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初探: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与资金市场的几个问题——对科大卫先生文的商榷和补充 摘 要:资本主义首先是一种生产方式或生产组织,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既要重视与之相关的“资本流通”暨资金市场等制度性因素的探讨,也要从生产方式角度继续进行深入研究。基于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国没有经历特许设立的历史阶段,故而中国的赢利性商业社团(合伙乃至公司)虽在古代有了区别于股东个人的团体性,某些类型的合伙也有了一些类似于法人的因素。但法人的正式形成还要到清末《公司律》公布之后。中国15——18世纪的资金市场(金融信用)相对于同时期西欧一些国家,表现出了票据化、社会化进展迟滞的特点,新的信用工具有的缺乏、有的进展缓慢,但它毕竟还是较好地适应了当时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资本主义萌芽,资本流通,法人,合伙 科大卫先生最近发表的大作[1]对中国经济史上的关键问题之一——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作了新的探讨,笔者由此所得教益极多,因近年一直从事典当业、高利贷资本、合伙制方面的研究,与大作内容联系颇为密切,一些问题我也进行了长期的思考,观点虽稍有不同,却似有所补充。本文意欲就以下几个问题略述拙见如下,以就教于科大卫先生及其他学界大雅。这些问题包括:第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主题问题;第二,合伙组织与法人问题;第三,15-18世纪中国资金市场[1]发育程度的估计问题。 (一)“作坊资本主义”、“期货市场的资本主义” :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主题有关的几个问题 关于这一问题,科大卫先生在文中将中国学术界所研究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实体称之为“作坊资本主义”,认为手工作坊既非资本主义的制度,亦不构成引致资本主义原因,所以“作坊中雇佣关系的性质,只不过是一个侧面的问题”。“那么有关资本流通的制度,在中国是否已经充分发展,是否足以提供大规模使用新技术的必需的投资”,才是“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核心部分。既然如此,他主张改弦易辙,到“祀产的发展和交易过程证券的应用中寻找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起”。[1](p59.61.67)那么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究竟是“作坊资本主义”呢?还是明代以后的“祀产发展和交易过程证券的应用”即“期货市场的资本主义”:呢?也就是说,我们是应该从资本生产即生产方式的角度还是资本流通的角度来研究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1](P67.P64)呢?这涉及到资本主义萌芽的实体及研究的主题问题,值得我们首先为之置辩。 在开始本文的讨论时,亦欲仿科大卫先生文之顺序,先对“资本主义”这个名词予以适当的认识和界定。 应该说资本主义首先是一种生产方式或生产组织。马克思的定义是“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 [2]( P358)这一起点的外在组织形式便是工场手工业,它存在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叶。 [2]( P373)工场手工业最初是自发形成的,而“一旦它得到一定的巩固和发展,它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意识的、有计划的和系统的形式。” [2]( P402)这一定义20世初的法国经济史专家保尔·芒图是基本同意的、他首先指出:“所谓大工业,首先必须将其理解为一种组织、一种生产制度。”他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某些篇幅中,完成了历史学家的工作。[4](P9.P20)重视精神因素的W·桑巴特(1863-1942)、马克斯·韦伯(1864——1920)也是如此。桑巴特虽然认为“那由企业的精神和市民的精神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的心情称为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创造了资本主义。”但他同时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交通经济的组织,在此项组织中通常有两个不同的人口集团对峙着:即生产手段的所有人和无产的纯粹工人。……他们经过市场,互相结合,共同活动,此项组织并且受营利原则与经济的合理主义的支配。” [5](P215.205)韦伯同样认为:资本主义的西方近代形态是一种“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或者说是一种“个人创办的、具有固定资本和确定核算的理性企业。”[6](P11) 在《世界经济通史》第22章中他还指出:这种“理性的工业组织”须具有六个先决条件方能成立,即企业家占有生产手段、市场的自由、合理的技术、合理的法律、自由劳动、经济生活的商业化。[7]而其中最核心的因素则是自由劳动,因为合理的核算也好、合理的法律也好,“只有在自由劳动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6](P12)最近的罗伯特·杜普莱西斯“则将资本主义视作物质财富生产的一种特殊的组织方式。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个人和群众以货币、信用、土地、生产性设备和原材料库存等形式拥有资产。他们用这些资源雇佣工资劳动者,依靠他们的劳动生产出农业和工业产品(商品),然后将他们在市场上销售,以实现利润。”而这种制度的核心,即“使资本主义制度区别于其他经济制度的是企业主和工人之间形成的关系”。[8](P5) 总而言之,资本主义首先是一种生产方式,或者说是一种“生产制度”、“交通经济的组织”、一种“理性的工业组织”、“物质生产的一种特殊的组织方式”。而“自由劳动”或者说“企业主和工人之间形成的关系”则是其中的核心因素。其他的因素都只有在自由雇佣劳动的基础上才是有意义的,诚如恩格斯所言:在雇佣劳动中“包含着全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9](p296)既然如此,以雇佣劳动为核心,探讨明清手工业、农业、矿治、航运等行业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及发展应该说是基本正确的了。 那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又是如何研究资本主义的呢?是否如科大卫先生所言“整部《资本论》都在讨论资本流通过程”呢?[1](P57)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首先,《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流通、生产的全过程,或者说《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依次经过三个阶段,变换形式再回到原有形式的整个的循环运动。以图示则大体如下: 资本循环总过程 第一阶段:资本家在市场上以货币购买劳动力、生产资料,货币资本变成生产资本。 第二阶段:资本家监督雇佣工人进行生产,创造出大于预付资本价值的商品,生产资本变为商品资本。 第三阶段:资本家出卖商品,商品的资本再转化为货币资本。收回预付资本并实现剩余价值。 其中第一、第三阶段是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阶段是资本的生产过程。其次,马克思一生学术研究的目的,也是写作《资本论》的目的,是要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发展,及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的秘密——剩余价值的生产,如果只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是不可能达到这一目的的,因为资本的流通过程是不创造剩余价值的。此外马克思还指出,只有在重商主义时期——对现代生产方式进行最早理论探讨的时期——因为商业资本是资本本身的最早的自由存在方式,并且曾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经济学才从流通过程出发。马克思认为这只抓住了假象。因为这实际上这是从流通过程独立化为商业资本时所呈现的表面现象出发,而真正的现代经济学是从理论研究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的。[3](P376)既然这样,马克思怎么会在《资本论》中通篇都去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呢? 那么,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与资本流通的制度的关系又如何呢?我觉得必须重视资本流通制度即资金市场的研究并将它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结合起来。但是否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必须完全转向资本流通制度的研究,是否在研究后者的同时必须否定前者,是否必须到资本流通制度的发展中去寻找资本主义,而不理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则还须进一步商榷。也就是说对于资本主义萌芽与资本流通暨资金市场(金融信用)的关系还必须重新加以探讨。才能确定生产方式变革与资本流通两个因素孰轻孰重。[2] 从中外学术界对资本主义起源研究的整体状况看,除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外,较早的有以马克斯·韦伯及W·桑巴特为代表的定性学派,本世纪2、30年代以著名经济史专家H·皮雷纳为代表的商业学派等[10],比较近期的研究则有法国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陶蒲(Maurice Dabb)[11](P89)、罗伯特·杜普莱西斯等。 这些作者时代不同,观点各异,从其所提出的资本主义起源的核心因素看,如马克思主义史学侧重生产方式的变革,关注新经济因素在封建社会经济内部的成长;如W·桑巴特与马克斯·韦伯注重某种精神因素的作用;H·皮雷纳注重商业的作用;[10]布罗代尔注重高层商业及信用制度的作用,即集市、交易所、长途贩运贸易及其相适应的金融信用。[12](P87-93)黄仁宇总结意大利、尼德兰、英国的经验,概括出信用、专业经理、及经商技能三个因素,并指出重点是信用及法律对信用的支持[11](P57.P70.P95-96)等等。 由以上所引各家之说看,资金市场(金融信用)因素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实际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也十分重视信用因素,马克思认为,中世纪小生产者的资本积累是非常微小的,因为手工业、小农业等“只容许有少量剩余产品,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要被消费掉。”[15](P509注1)但是从流通领域中,很早便积累起了货币财富,这便是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高利贷资本是同小生产,尤其是小农占优势的情况相适应的,它主要对小生产者放贷,也对那些显贵主要是地主放贷,这是高利贷资本的“具有特征的形式”[3](P672)。但是高利贷资本也有其他的“从属的形式”,如商人借贷货币作为资本去牟取利润的形式[3](P671)。至12世纪以后,作为高利贷资本的对立因素,信用制度发展起来了,在12和14世纪的威尼斯和热那亚,由于海外贸易及建立在这贸易基础之上的批发商业及国家摆脱旧式高利贷和货币经营者的需要,设立起了“信用组合”,在17世纪的荷兰,虽然阿姆斯特丹银行(1609)与后来的汉堡银行(1619)一样,并不标志着现代信用制度发展中的一个时代,它纯粹是一个存款银行,但商业信用和货币经营业已随着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而发展,使高利贷资本开始从属于工业资本与商业资本,旧式高利贷的垄断自然地被推翻了。在17世纪后30年及18世纪初,整个英国都有一种反对高利贷、使工商业和国家摆脱高利贷的要求,在英格兰银行创立之前(1694以前),1683年即有设立国家信用银行的计划,而且不久确实设立起来了。现代银行制度,一方面把一切闲置的货币准备金集中起来,投入货币市场,另一方面建立信用货币,限制贵金属的流通[3](P680-683)。这样银行制度便造成了社会范围的公共簿记和生产资料的公共的分配形式,从私人高利贷者手中夺取了资本分配的权力,从而将社会上可用的、可能的资本交给产业、商业资本家分配,这使资本扬弃了它的私人性质。 综合以上所述来看,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和发展,在反对高利贷资本的过程中,银行及其他信用组合发展起来了,高利贷资本开始从属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随着中央银行的建立,信用货币发行,贵金属流通受到限制,银行制度便夺取高利贷资本掌握的分配社会资本的权力。总而言之,信用这一因素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生及走向社会化的过程中,是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的。 但是信用因素在资本主义萌生阶段的作用不能随意夸大。 14、15世纪欧洲呢绒工业纷纷从行会控制的城市迁往乡村,“外包工制”受到商业资本的控制,[12](P18)资本主义生产开始萌芽。然这种初兴的资本主义企业规模很小,主要是利用现有的家庭纺织工人和他的工具,诚如布罗代尔所言“除了个别例外,资本家并不关心大生产系统,满足于通过家庭劳动控制手工业生产,以便更好地保证生产的商业化。由于手工业方式的家庭劳动的存在,制造厂直到19世纪还只占生产中的小部分。” [12](P92)故而资本主义生产初起时显然不需要那么大的资本或那么复杂的资本制度。即使后来英国工业革命初期还是如此,例如“英国的棉纺业革命是在普通生活的土壤中萌芽的,多数发明由工匠做出,工业家往往出身低下。投资最初数额较小,也容易借到。” [12](P115-116)不但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欧洲其他各国“大多数企业的开业资本是以很不正式的方式筹自个人及其家庭、朋友、邻居……厂房通常是租的,而且往往由原来别的用途——如寺院等——改建而成。需要量大的是周转资本,而这往往是通过赊帐买进、现金卖出挤出来的。”[14](P264-265)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并不是中世纪从流通领域积累起来的资本,事先购买了原料、材料、工具等,以之与雇佣劳动工人结合进行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本只不过是把它找到的大批人手和大量工具结合起来。资本只是把它们聚集在自己的统治之下。”这便是资本的真正的积累过程。[15](P511) 总而言之,在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生产并不需要太大规模的资金,因而对金融信用暨资金市场的要求也不是那么高的。故而对资本主义萌芽过程中金融信用因素作用的估价似不宜过度。 当然这里也绝对不是否定工业革命与金融信用(资金市场)的关系。而只是对资本主义萌芽阶段(15-18世纪)与工业革命发生之后即近代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对金融信用暨资金市场的需求之间的区别稍加强调而已。到了19世纪以后,随着近代机器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它与资金市场(金融信用)的关系便发生了本质的关系。依约翰·希克斯所论,由于商业贸易的推动,欧洲18世纪手工业得到发展,在科学尤其自然科学的推动下,机器工具及动力发明,引起投资扩张及形式变化,机器的应用使手工业企业中固定资金开始代替流动资金取得中心地位,固定资本货物种类增加。以机器为中心的固定资本有一个特点:就是其价值只能逐渐释放,这样就对取得流动资金的取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主要适应海上及陆上长途贩运贸易、批发贸易之需求而成长起来的西方资金市场(金融信用)在十八世纪得到发展,各种债券很容易地在市场上出售,流动资金比较容易取得,[16](p130-136)再加上十八世纪的欧洲利率水平已经下降, [17]P413)于是乎工业革命便得资金市场(金融信用)之助而更快地向前推进。 就中国16-19世纪上半叶的情况看,以高利贷、商业信用、各种形式合伙制为代表的资金市场(金融信用)在这一时期也得到较大的发展,高利贷中生产性、资本性放贷比例增加,且在一些地区、行业中与经济运行形成稳定的资金供求关系,利率表现出稳定和下降;钱铺、钱庄在进行货币兑换的同时,开始发行信用货币,清代以后帐局、票号兴起,在进行京债放贷及货币汇兑业务的同时,也多对商人放贷。再加上自古以来便已存在的当铺资本性放贷加强,各种形式合伙走向普遍化,一些合伙尤其是长途贩运贸易中的合伙资本规模大为扩展。各种金融机构、经营信誉较好的商业店铺乃至富豪殷商都接受私人款项存储,一些金融机构因此大大加强了作为信用中介机构的功能。商人尤其是铺店零售商人还通过“赊”的手段获得信用。所有这些使工商业者能够较快地筹集资本或获得流动资金,从而较好地适应了16世纪以后长途贩运的发展、经济作物种植和农业手工业的地区分工、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经营发展的需要。亦基本上适应了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需要。这种关系在以下将详细论之。至于19世纪后半期及二十世纪初工商业企业与资金市场关系问题,不属本文范围,此不具论。可参见洪葭管[18]、李一翔[19]等人的大作。 最后还须指出的是,为了否认所谓的“作坊资本主义”,科大卫先生极力否认工厂制度与作坊的关系,认为“手工作坊既非资本主义的制度,亦不构成资本主义的原因;工厂是资本主义的制度,但是它并非由手工作坊演变而来,而是19世纪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它包涵了如同在作坊中使用的雇佣劳动,还把会计的方法用于生产的管理。”[1](P59)这一观点指出了二者的区别,是有道理的,但是完全否认二者之间的联系,则又有不妥。理由是:第一、工厂制度既是19世纪上半叶工业革命的产物,同时也是手工业生产方式,尤其是手工作坊乃至与之相适应的整个社会关系长期演变的一个结果。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或“制度”)绝对不是在19世纪上半叶一僦而就的,从西方经济史看,至少经历了独立手工作坊——手工工场——工厂这样的演变过程。中国虽未经历独立的手工工场阶段,但后世大机器工厂与手工作坊及手工工场生产关系的继承性也是非常明显的。而且这种继承,不仅表现在“包涵了雇佣劳动”,而且表现在包涵了与工厂制度有关的另一极即有关资本的一系列制度,如资本组织方式、企业经营方式等。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在手工作坊及手工工场阶段积累的生产关系的基础,即使发生类似工业革命的技术变革,工厂制度的产生恐怕也只能是一种幻想。工厂制度既建立在大机器工业的技术基础之上,也建立于手工作坊、手工工场以来不断积累的生产关系(或曰制度)基础之上。就中国的情况看,近代工业虽由国外移植,但不少工厂即建立于手工工场的基础之上,而且不少传统的工场手工业转化成了近代化工厂[25](P 77-78)第二、生产关系确实是适应于与特定技术相适应的生产力的变化的,但生产关系也不是完全被动的,它也有自己的发展规律、自己的独立性和连续性,否认这种独立性、完全割断这种连续性是不准确的。 总而言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货币、借贷、合伙、典当等与资本流通有关的制度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这一研究扩展了我们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认识,促使我们对资金市场(金融信用)因素的作用作出新的评价,但既然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其主题仍只能是对生产方式变革的研究,资金市场即资本流通方式只是与之相适应的环境问题、条件问题。 (二)合伙组织与法人问题 科大卫先生谈到宗族财产的合股占有时指出:“祀产可以比生意的合伙关系维持更长的时间……因此有名义拥有财产的祖先或神明,就具有了法人的特性……也许可以说,祀产是传统中国对没有皇帝特许的情况下,如何合股问题的一个答案……祖先和神明成为唯一有可能维持永恒不变的组织。在这种情形之下,不能期待会有长期存在的以个人名义拥有的资本性组织。如果说明清时期有长期存在的资本主义的组织,那么它们就是尝产和庙产。”“许多祀产都表现了企业性的目标。”商人贸易是用号的名义做的,而却用堂的名义拥有房地产。“这些生意和财产,或者其中的股份,就会成为以堂名义设立的尝产,传给子孙,而子孙不能将其瓜分掉。相反,合伙和其他名目的生意维持的时间要短暂得多”。[1](P62-63) 故而,科大卫先生认为:以合股形式占有的尝产和庙产,虽无皇帝特许,但却是一种长期存在的资本组织,“具有了法人的特性”;相反“合伙和其他名目的生意维持的时间要短暂得多。”因而不具有法人特性。那么“合伙和其他名目的生意”究竟是否法人?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具有法人特性呢?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庙产、祀产具有法人特性的问题呢? 应该说,完整意义上的、近代的法人制度首先是从西方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们首先必须从西方中世纪及近代早期经济、法律发展的历史来考察这一问题。从这一角度看,我们发现在西方中世纪及近代早期存在多种多样的商业社团组织,如行会、合伙等,而这些社团是在从自由设立到特许设立的过程中转变为法人,而后又由特许设立转变为自由注册设立并进一步向大众开放的。方流芳以西方行会的转变为例,认为:“导致这种转变的原动力是对行政性垄断的追求。”“正是求助于国家权力的加入,以形成私人力量难以单独实现的行业垄断。”而国家之所以确认商业社团的法人地位,“正是将商业社团改造成推行公共政策的工具。”因此法人初始形态的最本质的特征即是“政企合一”,“法人社团被视为是国家权力的延伸。” [21](P157) 从西方法人制度发展的一般进程看,它经历了从特许设立到准则设立的发展过程。早在13至15世纪的英国,大部分行会通过受领皇家特许状或经国会法令特准成为法人社团。16世纪以后,由于海外贸易的扩大,此类特许公司普遍起来,此后,历经三个世纪的发展,直至19世纪中叶,伴随着特许制向准则设立的过渡,特许公司才逐渐消退。 [21](P158)、 [22](P55-56)早期特许公司主要是一种管理性质的公司,资合不是必要条件,随着贸易尤其是海外贸易的发展,从16世纪开始,从特许公司衍生出一种叫做合股公司的海外贸易组织。(joint stock company),这是一种行政垄断权与资本相结合的公司形式,或又称特许合股公司(chartered joint-stock company),随着特许合股公司的形成,独立法人人格的特征也就完全成型。与此同时,在特许公司出现很久以前便已出现的各类合伙企业,即非特许企业也在不断申请而成为特许公司;特许公司最初只不过是行会即基尔特组织的海外贸易延伸而已,后来随着它的发展,它才向国内各行业延伸。 随着特许合股公司的成立及壮大,在原有合伙股份已经大量被转让的基础上,向社会募集股份资本及合股股份的转让随之兴旺,17世纪末在阿姆斯特丹、伦敦已经有较固定的股票交易场所。但股份交易引发社会投机,发行可转让股票成了一种无本取利的特权,大量商人假冒特许公司参与股票的投机,引起股票泡沫化,为了打击投机,扭转这种股票泡沫化趋势,以1719年英国泡沫法案为代表,各国颁布了一系列法案。但这一法案亦严重伤害了股票投资者,至1825年,英国泡沫法案废除,1844年英国合股公司法出台,规定废除特许法人,人们可以通过自由注册的方式,获得组建企业的法人资格,无论是特许法人还是自由注册的法人,其股份均可自由地转让。从此法人失去了受领垄断权及分担国家职能的特殊地位,这样政企分开、政府职能在私法领域受到极大限制。[22](P59.P62) 、[21](P162-163) 综合以上所述可见:第一、无论特许设立还是依法自由注册设立,法人资格都是国家给予的。[23](P31)第二、法人的出现是国家对营利性商业社团追求行政性垄断的结果,一方面国家力图通过这种手段推行它的某些公共政策,而另一方面,这些接受法人地位的社团则力图通过公法权力的干预,达到取得垄断某些行业经营权的目的。既然如此,我们可以从这两个角度看看中国古代是不是也存在类似的历史过程? 据笔者所见,目前学术界谈到合伙与法人问题最早的当推日本学者今堀诚二先生,他将中国古代合伙分为三种形态,认为即使是均等出资、平均分配的古典合伙,合伙也可以对抗合伙的出资者,“具备了作为第三者的团体性”;[24](P622)而合伙分化第一类型的合伙,“带有对抗于无机能资本家的独立性”及“独立于机能资本家的团体性”,这种团体性是一种“具备了相当接近于法人资格的团体性。” [24]( P718)而对铺东型合伙却认为“合伙的独立性并不十分充分,未达到所谓法人格的地步”。 [24]( P758.) [1]可见今堀先生是从团体性角度探讨法人问题的。吴承明先生论及明代晋商资本合伙制时认为,明代徽商中的合伙,“可能还不是组成一个法人”。 [25]彭久松、陈然认为四川自贡盐场的契约股份制极类似于近代的有限责任公司,是一种“由不同的财产主体按一定章程组建的以营利为目的并承担民事责任的经济联合体”。[26]曹树基认为:清代台湾垦号是股份制企业,“类似于现代的法人,它拥有独立的资产,具有法人资格,承担民事责任。”“具备了类似现代企业法人的基本功能。”[27]《中国民法史》则认为:中国古代的各种民事权利主体包括合伙并不是法人,因为“中国法人组织是从清末开始的”,即在清末第一次民法草案颁布之后才存在法人制度。[28](589) 应该说,就中国古代的整体情况看,手工业、矿冶业、商业中的合伙制店铺、作坊、工场或一次性的合伙贩卖的结成,均是依事实设立,而不是依法设立。除了要遵守官府维持政治社会秩序的一般法律之外,其成立及经营并不依据特定的法律规范,不但国家成文法中没有相关内容,封建地方政府及有关城市对工商业的一般政策中也缺乏相关规定。但是如上所述,官府处理与合伙组织有关的问题时又确实是将它作为团体来处理的,以区别于参加合伙的各股东个人。这一事实表明合伙作为一种营利性社团已经成为当时的民事法律主体之一,其财产的占有及经营活动的开展,是以团体的名义进行的,也就是说,其权利义务与合伙各股东个人的权利义务是有区别的。总而言之,合伙即使不象有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企业是不是具有法律地位,归根到底是由国家颁行的有关法律条文,如公司法所赋予的,即是国家法律给定的,”[23](P31)也就是说必须有明确的公司法,依此成立的合伙组织或公司组织等营利性社团才是法人,因为如上所述,在公司特许设立阶段是谈不上公司法的。但是像以上几位学者那样从合伙的团体性、合伙组织的内部特征、设立及存在的时间长短等法人的非本质特征来确定合伙是不是一个法人团体,似乎也是不准确的。这样看来,将庙产、祀产看成具有法人特性也就不怎么正确了。 那么我们从什么角度来考察中国法人制度的形成和演变,或者说从什么角度来考察中国营利性商业社团(合伙、公司)是怎样被赋予法人地位的呢? 与西方中世纪经济史类似,中国历史上也存在着“行”的组织,唐宋时代“行”的组织,除了同行业集会、平常经营聚集在一起以外,主要功能是官府向工商业者进行征敛。宋人记载言:“市肆谓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29](卷13《团行》)明中叶以后,会馆出现;清代中期之后,公所、公会出现,这些类似于西方基尔特的组织才具有了管理垄断工商业的某些功能。 但是因为中国古代历史与西方古代中世纪史发展的差异,“行”也好、“会馆”也好、“公所”也好,不但中国封建国家没有明确地以某种形式赋予它以法人的资格,而且最终“行”、“会馆”、“公所”等组织也未演变成实际上的营利性社团组织。 与西方特许设立形式上有些类似的事件是明清时代牙行的凭帖设立。明清牙行均需由朝廷批准,给予官帖,才能设立。从官帖所登记的内容看,大致相当于营业许可证。由官府查选地方殷实可靠的人户充当。雍正十一年以后,整理牙帖,规定各省牙帖定数,从此以后,牙行设立不许随意增加。而牙行的主要职能,一是替商人服务,即在商品交易中发挥居间、中介的作用;二是替官府执行某种市场管理的职能,如平准物价、监督度量衡、维护地方治安等 [30](P1311-1332)。这样看来,雍正十一年以后牙行虽不是被特许经营,但确实具有一定程度的行业垄断的意义,因为牙帖数量有限,故在一定地段市场中,一家或几家牙行是有一定垄断专利的意义的。而且政府也通过牙行执行了部分公共功能。所以牙行的凭帖设立及所具有的功能确与西方公司的特许设立有某些相似的外部特征,但是因为两项本质特征的区别,使我们还不能断定二者之间就是完全相同的,第一、凭帖对牙行是否专享其特定名称、统一印章,其成员是否可以利用其名称发起诉讼或应诉等即关于牙行主体特征缺乏规定。第二、对于牙行的机构、合股原则、成员责任、牙行担任的政府职能等也无明确的规定。因而牙行虽凭帖设立,但也很难说他已经具有了法人的特征。 前引方流芳的论文还提到一个有趣的历史事实,那就是,中国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设立了专司对外贸易的行商(洋行、十三行),而与洋行打交道的主要外商,即是由英王特许设立、垄断远东海外贸易和殖民事业的东印度公司。方流芳认为,二者颇为相似:(1)同是权力当局特许设立;(2)同样分担政府职能,行使公共权力;(3)同样从政府处获得垄断特权。作为分担公共职能的补偿;(4)同是若干商人的集合体,且与官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这些洋行是否就是某种与东印度公司类似的特许法人社团呢?方流芳认为是肯定的,因为,“在这种历史的巧合背后隐含着法人社团的共同源头——公共权利与私法权利的混合。”[21](P164-165)但是这种观点理由似乎也不充足,虽然洋行特许专营的色彩比之一般牙行更浓一些,但与以上所述牙行的一般特征一样,同样缺少法人特许设立所应该具有的本质特征,故而也不能说清代洋行己经是一个类似于东印度公司的法人社团。 综上所述可见,法人制度的确立暨合伙、公司等营利性社团组织被赋予法人资格,在中国已经错过了特许设立的阶段,而直接要到清末《公司律》等法律的制订,他们才真正取得这一资格,[2]当然,诚如方流芳所论,西方近代商业公司(非行政垄断性的营利性社团法人)制度虽然引入中国似乎毫无障碍。但是中国境内实际存在的公司真正转变成近代商业公司却步履维艰。从推行的过程看:中国近代公司制度的首先是在通商口岸的一些外资企业中推行,华人投资多于此附股,然后是由中国自己创办的所谓“官督商办”的工矿企业,最后才是民间资本成立的一些家族企业。[23](P103-173)还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以后大陆公司企业之被赋予法人地位,大体也遵循了这样一个发展的轨迹:即先是因外国独资及中外合资企业的发展而制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1980)、《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1988年),然后在《民法通则》公布(1986年)以后,国内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等也与外资、中外合资企业一样获得了法人地位。至1988年《私营企业暂行条例》颁布,规定私人企业中的有限责任公司形态为法人。[31]中国的法人制度才算是大体建立起来了,当然还需进一步完善。 (三)关于15-18世纪中国资金市场发育程度的估计 对于这一问题,科大卫先生在中西对比的背景下,指出:“在15-18世纪的欧洲,从高层的金融界(high finance)到零售业的运作,发生过一场商业革命,接踵而来的,包括保险业、银行、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商业融资(business financing)、债券(interest-bearing instruments)等一系列制度被创造出来。现在,西方的历史学家把这些制度视为工业革命前资本主义的建筑构件,在工业融资的增长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样的情况在中国没有出现,那么,为什么会这样?”。[1](P64)那么,此时的中国资金市场(金融信用)究竟发展到一个什么水平了呢?应该说,确实有些近代工业革命必需的金融信用制度在中国没有形成,如保险业、股票交易所等。但整体上估计,适应15-18世纪经济的发展、变化,中国资金市场发育也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随着专业性地区集团商人活动的加强,资本的流动性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其中像所谓银行、商业融资等在当时已经形成,并且成为当时工商业运行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而股份公司、股票交易、债券等也有了一定程度上的萌芽。以下便逐一对有关事实稍加申述。 关于近代银行制度的起源,是中国经济史界的一个老问题。日本学者加藤繁、日野?三郎曾对唐宋时期专营存款的机构——柜坊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证论述,认为是中国早期金融业者,中国早期银行制度即源于此,但因材料缺乏,以下两点尚不能完全证实:一是柜坊的存款是否有息?二是柜坊是否利用商人、居民的存款进行放贷等经营?故而柜坊是否作为信用中介的银行这一点也不能完全确定。实际上循着这一思路,我觉得宋元以后的质库、典当铺在更大程度上具有了早期银行机构的特色,这不但因为它有悠久的历史、固定的经营机构、地点、资本核算等,更重要的它具有了信用中介的功能,因为宋元以后它既进行固有的动产抵押放贷,而且还经营了有息存款,清代以后的当铺还根据本铺资本及信用状况,发行钱票,这样它作为近代金融机构的特色就更浓厚了。如果专论15-18世纪,则除了当铺之外,钱铺及帐局也具有了早期银行机构的性质。至少从16世纪开始,钱铺在进行钱银兑换业务的同时,也进行各种放款;早期的帐局以放京债为主,逐渐也对商人放款,并接受商人、官僚、地主、农民等城乡居民家庭及店铺存款。 至于商业融资,如果是指对商人的经营性资本放贷的话,那么中国15至18世纪这种资本性放贷是相当普遍的。除典当、钱铺、银号、帐局等银行业机构对工商业者进行经常性资金放贷外,一般商铺如布铺、绸锻铺、杂货铺、盐铺等及一般商人、地主、贵族、官僚家庭也常以闲置资金及家财对商人放贷。这种放贷包括开办资本及流动资金放贷。在一些商业发达的城市,主要是同城的金融机构、店铺及私人放贷者与商人之间结成了比较稳定的资金供求关系。 以上所述似乎都是一种直接的货币存贷,实际上,除此之外工商业者还常得到其他多种形式的信用。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是合伙。商人除借贷外,还常通过与人合伙获得足够的资本。15-18世纪的合伙一般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资本与资本合伙;第二种类型是资本与劳动合伙;第三种类型是介于二者之间,即以劳动参加合伙者除以经营劳动及能力参加利润分配外,自己还出一部分货币或实物资本。除了这种以资本或劳动临时组成的合伙组织外,合会、宗族财产共有等社会固有的组织形式也常向合伙组织形式转化。这一时期合伙的股份化已经非常普遍,股份转让也已比较常见。 二是商业信用。这里且不论政府与商人之间的商业信用关系,只将民间商人与商人之间发生的商业信用关系做一个简要的概括。从这一角度看,15-18世纪商业信用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是赊,如贩商通过牙行对铺店商人乃至直接对手工作坊和个体手工业者提供商业信用,这种商业信用从牙商角度看也是贩商给予自已的信用。第二,汇兑,货币从一个地方汇到另一个地方。既可以是一次性地由会票所记目的地的家庭或商号兑现,也可在有人愿意最终承兑的情况下零星支用,不过在零星支用时,须每次填写支票存照,[33]、[34]、 [35]( P 7-13)如果延期或改变承兑人,则须另外背书承兑之人。汇兑之事多由商铺、金融性店铺如银号乃至殷实之家兼营,清代中期以后,又有专营汇兑的票号。在所汇货币兑现之前,等于是承兑之家(及后来的票号)为出票之人及其他开具支票零星支用之人提供了延期的信用。第三“期票”、“兑票”等。这与借贷、合伙或其他经济行为(如雇佣等)尤其是借贷有关。商人A欠了商人B的钱,不能按原有惯例或约定及时偿还,这时商人A便可以开出一纸票据,承诺将在未来某个地点、时间里偿还所欠金额;这种票据便被称之为“期票”。这种期票等于是延长了原有的直接货币借贷信用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为提供了某种新的信用;所谓“兑票”,不是指上面汇兑的票据。为说明其含义,假定有商人A、商人B、商人C三人,如果商人B因商品交易等欠了商人A银钱,至期偿还货价,称之为兑还。如果商人B一时资金紧张,则由与商人B关系密切的商人C开具票据给商人A,承诺在某个约定的时刻兑还该欠商人A的银子;或个人承诺某个时间之后予以清偿,这种票据清人称之为兑票。显然这种票据是商人C延长了商人A与商人B的信用关系,扩大了金融信用规模。 关于股份公司的起源问题。一般认为,中国近代股份公司制度是从西方引进的。但中国古代合伙组织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至15-18世纪时,已经具备诸多近代股份公司制度的因素:如有限责任制度的萌芽、经营权和资本所有权分离等,已经接近于两合公司,并向股份公司的萌芽期迈进。 关于股票交易起源问题。在15至18世纪时期,合伙制的股份化已经相当普遍,尤其资本规模扩大的一些企业。股份的买卖、转让也还比较常见。当然尚未见有固定的交易场所,也就是说,正规的股票交易所尚未形成。 关于债券起源问题。明清时期的存款、委托生息、领本经营、合伙之间有时并无明确界限,从存款与委托生息看,如果从存款者和委托者角度而言,二者目的都是使资金生出一定的利息,区别可能在于,存款可以小额、零星进行,委托生息则较大额地、一次性进行;而领本经营与合伙则是领取他人资本、外出经营,以后或按固定息率向资本主纳利,或与资本主依一定比率分取所得利润,前者为领本经营,后者为合伙。其中委托生息即带有一定意义上的企业债券的意义,然尚未能向社会公开发行,局限于亲朋好友等人的关系之中。 综合以上所述可见,15至18世纪的中国,作为早期银行机构的典当铺、钱铺、银号、帐局已经形成并对工商业的运行产生了巨大影响。所谓的商业融资在这一时期也比较普遍和常见,不仅上述金融店铺对工商业者进行各种资本性放贷、一般商业铺店及地主、商人及其他富豪之家也对商人放贷,同城商人经营资金常形成某种固定的供求关系。除了这种直接的货币供应以外,商人还通过种种形式获得商业信用,从而有效地扩展信用圈子、扩大资本规模。 但是相对于同时期的西欧先进各国,中国古代资金市场在十七世纪后在走向近代化方面显得有些滞后,如当时钱铺虽然也发行钱票,但限于个别钱庄个别使用;银行业仍然还是其初创形态——当铺、帐局、钱铺等,未创立类似近代银行的全国性的金融机构;虽然也有类似北京、苏州这样的金融中心,但缺少冲帐、拆借等业务;合伙虽然也有了长期的发展,但相对英、荷等国却显得落后,如缺乏股东大会等固定的权力机关和经营机关;股票虽也有转让、买卖,但缺乏集中统一的、社会化的、价格可预测的股票交易场所;财政仍是依靠直接的实物、货币、劳役征收,信用化的趋势仍不明显。 究其原因,我觉得其中之一可能与中国特定的比较成熟的资金市场结构有关系。一方面这一时期新的生产方式虽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仍以手工业、农业结合的小生产方式为主;相应地商品市场方面虽然日常用品(粮、棉、布)的长途贩运为标志的全国性市场得到发展,但仍以地方性小市场、区域性市场及城市市场为主。与这种特定的生产方式或商品市场相适应,中国古代资金市场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整合,到15至18世纪已经相当成熟,形成了一种灵活的、以直接的金属货币存贷为主、高中低层配套的、能满足各种各样的社会金融需求的资金市场。[40]这一资金市场被整合得非常好,徽商、晋商等的放贷资本规模较大、所跨地域较广、资本自由流动程度较大、供求相对稳定、与经营者和生产者(主要是商人、手工业者)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而满足了大部分资本性、经营性资金的需求,这可以说是一种“高层的金融”;除此之外还有满足小农、小手工业者乃至小商小贩的那种数额较小、主要在本地农村或集市、市镇上便能满足的资金放贷,或各种因日常生活、侯选求学、丧葬嫁娶、溺佛求神及其他一般人情来往而引起的生活性借贷。这些大概都可以说是一种低层金融了。另一方面,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的伦理宗教对有息借贷是不加谴责和禁止的,政府不但不加禁止,有时自身还经营多种有息放贷。因此商人、地主个人或组织和团体一方面可毫无障碍进行直接的有息放贷而不必担心被禁止,也就没有必要采取与人合伙或将借贷隐藏于汇兑之中的办法以躲避政府或教会的禁制。从而减缓了走向票据化的压力。 此外封建国家的影响也不能忽视。中国封建政府在经济方面最重要的控制干预之一便是将货币的铸造、供应的大权紧紧地抓在自己手里,直至宋元明初等钱与楮币并用的时代还是如此。当国内银铜产量不足,白银自美洲传入中国、这种控制有所减轻时,政府仍有较强的控制干预力量。整体上说,这种控制干预表现在:打击假劣货币、盗铸等;通过购买实物收回货币或投入货币增加市场货币供应;或作好金银、铜钱等实物货币的储备以稳定纸币之价;或收回旧纸币,换回新纸币等。国家至少从秦开始便建当了庞大而完备的文官系统和常备军队,尽管政府为财政需要常滥发货币,尤其是滥发纸币。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国家毕竟较好地供应了货币;通过这个完备的文官系统及相应的吏役系统征敛到了足够的货币、实物及人力;通过对流通过程的垄断控制,获取禁榷专利收入;建立起属于国家及皇帝本人的产业,直接获得地租、利润、利息收入;利用商人完成了国家所不能完成、或作起来成本太高的、与政治军事密切相关的一些事务,如军粮、官物的购买、运输等,这样封建国家财政便无需走国债信用化的途径。 总而言之,中国社会、文化思想环境允许直接的有息货币放贷,封建国家又有较好的供应货币、维持相对较为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通过庞大的文官系统又征敛到了足够的实物或货币,以直接的货币借贷为主的资金市场己经比较好地适应了当时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因而缺乏使这种直接的货币借贷走向票据化的动力。而这种以直接的货币存贷为主体的资金市场(金融信用)容易被狭隘的人的关系所束缚,因而是不利于走向社会化、近代化的。 结语 综合本文所述可见: (1)完全否认或贬低从生产方式角度探讨资本主萌芽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既要探讨“资本流通”等与资本主义萌芽相关的种种制度性因素,也要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角度继续进行深入研究。不能将这一重大课题单纯地归结为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 (2)基于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国没有经历特许设立的历史阶段,故而中国的赢利性商业社团(合伙乃至公司)虽在古代有了区别于自然个人的团体性,某些类型合伙也有了某些类似法人的因素。但法人的正式形成还是要到清末《公司律》颁布之后。 (3)15-18世纪中国金融信用发展相对于同时期西方一些先进国家,表现出了发展迟滞的特点,新的信用工具有的缺乏、有的进展缓慢,但仍较好地适应了当时经济的发展。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初探: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探究 摘要: 如果必须直面的近代史论,回答“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是否会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问题,如同评述清末新政一样,如果不是暴力革命推翻了满清政权,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对历史的假设往往就是这样,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由于既不能证实,也无法证伪,任何说法都可以存在,甚至可以说,假设的历史往往比文学世界还要精彩。本文试图通过将这一问题予以消解,未尝不是对这一问题的一种回答。 关键词: ;资本主义 “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是关于中国历史的著名论断。这里包含着一个对历史的“假设”,即假设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社会将遵循马克思提出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至于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社会则是后话。历史学人却有一个共识:历史容不得假设。但是,另一个共识却是,每每提到“容不得假设”,随后便开始在假设的基础上开始评说。本文或许也摆脱不了“假设”之窠臼,但希望更多地在假设之外,得出对历史的认知。 一、革命史观 所谓革命史观,是一种从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从革命者的立场与视野来研究和评价以往革命斗争史中的人物、事件的历史观。如果用历史学科的专业要求来衡量这位非历史学家的史论,虽然有苛求之嫌,但是有利于还原更加贴近真实的历史认识。首先有必要提及一下的近代史论的特征,郭世佑教授将其概括为三:概略性,政治性,多变性。简而言之,的史论既无专著,又乏专论,以应时应势的政治报告和政策文献为主要载体;并且谈论的许多问题对自己而言是时事政治问题,而非历史的范围;更重要的是他会随着现实革命斗争需要有所调整、予以变化。从历史科学的角度来看,既然存在这些问题,基于革命史观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与学科建设问题,自然需要专业的历史学者加以解决。在建国之前,已有许多学者初步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来撰述近代中国的历史,例如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到了1949年以后,随着共产党政权的建立、巩固,范文澜、胡绳等人的论著成为争相引用的学术权威,此后的诸多近代史著述、教材大都受其示范与影响。当然,在革命史观逐渐成为主导观点的过程中,范文澜、胡绳等人的历史认知与对近代中国的认识,相互影响、彼此互动,共同催生了革命史观。可以说,学术与政治、历史学者与政治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是极其微妙的。同时,应该注意到即使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有接近或倾向于革命史观的,例如著名清史学者萧一山,革命史观在当时有极大的进步意义,并且能够很好地服务于政治局势。今天,从现代化的视角来研究中国近代史,淡化革命因素,是从和平年代的视角、需要出发看待历史学科的,这并不是要否定革命史观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意义,只是它与当下“建设”、“发展”的主题不相适应了。同样,对的近代史论的讨论,也无法完全站在革命的立场,我们的讨论更注重它的当下意义。 二、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一语,处于第一章第三节,但是可以这么认为,不论是谁写的,文中的观点是赞同的。明显地,文章正是以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为重要基础,进而探讨中国社会问题。首先,必须注意到,这篇文章虽然有专业的历史学者参与,但是对文章观点起决定作用的却是政治宣传、革命教育的需要;其次,共产党人是在应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至于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普遍性,而可以适用于中国的特殊性,则是值得商榷的;再次,这篇文章的观点确立之后,更多的学者做的工作是以此为论点找论据,而鲜有敢于寻求突破的。最后,进入新时期,伴随着思想解放,史学研究开始回归学术本身,有些学者剥离政治因素后重新思考这一问题,涌现出了许多学术成果,使人们对那段历史的认识更加清晰。 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它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的一个环节,重要性可见一斑。例如,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洋洋几十万言,全在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诸位作者,主要在于完成政治任务而非单纯的学术研究。何晓明所著《世界眼光与本土特色———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详细的梳理,从学术方法论层面进行了深入反思。何晓明认为, (1)关于名与实。按照唯物史观,“资本主义”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政治制度以及思想意识形态的统一体,而我国的研究实践长期注重的是生产关系层面;另外,“萌芽”二字近乎文学描绘的用语,其本质是非精确、非学术的。 (2)关于史与论。在这一问题上,我国学者受权力的引导,先有了不可质疑的“论”,然后整理史料、充实结论,违背了历史学的认识规律。 (3)关于一般与特殊。马克思自己尚且认为他的理论不一定与其他地区的特殊情况相适应,所以把“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作为人类社会普遍规律的学术起点,值得怀疑。但是,作者还说了一段十分中肯的话:“回顾近60年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史,可以说其最重要的成就是对于相关领域基本历史资料、历史过程的清理、爬梳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虽然在许多时候也发生过‘削足适履’式的错误做法,将中国史实硬套进西欧(英国)模式里去,但是,在‘削’之前,我们毕竟对‘足’做了一番认真细致的考察和分析,对它的生命机理和运动状态有了一个比较清晰全面的把握。而这一切,都是中国学人坚持本土立场、凸显本土特色的结果。我们应该对此表示充分的理解、钦佩和敬意,而不是简单粗暴地完全否定、横加指责。” 作者:宋花乐 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初探: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区别 摘要:本文主要从五个方面论述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资本主义的区别。由此可见,民族资本主义不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基础上成长起来的。 关键词: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资金;劳动力;市场;雇佣关系 学生在学习《〈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2002年审查通过必修本)关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产生时,容易出现一种误解,即认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是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继续。而产生这种误解的原因是没有准确理解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近代资本主义间的关系和区别。 资本主义萌芽与民族资本主义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即以商品经济活跃为基础的资本主义萌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客观的条件,但民族资本主义并不是在中国封建社会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基础上逐步成长起来的。二者不能混淆。以下是它们的区别: 一、从概念上看 资本主义萌芽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是指农耕社会中孕育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雏形,是为购买劳动力增值利润而进行的商品生产,并以自由雇佣劳动为特征,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企业和生产关系。而民族资本主义是指殖民地、半殖民地或民族独立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所拥有的资本及民族工业。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中土生土长的资本主义,是相对于官僚资本主义而言的。 二、从背景来看 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明朝中后期,处于封建社会内部,由于社会分工扩大,使各自的生产品成为商品,而扩大着交换的范围。民营手工业作坊增多,市场比较繁荣,白银流通和货币关系也得到发展。这些都说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部,是在外商企业的刺激,洋务运动的诱导,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加速了自然经济解体的前提下,直接从外国输入机器、技术创办起来的。 三、从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来看 资本主义萌芽是在明中叶以后产生并缓慢发展,但始终未能成长起来,仍是封建经济的附庸。鸦片战争前缓慢发展着。中西方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间差距不大,但发展的结果却明显不同,欧洲资本主义萌芽自产生后发展迅速,16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兴起,尼德兰革命成功后出现了荷兰共和国――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却发展十分缓慢,从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到清朝前期,经历了两个世纪,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始终还处于萌芽状态。为何发展结果如此不同呢?中世纪的欧洲,封建君主的权力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如,天主教会和教皇对王权的制约、封建贵族领主对王权的制约、一些封建自治城市对王权的制约等,因此,欧洲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形成较,专制力量相对薄弱,资本主义萌芽有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中国自秦始皇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来,历代君主专制不断强化,到了明清时期达到了顶峰,极大地束缚了社会的进步,根本原因是腐朽的封建制度严重的阻碍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从政策上看,西欧主要封建国家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增强国力,对内实行重商主义政策,鼓励发展工商业对外拓展海外贸易,实行殖民扩张,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而中国的封建统治者 特别是明清统治者对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 如,设立众多关卡,对商品征收重税,严格限制手工业生产的规模等,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禁止或限制海外贸易,严重摧残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从资金上看,欧洲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后,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如,英国通过海外贸易、奴隶贸易、圈地运动等方式,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积累了雄厚的资本。而中国的地主和商人将赚来的钱多用来买房置地,很少把资金投入到生产领域,严重影响手工业的扩大再生产,使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缺少必要的资金。主要表现在:农民遭受残酷的封建剥削,极端贫困,无力从市场上购买手工业品;地主和商人将赚来的钱大量买房置地,严重影响手工业的扩大再生产;封建国家设立众多的关卡。 从市场看,在欧洲,政府对内通过一系列措施,积极建立和拓展国内市场,如,英国通过圈地运动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国内市场,对外通过殖民扩张,进一步扩大海外市场,因此,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所需要的国内外市场十分广阔。在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占统治地位,这使得国内市场非常狭窄。封建地租沉重造成农民极端贫困,无力从市场上购买手多关卡,对商品征收重税,并严格限制手工业生产规模;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禁止或限制海外贸易。鸦片战争爆发时,这种萌芽就被侵略者扼杀了。正如同志所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民族资本主义是在19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产生,经历了一个初步展、黄金时期、遭受挫折、日益萎缩、被改造的曲折历程。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不利因素和有利因素两个方面:不利因素:先天不足。缺乏资本的原始积累和人才、技术落后、规模小,市场狭小等;后天畸形。由于其先天的不足和列强的压制与掠夺,造成民族工业在工业结构和地区分布上呈畸形发展,中国民族工业基本上是轻工业,其中有主要是纺织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分布不合理,主要集中沿海大城市,未能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三座大山的压榨。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束缚,步履维艰;动荡的政局。近代中国政局长期动荡,使民族工业发展缺乏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因素:列强侵华客观上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思想观念,冲击了中国落后的生产方式和思想观念,瓦解着中国自然经济,客观上为民族工业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条件;清末至民国历届政府都鼓励兴办实业;中国人民反帝运动的高涨,使实业救国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爱国精神是支撑近代民族工业曲折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四、从特点来看 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在江南地区的个别行业(个别部门)如:纺织业、制瓷业等,一般规模小,采用手工操作,其主要特征就是雇佣关系。手工工场的管理者是富裕起来的手工作坊主,即“出资”的机户。劳动者是丧失了任何生产资料,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别无生活保障,他们与作坊主的关系是“机户出资,机工出力”,即生产资料拥有者与出卖劳力的自由雇佣劳动者的有机结合。民族资本主义出现在东南沿海地区,一般规模稍大,其主要特征是采用大机器生产。企业的管理者是一些官僚、地主和商人转化的民族资产阶级。企业的劳动者是工业无产阶级,即来自破产的农民。 五、从影响来看 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表明在封建社会内部已经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生产关系,是封建制度衰落的标志和具体体现之一;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代表了中国社会进步发展的总趋势,但是资本主义萌芽仅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产生,是对雇佣关系的一定发展,在整个商品生产中不起决定作用,在整个城市经济中也无足轻重,而相对于大海般的封建经济,它仅是沧海一粟,对整个社会的进程未发挥什么作用。民族资本主义使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鸦片战争前,中国式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战主导地位。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使封建经济日益解体。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后,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出现了新成分,促进了自然经济的进一步瓦解。中国的阶级结构发生变化: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诞生并得到发展,无产阶级队伍发展壮大。促使了民主思想的传播和民主革命的发展:在近代工业引进西方自然科学的同时,西方的是科学知识也随之引入。在此基础上,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出现了早期的维新派,他们的主张为以后的奠定了思想基础。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初步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也逐渐成长起来,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力量,并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不是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继续。 (作者单位:广西北海市铁山港区南康中学 536017)
教育硕士论文:论教育硕士研究生的实践教学 作为思政方向的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实践教学对于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提高更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是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品格的学科,缺乏实践检验或没有经过实践强化的理论,是难以在人们的心中扎根并变成指导人们行为的指南的。因此,实践教学环节的强化,不但可以加深研究生对所学理论的理解,更能提高他们运用所学理论解决以后实际教学或管理中遇到问题的水平和能力。但是,以应届本科毕业生为主的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我国2009年才启动的新的研究生培养形式。尽管该教育形式在欧美各国已有数十年的历史,但在我国实属新生事物。因为是一新生事物,虽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但对这一培养模式所涉及的各方面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却微乎其微。作为教学环节之一的实践教学应如何进行才能更好地保证教学质量、更加有利于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但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目前尚缺乏成熟的经验。因此,为了满足培养面向21世纪高素质人才的需要,对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学的研究势在必行,也是亟待解决的课题。 实践教学是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研究生参加教学实践是检查研究生专业学习的质量,培养研究生综合应用所学专业理论知识的技能,提高研究能力的重要途径。通过研究生在教学实践中的表现,发现研究生培养工作的不足,是促进研究生独立工作能力和达到培养目标的一个重要手段。尽管各高等学校已将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实践环节纳入研究生正常教学体系,也计入研究生必修课学分,但从目前情况来看,实际运行起来有时常是一种形式,没有规范的教学理论与切实可行的教学模式。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些研究生参与的实践次数还会因种种原因减少,甚至存在有应付的现象,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很难达到该环节对研究生的训练目的。另一个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是,对研究生来说,还产生了轻松拿学分的误导。 根据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需要,在四年的教学实践中,逐渐探索和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符合思想政治教育方向研究生实践教学的体系,主要包括:1)学校内的实践教学。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只有两年学制,要让他们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实践能力得以充分提高,可采取以下两种基本形式:一是让其担任兼职辅导员,协助班主任管理本科生的日常事务;二是可以让硕士研究生跟随其导师参与一门课程的部分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导师能够发现学生在讲课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帮助其纠正问题。这是一种非常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生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中得到提高的实践教学形式。2)社会实践教学。社会实践是硕士研究生学以致用、锻炼能力的一个重要舞台。不少高校重视理论教学,但对学生的社会实践缺乏足够的重视。社会实践形式多种多样,丰富多彩。既可以让硕士研究生利用假期和无课的时间参观考察,又可以让其利用业余时间参加社会服务。通过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学生参观考察,开阔他们的视野和眼界,能让学生学到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高校应充分重视社会实践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重要性,把社会实践纳入教学大纲,积极鼓励学生利用假期等业余时间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3)开展课外文化活动。利用研究生社团或其他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活动,开阔视野,培养个性,展示技能,丰富文化生活,服务社会。4)建立符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特点的固定的实习实践基地。实践教学基地是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第二课堂,学校、学院和导师三管齐下,共建实践教学基地。在现有实习基地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筛选范围。通过实践、比较,选择有代表性的学校、农村、工厂企业作为研究生固定的实习实践基地,并将教育教学内容通过协议的形式固定下来。5)重视教学实习。我国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亟须加强的是教学实习这一环节。大多数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经验缺乏,而专业实习环节是研究生补充实践经验、适应未来职业需求的重要环节,直接关系到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学习的成效和学位论文质量的高低。毕竟理性认识要以感性认识为先导,没有亲身感受和体验,研究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接受势必会大打折扣。另外,专业实习也是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获取学位论文选题和素材的主要来源渠道。因此可以说,抓好专业实习环节是达成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目标,实现硕士生培养类别成功转型的关键。根据我校师范教育的优势,加大教学实习的力度。实习时间不少于半年。同时不但注意培养学生的教学能力,也要重视研究生育人和教学管理水平的提高。6)毕业论文的写作。既要重视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查阅资料,理论研究能力的提高,也要重视学生研究方法的培养,特别要重视培养研究生善于从社会实践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鲁东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现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教学论等硕士点。自学院开始招收培养第一届硕士研究生起,学院就一直非常重视研究生教学实践这一工作,专门成立了研究生教学实践指导小组并配备了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师来指导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实践。今天,随着学院研究生培养规模的不断发展、壮大,研究生培养也将由摸索期向规范期转轨,这对研究生的培养是一个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作者:王翠芳单位:鲁东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教育硕士论文:农村教育硕士培养现状与分析 一、为全面解决农村教师匮乏问题,2004年国家教育部推行了“农村高中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划”,简称“农村教育硕士”培养计划 2006、2010年教育部进一步完善了该政策,继续扩大了培养规模,显示了国家对农村教育发展的高度重视。教育部规定“:推荐学校要按照推荐免试条件和程序选拔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1]调查发现,多数学生认为农村教育硕士的选拔过程很公正,就读农村教育硕士的大学毕业生其综合素质都很高。被推荐的农村教育硕士在任教期间大都能出色地完成体育教学计划,无论是上课还是带训练队都能传送新的教学理念与教学方法,能给学校输送新的血液。但政策要求的“培养高校要对其进行网络跟踪指导学习”落实不到位,多数学生认为,任教期间培养高校完全没有跟踪指导,也没有向他们推荐过书籍、资料等文献,而且网络资源、电话跟踪等规定的落实情况都不到位,农村教育硕士在任教期间没安排导师,造成任教期间没人指导学习,学生不知道学什么、怎么学。同时,人们普遍认为农村教育硕士的培养期限(5年或4年)有些长,多数学生更倾向于三年(含脱产学习一年),即“1+1+1”的培养方式。 二、研究生导师具有知识传递、道德熏陶和创新能力培养三个基本功能 [2]关于体育学科农村教育硕士导师的选定方面,通过调查发现,2007级、2008级和2009级的农村教育硕士在脱产学习前大多数都没有导师进行跟踪指导,直至进入培养高校脱产学习那年,才由培养高校指定,学生在选择导师的环节缺少自主性。而2010级、2011级和2012级的体育学科农村教育硕士在任教前已经由高校安排了导师,甚至实行“双导师制”。“双导师制”,即农村任教学校一个导师,培养高校一个导师,双重指导[3],这样“既有利于农村教育硕士理论水平的提升,又有利于锻炼他们的教学实践能力[4]”。 三“、培养环节执行情况”中要求最严格的是学位论文的撰写,在选题与开题、评审、答辩环节上,多数学生都选择了“很严格”;其次是对课程学习和作业完成情况的要求也比较严格 学位论文是硕士研究生能否毕业的一个重要考核指标,它是研究生专业知识以及科研能力、创新能力的综合体现,同时也是衡量研究生培养质量及学位授予质量的重要标志[5]。由此可见培养高校对农村教育硕士在态度上还是比较严谨的,没有对他们敷衍了事。通过调查发现体育学科农村教育硕士的学位论文选题来源主要是本人的教学与工作经历,他们在选题时所遇到的困难依次为:选题来源匮乏、专业知识基础差、选题角度难定、导师指导不足。究其原因,首先是教育硕士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对所学的基础理论理解不透,掌握不牢;其次是对基本的教育、教学研究方法不能灵活运用;再次是文字表达能力比较欠缺[6]。这与体育学科农村教育硕士的特点有密切关系,本来在写作上就有一定困难,再者由于任教期间没有打下良好基础,必然导致选题时遇到种种困难。农村教育硕士在脱产学习时需学习各科课程、完成各类作业,另外家庭琐事分散一部分精力,写作时间大大减少;其次写作功底不深也是造成“时间紧张”的重要原因。学生对任课教师的满意度调查中发现,大多认为任课教师的教学理念比较先进,能比较全面地传授该门课程的基本观念,美中不足之处就是某些科目的教师不能很好地将课程与农村教学实践紧密联系,与实际工作有些脱节。学生们最喜欢的教学方式依次是案例教学、专题讨论、实际操作,他们认为这种教学方式主要是有利于提高自己的教学实践能力,更好地去解决教学实际中遇到的困难。 四、我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学大纲》规定教育硕士 专业学位课程设置一般包括学位公共课、专业必修课及专业选修课三类系统建构教育硕士课程体系有助于高校提升教育硕士生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因此鉴于体育学科农村教育硕士的特殊性,农村教育硕士的课程设置应加强实践环节,去掉那些从教育学硕士培养计划中拿来的严重脱离教学实际的课程内容[8]。农村教育硕士的教学对象是农村中小学,教学环境较差,如班级容量较大、教学场地与教学器材不足等等,因此多数农村教育硕士认为学到的东西挺好,却很难做到学以致用。在课程比例上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第一是教育理论课程过多而实际应用操作课程过少;第二是政治课所占比重过大,与其他课程的课时比例失衡;第三是在关于英语课程的调查中,有64.6%的学生选择了“根本没必要学英语”。体育学科农村教育硕士在任教三年中几乎用不到英语,他们认为以后的教学也不会用到英语,英语课程占了大比重,势必会减少其他课程的比例分配[9]。另外,作为体育学科农村教育硕士的学生认为现代教育技术的实用性也不强,他们将来的工作是农村学校体育教师,体育课多数为室外课,并且农村教学环境比较落后,多媒体设备不普及,运用多媒体教学的机会不多,因此,建议将英语与现代教育技术课程改为选修课比较合理,这样更适用于体育学科农村教育硕士的培养。在课程内容上,某些高校与以前(指本科阶段)内容衔接很好,既不重复,又在深度和广度上得到提升,因此,相关高校不仅要在课程设置上合理安排课程结构,而且还要对课程内容仔细审查,避免与以前(本科)的内容重复。 五、脱产学习后的提升程度是培养质量好坏的重要体现因素之一 尽管多数学生认为脱产学习后不能较好地将所学理论应用到教学实践中,但多数学生感觉自己的综合素质有了较大提高,原任教单位领导也感到尤其是带队训练水平有了较为显著的提高,他们带回来了新的训练理念和方法,用简单的器材可以练出佳绩,用相同的器材可以练出花样,使原来枯燥的训练变得有生机有活力,运动员们的训练热情也提高了很多,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体育教学环境简陋、体育器材不足的现实困难。说明农村教育硕士在经过脱产学习后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了较为明显的进步,总体能力得到了发展,与“硕师计划”设计初衷基本吻合,不足之处是在脱产学习过程中教学能力没有得到理想的发展。 本文作者:张东岳田惠林工作单位:河北郑口中学 教育硕士论文: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的普适性与针对性 摘要 教师是汉语国际教育“三教”(教材、教师、教法)问题中的关键,汉语国际教育硕士是国际汉语教师的重要组成部分。汉语教育师资的培养中,如何理解普适性与针对性的关系非常重要。普适性与针对性的关系是:普适性为第一性,针对性是第二性。明确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培养汉语师资中才能处理好从培养理念到教育培养方式、课程设置等问题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汉语师资 普适性 针对性 一、教师培养的重要性 崔希亮(2010)提出,汉语国际教育的“三教”(教材、教师、教法)问题中,“教师”是问题的关键,解决了“教师问题”,其他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学位的设置,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了解决教师问题而采取的措施。事实上,教师问题也一直是汉语教学界关注的焦点,只是随着汉语国际推广如火如荼地展开,师资问题显得日益突出,以至于它可能成为汉语国际推广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此时汉语教师问题也就成为热点问题。 几年以前,我们还在用“对外汉语教师”来指称针对母语非汉语教学的师资,现在人们日渐趋向于用“国际汉语教师”来指称。在学界印象中,一般认为前者立足的是国内汉语教学,后者则是立足于国际视野,这样理解当然无可厚非。吴应辉(2010)提出要建设国际汉语教学学科,但是将汉语国际传播与之区分开来,指出国际汉语教育包括传统的对外汉语教学,含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这一意见无疑是正确的,因为现在有一种或隐或显的意识,那就是传统的对外汉语教育师资培养只是针对国内留学生的汉语教学,已经不能满足或适应汉语国际推广的需要,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学位的设立,好像就是对此观点的佐证。 传统的对外汉语师资培养模式不能满足或适应当今汉语国际推广的需要,这是事实,但在师资培养问题上,如何理解汉语教学师资培养中的普适性与针对性的关系非常重要,这对解决汉语国际教学中的“师资瓶颈”问题具有积极意义,尤其在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研究生实际培养的操作上更具指导意义。 二、教师培养回顾 我国自2007年设立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学位以来,汉语国际教育硕士身影就在国际汉语教学中屡屡出现,每年派往海外担任汉语教师的志愿者,汉硕是重要组成部分。怎样才是一个合格的汉语教师?这个问题是多年以来关于师资培养的核心问题,汉硕是不是合格的国际汉语教师?以往的研究和讨论可以概括为“意识说”、“素质说”、“能力(知识)说”、“技能说”几种观点。各种观点说法不一,多因为视角或立足点不同,但各种说法却又大同小异,如从业的个人基础就被描述为“专业意识”、“专业素质”、“专业能力”、“专业技能”等不同说法,内容实质其实没有太大差别,只不过落脚点不一样,如“意识”、“素质”、“能力”属于个人内涵,而技能则是体现在行为上的素质。张和生多年来关注汉语教师的培养问题(张和生、鲁俐,2006),在论述汉语教师素质培养时就认为汉语教师基本素质最重要的三个方面是汉语本体知识、中华文化知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第二语言教学技巧,这实际上又是从素质角度打通了上述几个层面。 国家汉办颁布的《国际汉语教师标准》,可以说是上述各种说法的集大成,它对国际汉语教师的要求有知识、有技能、有方法、有素质,涵盖了上面各种说法。《标准》的“前言”明确说,《标准》就是“针对从事国际汉语教学工作所应具备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全面描述”。 无论是各种说法还是《标准》的描述,对汉语教师的业务要求实际上可以用“体”与“用”两个方面来概括:专业知识(能力)是“体”,教学技能乃至跨文化交际、对外交往与协调等是“用”。汉语教师既要具备扎实的“体”的功底,又要掌握灵活可行的“用”的技能,才是合格的汉语教师,这也是有效实施汉语国际推广战略的关键。“体”、“用”兼备的汉语教师,适应各种环境下的汉语教学,我们认为这就是国际汉语教师的普适性。所谓各种环境,不仅从大的方面指国内、国际的环境,也指某些具体的环境,如学习者母语背景环境、不同教学类型环境等等。 目前国内汉语教师培养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对外汉语方向),二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前者有硕士、博士两个层次。现在一般印象都认为前者是立足国内,后者针对的是国外。我们认为这种理解是失之偏颇的:两者的不同是学位性质不同,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是“学术型”或“研究型”的,后者是专业学位,目前也只有硕士层次。然而,二者有一个很大的相同点就是“出口”。可能的话,毕业以后他们都要从事汉语教学,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这样在认识上和实践中又出现一个误区,那就是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在培养中重“体”,汉语国际教育硕士重“用”。如果单从教学上看,只有“体”不会“用”的教师不是合格的教师;同样,“体”不强又何以“用”呢?在此情形下,要培养出优秀国际汉语师资只能是空谈。所以,当前汉语师资培养的症结是没有培养出“体”、“用”兼备的普适性师资。“学术型”研究生教育缺乏统一的教学计划,因师设课,培养方案普遍缺乏实践环节,所以不能满足需求。而专业硕士在培养中大量课程是实践性的,而且有一年时间的实践要求,但学生专业知识不够或功底不扎实,光有技能也不能满足高端需求,对汉语国际推广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李晓琪(2011)在考察了英美国家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专业研究生课程设置后发现,这“普通语言学与英语语言学”等“体”类的课程也占有相当比例(约占20.17%),由此给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课程提供了参照,认为“语言学”类课程的地位是基础必修课,因为语言学和汉语的知识是教学成功的先决条件。 综上,无论什么途径,都应该培养出既具备“体”的能力又掌握“用”的技能的普适性汉语教师。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环境,无论母语是汉语背景教师还是海外本土汉语教师,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的培养都必须符合这一要求,否则就有违设置这一专业硕士学位的初衷。 三、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的普适性与针对性 汉语教学中当然也有特殊情况,如学习者母语背景、不同媒介语、本土教材、特殊教学对象与环境乃至特殊国情与文化等等,教师根据普适性教学原则、方法、手段,并调整自身教学经验,以适应特殊情况,却仍难以完成教学任务,必须通过专门的培养与训练才能满足教学要求,这种满足专门需求而对教师进行“体”与“用”的培养与训练,就是汉语教师培养的针对性。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在培养中就应该根据需求进行针对性训练。 通过上文我们对汉语教师普适性的讨论,现在可以明确,以往语言学专业的对外汉语方向与汉语同际教育专业硕士的培养并不是普适性与针对性的矛盾,当前汉语国际教育教师的数量和质量问题也不是针对性不强导致的结果。我们认为,应该梳理清楚普适性与针对性的关系,这对国际汉语师资队伍具有重要意义。 普适性与针对性的关系,可以这样概括:普适性是第一性的,针对性是第二性的:普适性属于基础层面,针对性属于提高层面;普适性要满足普遍要求,针对性是满足特殊要求。明确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培养汉语师资中才能处理好从培养理念到教育培养方式、课程设置等问题之间的关系,而不至于纠结于学科概念与范畴等形而上的观念上。 现代教育理论认为,作为一名第二语言教师,除了要具备语言教学的“体”与“用”的基本功之外,更重要的还应树立现代语言教学理念、教师自我反思意识,并能对自己的职业发展进行规划。所以,汉语教师的培养首先就要基于这样的普遍认知,培养出来教师就是要放之四海皆可用,而不是只能用于某种特别环境与适用某种特别对象。过去“对外汉语”方向的培养主要是立足国内,今天全世界有3千万人在学汉语,国内最多只占其中1%,汉语国际教育大视野是必须树立的,这也更突出了普适性的重要性,不能再区分出着眼国内和立足国际,只有拥有了大批合格的普适性教师才能满足国际汉语教学的需要。所以,普适性在汉语教师培养中是第一性的,针对性作为对特殊情况需求只能是第二性的。 如果把教师培养形象化的话,那就是一座塔,普适性是塔基,针对性是塔尖。普适性是基础,只有具备了汉语教师基本的“体”、“用”,才有应付各种特殊需求的基础,才有可能在特殊情况下完成教学任务,否则就是空中楼阁。也可以说,没有普适性就不会有针对性。另一方面,从教学需求来看,无论在什么环境、对什么对象、开展什么教学,都会具有很大的普遍性,所以,普适性是满足普遍性教学需求的前提,而针对性是对特别需求做出的反应,是在普遍性原则下对特殊性进行的处理。对这两方面的认识决定我们培养方式的处理。在一般状态下,我们只能按照普适性原则培养汉语教师,在此基础上根据特殊需求来培训和培养针对性师资,前者是常态的、按部就班的、长期的,后者则是非常态的、定向的、短期的。后者的实施,如果针对性项目或任务非常清楚,也可以采取“订单式”培养方式乃至“本土化”方式培养。但无论怎么“定向”,普适性也是基础,针对性只是特色更突出,不可能脱离普适性,只考虑针对性。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的培养,客观上具备开展针对性训练的条件,如已经掌握作为国际汉语教师的能力及教学技巧,具备对象国的语言与跨文化交际基本素质。尤其是后一点,是其他专业出身的汉语教师不擅长的。所以,在普适性与针对性的完美结合上,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具有天然优势。 教育硕士论文:特岗教育硕士培养模式的构建依据及培养目标 摘 要 国家为了给农村基础教育提供更好的教学,特别培养了特岗教育硕士。因此,笔者对特岗教育硕士培养模式的构建依据以及培养目标加以阐述,对培养特岗教育硕士提供建议。 关键词 特岗教育硕士 培养模式 构建依据 培养目标 我是农业大国,农村教育问题牵涉我国农村的整体建设问题。因此,本文主要通过特岗教育硕士培养模式的构建依据以及培养目标两个方面开展阐述。 1 特岗教育硕士培养模式的构建依据 1.1 特岗教育硕士研究生的基本特点 人的发展是整体性的发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生理发展、心理发展和社会发展。[1]所以对特岗教育硕士研究生自身发展特点的探讨也从这三个方面展开。从特岗教育硕士研究生的生理发展方面来说,特岗教育硕士研究生都是成年人,成人的脑部和身体发育已经基本成熟,身体各项技能都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成人的可塑性与中学生或大学生可塑性相比状态相对较弱。但是,成人的学习能力和目的性比中学生稍强,他们能够主动约束自身进行学习,在思维方面趋于成熟,了解自身的需求;从特岗教育硕士研究生的心理发展特点来说,首先,成年人的感觉和记忆、思维、言语等认知的发展是处在成熟的状态,在学习过程中能自觉控制自我意识。其次,成年人有较为丰富的知识和经验,生活阅历较多。他们了解自己需要什么,兴趣是什么,情感和意志等意向已经形成,对很多客观事情的感知和把握总体强于全日制教育硕士;从特岗教育硕士研究生的社会发展的特点来说,特岗教育硕士研究生是特岗教师为了更好的深造而来的,他们对社会经验和文化知识都有一定的了解,他们是具有社会意识、人生态度和实践能力的现实的社会个体,特岗教育硕士主要面对的是农村以及贫困地区的学生,他们对农村教育发展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综上所述,从生理角度、心理角度以及社会角度出发,可以看出成人学习者具有较强的自我概念和较明确的自我意识,在对自身的知识建构、学习能力、性格特征及学习效果的评价等方面有较为清晰的认识。 1.2 特岗教师自身职业发展的理论 教师专业化发展,又称教师专业成长,是指教师在整个教育教学活动中,依托专业组织、专门的培养制度和管理制度,通过不断的专业教育,获得教育教学专业技能,从而实现专业自主的过程。[2]作为教育方面的专业人员,在思想、知识、专业能力等方面教师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这也可以说是从新手到专家型教师的过程。与此同时,教师专业发展的连续性、专业性和系统性决定了对特岗教育硕士研究生教育培养时必须强调教育教学的连续性和特岗教师的可持续发展性。国家开展特岗教育硕士这项政策也是为了让特岗教师在专业上有更深层的造诣,从而发展我国的农村教育。对于特岗教育硕士来说,从一个高校的毕业生到初入教育界的新手教师,而且是处在农村以及贫困地区教师,针对他们的培养,必须关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必须与其它教育硕士培养有所区别,同时更加考虑特岗教育硕士的自身特点,所处的环境,所用的资源等等问题。特岗教师为了让自身几年的教育教学经验可以得到理论化的升华去攻读特岗教育硕士,在他们的培养上一定要将理论赋予实践之中,实践驾驭理论之上,是当前特岗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的首要任务。 1.3 新基础教育对特岗教师的要求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国教育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革,我国原有的基础教育课程已不能完全适应时展的需要。因此,伴随《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颁布,我国开始了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这次改革中我国对教师的培养和培训也有了新的要求。“新基础教育”要求每一位教师参与学校变革实践,而且要努力学习相关理论,理解与领悟这些理论,逐渐使自身成为自发的、由新理念作为指导的、自主的变革实践者。这是教师进行改革、思考、探究不可或缺的一步。[3]而对于特岗教师的培训也应按照这个要求实施。与此同时,我国在2011年开展的特岗教师攻读教育硕士这项措施的实施,也是为了满足特岗教师对高层次教育的迫切需求,让特岗教师边工作,边学习,也可以说边进行理论学习的同时边进行实践学习,并且可以获得硕士学位。特岗教师面对的都是基础教育的学生,特岗教师的水平直接决定基础教育的水平。在一轮又一轮的新课程改革中,这些教师的培训无法彻底满足发展迅速的教育实践改革的要求。“基础教育的使命是打好生命的底色,孩子的心灵底色是明朗还是灰暗;是欢乐但没有追求还是欢乐同时迎接挑战,把克服困难当成最大的欢乐?”[4]这都取决于后天对其的培养。基础教育对孩子的成长发展发挥着主要作用,而这些决定基础教育的教师的培养也显得尤为重要。同时特岗教师自身需要不断提高自我教师专业发展和教师展业素养,与时俱进,这样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新基础教育改革。 2 _立明确的培养目标 随着教育的改革和实施,我国对农村教育问题越来越重视。农村基础教育特岗教育硕士的专业水平直接影响着教育实践的开展。特岗教育硕士的培养目标对于整个人才培养模式起到重要作用,是特岗教育硕士培养模式的出发点。确立合理有效的培养目标是各培养单位培养特岗教育硕士的前提也是首要任务。因此,在本节中笔者主要根据高校培养目标和特岗教育硕士自身培养目标两个方面展开。 2.1 从高校特岗教育硕士教育发展的宏观战略分析 在宏观国家教育方针、教育目的和培养目标指导下,高校培养目标主要是指高校教育工作者基于明确的价值取向,学校自主确定自己所要培养的学生目标类型,各高校直接指导学校办学和教师教育教学实践活动。高校培养目标也可以说是“培养什么样的人”。在特岗教育硕士的培养目标中,我国的培养目标是培养现代教育理论和管理能力集于一身的人才,各高校根据国家的培养目标,也都比较统一地要求培养具有一定教育科学理论基础的一线基础教育人才,以及都服务于基础教育的教学工作需要。但是这个培养目标很模糊,并没有具体到培养什么样的人,也没有去区别培养的人具有怎样的特点、性格、素质等。在特岗教育硕士的身份上,他是兼具特岗教师和教育硕士两层身份,既是教师又是学生,他与普通的教育硕士有根本的区别。同时特岗教育硕士又是主要针对农村以及贫困地区,对服务期满3年的特岗教师更高层次深造的一项特殊政策,既然他是一个为了农村基础教育的特殊政策,在其培养目标上就应该体现特殊性。 (1)高校培养目标应与国家发展需要相结合。特岗教育硕士就是国家为了留下特岗教师设定的一项政策。同志曾指出,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但是薄弱环节和短板在乡村,尤其是在中西部边远贫困地区。从这个讲话中可以看到国家对于农村基础教育问题高度重视,培养特岗教育硕士是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因此,高校在制定特岗教育硕士培养目标的过程中一定要考虑这一特点。 (2)高校培养目标与具体区域发展相结合。特岗教育硕士是由特岗教师衍生的,特岗教师政策主要就是面对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的一项特殊政策。实施的范围也是特定的。在这种区域性发展不平衡、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平衡,物资缺乏,师资缺乏的现状下,每个地区具体的高校培养目标应带有各自的独特性。从发展的意义上来说,每个地区都有各自的独特性,而这些都是教育活动持续发展的基础。 (3)高校培养目标要与学校办学相结合。对于培养特岗教育硕士的高校来说,在当代学校转型的背景下,高校的校长、教师不再是纯粹宏观教育政策的执行者,都会根据自己学校的实际情况,基本情形进行自主办学,自主发展。学校可以在国家颁发的教育政策指导下,自主确立高校的培养目标。那么对于特岗教育硕士的培养目标各高校也应看到现在发展的新需要,特岗教育硕士在身份上既是特岗教师又是学生,所以在特岗教育硕士的培养目标上也应体现双重性,这样对之后的教学任务有很大的帮助。 2.2 特岗教育硕士研究生自身要明确学习目标 目标是一个人前进的方向。特岗教育硕士研究生自身要明确为什么要继续学习。无论是为了获得硕士学位的文凭,还是为了今后更好的转行,都要了解自身学习这个特岗教育硕士的目的。 在这个特岗教育硕士特殊的身份中,要了解到国家对于培养特岗教育硕士的需要,农村以及贫困地区对于特岗教育硕士的需要。对于特岗教育硕士自身来说,首先,要提高自身的专业知识储备量。其次,提高自身素养的同时,要尽快转变自己的角色,在学习中要虚心向辅导的导师学习,从自身的角度为自己的教学实践考虑。最后,多思考,多琢磨,提高自身的同时思考如何将所学到的教学理论运用到实际教学实践中,达到最大的效果,融会贯通。 综上所述,对特岗教育硕士的培养应该着重从其特殊性的切入点来进行培养,根据其构建依据制定切身可行的培养目标,一个合理的培养目标是一切方案施行的前提,也为特岗教育硕士的发展提供保障。 教育硕士论文:全日制教育硕士就业现状的调查分析 摘要: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现代社会中,教育是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基础。在互联网时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人才的竞争。优秀的人才需要高水平的教师,全日制教育硕士应运而生。本文以SX师范大学为例对全日制教育硕士的就业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希望能对教育硕士的就业有一定帮助。 关键词:全日制教育硕士 就业 一、全日制教育硕士 互联网时代社会飞速发展,除了研究型人员外,我们对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应用型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也显著增长。但是我国传统的研究生培养类型与互联网时代需求的综合型、应用型高水平人才的要求有很大出入,因此专业型硕士作为一种新型的培养模式应运而生。全日制教育硕士在此背景下也开始出现并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不断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成就一批一流教师,是国家和人民对全日制教育硕士的殷切期盼。 2010年7月教育部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这份纲要的第四部分《保障措施》的第十七章主题便是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并且明确指出: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有好的教师,才有好的教育。提高教师地位,维护教师权益,改善教师待遇,使教师成为受人尊重的职业。严格教师资质,提升教师素质,努力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1] 教师的受教育情况、学历背景等对教师专业发展影响很大。学历层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师专业素养的发展基础,因此提升教师的学历层次是改革发展的重要内容。 专业学位(professional degree),是相对于学术学位(academic degree)而言的一种学位类型,其目的是培养既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又具有较强的专业应用能力的高层次人才。最初专业硕士教育主要针对在职人员展开,培养方式为非全日制。[2]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硕士需要更多优秀的应届生源而不应仅仅局限于在职教师。2009年3月,教育部下发了文件《教育部关于做好2009年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安排工作的通知》,文件中明确指出,“2009年在已下达的研究生招生计划基础上,加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5万名……主要用于招收应届本科毕业生”。以培养名师为宗旨的全日制教育硕士招生以来,报考和录取人数逐年递增,尤其是近两年来教育专硕比学硕在人数上更是翻了几番。 二、教育硕士的就业情况 (一)就I现状 自从2010年我国开始招收教育硕士以来,录取人数逐年递增。从教育部201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来看,2014 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达到 3559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375%。研究生招生 6213 万人,同比上年增长 163%。毕业研究生 5359 万人,比上年增加 222 万人,增长 433%(2014 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从数量上看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迅猛,已然进入了教育大国的行列。与此同时,研究生就业难的问题也一再被大家提及。高校研究生的大规模扩招、用人单位选拔的日趋严格使得原本定位为高端人才的研究生的稀缺性得不到很好的彰显。甚至有报道称局部地区研究生首次就业率低于本科生的情况。[3]教育硕士是我国的高素质人才,他们的就业情况不仅关乎个人,对于社会的稳定和繁荣也有很大影响。 下面我将以SX师范大学2013、2014级教育硕士的就业情况为例对全日制教育硕士的就业现状进行调查分析。 (二)影响教育硕士就业的因素 1.社会因素 从上面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教育硕士研究生的主要就业方向还是学校和教育培训机构,二者占比超过60%。但由于目前SX教育行业已经接近饱和,大专院校对教育硕士的需求很少,而公立高中特别是优质高中在招聘时也都将条件限制到985、211等重点院校,再加上公务员、事业单位等政府机关的招聘中教育硕士可考取的对口专业几乎为零,因此SX师范大学的教育硕士就业面变得更加狭窄。大量的教育硕士不得不下滑到初中、小学、私立高中、教育培训机构等就业。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与其他省市相比,该省的全日制教育硕士还处于起步阶段,社会上很多学校对于全日制教育硕士的认可度不够高。 2.学校因素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当前该省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在校所学知识与工作适应度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学校培养全日制教育硕士的结构不合理。SX师范大学没有开设针对全日制教育硕士特有的专业课程及实践课程。据悉该学校的全日制教育硕士的专业课与学术型硕士完全相同,甚至连实践课也没有区别。虽然根据该学校的培养方案来看,全日制教育硕士的实践课程原则上不得低于一年,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学校只安排了半年的实践课程。并且理论课程多为专业基础课,与学生在本科阶段学习的课程重复性很大,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可以说学校的培养与教育硕士的培养要求和社会需求存在很大程度的脱节现象。 3.个人因素 当然,个人因素在全日制教育硕士的就业中影响也非常重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教育硕士的学习能力和综合素质。在调查走访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该校的教育硕士有接近一半的人是跨专业的,也就是说其本身的教育专业素质和教学能力有很大的不足。我们还发现该校很多全日制教育硕士选择读研仅仅是为了缓解毕业压力,推迟就业时间。虽然绝大多数教育硕士入学之初都多多少少对硕士生活进行了规划,但由于学风一般,学校对全日制教育硕士的管理也比较宽松,大量的教育硕士因为自制力不够强并没有把精力和时间投入到提高自身专业技能增强就业竞争力上。 这些现象的存在使得全日制教育硕士的质量参差不齐,很多人缺乏就业竞争力。其次,教育硕士的心理原因尤其是择业观对就业有极大影响。当前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尤其是在媒体的广泛报道下许多教育硕士普遍感到较大的就业压力。然而与就业压力巨大不相称的是虽然80%以上的学生都认为就业最重要的是能力,但是有将近半数的学生认为自己能力不足,缺乏信心。另外调查表明大多数学生的择业观依然很传统很保守,很多人都将有编制的教师当做就业最主要的目标。然而很多提供编制的公立学校每年只招收一两名教师,甚至更多学校已经连续几年没有招聘。面对如此严重的供需不平衡状况,教育硕士应当及时调整自身的择业观。其实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有无编制的区别已经越来越不明显,教育硕士大可不必为了一个所谓的“铁饭碗”忽视其他的就业机会。 (三)对教育全日制教育硕士就业的建议 1.个人方面 S着研究生的扩招和毕业人数的增多,就业难已成为事实。要想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脱颖而出,教育硕士最主要的就是从自身因素出发,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和教育教学能力,增强就业竞争力。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首先,教育硕士应当调整自身定位,正确认识学习的重要性。考上研究生不是学业的终点,而是进入社会的起点。广大教育硕士不能自认为抱着研究生的学历就可以高枕无忧,而应当给自己制定一个翔实的专业素质提升计划并严格完成。尤其是要注意增加实践经验,提高自身的教育教学能力。其次,全日制教育硕士应当适当降低自己的期待,注意与社会的需求结合,主动出击,了解就业市场,不妨从基层做起,踏踏实实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对于编制不要过分执著。 2.学校方面 首先学校应当严格贯彻落实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的培养要求,切实推进“双导师”的培养模式,积极引进一些优秀的一线教师,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成为优秀教师的技能。其次,学校应当开发出专门针对教育硕士,能切实提高其教育教学能力的专业课程,减少不必要的专业基础课。尤其是要落实好全日制教育硕士的实习工作,必须确保学生有至少一年的实践经验,不能让学校的培养方案成为一纸空文。最后,高校在研究生招生方面应当紧紧贴合市场需求,不能盲目扩招。 3.社会方面 社会方面主要是政府和用人单位对教育硕士就业的影响。从政府方面来看,政府应当在政策制定方面多出台一些针对研究生的就业政策,可能的情况下为研究生开辟一些绿色通道,缓解研究生的就业压力。用人单位方面,首先应当消除对教育硕士的偏见,注重能力的选拔。不要简单地因为不是学硕,不是211或985的学生就将教育硕士拒之门外,应当从多方面考量教育硕士的能力。其次,用人单位还应消除性别歧视,确保男女机会均等。 教育硕士论文:全日制教育硕士培养工作的困境与对策 摘 要: 全日制教育硕士培养目标是培养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具有较强的教育教学实践和研究能力的高素质的中小学教师。但是,在教育硕士实际培养过程中却出现教学模式单一,缺乏学术活动;师生配比不科学,导师关注度不高;管理机制不健全,实践考核形式化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突出教学的实践意义,增加学术活动;提高导师重视程度,改革教导方式;健全管理机制,科学进行实践考核。 关键词: 全日制教育硕士 专业硕士 困境 培养对策 全日制教育硕士是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的重要组成部分。2009年《教育部关于做好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自2009年起,扩大招收以应届本科毕业生为主的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范围”,这一政策的出台,是为了缓解大学生就业的压力。但借此机会开展全日制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可以促进高校进一步发挥好培养人才、服务社会的职能,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满足社会更专业化的人才需求。 一、全日制教育硕士培养目标的内涵 2010年教育部的《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详细介绍了全日制教育硕士的培养目标:“培养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具有较强的教育教学实践和研究能力的高素质的中小学教师。” 该培养目标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两大方面。第一要“具有良好的学识修养和扎实的专业基础,了解学科前沿和发展趋势”。第二要“具有较强的教育实践能力,能胜任相关教育教学工作”。全日制教育硕士是硕士研究生层面上的教育,所培养的人才自然应该具备一名硕士研究生所拥有的理论水平和学术研究素质。同时,应用型人才是专业硕士的发展目标,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强调的实践体验是探究性实践[1],全日制教育硕士需要熟练运用现代教育理论和科学研究方法,理论联系实际,解决教学实践中的实际问题。因此,在对全日教育硕士的培养过程中,必须同时注重学术能力和实践能力两个方面。 二、全日制教育硕士培养工作的困境 (一)教学模式单一,缺乏学术活动。 目前,我国高校全日制教育硕士培养方法仍然以讲授法为主。讲授法是一种效率较高的教学模式,但是在师生互动方面有一定的缺陷。在讲授教学中,教师以语言为媒介,向学生传授教学内容。对于全日制教育硕士而言,不宜过多地采用讲授法。很多全日制教育硕士在本科阶段不是师范专业的学生,缺少教育学的专业训练,对教育的一些概念和理论只停留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的一些内容,讲授法不能使学生有效理解和运用教育理论和方法。同时,全日制教育硕士的培养目标是具有较强教学实践能力的中小学教师,与在职教育硕士不一样的是,全日制教育硕士没有工作经验,对讲授的教学内容的理解缺少实践经验的辅助,不能将所学理论直接与教学实践相结合,影响其理论学习的深度,使得培养效果甚微,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体现得不明显。另外,全日制教育硕士刚刚起步,在课程设计、教师配备等方面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教学内容的难度与学生的实际情况有一定的差距,不能做到循序渐进,这些都对全日制教育硕士的培养形成阻碍。 全日制教育硕士生培养的特色是突出实践,在实践不突出的情况下,高校对全日制教育硕士的学术能力培养十分松懈。在教育硕士的学习过程中,一大半时间是在学习基础课程、深入实践学校进行教学实践、撰写毕业论文。他们很少重视学术活动,高校很少专门为教育硕士提供专家讲座。与学术型硕士相比,全日制教育硕士很少参与导师的课题中,导师在分配科研任务时对教育硕士信任程度不高,在这种环境下,教育硕士唯一能够参与学术能力培养的途径只有写论文。培养教育硕士创新思维、提高他们的研究水平都沦为空谈。 (二)师生配比不科学,导师关注度不高。 由于近年来研究生扩招速度加快,专业硕士的人数不断增加,以扬州大学为例,在设有全日制教育硕士点的学院中,全日制教育硕士的人数已经接近全日制硕士人数的一半,虽然教师数量也有一定增长,但学生数量增加的速度远远高于教师的增长速度。在导师、学生的配比上,甚至会出现二十个学生配对一个导师的现象。导师对每一个学生进行指导工作所能够投入的精力十分有限,全日制教育硕士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乏导师的引导和认同。一方面,一些教育硕士的导师缺少基础教育教学实践的经验,研究范围与中小学的第一线实践有一定的距离,对教育硕士实践方面的指导感到力不从心。另一方面,教育硕士学制比较短,一般为两年,这给导师设置了难题。往往只有到了毕业论文撰写的时候,才会与学生交流,所指导的范围局限于毕业论文。平时所撰写的课程论文,某些导师很少进行指导,学生所能获得的只是任课老师打的分数,缺乏导师对这些论文在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研究的技术路线、研究的视角等方面具体的评价和指引。 (三)管理机制不健全,实践考核形式化。 教学实践是教育硕士培养的核心内容,虽然教育硕士普遍认为教育实践对其帮助很大,但教学实践仍没有建立起完整的管理机制。当前,我国具有教育硕士学位点的高校基本都会建立教育硕士的实践平台。然而,这个实践平台只是提供了教育硕士参与实践的机会,高校并没有加强对实践过程和实践效果的重视。全日制教育T士从实践开始到教学实践结束这一阶段,高校很少过问这些学生的情况,而是直接将学生的实践交给实践学校。因此,教育硕士在碰到实践中的共性问题时,没有相互交流、共同解决的机制,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实践的效率[2]。在实践结束后,对学生的考察是以学生在实践中所写的教案和心得为主,附上校外实践导师的评价,评价往往以对学生的肯定为基调,不能反映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利于学生进一步提高。从这几个方面获得的评价信息并不能对学生进行全面的评价,学生所提交的教案并不能完全说明学生是否具备合格的课堂教学水平,一些学生可以通过网络借鉴甚至抄袭优秀的教案上交学校,学校不能正确了解学生教学实践的发展状况。除此之外,在全日制教育硕士的毕业考核中,并没有教学实践能力的相关内容,对学生参与教学实践的积极性产生不良影响。 三、全日制教育硕士培养工作的可行路径 (一)突出教学的实践意义,增加学术活动。 “学术是高等学校的逻辑起点,对知识的传递、批判和探索是高等学校永恒的主题”[3]。教育硕士作为高等学校的组成部分,应该对实现知识的传递、批判和探索承担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获得硕士学位需要“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可以推断,全日制教育硕士与学术型硕士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研究中学习,在学习过程中获得知识只是一个方面,学会如何研究才是根本。因此,在对教育硕士的培养过程中应该适当增大学术活动的比例,这对学生深入理解教育相关理论并将其运用在教学实践中有很好的促进功效。 在操作层面上,教育教学实践形式可以是灵活多样的,可采用教学观摩、辅助教学、试讲、说课、参与教学管理和教学科研活动等灵活多样的形式进行专业实践[4]。例如在课程教学时,任课教师可以结合所教学的内容,组织教育硕士开展小组科研活动,让学生根据兴趣阅读课堂教学的拓展内容,帮助理解教育理论。并在小组合作中学会在科学研究中分工协作。在学生结束课程学习后,导师可以引导他们结合个人的研究兴趣,对教学实践中发现的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使他们学会在实践中思考,为日后教学研究工作打下基础。同时,邀请教学名师为教育硕士开展专题讲座,对教育硕士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指导,培养教育硕士成为研究性的教学专家。 (二)提高导师重视程度,改革教导方式。 各自的导师是全日制教育硕士培养中的核心人物,导师的行为直接影响学生的研究方法的规范性和学术思维的缜密性。导师对学生的指导不仅限于学术和实践方面,对研究生的思想、情感、其他能力都有指引的意义。对全日制教育硕士的培养要注重其学习能力以外能力的发展。 首先,高校要制定一些措施提高导师对教育硕士的关注程度,例如可以适当增加对教育硕士的投入,增加的投入与导师的教育工作质量直接挂钩,提高教育硕士在导师心中的地位,促进导师加大对教育硕士培养工作的投入。其次,在对教育硕士培养方案的制订过程中,导师与教育硕士都需要认真对待,保障制定的内容可以实施,导师要以学生的个人意向为基础,结合学生的水平对其提出相应的要求。同时,可以邀请中小学中的优秀教师共同参与教育硕士的培养方案的设计,使得这个培养方案更具有实践意义,紧密结合教育实践,拓展中小学教育资源,在理论指导下形成完整有效的实践培养方案。最后,导师需要调动教育硕士主动参与研究与实践的积极性。《关于加强和改进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几点意见》提出:“研究生教育要以研究生为本,要重视和促进研究生个性的健康发展。充分发挥研究生的主动件和自觉性,更多地采用自发式、研讨式、参与式教学方式。”因此,应该鼓励研究生通过研究生会等自治组织定期开展读书沙龙,由导师推荐书籍,教育硕士根据书籍的内容撰写读书心得,并在读书沙龙上相互讨论和交流;举办学术论坛,以教学实践问题为主题,与实践学校的中小学教师共同探讨教学相关问题并由导师讲评该主题问题的实质。以这些创新的教育形式,为全日制教育硕士与导师、全日制硕士之间提供良好的学术交流平台,为教育硕士在学习、实践、个人发展等各个方面提供有效的意见。 (三)健全管理机制,科学进行实践考核。 第一,教育实践是全日制教育硕士培养工作的重点,完善教育实践管理工作首先应将教育实践贯穿于整个教育硕士培养过程中。全日制教育硕士的学制为两年,可以将理论学习集中在第一学期,让学生打好理论基础。到了第二学期就开始让全日制教育硕士的学生参与教育实践,到实践学校辅助校外实践导师的教学工作,例如听课,批改中小学生的作业,参加各教学活动等。第三学期,可以正式走上讲台讲课,延长在课堂上的试讲时间,增加他们真正进行教育实践的机会。第四学期,学生可以减轻实习的压力,安心撰写毕业论文和找工作。同时,学生长期在实践学校中见习实习有利于培养的连贯性的发挥。第二,在实践管理工作中,应当有专门的管理人员对全日制教育硕士的教育实践工作负责。该管理人员需要对学生教育实践的过程有一定的掌握,及时解决学生教育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考察全日制教育硕士在实践中的情况。第三,在全日制教育硕士的毕业考核中增加教学实践内容。在教育硕士的实践活动结束时,组织一线教师和高校教育方面的专家走进课堂,对教育硕士进行严格的实践考核。同时,对全日制教育硕士毕业论文的要求以贴近教育实践为前提,解决中小学中存在的实际的中观、微观问题。培养他们成为既掌握实践能力,又拥有较高研究水平的专业教育人才,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形成学生、学校、实践单位三方共赢的局面。 教育硕士论文:实践取向的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必修课课程内容重构 [摘 要]我国全日制教育硕士课程内容有明显的学术化倾向,建构实践取向的教育硕士学科教学(历史)方向专业必修课程内容是当务之急。学科教学知识是优秀中学历史教学的核心知识,教育硕士学科教学历史专业必修课程内容应以历史教师的“学科教学知识”为核心进行重构,加强课程内容之间的沟通与联系,同时兼顾校本历史课程的开发、实施的指导与实践。 [关键词]教育硕士,实践性知识,专业必修课程,学科教学历史 自2009年全日制教育硕士学科教学(历史)方向研究生大规模招生以来,许多高校在教育硕士专业课程的设置上存在诸如“重理论轻实践”“课程设置和实施中的随意性和局限性”等问题,①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专业必修课程内容选择与重构问题。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具有较强的教育教学实践和研究能力的高素质的中小学教师。因此,教育硕士专业必修课程的建设也要围绕这一核心目标。施良方认为,课程建设的核心是“对于教育工作者而言,重要的不是选择这种或那种课程定义,而是意识到各种课程定义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伴而随之的新问题,以便根据课程实践的要求,做出明确的选择”。②全国教育硕士指导委员会颁发的《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规定的专业必修课程有四门:“学科课程与教材分析”“学科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学科教育测量与评价”和“学科发展前沿专题”。这四门课程的设置需要从“教师理解”“课堂教学”和“学生体验”三个维度来理解:1.“教师理解”维度。教育硕士专业必修课程是指任课教师在研究《方案》和学科教师专业发展需求的基础上所领会的课程,即任课教师对教育硕士专业必修课程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的理解。2.“课堂教学”维度。教育硕士专业必修课程是指任课教师预设教学目标、运用相关教学材料、组织学习活动并与学生交往对话的整个过程。3.“学生体验”维度。教育硕士专业必修课程是指学生通过研习任课教师提供的专业学习材料以及在与教师、同学交往互动后所获得的体验或W习经验。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着力点在于“实践性”。“实践性”决定了教育硕士专业必修课程的目标定位,也决定了课程内容选择的基本要求。专业必修课程是教育硕士必修的专业课程,在教育硕士课程体系中占有核心地位。建设实践取向的教育硕士专业必修课程就必须突出中小学教育教学实践能力的培养,课程内容来源于中小学教育实践并回归到中小学教育实践。 有研究者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研究发现,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标准”一直处于“缺位”状态,①这给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必修课程的设置、定位和实施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调查显示,近年来包括专业必修课程在内的“我国大部分高校的教育硕士课程教学体系都是依托培养教育学硕士的标准来进行的”,“在学科化的课程教学体系和学术化的质量评价标准制约下,教育硕士的课程教学体系建立在学科知识体系的基础之上,专业性、技能性的课程教学内容被淡化”。②美国一些大学则运用NBPTS(美国全国教学专业委员会)的标准构建教育硕士的专业课程内容,有效地解决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内容设置问题。NBPTS提出了教师专业的五项核心主张:1.教师对学生及其学习承担责任;2.教师熟悉所教科目的内容,并知道如何把它们教给学生;3.教师有责任管理和组织学生学习;4.教师能系统地对教育实践进行思考,并从经验中学习;5.教师是学习共同体的成员。③据此,美国明尼苏达―杜鲁斯大学教育学院为教育硕士设立了与NBPTS五项核心主张相一致的课程,针对上述NBPTS第一项和第五项核心主张,该校设置了“系统情境中的教与学”和“领导、变革与合作”等课程,确定了教育硕士与同事在课内外的合作活动和在社区开展的工作;针对第二项核心主张,设置了“教和学的基础:课程理论与设计”等课程,确定了现场教学、将课程目标与课程实施经验联系起来等运用理论于实践的活动。④加拿大教育硕士专业方向的课程设置也“注重提高学生的专业能力”,为准备就业的学生提供必要的实践知识和技能,为在职人员创造机会提高他们的学术水平和能力,重视培养中小学教育的专业管理人员。每个研究方向的课程结构,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部分:专业核心课程(教育各专业的基本理论或研究)、教育研究方法类课程、专业拓展类课程、选修课程(在其中学生必须修习几门专业方向内的课程)、专题研讨课程(专业方向内理论或实践中的热点问题),⑤课程设置较为突出研究方法类课程。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以“运用理论于实践”为核心目标重构教育硕士专业必修课程内容十分必要的。 实践取向的学科教学(历史)方向教育硕士专业必修课程,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聚焦于历史学科教育的实践能力,同时应具有三个基本特征: 1.理论特征。专业必修课程的专业性首先体现在专业理论层面,历史学科教学方向有自己的学科理论、课程与教学理论,专业学位课程必须建构较为系统的老师学科知识体系和课程教学知识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必须达到优秀历史教师必须掌握的历史学科知识与课程教学知识。2.实践特征。专业必修课程内容必须与中学历史教学实践紧密联系,并能够有效搭建起“把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的桥梁,专业必修课程的落脚点是历史学科教育实践。3.理论与实践交互的特征。专业必修课程实施的着力点是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交往互动的过程,在课程实施过程中,既要从丰富多样的教育实践中抽取出学科教育的理论特征,又能把掌握的专业理论语用到具体情境的教育实践中去。 (一)历史学科教学知识是中学历史教师的核心知识 美国学者舒尔曼最早提出“学科教学知识”这一俗语,他认为学科教学知识是教师的核心知识,具有实践特性。教师学科教学知识是由课程知识、内容知识、学习者知识、情境脉络知识、一般教学法知识和教育目标等经过教学推理行动形成的,⑥这种推理行动需要在教学实践中通过对“课程知识”等静态的知识进行理解、转化、教学、评价、反思并产生新的理解,才能产生学科教学知识,这种学科教学知识是教学知识的合金,具有鲜明的实践性。Cochran、DeRuiter、King等人发展了舒尔曼研究提出的“学科教学知识”概念中的“knowledge”一词的含义应是“knowing”,该模型提出了四种类型的教师知识:学科知识、学生的知识、背景的知识、教学法知识,四种类型知识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关系”。因此,Cochran对学科教学知识的定义是:“教师对教学知识、学科知识、学生特征和学习情境等知识的综合理解。”①具有实践性的教师学科教学知识具有以下特点:1.是教师专业知识的合金;2.是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内化而形成的; 3.是一种内隐的知识;4.在教师的教学实践中得以表现。由于学科教学(历史)方向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课程承担着培养“优秀中学历史教师”的任务,而促进学科教学(历史)方向教育硕士实践性历史学科知识的发展应当是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课程的核心目标。因此,学科教学(历史)方向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课程在课程内容的选择应致力于历史教师实践性历史学科知识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的“实践取向”的特征。就合格的中学历史教师而言,基础是掌握必备的历史学科专业知识,即历史知识、历史思维和历史的语言表述必须是专业的,但是有了这些学科专业知识和能力并不能必然成为一名合格或优秀的历史教师,其中最为关键的实践性知识,这是教师如何把历史和学习历史的知识转化为学生的经验的历史学科教学知识。 (二)依据教育硕士学科教学实践性知识已有的水平 我们通过对上海、江西和甘肃三所师范大学新入学的62位学科教学(历史)方向教育硕士发放问卷,主要从基本情况、学生时代历史学习体验、本专科期间专业学习、历史教育实习(教学实践)等四个部分进行调查,发现如下: 1.生源构成以应届本科生为主,大部分教育硕士没有教师从业经历。 2.大部分学科教学(历史)方向教育硕士(研究生)对历史教育的理解还停留在感性经验阶段。中学生时代经历的历史教学策略对于其对历史教育的理解影响比较大,大学历史课程与历史教学论教师虽然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仍有相当一部分学科教学(历史)方向教育硕士对历史教育的理解还停留在感性经验的阶段。 3.大部分学科教学(历史)方向教育硕士本、专科期间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学习综合化程度不高。 4.历史教育专业实践活动能力普遍较低。 学科教学(历史)方向教育硕士认为课堂教学面临的主要困难来自两个方面:(1)学生方面:中学生参与度低,学习积极性难以调动,中学生阅读量有限,学生史料的查阅和辨析能力偏低,等等;(2)教师方面:缺少有效指导中学生的策略性知识,文献史籍阅读量不足导致对教科书解读不深,依赖网络资源,难以把握教学内容,对学情分析不足,不知道如何唤起中学生的学习经验和历史意识,教师历史专业知识的欠缺,对中学生管理纪律等方面缺乏经验,课堂讨论容易偏离轨道,受应试教育影响太深,等等。 调查发现,学科教学(历史)方向教育硕士的学科知识、教学法知识、学习的知识均呈现出鲜明的碎片化状态,历史学科知识的欠缺、学科教学知识都严重不足,而最为突出的则是后者。 施良方教授认为,一般说来选择课程内容时要注意以下标准:1.“注意课程内容基础性”;2.“课程内容应贴近社会生活”;3.“课程内容要与学生和学校教育的特c相适应”。②学科教学(历史)方向教育硕士的专业必修课程内容与中学教育历史课程内容最大的不同是专业性的,参照国际上教育硕士专业课程建设的经验,可以从参考以下三个要素来选择专业必修课程的内容: (一)参照《教师专业标准》和《国培计划教师培训标准》 2012年2月,教育部颁发了《中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教育部文件教师(2012)1号]。强调中学教师要以“能力为重”,认为合格的中学教师需要“把学科知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结合,突出教书育人实践能力;研究中学生,遵循中学生成长规律,提升教育教学专业化水平;坚持实践、反思、再实践、再反思,不断提高专业能力”。这套标准主要从专业理念与师德修养、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具体规定了中学教师专业标准的内容,其中,“专业知识”部分的“学科知识”“学科教学知识”,“专业能力”部分的“教学设计”和“教学实施”是教师专业标准的核心内容。而2012年5月教育部颁发的《国培计划课程标准(试行)》也特别强调培训内容的实践性,其课程内容设计指向实践性的原则是:“思想性与专业性相结合……遵循学科教学规律和教师学习规律,提高教师专业能力;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既注重理论知识学习,又注重帮助教师在实践中改进技能和方法。”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主要参照教师专业标准从专业理念与师德修养、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三个方面阐述了培训课程的内容,并在专业能力部分提出了“教学研究”能力的培训要求。上述两套标准的颁布,为合格历史教师和优秀历史教师的培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标准。因此,在学科教学(历史)方向教育硕士专业必修课程内容的选择上,要强化“历史专业知识”,获取与“历史教学专业能力”提升方面的课程内容,要对学科教学能力和研究能力相关内容进行整合,为学科教学(历史)教育硕士成长为优秀中学历史教师打下坚实的基础。 另外,国外历史教师的专业标准也为学科教学(历史)方向教育硕士的课程设置提供了有益的参考。2005年,美国伊利诺伊州颁布了详细的教师标准,明确指出“教师资格证获得者,必须拥有丰富的学科知识、指导学习的理论和方法,并决心不断提升自己的职业素养”,从“教职人员的总体要求―教师标准―社会科学核心标准―历史学具体标准”四个层次提出要求,强调历史教师要具备教师的基本素养和要求后,还必须具备历史基本知识,掌握历史学研究方法和专业理论。①这个标准强调,合格的历史教师应具备扎实的历史学本体性知识,但前提是作为一名教师应该具备的知识内容、个性发展与学习、差异等指导学习的理论和方法。2006年,澳大利亚历史教师专业标准项目研究委员会制定的历史教师课程标准从专业知识、专业实践和专业参与作了规定,对专业知识提出的要求是:1.教师需要知道的学科知识;2.教师需要知道学生如何学习历史文化;3.教师要知道他的学生。②其中的第二条,则相当于舒尔曼所说的历史学科教学知识。对历史专业教育硕士而言,第二、三条是直接指向历史教学实践的,应该是重点学习的知识。 (二)参照历史教师专业知识研究的最新成果 长期以来,历史教师的专业知识要求一致强调历史本体性知识,认为教师的知识体系主要由历史专业知识、文化知识和教育教学知识(包括历史课程与教学论知识)。但是近年来,一些青年研究者以不同水平的历史教师为个案开展的质性研究发现,历史教师的专业知识、教学知识、课程知识在实践中呈现出个性化、情境化、默会性和综合性特征,这些研究为历史教师教育类课程的设计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三)分析学科教学(历史)方向教育硕士已有的水平和学习特点 学科教学(历史)方向教育硕士专业必修课程内容的选择固然要服务于中学优秀历史教师的培养目标,如果课程内容不能与学生已有的水平和学习特点有机结合,对全日制学科教学(历史)方向教育硕士专业能力的培养产生影响也不会很大。因此,学科教学(历史)方向教育硕士专业必修课程内容的选择,必须充分考虑到全日制学科教学(历史)方向教育硕士已经掌握的理论知识、实践能力以及他们学习的特点,并尽可能地使课程内容与之相适应,这不仅有助于全日制学科教学(历史)方向教育硕士在未来成为高素质的历史教师,而且还有助于他们将来成为具有较强研究意识和研究能力的优秀历史教师。通过调查研究我们发现,新入学的学科教学(历史)方向教育硕士以应届本科生为主,他们对历史教育的理解还停留在感性经验阶段,教育实践性知识的学习专业化程度不高,专业实践活动能力普遍较低。这种现状与优秀中学历史教师培养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因此,专业必修课程内容的选择应从学生已有的水平出发,注重基础性,确保课程内容的广度与深度在学生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四)面向真实的中学历史教师职业生活 真实的中学历史教师职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具有鲜明的实践特征。学科教学(历史)方向教育硕士专业必修课程的内容要面向真实的专业生活,理论的学习、实践能力的培养都必须能够学科教育教学中的问题。在真实的中学历史教师职业生活中,备课、上课、考试评价、听评课、日常管理都是中学历史教师必须完成的专业事务,也是历史教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也是学科教学(历史)方向教育硕士专业必修课程内容选择绕不开的内容。 学科教学(历史)方向教育T士专业必修课程一般包括“历史学科课程研究与教材分析”“历史学科教学与案例分析”“历史学科教育测量与教育评价”和“历史学科教学发展前沿专题”四门课程。这四门课程核心目的是培养学科教学(历史)方向教育硕士的历史教学实践能力和研究能力,指向优秀中学历史教师的培养目标,前者是第一位的,后者是第二位的。2014年以来,我们已在上海师范大学和西北师范大学举办了两届学科教学(历史)方向教育硕士教学技能大赛,发现学科教学(历史)方向教育硕士教学实践能力比较欠缺,尤其缺乏将历史学知识、教学知识、学生的知识进行整合的教学能力,也即历史学科教学知识。因此,学科教学(历史)方向教育硕士的课程很有必要以历史学科教学知识为核心整合专业必修课程的内容体系,在提高他们教学实践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培养历史教育教学的研究能力。 历史学科教学知识,在实践中体现为在特定的教学情境中,一节历史课教什么、怎么教、学什么、怎么学的抉择。因此,学科教学(历史)专业教育硕士的专业必修课程可直面这些问题,以案例教学的形式组织课程内容。教育部教指委规定的四门专业必修课程内容应该有一定的交叉,如都包含历史课程目标与内容、历史教学设计、历史教学实施、历史教学研究方法的内容,但又各有侧重,因此,专业必修课程内容也应注重联系,并有所侧重。“历史课程研究与教材分析”课程主要解决历史课教什么的问题,具体包括历史课程与教材的基本内涵和编制的基本理论,理解历史课程的性质、特点、功能,熟悉历史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课程目标和教材内容体系,形成较高的教科书解读能力,并具备独立从事对教科书不同类型内容进行分析解读的研究能力。“历史教学与案例分析”课程主要解决历史课怎么教的问题,具体包括掌握历史教学设计和历史课堂教学的基本理论,熟悉案例研究的方法与流程,形成历史教学设计、历史课堂教学的基本技能,掌握案例研究的基本方法、流程并在实践中运用,具备独立从事案例研究的能力。“历史教育测量与教学评价”主要指向历史课程、教学和学习结果三个方面如何测量与评价的问题,具体内容包括“历史课程评价”“历史学业成就测量与评价”“历史课堂教学测量与评价”“历史教师评价以及我国历史学习测试的发展历程与趋势”等。这四门课程的核心内容都必须指向以历史学科教学知识为中心的教学实践能力和研究能力的培养,同时必须与其他相关课程有效衔接和沟通。“历史教育前沿专题研究”主要了解历史课程、教学、评价与研究方法等不同方面最新的研究内容、方法和动态,并通过自主查阅资料,进一步丰富和拓展历史课程、教学、评价与研究方法等专业领域一些感兴趣的问题的研究,并训练文献综述能力和发现问题的能力。 中学历史教师的核心知识无疑应当是学科教学知识,但在当前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实行国家、地方和校本课程三级课程管理的课程改革背景下,国家课程校本化、开发并实施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校本课程也是优秀的历史教师不可缺少的实践性知识。具有地方特色的历史课程资源、校本课程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对国家历史课程的学习有重要的补充作用。如笔者所在学校在客家史和苏区史领域的研究很有特色,因此,在教育硕士专业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中贯穿地方历史课程资源和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的内容,对教育硕士硕士能力的提升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实践证明,教育硕士学科教学(历史)方向的研究生对这方面内容特别感兴趣,通过“王阳明与赣南地域文化”“客家迁移史与客家文化”等高中校本课程案例学习,比较有效地促进了教育硕士地方课程资源和校本课程开发能力。 【作者简介】王从华,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学科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姬秉新,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与历史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教育硕士论文:全日制教育硕士学科教学美术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研究 摘要:全日制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有明确的职业导向,专业实践能力和应用能力的强弱是评估其培养质量的尺度,因此,有效落实专业硕士实践教学的各个环节至关重要。本文针对学科教学美术研究生的特点,从导师实践教学指导能力培养、实践能力分类培养、实践基地“轮岗”培养、课题引领综合培养四个方面阐述提高专业硕士研究生实践能力的创新培养模式。 关键词:学科教学美术;实践能力;培养模式 为应对社会经济转型期对高层次行业人才的大量需求,教育部自2009年起,首次把教育硕士研究生的招生向应届本科生开放。此后,教育部出台一系列的文件,调整硕士研究生的类型结构,不断扩大专业硕士的招生数量,在硕士研究生总量不变的基础上,通过逐渐压缩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招生数量来扩大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比例;另一方面不断扩大专业硕士的招生范围。 转型期的专业硕士有其明确的职业针对性,“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掌握某一专业(或职业)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1]因此,专业硕士研究生专业实践能力和应用能力的强弱就是衡量其职业素养的一杆标尺。教育硕士是专业硕士的一个分支,笔者针对全日制教育硕士学科教学美术研究生的特点,从以下四个方面,谈谈专业硕士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的思路。 一、提高教育硕士导师的实践教学指导能力 目前,很多高校的研究生教育采用导师负责制,导师既是研究生的日常管理者和知识传授者,同时又是亲密的合作者。导师专业素养和指导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实践能力的强弱,也是研究生能否成为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关键因素。 培养专业硕士的初衷,源自长期以来学术性硕士研究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不足和实践应用能力的薄弱,因此,两年制的全日制专业硕士把实践能力的培养放在首位。专业硕士培养模式的不断改革,为高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带来了质的改变,但导师队伍的建设还需要走很长的路程。以教育硕士学科教学美术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为例,很多导师从学术型导师中分离出来,部分导师同时带学术型研究生和专业型研究生,放在一起无差别培养普遍存在;其次,由于美术专业的特殊性,“技术第一”的理念根深蒂固,传承导师的绘画技能和技巧成了学科教学美术研究生日常训练的重要课程,专业硕士的“专业性”被曲解;第三,不了解基础美术教育教学的现状,“纸上谈兵”,针对性的培养落不到实处。 笔者认为,学科教学美术研究生导师队伍实践教学指导能力的培养,应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每年轮流选派1―2名导师到中小学或教科所任职,时间为一年。全方位了解基础美术教育动态,熟练掌握课堂教学的基本方法,更新和完善知识体系;二是经常深入实践基地的一线课堂,定期参加美术教研活动,参与教学研讨、评课议课、案例分析、研课磨课等;三是专业硕士导师队伍中应该加大年轻教师的比重。“在遴选过程中,应在考察其基本素质、学术水平等前提下,特别突出其业务实践水平和能力,要把那些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精湛业务水平的年轻教师充实到我们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队伍中来,以保障这支新生队伍的可持续发展。”[2]年轻导师更易于接受新思想、新理念,精力旺盛、体力充沛,没有过多的行政事务干扰,能够全身心投入到研究生的实践能力培养中。 二、教学实践能力发展的分类培养模式 近年来,全日制教育硕士学科教学美术专业学位研究生中应届本科生居多,此外高校教师、教育部门管理人员、中小学美术教师也有一定的数量。入学前职业、年龄的较大差异,在目标定位、学习方式、专业需求等方面都不尽相同,如果用一套统一的模式无差别培养,将会严重影响研究生的积极性。因此,研究生入学后根据其专业背景分类培养,因材施教,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学科教学美术研究生入学的专业背景一般有三种,美术学(师范)专业、美术学(非师范)专业、非美术学专业。美术学(师范)专业背景的研究生,入学前已经完成了美术基础知识、美术教育知识、美术技法的系统学习,入学后课程设置应以职业能力和专业技术提升训练课程为主,辅以教学理念、教学管理、课程资源开发等课程。教育实习注重管理工作、磨课研课、评课议课、诊断式教学、案例式教学等。美术学(非师范)专业背景的研究生,第一学年要补修美术教育教学的相关知识。教育实践不少于一年,前半年主要以见习为主,听课、观摩、集体备课、授课、撰写教学反思等,后半年和师范专业同步。非美术学专业的研究生,其课程应分为三部分:一是美术教育基础课程,建构学生系统的美术教育知识体系;二是美术技法类课程,培养学生的绘画能力和美术素养;三是补修一些美术类选修课程。其教育实习和美术学(非师范)专业同步,但要加强对美术教育的理解与美术技法的使用能力。 三、实践基地的“轮岗”培养 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的课程类别中实践教学有6学分,占总学分的17%,因此,在实践基地的学习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第二课堂”[3]。在基地进行的教育实习,是在双导师和校校联合下开展的教学实践,共建双方应严格按照拟定好的管理制度和实习计划落实每一个教学环节。笔者建议,有条件的学校可以以“轮岗”形式开展的“影子研修”。即在双导师的指导下,研究生以“影子研修”的形式一对一“跟岗”实习学校优秀老师,可以是校领导、班主任、学科带头人等,亲历“跟岗”对象参与的教学管理、教学实践等具体活动,及时撰写“跟岗”笔记和心得体会,定期组织小组讨论,分享经验,在真实的教育教学情境中升华教学实践能力。 此外,还可以借助每年的“国培计划”置换脱产研修项目,选派教育硕士参与“顶岗”实践,到中小学独立完成一学期“被顶岗”老师的全部教育工作,同时完成调查报告、心得体会、研究报告、优质课教案和视频等相关任务。当然,研究生培养部门如果能够提供一定的经费支持,参与“顶岗”的教育硕士带着课题进入中小学课堂,探究性地、有目的地开展教学工作,研究生的实践能力就会真正得到强化。 四、课题研究带动实践能力 课题研究是教育硕士学习科研方法、懂得学术规范的必经之路,教育硕士的课题“应根据‘实用、创新、复合’的要求,着重于应用课题的拓展或现实问题的解决,使课题具有明确的行业领域背景、职业背景和使用价值。”[4]以应用型为主的课题必须依托于教育硕士的教学实践,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并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然后通过不断的反思和尝试验证方法的可行性,得出的结论可以是应用型的论文、案例、教学反思或研究报告,甚至成为学位论文。应用型课题研究依托于教学实践,从实践中挖掘有价值的研究课题,最后成果又会反哺实践,而研究过程和实践过程都需要学生对自我的严格约束,以及不断尝试和探索的精神,因此,良好的学术习惯和学术氛围将是教育硕士实践能力和综合素养快速提升的保证。 总之,教育硕士学科教学美术研究生教学实践能力的培养,涉及诸多因素,如导师队伍的整体素质、管理制度的落实情况、实践基地的优劣等都会影响教育硕士的培养质量。学科教学美术研究生又有别于其他学科,更需要相关单位的通力配合,共同为研究生营造一个开放、高效、上进、充满关爱的环境,教育硕士的培B才能真正获得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教育硕士论文:教育硕士研究生学习动机的激发和保持策略 【摘 要】需要引起动机,动机激发行为。学习动机是推动学生学习的一种内驱力,是影响研究生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效果的重要心理因素。本文针对当前教育硕士研究生学习兴趣不高,学习动力不足这一现象,论述了激发学习动机对于教育硕士研究生的重要性,针对现状分析了激发学习动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对策略。 【关键词】教育硕士研究生;学习动机;激发;培养 一、学习动机在教育硕士研究生学习中的重要性 学习动机是指唤起个体进行学习活动,引导行为朝向一定的学习目标,并对此种学习活动加以维持、调节和强化的一种内在历程或内部心理状态。从教育学的角度,人们更乐意将之与受教育者主体性的发挥联系起来。从心理学角度来理解动机,人们更乐意将之归于非智力因素,认为它是对人的学习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学习过程中,学生的学习动机的动力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它对集中学生的注意力、增强持之以恒的决心、增加坚持不懈的毅力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随着就业形势的严峻,教育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动机不可忽视。现在一些教育硕士研究生在读研期间,面临一些经济压力,这迫使他们到校外从事家教以及其它兼职工作,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来保证学习。有些教育硕士研究生自制力和自我意识不强,从而使他们缺少明确的学习目标,学习积极性不够。作为一名教育硕士研究生,在面对各方面压力和困境时,调动和激发自我的学习动机至关重要。 二、教育硕士研究生学习动机的激发和保持存在的问题 学习动机的多元化。所谓学习动机的多元化是指研究生学习动机是复杂而多样化的,即学习活动往往受多种动机的支配。有的是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有的是由于自己对某一学科有着浓厚的兴趣,希望自己在事业上有所作为;有的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现状,将来能谋求一个理想的工作;有的则是为了学到更多的知识和本领,将来能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多做贡献等等。在学习过程中,往往是几种动机同时存在,但在一定时期总有一个主导性动机起支配作用。 内部学习动机明显不足。依据学习动机的动力来源引发原因可将动机分为内部学习动机和外部学习动机。内部学习动机是由个体内在需要如好奇心、求知欲、兴趣、操纵的愿望等引起的活动动机,它会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对学习活动的推动作用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所以,在教育实践中我们要根据研究生的实际情况优先培养其内部学习动机。 学习动机有一定可变性。研究生的学习动机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大学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会促使研究生学习动机在内容、强度、类型等方面,随着间的推移、社会及周围环境的变化、个人的经历及家庭等因素的不断发展而变化。另外,研究生随着年级的升高,其学习动机表现为由近景性学习动机逐渐向远景性学习动机发展的趋势。 三、教育硕士研究生学习动机的激发和保持策略 学习动机的培养是指在学生没有或很少有学习动机时,教师通过一系列措施和方法,促使学生形成和发展这种动机。学习动机的激发是指学生已经具备了潜的学习动机,在没有表现出来,教师采取一定的措施,使它转入活跃状态,把学学习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培养和激发学生学习动机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应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才是。 (一)创造外部条件,激发学习动机 这是从动机产生的外在原因入手,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这些外部条件包括优秀的导师队伍、浓厚的学习风气、活泼创新的学习环境以及对学习效果的反馈等等。这些条件的满足会激发我们的学习需要和兴趣,从而使自己产生比较强烈的学习动力。但是这些外部条件并不是单纯的为了学生的学习动机而存在的,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寄望于这些外部条件就能直接提高研究生学生学习动机,而是在我们教育工作者正确的指引利用下,充分发挥这些外部条件对于学生的正面积极影响,这样才不会显得生硬,让学生不是刻意的从中获得学习动力,才会让研究生期间的学习变得自然而富有生命力。 (二)利用内部因素,激励学习动机 运用自我教育法强化研究生学习的意识。自我教育法是指“受教育者自己教育自己,自己做自己的思想工作的方法。”它是在主体意识基础上产生的自觉的教育方式,是一种觉、主动型的教育方法,是研究生本身的内在动力起作用。这种内化作用比外力作用的效果更佳,它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更高层次,发挥着直接教育和间接教育等被动式教育方法所难以发挥的作用。它可以直接强化研究生学习的意识,有助于培养研究生自我教育的能力。这是培养研究生学习动机的关键环节。 (三)创设良好的心理环境,培养学生的学习动机 良好的学习心理环境是激发和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重要因素,是推动和维持学生学习的重要条件,它可以使学生保持旺盛的学习热情,积极的参与学习活动,保证学习取得成功。因此,教师要想方设法创设良好的学习心理环境,培养学生的学习动机。第一,热爱学生。“教育教学的全部奥秘就在于如何爱护学生。”“亲其师”才能“信其道”。学生喜欢“态度和蔼可亲、充满爱心”的教师上课。教师爱学生就会使学生产生一种不学好功课就对不起教师辛勤栽培的内心体验,从而激发学习动机,提高学习热情和自觉性。第二,满足学生合理偏要。当学生某些学习需要如自尊的需要、认知的需要、成功的需要得到满足时,就能激发学习的动机。因此教师要尽量满足学生合理的学习需要,以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和动机。第三,调节学生情绪。学生的认知过程和情感过程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情绪状态对学习效果也有直接的影响。良好的情绪对认知活动起着启动和激励的作用,能提高智力活动的效果。因此,导师要及时了解和把握学生的情绪状态,善于引导和调节学生的情绪,使他们能以积极饱满的热情投入学习,取得优异学习成绩。 作者简介:邱坤(1992-),女,陕西理工大学经济与法学学院学科教学(思政)专业2015级研究生。 教育硕士论文: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研究生海外实习对其专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摘 要: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对2011~2016年参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实习项目的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研究生进行调查,探讨海外实习经历对学生综合能力、专业能力和就业选择等方面的影响。调查发现,学生在当地教学单位的指导与监督下,大部分能够独立进行教学。海外实习对学生的影响是积极的,尤其在锻炼个人意志品质、拓宽国际视野、提高专业能力方面表现比较明显。另一方面,海外实习对学生的职业发展规划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在面临就业时,专业对口的优势并不突出。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 海外实习 专业发展 一、引言 自2007年起,我国稳步推进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Master of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简称MTCSOL)研究生教育,呈现方兴未艾之荨8米ㄒ抵荚凇芭嘌适应汉语国际推广工作,胜任多种教学任务的专业人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2007),对学生的实践能力有着很高的要求,并将专业实习视为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主要环节。专业实习一般有海外实习和国内实习两种方式,海外实习主要是赴海外教学单位进行汉语言文化教学的顶岗实习。较国内实习而言,海外实习教学对象数量较多,学生能在非汉语环境中体验不同的教学方式,有助于增强跨文化交流意识,更有利于提高实践能力。 近年来,如何充分发挥海外实习对学生成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针对国内和海外实习的总体情况进行总结概括(如:张小玲,2013;汪雯婷,2016;吴方敏、陈颖,2016);一是从学生角度出发,研究学生在实习过程中所采用的教学方法、遇到的普遍问题等,这部分研究多集中于对某校的海外实习模式或者某一项目进行个案分析(如:肖国珍,2014;沈玲等,2016;冯康静,2016)。总体而言,现有研究缺乏对海外实习外在影响的分析以及对学生海外实习结束之后的跟踪研究。 本文以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组织实施的赴大洋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志愿者项目为例,以参与该项目的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生为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总结该专业学生参与海外实习的基本情况以及实习结束后的发展变化,从而探索海外实习对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的具体影响。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本文选取2011~2016年参加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汉语教师志愿者项目的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实习生为研究样本。基于样本质量和调查对象信任度两个方面的考虑,本文使用目的抽样的方法进行测量。在调查问卷的设计方面,主要借鉴国内外针对海外实习的相关文献和社会学研究方法,将问卷分为基本信息、海外实习前的准备、海外实习具体内容、海外实习对个人综合影响、对专业能力的影响、对就业选择的影响等6个方面,采取在线问卷与纸质问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64份,回收有效问卷52份,有效回收率81.25%。 (一)基本信息分析 本次调查问卷所涵盖的志愿者项目,以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孔子学院项目和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孔子学院项目为主,且以2014~2015年和2015~2016年这两个批次为主(占总体数量的76.92%)。从学生参与海外实习时所在的年级来看,以一年级和二年级为主,其中二年级学生占学生总数的53.85%,超过一半。 在询问调查对象是如何获知海外实习项目时,回答通过“所在学校公示通知”而了解并参加的学生占学生总数的75%,说明学生参与海外实习的渠道主要是学校,且保持一种“学校――学生”的单向形式。另有15.38%的学生是通过“国家汉办/孔子学院官方网站”了解到信息。 在回答“是否有对外汉语教学经验”这一问题时,仅有7.69%学生的答案是“毫无经验”。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学生在出国之前,都或多或少地参与过对外汉语教学实践。这与上文提到的一半以上学生在二年级时出国有着密切关系。 在询问调查对象参与海外实习的最初动因时,有46.15%的学生回答是为了“提高对外汉语教学能力”,不足一半。而在其他动因中,比例最大的是“扩展国际视野”(32.69%),其次为“提高英语水平”(13.46%),两者相加也是46.15%。也就是说,在参与海外实习之前,许多学生并不是抱着“提高专业能力”的想法报名,而是希望能够借此机会提高其他能力。 (二)海外实习基本情况分析 从教学时长来看,大部分学生海外实习期间的课时量很大。有48.08%的学生表示,他们每周的教学时间在10~20小时之间,另有23.08%的学生每周教学时间在20~30小时之间,两者共占到总体的71.16%。这说明,大部分学生在实习期间工作量比较大,参与教学的时间很长。 从岗位性质来看,学生在海外实习期间,受当地政策和规定所限,多承担助教职责,在工作中要接受所在教学单位的指导和监督,并辅助当地教师进行教学。这种辅助工作的具体形式则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而定。有些教学单位汉语教学需求量较大,当地原有教师资源不足,实习生承担的教学任务比较多,甚至可能要承担多个教学单位的教学任务;有些教学单位需求较小,实习生的实际教学任务比较少,独立教学时间也比较短。在本文所调查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项目中,由于当地汉语热不断升温,大部分地区的汉语教学资源仍不同程度缺乏,因此大部分实习生都能有独立教学的机会,而未参与独立教学的仅占总体的9.62%。有42.31%的学生表示独立授课的时间持续3个月以上,有38.46%的学生表示所承担的教学任务更多,能够独立进行当地教学工作。这使得大部分学生能够得到充分的实习锻炼,促进了学生专业能力的发展。 从教学对象来看,实习生的教学对象普遍年龄偏小,集中在小学和初中。在调查中,有29人次表示主要教学对象为小学生,有22人次表示主要教学对象为初中生。总体来看,低于15岁的教学对象占总体一半以上。 从教学内容来看,由于当地语言政策和相关规定的影响,统编教材较少,大部分教学单位采用自主设计的教学材料。本次调查中,有28人次表示,在海外实习期间,实习生主要采用自己设计的讲义进行教学。这对学生的教学设计和实施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三)海外实习综合影响分析 依照研究设计,本文从海外实习对个人的综合能力的影响、对专业能力的影响以及对就业选择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采用分级打分的方式针对海外实习对个人综合能力的影响进行统计。我们要求调查对象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个人感受,从“-5”到“5”对综合能力的多个方面进行打分,5分为积极影响最大,0分为无影响,“-5”为消极影响最大。通过这种设计,我们将海外实习的影响以一种较为直观的方式展现出来。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见,大部分学生对海外实习的综合评价很高,认为海外实习对自己的个人能力起到的积极影响远大于消极影响。例如,对全部6项打分在3分以上的学生占总体的81.73%,而打负分的仅占1.60%,且负分仅出现在职业发展规划和用人单位态度两项上,最低分为-3分,并没有达到最大消极影响。 具体来看,从横向上比较,在最高分5分的项目中,排名前三位的依次是个人品质、国际视野、团队协作,比例分别为53.85%、44.23%和28.85%,而专业能力和职业发展规划并列第四位,比例为26.92%。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学生认为,海外实习在个人综合能力上起到最大积极影响的是个人品质和国际视野,而非专业能力。 从纵向上来看,在专业能力这一单项里,既没有负分也没有0分,有40.30%的人打了4分,26.92%的人打了5分。这表明,所有调查对象都认为,海外实习对专业能力的提高具有积极影响,其中大部分学生认为这种积极影响很大。 此外,在职业发展规划这一单项中,不仅有3.85%的人打出“-3分”的消极分,3.85%的人打出“-1分”的消极分,还有21.15%的学生认为海外实习对这一项毫无影响。也就是说,有28.85%的人认为,海外实习影响偏向消极,没有对他们的职业发展规划起到帮助,甚至在不同程度上阻碍了其职业发展规划。这是其他单项都没有出现的一个结果。 据此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学生对海外实习的作用持积极态度,且这种积极影响主要集中在个人意志品质与专业能力的提升上。同时,海外实习的消极影响较小,仅有部分学生认为与其个人的职业发展规划无关,或者有一些阻碍作用。 为进一步分析海外实习对专业能力的影响,本文要求调查对象就海外实习前和海外实习后的专业能力变化进行对比打分,即根据个人经历,从0~10分对自己进行评估,0分为最低分,表示缺乏这方面能力,10分为最高分,表示这项能力自我评价最高。具体结果见表2和表3。 从表2来看,调查对象对参与海外实习之前的自我评估加权平均分在5.2~5.5分之间,说明大部分学生对自己的专业能力总体上有一定自信。另一方面,m然没有打0分的情况,但5分及5分以下的人数比较多。其中“组织课堂管理能力”一项比较突出,打分在5分及以下的共计27人,占总体的51.92%,说明有大约一半的人认为,在参与海外实习之前,自己的课堂组织管理能力比较差。而打分集中在6分及6分以上的项目中,则是“对基本知识点的理解与掌握”这一项人数最多,共计36人,占总体的69.23%。 从表3来看,调查对象自我评估在海外实习之后有明显的提升,加权平均分在6.98~7.87分之间,最高一项“跨文化交际能力”为7.87分,对比表2,是提升最大的一项。此外,没有2分及以下的情况出现,甚至在“组织课堂管理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两项中还出现了10分的最高分。这说明,海外实习之后,学生的专业能力总体上有了明显的提高。表现最突出的是“组织课堂管理能力”一项,打分在5分及以下的人数由之前的51.92%下降到1.92%,而“汉语课堂教学能力”“汉语课程组织设计能力”“师生沟通理解”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升也比较明显,分别从原来的48.08%、48.08%、46.15%和46.15%下降到5.77%、5.77%、7.77%和7.77%。而7项能力中打分为6分及以上的人数都超过了总体的80%,说明大多数人都认为在海外实习结束之后,自己的专业能力取得了明显进步。此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表2中“对基本知识点的理解与掌握”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两项得分相对较好,而在表3中得分进一步提高,并出现了最高分。 总之,参与海外实习项目的学生在实习前已经具备一定的专业能力,其中对基本教学知识点的理解与掌握能力最为突出,其他能力相对较弱;实习之后,绝大多数学生的专业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而且这种提高综合体现在教学能力、课程组织设计能力、师生沟通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等多个方面。这种能力提高不仅是从低水平到高水平的提高,也体现出从中级水平向高级水平发展,而高级水平不断完善的特点。 (四)海外实习对就业选择的影响 在海外实习的过程中,学生在教学实践中发生了从学生到教师身份的转变。实习结束之后,这些学生在面临就业时会出现怎样的变化,主要考虑哪些因素等,也值得关注。本文采取从0~10分打分的方式,要求调查对象从自身选择出发,对他们在进行就业选择时所考虑的具体因素进行重要性评估,0分为完全不在意,10分为重视度最高。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以看出,在进行就业考量时,个体之间差异较大,但仍然存在一些共性。总体来看,“个人兴趣”和“薪资水平”是学生比较重视的两个方面,打分在6分及以上的分别为38人和44人,占总体的73.08%和84.62%。最不受重视的是“用人单位与本专业的对应情况”,共计23人打分在5分及以下,占总体的44.23%。这说明,有大约五分之二的学生在进行就业选择时,对专业对口并不太重视,而是更看重其他方面。 三、结语 通过以上对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开展专业实习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习情况的调查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海外实习模式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学生以国内高校推荐为主要渠道,经由国家汉办派遣,进入以中小学为主的当地教学单位进行顶岗实习。实习中,学生在当地教学单位的指导与监督下,大部分都能够独立进行教学,并圆满完成教学任务。 第二,海外实习对学生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且表现在多个方面,尤其在锻炼个人意志品质、扩展国际视野、提高专业能力方面表现比较明显。此外,由于每个岗位的具体职责有所不同,学生之间也存在个体差异,因此,在专业能力的发展上也存在不同。对比参与海外实习前的状况,学生在课堂组织管理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等方面的提高最为突出。 第三,海外实习对学生也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部分学生认为,由于时间和空间上的客观限制,海外实习对其职业发展规划存在一些阻碍。 第四,尽管海外实习对学生的个人发展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在面临就业时,专业对口的优势并不突出。许多学生考虑的首要因素是工资待遇和个人兴趣。 (张书文 李柏令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中心 200030) 教育硕士论文:职业技术教育领域教育硕士培养的思考 摘 要 以国务院学位办批准在教育硕士专业学位下增设职业技术教育领域,开展中等职业学校硕士层次教师培养为出发点,分析我国中等职业学校硕士层次教师培养的路径选择。借鉴德国职业教育教师(培训师)培养实践,提出我国职业技术教育领域教育硕士培养措施建议,包括发挥院校主体作用、实现招生考试突破、优先重点领域培养、强化两个场所实践、突出三个能力提升、推进四个方面协同。 关键词 职业技术教育;教育硕士;培养 一、问题提出:国家新一轮职业学校硕士层次人才培养改革启动 2014年,我国中等职业学校专任教师66.38万人(不含技工学校),其中具有硕士学位及其以上教师4.14万人,占中等职业学校专任教师比例6.24%。在硕士学位及其以上教师中,具有硕士学位教师4.07万人,占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的98%。可见,具有硕士学位教师是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的主体,但其在专任教师总量的比例偏低。这与我国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目标不符,需要进一步加快中等职业学校硕士层级教师的培养。 2000年开始,国务院学位办、教育部通过实施职业院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全国有30多所高校招收职业院校在职教师攻读硕士学位,培养硕士层次“双师型”教师,累计招收教师1.8万余人,毕业1.4万余人。招生人数从首批的982人,到2013年的2579人,增加了近3倍;招生专业从最初的39个增加到100多个,涵盖中等职业学校专业240多个(2010年修订的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包含321个专业),为提高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素质和学历层次作出了积极贡献。但由于职业院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颁发的是偏重研究的学术学位,而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业是一个特定职业领域,应以培养适应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岗位的综合素质,提升教师职业胜任能力为重点,更适合作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来培养,这需要重新审视中等职业学校硕士层次教师培养工作。 为适应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需要,为中等职业学校造就一批素质全面、基础扎实、技能娴熟、能够胜任理论和实践一体化教学的高层次“双师型”师资,2015年7月28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发《关于公布教育硕士(职业技术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试点单位确认结果的通知》(学位办[2015]28号),批准45所院校首批开展职业技术教育领域教育硕士培养试点工作。自2016年起,开展职业技术教育领域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和培养工作。职业技术教育领域教育硕士即将考试并入学,需要试点单位进行系统的培养方案的设计,培养出真正适合中等职业技术教育需要的合格教师。 二、历史沿革:我国中等职业学校硕士层次教师培养的路径选择 在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加强各级各类教师队伍建设的背景下,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队伍建设需要全面提升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人才的能力,需要改善人才培养方法和手段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需要适应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对人才培养目标的新定位,加强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化发展已经成为提升中等职业教育质量的关键。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一方面要通过继续教育全面提升在职教师专业实践能力、教育教学水平和教科研能力,从而提高职业教育培养质量。同时也需要引进一批专业技能扎实、熟悉职业教育方法论和教学法的新任教师,在源头上保证职业教育教师胜任能力。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相互补充的硕士层次职教师资培养体系。 实施职业院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借用的是学术性学位。按照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培养院校在培养的过程中,基本采用学术硕士所设课程的基础上加几门教育类课程的方式,授予的是不同学科专业的学术学位,侧重学术能力和专业理论水平的培养。而就职业教育的专业属性而言,不是学科性专业,它总是与从事该职业的人的职业活动联系在一起,是对相关职业领域里的职业群或岗位群的从业资格进行高度归纳概括后形成的一种能力组合。职业教育专业的这一职业属性反映在教学中,集中体现为职业教育专业的教学过程与相关职业领域的行动过程,即与职业的工作过程所具有的一致性。这就要求职业教育的专业教学,要以自己独特的视野,构建有别于普通教育或高等教育的专业教学论体系,即职业教育的专业教学论体系[1]。显然,专业学位的性质更符合职业教育教师培养的实际,需要中等职业学校硕士层次教师的培养转到以提升职业能力为导向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上来。 我国从1996年开始在学位系统中增设教育硕士专业学位(1997年起正式招生),为中小学教师和管理人员获取硕士学位开辟了一条新的渠道[2]。教育硕士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不同的是,学术学位重在培养创造知识或技术的能力,为各学科的学术研究储备人才。而专业学位重在培养应用知识和技术的能力。在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实践中,由于定位准确,在1996年分设两个培养方向(学科教学和教育管理)的基础上,逐渐扩展到小学教育、科学与技术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等专业领域。学科教学从包含6个专业方向扩展到包含11个专业方向,很好地适应了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对硕士层次优质教师的广泛需求,为我国基础教育输送了大批高素质专业化教师和教育管理人T。职业教育教师培养作为教师教育的一个范畴,从教育硕士专业学位体系完备上来说,教育硕士已经在纵向上包括了中小学、学前教育等领域;在横向上,从普通教育扩宽到同一学历层次的中等职业教育,满足中等职业学校急需提高专任教师和教育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能力的需求。 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一样,具备完备的体系,纵向上有初等职业教育或在普通院校中的职业技能课程,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从长远来看,要在探索中等职业学校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基础上,建立完备的职业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制度。中等职业学校硕士层次教师培养制度的建立可以按照“两步走”的路线进行,第一步可以在现有的教育硕士专业类别下增设职业技术教育领域,通过先行先试,探索中等职业学校硕士层次教师的培养规律。第二步在先行先试的基础上,适应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需求,逐步建立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职业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制度。 三、经验借鉴:德国职业教育教师(培训师)培养实践 德国职业教育榈鹿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德国经济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并无明显的衰退,前总理施罗德和现任总理默克尔都明确表示,德国经济发展的秘密武器就是职业教育。好的职业教育必须有好的从事职业教育的教师队伍,德国职业教育教师(培训师)培养的实践经验值得我国学习借鉴。 在德国,要想取得职业学校教师资格,必须参加专门的职业教育教师培养。参加职业教育教师培养课程的基本要求是具备高等教育入学资格,必须具备至少12个月的工作经历,这段工作经历要与所学的职业学科相关。职业学校教师培养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学习是为期9个学期的大学课程,学习结束后参加第一次国家考试,考试通过后才能进入第二阶段。第一阶段课程主要包括职业领域中的职业科目(相当于我国本科阶段的专业教育)、第二学科和学校中的教学实践。职业科目课程是对职业技术专业科学领域的深入学习。第二学科可以为普通学科,如数学、物理、政治、英语、体育等;或是与许多职业领域都相关的一门科目,还可以是侧重职业教学的教育科学,必修的教育理论和心理学、组织心理学、劳动教育和工厂教育等。第二阶段是实践性教学培训,以预备性服务形式进行,一般为期18个月至24个月。内容主要包括在职业学校听课,在职业学校接受一名有经验的职教教师的指导,尝试独立组织课堂进行教学,以及参加由教育部在师范院校组织的教育理论和与专业相关的教学法研讨课。预备性服务结束后参加第二次国家考试。第二次考试通过,将获得到职业学校从事教学的资格。 德国职业学校教师的培养,从源头上保证了教师既具有职业专业知识和技能,同时也保证了接受系统的教育教学技能和教学方法。但即使是这样,德国在大学实施科学的职业教育教师教育后,还是受到社会各界的批评,主要观点是来源于工程科学知识与工人学习如何工作、生产、操作、维修技术系统或机器的知识基本上是不同的,工程师作为实践者所获得的知识也是不同于他们大学课程中学习到的理论性知识[3]。同时,对专业教学论的学习也存在异议,专业教育论本应是职业教育教师的核心能力,但在大学课程学习时,专业教学论未发挥主导性作用,在实践教学培训过程中学习的是实际的教学方法,没有系统、连贯的学习专业教学论。 20世纪90年代,为改变职业教育教师教育这种情形,德国几家提供技术领域职业教育教师教育的院校开始改革职业教育教师教育学科,在职业教育教师教育中,给予教师实践性知识,注重培养其工作过程中的知识和技能,在工作过程中进行教育教学或培训(行动导向教学)成为职业教育教师教育核心内容,重构了职业专门化学习课程与一般职业教育学、教学法学习两者之间的关系。 德国职业教育教师(培训师)的培养已经取得了很好的经验。一方面,需要满足职业教育的工作特点,突出技术性,强调熟练掌握生产一线工作的实际技术技能,能为学生进行操作示范,能指导学生进行实践;另一方面,需要符合师范教育的特点,突出学术性和师范性,强调教育理论和职业教育实践结合起来,按照职业教育教学规律组织教学。 四、明确方向:职业技术教育领域教育硕士培养相关建议 (一)发挥院校主体作用 培养院校要强化主体和责任意识,统筹整合校内外优势资源,提升研究生培养整体实力。培养院校应加强导师队伍建设,指导中等职业学校硕士层次教师培养的导师通常应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有过工程师工作经历,熟悉技术知识和熟悉技术发展。或建立由校内导师、中等职业学校教学实践导师和行业企业技能实践导师三位一体的导师指导团队。培养院校应拥有必备的教育实践和专业实践的实习实训条件,要建立长期稳定的企业实践基地和中等职业学校教学实践基地。培养院校要加强培养过程各个环节的质量管理,制订培养质量评价标准,定期开展自我评估,培养质量年度报告。建立毕业生跟踪调查与用人单位反馈机制。 (二)实现招生考试突破 职业教育教师要求在职业性、专业性和师范性上三性统一,不仅需要一定的专业理论水平,还需要专业技能和职业经验(生产一线的能力),同时还需要职业教育的教学技能,如果按照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的设置来进行入学考试,从教育学、心理学、教育理论来考察学生的知识和能力要求,显然与培养的要求有一定的距离。因此,在考试上要对全国统一考试科目进行改革,实行综合素质考试、专业知识测试。加大培养院校自主测试和面试的比例,专业知识测试由培养院校自主命题,内容要注重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相结合。实施招生计划单列管理,单独录取。在全日制攻读职教硕士研究生中,实施紧缺行业相关专业职教硕士研究生推免政策,吸引专业学科毕业生和在职中等职业学校专任教师报考职业技术教育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三)优先重点领域培养 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和产业转型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人才的培养既要服务于经济社会和产业转型发展,又要引领经济社会和产业转型发展,在我国转方式、调结构、促民生的战略转型期,国家要加快发展面向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社会管理、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重点培养这些领域的中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师,适应职业教育服务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需要。职业教育又是与地方经济发展结合最紧密的教育类型,需要结合地方重点产业、优势产业进行合理布局。这就需要在教师的培养过程中,要结合国家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培养能支持国家、区域经济社会和产业结构技能人才培养的紧缺“双师型”教师。 (四)强化两个场所实践 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和职业技术师范院校的学生,大多接受了严格的专业学科训练,具有较好理论功底和过硬的专业技术。这些学生是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的主要来源,但由于缺乏与企业生产实践等职业情境保持紧密接触,实践操作技能不够导致教学与产业脱节,培养出的人才不适应企业岗位需求,只有加强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强化到真实生产环节去工作、锻炼、实践,通过到企业实践掌握相关典型工作任务和职业工作过程,强化职业实践的训练,才能为企业培养符合需求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同时,教学技能需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提升。这就需要在中等职业学校硕士层次教师培养的过程中,让研究生到职业学校去实践,在有经验的教师的带领下,参与集体备课,单独进行教学设计,单独组织课堂一系列的实践活动,强化教学技能的提升。 (五)突出三个能力提升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在专业化发展上需要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能力、实际操作技能和教科研能力。这就需要培养院校制定切实可行的职教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及实施细则,合理设置专业课程和教师教育课程,注重开展应用导向的教学活动,着重培养研究生将职业岗位工作内容转化为课程与教学资源的能力,促进教育教学能力和操作技能同步提升。建立校内外课题研究、教学实践、技能训练实训实习基地,实施学位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书”制度,支持研究生获得相关职业资格证书。 (六)推进四个方面协同 中等职业学校硕士层次教师培养,离不开培养院校、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和中等职业学校共同参与。培养院校招生培养要有效对接地方职业教育教师需求,密切与行业企业产学研合作,优化整合教师教育资源,形成职教硕士教育协同培养机制。一个研究生不应该只由一名导师指导,而应该吸收行业企业、中等职业学校优秀人才全方位参与培养过程,协同制定培养目标、设计课程体系、建设课程资源、建设实践基地、开展教学研究、评价培养质量,每个研究生应该有多方参与的导师团队进行指导。地方政府要做好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规划,科学预测硕士层次教师需求数量,优化调整教师队伍结构,积极委托高等学校开展职教硕士研究生培养,保证职教硕士研究生能够顺利到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岗位上工作。鼓励支持行业企业积极参与教师培养,为研究生提供企业实践岗位和实习指导。中等职业学校要积极创造条件支持教师攻读职教硕士,要积极引进具有职教专业硕士研究生到学校就业任教,为研究生提供教学实习岗位和教学研究条件。 教育硕士论文:跨专业学前教育硕士面临的困境及其对策研究 摘 要:跨专业学前教育硕士总体数量相对较大、生源结构复杂、报考动机多样化、专业满意度相对不高,普遍具有基础理论薄弱、专业技能缺乏的情况。而高校培养模式的相对缺失进一步加大了这一人群的学业和就业困境,改善跨专业学前教育硕士的处境要从高校培养和自我管理两方面入手。 关键词:跨专业 学前教育硕士 现状 困境 对策 学前教育专业目前是较热门考研学科,其原因有:政策的倾向,就业机会大;学前教育从2010年开始才被真正重视[1],领域本身存在的问题较多,值得研究改进;诸多大学开始招收较多数量的学前专业硕士,提高了考研几率;学生自身喜欢学前教育,认为有更好的发展前景或就业前景等。而调查得知,大约35%的学生并不满意目前的学业状态,对未来表示担忧;22%的学生的专业满意度在“一般”范畴;只有12%的学生对专业环境和专业发展感到“非常满意”,愿意竭尽全力学习、为学前教育事业作贡献。 一、跨专业学前教育硕士面临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与本硕一致的学生相比,跨专业硕士有一定的优势,如好奇心强、兴趣点广、思路开阔等,根据何运信等人对跨专业学生与本硕一致学生差异化的调查显示,跨专业研究生在新思路新视角方面优势比本专业学生高出10%左右[2]。跨专业学习也有利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交叉学科的融合,但是也存在着理论知识欠缺、学术研究遇阻、技能缺乏、就业前景不乐观等一系列问题。 (一)学业困境 1.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储备不足 跨专业学生学前教育理论知识欠缺,调查显示,跨专业学前教育硕士中超过95%的学生是通过死记硬背、机械式记忆来应付考试的,与接受过3-4年学前教育学习的的学生相比,这部分人的学前教育理论严重不足;学前教育专业技能匮乏,培养理论与技能并重的幼儿园教师是我国目前学前教育本科专业的培养目标[3]。而调查表明,在研究生复试的时候几乎没有院校对学前教育硕士进行技能测试,而且在整个硕士阶段也几乎没有院校开设钢琴、声乐、舞蹈、美术等方面的技能课程,这些原因导致90%以上的毕业生未接触过学前教育技能的学习。 2.专业成长与高校硕士生培养方案脱节 具体表现:(1)学前教育理论课相对较少。调查显示,将近70%的学生认为理论课学习不充足,导致他们处于“懵懂”或“基本不理解”状态,表现出“还没跨入学前教育门槛”的状况。(2)专业技能课的设置短缺。对学前教育硕士的培养,必须采用系统的理论学习、技能培养、进行科学研究、参加实践活动相结合的方式,然而调查显示:90%以上的高校没有设置专业技能课,未对学前教育专业技能的培养。技能课程设置的短缺直接影响跨专业学生的专业技能,据调查,95%以上的即将毕业的跨专业学前教育硕士没有任何的专业技能基础。(3)幼儿园实践观摩机会的缺少。调查显示:大约8.6%的学生去过的次数超过5次,20.3%的学生去过3-5次,30.4%的学生去过1-2次,超过40%的学生从未去过幼儿园进行实践活动。(4)导师培养方案实施中存在的盲区。调查显示,在制定培养方案时,大约44%的导师没有针对跨专业学生进行专门设置培养内容,大约67%的实际培养活动未对跨专业学生进行区别对待或者有意识考虑。对“一知半解”的跨专业学前教育硕士来说,如果没有导师培养方案的倾斜,将会比较困难地适应培养节奏,调查显示,大约70%的学生表示“跟不上”导师的培养思路、“不理解”导师的培养内容、“不适应”导师的培养方式。 (二)就业困境 1.止步于大中专院校和教育科研机构之外 通过对近三年招聘简章的分析得知:具有学前教育本科办学资质的公立高校不再招聘应届硕士,只招聘博士或具有一定工作经历、取得一定职称评定的硕士;具有学前教育大专或中专办学资质的公立院校,招聘一定数量的硕士,但是80%以上的院校在专业上要求“本硕一致”;另外,民办三本院校中60%以上的院校要求“本硕一致”,民办职业院校目前为止未有专业一致的要求但是这方面的要求已初现端倪。对于学前教育科研机构而言,每年招聘的人数非常少,除了“本硕一致”外,他们对应聘人员的理论基础、科研能力等都有一定要求。 2.难以跨入幼儿园门槛 首先,自身不愿意或不适应幼儿园工作。跨专业硕士去幼儿园的情况不乐观,从毕业生的角度来说,95%以上的硕士毕业生对去幼儿园工作表示“心有不甘”,不情愿去一线进行教学工作;92%以上的毕业生表示难以胜任幼儿园教育教学工作。由于缺少大学四年的专业理论知识学习,没有音乐、美术、绘画、钢琴方面的专业技能培养,没有在幼儿园实践的经历,他们往往对幼儿园的环境创设和教学活动中玩教具的选择、使用及制作等教育教学活动不知所措,从而不适应幼儿园工作。其次,幼儿园不愿聘用。多数幼儿园选择聘用本科或者高职院校的专科毕业生,而非硕士生。调查发现:大多数幼儿园不希望招聘到学前教育硕士,原因集中在学前教育专业技能差、心气高、不便于管理等方面。比较而言本、专科毕业生接受过3-4年的学前教育基础知识,有良好的学前教育专业技能,对工资待遇要求相对较低,也能接受较强的工作强度,年龄相对偏小、更能吃苦而更方便于管理,工作稳定性高。 二、关于跨专业学前教育硕士发展的建议 (一)对高校硕士培养的建议 高等院校应该正确引导学生进行跨专业报考学前教育硕士,通过网站介绍和服务热线等方式使考生在报考之前得到尽可能多的权威信息,清楚跨专业考研的利与弊,客观而真实地介绍跨考后在学习、生活、将来就业和发展中会面临的各种情况,引导学生正确选择;要制定严格选拔、宁缺不滥的录取制度,不能一昧地进行扩招;重视跨专业学前教育硕士的特殊性,不能“一刀切”,例如针对理论基础相对薄弱和专业技能缺乏的问题,可以设置一定的选学课和技能培养课;建立结构化、层次性的毕业鉴定制度。就是要将毕业资格分层次、细致的对学前教育硕士应该要完成的课程理论、专业技能、实践观摩、学术研讨、论文成果等项目细致化、标准性量化。 (二)对跨专业学前教育硕士的建议 首先,做好跨专业学习准备,科学规划硕士生涯。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规划好硕士阶段的学习生活是圆满完成硕士生涯的重要保证,要认识到自己在基本理论和专业技能方面的欠缺和差距,做好需要更加努力学习的心理准备;清楚硕士阶段需要完成的任务,设定符合自己实际情况的学习目标;规划好理论与专业技能学习、幼儿园观摩和调研的时间分配与园所选择等事宜。其次,加强基础理论学习,注重专业技能发展。必须要严格要求自己,充实基础理论、掌握专业技能,既能有利于进行科学研究,也为以后进入幼儿园就业打下了基础,针对普遍存在“零基础”的情形,要抽出时间和精力来加强舞蹈、钢琴、绘画、声乐等专业技能的学习。再次,理论联系实际,深入一线进行观摩实践。去幼儿园实践,能够充实和融合学前教育理论,因为只有深入到一线才能更好的理解和掌握理论;去幼儿园实践,有利于学前教育基本技能的学习,因为通过对一线教师教学活动的观察和模仿能够加强自己的教学技能和专业技能。另外,要转变就业观念,开拓发展方向。不能好高骛远,要设定合理的就业目标;转变就业观念,不能盲目追求高福利、较轻松的工作职位,要从底层做起;开拓发展方向,激活发展前景,不能盲目跟从、陈规守旧,比如:针对目前幼儿园供小于求的现状,可以选择自主创业。最后,立足于本行业,献身于学前教育事业。调查表明:43.6%的研究生把“经济收入”放在就业选择之首,仅有12.6%的研究生选择“为社会发展做贡献”[4],未把工作当作事业,学前教育具有较大的发展前景,需要大量的人才从事教育教学工作,除此之外,教玩具、环境创设等方面的学前教育产品开发也需要大量的人才。因此,面对机会和挑战,应该发扬自己思路灵活、眼界开阔的优势,立足于学前教育行业,为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做贡献。 教育硕士论文:专业教育硕士培养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 摘 要 本研究通过问卷的方式对我国专业教育硕士培养进行了调查,得出我国专业教育硕士培养过程中存在的对教育硕士学位认识不足、课程设置和进度安排不合理、教育硕士培养机制运行不完善等问题,在从教育环境、教育结构和教育模式三个维度进行原因分析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提升专业教育硕士培养效果的建议。 关键词 教育硕士 培养 现状分析 1 教育硕士培养现状调查 1.1 问卷编制 本研究在查阅我国教育硕士培养模式、教育硕士培养现状及存在问题的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参阅和借鉴了2008年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处编制的《关于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教育现状的调查问卷》、金玲的《教育硕士培养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余云珠的《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培养的历史、现状与问题研究》后,编制了《教育硕士培养现状调查问卷(初版)》,在征求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部分教育硕士培养导师、在读教育硕士和对问卷进行试测的基础上,对《教育硕士培养现状调查问卷(初版)》进行了修改,形成了《教育硕士培养现状调查问卷》。 