域内出界水质较差的地区,且出界水质越差扣缴的补偿金也就越多。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流域水环境补偿政策对水质较差流域改善水质发挥了一定激励作用;从水质变化来看,河南全省省辖市地表水责任目标断面水质COD达标率为96.9%,氨氮达标率为94.9%,较2010年有所提升,表明生态补偿政策已取得一定成效。此外,按省辖市统计,有15个省辖市被扣缴了生态补偿金,金额扣缴排在前三位的是郑州(1098.31万元)、开封(934.30万元)、周口(439.23万元),这三个城市也是水环境保护工作需要大力改进的城市。截至2011年11月,河北子牙河流域累计扣缴流域各地区生态补偿金1.07亿元,水质也有明显改善;辽宁省辽河流域8市扣缴生态补偿金1650万元;陕西省渭河干流西安、宝鸡、咸阳三市缴纳生态污染补偿金在一、二、三季度分别为4265万元、240万元、2255万元,总计8930万元,2011年扣缴的生态补偿金总额是2010年三市因超标而缴纳的补偿金380万元的23倍。流域生态环境补偿试点在流域综合治理中的效用初显,究其原因:一方面通过影响各地区的“钱袋子”“倒逼”这些地区加强水污染治理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通过该机制也筹集了水污染治理资金,有利于促进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措施的实施。2011年3月份,经财政部和环保部批准,新安江跨省流域水环境生态补偿试点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例跨省流域水环境补偿试点。按照试点方案,由中央财政和流域上下游的安徽、浙江两省共同设立新安江流域水环境补偿基金,2011年基金额度暂按3亿元,其中,中央财政预算安排2亿元、浙江安排1亿元。同年12月,我国第二例跨省流域生态补偿,即陕西、甘肃两省联合实施的渭河流域省际生态补偿开始试点,这也是我国地方政府结合流域综合治理需求自发开展的首例跨省际流域生态补偿试点。按照两省协议,如果渭河上游甘肃省两市(定西市、天水市)跨界出水水质达到两省协议目标,则陕西省政府每年向天水市、定西市补助生态补偿资金300万元,补偿金来源于渭河下游的陕西省“四市一区”(宝鸡市、杨凌示范区、咸阳市、西安市、渭南市)。 4、一些地方政府结合本地区环境保护工作重点需求,就特定类别或要素的生态环境补偿开展了一些试点探索。 山东省作为国家海洋生态补偿试点省,试点1年,征缴海洋生态补偿费3000万元,在探索建设海洋生态损害补偿政策和法规体系方面取得了初步进展。而2011年6月份发生的康菲石油公司渤海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也暴露了我国海洋生态补偿和污染赔偿政策法规应对能力以及监测、评估等技术支撑能力方面的欠缺,在一定程度上也客观地“倒逼”我国有关部门要加快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政策制定和出台力度。近年来我国海洋生态污染事故频发事件,也反映出我国亟需加快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及补偿试点,早日建立海洋生态补偿体系。此外,上海市闵行区开展了基本农田生态补偿实践,补偿金标准为800元/亩,2011年发放补偿金3900余万元,基本农田总面积约5万亩;海南省三亚市选择育才镇抱安村实施森林生态补偿试点,只要村民遵守保护森林等相关规定,村民每年每人都可以获得由三亚市政府提供的2400元生态补偿金;云南省昆明市实施滇池污染物提取生态补偿,氮补偿标准为5万元/吨,磷补偿标准为20万元/吨,以激励有关企业圈养滇池水葫芦。 排污权交易 改进污染源减排效率的排污权交易政策受到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排污权有偿使用及交易政策试点探索正在深入推进,但排污权交易政策的深入推进实施还面临不少制度和政策障碍性要素。 1、大范围推开排污权交易政策试点是2011年新要求。 探索排污权交易政策,包括主要污染物交易及碳排放交易,在国家有关部委出台的多个相关政策文件中均有所提及,但目前仍主要着眼于原则性要求加快试点探索阶段,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寄希望通过试点工作,探索排污权交易政策在中国大范围推行的可行性及需要破解的障碍性要素。此外,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及深圳被批准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各试点地区正在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前的一些关键技术问题研究,一些地方已经在着手编制试点方案。 2、目前进展还主要集中在“一级市场”的排污配额有偿使用政策方面,在政府“拉郎配”促进下,“二级市场”的排污权交易也有较大进展。 排污权交易政策国家试点省份正在逐步推开排污权交易,至2011年底,已有江苏、浙江、天津、湖北、湖南、山西、内蒙古、河南、重庆、陕西10省市被批准为排污权交易政策国家试点,一些地区已初步显现成效。如2011年,江苏省从7月1日起,将太湖流域有偿使用的排放指标从化学需氧量扩大到氨氮和总磷,依据环境资源的稀缺程度、污染治理的社会平均成本以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氨氮排放指标有偿使用收费标准设计为1.1万元/吨年,总磷为4.2万元/吨年。浙江省自2009年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以来,截至2011年6月底,浙江省的所有11个设区市、35个县(市、区)开展了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共4642家企业实行排污权有偿使用,缴纳有偿使用费8.31亿元;排污权交易计1274笔,交易金额达2.92亿元;排污权抵押贷款累计129笔,涉及金额6.20亿元。2011年12月23日,陕西省在西安市举行氮氧化物排污权拍卖,这也是我国首次开展氮氧化物排污权交易,交易配额为380吨,总成交额160.8万元,参与竞拍的企业主要包括陕西比迪欧化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起拍基价为6000元/吨,最高成交价7800元/吨。以上表明,国家试点省市的排污权交易政策探索正在逐步深化。随着“十二五”规划将氮氧化物、氨氮纳入国家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计划,这些污染物的排污权有偿使用及排污交易试点将会逐步推进。 3、一些地方也在自发探索排污权交易,但交易量大的案例还较少。 自2011年7月始,河北省在全省全面推开排污权交易,要求自2011年5月1日之后审批的新、改、扩建项目需要新增主要污染物年度许可排放量的,必须通过交易取得;初步确定二氧化硫基准价2000元/吨,化学需氧量基准价2500元/吨。四川省选择成都市率先开展排污权交易试点,将首先从电镀、化工、制革、合成革、印染、造纸等14类重污染行业入手。2011年交易额度较大的案例是:国网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所属山西河曲发电厂、神头第二发电厂分别与神华集团河曲煤矸石电厂、山阴昱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达成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协议,交易量为8450吨,交易额为4796万元。此外,一些地方也就排污权交易政策与相关政策的联动做了一些尝试。如浙江省温州市要求把排污权与环境信用评价挂钩,在环境行为信用等级评定中被评为红色或黑色的排污单位,不得进行排污权的出让和受让。一些环境资源交易所也在探索发展模式。2011年12月23日,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改制为我国首家股份制环境交易所,国家电网、财政部CDM中心、宝钢集团等十家单位入股。碳交易基本上还未开展,2011年仅有少数几个案例,多为示范作用,均为自愿型,如方兴地产通过北京环境交易所购买1.68万吨自愿碳减排量。这主要是政策环境不具备造成的,因为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区层面均未有碳排放总量控制和配额方面的政策出台。在国家层面,也仅是在2011年底,国家发改委出台政策批准湖北、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区开展碳交易试点,各试点地区正在着手试点方案编制及配套能力建设。 绿色信贷 绿色信贷政策实践快速推进,促进绿色信贷政策实施的规范化、构建绿色信贷信息平台、加强银行金融机构评级和配套奖惩机制建设成为绿色信贷改革的重点。 1、有关部门正在稳步推进绿色信贷政策实践。 许多有关政策文件要求各类金融机构继续加大对节能减排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银监会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评估三年来节能减排授信工作成效,并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建立绿色信贷统计监测制度。环保部、中钢协和银监会联合出台了《中国钢铁行业绿色信贷指南》,这是首次由中国政府制定的考虑行业特征的绿色信贷政策文件。银行业绿色信贷开始呈现向精细化和约束性方向发展的苗头,中国交通银行《2011年度交通银行“绿色信贷”政策指引》,将绿色一类客户标识细分为十二个领域,并将企业环保信息、产品质量安全及生产安全状况纳入信贷全流程管理,实行“一票否决制”。 2、多数省市实施了绿色信贷政策,落实绿色信贷政策开始逐步受到重视。 一些地方积极通过实施绿色信贷促进节能减排,绿色信贷额度有较大增加。如截至2011年5月末,上海市绿色信贷表内外授信业务投放量达572.32亿元,较年初增加37.07亿元,同比多增19.84亿元,增长16.91%。2011年前三季度,河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累积发放节能减排贷款462笔,共计300.53亿元,其中,用于重点项目贷款55.85亿元,用于技术创新贷款23.71亿元,用于技改升级贷款28.95亿元;拒绝不符合国家节能减排政策贷款申请项目61个,金额13.59亿元;退出不符合国家节能减排政策企业贷款5家,金额3.19亿元;收回淘汰落后产能的企业贷款13家,金额4.02亿元;河北省环保系统向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报送的企业违法信息达200多条。广西省于2008年开始实施绿色信贷政策,4年来,广西环保部门累计向广西银监局、中国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通报全区企业环境信息3660条。其中,企业环境违法信息340条,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信息2371条,建设项目环保设施竣工验收信息762条,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企业信息187条,节能环保领域贷款余额为2654.32亿元,同比增长23.59%。2011年1到8月,江苏银行常州分行调整压缩贷款4.18亿元,其中对造纸行业、金属制品业、纺织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等四行业涉及的“两高一资”企业,共退出0.64亿元贷款。江苏银行常州分行与江苏省政府合作开发了“科技之星”小企业贷款产品,贷款对象主要是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科技含量高、盈利能力强、环保节能好、管理模式先进的科技型小企业。截至2011年8月末,江苏银行常州分行已经向28家企业发放共计5800万元“科技之星”贷款。 3、一些地方开始探索实施绿色信贷动态管理机制,根据企业环境行为表现实施差异化信贷政策,并允许企业在修复其环境信用后予以发放信贷。 江苏开展企业环境行为评价和环境信息公开走在全国前列,一些地区探索将“企业环境行为评价制”与信贷政策结合起来实施。如江苏的江阴、常州、南通等地区将企业划分为绿、蓝、黄、红、黑5个等级。根据企业的不同“颜色”表现,实施差异化贷款政策。以江阴市为例,该市出台了《江阴市环境保护分类评定企业信贷政策指引》,提出“对绿色企业大力支持、对蓝色企业继续扶持、对黄色企业规模不变、对红色企业压缩存量、对黑色企业严禁新增”的信贷指引原则。如果企业“颜色”表现较差,则可通过信用修复来改变“颜色”。南通市推出了《企业环境信用修复办法》,建立环境信用修复机制,对一度环境行为评级较差而又积极整改、成效明显的企业,允许其恢复环保信用,为其重新获得信贷支持创造条件。截至2011年10月末,南通市“绿色信贷”信用修复机制帮助43家有环境“污点”的企业恢复环境信用,这些企业重获贷款总额达118.2亿元。 4、不少地方的环保部门和金融机构开始重视联手推动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和落实。 如浙江、山西等地开始重视环保和金融机构加强联动,推动绿色信贷政策的落实。其中,浙江省的做法为:浙江省环境保护厅与省银监局签署《浙江绿色信贷信息共享备忘录》,督促银行机构针对企业环境表现实行差别化信贷政策,双方共同致力于建立健全三大工作机制推进绿色信贷。一是构建绿色信贷信息共享机制,环保部门提供给银行部门相关环境信息;二是健全绿色信贷管理机制,银监部门研究建立绿色信贷工作的统计监测、评价考核和问责制度;三是完善绿色信贷工作保障机制,由双方共同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公开披露有关环境监管和信贷管理信息。交通银行山西省分行提出开展绿色信贷工程建设。一是加强与环保部门联系,获取限期关停或整改的落后产能企业名单等环境管理信息;二是开展存量授信专项排查,限制对已被列入淘汰落后产能名单企业的信贷;三是做好对“绿色信贷”工程建设实施计划的考核、检查、评价工作。 5、尽管绿色信贷政策在2011年取得了不少进展,但总体来看,绿色信贷政策实践还面临一些突出问题。 一是,在很多地区,环保部门与银行金融部门的信息沟通还不畅。目前主要是环保部门单方面向银行提供信息,但银行系统并未将自己的信贷情况反馈给环保部门。信息“单行线”问题造成环保部门不清楚到底银行是否将环保信息落实到绿色信贷业务中去。二是,信息时效性低。在绿色信贷政策执行过程中,多数地区在信息传输上还无法做到实时对接。环保部门往往是通过月度、季度等形式将企业环境信息报送给金融部门,信息的时效性大打折扣。三是,缺乏统一的绿色信贷实施标准规范。由于国家层面未有统一的绿色信贷实施准则要求,目前各银行只能按照各自的理解分别确定绿色信贷战略、方针、政策、制度、流程和产品。许多银行都推出绿色信贷政策,绿色信贷额度也较大,但各银行到底“绿”的程度如何,未能有统一的标杆来判定。四是,银行业的绿色信贷实施绩效如何还未得到足够关注。据《中国银行业环境记录(2010)》:“在我国几乎没有银行因环境违规事件受到抗议,对银行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如何有效开展绿色信贷实施效果的评估,持续改进银行业绿色信贷实施的绩效,是下一步我国绿色信贷制度建设过程中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环境污染责任险 在重点高环境风险行业开展环境污染责任险试点受到重视,不少地区尝试在高环境风险行业推行环境污染强制险。 1、在高环境风险行业推行环境污染责任险受到国家高度重视。 《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原则性提出“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健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研究建立重金属排放等高环境风险企业强制保险制度。环境保护部、中国保监会联合下发的《环境风险评估技术指南——硫酸企业环境风险等级划分方法(试行)》,提出要推进硫酸企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政策的实施;环保部下发的《关于加强铅蓄电池及再生铅行业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要求逐步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并提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将与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资金挂钩;国务院颁布的《太湖流域管理条例》,提出要出台有关政策鼓励太湖流域排放水污染物的企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2、不少地区在高环境风险行业推行环境污染责任险政策试点,针对高环境风险行业实施环境责任强制险是发展趋势。 环境保护部和中国保监会联合开展绿色保险试点已经三年多,但由于缺乏国家政策法规硬性约束,以及制度环境不具备等客观原因,企业主动投保环境污染责任险的积极性并不高。一些地方尝试在高环境风险行业强制推行环境污染责任险,对其他类型的行业企业则采取鼓励自愿参与的方式。不同试点地区的行业类型以及企业数量等有较大差别,也有的地区要求位于环境敏感区的企业强制性投保。截至2011年底,已有江苏、湖南、湖北、河南、河北(保定)、重庆、福建、广西、广东(深圳)、四川、山西、浙江(宁波)、云南、辽宁(沈阳)等省市启动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总体来看,在高环境风险领域推行环境污染责任险是地方试点发展趋势。如江苏无锡市在2011年2月初开始试点环境污染责任强制保险,要求三类企业必须纳入责任险范围。一是,太湖流域一级保护区内存在环境污染风险的所有工业企业,饮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范围内所有工业企业;二是,医院、学校、大型居民住宅区等周边环境敏感区300米范围内的所有工业企业;三是,其他范围内的化工、冶金、电镀、造纸、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场等环境污染风险高的行业企业。投保企业可按照生产经营规模和环境风险等级,选择不同的投保档次。至2011年底,江苏无锡市参保企业已达688家,缴纳保费1424.16万元,责任险额7.63亿元。从试点进展来看,实施该政策后,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的环境风险防范和应对意识,无锡市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的重点在于事前对企业进行技术指导服务,防范可能发生的环境事故,而非仅专注于事后的赔偿补救措施。企业参保前,开展企业环境风险水平的技术评估,参保后也有专家进行技术指导,排查企业的安全隐患,对可能造成环境污染事故的环节提出整改要求,并进行监督,从而有利于减少发生环境污染事故的可能性。2011年8月,广西省出台政策文件要求强制在重点行业企业推行环保责任险,并分三步走推动环境污染责任险试点:第一步重点针对环保压力较大的重金属和涉铅企业;第二步重点针对位于重点区域的重点企业及环境风险较大的生产企业;第三步针对试点范围内的化工、重金属冶炼、有色金属矿采选、沿江沿河等高环境污染风险企业,进行安全隐患大排查,存在环境安全隐患的企业,一律列为污染责任险的参保对象。2011年8月,湖南省长沙市环保局《环境风险企业管理若干规定》,这也是国内首部环境风险企业管理办法。其做法是首先将不同行业的污染企业按照环境风险程度划分三个等级,如果企业属于一、二级别的高风险级别行业,则必须购买环境污染责任险,如果企业属于较低风险的第三级别行业范畴,则可根据自身情况自愿选择是否购买环境风险责任保险。 3、一些地区则选择若干高环境风险企业强制纳入环境污染责任险试点范围,并鼓励其他企业实施环境污染责任险。 2011年福建、四川、山西省也启动了环境污染责任险政策试点,并未要求特定高环境风险行业企业必须投保环境污染责任险,而是通过选择若干数量高环境风险的行业企业开展试点,要求试点企业必须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对于未列入名单的企业则可自愿选择是否购买环境风险责任保险。如四川省确定包括联邦制药(成都)有限公司在内的99家企业作为四川省首批试点单位。山西省首先将污染物排放总量和环境风险因素较大的企业纳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范围,同时鼓励和支持未列入试点名单的企业积极参加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首批82家企业纳入试点。山西省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赔付额主要考虑企业风险因素,风险因素不同,则保险公司赔偿额度也有所不同。如年设计生产能力在500万吨以上的煤炭企业、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以上的电力企业,累计赔付限额最高可达1000万元。 4、一些地区还将企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险与优先考虑信贷发放、环保评优评先等激励政策结合起来开展了一些尝试。 2011年3月上旬,河北省选择保定市实施试点,首先在从事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使用、排放有毒有害化学品企业,危险废物产生、收集、运输、存贮、处置企业,以及重金属排放企业中进行环境污染责任险试点,并将这些行业企业是否投保环境责任险作为企业上市和再融资环保审查、申报环保专项资金、环保评优评先的重要审查内容。对未按规定办理环境污染责任险的企业,将在绿色信贷工作中停止授信,在其新、改、扩建项目时,依法实施限批,并加大对其监管和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目前,共15家企业分别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市分公司签订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单”,投保费为48.4万元,总保额为2150万元。同年6月份,广东省深圳市开展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也提出试点工作实施“四个挂钩”,即将纳入试点范围的企业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与对企业的环境污染事故应急管理、环保核查、环保专项资金安排、环保信用等挂钩。 5、有的地方为了推进环境责任保险试点的深入探索,开展了环境责任保险工作实施考核。 2011年,主要是湖南省开展了该方面的实践,湖南省环保厅要求各级环保部门要积极推进本地区环境责任保险工作,加强对企业的培训,做好宣传。每两个月省环保厅将对各市州工作进度进行通报,年终进行总结评比,并将评比结果纳入省环保厅年终考核结果。 6、我国环境污染事故进入高发期,迫切需要加大环境污染责任险政策试点推进力度,早日构建高环境风险行业防范应对长效机制。 目前我国7555个大型重化工业项目中,81%布设在江河水域、人口密集区等环境敏感区域,45%为重大风险源,我国每年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200亿元。我国已经进入环境突发事件的高发期。然而,相应的防范机制和应对能力,无论是技术层面,还是政策法规建设层面,均存在很大不足,导致污染事故频发,受损人不能得到及时、充分经济补偿,致害企业无能力或者不愿为其损害行为埋单,而由社会承担事故危害的后果,既不公平也不合理。地方加大环境污染责任险试点探索力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地方上利用保险政策工具这一市场化手段分散高环境风险行业企业以及在环境敏感区域的企业发生环境污染事故风险的客观政策需求。随着地方试点工作的不断深入,也需要在国家层面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予以指引和规范,为地方试点的深入推进提供保障和支撑。 环保综合名录 节能、节水、环境友好型产品名录制定和实施稳步推进,环保部主导编制的“双高”产品名录对有关宏观经济部门出台调结构、促转型政策起到了积极支持作用。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来规范政府采购行为,强制要求政府基于制定的名录实施绿色采购。如财政部联同环境保护部2011年先后两次调整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调整了第十期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据统计,目前列入清单的节能产品已有28类、3.1万种,环境标志产品已有24类、1.5万种。在“十一五”时期,全国节能环保产品政府采购金额达2726亿元,约占同类所有产品政府采购金额的65%左右。绿色产品的政府强制采购制度正在逐步建立。 自原国家环保总局2008年第一批“双高”(高环境污染、高资源消耗)产品名录以来,至2010年底,环保部已经先后了四批名录。2011年3月27日,国家发改委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0年本)》将“双高”产品名录作为修订的重要依据,采纳114种“双高”产品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的限制类和淘汰类产品,其中,农药和化学制药行业“双高”产品,90%以上被该目录所采纳,名录成果为有关经济决策部门出台有关政策提供了有力支持。2011年环保部编制完成《环境经济政策配套综合名录2011年版》,并于同年10月14日以函的形式提供给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商务部等经济部门,供制定和调整有关政策参考。 环境经济论文:地方环境经济政策问题探索 作者:焦元森 单位:河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河南省人口众多,经济总量列全国第五位,尽管人均GDP等指标落后;但是河南省COD排放量却高居全国第二位,二氧化硫排放量居第五位,污染减排任务艰巨。 一、环境经济政策的内涵 总理在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实现三个转变,即: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环境经济政策指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运用价格、税收、财政、信贷、收费、保险等经济手段,调节或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以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手段。作为迄今为止国际社会解决环境问题最有效、最能形成长期制度的办法,建立和实施有效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对污染减排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探索建立并推行有效可行的环境经济政策,建立和完善环保工作长效机制,对于提高河南省环保工作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二、河南省环境经济政策存在的问题 1、与经济部门协调互动不够环保部门在经济政策制定方面没有主动权,缺乏主动协调机制,与经济部门在政策制订方面没有建立充分协商机制,致使有利于环保的经济政策出台少、出台慢、力度小。绿色信贷工作处于起步阶段,进展较慢,还没有全面展开,环保部门与金融机构的信息交流还不够及时。 2、制度本身还不完善如绿色信贷政策,由于刚刚起步,还面临着认识、基础和信息等多重制约,一方面,由于一些高污染高能耗行业还有利可图,有些甚至是短期的暴利行业,很难大幅度削减信贷规模。另一方面还有相当多的中小型污染企业采取民间融资或者自筹资金,基本上不向金融机构贷款,绿色信贷对这些量大面广的污染企业尚不能发挥制约作用。 3、实施政策的条件有待成熟 (1)生态补偿制度不健全。一是生态补偿工作还未走上法制化、制度化和规范化轨道。生态补偿没有法律条文支撑,如:洛阳市国土资源局今年拟定的《洛阳市矿山生态环境恢复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由于没有上位法而被市人大立法预备会议否决。二是缺乏规范的财力支持长效机制。三是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体现生态补偿的要求还不够清晰。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只是按经济发展程度来确定,但未能充分反映生态补偿的要求,多数财政转移支付受惠项目的生态补偿指向并不明确。在财政收入分成比例上,虽然实行了差别待遇政策,但对重要生态功能区域的生态补偿倾斜不够明显。 (2)排污权交易方面。首先是如何确定区域排污权总量是比较难的问题。目前,排污权交易试点地区大部分都是避开总量问题来实施排污交易的,许多地方在操作上则根据国家、省以及地方的污染物总量控制计划或目标来确定某一阶段的排污权总量,甚至与排污总量控制计划脱钩,造成排污交易与环境改善没有有效衔接。其次,排污权交易政策的推广还需要进一步制定完善配套法律法规,提供法律保障。再次,在初始排污权的分配上,部分试点地区对现有企业和新建企业分别对待。如有些地方,现有企业初始排污权大部分是无偿分配,而新建的企业基本上是有偿获取,分配方式的不完善导致了排污交易不公平。第四,排污权有偿使用的时间限制与否不明确,排污权一次购买,是否可终生排污存在模糊。第五,相比总量核定、企业排污权初始分配等难点,如何激活二级交易市场也是一个难题。第六,“边界问题”也就是跨行政区域的排污归属界定问题也是该制度实行中的制约因素。 (3)绿色保险方面。一是保险公司、保监会没有开发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保险产品。二是污染企业(规模、行业)参加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费率没有细则,出现污染事故,保险公司如何赔付,责任如何认定没有明确。三是企业参加保险形式没有明确。 三、对策措施 1、扩大生态补偿实施范围。在实施沙颍河流域上下游生态补偿的基础上,向污染严重的卫河流域等推广。同时要加快流域水环境质量自动监控系统的建设,做到断面设置科学合理,监测数据及时准确,能真实全面地反映水环境质量状况,为政策的实施打好基础。还要积极制定和完善矿区生态补偿、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森林资源的生态补偿政策。 2、完善绿色信贷、证券政策。总结我省实施这两项政策的经验和问题,完善有关措施。加强环保部门与金融、证券部门的信息沟通,建立企业的环境信息及投融资信息共享平台,形成多部门协调配合、共同监管的联动机制,遏制企业环境违法行为。 3、适时实施排污权交易政策。研究环境产权制度,将环境(主要指环境容量)确定为一种产权,并赋予政府环境产权的使用权,适时实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政策。尽快全面实施二氧化硫排污许可证制度,做到企业持证排污;要大幅度提高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标准,提高排污企业的环境污染成本,促使企业加大污染治理力度,减少排污;要建立完善的、科学合理的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核算制度(包括环境质量监测、企业排污监测、排放量核算方法等),确保企业排污总量核算准确。 4、完善绿色财政政策。设立财政奖励资金,加大财政补贴力度,对高新技术的研发和使用、污染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循环经济、生态保护等有利于环境保护的项目,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实施优惠的税收政策,提高企业保护环境的积极性。 5、加快绿色税收政策的研究。完善各种财政激励措施,对于环境友好的企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如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的减免以及加速折旧等;对环境不友好行为征收以污染排放量为直接依据的直接污染税,以间接污染为依据的产品环境税,以及针对水、气、固废等各种污染物为对象的环境税。 环境经济论文:环境经济系统物质流特性与演变 作者:丁平刚 田良 陈彬 单位:海南大学环境与植物保护学院 海南大学旅游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 环境与发展是当今世界普遍关注的主题,推行可持续发展已在全球范围达成共识。MFA(MaterialFlowAnalysis)及IPAT方法及其指标,可为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一种新颖而简洁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手段,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1-2]。 1研究区域与目的 海南省陆地面积3.54万km2,海域面积约200万km2,2009年末常住人口864.07万,是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和唯一的热带岛屿省份,也是我国陆地面积最小、海洋面积最大的省份,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与社会环境,具有十分独特的代表意义[3]。在MFA的系统边界上,较其他非岛屿省份也更加明晰。海南省是我国第一个生态省,同时也在大力实施新型工业化发展战略。2009年12月31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加快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确定了海南国际旅游岛六大战略目标:我国旅游业改革创新的试验区、世界一流的海岛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国际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国家热带现代农业基地,将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本文对海南省环境经济系统1990-2008年间的物质输入、输出强度和效率进行核算,研究其物质流特征与近期变化趋势及由此反映的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水平,可以帮助找出该区域环境压力的直接来源,提出缓解环境压力的技术方案,为实现区域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近、中期目标提供科学依据[4]。对推进海南生态省、新型工业省和国际旅游岛的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MFA是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关于特定系统的物质流动和贮存的系统性分析。它起源于欧洲,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研究侧重于整个国家或区域经济社会系统的物质通量。MFA的基本观点是,环境和自然资源是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要求环境经济系统保持相对的稳定,尽量减少环境经济系统动用自然物质的数量[5-6]。MFA研究按照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分类,其中按研究范围可分为三个层面:国家物质流分析、区域物质流核算和企业物质流分析[7]。MFA通常有输入、输出、消耗、平衡、强度和效率、综合六类指标。由于人类活动所产生的环境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进入环境经济系统的自然资源和物质的数量与质量,以及从环境经济系统排入环境的废弃物质的数量与质量。因此,本文选用常用的三类指标:输入、输出以及强度和效率指标,对海南省环境经济系统进行物质流分析。 直接物质输入量(DirectMaterialInput,DMI)指由外界输入环境经济系统,直接参与系统运行,具有确定经济价值的物质流。主要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金属、非金属矿物,农林牧渔等生物物质及进口物质等。它侧重表示由于人类社会及其经济活动的存在而导致的资源影响。区域过程排放(RegionalProcessedOutput,RPO)指环境经济系统运行所产生的各类排放至自然环境中的废弃物,包括水体污染物、大气污染物、固体废弃物等。它侧重描述物质输出造成的环境影响[8]。物质输入和输出强度,分别指单位人口的DMI需求量和RPO排放量。单位人口的物质输入与输出越多,说明物质消耗强度和废物输出强度越高,反之亦然。物质输入和输出效率,分别指产生单位GDP所需的DMI量和RPO量。单位GDP的物质输入与输出越低,说明资源与环境利用效率越高,反之亦然。任何一个环境经济系统,物质的输入与输出强度低,物质的输入与输出效率高,才能保证系统可持续地、稳定地向前发展。 为进一步了解影响物质输入与输出的因子,本文采用IPAT分解分析方法来研究其影响因子的强弱。该方法是一个关于环境压力与人口、国民福利和技术三因素的恒等式:I=P•A•T。式中:I代表环境压力指标DMI或RPO;P代表人口;A代表人均GDP即GDP/P,体现社会富裕程度;T即I/GDP表示环境经济系统的物质利用效率(DMI/GDP)或物质输出效率(RPO/GDP),用来衡量技术水平[2,9]。运用IPAT方法,可将DMI与RPO指标分解为表征人口、福利、技术三因子的乘积,进一步分析三因子的变化对环境压力指标的不同贡献。DMI与RPO的核算指标见表1,表中项目均以质量为单位。输入、输出端原始数据如户籍人口、GDP数据均来自《海南统计年鉴》(1991-2009)、国家统计局网站(//www.stats.gov.cn)以及海南省环境状况公报,部分年份数据缺失采取插值法估算。为了更好地了解海南省环境经济系统所依赖的自然资源及所输出的污染物水平,本文将海南省与同期广东省MFA计算结果作横向对比分析,广东省1990-2005年MFA数据来自文献[2],2006-2008年数据由外推法估算。 3结果与讨论 3.1物质输入与输出的特征和演变 海南省MFA统计指标以及人口和GDP等社会经济指标见表2。以1990年DMI、RPO及GDP各指标值为基准值100,其后各年各指标值与1990年的对应指标值相比,表示各指标的变化。1990-2008年DMI、RPO及GDP变化趋势见图1。由图可知,1990-2008年间,海南省GDP变化曲线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年均增长15.90%;DMI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其中1990-2007年变化曲线平缓,年均增长6.88%,2008年有明显增加,是2007年的1.7倍;RPO总体呈现缓慢下降趋势,年均降低0.95%。对DMI投入结构进行分析可见(图2),19年间化石燃料、矿物质、生物物质和进口物质的输入量平均值分别占到DMI的1.03%、23.36%、33.25%、42.36%。从时间序列上分析,四者均呈现出波动上升趋势。化石燃料、矿物质和生物物质19年间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1.45%、5.29%、5.10%。其中进口物质1990-2007年间年均增长率为9.67%,2008年增加较快,为2007年的2.7倍,主要受石油省外调入量增长较大影响。海南省环境经济系统DMI1990-2007年间增长缓慢,主要与占DMI比重最大的进口物质的输入增长率不大,其他物质输入增长率较小有关。在物质输入中,化石燃料的增长率相对最大,但其在DMI中所占比重最小,因此对整体影响不大,表现不明显。对进口物质输入量和变化率的分析表明,海南省环境经济系统对进口物质有较大程度的依赖,与其岛屿省份的特殊地理环境有关。2008年进口物质增长速度较快,需要引起进一步关注。对RPO输出结构进行分析可见(图3),19年间COD、SO2、烟尘、工业粉尘、工业固废的输出量分别占到RPO的66.75%、14.27%、8.84%、9.92%、0.22%。从时间序列上分析,19年间COD、烟尘呈现波动下降趋势,年均下降分别为1.60%、4.52%;SO2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为3.11%;工业粉尘波动较大,1996年达最大值3.64万t;工业固废排放量变化不大。海南省环境经济系统RPO波动下降,主要与占RPO主体的COD排放量下降有关,反映了海南省产业结构的逐步升级和环境保护治理能力的加强。1990-2008年间,海南省环境经济系统经济水平高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自然资源的输入。但环境经济系统的物质输入与输出非线性相关,海南省环境经济系统表现出初步的可持续发展。 3.2物质输入与输出强度的特征和演变 环境经济系统人均DMI和RPO分别反映物质输入和输出强度。由图4、5可见,1990-2007年间,海南省人均DMI明显低于广东省,但呈现上升趋势,特别是2008年上升较快(为2007年的1.7倍),超越广东省,需要特别关注。1990-2008年间海南省人均RPO明显低于广东省,19年间略有波动,呈现下降趋势。1990-2008年19年间海南省人均DMI和RPO的变化可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各阶段年均变化率见表3。 3.3物质输入与输出效率的特征和演变 环境经济系统DMI/GDP和RPO/GDP分别反映物质输入与输出效率。由图6可见,海南省DMI/GDP在1990-2008年19年间总体呈现下降趋势,物质输入效率逐渐提高。19年间,除1995年外,海南省DMI/GDP高于广东省,反映海南省物质输入效率低于同期广东省水平。1990-1995年,海南省物质输入效率提高较快,到1995年与广东省当年的物质输入效率接近。但1996年以后,海南省物质输入效率与广东省保持了一定的差距,特别是2008年与广东省差距更大。由图7可见,1994年之前,海南省RPO/GDP明显高于同期广东省水平,反映该阶段海南省物质输出效率低于广东省。1995年以后,RPO/GDP逐渐接近广东省水平。海南省RPO/GDP19年间呈现下降趋势,反映海南省物质输出效率逐渐提高。19年内DMI/GDP和RPO/GDP变化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各阶段年均变化率见表4。海南与广东两省物质输入、输出强度和效率差异,与两省在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消费结构等方面的差异有关。在人均GDP方面,广东省1990年是海南省的2.4倍,2008年为1.80倍。海南省人均GDP低于广东省,但差距在缩减。环境经济系统物质输入和输出与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程度有直接的关系。就第二产业而言,广东省是工业大省,海南省工业在三产业中比重最小。第二产业相对一、三产业,是一个物耗高、产值大的产业。海南省经济的高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自然资源的输入,随着第一产业比重下降,二三产业比重上升,以及各自产业内部技术水平的提高,使得输入量的增长速度减慢。输入增长的减慢在一定程度上会减轻输出的压力。海南、广东两省在消费结构、环境保护与治理水平方面的差异,也是影响其各自物质输出强度和效率不同的主要原因。 3.4物质输入与输出IPAT分解分析 根据I=P•A•T的理论模型,将DMI与RPO进行分解,计算各自分解指标年均变化率,找出各分解指标在整体变化中的贡献。按照物质输入与输出量的变化特征,可以1997年为界,将海南省环境经济系统1990-2008年间物质输入与输出量变化划分为两个阶段(见表5)。1990-2008年间,海南省环境经济系统资源利用水平的提高(DMI/GDP年均下降5.26%)对自然资源输入的增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由于人口压力和国民福利的增大(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59%和14.09%),使得DMI仍然有一定的增加(年均增长9.80%)。虽然人口压力和国民福利在增大,由于污染控制水平提高较快(RPO/GDP年均下降14.54%),使得系统的污染排放有一定的减少,对环境的压力相应减轻。 1990-1997年间,国民福利增长较大(年均20.12%),人口压力相对其他阶段有所减轻。由于资源利用技术水平上升幅度较大(DMI/GDP年均下降12.97%),使得自然资源输入增长程度较小(年均6.14%)。对于物质输出,虽然污染控制技术水平上升幅度较大(RPO/GDP年均下降17.33%),但相对国民福利增长较小,使得污染物质输出呈微弱的增长趋势(年均增长0.82%)。1997-2008年间,人口压力相对其他阶段略有增加,但国民福利保持了较低速率的增长(年均10.41%)。对于输入,由于资源利用技术水平上升幅度很小(DMI/GDP年均下降0.004%),使得自然资源的输入增长程度较大(年均11.72%)。对于物质输出,虽然污染控制技术水平上升幅度较小(RPO/GDP年均下降12.72%),但由于国民福利增长较小,使得自然资源的输出降低程度较大(年均2.07%)。 在上述IPAT分解分析中,对于资源利用与污染控制技术水平(DMI/GDP或RPO/GDP)的提高,在微观上,可以理解为采用清洁生产工艺,生产某种产品的技术方法、工艺水平更加先进与成熟,从而创造相同价值较以前所需原料量降低,产生污染物更少。在宏观上,可以理解为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及其所带来的消费结构的升级。因此,生产单位GDP的物质输入增长减缓,生产单位GDP的物质输出逐渐降低。对海南省1990-2008年间的产业结构变化进行分析,可以揭示其对DMI/GDP和RPO/GDP变化的影响。由图8,海南省1990年一、二、三产比例为44.63∶19.72∶35.65,经过逐步调整,到2008年为29.99∶29.77∶40.24。纵向对比,第一产业比重下降,二、三产业比重加大。由此说明第一产业正在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海南省的产业结构正在升级。在创造同样经济总量的同时,以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所需物质输入与输出较第一、二产业相对低下。第一产业逐渐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以及各产业内部自身结构的优化,可减少区域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开采量,对环境的压力也会相对减轻。当前海南省以独特的区位和资源优势,着力于国际旅游岛的建设,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旅游目的地,这一战略定位将对海南旅游业、现代服务业乃至整个第三产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将进一步促进海南全省的产业结构升级。 区域经济高速增长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将带动消费结构的加快升级,消费结构的升级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减轻系统物质输出的压力。加之海南省现有环境保护与治理能力的不断加强,如新型工业省建设提高了产业准入门槛,严格科学的环境规划,农村垃圾、污水处理、生态环保设施等一系列民生工程的建设等,在这些有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海南省环境经济系统物质输出的增长将会进一步趋缓,甚至出现可能的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减轻对环境的压力,促进海南省环境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4结语 对海南省环境经济系统1990-2008年MFA研究结果表明:自1990年后,DMI呈上升趋势,1990-2007年增长速度平缓,年均增长6.88%,2008年有较大增加,为2007年的1.7倍;RPO呈下降趋势,年均降低0.95%。物质输入增长速度远小于GDP增长速度(年均15.90%)。海南省经济的高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依赖于自然资源的输入,同时产生了一定量的废弃物。对物质输入与输出强度和效率的计算表明,1990-2008年间海南省物质输入强度在加大,物质输出强度在减小,但物质输入效率和输出效率均在逐步提高。经济的高速增长、相对平缓的物质输入增长及物质输出的降低,表明海南省初步实现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DMI和RPO的分解分析可以看出:1990-1997年间,海南省环境经济系统的自然资源输入增长程度较小,而输出呈微弱的增长趋势;1997-2008年间,海南省环境经济系统自然资源的输入增长速度加大,但输出下降。表明在这两个阶段海南省的可持续发展均不够稳定。海南省的可持续发展还有待更进一步加强。海南省应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加强产业政策、准入制度和发展战略的研究与制定。着重进行国民经济技术水平的改造和生活方式的改善,以提高环境经济系统的物质输入和输出效率,降低资源利用强度和物质输出强度。保护好生态环境,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早日达到建设生态省、新型工业省和国际旅游岛的宏伟目标。 环境经济论文:环境经济政策系统构建思索 作者:董战峰 葛察忠 高树婷 单位: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 “十一五”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建设进展评估 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建设受重视程度前所未有环境经济政策制定力度较“十五”时期明显加大“十一五”期间,加大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和制定,构建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2006年,在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上,总理明确提出:新时期要加快实现环境保护“三个历史性转变”,而环境经济政策是促进“历史性转变”的关键切入点。在《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等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文件中都有重视环境经济政策的要求和意见。从环境财政政策来看,2006年,财政部在政府预算支出科目中首次增加了“211环境保护”科目,环境保护工作首次在中央财政预算中有了专门的“户头”。此外,根据“十一五”重点环保工作需求,国家设立了中央财政主要污染物减排专项资金、中央污染减排专项资金等多项专项资金政策。出台了燃煤发电机组脱硫上网电价按0.015元每千瓦时补贴的政策以及高耗能行业差别电价政策。有关部门出台了《关于改进和加强节能环保领域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关于推进“绿色信贷”建设的意见》《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环境经济政策文件。环境经济政策试点探索正在快速推进湖北、江西等地开展了环境税试点,新疆开展了资源税改革试点;广东、江苏等许多地方开展了排污费改革,大部分省市进行了水价改革;从2007年开始,原国家环保总局开始选择山西、辽宁、浙江等8省市开展重要生态功能区、流域和矿产开发生态环境补偿等试点。江苏、河南、河北、湖南、福建、山西、山东、江西、海南、广东等10多个省市自发开展了流域生态补偿试点探索。全国过半省市开始试行或试点排污权交易,其中江苏、浙江等7省市被批准为国家试点。20多个省市出台了地方绿色信贷政策,湖南、重庆、云南等地开展了环境污染责任险试点探索等。环境经济政策在节能减排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环保投资力度逐年加大,财政投资绩效有很大改进,特别是各环保专项资金政策对解决“十一五”时期的重点环境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政策促进了电力行业脱硫污染治理。2008年全国排污费收入达到185.2亿元,对提高环保部门能力建设和促进企业减排起到了积极作用。环保部研究制定了349种“高污染、高环境风险”(“双高”)产品名录,对加快淘汰落后工艺和产品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许多环境经济政策仍处于试点阶段国家层面出台的政策基本上是指导性的,多为“意见”形式;许多地方出台的相关文件也多采取“暂行办法”的形式,很少纳入到地方法规中。除了环境财政、排污费、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补贴、生态公益林补偿外,排污交易、流域生态补偿、环境污染责任险、绿色信贷等仍主要处于试点阶段。环境经济政策在环境政策体系中的地位还比较低从“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各政策工具发挥的作用大小来看,主要的还是靠污染物总量控制、流域限批、环境执法等行政管制手段,环境经济政策在节能减排工作中所起的作用仍较有限,许多环境经济政策在节能减排中发挥效用仍面临制度性障碍。 “十二五”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建议 把环境公共财政制度建设作为首要问题来抓重视编制重点专项资金使用规划,明确资金使用的时空安排重点。在维持现有环保专项资金的基础上,研究设立环境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规模化畜禽污染防治专项资金、落后产能退出专项资金等,解决“十二五”的重点环保问题。环保专项资金的使用要树立基于绩效管理的观念,重视提高资金使用效果。继续推进基于生态环境因素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设。建议从以下3个维度入手:其一,要增加转移支付规模;其二,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办法,将环境质量状况、重点生态功能区、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建设成效作为一般性转移支付的重要因素,增加生态环境因素在一般性转移支付要素中的权重;其三,将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作为环境财政专项转移支付的重点。争取环境税费政策改革取得积极进展大力推进江西、湖北、湖南和甘肃省环境税试点,同时继续选择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区域的若干典型地区开展试点,开展环境税开征的一些前期关键问题研究,如适应环境税改革的配套政策需求、开征环境税对环保部门的影响、设计环境税征管平台等。并根据试点进展完善环境税方案,争取“十二五”顺利开征环境税。新疆的资源税改革试点取得了初步进展,下一步应扩大资源税改革试点范围,改革过程中要把资源开采的环境资源成本和资源稀缺性成本纳入。同时,尽快开展稀土等战略性稀缺资源的税收改革;结合“双高”产品名录制定,适时调整出口产品退税政策。 积极推进排污费改税试点,以解决排污费政策存在的征收不规范、征收率低、调控污染者行为力度弱以及“吃排污费”等问题。在初始阶段,可重点考虑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的征收工作,征收对象主要面向企业。结合“十二五”环境问题特征,建议加强重金属排污费、畜禽养殖业排污费征收。高度重视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建设尽快下发《生态环境补偿机制重点政策实施的指导意见》,对河南、河北、浙江、福建、辽宁、江苏等地开展的流域生态补偿、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草原等自然生态要素的补偿提供指导,时机成熟后,应尽快出台《生态补偿条例》,同时加快《生态补偿法》的立法前期研究工作。 尽快出台《流域生态环境补偿实施技术指南》,推进河南、河北、浙江、福建、辽宁、江苏等地开展的省内流域跨界生态环境补偿试点;选择淮河、新安江、辽河等流域开展跨省界生态补偿试点,推动云南和安徽分别建立滇池和巢湖流域的生态补偿和污染赔偿试点,争取“十二五”跨省流域生态环境补偿试点有所突破。结合功能区划,利用财政转移支付政策手段加大对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的扶持力度,在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实施生态优先的政绩考核体系试点。选择内蒙、江西、青海等典型地区开展生态环境补偿费和补偿金政策试点;继续加大东江源、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等典型地区生态环境补偿财政转移支付试点。大力推进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补偿,加大对自然保护区的居民直接给予货币或实物补偿力度,推进在自然保护区边缘地带群众给予减免税赋以及采取政府援助合作等方式的政策补偿试点。建议在山西、内蒙古等地推进开展矿产资源开发恢复治理基金政策试点,在辽宁、山西等省市选择若干地区开展“资源型城市发展转型基金”试点,重点解决计划经济时期的历史欠账问题。 推进在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等主要草原牧区省(区)开展生态环境补偿费和生态环境补偿金试点,并着手开展跨省级和省级区域内行政区域的草原、森林的生态环境补偿金试点;进一步提高退耕还林和生态公益林建设补偿标准;大力推进山东省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费和损失补偿费试点。加快推进排污权交易政策试点目前排污权交易的深入推进还缺少一些关键技术的支撑,主要包括排污权指标分配的程序和方法、初始排污权价格形成机制、国家层面的排污交易平台、不同行业和区域之间的交易比率、点源与非点源交易技术、总量控制、环境影响评价等政策与排污交易的衔接等,要加强关键技术研发。 尽快修订《环境保护法》以及《水污染防治法》等单行法,明确排污权交易的法律地位。抓紧制定有关排污权有偿取得实施管理办法、排污权交易监管办法、排放交易管理办法、排污有偿使用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尽快出台《电力行业二氧化硫排污交易管理办法》,在电力行业全面推开二氧化硫排污交易,并适时将二氧化硫排放交易扩展到化工、建材、钢铁等二氧化硫排放份额比重大、监测条件较好的行业;继续推进太湖流域开展化学需氧量、氮、磷等排污权有偿使用和排污交易试点,并选择长三角或者珠三角地区开展区域化学需氧量、氮氧化物、汞等污染物排污权交易试点。继续完善环境定价政策综合考虑污水处理成本、社会承受水平等因素,规范污水处理成本的构成,逐步提高污水处理费标准;结合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逐步推行分区、分类、分档的污水处理费计征方式,按照污染物类型以及污染程度合理分类污水处理收费对象;逐步提高污泥处置能力,循序渐进纳入污泥处理收费。 制定实施烟气脱硝电价政策,根据不同脱硝工艺“因厂制宜,统筹考虑”,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合理确定补贴标准和补贴范围。对可再生能源发电和垃圾焚烧发电厂实行优先上网和补贴政策,建立激励清洁能源发展的电价机制;加大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差别电价、差别水价实施力度。大力推行绿色金融政策环保部门要加强与银行金融部门、银监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构建部门间沟通平台以及地方环保部门向国家报送绿色信贷信息的网络数据平台。研究制定绿色信贷环境信息管理办法、绿色信贷行业指南,建立健全对地方环保部门、银行业金融机构实施绿色信贷效果评估制度。加快推进湖南、浙江、江苏、云南、湖北等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逐步拓展试点的行业范围和区域范围;以环境风险高,环境污染事故发生次数较多、损害较大的行业为重点制定行业环境风险评估技术指南;研究拟定企业环境风险等级划分现场踏勘规范、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管理办法。 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和绩效评估研究与试点方案,推进在江苏、上海等长三角地区以及北京、天津等地区开展上市公司环境绩效评估试点,争取尽快出台《上市公司环境绩效评估试点工作方案》《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上市公司环境绩效评估技术指南》等政策。重视绿色贸易与对外绿色投资政策的制定建议把环境保护作为出口退税商品名录、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等贸易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从产品、企业、行业3个层面,综合制定并运用环境关税、基于环保目的的市场准入与准出等政策措施,从贸易环节倒逼企业的环境保护和污染控制。研究WTO(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环境保护条款,积极应对国外起诉我国限制稀缺性矿产资源产品出口的贸易纠纷。积极参与WTO环境产品开放清单的讨论和谈判环境产品标准的制定。 实施“绿色”对外投资,尽快出台《关于加强我国对外投资和援助中环境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和《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环境行为指南》,提高我国海外企业的环保意识和环境管理能力。积极推进“双高”产品名录工作积极结合相关部门工作需要制定名录。根据贸易、信贷、保险、财税、金融、产业和科技等相关部门在开展节能减排工作中对“双高”产品名录的需求,研究并出台基于税字号的“双高”产品名录,直接服务于出口退税和加工贸易政策调整。建立基于“双高”产品名录的环境经济信息库。吸纳研究院所、企业和社会公众参与名录基础数据的提供和名录的编制,建立公开的包含经济和环境数据的“双高”产品的信息库,并与各部门和社会各界实行共享。 形成促进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建设的配套能力 编制“十二五”环境经济政策建设规划应明确规划的目标,规划编制的原则、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工作思路和规划重点,对各项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推进、政策出台和实施等有一个合理的时空维度安排,对完成规划所需的经费、部门分工、协调及职责,研发、能力建设等作出总体安排。强化部门联动生态环境保护部门要加强与财政、税务、商务、金融等经济部门的合作,强化部门间联动,加大相关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和试点推进力度,确保“十二五”环境经济政策建设目标的顺利完成。重视重点政策的试点和政策实施的技术培训有关部门要组织编写环境税、环境污染责任险、绿色信贷、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等专门的培训教材,适时组织安排相关培训工作。特别是要重视加强对试点省市的培训,以保证试点工作的推进。组织研发关键技术相关政府部门应积极组织下属科研院所有计划地列专题、安排相关科研项目,研发政策制定中所需的关键技术。可采取领导小组、专家顾问组和项目技术组相结合的方式。积极开展国际合作继续加强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在环境税费、生态补偿、环境投融资等领域的广泛合作;利用好亚行、世行提供的技术援助和技术咨询项目,加强与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及其他国外环境经济政策研究机构的交流合作,并宣传中国的环境经济政策研究和制定成果。 环境经济论文:环境经济体系分析探索 作者:李昂 单位:吉林大学商学院国际会计专业 环境经济系统是环境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环境经济问题已受到相当的重视,在2006年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提出运用经济等综合手段解决环境问题以后,有关环境经济方面的研究和应用不断得到加强,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增长等理念应运而生。环保问题归根结底是经济问题。环境经济的核心是经济,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是环保。我们可以以经济学原理为依据,从对供需曲线的分析出发,分析探讨环境资源的外部性、非竞争性、公平性等问题,通过必要的政府干预,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促进环境问题的解决。 供给与需求曲线 图1是经济学典型的供求曲线。市场调节作用的本质是价格变动。价格的变动维持着供需的平衡。S-S为供应曲线,它说明当价格上升时,会激励产量增加;D-D为需求曲线,它说明当价格上升时,需求(购买)量减少。供求平衡点在两条曲线交叉点E上,在此点上,平衡价格出现,高于或低于此价格,则呈现过剩或短缺。当然,在特殊情况下,若需求固定,水、电、食品等生活必需品,其需求曲线会变得更加陡峭或靠近价格坐标,即“需求刚性”,这种需求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导致垂直于供应量的竖直线。同样,矿产、环境容量等供应能力变化小,其供应曲线就相对平缓或靠近产量坐标,即“供应刚性”,极端情况下也会出现平行于产量的直线。 环境资源特征及供需曲线的设计 环境资源具有稀缺性、外部性、非竞争性和不公平性的特征,也具有公共品的特征。尽管环境资源的曲线偏向“供应刚性”,即更具公共品特征,但通过供求曲线分析,通过政府干预,创造市场平台,让价格调节环境资源,让“看不见的手”引导保护环境、治理污染的自觉行动是可能的。 排污权(指标)交易的供需平衡 以COD总量控制指标为例。在不考虑现有排放总量的情况下,假设1吨化学需氧量(COD)指标基本价格为3500元(以处理1吨生活污水0.7元,削减COD总量200克估算),那么通过排污交易,在市场上形成价格,这个价格将根据需求发生变化,则排污企业可以通过增加投入、改进生产工艺减少COD排放而得到富余的COD排放指标,也可以通过投资建设污水处理厂,减少地区COD排放而得到COD排放指标,通过排污交易市场获得回报,这样,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就引导企业通过降低COD排放量获得经济收益,自觉地达成控制一个地区污染物排放总量的目的。 COD指标也是一种资源,这是上述机制得以形成的核心。过去人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而只是通过行政命令、法律监督或排污收费的方式推动COD减排,这增加了大量的行政成本,效果却并不理想,而通过市场机制减排则大大减轻了政府的工作压力。面对新建扩建项目而新增的COD排放量,企业可以到市场上购买,或通过建设削减COD排放量的处理设施减少自身排放,或帮助其他企业减少排放,都可以获得COD排放的指标。当然,与其它商品的供求一样,对COD排放指标的交易也有如排放量的核定等专门的监管措施。图2是COD排放指标的供求平衡曲线,其原理与前述相同。COD价格同样因市场需求也就是新上项目需求、减排需求、环境质量改善需求的变动而变动。 在平衡点E,COD的价格与市场需求总量对应的价格持平,企业排污所需的排放指标与市场可供的排放指标相等。若价格在E点之下,则企业的需求更多,而可提供的COD指标有限,企业或地区就会减少排放,加强污水处理厂建设、开展污水综合治理、建设人工湿地,减少COD排放,增加可用的COD排放指标,向E点靠近;若价格在E点之上,则总的排放指标大于需求,企业或地区就会根据发展的需要,增加工业项目,充分利用地区环境容量发展经济,同样向E点靠近。 排污收费与总量指标的供需平衡 目前,排污收费是按量计收,近年来又增加了超标收费。但总体上还是以固定价格(单位排放量收费)进行收费,虽然企业缴纳了排污费,但无论是排量大的还是排放量小的企业,费率都相同,这里费率就是指价格,也就是说价格是固定的。这样,价格的调节作用就无法发挥,“看不见的手”失去了作用。设想,如果排污收费的单位价格能随着排放量的增加而提高,结合上述的排污交易模型,是很可能大大降低企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排污收费价格变动将使市场机制得以发挥作用,引导并促进企业及社会减排。当然,排污收费价格随量变动的具体幅度,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测算,并通过交易市场进行调节。在这里,我们假设单位排放量的收费价格随排放量呈线性调整,或呈非线性(如抛物线形等)。得到一个排污收费与总量指标的供需平衡图(图3)。D-D为排放指标需求,S-S为污染物排放量。这里的供应实际上是指企业付出的排污费,是一种“负”供应。 在平衡点E,企业排污所被征收的排污费与其在排污交易市场上购买的指标付出的成本相等,达到平衡。超出这个范围,在E点之上,企业将付出更大的排污成本,因此其将努力减少排污,向E点靠近;在E点之下,说明总量指标供大于求,则企业或地区可以根据发展的需要,增加工业项目,充分利用地区环境容量发展经济,促使价格向E点靠近。 环境经济论文:地质环境经济与和谐社会构建 摘要:伴随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城市化建设进程的逐渐加快,导致大量的地质环境资源被占用和破坏,这种做法明显不符合我国的科学发展观以及可持续发展理念。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人们也逐渐认识到地质环境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性,并且针对地质环境经济进行不断的分析和研究,明确地质环境经济在根本上就是和谐社会构建的良好展现。本篇文章针对地质环境经济与构建和谐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并提出人们应该不断加强地质环境保护意识,这样才能够有效提升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速度,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以及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关键词:地质环境;经济;和谐社会 0引言 中国的综合实力正在稳定提高,并且社会经济也处于飞速发展的时期,大量的工程项目施工建设有效促进了社会建设和经济水平的提升,但是,工程项目的建设施工项目增加就会造成自然地质资源被大量的使用和占用,而且在进行施工建设的过程中,也会造成施工现场周边地质环境的破坏,这种情况就会使国家在地质环境破坏方面的治理资金投入量有所增加,造成国家财政部门的巨大压力,这对于经济的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都非常不利。所以说,地质环境问题已经不单单是在地理方面了,其也能够在经济以及社会建设方面造成影响。因此,国家有关部门就应该针对地理环境经济与构建和谐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详细的分析,并找出两者的共通点,进而不断提高我国地理环境的保护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建设。 1地质环境经济学的内涵 地质环境也是自然资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地质环境就是说在岩石圈内影响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全部地质条件的总和。全部的环境条件都有双面性,地质环境也是如此,其不仅能够有效的促进人们的生存环境以及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进步,同时也能够对人们的生存以及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将地理环境通过经济学理念进行分开的话,就能够将对人们具有积极影响作用的地质环境因素称作地质资源环境,将对人们具有消极影响作用的地质环境因素称作地质灾害环境。进入就能够在经济学中将地质环境分为两种,一种就是地质资源环境经济学,另一种就是地质灾害环境经济学。地质环境经济学主要是针对地质环境的调查、评价、开发、使用、预防和治理之间的经济学联系进行分析。地质资源环境就是说地质环境中对人们的发展和和谐社会的构建起到积极作用的地质景观和现象。比如说,因为地壳运动和地质条件变化产生的自然地质景观和现象,这些自然地质景观和现象对人们进行积极的影响,这些自然地质景观和现象能够提高人们对于地球地理环境的认知,并从中不断发现地质变化的主要规律,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因此,地质资源环境经济学的主要分析目标就是人们的发展和进步过程中的地质环境资源调查、评价、开发、使用、预防和治理之间的经济学之间的联系。地质灾害环境就是说在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下而出现的不利于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地质环境。比如说,火山爆发、地震、水土流失、地面坍塌等等。这些地质灾害会对人们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不利于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更不利于和谐社会的良好构建。因此,地质灾害环境经济学中的主要分析目标就是对各种严重的地质灾害进行分析、调查、预防和治理之间的经济学联系[1]。人们将地质环境经济学分成地质资源环境经济学以及地质灾害经济学两种。地质资源环境对于人们的发展进步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来说都有着非常好的促进作用,在经济学联系上就是对经济效益和分配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比如说在对历史地质环境资产以及国家地理公园中的地质环境进行保护的时候,对投资进行有效的调查、评价和报告,能够将历史地质环境资产以及国家地质公园所获得的经济效益进行再次的分配。地质灾害环境对于人们的生存和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来说有着非常严重的阻碍作用,其中的经济学联系就是对相关损失和责任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比如说,如果出现严重的地质灾害的话,产生的人员伤亡情况以及经济损失情况的主要负责部门的确定等等。在对地质资源环境经济学进行研究的时候运用其他资源经济学已经存在的成果,对其中有用的内容进行借鉴,现阶段,在相关人员的不断研究下,地质资源环境经济学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就。地质灾害环境经济学是一个刚刚兴起的学科,对该学科的研究进度非常缓慢,也没有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在进行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地质灾害环境经济学有着非常大的作用和意义,因此,其也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重点内容. 2地质灾害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2.1地质灾害的预防阶段 依据调查成果实施对灾害体的监测,依据监测成果适时提出灾害可能发生的时间、地点,及时采取措施将灾害发生损失减到最少。所以预防地质灾害发生是社会的共同责任,是国家赋予政府的职能,是一种社会公益性工作[2]。 2.2地质灾害的治理阶段 多数地质灾害由自然因素所引发,其威力之大是人类目前无法防治的。常通过预防、避让而使其造成的损失减到最小。也有一些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威胁,而目前人类又没有能力进行治理的地质灾害[3]。 3地质灾害与和谐社会 理想中的和谐社会就是一个法律法规非常健全,社会中个任何事物都是平等和公正的,并且社会中时时刻刻都弥漫着友爱的气息,并且治安也非常好,人们的生活也非常有序。想要建设这样的和谐社会就应该先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好,保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要是人们在进行社会发展和建设的时候对自然环境进行严重的破坏,自然环境也会不断地报复人类,这样就不能够进行和谐社会的构建了。在处理任何自然的具体关系的过程中,应该用客观的思想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理解和认知,其中包括,人类应该在进行任何活动的时候,将自然环境进行首要考虑,并对其进行保护,再就是自然环境是瞬息万变的,有时候就算人类不对自然环境进行破坏,其也会因为自身的因素对人们的生存环境产生破坏,导致人与自然不能够和谐共处。所以,想要提高人与自然的和谐程度就应该对人类的各种活动进行限制,对自然环境造成破坏的行为进行严重惩罚。再者就是人们应该针对自然环境的变化规律进行分析和研究,预防自然灾害对人类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这样一来,就能够保证人们对各种自然灾害的发生进行预测和判断,并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预防和治理,进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构建和谐社会[4]。 结语: 综上所述,在进行和谐社会发展建设的过程中,人们不应该将一切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都建立在破坏自然地质环境的基础上,这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所以,在进行和谐社会构建的时候,应该对自然的发展进行良好的调查和分析,防止各种人类活动造成自然界中的不和谐因素。上文针对地质环境经济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关系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并阐述了国家相关部门应该针对地质环境进行有效的保护,并对各种地质环境灾害进行有效的预防和治理,使人们充分认识到地质环境对人们生存质量的影响,进而促进和谐社会更好、更快、更加文明的发展和建设。 作者:何牧 单位:河南省地质环境监测院 环境经济论文:环境经济学课程增设探讨 摘要:随着低碳经济在环境经济学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强,环境经济学课程有必要对碳交易知识体系加以普及,本文探讨了限额设定、配额分配、价格管理、监测核查、市场工具等构建碳交易体系的五个方面。 关键词:环境经济学;碳交易;知识体系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是当今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环境经济学理论已表明碳交易是公认的最具“成本效率”的低碳治理政策工具,但环境经济学却未专门介绍碳排放交易体系,随着碳减排约束的不断加强,环境经济学有必要对这一知识体系加以普及。碳交易知识体系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介绍。 一、限额设定与范畴 “限额”是指某一交易体系所涉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限额设定涉及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1、管制气体。 大部分排放交易体系关注然手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少数排放交易体系还管制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烃、全氟烃和六氟化硫等。 2、管制行业。 管制行业的确定需要权衡常规因素:第一,分析某特定行业的减排潜力与减排成本;第二,了解该行业对交易机制的熟悉程度;第三,了解该行业的监测、报告与核查的可行性。 3、覆盖范围。 如果包括每一个微小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来源,会超过管理计划能力并导致交易成本的增加,但只包括少数单位则会减少配额市场的流动性。使用最多的方式是从核心行业着手,然后逐步扩大管制行业范围。 4、排放监管点。 交易体系可分为上游体系与下游体系:在上游交易体系中,化石燃料生产商必须根据燃料中的碳含量交出相应排放配额;在下游交易体系中,排放者必须根据实际排放量交出相应的排放配额。 二、配额分配 在指明排放配额总量的前提下,确定每个排放者获得分配排放限额的数量,确定排放配额是高度政治化的决策过程,政府通过设定排放限额有效创造稀缺的宝贵资产,然后在经济体不同参与者中进行分配。配额的方法一般有三种:一是政府免费分配它新创造所有的资产,二是排放者必须从政府买所有它需要买的配额,但大部分的碳交易体系选择的是混合型的。例如,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只是拍卖排放配额的10%,基于早年排放而对排放者分配排放许可证,这种方法叫做“溯往原则”。还有一种方法叫做“标杆原则”,根据某同质行业、给定产品组或经济产量的绩效评价确定排放配额的核配方式。采用溯往原则核配碳排放权相对简单,仅需获得待审计设施的排放数据即可,但弊端是奖励了污染最严重的企业,因为它在不考虑企业效率的前提下将最高排放配额分配给排放量最高的企业。其次这种原则还鼓励企业夸大其给定基准期的排放量,用以达到更高排放配额的目的。采用标杆设定原则有助于平等对待具有可比性的设施,生产效率高的企业能够获得更高排放配额,从而鼓励企业努力提高排放绩效,奖励生产效率高的企业,惩罚生产效率低的企业。