1.2 样本选择及调查实施 本研究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湖南大学(985名校)、湖南师范大学(211高校)、湖南科技大学(普通一本)、湖南文理学院(普通二本)四所普通高等院校的在读教育硕士、教育硕士导师及长沙市部分社会公众发放调查问卷250份,回收问卷238份,剔除无效问卷7份,获得有效问卷231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2.4%,符合统计学要求。其中有效调查样本的情况详见表1。 表1 教育硕士调查样本情况分布表 1.3 调查结果分析 本研究采取随机取样的方式,抽取了前述四所具有代表性湖南省高校的50名教育硕士导师、150名教育硕士生和50名社会公众发放调查问卷,对收集到的有效问卷进行编号,运用数据统计分析软件SPSS19.0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得到了教育硕士培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分析其形成原因及对策。 2 教育硕士培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2.1 教育硕士培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教育硕士培养经过十几年的实践和发展,已经初步建立了中国特色的教育硕士培养制度。但仍存在着对教育硕士学位认识不足、课程设置和进度安排不合理、教育硕士培养机制运行不完善等问题。 2.1.1 对教育硕士学位重要性认识不足 我国教育自古以来的官员选拔制度是“学而优则仕”,在我们所推崇的孔孟之道中,重学术轻技艺的思想更是盛行,中国教育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这一点在本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 首先,在读教育硕士自身对教育硕士学位认识不足。本研究在对在读教育硕士决定报考教育硕士原因的情况统计中,有约78%的在读教育硕士是因为“考不上学术型的,没有办法”,有约14%的学生是因为“其他”原因,仅有约8%的学生是因为“对教育硕士专业很感兴趣”,可见我国高校毕业生对教育硕士学位的重要性认识远远不足。 其次,硕士生导师对教育硕士培养的重视程度不够。从湖南省前述四所高校教育硕士导师对教育硕士培养重视程度的调查情况来看,有约14%的教育硕士导师对教育硕士和学术型教育学硕士“一样重视”,约15%的教育硕士导师对教育硕士的重视程度“略低于”学术型教育学硕士,约50%的教育硕士导师对教育硕士的重视程度“低于”学术型教育学硕士,约11%的教育硕士导师对教育硕士的重视程度“远低于”学术型教育学硕士,可见近六成的教育硕士导师对教育硕士的重视程度是“低于”或“远低于”学术型教育学硕士,从而体现了我国大学在追求高标准、高要求、高目标的过程中,普遍认为有上层次、上水平,实现跨越式发展,就要搞科研,攻占“高、精、尖”领域的制高点,忽视了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2.1.2 课程设置不合理,强调理论轻实践 目前,我国高等院校教育硕士培养普遍存在重视理论研究,忽视实践学习的趋势,这一点在本研究的表2 教育硕士实践能力培养效果调查中得到了印证。 表2 教育硕士实践能力培养效果调查 从表2中可以看出,认为通过教育硕士阶段学习,个人实践能力有“显著提升”的仅占总人数的约22%,而认为个人实践能力提升不高或“没有提升”的占总人数的78%,这间接反映了我国教育硕士的课程设置过于强调理论学习,忽视对教育硕士实践能力的培养。 2.1.3 教育硕士运行机制不完善 目前,我国教育硕士招生录取工作普遍实行的是联考笔试和专业面试相结合的两阶段考核。其中笔试部分侧重对考生基本素质的考查,而专业面试则更强调从专业的视角考核考生的专业能力、工作状况、专业背景和基本专业技能等,两个阶段相互补充,缺一不可。然而从本研究的调查情况来看,我国教育硕士招生过程中“笔试定录取”和“复试走过场”的情况仍普遍存在,这直接反映了我国教育硕士运行机制的不完善。 2.2 教育硕士培养问题原因分析 (1)教育支撑环境欠缺导致教育硕士地位尴尬。目前,我国各大用人单位尚未意识到教育硕士教育对员工整体素质提高的重要性和长远性,在员工报告专业教育硕士的员工直接或间接地通过行政或经济手段阻止本单位员工报告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导致绝大部分在职员工放弃了接受专业硕士学位教育的机会,加上高等院校对专业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经费的收取普遍高于学术型研究生,而专业教育硕士研究生的录取门槛普遍低于学术型研究生,间接地影响着报告人员的积极性。可见,我国当前教育硕士的教育支撑环境仍旧欠缺。而教育支撑环境的欠缺直接导致社会公众对专业教育硕士学位的误解,认为教育硕士学位教育是第二等级的研究生教育,专业教育硕士地位颇为尴尬。 (2)教育结构的不平衡导致教育质量不高。当前,我国高等院校专业教育硕士在纵向和横向方面的发展都极端不平衡。从纵向上,对强调应用型专业学位的教育仅开设到硕士研究生层次,专业博士学位教育才刚刚起步,缺乏与专业硕士层次的衔接;从横向上看,经济发达地区的专业硕士培养院校较多、生源质量好,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专业硕士培养院校少且生源质量差。专业硕士教育结构的发展部平衡直接导致我国专业教育硕士的教育质量不高。 (3)单一的教育模式导致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顺利推进,专业教育硕士培养会涉及到不同学科领域、满足不同社会背景人员的需求,然而我国当前专业教育硕士学位的单一培养模式仍偏重理论教育,轻视不同学科专业领域实践能力的培养,使得对不同群体学习需要的刺激性远远不够。 3 提高教育硕士培养效果的建议 (1)转变专业硕士培养目标定位,着力培养研究实践型人才。本研究认为我国专业教育硕士的培养目标定位应试研究型教师,即在读专业教育硕士通过学习现代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研究现代教育教学实践来提升和完善其工作过程中的教育教学能力,促使其教学研究和教学实践能力共同发展,真正培养既有较强实践能力又有较强教育科研能力的“研究型”、“学者型”和“专家型”的教师,最终成为教育大家。 (2)加强教育硕士重要性宣传,完善教育硕士法律法规。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门可通过积极引导新闻报纸、期刊等纸质媒体,网站、手机报等电子媒体积极宣传专业教育硕士培养在教育教育发展中的重要性,引导社会各界提高对专业教育硕士学位重要性的认识,理解学术型教育硕士和专业型教育硕士的培养目标的不同,从而正确、客观地看待专业教育硕士教育的发展。 另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门作为教育政策、法规和战略的设计者,应从全盘考虑,统筹规划不同区域的专业教育硕士学位教育的发展,在研究专业教育硕士学位教育发展规律和结合各区域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制定针对性强、指导性明确的专业教育硕士学位管理发展政策。 (3)创新专业教育硕士的招生培养机制,形成时代特色的教育硕士质量观。由于专业教育硕士的培养涉及到不同学科领域、不同社会背景的教师,这就要求专业教育硕士培养单位必须根据社会实际,创新专业教育硕士的招生培养机制,形成时代特色的教育硕士质量观。在专业教育硕士的招生过程中充分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的同时,在笔试和复试过程中着重考查考生的个人专业能力和专业发展潜力;在培养过程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通过采取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加强对教学技能操作能力的培养,充分体现专业硕士学位教育的应用实践性强的特点。 4 结束语 教育硕士培养的目的是培养具有现代教育观念,具备较高理论素养与实践能力的教育管理干部和骨干教师。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开放式访谈获得了我国教育硕士培养现状的第一手资料,运用数据分析软件对我国教育硕士培养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了统计和分析,并针对教育硕士培养中的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对我国广大教育学者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对我国教育管理工作者制定教育硕士管理政策具有参考价值。 教育硕士论文:论留学生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教学中文化经典课程教材的编写 摘 要:编写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教学中的文化经典课程教材至少应考虑四个方面的因素:文化的基本结构、学习者的汉语水平、专业培养目标和课程特色。编者应充分考虑到教材的可操作性,使教学更加形象化,更加有针对性,更加实用。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文化经典课程;教材 “留学生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是面向海外母语非汉语者的汉语教育,目的是培养适应汉语国际推广工作,并且胜任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教学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专门人才。 该专业需要学生具有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必须设置课程能指导他们更好了解中国文化。文化经典课程就是基于此而设立的,其教学效果与教材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教材是教育思想和教学原则、要求、方法的物化,是教师将知识传授给学生、培养学生能力的重要中介物。它不仅是学生学习的依据,也体现了对教师进行教学工作的基本规范”。 一、文化经典课程教材的实质 文化经典课程的教材,其实属于对外汉语文化教材的范畴。 对外汉语文化教材是指专为开设文化课程而编写的课本或教科书,依托文化而编写的汉语语言类教材则不属于此列。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外汉语文化教材的发展总体上呈现出如下特点:种类和数量逐年增加,但缺少经典性教材;内容相当宽泛,取舍上随意性很大,缺乏规范性和系统性;体例自由多样,但不分水平等级,缺少共识;使用对象涵盖面较宽,但定位失据。 随着对外汉语教学的不断发展,这些情况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将会阻碍教学效率的提高,影响教学效果。而这些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人们对“文化”的概念和“文化课程”的定位存在着理解上的差异。“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编写者的理解往往影响着对内容的选择,结果或者泛而无边,或者深而过窄。而文化教学到底是“文化搭台,语言唱戏”合适,抑或相反才合适?不同的理解在体例上就会造成差异,甚至可能在实践中混为一谈。 笔者认为既然教材是教学大纲的体现,要把教学大纲规定的学科性质、教学目的、教学要求、教学内容等具体化,成为实施教学的凭借。那么编写留学生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教学中的文化经典课程教材至少应考虑四个方面的因素:文化的基本结构、学习者的汉语水平、专业培养目标和课程特色。 文化是一个浩如烟海的庞大系统。一般而言可以从认知的角度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表层文化,即可以视听或直接感知的文化现象;二是深层文化,即思想、观念、制度等看不见摸不着的文化本质。由于对留学生的文化教学是在非母语状态下的异文化教学,对于缺少中国文化背景知识的留学生来说,文化的传授自然会受学习者汉语水平和培养目标的限制。对初、中级阶段的留学生来说,中国文化的学习是以“了解”为主,是一种感性认识,教材的编写主要帮助学习者了解汉语背景下的社会和社会生活是怎么样的。而“汉语国际教育硕士”这个阶段的留学生,已经积累了足够的汉语知识,也具备了熟练的汉语应用能力。对他们而言,仅仅“知其然”是不够的,教材的编写更主要的是解决“知其所以然”,帮助学习者理解汉语背景下的社会和社会生活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 此外,虽然讲授内容都与中国文化有关,但是文化经典课程与概论性质的中国文化课程并不完全相同。概论性质的中国文化课程主要从文学、历史、书法、社会习俗等方面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当代文化发展现状,让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特点与概况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如果说这是面上的横向扩展,那么文化经典课程就是点上的纵向深入,不仅要求能够以点带面地加深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感性了解,而且要求能够在感性认知的基础上作理性的思考和阐述。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一点,编写文化类教材时教学双方很容易出现“供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华东师范大学2007级(本科)对外汉语专业陈××等7名同学曾以该学院的中国学生和留学生为调查对象,就对外中国文化教学做了一份调研报告。调查显示中国学生心目中,外国留学生最需要学习的是如饮食文化这样的低端文化,因为这些文化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其次是中国的历史、思想和汉字文化等,再次是建筑、地理、古代文学等,至于音乐、舞蹈和中国古代科技则不是考虑的重点――这和留学生反馈的信息有一定的差别。同时不同语言阶段的留学生对中国文化各方面的需求度基本一致,到硕士阶段对深层文化的关注度则有明显上升。 二、文化经典课程教材的功能 基于以上因素,笔者认为这门课程的教材至少应具备如下功能。 首先,是目标功能。依据教学大纲所编写的课本,不仅要在总体上能够体现教学的总目标,具体到每一课教学目标也要明确。其次,是训练功能。虽说汉语基本能力(听、说、读、写)的训练不是该类教材的主要功能,但经典阅读和赏析却离不开这些基本能力,同时也能促进这些能力的提高。第三,示范功能。教材以文选方式帮助学生深入了解中国文化,选中的课文应是学生学习汉语的“范例”,将之前学生所接触到的零散的、非系统的文化知识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新旧联系,以求融会贯通。第四,讲解功能。现代教学论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强调在教学中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由于班级授课制的教学组织形式一般来讲难以做到因材施教。因此要发挥教材的讲解功能,让学生凭借教材的讲解进行学习,主动地去分析、去接受。第五,检测功能。检测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对教学的反馈,促进教学的进一步完善;一是强化学习结果,促进学生语言能力和文化认知能力的共同提高。 三、文化经典课程教材的内容及排列顺序 考虑到该课程教材应具备的功能,再考虑到课时、学生数量、教学资源等多方面的因素,笔者认为,该课程教材的编写可以分为九个部分,其主要内容及排列顺序如下。 1.生产篇。人类社会的发展首先是生产的发展,科技则是第一生产力。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时至今日,“科技兴农”仍然是一个重要课题;同时以航天科技为代表的高端技术也迅速发展,因此本篇选取的经典文章都和中国科技发展有关。 2.生活篇。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各种生活资料,本篇所选和中国人日常的“衣食住行”关系密切。 3.情感篇。在生产、生活中人们形成了各种关系,情感的羁绊由此而生,本篇即以人们的各种情感为主题选文。 4.思想篇。思想即理性认识,是对感性认识加工的结果。本篇所选集中在对中国人行为方式有重大影响的思想观念。 5.艺术篇。思想情感形诸于外,于是便有了异彩纷呈的中华艺术,本篇主要介绍具有代表性的书法、绘画、丝竹音乐和武术。 6.民俗篇。在生产、生活中,产生了许多习俗,并不断演变。本篇所选集中在介绍与节庆有关的习俗。 7.风土篇。中国地域辽阔,人文环境复杂,本篇所选主要是从“城市”角度来看中国各地风情。 8.民族篇。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自然也是重点所在。本篇所选集中在民族文化遗产和民族发展上。 9.交流篇。自古以来,中外文化交流不断,本篇所选将涉及不同时期中外的文化交流。 四、文化经典课程教材的体例 当内容初步确定后,下一步就是教材编写的关键性步骤:设计教材体例――教材各组成部分的搭配、排列及其组织形式。笔者设计了如下的体例。 1.全书分九个单元,具体内容及先后顺序见上文。每一单元开始都有“概述”,对主题进行简要说明。 2.每个单元分成四章,每一章以点带面,不仅能让学生对中国文化有整体的了解,而且能从这一点出发进行深入思考,以期对中国文化有更深的认知。 3.每章下分为6个部分:导语,正文,理解思考,知识链接,影像阅读,深入思考。 “导语”部分是对每章主题、背景和作者的简介;“正文”部分所选侧重现当代文章,兼顾各种文体;“理解思考”部分着眼于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针对“正文”提出文章赏析的相关问题;“知识链接”部分是介绍“正文”所涉及的文学常识和文化常识;“影像阅读”部分在与“正文”同步给予学生感性认知的同时,促进学生“听”能力的提高;“深入思考”部分主要结合中国现状提出讨论话题,促进学生“说”能力的提高。 当然教材是死的,人是活的,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需要根据学生实际灵活处理教材。就算是硕士阶段的留学生,仅仅凭借书本的抽象知识,也无法真正理解中国文化。即使是华裔子弟,也会因为生长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差异而出现理解上的障碍。为了避免学习者或者浅尝辄止,或者半途而废,在编写该课程教材时,要避免厚古薄今、重“知”轻“行”,充分考虑到教材的可操作性,使教学更加形象化,更加有针对性,更加实用。 形象化是指教材的内容能最大可能地通过各种传播媒介转化为可视、可听、可感,甚至可触摸的形象,使教学可以改照本宣科为实践中掌握。譬如“艺术篇”中涉及的书法、绘画、丝竹音乐和武术,单纯的语言讲解有时候让文化背景各异的学习者难免有云里雾里之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提供观摩和基本阶段的练习,在观摩和练习中解决难点问题。 针对性是指可根据教材内容,设计围绕某个文化主题的文化考察项目,使学习者对之有切身的体验。譬如针对“生产篇”“生活篇”,笔者围绕“经济发展”这个主题,组织学习者分别参观了广州市经济开发区和粤北的贫困区,让他们切实了解到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以及仍然存在的贫困现象。这种活动的安排,需要事前的了解和事后的回顾,避免考察过程中的走马观花、浮光掠影。事前对主题的了解,可以通过文字阅读和形象化展示进行,并布置一定的思考题作为考察任务,为事后回顾做准备;事后回顾,一般先以讨论或课堂发言的方式总结这次考察,然后让学生以作文的形式记录自己的感受。 实用性是指教材的内容能和学生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能让他们具体运用于实际生活。教学中应该让学生练习如何使用所掌握的文化知识,将传统文化知识现代化。如在“思想篇”中介绍中国文化中的“孝”时,不能仅仅只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讲解,应该结合中国当代的家庭生活的实际,像“4+2+1”结构模式、“空巢”现象、“留守”现象等,帮助留学生真正了解中国当代社会,而不只是停留在历史和传统中。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浅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意义 【摘 要】在我们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立场、观点体现出来的世界观的含义已有充分的关注,但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方法论的意蕴,尚缺乏足够的重视。而直接导致了当前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普遍存在的只注重理论知识的灌输、只注重基本结论的传授与考核等弊端的出现。这一弊端的存在大大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影响力。为此,我们在这里探讨一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等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哲学理论 思想政治教育 方法 一、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应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 我们认为,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说视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在统一,这构成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方法论意蕴的理论出发点。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有一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就是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这个说法固然正确,但却未免简单化。因为它容易使人产生这样一个看法:似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说涉及两个平行不一的领域,即作为客观现实世界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存在规律和作为人类主体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的思维规律。其实,这两者是一致和同一的。作为主观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辩证法的正确反映,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作为世界观的含义。而这一主观辩证法作为一种辩证思维的方法,在社会实践中被用以认识、规范和改造世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又具有了方法的意蕴。 据此,我们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作如下一个界定: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学说在正确揭示客观现实世界规律的基础上,又把这种认识作为主体的一种思维工具,反过来规范和改造客观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过程。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方法论意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观点和学说转化为人们认识问题、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思维方法的过程。 二、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转化为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具体是通过如下三个途径体现出来的: 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范畴所体现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学说体系中,范畴是对客观现实世界的正确摹写和反映,但它一经形成便又转过来规范现实。而这个规范现实的过程也就是范畴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物质范畴,如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曾论及的那样,作为一种方法,就是使当时许多的自然科学家从“原子非物质化”的迷误与困惑中解脱出来。因此,范畴的方法论智能是以范畴在本质上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对象的属性作为基础的。没有对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正确摹写和反映,就没有范畴的方法论意蕴。这也算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要求。 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命题所体现的方法。与范畴的方法论意蕴相同,所谓命题转化为方法,其真实的含义也是指反映现实和规范现实的相统一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命题,其中尤其是那些重要的通常被称之为理论原则的命题,无疑都是对客观现实世界存在之规律的正确反映。只是基于这一正确反映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以此来规范客观现实世界,从而指导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这也就是理论转化为方法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命题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值得特别加以研究,这就是,能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所有理论命题均能有效地转化为方法。显然,对这个问题的探讨直接涉及我们现在能否和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根本问题,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其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所体现的方法。根据列宁对《资本论》方法的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普遍一般方法还具体包括如下一些方法:一是个别和一般相结合的方法;二是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方法;三是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四是逻辑的和历史的相结合的方法。当然,这些方法就其实质而言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具体展开和运用。 三、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之方法论意蕴的意义 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意蕴,探讨理论如何转化为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我们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本质上讲是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一种实践活动。一些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理论作为永恒不变的真理而到处生搬硬套,而实用主义者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片言只语为我所用,以此去任意的图解现实。在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存在的往往只注重知识的传授、结论的灌输,而忽视发掘其中所蕴含的方法论意义。 由此可见,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具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的角度进行传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学说绝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个人天才思想营建的产物,这个学说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认识工具。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说既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科学世界观,更是我们探索和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科学方法论。也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对青年学生人格塑造和精神素质的总体提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研究综述 摘 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问题的探讨不断深入,也产生了一些不同的观点。总结相关研究,大体可以分为总体研究和专题研究;总体研究中,又可以分为综合来源说与直接、间接来源说两种。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综述 本综述较为全面地综合了1985年至今所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著作、学位论文及期刊等多方面文献资料,从横向、纵向多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进行了归纳整理和评价分析,以期对该问题的研究有所帮助。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总体研究 (一)综合来源说 北京大学黄楠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进行了细致的综合梳理,提出了综合来源说[1]。他认为在18世纪到19世纪初期,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都取得了许多新的突破,出现了从不同方面反映现实社会矛盾的新学说,其中主要有: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复辟时代法国历史理论和德国古典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材料和理论来源。其中古典经济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也具有重大的影响,给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新的世界观以启迪。 南开大学姚顺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从创立到第二国际》中也提出综合来源说观点[2],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历史文化环境是基于空想社会主义、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法国王朝复辟时期历史学的提出,但是有所不同的是,姚顺良更强调古典政治学和法学的重要意义,而将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作为社会历史条件阐述。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二)直接来源与间接来源说 依据安徽师范大学於燕飞在《才智》中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3]以及吉林省高校工作委员会弓克在吉林大学学报中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新探》[4]等文献可得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也可归纳为直接来源与间接来源。直接来源包括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间接理论来源包括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历史观、19世纪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历史观、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复辟时期法国历史学观点等。其中,直接理论来源是作为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先导而出现的哲学思潮,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正当古典经济学家试图把资本主义制度当作永恒的自然形式来论证的时候,19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作为间接理论来源对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而二者共同提出而未解决的问题,则为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综合来源说全面地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但是没有区分主次;直接来源与间接来源说弥补了这个不足,但是对于直接来源与间接来源的具体划分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探讨。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专题研究 经过整理相关文献资料可以看出,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研究,不同领域的学者往往从不同立场和角度进行探究,以期对该问题阐发独到的见解。这其中就包括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研究者在某些特殊问题上存在的一些争议和分歧。 (一)关于经典三大来源 许兴全在《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自由精神的继承和发展》[5]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为其哲学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稳固的根基,但在当今学术界看来,这个传统的观点忽略了精神价值理念,从价值视角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同时,还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中独具特色的自由传统和自由精神。 冯超英在《对科学社会主义来源的再认识》[6]中也说,纵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以上论述,尽管三大空想家的某些主张和观点具有一定理论价值,但是就其思想内核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则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批判中就蕴含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萌芽,这些观点构成科学社会主义核心内容,但在三大空想家的思想精神中却找不到理论支撑,因此,过分强调三大空想家对科学社会主义形成的影响,缺乏充足的理论论证;更没有理由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来源完全归囿于社会主义空想学说。 (二)关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来源 赵明义、方雷在《科学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理论》[7]中提出了自己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对未来社会主义的发展给予了科学的论证,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 冯超英也在《对科学社会主义来源的再认识》中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即科学社会主义的来源问题,学术界对此有过深入的探索和广泛的争论。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来源于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来源于以巴贝夫和布朗基为代表的法国空想共产主义学说。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思想来源 林锡奇在《马克思历史观的理论来源探索》[8]中提出,国外学界按现代西方哲学的说法,或者把马克思历史观归结为黑格尔历史观的简单扩展,或者把它归结为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历史观的直接延伸。而目前在我国哲学界,除现行哲学教科书有一种笼统含糊的说法外,即认为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以及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直接理论基础。还有这样一些说法:或者把马克思历史观理论来源的各类思想资料不分主次地并列看待,或者把费尔巴哈哲学排斥在马克思历史观的理论来源之外,或者把法国复辟时期史学家的历史观作为马克思历史观最直接的理论来源等等。 三、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研究趋势 在综合分析整理目前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理论来源的基础上,笔者认为: 第一,从宏观整体的角度看,自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多数学者从事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总体研究,研究趋势突破了三大来源说,且综合来源说趋于稳定,基本认同五大理论来源,即德国古典哲学、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历史观、19世纪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历史观、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复辟时期法国历史学观,五大理论体系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且由于在具体理论来源上的差异而更显丰富。 第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研究的趋势来看,作为总体研究中的综合来源说在学术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细化,在国内学界提出直接来源说与间接来源说,并且在不同领域逐渐得到认同和推广,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认为,将综合来源划分为直接与间接来源进行探讨可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研究更具方向性。从新的角度出发去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也可以拓宽研究视野,取得更大的突破。 第三,随着时代精神的发展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也有了更为全面和深刻的认识。21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更加关注对于马克思哲学理论来源的专题研究,针对性与学术性更强,观点更为新颖,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探索,其研究日趋深入,使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及历史观思想的解读更上一个台阶,为我国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的开展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意义角度讲,这种专题性研究突破了三大来源学说,使我们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和理论视域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加客观全面地审视、梳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随着马克思主义文献学以及相关交叉学科(如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法学等)研究的深入,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研究也会愈加全面和深入。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课程改革之我见 摘 要:传统的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课程教学存在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会对教学效果产生极大影响,为了进一步改善原有的教学模式,文章提出相关改革建议,从而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课程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教育教学;课程改革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课程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1.教学内容缺乏创新 现如今,我国高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实践教学当中,所采用的教材虽然有很多的版本,但是,其内容让还依然延续了传统教材中的“概念+原理”这一主要模式。在课堂所用的教材当中,主要内容集中在辩证法以及唯物论等方面,其内容并没有与时俱进,而且在教学内容上主要是围绕前人所研究的重要内容进行思考,以及对生存的状态和环境进一步探讨,这导致教学内容相对保守,会对学生今后的哲学思维以及拓展思维产生不良影响。 2.教学方法过于陈旧和保守 目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教学方面主要采用实践教学法以及拓展教学法等具有创新性的教学方法。但是,这种教学方法范围太小,而且所取得的实践教学成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除此之外,在教育教学当中,大部分的教师依然沿用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法和“强迫式”教学方法,缺少对学生创造性思维以及哲学思维的培养和引导。在这种传统而又保守的教育教学影响之下,学生很难对哲学知识产生兴趣,进而严重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 3.学科考核设计缺乏合理性 第一,在内容的考核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依旧以试卷的方式进行考核,其主要内容依然集中在考查学生是否能够更好地掌握理论知识。而且这些考试试题往往都是从教材中筛选,并没有为学生留下自由发挥的空间。由于这些考试内容主要来源于教材,因此这种考核方式仍旧是“死记硬背”的状态。 第二,理论考核方式具有相对单一性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考试主要以单选、多选、填空、分析等形式出现,其试题答案往往排斥多解,不允许异向思维的存在。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课程改革的主要方法 1.加强对教学内容的创新 第一,教学内容要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一定要与社会热点相结合,丰富教学内容,并且要充分联系社会现实生活,在整个教学过程当中,对学生所关注的一些热门话题进行了解,进而将这些内容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有效结合,对这些教W内容进行丰富,激起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学习的欲望。 第二,灵活运用教材。现如今,教材内容主要集中在理论概念及其相关原理上,而教师在进行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应当尽量增加一些案例分析,通过一些实际例子来引起学生的思考,进而提高教学能力,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2.对教学方式和方法进行优化 讲学的方式和方法的运用对整个教学效果而言十分重要,运用多样的教学方式不仅能够进一步提升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学习兴趣,还能够进一步增强学生对这些知识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如何进一步地优化教学的方法,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两点进行阐述。 第一,有效融入数字媒体技术,数字媒体能够促使传统黑板教学转换成现代化的屏幕教学方式,能够在声音以及图像上对一些事物进行更好的呈现,这是传统教学难以相比的重要优点,因此,有效运用数字媒体的教学资源,采用声像的方式能够更好地增强课程教学的活力。 第二,不断增强和开拓教学的优势,在教育教学当中要努力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对学生的哲学思维进行拓展,通过引导式、提问式的方法,使学生对哲学知识进行主动探索,自主进行学习和钻研。 3.进一步优化学科考核方式 对考核内容进行丰富,在教学当中充分融入自由发挥的相关题目,启发学生运用所学习知识进行解决实际问题。对考核方式进行转变,融入课题论文、课堂表现进行考核,通过一定的比例对学生的综合能力进行评分、考核,从而促进学生全方位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地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增高,人们的越来越喜欢研究一些哲学范畴的内容,特别是现在各个高校的课程中也越来越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教学,学习人数直线上升,因为它具体的指出了实践的重要性,所以作为高校教师就更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进行深入的了解。近些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研究与讨论也进行了许多必要的改革,将以往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必要的解决,这对我国未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浅议;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 一、前言 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大众的综合素质已经成为我国发展的重要支柱,不断研究与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可以使得大众更加务实,更注重实际,这对中国现在的高校学生是十分必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健康安全发展现已成为重中之重了,本文经通过介绍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分析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现状以及存在地问题,让读者初步了解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基本概况 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一定是不陌生的,因为他是公认的科学的,正确的一个理论,我国一直追求实践出真知,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就是将实践通过更为科学的方式更好的展示出来,有助于我们了解事情的本质。并且现在高校中基本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作为一种课程进行讲授,并且基本上所有的高校都设有马克思主义学院,方便我们各个高校不断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不断将正确的观念传输给将来的社会建设人才们,因为现在各个高校的学生将来会成为社会主义的接班人,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相当重要的,并且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与我国是相符的。但是在世界范围内比较,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研究并不能算是世界一流的,有不小的差距。现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一种大热的趋势,并且全国各地高校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讲授划为重点。不过因为我国现有的某些受限因素,并且我国地域辽阔,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策略也略有不同,现在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发展还有着很多问题,当务之急我们应该尽快的解决现有问题,不断完善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体系,进而为我国的综合发展提供大力的支持。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基本现状 1、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必要性 我国提出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对我国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国家在思想觉悟上占得先机,就是在世界的经济大战中占得先机,有利于发展,获取更多的利益。并且现在高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教学是现在当代学生对其了解的主要来源,所以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得到保障,可以更为妥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提高我国的学生的思想觉悟。但是不能否认的是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已经初具规模了,在高校进行讲授时,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与实际生活做结合,不断提高同学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积极性,令同学们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科学性,以及实践的重要性,实践方法的重要性。综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不断发展对我国高校教育的发展是百利而无一害的,是对人们不断将理论付诸于实践,实践变为一种方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符合我国国情,符合现如今形势的一项正确举措,我们必须对这件事情提起相当大的重视,也希望过国家相关部门大力支持以及相关的政策支持,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能安全、稳定、快速的发展。 2、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遇到的问题以及相应的措施 我们已经清楚了不断研究以及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就目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发展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并且现如今的应用还是有很多的问题的,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第一点,就是我国的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人才并不够多,并且高校中熟练掌握的程度不够。虽然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人才有很多,但是能真正融会贯通,真正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与实际结合在一起的教育人才并不多,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使用或发展时并不能快速有效,上课方式比较死板,比较单一,不够新鲜,浪费人力物力,得不偿失。所以我国应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人才的培养,加大投入教育资金,发展潜在的人才,将教学与实践结合在一起,融会贯通,培养一线的教学人才,增加后备人才的储量。不仅仅可以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在教学中的问题,还可以加强学生毕业后的就业竞争力,人才更为多样化,毕竟在全球化的今天,现在国家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第二点就是现如今的各个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发展不均衡,像是经济基础较为雄厚以及发展速度比较快的地区,相关科研人员吸收新鲜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相关知识的速度会比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的地区快,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展也会快不少,长久以往下去,地区间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不利于中小城镇的发展。解决这个问题也需要国家的大力扶持,加强城镇协调发展。第三点就是现在新时期下出现了许多在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工作建设上较为浮夸的问题,工作中有弄虚作假的问题存在,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建设工作是一个需要脚踏实地,能吃苦,付出很多的工作,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工作建设的工作态度。 四、结语 我国也应尽快提出加快提出行之有效的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措施,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利用率,使用率,为我国实践理论科学和谐发展提供服务,进而加快我国经济的更为快速、安全、稳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的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进一步发展的阻碍。 作者:苏新宇 单位:长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浅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意义 一、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应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 我们认为,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说视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在统一,这构成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方法论意蕴的理论出发点。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有一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就是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这个说法固然正确,但却未免简单化。因为它容易使人产生这样一个看法:似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说涉及两个平行不一的领域,即作为客观现实世界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存在规律和作为人类主体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的思维规律。其实,这两者是一致和同一的。作为主观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辩证法的正确反映,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作为世界观的含义。而这一主观辩证法作为一种辩证思维的方法,在社会实践中被用以认识、规范和改造世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又具有了方法的意蕴。 据此,我们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作如下一个界定: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学说在正确揭示客观现实世界规律的基础上,又把这种认识作为主体的一种思维工具,反过来规范和改造客观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过程。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方法论意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观点和学说转化为人们认识问题、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思维方法的过程。 二、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转化为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具体是通过如下三个途径体现出来的: 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范畴所体现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学说体系中,范畴是对客观现实世界的正确摹写和反映,但它一经形成便又转过来规范现实。而这个规范现实的过程也就是范畴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物质范畴,如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曾论及的那样,作为一种方法,就是使当时许多的自然科学家从“原子非物质化”的迷误与困惑中解脱出来。因此,范畴的方法论智能是以范畴在本质上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对象的属性作为基础的。没有对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正确摹写和反映,就没有范畴的方法论意蕴。这也算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要求。 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命题所体现的方法。与范畴的方法论意蕴相同,所谓命题转化为方法,其真实的含义也是指反映现实和规范现实的相统一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命题,其中尤其是那些重要的通常被称之为理论原则的命题,无疑都是对客观现实世界存在之规律的正确反映。只是基于这一正确反映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以此来规范客观现实世界,从而指导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这也就是理论转化为方法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命题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值得特别加以研究,这就是,能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所有理论命题均能有效地转化为方法。显然,对这个问题的探讨直接涉及我们现在能否和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根本问题,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其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所体现的方法。根据列宁对《资本论》方法的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普遍一般方法还具体包括如下一些方法:一是个别和一般相结合的方法;二是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方法;三是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四是逻辑的和历史的相结合的方法。当然,这些方法就其实质而言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具体展开和运用。 三、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之方法论意蕴的意义 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意蕴,探讨理论如何转化为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我们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本质上讲是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一种实践活动。一些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理论作为永恒不变的真理而到处生搬硬套,而实用主义者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片言只语为我所用,以此去任意的图解现实。在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存在的往往只注重知识的传授、结论的灌输,而忽视发掘其中所蕴含的方法论意义。 由此可见,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具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的角度进行传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学说绝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个人天才思想营建的产物,这个学说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认识工具。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说既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科学世界观,更是我们探索和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科学方法论。也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对青年学生人格塑造和精神素质的总体提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茶文化是在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以茶事活动为主要内容的一种文化范式。人类在繁忙的社会活动中将茶叶从自然界的产物转变为有序的茶文化,并在此过程中构建了丰富多样的茶文化内涵,“天人合一”理念、“尊人贵生”、“廉美和敬”等都是茶文化思想意蕴的表现。同时,茶道、茶德、茶画、茶艺以及茶书与茶学、茶故事等均是茶文化的具体表象,并且每一元素基本上都是茶文化美学与艺术气韵的体现。更重要的是,我国茶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汲取传统优秀文化的精华,结合儒家、道家和佛家的思想精粹创建了一系列的道德规范,具有鲜明的教化感召功能。因此,从这一角度而言,茶文化对于高校的思想道德教育将会大有裨益,不仅能极大地丰富我国的思想道德教育理论体系,而且也能引导莘莘学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与人生观。 1茶文化与高校思想道德教学理论的融合价值 1.1丰富与完善思想道德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构建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作支撑,也需要正确的思想道德理论的引导,也就是说文化建设必须与经济建设并驾齐驱,倘若文化建设落后于经济建设则整个社会将被无尽的物质所包围,主流价值观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被颠覆,道德败坏底线沦丧将是司空见惯。正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面对大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大力发展经济之时也应当着手构建科学的思想道德理论体系。而从传统文化中分离出来的茶文化包孕着丰厚的人文知识以及伦理规范,这必会为现代思想道德理论建设带来新的血液。茶文化德育思想内涵在为思想道德理论教学所吸收后,会推动高校思政教育理论向着科学化与完善化迈进。例如,茶文化中的茶之“八德”———康、乐、甘、香、和、清、敬、美走进高校思想道德教学理论课堂,能使学生在传统的茶文化道德理念中明确树立正确价值观的重要性。 1.2推动茶文化的现代化发展 众所周知,唐朝陆羽《茶经》的问世才标志着我国茶文化的正式诞生,在这千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的茶文化被打上了浓厚的历史烙印,无论是思想内涵还是美学品味抑或是道德标准都是在传统社会中渐渐形成的。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茶文化是社会历史的产物。然而,时过境迁,曾经风靡全国的茶文化却陷入了无人问津的境地。究其原因,我国的茶文化一路走来历经风雨,已经形成了完备的文化体系,思维定势的驱动下茶文化的创新活力越来越弱,渐渐地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与时俱进,滞后于时代潮流的茶文化必然会为其所抛弃。当前,茶文化与高校思想道德教学理论相结合,则意味着茶文化可以透过高校的思想政治课程为广大青年学生所知悉,而茶文化在与现代思想道德观念相融合的过程中必会受现代文明的影响。为了契合现代道德理论教育,茶文化会剔除自身糟粕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事实上也是茶文化现代化发展的表现所在。 2我国高校思想道德教学理论的发展现状 2.1传统文化注入不足 我国的思想道德教育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点构建起来的,其中涉及思想道德的课程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其他的课程主要是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观与历史观。由此可见,当前高校的思想道德教学理论并没有涉及传统文化这一领域。学生大多只能被动地接受道德思想的约束,而不能从文化信仰的角度主动地树立道德自觉观。于是,大学生犯罪开始频繁见报,校园盗窃、学生抢劫以及故意伤害教师等事件层出不穷。虽然,大学生接受了思想政治教育,但是犯罪依然屡禁不止,甚至呈现出日益猖獗的趋势。追根溯源,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缺乏坚实的文化基石,教师只是机械地告诉学生“应该这样做”并且“必须这样做”,但没有告诉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以及“为什么不能那样做”。而这些“为什么”都能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里找到依据,学生在明白了“为什么”后,自然也会信奉遵守。 2.2高校支持力度不大 思想道德教学理论是推动教学工作深入开展的向导,健全的思想道德教学理论对于教学而言具有促进作用,反之则会阻碍教学。但事实上,我国高校虽然已经意识到了思想道德教学理论的重要性,却由于资金匮乏无力承担系统化的思想道德教学理论研究工作,致使理论研究一度陷入了停滞不前的阶段。每一高校都有重点建设的学科,由于思想道德教学理论过于“纯粹”,甚少会有高校将其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因此,高校鲜少组织思政教师对相关的思政教育理论问题进行深度研究,也很少为思政教研工作的开展提供物质保障,致使教师只能在有限的经济范围内进行浅层研究。例如,某些教师在进行思想道德教学理论研究时,需要以社会调查的形式到全国各地进行走访,调研所耗费的资金大多是教师自行承担,很多高校未对教师提供专项的研究资金。 2.3实践联系不够紧密 思想道德教学理论是一种精神文化意识,其价值必须要通过实践才能发挥出来。因此,任何理论只有具备现实的可操作性才能对社会实践活动产生能动作用,否则就只能是空想。目前,高校的思想道德教学理论依旧停留在较为表面的阶段,没有从我国具体的实际情况出发对思想道德理论进行创新化调整,使其在网络流行文化的冲击下甚为被动。究其根本,高校思想道德教学理论多是由“学生”队伍组织的,硕士生与博士生构成了理论研究的主体,涉世不深的他们一直处于象牙塔之中,无法从实践的角度发现思想道德教学理论所出现的问题,而对于实践中出现的道德理论问题也不能提出行之有效的建议,进而使得我国思想道德教学的理论研究日趋“学院化”,并与社会现实的距离越来越远。 3茶文化背景下高校思想道德教学理论的完善化构建 3.1以传统文化为立足点,加强茶文化道德理论的文化内涵 高校思想道德教学理论的构建不妨以茶文化为契机,将传统文化因子渗入到理论研究中,以此增强茶文化道德理论的文化内涵。首先,高校以茶文化为思想载体,将传统文化融入道德理论中。比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传统文化思想与茶文化的“天人合一”理念有相通之处,高校将二者以有效的方式注入到思想道德教学理论中,从而培养学生的自强不息精神与厚德载物的胸襟。另外,高校也应当立足于思想道德教学理论的现状,根据教学需要与现实情况,有针对性地引入茶文化思想内核,利用茶道精神、茶德思想以及茶礼规范填充思想道德教学的传统文化“空白”。 3.2加大投入力度,打造高素质的茶文化道德理论研究队伍 思想道德教学理论不仅对于思想道德教学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而且也直接关乎着学生身心健康的发展。因此,高校应当注重茶文化思想道德教学理论的构建,必须摈弃原有的“思想次之”理念,坚持思想与文化并重的教学观。一方面,高校应加大对思想道德教学理论研究的投入力度,从物力财力与人力上都给予充分的支持,从国内外引入高素质的思想道德教育人才和茶文化学者,建立专业的茶文化思想道德教学理论研究队伍,并营造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研究氛围,设立丰厚的物质鼓励以激励教师加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另一方面,高校也应为茶文化道德理论研究提供强有力的物质保证,设立专项基金以保障思政教师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使其能无后顾之忧地将理论研究进行到底。 3.3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出发,强化茶文化道德理论的实际意义 实践作为认识的来源,对认识起着决定作用;但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只有认识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变化,才能对实践形成正确的指导。高校思想道德教学理论也应当因着社会实践的变动而不断创新,在引入茶文化时可以对眼下的思想道德教学理论进行革新,并以适度原则为指导构建科学的茶文化思想道德教学理论体系。再者,高校也应当运用具有实践性特点的茶文化对思想道德教学理论进行解构化重建,从“和”的茶道思想角度入手在理论与实践之中搭建起沟通的桥梁,使理论能切实地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作为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报告通篇贯穿战略擘画、体现使命担当、凝聚广泛共识、饱含政治智慧、闪耀真理光芒,既是新时代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的时代宣言书,也是新征程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政治动员令。我们要深刻领会提出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积极贯彻作出的新擘画、新部署、新安排,扎实推动精神落实落地,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 一、深刻领会的背景意义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1]2022年7月26日,[2]“三个事关”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进程中关乎旗帜方向、关乎大局大势、关乎国家前途命运、关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意义。从时间节点看,是在第一个百年奋斗已经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顺利开启的重要时刻,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胜利召开的。举旗帜、定方向、谋大局、聚人心、作部署,为新时代夺取新胜利、新征程再创新辉煌吹响了冲锋号,打响了发令枪。从内外环境看,“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相互影响。今天,我们前所未有地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前所未有地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一目标。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不可逆转,必将实现。同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整个世界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之中。与此同时,我们所面临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发展机遇也前所未有。报告统揽全局、审时度势,为应变局、育新机、开新局提供了根本指引。从历史方位看,在奋进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提出“两个全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两个全面”统领全局、站位高远、意义重大。立足新起点,展望新征程,报告高举旗帜、继往开来,绘制宏伟蓝图、确立奋斗目标、作出战略部署,为新时代新征程立起了新的历史坐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擘画了新的战略图景。从使命任务看,新起点标定新使命,新征程呼唤新作为。报告从百年奋斗、千秋伟业、万里山河的政治高度、历史高度、全局高度、战略高度,深刻提出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心任务。围绕这一中心任务,报告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诸多方面作出明确战略谋划和系统工作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在这样的背景下,的胜利召开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历史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世界意义。其一,的胜利召开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报告作为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既是新时代的政治宣言书,也是新征程的政治动员令,是新时代新征程引领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总纲。其二,报告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的基础之上,激发并凝聚全党全国全社会集体智慧,凝结并体现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集体共识,对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历史经验、历史规律等作出进一步总结和提炼,对新的历史怎么开创、新的篇章怎么书写、新的辉煌怎么铸就等,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因此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其三,报告中有很多新概括、新提炼、新论断、新思想、新要求,这些新内容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充分体现了理论创新。其四,精神作为指引党和国家未来发展的奋斗蓝图,对于指导新的实践具有重大意义。其五,从世界意义看,报告站在全局和时代的高度,立足当前、谋划长远,提出了包括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内的回应时代之问、世界之问等重要内容。这些内容深刻体现了具有世界意义和世界影响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同时,全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中国,聚焦的胜利召开,多国政党政要、各界人士以多种方式祝贺胜利召开,给出积极评价。可见,具有重大而深远的世界意义。 二、深刻领会的大会主题 大会主题是我们学习领会精神的主旨、主线,是我们理解把握精神的思想指引和实践参照。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历次党代会都有着明确的主题,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举旗定向、凝心聚力、扬帆领航。报告强调,“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3]对的大会主题的理解,自信自强的时代宣言书踔厉奋发的政治动员令可以结合相关会议文件整体把握、联系地学。比如,《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指出,“大会认为,报告阐明的大会主题是大会的灵魂,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总纲”。[4]学习贯彻精神,我们必须站在大会的灵魂以及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总纲的高度,深刻领会的大会主题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大会主题的内容,高屋建瓴、高度凝练、思想深邃、特色鲜明,明确宣示了党在新征程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等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高举政治旗帜、确立前进方向、凝聚广泛共识、团结各方力量、实现奋斗目标提供了根本遵循,全面准确把握大会主题的内容,有助于团结和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砥砺新时代、奋进新征程。 三、深刻领会报告的篇章结构 报告立意高远、主题鲜明、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把握其整体结构及内在关联,既是我们在宏观层面全面学习把握报告的基础,也是我们整体性地理解领会报告核心内容的关键。整体地看,报告由导语、主体十五个部分和结语构成。导语部分重点阐明了的召开背景、大会主题,以及新时代新征程的责任使命。报告强调:“中国共产党已走过百年奋斗历程。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责任无比重大,使命无上光荣。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5]“三个务必”等重要论述,充分阐明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的政治站位和历史主动,充分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忧患意识、责任担当。报告主体的十五个部分,站位高远、主题鲜明、层层递进、目标清晰、任务明确。第一部分聚焦新时代、新变革;第二部分聚焦新思想、新境界;第三部分聚焦新征程、新使命。第四至第十五部分,重点从经济建设、教育科技人才、政治建设、法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建设、港澳台工作、外交工作、党的建设等十二个方面,深刻阐明了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未来发展的重大战略、重要举措和任务安排。在篇章结构方面,第五部分的教育科技人才、第七部分的法治建设、第十一部分的国家安全,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等内容并列,专门作为一个部分来部署和安排,可见其重要性。报告结语部分强调必须以“矢志不渝、笃行不怠”的状态“不负时代、不负人民”,强调全党必须牢记“五个必由之路”,强调“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强调青年和青年工作的重要性,并对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伟大号召、提出明确要求。[6] 四、深刻领会过去五年的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 回顾过去是为了更好地面向现实,总结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开辟未来。报告从过去五年和新时代十年两个角度,系统全面总结了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发生的伟大变革。报告指出, 以来的五年,“是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五年”,[7]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党中央统筹“两个大局”,就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重大战略部署,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以奋发有为的精神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8]报告强调,十年来,“我们经历了对党和人民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三件大事”,[9]我们“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10]报告从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科学完整的战略部署等十六个方面,系统全面深刻地总结了新时代十年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伟大变革。报告提出:“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11]“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12]对新时代十年伟大成就、伟大变革的系统回顾,充分彰显了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号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的奋斗历程,充分彰显了中国人民的志气、骨气、底气。“中国人民的前进动力更加强大、奋斗精神更加昂扬、必胜信念更加坚定,焕发出更为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13]对新时代十年伟大成就、伟大变革的全面总结,必将进一步凝聚起全国各族人民砥砺新时代、奋进新征程的磅礴伟力。 五、深刻领会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时代化”是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是一体两面的有机整体。正是在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以“开放性”的理论品格,充分彰显了其解释世界并改变世界的真理力量,持续推动中国社会沧桑巨变,深刻改变了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而正是在不断“时代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以“未完成性”的实践品格,充分释放了其源自时代并超越时代的实践力量,在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互促共进的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与时俱进。报告指出,“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14]历史地看,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既是马克思主义从创立到不断丰富发展自身的理论演进史,也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取得伟大成就的实践奋斗史。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历史新境界,既是中国之需、时代之需、实践之需,也是进一步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报告强调,“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15]报告从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六个方面作了进一步系统深刻阐释。这六个方面,逻辑严谨、内涵丰富、彼此呼应、有机统一,既是我们围绕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加强学习、武装头脑的重点,也是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关键。新时代新征程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必须进一步坚定理论自信、推进理论创新,以理论自信筑牢思想之基,以理论创新引领伟大实践。 六、深刻领会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 方向准则方位定,使命清则任务明。[16]历史地看,根据时代发展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确立中心任务,并以社会主义矛盾和中心任务为工作重心、工作重心推动工作,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和制胜法宝。现实地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之上,进一步顺势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报告鲜明提出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7]同时,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本质要求等作出了深刻总结,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作出了科学部署,对未来五年的目标任务作出系统谋划,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原则作出了深刻阐明,为准确理解和全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中心工作、依据原则、实践路径等明确了总指引、总依据、总遵循。 七、深刻领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部署 报告从经济建设、教育科技人才、政治建设、法治建设等方面,系统谋划了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未来发展的重大举措。这些内容,统揽全局、系统全面、环环相扣,是一个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描绘了清晰的时间表、任务书、路线图。从内在关联的角度看,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要求;“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是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必须长期坚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18] 八、深刻领会学习宣传贯彻精神的实践要求 深入学习贯彻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全党全国全社会的首要政治任务和头等政治大事。要提高政治站位,心怀“国之大者”,准确把握报告的背景意义、主题主线、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各地改革发展实践和各部门各岗位工作实际,切实将思想、意志和行动统一到精神上来。要积极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提高认识、指导实践,在学思践悟行中牢记初心使命、明确前进方向、激扬奋进共识、凝聚磅礴伟力、扛起历史责任、积极担当作为,进一步把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贯彻在实际行动上、体现到具体工作中,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奋力推动精神在各地落地生根,结出丰硕成果,奋力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作者:陈少雷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类型和特点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一部分是对作家作品艺术精神和风貌神韵的整体直观术语,一部分是从社会人生体验中借用而来的分析小说戏曲形式技巧的术语,还有一部分是先释后用的术语。古代文学批评术语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模糊性、多义性和具象性,二是人化倾向,三是长期延续性。传统批评术语产生于汉民族的文化背景之中,打上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烙印。 论文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类型;特点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在其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一套名词术语、范畴系统,一些传统批评的概念和术语,如“气”、“味”、“趣”、“神”、“韵”、“沉郁”、“飘逸”、“阳刚”、“阴柔”等等,至今仍然为汉语文学批评所沿用。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系统,除了借鉴西方的批评理论和概念工具,还需要认真清理中国古代的批评术语。 一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类型 阅读古代诗话词话,扑面而来的大都是对作家作品艺术精神和风貌神韵的整体直观术语,诸如“气”、“味”、“趣”、“神”、“韵”、“沉郁”、“飘逸”、“阳刚”、“阴柔”等等。它们对传统写意性的文学作品往往具有独特的把握功能,能够给有共同阅读背景和艺术经验的读者以极大启发。这些术语,不仅是传统批评中沟通批评家和读者的中介,同时因其反复使用被不断注入深刻的美学内涵又成为了传统美学思想体系的概念范畴。 除了诗歌批评的简约性用语,我们在大量的评点派批评文字中,还随处可见从社会人生体验中借用而来的分析小说戏曲形式技巧的术语,诸如“寒冰破热”、“草蛇灰线”、“急脉缓炙”、‘笙箫夹鼓”、“一击两鸣”等等。运用这些不同于诗文评论的术语,往往能够使批评家的文学理解与读者的阅读经验和社会经验协调起来,增加批评的可读性。 此外,清代以来,文学批评中开始出现一些先释后用的术语,如金圣叹提出的“以文运事”、“因文生事”、“因缘生法”,陈廷焯提出的“沉郁”,王国维提出的“悲剧”等。这些批评用语已经不同于那些虽有诗意却内涵模糊的弹性语言,具有确定的内涵,带有现代文学批评话语方式的特点。 二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特点 以西方文学批评的术语为参照,我国传统批评术语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模糊性、多义性和具象性。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提出者往往是用以表达自己审美理解中的感受印象,故不作明确界说;运用者则主要也是依据自己的体会,并不注重根据上下文来推断提出者所要表达的含义,故一个概念术语统统难以求得一致。每一批评术语都有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多种含义。例如古代批语中常用的术语“味”,就具有这一特点。陆机首先将“味”用之于文学批评,《文赋》云:“阙大羹之遗昧,同朱弦之清泛。”用白煮的肉汁比喻文章缺乏必要的修饰而乏味。《文心雕龙》中多处用“味”,“味”已转变成专门的文学批评术语:“深文隐蔚,余味曲包”(《隐秀》);“儒雅彬彬,信有遗味”(《史传》);“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体性》);“张衡怨篇,清典可味”(《明诗》)。到了钟嵘《诗品》,“味”特指诗歌的艺术性:“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昧者也”;晋代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昧”。到了唐代诗评中,“味”的涵义又有新的发展。《文镜秘府论》云:“诗不可一向把理,皆须入景语始清味”;“景与理不相惬,理通无味”;“诗一向言意,则不清及无味;一向言景,亦无味。事须景与意相兼始好”。 这里的“味”显然是指情意交融产生的抒情诗特有的艺术韵味。晚唐司空图进一步提出“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南宋杨万里倡言“去词去意”而诗“昧”犹存,“味”又成为了超乎言间之表的文学韵致,一种综合了诗歌全部艺术要素的美感效应。至此,“味”作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术语,其基本含义才得以明确。 由于批语术语的提出者是用以表达自己的审美感受,因此往往使术语带上具象比喻的色彩。批语术语的具象性使批评文本具有隐喻的特点,如果这种具象比喻贴切中肯,便能超出批评家一己之感受,为后批评家所采用。《石林诗话》卷下曾说: 古今论诗者多矣,吾独爱汤惠休称谢灵运为“初日芙渠”,沈约称王筠为“弹丸脱手”,两语最当人意。“初日芙渠”,非人力所能为,而精彩华妙之意,自然见于造化之妙,灵运诸诗,可以当此者亦无几。“弹丸脱手”,虽是输写便利,动无留碍,然其精圆快速,发之在手,筠亦未能尽也。“初日芙渠”等,出语精当,比喻贴切,作为风格批评的术语,被后人经常采用。 第二,批评术语的人化倾向。以人喻文学,是占代批评术语体系的突出特点,秦汉以来,以气、以性论人的传统,导致六朝批评家以人为喻的术语成批出现。古人批评中普遍采用的诸如“气”、“才”、“性”、“情”、“志”、“骨”、“神”、“脉”、“文心”、“句眼”、“肌理”、“神韵”等术语都是“近取诸身”以人为喻的产物。六朝文学批评大多带有品评特点,而最早设品所论的对象,便是人。品藻人物的风气影响到品画、品书、品诗,自然就带上了由品人带来的特点。 第三,传统批评术语具有长期延续性,在不断运用中注入新的内涵,使其具有活力的同时,也容易老化,几成套语。 例如古代批评的“气”,由单词而推衍为许多复合词,内容越来越丰富,含义各有侧重。有的侧重于人身之气,如“志气”、“意气”、“气力”、“风气”、“生气”、“神气”、“才气”等;有的侧重于艺术方面,如“辞气”、“气象”、“气格”、“气势”、“气体”、“气韵”、“气脉”、“骨气”、“气味”、“气调”、“气候”、“声气”、“气魄”等。古人谓“文以气为主”,居于主体地位之“气”便成为判断作家作品艺术品位的重要尺度,由此衍生出如此之多的“气”,其原因就不难理解了。玩味之余,很难辨别各种近似而又含义模糊之“气”的含义,不觉反生疑惑:是否有必要提出这样多烦琐之“气”?“掷笔三叹之余,好心肠的行家应该告诉普通读者一个诀窍:与其永远纠缠不清,不若大刀阔斧”,将这些眩人眼目的“文字迷宫”予以合并归类,抓住它们所要传达的真正含义。 随着小说戏曲批评的兴起,批评家“别作奇警之新熟字以为命名”,如评《西厢》有烘云托月法,月度回廊法,羯鼓解秽法,那辗法,浅深恰好法,起倒变动法;评《水浒》有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大落墨法,绵针泥刺法,背面铺叙法,弄引法,獭尾法,正犯法,略犯法,极省法,欲合故纵法,鸾胶续弦法,等等。这些术语来自日常生活用语,易流于批评者个人一时之趣味,不易被他人理解。故这一类的批评术语只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在一部分小说戏曲作品的评点中运用,频率较低。 三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文化成因 传统批评术语产生于汉民族的文化背景之中,打上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烙印。先秦时期,哲人对于抽象意义的表达普遍是从具体的感性对象人手的,并借助于感性对象本身的某些特点使人领悟其所要表达的抽象内涵。孔子强调高尚独立的人格,但也从未作过关于人格的抽象论述,而只是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老子认为“有生于无”,“无”即“道”,是难以用语言来界定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因此也需借助于具体物象的“空虚”来使人体会“无”(道)的特点:“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诞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老子·十一章》)远古的八卦也是现象直观的产物,《周易·系辞下》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陨然,示人简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可见,八卦是在对象中对“象”之“像”的抽象,而抽象的结果不是导致概念的产生,而是对“象”的模拟,《系辞上》说:“对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先秦哲人这种在现象中直观本质的直观思维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逻辑起点,奠定了古代思维的基本形式,制约着古代学术文化的发展方向,并影响到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传统批评术语的具象性、模糊性与多义性,作为直观思维(主要表现为把握事物现象的表象特征及其本质属性的主体性活动)的产物,既为历代批评家长期遵奉,也为广大读者所认可。 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特点对传统批评术语的形成也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汉字没有走上与大多数民族语言共同的拼音化道路,而成为对现象进行概括、模拟的象形一表意符号系统,与古代直观取象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许慎《说文解字叙》认为八卦的起源同时也是文字的起源,文字因而也具有类似“象”的特点:内涵不确定,包容性极大。这就客观上限制了语言文字在数量上的膨胀,“古者字极简,……字简则取义自广。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熟绎上下文,涵咏以求其立言之指,则差别毕见矣”。尚简不仅是文字的固有特点,而且是使用汉字的文人的习惯,刘大槐《论文偶记》云:“文贵简”,“简为文章尽境”。字简和尚简的语言表达习惯制约着术语概念的精确。西方哲人,力图弄清术语内涵不同层次的逻辑关系,力图区分不同术语之间的界限,其结果是术语增生,而中国古代哲人则不作此种区分,“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 一定的时代和社会都拥有只属于自己的文化环境,对于既定文化传统,批评家没有选择的余地,也无法抗拒它的渗透力,只能被刻上历史文化的印记。中国古代直观取象的思维方式,形成的概念术语笼统含糊,缺乏明确定义,这明显的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因为术语概念是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符号工具和理论思维成果的物化形式。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的建构,都要以内涵和外延明确的术语概念为前提。 但是,文学批评不同于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既带有科学活动的特点,又是一种审美的艺术活动。因此,它方面要求批评术语有基本确定的含义,用来分析批评对象的内涵意义;另一方面,由于批评对象某些层面的性质具有不确定性(如诗意、诗味),批评对这些因素的理解只能是一种弹性把握,“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同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若一切以理概之,非板则腐”(叶燮《原诗·内篇》卷五)。文学批评的对象性特点,决定了批评术语的使用不必同理论研究一样精确严密,批评家从调整自己的审美感受的需求中,才产生出动用某种理论术语的欲求。这样,一个内涵精确的概念一旦进人具体的批评实践,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只有经过模糊化弹性处理的理论概念,才能在批评中获得实际的充实的意义。哲学家理论思维中过于泛化和抽象的结论尽管内涵和外涎都很精确,却是很难和具体作品的存在形式相对应。 另外,文学批评文章读者面越广,它所起的作用越大,批评的价值就越能充分突出。文学批评不应该只在学者圈子孤芳自赏,自言自语,它更主要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批评家所使用的概念,“不应该艰深得使人望而生畏”,即使是技术性很强的科学术语,在使用时也要经过批评家的消化,使其适应文学批评的对象、性质和功能。 由此观之,中国古代批评话语系统的笼统含糊、以简驭繁的特点,尽管不利于理论学术研究,但对于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来说,又往往具有其适应批评的对象、性质和功能的可取之处。它可以作为现代内涵界定清楚的各种批评学派的术语的补充,在当代批评中发挥特殊的作用。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尚书文学批评思想探讨 论文摘要:《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这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本文主要探讨了尚书》中“诗言志”的思想;“言以道接”的思想;“辞尚体要”的思想和“察辞于差”的思想。 论文关键词:尚书;文学批评;诗言志;辞尚体要;探讨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文献总集,它记载了唐尧、虞舜、夏、商、周的各类文章,其中主要的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公文的告示,此外还有大量的帝王对臣下的训导、告诫等。《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但这也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由于《尚书》本身的状况及其文学批评思想的零散性、宽泛性和芜杂性,使得学界对其探讨与研究不多,有许多文学批评史著作甚至避而不谈。事实上,《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因此,有必要完整而充分地探讨和研究《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笔者此文仅就研习所得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诗言志”的思考 “诗言志”作为我国古代诗歌批评的纲领,最早见于《尚书·虞书·舜典》,其中记载了舜对他的臣子夔所说的关于音乐(实为诗乐舞)的一段话: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舜典》多出于传闻,被认为“大约是战国时写成的,所记舜的话自然是不可靠的”;但《舜典》系周史官所记,“诗言志”至少反映了周人的文学观。顾易生、蒋凡著《中国文学通史·先秦两汉卷》指出,“诗言志”应有较早的渊源,并引《左传嚷公二十七年》中的“诗以言志”以证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了“郑伯享赵孟于垂陇”,诸子赋诗言志的事件,其云: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日:“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日:“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日:“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日:“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日:“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日:“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日:“‘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 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日:“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这是赋诗言志的真实写照,并展示其言志之后的结果。而其中赵文子所说的“诗以言志”历来被看作是“诗言志”思想的最早记载。不过,从赵文子所说的话来看,“诗言志”的说法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赵文子不应该是最早提出“诗言志”思想的人。那么,在我们目前无法证明《舜典》的记载者所记非实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舜是最早提出“诗言志”的人,《尚书》是最早记载“诗言志”思想的典籍。 关于“诗言志”的内涵,许慎《说文解字》云,“诗,志也,志发于言。从‘言’,‘寺’声”,将“诗”解释为“志”,诗与志一体。杨树达在《释诗》中说: “‘志’字从‘心’,声。”闻一多的《歌与诗》在谈到“诗言志”的时候指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里的“怀抱”不仅指志意,而且与情感相关了。孔颖达《礼记正义》云:“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朱自清《诗言志辨》在引用了上述三段材料之后指出,“情和意都指怀抱而言”,又指出,在先秦文献中,“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其实,对“诗言志”的理解不仅要从其自身词义解析与引申入手,还应该考虑到其后舜所提出的“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歌永言”即“歌永其义以长其言”,(《尚书孔传》)也就是“歌通过延长诗的语言,徐徐泳唱,以突出诗的意义”;“声依永,律和声”即“依声律以和乐”,(《尚书孔传》)也就是“声音的高低又和长言相配合”,“律吕用来调和歌声”。由此可见,这三者作者都是从形式表达的角度思考的,无论是歌延长诗的语言,声音与延长的语言相配合,还是运用律吕来调和歌声,其着眼点都在形式,那么,“诗言志”也就不仅具有“诗以言志”、“赋诗言志”的内涵,而且还表明了诗作为志的表达形式,其文本形态是语言,诗要运用语言来形成,并通过语言来表达志向。语言是诗与志的中介,又是诗的存在形式。闻一多对“志”的三个解释中虽然偏重于“怀抱”,但“记录”其实也是“诗言志”一个意义取向,诗用语言来记载亦应包含在“诗言志”的内涵之中。 因此,“诗言志”中已经隐含了对文学本质的揭示。这说明,先秦时期尽管诗还不是独立的文学形态,但是对诗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点认识还是十分清楚的,进而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现代文学理论的基本命题也有所认识。 二、关于语言表达的要求 《尚书》中十分重视语言表达,把语言表达同“道”联系起来,要求语言表达要以“道”为准,并体现“道”的要义。《尚书》中对语言表达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言以道接 “言以道接”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所提出的一个具体要求。《尚书·周书·旅獒》云: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贵异贱用物,民乃足“志以道宁,言以道接”所揭示的是“志”、“言”、“道”之间的关系,孔氏传云:“在心为志,发气为言,皆以道为本。故君子勤道。”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志”与“言”是内与外的关系,存在于心中的是“志”,而表达出来的就是“言”,而制约这二者形成的则是“道”。“道”在《尚书》中往往被看作是客观事物的内在条理,看作是正义的社会规范,如《尚书·虞书·大禹谟》中说:“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睇百姓从己之欲。”再如《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说:“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所以,“志”与“言”都必须用“道”来规范,这样看来,“道”就成了“志”与“言”的客观标准,无论是“志”的形成,还是“言”的组合,都要根据“道”的要求进行。那么,从“言以道接”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言语表达的规则,言语表达要以“道”要求为基准,否则,就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对于语言的评价,也要根据“道”的准则进行。《尚书·商书·太甲下》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 “逆于汝心”即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孔氏传云:“人以言睇违汝心,必以道义求其意,勿拒逆之。”“逊于汝志”即顺从你的思想意志,孔氏传云:“逊,顺也。言顺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对于人们的言论要以“道”的尺度进行评判,并要从相反的角度加以思考,如果有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的言论,你要从其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加以拒绝;如果有与你的思想意志相一致的言论,则要从其不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地肯定。总之,要以“道”的标准来评判人们的言论,而不是以个人的好恶来进行评判,这是因为个人的好恶是一种偏见,如果以此来评判人们的言论,则很难分辨言论的真伪。 这依然是“言以道接”思想的一种表现。 (二)。辞尚体要” “辞尚体要”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提出的另一个要求。《尚书·周书·毕命》云: 王日:“呜呼!父师,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弗率训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画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 “辞尚体要”是要求言语表达要体现“道”之要义,若有异于“道”之要义,则君子所不好也。孔氏传云:“政以仁义为常,辞以理实为要,故贵尚之。若异于先王,君子所不好。”“理实”即客观事物的实际道理,也就是“道”,先王所施行的亦是“道”。这实际上反映了儒家的文学观。《论语·卫灵公》云: 子日:“道不同,不相为谋。” 子曰:“辞达而已矣。” 辞之所要达到的即是“道”,即“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孔子之所谓“道”即仁,诚如有子所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而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这与“辞尚体要”的思想是一致的。 如果从客观的角度看,“辞尚体要”也反映了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作为文章形式要素的“辞”应该完整准确地表现文章的内容“要”,这里,“要”是重要的,是作者所要突出的核心,亦是全篇内容的核心,“辞”是为“体要”服务的,它的基本功能就是“体要”。这一思想对后世文论影响很大,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就坚持了这一思想。《文心雕龙》中有三处提到“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如《文心雕龙·征圣》篇云: 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 刘勰在这里具体阐述了“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指出“体要”是“成辞”的关键,只要依据“体要”而“成辞”,则“辞成无好异之尤”。圣人文章对文学创作的指导意义也就由此而生。 (三)“察辞于差 “察辞于差”是《尚书》中对语言表达提出的又一要求。《尚书·周书·吕刑》中说: 上下比罪,无僭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开J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罚惩非死,人极于病。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成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 狱成而孚,输而孚。其刑上备,有并两刑“察辞于差”的观点是在阐述刑罚判断的思想中提出来的,其意思是于差错中考察其辞的真伪,从而判断实情所在。孔氏传云:“察囚辞,其难在于差错,非从其伪辞,惟从其本情。”“察辞于差”的思想虽然来自“察囚辞”,亦可推向对一般文章及文学作品的语言考察,通过对其语言表达的考察来判定其情感表达及内容表述的真伪。语言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工具,是文学作品创造形象、表达情感、表述内容的主要手段,语言运用得如何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成败。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如果创作了内容不真实、情感不健康的作品,往往可以通过对其语言的分析而找出差错所在。另一方面,语言同思想是一致,思想如何,往往会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这即是孟子所说的“诚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的“知言”思想。由此可知,“察辞于差”思想的关键在于通过语言考察而深入地了解和把握作者深刻的思想情感和作品的深刻内涵。 《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尽管其中有些内容并不十分可靠,但总体上还是通过反映我国上古时期的思想文化发展状况的。通过对《尚书》中文学批评思想的探讨,我们或可进一步探索我国文学批评思想萌芽时期文学批评思想的体情况。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虽然是零散的、宽泛的和芜杂的,但其基本思想已经萌生,并对后世文学批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作进一步的探讨,以丰富我国先秦时期文学批评思想体系。 文学批评论文:新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新时期所有的文学批评中女性主义批评具有独特的生命力。没有一种批评能够像它那样贴近生存本体论的关注。作为人类的一半──母亲、妻子、女儿,女性不但是女性自身说不完的话题,也是男性说不完的话题。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女性问题就永远会成为一个讨论的焦点。用不着作任何一点夸张,女性的生存质量直接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质量。正因为如此,从八十年代初关于它的话头一提起,一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兴致勃勃地探讨它,不断地深化它。在本章设置的批评题目中,没有一种的资料──从论文到专著──在丰富性上可以跟它比肩。仅仅梳理新时期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脉络的论文就有数十种。而且耕耘者不只是女性作家、学者,还有相当数量的知名度较高的男性批评家。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便利条件,也给我们设置了难以超越的高度。我们只能放宽对自己的要求,作一次简单的描述。考虑到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历时性研究文章较多,一些明显的演进轨迹已被说清,我们这里准备从共时性角度展开思考,抽释出女性主义批评的模式化特点。又考虑到女性主义批评主要是女性自身的话语,所以尽管男性批评家有不少精彩的发言,我们还是以女性批评文本作为评论的对象。 一、打开一个美丽、富有创造力的世界 文学如同人类历史一样,其实是男人和女人共同创造的。亚当和夏娃的同一性书写造就了人类的未来,也造就了组成一体的爱情、婚姻、家庭的文化模式。 但是由于野蛮人遗留下来的价值观长期地支配人的意识。所以女性在创造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作用反而被忽略了。男人无端的成为历史的唯一主宰,并且自我编撰着第一创造者的神话。 进入现代社会后,男女平等的观念虽然被提出,但由于女性的社会实践历史的有限性、女性自我话语形成的艰难性,女性的作用仍然处在被遮敝状态。直到西方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她们找到了自己的意识、语言及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包括写作,她们对历史和文化的伟大贡献才被充分揭示出来。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如火如荼阶段,我们目睹到了一幅壮观的图景:“发掘妇女文学著作,描绘妇女想象力的版图,分析女性的情节结构,使妇女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探索领域展现在世人面前。” 比之西方,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崛起稍晚。在开始还明显地缺少理论体系性。可是由于大量的成功的女性创作的出现,由于批评家们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一开始就特别看重对女作家创作成就的张扬。从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二年李子云追逐着每一个女作家的脚步,留下了一篇篇关于她们的评论。她独具慧眼的文字揭示了她们独特的风格魅力和独特的艺术创造。进入她批评视野的作家后来都成为新时期文学领域里极有影响力的人物。她们有张洁、王安忆、茹志鹃、宗璞、张辛欣、张抗抗、韩蔼力、戴晴等等。一九八四年,她以《净化人的心灵》为题将这些评论结集出版,在文坛上产生了较大的震动,为女性主义批评开拓了道路。一九八六年在联邦德国召开的“现代中国文学讨论会”上,她又全面总结了中国女性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七年来女作家创作的发展。她指出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已经形成了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第二次高潮,并且有两个特点:“其一,大多数女作家仍然沿袭了几十年来所惯用的超越女性意识表现社会生活的艺术方法,从选材到处理题材的立场、角度与男作家没有多少差别。其二,‘女性文学’开始兴起。有些女作家开始站在妇女立场,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表现了妇女的特殊问题与心态。” 对于每一个特点她都作了具体的阐释。尤其对于第二点,她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她说:“‘女性文学’的兴起也是中国大陆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这是一九七九年以后中国女作家创作中的一个新的特点。几十年来带有女性特色的作品被指责为消极、颓废、情调不健康,因而几近绝迹。一九七九年张洁发表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冲破这一禁区之后,这一类型的作品有增无已。” 李子云深刻挖掘了这类文学作品产生的社会原因及性别原因:“几千年沿袭下来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世俗偏见,维护男性利益的道德规范,在家庭范围内从家务劳动的不合理的承担到性方面的不平等关系,等等。有些习俗相当落后甚至野蛮。” 李子云还细致地辩识了女性文学伸展的两个维度。一是“呼吁真正爱情的出现,申诉不幸的婚姻带给妇女的痛苦,要求婚姻自由,其中包括正当的离婚权等等。”一是“如何保证男女两性在发展各自事业的平等权利和如何进一步实现男女两性在人格上的平等。” 她热情地肯定了张洁、张辛欣、张抗抗等女作家在处理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作品时流露出来的对女性“被占有、被抛开、被遗弃”的命运的不满乃至反抗情绪。认为她们提出了人类文明不能不给予足够重视的重大问题。 新时期另一个较早关注女性文学创作的批评家吴黛英更为全面地描述了女性作家在审美领域的突出贡献。比如“女作家一般来说比较喜欢并擅长于写‘小题材’、‘小人物’和‘小事件’”。还有“偏重于主观情感的抒发,特别擅长于描写女性的感情活动”。再有呈示着“美丽纯净而又宁静的新境界”。最后富于“纤细柔和”的美。 吴黛英批评的价值不单单表现在她对女性文学的审美品格的挖掘,更在于她引入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视点,说明女性文学审美品格产生的必然性。吴黛英认为,女性“独特的心灵敏感区和艺术天地,主要是由女性独特的生活视野和心理视野决定的。” 例如“国外心理学家曾对男女两性在梦境内容上的差异作过统计和研究。结果证明,女性在梦中的视野小于男性。女性的梦多数发生于熟悉的室内环境中,男性的梦多数陌生、奇异、而且多在室外发生。而且,女性在梦中的活动规模也小于男性。”“这决定男女作家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女作家们完全可以扬长避短,走一条适合自己艺术个性的创作道路,”即“通过细小平凡的题材,从一个侧面来把握和反映时代的脉搏。” 从一粒砂中看世界,于半瓣花上说人情,这是女性独有的优势,这个优势并非每个男作家都能够做到的。又如,就注重情感来说,女性同样胜过男性。她引用瑞士心理学家云恩的话来作证实:“若就情感无可争辩地是女性心理学的一个比思维更加明显的特殊性来说,最显著的情感型,也是发现于女子之中的。我能想到的这种类型的事例,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妇女。” 同时她又以苏联心理学家科恩的研究作为佐证:“他……发现女青年的日记中,自我描述比较主观,基本上是谈过去体验过的感情;而男青年的自我描述比较着重活动,重点在于表现新的兴趣和活动种类等等。” 女作家的心理特点决定她们的作品在情感上更为丰富、细腻,尤其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以情感人,“给文苑吹来了一股温馨的和风,使刚刚从紧张动荡的政治生活中解脱出来的广大读者感到了一种精神的抚慰,获得了心理的平衡。” 吴黛英的某些观点未必能赢得我们的全部赞同。但是她这种札实、严谨的学风却十分令人称道。和那些为女性主义而女性主义的文章相比,即使到今天也能给人更多的启发。 对新时期女性文学给出较高评价的还有许多批评家。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带着感佩、骄傲、自豪的语调来谈论姐妹们的创作。间或还让人感到,有些人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快垒──向男人世界发出冲击和挑战。她们似乎不是在描述文学,而是在炫耀女性的自我、女性世界的美、女性的才能、女性的创造力。像金燕玉对田野、陆文婷、金鹿儿、岑朗等美好女性形象的复现,简直就像一首首诗,引人无限赞叹,无限神往。 有时我们还能从这些批评中读出一种女性的自恋。这种自恋使她们相信,女性作家是描写和表达女性心灵、愿望不可动摇的权威。任何异性都不要闯入这个领地,冒犯她们、歪曲她们。徐坤就曾对张宇进行过“温良”的颠覆,同时向下个世纪的男性书写者发出了警报。 在张扬女作家创作的过程中,还有一种热闹的景象,就是广泛挖掘从古代到现代所有女性作家的创作。这里有李小江的《夏娃的探索》、刘思谦的《“娜拉”言说》、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等等。 二、挑战:对准男权文化 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男权文化给女性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痛,以至在她们的内心里积淀起对男人的仇恨。这种仇恨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代代相传地留给了后代女性,使她们在遭逢不幸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暴发出来。而与她们感同身受的作家也就很容易在这种基础上通过自己的作品对男权文化进行起诉和抗议。这种起诉和抗议经常能够在女性主义批评家那里获得反响和回应。 或许也是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和李子云保持同样认识的缘故,她们一般说来总爱把自身的不幸原因归到男性身上。李子云的话是这样说的:“在中国已经实现了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妇女逐步获得与男子同等的就业权,受教育权以至参政权。中国城市妇女就业率可能在全世界位居前列,而且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妇女参与社会工作、社会活动,并且具有同样的社会责任感。” 李子云在国外发表的这番话究竟出于本心还是策略性语言,我们不好揣测,不过它基本上支配了几乎所有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思维运转方向。那就是对准男权文化表达女性要求解放、平等和自由的呼声。而张洁的《方舟》、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是她们抨击男权文化的典型文本。李子云评论说:“张洁的《方舟》……描写了三个离了婚的妇女在社会上为个人事业奔走的‘苦难的历程’。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妇女很容易得到起码的工作,但谋取称心的工作并使自己的才能得到施展则很不容易。某些职业妇女即使摆脱了家庭的大男子主义,却摆脱不掉社会上的以男子为中心的轻视妇女的思想。……更令人苦恼的是,她们还得耗费一定的精力来应付某些男子视女子为享乐对象的轻簿态度……张洁的《方舟》多方面地表现了妇女在争取女性尊严和实现自身价值时所经受的种种磨难,而这些磨难几乎使她们频于心力交瘁的地步。” 王绯以同样的价值尺度及相近的语言揭示王安忆《小城之恋》的内含。她认为“力之于男性总是侵略的、进取的、自私的;男性即使沉溺在最无廉耻的贪欲和肮脏的欢情之中,亦能完整地保持住一个原本的自己”,“女人却必须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用一整个身体独自去承担那‘罪孽’,被损害的最终是女人。” 她高度赞赏王安忆在《小城之恋》里对女性所特有的“母性博大无私”的描写,对男性卑微渺小的讽喻,说这是一个女作家才可能有的对人生的深刻理解。李子云对《方舟》的评论只是小说意义的一个方面;王绯对《小城之恋》的剖析只是小说表层的内容,实际上两个文本都还有更深的东西值得我们思索。但从她们的关注点来看,我们能够触摸到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一般特征。 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初始阶段并无深厚的理论背景。所以她们对男权文化的批判,言词不很激烈,态度还比较温和。从一九八八年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被介绍过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方女权主义的政治色彩被洗净,而对男权文化的批判好像让她们找到了理论上的支撑点,所以一时激烈起来。一九八九年在《上海文论》关于女性主义批评的专号上,王绯鲜明地举起了反父权、反男权的旗帜。她宣告:“自从人类文化转向以父权为中心,便把许多残忍的清规戒律只施加于妇女身上,这便注定了永世的夏娃们特别的不幸。父权文化在推进文明进步的同时所留下的罪恶,突出地表现为对女性的戕害。……我认为,创作和批评一旦冠之于女权的时候,便意味着它们的目的首先在于解构父权文化之于罪孽,伸张长期被压抑的女性人权,其次才是文学和批评自身。” 这里的“父权”只是“男权”的别名。王绯借戴晴《中国女性系列》报告文学所讨罚的都是男性的现实问题。比如她猛烈地抨击男性的“处女膜”情结,说“对处女的嗜好在本质上是男性的嗜好,男性的观念。……对于女子的贞操从行为、观念集中到生殖器官上的苛求,造成了两性对抗于文化中心的状态。中国女性正是从这时开始,在父权文化中受到难以测度的摧残。” 戴晴的《幼年即遭强暴》写得触目惊心,其对人们的陋见、习俗的批判入木三分。王绯对男人们狭隘的“处女膜”情结的批判,也非常富有力度。然而对于她忽略了男人要求女人“纯情”的合理性一面,宽容地对待女性“多男子”方式的说法,却难以苟同。由此可以看出反男权主义背后的一个意识走向:蔑视男权、否弃男权而独尊女权。 这种反男权话语到九十年代更加极端。它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解构男权文化模式,清除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因为在女性主义批评家看来,所有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完全是对女性的歪曲、亵渎、糟踏。徐坤比较绝对。通过小说《游行》女主人公几次性经历的失望,她宣判了男人的卑鄙、无能和死亡。又通过《从此越来越明亮》的理性言说表示“不再反串什么男性叙述者,把那伪装和铠甲全部揭去”。到《狗日的足球》,她发明了女性自己的诅咒男人的语言“狗日的足球”。这还不够,回应西方女权主义者对斯丹达尔、克劳代尔、劳伦斯、布列东的颠覆,她无情地解构中国的男性作家,企图从女性主义角度宣判他们价值的丧失。在《双调夜行船》里她把张贤亮、贾平凹、莫言、张宇尽收眼底,随后一个个拆除。她认为,这些男性作家都是在“男性躯体修辞学”的支配下写女人的。张贤亮把女人当作了男人受难时的肉体安慰。贾平凹把女人当作了玩物及生殖器展览的理想对象。莫言(在《丰乳肥臀》中)把女人当成性亢进的摹本。最不可饶恕的是张宇,他的《疼痛与抚摸》篇幅不长,“却富含了所有男权视阈下的女性躯体修辞学符码:渴望强奸、受虐情结、恋物癖、偷情、、裸体游行、反抗、自杀、一妻多夫的‘三人行’……作者想藉由这些,……来完成一部对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苦难历史的揭示和抒写。然而……在没有进行充分的男权自我反思之前,任何一种居高临下的‘大男子主义’的体恤都可能使书写者本身滑入性别歧视的误区。” 徐坤抓住张宇的一个叙述句“水家的女人都活得很苦很贱”,说,一个“贱”字一下子暴露了他歧视女性的立场。有鉴于此,徐坤对张宇及下个世纪男权书写者发出警告,否则她似乎会有更大的颠覆。 九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反男权文化模式上走向的第二个极端是逃离男性或放逐男性。在传统文化秩序中女性的生存目标一直被写成“寻找男性”。包括张辛欣的女主人公们在内“时时渴望着寻找她们的另一半及感情最后的停泊地。” 但是九十年代的女作家和批评家从传统的文化指认中超越出来,毅然绝然地表示可以抛开男性。这种情形非常像富有思辩理性的批评家陈虹所描述的那样:“女性主义由于有父权制这个共同的靶子,因而它超越了种族、阶级、社会制度等的差异,建立了基于男女性差别的性别路线,这种性别路线号召每一个妇女从家庭与男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强调妇女间形成姊妹情谊。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们甚至使用‘同性恋’来描述与强调妇女间的姊妹情谊。” 对于女性否弃男人的意识刘慧英简直视为绝对律令。并将其与尼采宣布的“上帝死了”相比肩。她说:“在几千年的男权社会中,男人在女人心目中的地位犹如上帝在人们心中一样,是绝对权威的象征──女人必须崇拜、服从和依附于男人,女人对男人的背叛或忤逆被看作与亵渎上帝同样是严重的不轨。男人是女人的上帝,失却男人对男权社会中的女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将新时期女性文学对‘男子汉’的否定与尼采的这一真知灼见相提并论。它们有着同一种精神,就是勇于彻底推翻自身依附的精神支柱,从而使自身面临一种孤独无援的境地进行更为自由的生存选择。”她还认为这是女性“自立的现实举动”,“标志着女人性……走向新生” 。这不仅仅是理论申张,更是一些作家的创作实践。林白、陈染、海男都有回到母系血统,回到女性姐妹怀抱的描写。关此,我们将在后面论述。 三、解放与自由:归入感官写作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归根结底是要求女性自身的解放与自由。这一目标从一始就很明确,到后来愈加彰显。但由于社会环境、伦理观念和思想解放程度等等的限制,在不同阶段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内容限定也不同。当女权主义尚未传入中国、“主义”两字也没有作为女性的后缀而出现时,解放和自由,大致是要求有爱的权利、发展事业的权利,稍后还有“寻求自我”、“实现自我”的权利。诚如李小江所言:“‘寻找自我’是女性艺术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母题。它来自生活,源出于女人的历史……正因为女人无史,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独立的人格价值,才使得‘寻找自我’成为女人精神探索的前提。” “寻找自我”是个很现代的概念,把它说成是“母题”,显然并不合适。但正是这一强硬的表达,反映了特定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解放和自由的要求上的激进色彩。那时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都获得了新的肯定性的阐释。自然,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被认为是表达了女性寻找自我的经典文本。再稍后,伴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的渗透,还有对父权制文化──男权文化的批判,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要求更进一步了。所说进一步,即人身的彻底解放──爱可以不受男权的干涉、自由进行。换个说法是,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中,女性在爱情选择中的多恋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多变也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或者说由于女性主义从后现论中吸取营养,此时的批评已不大关注女性的社会成功。这些往往被当成旧话语、属于伟大而堂皇的叙述。在删除了女性追求的社会维度之后,又赶上商业文化、享乐主义文化勃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给解放和自由增添了更新的内容,叫私人化写作,亦称感官化写作、肉身化写作。 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在走上自觉阶段后努力向西方女权主义靠拢。除了女权主义的政治色采不予吸收外,其他许多方面都加以实践,以争得同步发展。关于感官化写作亦如此。感官化写作在西方也叫“躯体写作”。西方的女权主主者认为,女性从自身经历出发进行写作,应该也有权写自己的性感受。运用这种躯体语言写作不但不是罪过,反而能真实地揭示女性世界的秘密。迪迪安指出:“性力量不过是一种压迫人的神话,不再令人恐惧;因为我们从一个女人把一场后婚姻恋爱视为被解放与解放的描述中得知,性关系实际等同于‘说俏皮话的欢笑’及‘躺在一起,而后跳起来去弹唱整本的芝麻歌曲集’” 。中国女作家林白、陈染、海男是感官写作的大胆实践者。陈虹指出:“执著于表现女人及女人性经验是林白一贯的创作主旨。……林白……毫不留情地揪着我们,让我们看她从历史深处和神密黑洞打捞起来的女性及女性经验,女性同性恋、手淫、性感觉……而这些是从来没有以女性视角中的内容物出现于历史地表之上的,它们隐于历史的幽深处,晦暗不明,现在林白让它们浮出了历史地表。”“与林白相比,当代文学中另一个女性主义者海男更无视既存的道德秩序和价值体系,她只听从来自女性生命深处那种神秘的召唤,……,着迷于其内心纯粹的女性欲望。” 陈虹还特别揭示了海男文本的一个模式,就是从爱情上的无穷逃亡,又无穷地逃到爱情。对死亡的恐惧、对衰老的恐惧、对虚无的恐惧使海男的女主人公疯狂地占有爱情、享受爱情,企图用这种方式化解恐惧、驱散恐惧。然而爱情的失望又加剧了她的恐惧,于是她出逃。可是出逃之后寻找不到消除恐惧的方式,她于是又寻找爱情。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了恶性循环。有的女性主义批评家赞扬海男写出了生命本体的困境,然而我们看到的精神内核却是性欲的贪婪。只是为了遮蔽它的不雅,批评家给它罩上了宏大叙事的光圈。这种伪饰与她们主张大胆、坦率地抒写肉体感受的语言形成了悖论。 解放和自由的内含不只是指两性间的交欢无拘无束,还指同性恋能获得广阔的天地。九十年代的另类作家林白、陈染、海男、徐坤、徐小斌、卫慧、棉棉无不把笔墨伸入到这个领域。她们打破了几千年来由男性的性征垄断所造成的沉默,把女性同性恋的“温柔”、“温婉”的感觉传导给读者世界。戴锦华曾以“姐妹之邦”为题阐释陈染此类写作的意义。她说,陈染的世界“渐次成了一个女人的世界。其间有绝望、有温情、有获救的可能,姐妹之邦开始被构想为一个归所,而不是一个少女生涯的过渡”。这种姐妹情谊超出恋母带给人的愉快。在《凡墙都是门》里“雨若成了‘我’与‘母亲’共同的朋友,是她再度带来这一女人世界的温情与和谐,并且支撑着一个美好的女人之家的畅想。” 陈染和林白、海男、徐坤等一样,被认为是有女性主义自觉意识的作家。正因为如此,戴锦华联系她的写作主张进一步指明这种“女性情谊”的抒写意义:质疑男权、超越男权;它“已不再是在于某种‘解放’与‘平等’的幻觉,基于某种花木兰式的情境与心境,”而“是反抗与解放的强音” 。作为作家,同时也是批评家的徐坤非常赞同戴锦华的阐释,并在关于母女恋、姐妹恋的宏观研究论文中强化了这种写作的意义。她引用戴锦华的话说:“女性写作是一种包含了很多可能性的,具有无限空间的文化的尝试,可以叫做一种文化的探险。这种体现的意义在于,把长期以来没有机会得到表达的经验、视点、对社会的加入、对生活的观察,书写出来。而且我相信这种女性写作还能包涵某些传统男性写作所不能达到的空间,具有更多样的可能性。” 随后补充道:“女性本文以其美学及其诗意上的巨大而鲜明的隐喻性,能动地穿透当下的生活,仿佛是在明处,又仿佛是在暗中,在九十年代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形成一幅‘双调夜行船’的迷人图景。” 四、认识论上的空洞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疑是非常富于趣味的批评,即使在那些令人困惑的提法和鲜见的语言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某些真理和新的文化信息。但是,可能与它的历史不长有关,我们又分明地感到它的某些不成熟性。这些不成熟性不但表现在它因为采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结果造成了女性一元绝对论上,而且表现在它常常用理论观点强硬剪裁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的丰富性上。因而它也带来了许多认识论上的混乱和悖论。也许这也反映了女性唯意志论的一般特点。为了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能够扩展更大的空间,我们提出一些问题、作为存疑。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她们人为地割去了女性话语的社会关注维度。如果说女性的不幸命运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和男权文化统治有很大关系,那么到了五十年代后期随着“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权力话语被普遍推行后,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男权文化逐渐解体,变成了残余。它虽然还在一些地域、一些家庭起作用,但也是强弩之末。随着女性平等参政权利、平等择业权利得到了确实的保障,女性在家庭的地位也空前提高。家庭权力重心慢慢发生偏离。到现在多数家庭里男人成了“气管炎”,女人成了主宰。这种权力结构还使女性娘家受益匪浅,而男性父母反倒遭到更多的冷落。所以杜甫那句诗“信是生男恶,反是生女好”几乎成了天下父母的共识。更需要作一点社会调查的是,现在的年青夫妇,在一半以上的家庭里男人充当劳动的主角,女人养得浑身小姐气、贵族气。像张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里所写的女人,是有的。她们没有爱的权利、没有自我实现的权利。因此张洁的描写、张辛欣的描写很有意义。但是不能把这说成是两性间唯一的事实。造成这种状况的最深最远的原因是社会。当时不但女人没有爱的权力,男人也没有爱的权力。《沉重的翅膀》里的郑子云、方文煊就是被政治文化阉割的典型。说到个人的事业,女人没有过,在社会的统一安排下,男人何曾有过。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出头椽子先烂”。这种文化机制在一元化的领导体制里得到了庇护,遭受其害的往往是男人。男人较多的不驯服性、女人较多的柔顺性(也有不少靠色取媚领导的),使他们的命运向不同方向偏斜,造成了严重的“阴盛阳衰”的现象。不敢问津于社会而把矛头对准男权,颇有点像进入无物之阵,其文化颠覆的勇敢性要打上许多折扣。比起所源出的西方女权主义还颇有点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嫌疑,最后只剩下一个维度,就像一些女小说家把男人所写的那样,反男权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谋取性自由。然而如此一来,中国的女性主义就只能将女性贬入到生物性的生存状态(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偏瘫也是九十年代至今整个文化偏瘫的一种反映)。西方的女权主义也有过视男性为仇敌的偏激阶段。但多数人醒悟较早,认识到两性间的爱是无可逃避的,因而发展到新的阶段,即与男性沟通、友好交往的阶段。据《中华读书报》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世界图书》专栏报导,英国的女权主义老祖母莱辛等人深刻反思过去运动的偏激,坚决“反对所有打击男人的行为。”另外三个著名人物贝克维尔、韦尔登、托马斯也表示站在她的立场上,为“今日男人辩护。”中国的女性作家、批评家中王安忆、陈虹始终保持冷静、客观的认识。但愿她们的态度不再被同性所拒绝,但愿女性主义者能够思考建立“双性文化”而不是单性文化。 还有一个问题是,女性主义批评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和自我反思的精神。所谓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是指她们简单地站在女人的立场上,在反男性中心论时暗自举起了女性中心论的旗帜。从这一立场出发,从女人是仙女的先验观念出发,她们无视造成女性问题的个人因素及性别因素,把一切祸源都推到客观、推到男性文化上。这就让人感到有一种极端自恋主义文化及女性唯意志论的东西作怪。由此她们对许多问题的解释都带有片面化、带有推理和演绎的特点,缺乏说服人的力量。波伏娃的研究特别令人首肯。她一方面猛烈地轰击男权文化,另一方面又深刻地反省女性自身的弱点,比如女性好“趋时”,还颇“传统”、“保守”等等。女性身上的弱点有时是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包括男人的歧视造成的,但也有女性生理和心理上的因素。不研究女性自身的问题,不寻求克服的办法,不仅会在两性间产生是非,就是在同性间也会产生是非。那种家长里短、传闲话、眼皮浅、好忌妒、小心眼就常常招惹事端。认真分析起来,林白、陈染、海男等笔下的女主人公都有一种自我扩大症、妄想狂心理,还有一种多疑的毛病和被迫害狂症状。对她们的描写有时还能显示出独特的审美蕴味,但艺术上的偏颇和高频率的重复、模式化往往使人看上两、三部就会产生厌倦。对它们毫无挑剔地推崇不但令读者倒胃,还会对批评的有意操作产生不信任的感觉。女性的解放必须获得男性的同情、认可,就如男性的权力必须有女人的理解和支持。以意为之,甚至把病态的心理当真理不会获得通行的绿卡。这个世界就是如此,谁也不是离不开谁,谁又都不能漠视别人的意志。健康的心理是在两性之间建立起能够沟通的友好关系。中国的女性主义已经出现了不少时髦的倾向。它应该适当观照一下生活实际,再考虑今后的振飞。 最后一个问题也颇令人费解,就是中国的女权主义者缺乏自信力。她们在一些女性主义文学的研讨会上总是爱找男性批评家作中心发言或指导性发言,时至今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下属的女性文学研究部仍由男性批评家给他们当“领导”。不知作这种选择时她们是怎么想的。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大小谢对诗歌的追求看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演变 论文摘要:谢灵运的山水诗以求悟玄理为审美指归,其山水形象多客观性,缺乏完美的意境;谢眺则超越了单纯的悟道,追求人情美与自然美的契合,其山水形象主观情意较浓,重视意境的创造,以审美创造为指归。由此可见南朝文学批评意识从逐步淡化社会功能到追求美学价值的轨迹。 论文关键词:谢灵运;谢胱;山水诗;审美意识 在南朝文学的发展进程中,追求形式美是一以贯之的,也是格外突出的特征。“从宋初到陈末,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向是社会功能逐步淡化,而美学价值却为所有的作家所追求。”这种对“美学价值”的追求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历程。谢灵运与谢眺同为南朝著名的诗人,谢灵运结束了玄言诗,开创了山水诗的先河;谢且兆的诗风,为后来盛唐诗歌的勃兴,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从二谢的诗歌发展的历程可窥视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变化规律。本文就谢眺山水诗对谢灵运山水诗的继承与发展来探讨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嬗变。 东晋时期,玄言诗中的景物描写主要是为体悟玄理而服务的,它们并不具备独立的审美地位,玄学家们为了表达自己的理思而编排景物,这些景物通常是不具备有特殊性,而是抽象化的。东晋诗人还未能将具有季候色彩的山水特色很好地表现出来,有些玄言诗的山水景物的描写大同小异,玄学家甚至为了体悟玄理而组织罗列自然景物。只有到谢灵运时,山水诗才真正成为独立的一种诗歌类型,在他的山水诗中,山水景物是独立的审美客体,不再是体悟玄理的对应物,他笔下的山水是真实具体的。谢灵运对大自然十分热爱,如陈祚明说:“千古好游,无如康乐。”(《采菽堂古诗选》),谢灵运在《游名山志并序》云:“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其《山居赋》日:“性情各有所便,山居是其宜也。”他在山水中获得惬意闲适的心境,达到了适性逍遥史称“灵运多想礼度,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谢灵运是一个很有政治抱负的人,自视甚高,他纵游山水,一方面是为了欣赏山水,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抚慰受伤疲惫的心灵。在游览山水时,他可以暂时忘却尘世间的那些烦恼,获得心灵的平静,他深深陶醉于山水的清美当中,如: 烯裕虽凄其,授衣尚未至.感节良已深,怀古亦云思.不有千里棹,孰申百代意。远协尚子心,遥得许生计。既及冷风善,又即秋水驶.江山共开旷,云日相照媚.景夕群物清,对玩成可喜。 ——《初往新安至桐庐口》 江山胜景如画,宽阔的江面与巍峨高山的壮美开阔了诗人的胸襟,云彩和太阳在天空中自在嬉戏,多彩的天空倒映在柔波中,显得多么的甜美秀媚。诗人坐在顺风的船上欣赏着这一切,心情十分愉快。 这些景物带有令人喜悦的色彩,“媚”字用得极到好处,仿佛云和水自来亲人。山水以其明媚的色彩感染了诗人,让他只是静静地欣赏眼前的美景,忘却了红尘烦忧。谢灵运在山水景物描写中常透露出这种对山水的喜好,如:“山水有清晖,游子澹忘归。”(《石壁精舍还湖作》)这些山水就像他许久未见的朋友一样,他和山水互诉衷情。《登上戍石鼓山诗》一开头便说:“旅人心长久,忧忧自相接。故乡路遥远,川陆不可涉。”表达了他对前途的担忧,可是诗人在游览的途中还是那样兴致勃勃:“极目睐左阔,回顾眺右狭。”石鼓山的美景让他目不暇接,“白芷竞新苔,绿苹齐初叶。”他笔下的山水是那样充满着生机,“竞”、“齐”字将新春万物生长的清新烂漫形象地表达出来了,这些山水并没有因心绪不佳而染上愁苦色彩。 古人常以秋为愁,“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秋天到来,万木萧瑟,出门在外的游子,见群鸟归巢而自己仍在外飘零,不由愁思万分。谢灵运在山水诗中有不少黄昏景色的描写,但他笔下的黄昏少有落寞的情绪,如:“秋岸澄夕阴。火曼团朝露”。(《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诗人被黄昏绚烂绮丽的景色给迷住了,“澄”将秋高气爽中的美丽的彩霞与明净的湖水形象地表现出来,“团”极好地将露珠之精莹流转勾勒出来,丝毫不见有衰败气象。谢灵运在游览山水时,抛开了杂念,专注于观赏景物,并从中领悟到山水中所蕴含的大道。他诗中的山水景物是独立的审美对象,占主导地位,不是为了印证玄理而编织的。他是按照一路上所见的景色细致描绘,并没有把整个身心投入到大自然中,还没有与大自然真正地融合在一起,他把山水当作客体,他对山水的态度主要是观赏,而不是领会。因受到玄学的观物方式的影响,他的景物是客观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载体,正如他在诗中所说的:“遗情舍尘物,贞观丘壑美。”(《述祖德诗二首》其二)、“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从斤竹涧越岭溪行》)“山水闲适,时遇理趣,匠心独运,少规往则”(沈德潜《古诗源》),加之政治上的失意,他的山水诗并非以写景为目的,而是通过山水发泄心中的怨愤,因而他的山水诗常常与其理结合,拖着一条玄言的尾巴。 在谢灵运笔下,“山水自然的审美价值已具备了由低到高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感官直觉到的愉悦;第二层次是精神的净化,主要表现为“忘忧”:第三层次是哲理上的升华,亦即谢灵运强调的悟道作用。他把这种理性的会悟和升华视作山水审美的最高境界,这似有玄言诗流弊,但谢诗“以自然风光与玄理佛旨前后呼应贯通为特征,有别于玄言诗枯燥、抽象的说教,因此,其问世令天下人耳目一新”但是,无论“娱人”,还是“忘忧”,抑或是“悟道”,都可以发现灵运是由于现实政治的倾轧、仕途的无望和险恶才转向山水的。“羁心积秋晨,晨积展游眺”(《七里濑》),“莫辨百世后,安知干载前?且申独往意,乘月弄潺渥,恒充俄顷用,岂为古今然”(《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裹粮杖轻策,怀迟上幽室。行源径转远,距陆情未毕。……颐阿竟何端,寂寂寄抱一,恬如既己交,缮性自此出”(《登永嘉绿嶂山》)。凡此种种,在他的山水诗中迭出不穷。谢灵运写作山水诗的目的是要借山水体悟玄理。当然我们不能苛求谢灵运,他的山水诗也毕竟刚刚脱胎于玄言诗,况且他还是一个精通玄言、佛理、《易经》、《楚辞》的大学者,老庄哲学中重精神、轻物质及贵道贱迹的内容也是他思想的真实体现。正如王瑶在《玄言·山水·田园——论东晋诗》一文中说:“由玄言诗到山水诗的变迁,所谓‘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并不是诗人们地思想和对宇宙人生认识的变迁,而只是一种导体,一种题材的变迁。 齐梁时期,“性情”成为人们追求的价值标准,表达感情成为诗歌创作的自觉追求。钟嵘《诗品序》强调“吟咏性情”;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强调“文章者,盖性情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在这种时代风气下,谢且兆的山水诗,完全摆脱了玄言诗的影响,更多地以山水见性情,抒写个人身世感怀。如《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中写道:“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关山近,终知返路长。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苍苍。引领见京室,宫雉正相望”,“常恐鹰隼击,时菊委严霜。寄言尉罗者,寥廓已高翔。”他不像谢灵运那样,以故作超脱的姿态从山水中寻求哲理的满足和解放,而是以审美的态度在山水中寻求心灵的契合,以寄托自己的忧惧愁怅。一个要寻找解脱现世烦恼的理,一个要寄托现世愁怅之情,这里便有了理趣和情趣之分。因而谢眺“继承了谢灵运山水诗细致、清新的特点,但又不同于谢灵运那种对山水景物作客观描摹的手法,而是通过山水景物的描写来抒发情感意趣,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地步”(《袁行霈,罗宗强《中国文学史》第二卷l25页》)。在他的山水诗中把描写景物和抒发感情自然地结合起来。他浮沉于政治旋涡之中,目睹仕途的险恶和现实的黑暗,因此常常通过对景物的描写,表现出对于宦途的忧惧和人生的苦闷。 谢眺是以一种朝隐的态度来欣赏风景,以怡然自得的心情来欣赏自然,所以即使是在办公时间,谢跳也有闲情来欣赏窗外美好的景色,如:“案犊时闲暇,偶坐观卉木。”(《冬日晚郡事隙》)、“昧旦多纷喧,日晏未逞舍。落日余清阴,高枕东窗下。”(《落日怅望》)正如王瑶所说:“(谢胱)他写山水,也写都邑;既写仕宦,也慕栖遁;而且在两者间找到了妥协。这妥协,就是虽然身居都邑,从于仕宦,但仍可领略山水栖遁之趣。小谢屏弃了公务的烦俗,透露出悠然自得,如:紫殿肃阴阴,彤庭赫宏敞。风动万年枝,日华承露掌。玲珑结绮钱,深沈映朱网。红药当阶翻,苍苔依砌上。兹言翔凤池,鸣佩多清响。信美非吾室,中园思偃仰。朋情以郁陶.春物方骀荡。安得凌风翰,聊恣山泉赏。 ——《直中书省》 诗人曾经担任过中书郎,这是清闲的高职。天气清和,春光明媚,房间内肃静清冷,窗外阳光灿烂,东风摇荡着万年枝,金色的阳光照耀,仿佛仙人掌都特意展开了手心来承接着这美好的春意。台阶边上是大朵的芍药骄傲绽放,红艳欲滴,仿佛都要翻到台阶上了,台阶上则是绿苔日日不息地生长,一步步往上爬着,虽然缓慢却能持久。一“翻”字形容出芍药的烂漫绚丽,而“砌”字则写活了青苔的幽密苍翠,一动一静,一红一绿,色彩极为绮丽。诗人看着这浓郁的春光,心情十分舒畅,仿佛整个身心已飞出中书省,漫步在华妙奇艳的大自然中。谢且兆深深陶醉于自然给他带来的美感享受,花开花落的季节里,他欣赏着余花的轻扬,落日时分,他沉迷于不断变幻着颜色的天空,彩霞满天里,他凝眸着澄静的江水。他将自己融入了自然,自然就像是他久未相见的朋友,他用心细赏着山水,而山水也回报他清美的姿态。年华暗换,人世几回,不变的是清秀可喜的山水,还有走入山水中得到的那种不可言说的悠然兴会。 小谢生当门阀贵族衰落之势已成定局的南齐,其精神气度己不像灵运那样矜持得近乎狂傲,他把用世之心收拾起来,转向个人审美体验的自由表现。他用自己萧散而灵秀的气质去感知和欣赏自然风物,在他眼里,山水风物都不是没有生命的冷漠的东西,而是通了人性的、与他同样深情的灵物。如《送江兵曹檀主薄朱孝廉还上国》,诗中香风、鲜花、小鸟似在展示自己的魅力以挽留即将远去的友朋,它们与小谢的感情可谓息息相通,有着无限的情韵。与大谢相比,小谢同样认识到山水娱人、忘忧、悟道的审美功能,但大谢以求悟玄理为审美指归,小谢则超越了单纯的悟道,以人情美与自然美的契合为基础,创作具备情、景、理交融的意境美的山水诗,从而达到了以审美创造为指归的境界。 罗宗强说:“文化的发展过程当然是非常复杂的,它各个环节的前后衔接,有时几乎找不到明显界限。以玄对山水,和以审美的眼光对山水这两种态度之间也没有一个截然的标志,只不过侧重点的变化而己。在侧重点的变化中间,它往往是并存的。整个南朝山水诗创作便体现了这一过程,刘宋时期的山水诗为初始时期,还受到玄学的很大影响,士人在观照山水时,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玄对山水,把山水当作体玄悟道的客观物。随着玄学影响的逐渐消释,士人们以朝隐的态度来欣赏山水,山水不再是体悟玄理的媒介,而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他们由以玄对山水逐渐转到以审美看山水,无需进入深山老林里,在自家的庭园里便能欣赏山水、享受自然,南朝山水诗人对山水的态度逐渐由以玄对山水逐渐转向以审美对山水。 大、小谢与山水在文学层面上的异同及继承发展关系若提高到哲学的层面来观照,也许可以这样说,大谢玄悟了自我,小谢则消融了自我,大谢以求悟玄理为审美指归,小谢则超越了单纯的悟道,以人情美与自然美的契合为基础,创作具备情、景、理交融的意境美的山水诗,从而达到了以审美创造为审美指归的境界。从重“道”到重“情”,从感悟玄理到审美刨造,这是山水审美意识趋于成熟的标志,也是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嬗变的具体体现。 文学批评论文:试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 论文摘要:比较是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是比较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影响研究与社会历史批评,平行研究与新批评、符号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接受美学、女性主义批评、文化批判等无不渗透着比较文学思维特性。重视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不容小觑。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文学批评;方法论;意义 在大学中文专业本科教学中,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归于外国文学学科领域,而文学批评则是文艺学中与文学理论、文学史共同构筑“三足鼎立”基本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不争的共识是:“‘比较文学’中的‘文学’,单指文学研究而言,不包括文学创作。所以,比较文学属于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明确了这一点也就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归属和基本属性。比较文学也就有了质的规定;而文学批评是一种以文学欣赏为前提、以文学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为对象的研究、评价活动。既然如此.比较文学就应该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学界对于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探讨,更多地是分而论之,对两者的天然联系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乐黛云、陈悖等比较文学界的前辈都不失时机地强调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融通,并呼吁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拓展,但未能引起批评界应有的响应。在文学批评领域,人们论及方法,更多地关注的是文学批评本身的内在方法和外在方法等方法论体系,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之关涉以及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的研究还属于薄弱环节。本文正是针对这一点,尝试着讨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之意义。 一、比较与比较文学 任何存在物都无法独自存在,任何事物都处于与别的事物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比较的意识应该是随着人类意识的产生而产生的;有意识的比较思维在人类思维的历史上也会找到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学理基础;比较的方法作为人类思维的基础,其运用也可以一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指出:“用比较法来获得知识或者交流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和思维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并将比较称之为支撑人类思维的“原始的脚手架。” 从学理上推论:比较意识的产生,比较思维的形成,比较方法的运用,似乎一脉贯之,清晰地勾勒出“比较”概念的生成。《辞海》这样解释“比较”: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可见,察同辨异是“比较”的基本特性;而察同辨异也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 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梵第根早就意识到比较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种心智的产物是罕有孤立。不论作者有意无意,像一幅画一座塑像,一个奏鸣曲一样,一部书也是归入一个系列之中的,它有着前驱者,它也会有后继者。”马克思、恩格斯对比较文学产生的背景作了极为科学的说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他们的预言很快被证实。19世纪上半叶,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直至成为一门显学。 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而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 比较文学研究尽管各有侧重,以致形成不同学派,但其共同点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与人类思维中早已存在的比较的方法在具体操作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异,然而,比较文学又并非单纯的比较,有时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具有某种特异的东西,这种特异性在于:进行比较文学研究,需要处理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时作为研究主体的‘我’无法超然于研究对象之外。而往往先在地认同于两个要素之中的一个.这样我们要处理的就不仅仅是两个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还包括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见。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总之,比较是一种思维过程和方法:有意识的比较思维体现于人类思维的发展进程之中: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有其特定的内涵,是一种跨民族、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沦的意义。撇开文学批评而泛谈比较文学方法论.抑或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忽略比较文学方法,这些都必不能探骊得珠,甚至会南辕北辙。 二、文学批评中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 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如果单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比较文学作历时性的追溯,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由于各个时期比较文学观念的不同,它的理论背景和指导思想的不同.因而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的应运而生就是很好的说明。我们还可以发现,比较文学基本的研究方法都与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有着天然的关联,即文学批评中渗透着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思维,诸如: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批评与比较文学,文化批判与比较文学等等。 陈悖等学者在《比较文学》中指出:历史的实证的方法和审美的批评方法.是比较文学史上存在的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并对其流变作了梳理:在l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上半期,比较文学被看成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影响研究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几乎成了唯一的方法这类研究在理论上发展到极端,就是梵第根所主张的,把比较文学看成历史科学,只作事实的搜索考证,研究因果联系,而排斥审美批评。50年代之后,美国学者提倡平行研究,他们的理论背景是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因而在实践上强调审美的批评方法.强调“文学性”。这种梳理,实际上触及到了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历史批评、原型批评、新批评、符号学与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关系问题。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都注重事实的考据,强调实证分析,探微索隐地辨析、说明文学现象之间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都运用审美的批评方法,致力于发掘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的美学价值,体现了法国学者金伯勒的思考:文学的比较研究不应当局限于“事实联系的研究”.而必须尝试把研究导向对作品的价值的思考。 文学批评中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主干是接受美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它将读者置于批评的中心,为考察文学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接受理论强调读者的参与和创造,重视读者的接受过程;比较文学关注作品的“创作经过路线”。考量比较的放送与接受,两者有颇多接近之处。接受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尧斯为了论证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曾经讨论了“歌德的《浮士德》与瓦莱里的《浮士德》:论问题与回答的阐释学”。将德国的歌德与法国的瓦莱里的作品相比。这显然是比较文学的视野;而其中叉涉及到瓦莱里对歌德的接受问题,这又属读者反应批评的范畴。尧斯正是领悟到了接受理论中的比较意识以及比较文学中的接受因子,才强调:“我们研究《浮士德》时,所提出的问题,一定要针对歌德的《浮士德》和后来瓦莱里的《浮士德》所回答的问题,对症下药。”他还通过比较和接受研究发现:“歌德以他的人性戏剧回答浮士德神话的原始问题时,已经作r些改动。瓦莱里也发现歌德的《浮士德》的回答已不能满足他。于是他提出浮士德神话中蕴涵的另一个问题。”尧斯的批评实践,充分证明了随着比较文学创作活动、放送者、接受者关系网的渗透,接受美学、读者批评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层面.并由此开辟了文学研究新的探索途径。 符号学成为西方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坚实的理论支撑,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都直接从中获得灵感。符号学研究力图借鉴语言符号分析法和代码理论,从意义建构的“零框架”上寻求人类文化的同一性.这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文学与语言学联姻)、跨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异同)研究如出一辙。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有一种间接比较称为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俗称“西论中用”)。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学者杨牧和大陆学者周英雄先后对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六中的一首小诗《公无渡河》的分析,就是借用西方文学批评中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原则和符号学原理解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典型案例;论者从形式因素人手,创造性地从语音层次的分析上升到语义层次的分析,由此传达出对生命的喟叹,进而揭示悲剧精神,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的理论移植方法与文学批评的符号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融合;这种批评实践,是结构主义诗学中国化的开拓性尝试,并显示出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不解之缘。 女性主义批评由于其性别的独特性、理念的多元性、视角的开放性,自然与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许多契合点。当今世界女性主义批评运动千姿百态.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使发生在不同国度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活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注重社会实践而轻视理论化的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理性而多元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法国流派、争取女权强调本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东方女性主义批评。新见迭出,不乏胜解,各领风骚,形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阈。并昭示人们:无论是社会学女性主义批评、符号学女性主义批评,还是心理学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一旦跨越民族、跨越国界、跨越文化.就具有了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意义。 此外,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文学和社会学、文学和心理学的传通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到原型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甚至精神分析批评等文学批评方法的特质。 辨析文学批评方法与比较文学方法之关涉.使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比较文学学科的边缘性决定了它必然要与其他学科发生紧密的关系,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而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是文学研究.也就决定了它在文学批评的视野中必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此,将比较文学方法论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是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 比较文学是比较思维与比较方法结合的产物。它以理解不同文化和文学问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思维为主导,其研究方法也因此超越形式的异同类比,而包括了各种文学的不同研究方式,从而展现各种文学的特征和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 问题在于,处于当下这个多元参照和学科整合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历史性地从方法论、认识论和学科本体论的不同层面,去理解和认识“比较”的不同内涵及其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去思考和探寻这种比较的价值目标将如何影响到比较文学学科方法和文学研究范式的有效性?有学者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在当下所谓现代性视域和多元文化语境中,比较’只能建立在坚定不移地拆解文化中心主义、肯定多元文化共生权利、坚持价值倾向和发展担当互补共存的意识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这些价值理念的支撑,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方法.甚至是跨越文化、语言、民族的比较研究,同样不能保证得到这个时代的文化对话所期待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方法论的探索,许多学者致力于新时期文学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考求;在一致推重“比较”作为比较文学的出发点、思维方式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学界还就“阐发法”、“异同比较法”、“寻根法”、“对话”等研究方法进行了有效的尝试:实践证明,它们无论是在比较文学领域还是在文学批评范畴,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阐发研究既是一种研究类型.也是一种比较方法。它是中国学者的一个创造。王国维、胡适、闻一多等现代学者曾尝试这种实践;1976年台湾学者古添洪把“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的研究,称作“阐发”研究。这种间接比较实质上属于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而一国文学理论是从该国文学创作总结、抽象而来,在被用于另一国作品阐释时,无可避免地隐含着两种作品的比较:理论移用中的逆与顺,折射出两种作品的异与同。 平行研究中根据性质类型可分为类比研究和对比研究,称为“异同比较法”。这是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在异质异源的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进行的比较。它要求从求同出发,进而辨异,进而探究其深层原因;同时,在异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独特价值,寻求相互的了解、沟通和融合。 “寻根法”即“文化模子寻根法”,它是跨文化研究中文化冲突、文化碰撞的产物,是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提出的。他主张在进行不同类型文化背景的文学比较研究时.以文化模子的寻根作为基础.而且必须从两个模子的叠合处察同辨异,寻根探源,并认为,只有这样.方能穷究事物的本来面貌.达到两者的融合。叶维廉的思考.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对话”是比较的重要路径,也是文化传通的有效方法乐黛云从对话的角度反观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点和研究范式,提出了文学对话这个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础.并深刻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的实质:比较不是理由,比较中达成直接或间接的对话并且通过对话产生互补、互识、互鉴的成果.才是比较文学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正是巴赫金所憧憬的境界:在两种文化发生这种对话性相遇的情况之下.它们既不会彼此融合,也不会相互混同,各自都会保持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性的完整性,然而它们都相互丰富起来。 当我们用“比较”的眼光审视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深感两者需要的是学理的渗透和方法的融合.还发现无论是比较、阐发、对话等一般方法。还是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实证批评、审美批评等具体方法,都能找到许多契合点,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重视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为比较文学方法留出一席重要之地,正在情理之中。 比较,需要一个“他者”。“他者之梦.也许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之梦,他者向我们揭示的也许正是我们自身的未知身份,是我们自身的相异性。他者吸引我们走出自我.也有可能帮助我们回归到自我,发现另一个自我。”在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的视域中,这一番言说,既充满诗意,又耐人寻味。 文学批评论文:试析中世纪文学批评的几种主要模式 论文摘要:欧洲中世纪有着相当丰富和卓有成就的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资源,它既继承和发扬了古典主义时期的一些批评传统,又在基督教文化大语境的浸润下产生了新的批评模式,在某些重要方面开启了文艺复兴以后近代批评的先河。特别是在其比较的批评类型中还可以找到今天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的最原初形态,而当时的语法学批评、修辞学批评等,也可以看做后世影响巨大的形式主义批评的最原初形态。中世纪对诗歌有四种最重要的定位:语法学的、修辞学的、逻辑学的和哲学的。其中语法学定位历时最久,并且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载体;修辞学定位在古典主义后期几乎已销声匿迹,其后以语法学论文的形式出现;逻辑学定位与经院哲学密切相关,哲学定位则与柏拉图主义血肉相连,从古典主义后期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代。 论文关键词:中世纪;文论;比较文学;批评模式 对欧洲中世纪的文艺理论史,学术界向来关注较少。这种状况即使在西方的文艺理论史研究领域也非常突出,而相比之下,我国国内关于中世纪文艺理论史的研究则更为薄弱,长期处于被忽视状态,不仅资料匮乏,缺乏整体的了解和把握,而且还存在着许多误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因素。 所幸的是,在上世纪70年代,西方一些颇有见地的理论家就已充分意识到连接古代与现当代的中世纪文论的重要性。1974年,纽约城市大学阿利克斯·普瑞明格教授联合他的同事们编撰出版的《古典的和中世纪的文学批评:翻译与解释》在当时就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们对通行的关于中世纪批评的一种经典论述——l952年出版的阿特肯斯的《英国文学批评:中世纪阶段》——提出批评,认为“阿特肯斯的方法不仅带有偏见,而且,简直把该课题推向了绝境”。十年后的1984年,当人们争相讨论时髦的现论时,该书下半部分“中世纪的文学批评”的主要编者、曾执教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专业的小哈迪逊教授,在该书单行本再版序言中指出:“批评史是当前文学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最近十年来。理论界对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等等兴趣很大,所有这些新领域的初衷都在于发现更为有力的批评方法。这种兴趣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批评史的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他还说:“对于古典时期和中世纪后期,包括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的批评,我们都有足够多的研究和文献。然而从四世纪到十四世纪的这一千年间,批评历史和文献却是一个巨大的空白。这种空白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不可原谅的。它导致了对古代文学美学和文艺复兴文学美学之间关系的一种扭曲的……理解。它也使所有人……不能理解那种显然很离奇、但事实上却非常严肃的对待文学的态度……”这批有见识的理论家们对中世纪的一些经典批评文本进行了整理和英文翻译,给我们提供了理解和研究中世纪批评整体风貌及其内在发展线索的可能。 中世纪文艺理论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它的文学批评模式,而且,尽管在中世纪修辞学和诗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但是属于两种不同的学科3。中世纪的人们依据不同的分类基础对知识进行了分类,基本的分类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三分法,即以语法学、修辞学和逻辑学“三学科”为分类基础的分类法;另一种是四分法,即以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四学科”为分类基础的分类法。我们可以以“三学科”为参照系分别探讨诗与三学科的关系,梳理出中世纪文学批评的几种主要的批评模式。然后,将诗与“四学科”也视作一种批评模式,整体论述它们之间的关联。 1.诗与语法学 中世纪的诗学是在语法课上出现的,并且在语法课上占据着最传统和最持久的位置。昆提良在《雄辩家的培养》中将语法学定义为正确言谈的科学,是诗人的学问,为诗学与语法学的联系提供了一个基本公式。维克托瑞纳斯在《论语法艺术》中把语法学看做是解读诗人和历史学家的科学。由此,语法学的批评传统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主要载体,众多的学者将文学研究或阅读诗人看做人文学科的中心。 诗歌与语法学的这种联系产生了三种各具特色的批评类型。 第一种是评注和注释,即对某些文本进行评注和解释。尽管这些评注和解释并未形成一篇独立完整的文章,但在当时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文本批评模式。它一般都是首先简述作者生平,然后评论作品自身的形式和风格,而主要部分则是对文本中个别词句的注释。这些评注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明作品的审美特征,而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学习这些作家的写作技巧以增加文采。这些注释可以用来定义生僻的词句,解释复杂的语法结构,指明修辞手法,有时还能揭示文字的道德寓意。当时的作家们注解了维吉尔、特伦斯、贺拉斯等古典主义后期的作品,由于中世纪文学处于基督教的语境之下,所以一些基督教作家对作品的注释显然是为解释《圣经》做准备的。l2世纪利拉的尼古拉斯的《普世圣经注释》是中世纪“圣经注释”一部公认的力作。 第二种是音韵学批评,即评价诗的韵律。古典语法学包括拼写、音节划分和元音音量的研究,其中最后一种研究的扩展形成韵律学,它的基本理论是:诗歌不是内容和方法的,而是韵律的;它对应的不是历史,而是散文。也就是说,形式重于功用,我们说一部作品是“英雄史诗”是囚为它使用了六韵部英雄诗体的格律,而不仅仅是依据它的内容。当时的诗韵学论文主要有奎尔的《拉丁语法》、贝德的《论韵律》、但丁的《论俗语》、德肖的《修辞艺术》等,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特瑞希诺的《诗论》和贝勒的《保卫和发展法兰西语言》以及盖斯克因的《教育笔记》中都还明显保留这种批评风格。 第三种批评类型可以称作作家比较。文学传统从一开始就是可以比较的,昆提良在《雄辩家的培养》中列举了作家名单,目的是将一部罗马作品与其所模仿的希腊作品作修辞学方面的比较,这可看做这种批评类型的第一次尝试。在这里我们还可以找到今天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的最原初形态。中世纪基督教作家继承了比较的传统,并将比较转向了拉丁作家和希伯来作家之间,而且他们的视阈中既有基督徒作家,也有异教徒作家,兼容了基督教经典和世俗文学,尽管他们提醒人们说,研究世俗文学的主要理由是为注释《圣经》作准备,但这种对不同作家兼容并进行比较的批评传统与前两种批评类型一样,成为中世纪人文主义产生的温床。 2.诗与修辞学 语法学批评的类型有着明确的形式,相比之下,中世纪修辞学批评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主要表现在诗与修辞学的关联上。在某些方面,古典主义时期诗与修辞学的联系比中世纪还要紧密。在古代的著作中,唯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不是完全借助于修辞学的。许多被视为古典主义的批评作品,如德米特里乌斯的《论风格》、朗吉努斯的《论崇高》,其实都是关于修辞术的批评,只不过是运用于诗的文本罢了。 古典主义后期有三部正规的修辞学批评作品。第一部即传统上认为系“朗吉努斯”所作的《论崇高》残稿,该作品宣称天才胜于训练、想象重于布局,这些问题在古代修辞学中都讨论过;第二部是多纳图斯的《维吉尔作品释义》,文中盛赞维吉尔堪称修辞学大师;第三部作品是迈克罗比乌斯的长篇对话《农神节》,讨论“维吉尔是一位演说家还是一位诗人”?该作品论证了维吉尔对论辩风格的运用能力,认为他尽汲十位阿提卡演说家之所长,这部作品修辞学批评论述的广泛和细致在古典主义时期的作品中是无可匹敌的。中国文论界所熟知的贺拉斯的《诗艺》从罗马修辞学中得益甚广,所谓模仿、诗人的修养、天才与学养的对立、寓教于乐原则等话题在以往的修辞学中都有论述,这部作品成为整个中世纪修辞学批评的母本文献,成为中世纪语法课的必读教材,学生们详细钻研它的修辞风格,并由此产生了大批论诗艺的著作。古典主义修辞学习惯引用诗歌来证明表达效果,而语法课上阅读诗人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学生们熟悉修辞格的运用技巧。尽管加洛林王朝时代以后,纯粹的修辞学批评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取材于修辞学的语法学论文,但诗与修辞学的这种联系从古典主义时期延续下来并贯穿于整个中世纪。 3.诗与逻辑学 诗与逻辑学的联系早在古典主义后期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评论中就已经建立,不过,在中世纪早期这一联系并不被重视,直到12世纪才隐约可见它的影子,到13世纪,人们已经更乐意用逻辑体系而不是修辞方法来划分修辞格的类别了。实际上,将诗重新定位于逻辑学领域的契机也正是由于亚里士多德著作的重新发现,并被人们从阿拉伯注释和译文大量译成拉丁文。“诗学是逻辑学的一部分”这样一个命题从此被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奉为金科玉律。这种定位不可避免地含有一定反人文主义的因素:把诗学看做逻辑学的一部分就是说诗只是一种“工具”或“才能”,不具有“内容”;只是一种像形式逻辑、辩证法和诡辩术一样的制造象征符号的“技艺”,而不是像政治学和天文学那样的“科学”;同时,这种定位也否定了“寓教于乐”的传统。在整个中世纪,阅读诗人的一个重要理由就在于诗不仅教给人们一般知识,还能通过实例提供道德教化。基督教诗歌的教化倾向自然不言而喻,而基督徒们阅读异教作品也是为了把其中的道德内容像“埃及黄金”一样带走,为己所用。 然而,当诗被纳入逻辑学之中,所有这些都失去了意义,这对于中世纪人文主义的理论基础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一理论矛盾到圣托马斯和培根那里终于稍得缓解。他们采取折中的立场,承认诗在科学体系中具有双重身份:它既是一门技艺,可归于逻辑学,同时又是一种创造活动,因而也具有道德价值。然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们却不屑于这种中庸态度,但丁就明确宣称《神曲》是一部道德哲学,莫萨多和薄伽丘也支持他的观点,甚至提出更激进的主张,认为诗是神学的同盟。 4.诗与四学科 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四学科中与诗关系较近的是算术和音乐。数,在古希腊早期哲学中具有本体论意义,“用数创造”被认为是一种模仿手段;音乐,更是诗的要素的一种,圣奥古斯丁的《论音乐》就详细分析了音乐节奏和古典主义诗歌韵律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些关系并不是中世纪批评家们的兴趣所在,他们所做的是把诗独立于四学科之外,视之为哲学或神学的一个分支,并由此产生了一种重要的批评类型:讽喻批评。 我们知道,原始诗歌常常被当作预言和启示,体现着某种世界观。古人们把诗人的智慧分成科学知识、伦理知识和宗教知识,与此相应哲学也被分成三部分:自然哲学、道德哲学和理性哲学。既然诗是哲学的一部分,批评家的工作就是要找出隐藏在诗的文字背后的哲学意义。讽喻,因此成为他们最有效的工具。对古典主义后期和中世纪早期的批评家来说,讽喻不单是经过伪装的书本知识,还是不宜于理性推论的真理的神秘流露。这种观点显然来自于柏拉图。原始诗歌的哲学意义、柏拉图思想的神秘主义倾向在中世纪这个神学至上的特殊时代找到了繁衍的土壤,柏拉图主义的影响贯穿着整个中世纪。普鲁克拉斯的批评理论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他认为诗是一种启示,诗人是具有灵感的先知,其才能是超理性的,讽喻犹如一道面纱遮掩着神性的真理。不过,他并没有完全走到新柏拉图主义极端神秘的一方,尚能承认伦理教化是诗的重要功能,只不过不是最主要功能罢了。 讽喻批评传统在中世纪必然面临这样的问题:异教徒是否也可获得灵感?灵感的真正源泉是什么?除了一些极端保守的教士,基督徒们对前者的回答基本是肯定的,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维吉尔的第六田园诗《救世主》,它被认为是对基督诞生的预言。许多中世纪圣经批评和中世纪中期的神秘主义思想都赞成对异教文学进行讽喻性的读解。讽喻批评直到14世纪人文主义者那里仍然颇受青睐,但丁、薄伽丘等人的观点都证明了这一点,他们的理论主张预示着15世纪佛罗伦萨新柏拉图主义者的出现。 由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中世纪对诗歌有四种最重要的定位:语法学的、修辞学的、逻辑学的和哲学的。其中语法学定位历时最久,并且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载体;修辞学定位在古典主义后期几乎已销声匿迹,其后以语法学论文的形式出现;逻辑学定位与经院哲学密切相关,哲学定位则与柏拉图主义血肉相连,从古典主义后期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代。这说明,中世纪有着相当丰富和卓有成就的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资源,它既继承和发扬了古典主义时期的一些批评传统,又在基督教文化大语境的浸润下产生了新的批评模式。在某些重要方面开启了文艺复兴以后近代批评的先河,特别是作为其主要批评形态的语法学批评、修辞学批评等,可以看做后世影响巨大的形式主义批评的最原初形态。显然,中世纪对古希腊罗马的文明有着某种承继关系,对后世近现代文学批评也可以说有某种源流关系,如果斩断这种关系就如同断根失源。 文学批评论文:试论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差异文化探源 论文摘要:Feminism到底是女权还是女性?从女权到女性,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西方进入中国后就温婉得多。这要从哲学思维、家庭观念、个人价值、历史和现实发展等方面进行探讨,方知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呈现巨大差异的文化原因。 论文关键词:女权;女性;文化差异 Feminism到底是什么?女权还是女性?一般来说,Feminism对于西方是女权主义,在中国就是女性主义。Feminism由女权主义变为女性主义,温和、委婉了很多,似乎少了许多政治因素,多了许多文化内涵。可是,“女权”还是“女性”不仅仅是用词的不同,而且在翻译的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差异。中西不同的哲学思维、家庭观念、个人价值、历史和现实发展,直接导致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Feminism不同的理解。本文试图从社会文化角度探求中西女性主义境遇差异的根源。 一、哲学层面上:中西二元对立与阴阳调和 二元对立是西方哲学传统思维模式。西方哲学强调天人相分、主客相分、二元对立。在两性关系上,女性处于客体的位置,女性被迫站在与男性截然对立的关系上。整个的思维模式也让女性习惯在两极模式中审视自己及与男性的地位关系。当意识到自己的不利地位时,她们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面对强大的男权社会,西方女权主义者给予了无情的批判和反抗,试图从根本上对男女秩序进行颠覆。 中国传统哲学强调天人合一,阴阳调和。虽然也强调事物的对立面,但更强调其相互转化性。老子的“福祸说”(“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就很明显体现了这一点。在两性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男尊女卑观念也根深蒂固。《周易》就从天地、乾坤、阴阳等天人秩序来论证男女尊卑、贵贱的关系。汉儒从阴阳五行论证了“三纲六纪”、“男尊女卑”的合理性,从“道不变,天亦不变”来论证秩序的永恒性。宋明理学的“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等,将男女不平等制度当做天经地义的绝对真理。但中国哲学更强调天人合一,阴阳中和。董仲舒认为阳贵阴贱,阳尊阴卑,同时也讲阴阳调和,认为阴阳中和是阴阳运行之道。“起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生,养长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成。成于和,必生于和,始于中,止必中也。中者,天地之始终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因此中国妇女意识到自己地位低下,备受压迫时总是以和为贵,逆来顺受,很难奋起反抗,向男权社会发难。 二、家庭观念上:中西家庭对抗与“家天下”的差异 西方家庭成员以对抗为主要特点。古罗马“家庭”即“奴隶”的意思,家长就是奴隶主。德国学者缪勒利尔说:“在那里,家长也是全家财产的所有者,是她的妻子的身体与灵魂的主人……他的妻子、儿子和他的牲畜一样没有提出反对的权利。家庭之于个体的希望和快乐,正如坟墓般的土牢一样。”《马太福音》中耶稣在差遣十二门徒出去传道时,明确告知他们说:“我来,是叫人与父母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强调“家天下”、“家和万事兴”,以家为本位,家国同构。儒家思想“修身齐家平天下”成为每一个人(男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家国观念中,家国是第一位的,个人是第二位的。小家要服从大家(国)。在这种服从中,就表现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处在最底层的无权地位。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女性虽然处于无权地位,但中国人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将忠、孝视为至上的美德。儒家将孝作为一切德行的总纲。孝亲观使女人成为母亲后,可以利用母亲的名义得到一定的尊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女性诸多不满情绪,相对于西方家庭中男女两性直接对立,矛盾要缓和一些。 三、个人价值追求上:中西个体性与集体性的差异 西方强调个体性价值的实现,强调自我认识和自我发现。古希腊罗马城邦文化,西方私有制易形成个体独立。文艺复兴时期更是张扬人性、个性的时代,个性解放成为一种鲜明的时代倾向。个人价值的追求在西方文化中源远流长,已渗透到西方文化的血液中,成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这种个人主义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就集中表现为追求个人自由和平等。为了实现自由和平等,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去争取。受这种个人主义传统的影响,西方女性能自觉地站在自我的立场,反思和反抗父权文化的压制。当认识到自己地位低下时,她们奋起反抗,发动轰轰烈烈的妇女运动,大胆地向男权世界争取属于自己的权益。 中国文化是一种集体文化,强调集体利益,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忽视个人价值。“中国文化重人,并非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体的自由发展,是一种宗法集体主义人学,是一种以道德修养为宗旨的道德人本主义。”4家国思想和集体主义思想深入骨髓,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已通过基因一代又一代地得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人自一降生就被纳入到家族伦理中,个人身份消解在人伦关系中,以关系而不是个体本位的人生观很难让性别突出为社会身份的中心。中国女性在这种集体主义思想熏陶下,以“三从”、“四德”、“三纲”、“五伦”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将男人视为“天”。女人自我在温顺贤淑下,消解在男人的世界及人的世界里。这种集体主义思想极大地压抑了人尤其是女人作为个体的自我个性的发展。传统文化的“男尊女卑”价值观念被中国妇女普遍接受,而且内化为她们自己的需要。 四、历史现实上:中西不同的妇女解放运动 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封建、反教会运动中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等主张。当时许多女性也积极参加各种社会革命活动,在和男性一起争取权利的奋斗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她们所争取的权利实际上是给予男性的权利,女性不在权利的范围内。1791年法国妇女领袖奥伦比·德·古日发表了《女权宣言》,《女权宣言》参照《人权宣言》中的“天赋人权”精神,力争“妇女生来就是自由人,和男人有平等的权力,应该同男人一样享有各种权利”。尽管当时古日要求的平等权利还仅仅局限于婚姻、家庭、生育等方面,但她的论争在促进妇女解放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随后在1792年,英国的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发表了《为女权辩护》,主要针对女性应该与男,性受同样的教育,开发智力,培养能力,从而使女子与男子在社会、生活、职业等方面达到真正的平等,指出传统的女性教育就是培养女性如何取悦男人,传授给女性的不是真正的知识和真理,而是要把女性培养成男性的附属品。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主要的还是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两次大的妇女运动浪潮。第一次妇女运动浪潮是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在法、英、美等国展开的妇女解放运动。这一时期的妇女运动主要要求改变妇女在政治、教育、就业和家庭中的不利地位。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是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的废奴运动、反战运动和学生运动为契机兴起的。 可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女权运动,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都是些具有启蒙思想的知识男性。这也决定了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男女协同作战,与民族解放、国家存亡交融在一起。19世纪60年代初到19世纪末,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些接受过西方先进思想的男性,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以西方自由民主等思想为参照,思考中国妇女地位,认识到要改革必须先解放“奴隶的奴隶”——妇女,将妇女解放纳入到向封建礼教发难的行动中,将男女平等思想融入到政治、经济、教育、婚姻等各个方面,为妇女思想解放做了积极贡献。随着中国民族革命进程的发展,妇女解放运动也不断发展,妇女权利也通过立法等制度形式得到保障。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一条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上世纪50年代后,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下,中国妇女广泛走向社会,参加各种社会生产。而西方妇女为争取各种权利进行了各种游行、抗议,许多人还进过监狱,相比之下,似乎中国妇女权益的获得是那么的轻而易举。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严重的自然灾害、极端的政治运动,消解了人的地位,更不用说女性意识。改革开放之后,女性地位确实得到很大的提高,女性受教育、就业状况等都得到广泛的改善和提高,女性也可以接受高等教育,也可以自由择业,妇女权益更好地得到了保障。此时的中国,面对西方贵族气息的女权主义,中国女性无法理解和接受,以至于许多女作家公开宣布自己不是什么女性主义者,甚至不愿意被称为“女”作家。 综上,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现实历史事实又独具特色。这一切都决定了中国女性面对西方女性主义激进的理论和主张时显得温和而平静。她们不是站在男性的对面,而是和他们共同探讨,寻求出路。这也决定了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走上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文学批评论文:简析人的存在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论文摘要:文学批评是一种带有主体性的活动,这一观点已被大家普遍认可。但是这种主体性具体如何、为什么会产生,却没有人具体分析。所以可以从人的存在这一角度来论述人对文学批评的影响,具体阐释人的存在的的特点对文学批评的性质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人的存在;文学批评;影响 文学批评是文艺学的主要分支,是以一定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为指导,以文学欣赏为基础,对具体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进行判断和评价。文学批评是以阅读文本为基础的,无论是以文学现象还是以具体作品为批评对象,作品阅读都必不可少。要作出判断和评价,就必须理解文本。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是把自身置于传统的进程中,在这一过程中将过去和现在不断融合”。也就是说,理解是由理解者和理解对象的交流而产生的,是双方互动的平等对话。而文学批评要以理解作品为基础,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文学批评是批评者与作品的一种对话活动,是批评者与作品的一种交流和情感的融合。人是文学批评的主体,是文学批评的发起者,那文学批评对人又意味着什么?人作为世界的一种实体存在,又是怎样影响文学批评? 一、人的存在的社会性决定了文学批评的时代性 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由此看出,人不但有自然属性,还有社会属性,并且本质属性是社会性。人既是自然存在的具体的个人,又是社会的历史的人,当人作为精神存在时,更主要是体现在社会历史性上。作为社会历史的人,人更多地体现出集体性、群体性。不同时期的人们总会有一种共同的心理积淀,也就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人的存在的这种历史性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我们把它叫做文学批评的时代性,即一定历史时期的人的思想、意识、精神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一)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 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学批评观念,这与那个时代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学创作等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适合自己的文学批评。在先秦时期,并没有专门的文学批评著作,但是那个百家争鸣的文学繁荣时代,文学批评理论也是多如繁星,那一时期以社会政治功用道德批评为主,重视文章的思想内容,以及文章对国家、社会产生的影响。如《尚书·尧典》的“诗言志”,孔子的“兴观群怨”,孟子的“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等等。魏晋时期,被称为我国文学史上文学自觉的时代,也产生了真正的文学批评家,有了专门的文学批评著作。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钟嵘的《诗品》和刘勰的《文心雕龙》。在这一时期人们开始注意到文学的艺术美、形式美,而不光仅仅局限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如曹丕的“诗赋欲丽”、钟嵘的“滋味说”,等等。到了隋唐时期,由于南北朝以后形式主义极度泛滥,所以以陈子昂为首的文学家们又极力提倡文章的内容,认为文章道弊,已五百年,主张学习建安风骨。后又通过“初唐四杰”的努力,形式之风得以扭转,形成了文学史上的大高峰——唐诗。而后的朝代因为各种因素,尤其是创作实践,又出现诗话、词话、小说评点等等。 (二)不同的时期对同一作品的批评不同 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主流思想、不同的文学观和文学批评观,所以对同一作品的批评也会不同。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文学批评是一种对话,对同一作品,不同时期的人与作品的对话内容是有差异的,会受到时代的局限。以对《水浒传》的主题思想评论为例。在明清两代,《水浒传》一直被统治者列为禁书,因为它鼓舞被压迫者的反抗,不利于封建专制统治。在近代中国那种内忧外患、多灾多难的时期,《水浒传》被赋予了革命色彩,许啸天甚至在《水浒传新序》中说:“《水浒》一书,可以抵得上一篇人民索债团的宣言书,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民意。”解放以来,它的主题又出现两大阵营:农民说与市民说。农民说把它称为“农民革命的教科书”,认为它再现了一次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这是以前一个主流观点。而在1975年伊永文提出了“《水浒传》是反映市民阶层利益的作品”,著名学者欧阳健也提出《水浒传》是“为市井细民写心”。在期间曾经有一段叫做评水浒,当时的观点认为《水浒传》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书,这是当时唯一的官方认可的观点。从上述材料不难看出,不同的时代因为政治、经济、思想等因素的不同,对同一作品也有不同的批评和阐释。 二、人的存在的具体的个体性决定文学批评的多样性 文学批评的主体性不仅表现在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还表现在不同的批评家有不同的批评思想和方式。文学批评是一种在尊重作品客观性基础上的主观性活动,它虽然以揭示文学作品的客观价值为宗旨,但活动本身却具有强烈的个体主观色彩。这是因为批评者都是具体的、区别于他人的个人,都是生活中的“这一个”,在生活经历、思想意识、气质个性、文化修养和市美习惯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而他们所发表的批评也必定带有自己的特色。文学批评活动是以作品阅读开始的,所以批评家首先要是一位作品阅读者,他需要经历一个形象感知和情感体验的过程,然后在感性的基础上,以理性的态度去判断、评价作品。因此,文学批评是允许这种主体性、个体性存在的。周作人就曾说过:“客观的批评如同客观的艺术一样并不存在。”法朗士说:“优秀的批评家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把自己的灵魂放到许多杰出的作品中去探险,加以叙述。”圣佩士甚至认为文学批评意味着“一种发明或永恒创作”,主张“我所批评的就是我”。下面我们将从人的思想差异、文化修养不同和所采取视角不同三个方面来论述文学批评的个体性。 (一)人的思想差异导致不同的文学批评 在《水浒传》的批评史上,出现了李贽和金圣叹两位举足轻重的大家。二人对《水浒传》都推崇备至。李贽说:“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焚书》,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金圣叹则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两人对《水浒传》的整体评价大致相同,但由于他们所处环境不同和各自思想的差异,在评点的过程中又流露出不同的倾向,具体表现在他们对梁山起义以及招安问题的看法上。李贽满腔热忱地歌颂起义,在批评中灌注自己强烈的政治情感,认为正是由于统治阶级的腐败才导致梁山好汉的起义,同时也赞同梁山好汉接受招安,认为是改邪归正。而金圣叹对梁山好汉起义的态度则充满矛盾,既有同情、欣赏的一面,又有痛恨、诋毁的一面,他强烈反对朝廷招安梁山好汉,认为招安有纵容起义的副作用,对梁山好汉应该杀之而后快。 (二)人的文化修养不同导致文学批评的不同 人对于文化也有一定的偏好和选择,这与人的身份、地位有一定关系。不同的文化修养会让人对作品有不同的阐释。以对《红楼梦》命意的评论为例。张新之在《红楼梦读法》中认为“《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梁恭辰在《北东园笔录》四编中说:“《红楼梦》一书,诲淫之甚者也。”花月痴人在《红楼幻梦序》中则说:“《红楼梦》何书也?余答日:情书也。”而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中说:“《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王梦阮和沈瓶庵则在《红楼梦索隐》中,指出:作者是“托以演义,杂以闲情,…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对此,鲁迅归纳道:“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由此看出,一个人的批评意识是其身份、地位的反映,也是其所受文化教育的反映。经学家的文化修养必定会让他看到《易》,风花雪月的才子则看到的更多是恋人的缠绵,而作为民族教育家和革命家的蔡元培看到的则是小说的革命思想和民族气节。 (三)采用批评视角的不同会导致批评的不同 由于个体的差异性,必然导致批评家对同一作品采用的批评视角不同。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和批评,有两个大的视角:一是社会历史角度,一是文化文学角度。社会历史角度研究一直在红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甚至是统治地位,以索隐派和考证派为主;而文化角度的研究则以王国维为代表。社会历史视角是把小说等同于现实生活,把《红楼梦》看作是一种历史文件,而非一部小说;而文化视角则强调《红楼梦》是一部小说,重视其理想性与虚构性。 即使在同一大视角下,也会产生不同的派别和看法。如在社会历史这一视角下,对《红楼梦》的研究又产生了索隐派、考汪派和斗争论。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持民族主义论,认为《红楼梦》是影射历史,是清初政治小说;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持“自叙传”,认为《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传,仅仅描写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自身感受;以李希凡为代表的“斗争论”则认为《红楼梦》是部描写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小说,它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揭露了贵族统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黑暗、腐朽以及必然灭亡的趋势。 文学批评主体的个体特征都是相互联系的和相互影响,如生活环境和经历会导致思想的差异,而思想和气质个性、文化修养又会影响审美习惯和思维方式。人的各种个体因素会综合形成人的潜意识,在文学批评中则表现为“人的前理解”,它会导致人对作品的不同理解。文学批评是具有很强的主体性色彩,但并不表明文学批评可以任意随个人的喜好。批评者不同于一般的读者,不能仅仅跟着感觉走,要从整体去把握作品,作出科学的评价和判断。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英国华裔文学批评的透视与恩考 [论文摘要]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初期突出了作品的族裔性,对于少数族裔政治及社会现状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随着华裔文学发展的成熟与研究的深入,批评话语开始转向其文学性的诉求,与国外研究发展相比。国内研究相对滞后,作者认为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学性与族裔性互为表里,密不可分,作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一部分,缺乏“华裔性”的文学文本,不能够算作真正的华裔文学,而缺乏文学性的华裔文本也不可能成为美国文学的一帮分,只有族裔性与文学性结合完美的作品才能成为美国华裔文学的经典之作,我们的研究应从族裔性与文学性融合的角度出发,揭示作品所蕴含的复杂内涵,彰显作品的艺术魅力。 [论文关键词]美国华裔文学;文学性;族裔性 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新兴的族裔文学,现已成为美国亚裔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部分作品被选人美国主要文学选集之中,成为美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华裔文学不仅引起了美国读者以及学界的关注,也引起了我国学者和世界各国学者的极大反响。梳理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话语不断地在族裔性与文学性之间摆动。美国华裔文学作为冒现(emerging)的文学,早期研究更多地突出了作品的族裔性,对于少数族裔政治及社会现状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研究,随着华裔文学发展的成熟与研究的深入,批评话语开始转向对文学性的诉求,可以说,华裔文学的发展促进了批评话语的多元,而批评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又能产生一定的导向作用,梳理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之间的关系,思考美国华裔文学批评话语转向的原因,本文旨在反思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存在的不足,揭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发展的新趋向。 一、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之间 美国华裔文学批评与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60年代开始的民权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产生为华裔文学的“冒现”奠定了基础,而文化研究、后殖民理论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发展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石。在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华裔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成为学术建制的组成部分,应归于华裔作家和批评家的共同努力,美国华裔作家的创作为研究者提供了批评文本,而没有早期批评家的努力,美国华裔文学也许还要沉默更长时间,正是由于赵健秀等人的挖掘、整理,才让美国华裔文学发出自己的声音,走到读者面前。因此,回顾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的历程,有助于我们梳理批评的轨迹。从时间上看,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个阶段,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为开创阶段,这一时期的作品数量较少,形式多为口头文学,歌谣,故事等,代表作品包括《吃一碗茶》、《华女阿五》等,这些著作引起渎者关注的往往是其写实特点,对于早期移民生活的描写突出了作品的族裔特色,作品的文学性相对较弱;从60年代到80年代可以视为转折期,该时期的作品仍保留了较强的族裔性特征,但有所弱化,作品的文学性明显增强,汤亭亭与谭恩美两位女性华裔作家的创作最具代表性,从90年代开始,美国华裔文学进入繁荣阶段,作家及其创作均呈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特点。这一时期的作品不论从体裁还是题材上较以往更加丰富多样,并表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方面,族裔性的弱化。汤亭亭、谭恩美的新作明显淡化了作品的族裔性,如《第五和平书》、《拯救落水之鱼》等;同时,新一代作家不断涌现,以任碧莲、雷祖威等人为代表的华裔作家则有意模糊作品主人公的华裔身份,他们的目标是要创作出“一批文学作品——不是作为华裔美国人的作品,而是作为作家的作品”…,在这些作家看来,似乎只有消解了作品的族裔性才能增强作品的文学性,这一时期文学的另一个特点是,以哈金为代表的新移民作家异军突起,然而他们的创作没有讲述“移民的生活和经历”,不被看作真正的美国华裔文学。还有研究者把哈金的创作称为“新东方主义中的‘真实’声音”。新移民文学给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 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史在一定程度上映照着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轨迹。在美国,许多研究者把华裔作品中的文化想象当作族裔研究(EthnicStudies)或者人种志(Ethnography)研究的内容,美国学界曾硬性地把《中国佬》划归为少数民族研究的范畴,使之接近于历史文本,突出了文学的政治功用,淡化了文本的文学性,对于《女勇士》,学术界往往简单的把它归类为女性文学,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于作品文学性的探究。以赵健秀为代表的研究者则根据“亚裔感性”判定华裔作家的“真”“伪”,他们编著的《唉咿!》和《大唉咿!》在突出族裔性方面最具代表性。从90年代开始,随着以任碧莲为代表的新一代华裔作家的崛起,美国的亚裔文学批评开始向“跨民族主义(transnationa1)”视角的转换,研究者对于族裔性的关注随之弱化,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以及流散批评取代了单一族裔身份研究。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转向作品的形式研究,这无疑是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一大进步。可是,对于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文学性研究难道一定要以消解族裔性为前提吗?没有了华裔族性的文本还属于美国华裔文学吗? 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互为表里,互相影响。美国华裔文学创作的繁荣带动了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发展,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对创作有促进作用,同时,前期的研究成果对于后续研究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然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导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批评话语的重复与研究视角的相对单一,与美国华裔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多元相比,美国华裔文学理论的构建与创作发展的速度不相适应。 不同时期,涌现出了大量不同的华裔作家,而同一位作家在不同时期创作的作品亦有不同的特点,这都给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带来了新的挑战,如果说哈金早期的作品《等待》是作者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用英文创作的中国故事,哈金的新作《自由生活》则是作者站在华裔美国人的立场上描写的移民生活,属于典型的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然而,哈金描写的新移民生活与汤亭亭、谭恩美等笔下的移民生活不同,也与赵建秀等人描写的美国经验迥异,解读这类作品,不能简单地套用已有的研究范式。同时,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哈金早期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是生活在社会的“边缘人”,他所描写的真实的“中国经验”不正反映了少数族裔群体在美国社会中被边缘化的生存状态吗?的确,哈金的作品带有写实的特点,但过于突出作品的现实主义特色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虚构性,因为他的作品属于小说范畴,不是生活实录,不属于人种学研究的内容,也不是社会学资料大全,研究人员对于作品“中国性”(Chineseness)的界定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 二、族裔性与文学性之间 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是伴随着对于族裔性的争论发展起来的。1974年赵健秀、陈耀光、徐忠雄和美国日裔诗人稻田等人合编的《唉咦!亚裔美国作家文集》被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式的文集,“标志着亚美文学作为被承认的研究领域的开端”。该书的序言常被看作亚裔美国文学的“独立宣言”,堪与爱默生的《论美国学者》相提并论。但是,赵健秀对于“亚裔感性”的界定引起了评论界的一场论争,习惯上被称为“汤赵之争”,其中一个争论的焦点在于真正的亚裔美国作家的界定,对于这一点,张子清教授曾经提到:赵健秀与汤亭亭就美国华裔族性的争论之激烈,没有任何其他亚裔作家可以与之相比,并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一批华裔/亚裔美国评论家,如:林英敏(AmyLing)、黄秀玲(Sau—lingWong)、张敬珏(King—KokCheung)、金惠经(ElaineH.Kim)等。 其实,美国华裔文学的命名本身就暗含了一种特殊性的政治诉求,国内学者蒲若茜认为,赵健秀、徐忠雄等致力于建立“亚裔感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美国少数族裔追寻族裔性的胜利”。的确,族裔性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华裔文学作为亚裔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走进了研究者的视野,成为学术研究的组成部分。然而,在全球化呼声越来越高的20世纪末,随着后殖民理论的崛起,迁徙、越界俨然已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国家、民族具有时代性、虚构性,个人的国族归属也非与生俱来、亘古不变的,族裔性遂成为一种变动不居的属性,许多亚裔学者也积极呼应这种观点,评论家林玉玲(ShirleyGoek—linLim)就明确提出:“属性本来就有些暖昧……属性的意涵一直在变,而且属性建构不免掺杂了政治的因素,属性不是天生注定,更不是亘古不变”。研究者在构建美国华裔文学族裔性的同时,也在努力超越“族裔性”给研究带来的种种限制,众所周知,文学研究的是普遍的人学,对于特定群体经验的言说如果缺乏普遍意义,就不可能成为伟大的作品。 金惠经1982年发表的《亚裔美国文学作品介绍及其社会脉络》被认为是“第一部完整研究亚裔美国文学的著作”,也被看作是第一部主题学研究专著,该书超越了赵健秀等人建构的亚裔“英雄传统”,突出了亚裔美国文学的多样性,但她的研究与《唉咦!》文选一样,亚裔美国文学与主流文化的“同化”或“抵抗”构成了二者关系的主体。虽然金惠经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赵健秀等人的民族主义偏狭,开拓了研究的视野,但其多样性分析仍仅局限在亚裔美国文学内部,亚裔美国文学在改变美国文学传统、重构美国文学史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90年代以来,亚洲移民在美国的人口数量激增,美国亚裔文学创作也进一步繁荣,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的亚裔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显然不能适应亚裔文学快速发展的势头,受后殖民主义及后结构主义理论影响,亚裔美国文学的研究范式开始了“从文化民族主义向跨民族主义和离散视角”的转向l6J,许多研究表明,亚裔美国文学并非独立于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学传统之外,两者之间存在协调互动关系,亚裔美国文学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异质性特点促进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研究人员开始把华裔美国文学纳入美国文学或者世界文学的大语境中,重新审视美国华裔文学与主流文学之间的关系,如TinaChen的《双重能动性》(DoubleAgen—cy,2005.)重新思考亚裔美国主体身份;KandiceChuh所著《另外的想象——论亚裔美国批评》(/mag/r~Oth.e一DnAsianAmericanistCritique,2003。)以及周肖劲等人编著的《亚裔美国文学的形式及流变》(FormandTransformationinAsianAmericanLiterature,2005.)均突出了亚裔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及主流文学间的互动研究。而2005年出版的《文学姿态——亚裔美国写作中的美学》(LiteraryGestures:TheAestheticinAsainA.n~canWriting,2005.)则鲜明地突出了对作品文学性的诉求。 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研究起步略晚,江小明在1981年第1期《外国文学》首次介绍了华裔作家汤亭亭:“新起的华裔美国作家马克辛·洪·金斯顿”,这标志着国内华裔文学引介的开始,早期比较完整评介美国亚裔文学的论文应为吴冰教授在1995年第2期《国外文学》上发表的“哎一咿!听听我们的声音!一美国亚裔文学初探”一文,但研究发展的速度很快,从90年代末开始逐渐进入了繁荣阶段,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译介,教材的编写,研究机构的成立,专题学术会议的召开,研究成果数量的增加和形式的多样,有不少专著问世,此外,以美国华裔文学为研究内容的博、硕士论文数量也呈上升趋势。 然而,国内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绝大多数研究集中在汤亭亭和谭恩美及其作品,相对忽视了其他作品研究。另一方面,从研究内容上看,研究者更多地从中国文化视角观照作品表现了什么,而不是怎样表现,相对忽视了作品的形式研究。国内出版的美国华裔文学专著多集中在作品的文化内容,此外,在研究方法上,受美国亚裔文学研究范式的影响,研究者往往把美国华裔文学与主流文学对立起来,认为“美国亚(华)裔文学与欧美‘主流’文化和文学相互对立或者毫不相干”…,受女性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影响,批评话语主要集中在女性作家及作品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批评话语的独白和研究范围的相对狭窄。 三、批评话语的融合 综合国内研究现状,可以发现美国华裔文学批评话语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即边缘话语与中心话语。许多研究者——通常是国内美国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和资深学者,他们认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美国文学中的“边缘”文本,缺乏足够的研究价值,族裔文学更多地被看作文化研究而非文学研究的对象,处于文学研究的边缘。然而,也有学者认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新兴文学,是美国族裔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重构文学经典,改写美国文学史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作为一名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学者,兼具外国语言文学与中国文化知识,在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方面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拥有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权利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不应被“边缘化”,而应当成为批评的中心话语。 究竟这两种声音孰是孰非,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由于所采取的立场及视角不用,研究者得出了迥异的看法。造成两种观点的对立主要原因在于把经典文学与新兴文学对立起来,其实,经典作家与作品的研究与族裔文学研究并不矛盾,也非互相排斥,美国文学经典的形成不也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吗?美国文学从英国文学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美国文学中的经典作家更是民族繁多,人种也绝非同源。经典文学研究无疑能够给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提供借鉴,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则有助于丰富美国族裔文学研究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拓宽美国文学研究的疆界,丰富研究的内容。因此,经典文学研究与族裔文学研究并不矛盾,而是互为参照,相互融合的。 批评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揭示文本的主题内容或者阐释其特有的文本结构,更在于揭示文本的复杂性,因此,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既不应仅限于族裔性的争论,也不应为探求作品的文学性而无视其族裔性,因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时代的产物,它一方面带有了时代的特征,同时,它也拥有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根本特征——文学性,作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一部分,缺乏华裔性的文学文本,不能够算作真正的华裔文学,而缺乏文学性的华裔文本也不可能成为美国文学的一部分,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学性在一定意义上依托其族裔性,而族裔性在一定程度上又增强着作品的文学性,只有族裔性与文学性结合完美的作品才能成为美国华裔文学的经典之作。 一般说来,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文学性与族裔性存在一定的关系,但并非突出作品的族裔性即提高了作品的文学性,族裔性并非总是显性的,如任碧莲创作的《莫纳在希望之乡》、《谁是爱尔兰人》等作品,无论是作品的主人公还是内容,作者都有意淡化了作品的华裔属性,这与汤亭亭、谭恩美等华裔作家的创作有着很大的不同,然而,无论作者本人如何不想被看作是华裔作家,从她作品的字里行间,仍然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对她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隐含在作品其中的,但正是作品族裔性的含混、模糊给作品的解读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因素,拓宽了解读的空间,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同样,对于哈金等新移民作家的作品,研究人员应该更多的关注作品中的“中国经验”背后表达的心理层面的“美国经验”,不能简单的通过对美国华裔文学的界定把他们的创作剔除出研究者的视野。 美国华裔文学的族裔性与文学性并不冲突,美国华裔文学既不应仅是美国华裔作家的创作,也不应仅限于反映华裔内容的美国文学作品,只要是站在美国华裔立场上进行创作的作家,其创作的文本均应纳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范畴。美国华裔文学批评从族裔性向文学性的转向,既是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繁荣的结果,也是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深度发展的表征,跨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作品的族裔性与文学性融合的角度出发,我们的批评可以更好的揭示美国华裔文学的复杂内涵,彰显美国华裔文学独有的艺术魅力。 文学批评论文:简论当代文学批评:问题与挑战 摘要:随着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的文学批评面临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在世纪指出,如何加强对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的解决,加强对文学批评的机遇的运用从而实现更加科学的文学批评是当代文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多元化的文化语境发展过程中,想要进行文学批评,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要加强我国本土化的思想文化语境的建立,从而实现本土文化的嬗变。本文通过对当代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分析,旨在加深对文学批评的理解。 关键词:文学批评问题挑战 一、当代文学批评受到的制约 当代文学批评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多个方面的制约,比如现代化的心态、进化论的思维习惯等。加强当代文学批评研究,需要对当前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 (一)“现代化”心态对文学批评发展的制约 在我国的本土语境中,人们对于现代化思想文化的理解还比较片面,认为现代化的思想就是一种新和一种时髦,但是这种现代化的理解是十分狭隘的,如果只是单纯地追求一种新颖和时髦,并没有为思想文化增添一些新的东西,因此这种所谓的新颖以及时髦持续不了太长的时间,尤其是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任何一种时兴的东西都十分短暂。最关键的问题是,所谓的新颖并一定是有价值的,对思想文化的内涵的衡量,并不是以时间上的新颖以及时髦作为标准的,往往是时间越久越有历史沉淀的东西更有价值和意义,这种经时间沉淀的东西往往也不会因为时间而消逝。因此当前社会上存在的一种现代化的理论对于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往往存在一定的限制。 (二)进化论的思维习惯对文学批评发展的制约 思想文化的发展并不是线性的,而是时间的一种非线性的累积,由于人们在思考的过程中往往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对我国本土的思想文化界以及文学批评理论界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我们在发展文学批评理论的过程中不能对这种思维定势进行突破,则根本不可能实现创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常说的一种规律,往往就是人们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目的,这种进化论的思维方式对于当地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有很大的限制。 (三)在文学批评过程中缺乏批判精神 近年来,我国的本土文学批评界在积极倡导一种宽容的精神,即主张不予外界进行争辩,对外界的任何道理都应该要理解和包容,这样才会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促进相关的理论的发展。这种宽容精神也是一种现代化的体现,是当前社会中存在的一种思维定式,如果不宽容就会被看成是不识时务不现代的。但是这种所谓的宽容反而导致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缺乏一种批判的精神,但是如果将宽容精神运用得好,则可以促进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宽容”的精神与文学批评的职能是不冲突的,宽容意味着有不同的观点以及理论,不同的观点以及理论在发展过程中都会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各种不同的理论在相处的过程中也应该要积极保持对外界的一种批判,以一种客观的视角去看待自身与外界之间的关系,做到理解与批判共处。然而我们当前的时代就是一个圆润的时代,更加注重技巧的圆熟,加上各种商业利益以及体制化的生存方式的存在,导致社会发展过程中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 二、当地文学批评面临的挑战 对于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应该要结合中国本土文化的传统以及特征,进行有创造性的转化,倡导在文学批评的过程中立足于本土的多元文化的平等交流与对话。但是在当前我国的文学批评过程中还面临着一定的挑战。 (一)存在极端的民族主义的指责带来的挑战 在我国的文学批评界的发展过程中倡导的是重建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并且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的过程,这种思想已经受到了很多方面的指责,这种理论在外界很多人看来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甚至有人认为这种理论完全是没有必要存在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随着各个国家和民族被卷入到对外开放潮流中,任何一个国家以及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不可能完全保持一种绝对的独立,都会受到外来思想以及文化的影响。西方思想文化对中国本土思想文化就产生了一定的碰撞,然而正是由于不同的民族之间的差异,才使得我们的文化能够被拓展。我们在对外来文化进行接受的同时也应该要保持一种独立的态度,即吸收其他文化中的好的一面,对不好的影响进行降低甚至是消除。当前文学批评界在发展时有的学者就存在比较极端的民族主义,对外来的很多东西都是排斥的,这种做法并不利于思想文化的建设以及各种理论的创新,对于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二)体制化生存方式带来的挑战 体制化的生存方式是当前我国本土的学者以及文人在对文学进行研究时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在体制的约束下,人们的活动往往都会按照体制的各种需求,进行量化,在这种量化的影响下,很多人就会为了社会上普遍追求的东西放弃了自己生活中原本应该有的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往往更加注重追求“量”的指标,而缺乏对文学发展中的各种理论进行辨证思考,这样导致泡沫式的学术开始泛滥,很多文字垃圾出现。在这种体制化的生存方式中,对文学批评理论就产生了一种新的挑战,这其实是一种学术的异化。并不是在追求知识、构建思想。体制化的生存方式下要想促进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要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以及批判精神,并且以这一种独立的精神来应对这种体制化的社会。 (三)简单经济决定论带来的挑战 用简单经济决定论来对社会中的思想文化以及文学现象进行解释是当前社会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方式。在将近五十年的本土的文学批评理论中一直都是在用这种理论对文学批评进行支撑的,这也使得文学批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与本土的文学创作实际情况产生了偏离,使得理论与现实生活出现了严重的脱节。此外,简单经济决定论的很多观念与我国本土的思想文化以及各种传统也存在一些格格不入的状况,因此,如果不能对这种模式进行突破,则很难促进各种理论的创新。 结语 任何一种理论的发展,都有一定的目的,在发展的过程中要进行积极的创新,并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为了使得理论有更好的发展。文学批评理论是我国文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学批评理论的创新过程中,应该要针对当前理论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挑战,采取正确的措施进行应对,促进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 文学批评论文:“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现状与开拓”笔谈 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与对西方文化、文学思潮及文学理论、批评方法的引进 与借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对于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的理论与文本的翻译介绍,明显地 影响到中国新时期的女性文学创作与女性文学批评。 新时期的女性文学批评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从20世纪80年代对于西方女性 主义批评理论的翻译介绍,从孟悦、戴锦华、朱虹、李小江等学者对于女性主义文学批 评的尝试与探索,到90年代在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的推动下,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 批评从自娱自乐到众声喧哗,出现了诸多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成果:学术专著就有盛英 主编的《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李小江等主编的《性别与中国》、王绯的《女性与 阅读期待》、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康正果的《女权主义与文学》 、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荒林的《新潮女性文学导引》、陈惠芬的《神话 的窥破——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研究》、林树明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林丹娅 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乔以钢的《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低吟高歌——20 世纪中国女性文学论》、徐坤的《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张岩冰的《 女权主义文论》、乔以钢的《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等。从女性主义 文学批评视角研究中国女性文学的论文也层出不穷,壮大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声 势,使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热潮,也使在西方影响下的中国女性主 义文学批评不断走向深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取得的成就,其学术价值和意义在于: 一、在对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翻译与理解中,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概念、内涵、 特征等有了十分深入的研究,奠定和拓展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基础 。二、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研究中国20世纪女性文学史,研究当代中国女性文学 史,拓展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视野,在摆脱男权意识统治下的文学史写作传统中突出 了女性文学的新视阈与新风貌。三、以女性主义的方法观照与研究中国女性作家的文学 创作,尤其注重对新时期女性作家创作的研究,使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在关注女性意识 和女性文本中,呈现出一道新的靓丽的风景线。四、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影响了当 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发展,其越来越强盛的声势促进了诸多女性作家女性意识的萌动与显 现,使众多女性文学创作洋溢着浓郁的女性主义文学的色彩。 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缘于妇女解放运动不同,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并不在意 于通过文学批评为争取女权的政治运动提供思想武器,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其说 是对男权意识、男权政治的颠覆,倒不如说是意在对女性意识、女性文学的强调、推崇 与展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始终基本囿于文学的范畴之内,并未走向文化学、政 治学的视阈之中,在“双性同体”、“躯体写作”、“性别政治”等话语运用中,却也 常常潜在地、不自觉地陷入了男性的视阈与价值体系的规范之中。 综观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成就与现状,我们也看到其中存在着的一些不足之处: 一、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中国的理论与话语。由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基于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因此在研究过程中的理论、话语、方法基本沿用西方的, 有时甚至可以说全盘照抄。由于东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出发点、立足点等不同,由 于东西方文化与女性文学本身的不同,在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女性文学的 批评中,常常有与文学实际的脱节疏离之处,甚至有时成为隔靴搔痒难以贴肉。二、中 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对于女性文学的诗性观照。由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是基于对女 权政治的关注,对妇女解放的关注,因此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某种视阈看是一种政 治学批评、社会学批评,因此大多忽略对于女性文学的诗性观照。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 理论的影响下,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很少从文学特性的角度研究女性文学,而往往 仅从女性意识、性别抗争、女性命运、婚恋主题等社会学的视角进行研究,而甚少从文 体特征、叙述方式、语言风格、象征隐喻等视阈展开批评,以致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疏 离了诗性观照,仅仅成为了一种社会学的批评。三、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更为深 入的文化观照与探析。女性文学的创作是深刻地烙着民族文化烙印的,每一个民族的女 性文学总有其独特的文化特质,一定的文化也规范着影响着女性文学的创作与嬗变。女 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关注文化,从文化视阈观照女性文学,从女性文学视角探析文化的 特性与流变,才能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加走向深入。 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着力于男性文化对女性形象 歪曲的揭露,从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倾心于以女权的视角解读经典作品,到80年代 中期以后进入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深入到“性别诗学”的研究。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肖 尔瓦特的著作就以《走向女权主义诗学》为题。从诗学的视角展开女性主义文学的研究 ,成为世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新动向,从文学语言、叙述方式、文体类型等视角,研 究女性文学特有的表达方式。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努力建立中国文学批评的“ 女性诗学”,在接受借鉴西方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基础上,继承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 的诗学传统,努力建构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努力使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既关注女性的社会性地位和角色,也不放弃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文学性的研究;既强调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于诗性的分析与探究,又加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于文化的关 注。任何一种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形式都不能是截然独立的,它与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 系,这正如肖尔瓦特所说的:“如果说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是妇女运动的一个女儿,那么 它的另一对父母则是古老的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肖尔瓦特《新女性主义 批评》)我们既不能忘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于妇女运动的背景,也不能无视古老的 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 谈女性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建设 乔以钢 新时期以来,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经过近20年实践,初步成为一个富于特色的学术领 域。其主要标志是:女性文学开始被视为具有独特价值的学术考察对象,对其所进行的 研究不再仅限于具体作品的一般性评论,而是已推进到对相关理论体系的探询和基本理 论问题的探讨;研究者从多方面审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现实意义,尝试在“拿来”和 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女性文学的具体实际进行实践,探索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女性 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中的性别范畴得以确立,越来越多的学者以各自的方式对女性文学 给予了程度不同的关注;一批研究成果以专著或论文的形式出版、发表,初步展现了这 一领域的学术生机。在此过程中,研究者主要从以下几个层面开展工作:一是讨论界定 女性文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概念,阐发有关理论的哲学基础和产生发展的现实依据,探 讨从事有关研究的理论基点和操作方法;二是批判文学中的男性中心主义,揭示其对女 性形象的歪曲以及对女性创作的压抑,呈露女性在现实生活和文学话语中的处境;三是 追溯女性的文学传统,探索女性意识、女性经验在文学创作中的艺术表现。经过诸多学 人的共同努力,以上工作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展。而另一方面,在研究不断深入的 过程中,也面临着不少困惑和问题。在此,仅就女性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建设谈一点自己 的看法。 第一,关于研究对象的确立。一个研究领域的确立,总须以特定的研究对象为前提。 就女性文学这一范畴所涉及的相关概念(如:妇女文学、女性文学、女性主义文学、女 性写作等)来说,在多年的研究实践中,一直处于多种理解并存的状况。对此,现阶段 很难加以统一的界定,而这毕竟是一个关系到学科建设基础的问题。笔者认为,该领域 研究对象的范围不宜过窄,而应具有较强的包容性。这实际上意味着,对研究对象自身 所具有的丰富性给予充分肯定。尽管就研究者个体来说,完全不妨各自有所专攻,但若 从整体研究格局考虑,关于研究对象范围的认识理当全面涵括女性文学命题的各个方面 。这不仅对学术视野和研究空间的拓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关系到对女性文学创作及研 究的总体认识和把握。只有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避免对女性文学作过于狭隘的理 解,才有可能将研究引向进一步深入。因此,我们不宜轻易将大量非典型女性立场、女 性视角的创作排斥在外,不可轻视甚或菲薄部分女作家超越对女性本体问题的揭示、主 动面向广阔社会生活现实的颇具开放色彩的创作。与此同时,也很有必要加强对男作家 创作中所表现的性别观念、性别意识以及性别形象等方面内涵、特点的分析,从而更为 充分地展现出女性主体性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中丰富多采的表现形态。 第二,关于理论资源的清理。在中国女性文学理论探讨的过程中,存在着这样的演变 轨迹:20世纪80年代,基于对时代阶级议题压抑性别议题的反拨,“人性”话语 体系中的性别差异论压抑了阶级话语;9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批评得到发展并产生了一 定影响、同时也显露出种种问题,不少学人开始强调个体女性的多重“身份”以及女性 内部阶级、种族等方面的差异,并由此出发考察性别与文学的关系。那么,如何“既不 放弃历史唯物论脉络上的阶级批判话语,又能把批判性别歧视制度的女性主义理论纳入 讨论当中”(贺桂梅语),就成为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不仅如此,当我们致力于将马克 思主义脉络上的阶级理论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脉络上的性别理论、女性写作理论有效地 整合起来为我所用时,或许同样有必要付出极大努力,去发现、梳理和认识中国历史上 有关妇女解放的思想文化遗产及其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从而避免仅以西方女性主义文 学理论和创作为参照系,而忽略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思想文化传统和文学创作实际。 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得到综合性的女性文学理论的建构以及多样化的女性文学批评方法 的确立。 第三,关于研究方法的多样与互补。近些年来,女性文学研究的视野、思路和方法获 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丰富与更新。此间西方女性主义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些研究 者尝试以女性视角剖示长期以来男性中心文化对妇女的奴役,揭露传统女性形象塑造中 存在的种种问题,鼓励强化女性意识的“女性写作”,体现了对压抑妇女的传统文化的 批判精神。在此过程中,本身即带有综合性特点的女性主义批评方法无疑发挥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然而,正如同任何其他方法一样,它在具有自己的优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非无论何时何地都适用于任何女作家在任何状态下的创作,也并 非任何具有女性主义倾向的创作的所有侧面都只能用它来加以评说。从研究对象的实际 情况来说,创作主体的内部构成及文学产品的具体内蕴极为丰富复杂,这就决定了研究 方法不可简单化。在具体研究中,从对象的实际以及具体的研究目标出发,完全可以采 取多种多样的操作方法。事实上,每一种视角都有其独到处,也都有其遮蔽点。当然这 之中视角和方法的选择存在着能否尽可能优化的问题。如果我们着眼于特定的文化目标 ,现阶段借鉴女性主义视角和批评方法或许确实是一种颇为有效的选择。但即令如此, 依然不宜片面推重女性主义批评研究模式而轻易否定运用其它方式方法进行研究在多角 度认识研究对象方面的价值。多种方法的综合、互补、灵活运用,恰恰是女性文学研究 赖以赢得良好发展前景的生命活力之所在。 第四,关于研究主体的学术素养。女性文学研究与人类性别问题密切相关,具有十分 浓重的文化色彩,带有一定的跨学科性质,这就对研究主体的知识结构、学术素养提出 了较高的要求。如何在强调女性主体性的同时,自觉避免陷入女性本质论?如何防止在 肯定女性视角时,无形中把妇女看成一个与男性二元对立的整体,认同实际上并不存在 的“统一的女性经验”,而忽视了女性内部受制于各种复杂因素所产生的种种差异?在 具体的文学研究中,如何处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女性批评标准与文学审美标 准的关系?如何大力增强研究成果的原创性?如此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固然由于有关 问题自身十分复杂,理论本身尚不能相对自足;同时也与国内的研究实践终究仍处于起 步阶段,研究队伍的学术修养、整体素质亟待提高有关。女性文学研究事业任重而道远 。唯其如此,更须实践者具有脚踏实地、坚韧不拔的精神,在勇敢地面对社会、面对研 究对象的同时,同样勇敢地面对自身的弱点,在扎扎实实的学习、思考和创造中前进、 积累。 女性主义批评与男性文化视阈 丁帆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反对以男性文化话语霸权为核心的女性文化与文学研究取得了空 前的进展,这种历史的进步无疑是推动了人类两性的和谐进程。但是,我们似乎却要警 惕另一种极端给人类社会的两性关系带来的巨大阴影! 据报载:今后女人生孩子将不再需要男人了!因为最近澳大利亚科学家发明了一种不使 用精子就可以使卵子受孕的新技术——单亲无精生殖技术。看来,这一技术的诞生,对 于那些女性同性恋者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 随着高科技日新月异的突飞猛进,人类在技术发展过程中愈来愈依赖物质的赐予,逐 渐丧失了人的自然本能。婴儿可以定制、人可以克隆、胚胎可以进入生产流水线(据悉 :未来婴儿可能在电脑控制的芯片上受孕,成为一个“胚胎加工厂”,婴儿们将在这一 条条生产线中诞生),这些人类的奇迹都在一个个发生着,但是,谁又能考虑到这样一 个奇迹呢?——人在充分物质化后,除了人体器官功能的全面蜕化外,人类的情感即将 被消灭!人类最崇高的永恒主题——男女之间的爱情——也即将被那个巨大的电脑储存 器所删除。 当女人不再需要男人的时候,当女人决定退出这个鲜活的情感世界的时候,那么,这 个世界就会变得黯淡无色,成为一个悲惨的世界。如果是这样,这并不表明女权主义的 胜利,恰恰相反,它将预示着女权主义的彻底失败! 人类在其文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把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男权主义思想遍布了整个历 史的时间与空间,即便是后现代主义时空下的西方社会,男权政治文化中心的格局也仍 然没有太大的改观,应该说它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集体无意识”植入了每一个人的 灵魂深处,更可悲的是每一个女人都概莫能外,她们心灵的臣服,更加构成了男权文化 的扩张性。推翻这个不平等的社会契约,使世界和谐起来,这才是女权主义的出发点, 同时也是她们最后的目的终端。 然而,在反抗男权主义为中心的政治文化的过程中,有些持女权主义极端理论的人, 总是将男人置于自己的对立面,带着一种先入为主的天然仇恨来片面地诠释这个世界, 难免就有了些自掘坟墓的意思了。要想用男权主义的霸气来雄视这个世界,以满足一下 称王称霸的欲望,这是犯了与男权主义政治文化同样的历史性错误。 最近,一直在读“人文与社会译丛”中的一些书籍,其中一位波兰学者弗•兹纳涅茨 基在《知识人的社会角色》一书中说道:“以古老的常识‘真理’——女人低男人一等 ——为例。在任何一个社会,女人从属于男人都是社会秩序之规范的一部分,因此上述 ‘真理’是不能怀疑的,因为怀疑它就意味着对两性之间的所有关系模式提出了疑问。 特例只是证实了上述‘真理’,因为任何男人——比方说一位怕老婆的丈夫——从属于 女人的关系,能被认为是不正常的。这一普遍结论容易与强调低层——比方说与贵族形 成对比的恶棍——天生低人一等这一观点共存。因为高级阶层的女人简直根本不与低级 阶层的男人相比较。社会没有必要进行这种比较,因为低级阶层的男人在社会上从属于 高级阶层的男人;如果偶尔由贵族妇女统治恶棍,那么她是作为男人的代表出现的,比 如男人不在、死了或未成年。”“这些对个人之‘优越’或‘下贱’的判断是评价性的 ,价值判断构成了所有常识性知识的核心;因为总有一个价值判断直接包含于一个行为 规则之中。” 实际上,男人作为社会文化中心的“真理”早已经被这个社会的知识界所否定,这个 “真理”早已成为一个伪问题了,不存在任何假说的可能性了。因此,当今天的女权主 义学者如果不是针对社会和那些非学术界的大众发问与诘难,而是针对学术界的公理( 除极个别的男权主义者之外)而责难,似乎是找错了对象,有点与风车作战的味道,因 为我们在知识界的学术领域内,已经有了一个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新文化价值命题—— 男权主义是封建的、腐朽的、垂死的、不合人性发展的文化价值观,谁违背了这一学术 公理,谁就要受到不仅是外界舆论的压力,而且又会受到来自内在的良知的谴责。 反之,如果女权主义也把自己的终极目标锁定在“翻身”后进入压迫与统治阶层,而 不是为人类两性的和谐、平等、交融、互尊、互爱而奋斗的话,那将又是中国文化的一 次悲哀,我不想也不屑用吕后、武则天之流来作比附,因为这种比附本身就暗含着一种 不平等的男性文化视阈,以为女权主义的这种矫枉过正是大逆不道的,是应该全民共诛 之的,女性应该也必须是受压迫与奴役的。但是,谁都没有想到的悖论是,即便如此, 吕后、武则天之流也正如那位波兰学者所说的那样:“她是作为男人的代表出现的。” 由此,当我们来重新检视许许多多“五四”以后女性主义作品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 可疑的问题。“五四”时期许多优秀的女性主义作家为什么在“五四”新文化退潮以后 ,乃至于到上一世纪的后半叶,完全依附于男权主义的统治文化而不能自拔,甚至同流 合污,成为帮闲与帮凶? 我倒以为,当今的女权主义者们目前所要思考的一个深刻学术与学理的命题是——在 女权主义理论甚嚣尘上之时,在其激进的理论之下,有多少理性与情感成分是“作为男 人的代表出现的”!也就是说,在许许多多的女性研究者的身上,我们可以发现很多隐 藏在其潜意识中的以男性文化视阈为基本价值判断的思维悖论——如果这个问题都得不 到深刻的反省,而最后走向平权主义,恐怕一切都是徒劳的。 君不见,如今一些标榜女权主义和“新新人类”的先锋派的女作家们,在其大量的描 写兴奋点中,是以臣服与取悦于男性文化视阈而兴奋不已吗?!君不见,有许多女权主义 的批评家们实际上是在用男性化的喉舌,言说一个“女奴”的义理吗?!真理往往向前跨 越一步就是谬误,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力倡者和代表者的理论急刹车与急转弯,给中国的 女权主义者带来的深刻经验教训,应该作为前车之鉴。惟有此,我们的女性主义批评才 能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在这个愈来愈物质化的时代里,女性主义的研究切不可走向走火入魔的理论疆域。女 性只有与男性携起手来,面对不合理的以男性主义文化为中心的政治统治格局,面对物 质主义对人类文化的共同侵害,作出共同不懈的努力与奋斗,才能完整地表现这个时代 真正的人性内容。 当这个世界不再需要男人的时候,这将是一个可怕的世界!这个世界离它毁灭的距离也 就愈来愈近了。 谁最愿意看见这悲剧的一幕呢?! 有差异的声音 ——女性主义批评之我见 张凌江 盘点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开拓与突破性成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 崛起与繁荣理当为中国当代学术研究中醒目的成果之一。女性主义学者(包括认同女性 主义理论的男性学者)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或通过对女性文本的重新梳理,发掘被宏 大叙事遮蔽的女性写作的历史轨迹,重建文学史的大厦,从某种角度说是填补着文学史 研究的“空白之页”,使历史不再是缺失女性参与的叙事(如刘思谦《“娜拉”言说— —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盛英、乔以钢《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等);或与 女性写作互动共振,分享、感应与品评女性写作与女性文本独特而神秘的生命律动与鲜 明的美学取向,阐发对女性文本隐喻与象征的理解上的共性与亲密关系,敞开被遮蔽的 女性写作(如李小江《女性审美意识探索》,徐坤《双调夜行船》等);或采用现代女性 主义立场和术语,重新切入男性书写的文本,考察其性别表述、书写女性的视点与态度 、两性关系中的权力关系分布等,辨识隐藏于各种堂皇叙事中话语霸权对于女性的压迫 ,从而产生出新的“意义”,执拗地打开了一个历来被男权文化有意无意折叠的阐释与 批评的扇面(如王家平《鲁迅性学思想论略》、刘慧英《90年代文学话语中的欲望对象 化》等)。这一系列女性主义批评实绩,标志着女性学者性别主体意识的觉醒,及她们 颇具特色的思维习惯与不同的责任关注,她们对传统的男性中心的审美范式与解释权威 的颠覆,从主流意识形态中分离出“自己的声音”,“有差异的声音”,在一向是男性 中心的学界竖起了女性主义批评的旗帜,显示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学术创新活力与理论先 锋激情。 然而,既使是在女性主义批评风头正健的今天,它依然遭遇众多的误解、诘难和某种 优势话语的抵制,感受着压抑、边缘、弱势状态的艰辛,它在固若金汤的父权制政治与 文化体制内部寻求突围而又由于过于暴露身份陷入攻讦与重围之中,它在男权话语网络 的雷区地形图中闪烁其词、跳越行进而又难免触雷倒毙。如今审视方兴未艾的女性主义 文学批评的现状,评估其得失,并规定其发展趋向似乎为时尚早,并且有悖女性主义批 评反体制、反规约的形象。笔者仅就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化立场、批判姿态与批评实 践的内在矛盾作一描述(而非评判),以激发学界探讨。 一、拆解与建构。对女性主义批评的责难之一,是它在批判男权文化这一否定过程中 缺乏自觉的建构意识,在拆解、颠覆男权文化主宰的批评话语与审美范式的过程中,无 意构建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体系与女性诗学规范。女性主义原则认为任何理论的建构, 都不可避免地联结着男权话语的知识网络,并转化为新的权力话语和权力体制,压制新 思想的萌芽。女性主义批评的这一在理论建构的无为姿态,与其“拆解性”文化策略有 关。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它所持的叛逆的彻底性原则主张:“有 效的女性主义只能是完全否定的女性主义,解构一切事物,拒绝建构任何事物”(张京 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女性写作与女 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这种强调疏离、变异、流动、另类的游击战术,显示了它的不可界定 与不可规范,因而具有了无限的可能性和更广阔的空间,形成“众声喧哗”、多元并举 的“有差异的声音”,当然也使它在男权制文化体制下无所归属、无从着陆,成为拒绝 建设自己的空中花园的精神孤儿与学术孤岛。但问题是如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永远“在 路上”流浪,不屑于建立成熟完善的理论体系,就会永远是支离破碎的断章碎片,永远 处于他者和边缘而无法介入主流社会,无法纳入历史视野(也许根本就拒绝被吸附进男 权制宏大历史叙事的主流框架之中),取得学界的合法地位,满足学科建设的需要,永 远承受不可言说、无家可归的隐痛。 二、滞后的女性主义批评与前卫的女性写作。纵观当代文坛,空前活跃的女性写作显 然超前于女性主义批评,它的前卫与激进姿态,使批评显得滞后、被动甚至失语。如上 世纪末卫慧、棉棉横空出世,震撼文坛,而女性主义批评却无法快速、有效、合理地从 理论上阐释、驾驭、主导。回顾当年的评论界,无论是男性抑或是女性批评者,几乎都 是站在被男权观念整合过的“男性阅读”立场,对她们的文本施行扭曲与强暴,充斥着 泛道德的、因袭的男权的声音,皆不得要领,各说各话。笔者认为,卫慧们恰是后现代 理论消解深度,追求平面化与流畅浅显的叙述方式,以消解中心、解构主流的“中国宝 贝”,她们的文本彻底颠覆了男权权威话语和道统规范的传统女性形象,他们对理想的 破灭、个性的沦落、生活的无意义等等后现代症侯发出了锐利的“蝴蝶的尖叫”。至于 她们如何迎合市场规则与“男性阅读”——窥视与意淫的误读,那是男性市场规则与阅 读伦理的谬误,正是由于这种偏离文本主旨的炒作,才使谬种流传,如何能归罪于女性 写作?“男性的阅读”无法思考女性写作的反抗内质,不熟悉进而排斥女性文本中与性 征有关的女性体验的象征系统。由此可见,“女性阅读”立场与“男性阅读”立场,其 政治设定与责任担当是错位甚至对立的。女性的肉体、感情、自然和私人领域的特征可 能在文化批判与价值重估上更有意义,女性主义批评正是要通过强调对社会、文化的边 缘性和差异性的尊重,将女性体验合法化,通过对女性文本的疏离性的发掘实现社会批 判、与改造的目的。由此可见,女性主义批评不是具有女性性别的研究者的批评,正如 女性写作不是女性的写作,而是以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观念、态度和立场从事的批评 活动(包括男性学者),与女性写作一起分享知识禁果,感受文化和历史的压抑,参与她 们的反抗,主动疏离主流意识形态,促进女性写作的特殊价值的实现,在批评界发出自 己的“有差异的声音”,而不是将女性写作整合进男权体制与宏大叙事,祛除其“剩余 价值”,在日益机构化、学科化、精英化的过程中,最终成为男权文化的附庸。所谓“ 有差异的声音”是指女性主义批评的独特的或女性的规范,那种对自己的性别更具自我 意识,具有女性主义思想,对妇女利益更关心的女性主义批评之声。同时也体现了男女 体验的差异,其差异导致了男女在思维方式、责任担当与关注焦点等的不同。女性的主 体、女性的自主意识与独立价值是女性主义批评的基点之一,它与现实政治体制、文化 网络、学术语境形成的紧张的张力关系,正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女性写作追求的最佳 状态。 文学批评论文:新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新时期所有的文学批评中女性主义批评具有独特的生命力。没有一种批评能够像它那样贴近生存本体论的关注。作为人类的一半──母亲、妻子、女儿,女性不但是女性自身说不完的话题,也是男性说不完的话题。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女性问题就永远会成为一个讨论的焦点。用不着作任何一点夸张,女性的生存质量直接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质量。正因为如此,从八十年代初关于它的话头一提起,一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兴致勃勃地探讨它,不断地深化它。在本章设置的批评题目中,没有一种的资料──从论文到专著──在丰富性上可以跟它比肩。仅仅梳理新时期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脉络的论文就有数十种。而且耕耘者不只是女性作家、学者,还有相当数量的知名度较高的男性批评家。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便利条件,也给我们设置了难以超越的高度。我们只能放宽对自己的要求,作一次简单的描述。考虑到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历时性研究文章较多,一些明显的演进轨迹已被说清,我们这里准备从共时性角度展开思考,抽释出女性主义批评的模式化特点。又考虑到女性主义批评主要是女性自身的话语,所以尽管男性批评家有不少精彩的发言,我们还是以女性批评文本作为评论的对象。 一、打开一个美丽、富有创造力的世界 文学如同人类历史一样,其实是男人和女人共同创造的。亚当和夏娃的同一性书写造就了人类的未来,也造就了组成一体的爱情、婚姻、家庭的文化模式。 但是由于野蛮人遗留下来的价值观长期地支配人的意识。所以女性在创造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作用反而被忽略了。男人无端的成为历史的唯一主宰,并且自我编撰着第一创造者的神话。 进入现代社会后,男女平等的观念虽然被提出,但由于女性的社会实践历史的有限性、女性自我话语形成的艰难性,女性的作用仍然处在被遮敝状态。直到西方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她们找到了自己的意识、语言及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包括写作,她们对历史和文化的伟大贡献才被充分揭示出来。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如火如荼阶段,我们目睹到了一幅壮观的图景:“发掘妇女文学著作,描绘妇女想象力的版图,分析女性的情节结构,使妇女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探索领域展现在世人面前。” 比之西方,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崛起稍晚。在开始还明显地缺少理论体系性。可是由于大量的成功的女性创作的出现,由于批评家们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一开始就特别看重对女作家创作成就的张扬。从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二年李子云追逐着每一个女作家的脚步,留下了一篇篇关于她们的评论。她独具慧眼的文字揭示了她们独特的风格魅力和独特的艺术创造。进入她批评视野的作家后来都成为新时期文学领域里极有影响力的人物。她们有张洁、王安忆、茹志鹃、宗璞、张辛欣、张抗抗、韩蔼力、戴晴等等。一九八四年,她以《净化人的心灵》为题将这些评论结集出版,在文坛上产生了较大的震动,为女性主义批评开拓了道路。一九八六年在联邦德国召开的“现代中国文学讨论会”上,她又全面总结了中国女性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七年来女作家创作的发展。她指出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已经形成了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第二次高潮,并且有两个特点:“其一,大多数女作家仍然沿袭了几十年来所惯用的超越女性意识表现社会生活的艺术方法,从选材到处理题材的立场、角度与男作家没有多少差别。其二,‘女性文学’开始兴起。有些女作家开始站在妇女立场,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表现了妇女的特殊问题与心态。” 对于每一个特点她都作了具体的阐释。尤其对于第二点,她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她说:“‘女性文学’的兴起也是中国大陆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这是一九七九年以后中国女作家创作中的一个新的特点。几十年来带有女性特色的作品被指责为消极、颓废、情调不健康,因而几近绝迹。一九七九年张洁发表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冲破这一禁区之后,这一类型的作品有增无已。” 李子云深刻挖掘了这类文学作品产生的社会原因及性别原因:“几千年沿袭下来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世俗偏见,维护男性利益的道德规范,在家庭范围内从家务劳动的不合理的承担到性方面的不平等关系,等等。有些习俗相当落后甚至野蛮。” 李子云还细致地辩识了女性文学伸展的两个维度。一是“呼吁真正爱情的出现,申诉不幸的婚姻带给妇女的痛苦,要求婚姻自由,其中包括正当的离婚权等等。”一是“如何保证男女两性在发展各自事业的平等权利和如何进一步实现男女两性在人格上的平等。” 她热情地肯定了张洁、张辛欣、张抗抗等女作家在处理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作品时流露出来的对女性“被占有、被抛开、被遗弃”的命运的不满乃至反抗情绪。认为她们提出了人类文明不能不给予足够重视的重大问题。 新时期另一个较早关注女性文学创作的批评家吴黛英更为全面地描述了女性作家在审美领域的突出贡献。比如“女作家一般来说比较喜欢并擅长于写‘小题材’、‘小人物’和‘小事件’”。还有“偏重于主观情感的抒发,特别擅长于描写女性的感情活动”。再有呈示着“美丽纯净而又宁静的新境界”。最后富于“纤细柔和”的美。 吴黛英批评的价值不单单表现在她对女性文学的审美品格的挖掘,更在于她引入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视点,说明女性文学审美品格产生的必然性。吴黛英认为,女性“独特的心灵敏感区和艺术天地,主要是由女性独特的生活视野和心理视野决定的。” 例如“国外心理学家曾对男女两性在梦境内容上的差异作过统计和研究。结果证明,女性在梦中的视野小于男性。女性的梦多数发生于熟悉的室内环境中,男性的梦多数陌生、奇异、而且多在室外发生。而且,女性在梦中的活动规模也小于男性。”“这决定男女作家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女作家们完全可以扬长避短,走一条适合自己艺术个性的创作道路,”即“通过细小平凡的题材,从一个侧面来把握和反映时代的脉搏。” 从一粒砂中看世界,于半瓣花上说人情,这是女性独有的优势,这个优势并非每个男作家都能够做到的。又如,就注重情感来说,女性同样胜过男性。她引用瑞士心理学家云恩的话来作证实:“若就情感无可争辩地是女性心理学的一个比思维更加明显的特殊性来说,最显著的情感型,也是发现于女子之中的。我能想到的这种类型的事例,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妇女。” 同时她又以苏联心理学家科恩的研究作为佐证:“他……发现女青年的日记中,自我描述比较主观,基本上是谈过去体验过的感情;而男青年的自我描述比较着重活动,重点在于表现新的兴趣和活动种类等等。” 女作家的心理特点决定她们的作品在情感上更为丰富、细腻,尤其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以情感人,“给文苑吹来了一股温馨的和风,使刚刚从紧张动荡的政治生活中解脱出来的广大读者感到了一种精神的抚慰,获得了心理的平衡。” 吴黛英的某些观点未必能赢得我们的全部赞同。但是她这种札实、严谨的学风却十分令人称道。和那些为女性主义而女性主义的文章相比,即使到今天也能给人更多的启发。 对新时期女性文学给出较高评价的还有许多批评家。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带着感佩、骄傲、自豪的语调来谈论姐妹们的创作。间或还让人感到,有些人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快垒──向男人世界发出冲击和挑战。她们似乎不是在描述文学,而是在炫耀女性的自我、女性世界的美、女性的才能、女性的创造力。像金燕玉对田野、陆文婷、金鹿儿、岑朗等美好女性形象的复现,简直就像一首首诗,引人无限赞叹,无限神往。 有时我们还能从这些批评中读出一种女性的自恋。这种自恋使她们相信,女性作家是描写和表达女性心灵、愿望不可动摇的权威。任何异性都不要闯入这个领地,冒犯她们、歪曲她们。徐坤就曾对张宇进行过“温良”的颠覆,同时向下个世纪的男性书写者发出了警报。 在张扬女作家创作的过程中,还有一种热闹的景象,就是广泛挖掘从古代到现代所有女性作家的创作。这里有李小江的《夏娃的探索》、刘思谦的《“娜拉”言说》、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等等。 二、挑战:对准男权文化 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男权文化给女性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痛,以至在她们的内心里积淀起对男人的仇恨。这种仇恨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代代相传地留给了后代女性,使她们在遭逢不幸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暴发出来。而与她们感同身受的作家也就很容易在这种基础上通过自己的作品对男权文化进行起诉和抗议。这种起诉和抗议经常能够在女性主义批评家那里获得反响和回应。 或许也是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和李子云保持同样认识的缘故,她们一般说来总爱把自身的不幸原因归到男性身上。李子云的话是这样说的:“在中国已经实现了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妇女逐步获得与男子同等的就业权,受教育权以至参政权。中国城市妇女就业率可能在全世界位居前列,而且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妇女参与社会工作、社会活动,并且具有同样的社会责任感。” 李子云在国外发表的这番话究竟出于本心还是策略性语言,我们不好揣测,不过它基本上支配了几乎所有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思维运转方向。那就是对准男权文化表达女性要求解放、平等和自由的呼声。而张洁的《方舟》、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是她们抨击男权文化的典型文本。李子云评论说:“张洁的《方舟》……描写了三个离了婚的妇女在社会上为个人事业奔走的‘苦难的历程’。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妇女很容易得到起码的工作,但谋取称心的工作并使自己的才能得到施展则很不容易。某些职业妇女即使摆脱了家庭的大男子主义,却摆脱不掉社会上的以男子为中心的轻视妇女的思想。……更令人苦恼的是,她们还得耗费一定的精力来应付某些男子视女子为享乐对象的轻簿态度……张洁的《方舟》多方面地表现了妇女在争取女性尊严和实现自身价值时所经受的种种磨难,而这些磨难几乎使她们频于心力交瘁的地步。” 王绯以同样的价值尺度及相近的语言揭示王安忆《小城之恋》的内含。她认为“力之于男性总是侵略的、进取的、自私的;男性即使沉溺在最无廉耻的贪欲和肮脏的欢情之中,亦能完整地保持住一个原本的自己”,“女人却必须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用一整个身体独自去承担那‘罪孽’,被损害的最终是女人。” 她高度赞赏王安忆在《小城之恋》里对女性所特有的“母性博大无私”的描写,对男性卑微渺小的讽喻,说这是一个女作家才可能有的对人生的深刻理解。李子云对《方舟》的评论只是小说意义的一个方面;王绯对《小城之恋》的剖析只是小说表层的内容,实际上两个文本都还有更深的东西值得我们思索。但从她们的关注点来看,我们能够触摸到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一般特征。 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初始阶段并无深厚的理论背景。所以她们对男权文化的批判,言词不很激烈,态度还比较温和。从一九八八年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被介绍过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方女权主义的政治色彩被洗净,而对男权文化的批判好像让她们找到了理论上的支撑点,所以一时激烈起来。一九八九年在《上海文论》关于女性主义批评的专号上,王绯鲜明地举起了反父权、反男权的旗帜。她宣告:“自从人类文化转向以父权为中心,便把许多残忍的清规戒律只施加于妇女身上,这便注定了永世的夏娃们特别的不幸。父权文化在推进文明进步的同时所留下的罪恶,突出地表现为对女性的戕害。……我认为,创作和批评一旦冠之于女权的时候,便意味着它们的目的首先在于解构父权文化之于罪孽,伸张长期被压抑的女性人权,其次才是文学和批评自身。” 这里的“父权”只是“男权”的别名。王绯借戴晴《中国女性系列》报告文学所讨罚的都是男性的现实问题。比如她猛烈地抨击男性的“处女膜”情结,说“对处女的嗜好在本质上是男性的嗜好,男性的观念。……对于女子的贞操从行为、观念集中到生殖器官上的苛求,造成了两性对抗于文化中心的状态。中国女性正是从这时开始,在父权文化中受到难以测度的摧残。” 戴晴的《幼年即遭强暴》写得触目惊心,其对人们的陋见、习俗的批判入木三分。王绯对男人们狭隘的“处女膜”情结的批判,也非常富有力度。然而对于她忽略了男人要求女人“纯情”的合理性一面,宽容地对待女性“多男子”方式的说法,却难以苟同。由此可以看出反男权主义背后的一个意识走向:蔑视男权、否弃男权而独尊女权。 这种反男权话语到九十年代更加极端。它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解构男权文化模式,清除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因为在女性主义批评家看来,所有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完全是对女性的歪曲、亵渎、糟踏。徐坤比较绝对。通过小说《游行》女主人公几次性经历的失望,她宣判了男人的卑鄙、无能和死亡。又通过《从此越来越明亮》的理性言说表示“不再反串什么男性叙述者,把那伪装和铠甲全部揭去”。到《狗日的足球》,她发明了女性自己的诅咒男人的语言“狗日的足球”。这还不够,回应西方女权主义者对斯丹达尔、克劳代尔、劳伦斯、布列东的颠覆,她无情地解构中国的男性作家,企图从女性主义角度宣判他们价值的丧失。在《双调夜行船》里她把张贤亮、贾平凹、莫言、张宇尽收眼底,随后一个个拆除。她认为,这些男性作家都是在“男性躯体修辞学”的支配下写女人的。张贤亮把女人当作了男人受难时的肉体安慰。贾平凹把女人当作了玩物及生殖器展览的理想对象。莫言(在《丰乳肥臀》中)把女人当成性亢进的摹本。最不可饶恕的是张宇,他的《疼痛与抚摸》篇幅不长,“却富含了所有男权视阈下的女性躯体修辞学符码:渴望强奸、受虐情结、恋物癖、偷情、、裸体游行、反抗、自杀、一妻多夫的‘三人行’……作者想藉由这些,……来完成一部对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苦难历史的揭示和抒写。然而……在没有进行充分的男权自我反思之前,任何一种居高临下的‘大男子主义’的体恤都可能使书写者本身滑入性别歧视的误区。” 徐坤抓住张宇的一个叙述句“水家的女人都活得很苦很贱”,说,一个“贱”字一下子暴露了他歧视女性的立场。有鉴于此,徐坤对张宇及下个世纪男权书写者发出警告,否则她似乎会有更大的颠覆。 九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反男权文化模式上走向的第二个极端是逃离男性或放逐男性。在传统文化秩序中女性的生存目标一直被写成“寻找男性”。包括张辛欣的女主人公们在内“时时渴望着寻找她们的另一半及感情最后的停泊地。” 但是九十年代的女作家和批评家从传统的文化指认中超越出来,毅然绝然地表示可以抛开男性。这种情形非常像富有思辩理性的批评家陈虹所描述的那样:“女性主义由于有父权制这个共同的靶子,因而它超越了种族、阶级、社会制度等的差异,建立了基于男女性差别的性别路线,这种性别路线号召每一个妇女从家庭与男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强调妇女间形成姊妹情谊。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们甚至使用‘同性恋’来描述与强调妇女间的姊妹情谊。” 对于女性否弃男人的意识刘慧英简直视为绝对律令。并将其与尼采宣布的“上帝死了”相比肩。她说:“在几千年的男权社会中,男人在女人心目中的地位犹如上帝在人们心中一样,是绝对权威的象征──女人必须崇拜、服从和依附于男人,女人对男人的背叛或忤逆被看作与亵渎上帝同样是严重的不轨。男人是女人的上帝,失却男人对男权社会中的女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将新时期女性文学对‘男子汉’的否定与尼采的这一真知灼见相提并论。它们有着同一种精神,就是勇于彻底推翻自身依附的精神支柱,从而使自身面临一种孤独无援的境地进行更为自由的生存选择。”她还认为这是女性“自立的现实举动”,“标志着女人性……走向新生” 。这不仅仅是理论申张,更是一些作家的创作实践。林白、陈染、海男都有回到母系血统,回到女性姐妹怀抱的描写。关此,我们将在后面论述。 三、解放与自由:归入感官写作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归根结底是要求女性自身的解放与自由。这一目标从一始就很明确,到后来愈加彰显。但由于社会环境、伦理观念和思想解放程度等等的限制,在不同阶段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内容限定也不同。当女权主义尚未传入中国、“主义”两字也没有作为女性的后缀而出现时,解放和自由,大致是要求有爱的权利、发展事业的权利,稍后还有“寻求自我”、“实现自我”的权利。诚如李小江所言:“‘寻找自我’是女性艺术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母题。它来自生活,源出于女人的历史……正因为女人无史,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独立的人格价值,才使得‘寻找自我’成为女人精神探索的前提。” “寻找自我”是个很现代的概念,把它说成是“母题”,显然并不合适。但正是这一强硬的表达,反映了特定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解放和自由的要求上的激进色彩。那时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都获得了新的肯定性的阐释。自然,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被认为是表达了女性寻找自我的经典文本。再稍后,伴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的渗透,还有对父权制文化──男权文化的批判,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要求更进一步了。所说进一步,即人身的彻底解放──爱可以不受男权的干涉、自由进行。换个说法是,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中,女性在爱情选择中的多恋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多变也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或者说由于女性主义从后现论中吸取营养,此时的批评已不大关注女性的社会成功。这些往往被当成旧话语、属于伟大而堂皇的叙述。在删除了女性追求的社会维度之后,又赶上商业文化、享乐主义文化勃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给解放和自由增添了更新的内容,叫私人化写作,亦称感官化写作、肉身化写作。 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在走上自觉阶段后努力向西方女权主义靠拢。除了女权主义的政治色采不予吸收外,其他许多方面都加以实践,以争得同步发展。关于感官化写作亦如此。感官化写作在西方也叫“躯体写作”。西方的女权主主者认为,女性从自身经历出发进行写作,应该也有权写自己的性感受。运用这种躯体语言写作不但不是罪过,反而能真实地揭示女性世界的秘密。迪迪安指出:“性力量不过是一种压迫人的神话,不再令人恐惧;因为我们从一个女人把一场后婚姻恋爱视为被解放与解放的描述中得知,性关系实际等同于‘说俏皮话的欢笑’及‘躺在一起,而后跳起来去弹唱整本的芝麻歌曲集’” 。中国女作家林白、陈染、海男是感官写作的大胆实践者。陈虹指出:“执著于表现女人及女人性经验是林白一贯的创作主旨。……林白……毫不留情地揪着我们,让我们看她从历史深处和神密黑洞打捞起来的女性及女性经验,女性同性恋、手淫、性感觉……而这些是从来没有以女性视角中的内容物出现于历史地表之上的,它们隐于历史的幽深处,晦暗不明,现在林白让它们浮出了历史地表。”“与林白相比,当代文学中另一个女性主义者海男更无视既存的道德秩序和价值体系,她只听从来自女性生命深处那种神秘的召唤,……,着迷于其内心纯粹的女性欲望。” 陈虹还特别揭示了海男文本的一个模式,就是从爱情上的无穷逃亡,又无穷地逃到爱情。对死亡的恐惧、对衰老的恐惧、对虚无的恐惧使海男的女主人公疯狂地占有爱情、享受爱情,企图用这种方式化解恐惧、驱散恐惧。然而爱情的失望又加剧了她的恐惧,于是她出逃。可是出逃之后寻找不到消除恐惧的方式,她于是又寻找爱情。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了恶性循环。有的女性主义批评家赞扬海男写出了生命本体的困境,然而我们看到的精神内核却是性欲的贪婪。只是为了遮蔽它的不雅,批评家给它罩上了宏大叙事的光圈。这种伪饰与她们主张大胆、坦率地抒写肉体感受的语言形成了悖论。 解放和自由的内含不只是指两性间的交欢无拘无束,还指同性恋能获得广阔的天地。九十年代的另类作家林白、陈染、海男、徐坤、徐小斌、卫慧、棉棉无不把笔墨伸入到这个领域。她们打破了几千年来由男性的性征垄断所造成的沉默,把女性同性恋的“温柔”、“温婉”的感觉传导给读者世界。戴锦华曾以“姐妹之邦”为题阐释陈染此类写作的意义。她说,陈染的世界“渐次成了一个女人的世界。其间有绝望、有温情、有获救的可能,姐妹之邦开始被构想为一个归所,而不是一个少女生涯的过渡”。这种姐妹情谊超出恋母带给人的愉快。在《凡墙都是门》里“雨若成了‘我’与‘母亲’共同的朋友,是她再度带来这一女人世界的温情与和谐,并且支撑着一个美好的女人之家的畅想。” 陈染和林白、海男、徐坤等一样,被认为是有女性主义自觉意识的作家。正因为如此,戴锦华联系她的写作主张进一步指明这种“女性情谊”的抒写意义:质疑男权、超越男权;它“已不再是在于某种‘解放’与‘平等’的幻觉,基于某种花木兰式的情境与心境,”而“是反抗与解放的强音” 。作为作家,同时也是批评家的徐坤非常赞同戴锦华的阐释,并在关于母女恋、姐妹恋的宏观研究论文中强化了这种写作的意义。她引用戴锦华的话说:“女性写作是一种包含了很多可能性的,具有无限空间的文化的尝试,可以叫做一种文化的探险。这种体现的意义在于,把长期以来没有机会得到表达的经验、视点、对社会的加入、对生活的观察,书写出来。而且我相信这种女性写作还能包涵某些传统男性写作所不能达到的空间,具有更多样的可能性。” 随后补充道:“女性本文以其美学及其诗意上的巨大而鲜明的隐喻性,能动地穿透当下的生活,仿佛是在明处,又仿佛是在暗中,在九十年代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形成一幅‘双调夜行船’的迷人图景。” 四、认识论上的空洞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疑是非常富于趣味的批评,即使在那些令人困惑的提法和鲜见的语言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某些真理和新的文化信息。但是,可能与它的历史不长有关,我们又分明地感到它的某些不成熟性。这些不成熟性不但表现在它因为采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结果造成了女性一元绝对论上,而且表现在它常常用理论观点强硬剪裁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的丰富性上。因而它也带来了许多认识论上的混乱和悖论。也许这也反映了女性唯意志论的一般特点。为了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能够扩展更大的空间,我们提出一些问题、作为存疑。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她们人为地割去了女性话语的社会关注维度。如果说女性的不幸命运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和男权文化统治有很大关系,那么到了五十年代后期随着“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权力话语被普遍推行后,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男权文化逐渐解体,变成了残余。它虽然还在一些地域、一些家庭起作用,但也是强弩之末。随着女性平等参政权利、平等择业权利得到了确实的保障,女性在家庭的地位也空前提高。家庭权力重心慢慢发生偏离。到现在多数家庭里男人成了“气管炎”,女人成了主宰。这种权力结构还使女性娘家受益匪浅,而男性父母反倒遭到更多的冷落。所以杜甫那句诗“信是生男恶,反是生女好”几乎成了天下父母的共识。更需要作一点社会调查的是,现在的年青夫妇,在一半以上的家庭里男人充当劳动的主角,女人养得浑身小姐气、贵族气。像张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里所写的女人,是有的。她们没有爱的权利、没有自我实现的权利。因此张洁的描写、张辛欣的描写很有意义。但是不能把这说成是两性间唯一的事实。造成这种状况的最深最远的原因是社会。当时不但女人没有爱的权力,男人也没有爱的权力。《沉重的翅膀》里的郑子云、方文煊就是被政治文化阉割的典型。说到个人的事业,女人没有过,在社会的统一安排下,男人何曾有过。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出头椽子先烂”。这种文化机制在一元化的领导体制里得到了庇护,遭受其害的往往是男人。男人较多的不驯服性、女人较多的柔顺性(也有不少靠色取媚领导的),使他们的命运向不同方向偏斜,造成了严重的“阴盛阳衰”的现象。不敢问津于社会而把矛头对准男权,颇有点像进入无物之阵,其文化颠覆的勇敢性要打上许多折扣。比起所源出的西方女权主义还颇有点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嫌疑,最后只剩下一个维度,就像一些女小说家把男人所写的那样,反男权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谋取性自由。然而如此一来,中国的女性主义就只能将女性贬入到生物性的生存状态(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偏瘫也是九十年代至今整个文化偏瘫的一种反映)。西方的女权主义也有过视男性为仇敌的偏激阶段。但多数人醒悟较早,认识到两性间的爱是无可逃避的,因而发展到新的阶段,即与男性沟通、友好交往的阶段。据《中华读书报》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世界图书》专栏报导,英国的女权主义老祖母莱辛等人深刻反思过去运动的偏激,坚决“反对所有打击男人的行为。”另外三个著名人物贝克维尔、韦尔登、托马斯也表示站在她的立场上,为“今日男人辩护。”中国的女性作家、批评家中王安忆、陈虹始终保持冷静、客观的认识。但愿她们的态度不再被同性所拒绝,但愿女性主义者能够思考建立“双性文化”而不是单性文化。 还有一个问题是,女性主义批评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和自我反思的精神。所谓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是指她们简单地站在女人的立场上,在反男性中心论时暗自举起了女性中心论的旗帜。从这一立场出发,从女人是仙女的先验观念出发,她们无视造成女性问题的个人因素及性别因素,把一切祸源都推到客观、推到男性文化上。这就让人感到有一种极端自恋主义文化及女性唯意志论的东西作怪。由此她们对许多问题的解释都带有片面化、带有推理和演绎的特点,缺乏说服人的力量。波伏娃的研究特别令人首肯。她一方面猛烈地轰击男权文化,另一方面又深刻地反省女性自身的弱点,比如女性好“趋时”,还颇“传统”、“保守”等等。女性身上的弱点有时是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包括男人的歧视造成的,但也有女性生理和心理上的因素。不研究女性自身的问题,不寻求克服的办法,不仅会在两性间产生是非,就是在同性间也会产生是非。那种家长里短、传闲话、眼皮浅、好忌妒、小心眼就常常招惹事端。认真分析起来,林白、陈染、海男等笔下的女主人公都有一种自我扩大症、妄想狂心理,还有一种多疑的毛病和被迫害狂症状。对她们的描写有时还能显示出独特的审美蕴味,但艺术上的偏颇和高频率的重复、模式化往往使人看上两、三部就会产生厌倦。对它们毫无挑剔地推崇不但令读者倒胃,还会对批评的有意操作产生不信任的感觉。女性的解放必须获得男性的同情、认可,就如男性的权力必须有女人的理解和支持。以意为之,甚至把病态的心理当真理不会获得通行的绿卡。这个世界就是如此,谁也不是离不开谁,谁又都不能漠视别人的意志。健康的心理是在两性之间建立起能够沟通的友好关系。中国的女性主义已经出现了不少时髦的倾向。它应该适当观照一下生活实际,再考虑今后的振飞。 最后一个问题也颇令人费解,就是中国的女权主义者缺乏自信力。她们在一些女性主义文学的研讨会上总是爱找男性批评家作中心发言或指导性发言,时至今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下属的女性文学研究部仍由男性批评家给他们当“领导”。不知作这种选择时她们是怎么想的。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尚书文学批评思想探讨 论文摘要:《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这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本文主要探讨了尚书》中“诗言志”的思想;“言以道接”的思想;“辞尚体要”的思想和“察辞于差”的思想。 论文关键词:尚书;文学批评;诗言志;辞尚体要;探讨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文献总集,它记载了唐尧、虞舜、夏、商、周的各类文章,其中主要的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公文的告示,此外还有大量的帝王对臣下的训导、告诫等。《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但这也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由于《尚书》本身的状况及其文学批评思想的零散性、宽泛性和芜杂性,使得学界对其探讨与研究不多,有许多文学批评史著作甚至避而不谈。事实上,《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因此,有必要完整而充分地探讨和研究《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笔者此文仅就研习所得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诗言志”的思考 “诗言志”作为我国古代诗歌批评的纲领,最早见于《尚书·虞书·舜典》,其中记载了舜对他的臣子夔所说的关于音乐(实为诗乐舞)的一段话: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舜典》多出于传闻,被认为“大约是战国时写成的,所记舜的话自然是不可靠的”;但《舜典》系周史官所记,“诗言志”至少反映了周人的文学观。顾易生、蒋凡著《中国文学通史·先秦两汉卷》指出,“诗言志”应有较早的渊源,并引《左传嚷公二十七年》中的“诗以言志”以证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了“郑伯享赵孟于垂陇”,诸子赋诗言志的事件,其云: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日:“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日:“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日:“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日:“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日:“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日:“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日:“‘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 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日:“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这是赋诗言志的真实写照,并展示其言志之后的结果。而其中赵文子所说的“诗以言志”历来被看作是“诗言志”思想的最早记载。不过,从赵文子所说的话来看,“诗言志”的说法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赵文子不应该是最早提出“诗言志”思想的人。那么,在我们目前无法证明《舜典》的记载者所记非实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舜是最早提出“诗言志”的人,《尚书》是最早记载“诗言志”思想的典籍。 关于“诗言志”的内涵,许慎《说文解字》云,“诗,志也,志发于言。从‘言’,‘寺’声”,将“诗”解释为“志”,诗与志一体。杨树达在《释诗》中说: “‘志’字从‘心’,声。”闻一多的《歌与诗》在谈到“诗言志”的时候指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里的“怀抱”不仅指志意,而且与情感相关了。孔颖达《礼记正义》云:“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朱自清《诗言志辨》在引用了上述三段材料之后指出,“情和意都指怀抱而言”,又指出,在先秦文献中,“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其实,对“诗言志”的理解不仅要从其自身词义解析与引申入手,还应该考虑到其后舜所提出的“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歌永言”即“歌永其义以长其言”,(《尚书孔传》)也就是“歌通过延长诗的语言,徐徐泳唱,以突出诗的意义”;“声依永,律和声”即“依声律以和乐”,(《尚书孔传》)也就是“声音的高低又和长言相配合”,“律吕用来调和歌声”。由此可见,这三者作者都是从形式表达的角度思考的,无论是歌延长诗的语言,声音与延长的语言相配合,还是运用律吕来调和歌声,其着眼点都在形式,那么,“诗言志”也就不仅具有“诗以言志”、“赋诗言志”的内涵,而且还表明了诗作为志的表达形式,其文本形态是语言,诗要运用语言来形成,并通过语言来表达志向。语言是诗与志的中介,又是诗的存在形式。闻一多对“志”的三个解释中虽然偏重于“怀抱”,但“记录”其实也是“诗言志”一个意义取向,诗用语言来记载亦应包含在“诗言志”的内涵之中。 因此,“诗言志”中已经隐含了对文学本质的揭示。这说明,先秦时期尽管诗还不是独立的文学形态,但是对诗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点认识还是十分清楚的,进而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现代文学理论的基本命题也有所认识。 二、关于语言表达的要求 《尚书》中十分重视语言表达,把语言表达同“道”联系起来,要求语言表达要以“道”为准,并体现“道”的要义。《尚书》中对语言表达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言以道接 “言以道接”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所提出的一个具体要求。《尚书·周书·旅獒》云: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贵异贱用物,民乃足“志以道宁,言以道接”所揭示的是“志”、“言”、“道”之间的关系,孔氏传云:“在心为志,发气为言,皆以道为本。故君子勤道。”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志”与“言”是内与外的关系,存在于心中的是“志”,而表达出来的就是“言”,而制约这二者形成的则是“道”。“道”在《尚书》中往往被看作是客观事物的内在条理,看作是正义的社会规范,如《尚书·虞书·大禹谟》中说:“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睇百姓从己之欲。”再如《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说:“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所以,“志”与“言”都必须用“道”来规范,这样看来,“道”就成了“志”与“言”的客观标准,无论是“志”的形成,还是“言”的组合,都要根据“道”的要求进行。那么,从“言以道接”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言语表达的规则,言语表达要以“道”要求为基准,否则,就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对于语言的评价,也要根据“道”的准则进行。《尚书·商书·太甲下》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 “逆于汝心”即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孔氏传云:“人以言睇违汝心,必以道义求其意,勿拒逆之。”“逊于汝志”即顺从你的思想意志,孔氏传云:“逊,顺也。言顺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对于人们的言论要以“道”的尺度进行评判,并要从相反的角度加以思考,如果有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的言论,你要从其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加以拒绝;如果有与你的思想意志相一致的言论,则要从其不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地肯定。总之,要以“道”的标准来评判人们的言论,而不是以个人的好恶来进行评判,这是因为个人的好恶是一种偏见,如果以此来评判人们的言论,则很难分辨言论的真伪。 这依然是“言以道接”思想的一种表现。 (二)。辞尚体要” “辞尚体要”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提出的另一个要求。《尚书·周书·毕命》云: 王日:“呜呼!父师,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弗率训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画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 “辞尚体要”是要求言语表达要体现“道”之要义,若有异于“道”之要义,则君子所不好也。孔氏传云:“政以仁义为常,辞以理实为要,故贵尚之。若异于先王,君子所不好。”“理实”即客观事物的实际道理,也就是“道”,先王所施行的亦是“道”。这实际上反映了儒家的文学观。《论语·卫灵公》云: 子日:“道不同,不相为谋。” 子曰:“辞达而已矣。” 辞之所要达到的即是“道”,即“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孔子之所谓“道”即仁,诚如有子所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而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这与“辞尚体要”的思想是一致的。 如果从客观的角度看,“辞尚体要”也反映了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作为文章形式要素的“辞”应该完整准确地表现文章的内容“要”,这里,“要”是重要的,是作者所要突出的核心,亦是全篇内容的核心,“辞”是为“体要”服务的,它的基本功能就是“体要”。这一思想对后世文论影响很大,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就坚持了这一思想。《文心雕龙》中有三处提到“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如《文心雕龙·征圣》篇云: 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 刘勰在这里具体阐述了“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指出“体要”是“成辞”的关键,只要依据“体要”而“成辞”,则“辞成无好异之尤”。圣人文章对文学创作的指导意义也就由此而生。 (三)“察辞于差 “察辞于差”是《尚书》中对语言表达提出的又一要求。《尚书·周书·吕刑》中说: 上下比罪,无僭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开J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罚惩非死,人极于病。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成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 狱成而孚,输而孚。其刑上备,有并两刑“察辞于差”的观点是在阐述刑罚判断的思想中提出来的,其意思是于差错中考察其辞的真伪,从而判断实情所在。孔氏传云:“察囚辞,其难在于差错,非从其伪辞,惟从其本情。”“察辞于差”的思想虽然来自“察囚辞”,亦可推向对一般文章及文学作品的语言考察,通过对其语言表达的考察来判定其情感表达及内容表述的真伪。语言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工具,是文学作品创造形象、表达情感、表述内容的主要手段,语言运用得如何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成败。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如果创作了内容不真实、情感不健康的作品,往往可以通过对其语言的分析而找出差错所在。另一方面,语言同思想是一致,思想如何,往往会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这即是孟子所说的“诚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的“知言”思想。由此可知,“察辞于差”思想的关键在于通过语言考察而深入地了解和把握作者深刻的思想情感和作品的深刻内涵。 《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尽管其中有些内容并不十分可靠,但总体上还是通过反映我国上古时期的思想文化发展状况的。通过对《尚书》中文学批评思想的探讨,我们或可进一步探索我国文学批评思想萌芽时期文学批评思想的体情况。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虽然是零散的、宽泛的和芜杂的,但其基本思想已经萌生,并对后世文学批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作进一步的探讨,以丰富我国先秦时期文学批评思想体系。 文学批评论文:试论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看《摸彩》 论文摘要:几十年来,雪莉·杰克逊的代表作短篇小说《摸彩》因其独特的魅力,在文学论坛上获得了经久不衰的关注。本文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分析了作品中体现的女性的从属地位和女性的反抗意识。 论文关键词:《摸彩》;雪莉·杰克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雪莉·杰克逊是一位著名的、多产的美国女性作家,一生写有六部长篇小说,两部回忆录,一部短篇小说集,其中短篇小说《摸彩》是她的成名作与代表作。1948年6月26日,《摸彩》在《纽约人》杂志上问世,立即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也引起了文学界的轰动。半个多世纪以来,它不仅选人美国中学教材,吸引无数文学爱好者的关注,而且受到世界各地评论家的青睐,一度成为评论的焦点。 人们从不同角度对《摸彩》进行分析评价,如Grifin等对文中应用的象征主义手法、讽刺反语、寓言、叙事风格等写作特点的分析,Alfred等对文章揭示的“暴力与残忍”、“牺牲与欺骗”、社会制度的不公、人性的麻木冷酷等主题的探讨,Thomas等¨对作者写作意图的猜测、对故事情节及人物刻画的深入了解等。本文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挖掘《摸彩》中体现的性别差异等,进行评价赏析。 一、故事简介 在一个晴朗明媚的盛夏的早晨,在一个无名的小村庄里,男女老少的村民聚集到一个广场,参加一年一度的“摸彩”活动。摸彩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已经连续进行了77年,甚至更久,因此人们对整个活动仪式的细节都很熟悉。今年举行的摸彩也毫无例外,一切都同往年一样,是那么的平静安详。村里的孩子、妇女、主持人Summers先生、邮局局长Grave先生、Hutchinson太太等人物一一被介绍,正当读者满心欢喜,猜测着谁会中彩,会得到什么奖品的时候,中奖的Hutchinson太太却大呼“it’sunfair”,令人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读到最后,读者才发现,中彩其实是个灾难:Hutchinson太太因为抽中,而被她的村民们用石头活活砸死!而造成这样的荒唐行为是因为一个可笑的信仰:“六月彩票抽,粮食快丰收(LotteryinJune,col beheavysoon.)”。 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在女性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对文学著作进行评论的一种方式。女性主义思想和理论以“社会性别(gender)”为基点,指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和动机,并希望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男女平等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启蒙运动,并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蓬勃发展。女性主义文学是始终伴随女性运动而存在的,是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个部分,是指专门从事文学方面的研究和创作的女性主义作家和作品。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一些著名理论家预言它还将是21世纪中主要的批评流派。解构主义理论家乔纳森·卡勒所言,“女性主义批评比其他任何批评理论对文学标准的影响都大,它也许是现代批评理论中最富有革新精神的力量之一”。 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大致经过三个阶段:强调男女平等阶段、强调男女差别阶段和主张运用男性理论来解构男性理论,提倡多元共存的阶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新女性主义话语的一部分,它的问世动摇了西方几千年来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和思想观念,并作为批评方法之一成为“21世纪的显学”。 三、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看《摸彩》 很多文学批评家谈到了故事中体现了男女性别的关系。例如,FritzOehlsehlaeger在EssaysinLiterature中说明,彩票的故事描述了“父权社会对女性性征的控制”。 1.女性的从属地位 在父权制的等级体系中,男人是主体,女人则是他者,女人总是作为男人的对立面而被动地存在。 首先,从整个摸彩仪式的规则来看,男人代表整个家庭来抽签,而女人只是被看作男人的财产或附属品。摸彩一共分为三轮:首先是家族的头领,其次是各个家庭的男主人,第三轮才是抽中的那个家庭的每个成员。 在首轮抽签中,有两个特殊情况:Dunbar太太是唯一参加抽签的女性,因为她的丈夫摔断了腿,而她的儿子还不到十六岁,尽管大家都对这一情况了如指掌,Summers先生还是一再询问确认,妻子为丈夫抽签成了不得已的选择;而Watson小子的母亲的命运则由她儿子的运气来决定,因为Watson小子今年可以为“母亲和自己”抽签了。在第二轮抽签中,Hutchinson太太的女儿没有参加,因为“女儿是随丈夫家一起抽签的”,换言之,女人只是男性的附属品,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所以Stnumers先生对Hutcihnson太太说“Youknowthataswellasanyoneelse”o可以毫不夸张地说,Hutchinson太太被抽中的厄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她的丈夫的坏运气带来的。 其次,从称谓上看,女人们都被冠以“某某太太”的称谓,如Mrs.Delaeroix、Mrs.Hutchinson、Mrs.Dunbar等。当TessieHutcihnson赶到广场时,其他的男人们冲着比尔说:“你的妻子来了,哈钦森。”没有谁想到先称呼“特西”,只因为大家认为她是“属于”比尔的,是以比尔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尽管这些妇女们“穿着褪了色的家居服”,Hutchinson太太“在围裙上擦擦手”,这些细节都说明女人们也在劳动,但男人才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他们维系着村庄和家庭的经济命脉。 在这个村子里,政治经济大权掌握在三位男性的手中,而各个家庭的权力也由男人们牢牢地控制着。一贯主持摸彩仪式的Summers先生,“ihswifewasascold”,他妻子是个泼妇,这样一个看似无关主题的细节,却暗示着:即使是个性强悍的女性,在摸彩等重要仪式上,也是毫无任何权利可言的。 2.女性的反抗意识 男人正是通过不断排挤、压抑女性这个他者来稳固自己的中心地位。在男权社会中妇女总是处于社会的边缘,女性被男人视为劣等的性别,而她们自己也甘愿顺从于这种性别支配。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女性只有学会等待、服从、接受。 在文章开头介绍的小孩子玩耍的和谐景象中,当男孩子在搬运和堆积石头的时候,“Thegidsstoodaside”,女孩们只是在一旁静静地观看,她们已经知道自己长大后也要像其母亲一样,所以从小就学会自我克制和屈从于男性的权威;女人们“继她们的丈夫之后不久也来了”,然后“加入到她们丈夫的行列里”,并且“standingbytheirhusbands(紧紧地跟在她们的丈夫后面)”。软弱、无用和温顺的所谓“女性气质”,成了女性的一种美德。 在小说中,主人公TessieHutchinson是唯一表现出了女性反抗意识的角色,尽管这是无意识的,并没有从本质上对“彩票”提出异议。首先她姗姗来迟,“Clena forgotwhatdayit wsa(把日子整个儿给忘了)”,她解释迟到的理由是“不能把那么些盘子扔在水池里不管”,一个勤劳务实的家庭主妇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但这种触犯社会习俗的行为显然被认为是对“彩票”及“彩票”所代表事物的一种不满;当丈夫抽到纸片时,她立马对抽签的方式提出质疑,“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来挑他想要的纸片”,而她的丈夫却叫她“shut up”,因为这违背了他作为丈夫的尊严;在第三轮抽签后,丈夫Bill“走过去到他妻子那儿,从她手里夺过纸片”,并“举起它”,向众人再次表明他对这个不服管束的妻子的控制。 杰克逊让TessieHutcihnson当了“彩票”的替罪羊,Tess.ie试图反抗自己所处的地位,但却是社会统治阶级所不能容忍的。 雪莉·杰克逊是一位女性作者,同时也是一名女权主义者,在她的代表作短篇小说《彩票》中,男性的权威与女性的反抗之间的冲突明显地贯穿于整个故事。给读者带来强烈的震撼。 文学批评论文: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检讨 【内容提要】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究竟从何时开始?20世纪90年代之前是“五四”说,后来“晚清”说逐渐占据主流。“五四”说之所以被“晚清”说代替,是因为其具有不可超越的局限:它不能解释“五四”之前中国文学批评中萌生的“科学化”和“人本化”因素。“五四”说存在的根据主要是“五四”时期白话文的盛行和政治家对历史的划分,但它们并不适用于中国的文学批评。笔者认为,检讨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五四”说,有着学术史、学科建设和方法论等方面的意义。 【关键词】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检讨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究竟从何时开始?20世纪90年代之前一直是“五四”说,即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开始于“五四”时期,这以我们众多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为代表。20世纪90年代之后,“五四”说遭到质疑,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晚清”说逐渐占据主流,即人们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于晚清时期。但是,当历史逐渐远去的时候,我们再来冷静清理其中的曲折是非,或许可为文学批评未来的发展提供一点可资借鉴的经验,况且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仍然在学界有一定的残余影响。 一、“五四”说的局限 所谓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就是中国文学批评中现代性因素的萌生,导致了中国文学批评“型”的转变。而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性”因素,又主要是指文学批评的“科学化”和“人本化”①。但是,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五四”说,不能解释五四之前中国文学批评中萌生的“科学化”和“人本化”因素。因为五四时期的学人虽然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而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与“民主”的呼声早在五四之前便已响起于中国大地。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这两篇重要理论文献,被许多人认为是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言文合一”,主张以白话取代文言,作为现代文学语言。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则提出了“三大主义”,不但批判了旧文学中雕琢阿谀、词多意寡、铺张空泛、师古蔑今等文风,而且批判正统的封建文学观念,如“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等。此外,胡适还发表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了《〈晨钟〉之使命》等提倡和讨论文学革命的文章。 诚然,这些文章以“科学”的精神,为当时文学及批评的困境寻找出路,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献计献策。但是,此种文学批评转型的思路并不始于五四,也不始于这几位大家,早在他们之前,就已有人作出了类似甚至于等同的思考。首先,五四文学革命的思想底蕴,是彻底地反帝反封建。而在反封建方面,最主要的是“打倒孔家店”。然而,章太炎1906年发表的《诸子学略说》,就彻底剥去了几千年来披在孔子身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外衣。我们试读《新青年》中发表的吴虞、陈独秀等人的反孔文章,其中不少论点“就是本于章太炎的,不过是根据当时新的形势,作了进一步的阐发罢了”②。当然,章太炎后来又转向了,1917年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之际,他却在上海发起建立了“亚洲古学会”,强调要“甄明学术,发扬国光”,保持“国粹”之源远流长。到了1922年,他更是致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柳诒征,对自己当年订孔、反孔表示忏悔,这些又另当别论。其次,五四文学革命的具体主张,主要是“改良”和“革命”。但是,无论是的《〈晨钟〉之使命》所谓“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还是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所谓“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等论断,无一不是梁启超小说界革命宣言的翻版③。陈平原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也说:“梁启超之提倡‘文界革命’、‘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直接接上了五四新文学,其历史功绩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④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人的文学》。他认为:“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周作人的这一主张里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提倡新文学应以人道主义思想为核心。第二,反对束缚人性的封建文学。文章列举了十种“非人的文学”之后,指出这些“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坏东西,统应该排斥”⑤。后来,周作人又发表了《平民文学》,认为与贵族文学不同,“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通的思想和事实。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⑥。周作人提倡的“人的文学”或“平民文学”,是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为人生的文学”,强调文学是人性的,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这些主张为文学革命时反对封建专制和伦理、提倡个性解放建立了理论基础。此外,胡适的《易卜生主义》提出要以西方的“少年血性汤”即充分发展的个性主义,来挽救濒临于死亡的中国文学的命运。 但是,无论是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还是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它们并不是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中“人本”精神的源头。早在20世纪初,王国维通过学习西方近代文学观念,对文学中的“人”进行了美学思考。他说:“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⑦夏中义在《世纪初的苦魂》一书中,把王国维的美学(含文学批评)称为是人本—艺术美学的准体系。而所谓人本—艺术美学,是指王国维美学是在人本忧思即对人的价值关怀的水平上去展开对传统艺术的研究的⑧。 二、“五四”说存在的根据 既然“五四”说具有如此局限,那为什么它还在学界有着较大的影响呢?笔者认为,这里面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提倡白话文”的口号在五四时期喊得非常响亮,而许多人又以为是白话文使中国文学批评发生了“型”的转变。二是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的结论,因为他认为中国的革命是在五四时期出现了质的变化。 “提倡白话文”确实是五四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口号,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当时的教育部在1920年就以法令形式规定先自小学一二年级起,逐步改用白话文的国文课本。此后,无论是应用文还是文学创作,白话文都取代了文言文。但是,现代意义的白话文,也不是自五四才开始提倡。晚清维新派在倡导“诗界革命”的时候,就开始提倡用白话文写作。黄遵宪的“我手写吾口”,适用范围不仅在诗,《日本国志·文学》中即表示了可能产生一种“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文体”的期望。谭嗣同的《管音表自叙》是论文字改革的文章,它详细论述了“语言”与“文字”统一的重要意义,表示了对“文言文”的不满。但正式高举“崇白话,废文言”旗号的是裘廷梁,他于1897年在《苏报》上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文中,他首先尖锐地提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政治目的是救国;继而论述了语音、语言、文字的关系,即所谓“因音生话,因话生字”,“文字之始,白话而已”⑨。裘廷梁最突出的贡献是他的白话胜于文言之说。而且由于众多社会精英人士的提倡,那时就已出现了大量的白话报纸。 上述事实说明,现代白话文早在晚清就已有众多学者提出,并不是自五四时期才开始的。而且即使使用白话是在五四时期首次提出,也不能说“五四”是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期,因为使用白话与否并不能作为文学或文学批评是否具有“现代性”的标尺。白话文作为一种表达思想的工具(虽然现在很多学者高喊语言本体论),它与文学批评的现代性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正如郜元宝所说,“运用白话文写作与否,真可以做检验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是否“现代”的标准吗?鲁迅1912年创作的文言小说《怀旧》不是被誉为现代小说卓越的先驱吗?‘五四’以后许多作家不是照样可以用成熟的白话文炮制毫无现代意识的小说吗?”⑩当然,他所针对的是文学创作,但文学批评也是如此。 “五四”说存在的另一根据,可能是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行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划分。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而民主主义革命又分为两个阶段,五四以前是旧民主主义,五四之后则是新民主主义。他说:“在一九一九年以前(发生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的知识分子)……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而土地革命的实行,则是中国共产党单独进行的。”11 显然,的这一分期是为了把当时的革命活动(马克思主义运动)与历史有个区隔而选择的断限。但是,也有历史研究者认为,“1919年的中国社会,除了一个新的社会运动开始发生以外,中国社会本身没有重大的变化。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前有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社会变化,后有1927年北洋军阀统治的结束,在短短的时间区隔内,发生了两次较之1919年更明显的社会变迁,选择1919年就有其不合理性。”12我们不论把中国历史从“五四”前后划开是否科学,单就这种划分而言,它是政治意义上的,并不一定符合史学、文学等的基本规律。文学及文学批评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它虽受政治的影响,但仍会沿着自身的轨迹运行,任何把文学研究等同于政治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三、检讨“五四”说的意义 这样看来,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不是起源于五四,文学批评现代转型最初发生于五四的诸种理由都难以立住脚跟。那么,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清理和检讨,可以给我们带来哪些实际和具体层面上的意义呢? 其一,从学术史来看,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检讨,有利于正确评价五四,有利于正确梳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传承。从社会文化思潮的发展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晚清以来各种社会思潮运动催生的结果。五四反传统运动的特点在于它的普遍性和规模效应,论对传统文化和历史的批判与否定的彻底性激烈程度,它未必超过此前的反传统主义者。因此,“‘五四’的价值并不在于它提出了多少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和理论,而在于它集激情与理性、破坏与建设于一身,以前所未有的彻底性,批判历史、开拓新路。但长期以来,现代文学史教材呈现给学生的是一个虚假的‘五四’,不是政治神话,就是文化神话”13。同样,因为人们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于“五四”,而“五四”又以激烈地反传统为主,所以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是一种“裂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之间出现了“断裂”,到了20世纪末,有学者把这种情况称为“失语”。其实,无论是“断裂”说还是“失语”说,都是以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于“五四”时期为前提,假若我们放眼“五四”之前的晚清,就会发现,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不是“断裂”,而是“潜移”,是一种“合力”(即复古、改良、西化等)共同作用下的潜移默化的演变。 其二,从学科建设来看,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检讨,有利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甚至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设。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一门日益发展和逐步完善的学科。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著述大多以古代为主,近代部分一般只作为古代的依附和尾声而存在。例如侯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黄保真等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北京出版社,1987年)、王运熙和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等都是如此。后来又陆续出现了一些论述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著作,如王永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玛利安·高利克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等。但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如前所述,它没有“断裂”,倘若从“五四”强行分开,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将会给人一种突兀之感。当然,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逐渐出现了一些总结整个20世纪批评的著作,如陈传才主编的《文艺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杜书瀛、钱竞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艺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黄曼君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等,这些著作抹去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人为的“五四”裂痕,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设。另外,批评史的分期意识及其状态如何,直接影响着这一学科的成就及本身在众多人文学科中的地位。 其三,从方法论来看,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检讨,有利于厘清文学批评与政治的界限,保持文学批评研究的独立性。美国艺术史学者库布勒(georgekubler)在其《时间的形状》一书中认为,艺术史学者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描绘时间,艺术史学者注定要探索和勾勒时间,这也就是艺术史学的分期问题。但是,艺术史学的分期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艺术史学者与历史学者相仿,受到特定的历史哲学的影响。他们对历史的一般分期、历史分期的性质以及历史变迁的理解直接或间接地制约与影响着他们对艺术史现象(特别是艺术作品)的归类与阐释。另一方面,艺术史在关注政治和社会的历史的同时,还须留意文化史、美学史以及艺术运动本身的历程。为了使这些方方面面各得其所,艺术史学者就要利用更多的分期途径和分期概念,否则,艺术史本身的特殊阶段性就无以充分地揭示出来”14。但是,艺术史的研究过程中,艺术做政治附庸的情况比比皆是。以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研究而论,那种以王朝更替作为普遍的、不加探究的分期标准,事实上不过是政治史概念的简单搬用而已,美国学者阿恩海姆就曾慨叹:“在寻求不偏不倚的鉴识时,艺术史学者常常以艺术繁荣于其中的政治或文化的时期来界定风格。宋代的艺术即被描述为一种风格。但是,并没有任何前提可以认为,一个长达三百年的时期中的一切艺术作品都应符合一种特定的风格。在探讨是否有这样一种风格时,我们不能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推论宋代风格即是由宋朝诸皇统治下完成的某种艺术。”15阿恩海姆所针贬的是艺术史学中以政治史涵盖艺术史的错误做法,这种做法的危害性不但体现在艺术史学上,文学批评史也是如此。许多学者之所以把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定在“五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五四”的论述和定性。因此,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对“五四”说的检讨,其对中国文学批评、对整个中国文学甚至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已经或即将成为历史,但对“五四”说的历史退场,我们是否已经充分吸取了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是否避免了历史的错误的继续流传和泛滥?现在众多学者都在讨论中国文学批评应如何发展,大家是各抒己见而莫衷一是。其实,最好的方法是我们回到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语境,重新审视和检讨各种原初现象,深挖其中的规律,从而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提供资源。 文学批评论文:后社会主义的历史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观的变迁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历史与观念的互动关系,一方面进一步厘清八十年代“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些论题的特定历史内涵;一方面欲通过指明这些在八十年代特定情境中形成的特质论述,若何制约、影响着九十年代以来文学观念、思潮的嬗替与开展,以对当下文学困境问题提出和强调时势、强调理论观念自身的不成熟这些通常议论角度不同的讨论来,就是:时势只是决定文学思潮走向的重要原因,观念反思是否既承担又提升了时代赋予它的课题,才是决定一思潮是否具备历史深刻性和美学有效性的关键所在。而观念的是否成功首先在于它能否既内在于此历史要求,又超越历史事变自然给出的简单力学反应关系。相对于此,对理论与观念的学院式静态衡量,无疑只具有次要的意义。 一 如何看待文化研究的迅速崛起,及其对文学批评2、文学理论领域迅速形成的压力和侵吞, 是现下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思考何以会有如此现象发生,首先被注意到的自然是文化研究在当代英语学术界的显学地位和在其它国家的迅速发展与蓬勃朝气,其次自然是中国1992年以来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市场意识形态等的兴起为文化研究提供了英雄用武之地。确实,这两方面是文化研究在中国迅速崛起的最重要的外缘和内因。但这两方面能解释文化研究在中国的迅速崛起、引人注目和吸引一部分外专业人士转向这一方向,却不足以解释——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界何以有那么多学人,以如此令人吃惊的热情迅速起而呼应文化研究、转向文化研究这一现象。我以为要解释此一现象,必须考察中国七十年代后期以来文学批评、文学理论颇为特殊的历史。因为虽然表面看从那一时期开始到现在,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已经经历了无数的事件、论争,甚至在当事人看来是惊心动魄的革命,而且从面貌上看确实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但如果我们换一个层面,即从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持续展开的方向和为自己若何如此展开辩护的历史理由看,我们却将发现,近二十年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特别是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潮,在方向和底层逻辑上其实是相当连续的。种种在当事人那里具英雄感和创造力的革命行为,和表现含蓄些的有意识的事件制造和密谋,多是在极力促成和前三十年政治意识形态与美学意识形态的断裂,接着便是使二者间的鸿沟愈加深宽。因为,在与原来意识形态断裂这一目的实现之后的绝大多数的事件、密谋、甚至当事人以为的革命,在深层次上,实质并无扭转初始断裂定型后所型构出的历史惯性和理论惯性的能力质素,而只是促使已有的理论与批评在既有的历史与理论惯性方向上越走越远而已。 马尔库塞认真研究过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苏联二、三十年代以来形成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的问题所在有着深切的认识和扼要的叙述。他在其晚年重要著作《审美之维》开头便点出:“本文的目的在于:对流行于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正统观念提出疑问,以便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讨做出贡献。所谓的‘正统’,在我看来,是指那种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体出发去解释一件艺术作品的性质和真实性;尤其是指那种把艺术作品看作是以某种确定的方式,表现着特定社会阶级的利益和世界观的看法。”3他并进一步把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观概括为如下六点: “1、在艺术与物质基础之间、在艺术与生产关系总体之间,有一定形的联系。因此,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的艺术本身也应当发生变革。当然,艺术同其他意识形态一样,也可落后或超前于社会变化。 2、在艺术作品与社会的阶级之间,也有一种定形的联系。只有上升阶级的艺术才是唯一真诚的、真实的、进步的艺术。它表达着这个阶级的意识。 3、所以,政治和审美,革命的内容和艺术的性质,趋于一致。 4、作家的责任,就是去揭示和表现上升阶级的利益和需求(而在资本主义,上升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5、没落的阶级或它的代表,只能创造出‘腐朽的’艺术。 6、现实主义(以多种不同的含义)被看作是最适应于表现社会关系的艺术形式,因而是‘正确的’艺术形式。” 1949年以后至1976年以前的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其主要发展趋向很大程度上正可描述为,引入和学习这种马尔库塞深切反思和批判的苏式马克思主义美学,并不断对之加以极端化的过程。这一极端化的顶峰就是不讲条件和媒介的“文学为政治服务”论点,和把已经很狭隘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进一步狭隘化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和“三突出”,并通过政治权力和资源的掌控甚至暴力的介入,使这一切成为当时唯一合法的公开声音。这一令中国当代文学不能忘怀的创伤记忆——其中包有着政治禁忌和美学禁忌——使得中国近二十年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变迁的主流,在开始时,必然会包聚着离弃前三十年政治与美学逻辑和禁忌的内在历史势能。在那一历史时刻,这样一种历史反应、历史心情无疑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它以参加者先前苦痛亲历为反应背景,为心理势能。 遗憾的只是当时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界的主流取向,没能因势把这一内在历史势能转换成一种既内含真实历史课题,又超越一般惯性反应的思考的动力,而却主要是在构造现在与过去历史的二元对立,然后全力在离弃前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的方向上运动。而这一以对立、离弃的方式摆脱前三十年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行动中所自觉不自觉奠定的前提、方向,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已经基本摆脱掉先前的政治、美学束缚后,仍在接下来束缚甚至规定着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前提与方向。 不少当代文学批评家试图通过时期划分和对此划分的界定,以为人们整理自己当下历史感受和文学经验提供出一个可用的理解、把握框架。比如,由于1989年一系列事件的巨大影响,一部分学者和批评家以八九年为标志,把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再划分为“前新时期”“后新时期”。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批评家开始强调以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的中国全面迅速推进市场化,市场意识形态迅速占据核心位置的九二年的这一转折的关键性,认为不是八九年,而是九二年的转折,直接决定性地改变着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结构,并开始重塑人们的精神和感受结构。无疑,就一些层面言,上述被强调的标志性事件,和以这些标志性事件为断限的划分时期的方式,为讨论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变化提供了重要认知线索和切入一部分问题的方便。虽然如此,不过如果我们象一部分当代批评和理论家那样,不是适度看待这些界限划分的有限认知意义,而是夸大这些时刻标志的历史绝对性,那将极易误导我们,使我们不能真正看清这些时刻之后的新观念、新意识,和这些时刻之前他们有意与之断裂的意识、观念的深层联系。因为一旦当我们穿透表层断裂,切入到深层连续层面去看,便可发现,中国近二十余年来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潮,虽然其面貌前后发生了令人不敢相认的变化,但其变化和所以变化的深层连续其实相当一贯。先是全力离弃过去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并在此一离弃过程中确立起基本的观念方向和观念前提来,其后便是在这些观念前提、观念方向上的嬗替与开展。也即是说,即使是八九、九二这样一些极大程度改变了中国面貌的事件,也未从深层使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脱出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所型定出的方向和前提。这样论断,意味着承认:由于时代课题的变化和历史、生存情境的变化,接下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开展与嬗替,在受制于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所型定出的观念方向和观念前提的同时,由于不能也同时承续到和先前观念、意识努力要面对的历史关系相近的历史关系——也即得以使八十年代观念与意识努力具有真实历史有效性的,有明确真实的政治、美学禁忌需要加以反对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关系,必然使得依赖于特定历史关系才获得历史有效性的理论和批评,在观念方向、观念前提惯性顺承、缺乏足够反思中介的接下来的开展中,陷入缺少足够真实历史有效性的困境。因为先前理论和批评反对努力成功的时刻,也是它自身借以获得历史有效性的历史关系很大程度被改变的时刻。而这,正是那些接下来看似热闹的众多开展与嬗替实际经受的历史命运。 由于不能对接下来的时代课题、生存感受、现实经验以有效回应和有力参与,结果便是接下来批评和理论开展与嬗替中,越来越多人充实感的削弱甚至丧失,和越来越浓的虚空感、茫然感的笼罩与侵袭。而当一部分文学学人试图和时代拉开距离、回归学院,试图在实证知识的踏实中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处时,由于倡导者们没有先行厘清、界定,若何知识生产才能生产出有助于揭明、理解、把握时代课题与人们真实生存境遇的知识,因此,这种一时间看似能给学人以踏实感的学院设计,并不能满足那些敏感且富责任感的心灵。这样,历史有效性问题便成了,困顿九十年代无论是执情于观念、还是偏情于知识的敏感文学学人内在感受的核心要素。不理解这些,我们便不可能理解何以九十年代文学界充斥着诉说茫然、不知所措、无可如何的声音;不理解这些,我们也便不可能真正理解,何以有那么多在八十年代表现优异的文学学人在九十年代不期而然地转向其它知识领域;当然,也便不可能理解,何以文化研究会在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界遭遇到如此这般令人吃惊的热情。 二 回观充满激情、活力、纷纭事像的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变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诸多离弃前三十年政治、美学意识形态的努力中,越来越脱颖而出的是如下两个开展方向:一是用“文学是人学”的旗帜反拨政治、社会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压制和干涉,并进而用一种人道主义共识奠定相当一部分文学、文化批评基调;一是在“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旗帜下,通过绕过、质疑乃至颠覆反映论,对先前狭隘且一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禁忌加以反拨,同时在理论上建构出以“语言”问题为绝对注意中心的文学本体论。这两个向度上的观念与理论开展,不仅和其它论述努力一起为八十年作和美学空间乃至日常话语空间、生活空间的打开做出了突出的历史性贡献,而且自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此两种开展方向越来越压倒其它文学理论、批评思潮,成为八十年代后几年文学思潮的主潮。 审视八十年代诸文学思潮走过的道路,一方面没有人会不对这些夹带着感人热情体温的历史时段心存感念。因为大家都明白,没有其时夹带着体温和勇气的诸多出击、论争、事件以及诸多新观念、新系统的提出,后来所享有的巨大空间并不会自动到来,至少不会象我们实际历史经历的这么快的到来。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在感念的同时,记得指出,八十年代倡导过的诸观念、系统,距人们盼望的原创、系统、严密、妥当这样一些高标准,尚有相当距离。这种被许多八十年代过来人也认可的对八十年代的概略评定,以最为扼要的方式向我们传达了概述者自己对八十年代诸文学思潮的历史意义、历史位置的认识。就某种意义言,这一似乎并无太多争议的高度概括无疑是正确的。但就另外一些意义言,此概略也和不少其它概略的命运相同,就是看似准确的概略的下面,往往隐藏着值得追究的问题。比如,此概略中讲八十年代思潮中的诸观念、系统距我们认肯的原创、系统、严密、妥当标准有相当距离,如不加进一步说明,便很可能给人八十年代观念开展方向正确,只是程度上尚有不足的印象。而此印象一旦形成,又接着隐含:对八十年代文学实际走过的道路不需进行特别的剖析和打量,而只需在八十年代给出的“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建设和知识整合上的加广、加深、加密。这样,在我看来最为首要的问题——即必需首先对当下文学观念的后起源本身加以追问考察——便会被有意、无意放过去了,而就本文视点,一直没有进行此一工作,恰恰是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界所以不能摆脱困境的重要原因所在。 比如,一旦我们回往八十年代“文学是人学”这一大论述所处的实际历史与观念情境,我们便可发现,不论是文学主体性的讨论,还是文艺心理学的热潮,基本上都没越出相对单纯、乐观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式的对人的理解;甚至只是立足于乐观且常识、直观的人道主义乌托邦,以为一旦给人更大的自主空间,个人就会朝向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自己4。推敲八十年代主体性等讨论何以停留于这样一种今天已经很难思议的乐观的人性论想象上,必需考虑到后对的反拨,首先是对中反人性、反人道主义暴力的揭露和控诉,和对人们单纯、质朴的对生活与美的热爱的歌颂,这在当时造成了一种突出地对人性乐观、信任的历史氛围5;其次便和当时人们对世界与未来的理解、想象状况有关,就是当时绝大部分人都在把西方主流现代性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简单对立起来,以为西方主流现代性是直接顺应人性的结果,而中国前三十年实践的问题则是封建专制主义没有肃清,反人性的结果6。这样一种对西方现代性的理解,必然容易得出,只要摆脱中国原有的制度和观念,踏入西方主流的政治、经济等制度、法律模式,中国的一切问题便会迎刃而解的乐观逻辑来。 这样一种现在想起来已颇有距离的感觉、知识、思想氛围,却历史性的参与确定下了接下来多年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开展方向和前提。比如,出于对先前要求一切以大历史目标、政治目标为中心的恐惧和厌倦,和对人性的乐观信任,结果便出现了无限制倒向以自我表达为首要追求的写作观和批评观。而这样一种感觉和思想氛围,极大地塑造了对当时开始大规模涌入中国的西方现代主义的理解。就是对西方现代性开展了解的不足和有意无意的美化,加之乐观人性论,使得主要建基于对西方现代展开的反思、剖析、批判的西方现代主义哲学、美学、文学艺术、心理学等思潮,在当时被有意无意地抽离其所处的特定历史结构,与具体思潮、作家所处的不同境遇和特异感受,来被对待和理解。虽然其时大多数绍介文章都不缺少历史背景的介绍,但这些介绍却大多比较笼统,不能切当传达出它们在自己历史中所处的具体历史位置,面对的复杂历史问题语境,和他们转向新的美学信条时各不相同的逻辑与理由,从而把这些现代主义思潮中的一些要素戏剧化了和绝对化了。所以这种历史绍述并不能阻止当时人们,以一种不加转换的方式把这些自以为可分解使用的要素直接组合到我们自己的氛围里和问题语境里,以之作为偏离、破除中国原有意识形态和美学禁忌的方便武器。而一部分激进者,更是因为西方现代主义偏离中国先前美学禁忌最远,有意无意在愈偏离原来禁忌愈好的心理推动下,毫不迟疑地把西方现代主义当作了新的写作典范、新的理论与批评话语的应该来源。这样,本来应该成为考量、分析对象的西方现代主义,便在很多人那里直接转成了一种价值尺度,具有不容质疑优先性的价值尺度。这种绍介方式加上这种历史氛围,必然出现我们在八十年代中期前后常见的谈论西方现代主义的方式,就是并不真介意被我们划入现代主义总名下诸种思潮间的不同乃至冲突,而是强调它们偏离现实主义美学的共性,并在接下来转入那些强调主体挖掘的思潮,而把它种不是特别属意于主体挖掘的思潮在此一层面有意无意加以忽略,或只是概括为一些美学手法。这样,诸种相差甚大的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与美学思潮便被界定为不仅由于离我们自己的美学禁忌最远,可作为当时反现实主义美学的奥援,而且这种经过我们处理过的现代主义,还被建构为可直接成为我们当时写作摆脱现实主义手法,转向新的道路,特别是开掘自我之路,所不可缺的灵感来源和写作榜样。所以,在主体肯定方面最果决、最无牵绊、且以之作为面对世界立足点的萨特存在主义思潮风靡一时,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和时代的种种情况凑合在一起有机相关的。我们不妨回想一下1984年前后被广泛谈论的萨特的情况。当时人们对萨特的主要关注点在他的《存在与虚无》和《恶心》、《门关户闭》等早期哲学、文学著作,并总是脱离上下文地纠缠于“存在先于本质”、“他人就是地狱”这样一些其时作为萨特标签一样的谈论,而萨特中后期维度更多、更直接复杂思考主体、历史、文学间关系的《辩证理性批判》、《什么是文学?》等著作,则基本上都被其时的萨特热忽略了。可见,如果找不到一种能有效平衡乃至突破时代氛围的方式,一个时代的知识会多大程度上受制于这一氛围。而这种受制后出现的知识状况,反过来又会固化这个时代的自我逻辑和方式,使得其中缺少足够的随时自我省察、自我剖析、自我纠正的空间和能力。而八十年代中国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接受,正是时代氛围剪裁、驱导知识和理解的绝好例子。 这样一种现代主义知识与理解,无疑使得当时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家们不可能特别去体会一部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对处于特定历史结构、历史条件中的主体的挖掘,包含着从主体挖掘中寻找有效思考立足点、批判立足点,以抵制和批判通过其他途径很难被复杂展现的现代展开中压抑人、控制人的因素,本质上是一种在现代结构中的不得不的有效文学选择。不看到这些,就不可能深入理解西方现代主义所据以产生、所回应的西方现代的复杂,自然也就不可能真正深入理解和体会西方现代主义的内在张力及其对其处身历史与文明复杂的批判与建设功能。从而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的现代主义热,不仅没有起到促进当时美学、文学理解的复杂化的作用,反而很大程度上被简单纳入当时离弃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势能和思路——即把现代主义对主体的挖掘作为文学弃绝对历史、民族、文明等外在因素关切的美学榜样,并进一步通过把现代主义命名为“先锋文学”、“前卫文学”等,顺理成章地把现代主义解释为对现实主义美学的简单断裂,以把其树立为文学创造力应该效法、追蹑的榜样,同时暗示着文学如果出于创造力需要和深度展现自我的需要,就可以对外在世界进行冒犯,从而在论说中界定出了美学相对于道德的特权。7 这样,八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就出现了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具有单纯和乐观启蒙主义特色的人道主义和主体性思潮,与原本在西方包含了反思与批判乐观、简单启蒙主义思路(但反思和批判不等于全盘否定)8的现代主义的中国接受者之间,在写自我——抽离出对外在世界责任与思考的自我——方面反而有着相同的结论。就这样,通过这样一些历史和知识、思想情势,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确立出了在接下来中国主流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被自觉不自觉奉为首要律令的前提和出发点——表现自我、寻找自我,而不管其是否缺乏对世界和历史的理解和责任驱动,也不管他的感受和经验是否会过分单一,是否只是对时代环境、时代流俗的简单随波逐流,等等;更不管如果主体在面对政治、经济、物质生活的现代展开时如缺乏一种复杂的感知和审视能力,文学也就不可能对读者提供出,他们面对、组织与理解历史新情境中自我感受与自我经验时常常需要借助的知觉形式,以获得认知上的参照,与因此阅读契机产生出的有效自我反观、自我整理;当然更谈不上对阅读主体提供深层的安慰和感动,并以这种安慰与感动对主体的触发为媒介,为那些受制于现下逻辑与氛围而又对这逻辑和氛围状况深感不满和不安的读者,提供出可以帮助其重塑乃至重构其自我主体的启发性契机。 三 写自我虽然成了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的一个当然出发点,当时却并没建立出一套以之为根本基点融贯其它的系统的文学观。形式上建立起一套摆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训导又自成系统论说的文学观,当时靠的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方向的开展。这一开展的特质是把“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命题绝对化,以之作为文学性的来源。当时这一开展方向回响甚为热烈,因为在当时看来,这样一种开展思路,不仅可以彻底颠覆反映论,而且为文学远离政治、社会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构建文学的独立性和自律性提供了理论的支点。 这一所谓的语言论转向在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上的表现,是通过吸收组合9俄苏形式主义、美国新批评、现象学美学、结构主义叙述学等质素,构筑出以语言问题为关注中心的文学本体论;在学术上的表现,则是热衷传布划分文学研究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论点,并强调内部研究对文学理解的根本重要性10;在批评上的表现,则是偏爱具语言个性风格和文体探索意识的作家,同时把作家的创造力界定和解释为通过对语言和文体的摸索激起读者新异、特异感受的能力。尤其在为八十年代中叶以来备受青年批评家青睐的中国先锋派作家的辩护过程中,语言问题,尤其作家直接通过语言经营所产生出的陌生美学阅读效果,更成为当时置身于这一论说脉络批评家最积极激赏和辩护的首要兴奋所在。并且这一批评取向同时通过把相对稳定的写作手法、美学风格和日常道德规范一起指称为压抑创造力机制的参与者,进而在道义上把对语言和文体处心积虑的花样翻新界定为一种解放、争自由空间的行为,这样致力于语言和文体实验的文学潮流便除在文学性上获得一种优越外,还连带获得了价值、伦理正当性。 但是,这样一种论说逻辑,在为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现代主义、先锋派的生存与开展做出决定性的辩护与支持的同时,却也为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的进一步发展制造了重重歧路与陷阱。一重歧路和陷阱便是,由于把语言、文体创新界定为现代主义的首要美学追求,使得中国的现代主义、先锋派不可能安心于既有的写作手法和语言风格,这样,当然也就很难存在对先前手法与风格体会、挖潜、转化所需要的氛围和心情,而是汲汲于把自己放在一个不断进行技法与风格革命、甚至为革命而革命的序列中,以寻求建立自己的美学风格和提供新的美学震惊给读者为第一义。等而下之者,甚且以美学需要为理由,绞尽脑汁去冒犯社会通行道德、习俗和人们的认知常识,以获得读者的阅读惊异。于是,先前通过把主体自我与历史、文明、民族等外在目标对立起来后为主体赢得的自由,便由于这强劲单一的陌生化美学要求,致使看似摆脱了一切羁绊的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作家不是感觉更自由了,而是因陌生化美学要求所逼变得更焦虑了。这一焦虑使中国八十年代特有的、和外在一切对立的关心“自我”的写作,变得更加单一和贫乏——因为当一种美学和道德形式并未构成对生存主体、写作主体的误导和压抑时,作家、艺术家却非得给出一个明显标示断裂、至少是特异的美学行为和道德意识,必然导致他们的创造追求中充满着人为的、不必要的扭曲。换句话说,便是走向表达历史中自我感受和自然感受的反面。因为这样一种对创造力的单一界定和对创造力的绝对强调,使得很多作家、艺术家已不是在和他人相通的生活样态中去捕捉可能使自己产生风格的灵感,而是为了风格、为了创造力,全力把自己的生活改变成他们自己认为适于产生特异灵感的生活样态。 这样一种实质上强制作家、艺术家把他们的精神、生活尽可能和他们所处社会一般的精神、生活分离开来的逻辑,使得读者对文学艺术作品的阅读越来越难自然地进行。这也就是何以作家、艺术家也在热切要求着读者的训练,这是“细读”能力和训练所以被夸大到现在这样一种重要位置的另一个时代原因、逻辑原因。因为今天批评与研究上的所谓“细读”,首先意味着尽可能地要求读者进入作品细部,琢磨细部,而这意味着看轻与贬低读者的第一感受和整体感受;并且即使作品在量上和形式上有不少信息和尖锐性,但如果其丰富与特异和阅读主体源自其具体生活的经验与敏觉相距甚远,直接的交流仍然很难发生。这时强调细读,其中往往隐含着规训与教化的强加,也即把读者训练成配合作家、艺术家的美学逻辑的读者。而当进行到这一步,读者仍不能对作品产生兴味时,便会有一些逻辑和观念出场,来保证这些作品在美学和伦理上的意义。事情走到这一步,实质上等于把作品本身是否有意义的评判权交托给了现在有势力的哲学、批评潮流——也就是说,中国这样一种极端的文学自律追求,其后果之一却是在把自己变成哲学与理论的附庸,以致作家和艺术家在要求规训读者的同时,也受到哲学与理论的规训。这样,在真实存在的压抑被颠覆掉之后,便形成了一种主要靠对创作者和读者的双重规训来维持的中国式的现代主义和中国式先锋派的存在。不过,这种双重规训虽然能维持住中国现代主义和中国先锋派的人为延续,却维持不了使中国现代主义和中国先锋派在其兴起时,那样一种使批评界、敏锐读者得以感受真实冲击的历史条件、美学条件。 四 因此,当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在“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旗帜下战胜了他们共同指向的针对物后,便变成了一种很奇怪的相互束缚、甚至相互败坏的律令——文学写“孤绝的自我”使得中国现代主义失去了在更广阔天地里自我锻造的机会;而一心一意追求以语言、文体的陌生化阅读效果为衡量标准的创造力,使得即使这一孤立(实际上不可能完全孤立)的自我也不可能被认真、平静、完整地面对。但所有这一切并没有造成他们联盟的真正解体,因为它们中每一开展方向在辩护自己现有状态和逻辑的存在理由时,都往往会强调指出过去的敌人仍然存在,并有着复辟的可能。就这样,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主流逻辑,在帮助兴起时有着真实激情与冲力的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取得美学和道德的霸权时,也为它们的狭隘和末路准备好了套索。 可以想见,当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出来宣布,写脱离任何意义羁绊的自己原生生存状态,乃至顺手写自己兴之所至的幻觉,才是对各种可能压抑的最后摆脱;对先前各种文体、技法等的拟仿和拼贴,才是最为前卫、最为革命的文学表现时,一定让许多当时现役的现代主义者和先锋派或正准备踏入现代主义和先锋派之途的作者们松了一口气。因为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通过把所有的“所指”都指为可能的压抑来源,切断了现代主义背负的意义寻求指向;同时,通过把拟仿、拼贴乃至兴之所至的书写都作为割断与“所指”联结的“能指游戏”来歌颂,取消了八十年代中国先锋派禁欲主义式的对创造力的追求,从而也就取消了写作的“难度”要求。正是这两种难度的去除,使得在八十年代人数有限的中国现代主义运动、先锋派运动,其在九十年代的承续至少在人数规模上呈几何级数增长。 但虽经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论说的启迪与辩护,作为八十年代现代主义承续的九十年代“晚生代”等写作并未与八十年代奠定的前提间有一个根本的断裂。比如说,仍是甚至更绝对地强调写摆脱现实主义羁绊的孤立的自我,只不过由于也去除了意义追寻的羁绊,九十年代的写作缺少了八十年代那样一种探求与冥想的品质,而是导向以下逻辑:既然要写摆脱一切羁绊的自我状态,那么顺理成章地便是转向写与确定的社会关系无关的、由身体状态和欲望状态所决定的自己霎时感受的所谓私人生活。又比如,仅仅通过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表述对“能指”一词的过分依赖,就可明白,九十年代更多的文学批评在把语言对文学的作用更加绝对化。只不过九十年代由于实质上放弃了八十年代那样一种创造力观念,于是便把从已有的文学技巧、文学风格中比较随便的攫取作为自己在美学表现上的政治正确,这样,自我放纵便取代了先前中国先锋派写作技术上的苦心孤诣。再比如,“能指游戏”“削平深度”“本能呈现”等说法,一方面其漫不经心之态似乎是在暗示读者不必对这些作品过分认真,另一方面由于文本内蕴更加贫乏,写作技术上更无贡献,这些作品的意义位置反而更要评论者把它们和相对确定的的文学形式、现实生活和一些哲学、理论的潮流话语牵连起来,以证明自己在做着某种解放和争自由的事业。这样,九十年代的写作、批评逻辑不管表层上与八十年代中期后确立起来的主导写作、批评逻辑间有着多大的断裂表象,其深层方面却仍在延续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写作观、批评观。 九十年代这类写作与批评和八十年代既延续又断裂的关系,使九十年代文学界出现了很特别的一些现象。一是九十年代文学对八十年代文学逻辑的延续,使得建立起八十年代这一文学批评、文学理论逻辑的学者和批评家,即使感觉到九十年代文学写作和批评在精神上已经变质,但依凭八十年代文学逻辑却不足以对九十年代文学写作和批评进行反拨和校正;二是经过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论者启迪的九十年作,由于其内蕴的贫乏和语言与技巧上的轻率,加上其自我标称的巅覆行为和革命行为的历史虚假性,使得它们很难有力吸引理论家和批评家聚精关注。这就出现了九十年代文学界和八十年代文学界对比让人印象深刻的现象:就是在八十年代为当代文学热烈呼吁和辩护,乃至耽溺文本与语言的很多学者和批评家,在九十年纷纷弃当下写作而去;而那些仍停留于当下文学的批评家与理论家,由于当下文学本身的问题,也似乎再无八十年代那样一种理论与批评的激情,而越来越依靠理论程式和批评套式来维持批评。这就造成了当代文学界创作潮流和批评潮流的双重贫乏,而这贫乏,除各种外部原因外,文学批评界没能较快找到新的理论、批评逻辑,以纠正与八十年代既继承又断裂的九十年代流行写作观、批评观是一个重要原因。 九十年代推出的大多写作潮流和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批评观的最大后果就是,在九十年代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是转化而是取消掉了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先锋派写作与批评逻辑中尚存的所有可能的批判立足点——它取消任何积极意义的肯定与追寻,实际上等于取消了现代主义对抗市场逻辑、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可能性;而且其所鼓励的、不会真正冒犯外在掌控的,以身体欲望、本能感受为自我表现着力点的写作方式,又使得它很容易被市场欢迎与整合,并被轻松炒作为新的“市场”卖点。这也就是为什么九十年代承续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先锋写作的承续者们,那么轻易被市场收编的原因所在。由此,表面看来以西方现代主义为榜样的中国式现代主义、中国式先锋派便在一系列历史情势和美学观念逻辑的嬗替中迅速堕落为中国式市场意识形态的寄子。 但不等于说顺承了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势能和观念前提,而又接受了中国式后现代主义教诲的九十年作与批评的堕落,就反证了九十年代仍然坚守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先锋派律令写作的优越。因为从前面的整理可以看出,无条件地强调写孤立自我和以语言阅读感受为关注中心的陌生化美学律令,在它完成了对中国现代主义和先锋派文学的辩护后,也致命地狭隘化了中国现代主义可能的发展天地。所以当九十年代以市场逻辑来重塑一切的新意识形态降临时,坚持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写作教训的那部分九十年作虽然没有被市场完全收编,但它除了谴责别人无创造力和不能为文学本身献身外,却也因它自身致命的逻辑束缚,不仅不能去努力探究新时代逻辑和氛围对主体的粗暴重塑,以使读者有对时代经验不同于流行逻辑、流行教诲的理解,获得反思自己新经验的特别立足点;也不可能去致力发现新的途径,以便在它提供的知觉形式中既包含着内在于这一现下历史条件的可能开展,又突破此一现下世界推给我们的主体建构逻辑,从而为读者的自我精神开展、自我生存救治提供营养。 五 令人欣慰的是,参与塑造八十年代文学,包蕴着理想主义精神、人道主义关切和历史、民族责任感的历史势能,并没有因其开展出的主流文学理论与批评逻辑有问题、在九十时代找不到新的着力点而把能量耗尽。所以在九十年代中国式市场意识形态迅猛来临时,这一能量不是以它所开展出的逻辑,而是以退回到它本能反应本身这样一种方式进行了它的抵抗和批判。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界定“人文精神”讨论看起来多少有些令人突然。不过除掉话语表层的时代气息,我们就可以发现,就稍底层些的动力和逻辑论,这一讨论和八十年代初的“异化”讨论实有着根本的相通性。虽然实际针对的对象已根本不同了,但这场讨论和那场讨论一样,都因对现代历史整体理解的缺乏和缺少一个有深度的主体理论作为支撑,使得这两场讨论都未能在理论上有多少有效的凝结。只不过“异化”讨论因其讨论时语境的单纯和强行被压迫而止,获得了更多人的同情;而“人文精神”讨论所处时代语境的复杂,加上该讨论和其时相当多知识分子正一心试图在学院专业知识工作中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的潮流相悖,且由于此讨论骨子里没能去除对精英——民众、雅——俗等对立模式的倚赖,所以不仅没有象“异化”讨论那样获得知识界一面倒的同情,还被一部分论争对手隐指为“反民主”、“假崇高”,等等12。因此,当这一势能没因仓促而出、仓促而返的“人文精神”讨论找到自己新的历史着力点后,文化研究的及时出现吸引了那么多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人士转向它当然就毫不奇怪了。因为排除掉那些投机者和习惯于追新逐潮之人外,此一现象实和文学理论与批评界相当部分学人,认为文化研究能有效承担剖析与批判现下试图以市场意识形态重塑一切的现实这一看法有关。所以,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相当一部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人士转向文化研究,其实正是上述历史势能在文学上丧失自己的有效立脚点之后,重新寻找具有历史有效性的新的着力点、开展点的一种必然表现。 不过,虽然文化研究成立的历史不长,其在中国登场的时间更短,但在拥抱文化研究的短暂经历过后,一些文学研究者已经开始明白文化研究并非一个能充分有效消解文学界先前全部焦虑的现成完美武器。因为综观文化研究在国际上已有和在中国起步伊始便有的一些表现,就可明白文化研究不好好把握同样可以象中国式后现代主义那样,变成一种形式上激进、实质上保守的,不去触及市场意识形态根本,却把市场运行的策略和手段夸张化、神奇化的时髦卖弄操演。 为了避免把一切都解读为符号组合所造成的对感受的迷惑与塑造这样一种文化研究思路,把剖析、批判落到实处,一些研究者开始强调文化研究必须和政治、经济、社会学分析相结合;另外一些研究者则呼吁时刻不能忘记阶级、种族、性别这样一些文化研究的经典性课题。显然,即使是这样一些经过判析调整后的文化研究开展方向,也不以时代历史境遇中主体问题、语言问题的复杂性为自己的主要关切,而且这些开展方向也并不能避免文化研究变成一种新的展现“政治正确”的场所,从而导致新的僵化形式。13比如,在借用文学文本进行的文化研究中,莎士比亚的剧本很可能因为对非西方族裔的歧视性描述而被贬斥,而另外一些歌颂黑人的拙笨文本反而会受特别表彰。这就让文学研究者明白,文化研究固然有着重要的贡献和意义,但它并不特别关心文学层级差别和文本个性本身可能具有的贡献和意义。所以,如果一味用文化研究来框定文学研究,就会出现马尔库塞在苏联式马克思主义美学中所发现的那种狭隘僵固的文学观,即所谓“因为写的是工人阶级,写的是‘革命’,因而就是革命的”之类的推论逻辑,从而把所有歌颂底层、少数族裔、女性的文本都作为“政治正确”的好文本,反之,则是“政治不正确”的坏文本。为解决这类问题,有人曾建议把文学强调的文本细读、审美阐释同文化研究结合起来。不过,在我看来,这就像当年建议苏联那种僵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人物写得再自然些、文字再考究些,并不能真正解决其时文学的尴尬和衰败一样。在今天的中国,试图孤立地选出一些文学质素、文学训练,以之与文化研究的批判着力直接相加,自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今日文学所陷于的困境。显然,文化研究的出现虽然可使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历史有效性缺失焦虑得到相当程度纾解,却不仅不能替代文学研究,而且不能为文学研究所以存在那最核心的价值部分提供直接的帮助。明白这些,便会明白,当前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尴尬局面并不会因文化研究的出现而从根本上获得解决。 除文化研究外,近年来使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一定程度上得以摆脱九十年代初中期文学观笼罩的,还有反思现代性、后结构主义、新左派等思潮。由于这些思潮有助于我们思考和关注先前我们有意无意忽略掉的历史和现实课题,并解消我们简单、乐观的现代化想象,提示我们中国现实与未来道路的复杂,因此吸引了很多敏感文学学人、批评家转向这些潮流,并产生了一批富启发性的研究与批评成果。但由于大多已有这些方面的研究、批评,还过于直接依赖这些思潮本身提供的视点和评价逻辑,因此,这些已有成果虽能为我们清理以来文学问题、思考如何重构既具历史有效性又具美学有效性的文学观,提供重要的思考背景和知识助力,却仍不能代替,具体突入后历史脉动、历史观念脉动的研究反思工作,对认识理解我们当下文学困境、重建有效文学观所可能提供出的认知、启发意义。 六 在当下这样一种文学处境中读马尔库塞的《审美之维》,便不由产生一种特别的亲切。因为正如前面所述,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所以落入今天这样一种尴尬局面,首先,便因为在新时期开始时,我们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界的主流不是把对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批判转换成超越性思考,而是在构造与过去三十年的二元对立,然后全力在离弃前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的方向上运动。其次,便因为,这一以离弃的方式摆脱前三十年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行动中所自觉不自觉奠定的前提、方向,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已经基本摆脱掉先前的政治、美学束缚后,仍束缚甚至规定着接下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前提与方向:即以写“孤绝的自我”为“文学是人学”这一论断的归依,以绝对化的语言观界定“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实际所指,等等。而和这种简单地把自己与先前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划清界限,甚至对立起来的思考方式不同,马尔库塞写作《审美之维》的目的虽然是清算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并对马克思本人的一些论断也不无反驳,但在他那里,否弃“那种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体出发的去解释一件艺术作品的性质和真实性;尤其是指那种把艺术作品看作是以某种确定的方式,表现着特定社会阶级的利益和世界观看法”的苏式马克思主义美学;并不等于要放弃作为西方现代思想有机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结构分析、对人类命运的真诚责任感,等等。 马克思主义研究权威柯拉科夫斯基在他的名著《马克思主义主要潮流》第一卷的总结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其实包含了三重母题:浪漫主义、普罗米修斯式的人文主义以及启蒙运动思想。浪漫主义取一个美好的“过去”来对比,抨击近代工业社会及文明的异化、疏离趋势;普罗米修斯式的人文主义推崇人性的无限能力和完美可能,敦促人凭一己之力在此世建设完美的天国;启蒙思想则独尊理性主义的原则,认为人类社会和历史必定遵循不可矫变的铁律演化、进步,终于实现一个摆脱一切非理性因素的明智王国。柯拉科夫斯基指出,这三个母题贯穿马克思的整个思想,纵使在不同的时期个别主题所占的轻重分量有异。他说,这些主题“……影响了他思想的方向、他使用的概念、他提出的问题以及他提供的答案。……”14参照马尔库塞一生的所思所写,可以发现,马尔库塞除了因经历了二十世纪太多令人难以想象的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从而在理性乐观主义上比马克思弱外,在其他深层精神方面则顺承其绪,是以他说:“我批评这种正统理论,是以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为理论依据的,因为马克思的理论也是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的背景下考察艺术,并认为艺术具有政治功能和政治潜能。但是,与正统的马克思美学相反,我认为艺术的政治潜能在于艺术本身,即在审美形式本身。此外,我还认为,艺术通过其审美的形式,在现存的社会关系中,主要是自律的。在艺术自律的王国中,艺术既抗拒着这些现存的关系,同时又超越它们。因此,艺术就要破除那些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式和日常经验。”可见,马尔库塞批判苏联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时,并不是把文学和政治、社会等对立起来,而是在认真省察这些关系的同时,寻求文学、艺术自身既抗拒又超越的途径。 马尔库塞在分析内含最强烈人文主义理想和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主义何以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开展上走向了压抑、贫乏的反面时,特别分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政治上忽视与低估主体领域所带来的问题。他说: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不仅低估了作为认识的自我(ego cogito)的理性主体,而且低估了内在性、情感以及想象;个体本身的意识和下意识愈发被消解在阶级意识之中,由此,革命的主要前提条件被削弱到最小程度。即这样的事实被忽略了:产生革命变革的需求,必须源于个体本身的主体性,植根于个体的理智与个体的激情、个体的冲动与个体的目标。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跌进了它曾向整个社会揭露和抨击过的那个物化过程中,它把主体性当成客体性的一个原子,以致于主体即使在它反对的形式中,也屈从于一种集体意识。”他进一步强调主体问题的复杂,说:“正是伴随对主体的内在性的认可,个体才跳出了交换关系和交换价值的网络,从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中退走,走进了生存的另一维度。的确,个体在这种从现实撤离中获得了一种经验,这种经验必定(而且已经)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力量,去瓦解实际居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价值,这即是说,使个体把自身实现的重心,由施行原则和利润动机的领域,转移到人类内在源泉:激情、想象、良心。而且,个体的退出和撤离并非到此为止,其主体性还将奋力冲出它的内在性,进入到物质和知识的文化中去。在今天这一极权统治的时代,主体性已成为一种政治力量,作为与攻击性的和剥削性的社会化相对峙着的反对力量。”无疑,只有如此才是对先前正统苏联美学压抑人的主体性问题既批判又超越的分析与理解,它很可作我们反省因简单离弃式批判而产生出的“孤绝的自我”观的反思参照框架。 在艺术性问题方面,《审美之维》的很多段落更像在直接对我们这二十年的那些错误观念施以针砭。比如,下面这段话就像在针对八十年代先锋派对创造力的理解,他说:“艺术的真实也不仅仅是一个风格问题。在艺术中,存在一个抽象的、虚幻的独立王国。在这里,个人可以任意创造某种新的玩意,创造一种与内容不相关的技法,或者没有内容的技法。就是说,创造出没有内容的形式。这种空旷的自律使艺术丧失掉它本身的具体生动性,即使以否定的形式,也是对现实存在的歌功颂德。”而他所正面张扬的“形式的专制”讲法,更像是在针对我们当代中国那些荒唐人的后现代主义写作观:“形式的专制是指作品中压倒一切的必然趋势,它要求任何线条、任何音响都是不可替代的(就最理想的状况看,这并不真正存在)。这种内在的必然性(这种将真正的作品与非真正的作品区别开来的性质),确实是专制的,因为它压制了表现的直接性。但是,在这里被压制的是虚假的直接性,这种直接性的虚假在于它背后拖曳着一个未经反思的神秘现实”。 可见,在使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一步一步陷入困窘的关键观念环节问题上,《审美之维》几乎都有着发人深省的触及与分析。参照我前述对当代中国文学问题的历史和观念分析,再参照这些以马尔库塞一生经历、写作、思考为背景的锐见,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要想真正走出自己的困境,不是在现有历史、观念基础上修修建建便能解决的。而必须首先回到看似和今天处境无甚关系的后时期的那些起始年代,考察后时期开始时的丰富可能性,是怎样一步步因人们对先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二元对立式的反应方式,而日益卷入一种狭隘的现代人观、狭隘的现代美学观,从而步入今天困窘的。因为只有以这样一些历史考察和对在历史运动中观念逻辑的批判解析为基础,我们才可能真正看到和充分理解,那些被我们先前二元对立反应方式、狭隘的文学观所排斥、曲解、窄化、甚至伤害的观念和写作资源,对我们今天文学走上阔大、健康道路所可能具有的意义——也即只有当我们回看这二十余年后文学的历史时,特别留心那些不把新时期文学和前三十年文学观念截然对立起来的思考与写作,也即当我们特别注意那些不把自我观念封闭化、语言观念绝对化,而真实触及着语言、主体、历史、审美知觉形式、社会结构的自我再生产等几方面间复杂相互关系的思考和写作努力时,我们才能为中国今后文学重新健康、有力的开展清出一个更真实、更开阔的历史地平线,才能为当下文学承继与转化被有问题文学观束缚与伤害多年的、充满着理想关切与责任感的八十年代精神能量,打下一个更真实、更开阔的思想与观念平台。