但其难点在于要为排放交易体系涵盖的所有工业部门的所有异质产品设定标杆。 三、价格管理 由于碳交易市场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大,交易量过低、流动性过差、价格波动都会影响交易系统的环境效益,因此有必要设计一些工具来降低市场波动、控制碳价格。 1、储存配额。 排放者可保留剩余配额至下一个履约期使用,配额价格除了能反映当前的配额稀缺程度,还能反映未来预计的配额稀缺程度。 2、预支配额。 若交易体系允许排放者通过预支未来交易期的排放配额满足当前交易期的规定,则碳价格能够稳定在较低水平。 3、价格底线。 通过设置最低碳价为投资者提供安全保障,通过这种方式可限制碳价波动、减少未来碳价的不确定因素。 4、价格上限。 通过为排放配额设置价格上限确保排放者合规成本不会超过既定阈值。如果配额价格达到上限,监管机构则必须增加配额供应。 5、抵消。 抵消信用额度是奖励排放交易体系涵盖范围以外的温室气体减排成果的凭证。可采取国内抵消信用额度或国际抵消信用额度两种方式。 四、监测、报告、核查及执行制度 为了保证排放交易体系市场既可信又可靠,作为监管者应确保覆盖范围内的设施遵守规则,关键在于监测、核实及报告实际排放量的准确性。防止发生欺诈行为不仅对该市场的有序运作至关重要,还关乎排放交易体系所维护的环境完整性。在力求监测结果准确可靠的同时还需考虑监测、报告及核查的费用。首先,使用与活动性质及规模相宜的监测规定。第二,报告要求清晰明了,截止日期应予以明确。第三,由外部机构完成对排放数据的核查工作。第四,针对不合规的行为制定各类惩罚措施。第五,设立电子登记处可确保准确记录排放交易体系内发生的全部配额交易。 五、市场工具 除了可供各实体从政府或者拍卖会直接购买碳排放配额的以及市场外,还存在旨在提供上述实体互相出售这些碳排放额度的二级市场。在一级市场,政府可以直接拍卖碳排放配额、将拍卖程序外包给私人平台或外部实体、或者聘请银行自行出售碳排放配额以实现收入最大化。二级市场的交易所可以提供碳产品(碳补偿额度、碳排放额度以及衍生产品),碳补偿额度或碳排放额度还可以进行场外交易。交易中典型的碳产品类型包括:现货合同,买方一次性购买并获得碳排放额度以满足紧迫的合规需求;期货合同,先进行交易,然后在一个较晚的日期供应碳排放额度和付款;期权合同,其中的一方购买在较晚的一个日期支付特定产品价格的权利,即现在支付期权权利金换取今后以特定价格进行产品交易的权利。 作者:张翼 曾炜 单位:湖北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太阳能高效利用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 环境经济论文:藏区生态环境经济发展 一、藏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同全国其它地区一样,广大藏区的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生活得到进一步提高。但由于历史,地理等诸多因素,特别是交通信息等因素的制约,藏区与中国其它地区,特别是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还很大。随着改革的深人,这种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日益扩大的趋势。譬如:2002年,我国人均GDP为10320元人民币,但许多西部省区人均GDP远远低于这一数字。如甘肃、云南、四川、西藏和青海人均GDP分别为4493元、5179元、5766元、6093元和6462元。⋯㈣与之相反,东部和沿海许多省份人均GDP远远高于平均值。如浙江、广东和江苏省人均GDP分别为16838元、15030元和14391元。平均计算,上面所列五省区的人均GDP仅为浙江、广东和江苏三省的36%。自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各省区的经济增长明显,有些省区甚至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005年,甘肃、云南、四川、西藏和青海省的人均GDP分别为7477元、7835元、9060元、9l14元和lO045元,与2002年相比有明显的增长,但2005年浙江、广东和江苏省人均C,DP分别为27703元、24435元和24560元,|2远远高于西部。上面所列西部五省区的人均GDP与浙江、广东和江苏三省人均GDP间的差距在2002年大约为一万元,但三年后,这种差距几乎扩大到原来的两倍。为此,中央政府加大了对藏区的投资力度。特别是在中央几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召开以及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发展战略以来,许多藏区以GDP的增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速度得以发展。但藏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比如:在2008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为4761元,但在西藏这个数字仅为3176元。 在青海省藏族比较集中的几个自治州差距更大。黄南,果洛和玉树藏族自治州200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分别为2369元、2291元和2176元,jf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除了发展战略安排和地区优势以外,造成这一严重后果的男一个主要原因是在发展中忽略了当地实际情况,特别是忽略了少数民族地区特有的历史、地理、文化及社会现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顾当地实际,盲目崇拜GDP的现象在藏区的经济发展中显的尤为突出。当然,有些问题是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共有的,但有些是藏区所特有的。与中国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一样,藏区也存在诸如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落后、工业发展缓慢等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但在藏区更加突出和严重的问题是:逐年增大的城乡差别,高度依赖中央政府投资的不可持续性和教育质量的严重落后。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是中国其它地区所没有的。例如,2009年西藏文盲半文盲人口占l5岁及其以上比例高达39.6%,是中国西部省区最高的。这个数字远远高于全国7.1%的平均水平。如果我们再拿初中、高中教育相比较情况更糟。2009年,6岁及以上人口中全国大约41.7%的人口具有初中文化水平,13.8%的人口具有高中文化水平。但在西藏这个数据分别为12.8%和3.9%,是全国最低的。5](明∞)藏区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不是孤立的,而是许多问题交织在一起。问题的起因是多多种多样的,但在发展中对当地实际情况的欠考虑是其中一个主要问题。譬如:忽略当地实际,简单地效仿内地建工厂的办法来发展藏区的加工业,甚至将内地的工厂搬迁到藏区,是一种从外“嵌入”的企业,而非本地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虽然各级政府为藏区的工业发展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由于没有认真考虑西藏的实际情况,结果不尽人意。西藏能源匮乏,基础设施落后,没有与加工业相适应的熟练工人,所以许多企业一开始就亏损。 而为维持企业的运作,在地方政府无力扶持的情况下,唯有依靠国家的扶持。另外,许多中央及其兄弟省份的投资都集中在城镇,这样使得在经济发展中农村和城镇的差距越来越大。为了缩小城乡差距,加大对农村的投入,特别是鼓励农牧民积极参与到非农产业的发展从而提高农牧民收入显得至关重要。但遗憾的是没有考虑到藏族市场竞争力弱的实际,简单地效仿内地开放市场的模式,从而使藏区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极度落后的地区反而成为劳动力输入地。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涌人藏区开辟和占有新增就业岗位而当地居民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使得在拉萨等主要城镇形成外来务工人员垄断个体经济的局面。个体经济的迅猛发展繁荣了藏区城镇,但也进一步扩大了藏区的城乡差距。当然,改革开放30年以来藏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是不能磨灭的。但同时藏区在发展中所产生的这些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虽然发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在发展过程中忽视了藏区的实际情况,违背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 二、藏区的实际情况 藏区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生态环境十分脆弱、藏传佛教为主的藏文化核心价值观念深人人心和与之相适应的以高寒农牧业为主的生产方式。藏区的这一社会文化特点与中国内地有着很大的差别。完全照搬内地的成功经验也许可以推动GDP的增长,但在发展中会造成无法弥补的环境和社会问题。所以说,藏区的发展应该充分考虑藏区所特有的社会环境问题,制定和实施与之相适应的发展战略,而不能盲目照搬中国内地和其它地区的所谓成功经验。国际社会对发展的理解也逐步从以政府为主、以市场为主和以社会为主等观念转变为以各种相关力量相结合,共同发挥作用的发展理念。这就需要充分了解当地实际,也只有建立在以当地社会实际为出发点的发展战略才能充分调动各种相关力量积极有效的参与发展、分享发展成果并且维护发展的可持续性。青藏高原俗有“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之称。气候干燥恶劣。由于地质变动和全球变暖等因素的影响,环境在恶化。逐年减少的湖泊、冰川和草原正在威胁着高原的生存。同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是青藏高原的另一面。迄今为止,已发现包括金、银、铜、铁、铝、锑、锂等100多种矿物质。在高原的东部有大片原始森林。另外,在青藏高原还有包括白唇鹿、野牦牛、藏羚羊等珍贵野生动物和大量植物,其中包括900多种具有医药价值的草本植物。青藏高原还是包括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等多条主要河流的发源地,俗称“中国水塔”“亚洲水塔”。青藏高原的环境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而且直接关系到世界的环境安全。有科学家指出:青藏高原纳人中国总的生态系统中考虑时,青藏高原的价值不是体现在能产出多少物质产品,特别是不能以GDP来衡量,而是应该以青藏高原对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来衡量,青藏高原最大的价值是提供生态服务。_6J(10)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的变化将直接影响中国的生态系统,影响到中国的发展和安全。对藏区环境的保护不但直接关系到中国的生存和发展,也关系到亚洲乃至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青藏高原极其脆弱的生态系统进一步说明了环境保护在藏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因此,环境保护应该是藏区经济发展过程中优先考虑的一件大事。虽然青藏高原环境恶化的问题与地质运动和全球变暖有关,但也与人类的过度开发有直接关系。 比如:将牲畜数量作为经济发展指标的年代,青海省果洛州玛多县忽略草原牲畜承载能力,盲目追求牲畜数量,1979年玛多县的牲畜数量达到67.76万头,当年牧民人均收入达1600元,成为全国最富有的县之一。但由于牲畜数量远远超过草原承载力,草原严重退化。草原退化面积从1960年的10%增加到1998年的70%,导致牲畜数量从1979年到1999年的20年间减少了55.8%,玛多县沦为全国贫困县之一。1995年后,玛多县沙化草地每年以20%的速度发展,草原80%的湖泊和河流已经干涸。l_7]嘶牲畜平均重量的减少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草原退化引起的严重后果。在上世纪70年代,玛多县牛羊的平均体重分别是400公斤一500公斤和4o公斤一5O公斤,但在本世纪初,牛羊的平均体重分别降到300公斤和2O公斤一25公斤左右。6㈣虽然这只是个别案例,但充分说明了不切合实际的经济发展政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据统计,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多达360万平方公里,其中青藏高原约占三分之一。¨6J(103)根据邓艾的研究,从1980年到2000年,青藏高原地区草地退化面积净增加2625.4万公顷,草地退化面积以平均每年131万公顷的速度增加。如果草原退化速度保持不变,到2010年青藏高原50%多的草地将明显退化、沙化或碱化。青藏高原地区草地退化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1980年到2000年的2O年间全国草地退化率年均上升0.98个百分点,而青藏高原地区草地退化率年均上升1.16个百分点。_8】(131.-139)在分析草原退化的原因时,邓艾总结道:虽然自然因素对草地退化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但诸如过度放牧、过度农垦、过度采伐等人为因素是导致近几十年天然草原加剧退化的主要原因。除了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的特性外,藏区另外一个突出特性是佛教文化对藏族文化的深刻影响。自公元4世纪佛教从印度传到青藏高原,到公元7世纪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推崇佛教,佛教开始在藏区大规模传播。 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通过与当地原始宗教相互影响,逐步发展成为具有浓郁民族特色、以大乘佛教为主的佛教支派一藏传佛教。在其发展过程中,藏传佛教逐步成为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使佛教理念成为藏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佛教不仅在藏族社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的有关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基本教义成为人们理解生活本质的基础和价值观。佛教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不仅通过人们积极参与佛教活动,天天诵经,日日祈祷等日常活动,当地主要节假日都直接或间接与佛教有关而表现无疑。另外,在藏区随处可见的大大小小的寺院、佛塔、嘛尼石堆等佛教建筑也从另一个角度表现出佛教在藏族生活中的重要性。据记载,1952年前,仅西藏一地就有大小寺庙2500余座。l-9](眦’在西藏当时100多万人口中,出家人大约占1/10以上。另外,1952年以前的西藏是“政教合一”的体制,喇嘛在政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宗教领袖也是西藏最高的统治者。西藏近40%的耕地面积归寺庙所有。0j从这些数字不难看到佛教不仅在藏族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具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地位。一个普通藏族家庭每天的生活是在家中的主人点燃香案上的藏香,更换佛像前的净水等日常佛教活动开始的。孩子早晨醒来首先听到的是父母或爷爷奶奶诵经的声音。人们经常到附近寺庙或佛塔转经祈祷。对老年人来说,转经是他们每天的主要活动。另外,当人们遇到一些特殊问题,或在从事一些诸如婚礼、丧葬、长期外出等重要活动前,往往会请喇嘛占卜预测,确定吉日。孩子出生后,许多家庭要请喇嘛给孩子起名。这样孩子在出生的哪天起就开始直接或间接的受到佛教文化的熏陶。除了日常的佛教活动外,几乎所有重要节假日都有与佛教有联系的活动。藏历4月15日是释迦牟尼诞生日,人们通常会守斋几日到一个月不等,还要去转山祈祷。每月8日、15日和30日认为是吉日,人们经常要去寺庙转经。为祈祷丰收,通常各个村要组织人们背着佛像佛经进行转田活动。在人们一年的生产与生活中有许多与佛教有关的重大活动,同时人们日日在诵经祈祷。通过几百年的实践,佛教文化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许多藏族他们理解佛教的基本教义,他们懂得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基本含义。 他们甚至明白,如果只为个人的利益而祈祷收获甚微。他们明白藏传佛教大慈大悲利益众生的基本教义。通常人们懂得在祈祷时时刻想着他人利益的重要性。藏族这种对佛教的朴素理解,通过世代相传,在漫长的生活和实践中逐步成为藏族传统的主流文化。正如北京大学于长江教授所言:(藏族)对佛教的朴素理解,表明他们是在自然而然地、逐步地掌握这些观念和知识,没有通过正规的教育和刻意的宣传。佛教作为藏族传统的主流,是以“文化”或“民俗”的形式而不是一种特定的“宗教”形式代代相传的。藏族民众全体信奉佛教,所以在传统的人们眼中,除了佛教为主流的文化外,再没有可称为文化的东西。¨0J这种朴素并且强烈的信念逐步成为人们日常经济生活中的一种价值观,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对经济生活的选择。实践中人们逐步学会了如何与他们朝夕相处和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谐相处,学会了万物相互依存的世间法则和道理。许多阻止开发自然资源的戒律都源自对藏传佛教的理解和信仰,特别是藏传佛教有关动植物相互依存的知识。通过几个世纪的实践,在有关环境保护的问题中,许多藏族已经很难区分是宗教信仰还是对环境的关爱。在谈到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Grondona教授指出,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有利环境只有在存在一种“内在价值观”的社会环境中有可能存在。他将这种“内在价值观”定义为人们无论在有利和无利的情况下都持有的价值观。他认为一切经济的价值观都是非“内在价值观”,从而没有可持续性。也就是说一种支持持续投资的价值观不可能来自干经济的价值观,而只能是一种“内在价值观”。经济的价值观之所以不能持续是因为当达到经济发展目的时,这种价值观就会消失。他认为这种非经济的“内在价值观”是一种诸如生存、安全、威望、圆满、解脱等人们永远在追求的价值趋向。但无论如何这种非经济的“内在价值观”,只有在不阻挠经济发展,并且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情况下才能创造出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有利环境。_ll|¨-45)Grondona教授的观点也许有点不切合实际,但他说明了文化对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 三、对藏区经济发展的分析建议 发展是人类的永恒主体,但发展有科学与不科学、和谐与不和谐之分,每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目标不尽相同,有些甚至在其发展过程中严重背离了发展为人类谋福利的宗旨。为了使发展为人类谋福利,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就应该充分尊重当地实际情况,建立起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指出,当前西藏的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提出要大力保障民生,把更多关怀和温暖送给广大农牧民和困难群众,提高各族群众生活水平和质量。会议强调要把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农牧民收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使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近80%的藏族生活在广大农村,农牧业生产方式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活动和收人来源。如何摆脱农村的贫困问题是促进藏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关注藏区农村的发展不仅关系到整个藏区的经济增长和变化,而且对能否实现藏区广大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而达到使大部分藏族社区受益的目的。但考虑到藏区生态环境脆弱的现实,以扩大农牧业生产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利于对环境的保护。这样,只能在充分利用适应高海拔农牧业经济作物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科学技术生产高附加值的有竞争力的产品。另外,作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生产诸如牦牛、青稞等具有高原特色和特殊价值的产品。 青藏高原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他们的独特性。几个世纪以来,藏族人民适应了自己赖以生存的高原自然环境。因此,尊重藏区实际的科学发展观战略实施的关键是如何将藏区独一无二的产品与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相结合。同时,如何充分利用藏族传统文化,特别是藏传佛教文化对环境保护方面的特殊贡献是促进藏区经济发展的另一项重要问题。由于藏传佛教文化对保护环境的贡献是基于藏族人民强烈的佛教价值观的信仰,这种对环境保护的贡献是难以用法律法规等手段代替的。所以,对藏传佛教文化的保护不但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对实现藏族人民福祉至关重要。尊重藏区的实际情况,就是要全盘考虑藏区自然环境脆弱、以高寒农牧业产品为主以及藏传佛教影响深刻的现实。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发展就应该将重点放在如何开发含金量高的、环境友好型的和具有浓郁文化特色的产品。也就是说,在藏区的加工业、旅游业和其他产业应该将藏区独一无二的资源与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相结合,以便生产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充分考虑环境的承受能力,任何产品的出笼都不应该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同时,尽可能使藏族文化附加于有关产品,进一步提高产品的文化价值从而提高产品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这样,通过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而不是通过扩大规模的经济发展模式,特别是通过监控生产过程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同时,通过附加青藏高原文化的形式推销藏区独一无二的资源,从而进一步展示藏区产品的唯一性和独特价值。考虑到激烈的市场竞争,唯有通过这种发展战略才有可能在保护环境和藏族文化的同时,使广大藏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这种以当地实际为出发点的发展战略不仅考虑到藏区环境脆弱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同时充分尊重当地文化。当地藏族最了解他们所处的环境、生产方式和他们自己的文化。所以说,这种发展模式不但是可持续的,而且能最大限度的调动当地人积极地参与其中。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藏区的社会文化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相互作用,共同发展,创造了藏区特有的社会文化和生产方式。所以说,只有在充分了解藏区发展历史、以藏区现有的社会文化现实为出发点,才有可能制定出符合藏区实际的,能充分调动当地人积极性的可持续的发展规划。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避免造成严重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强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为实现“十二五”时期发展的目标任务,全会就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以藏区实际为出发点的发展模式不仅符合我国发展战略,更能体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充分考虑藏区实际的发展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能解决当前藏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环境经济论文:国外环境经济理论探究 一、财产权问题 新制度主义者认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外部性导致环境问题的出现,而产权制度缺损又是导致外部性问题的根源。因此,一个社会可以通过建立合理的资源产权制度来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针对财产权利的合理界定并与特定社会政治文化因素的结合,西方学者在水权制度、林地产权制度、农地制度等资源产权制度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证研究。英国伦敦大学的戴维•皮尔斯等人认为,如果土地所有权(landtenure)能够得到保障,那么土地的拥有者或使用者就会对价格刺激做出积极的反应。如果没有这种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保证,就会出现财产权失效或体制失效的现象。布罗姆利(Bromley)和塞尔诺(Cerneau)区分了4种独立类型的财产制度,它们分别是政府的、私人的、公共的和自由进入的财产制度。在第4种情况下财产概念失去了意义,前两种情况下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可通过所有人与使用人之间的承租协议方式实现分离。假若协议得到执行,那么土地使用就会受制于有关环境保护的协议。公共财产指集体拥有而被私人占用的财产制度(集体之外的所有其他人被排除在使用和决策之外),集体中个人拥有权利和责任,当然这种责任和权利不一定平等。C.万初普(CiriacyWantrup)和毕晓普(Bishop)、布罗姆利和塞尔诺等人强调公共财产制度不是土地过度使用的单一原因。正如朗格(Lunge)研究的那样,集体中所有个人都独立行动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假设是不恰当的。许多经典案例表明,公共财产制度能够而且确实显示了持续存在的能力和良好的环境管理能力。然而,它们也像其他财产制度那样容易受到外部压力(诸如技术进步、与其他集体新的社会经济关系或自然灾害等)的干扰而偏离方向,公共财产制度需要建立在一种强有力的集体行动理论之上。有些学者强调,混淆公共财产与自由进入,从而假定在公共财产制度上可能看到“公地悲剧”是一个重大错误。如果这个集体不能加强自己的权利来排除外人,那么情况可能是这样的。私有化能够为改善土地和资源提供不断的刺激,但它也与最优资源退化和拥有者之间外部性的存在相一致。由于自由进入被定义为没有财产的状况,那里授权从来不存在,或者以前的权利不能或已无法得到加强,那么“公地悲剧”就有可能发生。美国著名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提出了公共池塘资源(common-pool-resource)概念,她认为公共池塘资源是一种人们共同使用整个资源系统但分别享用资源单位的公共资源。在大量的实证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她开发了自主组织和治理公共事物的制度理论,从而在企业理论和国家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集体行动理论,同时也为面临公共选择悲剧的人们开辟了新的路径,为避免公共事物的退化,保护公共事物,可持续地利用公共事物,从而增进人类福利提供了自主治理的资源产权制度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构建水权交易市场的需要,国外学者对水资源产权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包括水权制度的构建和制度绩效的分析。但目前对水权尚无统一的定义,人们的水权观念决定于一系列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安排,从而水资源可能存在私人物品、公共物品和社区共用物品等形态。一般认为,水权的界定应包括拥有者、数量、可靠性、可交易性和质量等方面。排污权是一种特殊的财产权利,它是对环境容量这一稀缺资源的明确界定和分配。排污权的分配并允许其交易,大大减少了环境政策的执行成本,同时,环境资源使用中的“产权拥挤”问题也得到了解决,使用者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将使整个社会的利益实现最大化,使环境容量资源得到高效配置。排污权交易是未来环境政策发展的主要方向。 二、可持续性问题 效率和伦理因素会影响私人和社会在环境问题上的选择。国外关于资源配置的静态和动态最优原则的研究较为透彻,如对于矿产(可枯竭资源)开采量、林木(可再生资源)砍伐量的决定等研究都可归纳为特定的动态最优化问题。戴维•皮尔斯认为,贴现率直接影响人们对资源的利用和相应的投资行为,然而在现实情况下贴现率是一个难以估计的变量,所以全面分析贴现率与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方式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但其要点在于:贴现率直接影响人们对收入和成本的预期,贴现率越高,可枯竭资源越以更快的速率折耗。高贴现率与资源开采价格和成本的高比率的结合会导致“资源的最优灭绝”。因为高价格—成本比率使得开采最后一个单位的资源仍然有利可图,而高贴现率则鼓励资源的现在利用而不是留待将来利用。贴现率受资源占用者的自然(地理位置和资源丰富程度)和经济(占用者的收入及影响收入分配的正式制度安排)的保障程度以及特定社群内的共同规范(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可持续的观念体现在,当代人对福利的追求不能以后代人的福利降低为前提。西方学者在对环境资本(包括自然与人工资本)存量变动作出严格界定的基础上提出弱持续度、强持续度和环境的可持续性等概念。根据哈特卫克规则(HartwickRule),如果将所有从稀缺性资源的使用中获得的稀缺性租金以资本形式投资,则资源配置的结果会使社会在弱持续度上发展。一般而言,并非所有有效率的资源配置都具有可持续性,而且并非所有可持续的资源配置方式都是具有效率的,只有同时具备可持续性和效率性的资源配置才能同时增进当代人和后代人的福利。绿色NNP是近似调整环境因素后的国民生产净值,它是总资本(人造资本加自然资本)存量减去当年付出的环境补偿量。在假定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可以完全替代的情况下,皮尔斯和阿特金森(PearceandAtkinson,1993)提出了弱可持续性指标(PAM)。PAM的定义为:PAM=SY-δMY-δNY(1)若PAM 0,经济可持续。上式表明,如果储蓄(S)超过人造资本(δM)和自然资本(δN)的折旧之和,则PAM为正值,这里Y代表收入。最新的集中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福利度量是戴利和科布(DalyandCobb,1989)提出的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ndexofSustainableEconomicWelfare,ISEW),他们首先把一个收入不平等指数应用于私人消费,以此来反映分配的变化。这里隐含了一个假设,即穷人消费边际效益增加的价值大于富人消费边际效益增加的价值。上述PAM和ISEW指标均已被用于对实际经济体的分析之中。热力学第二定律最重要的含义是:物质经济运行必然消耗维持其运行的资源。资源稀缺性的增加和污染水平的上升都是物质燃烧和消耗的不可改变的单向结果。为了测定一个经济过程或一个经济系统中的能量流动,研究者们提出了几种方法,这些方法中包括“过程分析法”和“投入产出法”。通过能量计算和动态仿真模型,国外学者已经把稳态经济思想拓展到可持续发展模型中,但目前的模型设计还比较简略。有人提出,使用地理信息系统(GIS)与专家系统,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们找到合适的、可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管理战略。 三、对资源与环境的价值评估 价值评估是环境经济学的传统研究方向,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仍在不断完善。资源的价值包括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两个部分,即TVR=V1+V2,其中,V1=DVR+IVR+OVR。V1为资源的使用价值,V2为资源的非使用价值即存在的价值,DVR是资源的直接应用价值,IVR是资源的间接使用价值,OVR表示资源的选择使用价值。目前国外用来计量“非市场”物品价值的方法分为两种:(1)互相依赖需求法。该方法的精髓是从可以观察到的市场行为来估计非市场物品的内在价值。例如,娱乐价值可以通过娱乐支出显示出来,位置价值可通过财产价值显示出来。所用的方法包括惟乐定价法和旅行费用法。(2)另一个是直接方法,用直接提问来得出以下两方面的估计:为避免失去或获得舒适而“甘愿付出”的费用,为了失去舒适或一些权利而“甘愿接受”的赔偿。这被称为或有估价。惟乐定价法寻求包含在贸易商品或资产内的特别品质的价值或价格,这些商品或资产具有大量数量上和质量上的特征。例如,可能在统计上评估出一些环境特征对房屋价格的影响,如有无开阔的乡村环境、洁净的空气、进入林地的通道,是否接近重工业区或交通要道等;同时惟乐定价法还能估计可量化变动成本对价格的影响,如房屋年龄、浴室数目等等。这个方法有时可以估计受这些特征影响的商品和资产的环境价值。然而,对于不仅仅只有房主受公园的影响而赋予其存在价值的情况,这些计量只能是部分的,例如公园还有许多实际的和潜在的使用者。所以,就目前的研究水平而言,惟乐定价法只具有有限适用性。旅行费用法也因其只适用于对娱乐性的游览地的估价而用途有限。游客每次的游览费用能被测算出来(有许多相关变量),可以假设这是他们为得到娱乐服务而付出的最少自愿费用。通过回归每位游客的旅行费用和其他变量(如游览其他替代地方的费用、游客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旅行次数)就可以估计出游览需求函数。需求曲线的下方区域表示对游客消费者剩余的估计。这个函数可用来估计收取或改变入场费对这一景点游览需求的影响。这个方法不可避免地导致方法论上的困难,但是因为乡村旅游经济学在农村发展的各个阶段都起着重要作用,所以这个方法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虽然它有助于估计旅游资源对于游客的暗含价值,但却遗漏了旅游资源对于不是游客的大量人群的选择自由和存在价值。或有估价是实验经济学的重要方法,对行为和价值的估计是通过诱导出应答者对假定问题的反应得到的。如这个方法有可能得到关于应答者为了阻止建一条通过国家公园的道路而自愿付费的估计,或者关于他们在继续修路的情况下自愿接受补偿的估计。不管哪一种估计,都得到了修建道路对应答者,甚至对不住在国家公园附近的应答者的外部成本的估计。因此或有估价是试图估计不能从市场行为中得出的价值的有用程序,而且目前还不存在问卷试验不能试图评估的问题。或有估价试验的设计对结果的有用性至关重要。人们普遍认识到,应答者的回答包含偏爱成分。而且,或有估价试验需要仔细的抽样才能把初步试验结果上升为整个人群的价值取向。不过,这是一种有高度灵活性和多种用途的工具。 四、基于市场的环境管理政策工具研究 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通过市场信号刺激人的行为动机,而不是通过明确的环境控制标准和条款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这些政策工具,如可交易许可证制度、污染收费制度以及押金返还制度等,都以“利用市场力量”为显著特征。如果这些政策得到很好的设计和执行,那么厂商(或私人)在追求各自利益的过程中,就可以同时实现环境政策目标,取得良好的集体(社会)效益。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超越传统的“命令—控制”方法的两个最为显著的特征是:低成本高效率的特点和技术革新及扩散的持续激励。从理论上来说,设计适当并得以实施的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能以最低的社会成本实现预期的治污目标。此时,治污成本最低的厂商被激励去进行最大数量的治污工作。市场导向型的政策工具不像统一的排放标准那样使厂商的污染水平均等,而是力求使各个厂商治污的边际成本相等。政策制定者在选择各种政策工具时所坚持的原则是,以最低的成本实现既定的环境管制目标。排污权交易制度是近一二十年发展起来的保护环境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市场制度,它由美国在70年代末首创。排污权交易主要是通过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权利,并允许这种权利像商品那样买入和卖出来进行污染排放控制。基本操作思路是:政府机构评估出使一定区域内满足环境要求的污染物最大排放量,并将最大允许排放量分割成若干规定的排放量,即若干排污权,政府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分配这些权利,如政府可以销售、出租、拍卖或馈赠等,并通过建立排污权交易市场使这种权利能进行合法有偿的交易。排污权交易是在某一区域内根据环境纳污能力,在实行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利用市场机制进行的数量调节,体现出较强的公平性和效率性,有助于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排污权交易制度具有以下特点:(1)能促使环境资源的产权关系明晰;(2)具有良好的激励效果;(3)可降低污染防治的交易成本。值得强调的是,各种政策工具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交互作用。例如,通过单一的谈判或税收政策可以实现社会的最优污染水平。然而,如果在政府征收了一笔税收之后,污染受害者与污染者成功地进行了谈判,此时的污染可能就会处于一个次优的低水平上。 五、环境问题的数量模型研究 1•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 倒U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自1994年由塞尔登(Selden)和桑(Song)两位学者提出后,近年来成为环境经济实证研究中一个充满争议的主题。EKC表明:环境恶化与人均GDP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呈正向变化关系,当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后,二者表现为反向变化关系。国外研究文献指出,除了人均GDP外,尚存在其他导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向下倾斜的因素。澳大利亚学者麦格纳尼(ElisabettaMagnani)在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分析污染削减政策的决定因子,提出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收入分配函数而非其均值的观点。如果多数人投票机制发生作用,那么收入分配参数将通过影响对于环境改善的支付意愿,进而决定污染削减水平。麦格纳尼认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非经济发展的必然路径,而是一种政策引致的结果。非经济因素如政治制度的特征和文化价值观念会导致不同的环境经济政策。在特定的投票制度下,收入分配函数中的各个参数对公共政策决策至关重要。如果多数人投票机制发挥作用,经济增长通过影响主要投票人的环境支付意愿而影响公共政策决策过程。一般来说,相对收入和总体环境改善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三个方面:污染行为的收益和成本的分配状况、各个收入阶层在政策制定者效用函数中的权重以及财富象征效应和消费中的攀比效应。麦格纳尼的分析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与传统库兹涅茨曲线内在地统一起来,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传统的库兹涅茨曲线认为收入分配不公现象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逐步减弱,这将进一步通过影响公共政策决策使环境改善,因此,麦格纳尼的分析实现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与传统库兹涅茨曲线在形式与内容上的统一。污染强度与人均收入的一般经济计量模型可表示为:mit=α0+βf(xit)+γt+uit此式对悬浮颗粒物(spm)、SO2排放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拟和效果明显。多数实证研究选择人均收入(xit)的2次或3次多项式形式,也有研究采用人均收入的对数平方和对数立方多项式形式,这取决于所考虑的因变量,以及所采用的是横截面分析(cross-sectionsanalysis)还是分组分析(groupinganalysis)。这些因素导致了所获得的库兹涅兹曲线的不同形状和转折点的具体位置差异。 2•环境问题的CGE模型分析 国外学者用可计量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ComputableGeneral-EquilibriumApproach)对环境政策绩效进行模拟分析。可计量的环境一般均衡分析法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根据生产与污染的相互作用推导而来,与投入产出法和线性规划法比较,具有下述特点:第一,价格是模型的内生变量,并由“市场”所决定;第二,模型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以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由于价值的调整而实现均衡时的经济状况为分析背景;第三,模型中的供给函数和需求函数由生产者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和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行为推导而来;第四,CGE模型通常是多部门和非线性的,内含资源约束,更接近于现实。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CGE方法开始应用于对环境问题的分析上,日益显示出其在环境政策模拟上的优势。中国的环境污染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严重,因此中国环境问题成为国际上CGE模型分析的一个焦点。谢剑(XieJian)①开发了一个静态的环境经济综合CGE模型,将各种与污染有关的生产活动整合进模型中。他的模型增加了对环境污染与生产活动的连接关系、污染控制活动和环境政策变量的描述,并构造了一个包含环境账户的社会核算矩阵作为模型的数据基础。模型的生产模块采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使用资本(K)和劳动力(L)两类基本要素,模块的生产函数中未包含环境退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因素。模型包含了一些主要的有关环境的要素:生产部门中减少污染的行为和成本、污染税(如生产部门的排污税)、污染控制补贴、污染补偿、独立的环境投资和投资需求、不同的污染指标。在该模型特有的污染模块下定义了环境投资需求、排污税、环境补偿和污染削减成本等。利用此模型,谢剑分析了控制污染政策的实际环境效果及其对经济增长、就业、收入和投资等的影响。全球变暖问题是CGE模型开发的另一个重点。二氧化碳排放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国外有关碳税的CGE模型数不胜数。较早针对中国的分析是由张中祥作出的。他分析了如何用碳税来控制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造成的各种宏观影响。他的模型是一个递推动态模型,同时利用MARKEL模型来进行二氧化碳减排技术的选择。由于CGE模型无法描述生产技术的选择,而结合了MARKEL这个线性规划模型后,就可以在给定线性目标函数和线性约束的条件下选择最优的技术。这个模型着重考察能源结构,在生产函数的投入要素中,除了通常的资本和劳动力外,还包含了能源投入的合成要素,而此合成要素由4种不同的能源投入(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构成。加尔巴乔(Garbaccio)等人的模型在中国二氧化碳减排问题的研究上也颇具影响。此模型也是一个递推动态模型,模型将中国经济处理为计划和市场共存的状况,考虑了人口增长、资本积累、技术变化和需求模型的改变等因素。模型模拟了征收碳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模型中此部分税收用于补偿给消费者和生产者,从而促进了投资。该模型得出了征收碳税可得到双重红利(在长期内可增加GDP和消费)的结论。模型的数据基础是1992年的投入产出表。 六、越境环境问题 一个国家内排放的废物会影响到其他国家,这成为越境污染,如酸雨、海洋或国际湖泊的污染以及流经几个国家的河流的污染等。同样,一个国家的资源退化也可能影响另一个国家的利益。这种越境问题至少需要双边谈判,而且往往需要多边合作来解决。根据外部性原理划分国际环境问题是很有效的。外部性有两种基本作用形式,即单向的和交互的。在单向作用中,一个实体损害了另一个实体,例如上游国家污染了河流或过度取水影响了下游国家的使用。在交互作用中,由于资源共享,损害也是相互的,如空气、跨国湖泊和海洋。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把资源利用的成本加给了另一个国家,反之亦然,共有的外部性成了一个公共财产问题。全球资源包括由对流层和平流层组成的大气以及环绕陆地的各国专署经济区以外的海域。由于这些资源由全世界共同拥有,通常被视为全球共有资源。确切地说,它们更接近于开放性资源(可自由进入的)。尽管近年来人们通过签署控制向海洋倾倒废物的国际公约以及控制臭氧层损耗的国际协议等各种努力来实现对全球资源的管理,但总的来说,并未做到为了全世界的共同利益而管理全球资源。目前对全球公共资源的利用显然超过了其在经济上的应有水平,有时候还超过了生态承载能力。全球“温室效应”、臭氧层损耗及生物多样性问题如今备受关注。流域水资源与水环境管理在国外越境环境问题研究中日益受到重视。国外学者提出一体化的水资源管理是从全球视角考虑的解决水安全问题的一个有效措施。目前发展中国家的水资源与环境问题比较突出,实施可持续的一体化水资源管理模式,能够平衡人类需求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一体化的水资源管理模式鼓励并能够促进流域内或紧密相连的一定区域内水资源的可持续高效利用。为了取得水资源利用的更大价值,有关利益主体必须认识到他们对发展的进程作出了贡献,他们必须理解水资源管理的目标,并意识到各自的责任对实现目标的重要性。要做到这一点,人们必须充分考虑到一定流域水资源的各种竞争性用途,如生活用水、工业用水、农业用水以及休闲娱乐等,并对各种用途的效果进行估算,综合权衡,以保证相关区域内经济与生态目标的协调。同时,为改善水环境状况,需要制定合理的水资源价格,以及对供水和污水处理基础设施进行合理的运营设计。 七、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贸易与环境问题 国际贸易、环境和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受到广泛的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收入主要依赖于初级产品的出口,一般来说,初级产品出口获取的外汇占出口所获外汇的60%左右。工业化国家的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具有较大影响。如果贸易条件下降,出口国必须出口更多的产品以使其外汇收入保持不变。在农作物的出口中,贸易条件恶化会使这些国家扩大种植面积以增加出口。如果这种受影响的作物有害于环境,那么非边远地区的土壤可能会受到直接的损害,对边远地区土壤的损害可能更大。即使有些农作物有益于环境,人们也会努力砍伐灌木以扩大对边远土地的耕作,而森林的砍伐又加剧了对土壤的侵蚀。近来人们对世界贸易组织中的环境争端较为关注,如何在自由贸易的大趋势下使资源与环境得到持续利用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城市工业和生活造成的点源污染由于相对集中,污染源明确,污染控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农业面源污染的情况却复杂得多。国外有关研究文献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市场化可能对环境带来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这取决于具体国家所采取的宏观和微观经济政策。经济全球化和农业市场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整个农业产业链带来直接影响,进一步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状况。市场化导致农业产业链中的下游产业如种植业生产的集约度日益提高,这对农业环境造成更大的压力,同时,由于缺乏实证资料,转基因作物的大量种植存在一定的环境风险。市场化促进了发展中国家农业产生链条的延伸和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这对水体和空气质量产生影响。技术条件的不同导致能源结构变化,也会对环境产生影响。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导致生产资源得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发展中国家逐步放弃完全自给型的农业生产模式(尤其在粮食方面),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趋于合理化,这将减弱传统农业灌溉区的土地退化现象,对环境产生积极影响。然而,目前仍较缺乏这方面的实证研究。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各国和有关国际组织的重视,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都开始讨论贸易与环境问题。尽管在多边贸易体制下讨论环境问题的历史并不长,但是由于世界各国对该问题的关注程度日益加深,环境问题正日益显示出其重要性和敏感性。WTO中有关环境问题的讨论也越来越引人注目。在WTO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在多边贸易体制下讨论环境问题所持的态度有很大不同。发达国家由于受环境利益集团(如环保组织、环境研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等)的压力日益加大,大都希望在WTO中讨论贸易与环境问题,并制订有关规则;而发展中国家则担心,WTO对环境问题的过多关注可能会抑制贸易的发展,它们尤其惧怕向发达国家出口的产品会因更高的环境标准而被附加上许多“绿色条件”。 八、环境非政府组织(NGO)的发展研究 国家机构和企业机构均存在缺陷,尤其在所谓的公共事务治理方面,社区或公众组织更具优势。非政府组织(NGO)是政府失效和市场失效的产物,它是一种与传统模式有别的可持续发展组织模式。无论在主观还是客观上,NGO都推动着经济主体结构、秩序模式、制度规范和决策程序的变革,为环境与资源的利用和保护在制度和机制层面注入了新的活力。全球环境问题的出现对世界各国都有挑战性,其影响是不分国界的,不受国家主权的影响,因而这样一个问题的解决具有“全球公益性”。而在一个由主权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世界里,各国由于受国家私利的影响难免会为这一问题的解决设置障碍,这就为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兴起提供了契机。由于环境非政府组织不代表某一国家的特殊利益,因此能够比较客观地对某一环境问题作出评价,在推动环境问题的解决方面可能发挥特殊的作用。环境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方式多种多样:可以通过自己的研究,依靠自身科技的优势对环境问题进行精确的研究、预测;通过散发出版物等形式来影响公众意识和政府决策;可以直接在公众中宣传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以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可以通过游说政府,促使政府作出有利于环境的决策;也可以渗透到联合国体系当中,参与组织国际会议,督促和监督国际条约的实施并协调各国之间的关系等。可持续的自然资源和环境管理需要整合一系列行为人和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和利益,这些行为人和利益相关者可能来自当地、地区、国家或国际各个层次,这就需要一个可以容纳各个层次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机制。贫困阶层通常在当地的自然资源方面具有最直接的利益,然而,他们通常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被其他的利益集团边缘化,因此针对他们的参与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当各个利益相关者都参与问题的解决时,提出的方案在长期内更具有效性。如果没有一定的参与机制,人们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一些重要的信息也就同时被排斥了,而这些信息对当地权力结构和当地知识的积累非常重要。在世界各地活跃着许多民间环保团体,它们为公众在生产、消费行为以外提供了一个新的渠道来表达对于环境的立场和关心。民间环保团体在提高公众环境意识,参与解决环境问题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们是公众环保权益的最直接代表,因此其行为有别于政府行为和商业行为。作为公众的环境权益代表,它们为公众提供信息,进行技术监督,倡导绿色生产和消费模式;作为与其他利益相关者谈判的载体,环境NGO对于构建多方制衡的环境与资源管理体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发展中国家民间环保团体的发展和壮大首先需要得到制度上的保障,然后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民间环保团体的具体运作模式,加强NGO自身的能力建设。 九、环境与资源管理中利益相关者的行为研究 经济社会中的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信息使得价格制度常常不是实现合作和解决冲突的最有效安排。非价格制度,即参与人之间行为的相互作用是解决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冲突的办法之一。环境与资源问题中的利益相关者分析主要涉及利益相关者的特征行为分析(目标函数和策略空间)、组织框架、各利益集团的环境参与机制、利益相关者对环境资源政策工具的反应和相应的分配效应,以及利益相关者的权利保障和冲突解决机制的建立等。这些研究需要应用交易成本经济学、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国外学者研究了不确定情况下环境政策选择中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信息提供等问题。在环境管制实践中,对一方(委托人,即环境管制当局)的支付取决于另一方(人,即污染者)的行为,但人的行为无法被低成本地观察或监测到,此时就可能出现委托中的“隐藏信息”和“隐藏行为”问题。对于隐藏行为问题,政策制定者必须设计一种可行的合约来激励人的行为以达到预期绩效。从理论上说,这个问题可以应用作物分成模型的原理把人的收益与行为结果联系起来而得以解决。但在现实情况下,管制当局普遍缺乏相关的信息,它们无法准确估计厂商的生产函数以及居民的效用函数,不确定性也难以消除。然而,管制机构仍然可以获取一些有用的信息,如事后的反馈、来自行业内部和第三方(如消费者)的信息等,并利用这些信息来矫正污染者的行为。如果厂商认为他们能够影响环境保护机构的评估,那么厂商就存在低估治污成本以获取更低税率的激励。但如果厂商没有完成预定的污染削减量,他们将会遭到制裁。这种情景假定存在信息反馈,而且管制当局与厂商存在长期的关系。由于信息流动客观上存在不对称性,所以设计复杂的政策工具迫使厂商提供其真实信息是相当必要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从博弈的角度探索了理论上可行的在政府与市场之外自主治理公共池塘资源的可能性。她提出了“自筹资金的合约实施博弈”,认为在没有彻底的私有化、没有完全的政府权力的条件下,公共池塘资源的使用者可以通过自筹资金来制定并实施可有效使用公共池塘资源的合约。以上9个问题的划分没有实质性的界限,完全是为了叙述上的方便,在实际研究当中,各个问题常常是相互交织在一起,而不是完全独立的。 环境经济论文:环境经济发展模式 【摘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除了要关注GDP的增长外,还要关注其他的发展指标,如环境,教育和文化等指标,文章着重谈了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关键词】牺牲环境;经济发展;环境问题;人与自然 前言 在经济建设中确立正确的发展观以及相关的发展模式至关重要。过去我们谈论发展,总是和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长联系在一起,认为发展的终极目标就是物质资料的发展,就是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是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虽然也注重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但其地位远不如财富的增长、经济的发展来的重要。回顾人类发展的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近100年的历史,经济的发展突飞猛进,物质文明呈现跳跃式的发展,人类社会生活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随之出现的各种问题如环境问题、人口问题、资源问题和社会问题也为人类敲起警钟:如此的发展,我们总有一天会毁灭在我们自己所创造的文明之中,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应该如何让我们所生产的物质财富真正达到造福于人类的最终目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思路。这里我着重说明经济建设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问题。 一、过去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所造成的环境问题 (一)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所造成的环境问题 回顾历史,从工业革命后,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等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可以称其为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奇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经济总值呈几何倍数的增长。 这些国家经济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并最早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但是问题随之接踵而来。由于只注重经济的发展,忽视了环境保护,即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模式,结果导致严重问题。上个世纪,各个国家先后出现了严重的环境公害问题:马斯河谷大气污染事件、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多诺拉大气污染事件、伦敦烟雾事件、水俣病事件、骨痛病事件、四日市哮喘事件、米糠油事件、印度博帕尔农药厂事件、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都是由于工业发展排放的废水、废气和有毒物质,不仅危害当时人们的身体和生命的安全,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也影响了以后的一代甚至几代人的身体健康,并且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使良好的生态环境一去不复返。 这些重大污染事件,给人们留下了深刻而惨痛的教训。它告诫我们,在工业高度发展的今天,在进行建设及发展生产的同时必须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才能真正造福于人类,否则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所以各国纷纷探索发展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1980年3月5日,联合国向世界发出呼吁:“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确保全球持续发展。”1983年11月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ECD),1987年该委员会向联合国提交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注重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相协调,加强各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联系。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凝聚了当代对可持续发展理论认识深化的结晶。各国在环境保护的实践过程中纷纷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日本的树木银行,对毁坏的树木及时补救;法国出动气味警察,对市区中带有污染的气味进行监督;欧盟成员国谁污染谁付费;德国对饮料瓶征税等等。充分表现了对环境问题的重视,亡羊补牢,犹时未晚,虽然花大气力去解决环境问题,有些得不偿失,但是经过努力,环境已经出现了改观。 (二)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没有重视环境而引发的问题 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举世瞩目,GDP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环境问题同样不容乐观。土地沙漠化,春季肆虐的沙尘暴,不仅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不利,也阻碍经济的发展。没有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人民的幸福生活无从谈起,经济的发展也失去了终极目标,反过来又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今年上半年,甘肃省先后出现了大范围的干旱、暴雨、冰雹、高温、沙尘暴等自然灾害。频繁的自然灾害造成甘肃直接经济损失近二十亿元人民币。据不完全统计,期间,八百四十七点一五万人受灾。”“‘近两年来,我国的环境问题严重’已经成为调查中受访者的共识,这种说法的支持率达到94.8%。而选择‘一般’和‘说不好’的占4.1%,“不太严重’的占1.1%。在梁从诫主编的《2005年环境绿皮书》中,记者看到了这样一些统计数字:4月14日,《人民日报》报道,山清水秀的四川省每年因酸雨造成的损失高达113亿元;8月2日,《光明日报》报道,汽车尾气已成大气污染的首要污染源,到2025年前后,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居‘世界第一’;11月29日,新华网消息,当前我国农产品产地正遭受从水体-土壤-生物-大气的全方位立体污染;12月27日,中新社电,中国90%的城市地下水不同程度遭受有机和无机有毒有害污染物的污染。从空气、水源到土壤、粮食,我国的环境问题渐渐从‘局部潜在’走向‘全面爆发’。有网友评价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是,‘迷迷瞪瞪上山,稀里糊涂过河’。本次调查也印证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普遍关注和担忧。调查中,公众最担心的是水污染,87.1%的人认为水污染对生活影响最大。接下来依次是空气污染(85.6%)、生活及工业垃圾污染(73.0%)、食品污染(63.0%)、植被减少和荒漠化(57.2%)、噪声污染(52.1%)等等。” 这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教训是极为惨痛的。严重的环境问题已经阻碍了我国经济和 社会的发展。使我们经济增长出现了停滞不前的局面。现在的环境问题引起了各个方面的关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解决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问题已经提到战略高度。 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马克思认为,自然反映人的本性。人的功利价值观影响着自然界的发展,人的不合理的消费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关于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不丹的发展模式给我们以启示。 (一)不丹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所谓不丹模式就是注重物质和精神的平衡发展,将环境保护和传统文化的保护置于经济发展之上,衡量发展的标准是国民幸福总值(GrossNationalHappiness,GNH),而不是我们通常采用的GDP(国民经济总值)。国民幸福总值最早由不丹国王旺楚克在1970年提出,他认为政府施政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他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指标。追求GNH最大化是不丹政府至高无上的发展目标。实践的结果是在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不丹,人民生活得很幸福。” 不丹的发展模式就是环保优先的发展道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很好地发展环境,为了环境保护宁可牺牲旅游资源所提供的经济价值,采取有限的旅游政策,对旅游人数进行有效的限制,从而使环境得到保护。这种模式显示了强劲的后发优势,“它一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现在已经超过印度等其他国家,在南亚各国中是国民平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排行榜中也大大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成为第一位。”[4]不丹人民在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恩惠的同时,没有被物欲所迷惑,保持着平和与淡然的心境。 (二)经济发展中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的措施 和谐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和谐,根源于人。人的本性、价值观影响着生态的发展。那么一个社会发展的首要前提就是自然界的不破坏,归根到底就是持有怎样的发展观,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注重物质增长的发展观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而且这种发展观的后发优势已经日显衰竭和不足,所以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提醒我们要注重人的发展和环境的保护。 第一,发展经济的同时,发展教育事业,促使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的发展观左右着我们的发展,也影响着我们的发展速度。我们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提出了四大文明,即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其中生态文明是最重要的文明,它既是四大文明的基础,又是四大文明的最高境界。现在一个国家最大的安全不仅是有没有高水平的军事设施,生态的安全与否更是最大的安全。生态文明的最高境界就是达到我国古代文化中所强调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人不是大自然的主宰,大自然是我们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源泉和基础,我们应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在科学发展观中明确提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我们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同样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 面对日益恶化的全球环境问题,考虑到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对环保技术和具有环保意识的人才的迫切需求,清华大学在已有的环境教育与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绿色大学”的计划,并已被国家环保总局批准为全国示范工程。所谓“绿色大学”建设,就是围绕教育这一核心,将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思想落实到大学的各项活动中,融入到大学教育的全过程。核心内容包括绿色教育、绿色科技和绿色校园。为本科生、研究生增设了一批有关可持续发展及环境保护的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并积极推动学生“绿色教育”课外实践。加强环境污染治理与环境质量改善方面的科学研究,开发一批符合清洁生产原理的新工艺、新技术。加快重大环境科技成果的转化工作,建设规模化、集成化的科技环保企业和示范区。加强环境软科学研究,为国家和地区的相关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分阶段实施校园绿化工程,重视植物多样性,并逐步提高校园绿化覆盖率,使校园成为多种生物的保护地。与此同时,建设与清华历史、文化氛围及建筑风格相协调的园林景观。如:礼堂区、理学院区和北院区的环境美化等。采用无害化技术,对校园的环境污染进行综合整治,如建设水处理与回用工程、垃圾收集和处理系统、烟尘污染治理工程和校园生态环境监测网等。绿色大学,要求环保意识是合格大学生的重要标准。让这些未来的栋梁能够把环境保护意识作为最基本的行为规范。相继一些其他的大学也提出了建设绿色大学的口号。 除了对大学生之外,对社会形形色色的百姓也要进行环保意识教育。利用舆论工具进行宣扬环境的重要性,提高全民的环境保护意识。 注重教育的发展,主要是从提高公民的整体素质出发。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观点教育之外,还要宣扬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东西,例如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两千年前思想家所提出的,在今天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现实的意义。传统文化是我们血液中根深蒂固的东西,我们没有必要丢掉我们传统的精神家园,而在极度追求物欲的世界观中迷失自己的方向,从而确立正确的发展观。 第二,要禁止人类无穷尽的贪婪欲望,节制自己的欲望,注重人真正意义上的幸福。环境问题究其原因,是由于人的贪婪的欲望所致。我们为了自身的享乐去食用珍贵动物,导致某些动物的灭绝;我们大肆开发旅游资源,破坏了原来的生态平衡。这些都是人类片面追求物质财富,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环境问题所导致的恶果。在发达国家中,如美国和日本,由于严重的环境问题,高GDP的增长并没有带来相应幸福感的增加,这说明,人的幸福感不仅仅来源于物质财富的增加。人的幸福快乐不应该仅仅是建立在物质满足的基础之上,不能是简单的拜金或者是物质的奴隶,还有物质以外的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最近的研究表明影响人的幸福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增长,还包括家庭幸福、良好的生存环境、工作环境和良好的人际关系等等多方面的因素。人的幸福应该是建立在更高的要求之上。与此相适应,国家的发展观要想提高人们的幸福感,不能简单地把发展定位于财富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满足物质生活需要,有丰富的物质财富,同时,也要有更高层次的发展要求,例如高尚 丰富的社会生活,和谐优美的环境,丰富多彩的精神产品,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幸福生活,才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最终目标。 第三,为了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真正意义上的幸福生活,有必要降低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做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关注眼前的利益,更要关注长远的利益,避免发达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又投入大量的(下转第27页)(上接第18页)人力物力去解决环境问题,结果得不偿失。所以要注重和谐发展,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进而为更快的经济增长作好铺垫,使经济增长能够真正惠及全体人民,让全体人民在和谐幸福的环境中尽享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幸福生活,而不是在恶劣的环境中痛苦地过着富裕的生活。因为人毕竟不同于动物,在进行物质享受的同时,精神文明的成果才是人们幸福的最终源泉。就象不丹模式所显现的那样,注重环境保护优于经济的发展,结果不但没有阻碍经济的发展,相反,经济发展呈现良好的态势,GDP增长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注重环境的发展,我们可以借鉴不丹模式,把环境指标作为各项工作的首要指标,如考核干部,衡量一个地区的发展,都要把环境指标放在首位,而且是必不可少的指标。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7月26日在全国节能工作会议上表示,要把能耗指标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和年度考核体系。中组部也在下发的文件中明确,把能耗指标纳入官员考核体系的22个指标之一。11月7日,国家发改委了由国务院批复的“十一五”期间各地区降低能耗指标的计划。按照规划,“十一五”期间,我国单位GDP的能耗水平要比“十五”末期削减20%。今年4月,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说:“让那些不重视污染防治工作,没有完成年度任务的领导干部,得不到提拔重用。” 所以,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经济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和谐社会,虽然任重道远,但是只要有正确的发展观作为指导,必然会有光明的前途。 环境经济论文:环境经济会计目标管理 [摘要]环境会计的研究经历了三十多年的起起伏伏,形成了以决策有用观和政治经济学分析为指导的两条纵向脉络以及三种最大化模型框架下的横向探讨。本文主要从社会财富最大化的理论框架出发,对环境会计目标进行了分层次、分阶段的讨论。同时指出了在环境会计的完善过程中经济后果的三种主要表现形式,以及绿色经济后果循环对于环境会计建设的重要性。 20世纪50年代以来,伴随着全球经济高速发展引发了资源的迅速耗竭,环境污染日益恶化。特别是进入80年代,环境问题由地区性问题上升为全球性问题,“绿色革命”逐步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一些人声称“会计与环境破坏有重大牵连”,“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赚取过可持续的利润”。仍然墨守成规地将哲学问题(如何持续发展、代际公平和环境保护等)和专门探究如何核算这些问题的世俗商业严格分离开来,这将是相当不合时宜的。现今,对会计责任的要求已经超出了人际和契约关系的范围,拓展到了社会关系的层面。既然财务会计是反映和监督这些关系的基石,那么它必然在中间充当一定的角色(DanielB.Thornton,1993)。 一、文献回顾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环境会计的探索经历了30多年的起起伏伏(Parker,1986)。从公司自愿披露到第三方组织强制报告;从年报附录到各种形式的独立报表;从财务报告到非财务报告,其内容似乎变得无所不包(Gray,Kouky Lavers,1995),却始终面临一种尴尬局面:实务界的尝试并未基于传统会计的许多重要确定性特征(Gray,2000);理论界的研究也没能形成一条前后连贯的逻辑脉络(Ullmann,1985)。 正如Gray等人后来反复重申的,传统会计确认对象所应包含的四个相关特征:会计实体(accountingentity)、经济事项(economicevents)、货币计量(financialterms)和服务决策使用者(users),在涉及环境会计问题的时候,至少从三方面表现出了相当的偏差:一是环境会计关注的是来自于社会和环境的事项,而非单纯的经济事项;二是环境会计广泛采用的是非标准意义上的财务语言;三是证券市场投资者以外的信息使用者成为环境会计报表的主要服务对象。 因此,理论界在处理环境会计与传统会计的关系和界定环境会计的口径时,基本上形成了两条思路:一是在相同的假设和概念框架下,将环境会计作为传统会计的补充,希望借此与现有许多主流会计研究相融合,坚持将证券市场投资者作为环境信息的主要使用者,而对其社会效应有所限制(Grayetal.,1987;Mathews,1984,1993)。二是将社会和环境会计报告作为企业与社会之间信息交流的主要形式(Preston,1975,1981,1983)。但它所涉及的宽泛内容和多样化的披露方式,往往被传统会计认为是模糊不清和缺乏可靠性的(Puxty,1986,1991)。 依照这样的脉络,长期以来被认为缺乏实质性和系统性结论的研究(Mathews,1987,1993;Mintzberg,1983)至少能粗略归纳于两类理论框架之下:研究范围相对集中的决策有用观和关注对象更为广泛的政治经济学角度的探索。 决策有用观认为,最终检验环境会计报告信息有用性的方法是关注它对投资者决策的影响(Dierkes Antal,1985),这构成了现在主要的研究思路(Grayetal.,1995)。Belkaoui(1984)等人采用排序性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传统会计报表使用者反馈的各类信息重要性进行了研究,认为环境会计的披露具有“适中的”重要性。同时,对环境信息影响股票价格行为的研究也存在相当丰富的成果(Aupperle,1984;Belkaoui,1980;Bowman,1973),但却没能形成一致的结论。 另外,Grayetal.(1995)开创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形成了股东理论(StakeholderTheory)和合法性理论(LegitimacyTheory)两条分支。他认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各种利益、目标操纵者和特殊交换机制相互作用的学科(Zald,1970,p.233),其视野不仅专注于市场交易的信息行为,更重要的是用来分析各种非市场契约模式下的交易表现。它便于阐明多元化利益集团间关系的调和(mediation)、修正(modification)和转变(transformation),为股东理论和合法性理论对环境会计的解释提供了分析基础。 股东理论将股东置于环境会计报告的主导地位,认为管理层如果希望寻求持续的成功就必须迎合和满足股东们的需要(Ullmann,1985;Roberts,R.W.,1992)。股东的控制力越强,企业因股东意向而做出的调整就越多,从而也就决定了环境会计的披露内容和程度。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环境会计可以被看作是股东和公司之间讨价还价的对话形式(Roberts,R.W.,1992)。 合法性理论则有所不同,该理论认为在公司政策制定中,管理层有两方面需要考虑:一是基本的环境测量;二是环境披露政策。虽然两者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寻求公司活动的合法化(Grayetal,1995),但口径可能不同。因此就产生了合法性理论的前提,当公众感知的企业价值与事实上的企业价值存在差异的时候,管理层将采取更加积极的方式改变和引导公众,最终使二者达成统一。 Lindblom根据被感知的企业价值同实际中企业价值的差异类型,总结了四条管理层寻求合法性的策略:一是当价值差异源于公司实际表现不佳时,企业将试图教育和告知相关公众引起价值差异的企业行为实质上的变化;二是当价值差异源于公众对企业行为的误解时,企业只需要设法改变相关公众对企业行为的认知度,而无需调整自身行为;三是企业同样存在操纵公众认知的动力,借此转移关注重点,掩盖不利影响;四是当企业认为相关公众对于企业应当承担的责任抱有不切实际或不正确的期望时,它们将倾向于纠正这种预期。 综上我们不难发现,环境会计自身的特殊性导致了其研究总体上形成了口径宽窄两条脉络,发展出决策有用和政治经济研究两套体系,这是从纵向角度的讨论。横向来看,问题却不外乎从传统的股东财富最大化的探讨内延至管理层财富最大化,外延至社会财富最大化两个方向。 自始至终,决策有用观都没有放弃对传统会计对象的坚持,使理论建立在狭义的股东财富最大化模型(stockholders’welfaremaximization,SWM)之上。而合法性理论显然与管理层财富最大化模型(managementwelfaremaximization,MWM)具有相同的出发点。Findlay和Whitemore将其前提表述为管理层会在符合完全披露的法律规定范围内,通过操纵或回避措施来体现对自身最为有利的公司业绩。除此之外,在环境会计实务中已经广泛采用的社会财富最大化模型则不同于以往的小范围、确定性模型,它引入了长期以来沉默的社会账户(silentsocialaccounts)的概念,强调企业并不存在于真空之中,相反,它们是组成和支撑社会运行的一部分(Jaggi Zhao,1996)。Ramanathan(1976)将这种更大范围内相互依存的关系解释为组织和社会以及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的社会契约(socialcontract)。企业以社会财富最大化的方式运行,并从中获得与社会有关的合法化地位。社会契约可以被假定是隐含的,而各种社会法律可能使特定契约更加清楚明确。通过这些隐含的和明确的法律,社会为组织规定了会计责任的规则,也拓展了企业股东的范围。国家、政府和游说组织在这些法律的制定和游戏规则的说明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随着Bruyn提出的社会投资(socialinvestment)理论被认可,包括自然环境本身和下一代利益在内的,更为宽泛的利益群体(widercommunity)也被统一进来。其中发挥衔接作用的社会投资者相信社会和经济价值的最大化能够同时实现。 股东理论正是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由于认识到各种股东群体在公司环境会计的决策中发挥的主导作用,股东理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归结于社会财富最大化模型的范畴,但无法回避的是,其研究对象仍然存在局限性,导致了它只能作为社会财富最大化模型中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它在讨论中忽略了不同层次利益相关者对于环境会计要求的差异,同时缺乏对于绿色进程的分阶段探讨。因此,接下来笔者将在社会财富最大化模型的框架之下,从环境会计的目标讨论入手,强调对于环境会计目标的本质及层次性、阶段性认识,进而引出经济后果学说在环境会计领域中的运用。 二、环境会计目标的重新认识 一般意义上的会计目标(accountingobjective)是指会计系统运行的出发点和归宿,表现为预期应当达到的目的,它决定于会计的本质及其所面临的客观环境。对环境会计目标的理论基础最直观的理解无外乎一个将可持续性理论和会计理论相结合的过程。这种结合不仅仅是外在形式的吻合,更重要的是内在逻辑的贯通;不仅仅包括范围的选择,更取决于层次的对应;不仅仅是一个空间上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时间上的范畴。 可持续性概念源于森林工程学,之后在其他领域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一般认为,可持续性是指社会不能使用超过自然环境可能产生的自然资源(Gray,1996:61;Bebbington,1997)。可持续性发展被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牺牲下一代人满足自身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该理论包含一个前提,即世界上贫穷的下一代人的基本需要应予以优先考虑(Welford Couldson,1993),同时需顾及技术水平和社会组织对于满足当代人和下一代人需求的环境能力的限制作用。由于对该前提的认可程度不同,可持续性理论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两个主要层次——强可持续性和弱可持续性。弱可持续性是指某一群体只要能够补偿人类的损失(技能、知识、技术)和人造资本(建筑、机器、设备),就可以耗尽自然资源和使自然环境退化。从这一点看,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受到了平等对待。如果人造资本可以被替代,企业就能够使非再生资源的连续使用合理化,因此,弱可持续性会更利于企业个体。然而,这种自然资源和人造资源相互替代的可能性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因素。这种不确定性不单表现在技术水平方面,也表现在技术本身,例如对许多分裂反应堆的非经济特性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Common,1995:45-46)。因此,基于非替代性、不可逆转性、公平性和差异性,强可持续性强调的非再生自然资源的保护理应得到足够的关注(Beder,1996:159-60)。但是,无论上述两种观点中的哪一种成为环境会计的理论指导,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不会变的,都是为了构建和发展一个能以无数代人存在的方式运行的可持续社会(Meadows,1992:250)。 由此,环境会计的核心目标可以表述为计量、公开和报告利益关系人由可持续发展向可持续社会的转变。根据可持续发展世界企业委员会(WBCSD)的观点,可持续发展包括对经济财富、环境质量和社会公平的积极追求(Elkington,1999:18)。因此,企业需要从社会、经济和生态“底线”的角度解释这一程序。正如艾金顿所言,寻求可持续发展的公司不仅仅要注重单一的财务底线,而且还要为实现三维底线而努力(Elkington,1999)。 然而,无法回避的是,可持续发展融入政府观念的过程是缓慢的,其融入公司领导阶层的进程更是常常被忽略。尽管鼓励组织注意“三维底线”——社会影响、经济影响和环境影响(Elkington,1998;1999:18)——但财务底线仍然左右着企业的思维,而且当今仍然是企业行动的主要动力(Ditz等,1995:6)。这迫使人们开始寻找对于众多企业来说现阶段更为可行的操作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不同,经济——生态效益已被公司高层管理人员认定为可以采纳的一个适当的目标(见OECD,1998b;Schmidheiny,1992)。可持续发展企业委员会(BCSD)将经济——生态效益的实现定义为企业能够提供具有价值竞争优势的商品和服务,这些商品和服务能够满足人类需求,保证生活质量,同时,又能通过生命周期逐步将生态影响和资源密集至少减少到估计的地球承载能力水平。显然,暂且忽略社会维度因素、注重经济——生态效益的选择更集中于对相对易于计量的直接影响因素的考察。这种取舍并不是否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反,经济——生态效益型信息的计量可视为公司计量和向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种忽略了公司社会业绩、显得不如可持续发展定义广泛的经济——生态效益目标恰恰代表了实现“强可持续发展”的第一个实际步骤。 与此同时,经济-生态效益目标也并未打乱环境会计目标基本的宏微观层次需求,相反,它有助于简化并澄清反映经济信息的会计活动同可持续发展综合目标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可以用一条逻辑链来综合描述原先三维角度和宏微观层次下环境会计在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的贯穿作用: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的协调发展- 其基础在于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程度- 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并服务于人类- 需要良好的生态循环为基础- 良好的经济循环是生态循环的保证- 经济循环的主要环节是投资、生成、使用、耗费、收回、补偿、分配- 各环节之间既有经济上的联系又有逻辑上的联系- 经济循环的目标是实现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需要完整的会计核算和管理体系作为其基础与保证。现在,当引入经济-生态效益目标对这一逻辑进行重新梳理的时候,它无非重点突出的从中提炼出了生态循环和经济循环两个部分,促进了生态循环自身、经济循环自身及生态和经济循环之间的三套逻辑关联。同时,它也与上文提到的在社会会计宏观领域探讨环境会计作用问题形成了良好的呼应,提供了一个平滑和深入的接口。1983年世界银行积极鼓励修订现行的会计体系,增加环境项目,建立与联合国国民会计体系相配套的环境辅助账户。1989年我国政府修订《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力图将环境因素纳入会计核算体系,以使国民经济核算指标能够真实地反映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从这一前期的环境会计的发展进程来看,有关于生态和经济的二维计量正是现阶段社会经济会计和社会指标会计重点和迫切考虑的内容。 此外,在经济——生态效益现行目标引入的过程中,还有必要进一步明确目标内部,经济效益同生态效益二者之间的关系。这涉及到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增长概念的澄清。将可持续发展视同可持续增长纯粹是近期出现的一种现象(Sachs,1992)。事实上,如果一家公司被视为一个社会系统,它的生存也是经济业绩的结果。可持续发展迫使环境组织、企业和政府承认环境因素可能对经济业绩产生长期的不利影响,且在过去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发展”要比“增长”具有更多的含义,因为“发展”明确社会角色但并不排除经济生产力的“持续下降”(Maunders和Burritt,1991:9)。因此,如果忽略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效益,以经济——生态效益为理论基础的环境会计目标实际上暗含并认可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同生态效益“此消彼长”的假设。也就是说,除非企业能够按照经济——生态效益的强可持续改进,设法实现公司和政府机构共同推崇的“无悔策略”而达成“双赢”(Wally Whitehead,1994),否则,在经济和生态的多方利益关系人中,必有一方将做出让步。 三、环境会计的经济后果 “经济后果”就是一门讨论利益各方进退的学说,兴起于上世纪70年代。它关注的是会计报告对企业、政府、工会、投资者和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决策行为的影响。这些个人或团体行为的后果被认为可能影响其他团体的利益,因此,该学说认为,会计准则制定者在决定会计问题时应将其宣称的不利后果考虑在内。 回顾经济后果学说和环境会计研究的起点,似乎二者在时间上存在着惊人的巧合。60年代以前,会计争论在金融出版物中极少涉及,而且人们普遍认为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会计即使不是一个规定固定的参量,也是一个常量。70年代的10年显然是美国社会坚持制度应对其造成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后果负责的10年,会计准则制定活动的利益相关方同样深知这一明确的公众倾向(Stephen,1978)。可以认为,正是这样的契机加速了包括游说组织、环境保护机构等众多环境信息关注者对环境会计制度规范的参与程度。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同样可以认为是环境会计准则制定和披露中存在的巨大空间和不确定性,以及所涉及的利益冲突日趋激烈,吸引了原本潜在的攫取利益者。这些外部团体纷纷通过诉诸那些超越传统会计计量和公允披露问题的标准来干预准则的制定过程。他们对经济后果的关心远远超过了对环境会计公告的关注。 因此,当经济后果学说深入到环境会计领域的时候,二者的相互作用将不可避免。关于会计政策制定的中性效果假设只能成为人们一种理想的期望,环境会计最积极的应对方式在于:在可操作性目标的指导下,实现可接受范围内的利益的权衡。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环境会计的经济后果不仅表现为准则制定过程中的动态权衡过程,也包括不完善的环境信息披露所表现出来的静态结果,以及这些中期尝试所引发的新一轮经济后果循环。 石油天然气作为重要的不可再生资源,成为环境因素的代表被首先正式引入会计准则。该准则的制定过程引发了利益各方特别的关注,其会计核算方法的争议也受到了经济后果学说的广泛影响。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20余年间,争论的焦点一直集中在石油天然气行业勘探成本核算方法的选择上。完全成本法(full-costmethod)和成功成本法(successful-effortsmethod)各有胜负,却都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其中,完全成本法认为应该将所有发现储备所耗用的成本(除某些例外情况)资本化,这包括不成功的钻探成本,即在生产经营中所有成功勘探的产油井成本中应包括那些干井的成本。而成功成本法则有所不同,它认为很难将干井也认为是一项资产,因此,只需将成功勘探的产油井所耗用的成本资本化,而将干井成本费用化。显然,这两种方法下记录的石油和天然气成本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以往这方面涉及经济后果的讨论侧重于对那些独立勘探的小型石油天然气公司的担忧。它们联合起来运用其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成功说服了会计原则委员会延期考虑这一敏感问题。 然而,作为环境会计的一种尝试,准则的制定中实际上存在另外的绿色相关人。尽管它们的影响力还不足以强大到与石油天然气公司中各大利益集团相抗衡来完全左右准则制定结果的程度,但它们的存在至少代表了经济后果中另外一种不同的声音。从大的范围来看,核算方法的选择代表了绿色相关人对于石油天然气行业与其他诸如清洁替代能源行业的支持力度的倾向,这些源于它们对代际利益的关注。不仅如此,这种倾向也将在行业内外传导一种包括资金和技术形式在内的、正的或负的激励。成功成本法往往产生比完全成本法更少的报告净收益,如果行业普遍采用成功成本法,可以认为是一种对于新能源的政策支持,表达了一种迫切补偿生态循环的态度。在行业内部也同样如此,尤其是对那些积极从事勘探的小公司,较低的报告净收益使其难以筹集资本,从而促使资金流向那些整体环境意识相对较强、环保措施相对完善的大公司。因此,如果绿色相关人掌握了足够的影响力,对于环境信息核算方法的选择,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将能够决定一个行业及其内部力量的竞争地位和前景。 除此以外,环境会计的经济后果还表现在现行实务界自愿或自发贯彻环境会计目标,披露环境信息的执行情况中。尽管环境信息的披露还存在多方探讨之处,但在尚未形成统一规范之前,实务界就已经开始依照自身的需求判断,在规范之余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尝试。下表列示了Gray根据利益关系人同企业联系的紧密程度粗略划分后进行的综合和归纳。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内部人员向外部人员提供的环境披露中包括了可持续性发展报告,而将区别道德投资者的任务交由披露和需要相关信息的外部人自行交流来决定。这些都表明,现阶段企业更多的是将环境信息的取舍作为一门处理道德和利益关系的艺术。管理层做出的任何一个关于环境信息披露与否的决定,都将表现出它对相关需求和可能后果充分研究后的倾向,最终的做法将被认为是利大于弊的。 实际上,类似于上文表中实务界的各种尝试,无论是否直接参与到财务准则委员会扩大了与利益相关第三方的沟通方式(主要包括广泛分发征求意见稿、举行专题讨论会和公众听证会等)中来,最终都将纳入日后准则制定者的考虑范围。可以形象地将环境披露理解为一个包含诸如信息内容、组织形式、信息冗余度、信息置信度、披露者的解释、披露媒介以及披露时机等内容的多维向量(吴水澎等,2002),其取值及范围将参照过去的向量及财务会计框架的约束而定。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于1984年了其著名的“信息光谱图”。该图谱将现有的和未来可能涉及到的财务会计内容归纳为5个披露层次。范围从小至大依次为:一是财务报表、确认和计量以及概念公告涉及的范围,包括财务状况表、收益和综合收益表、现今流量表和业主投资和分配表等;二是财务报表附注(和尾注),包括会计政策、或有事项、存货方法、发行在外股份数、备选计量(以历史成本为基础之项目的市场价值)等内容;三是补充信息,包括物价变动披露(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第33号公告之修正)等;四是财务报告的其他方法,包括管理当局讨论与分析、致股东信件等;五是其他信息,包括根据证券交易委员会格式10-K(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则S-K)要求进行的竞争及未交付之订货的讨论、分析师报告、经济统计和关于公司的新论文等内容。综合来看,前两部分构成了基本的会计报告,增加第三部分后形成了被现行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准则直接影响的领域,纳入第四层次的内容后正是概念公告1中所指的财务报告的范围,而包含其他信息的报表满足了社会财富最大化模型的需要,涵盖了投资者、债权人和“相关决策者”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人所需要的有用信息。 显然,将光谱图作为环境向量的规划框架是令人鼓舞的,它不仅能够作为环境会计后续经济后果的终点,对前期直接或间接的理论及实务成果进行总结,同时,也预言了新的经济后果循环的起点。正如许多人注意到的,在美国,法律和对社会业绩的普遍关注产生了对环境风险追踪的需要。1989年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公司披露组织在《联邦超级基金法》(TheFederalSuperfundlaw)下可能面临的任何潜在的治理环境的义务,于是1990年的公司年报开始了披露过程。被加入到带有国家和联邦环境处的要求的文件档案中的10-K披露,导致了数据库的产生,而数据库提供了关于专门研究环境风险跟踪的公司的信息。例如,丹佛的俄赛特(Ersite)、里昂、宾夕法尼亚州的环境审计公司、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Alexandria)环境风险信息中心、科罗拉多的利特尔顿(Littleton)石油信息公司、伯明翰和密西根州的托克西切克(Toxicheck)、迭戈的风景环境信息公司,康利狄格州的南港口环境数据资源公司等。这个新行业提供了一个以相关股东为特征的未来图景。它们不仅关心公司的社会业绩,而且关心更精确更可靠的与美国公司环境风险相关的信息,从而大大增加了绿色相关人的力量,促使环境会计的发展进入良性循环。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环境会计的经济后果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静态或者动态博弈的概念,它将涉及到一系列直接或间接参与的经济后果循环。现今理论和实务界迫切需要做的就是增进这样一种良性的绿色经济及经济后果循环,使绿色相关人队伍得以壮大,为环境会计的逐步完善培养合适的土壤。
一、引言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代表了国家的核心竞争优势,顺应数字经济发展趋势也是各行业企业关注的重要问题。发展数字经济可以有效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促进经济的高质量转型发展。现阶段,我国数字经济还处于向前发展阶段,对各行业的影响不断加大。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小企业作为主力军发挥了关键作用,但随着市场环境的不断变化,加大了中小企业的生存压力,加快推进改革创新成为中小企业实现创新性发展的必然要求,在这一过程中必须要尽快实现数字化转型发展。然而,对中小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发展还面临诸多的阻力,所以必须要对数字化经济带来的重要机遇进行分析,并从多个层面出发采取有效措施全面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以此为中小企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保障。 二、数字经济内涵及发展趋势 数字经济是借助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对各类数据进行筛选、分析、储存、利用,实现对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以推动整个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数字经济涵盖了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并成功应用到制造业、零售业等,也由此诞生了新制造、新零售等新行业。数字化技术使得传统产业朝着数字化的方向转型和发展,进而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将会继续朝着产业化、规模化、合作化、速度化、定制化的方向迈进和发展。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推动下,人们的需求不断提升,企业数字共享平台的市场需求提升,因此必须要加快对产品及服务的更新步伐。所以,企业要通过相互协作等方式借助数字化技术降低成本。数字经济时代各行业必然重新洗牌,整个产业链也将得到重构,借助数字化技术手段对大众需求进行分析,以实现精准的规模化定制,提升社会大众的体验感,进而为各行业企业发展开辟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三、数字经济为中小企业转型发展带来的机遇 (一)有效应对外部环境变化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步入新阶段,作为引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引擎,数字经济展现出其特有的优势。近年来,我国相继出台了多项优惠政策,以有效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数字产业,逐渐顺应数字经济发展潮流以实现数字化转型,制定和实施符合市场发展需求的规划,进而使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具有相应的政策支持。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很多中小企业发展带来了致命性打击,有些甚至直接倒闭,但很多线上发展的中小企业却表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另外,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所以中小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必须要积极顺应数字经济发展趋势,依托国家政策,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发展。 (二)有利于提升创新发展能力 一直以来,我国中小企业在内部生产经营管理方面都很难满足市场需求的发展变化,内部管理工作的效率较低,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较差,不能满足新时期人们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求。而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使数字技术能够与中小企业发展紧密融合,可以对市场需求进行动态化的追踪和分析,进而研发出符合人们个性化需求的产品和服务,所以企业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加快推进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以打造核心竞争力产品,为企业发展带来更多的利润。 (三)能够提升发展质效降低成本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小企业可以应用数字技术实现智慧办公,以此提升企业之间、部门之间的沟通效率,降低沟通成本,提升信息共享及利用效率,以此确保企业发展能够处于良性循环中。同时,通过使用数字技术可以有效提升生产设备的运行效率和对各类原材料的利用率,降低原材料损耗,实现生产设备的自动化升级,智能化设备实现了对人工的代替,大大提升产量。企业可以通过强化相互合作以实现优势互补,进而有效降低各类成本,实现互利共赢。另外,通过实现数字化可以有效提升中小企业的生产标准和产品质量,进而更好地促进企业健康持续发展。 四、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小企业转型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对数字化转型的认知不足 对中小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和发展模式,很多中小企业没有充分认识到数字经济时代加快转型发展的必要性,因此对数字化转型的认知不足。首先,大部分中小企业管理者及投资人的文化素质水平较低,经济利润成为其最为关注的问题,对企业未来发展规划的认识不足,在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方面的积极性较低,因此导致很多中小企业很难有效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趋势。同时,数字化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较长的周期,而中小企业的生命周期一般较短,加之我国中小企业数量众多、类型不一,在数字化转型发展过程中会面临很多差异化的问题,对其转型升级的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中小企业参与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性。另外,现阶段我国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缺乏成功的经验借鉴,基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所以很多中小企业不愿意承担数字化转型的风险,进而在数字化转型方面迟迟未能推进。 (二)所需资金等资源相对有限 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中小企业面临的竞争环境不断恶化,进而对企业各类资源提出了较高要求,但大部分中小企业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的转型发展还面临资金等各类资源不足的限制。众所周知,与大型企业相比,我国中小企业不论是在生产规模、技术水平、产品类型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导致其盈利能力有限、自有资金较少、综合实力较低。很多中小企业也存在内部管理不规范、缺乏专业化人才、竞争力较低、抗风险能力弱等问题,在发展过程中极易出现资金链断裂的情况,因此存在较大的破产风险,所以中小企业的风险评估等级明显较低。虽然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但由于商业银行存在明显的“惜贷”现象以及民间资本发展不完善等原因,导致中小企业很难从外部获取融资,进而限制了数字化转型发展水平。 (三)技术创新能力较弱 信息技术对各行业企业的发展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技术创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竞争实力和发展水平。在数字经济时代,我国中小企业转型发展还受到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的限制。技术创新不仅需要人财物等大量资源的投入,而且其周期较长、成果转化难度较高、风险较大,这些都对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产生了较大的阻力。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发展初期阶段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但是由于以上几方面因素使得很多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得不偿失,很多中小企业很难借助技术创新提升产品生产能力和整体品质,其盈利能力也得不到有效改进,所以导致很多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失去动力。另外,我国大部分中小企业都是以“代工厂”的名义存在,其整个生产经营过程的科技含量较低,很难形成系统性的科技创新模式,所以其科技创新能力长期得不到有效提升,因而在数字化转型发展方面面临较大难题。 (四)缺乏专业化人才支撑 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人才成为支撑中小企业经营发展的关键性资源,而中小企业要想实现数字化转型发展更离不开专业化人才。从现阶段我国中小企业还缺乏专业化人才支撑,进而加大了数字化转型发展难度。首先,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使得中小企业经营发展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数字化转型发展更是颠覆了企业传统发展模式,而现有从业人员在学历水平、知识水平和专业技术能力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短板,加上中小企业平时不注重对内部从业人员开展专业化培训教育,其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难以得到有效提升,因此很难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要求。另外,有些中小企业将主要精力和资金用于生产及销售等能够带来直接经济利益的相关活动中,没有投入相应的资金从外部引进专业化人才,现有人员队伍结构得不到有效优化,很难引入外部先进经营管理理念和技术工艺,进而拖慢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进程。 (五)政策支持还不到位 我国中小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尤其是在税收贡献、促进就业等方面做出的贡献不断加大,国家对中小企业经营发展的重视度也不断提升,但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我国还没有制定和实施专门的政策以帮助中小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发展,因此由于政策方面的缺失阻碍了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数字经济在现代科技信息的推动下,其发展十分迅速,打破了中小企业传统的发展模式,我国各地区政府部门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因此在政策制定和实施方面还存在一定的时间差,使得现有政策在适用性上大打折扣,很难为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帮助。中小企业对数字化转型还相对陌生,所以这一过程必须要有政府政策的支持和引导,需要政府部门强化对政策的研究与落实。 五、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小企业转型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强化数字化转型的顶层设计 中小企业必须要全面提升对数字经济及数字化转型发展的重视度,通过强化顶层设计以顺利推进数字化转型发展。对中小企业而言,实施数字化转型必须要推进经营与管理的变革,因此必须将其视为重要的战略规划。中小企业首先要充分认识数字经济的时代特征,尤其是“快捷性”特征打破了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界限,使得经济全球化更加密切,在信息传输和商业往来等方面变得更为便捷,因此也蕴含了巨大的商机。所以,中小企业在明确自身未来发展方向之后,要对内部资源进行科学分配和高效利用,以实现利益最大化。同时,中小企业要对其业务开展模式、企业文化、组织结构等进行重组,通过对自身产品和服务的特征进行系统性分析,可以选择诸如直播带货的发展模式,并组建直播销售部门,下设运营、策划、流量分析等岗位,将该模式视为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必要举措。另外,中小企业还要以数字化转型发展为导向,明确各部门的权责,提升员工的责任意识和对数字经济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和实施有效的绩效考核及奖惩机制,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奠定基础。 (二)加强资金管理能力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必须要建立在各类资源的基础之上,而资金就显得格外重要,所以强化资金管理能力成为必然要求。首先,中小企业要进一步加强融资能力,通过外源融资等方式获取更多的资金,比如通过提升自身信用等级和强化抵押贷款能力,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取更多的贷款,以充分弥补现有资金不足的问题。同时,中小企业要加强内源融资,做好内源融资规划,减少不必要的资金支出,以适度降低外源融资的成本和风险。另外,中小企业要对数字化转型发展过程中的各类资金支出进行科学预算,并对预算执行情况进行严格的监督管理。确保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发展过程中能够有必要的资金支持,以最大程度上减小数字化转型发展阻力。 (三)大力提升技术创新能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尤其是在数字经济时代,中小企业要想顺利实现数字化转型发展必须要全面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为数字化转型发展提供必要的科技支撑。所以,中小企业必须要充分结合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坚持以大数据管理和应用为核心,全面升级信息系统,实现内部软硬件设备的升级,进而可以为数字化转型发展过程中的科技创新奠定必要基础。同时,中小企业要积极学习和吸收国内外同行业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先进做法和经验,对其进行归纳总结,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对其进行改进和优化,在此基础上加快提升技术创新步伐。另外,中小企业要进一步明确数字化转型发展方向,结合自身业务实际和未来发展目标,加强在技术创新方面的资源投入,以此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并逐步加快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能力,在提升自身竞争优势的同时可以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奠定必要的基础。 (四)实施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 在现代企业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源尤其是专业化人才已经成为企业的第一资源,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小企业要想实现转型发展必须要依赖于专业化人才队伍,所以实施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显得尤为必要。首先,中小企业要对内部人员岗位进行必要的调整和优化,本着“人岗相宜”的原则,确保各岗位人员都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才能,以实现对专业人才资源的充分利用,避免出现人才资源浪费现象。同时,中小企业要根据数字化转型发展的需求,制定完善的培训计划和培训内容,对现有从业人员进行专业化培训,提升其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还要通过加大资金投入等方式,从外部引入一批专业化人才,实现对现有人员队伍的有效补充,打造一支专业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人才队伍。另外,中小企业还要制定和实施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举措,比如薪酬机制、激励机制、考核机制等,以此激发专业化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五)强化政策支持和引导力度 与大型企业相比,我国中小企业整体规模较小、技术水平相对较低、自有资金普遍较少,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仅依赖自身实力很难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所以,政府必须要充分发挥行政服务职能,制定和实施必要的政策,加强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政策支持和引导。首先,政府部门要针对中小企业发展现状,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激励及补贴政策,对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升级的中小企业给予更大程度的税费优惠支持政策,更好地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以充分鼓励企业加快创新步伐,实现中小企业数字化和产业化的融合发展。另外,中小企业在实现数字化转型发展过程中要积极性向国家政策靠拢,主动对接国家各项支持政策,以更好地抓住政策机遇,在此基础上完善内部管理,以提升生产效率和经济收益,更好地推进数字化转型发展。 六、总结 数字化经济是信息技术与经济的有效结合,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传统的工业经济模式逐渐向社会经济转型发展,进而有效促进了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我国中小企业虽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存在诸多不足,而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为其转型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从当前的情况来看,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发展过程中还面临着诸多的问题,所以可以从强化顶层设计、加强资金管理、加快推进技术创新、实施专业化人才建设、强化政策支持等方面出发,有效推进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使其紧跟数字经济时代发展趋势,不断提升竞争优势和综合发展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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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国峰,马梦园.后疫情时代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路[J].情报探索,2022(7):59-65. [3]朱宏斌.数字经济视域下传统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组织绩效研究[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自然科学),2022(2):84-91. [4]杨富云.我国中小企业数字化战略转型发展方向研究[J].全国流通经济,2021(12):58-60. [5]陈蕊.探究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小企业转型升级[J].上海商业,2021(11):196-197. 作者:李颖芳 单位:吕梁学院
国内经济论文:国内经济发展的不足和策略分析 全国87%的河流都遭到了污染,而沙尘暴、雾霾等极端恶劣天气也是有增无减,不断侵害着人们的健康。产业结构设置不合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改革开放之后,考虑到种种因素,我国首先开放了东部地区,充分利用当地的人力资源优势以及沿海运输优势。但是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有两个问题较为突出的表现出来,一个是过于依靠投资,造成有的产业产能过剩,而有的产业发展严重不足,最集中的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过多,高新技术企业过少。 甚至东部一个发达城市的国民生产总值能达到西部地区三个省的总额。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的数字,在2004年东部地区11个省市资本形成总额为46212.84亿元,占全国资本形成合计额76512.12亿元的60.4%;西部地区10个省市区资本形成总额为11220.09亿元,占全国资本形成合计额的14.7%,还不到东部地区的1/4。 我国的经济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为了应对这种局面,国家提出了四万亿投资计划,并开始执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的货币被政府重新投入市场,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通货膨胀越发严重,居民的CPI不断上扬。此外,受国际社会压力,人民币不断升值,造成出口市场越发困难。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资源分配不平衡我国目前目前主要实施的两级分配制度,但是初次分配较为混乱,而再次分配有没有健全的机制。 行政干预化、垄断、税收制度不健全等等都是影响居民收入的影响因素,最终的表现结果是城乡居民收入不断拉大,贫富差距也不断增大。有数据报道,城乡收入比由1978年的2.57:1增长到2003年的3.23∶1,2004年全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387,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水平。到2012年,收入分配不合理、不均衡状况并没有根本扭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也将影响到经济进一步升级和社会转型,应加快工资制度改革和收入分配改革。另一方面,我国在资源分配上不平衡也非常严重。最典型的就是东西部在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上政策不平衡,以及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资源分配不合理,最终影响的是企业的发展。 我们应该以发达国家为例,降低资源能耗,增加产业的附加值,调整产业结构,巩固农业,发展工业,创新服务业,加快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降低通货膨胀,稳定物价过高的通货膨胀不但对经济的发展会造成不良的影响,也会严重降低民众对经济发展的信心。要想防止高速的通货膨胀,稳定物价,一方面需要国家相关职能部门锐意改革,积极调控,对土地,资金等敏感要素妥善处理,解决导致通过膨胀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金融相关部门要加强职能监管,控制资金向市场的流入以及国外热钱的流入力度,做好严格的房贷管理,协助政府做好房地产调控,稳定房价,稳定汇率。关注效率与公平扭转收入分配扩大的趋势,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注重公平,加大税收调节力度,加大对垄断行业的监控力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实行人才培养计划,完善市场体系,促进农村发展。合理分配资源,政策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作者:李林汐 单位:中华会计函授学校漯河市分校 国内经济论文:国内经济发展的现况评价分析 我国分配格局日渐失衡,宏观分配中的普通居民和微观分配中的劳动要素报酬占比持续下降,目前已明显低于合理水平。政府、企业和资本要素报酬占比偏重,本能地不断扩大投资,使投资率持续高位攀升;居民和劳动要素报酬占比过低,相对削弱了消费基础;高投资率形成的过剩产能只能靠不惜代价扩大出口来消化,由此造成内外需和内需中投资、消费失衡不断加剧的不良循环。尽管我国居民收入也在持续较快增长,但近十多年一直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尤其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带来一定负面影响,制约了消费性服务业的发展。创新要素投入不足。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GDP比重,到2010年才达到1.75%,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重,原本提出在1999年就应达到4%,推迟到2012年才实现,可即使如此,也比2007年世界平均水平和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低1个百分点,比高收入国家低1.6个百分点。此外,对创新成果、创新要素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机制尚不健全,人才、技术、知识产权等创新要素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效率偏低,产权交易市场、技术交易市场等高级要素交易市场规范化建设滞后且缺乏有机融合,创新要素配置效率和方式亟待改善。服务业改革错综复杂。当前,我国服务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从某些方面看,其难度之大甚至超过一、二产业改革。服务业改革不单纯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涉及科技、教育、文化、医疗、社会管理等多方面的体制改革,有的还会涉及意识形态问题,尤其是消费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领域的改革与民生直接相关,其社会关注度和敏感度很高。突破制约服务业发展和向服务经济转型的体制瓶颈,不仅需要有更大的决心、魄力和胆识,还必须有更科学、周密的顶层设计,更强而有效地驾驭全局和统筹协调的能力,更妥善地处理好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促进服务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不完善。当前,我国促进服务业和服务经济发展的部分政策设计不够合理。如,以生产性增值税为主的税收格局,导致地方政府为增加税源而更注重发展制造业;服务业企业多征收营业税,由于不能抵扣其进项所包含的增值税,实际税负可能高于制造业。[8]此外,现行政绩考核办法也不利于服务经济的发展,GDP总量和增速实际上仍是评价地方政府的首要指标。 加快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国际竞争压力迫使我国必须加快服务经济发展步伐,构建我国全面、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国家竞争力新优势。是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的迫切需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使广大人民群众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人人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努力实现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必然要求大力发展公共服务业和各类新兴的消费性服务业,同时从加快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切入,推进产业经济服务化,从而为社会、为市场提供更高质量、更加安全、更能满足多样化需求的物质文化产品。加快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可能性1.国际经验表明,从工业经济转向服务经济具有加快转型的趋势。从工业经济转向服务经济,发达国家都经历了较长的历史阶段。但国际经验表明,由于时代条件的变化,普遍存在着后发工业化国家转型期缩短趋势。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正日益向纵深发展,新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更是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根本改变了传统的时空概念。这使得新兴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压缩式跨越发展的历史机遇。[9]日韩等国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速度明显快于欧美国家,亚洲“四小龙”也表现出同样的加速趋势。我国作为最具活力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显然也具有加快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可能性。2.我国已经基本具备了加快向服务经济转型的物质技术基础。我国的工业化过程从一开始就不同于西方传统工业化路径。目前,我国已建立起独立、完整并有一部分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制造业规模巨大,2010年已有220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其中许多是重化工产品,有的已大大超过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峰值。这意味着我国工业化中期不必完全重复发达国家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传统模式,至少无须再着重扩大重化工业的数量规模和比重,从而也有条件及早确定以精深加工化和服务化为主导,把继续完成工业化与加快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结合起来。 我国服务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分析 (一)未来10~20年是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1.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将促进产业结构和最终需求服务化。未来10~20年,我国经济有条件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如按7%测算,经济总量将达到2015年的55.8万亿元、2020年的78.3万亿元,人均GDP将达到2015年的45771元、2020年的67252元。2020年我国人均GDP将超过10000美元,进入中上收入国家行列,具备了支撑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发展的收入水平。根据国民收入水平与服务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分析,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有可能在“十二五”打破波动徘徊局面,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十三五”有可能突破50%的临界点,初步确立服务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再下一个十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仍可能达到5%左右,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开始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服务经济在我国经济中的支撑作用将稳固确立。2.城市化水平提高和实质性推进,将为服务经济发育成长创造广阔平台和强大动力。“十二五”时期,我国将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按照保守估计,我国城市化率将达到2015年的51.5%、2020年的55.5%,未来十年内将有1亿多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破除双重二元结构体制已经成为改革攻坚的重点任务,农民工“市民化”可能在5~10年内逐步实现。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实质性推进,对生产性、消费性服务和公共服务的需求将大量增加,必然会有力推动服务业的集聚发展,并首先在大中城市形成以较为发达的服务经济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带动全国加快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3.人力资本积累和创新战略的实施,将有效支持要素投入和价值创造服务化。2020年我国将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建成创新型国家。届时,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和主要劳动年龄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将分别达到13.5年和11.2年;我国综合入学率达到83%,超过目前中上收入国家约76%的平均水平,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总量将比美国高出80%;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提高到2.5%以上、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降到30%以下、本国人发明专利年度授权量和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数均进入世界前5位。人力资本积累和创新战略的实施,将有效推动现代服务业大发展和要素投入服务化,尤其是促进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与技术密集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合互动发展,从而大大加快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步伐。4.体制改革攻坚取得突破和政策体系日益完善,将为加快服务业发展和向服务经济转型创造更有利的环境。“十二五”是深化改革开放的攻坚时期,我国将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包括服务业领域的改革,着力突破深层次的体制性障碍,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包括加大服务业开放力度。到2020年,我国将建成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可以期望,体制和政策环境的不断完善,将为服务业大发展和加快向服务经济转型提供更强有力的保证。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我们判断,今后10~20年应是我国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产业结构服务化、价值创造服务化、中间投入服务化和最终需求服务化将取得长足进展,2020年之后我国总体上将步入服务经济社会。(二)服务经济发展趋势预测1.关于产业结构服务化的预测分析。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未来我国服务业比重进行预测表明,我国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化将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十二五”时期。在最终需求结构调整带动下,加以要素驱动结构逐步变化的推动,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步伐加快,将带来金融服务业、现代物流业、科技服务业、商务服务业等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同时,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提高居民和劳动报酬“两个比重”,加快农民工市民化,加强民生建设,推进基础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举措,将促使商贸服务业、文化产业、家庭服务业、旅游业、体育产业等消费性服务业和各类公共服务业快速发展。在此阶段,预计服务业年增长率将达到8.9%,超过GDP和第二产业增长速度,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不再波动徘徊,将呈现持续上升态势,有条件的大城市将会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第二阶段是2015~2020年。随着工业化基本完成,服务业增长速度可能有所降低,但仍将高于GDP和第二产业增长速度,服务业占比将继续上升并突破50%的临界点,服务经济形态初步确立。由于服务企业显著增多,加之事业单位完成分类改革,经营性事业单位转成企业,服务市场竞争加剧,将导致服务业内部调整和加快结构升级,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和新兴消费性服务业将日益成为服务业和服务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传统服务业占比下降但通过改造提升逐步实现现代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显著提高。第三阶段是2020~2030年。随着我国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服务经济形态稳固确立并逐步趋于成熟,服务业仍可保持高于第二产业和GDP的增长速度,服务业占比继续稳步提高(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服务业占比一般要达到70%以上才趋于稳定),制造业服务化将成为普遍趋势。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服务业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也相应成为较为发达的服务经济国家。2.关于就业结构服务化的预测分析。选取与我国同为“金砖四国”的俄罗斯、巴西作为参照国,依据这些国家在服务业达到与我国未来时期相似比重时的就业情况,推测我国服务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见表3)。首先,我国服务业吸纳就业人数始终呈现增长趋势,与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基本一致。其次,随着服务业占比上升及其吸纳就业潜力的逐渐开发,在“十三五”末期服务业将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部门,即其吸纳的就业人数将超过50%。第三,受到人口峰值的影响,“十二五”时期仍是我国就业压力较大的时期,“十三五”时期尽管人口高峰已过,吸纳就业的压力仍主要由服务业承受。第四,我国就业压力将在2030年后得到缓解,随着就业总需求下降和服务业结构升级,虽然服务业仍是吸纳就业的主要部门,在就业总量中的占比还会继续上升,但其吸纳新增就业人数和就业增长率都将下降。3.关于中间投入服务化的预测分析。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在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阶段,生产性服务业增速明显超出服务业平均水平。目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必然会有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大发展,使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持续扩大,并由此加快中间投入服务化进程。制造业与服务业将以三种方式融合互动发展:一是制造企业自有服务功能的完善提升,为客户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多样化、差异化、个性化的实时服务。二是通过将服务外包,以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并使企业自身能够专注于提高核心竞争力。三是制造服务化或转型成为服务型企业,如龙头企业只掌握品牌培植、研发设计、技术标准和营销授权,将其他生产经营环节都扩散外包出去。4.关于价值创造服务化的预测分析。全球化条件下国际分工使我国处于价值链低端环节的不利地位,将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自主创新战略的进程中逐步改变。向服务经济转型与我国新型工业化进程紧密结合,人力资本提升的正向动力、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反向压力、物质资源的高投入与高消耗难以为继、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制约等等各种条件,将迫使和推动我国产业与企业向价值链“微笑曲线”两端攀升,加快价值创造的服务化。5.关于最终需求服务化的预测分析。在扩大内需战略实施、调整国民收入格局、提高居民消费份额、城镇化向纵深发展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居民的消费服务化趋势将明显加强。基于对历年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消费支出之间相关度的计量分析,以及城乡居民服务消费支出的历史数据分析,并结合相关机构对我国经济增长率和城镇化率的预测,表4给出了未来我国消费服务化趋势预测。2020年,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服务消费支出占比将分别上升到55%和41%,全社会服务消费支出占比将上升到49%。如果按照总人口14.5亿、城镇化率60%计算,2020年我国居民服务消费支出总额将达到15万亿左右。 结论 我国服务经济尚处于培育阶段,对原有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依赖、城乡二元分隔体制障碍、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创新要素投入不足、服务业改革难度加大和政策体系不完善等因素制约着服务经济的发展。我国加快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构建国家竞争力新优势、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的迫切需要。后发工业化国家普遍存在着转型期缩短趋势,而且我国已基本具备了加快向服务经济转型的物质技术基础,因此,今后10~20年将是我国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 作者:杨玉英 邱灵 洪群联 单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国内经济论文:国内经济路径合法性哲学阐释 作者:郑宇泽 单位:宁德行政学院 人可能在作用于客观对象的对象性活动过程中能动地认识世界,预判客观事物的发展逻辑,合法地作出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选择便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科学表达,是遵循我国经济发展规律作出的选择。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本身就具有客观规律,它“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1],而认识这种经济形态发展所遵循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规律只能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认知程式。首先,它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历史发展的主体性原则和客观性原则统一的观点,二者的有机统一也是判断事物发展合法性的依据。主体性原则是主体的内在性把握物的尺度原则,突出人的实践性。经济活动作为主体的自觉行为,在于主体能根据内在性法则选择自我塑造的行为活动价值,满足主体的发展需求;客观性原则是事物的流线发展,表达外部世界掩抑下物发展的本质力量。主体性原则与客观性原则的统一就是寻求主体的目的选择与物本质力量的规律表达的一种平衡。这种平衡就是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观点,客观性原则要求主体在实践的基础上认识客观世界,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由理性认识去指导实践,并从实践中检验认识的真伪,丰富和发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选择符合这一经验识辨的过程,它就是一个在实践中反复认识、检验的过程,既定原则不是最终选择,不成熟的理论在实践中被扬弃,实践指导范式的绝对理念缘起物本质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源于事物发展客观规律性,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和因果性。因此,主体对经济路径的科学选择不能违背这种客观规律,这是人类主体发展合规律性的要求。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选择又必须是中国人民从自身目的、需要作出合理的选择,有合目的性的要求。在社会主义经济路径选择过程中,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能动反映论去认识社会主义经济活动,这种认识的选择必须是类主体合目的性发展要求的一种萃取。由于受实践主体的实践技术和环境的束缚,类主体合目的性选择就是在描述性价值中寻找规划性的价值。规划性的价值是描述性的价值域中一个可选值,它论述了类主体本质力量恰当性,主体能否选择价值多元性的层次性高的元素在于主体的本质力量是否足够有这种内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是中国人自身本质力量发展程度与价值值域变量取值的一种函数关系体现。就此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是合规律性的和合目的性客观、协调的统一,中国人选择的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是合法的、合理的。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选择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观点。任何科学的选择都必须遵循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选择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指涉整个客观世界,任何知识都是无限经验的一个片断的静态的有限认识,这种认识是具体的、有限的、现实的,是“实践主体内在性交互传递”的类本质力量阶段性最高的认知体现[2],这种认识力量所认知存在的原则若具有事物的一般性,以遵循客观规律为前提,便是绝对真理阶段性诠释,这也是主体认识的本质力量客观的、绝对的、历史的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是这种主体实践意识的科学表述,它既反映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又包含着符合中国经济现实需求的特殊性。马克思、恩格斯两位先哲只是为我们提供发现问题、观察问题、研究问题、处理问题的指导原则,绝不可能提供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案。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经济路径选择在于要区分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具体结论之间的差别,具体结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对经验存在的既定判断,是先定条件的一种偏好结论。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错误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具体结论,就是忽略物质运动的根本属性,主体反思判断的认识能力缺位。反思判断关键就是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把握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这一合法性判定标准,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核心要义中把握好特殊性与普遍性原则,进行事物客观发展的本质性的规律思维运算。在此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选择合法性的确证,在于有力利用主体反思判断的思维程式,毋庸置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选择是理论与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历史逻辑的支撑:思维经济“特殊对象” 至上性思维是指人类通过理性的精神直接思考历史的“特殊对象”,从变化中寻找不变的逻辑结构的内核,理解个别事物间发展的一般性。一般性提供着事物符合客观规律发展的过去、现在、未来知识。中国每作出一个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特色的选择可以说就是一次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及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历史和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特殊史实的完整回溯,每一个选择都是一次总结失败教训与成功经验的历史逻辑的思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选择既吸取了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搞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又是在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原则下,大胆开拓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新时代的体现,符合历史的发展逻辑,具有合理、合法性。这一合法性表现在它是思考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等特殊经验的结果,不是凭空想象,有丰富的历史事实作为考据的对象。邓小平曾经说过:“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的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就是长期总结国内外经济建设经验的结论,这是一段思维“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过程。“特殊对象”是指历史界域内具体的历史片段,它蕴涵着历史普遍性,存在着事物发展的一般性,可以说,“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具有事物发展“普遍逻辑”的性格,而人脑的内在理性程式有把握这一性格的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就是“特殊对象”的思维理性程式的运算结果。“政企分开、企业自主”的经济政策的选择得益于思考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前所面临“权力过于集中”这一“特殊对象”,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就批评过“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他认为把什么东西都集中在中央或是省市,不给工厂权力、机动的余地和利益,不妥当。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云同志为大力发展生产力而科学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指出在所有制结构、经济运行和市场结构这三方面下,保留一部分的产品自由生产、一部分个体经营和一定范围的自由市场,可以弥补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不足的特殊历史经验,这些“特殊对象”为我国实现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还有,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针对有人提出消灭商品和货币,提出“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的观点[5],这一“特殊对象”贮蕴着经济发展的“一般逻辑”,后来变成了邓小平所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必然性选择。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也吸收了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无数特殊成功经验。列宁根据当时俄国国情的实际需要,强调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重要性和利用资本主义的强大资源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为中国建立“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政策提供了事实考据的对象。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选择也没有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过程中失败教训掉以轻心,这些“特殊对象”被规限于非经济发展“一般逻辑”的实践合法限度之内。生产力尚未成熟,苏联就搞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把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排除体制之外,政府对企业下达的是僵化产品数量计划指标,生产资料由主管部门按计划分配,产品由国家物资和商业部门收购,创造的利润尽数上交国库,生产费用由财政拨发等,这些政策严重影响企业和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经济原有的活力丧失,这样的经济路径不具备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合法性,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选择极力避免遵循这类“特殊对象”蕴涵下反一般性法度。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选择也凝结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类科学发展策略的思想光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市场引导商品,以价格调整生产,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伟大的举措便是得惠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特殊实践。美国保守主义者弗里德曼曾中肯论证:“自由市场仍然是最好的路径,斯密原初教义是正确的,政府的干预无论在何处都会把事情弄糟。”[6]在思考这些“特殊对象”逻辑的前提下,中国政府在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合法限度内,建立了适度的自由市场,激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是从有限的现实经验抽象出具有反思性的合法经济选择,这种思维体现了人类自由思维的必然性,是生产关系实践的历史必然状态。