伴随着高校教育改革的持续深入与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同样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创新,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改革开放走过40年之际,纵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发展史,分析高校学生的思想现状,总结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从内容上的显著变化,并探析新时代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路径,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和水平。时代是思想的风向标,指引着行动的实现路径。新中国成立70周年、改革开放走过40年风雨历程的今天,我国已向新时代、新征程迈出强劲步伐。 在新时代背景下,创新成为主流声音,在新思想和新思维的不断迸发中制度更加完善、理论更加成熟、文化更加自信。党的报告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已经步入新时代,这个时代是鼓励创新的时代,是追求卓越的时代,是拼搏奉献的时代。教育是民族发展的基石,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建设教育强国已成为这个时代的最强音[1]。伴随着中国教育改革的持续深入,教育理念提升与改进,新时代我国教育的发展方向将瞄准教育形式的现代化与教育内容的特色化。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思想政治教育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在全党、全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的关键时刻,必须要与时俱进,在变革中创新,在实践中前行。围绕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新使命,大学在设置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时,必须紧紧围绕新时代的丰富内涵来展开,在新时代总目标的引领之下,紧紧扣住主要矛盾,以创新思维应对时代挑战,使得新时代新青年能够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伟大事业。 1新中国成立70周年发展成果与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特点 1.1新中国成立70周年发展成果 新中国成立70周年来,中国实现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书写了波澜壮阔的中国制造、中国创造和中国建造的奋进史。经过70年的砥砺奋进,经过70年的拼搏奋进,在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等全面进入新时代的时代背景下,教育事业正在革新创效的政策驱动下、以人为本理念的引领下,焕发出重质量、重创新、重人才、重发展的生动实践。党的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明确了新的历史任务、奋斗目标与战略部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描绘出了更加明确的新蓝图。站在新时代、着眼新目标、面对新矛盾,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必须立足新未来、实现新发展、取得新成果,必须深刻认识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出现的历史性的变化,明确思想政治教育在新时代高等教育中的角色与身份,在不断促进学生成长成才的历史进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1.2我国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特点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教育质量、规模、形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时代大学生的思想状态也较之呈现出了更加明显的个人特点,爱国主义情怀高涨,呈现出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背景下的新一代大学生性格上具有更强的抗压能力,视野开阔,富有爱心,热心公益,关心社会,上进心十足。同时,当代大学生在思想政治建设上,追求进步依然是时代最强音,在要求入党、为国家贡献力方面等趋势越来越明显。他们会积极主动地去寻找多元化的方式来打造自己的成长之路,在不断提高知识储备的同时,更加注重自身的全面发展,就业导向明确。正因为如此,高校大学生的成材率越来越高,一批接一批的人才不断涌现。在这其中,中华文化的五千年厚重积淀依然主导者大学生的思维方式,爱国爱家依然是时代最强音。在此之外,包容创新也成为大学生思想意识构建的重要篇章[2]。不过我们也应该客观地认识到,当代大学生在思想教育方面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消极现象,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方面、在团队合作方面,仍然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以物质利益为前提,缺少精神成长;道德观念缺失,知行脱节。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新时代大学生在更加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从而导致了集体主义精神的缺失,特立独行、追求个性的主导思维让他们把个人主义摆在首位,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中国的经济在40年的改革开放期间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经济总量雄踞世界第二,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批功利主义者。同时,当代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也出现了缺少主动思考、更愿意被动接受的情况。在过于追求成长速度的情况下,有部分大学生的思想中出现了拜金、物资的情况,在就业选择中害怕吃苦,不注重专业对口。新时代大学生的思想情况越来越复杂,一些基本道德素养在这部分高知识素养群体中出现了缺失迹象。除此之外,由于受到一些错误潮流趋势的影响,极少数的大学生的思想状态出现了消极的倾向,荒废学业,旷课早退等不和谐现象开始在校园中懵懂,也有极个别人逾越了法律的红线,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恶果。我们不难发现,经过70年的发展,大学生的思想特点有了鲜明的变化,总体上呈现出积极向上的发展态势,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一些消极的行为迹象给我们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丰富教育内容、延展教育方法、创新教育载体,着力提升新时代背景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质量,以期能够让当代大学生牢记“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殷切教诲,摒弃思想的消极因子,做伟大中国梦的卓越践行者。 2新中国成立70周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伴随着改革的深入逐渐扩大化、丰富化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核心,在完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任的前提下,不断地在实践中创新发展、引申完善,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与载体。新中国成立70周年来,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也随之得到了发展与创新。我们通过回顾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可以总结出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不断优化历程。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还处在以宣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百废待兴中践行社会主义德育为主要任务。在90年代初,中国在创新实践中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进入新世纪之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被放在了高校思想政治的核心地位[3]。十八大以来,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倾注了更多心血,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和重任于当代大学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步入了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阶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深刻理解这一内涵,在教育创新的伟大实践中把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融会贯通,在全程、全员、全方位“三全”育人大思政工作的探索实践中,着力书写新时代高等教育的新篇章,在新时代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中,牢牢树立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的历史观、民族观和时代观,在时不我待的拼搏奋进中,一步一步成长为向世界展现中华民族伟大成就的崭新一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化、中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在随着时代的变迁做出顺势而为的改变。每个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重点,都与他所处的时代特点有着最为紧密的联系。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步入了新时代,与之相对应的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了教学重点。 3丰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新时代内容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党的传家宝,党的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和中心环节[4]。改革越深入,其重要性就更加突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长时间发展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的新历史方位,同时也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新历史方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入了新时代,就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坚持与时俱进,顺应时展,明确自身的历史使命,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不断创新方式方法,科学使用新载体,把握好新时代社会发展规律,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教书育人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切实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时代性和吸引力,为大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5]。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成长成才的主阵地,在具体工作中要以从教育内容的不断丰富中寻求突破,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应同步渗透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各个方面,确保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时代同步、与发展同行。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教学内容要突出马克思主义最本质、最核心的问题,要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正确回答时事热点话题以及学生最关心的政治前沿问题,正确引导学生加强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并在实践中熟练运用。同时,高校在完成国家规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之外,必须要帮助学生拓宽学习知识面,使广大学生学懂弄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自己的人身把好方向。同时,思想政治教育还可以通过网络直播课、微课、知识竞赛活动以及参与学校相关主题等活动来丰富课程内容,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实现学生自我价值的过程中强化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同时,理想信念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部分,对于国家复兴与个人成长至关重要。高校要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强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大力弘扬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创新精神,以创新精神丰富具体途径,推进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落实。例如在班级内开展以精神文明建设为主要载体的活动,进行新时代文明宿舍和创优争先班集体的评比活动,通过多种渠道、多种路径不断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高大学生的道德文化内涵。 4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步入新时代,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为高校开展工作的主力军,要紧跟新时代的步伐,掌握新时代的节奏,唱响新时代的旋律,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又是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实基础。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行动指南,在教育内容上不断深化,从理论、制度、文化等多个方面寻求思想政治教育成熟的方法,在新时代的伟大机遇期,助学生快成长、为国家育青苗。 参考文献 [1]新华社:《: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张鹏仙.中德职业师范教育比较[D].中北大学,2018. [3]黄娟.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成效与发展趋势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8. [4]王华华,季卫兵.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任务及其实现路径[J].现代教育科学,2018(2):60-64. [5]吴文浩.大数据时代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实践探析[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8(5):168-170. 作者:郑思 单位: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历史论文:大学历史通识教育研究 摘要: 历史通识教育是大学通识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开展历史通识教育对于陶冶学生的人文情操,锻炼学生的历史思维,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我本人在重新探索历史通识教育的意义和反思中国传统历史教育局限性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教学实践,进行了一系列关于历史通识教育的探究,总结出了一些有益的经验。 关键词: 大学;历史;通识教育;教学 现如今,大学通识教育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普及。大学通识教育在于打破专业间的壁垒,使学生通过对不同领域知识的学习与整合,成为见识通达、人格健全的个体。其中,历史通识教育是大学通识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开展历史通识教育对于陶冶学生的人文情操,锻炼学生的历史思维,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我本人在重新探索历史通识教育的意义和反思中国传统历史教育局限性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教学实践,进行了一系列关于历史通识教育的探究,总结出了一些有益的经验。 一大学历史通识教育的意义 (一)大学历史通识教育能够丰富大学生人文知识和提高大学生人文素养 我国在20世纪末期就开始了高校素质教育的改革,目的就是在当今学科分化越来越精细化的情况下,避免学生过度为专业知识所束缚而忽视了综合素质的提升。当今,我国应试教育的现状依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许多理工类大学生的人文知识水平更是有待提高。在本世纪初,深圳市委宣传部和深圳团市委等单位在北京、上海、武汉等部分重点城市做了一项关于青少年历史知识现状的报告,报告显示,全体受访者中仅有1.5%及格,可见学生历史知识的匮乏足以令人担忧。通过历史通识课的学习能够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中国史的学习能够让学生对我国悠久的历史有更深刻的了解,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怀;世界史的学习,能够开拓学生视野,从世界史的角度更好地理解中国和中国人。 (二)能够培养学生历史思维 学习历史能够开拓大学生视野和思维,让大学生学会纵向地看待问题。学生通过回顾历史,回顾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对现实生活的影响,来更好地理解世界(例如在世界文明史中回顾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的渊源,犹太人遭受的苦难,就可以更好地理解犹太人独特民族性格以及现代世界中犹太民族与世界各个国家的关系),让学生在思考与感悟当中增加对现实世界的关怀和宽容;学习历史也有利于学生在现实生活当中换位思考,让学生理解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人所作出的决定,更好地处理人际关系;同时,通过学习历史,培养学生从人的角度出发来看待问题,这也有利于塑造学生人文主义精神。 (三)可以培养大学生的思辨能力和批判精神 学生通过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品评,能够更好地培养实事求是的精神,一分为二的分析问题方法,提高学生明辨是非的能力。教师通过和学生共同探讨历史事件的起因让学生懂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英雄人物与人民大众之间的辩证关系,并让学生通过学习掌握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教师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能让学生逐步养成严谨求实的态度。这些能力的培养不但有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史观,而且有助于学生正确和客观地看待自身和周围世界,这对于学生身心的和谐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二传统历史教学的局限性 中国传统的历史教学方式可以用赫尔巴特的“教师中心”“课堂中心”“教材中心”来概括,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根据教材或者其他材料学习定论,授课方法以讲授为主。这也决定了学生在这一过程当中并不需要去探索、研究和发现,学生只需要被动接受即可。我在之前的教学过程中,教学内容上也主要以现成的理论和知识为主。例如之前我在《美国历史与文化》一课中设计的大纲内容有:一、北美独立运动。学生在本讲中需要了解1.独立运动的背景2.运动的过程3.美国独立宣言的过程和意义;二、西进运动。学生在本讲中需要了解1.美国的领土扩张的过程2.移民运动过程3.西部的开发的过程……。这种教学内容的设计有利于学生的知识掌握,却不利于学生更好的理解和巩固知识。在教学方法上以讲授为主,课程当中没有重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课堂当中留给学生思考的空间不多。尽管在学习过程中会给学生播放相关的纪录片、影视资料或者给学生讲述一些美国历史的小故事来丰富课堂内容,但总体上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并不高,学习的效果不尽如人意。而且在教学过程中没有要求学生在课外阅读原始史料,课堂上提供的资料不够全面,精度不高,针对性不强,导致学生对知识的理解的并不深刻,讲课有些流于形式。后来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课程的设计更偏向于培养学生独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着力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和批判精神。无论在教学形式还是在教学内容上,我都做了大量改革和尝试,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大学历史通识教育的教学内容探究 传统教育只是传授给学生课程的定论和意义,这种教育方式不利于引发学生独立思考。而经过对教学内容的改革和探究后,教师在课堂上只需提供课程相关的基本概念和定义,课堂上主要任务并不是让学生掌握内容,而是给学生提供一系列理解这门课的工具,通过有针对性的材料的阅读引发学生的思考,引导学生得出自己的结论。在之前的教学中,我给学生提供的阅读材料都是课程需阅读的经典材料(例如:《五月花号公约》《美国独立宣言》《1787年宪法》《解放黑人奴隶宣言》),而且只要求学生理解材料内容即可,在阅读之后给学生总结材料的意义所在。此后我给学生提供了更加具体、详实和有针对性的课程资料和国内外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并且要求学生带着问题去阅读材料(例如:阅读莱克星顿枪声后英国殖民军队和殖民地民兵武装的两份报告,阅读后思考以下问题:这两份报告的差别在哪里,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差别,该怎样认识这两份报告当中的差别,你认为这两份报告哪一份更能体现当时历史的真实情况,原因是什么,根据报告描绘的当时情况,假如你是当时的民兵武装,你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原因又是什么)学生在自学中,一开始显得并不适应,但随着这种练习的进行,通过不断阅读和思考,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表达自己观点的能力逐渐得到提升,并建立起了独立学习的兴趣和信心。 四大学历史通识教育的教学方法探究 在教学方法上,主要运用讲授、讨论和演示三种方法。我课程的理论课时为36学时,2学分,选课人数一般在25-30。课堂上教师尽量减少授课内容,内容只涉及关于本讲的基本概念和定义,把尽可能多的时间交给学生自主学习和讨论。 (一)讲授法 讲授法教学并不意味着填鸭式教学,对非专业的学生在讲授当中尽量结合他们已有的生活经验和知识结构,尽量使用他们能理解的概念和词汇。讲授当中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和提问,并通过观察和提问等方式随时掌握学生的听课和理解状况。对能够积极提问的学生给予鼓励。 (二)讨论法 在课堂讨论前,给学生提供充足的视听材料、书面材料并设置一系列相关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去解读史料并给学生一定的思考时间,以此来提高学生独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分小组进行讨论,先在小组内部形成一致意见,然后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发言交流。教师要仔细观察学生讨论的情况,多关注不发言的同学,给这些同学多创造机会,并适时地参与到学生的讨论中来。老师尊重每个学生的发言权,尊重学生的任何言论,不因为学生观点上不同或者学生知识上的匮乏而打击学生,为学生营造良好的讨论氛围。很多时候学生在讨论过程中会遇到偏离主题的情况,这时候老师就需要进行合理引导,确保学生的讨论与课程内容有内在关联。此外,有些讨论往往演变成争辩,此时,老师要及时疏导,避免学生的情绪化,引导学生在坚持自己观点的同时合理倾听和吸收别人的见解,在讨论中学会倾听他人、理解他人和包容他人。在学生讨论之后,老师要做总结性陈词,对学生的表现要更多地进行鼓励和肯定,以此让学生增加自我学习的信心和兴趣。在课堂的最后学生根据自己思考和相互讨论的内容做出本节课的学习报告。 (三)演示法 在信息技术发达的今天,教师熟练运动多媒体教学能够更加直观和清楚地展示课堂内容,从而能够更好地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在课程讲授过程中可以插入一些历史影片、纪录片或科教片等等,但时间不宜过长(控制在15分钟以内)。而且视频资料的选择要有针对性,在视频资料播放之前给学生设置一系列问题,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资料(例如在讲授“美国历史与文化”中“移民运动的过程”一课时,插入视频资料“五月花号”,在视频播放之前,让学生通过视频回答几个问题“五月花号上的船员有怎样的特点”、“为何五月花号在美国人民心目当中有如此高的地位”等等)。演示法能够起到调节课堂气氛,引起学生注意的效果,正确地运用能够让学生在相对轻松的氛围中掌握和学习知识,起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五大学历史通识教育的考核方式探究 在之前的课程考核中,只要学生不迟到、旷课、早退都能获得相应学分。学生的成绩差异主要体现在是否掌握了老师所要求掌握的知识,以及课上所做的笔记情况。期末考试内容多以论文为主,但由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浮于表面,论文抄袭现象比较突出。教师并未对学生课堂表现做一定要求,这导致许多学生在课堂上表现不佳,因为学生关心的是能否选上课而不用担心能否通过考核。在教师本人从知识的讲授者的角色上转变为学生学习的帮助和聆听者之后,考核更加侧重于学生的课堂表现。学生的考核方式主要有课堂参与度(占学生总成绩的40%),学生每节课的学习报告(占总成绩的30%)和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30%)组成。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后,教师做简单的记录。学生每节课后做简单的学习报告,教师相应的打分。期末考试内容的设置主要以开放性题目为主,题目只有通过个人搜集历史资料并认真体会理解才能得出答案(例如,设想你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华盛顿将军麾下的一名普通士兵,你可能将会遇到哪些困难和挑战,面对这些困难和挑战你会做出怎样的抉择,你做出这样抉择的原因又是什么)。考试不设置标准答案,只要学生的答案符合基本历史事实并能自圆其说即可,如果学生抄袭严重则本门课程不予以通过。通过教师的观察和学生的反馈,这样的考核方式更加灵活,更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六小结 大学历史通识课教育的探索任重道远,需要教师和学生在实践中共同总结和体悟。总之,大学历史通识课教育的开展对学生融汇不同知识,超越学科界限思考问题,提升个人修养等方面都有积极和重要的意义。作为教师,必须做好精准的课程定位,不断学习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不断提升个人学术修养才能真正发挥历史通识课的教育意义。 作者:提大伟 单位: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大学历史论文:大学历史讨论课教学理论实践 [摘要] 大学讨论课有倾向性,有倾向于学术讨论的,有倾向于课堂教学,或者两者兼顾的。大学教师在讨论课前应作系统的资料整合,并提出基本问题。学生应进行分组。讨论课前,教师将每个学生任务布置下去,由学生准备。课堂上,学生发言之后,教师应积极介入、主导,完成需要讨论的主题。 [关键词] 历史专业;讨论课;教学实践 一、大学讨论课渊源 大学讨论课是一种很宽泛的说法,起源于欧洲国家,定型于德国。一般认为,最初在欧洲大陆一些国家使用Seminar方法,对牧师进行圣学上的训练,但同时也使用Seminar方法对一些大学教师进行训练。这种训练教师的方法,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一直存在,只是尚未定型。第一个对Seminar方法在大学教学上定型的,公认的是德国学者沃尔夫(F.A.Wolf)于1786年,在大学哲学课上,借用这一教学方式,颠覆了传统的教学方法,以比较固定、成熟的Seminar方式进行教学。沃尔夫的具体做法是,上课前,让学生事前准备书面或者口头上的发言稿,正式上课时,在学生陈述完后,再指导学生对所指定的问题进行讨论。随后,柏林大学引进Seminar的教学方式,形成了一种更加广泛的,易于操作的教学制度,即教学———科研研讨班。之后,这一教学方法,普遍为德国大学所采纳,成为一种成熟的固定的教学方法。19世纪末期,美国大学教学方法开始大范围地借鉴德国的Seminar。相对而言,美国大学Seminar教学方法,更加接近后来通行的教学法,而早期德国的Seminar方法,更加倾向于学术研究法。美国传统大学,如密西根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是Seminar教学法的实践者、创新者、传播者。中国有些大学授课和学术研究,现在也采纳Seminar法。应当说中国人对Seminar并不陌生,早期出国的留学生,都接受过这种授课方式。蔡元培从德国莱比锡大学学成回国后,就想将Seminar教法在中国运用。费孝通在英国留学期间,对他印象深刻也是Seminar教学法,他将Seminar翻译为“席明纳”(有的人翻译为“习明纳”“习明纳尔”等)。费孝通在他的两篇文章谈到席明纳,分别是《留英记》[1]和《跨文化的“席明纳”———人文价值再思考之二》[2],这两篇文章,都是写于建国后回忆。费孝通虽然对Seminar法很推崇,但这两篇文章写得很晚,加之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应当说这两篇文章的实际影响,只限于理论上的探讨。真正说来中国大学大范围的采纳Seminar教学法,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主要是受苏联的教育制度影响,当时的中国从教学学制、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全面接受苏联的,且是由官方直接下文,以行政命令要求大学照搬苏联模式。Seminar教学法也是当时大学上课的方式之一。大致是1956年之后,这种上课方式逐渐在大学消失,“我回国教学时发现我国的学生害怕习明纳尔,每周设置一二次习明纳尔,学生就叫喊负担过重。不久习明纳尔的教学方式就在中国的高等学校中消失了。究其原因,不能不说与我国的传统教育有关。中国的传统教育就是教师‘传道、授业、解惑,’在教学过程中没有学生的地位,学习就是接受现存的经典,无需讨论。”[3]顾明远1951年至1956年在苏联国立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教育系学习,在苏联学习期间,上课的方式主要是“习明纳尔”(即Seminar)[4]。当顾明远于1956年自苏联学成回国任教时,中国大学开始逐渐放弃了Seminar教学法。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有部分大学再次开始开设Seminar教法,尤其是一流大学,率先在教学上使用这一教学方法。如中国科技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中国地质大学在全校推行Seminar制度,要求学校、院(系)和教研室三级学术研讨会(Seminar)制度。即全校具有高级职称以上的教学、科研人员,每年至少做一次学术报告;教研室,每月至少举行一次Seminar;院(系)每年至少举办两场能反映学科前沿动态的学术报告会。[5]应当说,中国地质大学的Seminar,主要倾向于学术研究,而非教学上。另外东南大学,也普遍开设Semi-nar,不过,它也是倾向于学术讨论上的。目前使用Seminar教法的大学越来越多,有的大学是倾向于学术研究的,有的是倾向于课堂教学的,虽然都叫Seminar,其实,学术、教学之间的界限不是很明确,看教师的具体操作情况。相对而言,目前地方院校,使用Seminar教学,或者学术研究的都较少。具体来说,主要限于少数教师在使用这种模式上课,尚不普及。 二、大学历史专业讨论课规划 以上,主要是我们对Seminar课程一些理解,在我们正式开设Seminar课程之前,作了许多理论和实际的准备工作。通过我们的努力,认真准备,于2014年开始,我们正式开设《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历史地理》《世界通史1》讨论课。以下,就我们开设讨论课的一些心得,总结在这里,也许对其他老师有些参考作用。开课之前,教师要作准备工作,我们都是在2014年暑假期间,对要开设讨论课的课程,进行系统的资料整合工作。具体做法是,对每门课要按照专题内容,一个专题,作一个文件夹,做好资料目录和必要的资料收集。《中国历史文选》设有八个专题,分别是先秦文献资料,正史资料,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资料,地方志资料,政书体资料,史评著作类资料,十通类资料,工具书与检索类资料。《中国历史地理》分为七个专题,分别是中国行政区划资料,中国历史气候资料,中国人口与移民资料,中国交通史资料,中国军事地理资料,中国河流变迁资料,中国人文地理资料。《世界通史1》包括十一个专题,分别是人类的起源说明了“人类是什么”,从宗教的起源看宗教,地理环境决定历史的演进,犹太人的历史与文化给人们的启示,佛教的现代意义,古希腊文化成果丰富精彩的背后启示,罗马做为一个“善于治理”的民族的历史经验,比较东西方封建制度的异同,中世纪伊斯兰教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从古代日本几次重大的历史变迁看日本民族的性格,资本主义为什么首先出现在西欧。专题设好后,再拟定需要讨论的问题,所讨论问题,原则上是重要的,学术上争议比较大的问题。每个专题大致拟定五至八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通常是概括性问题,也就是这一专题的综合性问题。其他问题,是这一专题中的专门问题,相对于第一个综合性问题,专门问题要更加细一些、专业一些。以上三门课,都在2012级、2013级、2014级、2015级历史班开设讨论课。以2015级历史班为例,全部二十八个人,分为六组,每组设组长一名。每组负责一个专题,组长必须准备第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其他问题,由组员自选,组员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老师提供问题之外的选题。通常在开学第一周分组,并布置任务。第二周开始讨论课,依照专题的顺序进行,组长就自己准备的综合性问题要主讲二十分钟,结束后,开始进入提问环节。老师也要参与提问,并解释一些问题。当一个主题结束后,就由下一个同学进行发言,主题发言原则上不超过二十分钟,发言完后,也进入提问环节。一个大专题讨论结束后,进入下一个专题。每堂讨论课,都由学习委员或者指定一个人记录,对发言、提问、解答问题等,都要作记录,作为平时成绩依据。 三、大学历史专业讨论课成效与不足 通过《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历史地理》《世界通史1》这三门课多个年级的教学实践,感受很多,以下就我们开课的一些体会,作一个总结,供同仁们参考。先说好的一面,好的方面,是以前没有开设讨论课时,完全体会不到的。第一,男生比女生活跃,表现要好。我们这个班级是师范专业,通常班级内女生多于男生,平时考试,一般的情况是女生优于男生。然而,讨论课时,男生明显优于女生,往往表现最好的是男生。男生不仅发言积极,更主要的是,男生知识面要比女生要宽泛,看问题更加准确。虽然女生在笔试上优于男生,而在讨论课上,男生更加活跃。第二,个别男生表现非常优秀,这一点是大出意料的。每个班都会碰上一两个同学,知识面很宽泛的,在讨论课上表现尤其突出,这种情况是传统上课方式无法发现的。通过这几次讨论课,发现这些平时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同学,可以在讨论课上找到展示自己的机会。这一类学生不一定考试成绩是最好的,但在讨论课上确是最为优秀的。这一类学生,如果他们对学术有兴趣的话,可以往研究生方向培养。第三,少数学生,在作主题发言时,所作的课件,就知识面、创新上,要超过老师。这一点我们深有体会,少数几个同学作的专题发言稿,作的非常好,他们看问题的视角,有时会与教师不一样,足见他们在收集资料上下足了功夫。有些学生自己制作地图,理解问题和动手能力都比较强。第四,增加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了解学生、熟悉学生。以往上课,上完课后,就是考试,与学生之间基本上没有了来往。讨论课则完全不一样,在准备讨论课之前,教师就得了解学生,在讨论课进行时,与学生交流的机会很多,除了师生之间问答质证之外,教师也可以通过讨论课堂,增进与学生之间的感情,发现知识面宽、表达优秀的学生。第五,训练学生表达、应变能力。通过几个班级的讨论课,发现大一新生,在初次上讨论课时,非常紧张,尤其是在作主题发言时,不能很好表达自己。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会逐渐适应讨论课的学习方式,有的同学进步很快,表现突出。讨论课的问题。第一,班级过大,不便管理,学生表达机会少。这几个开设讨论课的班级人数,一般是三十人左右,这么多人在一个班里上讨论课,效果不好。主要是一个主题通常发言时二十多分钟,提几个问题,这一专题基本上就结束了。能够参与的就是几个比较活跃的同学,其他同学基本上没有机会参与。第二,学生容易冷场,提问发言的同学少。这是讨论课的本质问题,这也是我们开设讨论课时,最为困扰的问题。这一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就会严重影响讨论课的效果。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班级过大是一个方面,由于上课人数多,有的学生会采取观望的态度,能不发言就不发言。学生坐的课桌位置设计不合理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课桌的设置,必须要符合讨论课的要求,就是采取圆桌的形式,老师、学生围着桌子坐下,大家都面对面,使所有参与讨论课的同学,都无法回避问题,都必须得做好提问、回答问题的准备。第三,学生不能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影响讨论效果。为了防止课堂上冷场,防止有的同学观望不发言,我们要求作主题发言的同学,做好发言稿后,必须提前两天发在QQ群中,供其他同学阅读,以便其他同学准备问题。但是,效果并不是很理想,有些同学并不作任何准备,这无疑造成了讨论课堂上的冷场。第四,并非所有的学科、所有的课题都适合讨论课。根据这两年讨论课经验,有些课题是不适合讨论的,也就是说,有的课题只能做一般介绍,由于专业性极强,没有争议的观点,这类专题,只能由学生作一般性介绍。比较适合讨论课的专题,多是学术界观点争议颇大的,综合性较强的。第五,讨论课容易出现知识的不连贯性。由于讨论课是由专题组成,这本是好事,问题是在讨论过程中,学生在准备发言稿时,有时候会遗漏掉一些重要的内容,使讨论课题的一些基础问题出现缺漏。虽然说教师可以做补充,但仍然时觉缺乏知识的系统性。总之,根据这两年讨论课的经验教训,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加强工作,首先是学校必须作一些改革,如小班化,对选课学生作人数上限设定,一个班级的讨论课,人数最多,不得超过二十人,鼓励学生分散选修不同的课程。其次,教室座椅重新设计,拿出一部分教室,隔开划成小教室。课桌、座椅也得重新设计,以便适合讨论课。最后,专业选修课,得重新规划,鼓励教师开设更多的选修课,鼓励学生跨学科选课,这对师资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作为教师,在讨论课过程中,不能放任学生,应积极主导。在讨论课之前,要认真设计各项讨论主题,讨论主题的梳理、设计尤其重要,主题在原则上要有基础性、综合性、争议性。至于一些比较重要,而有缺少争议性的问题,也要列入,供学生选择。在上课时,教师也要主导学生讨论,如提问、回答学生的质疑,引导学生提出新的问题等。教师在课堂上积极主导、诱导,可提高教学效率。 四、学生的反应 我们于2014年、2015年,同时在大一开设《中国历史文选》《世界通史1》,在大三开设《中国历史地理》等三门课的讨论课。上完课后,我们与学生做了个别交流,听取学生的看法。学生里面反对这种上课方式的,不在少数,原因主要是讨论课增加了学生的劳动强度。与以往只是听老师上课,考试前背一下答案,或者做一篇小论文完全不同,Seminar上课方式,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作阅读,作笔记,写发言稿或作PPt等。还得自己讲解,接受其他同学的质询。别的同学发言的时候,你不能闲着,也得准备提问的问题。加上学生自小接受传统教学方式,在进入大学之后,突然由接受老师讲授而一变为什么都要自己来处理,学生一时适应不了,对这种上课方式不能接受,是理所当然的。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学生的反对就放弃,相反,要不断改进、完善Seminar流程,提高上课效果。最后一点建议,在目前地方院校Seminar教法尚不普及的情况下,应该有教务处主导,要求所有教师都尝试开设Semi-nar课程,鼓励、奖励开设Seminar课程的老师。可以在外校邀请文科、理工科等不同专业开设多年Seminar课程的教师作经验介绍,再通过本校教师之间交流心得、经验,逐渐规范、完善Seminar课程。 作者:于忠伟 陈爱平 单位:台州学院思政部 大学历史论文:教会大学农业教学历史启发 本文作者:吴洪成 王蒙 单位:河北大学教育学院 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初创时期 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重镇当属岭南大学农学院与金陵大学农学院,它们代表了近代高等农业教育的最高水平。岭南大学是美国传教士在华南地区开办最具代表性的高等教育机构。1908年,美国农学硕士高鲁普就职于岭南大学,实地研究中国农务。1912年,高鲁甫为岭南学堂中学三年级学生开设初级农业课程。1918年,岭南大学开设农科课程,为了便于农科专业教育的研究与实践,在校西辟一农场,实验中西蔬菜花果的种植,并兼及畜牧、种子改良。此外,又辟学生实习场两所,设华南植物标本物一所,而桑地、蚕室、鸡屋、牛房等亦依次设立。由于教会办学与欧美现代教育改革声息相通,活动教学、自我实践、学校社会化与课程生活性更为鲜明。岭南大学的教育设计实取活动主义,学生除了遵守规则之外,能自行发起种种事业,并创设农学会[2]164。岭南大学经过钟荣光校长四处募捐的努力,于1921年将农科从文理科大学内独立出来,成立了岭南农科大学,后改为岭南大学农学院。岭南农科大学的办学宗旨是:促进农科高等教育,培养农业专业技术人才,改进华南地区乃至中国的农业事业。其管理办法是:于岭南董事局之外,另组一岭南农科董事局,担负管理及维持之责。岭南大学农科成功办学的关键在于实施了农场实验研究与成果推广。王卓然在《教育一瞥录》中对该校农科教育实习及教育推广情况有所记录:“岭南大学有农科生近100人。开辟学生农事实习场2所。农事实验场1所,研究荔枝桔类、中西菜蔬、果子牲畜等项。往各地采集植物标本4 300余类(种)。 新建育蚕室2座,种桑60余亩,以供给蚕业学生百人之用。”[3]5211914年9月,美国教会创办的私立金陵大学正式成立农科,聘请美国农业科学家和留学美国的中国学者到金陵大学任教,并引入了美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办学模式和教学方法。1924年改组成为四年制农学院。金陵大学在大学程度的办学层次上开设农科,其办学规模及影响日渐扩大,翘楚国内农科大学之首,这对中国近代农业高等教育的促进作用是不容置疑的。1933年刊行的《私立金陵大学一览》对此有所描述:“民国三年,本校教授裴义理先生,因感于农林人才之缺乏,遂开设农科,次年添设林科,至民国五年,合称农林科,各省资送官费学生来校肄业者甚多,盖是时国内大学,设有农林科者,仅有本校一处。十年秋,北京教育部派员来校调查,准农科立案,十四年冬,复正式认可,是为外资创设大学在中国政府之最先立案者。”[3]582金陵大学农学院的迅速崛起,除了拥有一流的教师、所需的实验农场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成功地同中外各机构特别是与政府相关机构的合作,使之在政策和资金上有充分的支持。这一时期,一些教会大学开始创办农科,设计农科课程,招收农科学生,根据当地经济结构及农业生产的特点进行农业科技研究,从而拉开了中国农业教育现代化的帷幕。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创立,恰是近代中国实业教育向职业教育的转化阶段,其意义不仅在于充实、强化高等专业教育的类型,而且有助于直接推动政府发展现代意义上的农业职业教育和专门技术教育,由此也对中国农业教育的现代化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兴盛时期 教会大学初期的办学目标不外乎两个方面,即传播基督教与促成青年得到高等教育,而要实现这个目标,有三件工作要做:一是培养青年基督徒;二是培养有知识的基督教领袖;三是引导基督教男女青年归主。但20世纪20年代以来,基督教大学办学专业性与世俗化逐渐加强,办学方向趋于服务社会以及探索中国现实存在的问题,可谓走向了另辟蹊径的征程,又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诚如美国平信徒调查团在《基督教大学的目标与重心的转移》中所称:“一般富有思想和开通的领袖,渐渐地萦念到发展一种良好的大学教育上去了。他们所要发展的大学:第一,当使成为研究社会问题的优美工具;第二,当保存原有文化的最优美点;第三,当使之成为西方文化上所能贡献的最优美点之模范场所;第四,当培养青年男女,使之对于民众能作有用的服务工作。”[3]147由于培养目标的转移,在某种程度上确立了教会大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伴随着基督教中国化进程的加快,教会大学的各个学科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学科体系趋于完善,教师与学生的数量不断增加。农业教育作为教会学校的科系,也同时得到了快速发展。如金陵大学农业教育除有农林本科相关科系外,并设有农林及灾荒研究系、农业速成科、乡村师范科、暑期学校、函授学校,在鼓楼左、太平门外有占地400余亩的农场以及其他未建筑之校地,一律作为农林实验场之用。农林实验室设备齐全,为了促进农林水利事业发展,并推动学院农林本科改良麦种、棉种、蚕子的研究及试验,该校加强办学国际化,并注重科技下乡,使科技用于生产实践。据文献记载:“美国纽约省立康奈耳大学与本校农林科,定于五年或十年之内,每年派专门教授一人到本校教习植物接种法。以期养成此项专门技能的学生,将来分赴国内各地实地推行。本校深信植物接种法为中国今日改良农业之需。罗福教授等于此项学术研究有素,且为实验场之专家,将来必能以研究结果,贡献于今日之农业。此举非特促进本校植物接种系之增设,并可永久巩固中美学者之感情也。”[4] 墨妮在《金陵大学建校100周年纪念册》中刊文《记金陵大学农学院创办人裴义理》,对该校农科创设背景、教学原则及影响作用作了介绍,这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对教会大学农科教育相关问题的认识。1910年,裴义理先生受金陵大学之聘,担任数学教授。1911年,裴义理先生承办我国北部以工代赈工作,常在农村和灾民相处,看到我国农民生活实在贫困,认为要改善人民的生活,必须先从改良农林事业着手。1914年,金陵大学适应社会对农业技术及专业人才的需要,由裴义理先生一手创办农科,采用半工半读制度来培养实用人才。第二年春,添设林科,以造就林业专业人才。当时国内大学设有农林科的只有金陵大学。因此,鲁、皖、滇、赣四省均送官费生到金陵大学,读农科、林科的日益增多。1916年,农、林两科合并为农林科。创办金陵大学农林科时规定了两条原则。一是注重实际教材,学以致用。如开垦地、栽树、播种、耘草、收获等工作,都由学生亲自操作。裴义理先生认为,要把书本上学来的理论,在实际中体验,才能求得真知,只有这样,学与做才不至于陷入空虚,才能与国计民生发生直接利益。虽然当时风气未开,未能完全实行,但裴义理先生依然主张知行合一,变更当时风尚,可见独具慧眼。二是提倡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农林科初创时期,仅有经费5 000元,教员二三人,学生十几名,然因方针正确,办法合适,主持人有计划、有毅力,所以,奠定了金陵大学农学院永久的基础,能逐年扩大起来。从办学到抗战开始,大学本部、农业专修科以及各科训练班,其毕业生达1200余人,占全国高等农业学校毕业生的1/3,而从事农业教育及农业改良工作的占总数的95%。没有一个学生毕业后失业,且供不应求[2]594-595。 燕京大学在1921年成立农学系,为四年制本科,1923年获得“预防灾荒基金”22.5万美金,使学校得到发展,专业有农艺学、畜牧学、园艺学等,在新校址附近的海甸(淀)有1 500亩的实验园,重点是发展畜牧专业[5]18。但后来由于教会大学系科的全面调整,燕京大学农科于1930年被合并到金陵大学农学院。岭南大学作为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另一重镇,在这一时期同样确立了其在高等农业教育上的地位。岭南大学在1918年已开设农科课程,20世纪20年代就成立了独立的农学院,到30年代中期共有畜牧、农业、植物、病理、蚕丝等5个系[6]162,并在教育、教学的组织管理上分为教务、实验、营业、劝农四部分。教务部自大学成立后,开设田艺、园艺、畜牧、桑蚕、农产制造五科。此外又特设短期蚕业科及一年农业专修科。每成立一处农场,即附设专校,如蚕业、糖业、牛乳业等,教授附近中小学生及农家子弟。实验部自开办农大后,除承受岭南大学原有农场外,还陈请南京国民政府指定附近岗田地约800余亩,由该校按期备价收买。试验总场已设立,至各处试验分厂,也陆续进行。营业部该部宗旨再将该校现时所存有产品,如种子、树苗、蔬菜、瓜果牛乳、自养家禽、自宰猪牛及自制糖果、肉食罐头等,设法销售校外。此举不仅使教员、学生能够进行试验,物品不致糜费,且使学生有机会练习商业知识。民国十年,各项收入,为数共8.1万元。现分外地营业、行店营业及劳工监理三股,并力尽行,将来即以所得余利,充做该校常年经费。劝农部该部初名推广部,后改成今名。其宗旨在于宣传该校研究所得成绩,以振兴地方农业。当大学未能成立之前,曾开广东第一家畜展览会。在大学筹备期内,适逢广东开办第二次农产品展览会,不久后又赴赛大新公司天台农产品奖励促进会。更与营业部合劝农民栽种木瓜,发出苗木数千株。所刊行的《农事月刊》、《农学季刊》,销量也不少。其他如幻灯演讲,组织义农会,种植勉励会,调查荒地及农产,协助各处植木公司等,也均在进行中[2]556-557。 在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快速发展阶段,不少教会院校根据自己的专业优势以及该地区经济生活特点,着重发展适应当地特色的实用专业。如金陵大学农学院深入研究动植物病虫害及小麦、玉米、棉花等品种改良,岭南大学农学院则重点发展园艺、蚕丝、柑橘类等相关领域,而华西协和大学在畜牧、水果种植与运输领域颇有成果。这样的研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专业设置,有助于形成特色专业的个性优势,突出本学校在该领域的影响。但是,中西文化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由文化不同而产生的冲突很难调节,作为一种外来的异质文化,基督教一直受到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敌视与排斥。教会大学的爱国师生普遍具有鲜明的主体意识和理性精神,主动而有选择地接受教会教育,他们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迫使学校取消宗教仪式和宗教课程,而致力于教育内容的专业化、世俗化和科技化[7]10。对此,天主教开展了所谓的“中国化”措施,基督教也开展了“本色运动”,即中国化运动。教会大学被迫向当时的国民政府立案注册,取消宗教仪式和宗教课程,在名义上成为私立学校[8]63。经过1922年在全国爆发的声势浩大的“收回教育权运动”,教会大学入学的学生更是趋向于非基督教徒家庭,且教会学校的宗教课程被设为选修课程。为了尽快走出阴霾,教会大学重新给自己定位,确定了为中国社会服务的目标,以通过为社会服务来体现耶稣基督的精神。教会大学的决策者们认为,教会大学应该集中力量发展几个特殊的领域,使它成为其他大学的典范和实验中心,就是必须进行农村教育建设的研究和实验[5]68。 这就引发了教会大学20世纪30年代参与轰轰烈烈的农村重建运动。教会大学主要采用两种方法帮助建设农村:一是进行农业方面的科研和教育;二是对农村提供援助。金陵大学在这一方面的贡献是非常突出的,齐鲁大学、福建协和大学、燕京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及其他学校也实施了规模较小的计划。金陵大学农学院于1935年设立农科研究所,内设农业经济学部、农艺学部和园艺学部:大学本部设有农艺系、森林系、桑蚕系、植物学系、植物病虫害系、农业经济系、园艺系、乡村教育系农业工程系和农业推广部(系)。为了培养专门人才,还设立了农业专修科、短期训练班、农业工程函授和农民夜校等。其系科设置,上自农科研究所,下迄短期训练班,各级农业教育无不具备。1930年,金陵大学农学院与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合作成立了“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负责拨出开办费4 000元及每月经费500元,金陵大学则派出推广人员及提供推广材料。实验区开办宗旨有三条:一是从农业生产、农业经济、农村教育、农村卫生、农村组织及地方自治等方面推进实验区的乡村建设;二是作为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推广实验基地,将大学研究成果推广到该区农家;三是作为金陵大学农学院学生及其他机关研究乡村问题的实习基地。乌江实验区取得很大成功,到合同期满时已经实现自给自足。自1930年至1937年秋实验区还为当地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但1937年底,日寇进攻南京,该实验区损失惨重[9]384-387。1927年,齐鲁大学在济南东部的一个小镇建起了“乡村研究所”,开始了农村发展研究工作。研究人员深入农村,引进优良品种,指导农民发展家禽生产,利用荒地开辟果园。为了增加农民家庭的就业机会,他们还帮助当地发展毛织工业和家庭手工业以及建立信贷合作社,为农民购买良种、耕畜等提供低息贷款,信贷合作社所得的利润被用来建立学校、修筑公路及其他福利事业[10]132-133。1930年,燕京大学迫于无奈将农科转给金陵大学,但并没有放弃对中国农村的关注,反而更集中精力从事中国乡村建设这一宏伟事业。1930年,该校与华洋义赈会、香山慈幼院共同创办北京清花园农事讲习所,招收初中毕业以上学生,授以农业技能及知识,三年毕业,学生之膳食、讲义费用,完全由学校供给,学生非农民子弟不取[11]165。 1930年的2月,燕京大学社会系开办“清河社会实验区”。该实验区工作人员统由社会学系委派,并尽量聘用当地人才。工作广泛开展分为经济、社会、卫生、研究四大类的各项具体活动,如经济类就有信用合作、小本贷款、家庭工业、畜牧、农业改良等方面内容。1934年,福建协和大学设立农村服务部,由陈希诚主持。经济系和教育系分别开设农村合作及农村服务两门课,为开展乡村建设服务。1936年秋,该校试办农科,设农学和农业经济两个系。1939年,进行学系调整,农学系扩张为农艺学及园艺学系,与原有之农业经济系合并正式成立农科[11]227。福建协和大学在农学专业教学和科研方面也有重大成就,农学院在邵武开辟了农艺试验场150亩,森林试验场1 000多亩,另有畜牧试验、植物病虫害研究所、园艺实验室、水碓和制茶试验所,供师生从事科研与实习。华西协和大学的乡村建设工作主要集中在引进和改良奶牛、山羊、家禽、水果、蔬菜和农作物的品种及实用技术方面。但由于缺乏资金以及受教会大学管理的限制,到1934年才成立农学系。1940年,华西协和大学改农学系为农业专修科,设有农艺、园艺、畜牧三组,这也为乡村建设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12]114-118。无论是金陵大学、岭南大学、燕京大学、福建协和大学,还是华西协和大学,他们都在不同地区体现着教会大学农业教育进入兴盛时期的探索及不懈努力,其世俗专业化的特色及服务农业经济的现实成就,不仅巩固了教会大学在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地位,也促进了整个中国现代高等农业教育体系的建设。 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衰退及消亡时期 教会大学农业教育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开始走向衰退,至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教会学校完全消亡。这一过程是逐渐发展的,并非突然间消失。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起了对我国全面侵略的战争。为了尽可能保存历尽艰辛发展起来的高等教育成果,国内高校在冒着巨大损失的情况下纷纷忍痛内迁,教会大学也开始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选择,不得不考虑各自的出路,或挂起美国国旗,用来防止日本人的袭击或没收财产,或迁入西方列强在华的租界寻求保护,或听从国民政府关于内迁的意见,举校西迁[6]133。如金陵大学准备西迁于四川成都,但当时美国在中国有治外法权,金陵大学的一些西方人士对迁校无所谓,国民党政府方面,认为公立大学已经搬迁,教会大学迁不迁无关紧要,于1937年10月4日在南京开学。但开学20多天后,局势严重恶化,只得通知闭校停课,金陵大学在11月18日停课西迁[9]80。农学院人员及图书仪器标本175箱随校本部西行,1938年3月1日借华西大学校舍正式开学[9]300。金陵大学西迁的损失是极为惨重的,据1944年金陵大学的统计,截至1941年8月,金陵大学共损失1 467.85万元,其中,校舍损失299.90万元,设备损失147.95万元元,林场损失1 020万元,折合美金达444.80万元[9]81。因此,学校的教学、科研条件受到严重削弱。抗战初期,虽然岭南大学位于远离华北战区,但也未能免受其扰。当广州沦陷后,只有少数人留守校园进行收留难民的工作,大部分师生都分批到达了香港。学校在香港新界租到一座大房子和周围的农田,供农学院使用。11月18日,农学院二、三年级的学生开始恢复上课和实习。战争使得学校在搬迁中不仅有房屋、设备等物质方面的巨大损失,更为严重的是学校生源的不足,没有学生的学校何谈教学与研究。以第一学期为例,有470人报考,学校录取了其中的297人,最终只有180人到校入学,报到率只有60.6%。学生流失率也比较高,这一年第一学期,学校的在校本科生总数有536人,到第二学期仅为513人[13]99-101。抗战爆发后,齐鲁大学由于领导层在是否西迁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长期存在的教派之间的矛盾和对学校利益及发展前途的不同考虑,使得齐鲁大学一度出现了两个校址———济南原址和成都华西坝新址。由于学校内部管理不统一,再加上内迁的损耗,大大削弱了学校的实力[10]129。抗战开始后,金陵大学、齐鲁大学等教会大学迁到华西校园,他们与华西协和大学就农业研究与乡村建设进行合作,因而使四川的乡建工作得到发展。省政府和中央政府对华西从事奶牛改良都给予密切合作,1940年,政府批准华西立案二年制的农业专科课程。1941年,国民政府农林部拨款2万元,专门用于食品的保存和运输研究,这是抗战时期华西在农业研究方面最杰出的贡献[5]110,但也足以看出其领域的狭隘性。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袭珍珠港,使得西方特别是美国在华所具有的特殊政治优势消失殆尽,一些教会大学第二次内迁开始。由于香港的沦陷,岭南大学又迁移到了内地,从大村到坪石,从坪石回到大村,又从大村疏散到黄坑,从仁化、连县、五岭,最后到梅县。几度迁移,使得学校的教职员队伍大大缩减,很多老师都转移到其他学校或从事其他工作去了,教学仪器设备与图书资料也比较缺乏[13]105-106。内迁后的教会大学农业教育在农业研究、教学、推广上都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就其影响来说远远没有战争前范围大。学生的注意力开始转向更为紧要的民族存亡的抗日爱国活动中,农村建设运动在没有了学生的参与后,温度自然骤降,农业教育的萎靡更为凸显。 随着1845年8月抗日战争的胜利,教会大学同其他私立及国立高校一样也都认为最艰苦的时期结束了,希望迁回原址后学校能快速恢复到战前水平。1943年,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时,中国基督教大学校董会、英国委员会、中国董事会成立了计划委员会,开始协商拟定战后中国教会大学的发展蓝图。1946年11月,由国民党独裁专制政策造成的国共之间的内战爆发,打乱了他们的计划,但教会学校还是开始着手复校事宜。复校的任务极其艰巨,各教会大学竭尽全力争取资金复校。如岭南大学收到的捐助来源多元化,其中基督学校联合会给岭南大学拨款3.5万美元,香港在1945年和1946年分别捐款两次,各机构也都伸出援手,如英国援华会、美国援华会、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等,另外,学校还得到其他机构或个人的捐款[13]112。农学院的实验区、实验农场也开始慢慢恢复,正当各项事宜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时,由于内战造成国内经济持续恶化,使得经济失控,通货膨胀极高,各大高校陷入到资金空前紧缺的时期。1948年底,各高校教学秩序受到严重影响,教职员工的生活都得不到基本的维持,“反饥饿、反压迫”等罢教、罢学风波又起。1949年,国立中山大学的教授因生活受到严重威胁,在联名发表要求发薪的警告无效后,罢教20多天。这件事震惊整个社会,被认为是教育史上的一大丑闻[13]119。金陵大学的情况也不容乐观,1947年,金陵大学的预算迅速扩充到5.64亿元。而到了1948年4月,金陵大学会计室主任毕律斯报告称:仅该年1~6月,金陵大学预算就缺60亿法币[9]110。通货膨胀严重影响了学校复校工作的进展,正常的教学活动受阻,其状况比抗日战争中还糟糕。 新中国刚成立,各项工作都在改造中,国家没有精力一次性实现对教会大学的全部接管。于是在中共中央制定的“积极恢复,初步整顿,初步改革”的总方针下,各省确定了“坚持维持院校,逐见改革”的初步措施。但是作了两条规定:不得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校长不得由外国人担任。这在当时是顺乎国情民意、非常必要的[6]149-150。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由于中国人民参加了战争,美国冻结了中国大陆在美的所有财产,基于此种情况,中共中央决定加快对教会大学的接管。1951年,对20所接受西方接济的大学给予最终的处理,其中11所收回后改为公立,另外9所收回后仍为私立,由中国人开办。金陵大学的情况属于第一种,而岭南大学则属于第二种,仍属中国人自办学校。至此,教会大学完全被新中国接管,由于高等教育专业设置不合理,为了消除这种现象,更好地为新中国培养所需的专门人才,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了全国院系大调整,按照政府的调整计划依次推进,境内教会大学随着1952年院系调整的完成而退出中国历史舞台。 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历史启示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的高等学校进行了一次有计划、大规模的调整和改组。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凡不符合《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专科学校规程》和《修改专科学校规程》的大学及专科学校,或改组,或降为独立学院,或停办。教育部还规定:教会大学或学院不得由外国人出任校长或院长。教会大学基本上都在国民政府注册立案,并重新定位了学校的目标,向国民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总体政策导向靠拢,力图形成“联系中国社会生活实际”的应用性专业特色[14]57。教会大学同时受中外双重管理,但越来越偏离教会的控制,受国民政府的约束增强,国民政府直接给教会大学拨款作为补贴,使得教会大学作为私立高校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适应新民主主义的教育要求,教会学校开始组织课程改革,提出教会大学按新政府颁布的《私立学校暂行管理办法》的条文,重新向政府申请注册。教会大学纳入新中国教育体系只是作为收回教育权的第一步骤。1952年,教会大学被拆分,融入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教会大学农科作为教会大学的一部分随之充实到其他院系。教会大学农业教育从创立到消亡,短短的几十年中,拥有丰富的农业教育办学经验,不但是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成功典型,成为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模板,也为当今外资在华投资办学提供了很多中国化的方法。教会大学的农业研究和推广工作也取得了重大的成果。教会大学农业教育透过课堂教学、农业科研、农业推广形成了独有的办学特色。 现代历史学家吴梓明在《从广州私立岭南大学看基督教大学应以何种形式为国家教育事业服务》中称:岭南大学至1930年间,它的办学特色在于其办学目的不是为传教,而是“实行人格的教育养成科学之人才,适合中国之需要”。钟荣光校长在一次演说中也指出,岭南大学办学的目的乃“欲以世界实用之科学,造成中国领袖之人才,加以几分基督牺牲为人精神,使学成不至自私自利,出则为社会国家尽力,入则负起岭南母校之责任”。换言之,岭南大学所提供的教育,一方面是为国家培养科学的人才;另一方面也注重人格的训练,特别是以基督牺牲的精神为榜样,培养学生勇于服务的精神。岭南大学的校训“今之学者为人”,目的当然是发扬真理,贡献所学,为人类谋幸福,为社会服务,而不是为自己的私利、虚名或禄位[2]563-564。教会大学对于农业教育的重视及所取得的成就,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在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应把农业发展放在首位,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农业教育的宗旨要服务于农村、农民,不能只探究理论,不重视科研的推广,没有被推广的科研成果就不能产生它应有的效果。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发展脉络是中国农业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部分,透过对其历史演进的探究,能有裨于我们更好地为当代农业教育、农业科研及服务农村作出贡献。 大学历史论文:大学历史多媒体教学论文 一、大学历史多媒体教学带来的益处 1.1促进学生思维的发展 在以往传统的教学过程中,教师比较重视历史知识的逻辑性,而对历史的形象性有所欠缺,这样容易使学生只学习了知识,思维方面却处于休眠状态,这样只会让学生觉得课堂枯燥无味。多媒体教学可以从各个方面开发学生的感觉器官,促进大学生在思维能力方面的发展,使学生的整个大脑都可以活跃地运动起来,通过这种思维的促进和感性的理解,学生在课堂上的思维状态将会变得更加积极,很好地培养和提高了学生的思维能力。 1.2节省教学时间,扩大课堂容量 大学历史课的课本信息容量非常大,主要提纲也是繁多,如果采用原始的口述教学只会让师生之间厌倦疲惫,课堂效率较低,而采用多媒体教学模式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例如,教师在讲述中国近代史不平等条约时,如果是原始的口述教学,那么教师则是按照每个条约在课本上出现的先后顺序开始讲述,当要拿来比较时,还需要又重新返回查看,如果采用多媒体教学,那么可以在屏幕上直接列出各个不平等条约,学生可以清楚地看出每个条约的主要内容和差别,对知识的印象也更加深刻,同时也节省了教师的教学时间。 1.3营造历史氛围,提高学生兴趣 在历史课堂上,营造历史氛围,激发学生兴趣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方式。多媒体可以播放许多形象生动的画面,感人肺腑的配乐,恰当的解说,鲜艳的色彩,可以直接刺激学生的大脑皮层,引起兴奋,学生对知识点的记忆更加深刻。学生要想掌握好知识,就必须在课堂上集中注意力,并对知识点产生浓厚的兴趣。原始的教学模式就是教师讲述,学生听课,虽说这种教学模式已有很悠久的历史了,但是它毕竟也是有弊端的。历史本身是十分漫长且复杂的,仅靠教师的讲述与学生的想象,很难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而通过多媒体这个教学工具,将书本上静态的知识转为屏幕上的动态画面,使学生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也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1.4提高记忆效率 多媒体可以刺激学生的视觉和听觉,学习历史知识,需要对知识记忆进行巩固,不能学了前面忘了后面,所以巩固知识和掌握知识非常关键。经心理学家分析,多个感觉器官一起工作会提高记忆的效率。在历史教学课堂中,利用多媒体播放多姿多彩的历史视频画面,直接在学生的大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加上一些视觉和听觉的刺激,更是加强了记忆效果,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 二、大学历史多媒体教学给大学生带来的负面影响 2.1不利于师生间直接交流 在科技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非常重要。原始的教学方式就是教师面对面地跟学生教学,互相交流和沟通知识,学生在学习的时候,通过教师的阐述,也知道自己在学习的过程中需要做些什么,明白自己要如何让去学习历史这门课,学生只有知道了学习这门课的主要目的,才能将其恰当地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去,大学的历史教师必须跟学生清楚地解释这些内容,并给予指导。如果通过多媒体历史教学方式,让学生与计算机打交道,缺少沟通,师生间面对面交流的时间也少了,师生关系越来越疏远。 2.2教师的教学主导地位被削弱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是占主导地位的,而在多媒体教学课堂上,网络已取代了教师的地位,成为了教育界的主角。有部分大学历史教师,直接就将自己放在次要地位,而将播放多媒体视频作为整个课堂的核心,这就完全颠倒了主次,毕竟多媒体只是教学的一个辅助工具,根本不可能取代教师的工作。历史教师不仅要交学生学习历史知识,还要教会学生学习的手段和方法,教学生如何正确地思考和观察问题,规范学生的价值观,而多媒体不可能教会学生这些课本以外的知识。 三、完善大学历史多媒体教学的对策分析 大学历史教师应该把传统的教学和多媒体教学结合在一起,多媒体教学生动形象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和学习兴趣,再结合历史教师的口头讲述,中间还可以参杂小组讨论等教学环节,有利于师生之间沟通交流,提高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效率。另外在制作多媒体课件时必须精细,内容简单明了,有针对性,学生一眼就可以看懂,对于不同的历史知识点,应该采取不一样的多媒体模式,不能古板不变,应该因课而变,像逻辑不强的知识点可以通过一些讲述一句带过,而对于逻辑性比较强的知识点,就可以加入一些视屏播放,增强记忆。例如,当讲到《北京条约》这种逻辑不强的,就可以直接将条约内容列出,像《重庆谈判》就可以加入相关视频,为学生播放视频,使学生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整个历史内容,同时也加强了学生的记忆力,学生的眼界得到了开阔,激发了学生对历史这门课的积极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四、结语 大学历史多媒体具有形象生动的特点,学生能够直观地看出历史的画面,通俗易懂,它打破了原有的黑板粉笔式的教学模式,使用多媒体可以使历史场景更加生动,通过一些图片更是渲染和营造历史氛围,大大地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通过直观的观看图片可以节约教学时间,从而扩大了教学课堂的内容。与此同时,多媒体虽然给教育界带来了飞快的进步,也出现了一些弊端,毕竟任何新事物的出现都会带来利与弊,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多媒体教学的弊端,不能过于盲目地追求多媒体教学,要做到扬长避短,只有这样才能使大学的历史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作者:李美霞单位:潍坊科技学院 大学历史论文:大学历史教育教学体制改革策略 本文作者:张立芹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在我国高等教育专业设置方面,历史学是较早也是现在开设的较为广泛的专业之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传统的高等院校历史教育已经不适应社会的需求,高校历史教育面临招生难、培养学生成才难和学生就业难三大问题,高校历史教育改革迫在眉睫。 一、高等院校历史教育之困境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获得迅猛发展,但是与此同时,人们亦越来越沉溺于对物质利益的追逐,“在心浮气躁的社会氛围下,基础学科的发展和研究受到冷落,历史专业沦为冷门中的冷门”。[1]目前,我国高校历史教育面临“三难”问题,即招生难、培养学生成才难和学生就业难。 (一)招生难报考历史专业的学生不多,其中的优等生更是凤毛麟角,还有的学生刚进大学就申请转系,这集中反映了历史系招生难的问题。存在这一问题,究其原因是根深蒂固存在于人们思想中的“轻史”及“史学无用论”观念造成的,而其更深刻的根源则在于历史学学科的独特性。“历史不像物理学一样,有其实际功用,不管其历史知识如何渊深,没有人能用历史知识,发明蒸汽机,或使全城光明,或治癌病,或在北极圈种小麦”。[2]但是,历史学有着区别于自然学科和其它人文学科的独特功用,其大功用没有自然学科所带来的成果那样具有直接性和可视性,但更多是以思想的形态对人类的生活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 (二)培养学生成才难目前我国高校历史教育在教学过程中存在诸多弊病,以致难以培养出适应社会需要的新型人才。首先是课程设置单一,内容单调。高校历史系的课程大多以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为主要授课内容,断代史、国别史、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等课程相对安排较少。另外,历史专业的课程设置较多,相关学科的课程设置较少,以致学生视野狭窄、思维不开阔。其次是教学模式僵化。目前高校的历史教学还是以传统的教学方式为主,即教师引领课堂,通过口述和板书来上课,学生只是被动、消极的接受知识,记录、背诵老师所教的知识点。再次是考试制度模式化,重背诵,轻研究。目前高校历史系大多以期末闭卷考试的办法为考核方式,学生平常不努力,考前背知识点与笔记,考核形式单一,无法锻炼学生学以致用的实践思维能力。历史教育的目的不是考察学生瞬时记忆的能力,而是“通过历史学学习,可以训练我们思维的灵活性、提高反思能力、时空想象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3]但在此都成为空话。有的学者曾经谈到我国历史考试和美国、日本的差别,美国、日本式的问题是: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当初如果没有死,欧洲会发生什么变化,中国式的问题则是:“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死于哪一年?他西征最远打到哪里。这两个问题鲜明的反映了美国、日本和中国历史考试的差异。“如果考试的内容和方式变了,学生们的学习将会是一种崭新的模式,历史教学也将会焕发勃勃生机”。[4] (三)学生就业难大学生就业难目前是困扰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问题,历史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相对于其它专业的学生更为困难,因此有的学校撤并了历史系,有的学校把历史系更名为社会管理系或社会发展学院等,这些不过是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社会需要大量的历史学专业毕业生,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出版社、报社、文史研究、旅游业等都有需求,但是为什么历史学专业毕业生就业还如此困难?笔者认为原因有二:一是高校历史教育没有按照社会的需求培养人才,导致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脱轨。“大学历史教育除了让学生掌握基本的历史学知识与方法之外,还要努力使学生了解自己的就业意向,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进行培养”,这是目前许多大学没有做到的。二是社会对历史专业的成见和误解。历史专业毕业生的综合素质并不比其它人文学科毕业生差,但是很多单位对历史学缺乏了解,认为历史学百无一用,不愿意接纳历史学专业的学生。 二、高等院校历史教育的作用 (一)帮助青年人培养人文主义精神大学时代是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塑造最为关键的时期。青年人思维活跃,接受、模仿和创造能力很强,这一时期的大学历史教育如果仅仅注重历史知识的灌输和传授,而忽略了人文主义教育,将会导致学生道德水平滑坡,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缺失等严重后果。卢刚事件、马加爵事件给高校历史教育敲响了警钟。“为什么要学习历史?为了学会做人!为什么要在学校进行历史教育?为了让学生学会做人!”[5]白寿彝先生也说:“历史是一门非常丰富的学习做人道理的一门学问”,[6]高校历史教育首先要教会学生做人的道理。“社会发展尽管经历着迂回曲折的过程,但总是一浪高似一浪。历史浪头推动人们前进,人们也推动历史浪头前进。我们要强调用这样的内容来激励青少年,激发他们的历史责任心,鼓舞他们推动历史前进”。 (二)有助于青年人历史价值观的塑造“历史不只是记录过去事实,历史记录的是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全人类的生活。”[7]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但是它是贯通过去、现在、未来全人类生活的学问。历史学积昔哲之遗产,启后世之智慧,使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可以直接利用他们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来改造世界。它保留人类创制的原理和技术于久远,避免了人类精力和时间的浪费。历史学的研究客体是人类在过去的作为,行为背后是思想的驱动,所以一切历史皆是思想史。历史研究的主体——人的研究活动具有主观能动性,背后仍然体现了思想的驱动作用,究其本质,史学研究是思想与思想的碰撞、交流。由于史学包罗万象的特质,其内容势必是善与恶的交织,美与丑的杂揉,鉴前言往行,智慧得以形成,因此,历史并没有完全成为过去,它通过多种渠道影响现实。高校历史教育的目标之一就是培养大学生的历史意识,“所谓历史意识,是人类在文明发展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对自身历史的记忆和描述,并在求真求实的基础上从中总结经验、汲取智慧,进而把它用于现实生活的一种观念和要求”。[8]通过高校历史教育,使青年人深化历史认识,获取历史感悟,以彰往察来,并最终把历史认识用于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 (三)强化青年人的爱国主义情怀,发挥爱国主义功用高校历史教育承担着培养青年人爱国主义情怀,铸造民族精神的作用。龚自珍说:“灭人之国者,必先去其史”。历史承载着民族的记忆,只有通过尊重历史事实基础上的历史教育才能被真正了解,才能让学生了解中华民族的起源、发展过程,政治、经济及文化上的光辉成就,历史上经历的挫折和做出的努力,如此,民族精神才能得以贯彻和落实。 (四)“资治”、“救国”之功用历史教育功能的主体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就新中国成立之前而言,其主体功能经历了从“资治”到“救国”的嬗变。中国素有尊史的传统,史学观念又向来以经世明道为主,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周时期,史官就已认识到以史为鉴的重要性。此后,历代统治者根据现实的需要不断把史学的“资治”功用深化,如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目的为:“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兴败成坏之理亦欲以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9]时代越往前发展,史家对“资治”的宗旨和参照的认识越明确和自觉,如司马光于《进资治通鉴表》中明确指出其撰史的目的为:“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等。西方史学家同样重视史学对当世统治之大功用,认为“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历史研究是政治进步与文化修养的基础。政治家就是实践中的历史家”。[10]史学家通过不同的视角对往事前朝的治乱兴衰认真考察和总结,并将其熔铸于浩如烟海的史书典籍之中,为后世的统治者提供治国安邦之借鉴和依据,这也是史学兴盛不衰的原因之一。在中国,19世纪中后期,随着社会危机、民族危机的加深,史学“资治”的主体功能被“救国”的现实需要所代替,史学家纷纷“开眼看世界”,欲了解世界大事,以觅“御夷之策”,“此时兴起的以抗敌御辱,探索救国真理为宗旨的外国史地研究,正是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之深刻变化最具有时代特色的标志和反映”,[11]以林则徐《四洲志》的面世为开端,相继涌现出一批以救亡图存为著述宗旨的外国史地著作,如魏源的《英吉利小记》和《海国土志》、王韬的《法国志略》和《普法战记》、姚莹的《英吉利国志》、夏燮的《中西纪事》等。其中尤以魏源的《海国土志》最为重要,该书思想的核心为“师夷长技以制夷”,此处的“师夷”已非单指工艺、科技等器物层面,还包括西方的先进思想文化等深层次的内涵。当然高等院校历史教育之功用并非仅如上文所言,它的存在也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以赤诚淳朴之心敦风化俗”等更广阔的作用。 三、高等院校历史教育之解决对策 (一)加快教学体制改革,调整课程设置,增加相关学科的课程内容历史学包罗万象,内涵丰富,涵盖古今中外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生活等内容,历史研究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关系密切,需要多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但是传统的高等院校历史教育仍然以两大通史(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为主要授课内容,以政治史为主线,兼及叙述相关时期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限制了学生的知识视野,造成学生知识结构单一,基础知识储备不足等问题。高校历史教育要摆脱“三难”困境,需要加快教学体制改革,调整课程设置,唯有此,才能培养出知识结构完备,视野开阔,符合时代要求的社会所需历史专业人才。 (二)加快教学模式改革,积极利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现在传统的高校历史教学模式已经不适应时代的要求,需要加快历史教学模式改革,积极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即多媒体教学。多媒体教学能够通过图片、音频和视频功能生动、形象、快捷的传递知识信息,使学生从枯燥乏味的口述加板书的传统模式中解放出来,领略历史的生动和鲜活,活跃课堂气氛,加深了对历史的认知能力。与传统的教学模式相比较,多媒体教学具有信息量大,效率高等优点,以书籍存储为例,电脑的1G硬盘能存储数百部电子书,这是纸质书籍无法比拟的。这也意味着以往需要花数日或数月才能阅读完的材料在课时内就能随时挑选展示,教学质量大大提高,研究表明,“实行媒体教学,比之常规的教学法,能使学习速度提高30%—50%,节约经费30%”。[12] (三)针对学生的未来目标,有的放矢培养学生高校历史教育的最终目标是使学生顺利就业,有良好的职业发展,但目前高校历史学专业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已经成为制约高校历史专业发展的瓶颈,要解决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就要提升学生的“就业力”。“就业力”是指“一组使个人能更好地就业并能使他们成功地胜任所选择的职业的能力,包括成就、理解力和个人特质”。[13]这要求高校历史教育要针对学生的未来目标,有的放矢的培养学生。高校历史教育除了培养学生的人文主义精神、道德情怀和爱国情操并且让学生掌握基本的历史学知识和研究方法外,还要使学生确立自己的就业意向,了解就业选择,对学生进行针对性培养。如果学生毕业选择继续深造,就要帮助他们夯实历史学基础知识并且在历史研究方法上给予指导。如果学生计划谋职,就需要让他们了解各个行业的特点及对人才的需求。“大学历史教育必须与社会相接轨,按照社会的需求培养人才历史教育已不是高不可攀的象牙塔,关门教学已不是时展的要求,开放式教学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14] (四)发展大众史学,培养学生传播历史知识的观念高校历史教育如果要摆脱“三难”困境,需要发展大众史学,不但要使更多人了解中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更要使他们明白历史学之独特功用。历史学要走入大众生活需走通俗化之路,以大众为对象,史学研究者写出的作品要雅俗共赏。历史学“不能仅躲在森严的学术殿堂里探幽索微,也不能只关在高等学府里坐而论道,她应该走出来,迈向社会,成为各界的朋友”。[15]“要把历史知识、历史理论传播给广大的群众。要走出课堂和学校。传播的形式很多,可以写文章,写书,写小说、电影剧本以及曲艺、弹词等等”。史学通俗化可以采取多种方式,这些工作需要历史专业人才完成,高校历史教育肩负着培养历史专业人才的重任,这就要求高校历史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向学生灌输普及历史知识的思想。总之,历史学传承了人类的精神财富,是人类智慧的不竭源泉。我们不能只关注对物质利益的追逐,忽略精神世界的丰富与价值观的提升,轻视历史学之功用,把高校历史教育置于边缘化的尴尬境地。高校历史教育本身也要在教学体制、课程设置、教学手段、培养模式等方面积极进行改革,并且在日常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传播历史知识的观念,唯有此,高校历史教育才能找到新的出路。 大学历史论文:课程资源在大学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前言 课程资源指的是课堂教学中利用的资源信息,是开展课堂教学活动的重要条件,课程资源包括课内和课外两种资源,都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课程资源既是开展课程教学活动的基础条件,也是课程内容的一部分,对开展课堂教学活动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大学历史教学中,将乡土资源和人力课程资源融入大学历史教学,可以丰富和拓展大学历史教学内容,让学生了解更多课本教材以外的课程资源,加深学生对历史教学内容的理解,对提高学生的历史学习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当代大学历史教学,必须注重课程资源的开发和运用。 一、课程资源的基本概述 (一)课程资源的概念 课程资源的定义并不明确,通过长期教学经验,在课堂教学中对课程资源的实际应用,对课程资源进行概括。在对课程资源进行描述的时候,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其中广义的课程资源指的是为实现课堂教学目标所利用的条件,而狭义的课程资源则是课堂教学活动中使用的资源信息。总之,课程资源类型多样,将不同类型的课程资源应用于课堂教学活动,都可以有效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对实现课堂教学目标具有重要作用。对课程资源进行总结可以归纳为利于开展课堂教学活动的资源,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可以为学生形成重要的教育意义。 (二)课程资源的类型 课程资源类型多样,按照不同的角度对课程资源进行划分,划分出了不同的种类。本文主要对校内课程资源和校外课程资源、素材性资源和条件性资源进行详细的分析。 1.校内外课程资源 校内外课程资源是课堂教学活动中直接使用的资源内容,它是按照空间分布进行划分的。课堂教学活动中普遍使用的课内资源主要包括硬软件资源、学生活动资源等内容,校内硬件资源又包括各种场所和设施,例如图书馆、实验室等,校内人文资源主要包括教师、学生、班级组织、校容校貌等内容。总之,校内课程资源是开展课堂教学活动的基础条件,也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资源。课堂教学活动中使用到的校外课程资源,一般包括学生家庭等各种可用于教学活动的资源内容,将这些资源应用于课堂教学活动中,可以有效拓展教学内容,让学生更好的理解教学内容。其中,工厂、科技研究所院等都是宝贵的教育教学资源,只有充分利用和开发校外课程资源,才能实现优化教学方式方法的重要目标,为实施课程教学活动提供有力的保障。校内外课程资源都是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重要基础,在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只有充分挖掘校内外课程资源,才能为打造高效教学课堂奠定坚实的基础。 2.素材性资源和条件性 资源素材性资源和条件性资源是按照课程资源功能特点划分的,其中,素材性资源一般是指学生学习和收获的各种知识、经验、活动方式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以及培养目标等因素,而条件性资源则是开展课堂教学活动的重要条件,虽然并不是学生学习和收获的直接对象,但却是学生学习和有所收获的重要条件,主要包括场地、仪器、设备、设施、环境等因素。这些条件都是开展课堂教学活动的基础条件,也是打造高效课堂教学活动的重要条件。 二、在大学历史教学中开发与运用 课程资源的重要性历史课程是我国大学课程结构的重要构成部分,培养专业性历史研究学生,对研究我国历史具有重要作用。针对当前我国历史教学现状,合理开发与运用课程资源,可以有效提高大学历史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对实现我国历史教学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可以为实施历史综合实践活动提供充分的保障 大学历史教学与高中历史教学不同,主要是因为它打破了纯粹理论知识教学的枷锁,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活动教学进行了有效结合,教学重点是学生深入探究历史问题。而大学历史综合实践活动又与历史学科教学不同,主要是因为在历史综合实践活动课中没有相应的教材作为参考,要促使历史综合实践活动课顺利开展,就需要实现对课程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制定出科学、合理的综合实践活动规划,增强学生参与综合实践活动探究的兴趣,通过学生积极参与自主探究学习活动,不断提高学生的历史学习水平。大学历史教学中,教师引导学生开展历史探究课题,就需要师生通过多种渠道查阅相关历史资料,设计具有教育意义的课程主题,为学生开展探究学习活动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是开展历史课程综合实践活动内容的直接来源 课程资源除了是开展综合实践活动的前提,也是综合实践活动内容的直接来源。主要是因为在大学历史教学中,教师根据教材内容要求,引导学生通过多种渠道查阅历史资料,通过对历史资料的归纳和总结,提出具有探究性的课题。学生对历史课题开展综合实践探究活动,在实际探究过程中,学生可以依据课题提出的条件,对相关历史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并在有关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延伸和拓展,这个综合探究过程实际上就是学生历史学习的过程,学生历史学习全过程的课程资源都是学生从渠道中探究出的资源内容。所以说,课程资源是开展大学历史综合实践活动内容的直接来源,对学生完成学习任务、实现学习目标具有重要作用。 (三)可以拓展学生活动方式 课程资源合理应用于课堂教学活动中,对学生开展学习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大学历史教学中,合理开发和运用课程资源,对有效优化学生的学习活动方式具有重要作用。传统历史教学中,过于重视课本教材内容教学,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和活动范围狭窄,对提高学生的学习水平形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当前,对课程资源的合理开发和运用,通过多种渠道拓展课程资源,让学生深入到搜集和探究课程资源的过程中,学生通过多种方式、多种渠道搜集课程资源,就可以充分激发出学生探究学习的兴趣,再将学生搜集的课程资源用于课堂教学中,拓展教学内容,让学生真正理解和掌握大学历史教学重点内容,就可以不断提高学生的学习水平,对历史教学目标的实现形成充分的保障。 结束语 总之,课程资源在大学历史教学中合理开发与运用,对提高大学历史教学水平和实现教学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新形势下大学历史教学过程中,必须引导学生重视课程资源的开发,使课程资源的重要性在课堂教学中充分展现出来,只有这样才能为大学历史教学目标的实现提供充分的保障。 大学历史论文:大学历史教育与人文精神的反思与重建研究 [摘 要]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现代教育对于综合素质的培养越来越重视。大学阶段的历史教育目标在于对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因为人文素质会对每个学生未来的人生形成较大的影响。本文首先对我们国家大学历史教育和人文精神中的问题进行了探讨,继而分析了对历史教育和人文精神的重建。 [关键词]大学;历史教育;人文精神;反思;重建 当代人们所面临的精神危机以及社会问题的根源就是人民大众在人文精神方面的严重缺失。一个国家的人民在人文素质方面的层次将会对社会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发展形成很大的影响。如果人们的人文素质偏低,将会导致精神文明跟物质文明之间出现脱节的现象,让人们变成道德缺失的经济动物,危机到社会的发展。在大学教育当中,人文教育是核心,也是其灵魂所在。历史学科教育能够利用各种形式对人们加以人文精神方面的教育,从而提升人们的人文素质,继而实现对社会和谐发展的促进。现代大学教育理念的确立,能够有效地促进人文精神的传承,成为了我国目前高等教育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1 我们国家大学历史教育和人文精神中出现的问题 在近现代,我们国家的大学教育将人文教育当成了教育工作的核心。我国的高等教育是在面对西方列强的欺凌中,形成了科学救国的动机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在洋务运动的初期所设立的学堂当中,给学生传授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将抵御外敌作为目的的科学教育,对于人文精神的教育从大学刚诞生的阶段就被科学教育所遮掩。而在后来的社会发展进程当中,科技革命所带来的成果给社会带来了非常多的物质财富,让人们对于科学技术更加的崇拜,继而使得人文精神更加的受到冷落。人们为了实现自己欲望的满足,更多的考虑怎样去改造自然给人们创造出更多的经济利益,极少重视对人们心性的完善。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人们价值观逐渐扭曲,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逐渐将人们的思想领域占据,人们只是将财富的创造为根本目的,对现象本身加以无限的关注,却将现象的本质抛在一边。这样就使得学校的教育完全成为了科技教学的天堂,无法顾及教书育人的真正目标,教育所应有的人文精神逐渐被淡化,继而导致人们在价值信仰和道德方面危机的呈现。 二十世纪中期,一些发达国家逐渐意识到了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失衡所造成的危害。那个时候的中国却还在学习苏联的斯大林模式,使得我国的大多数高校转变成为了只具备单一学科的理工院校,各个学科之间所存在的联系被人为的隔离开来。这样的情况致使教育活动只能培养出两种人:只对科学技术加以掌握,灵魂却极其苍白的人,亦或是不懂科技,只会空谈人文的人。随着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这就更严重的在人们的观念上形成了“科技万能”的误区,只注重科学教育的思想渐渐强化,这就使得人文精神的塑造和培养被逐步的淡化。 在我国的中学教育阶段,历史学科教育基本上都处于形同虚设的状况,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在绝大部分中学生的思想中是一片空白的。中学阶段的这种情况也发映出了大学阶段的历史教育也不容乐观,各级院校逐步将历史教学活动加以不断的压缩。很多大学中政治教育和中文等相关的文科专业中,在他们必修课的设置中已经很难见到历史学科的影子,而选修课的状况也基本如此。只有在一些全校的素质课当中才会设置一些关于历史的课程,不过教学的效果却微乎其微。现在的大学教育当中,如果学生不再攻读历史类的专业,那么基本上今后就不再会接触到关于历史的课程,很多在中学阶段历史知识掌握较好的学生到了大学之后,也都将它们慢慢的淡忘,这就是很多当代大学生的实际状况。 2 历史教育和人文精神的重建 如果一个民族拥有一些关注于未来的人,那么这个民族才能得到长期的发展,而如果人们都只是关注于当下,这个民族将没有未来。在历史教育逐渐被人们所摒弃,人文精神逐渐衰败的今天,对历史教育加以重新组建,逐渐将丧失的人文精神传统找回,给国家培养出具有长远眼光的综合型人才,应该是当下大学教育阶段所应该具备的核心使命。 大学历史教育和人文精神重建的一个前提就是对大学教育理念的树立。教育真正应该面对的应该是灵魂,教育工作者要利用人文精神逐渐将受教育人员心灵上的潜力加以激发,让受教育人员能够具备完整的梦想、人格和对未来的追求。而对大学教育人文精神构建最为有效的途径就是对历史学科教育的强化。 大学历史学科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对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从而提升他们的人文素质。而历史教育所蕴含的本质是针对学生,去发展他们更为健全的人格,在传统的教育模式当中,教育工作者往往不太习惯以教育心理学的层次去对人格培养的目标加以设定,也不会注重以社会环境的角度对人格的教育所具备的价值加以界定。历史学科教育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以及个体发展的功能,其蕴含的社会功能把教育当作促进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发展的一种工具,而对于个体发展的功能主要关注将人当做核心,将历史的教育过程当成对人加以培养的过程。 大学历史教育和人文精神的重建,从价值角度上来说是要让全部参与教育的人员充分的认识到历史教育和人文精神所呈现出的改革和发展的目标。而从教学内容的角度来说,也一定要加强在人文方面课程的设置,让它成为大学教育中的核心课程。目前,我国大学正在逐渐促进人文教育跟科学教育之间的相互融合,这也就成为了培养当代大学生人文精神的重点。科学教育主要是将求真作为核心,而人文教育却是将求善作为其根本,科学是一个国家的立世之基,而人文精神却是每个国民的为人之本。 大学阶段的培养目标应该包含几个方面:①在宏观层面上重视对文理的渗透,而在人才的培养上则要给学生们以自由发挥的空间和权力;②依照每个大学不同的定位来对学生的发展加以侧重化,实现文理科之间在高等教育中的整合;③尽力去加设关于人文历史方面知识的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够享受到自由教育的良好氛围,对学生们加以启发,让他们能够对自己所学专业的意义加以深层次的感受和理解,继而激发出他们更为高尚的人格,促进自我完善的同时以更好的姿态去服务全社会。 3 结束语 总而言之,对于以往社会发展忽视历史教育和人文精神的状况我们要加以正视,在当下,要在全国范围内的高校积极创设关于历史教育的相关课程,逐渐提升国民的人文精神建设,继而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具备更为高尚人格的综合型人才,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大学历史专业讨论课教学理论与实践 [摘 要] 大学讨论课有倾向性,有倾向于学术讨论的,有倾向于课堂教学,或者两者兼顾的。大学教师在讨论课前应作系统的资料整合,并提出基本问题。学生应进行分组。讨论课前,教师将每个学生任务布置下去,由学生准备。课堂上,学生发言之后,教师应积极介入、主导,完成需要讨论的主题。 [关键词] 历史专业;讨论课;教学实践 一 大学讨论课渊源 大学讨论课是一种很宽泛的说法,起源于欧洲国家,定型于德国。一般认为,最初在欧洲大陆一些国家使用Seminar方法,对牧师进行圣学上的训练,但同时也使用Seminar方法对一些大学教师进行训练。这种训练教师的方法,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一直存在,只是尚未定型。第一个对Seminar方法在大学教学上定型的,公认的是德国学者沃尔夫(F.A.Wolf)于1786年,在大学哲学课上,借用这一教学方式,颠覆了传统的教学方法,以比较固定、成熟的Seminar方式进行教学。沃尔夫的具体做法是,上课前,让学生事前准备书面或者口头上的发言稿,正式上课时,在学生陈述完后,再指导学生对所指定的问题进行讨论。随后,柏林大学引进Seminar的教学方式,形成了一种更加广泛的,易于操作的教学制度,即教学――科研研讨班。之后,这一教学方法,普遍为德国大学所采纳,成为一种成熟的固定的教学方法。 19世纪末期,美国大学教学方法开始大范围地借鉴德国的Seminar。相对而言,美国大学Seminar教学方法,更加接近后来通行的教学法,而早期德国的Seminar方法,更加倾向于学术研究法。美国传统大学,如密西根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是Seminar教学法的实践者、创新者、传播者。 中国有些大学授课和学术研究,现在也采纳Seminar法。应当说中国人对Seminar并不陌生,早期出国的留学生,都接受过这种授课方式。蔡元培从德国莱比锡大学学成回国后,就想将Seminar教法在中国运用。费孝通在英国留学期间,对他印象深刻也是Seminar教学法,他将Seminar翻译为“席明纳”(有的人翻译为“习明纳”“习明纳尔”等)。费孝通在他的两篇文章谈到席明纳,分别是《留英记》[1]和《跨文化的“席明纳”――人文价值再思考之二》[2],这两篇文章,都是写于建国后回忆。费孝通虽然对Seminar法很推崇,但这两篇文章写得很晚,加之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应当说这两篇文章的实际影响,只限于理论上的探讨。 真正说来中国大学大范围的采纳Seminar教学法,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主要是受苏联的教育制度影响,当时的中国从教学学制、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全面接受苏联的,且是由官方直接下文,以行政命令要求大学照搬苏联模式。Seminar教学法也是当时大学上课的方式之一。大致是1956年之后,这种上课方式逐渐在大学消失,“我回国教学时发现我国的学生害怕习明纳尔,每周设置一二次习明纳尔,学生就叫喊负担过重。不久习明纳尔的教学方式就在中国的高等学校中消失了。究其原因,不能不说与我国的传统教育有关。中国的传统教育就是教师‘传道、授业、解惑,’在教学过程中没有学生的地位,学习就是接受现存的经典,无需讨论。”[3]顾明远1951年至1956年在苏联国立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教育系学习,在苏联学习期间,上课的方式主要是“习明纳尔”(即Seminar)[4]。当顾明远于1956年自苏联学成回国任教时,中国大学开始逐渐放弃了Seminar教学法。 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有部分大学再次开始开设Seminar教法,尤其是一流大学,率先在教学上使用这一教学方法。如中国科技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中国地质大学在全校推行Seminar制度,要求学校、院(系)和教研室三级学术研讨会(Seminar)制度。即全校具有高级职称以上的教学、科研人员,每年至少做一次学术报告;教研室,每月至少举行一次Seminar;院(系)每年至少举办两场能反映学科前沿动态的学术报告会。[5]应当说,中国地质大学的Seminar,主要倾向于学术研究,而非教学上。另外东南大学,也普遍开设Seminar,不过,它也是倾向于学术讨论上的。目前使用Seminar教法的大学越来越多,有的大学是倾向于学术研究的,有的是倾向于课堂教学的,虽然都叫Seminar,其实,学术、教学之间的界限不是很明确,看教师的具体操作情况。相对而言,目前地方院校,使用Seminar教学,或者学术研究的都较少。具体来说,主要限于少数教师在使用这种模式上课,尚不普及。 二 大学历史专业讨论课规划 以上,主要是我们对Seminar课程一些理解,在我们正式开设Seminar课程之前,作了许多理论和实际的准备工作。通过我们的努力,认真准备,于2014年开始,我们正式开设《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历史地理》《世界通史1》讨论课。以下,就我们开设讨论课的一些心得,总结在这里,也许对其他老师有些参考作用。 开课之前,教师要作准备工作,我们都是在2014年暑假期间,对要开设讨论课的课程,进行系统的资料整合工作。具体做法是,对每门课要按照专题内容,一个专题,作一个文件夹,做好资料目录和必要的资料收集。《中国历史文选》设有八个专题,分别是先秦文献资料,正史资料,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资料,地方志资料,政书体资料,史评著作类资料,十通类资料,工具书与检索类资料。《中国历史地理》分为七个专题,分别是中国行政区划资料,中国历史气候资料,中国人口与移民资料,中国交通史资料,中国军事地理资料,中国河流变迁资料,中国人文地理资料。《世界通史1》包括十一个专题,分别是人类的起源说明了“人类是什么”,从宗教的起源看宗教,地理环境决定历史的演进,犹太人的历史与文化给人们的启示,佛教的现代意义,古希腊文化成果丰富精彩的背后启示,罗马做为一个“善于治理”的民族的历史经验,比较东西方封建制度的异同,中世纪伊斯兰教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从古代日本几次重大的历史变迁看日本民族的性格,资本主义为什么首先出现在西欧。专题设好后,再拟定需要讨论的问题,所讨论问题,原则上是重要的,学术上争议比较大的问题。每个专题大致拟定五至八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通常是概括性问题,也就是这一专题的综合性问题。其他问题,是这一专题中的专门问题,相对于第一个综合性问题,专门问题要更加细一些、专业一些。 以上三门课,都在2012级、2013级、2014级、2015级历史班开设讨论课。以2015级历史班为例,全部二十八个人,分为六组,每组设组长一名。每组负责一个专题,组长必须准备第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其他问题,由组员自选,组员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老师提供问题之外的选题。通常在开学第一周分组,并布置任务。第二周开始讨论课,依照专题的顺序进行,组长就自己准备的综合性问题要主讲二十分钟,结束后,开始进入提问环节。老师也要参与提问,并解释一些问题。当一个主题结束后,就由下一个同学进行发言,主题发言原则上不超过二十分钟,发言完后,也进入提问环节。一个大专题讨论结束后,进入下一个专题。每堂讨论课,都由学习委员或者指定一个人记录,对发言、提问、解答问题等,都要作记录,作为平时成绩依据。 三 大学历史专业讨论课成效与不足 通过《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历史地理》《世界通史1》这三门课多个年级的教学实践,感受很多,以下就我们开课的一些体会,作一个总结,供同仁们参考。 先说好的一面,好的方面,是以前没有开设讨论课时,完全体会不到的。 第一,男生比女生活跃,表现要好。我们这个班级是师范专业,通常班级内女生多于男生,平时考试,一般的情况是女生优于男生。然而,讨论课时,男生明显优于女生,往往表现最好的是男生。男生不仅发言积极,更主要的是,男生知识面要比女生要宽泛,看问题更加准确。虽然女生在笔试上优于男生,而在讨论课上,男生更加活跃。 第二,个别男生表现非常优秀,这一点是大出意料的。每个班都会碰上一两个同学,知识面很宽泛的,在讨论课上表现尤其突出,这种情况是传统上课方式无法发现的。通过这几次讨论课,发现这些平时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同学,可以在讨论课上找到展示自己的机会。这一类学生不一定考试成绩是最好的,但在讨论课上确是最为优秀的。这一类学生,如果他们对学术有兴趣的话,可以往研究生方向培养。 第三,少数学生,在作主题发言时,所作的课件,就知识面、创新上,要超过老师。这一点我们深有体会,少数几个同学作的专题发言稿,作的非常好,他们看问题的视角,有时会与教师不一样,足见他们在收集资料上下足了功夫。有些学生自己制作地图,理解问题和动手能力都比较强。 第四,增加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了解学生、熟悉学生。以往上课,上完课后,就是考试,与学生之间基本上没有了来往。讨论课则完全不一样,在准备讨论课之前,教师就得了解学生,在讨论课进行时,与学生交流的机会很多,除了师生之间问答质证之外,教师也可以通过讨论课堂,增进与学生之间的感情,发现知识面宽、表达优秀的学生。 第五,训练学生表达、应变能力。通过几个班级的讨论课,发现大一新生,在初次上讨论课时,非常紧张,尤其是在作主题发言时,不能很好表达自己。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会逐渐适应讨论课的学习方式,有的同学进步很快,表现突出。 讨论课的问题。 第一,班级过大,不便管理,学生表达机会少。这几个开设讨论课的班级人数,一般是三十人左右,这么多人在一个班里上讨论课,效果不好。主要是一个主题通常发言时二十多分钟,提几个问题,这一专题基本上就结束了。能够参与的就是几个比较活跃的同学,其他同学基本上没有机会参与。 第二,学生容易冷场,提问发言的同学少。这是讨论课的本质问题,这也是我们开设讨论课时,最为困扰的问题。这一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就会严重影响讨论课的效果。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班级过大是一个方面,由于上课人数多,有的学生会采取观望的态度,能不发言就不发言。学生坐的课桌位置设计不合理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课桌的设置,必须要符合讨论课的要求,就是采取圆桌的形式,老师、学生围着桌子坐下,大家都面对面,使所有参与讨论课的同学,都无法回避问题,都必须得做好提问、回答问题的准备。 第三,学生不能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影响讨论效果。为了防止课堂上冷场,防止有的同学观望不发言,我们要求作主题发言的同学,做好发言稿后,必须提前两天发在QQ群中,供其他同学阅读,以便其他同学准备问题。但是,效果并不是很理想,有些同学并不作任何准备,这无疑造成了讨论课堂上的冷场。 第四,并非所有的学科、所有的课题都适合讨论课。根据这两年讨论课经验,有些课题是不适合讨论的,也就是说,有的课题只能做一般介绍,由于专业性极强,没有争议的观点,这类专题,只能由学生作一般性介绍。比较适合讨论课的专题,多是学术界观点争议颇大的,综合性较强的。 第五,讨论课容易出现知识的不连贯性。由于讨论课是由专题组成,这本是好事,问题是在讨论过程中,学生在准备发言稿时,有时候会遗漏掉一些重要的内容,使讨论课题的一些基础问题出现缺漏。虽然说教师可以做补充,但仍然时觉缺乏知识的系统性。 总之,根据这两年讨论课的经验教训,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加强工作,首先是学校必须作一些改革,如小班化,对选课学生作人数上限设定,一个班级的讨论课,人数最多,不得超过二十人,鼓励学生分散选修不同的课程。其次,教室座椅重新设计,拿出一部分教室,隔开划成小教室。课桌、座椅也得重新设计,以便适合讨论课。最后,专业选修课,得重新规划,鼓励教师开设更多的选修课,鼓励学生跨学科选课,这对师资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 作为教师,在讨论课过程中,不能放任学生,应积极主导。在讨论课之前,要认真设计各项讨论主题,讨论主题的梳理、设计尤其重要,主题在原则上要有基础性、综合性、争议性。至于一些比较重要,而有缺少争议性的问题,也要列入,供学生选择。在上课时,教师也要主导学生讨论,如提问、回答学生的质疑,引导学生提出新的问题等。教师在课堂上积极主导、诱导,可提高教学效率。 四 学生的反应 我们于2014年、2015年,同时在大一开设《中国历史文选》《世界通史1》,在大三开设《中国历史地理》等三门课的讨论课。上完课后,我们与学生做了个别交流,听取学生的看法。学生里面反对这种上课方式的,不在少数,原因主要是讨论课增加了学生的劳动强度。与以往只是听老师上课,考试前背一下答案,或者做一篇小论文完全不同,Seminar上课方式,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作阅读,作笔记,写发言稿或作PPt等。还得自己讲解,接受其他同学的质询。别的同学发言的时候,你不能闲着,也得准备提问的问题。加上学生自小接受传统教学方式,在进入大学之后,突然由接受老师讲授而一变为什么都要自己来处理,学生一时适应不了,对这种上课方式不能接受,是理所当然的。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学生的反对就放弃,相反,要不断改进、完善Seminar流程,提高上课效果。 最后一点建议,在目前地方院校Seminar教法尚不普及的情况下,应该有教务处主导,要求所有教师都尝试开设Seminar课程,鼓励、奖励开设Seminar课程的老师。可以在外校邀请文科、理工科等不同专业开设多年Seminar课程的教师作经验介绍,再通过本校教师之间交流心得、经验,逐渐规范、完善Seminar课程。 大学历史论文:大学历史教学与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 摘 要:大学生作为国家未来的栋梁之才,将成为国家未来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中的中坚力量,在进行大学生的各方面素质教育时应该注重培养模式的创新和完善,尤其是大学教育作为学生从校园步入社会的最后一个环节,有责任承担起对学生进行认知教育的重任,本文就将针对大学阶段的历史教学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寻求在学生培养时“问题意识”的建立方法。 关键词:大学;历史教育;学生;问题意识;教育 一、前言 我国社会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相应的信息传播和更新速度较快,经济和文化与国际接触和交流也更加充分,这些都为新时期的大学生培养提供了更多的资源和机会,但是由于学生的“问题意识”淡薄容易带来长期发展的隐患,为此大学教育机构在进行课程设置和培养方案时都会有针对的开展“问题意识”的培养,当然历史学科也在这个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二、现阶段大学生缺乏“问题意识”的现象概述 “问题意识”是一种人类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将会通过思考不同的问题,在思考过程中寻求解决方案的模式,在这个过程中体现了人类的经验、世界观和价值观,在不断的思考过程中寻求进步和完善。因此依靠这种“问题意识”能够准确反映出人类的阅历,同时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对思维的强化,有助于发挥创造性。在现阶段我国提倡创新意识的需求下,对“问题意识”的培养有助于学生创造能力的提高。 在新时代却简单的寻求学生文化课程分数的提高,忽视了学生思考能力的培养,反而是西方国家将这种“问题意识”的教育占比提高,这样就造成我国培养的学生创新能力不足。这种从小形成的教育方式在大学教育中体现的更加突出。比如在大学课堂上没有人会提出问题,甚至对于自己的不知道的问题,大学生也会羞于提问,他们认为提问是一种无知的表现,怕受到老师的责备和同学的嘲笑。 高校传统历史课堂教学的缺点: 高校历史传统课堂教学是以教师为主讲、学生为主听,整个课堂由老师主导。缺点首先是“重师轻生”的现象。衡量历史课堂教学的标准是历史教师个人素质和水平。备课是否认真详尽,讲课是否生动丰富、条理鲜明,衡量教学效果的标准也以量化考核为主。如果如果遇上教师缺乏历史学科教学经验,单凭其个人经验和直觉来进行历史教学指导,历史课堂教学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其次,表现在不能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学习历史知识的能力。在历史课堂教学中,主要是教师在前面讲授历史知识,学生坐着听老师讲课,学生动手、动口、动脑的机会比较少,因此,不利于发挥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积极性、主动性以及发展学习兴趣;再次,就是不利于因材施教。 三、我国大学生中缺乏“问题意识”的根本原因 首先中国的教育从最开始就是一种不求甚解的教育模式,填鸭式的教育从小学就开始,在不断的打压下学生逐渐失去了提问的能力,相应的创造能力也会被打压,在从小到大的教育过程中也没有针对学生探索能力和提问能力的培养内容,这样培养出的学生就会造成“问题意识”的缺失。 其次中国学生普遍较为羞涩,学生的教育中普遍认为如果提出问题就代表你不懂,没有提出问题的人就是比你懂,比你强,那么学生的自尊心作祟就很难提出问题,宁愿把问题放在心里也不说出来。 最后是老师在学生培养过程中没有对学生进行“问题意识”的培养。面对最初学生提出的问题,老师缺乏耐心进行深入的解答,对于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产生很大的打击,尤其是经历过度的打击以后学生就很难再有“问题意识”,这种情况是十分危险的,对学生未来都产生较大的影响。 四、大学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 问题意识”的途径 第一点应该彻底转化现有的传统思想,重视问题意识。如果在教学过程中能够重视问题意识,那么就会在这个前提下有意识的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学生也会在这种培养模式下有意识的参与提升自我问题意识。 第二点是鼓励学生积极提问,并耐心予以引导和解答。学生遇到问题能够进行思考和提问应该是被鼓励和帮助的,只有营造出这样的气氛才能够帮助学生有效提问,勇敢提问。 第三点是为学生营造出一个良好的提问环境。减少学生在提问时的羞涩,就应该鼓励多思考的学生,让学生正视提问的优势,而不能让学生盲目的攀比学习的结果,从学习的过程中获得更多收获。 第四点是巧妙地引导学生提问。由于学生的问题意识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教师适当的引导,教会学生如何提问将成为学生一生受益的财富,因此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该积极引导学生多提问,并将提问技巧化、深入化。 五、结论 通过本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学生的“问题意识”单薄已经成为影响学生成长的一项重要问题,在学生教育的不同阶段都应该予以重视和改革。在大学历史教学实践中可以通过老师和学生共同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提问环境,在教师的引导下培养学生提问的习惯,从而使学生的问题意识逐渐提升。 大学历史论文:“情景再现法”在大学历史教学中的尝试与探索 【摘 要】大学历史教学中的“情景再现法”一改往日的传统教学方式,以各种方式为学生再现历史情景,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的感受,对所学史料先产生情感,忘我于历史情景中,再主动进入思考状态,去分析、去评判、去感悟历史史料,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历史学习能力和理解能力。以此为基础,便能水到渠成、轻而易举地掌握历史知识。这种教法还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推动传统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值得大力推广和应用。 【关键词】情景再现法 大学历史教学 尝试 探索 大学历史教学中“情景再现法”及其可行性与必要性 大学历史教学中的“情景再现法”是受到了心理治疗中“情景再现”治疗法的启示。由大学教师在历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让学生自编自演历史情景剧、历史实物展示、借用多媒体设施、组织开展课外文娱活动等途径再现历史情景,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的感受,在脑海中重新再现过去的历史史实和历史现象,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情绪,帮助学生深刻理解教材内容,提高学生的历史感悟能力、理解分析能力、思辨能力和科学创新能力,进而灵活掌握历史知识的一种教学方法。这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值得推广和应用。 长期以来,大学历史教学重视教师的知识性传授,忽视学生学习中的情感性体验,往往消极地去对待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探究性。大学历史教学往往沦为我讲你听的满堂灌模式,双边活动也无外乎老师提问,学生回答。教学气氛沉闷,教学模式僵化。学生觉得给他们讲授的历史是枯燥的陈年往事,与现实脱节,缺乏现实意义,因而学习兴趣不浓,更谈不上科学创新能力了。 历史课程有其自身的学科特色。教学内容所涉及的都是曾经真实发生过或存在过的往事变迁、社会生活、人文思想。这些内容都是有根有据,有史书记载,有书画铭器等考古资料所证实的。这种特色使它便于以模拟的情景再现到师生面前。学习历史其目的不仅在于掌握祖先遗留下来宝贵的思想文化财富,更重要的是通过了解历史前人经验教训,学会正确地分析问题、思考问题,进而解决新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既掌握知识,又具备能力。“情景再现法”历史教学有助于学生理解掌握历史史实,促使学生在合作探究的过程中积极主动地学会思考。“情景再现法”让大学生在历史学习中融入了情感因素。美国心理学家诺尔曼・丹森曾说过,“没有情感,日常生活将是一种毫无生气的、缺乏内在价值、缺乏道德意义、空虚乏味而又充满无穷无尽交易的生活……一个真正的人,必须是一个富有情感的人。”[1] 学习中融入的情感培养了他们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提高了他们的学习能力。也使得传统的“先掌握知识,再具备能力,后产生情感”的学习过程模式转变为“先产生情感,再具备能力,后掌握知识”模式,实现了掌握知识和增强能力的结合,并增强了学习的趣味性,有效解决学生的消极厌学现象。所以说,在大学历史教学中使用“情景再现法”,更新教学理念,进行课堂改革就显得非常必要。 大学历史教学中“情景再现法”的教学指导原则 1.真实性原则 历史课程要展现给学生的是真实的过去,让学生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培养学生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让学生学会慧眼识真伪,认识历史的真实一面。因而使用“情景再现法”展示给学生的必须是真实的,决不能为了片面追求课堂气氛而使用夸张美化后的资料。像文学加工后的历史小说剧情、抗日神剧等资料决不能让学生误以为史料。相反,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去辨别真伪,这也是史学研究的一项基本要务,是研究历史应该具有的一个基本能力。一部历史小说,一个历史故事,一部历史电影中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构的,学生在掌握历史知识的情况下是能够分辨得清的。 2.明了性原则 “情景再现法”所展示给学生的要简单明了,从视觉、听觉等方面给人以冲击力。使学生在短时间内产生感性认识,达到类似穿越的感受,进而引发理性的思考。给学生展示的资料越是直观明了,越能尽快创设出过去的情境,越能产生更好的效果。比如在讲到北宋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时,我们用大屏幕投影打出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汴河两岸的繁华立刻就扑面而来,学生的情感立刻为之而吸引,或喜爱,或赞叹,求知探究之门也随之而打开。 3.启示性原则 “情景再现法”历史教学目的是充分激发学生的情感因素,积极投入到课堂的教学中去,因而课堂所再现的情景必须有启示性,能引发学生的思考。教师在再现情景时,要注意引导学生,设定能吸引眼球的问题,唤起学生的参与意识和兴趣,启发学生的思维,以利进一步的探讨。比如在讲到中英《南京条约》时,给学生展示香港被英国占领时的照片和1997年香港回归时的照片,提问学生在清末香港为什么会被英国占领,而1997年为什么又能被收回?学生思维的闸门被迅速打开,各抒己见,开始了讨论。 4.有趣性原则 要改革大学历史课堂枯燥沉闷的现状,引导学生由要我学向我要学转变,就必须增强课堂的趣味性。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曾说“一切知识都是从感官开始的”。[2]在教学中要以灵活多样的方法,采用各种新奇的资料去刺激学生的感官神经,引发他们的兴趣点。“情景再现法”就是要将本来比较枯燥的史料以生动有趣的方式给学生展现出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他们的思维,培养他们的探究意识。它也是快乐教学的一种方式。“情景再现法”如何使学习的内容变得生动有趣呢?它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这是在下面的部分中要详加探讨的问题,也是需要我们不断探索的议题。 大学历史教学中“情景再现法”的教学应用途径 1.通过课堂情景剧再现历史情景 这种途径适合于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学习与把握。充分利用大学生乐于实践,喜欢参与表演的特点。在掌握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由学生选择他们喜欢的角色进行扮演,课前自行排演,在课堂上以情景剧再现历史的一幕。然后其他学生和老师一起进行点评并讨论。由演出的同学从所扮演角色的立场为出发点来谈他对于这一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理解与看法。教师力求让尽可能多的学生参与其中,身临其境地去体会历史形势和历史人物的内心感受。 2.使用实物教具再现历史情景 历史遗留实物最容易引起人的联想与怀古之情。发动师生搜寻与每个历史时段相关的实物,比如铜钱、粮票、瓷器、酒器等物,可以是真实物也可以是文物复制品,用于课堂展示分析,更容易把人带入到以往的峥嵘岁月中去,历史的见证在手,在教师的讲解声中,往事历历在目,一一浮现在眼前。同学们交流参观,辨别真伪,既能增长知识,又可以激起考古考证的热情。 3.借助多媒体设施再现历史情景 随着科技的发展,多媒体设施在教学中使用越来越普遍。教师授课方式也由以前的一支粉笔一张嘴的传统模式向现在的电化教学模式转变。使用多媒体设施能有效地把音响、电视、电脑、录音、动画、电影等媒介灵活地结合到一块儿,产生声、光、图、影的综合效应,营造出有强烈震撼力的氛围。教师在教学课件中可以加入一些古典的音乐、画作、艺术品的欣赏,也可以播放一些反映历史史实的录像、录音、历史纪录片、历史讲座和一些真实反映历史的影片片段,让学生在萦绕于耳的历史场景中接受历史教育的洗礼。 4.组织开展课外文娱活动再现历史情景 历史上每个时期都有它具有时代特色的流行的娱乐活动,比如投壶、马球、蹴鞠、斗鸡、狩猎、下棋、吟诗作对等。有目的地开展一些复古性的文娱活动不仅可以丰富大学生的生活,而且能够营造出良好的历史学习氛围。试想看到一群穿汉服,着古装的青年在做着下棋、投壶、吟诗作对的游戏,不由得会让人产生对历史文化的神往和探究欲。此外,针对全校学生开展古典乐器、绘画、书法等活动的研讨和比赛来再现历史情景能够更好地去传承历史文化。 结束语 在大学历史教学中使用“情景再现法”能营造出良好的历史学习氛围,极大地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把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所学习的知识上来,并融入自身的情感因素,大大提高学生对历史史料的理解能力。理解能力提高了,掌握知识变成轻而易举的事情。“情景再现法”颠覆了人们对历史课程的传统教法和学法,使教师的教学能力和学生的学习能力都有了很大进步,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推广。对于“情景再现法”教学的应用途径还有待于继续去探索、去发现,使得这个教学方法更加系统,更加完备。 作者单位: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宝鸡 大学历史论文:基于大学历史发展探讨当前国际高等教育的新变化 摘要:大学在我国乃至整个世界都有着数千年甚至更长的发展历史,大学在历史的洪流之中,因为地域、文化等的不同,逐渐发展出了不同的大学形态和民族特色,东西方大学也因此各具特色。大学发展至今,越来越趋向于国际化,大学的高等教育也有了许多新的变化。从大学发展的历史出发,探讨当前国际高等教育的新变化。 关键词:大学 高等教育 新变化 无论是文化亦或组织机构都有其孕育、产生、发展的过程,大学也是如此。大学是思想交流、知识传授的机构,大学的教育一般而言便称为高等教育,与小学中学的教育相对应。可以说人类有了思想的传承开始便有了大学的影子,而后设立的类似于学堂机构便可以看成是大学的雏形。本文分为两个部门,第一部分总结大学历史发展的过程,并对我国的大学发展历史和西方的大学发展历史作对比。第二个部分是从大学发展历史中探讨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变化。 一、发展历史 1.我国大学发展历史 我国大学的发展分为古典大学和近代大学两个部分。古典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时期,距今约4千年,历史可谓久远。我国的古典大学发展历史可以分为几个阶段,首先是孕育时期,有的学者将夏、商、周到汉武帝时期的长达两千年的时间分为孕育期,即是从公元前22世纪到公元前140年,这一时期的大学与传统意义上讲的大学有所差距,仅仅可以看成是大学的雏形或是基础。第二个时期是古典大学的真正意义上的形成时期和发展时期,从汉武帝一直到清朝末年,其标志是汉武帝建立的太学,其教学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教育是为了给政府培养人才。我国近代大学的发展从清朝末年开始,标志是1892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而将大学转变成以教学、科研为教育目标的是1912年之后蔡元培管理的北京大学。 2.西方大学发展历史 西方古典大学的发展也分为古典和近代两个阶段,古典大学的孕育是公元前387年的古希腊,其代表是柏拉图学园,这一时期一直持续到公元12世纪,除去学园,还有部门的博物馆也是以大学的形式进行教学。第二个时期是公元12世纪到19世纪,转折点为19世纪的柏林大学的成立。西方近代大学就以柏林大学的成立为标志,此后西方便进入了近代大学阶段。从古典到近代的转折,主要是新人文主义精神的发展与渗透。 二、新变化 1.结构由单一向多元化转变 大学发展过程中结构的变化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而最主要的方面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更侧重于多样化,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从最初的单一变为技术与管理并重,同时还需要大量的中级技术人才。这就迫使高校教育必须要满足社会需求,高校的课程、教学方式也就必须要向多元化发展。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唯有高等教育与社会需求相适应之后才会有社会经济团体支持高校的发展,从而进一步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 2.教学理念由重知识积累向重能力与素质的培养转变 古典大学教学的理念就是注重知识的积累,学生也是单纯学习知识。即便是近代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世界许多国家对大学的教育依旧是重视知识而非能力与素质。教学过程分为“传道、授业、解惑”三个部分,而在许多大学之中依然考虑的是“传道”而非“授业”与“解惑”。而事实上,对于学生而言,如果仅仅是为了积累知识,通过其他的方式会更简单更快捷,其成本也会大大降低。学生进入大学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各方面的能力,比如实践能力与创造能力等。教学理念的转变主要是从西方开始的,美国和英国最先通过各类改革措施来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而非单纯的注重知识教育。这一改革在法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法国巴黎中央理工大学对教学理念进行改变,主要内容包括在大学的初级阶段不分专业,将学生统一起来教学,教学内容包括文理的基础,之后再根据学生所学的情况和个人兴趣来进行分专业,这样一来学生的专业意识和专业性就能够得以增强。 3.教学内容由封闭向开放转变 以往的大学教育内容主要是封闭式的,即学生选定了专业之后只能在所选的专业内学习。而社会上所需要的更多的是全方面的人才,不单单是只懂得一个具体的专业,所以很多高校也改变了教学内容,开设了许多人文教育和通识教育课程供学生选择。也就是说,学生在学习本专业的同时可以根据喜好选择其他的通识课程来学习。现在的学分制大学中,很多学校在课程上都将学分分成板块,对专业课程、通识必修课程和通识选修课程的学分进行了划分。专业课程就是针对学生专业的课程,通识必修课则是基础课程,每个学生都要学习,通识选修课程就旨在发展学生的全方面的知识,学生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相比于原来的教学内容就在专业之外多掌握了其他的知识,使得学生从单一的专业人才向全方面人才转变。 4.教学质量的考核确定了统一的标准 评价一所高校,不能根据其学校建筑或教师队伍的数量来进行,重点应该是高校的教学质量,而评价高校的教学质量,主要是看高校培养的人才是否适应社会的发展。因为高校侧重点的不同,对高校进行评价时应该分门别类,理工科院校教学重在动手实践,而人文社科类院校教学重在思维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培养,这两者相比显然是没有可比性的。所以就得先将高校进行分类,文、理、工、职各类进行评价,然后再参考评价内容来考察高校的教学质量。 三、结语 中、西方的大学都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发展,历史悠久且丰富,中西方大学又各具特色。但总体而言,中西方大学在如今的发展过程中又有相似之处,主要是多元化、特色化、国际化和实践性等内容。多元化是指高校教育的全方位发展,特色化是指高校在发展中又不失本校的地域、民族特色,国际化更是常见,许多国内外大学都建立了交流平台,交换生也十分常见,实践性是指教学内容从单纯的理论教学向实践转变。 大学历史论文:试论开放式教学理念在大学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摘 要:在传统的大学历史教学中,由于封闭而落后的教学模式和手段使得教学中存在着多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本文提出了开放式的教学理念,并对其主要的基本特征以及在大学历史课程的具体应用进行了探讨,希望能够为相应的教学实践提供参考。 关键词:开放式教学;理念;大学历史;运用 在当前很多的大学历史教学中,封闭而落后的教学模式和手段仍然在经常使用,这种以“教材、教师、课堂”为中心的形式显然很难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更加不利于历史能力的培养。在这种背景下,本文提出了开放式的教学理念,而且实践也证明,采用该种教学理念能够有效提升学生主动参与历史学习的激情,并提升了大学历史的教学效果。基于此,本文在提出了开放式教学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对大学历史教学中开放式教学的具体运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一、开放式教学基本特征 1.坚持以学生作为教学主体。我国传统教学坚持以教师为课堂中心,而且教师在教学备课设计中占据稳定的主导地位,具体的教学实施过程也基本上是一成不变,课堂教学具有一定的封闭性,没有考虑学生的实际学习发展需求。而开放式教学则坚持以学生作为教学主体,重视学生的个体发展,侧重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认知能力及实践探索能力,鼓励学生进行自主创新学习。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提高学习效率,适应新时期社会人才发展需求。 2.倡导开放性自主学习。开放式教学倡导学生自主学习,在课堂教学中努力提供更多自主学习的机会,致力于将学生培养出一个发现者、探索者、研究者。现代大学生自主支配时间相对充足,开放式的教学有利于引导学生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去拓展知识面,开阔视野。例如,作为历史专业学生,在接受课堂专业知识外,可以博览群书,了解相应的民俗学、教育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各方面知识,综合利用学校图书馆、档案馆、资料室等丰富的学习资源,获取对历史、对社会更多的认知,深化历史学科知识的理解,最终学以致用。 3.鼓励不断探索创新。大学教育的根本目的不在于让学生掌握解答技巧、做出结论,在于引导学生进行探索创新,在探索过程中系统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创新发展能力,进而发现新问题,获得新认知,有利于打破传统灌输式教学模式,启发学生的思维。而且,随着史学理论的不断发展,各种历史文物材料的发掘,促进人们不断更新观念,相应历史现象、人物、事件的诠释和评价也发生了变化,而开放式教学就是营造一种开发的认知环境,不受前人定论的束缚,以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等特点作为教学出发点,启发学生带着疑问去思考,尝试探索解决各种学习问题。 4.注重教学实践活动。将课堂学习和生活实践紧密结合,是开放式教学的重要特征。通过开展教学实践,组织学生深入生活实践去感知相应的理论学习知识,获得实践体验,并尝试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而且大学历史作为一门现实型、实践性、综合性很强的学科,组织教学实践,有利于深刻揭示历史问题,构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紧密联系,深化历史教学内涵,提高大学生整体历史文化素养。 二、大学历史教学中开放式教学的具体运用 1.明确开放式的教学目标。大学历史开放式教学的有效开展,首先要明确开放式教学目标,适应大学生求知发展需求,注重培养学生的拓展性思维及实践探索精神,在大学阶段,历史老师要做的并非是向学生灌输死知识,而是应该将能力性知识作为重点,这种知识不仅符合了学生对知识需求的基本需要,而且还能够满足拓展性思维及实践探索精神培养的品性,因此,应该将能力性知识作为大学历史教学中开放性教学的重要目标。比如在学习“德国宗教改革和伟大的农民战争”相关的内容时,教师首先可以将教材中的基本知识向学生介绍,然后就可以针对学生的能力、爱好、兴趣以及着眼点之间的差异,有针对性地设置不同的能力目标,有些学生在通过了该部分的学习之后,就会主动地去查阅资料,了解了欧洲民众的信仰,认清了宗教在欧洲中世纪民众生活中的作用,从而拓展了知识面。 2.采用开放的教学手段。所谓教学,主要由教(指导)与学(探究)两个主要的内容组成,而笔者认为其中又尤以学生的学(探究)为主,在具体的教学实践开展过程中,教师应该基于学生的实际情况采用合适的教学手段,从而有利于学生更加大胆地进行学(探究)。近些年以来,在我国的教学改革中涌现出的许多新的教学形式,不仅打破了以往定式,而且这些形式各具特色,教师可根据不同的教学实际在教学实施中加以选择和利用。比如,可以在历史教学中充分利用的“分组讨论”学习方式,就是强调的学生之间共同合作以及解决问题,而“自主学习”则是学生带着教师展示的问题而自主进行学习的方式。当然,除此之外,还有诸如故事会、辩论会、观看历史题材电影、举办历史讲座等等都是学生喜闻乐见的教学手段,教师可以在实践教学中考虑采用。 3.实行开放式教学评价。在大学历史的开放性教学中实施有效的评价,主要是为了达到有效全面考察学生的学习状况,激励其学习热情、促进其全面发展的目的。当然,教师也可以基于评价的结果对自己的教学过程进行反思与改进。笔者发现,传统的评价手段不仅形式单一,而且教师才是中心所在,很难将学生的主动性以及积极性发挥出来,从而很难全面、客观地反应出学生的真实学习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对原来的考核评价机制进行优化,实施有效的教学评价形式。比如,可以考虑采用“开卷+闭卷”的形式,虽然通过闭卷考试能够有效反应学习的基础知识掌握能力,但是针对于不限定时间的开卷考试,则可以让他们自拟主题,以留给他们更多的发挥余地。 三、结语 总之,开放式教学理念作为现代化教育中的一种有效教学模式,尤其适合用于大学历史课程的教学之中,该种教学模式能够充分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激发他们敢于去质疑、探索,并且锻炼学生动脑、动手以及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实践能力。 大学历史论文:新“三主”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模式探索 [摘要]新“三主”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模式以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主体作用为中心,以研究性学习为主轴,以思想教育为主线,着力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促使其获得知识、情感和能力等方面的充分发展,从而造就大批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型人才。 [关键词]大学历史课堂 教学模式 基本特点 基本结构 传统的“三主”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模式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以训练为主线”,是对传统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模式初步革新的基础上提出的教学模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忽视了学生主体作用的发挥。新“三主”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模式提出“以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为中心,以研究性学习为主轴,以思想教育为主线”,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重点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以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 一、新“三主”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模式的基本特点 (一)以学生主体作用的实现为中心,突出大学历史课程改革要求 培养创新人才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共识。“从学校教育的角度说,创新更在于创新意识、创新个性的培养。现实社会的变化越来越快,我们的学生走向社会以后,能不能成为社会的主人,能不能在千变万化的社会生活中有自己的独立位置,关键在于能不能适应社会生活和工作的不断变化。”①“以学生为主体”是一种教育理念,同时也是一种教育品格,是我们在教学中要抓住的一根红线。教师只有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其学习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把他们培养成为创新人才。 理论上,近代国内外著名教育理论家比较深刻地论述了学生主体作用的发挥及其影响。赞可夫的发展性教学理论、苏霍姆林斯基的全面发展教学理论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等教学思想的共同特点在于:重视学生学习主动性,注重学生主体作用发挥,关注学生学习个性发展。这些教育思想和理论使我们认识到,在学习过程中要重视并建构大学生的主体地位。 怎样才能实现大学生的学习主体作用呢?笔者以为,必须贯彻大学历史课程教学改革的要求,将其落实到课堂教学实践之中。课程教学改革的目标是要改变学科知识结构单一和偏重教材知识的现状,因此要突出课程教学内容与大学生学习生活及社会生活的联系,关注大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培养与提升大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大学历史课程教学要加强大学生人文教育和通识教育,突出学术性与实践性,以培养其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教师应努力使丰富多彩的教育教学活动成为一种受教育者自身的创造性活动,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②大学历史课堂教学实践活动中,我们要努力营造学生自我发展氛围,以学生为主体,鼓励学生将研究性学习的思维方式及获得的学习经验应用到实践当中,培养他们开拓未知领域的探索精神与获取新知的能力。这就要求教师转变角色,由传道授业解惑者变为与学生合作探究的伙伴与激励者,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二)以研究性学习为主轴,培养和发展大学生的历史学科能力 “重智轻能”的教育弊端导致许多大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其相应知识水平不太相称。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必须训练大学生的科学思维,激发其创造潜能,培养其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未来社会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是社会生产力的竞争,是高科技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但归根到底是人的理论思维能力的竞争,用现代科学思维理论去教育人、武装人,以提高人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这是我们的一项战略任务,自然也是思维科学产生的内在动力。”③研究性学习是目前训练大学生科学思维,培养和发展大学生学科能力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其学习过程是指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与指导下,自主发现问题、自主探究问题,以获得较为科学的结论。全国许多高级中学、初级中学,甚至小学已经早就开设了“研究性学习”有关课程,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活动中当然也要施行研究性学习。历史学科研究性学习的主要特征是在师生互动、开放式学习、合作学习的思想指导下,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主体作用与教师的主导作用,以历史相关课题研究为依托,以历史问题讨论为核心,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研究性学习要注重学生的好奇心、探究心,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方法。启发与讨论是研究性学习的基本特点。启发是要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探究心,对学生提出的课题或问题给予宏观指导,如课题的选择、研究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方法的指导等。讨论主要指“集体讨论”,以学生为主角,教师参与其中。关于“集体讨论”,一是对学生所提出的课题或者问题之可行性进行论证;二是对学生在研究性课题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难点问题进行释疑。这样的“集体讨论”,可以班级整体或分组的方式进行,师生在学习过程中进行合作,学生在热烈的讨论中增长知识,从而达到培养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集体讨论”中,教师要充分发挥教学民主。“教师要将每个学生看成是独立的个体,为他们提供展示个性和才能的机会,在每个学生身上都花费时间,让每个学生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随时让他们有被接纳、被关注、被重视的感觉。”④教师不要简单地引导学生向“标准答案”靠拢,要鼓励学生大胆开展求异思维活动,肯定其积极的思考和大胆的探索,以把大学生历史学科能力逐步培养导入良性、科学、持续发展的轨道。 研究性学习实施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是大学生学习经验积累的过程。学习经验很重要,大学生主要是要掌握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大学生获得了学习经验,就有了一定的思维能力和应用能力,然后“才能探知识之本源,求知识之归宿,对于世界一切真理,不难取之不尽,用之无穷了”。⑤这样,一方面增强了大学生的竞争意识,活跃了课堂气氛;另一方面,通过相互讨论、合作学习,集聚集体智慧,既求得了问题的解决,又增强了大学生的团队精神,密切了师生之间教与学的合作。“集体讨论”时间约占研究性课堂教学课时的二分之一。“集体讨论”这一环节的重大意义在于培养大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创新能力,从而使大学生达到自信、自立、自强的良好学习状态。在自学和集体讨论的基础上,由大学生自己去建构各历史事件之间的知识结构和相关历史事件之间的知识体系。这样,一方面有助于大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另一方面也增强了大学生对历史事物的整体认知意识,同时也提高了其实践能力。 (三)以思想教育为主线,努力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 我们的教育目标是要培养既掌握先进科学文化知识又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创新人才。各大学的历史专业教学大纲虽然不尽一致,但通过历史课程教学,使大学生运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进行思考,开展国情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国际主义教育及社会主义教育,以促使其形成正确的历史意识、历史观念。这个教学目标在根本上是统一的。 历史学科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从古今中外历史中找到许多先进科学技术掌握在道德品质败坏的人手中而危害人类社会的例子,要吸取深刻教训。为实现大学历史教学要求,教师必须理论联系实际,把知晓历史、磨砺志气作为新“三主”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模式实现思想教育价值的重要目标。当前,尤其要加强爱国主义、诚信教育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坚持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原则,提高学生的政治思想素质和道德水平。历史联系现实的原则要成为教师在新“三主”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模式中贯彻的一个普遍而基本的原则,为大学历史课堂教学在针对性、实效性、生动性上找到有效的实现途径。 二、新“三主”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模式的基本结构 教师在“新三主”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模式中以裁判者身份出现,评价学生主动探究状况,又以教练员身份出现,激励学生进行探究学习。新“三主”研究性教学模式的基本结构由以下三个环节构成:学生自学―课题讨论―评价激励。 (一)学生自学 可分为课前自学、课堂内自学以及课外自学。上课前,教师可以安排大学生就个人或小组的研究性课题查找有关资料,做好课堂讨论准备,包括问题的提出、课题的构思以及习题的设计等。由于一些大学生自学能力较差,“先学”无法实现的情况下,教师直接监控下的“自学”同样能使学生通过独立思考、讨论交流来解决疑难问题。事先没有预习的学生,主要是结合书本掌握基础知识。教师可在较少的时间内,有针对性地对不同层次的大学生实施不同的教学:对一些模糊不清的基础知识进一步加以说明,对能力发展要求进行简要的提示。 我们认为,学生自学完全能适应大学的教学实践。大学生具有一定的认知能力和学习自觉性,对问题有初步的分析判断能力。自学能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使学生在一定的学习压力下带着问题自主学习,既可以培养其自学思维习惯,还可以培养其思维能力,增强大学生学习自信心,激发其创造意识,培养其创新精神。 (二)课题讨论 研究性课题要紧密结合教材,力求小而精,既要有知识性的课题,又要有思想性的课题。课题的确定要在课前由教师把关,要有包括学生代表三五人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对之进行论证并通过之后才能实施。在课题讨论中,要充分表现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合作。关于讨论,先在小组内部讨论,再由小组推选代表参加集体讨论。各课题研究小组陈述时,其他同学可以对他们提问,做到穷究其理。学生在占有一定资料信息的基础上,根据教师提出的问题或者课题开展讨论、探究,以小组为单位,自由组合,一起思考,相互启发,共同探究,寻求尽量合理的答案。 在研究性学习过程中,我们要始终坚持开放性原则,即课堂教学的开放性、探究过程的开放性和答案设计的开放性。它重在展现学生思维的过程、合作学习的过程,而在研究性学习初期不太注重问题的合理性。例如“隋唐时期的文化”这一节课,教师借助网络现代化手段,在教学过程中,大学生在查阅大量网络资料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和新的观点,实现了学生思维的开放性,形成了“东学西渐所产生的影响”“隋唐文明兴盛的历史背景”“唐诗在古代文化中的历史作用”“孙思邈与古代中国医学”等课题。大学生从不同视角提出了东学西渐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不同的观点,实现了答案设计的开放性。对历史人物在古代文化中的作用进行评价,使学生加深了对历史人物的全面了解,同时对历史人物的人格特点加深了认识。通过这样的研究性课堂教学,大学生享受了学习过程、思维过程,从而可以激发其个性发展的学习潜能,培养其自主探究的学习精神,同时有力地促进了师生之间的教学互动、教学相长,自然落实了思想教育目标。 (三)评价激励 教学是一个情感体验与个性表现的过程,这就要求教师努力创造积极向上的良好学习氛围。教师要相信,通过对历史专业知识的研究性学习,每一位学生都能得到应有的、充分的发展。只有这样,教师才能较为顺利地完成教学过程,从而挖掘学生精神世界的潜能,找到“一般发展”这个教学的出发点与归宿点。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其教学思想中提出了教师对学生肯定和表扬的积极作用,值得我们在教学活动中去努力践行。学生的想法,哪怕在教师看来,是多么的无知或者可笑,但绝对不要去挖苦他们,而是要鼓励、表扬他们。国内外无数成功的事例说明,教师多对学生进行正面的、积极的评价激励,就能激发学生学习动机与创造意识,他们就能勇往直前地去发展自己,从而为将来的成功打下坚实的基础。反之,教师如果很少对学生表扬,不去发现并肯定其闪光点,而总是揪其“小辫子”不放,即使是天才,也会被埋没。可以说,教师对学生的良好行为缺乏恰当的、中肯的评价激励,几乎就是误人子弟。 我们必须深刻反思一下自己的教学行为。在新“三主”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模式的指导下,要始终以一种激励的态度面对学生,无论其研究性课题、问题有多么不合事理,但教师还是要说“你的想法很好,但还必须多下功夫”诸如此类的话,然后再与他们一起探讨那些问题。在每次课题讨论活动结束之前,要表扬那些有见地的课题,也要激励那些有“思想火花”的研究小组。这样,表扬激励与鼓舞鞭策有机结合在一起,大学生的创造欲望就被无形中激发出来。 三、结语 新“三主”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模式注重对大学生能力培养的同时,不忽视其对基础知识的掌握;注重发挥大学生主体作用的同时,不忽视教师的主导作用;注重教大学生怎么学的同时,不忽视教其学什么。新“三主”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模式关注的是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关注的是其创造性思维水平的培养和提高,注重的是其创新能力的磨炼与提升。 大学历史论文:关于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传统的教学模式无法满足现代教学的需要,教学模式不断改革创新,教学模式的改革必须与时俱进,根据教学目标确立科学合理的教学模式。大学历史的改革应顺应时展的洪流,实行“教学”相结合,让拥有丰富文化底蕴的历史学突破传统的教学模式,不必因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而埋没在以经济为主导的社会里。本文简述了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主要内容以及在改革的主要方法。 关键词:大学历史 改革 必要性 主要内容 主要方法 大学的教学不同于初中高中的教学,大学是校园与社会接轨的地方,对于大学生的意义有所不同,大学生活是学生进入社会的准备时期,为了能在社会立足,大学生必须在学校做好充分准备,因此,大学历史教学的改革相当重要。 1 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使传统的历史教学模式过于落后,大学生的历史教学不同于高中生,大学教学相对于高中较为开放,传统的教学模式封闭了大学生的思维,在教学方式上主要是死记硬背,教学内容仅限于教材内容,很难拓展大学生的知识面和视野。同时,传统的教学模式以教师为主导,忽略了学生的主体性,以老师为主动,以学生为被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是一个被动接受知识的过程,而不是主动寻求知识的过程。此外,传统的教学模式对学生的评价过于单一,主要以考试的形式对学生进行测评,典型的应试教育、应试学习,难以培养学生对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学生对于历史知识的了解,仅仅知道历史教材中的重点,比如历史上重大事件的时间,没有对历史事件本身进行剖析,没有真正掌握历史学知识,因此,对大学历史教学的改革是十分必要的。 2 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主要内容 在新课程改革的形势下,大学历史教学模式不断改革创新,分级教学模式在大学历史教学中进行了实施,对于不同层次的历史班级,其教学大纲、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有所不同,新形势下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核心是建设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2.1 教学大纲的修订 大学历史教学大纲的修订,应重视基础理论的教学,尤其是对重点内容的理解,提高学生对历史知识的应用能力,让大学历史教学大纲能够适应历史教学在新形势下的转变,满足现代化教学模式的需要。 2.2 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 根据修订后的历史教学大纲,为不同的分级层次制定不同的教学计划,对历史教学的内容进行适当调整,比如有些学生的历史基础知识较好,教师在教学时可对教学内容进行适当加深,可适当增加相关的历史考察、历史讨论等内容,适当提升教学进度,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增强学生的分析能力,奠定学生后续专业课的基础。 2.3 制定培养后续精英的计划 在进行大学历史教学时,可制定培养后续精英的计划,针对历史基础较好的学生或对历史有浓厚兴趣的学生,开设历史学培训班,连续几个学期培养学生的历史素质。 2.4 对教学方法进行改革 在对教学方法进行改革时,应注重学生对学习历史学知识的自觉性和积极性,让学生主动寻求知识,自觉探索历史知识的奥秘,为学生创造一个能够积极参与讨论历史知识的条件,让学生发散自身的个性思维,主动思考、探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实行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比如在课堂讲授时可以进行启发式提问,让学生自由讨论与教学内容相关的知识,提高学生对学习的积极性,而且教师与学生进行互相讨论,改变原本历史课程死气沉沉的氛围,形成活跃的课堂氛围。 3 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主要方法 3.1 制定教学改革政策 为了培养创新型人才,应制定合理的教学改革政策,营造良好的环境,根据社会的需要,在对教师进行评估考核时,应注重对本科教学的考核,鼓励教师对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等进行改革创新。 3.2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基于目前的社会环境,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比书本知识更加重要,是新形势下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知识的实用性在当今社会占据了主导地位,历史教学的改革创新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增强其实用性,可侧重对“师范类人才”的培养,教师在教授学生专业知识的同时,应注重培养大学生的师范技能,在培养学生的师范技能、增强大学生的实践能力时,有以下几个步骤:(1)在对历史学学生的师范技能进行培养时,为了加深学生对历史学知识的印象,可带领学生参观历史名胜古迹,对历史遗迹进行实地考察,既能丰富学生的课外知识,让学生对所学相关知识的理解更加深刻,又能增强学生对社会的适应能力;(2)教师可带领学生到其他学校进行调研,变换学生的教学环境,让学生体会不同的教学内容和不同的教学方式,让他们与其他学校的学生进行交流,拓展大学生的知识面,开阔大学生的视野,激发大学生的竞争意识和求知欲;(3)对大学生的试讲过程进行拍摄,让大学生自己找出自己在试讲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和自身优势,可让学生之间互相讨论,互相指出自己未发现的优势与不足,让大学生对自身的了解更加深入,借鉴适合自己的方法,提高自己的授课技能;(4)“教育实习”这一环节是培养历史学学生师范技能最重要的实践环节,让学生在正式从事教学工作之前体验作为一名教师应具备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素质,培养学生适应工作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让学生掌握授课的方式和技巧。由于目前中学教学实行了改革创新,大学生在教育实习过程中需根据新形势下的教学模式进行教学实习,把握教学四要素,即建立学生对学习的信心、为学生树立模仿榜样、适应教学思维的变化、立足社会实际,关心时事;(5)指导学生撰写毕业论文或者学年论文,让学生了解撰写学术论文的基本流程,包括选题、格式、思想、内容等各个方面,让学生将所学知识在实际中运用,对学生构建自身思想体系的能力进行培养。 3.3 “教”与“学”同时改革 在进行大学历史教学改革时,应考虑两个方面,即“教”和“学”。传统的教学模式以应试教育为主,对学生的学习习惯、学习模式和学习目标等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在新形势下对大学历史教学的改革,不仅要注重“教”的改革,还应重视“学”的改革,为了让大学生正确寻找自己新的学习目标,让学生拥有学习的动力,教师应对其进行引导,在改变教学模式的同时,应让学生改变传统的学习方式,让学生明白自己要学习的是什么、应该怎么去学习,主动地接触自己需要学习的知识。 3.4 重视教学沟通 (1)教师在进行历史教学时,应重视沟通,可在教学过程中根据历史教学大纲的内容适当调节公选课,适当增加教学内容,比如历史传奇、人物传记、奇闻轶事等等,激发学生学习历史课程的兴趣,降低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难度,提高学生对历史学知识的热情,让学生更容易吸收教师所讲内容。 (2)教师在进行历史教学时,可根据课程内容,为学生讲述近几年或者是当下发生的时事,让学生了解最新的时事变化,增长学生的课外知识,让学生虽然身在学校却能与外界紧密联系,比如在讲授有关经济的章节时,可跟进时代步伐,讲述2008年和2009年的金融危机、世界经济的变化,或者讲述最新的时事,2014年怀登对中国汇率问题的态度、利率的指引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影响等等,可适当让学生发表自己的看法,引导学生与所学内容相结合;当讲述的内容与世界政治相关时,可简述朝鲜核危机、斯里兰卡“反恐”、阿富汗战争等等。 (3)教师在进行历史学知识教学时,可结合其他专业的知识内容一起讲解,将不同专业的知识相连接,比如在讲授与政治斗争有关的内容时,可适当加入心理学中人与社会群体的心理变化规律等内容,在讲授社会变迁的规律时,可与“达尔文主义”相结合,既丰富了学生的知识,也能增强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记忆,便于学生理解教材内容。 (4)教师在授课时除了要考虑学生的特点之外,还应结合自身特点,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比如性格比较稳重的教师,在教学时可对教材内容进行细化讲解;比较幽默的教师,可用诙谐的语言进行教学,缓解课堂气氛等等,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让学生对历史学知识感兴趣。 3.5 改变教学观念 教师应改变教学观念,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将“以讲授知识为主”的教学方式转变为“重视培养学生的思想素质、智力潜能、思维能力”的教学方式,坚持以人为本,教师在进行历史教学的过程中,不仅要为学生教授教材中必须掌握的知识,也要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激发学生的思维,在学生记住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历史事件的发展的同时,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开发学生的潜能,养成良好的个性,形成健全的人格。 3.6 建设具有创新意识的教师队伍 虽然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担任着相当重要的角色,教师只有具备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才能对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进行培养,只有站在学术的前沿,才能带领学生走到学科的前沿。教师应以本科教学为中心,对本科教学进行研究。为了让教师对教育理念的新成果能够充分了解,学校可对教师进行系统培训,鼓励教师对教学方法进行创新,对学科知识进行钻研。 3.7 将“重教学结果”转变为“重教学过程” 传统的教学模式最明显的教学弊端,就是“重视教学结果,轻视教学过程”,它让学生对历史学知识死记硬背,让学生只懂得应试,不懂得思考,不懂得创新,不懂得探索,因此,在进行大学历史教学改革时,应认识到教学过程的重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对学生的思维进行训练,让学生不仅学到了知识,还提升了自身的思维能力。 3.8 对考核方式进行改革 为了使大学历史教学改革取得较好的效果,除了要改革教学模式,考核方式也应进行相对应的改革,对大学历史学科的考核,不能只注重学生对教材内容的掌握,应重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分析问题和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增强对学生综合能力的考察,考核时应摒弃过去以“标准”答案判断学生能力的方式,应让学生发表自己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见解,只要学生的评价有理有据便可,让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提高,达到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目标。 4 结语 总而言之,大学历史教学改革要注重“教”和“学”两个方面,既要重视教师对教学方式的改革,也要重视学生对学习的态度、学习习惯等方面的改革,让学生养成自觉学习的习惯,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激发学生的个性思维,让历史教学方式与时俱进,提高历史教学的效果和质量,让历史教学的改革取得显著效果。 大学历史论文:大学生眼中的中学历史学业评价 【摘 要】学业评价在中学历史教育中起重要作用,维持教育系统平稳、有效的运转。但实际层面上的学业评价与新课程改革、素质化教育的主流要求脱节,没有摆脱传统评价体系的固化与单一,忽视多维评价形式的综合运用;忽视对评价结果的综合性、阶段性分析比较。本文以大学生的视角,分析当前中学历史学业评价的现状,指出存在问题,揭示产生问题的原因,据此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中学历史教育学业评价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关键词】大学生;历史;学业评价;新课程 教育是一个系统,学生学业评价好比是系统运行中的齿轮,维持教育系统平稳、有效的运转。每一阶段教学任务的完成都需参照教育目标和计划,对教育效果予以测量评估、价值评判,并将评价信息如实反馈给教育者、学习者以及有关教育决策者,发挥测量评价导向性、激励性、考察性、反省性的实践功能,以保障学生的基础学习,指导教师教学策略的调整与完善。中学生正处思维活跃,健全人格发展,主观能动性提升的关键阶段,所以适时、适量、适法的测量评价发挥重要的价值。 虽然新课程改革与素质化教育办法已实施多年,以培养综合能力全面发展的“四有”型人才和关注学生价值观与世界观为目标,将学生从“被教育者”转变为“受教育者”,教师为教书育人的点拨者与引导者,将学生置于主体地位。但是,就实际操作层面而言,一方面是社会保障改革的机制与条件不完善,没有量化;其次,大多数中学特别是县镇级中学,鉴于高考模式与生源压力,在传统教育理念与模式上改良不明显。单单就学生学业评价办法而言,笔者认为并没有摆脱传统评价体系的固化与单一,达到以学生为基准的内在性评价和以多元为手段的发展性评价。这样的学业评价更多成为束缚学校教学工作的樊篱,以评价为评价,评价方法单一,过于注重量化和传统的纸笔测验,忽视多维评价形式的综合运用;忽视对评价结果的综合性、阶段性分析比较。 就中学历史教学为例,随堂默写的方式加以贯穿奖惩措施,成为许多中学历史教师惯用的阶段性评价方式,根据其知识点掌握的多少以此来判断学生某个专题的学习成效。不难否认,学生可能对“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及思想”、“美国三权分立政治模式中总统、议会、法官的权利”这类问题对答如流,甚至接近标准答案。但是,抛开这种机械性的评价方式会给学生带来压迫感,成为“被评价者”的现实漏洞,历史的学习也应该是体现纵深感与思考力,注重与现实的结合,关注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和史料探究素质的提升,在学习阶段中的考察并非单纯拘泥在书本教材中零散的知识点,学生学业评价的内容和形式并非是局限在知识性的问答式考察。笔者认为初高中历史教学夯实基础知识固然重要,人曰“读史使人明智”,史学的宏观性把控与反思对于处于思辨能力、身心健康发展的关键性时期中学生“三观”的形成尤为重要。在现行条件中,可以开展历史课本剧角色扮演、活动结果报告、学生学习效果自评、历史专题沙龙等多样化形式展开,立体化呈现,使定量评价与质性评价相结合,单项评价与综合评价相得益彰,以帮助学生不断地调整、梳理学习内容,培养历史的眼光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贯彻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学目标,促进了学习与教学方法的创新。 或许有些读者会反问,就历史考卷而言,题型的确定、提干的编排更多会考察学生在知识应用、分析史料、对比研究方面的能力,那为什么会说中学历史学生学业评价的滞后呢?笔者认为忽视评价结果的综合性、阶段性分析构成一大因素。中学课程安排注重“语数外”,对历史这一科目的关注度不高,故而历史教学常常存在“任务紧,时间急”的窘境,一味的赶进度,对测量评价结果的分析讲解只是一带而过,教师忽视对学生整体在能力应用方面的评价,而学生更是忽略将自身的阶段性评价结果作阶段性比较。这样的学业评价,在内容方面关注学生的素质发展,尤其是学生潜能的开发和个性的张扬,包括学生在道德品质、文化与情感、合作与交流、以及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等诸多方面的发展,但是缺少最后分析环节,对学生能力的提升和潜能的挖掘无法巩固,事倍功半。 新课标下的教育评价既是素质教育“目标――实施――评价”这个循环节上的终结,又为下一个循环提供反馈信息,注入新的活力。学生学业评价应遵循“以学生为本”的原则,推崇多元智能评价法,开发多向,多层次的评价方向与手段,关注评价评价结果的综合性、阶段性分析比较,启发学生自我监控和反省意识,建立有利于实施素质教育,发挥教师创造的、多元的、新型的中小学教师评价体系。 曹阳,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在校本科生。 大学历史论文:关于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作者简介:余林(1983―),男,苗族,贵州雷山人,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近现代地方史,西部少数民族文化。 摘 要:高校教学改革已成为高等学校的立校之本,也是发展之基。只有办出有特色、高水平的教学,培养出真正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高质量人才,学校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名校。为了促进大学历史教学中教与学的高效性,大学历史教学方式改革势在必行。 关键词:大学;历史教学;改革 引言 在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不仅要求教师要更新教育观念,而且要求教师转变角色,《新课程标准》指出:“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教师是学习的组织者和引导者”。为了适应当前的教育改革,更好地引导学生自主学习、自主发展,教师要更新教育观念,改进教学方法,注重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善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在新一轮历史教学课程改革中,教师角色必须转变,才能适应新形势下教育的发展与要求。 一、大学历史课程教学改革的背景、指导思想和基本目标 (一)改革背景 大学历史课程是高等文科院校各专业培养计划中重要的课程,其目的在于文科人才所必备的历史素质,为培养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素质人才服务。在高等文科院校,大学历史的学习,不仅使学生的知识结构扩充,更重要的是,对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抽象概括能力、逻辑推理能力、自学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对开阔学生思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等都有很大地帮助。因此,大学历史教学一直深受重视并且不断提出高要求。 (二)指导思想 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是遵循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全面贯彻落实教育部于2002年启动的“质量工程”计划的精神,以传统大学历史教学内容为主线,辅之以历史训练、历史讨论、历史考察和历史素质培养四条支线,启蒙学生的创新意识,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逐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应用历史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基本方向 其基本方向是以精品课程建设为目标,以教学内容改革为动力,以师资队伍建设为根本,以建设教材优质为核心,以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为突破口,以教学理论研究为保障,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不断深化大学历史教学改革,构建并逐步完善符合高校高素质应用性人才培养目标的大学历史创新教学体系。 二、大学历史课程教学改革成果主要内容 (一)积极开展教学研究,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大学历史教学团队紧跟教学要求的新形势,积极开展不同形式的各类教学研究活动。特别是实行了新的分级教学模式以来,不断完善适用于不同层次的历史班的教学大纲、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并把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建设作为教学改革的重点。 (二)实施并不断完善具有特色的探讨教学模式 大学教学团队在教学思路上的改革体现在对新形势下的教学新模式的不断探索,这种教学模式在内容上不仅重视基本知识的讲授,更侧重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的启迪,培养学生对学术的旨趣,注重在教学中体现研究方法和科学精神的引导。 1、修订教学大纲 修订的教学大纲应当更加注重基础理论、方法的教学,突出重点内容的理解,注重学生应用能力的提高,使其更能适应高等教育在新形势下向“大众化教育”转变的需要。 2、制定教学计划,调整教学内容 根据新的教学大纲,依照不同分级层次,制定新的教学计划,适当调整教学内容。对历史综合知识底子好的学生,教学内容适当加深加宽,教学进度适当加快,以保证学生有扎实的历史功底、较宽的知识面和较强的分析能力,特别是着重增加有关历史讨论和历史考察的教学内容,为学生后续专业课学习打下良好的历史学基础。 3、制定并实施后续精英培养计划 针对提高班和部分基础较好的学生,从第四学期开始,增开历史训练课程,连续四个学期,不间断对学生的历史素质进行专项训练。 4、教学方法改革 教学方法的改革与使用的前提是首先要让学生意识到自己是学习的主动参与者与积极探索者,在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的同时,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为学生的积极参与创造条件,引导学生去思考、去发现、去创新。为此,在教学过程中始终坚持多样化的教学方法,采取课堂讲授、课堂练习、启发式提问、讨论、介绍有关学科的科研动态或实际应用等多种教学形式,吸引学生参加教学,实现师生互动,活跃课堂气氛。 三、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主要方法 (一)更新教育观念,改进教学方法 过去传统教学方法,是重视对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对学生的全面发展。我们要更新教育观念,新课程改革要求教师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积极性,不能把学生当作灌输“知识容器”。在历史教学过程中,既要指导和帮助学生掌握知识,又要培养学生获得情操的陶冶、智力的开发和能力的提高,同时还要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 要改进教学方法,在历史教学过程中,既是培养学生掌握知识的过程,又是培养学生身心发展、潜能开发的过程。通过教学活动,不仅让学生掌握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从心灵深处激发出对优秀历史人物的崇敬,从而受到历史人物的优良品质的熏陶和感染,以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修养,培养学生的个性和健全人格。历史教育不仅是让学生学会记住历史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发生、发展情况,而且是为了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更充分的发挥,不断地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发展学生的智力潜能。因此,把过去重视传授知识为主,转为重视发展学生能力为重点的教育方向。 (二)倡导教师的“教”是为了学生的“学”。 在传统的教学中,总是由教师牵着学生鼻子走,学生要围绕教师的指挥棒转,实行以“教”定“学”的模式,让学生配合或适应教师的教,使学生被动学习,造成学生的主动学习性丧失了。因此,这种以教师的“讲”为中心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处于被动状态,不利于学生潜能开发和身心的发展。例如,在分析历史事件的产生原因和影响时,如教师过多地讲解、分析,让学生被动地听说,这样就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法,不能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 新课程的倡导教师的“教”,是为了学生的“学”,就是要求教师在上课时,注意学生的反应,关注学生的学习情况,而不能只顾自己滔滔不绝地“讲”,不管学生是否接受,在课后还要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辅导,与学生进行交流,要把学生适应教师,转变为教师要关注每个学生的发展。认真研究如何引导和启发学生学习,接受教师传授给学生的知识,以提高学习效果。 (三)由重教学结果,转向重教学过程的转变 传统的教学方式,是“重结果,轻过程”,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教学弊端。它是让学生走向死记硬背的科学知识,把学生推向应试教育的死胡同角落里,不能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因此,我们要重视教学过程,让学生明确学习历史的目的和意义,注重培养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要让学生通过学习历史,能亲身经历或体验历史发展的过程,培养学生的思维方法,是历史教学的重要目标。如果强调重学习历史的结果,只会把学生的思维引向一个共同的标准答案的方向,不能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而重视教学过程,则要求教师在教学设计中,揭示历史知识的发生过程,也就是历史的思维过程,让学生在思维中得到训练,既长知识,又能增进才干。 我们学习历史科学知识,是经历“(具体)感知――(抽象)概括――(实际)应用”的认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则有两次飞跃。第一次飞跃,“感知――概括”,让学生的认识活动,在具体感知的基础上,通过抽象概括,才能得到历史的结论。第二次飞跃,“概括――应用”,就是把掌握的历史知识的结论,应用于实际的过程。教学实践证明,学生只有在学习历史过程中,真正实现了这两次飞跃,才能实现历史教学目标,更好地完成历史教学任务。 (四)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学校开展素质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全面发展,而不是要让学生在每一个方面都按照同一规格平均发展,要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展学生的个性和特长,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不能按照统一模式进行教育,既不利于人才的培养,也不符合时展对教育的要求。因此,要求教师在教学形式上,可以综合运用集体授课与活动、分组讨论或互相交流、自学与辅导,搜集历史资料与独立研究等多种学习形式,实行不拘一格的学习方法。 在教学过程中,要采取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在每堂历史课都应按照实际的需要,设计教学内容与方法,以满足各层次学生的需要,要认真了解分析学生的差异性,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教学措施和方法,做到因材施教,有的放矢,才能更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充分发展学生的各种各样的潜能,以提高历史教学效果。 四、大学历史教学改革具体推进策略 (一)制订强有力的政策,营造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制度环境。从制度上,针对历史学科的特点和学术发展的需要,进行专业建设,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和教师考核评估制度。学校要营造重视本科教学、培养创新人才的氛围。一方面,通过宣传使教职工能够切实转变观念,树立精英教育的理念,对学校人才培养的目标有充分的认识。另一方面,学校需要制定政策营造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制度环境。如教师晋升中的考核指标体系应充分体现对本科教学的重视,设立核心课程教学岗位,对教师进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改革探索的鼓励措施等。在制度环境的营造上,学校、职能部门应做好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设计、实施保障工作。 (二)建设一支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教师队伍。培养创新人才,关键在教师。如果教师没有创新意识,不了解学术前沿,没有创新的科研成果,就不可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在师资队伍建设上,一方面要使教师树立起本科教学中心地位的意识,鼓励教师进行科学研究和教学研究,把学生带到学科的前沿,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对教师要进行教学方面的系统培训,使教师能够了解教育理论的新成果,并运用到教学中。学校、学院应建立本科教学的激励机制,在政策上、资金和资源配置上对教学适当倾斜,鼓励教师教学投入,开设新课,改进历史教学方法。 (三)先试点,后推广。鉴于历史教学改革内容复杂,具体情况各有不同,应当首先进行小范围试点,“精耕细作”,找出具体改革途径和方法,再进行大面积推广。试点中首先应当针对学生培养的全过程提出总体培养目标,包括知识结构、综合能力、思想品德、体质状况、艺术修养等方面。对于各方面的培养进行分解,通过不同手段和途径实现培养目标。分解之后应对每一门课程、每一个环节进行具体设计,主要是要对照总体目标进行设计,形成综合总体效果。课程目的的实现手段应当多样化,除了课堂讲授,应当更加注重学生的自我学习和实践环节,对于社会科学类的课程,应当把社会实践作为课程设计中必备的内容。课程设计应当有助于综合利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训练,最终考核也应当采用更加灵活的方式,主要考核学生是否达到了培养目标中规定的目标,也应考核学生是否增强了各种综合能力。在试点过程中应当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检验具体课程和培养环节的效果,不断进行修正和改进,以期达到总体最佳效果。 (四)充分发挥基层学术组织在教学改革中的积极作用。在历史教学模式的改革方面,学校应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在这方面,学校是主体。学校在培养方案的制定与实施上要发挥主要作用。在课程内容的改革上,系是主要的力量。在政策方面,学校有进行教学改革的主动权,根据每个学校的具体情况,每个学校都可以做改革的试验田,如在理顺研究所、系、教研室之间的关系,课程内容、教学方法、考试方法的改进方面,学校层面可以做很多工作,给予政策上的支持。教师是人才培养的决定性因素,教师的职责是积极进行历史教学研究,在历史教学模式上进行探索和尝试。学校的职责是负责历史教学改革的思路和总体设计,制定制度和政策来规范教学工作,建立健全教学激励机制,做好历史教学的组织协调与服务工作,负责营造重视历史教学、积极倡导历史教学改革的整体氛围。 五、大学历史教学改革与建设的效果 (一)学生学习评价 结合各学期教学检查的结果、听课情况、学生的反映情况和其他教师的评议,从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效果、教学环境等多个方面对担任高等历史课程的教师授课情况进行评教。 (二)教学督导评价 教学督导对学校所有担任大学历史系列课程的教师授课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很好的监督和促进作用。 (三) 后续课程的学习效果 大学历史是重要的课程,对学生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具有重要作用。从学校和各个学院反馈的信息看,由于学生历史素质的不断提高,使得各学院专业理论和讨论课的教学质量得到了保障,学生的专业素质和技能不断提高,一批品学兼优的学生脱颖而出,他们凭借扎实的历史基础在各种历史竞赛胜出。 总结: 总而言之,大学历史教师要在新一轮的历史教学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使自己的教学观念与教学方法,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要求教师要随着新课程下的课堂教学方式的改变,重新形成自己的教学方式,顺应时展的要求,做到“随机应变”,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才能不断地创造佳绩,提高教学效果。(作者单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文化系)