从认识论上说,自由和必然是相联系的,自由是对必然状态的追求,恩格斯也说:“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选择不是凭空想象,是对“特殊对象”的自由思维,是事物必然性“一般逻辑”的科学思考,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中生产关系发展规律,它们把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背景下规范性经济秩序,是历史与实践的必然选择,具有历史发展逻辑的合法性。 现实实践合法性:自治行为体内在与外在自由颉颃 经济行为规范的合法性,体现于个人的自治行为体身份的行动自由,这种自由是行动自治的表述。行动自治表现为一种最为理性的积极自由,既是对内在本质追求的个人回应,又是满足行为主体的外在自由,表达内在自由与外在自由颉颃的状态。颉颃追求的是一种平衡力,即内在自由摈弃自由意志选择任性,从自我的精神构造中理性地接受外在自由影响和塑造能力,本质上就是满足环境诉求与主体实践能力的平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选择亦是如此。从逻辑主项复量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可表述为自治行为体选择的全称肯定命题。国家作为个人共享行动主体,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行为要表述政治共同体的行动自治,就必须建立在所有主体对政治对象的有公共公民权意趣,这种意识的形成在于能契合外在自由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根据中国的国情,从中国的经济实际承载力有限选择满足环境诉求的政策,这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第一准则。例如,面对破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面临的资金缺少、科学技术落后、管理制度不成熟等发展瓶颈的环境诉求,党中央科学选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对外开放政策,进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同样,经济体制改革也是在特定环境诉求许可下进行的,即国家提出“鼓励和发展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不同所有制的混合经济”的新思路是在我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巩固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样背景下进行的。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选择体现了个人自治行为体赋予共享权力主体的行动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环境诉求和经济实践能力的平衡体现,得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证明。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根据“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的原理[7],行为主体的代表———中国政府要根据生产力实际的能力级,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不动摇的前提下,逐步解决我国经济体制结构调整的环境诉求,来促进我国经济的科学、快速和健康发展。从逻辑主项单量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是个人自治行为体选择的单称肯定命题。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取得的辉煌成果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满足了个人自治行为体的行动自治,形成了主体实践的自觉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本质上是社会给予和主体选择之间一种契合的结果,这种结果是主体通过社会实践对事物价值现实诉求模糊性的排除,是对社会客观发展需要共同选择的断定。共同选择具有塑造主体实践自觉性的自然力量,可使文明的存在成为可能,因为类主体的需要和对类主体需要的满足是主体自觉追求的历史活动。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8]中国人民拥有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自觉力量在于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价值断定下一个明确的答案。确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是实践个体自身价值与“在的”自身和谐统一,是对内在自由与外在自由契合结果的心理倾向,因此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心理倾向表现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选择信心的无比坚定,一份统计数据结果可以推理出这个必然性事实。2008年11月,国家统计局以调查“社会各阶层思想动态”为目标,展开了关于社会各阶层对党和国家发展方向、发展形势、发展政策评价的调查活动。调查以问卷和实证考察方式为主,数据科学统计:对发展方向、发展前景中选择“很有信心”和“较有信心”的项比例分别为56.3%和35.2%。“信心不足”与“没有信心”仅占3.8%与1.3%。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非常符合”和“基本符合”我国国情的两项比例和高达95.1%。对“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较有信心”以上比例的就占86.4%。从“数”的完全规定性来看,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顺应民心、符合时代的发展形势,中国走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得到人民的广泛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是实践主体有意识、有目的的自觉活动。成功的事实也告诉我们,只有这样广泛地得到中国人民拥护和支持,符合时代的发展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才是具有现实实践的合法性,才能有效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事业向前发展。综上所述,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是中国共产党人用“至上性思维”思考中国和其他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并利用科学的认识论工具认知的结果,同时,它们具备着现实实践条件,是符合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合法性选择。所以说,确立以科学的经济路径选择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党的科学行为,是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深度认识的结晶,盖此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价值旨在为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行动准则。 国内经济论文:国内经济地理学现况与展望 作者:印红旗 单位:安徽工商职业学院公共课教学部 我国的经济地理学理论研究,主要包括经济运动理论与劳动分工地域理论、区位论及人地关系基础经济地理学理论、规划区域理论、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地理区域理论等。陈才将经济地理学分支总结为经济地域条件、要素成分理论、能效理论、体系与形式理论、开发及组织理论等。经济地理学虽然同区域经济学存在差异,但是两者同时包含,互相渗透。经济地理学还涵盖贸易分工、增长极、发展梯度、产业体系、专业化与集群产业等分支理论。当前,针对经济地理学的实践研究,可从具体方式、方法论与研究模式等层面进行细化讨论。经济地理学相关方法论,包括传统哲学理论、经验主义理论、人本思想与结构体系理论等。其主体研究模式应作用于整体分析研究流程之中,指导实践操作与程序。具体涵盖实地调查、实践研究、文献统计、对比、探讨等,同时还包括释疑探索、描述剖析、纵贯分析、个案证实、抽样分析与普查实践等设计模式研究。 当前,我国针对经济地理学的实践研究手段,包括定量定性分析、非线性研究、仿真模拟、耦合研究、尺度衡量、现代化计算机研究等。经济地理学在我国的应用主要涉及规划开发、区域条件、经济结构、发展调控等领域。另外,随着研究范畴的持续扩充,经济地理学还逐步渗透至区域差异、资源分布、地域环境、生态条件、金融状况、创新发展、产业聚集与转移、统筹管理、政策调控等实践领域。[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地理学获得了快速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发展创设了广泛的实践领域。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进一步树立了可持续、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明确了我国开发西部、振兴东北区域老工业基地、继续推进中部崛起的发展目标与战略,这对于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提出了更新的要求。学者们研究地缘关系、世界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地理学与学科建设,明确了其理论性质与具体实践任务,这标志着我国经济地理学逐步走向成熟发展阶段。 经济地理学在我国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实践探索,逐步创立了相对完善、统一的学科体系,为我国区域调控与经济建设贡献了力量。早在上世纪90年代,陈才便预言了经济地理学未来的发展趋势,强调经济地理学体系在实践研究的基础上,应注重过程控制,开展多层次探究、多视角研发,其理论体系应体现开放系统特征,提升可操作性。同时,研究方式应由单一模式逐步向丰富、集成、规范性发展,各类研究实践应体现良好的协调性,使研究理论、思维模式、实践方式起到对整体学科的科学推进作用。基于该目标,经济地理学应在地球科学体系框架内继续向地理信息体系与现代经济学领域拓展延伸。其学科体系应与经济学、地理学实现持续的交互融合发展,引入动态模型体系,实现模型的周边化、系统化、产业化。同时,应创建新型贸易理论、产业原理、增长发展理论、网络体系理论、综合体系理论、增长发展模型、动力发展理论、产出投入经营理论,形成多学科的相互渗透,促进经济地理学的发展。随着温室效应与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加剧,人类社会生态环境的保护,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同时,环境危机也对各个国家的经济地理发展、资源建设开发、产业规划、空间布设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该背景之下,社会经济区位体系会受到时展、社会经济增长、环境生态安全保护的集成作用影响。在上述三维目标的综合作用下,现代经济地理学将创设以此为目标的空间理论,并继续朝着该方向推进。环保理念的逐步形成,进一步推进了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扩充了经济地理学的内涵。 随着循环地毯经济、环保城市、低碳金融产业的研究在我国的逐步开展,现代社会开始向低碳模式转型。为满足当前经济模式的发展要求,经济地理学势必会探寻适宜的学科体系、方法模式。伴随经济格局的优化调整、区域经济的迅猛发展,我们应重视其中存在的问题,例如宏观与微观调控、综合理论拓展延伸、全球性发展,等等,该类问题需要我们深入探析,拓展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前景。总之,面对多变的实践环境,经济地理学的发展面临着广阔的机遇与严峻的考验。只有树立战略化目标,探究发展现状,明确学科发展趋势,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地理学理论体系,才能实现该学科的优质发展。 国内经济论文:境外上市对国内经济监管的挑战 一、中国企业境外上市的发展 中国公司境外上市的尝试起步不算很晚,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驻港中资企业已经开始尝试 “借壳上市”,1984 年 1 月,香港中银集团与华润集团合组新琼企业有限公司,以 1. 8 亿港币收购上市公司康力 34. 8% 的股权; 几乎在同时,华润集团与其他中资机构收购天安中国,是驻港中资企业 “借壳上市”的最早行动。20 世纪 90 年代,香港中资企业几度掀起借壳上市及参股上市公司的高潮。但是,真正的第一只内地注册境外上市股票还是 1993 年 7 月 15 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的青岛啤酒 H 股。在此之前的 1992 年,第一家中国公司在美国证券市场首次公开募股( IPO) 。此后,境外上市迅速成为众多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梦想,上至中石油、中移动、中国电信这类年营业收入成百上千亿元的巨头,下至年营业收入不过千万元级别的中小企业,香港、纽约、纳斯达克、伦敦、新加坡、多伦多、汉城……各主要境外交易所,都卷入了这场热潮,中国公司境外上市已经蔚为大观,在香港、美国两大证券市场表现得最为突出。 中国内地企业境外上市划分为两部 分,一 部 分 是 在 香 港 这 个“国内境外”市场上市,一部分是在国外上市; 前者纳入中国证券市场统计,后者不纳入。根据中国证监会统计,截至2011 年4 月,境外上市公司 H 股已有 165 家,2008—2010 年 H 股公司境外筹资总额分别为 3596. 16 亿元、4609. 54 亿元和10275. 20 亿元 ( 参见表 1 ) ,2011年 1—4 月为 3084. 2 亿元。此外,10 余年来,内地民营企业纷纷通过在百慕大等地注册离岸公司的方法曲线海外上市,在赴港上市的内地民营企业中,这类海外注册公司占大多数,以 H 股形式上市者较少。 因此,倘若将离岸公司纳入统计,赴港上市中国公司筹资规模还会大大提高。 公司上市筹资最多、公司营业收入和市值最大的市场。根据纽约证券交易所 ( 现名纽约泛欧交易所集团)统计,2006 年之前中国企业在美上市数量较少,截至 2006 年 9 月19 日,在美上市中国公司有 17家; 从 2006 年起,中国企业在美上市数目激增。不考虑任何形式的买壳交易,2006—2007 年中国企业在美 IPO 分别为7 家和 29 家,2008 年因金融危机爆发而锐减至 4家,2009 年恢复至 10家,2010 年猛增至 34家 ( 参见表 2) ,为迄今中国公司在美 IPO 最多的一年,而且全部是单独的 IPO,不像 2009年那样有 4 家是已上市公司的分拆上市,筹资额 36 亿美元。按 2010年 12 月 22 日收盘价计算,其市值246. 5 亿美元。2011 年上半年,有10 家中国公司在美国资本市场IPO,比上年同期的 7 家 IPO 多 3家; 融资金额 18. 67 亿美元,比上年同 期 融 资 额 5. 74 亿 美 元 增长 225%。 二、境外上市正在成为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漏损渠道 由于多年来境内资本市场容量有限,难以容纳大盘股入市,且上市程序繁冗,容量更大且上市程序简便,似乎 “人人都能上市”的境外资本市场对许多企业而言不失为更理想的上市场所。有关部门希望借助境外上市推进企业改革,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以及借此引进海外投资; 某些企业管理层希望尽快让自己的薪酬与西方国家同行“接轨”,投资中国企业的海外各类创业投资基金、股本投资基金期望在自己熟悉的母国市场规则下运作,……相关各方的上述动机更给境外上市热潮推波助澜。在实践中,境外上市也确实为中国互联网等产业的勃兴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 尽管如此,任何失误都是一分为二的; 随着规模的扩张,境外上市对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和市场秩序的冲击日渐显现。主要问题包括:———主体业务和收入来源都位于境内的巨型企业要用硬通货向境外股东支付巨额红利,可能对我国外汇收支产生巨大压力。目前中国持续双顺差,2011 年 3 月末国家外汇储备已达 30446. 74 亿美元,此项风险似乎无足轻重; 然而,考虑到在华外商投资企业上万亿美元资本撤回与利润回流的潜在压力,一旦中国国际收支逆转,这项风险就绝不是可以漠然视之的了。 ———内地消费者权益与国际投资者利益存在冲突,内地企业境外上市可能使有关管理部门陷入两难境地。数年前内地民间强烈呼吁手机单向收费,却两次引起中国通信类股票价格暴跌,时任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不得不赶赴香港救市,而手机单向收费改革也就此打入冷宫,实际上是运用政府力量向海外投资者提供了超国民待遇。随着境外上市企业,特别是基础产业、基础设施企业的增多,类似利益冲突将有增无减。…… 对于中国宏观经济管理而言,大规模境外上市对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最大挑战在于它已经成为宏观调控漏损的一大缺口,在国内宏观经济政策趋向紧缩而主要发达经济体宏观政策并不同步时,这个漏洞尤为显著。因为此时海外过剩的流动性将借助境外上市企业发行股票和债券等渠道流入中国内地,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中国政府紧缩性宏观政策的成效,加剧通货膨胀压力,维持中国政府希望压缩的产业发展。由于通过跨境上市进行的资本流动顺周期特征明显,大规模境外上市明显加大了中国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难度。从以往大规模 “压锭”时期海外上市棉纺织企业得以逆势扩张,到近年房地产调控中境外上市房地产企业大量发行企业债券,再到国内货币政策一再紧缩却依然不能完全抵消美日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我们已经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在世界各国已经深受美国这个国际货币体系核心霸权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冲击、第三轮量化宽松又有可能成为现实之际,我们更需要对此给予足够关注。 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对其他国家的最大冲击之一就是通过投资渠道输出泛滥成灾的流动性。由于众多发达国家金融机构背负沉重不良资产负担,其首要任务是尽快提高资产质量,在因联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而获得充裕现金后,他们不会也没有直接投资于中小企业,而是大量购买所谓高质量资产,使得泛滥成灾的流动性流向资产市场和中国、巴西等热门新兴市场,抬高股票、房地产、大宗商品等资产价格,同时给其他国家,特别是热门新兴市场货币施加升值压力,从而间接有利于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国家出口商。美国投资者对外国长期证券的净购买量变动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到 2000年,美国投资者对外国长期证券的净 购 买 量 已 达 1000 亿 美 元,2003—2007 年对外国股票的净购买 量 分 别 为 885. 87 亿 美 元、849. 70 亿美元、1273. 96 亿美元、1064. 55 亿美元、953. 25 亿美元,2008 年第一季度 ( 即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前夕) 为 245. 46 亿美元,次贷危机爆发后波动较大,2008年全年为净卖出 202. 46 亿美元,2009 年恢复为净买入 593. 23 亿美元。2010 年 11 月 3 日,美联储宣布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当年美国投资者对外国长期证券的净买入增长至 707. 92 亿美元,2011 年一季度净买入即高达 457. 49 亿美元 ( 参见表 3) 。 随着美联储放松货币政策和市场对此预期增强,随着美欧等西方投资者对外国长期证券的净买入增长,全球证券市场融资规模明显被直接间接推高。2011 年第二季度,全球 IPO 融资环比增长 39%,达到 378 宗、646 亿美元。作为在次贷危机中表现最好的经济大国,中国市场与中国概念证券资产得到了国际投资者的格外青睐,中国企业在美上市同步上升的态势非常明显: 美联储宣布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是在 2010 年 11 月 3 日,在此之前两三个月市场上对此举的预期已经普遍上升,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从 2010 年 9 月中旬搜房网上市起,3 个月内有 23 家中国企业在美 IPO,其充当美国泛滥成灾流动性涌入中国渠道的性质已经非常明显。2011 年上半年,尽管发生了海外上市中国企业造假风潮并遭遇大面积做空,仍有 10 家中国公司在美国资本市场 IPO,比上年同期的 7 家 IPO 多 3 家。 进一步定量估算境外上市对中国基础货币投放和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的贡献。如上文所述,2010 年H 股公司境外筹资总额 10275. 20 亿元,中国企业在美 IPO 筹资额36 亿美元; 这样,按2010 年末汇率 1 美元兑 6. 6227 元人民币计算,2010年中国内地企业在香港、美国两大境外上市主要市场 筹 资 总 额 为2604. 04 亿元。2010 年末,中国人民银行总资产 259274. 89 亿元,其中外汇为 206766. 71 亿元,与上年末相比,总资产增量为 31744. 39亿 元, 其 中 外 汇 增 量 就 有31612. 11 亿元,占总资产增量的99. 6% 。假设境外上市企业将所筹资金全部调回境内且全部兑换为人民币而成为央行外汇资产增量,那么可以粗略地估算得出结果,2010年境外上市筹资占央行外汇资产增量的 8. 24%,占央行总资产增量的 8. 20%。 基于上述分析和计算,我们可以得出一条推论: 境外上市已经成为境外过多流动性输入中国并加大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压力的重要渠道; 假如中国内地企业境外上市受阻,将有利于中国削弱通过流动性机制输入的通货膨胀压力。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 尽管国内普遍将近几个月境外上市中资企业股遭到的冲击视为不利影响,但从这个视角来看,正值第三轮量化宽松黑云压城之际,境外上市中国概念股爆发造假丑闻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海外投资者对中国概念股望而却步将有利于削弱中国的资本 内 流压力。 三、信息不对称下的公司治理与价格扭曲、欺诈问题 在微观层次,信息不对称堪称企业境外上市的最大风险所在。中国政府推进企业境外上市的初衷之一是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但事实已经多次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我们对境外投资者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神奇能力不宜抱有过高奢望。外部投资者与企业内部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证券市场天然存在的问题,而其他条件相同,境外上市企业的信息不对称天然高于境内上市企业,国外上市企业的信息不对称天然高于国内境外上市企业。正因为如此,实践证明,通过境外上市强化企业监督激励机制的目的经常落空。在中国证券市场最大丑闻之一 “中科事件”中,庄家吕梁操纵的康达尔 ( 后改名 “中科创业”) 股票入选道—琼斯中国指数成分股; 香港上市以来多年是香港投资者宠儿的科龙公司,2000 年陡然出现巨额亏损,都是典型范例。 由于地缘、文化联系,香港成为内地企业境外上市的首选地点;但香港证券市场的过度投机之风相当炽烈,一些投资银行也在其中推波助澜,Tom. com 上市时的超额认购、百富勤当初对红筹股公司的过度包装,无不如此。在公司治理方面,郎咸平对包括香港在内的亚洲上市公司大股东肆意剥削小股东作了透彻的分析,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周期过长、违规行为处罚过分轻微等弊端更为突出,以至于国际知名基金管理人、谭普顿新兴市场基金 ( Templeton Emerging Mar-kets Fund) 经理马克 • 墨比尤斯( Mark Mobius) 多年前便断言,总有一天,中国内地而不是香港将成为亚洲公司治理的样本。 跨境上市更大程度的信息不对称还阻碍了资本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扭曲了境外上市企业的股价。 由于这种信息不对称对风险厌恶型投资者构成了一种潜在风险,作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相当多的境外上市中国公司不得不付出风险贴水,即股价折扣的代价,境外上市的收益因此而大打折扣,中小型企业克服此类信息不对称和股价折扣问题要付出的成本相对于其融资收益的比例更高,难度更大。正因为如此,去年下半年以来,泰富电气 ( HRBN. NASDAQ) 、康鹏化学( CPC. NASDAQ ) 、 大 连 傅 氏( FSIN. NASDAQ) 等一批境外上市的中国企业已经相继宣布将推行私有化退市,相信未来这类企业还会越来越多,而他们之所以作出如此决策,关键原因便是公司估值过低,企业收益与为之付出的服务费等成本不相称。尽管就单个个案来看,当事企业动机未必没有可非议之处,但此举总体上还是表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摆脱境外上市狂热,回归理性。公司估值过低又造成了 A 股与 H 股股价相差悬殊、同股不能同价的问题,不仅在境内、境外投资者之间引起了复杂的利益分配问题,而且必然导致同股不能同权,这又与公司治理的基本准则相悖,也为 A、B、H 股的最终合并设置了重重障碍。 当然,假如某一概念已在证券市场上赢得了投资者的广泛认同,对盈利和增长的预期能够压倒对风险的厌恶,跨境上市的信息不对称此时反而增强境外市场投资者对盈利和增长的预期,进而抬高股价。 作为全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作为全世界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大国,外部市场对中国经济的预期近20 年来总体上趋向改善,境外上市中国公司获得这种额外 “中国溢价”的几率大大提高。近年来新能源、网络和中国消费等概念的公司尤其容易获得这种额外的 “中国溢价”,从而令意欲上市的公司趋之若鹜。特别是那些定价机制高度依赖 “市梦率”而非 “市盈率”的网络概念股而言,跨境上市的这种信息不对称对他们似乎特别有利,因为他们可以藉此在国外 IPO 时获得非常高的发行价格,如果在国内上市,有切身体会的中国投资者绝对不可能被忽悠倒而支付如此高价购股,甚至根本不可能通过上市审批。 与此同时,在中国近年大力推行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和扩大内需的背景下, “中国消费”成为境外市场上投资者热烈追捧的概念。在2010 年美国证券市场 IPO 的中国公司中,消费品及消费服务行业是第二大行业,有 9 家 IPO 公司集中在这个行业 ( 其中纽约交易所和纳斯达克分别为7 家和2 家) ,占IPO 总数的27%。今年以来,境外证券市场上 “中国消费”概念热潮有增无减,从普 拉 达 ( Prada) 、新 秀 丽( Samsonite) 、蔻驰 ( Coach) 之类海外奢侈品牌,到周大福这样的港资中高档珠宝连锁店,再到凡客诚品这样走价廉物美路线的内地服装网购企业,目前境外拿中国消费需求作噱头筹备上市的公司已有 15 ~30 家,而且几乎每家企业计划的筹资金额都相当可观: 普拉达在香港的首次公开募股计划筹资15 亿 ~20亿美元; 新秀丽赴港上市招股价如果达到 17. 5 美元上限,可望募资117 亿港元; 凡客诚品计划在纽约上市筹资10 亿美元; 周大福计划明年初在香港上市,筹资 30 亿 ~ 40亿美元; 已在纽约上市的蔻驰打算年内以预托证券形式在香港实现二次上市; ……所有这些公司都把在中国内地市场的销售增长预期作为最大卖点,但这样的集中上市热潮,恰恰暴露了境外资本市场对中国消费实情的信息不对称,表明其正在透支中国消费概念。 中国消费市场绝对规模已经相当庞大,增长速度更是全世界经济大国之最。2000—2009 年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依次为9. 7% 、 10. 1% 、 11. 8% 、 9. 1% 、13. 3% 、 12. 9% 、 13. 7% 、 16. 8% 、21. 6% 和 15. 5% 。2009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2.53 万亿元,其中批发和零售业为10.54 万亿元; 2010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5.4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 14. 8%。我计算整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截至 1992 年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中批发和零售业收入总额相对于货物贸易出口总额的比例,以此衡量中国企业获得的国内、国外市场相对规模大小,发现1972 年尼克松访华后中国出口开始步入高速增长轨道,中国国内批发和零售市场对出口的相对规模便不断缩小,2007 年达到 81% 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点,2008 年开始逆转,2009 年这一比例再度回升到 100% 以上,实现了重大转折。中国正在努力推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力争使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内需拉动,特别是依靠消费拉动,这一转型进程理所当然还会助推国内消费增长。但在狂热驱动之下,无论如何高增长的行业都有可能赶不上资产市场价格的飙涨,西方市场泛滥成灾的流动性又为过度抬高股价创造了基础。 深入分析上述中国消费概念股,可以将其推销中的泡沫成分看得更清楚。普拉达、新秀丽、蔻驰等公司都正在把中国市场当作最大卖点,问题是中国消费可持续增长只能立足于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缩小两极分化之上,而奢侈品消费主要源于富裕群体,让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快于高收入群体收入增长,其结果必然是奢侈品消费增长速度不如整个消费增速。而且,近年中国奢侈品消费的爆发式膨胀中相当一部分属于灰色收入群体乃至黑色收入群体的炫耀性消费。由于促进社会公正的努力会减少得来全不费工夫的灰色收入,普拉达等公司更不能指望他们在中国市场的消费增长与中国整体消费增长同步。 正由于境外上市巨额 “中国溢价”飞来横财是信息不对称的结果,所以难以持久,并常常会带来额外的风险。由于中外法律观念、社会文化传统不同,境外上市企业要承担更大的诉讼风险,为此付出更多的意料之外的成本,从而进一步降低海外上市的净收益。从中国人寿这样的巨型企业,到中型公司,已有不少境外上市中国企业在这一点上倍感切肤之痛。由于西方的 “法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步入歧途,过高的成本,越来越多无谓的诉讼,……这一切都给企业和居民个人带来了众多麻烦,而这些东西一旦建立就会形成自我强化的循环,从而使得问题积重难返。更何况某些中国公司、特别是网络概念公司花费了太多精力用于 “包装”而非真实业绩,这给那些海外律师事务所、那些做空者创造了怎样的可乘之机,可想而知。 四、中国企业境外上市政治风险不可忽视 中国企业境外上市必须承担额外的政治风险同样不可忽视。这种风险一方面表现在境外上市中国公司可能受制于交易所所在国家外交政策,典型如三大石油公司在美上市时均因与受美国制裁国家有业务往来而遭受政治狙击,而这类政治风险永远不会消除。 另一方面,通过离岸公司辗转控股的境外上市企业股权结构有可能模糊最终控制者,从而围绕最终管辖权问题造成潜在的投资争议,从而实际上升到了国家主权层次。 仰融与辽宁省政府围绕华晨集团股权的争端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在此案中,仰融及其控制的香港华博财务有限公司不仅在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的注册地百慕大起诉华晨中国及其 4 位董事、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新华晨集团有限公司,而且在美国联邦法院起诉辽宁省政府侵占其财产。尽管仰融上演的这出闹剧最终不可避免地失败,但这个案 例 已 经 足 以 令 人 警 醒。在2004 年发表的 《中国与离岸金融中心跨境资本流动问题研究》报告中,我提出了这一问题; 由于这份报告引起了中国最高领导层关注和金融监管部门一系列行动,英属维尔京群岛财政部长等高官为此于2005 年专程访华时指名与我谈话。 在谈话时,我明确向他们强调了这个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国家所争无非是人民、国土和财富,20 世纪 60 年代初,苏联煽动中国新疆 6 万边民外逃,他们没有带走中国一寸土地和一分钱财富,但随后中国仍然与苏联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那么,假如一个地方不仅诱拐中国国民,而且造成中国财富流失,那么中国政府会怎么看? 中国会采取什么行动?”此后,中国商务、外汇等部门制订了一系列规章,旨在明确这类离岸公司的最终所有者,并据此明确中国政府对其最终管辖权。但由于种种原因,某些中国企业界人士规避监管的动机极为强烈,对这类规章也采取了这样那样的手法企图规避,中国方面仍须为确保本国对相关资产的最终管辖权而 保 持警惕。 同时,在境外上市操作过程中,某些常用的潜规则践踏了中国法律法规的尊严,构成了另一种政治风险,10 余年来通行于境外上市中国互联网企业界、由于支付宝争端而暴露的 “协议控制”问题就是典型案例。即使不考虑支付宝问题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就整个协议控制模式而言,这一模式从问世之初就违反了中国法规,对中国主权构成了现实的侵犯和重大潜在隐患。 首先,创建初衷便是规避中国法规的协议控制模式一开始就违反了中国法律,因此在中国法律意义上属于无效行为,重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 下文简称“《民法通则》”) 第四、六、五十八条条款,就会明白这一点。 《民 法 通 则》 第 四 条 规 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六条规定, “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 第五十八条规定, “下列民事行为无效: …… ( 四) 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 ( 五) 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 …… ( 七)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从上述条款可以看出,协议控制模式至少违反了 《民法通则》第四条、第六条和第五十八条的( 四) 、 ( 五) 、 ( 七) 款,属于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便没有法律约束力。 尽管一些谋求境外上市的互联网企业,其海外投资机构和中介机构、某些媒体渲染了种种理由,主张让协议控制模式合法化,但即使不考虑支付宝等相关企业和业务涉及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为了这样一种投资模式而对法律作出如此颠覆性的更改 ( 须知这是规定所有民事法规基本原则的 《民 法 通则》,而不是某一个部门的部门规章) ,认可在本国经营活动的企业、居民和机构可以不遵守本国法律,任何一个正常的政府都不可能作出这种决定。 五、结束语 中国不应也不会直接禁止企业境外上市,中国还会努力推进境内证券市场国际板建设; 但鉴于境外上市对企业和国家的一系列潜在问题,而目前中国国内资本缺口已经大体消除,境内资本充裕,境内资本市场规模已经跃居世界前列,IPO 规模更连续数年蝉联世界之冠,境外上市融资与境内融资相比已经大为逊色,上市程序也日益规范快捷,境外上市已经不是中国企业融资发展的首选途径。如上文所述,据中国证监会统计,2010 年境内股市筹资总额 10275. 20 亿元,香港 H 股筹资 2365. 62 亿元,同年中国企业在美 IPO 筹资额 36 亿美元,中国内地企业在香港、美国两大市场境外上市筹资总额合计2605. 074 亿元,仅相当于同年境内股市筹资总额 10275. 20 亿元的25% 。有鉴于此,中国企业应当减轻对境外上市的过度迷恋,中国政府应当取消对境外上市的超国民待遇。在境外上市的过程中,中国企业需要克服重视 “包装”胜过夯实业绩基础的通病,克服利用信息不对称抬高股价的强烈诱惑,克服为此采取一系列操作手法规避监管、逃避税收的内在冲动。 国内经济论文:农村收入差距促进国内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有了大幅度提高,但农民收入差距日趋扩大的矛盾也越显突兀。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的体现,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但扩大的收入差距正在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越来越明显的负面效应。农民收入差距扩大不仅关系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而且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 1.农民收入差距扩大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1.1收入差距过大导致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制约经济增长。消费需求的大小取决于收入及其分配状况是否合理,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会使居民消费倾向下降。高收入阶层在满足了基本生活需求之后,消费倾向呈递减趋势;而低收入阶层,虽有较强的消费欲望,但购买力不足,加上未来各种不确定因素强化了人们的防守心理和忧患意识,储蓄倾向增强,从而抑制了居民的即期消费和潜在消费需求的增长,消费倾向表现出递减的趋势。 1.2收入差距扩大影响欠发达地区农村的人力资本发展,进而影响村域经济的发展。当前欠发达地区农村的劳动力状况严重,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收入差距扩大影响欠发达地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收入差距的拉大使教育投资水平差距呈扩大趋势,收入差距下的地区和低收入者无力支付人力资本投资,他们面临生存问题的困扰,政府、个人或家庭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十分有限,很多人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 1.3收入差距扩大严重阻碍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农业产业化即通过扩大规模降低成本,或者改进技术提高效率和提高资源使用率,首要的问题就是资金的投入不足。可收入差距扩大导致大部分农村经济实力薄弱,政府的投入难以满足需求,农民经济条件差,在应付了子女入学、生病就医和人情来往之后,基本没有扩大再生产的资本。农村富裕地区及高收入阶层人员仅仅只是很小一部分,不能承担生产环节和储运、加工技术等环节的全面投资。农业投入不足,农村产业化启动资金严重不足,严重阻碍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同时,与此相应,农业的科技含量低及农民的文化素质偏低,只能以传统的方式和经验应付日常的农田耕作,粗放经营,就会倾向于以损害自然资源的方式来获取收入,影响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由于贫困,低收入者迫于生活和生存的压力将会过度开发利用森林、耕地、草原、海洋、江河、矿藏等自然资源,造成自然资源的严重破坏和浪费,造成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这些反过来又会影响我国农业导致整体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人民的生产、生活甚至生存条件进一步恶化。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农业持续、稳定发展难以实现。 1.4收入差距扩大影响社会稳定。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在短短的二、三十多年中,中国人先后经历了平均主义“大锅饭”和收入差距扩大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不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实际生活中都会形成强烈的反差,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人们与周围参照群体比较后容易产生利益受到剥夺的感觉,人们的心理自然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由此导致的仇富心理极易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影响社会的稳定。在城市务工的农民收入与在乡务农的农民收入差距非常明显,随着这一差距的不断扩大,很多农民放弃田间耕种,进城打工,这种现象会引发盲目的劳动力流动,国家的许多政策,如计划生育、卫生防疫、工商税收、义务教育等政策,在这一批人中根本就无法落实,给城市的治安、卫生、教育等管理工作带来了严重的困难。许多农民本来就对城乡之间、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拉大极为不满,这会使他们主观地认为是改革导致收入分配两极化,是改革使他们生活在贫困之中,从而,他们在心底里会产生一种对改革的憎恶,长期下去,成为继续深化改革和政局稳定的一大阻力。 1.5收入差距过大导致价值观畸变。收入差距拉大的客观存在以及将继续扩大的态势,使相当部分的农民对社会主义本质这一美好的构想产生了怀疑,对党的思想教育持抵触甚至鄙视,对国家政策及基层政府持不信任的态度。加上社会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资本主义不良思潮的冲击,许多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片面追求个人收入,把提高收入当成奋斗目标,认为“只要有钱有利,管它主义不主义”“,理想是空的,金钱是实的,要抛弃空的,大捞实的”。有不少农民赞同“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观点,认为只要能给我带来经济实惠的就支持,近年来许多农村选举中的贿选事件正是表现之一。在实现价值的手段上,有一些农民认为“讲了良心赚不了钱”“市场经济就是骗子经济”,盲目追求金钱效益而不择手段,我国80年代以来在农村形成了包括宗族势力、暴发户和以黑社会团伙为主的一些地方恶势力等等就是农民价值观畸变的反映。这些对社会带来了极为不良的影响,是阻断中国社会法治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将会使中国无法向现代意义的“公民社会”转化。 2.缩小农民收入差距的几点思考 2.1抓教育培训,解决农民科技素质不高的问题。要加大对农民的科技培训,努力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达到村村都有科技致富带头人,户户都有科技明白人。要真正办好农业科技示范园,发挥先富带动后富的龙头作用,增强高收入户对身边的农户的辐射作用,形成一户带多户、多户带一村的农民致富新格局。 2.2大力发展非农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虽然近三年中央都出台了利于农民增收的“一号文件”,并对农民进行了现金补贴。但靠吃“财政饭”,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生活现状,必须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农村的体制创新,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大力培育、扶持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和各类经济合作组织,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2.3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近年来,国家对农村投资力度有所加大,但相对城市而言,规模较小,由农民承担了不少不应承担的负担。应进一步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减轻农民负担,降低农民生产成本,这样,农民自己的投入大大减少,就可以大幅度提高农民的收入。 2.4完善农村扶贫政策和措施。政府必须发挥社会再分配的功能,首先就要大幅增加农村低收入户的收入,特别是增加扶贫重点县农民的收入,加大扶贫力度。继续遵循造血型扶贫的扶贫重点,主要是提高贫困人口致富的技能和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使他们真正走出贫困。其次,逐步建立和推广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坚持整村推进的基础上,应更多地关注农村低收入群体,逐步实现由瞄准区域扶贫目标向瞄准群体扶贫目标的转变。再次,在农村逐步探索向高收入者征税的有效方式。发挥税收调节分配功能,在非农产业比较发达的农村地区,对于具有相对稳定收入来源的高收入者进行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试点,并从制度上确保在农村征缴的税收全部用于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事业。这样,既能及时有效地保障农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权益,又能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稳定协调发展。通过该制度,加大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逐步让农村居民分享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不仅有利于缩小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更有利于促进农村社会的稳定。 总之,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则会给我国农村以至于全国经济社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农村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问题。 国内经济论文:国内经济发展形式思考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大潮的冲击下,中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样,虽然获得了相应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更多的风险和挑战。当前,国际经济秩序非常混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金融债务危机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大有经济“崩盘”的危险。而以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却稳步增长,引导世界经济朝着健康发展的道路上迅跑。这就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反差呢?一句话,就是因为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过着“寅吃卯粮”的奢侈生活而又大搞所谓的资本投机经济,因而造成政府债务沉重,而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则注重创造创新的实体经济,强调马克思“剩余价值”理念,所以经济稳步增长。笔者现就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做一些解读。 一、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 无论我们是否即将迎来“亚洲世纪”,有一件事很明显:全球经济的地理中心已经发生了显著的转移。如今,中国正处于前沿和中心位置,而且发挥着经济领头龙的作用,引导世界经济爬出泥潭一路前行。 (一)务实的经济政策,蓬勃的后发优势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党掌握了经济市场发展的客观规律,了解了市场经济运行的巨大风险,体会了经济危机所带来的极大冲击,锻炼了在经济建设的大潮中把握航向,搏击风浪的能力。因而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关键时刻,能镇定自若,泰然处之,运用宏观调控和强有力的务实的经济政策,使经济依然快速发展。2011年,我国GDP收入突破10万亿大关,经济增长率为9.8%,毫无争议地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对世界经济GDP贡献率为4.5%,对中国经济贡献率为16.7%。除此之外,中国民间储流资金(储备和流动资金含境外流入资金)保守估计也在400万亿以上,全国国控经济总量47万多亿元,这笔庞大的资金,是推动中国经济稳步增长和后发优势的基本保证和巨大动力。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最大的商品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出口份额占全球的9.6%,紧随其后的依次是德国、美国和日本。以当前的美元购买力计算,中国年平均人均收入为4,400美元,已经成为一个中高等收入的国家。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3万亿美元,成为世界之最。另美国尚欠中国3万多亿美元,这样中国总储备量为6万多亿美元,也成为世界最有钱的国家之一。中国具有继续强劲增长30年的潜力。主要原因:一是中国中西部地区尚未开发完毕,区域性发展不平衡,开发潜力很大;二是资金、人才技术优势还没有完全显示出来,发展后劲显著;三是“走出去、引进来”战略方针刚刚起步;四是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还待进一步加快;五是中国把握好了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到目前为止,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主要还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如长江三角、珠江三角、环渤海湾等地区,中西部还有很多没有开发的“处女地”,即使开发了,改革开放的纵度、深度仍然不够,效益不佳,低碳节能的科技含量还不高,处于低、初级的工业化水平,更大的经济效益尚未量化,还有待更深层次的开发和深化。在主席主持中央工作时期,中央就提出开发大西北,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带动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决策,这一条条令人鼓舞的英明决策,到了今天似乎变成了“纸上谈兵”。十几年过去了,我们没听到大西北开发的惊天战鼓;没有看到东北老工业基地“旧貌换新颜”的累累硕果;没有触摸到中部地区崛起时嘭嘭跳动的脉搏。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感觉到中西部人民改革开放的勃勃雄心和前进的坚定步伐。因此,国家应加大开发大西北的力度,要拿出革命战争年代那种“十万大军进西北”的宏伟气势,疏通河西走廊和丝绸之路,开辟大西北几条大通道,便捷边疆人民进行广泛的国际贸易。引导中东部地区资金、人才、技术向大西北流动,迅速带动大西北经济的快速发展。党和政府应给予大西北人民群众各种优惠政策,投入大量资金,支持和帮助青海、新疆等区域的实体企业做大做强。这样,大西北就能像东部沿海一样,得到快速的经济发展,为国家提供新的更大的经济增长点。另外,国家要指导东北老工业基地进行体制改革。例如企业整合,做到强强联手;调整结构,合理建设重工业基地,上下游协调搭配;人才、技术、资金跨区域联合,利用江苏、浙江等地人才和资金的优势,进行跨行业、跨区域的自由调节,搭配组合,将企业做大、做强、做精。再一个就是中部地区崛起的问题。中部地区的大多数人民群众思想保守,容易满足,错误地认为有吃、有穿、有房住这些简单条件能够满足就足够了。因而一旦满足,便不思进取,认为已是“很幸福了”。实际上,他们还没有享受到“真正的幸福”。如果有一天,他们觉得向国家纳税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闲暇之时出门旅游是一种高尚的幸福,这就说明,他们开始有了更高层次的追求,到那个时候,中部地区才算真的实现了崛起。笔者做了一个比较,比如江苏和安徽两个相邻的省,江苏除了地理位置上优越于安徽,东濒黄海,上接大都市上海,并没有其他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况且江苏资源奇缺,人口众多,面积较小,是靠什么来支撑经济的迅速发展呢?一句话,靠人。江苏人吃苦耐劳,敢想敢干,百折不挠的精神,使江苏的GDP是安徽的二十多倍。而安徽资源丰富(有煤、铜、铁、等矿产资源),文化底蕴深厚,人民善良纯朴,面积是江苏的1.5倍,可是安徽的经济增长始终赶不上江苏,为何?同样也是一句话,是人。安徽人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落伍了,思想保守,安平乐道地过自己的好日子,所以在同等条件下没能赶上和超过江苏。因此,中部地区(安徽、江西、河南等)的人民群众只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于改革创新,奋起直追就一定能够担负起振兴中华的伟大历史使命,为国家经济增长添砖加瓦。 (二)资金、人才和技术优势还没有显示出来,经济 发展后劲强势显著。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出现的新情况,表现在通货膨胀仍在继续,物价上涨压力仍在增大,经济下降趋势仍然存在这“两涨一降”,在这关键时刻,党中央在2011年12月14日召开经济工作会议,制订2012年国内经济宏观调控的基本基调、方向和主要任务,并且明确提出“稳中求进”的战略方针,笔者认为,所谓“稳中求进”,“稳”就是要努力保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态势,利用环境变化带来的倒逼机制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深化改革,最终让老百姓享受到更多实惠,这是“进”。由于国内经济形势严峻,2012年“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提出经济发展调整结构,扩内需,惠民生等重大举措。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还应开拓资金、人才和技术流通渠道。可以说,我们国内并不缺资金,前文已经提到,中国经济国控总量为47万亿人民币,民间流动和储蓄资金达到400万亿左右。党和政府应想方设法调动和运用这笔庞大的资金为经济发展铺平道路。比如实行国替民办战略等。总之要大胆地改革创新,灵活运用和调动民间资本。比如,中西部国家级贫困县、乡(镇),经济长年不得翻身,人民群众还是极度贫困,针对有的干部怕苦畏难,不思进取,个别领导不作为的现象,要毫不留情地进行整改。考核整个班子,当留则留,当走则走。工资在任期内发70%,停职修养(学习、深造),GDP和人均收入要做到递进增发,这样大胆地实行几任,看看是否能使资金、人才和技术得到充分发挥,这也就可以为政治改革提供多一点尝试。通过这样大胆改革创新,让人才、技术和资金得到最大的开发利用,做到“物尽其能,人尽其才,钱尽其利”的良性循环。 (三)实行“走出去,引进来”战略 这里的“走出去”,是指带资金、带项目、带目的到海外创办企业,开办分公司,也应当在国内纳税。这种“走出去”实际上是国内企业的海外延伸,既能开拓海外市场,提升企业形象,参与国际竞争,又能获得宝贵经验,了解国际市场的运行规则。当然,最根本还是为了引进资金,使祖国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为国内的经济增长再创佳绩。据报道,目前国内有一种不好的状况,一些富豪携款到国外定居,有的到美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还有的到东南亚一些国家。每年有数千亿美元甚至于近万亿美元流向海外,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绝不能让一些心术不正、为富不仁的人,利用党的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发不义之财,又将不义之财带走外逃,去过奢侈豪华的糜烂生活,这实际上就是“变相洗钱”。笔者在这里大声呼吁:党和政府要引起高度重视!要拿出得力的措施,打开“外跑”富豪的行装,看看所带走的款项到底是怎么来的,是勤劳致富,还是为富不仁。是勤劳致富可走可留,假若是为富不仁的拆白党(骗吃、骗玩、骗财、骗色),一定不能放任自由,要追根寻源,必要时要“冻结”资金,不予放行。我们不能提倡这样的“走出去”,这样的“走出去”会拖垮我国的经济,因为他们到国外不是为了赚钱获利,而是为了享受、挥霍。其次关于“引进来”的问题,引进来是指将国外的先进科技人才和领先的管理理念引进来。不是简单的招商引资,而是有选择的不破坏国内经济环境的招引科技人才和项目资金。就目前形势看,我国的引进来战略不尽人意,特别是自愿走进来的项目。比如中国的零售业:沃尔玛超市每年有大量钞票揣进外国人的腰包。沃尔玛超市将中国国内的廉价产品高价卖给中国的老百姓。有时还使用价格欺骗,弄虚作假,以次充好,愚弄和欺骗中国消费者,这是很不道德的。这种商家如果在印度早被勒令退出市场。况且,印度的国内零售业是不准外国人染指的,道理很简单,就是印度人不愿将稳赚不赔的超市这个金饭碗让别人抢走,影响本国零售业和经济的发展。我们说请进来,是指那些科技含量很高的“稳、难、长”的项目,能帮助和支持我国改革开放更深入更彻底的引领国际的先进项目,比如“急”,能否引进几条石油管道和天然气管道,以解我国油气之急。“难”,能否引进开发我国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水开发治理和绿化项目。“长”,能否引进一个大公司与中国政府签订合同,带足够资金来中国开发实体企业,五十年不撤资。到目前为止,这些“急”、“难”、“长”的开发项目都还没有请来海外商贾。也许有人会觉得很不现实,其实并不是如此,而是我们并没有请进真正的外国巨商。况且国人没敢把这些“急”、“难”、“长”的项目列入议事日程。所以说,我们还没有将“走出去,引进来”落到实处,还停留在表象上,只能说“好走则走,易请则请”。在“走出去”、“请进来”的问题上,国人应当动番心思,要有打扮漂亮女儿出阁的走出去精神,要有“摆开八仙桌,全凭嘴一张”的阿庆嫂的请进来精神,真正请进巨商良贾来中国投资创业发展,带动我国经济持久良性循环增长。要有秩序有选择地安排落实“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有关事项。 (四)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步伐必须加快 俗话说“十农不如一工,十工不如一商,十商不如一科”也可以这样表述,就是说十个农民所创造的社会财富不如一个工人所创造的社会财富;而十个工人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又不如一个商人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十个商人所创造的财富又远远不如一个科技工作者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所以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步伐刻不容缓,要放到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的议事日程安排上。切不可口号式的瞎喊一通,要规划“三化”的时间表,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三化”建设上来,如能做到这一点,我国的经济又将得到进一步提升。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但这三个不同的概念彼此之间又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地区这“三化”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实现,那么这个地区就一定能够结出经济的丰硕成果。如: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环渤海湾地区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到了相当的规模,所以经济实力很强,人民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已经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中等水平,基本实现了现代化。就拿笔者所生活的这个城市(江苏盐城)来说,上世纪80年代是个十多万人口的地区级小城市,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通过“三化”的实践,现在市区人口超百万,年均GDP(财政收入)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三十多倍(达500多亿),人均可支配收入达8,000美元。如今,盐城这座英雄而美丽的城市,像一枝盛开在苏北平原艳丽的花朵,像一颗镶嵌在祖国黄海之滨的璀璨明珠。所以说,要想使中华民族早日实现伟大复兴,使中国人民过上幸福安康的好日子,就必须加快“三化”的速度,实现跨跃式发展,有眼光、有见地、有选择、有秩序地谋划发展,在今后二十年左右,赶上甚至超过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 二、把握好稳中求进的总基调 今年乃至今后若干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就是要突出把握好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前面已讲述过:“稳”就是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保持经济较快平稳发展,保持物价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祥和稳定。“进”就是要继续抓住和利用好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和方法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中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也就是说,在国际经济形势如此复杂的情况下,要努力保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态势,所以要“稳”。同时,也要利用环境变化带来的倒逼机制推动结构调整。深化改革,让人民群众享受更多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丰硕成果和发展实惠,这就是“进”。 (一)当务之急乃是“稳增长,控物价” 今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第一条就是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统筹处理速度、结构、物价三者的关系。稳增长就是坚持保持进出口贸易的强劲势头,扩大内需,努力克服国内外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及时果断解决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保持经济平稳运行。财政部门要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贷币政策。笔者过去在文章里已反复强调:中国的工业销售税(17%)太高了,是发达国家的三倍,这极大损害实体经济的积极性,影响实体经济的利润和发展,导致很大一部分企业很难做大做强。这一点党和政府应当高度关注。拿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减税和出台各种针对实体企业的优惠政策。加大民生领域的投入,积极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货币政策要适时进行预调微调,保持货币总量的合理增长。事实告诉我们,目前,中国经济增速在回落,这是我们期望的,但要防止回落过快,引发就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所以要稳住经济增长。笔者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赋予新的内涵,更加注重结构性减税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货币政策虽然方向不变,但应该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中小企业在建项等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稳定物价的基础是发展生产,保证供应。要坚持不懈地抓好“三农”工作,加强农产品供给和保障能力。要落实“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不动摇。要把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生产和建立和谐社会有机地结合起来。现在,通货膨胀的最高点已经过去,输入性通胀也下降了,国内宏观调控也已初见成效,这与农产品价格涨幅的周期性也有关系。我们说,物价压力主要来自于农产品,而农产品涨幅则来自劳动力成本、环境成本、土地成本、运输成本等。资源性产品价格,包括美国、欧盟如果继续推行量化宽松政策后,国际上大宗商品价格可能出现的反复,所以威胁力主要在这方面。要消除这些压力,就必须做到,尽量消化各种成本,打击人为炒作,给消费者适当的副食品补贴,政府控制价格,严控输入性通胀。 (二)提高收入拉动内需,严控楼市泡沫 我们应当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地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努力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牢牢把握加快改革创新这一强大动力,着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牢牢把握改善民生这一根本目的,改善民生,是经济发展深化改革的根本。经济形势越复杂,保障和改善民生越重要,经济增长和改善民生是协调发展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和宗旨,是让百姓共同享受经济发展的胜利成果。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发展的包容性和能动性。惠民生,就是要让广大人民群众感受到党的温暖,感受到经济发展给他们带来的实惠,看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使他们活得更自信、更幸福、更有尊严。比如,加大民政制度的合理改革,提高烈士军属和革命残疾军人待遇,提高社会福利事业改革,关注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要让这些可怜的人过上和正常人一样的幸福生活,要帮扶和关注弱势群体,提高这部分人的生活质量。让全民都享受养老、医保等实实在在的好处。只有这样,祖国和我们的身上才能落满世界人民的目光。我们的人民歌颂党的恩情,用这样撼天的情感爆发出的精神动力发展经济建设,是什么力量都阻挡不了的。其次,我们要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促进房价的合理回归,加快普通商品房建设,扩大有效供给,促进房地产健康发展,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和房产税改革试点。所谓的房价合理水平要从以下的三点来理解,一是老百姓买得起房子,这就是合理;二是跟相对的价格水平比,房价涨幅超过CPI(物质上涨因素)不大,和CPI差不多,这也是合理;三是吃皇粮的国家公务员和文教卫(事业单位)人员,每月的工资在当地城市都买不到1㎡的房子,这就是(简单核算断言)不合理。比如,一位教师月工资实得5,000元,而当地的房价7,000元/㎡,这个教师什么时候能买得起房子?难怪南京一位房地产大老板吼叫:“我们开发的房子不是卖给工薪阶层的”,言下之意只卖给大老板和富豪们的。还有龙岩“招租广告”的广告词:“温馨小套房,适合包二奶”,这些不负责任的广告,给社会带来很坏的影响。长期以来,房地产势必会成为泡沫,这样的泡沫一旦形成,房产商掏空了银行的资金,而房子又卖不出去,势必走美国“两房”申请破产所带来的经济危机的老路。那样的话,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成果就可能打水漂了。所以党和政府坚持房地产调控不放松是非常正确英明的,这样使得房地产这个“悬空经济”能安全地“软着落”。国家应继续执行房地产限购政策不变,防止房价反弹,坑害群众利益,严控银行的信贷风险,一旦出现房贷的呆帐、坏帐、死帐,资金不能回笼,则追究银行的刑事责任,保证银行资金安全获利,保障党和政府的“钱袋子”管好理好利用好,不出差错。综上所述,我们要认清中国经济形势发展的现状和趋势,继续加大经济改革力度,完善和实施各种政策与举措,使中国经济发展的载重航船,在世界经济的海洋中乘风破浪,顺利前进。 国内经济论文:世界经济危机和国内经济政策的决择研究 1引言 2011年距离08年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三年,全球经济在快速复苏后并没有进入稳定增长的阶段,而是进入了“新的危险阶段”.从2011年8月份希腊债务危机开始,欧美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特别是进入9月中旬,由于联合国、IMF、经合组织再次下调全球经济预期,标准普尔指数下调意大利评级,美国国债危机事件的发生等对世界经济的复苏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欧洲债务危机的蔓延和发酵已演变为一场信心危机,导致全球市场动荡.在全球市场悲观情绪笼罩中,9月26日,美国期金跌至1581美元/盎司,三个交易日内暴跌200多美元,堪比2008年金融危机.由于对经济的忧虑在全球蔓延,各国股市表现糟糕,道琼斯指数创下单日下跌近400点的最新记录,欧洲股市连续三周重挫跌至26个月最低位,日经指数收挫至两年半最低位.从2011年1至8月各主要经济体的CPI数据上看全球通胀局势依然不容乐观.对经济的忧虑并没有缓解已经高企的通胀局势,美国CPI依然处于3.6的历史高位,欧洲主要国家通胀均为历史高点.亚洲国家通胀局势也日益严峻,其中越南今年6月CPI已攀升至22,印度接近9的高点,韩国、新加坡均已超过5,远高于政府预期[2].在全球经济进一步放缓的背景下,高通胀引发世界各国对经济“滞涨”的担忧. 2世界经济危机的蔓延 2.1国际金融危机 由美国次贷危机的发展而演化成了一场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此次金融危机,一般认为始于2007年下半年,因为美国次级房屋信贷危机爆发后,投资者开始对按揭证券的价值失去信心,引发流动性危机,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1].到2008年后,政府接管了许多大中型金融机构以此来挽救金融业的衰败,振兴投资者对银行业的信心.随着金融危机的进一步发展,又演化成全球性的实体经济危机.2008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实体经济却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高开放度的经济体,经济发展的外贸依存度远高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是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而美国则是我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发达国家,全球金融危机直接导致外贸出口的减少,中国内地企业投资额也间接受到影响,消费额有所下降,市场受到外部波动[2].中国是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的国家,进口的减少与出口增长速度的大幅度降幅严重影响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与稳定,企业规模或者增幅日益下降. 2.2美国债务危机 2011年5月16日,美国国债终于触及国会所允许的14.29万亿美元上限.金融危机使美国的财政赤字额大幅度增长,国债记录不断刷新.截至2010年9月30日,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余额为13.58万亿美元,GDP占比约为94%,同年年底一举突破14万亿美元.2011年2月22日,在可供发债余额仅剩2180亿美元的时候,美国国会未就提高上限达成一致.终于,在2011年5月,美国国债触顶,开创了14.29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中心的位置,自1917年以来固若金汤的美国主权信用破天荒地被全球市场动摇后,引发全球股市暴跌,原油及大宗商品价格连续走低,美元汇率大幅波动.美债危机的危害,除了降低美元地位,动摇世界对美国的信心外,也使得全球市场变得更加不明朗与不确定.它将对当前脆弱的全球金融造成沉重的打击,甚至有引发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的可能[3].美国债务危机将给国际市场增加不确定性及风险,将冲击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对外投资决策与现有经济政策.因为美国债务危机引发的全球性危机,可能导致美欧经济出现第二次衰退[4].为应对这种不确定性,我国可能不得不重新评估国际经济形势,相应地调整政策.美债危机是一个时间特征点,标志着西方社会经济复苏的努力再次失败. 2.3欧洲债务危机及欧元危机 欧洲债务危机最先开始于希腊的债务危机,全球三大评级公司于2009年下调希腊主权评级,希腊债务危机严重,政府面临破产,欧盟是经济一体化的组织,经济关联度高,自2010年起欧盟各成员国在出现不同程度的经济危机,整个欧盟都受到此次债务危机的影响,出现经济衰退,失业人数增加的现状.以德国为主的欧元区的各大国已经感受到债务危机的严重性,欧元不仅大幅下跌,直接导致欧洲股市跌停,欧盟在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面临着“体系的崩溃与联盟的解体”.希腊财政部长称,鉴于此次危机的严重性,希腊需要约90亿欧元资金才能勉强度过危机[5].但是欧洲各国在援助希腊问题迟迟达不成一致意见,4月27日标普将希腊主权评级降至“垃圾级”,危机进一步升级.欧洲是世界高端设备制造业大区,欧债危机引发的经济动荡降低了欧洲对于大宗资源商品的需求,导致资源品价格下跌.国际资本回流美国本土与资源品需求下降导致资源品价格下跌有利于缓解中国的输入型通胀压力与降低海外热钱推高中国资产价格泡沫的风险;欧盟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欧债危机导致欧元持续贬值,直接降低了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为了缓解主权债务危机,欧洲各国不得不收缩其财政政策,降低赤字占GDP比重,缩小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减少对于中国产品的需求. 2.4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及地位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家(美国、中国),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美国、欧盟、中国),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在美国和欧盟都存在经济危机的隐患时中国的经济运行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中国能否成为一个好的全球“经济消防员”,不仅是应对外部局势,还是如何保持国内经济的良性运转,作为一个开放经济大国,国内经济运行形势会通过一系列的对外经济交往,经过传导效应传输给世界. 3蒙代尔经济政策的搭配与斯旺政策搭配理论 3.1蒙代尔经济政策的搭配 蒙代尔(1962)在《适当运用财政货币政策以实现内外稳定》报告中,提出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实现内外部均衡的政策搭配学说.他强调:“政策工具应该指派给其最具直接影响力的政策目标,如把财政政策指派给内部均衡目标,把货币政策指派给外部均衡目标[6]”,这就是蒙代尔的“政策指派法则”.在固定汇率制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假定条件下,蒙代尔的“政策指派法则”.蒙代尔经济政策的搭配的具体形式如下: 3.2斯旺政策搭配理论 4中国经济政策的选择 4.1中国目前的经济政策选择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在于国际需求方面,当然也会影响中国的国际收支,美国债务危机主要影响在中国的国际收支方面,外汇储备的安全问题以及由此应引致的贸易问题,具体在于美国对中国的需求[7].欧债危机直接影响在中国的国际收支和由此导致的中国国际需求减少问题.虽然中国受到诸多金融危机的威胁但是中国的劳动力优势使得国的产品在世界市场竞争力非常强劲,中国即使在并2008年危机时依然保持者双顺差,2009年,中国进出口总额22072.2亿美元,下降13.9%.其中出口总额12016.6亿美元,下降16.0%;进口总额10055.6亿美元,下降11.2%,贸易平衡状况进一步改善,资本项目顺差1,808亿美元,比上年(463亿美元)增加1345亿美元,贸易无论是从相对量还是绝对量在危机的时候都是增加的,所以中国目前还是处在蒙代尔指派中的第III区间斯旺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的第IV区间(如图中A点),那么中国的政策选择是: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货币政策.但是实际情况还要复杂的多,所以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适合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 4.2中国实施宽松财政政策的必要性 4.2.1从国内均衡来看 从需求角度上来看:中国目前国内通胀压力比较大,国内的通货膨胀主要类型是结构型通货膨胀,结构型通胀的主要特征是:在没有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的情况下,只是由于经济结构因素的变动,也会出现一般价格水平的持续上涨,而物价上涨是在总需求并不过多的情况下,而对某些部门的产品需求过多,造成部分产品的价格上涨的现象,如钢铁,猪肉,楼市,食用油等.所以中国的通货膨胀并不是中国国内投资过热导致的,所以紧缩的财政政策会加重国内的投资不足问题,致使国内的供给进一步减少,需求的不到满足,反而会使通货膨胀会更加严重. 4.2.2从供给的角度来讲 紧缩性的财政政策的实施,在支出增减政策上会减少国家对经济建设的支出,抑制经济投资,社会总供应不足,继续会影响以后额经济增速.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有稳定的经济环境,紧缩的财长政策会使得中国国内经济形势急转而下,打击国内外的投资热情,外资抽逃或者选择其他的更为理想投资地,中国的物资短缺进一步严重,经济增长缓慢,也不符合国家长期发展计划. 4.2.3从国际的角度来考虑 紧缩的财政政策会使得国内通货膨胀变得越来越严重,在支出转换政策上本币继续贬值,外汇汇率上什,出口有增加的趋势,但是国内的投资比较少,国外的需求会导致新的通胀压力,并且,通过外汇的贬值来促进贸易的增加会恶化贸易条件,有可能产生贫困化增长效应.外汇的贬值也会导致我国的外汇储备非人为地增加,国际收支逆差继续增加,肯能会导致贸易相关国的“贸易战”和“汇率战”. 4.3中国需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扩张性货币政策指政府通过扩大货币供给量,从而降低利率水平,提高经济增长水平,促使均衡的国民收入增长.在经济衰退期采用扩展性的货币政策可以促进经济的复苏,通过降低利率,使消费和投资得到增长;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物价水平,从而避免通货紧缩的出现[8].2010年底中国提出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取代持续了两年之久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使用由此进入到一个相对频繁的时期.在去年四季度,央行进行了一次加息和三次准备金率上调操作.中国目前的主要目的还是国内的结构性通胀治理的问题,扩张的货币政策会是利率下降,国外游资进入中国,进一步加大中国的国际收支差额,国际收支差额的增多意味着机会成本的增加,过高的机会成本对于一个亟须经济持续发展的国家来说不是资金的有效利用方式.此外,外资的进入会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增加,在现行的经济政策下,人民币升值会带来一些列更多的经济问题比如说:对外出口减少、国内失业增加等. 5小结 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中国目前最好的选择.稳健的货币政策,国内利率和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对于国内和国外都是比较有利的,在支出转换政策上,稳健的货币政策稳定了人命币币值,有利于中国的廉价产品对装备制造大国和服务业高度发展的欧美各国的出口,使得世界经济能够良好的运转,一定程度上缓解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的一蹶不振. 国内经济论文:世界经济布局与国内经济发展趋势 一、当今世界经济格局 所谓世界经济格局,是根据各个国家的经济力量以及相互依存关系所形成的国际经济体系。二战以后世界经济格局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二战后至20世纪90年代初,在这一时期,世界经济格局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以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为首的“两极”格局,但随着苏联的解体,“两极”格局的时代也宣告结束,世界经济形成了以美国一个超级大国为首,多个世界经济大国共存的“一超多强”的格局。因此,在这个时期,美国并没有对其他国家拥有绝对的指挥权和控制权,而是建立在其他世界经济强国讨价还价基础上的博弈型霸权。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美国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损失。具体影响有以下三点:一是全球金融危机强化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多级共存趋势,美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实力被减弱,也宣告了美国称霸世界想法的破灭。美国不得不重新考虑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发展问题。二是美国经济(包括主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遭受了严重的冲击和损失。金融危机是由于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的集中爆发。而在金融危机前,就已经打破了依赖美国经济失衡而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体系。[1]三是美国的软实力受损,“美国模式”遭到了普遍的质疑,那些参照“美国模式”发展经济的国家开始动摇。但即使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使美国的经济受到重创,超级霸主的地位有所动摇,但美国仍然在全球经济中处于超强地位。具体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美国的GDP总量仍然高居世界第一,而且遥遥领先。2010年,美国的GDP总量达到了14.66万亿美元,这一数字相当于2010排在世界第二、第三、第四位的中国、日本和德国的GDP总量之和。二是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国家贸易体。尽管2010年美国的进出口总额的数据还没有,但预计将达到32000亿美元以上,这一数字仍然位列全球第一。三是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国家金融体。目前,美国拥有的金融资产要占到全球金融资产的1/3左右。四是美国仍然是全球创新能力最强的科技大国。目前,全球排名最高的10所大学中。美国就占据了8所。每年,美国都会吸收50%以上的全球技术移民。而且,二战以后,美国就一直是公认的全球最发达的制造业国家。[1]目前,美国制造业的附加值要占到整个世界制造业附加值的22%左右,继续排名世界第一。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尽管全球金融危机给美国经济带来了重创,但美国转嫁危机的能力也非常强。历史上,美国曾经经历过数次经济危机,但美国常常通过转嫁危机使得自己的合作伙伴或者竞争对手受到重创,从而尽可能地降低自己的损失。比如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突然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20世纪80年代中期,迫使日本签订了“广场协议”,从而将自己的经济危机转嫁到别人身上。目前,美国正在通过迫使以中国为首的相关国家货币升值,来实现转嫁自身经济危机的目的。 二、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定位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使之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而有关中国经济的各种言论也随之而出。之所以会有这些针对中国经济的言论,从根本上说就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妒忌和担心。事实上,从全球经济的发展历史来看,包括英国、美国和日本在内的这些经济曾经高速发展的国家都受到过这样那样的指责和议论,因此说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经历。笔者认为,不要被这些言论所干扰,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合理准确的定位,变消极影响为积极影响。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合理准确的定位,首先就是要清醒的认识到中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1.综合竞争能力的差距 尽管中国的GDP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但中国的人均GDP水平还很低。目前,占全球人口不足5%的美国拥有了世界GDP总量的30%以上,而占全球人口22%以上的中国却只拥有全球GDP总量的8%左右,尤其是相比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国的综合竞争能力仍然差距较大。按照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公布的排名,中国在2008—2010年的竞争力排名为17-20位。[1]虽然我们不必太在意这种竞争力排名的高低,但有些指标所反映的问题还是很深刻的。比如,在影响中国竞争力排名的一些指标中,像企业经营效率、企业信誉、企业形象,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公民道德、政府管理效率以及官员廉政等排名就比较靠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排名,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 2.经济增长质量的差距 1978-2010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将近10%。但和快速的经济增长率形成反差的却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模式是“粗放扩张型”的,即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建立的巨额资源消耗的基础上的,这给我国的环境保护带来了极大的压力,社会矛盾越发突出。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要远远低于世界先进水平。中国的单位产值投入成本要达到美国的4倍左右。在消耗巨额资源的同时,中国的土地、空气和水资源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和破坏,中国的自然和社会环境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尽管中国有大量的加工贸易出口,但由于缺乏专利和核心技术,只能赚取低廉的加工费,价值创造能力低。 3.科技创新能力的差距 全球主要发达国家都将科技创新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以此提升国家的综合竞争力。目前,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科技能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70%。[2]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科技创新能力有了大幅的提高。目前,中国的研究开发人员以及研究开发经费支出排在美国之后,位列全球第二。截至2008年底,中国已经与15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与97个国家签订了103个政府间合作协定,双边和多边科技合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3] 但是相比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1.研究开发经费总量增长迅速,但人均研究开发经费投入过低 反映国家经济发展方式和集约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就是该国研发开发经费的投入和使用,而且研究开发经费的投入和使用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评价科技能力的核心指标。尽管中国的研究开发经费支出已经位列全球第二,但中国的研究开发经费和GDP之比要远远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从人均研究开发经费来看,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人均研究开发经费大约在10万-20万美元/年,而中国研究开发人员的人均研发经费支出额还不到3万美元/年,也是远远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2.研究开发经费的支出结构不合理 具体表现为用于基础研究的和高技术产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偏低。我国用于基础研究和高技术产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占全部研究开发经费的比例还不到10%,而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一般要达到20%左右,这从某种程度上抑制了我国的基础创新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从研究经费的来源来看,尽管我国的主要研究开发活动主体是企业,一般企业的研究开发资金要占到全国研究开发经费的70%以上,这一比例基本达到了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我国来自企业的研究开发资金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一是外资企业的研究开发资金所占的比例不断提高。目前,外资企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占比已经达到了30%以上;其次就是高技术产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占比偏低,目前还不到30%,这要远远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甚至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水平。 3.装备制造业水平较低,限制了中国装备制 造技术和科技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升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被定位为全球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心,但中国的装备制造业水平却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装备制造业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高,主要是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高新技术装备的,一般包括计算机集成、航空航天、电子信息及通信设备、大型科学仪器以及大型医疗设备等。近年来,尽管通过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以及技术引进等方式和手段,中国的装备制造业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很多核心设计和制造技术并没有掌握在我们的手中,我们不得不依赖于国外的进口产品。相关资料显示,中国整体的装备制造业水平仅仅相当于美国的1/5,日本的1/4,由此常常导致我们受制于人。正是由于中国装备制造业的落后,使得中国的对外投资能力仍然显得非常弱小,尤其是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投资。2010年,尽管中国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上升到了181.7亿美元,但也仅仅占同期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7.4%,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水平亟待提升。 4.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 相比与改革开放前,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但相比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仍然还有较大的差距,甚至要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只有4382美元,位居全球第94位,这也是中国的人均GDP首次跻身前100名之列,但这还不到美国和日本的1/10。目前,我国有大约7亿多人的年均纯收入只有750美元左右,年均消费水平还不到600美元,而且我国还有数以亿计的贫困人口。他们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得不到保障。 5.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还不够强 尽管中国的贸易总额和GDP都位居世界第二,而且也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但是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的话语权还不够强。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是根据GDP、经济生存能力和国际储备来对其成员份额进行分配,长期以来一直向西方发达国家倾斜。尽管近几年来,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份额有所上升,目前已经占到6.19%,位列世界第三,但美国仍然拥有超过15%比例的一票否决权。 三、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下中国的发展对策 1.正视当前的外部国际环境,正确处理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的增长,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中国周边国家的关注、妒忌和猜疑。尽管这些国家也在发展,但他们还是一时很难接受中国的强大,尤其是在一些权威机构预测中国将在2020年全面超过美国,这更是让美国人焦虑不安。今后,中国的发展将会受到来自外部世界更多的约束。比如通过采取直接针对中国的限制措施,抑制中国经济的发展。像提高进口中国产品的关税、迫使人民币升值、限制进口中国的某些产品等等。或者是利用舆论媒体的力量,寻找一些所谓“合理”的理由,制造像“中国威胁论”、“人权论”、“中国产品质量”等问题,以此来达到抑制中国经济发展的目的。面对这些不利因素,中国必须理智的处理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包括和美国、日本、欧盟以及俄罗斯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核心就是中美之间的关系。中国和美国的政治体系不同,而且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中美之间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全方位的互信关系,但这并不影响中美双方的互惠。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中美两国已经形成高度的依存关系,中国和美国都需要对方的市场。中美关系可以有矛盾、摩擦和冲突,但这并不影响两国的互惠互利。尽管由于中美综合国力的差距,造成两者的关系并不对等,但和则两利,斗则两伤。只有加强两国的合作,互惠互利,才能更好地促进两国经济的发展。 2.正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结构性”硬伤,实现经济的包容性增长 尽管我国的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和矛盾。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严峻,贫富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甚至从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社会大众能够忍受的限度。如果不能解决这些社会性问题,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问题将会更加突出。因此,只有实现包容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让整个社会共同分享到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成果,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这样中国才能从根本上转变生产方式,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继续加快全方位的改革步伐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问题,尽管里面有很多客观原因,但根本上还是由于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不够彻底,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没有对很多深层次问题进行彻底的改革。同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体制和社会领域的改革也严重滞后。因此,在目前的这种状态下,只有继续加快全方位的改革步伐,中国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全方位的改革。在经济领域,进一步优化生产资源的配置,打破国有大型企业的垄断地位,逐步提高各类市场参与主体的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力和能力,体现公平合理的原则,让社会各个阶层都能公平、合理的分享到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缩小贫富差距,把贫富差距控制在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接受的范围内。在政治领域,政府要尽快转变职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通过政府运行的内部和外部监督机制,使政府真正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政府,使政府官员真正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公仆;在社会领域,要敢于割断利益集团的垄断,不同的利益主体要有平等的竞争机会。要倡导理性、包容、帮贫救困的社会氛围,提高社会的整体保障和服务能力;在文化领域,要努力提升中国的软实力,营造出和谐的文化氛围。在国际上,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吸引战略合作伙伴的重要资源和条件,而在国内,则具体表现为社会各个阶层的凝聚力。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包括意识价值形态、政治价值以及文化感召力.它是整个社会互相信任的基础。中是的历史文化悠久,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改革开放也有30多年了。因此,中国必须以构建和谐文化为出发点,大力宣扬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防止“唯物质论”的拜金主义理念,重新塑造整个社会的诚信道德体系以及诚信道德评价标准,才能使中国在大力提高硬实力的同时,也要同时提升软实力的水平。 自从2007年10月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此同时,我国经济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也更加尖锐和突出。面对这些内外部压力,我们只有变革经济发展方式,抓住机遇,把握世界经济格局调整的大好契机,解放思想,加快经济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转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顺应我国经济长久、稳定、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国内经济论文:人民币升值给国内经济带来的变化 一、对当时日本经济的思考 广场协议前,日本经济高速发展,GDP总量已达到世界第二。而美国经济却面临着逐年增加的贸易逆差和急剧扩大的财政赤字。为了缓解这种状况,美国开始对其它主要经济体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它们升值本币,日本首当其冲。在日元升值后,日本经济出现了短暂的衰退,但在1986年底就恢复了增长,日本政府却认为日本经济将面临大衰退,在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间,连续5次降低利率,把中央银行贴现率从5%降低到2.5%,为当时主要国家最低。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进而造成资产价格上涨。低利率一直保持到1990年。但此时,提高利率等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却直接挑破了经济泡沫。因此造成日本经济泡沫的重要原因是政府决策错误。 二、中日经济对比 今天中国的经济会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经济有许多相似之处。二者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对外依赖大,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但中国经济与日本经济仍有许多不同之处。第一是经济体制不同。战后日本的经济体制有相互持股制、终身雇佣制等,这些制度已完全不适应当时日本经济发展。而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已逐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了股份制改革。这些体制的改革与完善,为防范经济危机奠定了基础。第二是国内需求潜力不同。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已进人了后工业化阶段,地区、城乡差距非常小,国内需求已趋于饱和。而目前,我国除沿海地区经济较发达外,中西部、东部发展潜力巨大,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三,当时日本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不易控制资本流入。目前中国的汇率制度依然是在资本项目存在管制下的汇率制度。如果人民币汇率短期内出现极端波动,央行干预的可能性会非常大,以保证人民币汇率的整体稳定。中国目前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状况决定了人民币在短期内不能出现大幅度升值,中国可以发挥资本管制的作用,遏制投资因人民币升值预期而大量流入。 三、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对中国既是机遇,又是挑战。首先分析人民币升值的好处。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引进资本密集型产品,加快技术进步,有利于调整产业和经济结构,实现经济从外向型到内外平衡型的战略转型。其次,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主要现象就是物价上涨,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部分原因是由于国际原材料价格上升,从而导致进口企业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可以降低企业的进口成本,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降低产品的价格,减小外贸顺差,从而减少基础货币投放,缓解通胀压力。同时,人民币升值抬高了外资在中国大陆的购房成本,降低购房需求,有利于房价调控。另外,人民币升值提高了企业在国外市场投资能力,有利于其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提高中国经济的知名度与竞争力;加快中国企业国际化步伐。 人民币升值的挑战有首先,与日本相同,二者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对外依赖度大。2010年3月,中国的对外依存度一度达到60%,而日本在2000年以前最大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才为25.13%(1985年),人民币升值,中国的出口行业势必会受到打击。通过粗略估计,人民币每升值1个百分点,作为中国出口主力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净利润率就将直接下降1个百分点,而这些行业当前的平均利润率仅仅为3%—5%。如果按照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估计,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被低估了41%,那么中国的出口行业将无法生存。其次,人民币升值后,我国外汇储备大幅缩水,同时可能引发美国国债下跌和热钱大量进入,推高人民币计价资产价格,造成经济过热。另外,人民币升值还将增强对人民币再升值的预期,进而激发短期流动资本的投机冲动,。目前,多种投机机构已进驻香港,寻找中国内地的投机机会。这种“热钱”大进大出势必影响中国乃至全球金融秩序的稳定。 四、建议 根据巴拉萨一萨缪尔森效应,一个强势经济体必然引发一个强势货币,即带来汇率升值。事实上,近几年,我国经济实力迅速提高,人民币升值问题已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瓶颈。中国应早做准备,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近性原则,在合适的时机进行适度的升值。目前,我国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主要是来自美国。因此,要排除外来因素的干扰,防止本币过度升值而引爆泡沫经济,同时要采取各种措施早做预防,消化升值的压力。 2.保持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根据“蒙代尔”理论,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的自由流动和汇率稳定这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因此,政府必须在三者之间进行选择。在政策选择方面,要维护国内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在广场协议后马克升值,德国央行坚决奉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国内产出和物价都比较稳定,而日本试图利用货币政策稳定汇率,最终汇率没有稳定,却引起了国内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日德两国的经验表明,只要维护好国内物价和产出稳定,汇率浮动并不足以破坏国内经济。 3.继续加强金融管制,实行账户开放需要逐步进行,建立起相配套的监管框架及风险约束机制。其中,要特别注意对短期资本流入的监管,以免造成经济的大幅波动。目前,中国的汇率制度依然是在资本项目存在管制下的汇率制度,这点决定了中国可以遏制因人民币升值预期而大量涌入的短期资本。 4.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强技术创新,加快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德国在马克升值后,大力促进竞争力强的产品出口,尽量减少成本因素的影响。从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看,加大自主研发投入,不断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逐步实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 5.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区域货币合作的理论基石是最优货币区理论,在此区域内,支付手段或是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的可兑换性,其汇率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的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区域货币合作有利于汇率的稳定,减小成员国面临的外汇风险。中国应积极参与东亚货币合作,努力发挥在该区域中的影响作用,提升人民币的地位,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国内经济论文: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国内经济发展探索 1引言 区域经济一体化在随着全球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关注度日益增加,它在各国发展经济过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是其他欠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重要法宝。 2区域经济与城市群 2.1区域经济与城市群的含义 所谓区域经济就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通过资源的优化与科学整合,发挥不同城市各自地理或原材料等发展经济必要条件的优势,集中优势人才,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建立一个在经济方面拥有比较优势的区域集团。发展的关键:(1)中心城市的带动和战略支点作用;(2)充分市场主体和利益主体的选择,打破行政壁垒,实现中部区域经济的联动、协调发展;(3)充分利用产业集群所形成区域竞争优势的特性,构筑中部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支撑平台。所谓城市群,是指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以一个或两个超大或特大城市作为地区经济的核心,借助于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综合运输网的通达性,以及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发生与发展着城市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它具有以下四个特征:(1)高密度的聚落;(2)一国乃至全球的发展枢纽;(3)拥有发达的网络结构;(4)合理的城市职能分工。目前,一般认为世界上有五大城市群,分别是:(1)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大城市群;(2)美国五大湖大城市群;(3)日本东海岸大城市群;(4)英国大城市群;(5)欧洲西北部大城市群。其中,以美国东北部的“波士华”城市群和日本东海岸城市群最为典型。从涵义上看,建立城市群是发展区域经济的一种有效手段,二者的共同的目的就是发展经济,促进地区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2.2长三角城市群基本概况 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地域范围涉及两省一市,包括1个直辖市:上海;3个副省级市:南京、杭州、宁波;11个地级市: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通、扬州、泰州和浙江省的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共16个城市。土地面积1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1%;人口7570万,占全国人口总数的5.9%。其中科技人员占区域总人口的3.8%。 3长三角发展区域经济建立城市群的优势 长三角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升势头特别明显。2008年前三季度,长三角16城市GDP总计2.8万亿元,在全国经济总量中占到近五分之一,成为东部地区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目前是全国发展速度最快、投资环境优良、创新能力突出的地区之一。 对照国际上五大城市群,我们认为长江三角洲地区构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 (1)面向海洋、依托长江、倚靠内陆发达交通联系世界各地的区位优势;(2)经济实力雄厚;(3)外向型经济蓬勃发展;(4)交通网络发达;(5)以上海为中心的龙头城市;(6)专业批发市场的迅速发展。 4长江三角洲构建城市群的问题与劣势分析 4.1核心城市现代化功能不完善 上海作为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的核心城市,在现代化功能的发挥方面与纽约、伦敦、东京等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由于第三产业比重不足与落后,上海金融中心虽已建立但还不成熟,在资金筹集、对外贸易领域,上海与一般大城市地位相似,国家级或跨区域的大银行、大集团数量较少。城市内部交通信息体系尚不发达,影响了城市功能的组织。 4.2行政区划分,各区矛盾日益尖锐 地区之间各自为政,阻碍了经济资源的自由流动和跨区域的经济合作。长江三角洲分属二省一市的16个城市,行政隶属关系非常复杂,地区之间的协调难度很大。再加上长期的条块分割管理,更助长了各自为政、甚至以邻为壑的不良风气。这种不良风气严重干扰了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与协调。 4.3城市产业结构趋同严重,城市间分工不明确 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增加地方收入,各地在发展经济时,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少数几个税大利高的产业上,再加上长江三角洲地区内部自然禀赋比较相似,因而本区的产业结构趋同问题十分严重。产业结构趋同使得各地区不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同时也使得投资和生产分散,不能发挥规模经济效应,降低了国家的整体经济效益;更为严重的是会形成大量的重复建设,导致生产能力闲置和资源的浪费。 4.4生态环境污染严重 本区域人口密度高,土地承载压力本来就很大。近年来,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迅猛发展,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的排放量急剧增加,更加恶化了生态环境,使本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威胁。 4.5城市建设用地较为紧张,用地结构不尽合理 近年来,由于经济迅猛发展,长江三角洲一些地方在用地上出现不尽如意的现象。江苏省每年用地总量达几十万亩,且用地结构不尽合理,工业用地增加迅速,但产业结构趋同,重复建设、粗放利用现象严重。一些地方土地大量转用、征用后又得不到及时充分利用,土地供需矛盾突出。在城市建设中,不顾实际搞“大马路”“大广场”,使原本十分紧张的建设用地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5对长江三角洲构建世界城市群的对策建议 5.1把龙头城市-上海建成世界级城市上海举办2011年世博会的成功,为上海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既要以现代化世界级城市标准来建设上海,把上海建设成国际经济、贸易、金融和航运中心,又要不断强化上海对外的辐射功能,因此未来上海发展应围绕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这一主线。除了充分发挥已有的自身区位优势、产业基础、科技实力、管理水平、开放环境等优势,还要不断强化创新和服务功能,成为长江三角洲区域的“三个中心”。 5.2各地加强合作,构建统一、开放、规范的市场体系,推进经济一体化进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合作显得尤为重要。面临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单靠一个城市将显得力不从心,合作则可以取得双赢和多赢,倘若各城市能加大合作力度,我们得到的将不是“1+1=2”,而是一个发挥城市群的集合能量的过程。 5.3加强重点基础设施的协调建设基础设施是发展经济的硬件,应该在充分发挥长江内河航道能力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航空、铁路、高速公路和管道运输,建成合理的现代化集疏运体系,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域的发展创造高效、便捷、安全的综合运输条件。具体有以下几点:第一,开发长江深水航道和深水港。第二,加强一系列高速公路、铁路和大桥的建设。 5.4强化产业整合,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区域产业群落世界经济发展越来越呈现出一体化的趋势,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我们必须在全球层面即世界经济一体化上看待长江三角洲产业结构整合。要根据各城市的资源禀赋特征,深化产业分工,分工和专业化的增进是现代生产方式变革的主要特征。 5.5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党的十六大报告再次提出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使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5.6积极推进政府职能改革,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政府职能改革是诸多建议中最重要的一条,也是上述建议能否有效实施的关键因素,首先,政府应弱化经济功能,强化社会服务功能。 6结语 发展中国经济将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而长江角地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收益最大,地理位置资源优越的宝地,必将担负起壮大中国经济的使命,上文通过分析长三角地区的优势与劣势,很鲜明的指出了今后需加强与发展的方面,通过更加科学的发挥比较优势,运用科学的管理方法,最后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完成建立世界城市群的宏伟目标。 国内经济论文:热钱流入对国内经济影响与策略 一、热钱的概念和特征 国际游资,又称热钱(HotMoney),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被定义为“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资金持有者或者出于对货币预期贬值(或升值)的投机心理,或者受国际利率差收益明显高于外汇风险的刺激,在国际间掀起大规模的短期资本流动,这类移动的短期资本通常被称为游资”。Evenson(1994)认为:“热钱是其持有者迅速地从一种投资形式转换为另一种投资形式,以取得国际汇率变化的好处,或获得投资的短期高收益为目的的货币”。[1]Lindert Kindleberger(1995)将国际资本流动按投资者的动机分为贸易性、金融性、保值性和投机性四大类,其中投机性短期资本常被称为热钱。[2]JagdishHanda(2000)将热钱定义为:“在国家之间流动的、对汇率的预期变化、利率的波动、或安全和可兑换性安排极为敏感的资金”。[3]这就从更大范围定义了热钱,而且强调了热钱的最重要的特征:高度流动性和高度敏感性。《中华金融辞库》将国际游资界定为,“国际短期资本市场中那些高度流通、期限较短、追逐高利的投资资金”。笔者认为,“热钱”是国(境)外根据其预期收益而流动的投机性短期资本,是在金融市场上对各种经济、金融信息极为敏感的,以高收益为目的但同时承担高风险的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短期投机资金。它们主要采取短期投机的方式快速进出中国境内以逐利。概括起来,热钱具有投机性、高收益性、高灵敏性、高流动性、短期性、高风险性和高破坏性等七个特点。这几个特点是相互联系的,体现于热钱从进入到撤离的整个过程中。 热钱寻找投机的目标地区一般需要具备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目标地区正处于经济增长的良好势头,有足够的财富,以保证进入后有利可图;二是目标地区有可炒作的对象,包括房地产和股票等;三是目标地区货币升值,并且升值预期将会持续;四是目标地区货币利率相对其他地区更高,并且有进一步加息的预期。因此,可以合理地判断,热钱在后金融危机时期,目标地区会首选经济预期率先复苏的国家和地区。 二、热钱流入中国的动机和方式 (一)热钱进入中国的动机 图1 2005—2010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FS数据库。 人民币预期汇率与名义汇率偏离导致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和房地产市场价格的过快上涨,形成了较大的“套汇”和“套价”空间,进而使“套汇”和“套价”成为国(境)外热钱流入中国的重要动机。王世华、何帆(2007)认为人民币预期升值率的变动是热钱流入的决定因素,但从长期来看,国内外利差和人民币预期升值率都会影响热钱流动。从影响力大小来分析,人民币预期升值率变动更为重要。[4](12-19)当前人民币面临着严重的升值压力,2010年9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6•7011元,比2009年年末升值1271个基点,升值幅度为1•90%;汇改以来至2010年9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23•51%(见图1)。随着中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其价格信号及其国际传导效应逐渐增强,当国内利率高于国外利率时,会诱发热钱流入中国以实现“套利”。热钱在中国的收益是人民币升值幅度和利率加总,即包括人民币升值后的汇兑收益和利息收益。当前人民币一年期的利率为2•50%,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接近零,因此热钱即使什么也不做,套汇和套利的双重收益也很高(见图2)。 (二)热钱进入中国的方式 通过对近100个地下钱庄的访谈和问卷研究,本文把国(境)外热钱流动渠道进行汇总和梳理后发现,热钱跨境流动的途径共有近百种,具有代表性的有:(1)贸易途径,包括:高报出口价格、低报进口价格、假出口贸易、提前预收出口货款等;(2)外商投资途径,包括:外商投资企业转移定价、外商投资企业少报盈利、外商直接投资、外方向外资企业垫付、短期外债等;(3)金融机构业务转移途径,包括:业务项目内转移资金、国(境)外借款国(境)内还、国(境)内投保国(境)外获取受益等;(4)资本项目下其他渠道,包括:借贷资本、以外汇抵押人民币贷款方式套取人民币资金、人民币掉期业务、货币互换等;(5)出入境私带途径,包括:出入境双牌车私带现金、渔船夹带、货运船夹带、个人出入境夹带等;(6)服务贸易转移途径,包括:金融保险、运输、建筑、旅游、咨询、广告等;(7)非贸易项目途径,包括:个人外汇、非居民结售汇;(8)企业转移资金途径,包括:在关联企业中转移定价、为国(境)内企业垫付、为国(境)内企业的融资和贷款提供国(境)外担保、高报国(境)外盈利等。 三、热钱流入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热钱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影响 大量研究短期资本流动的文献表明:中国股票市场是热钱潜入后的主要去处之一,由于热钱在市场上具有明显的“标杆效应”,民间资金在其影响下,纷纷跟风入市,从而导致股价的持续攀升,资产价格的持续升温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又会吸引更多热钱,势必又将股价进一步推高。由此会形成热钱、房价与股价三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并呈现出螺旋上升态势(刘莉亚,2008)。[5]根据传统算法,2009年10月份以来,热钱的表现与上证综指相关系数达0•81;与深证综指相关系数达0•84。本文根据地下钱庄法所估计的热钱走势与传统计算法大致相同,但热钱走势与股价走势的相关性稍微有所增强,尽管这种强度并不明显。这种相关性在2009年第二季度以来在不断加强,而且其走势几乎完全一致,说明近期股市价格上涨与热钱进入关系很大(见图3)。 (二)热钱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2000年以前,中国的房产市场一直比较平静,2000年房地产完成投资额仅为4984•1亿元,然而,从2003年开始,特别是2006年以后,房地产投资大幅度增长,各大城市房产价格也大幅度上升。2009年全国完成房地产投资额为36241•81亿元,同比增长16%(见图4)。而2010年2—10月,全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38069•52亿元,同比增长36•51%(图5);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8•6%;房地产的高利润,使得国(境)外热钱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后获得了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收益率,特别是一些大城市,如上海、北京的年收益率可达20%—50%,远远高于美国房地产投资的平均年收益率6%—7%,或日本的4%左右(黎友焕,2008)。热钱致使楼市价格虚高,扭曲了房地产的供给结构,带动了二、三线城市楼市价格连锁性的提高,使整个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泡沫越来越大。进而导致明显的“效用失真”问题,一旦泡沫破裂,热钱便会抽离,从而导致房地产行业的危机甚至是国家金融危机。 (三)热钱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热钱的流入使得中国的外汇储备快速增长,促使流动性过剩。PrasadEandWei(2005)认为中国从2001年起外汇储备的迅速增长,主要源于国外的套利资本,而不是FDI和经常账户的盈余,而且这些套利资本对人民币的汇率产生了很大的升值压力。[6]截止2010年9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26483亿美元,同比增长16•5%(见图6)。外汇储备的急剧增长,必然会使得外汇占款增加。中央银行在被动接收外汇的同时,又被动向市场投放人民币,2010年9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69•6万亿元,同比增长19•0%;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24•4万亿元,同比增长20•9%,M1增速仍持续高于M2增速(见图7)。这实际上是一种被迫发行货币,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的行为。热钱流入还会降低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因国(境)外热钱流动方向与货币政策方向和目标往往不一致。当中央银行为抑制通货膨胀而提高利率时,国(境)外热钱会大量涌入,迫使其被动增加货币投放,抵消了相关货币政策的效应。而当中央银行采取放松银根、降低利率的政策时,国(境)热钱又会转换成外币迅速撤离,使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政策操作效应减弱,抵消了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成效。 (四)热钱对金融安全的影响 从历史经验看,热钱加速流入会造成一国宏观经济失衡,形成资产泡沫;而热钱的迅速出逃,又会造成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甚至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金融恐慌模型揭示了金融恐慌与羊群效应是货币危机产生和加深的重要原因,这已经被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所验证。Mckinnon Pill(1998)认为;大量资本流入将导致金融机构的“过度借贷症”,加剧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导致宏观经济过热,引起货币扩张,增大通胀压力;导致实际汇率升值,恶化贸易条件,使得资本过度流入并容易产生逆转风险,进而引发金融动荡。[7](1276-1282)对于大量涌入中国的国(境)外热钱来说,将来一旦人民币升值幅度降低,且美国克服了次贷危机并开始为遏制通货膨胀而提高利率时,或热钱在获取超额利润达到投机目的后,都有可能会迅速撤走,这将会刺破中国的资产价格泡沫,并通过负财富效应与托宾Q效应作用于实体经济。 四、中国应对境外热钱异常流动的对策思路 面对大规模的国(境)外热钱流入中国,如果中国政府能采取强有力的对策性措施,不但可以提升政府的信誉,而且可以有效控制大规模短期国际资本的集中外逃及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有鉴于此,中国唯有进行多种政策协调,才能防患于未然。 第一,在防治热钱的思路上,本文认为既要“堵”更要“疏”,甚至是“堵”不如“疏”。一方面是放眼全世界,看到没有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能有效的完全防止热钱的异常流动;另一方面是认识到热钱的异常流动有其固有的市场需求,没办法完全堵住热钱的流动。要加大热钱的疏导力度,把过去的某些地下活动引导到公开化的道路上来。比如,要加快本外币兑换的力度改革,把过去地下钱庄偷偷摸摸的兑换行为转化为市场公开行为,甚至可以把从事地下兑换行为的企业批准转化为合法的本外币兑换公司,从法律、法规上进行规范,从制度上进行约束,从经营行为上进行监管。 第二,完善人民币汇率和利率机制,减少热钱套汇和套利的空间。依据蒙代尔的“三元悖论”,一国政府在短期国际资本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与固定汇率之间面临无法“三全其美”的内在矛盾。中国作为大国经济体应坚决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因此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就显得非常必要。只要打破人民币单边升值趋势,增大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区间,国(境)外热钱就无法获得足够回报,必然要分化,涌入的压力将大大减轻。同时,要提高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水平,强化市场利率的杠杆效应,疏导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机制,挤压热钱的“套利”空间,使得短期热钱被控制在合理的规模之内。 第三,加强热钱流动监测系统的建设。在当前中国外汇管制条件下,监测系统不仅能够监测热钱流入的真实性,而且能够监测热钱的异动。应在完善中国国际收支管理系统和提高系统兼容性的基础上,加快建立国(境)外热钱进入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外汇市场和货币市场的统计监测分析机制,在热钱流入的各个环节和各个领域对大额可疑资金进行全方位监测,最终形成完整的跨境资本流动监测体系。 国内经济论文:欧元贬值给国内经济带来的危机及应对措施 欧债危机从2010年爆发以来,导致了欧元大幅贬值,对世界金融体系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欧元贬值引发了人民币被动升值。从2010年11月至2011年6月,欧元对美元的贬值幅度突破了20%的关口。由于盯住美元汇率政策的实行,人民币也不得不对美元进行大幅升值。由此,中国经济受到广泛影响,值得密切关注和有效应对。 一、欧元贬值的成因 为了清晰而准确地分析欧元贬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必要弄清欧元贬值的成因。从其演进路径看,欧元贬值的主要成因有三个方面: (一)蔓延的债务危机 欧元贬值最直接的原因是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在欧洲的蔓延。面对欧债危机的全面爆发,欧元区各国不约而同地将大幅削减财政赤字作为首要的经济工作,这就给欧元区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时至今日,欧元区的经济前景仍然堪忧。受欧元区经济增长大幅下降及其预期恶化的影响,欧元贬值是必然的结果。 (二)低效的政策协调 自从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以来,欧洲央行将治理通货膨胀纳入货币政策的目标。在此背景下,欧元区各国不得不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由于让渡了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自主权,经济状况差异较大的欧元区成员国都偏重于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其结果是破坏了《稳定增长公约》所要求的财政纪律,债务危机成为欧元区的突出问题。利益博弈机制使得欧元区现有的政策协调框架难以解决主权国家的长期融资风险。于是,欧元贬值便成为反映和调节欧元区经济竞争力下滑的客观选择。 (三)投机的资本冲击 欧元贬值与国际资本流动及其投机性冲击也有一定的相关性。债务危机的蔓延以及金融市场效率的相对低下,欧元区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日益减少,美元的避险功能越来越被国际资本所看重。从2009年年底希腊发生主权债务危机以来,减持欧元资产成为许多国家央行和金融机构的共同资产管理思路。与此同时,对冲基金也纷纷调整了理财思路,他们在做多债务违约掉期金融产品的基础上建立欧元看跌头寸,并将欧元掉期金融产品卖给希望以对冲国债风险的金融机构。市场需求的大幅下降,促使欧元大幅下跌。 二、欧元贬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以上所述的三个方面的原因使欧元贬值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遏制。因此,作为制定相关有效政策的理论前提,分析欧元贬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迫切性。 (一)降低中国对欧出口 欧元贬值意味着人民币对欧元的升值,中国对欧出口自然下降。根据相关的统计结果显示,2011年中欧贸易总额突破了5578亿美元,而中国对欧出口仅为2726.4亿美元,仅为中国出口总额的18.6%。据专家测算,今后中国对欧出口的增幅可能还会减少4%至5%。 (二)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 从2010年至今,欧元贬值已促使人民币对欧元的升值超过了15%。因为人民币实行盯住美元的政策,所以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也随着美元指数的上升而上升。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测算结果,2011年9月到12月,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从116.8升至119.3。欧元的贬值加剧了美国的贸易逆差,进而对全球贸易平衡产生不利影响。而美国贸易逆差没有出现缓解的趋势,则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压力就无法消除。 (三)降低对欧投资效益 欧元贬值降低了我国对欧固定资本投资效益。据统计,由于欧元贬值,2011年我国制造业资本对欧盟投资平均收益率大幅减至4%,而欧元对人民币的累积贬值率已经超过5%,这不仅意味着我国对欧投资资产的贬值阻碍了资本的顺利回流,而且增加了对欧投资的竞争力底线。 (四)扰乱经济安全 欧元对人民币的贬值驱动国际热钱涌入我国众多经济领域,给我国的金融稳定与经济安全造成了不利影响。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国际热钱已将稳定的中国资本市场作为重点投资目的地,近年来我国各类物价指数的持续上升与国际热钱的冲击不无关系。 三、对策建议 鉴于欧元贬值对我国经济的诸多影响,笔者提出如下对策建议:(一)拓展资产形式树立正确的外汇储备管理理念是应对欧元贬值影响的内在要求。拓展外汇储备资产形式,有利于实现外汇储备资产管理的安全性、流动性与盈利性的综合目标。中国应适当调整外汇储备资产管理策略,适度增加流动性强、市场评价较高的债权形式。目前我国的外汇储备主要投资于美国国债,如果欧元对美元的贬值导致美国对欧元区的贸易逆差无法解决,就会减少美元资产价值。因此,中国应该实现外汇储备资产的多元化,切实增强抵御潜在金融风险的意识与能力。 (二)发展货币汇率期权业务 欧元贬值带来了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如何规避汇率风险是我国投资机构和出口企业关注的焦点问题。我国应该借鉴金融业发达国家的做法,不断丰富国际货币汇率期权业务品种。笔者建议适当增加汇率期权业务品种,降低其操作价格,并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市场需求方的关注度,以规避汇率波动所引起的经济风险。 (三)加快企业转型 欧元贬值迫使人民币被动升值,削弱了我国对欧出口的竞争力。对此,我国出口导向型企业应根据国家政策的调整加快转型的步伐,切实转变技术含量低的产品出口结构,不断提高产品的自主研发能力和产品的科技含量,使生产模式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变,从而降低产品的市场需求弹性。同时,出口导向型企业应实现多元化的经营模式。为此,应适度投资相关度较少的不同行业,减少产业风险。 (四)抑制热钱冲击 面对热钱的投机性冲击,我国不仅需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也应提高财政政策以及其他调控手段的弹性。笔者建议应逐步促使宏观经济政策回到常态,具体地说就是逐步弱化刺激性财政政策的功能,进而减少热线冲击所带来的非理性物价上涨。在2012年我国在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基础上,应积极推进金融创新,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与数量型工具减少货币流动性。与此同时,应进一步提高外汇统计的公开度,增强市场防范风险的意识。
为了提高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需要充分发挥企业的竞争优势,对纳税筹划过程进行严格管理和监督,促进了纳税筹划工作的顺利进行。在新时期下需要强化财务管理,在管理中认识到纳税筹划的重要性,在复杂的形势中发挥纳税筹划的有效性,加强财务管理,最终给企业创造了更大的经济效益。积极发挥纳税筹划的作用,提高对财务管理工作的认识,给员工创造一个和谐、良好的内部环境,提高了员工的主动性,给企业带来了更大的利润空间,在财务管理中积极探讨纳税筹划的重要作用,在规定允许的范围内,选用最佳的纳税方案,促进了企业融资,有效提高了财务部门人员的纳税意识,大大提升了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 一、纳税筹划的相关介绍 纳税筹划指的是通过对涉税业务进行筹划,从而制作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纳税操作方案,以此方式达到了节税的目的。纳税筹划起源于西方,税务专家为纳税人提供了税务咨询,成为一种成熟的、稳定的行业,纳税筹划行为的关键是经济效益驱动,通过对集体企业、国有企业调查发现,纳税筹划需要及时满足生产经营的要求,帮助企业减轻税负,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有效减轻了企业的费用成本,给企业创造了更大的经济效益。纳税筹划主要具有这几个特点:纳税人的可变通性,纳税的对象和实际对象差别很大,从某种程度上说,纳税人具有可变通性,对于特定的纳税需要缴纳特定税;课税对象具有可调整性,在定额税的前提下,税额越小,代表着计税依据越小,此时纳税人的税收压力也就越小,销售收入具有可调整的余地,在纳税时,销售收入尽量多增加可扣除项目;税率差别性,税种不同,税率就不同,因此说,税率具有一定的差别性,这为企业和个体纳税提供了有利条件;时效性,纳税筹划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在实际纳税筹划的环节需要根据国家规定的纳税筹划做出适当调整,此时纳税人只能适应它,同时在纳税环节还会受到现行税收政策的约束,也就是说,一旦税收法律发生了变化,相应的纳税筹划也要跟着改变。 二、纳税筹划在企业财务管理中运用的重要意义 在现代企业的财务管理中,纳税筹划是主要内容,在日常工作中需要根据国家税收政策来开展纳税筹划工作,积极配合财务管理工作。以财务管理利益为主,在纳税筹划中,给企业创造了更大的经济效益,实现了财务管理模式创新。将纳税筹划运用在财务管理中,主要具有优势。 1.提高财务部门人员的纳税意识 在财务管理中积极实行税收筹划,相应人员熟练掌握了纳税方面的法律知识,以国家规定的法律法规为基础,全面掌握了税收政策。日常工作中,自觉学习纳税筹划知识,提高了财务管理水平,同时也促进了纳税人员纳税意识的不断提升。 2.降低税收风险 财务管理过程中不断提高了纳税筹划能力,同时降低了纳税成本,在强化财务管理的基础上,最大限度降低了财务风险。不过于重视自身经济利益,在财务管理中积极对职业道德、企业未来风险、法律风险等内容进行有效规避,促进了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避免了财务风险影响纳税筹划,稳定了企业的发展秩序,尊重劳动者切实利益,在此基础上,有效提升了企业的信誉。严格遵守税收方面的法律法规,科学的考量企业利益,促进企业经济效益最大化。 3.提高财务管理水平 企业发展与财务管理工作密切相关,因此为了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在财务管理过程中严格按照纳税筹划的基本原则来进行,促进了财务管理工作的有序开展。及时处理好纳税筹划与财务管理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快速实现纳税筹划的根本目的,高效地完成了财务管理工作,有效促进了企业财务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4.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 按照国家规定来进行纳税筹划,有效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实现了资源配置最优,同时在纳税筹划的环节,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将相关资源及时有效地整合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工艺,促进了企业的健康、稳定发展。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有效地刺激消费,这对企业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通过减少税收的方式,有效增加了财政收入。 三、企业财务管理中强化纳税筹划的作用 1.纳税筹划在企业经营中的作用 投入成本对当期利润造成了重要影响,在企业经营的过程中,需要及时采用合理方式来增加收入,降低成本,在减少存货成本的环节,利润降低了,相应的税务也减少了。纳税筹划的过程中,考虑了多方面的影响因素,积极分析税务风险,对企业利益进行权衡,从而提高了企业的财务管理能力,实现了稳定发展。 2.纳税筹划在筹资中的应用 筹资环节,为了减轻企业的税负,增加利益,需要将企业筹资及时分为权益、负债,因为筹资方式不同,因此在纳税筹划环节,需要将两者及时区别开来,积极运用税收法律来进行减税,最大程度降低了企业的税负,但是随着企业负债筹资的增加,税务风险也会增加。 3.纳税筹划在投资中的运用 根据企业的投资活动来开展纳税筹划活动,在此环节,主要对企业的投资对象、组织形式进行合理选择,并根据实际情况来分配各项收益,同时加大对信息技术和产品的有效宣传,有效规避了财务风险,达到了个人利益和企业利益共赢。 四、企业财务管理中实施纳税筹划的有效途径 1.提高人员的纳税意识 在纳税筹划的过程中,要求相应的纳税人一定要具有基本的纳税意识,及时做好风险防范,提高财务管理能力,同时根据实际情况来采取有效措施,促进了个体利益和企业利益最大化。比如纳税人要学习更多的纳税知识,掌握财务风险的防范知识,提高企业的决策水平,根据企业的运营状况来制定了有效的纳税筹划方案,在此环节将企业的收益作为主要考虑,严格执行纳税筹划制度,强化财务管理,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在发现财务风险时要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来解决当前问题,有助于将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降低企业损失,带来了最大的利润。 2.注重专业化人才的培养 加大对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大力推进专业化纳税筹划队伍建设,要求纳税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要具有基本的纳税意识和风险意识,做好风险防范,及时进行筹资活动,更多关注企业的运营状况,科学的组织投资活动,构建有效的税务人才培训制度。作为纳税人员不仅要熟练掌握纳税筹划知识,还要能够熟练操作财务管理软件,清楚企业的运营状况、财务现状,在相互对比的情况下,及时选用了最佳的纳税方案。明确纳税筹划的标准流程,便于为企业的决策人员及时提供科学有效的参考数据,促进了财务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将纳税筹划和财务管理对企业的影响降到最低。 3.积极学习税收知识 积极借助国家的税收政策来进行纳税筹划,充分利用税收政策来进行纳税筹划,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进行税务筹划,加强对专业税务知识的学习与吸收,在此环节,相应的纳税人要主动研究关于税收的优惠政策,将企业利益放在首位,不断提升自己,更好的促进了企业的健康发展。了解税务规定,根据税额规定来进行企业投资。及时调整税务政策,同时国家规定,被用于环境保护、安全生产、节能节水等方面的投资额可以进行税额抵扣,在此环节需要及时保存相关证明资料,更多的了解税额抵免方面的优惠政策。给予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产业更多的抵税额,同时将其扩大到全国范围内,充分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来制定合理有效的纳税筹划方案,给企业带来了更大的经济效益。 4.积极了解税率差异 在企业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提高财务管理能力,及时进行纳税筹划,及时利用税率差异来进行纳税筹划,提高纳税人员的纳税意识。比如在税务筹划的环节,积极采用价格转移技术来进行税务筹划,促进各个企业之间的交易往来,实现了企业利益最大化。在纳税筹划的过程中主要以货物、劳务、资产、资金等管理方式来促进企业利益之间的有效转移,使得企业可以更好地适应低税率,最大限度地减轻了企业的税务压力。积极分析企业所得税平均实际税率与适用税率的差异,比如所得税平均实际税率等于适用税率的情况:如果当期期末存在暂时性差异或者有可抵扣亏损的现象。及时确认未来纳税,由此得到所得税资产,在实际工作中不管这种差异是否是暂时性的差异,要求企业所得税平均税率等于适用税率,例如企业在2016年的年末不存在暂时性差异,在2017年,企业税前会计利润达到了110000万元,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为100000元,税法折旧为60000元。根据相关规定和通知,企业固定资产按照2年直线法计入折扣,2017年,企业运用直线法得到的会计折旧为120000元,假如企业适用税率为32%,在2017年年末有足够应纳税所得额来进行抵扣,此时得到了企业2017年应纳税率:110000+(100000-60000)=150000元。将应纳税率与暂时性差异及时进行对比分析,这预示着企业的所得税缴纳需要提前,及时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因为企业的所得税缴纳时间延后,因此需要分析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纳税所得额会大于企业利润缴纳税额,及时调整纳税时间,从而使得所得税平均实际税率不会偏离适用税率。 5.企业税务筹划在财务管理中的应用实例 为了促进企业财务管理的顺利进行,及时明确纳税筹划方案,国家政策为企业的财务管理提供了科学有效的税率优惠政策和各类补贴,促进了行业内各个企业的公平竞争。在实际工作中企业之间及时达成了协议,以绝对优惠的政策来吸引跨国企业,全面开展了财务管理调查,采用科学合理的手段来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促进了市场的公平竞争,要求任何企业不得利用税收、财政、金融等国家资源向特定企业提供优惠条件,更好地维护了市场秩序,提高了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 五、结束语 对纳税筹划过程进行严格管理和监督,促进了纳税筹划工作的顺利进行,强化财务管理,积极运用税收法律来进行减税,最大程度降低了企业的税负。提高人员的纳税意识,注重专业化人才的培养,积极学习税收知识,积极了解税率差异。以货物、劳务、资产、资金等管理方式来促进企业利益之间的有效转移,使得企业可以更好地适应低税率,了解税额抵免方面的优惠政策,将纳税筹划在财务管理中的作用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宏观经济论文:金融全球化与宏观经济政策 近十年来,在金融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各国宏观政策有了改善,经济结构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市场机制在引导资源配置方面也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然而,在政策得到改善的同时,宏观经济并没有相应地变得更加稳定,这种不稳定表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的两次重大经济下滑及一系列货币和金融危机上。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有利于资源的再分配,有利于资本流入国和全球的经济增长与效率提高。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并没有得到有效减少呢?这主要是由于全球经济发生了三个重要的变化,这三大变化使得现有经济政策的改善并不足以抵制金融全球化的风险,从而使宏观经济表现出更大的不稳定性。 首先,世界的通货膨胀率已经下降到40年来的最低点,这本身也是一个主要的政策成就。鉴于高通货膨胀率的教训以及各国间的比较和示范效应,追求低通货膨胀率成为各国货币当局的一个共识:由于许多国家加强了财政约束,从而促进了货币约束和实际及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的下降;一些国家实行了贸易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放松产业管制等政策,客观上降低了生产的成本,从而降低了价格,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通货膨胀率的下降。通货膨胀率的下降给一些国家的货币当局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对通货紧缩的担心,事实上,通货紧缩的现象已经在一些国家出现,它会加重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 其次,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导致国际间的金融传导机制更加复杂化。在金融市场一体化的条件下,全球的金融资源会在任何时候转向任何相对活跃的国家或地区,其间的大量资本流动可能会促使正处于扩张阶段的经济体产生经济过热和资产市场泡沫的风险,同时,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动也会损害一些国家脆弱的金融体系并导致货币发生不稳定的波动。 第三,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灵活的汇率制度,这将导致采用钉住汇率制的国家更容易受到冲击,因为这些国家在货币政策上丧失了一定的自主权,无法完全按照本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而只能被动地跟随所钉住货币的发行国调整自己的货币政策。在这种背景下,由于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不再与发达国家相一致,当发达国家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状况调整其宏观经济政策时,钉住其货币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跟随其进行相应的调整,由于这种调整并不是国内经济所需要的,调整的结果必然造成国内宏观经济不稳定性的加剧。 考虑到金融全球化对宏观政策的影响。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通货膨胀目标要考虑资产的价格。在低通货膨胀率的良好经济环境下,可能会诱使投资者承担风险去购买资产,从而造成资产价格上涨。据此,萧条经济学认为,当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时,货币当局应努力把通货膨胀率维持在正的水平上,否则名义收入增加从而购买力增加会产生错误的利润信息,这种错误的信息往往会导致资产价格的膨胀,并最终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有人提议计算广义的通货膨胀率,即计算商品与服务、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三个市场价格的加权平均数作为通货膨胀率,权数可按三个市场资产量占资产量的比重取值。 第二,全球化会强化政策溢出。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更加便利,物价稳定地区的资本可能会流向经济更强劲的地区,如果资本流动额相对于资本流入国经济规模很大的话,在缺乏适当的政策调整的情况下,往往会造成该国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另一方面,本来物价稳定的地区,由于资本追逐高利润而流向别的国家和地区,势必影响该地区的经济平衡,从而在该地区造成不稳定。 第三,当资产价格过高以致达到不可持续的水平时,货币当局往往会面临较大的挑战。这种挑战首先来自于判断上的困难,即货币当局很难判断资产价格的上涨是真的到了不可持续的阶段,还是来源于财富拥有资产组合偏好的永久改变或是收益率的永久上升;其次,这种挑战还来自于政治上的困难,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以控制消费物价而不是资产价格为基础的,虽然采取紧缩行动也许对宏观经济是必要的,但中央银行会遇到政治上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更灵活的财政政策可能会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当资产市场过热,尤其是当资本流入已经对汇率产生升值压力时,一国政府可以通过征收较高的资产交易税和资本流动税来达到抑制资产价格持续上升的目的。 宏观经济论文:论美国宏观经济 美国是当今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纵观历史,1894年,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是一个历史性的开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为欧洲国家的债权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拥有的欧洲国家债务进一步扩大。此后,借欧洲国家的经济因战争已经濒临崩溃的机会,美国又通过对欧洲国家的各项援助控制了欧洲。1991年后,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成为了世界第一经济军事政治强国,直至今日。 研究宏观经济必须研究美国,是由于在市场经济发展实践方面,其他国家比之于美国,其实践经验是很贫乏的。马克思说得明白,“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如同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以当时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为对象一样,与时俱进的道理决定了我们研究宏观经济必须研究美国。 有人曾经剖析过前苏联。1991年12月25日由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的事件作为标志,苏联从此在历史上划上了句号。