中国科技史论文:科技史教育对于生物教学中人文精神培养的作用 摘要:人文精神培养是生物教学中的重要内容,加强科技史教育可以增加生物教学中的趣味性,并可以帮助学生继承优秀的历史传统、树立优秀品德,但是在具体操作中要遵守客观的教学规律和教学方法。 关键词:科技史 生物教学 人文精神 生物学被认为是二十一世纪最有发展前景的学科之一,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有极大的发展空间;而生物教学对于学生生态观、环境意识的树立,以及生物学科在现行高考制度下的重要地位,我们就不能不对生物教学加以足够的重视。 但是随着素质教育的深化推进、科学的不断进步,如何在生物教学中体现人文精神,成为了广大教育者共同面临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在世界科技发展历程中寻找到对于现代生物教学有所帮助的宝贵资源呢?答案是肯定的。 (一)科技史教育可以增加生物教育中的趣味性 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曾经说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在课堂教学中使用大家喜闻乐见的诗句、谚语、民谣与故事等不仅会使学生有效记忆,同时还可以增加趣味性提升学生的学习热情。 例如在给学生讲解草本和木本植物时,我们就可以使用《诗经・蒹葭》中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以及《卖炭翁》中的“卖炭翁,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简短的诗句中包含了物候学、植物学以及爱情观等多方面内容,从中学生中朦胧的感情认识入手,对于草本植物以及木本植物的区别可以激发学生对于科技教育的兴趣。 在世界科技史上类似的内容也很多,例如如孟德尔发现豌豆的遗传规律、达尔文提出进化论、沃森以及克里克创立DNA分子双螺旋结构模型,在讲伴性遗传病时,我们就可以向学生讲道尔顿在圣诞节时想给给母亲买长筒袜,从而最终发现色盲症这一伴性遗传病的故事,把相对枯燥的理论知识发现历程转化为趣味性较强的故事,这样学生听了之后便会想知道“色盲症”的发病原因,这样,学生对新知识的学习学习欲望就会更加强烈,也就更容易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二)科技史教育有助于继承优秀传统 中国历史上也不乏有关生态的优秀传统,例如“天地君亲师”虽然有明显的封建说教色彩,但是它在客观上对于人们生态保护意识树立、国家立法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例如学生经常使用的“网开一面”、“以时入山林”等词语,我们完全可以从原始的生态保护观形成以及现实的环境污染问题入手,调动学生积极性,为环境保护献言献策。 再如在中国的正史中,也有许多有关环境保护的资料,《明史・职官志》中就记载:“虞衡典山泽采捕、陶冶之事。凡鸟兽之肉皮革骨角羽毛,可以供祭祀、宾客膳羞之需,礼器军实之用,岁下诸司采捕:水课禽十八,兽十二;陆课兽十八,禽十二,皆以其时。冬春之交,网罟不施川泽;春夏之交,毒药不施原野;苗盛禁蹂躏,谷登禁焚燎,……”,类似的资料我们可以联系“网开一面”等早期环保政策,强调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对于环境保护的延续性,为学生理解贯彻国策方针提供帮助。 (三)科技史教育有利于高尚品德的塑造 德育教育是我国整体教育方针的中的基本组成部分,生物教育同样也不例外。在科技发展历程中包含着许多相关的科学家爱国主义品质、良好道德风范的故事,这些故事就是道德教育的良好素材;讲解这些科学家的故事,就能够使得学生明白在探索科学的道路上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在那崎岖不平道路上勇于攀登的人,才有可能到达科学的顶峰,生物科学的发展凝结了众多科学家艰苦的劳动,缺少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不畏艰难的为科学献身的精神,是绝对不可能取得成就的。 具体到实际教学中,我们可以从诸多生物科学家的生平简介、重大成就及其影响入手,尤其是在生物科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迹,重点突出在科学创造过程中的背景,体现了科学家的科学精神,将这些科学家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等在生物教学中运用起来。并且还可以在讲到一个科学家时,还可以把同期这方面研究和发展都系统地进行讲解,这样就有利于学生构建知识框架,把握生物科学发展的最新进展。 应该说生物科学的发展历程是广大科学家们在崎岖山路中不畏劳苦奋力攀登的历史,是一个个问题得到解决,一个个神秘现象被逐步破译的过程。让学生更深刻的理解知识的产生和完善过程及背景,充分理解科学方法的重要性,并通过科学家的人格魅力感染学生,塑造学生的优秀品德是十分重要也是必要的。同时广大教育者还可以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材内容充分挖掘利用生物科学史实创设问题情境,增强教学效果。 (四)科技史教育进行人文精神的培养的具体方法 所有的事物都有两面性,在生物教学中进行科技史教育也可能会存在着主次不分、条理不清的问题,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扬长避短,最大限度的发挥科技史教育在生物教学中的长处呢?我们如果从内容选取上来说,可以从以下方面来入手。 科学史教育的内容去粗取精,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选取材料要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和接受能力。 第二、选取的内容应该具有教育价值应较高,并能给学生以多方面的启迪,避免为强调史而介绍史。 第三、削枝强干,使教材中的科学史线索明确不枝蔓、脉络清晰准确。 (五)小结 学习科学史本身就是科学素养的重要内容。科学史作为一种珍贵的科学教育资源,其教育价值并不仅仅在于介绍科学知识本身,还在于提供了学习使用这些知识产生的过程与背景。如果在科学课程中能将科学史知识全面有机地融入科学教学过程中,并将其所蕴含的科学理性、科学研究方法以及科学精神展现给学生,就能够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掌握科学知识,学会科学思考和科学研究的方法,深入理解科学的本质,从而全面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将科学史的内容融入到科学课程中,也就是将人文精神带入到了自然科学的领域。科学与人文同源共生,相互补助,会有利于学生在将来的科学探索中形成正确的追求目标。所以,虽然是科学教育,但是使人文精神的渗透其中是不能被忽视的,通过科学史的教育可以架起被视为理性的理科教育与被视为感性的人文教育之间的桥梁。 中国科技史论文:从历史的角度论中国共产党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重大发展 摘 要:科学、技术、生产力均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力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科学反映了人与自然的理论关系,而技术则反映了人与自然的能动关系。科学和技术作为人类实践的认识成果,其本身也就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因此,从逻辑上看,三者同属于人类相对于自然界的活动能力的范畴,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相关性。但是,这种逻辑上的相关性并非一开始就是显性的。亦即是说,这种相关性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表现为现实相关性。鉴于此,我们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也只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才成立。它是社会历史演进的一个必然结论。 关键词:历史;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先进生产力 中国共产党关于科技生产力的思想是总结了当代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而得出的科学论断,视之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马克思科技生产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诚然,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些研究也是必要的,更是有益的。但从另一方面讲,如果仅将这一思想放在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小范围内来研究,不免疏于说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三者相互作用的历史进程的全貌,难免会影响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深刻理解,不利于说明中国共产党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探索、创新的伟大意义,最终会妨碍发展科技生产力实践的深入。 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相关性的历史演进 1.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不相关”阶段 远古时代,人类的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生产力主要体现在一些简单而粗糙的石器、木器和骨器等手工工具上,这时科学尚处于萌芽状态,科学知识几乎为零,而技术也微乎其微水平也极低,由于科学缺位,技术微小且水平极低,人类的谋生又鲜有智力因素的作用,因此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也就无所谓相互作用,即三者是一种“不相关”的关系。生产力系统中除三大实体性要素外,别无所有。若用公式表示生产力构成要素的关系,则为纯粹的三要素和的形式即:生产力=劳动对象+劳动者+劳动资料。 2.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弱相关”关系 采集和渔猎社会末期,随着金属农具的制造和使用,使生产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部分“有闲阶层”可以专门从事所谓的“求知识”的科学活动,这时科学初步产生了。掌握科学知识的有闲阶级、贵族奴隶主、地主们鄙视掌握工艺技术的奴隶、农民等工匠劳动者,也鄙视技术。 3.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相关联”阶段 工业社会中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又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并为之提供了新的研究内容和新的研究手段,从而引发了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以三大发现为代表的第二次科学革命。电力机械的广泛应用,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了工业社会中后期的高级阶段――电气时代。这一时代里,科技和生产力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科学技术密切结合,以科学为先导,以技术为中介的科学技术系统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科技对生产力诸要素的渗透明显,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各实体性要素起到极大的“放大”乘数作用,科技成为生产力系统中的首位要素,突破了生产力中实体性要素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模式。这时,生产力公式就是一种倍乘关系;生产力=科学技术 (劳动资料+劳动者+劳动对象)。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是马克思的一大理论贡献。在总结了近代自然科学和产业革命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不仅指出了科学是生产力,而且认为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4.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强相关”阶段 19世纪末20 世纪初,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整个自然科学得以全面发展,从而引发了新的科学革命。以相对论、量子力学、原子结构理论为核心的现代科学革命的产生和发展,又为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显而易见,只有微观物理学的发展,原子能技术才得以产生;没有无线电电子学和数理逻辑的重要发展,就不会有电子计算机的出现。与新技术革命的开展相联系,产业革命随之兴起科学、技术、生产三者已达到一体化,科学技术――生产的周期越来越短。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中显示了巨大的作用,已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动力。以现代科技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悄然兴起,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知识经济成分已占其GDP的50%以上。标志着人类社会逐步由工业社会转入知识社会,当代科学技术引起了生产力结构的变化,使科技在生产力系统中成为第一位的变革力量。 二、中国共产党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探索与发展 1.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发展 虽然没有直接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命题,但他对科学技术生产力功能的认识也是明确的。1956年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提出要进行技术革命,并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而奋斗。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就无法提高。”所以,“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ZW(DY]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59.[ZW)]并号召向“向科学技术进军”和进行“伟大的技术革命”。 2.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创新与发展 以邓小平为核心中央领导集体关于科技生产力的思想和实践极为丰富、深刻和卓有成效。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1988年,他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ZW(DY]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7-378.[ZW)]将科学技术上升到生产力系统的第一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就是知识经济时代,在这一时代里,科技革命不仅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对生产力本身的构成要素产生巨大的影响。科学技术与其他生产力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已不是乘数增长的关系,而是指数增长的关系;生产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已变成为首要的第一位的生产力,现代科技决定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速度。 3.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革命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科学技术信息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内容和指标也在不断丰富和提高。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结合新的实践和形势,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科学技术生产力的战略思想。高度重视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主要思想,以此为基础结合时代特征,作出了新的判断。在中国共产党建立80周年纪念大会上强调:“科学技术不仅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这是中国共产党继承历史、立足现实、前瞻未来的科学论断和理论创新。 科学的本质是创新,创新是科技进步的内在要求。高度重视创新,把它视为民族之魂。“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ZW(DY].论科学技术[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70.[ZW)]他的科技创新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系统地思考了科技创新体系,把科技创新分为: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体制创新。制定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和知识创新工程,都是使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第一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力的作用而作出的重大决策。 至此,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互不相关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从三者潜在的逻辑相关性和内在一致性演化到其现实相关性和外在统一性的历史进程,不难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这是中外生产力发展史所反复证明了的。生产力发展史大体经历了石器时代、金属工具时代、蒸汽机时代、电力时代和计算机时代。生产力历次划时代的飞跃,决定的因素和标志是劳动资料性能的巨大改进。而劳动资料的改进,又是通过科技进步实现的。 第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所证明了的。科学技术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尺度可以把人类产业史划分为采集和渔猎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等四种社会技术形态。科学技术的重大变革往往会引起人类社会的深刻变化。 第三,从科学技术的发展来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逻辑结论。科学技术从无到有,水平由低到高,力量从小到大,与生产力由不相关到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无不显示出科技已成为各国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因素。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现代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立足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关系演变的历史进程,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科技生产力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崭新的实践基础上阐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深刻揭示出科技在社会经济和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历史性变化,是对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关系的最新概括。 中国科技史论文:科技事业进入历史最好发展期 记者从科技部获悉:近五年来,我国政府始终坚持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作为最重要的任务,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科技改革与发展的政策举措,取得了一系列成就。我国科技事业进入到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第一,科技投入取得历史性突破,科技工作的环境和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五年来,国家财政用于科技的投入累计2670亿元,比前五年增长一倍。全国研究与试验开发经费从509亿元增加到1043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0.64%提高到1.1%,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中央财政还较大幅度地增加了国家863计划、自然科学基金、知识创新工程等专项投入。科技投入成为国家创新的基础条件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推动科学技术跨越发展的重要保证。 第二,科技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科技与经济脱节的“两张皮”问题基本解决。一是《关于深化转制科研机构产权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原始性创新能力的若干意见》等政策的,使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完善,一批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的创新性成果大量涌现。“龙芯”系列通用芯片研制成功,CPU方舟3号研究取得重要突破,使我国结束信息产品“无芯”的历史迈出了关键步伐;联想万亿次计算机研制成功,使我国超大规模计算机技术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二是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企业研究开发投入占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比重达到65%,已经成为研究开发活动的主体。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显著提高,一大批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迅速崛起。三是应用型科研机构向企业化转制,形成了以市场需求为主要导向的研究开发新格局,使其创新能力和活力得到了显著提高,产业规模和效益大幅度提高。四是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分类改革取得进展,确实需要国家支持的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得到切实加强,一支稳定服务于社会公益型事业的精干科研队伍正在加速形成。五是通过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使我国科技结构和力量布局更加趋于优化。中国科学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取得积极进展,对学科结构、管理体制等进行了调整和优化;中国工程院在国家工程科技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高校科技事业发展迅速,在创新人才培养、科技园和基地建设以及教育信息化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高校已经成为知识生产、知识传播、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的重要基地;地方科技事业蓬勃发展,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取得进展。 第三,高新技术产业化成效显著,成为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我国政府先后出台了《关于国有高新技术企业开展股权激励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性文件,在鼓励科技人员创业、外商创业投资发展和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等方面形成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五年来,我国政府在国家高新区建设、科技企业孵化器、留学人员创业园、大学科技园以及软件、集成电路设计、生物技术、光电技术、新材料等专业孵化器建设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我国53个国家高新区共有企业2.5万家,2002年工业总产值1.3万亿元,创造了近300万个就业岗位。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主要经济指标年平均增长率超过60%,1998年至2001年实现的工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35.2%,是全国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同期增长速度的3倍。1999年设立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以来,政府共安排资金近30亿元,资助项目近3800个,平均资助强度75万元。 我国依托骨干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初步建立了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支撑服务体系。现拥有各类科技企业孵化器460多家,数量居世界第二,在孵企业1.5万家,育成科技企业4000多家;建立生产力促进中心865家,服务企业近8万家,增加社会就业48万人;一大批充满活力的科技型企业迅速崛起,全国民营科技企业总数超过10万家,总收入近1.9万亿,从业人员达650万人,增加了社会就业。我国政府积极推动风险投资机制的建立,2001年风险投资额已达119亿元,投资项目超过1500个,促进了技术与资本的结合。此外,通过用高新技术提升传统产业,结合国民经济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了城市智能交通、高附加值船舶、绿色纺织技术、镁合金、稀土应用、汽车新材料、镍氢电池等应用开发与产业化,推动了相关领域的产品换代,使产品开发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近年来,程控交换机等大批高新技术成果快速实现产业化,北大方正激光照排系统、远大溴化锂直燃空调、地奥心血康等一批科技产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 实践证明,高新技术产业化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 第四、加强原始性创新初见成效,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高。我国高度关注和重视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原始性创新能力的若干意见》,不断营造有利于创新的政策和环境,一批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的原始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1998年我国专利申请量为12.2万件,2001年达到20.4万件。2002年,SCI、EI和ISTP三大国际科技检索共收录我国科技论文6.5万篇,国际论文数排序跃居世界第六。我国科学家在有机分子薄膜上实现了超高密度的信息存储;具有独创性的“量子避错码”和“量子概率克隆机”等研究,被国际权威专家公认为量子信息领域“最令人激动的成果”;一批重要的非线性光学晶体新品种的诞生,使我国在人工晶体研究开发方面继续保持国际领先地位。此外,我国TD-SCDMA被确立为第三代移动通讯国际标准、10兆瓦高温气冷核反应堆并网发电成功和“神舟”号系列飞船发射等成就表明,我国在当今国际前沿科研许多领域都取得了重要进展,其中部分重点和关键领域已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此外,超级杂交水稻、转基因抗虫棉、塔里木克拉2号、苏里格等大型油气田勘探、三次采油配套技术和先进钻井采油技术的开发应用等,使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高,对解决粮食安全、能源安全、老油田稳产增产等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支撑。 第五,科技进步推动农业增产增效、工业技术升级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在农业领域,制定了《农业科技发展纲要》;通过农产品深加工、奶业等专项,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通过农业领域科技攻关计划的实施,一批高产优质农作物新品种选育成功,促进了粮棉油等农产品的全面增产,丰富了优质农产品的市场供给。 目前,科技进步对我国农业增产的贡献率已超过40%。另外,通过节水农业、生态农业等项目的实施,使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到明显增强。共培育农作物新品种600余个,开发新产品近1000项,建立试验基地近2000个、示范点近5000个,为农民增收和农业增效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工业领域,建立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00多家;五年共认定新产品7094项;积极推动制造业信息化,目前CAD技术已在29个省市、3000个企业得到应用和普及,CIMS技术已在20多个省市、10多个行业、200多家示范企业得到应用,制造业信息化工程已在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46个中心城市、近2000家企业推开;一批重大技术难题的攻克,解决了三峡、“西气东输”等国家重大工程建设急需的关键技术和设备;高效连铸技术关键装备等一大批共性技术的开发应用,推动了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 在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制定了《可持续发展科技纲要》和《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推动清洁能源汽车、洁净煤技术、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应用;开展了水资源及其污染治理、工业和生活污水的处理及其资源化利用、农业和工业节水、海水利用以及洪涝灾害减灾等科技攻关;针对城市大气污染、气象预报等开展了综合对策研究;开展了中药质量标准、新药创制、重大疾病诊断技术等方面的研究,促进了社会可持续发展。 第六,全方位、多层次的国际科技合作局面基本形成。近年来,我国政府制定了《国际科技合作发展纲要》,启动实施了“国际科技合作重点项目计划”,通过积极推进人类基因组计划、全球环境变化计划、欧洲核子中心等双边、多边科技合作,更广泛地参与国际科技合作计划和重大科学工程,使我国科学家更多地走上国际科学舞台,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多领域、高水平的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局面已经形成。 五年来,我国政府已与15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与96个国家签定了政府间合作协定;共加入了1000多个国际科技组织。 目前,来华工作的外国专家和港澳台专家已达44万人次,派出培训人员已达4万多人次,并且呈现出高速增长态势。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政府通过兴办留学人员创业园、实施海外学子创业工程、举办大型海外学子创业周活动、设立海外学人基金和专项等,使学成归国的留学人员以每年平均13%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北京、上海、深圳等部分重点城市已经形成了留学人员归国创业的热潮。 我国政府积极鼓励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积极推进对外开放战略,支持技术与经济结合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的开展,使我国的科技合作与交流更加开放;推动各类高技术企业走向世界,引导和鼓励更多的高新技术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批准了10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对外开放的科技工业园区;IBM等一大批世界跨国公司在中国开办了研发基地和生产基地;推进中美马里兰创业园和中俄、中新科技园等国外科技园建设。 目前,我国国际科技合作已成功地纳入APEC合作和亚欧科技合作的倡议框架,丰富了国际科技合作的内容,并在推进区域科技与经济发展、促进“南南合作”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中国科技史论文:论科技史视野中的“同文馆之争” 摘要:通过对“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提出原由、思想内涵和理论漏洞的考察,揭示出“同文馆之争”的其他面相以及洋务派的科学观。 关键词:洋务运动;同文馆之争;技术管理;科学观 史学界对“同文馆之争”的原因、经过、性质等问题,从思想、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论析,但其中仍有未发之覆,特别是对争辩过程中洋务派提出的“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思想主张少有论述。本文试从科技史的角度考察“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提出原由、思想内涵和理论漏洞,借以揭示“同文馆之争”的其他面相以及洋务派的科学观。 一、从工匠到士人:近代科技群体的扩大 在古代中国,工业领域的科学技术被视为“奇技淫巧”而受到士人的鄙薄,掌握和传承科学技术的主要是工匠。“考工利用,中国委诸匠,西人出诸儒”,大致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但中国历史跨入近代以后,便对士人提出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时代要求。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拉开了中国近代史和“西学东渐”的序幕。作为“西学”重要内容的西方科学文明,开始传人中国。学习和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很快成为中国先进人士的共识。 最早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魏源等人。看到的是西方科学文明的器、技层面(即所谓“坚船利炮”和“长技”)。由于传统的社会分工,在时人的言说中,工匠成为当然的引进西方器、技的群体。如在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中,“师夷长技”的人群即是工匠。但是,随着西方科学书籍的翻译、介绍,人们渐渐认识到,“坚船利炮”和“长技”的背后隐藏着科学原理,而高深的科学原理却是中国工匠难以掌握的。 成书于1861年的《校邻庐抗议》(冯桂芬著),即明确提出“采西学,制洋器”的思想主张,标志着先进国人对西方科学的认识,已从器技层次进到学理层次”这里的“西学”是包括算学、重学、光学、化学等学科在内的自然科学。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以往论者所忽略的地方),冯桂芬还对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人才要素进行了详尽透彻的分析。冯桂芬指出,输、佳之巧至难也,非上知不能为也;圬镘之役至贱也,虽中材不屑为也。愿为者不能为,能为者不屑为,必不合之势矣,此所以让诸夷以独能也”。普通工匠很难掌握精深的科学原理,而能够掌握科学原理的“聪明智巧之士”,却鄙薄体力劳动,不屑将之应用于生产实践。从历史的事实来看,冯桂芬在洋务运动的前夜,从理论上预料到了即将兴起的近代军工企业发展中的难题。 几乎与《校分庐抗议》问世同时,洋务派掀起了引进西方机器生产和创办军工工厂的浪潮。据统计,于1866年底“同文馆之争”发生前兴办的近代军工企业有:1862年,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1863年李鸿章创办的上海洋炮局和苏州洋炮局;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1865年李鸿章创办的金陵制造局;1866年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1866年崇厚、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在生产实践中,洋务派果然遇到了冯桂芬所料到的困难:为了引进西方技术,就不能不去学习作为这些技术之基础的科学原理,但高深的科学原理又是工匠难以掌握的。1864年’李鸿章不得不承认,洋炮局的工匠“造成炮弹虽与外洋规模相等,其一切变化新奇之法窃愧未遑”1866年左宗棠认识到福州船政局的工匠在学习科学技术方面的劣势:“今之入局学造者,内地正匠耳。执何伐柯,所得者不过彼柯长短之则”。工匠科技素质的落后,造成军工企业生产的枪炮、弹药等很难达到西方先进水平。“愿为者不能为”的难题,成为洋务派实现自强理想的障碍,迫使洋务派拿出解决方案。如上所述,冯桂芬认为只有士人才具备掌握科学原理的智力条件。洋务派便循此思路,提出“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思想主张,试图将士人引入学习西方科学的队伍。 二、“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思想内涵与理论漏洞 1866年12月,洋务官僚奕新奏请朝廷于同文馆中“添设一馆讲求天文算学”,并建议招收科甲正途人员人馆学习。此举遭到以大学士倭仁为代表的顽固官僚的反对,遂引发了一场围绕同文馆应否招收科甲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而展开的论争。这场论争被后世史家称为“同文馆之争”。在论战过程中,奕新提出了“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思想主张。这一思想主张具有以下基本内涵。 第一,它用“理”来指谓西方科学技术的学理层面晚清国人有时称际西方科学为“理学”、“理科”“理”是中国古代哲学中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范畴,掌握“理”的方式是思考和领悟(即所谓“格物穷理”),属于人的心智活动。奕新等人奏请招收科甲正途人员人馆学习天文、算学,正是基于智力条件的考虑:“查天文、算术,义蕴精深,非夙知勤学用心之人,难以渐窥底蕴,与专习外洋语言文字之学生不同”。而科甲正途人员“研经有素,善用心思,致力果专,程功自易”洋务派还进一步将西方科学纳入儒家“格致”之学的范围,认为“今日之学,学其理也,乃儒者格物致知之事”。这就对士人研习西方科学的合法性进行了论证,能够在文化心理上减缓引进西学的阻力。 第二,它提供了一套解决“愿为者不能为,能为者不屑为”难题的方案。一方面,洋务派为了吸引士人学习西方科学,一再强调“并非强学士大夫以亲执艺事也”,以投合士人鄙薄体力劳动的心理。这对于消弭“能为者”(士人)的顾虑,进而解决“能为者不屑为”的难题,无疑大有裨益。另一方面,洋务派之所以选取士人学习西方科学,乃苦于“以中国自造轮船、枪炮等件,无从人手”的现实,认为“若得读书之人旁通其书籍、文字,用心研究,译出精要之语,将来即可自相授受”。也就是说,士人学有所成后,须用所学知识来攻克军工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技术难关以及指导工匠进行生产实践一按照冯桂芬的说法,就是“从受其法,以授众匠”。洋务派相信,“愿为者”(工匠)一旦得到士人知识方面的指引,其“不能为”的问题也就得到解决。 “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在理论上不失为一套解决“愿为者不能为,能为者不屑为”难题的方案,但它也存在某些逻辑思维E的误区和漏洞。从历史的事实来看,这套方案在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引起了一些新的问题,给洋务运动带来消极影响。 首先,洋务派高估了士人在学习西方科学方面的优势对引进西方科学的难度认识不足。中国传统经史之学与西方科学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等方面存在很大不同,以经史之学见长的士人,在掌握西方科学方面,并不如洋务派所幻想的那般“程功自易”。顽固派就曾敏锐地指出,“窃明天文、算法委曲深细,本系专门之学,与策论等项不同。每有学问索优而不明历律,亦有推步甚密而不善词章,盖文理可托之空言,而数学必归于实测,聪明异用,难易攸分”。洋务派之所以夸大士人学习西方科学的优势,从根本上说,还是深受“华人之智巧聪明不在西人以下”的华夏文明中心观的影响。而顽固派否认士人的优 势,并不能说明顽固派已经摆脱了华夏文明中心观的束缚。因为顽固派否认士人学习科学的优势,是为了论证“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的士人,“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其文化心理较洋务派更为狭隘。 其次,洋务派用“理”来指谓西方科学。将西方科学形而上化,客观上规定和强化了士人以冥思、领悟的方法来学习西方科学。这种方法与西方科学注重实验和操作的实证方法背道而驰,却被广泛地应用到洋务学堂的科学教育中,最终严重限制了科学人才的培养。1896年,李端椠在总结三十年来洋务学堂办学经验的奏折中就指出,“诸学或非试验测绘不能精,或非游历察勘不能确。今之诸馆,未备器图,未遣游历,则日求之于故纸堆中,终成空谈,自无实用”。直到1897年,梁启超还强调用“触悟”的方式去学习西方科学:“西人一切格致制造之学,衣被五洲,震栋万国,及推原其起点,大率由目前至粗极浅之理,偶然触悟,遂出新机,神洲人士之聪明非弱于彼也,而未闻有所创获者,用与不用之异也”嗍。从深处说,这是“空谈性理”的传统文人心态在作祟。 第三,如上所述,洋务派精心挑选的士人,将面临两个重要的任务:一是学习西方科学,二是指导工匠进行生产实践。但洋务派似乎始终忽略了一点:学习西学是一回事,指导工匠又是另一回事。这些士人并不是天然的管理人才,他们并不知道怎样有效地利用工匠的手。同样是顽固派观察到了这一点。顽固派指出,“今使科甲人员明其理,悉其源,将来造轮船时,势必引绳削墨,一一教工匠制作,又必纷纷探明江海水势浅深,教水手运用制敌之法,有如是之劳而能成功者乎?”不可否认,顽固派确实看到了某些问题的症结所在。 通过上文的分析,不难发现,“同文馆之争”还关涉到洋务派与顽固派围绕引进科学的人呢才要素、技术管理等问题进行的论辩。而这正是以往学术界所忽略,本文所致力揭示的重要面相。 三、余论 对“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思想内涵和理论漏洞的考察,还有助于深刻理解洋务派的科学观。 洋务派用“理”、“事”这一组互为形上、形下的范畴,确立了科学对于技术的基础地位。需要指出,技术科学化、技术以科学为基础是近代技术发展的重要特征和趋势。洋务派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表明他们的时代观察力是深刻的、敏锐的。但是科学对技术的基础作用,不能简单地归为科学直接地指导技术。很难想象基础自然科学(如洋务学堂开设的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等课程)的学习就能够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难题,因为“自然科学规律仅仅指出解决技术问题的可能性,技术具体的发展方向、规律和速度主要取决于社会因素,即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的需要以及资金、政策、人的素质等各个方面”。过分地强调科学对技术的指导意义,表面上看是对科学的推崇,实则使科学沦为技术的附庸。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洋务派的科学观是工具主义的科学观了。 中国科技史论文:论邓小平的科技生产力思想 [摘 要]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从不相关到弱相关,再到相关联,最后到强相关的演进过程,阐明了邓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是立足于历史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对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关系的最新概括。 [关键词] 历史 科学技术 第一生产力 近年来,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倍受理论界的关注。目前的研究多认为,这一论述是总结了当代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而得出的科学论断,视之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马克思科技生产力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诚然,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些研究也是必要的,更是有益的。但从另一方面讲,如果仅将这一思想放在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小范围内来研究,不免疏于说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三者相互作用的历史进程的全貌,难免会影响对邓小平同志这一伟大思想的深刻理解,不利于说明这一论断的伟大意义,最终会妨碍发展科技生产力实践的深入。因此,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来研究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实践的相互关系,探讨科学技术是如何逐步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是极其必要的。 科学和技术是人类智慧和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最美丽的花朵。科学(know-what)是人类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规律的体系;技术(know-how)则是指人类在生产实践中所应用的知识的系统;生产力则是指人类在自然界活动形成的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三者均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力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科学反映了人与自然的理论关系,而技术则反映了人与自然的能动关系。科学和技术作为人类实践的认识成果,其本身也就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因此,从逻辑上看,三者同属于人类相对于自然界的活动能力的范畴,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相关性。但是这种逻辑上的相关性并非一开始就是显性的。亦即是说,这种相关性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表现为现实相关性。鉴于此,我们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只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才成立。它是社会历史演进的一个必然结论,邓小平同志为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相互作用大体经历了不相关、弱相关、相关联、强相关四个阶段,而最后一个阶段正是邓小平所说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阶段。 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不相关”阶段 远古时代,人类的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生产力主要体现在一些简单而粗糙的石器、木器和骨器等手工工具上。当时,科学尚处于萌芽状态,科学知识几乎为零,而技术也微乎其微,水平极低。处于石器时代的原始初民靠采集和渔猎为生,过着极不稳定的生活,先民在采集和渔猎时,主要是靠天吃饭,智力作用是微弱的。由于科学缺位,技术微小且水平极低,人类的谋生又鲜有智力因素的作用,因此,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也就无所谓相互作用,即三者是一种“不相关”的关系。 在远古采集和渔猎社会中,科学和技术对人类生产、生活的作用甚小。生产力系统与技术系统互不相关,生产力系统中除三大实体性要素外,别无所有。若用公式表示生产力构成要素的关系,则为纯粹的三要素和的形式,即“生产力=劳动对象+劳动者+劳动资料”。由于当时严酷的环境,劳动者非群集就无法生存,劳动资料又简陋,劳动对象的多寡就成为生产力的主要因素,应列在公式的首位。哪里的自然条件优越,哪里就聚集较多的人群,哪里的生产力水平就相对高一些。因此,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恒河流域和长江、黄河流域作为四大文明的发源地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弱相关”阶段 采集和渔猎社会末期,随着金属农具的制造和使用,人类基本上结束了一万多年迁徙不定的生活,步入了“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以金属农具为代表的全套农业技术的推广和使用,使生产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部分“有闲阶层”可以专门从事所谓的“求知识”的科学活动,这时科学初步产生了。掌握科学知识的有闲阶级、贵族奴隶主、地主们鄙视掌握工艺技术的奴隶、农民等工匠劳动者,也鄙视技术。因此,在人们被分为不平等阶级或阶层的同时,科学和技术也就分割开了,科学受到窒息,技术也多被湮没在历史的青冢里。 尽管如此,技术仍然在生产力中显示了初步的作用。冶金、纺织、建筑等技术的应用,使得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可以说,技术已构成为生产力中的一个非实体性要素。科学系统和生产力系统仍未产生直接联系。这时生产力公式中增加了新的内容,生产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技术。由于生产工具是以手工工具为主,其动力主要是人力、畜力,而劳动者的智力因素远远比不上体力因素的作用,劳动者在体力方面的差距又极为有限,所以劳动者的人数就成了决定生产力水平高低的首要因素,劳动者也理所当然成为生产力的第一要素,列在公式之首。农业时代的统治者大都鼓励人们生育,也是基于这个道理。 三、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相关联”阶段 多少年来,人类社会一直是受生产―技术―科学这种传统的经验模式支配着,在盲目摸索中前进。在工业社会里,这一单向运行的模式遇到了挑战,逐渐出现了科学―技术―生产的反方向运动,开始了先有科学实验再有技术生产的社会发展模式。在以19世纪中叶为界的工业社会的前期和中后期,这一情况又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1.工业社会初期。在农业社会时代,尽管“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但因科学和技术长期被分割开来,只有技术是生产力。16世纪以后,以牛顿力学为首的科学革命,推动了世界范围的第一次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到来,使社会生产力有了长足进步。以瓦特发明蒸汽机为标志,开始了科学与技术结合的时代,人类步入工业时代,逐渐出现了科学―技术―生产的倾向,科学开始成为生产力的一个构成要素,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作用。在蒸汽时代,科学与技术已初步结合,科技的生产力功能也表现出来,但从历史的发展看,这种关联性尚不十分明显。生产力可以象征性地表示为:生产力=劳动资料+劳动者+劳动对象+科学技术。其中,以生产工具为核心的劳动资料取代劳动者而成为生产力的首要要素。原因有二:一是在蒸汽机械为标志的大机器生产中,机器的出现和使用引起了生产过程的巨大变革,带来了生产力的较大提高;二是因为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还处在较低层次上,作用尚不十分明显。 2.工业社会中后期。第一次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又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并为之提供了新的研究内容和新的研究手段,从而引发了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以三大发现为代表的第二次科学革命。19世纪50年代以后,科学由落后技术和生产的局面一跃而处于领先地位,彻底摆脱了生产―技术―科学的传统模式的支配,使科学―技术―生产的新模式趋向明显增强,科学越来越起到推动和指导生产和技术的作用。其中,最为突出和直接的是电磁理论对生产和技术的影响,导致了第二次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发生。电力机械的广泛应用,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了工业社会中后期的高级阶段―电气时代。这一时代里,科技和生产力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科学技术密切结合,以科学为先导、技术为中介的科学技术系统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科技对生产力诸要素的渗透明显:使劳动者成为掌握了较高科技知识的劳动力,使劳动资料的科技含量不断提高,使具有高质量的足够数量的劳动对象的供应得以保证。总之,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各实体性要素起到极大的“放大”乘数作用,科技成为生产力系统中的首位要素,突破了生产力中实体性要素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模式。这时,生产力公式就是一种倍乘关系:生产力=科学技术(劳动资料+劳动者+劳动对象)。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是马克思的一大理论贡献。在总结了近代自然科学和产业革命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这不仅指出了科学是生产力,而且认为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强相关”阶段 19世纪末20 世纪初,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整个自然科学得以全面发展,从而引发了新的科学革命。以相对论、量子力学、原子结构理论为核心的现代科学革命的产生和发展,又为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与新技术革命的开展相联系,产业革命随之兴起,科学、技术、生产三者已达到一体化,科学技术―生产的周期越来越短。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中显示出巨大的作用,已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动力。以现代科技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悄然兴起,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知识经济成分已占其GDP的50%以上,标志着人类社会逐步由工业社会转入知识社会。当代科学技术引起了生产力结构的变化,使科技在生产力系统中成为第一位的变革力量。 理论源自实践,伟大的实践产生伟大的理论。邓小平同志总结了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给世界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变化的新情况和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新经验、新趋势,在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大大发展了唯物史观。当然,这一思想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过程。1975年9月26日他在一次讲话中提出了“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的见解。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1988年,他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将科学技术上升到生产力系统的第一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就是知识经济时代,在这一时代里,科技革命不仅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对生产力本身的构成要素产生巨大的影响。科学技术与其它生产力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已不是乘数增长的关系,而是指数增长的关系;生产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已变成为首要的第一位的生产力,现代科技决定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速度。 至此,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互不相关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三者潜在的逻辑相关性和内在一致性演化到其现实相关性和外在统一性的历史进程,不难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中外生产力发展史所反复证明了的。生产力发展史大体经历了石器时代、金属工具时代、蒸汽机时代、电力时代和计算机时代。生产力历次划时代的飞跃,决定的因素和标志是劳动资料性能的巨大改进。而劳动资料的改进,又是通过科技进步实现的。 第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所证明了的。科学技术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尺度可以把人类产业史划分为采集和渔猎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等四种社会技术形态。 第三,从科学技术的发展来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逻辑结论。科学技术从无到有,水平由低到高,力量由小到大,与生产力由不相关到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无不显示出科技已成为各国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因素。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现代条件下邓小平同志立足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关系演变的历史进程,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科技生产力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崭新的实践基础上,阐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深刻揭示出科技在社会经济和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历史性变化,是对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关系的最新概括。 中国科技史论文:广西现代科技史研究 摘要:通过访谈调研,文章回顾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广西在少数民族科技史、学科史等领域的研究历程,概括了广西科技史研究的经验特色,同时也提出了促进广西科技史研究的一些举措。 关键词:广西;科技史;发展历程 广西最早涉及科技史研究的学者是原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广西大学教授石兆棠(1909―,广西柳江人)先生。1938年他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归国后,较长时间从事世界科技史文献资料收集整理和将国外科技史研究方法介绍到中国的工作,这些都凝结在1942年出版的《科学概论》1中。该书“以自然科学为经,以社会科学为纬”,1943年1月8日重庆《新华日报》评价该书为“一本用新观点来写的科学理论书”,该书是中国学者较早将国外科学技术按历史发展脉络介绍到中国的书籍之一,对当时广西乃至全国科技史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后,科技史的研究曾一度中断。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室升格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开始制定大型系统的研究计划2(P1)。广西也迎来了科技史研究的春天,并逐步建制化。 一、建制化 20世纪80年代后,广西的科技史研究逐渐形成了建制化、特色突出的两大研究基地――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和广西民族大学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一)研究单位及概况 1.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1985年,黄汉儒(1943―,广西忻城人)倡导成立了以挖掘整理、研究提高壮瑶等少数民族医药学为目的民族医药研究所。1986年至1992年的6年时间里,该所在广西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医药普查及民族医药史料收集工作,收集到了许多珍贵的少数民族医学史料,并编撰了少数民族医学史书籍,结束了壮医学没有系统基础理论的历史。1993年,中国中医研究院将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作为该院的民族医药和民族医药史研究基地之一,加挂“中国中医研究院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牌子。黄汉儒也因其在民族医药研究与实践等方面的突出贡献而被国务院授予政府特殊津贴。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该研究所已成为集科研、临床、医疗、教学、办报、科技成果产品开发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新型民族医药和民族医药史科研机构,承担和参加各级各类的科研课题近200项。该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得到了自治区乃至国家领导的高度评价,1989年3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志由广西卫生厅厅长蓝芳馨陪同,在南宁西园饭店亲切接见和宴请黄汉儒和部分民族医药专家并留影纪念。1985年以来该所与广西中医学院合作招收中国医学史壮医方向硕士研究生。 2.广西民族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早在1983年,广西民族大学的前身广西民族学院,先后在数学、物理、化学三个系开设专门史,并在文科系部开设自然科学概论和科学技术简史课程。1986年,广西民族学院科技史研究室成立,共有研究人员15人,万辅彬(1942―,安徽繁昌县人)担任研究室主任。 2000年,广西民族学院科技史研究室依托该校民族学与社会科学学院民族学专业招收科技史硕士研究生,2002年,该研究室正式获教育部批准设立“科学技术史”硕士授权点并于2003年正式招生。2006年11月,研究室与广西民族大学各方面的力量整合,成立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该中心现有研究人员23人,有在校硕士研究生35人。目前受聘为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并为研究生开设课程的知名学者,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原副所长张柏春研究员和苏荣誉研究员,北京科技大学李延祥教授、李晓岑教授和广西大学梁国钊教授等。 该中心(包括其前身)20年来,在学科带头人万辅彬教授的带领下,将少数民族科技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方向包括南方民族技术史、科技考古与科技文化、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等。涉及南方少数民族的冶金铸造、农业技术、水利、造纸、建筑等多方面,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与优势。现与内蒙古师范大学的科学史系形成一南一北两个主要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基地。并在教学、研究和社会咨询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近几年曾多次应用跨文化的知识,参与世界银行投资项目社会评估、政府决策咨询、区域科技经济策划等研究,成效显著。研究室自创立以来,已承担了多个国家与省级项目以及其他横向课题,特别是2001年以来,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取得了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项,省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项、三等奖3项。出版各类著作10多部、论文200多篇。 该研究中心与美国、德国等近1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关系,并主办和合作主办了五次国际学术会议。2005年第22届世界科学史大会在北京召开期间,中国科技史学会将该研究室作为中国有特色的八家科技史研究机构之一推荐给《科学时报》3。中心现正在积极筹备2007年第11届中国科技史国际会议。 3.广西中医学院壮医药系和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1983年,广西中医学院设立了壮医药史研究室从事医学史研究,黄汉儒任主任。1985年,该校的全国首批知名老中医班秀文教授、黄瑾明教授与黄汉儒等一起招收了第一届中国医学史壮医方向硕士研究生。在壮医药史研究室基础上,2003年广西中医学院获得了壮医史硕士点,与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广西壮医医院等单位联合招生,2005年4月正式成立壮医药系,并于2005年10月正式改名为壮医药学院。该学院是挖掘、整理、研究和继承壮医药优秀遗产及培养壮医药高级专门人才的教学、科研基地,其中多数教师就是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他们进行壮医史研究的同时,也为今后壮医史研究培养了大批后备力量。 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科学技术哲学硕士点于1998年获得授予权。该点将科技史与科技发展战略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代表人物有梁国钊教授和蒙绍荣教授。 (二)研究刊物――《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4年,兼任广西民族大学学报主编的万辅彬教授带领同事完成对学报自然科学版的改版工作。将科技史和科技文化研究作为主打栏目,由知名科技史家担任主打栏目主持人,并以著名的科技史专家学者做封面人物,目前已介绍的专家有席泽宗院士、柯俊院士、李迪院士、吴文俊院士、朱清时院士、刘钝教授、刘广定教授、江晓原教授、张秉伦教授、何丙郁院士、杜石然教授、陈美东研究员等。该刊现已成为科技史界宣传学术成果和研究进展 的阵地,有关科技史的论文目录与摘要被国际科学史领域最权威的杂志ISIS(爱雪斯)收录,为全国乃至国际科技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被专家誉为“独树一帜”。该刊2004年获得全国高校科技期刊二等奖;2005年获得第五届广西优秀期刊;2006年被评为首届全国高校优秀科技期刊,这是广西唯一获得此殊荣的学报。 (三)学会民间研究组织 1.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少数民族科技史分会。1988年,由广西民族学院承办,会上万辅彬教授被选为常务理事。会议还决定编纂《少数民族科技史》系列从书(现已出版7卷)。出版的少数民族科技史系列丛书获得了国家图书奖提名奖。这是广西出版界第一次正式介入科技史研究。 1998年第四届少数民族科技史国际会议在广西南宁举行,由广西民族学院承办。出会的代表有美国、法国、德国等近10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共有正式代表83人,收到论文、论文提要70余篇,其中广西的论文有8篇。 2000年,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少数民族科技史分会改为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少数民族科技史专业委员会,同年10月,在西昌举行的第五次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国际会议上进行了第三届理事会换届工作,万辅彬教授被推选为理事长,蒙绍荣教授任秘书长,黄世杰任副秘书长。自此,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少数民族科技史专业委员会挂靠在广西民族学院。 2.广西科技史学会。“广西科技史学会”成立大会,经万辅彬教授等人一年多的筹划,于1987年10月在广西区科技馆举行,大会有来自全区各高等院校、研究所及政府有关部门的84名代表参加。会议参加者向大会提交了论文57篇,专著4种。会上万辅彬被推选为学会会长。 广西科技史学会作为一个专业委员会现隶属于广西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万辅彬教授任广西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 3.广西民族医药协会。1987年1月5日,在黄汉儒等人的倡导下成立了广西民族医药协会,挂靠在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黄汉儒任会长。该学会现有会员2000余人,主要吸纳民族医药与民族医药史专家和有关人士。学会成立至今共举行了12次全区学术研讨会,3次全国学术研讨会,并收集了许多有价值的论文资料。 二、各个研究领域的发展概况及所取得的成果 (一)少数民族科技史 1.铜鼓研究。1985年,广西民族学院、中国科技大学和广西博物馆联合成立了以万辅彬为组长的铜鼓研究课题组。他们运用铅同位素比值法,对铜鼓取样进行矿料来源考证,首先在北流型铜鼓矿料来源的考证上取得重大突破,发现北流型铜鼓的铜矿料来自北流县的铜石岭,这一结果在第二次早期金属国际会议上发表,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接着课题组又用实验证明灵山型铜鼓的铜矿料也来自北流县的铜石岭。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科技大学的两位研究生参与了万辅彬教授的课题,陆续弄清了各类铜鼓的矿料来源。最后确认最早期万家坝型铜鼓原料来源于滇池附近及滇西地区,从而否定了泰国、越南的观点,得出铜鼓发源于我国云南的结论。还理清了铜鼓传播线路,认为铜鼓是以云南(滇西)为起点,向东、北、南三个方面传播和发展的。李世红教授等通过考察发现广西北流型铜鼓和灵山型铜鼓背有辐射状刻痕,刻痕作同心圆状排列,这种排列形状符合现代声学里所说的圆板振动模式,并发现北流型铜鼓的基频都调到浊黄钟(相当于低音1)。该项成果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杂志上发表,被认为是该刊成立10周年来重要的有影响的文章之一。万辅彬教授与李世红教授还发现铜鼓分为公、母,从声学上看,其依据是基频的高低不同。这些研究成果先后在英国剑桥“第六届中国科技史国际会议”、第一至第三届“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古代铜鼓与青铜文化国际会议”、“早期金属应用国际学术讨论会”以及《科学通报》《物理》等重要刊物上发表,并被美国《化学文摘》(CA)转载。对铜鼓的综合性科学研究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认同,并被认为填补了铜鼓研究的多项空白,为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考古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铜鼓研究课题组,至今已主持和承担了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国家社科基金和多项省部级基金项目,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及《古代铜鼓研究通讯》上100多篇,其中部分成果已结集为《中国古代铜鼓科学研究》《北流型铜鼓探秘》等专著出版。铜鼓是一部“百科全书”,它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反映,铜鼓研究是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科技史特别是冶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理交融的研究方法也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研究有很好的借鉴作用。鉴于万辅彬教授在铜鼓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1992年10月他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6年,他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史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 2.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研究。少数民族传统工艺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因为它是研究古代少数民族技术史的活化石,广西民族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除了研究铜鼓的铸造工艺外,还涉猎了壮族、瑶族造纸及酿酒等方面的研究。韦丹芳的硕士毕业论文“从人类学的视角对广西贡川壮族纱纸工艺的研究”就是诸多成果中的优秀代表,发表在2004年《中国科技史料》上,她的研究成果还有“融水县杆洞苗寨水碾调查”、“广西壮、瑶、汉民族传统造纸比较研究”等。目前该研究室的师生正与英国剑桥大学合作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濒危传统工艺进行调查研究,已有十几人投入到该项目的田野调查中,目前已对广西隆林苗族的蜡染工艺、广西三江侗族传统建筑工艺、钦州坭芯陶的传统工艺、壮族造纸传统工艺和瑶族草医草药进行了调查,这一合作项目将长期进行下去。2003年,万辅彬教授还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铜鼓文化的保护、继承与发展研究,目前正在结题。 3.少数民族医学史研究。1982年,广西第一位医学史硕士学位获得者黄汉儒毕业后回到广西中医学院工作,将目标锁定在对少数民族医药史料整理及建立系统理论上。但由于壮族、瑶族等民族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千百年来,大量历史积累下来的壮、瑶医秘方、验方、疗法散落民间,没有形成文字记载,这使得史料收集异常艰难。黄汉儒等人通过了大量田野调查,搜集、翻阅了数以百计的地方志、正史和野史,考察了绵延数百里的花山壁画、铜针、银针等民族史和医史文物;并将考古学等多学科知识运用在研究中,如1985年,广西文物考古队在武鸣县两座古墓中发现了两枚金属针灸用针,黄汉儒和他的研究生们对两枚针灸用针作了详细研究,发现了骆越民族2500年前使用的医疗用具。 黄汉儒等人历时6年,搜集到民族医药验方、秘方1万多条,民族医药手抄本、民族医药古籍及其他民族医药文物一批,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药物标本室和民族医药陈列馆,并对长期散居于民间的 5500位民族民间医生进行了造册登记,整理编撰了《壮族医药史》(1998年出版),1999年,该书获得国家民委、国家新闻出版署授予的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和全国优秀民族图书一等奖,并被中国中医研究院著名医史专家蔡景峰誉为“壮族医药史上的里程碑”4。《壮族医药史》填补了壮医史上医药专著的空白。 此后,黄汉儒等人整理编撰的《广西民族医药验方汇编》共收集了失散民间的民族药方几千条,是壮、瑶、苗等民族医学史的宝贵资料,并编纂了《中国壮医学》《中国瑶医学》等民族医药专著10多本,发表了数百篇关于壮、瑶医药的学术论文,结束了壮医学没有系统基础理论的历史。2002年,黄汉儒等人主持的“壮医理论的发掘整理与临床实验研究”顺利通过了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中国中医研究院等组织的权威专家委员会鉴定,壮医药从此可称为“壮医药学”,提高了壮医药的地位。 4.壮族科技史研究。2000年,在自治区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由覃尚文等30余名各个学科的专家、学者组成的壮族科技史课题组开始了《壮族科技史》的编写工作。历时2年多时间,《壮族科技史》一书于2003年出版。该书以研究壮族科技发展史为线索,贯穿了民族学、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天文学等多学科内容,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图文并茂,在地域处理上讲究古代与近代的结合,使古代的壮族先民与现代民族相互连接,相互印证。该书是我国有史以来编撰的比较系统的、全面的第一部壮族科技史。我国著名的科技史家陈久金先生在《广西日报》评价道:“这样规模的专门论述中国一个少数民族科技史的专著,到目前来说尚属首次。”4可见其价值和意义。 目前,编写《壮族科技史》的专家学者们正在为研究编写《广西科技史》而紧锣密鼓地工作着,这将是广西科技史研究的又一个大飞跃。 (二)学科史 1.骨伤科技术史研究。在广西医药史研究中另一个有突出贡献的是韦以宗教授,现任北京光明骨伤医院院长。 1974年2月,在广西平南县工作的韦以宗被派往广西医学院进修西医骨科。在这里,韦以宗对西医骨科学进行了系统的研习。韦以宗发现,虽然我国的中医骨科学历史悠久,但所遗留下来的文献十分缺乏,且大多零散地存在于其他学科著作中。韦以宗萌发了撰写一本关于中医骨科发展史的想法,他用了3年的时间在广西医学院、广西玉林医学情报所的图书馆里查阅了大量相关的历史文献,对其中中医骨科学的内容进行了收集整理。1981年,他撰写的《中国骨科技术史》5终于完稿,两年后,时任上海中医学院教授的施杞先生慧眼识珠,在他的大力推荐下,《中国骨科技术史》得以出版。该书填补了骨科领域的空白。如今,这本书不但成为国内大中专院校的教材,还被翻译成日文,进入日本中医教育的课堂,促进了中医的国际交流。韦以宗凭借这一著作先后获得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突出贡献知识分子奖、广西科技成果二等奖、全国中医药重大科技成果乙级奖、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等奖励。《中国骨科技术史》一书的成功给韦以宗极大的鼓励,1988年他又主编了我国第一套骨伤科教材《中国骨伤科学》610卷本。2001年、2003年,韦以宗主编的《中国骨伤科学辞典》7和《现代中医骨科学》8相继出版。 2004年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子”节目连续两天播出“韦以宗仁心铁骨”,介绍韦以宗发掘整理中医骨科学及中国骨科技术史的成就。 2.电磁学史研究 广西在物理学史方面研究成果最丰硕的是宋德生(笔名宋佰谦),曾任广西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所长。 1978年,宋德生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有幸成为中国科学院物理所著名磁学家李国栋教授的弟子,西方电磁学发展史成了宋德生的研究方向。 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后的第二年,宋德生被分配到桂林电子工业学院工作,一方面负责电子工业部的“现代化电子工业发展模式研究”的课题,一方面从事电子工程史和自然辩证法的教学。通过多年对中外电磁学史的研究,宋德生对我国电子工业的发展战略策略有独到的见解,先后在国内一些重要刊物上发表了20多篇文章。 宋德生的处女作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技术史著作《信息革命的技术源流》,该书虽只有5万多字(走向未来图书系列之一),但在全国也有很大影响。他在电磁学方面研究的代表作是和其导师合著的《电磁学发展史》,该书是他在读硕期间阅读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外文文献积累的成果,该书1981年完成手写稿,1987年才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关于静电学、静磁学、电力力学和经典电磁场论发展的科学史著作,是我国电磁学领域的第一部专著,填补了我国一项空白。该书出版后,全国有88所高校邀请宋德生做学术报告,北京大学一位资深的物理学教授给予的评价是“我为我们中国人能写出世界级的东西而感到自豪”。 宋德生在电磁学史方面的研究紧紧围绕一个“电”字,分电磁学史和电子技术发展史两条主线。单在电磁学史方面他的论文就有200多篇。 (三)科学技术与社会 1.企业技术发展史研究。企业技术发展史研究属于科技战略与科技管理研究。广西民族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以科技史研究的成果、理论和方法为基础,把握企业发展的整体趋势,以解决企业科技发展中的问题为目标,开展科技战略的宏观研究,体现了“以史为鉴”的特点。 2003年,万辅彬教授带领研究生共14人,开始研究编写中国石化集团茂名石化公司的技术进步发展史――《技术进步――企业发展的永恒的动力――中国石化集团茂名石化公司科技进步简史》(以下简称《动力》)一书,在教学与科研服务于社会方面作了有益的偿试。该书历时一年半时间里,六赴茂名石化,四易编写大纲,五易书稿,才完成了该书的编写工作。该书不仅记载了公司技术进步的历程,梳理了公司各阶段技术发展脉络,而且还总结了公司以技术带动整个企业发展的经验,为公司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借鉴。2005年该书正式出版,获得中国石化集团茂名石化公司的高度评价,并认为是“献给茂名石化成立50周年的一份厚礼”。《科学时报》记者贺根生在《科学时报》2006年5月18日“科学・文化版”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此书不仅是第一部记载茂名石化科技进步的史书,也是迄今出版的首部中国企业科技史书,为推进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填补了国内学术界对企业技术发展史研究的空白。”“专门为一个企业技术进步立碑树传的专著,《动力》在我国却是第一本……它填补了国内学术界对企业技术发展史研究的空白,为科技史研究拓展了新的领域。”9 企业技术进步发展研究可谓是给科技史研究开拓了又一片新的天地。 2.科技人类学。科技人类学属于科学文化研究范畴,科学文化研究是科技史研究的延伸,有助于进一步凸显科技史学科的社会功能,以科学发展与文化演进的互动为研究对象,促进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传播和整合。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万辅彬教授就和南开大学的刘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博士生田松等人倡导开展科技人类学(科学人类学)的研究。2002年,广西民族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在南宁举办了中国首届科技人类学研讨会,到会的有清华大学刘兵教授、北京大学刘华杰副教授等许多著名专家。广西民族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万辅彬教授、秦红增教授和韦丹芳先后发表了多篇有关科技人类学的论文,如万辅彬的《科技应用:科技人类学本土化的新走向》,秦红增的《天人合一:从神话到哲学的文化嬗变》,黄世杰的《揭开蛊毒之谜》等等。 (四)科学精神、科学方法 科技重大事件往往是科技发展的里程碑。每当世界出现重大科技事件,梁国钊都会以特有的专业敏感性密切注意事态进展,从自己研究方向的视角给予理论思考,如超导热、克隆热、非典的出现都引起了他密切关注。其中关于超导热的《超导研究突破的方法论启示》,一发表就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文中对超导材料选取的哲学预言很快被中国科技大学博士生刘宏宝的实验证实。“非典”期间,梁教授密切注意非典病原探索的进展,并适时组织了《论钟南山精神》、《非典病原发现的方法论反思》、《非典病原探索中假说方法运用的反思》3篇论文,分别发表于《自然辩证法通讯》《医学与哲学》和《科学技术与辩证法》。连同《浅析日本“诺贝尔奖计划”的可行性》、《从结构方法学到面向对象方法学》一起5篇论文,一年内在科技哲学全国四大专业杂志发表,这在广西科技哲学界处领先地位,在全国科技哲学界也不多见。 现代科技重要人物特别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是现代科技舞台的主角,研究他们具有重要的意义。梁教授第一篇专门研究重要科技人物的论文《爱迪生科学方法研究的特点》发表在《学术论坛》上,迅即被多杂志转载。其专著《科研与道德》是国内出版最早的科学道德方面的著作之一,而《失败的科学》则作为国内第一本从方法论视角系统研究科学失败的案例式专著。 梁国钊教授对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等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发表著述约170万字,包括5本著作(其中1本2人合著)。论文约70篇,科普文章120余篇。这些著述有18篇(部)被《新华文摘》等7家报刊转载、索引。 从事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研究的还有广西大学物理系的阳兆祥教授,他的论文如《爱因斯坦与马赫》《牛顿的绝对空间的再认识》等都得到了同行们的认可。1992年,阳兆祥教授负责组织了该年在广西大学逸夫楼举行的“纪念德布罗意诞辰暨量子物理史学术讨论会”。 (五)其他 广西民族学院的李瑶曾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科技史研究。她是广西民族大学研究科技史学的第一人,曾先后师从教育家陈鹤琴、史学家扬荣国等先生。其著作《中国古代科技思想史》问世后获得了较好的评价。她的科学史方面论文涉及了教育、天文、医学、历史等多个领域,如《珍重先进成果正视落后原因――中国古代科技教育初探》系列文章等20余篇。 广西民族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容志毅教授师从姜生教授从事中国道教文化史研究,主攻道教科技史。完成国内外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4项,出版道教史专业著作4部,在《自然科学史研究》等核心刊物上发表专业论文20余篇,获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2项。 1987年,原广西科协副主席王铭洛等人进行了陶瓷科技史方面研究,发表了论文《陶瓷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对殷商“白陶”的科学探讨》,该成果1988年获自治区科协优秀论文奖;郑连第等人还对广西的灵渠进行过较详细的研究,1986年由水利电力出版社出版了《灵渠工程史述略》一书。广西大学的罗汉军对中国建筑史研究有较深造诣,曾在《中华建筑》上发表《中国建筑空间意识的形成与发展》(1995年第2期)等多篇论文。 另外,蒙绍荣教授的科技史方面代表作《历史上的炼丹术》获得了同行们的高度评价,并于1996年被评广西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2002年4月与人合著的《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汉魏晋卷》列入国家社科规划“九五”重点课题。 三、广西科技史研究的经验与特色 (一)经验 回顾60多年来广西科技史研究发展历程,广西科技史研究人员由少到多,研究方向由一元到多元,研究范围由区内到国内再到世界,研究成果不断,在国内外同行中影响日渐增大。其经验可概括为: 1.科技史研究者重视打实打牢基本功。科技史家杜石然提出搞科技史研究必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广西科技史研究成果突出的学者,如梁国钊、万辅彬、宋德生和黄汉儒等,虽多是理科出身,但正是因为他们读书破万卷,在文科方面有深厚的功底,科研时坚持文理兼融,所以,在多个领域研究都取得可喜成果。另外,运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在交叉点上寻找生长点,注重第一手资料的收集等,也是广西科技史研究的重要经验。 2.紧紧抓住少数民族地区特色选题开展研究,并不断推陈出新。如黄汉儒的医史研究,从壮族医学史研究发展到苗、瑶等少数民族的医学史研究;万辅彬教授从早期的铜鼓研究,发展到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再发展到如今的科技管理与科技战略、科技考古、传统文化研究等,他们的研究都是在抓住了少数民族地方特色的基础上,不嚼“别人嚼过的馒头”,推陈出新,从而开拓新的领域。 (二)研究方法特色 1.注重田野调查 由于中国很多少数民族如壮族、苗族、瑶族等都没有自己的文字,故千百年来,这些民族的“科技史料”没有形成文字记载,而主要以传统工艺、民间传说和口碑史形式存在于少数民族地区。所以,第一手资料往往要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获得,如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开展的少数民族医药资料挖掘整理工作,资料的重要来源就是田野调查;广西民族大学进行的科技史研究,田野调查是重要的方法。像铜鼓研究、《贡川壮族纱纸制造传统工艺研究》《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工艺》和《壮族医学史》等等研究都得益于田野调查。 2.注重科技考古 黄汉儒等人开展的少数民族医学史研究,运用了大量的科技考古手段。万辅彬教授领导的极有地域特色的铜鼓研究,运用金相分析、频谱分析、同位素分析等一系列现代科学实验手段,对考古发掘出的文物进行二次信息提取,揭示了其技术奥妙和科学内涵,并先后在《科学通报》《自然科学史研究》《中国科技史料》等核心期刊,这都是运用科技考古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就。 3.注重与人类学结合 人类学在地方性知识研究方面有丰富的积累,很多方法值得借鉴,如壮族医学史研究、瑶族巫医与草医研究、南方巫蛊的科技人类学考察等,都是科技史研究方法与人类学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成功范例。 四、建 议 推进广西科技史研究深入发展,除坚持以往的成功经验外,还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广西科技史界学者应定期举行学术研讨会 不断进行交流总结,是科学创新精神得以永续不衰的保证。如英国的卡文迪许实验室,该实验室能培养出11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其经验就是该实验室在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倡导自由的学术氛围下,频繁进行学术交流和问题讨论。有鉴于此,20世纪80年代,在广西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积极活动下,广西科技史研究异常活跃,参加研究的人数多,人员覆盖面广,从而培养了许多广西今天的科技史学术带头人和科研骨干,如侯德彭、万辅彬、梁国钊等等。如今,虽然研究会还在,但各种活动却相对少了很多。所以,应重新发挥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作用,以它为纽带,推动广西科技史界学者定期举行学术研讨会,并交流经验,鼓舞斗志、相互启发、共同发展。 (二)加强专业人才培养 一是组织一支热爱科技史的多学科青年队伍,在老一辈学者的支持下尽快成长起来;二是加强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优秀的本科生是研究生良好的生源保障,优秀的研究生为研究工作的开始创造有利的条件。三是提倡业余和兼职研究并重。 (三)建立科技史图书档案馆 档案馆可以为科技史研究提供众多的图书资料,还可收集广西濒危的传统工艺品、档案资料、民俗民歌、古籍和仪器等,另外也可以收集著名科学家的手稿、书信等。这对以后的研究工作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科技史论文:经国以自强为本教育以人才为先武汉大学:自强 弘毅 求是 拓新 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让我们看看武昌起义前后,湖北自强学堂向武汉大学的转变历程。 1893年11月29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向清朝光绪帝上奏《设立自强学堂片》。他认为“盖闻经国以自强为本”,“自强之道,以教育人才为先”,故取“自强”二字。这座新式高等专门学堂位于湖北武昌三佛阁大朝街口,开办之初,设方言(外语)、算学、格致、商务4门,重视科技教育。由此揭开了近代湖北高等教育的序幕。1896年,矿务、化学学堂并入自强学堂,后者增加自然、工程教育。方言一门逐步扩大为英语、法语、德语、俄语、东文(日语)5门。自强学堂是晚清洋务运动后期建立的一所新式科技工矿学校。 1902年10月,自强学堂迁往武昌东厂口,改名方言学堂。课程设有地理、历史、算术、公法、交涉等。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方言学堂因教育经费紧张被迫暂停办学。此后湖北时局动荡,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朝迅速灭亡,方言学堂无法立即复校,办学中断。 1913年,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后,规划在全国设立6所高等师范学校,决定以原方言学堂的校舍、图书、师资为基础,改建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9月,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改名国立武昌师范大学。1924年9月,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改名国立武昌大学。1926年,国立武昌大学与国立武昌商科大学、湖北省立医科大学、湖北省立法科大学、湖北省立文科大学、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等合并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又称国立第二中山大学),设有大学部和文、理、法、经、医、预6科、17个系、2个部。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以原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为基础,改建国立武汉大学,下设文、法、理、工4个学院。1929年2月,法学家王世杰成为国立武汉大学首位正式校长。他认为国立武汉大学不能满足于现有的4大学院,提出要把学校办成拥有文、法、理、工、农、医6大学院的万人大学。1930年3月,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l期工程正式开工。1932年3月,学校由东厂口迁入珞珈山新校舍。1934年武汉大学由于体育成绩显著曾受到民国教育部表扬并通令全国大专院校,授予时任体育、卫生主任为教会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体育教学方案执行人。1935年,学校开办研究生教育。1936年,学校成立农学院,从而发展成为有文、法、理、工、农5个学院15个系2个研究所的综合大学。 1937年,国立武汉大学与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和国立浙江大学统一进行招生考试,从而跻身“民国五大名校”。同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发动“七七事变”,揭开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此后上海、南京相继被日军占领,武汉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国共两党大量政治军事人士云集珞珈山校园指挥对日抗战。1938年,因日军攻打华中地区,国立武汉大学被迫西迁四川乐山继续办学,农学院并入国立中央大学。武汉沦陷后,日军将武大校园辟为其中原司令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9月1日,国立武汉大学成立复校委员会,1946年10月,学校迁回武昌珞珈山,恢复农学院。1947年,学校设立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形成了文、法、理、工、农、医6大学院21个系8个研究所。国立武汉大学是武大百年历史中办学质量最高、国际影响最大的阶段,至今仍无法被超越。 1950年,武大副校长吴于廑教授在全校抗美援朝参军参干动员大会上,把“国立武汉大学”牌楼按由左至右顺序来读,以《学大汉武立国》为题,作精彩讲演,使师生员工深受鼓舞。“学大汉,武立国”从此名满天下。武汉大学的理工科也一直有着优秀的传统。 1993年,自强学堂建校100周年之际,校务委员会审议决定,武汉大学新校训为:“自强弘毅求是拓新”。 “自强”语出《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为自尊自重,不断自力图强,奋发向上。武汉大学前身为“自强学堂”,其名也取此意。 “弘毅”出自《论语》“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一语。意谓抱负远大,坚强刚毅。武汉大学20世纪30年代校训“明诚弘毅”就含此一词。 用“自强”、“弘毅”,既概括了上述含义,又体现了武汉大学的历史纵深与校风延续。 “求是”即为探索规律,追求真理。语出《汉书》“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拓新”,意为开拓、创新,不断进取。 概言之,武汉大学新校训的整体含义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树立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刻苦学习、积极奉献的伟大志向,以坚毅刚强的品格和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努力探求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开创新局面,取得新成绩,办好社会主义的武汉大学,不断为国家作出新贡献。 目前,在科技教育方面,武汉大学积极利用自身的科技、智力资源优势,通过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的方式,与企业和科研机构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合作,共同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平台,联合创办了7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时也促进了学校的发展。 学校还参与了三峡工程、南水北调、西电东输等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的科学研究和工程建设,在南北极科学考察、重大传染性疾病防治等科技攻关中不断取得新的突破,马协型、红莲型杂交稻,高频地波监测雷达,GPS全球卫星定位与导航,高性能混合动力电池等应用型科技成果不仅具有重大的科学理论价值,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人文社会科学的专家学者则充分发挥“智囊团”和“思想库”的作用,积极探索关系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取得了一批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的科研成果,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保证和智力支持。大型汉语工具书《故训汇纂》、译著《康德三大批判新译》、学术专著《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与现实》等成为新时期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求知在武大,成才在珞珈。武汉大学率先提出“创造、创新、创业”教育的新理念,培养“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创新型”复合人才,积极探索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 自1893张之洞创办自强学堂,武汉大学至今已经历了118个春秋,这悠长的历史纵观全国高校也难有几个能匹敌。这些年岁中有进步、有失败、有革命,更有发展,武大人心中那厚重的历史感和责任感常常是其他大学的人无法拥有的,而闻名遐迩的珞珈山校园中随处散发的文化底蕴更仿佛是自然天成。 百年名校,人文荟萃;珞珈山下,卷帙飘香。值得特别一提的是,600多万册馆藏图书,居全国高校第2位。曾在武大任教的易中天教授曾经说过,武汉大学的图书馆是当时吸引他来到武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科技史论文:十七大为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带来历史机遇 2007年10月31日下午,科技部三里河机关火炬中心会议室。北京用友软件集团、北京启明星辰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东方微点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华为公司驻北京代表处等10余家民营企业代表与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科技部火炬中心、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的领导和专家们共聚一堂,共话“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建功立业”。座谈会由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科技部火炬中心主办,科技日报、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与中国新技术新产品杂志社共同承办。 座谈会由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刘振堂主持。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会长韩德乾在会上指出:“民营企业要把十七大精神贯彻到实际工作中,以十七大精神为动力,肩并肩手拉手共同创建美好明天。” 科技日报社副社长汤东宁介绍了他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情况和心得体会,他认为,学习十七大要明确十七大有哪些新观点、新思想、新主张、新任务。 科技部火炬中心党委书记张序国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指出,党的十七大召开是在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关键时期,意义非常重大。主要体现在:第一,十七大是一次统一全国人民思想和意志的会议,确定了今后党和国家路线。第二,十七大准确指出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并审时度势做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同时,明确了奋斗目标:到2020年,我们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第三,十七大把科、教、文、卫明确提出,并将科技与经济紧密联系一起,提出科技是国家战略核心,要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变,必须以科技为支撑。 针对民营企业发展,张序国指出:十七大完善了基本经济制度建设,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民营企业迎来大好发展机遇。张序国指出:“民营企业应做好思想准备,把握十七大机遇,认真理解十七大精神,为进一步谋划发展,把企业做大做强,真正做成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品牌。” 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学习委员会主任彭树堂说,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自己很有感触:民营科技企业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具体实践成果。改革开放30年,民营科技企业这条路是科技工作者探索出来的,是科技知识分子的一个创举!” 在聆听各领导谈话后,企业代表根据自身体会和企业实际情况讲述了各自看法。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赵武进书记说,自十七大召开以来,公司员工都在关注十七大、学习十七大。此间,员工受到很多教育和鼓舞。为了贯彻十七大精神,企业将加大力度搞自主创新,在自己强大同时不忘回报社会。 北京东方微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田亚葵感言道,民营企业发展真正敢上了好时代,国家给予了自主创新战略性高度,这给了我们民营企业发展机遇,民营企业的创业、生存、成长之道,就是自主创新。但是,民营企业发展着实有很多困难,在自主创新道路上我们需要更多呵护,需要好的创新环境和成长空间,呼吁国家能够在这方面给与更多支持。这引起了与会企业代表共鸣。 座谈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十七大给了民营科技企业以历史性机遇。现在正是民营科技企业快速发展黄金时期,民营科技企业应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把握机遇,继续担当自主创新的生力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自己贡献。 史家小学的科技创新教育活动 北京市东城区史家小学始建于1939年,是一所享誉全国的京城名校。1991年,学校明确提出了“一切为了孩子,一切为了明天”的指导思想和“三全三爱三服务”的办学宗旨。1992年,卓立校长确定以“和谐教育”为学校的办学理念。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屡经修缮改造,以“绿色校园,科技校园、艺术校园,和谐校园”为指导理念的现代化史家小学新校舍于2005年5月8日建成,学校在原有基础上迈上了新的台阶。 近些年,学校先后被评为东城区以及北京市中小学校园环境示范校,东城区科技示范校,市级德育先进校、爱国卫生先进单位、外事工作先进单位、教育科学研究先进学校、少先队工作特色校,先进教工之家、小学学生营养工作好单位,被教育部命名为全国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评优成果突出校。学校少先队大队获市“星星火炬”奖。同时史家小学还成为中国最早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俱乐部成员之一。 这是一所关注学生全面发展的学校,无论在艺术、体育还是科技方面,学校师生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06年3月,中国科协与史家小学共同投资建设的一个试验项目――史家小学科学教育资源中心成立。资源中心的主体为学校科技馆,由科技馆主馆、科技长廊、创新工作室、木工房以及三个科技教室组成,它不仅为史家小学及周边社区青少年提供免费科学实践的机会,更为学校的科技创新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多年来,学校坚持将科技教育作为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坚持面向全体学生,多渠道、多角度、多层次地开展科技教育活动,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朱一帆同学设计的夹心肥皂,曾获得北京市优秀发明奖。刘岸同学发明的刻度毛衣针,获得了第八届北京市发明展览铜牌,并获得国家专利。石天旭同学设计的新型饮料瓶在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异想天开》栏目播出。潘丹琳同学发明的防“非典”游戏棋和讲卫生好习惯游戏棋获得两项国家专利,先后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新闻30分》《东方时空》《大风车》等栏目报道;她于2006年5月发明的奥运礼仪棋获得了第五届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银奖;在《中国少年报》《北京晚报》《中国科技奖励》杂志和凤凰卫视《鲁豫有约》栏目拍摄的《小小少年的发明故事》中,分别刊登和报道了她的事迹。 2009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在伟大祖国即将迎来60华诞之际,在国际天文年的钟声敲响之后,史家小学的师生们充分发挥聪明智慧,在天文科学知识普及和创造发明活动中取得了更加突出的成绩,为学校的70周年大庆献上了一份厚礼。在张培华老师的辅导下,刘健庭同学发明的绿激光寻星仪获得了北京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金雨晴,李珏菲发明的新型光路演示箱获得了二等奖,刘听睿,吴惠琳、李昕钰发明的夜光书在北京市中小学生天文观测竞赛中获得一等奖。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学校师生申报了5项国家专利,另有4项发明正在设计之中。 创新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创新型教师,史家小学拥有一支具有创新意识和团队精神的科技教师队伍。孙雷老师不仅在模型制作方面是个行家,在发明创造中也取得过很好的成绩,他发明的书包曾获得中国国际专利技术与产品交易会金奖。张培华老师不仅在天文科普教育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在创新教育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他辅导的学生频频获奖,获得专利,他本人也拥有多项专利,曾获得香港国际专利发明博览会金奖。 中国科技史论文:中国翻译史上的科技翻译高潮和西学翻译高潮之比较 摘 要:从明末清初至前,中国翻译史上出现了两次翻译高潮,即科技翻译高潮和西学翻译高潮。它们在翻译形式上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也在延续时间、译者队伍、著述情况及翻译主张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关键词:科技翻译 西学翻译 相同点 不同点 1.引言 明末清初,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我国东南沿海,许多西方耶稣会士以“科学传教”为名进入中国进行宗教传播活动。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与当时的中国学者合作翻译科技著作,由此引发起科技翻译高潮,被称为中国翻译史上第二次翻译高潮。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有中国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徵等及意大利人利玛窦、熊三拔、日耳曼人汤若望等。与这次科技翻译高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至1919年以前的西方政治思想和文学作品翻译活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不断向西方探求真理,积极推动翻译和传播西方自然科学及哲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掀起了西学翻译即中国翻译史上第三次翻译高潮。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是马建忠、梁启超、严复、林纾等。我国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高潮与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高潮既有相似的地方,又有不同之处。本文略谈两者的相似点,着重讨论两次翻译活动在延续时间、翻译形式、著述情况、翻译主张、翻译影响和意义方面的不同之处。 2.两次翻译高潮的相同点 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后至前的西学翻译都采用过中西合译的翻译形式。在科技翻译时期,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开了“中西合译”之先河,熊三拔、汤若望皆仿效此法与李之藻、杨廷筠、王徵等陆续译出一些西方典籍。鸦片战争以后,西学翻译高潮前期,不审西文的中国士大夫与粗通中文的来华传教士也使用了中西合译的译书之法,他们中比较有名的是英国的伟烈亚力、傅兰雅和中国的李善兰、徐寿等。鸦片战争以后 成立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京师同文馆、广学会等都有多部合作译著问世。 3.两次翻译高潮的不同点 中国翻译史上第二、三次翻译高潮由于涉及不同的翻译实践,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的思想方法,因此彼此之间存在着诸多差异。 从延续时间上看,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活动始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止于18世纪中叶,延续了将近一二百年的时间。而西学翻译活动则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止于1919年前夕,持续了八十年左右的时间。 两次高潮的译者队伍也存在很大差异。科技翻译时期,在我国从事翻译的主要是外国来华的耶稣会士如意大利的利玛窦、罗明坚、熊三拔,西班牙的庞迪我和日耳曼的邓玉涵、汤若望等以及中国学者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徵、冯应京、李天经等。西学翻译时期译者队伍比前一时期得到壮大。冯桂芬把翻译工作提到了为“天下第一要政”服务的高度。著名的翻译评论家马建忠主张振兴翻译事业以挽救民族危亡。梁启超在当时的维新派领袖人物中较早地译介了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思想。严复被称为“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他学贯中西,首倡翻译标准,一生译著颇丰,是近代卓越的翻译实践家和理论家。林纾被称为“文学翻译的始祖”,他第一个把西方的文学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1](P91-92)康有为赞之曰,“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 从著述情况来看,明末清初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共译书400余种,其中有关科学的占130种左右,而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人的译著就多达75部。[2](P447-448)从学科上来说,天文学和数学是明末清初传入的西洋科学的中心。“中国圣教三柱石”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这些中国土生土长的耶稣会士翻译了大量的科技书籍。徐光启共译历书一百几十余册。这一时期的典型译著有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的《同文算指》等。在西学翻译时期,国人主译或国人与国人合译作品大大增加。严复独自完成了11部译著,其中他所译《天演论》、《原富》等“八大名著”最为有名。林纾一生翻译的西洋小说约有180余种,共一千数百万字,是其他译者无可企及的。[3](P120-121)林纾的代表译著主要有《巴黎茶花女逸事》、《黑奴吁天录》、《伊索语言》等。 从译论发展情况看,明末清初,以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为代表的翻译家未能留下系统详细的翻译方法理论,但他们在一些著述中所阐述的对翻译的看法却极具创造性。徐光启强调求知,求真理,和抓重点,抓“急需”。他指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李之藻主张“借我华言,翻出西义”并指出“学者之病有四:浅学自,一也;怠惰废学,二也;党所锢习,三也;恶闻胜己,四也。”杨廷筠指出了抓紧培养翻译工作者的必要性与急迫性,“……而我华人,又鲜肯虚心参究与其功力者。所以后先数辈,率皆赍志以殁,而学不尽传。”王徵提出了翻译资用思想,并指出在翻译材料选择上,应重“关切民生日用”、“国家工作之所急需”者。鸦片战争以后的西学翻译时期,则在我国的翻译思想史上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财富。马建忠提出“善译”说,指出译文应“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他还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一文中建议设立翻译书院来专门培养翻译人才。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译书》中说道:“今日而言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二曰,定公议之理;三曰,养能译之才。”“三义”论从译材选择,译名统一及译才培养三个不同角度进行了精辟的理论论述,时至今日仍具有借鉴意义。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里指出“译事三难:信、达、雅”。明确提出了翻译的原则和标准。这著名的翻译“三字经”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纲领。[4](P65-71)他还提出了“达旨”或“译述”的翻译方法并主张重视“译才”。林纾主张“存旨”,要求翻译达到“神会、步境、怡神”境界。他 强调指出,在翻译时译者应该投入自己的主观感情,译者须与原作者或作品中人物的心灵相交流。[5](P48-51) 4.结语 明末清初进行的科技翻译,促进了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为鸦片战争后的西学东渐活动奠定了思想基础。但这一时期没有留下宝贵的翻译理论财富。从鸦片战争至前的西学翻译时期,中国的翻译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翻译论争非常激烈,翻译理论精彩纷呈,取得重大发展。总的说来,两次翻译高潮推动了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形成,在中国翻译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科技史论文:在历史教学中进行科技教育 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现代教育,需要把培养年轻一代的科技教育放在重要地位,以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历史课堂教学在中学教育中处于重要地位,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对学生进行科技教育的主阵地,历史教学在提高学生的科技素养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那么,如何在历史教学中进行科技教育呢?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探讨: 一、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科技价值观 科技教育最终目的是使学生对科技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妥善处理和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因此,让学生了解和掌握科学技术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十分必要的。简单机械的传授只会使学生静态、被动地吸收知识,变成科技知识的“存储器”,而不是科技观念的传承者和科技意识的实践者。只有让学生获得切身体验和直接经验,才能帮助学生树立对科技正确的价值观。 在七年级下册《科学技术(上)》的教学中,我有意识地将课后的思考题同课堂教学结合起来,引用大量的资料,仔细分析了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的发明以及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重大影响,详实地论证“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帮助学生树立起“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价值观。 二、要培养学生对科技的理解能力 科技素养的培养首先取决于学生对科技知识的掌握程度。现有的历史教材中包含着丰富的科技史内容,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运用各种手段,在课堂上营造出浓厚的求知氛围,激发学生对科技的持续兴趣,进而引导学生自觉主动地学习,在有效了解科技知识的基础上,尽可能使学生领略到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科学道理,不为某些假象所迷惑,从而提高对科技知识的理解能力,这是进行科技教育的基本体现。 如在讲到“科学技术的发展”一课中的“詹天佑与京张铁路”一目时,教师上课时用预先制作好的青龙桥地段的复杂地形模型,给学生一个比较直观的印象,请他们提出减缓坡度的方法,并根据当时的条件选择最佳方案。同学们的积极性一下子被调动了起来,由于是亲自动手实践得出的结论,印象就特别深刻,物理学上的力学等概念也显得容易理解了。通过动手实践,学生领悟到科技需要学习,更需要创造的道理。 三、要培养学生对科技的探究能力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在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就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发现者、探究者。而在青少年的精神世界中,这种需要特别强烈。”新课标突出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创新的基础是探究,没有探究就不可能有创新。 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为了人类的光明,经历了无数次的探究、失败、再探究,终于发明了电灯。科技探究是新课标的灵魂,科技探究能力是在学生探究性学习过程中形成的。因此,教学中,教师必须向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让学生亲自参与实践,体验科技探究过程的曲折和乐趣,学习科技方法,发展科技探究所需的能力并增进对科技探究的理解。在引导和组织学生进行探究性学习时应注意通过各种教学资源,以保证活动的落实,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在课堂上进行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探究活动,让每一个学生都经历科技探究过程,使学生在不断的活动中,学会科技探究,在探究中提高自己的科技素养。 四、要培养学生对科技的实践能力 同志曾经说过:“实践出真知”,自然界丰富多彩、奥妙无穷,如果学生在课堂上面对教师苍白的讲解和书本的文字,对历史学科就不可能产生浓厚的兴趣,就不可能迸发出创造的火花。因此,教学必须注重它的实践性,增加学生的实践机会,让学生走进大自然这一魅力无穷的殿堂。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要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开展实践活动。如在讲到“改革开放”时,指导学生调查了解自己家庭或家乡在改革开放前后的巨大变化。或问自己的父母长辈,或走访乡镇企业,或看城镇街道楼房的日新月异,或了解农村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让学生自己去感受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让学生通过参观访问、社会调查等活动,写成历史小论文或调查报告,最后组织学生把各自研究成果进行交流。实践活动能培养学生主动探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往合作能力,使学生更深切地感受到历史学科在社会生活、经济建设中的广泛作用,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使学生初步掌握科技研究的方法,形成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 通过历史课堂的科技教育,提高学生对科技的理解能力和认识水平,养成科技思维的习惯,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科技价值观,培养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寓科技教育于历史教学之中,以积极的科学态度来对待社会、他人和自己,同时以科学家的敬业精神鞭策他们,增强学生迎接挑战的能力。 (作者单位 江苏省沭阳县怀文中学) 中国科技史论文:科技创新及会计理论发展:历史轨迹与基本影响 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而技术是人类为满足社会需要而依靠客观规律和物质世界中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来创造、控制、应用和改造人工自然系统的活动,并由此所采取的手段和方法。自十六世纪近代科学产生以来,科学就与技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相辅相成。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结构日益复杂、管理思想和方法推陈出新,会计的理论、技术和方法也在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后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本文沿着近现代三次技术革命的历史轨迹,结合新科技革命的基本特点,分析科学技术创新对会计科学理论发展的影响,并从成本管理会计的视角系统地阐述科技创新对会计技术和方法的重大影响。 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现代三次技术革命的历史轨迹及其影响 (一)近代两次技术革命及其影响 ―是近代第一次技术革命。第一次技术革命始于十八世纪60年代,是以牛顿经典力学体系为背景,革命的中心在英国和意大利。这次技术革命揭开其序幕的是珍妮纺纱机的发明,而主要标志是蒸汽机的广泛应用。1712年第一台蒸汽机的出现,使热能转变成为机械能。后经瓦特的改进和创新,在1765年首创单动式蒸汽机和在1782年制成双动式蒸汽机,并能够驱动机器直接进行生产。其大大推动了纺织、采矿、冶炼、机械加工等工业的迅猛发展和交通运输工具实现蒸汽动力化,使人类进入了“蒸汽时代”。英国工业革命也正是从新兴的纺织业开始并于1830年达到高潮,到十九世纪60、70年代,美、法、德等国也基本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一次技术革命使资本主义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变,将社会生产推进到机器时代。二是近代第二次技术革命。第二次技术革命发生在十九世纪70年代,主要标志是以电机为代表的电力技术的广泛应用。1866年,号称近代德国科技之父的西门子,以电磁铁制成了发电机,为电器工程的大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1866年电机发明并在1875年前后用于工业生产,大大改变了动力设备和生产过程,随后又解决了远距离输电问题,使工业生产摆脱了地方条件的限制。1876年贝尔发明了电话;1879年爱迪生发明了电灯,电机、电话和电灯这三大发明在美国兴起了一场电力技术革命。1882年美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发电厂,实现了电力技术产业化,完善了欧洲的钢铁、化工和电力三大技术,钢铁工业发展很快,也完成和发展了汽车、飞机和无线电技术这“三大发明”。人类历史跨进了以电作为动力、照明、通讯生产的“电气时代”,使资本主义生产力迅速扩张,并由自由竞争走向垄断。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发生了飞跃。 (二)现代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基本状况及其影响 第三次技术革命发生在二十世纪40年代,是以原子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为主要内容的,首先发生于美国,其后发展至欧洲及世界各地,世界科技的中心转向美国,美国开始领导世界科技的潮流。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自然科学又有了重大的理论突破,发生了原子物理学的革命,为第三次技术革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揭开了序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建成第一座原子反应堆并制成了第一颗原子弹,开始了人类利用原子能的新时代。1945年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在美国诞生,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给人类带来了生产自动化、科学实验自动化、信息自动化,生产效率成倍增长。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空间技术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方式。第三次技术革命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内容之丰富、影响之深远,都是历史上空前的。它不仅显著地改变着生产方式、社会结构,而且改变着社会阶级状况和国家关系,为战后资本主义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了契机,第一产业急剧下降,第三产业迅速上升。 二、新科技革命的基本特点及其对学科发展影响 (一)新科技革命的概况与基本特点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以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为代表的第四次科学革命兴起于美国,然后扩展到其他国家乃至全球。在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新形势下,在以信息科学为代表的横向科学、综合科学发展的推动和影响下,一场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新的技术革命――信息科技(IT)革命(有人称其为第四次技术革命)于二十世纪70年代兴起,并在二十世纪90年代后得到发展。新技术革命的主要内容集中体现在以下九大技术: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术、新能源新技术、激光技术、新材料技术、航天技术、生物技术、海洋技术、环保技术。新科技革命的特点表现在:一是规模大、范围广。这次新科技革命在自然科学的所有学科和生产技术的所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二是整体化趋势更加明显。一方面,科学揭示了自然界更深、更广、更久远的层次和各种极限状态下的物质运动规律;另一方面,系统科学与生命科学正逐步阐明与人类关系更密切的各类复杂系统的行为规律。三是综合化趋势进一步加强。以基础自然科学新成果为先导的高新技术成为现代技术体系中的领导者。各门类技术相互渗透与促进,并在某些技术领域围绕一个大问题或大目标的解决与实现而形成庞大的综合性技术群。四是科学对技术的影响越来越大。科学指导了技术革命,而技术革命又推动了科学的发展;科学转化为技术、技术转化为生产的过程大大缩短,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的趋势已经出现。如果说前三次科技革命的结果是建立了一个工业化社会,那么这次新科技革命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后工业化社会”,即信息社会。它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迅速崛起,科学技术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使人类社会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交易方式和货币电子化、企业虚拟化和学习化的趋势大大加强。 (二)新科技革命对学科发展的影响 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科学出现了高度的分化和综合的趋势:一方面科学的分支越来越多且细;另一方面,在各个学科之间又出现了一系列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这些学科的产生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生产技术和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迅速广泛应用并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是边缘学科。边缘学科是对现实世界不同层次的交错点进行研究,在两门以上学科的结合上成长起来的学科。它们是应用一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另外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使不同的科学方法和对象有机地结合起来,并揭示物质世界不同层次的运动形式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二是综合学科。综合学科是以特定的物质世界的客体为对象,采用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对之进行研究的学科。例如:计算机科学、空间科学、环境科学和材料科学等,它们都是原有学科在相互交叉、互相渗透的基础上又产生的一批综合性学科。这标志着现代科学向综合化、整体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反映了人们希望更加全面、系统、深入地认识客观世界。三是横断科学。它不是以客观物质世界的某种物质结构及其运动形式为对象,而是以许多种物质结构及其运动形式的某一个特定的共同方面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因此其研究对象覆盖各门学科的横断面,带有方法论的性质。例如: 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老三论”)与突变论、协同论、耗散结构理论(“新三论”)等。“三论”所代表的新兴基础科学不同于以往的天文、地理、生物、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科学,研究对象是许多物质运动形态和过程中某一共同的侧面,即从不同侧面揭示客观世界的本质联系和运动规律,以达到高度的和谐统一。 三、科技创新对会计科学体系发展及会计管理范式的影响 (一)科技创新对近现代会计科学发展的影响 一是近代会计。会计之所以能从古代会计跃进到近代会计阶段,科技进步发挥很大的作用。中世纪意大利城市商业和金融业的繁荣要求改进和提高记账方法。1494年,卢卡・巴其阿勒《算术、几何、比与比例概要》的出版被认为是近代会计开始的里程碑。但从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会计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仍比较缓慢,直到第一次工业革命才有了较大地发展。特别是适应大生产需要的股份公司的出现,对会计提出了新的要求,引起了会计服务对象和内容的变化。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产业革命加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生产规模社会化和激烈的竞争要求改变传统的经验管理方法,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应运而生,核心是提高生产和工作效率。随着泰罗制的广泛应用,“会计如何为提高企业的生产和工作效率服务”的问题产生。作为初步尝试,一些与此相联系的方法开始引进人到会计中来,如“标准人工成本”及其延伸出的“标准材料成本”、“标准制造费用”和“成本差异”等。1919年美国成本会计师协会成立,推动着标准成本会计突飞猛进。这一时期,会计方法比较完善,会计科学也比较成熟,而成本会计的产生也被认为是会计学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二是现代会计。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的分离。从二十世纪50年代起,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入战后期,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并广泛应用于生产,使生产力迅速提高;资本进一步集中,企业规模日趋扩大,跨国公司大量涌现,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企业经营更趋复杂。特别是股份公司这一经济组织形式得到很快的发展。股份公司是以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相分离为特征的,为保护“外部利益人”所有者的利益,逐渐形成了以对外提供信息为主、接受“公认会计原则”约束的会计,即财务会计。同时,为适应企业内部管理更加合理化、科学化的需要,管理当局对会计信息提出了新的要求。这直接冲击了泰罗科学管理理论而代之以现代管理科学。现代管理科学的发展及其成功应用,为现代管理会计发展奠定了基础。一方面,早期管理会计的技术方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另一方面,拓展了会计的管理职能,即从解释过去转为控制现在和筹划未来。基于管理当局的对内部会计信息的需要,管理会计逐渐地同传统会计相分离并形成一个与财务会计相独立的领域。二十世纪60年代,管理会计的各种专门方法和基本体系初步确定,现代管理会计的出现是近代会计发展为现代会计的重要标志。会计新学科的出现。自从进入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开始显现,信息技术特别是Intemet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广泛应用,更是使人类跨入到信息时代。作为国际通用商业语言的会计也必须融入到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潮流中,以适应和服务于经济的运行与发展。所以会计呈现出新的趋势,出现了一些新的会计分支。如国际会计的产生发展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会计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电算化会计,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运用,会计信息处理从手工逐渐发展到电算化,这是会计操作技术和信息处理方式的重大变革。它对会计理论和会计方法提出一系列新的课题,促进电算化会计的产生和发展;电子商务会计,电子商务作为商品贸易形式中的新兴方式,已逐渐深入到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它打破了传统贸易形式的时空间限制,使企业与消费者、合作伙伴及供应商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得到极大的增强,大大加速了全球信息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作为电子商务与传统会计的结合物――电子商务会计的出现,对传统会计的确认基础、计量标准、报告内容及至整个财务会计的理论框架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科技创新对会计管理范式的影响 如果说第一次科技革命使簿记完成了向近代会计的历史跨越,第二次科技革命促进了近代会计向现代会计质的飞跃,那么,第三次科技革命则使现代会计理论方法体系得以建立从而形成现代会计学科体系,而新的科技革命则使企业管理向集成化和知识化方向发展,会计管理范式趋于虚拟化。我国学者王开田指出,会计管理范式的创新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会计假设虚拟化与会计反映客体的虚拟性。会计假设虚拟化。会计主体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企业之间相互渗透,很难分清会计主体的边界,传统意义上的会计主体假设已不复存在,相应地持续经营与分期核算假设也就失去了基础。二是会计程序及会计确认与计量的创新。会计程序的创新。由于会计假设的动摇,传统“原始凭证记账凭证账簿报表”的会计行为程序已不再适用,而是改为事件驱动方式(Event Driven),即平时只是将原始信息分类输入数据库中,把信息使用者所需信息按其动机分类,并按分类设计程序。当使用者需要某种信息时,使用不同的事件程序,就可获得不同的信息,实现会计信息的及时组合。三是会计确认与计量的创新。传统的现金制和权责发生制已经不适应信息化和知识化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现金流动制的确认机制。这种机制既能全面反映企业在一定时期的损益状况,又能反映现金流量、存量、流向和流速以及企业的偿付能力和应变能力,能为信息使用者提供客观的信息并帮助他们做出正确的决策。在此基础上,公允价值、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等计量属性也必然更广泛使用。四是会计反映客体的虚拟性。在知识经济社会中,知识、信息成为主要的经济资源,因而无形资产或虚拟资产已经成为会计反映的主要对象。五是会计规范的创新。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社会中,会计规范标准有逐步趋同的趋势,逐步趋同的高质量会计准则应该成为全球会计规范的准绳。六是会计报表的创新。会计报表格式上多样化,项目编制上按会计要素创新能力和获取知识能力、信誉度进行排列,体现会计要素的质的区别;内容上不仅反映有形资产、历史成本信息、财务信息,还应反映无形资产、公允价值信息和非财务信息;方式上即采用适时报告、互动式按需报告和报告的无纸化。 四、科技创新对会计技术和方法的影响:以成本管理会计为例 (一)科技创新带来的新制造环境及其对成本管理会计的冲击科技创新与发展带来的新制造环境具体体现在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上。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是由各计算机功能软件集合成的一个整体系统,包括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计算机辅助制造(cAM)、计算机辅助测试(CAT)、电脑辅助工程(CAE)、弹性制造系统(FMS)和管理信息系统(MIS)等多个系统,将“人”、“设备”、“信息”汇成一个协同的整体,以实现生产自动化、弹性化,达到高效率、高质量、低成本和灵活生产的目的。其主要特点是:生产弹性 化适应了市场消费的个体化;企业中对信息系统特别是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准确性要求更高;使企业生产高度自动化,大量需求高层次的、复合型人才;企业的生产管理组织也要重组,改变以往的部门而以作业组(Work Team)为中心组织。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发展使成本管理受到冲击。主要体现在:一是成本结构的变化将导致产品成本计算不正确。在新制造环境下,成本的构成比例发生了变化,电脑辅助生产系统使得人工成本比重大大降低。但制造费用剧增并多样化,其分摊标准如果只用人工小时已难以正确反映各种产品的成本。另外,企业研究开发费用也会大幅增加。二是成本控制与管理困难,控制方法发生变化。传统成本管理会计,将预算与实际业绩编成差异报告,即将实际发生的成本与标准成本相比较。在新制造环境下,这一控制系统将产生变化。例如,为获得有利的效率差异,可能导致企业片面追求大量生产,造成存货的增加;为获得有利价格差异,采购部门可能购买低质量的原材料,或进行大宗采购,造成质量问题或材料库存积压等。因此,成本控制方法将发生变化。例如:成本控制中心由各责任中心变为作业组;作业成本法得到应用等。 (二)科技创新引发的管理理论与方法创新及其带给成本管理会计的新技术 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新技术、新工艺不断涌现,管理理论与方法也在不断创新,成本管理会计的发展就源于企业制造环境的变化以及管理理论与方法的创新。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成本管理会计技术手段与方法不断更新;成本管理会计的应用范围不断拓展。 一是作业成本法(Activity-Based Casting,ABC)与作业基础管理(Activity-Based Management,ABM)。作业成本计算是指以作业为间接费用归集对象,通过资源动因的确认、计量,归集资源费用到作业上,再通过作业动因的确认计量,归集作业成本到产品或顾客上去的间接费用分配方法。作业成本计算法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制造费用的分配上,它克服了单纯以直接人工成本等标准分配制造费用的局限性,按引起制造费用发生的各种成本动因将间接费用和辅助成本更准确的分配到作业、生产过程、产品、服务及顾客中。因此,ABC法较传统成本计算方法更为精细,成本数据更加准确。作业基础管理就是利用作业成本计算所提供的信息,将成本管理的起点和核心由“产品”转移到“作业”层次的一种管理方法。其基本思想是:企业是一个为最终满足顾客需求、实现投资者报酬价值最大化而运行的一系列有密切联系的作业的集合体,企业生产商品或提供劳务消耗作业,作业消耗资源,而资源消耗的同时又是价值的积累过程,即价值从一个作业转移到下一个作业,最后全部累积到最终的产品或劳务―全部作业的集合也是全部价值的集合。因此,作业链又表现为价值链。从购买产品或接受劳务的顾客那里收回的价值,形成企业实现的收入,收入补偿完成各有关作业所消耗资源价值总和后的差额,即为企业利润。作业成本管理要求成本管理深入到每一作业,尽可能消除不能创造价值的作业,防止资源的消费,最大限度地提高从顾客那里回收的价值,以实现预定的经营目标。它将企业的工作流程视为一系列作业的集合,根据市场的需求,以顾客订单为起点,从后向前确定相关作业,核定作业消耗量、作业成本,揭示成本动因,进行成本动因管理、作业管理,以提高作业运行效率,提高公司的经营效益。 二是适时制(Just In Time System,JIT)与全面质量管理(TotalQuality Management,TQM)。JIT是一种严格的需求带动生产制度。要求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各环节紧密协调配合,原材料、零部件、产成品要保质、保量并适时地送到后一加工(或销售)环节。其目的是使原材料、在产品及产成品等各类存货保持在最低水平,尽可能实现“零存货”,以降低存货成本。在存货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会计人员为简化存货计价,可能采用倒推成本法,即当产品完工或销售时,倒过头来计算在产品、产成品等生产成本。TQM是二十世纪60年代从传统质量管理发展起来的,目前已经成为一种企业竞争的战略武器和由顾客的需要和期望驱动的、持续改进产品质量的管理哲学。TQM是一项通过多种政策和实务确保产品或服务超过顾客期望的技术,包括提高产品功能、可靠性、耐用性和服务性。成本管理被用来分析不同设计的成本后果、质量和提高质量的各个方面,包括停产、生产缺陷、浪费的人工和原料、服务电话的数量、顾客抱怨的性质、质量担保成本和产品召回。TQM的目标就是公司在生产的各环节追求产品“零缺陷”,并由顾客最终界定质量,从而建立品牌忠诚度并帮助企业更快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力。 三是是目标成本法(Target Costing)与生命周期成本法(Life-cycle costing)。目标成本法是从一些竞争激烈的行业中直接产生的一种方法,它以给定的竞争价格为基础决定产品的成本,以保证实现预期的利润。即以具有竞争性的市场价格和企业目标利润倒推出目标成本。生命周期成本法是估计和累计产品或设备整个生命周期成本的方法和程序。这里的“生命周期成本”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只是从产品和生产企业角度看成本问题,即所谓生产者成本,而进一步拓展到同时从产品的使用者视野看成本问题,即使用者成本。也就是说,生命周期成本识别的是一项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包括从产品设计、原料采购到产成品的配送及服务的全部步骤),而传统的成本仅仅关注第三个步骤生产成本。 四是标杆管理(Benchmarking management,又称基准管理)与持续改进(日文为Kaizen)。所谓标杆(或基准)就是以公司外部或内部最优的业绩标准来衡量自身的生产活动。标杆管理是一个过程,企业通过它识别关键成功因素,研究其他企业(或企业内其他部门)的最佳实践,然后实行改进措施以追赶或打败竞争对手。Kaizen具有“持续不断改进”之意,持续改进是一种管理技术,起源于日本生产商对质量的孜孜不倦的追求。所以,持续改进常与标杆管理和全面质量管理联系起来。它意味着管理人员不是一次性地确定基准,而是持续不断改进提高的过程。基准和持续改进被称为“永无终点”的比赛。Kaizen成本计算是指通过持续不断的改进而致力于现有产品的制造阶段逐步降低成本。为此,经理人员和管理会计师必须深刻洞察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进一步改进的潜力,尽可能采取有效措施使生产经营经常处于不断改进的状态中。 五是企业流程再造(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BPR)与ERP(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企业资源计划。BPR是一种创造企业竞争优势的过程,企业按客户的需求对现有经营过程进行思考和再设计,重新组织其生产与管理职能,利用新的制造、信息技术及现代化的管理手段,打破传统的职能型组织结构,建立全新的过程型组织结构。在全球竞争压力激增的情况下,许多企业都视流 程再造为降低管理生产成本的一种途径,同时也是对企业战略竞争优势的再思考,而成本管理通过提供相关的信息支持流程再造实施。与科技创新与发展历程相联系。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经历了从MRP、MRPⅡ到ERP的不同发展阶段。其中,MPR主要对制造环节中的物流进行管理,使企业达到“既要保证生产又要控制库存”的目的;而MRPⅡ则集成了物流和资金流,将人、财、物,时间等各种资源进行周密计划,合理利用,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二十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竞争的进一步加剧,MRPⅡ主要面向企业内部资源计划管理的思想逐步发展为怎样有效利用和管理整体资源的管理思想,ERP随之产生。ERP在功能和技术上超越了传统的MRPⅡ,它是以顾客驱动的、基于时间的、面向整个供应链管理的企业资源计划,将供应链、企业业务流程和信息流程都囊括其中。ERP的核心管理思想就是实现对整个供应链的有效管理,将设计、制造、销售、运输通过集成进行各种相关的作业,为企业提供了对质量、适应变化、客户满意等关键问题的实时分析能力,是实现制造企业整体效益的有效模式。也为企业的成本管理提供了工具,将财务和成本管理纳入到系统中来,对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行预测、计划、决策、控制、分析与考核,并进行事前计划、事中控制、事后分析。 六是约束理论(Theory 0f Constraints,TOC)。约束理论是帮助企业有效改进“周期(cycle time)”即原材料转换为产成品所需要的时间的一种战略技术。根据TOC,每个公司至少有一个瓶颈制约着其发展,约束理论可以识别并消除这些瓶颈。约束理论把企业看成一系列链状相连的过程,如果薄弱的联结处得到了加强,那么整个链也就得到了加强。约束理论认为产品开发、配送和生产的速度是最重要的。约束理论使得管理人员和会计人员认识到,在有些情况下不能一味强调降低成本和费用,要在企业的薄弱环节加大投入量,“为了省钱而花钱”,以求得总体效益增加,这也是“成本―效益”原则的另一种诠释。 七是大规模定制(MassCustermization)与战略成本管理(StrategicCosting Management)。许多企业发现,顾客希望产品和服务能够满足他们各自独特的需求。大规模定制(或称作大规模个性化生产)中,营销与生产流程均被设计以解决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问题。这些重新设计包括大量小型的生产流程和特别的营销服务职能。在大规模定制下,多样化复杂生产会增加生产成本,尽管其营销和服务成本会降低。对于顾客众多且顾客对价格和质量期望不一的行业,大规模定制十分适合,也贯彻了顾客为本的理念。战略成本管理是运用成本数据和信息,为了获得和保持长期的竞争优势而进行的成本管理,其基本要求就是要明确企业成本管理在企业战略中的定位,开展企业价值链和成本分析,重视和控制战略成本动因,从战略上寻求取得成本优势的途径。在战略管理的分析框架中同成本因素紧密相关的分析工具主要有三个:价值链分析、战略定位分析和成本动因分析。 五、科技创新与会计科学理论发展的结论及启示 (一)科技进步对会计学科产生的重要影响 会计学科经过古代、近代而发展到现代的过程中,科技进步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科学技术水平制约着现代会计技术和手段的使用,对会计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脱胎换骨的改变,促进着现代会计学的变革与发展,进而改变了经济活动的内容和方式,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会计理论和实践的逐渐完善和发展又反过来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会计在未来接纳更先进的科学技术作了准备。会计与时俱进的过程中,推动力量是科技革命和经济发展,其进化规律可以概括为:科技革命一经济发展――会计发展――经济发展――科技革命。所以,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会计革命是共生互动的辩证关系。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科学技术对会计发展的影响已超越经济等其他影响因素,成为第一会计环境因素。科技进步在促进会计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解决这些问题将会使会计学科的发展更加完善;会计改革与发展应与高科技的发展需要相适应,以更好地发挥加强经济管理的作用。 (二)高科技影响下现代会计技术与手段的产生 现代会计技术与手段是一定生产力水平下人类共同智慧的结晶,是具有共性意义的产物。我国在科技发展上经历过曾经辉煌的古代、停滞落后的近代和奋起直追的现代,纵观我国会计发展的历史,也同样如此。当前我国正面临着现代科技革命的挑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企业生产经营中的新问题日益增多,企业会计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深化改革。这既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动力,因此,我国应抓住机遇,在推动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中,结合实际国情,进一步引进、吸收西方国家先进的会计技术、会计方法及管理思想,以促使我国会计工作水平不断提高,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会计模式,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科技史论文:高中科技史教学需要人文主义导向 摘要:高中科技史教学的困境并非是科技成就的不理解,而是教师观念缺陷。而理解了科技史的特点与中学科技史教学目标,就能以人文主义的要求来统率课堂的教学内容,解决高中科技史教学中的难点。 关键词:科技史;人文主义;导向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学历史新课程应该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史的教学。但在教学实践中往往被教师简单带过,教师并非不重视,而是觉得科技史教学难度大、又枯燥,所以只把重要科技成就按书本的逻辑告诉给学生了事。科技史教学陷入比较困难的境地。 一、科学技术史教学的困境与不足 困境首先来自教师对科技内容的不理解,因为历史教师一般高中读的是文科,所以对科技史中的科技现象、科学规律、重大科技发明原理等等知之不多,甚至一窍不通。所以课堂上教师常常照本宣科一带而过。因此,科学课的味道浓厚,没有体现历史学科的特性。但是中学科技史的具体成就按照书本表述就可以,不必再深入去探讨。按笔者看来,最主要的问题是教师在科技史教学中观念错误,没有理解科技史的特点与教学目标,所以教学内容唯一关注的就是科技成就本身,这就是科技史教学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因此本文从科技史的特点与中学科技史教学目的出发探求科技史教学内容的选择策略。 二、科技史的特点 科技史是探索科学技术发展进程的历史学科。科技史既要研究科学技术内在的逻辑联系和发展规律,但也要探讨科学技术与整个社会中各种因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因此,科学技术史既不是一般的自然科学,也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历史学,它是横跨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因此作为中学科技史的教学方向除了了解重大的科技成就外更要关注历史学科的教学特色,即更要关注学生的人文需求。 三、中学科技史教学的目标 1.为现实服务,主要体现在将科学史赋予意识形态的功能 比如,它可以帮助学习者更好地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而更好地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更自觉地投身于“科教兴国”伟大战略的实施中去;再比如,它可以帮助学习者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还可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2.科技史学科在推进素质教育方面,有着特殊的作用 科技史的基本功能是打破文理隔阂,让理科学生懂得一些历史,让文科对自然科学有一个基本的概览。 四、中学科技史的教学内容选择策略 1.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内容首先要有人及科学家本身的活动 因为科学史特别关注科学家的生活和思想。正如人文主义传统的其他分支一样,科学史研究的焦点是人,却是很特殊的一类人――科学家。有了人,课堂才有活力,才有生命。当然,科技史课堂中的科学家必须有科学家的特征,他们的特征就是对科学的热爱,对真理的崇拜。他们主要是科学传统的载体,牛顿和爱因斯坦是他们的卓越代表。 2.科技史教学必须大力宣扬人的创造精神 科学史的教育意义,不仅在于向大众普及科学知识,更要让他们对科学知识有一个明智的看法:科学是人类的创造,人不应成为自己成就的奴隶。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在介绍具体科技成果内容的时候,必须交代这些成果取得是科学家并没有被本已存在的思想或技术所束缚,而是超越前人的经验与成就有创新性地发现。蔡伦改进造纸术、牛顿的万有引力提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提出、达尔文提出生物进化论莫不是这种创造的体现。让学生了解这些科技成果,不但使学生认识创造对人类社会的作用,而且能自觉不自觉地培养创造的意识。 3.科学技术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贻害人类 科技究竟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灾难,取决于人自己,关键在于掌握科学的人如何运用它。科学技术这把钥匙,既可以开启天堂之门,也可以开启地狱之门,究竟开启哪扇门,则有赖于人文精神的指导。因此,科技史教学中必须有科技影响的内容,当然其影响既有对人类社会发展积极影响的内容,也该提示科技发展对人类的负面作用。让学生思考人类该怎样面对科技发展带来的后果,积极影响对于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有极大的作用。而科技带来的对地球资源无节制的利用、环境的破坏,甚至于核武器威胁全人类等等此类科技的消极性,更是需要学生去深思的问题。 总之,科技史是探索科学技术发展进程的历史学科。如科技史杰出学者萨顿所说:“无论科学活动的成果是多么的抽象,它本质上是人的活动,是人的满怀激动的活动。”因此课堂上有了科学家的活动才是真正的科技史教学,才是充满人文关怀的历史课。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鄞州五乡中学)