苏联解体前,重工业发达的苏联使得其看起来成为可以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然而细究之下,其经济运行态势不仅问题多多,更是有颠覆之忧。有这样一个案例可以说明问题。在苏联解体前夕,苏联妇女竟然在市面上买不到日常所用的丝袜,问题严重到苏联政治局要集体讨论决定如何生产的地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苏联,其经济控制到如此地步,经济安全与社会发展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而大洋彼岸的美国则不同,以2010年美国经济各方面发展数据为证,可以看出美国欣欣向荣的发展力。而其中宏观经济层面的相关政策确保并推动了美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同时也赋予美国经济学家崭新的思维与体验,从而使得经济学的中心最终从欧洲大陆转移至美国,并长期成为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中心。这也验证了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作为上层建筑的宏观经济学显然是要建立在坚实的物质生产力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基础上的,而只有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下的美国经济才能够为宏观经济提供如此丰富的土壤元素。美国有高度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20世纪90年代,以信息、生物技术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蓬勃发展,受此推动,美国经济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增长期。201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高达14.624万亿美元(2010年,世界国家和地区第1名)。人均GDP为47,132美元(世界国家和地区第9名),经济逐渐恢复。美国的经济体系兼有资本主义和混合经济的特征。 在这个体系内,企业和私营机构做主要的微观经济决策,政府在国内经济生活中的角色较为次要;然而,各级政府的总和却占GDP的36%;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社会福利网相对较小,政府对商业的管制也低于其他发达国家。在全国各地区,经济活动重心不一。例如:纽约市是金融、出版、广播和广告等行业的中心;洛杉矶是电影和电视节目制作中心;旧金山湾区和太平洋沿岸西北地区是技术开发中心;中西部是制造业和重工业中心;东南部以医药研究、旅游业和建材业为主要产业,并且由于其薪资成本低于其他地区,因此持续地吸引制造业的投资。美国的服务业占最大比重,全国四分之三的劳动力从事服务业。美国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包括了黄金、石油和铀。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农业出口国,占世界农业出口市场的一半以上。主要农产品包括了玉米、小麦、糖和烟草,中西部大平原地区惊人的农业产量使其被誉为“世界粮仓”。美国工业产品主要包括了汽车、飞机和电子产品。美国也有发达的旅游业,排名世界第三。美国是飞机、钢铁、军火和电子器材的主要输出国。美国先进而严格的知识产权制度推动了美国在历史发展的关键阶段总是站在新经济增长的制高点,成为引领时展的国家,技术领域的不断创新保证了其生产力的快速提高以及外生性经济效益的不断涌现。而其以三权分立为代表的完整的法律体系确保了国家系统廉洁高效的运作。市场边界的合理划分,使得美国各个产业各司其职,运作顺畅。美国资源的充分而合理的组合也给予了其发展的基础。 事实证明,对于宏观经济的灵活掌握与研究,必须建立在对其产生、发展、成熟的环境清晰认识的基础上,美国当前的发展正赋予宏观经济学以崭新的内容,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宏观经济论文: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及面临的问题 经济转轨中宏观经济运行方式与宏观调控政策的转变及其局限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进行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这种体制变革导致经济运行机制的相应变化,即由国家计划对企业和各种经济单位的指令性、行政性调节,逐渐转变为在市场信息影响下,以经济利益引导企业和个人进行微观决策的自动调节。在此情况下,价格、利润、成本、收益、供给与需求的协调机制产生了,计划机制逐渐让位于市场机制。 随着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及其形成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扩张和经济收缩都是由行政性的强启动引起的,因而它往往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经济衰退一般都会带来总体经济水平绝对量的下降,(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发生了五次经济周期波动:(1)1953~1957年;(2)1958~1962年;(3)1963~1968年;(4)1969~1972年;(5)1973~1976年。其中,第一、二、三次经济周期波动均出现经济的负增长。)造成经济的重大破坏。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四次经济周期波动(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中,则没有出现经济的负增长,属增长型的经济衰退,即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最低点,其经济总量的绝对水平并不下降(见表1)。出现这一情况有客观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初期我国仍处在短缺经济的状态下,市场制约的因素几乎不存在,尚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危机;另外,它与如下情况也有一定的关系,即随着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扩大,我国已逐步采用了宏观调控的反周期措施,从而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和波动系数缩小,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增强。 表1 中国GDP增长率的历次波动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在较长的转轨时期中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这使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仍然很不完善,一些市场化的调控手段难以一步到位,经济周期波动仍呈现明显的“计划同期”(注:即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成为周期波动的直接原因,经济周期为国家的集中计划所推动。)的特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的资源配置方式表现为国家以向国有企业财政拨款的形式进行投资。在这种投资方式下,企业的发展严重依赖于国家,并具有争夺国家投资的强烈冲动。因此,每次经济增长的启动,一般都同时带来经济的“过热”,从而使经济周期带有明显的人为“计划”推动的特点。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情况几乎没有改变。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几次因经济“过热”引起的经济大波动,均起因于国家投资的扩张。其中,第一次经济大波动发生在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1978年之后,它起因于计划者的冲动,即在当时确定了大量不切实际的建设项目。为了克服这次经济波动的后果,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处于经济调整时期。 第二次经济大波动始于1984年。该年年底,我国决定把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并把部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下放。由于我国的“预算软约束”是一种制度性的软约束,它来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产权关系。因此,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尚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只是把国家投资的财政渠道改为银行渠道,是不可能结束银企之间在资金链条上的体制性“软预算”约束状态的。正因为如此,在基本建设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后,便发生了银行竞发贷款、基本建设规模迅速扩大、社会消费需求膨胀、货币发行失控的情况。当时,政府曾设想以“软着陆”的方式缓解经济生活中日趋严重的供求失衡矛盾,但实际上财政、信贷“双紧”政策几度夭折,经济继续升温,通货膨胀不断升级,并在后来演变为1988年8月爆发的抢购风潮。这次由扩张性货币政策引发的工业超高速增长,在遭遇资源制约后迅速滑落。它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即此前的两位数的高增长率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已不复存在。当年,通货膨胀率第一次达到两位数,这迫使国家于该年第四季度不得不实行紧缩的经济政策。在经济紧缩的情况下,国有投资率先回落。1989年非国有投资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回落,有人据此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持续发展推动时代的转折”。 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下,国家与企业间的预算关系必然使企业表现出对资金的旺盛需求,即所谓投资“饥渴症”、与此同时,国有银行也把向国有企业提供资金看成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并把由此可能出现的坏账寄希望于由国家的财政拨款冲抵,因而往往导致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调整期间,银行的信贷规模受到控制,但它并没有挡住又一次经济过热的到来。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三次经济过热主要是由社会集资规模的急剧扩大和国有银行资金大量以非贷款方式流出(银行办企业等)引起的。而在1991年下半年国家重新启动国有投资(以比非国有部门高出10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增长),并带动非国有部门投资的增加(其中1993年的增长率高达72%)后,经济过热很快形成(1992年和1993年,GDP增长率分别高达14.2%和13.5%)。1993年7月,政府不得不从减少国有投资入手,开始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出现持续多年的经济“软着陆”。 以上情况表明,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在转轨时期,旧体制因素仍广泛存在。它们对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方式仍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1.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仍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直接推动力。资料表明,在1979~1997年期间,我国实际投资增长与GNP的实际增长的相关系数高达79.5%,即GNP实际增长波动的近80%可用投资来解释;名义投资与名义GNP的相关关系系数则高达99%,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一致。(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6~17页。)而在经济景气循环中,国有投资总是起着经济启动和收缩的先导作用。在国有投资确实启动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跟进;在国有投资收缩从而结束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快速退出。 2.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未能解决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即对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会通过信贷膨胀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使用国家的财政拨款与使用国有银行的贷款并无本质区别,资金来源渠道的改变并未形成对 企业资金使用的硬约束。在此情况下,企业仍强烈地表现出“投资饥渴症”,只不过是从争夺财政拨款转而表现为争夺银行贷款而已,而且,即使在银行贷款的规模受到国家的硬性限制时,企业也会力图通过其他形式筹资,如银行办企业、企业非法集资等。而一旦经济过热难以为继时,国家只能采取强制性的紧缩措施来控制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经济的剧烈震荡。 3.经济中的“软预算”约束源于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的产权关系,因此,只要企业归国家所有,企业的经营损益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直接由国家财政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国有银行的贷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通过国有银行这一中间环节间接地由国家财政承担。正是由于这种“软预算”约束,造成国有企业仍然缺乏竞争性和经营效益。这从国有企业的高额微观负债可以明显看到。1980年,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为18.7%,到1994年,对12.39万户国有企业(含商业、金融业)清产核资,资产负债率高达75.05%,若扣除实际损失挂账,则高达83.3%。1995年国有企业亏损与赢利基本持平,到1997年,亏损则比赢利高出近1倍,国有企业基本上丧失了偿债能力。据工商银行调查,1989~1996年共受理破产案8138件,其中后两年为5128件,占受理总数的63%,在破产加速后,银行的亏损率达85.1%。(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9页。)在此情况下,国家财政不仅必须(如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而且要承担国有企业高负债导致的国有银行的坏账损失,国家成了潜在的国有企业债务的最终承担者。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微观负债最终总是要转化为政府的宏观负债的。很显然,宏观经济能否平稳运行,宏观经济政策能否奏效,不仅取决于宏观政策本身,而且还需要微观层次的制度保证,即企业产权制度的明晰化。 1998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转折及其效应 如上所述,由于转轨时期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在从传统的直接调控走向通过市场中介的间接调控的过程并不顺利,特别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滞后,使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的过渡也受到严重的障碍。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在1998年以后,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走向甚至发生了重大的逆向转折,即通过发行长期国债,增加对国有部门的投资,重新强化了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因素。 1997年7月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的冲击,也给我国经济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尚未开放,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方面(1998年,我国外贸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并于该年5月曾出现负增长)。因此,客观而论,我国之所以在1998年采取高强度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国内的经济形势。 自1993年7月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后,我国经济的增长率一路下滑。1993~1997年,GDP的增长率分别为13.5%、12.6%、10.5%、9.6%和8.8%,而且,这种下滑趋势在继续(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为7.8%和7.1%)。在市场长期疲软的情况下,企业的兼并、破产加剧,失业人数剧增,国有企业下岗分流的人员每年约达1000余万人。与此同时,由于制度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制约,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密集运用的货币政策的效果不佳。自1996年5月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央银行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采取了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改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降低准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措施。但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有产生明显的政策效果,经济下滑的趋势依然。很明显,货币政策的操作余地已相当狭小。 在此情况下,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行连续数年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1998~2002年,我国共发行长期国债6500亿元(注:②这一数字尚不包括用于临时财政支出的特殊国债。例如,1998年,为了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国家一次就发行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各年的数额分别为:1000亿元、1100亿元、1500亿元、1500亿元和1400亿元),用于安排国债投资项目。这种超高强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了多方面的不同效应。 1.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成效 应当肯定,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经济增长滑坡的情况下,我国有必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且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首先,较大规模地扩大了投资需求,从而遏制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局面,拉动了经济的继续发展。据有关部门测算,国债投资对GDP增长率的拉动,1998年为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为1.7个百分点,2001年为1.67个百分点左右。按照这个比例计算,1998~2001年,国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在各年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0%、28%、21%和20%。(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在外部经济环境趋紧、国内市场疲软的情况下,这对于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无疑是必要的。 其次,国债投资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缓解了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而引起的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其中,在国债投资的支持下,我国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堤防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修复。仅在1998~2003年3年中,全国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枢纽工程25个、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75项、蓄滞洪区安全区建设22个,并拓展节水灌溉面积6500万亩。这些工程已在经济中发挥实际效用。在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方面,1998年以来的3年中是我国公路、铁路、民航建设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公路新增通车里程约17.4万公里(其中新增高速公路10230公里),使我国公路总里程达140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为1.5万公里),铁路新增长度2070公里(其中复线里程586公里),水运航线、民航机场建设等也完成了一批新的工程项目。此外,粮食仓储设施、农村供电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环境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 最后,部分国债资金被用于改革成本的支付。例如,在1998年增发长期国债后,预算中原准备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部分资金,被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保障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发放等。该年发行的高达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则被用于充实国有独资银行的资本金。这些均属于改革成本的支付,它对于缓解改革风险、保持社会安定以及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都有一定的作用。 2.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转轨进程中某些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也有明显的负效应。这种负效应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们首先要分析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负效应,即它重新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和控制,甚至在某些方面导致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其一,强化了一些部门的垄断趋势和国家 机关的行政控制。 传统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国家垄断和政府控制的经济,经济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不断打破国家的经济垄断和放松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从而促进经济的市场化和活跃经济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然而,执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国家成为主导经济增长的主体,是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方向相悖的;特别是国债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部门,更强化了国家对这些部门的垄断性控制,并进而强化了整个国家的行政垄断和直接管理。在推动扩张性财政政策过程中,我国出现了行政控制明显加强的趋向。例如,在粮棉购销体制改革后,由于个别地方出现抢购现象,国家曾经又恢复了对粮食和棉花的收购体制,取缔和禁绝私商的相关活动,由粮食部门和供销社垄断粮食和棉花的经营;当一些产业部门出现生产能力过剩时,价格的下跌本是正常现象,但国家在此情况下不是通过鼓励正常竞争促进产业集中和产业进步,而是倡导搞所谓行业“自律价格”,实际上是想通过价格卡特尔来抑制竞争,等等。 垄断的加强除了强化政府部门的行政控制外,还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在电力、通讯、铁路、民航等部门,这种利益集团往往依仗对国家经济资源的实际占有,千方百计地阻止民间资本的进入;它们画地为牢,排斥竞争,阻碍要素的自由流动,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损害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垄断会扭曲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造成垄断租金:一是通过垄断价格体现出来的社会福利损失,二是行业垄断部门巧立名目非法收取各项费用,将自身低效运行的成本和发展投资的负担转嫁给广大消费者。根据一些人的研究,1985~1996年,我国垄断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同期内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却大大高于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1995~1999年期间,我国电力行业每个职工比其他行业职工多收入14294元,平均每年多收入2859元,该行业每年平均多支出的工资额为79.1亿元。1996年,在垄断行业的价格与1985年相比有大幅度上涨,而且上涨幅度大大高于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我国电力工业的资金利税率却仅为7.33%,与1985年相比下降了54.58%。铁路运输亏损13.8亿元,与1985年赢利64亿元相比,减利120%。市话亏损35.6亿元。邮政亏损70亿元。(注:过勇、胡鞍钢:《不可低估行政垄断造成的经济损失》,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7月13日。)由于垄断行业上缴的利润中包括了政府从国有投资中应得的回报、政府给予国有企业的大量补贴以及所得税返还、减免等优惠,因此,垄断行业多年来不仅耗散了本行业的巨额租金,而且也耗费了大量国家本应得到的财政收入。 事实表明,垄断的加强正在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当前,大部分被用于扩充国有经济的国债投资,实际上是民间资本转化而来的,这部分投资的增加直接削弱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而当国有经济的发展加剧了经济的垄断时,垄断部门的寻租活动又必然阻滞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转轨过程中,在市场经济体系已初步确立的情况下,行政垄断的加强一方面表明国家计划经济权力的扩张,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垄断部门市场经济利益冲动的加剧,它实际上是这二者的结合。在此情况下,垄断行业的企业往往通过制定垄断价格,或依仗其垄断地位巧立名目收取各种费用,最大限度地谋求本单位的经济利益,寻找并耗散其垄断租金。据2001年11月末的统计数字,国有企业赢利的82.6%集中于22家企业大户,其中,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海油、国家电力公司五家企业的赢利合计占重点企业赢利总额的58%。(注:杨继绳:《凯思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有人担心,在当前的情况下,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可能使中国经济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二者的弊端。这种担心或许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二,过分倚重财政扩张强化了转轨时期中金融市场的集中和行政控制,使信贷资金进一步集中流向国有部门。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神经中枢。在新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进行全面批判后,西方国家已逐渐摆脱在刺激经济增长中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倚重,转而着重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在实行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后.也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两大基本经济关系,从而使宏观经济管理逐渐由传统的直接控制转为政府通过市场中介而进行的间接调控。在此情况下,提高金融调节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本应是实现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在国债投资日增、财政亦字扩大和银行不良贷款数额巨大的情况下,金融风险的积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加之人们对行政控制仍心存依恋,因而在金融运作方式和监管方式上出现了集中的行政控制的强化。(1)金融发展出现了某种纵向一体化的倾向。例如,贷款权的上收,(注:1998年,在配合国债投资扩大信贷发放的同时,信贷也明显向国家银行集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明显上升。该年1~11月,国家银行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达78.5%,比上年同期高7.7个百分点,为近4年来的最高值。)城市合作银行的合并,关闭产权交易中心,取消场外交易等等。(2)经济启动主要依靠增发国债和银行的间接融资,一些限制性安排和歧视性政策仍然存在并得到强化,中小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为了刺激投资,1998年在不到9个月时间里连续三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并放宽了利率浮动的幅度。三次下调利率使贷款利率共平均降低了2.22个百分点,由此减轻企业(主要是国有大企业)利息支出600亿元以上,降低国债利息负担300亿~400亿元。然而,对利率浮动的规定却对中小企业存在明显的歧视,即规定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对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由现行的10%扩大为20%,最低下浮幅度10%不变。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由现行的40%扩大为50%。(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中国货币政策分析》, 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28页。)很显然,关于利率浮动幅度的规定对中小企业(主要是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是不利的。与此同时,民间金融仍基本上处于非法地位,这更使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金融控制的加强和金融政策的进一步倾斜使信贷资金更加集中投向国有部门,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的垄断地位。 3.扩张性财政政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隐患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仅强化了国家的行政垄断,导致了某些方面旧体制因素的复归,而且也给正常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隐患。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财政赤字的迅速膨胀。1997年,我国的财政赤字为582.42亿元。而在1998~2001年期间,各年的财政赤字则分别达到922.23亿元、1743.59亿元、2491.27亿元和2598亿元,年增长率分别为58.34%、89.06%、42.88%和4.28%。2001年的财政赤字为1997年的4.2倍。2002年的财政预算赤字更达3098亿元,比上年增长19.25%,并首次突破占GDP3%的国际警戒线。(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 由于国债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过长的回收周期和过低的投资收益率导致短期内难以获得投资收益,这就往往导致借新债还旧债的情况,使国债规模越来越大。2000年底,我国内债余额已达13000亿元人民币,外债余额达1500亿美元,内外债共计25000亿元人民币。2001年和2002年,债务余额进一步增加。(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而且,上述数字尚不包括大量隐性债务,而这种隐性债务确实存在。它主要包括:(1)各级政府拖欠的公务员工资和养老保险欠款,以及国家粮食经营亏损挂账,等等。(2)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两级)财政通过各种不规范的方法举借的债务(估计有1000亿元人民币)。(3)国有银行剥离出的1.4万亿元不良债权,经处理后,乐观估计能收回4000万亿元,损失的1万亿元将最终由国家财政承担。因此,我国的实际债务余额比公布的显性债务余额大得多。2002年3月,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回答与会者的提问时表示,当年我国的债务余额为8000多亿元,只占GDP的18%。显然,这里指的只是显性债务,如果加上隐性债务,比例将高得多。据楼继伟透露,到2002年,我国包括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在内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世界银行曾估计是50%~70%,比较乐观的估计是40%~50%,而比较悲观的估计则达70%~100%。国外的经验数据表明,积累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一般不应超过60%,我国的债务余额显然已突破了国际警戒线。 更为严重的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使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财政支出的扩大,特别是国债的增加。2000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当年GDP的比例为36.81%,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8.63%。到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例增长到38.43%,而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则高达65%。这表明,GDP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特别是国债投资推动的。中经网2002年8月2日刊载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的文章表明,1998~2000年的年平均总需求即名义GDP的增长率为6.3%,其中实际增长7.7%,价格下降1.3%。而财政支出增长率为19.8%,财政赤字增长率达62.4%(因债务利息支出记账方式的改变,这里的财政支出和赤字的增长率略有高估)。很显然,以每年近20%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和60%多的财政赤字增长率来支持7%左右的总需求增长率,肯定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 还应指出的是,随着国债利率的下行,持有大量国债的金融机构积聚的风险更是不断增大。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于2002年8月2日的《2002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表明,到2002年5月末,金融机构持有的国债9367亿元(不含财政对商业银行发行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比上年增加1022亿元,增长12.2%,占国债市场总量的比重达56.7%,较上年末上升3.3个百分点,占其资金总运用量的比重为5.5%,比上年末上升0.3个百分点。在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成为国债市场上最主要投资人的情况下,存贷款利率的下行,一方面,大大压缩商业银行的赢利空间,对其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在国债品种、期限趋同的情况下,一旦风险突现,变现遭遇困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几点启示 1.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引起的国家作为投资主体地位的加强,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下宏观经济运行方式的复归。因为,这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是预算软约束在新时期的一种表现,它仍源于政府与国有部门的特殊的产权关系,是新时期国家以财政资金推动国有经济继续发展的一种形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资金直接来源于财政拨款,这是预算软约束的典型表现。在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后,国有企业的资金来自国有银行的贷款。当国有企业无力还贷时,其损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因此,预算约束依然是软的。而当企业竞相争夺银行贷款造成信用膨胀并引起经济过热(如我国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情况)时,国家不得不采取包括限制银行贷款在内的强制性的紧缩措施。然而,国有经济的低效率使它不可能依靠正常的积累机制获得发展。为了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率,以缓解巨大的就业压力,启用赤字财政政策成了难以避免的选择。国债投资无论用于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改革成本的支付,还是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都是国家财政对国有经济的输血。但是,赤字财政政策不可能无限制使用,当它难以为继时,经济震荡就会到来,大起大落的所谓“计划周期”也有可能重现。这是必须高度警惕和极力避免的。 2.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本质上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破坏力量。如上所述,自1993年以来,我国经济的年增长率一路下滑。出现这一情况的直接原因是市场长期疲软,社会需求低迷。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制度障碍引起的经济发展内在活力的不足。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方面是产权制度改革滞后使经济主体(主要指国有企业)缺乏产权约束机制。然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仅无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而且使之进一步加剧。首先,它强化了政府的行政控制和国有部门的垄断地位,削弱了各种经济主体的平等竞争,从而进一步抑制了经济的活力。其次,它把大量经济资源投入低效率的国有部门,抑制了非国有经济的正常发展,阻碍了国民经济效益的提高。此外,它还使财政赤字和国债负担迅速扩大,从而使经济的正常运行面临巨大的风险。总之,扩张性财政政策因其“挤出效应”日渐明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正在减弱,而它对经济运行带来的隐患和风险则日趋严重,因此,它应在政策调整中逐步淡出。至于货币领域,当前的货币供应量是适宜的,因而应慎防转而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免导致通货膨胀。 3.推动经济继续稳定增长的出路在于制度创新。我国的经济发展之所以遭遇市场疲软、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其根源在于制度改革滞后。中国的人均消费支出和人均GDP都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百分之几。(注:据瑞士国际管理学院提供的数据,2001年,中国的人均个人消费支出只有407美元,而美国为24794美元, 日本为18404美元;中国的个人消费支出仅为美国的1.64%、日本的2.2%、瑞士的2.0%、英国的2.6%。同年,中国的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2.5%。)面对如此低下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扭转市场疲软的关键在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促进各种经济主体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扩大社会的有效需求。在我国新、旧体制因素依然并存,制度因素严重阻碍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制度创新就是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推动力。关于我国当前的制度创新问题,应另文详加分析,限于篇幅,这里仅提出若干要点。(1)建立能够为创新活动提供激励的产权制度。任何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资本的积累,离不开创业。我国当前市场低迷,经济发展缺乏内在动力,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国内资本收益不足,资本形成机制乏力。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就必须对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即除涉及国家安全、自然垄断、提供重要公共产品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骨干企业等领域,仍继续保留国有企业外,原则上国有资本应从所有适于商业经营的部门和领域退出。另一方面,应进一步拓宽民间资本进入市场的领域,并真正消除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对民营企业的歧视,以促进其正常的发展。(2)加速金融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本质就在于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和组合,实现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在生产要素的配置中,金融服务起着核心的作用。因此,加速金融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在当前具有迫切而重大的意义。在这方面,除了应允许民间银行的发展外,还应促进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培育和发展。(3)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国家机构的改革。现代政府的主要功能在于经济的宏观调控、市场的监管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为此,政府应尽量减少乃至取消配置资源的权力,让市场来决定经济资源的配置。只有如此,经济才能有活力。因此,政府应取消一切不合理的行政审批,并相应进行机构改革,以实现精简、效能的目标。 宏观经济论文: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分析 一、引言 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与经济周期紧密相关。很大程度上,宏观经济形势如何就是指处于经济周期的哪个阶段,即是处于繁荣阶段抑或萧条阶段,波峰抑或波谷。因此,判断宏观经济形势就很有必要研究经济周期及其阶段。分析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其实就是判断中国经济目前所处周期的阶段。 西方学者一般将经济周期分为两个阶段:收缩阶段和扩张阶段;波峰(peak)和波谷(troug)是周期的转折点。经济周期也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繁荣(prosperity)、衰退(recession)或危机(crisis)、萧条(depression)、复苏(recovery或revival)。但是,在实践中要区分周期的四个阶段,或者说预测周期的波峰和波谷这些转折点,仍然是极其困难的,尽管经济学家们已经在运用复杂的统计模型来试图预测未来几个月或未来一二年的产量与就业量。 本文对当前中国经济周期的阶段的考察,拟从两个层次入手:首先是几种工具的综合分析,这些工具主要是;简单的凯恩斯模型(储蓄S与投资I的关系)、产出缺口理论、总需求一总供给(AD-AS)模型、IS-LM模型;其次分析一些重要宏观经济变量,主要是:GDP增长率、失业率(the unemployment rate)、价格指数。 二、几种工具的综合分析 (一)产出缺口 运用产出缺口(output gap)的概念可以判断周期的不同阶段。产出缺口是潜在产出与实际产出之差,即产出缺口=潜在的产出一实际的产出 当产出缺口是比较小的正值时,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这时出现衰退的迹象(也可能是复苏的征兆,这是假定为衰退)。随着产出缺Q的不断扩大,实际产出越来越低于潜在产出,于是,衰退日益严重,最后出现萧条乃至大萧条。萧条持续一段时间后,如果产出缺口逐渐缩小,意味着萧条和衰退程度不断减轻和缓和,实际产出朝着潜在的产出水平上升,进而步入复苏阶段。当产出越过潜在产出线、上升到潜在的产出水平上时,缺口最终变成负值。一个负的缺口意味着过度就业、工人超时点的工作和机器的超正常的使用率。这时,经济出现繁荣局面。 潜在产出的值很难估算,不过可以用潜在经济增长率来近似地表示。如果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很多,产出缺口就是比较大的正值,这时经济出现萧条。如果实际经济增长率高出潜在经济增长率很多,产出缺口就是负值(绝对值比较大),这时经济处于繁荣阶段。 潜在经济增长率也很难测算,关于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数值存在很多争论,一般认为位于8%-1%之间,显示了9年代的潜在增长率估算值。从中可以看出,199年实际GDP增长率(3.8%)远远低于当年潜在经济增长率(9.7%),差额达5.9个百分点,这说明199年经济处于萧条阶段,即当时的市场疲软。1991年,中国经济全面回升,实际经济增长率迅速靠近潜在经济增长率,这说明1991年经济处于复苏阶段。1992年,实际GDP增长率远远高出潜在经济增长率,差额达4.5个百分点,这时经济处于繁荣阶段。1993年开始,实际GOP增长率不断趋向下降,1993-1995年,每年的实际GDP增长率不断靠近潜在经济增长率,产出缺口的绝对值不断趋向零,表明繁荣不断走向衰退。1996年,实际GDP增长率又开始低于潜在增长率,产出缺口变为正数,经济明显出现衰退或危机。1997年以来,实际GDP增长率越来越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1999年达2个百分点以上,表明产出缺口不断扩大,衰退日益严重,以致出现萧条,陷入波谷。2年,产出缺口缩小,但依然是正值,这表明,萧条或衰退程度有所缓和,经济正在走出波谷,走向复苏和回升。 (二)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分析 周期的四个阶段还可以通过总需求-总供给(AD-- AS)模型来加以说明。AD-AS模型离不开潜在产出的概念,两者一脉相承。AD--AS图形(图象略)中, ASs表示短期总供给曲线,长期总供给曲线 ASL与潜在产出线重合。 ASL不同于 ASs的垂直部分,ASs的垂直部分位于ASL的右边。ASL与ASs的垂直部分和陡峭部分之间的区域,即图中阴影部分,表示繁荣。ASs的完全平坦和相当平坦部分表示萧条。繁荣与萧条之间的过渡阶段是中间区域,表示衰退或复苏。 判断周期不同阶段的重要标志是潜在产出线或长期总供给曲线ASL。如果经济位于ASL的右边,即产出缺口是负值,经济处于扩张阶段;如果经济位于ASL的左边,即产出缺口是正值,经济处于收缩阶段。前文已述,1996年以来,产出缺口变为正值,并且不断扩大,表明现阶段中国经济位于ASL左边,并且越来越远离该线,以致滑入萧条。这种转变,从 AD-AS模型来分析,是由于总需求的减少。当总需求减少时,AD左移至AD’,经济由处于潜在产出线右上方的繁荣阶段①过渡到位于潜在产出线左下方的萧条阶段。总需求包括消费(C)、投资(I)、政府支出(G)和净出口(NX),总需求减少主要是由于消费不足、投资不足或净出口减少所致。 1996年以来,总需求持续减少和不足。到1998年,总需求不足已成为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进入2年,总需求全面回升,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均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是;三季度回升力度又趋小,四季度进一步趋缓。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9.3%,增幅比二季度降低.5个百分点,虽然降幅不大,但逐季下降。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8.7%,增幅比上月回落1.7个百分点,是2年以来增速最低的月份。今年消费仍可以保持一定的增长力度,但不可能有更大的扩大,因为制约消费增长的因素顽固不退。这些因素主要是:(1)由于粮食减产、农产品价格下降,农民收入增长持续缓慢。(2)下岗或失业人员继续增加,实际失业率不断上升,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很难增加。(3)消费环境、消费政策短期内很难有所改善。 2年前三季度,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不含集体和个体投资)同比增长12.9%,增速仅比上半年提高.8个百分点,升势有明显减缓的迹象。11月份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不含集体和个体投资)同比仅增长6.7%,比上月大幅回落4.1个百分点,是2年以来增速最低的月份。投资领域中的主要问题还是老生常谈的民间投资,即民间投资的启动机制还没有完全形成。因此,21年初,投资的增长很可能会失去动力,拉动经济的力度会减弱,刚一启动的投资很可能再次陷入收缩之中。 2年上半年对外贸易形势喜人,首次创下了半年进出口双双“超千亿”的纪录。其中外贸出口超高速增长,出口1144.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8.3%,各月出口增速均在3%以上。出口的高速增长与上年同期基数较低有关,也得益于世界经济形势好转、周边国家经济的恢复以及国家加大出口退税鼓励出口的内部环境。三季度,净出口由增转降,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5.4%,虽然增速仍然较高,但比二季度降低了11.9个百分点,增速回落的 ! 通过对消费、投资、净出口的分析,可知2年上半年总需求确实明显回升,但三季度回升力度又趋小,四季度进一步趋缓。这表明这种回升相当乏力,很难持续,总需求不足的格局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结合AD-AS模型,这表明当前 中国经济仍然位于ASL左边。因此,当前中国经济很难说真正走出了低谷或萧条。 (三)IS-LM模型分析 尽管IS-LM模型受到批判,但仍然是理解宏观经济的首选工具。决定IS曲线斜率大小的主要因素是乘数αG和投资需求的利率弹性b。在不考虑收入税率t的情况下,决定乘数大小的主要因素是边际消费倾向(MPC)。当前中国的IS曲线陡峭,这是由于现阶段中国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低和投资需求的利率弹性相当小(即投资需求对利率变动的灵敏程度不高)。 投资需求对利率变动的灵敏程度十分复杂,需要对企业分类分析。大体说来,国有企业的投资对利率的弹性非常小,非国有企业的投资对利率的弹性比较大。国有企业的投资对利率的弹性非常小的依据是1996年以来7次调低利率,但企业投资需求对利率反应不灵敏。其实,国有企业投资需求对利率反应不灵敏由来已久,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之时,企业对利率提高也不在乎,依然是旺盛的投资需求和欲望。国有投资对利率升降反应都不灵敏,主要是由于体制改革远未完成,市场、企业和银行等机制尚不完善。综合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可以大体认为投资需求对利率变动的灵敏程度不高,即投资需求的利率弹性相当小。 1998年以来,一定范围内流行一种观点:中国经济陷入了“流动性陷阱” (the liquidity trap)。所谓“流动性陷阱”又称“凯恩斯陷阱”,最早由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提出,是指利率降低得很低时,货币的投机需求(the speculative demand for money)将成为无限的,这时,货币的投机需求曲线成为一条水平线,LM曲线也成为水平的。“流动性陷讲”至少要具备以下条件:(1)利率很低;(2)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无穷大。在现实生活中,这几个条件很难具备,因此“流动性陷院”从未真正出现过。就是美国3年代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也没有完全陷入流动性陷阱(但是LM曲线被认为是十分平缓的)。凯恩斯本人曾经声称,“流动性陷阱”的情形从未出现过。1998年以来的中国,并未真正出现流动性陷讲,但是,说我国经济已落入“流动性陷阱”的观点是有一定根据的,并非空穴来风,至少有助于宏观经济分析。1998年以来,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流动性陷阱”的某些迹象,应当说是比较靠近“流动性陷讲”,因为7次下调利率,利率确实比较低了,再下调利率的空间已不大。体现在LM曲线上,LM并非水平,当前中国经济不处于“凯恩斯区域”或“萧条区域”,但是LM曲线比较平坦,比较靠近“凯恩斯区域”,位于“中间区域”与“凯恩斯区域”之间。 根据IS曲线和LM曲线斜率的分析,当前中国经济的IS—LM模型形状是:IS曲线依然比较陡峭,不过高垂直尚有一定距离;LM曲线依然比较平坦。这表明,当前中国经济仍然位于萧条或收缩阶段。 三、几个重要变量的分析 萨缪尔森(PaulA Samuelson)在他最新版的《经济学》教科书中依然宣称:总的来看,经济学家判断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变量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失业率和通货膨胀(inflation),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是高水平和快速的经济增长、高就业水平和低非自愿失业、价格水平稳定,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主要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萨缪尔森的这个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提纲挈领,简单明了,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完全可以此为参照。 (-)经济增长率 中国经济自1991年全面回升以来,一直保持超高速或高速增长率,远远高于同期西方发达国家。但是,高速增长中又存在一个严重隐患:1993年以来GDP增长率持续下滑,1999年是下滑的第7个年头。按照“波谷—波谷”的周期划分方法,1991年以来的这一轮经济周期,扩张期是2年(1991-1992年),收缩期是7年(1993—1999)年,扩张与收缩的比率仅为2/7,远低于以往历次经济周期扩张与收缩比率,更远低于美国经济周期扩张与收缩的比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经济平均扩张期持续3.6个月,平均收缩期为14.4个月,扩张与收缩的比率为1.58。二战后,平均扩张期持续55.3个月,收缩期大约为1.8个月,扩张与收缩的比率为5.12(陈乐一,2b)。由此可看出,美国经济的发展趋势是扩张与收缩的比率迅速提高。但是,9年代的中国,扩张与收缩比率却迅速下降,这无论如何不符合世界经济潮流。 二战以来美国经济扩张与收缩比率的迅速提高,尤其是1991年3月以来的持续高速增长和繁荣,主要原因无疑首推高科技,即技术变革。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次繁荣(约1886-193年,1915-1931年),技术变革(相继以洋务运动和电力的普遍应用为标志)起了决定性作用。经典研究认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源泉是技术变革。199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持续下滑以及本轮周期扩张与收缩比率的迅速下降,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还是缺乏经济增长源泉——技术变革的支撑。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以来重在量的扩张,技术水平低,轻技术创新,靠资金大投入支撑。支撑9年代前半期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投资的超高速增长。199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率达到44.4%,1993年更高达61.8%。但是,1994年迅速降至3.4%,此后“一厥不振”,持续出现投资不足。靠大投入推动的经济高速增长一旦失去投资的支撑,其增长速度就会逐渐乃至持续下滑。因此,9年代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之高令世人瞩目,但增长质量和效率却令人忧虑。 2年上半年,GDP增长率跃升至8.2%,扭转连年来的下滑趋势,人们不禁为之一振。但是,三季度经济回升力度又明显减弱,当季GDP增长率为8.2%,并没有在二季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第四季度GDP增长率降至8.%。再者,中国经济统计水份太多,种种虚假和不真实的数据充斥其中,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但无济于事。因此,中国产出的统计数据可信度相当低,GDP的真实数据肯定要低于官方的统计数据。鉴于此。我们必须寻找对其他变量的分析。 (二)失业率 失业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术语,乍一看,人人都懂,但是仔细想来,失业的内涵很难把据。西方学者对失业的种种定义,基本大同小异。综合比较这些定义,可以发现失业涵义的几个要素是:失业人员在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 未被雇用但正在主动寻找工作。第三个要素是失业定义的重要条件,这样就排除了非自愿失业。尽管如此,失业统计中还是存在种种问题,政府公布的失业统计数据往往偏离实际。西方学者对失业成因的解释是:在每一工资水平上劳动需求量降低时工资并不相应地降低(Joseph E.Stiglitz,1993)。因此,失业可以归结为两个问题:一是工资调整的失灵,即为什么工资不降低;二是为什么劳动需求曲线往左 移动。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西方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失业的这两个成因考虑的是短期因素,但是就长期来说,还存在另一个可能的成因:劳动供给量增加,即劳动供给曲线Ns向右移动。 我国劳动力市场非均衡的典型形式是失业,但是,我国失业统计相当混乱。失业与下岗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似乎至今不清楚,或者讳莫如深。“下岗”的含义是:职工离开原工作单位,但其劳动关系仍保留在原单位。照此定义,下岗是否就是失业?笔者认为,下岗就是失业,并且是失业的一种典型形式,因为下岗完全符合西方学者对失业定义的三个要素。下岗职工一般都在劳动年龄内,肯定具有劳动能力,已失去工作但正十分渴望得到一份新工作或回到原有单位。如此看来,下岗岂非失业?只是失业包括的范围更广,城镇隐性失业者和农村失业者不是下岗职工,但都应属于失业人员。 1979年以来,我国出现了三次失业高峰。第一次是在1979年,第二次在1989年,第三次从1995年开始,现在正处于第三次高峰时期。这次失业高峰的群体以中年人居多,并且集中在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身上。真实失业率到底是多高,一直没有准确的数据。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是3%左右,照这个数据,我国失业率很低,根本不存在所谓失业高峰。在西方国家,3%的失业率还低于自然失业率。但是,官方的3%仅仅是城镇登记的失业率,城镇公开失业但没有登记的、城镇隐性的失业者、农村失业者都没有计算在内,试想如此官方失业率不知有何实际意义?在分析中,我们自然不能以官方公布的 3%作为我国真实失业率,真实失业率会远远高于3%。21年以来,下岗或失业人员还在继续不断增加。 第三次失业高峰的根本原因,或者说从长期因素来看,是人口总量过多,这是当时的人口政策造成的。人口总量过多自然导致劳动力总数(就业人数与失业人数之和)过多。从短期因素来看,失业高峰是由于劳动力需求量减少,劳动需求曲线左移。总的说来,失业是由于劳动供给量远远超过劳动需求量,工资又不能灵活调整劳动供求(工资刚性)。 劳动需求量减少,劳动需求曲线左移,主要原因是产量下降,即经济增长率的下滑。产量水平与失业率之间存在这样一种关系:产量增加时,就业量也趋于上升;反之,就业量趋于下降。奥肯定律(Okun’s law)表述的就是产量水平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凯恩斯也认为,就业量和工资不是在劳动力市场决定的,而是由产品市场上人们对商品的需求决定的。凯恩斯的意思就是说,决定就业水平高低的是产量水平。就实证分析来说,产量水平与失业率确实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因此,下岗和失业人数的增加,劳动需求量减少,表明经济增长缓慢,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处于衰退或萧条阶段。 (三)价格指数。 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物价波动是经济周期被动的主要现象之一,有些西方学者干脆就用物价变动来描述宏观经济景气变动。在我国,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价格指数越来越灵敏地反映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并且日益成为观察宏观经济景气变化的“晴雨表”。具体来说,价格指数最能判断经济周期的四个阶段。 前文所述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当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很多时,价格指数上涨率降低。即减速的物价上涨,甚至负增长,出现通货紧缩,这时经济滑入萧条阶段;当实际经济增长率高出潜在经济增长率很多时,价格指数上涨率攀升,即加速的物价上涨,出现通货膨胀,这时经济步入繁荣阶段,因此,物价上涨速度的加速或减速是判断周期不同阶段十分重要的参数。与此相对应,在总需求—总供给模型中,潜在产出线右上方的繁荣阶段,价格指数一般比较高;潜在产出线左下方的萧条阶段,价格指数一般比较低。总需求曲线AD向AD’移动过程中,产量不断减少,同时伴随价格指数上涨率不断降低;相反,AD’向AD移动过程中,产量不断增加,同时伴随价格指数上涨率不断攀升。 1997年1月,物价开始负增长,出现通货紧缩。1998、1999年两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和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都处于负增长中。从月度数据看,1999年全年各月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与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与上年相比一直处于下降状态。到4、5月份,商品零售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同比)分别下降3.5%和2.2%,是1997年以来下降幅度最大的月份。此后,各月同比价格的降幅开始稳步回落。生产资料价格自1996年4月以来,一直持续下降。1999年,全国生产资料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下降 4. 8%。1999年下半年,生产资料价格下降幅度呈缩小趋势。 2年价格总水平持续在低位徘徊,并且呈现波动的特征。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7%,是1998年4月以来连续22个月负增长后首次正增长,3月份、4月份又下跌,5月又开始持续略有上涨,但是8、9月份的涨幅分别比上月回落.2和、3个百分点。1月份与上月持平,11月份同比上涨1.3%,环比略涨.7%。2年上半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同比下降1.9%。三季度的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下降1.3个百分点,降幅比二季度缩小.6个百分点,但8、9月份的降幅又有所扩大。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去年以来逐月回升,3月份实现正增长,4、5、6月份继续上扬。1-6月份,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上涨.9%。三季度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上涨4.8%,涨幅比二季度增大2.5个百分点,其中8月份同比上涨5.1%,9月份上涨5.8%。 从走势上看,生产资料价格回升力度明显较大,但是,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的回升力度较弱,尤其是最近几个月,基本上是保持稳定。生产资料价格的逐月回升,是由于原油价格的大幅上涨及其连带效应,是成本推动型,而非商品供求关系的改变。总之,价格总水平至今还在低位运行,通货紧缩依然存在。承前文所述,这时,实际经济增长率仍然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经济至多只是出现了复苏和回升的迹象,并没有稳定走向复苏和扩张。 四、小结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几种工具中最有价值的是产出缺口理论。1996年,实际GDP增长率开始低于潜在增长率,产出缺口变为正数,这是9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表明中国经济已经明显出现衰退或危机。1997年以来,实际经济增长率越来越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1999年达2个百分点以上,表明产出缺口不断扩大,衰退日益严重,以致出现萧条,陷入波谷。因此,1999年中国经济处于波谷之中。几个重要变量的分析,最有意义的是价格指数。价格指数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相结合,进一步证实了1999年中国经济已跌入波谷。AD-AS模型、IS—LM模型以及经济增长率、失业率也为1999年中国经济滑入波谷或萧条阶段提供了佐证。 2年产出缺口开始缩小,表明中国经济正在走出波谷,走向复苏和回升。但是,分季度分析,这种回升主要是在上半年,三季度回升力度又超小,四季度进一步趋缓。总需求(消费、投资、净出口)分析中,有力地证实了这种观点。况且,物价的持续低位徘徊,实际失业率的不断上升,这无论如何不是经济扩张的迹象。因此,本文的最后结论是:当前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的明显转机,出现了回升的的系列迹象。正在步入复苏阶段,但并未真正稳定走出低谷或萧条。 当前中国经济的首要任务是,继续保持续的复苏和回升势头,努力彻底走出低谷,稳步走向扩张和繁荣。要实现这个首要任务,就短期因素来说,现阶段有必要继续突出财政政策的地位,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中央银行必须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完善和疏通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作,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加快货币流通速度。总之,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与稳健、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相互协调和配合,货币政策要为财政政策的充分有效发挥作用创造条件,两者势均力敌,厚此薄彼都是不可取的。但是,推行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只是刺激总需求,推动经济回升的政策手段。要真正走出低谷,步入持续繁荣和增长的轨道,在当今体制的中国,光靠政策手段是远远不够的。从根本上来说,是要深化体制改革,解决经济结构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作好经济结构大调整的文章,真正建立起与国际经济接轨的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 宏观经济论文:宏观经济学教学中研究性教学的探讨 [摘要]宏观经济学具有理论的复杂性、发展性,表述方法多样性和实践多变性等特点。宏观经济学的教学目的不是仅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能力的提高依赖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研究性教学需以一定的创造性思维为基础,同时也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要使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达到目标,需以厚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数据资料为基础,以教学团队形式和教师的科研来推动实施,要重视指导学生掌握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引导学生学会观察问题并改变错误的认识,要关心学生学习并为之提供必要的认知条件。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创造性思维 宏观经济学是我国高等院校经济类和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是技术类、工程类、人文社科类及有关学科的专业选修课,也是国内大多数学校经济类和管理类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必考课程。它具有理论的复杂性和发展性、表述方法的多样性、实践的多变性、与经济现实的联系性等特点。国内高校在开设该课程时,一般以西方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理论为主要教学内容,再结合中国经济实践加以分析讲解。但是,西方经济理论中的宏观经济学是在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发展起来,并用来分析这些国家经济问题的。西方国家以私有制为基础,经济结构相对完整,企业有充分的活力,对宏观经济政策反应较为敏感;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劳动力市场等发展充分,为政策在各类市场的传导和协调,提供了较好的条件。这样,无论是以需求为导向,还是以供给为导向的政策工具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而由于机制惯性,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要真正成为具有经济性、营利性和独立性的主体,还需要继续改革。诸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会使西方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在中国的运用效应大打折扣。同时,在课序上多数专业宏观经济学课程是在低年级开设的,由于学生缺乏对西方经济社会的了解,针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往往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状况来理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经常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因此,实际上宏观经济学教学的目的不再是仅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能力的提高依赖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通过研究性教学,可帮助学生科学地理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和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研究性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模式或教学理念,体现在教与学的全过程之中。它要求我们根据不同课程的特点,有效利用教学资源和环境,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最终实现教学的目标[1]。在宏观经济学中开展研究性教学,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要以教学团队形式和教师的科研来推动实施 在大多数院校,宏观经济学的教学都是由若干教师同时承担的,这样就可以形成教学团队。研究性教学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如果单凭个别教师的专业知识,在指导学生的时候可能会感到捉襟见肘,因而充分利用不同教师的兴趣爱好、专业特长等资源至关重要。如有的教师对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的结合颇有研究,有的教师对宏观经济学的多媒体教学倍感兴趣,有的教师偏好于宏观经济数据的分析,有的教师热衷于对社会经济问题的认识,有的教师对计量经济模型较为精通等,这些都是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所必需的资源,因此,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要尽可能采用团队形式。近三年来,由笔者指导的学生论文,1篇论文获得全国大学生“挑战杯”比赛奖,3篇论文被评为“江苏省优秀论文”,2篇文章获得“江苏省优秀社会实践调查报告一等奖”。这些虽然形式上是导师的成果,实际上是一个团队(这个团队有研究生、年轻教师、经济管理部门的领导和专家)的成果,是由团队共同努力而取得的。因为,无论理论探讨、数据调查,还是结构分析等,都是由团队一起来完成的。特别是涉及到计量模型,往往是这个团队的教师与学生共同确定研究方法,再由一位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专门给予指导。青年教师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掌握了更多计量模型的运用方法,个人也取得了较为优异的成果,成为一股新生的教学和科研力量。 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还要以教师的科研来促进学生的研究。一方面,教师要有科研,科研造诣高,教师在课堂上才会给学生更多的启迪和思维[2]。不做研究,只搞教学,只是教书匠;只做研究,不搞教学,则不是教师。近年来,笔者所在教学团队的教师主持国家、部省级、厅局级课题近30项,大多数是围绕现实经济问题而设计的。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团队尽可能地引导学生参与课题资料收集、实地调查、数据分析、报告撰写等,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取得了一批成果。此外,要做好教学工作,还必须进行教学研究,通过教学研究课题去研究教学模式、课程体系、教学规律、教材和教学方法,等等。另一方面,要引导学生参与科研。学生参与科研训练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学生参与到教师的科研项目和研究小组中,承担部分基础工作;一种是学生自己提出项目方案,并在校内或校外自主联系指导教师。笔者在进行“经济增长理论”教学设计时,曾组织师生参与了一个地 区委托课题的调研工作,主要探讨该地区民营企业的状况,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的问题和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等。通过历时近一个月的调查,学生对不同类型企业的职工来源、文化程度、工资水平,企业家成长过程,企业投资选择及并购,产品生命周期,市场销售及竞争等诸方面感受很深。这份由学生完成的调查报告得到了该区区委和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为此该区还组织了广泛的学习和宣传;研究报告获得了“2006年江苏省大学生优秀调查报告一等奖”;并且,其中一名学生还利用调查中的数据完成了自己的毕业论文,获得“2007年江苏省大学生优秀毕业论文二等奖”。 二、要以厚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数据资料为基础 研究性教学要求学生有一定的观察力,善于观察各种事物之间的联系,从而提出问题[3]。但对于刚接触专业基础课,缺乏理论知识基础和宏观经济的感性认识,又习惯于教师教学生学的被动教学模式的大学低年级学生来说,这种能力是不够的。因此,在教学中,教师既要帮助学生奠定扎实的理论知识基础,又要给学生提供一定的数据资料。 首先,开展研究性教学要为学生奠定扎实的理论知识基础。经济学学派很多,不同的学派假设条件、理论基础、分析方法、政策主张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同一种经济现象可以用不同学派的理论来解释,而同一种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不同的经济现象。从理论体系上来看,如果不能让学生涉及到更多学派的理论,学生即使对现实经济进行了调查,也无法选择适当的理论给予合理的解释,从而也就难以达到教学的目标。在开展研究性教学之前,要对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主要学派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主要结论、政策主张作详细的讲解。比如,为什么现在用GDP而不用GNP作为最基本的经济总量?根据消费函数,消费决定于收入,是什么含义的收入?投资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是利率、资金数量,还是长期利润率的预期?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衡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如何解决?凯恩斯反对用削减工资的方式增加就业,但克林顿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却采用了低工资政策,实现了高就业,带来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对此应如何理解?等等。在教学中,笔者团队遵循“理论—问题—政策”的思路,首先强化理论模型的讲解,让学生奠定良好的知识基础。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我们还设计了“走近经济学”等经济学基础知识竞赛活动,通过竞赛,让低年级学生认识经济学的基本要求和学习中存在的问题,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也让高年级的学生看到他们在经济学基础上存在的差距,特别是给准备进行社会经济调查和考研的学生指引方向。 其次,要给学生提供中国和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的背景资料。社会实践、原型启发、问题意识和丰富的资料等,都是创造性思维不少缺少的条件[4]。考虑到该课程理论性强,分析方法独特,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流派林立,并且随经济现实的发展而发展,是一门发展变化最大的课程。对此,笔者所在教学团队研究与借鉴相结合,为学生学习宏观经济学提供丰富的理论与实践资料。近三年来,为了及时跟踪理论前沿,我们组织教师就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新进展和新发现、宏观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宏观经济理论的运用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探讨,形成研究报告近20份;为了强化西方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结合,我们组织教师对中国经济分析面临的挑战、可持续发展理想模式的探讨、新增长理论与中国经济、投资与经济增长、失业问题及其对策、经济波动与经济政策、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等进行了专题研究,形成研究报告10份。这些专题性教学辅助资料,为学生研究性学习提供了相对便利的条件。 三、要重视指导学生掌握经济问题研究的方法 宏观经济学有很多独特的研究方法,实证分析则是最主要的方法之一。如何让学生用这种方法去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呢?第一,在课堂讲授中,要教会学生对经济变量进行科学的界定(即定义)。比如什么是经济学?经济学是研究一定制度下稀缺资源配置和利用的科学。简单的一句话,却有多层意思,首先,经济问题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引起的,没有资源的稀缺也就不需要经济学了;其次,由于资源的稀缺带来了两大经济问题,即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问题,由此引导学生去了解和掌握这两个基本问题;再次,解决经济问题与基本经济制度有关,不同的制度之下,解决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的方式是不同的,这样引导学生去了解有哪些类型的制度及其特点;最后,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以此可以激起学生了解经济学发展历史及其演变的欲望。第二,注意假设条件。假设是一种理论所适用的条件,任何理论离开了假设可能就不成立或不完全成立了。学生在以往的学习中往往习惯于现成的答案,满足于对结果的记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假设的重要性。教师在讲授之前可以让学生回答一个问题:三角型的三个内角和是多少度?小学生都知道的,大学老师问出了这么简单的问题,学生很少有直接回答的,他们在思考!如此,教师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事实上,180度是有条件的,即平面上)。通过与过去知识的联系可以让学生意识到,学经济学不是背概念、原理或结论的。第三,关注理论的表述方法。一般来说,经济理论可以用文字、表格、图形或函数关系来表述。在既往的学习中,数学与经济等理论是分离的,也许一个学生数学学得很好,但在经济生活中究竟有什么意义,他可能不太清楚。比如,曲线的斜率表示什么?它表示不同变量变化之间的关系,正斜率越大,表明横坐标的变化比纵坐标的变化速率要慢,即横坐标的变化对纵坐标的变化不够敏感,或者说是缺乏弹性的。教师可让学生回忆自己所学的数学知识,并对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诸多变量之间的关系产生联想,从而创造性地用几何方法分析更多的经济问题。 四、要引导学生观察问题、改变错误的认识 培养学生强烈的问题意识非常重要。“非这样不可”、“非理解不可”、“非搞出个新方案不可”、“人家能干我也能干”,这些心理情绪使得人们爱动脑筋,这样就能排除困难和挫折,从而找到问题的答案,达到创造发明的目的。怎么去找问题呢?方法是很多的。可以引导学生参与教师的课题,或进行资料数据的检索,或进行社会调查,让学生更多地了解与所设想的事物(现象)相似之处,从而引起联想。比如,可以组织低年级学生去应届 毕业生招聘会调查,这样他们不仅能了解一个层面劳动力市场状况,还能了解社会对当代大学生的要求,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好就业的准备。我们在讲授失业与就业理论时,指导两个苏南籍的学生在苏南地区选择典型地级和县(市)级单位各一个,分层次探讨劳动力需求结构特点;两个苏北籍的学生在苏北选择典型地级和县(市)级单位各一个,分层次探讨劳动力供给结构特点。进而合作研究了江苏农村二级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衡性,并提出了“订单教育”是解决江苏农村二级劳动力市场非均衡问题有效途径的建议。学生将理论知识准备、数据的收集整理、论文的撰写等通过合作研究形式,融为一体,最后不仅这份研究报告获得“江苏省大学生优秀社会实践调查报告一等奖”,而且这四名学生的本科毕业论文均被评为优秀。另外,教师指导的学生开展研究性教学取得成绩的时候,对以后的学生也产生了示范效应。一方面,学生研究成果的推广,丰富了教学内容;另一方面,也可以激发学生的主动性,调动他们开展研究的积极性。 在研究性教学过程中,教师还要引导学生改变以往错误的认识。如总量是反映了整个经济运行情况的经济变量,较多的经济总量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由于缺乏对实际的了解,学生学习时往往凭感觉理解理论,容易形成错误的观点。比如:A=B,能否得出A+C=B+C?这在数学中是没有问题的,但以此来解释经济现象时,就要考虑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了。如果等式两边是独立变量,不受其他因素影响,上述结论是成立的。当等式两边是非独立变量时,如在左边增加C时A会增加,右边增加C时B会减少,上述结论就不成立了。由此,可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和三种国民收入决定模型之间的关系了。再如,从现实经济运行来看,究竟是欠发达地区,还是发达地区资金短缺?学生的感觉上是欠发达地区穷,缺乏资金;而发达地区富,资金充裕。事实上,资金在发达地区投资收益更高、机会更多,从而发达地区更容易出现资金短缺;考虑到投资收益和投资风险,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系统中反而资金过剩。 五、要关心学生并为之提供必要的条件 低年级学生对研究性教学有热情,但往往把握不住重点和难点。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要与学生一起对主题研究的重点进行分析,并充分估计到研究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困难。采用SWOT法,根据参与学生的知识基础、性格特征等,对以往学生活动中出现的共性问题进行剖析,帮助学生做好知识和心理的准备;同时,要对主题研究的外部环境利弊进行分析,提高研究活动的针对性,减少学生在方案实施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比如,在调查过程中涉及到个人隐私或企业秘密时,如何打消被调查者的思想顾虑获得可靠的数据,这既要辅导学生有关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又要指导与被调查者接近和交谈的方式等。此外,建立可供学生进行调查的渠道,对研究性教学活动也是很重要的。在教学设计时,要尽可能征询与主题有关的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专家的意见,收集相关的资料信息,建立调查访谈渠道,为学生开展调查研究提供参考资料和便利条件。长期的教学工作中,笔者团队已经培养了一大批各种类型的学生,他们中很多人或在经济建设主战场上,或在经济管理部门工作中取得很大成就,邀请他们参与指导学生,或直接对他们进行调查,使得研究性教学更加经济和有效。 宏观经济论文:关于企业如何应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思考 近期,国家发改委下达了物流业调整和振兴项目20__年第三批扩大内需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其中包含我市文秘杂烩网物流仓储配送中心项目,核准该项目总投资5516万元,基建面积13600平方米,购置车辆120台,其中同时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200万元,同意银行贷款3500万元。该项目成功得到国家立项扶持,值得我们思考。 一、抓项目要抓住苗头,加以扶植 “文秘杂烩网物流”项目能够进入国家立项范围,除了该项目的主体投资单位江西三健科技有限公司(民营)见事早、行动快、主动申报之外,还得益于宜春经济开发区、市供销社和市发改委的大力支持。江西三健科技有限公司是省级民营科技企业和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该企业入驻宜春经济开发区后不久,即发现宜春物流仓储业尚属空白。20__年10月,该公司向宜春经济开发区申报成立文秘杂烩网物流仓储配送中心,立即得到宜春经济开发区同意备案。20__年初,市供销社为解决全市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物流配送问题,积极与文秘杂烩网物流仓储配送中心合作。20__年10月底,公司正式向国家工商总局申请注册了“文秘杂烩网物流ganxi56”商标。去冬今春,市委、市政府作出“推进六大产业”的决策后,文秘杂烩网物流仓储配送中心又被纳入中心城区发展服务业50个重点项目之一。 二、抓项目要出手快捷,抢占先机 去年11月后,中央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加大投入、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获知此信息后,市发改委立即将文秘杂烩网物流仓储配送中心项目向上申报。同期,与我市邻近的某市也向上申报“文秘杂烩网物流市场”项目,但经上级主管部门查询,发现宜春已注册“文秘杂烩网物流”商标,拒绝了该市申报。该市项目申报者立即联系宜春“文秘杂烩网物流”,想以50万元购买该商标,并让宜春“文秘杂烩网物流”公司成为其下属的子公司;不久,另一邻近某市又以“文秘杂烩网物流中心”向上申报项目不成后,项目申报者也联系宜春“文秘杂烩网物流”,愿意以百万元的高价求购该商标。结果,两次上门求购均被宜春“文秘杂烩网物流”公司婉拒。今年4月初,市本文来源:文秘站 //发改委向省申报“文秘杂烩网物流”项目,省发改委在4月中旬组织专家对项目进行评审,并于4月中旬上报国家发改委,国家发改委在短期内即以“特急”文件批复。国家、省、市有关部门的高效运作,印证了总理“出手要快”的理念正在得以落实。 三、抓项目部门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认真编制好项目 宜春是个欠发达地区,财政基础薄弱,光靠自有资金发展项目肯定不行,如果各行业、各部门不主动想办法编制适合当地发展又能挤进国家“笼子”的项目,就难以得到国家和省的扶助,就可能长期处于被动落后甚至“挨骂、挨打”的艰难处境。去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大力倡导下,不少部门主要领导身先士卒,出主意、想办法,调动部门的主观能动性,编制了一批加快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好项目,并主动及时向上申报,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同时也应当看到,还有一些单位总是“束手无策”,很少开动脑筋、研究政策,不能掌握情况,不能有效地出主意、想办法,既没有可以向上申报的现有项目,更没有可以拿来同别人竞争的项目。各部门均要积极行动起来,拿出更多适合国情、省情、市情,能够有效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好项目。 四、抓项目要抓品牌,抢注“文秘杂烩网”商标 宜春“文秘杂烩网物流”能够在此次竞争中获胜,很程度上也得益于江西三健科技有限公司早在20__年10月就注册“文秘杂烩网物流”商标。区域发展、区域竞争催生各地区、各行业打区域品牌,当前,不仅文秘杂烩网各市在争“文秘杂烩网”品牌,而且湖南的株洲、醴陵、浏阳有些行业也欲打“文秘杂烩网”品牌,如醴陵市政府正在规划构建“湘东文秘杂烩网物流中心”。这当然是好事,但对地处文秘杂烩网中心点的宜春而言,也是一种挑战。宜春早就提出要打造文秘杂烩网区域中心城市,注册“文秘杂烩网”商标对我市经济的发展意义非同凡响。建议政府高度重视,由工商部门组织进行梳理,市内凡是能够使用“文秘杂烩网”冠名的企事业单位均要尽早注册“文秘杂烩网”商标,既能突出我市作为“文秘杂烩网”中心城市的地位,又可省却我市企事业单位今后使用“文秘杂烩网”商标的麻烦。 宏观经济论文:宏观经济金融形势与货币政策支持的探微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面貌焕然一新,成为全球经济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并融入市场经济体系之中,由于中国的商品竞争力强,商品项目顺差时有发生。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得劳动生产率提升,资产需要重新评估,人民币面临增值的现状,经济体中出现发展失衡的状况,探究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和货币政策支持非常关键。 一、综合认识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发生重大变化,重新认识中国经济需要站在更高的角度进行解析。从全球化背景出发,中国的生产、贸易、出口等已经融入全球化,我国实施改革开放的大门会持续开放,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商品的价格会随着国际市场价格的变化而变动,并逐渐卷入国际市场经济体制中,对外部环境的依赖性增加。例如,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要从国外进口原油、铁矿石等物资,这是由于我国受到国际矿石价格影响,不得不调整国内铁矿石价格。又如,中国一些产品的产量也受到国际市场的制约,如果大量生产将会造成商品滞销,浪费原材料,如果生产过少,就会造成物价上涨,影响价格平衡。根据数据显示,中国产品对世界市场的依赖逐年增加,特别是对欧美国家,依赖程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变成对全球经济发展贡献最大的经济体,正是全球化带来的有利条件,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使中国不仅加入的WTO,还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二、宏观经济金融形势略述 1.固定资产的发展形式 就目前固定资产的发展状况来看,其投资出现回落,资产增长速度放缓。从国际的大环境看,由于经济危机过后全球经济发展刚刚出现复苏,我国的经济形势还处于恢复状态,状态不佳。但是我国实施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大政方针的宏观影响下,信贷行业出现一定程度的好转。例如,根据数据显示,2014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同比增长20%,增速有所放缓,相比于2013年回落3.6个百分点。 2.制造业投资的发展形式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制造业投资的速度由2013年的35%降低到2014年的24%左右,制造业的投资发展形式同样出现回落的情况。例如,根据企业的注册类型,由私人控股的制造业投资额占据整体制造业投资额的70%左右,而国有控股投资额只占据整个投资额的17%左右,这足以证明,由于制造业的投资额受到市场变化的影响,自动调整了投资分配比例,制造业的投资增速放缓。 3.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形式 交通运输业在目前的发展环境中得到快速发展,2014年物流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达到4万亿,与2013年相比投资额增长了24%,增长的速度提高了16个百分点。物流行业的整体发展态势良好,其中交通运输业的总投资额占据全部投资额的2.5%,与上一年相比增长额提高了20%,增速提高了17个百分点。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其中贸易业、仓储业的投资额增长25%至35%。这是由于国家颁布了有关交通行业的发展意见,使民间投资增加,实现了交通运输业的稳定增长。 三、金融形势与货币政策 1.货币供应情况 根据数据显示,近几年来我国的货币供应变化平稳,没有出现较大波动。这其中的贷款增长率逐年增长,期间出现转折,在整体上比较稳定,略微有所回落。贷款增长率处于良好态势,但是贷款结构长时间处于不平衡状态,银行的潜在风险很高。由于企业发展需要的中长期资金与短期资金由金融行业承担,这就需要金融行业调整结构,不断满足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需求。要想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要改善资本市场,一方面要采取措施加快银行的资产流动。 2.利率的发展情况 近几年来我国的利率一直处于下降状态,市场的利率波动大,这种状况的影响因素很多。第一,经济形势的影响。我国的经济形式不稳定,物价持续上涨,这种经济形势不成熟,利率一直处于“冷增长”状态。我国的物价持续增长,然而工资却长时间没有变动,物价与工资同时上涨的局面没有出现。从宏观形式上看,一方面要加息,一方面要综合考虑物价的发展趋势,及时制定措施应对金融变化。第二,资金供求的影响。就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看,资金仍然处于过剩状态,存款的长势过快并且外汇资金增加,影响了国内的资金供求关系,从总体上来看,资金的供求倾向仍然以充裕为主,但是不利于利率的发展水平上升。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和货币政策支持是经济发展中的两大影响因素,我们要做好调查,利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加以宏观调控,利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微观调控,通过这两只手共同调控经济发展的形势。根据经济发展的现状,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将通货膨胀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这是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以内我们主要致力的工作。 宏观经济论文:房地产价格过高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及调控 摘要:房地产价格作为一种资产价格,所给出的信号十分丰富且受到高度重视。在房地产市场早已成熟的发达国家,对房地产及其价格的研究是一直是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和重点。现从课题背景入手,首先重点阐述了房地产价格过高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然后针对性的提出了政策调控建议。 关键词:房地产;价格;经济;政策调控 1 概述在2005年和2006年,中央政府分别出台了“国八条”和“国六条”,旨在遏制房价上升过快的势头,但收效甚微,房地产价格并不听政府调控的“使唤”。只有对症下药,洞悉我国房地产价格波动的真正原因,调控方能有的放矢。研究房地产价格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进一步明确房地产价格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的联系,将房地产价格纳入政府和央行的重要关注指标具有重大的意义。 2 房地产价格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2.1 房地产价格过高导致总需求结构失衡高房价对经济的影响之一是造成了消费需求的下降和投资需求的上升,从而导致总需求结构失衡。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统计》,发达国家消费支出占GDP 比重平均在80%左右,发展中国家平均74%。2006年中国的消费支出占GDP 比重仅50.0%,国际上各国的横向对比中我国的消费率明显偏低。 以我国自身的历史数据作纵向对比,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也程逐年下滑态势。在过去的20年,以支出法计算,最终消费占GDP 比重已经从64.9%下降到50.0%,降低了约15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消费占GDP 比重从50.5%下降到了36.4%,降低了约14个百分点。最近5 年来,最终消费率的下降尤为显着,最终消费比重和居民消费比重分别下降了11个百分点和9 个百分点。截至2006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均创下解放以来最低点。中国的总需求结构已经处于失衡的状态。而以上分析表明,过高的房价使消费减少并使投资增加,是造成我国消费/ 投资比例失调并导致总需求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 2.2 房地产价格过高导致通货膨胀房地产价格上涨会从两个方面导致物价水平上升。一方面,房地产价格上升和房地产市场繁荣会带动与房地产行业相关的钢铁、建筑材料等物资价格的上升,而这些物资价格的上涨又会带动其它产业产品和服务价格的上涨,从而形成连锁效应,导致大量商品和服务价格升高,造成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居民居住需要住房,公司办公需要商业写字楼,工厂生产需要厂房。这样,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会导致居民居住成本、公司办公成本和企业生产成本提高,而人们在居住成本提高的条件下又会向企业要求更多的工资,导致企业的用工成本也随之上涨。企业必然将成本上涨的压力通过提高产品价格的方式向最终消费者转嫁,造成社会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并形成通货膨胀。综合两方面的分析,房地产价格过高最终必然导致CPI 等价格指数高企,产生通货膨胀。 2.3 房地产价格过高导致金融风险的产生过高的房价会产生房地产泡沫,这种泡沫经济将带来极大的金融风险。泡沫经济是指由金融投机所导致的经济状态,表现为大量资产价格飙升到远远脱离其内在价值的程度,其中隐藏着资产价格狂跌并引起市场崩溃和经济萧条的可能性。房地产泡沫是指由房地产投机等因素所引起的房地产价格脱离市场基础的持续上涨,也就是房地产价格达到了极高的程度,与其使用价值不符,虽然账面上价值增长很快,但实际很难得到实现,形成一种表面上的虚假繁荣。当泡沫破灭的时候,随之而来的是金融系统的严重灾难和经济的萧条。 3 政策调控建议 3.1 税收调控政策税收调控政策,是对房地产保有环节实行累进课税,从而抑制房地产投资性需求,平稳或降低房价。具体操作如下:对拥有一套房产的家庭,视为该家庭未进行房地产投资,不征收物业税;对拥有两套及两套以上房产的家庭,视为该家庭进行了房地产投资,除第一套房免征物业税外,对第二套房征收税率较轻的物业税,如有第三套房则对第三套房征收税率高于第二套房的物业税,以此类推。 3.2 保障性住房调控政策 保障性住房调控政策,是指大量建设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增加房地产市场上的供给特别是针对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供给,从而降低房价。许多国家和地区运用保障性住房供给对房价进行调控和对中低收入阶层进行住房保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香港政府在历史上数次大规模发展保障性住房。为解决普通市民住房的问题,香港政府1978年开始推行“居者有其屋”计划,解决了222.5 万普通市民(占当时香港居民总数的一半)的住房问题,同时使居高不下的房价得以回落。在我国,保障性住房已经存在很长一段时期了,但由于规模小不足以对房地产市场发生影响。我国目前的高房价即使中等收入人群也很难承受,所以我国的保障性住房应该将低收入人群和中等收入人群都纳入保障范围,并扩大建设规模,完善分配制度,保障人民住房需要的目的。 3.3 最高限价法调控政策 由于我国房地产供给存在较高的自然垄断程度,在必要时候也可考虑通过最高限价法调控政策进行调控。具体方式是在地方政府将土地拍卖给开发商时,在土地出让合同上规定该块用地所建房产的房价上限,在此基础上实行“价高者得之”的土地竞拍方式。若开发商在日后进行房产销售时擅自超出了土地出让合同规定的房价上限,依照惩罚措施对开发商进行严厉惩罚。实施最高限价法政策的好处是开发商在竞争土地时不能盲目的高价拿地,他们必须对开发成本进行核算并各自给出能承受的土地价格,土地开发权将流入到具有开发成本和开发质量有优势的开发商手中。在我国早已存在成品油、粮食的最高限价等价格管制措施,由于房地产供给特别是地产供给的垄断程度高,所以必要时对房地产行业采取最高限价法调控政策也是合情合理的。尤其需要说明的是,最高限价法调控应该是“最后的选择”,在税 收调控、保障性住房调控等措施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时候,才可考虑最高限价法调控政策。 结语 前文所述的三种房地产调控政策不是孤立的和单一的,可综合运用其中的两种或三种进行宏观调控。例如,可以综合运用税收调控、保障性住房调控等政策进行调控,这样在减少房地产市场需求同时又可以增加房地产市场供给,调控的作用和效果会更好。在进行保障性住房调控的时候,也可以同时采用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类型,将各种类型的比例进行科学分配。税收调控政策和保障性住房调控政策是可以优先选择的两种政策,最高限价法调控政策在必要时可以考虑采纳。除了本文主要论述的三种调控政策外,其它的一些政策,如房地产信贷控制、外资购房控制、规范楼盘销售行为等,也可以同时被使用,重要的是将所有这些政策综合运用合理搭配,以取得良好的调控效果。 宏观经济论文:论地方分权对公共物品供给和宏观经济的影响 摘要:本文在公共物品的最优供给理论基础上,研究了地方分权的程度对公共物品供给和国家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地方分权过度的国家中,中央增加地方性公共物品供给会加重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时,实行中央集权化的国家比分权化的国家有更好的改革效果;改革的效果与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和地方分权化的先后次序有关。基于此,本文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地方分权政策的建议。 关键词:地方分权 公共物品 宏观经济 经济学家Tiebout(1956)和WEingast(1960)以及其他很多学者都强调过地方分权的优点。在理论上,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占优理论强调地方分权的好处,比如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将吸引私人投资者,使得他们迁移到最偏好的税收—服务组合的社区居住(Tiebout,1956)。当生产不能实现规模效应时,分权化通过提供适合居民偏好的社区公共物品而促进配置效率(Oates,1972),分权化还能促使地方官员进行政策创新(Kollman et al,1996)。 近年来很多学者发现,在发展中国家中,实行分权化的国家从1990-2000年比集权化的国家有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并且地方分权程度越深,经济发展就越为缓慢(Davoodi and Zou,2002)。实证分析表明:地方分权程度过深会造成经济无效率,恶化财政状况,引起宏观经济不稳定,甚至导致领土的分裂,严重时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甚至形成恶性循环。 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过程 本文假设只有两级政府—中央政府和两个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为地方政府制定净税收,地方官员决定是缴纳税款或是拒绝缴纳而宁愿冒被惩罚的风险。这是一个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 中央政府C为每个地区提出净税收方案:Tci,i=1,2: Tci∈(-∞,+∞),每个地区被告知它们各自的Tci的值。中央制定税收标准后,每个地区选择各自的行为xi,A是地方认可中央的权威并按规定缴纳税款;R是地区蔑视中央的权威并拒绝缴纳税款。两个地区的地方官员必须同时独立作决定。 如果地方官员选择A,他的效用函数是:Ui(A)=-αiTci (1) αi衡量的是中央政府征收的净税收反过来影响地方官员效用的比率。 如果地方官员选择R,他的效用函数是:(2) 在地区i,选民支持地方对抗中央的倾向性用σi表示,较高的σi值意味着地方官员通过反对中央得到地方选民的较多支持的“奖赏”。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施加“惩罚”的能力用P表示,它也衡量中央政府对他个人的惩罚程度和失去了的选民支持对他效用的损害。 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是:Uc=ρ∑Tciα-θ(NR) (3) ρ是中央政府对持有税收偏好的正参数;θ(?)是单调递增函数且θ(0)=0,它衡量地方反叛时中央政府的负效用。 中央政府根据以下两个因素来使其效用最大化。第一,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关于地方官员是拒绝还是接受缴纳税收的预期;第二,对于避免地方“叛乱”和最大化地持有税收,中央将怎样权衡二者的效用。在均衡点上,设中央政府为两个地区制定的税收用TC1φ和TC2φ表示。 当地方公共物品由中央统一提供时,公共物品的成本会改变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改变后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为如下形式: Uc=ρ(1-b)∑Tciα-θ(NR)(4) 这里b是中央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时的边际成本系数。 地方分权和经济改革 (一)中央权力下降—用P值降低来衡量 当一个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推进地方分权时,有可能使得中央官员的权力下降,降低中央对反叛地区的控制力度。选举地方官员时,如果用地区选举代替中央委任,会削弱中央政府用解雇来威胁地方官员的允诺。中央政府“惩罚”资源的减少,会降低它对地方官员的调控力度。上述三个变化都表现为P值的降低,P即中央政府对顽抗的地方官员能造成的“痛苦”指数。 当中央政府权力下降时,中央做决策的具体过程如下:起初,中央政府把税收设定在φP0点,当P值下降时,中央政府降低局中人2的税收(图1中把局中人2设为σi值较高,即分裂倾向较大的地区);当P值进一步下降,降低到φP1点时,中央开始向局中人2进行转移支付,因为这时中央如果不对它进行转移支付,会遭到局中人2的反抗;但P值在降到低于某个临界点后,中央会停止转移支付,转而“惩罚”局中人2,这时的临界点就是中央的“惩罚”成本和转移支付成本相等的点。 以上过程表明:P值下降削弱中央政府在均衡时获得税收最大化的能力,使中央的财政状况有所恶化;当P值降低到一定程度时,中央会“惩罚”反抗地区,但这会导致国家政局的不稳定。说明一个国家过度的地方分权化,会提升地方官员的权力和减少其对中央的依赖性,这时要施加压力让他们缴纳更多的税收,对中央通常是困难的,而且还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 (二)经济改革 本文中所说的经济改革主要指中央政府尝试提供效率—促进型公共物品。 中央提高税收时,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也应有所增加,在模型中以b值的增大表示。起初,中央政府有足够的“惩罚”资源P,给定地方对中央的态度(σi的值),假定这时能从两个地区抽取净税收(图2中最上面的情况),那么b值的增大会提高中央政府从每个地区抽取到的税收总量,图2中的矩形会向右上移动,由于这时σi的值较低,所以不会引起地区叛乱。当增加的税收超过了增加的公共物品成本时,则提供公共物品对中央来说是理性的,这意味着提高税收能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同时也可以通过提高税收来增加财政收入。 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对中央政府的具体影响如何,本文分三种情形来讨论: 情形1:当b=0,TC1φ+TC2φ 0时,即:φ点位于图2中右下象限的上半部分,然后随着b值的增加,整个矩形向下移动,矩形原来左边的垂线向右移动,上边的水平线向下移动,斜线的截距向右移动并变得越来越平缓,这些变化对φ点位置的影响的累积效果见图2。如果TC2φ保持不变,斜线截距的改变允许中央政府制定一个稍微偏高的TC1φ。但是,当上面的水平线降到原先下面的水平线之下后,这时约束条件起作用,中央政府不得不从局中人1中征得的税收中对局中人2进行转移支付。但在某个临界点之后,b值的增加(即公共物品的供给)使得中央政府征收的TC1φ和TC2φ都减少。这说明在地方分权程度较深的国家中,当中央的税收总量为正时,继续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会最终减少中央的净税收。 情形2:当b=0,TC1φ+TC2φ 0但TC1φ 0时,b值的增加将使得斜线绕TC2轴向下旋转,但不改变截距。起初旋转对φ的位置没有任何的影响,直到斜线经过φ点时影响才出现。之后,b值增大将迫使中央政府降低TC2φ而使TC1φ保持不变。这说明当税收总量为负时,中央要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就必须降低原来征税地区的税收额度,而继续对原来有财政补贴的地区进行转移支付。 情形3:在临界点上,当旋转的斜线与横轴成45度角时,净税收的最高点是唯一的子博弈均衡。接下来b值的增加,会使得 TC1φ减少,而TC2φ保持不变(如图2)。这说明在转移支付成本和“惩罚”成本相等的这个临界点上,中央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会降低净税收。 本节的模型表明:在一个地方分裂倾向严重(高的σi值)或者说是分权程度较深(低的P值)的国家,增加全国性公共物品的供给只能加大地方对转移支付的要求,这会恶化中央的财政状况。中央政府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对税收的影响与初始条件(即P的值)有关,即对于一开始就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来说,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会增加中央的总税收,在b值较低时就能覆盖供给成本。而对分权程度较深的联邦制国家来说,若为了政局稳定必需贫困地区进行转移支付的话,不能用提供较多的公共物品来替代这种转移支付。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状况直接决定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形态特征,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有机结合,不适合过度的地方分权。西方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要注意分权,而我国的国情又离不开中央集权。要发挥中央的积极性,中央就需要有一定的权威,这就需要中央有一定的权力,因而集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必要的。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承认中央集权的合理性,但坚决反对中央高度集权,应该使集权和分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宏观经济论文:宏观经济和股票指数的有关性分析 一、宏观经济对股票指数影响的理论依据 宏观经济是影响证券市场大盘走势的最基本因素。证券市场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宏观经济的大环境中发展,同时又服务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说,股市的运行与宏观的经济运行应当是一致的。 本文在宏观经济指标中选取了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广义货币供应量M2、新增信贷额、财政收支、进口和出口额等多方面进行相关性分析。 1.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商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一般说来当CPI 3%的增幅时我们称为通货膨胀;而当CPI 5%的增幅时,我们把它称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当存在通货膨胀时,代表人民币间接贬值,将导致股市上涨以配合利率的相对降低,从而对于市场来说是一个上涨因素,相反,CPI的值相对较小则会预期人民币升值,利率上扬,股市将有不同程度的下跌。 2.广义货币(M2):我国将货币供应量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流通中现金M0,即在银行体系外流通的现金;二是狭义货币供应量M1,即M0加上企事业单位活期存款;三是广义货币供应量M2,即M1加上企事业单位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和其他存款。M1反映着经济中的现实购买力;M2不仅反映现实的购买力,还反映潜在的购买力。若M1增速较快,则消费和终端市场活跃;若M2增速较快,则投资和中间市场活跃。中央银行和各商业银行可以据此判定货币政策。M2过高而M1过低,表明投资过热、需求不旺,有危机风险;M1过高M2过低,表明需求强劲、投资不足,有涨价风险。 3.新增信贷:中国股市跟信贷新增贷款正相关,信贷投放得多,股指就会走高;投放少就会走低,股市主要还是资金推动型,而市场上的资金,最重要的来源就是银行信贷,股市和新增贷款的走势具有较强的一致性。 4.财政收支关系对社会总供求的平衡发生影响,进而对经济产生影响。财政收大于支出为财政盈余,采用结余政策和压缩财政支出,可以减少社会总需求,给过热的经济降温,股市应呈现下跌的趋势;财政收不抵支出为财政赤字,具有扩张社会需求,拉动经济的功效,股市会随着经济增长呈现强势。 5.进出口总额:进出口总额的增加或减少,特别是净出口额直接反应本国对外经济,净出口额增加,意味贸易顺差,将对股市是利好影响,股市会上涨。相反,净出口额为负,则表明本国对外经济逆差,股市相应下跌。 二、相关性实证检验 1.相关分析是用相关系数(r)来表示两个变量间相互的直线关系,并判断其密切程度的统计方法。相关系数r没有单位,在-1~+1范围内变动,其绝对值愈接近1,两个变量间的直线相关愈密切,愈接近0,相关愈不密切。 2.数据选取 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股票指数(上证指数)、广义与狭义货币(M1与M2)、新增信贷、进出口额均选取2008年1月至2010年12月共36个月的数据。财政收入选取2008年7月至2010年12月共30个月的数据。 3.同时期上证指数进行数据相关性分析 以下各宏观经济变量与股票指数(上证指数)的相关系数: 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0.5051 新增信贷余额 -0.2693 财政收入 0.4025 广义货币(M2) 0.0579 进口额 -0.0885 出口额 0.1153 狭义货币(M1) 0.3297 由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股指与CPI相关程度显着,与狭义货币和财政收入相关度普通,而与其他指标则都呈现低度相关。这与之前相关的理论分析存在出入。 4.错项相关性分析 股票指数作为经济晴雨表,作为简单的反应同期的宏观经济指标有一定的时期不匹配,所以通过修改数据的对应时间序列则找到了更为符合现实的相关系数计算方法。将对应数据的相应顺序调整,而并不是简单的同时期相关计算,得到的相关程度有很大的改变。 在数据处理中,将2008年8月的股指与2008年1月的新增信贷组成一个对应组,2008年9月的股指与2008年2月的新增信贷组成第二个对应组,之后按时间顺序依次类推构成相关组。经过7个月时间的错项相关性计算,得出的相关性系数为0.5232,为显着相关。这与之前的-0.2693相去甚远。若这种错项的相关性假设可以成立,那么可以判断新增信贷的变动反应到股票市场上的大约滞后七个月。同时也说明新增信贷是反映股指的先行指标。 同理,对进出口额进行错项的相关性分析,2008年6月进口额与2008年1月的股指对应(即间隔5个月),得到相关系数为0.4415。2008年5月出口额与2008年1月的股指(即间隔4个月)对应得到相关系数0.3470。二者与之前同期相关性计算所得相关度低变为普通相关。由此可见,在进出口额上体现了股票指数的晴雨表职能,即股指的变动对于判断一个季度之后的进出口额变动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对于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和财政收入的同期相关性分析计算中得到二者分别与股指呈现显着相关和普通相关。并且通过错项的相关性分析并未有太大的变化。由此判断,CPI指数和财政收入的变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同期的股票指数变动。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综上,新增信贷余额可以作为反映股市的先导指标,其变动对于判断股指的走势有指导意义。消费者物价指数和财政收入与股指的变动相关性显着。进出口额则属于滞后型指标,此时股市对于宏观经济的晴雨表指示功能得以显示股票价格指数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经济发展的整体趋势和水平,但中国股票市场的走势与实体经济发展存在背离,对于宏观经济的调节和反映功能也并未得到充分体现。对于股市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各个经济变量波动关系进行研究,对于更好的进行股票投资有重要作用。 宏观经济论文:浅议地方分权对公共物品供给与宏观经济的影响 经济学家Tiebout(1956)和WEingast(1960)以及其他很多学者都强调过地方分权的优点。在理论上,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占优理论强调地方分权的好处,比如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将吸引私人投资者,使得他们迁移到最偏好的税收—服务组合的社区居住(Tiebout,1956)。当生产不能实现规模效应时,分权化通过提供适合居民偏好的社区公共物品而促进配置效率(Oates,1972),分权化还能促使地方官员进行政策创新(Kollman et al,1996)。 近年来很多学者发现,在发展中国家中,实行分权化的国家从1990-2000年比集权化的国家有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并且地方分权程度越深,经济发展就越为缓慢(Davoodi and Zou,2002)。实证分析表明:地方分权程度过深会造成经济无效率,恶化财政状况,引起宏观经济不稳定,甚至导致领土的分裂,严重时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甚至形成恶性循环。 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过程 本文假设只有两级政府—中央政府和两个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为地方政府制定净税收,地方官员决定是缴纳税款或是拒绝缴纳而宁愿冒被惩罚的风险。这是一个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 中央政府C为每个地区提出净税收方案:Tci,i=1,2: Tci∈(-∞,+∞),每个地区被告知它们各自的Tci的值。中央制定税收标准后,每个地区选择各自的行为xi,A是地方认可中央的权威并按规定缴纳税款;R是地区蔑视中央的权威并拒绝缴纳税款。两个地区的地方官员必须同时独立作决定。 如果地方官员选择A,他的效用函数是:Ui(A)=-αiTci (1) αi衡量的是中央政府征收的净税收反过来影响地方官员效用的比率。 如果地方官员选择R,他的效用函数是:(2) 在地区i,选民支持地方对抗中央的倾向性用σi表示,较高的σi值意味着地方官员通过反对中央得到地方选民的较多支持的“奖赏”。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施加“惩罚”的能力用P表示,它也衡量中央政府对他个人的惩罚程度和失去了的选民支持对他效用的损害。 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是:Uc=ρ∑Tciα-θ(NR) (3) ρ是中央政府对持有税收偏好的正参数;θ(?)是单调递增函数且θ(0)=0,它衡量地方反叛时中央政府的负效用。 中央政府根据以下两个因素来使其效用最大化。第一,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关于地方官员是拒绝还是接受缴纳税收的预期;第二,对于避免地方“叛乱”和最大化地持有税收,中央将怎样权衡二者的效用。在均衡点上,设中央政府为两个地区制定的税收用TC1φ和TC2φ表示。 当地方公共物品由中央统一提供时,公共物品的成本会改变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改变后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为如下形式: Uc=ρ(1-b)∑Tciα-θ(NR)(4) 这里b是中央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时的边际成本系数。 地方分权和经济改革 (一)中央权力下降—用P值降低来衡量 当一个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推进地方分权时,有可能使得中央官员的权力下降,降低中央对反叛地区的控制力度。选举地方官员时,如果用地区选举代替中央委任,会削弱中央政府用解雇来威胁地方官员的允诺。中央政府“惩罚”资源的减少,会降低它对地方官员的调控力度。上述三个变化都表现为P值的降低,P即中央政府对顽抗的地方官员能造成的“痛苦”指数。 当中央政府权力下降时,中央做决策的具体过程起初,中央政府把税收设定在φP0点,当P值下降时,中央政府降低局中人2的税收(图1中把局中人2设为σi值较高,即分裂倾向较大的地区);当P值进一步下降,降低到φP1点时,中央开始向局中人2进行转移支付,因为这时中央如果不对它进行转移支付,会遭到局中人2的,!反抗;但P值在降到低于某个临界点后,中央会停止转移支付,转而“惩罚”局中人2,这时的临界点就是中央的“惩罚”成本和转移支付成本相等的点。 以上过程表明:P值下降削弱中央政府在均衡时获得税收最大化的能力,使中央的财政状况有所恶化;当P值降低到一定程度时,中央会“惩罚”反抗地区,但这会导致国家政局的不稳定。说明一个国家过度的地方分权化,会提升地方官员的权力和减少其对中央的依赖性,这时要施加压力让他们缴纳更多的税收,对中央通常是困难的,而且还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 (二)经济改革 本文中所说的经济改革主要指中央政府尝试提供效率—促进型公共物品。 中央提高税收时,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也应有所增加,在模型中以b值的增大表示。起初,中央政府有足够的“惩罚”资源P,给定地方对中央的态度(σi的值),假定这时能从两个地区抽取净税收(图2中最上面的情况),那么b值的增大会提高中央政府从每个地区抽取到的税收总量,图2中的矩形会向右上移动,由于这时σi的值较低,所以不会引起地区叛乱。当增加的税收超过了增加的公共物品成本时,则提供公共物品对中央来说是理性的,这意味着提高税收能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同时也可以通过提高税收来增加财政收入。 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对中央政府的具体影响如何,本文分三种情形来讨论: 情形1:当b=0,TC1φ+TC2φ0时,即:φ点位于图2中右下象限的上半部分,然后随着b值的增加,整个矩形向下移动,矩形原来左边的垂线向右移动,上边的水平线向下移动,斜线的截距向右移动并变得越来越平缓,这些变化对φ点位置的影响的累积效果见图2。如果TC2φ保持不变,斜线截距的改变允许中央政府制定一个稍微偏高的TC1φ。但是,当上面的水平线降到原先下面的水平线之下后,这时约束条件起作用,中央政府不得不从局中人1中征得的税收中对局中人2进行转移支付。但在某个临界点之后,b值的增加(即公共物品的供给)使得中央政府征收的TC1φ和TC2φ都减少。这说明在地方分权程度较深的国家中,当中央的税收总量为正时,继续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会最终减少中央的净税收。 情形2:当b=0,TC1φ+TC2φ0但TC1φ0时,b值的增加将使得斜线绕TC2轴向下旋转,但不改变截距。起初旋转对φ的位置没有任何的影响,直到斜线经过φ点时影响才出现。之后,b值增大将迫使中央政府降低TC2φ而使TC1φ保持不变。这说明当税收总量为负时,中央要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就必须降低原来征税地区的税收额度,而继续对原来有财政补贴的地区进行转移支付。 情形3:在临界点上,当旋转的斜线与横轴成45度角时,净税收的最高点 是唯一的子博弈均衡。接下来b值的增加,会使得TC1φ减少,而TC2φ保持不变(如图2)。这说明在转移支付成本和“惩罚”成本相等的这个临界点上,中央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会降低净税收。 本节的模型表明:在一个地方分裂倾向严重(高的σi值)或者说是分权程度较深(低的P值)的国家,增加全国性公共物品的供给只能加大地方对转移支付的要求,这会恶化中央的财政状况。中央政府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对税收的影响与初始条件(即P的值)有关,即对于一开始就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来说,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会增加中央的总税收,在b值较低时就能覆盖供给成本。而对分权程度较深的联邦制国家来说,若为了政局稳定必需贫困地区进行转移支付的话,不能用提供较多的公共物品来替代这种转移支付。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状况直接决定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形态特征,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有机结合,不适合过度的地方分权。西方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要注意分权,而我国的国情又离不开中央集权。要发挥中央的积极性,中央就需要有一定的权威,这就需要中央有一定的权力,因而集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必要的。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承认中央集权的合理性,但坚决反对中央高度集权,应该使集权和分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宏观经济论文: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及政策取向 一、当前宏观经济走势 “九五”期间,在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复杂情况下,我国经济能够保持较为健康的持续发展,这与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相应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分不开的。由于受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显着放慢的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抑制,21年初以来,受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显着放慢的不利影响,中国经济回升的势头再次受到了抑制,全年增长速度将低于上年的水平。 由于国际经济及国际贸易增长迅速减缓,21年中国外贸进出口增长速度将比 2年大幅下降,降幅将达2个百分点以上。在外需增长受到严重制约的情况下,21年中国继续实施的“扩大内需”为主的政策将对拉动全年经济增长起着关键的作用,内需增长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外需的不足。21年,中国投资增长迅速,特别是由于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国有投资增长强劲,固定资产投资全社会完成投资同比增长15.8%,高于上年同期4.4个百分点,高于上半年.7个百分点,增长率大大超过上年;消费前三季度同比增长1.1%,增长将与上年基本持平,这是一个在2年较高基数上来之不易的较快增长。21年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是相当可观的,尤其在美国、欧盟、日本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增速普遍下降、且下降幅度超过预期的外部环境中,更显得“一枝独秀”。可是,21年内需的超额增长并没能完全抵消外需增长的猛降,从而使全年的增速低于2年的水平。前三季度我国GDP增长7.6%,据预测,21年我国GDP将达到7.5%左右。 目前看来,今后一段时期国际经济环境仍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最近美国遭受的恐怖袭击事件将加深景气低迷,发达国家内部面临的结构性调整还需时日。国际经济波动所给予中国经济的影响,滞后期大约是半年。在外需不太稳定的情况下,21年宏观调控的着眼点还必须更多地放在扩大内需上。从长期看,由于中国有12亿多人口,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坚持以内需为主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坚持以内需为主意味着一国的需求结构偏重于内需,并要有一个适当的外贸依存度。在人口众多、内需为主的大国,外贸依存度一般不会过高。经济最发达的大国如美国,外贸依存度为2.7%,日本为2.1%(2年,根据联合国LINK网站资料计算)。这一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为44%左右,高于美国、日本等许多经济大国一倍多。不过考虑到汇率等因素,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有被高估的可能,且再考虑到中国加工贸易的较大规模,该数值似乎也还可能有合理的成分。但中国人口为12.6亿,大大超过美(2.73亿)、日(1.27亿)诸国,其依赖国内市场的份额理应更大。为适应我国这样一个人口特多、国内市场潜力特大的大国特点,实现以内需为主的长期方针,减缓国际经济波动所给予我国经济的影响,有必要慎重考虑适当调整我国需求结构中的国内需求与国外需求的比重。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加入WTO以后,中国的对外贸易还会有很大的发展,必须坚持对外贸发展的政策支持,但不可一味追求过高的外贸依存度。从中长期看,今后为了稳住、不致升高太快太多或者适当降低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宏观政策的着眼点应通过更积极地扩大内需、促进国内的消费与投资来实现。 二、关于积极的财政政策 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连续几年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得了显着的成效。1998年到2年,三年国债投资36亿元,据测算,国债投资对1998、1999、2三年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1.5个百分点、2,个百分点和1.7个百分点。21年国债规模15亿元,对拉动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利用国债资金进行重点建设,不仅有力拉动了经济增长,抑制了通货紧缩趋势,而且加快了经济结构调整,增强了经济发展后劲。同时,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消费、促进出口和支持改革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过,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存在各种各样的消极方面,长期使用国债投资手段,一方面,会增强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作用,与改革的目标相抵触;政府投资一般效率也比较差,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债项目逐步倾向于低收益或无收益的项目,出现国债投资效用递减现象;政府工程质量难以保证,而且容易产生腐败。另一方面,国债承受能力总是有限的。但是,中国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可能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我在21年中国社科院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春季座谈会上说过,银行存贷差大,谈不上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最近,财政部长项怀诚也说,这种有“挤出效应”的观点在中国还没有证据支持。基本原因一是银行存贷款差规模一直很大,财政投资在资金上挤出不了民间投资,我国目前老百姓的储蓄存款已超过7腕亿元,21年1月末达到7.18万亿元,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达到14万亿元,各项贷款余额1.9万亿元,存贷差额3万亿元多,社会资金绰绰有余。民间投资不畅不足,不是由于财政挤出,而是由于体制和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二是财政投资的投向大多数为公路、供水、机场等基础设施,属于公,共支出领域,在项目方面也不会挤出民间投资。一般来说,在供大于求的总格局下,有大量闲置的生产能力、生产要素可供利用,而民间投资又不能有效吸收、消化这些闲置的经济资源时,政府支出规模包括投资规模的扩大,不但不会导致“挤出效应”,不会产生由于供应失衡而诱发的通货膨胀,而且还将对闲置资源的利用,促进和带动民间投资的增长,引导社会资金的流量与流向等产生积极作用。 目前情况下,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消极作用主要反映在其他方面,而不在于挤出效应上,当然,随着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效果的显现,民间投资的扩大以及闲置资源的消失,瓶颈的出现,这种挤出效应也会逐渐显露出来,而此时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问题也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判断是否需要以及是否能够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看三条:一是看国际经济形势何时能够好转,外需增长势头能否恢复,而这在当前看来是不确定的,目前世界经济放慢的趋势,有说是周期性的,有说是结构性的,加上“9·11”事件的影响,国际局势的动荡,对今后走势众说纷纭,难于肯定。二是看社会投资何时能够上去,而21年社会投资,1—3季度,集体与个人投资增长9.1%,低于国有及其他类型投资增长18.2%的水平,这也与外需不足情况下为外需配套的社会投资受到抑制有关。三是看财政指标离警戒线的距离,国际上常用财政赤字占GDP比率不超过3%、国债余额占GDP比率不超过 6%这两个指标来衡量,目前中国的这两项指标离国际常用的警戒线都还有距离,我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由1997年的1.2%上升到2年的2.9%,接近欧盟规定的 3%警戒标准,仍在公认的警戒线内;从债务角度看,我国国债负担从1997年的7.3%上升到2年的14.6%,远远低于欧盟规定的6%的警戒线。 看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淡出时间要推迟,至少21年还要继续实施。但在国债使用方向上要有所调整,要加大 企业设备和技术改造的使用比例,加大国债分配给地方使用的部分,加大对西部的投资。据国家经贸委的材料,国债专项资金技术改造贴息项目,近3年共安排了265.4亿元,拉动投资281亿元,拉动银行配套贷款1721亿元,就是说1元的国债资金带动了1元的社会投资、6元的银行贷款。 诚然,我国能维持7-8%的增长速度也不算低了,问题在于这个速度在我国现时还难以解决就业问题。在中国,就业问题应主要靠结构调整来解决,要靠大力发展民间中小企业,靠发展服务行业,靠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解决。而结构调整又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下子完成,因此现阶段增长速度还很重要,从这个角度来说,财政政策力度还应加大。在外部需求进一步下降的背景下,扩大内需显得越发重要,据此,如果全球经济继续放慢的话,积极财政政策不仅不能淡出,力度还应有所加强。 此外,货币政策在配合财政政策方面还应多发挥作用。近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发挥了比较好的相互作用。过去3年金融机构共贷款7亿元配套资金,有力地支持了国债投资项目的实施。目前情况表明,货币政策的补位作用有待加强,近期货币供应量减速,9月末狭义货币M1比2年同期增长12.3%,增幅比2年同期低8.5个百分点,比2年年底低3.7个百分点,比21年上半年低2.6个百分点。1-9月份货币流动性比率(M1/M2)为37.12%,比年初低1.37个百分点,表明货币的流动性也在减弱。如果再考虑到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因素,进一步加快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显得十分必要。现在物价形势较稳,目前通胀压力不大。前三季度消费品价格指数同比上升1%,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下降.6%,金融货币政策可适当放松,这个“闸”还可以运用,保持货币供应量的适度增长,支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防止经济出现进一步减慢趋势。不过货币政策的松动要相当谨慎,一是由于加入了WTO,要考虑金融风险的问题;二是要防止出现通货膨胀。 积极财政政策能否淡出,不仅取决于财政自身的状况,还要取决于货币政策的状况。如果不及早为货币政策作用的正常发挥创造必要的条件,当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越来越小时,有可能货币政策仍然发挥不了作用,陷入日本式的财政货币政策困境。为此,需要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完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为货币政策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三、关于需求政策与供给政策 前几年实施的政策,是以扩张性财政为主的需求方面的政策。我国经济学界最近有人提出,还应当采取供给方面的政策,主张今后更多地从供给方面着眼,实施一些可能的政策,把需求方面的政策与供给方面的政策结合起来,这个意见是值得注意的。 强调供给方面的政策,最先是英美供给学派经济学家的主张。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好坏,并不是象凯恩斯主义所认为的那样,主要取决于需求是否充足,而是取决于“供给方面”,即企业和企业家方面是否有活力。因而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措施,也不应该是运用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去增加需求,而是向“供给”方面倾斜,使企业提高竞争力和投资的积极性。 所谓供给方面的政策,主要包括运用税收杠杆降低税负、企业改制、强化竞争、大力扶持鼓励中小企业等刺激供给积极性的政策,旨在提高和发挥企业的活力。 应当说,降低税负也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包含的内容。这几年我国财政政策中似乎存在支出与收入政策不太协调、政策效应被削弱的问题。政府一方面扩张国债投资与支出,另一方面不断加大税收征管力度,税收每年增加1亿元以上。近年来税收增长大大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如21年前三季度我国税收同比增长22.7%,大大超过GDP增长7.6%的速度。税收的增加,增大了企业和个人的负担,降低了企业和个人的投资能力和积极性。应该指出,这几年基本上没有增辟税种,没有增加税率,税收的增长基本上是打击走私、加强征管的结果,有其必要的一面;但是,为调动企业投资的积极性,降低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适当减免税收的空间也是相当大的。考虑到普遍减税可能遇到的困难,可以实施结构性的减税。如对中小企业实行一定的税收减免,进一步减免农民税费负担,探索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调节内资外资企业所得税,形成公平合理的税收环境,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等等。有人建议,降低国税造成的财政收入缺口,由增加发行国债来弥补,即对积极财政政策适当转型,国债资金运作,由目前的直接投资逐步转变为以国债来支持减税和税制改革,从而刺激投资和消费的增长,减税措施导致的投资消费增长的效应,等同于国债支出的扩张效应,但更直接启动社会民间需求,为国债支出所不能及。 至于国有企业改制与中小企业的政策支持问题,其对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根据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验,经济不太景气时期往往是企业重组的频发时期,我们亦应抓住时机推进战略性重组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有着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营机制和富有创新精神的民营中小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极具活力的因素。民营中小型企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在我国一些地区已经取得显着的成效,应进一步推广,增大政策支持的力度,取消对中小企业的歧视性规定,切实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服务。 宏观经济论文:对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均衡关系的计量分析 一、引言 理论研究发现,房地产业和宏观经济一样,存在运行周期,且两者的周期密切相关。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stephen A.Pyhrr等房地产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西方房地产市场的周期研究,分别从微观和宏观角度探索房地产周期波动及其机理。为房地产价格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房地产价格的波动规律。随着房地产行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彰显,国内学者也越发重视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谭雪芹采用VAR模型分析认为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和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着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贾晓惠运用回归分析法,发现上海现在较高的房地产价格基本由宏观经济支撑。祁神军则采用K线理论及工具,剖析房地产扩张和收缩的周期波动机理。房地产周期同宏观经济的波动趋势总体一致,但房地产的波动幅度要大于宏观经济波动幅度的。基于以上研究理论,客观看待房价上涨现象,而不是批判地偏重指责原因,正确认识房价上涨由宏观经济支撑这一客观事实,才能靠拢市场经济的基本立场,制定出遵循供求规律的房地产调控政策。 二、房地产业现状 1998年,国家为了刺激内需拉动经济,颁布实施了住房货币化改革,但是无形中助长了楼市的泡沫化发展。2003年以来,政府屡出重拳加以规范和调控。 但是房地产价格在连续严格调控的情况下依然只升不降,这是因为房地产与宏观经济存在着并轨运行的特点。宏观经济正处于上升通道,城市化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房地产需求持续增加。此外,经济上扬带来投资资金增加,投资热点的泛地产业吸引大量资金流入。经济需求及资金力量的让房地产价格维持强硬的上升势头。据《2010年全国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显示:2010年12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6.4%,环比上涨0.3%。在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下,2010年11月以来,一些地方高价地再度出现,部分未实施限购的中心城市的住房交易的量价齐升,限购城市周边地区的房价出现较快上涨[6]。 三、实证分析 第一,变量选取说明。综合考虑宏观经济各方面情况,选取六个宏观经济指标。其中,国内生产总值(GDP)代表经济发展总体情况,体现房地产行业发展的经济环境。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进出口商品总额(IMEX)、本期投资完成额(INV)代表消费、出口和投资“三架马车”的现实情况。财政收入(FIN)和活期存款利率(RES)一定程度上反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了综合反映上述六项指标的有效信息,又避免数据的简单融合失真,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获得一组综合反映宏观经济信息的新数据(MAC)。房屋销售价格指数(HSS)最能体现公众对房地产价格波动预期,所以选择房屋销售价格指数这一核心指标来反映房地产价格的整体性变化。 第二,MAC与HSS的长期关系模型构建。主成分分析从原始变量中导出少数几个主分量,使它们尽可能多地保留原始变量的信息,且彼此间互不相关。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它往往作为许多大型研究的中间步骤。运用SPSS19.0进行主成分分析,结果见表1:旋转之后,主成分1(F1)解释原始变量总方差的66.085%,主成分2(F2)解释23.805%,两个主成分能够反映原始变量89.89%的信息。由于GDP、IMEX、INV和FIN对F1依赖较大,CPI和RES对F2依赖较大,明确两个主成分的经济意义,F1代表经济增长因素,F2代表经济预期因素。再由F1和F2反映出的原始变量信息的占比,计算综合宏观经济指标F(MAC): 。 平稳序列的每个数值都从一个概率分布中随机得到,都必须满足以下条件:①均值 ,与时间 无关的常数②方差 ,与时间 无关的常数③协方差 ,只是与时间间隔 有关,与时间 无关的常数。以Eviews6.0的ADF法检验MAC和HSS的平稳性,结果见表2:MAC和HSS的检验T统计量值分别是2.008277和-1.910599,比显着性水平为1%、5%和10%的临界值都要大,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是非平稳的。但是MAC和HSS经过一次差分再进行单位根检验时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而变得平稳,即MAC和HSS是一阶单整的。 协整性分析研究经济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假设X与Y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若 对其均衡点的偏离从本质上说是临时性的,那么随机干扰项 必须是平稳序列。长期均衡关系使变量在某时期受到干扰的偏离能在下一期进行调整而回到均衡状态。为了确定HSS和MAC是否存在内在均衡机制,采用AEG协整分析法,先得到协整回归模型: (96.85073) (1.014489) (10.36982) (-4.324516) R2=0.863779 DW=2.090974 再用ADF检验法对模型的残差序列 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2:检验T统计值是-7.240618,比显着性水平为1%、5%和10%的临界值都小, 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 是平稳的。表明HSS与MAC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由上述线性模型表示。模型代表解释了HSS变动的86.3779%,MAC对HSS的长期影响弹性系数为0.690982,说明上升的宏观经济会带动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上涨,符合经济意义。 第三,误差修正模型ECM——HSS与MAC的短期关系。协整回归的误差项 是均衡误差,为了增强模型的精度,需建立短期动态模型来弥补长期静态模型的不足,建立HSS与MAC的短期关系模型: (0.390517) (1.148498) (-4.442641) (6.248139) (-3.280501) R2=0.410643 DW=2123801 当年的MAC对HSS的短期影响弹性系数为1.463332,大于长期系数0.69098,表明MAC对HSS的短期影响比长期影响大。而HSS的长期效应对短期动态的修正系数为-0.455289,如果上一年的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的长期均衡误差 为负,误差修正项将使本年的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向高方向变动;如果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过快增长则可通过误差修正项使其增长变慢,-0.455289说明误差项对HSS的修正作用为反方向的。 通过以上的检验分析,可以得到结论: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存在紧密的正相关关系,并且这种关系是长期均衡的,也就是说即使在短期内房地产价格的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相背离,但是在内在均衡机制的作用下,两者最终还是会渐渐趋于一致。这个结论解释了近几年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是由于宏观经济的高位运行带动,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房地产价格趋势展望 在全球经济复苏放缓的环境下,2012年楼市调控效应和地方政府债务的累积将使经济和物价的增速出现“双降”,通货膨胀下行趋势确立 ,但是物价的中长期上涨压力仍然存在。保增长,防通胀的经济政策仍会执行,宏观经济将会保持一个较稳定的增长步伐。近期楼市“拐点”初现,但房地产调控政策短期不会改变,20 12年楼市调整还将延续。[7]政策作用下,房地产市场开始走向分化,竞争加剧,资金风险加大,市场泡沫开始收缩,部分城市的房价面临下降趋势。 在宏观经济上扬带动与房地产调控政策的下行抑制的共同作用下,房地产价格将最终表现为维持可控的增长势头。但是因为房地产业 “资金池子”的作用,加上通货膨胀和充裕流动性的支撑,短期内难以压降。房价调控仍要紧抓不放,注重加快调整市场结构,提高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比重,提高供求的匹配程度。加强规范房产开发公司和中介组织的行为,建立完善的监控制度。政策配合进一步发挥市场淘汰机制作用,提高市场集中度。随着泡沫经济不断得到挤压、行业竞争的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的迸一步成熟以及购买者理性的增加,我国房市未来的价格会逐渐趋于合理化,房价收入比进入一个可维持的空间。 