新课程理念论文:以新课程理念 更好的激活美术教学 美术教育家尹少淳说过:美术是最具有人性意味和最具综合性质的人类活动之一。儿童与生俱来就热爱艺术,这种活动在他们对世界还只有淡淡认识的时候就开始了涂鸦和歌舞。一个发育正常的孩子,无论出生怎样的环境,最初的涂鸦都可以带给他们无比的快乐。新的基础教育理念要求课堂焕发出师生的生命活力, 如何使学生在每一堂课中兴趣盎然, 通过美术教学活动去唤醒他们对生活的感受,引导他们用基础的艺术形式去表现他们内心的情感,陶冶情操,提高审美能力,达到认识、操作、情感、创造的整合,值得我们每一位美术教师去研究与探索。为此笔者进行了一些探索与实践,其主要特征为开放、沟通、合作。 一、开放 教育家杜威说:教育即生活。 教育家陶行知说:为了生活。 现代教育的标志之一是教育终身化,美术课堂教学应贴近学生活,开放学生美术活动的空间,拓宽学生的思维领域。让学生真正领会美源于生活,并学会在生活中发现美、创造美。 1、 开放命题形式。 命题创作首先必须限定一个题目,然后围绕题进行美术创作。难度太大或脱离生活的命题往往会使学生感到茫然而不知所措。适当改变传统的由教材、教师命题的方法,把命题的主动权交还给学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教学时,可以根据教材内容教师出“母题”,再由学生出“子题”:如苏教版第3册“夏日印象”一课,教师可以以“我与暑假生活”为主题展开讨论,启发学生回忆假日趣事后自由拟题,于是作业时“神奇之旅”、“我和鱼儿一起游”、“我买的大西瓜”等等,一大批各具情趣的命题拓展了学生的思维,很好的激发了他们创新的欲望。 又如“梦中的另一个我”一课教学时,学生在自由出题时更是如鱼得水,“10年后的电脑专家”、“名模—我的梦想”“2008的超级拉拉队”等别有情趣的命题跃然眼前;纸版画、剪贴画、泥塑等作品形式多样、独具创意。 2、开放题材形式 新课程标准中指出美术教育在小学阶段主要是引导学生参与各种美术活动,尝试各种工具和制作过程,丰富视觉、触觉和审美经验,体验美术活动的乐趣。在教学时,不再一味拘泥于教材规定的题材作为教学内容,题材的形式界限可模糊些,形式的表现留给学生自由的空间。在题材、形式表现上营造较为宽松的氛围,能促进学生乐于参与美术活动。。 例如在部分设计制作课单元,可以激发学生从自己身边感兴趣的做起,如“给自己最喜欢看的一部电影画一张宣传画”、“找一找自己最喜欢的玩具或日用品,然后把不满意的地方改变以下,重新设计并画出来”。这些形式比起美术课本里的纹样设计、二方连续设计等有趣的多。在制作新年贺卡时可以让学生运用刮色、涂蜡、撒盐、吹色、压印等技法,是学生在变化莫测的游戏中,达到兴奋点。 3、开放教学内容。 教师要开放课堂活动空间,引导学生走向自然、走向社会,投身于五彩缤纷、五 光十色的校外生活,把公园、田野、村庄等作为学习美术的大课堂,在大自然中学美术,感受生活中的红、黄、蓝。如写生课不妨带学生装去热闹的街心公园、农贸市场去观察生活中千姿百态的人物特征;手工制作课不妨带领学生去放飞风筝,去迎风玩一玩小风车,用制作的彩练、挂饰。窗花美化周围的环境;结合欣赏课,可组织学生参观一个画展,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用美术课上所学的美术知识指导欣赏活动。 4、开放教学程序 大胆突破从低—中—高年级的年级界限,采用有序、无序的教与学有机结合,互补共存。例如在低年级可以大胆引导学生观察透视和空间现象,培养他们的空间知觉感;可以灵活结合教学引导学生感受光与色彩的关系、色彩的情感与冷暖等;引导学生尝试大胆用水粉颜料表现变化的笔触和变化的色彩。学生同样感到新奇而快乐,作业效果也会令人吃惊:太阳火红的骄艳、彩虹的七色眩目……。 5、开放评价标准 李吉林老师认为“老师肯定——学生满足,树立自信心、自尊感——需要学习——再肯定、再满足——渴望学习更新的有难度的东西。”美术教学评价是美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全面的美术教学评价不仅帮助教师掌握学生心智及创造力的成长情况,及时给予学生启发和帮助;而且使教师明确学生表现自我时的需要并给与激励和支持。 在教学评价时改变传统用“一个标准”去套学生画的内容、形式,作品评价不作硬性统一,因人而异,实行学生自评、互评,体现主体地位。教师点评时语言要幽默、精彩、风趣,让学生把你的点评听进心里去。在优秀作业上写 “心灵手巧”、“魔幻色彩”、“独具匠心”等给学生成功的喜悦;在表现一般的作业上写上“别泄气”、“慢慢来”、 “相信下一张会很精彩”等激励性语言,相信学生的内在潜能,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开放的导向、激励、反馈、调节作用。 二、沟通 1.学科间的渗透和融合,是现代课和改革的趋势,美术课也要打破与其它学科之间的壁垒,突破学科界限,统整学生的知识,把美术与相关的学科如音乐、语文、自然、历史等学科结合起来,充分体现学习过程的多元化,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方式和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得到全面的发展。 例如对历史知识的了解可以让学生更深刻地欣赏美术名作;借助语言文字的描述可以激发学生丰富的想象能力;对音乐、舞蹈的欣赏可以使画面充满韵律感。在教学中可以巧妙利用美术与语文学科联系:进行故事插画、日记画、诗配画……;与音乐学科联系:制作会跳舞的小纸人、线的交响乐……;与自然学科联系:表现有趣的昆虫、我和动物朋友……,这一堂堂与其他学科沟通、联系的教学内容,是学科间知识相互渗透、转换的一种有机结合,更是美术教学内容更新的一种好方法。 2.沟通课堂与课外,校内和校外的联系。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不要让学校的大门把儿童的意识跟周围世界隔绝开来,这一点多么重要,我竭尽努力,使在童年时期的所有年份里,都让周围世界、自然界不断地以鲜明的形象、画面、知觉和表像来滋养学生的意识。” 如在第 十一册创作画《家园》一课学习时,课前让学生收集、阅读我们的家乡——溧阳的历史变化、风土人情,并运用作文的方法描写自已的家园。课上再结合欣赏有关表现家园的作品、诗歌、音乐,最后让学生带着一份美好的情感来表现自已的家园,他们的收获不仅仅是表现在画了一张好的绘画作品中。 此外还要尽量为学生多提供表现的机会,如在学校定期举行手抄小报、校园美术节等活动;让学生积极参与“热点话题”:如“我们周围的环保”、“我与e网”、“新世纪畅想”等,促进学生学会观察、学会发现、学会思考,主动参与,让学生有内容可画,有感而发。 三、合作 孔子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合作的教学过程是教与学统一的相互影响、相互依靠、共同激励、竞争提高的过程。教学组织形式采用“同桌合作”、“前后四人合作”,以及“男女生合作”的形式,加强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交叉活动的自由空间,允许窃窃私语,允许寻求教师、同学帮助。 因为我们常会发现这样一些情况:有的同学想象力很丰富,但动手能力较差;有的同学制作精细,但思路狭窄,如果让这两者有机结合,取长补短,则是最佳的组合了。即使两者水平相当,在合作中也能得到启发,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 同时有些活动题材、内容,需要搜集大量的材料,可组织以小组为单位完成。如“插花”、“版面设计”、“画脸”等创作,可以以小组为单位合作收集材料:你准备花泥我准备鲜花,我们一起来完成一束艺术插花;尝试四个人合作设计一块别致的版面;相互给对方装饰一个有趣的脸面等。在愉快的合作氛围中,在友情浓郁的氛围中,消除表现的顾虑,快乐主动参与学习的过程,给学生带来愉悦的审美情趣,使每个学生都体会到集体的智慧胜过于个人,从而培养学生团结互助、合作的好品德。这样一来,作业的时间相对缩短,作业的质量却提高了,何乐而不为? 没有教师心灵的参与,课堂就会像没有雨水的春日,燥寒而缺少滋润;没有教育实践的参与,教育研究就会像行将干涸的一潭秋水,沉闷而无活力。把美术教育的艺术与生命艺术合二为一,将是我们21世纪每个美术教师的毕生追求! 主要参考文献: 尹少淳《走进美术》、杨景芝《儿童绘画解析与教程》、鲁道夫《对美术教学的建议》 新课程理念论文:新课程理念指导下的语文创新教育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阐释语文新课程的基本理念:语文的人文性,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课程内容着眼于生活化。从而提出了进行语文创新教育的几点做法。 关 键 词:新课程理念 人文性 语文素养 创新教育 审美教育 德育教育 新的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所构建的新课程体系,在课程功能、结构、目标、内容和评价等方面都有了重大的突破和创新。这对我们广大教师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更新观念,转换角色,更新教学方法,使自己尽快进入新课程中,并伴随新课程的实践而成长。在语文教学方面,更新教学方法的前提是必须了解语文新课程的基本理念。 理念之一:语文的人文性 。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以下简称“课标”)把语文学科性质界定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这一性质的界定,应当说是语文教育界经过长期实践探索而达成的一种共识。肯定了语文的人文性符合语文课程的实际。语文本身是一种文化,语文学科,是一门人文学科,但它又与一般人文学科不同,是一门带有工具性的基础人文学科。作为课程主要资源的教科书以文选方式呈现,选文从不同侧面,运用不同方式反映人类生活,内容丰富多彩,而不是直接单纯地展示“工具”。确认语文的人文性,有利于全面实现语文教育的功能,它意味着学习语文,应在广泛吸收人类文化营养,培养理性精神,受到人文关怀的同时,不断提高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文的能力。课标正是由于对语文课程性质全方位的、内涵丰富的定位,进而才形成了囊括于工具性知识、技能和人文精神、道德情操及个性风采的课程新概念“语文素养”。 理念之二: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是语文课程标准的核心概念,它的主要内容包括:热爱祖国语文的思想感情,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语文,具有丰富的语言积累,实际需要的识字写字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口语交际能力,良好的语感能力和思维能力,健康的审美情趣。语文学科是一门专门培养语文素质的基础人文学科,而培养语文素质或者说语文素质的养成,正是语文素养提升的过程。因此,进行语文课程教学,必须以语文素养为核心。教学过程中“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语文”极为重要,它可以涵盖识字、写字、听、说、读、写诸方面,是真正意义上的“工具”的准确内涵,是语文教学的直接目标,也是学生终身发展的需要。课标从不同阶段、不同层次和不同侧面提出了语文课程的目标体系,即尽可能充分地发展学生个体的能力体系。其中包括发展学生的语言能力、思维能力、激发其想象力和创造潜能,这是语文素养中的重要内容。语言能力是指以语言积累为基础、语感培养为指向的实践性能力,分别表现为注重情感体验、丰富精神世界、独立自主的阅读能力、耐心专注地倾听、文明得体地表达和沟通、富有感染性和说服力的口语交际能力,感情真挚、条理明确、追求独特感受、有创意的写作能力,以及搜索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课标强调的是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实质上就是要求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通过学习语文,逐步养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实现德、智、体、美的和谐发展。 理念之三:课程内容着眼于生活化。课标着眼于课程内容与学生主体经验世界、情感世界的内在联系,关注不同地区、不同学校和不同学生的需求差异而对课程内容予以不断调节和更新发展。课标确立了崭新的理念:“语文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应着重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不宜刻意追求语文知识的系统和完整。”在实施建议部分,更是具体要求:“随文学习必要的语法和修辞知识,但不必进行系统、集中的语法修辞知识教学。”因为学生的语言能力不可能从系统完整的基础知识及其训练中转化而来。课程着眼于生活,突出语文实践。其一,教材内容安排上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密切联系学生的生活经验和想象世界,从而扎根于学生的心灵深处;其二,着眼于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个维度去设计课程目标、培养和优化学生综合性的语文素养,教材的体例和呈现方式灵活多样,注意为学生设计体验性活动和研究性专题;其三,教材富于开放性和弹性,既合理安排作为共性要求的基本课程内容,又要给地方、学校和教师留有个性化开发和选择的空间,特别是为学生主体留出自主取舍和拓展的空间。因此,学习语文只有将课堂语文学习同社会生活言语实践结合起来,言语能力的培养才能真正落到实处。课标特别提到,在教学中尤其要重视良好的语感和整体把握的能力,还要有意识地强调在生活中学语文。生活言语实践既是课堂言语学习的源泉,又是课堂言语学习的延伸和补充。我们的教师要在课标的引导下走出“课堂为中心”、“教科书为中心”的误区,开发课程资源,使语文教学达成共识:“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相等。” 由于语文新课程理念的更新,同时也要求语文教学的观念需要创新,并且只有对本学科不断创新,不断注入活水,它才有发展前途,才有存在的必要。因此,把创新教育如何巧妙、有机地渗透到语文教学中,并为语文学科教学服务就显得至关重要,语文教学实行了创新教育,可以给语文教学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我想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实践: 一、教学方法的创新 传统的语文教法没有很好地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教师是注射器学生是接收容器,结果往往是事倍功半,教师教一篇课文常常是五大块:时代背景、作者简介、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写作特点。这些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毫无关系,因此也就谈不上什么创新教育了。由于没有注入创新因素而导致:教师说得头头是道,而真正听、说、读、写能力方面的训练内容则显得苍白无力,教师一时口舌快活,而学生却是“雾里看花”,临考总搞题海大战、时间加汗水、日光加灯光,这样就几乎抹杀了学生所有的创新能力,因此教法必须改进。我们必须要考虑:(一)怎么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的兴趣。“如果一个 老师有能力把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起来那他就成功了一半。”(于漪语)兴趣对求知对创新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二)如何才能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良好习惯的形成,是学生主动掌握知识的先决条件,掌握一定的知识又是创新的先决条件,可见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三)培养学生顽强的意志品质。有了兴趣和习惯还远远不够,要有坚强的毅力和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才能激发创新的潜意识。(四)在拓宽语文学习的空间上改进教学方法,要大胆走出课文、走出课本,让课内长骨、课外长肉,让潜在的创新意识大展宏图。 二、教学手段的创新 教师授课一直拥有的是三尺讲台,三寸粉笔,两袖清风。近年来有多了一块小黑板,稍微丰富了一点。伴随着教改的轰轰雷声又多了投影器,配了录音机,这一改革的确为课堂增色不少,但总吃菠菜豆腐总会腻的,因为投影片总是永恒不变的一种颜色,时间久了,也就索然无味了。随着信息技术的大冲浪,电脑真实地走进我们的生活,它几乎可以无所不包,无所不容,于是单调的课堂一下子变的有趣了,学生们走进了多媒体教室,尝到了课件教学的甜头,它容量大,效率高,很容易激起学生的兴趣。五彩的画面、神秘的背景、亮丽的色彩、奇妙的曲线、图形、清晰的知识结构图、出奇不意的拓展延伸,都激起学生极大极浓的兴趣,进而激发他们对知识的接受与创新,以达到提高课堂质量,加入创新分子的目的,让学生爱创、乐创、变成勇于创新的一代新人。 三、教学观念的创新 传统的教学就是“传道、授业、解惑”。绝对正统的课本教育,知识传授仅限于课本,即就课论课,所有习题答案都以教师为准,课堂上教师一人主宰,提问成了教师的专职,回答成了学生的必须义务。这样时时处处都控制学生思维,总拘泥于固定的框架,那这样的教育还从何谈创新呢?因此应转变观念,建立一种“大语文”观,让单一的课本知识传授变成多样化的传授,让一言堂变成群言堂,鼓励学生多动脑、多疑、多发现;在阅读与写作方面要大胆尝试、探索,出新成果;要让学生完成从“学答”到“学问”的转变;要在语文教学中创造性地进行审美教育与德育教育。 1、让一言堂变成群言堂,激发学生创新。 面对我们的学生我不禁有些担心,他们已经习惯教师代劳一切,尤其是理解性的题目,总怕与老师答案不完全一致,不说;总怕错,不说。久而久之成了教师一人说,学生的思维能力、理解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直线下降。他们总期盼别的同学来发言,然后都举双手赞成,所以答案总是唯一的。其实语文教学中有些题目就有不同的答案。拿分段来说吧,面对一篇文章总得先分清层次脉络,然后才理解赏析。一篇文章也是一个多面体,不同学生从不同的角度理解,会划出不同层次,只要有道理、合乎逻辑就要及时给予肯定,不要在他们发言的第一次就扼杀他们的创新能力。并且阅读一篇课文,你不拘泥于一种成型的看法,而多思考多琢磨,经常从多角度来划分层次,能使学生的思维严密、全面、深刻、灵活。推而广之,看一切事物、事件、分析人物也就都能从不同的角度去提炼、研究,以激起自己的创新意识。在《七根火柴》教学中,我设置了这样一个问题:用一句话来说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大家七嘴八舌、各抒己见。有说一个关于长征的故事;一个关于中国红军战争的故事;一个动人心魄的故事;一个发生在长征途中茫茫草地的故事;一个无名战士保护和传递七根火柴的故事…….他们争先恐后地说出了几十种答案,这本身就是一种创新,这样的发散思维中已或多或少的渗入了创造性阅读的内容,这样学生不但学到了知识,又培养了能力,你看,大家说的多好啊! 2、创造性的进行阅读指导与作文训练。 在课文中适时地对重点段进行阅读指导,可有针对性地出一些题目来让学生做,以提高他们的阅读能力。但课内阅读是十分有限的,更多的是课外阅读,学生自主阅读,只有大量地课外阅读才能真正起到增长见识的作用,因此要对课外阅读进行艺术的指导、有创造性地指导。(1)指导学生制定课外阅读计划。这是学生课外阅读时间的标志,可一期一订,中途做必要修改,使其常新,保证切实可行。(2)指导学生获得基本阅读方法。教给他们默读深思、朗诵吟咏、背诵记忆、精读提炼、速读猎取等方法,以达到开卷有益的目的。(3)指导学生形成基本阅读能力。在阅读中必须从内容到形式,由形式到内容反复深化,并适时使用工具书,(4)阅读后要及时写出体会、心得。(5)要指导学生适时检查阅读情况。用以上方法达到创新阅读并得到良好效果的目的。 作文只有“读万卷书”,才能“行万里路”,有了材料,才能“下笔如有神”,作文重在积累材料。在作文训练中,我认为应当这样:(1)提前明确写作任务,让学生有充足的时间,准备材料。(2)写作时间不必局限于两节课,可适当推后。(3)可改一周一篇为两周一篇,以培养学生写作兴趣。(4)为保证大面积提高写作水平,就要加强检查力度,增加交流次数,提高评析质量。另外,还可借办黑板报、手抄报,向报社投稿等方法激发学生创作欲望,提高写作水平。 3、突出“思”字,变学生的“学答”为“学问”。 一直以来教师主宰课堂,学生大多高分低能,何谈创新?为此,要把学生的活动变为“思维体操”,强调学生“跳起来摘果子”。课堂上,根据学生实际设疑或让学生互相设疑,启发学生多思解疑。如讲《愚公移山》之后,教师肯定愚公移山的精神,然而学生有逆向思维,提出“移山不如搬家好,”的看法。还通过一题多问,一问多答等方法培养学生发散思维能力,使学生触类旁通,解决各种疑难,还能培养其创造力。 4、在语文教学中有创造性地进行审美教育与德育教育。 审美教育是培养学生感知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的教育。而初中语文课本集中古今中外名篇佳作颇丰,这就要求教师加强自身的美学修养,在实践中勇于探索、积累经验、寻找规律,教学中给学生讲一些美学理论,让学生知道《春》是一种自然美,《勇气》是一种人性美,《七根火柴》是一种社会美等。另外,要让学生在对作品的分析理解中认识每一种具体的美,如音乐美、结构美,内容美、音乐美、艺术美等。可结合教师讲评提高鉴赏美的能力,进而来发现美,创造美,提高美的创造力。 总之, 创新教育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在新课程理念指导下语文教学更需要创新教育为它注入活力,让它向更加正确、健康、文明的方向发展。当然,创新教育这一课题,也离不开语文教学这一庞大的载体,只有把创新教育巧妙地融入语文教学,并从某种程度上指导语文教学,才能推进语文教学整体改革,提高素质教育水平。 新课程理念论文:新课程理念下“情感—探究”教学 摘要:探究型课程1997年在上海二期课改中开始研究和实验,已取得辉煌的成绩,深受社会各界的欢迎。如今借我市新课程改革东风,笔者经过认真地学习和研究探究型教学法成功的经验之后,把它和初中思想政治课堂教学实践相结合,初步形成“情感—探究”课堂教学法。以情感体验为引导,探究型教学为核心,使之有机结合,相互作用,最终达到使学生获得一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以适合当前知识创新的要求。 关键词:情感体验 探究 构建主义 主观能动性 21世纪的我们已经认识到:知识是动态的而非静止的;是综合化的体系,而非封闭的、独立的;知识对事实概念等的描述而非绝对的真理;是认识的结果更是认识的过程;知识学习是无止境的,学习的关键不在于强制性地记忆大量的信息,而在于掌握获取知识的方法;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试图拥有所有的知识已经完全没有可能,怎样选择和获取知识比拥有它更重要……这一新的教学观念已经从教育理论家、教育领导干部的头脑里走向丰富、复杂的教育实践当中,为第一线的广大教育工作者所理解、应用、掌握、修正和发展。 那么怎么样才能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发展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学生们在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中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呢?这是我们作为一线教育工作者要面临的首要问题。我认为作为学习的主体——学生的探究性学习的兴趣是关键。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有6个目标,其中第4个目标就表明了这一观点:“改变课程实施过程中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指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提高学生探究性学习的积极性呢?我不得不又一次想起了那个古老的教学方式——情感体验法。在情感的体验方面,初中生比小学生具有更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他们不满足于教师或教材对一些事物的解释,喜欢追根溯源,标新立异,以一种他们自认为独到的眼光怀疑周围的事物,并从中得到快乐。许多科学家的事迹可能令他们兴奋不已,各种社会现象和宇宙奇观也可能使他们惊叹不止。针对中学生的这种情感特征,如果能通过情感体验法提高学生研究学习的积极性,教师再加以正确方式、方法的引导,我们不就能达到这个教学目标吗?于是,我就在课堂教学中作了以下几种情况下“情感—探究”教学的尝试: 一.杜威就曾指出:“思想、观念,不可能以观念的形式从一人传给另一人——只有当他亲身考虑问题的种种条件,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时,才算真正在思维。”因此,在学习过程中,教师既不能包干替代,也不能依靠说教或社会规范的灌输来影响学生,重在引导学生积极地自我探索。 第三册第七课第二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在课文导入时,我使用了书上的一个案例:7岁女童小于受到父母的厌恶和嫌弃,常被父母虐待,有一次被母亲赶到气温在零下30℃的村外冻达五个小时,被人救起送到医院才幸免于难。这个案例中有一个难点,就是我们的学生全部都生活在南方,不能体会零下30℃气温下的感觉,更不能理解对一个7岁小孩子来说,在那种环境下过完五个小时是怎样的困难。但是如果学生不能理解这点就不可能体验到小于被虐待时的情感,那就不能进一步使用探究法学习到《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的家庭保护的重要性。 针对这种情况,我对学生们说:“假设现在我们就在北方严寒的冬天里,外面寒风刺骨,我们都在房子里面,当然屋里都是有暖气的。这时教师打了一脸盆水洗手,洗完手,我把脸盆里的水倒到户外。”这时我停了几秒钟,又问学生:“请问我倒出去的是水,但那水到地上时怎么样了?”很多学生都说那当然还是水啦。但有一个同学想了一下举手说:“是不变成冰了?”我对那个学生表示赞同,说:“是啊,水一倒在地上就变成了一块,因为已经变成冰块了”。虽然我的说法有一点夸张,但学生们的一阵感叹之声,已经告诉我,我已经把学生带入情感之中了。 于是,我就开始让学生想想办法帮助小于。同学们纷纷出主意,有的说帮小于逃离这个黑暗的家庭,有的说带小于回到外祖父母那里生活,还有的说应该由政府出面批评这两个家长……在学生提出自己的看法之后,我又让大家评出哪个主意是最好的。讨论之后,大家都认为通过法律的手段解决是最好的。这样我们的教学目标就达到了。 这堂课我的设计就是:出示案例——体验情感——提升兴趣——探究方法——得出结论。应该说学生的探究的兴趣是提高了,也通过了讨论、辩论等方法进行了探究式学习,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因为课堂上开放式的教学使教学的时间难以控制,我在7个班级使用同一样方式上课,其中只在一个班能控制好时间,使自己在最后5分钟进行一个小总结,使教学内容上升到家庭保护的其它方面,而其他6个班都需要另一堂课来作一个小总结。所以在以后的同类课程上,教师把握好时间也是很重要的。 二.埃化·斯沃茨(Ellen swartz)曾指出,学校课程应该部分由教师和学生所面对的问题所构成。这些问题是他们在为获得公正和平等的生活而努力的过程中遇到的。在这样的情景中,作为探究者的学生成为问题引导课程的一个基本特征。这种课程力求促进学生对现实世界中影响他们的各种力量的批判和反思。为学生提供真实、可信的信息或资料,让学生联系到现实中的情感体验,以此引发学生主动去探究,最终上升到感知教学目标。 如在教到第五册第六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时,我就用两张报 纸作课文的导入。它们是2003年11月17日和2003年11月18日的两张乐清日报。17日乐清日报第一版上有一篇文章《粮油价格上涨传递了哪些信号》,18日乐清日报第二版上有一篇文章《连续报道,石油公司表示——缺油只是暂时 近期有望缓解》。 读完报纸后,我让学生们自由发表一下读后感。学生纷纷举手,有的说前几天妈妈说买菜时,肉价、米价都涨了不少;有的说爸爸说去买柴油发电,没想到要排队,而且还限量购买,一天最多只能买50升;还有的说自己亲眼见在加油站到排队买柴油的情形……因为这两件都是前不久刚发生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的“新鲜事”,既真实可信又能激发学生平时经历的情感体验。乘着学生们热情高涨之时,我让学生们结合两份报纸的内容分组讨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学生们畅所欲言,发表了很多不同的看法,最后还自发地谈到了石油公司限量供应柴油却不加价的问题,自然引到了下一课的内容“国家宏观调控”的问题。于是我顺水推舟,让学生们带着这个问题自己去看书、找资料解答。 这节课的可取之处是能够前后联系,由本堂课的教学内容而引出下一堂课的内容,过渡自然而顺畅。因为上课的班级学生本身的探究能力没有经过训练,而我事先也没有作充分的准备,所以虽然布置学生在课后使用探究方法解答问题,但第二堂课上我发现真正能自己作出解答的学生只是一小部分。由于初三我只有上一个班的课,没有再试一次的机会,所以只好以后继续探究弥补的方法。如果再上这内容时,我想可以设计一个“假如我是石油公司的经理,我会……”和“假如我是乐清市市长,我会……”的演讲,让学生在事先有准备的条件下发表意见,进行辩论,最后来个总结。 三.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给学生声形的全面接触,从而引出探究的教学目标。现代教育技术应用,通俗地说就是指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知识不仅是通过教师讲授得到的,更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其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充分利用各种学习资源(包括文字教材、音像资料、多媒体课件、软件工具以及从Internet上获取的各种教学信息等等),通过意义建构而获得的。我们提倡在教师指导下的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也就是说,既不忽视教师的指导作用,更要重视学习者的认知主体作用,教师是意义建构的帮助者、促进者,而不是知识的传授者与灌输者。学生是信息加工的主体,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而不是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器。我们强调学生自主学习、自主发现、自主探索,在老师帮助下,主动建构知识的意义,反对教师对学生的单向灌输,反对迷信书本,迷信权威;因而基于建构主义的新型教学模式最有利于培养形象思维、直觉思维、逻辑思维、辩证思维和发散思维。 以前没有多媒体教室时,我只能给学生讲述新闻、案例和其他事件。虽然我已尽力做到生动、具体,但总不能达到很好情感体验的效果。现在我们学校也配置了多媒体教室,我就能把自己录制下来的新闻、收集来的VCD、网上下载的图片、生动可爱又具有教育意义的FLAS1H作品等资料通过多媒体展现给学生看。以此激发探究的兴趣。 如讲到第三册第六课《依法保护环境》时,我就在多媒体教室里放映FLASH《逼上梁山》。这个FLASH作品反映了一只牛在环境污染前后的生活变化,最后只能被“逼上梁山”的故事。学生们观看了动漫之后,兴致十分高昂。很多同学都表示,环境污染不只是把牛逼上了梁山,同时也把我们人类自己逼上了“梁山”。于是我布置任务,让学生在自己的周围寻找有关环境污染方面的文章及资料,并分析环境污染形成的原因及探讨保护措施和意见。 环境问题在各种报刊杂志、电视、网络等各种媒体上资料非常多,而且学生自己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个案,所以搜集资料、探讨对策和建议时也比较容易。应该说这部分内容的课堂效果我认为是比较理想的,“情感—探究”教学模式在课堂上的应用是成功的。 四.让学生自编自演,在准备和表演的过程中学会合作和分享,在教室的小舞台上粉墨登场,进入剧中人物的情感世界,进而触发自己内心感性体验,引伸到对现实问题的理性思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四个“学会”,其中之一就是“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学会共处。“学会共处”除了对态度的要求外,至少包含两种能力要求,即与人交际的能力和与人沟通的能力。能够合作和分享已成为对人的素质要求的一部分。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一般都是老师面向集体的授课,注重个体对老师所讲内容的理解,很少有合作的机会。新课程改革后,这种新的教学模式渐渐地被我们所运用。 这个学期,我校教研组在初一年段开一堂思想政治公开课,选择的是第五课《正确看待自己 增强自尊自信》的第一框。全组共同备课时,大家提出了很多种方案。最终决定设置这样一堂公开课——才艺表演。老师是节目主持人,学生是演员。课上,学生们有独唱的,有表演舞蹈的,有吹口琴的,有演小品的,有当场表演粉笔素描的等等。老师充分肯定了他们的长处,让他们体验到成功喜悦。 最后评课时社政组的所有老师都表示这堂课是成功的,值得学习的。大家认为在这堂课中,学生的交际能力、合作能力和沟通能力都得到了培养,教师的精彩点评更使学生在游戏中提高了自我认识,了解了自尊自信的含义、特点以及自尊自信是个人成功的重要条件等比较抽象的概念,引导学生主动去思考自尊自信对人生的影响。 除此之外,法律方面的内容也可以让学生扮演法庭上的不同角色,体验一下判案的过程,也可以根据不同的内容组织学生进行辩论比赛、演小品、模仿电视节目中的“人生AB剧”、“讲述”、“实话实说”等形式的活动,在活动中让学生进行情感体验,进而引发理性探究。 总之,在新的历史时期,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是现代教育的基本要求,也是思想政治教学中的难点所在。为此,在教学中,我们尝试淡化纯理论的教学,强化情感教育,着重以活动课程的形式,以情感渗透的力量进行教学,建构成适应新课程理念下 “情感—探究” 式的课堂教学方式。 新课程理念论文:新课程理念下的班级管理的问题和方法 班级管理是班主任按照一定的原则与要求,采取适当的措施,带领全班学生对班级中的各种资源进行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以实现教育目标的组织活动过程。新课程教育理念下的班级管理又增添了新的特征元素,是学校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总体来说,新课程的最高宗旨和核心理念是“一切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发展”。因此,在新课程改革的实践中,如何更好地发挥班级体的教育作用,是每一个优秀班主任都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一、换位思考,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 可能有很多班主任认为,我辛辛苦苦为班级管理服务,一切为了让学生“好”,帮他们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可怎么就费力不讨好呢?为什么学生不理解老师的苦衷呢?学生都是有思想、有情感、有需求的独立个体,不可能任由教师安排。要想获得学生的认同与理解,班主任老师就必须换位思考,深入学生的心灵世界,去思考学生的情感需求与外在要求,做到尊重学生。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学生与外部世界接触的渠道更方便、更多,已能快速获取他们感兴趣的信息。作为班主任,我们应当多思考怎么样跟上时代的步伐,考虑用什么样的管理语言与管理手段与学生交流。开展一些符合学生兴趣的班集体活动,把学生从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拉回到现实的班集体中来,使学生把班集体当作自己的家,当作自己心灵和情感的港湾。一切为每一个孩子的发展,换位思考,去理解和接受这些孩子,鼓励和帮助他们获得进步,将会是我们工作的最大收获。 二、用平等和爱唤起学生的潜能 在班级管理中,忌讳的是教师高高在上地命令,学生在下面熟视无睹,即使表面遵从,内心也在反抗。新课程理念倡导教育民主化,学生与教师平等对话。班主任的重要职责从以前的命令转变为了帮助学生开启心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种平等的对话关系,有益于促进师生敞开心扉,缩短心理距离,彼此理解与认同。而爱是教育的重要手段,一切成功的教育,究其根源,皆出于爱心。班级管理工作中一条重要的方法就是关爱学生。班主任拥有了爱心才能全身心扑在班级工作上任劳任怨,学生获得了教师的爱与关心就能激起心底的感激与希望。关心学生教师就要把学生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无论是学习还是思想方面,都要关心。或许有些学生会犯错误,但若这些学生本质是不愿意这样出错的,也后悔自己做错事情了,班主任了解到了学生的这些心理变化,就不需要对学生做出过多的指责与批评,而要用宽容与信任来帮助他们度过难关,让他们自己克服和改正自己的缺点与错误,必须要给予他们战胜困难的鼓励与帮助,用爱去激发学生心底内在的潜能,帮助他们成长。 三、营造集体团结互助的氛围 班集体与学生的学习生活联系最为密切,一个优秀的班级体必定是和谐、团结、友爱、互助的大家庭。作为班主任要以营造集体团结互助氛围为首要重任,抓好班级建设。首先,班主任要把班级看作是一个大家庭,自己是其中的家长,亲切的语气、和蔼的眼神能让学生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为此,班主任平时平时应多注意学生的喜好,和学生多聊一聊他们感兴趣的话题,打开学生的话匣子,促进师生间理解与沟通;在学生生病的时候,班主任要多关心问候;在学生生日的时候,班主任要及时送去生日的祝福;在学生遇到困难的时候,班主任发动全班同学伸出援助之手。其次鼓励学生之间多交流沟通,化解一些误会与矛盾,促使同学间互相帮助。另外,班级的集体荣誉感是班集体团结的催化剂。班主任应多开展班级活动,鼓励学生参加。班级活动的开展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集体观念,增强班集体的教育功能。 四、利用科学评价来促进班级管理 新课程理念下的教育评价来自多方面:有班主任对学生的评价、学生对班主任的评价,还有学生之间的评价和学生的自我评价。学生间存在个体差异,班主任对学生的评价不能一概而论,在综合分析学生的全面素质,做出公正评价;学生对教师的评价是对教师工作效果的总结与反馈,能帮助教师发现存在的问题,促进师生之间的和谐;学生之间的评价也是十分有意义的,在班集体中,学生之间更加了解与熟悉彼此,学生之间的评价往往十分准确。而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学生的和谐、全面的发展,我们要用好新课程理念下的科学评价方式,积极有效地进行评价,以促使学生全面发展的动力。 五、积极探索新的班级管理模式 新时代背景下的中学教育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比如说留守学生的出现,他们的心理障碍、生活困难、安全问题等,都是班主任管理工作的难点。外面世界的诱惑:电脑、网吧、游戏厅在腐蚀我们学生的心灵;早恋、网恋现象等让我们防不胜防。在这种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我们要积极探索新的班级管理模式,来应对这些的困难。新的班级管理模式思想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学习与借鉴一些优秀学校优秀班级管理的经验;第二,反复思量,用心揣摩符合自己学校学生状况的班级管理方案;第三,教师提高认识,多进修、多学习,充实自己的知识水平,多锻炼自己的实际管理能力。 六、小结 班级管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需要等方面的支持。在班级管理中,班主任要不断锤炼、提高自我素质和管理水平,掌握正确的管理思路和管理方法,与学生进行心灵的沟通,去探索学生的情感世界,去帮助学生发现问题、找到问题、解决问题,完善与发展自我,从而为学生未来形成健康、完善的人格做出努力,这就是新课程理念下班级管理的最终目标。 新课程理念论文:新课程理念与运用语文多媒体手段进行教学的几点思考 新课程理念与运用语文多媒体手段进行教学的几点思考 随着电脑几多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小学语文课的教学改革提供了良好的手段。新课程的核心理念是“一切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而语文新课程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它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政治性,语文课程通过运用中国语文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从而达到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第二是实践性,语文课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应该通过实践锻炼的环节提高学生的素养;第三是综合性,语文课程通过综合知识的运用,提高学生主动探究、团结合作勇于创新的精神。而多媒体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工具,恰恰具备了帮助实现新课程理念的作用。运用多媒体手段进行小学语文教学,能够使教学活动更加生动、逼真、活泼,有助于学生的智力开发和思维能力的培养。因此,运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是小学语文课程改革的方向。但是,在运用多媒体技术进行小学课程的教学中,要充分发挥多媒体手段的优势,较好地实现语文课程理念的教学目的,必须注意处理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要正确处理好教学目的与教学手段的关系,始终把教学目的放在首要位置,让多媒体技术为教学目的服务。新课程理念要求的教学目的是通过学生的学习,使学生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具备创新精神、合作精神和开放的视野。应该看到,我们运用多媒体技术进行语文课的教学,其主要目的是通过运用多媒体的方法,开发学生智力,培养学生思维能力,从而达到语文课程的教学目的。因此,运用多媒体手段进行教学,必须始终围绕新课程的教学目标。但在实际工作中,一些老师使用多媒体技术不适当,虽然花了许多工夫,但教学效果并不明显。在这个问题上,一是要把教学目的作为一条主线,始终贯穿于多媒体教学的始终,让手段为目的服务,如果对实现教学目的帮助不大或不太一致的方面,不管技术如何精湛,手段如何美妙,都要忍痛割爱;要对多媒体手段进行选择,根据需要进行运用。多媒体手段有多种,有动画,有声音,可以运用影像,也可以运用模拟,在一堂具体的课程中,应该运用哪种手段,哪些手段多些,哪些手段少些,哪些手段先用,哪些手段后用,都要根据内容的需要,以服务教学目的为标准。只有紧紧围绕教学目的运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才能到达教学目的,真正发挥多媒体教学的作用。 第二、要正确处理教师讲授与多媒体演示的关系,以学生的自我发展为中心,通过多媒体教学促进学生的智能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我认为,在教学过程中,多媒体教学有它独到之处,这既能够培养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也有利于营造创新的氛围,对教师授课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但是,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不能忘记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学习方式。必须把多媒体教学与教师的讲授有机结合起来,让机器为人服务。在教学过程中之所以不能忽视教师的主导作用,一是因为教学过程是一个教师和学生相互交流的过程,通过教学活动,教师不仅可以把知识传授给学生,而且会通过自身的人格力量影响学生,促进学生的道德品质和综合素质的提高。这个作用是计算机及其多媒体手段不能替代的;二是多媒体的运用本身离不开人的操作,无论是教学设计、软件制作或教学演示。教师在运用多媒体手段时,不能忘记教师在运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新课程教学中的主导地位。 第三、要处理好教学过程中生技能性发展和品德性修养的关系,把教学的目标放在培养又红又专的合格接班人上。多媒体教学对培养又红又专的合格接班人无疑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多媒体提供的全方位、超前性的理念深深影响着学生的成长。我们现在意义上的专,不仅仅是以前所说的专,而是具有现代意识、现代科学知识、现代技能的体现。在运用多媒体教学上,对培养合格人才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种合格人才的根本在于政治上的合格。多媒体能够在发挥积极的作用。比如可以通过多媒体先进的技术,在语文教学中充分展示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从而达到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因此我们在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进行新语文教学中,必须在注意技能性发展的同时培养学生的良好的思想品德。 总之,要实现新课程、尤其是语文课程的教学目的,要积极运用多媒体的现代科学知识,达到培养学生自主性、开拓性、综合性全面发展的目的。 新课程理念论文:以新课程理念 更好的激活美术教学 美术教育家尹少淳说过:美术是最具有人性意味和最具综合性质的人类活动之一。儿童与生俱来就热爱艺术,这种活动在他们对世界还只有淡淡认识的时候就开始了涂鸦和歌舞。一个发育正常的孩子,无论出生怎样的环境,最初的涂鸦都可以带给他们无比的快乐。新的基础教育理念要求课堂焕发出师生的生命活力, 如何使学生在每一堂课中兴趣盎然, 通过美术教学活动去唤醒他们对生活的感受,引导他们用基础的艺术形式去表现他们内心的情感,陶冶情操,提高审美能力,达到认识、操作、情感、创造的整合,值得我们每一位美术教师去研究与探索。为此笔者进行了一些探索与实践,其主要特征为开放、沟通、合作。 一、开放 教育家杜威说:教育即生活。 教育家陶行知说:为了生活。 现代教育的标志之一是教育终身化,美术课堂教学应贴近学生活,开放学生美术活动的空间,拓宽学生的思维领域。让学生真正领会美源于生活,并学会在生活中发现美、创造美。 1、 开放命题形式。 命题创作首先必须限定一个题目,然后围绕题进行美术创作。难度太大或脱离生活的命题往往会使学生感到茫然而不知所措。适当改变传统的由教材、教师命题的方法,把命题的主动权交还给学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教学时,可以根据教材内容教师出“母题”,再由学生出“子题”:如苏教版第3册“夏日印象”一课,教师可以以“我与暑假生活”为主题展开讨论,启发学生回忆假日趣事后自由拟题,于是作业时“神奇之旅”、“我和鱼儿一起游”、“我买的大西瓜”等等,一大批各具情趣的命题拓展了学生的思维,很好的激发了他们创新的欲望。 又如“梦中的另一个我”一课教学时,学生在自由出题时更是如鱼得水,“10年后的电脑专家”、“名模—我的梦想”“2008的超级拉拉队”等别有情趣的命题跃然眼前;纸版画、剪贴画、泥塑等作品形式多样、独具创意。 2、开放题材形式 新课程标准中指出美术教育在小学阶段主要是引导学生参与各种美术活动,尝试各种工具和制作过程,丰富视觉、触觉和审美经验,体验美术活动的乐趣。在教学时,不再一味拘泥于教材规定的题材作为教学内容,题材的形式界限可模糊些,形式的表现留给学生自由的空间。在题材、形式表现上营造较为宽松的氛围,能促进学生乐于参与美术活动。。 例如在部分设计制作课单元,可以激发学生从自己身边感兴趣的做起,如“给自己最喜欢看的一部电影画一张宣传画”、“找一找自己最喜欢的玩具或日用品,然后把不满意的地方改变以下,重新设计并画出来”。这些形式比起美术课本里的纹样设计、二方连续设计等有趣的多。在制作新年贺卡时可以让学生运用刮色、涂蜡、撒盐、吹色、压印等技法,是学生在变化莫测的游戏中,达到兴奋点。 3、开放教学内容。 教师要开放课堂活动空间,引导学生走向自然、走向社会,投身于五彩缤纷、五 光十色的校外生活,把公园、田野、村庄等作为学习美术的大课堂,在大自然中学美术,感受生活中的红、黄、蓝。如写生课不妨带学生装去热闹的街心公园、农贸市场去观察生活中千姿百态的人物特征;手工制作课不妨带领学生去放飞风筝,去迎风玩一玩小风车,用制作的彩练、挂饰。窗花美化周围的环境;结合欣赏课,可组织学生参观一个画展,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用美术课上所学的美术知识指导欣赏活动。 4、开放教学程序 大胆突破从低—中—高年级的年级界限,采用有序、无序的教与学有机结合,互补共存。例如在低年级可以大胆引导学生观察透视和空间现象,培养他们的空间知觉感;可以灵活结合教学引导学生感受光与色彩的关系、色彩的情感与冷暖等;引导学生尝试大胆用水粉颜料表现变化的笔触和变化的色彩。学生同样感到新奇而快乐,作业效果也会令人吃惊:太阳火红的骄艳、彩虹的七色眩目……。 5、开放评价标准 李吉林老师认为“老师肯定——学生满足,树立自信心、自尊感——需要学习——再肯定、再满足——渴望学习更新的有难度的东西。”美术教学评价是美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全面的美术教学评价不仅帮助教师掌握学生心智及创造力的成长情况,及时给予学生启发和帮助;而且使教师明确学生表现自我时的需要并给与激励和支持。 在教学评价时改变传统用“一个标准”去套学生画的内容、形式,作品评价不作硬性统一,因人而异,实行学生自评、互评,体现主体地位。教师点评时语言要幽默、精彩、风趣,让学生把你的点评听进心里去。在优秀作业上写 “心灵手巧”、“魔幻色彩”、“独具匠心”等给学生成功的喜悦;在表现一般的作业上写上“别泄气”、“慢慢来”、 “相信下一张会很精彩”等激励性语言,相信学生的内在潜能,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开放的导向、激励、反馈、调节作用。 二、沟通 1.学科间的渗透和融合,是现代课和改革的趋势,美术课也要打破与其它学科之间的壁垒,突破学科界限,统整学生的知识,把美术与相关的学科如音乐、语文、自然、历史等学科结合起来,充分体现学习过程的多元化,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方式和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得到全面的发展。 例如对历史知识的了解可以让学生更深刻地欣赏美术名作;借助语言文字的描述可以激发学生丰富的想象能力;对音乐、舞蹈的欣赏可以使画面充满韵律感。在教学中可以巧妙利用美术与语文学科联系:进行故事插画、日记画、诗配画……;与音乐学科联系:制作会跳舞的小纸人、线的交响乐……;与自然学科联系:表现有趣的昆虫、我和动物朋友……,这一堂堂与其他学科沟通、联系的教学内容,是学科间知识相互渗透、转换的一种有机结合,更是美术教学内容更新的一种好方法。 2.沟通课堂与课外,校内和校外的联系。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不要让学校的大门把儿童的意识跟周围世界隔绝开来,这一点多么重要,我竭尽努力,使在童年时期的所有年份里,都让周围世界、自然界不断地以鲜明的形象、画面、知觉和表像来滋养学生的意识。” 如在第十一册创作画《家园》一课学习时,课前让学生收集、阅读我们的家乡——溧阳的历史变化、风土人情,并运用作文的方法描写自已的家园。课上再结合欣赏有关表现家园的作品、诗歌、音乐,最后让学生带着一份美好的情感来表现自已的家园,他们的收获不仅仅是表现在画了一张好的绘画作品中。 此外还要尽量为学生多提供表现的机会,如在学校定期举行手抄小报、校园美术节等活动;让学生积极参与“热点话题”:如“我们周围的环保”、“我与e网”、“新世纪畅想”等,促进学生学会观察、学会发现、学会思考,主动参与,让学生有内容可画,有感而发。 三、合作 孔子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合作的教学过程是教与学统一的相互影响、相互依靠、共同激励、竞争提高的过程。教学组织形式采用“同桌合作”、“前后四人合作”,以及“男女生合作”的形式,加强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交叉活动的自由空间,允许窃窃私语,允许寻求教师、同学帮助。 因为我们常会发现这样一些情况:有的同学想象力很丰富,但动手能力较差;有的同学制作精细,但思路狭窄,如果让这两者有机结合,取长补短,则是最佳的组合了。即使两者水平相当,在合作中也能得到启发,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 同时有些活动题材、内容,需要搜集大量的材料,可组织以小组为单位完成。如“插花”、“版面设计”、“画脸”等创作,可以以小组为单位合作收集材料:你准备花泥我准备鲜花,我们一起来完成一束艺术插花;尝试四个人合作设计一块别致的版面;相互给对方装饰一个有趣的脸面等。在愉快的合作氛围中,在友情浓郁的氛围中,消除表现的顾虑,快乐主动参与学习的过程,给学生带来愉悦的审美情趣,使每个学生都体会到集体的智慧胜过于个人,从而培养学生团结互助、合作的好品德。这样一来,作业的时间相对缩短,作业的质量却提高了,何乐而不为? 没有教师心灵的参与,课堂就会像没有雨水的春日,燥寒而缺少滋润;没有教育实践的参与,教育研究就会像行将干涸的一潭秋水,沉闷而无活力。把美术教育的艺术与生命艺术合二为一,将是我们21世纪每个美术教师的毕生追求! 新课程理念论文:新课程理念下个性作文教学的尝试 写作教学是初中语文中极其重要的环节,作文成绩的好坏往往决定着一个考生语文成绩的高低。在传统的写作教学中,一般都由教师命题框死文体,规定写法,限定字数等,这样纠缠于“体”“套”的“过关”,让学生写作时战战兢兢,担心离题,担心字数太少或太多,担心文体错乱……这无疑是对学生写作的束缚,从根本上背离了写作内在的“自由创造”规律,造成许多学生怕上写作课,怕写作文,因而感到写作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新课程标准对写作教学要求:应贴近学生实际,让学生易于动笔,乐于表达,应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热爱生活,表达真情实感。 新课程把教学过程看成是师生交往、积极互动、共同发展的过程,写作教学也是如此。为更好地贯彻新课程理念,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或杂记评议,或托物言志,或借景抒情,自然为文,在渗透中感悟,在感悟中提高。这就要求教师必须明确学生是写作的主体,把学生置于主动者的位置,提倡学生写个性化的作文。 个性是文章的灵魂。从宏观上看,写作的思维的完善与能力的提高,是个性不断发展的过程;从微观上看,写作是用自己的语言表情达意,写作过程中的选材、谋篇、布局、立意、修改无一不是个体的主观行为,呈现出个体的差异与色彩。因此,写作是作者主观情感的抒发,是个性化的精神劳动。好的文章往往是因为涂沫了个性化的色彩,才有了与众不同与感人至深的力量。所以个性是文章的真正价值这所在。有了个性,文章便会闪耀出创新的光辉。那么,如何培养学生的作文个性呢?现联系本人的教学实际谈几点肤浅的认识。 一、 培养学生感悟生活的能力 生活丰富多彩,包罗万象,处处是可写的景、可叙的事、可抒的情。平时学生写作文之所以常常三言两语,无话可说,归根到底是因为学生对自然环境缺乏观察,对人更缺少观察,甚至对家人、老师和同学都缺乏观察。有一回布置学生写《我的老师》,在学生的笔下的教师大都是中等身体,不胖不瘦,不高不矮,都是满面笑容、和蔼可亲……针对这个问题,评讲作文时,我先把外貌描写几乎相同的作文读一读,然后说,这里有的是写语文老师,有的是写数学老师、英语老师,最后问学生三位任科老师(形态各异)是否是三胞胎?全班同学哄堂大笑。此时,学生才意识到,因缺少认真的观察,连老师的外貌也不大清楚。 为此,我启发学生写人物之前一定要仔细观察,这样才能写出人物的个性特点。例如,三位教师平时的穿着打扮是否相同?他们三人外貌上有没有独特之处?他们在年龄、性格上是否存在差异?同时我要求学生先用一周的时间观察语、数、外三位科任老师,看看他们上课时的姿态动作是否一样,她们对不做作业或作业马虎的学生、对扰乱课堂纪律的学生的处理是否一样,还可观察他们在课余做些什么,这样有了范围,既引起了学生观察的兴趣,又使学生观察起来具体容易得多。一周后,再写同题作文,学生觉得这次的作文好写了,有东西写了,写出的人物不再是三胞胎,或多或少都能抓住每位老师的特点,写出的老师都有了个性,再读学生作文时,同学们都能异口同声地准确地说出文中写的是哪位老师。 受这次作文的启发,我再引导学生观察周围的景物, 一天四趟观察家庭——学校沿途的环境、景物有什么不同之处,每天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发生。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再让学生写“上学路上”这一话题作文时,“千地一景”的情况消失了,所叙的事也具体、详尽多了。许多学生还通过上学途中见到的小事,表达自己的独特的感受与见解。后来,我还要求学生在耳闻目睹时只要有所感,有所思,都可以写成一篇作文。写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议自己感兴趣的事,这样,写起来、议起来就会有一定的深度。“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有意识地从五彩缤纷的生活中获得丰富的感性知识,学会用理性艺术的眼光看待生活,于平凡中寻觅伟大,透过现象看清本质,使那些美好的景物、事物、人物、情感化作具体生动的材料,如汩汩清泉从心中流出,任自己汲取。这时再写作文,大家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个个跃跃欲试,一吐为快,兴趣是学习的最好刺激,趣味给学生带来了“乐写”,这样写作文你还会觉得枯燥吗?写出的作文能没有个性吗? 总之,作文就是生活,只要平常细心观察,做生活的有心人,就会发现自己的身边还是有许多可写之事,发现身边美景处处。就能很好表达自己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独特感受和真切体验。这样学生才真正领悟到生活的真谛,作文品位才得以提升,写出的作文才有独到的见解,这样的作文才会呈现出个性化的色彩。 二、培养学生多角度思维的能力 应试作文具有强烈的竞争性。在立意上,只有将笔锋触及别人尚未写到的新人新事新问题,表达出自己的独到的观察发现和认识感受,写出新意,才能取得意高文胜的效果。但大多数人在考场上因情绪紧张,一时想不出新的素材,这就要求能够巧于构思,让旧素材表达出别人未能表达的新意来,这存在一个选择角度问题。比如拿到一个苹果,别人都习惯于竖着切分,你若能独出心裁横着切,结果切分出来的横断面就与别人切分的截然不同,你就可能从中观察到别人观察不到的东西。作文也当如此,“横看成岭侧成峰”,变换一个角度,或许就能化腐朽为神奇。再如“东施效颦”这个成语,多少年来人们习惯于解释为“只知胡乱模仿结果适得其反”。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去认识,如从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的角度切入,或许就会有新的发现:⑴人人都有爱美的愿望,无论长相美丑,都有追求美的权力,东施效颦无可非议。⑵东施效颦的丑是先天不足,其追求美的后天努力精神可嘉,尽管她的“效颦”是不成功的,但谁又是天生的成功者呢?这样,文章的新意不就出来了吗? 三、 养学生的个性 赞可夫认为,作文的根本目的是主观意识的培养。作文既培养个性,又负载个性。反过来,人的个性又制约着作文的个性。有的学生自卑感很强,怕写作文,在指导写作过程中,就要降低难度,从小文章小事情练起——写一个事例、一个场景、一个片断、不求面面俱到,以培养学生兴趣为主,激励学生克服写作中的困难,消除畏难情绪,培养他的自信心。这样,有了良好的个性,学生的内心就会像大自然一样有无穷无尽的变化,他们就会用自己的目光去看世界,用自己的心灵去感悟生活,就能把大千世界与个人的情感交融在一起,就能理智地调节自己的情感,写出的作文也就有了个性。 四、 让学生参与作文讲评,尝试“发表式”作文讲评作文写完后还要有一个更重要的环节,就是评讲。评讲不得法,容易使学生失去写作的动力。新课程标准指出:引导学生在自我修改和相互修改中提高写作能力。因此,要让学生从讲评课上的“局外人”角色,转变为让所有学生参与作文讲评的全过程。要尽可能让所有学生作文中的闪光点都有亮相的机会,还要让所有学生都有发表对别人作文独到见解的机会。由此除了让学生自评作文外,还要求学生互评。 学生互评作文具有如下优势:⑴评改及时,学生兴趣浓厚;⑵扩大学生的阅读面;⑶起到相互借鉴、相互启发的作用;⑷解放教师,使教师有更多的时间指导写作。 互评作文前,教师应把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每组4人为宜),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⑴改,修改错别字,修改运用不准确的词语,修改病句;⑵画,用波浪线画出美词佳句;⑶评,写评语,谈自己阅读此文后的感受;⑷传,个人批改完成后,作文本在小组内交换传阅;⑸荐,推荐佳作。 在互评中把握一点,凡是学生自己能解决的问题,尽量让学生通过讨论解决。最后,再根据本次作文情况,在原作文基础上再写一篇或一个片断。让学生尝到成功的喜悦,激发他们写作的浓厚兴趣。 要迅速提高学生的作文水平,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作为初中语文教师,要转变观念,以新课程理念为指导,从平时教学的点滴入手,一步一个脚印,通过每次作文,既要提高学生的鉴赏力,又要维持学生持久的写作热情,使他们并不感到“学海无涯”的苦,而是时刻体味着“书山有路”的乐,更有利于创新能力的培养,使其写出大量有个性有品位的文章。 新课程理念论文:对新课程理念的主体式教学实现方式研究 现下历史教学要适应新课程改革的指针,就应主要在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三方面加以探索。 一、更新理念、注重学生的非智力因素 培养学生的良好的非智力因素。智力因素决定一个人能不能干,而非智力因素不仅决定一个人肯不肯干,决定着他是以积极的方式应对还是以消极的方式逃避,中国古代有句名言,“非不能也,是不为也”要让学生自己想学,积极主动地学习,以顽强的意志攀登科学的高峰,就必须从美入手,从情入手,用具体的、鲜明的美的形象去感染他,以真情实感去打动他。诚如着名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所说:“我一千次地确信:没有一条富有诗意的、感人的和审美的清泉,就不可能有学生全面的智力发展。” 鼓励学生大胆质疑,提出与众不同的见解,敢于创新。对现成的科学理论和传统观点提出质疑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需要,只有如此,才能创造出新颖、超常成果。历史的思维就是是非判断的思维,忆往思今的思考,试想,如果我们对已有的理论和成果不加任何质疑地全盘接受,人类将永远不能以史为鉴,或多走弯路,或停滞不前。历史教学中,教师就应鼓励学生提出与众不同的见解。有学生从人才的角度分析隋灭唐兴的原因,他说:隋炀帝由于心胸狭窄、不容贤才加速了隋朝灭亡。唐太宗则认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吸取隋亡教训,并重视人才,唐初之所以会出现“贞观之治”是与唐太宗爱护人才、善于用人密不可分的。该生的这种探索精神是非常大胆而可贵的。在指导学生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应引导他们善于发现问题,提出疑问,求得解决,这样才能进步。从思想上引导学生,使其正确地认识到任何学者、权威都不可能穷尽真理之长河,任何人都有发现新知识的可能,树立敢于“班门弄斧”、“异想天开”的思想。创新是鼓励学生大胆独立思考,敢于标新立异,这是培养学生创造能力的重要环节。在教学上要发扬民主,为独立思考创造条件。现代教育强调学生的主体性,让学生变被动接受为主动探索知识。 二、改变传统教学模式 传统的教学模式单一,甚至会压抑学生的个性,影响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发展,使本来对历史有浓厚兴趣的学生离历史越来越远,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对于学生的积极性调动很不够。所以要打破传统的以教师为核心的包办教学模式,从实际出发,根据不同的教材内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尤其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的体现,充分地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学生主动地接受,有目的的吸收。通过启发教会学生分析历史人物、事件的立场、观点,引导学生去掌握良好的学习方法,从而使学生更好地去掌握知识、运用知识。以当前教学实际为依据,力求知识与能力并重,老师通过有计划、有目的从基础知识结构的掌握、解题技能的培养到研究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对学生学习进行系统的指导。学生自主探究,团结协作,在此基础上突出个性和创新,通过师生的教学互动,达到共同提高。 三、采用多种教学方法、提倡“问题教学法” 传统的历史课堂教学,以教师为中心,以课本为中心,以学科体系为中心。对学生主体性关注不够。我们要在教学中多用“问题教学法”,学生在预习史实材料的基础上提出问题,教师将问题进行整理、筛选,然后针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再通过课堂分组讨论或师生的共同探讨或是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自己查找资料,达到释疑的一种崭新的教学模式。“问题教学法”以学生为本,以学生的发展为教学出发点,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让学生通过自我发现去激发智慧潜能,培养其强有力的内在学习的动机,即把作为人的本质创造精神引发出来。 历史学科和其他学科相比,过去性是其鲜明的个性特征,凡是历史都是过去已发生过的事情,都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会重演,因而具有不可逆转的特点;在中学的教科书中,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都已经做出了结论。这就要求学生要在识记的基础上,通过前后联系,横纵比较,演绎,归纳,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去思考问题,从各个方案、各种途径去寻求答案,从而产生自己新的观念、设想和理论。实行“问题教学法”,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和问题,有的放矢的处理教材、设计教学过程、设计问题,使课堂教育更有针对性,比如在学习“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经济政策:‘重农抑商’政策”时,可以从政策起源,根本原因,目的,作用(积极,消极)等四方面理清思路。一定程度上解决教与学的矛盾,同时缓解教学内容过多、课时偏紧的压力;随着时代的进步,课堂教学应给学生提供质疑的环境,就像先前所举帝王个人品质对国家兴废的作用,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使课堂教学带有开放性和探索性,培养了学生的探索精神,历史课堂更生动有效。 从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三方面入手变更传统历史教学,学生亲历探究过程,迂回失败,成功兴奋,更有利于他们感受和体验问题的实质,教师从传播知识转为指导学生发现问题,提供学习的建议,教会学生面对众多的信息,进行选择和认知历史的途径。师生在教学过程中和谐融洽,课堂效率在此基础上大为提高,学生对历史知识从被迫接受转变为主动吸收,以史为鉴,明人之智,学习历史的意义才能真正得到实现。 新课程理念论文:新课程理念在高中地理课堂教学中的构建 地理作为高中阶段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其新教材编排中兼涉文理各科,横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学科领域。在承担地理学科知识教育任务的同时,还兼有对学生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任。新课程改革体现了从“知识为本”到“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的转变,如何在地理课堂教学中凸现新课程理念,提高教学质量并对其进行有效地评价,是当前新课程改革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把握高中地理教材的内在结构 高中地理新教材的内在结构需要教师从微观上系统把握。从理论的重要性来分析,只有理清教材内在结构脉络,理解了教材编写者的思想和意图,教学中方能做到前后照应,避免各课各单元相互割裂。从实践的重要性来看,地理科学的实证性要求我们必须关注社会现实。新教材体系中既有最新科技成果介绍,又有大量与人类生活实际密切相关的事例和问题。教师必须注重自己的日常知识积累,通过各种媒体有意识地积累相关信息,将地理知识的学习与认识、分析、解决现实问题有机结合起来。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课程”被理解为规范化的教学内容。这就意味着“课程”只是政府和专家关注的事,教师无权也无须思考课程问题,教师的任务是“上传下达”,从而导致教学的过程就是有效地传递和执行课程内容的过程。更为严重的是忽略了学生这一学习的主体,导致学生产生厌学情绪。新课程要求学生“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学习对终生发展有用的地理”,这种变化实际上淡化了过去过于强调的知识的系统性、准确性和权威性,同时注重了知识的主观性、发展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课程就不只是“文本课程”(由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科书等组成),而更是“体验课程”(能被教师和学生实实在在体验到、领悟到、思考到的课程)。这就意味着,课程的内容及意义在本质上并不是对所有教师和学生相同的,在特定的教育情境种,每一位教师与学生对给定的课程内容都有自己的理解,对给定课程内容的意义都有自己的解读。这就要求教师从“以学生发展为本”教学理念出发,对所有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重组或改革,以期在教学过程种使教师教的内容能不断转化为适合学生学习,有利于学生发展的活化的学习内容,从而教与学的内容不断进行变革和创新,焕发出生命的活力,以满足学生成长和发展的需要。 值得关注的是,地理教育中“潜在课程”具有极高的开发价值。“潜在课程”一般是指通过学校物质的、文化的和社会的教育环境来传递给学生的地理经验。教材将资源开发、生态保护、社会经济差异、砍伐森林、荒漠化、气候变化、大气污染、水污染、臭氧层破坏等一系列关系到人类和地球未来的重大问题渗透到各章节中,让地理教师根据实际情况来开发。例如,教师可根据教材来挖掘地理“潜在课程”的活动,如“厄尔尼诺的形成及影响”、“水污染治理讲座”、“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等等活动形式,通过各项活动使学生的素养得到提高。 二、从知识点的学科关联性上来发挥学生的主体性 “以学生发展为本”强调课堂教学的本质是教师组织学生学习,教师在课堂上要营造适合每位学习者的情境,从以教材为主走向学生发展为主,从统一走向分散,从以讲授为主走向以指导学习、回答疑问,上课不再仅仅是传授知识,而是师生一起分享理想、体验生命的价值和自我实现的过程,这使得教师的角色从传统的知识传授者变为学生学习和发展的组织者、促进者和指导者。 地理教师通过最优的现代课堂教学设计和有效的课堂教学活动,使每个学生的各种潜能都能得到有效的开发,以及每个学生都能获得最有效的发展,实现教学与发展的真正统一。地理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体现下列下四种要求:①面向全体学生。无论是“优等生”还是“后进生”,都应受到关爱;②面向学生的全面发展。关注的不只是学生对“基础知识与基础技能”即“双基”的理解和掌握,还有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发展和提升;③面向学生的个性发展,而不应一种一种统一规格的模式发展;④面向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这种发展观还应当是在自己原有基础上的一种可持续发展,这种发展与学生以后的成长(或终身学习)有着共同的外延,其效果应逐渐在学生以后的成长过程中显现。 三、从评价方式体现对学生的人文关怀 教学效果评价指教学活动中按照一定的标准或预期的目标,对受教育者的发展变化及构成的诸要素进行的价值判断,它是教学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但在传统的地理教学评价中,常依据考查、考试成绩的相对高低来评价每个学生的学习效果。因为考查、考试的内容有限而且较为固定、呆板,学生们对这些内容的掌握程度不同,自然就有高分和低分,在竞争中就存在成功者和失败者。这种评价方式中,对成功者是一种激励,但对失败者无疑是一种沉重的打击。教师对学生的评价要体现出对学生的人文关怀,就必须不采用统一的评价标准,不能把优、差生放在一起进行相互比较评价,因为不同基础的学生,在进行了相同时间、相同待遇的教学过程后,不可能达到相同的知识水平。地理教学的评价应该因人而异,根据学生各自的情况进行“个人比较”评价,即进步的评价。现代地理教学所追求的效果和价值,并不是地理课本知识掌握的牢不牢,而是要看不同的学生才能的发展变化,只有学生才能的发展变化,才可以体现学生个体的发展。这种评价方式给学生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另外对学生才能的评价还应是多视角的,不仅要关注学生智力的发展,还要关注学生实践能力的发展,要从学生实际表现的不同阶段进行评价;要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评价等等。从不同角度评价,就会发现每一个学生都具有优点和成长的潜力,而且这些优点和潜力会在教师的正确引导之下,逐渐显现出来,是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可造之人,那么所有的学生在学习和发展中都能顺利成长、成才。 四、从重难点问题的典型性上去掌握学习的规律 重点难点问题是在理论知识的学习和运用中产生的。理论知识包括理论性知识和叙述性知识两类。一般来说理论性知识是指那些概念、成因、规律、特点等,这些都是每课的重点或难点,理所当然要向学生讲明说透,使他们牢牢地掌握。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接受能力是理论知识学习的重要基础。由此,学习方 法的运用显得至关重要,重点难点问题的归纳与总结要注重典型性和规律性。例如:在讲地球自转的地理意义时,“物体水平运动的方向产生偏向。在北半球向右偏,南半球向左偏”,往往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总是记混淆。为了使每个学生都能清楚地记住,我利用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词语“男左女右”,谐音为“南左北右”。又例如:在“1月、7月气温的水平分布图”上,北半球,1月份大陆上的等温线向南(低纬)凸出,海洋上则向北(高纬)突出;7月份正好相反。这一问题是历届高中生掌握的难点。在教会学生如何推理出规律后,仍然有很多学生在实际做题中出现方向上的错误。我在上课时使用了比较易懂的比喻:由于海陆热力性质的差异,每到冬季,大陆气温总比同纬度的海洋低,那里的等温线就会向赤道方向靠近,好像是“取暖”;而此时的海洋,略比大陆温暖些,因此,等温线会向极地靠近,好像是“乘凉”(无论南、北半球均可用)。这正好符合了北半球1月份大陆等温线向南(低纬)突出,海洋上则向北(高纬)凸出;同样,夏季的大陆气温比同纬度的海洋高,大陆上的等温线向极地凸出,好像去“乘凉”,而海洋的等温线则向赤道凸出,好像去“取暖”。自从用了这个比喻以后,无论在考试多么紧张的情况下,一般都没有错误出现。 五、从改善地理课堂教学环境去激发学生的兴趣 心理学家勒温认为人的行为是个体素质与环境的函数。·每个人都在环境和自我素质两大变量影响下,从事自己的社会实践。当一个人个体素质为相对定数时,环境对一个人创造力的开发或在创造性活动中的表现和收获是一个促进和制约作用。 新课程的地理课堂教学可以是:①创设情境,促使学生积极开展开放思维(方向多种多样变化的思维)。教师经常从不同角度向学生提问,启发学生从不同的方面来思考问题是有效的方法。例如,教师可以经常这样问:“把现状改变一下会怎样?”“如果这样了怎么办?”“把位置颠倒一下呢?”“如果这影响因素不存在,会有什么不一样?”这样的假设性问题,问题所答不仅有学生对地理事物和现象的深入认识,更有学生在新情境中对地理事物和现象的创造性认识。另外,教师经常提出一题多解的开放性问题,对学生的开放思维也是很有益的。例如,“某某地区的人口是多少?”,这是只有一个正确答案的封闭性问题,回答这样的问题,学生的思维是单向的。如果问“某某地区的人口有增加,其原因是什么呢?”这样提问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从各个方面自由回答,思维是多维的,答案是五花八门的。②向学生提供开放的信息,即不完整的信息。地理教学讲究“布白”艺术,在讲课中不讲全、讲绝、讲死,而是留有余地,让学生自己去利用想象来填补空白;对学生的提问采取“问而不答”,“答而必问”,“以问代答”,让学生有机会自己去闭合开放的信息。③帮助学生归纳整理开放思维中形成的各种想法。当学生在开放思维中收集了丰富的开放的信息,接下去的重要任务就是闭合信息,形成具体结论。有经验的地理教师是注重教给学生整理观点的线索和方法,例如,教给学生按照地理事物和现象的内在必然联系、以地理基本原理为线索、以地理科学方法论为指导等重要的归纳整理方法;教给学生分析、综合、比较、抽象、概括等基本的归纳整理方法。 不断变革发展的时代要求教育从知识型、智能型教育向创造型教育方向转化,对此,学校地理教学责无旁贷。地理教学将通过培训地理教师的创造素质,利用富有创造活力的学科勉力,体现时代创新要求的地理教材,营造适合创造性学习的课堂教学环境,来完成培养创造性学生的使命。 新课程理念论文:让新课程理念在细节中闪光———对一节研讨课的反思 在暑期新课程教师培训活动中, 笔者上了一节研讨课,课题是《问题研究———月球基地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人教版),课的成败得失暂不去多讨论,只是在上完课之后,反思课前准备、课堂组织过程,颇有感慨,其中深切感受到的一点就是,新课程理念的实施不能忽视教学过程中的细节。商界有句名言:“细节决定成败”。在教学中,虽然细节不一定能导致失败,但是它在新的教学理念的实施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绝对是不可低估的。以下略作分析。 一、注重开场白的设计,初创和谐平等的师生关系第一印象很重要,无论是师生的初次见面,还是每一节课的第一次交流,都能在师生的心目中留下很深的印迹,为课堂教学定下一个基调。过去常常是师生互致问候,然后教师或导入或直入主题,开始了知识传授。实际上,任何一次开场对于师生而言都是充满期待和想象的,对学生而言更是如此。试想,对于即将面对新来的教师、面对即将开始的一节课,学生怎能没有无限的期待和想象? 如果在开场白中就让学生的期望值降到最低点,一堂课的效果就可想而知了。在笔者的研讨课上,由于地点是在报告厅,听课的教师远远多于学生,加上学生又未统一着装,不易辨认。于是我走到第一排座位前,问:“我的学生在哪里?”学生一听就乐了,七嘴八舌说:“这里,这里。”我又说:“能把你们的小手举一下示意我吗?”学生齐刷刷举起了小手。我说:“请放下,还是你们离我最近。今天天气很热,空调的作用又有限,但是我们仍然聚在一起,冲着这股劲头,这节课我们一定会合作愉快。”几句话一下子就打消了学生的顾虑,我自己也缓解了紧张的情绪,后面的课堂上,学生一直都很活跃。更重要的是我把自己定位于他们中的一员, 师生之间的距离不是拉大了而是缩小了,和谐平等的关系一下子就得到了体现,为下一步学生合作探究活动的开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实际上开场白的设计,因人而异,更多的是临场发挥,关键是头脑中是否有这样的理念和意识。看过许多关于欧美国家教育的报道, 他们的开场白似乎更自由,教师甚至可以花上两、三分钟聊一些天气、着装、健康、时事等话题,目的其实都是一样的。 二、充分运用教室的空间和教师的肢体语言,进一步释放学生的生命活力学生是正在茁壮成长的小树苗, 需要广阔的生长和发展的空间, 而教室的空间是有限的, 同时教师的身份和年龄也无形中给了他们一种束缚, 这对于一个个鲜活的个体而言, 是残酷的。那么在有些细节上我们可以尽量减少这种束缚, 让他们最大限度的释放其生命的活力。在平时的教学中,笔者习惯于不站在讲台上,而是走到学生中间,甚至于走到教室最后,与最后面的学生近距离接触。在这次研讨课上,由于是在报告厅,主席台与学生隔得较远,我干脆就站在台下上课,在学生讨论过程中, 我搬了一把椅子坐在学生中间与其一起讨论,自己也感觉很放松。还有一次,在观察土壤标本的时候,学生一下子全围在了我的周围, 七嘴八舌地问这问那,书上有的、书上没有的全问到了,我于是就势和他们围在一起,尽我所能与他们交谈,尽管我也有不懂的地方。到最后学生才回到自己的座位, 通过看幻灯和教材,理清了自己的思路。一段时间下来学生的激情超出了我的想象,而且深深地感染了我。新课程以“一切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为最高宗旨和核心理念, 要求把学生看成是有思想、有情感、有权利、有尊严、正在成长中的人, 那么通过这些细节的运用, 就有利于学生把学习变成内在的精神需要,在欢乐愉快中获取知识, 这种学习行为将是一种可持续性的行为。 三、在讨论中故意设问反问,锻炼学生的思辩能力和提高讨论的效率暑期的这次研讨课是关于问题研究的,所以讨论和交流是必不可少的。在活动过程中,笔者一方面注意观察学生的反应,另一方面注意倾听学生的发言。我注意到本应能产生思想碰撞火花的地方, 学生并没有抓住,于是就以一个参与者的身份不时地进行设问和反问,带动学生参与。如学生设计月球基地时想到一个解决月球缺氧的办法,就是种树。可问:“树生长所需的水如何解决? ”学生答:“有冰呀。”又问:“冰怎样以液态水保存? ”学生答:“还未想好。”于是又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再如,学生在描绘各种月球基地的蓝图时,可适时地插一句:“如果外星人来了怎么办? ”这一问激起了大家的兴趣,按惯性思维,大家大谈如何防卫,如何战斗。我反问了一句:“难道外星人一定是敌人吗?”听了此问题,有的学生连忙说:“对呀! ”于是关于如何与外星人和睦相处,共同建设月球基地的讨论又展开了。最后我恰当地引用好莱坞着名导演斯皮尔博格的一句话———如果外星人要来的话,我相信他们带上一本《圣经》要比带上大量武器方便得多。这也是一个细节问题,虽然学生合作探究,将成果展示,本身已是新课程理念的体现,但是丝毫不影响这个细节在其中发挥作用,更何况真正实施起来,里面也有一个观念改变和实施技巧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课中即兴创作显得更为重要,也正因如此,这种超出预先设想的即兴创作使得教学成为一门真正的艺术。讨论中教师的故意设问反问很多不是课前设计好的,因为学生的回答是难以预料的。这就要求教师不但要熟悉教材,而且要了解学生的生活娱乐、所思所想,还要有一定的应变能力和创造力, 让讨论活动变得学生不但乐于参加,而且效率很高。四、时时把握学生的眼神,给每个学生平等参与的机会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是学习的主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师生交往,积极互动,促进学生的知识构建。因而是否关注学生成为教师转变观念的重要标志。在关注学生中有一个细节不能忽视,那就是把握学生的眼神。在教学过程中,过去往往容易陶醉于自己的讲授过程,而忽略学生的眼神。在这次研讨课上,有一个细节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学生在讨论中,笔者发现大部分学生讨论发言非常积极,有的站起来说,有的坐着说,其实都很好。但是有极少数的学生始终没有发言。其中有一位学生不时地用眼睛望着我, 当我用眼神鼓励他时,他却又把头低下去。我知道他已经准备好了,也想发言,但没有勇气主动站起来。我马上请大家安静下来,说有一位同学有精彩的内容要告诉大家。该同学站起来用清晰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博得大家热烈的掌声。试想,如果我们忽略了这样的眼神,那么埋没的恐怕不仅仅是一次发言的机会。课堂教学是一个情感交流的过程,当它与知识技能融为一体时,教育的教育性才能得到充分的彰显,是“润物细无声”式的。如果轻易地放弃这个细节,可能会事倍功半。 新课程理念论文:新课程理念下的历史教学改革 时光飞逝,转眼之间,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青岛实验区已经整整运作了一个学期。作为全国最大的课程改革实验区,青岛市内四区的所有初中学校无一例外全部加入课程改革的行列之中。岁末年初,当我们蓦然回首,追寻踉踉跄跄走过的足迹,回味课程改革的艰辛与喜悦、困惑与收获时,我们不禁感慨万端。 改革对于旧的事物来说,无疑伴着痛苦,但也催生欢乐。想当初,去年的8月,那个炎热的酷暑,我们将全市历史教师集中起来进行课改培训时,大家是一脸的茫然,而今年的2月,数九寒天,同类的培训,同样的老师,却是绝对不一样的心情,满脸洋溢着自信。一个学期下来,课改犹如化雨的春风,吹拂着青岛历史教学这片充满希望的沃土,培植出丰硕的果实。现在的青岛历史教学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令人惊喜的变化,历史教师在课改的大潮中,发展了学生也发展了自己,可以说是与新课程共同成长。 教学改革虽然历经多年的倡导,但对于相当数量的历史教师而言,始终是海市蜃楼般虚无缥缈,不着边际,即使尝试进行一些局部的改革,那也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主题明确的改革理念,当然也就不会全身投入地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革实验。这次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牢牢抓住了“体制──课程──教师”系统中的中心环节“课程”,以此作为教学改革的突破口,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使一直停滞不前的教学改革找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走进课程实验中的历史课堂,扑面而来的是改革的气息。学生观是课程观的重心,营造宽松、民主、自由、和谐的课堂教学氛围,调动学生主动学习、自主探究、合作共进的积极性,已经成为青岛历史教师的共识。一节《思想的活跃与百家争鸣》,作为常规课,如果落于窠臼,从背景、代表人物及其思想主张方面入手,条分缕析,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漠视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自顾自地讲,即使偶尔有学生参与进来,也不过是就着课本论课本,照本宣科一番,假模假样地充当“主体”。历史丰富多彩的本相被扭曲、被异化。在新课程理念下,青岛7中孙君老师执教的《思想的活跃与百家争鸣》,打破常规,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作为主旨,真正树立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只是扮演学生发展的促进者、帮助者和欣赏者的角色。这节课的教学流程是:凭着一曲悠扬动听的古典音乐和反映春秋战国时代的录像,把学生带回到那个特殊的年代,感受百家争鸣产生的背景。然后,组织学生分组学习,每个组的同学都可以围绕“诸子”的生平、思想、评价等方面,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将自己从报刊、杂志、图书甚至互联网上搜集的相关资料展示出来,与同学们分享。在这里,课堂不再是狭小的空间,历史教育也不再是封闭的系统。开放的历史教育适应了沿海发达地区学生课外历史知识来源较广的特点。历史教育要与时俱进、最大限度地开发学生的潜质、为学生发展服务的价值趋向,在这节课中得到落实。期间,孙君老师不失时机地抛出几个问题,诸如“百家争鸣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假如你处在那动乱的年代,你赞成哪个学派的主张?说明你的理由”等等。学生的好奇心、探究心被激发出来,竞相参与,既阐发自己的观点、支持同组其他同学的观点,又反驳其他组的不同观点,学生在争辩中获得了学习历史的兴趣,课堂真正成为学生的乐园。为了更加直观地展示学习成果,并发挥历史学科的教育功能,孙君老师在课堂上还组织学生演出一幕小品《老师与学生》,由五个学生出演,一个学生扮演旁白,一个学生扮演扔纸花者,依次出场的另外三个学生分别扮演儒家、法家、道家的典型老师。扮演儒家的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为什么要扔纸花?”扮演法家的说:“你必须把纸花拣起来,而且要接受严厉的处罚。”扮演道家的说:“小孩子,管他干什么?随他去吧。”此剧的活灵活现地将儒、法、道家观点展示出来,不仅通俗易懂,而且培养了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归纳概括的能力、语文表达的能力,一举多得。看完小品,教师提问:“你比较欣赏哪一位老师的做法?为什么?”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展开辩论,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最后,教师画龙点睛进行总结,同时组织学生对自己的课堂表现及收获进行评价,学生的体验和感悟通过评价这个特殊的工具得到强化,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尊重。随着作业的布置,这节课结束了。而作业这个最后环节,仍然透射出教师独具匠心的睿智,“学习了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获?”“以小组为单位,写一分班级管理的建议书。”两道题都是开放性的,体现的是人文关怀的精神。一堂意趣盎然的历史课结束了,但这节历史课留给学生的美好记忆必将是永恒的。历史究竟是什么?这节历史课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成功的诠释。学生在获得必要的历史基础知识的同时,获得了主动探究历史的学习方法、质疑释疑的思维品质和勇于坚持自己的主张、倾听他人的见解的竞争合作意识,所有这些都是培养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合格人才所必不可少的素质,也是课程改革的追求目标。 如果说历史常规课反映出教师大刀阔斧进行课堂教学改革的精神的话,那么,新课程标准一再倡导的“历史活动课”这一崭新的课型,更是为教师探索教学途径的多样化搭建的平台。不少教师开动脑筋,锐意进取,把一节节活动课上得有声有色。 记得我在青岛21中随机听过一节历史活动课,深深地被教师不同凡响的创意和学生精彩出色的表现所打动,久久不能忘怀。执教这节课的是年青的生鹏老师,课题是《我与历史──成语历史故事竞赛》。这节课的立意十分新颖,将与历史有关的成语融为一课,让历史与语文接轨,实现学生学习的有效迁移。教师课前放手发动学生搜集成语典故及相关的历史资料,课堂上只是为学生提供有限的指导(譬如提供一些音像资料、解答个别影响课程正常进行的疑难问题等)。学生自己制定竞赛规则、策划竞赛流程、设计抢答题目到主持、裁判,几乎主宰了这节活动课。学生在自己推举的主持人引导下,分成四个组,组内分工合作,组际竞争共进。有的小组出示录像,有的播放音乐,有的编制谜语,有的搜集文言文段落,有的扮演历史短剧,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目的都是体现这节竞赛课的主旨,即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学生踊跃地参与到活动中来,久违了的对历史由衷的热爱溢于言表,愉悦和谐的气氛充满课堂的每个角落,这里几乎发现不了学习的畏惧者,每个学生都享受到学习的乐趣和成功的体验。听完这节活动课,我不禁浮想联翩,我们过去的一些历史课为什么非要上得让学生感到身心疲惫不可 呢?学生在我们的历史课堂上成为被灌输的容器而找不到自尊与自信,是不是同体罚与变相体罚一样,也属于对学生的摧残呢?如果我们的学生通过我们的历史课堂厌恶历史学科,那将是极大的悲哀,也是教师的罪过。 活动课的开设,受到学生的欢迎,因为它增强了历史课的亲和力,贴近了学生生活和社会实际,遥远的历史原来是可以这么近距离地触摸,他们的知识积淀和综合能力原来是可以这样挥发。历史学科的生命力通过活动课这一特殊的载体焕发出来,应该说是这次课改的又一重大收获。 课改为青岛市的历史教师带来了挑战,也提供了机遇。经过一个学期的磨砺与锤炼,青岛市的历史教师观念上得到了更新、理论上得到了充实、实践上得到了进步,一个积极进行课堂教学改革的热潮正在青岛兴起。回首往昔,我们还有许多缺憾;展望未来,我们充满激情和希望,课改必将为青岛市打造一个历史教学的春天。
本文将结合多种教学方法来针对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实践进行分别阐述,对于高职中国近现代史实践教学新模式进行努力探索。多年来,各大高职院校积极开展各类不同形式与内容的中国近现代史实践教学活动,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果,已经有众多教育工作者从实践教学过程中获得了新的感悟和体会,本文将结合这些内容来进行经验方面的总结,并且根据其中存在的问题来进行分析阐述,提出相应的改进方法。 一、教学现状与局限性 (一)学生特点 首先,我校为师范类高职院校,招收的学生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初中起点五年制高职学生,一类是高中起点三年制高职学生,相对而言后一类的学生知识基础会稍微扎实一点,其次,受到学生整体学习基础的影响,有关中国近现代史课程的学习内容在上课过程中要将基本史实以及理论知识都串讲一遍,学生才可以理解,但是课程安排学时有限,所以教师往往无法做到对知识点进行面面俱到的讲解[1]。最后,学生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学习热情与兴趣较低,更多的学生关心的是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而不会认为通过中国近现代史的学习能够使他们得到更多的收入,这对于主力学科是理工专业的高职院校也是更为突出的问题[2]。 (二)课程现状 首先,在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过程中,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联结往往是非常薄弱的,在课程安排学时少、内容多且学生缺乏学习上的积极主动性的状态下,教师不仅只能在课堂上讲解基础知识,并且还容易会出现无法在学时内完成所有内容教学的情况。其次,在教学方法与方式上依旧采取以往的填鸭式教学,在讲解完历史史实过后以教材为中心,着重梳理考点内容,三句话不离考试,使得学生一直处于被动学习的状态,以考试分数论英雄。一般来说,本来基础就薄弱的学生在考试中的表现也通常难以尽如人意。最后,在师资力量的配备上,高职院校教师普遍较为年轻且缺乏高职称教师,教学上不仅采用大班授课还有繁重的教学任务,在所有教师都将个人时间花费在给学生备课、上课以及批改作业与实践时,基本也就难以拥有自己的时间来进行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学术研究与探讨就更无从谈起了,这也是中国近现代史实践教学难以实现突破的瓶颈之一。 (三)局限性 首先,在实践教学过程中由于教师对于提升学生的认识、思辨以及实践能力的内容缺乏足够的重视,不能够帮助学生真正地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以及方法去解决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教师自身对于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实践模式的目标缺乏信息的认知,导致课程教学过程中往往存在较大的随意性,过程中并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监督监控措施以及有效性评价,导致实践教学往往难以得到良好成效。其次,在缺少精心设计的实践教学模式下,由于课时安排较少且经费有限,一部分教师出于维护学生出行安全的考虑,没有开展课后实践教学活动,而是要求学生自行开展调查研究工作,以报告的形式来进行教学成果检验,又或者是通过枯燥的学术报告、课堂讨论以及空有其表的校园活动来进行实践教学。由于教学设计的单一与机械化,使得教师无法将中国近现代史的相关内容做好有效指导,也大大打击了学生参与其中的积极性。最后,现存的实践教学机制存在不健全、陈旧以及低效的缺点,其对于教学主体的不合理约束以及欠缺激励和教学成效评估机制,大部分高校并没有将实践教学模式的组织实施权力完全下放给任课教师,针对实施结果也只是进行一些无关痛痒的讨论与分析,也不会以实践成果来对教师的教学成效、学生的学习成效来进行考核,无法得到师生一致的充分重视。 二、实践探索 (一)实地参观考察 在中国近现代史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两项要素就是爱国主义与革命传统,针对高职院校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最为直接的实践教学方式就是由教师带领学生们直接亲临现场,感受爱国主义革命的良好氛围[3]。为了充分发挥实地参观考察活动的作用,可以结合教学内容按照教学计划来组织学生到各大抗日战役、英烈纪念馆进行参观,在现场直接感受英烈的往昔风范,针对近现代史的相关内容进行现场教育,使得学生能够生动地感受到在中国发展历史上抛头颅洒热血的仁人志士与革命先驱们所展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情操,在现场直击英雄先烈的丰功伟绩,充分感受历史人物的优秀品质与人格力量。 (二)阅读历史材料 仅仅只是教材上的中国近现代史相关内容,并不能帮助学生充分了解一百七十多年硝烟纷飞、繁乱冗杂的中国近现代史的全貌,越往深挖掘就会发现更多的内涵,在集聚变革且博大精深的近现代史面前,需要教师在课堂之上启发学生对于这些历史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的兴趣,在课外实践过程中自发地针对历史史实进行积极的了解[4]。课堂上,或许教师并不能将众多的历史人物、事件以及过程进行事无巨细的展示,实际上要想将中国近现代史学通透,就需要学生通过大量的课外阅读来进行补充,教师则可以在其中起到指导作用,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推荐优秀的历史文献与名著,分析其中的重点部分,帮助学生能够进行有目的的阅读。此外,在教学研讨过程中,也可以紧贴当前经济与社会形势来讲解教学内容,在经过教研组的反复研讨与论证之后为学生确立可选择的指导性书目和篇目总纲,合理安排相应的阅读任务,要求学生在阅读过后写下自己的读后感,分享自己对于历史内容的见解与认知,更进一步地深化所学中国近现代史理论,从而取得良好的教学成果。 (三)运用现代信息手段 大部分时候如果只是依靠课堂上的口头讲解,并不能帮助学生对于历史时间具备更为全面的认识,往往需要通过一些历史科教片与资料片来进行辅助理解,教师在课堂当中穿插这一类视频的播放,可以帮助学生更加直观生动地了解到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情,虽然现代的演绎可能并不能完全还原过去的事,但是通过现代多媒体教学手段去向学生播放影音资源,使得原本难以理解的生硬文字描述以影像的形式呈现在学生面前,显然是对教学效果提升十分有利的。例如在对中国近现代史当中有关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内容进行讲解的过程中,就可以安排学生观看电影《长征》,又或者是针对反侵略斗争内容来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就可以安排学生观看科教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来帮助学生了解那段充满屈辱的近现代历史。而观看过后不能够不了了之,而是应当安排学生对内容进行赏析,并且针对学生所写的内容进行仔细批阅,根据文章表现适当的增减学分[5]。甚至还可以安排优秀学生聚集到一起,专门拍摄以历史题材为主体的微电影,教师可以向学生提供相关的微电影制作的教学材料,从历史题材延伸而出的故事框架则可以由学生来进行自我构建,要求是尽可能多样化的展现出中国近现代的历史风貌,让学生尽情地展现自己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并且提升学生对于近现代史的学习兴趣。 (四)主题实践教学 针对相应的教学内容进行课堂讨论和课外辩论,围绕近现代史上存在分歧的内容进行辩证讨论有利于学生对于历史内容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尤其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倘若能够在课堂上塑造出激烈辩论的氛围,将会极大的启发学生的思维能力,帮助学生能够针对问题进行积极主动地分析与解决[6]。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当我们对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中的利害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就可以要求学生针对其中的消极作用和进步作用进行具体分析和讨论,其中进步作用的体现主要在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使中国出现了全新的阶级,也就是在夹缝中生存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奋起革命的无产阶级,也就是当时殖民主义势力的掘墓人。在学生对此进行分析与探讨的过程中,往往会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挖掘出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发生的诸多史实,此时教师就可以根据学生所阐述的观点和依据来进行评判,过程中需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只有这样才能够在研究学习的过程中不断端正学生的历史理论基础。又或者是针对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进行内容分析的过程中,就可以中日近现代史发生战役的异同点对比来进行讲解,并且针对其中所采用的战略与方法以及最终的战争解决做好相应总结,要求学生能够在系统概念当中梳理出关键点,并且针对自身对于相关问题的见解进行充分表达,不仅能够提升学生对于历史问题的分析能力,还可以由历史事件折射到现实生活,帮助学生面对生活中的种种选择,从历史发展中习得经验与教训,从历史内容当中找寻人生真谛,从而帮助自己解决生活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并且还能够间接提升和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与组织能力,锻炼逻辑思维和口才。 三、结语 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实践教学过程中,对于模式的探索突破可以从每一次的主题活动设计入手,在教师与学生相互配合的过程中确保师生参与的积极性与热情。使得学生能够针对中国近现代史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在正确的历史观与人生价值观的指导下保证中国近现代史理论知识能够得到良好的自我消化。 参考文献 [1]唐英.“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四化”改革中实践教学的价值分析[J].求知导刊,2015,24:66-67. [2]刘娴.浅谈内蒙古高职院校本科生“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改革探索[J].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2016,04:180. [3]白艳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的探索与实践[J].经济师,2015,11:266-268. [4]林新军,王德国,毕于建.对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开展实践教学的认识与体会[J].大学教育,2017,09:62-66. [5]王洪梅.“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改革探析—关于德州学院“纲要”课教学现状的调研报告[J].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11,06:81-83. [6]王静.文化自信时代再谈高职院校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必要性[J].教育教学论坛,2018,06:247-248. 作者:李庆洪 单位:吕梁学院汾阳师范分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过程和形态:浅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特色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民族特色 传统文化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要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民族特点相结合,要坚持立足中国国情,要注意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养分。 总书记鲜明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个重要论断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要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民族特点相结合,要坚持立足中国国情,要注意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养分。 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民族特点相结合 民族特点是指_个民族的民族特征和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与其他民族的不同点。它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生活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世界性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的科学把握。但是,马克思主义要付诸实践则只有同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是可能的。在这种结合中,普遍的真理被具体化,具体的实践经验和民族文化优秀成果被概括和提升,融合为一种体现着普遍和特殊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并成为该民族、国家和地区的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打上民族性的烙印。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马克思和恩格斯面对的是欧洲资本主义的社会思想文化关系和发展进程,回答的是当时的经济、社会、历史发展和阶级斗争提出的重大问题,制定的是当时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战略和策略。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必然是带有历史特点的,同时又是具有民族形式的。当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其他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时候,就有一个同当时历史条件、发展过程和民族特点相适应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要与民族特点相结合。 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强调,脱离各个国家的历史条件和发展进程来谈论他们的理论,没有任何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各国的工人政党要胜利地领导本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都必须从自己国家的历史条件出发,制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民族特点相结合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z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变化,《宣言》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他们明确强调,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段重要论述,确立了两个基本原则:其一,不管情况发生多大变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完全正确的,必须永远坚持,决不能背离和丢弃。其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革命实践的产物,坚持和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必须以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必须与民族特点相结合。列宁认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时,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而是要求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 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坚持立足中国国情 同志鲜明指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继续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也都是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确定党带领人民推进事业发展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战略策略,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指导,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这一重要论断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密切关联的重大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要坚持立足中国国情。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就肩负着如何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国情,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历史任务。这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既要全面、系统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要结合中国国情加以灵活运用,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与理论。早在1938年10月,就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悱这一科学的认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挥指导作用的关键前提,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并初步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重要保证。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邓小平没有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的词句和个别结论,而是紧紧抓住“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精髓,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出发,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考察了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科技信息化的新形势,依据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这是在新形势下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和社会建设理论同中国国情有机结合的光辉典范。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注意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养分 总书记鲜明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的结合,而且包括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任何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能正确指导实践,而任何理论只有与文化相结合才能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必须充分考虑中国传统文化,使之体现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注意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养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思维模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结合起来,使之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创造出体现时代要求又具民族特色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原则。在批判继承中国传统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做到以下几点。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实行指导思想上的一元化。第二,对中国传统文化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即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第三,坚持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和碰撞。 很早就意识到,来自国外的思想理论要在中国发挥作用,必须与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他明确指出,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坚持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用生动活泼的民族语言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形成了许多富有新意、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概念和思想。邓小平理论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结果。 邓小平理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蕴涵着丰富的传统文化精髓,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哲学智慧。邓小平理论中的富民强国方略,巧妙处理复杂矛盾、统筹把握全局形势的斗争艺术及其伟大的凝聚力感召力,无不深刻体现了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关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又批判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如“发展变化”、“民本”和“自强不息”等重要观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成果。科学发展观是在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顺应时代潮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是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以人为本、统筹协调、与时俱进、社会和谐等重要理念,都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汲取了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养分。 综上所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根本指导思想,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会丧失根本。同时,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民族特点相结合,要坚持立足中国国情,要注意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养分,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过程和形态:浅谈现代性视野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义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思想文化 现代性 创新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中国社会发展对现代性诉求的必然反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最高意义上的现代性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双重文化意义,既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具体化,又代表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方向。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蕴涵着建构新的现代性的价值诉求。马克思在中国迅速传播并中国化是中国近代历史对外来先进文化的必然选择,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逻辑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积极的双重文化意蕴.是马克思主义在走向民族化的过程中与中国现代文化有机结合的产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东西方文化转换提供了中介,使马克思主义这一产生于西方文化背景中的理论融入了东方文化的精神智慧,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化、通俗化、民族化的道路。”在我国改革开放走过三十年并取得辉煌成就的今天,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路径和现实境遇,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具有积极的思想文化意蕴。 一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代表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前进方向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明确指出,《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同时他们又强调:“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与时俱进的“时”表现在以下层面: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实现理论的自我超越,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反映时代的主题,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因地制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国家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实现本土化或民族化;根据条件变化阐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发挥其改造世界的功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表明,理论上的成熟是一个政党成熟的标志;要保持政党的先进性必须保持思想理论的活水源头。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奥妙,就在于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160年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实质就是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创新史。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这几大理论成果又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几大理论成果探索和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革命走什么样的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当今时代政治多极化与经济全球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知识经济和信息革命扑面而来,文化多元思想融会方兴未艾,如何从理论上认识我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社会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利益主体的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的多样化,现实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迫切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事业推向前进。 一切价值都体现文化的价值,都是以文化形式存在着的价值。从历史进程看,近代中国面临政治、社会、文化的多重危机,各种主义、思想流派先后粉墨登场。从林则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到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认识;从“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的呼号到孙中山“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的喟叹。无论是洪秀全的农业空想社会主义,还是康有为的大同乌托邦,严复的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都不可能救中国。但是各种主张纷呈沓至,各种学说斑斓多姿,造成文化上的无序而多元的状态,从而使中国现代政治文化呼唤着一种能与传统文化相融合,能够拯救中华文明于水火之中的新思想、新理论。马克思主义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因而能够超越其欧洲文化的地域性和民族特征,它不仅能够成为世界各民族继承、吸收和容纳的一笔优秀文化遗产,而且可以成为各民族用来改造自身社会和文化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以十月革命为契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犹如春风化雨,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开来,被接受、被认同,进而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因此,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中国社会发展对现代性诉求的必然,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蕴含着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普遍与特殊、继承与创新的现代性主题。一个政党公开的旗帜至关紧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历来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根本问题。曾形象地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党的旗帜,就是党所确立的指导思想。它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关系到党的威望和形象,关系到党的事业的成败得失。树立了正确的旗帜,就有了强大的精神支柱,党才有坚强的战斗力,民族才有强大的凝聚力。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是一次彻底的民族精神的自我塑造,体现了中国人更理性、更自觉的主体性文化选择,基本上完成了由“物”的层面至“心物”层面、再到“心”的层面的过程,使五四以后的文化探索和文化追求获得了现代性视野。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合所积淀、内化形成的文化形态具有一种独特的思想特质,代表一种崭新的文化气象,代表了文化现代性的正确方向。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实现了从西方到东方、传统到现代的文化转型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以“君权”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如何实现从传统到现代、从西方到中国的现代转换,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诉求和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文化主体和客体相互重构整合、文化创新的过程。其实质是利用西方现代性文明成果对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汲取、借鉴与创造性转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蕴体现在它既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过程,又是中国民族文化现代化的飞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对中国社会和民族文化来说,是得到改造和走向进步的过程,是中国民族文化自我更新、推陈出新的过程: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则是寻找新的生长点和再创造的过程,是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批判地对待中西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根本改造,汲取其民主性精华,并作为自己的思想来源,传统文化的许多优秀成分被加以提炼、改造、弘扬,从而成为民族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和以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方针,总结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兼收并蓄,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为我国新时期的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这种文化不仅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合理内核”,而且具有中华民族的风格和文化形式,符合中国老百姓的思维方式、接受能力、审美取向;这种文化具有大众化品格,否定了中国传统的文化等级制和贵族垄断制,打破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藩篱,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民族文化现代性的双重转型。 马克思曾强调,理论的应用一切以时间地点情况为转移,必须考虑各国的制度、风俗、文化传统。马克思曾说:“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正如刘少奇所说,“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只有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为广大中国人民所接受,才能建立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继续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 如何把文化现代性与民族文化资源创新联系起来,关系到社会发展的制度选择和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基本原理转化为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理论形态,实现马克思主义世界化和民族化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能够实现,在于中国有适合它生长、发育的丰厚文化土壤。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的许多优秀成分具有契合性。中国文化的实用理性和求真品格、大同思想、均平理想和小康追求,中国农民战争和反侵略传统等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的基础前提。 中国民族心理结构、致思方式和价值范畴虽与马克思主义有本质内涵的差异,但由于扬弃了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和英美的经验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体现了“实践的唯物论”的特质,两者有内在的精神联系,这些文化心理积淀无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心理图景。中国共产党人借鉴了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民本”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的传播途径方面包含了表达方式的民族化、传播方式的民族化、理论形态的民族化几个层面。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表现于思想内容、历史资料和表达方式诸方面。 第一,批判地继承中国历史上优秀文化传统,对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命题和范畴给以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如同志在论著中,对于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与行的论争,关于两种发展观的对立和斗争,关于历史观上的道德与功利、动机与效果的争论,都作了科学的批判和总结。再比如,实事求是与思想路线、大同理想与最高纲领、尚贤思想与干部路线、民本思想与群众路线、崇德精神与党员修养、群体意识与集体主义、中庸思想与反“左”防右、和合文化与和谐社会、小康之治与小康社会等均是老命题、新创造。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理念是对我国古代民本思想和孙中山“民生史观”的继承和超越。 第二,对中国文化典籍中的某些言简意赅的词句和丰富的思想资料(名言、成语、典故)加以引申、发挥或改造,以表述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重要的原理、原则,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 第三,在语言风格上,的文章,通俗、明快、易懂,具有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章法结构和表达手法上,的文章借鉴了中国古代文风的优良传统,开创了论说文的新格局。邓小平著作语言精炼集中,具体贴切,概括而不抽象,扼要而不晦涩,字字珠玑。当我们用“摸着石头过河”、“杀出一条血路”、“发展是硬道理”、“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台阶式递进”、“波浪式前进”、“先富带后富”、“求同存异”、“三个面向”以及“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两个大局”、“两个市场”、“五个统筹”等等概括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时,简明易懂,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战斗力、感染力、凝聚力彰显功效。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一次思想革命。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风范揭示了马克思主义自身的辩证性,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获得了现代性视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过程和形态: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个理论成果之间既一脉相乘又与时俱进的关系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科学发展观 关系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这个过程中的理论成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是与时俱进的,是一个统一的科学思想体系。前者为后者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后者是在继承前者基本原理基础上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它们辨证统一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开拓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虽然形成于不同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历史任务,但在基本精神上都是一致的,都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是它们的基本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个理论成果之间既是一脉相承又是与时俱进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 体实际相结合,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进一步地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民族化和具体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他使中国丰富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可以说,他同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的优秀文化相结合而孕育出了具有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包括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整个历史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过程。 在二十世纪初,世界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战争与革命”是当时的时代主题。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兴起,民族解放运动此起彼伏。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处于幅员广阔、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特别是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是在这样的时代条件和独特国情下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正确回答“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时代课题。党在建立初期,还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也导致了革命出现了一些弯路。直至遵义会议过后,党的理论和实践逐步走上了正确的轨道。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新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思想,第一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更确立了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在思想的指引下,很快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党在新的实践中形成的一系列新经验、新观点、新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 认识和探索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历经千难万险,认识和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同样也是关山重重,历经曲折。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全党又面临“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全新的时代课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明确指出:首先是思想解放,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解决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这篇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经过党的十二大、党的十三大,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科学地总结了三中全会以来十多年的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和伟大实践,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新的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南方谈话”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时代提出的新课题的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开拓,不断总结,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面临“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新的问题时,深刻地洞察这一时代的基本特征,着眼于新的实践,深入总结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地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新世纪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新的问“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题,再一次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具体实际相结合,再一次实践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实质。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密的结合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一新的概念,这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科学发展观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传的科学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个理论成果,其精髓都是实事求是,因为正是把握和运用了实事求是这一思想,才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创立和发展,他又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个理论成果基本内容的各个方面。坚持实事求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问题上,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并不断的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四大理论成果,是几代中央领导和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他们虽然形成于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历史任务,但都贯穿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都坚持了实事求是这一基本的原则,而且不断和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实际相结合,理论上不断创新,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一个统一的科学思想体系。 世界在变化,时代在前进,形势在发展,实践在深化,马克思主义必将随之不断丰富和发展,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永恒主题。如何始终保持理论创新活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向前发展,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我们要始终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坚持一切从发展变化着的实际出发。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事业为中心,站在时代前列和实践前沿,深入研究和把握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发生的重大变化,我国工人阶级和党员干部队伍发生的重大变化,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与时俱进,不断正确回答时代课题,努力开拓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过程和形态:试论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 论文摘要:在中国共产党内,最早举起反对本本主义的大旗,最早发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号召,奠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最早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崭新命题,明确揭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进行卓越的理论创作,最优秀地集中全党的集体智慧,创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论文关键词: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首先完成于。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一个理论成果,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理论体系就是理论的内在的有机联系、系统组合。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它应该包含三个方面的要素:一是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思想基础;二是有明确的理论主题作为研究对象;三是多方面展开和系统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在这三个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 一、在中国共产党内,最早举起反对本本主义的大旗。最早发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号召。奠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 理论是对客观实际的抽象,是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理论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必然有一个这种认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其思想基础。这是一个理论体系形成的前提。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旗帜鲜明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并毫不犹豫地高举这面旗帜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之中。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运动中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就开始了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探索,就踏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征程。但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还显得年轻幼稚,总体上,他们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意义,忽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更不注重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出现了两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两种态度不是并行不悖,而是经常发生激烈的碰撞。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与教条主义态度斗争并最终取得主导地位的过程,就是一个解决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就是一个逐步奠定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是伟大旗手。 中国共产党内曾连续出现一次右倾和三次“左”倾错误,尽管这些错误的理论形态和实践表现有所不同,但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则有惊人的相似,即教条主义。尽管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不是教义,而是方法。但是,这种教条主义的态度却在党内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直到遵义会议。正确的思想是在与错误的思想对立和斗争中产生的,当然,正确的思想战胜错误的思想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这种教条主义的态度在实践中导致中国革命接连遭受挫折,这些挫折使得中国共产党内另一部分人在思考:究竟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并在实践中逐渐树起反对教条主义、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态度,这就是以为代表的科学态度。 大革命失败后,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思想,强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同时又没有机械地坚持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而是在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他的代表中国革命正确方向的井冈山道路遭到了“左”倾教条主义的不屑,以至打击和排挤。他们指责不懂马克思主义,是“狭隘的经验论”、“农民意识”,宣称“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等。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在实践中坚持自己的正确态度,另一方面,在思想理论上反击错误的态度、阐述正确的态度。1930年5月,为了反对教条主义,写下了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他尖锐地批评:“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在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他认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是对的。”他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些论断在当时确实震耳发聩,这是党内最早对教条主义的公开挑战和反击。 由于当时教条主义还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呼声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觉醒。随后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又一次占据党中央统治地位,这次把中国革命弄到了崩溃的边缘,这就更加坚定了与教条主义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遵义会议是两种态度发展趋势的转折点。遵义会议“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也就意味着实事求是态度取得了斗争教条主义态度的第一次胜利,当然这两种态度问题的本身即思想问题此时还没有得到解决,这种思想斗争还在继续,不过却呈现不同的发展趋势。抗战全面爆发后,王明教条主义的表现形式由“左”倾转为右倾,并和的正确路线相对抗,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第一次正式向全党发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号召。他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征,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定了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是针对教条主义的,但六届六中全会没有正面批判教条主义。不过,通过这次会议,彻底解决两种态度问题的条件已基本具备,之后的便开始了对教条主义发起总攻。 在中,和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开展学习竞赛运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和党的历史,注重调查研究,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有利条件。连续发表讲演系统地批判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从1943年10月起,全党重新学习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对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决议》的通过和七大的胜利召开,全党空前统一到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思想上来。这标志着实事求是态度最终赢得了对教条主义态度的彻底胜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观念最终得以深入人心。 二、最早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崭新命题,明确揭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 理论从其来源来说,产生于实践;从其用途来说,指导人们解决实践中的问题。这个被解决的问题就是理论研究的对象,因此,任何理论都有其研究对象。当众多的理论都围绕着一个中心,指向一个目标,这些理论就构成一个理论体系,这个中心问题就是这个理论体系所要研究的理论主题。 理论主题,是一个理论所要回答的中心问题.是贯穿一个理论始终的一条主线,可以说涉及这一理论的主要观点都是围绕着其主题展开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一个理论之所以有别于另一理论,重要一点,就是理论主题不同。思想的理论主题是“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由新民主主义转为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的理论主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主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可见,理论主题是一个理论最主要的特征,但理论主题的提出不是轻而易举的。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客观上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同时也开始了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的探索,尽管在当时还不能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随着革命斗争的不断深入,党自身及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不断壮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越来越激烈。谁是敌人?谁是朋友?革命应当由谁来领导?这些关系革命成败的问题尖锐地提到全党面前。为了解决实际斗争中提出的问题,1925年前后,党内出现了理论探索的高潮。陈独秀、、、邓中夏、恽代英、瞿秋白等纷纷发表文章,阐述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主要是: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资产阶级和农民问题,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等。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他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问题》、《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探索的成果。这些思想实际上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但是,当时无论是还是其他领导人还不能用“新民主主义”这样的命题集中提炼出这些基本思想。不过,这些探索,“虽然还有不确切、不完备之处,彼此间的认识也不尽一致,然而,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宝贵成果,对于后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具有重大的首创意义。” 在这些探索中,他们已经涉及到中国民主革命的特殊性问题,当时颇有代表性的“二次革命论”和之后的“一次革命论”,都是对中国民主革命实际问题的理论回答,都可以看作是对理论主题揭示的努力与尝试,但是在实践中都没有解决中国革命出路问题。“二次革命论”和“一次革命论”错误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一个是右倾,一个是“左”倾,但两者错误的实质又是相同的:都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具体论述,只不过一个是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一个是依据列宁的论述而已。中国革命到底是什么样的革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分步进行不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也不行。中国共产党人到底应该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中国革命?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走不通,按照列宁的论述也走不通。这些中国革命实践中的理论问题,困惑着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召唤着有为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为之求索,呼唤着理论联系实际的真正理论家走上历史舞台。 1940年前后,相继完成了两篇影响深远的论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第一次创造性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概念:“新民主主义革命”,并着重论述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的全部革命任务,就是完成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着重论述了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走向社会主义。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提出“两步走”的革命战略,解决了如何从第一步到第二步的问题,即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和国家,以此作为连接两个革命的中间站,创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并全面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这两篇文章不仅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理论,而且第一次清晰地揭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由新民主主义转为社会主义。这个理论主题的揭示,解决了长期以来中国革命陷入两难选择的历史难题,即既要搞民主革命,又要坚持无产阶级领导,从理论上率先跳出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民主革命论述的教条主义认识。这个理论主题的揭示,一方面是对此前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革命理论探索成果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另一方面,它把这些探索成果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指明了今后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革命的方向。正如《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所说:“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重大理论问题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使全党对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内容、领导权和发展前途有了一个明确而完整的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成为引导中国人民自觉地在复杂环境中不断前进的旗帜,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起难以估量的重大指导作用。”这个理论主题的揭示加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 三、进行卓越的理论创作。最优秀地集中全党的集体智慧。多方面展开系统论证。创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科学理论是正确的、系统的反映客观规律的理论形态。一个理论如果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就只能是一个不完整的理论,而不可能成为科学。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理论上成熟的标志,是正确反映客观规律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理论,得到了多方面的展开和系统论证,它有着一个自己的独立的科学体系。 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它不是集体智慧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严谨的科学体系。“集体智慧”是思想的来源,“结晶”是对“集体智慧”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概括,使之成为有机联系的严谨的科学体系。是这个科学体系的最杰出的创造者,著作是这个体系的集中体现。 思想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同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但思想作为一个科学体系的成熟,则是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 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面对的主客观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奠基陕北后,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我们党已经有了比较稳固的抗日根据地和比较安定的政治环境,大量翻译出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再加上共产国际七大后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的改变,这些都为全党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认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向全党提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掀起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热潮。特别是以为核心的一大批党的领导人,先后集中在延安,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以社会调查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中心环节,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独创性经验,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在这方面,作出最伟大、最杰出的贡献,写下了大量的理论著作,从而大大地发展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过去那些不够系统、不够完整的思想观点,构成了思想科学体系的主体。 这个理论体系的形成,首先表现为思想的核心部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成熟。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在明确揭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的同时,全面地回答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纲领、前途和转变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各个部分之间成为有机联系的整体,从而使新民主主义理论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这个理论体系的形成,同时表现为思想其它组成部分的成熟。这个时期,写出了大量的理论著作,使“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更加完整,统一战线理论更加丰富,武装斗争理论有了新的发展,党的建设理论更加完备,哲学思想形成体系。这样,思想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在期间,党的其他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在学习研究思想的过程中,开始对这个理论体系进行概括,如张如心、、肖三等。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把思想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归纳为九个问题,这是在党的历史文献中第一次比较完整、系统的对思想理论体系的概括。在经过解放战争和建国以后的进一步发展以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一次把思想的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归纳为六个方面和三个灵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迄今为止对思想的内容和体系所作的比较全面、完整、系统的分析概括。思想的理论体系之所以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因为“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它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恩格斯曾这样说过:“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是公正的。”同样,我们也可以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用的名字来命名是公正的。 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思想仍然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民族的精神支柱,著作仍然是我们必须经常学习的宝贵财富。“这不但因为历史不能割断,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当前问题的了解;而且因为这些著作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总之,由于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贡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得以形成。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思想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这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理论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过程和形态:试论建设和谐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 (论文关健词)马克思主义美学 中国传统美学 和谐文化建构 (论文摘要〕本文在分别整理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要素的基拙上,找出二者之间内在贯通的接桦点,然后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高度上,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所指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主要是指马克思在其相关著述中,对人的基本生存境遇及其趋势进行整体性批判与反思的学说。当代中国审美意识形态的主导与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其“中国化”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与包括中国哲学和美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相融合的文化创新过程。中国文化创新与发展的历史表明,一种外来文化要真正化为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血脉,成为其内在组成部分,必须有一个长期的站在本民族立场上,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相互涵化、吸收与创新的过程,这是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创新的必由之途,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必由之途。而要跨上这一不可规避的途径,首先必须找到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接桦之处。 一、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要框架和线索 马克思认为,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一个随着生产力的逐渐发展不断创造出新的需求与价值,使这一活动的“内在尺度”在把握、整合与超越“任何一个种的尺度”的历史过程中,愈来愈具有“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而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价值尺度,就是一个不断地向“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为旨归的“真正的自由王国”迈进的历史过程;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人类社会的生产目的是一个不断摆脱和超越传统农业社会的神圣性,现代工业文明的交换价值等等外在尺度的束缚,逐渐向人本身回归和提升的自然历史过程。其间有三个主要相关美学的论点: (1)“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人自身在改造自然界的实践基础上也不断得到改造,“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人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是一个“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人不仅能在精神上反思自身,而且能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因此,生产实践过程不仅仅是一个将自身内在尺度运用到实践对象之上,使之符合自身需求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的过程,亦即各种不同因素和谐共存的社会实践过程,其间自然界的存在与发展和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是互为表里的互为前提的一个有机整体。这就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含义。 (2)美是一种人以自身的“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的生存方式。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曾经对“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及其与“自由”的关系作过论述。他认为“自由王国”以“必然王国”为基础,后者属于人类的社会物质生产领域,“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会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而在“必然王国”的“彼岸”,“自由王国”则以“人类能力的发展”为“目的本身”,这是一个以人自身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目的的领域,人自身“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一“类特性”在其中获得淋漓尽致的体现。马克思认为,作为一个整体的活动过程,人自身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不仅在物质和生理层面肯定自身的存在,而且在理论和思维层面反思自身的存在,“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图。在马克思看来,艺术和美学既是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又是人类用以直观自身天性发展的一种特殊的角度和能力。 (3)“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作为一种人类生存活动的方式,审美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链条中的一个个不可或缺的基本人性和精神自觉的历史环节,感受音乐美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亦即“那些能够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的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同时,所谓的审美能力,是人类实践过程的产物:“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性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在马克思看来,美和艺术是人类衡量自身文明程度的基本尺度。 二、强调人与自身的生存环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的中国传统美学 在《尚书·洪范》篇中,“五行”(水、火、木、金、土)是当时人认为构成世界万物的“始基”,且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爱稼墙。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墙作甘”,因而是五种与人自身的生存息息相关的基本元素。站在人类生产和生活需求层面上描述原初物质与人内在关联的基本属性,说明中国文明的“轴心时代”,人们理解其自身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其视野集中在二者之间的和谐并存而非主客二分这一焦点之上。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文中指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一开始只能是在满足自身需要的活动中建立起来的生存关系,人们首先在其头脑中“铭记”的,不是自然物的某种抽象的“理论”属性,而是对相对于人自身生存的能够“满足需要”的属性,“他们赋予物以有用的性质,好像这种有用性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尚书·洪范》中的五种味觉,就是一种先于理论认识的关于事物能够满足生存需要的属性的原初意识。其中关键在于,世界的属性是一种在满足自身需要过程中显露出来的“有用性”,这种有用性的把握,不在于理论的分析,而在于味觉的品尝。这是一种站在人与生存环境之间和谐统一立场上,以身度物地体味事物性质的哲学基本立场,是包括美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的基本出发点。《国语·郑语》记载了西周末年的史伯论“和”与“同”范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乃尽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这种强调生命自身的生存意义在于多样性要素之间的相互容忍、并存和融合的传统生存智慧,在中国传统美学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化为一种人与自然在矛盾中和谐共存不相分离的天人关系视野:“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自然与人都来自共同的本体,遵循着共同的发展道路,因而“致中和”是万事万物各得其所、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想境界。魏晋以降的山水情趣就是以此为基础生发出来的。南朝宗炳追求一种“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的“仁智之乐”,刘腮则强调“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意境,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的平等的情感交往关系;而辛弃疾则吟诵道:“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宗白华先生从中国美学的“散点透视”和西方美学的“定点透视”这样两种不同的民族审美价值取向的区别角度人手,强调前者是一种站在人与生存环境之间和谐统一立场上,以身度物地体味事物性质的哲学基本立场,这是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学的基本出发点。 三、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过程中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 “和谐”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国传统美学的接桦点。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试图以消除事物自身内部对立面来解决现实矛盾的形而上学方法时指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这里的“辩证运动”就是指事物中的各个方面、各个要素之间的“共存、斗争和融合”,是宇宙间新陈代谢一般过程的基本方式。这恰恰与中国美学中“以他平他谓之和”的“和实生物”的思想相吻合,中国人以和为贵、以和为善、以和为美的和谐文化,其理论基础、哲学根据就是“和而不同”或“不同而和”,即包含着“不同”、差异、矛盾在内的多样性的统一。在当前,这种统一的社会基础,就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所说的“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命题,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所有成员的根本利益,故而能够将当前中国社会中的各种相互矛盾的要素凝聚成一个和而不同的有机整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在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的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关和谐的思想资源结合在一起而产生出来的崭新理论。 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的建构过程,较多保留了以身度物地体味世界的“生命一体化”原初意识要素,在思维方式上能够比较自觉地抵制对象化的看待世界的本质论分析方法,从而一开始就与西方自古希腊时期已经成形、在近代认识论美学中成为基本框架的理性本质论的思维方式相区别,走的是一条与西方美学迥然不同的具有明显生存论特征的审美之途。现代中国美学基本按照西方美学的思路构建自身的理论框架。在这种“照着(西方)讲”的逻辑中,自身固有的问题意识和思路贝组被遮蔽掉了。这种遮蔽使得当代中国美学一直跳不出在模仿西方中试图超越西方的逻辑怪圈。个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仍然对于自身传统中的生存论资源理解不够,对其价值领会不深。在中国传统美学的致思之途中,审美主体是与其周围的生存环境内在关联的原始的交互主体。它不同于海德格尔存在论美学中的“此在”,因为作为“主体”,后者经过了西方哲学传统、尤其是近代欧洲哲学中“本我中心主义”和“理性中心主义”的严格的自我反思。与之相比较,中国古代美学中的审美主体,作为一种保留了更多的“生命一体化”的原初意识内涵的“源主体”,它与西方现代哲学意义上的“互主体”的区别,在于其原始的平等观保留了更多的“让对方生存我才能生存”的生存论智慧,而这,正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得以建构的最基本的传统资源。扬弃当代美学传统中根深蒂固的“本质论美学”、“斗争论美学”、“生产论美学”的工具属性及其狭隘眼界,切实将人本身亦即人的历史的现实的整体的生存状态作为美学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就必须在回归“源主体”中进行资源梳理,发掘其中固有的“和谐化辩证法”属性,使其在美学转型中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当今经济全球化的主流价值及其生活方式,是一种以“高消费、高污染、高能耗”为基础的高福利生活方式。这是“西方现代性”的必然逻辑,是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异化关系的发展模式,这种生活方式和发展路径不可能成为全球现代化的引领方式,更不可能为已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现代化道路所遵循。作为一个一百多年来一直处于西方文化威胁之中的以农业和农民为主体的人口大国,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只能走“低消费、低污染、低能耗”的独立自主的中国特色道路。这是一条以人为本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在马克思主义美学视野里,人与其生存环境本来就是“天然统一”的,在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基础上充分满足人自身的物质需求,以消除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领域全面实现人的生存尊严,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核心理念。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则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里程碑。这一思想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在于,作为中华民族现代化历程的必由之途,中国的现代化不是以消耗不可再生资源、污染环境和扩大社会的贫富惫殊的程度来片面地增加社会财富总量的过程,而是通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内心世界的和谐相处以及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极大丰富来证明人自身的生存的薄严。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为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这一契机就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强调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充满活力的社会,也是团结和睦的社会,必须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巩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重要阶段,实现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资源、传统美学思想资源和其他文明相关资源之间的相互涵化和补充,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性美学思想体系,以引导中国人在现代化道路上以自己特有的框架和眼光,深刻反思和领悟在经济全球化境遇中所领悟的生存意义和价值,以激发民族精神生产的活力,提升民族精神文明的程度,建立起具有民族文化底蕴、得以与当今世界各种文明对话的社会主义审美意识形态。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和前景 【内容提要】中国历史地理学具有悠久的传统,也是一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新兴学科。由于中国拥有长期延续的文献记载,涉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很广,包括多样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景观,在中国发展历史地理学有举世无双的优势。在气候和环境变迁长时段观察等方面,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人类的未来作出独特的贡献。已在进行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项目,将使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本文还对历史地理研究如何为现实服务,如何提高研究水平发表了看法。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及其规律,是地理学的分支。但由于历史地理的研究主要依靠历史文献,必须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为历史学所用,也被看作为历史学的一个二级学科。 中国历史地理学不仅具有历史地理学的共性,而且具有中国的个性。这是由于这门学科在中国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发展过程,也拥有举世无双的优越条件,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学术的进步和人类的未来作出独特的贡献。 中国历史地理学具有悠久的传统也是一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新兴学科 历史地理学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我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禹贡》。这篇托名于大禹的著作实际产生在战国后期,距今也有二千多年了。《禹贡》虽然是以记载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后的地理状况为主,却包含了对以往地理现象的追溯,含有历史地理学的成分。而且由于其中的内容来源不一,并不排除一部分记载来自战国后期以前的时代,可以说,中国人注意并记录以往的地理现象,开始于战国以前。 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既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当时代地理著作,也堪称中国第一篇历史地理专著,因为它所记述的对象并不限于西汉一朝,而是“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对见于历史典籍记载的重要山川地名作了考订注释。尽管作者班固并不以地理学见长,但由于他比较充分地利用了已有的地理记载和地理研究成果,所以还是开创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雏形。此后,从郦道元的《水经注》到唐宋以来传世的地理著作,几乎都是由当时代追溯到往古,注重历史地理现象的记载和研究。 《汉书·地理志》的作者生活在公元1世纪,但依靠当时保留着的历史文献,对早在公元前11世纪以来的一些地理要素,包括古国、历史政区、地名、河流、山岭、古迹、关隘、寺庙、纪念地等都作了记载和简要的考证。同样,成书于公元6世纪的《水经注》所记载的范围也不限于当代或作者的见闻所及,而是从传世的数百种地理著作中搜集整理了大量史料,并作了深入的考证和研究,使《水经注》成为继《汉书·地理志》以后最重要的一种历史地理著作。今天,我们之所以还能知道先秦的某一个地名在现在的什么地方,之所以能知道春秋战国时的政治态势和秦汉以降的疆域范围,之所以能够大致了解黄河早期的几次改道,都离不开这两种著作。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皇朝的更迭、政权的兴衰、疆域的盈缩、政区的分合和地名的更改不断发生;黄河下游及其支流的频繁决溢改道又经常引起有关地区地貌及水系的变迁,给社会生活带来相当大的影响。中国古达的文化使这些变化大多得到了及时而详尽的记载,但由于在如此巨大的空间和时间中所发生的变化是如此复杂,已不是一般学者所能随意涉足,因而产生了一门专门学问——沿革地理。 中国古代一直具有重视历史的传统。沿革地理历来被看成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一贯受到学者的重视。沿革地理所研究的内容不仅关系到国计民生,也是治学的基础,例如历史地名的注释和考证、历代疆域和政区的变迁、黄河等水道的变迁,特别是涉及到对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十三经》和传统正史的理解和解释的有关地理名称和地理知识,都被看成是治学的基本功。沿革地理的成就在清代中期达到高峰,乾嘉学者无不致力于沿革地理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与具体成果方面几乎都推向极致。 但是沿革地理并不等于历史地理学,两者不仅是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区别。就研究内容而言,前者主要是疆域政区、地名和水道的变迁,后者却包括地理学的各个分支。就研究的性质而言,前者一般只是对现象的描述和复原,很少涉及变化的原因,后者则不仅要复原各种以往的地理现象,而且要寻找它们变化发展的原因,探索它们的规律。由于产生于西方的现代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很迟,加上缺乏全面系统的科学基础,中国沿革地理虽然早已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却一直未形成新的学科。数百年来,除了有少数几位专治沿革地理的学者之外,大多只是历史学家、经学家、训诂学家、文学家、金石家的副业,它的成果主要也是作为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注释检索之用。历史地理学则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是现代地理学的一部分,一般说来需要有专门的研究人员,它的研究成果既可用于解释自然发展规律,也可以用于解释人类活动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在特定自然条件下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显然,历史地理学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是现代地理学的建立,中国到20世纪初叶才逐渐具备这一条件,所以中国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是3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1934年初由顾颉刚首倡、谭其骧协助成立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及其主办的《禹贡半月刊》还是以研究和发展沿革地理为宗旨的。1935年初,《禹贡》开始以“中国历史地理”(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作为刊物的英语名称,这说明禹贡学会的学者们已经受到现代地理学的影响,产生了将传统的沿革地理向现代的历史地理学转化的愿望。但从此后《禹贡》的内容和学者们的研究方面和方向看,还是侧重于沿革方面的。而且,不久爆发的抗日战争和随之进行的内战使禹贡学会不得不停顿,学者们的愿望无从实现。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教育部列出的大学历史系课程中还只有“沿革地理”,而不是“历史地理”。 对学科发展满怀热情的学者及时指出了沿革地理的局限性,其中以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的意见最为有力。1953年院系调整后,一些大学的历史系以历史地理学取代了沿革地理。不久,北京大学率先在地理系中招收了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成立了历史地理研究室。此后,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也先后设立了专门的研究室、教研室,有的还招收了专业本科生。到6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已经粗具规模,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尽管由于的破坏,出现了多年的停顿,集中反映历史地理研究成果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还是在70年代末大致完成。到20世纪80年代初,历史地理学界一致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粗具规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历史地理学者继承和发扬沿革地理注重文献考证的传统,充分运用地理学和相关学科的科学原理,引入先进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不断开拓新的学科分支,扩大研究领域,在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社会地理形成了不少新的分支,在历史地图编绘、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行政区划史、移民史、人口史、区域文化地理、地区开发、环境变迁、气候变迁、灾害与社会、上海历史地理、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和整理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绩,有的已居国际领先地位。在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陆续退出研究领域后,一批中青年学者已经成为各个分支的学术带头人,绝大多数拥有博士学位或留学经历,形成了结构比较合理、门类比较齐全的学术梯队。近年由教育部确定的106个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名列首批,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就是以该校的历史地理研究所为主组建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等机构合作研制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GHGIS)已经完成首批样本,初步进入国际领先地位。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水平在整体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标志着这门具有悠久传统的学科迎来了一个向现代化全面迈进的新阶段。 在中国发展历史地理学有举世无双的优势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所以大多数学者将历史地理学归属于地理学,少数学者认为它属于历史学,或者是介于地理学和历史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但对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研究手段是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而不是以实地考察为主的地理学研究方法,一般是没有异议的。尽管历史地理研究离不开地理学的基础原理,同样需要采用地理学的基本研究手段,并借助于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但绝对离不开文献资料。正因为如此,尽管现代历史地理学首先产生在西欧和北美的发达国家,尽管它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手段适应于各大洲的各个国家,但只有具有丰富的、延续的、系统的历史文献的时间和空间才有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也正因为如此,英国、加拿大和欧美其他国家的历史地理研究集中在历史人文地理,并且主要是17世纪以后的课题。由于历史自然地理现象的变化尺度往往以数百年或千年计,在缺乏长达千年的、延续的历史资料的前提下是无法进行的。 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却具有举世无双的优势,有条件进行长时段的、持续的、大范围空间、长时段时间和全方位的研究。这是因为: 中国有悠久和延续的历史。迄今为止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商、周,并且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通过考古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还可能将历史提前到夏朝以前。尽管目前得到证实的中国历史还不如埃及、巴比伦的长,但从夏朝开始,中国的历史一直没有中断,作为历史主人的主体民族是从以夏人为中心的华夏诸族发展下来的,不像其他文明古国的历史早已断绝,当年的主人或者早已迁离,或者已经灭绝。 中国历来有辽阔的疆域,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一般都有数百万至上千万平方公里。尽管疆域时有盈缩,内部也有过多次分裂割据,但一般都能在北起今阴山山脉、燕山山脉、辽河下游,南至海南岛和南海,西起陇东高原、川西高原、横断山脉,东至于海的范围内实施着有效直接的行政管理,从18世纪中叶起又扩到今中国全境。这就为历史地理学进行大范围的、可比较的、前后连贯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大舞台。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数以十计,政权数以百计,行政区数以千计,使用过的地名数以万计,涉及的人物、事件、制度更难以数计,为历史地理学者留下巨大的发展潜力,也留下了不少千古之谜。 历史上中国的范围内拥有多种自然地理环境,跨越北半球的寒、温、热三带,拥有东亚大陆的三个阶梯,有复杂多样的地形和地貌,包括世界最高的山脉、最低的盆地之一、最长的河流之一、最大最厚的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平原,以及其他多种世界罕见的地理现象,形成了很多景观迥异的地理区域。由于开发时间长、供养人口多,大多已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发生过显著的变迁。这些都为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课题。 中国历来人口众多。从公元初的6000多万人发展到1850年的4.3亿人,又增加到1953年的6亿余人,中国人口在世界人口中一直占着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比例。从古代的华夏诸族、三苗、百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到今天的56个民族,中国始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尽管自古以农立国,以农为主,同时具有游牧、饲养、狩猎、采集、捕捞等多种生产方式,农、林、牧、副、渔、手工业、工业、商业、服务业和各种特种行业全面发展。各民族、各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物质和精神文化丰富多彩,方言繁多。尽管儒家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宗教同时存在,各种民间的、地方的信仰变化无穷,就是儒家文化内部也有各种流派。这些都是值得历史地理学开发的无尽的宝藏。 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中国文化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文化在总体上还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对东亚以外也没有产生直接的、整体性的作用。但早在先秦时期,先民就开始了与境外的联系,张骞通西域和丝绸之路的开通,甘英、朱应、康泰、法显、宋云、惠生、常骏、玄奘、王玄策、慧超、杜环、李志常、常德、亦黑迷失、汪大渊、周达观、陈诚、郑和、王景弘、费信、图理琛、谢清高等旅行家、探险家、航海家、高僧给我们留下了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的记载,有的是世界上唯一、在当时当地也没有的珍贵记录。同样,竺法兰、安世高、安玄、康僧会、支谶、鸠摩罗什(Kumarajiva)、阿罗本、伊本·瓦哈伯(ibn-Wahab)、马可·波罗(Marco Polo)、伊本·拔图塔(Ibn-Battutah)、鄂多立克(Odorico da Pordenone)、约翰·孟德高维诺(Giovanni de Montecorvino)、邓玉函(JeanTerrenz)、利玛窦(Matteo Ricci)、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庞迪我(Didaco de Pantoja)、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徐日shēng@①(Thomas Pereira)、罗雅各(Giacomo Rho)、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o)、冯秉正(Josephde Moyriade Maillac)、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等人因种种原因来到中国,或者传播佛教、景教、天主教、基督教,或者带来了西方、阿拉伯、印度文明,或者向外界介绍了中国当时的情况,其中也有未见于中文记载的重要资料。具有如此多的研究中外交流史和世界文明史的资料,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者的幸运。 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文字开始于甲骨文,现在已完全能够解读。战国后期,各国间的文字交流已没有障碍。从秦始皇统一和规范文字至今,中文的基本构造的意义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世界上最多的文字记录,传抄或印刷了世界上最多的书籍,保存至今的书籍和其他文字记载如金文、碑刻等,无论数量、内容和种类,都是世界上最多的。此外,还有和田文、粟特文、吐火罗火、吐蕃文、契丹文、西夏文、蒙文、满文、彝文等各种文字的史料,大多已得到解读。其中仅地方志就有8000多种,对明、清以来各地的记载非常详细。用中文译成的《大藏经》所收录的佛经,由于一部分原本早已散佚,成为有关资料的唯一出处。这样的历史文献资源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同样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缺损或空白,但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历史地理可以研究的时间最长,空间最广,资料的密度最高,可信度最大。 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人类的未来做出独特的贡献 自上世纪后半期以来,地球上出现了气候的急剧变化和不少自然灾害,大多数地方的环境趋于恶化,最近在中国北方出现的罕见的沙尘暴和各地普遍的春季高温更使人们对未来的气候和环境变迁充满了困惑和忧虑。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也在为未来担忧,而科学家的预测莫衷一是。科学不是算命,不能未卜先知,科学的预测只能建立在大量实践和科学规律的基础之上。但人类认识规律需要相当长的积累,如对一种地理现象的变化规律的了解,都需要一个比较长时段观察。如果不做长时段的研究,就要总结它的规律,来预测它未来的发展趋势,那是非常危险的,或者说是完全不可能的。 不幸的是,人类用现代的科学仪器来观测气候,如气温、风向、风力、气压、降水等,到现在最长只有170多年,能积累那么长年代资料的站点在全世界只有50个,其中的90%集中在西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完全依靠现代科学仪器积累起来的气候资料,那最多只能研究西欧四十几个点不到200年间的规律。而且影响气候变化的各种因素的变动周期或长或短,如太阳黑子变化是11年一个周期,而气候冷暖的变化却有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周期。从现有的资料分析,上一世纪的气温的确呈上升趋势,但仅仅100年的资料能证明是一个完整的周期吗?谁能肯定100年后气温是继续上升,还是又将进入一个新的周期,或者进入一个下降阶段呢?退一万步说,即使这170年的资料能够提供西欧地区的规律,也不可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至于我国,能够积累100年以上现代气候观测资料的点也屈指可数,大多数县级观测点的资料是从1958年后开始的,比研究西欧的条件更差。幸运的是,依靠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和各种信息,历史地理的研究可以为人类提供更长、更多的气候变化状况,有可能使我们了解更多的规律性。当然,科学家也可以利用孢子花粉分析、土壤沉积物分析、生物种类、碳[14]断代、考古发掘等方法来获得气候资料,但在信息的延续性、广泛性、精确性方面,与文献记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例如,现存的甲骨文中有好几条有关亚洲象的记录,证明殷人猎象已很有经验,在王都殷(今河南安阳)附近的田猎区内常有成群的野象在活动。另外,甲骨文中出现的十多种天气现象的字中,没有冰、霜等字。结合考古发现的其他证据,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公元前16-11世纪的商代是一个气温偏高明显的阶段,其年平均气温比今天还高,黄河以北地区的冬季气温比今天上海一带还要高。所以说,从上一世纪开始的气温升高并没有超过历史时期的极限。同样,我们可以在历史资料中找到很多极端最低气温的记录,例如,上海附近的太湖在宋代冬天经常结冰,有时湖面完全冰封,上面可以步行和供车辆来往。苏州一带的运河也经常冻结,以至船只常都备有凿冰工具,不断破冰才能通行。这些情况,现在早已绝迹了,这说明历史时期长江三角洲冬天的极端最低温度比今天低得多。这就是说,近一个多世纪内出现的气温变化都还在历史时期“正常”的范围之内,在密切注视、认真对待的同时,不必过于紧张,过于悲观。 又如,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的研究证明,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灾害,是明朝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1556年1月23日)陕西华州的大地震,死亡人数至少有83万。而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人。已知黄河最大的洪水发生在道光二十三年,三门峡洪峰流量达到36000立方米/秒,12天洪水流量119亿立方米,相当于500年一遇。而20世纪内最大的1933年三门峡洪峰量是22000立方米/秒;1958年在河南花园口实测到的洪峰流量是22300立方米/秒,12天洪水流量86.8亿立方米,只相当于50年一遇。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大量类似的例子,这至少可以证明,自然灾害并不存在越来越严重的规律。人类活动固然会加剧自然灾害,但造成自然灾害的主要或根本原因显然还是自然本身,这正是我们必须探索的规律。 用从我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整理出来的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的类型和程度、环境变迁和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变化的资料,结合其他历史信息,参照现代观测资料及其研究结果,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填补现代科学研究的空白,为更科学地发现和认识自然规律,预测未来提供经验,为全人类的未来做出贡献。 从传统历史地图到数字化、信息化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能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由已故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新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最重大的成果之一,也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和历史地图研制的一个里程碑。这部上起原始社会,下迄清末,包括20个图组、305幅地图和约70000个地名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图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 严格说来,《中国历史地图集》只能称为《中国历史疆域政区地图集》,或者是《中国历史普通地图集》,因为它的内容只包括历史时期各个政权的疆域政区、重要地名和有地名意义的建筑、具有政区性质的民族分布,以及作为地图必不可少的框架海岸、河流、山脉;而没有表达其他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要素如地貌、水文、气候、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内容。而作为名符其实的历史地图集,这些方面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政府部门、社会各界和学术界需要这样一种地图集,根据我们的历史资料和已有研究水平也完全有可能编绘出这一图集,所以从1982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下,由谭其骧主编,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历史、考古、近代史、民族等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杭州大学等数十个单位的学者开始编绘一部包括20个图组、千余幅地图的三巨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编稿已基本完成,正在制印中,第一册将于年内出版。 但由于印刷地图既不可能将不同年代的诸多内容绘在同一幅图上,又不能将历史时期地理要素的全部变化都用分幅地图表示出来,这种以静态地图来表示历史地理动态的矛盾是无法得到解决的。历史地图的使用者会有各种目的,但都需要找到特定的年代和特定的地区,而且希望能对原图上的内容有所取舍,删去不必要的点线,增加自己的内容,以突出主题。他们需要的是各种不同年代、不同地区、不同比例尺的历史底图,进而能将地图上的有关要素量化,计算出具体的数据。现有的印刷地图显然远远满足不了这样的要求。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新的历史信息的发现,历史地图必定有一个不断修改补充的过程,但传统的印刷地图的修订和制印却相当麻烦,往往要耗费很长时间,所以出版的地图总是落后于研究成果和最新信息。 当地理信息系统(GIS,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和数字化地图(digital map)问世以后,这些难题就都迎刃而解了。正因为如此,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决定不再简单修订《中国历史地图集》和整理出版考释文字,而是采用最先进的技术,编制“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China's Historical 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 这一系统的基本思路是: 制定一套完整、系统、全面、精确的编码系统,将所有能够发现并确定(包括能够部分确定)的历史地名全部编码,做到一地一码,即一个地名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任何变化都将在基本码不变的条件下生成新的代码; 研制相应的数据库,要求容量充分,信息完整,检索便利,链接迅速,适应各种不同层次和探索的要求,将全部原始信息(包括史料、档案、数据、图像等)全部输入,并能不断更新; 以国家测绘局的数字化地图ArcChina(一百万分之一全国地图)为底图,逐渐上溯,明代以后编出包括县及县以上界线、县以下可考地名的逐年地图,此前编出包括县以上界线的可考地名、间隔尽可能短的阶段性地图; 在完成普通历史地图后,进一步将历史人文、社会、自然地理各分支的研究成果和信息充实这一系统,使之日益完美,成为名符其实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这个系统将提供一套开放的地图和数据平台,从理论上说,可以提供中国历史上任何空间和任何时间的地图,供历史地理学、历史学和其他任何学科和各类用户使用,或作为进一步开发的基础;其他全部产品将分批在互联网上,供全世界非商业目的的用户免费下载。 从2001年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和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哈佛燕京学社、澳大利亚格林菲斯大学亚洲空间数据中心、数字化文化地图集行动计划(ECAI,Electronic Cultural Atlas Initiation)等机构合作,在世界各国数十位专家学者的支持下,已经启动这一项目的研制计划,并已完成和了第一批样本。这一项目将分阶段实施,以十年或更多的时间完成。 这一项目采用的地理信息系统和数字化地图的技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所表达的内容是以中国悠久的历史、辽阔的疆域、灿烂的文化、庞大的人口、众多的民族和丰富的史料为基础的,加上二千多年沿革地理的传统和半个多世纪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完全有信心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例如欧洲的历史地图还只能编到200年前,目前正努力争取编到300年前,而我们完全可以编到2000年前,有可能编到3000年前。在同样的技术条件下,我们的成果当然更先进。这样的水平是无可比拟的,没有争议的。 “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必将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完成中国历史地图从传统向数字化和现代化的转折,将中国历史地理和历史地图的研究提高到新的高峰。 历史地理学如何为现实服务 作为一门科学,历史地理学的根本任务是学科本身的发展,而不是如何适应现实的需要。一味迎合现实需要,片面强调现实的需要,必定会影响学科的正常发展,甚至完全违背科学规律。1949年以后,历史地理学曾经受到政治因素的过度干预,因而片面强调为政治服务,为现实服务。例如在历史疆域的研究中,常常因国家关系的改变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为了突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辽阔的疆域,不惜将不同年代的疆界拼凑成一幅极盛疆域地图。近年来,历史地理研究又受到经济因素和地方利益的影响,如削弱甚至放弃了必要的基础研究,以所谓的“成果”为创收手段,无原则地迎合一些地方开发旅游、抢名人、争古迹、以假乱真的需要。 这并不是说历史地理学不应该或者不必要为现实服务,历史地理学者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一员当然也承担着自己的责任,也应该爱祖国,爱社会,爱家乡,通过贡献或转让科研成果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不仅完全正当,而且是值得提倡的发展方向。但这一切的前提,必须是严格遵循科学规律,坚持实事求是。只有学科本身得到正常发展,基础研究不断得到加强,才会有真正适应现实需要的成果。 为现实服务不是为一时一事服务,不能违背历史事实和科学规律。如果只是随大流,看风头,迎合现行政策,不仅不利于学科发展,而且贻害社会,损害国家的长远利益。20世纪60年代初,谭其骧先生就论证了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根本原因是中游耕作方式的改变使水土流失减轻,流入黄河中下游的泥沙量减少。他认为,要彻底消除黄河下游的水患,关键是做好中游的水土保持,提出了农林牧并举,退耕还林,综合治理的建议。如果一定要为当时“大办农业”、“以粮为纲”的政策服务,他当然不能写这样的文章,或者提出这样的建议。但事实已经证明,谭先生这样的治学态度才是真正有利于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为现实服务的典范。 正在兴起的西部大开发为历史地理学者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广阔舞台,历史地理的各个分支都能有用武之地,也是学科发展的大好机遇。正确地阐述西部的历史地理背景,必然能对西部大开发作出贡献,所以我们应该积极投入。但是西部开发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同样存在着各种矛盾、认识的误区和不同意见,历史地理学者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不能简单地为现行的或当地的政策作解释,找依据。同时也应该看到,历史地理的研究毕竟是以历史时期为主,而历史背景的作用是有限度的,不能为了突出学科的重要性而随意夸大历史因素的作用。 如何提高历史地理研究的水平 提高历史地理研究水平的途径很多,方面很广,但提高研究结果的精度是最重要的任务。固然,历史地理的一些分支和不少方面还是空白,亟需填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加强。但一般说来,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增加研究力量、扩大研究领域来解决,而精度的提高却不是量的积累,而必须取得重大突破,是质的飞跃。 由于绝大多数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已经无法通过实地考察来复原,只能依靠文献记载,而现存史料中往往只有不完整的描述,普遍缺乏必要的数量,要进行量化分析相当困难,更难得出精确的结论,所以在已有研究成果中,对时间、地点、程度的定量精度很低。由于成果的精度不高,很难作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也无法为归纳或预测提供可靠的数量根据,也难以得到其他学科的引用,受到运用部门的重视。 例如,现有研究成果已经证明西北地区历史上曾经有森林分布,很多地方有良好的植被覆盖,但其他研究也提出了西北地区长期干旱,植被覆盖率一直很低,只在局部地区才有森林的观点。有的地理学家还指出,黄土高原上不可能有森林覆盖。孤立地看,这些观点都有道理,都可以找到史料根据,但却互相矛盾。你说某一朝代那里出产木材,他也可以说什么时候这里是不毛之地,且不说史料是否完全正确,那么史料没有提到的地方和年代(实际上占大多数)情况怎样呢?如果我们能提高研究的精度,从一般证明西北地区有森林提高到复原出不同时期具体的植被分布图,说明什么年代、什么地方有什么植被,以后有什么变化,哪些地方本来就没有植被,这些争论就能得出可信的结论。这样的研究结果无疑具有更高的学术水平和实用价值,必定会被相关学科和实际部门所采用。 又如,历史地理学对长时段气候变迁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但如何将史料中十分粗略的记载转化为可靠的数据,并且能为国内外同行所接受,如何将这些数据的精度提高到一个适用的限度,例如年(时间)、县(范围)、摄氏度(气温)、毫米(降水量)、级(风力)等单位,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史料不可能有多少新的发现。依靠现有的信息检索手段,不久就能将所有的史料收罗无遗,传统的历史学和地理学研究方法也已被历史地理学者推到了极致,要提高研究精度只能寄希望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只能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的、综合性的努力。 中国历史地理学既然与历史学有如此深厚的渊源和如此紧密的联系,它未来的发展自然也离不开整个历史学科的繁荣,也需要历史学科其他分支的重视。实际上,凡是与空间分布及其变化有关的任何一种历史现象、历史要素都属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同样,历史地理学的任何研究成果,都能为历史学各个分支所利用。两者之间目前存在的巨大差距正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前景广阔,发展的潜力无穷。 中国历史论文: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建立与发展——兼论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 内容提要 建国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且发展前景广阔。本文在侯仁之教授《历史地理学四论》的启迪下,对本学科的理论与实践、国际接轨意识、综合系统性、时间特性以及促进学科发展的内外动力等几个方面,从有助于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健康发展的角度,作了简要的回顾和展望。 关键词 中国历史地理学 《历史地理学四论》 理论与实践 国际接轨意识 综合系统性 时间特性 历史地理研究在中国有着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的悠久传统,但现代历史地理学首先是在西方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形成的。40年代,侯仁之教授就学于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在西方现代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H·C·达比教授的指导下,系统、正规地接受了现代历史地理学思想的薰陶。学成归国之后,侯仁之即结合教学科研实践,于五、六十年代不懈努力地在中国大力倡导现代历史地理学。然而,正当中国历史地理学刚刚迈上现代科学轨道之时,十年“”阻止了它的健康发展,使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与西方本已缩小的差距再次拉大。1979年,“”结束不久,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即开始取得新的突破,并逐步走上现代科学的正轨,侯仁之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一书,无疑是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地理学界最主要的理论研究成果。80年代以来,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和历史地理专题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但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索却没有取得相应的大发展,对实践的指导还没有新的突破。正是在这一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俳徊前进之时,侯仁之将他先后发表的四篇理论探讨论文及“附录”四篇、“资料”两篇共十篇论文结集成册并题为《历史地理学四论》[②](以下简称《四论》)出版,既显示了他个人对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认识历程,又从理论思维和实践研究两个方面展现和强调了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几个新旧问题。 一、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在漫长的“神”本位观念(自然界的“地心说”、人类社会的君主制)主宰下的古代历史时期,历史地理研究只是为治史提供疆域政区变迁的地理沿革背景资料,以及在这些治史资料基础上编绘的读史地图。随着近代科学文明的兴起,科学观念、规律意识和理性精神逐渐冲破“神”的樊篱,哥白尼的日心说与牛顿的力学,使人们知道,自然界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有规律可循可观察可认识可判断可推理的客观存在,把握客观规律后,就可以对客观世界进行科学地改造和利用。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也逐渐渗入历史学,要求历史学不仅要研究人类社会自身的历史,也要研究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历史,以及人类活动叠加于自然环境的人文地理环境及其历史。在近代科学文明的大潮中,正是这些科学实践的客观要求,使地理学迅速脱离历史学而成为一门独立的近代学科。而在近代地理学诞生之初,历史地理学就已经蕴涵了它在地理学中的潜在位置。[③] 在西方,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问题,曾经长期地困扰过许多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A·赫特纳认为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地理学科,但又模棱两可地自我怀疑[④],R·哈特向既不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又否定它的独立学科地位,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⑤]。在现代历史地理学诞生前夕,来自历史学界和地理学界的历史地理研究者们,还为此进行过激烈的面红耳赤的争论。[⑥]由于争论者们本身缺乏深厚的历史地理研究实践,故未阐明历史地理学科的本质问题。而同时代的H·C·达比[⑦]、W·G·伊斯特[⑧]等少数几位历史地理学家,用他们坚实的具体历史地理研究实践,奠定了历史地理学理论的基石。1940年,C·O·索尔在达比等人研究的基础上,第一次从理论上全面系统地概述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研究要点、研究资料、野外考察以及研究方向等诸多方面。[⑨]从而宣告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诞生,同时也结束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之争。其后不久,R·H·布朗[⑩]、D·怀特利瑟[①①]的著作和A·H·克拉克的一系列重要论文又丰富了诞生不久的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 在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自明末至民国初年,其研究方法类似于西方,而研究成果数量不逊于西方,至本世纪20年代以来,才逐渐落后于西方。[①②]以至于建国之初,教育部仍然把“中国沿革地理”视为历史地理学的代名词而规定为大学历史系的选修课程。对此,学成归国不久即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讲授地理学课程的侯仁之立即呼吁将“中国沿革地理”尽早改为“中国历史地理”,并在中国首次提出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其内容不以历代疆域的消长与地方政治区划的演变为主,而以不同时代地理环境的变迁为主,这样应该从先史时期开始,举凡每一时期中自然和人文地理上的重要变迁,如气候的变异、河流的迁移、海岸的伸缩、自然动植物的生灭移动以及地方的开发、人口的分布、交通的状况、都市的兴衰等等,凡是可能的都在讨论范围之内。”[①③]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侯仁之发表了第一论《历史地理学刍议》[①④],在中国首次阐述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总体理论以及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的关系,不久又发表了第二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⑤],在北京地区历史地理与西北干旱区历史地理的研究规划方面,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探讨。 70年代末期以后,我国学术界逐渐恢复了与西方的学术交流,学术理论研究也逐渐与西方接轨。强调综合整体研究的系统论,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和尝试,至90年代已经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许多分支学科中得到充分运用,科学哲学界和地学界提出的“地球表层学”概念是否获得学术界普遍承认暂且不论,但其综合统一的系统研究理论符合地理环境的客观现实。侯仁之敏锐地把握了这一时代的脉搏,连续推出第三论《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⑥]和第四论《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①⑦],吸收并倡议在历史地理研究实践中运用系统理论,着重强调了人—地系统的综合统一研究。如果说侯仁之《四论》中的前两论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成果的话,那么,后两论则是他对新理论与新研究实践在新科学技术发展的背景下所获取的新认识。 经过几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者几十年来长期、大量的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实践证明:纯理论研究固然可能取得某些成果,但从学科发展的整体上看,唯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是一条正确的唯物辩证之路:理论涵蕴于具体研究之内,具体研究凝缩于理论之中。 二、理论探索中的两种偏向 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各门科学领域中的内在规律,经过更高层次的概括和总结,最后将升华成科学哲学、乃至哲学的普遍性规律;哲学是科学的向导,具体科学的发展,无不有意无意地受到哲学的影响,经受了各种哲学思潮的影响之后,尽管构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大厦为时尚早,但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索,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目前,国内历史地理学界对于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的探讨存在着两种偏向。 一种偏向是对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及其各分支学科的名词、概念,作知识形态的学科体系表述。在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形成阶段,这样的基本表述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在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经过方法论研究、新哲学思维等几个阶段到今天的多元化时期[①⑧],再将过多的精力投入到知识形态的表述,对学科的发展没有更为重要的意义。A·H·克拉克和J·帕藤在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创刊号的《社论》中明确地指出:“《历史地理学杂志》将不是提倡有关历史地理学的性质、或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或历史学之间关系的教条”[①⑨]式的讨论。中国《历史地理》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两杂志的主编及编委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具有共识。 广义的历史地理学理论应该包括各种历史地理学说与历史地理知识体系,但历史地理学说与历史地理知识体系在属性、功能等方面具有本质的差异。更不能将历史地理知识体系作为历史地理学的核心理论。“因为要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建成一门符合现代科学标准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决不是一件轻易办得到的事。”[②⑩] 另一种偏向是对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探讨的漠视和轻视。“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②①]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不可能、也不应该回避理论问题。任何一项对本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的具体历史地理研究,无论研究者持什么样的态度,都是自觉不自觉地在某种理论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反之,一项具体的历史地理研究,如果就事论事地叙述或狭隘的考证,而事后又不进行分阶段的概括与总结,不找出所做研究的规律性和普遍性,并充实和完善各种层次、各种专题的现有理论,这项研究对学科的发展就没有更大的意义。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今后既要克服理论研究中的知识形态体系的简单叙述,也要纠正轻视和漠视理论研究的偏向,这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三、国际接轨意识 就任何一门学科而言,要想获取重大发展,就必须接轨于国际学术领域,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举凡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注重学术研究的国际性,并在某些学科或某些分支学科领域中成为国际研究中心。综观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现状,发达国家的历史地理研究总是国际性的。从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编辑部在英国的事实讲,英国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而从该杂志设立“总编”与“美洲总编”的事实来看,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国家。由于英语已成为最主要的国际性通用语言,因此,其它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国家如法、日、俄、德等国,都注重与英语世界的国际交往,将它们国家的重要研究成果介绍、翻译成英文版进入国际学术领域。[②②]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性,并在已有的介绍国外历史地理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开始向国际历史地理学界宣传和介绍我国已经取得的重要历史地理研究成果。[②③]今后应当逐步深入、广泛地进行中外历史地理研究的多方位、多层次比较,在保持中国传统特色的前提下,了解和借鉴西方研究的资料、方法和思想,以期更快地达到真正与国际接轨的目的,并在国际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中争得中国应有的学术地位。 四、综合系统性 在漫长的古代历史时期,学术研究以人文社会科学占绝对统治地位。这一时期的地理学作为历史学的附庸,以对人类居住环境的描述为主;而历史地理学则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 近代以来,人类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积累、创造和改进了大量改造自然的知识、工具和手段,使得自然界逐渐被人类的改造能力所征服;近代工业革命的兴起,更使人类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④]。自然科学的每一项重大发明和创造,都给人类社会带来文明的跃进,同时也使人类逐渐注意到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采而带来的自然界不可逆变化的后果。因此,自然科学的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以至逐渐形成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颉颃、甚至自然科学声势盖过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局面。近代的地理学已经脱离了历史学,并伴随着地质学、气候学、植物学等近代自然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成为一门以研究自然地理为主、人文地理为辅的学科;而历史地理学则以描述历史时期人类居住环境以及诠释历史地理文献为主要内容。 本世纪以来,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创造着前所未有的人类生产力,使人类对自然的大力征服不断遭到自然界的恶性报复,最终迫使人类反思人类自身的行为与社会活动,重新辩证地认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反映在学术研究领域,则出现了一系列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边缘研究与综合研究,以致形成大量的综合学科。[②⑤]现代地理学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大力加强了人文地理研究的内容,从本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开始,形成了强大的人文地理研究思潮。现代历史地理学正是在人文地理研究的浪潮中涌现出来的。[②⑥] 提倡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反映出人类对自然的影响越来越大、人类与自然越来越要求互生共存的客观现实,也反映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联袂研究的趋势[②⑦],其本质是提倡历史地理的综合研究,强调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要综合参考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双重要素,从人文与自然相区分的二元论研究向统一综合研究方向发展。 历史地理研究的客观对象具有四级客观系统:地理环境各要素的一级子系统;地理环境各要素之间的二级子系统;所有地理环境要素组成的地理环境三级子系统;以及更高层次的人类与地理环境系统组成的地理系统—地球表层巨系统。所有各级系统都是相互间进行着物质迁移、能量转换与信息传输等内外部循环的开放系统,又都是从无序到有序、从低序到高序、再从有序向无序演化的动态平衡系统。历史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客观系统性符合系统学理论的主要观点,这必将要求研究的系统性。与其被动地经过长期、无数次地分门别类的单要素研究摸索才最后上升到系统研究,不如主动地接受现代科学研究中普遍运用的系统学理论去系统地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客观系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侯仁之在《四论》的第三、第四论中一再强调历史地理研究的系统性。系统论的认识方法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获得普遍的应用,既表现在层层深入、内外联系的历史专题地理研究之中,也体现在逐级综合、分类归纳的历史区域地理研究之内,而动态的观点,则贯穿始终。以往的定位、定时研究应当逐渐向综合、系统和动态的研究过渡。 总之,伴随现代历史地理学科的诞生而出现、至今仍然困扰着部分学者的历史地理学科属性问题,表面上看来是学科的归属问题,实质上反映了在整个科学领域内,从分门别类的单一学科研究向交叉联系的多学科综合系统研究方向发展的趋势。现代地理学是一门综合系统学科,现代历史地理学更是一门综合系统学科。 五、时间特性 客观现实的地理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构成这一系统的每一种系统要素都能发展成为一门地理分支学科,而每一种系统要素在历史时间延续中的发展变迁过程及其与系统内外其它要素的交互关系,都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 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与空间,均为有限的时空,既不是具体技术科学的时空,也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时空。它的空间主要指地球自然界的“生物圈(biosphere)”和受到人类影响的“理智圈(noosphere)”[②⑧]。其时间的上下限为:人类出现并产生农业而对自然界产生影响以来、直至人类发展的全过程,包括将来发展的未来趋势。关于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跨度,侯仁之在其《四论》中有精辟的论断,他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坚决主张现代地理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当前的这一段时期内,必须推向过去的时代,一直上溯到人类开始出现在地球上,并且在自然界中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之后,这项研究就属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而且这一研究领域,同样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严格地说,今天的地理,明天即成为历史地理”[②⑨]。 关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时间特性,从科学哲学的辩证认识来分析,有三种对立的时间观念:⒈静止的历表时间和动态的历时时间;⒉单纯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和整个人类历史时间;⒊简单“过去”的历史时间和“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位一体的历史时间。静态的历表时间,反映不出人类历史的“活动”特征。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有明显的缺陷:首先,历史文献记载以前的历史时间,没有历史文献记载;其次,如同地表大陆的荒漠和地壳岩层具有间隔、裂隙和断层一样,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存在着大量的断缺和空白;第三,文献记载的人类历史地理活动,如果没有考古学、地质地貌学、民族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辅佐,就不能完全、甚至正确地加以反映;最后,历史文献如果没有近代与现代文献记载的延续和补充,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就显示不出它的现实发展意义。如果研究者持有简单“过去”的历史时间观念,就不可能重视近代和现代历史地理研究,更不可能在揭示过去、总结现在的基础上,去科学地预测未来。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创刊号《社论》是这样论述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性质的:“至于所考虑的时间性质,我们倾向于有部分近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稿件投送本刊,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惊讶。可是,既然我们已经广泛地意识到:所有、或几乎所有的地理现象,在或长或短的历史时期内,都几乎不可避免地发生或大或小的变迁。那么,基于这种公认,我们将对近现代(包括本世纪)的历史地理研究给予关注,并值得在本刊占有一席地位。”[③⑩]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也已经注意到“研究的历史时代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③①]。同时开始关注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动向。[③②] 从学科理论的整体上讲,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特性,当然是动态的、整个人类发展过程的、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位一体的历史时间,但要克服具体操作中的难度,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 六、内外发展动力 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现代历史地理学若要取得长足的发展,需要学术界内外双重动力的合力推动。外部动力包括:⒈历史传统延续的惯性;⒉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⒊科学技术进步的促进;⒋社会机制功能的健全。前三种动力一般只是有无或大小的问题,而取决于人为决策因素的第四种动力,除了有无和大小问题外,还会涉及正负的问题,若把握不好,将会直接、即刻和长期地影响到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健康发展。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队伍长期分属历史学与地理学两个部门、且侧重于历史学部门的社会机制事实,使现代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打下了深深的史学传统烙印,这对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历史地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一大传统特点。我们一方面应当积极地正视这一客观现实,并根据现代国际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多元化趋势,以稳定本学科发展的态度来维护这一现状。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种局面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严重问题,以便积极地加以改进。比如,我国现代地理学系统内大量涉及历史地理问题的实际研究,由于具有地理学基础的历史地理研究者少之甚少、而许多具有扎实历史学功底的历史地理学者又无法参与,最后只能由做具体研究的非历史地理工作者自己摸索着解决。这就使得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一种畸形现象:当前经济建设亟需投入研究力量去解决的许多历史地理现实问题没有历史地理工作者研究或参与研究,而与现实脱节、崇尚古代文明且只需一部分人研究的传统历史地理专题却有相对多的历史地理研究者争相参与。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历史地理学在研究往日的地理的同时,还必须显示出为现实经济建设服务的直接应用性一面,方能在现代地理学、乃至现代科学之林中显示出它真正的力度。这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学发展的趋势之一,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应该加强这一方面的努力。 现代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内部动力主要是历史地理工作者的自我意识,包括:⒈对学科理论问题的不断反思和持久评估,以指导研究实践。⒉研究资料的新发掘、新发现。一方面要正确地对待历史文献资料,意识到历史文献资料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突出地位,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历史地理研究资料不局限于历史文献资料,以免陷入研究的误区。既要加强历史文献资料的疏理工作,也不能为历史文献资料所左右。⒊研究方法的更新与最佳选择。随着历史地理研究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各种研究方法,均有它们的成功之时和成功之处,历史地理学经过长期的研究实践,已经可以举出不下20种有名可指的具体研究方法,但具体研究对具体方法有具体选择,最终的目的是真正解决问题。既要反对为赶时髦而堆砌新方法的新名词新词藻,也要注意对已有研究方法的反思与更新。⒋研究思维的角度、深度和广度,是研究者保证研究质量的自身主观意识。⒌不断地创造性地研究实践,是学科发展的本源。 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是几代学者群体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以往每个发展阶段均有各自的研究特点,而新的发展趋势又必将有新的学术要求。本文在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的启迪下,评述了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几个新老问题,恳请前辈与同仁的赐教。 中国历史论文:《大分岔》与中国历史重估 近几年,对中国传统历史的评价,恰逢各种西潮重又汹涌东来的当口,开始也变得飘忽不定起来。原以为后现代、后殖民思潮不会对古老的中国历史发生冲击,事实却不然。地球既然已经变得如此之小,目下西方各种思潮纷繁迭起,争雄斗奇,怎么会把中国给遗忘在一旁呢?看来对此类事情,若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先弄清其由来,难免会产生无所措手足的迷茫,更不用说理智选择了。 例如,“海通”之后,鉴于中西国力对比的现实落差,中国史家开始了对自己传统社会的重新检讨,中西历史比较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中国何以会由古代的辉煌转向近代的沉沦,何以不能像西欧那样率先转向现代,却落入后进挨打的命运,成了百年中国一直在苦苦追索的“天问”。现在,从大洋彼岸却传来了不同的声音,弗兰克、彭慕兰向我们棒喝道:欧洲最先进的英国和中国最先进的长江三角洲,在17、18两个世纪里,其发展水平和发展道路基本相同,甚至后者比前者的发展状态还好一些,只是到了19世纪才开始分道扬镳。(见1月25日《学林》版周武文章《中国和欧洲何时拉开差距》)西欧的现代化,包括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完全是一些个别因素的耦合,因此中国何以不能像英国那样的设问,纯粹是一个被“欧洲中心主义神话”制造出来的伪问题。言下之意,我们多少有些庸人自扰式的“意恋”。 如何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史观 “二兰”的说法不免有些夸张,但他们主张在历史研究中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桎梏,反映了要求变革史学观念的一种动向,值得我们重视。西来的许多社会理论往往产生于对欧洲历史经验的提升,从经验事实的层面上,自然就很难完全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地域历史的观察。不顾活生生的历史实际,硬将中国历史强行拖进欧洲经验框架以求“规律”一致,将西来的观念绝对化,我们过去确实有过这方面的严重教训。中国历史的走向自有许多有别于欧洲的特殊性,往往被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所忽视。例如中国就没有劳役经济、实物经济、货币经济三段迭相更替的阶段,至少从西周起,三者即并行不悖,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及至商业、信贷资本在战国至西汉一度还相当发达。又如私人雇佣劳动、土地转让买卖出现之早,也决不落欧洲之后。当然,还有被“二兰”完全撇在一边的权力高度集中、权力决定财富的社会体制,这种体制一方面产生过经济高度发展的强盛国力,一方面也同时产生贫富的高度悬殊和严重的阶级对抗,此种现象亦为欧洲历史所不及。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在我看来,它只是要纠正唯欧洲历史为正常的历史偏见,而决非是要放弃对人类历史普同性的探索。相反,充分揭示各种地域历史的多样性,合理地进行各种历史量长度短的比较,正是为了更好地总结全人类历史的实践经验,加深对人类社会发展普同性的认识。 坦率地说,“二兰”由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神话产生的新结论,对欧洲历史的解释实在过于简单化,简单得难以使人置信,例如直到如今仍然在影响世界历史面貌改变的时代转折的发生,竟系于一个或二个偶然的因素,而非历史众多因素(如思想革命、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乃至社会革命等等)长期积渐发生的突变?相反从中国的立场看,怎么也更像新《天方夜谭》式的东方神话,似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并不重要,毋需学习西方,也完全可以由自我逻辑的发展,重新恢复“世界中心”的地位。 无论弗兰克,还是彭慕兰,他们都坚持必须离开欧洲中心主义的路灯重新打量中国历史,如前所述,其主观意向并没有错。然而,面对这样一个挑战传统、新意别出的宏大历史叙事,话题太大,难点甚多,涉及到必然与偶然、个性与共性等一系列历史哲学陷阱,既然以“破”为主,过分苛求也许不近情理。但历史学不管如何变革,都不能改变它必须基于实证的“天性”。否则,它就不再是历史学。因此,最重要、也最基本的,首先必须全面地准确地对待史实。如果立论在前,随意摘取与己有利的史实,不能全身心地投入整体历史的体验,严肃地证实或证伪自己的命题,这样的“立一家之言”,就难脱思想制作的干系,即为宣传他们的反欧洲中心主义思想而刻意制作历史的嫌疑。 任何观念都有适用的范围和边界 这一事实使我强烈地感到,史家托出史识固然都申明有史实作依据,然而史家的心境和语境,却是读懂他们史识所万万不可忽视的“话外音”。说实在,我很怀疑弗兰克和彭慕兰对明清江南有真正深切的历史体验,或许他们对真实的明清江南历史也没有太多的兴趣。因为从他们的历史叙事里,可以闻到一股非常浓厚的挑战现代主流的“后现代”理论气息,选择史料是跟着他们的理论兴趣走的(因此,他们援引的史实多来自第二手)。“后现代”在史学上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否认历史有必然性,一切历史的变迁都是耦合的,任何历史发展模式都不具有普适性。因此,依托欧洲历史经验产生的“现代化理论”理所必然地要被排斥在历史比较的框架里,不被认可为一种值得借鉴的参照目标。与此相关,他们也强烈反对历史的目的论,认为一切历史的变迁都不是预设的,都是人们各自活动的自然延续,自然产生的结果,不可能复制、不可能重演。从这样的理论出发,他们当然会不无真诚地告诫中国人:你们自身的历史不仅没有错,而且更值得自珍自重。依着你们历史内在的自然逻辑,别管别人怎样,独立地走自己的路去!我不知道这对中国人是一种诱惑,还是一种误导?试问:在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现实的今天,我们在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时候,难道还要重复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低级错误,拒绝接受任何对我们有用的,别人的、也包括欧洲在内的成功经验,重新回到“各扫自家门前雪”的状态吗? 现在有一种倾向,观念越新越好,见异而思迁,成了一种时髦,一种风尚。殊不知任何观念都有适用的范围和边界,决不会是全能的。“现代化理论”确有可以被反驳的地方,“现代化”也决非尽善尽美,但“后现论”正像有些人所说,破坏多于建设,可以质疑和反驳的地方也不少。历史学的悖论就在这里:观察历史无论如何不能不依靠理性的思维,因此一定的观念和方法是我们进行研究无法不用的“工具”。然而沉浸在历史情景之中久了,也多少能意识到,“史无定法”(吴承明先生语),任何“工具”一经滥用,都有可能成为遮蔽我们真实地观察历史的屏障,甚至是人为制造历史成见的陷阱。 我愿意相信弗兰克、彭慕兰的某些指责是有道理的,一味用欧洲中心主义的标准估量中国历史,一定会产生许多偏差。例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不要说套用西欧“封建”是何等地不伦不类,就是近二千年来的帝国历史,易朝换代,其间又何尝没有许多显著的变化和发展?我也相信中国人的经济理性不低,江南人在人口密集、重赋重费的压力下,为了生存,逼出了一条多种经营的经济“活路”,就是明证。然而,又有何种充足证据能够否定,不管如何曾经辉煌,到头来农业经济高度发达的中国,到了需要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关口,却被卡住,不能主动走过去的事实?即使在近代化已经展开的一百多年里,我们遇到过多少“死的拖着活的”、逆向行走的事例,难道这也能够置若罔闻吗?! 解决问题最后还得靠历史情景的准确 弗兰克、彭慕兰的宏大叙事存在巨大的断裂,即对于解释英国19世纪何以能转变、中国何以不能转变这种强烈反差,与它们先前历史因缘果报的复杂关系,采取了逃跑主义的策略。这种不近情理的逃逸,终究显示出他们和我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治史心境。他们尽量寻找19世纪前中国历史发展的一切光明面,置阴暗面于不顾;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期望中反对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光芒才相对黯然失色。然而他们并不能理解19、20世纪之际的中国人如何苦于向现代转变的艰难,这种心境并非来于观念,而是来于生活实在的体验;因此他们当然也不能理解,我们何以要痛苦地、自悔地究根刨底追问19世纪以前的历史,追问原有的社会发展机制到底出了什么毛病,病根又在哪里?此真可谓“饱汉不知饿汉饥”,此一时、彼一时也。 “二兰”的中国命题,无视中国发展高度不平衡的国情,径用江南代表中国,以一斑窥全豹,明显是一个致命的论证软肋,经不起反驳。至于明清江南,也许确实可以找到不少证据,支持这样一种学术见解:这里的农业、手工业乃至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市场发育程度等等,其发展水平都不比同时期的欧洲为低。但同样是铁定的事实,而非人的幻觉,已经过去的几百年历史证明:江南是大一统中国的江南,无可避免地要受到更多国家因素、制度因素的制约,阻碍着这一过度发达的前现代地区顺利变迁到现代;即使被动地开始了现代化的驱动过程,社会的变迁也非常之不顺利、非常之曲折。我觉得,我们过去在“资本主义萌芽热”情景下产生的一些明清江南研究成果,重点在寻找“光明面”,看来是为“二兰”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提供了片面而不准确的“信息”。因此,现在很有必要在“明清江南经济发展水平及其限度”这样一类重大问题上进行反思和重新研究。 与一些国外学者、特别是带有后现代倾向的学者之间的分歧,往往主要发生在心境以及语境的不同上,但解决问题最后还得靠历史情景准确而不是粗枝大叶的估定。新见,不管是何种新见,也都必须经受事实的检验。对明清江南,鉴于史料的局限,最难的是对发展程度作定量方面的估计。个别外国学者既然计算出了古代中国的GDP、人均收入以及占世界GDP的比重多少,中国学者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有此可能。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而不作出必要的回应。明清江南的经济状况,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唯有对关联发展过程的众多因素(包括决不可忽视的非经济因素,如权力体制、财政体制等)尽可能逐个省视其实际状态,并作综合的整体分析,研究才可能有所细化。这就需要发掘更多的微观材料,加以细致的考订和总体汇合。因此,我觉得未来的明清江南社会研究的重心,很可能又要再次回到微观研究的层面上来。当然这绝不是初期研究的重复,而是有针对性地前进,否定之否定的升华。其中有些环节长期少有进展,例如各种经济主体(庶族地主、工商业者、农民)的财政与法外的经济负担,县级乃至市镇乡村的各种行政费用与名目众多的摊派,它们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都需要有切实的史料搜集作依托,才能据此评估其得失利弊。因为,在这一点上,正显示出中国历史与欧洲大相迥异:在中国,很难像欧洲那样产生具有主动推进现代化冲动的新富裕阶层(相反,中国的富裕者往往寻求与传统政治的融通,屈从于体制的压力),因此也就无法产生引发国家与社会互动、变革社会体制环境的历史主角——独立的社会中间力量。 进入多元化的时代,什么样的新论都有自己的位置,也都需要有正常的对话来交流沟通。从历史考察的角度来说,“二兰”的挑战,我觉得无论是从宏观的史观、史学方法,还是从微观的史实考据,都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对于宏观叙事比较冷落的当下中国史学界来说,这一外来的逼迫,或许还是一种难得的推动。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相互关系管窥 对于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以及文化区域三者相互关系的研究,迄今似乎未见过有专门的讨论。本文试图从宏观的角度对这一关系进行初步的探讨,由于题目较大,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先以例证式的方法予以说明。 在这三种区域中,行政区划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产物,由法律形式予以确认,有最明确的边界与确定的形状;自然区域是地理学家对自然环境进行的科学性的区划,不同的科学家与不同的地理观点,形成互有差异的自然区划方案。文化区域则是相对较不确定的概念,一般由文化因素的综合来确定,具有感知的性质,主要是人文地理学者研究的对象。 自然区划虽有不同的方案,但由于其所根据的是确定的自然环境,所以各方案之间相去不是很远。行政区划虽由现实的政治需要而确定,但要受制于历史传统与自然环境,从来都是在已有的体系上进行调整与改革,不可能凭空设想一个全新的体系。而历史传统中既包含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的因素,也有历史文化区域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文化区与自然区也有依存关系,尤其是小文化区与自然环境关系更为明显。要之,行政区与自然区和文化区三方之间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 一、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基本关系 行政区划是在自然地理环境的背景上所划定的政治空间,因此在人为的政区与天然的地理环境之间就存在契合与否的问题。地理环境是由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活于其中的植物动物等因素组成的复杂的物质体系。中国历史上长期是一个农业国家,对于地理环境的地域差异有很深刻的认识,深知行政区与自然区的一致对农业生产管理有重要作用,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总是尽量保持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一致,以利农业经济的发展,维护封建王朝的稳定。但是长治久安又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这个目标是摆在有利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上的。而为了达到长治久安,统治者不断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到逐步加强中央集权的必要性,在这种政治思想的指导下,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一致性越来越差,尤其是高层政区在古代中国社会的后期与自然环境之间已经存在相当大的背离现象。 按照最近的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方案,中国可以分成三个大自然区,即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与青藏高寒区。这三大区又可进一步分成七个自然地区和三十三个自然区。东部季风区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45%,总人口的95%,过去、现在与将来都是中国最重要的农耕区。对于作为中国历史疆域主体部分的东部季风区,古人早就认识到其内部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季风区内可以划出三条东西向的分界线,第一条是在东北自然地区和华北自然地区之间,正与战国时期的燕国长城的东段重合。这条界线使得今辽宁省大部地区在自然区划方面属于华北而不属于东北。而在《禹贡》所划分的九州方案中,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同处于青州之中,说明古人对这一界线的认识与今人一致。 第二条界线是分开华北与华中两个自然地区的秦岭-----淮河一线。这是中国最重要的地理分界线。此线南北两侧,无论地层、地貌、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等自然地理要素都显著不同。比如从气候上来看,此线是最冷月太阳幅射热量收支相等(即一月份平均温度为摄氏零度),也是全年水份收支相等(即降水与蒸发相等)的标志线。这个标志作用自古以来就被观察到,"桔过淮即为枳"可以说是这一观察的最形象的总结。由于上述原因,秦岭-----淮河一线历来被视为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线,不但南船北马、南米北麦由此线而判然,甚至分裂时期南北政权的对峙也常以此线为界。而且在元以前统一王朝之中,行政区域的划分基本上不跨越这条界线。 第三条界线是华中地区与华南地区的分界,也是热带与亚热带的分界。这一界线在地理学家当中争议最大,大致在北纬二十一度至二十五度之间波动。极端南界的方案是在北回归线以南,其他方案则画在南岭与北回归线之间。在北回归线以南,夏天时太阳可以从北边的窗户射入屋内,古代称之为"北向户"或"北户"。但对于北回归线古人的认识还不是那么具体,必须以山脉河流为标志才能更直观地感觉到,所以南岭常被近似地当成热带与亚热带的分界线,"岭上著梅未"就透露了岭南与岭北梅花开放先后的差异,标志着岭南地区近乎热带的风光。这条界线不如第二条界线重要,但在元代以前,行政区划界线也大致遵循此线,除了个别地点,一般不被跨越。 由三条界线所划出的四个自然地区以下,又可细分为十九个自然区。而在华北地区与华中地区内的自然区界线也极富标志性。在华北,由于距海的远近与湿润程度密切相关,离海越远,湿润程度越低,因此自然区界线呈南北走向。如太行山与西河(即陕西与山西之间的黄河段)就使河北、山西和陕西处于不同的自然区之中。在华中,地势的抬升与降水量密切相关,因此武夷山、雪峰山、大别山、巫山、乌蒙山都成为重要的自然区分界线。历代王朝的正式政区大部分分布在华北与华中地区,这些垂直的自然区的分界线也都成为政区之间的界线。 以下我们更具体地来分析一下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关系的历史变迁。 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为了控制边远地区,曾对某些政区,实行过犬牙相错的划界的措施。这一措施的实质是使政区的边界不和重要的山脉或河流相重合,以避免那些地区负险对抗中央政权。但从大的范围看来,秦代郡级政区的幅员与自然地理区域存在相互对应的关系,或者是一郡自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或者数郡组成一个完整的地理区域,少数情况下一郡包含几种不同的地貌类型。 北方的关中与山东地区开发充分,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因此郡的幅员较小,往往是几郡组成一个地理区域,如邯郸、钜鹿两郡为黄河与太行山间之三角冲积平原;雁门、代郡、太原、河东与上党五郡组成山西高原,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当然这五郡又各自为一个地理单元:雁门郡是大同盆地,代郡是蔚县、广灵盆地;太原郡是太原盆地,上党郡是潞安盆地,河东郡是汾河陷落谷地及河东盆地。其他自成一个地理单元的郡还有不少。最著名的是首都所在的内史,正占据当时最富庶的关中盆地,或称渭河冲积平原,今天依然是著名的八百里秦川。也偶有一郡包含两种地貌,如三川郡包有豫西山地和伊洛小平原。南方在秦代开发尚浅,地广人稀,郡域很大,甚至一郡超过今天一省,所以常自成一地理区域,或包括几个地理单元。如巴郡是川东摺曲山地及嘉陵江流域,蜀郡是成都平原及川中丘陵,闽中郡是浙闽丘陵,九江郡是淮南平原与丘陵及鄱阳湖盆地等等。 秦郡的划分重视地理区域的作用,每郡都以一肥沃盆地或平原为核心而推广于四周这高原或山地,以便保证有相当地可耕地,使农业经济的发展有一坚实的基础。汉兴以后,出于政治需要,已破坏了秦郡分划的主意。首先把秦郡划小,如内史一分为三,每郡都成支离破碎之区。其次是削王国之地以充实汉郡,使王国周围汉郡领域不断变化,以至如西河郡跨黄河两岸,临淮郡居淮水东西,与地理区域脱离了关系。当然南方的汉郡由于地域缩小,也有个别郡反面与地理区域相符,如豫章郡恰好是鄱阳湖盆地的范围,但这样的例子不多。因此汉晋南北朝时期,行政区划已与自然地理区划脱离关系,直到隋代重新统一全国以后才又有了变化。 隋炀帝在大业三年进行行政改革,将三百余州调整为一百九十个郡,并使绝大部分郡界与山川形势相符,这不但为以后唐代的十道分划奠定基础,而且也使唐以后的统县政区又与秦郡一般,大致与自然地理区域相适应,但当然是在更小的地域范围内。隋郡的幅员远比汉郡为小,比秦郡就更不可同日而语了。因此就每一个郡而言,多数只是一个地理单元的一部分而已。但就一组郡而言,却往往与一个自然地理区域相合。因此秦隋划郡原则的对比,前者重区域,后者重分界。 贞观元年,唐太宗将天下诸州以山川形便分为十道,这十道严格地以名山大川及关隘要塞作为界限,并以之取名,形成在地貌组合方面相当完整的地理区域。这十道是:关内道,潼关以西,陇山以东;陇右道,陇山以西;河北道,黄河以北;河东道,黄河以东,太行山以西;河南道,黄河以南,淮河以北;淮南道,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山南道,南山(即秦岭)以南的汉中、川东山地、南阳盆地和江汉平原;剑南道,剑阁以南的四川盆地西半部;江南道,长江以南,南岭以北;岭南道,南岭以南。以上十道除山南道东西界外,各道之间都有明确的山川界线。 中国的地貌大势是西高东低,主要河流山脉都呈东西走向,因此十道的划分即以这些山川为骨干,先沿黄河、秦岭-----淮河、长江及南岭横切四刀,再以南北向的次要山川太行山、西河、陇山及淮水之源的桐柏山和嘉陵江为标志竖切五刀,就形成了十个地理区域,十分自然,也相当合理。十道的分划对唐代三百余州起了分组的作用。唐初派遣按察使、巡察使赴各州进行监察工作,年底回京汇报,这些使节之间的分区巡视肯定与十道有关系。所以开元年间将十道分成十五道以后,就正式成为固定的监察区。时隔不久,安史之乱爆发,全国范围内被划为四十来个方镇以对付叛乱,这些方镇在唐后期成为实际上的高层政区,其幅员多与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如原来的江南西道被调整为宣歙、江西、湖南三个观察使辖区,江西观察使与今天江西省完全一致,是一完整的自然地理区域,湖南观察使则对应于湘、资二水流域。另外福建观察使也与今天的福建省毫无二致,为浙闽丘陵的南半。 唐代的州由隋代的郡划小而来,在地貌方面也大多自成一小地理区域。例如今浙江省在唐代分成十个半州,即杭、湖、越、明、睦、婺、衢、温、台、处十州及苏州的南小半。浙江北部是太湖平原,南部则是众多河流谷地。在这十个半州中,温州是飞云江流域和瓯江的下游,处州则由瓯江支流小溪与大溪流域组成,台州包括整个灵江流域,明州覆盖了甬江流域,湖州则与苕溪流域相对应。至于钱塘江流域乃由衢、婺、睦、杭诸州所分割,每州各包括其一条支流。浙江在唐代已经得到比较深入的开发,所以州的幅员已经够小。除了东北一隅以外,十个州的地域和界线自唐代直到清末一千年间毫无变化,只有名称的更改而已。诸州之间由于关山阻隔,形成一个一个的小封闭圈,成为长期保持稳定的地理基础。可见政区的分划若与自然地理区域相一致,就有可能保持长期的稳定。 唐代无论分道还是划州,都力图使之与自然地理区域相适应,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为了寻求同一政区之内的自然地理特征的相似性、均一性,以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直到二十世纪的今天,综合自然地理区划的工作依然是直接为着农业生产服务的。因此了解不同自然地理区域之间的差异,并使行政区划与某一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显然有助于古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农业生产进行统一指导和规划。同样的气候,均质的土壤,完整的地形有利于进行同一类型的生产活动,简化农业生产管理,便于进行水利建设。所以秦代与隋唐都有意使统县政区的分划与自然区划相一致。 汉代由于主要矛盾在于政治方面,在于中央专制皇权与地方诸侯王分权的对立,所以西汉尽一代之力,以分化瓦解东部地区诸侯王国林立的局面,既夺取王国支郡为汉郡,又以蚕食方式不断扩大这些汉郡的领域,因此郡域与郡界不断浮动,在这种情况下,而求其与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岂不是等于缘木求鱼。因此西汉末年的郡大多与自然环境关系不大。隋唐帝国刻意追求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划的一致,说明其时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基本上得到了妥善的处理,社会主要矛盾已偏向经济方面。但是隋唐的统县政区并非没有缺陷,出于政治目的,隋唐的州(郡)范围划得过小,在农业生产方面也产生不良影响,有些建设工程在此州为水利,在彼州可能就成为水害。但是从总的方面看,可以说,自隋唐时候起,直至清末为止,统县政区是与自然区划大体一致的。但是高层政区情况则完全不同,在宋代以后,已经与自然地理区域发生偏离。 宋代是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朝代,中央政府显然有意识地使作为高层政区的某些路的辖境,偏离山川形便的原则,以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其中典型的例子之一是江南西路。该路并不和唐后期自成一地理区域的江南西道一致,而是缺去东北隅饶、信二州(即昌江与信江流域),并在西北边越过幕阜山而领有兴国军(今湖北东南角)。这样一来,江南西路就不成完整的地理区域了。另外,名为淮南东路,却地跨淮河南北;称做河东路,却领有黄河以西的州军,同时又不领属位于河东的河中府与解州。但是宋代的路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高层政区,所以这种偏离自然区划的路还不普遍,如两浙路、福建路、广南东西路在地貌方面就都是比较完整的地理单元。因此宋代是高层政区脱离自然地理区划的过渡时期。 元代形势大变。因为行省是集民、财、军政大权于一体的高层政区,为了防止割据,省界的划定以犬牙相错为主导原则,行省的区划根本不考虑自然环境因素,而是根据军事行动和政治需要来确定。蒙元征服中原的行动是由北到南进行,因此行省的布置也采取南北拉长的方向。但中国的主要山川是东西走向,因此沿北南方向布置的行省就必然要跨越黄河、秦岭、淮河、长江、南岭等天然界线,因而包容复杂的地貌类型。同时,温度的变化与纬度的变化成函数关系,南北走向过长的行省也不得不纵贯不同的气候带。加之蒙元设置的行省幅员过大,在北方,由于降水量由滨海地带到内陆呈逐步递减状态,这样的行省就不免要横跨湿润与干旱的不同气候区。如元初的陕西四川行省,在地貌方面既覆盖了整个陕甘黄土高原和内蒙高原西部,又越过秦岭包容了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以至贵州高原北部。从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来看,则是横跨了西北干旱区和东部季风区两个自然大区。在季风区中又跨越了华北温带和华中亚热带两个自然地区,并且在华中地区还跨越了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两个自然区。 当然这是战时体制的体现,当时全元疆域只分七省。之后,为了平时行政管理的需要,到元代中期调整为十一省的格局。上述陕西四川行省一分为三,成为甘肃、陕西、四川三行省。其中陕西行省跨越秦岭的形势已定,直至今日不变。又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组建一个新的行省-----河南江北行省,如果忽略宋代小规模跨越淮河的淮南东路,那么这是淮河南北地区第一次组合为一个幅员巨大的高层政区。这两个行省的建立,意味着秦岭------淮河这一中国地理上最重要的分界线在元代完全被弃置不顾,说明自然地理区域已经不成为划分政区的重要基础,被优先考虑的是政治因素。其他如湖广行省包容今湖北南部、湖南与广西、海南,江西行省包容今江西与广东,都是不合常理的表现。 明代改元代十一省为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俗称十五省,每省地域有所缩小和调整。大部分省份都成为比较完整的地理区域。但秦岭-----淮河被跨越的状况依旧,同时还出现新的不合理的区划,即将太湖流域一分为二,分属南京与浙江。清代十八省,进一步由十五省析分而来。南京被竖切一刀,分为江苏与安徽,但依然是跨淮越江的形势,与自然区划无关。 统观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可以发现其与自然地理区划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曲折变化的过程,那就是秦的相符,汉的脱节,隋唐的契合,宋的渐离,元的背离和明清的渐合。所谓自然地理环境,以中国的老话说,或可称之为天时与地利。气候的两大因素是气温与降水,这可谓天时;地貌、土壤、植被则可比拟为地利。几千年农耕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天时与地利。行政区划是人为划定的,也许可以说是人和的因素之一。如何使行政区划与自然环境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如何求得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配合,以创造农业发展的最佳背景。这就是秦代隋唐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域契合的原因。但是当政治需要超过经济动机的时候,政区的自然地理背景就被忽视了,造成元代行省与自然环境的背离。然而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也不能长期维持,所以明清以后又部分地使行政区划和自然地理区域趋向一致。 二、文化区域与自然地理区域以及行政区划的关系 如果从一般直观的感觉看来,似乎在不少地区中,这三种区域是相当一致的,但仔细分析却不然。文化区域比不得自然地理区域,后者虽不如行政区划那样有法定的确切的边界,但在经过学术论证以后,也有相对明确的范围。但文化区域主要是由感知而来的认识,当选取不同的文化因子作为划分文化区域的标准时,其范围也会有不同的形态。在各文化因子中,语言(或方言)、风俗、宗教都是比较重要的标准,而其中语言的标准更显突出。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分析几个实例来说明文化区域与自然地理区域以及行政区划之间的关系。我们将会看到既有三个区域相重的情况,也有两个地域相重,而另一种区域与此二地域背离的情况,还有三种区域互相间都不重合的情况。 以湖南为例。历史上湖南的的综合文化地理区划可以分成东部的湘、资二水流域与西部的沅、澧二水流域两区,两者的分界以雪峰山为标志。这是与自然地理界线相一致的。在唐后期,湖南的概念初步形成,当时指的仅是湘资流域。沅澧流域则尚未得到深入开发,以五溪蛮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占有重要的地位。北宋时期,沅澧流域得到开发,成为荆湖北路的一部分。由于对沅澧流域的开发是从湖北方向而来,而且在行政区划上与湘资流域分处两个高层政区,因此通两宋与元代,沅澧流域与湘资流域分属不同的文化区域。方言不同,风俗有别。元代湖广行省太大,包容今湖南、广西、海南及湖北南部,对文化区域的整合作用不明显,此时沅澧流域属湖北道,仍与湘资流域的文化不同,明代以后,原荆湖南北路合成为湖广布政使司。清初,又分湖广为湖南湖北两省,这时的湖南省包括了湘、资、沅、澧四水流域,于是湖南文化的一致性渐渐体现出来,经过三百年的整合,湘资流域与沅澧流域不再分属两个文化区,而属于同一个文化区的两个亚区。湖南的类型是文化区域既与行政区划大体一致,也与自然地理区域一致。 山西则是另一种情况。从表面上看来,山西似乎是三种区域完全一致的典型。例如作为行政区域的山西省在自然地理方面也基本上自成一区,周围有明确的黄河与太行山为其自然边界。在文化上似乎也有山西文化一体的感觉,晋中文化与相邻的河北地区的燕赵文化与陕西地区的关中文化似乎有明显区别。但仔细加以研究,就会发现其实不然,就在山西这样的地区,也存在文化区与行政区及自然区不一致的情况。如从汉语方言来说,晋语有入声,在北方官话区里显得十分特殊。但晋语并不复盖山西全省。在山西省西南部的运城地区的方言就不存在入声,不属晋语区的范围,而与关中方言十分接近。而方言与语言的认同,正是划分文化区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再从历史上作深入研究,更可发现,在明代以前,并不存在全山西省范围的一体化的山西文化,其中运城地区与陕西关中文化一体,上党地区与河南省的河内地区文化接近,雁北地区则与边塞文化相对一致。这种情况也许会令人感到惊奇。因为在山西这样一个封闭的凸地形中,文化的一体性原本应该是无可怀疑的。 在南方的福建,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福建与江西之间的武夷山是划分自然区的标志界线,福建省本身也成一相对封闭的地形,两面是山,一面是海,只有南边与广东不存在明显自然界线。但从文化上看,闽西与赣南及粤东北却成为一个独特的客家文化区,既与自然区不符,也与行政区不一致。跨越三省的客家文化区的存在,说明文化区域的的活力并不受法定的界线(行政区划)与天然的界线(自然地理区域)所限制。当然,除了客家文化区外,福建其他地区的文化是存在某种一致性的,或者可以称之为闽文化区,但在这一文化区域中又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至少可以分为四个亚文化区。而这些亚文化区与历史上的统县政区(即唐宋的州与明清的府)的范围有密切的关系。另外,闽文化区虽然未覆盖福建全省,但却延伸到福建以外的广东东南部的潮汕地区,这是在明代就有明眼人已经看出来的。在王士性的《广志绎》里就说到:"(潮州)以形胜风俗所宜,则隶闽者为是。"当然,若仅以闽方言为准,则闽文化区还可以扩大到在地域上并不连属的广东雷州半岛、海南岛与台湾地区。 至于陕西省,则是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划及文化区域相矛盾的典型。秦岭南北分属不同的自然区域,这一点在今天任何自然区划方案里都是一样的,在古代也是这样认识的。而从文化上看,关中文化与汉中文化也有明显的不同。关中方言属于中原官话,而汉中方言却夹有中原官话与西南官话的成份。而且时至今日,汉中地区仍然流行用西南官话演唱的汉剧,而关中地区却是秦腔占明显优势。陕西内部的文化地域差异不但体现在关中与汉中地区之间,而且还存在于陕北与关中之间。陕北地区通行的方言是晋语,与关中的中原官话有相当大的区别,而与山西大部分地区有共同语言。就自然环境而言,陕北的黄土高原地貌与关中的渭河冲积平原也截然不同。因此,陕西其实是三种不同的文化区的无机的结合,是自然区、政区、文化区三不重合的典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自元代将秦岭南北划在同一行政区以来,经过七百年时间,在行政管理体制的作用下,关中与汉中地区的文化却又有逐渐走向一体化的倾向。这种倾向最明显表现在中原官话区的扩大。向北,关中方言侵蚀陕北的晋语,而使之由北而南晋语特征逐渐削弱的现象,亦即入声字逐渐弱化的趋向。在汉中,中原官话则从东西两侧南下,使得西南官话的范围收缩到中部一带。同时,在汉中,在关中,都有秦腔的演唱,但倒过来,汉汉调在关中却呈逐渐萎缩的弱势。当然这种文化的整合过程至今尚未完成,因为要将原来自然背景与文化因素差异都很大的不同文化区整合为一,是要经过很长的历史时期的。 相对陕西地区而言,湖南文化的一致性就比较显著,尽管湖南的沅澧流域与湘资流域组成一个单一的高层政区仅有三百年时间,远比陕西统合秦岭南北的时间为短。即使加上与湖北共处一个布政使司的时间,也还不足六百年。但到底雪峰山所隔开的湖南东西两部分只是第三级自然区的差异,而秦岭所分隔的陕西南北两部分却是第二级的自然区域的差异。相比起来,当然前一差异要比后一差异小得多。加之,自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北来的移民到达荆南与江湘地区,使得沅澧下游与湘资下游的方言互相靠近,??假至于今日,新湘语与西南官话的差异也比关中方言与汉中方言的差异小。 在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的关系中,尺度范围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情形,以上所说的是省区内以及相当于省区的大尺度的范围,已经体现行政区划的作用。至于省以下的文化亚区,行政区划的规范作用就更加明显,因此文化亚区往往与历史上的统县政区的范围相一致。不但如此,在这个尺度范围里,文化区与自然区之间也存在明显的依存关系。例如在浙江与福建,各中小河流的流域往往是一个个统县政区(即州或府),同时又是一个个小文化区。尤其在浙江,流域与府与吴语的次方言区基本重叠。在山西与湖南,也有同样的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决非偶然,是与经济开发过程相联系的。一个府的地域,往往由一二个县先行开发,其他县再由这一二个县分置而来。因此一府之内的文化具有同一性,相对于其他府则有相异性。不但如此,一府的府治由于是该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对该府起着一种文化垂范的作用,从而使该府的文化同一性更形加强。这从政治中心所用方言往往是该府的权威土语这一现象可以看出。 三、简短的结语 对于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古人似乎就有明确的认识。东汉时期,巴郡太守但望给中央政府上了一疏,要求将巴郡一分为二,其分割方案与依据是:"江州(今重庆)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精敏轻疾。垫江(今合川)以西,土地平敞,姿态敦重。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敢欲分为两郡:一治临江(今忠县),一治安汉(今南充)。各有桑麻丹漆,布帛鱼池,盐铁足相供给,两近京师。"从自然地理背景看,两汉的巴郡东部是摺曲山地,亦即"滨江山险"。西部是嘉陵江平原,所以"土地平敞"。东西两部分自成地理单元。从人文地理基础看,东西部有风俗的差异。东部"其人半楚,精敏轻疾",西部却"姿态敦重",所以"上下(指上下游,亦即东西部)殊俗,情性不同。"以此为据,巴郡可以分为巴东与巴西两郡。风俗的差异就是文化差异的表现形式,是分郡的重要依据之一。在这里,分出的新郡,就是自然地理区域、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相一致的典型。虽然当时朝廷未接受这一意见,但我们却由此可以看出,关于上述三种区域的统一性问题,已经早有人注意到了。 形成文化区域是社会的力量,划定行政区划的是国家的行政权力,而自然地理区域的划分则是受自然规律所支配。因此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事实上体现了社会、国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由于中国疆域辽阔,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在不同的地域中,这三者有不同的关系,而且从历史上看来,这一关系又是逐渐在变化的,例如由于政治需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生变化,行政区不断发生变迁。在今天,如何调整行政区以促进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同时在学术上,这项研究也可视为是联系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两大分支的桥梁,尤其因为行政区划是政治地理研究对象,文化区又是文化地理的研究内容,因此这一研究等于是将自然地理与政治地理及文化地理的有机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对于如何更深刻地认识人地关系,使地理学成为研究人地关系而不单纯只是研究自然环境的科学,有重要的学术参考意义。而且研究三者的关系对于文化区的重新塑造,深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识,也有一定作用。 国外这方面的探索尚未见到。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在美国,其行政区划大多与自然区划没有关系,许多州与县的形状只是简单的几何图形,谈不上三者之间的关系。欧洲各国虽然有政治地理研究,但都注重大尺度的地域范围,较少涉及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关系的问题。我国与欧美国家不同,在文化区,尤其是行政区的变迁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源,应当在学术研究方面加以充分利用,以对地理学理论的发展作出自己的有特色的贡献。 本文研究的主要目标是要探讨行政区与自然区及文化区三者之间最一般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作用。弄清楚行政区划对文化区的整合作用,自然区对文化区的制约作用以及如何调整改革行政区划以适应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并与自然区保持某种程度的协调。但兹事体大,以上所说只是一个提纲,详细研究,还待将来。 中国历史论文:细碎的农田制度及其对于中国历史的定型作用 一、题旨的说明 中国至今以农立国,全国人民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出口货物中绝大多数是农产,目前我们国民经济的基础,显然偏倚在农业上。中国人是以勤俭著名的,尤其是农民的不辞劳苦。农事技术也因为积上几千年的经验相当进步,往往西人在晚近才做到或才由专家特地研究出来的,在中国古书上,数百年前,甚至千年以前,已经有记载了。照道理讲,中国农业应该很兴盛了。但是农民冻饿,粮食入超。即使在富庶的江浙农村,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往往要靠借来的米或卖米卖麦,吃一两个月的稀饭麦糊之类。偏僻穷苦地方的情形更差,甚至十几岁的女子没有裤子穿。而且几乎年年此处那处的闹着灾荒,灾民动辄数万数十万,甚至多到数千万。真是像孟子所说的:“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以农立国的农业和农民,可怜到如此地步,岂不可怪。 造成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可以总括做一句话:“农民太多而每户耕地太少”。农多地少,再加上不断地把土地任意分割,因此形成细碎经营的农田制度。“细碎”是指每一家的耕地不但太少,这仅有的少量土地,还分成许多丘,可能相隔很远的散布着。这种细碎现象,不论在地权分配或土地利用方面,都可以明白看到。 而且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并不是新近才有的,至少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现在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如此深刻,从前也必然同样的深刻。它既然这样长期的深刻影响农民生活,农民百分率在古代比现代还要高,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以上,它势必影响到整个民族性和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我们的确可以说,农田制度对于中华民族的性格及其几千年来的历史,具有一种强有力的定型作用。 本文的主旨,就是要检讨或分析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的内容,它的发生和持久存在的所以然,尤其着重在它对于种种方面的影响。最后要附带地说明这种农田制度的继续存在或其改革,怎样关系到中国的前途,这说明势必牵涉得很广泛,但是这不是本文重心所在,本文只预备作一些极简单而概括的说明。 二、细碎的农田制度 据民国二十四年土地委员会调查江苏等16省,163县,1745000余户乡村住户的结果(见《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1937年2月出版),其中25.8%没有土地。在有地的1295000余户业主之中:有地不到5亩的业主,超过业主总户数的1/3;加上有地5亩以上而不到10亩的业主,差不多占业主总户数的6/10;再加上有地10亩以上而不到20亩的业主,就超过业主总户数的8/10,而他们所有的亩数合计只占总亩数的1/3强。50亩以上的业主,不到业主总户数的5%,而他们共有亩数,也占到总亩数的1/3强。这分配显然不均。但是总亩数的八成以上,在百亩以下的业主手中,而千亩以上的业主所有地只占总亩数的2%强。这又表示土地集中的现象并不严重,最显著刺目的是大多数业主所有的土地实在太少。6/10的业主,每户所有土地不到10亩。全体业主所有土地的总平均,每户也只有土地15.174亩。 虽则以上的调查限于乡村住户,遗漏了住在城里或外县的地主,但是这遗漏部分不难从同一调查里约略地推算出来。农家实际经营的面积共计2401万余亩,而乡村住户共有土地1965万余亩,这表示其中有436万余亩系向调查范围以外的业主承租来的,占实际经营面积的18.6%。在这436万余亩申,必然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官田、学田、地方公田、慈善机关、庙宇、祠堂的土地以及同族中支派所有公堂田之类,可能这些土地占到这400余万亩的半数以上,假定有一半是属于私人地主的,并且假定这些私人地主每户有地200亩,那末约计10900余户,把这些户数和亩数加入乡村住户的业主户数及其所有亩数之中,来计算每户平均有地若干,也只能每户平均到16.175亩。即使假定这一半属私人地主的土地,是完全属于一个地主的,还只能平均到每户有地16.865亩。虽则有些地方的大地主所有土地,多到数万至数十万,甚至可能在100万亩以上,但是在全国计算起来,究竟是极少数。中小地主实在太多,他们所有的土地少得可怜。有地100亩以上的地主,通常已经要算大地主了。所以全国平均起来,每一业户所有的耕地,必然很少。 再看农家实际经营的面积,据前述同一调查,在1534000余农户中:经营面积不到5亩的占24.38%;5亩以上而不到10亩的占22.6%;10亩以上而不到15亩的,占13.75%;合计不到15亩,经营面积的农家超过总户数的6/10。而全体农产总平均,每户经营面积15.759亩。这是全国的平均,广东福建平均都不到10亩。又据金陵大学在22省调查16000余场的结果(见卜凯先生的《中国土地利用》1937年3月出版),平均约22亩有零。 再从人地比率来推算。我国面积虽大,全国土地在海拔3千尺以下的只占1/3(适于耕种的土地差不多限于这高度以下),而1万尺以上的占到1/5,全年雨量不及20?嫉闹辽僬既?婊???雨量在4?家韵碌氖巧衬?卮???贾?0?贾?涞氖呛登??0?贾?0?贾?涞氖前牒登?,所以可耕地的百分率很低,约为25%,不到40亿亩(据翁文灏先生的《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见《独立评论》3、4两号,1935年6月出版)。其中已耕地有多少,各家估计不一,或者还不到15亿亩。全国人口也只有估计,多寡不一,姑且定为4.5亿人,用来分配15亿亩的耕地,每人摊得3亩余。五口之家平均每户摊得16亩余。农民占总人口数的百分率,也是各家估计不一,大抵为75%(据《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为75.49%)。单由农民分配耕地,每户约可分得20亩。这数目也和上述实地调查每户经营面积的结果差不多。 耕地少而人口多,农民百分率又高,农家每户经营的面积当然不得不少。美国在农业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每年有大宗剩余农产品出口。但是最近美国农民百分率已经减到20%,比我们低了55%,或和中国农民百分率为4与15之比;每户农场平均面积增加到1170亩,比我们大了50多倍。相形之下,格外显得我们的农民百分率特别高,而每户耕地特别少。 据最近出版的《美国统计提要》(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46),美国农民占总人口数的百分率和每户农场平均面积如下:(1945年的农场平均面积,另据一自美寄来的论文抄本,来源失载)。 农民百分率的减低和农场面积的扩大是有连带关系的。美国近几十年来,这种趋势很明显;只有当不景气时,失业工人下乡谋生,农民百分率可能有暂时的增高,而农场平均面积减少,但是数量有限,为时不久,并不能改变这趋势。 现在再把若干其他国家的农民百分率和农场面积抄录于下,以供比较(据吴文晖的《中国土地问题及其对策》1944年11月初版)。 又据1944《日本年鉴》日本的农民百分率也在减少;1903年是64.07%,1937年是42%,1941年是40%。 欧美的农场,大都结集成一整片,而我国农家的耕地,分散得很历害。据《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全国平均每丘面积,水田仅一亩二分余,旱地亦不足三亩;各丘与农舍间之距离,平均在一里以上。”又据近年实地测丈的结果,杭县每丘面积平均一亩余,无锡不到一亩。一家有地十余亩的散布十余处。 总之,中国农家每产所经营的土地,十分细小而零碎,所以把它称做“细碎的农田制度”。 三、这种农田制度的发生及其顽固持久性 中国文化自始即是一种农业文化,它开端于夏民族的采集经济进化到农耕。发祥地在今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处一带地方,逐渐扩大,东向而入华北大平原。经商周以至春秋时齐晋秦楚等列国的开拓经营,战国时燕赵秦楚更向外发展,黄河流域除掉陕甘的一部分外,差不多都已同化并且扩展到长江流域。到了秦汉,不但统一蒙古大沙漠以内和新青康黔滇以东的大陆,东北的辽东朝鲜和南方的交趾也在中国版图之内(西域三十六国和西南夷服属于中国的,尚未计入)。不过汉代江南还是卑湿的边区,经济和文化的重心仍在中原。汉末中原大乱,人民南徙,东晋又来一次大迁徙,江南经六朝的经营,到了唐朝后半期中央已经要靠江淮的接济了。闽粤到宋元才繁荣。云贵的内地化,完成于明清。东北的大事开垦,始于清末。这些都是今日的农业区域。 中国文化的发祥地,大抵在今晋陕豫交界处一带的黄土区域。那里的土壤很厚,虽不甚肥,但是容易耕作,也没有茂密的森林,使初民容易在耕作之前清除掉。所以在新石器时代,虽则今日中国各区域,大都稀疏的散布着居民,只有这一地带最适宜于发生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活。那里的雨量变率虽大,但是旱年不能使一切植物都干死,而且容易引导河水作小规模的灌溉,这个又促进技术和社会组织能力的进步。那里正是夏民族的故居,他们就由此兴盛起来,成为当时最强盛而进步的民族。其后起自海滨的商民族,逐渐西移,吸收夏的文化,最后打败夏而成为中原第一大国。而夏民族的一支,在渭水流域的周人,又强大起来东向而征服商,承继商的文化。夏商周的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孔子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又说:“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而且春秋时汉族自称曰诸夏或华夏。诸夏和夷狄的分别,就着重在文化上。所谓“城郭衣服”,差不多是诸夏农业文化的象征。春秋时中原一带及其附近,还有不少夷狄和诸夏夹杂着,血统相同而文化不同的就认做夷狄,血统不同而文化相同的则认做诸夏。可见夏实在是中国文化的初期,而农耕的兴起,即所以形成汉族,以别于蛮夷。 夏的疆域,大抵只有今陕西中部的东半边、山西南部及河南西部一带地方;它的声威或势力,可能远达山东河北两省境内。商的中心根据地在今河南,兼及山东西部及河北南部;它下面的侯伯,分布在河南的大部、山东西部、河北山西的南部、陕西东部以及江苏安徽的北部。周自武王灭商,周公东征,昭王、穆王和宣王向西和向汉水淮水流域的开拓,那时的封建帝国,已经统治今山东河南的大部、河北山西的南部、陕西中部、甘肃东部和江苏安徽湖北的北部,不过这范围内并没有统一,乃是一种诸夏和夷狄杂处的局面。西周的封建诸侯,可以说是在这大范围的疆土内,星罗棋布的建立军事据点,筑城以便攻守,在城外从事农耕,而列国的贵族,则为统治农民的武装集团。平王东迁以后,王室衰微,诸侯兼并,霸国并兴,杂处中原的和边疆的蛮夷,或同化或北迁,尤其是吴越的兴起,扩大了诸夏的范围。战国时除中原诸戎为韩魏楚所灭外,燕开拓到今辽热察三省的南部,赵开拓到绥远;魏开拓陕西北部的东半边;秦开拓陕北、甘东、关中和四川的大部;楚开拓江西北部,湖南全部,甚至云贵的一部分。秦灭六国后,更南并福建、两广以及越南的东北部。汉武帝时,复辟甘肃西部,直到玉门关,而且服属新疆至申亚一带的三十六国;东征井朝鲜,置四郡;西南服属云贵一带的西南夷。秦汉已经奠定了中国今日版图的大部分。 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和东北松辽平原,都很适宜于农耕。所以发祥于黄河中游黄土区域的农业文化,可以扩张到黄河下游,再向南次第推广到长江和珠江流域,向东北推广到辽河流域。蒙古和新疆的雨量太少,青海和西藏的地势太高,大部分不适于农耕;内蒙、河西以及新疆的北路和南路,虽有不少绿洲,但是面积太小,散处的少数农民,不足以抵抗游牧人的侵掠,所以农业文化扩展到内蒙河西就到了止境,而且在这地带屡进屡退,成为农耕和游牧两种文化互为消长的边缘,直到清末以来才渐有变更。即使在松辽平原也因为突入游牧地区,虽则农业文化早就扩展到辽东,但是不容易保持,进一步的发展还是晚近的事。 在三大流域中,黄河中游的黄土区域,最便于初民的农耕,已如前述。华北大平原因为黄河的时常泛滥改道,所以要等待到农耕技术和社会组织能力稍有进步后,才能够控制水患而利用它。商和西周的人口似乎都很稀疏,春秋时代华北仍旧是夷夏杂处的局面,要到战国时代才达到相当充分利用的程度。从夏商到战国,或说得比较稳妥些,从农耕初兴到黄河流域的充分定居与文化混一,可能已经花费一千五百年到二千年以上。长江流域的华夏化,或许开始于商代,然至西周之末,似乎还限于大江以北。晚至汉代,还说“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见《史记》)。湖南也是“卑湿贫国”(见《汉书·景十三王》传),四川比较好得多;但是全国精华差不多完全集中在中原及其附近。这是因为北方习于旱作,长江以南有很多水乡,不是水乡的又大都是丘陵地,由于雨多天热,草木茂盛,也和黄土区域或华北大平原不一样,发育于北方的农事技术,对于这异样新环境的妥善利用,不免感觉到茫然。尤其是江南浙西的水利,煞费经营。虽经六朝的开发,江浙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但是米粮还要靠荆裹的接济。后经五代时吴越的设置专官治水,北宋范仲淹等续修圩田和堤塘工程,至南宋而发展到极盛。自此江浙的富庶,甲于全国,取二千年来中原的全国经济文化中心而代之。这样,长江流域从开始接受中原农业文化,到发展至相当充分的程度,自商代至宋也差不多经过二千年的时间。 夏的农田制度怎样,现在不可考。商代大抵是同一族的人同居在一村落,共有村落附近的耕地,而且很可能的共同经营这耕地,没有像后世一样的家庭农场。西周行的是采地制度,庶人虽分授私田,但是要同耕领主的公田,公田是使用多人耕种的大农场。春秋时代鲁国的“初税亩”(见《春秋》),把公田全都分给庶人佃耕,齐楚等国也在把土地划分成小方块,授佃分耕,这才普遍流行着佃耕的家庭农场。战国时土地私有制确立,更为自耕或佃耕的家庭农场安排下不可动摇的基础。纵然有雇工或使用家奴耕种的大农场,那只是极少数的例外。战国时一天(亦即一家)所耕的标准面积,在黄河流域普通是100亩,合今28市亩余,和现在差不多,已经显得农场的很细小。一家耕地的分散情形,大抵在战国时也已经逐渐发生,但是像今日这样的十分碎散,可能是汉以后的发展。各地区的农田制度未必尽同,但是看得时期长一些,迟早趋向于同一型类。 夏商周农业和土地制度的考证,要费许多篇幅,在此处是不必要的。现在单就农户个别经营的家庭小农场的兴起,略作解释。在西周的采地制度里,耕者是农奴性质的庶人,土地是属于领主的。庶人由领主分授小量的私田,使他们耕种自养,无须纳租,但是要到公田上去为主人耕作,这就是所谓“藉而不税”的办法,藉庶人的力量耕种公田而免收私田的田租。春秋时鲁宣公十五年的“初税亩”,分明是开始废掉藉法,按亩收租(那时候的所谓税,实即今日所谓地租),这就必须连带着把公田也全部划分,分给庶人佃耕。因此农奴变为不自由佃农,耕地全部划分成佃农耕种的家庭小农场。此外齐国的要使井田畴均,相地而衰征(见《国语》)。楚国的画土田,井衍沃,量入修赋(见《左传》),似乎都是一种整理土地和租税的方法,把耕地的划成井字形的小方块,分给人民佃耕。结果和鲁国走上同一方向,促成家庭小农场的成立。 关于家庭农场的大小,孟子说:“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汉书·食货志》载魏国李悝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又《沟洫志》载魏国史起说:“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可见战国时代黄河流域家庭农场的标准面积,是每户百亩。那时候的亩法和现在不同,周代以六尺为步,一百方步为亩,后世以五尺为步,二百四十方步为亩。尺的大小也不同,周尺一尺,约合营造尺七寸二分,合市尺六寸九分余。所以战国时代的一百亩,只合旧营造尺亩三十一亩余,合市亩二十八亩余。春秋时代每户农场的面积,大抵也大不了许多。 春秋时代的耕地,既由领主划分授佃,甚至划成小方块分授农民佃耕,每户所耕的土地显然是合为一整片的。到了战国时代,土地可以买卖,私有制度确立。而且那时各国尤其是秦国,鼓励个人主义,商鞅令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因为土地的移转买卖和弟兄分家的结果,每户所耕的土地,可能渐渐发生细割分散的现象。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农田制度,而且如此的流行于广大地区,流传数千年之久,至今我们仍旧在它的笼罩下?主要是地理环境促成的。第一,中国天然是一个大陆农业国家,很难发展为工商业社会,至少近百年以前是如此。这是因为(1)中国东南虽有很长的海岸线,但是太平洋太大,即使邻近的岛屿,也隔着相当距离,在古代航海术幼稚时代是不容易到达的。在另一方面,内陆有如此广大的适于农耕的区域可以维持大量人口的生活,而且事实上经过几千年的移民拓殖,才把这广大农耕区域利用到相当充分的程度,没有急迫地向海外谋生的必要,所以中国很自然的成为一个伟大的农业国家,海外贸易不容易发生,直待明朝以后才有大量的移民出国,这是最基本的原因。(2)农业民族不习惯于航海,政府的税源可以取给于广大农地,也无须外求,想不到海外的利用,那时海上又没有强敌,没有建立海军的需要。没有海军就不容易管理海上的人民。因此政府不乐意它的人民和海外往来,甚至沿边的海岛也禁止移殖(例如浙江象山县属的大小南田、樊*[山+奥]鹁鸪头、大佛头、大月*[山+奥]、簪鱼头等,孤悬海外,直接大洋,自明代久经封禁,清初因之,后因私垦的人很多,道光时始设南田厅,民国改为南田县。)政府有意的采取闭关政策。(3)农业国家的税源既然依靠农田,官吏又出自地主阶级,而富商可以危害统治者的利益,所以战国时就产生重农抑商的思想,把工商看起末业,政府有意的抑止商业。 第二,在这古老而不易发展工商业的农业国家里,至少有下列几种重要因素,配合着造成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而历久不变:(1)中国农业区域的气候和土地,很适合于园艺式的经营,可以支持稠密的人口,每户的耕地可以少。长江流域以南可以一年两收,黄河流域也可以两年三收,一亩可以当两亩或一亩半用,南方水稻的产量又多于旱作,更可以减少每户耕地的面积。而且园艺式的经营需用人工特别多,一年配合着种两季作物,更需用较多的人工,也使每户耕种能力所能应付的耕地面积不能大。这和苏联寒冷地方的土地大不相同,寒带地方每亩的生产少,每户耕地不得不较多。所以苏联容易在短期内改为机械化的大经营,而中国不可能。(2)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古代农事技术幼稚,耕作几乎全靠人力,每人所能耕的面积很少,所以利于人口的增殖。人口已经增殖到饱和点,则每人可能分得的土地就不得不减到极少。而且在利于人口增殖的社会,已经增殖到饱和点时,增殖率的惯性不易停止,常使人口增加到过饱和。这样不但限制省工农具的引用,而且减少役畜的使用,更使每户耕地趋向于减少。所以小农制必然持久存在。不像白种人到新大陆的时候,农事技术已经很进步,加以不久紧接着机器的发明,所以能够以少量白种人,创制省工的大农具,很迅速地开发广大地区,自然造成大农经营。这背景和中国是大不相同的。(3)兄弟均分田产,不但使农场趋向于细分,而且为求分配的公平,往往把肥瘠不同的土地搭配着均分,使一家所有的土地趋向于碎散。(4)分割卖买的自由,使农民可以东一丘西一丘分别零星出卖,甚至把一丘地划分劈卖,买者也是这样零星买进,因此也促进土地的碎散。 中国历史论文:历史研究的逻辑框架和中国历史纲要 一、实证历史学 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确定社会的实际运行过程,即解决历史“是什么”的问题。只有在搞清历史是什么的基础上,才能归纳历史运行的规律。历史学要成为“科学”,必须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 实证历史学必须排除价值判断,它不评价人物的好坏,不判断历史活动积极作用或消极作用,不研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进步和反动。 二、历史研究基本假设(公理) 1、人口具有无限增长的趋势(马尔萨斯原理)。 说明:生物的繁殖能力都大大超过生物的简单更替水平。只要资源允许,生物个体都具有无限增长的趋势。它是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基础。 2、人类行为都追求效用最大化(经济人行为原理)。 说明:人类行为的选择倾向是相同的,就是利用和创造资源以最大限度地满足需要。需要的满足“程度”称为“效用”。人的需要可以分为本能生理需要、基本物质需要和社会高层需要三类。性欲的满足,权力和名望的实现,都要付出代价,所以都有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不同人遇到同一种情况之所以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不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选择倾向,而是因为同一选择对他们具有不同的成本和收益。 3、资源总是稀缺的(经济学基本假设)。 说明:满足不同类型的需要要有不同的资源。满足本能需要的资源是“异性”,满足吃、穿、住、行需要的资源是物质资料,满足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需要的资源包括社会环境、组织、机构和职位等。相对于人的动态发展的需要来说,资源总是稀缺的,这就会引起争夺稀缺资源的斗争,这一斗争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始终。 三、历史运行原理(框架) 各种组织、制度和文化都可以表示为资源环境的函数,因为它们都是人类在特定“资源环境”及其变化条件下“合理选择”的“结果”。组织、制度和文化一经形成,就成为影响人们下一步“选择”的重要参数(诺斯制度形成和作用原理)。 社会状况的终极原因(条件)是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包括自然变量和社会变量)。如果我们用S表示社会,用Y表示原始变量,用W表示外生变量,用F表示选择原则(对应法则),那么历史研究的框架就可以表示为: S = F(Y,W) (对历史研究框架的详细阐述,可参看笔者的另一篇文章《探讨历史终极原因的框架》) 四、历史探索的方法——执果索因 从历史结果出发,探寻哪些条件使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选择”了这样的结果,这些条件又是从那里来的,它们是原始的独立变量(自变量),还是由其它情况决定的中间变量因变量;如果是因变量,继续探寻它产生的条件,一直探寻到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为止。 五、历史论证的方法——由因导果 由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开始,阐明它们如何决定了人们的“选择”,初次选择的“结果”与原始条件一起,构成新的“客观环境”,又如何决定了人们的下一步选择。社会按照这一原则在自我运行(我不愿用“发展”一词)中,何时掺入了何种外生变量,它如何改变了约束条件,使人们作出了新的选择,这样,由原始条件和外生变量一直“推演”到当代社会状况。 六、历史研究的关键环节——“如何”选择 传统历史学不区分“原因”和“条件”(我们前面也不注意这种区分),但区分“原因”和“条件”是有意义的。在导致人们“选择”结果的所有约束条件中,我们把最后成就的条件或最后掺入的外生变量称为“原因”,把此前已经存在的情况或变量称为“条件”。这样,原因和结果具有一一对应关系,任何一个结果都有唯一的“原因”。复杂的“结果”都是单一结果的合成。历史研究首先要把混合结果“分解”为一个个单一结果,探索单一结果的单一原因和条件。在此基础上,继续探讨原因和条件的来源,一直探讨到原始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这就得出历史运行的终极原因或条件。就“终极”来说,“条件”和“原因”是一回事。 由于历史的终极原因都是原始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所以历史探索的关键环节就不是要弄清终极原因“是”什么,而是终极原因“如何”影响了人们的选择,从而形成了特定的社会状况。如果没有外来因素的影响,那么社会的终极原因都都是地理环境及其变化。 由多因引起多果的笼统阐述,或者用因素的“共同”作用解释某一结果的出现,都无法令人信服地阐明历史过程的原因。 七、中国历史纲要 应用历史探讨的基本思路和框架,对中国历史得出以下全新的结论(纲要): 1、粮食为主的单一食物结构。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属于暖温带的半湿润地区,既适合于牧草生长,也适合于种植粮食作物。粮食种植可以比畜牧业养活更多的人口,人口无限增长的趋势使粮食种植业排除了畜牧业,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以粮食种植为主的食物结构。 2、小农经济的社会结构。黄河流域属于季风气候,冬春夏秋多雨,这一降水特点有利于农作物生长,也使得单个农户也能够生产,于是形成分散耕作和生活的小农结构,同时决定了社会实行弟兄平分家产的继承制度。 3、宗族组织。农户繁衍分立形成血缘宗族。宗族农户在生产和生活上可以互助,宗族组织可以为松散的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4、以县为基础的政治统治机构。平坦开阔的平原、稠密的村庄和人口,使得盗匪团伙难以藏匿和生存,一支小规模的武装就能够对广阔地域进行流动保护,于是形成以县为基本政治单位的统治结构。政府是为居民提供保护和公正等公共产品,而以税收作为报酬的组织。为便于统治,在县以下设立乡、里、保、甲负责税收,在县以上建立省、道、府、州进行宏观治理。 5、统一国家。公共产品具有规模经济效益,政治单位越大,单个农户应分摊的成本就越低,所以统治者力图扩大统治范围,百姓拥护建立统一国家。 6、专制主义。在小农社会中,统治者没有可供农民分享的政治权力,农民对各个产品也没有讨价还价余地,于是形成农民对统治者绝对服从的专制制度。 7、人口与食物。人口增长和土地不变,导致劳动报酬递减,人口饱和时食物只能勉强糊口。 8、人口与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与人口密度呈正相关关系。劳动报酬递减使得偷盗、抢劫等不正当手段的“相对价值”大大上升,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成本大大增加。 9、儒家文化。儒家学说的提出,反映了在人口对土地造成沉重压力、社会秩序陷于混乱时,社会文化精英企图用“仁政”恢复正常秩序的努力。在正常情况下,儒家学说所主张的秩序,有利于政治统治,所以被统治者推崇。但它对治理混乱的秩序毫无作用。 10 、王朝循环。人口饱和加自然灾害导致自耕农民无法生存,于是爆发农民起义,引发王朝兴亡更替。新王朝建立后人口下降,人地矛盾危机缓解,开始新一轮的王朝循环。王朝循环有其具体特点和原理(略)。 11、清代人口问题的产生。明代从新大陆引进的高产作物玉米和番薯在清代得到推广,使中国土地能够供养更多的人口,导致清朝后期人口比历代人口最多时增加了五、六倍,达到4亿多人。近代以来的人口问题,就是在清朝时期产生的。 12、太平天国。人口成倍增加使人均耕地大大减少,人口对土地造成从来未有的压力,引发重要由贫苦农民参加的太平天国“贫民起义”。历史上张角、黄巢、李自成领导的起义也是“贫民起义”(而秦末起义、反莽起义、反隋起义、反元起义则是全社会起义),“贫民起义”总是陷于失败。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社会内部力量运行的结果,而与资本主义这一外生变量无关。 13、资本主义压力与变法图强。社会精英在资本主义压力下作出了变法图强的反应,如洋务运动、、预备立宪、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等,其目标都是中国的富强。 14、生存和图强的关系。 贫民争取生存和社会精英变法图强,目标不但并不一致,在大多数情况下还互相冲突,1949年才合二为一。 15、中国革命 条件:人地矛盾危机使农民普遍贫穷。 外生变量:劳动价值论的输入。 劳动价值论使贫苦农民能够理直气壮地打倒富人,进行土地革命,在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这是一因一果); 外生变量: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后的全面抗战使全国广大农民获得了在富人政权和穷人政权之间进行选择的机会,共产党力量空前强大,终于在1949年建立全国性的穷人政权。 劳动价值论的输入和日本的侵略这两大外生变量缺少任何一个,中国都不会出现全国性的穷人政权(苏联十月革命的外因相同)。 16、穷人政权误入歧途。 苏联建立穷人政权的情况与中国完全类似,即人口贫困、劳动价值论的传播和对外战争。 表面上看中国是照办了苏联的制度,但从深层次看,共产党政权实行财产公有、计划经济,都根源于劳动价值论。由于劳动价值论否定财产所有权的重大意义,不承认其它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贡献,所以信奉劳动价值论的穷人政权不能发挥其它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必然导致经济发展的缓慢乃至停滞。劳动价值论无视经济人正当的利益追求,使穷人政权误入歧途。 17、市场改革。 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改革,是使经济回归正道的伟大转折。 八、宏观历史问题解答 历史探索的逻辑框架和中国历史纲要并没有解决传统历史学的疑问。以下对主要疑问给予解答: 1、唯物史观的错误和缺陷 唯物史观的宏观理路无疑是正确的,但传统唯物史观也存在错误和缺陷,其错误在于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机械的理解和划分,这一划分使人单从生产关系方面去理解“商品市场”,认为市场发展的动力在于生产力的发展。由于把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归于技术的积累、提高和突破,而又无法探明技术突破的更原始的原因,这就使历史终极原因的探索走进了死胡同。 为了走出这一死胡同,人们回过头来开始由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解释生产力的发展,用上层建筑甚或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来解释生产关系,结果出现了用儒家思想、专制制度、宗法组织解释小农经济结构和生产技术长期停止不前的状况。 实证历史学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它们处于同一个逻辑层次,都是经济人在特定约束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这样,实证历史学就改正了传统唯物史观的错误,加强了传统唯物史观的薄弱环节。 这样,实证历史学是改正、补充和完善了的唯物史观,是彻底的唯物史观。 2、技术创新原理(这一原理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诺思阐明的。诺思是我们本文中所称的“实证历史学”的创始人)。 英国的李约瑟博士谈到中国古代在许多技术上曾经长期领先,但他始终没有搞清近代科学技术何以产生于西欧而不是中国。 人们的任何行为都牵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技术发明也不例外,只有那些预期收益显然高于预期成本的发明项目,才会有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研制。人类发明计时钟的过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原理。15世纪时,为确定远洋航行中轮船在海洋中的位置需要测算纬度和经度,测算纬度的问题早已解决,而测算经度需要一架在远洋航行期间保持精确的计时钟。西班牙、荷兰、英国都宣布对发明计时钟给予巨额悬赏。这笔悬赏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最后由英国的哈里森获得,他为了研制计时钟几乎耗费了半生精力。假如哈里森未研制成功而突患疾病死亡,计时钟还会被其他人发明出来,因为高额赏金是刺激人们进行研制的基本动力。如果没有赏金,发明成果因被人仿制而使所获收益大大低于所付出的代价,就不会有人去进行这种研制。仿制他人的发明成果显然具有一种搭便车的利益,所以人们都想等待别人发明出来之后进行仿制,于是社会只可能出现一些象鲁班发明锯子那样的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的简单的或偶然性的发明创造(历史上偶然性的发明创造之所以不断出现,正是因为它们不需要多大成本)。 尽管高额赏金能够刺激发明创造活动,但政府悬赏的只能是重大而又紧迫的项目,事事都靠政府悬赏是不现实的,于是保护发明者利益并给予创造活动经常性刺激的专利制度在西欧被发明了出来。如果没有专利制度的保护,许多发明创造的预期收益是远远低于预期成本的,因而根本不会有人去进行研制。古代中国没有形成保护发明者利益的制度,所以出现的发明创造大都具有简单和偶然的性质。等到能够偶然发明的技术(几乎)都被人们掌握,剩下的都是偶然性原理所无法突破的时候,技术发明就会陷于停滞。中国的生产技术长期陷于停滞,基本原因就是如此。 3、西欧出现技术突破的原因是市场兴起(由诺思阐明)。 西欧工业革命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专利制度,但西欧最初出现生产技术突破时,专利制度还没有出现,所以应当到其它方面寻找原因。诺思在其所著《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阐明,西欧之所以出现一系列技术突破,是由于人们利用商业扩张和市场兴起所带来的盈利机会的结果。 市场扩大引起生产规模扩大,导致社会分工,制造业中精细的分工使人们只需要重复简单的动作,把人们天生的发明欲集中在容易解决的问题上,从而为用机械代替手工提供了可能。欧洲一系列的技术创新,就是在这种由市场扩大所带来的利益的刺激下出现的。没有市场兴起这一条件,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 4、西欧市场兴起的原理。 市场兴起是由于参加市场交换的人数众多,人们参加市场交换是为了获得利润,利润来源于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基本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主要取决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除自然形成外,地理条件差异的大小也与空间距离密切相关。不同地区之间基本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高于其间的运输费用和交易成本,是交易能够实现的前提条件。 西欧小范围内气候差异大,导致产品差异大,各地具有明显的比较利益;西欧河流密布,水量均匀,一年四季都适合于通航,水路运费低廉,各地的不同产品就能够实现交换,刺激了商品市场的发展。 过去,人们总把市场兴起看作技术进步引起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实际上正好相反,是市场兴起增加了人们的盈利机会,吸引人们扩大生产规模,引起了操作过程的分工,刺激了技术进步。简单地说,市场兴起是原因,技术进步是结果。 西欧社会发展的因果链条可以归纳为,地理条件决定了产品差异大和运输费用低,刺激了市场的兴起和扩张;市场盈利刺激生产规模扩大;生产扩大引起专业化和操作过程的分工;精细的分工刺激了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又带动整个经济增长,促进了社会进步。总之,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在西欧兴起,归根到底是由于那里有便于市场发展的地理条件。 5、中国何以长期发展缓慢 一系列的宏观历史之谜,例如中国封建社会何以如此漫长,中国小农结构何以长期维持,中国生产技术何以停滞不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何以萌而不发等,都根源于中国商品市场难以发展。只要弄清了中国商品市场难以发展的原因,其它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实证历史学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思路是明确的:商品市场难以发展是由于很少有人从事交换,人们不从事交换是由于交换无利可图,无利可图是由于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不能抵偿运输费用和交易成本。 在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等温线和等降水量线都是东西方向(与纬线平行),从现今陕甘交界处向东一直走1500公里到山东半岛东端,各地的土壤、气温和降水差不多都是相同的,导致自然产品基本相同,因而没有交换的必要。虽说在南北方向上土壤、气温和降水差别较大,引起自然产品差异较大,但是这一地域没有南北走向的河流,产品交换只能通过陆路运输。在古代条件下,陆路运费大概等于水路运费的30倍,一般商品根本承受不了这样高额的运输费用,结果南北方向有差异的产品无法实现交换。中国农民将产品运到有差异的地区交换所需要的产品,比自己直接生产所需产品还要花费更高的代价,于是农民的合理选择就是调整产品结构来满足需求,结果社会就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过去常常有人说自给自足的传统使得中国农民不喜欢与外界交往,实际上是从事交往无利可图才使得中国形成了自给自足的传统。 6、重农抑商政策是市场发展状况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我们知道,历代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统治者何以重视农业,原因是明显的。在中国,农业历来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统治者的力量,与其管辖的农户数量成正比,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提倡以农为本,重视农业的发展。 历代统治者何以都实行抑商政策,却很少有人能够给予合情合理的解释。 认识抑商政策的关键是把统治者也看成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经济人”。统治者之所以实行抑商政策,肯定是因为(他们认为)商业对他们不利。现在,有许多人认为,商业对社会、对国家也都是有利的,统治者之所以采取抑商政策,是由于统治者没有认识到商业的积极作用(短视)。这一认识太过肤浅。在两千多年中,历代统治者都实行抑商政策,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韩非甚至直接把工商业者看作社会的五种蠹虫之一(《五蠹》),恐怕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统治者的短视。 我们已经知道,生产成本的差额高于运输费用和交易费用是实现商品交换的前提。中国学者很少有人对古代市场上的交易费用给予研究。从现有材料看,制约中国商品市场发展的因素是产品差异小和运输费用高。商品的运输费用与商品的体积、重量成“正相关”关系,物品越是低值笨重,越难以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在任何地区,金银、珠宝等贵重物品当然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中国古代的远距离贸易,除了金银、珠宝外,还有丝绸、瓷器、茶叶、香料等产地有限、但用处特殊的物品,由于运费高昂,所以它们到达消费地以后都成为普通百姓消费不起的奢侈品,加上它们不是生活必需品,所以不可能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多大影响。从消费的必要性上说,也许只有经销盐、铁才有利可图,垄断经营更能赚大钱。这一原理早就被人们发现,远在战国时期,统治者就开始实行盐铁专营制度(从经济角度看,国家对盐铁垄断经营的利润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税收),严厉打击私自制售,这就断绝了商人盈利的主要项目。由于从事农、林、牧、渔基本物品的交换无利可图,所以商贩只好行奸弄巧、坑蒙拐骗或者贩卖违禁物品赚钱,于是奸商和私贩几乎成为商人的代名词。行奸弄巧当然对社会起不到积极作用,贩卖违禁物品又严重侵害国家利益,所以盐铁专营以后,国家从民间商业中获得的税收还抵偿不了对其进行管理的费用。在统治者看来,商人的积极作用还弥补不了他们给国家造成的损害,于是国家都采取抑商政策。 有人认为商业的流动性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不利于统治者的管理,所以统治者才实行抑商政策。这一认识也是肤浅的。如果商业能够盈利,国家能够从一般商业活动中获得足够的税收,就能够雇用大批官吏对商业进行管理,这样既有利于社会,又可以为文化精英“安插”相应的“职位”,一举几得,国家何乐而不为呢? 说到底,国家的商业税收来源于商业本身的盈利。由于中国正常的商业不能盈利,怎能够指望统治者积极扶持它的发展呢?抑商政策当然会对市场发展更为不利。不过,由于地理条件限制,即使没有抑商政策,中国的商品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发展起来。 地理条件制约中国商品市场不能发展,是中国长期停滞于小农社会的根本原因。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述 2000年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8月初在昆明云南大学举行“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2001年10月已出版论文集《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会上专家们就历史地理学领域内各种问题和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运用新兴的GIS技术展开了广泛、深入而饶有兴趣的热烈讨论。本年度出版的专著和论文集有:谭其骧著《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侯仁之等著《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5月)、王北辰著《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0年7月)、朱玲玲著《文物与地理》(东方出版社2000年4月)、葛剑雄著《碎石集》(学苑出版社1999年7月)、翁俊雄著《唐后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大出版社1999年12月)、景爱著《沙漠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10月)、李治安著《行省制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王妙发著《黄河流域聚落论稿——从史前聚落到早期都市》(知识出版社1999年12月)、胡阿祥著《“中国”古今称谓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1月)、阙维民著《历史地理学的观念:叙述、复原、构想》(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张伟然著《湖北历史文化地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鲁西奇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等。吴传钧、施雅风二院士主编《中国地理学九十年发展回忆录》已经问世(学苑出版社),周振鹤主编《上海历史地图集》已经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华林甫汇编《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学苑出版社)也已面世。 本年度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可观,仅就笔者寓目的二三百篇而言,已经涉及到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各个领域。下面择其主要而概述一年来的研究进展。 一、历史地理学理论 “历史地理”一词从何而来?什么时候中国才有?侯甬坚《“历史地理”学科名称由日本传入中国考》(《中国科技史料》第4期)一文为我们提供了答案。作者根据中、日两方面的背景资料和依据,提出了“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名称在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的看法,认为这一名称于1901~1904年随日本近代学制而传入我国,二三十年代在国内学术界渐有介绍,1935年3月1日被《禹贡》杂志用作英文刊名,开始扎根于学术界。 “历史地理学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但今天我们依然要呼唤它的新生”。这是孙天胜、曹诗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一文(《晋阳学刊》第6期)中提出的观点。该文从学科性质、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入手,指出“历史地理学”命名上存在着名实不符问题,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应回归到研究社会历史与地理环境关系的轨道,“现实的历史地理学的命名有悖于科学规范”,而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在这里,他们提出如此前所未有的观点和名词,虽未必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无疑会促进学科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入。 最近二十年来,历史农业地理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已出版专著十余部,但在学科理论、区域、专题和时段上仍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有待于今后不断加强。李令福《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初探》(《陕西师大学报》第4期)一文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曹树基的书评《以人为本的历史农业地理学》(《清史研究》第3期)认为:萧正洪《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 现代地理学发展方向之一是展开区域研究,历史地理也莫能外。在区域研究理论上,鲁西奇继1996年发表《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该年第6期)后,本年度发表了续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地区多样性包括景观的多样性和历史发展道路、模式的多样性,政区、移民、地理环境、经济类型、城市发展以及地方特权、方言、风俗是影响多样性区域之生成、演变的重要因素,地区多样性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架构和走向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历史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 此外,关于历史地理学理论的论文还有葛剑雄《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文汇报》11月4日)、毛曦《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刘锡畴《中国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喀什师院学报》第1期)等。 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谭其骧先生早在1990年历史地理会议的主题报告《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中就已指出:“历史人文地理将是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希望、最为繁荣的一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将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文汇报》1991年1月6日第3版)。经过十年的稳步发展,历史人文地理已经成为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成果多、质量高,代表着历史地理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历史人文地理领域广阔,宜分别概述其本年度的学术成就。 1、历史政区研究 历史政区研究是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现在有的学者将其赋予“历史政治地理学”的内涵,或主张以“历史政治地理”取而代之。在这个领域内,本年度成果不少,但多集中于先秦、秦汉时期。张怀通《先秦时期的基层组织——丘》(《天津师大学报》第1期)认为,作为先秦时期重要基层组织的“丘”,源于龙山文化末期在原野中用土堆积而成、人类藉以居住的台地;商代的丘是农渔田猎的基本单位,是军赋的承担者;西周、春秋时代的丘与国野制度相结合,是“野”中的政权组织,丘民耕种公田,缴纳禾、刍、米,春秋末则缴纳牛、马、车,充当甲士、步卒;战国时代因井田制和国野制度的瓦解,国、野两套行政系统混一,丘被乡取代,“丘”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李晓杰《春秋晋县考》(《历史地理》第十六辑)钩稽了春秋晋国较为明确可考的原、温、邬、祁、瓜衍之县、先茅之县等三十二个县,指出这些晋县大多分布在河水及汾水两侧,且多分布于晋国的边地,认为春秋后期其性质已出现了由县邑之县向郡县之县转化的现象。这是对周振鹤关于县制起源三阶段说的绝好补充。宋杰《春秋时期中国政治力量的分布态势和列强兴起的地理原因》(《首都师大学报》第4期)将当时中国的政治地理格局划分为中原地带、弧形中间地带、周边地带的华夏与东夷中山诸侯、争霸列强、戎狄蛮夷三股政治势力,认为不同地理区域的自然、社会环境对各国的经济、政治及民风的影响,使弧形中间地带的齐、晋、秦、楚列国得以崛起称霸,超过了鲁、卫、郑、宋等中原地带的旧日望国。 汉武帝设立的刺史部,传统观点认为按州或州部派遣刺史,以致出现一些无法解释的疑难问题。汪清《汉武帝初置刺史部十三州辨析》(《史学月刊》第3期)认为,“州”、“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武帝将全国除京畿以外所有郡国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叫“部”,武帝应是设立十三刺史部,其中包括朔方刺史部,但不存在所谓“朔方州”。他的另一篇文章《王莽时期州制的变化兼论都督制的滥觞》(《郑州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王莽时“州”的行政化倾向被固化,而监察职能被削弱甚至被剥离,“保”区制的设立使州受到更多军事因素的渗入,州呈现了军政合一的性质。 李晓杰《东汉荆州刺史部所辖诸郡沿革考》(《湖北大学学报》第5期)利用现存的文献史料,以东汉初年荆州刺史部作为具体的考证区域,将其时该刺史部所辖的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等郡的沿革做了通代的详尽考察,使其变迁的分辨率精确到“年”,为进一步从事东汉政区地理的全面研究提供了基础。彭建英《东汉比郡属国非郡县化略论》(《民族研究》第5期)从东汉比郡属国的设置背景、管辖对象、内部结构及其主要功能等几个方面论述了东汉比郡属国问题,认为它是东汉王朝管理归降少数民族的一种羁縻制度,就其性质而言并未实现郡县化。 此外,这方面的论文还有万昌华《郡县制起源理论的历史考察》(《齐鲁学刊》第5期)、黄金铸《论六朝岭南争取激增无滥置之嫌》 (《学术研究》第6期)、郑宝恒《民国时期行政区划变迁述论》(《湖北大学学报》第2期)等。 2、历史产业地理研究 唐晓峰《鬼方:殷周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一文认为,早期传世文献上的“鬼方”是殷商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不是如后世匈奴那样的骑马游牧民族,在山、陕北部发现的鬼族遗存证明了这一点;自新石器时代始,今山、陕北部长期以来是原始农业的分布地区,后因气候变化而逐渐演变为半农半牧地区。 李伯重《革命乎?虚像乎?》(《九州》第二辑)从方法论上分析了导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论所使用的“主导法”与“集粹法”的致命弊端,指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只不过是空间意识缺乏所导致的一个“虚像”,并力图求得宋代江南农业时空变化的“实像”。高王凌《中国棉作分布的历史演变》(《九州》第二辑)重点研究了棉花传入中国后、尤其是清代棉花种植的地理分布,将棉花生产分作“自产有余且能大量外销”、“接近自给”、“不能自给”、“极少棉作”四类地区,发现全国约有70%以上人口的棉花需求都是依赖市场获得的,其中又有40%需靠省际交流,因此作者认为“把传统经济说成是‘男耕女织’、‘一家一户自给自足’,显然是不大合适的”。辛德勇《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的农业开发进程及其经验教训》(《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使用翔实的史料,探讨了三峡地区原始农业、宋元及其以前和明清时期的农业开发状况,最后总结出服务现实的三点经验和教训,认为“今后峡区的农业发展,必须借鉴历史经验,走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的大农业路子,以充分、合理地利用山地资源”。李令福《历史时期关中农业发展与地理环境之相互关系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探讨了历史时期农业生产与地理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以关中为例简要分析了两者的相互作用。戴鞍钢等《中国近代工业地理分布变化及其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将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历程分为四个阶段,指出其地域分布始终没有突破偏于沿海沿江地带的基本格局,认为这种状况限制了它的社会影响。此外,同类论文还有王双怀《明代华南的粮食生产及其地域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尹玲玲《明清时期湖北地区的渔业经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等。 3、历史城市地理与古城址研究 应该说,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本年度的成果以古都研究居多。李小波《从天文到人文——汉唐长安城规划思想的演变》(《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城市是文化的载体,都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文化风貌的体现,汉长安城法天象地、灿若星辰,唐长安城周易礼制、政通人和,其规划思想反映了从天文到人文的转变。程妮娜《金代京、都制度探析》(《社会科学辑刊》第3期)认为,金代京、都制度最初是在照搬其他民族制度的基础上,融入女真民族传统的政治特征而形成的;在金朝不同的社会制度发展阶段上,京、都制度不断调整、变革,在女真统治集团对国内各地各民族的种族统治运作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金代京、都制度上承辽宋、下启元明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韩光辉《论中国元代建制城市》(《历史地理》第十六辑)探讨了金元都市警巡院、城市录事司的官制与职能,详细研究了元代建制城市的规模及其户口特征、时空特征,认为元代建制城市的辉煌“就在于对一百余个城市实行了专门且有效的行政管理,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可惜明清城市管理又倒退到由附郭县或县负责的陈轨旧俗上去了。李孝聪等《清代北京城王府建筑的选址与分布》(《九州》第二辑)一文,由北京城王府的出现与发展历史过程入手,从王府在城市空间中的分布着眼,着重分析了清代北京城内王府在不同阶段的选址和分布特点,并对产生的原因作了探讨。尹钧科《十八世纪北京的城市建设》(《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认为当时大规模重修或新建宫殿、王府、寺观,使北京城市建筑更为完备,而大力整治街道沟渠和彻底改造城外大道,以及西郊“三山五园”为主体皇家园林的修建,使人们更能领略到十八世纪北京城市建设的辉煌。白洪希《清朝关外都城辨》(《辽宁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兴京赫图阿拉、东京辽阳、盛京沈阳已是史书和学术界公认的都城,但努尔哈赤居住十六载的费阿拉城以及界藩、萨尔浒却不能算作都城。同类论文还有:于希贤《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文化透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考古》第7期)、汪文学《古代都城地理格局之发展极其相关问题研究》(《江海学刊》第1期)等。 尧都平阳的传说,虽还没有得到考古学上的直接证明,但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和已有的考古成果间接地表明它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说明包括临汾地区在内的晋西南地区是华夏文明的直接起源地,是中国历史的主要源头。这是王社教、朱士光在《尧都平阳的传说和华夏文明的起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一文中表述的观点。郑州小双桥遗址从1990年被发现和经过1990年、1995年两次考古发掘以后,有的学者多次撰文,一再论证这就是殷商仲丁所迁的?都,邹衡先生《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嚣)都说辑补》(《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4期)对此观点加以肯定;然方酉生《小双桥遗址为仲丁?都说商讨》(《武汉大学学报》第1期)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实物资料认为,下此结论为时尚早,仲丁所迁?都应当是郑州商城。徐昭峰《试论偃师商城的性质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提出郑州商城为商汤所都之亳、偃师商城性质为军事重镇的观点。石泉《古夏口城地望考辨》(《武汉大学学报》第4期)从汉魏六朝文献记载出发,结合一系列相关地名的定位,通过缜密的考证与分析,初步认定汉末三国至梁、陈之际的夏口城实当位于今钟祥市或稍南处;在梁、陈之际的大动乱中,古夏口城遭到毁灭性破坏,此后“夏口”之名遂移至今武汉市。学术界对在西安附近新发现的沙河古桥的性质问题尚未取得一致看法,王维坤《沙河古桥的新发现与研究》(《西北大学学报》第3期)通过对沙河古桥进行的综合分析,认为是“沣河古桥”的可能性较大。据李并成《汉玉门关新考》(《九州》第二辑)考证,著名的玉门关存在了1140年,关址最早设在今嘉峪关市西北约十公里处的石关峡,西汉太初三四年之际西迁敦煌西北,隋唐时又东徙今安西县双塔堡,五代宋初进一步东徙而迁回石关峡。 此外,石培基等《历史时期西北城市发展简论》(《人文地理》第3期)运用历史地理、文化地理的方法,通过分析周代至清末西北地区城市的发展过程,简要探讨了西北城市形成、发展的过程及其内在机制。这类文章还有段渝《秦汉时代的四川开发与城市体系》(《社会科学研究》第6期)、曹小曙等《历史时期昆明城区拓展及结构演变研究》(《热带地理》第3期)等。 4、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这一领域的研究方兴未艾。吴永焕《从 方言 所记地名看山东方言的分区》(《文史哲》第6期)从扬雄《方言》记录方言词语时所用地名单独列举与并举情况考察,看出秦汉时期山东方言大致可分为齐鲁、东齐海岱两区四片,如此格局的形成与齐鲁各地不同的历史人文背景有着密切关系,并且其格局在今山东方言中仍然保持着。湖北省境的演变自秦至明曾有一波三折的历史进程,张伟然《湖北历史时期的感觉文化区》(《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认为这种波折不可能只是纯粹的政治行为,而是文化在起作用——湖北省境是一个可以依凭的独特的感觉文化区,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才使得湖北省境即使经过长期割裂后也始终保持着成为一个完整区域的要求,该文对湖北感觉文化区的演变、作为文化地域的空间构成、地域归属与整合、作为感觉文化区的判读指标等进行了深入探讨,颇具新意。张晓虹《明清时期陕西民间信仰的区域差异》(《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阐释了陕西民间信仰区域差异的发生、发展及其变迁的历程,从而揭示出民间信仰与自然环境及地域社会之间的关系。干旱是影响关中农业生产、甚至人民生存的主要自然灾害,张晓虹、张伟然合撰的《太白山信仰与关中气候——感应与行为地理学的考察》(《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一文试图从行为地理学的角度阐释陕西太白山崇拜的产生及分布地域的形成过程,很有见地。据李仁《回族杰出人物的历史地理之分析》(《回族研究》第1期)研究,回族人口分布西多东少,但杰出人物东高西低,认为东南沿海优越的历史、地理环境与穆斯林优秀人才的出现、成长不无关联,因而呼吁:提高西北地区回族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 5、历史地名研究 历史地理研究离不开地名,地名研究的专门之作为数也不少。华林甫《中国历代更改重复地名及其现实意义》(《历史研究》第4期)一文中关于西晋太康元年、隋开皇十八年更改重复县名的论述是作者一大发现,他对中国历史上六次大规模更改重复地名运动所作之发覆,钩沉抉隐、爬梳排比,总结了历次更改地名的特点和规律,进而以这些规律来衡量当今地名存在的问题,从而指出并建议现存50多组字同、形似、音近的地名在适当时候均应予以改名。刘宗迪《华夏名义考》(《民族研究》第5期)依据作者提出的人类族群建构于原始舞蹈的理论,通过对“华”、“夏”两字的文字学和文献学考证,说明“华”、“夏”两字最初都是舞蹈之名,表示饰羽之舞,中华民族最初名称“华夏”正是由此演变而来的。程二行《春秋都邑何多以“父”名?》(《中国典籍与文化》第4期)论述了见于《春秋》、《左传》中鲁、郑、卫、晋、楚诸国十来处含“父”字地名的来历,认为古时“父”、“阜”通假,“阜”义为土山,高大而上平,古人建都立邑多选择地势高敞之地。李锋敏《从河西走廊古地名看古代河西历史》(《甘肃社会科学》第2期)指出河西走廊地区许多发源于匈奴语和汉语而至今仍沿用的古地名是各族历史融合的语言“化石”。这方面的论文还有孙冬虎《南海诸岛外来地名的命名背景及其历史影响》(《地理研究》第2期)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阿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历代国号研究的论文,如《王莽新国号述论》(《江苏社会科学》第2期)、《汉唐国号考原》(《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赵宋国号考说》(《扬州大学学报》第5期)、《蒙元国号概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等,并出版了《“中国”古今称谓研究》一书。作者综合运用历史学、民族学、地理学、语言学、文字学、心理学、名称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将繁多的国家称谓分为三类,详细阐释了中国历代统一王朝国号,同时也论及分裂朝代的国号,考论中国古今名号和域外有关中国的诸多称谓;作者认为,中国的各种称谓往往凝聚着传统文化的精华,深探其源、细释其义,有助于理解过去,从而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书中广征博引、以考带论,其言富有文采,饱含热情。该书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结构浑然一体,探索鞭辟入里,新见迭出,精义纷呈,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很强的现实意义,卞孝萱先生之“序”谓此书为“奠基”、“开拓”,均非过誉。 6、历史地理文献研究 中国历史文献汗牛充栋,历史地理文献研究成果亦复不少。据郭声波《唐宋地理总志从地记到胜览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第6期)研究,北宋以前地理总志的代表作属于以州下类目县目夹杂为常用体裁、以政治经济地理为主要内容、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的的地记型,南宋的代表作转变为以州下纯用类目为体裁、以文化名胜地理为主要内容、以趋时应景为主要目的的胜览型,这种演变不仅根源于宋代文化的发展、也根源于宋代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合力所致。郭红《两幅大同镇图比较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对明代《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和《三云筹俎》中的大同镇图作了专门研究,据此可纠正《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山西图中“杀虎口” 、“阻虎堡” 、“宁鲁堡”、 “ 威鲁堡”等地名中的“虎”、“鲁”二字原为“胡”、 “虏”之误。王卫东《明代山西沿边的几个地名》(《历史地理》第十六期)据《明世宗实录》等史料也指出了《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这几处失误。中国现存的古代游记众多,但除了十数种著名的之外,绝大部分不大为地理学界所注意,周宏伟《中国古代非知名游记的地理学价值管窥》(《湖南师大学报》第2期)从一些具体例证分析,发掘出这些游记不但蕴藏着很多有价值的自然地理学资料、而且也包含着不少重要的人文地理学内容,因此他认为所有的中国古代游记都是研究历史地理和地理学思想史的最为可靠的和极为重要的材料,应当受到地理学界的重视。汤开建《祝淮 新修香山县志·澳门图 研究》、《雍正 广东通志·澳门图 研究》(《暨南学报》第3期和第6期)专门研究早期澳门地图,前者通过图上首次出现的地名揭示清代澳门城市历史发展的内涵,后者对图中涉及的澳门华人庙宇起源等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观点。颜广文等《论阮元与 广东通志 的编撰》(《华南师大学报》第3期)从阮修通志的时代背景、阮元本人所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及其居中的领导作用、修志班底的构成及其主要成员的学术素养等方面分析,认为阮志体例架构既全面又完善,选材广泛,编撰独特,史料价值高,全志具有鲜明的由专注考据转向经世致用的时代特征。 此外,这方面的论文还有戴念祖《邹伯奇的摄影地图和玻璃板摄影技术》(《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期)、李勃《 舆地纪胜 琼州部分纠谬》(《学术研究》第7期)、高福顺《简论 高丽记 佚文在地名学上的贡献》(《东疆学刊》第1期)等。 三、历史自然地理研究 黄河是中华大地的生母,治理黄河必然要参考黄河史研究的结论。谭其骧先生1962年提出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著名论点,如今已成了治理黄河的指导性原则,但当时任伯平持有疑义;1997和1998两年,任伯平与赵淑贞合作发表二文,重申旧说,仍然否定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局面的存在。王守春《论东汉至唐代黄河长期相对安流的存在及若干相关历史地理问题》(《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一文发现,任、赵二人的论文“许多史实和观点存在诸多错误和问题”,指出他们对历史文献的“随意曲解”是“极不严肃的”,“不是严肃的学者应采取的态度”,他们所谓“黄河下游并不安流”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作者认为黄河相对安流时期的出现,主要还是中游地区生态环境改善的结果,王景治河当然功不可没,但治河手段再高明也不可能维持长达七百年的相对安流。关于黄河壶口瀑布历史上溯源侵蚀的速度,七十年代史念海先生根据郦道元《水经注》和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的描述,推算出自公元527年至813年间平均每年后退5.1米、从公元527年至现代平均每年后退3.3米的结论;但是现代测量出壶口瀑布平均每年仅仅后退5厘米,两者竟然相差上百倍,故宋保平《论历史时期黄河中游壶口瀑布的逆源侵蚀问题》(《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一文重新检讨了影响瀑布后退的四大因素,结果显示岩性特征、落差、流量、泥沙含量均非影响瀑布后退的关键原因,因而认为《水经注》和《元和郡县志》多为定性描述,只能称为“半定量”;如果一定要确定其侵蚀速度,那么只能得出从李吉甫时代到现代的溯源侵蚀平均数值即1.2米/年 这么一个模糊的数据。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 “三峡工程”举世瞩目。蓝勇、杨伟兵《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森林植被分布的演变研究》(《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表明,明清以前三峡地区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森林覆盖率,但明清以后大规模移民的过度农业垦殖、盐业开发和官方皇木采办等活动极大地摧残了该地天然森林植被系统,清末各类厂矿的兴起对腹地森林资源影响较大,而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人口膨胀和大炼钢铁使这里的森林覆盖率一度降到15%以下,从而导致水土流失加剧、自然灾害增多,因此作者认为“如何控制农业垦殖、特别是山地陡坡垦殖,进而退耕还林,发展合理的农林复合型(三峡)库区经济以利于水土保持已刻不容缓”。 灾害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灾害是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方面,为此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对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灾害与人口、灾害与社会经济、灾害与社会政治、灾害与社会文化等问题发表了高见。满志敏《光绪三年北方大旱的气候背景》认为这次清代后期社会影响最为严重的大旱灾形成的原因在于全球性的特强ENSO事件影响下亚洲地区季风的显著减弱。左鹏、张修桂《明清水患与江汉社会》认为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的水灾是江湖自然演变与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既为人们提供了开垦荒田的淤地,也因此引发了种种社会矛盾与冲突,堤垸的修守诚然是一种御患措施,但因其单一化而使江汉地区的人地关系日趋恶化。(以上三文具载《复旦学报》第6期) 环境研究方面,朱士光《西安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特征与都城长安相互影响之关系》(《陕西师大学报》第3期)研究表明,关中地区优越的生态环境对长安的城市建设、物资供应、经济繁荣提供了物质保证,而西汉王朝对王畿所在关中地区所采取的一些政治、经济、文化措施也对保护与改善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总之,本年度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喜人,学风严谨、论证扎实而又紧密结合现实的论著不少,作者队伍中也涌现出一批新人,昭示着本学科良好的发展前景。当然,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进程中,研究西部地区历史地理问题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但目前这方面的成果太少。 在新的一个世纪里,出于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和社会的企盼,笔者相信中国的历史地理学一定会得到更加充分、完善、健康的发展,历史地理工作者在二十一世纪里必将大有可为! 中国历史论文:浅谈中国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 论文关键词:历史文化城镇 保护意义 现状 问题 保护的动力 保护的基本原则 经费的负担和筹措 论文摘要:中国对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可以说刚刚起步,需要更加科学合理的保护理念和手段。本文通过介绍什么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意义、现状和面临的问题,以及保护的基本原则和一些可以借鉴的方法,希望能提供一些关于保护方面的思路,并引起人们对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关注。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众多承载着中华数千年文化、传统、历史的古城镇,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散落在华夏大地。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国人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文化体验的追求日趋流行,“历史文化城镇”开始为人们所熟悉。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含义 所谓历史文化城镇,就是许许多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群体构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镇街道景观。例如,带门楼的宅第,树木繁茂的庙宇,高耸的城郭、宝塔,以及文明开化以后所产生的西洋建筑、桥梁、濠河……等的姿态。[1]每个建筑物和构筑物,都有其深远的由来和历史,如果能够为来访者提供详细了解的资料,则必然会给人们很大教育;如果能将它们组成一定形体,创造出我们四周的“环境景观”,那么就可以使平常完全生活在异地的人,扩大生活范围,弥补生活体验的不足。我们亲生感受到,在我们生活的国土上,可以创造出多么丰富多彩的生活空间来。 但是文化城镇并不只是给外来者赏心悦目。文化城镇犹如地方文化的面孔,在这里反映着人们的实际体验,这是无法代替和置换的,他们将视它为自己的故土故乡。 所以,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就是在保存历史文化城镇物质遗产的同时,如民居、街道、桥梁,保护城镇建筑群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性环境。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意义 早在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17次全会制定的“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保护的国际建议”的前言中说:“在生活条件迅速变化的社会中,能保持自然和祖辈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密切接触,才是适合于人类生活的环境,对这种环境的保护,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在各个地区的社会中,充分发挥文化及自然遗产的积极作用,同时把具有历史价值和自然景观的现代东西都包括在统一的综合政策之中,才是最合适的。” 科教文组织的第19次全会,提出了“历史性地区的保全及其在现代的作用”的国际建议,其中有:“所谓历史性地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存在。为适应多样性的社会生活必须有相应的多样性生活背景,据此,提高历史性地区的价值,将对人们的新生活产生重要意义”。[2] 可见,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对我们了解历史,传承传统文化,丰富现代生活,促进社会多样性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保护历史文化城镇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的一种需要,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对古城镇的保护处于一个越来越重视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就有关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规定,历史文化城镇自然也在保护之列。而在200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该条例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通过单独制定法规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进行规范,国家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各级地方政府也有相应历史文化城镇保护法规的出台。例如,2004年制定的《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2006年开始施行的《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中国社会正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放到这个我们过去不曾注意的焦点上。 但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现状令人堪忧。最主要是对历史文化城镇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对于文化保存造成很大阻碍。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面临的问题 当前,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追逐经济利益与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现代人对传统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捧,使得越来越多的地方认识到历史文化城镇镇潜在的巨大利益,利用古老的资源,发展旅游业,推动地方经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一味地旅游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不断商业化。许多地方只是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忽视了古城镇本身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更忽略了对历史文化城镇的持久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已经日趋严重,并直接影响着古城镇的“生存”。因为,于历史文化城镇而言,其巨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城镇建筑,布局结构的合理和艺术,更在于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人所形成的历史,文化氛围,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商业化的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离它的价值越来越远。 以云南丽江为例:十多年前,1997年12月4日,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与雅典、罗马、威尼斯等伟大城市比肩;十多年后,2008年1月中旬,古城被指责过度商业化、原住民流失,联合国派出检查组,丽江面临亮“黄牌”之忧。十年仅是历史的一瞬,然而这十年丽江的变化几乎超过了过去800年的总和。如今,涌入丽江的不是蒙古战车和铁骑,而是源源不断的游客和老板,他们带来丽江的不是马刀与盔甲,而是快速增长的旅游收入和巨额资本。 雕梁画栋、小桥流水的古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诗人、专家、学者们感叹:在酒吧街的灯红酒绿中,在小贩的叫卖声中,古朴一点点褪去,丽江古城正变成一具没有内容的空壳。 07年6月,在新西兰举行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丽江古城、故宫、长城、圆明园、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6项中国世界遗产被要求在大会上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作解释。 丽江古城能申遗成功,既靠有形的建筑群落,更是靠存在于街头巷尾间的纳西市井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是看中它是“保存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与自然美妙结合的典型”,才授予其桂冠。 但目前古城核心区域都商铺客栈林立,原住民纷纷将房院腾出给外来商人获取一年十几万的租金,并用这笔钱在新城购置洋房,他们搬走家当的同时还搬走了在城中存活了近千年的民俗文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官员认为古城本就是为商业而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甚至有人认为即使联合国真亮“黄牌”也无妨,因为丽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知名度。这样出自官方的想法给古镇的保护,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造成了很大阻碍和不利影响。[3] 当地居民是保护事业的动力 由丽江古镇一例,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我国历史文化城镇的物质遗产,基本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是,非物质性的历史性环境,仍在遭受着肆意破坏。可以说,这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核心问题和难点。一旦人们意识到历史性环境保护的重要,并着手进行保护,实际上也就解决了古城镇物质遗产保护的问题。因为历史性环境保护较之物质遗产保护,程度更深,也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本质。 日本作为我们的邻国,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都与我们相似。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就开始致力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尤其是历史性环境的保护,并且获得了较好的成效,对我们极具借鉴价值。比照日本的做法和成功经验,我认为激发当地居民保护的意识和积极性,才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在日本,历史环境的保护也如同公害处理,自然环境保护一样,首先是由当地居民中产生。各地方政府着手采取相应对策,公布具体条例,等到这种条例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制定之后,国家才作为最高行政管理,着手进行法律制度的完善工作。文化城镇文物保护法的修订也经过了这样一个顺序而进行。以“日本全国历史文化风土保护联盟”为中心,由各地居民发动的保护运动,其伟大功绩就在于促进各自治体颁布有关条例,并将其吸收到文物保护法内作为修订的内容之一。 可见,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历史环境保护的基础和动力。而日本民众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关注,归根结底源于他们“环境观”的变化。日本曾经爆发过严重的公害问题,世无旁例的水俣病和四日市气喘病,使得公害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深受公害之苦的居民们敏锐地感到了生活环境中的种种问题,发现了自然环境破坏剧烈。要求保护自然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群众环境观不断发展扩大。 最终,人们把历史环境的破坏看作为现代环境问题的主要课题。认识到历史环境是当地居民精神团结的象征,其消灭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换言之,公害是直接危及人们生命、健康的犯罪行为,而历史环境的破坏,恰是对居民精神生活的挑战。一旦失去历史环境给居民所造成的失落感,对于曾经以此为自豪的当地人来说,简直不可容忍。这样一来,人们在重视环境的物质方面的因素之外,也开始注意到了文化方面的精神价值。[4] 日本的这种“居民——地方政府——国家”的保护模式被事实证明是可行且有效的。那么如何调动我们国人的保护意识,树立“环境观”,这是紧接着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参照日本的做法,朝日新闻社于1972年2月14日出版的早报上,动员了该社所有通讯员,以“必须保存,复原的历史性文化城镇”为题,列举了全日本169处城镇加以介绍。接着又以“充满历史气息的文化城镇”为题,公布了全日本200多处城镇的所在地图及概况一览表。而财团法人环境研究所在它编辑的杂志中,出版了“环境文化”特辑,将与历史文化城镇的有关资料全部收集在一起,以前两次的朝日新闻报载为基础,加上和全国各地方政府讨论的结果,收录和确认了400余处历史文化城镇。这些城镇都是当地居民认为应该保护,由他们进行申报,并最终由国家登记注册的。 日本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始于上世纪60、70年代,主要的宣传工具就是报刊杂志。在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网络、书籍、电视等各种媒介都可以成为我们宣传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手段。并且我们可以把主动权交给居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发现、确定、保护历史文化城镇。这样更能调动居民的保护意识和积极性、主动性。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与居住环境的改善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固然非常重要,但决不能限制地方居民生活的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文化城镇的保护,猛一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非如此。新的东西,是真正新的东西,而不是为新而新、虚有其表的拙劣设计的冒牌货,就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言,它必然是和旧有的优秀传统相调和的。文化城镇的保护,必须与热爱保护地区文物的人们生活和环境的改善、提高结合在一起,这是文化城镇保护的基本理论。 在西欧社会中,保存、创造“理所当然的东西,存在于理所当然的场所中”的思想,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保存的相当完美,当地居民以此为豪的现象,随处可见。这正是以居住环境的适宜性思想为指导,由当地人用双手亲自创造出来的。[5] 在我国,也有比较成功了例子。江南古镇绍兴,在旧城改造中将改建和保护相结合,让居民继续居住在历史建筑中,作为延伸历史文脉的手段,这就是绍兴保护古城的高明之处。 老城区以保护、旅游、居住为主,陆续迁出工厂、企业,保证原始街区的完整性;对生活在老街老巷的居民,在不改变外部立面的前提下,允许他们改造内部结构,以更适宜居住;新建房屋采用江南特色的外部装饰,与城市风貌相协调;新建居民楼多用灰墙黑瓦,体现江南民居风格。对这些历史街区,绍兴的做法是除了外观的修缮,直接目的就是改善居民的生活,包括电网整治、排污管道全面接通、管道煤气入户等。修缮后的街区,既让居民生活便利,也使游客接踵而至。 由于历史文化城镇的老建筑大多年代久远,房内的设施老旧,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相比,古城镇的居民生活条件差。居民为了改善条件,移居城市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而如同古城丽江,没有了原住民的古城镇,不过是丧失了灵魂的空壳城镇。所以,只有切实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绍兴模式”[6]确实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保护事业费用的负担和经费的筹措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事业的特色在于其多样性。从地区的历史、现在的功能、经济的基础等不同角度来看,有各种各样的保护形态,在同一个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中,各种事业的保护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居住房屋的保护、自然景观的保护、公共事业便民设施的整顿等。这种事业的多样性就决定了不应该采取统一的经费负担。经费负担、筹措的方式,应该根据各地区不同保护事业的实际情况,决定合理的方式。 例如,作为居民住房的老宅的保护与修缮,如果完全由政府支付费用,那么国家财政的负担就可能过重。因此,可以由居民承担自家的保护、修缮费用,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金。但在一些极度贫困的古城镇,就可以由国家承担民居保护的全部费用。 对于公共设施的保护,则可以政府出资为主,鼓励民间组织、企业、个人出资为辅。而地方博物馆、名人故居等管理整顿费用,可以通过征收入场费的方式负担一部分或全部,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足。 关于经费的筹措,在日本,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经费来源,是以补助费、贷款和公共事业为中心的。公共事业不是直接的财源,但是在编制预算措施时,从补充完善保护事业的观点加以考虑是有益的。贷款是有偿的资金,但在资金数量和使用对象上可有灵活性。 另外,曾有学者提出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7],利用发行奖券的方法所得的收益费,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经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或“文物保护奖券”均是以充当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费用为目的的,每年可发行二次(如春、秋适宜旅游的季节),向全国发行,其收益由地方政府、文化厅、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团体的协议下,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财源而灵活运用,这将是非常有效的经费筹措办法。 对于我国,除了大力发展旅游业以获取收益,作为古城镇保护的经费外,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是一条值得我们考虑的新思路。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治乱循环背后的资源配置问题 摘要:自秦汉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一个显著特点是治乱循环。历代的有识之士总是试图打破这个轮回,然而,众多的改革总以失败告忠,黄宗羲称之为积重难返之疾。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作为王朝的统治阶层无法跳出儒家学识的认知框架,对资源稀缺性条件下的人口规模极限缺乏认识,另一方面,则是官僚集团出于自身利益的追求,对王朝统治秩序的伤害。 关键词:治乱循环;中国历史;资源配置 自秦汉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一个显著特点是治乱循环。历史总是由一个个英雄人物串联起来,在一个个朝代的变更中伴随着一次次治乱循环的轮回,最终形成了荡气回肠的历史长河。对于这个现象,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土地的兼并问题,更不能肤浅地理解为昏君、奸臣对王朝秩序地破坏,在笔者看来,导致王朝治乱循环的根源主要体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人口与资源的发展矛盾 (一)人口规模与社会治乱的关系 从历史看,人口的数量规模与社会的治乱具有极其深刻密切的关系。 由图可见,在清以前,中国人口规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上限,即5 000—6 000万人。历史上达到了这一规模的时期为:西汉后期、东汉后期、隋初、盛唐、北宋、元、明末。 在对达到这个峰值的时间进行分析之后,我们会发现人口曲线的各个高峰点,常常与那一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相伴随。而这个高峰期往往也是社会、历史即将发生大转折、社会发生重大变动的前夜。 例如,西汉平帝年间是当时人口最高峰时期,这恰是王莽篡政及绿林、赤眉起义的前夜。东汉桓帝年间是人口高峰期也是爆发黄巾起义、发生汉末大变乱的前夜。又如,西晋之太康年代,隋之大业年代,盛唐之开元、天宝年代,北宋之大观年代,以及明朝崇祯时代,等等。 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大的动乱时期,持续战乱所导致的人口大规模绝灭是极其残酷的。如三国时代人口减少了86%,东晋的八王之乱到五胡乱华在80年间使人口减少了70%,隋末农民起义导致人口减少了67%,蒙古人南下使人口减少了84%,满清入关导致人口减少了80%。 如果说一次、两次可能是一种偶然现象,而这种历史现象的重复发生,则反映了一种客观规律——历史上人口数量与社会经济、政治之繁荣、衰落、动乱的周期性变动具有近乎同步的关系。 (二)人口与社会之乱关系的实质是对社会资源分配的自我调节 经济学里有一个重要的假设,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如何用有限的资源满足无限的欲望,是一个发展的难题。 在农业文明时代,对国家来说,最重要的资源自然是耕地。从中国的政治地理疆域看,自秦汉时代至明朝年间,中国领土的领域是大致相同的(元朝除外),也就是说耕地的总体数量是相对稳定,在生产力,尤其是农耕种植技术没有大的突破以前,粮食的数量是相对稳定的。 在王朝初期,由于经过战乱,人口数量大幅减少,土地资源相对充裕,这时候在资源分配上不存在大的矛盾,人心思治。 进入王朝中期,人口大幅增加,但仍然可以通过开垦新耕地来吸纳新增劳动人口,当人口达到一个规模,资源已被瓜分完毕,对资源的利用达到一个饱和点,也就是经济学所说的帕累托最佳状态,即达到所谓的王朝盛世。 到了王朝晚期,人口规模开始溢出,但新增可用耕地数量越来越少,开发新耕地的成本大于获益,越来越多劳动力失业或就业不足,形成“流民”。随着流民数量的递增,逐渐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而王朝政权将之视为不稳定因素,不断地歧视、弹压,是故,方有“官逼民反”的口号。历史上多次发生“流民起义”,或者在农民起义中,大量的参加者就是这些“流民”。 因此,我们可认定在特定的生产方式及技术条件下,社会所能负荷的人口规模具有一个上限(在清代以前这个极限在6 000万左右)。突破了这个规模,社会资源分配即陷于失调,这种重要社会资源的分配失调最终必会导致社会变乱。 从这一意义上看,历史中治乱局面的周期性爆发具有其必然性。这种治乱,可以看作是历史对于人口规模和社会资源分配的一种自动调节机制。 对于清朝人口突破1亿后仍继续增长的原因,个人的看法是这种自动调节机制并未消失,太平天国战争等多次内部变乱实质就是这个机制在起作用。从人口统计曲线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过程中人口曲线出现一定幅度的升降摆荡,但由于此时人口基数已极为庞大,即使是千万人计的人口减少也不能影响人口的总体规模。 (三)发展工商业是打破人口与资源发展瓶颈的唯一途径 我们在分析人口曲线的时候,发现从秦汉至明末这段时间里,大部分时期中国的人口规模的上限在6 000万左右,但在南宋时期,人口的规模突破了7 000万,如果计算上该时期金朝统治区域的人口数量,人口规模将突破1亿。对这种情况的解释是南宋时期,由于金国入侵,国土缩小到原来一半,为了维持财政收入,朝廷采取了鼓励工商与贸易的政策,由于工商业和第三产业可以吸纳大量新增劳动力,所以,人口规模得以突破而不产生动乱。而清朝中期人口突破1亿的原因也同样如此,一方面是农业种植技术的提升以及高产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推广;另一方面则是鼓励对外贸易的成果。 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讲,工商业发展是打破历史循环,解决社会危机,避免全局性动乱和战乱的一种可行方案。然而,由于中国自秦后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权威主义和工商业精神不相容,导致工商业本身积累发展的可能,被从体制上、政策上到思想上严密扼杀。在这种环境中生存的民营工商业,并不能发展为赋税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的盛衰对王朝便不那么重要。 尽管历代不乏有识之士试图打破这种轮回,但由于无法跳出儒家学识的认知框架,出于对人口与资源问题认识的匮乏以及对工商业作用的鄙视与遏制,这种努力只能是徒劳无功的。 二、官僚集团对资源的掠夺导致王朝秩序的崩溃 (一)王朝制度与分封制度的区别 按照吴思先生的说法,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应当分为两种制度,一种是周王朝的分封制度,另一种则是秦汉以来的王朝制度。 周王朝的分封制度是借鉴氏族部落居住地的构筑形制,把它引入政治领域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其着重于地方分权,虽然周天子是全国土地和臣民的最高所有者,是天下的“共主”,但周天子只能责成诸侯对中央有一定的贡献,而对诸侯采邑内部的处理,是无权进行裁夺的。