宏观经济论文:中国宏观经济回顾与展望 在稳健型宏观调控政策作用下,2004年中国经济实现了稳定快速增长的目标,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增长9.1%,投资过快增长的趋势得到了较明显的遏制,通货膨胀明显上升但仍处于可调控、可承受的范围,消费增长稳中趋升,外贸出口大幅增长。总的看来,2004年宏观经济运行是“有惊无险”,经济避免了一次因投资过热及经济变量间存在严重的不均衡增长而可能引起的“大起大落”。展望2005年,在“双稳健”的政策作用下,经济增长将继续有所回落,达到8-8.5%,投资和出口双双将出现明显回落,但仍然保持较快增长水平,消费增长将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增长态势。 一、2004年宏观经济回顾 (一)2004年宏观经济面临两大不稳定、不健康问题 一是重化工业继续加速增长且出现明显的过热现象,影响经济的平稳协调增长。2002年中期以来,工业增长明显提速,进入到一个新的加速增长轨道,其主要推动力是重化工业的加速增长,中国工业发展進入到“内生性”的重化工业化新阶段(这明显区别于改革前以国家主导的重工业优先战略时的重工业增长)。重工业增加值增长率由前期的10-13%上升到最近两年多来的18%左右的高水平(见图1)。一批像汽车、电力、钢铁、化工等重化工业进入高增长阶段,成为推动产业升级的主要力量。2004年上半年,重工业增长连创新高,重工业增加值月度增长率在2-4月份连续3个月超过20%,1-6月累计增长达19.7%;且上半年重工业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76.1%,比上年的75.3%又提高了0.6个百分点。重工业快速扩张导致相关的能源供给和运输均出现了高度紧张,说明重工业开始出现过热现象,特别是钢铁、有色金属和建材等与房地产相关性强的重型工业投资增长过猛、产出增长过快。一些重化工业产能的过度扩张(其中不少产品技术含量低、生产的能耗高、污染大),对资源供给和环境保护及经济的协调发展产生巨大的压力。 二是内需的两个方面即消费与投资增长呈现严重的不平衡增长态势,而且投资结构和需求结构也存在相当大的扭曲问题。现阶段,过度依赖于投资的经济增长存在很多问题,一是投资高增长如果得不到最终需求的积极配合,将容易产生下阶段的产能过剩及投资的低效率;二是重化工业低水平投资扩张将带来严重的资源瓶颈问题,并对下游企业形成巨大的成本压力;三是投资的低效率扩张不仅将造成新的不良资产大量增加,加大金融风险,而且因为无法持续而造成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降低经济增长的宏观效益。 因此,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遏制经济增长中的这些不健康、不稳定性因素,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宏观调控也由此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二)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特点 回顾2004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呈现以下主要特点: 1.投资增速逐季放慢,显现宏观调控的阶段成效。2004年1-11月份,城镇5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额为49274.32亿元,同比增长28.9%,增幅比一季度和上半年分别回落18.9个和2.1个百分点。从近几个月的投资运行来看,投资增长的降温有所反复,但总体上逐步回落的趋势已经形成,根据月度增长趋势图分析,投资增长的调整至少将呈现“两波”调整,第一波调整出现在3-5月,5月投资增幅为2004年以来的最低点,随后经过两个月的反弹,8月份又进入第二波调整,9月份的再反弹,原因是前两年基数偏低的作用,剔除基数的影响实际也是回落的,10月份和11月投资增长(分别为26.8%和24.6%)再次回落说明第二波调整将会继续。初步预计,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68400亿元左右,增长23%左右,低于去年26.7%的增长水平。 2.工业增长前高后低,降温效果明显。在重化工业化过程显著提速的作用下,上半年工业增长创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新高,增长17.7%,其中有3个月增幅接近20%。下半年以后,随着以控制一些重化工业过热和房地产过热为重点的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工业产出和投资增长均出现了较明显的回落走势。1-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48911.08亿元,同比增长16.8%,比上半年回落0.9个百分点,与去年同期持平。我们认为,目前工业增长调整基本到位,从增加值增长来讲,主要是重工业降温明显,6月份以后,重工业已持续5个月回落到18%以下,降到16-17%的正常快速增长水平,相比而言,轻工业增长则一直保持15-16%的增幅,从而导致轻重工业增长差距缩小、结构趋于协调。而从工业行业的投资增长来讲,一些过热的重化工业投资增长逐季显著回落,初步实现了“软着陆”。初步预计,2004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7%,比去年低0.3个百分点。 3.消费需求稳中趋升。2004年消费品市场出现了稳步小幅回升趋势,1~11月份,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8387.60亿元,同比增长13.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2%。2004年消费增长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实际消费增长比去年同期明显加快。1-11月实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比上年同期增加2个百分点。二是城乡消费差距有所缩小。下半年后农村消费增长出现了明显的上升态势,这主要是因为2004年以来受粮食丰收和粮价大幅上升的影响,农民收入大幅增长,从而明显刺激了农村市场的活跃。三是住房、汽车和电子通信三大消费热点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初步预计,全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13.3%左右,实际增长10%左右。 4.外贸进出口继续保持高增长态势,全年贸易略有盈余。2004年我国外贸增长呈现以下特点:一是超出年初的预计,贸易进出口出现连续第3年超高增长。即入世以来的贸易爆发性增长的格局继续保持,对宏观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起着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1-11月份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0383.78亿美元,同比增长36.5%。其中出口5296.06亿美元,进口5087.71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5.7%和37.3%。二是受宏观调控的影响,外贸进口在下半年明显回落,由此使上半年贸易逆差的形势得以扭转。1-11月累计贸易顺差208.35亿美元。三是外资企业主导出口的局面进一步强化,1-11月份,外资企业实现出口额3021.32亿美元,同比增长41.5%,占全部出口总额的比重高达57.05%,比2003年全年提高2.4个百分点。四是粮食类、原油及成品油、铁矿石等初级产品进口继续保持超高速增长,对国际的依存度继续明显提高。我们预计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将达到1.1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4%,其中出口和进口分别为5830亿美元和5600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3%和36%,贸易顺差230亿美元。 5.收入增长中城镇有所放慢,农村明显加快。城镇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但相对于前几年有所放慢,前3季度全国城 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072元,同比增长11.4%,扣物价因素,实际增长7.0%。而一季度实际增长9.8%,上半年实际增长8.7%,呈逐季下降的态势。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放慢相反,农村居民现金收入大幅增长,创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好水平,根据对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前3季度农民现金收入人均2110元,扣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11.4%,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7.6个百分点。农民收入大幅增加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一是得益于粮食等农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1-9月份,农民出售农产品的现金收入人均958元,增长24.9%。二是得益于税费负担的明显下降,前3季度农民的税费负担人均22.5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1元,下降33%。 6.物价明显上升但仍处于可承受、可调控的范围内。在我们看来,2004年以来的CPI明显上升,并不表明通货膨胀的压力非常大,主要的问题是投资品的大幅上升(局部行业过度的非均衡扩张所致)对企业生产成本上升所造成的显著压力。物价上涨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两方面,一是粮食价格上涨,二是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最终消费品价格继续下降,只是降幅有所缩小。1-11月份累计CPI同比增长4%中,食品类的贡献率超过了80%,扣除粮食合理上涨因素的CPI增长不到1%。 粮食价格以及食品价格的明显上涨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社会可以承受的。合理性在于,前期粮食下跌过多,前几年粮食减产的主要原因是价格的过度下跌以及调整农产品生产结构而主动地减少播种面积,并不是粮食短期或中长期生产能力不足。粮食的上涨不仅符合预期,而且有利于农民增收,有利于改善日益失衡的城乡收入差距。说粮食上涨及食品价格上涨是社会可承受的,主要理由是:(1)居民食品消费支出的比重(恩格尔系数)比上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明显下降,从而使得城乡居民对粮食价格上升可承受力增强。(2)多年来城镇居民收入和工资水平的持续快速增长与粮食价格的持续下降形成巨大反差,显示粮食价格的适度上涨并不会恶化居民的支出预期。 7.企业效益继续快速增长,但库存增长有明显加快。2004年中国经济增长还有一个特征是,企业效益保持快速增长,即使在宏观调控力度加大后的半年中,企业效益仍然增长较快。这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此轮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规模效应和较高的资产收益率,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有一些垄断因素或短期暴利因素在起作用,如石油行业利润增长具有投机和垄断两方面的原因,钢铁行业是房地产暴利的延伸,这些因素具有不可持续性。与之相对应的一个问题是,企业的库存正逐步加快增长。1-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产成品资金占用10061.7亿元,同比增长22.2%,增幅比上午同期和1季度分别上升10.7个和4.4个百分点,同期应收账款净额为21968.9亿元,同比增长18.2%,比上年同期和1季度分别上升4.4个和0.9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产成品增长最多的是钢铁行业、有色金属行业、石油加工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这些都是重化工业部门,1-10月份这几大行业的产成品分别为654.29亿元、286.40亿元、273.28亿元和803.4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8.52%、32.88%、67.07%和29.43%。这些行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效益增长将面临较大压力,这在2004年的汽车工业中已有明显表现。 二、2005年宏观经济形势预测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对2005年宏观经济形势预测 展望2005年,随着宏观调控政策效应进一步释放,经济运行中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得到遏制,宏观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环境总体继续趋好,但仍面临一些长期结构性矛盾和一些短期问题的约束。面临的主要短期问题有:农民收入增长难免会再次出现回落,就业压力依然较大,消费增长小幅放慢,出口增长明显回落等。因此,我们预计2005年经济增长将继续有所降温,GDP增长回落到8-8.5%,主要是因为投资增长将会继续放慢以及出口增长将显著降温。预计全社会投资增长18%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9.5%左右,出口增长15%左右,CPI增长3%左右,规模以上工业增长16%左右。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长趋势如下: 1.投资增长:继续向下调整但仍然处于较高增长水平。在稳健的宏观调控政策下投资增长有望实现“软着陆”,初步预计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左右。加强投资需求调控仍是2005年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投资增长趋势如何,关键在于宏观调控力度的准确把握。首先,加快投资体制改革,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给企业更多的投资自主决策权,使2005年投资增长的总体环境趋于宽松。其次,2005年投资调控总体上仍将继续按照“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原则进行,这将保证投资增长在继续降温过程中实现平稳着陆。一是针对当前投资调控任务依然十分艰巨的情况,2005年政府仍将会继续把紧土地和信贷两大闸门,从源头上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扩张。二是过热行业投资将继续大幅回落。受信贷紧缩政策、实施和完善土地宏观调控政策及自发性需求增长将放慢等因素的影响,房地产投资将会继续明显放慢,并带动钢铁、水泥、电解铝等相关行业投资继续回落。在新的汽车产业政策的逐步实施及需求显著降温的作用下,汽车投资将会明显降温。三是由于国家在加强对过热行业投资的宏观调控的同时,对农业、煤电油运等薄弱和瓶颈部门则采取了各种“保”的措施,因此,这些部门2005年投资将会继续快速增长。 总之,2005年投资增长率有望回归到适度增长区间,但同时也要注意,近几个月货币信贷投放急剧减少,其对投资增长的滞后影响有可能在2005年上半年显现。 2.消费需求稳定增长,但其增幅估计会比2004年略有回落。预计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9.5%左右(名义增长率在12%左右)。在各项刺激消费增长的政策作用下,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及消费结构升级的拉动,我国整体消费稳定增长的局面正在形成,这将使2005年消费继续保持稳定增长。但是,需要引起关注的是,在深层次问题对消费增长的制约还没有根本缓解的情况下,宏观调控中出现的新问题有可能对2005年消费需求进一步回升产生不利影响。一是居民消费预期和消费信心呈明显下降趋势。受经济景气回落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的影响,居民消费预期和消费信心受到明显影响,消费者预期指数和信心指数一路下滑,从2003年12月份到2004年7月份两指数已分别下降了4.8个和4.2个百分点。居民消费预期和信心是影响未来消费增长的关键性因素,这两项指数持续下降预示着2005年消费持续回升的难度较大。二是就业形势尽管有所好转,但就业压力依然较大,这对消费需求增长仍有较大压力。四是2004年农民增收十分明显,但2005年要保持这一态势将十分困难,这将制约农村消费增长。 3.外贸出口增幅将会明显放慢,但仍会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初步预计2005年外贸出口增长15%左右。在我们看来,9月份开始的外贸出口和进口增长的显著回落可能预示着连续3年的外贸超高增长将结束,进入到平稳增长期 。其理由有三:一是连续3年外贸的超高增长已经形成了很高的增长基数,在这种情况下继续高增长有相当大的难度。二是2005年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比2004年将有较大幅度的放慢,从而对中国产品的出口增长形成较强的压力。根据IMF的预测,2005年世界经济将由2004年的5%回落到4.3%,其中美国经济增长率将由2004年的4.3%降到2005年的3.5%,日本则由2004年的4.4%回落到2005年的2.3%,回落的主要原因是油价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显现。与此同时,世界贸易增长也会有较大幅度的放慢,预计发达国家进口贸易2004年的增长率为7.6%,2005年将降到5.6%,回落高达2个百分点,这对我国出口需求增长将会产生较大的压力。出口大幅放慢在所难免。三是入世效应将明显递减。出口增长的降温符合预期,但要防止其降幅过快过猛,我们认为仍然有较多对2005年出口起积极影响的因素存在:(1)由于美国、欧盟、日本经济继续处于新一轮上升期,2005年经济增长的回落幅度不会太大,对我国产品的进口需求仍然较大。(2)高油价尽管对全球经济的稳定性形成了一定的压力,但我们预计2005年这一影响会有所减弱,一是全球经济对高油价的承受力有明显提高,二是预计伊拉克政治局面逐步会有所缓解,俄罗斯石油供应也会有所好转,再加上沙特原油仍有一定的增产潜力,这可能引起2004年终至2005年油价出现阶段性回落,这对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会起积极作用。(3)随着入世过渡期后对我国纺织品配额的取消,会促进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纺织品出口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水平。 4.就业形势仍然严峻。虽然2004年我国新增城镇就业900万人的目标有望实现,但2005年就业矛盾有可能更加严峻,就业形势不容乐观。目前我国仍处于劳动力资源增长的高峰期,在城镇新增就业群体、累积的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民进城务工人员等形成的巨大就业压力根本无法缓解的情况下,一些新的就业问题还将突显出来。一是宏观调控对就业的影响在2005年将会有所显现。据有关专家测算,经济增长放慢使2004年减少115万个潜在就业岗位,全年城镇登记失业率预计为4.5%。2005年随着投资大幅回落,经济增长速度继续放慢,就业矛盾将会更加突出,尤其是农民工就业将会更加困难。二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将继续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还有,初、高中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也明显增大。从这些方面来看,累积的就业矛盾仍在增大。 5.通货膨胀压力将逐步缓解。我们预计,2005年通胀率将会比2004年有所回落,CPI增长3%左右,比2004年降低1个百分点。主要理由有:(1)投资和出口增长率均将明显回落,使GDP增长继续调整,将使价格上涨在需求方面的动力有所减弱。经济增长率的继续回落特别是投资的回落将减轻中间需求的压力,从而使2005年物价上涨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2)物价上涨将面临供给方面的下调压力。这种下调压力来自两大方面,一方面,随着GDP增长的适度放慢和2004年国家加大了对瓶颈部门的投资,2005年煤电油运紧张的形势将会得到改善,特别是电力供应的改善将较为明显。另一方面,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产能将在明后年集中释放,这些大宗产品的市场可能出现明显的“供大于求”格局。这两方面都会使物价上涨的动力减弱。(3)从物价上涨因素的构成分析,物价上涨的空间将缩小。其中粮食对CPI的推动力将明显减弱,非食品类价格上涨对CPI的贡献率将继续上升,预计2005年CPI涨幅在3%左右。非食品类价格上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2004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传导效应(有半年至一年的时滞),另一个是服务类产品的新涨价。我们预计,只要不出现严重的自然灾害,2005年粮食价格上涨不会高于10%,对CPI的贡献将不足1%(粮食价格上涨与食品类价格上涨的关系大概是:粮价上涨1%,食品价格上涨0.3-0.4%),而根据1年多来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对CPI的传导效应,2003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8.1%,导致2004年除食品价格外的CPI上涨不足1%,那么,2004年接近14%的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对2005年CPI的传导效应大致在1.5%左右(即所谓成本推动型的价格上涨将强于2004年,但上涨力度不会很强)。另外,服务类项目的上涨对CPI的贡献在0.5个百分点左右。三项合计,2005年CPI增长预计在3%左右。 (二)两大问题值得高度重视 影响2005年经济增长率高低的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房地产的增长,二是出口增长。这两方面都存在较大的隐忧。2005年的具体宏观经济政策操作要注意“两防”,即防止房地产继续向过热方向发展,防止出口增长下降过快过猛对宏观经济产生冲击。 房地产的问题对中长期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影响重大。如果近阶段不采取有力的措施(主要是对土地和地方政府的约束),房地产有可能继续向“泡沫化”方向发展。最近关于房地产是否存在泡沫再起激烈争论,这种争论的结果将影响宏观经济决策及其效果,如果“不存在泡沫”论占上风,后果则意味着已经呈泡沫化倾向的房地产将会继续加速发展,使“泡沫化”升级,甚至有演化为“泡沫经济”的危险。这是我们最担心的,特别是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过度偏爱和保护如果与正在对人民币升值进行豪赌的大量国际游资结合,“泡沫经济”的风险将迅速增大。相反,如果“泡沫”论占上风,将有利于房地产“软着陆”,中国经济不仅2005年会较为平稳,未来较长时间也会保持平稳健康的快速增长态势,这将是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幸事。因此,控制好房地产,投资过热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另外,2005年要高度警惕出口增长可能出现的大幅回落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我们估计,出口增长的显著回落将对2005年中国经济产生如下不利影响:一是使高度依赖于出口增长的沿海地区经济增长明显放慢。2004年前3季度,珠三角和长三角出口分别增长25.3%和47.6%,且对出口的依存度极高。出口增长的明显放慢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相当大的压力。二是出口增长的显著放慢,将对国内市场产生较大的压力,市场竞争由此再次加剧,价格逐步走低,从而导致企业利润再次大幅缩水,如果这一形势与最近几年高投资形成的产能集中释放相结合,有可能使经济再次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三是影响就业增长和民工增收。对出口增长可能出现的大幅回落的不利影响要高度重视,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予以抵消。 三、2005年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和调控方向 为了巩固宏观调控成果,促进经濟平稳健康发展,及针对此轮经济过热的特殊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05年宏观经济政策采取“双稳健”的取向,即由前期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转变为“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在具体的政策操作中重点体现结构调整导向,因此,又可以说今后一段时间内的宏观经济政策将是“结构导向的宏观调控政策”。最近,社会上对“双稳健政策”有些误读,不少专家认为2005年宏观经济政策将比2004年更紧,最近央行提出货币供应量(M2)增长的调控目标为15%,比2004年17%低2个百分点,有人就认为这是货币政策更紧的信号,实际不然,2003年实际运行的货币供应量(M2)增 长明显低于调控目标,11月末M2同比增长14%,很显然,2005年调控目标比其加快1个百分点,应该说货币政策是有所放松的。我们认为,2004年我国采取的就是“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久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双稳健政策”是对2004年4月份以来实施的稳健型政策的确认,并不表示2005年宏观经济政策将比2004年更紧。2005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将继续体现“有保有压”的原则,有紧有松,在方式上仍然是采取灵活“微调”的方式,在手段上将更加注重运用法律和市场手段。 (一)投资政策取向 2005年国家对投资的控制仍然较严格,主要是因为当前投资规模仍然偏大、投资增长仍然偏快,投资增长的“软着陆”目标还未达到,这部分是由于时滞因素的作用未充分显现,另外,就是房地产和城建投资增长仍然存在相当的盲目性和严重的结构性投资失衡问题。因此,要继续采取经济、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强和完善对投资增长的宏观调控。如果2005年中期房地产及城建投资真正实现了“软着陆”的目标,那么投资增长可能会明显下降,此时,要防止投资下滑过度的问题,因为房地产和城建投资对整个社会的投资贡献及其带动作用都非常大,它们的过度降温可能使投资增长下滑过度。 因此,2005年的投资调控政策不仅要在“两个层面”做到“有保有压”,更要采取灵活的措施。一方面要抑制和防止房地产和城市建设投资继续过快增长,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投资增长下滑过多,主要是为民营投资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推进投资的市场化。特别是后者,无论是投资继续过热,还是投资增长过度下滑,都要在进一步加快投资体制改革上采取更加积极措施,使投资体制或结构尽快实现“两大转变”,第一个转变是使投资增长真正由政府主导型转变为企业主导型;第二个转变是政府对投资的监管方式由“硬干预”转变为“软干预”。第一个转变主要体现企业在政策、法规约束下的投资自由化。政府需加快从私人物品供给上(投资和生产经营)退出,而公共物品供给在加强监管的条件下,鼓励民营资本参与,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第二个转变是2004年颁布实施《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重点。所谓“硬干预”就是主要采取行政的手段,主要是通过政府的审批制和政府直接参与投资来实现对投资的管理,“软干预”则指主要依靠采取法律法规、技术和环保标准、市场化的手段如利率和税率杠杆来调控投资的增长。从此轮宏观调控中显露的问题看,由“硬干预”向“软干预”转变迫在眉睫。2005年以后,要细化《决定》,制定更为周全、详细的投资体制改革方案,重点是明确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的权限及规范各自的投资行为,促进社会投资结构优化和效率改善。 2005年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将减少至800亿元,比上年减小300亿元。政府投资将严格控制用国债资金和预算内资金上新项目,而把重点放在支持在建项目尽快建成,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卫生建设、大型生态工程和大型公共设施工程及西部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方面。其中对农村公共方面的投资、铁路及城市公共交通的投资力度将会明显加大。 (二)金融和土地调控政策取向 国家将继续加强和完善土地调控和信贷调控的杠杆作用。继续从严控制非农业用地的供给,抑制房地产和城市建设过度扩张,从源头上继续遏制投资过快增长。继续冻结豪宅和高档娱乐设施、形象工程建设和钢铁等过热行业的土地供应;通过清理整顿、合理规划等调整存量的办法增加必须的土地供应量。今天中国房地产过热及整个经济的投资过热,明显与前期土地政策过松有直接关系,中国经济仍然处于粗放式经营的原因,除了资本效率低、技术进步不快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土地的供给过松、土地市场发展的不完善,造成普遍性的土地粗放利用。我们认为,当前实行的严格的土地调控政策至少要坚持两三年,而严格的土地管理和耕地保护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因为只有有了严格的土地供给约束,才能促使土地利用效率不断提高,盘活存量地产和房产,城市的住房和道路优化才可能最终实现。信贷供给要体现结构优化导向,从两个层面做到“有保有压”,一是对过热行业如房地产、钢铁等行业继续保持现有的紧缩措施,房地产过热如果继续发展,可采取结构性升息措施,即提高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和房地产企业贷款利率,而对非过热行业特别是弱势产业和中小企业要采取较为宽松的信贷政策;二是对宏观调控的重点行业要区别对待,也要体现“有保有压”,对过热行业中有利于内部结构优化的土地和信贷供给均要适当放松,如对中低档住房建设的土地供给和资金需求要尽可能满足。 对于利率政策,社会有许多预期,多数人倾向认为,随着2004年10月央行8年多来第一次升息政策的出台,预示中国利率将进入“上升周期”,2004年底及2005年和2006年利息水平将缓慢、频繁上升。对此,我们有不同看法,我们认为未来几年的利率走势将是逐步上升的,但2004年的加息并不意味着“加息周期”已经到来,“加息周期”的到来估计要到2006年以后,2005年不一定会升息,我们倾向于认为2005年不必升息。理由如下:(1)此次升息,在表面上是央行防止通胀进一步发展所采取的一项必要举措,实际上带有相当强的各方利益权衡的意味。不升息面临各种压力,有外部的和内部的,但此轮投资过热是体制性和结构性的,升息这种所谓市场的办法难以起到理想的效果,投资热主要是“政府热”和房地产在暴利机制下过快增长,在这种条件下升息的作用将较为有限。(2)2004年实际通胀率并不高,2005年也不会很高,特别是2005年投资和经济增长继续降温,那么,通胀方面的需求压力将会减轻,而外需增长可能明显放慢也会使需求对通胀的压力再次减轻,而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在供大于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难以明显加速。因此,2005年升息无论是从经济增长率方面,还是从价格增长上均缺乏足够的依据。(3)2003年以来的投资过热是结构性的、局部性过热,并不是正常的经济周期性过热,而加息周期来临与周期性过热直接相关。我们预计,在经过2005年新一轮长期加速增长周期的第一次调整巩固期后,在2006-2007年可能出现真正的全面性的周期性过热,升息周期由此相应到来。 这里对通胀和利率的中长期走势也做一个初步的预测。我们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15-20年间,世界经济开始进入低通胀时代,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的加快和全球投资和贸易的自由化发展,市场调节机制在全球范围内更为灵活和有效地发挥作用。由于中国经济自身也存在这一类同的通胀趋势,而且在加入WTO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关联性增强,因此,我们大胆地预测今 后10年左右,除去可能出现的短期的粮食和石油供给冲击外,大部分时期,通胀率将不会超过5%,均衡通货膨胀率水平为3-4%。与之相关的利率水平则为4%左右,即未来的10年内利率水平将显低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半期的水平。也因为如此,经济增长面临需求方面的约束加大,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可能经常出现,解决好了这一问题,经济将能实现“高增长低通胀”的较佳目标。与此同时,相对于最近几年世界性的低利率水平,未来5-10年的利率水平将趋于上升,这也是一种内在的趋势。 (三)税收政策的取向 2005年将会加快酝酿税收体制改革的方案,并出台一些税改措施。一是增值税转型2005年将在东北地区全面实行,也有可能在全国普遍推广,如果投资增长过度滑落,将可能加快这一税改政策的实施。二是燃油税政策2005年有可能出台,我们考虑,现在油价上涨基本都转为三大石油公司的利润,国家从油价上涨中得到的税收较小,因此,有必要把油品提价和养路费改革一起考虑,改征燃油税。三是农业税将继续减免,这对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将会起到长期积极的作用。四是酝酿征收房地产税和遗产税方案,促进收入的有效再分配。 (四)就业、消费政策取向 国家在增加就业和扩大消费上将会继续采取积极的促进措施。经济的快速增长特别是消费的快速增长需要稳定快速的就业增长作为条件,国家宏观调控目标正在由过去的过度偏重CDP增长而转向追求就业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改善。积极的促进就业政策可以考虑以下内容:扩大投资要与扩大就业相结合,对就业促进很小的投资项目需严格控制土地、税收、金融等优惠政策,相反,对就业促进大的投资项目采取更加优惠的政策;进一步降低农民进城务工的门槛,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抑制大城市住房价格的上涨,同时改善其他条件,促进服务业的发展;鼓励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部地区转移。促进消费增长则可考虑采取以下措施:一是采取更加有力措施,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使新的消费热点以大众需求为目标逐步扩散。严格抑制房地产的投机“炒作”的同时,支持和满足住宅大众消费增长;采取降低汽车消费税费率、规范和促进汽车消费信贷发展、鼓励经济型轿车消费等措施,促进汽车大众消费快速稳定增长。二是为减轻三大“黄金周”旅游的运输及其他服务的负荷,可考虑取消“五一”、“十一”黄金周,并将每周休息两天改为休息一天,剩余一天一起移至月末,一次休息四天或五天,变成月月“小黄金周”,并适当延长春节休假时间,这样既减少旅游服务设施的投入,又提高了消费效率。三是继续加大整治食品、建筑和房地产市场秩序,加强信用体系建设,为消费增长创造宽松的外部环境。 宏观经济论文:就业弹性、自然失业和宏观经济政策——为什么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产业结构调整的加剧,以及宏观经济周期性成为一个显著的现象,城镇失业和下岗现象日益严重。1995—2002年期间,城镇失业率从4.0%提高到6.1%,劳动参与率从72.9%下降到66.5%.一方面,由于以失业、就业和劳动参与率等为特征的劳动力市场变化已经成为经济周期现象,另一方面,扩大就业和治理失业已成为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标,所以,从一般的角度理解劳动力市场的周期性波动和长期变化趋势,从特殊的方面揭示失业产生的原因和特点,具有理论上和政策上的迫切性。 在就业问题日益严峻并产生对经济学研究巨大需求的情况下,劳动经济学研究也日趋活跃,但大多数讨论却不能揭示就业、失业问题的宏观经济学含义,从而降低了这些研究成果的政策实用性。本文以回答为什么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的增加为问题出发点,将更深入探讨就业弹性,分析城镇失业原因,并从促进就业的角度评价近年来的宏观经济政策,提出对症的政策建议。 一、就业结构和就业增长模式 由于关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状况的统计信息令人扑朔迷离,许多发表的统计数字又往往与实际观察到的情形不一致,所以,在对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状况的理解上面形成诸多误导。有三个代表性的观点值得关注。第一是质疑官方的城镇失业率数字。由于公布的数字是登记失业率,而不是具有可比性并且更接近实际情况的调查失业率,许多研究者进行了各种间接的估计,得出远比官方统计数字高的失业率。第二是认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城镇就业没有增长,甚至可能绝对减少。例如,罗斯基(Rawski)就把“就业增长几乎为零”,作为质疑中国经济实际增长速度的依据之一。第三是通过计算就业弹性,得出经济增长带动就业越来越少的结论(李红松,2003)。 本文作者之一已经对实际失业率数字和就业是否增长的问题给予了回答(蔡?P,2004),指出由于口径的不同,城镇实际失业率的确大大高于登记失业率,2002年达到6.1%.由于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和就业不足造成的在统计上的影响,实际失业率并不像许多估计数字那样高(见表1)。同时,由于经济成分日益多样化,就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统计体系不再能够涵盖全部城镇就业,因而“单位就业”统计范围内的数字也不再能够充分反映就业的增长状况。劳动力市场发育的增量性质,使得大量新增就业(如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和失业、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是通过一些传统统计不能涵盖的渠道实现的。例如,2003年城镇全部就业人数为2.56亿,而统计的单位就业人数只有1.1亿,两者之间的差额达1.47亿。而这种情况使得我们不能仅仅依据传统统计渠道的就业增长数字,妄下关于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减少的判断。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相应年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3》数字估算。 由于使用的就业数字不当,目前关于就业弹性的计算都得出了日益减小的结论。这里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总体就业弹性的计算反映的是城乡全部就业和GDP 总量之间的增长关系。一方面,在统计上,农业起到的是就业蓄水池的作用,凡是非农产业未能吸纳的就业都被计入农业中了。所以,这个总量分析的意义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分部门计算就业弹性,所使用的就业数字不包括单位就业渠道之外的就业,这样,大量的就业增长被排除在计算之外,就业弹性被大大低估。实际上,我们关心的是城镇的经济增长是否带来相应的城镇就业,以及弹性有多大。因此,依据全部城镇就业和GDP 数字,单独估算城镇的就业弹性更能够反映真实的情况。 如果我们仅仅考察城乡总体的就业弹性和分第一、二、三次产业的就业弹性的话,我们会得出与大多数其他研究相同的结论,即就业弹性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但是,一旦把全部城镇就业作为分析对象,观察其增长率与城镇GDP 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就看到不同的景象。我们首先从GDP 总量中减去农业增加值,再减去乡镇企业中非农产业的增加值,通过适当的价格调整,就可以得到实际的城镇GDP 年度增长率。用城镇就业年度增长率与城镇GDP 增长率相比,就得到了城镇就业弹性这个指数。我们按照三年移动平均的方式将其绘于图1. 与城乡整体的就业弹性下降趋势不同,城镇就业弹性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并且于90年代后期向早期的水平接近,2000年达到0.31,只是在本世纪又有所降低,2002年为0.19.也就是说,城镇GDP 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增长0.19个百分点。这个就业弹性比按照城乡整体和分三次产业的方式所计算的结果,都显示更大的经济增长就业弹性。由于这个计算与以往计算所使用的就业数字不同,所以,这个较大的就业弹性来自于单位外就业的作用。换句话说,以往的研究所得出的经济增长没有带来就业的结论并不准确,而只能说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 二、自然失业率与治理方向 尽管依据全部城镇就业数字估算的就业弹性表明,经济增长并非没有带来就业增长,但0.2左右的就业弹性,与发展中国家平均0.3—0.4的水平相比仍然较低。所以,经济增长没有带来相应的就业增长这个命题,从理论和政策的角度仍然有意义。为了回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们需要对目前的失业率进行分解,以便观察其对经济增长反应灵敏程度。 在宏观经济学中,失业通常被分解为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三种形式,前两种形式的失业因其不可避免的性质而被称作自然失业。首先,当劳动者从一种生产活动转移到另一种生产活动时,通常会出现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滞后,由此而产生摩擦性失业。这种失业形式并不意味着工作岗位的缺乏,只是需要时间和信息把劳动者和岗位连接起来。其次,当技术进步或产业结构变动造成一部分劳动者的技能无法适应新的岗位需要时,便产生结构性失业。这种失业并不意味着岗位总数少于劳动者总数,只是后者的技能不能适应新的就业岗位的要求。由于经济活动从而劳动者永远是处于动态中的,而且经济发展本来就包含了不断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一个正常的经济不可能消除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所以,这两种失业合并起来被称为自然失业。第三,宏观经济处于周期波动中,当相对衰退发生时,就产生周期性失业。随着宏观经济相对高涨,总需求增加,这种失业现象得以缓解甚至消失。 因此,自然失业是一种持续存在的现象,但诸多可变因素都可以影响到自然失业的水平。例如,如果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的幅度和速度较快,就可能比较经常和较大幅度地引发自然失业。但是,如果信息传递、职业培训、政府规制状况等反映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和运行效率的条件良好,就可以通过劳动者对变化的更快适应而降低自然失业率。此外,社会保障覆盖率和水平等一系列因素可能会通过影响劳动者寻找岗位的激励,而影响自然失业水平和持续时间。可见,自然失业实际上并不是“自然的”和不可变的(Ottosen 等,1996)。因此,除了我们熟知的可以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抑制或刺激需求的作用影响周期性失业之外,也可以通过一系列作为改变自然失业的水平。而一个经济中总体失业由自然失业和周期性失业构成的相对比例,决定着政策的主要方向和效果。 改革以来,特别是触动存量调整的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动以来,国有企业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在竞争中失去了市场生存能力,一方面产生大量亏损和破产企业,另一方面谋求生存的企业也开始削减冗员,使得一部分城市职工的铁饭碗被打破,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处于下岗和失业状态。与此同时,虽然劳动力市场与改革前相比有了长足的发育,但工资水平适应供求变化进行及时调整的市场机制仍然不完善,市场信息、职业介绍和职业培训等劳动力市场服务也不完善,仍然不能适应重新配置劳动力的需要。由此产生自然失业,并在时间上得以延续。虽然在同一期间,宏观经济也处于相对紧缩状态,因而周期性失业也推动总体失业率的上升,但自然失业率高并且构成较大份额,应该是这一时期总体失业率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自然失业率虽然无法直接在现实生活中观察,但可以通过观察失业与其他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进行估算。菲利普斯曲线描述的就是这种相互关系,即名义价格水平的变化和反映需求的实际指标(如失业率)之间的关系(Phillips,1958)。通过解释菲利普斯曲线,可以间接地估算自然失业率。 我们可以根据公式计算出不变的自然失业率为1.0%.然而,社会经济条件是处于不断变化中的,所以,自然失业率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对美国经济的经验观察表明,至少从1984年开始到20世纪末,美国的自然失业率处于稳定下降的阶段。由于劳动力年龄构成变化,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的竞争性增强,以及工资预期与实际生产率增长更加协调等因素,美国的自然失业率较之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高峰值,下降了约1.5个百分点(Stiglitz,1997)。 就处于转轨过程中的中国经济来说,劳动力市场条件乃至整个经济体制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特别是近年来产业结构变动速度加快,劳动力市场改革力度加大,都会导致自然失业率的提高。因此,我们应该按照变化的假设对自然失业率进行估计。用计算不变自然失业率类似的方法,我们可以计算出不同时段的自然失业率:1978—1984年为3.79%,1985—1988年为0.33%,1989—1995年为1.77%,1995年以后为4.43%.为了观察自然失业率与总体失业率的关系及其变化,我们将两者绘于图2.通过对总体失业率的分解和对自然失业率的量化,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分析中国失业率变动的构成及其性质的变化,因而对于治理失业具有重要的政策涵义。总体来说,中国经济具有较高的并且继续升高的自然失业率,表明单纯依靠宏观反周期政策不能完全消除或缓解失业现象,扩大就业和治理失业,要求综合一系列政策手段。 三、为什么宏观经济政策不促进就业? 从1998年开始,中央实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具有了明显的扩张性,旨在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然而,无论是调控取向还是调控措施,都不具有显著的推动就业效果。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显著特点是大规模发行国债,并将银行信贷与国债投资密切配合,重点投向基础设施领域。而货币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与积极财政政策相配合,在财政投资尤其是国债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予以贷款配套,加大对这些领域的信贷投入。在1998—2002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五年间,国债项目累计投资3.28万亿元,除财政增发国债6600亿元外,其余大部分为银行贷款。仅2000年一年,金融机构直接增加对国债项目的贷款就达2000亿元。在这种政策下,政府主导和引导的投资行业取向非常明显,主要是将农林水利、交通通信、环境保护、城乡电网改造、粮食仓库和城市公用事业等作为重点投资领域,而这些投资领域恰恰是吸纳就业能力较弱的行业,也就是说,扩张性政府投资具有逆就业倾向。 以2002年为例,当年国债投资实际完成额约933亿元,按照投资比重由高到低排列,分别为农林牧渔业(25.5%)、交通运输邮电业(18.8%)、电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16.0%)、制造业(13.9%)、建筑业(8.7%),累计占全部国债投资的83%(刘如海等,2003)。为了更好地观察这些行业的就业吸纳特点,我们构造一个行业就业密集度指数。该指数系特定行业的劳动—资本比与平均劳动—资本比的比值。计算表明交通邮电、电力及水的生产供应业、制造业、建筑业和商贸餐饮业的就业密集度指数依次大幅度提高,但在国债投资中的优先顺序却恰好相反,即积极财政政策所引导的重点投资领域,却恰恰是就业密集程度低的行业(图3)。 除加大对国债项目的信贷投入之外,货币政策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持续下调利率,以刺激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利率不断降低,并不意味着中国的资本已经成为丰裕的生产要素。中国刚刚达到人均GDP1000美元,远远没有超越发展经济学认为存在资本和外汇双缺口的发展阶段。因此,调整利率所导致的资本相对价格下降只是一种周期性现象。 与此同时,由于城市形成了二元化的劳动力市场,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工资的形成机制仍然是制度性的,即使在失业现象已经十分严峻的情况下,传统体制内的工资水平仍然呈现较快的上升趋势。1997—2002年,国有单位职工平均实际工资年均增长分别达到4.2%、6.7%、12.9%、10.9%、16.2%和16.3%,明显高于其他单位。这样,对于那些容易得到贷款的大型国有企业来说,资本变得相对便宜,劳动相对昂贵,从而诱导出产业和技术选择中用资本替代劳动的倾向,产值增长不能带来相应的就业扩大。 生产要素被人为扭曲的判断,可以从资本在不同部门的边际报酬差异得到印证。如果资本价格没有扭曲,并且按照市场原则进行配置的话,资本的流动遵循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最后会在各部门间形成趋于均等的边际报酬率。否则,在那些易于获得资本,并且使用成本较低的部门,资本边际报酬就相对低,而那些获得资本有困难,并且使用成本较高的部门,资本边际报酬就相对高。世界银行(2004)的一项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村非农产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远远高于城市工业,而且超出的幅度呈现越来越大的趋势。1990年农村非农产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是城市工业的2.1倍,1995年提高到3.7倍,2001年提高到5.2倍。这一期间农村非农产业资本边际收益率的增长速度是城市工业的4.3倍。这里,城市工业可以代表受到资本供给优惠,从而存在价格被低估倾向的部门,农村非农产业因企业规模小和民营性质,从银行贷款则因金融机构严格的贷款条件而往往被拒之门外,因而资金需求只能从其他渠道获得,成本高昂,接近于以真实市场价格获得资本。 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资本替代劳动的倾向。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主要表现为农村劳动力难以进入城市正规部门就业,一般劳动力难以进入国有部门尤其是国有垄断部门就业。正如上文分析的那样,这些正规部门、国有垄断部门恰恰是具有充足廉价资本供应的部门,在资本的价格长期被压在均衡水平之下、就业存在体制性障碍的条件下,这些部门必然进一步使用资本替代劳动,导致高投资、低单位就业的经济增长模式。 四、政策结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就业增长主要是通过中小企业、民营经济以及非正规经济,通过逐渐发育起来的劳动力市场机制所创造的。另一方面,城镇实际失业率也持续提高,劳动参与率逐年下降,政府主导投资带动的就业增长效果不十分显著,从而导致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没有显性的就业增长。目前的高失业率,有很大的部分是自然失业率,主要由于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产业结构调整和各种不利于就业扩大的规制而产生。这个失业组成部分并不能通过宏观反周期政策予以消除。而在宏观经济政策可以有所作为的范围内,又由于政策导向不是就业最大化,以致当宏观经济政策刺激起经济增长时,就业增长效果并不显著。 因此,了解目前中国城镇失业产生的原因和组成部分,可以有针对性地制订和实施治理措施。失业是由周期性失业和自然失业两部分构成的。相应地,治理失业也需要从两个方面着眼,即一方面改变宏观经济政策的单纯GDP 取向,而以扩大就业作为首要目标,治理周期性失业,另一方面从降低经济活动成本等角度治理自然失业。具体来说,在引导政府和社会投资时,参照各行业的就业吸收能力确定重点投资领域的优先序。信贷政策需要改变那种偏好大项目、大企业、国有经济的倾向,应充分重视中小企业、农村非农产业的资金需求,取消不合理的人为障碍,让这些部门能够有平等的机会获得资本要素。进一步发育和完善劳动力市场,矫正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政府的扶助就业政策应着眼于完善劳动力市场功能,帮助提高劳动者的职业转换能力。此外,加强对具有就业吸纳倾向的小企业、非正规部门的政策扶持,从投资、税收、融资、技术改造等多方面予以扶持。
企业纳税筹划篇1 随着我国税收法规的不断推进和完善,对企业税收管理要求越来越规范,对纳税筹划要求越来越高,企业要不断完善纳税筹划的管理工作,降低纳税筹划风险,才能使企业合理获得税收效益,促进企业资源有效配置,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一、纳税筹划的概念 纳税筹划,是指通过对涉税业务进行策划,制作一整套完整的纳税操作方案,从而达到节税的目的。纳税人为达到减轻税收负担和实现税收零风险的目的,在税法所允许的范围内,对企业的经营、投资、理财、组织、交易等各项活动进行事先安排的过程。纳税筹划是一项集会计、税法、财务管理、企业管理等各方面知识于一体的综合性行为。 二、纳税筹划的意义 纳税筹划是企业加强企业管理,防范税收风险的一项经营活动。短期看,企业进行纳税筹划是通过创新的模式安排商业活动,减少交税,节约成本支出,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从长期来看,企业自觉地把税法的各种要求贯彻到各项经营活动之中,控制纳税风险,强化企业的纳税观念及守法意识,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因此,无论从长期还是从短期来看,企业进行纳税筹划都是很有意义的。 三、纳税筹划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家的税收政策不断完善,在减税降费的大环境下,纳税筹划的空间越来越大,模式也越来越多。企业通过充分运用国家所制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提前筹划企业的经营活动,合理获取税收效益,有利于企业资源的科学配置。纳税筹划能够对企业经营中遇到的纳税风险有效的预测和规避,能有效控制企业纳税风险,降低企业税收成本,推动资本合理流动,有助于企业更准确地实现经营目标,提升企业的管理效能,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四、纳税筹划存在的风险 企业纳税筹划的风险存在着一定的客观性,因为各种不确定因素或原因的存在,企业在经营管理中不能完全规避存在的风险。纳税筹划的风险主要有政策变动风险、内部控制风险和涉税协调风险。 1.政策变动风险 在国家减税降费的大环境下,财税政策变动较快,而且新的政策往往会有一定的时效性。税务机关在新政策出台以后,宣讲力度偏小,往往缺乏提醒纳税人予以重视,甚至有些政策处于模糊地带,纳税人容易忽视或错误使用税收政策。如果纳税人的纳税筹划方案因为税收筹划者受专业知识局限,对相关政策理解不够准确,跟不上国家最新的税收法规,筹划方案与现行的税法政策和规定冲突,就会使导致税收筹划失效,甚至引发纳税风险。 2.内部控制风险 企业内部控制设计漏洞或者执行不力,都会导致税收筹划失效和税款流失。很多企业业务流程及税务管理流程设计不合理、不完善,管理层及执行层对相关法律及税务意识淡薄、专业素质不高,甚至缺乏专职的税务风险管理机构,缺乏风险预警系统,税收筹划方案实施后,往往缺乏一些应有的跟踪落实,出现偏差没有配套的预案,未能及时修正处理,导致税收筹划失败。 3.涉税风险 纳税筹划方案通过税收稽查考验确认后,真实、完整的税收收益才能被确定。在我国现有税收政策体制下,税务机关有自由裁量权,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对相关政策的理解上的差异,同样会给纳税人带来纳税筹划失败的风险。税务机关认定风险多数是以税收政策对有关政策基本面作出的,很多方面不完善,不能覆盖所有情况,税法的某些规定具有一定的伸缩性,对某些具体的界定不明确,在确认过程中,取决于当地税务机关的认定。 五、防范纳税筹划风险的有效措施 1.明确纳税筹划目标 纳税筹划必须遵从法律法规,纳税人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不能涉及违法犯罪行为,如:买卖发票、偷税等。纳税筹划不能单纯为了获取税收收益为目的。企业在希望财富增长等一系列利益的驱动下,经营交易活动的安排,必须同时满足获取商业收益和税收收益的目标。纳税筹划要取得商业收益和税收收益双重收益的效果,而且企业获取的税收收益(包括减少、免除、延缓缴纳税款)要少于商业利益,明确纳税筹划目标,有效控制纳税筹划风险。 2.加快企业理念创新 纳税筹划在一定程度上,能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贯穿于企业经营活动管理的全过程。纳税筹划的核心工作是实现“业税融合”,将创新的纳税模式与企业日常经营活动有效融合,将基于获取税收收益的税收交易,融入企业的商业交易活动中,将税收利益融入到合理的商业利益中。纳税人还可以通过打开企业边界,通过有效融通、整合税收资源,帮助纳税利益相关的客户获取税收利益,从而提升企业自身价值。只有企业经营理念创新,纳税筹划才能促进企业和谐发展,降低纳税筹划风险,适应社会发展需求。 3.掌握和运用最新税收政策 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税法体系也随之不断健全,在税法健全的过程中,会伴随着税收法规的推陈出新,如果对税法研究得不深入、不透彻,就有可能多交税,也有可能漏税。实际上,现在很多企业对税法的熟悉程度及运用能力还是很欠缺的,很多企业因为对税法的理解不到位,从而导致缴交“冤枉税”。在国家财税政策变动较快的当下,纳税筹划人要想做好纳税筹划,必须随时随地、密切通过网络、手机等媒体,关注国家税制法规和最新税收政策,深入学习理解政策的实质,关注权威部门对新政策、新法规的解读。在不违背税收法规精神的前提下,通过深入研究税法,结合企业的经营业务,充分利用税收法规中的起征点、减免、特殊地区、特殊行业等一系列优惠政策,科学地把相关政策贯彻到纳税筹划中,在合法的范围内,减轻企业税收压力,确保纳税筹划的质量。 4.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 纳税筹划是企业提高税收风险管控能力的有效途径。企业的纳税筹划工作会随着企业业务规模日益壮大而越来越复杂繁琐,将信息化的技术手段应用到纳税筹划工作中,能大大提高纳税筹划的工作质量及工作效率。企业应在内部管理的各环节增设数据信息化管理系统。在国家税收政策等法律法规调整及企业经营出现变化时,纳税筹划人能从企业数据库及时提取各部门、各环节共享的最新数据,并对原来的纳税筹划方案作出合理调整,确保纳税筹划的有效实施。企业运用先进的数据信息化管理系统,不仅可以给纳税筹划人提供更全面、更加客观公正的数据,降低人为判断误差出现的概率,还可以提高企业内控系统的管理效率。 5.加强企业全面预算管理 企业全面预算是税收筹划的基础。全面预算是各部门及各阶层人员的共同参与编制的预算,具有全程、全员以及全额的特点,需要企业从上到下协同工作,而不是仅仅依靠财务工作人员,使用财务指标,片面编制的预算。全面预算能够真实、完整、全面地反映企业经营的状况及发展需求,科学确定预算管理目标,合理配置企业的资源。由于全面预算是服务于企业发展战略目标的,建立在全面预算基础上的纳税筹划,更贴近于企业的发展需求。全面预算的精准度决定纳税筹划的质量,企业要加强全面预算管理,提高纳税筹划的效率与权威性。 6.提高纳税筹划人员的专业能力 纳税筹划不是单纯的一项税收预测计算行为,而是一项需要会计、税法、财务管理、企业管理等各方面知识综合运用的筹划行为。企业应设置专职的税务筹划职位,在人员选择时,优先考虑工作经验丰富,精通法律知识,通晓国家税收法规,且财会知识扎实,熟悉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发展战略,具有较强专业能力兼有良好道德素养的职工,最好是企业的管理层人员。纳税筹划人员要定期参加相关财税、法律等高质量培训课程,实时掌握最新的法律法规,及时更新观念,保证纳税筹划的工作质量。纳税筹划人员还需要加强与当地税务管理者的沟通,尽量避免因双方对政策理解差异而导致纳税筹划失败的情况。 六、结语 综上所述,伴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税收法规的不段完善,纳税筹划能助力企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重视、使用纳税筹划,随之而来的是面临各种风险。为了防范纳税筹划带来的风险,企业可以采取一些防控措施,比如: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加强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等,为纳税筹划营造有利的条件,从而确保纳税筹划的有效实施。 作者:傅锦仪 单位:珠江水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纳税筹划篇2 在当前的经济市场中,企业如果想要得到平稳长远的发展,需要切实结合国家颁布的税收政策,贯彻落实纳税筹划的工作,通过减少企业税负的方法来增加企业自身的收益。 一、税收筹划的重要意义 纳税筹划主要指纳税人根据经济活动对现有的税收政策进行分析和规划,并在法律政策允许的条件下,结合纳税人权限、国家相关政策等,通过理财运营管理等方式缓解自身税务压力,同时对实际情况提出纳税筹划对策的一种方式。中国的行业众多,市场竞争也很激烈。如何在市场竞争中赢得胜利,是众多企业不断探索的一个课题。我国为了能够促进企业长期平稳的发展,不断改善和优化税收的法律法规。企业可结合市场发展的需求和国家法律的要求制定合理的纳税计划,通过减轻纳税负担来增加企业的经济收益,让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定的优势。国家的政策是不断完善和变化的,企业也应该随着政策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自己的计划。根据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合理地制定纳税筹划。我国法律赋予企业纳税人的不仅仅只有义务,还有纳税人的权利受到法律的保障。企业有了法律的护航能够更加平稳长远地发展。企业通过每一次税收筹划来积累经验,并将经验运用在下一次税收筹划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成本,减少资金支出,进而保护企业的经济收益,促进企业平稳运行。 二、企业纳税筹划常见的风险问题 1.法律政策的风险 虽然我国法律在不断地完善,但是对于税收方面还缺乏一个比较系统完整的法律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发展中的不确定性。而且经济的不断发展,也促使着我国在税收方面的法律需要不断地修改、完善,这也使得许多企业无法及时针对政策制定出很好的应对方法,很多企业对纳税筹划工作还比较迷茫,没有方向,从而让企业面临一些税务风险。而且现存的税收法律在合理性和针对性方面还有所欠缺,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还无法在税收规定中找到相应的详细解释,缺少相关法律的依据,导致无法有效的解决实际问题。此外,还有一些法律条款,笼统繁杂,不利于企业的理解掌握,过于繁杂的税收政策条款使得企业在面临问题时,不知道自己最适合哪一条政策。如果在最基础的政策选择上都出现了问题,则纳税人就不能很好地履行纳税义务,还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有时因政策变化太快,导致企业制定的计划还没有实施,就要重新适应新的政策。在此情况下,可能会给企业的纳税筹划增加难度,使企业承担纳税风险。 2.执法的风险 由于没有统一的执法标准,不同的执法人员对同一个工作采取的行为也就会出现不同的标准。现阶段,我国所实行的税收法律也给实际的税收工作预留了一些可自主决定的空间,执法人员的主观意识也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的风险。执法人员的相关专业素养也有待提升,许多地方缺乏相关的专业部门和专业执法人员,监管部门的监督力度也不足。有些地方为了完成税收任务,强烈要求增加税收金额和税收来源,这也为企业增加了纳税的负担,使得企业面临纳税风险。 3.企业和员工纳税筹划意识不强带来的风险 国家的政策具有宏观指导性和全面性,适应市场大环境的发展。但是许多企业由于自身原因不能很好地适应政策,这就给企业具体的税务筹划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风险。许多企业内部高层管理者和员工都没有形成正确的纳税筹划意识,没有理解纳税筹划的重要性,专业水平和专业素养都不高,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无法更加有效地解决问题。许多企业的纳税筹划实际工作是由财务部门负责的,但是如果财务部门的管理水平不够高,就会在真正的计划实施过程中成为很大的阻碍因素,不能使政策和计划落实到工作中。现阶段,部分企业不愿意聘请专业的人员来进行税务筹划的制定和管理工作,企业的税收工作和税务工作统一都交给本单位会计进行处理。所谓术业有专攻,没有专业管理部门和专业人员,使得企业承担的纳税筹划风险增高。除此之外,企业的其他部门大多不了解税收筹划内容,也没有对税收筹划进行过系统的学习,纳税筹划的意识不强,导致风险增大,同时又因为缺乏专业知识,在出现问题时不能有效及时进行解决,就会导致企业风险增大,最后在市场中彻底失去竞争力。 三、企业纳税筹划常见风险问题的应对措施 1.严格贯彻落实国家税收及相关政策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必须时刻关注国家税收政策的变化,适时调整自己的计划,结合当前大环境以及政策的要求,制定合理完善的纳税筹划方案,推进自身的发展。企业要严格贯彻落实国家政策,积极依靠法律办事,杜绝违规违法行为发生,如偷税漏税、做假账等。企业要利用好法律赋予的权利,也要履行应尽的义务。企业要随时而变,随势而变,面对不断变化的政策,企业应该收集各种相关政策的信息,进行全面的分析,然后科学地做好风险识别,分析风险可能出现的环节和原因,制定相应的计划方案,为应对风险做好必要的准备。要细化企业内部工作,加强各部门之间的交流。企业可以设立专门的部门和专管人员对税务进行管理,同时也要注意提高专管人员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可以让专管人员分析概括国家的相关政策,然后在企业内部举行交流会把信息传递到每个部门,使得企业整体具备应对风险的意识。专管人员应时时注意国家政策的变化,减少因政策变化而出现的纳税筹划风险,更好地推进企业长期平稳发展。 2.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 除了企业内部的信息交流沟通,企业应当与相关的税收部门积极沟通,企业的税收筹划和企业的成功都需依靠法律的保障和相关部门的支持。我国的法律给了税务执法人较大的自由裁决权,有一定的灵活性和自由发挥空间。如果缺乏沟通,那可能导致企业在实际的计划实施过程中和对相关规定的了解上,与税务人员发生很大的偏差。甚至一些企业的税务人员由于专业知识的缺乏,对税收筹划没有正确的认识,导致企业游走在违法的边缘。因此,为了税收筹划的合理合法,企业应该加强与相关税务部门和税务执法人的联系和沟通。正确地了解政策,才能够更好地制定合法合理切实可行的纳税筹划方案,才能更好地帮助企业应对纳税筹划的风险。要保证纳税筹划的正确实施,在制定纳税筹划计划时,一定要结合自身的情况和市场的要求制定计划。同时,应该保持良好的预见性,能够对潜在的风险进行预测,这些都基于对风险的评估和对整体情况的认识,根据实际的情况制定出多种预防和解决方案,提高应对各种风险的能力。企业制定的计划应当符合长期发展的要求,并且紧密结合国家政策和自身的条件,这样才能更好地推进企业的发展。 3.树立企业纳税筹划意识,加强对专业人员的培训 纳税也属于企业的资金支出,它与企业的其他成本属于同一范畴,纳税筹划也属于企业成本管理的内容,因此企业要加强对纳税筹划的管理。纳税筹划只有得到企业领导的重视,才会引起员工的重视。企业不仅要增强内部对纳税筹划信息的传递与交流,还要与外部的专管部门及时沟通。除此之外,在企业与企业之间也要增强沟通,与同行业的企业之间形成联盟,能够更好地制定纳税统筹计划,从而降低成本,增加经济收益。在企业内部,应该明确纳税筹划不仅是财务部门和专管部门的工作,也是需要全体员工共同承担的责任。让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员工都积极融入纳税筹划的环节中去,让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为企业作出贡献。企业应定期召开一些经验交流会,增强员工们纳税筹划的意识,在企业中形成一种良好的氛围。与此同时,企业应该设立专管部门和培训专业的工作人员来负责税务工作。纳税工作的专业性极强,需要工作人员拥有很高的专业素养和很强的专业知识储备。许多企业并不配备有专业的人员,所以在出现风险时,并不能正确地找到问题出现的关键,也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企业所设立的专管部门,其工作人员一定要具备丰富扎实的专业能力,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因某个工作人员的主观意识而导致风险的出现。除了培养工作人员,让其定期学习专业知识,提高素养之外,还需要细化每个人的工作范围,做到责任落实个人,工作的好坏与薪资的高低直接挂钩,奖惩分明,强化对纳税筹划工作的重视度,从而更好地促进企业的发展。 四、结束语 现阶段,我国的税收政策在不断地完善和健全,市场环境也错综复杂千变万化,因此企业应当紧跟潮流,把握时代的脉络,做好符合国家政策的纳税筹划方案,结合当前所存在的现实问题,制定具体的实施计划,确保方案的针对性和可实施性,推进企业长期稳健的发展。 作者:范静静 单位:诸城华冠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企业纳税筹划篇3 现如今,我国企业的根本目标是获得更多经济效益,然而企业在确保经济效益的基础上必须要向国家缴纳税收,这也是一笔支出,企业要合理运用纳税筹划,将税收支出控制在最小化。企业的纳税筹划是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的符合法律法规的行为,也是企业在有关法律法规的范围内科学运用的权益。纳税筹划的前提条件是法律规范,采用合法的方式享受我国政府出台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然而也难免会存在风险,所以必须要开展纳税筹划工作。企业纳税筹划的效率可以充分体现企业的纳税意识以及理财能力,还可以将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全面反映出来。 一、企业纳税筹划的常见风险 (一)政策风险 纳税筹划是在遵循国家有关法律规章制度和税法的前提下,为了实现企业最大化的经济利益而推行的节税行为,然而尽管这样还是会存在各种风险问题,比如:如果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进行调整,或者企业在运用税收法律时出现不科学的情况,就会造成纳税筹划结果和企业预定的目标出现或多或少的误差,所以产生对应的风险,该风险即政策性风险[1]。而这种风险可以划分成以下几种:第一,政策选择风险。是指企业自身制定的纳税筹划措施与国家以及地区有关的法律法规政策相符,然而其实也不符合有关的法律规定,所以这样必定会影响企业的纳税筹划工作开展,甚至会导致企业有重大的经济损失。第二,政策变化风险,其主要是指政府不继续实施原来的有关政策,而是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制定与目前社会发展相符的有关法律政策,这样以前的纳税筹划已经远远无法适应现阶段的新政策,政府有关的很多政策很有可能实践时间不长,这样就不利于企业纳税筹划工作的正常开展。因为政府相关政策容易发生变化,而导致企业纳税筹划工作存在各种风险,即政策变化风险。 (二)行政执法偏差风险 在纳税筹划工作中,所谓的合理合法,必须要获得有关政府部门的认证,在政府认证中,纳税行政部门执法也很有可能出现误差,造成企业的纳税筹划不成功[2]。而导致此执法风险的因素各种各样,例如:由于现阶段税收法律法规对税收工作通常会留出适当的弹性空间,税务机关在一定时间内可以自主决策,这些因素都容易导致风险出现。并且在税务机关中也有一些工作人员缺乏较高的执法素质,不同的执法人员有不一样的理念,而且有些执法人员缺乏熟练的专业技能,这些都容易导致风险出现。此外,有些税务机关尚未设置单独的税务执法管理机构,部门监督力度不足,导致税收执法不能体现出公开性,进而造成纳税筹划风险出现。 (三)经营风险 企业开展纳税筹划工作是指合理预估经营业务获取的收益,纳税筹划是企业今后的预测生产经营效益的重要参考依据,如果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市场竞争激烈,企业不能稳定经营或者不能承受市场竞争带来的压力,就容易导致企业经营收益不能实现预期的目标。这时,必定会对企业的纳税筹划造成不良影响,甚至造成计划没有任何的意义,而且需要从整体上来改进纳税筹划,否则企业就要面临很多经营风险。 (四)税务筹划的主观性风险 纳税人在主观层面上对纳税政策的判断和了解,还有对纳税筹划要求的认识,都是纳税人主观判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观方面对纳税筹划的认识与判断,直接影响纳税筹划是否获得良好的效果[3]。具体来讲,如果纳税人具有较高的专业素质,充分掌握有关法律法规以及税收等等信息,这时纳税人就很有可能顺利开展纳税筹划工作,相反,如果纳税人自身的专业素质较低,也没有熟练掌握有关法律法规和税收等内容,这样就很有可能导致纳税筹划工作不能高效进行。结合现阶段我国的形势进行判断,多数纳税人都不具备较高的专业素质,这样就不会对法律以及会计等等有深入的了解,进而造成纳税筹划风险存在。 二、企业纳税筹划风险的有效应对策略 (一)强化企业纳税筹划管理 企业纳税筹划活动对企业稳定运行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也对企业税收风险造成影响。企业进行纳税筹划前,需要根据企业的实际发展情况和目前运行的有关法律法规来全面研究分析,合理制定内部纳税筹划制度,清楚明确纳税筹划中很有可能出现的风险因素,提升财务工作人员,特别是企业高层领导人员对税务筹划的重视程度,设置单独的部门以及人员,完成纳税筹划管理工作,充分认识税务的风险,而且积极挖掘一些隐藏的风险因素,显著提升企业纳税筹划工作水平,避免出现企业税收问题,提高企业资金运行的稳定性以及安全性。 (二)提升纳税筹划人员的综合水平 企业纳税筹划活动往往包含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方面,有诸多影响因素,包含很多资料内容,要求工作人员具有较强的纳税筹划能力,可以结合市场环境以及税收制度,科学制定纳税筹划方案,而且选择适合的纳税筹划方案,对很有可能出现的风险问题,必须要科学规避以及转移,确保纳税筹划活动可以正常开展[4]。第一,作为企业,必须要针对现有的财务工作人员开展专业的培训和管理,要求每个财务工作人员都了解关于纳税筹划的有关知识,提高职工的思想道德素质,让员工可以做好企业纳税筹划工作,降低风险问题的出现概率。第二,企业必须要积极引进优秀的纳税筹划人才,鼓励人才积极参与到企业的财务管理中,而且建立和健全奖惩制度,利用适当的物质奖励来激发员工的生产热情,而且对于违反法律规定的纳税筹划问题,必须要立即处理,以确保企业纳税筹划工作可以高效完成。 (三)科学制定纳税筹划策略 在开展纳税筹划工作过程中,必须要合理制定纳税筹划方案,通过合理运用纳税筹划,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加强企业应对不同风险的能力[5]。因此,企业必须要迅速制定多样化的应对措施,根据经济以及有关政策的变化,迅速调整和完善纳税筹划方案,重新对调整的内容进行评估以及审查,建立全面的风险分散体系,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纳税分析不能只是关注一个环节。此外,在纳税筹划中,必须要从各个角度来分析企业利益,而且多与税务机关沟通交流,保证在找到税务问题后,可以及时与其沟通,让二者之间可以形成互动关系。并且必须要认真倾听和接受税务部门提出的建议,以防存在纳税风险。 (四)及时了解有关政策的变化情况 现如今,我国税收体制依旧需要不断完善,税收政策经常发生变化,所以纳税筹划工作应该具备较强的风险意识,不仅要了解税收政策的基本内涵,也要重视政策风险预警工作,而且结合预测中存在的各种风险,制定有效的解决方法,进而构建良好的风险监督体系[6]。利用定期报告的方式,由纳税筹划部门工作人员定期或者不定期将纳税筹划方案报告给管理层领导。并且作为企业内部审计部门,必须要做好有关的配合工作,严格监督纳税筹划工作的进行,保证纳税筹划工作符合法律法规。也要建立完善的税收信息体系,通过全面分析和掌握政策内容,落实纳税筹划的归档以及总结工作,进而保证在出台新的税收政策时,纳税筹划工作人员可以及时从有关的信息库中发现相似的应对策略,以应对不同的税收风险。 (五)构建全面的企业纳税筹划风险管理体系 要想防止出现纳税筹划风险问题,需要注重在企业内部构建良好的涉税风险管理体系,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企业应该成立独立的税务管理部门,安排优秀的税务管理人员来及时跟踪监控企业内部的所有涉税风险。特别是加强财务部门和税务部门之间的沟通交流,将所有环节都进行联系,比如:财务部门、纳税申报以及财务计算等等,只有这样才可以在企业内部建立与企业业务流程以及经营管理模式相符的完善的纳税筹划风险管控体系。 (六)合理制定规范化的纳税筹划风险分析预警机制 第一,必须要合理制定企业内部的数据信息采集机制,只有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来搜集企业的所有经营活动以及财务活动数据信息,才可以更加深入的探究和核实所有类型涉税数据信息,以确保企业纳税申报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就这点来讲,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的财务管理信息系统,构建税务管理信息系统,而且合理应用税务管理信息系统[7]。通过集中管理数据录入归口以及采集标准,以提升所有数据质量,为企业开展纳税筹划风险管理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第二,需要制定财务风险评估机制。构建全面的税务风险警示体系以及税务风险评价体系,对容易出现的税务风险等级以及出现概率等等情况,做出科学的评定,以制定有效的税务风险管控策略,保证企业税收风险管理的合理性、规范性以及有效性。 三、结语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很多企业都积极开展纳税筹划工作,通过纳税筹划可以为企业创造更多的经济收益,但是也不可避免存在风险。这就要求企业应该不断加强纳税筹划工作人员的综合能力,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增加自身的竞争力度,实现可持续发展。并且完成纳税筹划风险防范工作,可以提高纳税筹划工作效率,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可以立足于不败之地,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马为.企业纳税筹划中的风险问题及应对策略探索[J].中国市场,2019(26). [2]周楚.企业纳税筹划中的风险问题及应对策略探讨[J].中外企业家,2018(34). [3]臧玲.天然气发电企业纳税筹划中的风险问题及应对策略研究[J].纳税,2018(33). [4]郑秋东.企业纳税筹划中的风险问题及应对策略的研讨[J].纳税,2018(33). [5]戴生雷.企业纳税筹划中的风险问题及应对策略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18(28). 作者:李萍 单位: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