周王朝分封制的成功之处在于以血缘为纽带,在当时交通极其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充分授权,使其属下各个诸侯国得以不断扩张,最终覆盖了大半个中国,这种疆图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是无法想象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血缘不断变浅,疆土的扩张已到达一个瓶颈,围绕着资源的配置问题,利益的冲突开始产生。当部分诸侯国的实力超过共主之后,周王朝再也无力约束属下的诸侯,诸侯的混战开始了,分封制随着崩解。 取代分封制度的是王朝制度,王朝制度与分封制度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通过官僚制度管理国家,而后者则是通过诸侯制度来管理国家。按照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其下层有一个能“尽其民力”和“地力”的自耕农制度,中层有一个由号令赏罚驱动的官僚制度,上层有一个控制一切资源的血缘继承的君王。与分封制度相比,王朝制度下的官僚阶层对其治下的各种资源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要比诸侯大夫弱得多,短暂得多,与中央对抗的能力也就弱得多。对国君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容易控制的高效而稳定的中央集权制度。 (二)官僚集团对王朝统治秩序的损害 王朝制度在解决分封制问题的时候又造成了官僚集团瞒上欺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新问题。由于官僚阶层与其治下民众的利害关系更加短暂脆弱,出于对自身私利的不懈追求,官僚阶层所追求的必然是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这就造成其比分封的贵族集团更不关心百姓的死活。 王朝建立初期,农民造反集团的余威尚存,出于对农民造反力量的敬畏,官僚集团对农民的盘剥较轻。到了王朝中后期,随着人口增加,农业依赖的土地资源也日渐紧张,社会各阶层对土地资源的争夺也日趋激烈。由于承平日久,官僚集团对农民造反力量的敬畏已荡然无存,王朝秩序的基本均衡被逐渐破坏。在和平时期,由于反抗官府压榨的风险远高于收益,自耕农阶级对各级权势阶层的巧取豪夺所采取的策略是忍耐。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比较容易得逞,这个集团的收入水平较高,这就激励更高比例的人口加入在生存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贪官污吏的行列,从而加剧了王朝官僚集团膨胀和腐败的原有趋势。随着压榨程度逐步升级,底层生存环境持续恶化,直到十羊九牧的生存危机出现,最终引发大规模的暴烈反抗。王朝统治秩序崩溃,天下大乱,群雄逐鹿,直到新的王朝出现,由于此时资源相对充裕,掠夺的成本高于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成本,则人心思治,新一轮的轮回重新开始。元代诗人张养浩的千古名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正是对这一现象的最好描述。 (三)政治制衡的缺失是导致治乱循环的根源 在今天看来,制止官僚集团对资源掠夺的有效途径在于政治制衡,但是在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里,这种制衡是无法达成的。 首先,作为最高统治者——天子,本身应当是最痛恨官僚对资源的掠夺行为的,因为这种行为是对王朝统治秩序的破坏,动摇的是王朝的执政根基,因此,历朝历代的皇帝是不吝于对这种行为作出最大的惩罚的,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其中,以明朝在惩治贪官上最为严厉,动辄抄家灭门,朱元璋甚至是下令将贪官扒皮塞草挂城门口示众,但反观明朝一代贪官污吏是层出不穷,朝纲混乱。关键一点就在于天子是无力约束这种庞大的私下追求的,因为在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中,官僚阶层是维持其统治的关键环节,一旦失去了官僚阶层的支持,天子的地位也将不保。历史上王莽就是这个下场。 其次,在官僚集团内部,作为王朝统治秩序的提倡者,儒家集团努力想维持这种均衡,他们通过参政争取帝王的师友地位,期望达到政治制衡的目的。但另一方面作为官僚集团的一员,可能部分儒生出身的官员真心信奉儒家道统,而更多的人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把它当作升官发财的手段。由于儒家集团是一种松散的组织,内部缺乏欧洲天主教会那样的严密组织,其内部也是四分五裂的,再加上其政治对手如宦官集团、军人集团或后戚集团的存在,因而难以摆脱对皇权的依附状态,所以也就无法阻止这种失衡。 再次,是自耕农阶层,由于自耕农经济制度下的农户生产方式是以一盘散沙的状态存在的小农经济模式。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决定了农民阶级以两种形态交替存在:和平生产时期的一盘散沙状态与造反时期的集团状态。在和平时期,由于农民生活在里甲制度的严格控制之下,他们力量分散而微弱,反抗官府压榨的收益很微薄,却面临着杀一儆百的巨大风险。因此,在风险远高于收益的情况下,弱小而又分散的自耕农阶级是无力抵抗各级权势阶层的巧取豪夺的,自然无法形成对官僚集团的政治制衡。而当王朝晚期,农民集团造反时期,此时王朝的秩序已是完全崩溃,另一个轮回开启。 最后,是工商业阶层,中国的资本并不缺乏控制政府制定法令的愿望,但在大一统的王朝制度下,资本的利益仅是王朝治下的一个局部的集团利益,对王朝的财政贡献有限。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在欧洲产生,本身就带着一种必然。在当时,欧洲处于一种四分五裂、王国林立的竞争环境,同时,王权与神权之间存在相互的竞争与对立,因此,也就限制了政权对工商业的过分盘削。而在中国这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环境中,民间资本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自然也就无所谓政治上的制衡。 三、小结 显然,上述失衡过程是一个势所必然的趋势,王朝的历史越长,这个趋势就表现得越明显。这个过程实质是社会对资源配置失调的一种自我调节。历代的统治阶层由于缺乏对人口与资源关系的深层次认知,因此,不能解决长期性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在王朝制度这种高度中央集权的权力架构中,是无法形成构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会力量,因此,就无法解决统治集团堕落的周期性问题。 唐太宗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对历史总结的目的在于要为现在的执政提供借鉴。时至今日,人口与资源的问题,还有政治制衡的问题,仍然是困扰着我们的两大难题。 尽管从清朝开始,人口的上限被不断突破,但我不认为人口与资源的发展极限规律已被打破,相反是蕴藏了更大的危机。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大量严峻社会问题,均与人口的巨大压力有关。这种人口规模对于我国资源、环境生态和经济、政治所带来的问题和压力是巨大的。历史启示我们,也是在警示我们——我们已经接近了人口增长的警戒线。考虑到中国人口规模的增长远快于国内可利用资源开发的增长速度,可以设想,回归内向自守的经济体制是无出路的。我国国民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必须成为能突破国际遏制,外向型的,即具有吸纳外部资源能力的开放型经济系统。 中国历史论文:近代中国历史大变局中的“中间”知识分子 [摘要]民国时期著名的科技精英团体——“中国科学社”成员,多数有着欧美著名大学的留学经历,认同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而又满怀“科技报国”之心。这批知识分子在不同时期与执政当局的离合关系,表明了“科学社”同人终身不渝的爱国情怀,以及对国家科学事业发展所作的贡献,同时也可见他们在中国近代阶级搏斗空前激烈的背景下,在面临历史大变局时表现出来的彷徨心态和无奈选择作了揭示。在中国近代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已经形成后,“中间势力”生存的空间是极为有限的,不管是“人世”还是“出世”,他们都没有成为独立的势力,因此也始终没有走出寻求自身定位的困境,他们的历史命运也从一个重要角度折射出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困顿。 [关键词]中国科学社;中间知识分子;历史大变局 近代以来,由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的转变,在思想进化的历程中,中国的知识阶层中相当一部分人逐步获得了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政治家)的自由意识,并逐渐习惯于立足公众权利,自由地交流思想。这种具有独立立场的新型知识分子,乃民主、科学意识的主要社会载体。由于近年来学术界的思想解放,对这部分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动荡起伏历史变局中的命运,已有不少著述和论文涉及。但总体上来说,学术界的目光还主要集中在近代各个时段中活跃于思想文化界的此类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身上,如胡适、张君劢、罗隆基等,对与这些人物有相近政治诉求,但并不热衷于政治,却执著于“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知识分子类型尚未有深入的考察,而恰恰是这批知识分子建构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主体。在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中,尤其在中国现代历史发生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他们的无奈选择,不仅折射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曲折脉络,也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乖蹇命运的写照。正因为如此,本文拟把考察视角对准民国时期最大的科技精英社团——中国科学社同人,以他们在各个历史时段中与执政当局的离合关系为例,对此类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大变局中的心路历程作一探讨,以补以往研究之不足。 一、“科学救国”的力倡者——五四前后的“科学社”同人 1914年6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校园的一个俱乐部里,一群中国留学生正在聚会,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大陆已战云密布,而太平洋彼岸他们的故土中国,也在阴霾笼罩之下,所以尽管此刻的校园里一片恬静,但会聚在这里的中国留学生却按捺不住内心忧国忧民之情,他们在一起纵论天下大事,不由得“引颈东顾,眷然若有怀也”。于是,有人提议“能否做一点什么,对祖国有些微的贡献”。由于在场的多为在美国专攻自然科学的学子,他们想到“现今世界里,假如没有科学,几乎无以立国……中国所缺乏的莫过于科学,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刊行一种杂志来向中国介绍科学呢”?于是几天后,在一位叫任鸿隽的学生房间里,在哈佛和康奈尔留学的中国学生中最为出色活跃的几位学生再次聚到了一起,他们将提议变为行动,决定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编写科学文章,发行《科学》杂志,并在当晚就草拟出一份《科学月刊缘起》的文章和一份《科学社招股章程》。就这样,在远离中国的大洋彼岸的美国大学校园里,一批中国留学生办起了我国最早的一份自然科学杂志——《科学》,并创立了一个以“科学”为职志的同人团体——中国科学社。该社成立后,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联络同志,研究学术,在海外留学生中的影响很快得到扩大,团体人员也迅速增加。据任鸿隽在《科学》杂志上的记述:1914年时,科学社人数为35人,次年10月增加到77人,1916年召开第一次年会时,人数更增加至180人。 就在科学社不断成长的同时,在他们梦魂牵绕的故土,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发刊了。与科学社同人标举“科学”大旗一样,陈独秀的《青年杂志》高举的是“民主”大旗,为的都是一个目的,就是要用这两面大旗,来撼动中国几千年的旧思想、旧文化,“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新文化运动很快在中国思想文化界掀起巨澜,也在海外留学生中得到热烈的响应。这时已为科学社骨干的胡适给陈独秀寄去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该文立即被陈独秀刊登在《新青年》上,从那以后,提倡“白话文”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中国文坛也由此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也就是在这场以“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伦理,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运动中,以群体面貌出现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展示了他们的风采,使“德先生”和“赛先生”来了个亲密大携手,从而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国内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令海外学子归心似箭,不少科学社骨干成员相继返国,科学社总事务所也于1918年10月从美国迁回到国内。挟五四“科学”、“民主”之潮,科学社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中,胡适已成为蜚声中外的新文化名人,其他科学社成员也都很快成为国内教育、文化、科技领域的骨干和佼佼者,他们用自己在国外所学的专长,致力于中国科学事业的开创,除创办学术刊物外,还举行各种科学演讲、筹办科学图书馆、设立科学奖励、创建研究机构。由于他们不懈的努力和开拓,到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科学社组织已成为国内最大也最具影响的知识分子团体。 然而,中国的社会现实是残酷的,由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五四爱国运动发生了。如果说前期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为“思想启蒙”,其时的爱国运动已直接转向以“救亡”为目标。围绕“中国的出路”和“救亡”问题,新文化运动中同处一个阵营的新知识分子由于思想、主张的不同而最终走向了分化。这个分化首先发生在《新青年》同人中,1919年底,也就是五四爱国运动进入尾声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开始了一场关于“社会改造”的大讨论。在这场大讨论中,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因受“十月革命”影响,思想已趋于激进,并开始自觉担负起传播“主义”的使命;而胡适则因受他的老师杜威的影响,对社会改造持“点滴改良”的观念。于是便有了所谓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在这场论战之后,《新青年》同人中的部分成员坚决“左转”,成为五四后的“彻底改造派”,另有一些成员则明显“右转”,形成了以《努力周报》为核心的所谓“胡适派”。这样因意见分歧而导致的内部分化也几乎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很多新知识分子社团中。但与其他社团不同,由于中国科学社是基于“科学救国”思想而结合的团体,其成员中又多半为英美留学生,对西方“自由”、“民主”价值有较为真切的体认,回国后又多服务于教育、科学界,这些成员之间的同质性使科学社在五四后知识分子群体普遍出现分化时避免了分裂。当然,科学社成员在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上,也存有这样那样的分歧,甚至展开过公开论战,但由于都有对“自由思想”的尊重,所以并不因此而影响同人间的私交和感情。而在政治上,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力倡者,认为科学“才是中国救贫救病的唯一的根本方法”,对当时风靡的来自苏俄的“阶级 斗争”理论,他们并不赞同,认为中国只有继续走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文明之路才能有希望。所以,在五四后的那场“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科学社的成员大多是胡适“改良论”的支持者。略有区别的是,他们多数为自然科学学者,政治被他们视为一块“污浊之地”,故在五四后各种“主义”的喧嚣声中,学社成员多半采取了所谓“纯科学”立场,如学社的重要喉舌《科学》月刊即奉行“专述科学,归以效实,玄谈虽佳不录,而社会政治之大不书,断以科学,不及其他”之旨,刊载的文章对政治和时局少有涉及,同人的精力也主要放在独立兴办各种科学事业上,队伍和事业都得到了扩大。 然而,北京的政局却也一直让这些对“政治改良”抱有期盼的知识分子失望。1924年,曹锟贿选发生,随着“王宠惠内阁”的垮台,“好人政治”遂成泡影。这使曾经力倡“好政府主义”的胡适、丁文江等人也开始对军阀政府心灰意冷,《努力周报》因此而停办。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由于军阀政治横行无已,这一政权已逐步为所有知识分子所厌弃。持温和改良立场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尽管不赞成用“革命,’手段来推翻它,但对这一政权也产生了强烈的离异感。“好政府主义”的破产证明军阀政治体系已不能根据社会成员的要求调整自身,也完全丧失了对新知识分子容纳、吸收和整合的能力,从而也就失去了来自这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 二、由“出世”而“入世”——国难危机中的“科学社”同人 1926年,南方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虽然军事上势如破竹,但政治上革命阵营内部“左”右势力的对垒却越来越严重,国共矛盾也日益加剧。1927年4月12日,在北伐军进人上海后,终于发动了“”,并于4月18日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一年后,在“二次北伐”的进军声中,北京的军阀政权彻底倒台,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统一告成”。 在这历史大变局中,主要为“自由主义派”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曾对南方的革命有过怀疑和不安,但由于他们对北京军阀政府已不再抱任何希望,对国民革命带来的这场历史大变动,大体上来说是欢迎的,对在南京建立新政权能在推翻军阀政府后帮助他们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也产生了幻想,科学社同人对新政权的这一最初认同,似乎可以从在1922年后就一直任科学社董事会董事长的蔡元培加入这一政权,并在创设中央研究院时得到诸多科学社成员的鼎助中得到印证。蔡元培与中国科学社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科学社作为一个民间的科学团体,其事业能“蒸蒸日上,若有无限前途者”,如任鸿隽在《中国科学社之二十年之回顾》一文中所述,“在于社会的同情与鼓励”,其中特别提到了蔡元培等人对科学社在物质、精神等多方面的帮助和提携。1927年策划“四一二”时,蔡元培正在上海,平时过从甚密的有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等人,所以耳边满是诋毁共产党的言论。蔡乃一柔和雍穆之学人,素来反对“偏激”,当他听吴稚晖等诬称共产党人“为非作歹”、“杀人放火”、“诬陷本党同志,无所不用之极”时,也不免受其影响。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任命蔡出掌教育,蔡乃将此作为实现其“教育独立”理想的机会,改旧制为“大学院制”,尝试实行“学者领政”、“教授治校”。在“大学院制”的推行中,蔡元培所倚重的几乎都是中国科学社的骨干成员,如科学社的扛鼎人物杨荃(杏佛),就被蔡委以大学院教育行政处主任、副院长,中央研究院秘书、总干事等重职,实际主持大学院工作。中央研究院是蔡元培“大学院制”最重要的成果,创设伊始,蔡元培就聘请胡刚复、王醚等科学社骨干帮助制定《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在1928年6月9日中研院正式成立及随后召开的第一次院务会议中,出席者大多是当时科学社的成员,中研院成立后下属10个研究机构的所长也几乎被科学社成员所包揽。 然而,蔡元培和科学社同人一心向往的“思想自由”、“教育独立”并不为国民党所容。大学院制“试行伊始,反对斯起”,试行不到两年便告结束。蔡从大学院制的命运中看清了国民党统治下政治的黑暗,知道自己难有可为,乃自动提出辞去本兼各职,出京赴沪。因不满于独裁,1932年,蔡元培与宋庆龄、杨杏佛等一起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为主席,蔡为副主席,杨杏佛担任总干事,因积极营救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为所嫉恨。对宋庆龄、蔡元培,蒋不敢轻易下手,于是便把暗杀目标指向了杨杏佛。1933年6月8日,蔡元培的得力助手、中国科学社骨干、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大学院制”的夭折和杨杏佛的被暗杀,是国民党独裁政权对蔡元培和科学社同人群体这样一批一心以“学术报国”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的迎头棒喝。由于国民党大力推行“”,这批有较深西方教育背景、经新文化运动洗礼、向以“独立”自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陡形紧张。其实,在“大学院制”被撤废的同时,与“大学院制”遭到同样打压的,还有以“人权”标榜的“新月社”和“现代评论”社同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部分知识分子依附,成为新政权中的新贵;另一部分知识分子(主要指共产党人)取反政府立场,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但仍有相当部分知识分子(主要为上层知识分子)既反对共产党的激进革命,也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因此他们声称“不附属于哪一党派”,希望走中间道路,他们以“科技救国”自持,崇拜欧美的宪政主义,其政治理想是把中国打造成一个民主国家,而不是哪一家的“党国”。“新月社”和中国科学社同人群体正是这类知识分子的代表。在遭受打压后,他们仍然坚守自己的信念,于是就有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独立评论》的创刊。 《独立评论》创办于1932年5月,创刊人乃30年代京津地区主要任职在清华、北大、南开一些高校中被称为“北方学人”的著名教授,办刊经费由同人认捐方式筹集,其主要成员有胡适、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翁文灏、任鸿隽、陈衡哲等,其中很多人即中国科学社社员。刊物主编为胡适,谓之《独立评论》,意在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精神,就如刊物发刊词所说的,“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由于《独立评论》为同人所办,故能比较真实地刊载和反映不同的声音,因此一发行就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刊物。然而,同样为国民党统治时期,同样受国民党“党化”意识形态的高压控制,何以这份被公认为“自由主义”的刊物独能自由散布而不被扼杀呢?这显然与当时国民党当局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某些转变有关。 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中国东北发起了“沈阳事变”,面对日人灭亡中国的侵略野心,国内朝野上下都有了严重的危机感。作为执政的国民党当局来说,如何凝聚民心,增强国力,抵御外患,成为当务之急。再者,经过中原大战后,南京政权根基稍固,在亟待进行的建设事业中,需要有真才实学人物的襄助。然而,国内科技界的精英人物又多为“自由主义”者,如何改善和协调与他们的关系,对当局来讲具有紧迫性。同样,国难的加重,也使这些以“科技救国”为己任的学 人忧心如焚,关注现实问题,遂成为这一时期《独立评论》的一大特色。创刊后不久,刊物就开辟了“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的专栏,其中在“建国”问题讨论中,“民主”和“独裁”之争格外引人注目。论争中胡适的“民主论”虽仍能赢得少数皈依者,但已不符合其时很大一部分人的心理,而蒋廷黻、丁文江等人提出的“新式独裁”主张,却在当时知识分子中获得了众多支持。九一八后,日本侵占东北的现实和民族危机的加深,使人们逐渐把对国家命运的关注集中到如何迅速增强国力以抵御外侮上。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人们似乎已不能容忍“缓慢的,分散的,经常是徒劳的”去解决问题,而把“急先务”作为国家需要的头条标准。此外,由于在进入30年代后,随着南京中央地位的加强,知识分子虽然对这一政权仍存在着普遍的不满,但已勉强地开始让自己逐步去适应这个政权。也就是说,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国共两大势力的对峙,政治选择的空间变小了,两面讨好不可能,而两不讨好“最不现实”,在不得不择一而事的情况下,在中国缺乏“独立”根基的中间知识分子多数倒向了国民党。于是,中国这部分学有专长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开始从“出世”走向“入世”,与政府合作,把他们拯救国家的努力与维护政府的权威联系在了一起。 知识分子对政府态度的变化,给了一个与学界、科技界沟通的契机,在1932年后的一段时期中,多次在庐山召见知识界的知名人士,对大局多有垂询。据蒋廷黻在其回忆录中所记述的,他因在《独立评论》和《大公报》的文章受到蒋的重视,几次被蒋约到牯岭去谈话。1932年11月,在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参谋总长的参谋本部下,一个被叫做“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新机构正式成立了。与其他机构大肆渲染的开张不同,这个机构的成立是平静的,甚至是秘密的,其成员以“私交”关系与蒋合作,直接向蒋汇报工作。主持这一委员会的就是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科学社北京分社社长翁文灏。翁在上任后不久,就向提交了一份《国防工业初步计划》,内中对国防工业发展新战略的系统阐述,奠定了委员会今后工作的基础。委员会副秘书长是钱昌照,一位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委员会最初有委员40人,清一色的留学归国人才,毫无疑问,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在当时都是“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居首位的人物”,也几乎都是中国科学社的成员。至于这一委员会成立后在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事业上所发挥的作用,近年来随着民国史研究的深入,已有一系列著述给予了高度评价。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建设突飞猛进时期,国家国防和经济建设中所有关键决策、重大项目以及取得的绩效,都无不与这个委员会有关,正是这个机构,为这一时期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与国民政府的合作搭建了一个平台。 三、由“合作”而“离弃”——1949年国共政权易手之际的“科学社”同人 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给国民政府和知识分子提供了恢复和重建相互关系的极好机会。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形势下,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中这批最杰出的科技精英开始进入政府各个重要部门,为奠定抗战的国力基础,他们心甘情愿地放弃了高校教授和研究院优裕的城市生活,亲临西北、西南等国内人迹罕见之地,从最艰苦的勘探、测量、绘图、设厂干起,从事为中国奠定工业化基础的开拓工作。他们的工作热情完全是忘我的,以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灵魂人物翁文灏为例,自担当起整个国家国防和经济建设总设计师的重任后,便以他看似瘦弱的双肩担起了“综理全国经济”的重担。他殚精竭虑,日夜操劳。1934年2月春节即将来临之际,翁文灏却还奔波在去浙江长兴煤矿的调查途中,路上不幸遭遇车祸,头部因此受重伤,昏迷两三个月后,才摆脱死神的纠缠。而曾任中国科学社社长的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就是在湖南衡阳考察煤矿时因煤气中毒而去世的。他们这种无我奉献精神的原动力是什么?这在钱昌照为资源委员会写成的“会歌”中得到形象体现,歌曰: 我们决不想丝毫享受,我们决不要任何虚荣; 我们最厌听士大夫的清谈,我们最厌听弱者轻微的叹息。 国家民族到了最严重的关头,想什么享受,想什么虚荣! 清谈误尽了苍生,叹息活现着无能。 看随处都有我们应做的工作。 我们决不为名,我们准备挨着饿! 前进,前进,前进中开辟着国家的大道; 创造,创造,创造中树立民族的宏基。 永远积极,永远乐观; 哪里有不能解决的困难?哪里有不能排除的障碍? 这是我们的世界!一切由我们担当,当仁不让! 这是我们的世界!一切由我们担当,当仁不让! 从这激昂的歌词中,我们不难体验到那些书生们的耿耿报国情怀。由于有这种精神的激励,在资委会工作的科学社成员当仁不让地工作在“抗战建国”的许多关键性技术岗位上,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以为抗战作出杰出贡献的玉门油田为例:石油为战时的军用、民用必备品,然我们国家却一无出产。战前,资委会在西北边陲之地的玉门发现了大油田,但由于玉门地方僻远,属戈壁滩上不毛之地,没有人烟,开发很难,加上战时外汇紧张,油矿开采设备又都需从国外进口,中央有人建议暂时放弃。终因翁文灏、钱昌照等人的坚持,资委会副秘书长孙越崎亲任甘肃油矿局负责人,远赴西北坐镇指挥,开采终得进行。1942年太平洋战争后,西南国际交通被切断,在进口石油万分困难的情况下,正是玉门开采的石油基本满足了前线以及大后方交通运输对油料的需求。像这样的艰苦创业事例,在当时的资委会科学社同人中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不仅如此,在资委会工作的科技专家在个人操守上也堪称楷模。由于资委会管理的是国有大企业,主管手中掌管着诸多能源、矿产资源和战时紧张物资,在这样的位子上,经营者倘私欲膨胀,是很容易侵渔自利的,而企业的公营性质,也容易造成浪费和低效,这在当时国民政府的很多部门和行政机构中已是司空见惯。为防止被“权力”所腐化,身为经济部长兼资委会主管的翁文灏为资委会同人立下“规约三条”:“(一)同人互相戒勉,一切工作均以有益于国家民族及中国经济之前进为目标,公私分明,决不因私害公;(--)同人互相戒勉,对于服务事业之同类及相关事业,决不私人经营,既不为股东,也不为任何有关之营业;(三)同人互相戒勉,转为公共利益而服务,不为私人盈利而用力,对于任何垄断公利之私人,用意既属相反,工作无从联合。”翁文灏以这样的标准诫人,更以这样的标准律己。他担任资委会的领导工作,但从不在资委会领取兼薪。资委会另一负责人钱昌照在任职期间也兼任过教育部常务次长,当时教育部次长薪金为600元,还有400元的办公费补助。而资委会任职的薪金加上办公费总共不过500元,但他仍放弃了教育部的薪给而自动支领资委会的薪金。翁、钱两位克己奉公的操守为资委会员工作出了表率,上行下效,其属下一般也都能做到清廉自持,资委会“风气相当良好,贪污之风可称绝迹”,连域外专家也称赞资源委员会是“中国目前整个行政机构中,办理最优良及最现代化的一环”。这不仅是对资委会同人的赞誉,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荣 耀。有人因这一时期他们中很多人在政府部门担任了主要职务而称他们为“技术官僚”,实际上他们中多数人并没有因担任“官职”而沾染官场恶习,他们也并没有把在资委会工作作为个人的晋身之阶,只是借此舞台,施展自己的专长。在抗战中,他们确实是积极“入世”的,但对政治和官场却始终保持着谨慎的态度。这从科学社同人对加入国民党的态度就可看出。翁文灏的国民党党员可说是钦定的,“入党”实在是出于无奈。其他资委会成员也一样,国民党中央党部曾几次要求在资委会设党部,都被拒绝。直到1943年上半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通过下了命令,次年又作出“所有出国人员均需到中央训练团受训”的规定,在设立党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翁文灏、钱昌照乃向蒋提出在资委会内“设特别党部”的要求,建议负责人也从资委会原有的党员中产生,不必由中央另行派人。虽如此,国民党的党务活动并没有在资委会中得到开展。更可贵的是,他们也并没有因到政府内“做官”而忘记了他们“诤友”的责任,在战时的国民参政会中,常能听到他们要求改革的诉求。但他们显然对国民党是有幻想的,在抗战临近胜利时,他们似乎看到了战后和平建国的新机遇,为此,他们热烈地讨论着战后国家工业化的实现途径,设计规划着国家建设的蓝图。 1945年8月,中国人在经过八年抗战后终于迎来了胜利,科学社同人们也和全国民众一样欢欣鼓舞,以为从此将开始一个中国经济建设的“黄金时代”。然而,接踵而起的国共内战很快又把他们的梦想打得粉碎。不仅如此,战后国民党一意孤行的内战政策和病入膏肓的腐败,不仅使他们的“建国”理想陷于毁灭,也使他们对这一政权失去了信心。关于战后这些知识分子与国民党政权越来越疏离的关系,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科学社机关报《科学》刊文动向上窥见一斑。为避免“《科学》踹政治漩涡”,以往《科学》杂志刊文原则是“断以科学,不及其他”。但战后的刊物功能出现了大的变化,如其“编后记”所言:“抗战以后,激于世变时会,转向到科学的社会功能方面来了”。1947年《科学》第29卷第5期上就发表了科学社总干事卢于道的《科学工作者亟需社会意识》一文。在该文中,作者对战后科学家每况愈下的生活境遇作了揭示,称“科学界人士尽管安贫乐道,可是生活却被压在柴米油盐里。甚焉者其职业是教人而自己的子女受不到教育,整天在研究营养而自己的营养不足,专长是研究心理而本人就精神萎靡以至于精神衰弱”,文末发出了“传统地对于政治不理会的态度是需要改变了”的呼吁。而《科学》第29卷第12期上刊载的科学社理事吴学周《悼亡友汪兄盛年并为国内科学工作者痛苦》一文,更是对当局黑暗政治扼杀知识分子的一个控诉。很明显,抗战的胜利不仅没有给知识分子的境遇带来任何改善,反而使他们落入贫困的窘境。尤其是内战战场上形势逆转后,国统区经济出现崩溃,很多在科研机构和大学工作的科学社社员也和民众一样,被饥饿、贫困和通货膨胀所困扰。“大学教授1935-1936年间的收入还能够勉强维持一个中等水平的生活,自从1936-1944年之间,他们的薪给百分比突然迅速地降落到原来的11%。而最后到了1946年前头,跌到了3%。事实上,他们的收入已经比不上一个人力车夫了。” 关于战后知识分子因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而最终导致他们对国民政府的离心,已有一些著述作了反映。但为什么在战时那样艰苦的环境下,知识分子能够团结在政府周围,同心同德,毫无怨言,而战后却不堪忍受了呢?概因战前经济还在继续增长,社会不平等问题尚未到全局性爆发的程度;而战后一方面是战争引起的资源空前短缺和由通货膨胀而触发的经济恶化,导致包括知识分子和普通公务员在内的绝大部分民众的生活都陷于普遍的贫困化,另一方面是党国显要还在借助他们垄断的权力,靠“劫收”中饱私囊,巧取豪夺社会的稀缺资源。这种强烈反差无疑激化了社会矛盾。国民政府也曾试图缓和这种不满情绪,但远未成功。于是发生在这一时期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很多著名教授的同情和支持,有些从不过问政治的教授,也毅然加入了游行示威的行列。而面对民众和知识分子的抗议,国民政府采取了高压手段,一些站出来伸张正义的教授因此而被逮捕,甚至遭暗害,这使那些以“纯科学”自负的科学社同人也发出了抗议的声音。把中间力量从中立逼向激进,这是国民党政权的最大失策。这一现象表明,已经失去农村和底层民众人心的国民党政权,也最终失去了城市人口以及他们中的精英人物——上层知识分子的支持。 时至1949年,由于在三大战役中国民党军主力被歼,南京政府大势已去,成王败寇,历史再次面临着改朝换代的大变局。面对败局,在为后路预作安排的显然对被称为“国宝”的文物和高级知识人才之价值是有认识的,他不愿把这批宝贵的资源留给共产党,于是在一面下令把“两院”宝物和收藏运台的同时,也一面部署著名大学的南迁,同时更制订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计划中被列入动员南撤的人士有四类:(1)各校、院、会负责首长;(2)中央研究院院士;(3)与官方有关之文教人士;(4)学术界有贡献者。这些计划主要由教育部长朱家骅亲自负责,陈雪屏、蒋经国、傅斯年具体执行,并由国防部等部门配合。毫无疑问,科学社同人中很多人被列在了动员撤台的名单之中。时移世易,在这历史即将发生大转折的关头,这批向以“不依傍任何党派”自诩的上层知识分子也陡然意识到,其时的他们和当时的整个中国一样,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他们面临着痛苦的抉择。 由于这批主要置身于学界、科技界的知识分子以往在政治上多持“自由主义”立场,在面临国共易势时,许多人内心的惶惑是可以想见的。对他们的心态,现在已有一些论著作了很好的揭示,如曾任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所长的陈三井教授就撰有《1949年变局与知识分子的抉择》一文。他在文内把处于纷扰变局中的这批知识界上层人士作了四大类型的区分:(1)迎接解放,共辅新朝篇;(2)心存观望,根留中国篇;(3)坚决反共,义不帝秦篇;(4)乘桴浮于海,花果飘零篇。尽管有此四种类型之分,但陈的文章也证实在这分道扬镳的四类人中,属后两类的都为数甚少,而属前两类的显然占了绝大多数。如科学社同人中很多人虽被列在了国民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名单之中,但被“抢救”到台湾去的却寥寥无几。以时为科学社理事周仁为例,1947年时,中研院院长朱家骅就要他把他任所长的中研院工程研究所先行迁去台湾,周仁以需要选择所址为由,一再要求暂缓。至1948年,朱家骅又两次写信给周仁,让他速去台湾,但都被周仁所拒。再以曾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物理学家科学社理事吴有训为例,他因对国民党失望,1947年在应邀出席联合国在墨西哥召开的组织委员会会议时,坚决辞去了校长一职,会后他去了美国,但在1948年秋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之时,他悄然回到国内,和中央大学学生一起迎接了南京的解放。也有科学社同人中的一些杰出人士在国民党政权行将垮台时,因学术声望和造诣已为海外一些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聘请,有的人其时就在欧洲和美国等地讲学,但他们不仅拒绝了撤台,更选择了根留大陆。如时为科学社社长的任鸿 隽,大陆色变时已年过花甲,他的三个子女也都在美国,本来他也作了出国的准备,并已离开上海到了香港,但四个月后,他却毅然回返了内地。据有关统计,1949年时科学社理事会成员有27人,其中只有1人去了海外,其余26位理事全部留在了大陆。再如国民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中的重点对象——中研院院士,虽然当局为动员他们撤台竭尽了全力,但最终搬去台湾的只一个总办事处和数学、历史两个研究所,仅占中研院14个单位中的14%。就人数来说,去台的有130人,占总人数506人的25.7%。而81位院士中,去美国工作的12人,占15%,留在大陆迎接解放的60人,占院士总数的74%。更为感叹的是,1949年5月资源委员会在钱昌照、孙越崎、吴兆洪等人的率领下,在上海宣布了起义。资委会是国民政府重要的经济部门,其成员中多数人虽为科技人员,但颇受器重,因而在一些政府核心部门担任了一定职务,其核心人物翁文灏还一度被委以行政院院长的要职。而资委会同人的起义,对当时的国民政府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 很明显,面对即将到来的变局,在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对峙的中国,处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势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心情,无疑是“极其错综复杂”的。然而,不管是彷徨、是欢呼,还是无奈,他们中多数人在变局发生时显然离弃了国民党,而选择了一个对他们来讲实际上还十分陌生的新政权。如前已述,类似这样的抉择也曾发生在二十年前,当时他们中的多数,选择的却是国民党。当然,在作出抉择时,每个人都有非常实际的考虑,按陈三井教授的说法,走也好,留也好,都是各人“一生自我认定的最佳选择”,其间“无不掺杂了个人情感、家庭因素、师生情谊、承诺与职责等考虑,甚至与经济问题密切相关”,但陈教授也认为除这些因素外,更有决定性的因素乃深植于这些知识分子心中的那种“个体对大我的责任和使命感”。对此,其时发表于《科学》的一篇科学社理事曾昭抡的文章《1949年的中国科学家》颇能说明问题。他写道:“国内局面到了1949年,无疑业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旧的势必死去,新的将要诞生。”而这“新”在他们心目中又是什么呢?显然,他们有着企盼,这就是“多年来科学的厄运,可望有转机”。于是他写道:“此时此日的中国科学家不但用不着怕大时代的降临,而且应该鼓起勇气迎上去,发挥自己一生伟大的抱负。我们不要消极地去应变,而要积极地提出主张,作为将来建设新中国的参考。”这种因对国民党的彻底绝望转而寄希望于新政权的心迹,以时为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冯友兰的一段话甚为典型,他说:“我是中国人,不管哪一党执政,只要能把中国搞好,我都拥护”。又有人说:“中国好比有两个儿子,大的是国民党,二的是共产党。大的把中国搞糟了,应该让二的试一试。”正因为怀有这样的憧憬和期盼,很多在国共两大势力之间一贯持“中间”立场的知识分子,尽管对共产党及其将建立的新政权仍心存疑虑,但总认为“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你搞自然科学,那就更没问题了”。更有不少人认为“自己既不是地主、资本家,更未加入国民党,与中共无仇无怨,甚至还因同情学生运动而被当局视为‘思想左倾’。如今中共要掌权了,在新政权中,自己凭知识吃饭,当无问题”,这样的表述可以说是说出了当时被认为是“中间势力”的人,尤其是那些一生孜孜以求“科学报国”人士中多数人的想法。 由于数千年的封建历史,在近代艰难的社会转型中,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成长可谓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尤其是五四后,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已经形成,夹缝中的中间势力的生存空间极为有限,尽管他们已从传统知识分子的身份中脱胎了出来,也力争过“独立”的地位,但“人世”也好,“出世”也罢,他们始终没有走出寻求自身定位的困境,最终仍然是一个依附性的阶层,这正是他们的悲哀。所以,在国共两大政治势力的决战揭晓后,由于中共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在与独裁当局作斗争时,曾高扬过“民主、自由”的旗帜,在开国之初,也贯彻了相对开明的知识分子政策,这些无疑都大大增强了这部分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当然,他们中也有选择出国和赴台的,但大部分认同了新政权则是不争的事实。客观而言,其中固有“趋利避害”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出于对国家美好前程的期盼。当年,他们在作出留国或返国选择时,对未来有过很多憧憬,虽在以后的年月里,道路并不平坦,但他们初衷不改,报效祖国之心未曾稍移。 中国历史论文:论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合一 一、政教合一及其三种形式 “政教合一”是政权与宗教合一的政治制度或社会现象。在上古时代的许多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的教规起着类似法律的作用,该宗教的祭司或僧侣对政治有很大的支配作用,对人民思想控制很严,有些国家首脑同时兼任宗教首领,这种状况在东方奴隶制专制国家特别流行。在中古时代,东西方各国都用有国教之名或无国教之名的实质上的国教作为统治思想,政教合一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当时的国家一般地说都处于政教合一的历史发展阶段。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提出政教分离的主张以后,政教合一的现象日益减少,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例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还提出“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神道教一直作为其国教。当代进界上还有一些国家仍在实行政教合一制度。 这里所说的政教合一,涉及的是狭义的政教关系,即宗教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的结合(西方人所称的relations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常译作“政教关系”,其实指的是“教会与国家之关系”,即体制化的宗教团体与作为统治机构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广义的“政教关系”应指一般的宗教(包括体制化的与非体制化的、正统的与异端的宗教)与一般的政治(包括统治阶级的与被统治阶级的、在朝的与在野的政治)之间的关系。这种结合的紧密程度,在各个时期各个国家是各不相同的。结合的紧密程度较大者,可称为“神权政治”,即宗教与政治、教会与国家、神权与政权的完全结合;结合的紧密程度较小者,可称为“国教统治”,即被抬高到统治地位的宗教在思想领域内的控制。当然,这两类情形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大多数政教合一制度,总是介乎最严格的神权政治(如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所实行者)与最松弛的国教统治(如《拉特兰条约》废除前的意大利所实行者)之间,我们可称之为“温和的政教合一”,由于这种情形比较普遍,较能代表宗教与统治阶级政治相结合的一般状况,我们为了行文方便,也可简称为“政教合一”。于是,按照宗教与统治阶级政治相结合的紧密程度,我们就得到了政教合一现象的三个类型——“神权政治”、“国教统治”、(温和的)“政教合一”。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三种政教合一的形式,是否存在于中国的历史之中;如果存在,又是什么宗教,以什么方式在这些政教合一形式中发挥作用。 二、中国历史上有“神权政治”吗? 神权政治是神权与政权合为一体, 国家机关与宗教机构紧密结合,借用神或宗教的名义进行统治的政治体制。神权政治只构成一定时期一定国家的政治制度的一个侧面,例如,它可以同君主制结合(如古代东方各国),也可以同共和制结合(如加尔文领导下的日内瓦)。在上古时代,由于宗教意识十分普遍和有力,由于原始公社中宗教与政治浑然一体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各国政治制度都或多或少包含着神权政治的成分。在这种制度下,宗教是维持统治秩序的重要支柱;重大政治事务往往以宗教形式作出决定;政治活动的得失成败往往被归因于神意;最高统治者被视为神的化身或人,上层统治集团包含大量的宗教上层人物;宗教上的考虑对政治决策有重大影响。这些情况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古代的埃及、巴比伦、波斯、犹太、印度和中国。 神权政治在中国历史上,主要存在于上古时代,或者说从夏商直到西周。 所谓“有夏服天命”(《尚书·召诰》),夏禹“致孝乎鬼神”(《论语·泰伯》),说明夏代已有假借天命鬼神来统治的情形。至于殷商统治者,则不但自称天命而王,而且每事必问卜筮,以宗庙中的大室为治事之所,政令皆假神意而出,神权政治在此时发展到顶峰。周代开始“以德配天”,表明人伦方面的考虑在政治中所起的作用开始加重,但是周王仍以“天子”自居。平王东迁以后,周天子地位下降,极端的“神权政治”也开始随着“礼崩乐坏”而崩坏了。然而,比较温和的“政教合一”制度,在中国并未走下历史舞台,而以一种新的特殊的形式延续了二千年之久。这就是特殊的儒教与特殊的中国专制政治的结合,关于中古时期的这种政教合一形式,我们将在第四节再来详述。这里先说上古时期的神权政治。 上古时期中国的神权政治,有其鲜明的理论表现形态,即把人间的统治秩序和政治制度,一概说成超自然超人间的“天意”或“天命”的结果。最有代表性的表述,是《尚书·虞书》中的这一段话:“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眨惶熘扔欣瘢?晕椅謇裎逵乖眨弧??烀?械拢?宸?逭略眨惶焯钟凶铮?逍涛逵迷铡!痹谑导?疃?校?诮逃刖?卤徊⒘形?肮??钡牧酱罅煊颍?此?健肮??笫拢?陟胗肴帧保ā蹲蟠?こ晒???辍罚?6?漓胗胝鞣?祀与戎)以及其他重大事务,又往往先由专人贞卜吉凶,然后才能决定实行。贞卜事项多与政务有关,可见政教结合范围之广。至于政教结合程度之深,于下列记载可见一斑: 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尚书·洪范》) 这就是说,在决策过程中,国君、辅相以及民众的意见,都可以被卜筮之类初级的宗教活动所否决。这还不是地地道道的神权政治吗? 祭祀与占卜对于政治既如此重要,主持其事的“巫”与“史”,即“宗教人士”,也就成了国君的辅相,即“政界要人”。殷商时代的“巫咸”、“巫贤”,就是此类人物。至于各种名目的“史”,负责在国政大计决定之前,贞卜吉凶,并保存贞卜结果。由于熟悉重大往事,国君遇有大事必咨询之。所谓“天道福善而祸淫,祸福之至,必有其几;君子见微知著,明徵其辞;其后或远或近,其应也如响。作史者比事书之而策,侍于其君则诵之,有问焉则以告之。其善而适福,足以劝焉;淫而适祸,足以戒焉,此史之职也”(汪中:《述学·左氏春秋释疑》)。由于史官于国政如此重要,故王国维经考证后断言:“古之官名多从史出。”(《观堂集林·释史》) 汪中曾综述说:“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之备书于策者何也?曰:此史之职也。……楚公子弃疾灭陈,史赵以为岁在析木之津,犹将复由。吴始用师于越,史墨以为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陈敬仲之生,周大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韩起观书于大史,见易象孔成子筮立君以示史朝。”(《述学·左氏春秋释疑》)史官负责解释的天道鬼神灾祥梦等事,竟与灭国、用兵、立君等重大政务有关!这亦表明政教结合之深。司马迁也曾追述说:“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化己。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然皆可以战伐攻击,推兵求胜,各信其神,以知来事。”(《史记·龟策列传》)这又表明政教结合之广。 神灵信仰的表现,主要是祭祀活动。在我国上古时代,祭祀乃“国之大事”,往往由国君亲自主持,即孟子所谓“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孟子·万章上》)。倘若废弃祭祀,甚至会授人以讨伐的口实,如葛伯不祀,商汤伐之,殷纣慢于鬼神,百姓怨望,诸侯有畔,都是明显的例子。祭祀的对象首推祖先。祖先崇拜在我国一直延续到近代,在中国传统宗教中占有核心地位,这是我国小农经济和宗法关系长期延续并占据统治地位的一个副产品。上古时代祭祀祖先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国语·鲁语》说:“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民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因此祭祖成了国君的首要职责,祭祖制度也成为社会等级制度的重要部分和明显标志。《礼记·大传》说:“礼,不王不*:。王者*: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袷及其高祖。”至于庶人的祭祀,则“不过其祖”,不许“追远尊先”。到了周代,更定立了维护政治等级的庙制:“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礼记·王制》)宗教制度成了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 作为“国之大事”的祭礼,还有别的对象,即各种自然神灵。《尚书·尧典》有“类于上帝,?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的记载。《礼记·祭法》说:“有天下者祭百神,诸侯在其地则祭之,亡其地则不祭。”表明了自然神灵的祭祀也是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紧密相关的。而且这类属于自然崇拜的宗教活动,也都由国君亲自主持进行。 除了“祀与戎”,还有一种最重要的“大事”,即生产活动。在渔猎经济时代,田猎是一项大典。进入农耕时代,氏族首领则须领导耕作,但在部族联合和阶级出现之后,对耕作的直接领导渐渐转变为象征性的领导,表现为一种隆重的宗教式的典礼,即所谓天子亲耕仪式,一直延续到封建时代。《国语·周语》描述道:“古者太史顺时?土,……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士乃脉发。……王曰:史帅阳官,以命我司事。……稷则遍戒百姓,纪农协功;曰:阴阳分布,震雷出滞;土不备垦,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农师一之,农正再之,后稷三之,司零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师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则大徇。耨获亦如之。……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由此看来,上古时代之宗教、经济与政治,真可谓三位而一体! 前述祭祖和庙制的宗教上的等级制度,从西周开始又与宗法制度相结合。大宗“百世不迁”,小宗“五世则迁”,宗子有主祭特权,不许支子主祭(《礼记·王制》:“支子不祭”),都是这种结合的明证。宗法制的“尊祖”、“敬宗”和“亲亲”、“尊尊”等原则,成为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构成所谓“礼”的核心内容。而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首要特点,就是宗法思想居主导地位。(《孝经·五刑章》:“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法制的主要特点,就是以“礼”为法律的基石和准绳。在汉字中,“法”字本作“?”和“?”。据《尔雅·释诂》解释:“法,常也。”?的本义指常行的范型或标准,即行为规范。据《说文·?部》解释:“?,刑也。平之如水,从水。?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就是解?,亦作獬豸,古人信其“性知有罪”。①《说文》解释说:“解?兽也。似山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所谓不直,即对当时行为规范的违反。这种种情况都表明,上古时代的宗教、伦理与法律制度,也可说是三位而一体。 另外,上古时代根据季节气候皆有“帝”或“神”在主持,违反时令即受惩罪的迷信,而有天子帅公卿大夫迎春于东门,迎夏于南门迎秋于西门,迎冬于北门的仪式(《礼记·月令》),有“度于天地,而顺于时动;和一民神,而仪于物则”(《国语·周语》)。的说法:在战争中常以占卜等宗教仪式来动员群众,假借神意来鼓舞士气,从占卜命辞到《易经》,都有不少卜问战事的记载,从夏启伐有扈氏,商汤伐夏桀,到周武伐商纣,都自称是执行神的惩罚。②这些都是神权政治的明显表现,这里就不多说了。 总之,对照本节开头所列的神权政治的各项特点、夏商周时代的中国宗教(包括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和统治阶级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都无不具备。这种神权政治既神化了统治阶级及其各项政治活动,神化了当时的政治法律和社会秩序,当然对于巩固当时的政治、维护统治秩序,统一新兴国家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三、中国历史上有“国教统治”吗? 国教是由统治阶级或执政当局定为国家的全民性信仰的宗教,它是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是维护统治秩序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在原始社会,氏族或部落宗教曾经是氏族或部落的全民性意识形态。奴隶制的统一国家出现之后,统治阶级往往以某一部落的神?为全国共奉之神,或者以征服者的宗教取代被征服者的宗教,或者创立或接受某种新宗教,将其定为全民信奉的官方宗教,以求获得意识形态上的统一。在国教体制下,国教的祭司或僧侣往往享有很高的地位和特权,对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发挥重大的影响,并排斥其他宗教或其他意识形态,造成意识形态单一化的状况。国教在中古时代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逐渐被接受为现代政治和思想原则,意识形态多元化成为大势所趋。虽然某些国家仍然保留国教,但其强制力已大为减弱,对其他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已不再完全排斥了。 我们所说的“国教统治”,就是指这种利用某种宗教来统制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为既定社会制度辩护的现象。起这种作用的宗教,有的被宣布为“国教”,有的没有宣布,有的具有“国教”的名称,有的没有这种名称,有的有一套系统完备的制度,有的没有这种制度,但它们都赋有同样的职能,实质上都是有形或无形,有名或无名的“国教”。 有人认为我国既无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当然也就没有“国教”可言。然而历史事实证明,我国自古以来的确存在着实质上的国教,或者说,我国古代的某些宗教确曾有着上述国教的特征和职能。 殷商以来的祖先崇拜和上帝崇拜,汉代以后的儒教,实质上就是我国古代的国教。上节所引的不少材料已经证明,殷周两代的祖先崇拜和天帝崇拜制度,都是由统治阶级所规定的宗教制度。这种宗教制度同宗法制度结合在一起,在全民当中推行,起着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作用,关于这一点,下边这段记载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国于是乎蒸尝,家于是乎尝祀,百姓夫妇择其令辰,奉其牺牲,敬其粢盛,洁其粪除,慎其采服,?其酒醴,帅其予姓、从其时享,虔其宗祝,道其顺辞,以昭祀其先祖,肃肃济济,如或临之。于是乎合其州乡朋友婚姻,比尔兄弟亲戚。于是乎弭其百苛,殄其馋慝,合其嘉好,结其亲昵,亿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诸侯宗庙之事,必自射牛、?l羊、击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国语·楚语下》) 好一派为着人间的目的,上下左右虔诚祀奉的宗教场景!这种上自君王,下至百姓的全民宗教活动,一直延续到近代中国,对于“教化”人民虔诚“事上”,维护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政治统治,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有人认为中国人没有宗教气质,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 商族征服并统治其他部族以后,政治上的一元化必然要求意识形态上的一元化,其标志就是信奉“上帝”的国教的出现。“这个上帝不是商族的民族神,但却与商族有特殊关系;上帝的神性作用的范围遍及全国上下臣民,却又是殷商王朝贵族的保护神。”(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第258页,中华书局,1982年)所谓商王的祖先“宾于帝”的说法、多次出现在殷墟卜辞中。至于“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终厥德,实万世无疆之体”(《书·商书·太甲中》),“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书·商书·咸有一德》),“惟天监下义,典厥义”(《书·商书·高宗肜日》),“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厥德”(同上)等种种说法,鲜明地表现出这种上帝崇拜维护殷商统治秩序的国教实质。 周灭商以后,上帝的名称多了(有“上帝”、“天”、“皇天”、“上天”、“?天”、“昊天”、“苍天”、“天帝”等等),政治职能也扩大了。先王不只是“宾于帝”,而且本身就是“天子”(《诗·时迈》:“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社会规范和制度也来自“天意”(《礼记·丧服四制》:“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人民既然必须“奉若天道”、“恪谨天命”,当然不能违反或抗拒了。周的统治者还“以德配天”,使“天”赋有了更多的人格神的属性,以便更好地发挥天帝崇拜“教化”下民的国教作用。下面这段话典型地说明了周代的天帝崇拜把统治秩序神圣化的作用:“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周书·泰誓上》) 至于殷周以来祝、巫、儒、史之类“国教专职人员”身居高位,对国家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的重要影响,上节已说得不少,这里不再重复了。 春秋战国以后,诸侯割据:“礼崩乐坏”,然而祭祖和祭天、作为实质上的国教,并未废弃。郊祭、庙祭和封禅之类祭仪仍然进行。秦襄公曾作西?,秦文公曾作??,秦皇汉武都曾亲行封禅,汉高祖曾立北?,孝文帝郊雍,武帝幸雍、幸甘泉、郊祭太一,都是证明。不过诸侯祭天,是周天子地位下降在宗教上的反映,五帝出现,是阴阳五行观渗入上帝信仰的表现而已。这一时期的儒家思想家荀况说:“日月蚀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荀子·天论》)。又说:对于卜筮和祭祀,“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同上),“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荀子·礼论》)。一语道破了殷周以来统治阶级利用宗教的实质。而国教不过就是统治阶级赋予了政治性质以便为自己服务的宗教。 儒家学派创立之初,只是诸子百家之一,并非宗教。但它在宗教方面并不否认天命,在政治伦理方面鼓吹孝弟仁义,维护周礼和宗法制(我们知道宗法制是与祖先崇拜这种宗教形式密切相关的),并把两方面结合起来,主张由矢志“克己复礼”而又“知天命”的“君子”来治理天下。这种宗教方面的态度为它以后的宗教化提供了内在根据,而其政治主张又为它以后的国教化准备了条件。孔子本人对于天命鬼神的态度是矛盾的。他既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之类的话,同时又“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提倡“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总的来说,他不探究形而上的天命鬼神在本体论上的有无,但他从不否认其存在的可能性,而且他明确地维护作为古代礼乐制度的祭祀之礼。③因此,从右的方面继承他的孟轲和董仲舒等人,分别发展了天命信仰和天人合一之说,借他的名义为统治阶级立言的《礼记》更说:“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是故夫记,必本于天,?ビ诘兀?杏诠砩瘢?镉谏ゼ郎溆?璩?福?适ト艘岳袷局?9侍煜鹿?铱傻枚??病保ā独窦恰だ裨恕罚?S炙担骸胺仓稳说溃??庇诶瘢?裼形寰???赜诩馈保?ü?漓耄?梢允谷恕吧显蛩秤诠砩瘢?庠蛩秤诰?ぃ?谠蛞孕⒂谇住保ā独窦恰ぜ劳场罚?K?裕?岸E尝之义大矣,治国之本也”(同上)。这就使古代宗教与儒家学说结合起来,直接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了。在这里,传统宗教、儒学和政治“三合一”的新国教的胚芽,已经清晰可见了。即令是从左的方面继承孔子的荀况也说:“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礼论》)。总而言之,后世的儒学既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宗教的祭天祭祖内容,又阐扬了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礼制,再加上一套作为自身特征的仁义孝悌伦理说教,所以特别适合于上借神权,下靠父权,骨子里集权专制,外表上仁义道德的统治者的需要。它在汉武帝以后演变为专制国家的实质上的国教,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汉代统治者笃信天命鬼神祸福,自武帝以降,改元多达七十五次,便是一大表现。在经过汉初一段时期的选择之后,统治阶级终于看中融合阴阳五行说和传统宗教(敬天祭祖)而宗教化了的儒学,罢黜百家,定于一尊,确立了它统治中国思想达二千年之久的国教地位。从此太学设立五经博士,教育专以儒经为内容,“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汉书·艺文志》),“良家子弟之于六艺‘尔雅’,犹之乎西洋经院学者之于古希腊拉丁教条”④,“金马门、石渠阁、白虎观、鸿都门,‘服方领、习矩步者,委蛇乎其中’,这是活埋人性的中古道院的尊严所在”(同上)。除了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之外,当时儒教的国教化还表现在:第一,施政往往以“经义断事”,前述改元大事即是一例。甚至司法工作也有“引经断狱”的现象。第二,选用官吏,也以儒经为标准,以便于“祖传秘记,为汉家用”,以至于“大师众至千余人,皆禄利之路然也”。第三,天子亲与教义的制定。如宣帝甘露三年诏诸儒会石渠阁讲五经同异,帝亲称制临决;章帝建初四年会诸儒于白虎观,讲五经同异,帝又称制临决,结果产生宗教法典《白虎通义》;灵帝时定正“五经”文字,刻石于太学门外,以取正而不杂异。无独有偶,在当时的世界上与汉帝国双峰并峙的罗马帝国,为基督教成为国教打开大门的君士坦丁大帝,召集了历史上第一次主教大会——尼西亚公会议,亲临致词,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力统一教义,制定了著名的“尼西亚信经”,以后又以皇帝名义颁发《新约圣经》定本,命细工巧匠制备五十部分发各地教会,以止息一直存在的争论!这两大帝国的统治阶级都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准备过程,在大致相同的时代,确立了各自国家中思想领域内的国教统治。⑤ 自此,儒教经典一直成为统治阶级的最高教条。从两汉时期的经学和谶纬之学,到魏晋时期以老庄解释儒经的玄学,从唐代排佛的“道统”说,到宋明兼融佛道的理学和心学,儒学的宗教特征在每一个阶段都有所发展,其理论也益发系统而完整,孔子更被推崇为圣人和教主。甚至连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而掀起变法运动的康有为,也认为“孔子创教”而且仍要从该教的经典中去寻找维新的理论根据。 对照前述每一项国教的特征和职能,儒教都是当国教之称而无愧的。它是由执政当局扶持而占据统治地位的;它控制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上自君王,下至村夫,都深受其纲常名教精神的濡染,“天地君亲师”牌位深入于穷乡僻壤,仁义忠孝主题渗透于小说民谣;它的官方地位由于科举制度(从唐以《五经正义》,为取士标准,到元以宋儒经注为取士标准,直到明清的八股文以《四书》、《五经》出题,以宋儒经注为据)而进一步加强,并成为教育事业的主导思想;在维护统治秩序方面,它通过“礼”的说教,起着“法”的镇压所望尘莫及的作用,因为这个“礼”是“从教化中养成的个人敬畏之感,使人服膺”(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1~57页,1948年版);它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灵魂,加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同时又在不同的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排斥各种外来的宗教和意识形态(佛教不得不被它改造,甚至甚督教传教士也不得不迁就它)(由此而有所谓“中国礼仪之争”),维持了思想领域内的统一和专制;从董仲舒提出只有儒生才能做官,以至于“鸿都门学之士,至有封侯赐爵者”(《文献通考》,转引自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到隋文帝创设科举,以后有功名的儒生不但享有特权如秀才以上免役,生员无力纳赋,可以奏销豁免,举人以上犯奸不治罪,只“削职为民”。西方基督教教士在中世纪亦有特权。,而且对于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发挥着重大的影响,简直可以说,构成古代中国统治阶级主体的,从经济上看是地主,从意识形态上看是儒生! 国教在世界历史上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而且在历史时代上越往上溯就越普遍。以同一时期来看,在比较闭塞和保守的社会中,国教比较常见。当然,一种宗教的产生和流行,绝非统治者的一纸敕令所能造成,但是统治者的政治措施,却可以决定它能否成为国教,这就要看统治者是否认为它有利于自己的统治了。世界上几乎所有重要的宗教(世界三大宗教以及印度教、犹太教、神道教等)都有过成为国教的经历,儒教也不例外,因为它在封建时代既适合于小农生产的经济基础,又适合于宗法制的社会环境,因而是有利于中国封建统治秩序的巩固的。 四、中国历史上有“政教合一”吗? 关于“政教合一”以及介乎“神权政治”与“国教统治”之间的温和的“政教合一”的界说及特征,我们在第一节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但这里所说的“政教合一”,所指的是第一节所称的政教合一的“三种形式”之一的“温和的政教合一形式”,这是应该记住的。如果说前节所说的“国教统治”主要表现宗教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职能,那么本节要谈的“政教合一”则主要表现宗教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职能。在中古时期,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封建统治者都常常宣扬君权神授,以神权巩固政权,政教合一是普遍的现象。所有的区别仅仅在于合一的程度和方式不同,而这种不同乃是各国的社会政治状况的不同以及宗教和意识形态状况的不同造成的。 第二节已经提到,夏商周三代的神权政治崩溃以后,比较温和的政教合一制度,在中国并未走下历史舞台,而以一种新的特殊的形式延续了二千年之久。这就是特殊的儒教与特殊的中国专制政治的结合。 中国封建国家的政治特征是君主专制,经济特征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特征是以家族为单位的宗法制,而儒教的重农观念⑥和纲常伦理⑦,恰恰与这三大特征相适应。所以它与封建国家的结合,在逻辑上是必然的,在历史上是有基础的。 政教合一现象的考察,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全面进行:政治指导思想,统治集团构成,教育制度,法律制度,基层统治。虽然儒教没有基督教那样的教会组织(其实其他宗教也都没有基督教那样的教会组织,但不能说它们就不是宗教),中国的封建国家与欧洲的封建国家也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是儒教与中国封建国家的结合即中国式的政教合一,在上述五个方面都有独特然而是鲜明的表现。在政治指导思想方面,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以儒教为正统思想,从帝王到大小臣僚无不自幼诵读儒经,熟习纲常名教,以为治国之本。因为儒教神化封建政治,有利于他们的统治。董仲舒说:“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春秋繁露·尧舜汤武》),“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朱熹说:“法者,天下之理”(《朱子大全·学校贡举私议》),“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文公全集·读大记》)。他们把封建政权、封建法律和封建的政治伦理规范都说成是“天意”或“天理”的结果,类似的君权神授的说法在儒教理论中是不胜枚举的。所以儒教倡言的“礼”,在统治者心目中,不只有道德的意味,而且有宗教的色彩,又不只有宗教的效能,而且有政治的功用。所谓“礼行于五祀而正法则焉。故自郊社祖庙山川五祀,义之修而礼之藏也”(《礼记·礼运》)。这个“礼”,不单是“礼教”,而且是“礼治”,是政教合一的“礼”。礼治是中国封建社会在政治上的一大独创,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曾经为之倾倒。殊不知它不过是与欧洲形式不同的另一种政教合一,所以欧洲各国自称“基督教国家”以别于“异教国家”,而中国自称“礼义之邦”以别于“化外之邦”。 在统治集团构成方面,前节已经提到,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由儒生构成。早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对策,把仕途与学儒结合起来之后,这种结构体制就大致定下来了。汉代的儒教以经学形式出现,政府从在太学学经的儒生中选拔官吏自不必说,更由于经学以师法家法相传,这种“思想界的基尔特制”(参见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秦汉社会的研究》)由“累世经学”而“累世公卿”,由“士人”而“士族”,从朋比标榜,乡党品题,发展出汉魏的豪强高门,又发展为两晋的门阀世族,形成了隋唐之前统治阶级的主要部分。隋唐时期实行科举取士制度以后,中小地主的入仕使统治集团在经济等级上多样化了,但在意识形态上却更加单一化了。统治集团构成方面的政教合一更加紧密而稳定,而且制度化了。中国封建官场的这种特点,正好用得上这么两句话,叫做“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 宗教与教育结合,是历史上政教合一现象的一大表现。在中国封建时代,这种结合的密切和稳定也是举世罕见的。这主要得力于科举制度。秦汉以前,私学繁荣,百家争鸣,政治上的多元与思想上的多元相得益彰。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对策,“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正是要用思想上的统一来巩固政治的统一。从此不论太学、郡国学、校、庠、序等等大小官学,还是广布民间的所谓私学,都以儒经为主要教学内容。所谓今文古文之争,也同统治阶级内部在朝与在野两大集团的争夺密切相连,从王莽到王安石利用古文经,从刘秀到康有为利用今文经,都说明那儒经好一似“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经过一段士族豪门垄断文化的时期之后建立起来的科举制度,更把儒教对教育的控制推向登峰造极的地步。由于科举是入仕的必经之途,因而科举的科目就成了封建教育这辆马车的驭者,使之永不离经叛道,而成为封建统治者得心应手的绝妙工具。唐太宗曾眼看着大批入选的儒生而喜不能禁,脱口而出:“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这些“英雄”即封建国家的“栋梁”,正是万千莘莘学子的引路人。所以,此后一千多年中,官学也好,私学也好,多半是学经入仕的预备场所,“四书五经”的一统天下。 在法律方面,中国封建时代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是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礼治”⑧原则。从董仲舒根据“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春秋繁露·阴阳位》)而提出“德主刑辅”,到最有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唐律》的“一准乎礼”(《唐律疏仪·序》)、“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律疏仪·名例疏》),莫不如此。直到封建法统即将告绝之际,宣统皇帝还下谕声称“三纲五常”“实为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法之大本”(《新刑律修正案汇录》)。正因为如此,历代封建法律都只以“治民”、“治吏”为目的,从来没有治君之法,法自君出,狱由君断,皇帝特权凌驾于法律之上。汉武帝定儒教于一尊之后,儒教不但成为封建法律的理论基础,而且还渗透到法律运用和司法过程之中。隋唐之前,“引经决狱”、引经注律之风一度盛行,随着儒教经义的法典化,经学家也有兼而为律学家者,如马融,郑玄、杜预皆是。汉儒宣扬的阴阳五行四时之说,竟使“秋冬行刑”制度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儒教的宗法精神浸透了以家族为本位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习惯法,形形色色的家法族规在社会上十分流行,尤以宋朝以后为甚。这些家法族规不仅对于家族成员具有巨大的约束力,而且得到国家承认,成为国法的重要补充。清末推行新政时,学贯中西的法学家沈家本主持修订新法新律,准备采用以个人为本位的现代原则取代以家族为本位的封建纲常,在张之洞等人指其“败坏礼教”、“违背君臣父子夫妇之伦”和“男女之别、尊卑长幼之序”的攻击下,仍然不得不凭靠“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的儒教理论进行反抗,最后并以退让告终。总而言之,宗法观念、君臣等级和重德轻刑的儒教精神,指导封建立法达二千年之久,构成了中华法系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却不利于商品经济和与之适应的“私法”的发展,特别在封建社会后期,更严重地阻碍了以商品经济发展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发展。 封建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君主专制的世界大国。庞大的中国社会不是靠生产的高度分工和社会化联合起来的,那么,小农经济的分散的基层,与封建政治的集权的顶层,乡村与朝廷,是靠什么联结起来的呢?曰:士大夫与绅士。士大夫即在朝作官的士,绅士即在野乡居的士,士就是读书人,也就是儒生。作为士大夫的儒生,执行着国家机构的正式管理职能,作为绅士的儒生,执行着社会基层的非正式管理职能。没有后者在“天高皇帝远”、官吏和政令难于深入的穷乡僻壤,作为官僚机构的延伸和补充,用统一的礼教去提供并实施一定的社会规范,则人口如此众多、幅员如此辽阔的封建中国能维持如此长久的统一和稳定,那是无法想像的。一般说来,这些绅士虽非“鸿儒”、亦非“白丁”,他们往往有过科举功名或者宦游生涯,休闲或退任而乡居在家,身兼地主或者与地主关系密切,于是凭借政治、经济或文化的优势,在宗族和乡里享有一定的特权和威望,俨然“以师为吏”。举凡乡里的道德“教化”,宗祠祭祀,排难解纷,民事仲裁,都少不了他们。他们还充当征收赋税的媒介人、学校、道路、水利等公用设施的筹办人或主持人,地方志的编修者,甚至乡练民团的组织者或统率者。康熙皇帝曾颁发圣谕十六条,悬于直省学宫:“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息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警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戒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防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引自《圣谕广训》)这真是儒生充当编外基层官吏,儒教为封建政治服务、二者完美结合的全面写照! 如果我们把儒教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把中国封建社会与欧洲封建社会和阿拉伯哈里发国家进行比较研究,就会发现,虽然这些不同的宗教,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特征,它们的政教合一情况也有许多不同;但在上述五个方面,儒教的政教合一情况,同基督教,尤其是伊斯兰教的政教合一情况,在基本点上都是非常相似的。限于篇幅,这里不多说了。 五、几点佐证 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同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合一问题有关,所以这里不能不提及。但这两方面的问题涉及面太广,理应专文论述,这里只能简略地说几句,同时作为中国历史上政教合一现象的佐证。 第一方面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的政治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第二方面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宗教与被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在野集团的政治活动的关系。 统治阶级利用宗教为自己的政治服务,一是利用其出世因素,因为所谓出世可以转移人们对此世的注意,从而有利于巩固现存的社会秩序,于是出世本身就成了一种入世,成了“用退出政治来参加政治”(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第33页,1993年)二是利用其入世因素,因为任何宗教都有入世的因素,不过程度不同而已,这种因素可以表现为某种社会政治主张。由于同一种宗教的思想观念、情感体验、行为修持,尤其是社会政治主张,均因民族、阶级、阶层、职业集团以至个人的不同而不同,专制统治者对它的利用,仅以其在政治上有利于己,表现出顺从趋势为条件,倘有异己的倾向,则予以打击或排斥,即令对国教也不例外。 总的来看,封建中国的“国教”无疑是儒教,但是统治阶级的当权派为了自己的利益,或出于自身的偏好,或由于一时的政治需要,也有贬抑其至上地位,或者打击其异己派别等情事发生。前者如梁武帝之崇佛,隋文帝之贬儒,儒教的国教地位曾一度岌岌可危。后者如东汉党锢之祸,北宋新旧党之争,南宋义理派时势派之争,明代东林党案,清代禁立盟社和文字之狱,代表正统儒教思想的儒生或士大夫,都曾遭到排斥镇压。这些历史事件都有各自的社会政治原因,但它们也说明,即使对国教,专制统治者也要令其完全屈从于己,以为驯服工具,倘有利用经义教理同自己作对者,定要排斥打击,置“仁政”、“礼治”的祖传圣教于不顾! 从整个历史发展来看,佛道两教在中国没有儒教似的国教地位,统治阶级对之又拉又打的现象更为显著。佛教东来之初,统治阶级以为它能“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魏书·释老志》。,所以“莫不崇尚,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魏书·释老志》)。佛教依附神仙方术而扎根,迎合魏晋玄学而发展,到南北朝时几有取代儒教而成为国教之势,隋唐时期更是盛极一时。这种发展,正是佛教方面的依附迎合与统治阶级的拉拢扶植相结合的结果。晋僧道安曾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行。”(《高僧传》卷五,《道安传》)这句话已为随后的历史事实所证实。 由于“中国的佛教的势力远不能与欧洲中古时期基督教的权力相比”(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第29页),“佛教在中国不是唯一的宗教。因此,它的影响也有一定的限度”(同上)。综观中国封建社会,势力类似欧洲的基督教而占有统治地位的宗教,还是儒教。即令那位以多次“舍身事佛”闻名的梁武帝,一边舍身事佛,一边还为孔子立庙,置五经博士,下诏宣称:“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厉行,由乎经术。”所谓教者,儒教也,经者,儒经也。梁武帝之立佛教为“国教”,是“使儒家的社会伦理观点与佛教的迷信思想密切结合”(同上书,第26页),这位中国最典型的佛徒君主,也“不能用佛教来排斥儒学在政治上的地位”(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2编,第439页)。在中国的思想环境和政治环境下,佛教受到限制(计有分官设职,防止伪滥,限制立寺度僧,规定试经度牒制,沙汰僧尼等措施)甚至遭受打击是在所难免的。所谓三武一宗之灭佛,当然首先与佛教的经济,社会势力膨胀有关,但也同三教之彼此斗争有关。北魏太武帝和唐武宗灭佛,既有道士从中撺掇,又有禁斥“非圣之言”与“外方之教”之意。北周武帝灭佛,诏“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后周世宗灭佛,诏禁“亲无侍养者”出家,二帝灭佛,乃为维护儒教,弘扬礼乐、维护纲常。至于历代士大夫之反佛议论,更多于同一目的。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说:“及至李唐奠定宇内,帝王名臣以治世为务,轻出世之法。而其取士,五经礼法为必修,……科举之制,遂养成天下重孔教文学,轻释氏名理之风,学者遂至不读非圣之文。”(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39页,中华书局,1982年) 道教在中国历史上亦有类似遭遇。原始道教曾为农民起义的动员和组织形式,故遭受封建统治者压制。东晋以后与纲常名教相结合而产生的贵族道教,则受到统治者的扶持拉拢。但综观中国历史,除了在北魏太武帝、唐武宗、宋徽宗、明世宗等几个皇帝统治下,一般而言,道教都未能上升到统治性意识形态的地位。道教与佛教互争,各有胜负,但二者均常同受儒教排挤而受挫。按范文澜先生的说法,儒释道三家的关系,大体上,儒对于佛,排斥多于调和,佛对于儒,调和多于排斥。佛与道互相排斥,儒对道不排斥也不调和,道对儒有调和无排斥。这话不用于思想理论方面而用于政治关系方面,颇有道理。这种关系也是儒教在中国历史上享有实际上的“国教”地位的有力佐证。 前曾提及,广义的政教关系,还应包含非体制化的、异端的宗教与被统治阶级的、在野的政治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还应包括非国教的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宗教与某些历史发展关头的政治变革运动的关系。这些方面的关系也非常复杂,我们在此且把它归纳为三种具体表现形式,即人民起义的宗教外衣,异端运动的社会实质,与宗教改革的政治内容三种类型。在中国历史上,这三种类型都有其特殊的表现,它们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教合一现象。恩格斯说过:在封建时代,“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1页)中国封建时代也不例外,由于社会政治制度中一直包含政教合一的成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儒教与封建政治的合一),这种制度的身上一直披着那层“神圣外衣”。所以反对这种制度的人民起义,在用“批判的武器”为“武器的批判”开路之时,在“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的时候,也往往戴上一副神圣的手套,用种种宗教或迷信的方式作为宣传和动员组织的手段,这是从陈胜起义、黄巾起义、孙恩起义、法庆起义、母乙起义、方腊起义、钟相起义、王念经起义、红巾起义到太平天国起义的历史,都一再证明了的。 以上提到的农民起义,基本上都是利用非国教的宗教为自己服务的,这当然具有同统治阶级利用国教相对抗的性质(例如洪秀全的这种对抗就是十分自觉的)。中国历史上还有不少农民起义,利用了儒教理论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贵君轻”等说法,打起“除暴安良”、“替天行道”的旗号以为号召,这些起义被正统儒生和封建统治者诬为“离经叛道”、“犯上作乱”,起义者的主张被视为异端邪说。这种现象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教合一的一个证明。正是由于一种宗教的正统理论受到统治者支持,正统教派或教内权威在该教流行的国家内与世俗当局关系密切,并借助政权力量压制非正统的思想或教派,所以一种宗教的异端才会与被统治阶级联系在一起,才会成为带有浓厚社会政治性质的、被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在野派(或反对派)的运动。嵇阮之流菲薄周孔,被斥为“非圣无法”,反映出寒门庶族地主与门阀士族地主之间的社会矛盾,以及曹氏与司马氏之间的政治斗争;康梁之辈维新变法,被指为“灭圣经”、“乱成宪”、“堕纲常”、“无君上”,反映了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社会矛盾,以及改良派与顽固派之间的政治斗争。而中国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民间宗教和秘密宗教,往往是儒释道三教异端的大杂烩,也往往成为农民起义的组织形式。总之,既然政教合一使得正统宗教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受正统宗教压制的异端与受统治阶级压制的被统治阶级的政治,必然也会产生或多或少,或隐或显的联系。这正是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双重控制的必然产物。 一般的政教关系不能不涉及宗教改革所具有的社会政治内容。提起这个问题,人们经常想到的是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不少人宁可大谈公元前15世纪末到14世纪初的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的宗教改革,或者藏族僧人宗喀巴的宗教改革,就是不谈中国汉族历史上的宗教改革,似乎这种事情与中国无缘一般。 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意识形态要适应社会状况,宗教不例外,中国汉族的宗教当然也不例外。当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与社会上层建筑的矛盾时,上层建筑包括宗教就必然发生变革;在宗教与政治紧密结合的情况即政教合一的历史条件下,宗教的变革必然带有政治内容或具有社会政治的作用。如前所述,中国既有自己的传统宗教,就必然有宗教的变革(不论当时有没有“宗教改革”的名称⑨),既有政教合一的现象,其宗教变革就必然其有社会政治的内容。 殷商时代产生了“帝”的观念,它统御原来各部族的种种自然神和社会神,超越了民族界限而又与殷人有特殊关系,这既反映出殷族与被征服各族的统治与被统治的新关系,又是原先各族分散的神灵崇拜不适应新的统一王国需要的结果。周灭商以后,不但上帝的称号增加了许多,而且出现了系统的天命观,上帝的神性大为扩展,上帝在道德和政治上的权能也加强了。商王与上帝并无血缘关系,只在死后才“宾于帝”之左右,而周王则被说成“天子”,所谓“有王虽小,元子哉”(《书·召诰》),“昊天其子之”(《诗·时迈》)。周公“以德配天”,把天帝的神性与社会道德和政治制度(周礼)更密切地结合起来。周朝统治者又制定了一整套宗教祭祀方面的“庙制”。这些做法,旨在使当时的宗教在维护王朝纲纪,驯服天下万民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总之,殷代夏和周灭商之后的宗教变革,正是政治上的“汤武革命”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假如我们承认,汉武帝摒弃汉初占统治地位的黄老之学,罢黜百家,独尊含有大量神学和迷信、天命色彩浓厚的“儒术”⑩,设立官方的五经博士,实行思想统治,确实算得上意识形态领域(宗教在这个领域内占统治地位)的一项重大变革的话,那么,这至少可以算是类似宗教改革的一种措施。这种改革措施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黄老无为之说不利于积极的统治,学派纷争有碍于控制人民的思想),明显的政治作用(调整统治阶级的思想,巩固君臣上下尊卑的秩序,为统治集团培养思想统一的“人才”,使封建统治带上神圣的光圈),以及深远的历史影响(有利于国家的巩固和统一,不利于学术思想的发展,等等),这也是毫无疑义的。类似地,王莽把古文经学扶上官方地位,刘秀取消古文经博士,复立今文经博士,隋朝创兴科举制度,唐朝颁布《五经正义》用于科举取士,对这些重大的措施也可以从宗教改革角度作出分析。除此之外,寇谦之在朝廷支持下“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佛教禅宗“呵佛骂祖”,主张“即心是佛”,元代蒙古皇室大力推崇喇嘛教,这些事件不无具有宗教改革的性质,并且具有各自不同的或深或浅的社会根源,或大或小的政治作用,或好或坏的历史影响,于此不再赘述。 总而言之,不论是根据理论进行分析,还是根据事实进行归纳,不论是从正面,即从政教合一的三种形式来观察,还是从侧面,即从儒释道三教的政治关系来观察,甚至从反面,即从宗教与被统治阶级政治的关系来观察,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历史上,政教合一的确是存在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政教合一,就是儒教与封建专制政治的结合。
政治哲学论文: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哲学意蕴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从哲学和制度层面推进了黑格尔的现代性批判事业,提出以对象性活动的主体代替绝对精神主体,以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取代伦理国家在纯思想层面对矛盾的调和,其现代性批判思想达至一个崭新的高度。这一批判的同时也展现了马克思批判近代自由主义的丰富政治哲学意蕴。 一、主体性的生成与现代性批判的出场 “个人自我意识的理性主体”是现代性的基本原则,“一般说来,现代世界是以主观性的自由为其原则的,这就是说,存在于精神整体中的一切本质的方面,都在发展过程中达到它们的权利的”。这一原则体现了前现代世界与现代世界的根本差异。在前现代世界,人们常常“把自己看成一个较大秩序的一部分。在某种情况下,这是个宇宙秩序,一个‘伟大的存在之链’,人类在自己的位置上与天使、天体和我们的世人同侪共舞”。因此,人自降生起便在社会世界中有了一个确定不变的位置。现代主体通过怀疑这些秩序,切断获得安全感的始发纽带,赢得了自我意识内在的理性独立性和自由。“在现代,宗教生活、国家和社会,以及科学、道德和艺术等都体现了主体性原则。它们在哲学中表现为这样一种结构,即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中的抽象主体性和康德哲学中绝对的自我意识。这里涉及到认知主体的自我关联结构;为了像在一幅镜像中一样,即‘通过思辨’把握自身,主体反躬自问,并且把自己当作客体。”在现代社会,主体性原则及其内在自我意识的结构由此构成现代社会的规范源泉。 主体性原则的确立,代表了人类理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意味着西方文化的改弦更张,人的自由、价值和尊严开始得到有效辩护和论证。但与此同时,它也带来危机和挑战。从哲学史上看,“黑格尔是使现代脱离外在于它的历史的规范影响这个过程并升格为哲学问题的第一人。”主体性原则不仅造成自然与精神、感性与知性、知性与理性、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判断力与想象力、自我与非我、有限与无限、知识与信仰等在哲学上的对峙,而且它本身就体现为对象性逻辑的统治一体化原则。在黑格尔看来,出现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启蒙时代错误地把知性反思放在理性的位置上,建构了一个虚假的“理性偶像”,进而将有限上升为绝对。反思哲学的无限实际上是由知性设定的,是一种否定有限的恶无限。为了能够“保存分离的成果、自由的理性意识,与此同时恢复统一,即恢复与自然、社会、上帝和命运的统一”,黑格尔提出用“理性”取代“知性”。在他看来,哲学是理性的事业,只有理性才能完成现代性自我确证的要求,才能替代宗教成为现代社会一体化的力量之源。“理性的使命就是使对立实现和谐,并在一个真正的统一体中扬弃对立。理性使命的实现,同时就意味着重建人的社会关系中所丧失的统一体。”可见,黑格尔不仅积极评价了近代哲学确立的理性自我意识的权能,与此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现代性带来的人的自我分裂,社会一体化力量的匮乏,并力求用理性、精神完成现代性自我确证的要求,克服主客对立。 在制度层面上,黑格尔指出,近代市民社会体现了“知性反思”原则。它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作为特殊的人”本身是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这个原则同时也是近代国家原则,近代国家的方方面面都体现了这个原则。在古代国家,主观目的与国家的意志完全一致,特殊性还没有解除普遍性的束缚而获得自由。其二,“普遍性的形式”是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的中介。每个人通过他人的中介才能达到其目的,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的正当需求。特殊目的通过与他人的关系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但这一形式只是抽象的知性形式,无法解决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分离。“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并且是它们二者跟国家的最高观点和制度冲突的舞台。” 如何超越这种状况?如何取得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和解?教育(包括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警察和同业公会及海外殖民都是调节特殊性与普遍性冲突的形式,但在黑格尔看来,它们最终都局限于有限的目的。真正能克服这一弊端的途径在于市民社会自身的辩证运动中,它会自我否定、自我扬弃而过渡到伦理国家。黑格尔的国家观究竟是保守的,或是自由主义的,或是革命的,或是极权主义的,这是人们争论最多、误解最多的领域之一。严格说来,黑格尔的国家指的是伦理国家、有机国家,与古希腊实体性的伦理国家和近代契约国家相区分,这并不是一句简单的标签所能概括的。 首先,黑格尔不赞同近代契约论的国家观。他始终认为,一个人的自我意识,绝不可能最初作为一个个人而获得,它只有作为从一个人的最初环境为起点的区分过程的结果才可能出现。而“个人权利”这一市民社会话语,只有在家庭开始解体的时候才出现。个人、个人权利不可能先于社会而存在,社会也不是个人简单的集合体。国家是社团(‘associations)的联合,而不是个人的联合。其次,黑格尔反对将国家和市民社会混淆起来,把国家的使命仅仅看作是保证和保护所有权和个人自由的工具,把单个人本身的利益看作这些人结合的最终目的。最后,黑格尔反对将国家的各环节机械地割裂开来,国家应被理解为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体整体,各环节既同一,又相区分。 因此,黑格尔的国家是伦理实体,但同时又是主体,是实体与主体的统一,也是特殊与普遍的统一。“现代国家的原则具有这样的一种惊人的力量和深度,即它使主观性的原则完美起来,成为独立的个人特殊性的极端,而同时又使它回复到实体性的统一,于是在主观性的原则中保存着这个统一。”这样一种国家是具体自由的现实,是政治共同体和个人自我表现的完美统一体,“但具体自由在于,个人的单一性及其特殊利益不但获得它们的完全发展,以及它们的权利获得明白承认(如在家庭和市民社会中那样),而且一方面通过自身过渡到普遍物的利益,他方面它们认识和希求普遍物,甚至承认普遍物作为它们自己实体性的精神,并把普遍物作为它们的最终目的而进行活动”。 黑格尔通过对市民社会的研究,试图在政治制度层面上诉诸于伦理国家来解决市民社会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分裂。这是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最为系统的批判。因此,“他的政治思想不仅构成自由主义批判的持久资源,也成为自由主义内部修正、自我批判的重要资源。19世纪后期社会自由主义的修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自由主义的重建,直至自由主义在当代复兴过程中,黑格尔政治思想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通过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黑格尔不仅深刻认识到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对于人成长的必要性,认识到复兴古希腊政治理想的虚妄性及现代社会主体性原则的巨大意义,而且也洞察到主体性所带来的种种弊病,并努力从哲学原则和制度批判层面探寻社会和谐发展的可能路径,成为最早辩证对待现代性的思想家。不过,作为整个西方理论哲学传统的“代言人”和近代思辨形而上学集大成者,黑格尔并没有真正克服“断言的天真”、“反思的天真”、“概念的天真”。因此,仅仅停留在近性主义传统内部,想在主体性原则内部来克服主体性很难取得成功。另一方面,“或许能这样说,黑格尔试图统一古代与现代、异教的主人和基督教的奴隶、古代的武士与现代的劳动者 、以公民献身精神为基础的城邦和以私人利益的满足为基础的社会,但他努力的结果与其说实现了这种统一,不如说留下了两极之间的紧张关系或一种不稳定的平衡。”黑格尔努力追求的古代与现代的调和,实质上牺牲了现代性。在黑格尔之后,“寻求如何在保留‘个人主体性’的积极成果的同时,克服‘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共同体’分裂的途径,便成为现当代哲学发展的重大脉络之一。”马克思在《手稿》中对此作出了富有成效的思考和推进。 二、对象化活动原则的提出与马克思哲学主体性的变革 在黑格尔看来,由于康德从单一的自我意识这一预设的前提出发,没有考察自我意识何以可能的问题,主体性在康德那里归根到底是抽象的、形式的,缺少鲜活的内容。“自我意识的本质”指的是真实的、普遍的自我意识,即一个自我意识对一个自我意识。从真实的自我意识出发,黑格尔提出了自己的“精神”之学。“精神是这样的绝对的实体,它在它的对立面之充分的自由和独立中,亦即在互相差异、各个独立存在的自我意识里,作为它们的统一而存在: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 要成为真实的自我意识,不仅仅意味着单一的自我意识不能作为哲学的最初出发点,而且意味着它只有进入社会历史中才能实现自身。在黑格尔看来,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是精神不断克服自我分裂、自我异化而自我实现的历程,也是精神不断怀疑自身、否定自身而趋向自由的历史进程。在黑格尔看来,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因此,绝对精神不再是僵死的实体,而是活的实体,它能建立自身的运动,自己是自己的中介并最终扬弃历史回归自己。 马克思在《手稿》中积极评价了黑格尔的主体性思想,指出:“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这体现了《精神现象学》最后成果——否定性辩证法——的伟大,但黑格尔的主体性思想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它并没有真正解决近代主体性的弊病。 首先,人的自我产生过程必须要有一个承担者、主体,但主体知道自己是绝对自我意识的主体,即神或绝对精神,它是作为结果登场的。现实的人和自然界不过是其“谓语”和“象征”,因此,“主语和谓语之间的关系被绝对地相互颠倒了:这就是神秘的主体一客体,或笼罩在客体上的主体性,作为过程的绝对主体,作为使自身外化并且从这种外化返回到自身的、但同时又把外化收回到自身的主体,以及作为这一过程的主体;这就是在自身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的圆圈。” 其次,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劳动,而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因此,精神的真正形式是“思维着的精神,逻辑的、思辨的精神”。在黑格尔看来,语言是思想的产物,只能表示共同的意谓,凡是语言所说出的都具有普遍性,普遍概念包含着事物的价值,亦即“本质、内在实质、真理”。尽管他强调哲学思考要回到事物的“具体概念”,要把握具体内容,但他的逻辑学仅仅处理本身已是“一种概念的特殊性”。因此,自我对象化的内容丰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具体活动就成为“抽象的无内容的形式”。 最后,黑格尔认为,人的本质一自我意识,人的本质的全部异化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因此,“对于人的已成为对象而且是异己对象的本质力量的占有,首先不过是那种在意识中、在纯思维中即在抽象中发生的占有,是对这些作为思想和思想运动的对象的占有。”这暴露出黑格尔思想中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非批判的唯心主义。不仅如此,在黑格尔看来,重新占有人的异化了的对象性本质还具有扬弃对象性的意义,人被看成非对象性的存在物,而“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 在马克思之前,费尔巴哈最早以感性的对象性原理来对抗黑格尔的“醉熏熏的思辨”。在他看来,主体存在的现实性乃在于对象性,它被概括在两个命题中:(1)没有了对象,主体就成了无;(2)主体必然与其发生关系的那个对象,不外是这个主体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但由于费尔巴哈错失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内容,最终陷入抽象的感性直观之中难以自拔,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费尔巴哈没有真正离开过黑格尔哲学的“基地”,没有走出近代主体性的困境。 马克思认为:“当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这种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是进行对象性活动的,而只要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能进行对象性的活动。它所以能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被对象所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 [字体:大 中 小] 基于此,我们能够毫无例外地发现: 其一,人是作为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而被视为主体的,也就是说“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人之外的这些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本质力量不可缺少的重要对象。如果一个存在物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对象性的存在物,就不能同自然界打交道。“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因此,人的主体性首先是人的对象性本质力量的主体性,人的激情、热情确证了这一点。 其二,人不仅仅作为对象性存在物而存在,对象性存在物进行的是能动的对象性活动。“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因此,“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就此说来,人的主体性不会是意识在其纯粹活动的内在性中做出设计,然后转向对象之创造,而是人自身本质力量的自我肯定,表现为人在自己的生命活动中设定对象又必然与之共为一体的发展过程。 至此,人作为主体及其主体性,在马克思的哲学境域中得到了切近的领悟。马克思的洞见在于,人的主体性赖以存在的根基乃是人的对象性活动,人的主体性只能从感性活动或实践方面去领会。这种对黑格尔主体性思想的批判,既是对现代性的犀利批判,也是对自由主义哲学基础的有力批判。 三、市民社会批判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规范向度 在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退守书房,广泛阅读了近代政治学、历史学的经典文献,并系统研究了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开始揭露“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政治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分析了近代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和矛盾,但黑格尔只是假定个人与国家之间存在利益一致性,满足于从表面上解决矛盾,但马克思认为,“在市民社会中以及贯穿整个市民社会最重要的因素是私有财产。因此,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以及先于市民社会的私有制决定国家”。尽管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讨论了私有财产的各个方面,但他“是在人类需求的语境下理解它的法律重要性,没有抓住它在市民社会中起着驱动力的深层作用”,马克思的贡献在于“把黑格尔局限于法权的私有财产分析扩展到社会经济领域”。 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指出,保护私有财产的自由是政治解放的结果。政治解放确立了人权,但“任何一种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没有超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财产和利己主义个人的保护”。因此,政治解放是市民社会中一部分人的解放。尽管政治解放是一大历史进步,但这种解放是把大多数无 产者排除在外、剥夺大多数人自由的解放,是市民社会中一部分阶级的解放。自由这一人权是狭隘的、局限于自身的分隔权利,它还不是一般人解放的最后形式。马克思追求的是彻底的人类解放,要实现这点需要“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问题不仅仅在于他只是满足于表面上解决市民社会问题,而且在于他没有真正突破政治解放的局限性。国家实质上是“虚幻的共同体”,在根本上代表的是市民社会中“私人”即资产者的特殊利益。 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研究英国古典国民经济学指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是劳动”,国民经济学家能够“认出财富的普遍本质,并因此把具有完全绝对性即抽象性的劳动提高为原则,是一个必要的进步”。虽然国民经济学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出发,但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高了一切。由此可见,“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毋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 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曾在研究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劳动原则的积极价值,但黑格尔“只看到劳动的积极方面”。这并不是意味着黑格尔没有注意到现代劳动带来的问题,即使马克思没有读到他早期的手稿,但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指出,劳动分工在带来技术进步和生产增加的同时,也带来了劳动本身的异化,突出体现为现代生产中机器代替了人的劳动;随着劳动的普遍化和与之相联的社会关系普遍化,“一方面财富的积累增长了,因为这两重普遍化可以产生最大利润;另一方面,特殊劳动的细分和局限性,从而束缚于这种劳动的阶级的依赖性和匮乏,也愈益增长”。因此,马克思不可能不注意到黑格尔的上述论述,但他认为,黑格尔劳动观的真正局限性在于他仍然“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未能真正展开对私有财产的批判,未能超越古典经济学的视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黑格尔只注意到劳动的消极方面。当然,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认为生命权高于财产权,生命的价值高于财产的价值;认为对于更高的目标国家来说,无论财产权和生命权都可放弃。可见,黑格尔批判了被神圣化了的私有财产,从而自觉地同古典经济学保持了一定距离,但是他并没有否定一般的私有财产。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依赖于私有制或者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其实质是异化劳动的结果。换言之,工人性质的人是私有财产的最终来源,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客观后果。“这种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因此,共产主义扬弃异化劳动,也就意味着要扬弃市民社会的私有财产,让其成为人的财产,为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服务,而不是成为主宰人的异己力量,“不难看到,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在马克思看来,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里所说的社会是指超越市民社会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因此,“马克思的‘社会’并非一个社会学或政治学的价值中立的概念,而是一个对‘自由何以可能,与‘我们究竟希望什么’作出明确回答的规范性和价值性的概念,它所指向的是‘合乎人性’的、人的自由得到真正实现的社会政治制度”。它表达了马克思旨在通过“社会政治制度规范模式”解决现代性中心问题,即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共同体的分裂的努力和希望。 马克思在表达这一社会理想时,有时采用了费尔巴哈“类”概念,后者也强调要重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实际上,在《手稿》中,马克思对“社会”、“类”概念的理解已经完全不同于费尔巴哈,因为马克思是从分析“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入手来解决劳动异化问题。在他看来,只有在扬弃“市民社会”的基础上,才会生成新的合乎人性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只是达到对市民社会的直观,没有提出改造市民社会的新任务。这再次提示我们,如果马克思没有完成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的批判,他是不可能真正克服其现代性批判的局限性。 在《手稿》中,马克思从哲学原则和制度层面对现代性展开了双重批判,它不仅推进了黑格尔的现代性批判事业,而且也展现了马克思对近代自由主义批判的丰富政治哲学意蕴。这一批判尽管还未完成,但它已经预示马克思政治哲学致思的新方向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哲学中的平等观探索 自然天赋本身虽然被第一原则所保证,但天赋的分配应该具有公共性,因为人是群居动物,具有类本质,每个人都处于社会合作体系中,个人身体的成长、智力的开发都受小到家庭大到社会环境的影响。离开社会合作体系,人们将举步维艰,而个人天赋作为集体的结晶则散布在人们中间,因此,对自然天赋的分配理应赋予公共性。社会的链式联系是差别原则的另一个立论基础。罗尔斯假设了社会基本结构的合作状态,并用“贡献曲线”假定了社会合作的互利性。在链式结构中,人们被划分为处于不同地位的阶层,由于社会合作,他们的利益处于链式联系中,各个阶层在相互合作中共同促进利益的增加。在这个紧密相连的链条中,处于有利地位的阶层从一开始就比处于不利地位的阶层更容易获得利益,有更好的生活前景。那么用什么为这种最初的“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辩护呢?只有让不平等有利于最少受惠者,通过制度调节使最少受惠者获得最大利益才能解释其合理性。社会处于链式联系中,在平等条件下,处于有利地位的人比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有更大的优势,当最有利者获利时,最不利者未必获利。但政策向最少受惠者倾斜后,处于链式联系中的中等条件者和上等条件者由于自身的优势依然会获得利益,于是社会的所有阶层都会获利。2.差别原则的三个平等倾向罗尔斯概括了差别原则体现的三个平等倾向,即补偿性、互惠性和博爱性。首先,补偿性是对弱者的补偿,以拉近强弱之间的距离。它改变了社会基本结构的功利主义目标,使整个制度不再热衷于效率优先和精英治国,而更多地惠顾不利者,寻求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使社会的整体目标体现平等。其次,差别原则是一种互惠原则。这里的互惠性是指社会结构中各阶层之间具有互惠互利的倾向。互惠的理由发轫于社会合作体系,每一个人都处于社会合作体系的链条中,差别原则为合作体系提供了一个自愿的平台,公平正义原则满足了人们天然的公平感,不同阶层的人们在自我感觉平等的前提下才愿意加入该体系。第三,差别原则用平等的维度解释了博爱原则。罗尔斯认为:“博爱的理想被认为是想在一个较大的社会成员之间建立那种不现实的联系带……看来,我们最确信是正义的那些制度和政策满足了博爱的要求,至少是在它们所允许的不平等有助于较不利者的福利的意义上。”[2]106博爱所惠及的对象应该是所有社会成员,但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最少受惠者是博爱之光最难照耀的地方,他们缺少改善生活的手段,需要社会制度的倾斜。差别原则满足了博爱的要求,它的立足点是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博爱有了理论支撑点而摆脱空泛的道德空谈。因此,差别原则是对博爱的一种解释,体现了平等倾向。 平等的划分与实现顺序 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体现了平等的不同倾向,其中把正义原则放在词典式序列中体现了他对实现平等路径的独特思考。平等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当代美国法哲学家博登海默认为:“平等乃是一个具有多种不同含义的多形概念。它所指的对象可以是政治参与的权利、收入分配的制度,也可以是不得势的群体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它的范围涉及法律待遇的平等、机会的平等和人类基本需要的平等。”[3]用不同角度观察平等,其含义不尽相同,按领域可划分为政治平等、社会平等、经济平等;按范畴可划分为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按程度可划分为绝对平等和相对平等。平等的评价标准也可以分为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 (一)政治平等、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平等的最基本分类是按领域划分的政治平等、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政治平等是人们平等地享有一切政治权利,它是人类迈向现代文明的关键一步。它优先于其他平等,政治平等大抵相当于罗尔斯第一正义原则。第一原则优先于后面的原则,并进行词典式排列。所谓社会平等是指机会的平等,相当于罗尔斯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这种平等排除了出身、性别、宗教的差异,强调人在社会生活中拥有公平的机会,它的范围遍及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果政治平等是宪法确认的硬性规定,那么社会平等渗透到生活的各个细节,它植根于人们行为习惯中,渗透在人们的意识里。经济平等是指人们平等的分配财富和资源。如果政治平等是拥有政治一系列权利的资格,社会平等是拥有平等的机会,那么经济平等是实质意义的分配平等,它直接关系到每个人切身的利益。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就是鉴于经济平等的意义而提出的。三种平等分别可用罗尔斯的三条正义原则表示,它们不但内容不同,代表的价值不同,实现顺序也有差异。政治平等是社会平等的前提,经济平等只有在实现了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的基础上才可能完成,这是因为:(1)政治权力在调解收入分配中的重要作用决定了实现政治平等的优先性。所谓政治权力,“它是某一政治主体依靠一定的政治强制力,为实现某种利益或原则而在实际政治过程中体现出的对一定政治客体的制约能力。”[4]它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政治权力具有强制性,它是权力主体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权力客体并使之服从的能力。第二,政治权力具有专业性,它由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充当相应角色。第三,政治权力具有自主性,一旦产生,权力主体便难于驾驭。由此可见,政治权力的特征决定了它能承担起社会资源二次分配的职责。正是由于政治权力的强制性、专业性和自主性,人们只有平等地拥有权利,才能有效地对权力进行监督,政治权力才能在理性的框架内运行。只有理性之花方能结出善良之果,用理性的权力支配社会、调节经济,方能获得优良的成果。(2)政治不平等会孵化出特权阶层,从而造成社会、经济上更加严重的不平等。权力是支配、占有资源的强有力手段,掌权者会想方设法利用手中的权力攫取各种社会资源。除了腐败和寻租,掌权者还会设计出为自己牟利的政治制度。因此,政治平等是规范政治权力的重要工具,政治平等是其他平等的前提。如果没有实现政治平等而一味追求经济平等,这种经济平等起初是表面的,之后是虚伪的,而政治上的不平等却是空前的、绝对的。因为政治平等消除了政治上的特权阶层,社会平等打破了身份的限制,政治权力在理性的框架内运行,社会机会在平等的条件下向社会开放,经济平等才可能完成,如徐友渔所言:“政治自由不可避免地通向经济平等,即使我们只承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也会导致再分配式的平等政策。在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下,决策的结果最终由一人一票的机制决定,大多数民众的平等要求会在很大程度上实现。政治平等即使不能在政治哲学家那里得到理论理性的证明,也能通过投票程序得到合理性的证明。”[5]因此,只有处于社会最不利者打破统治者对权力的垄断,实现自身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才能为自己争取到权利,最不利者才拥有反抗不平等的坚实后盾。(3)从实现的难易程度来看,政治平等最易实现,其次是社会平等,经济平等实现起来困难最大。因为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可以通过国家颁布法律实现,它是一种资格,具有形式意义。而经济平等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具有实质意义。政治平等是一种通过普遍赋予的方式给予全体人民,而经济平等必须以不平等的方式实现。因为政治平等是一种资格、一种权利,可以通过国家的行政、司法等救济机关保障。而经济不平等是一种常态,人们的天赋不同,获得的收益自然不同,而人们的天赋又不能平均分配,因此需要国家用强制力进行二次分配,通过增加弱势群体的 教育、增加富人的累进税和遗产税来调节二次分配。它的实现首先是对有利于弱者不平等的承认,就像罗尔斯差别原则所设计的,使不平等有利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4)罗尔斯在作为公平的正义中设计了两个优先原则。“我们也许能把原则放入一种词典式的序列中去。这是一种要求我们在转到第二原则之前必须充分满足第一原则的序列,然后,在满足第二原则之后才可以考虑第三原则,如此类推”[2]42-43。为了说明第一正义原则对第二正义原则具有优先性,罗尔斯指出,基本自由保护了人们的切身利益,而这些切身利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罗尔斯还引出了个人与社会合作的概念。他认为,社会合作总是为了相互利益而进行的,这意味着它涉及到两个因素:第一个是一种共享的有关社会合作的公平条件的观念,罗尔斯把这一因素称为‘通情达理的’;另一个因素是指每个参加者的合理利益,罗尔斯把这一因素称之为‘合理推理的’。有关合作的公平条件的观念应当是共享的、一致的,而有关每个成员自身合理利益的观点则是容有广泛差异的。社会的统一性不是在于后者,而是在于前者,即在于所有个人都同意合作的公平条件”[6]。罗尔斯从达成社会合作的角度来确定两个原则的优先性。人们为了相互利益进行合作,首先考虑的是切身的社会利益,以政治平等为代表的基本自由正是人们切身利益的表现,满足这一利益之后才考虑合理的利益,即经济平等。社会的和谐首先是切身利益的满足,之后才是合理利益的分配。由此可见,罗尔斯对两个优先性原则的设计论证了政治平等优先于社会平等、社会平等优先于经济平等的实现顺序。 (二)第一部分表达的是一种形式平等,第二部分表达的是实质平等,罗尔斯这里又设置了一个优先原则,两个部分按照一种词典式的顺序排列,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优先于差别原则,也就是说形式平等优先于实质平等,当形式平等的所有条件都满足后再去实现实质平等。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表达着不同的含义。形式以规则、程序的方式表达出来,形式平等就是规则的平等、程序的平等。当然,程序、规则公平的实现需要一定条件,首先,程序、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表达的就是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公职和职位公平地向所有人开放是程序正义的背景,“公平机会原则的作用是要保证合作体系作为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除非它被满足,分配的正义就无从谈起,即使在一有限的范围内”[2]88。其次,程序和规则必须被严格执行。树立法律权威,法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为了自由,做法律的奴仆”,这是纯粹程序正义的要求,也是依法治国的内在精神。形式平等既要保证形式框架内每个人的平等,也要确立形式本身的权威。只有这样,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才能实现,形式平等才能落实。另外,实质平等体现的是利益的平等。人们的自然趋向是产生不平等的根源,人是千差万别的,天赋、能力、性格、旨趣等方面的差别是难以抹去的,从任何平等的水平基点看,差异都是无法回避的。要缩小差距就要用一定的外力进行干涉。差别原则在承认差别、承认不平等的基础上把外力的干涉定格为追求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上,以此保证实质的平等。从价值哲学角度看,形式平等体现的是对人类整体价值的评价以及对抽象的人能够实现价值的肯定,但是当把人还原为具体的、一定历史条件下鲜活的个体时,每个人实现价值能力的差异便显现。作为人类整体的价值与作为抽象的、整体意义的人的价值是有区别的,正如李德顺所述:“承认人的价值是普遍平等的,这是人的尊严所在。就是说,人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人的先天或自然的条件,而是取决于人在自己社会关系中的选择和创造。但并不等于说,任何人都有普遍相投、毫无差别的价值。恰恰相反,愈是权利和起点平等,就愈是会出现事实结果的差别。人与人相比,由于能力条件等不同,在同质价值上必然会有量的大小、深浅、久暂的差别。”[7]实现价值的量即为实质平等。形式平等总表现为抽象意义的人,而实质平等为具体鲜活的人。但抽象的人和具体的人并不矛盾,他们是构成人的两个维度,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也是观察平等的两个维度。总之,形式平等体现起点平等,实质平等体现结果平等。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指的是起点平等,而差别原则保障的是结果平等。两者其实存在一定的二律悖反,如果仅考虑到起点的平等,那么由于人的个体差异,结果必然不平等。如果像罗尔斯差别原则那样,把不平等建立在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的基础上,那么必须施加外力进行干涉,起点的平等又被打破,社会为最少受惠者而剥夺有利地位人的利益。罗尔斯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是把人们放入链式联系的合作体系中,合作使每个人的利益增长,每个人都会在合作中受益。但处于有利地位者一开始就比处于不利地位者有更好的前景,这造成合作体系带给每个人利益的不平等。合作体系的特征是自愿加入,如果不利地位者认为合作体系严重不合理就会用疏离或以明示拒绝的方式加以反抗,合作体系就无法正常运行。因此为了维护合作体系的运转,就要优先考虑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他们的利益增长了,有利地位者和中间阶层的利益由于自身的优势也会增长,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在罗尔斯的调和下实现统一。 罗尔斯的平等观 对当代中国的启迪罗尔斯的平等观博大精深,不但为政治哲学的思想大厦增添新的内容,而且为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提供理论启迪。第一,优先性原则的启迪。罗尔斯在两个正义原则的关系上确立了第一原则优先于第二原则,两个原则之间进行词典式排列,即第一原则的条件没有充分满足不能进入第二个原则。这意味着社会必须充分满足民众基本的政治平等和自由权利,才能去着手实现社会与经济的平等。这对当代中国规划实现平等的步骤上具有重要启示。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在经济上实行绝对平均主义“大锅饭”政策,在人民没有充分享有基本政治权利的条件下实行经济平等,结果造成人民生产积极性的巨大挫折,生产效率低下、经济发展缓慢。这种绝对经济平等实质上造成了共同贫穷,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改善。而在政治领域,政治权力得不到监督,政治生活中封建主义家长制、“一言堂”等专制现象大量存在。缺乏监督的权力粗暴地干涉社会、经济生活,酿成了“”、“化”、“文化革命”等一系列错误。历史的经验与教训验证了罗尔斯优先性原则的正确。在没有实现充分的自由权利的前提下去追求经济平等,这种平等起初是表面的,后来是虚伪的,而政治上的不平等却是空前。因此,当代中国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使人民充分享有基本的政治权利,使政治权力在宪法和法律的监督下理性运行。在人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的前提下,运用政治权力对经济不平等进行干预,从而实现经济上的平等,使全体人民达到共同富裕。在改革步骤的选择上,率先开启政治体制改革,规范权力的运行规则,保障全体人民的基本权利,然后运用理性的政治权力对经济不平等进行调节,最终争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第二,制度原则优先于个人原则的启发。罗尔斯正义论的主题是社会基本结构,重心是社会主要制度对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配。罗尔斯所论述的主要制度指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及社会安排。正义原则为主要制度提供了原则,平等的原则通过社会基本结构和主要制度实现。因此,解决中国改革中的问题要首先注重制度建设。个人的平等要依靠社会基本结构来实现,个人是制度中的一员,个人平等的实现完全依赖于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在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单纯追求个体的平等是难于实现的,个体在强大的制度面前微弱而渺小,解决了某个个体的平等,会有其他无数个体的不平等涌现,而制度是产生不平等的温床。实现平等就要建立体现自由、平等价值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单纯对个体的补偿与抚恤。另一方面,制度优先原则对于治理中国发展中面临的腐败问题也有重要意义。制度是产生腐败的温床,一个良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不能为恶,而一个腐朽的制度会让好人变坏,会让权力不受约束而滥用。“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伟大人物也几乎总是一些坏人,甚至当他们施加普通影响而不是行使权威时也是如此;而当你以自己的行为增强上述趋势或由权威导致的腐败真的出现时,情形更是如此”[8]。因此,根治腐败就要对权力进行监督与制衡,对 制度进行规范。因为权力自身有扩张的本性,权力的扩张是无止境的,只有到达一定的边界才停止。只有扩大人民政治上的基本权利,才能改变社会基本结构中政治权力的中心地位,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在政治制度设计上,当代中国的紧迫任务是建立权力之间相互监督、制衡的机制,建立健全民主法治,在制度上根本遏制腐败。第三,对弱势群体的重视。罗尔斯平等观的落脚点是弱势群体,核心是改善最不利者的不利境地。不平等是针对不利者而言,只有他们才在不平等中煎熬,才真切地感受到不平等的境遇。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正是针对最不利者提出的,代表了弱势群体的心声。这对解决当代中国贫富差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诸多有益启示。首先,罗尔斯认为平等的实现依靠调整社会基本结构,依靠调整社会主要制度重新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为了实现平等,政府制定政策应该向最不利者倾斜,强化对弱势群体的政策支持,并使政府成为调整社会再分配的主导力量。社会中处于有利地位的人往往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更容易控制政府决策,使政府决策向其倾斜,而最不利者占有资源少,社会影响力有限。只有通过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政府,才能最大程度地代表普通民众的利益,照顾最少受惠者的利益,使政策向弱势群体倾斜。其次,罗尔斯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认为,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社会最大的不平等不是由于个体差异导致的不平等,而是社会制度引起的机会不平等。当前,影响中国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是垄断资本、权贵资本、官僚资本对资源和市场的控制,它们的存在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有序竞争,阻断了价格机制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榨取了高额的垄断利润,增加了社会的不平等。只有清除市场经济的毒瘤,使每个竞争者平等地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才能实现经济领域的机会平等。在政治领域,只有继续健全民主法治,才能实现政治上的平等,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后,差别原则要求社会的不平等向最不利者倾斜。这就要求政府增加教育投入,让每个人都平等地接受良好的教育,用教育缩小个体差异,减少因自然禀赋差异造成的不平等。政府应该增加累进税,提高对富人的税率,用税收为最不利者增加福利。政府还要加快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健全社会福利体系,形成一套完善的社会政策与社会服务系统,让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惠泽每一个社会成员。这既是社会公共政策的选择,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国家通过立法确立福利政策,运用行政手段调整社会财富二次分配,对基本生活有困难的弱势群体给予更多的帮助和照顾,满足社会成员基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使全体人民普遍受益,从而降低改革的社会成本,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的“安全阀”作用。总之,最不利者是不平等的最后呐喊者,只有关注最不利者的切身利益,政策的重心向弱者倾斜,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平等 政治哲学论文:两种马克思政治哲学概念 一、政治事物的本质与两分法 列奥·施特劳斯曾说,政治哲学既在于认识政治事物的本性,也在于认识公正的或好的社会制度。 但我们并不能谈论单单一种政治哲学。政治哲学作为概念和范畴在西方古今实际上并不一致。一种政治哲学的概念和范畴,就像是一张撒出去捕捉政治现象的网,像是这个或那个政治哲学家如何撒网、收网,即如何提出讨论或回答上述问题。沃林说,政治哲学家都会按照一种对他而言的有意义的和相关联的方式对政治现象进行分类,其分类的方式和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立场。结果只能是,“他挑选了一张特殊的网,并把它撒到了一个选择好的地方”。 沃林说到关于政治哲学的分类法,确切地说,应该是两分法。分类是分类,两分是两分。这个区别里面包含着值得深思的意思:政治哲学家对政治领域事物的判断,一般说来,不是分类而是两分,诸如赞成或反对、选择或排斥、好或坏、敌或友这些两分,但他们并不是要把天底下的所有政治现象打包分成两类,一类好一类坏,一类敌一类友,一类赞成一类反对,一类选择一类排斥。好的政治事物,除了好,并没有包揽无遗,若说好的就是例如强的,那也只是说明好和强这两个概念有某种关联。反过来讲仍然正确:好的不一定必然是强的;再例如,敌和友是“整齐对称的”(所谓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这只是说,敌友两分是通向政治现象道路上具有显而易见性质的两分,而不是说,对天底下的所有政治事物的分析均可诉诸这种清清楚楚归入敌或友的类别。假如把所有的政治性的对立都追溯至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抉择,只是意味着最终归结为政治自身统一体,以满足追求纯粹、除尽余数之答案的冲动。同样,敌友两分的标准绝不意味着某个政治单元与另外某个政治单元永远为敌或永远为友,也不意味着一个中立性政治单元不可能存在或在政治上没有意义。这一点即便是强调划分敌友是政治的标准的施米特也是承认的。所以,只要政治现象存在,就必定是多元主义的。政治的本质包含在这个问题之中:无数的个体能够以什么方式聚集在一起,他们能够做什么? 如此,为了说明某个政治现象,我们或许可以做如下区分:有时从某个视角看,我们看到的政治事物真的存在,有时它并不真的存在。例如,若我们把讨论和公开性看成西方议会民主制的两个基本原则,我们就会看见它具有真实性,至少在公开讨论被认真对待和执行的时候是如此。但是,“讨论”在这里是有着特殊的内涵的,即不受党派利益的束缚,不追逐利己主义的利益,这是讨论者应该秉承的共同信念。今天,我们都怀疑这种责无旁贷的信念状态几乎名存实亡了。不过,我们最后恐怕也不会去取消真和假、表面和实质的两分去观察议会民主制。因为,即便这种怀疑也是属于议会民主制的本质性方面,它并没有什么东西原则上禁止这一两分,相反,我们会借助探讨论证性的公开讨论的方式,探讨何谓“真正的讨论”中的公开性或何谓讨论中的“空洞的形式”等等状况之间的差别和联系。因此,从这个例子看,重要的是,具体分析怎样通过这一两分来进行政治概念论证的途径。 二、马克思政治哲学与两分法的联系 众所周知,有些人把马克思哲学混同于社会哲学或经济学,但我们并不打算说马克思哲学不是政治哲学。在我们看来,要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经常要对照另一种政治哲学例如古典政治哲学或现代政治哲学来理解。实际上,大多数哲学家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相关阐述都是通过两分来思考和言说的。这一点存在着广泛共识,但至于采用哪一种两分来思考和言说,那便众说纷纭了。这是因为有许多种两分,要把这些个两分梳理清楚看上去并不容易。 例如,按照流行的看法,真正的政治哲学都是沿着整个历史时间延伸的多种意义的传统。因此,我们可以从中概括出两种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概念:如果从传统与创新的两分来看,那么由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肇始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主导了接下来的所有的政治思想。即便那些反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也就可以用颠转或融合到柏拉图思想来诠释。换言之,马克思政治哲学概念就包含在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的发展史与反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的发展史之中;从纯粹形式的方面来看,这种概括虽然只是基于外在整饬的两分法,倒也是呈现出试图在同传统与现代相互纠弹中揭示马克思政治哲学性质的意图。根据列奥·施特劳斯对柏拉图式政治哲学史的精细研究来说:比较于前现代政治哲学的“清明”和“温和”,包括马克思政治哲学在内的现代政治哲学就令政治“走火入魔”了(“改变世界”压倒性地优胜于“解释世界”)。依施特劳斯的具体分析,假设前现代政治哲学具有一个基本的统一性,那么我们就可以把现代政治哲学基本上看做前现代政治哲学的反映。 也许,有人会问:这种一体化的理解没有危险吗?不同的政治哲学都用柏拉图主义或反柏拉图主义这个说法统一起来,它们之间的重要差异不依然伫立在那里吗?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暂且不论,因为我们毕竟不可能避免概括和两分。否则.许多由与传统对撞而来的道理也就说不清楚了。试图重新解释政治哲学范畴的沃林就说,“传统的顽固性使得像霍布斯、边沁、马克思等,终究都接受了传统中如此之多的成分,以致他们既不曾摧毁传统,又未能将其置于一个全新的基础之上。相反,他们仅仅扩大了传统而已”。承认这种一体化的设想,或者更确切地从否定方面讲:不否认政治哲学家的原创得益于传统,这是所有理论创新之可靠无欺的经验基础。喜欢上溯到西方传统的源头思考问题的阿伦特说,尽管马克思把传统颠倒过来了,但是马克思政治哲学“并没有真正摆脱柏拉图的理念”。对阿伦特来说,“并没有真正摆脱柏拉图的理念”这句话意味着:西方这个柏拉图主义传统的力量对于西方人思想的控制,从来都和西方人是否意识到它无关。而且这之中的情形是,不管怎样,革命乃是行动者受到来自传统源头的伟大力量的激发,并始终从传统源头中吸取力量。 我们今天很可能会怀疑说,这些例证使人产生误解,以为马克思政治哲学并没有为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作出创新性贡献。如果果真可以像沃林、阿伦特描述的那样,把西方政治哲学论述的传统分为两种情况,那么它们尽可以一网打尽,称所有的政治哲学不是柏拉图式的就是现代式的,但不同的政治哲学的差异并不因此消失,我们仍然需要在政治哲学这个概念的基本根据和前提的基础上区分我们平常所识别的被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卢梭和马克思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差异。如果有些人看到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真的”存在于延续不断的政治哲学传统中,相反,其他人却不以为然,他们将马克思政治哲学理解为对传统的激进变更,那么我们就应该注意到,这两种情况是不对称的、不平衡的。问题在于,我们不是应该在传统与非传统中做出区别,而是在传统、时代、历史、经验或理想等等中做出区别。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强调政治哲学传统之顽强影响力的沃林却说:一个时代的政治经验从来不曾与另一个时代完全相同。政治概念和变化中的政治经验是个游戏过程。不同历史时代的政治理论家即使使用相同的概念,说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事。因此,重要的政治哲学派别必有一些独特的东西。 我们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明传统与创新,这两分可以称为常规与特例的两分:我们认为,但凡像马克思这样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他延续传统的概念和范畴决不是要恢复传统,而是要在传统的框架之外重建历史过去的意义,并对传统的框架打入楔子。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看到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已不再真正地、原初地指向传统,说它超越传统是正常情况,有些人看到的马克思政治哲学没有摆脱传统力量的束缚则是正常情况的偏离,即特例。这种有关正常与特例的特定的两分有种种特点,马克思自己会用特别的词汇来说明他的政治判断与传统的关系。例如,马克思对传统的批判的有关说法是,“一切已死的先辈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848年的革命只知道拙劣地时而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像一个刚学会一种新语言的人总是要把它翻译成本国语言一样;但只有当他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在观察世界历史上这些召唤亡灵的行动时,立即就会看到它们中间的显着差别。”马克思对传统批判的这一根本感觉是:一方面,他感受 到如“梦魇”、“亡灵”般的传统的持久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当他说忘掉传统就要像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一样时,他显然更看重对传统的超越。 这里,马克思给传统一些特别的叫法:“梦魇”、“亡灵”等等,带有“并不真的存在”这个特别的寓意,但他没有给正常看到的情况什么特别的叫法。在马克思眼里,每一个重要的政治哲学派别开启新风尚和摆脱传统的情况实际上是属于常规。给正常的情况赋予特别的称谓纯属多余。这个例子也是告诉我们,柏拉图追问正义,卢梭宣称人生而自由,马克思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都是对封闭于既定思想的解放。所有这一切看起来完全就好像人类在一种特例情况下允许了一些他们的传统禁止自己做的事情。这也意味着在政治概念和变化中的政治经验之间的各种各样的游戏中,我们不能以为有“游戏”这个词,就认定但凡我们“游戏”的事物就必定有共同点,或者我们是由于它们的共同点例如它们要求尊重某些政治规则而把它们称为游戏。因为众所周知,游戏的意义与其说在于其内容,不如说在于其游戏本身。因此,对于马克思政治哲学而言,在政治概念和变化中的政治经验之间的游戏过程中,重要的是看到它们中间的显着差别。究极意义而言,政治哲学问题,是对差别的尊重。 三、真正的共产主义与新唯物主义的联系 我认为我们最好从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探讨的问题的个别性而不是从政治哲学学科或传统来了解它。那么什么是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探讨问题的个别性呢?对于一位像马克思那样生活在整个工人运动以实现共产主义要求的哲学家来说,政治哲学的当务之急是将社会秩序的激变、社会秩序的现行颠覆、运动的解放者客观化,而马克思同时就成为新唯物主义者。在这样的意义上,科学社会主义不仅有经济学的基地,而且是同样立足于哲学世界观即唯物主义之基地上。在后一方面,马克思深受英、法唯物主义的影响,但作为一位革命者,他在探索使每个人都有社会空间来展示他的重要生命表现的条件的彻底性方面却远远超过了他们。 按照通行的想法,共产主义是一种“以科学预言的相反形式坚持着信仰的特征,坚持着‘对人们希望的东西的某种信赖’”(卡尔·洛维特语)。就是说,共产主义也是把彼岸的圣经信仰彻底此岸化。这么说来,人们也把凭借纯粹人类的手段在尘世建立天堂的学说当做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看待。在我们看来,这确实就是马克思声称在《共产党宣言》里所做的事情:用纯粹人类的手段消灭国家、消灭阶级等等。但肯定不能由此说马克思把圣经信仰世俗化了。在这方面,自然有其他人作为代表。我们将扼要地把旧唯物主义同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作一个对比。在这里我们只需大略地叙述一下霍布斯的人观和法国唯物主义的人观。 我们看到,霍布斯所声称的知识和观念起源于感性世界的观点,消除了培根唯物主义中的有神论偏见。但他又保留了圣经起源的思想习惯。他建构国家的起点是对自然状态的恐惧;其目标和终点则是文明国家状态的安全。令人惊奇的是,他所展示的国家,也即被其描述成一台纯粹的机械发明机器,也相当于人之机械观念放大了的镜像。他将人类生活固化为一种基本的两分:自然状态下的类人狼之无法控制的傲慢和激情的生活,与社会状态中人仍然保留了自然状态中意识到的互相和共同的恐惧的生活。在政治中,人们面对的是敌人。正当社会秩序的建立无它,仅仅需要的是细密精巧的制度(所谓无法则无罚)。政治现代性的结果是,国家几乎总是使得人们团结的期望落空,因为它自身就是使得人们疏离的象征。我们清楚地看到,仅仅提及国家的机械化和人的机械化就会令人想起环境造就人的法国唯物主义神话。但是,不同于霍布斯“漠视人”的唯物主义,在一些法国唯物主义者那里,人是自由的,但人之不自由的意象构成了正当社会秩序建立的另一面。由于法国唯物主义强调人性本善和人们天资平等,并迎合正在到来的机械—工业革命,立法者和教育者形象就压倒和盖过了所有其他关于国家的建构。不管它们是否确切,此后,法国唯物主义的许多刻画都成了非常流行的话,比如,人最需要的是人;美德就是为组成社会的人们谋利益;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一些观念,比如,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他们在自己世界观范围之内作了如此彻底而系统的思考,以至于在晚些时候,这些思考作为比较有科学根据的法国共产主义者之政治实践而产生理论效果。 但在马克思的着作中显然可见的是,法国唯物主义者在关于唯物主义的概念上并不与马克思一致,正像这里的共产主义学说一样,其本质也不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这里马克思所说的要义是:共产主义,即真正的集体能够把一切超越于政治的差异不再通过国家这个中介结合起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马克思用一对基本的两分来设想人类社会,即“‘市民’社会”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这一基本的两分分别被当做了旧的与新的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奠定唯物主义之上的这种着名的两分的内涵是:旧唯物主义把基于自身保存的单个个人的力量当做政治正当性、现实性,与此相反,新唯物主义根据社会力量来衡量人的天性发展之正当性、现实性。进而言之,法国唯物主义学说虽然与19世纪英国和法国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具有联系,但却暴露了它的哲学基础之强烈的还原论及其个人主义特征,这个特征无法在其哲学基础之内消除。因此,我们有理由提出这样一个更深入的结论:法国唯物主义的确也“把唯物主义学说当做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但它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建构没有可比之处。因为它无法打开一扇通往充满希望的未来秩序的大门,在这个秩序中,人们认识到自身固有的社会力量而不再以敌对的双方之间冲突即政治力量的形式组织起来,人们将能够过上真正属人的生活。也就是说,只有到那个时候,唯物主义才真正同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 然而,今天在这里,要公正地对待马克思政治哲学带来的变化,也许如果不借助现代性政治便无法想出这种巨大变化的可能性。这里,我仅仅限于讨论马克思对政治解放幻象的揭露:只要是稍具辩证法头脑的人都不会一般地否认现代政治哲学标举的自由、平等和博爱之间不能分割的统一性,它们是相互作用的,因而也不能一般地否认自由、平等和博爱。然而,自从把个人财产权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开始,就注定了自由、平等被狭隘化了。自由被狭隘地理解为个人追求财富的权力,平等则被狭隘地当做政府分配财富的权力。而博爱则是被当做奇迹,因为它并不能被法律制度规定的。因为它触及差异性问题以及这些单个个体在同一个政治进程内如何共存的问题。简言之,从何处开始就得与敌人面对面的本质性边界问题。因此,人们从来不会将通过友爱的解决方法与通过集体占有生产资料的解决方法相提并论。这里,对于我们来说有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哲学基本问题是:政治集团是否一定源于并基于斗争?假如我们考虑到那些与马克思的自我理解相关的陈述,在此必须敢于说出这个可能将我们引入歧途的词——友爱。我们知道通过友爱来解决政治和社会异化是困难的。为了反驳友爱这个词的唯心主义的政治用法和宗教用法,我们在这里无须重复大家都已知道的马克思的观点。可是,谁说在政治的理解上马克思还不曾使用它?正如阶级斗争曾将我们不幸地封闭于阶级意识;同样,友爱,也曾与政治严格分开;因此,当我们说必须恢复马克思的斗争哲学的可争议性时,我们的意思是:有两种指涉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概念:友爱政治哲学与斗争政治哲学。这种两分不是马克思政治哲学与非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区别,而是在普遍超越观念方向上,亦即在共产主义这个词应有之义上,找到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之如琴瑟般的和谐。至于这两种政治哲学在马克思那里的联系,还需要在别的地方详尽地加以阐述。 政治哲学论文: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运用 普通高中政治教学本身就涉及许多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内容。作为高中政治教学工作者,我们如何将这些哲学思想运用到教学实践中,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我结合多年的教学经历,分析一下在实际教学中,应如何以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和内外因辩证关系的原则,并阐述它们对高中政治教学的指导作用。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真理和科学理论正确地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能够指导人们提出正确的实践方案。因而,理论联系实际,成为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 现在,高中思想政治实行新课程、新教材,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方法仍然没有过时。然而,课程标准变化了,教材变化了,即教育理念变化了,因而这一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也应该被赋予新的内涵,或需要更加全面地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方法,那就是:在具体做法上,要做到从实际到理论,是从实际、生活中概括出理论,抽象出理论,而不只是用实际去说明理论。这样,才是真正的坚持了实践第一的认识论精神,才是全面的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就高中思想政治课的课堂教学而言,根据素质教育的要求,结合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性质、任务和特点,课堂教学必须坚持全面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实现获取知识、发展能力和提高思想品德素质三者的和谐统一。 高中思想政治课的课程标准序言指出: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以邓小平理论为中心内容,简明扼要地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和政治学的基本观点,以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常识。它是根据教学理论和学科知识的逻辑关系组织起来的完整体系,并通过独立教学形式,实现其教育功能,其深刻的思想性是以知识的准确性、科学性作为前提的。能力通常指个体适应并胜任某一活动和调节自身行为的心理可能性和现实性相统一的品质。个体的某种能力,不仅表示一种具体的心理过程和状态,而且表示一种具体的心理活动水平。在现在的社会,因为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知识呈现了指数形式增加、更新周期短的特点,随之而来的则是科学技术的信息化、数字化、电脑化、生态化等特点。因而,这就使人类在实践上有了更高规模的广度和深度,从而也对现代人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对学生能力的培养特别重视的原因。 中学思想政治课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显着特点就是它既是智育课又是德育课,是学校德育工作的主渠道,它担负着培养学生思想政治品德素质教育的任务,这是其他学科或学校其他教育活动所替代不了的。 教与学,师与生是贯穿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的最基本的一种关系。教与学、师与生各以对方的存在为自身存在的前提,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双向关系,是主导与主体的关系,二者统一在动态的教学过程中。所谓教师的主导作用。是指教师在教学中处于指导者、组织者和教育者的地位。教师遵循学校的培养目标和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与特点,对学生进行施教和指导,促进其素质的全面发展。其次,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应当主动地,而不是被动地学习。学习就是对知识和方法的内化过程,而这种内化的先决条件是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充分发挥学生主体的能动作用,促进学生主动、生动、活泼地学习,这正是素质教育赋予课堂教学的主要任务。从哲学角度看,师生关系是内外因的辩证关系。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学生是内因,教师是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也就是说,教师是否真正发挥了主导作用,表现在学生是否具有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教师的主导作用发挥得越好,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独立性和创造性也就越强。反之,没有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学生内心不启动,教师的主导作用也必然会落空,也就不会产生积极的教学效果。所以,只有教师与学生、教与学之间协调活动,双方紧密配合,使学生真正获得学习的主动权,才能优化课堂教学过程,提高课堂教学效益。发挥“主体与主导”作用的基本要求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积极地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并且要注意学生的主体作用,要从根本上做到外因诱导与内心启动相结合,应做到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提高教师对实施素质教育的自觉性,牢固地树立起素质教育观。 其次,激发学习兴趣,师生心理同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只有当人们对于即将获得的知识有兴趣时,才会带动自己认知的需要。认知需要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人体当中对于学习的一种内驱力,是指使人们去学习的一种动机。当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困难以及挫折时,它会激发学生面对此积极勇敢的面对,不退缩、不畏惧。 再次,课堂教学交流多向化。从信息论角度看,课堂的教学过程是一个以教师与学生作为输送者和接收者的两个媒介,以此来接受信息的传递,使信息可以顺利地完成输送的过程,即师生之间,生与生之间。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积极地成为教学信息传递的中心,促进学生之间的互相传递,在课堂上尽力调动学生对于学习的积极性以及主动性,以此来强化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 政治哲学论文:中共群众路线的政治哲学基础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很有必要,尤其是活动中的为群众办实事、抵制腐败等做法也很好,因为党要管党,就需要经常整肃队伍、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与时俱进,以巩固政权基础、提高执政能力。不过,群众路线并不仅仅是党和干部为群众做好事的善举,更是中共自身的政治品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功能属性;走群众路线也不仅仅是开展各种活动,而是中共一以贯之并随时随处的基本工作方法。因此,要使群众路线持续有效,还有必要进一步提高群众路线理论认识的自觉性,尤其是必须说明群众路线的政治哲学基础。 事实上,群众路线是的发明,并在长期实践中逐渐成为中共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策略的根本出发点和指归,同时也是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理论贡献。因此,群众路线既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实用主义,而是具有明确的政治哲学基础的政党理论及其实践策略。从学科角度讲,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的价值导向和规范要求,也就是说,政治科学侧重的是对事实如何的描述,而政治哲学强调的是对事物应该如何的导向。因此,指明并阐述群众路线的政治哲学基础,具有指导群众路线实践(包括当前的教育实践活动)的理论意义。大体说来,这种政治哲学基础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价值论、本体论和方法论(及其认识论)。 一、价值论:共同事业 从学科分类来讲,价值论有两种含义。一个是政治经济学关于劳动价值(value)的理论,另一个是指作为人文社会科学本身的基本范畴的价值论(axiology)。前一个理论主要研究劳动能够、并如何具有什么作用,以及这种作用能够、并如何用来等价交换,也就是值多少钱。后一个理论主要研究人文和社会领域自身的价值,也就是人们为什么需要、并如何判定好的理想,以及各种好的理想的等级或重要性,所以这个理论也叫做“价值哲学”。 不难看出,上述两种理论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关于什么是“值得”及其衡量方法和标准的研究。群众路线既是值得做的好事,也是道义为善的理念,但它基本上不涉及劳动价值问题。因此,从分类学角度讲,作为群众路线政治哲学基础的价值论应该属于上述后一种理论,通俗地说就是实行群众路线的“值得”与否及其衡量标准。显然,几乎没有人怀疑实行群众路线是“值得”、甚至是应该的、必须的,但现在的问题恰恰在于,对于这种毋庸置疑的支持因素或根据、也即衡量标准往往是片面的。换句话说,提出价值论层面的政治哲学基础的主要现实意义,就在于指出和纠正群众路线认识方面的这种片面性。 上述片面性,就是作为价值针对的“值得”的单方面性,在认识上主要有三种体现。其一,由于群众路线具有实事求是的特性,坚持群众路线有助于(甚至才能够)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并取得预期胜利和提高工作绩效,所以中共必须采取群众路线。其二,由于群众路线对群众(作为主体)或者社会(作为主体条件)是有好处的,比如能接受更好的服务、得到更多的利益(或实惠)、以及能对中共和政府实施更有效的监督等,所以应该执行群众路线。其三,中共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所以必然实行群众路线。这三种看法的共同结论,就是指群众路线是值得的。但是,这三种看法分别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的。“其一”是从中共角度讲的,叫做只有采取群众路线才能达到目的;“其二”是从群众角度讲的,叫做只有实行群众路线才能得到好处。“其三”也是从中共角度讲的,叫做因为中共是为群众服务的所以它要走群众路线。 上述三种看法都是对的,也都符合事实。但是,如果价值针对的“值得”仅止于此,仍就是一种片面性,因为它们不仅都无法回答“为什么”值得,而且都是各用各的标准,所以逻辑不一、衡量结果缺失真值。就“其一”的标准来讲,或者是中共的政治导向根据不足,或者是中共的政治品格缺乏特性,所以或者不能说明必须达到目标预期和工作绩效的理由,或者无法区别为什么只有中共而不是其他什么政党必须实事求是。就“其二”的标准来讲,或者是一种实用主义的交换,或者是一种民粹主义的预期,所以或者不能回答当需要群众忍受牺牲的时候群众路线是否仍然“值得”,或者群众路线就只是中共单方面的责任。“其三”的标准明显是一种自我循环论证,而且也是针对中共的。不过,相对说来“其三”的问题涉及到中共自身的政治性质,所以为了避免重复,将此放到下面本体论再一并分析。 由上可以看出,如果仅仅从中共或群众任何一方来看问题,得出“值得”的根据都是不全面的,而且标准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即使将这两方面(包括“其三”)加起来或者结合起来,仍然难以避免片面性,因为所谓片面性指的是缺少了对中共和群众都是“值得”的同一标准。换句话说,群众路线对于中共和群众应该是同等价值的,否则或者就是中共不值得搞群众路线,甚至搞群众路线也是假的,是收买人心;或者就是群众无需对群众路线负责,只需要坐等从中获益。 这个同一的标准就是做人的价值。 从服务对象来讲,群众路线之所以要坚持实事求是的价值根据,在于“以人为本”。但是,人是具有能动性的,任何好的理想和行为也是针对人而具有真实含义的。说过,世间人是第一可宝贵的,但他在这句话后面紧接着说的是,只要有了人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所以,人的可宝贵性并不仅仅在于是一个属人的活物,而在于可以去做有意义的、符合好的理想的事情,叫做创造奇迹。换句话说,中共和群众都是群体的人,也都是个体的人,它们共同的事业使得群众路线具有了“值得”的价值。事实上,对于这个道理还说过很多类似的话,比如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了这点精神就可以成为高尚的和有益于人民的人(比如见《纪念白求恩》、《在中共八届二次全会上的讲话》等);又比如,从具体的导向来讲,人还需要具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否则就等于没有灵魂(比如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 因此,中共用群众路线来保证自己预期目标的实现是真实的和必须的,群众路线为群众服务也是真实的和必须的,所以都是“值得”的。但是,如果中共和群众这两方面都能够将“值得”的选择诉诸于群众路线,必定因为还有一个对双方都适用和都必须的同一衡量标准,至少逻辑上讲是如此。这个标准就是做人的价值,作为群众路线政治哲学基础的价值论,就是指中共和群众都应该具有的共同理想。事实上,也只有具备了这个政治哲学基础,以人为本才是可理解的和真实有效的,群众路线也才是值得中共和群众共同维护和实现的好的理想和事业。 二、本体论:利益代表 本体论是西方哲学的术语,17世纪初开始采用的,英文是ontology。不过,至少由于两个原因,学术界对本体论的含义理解并不一致。一个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极少使用这个术语,所以就把它当成关于世界本原或本性问题的研究。另一个原因在于大多数词汇都不止一个意思,专业术语也是一样,所以就可以根据研究者的需要做有选择的、甚至含义引申的使用,比如“艺术本体论”之类的说法。因此,作为译名,应该防止对“本体论”作单义化的理解,但是作为专门的问题来使用,其含义却不可随意模糊。我比较倾向于认为本体论是研究存在问题的,包括存在的不同层次和形态。①事实上,关于本原或本性的追问之所以有意义,也是因为有“存在”存在着,即使所言说的是“无”,这种言说、以及这个“无”作为能够言说的对象必定也都是一种“存在”,或者是对于存在“‘存在’ 存在着”的逻辑证明。 因此,本体论要说的存在,主要就是指性质的规定性,也就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属性和形态。群众路线是中国特色,是中共做事情的出发点和指归,所以具有党性的本体论性质,从政治哲学的角度 讲,这个出发点和指归就叫做群众观点,也就是群众路线得以存在或成立的政治属性或特性。 在《论党》的小册子里,刘少奇把中共的群众观点概括为四个方面,即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以及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毫无疑问,这四个方面表明,群众观点是中共特有的政治品格,也是中共政党理论重要的创新内容和构成部分。但是,正因为群众观点的质的规定性,或者说,正因为中共是为了群众才实行群众路线的,群众路线也就不可能是对象性的,好像党和干部要如何善待群众似的。事实上,正由于群众路线作为非对象性的政治行为的根据在于群众观点,所以中国才能够实行代表制,中共才有理由称自己为“三个代表”。反过来说,如果群众路线本体存在的规定性指的不是这种非对象性的利益代表,那么中共和群众就仍只能是对象性的契约关系,叫做人和纳税人的关系,但是这样一来,群众路线就没有自身的政治特性或质的规定性了,因为从这种对象性的契约关系来讲,资本主义国家早就有一种群众路线了,叫做资产阶级民主。 经常见到一种看法,说中国的代表制是在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不符合事实。西方民主制度的核心是代议制,其质的规定性是政治权利的市场交易;而中国代表制度的质的规定性是在根本利益体现方面的唯一和排他性形式。因此,西方民主制度根本没有“代表”的性质。如果说,民主制度都要实行选举的方法,所以都有选出来的“代表”,那么,这种代表在西方是一种量的交易,在中国才是质的规定。所谓量的交易有两层含义,一是部分权利的让渡,另一是比例分配的多与少;质的规定也有两层含义,一是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另一是权力执掌的唯一性和排他性。因此,尽管掌权的群体总是少数,但在西方这个少数就只是一种量,他们虽然为多数(即选民)做,却只是代表他们自己。中国则不同,少数的代表资格并不在于量的多少,而在于他们与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这是一种唯一性和排他性的逻辑,就是说,这个少数如果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可以自己来改正,但决不允许让给别人(也就是中共以外的政党或团体)来做。要想使唯一性和排他性的逻辑成为现实,尤其是能够自我完善并得到群众认可,就必须实行群众路线,所以这种利益代表的逻辑,就是群众路线的本体论。 群众路线是非对象性的政治行为,所以中共和群众的关系才具有利益代表的本体论基础。但是,这种非对象性指的是一种逻辑关系,而不等于可以将中共混同于一般群众。恰恰相反,非对象性的根本利益代表是一种矢量,并具有明确的导向、目的、以及形式。对此,最为形象的比喻,就是说的种子和土地:“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1]1162种子和土地是不同的东西,但生根开花才是两者共同的导向、目的和形式,而正是在这一点上,群众路线的本体论根据和上述价值论需求是高度一致的。 由上分析就不难看出,前述价值论指出的“其三”衡量标准或认识之所以是一种偏向,就在于它违背了群众路线的非对象性本体论逻辑,因为这个逻辑在于,并不是由于中共为了群众才走群众路线,而是它不走群众路线就不叫中国共产党。换句话说,虽然不能排斥其他什么政党也可能是为群众服务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唯有中共的政治品格才要求为群众服务和走群众路线这两者具有非对象性的本体论逻辑关系,叫做利益代表的唯一性和排他性。 三、方法论(及其认识论):民主机制 群众路线当然是中共制定并实施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一种方法,也是一种策略,所以方法论(methodology)就成为群众路线政治哲学基础的又一个根据和因素。但是,群众路线又不仅仅是手段意义上的方法,而是对方法的认识,所以这种方法论又有其相应的认识论(epistemology)因素。这种方法论及其相应的认识论结合在一起所表示的核心含义,就是中共所创立的民主机制。换句话说,群众路线的方法并不是一种中性的工具,而是以其价值论和本体论基础为原则的特定的民主机制,并体现为对群众路线具体方法的三个基本要求。 第一个就是调查研究。早在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中的第一节标题就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并在1931年4月又补充说:“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2]109,118后来,中共党内多次有过反对这个口号的意见,说它是“狭隘的经验论”,则一再坚持这个口号,说他不但不悔,而且“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3]791其实,这里争论的根本不是同一个问题。反对的意见认为,发言权是每个人的民主权利,和调查与否无关;而坚持的是所发之言的真实性,也就是对群众的了解与否及程度深浅。因此,调查研究对群众路线来讲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机制,既不同于一般的所谓科学研究(包括实地考察),更不是没有原则的所谓民主权利。不难看出,从调查研究旨在解决替谁说话这一点来讲,其方法论特性与前述的价值论和本体论是高度一致的。 第二个是要让群众明白。在很多地方不厌其烦地说过,中共的政策不仅要使领导者知道,也不仅仅要使各级干部知道,还要让广大群众都知道;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要使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因此,必须在政策执行和实施之前就和群众讲清楚。(比如见《关于工商业政策》、《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等)这些要求看起来都是一些工作方法,甚至是达到目的的策略,但它们之所以可行并且有效,仍然在于中共的党性。一方面,中共一直说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中共说自己没有一党私利,所以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道理就在于它与最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换句话说,让群众明白也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机制,明白的目的是为了共同做事情,而不是所谓的知情权,更不是每个人拿了这个权利来大家争吵不休。因此,作为一种方法,让群众明白的要求看起来简单而明智,实际做起来却很困难,因为如果没有作为党性原则的群众路线方法论基础,假、大、空和各种形式主义是难以避免的,即使在当前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也是如此。 第三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用的话说,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个“来”、“去”过程所表明的,就是群众路线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请记住我站域名/]统一,所以接着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一般和个别”以及“领导与群众”的结合。[3]899同样,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更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机制,而且是民主在目的与手段上的一致、内容与形式上的一致。与让群众明白一样,这里讲的民主也不是所谓一人一票的权利,而是不同的民主机制。中共和群众都是人民的范畴,所以共同对人民的敌人实施专政;中共在实行党内民主的同时,对于党外民主的基本方式就是群众路线。因此,多次指出要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既不要在群众没有觉悟的时候搞强行冒进,更不能在群众要求前进的时候做尾巴主义(比如见《改造我们的学习》、《论联合政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组织起来》等)。 上述三个方面只是新型民主机 制对群众路线方法的基本要求,或者说,体现了群众路线方法论(及其认识论)基础的主要内容。相对说来,理论上理解这种方法论与前述价值论和本体论的高度一致性并不困难,难的是将这种方法论正确有效地运用于群众路线的实践。教育实践活动只是这种实践的具体方法之一,而就现在的情况来看,特别要避免的应该是形式主义和尾巴主义,尤其是一些说法或做法,看似不过是随意的习惯,其实却反映出对于群众路线导向的不自觉。比如,“群众”和“人民”本是中国新型民主机制的政治术语,大致是为了区别于“公众”和“公民”,同时也为了表明中共和干部都属于“人民”的范畴,但是现在却极喜欢使用“老百姓”和“百姓”的说法,表面上好像是一种亲民的关心姿态,其实已明显体现出了用语者自己的居高临下。事实上,对于导向来说更重要的是“到群众中去”,因为如果不加分析、不做集中、不更正确,那么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不仅就是一种浪费,而且是对群众路线本身的腐蚀和败坏。注释:①比如可参见刘立群:《德国思想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本体论’译名辨正”一文 政治哲学论文:论政治哲学视野中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对于一贯喜欢望文生义的中国学人来说,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进行的探讨,人们想当然地把它当成是一个审美和美学(包括文艺学)问题。把“日常生活审美化”和美学困境联系起来,这当然也算是一个敏锐的观察,但呈现在这样的“审美”凝视的目光中的,也只是“审美”的某种平面上扩展和“增量”。就“日常生活审美化”成功地虏获了它的赞美者,使他们再也看不到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视野之外的任何东西这一点来说,它确实是一个问题,或者说,在更大的范围内,正是“日常生活审美化”本身的意识形态效应和问题症候之所在。按照施特劳斯的看法,政治哲学涉及的是关于“完美政治”的问题,而后者又指的是一个有目的的社会生活的整体而非后者的局部性的派生物[1],所以,既然“日常生活审美化”不可避免地关系到整体性的“日常生活”和“人应该如何生活”这样的政治哲学的核心关怀,那么它在更大程度和更基本的层次上,涉及到的是政治哲学问题,至少与之产生大幅度的问题交集。实际上,就中国当下的历史条件而言,“日常生活审美化”正是作为政治哲学思维和政治哲学问题的某种症候出现的,因此,从政治哲学视野出发,就不是观照“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诸多“视域”和“范式”之一,而是其绝对的对立面,这就使这种观照带有了终极性和包容性。 一、作为政治哲学问题症候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在没有任何的伦理规定、文化理想和政治目标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和文明共同体就会只剩下纯粹的经济契约、经济关系和经济网络,以及它们之间的自给自足和内部循环的自律性——从某方面的观点看来,这个上帝般全知全能的经济世界已经够了,它通过“市场”和经济手段就可以解决人类生活的一切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日常生活审美化”不是对于康德以来的经典美学的终结和颠覆,而是康德美学自身逻辑的片面伸展和极端性表现。它是康德的先验哲学所表征的经济自由主义逻辑的一种大幅度的量的扩张,同时也是对于自由主义的终极性论证;它不仅仅停留在私人生活和人的感性领域,而且也要全面地占领一些人臆想中的“公共领域”,从而整体上是对于某种生活伦理和生活组织方式的含混的表述和迷离的赞美。一些对于过往年代的记忆苦大仇深的人,看到这样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所带来的消解性和解构性力量而兴奋不已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样的兴奋不应该淹没我们的理智和对于当下文化现实的真实感。“日常生活审美化”并不像人们所乐观地估计的那样,是一种感性的全面解放,至少,它在一方面是解放和释放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同样是对于感性深层次的压抑和体制化——再次的体制化和再次组织。由此它也并不只是一个艺术和审美问题,因为它同样使得艺术和审美成了问题,面临根本性的困境和危机: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个审美化的普遍过程,仅仅是以审美手段把精神生活的其他领域也私人化。当精神领域的等级体制瓦解时,一切都变成了精神生活的中心。然而,当审美被绝对化并被提升到顶点时,包括艺术在内的一切精神事物,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成了虚假的东西。 施米特在上世纪20年代的论述,在今天的中国问题上看起来是那样地切中要害,这反过来恰恰为我们当下的历史情境和历史条件作出了精确的定位。审美从来不是像它看起来、尤其是以“审美”式的眼光看起来那样,只是一个超脱的、纯粹的形式关系,美本身也从来不只是一种形式化的东西,甚至一种“形式的形式”(席勒),它从来都是处于具体的文化内涵和实质性的价值内容的规定性当中的。如果审美背后的这种文化价值的具体性,被扩展为一个空前抽象的普遍性层面,那么,这种抽象的普遍性要么本身是一种危机的表征,要么这种抽象普遍性背后仍有着具体的价值内容和价值指涉——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这两种情形当然也可以共存。实际上,“日常生活审美化”它所赞美和合法化的,正是这种摆脱了任何价值重量和价值关涉的抽象的普遍性和失重的空洞性本身,是对于审美关系、价值论关系的抽象性和空洞性本身的纯粹直观和赞叹。因此,它就达到了对于日常生活的这样一种判断:“日常生活”本身已经无关于“好”与“坏”的价值判断,无关于从人性和价值本身出发的“好”与“坏”的判断。这里于是只剩下了纯粹物的标准、物的关系和物的法则,只不过它被抹去了在工业时代、机器时代的阴郁、冷漠,涂上了一层叫做“审美化”的薄薄的亮光和轻快的色泽。在这里,所谓“美的原则”就是“物的原则”。作为“需要的体系”的生活伦理和生活组织,现在纯粹经济化和物质化了,它作为经济主义的“自律性”的体系,现在变成了“自我需要”的体系:“需要”需要“需要”,“物质”消费“物质”,需要和消费本身已经失去它的生活和生存方面的根源和基础,变成一种空洞的形式和仪式化的东西。这里头确实有着物质生产丰富和某种社会生活变动等方面的因素,但却绝不是仅仅“审美化”那么无辜和值得乐观。在这里,可以看到某种比之于艰难的生存环境和赤裸裸的经济关系条件下更大的价值空洞和虚无性,一种更加接近于末世癫狂和歇斯底里式的脆弱性和危险性。 胡塞尔在20世纪早期提出“生活世界”的概念,在现象学的语境条件下,其用意一方面旨在反对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另一方面反对历史主义、相对主义。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否定了价值问题,历史主义、相对主义主张价值问题只是相对性、临时性的问题,前者使生活成为机器,后者使生活成为碎片。胡塞尔的思路,实际上肯定了生活世界本身的价值实质性,和关于生活、价值问题本身的真理性(也即否定了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至少是为这样一种思维路径留出了空间。作为胡塞尔的弟子,施特劳斯的问题性实际上与此内在地相关。出于施特劳斯式的政治哲学视野,任何政治活动实际都不可能离开关于“更好”或“更坏”的情况的考虑,而在权衡“更好”与“更坏”的情况时,不可能不考虑“好”或“坏”本身的问题。因此,从苏格拉底以来,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是对于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的探求,或者对关于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的学说的探求:“它们指向关于好或坏的知识,或更为准确地说,它们指向关于完美政治的‘好’(好的社会的本质特征)的知识。”这也就是说,政治哲学不仅根本不可能离开价值问题,而且本身就是某种价值论(以及以之为前提的社会科学)的元问题。如果我们还能够对于社会生活和政治社会以目的论的方式进行一种理性化的理解和认知,那么政治哲学将永远是一种前提性和根本性的东西,政治哲学对于思想者来说,将是“一个永恒的诱惑”。 因此,“何为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这样的苏格拉底-施特劳斯式的问题性,本身即使没有答案,也仍然是结构我们的生活体制和政治现实的实质性力量。因为说到底,政治不是采取何种理论、何种答案的问题,而是如何去生活的问题。政治哲学是在理论与实践、观念与生活二者之间的临界面上,对此两方面关系的一种强化表达,它将此两个层面之间的关联与冲突的关系突出地展示出来。政治哲学最大程度地将“实践的哲学”和“哲学的实践”这两个层面的问题维系于一身。在这样一种问题张力中,施特劳斯将现代性的危机归之于政治哲学的危机,更赋予了这一问题以一种宏大的现代性历史批判的维度。在施特劳斯看来,现代性的根本危机就在于人们已经认定,人类不再能够理性地区分“事实”和“价值”,不再能够区分好的价值与坏的价值,不再能够根据自己确信的目标来理解政治社会,于是实证主义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由此诞生。根据这样的政治思维和政治哲学,社会生活和政治组织原则不再能够凭借某种价值目标来进行规划和设定,而完全变成了一种抽象规范形式的自我参照的 、实证主义的“合法性”体系。这样一种情形,无疑在现代自由主义政治那里得到了全面的实现。根据施米特的见解,鉴于自由主义、包括自由主义的政治概念和政治思维本身就是一种经济理性和经济思维的体现,经济由此最终变成人类生活的中心和最重要的东西,经济原则、经济法则和经济逻辑,终于成为生活世界和政治社会的或显在或隐蔽的根本律法。作为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都只是这一切问题本身的表征和再现,根本不能寄予什么希望。在此前提下,施特劳斯于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将现代性的危机归结为“政治哲学的危机”,这实际上赋予了政治哲学以摩西律法的地位——即使不是肯定性、正向的律法,也是一种否定性的反向律法,以此构成对于解除了任何观念和价值理念负荷的、尼采描述过的“末人”式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对抗。施特劳斯的政治性,不是因为他的政治哲学的观念内容是政治性的,而最终在于他赋予政治哲学和哲学思维的这种律法力量和伦理性质。或者说,施特劳斯的“显白教诲”是哲学的,“隐微教诲”却是戒律性质的,或者说,他的“显白教诲”是疑问式-哲学式的,“隐微教诲”却是肯定式-政治式的。这不是不同部分之间或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而是不同层次的问题。施特劳斯、以及上述的施米特至少使我们明白,不仅观念的内涵,而且观念的秩序和观念的形式,会在同样、甚至是更大程度上影响生活组织和生活世界的构成。 从这样的政治哲学视野出发,我们可以将“日常生活审美化”看成是一种问题症候,那就是作为日常生活组织原则的伦理和政治法则,彻底变成了经济主义中立性的、“超功利”审美问题,价值问题以及政治理想、政治目标的问题,彻底变成了经济自律及其内部循环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在施特劳斯看来作为现代文明根本性困境和问题的东西,现在被以“审美化”的方式,优雅地加以合理化、理想化了,并且还获得了静态观照的“审美距离”:“在纯粹的审美领域,无论宗教、道德、政治的决断,还是科学的概念,都不可能有立足之地。但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局面:一切重要的对立与分歧,善与恶、敌与友、基督与敌基督,都能变成审美对比,变成小说情结的手段,能够从审美角度被融入艺术作品的整体效果。”只不过,这种距离是作为对于“崇高”客体——日常生活组织和生活世界——无法把握的消极形态和消极后果出现的。当人们遭遇“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时候,就像是康德哲学中的认知理性与“物自体”的关系,恰恰表明“日常生活”已经完全处于“审美关系”之外,处于我们的理性认识和实践占有能力之外。因此,这里应该做的是先考察一下我们的认知和实践能力本身出了什么问题,而不是急于赞美这个“审美化”的世界如何如何。这和认知方式和思想方法有关,但更与生活世界的实质性改变有关,从理论上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于事实的描述上,而是到应该做出相应的改变和调整的时刻了。然而,这种理论和生存的双重失重状态,却被一部分人描述为一种“生活”世界的超升。 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前世今生 对于一些人来说,“日常生活审美化”仿佛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命题,而是其中每一个字眼都像积木游戏一样可以随意地摆弄和把玩,并且总能刺激他们浮想联翩的灵感,进而从中发现了美学的“生活论转向”和“生活美学”;反过来,按照他们的逻辑,批评“日常生活审美化”,就是在批评“日常生活”,进而就是在批评“生活”本身——于是这只能让批评者无地自容。而另外一部分人也许会说,像“价值”、甚至“政治哲学”这样的概念,都是些陈旧的概念,在一个“解构主义”和“后现代”时代,探讨这样的问题未免不合时宜。这样的说法,完全没有分清问题的性质和层次:这里根本不是在探讨关于“价值”本身的概念和理论,而是在探讨现实生活和政治社会中的价值安排。从概念的意义上讲,不要说“价值”,就是“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何尝不是陈旧的概念(因此那些将它们当成时髦的东西的人才足见其不合时宜),但能否因为它们是陈旧的“概念”就不再考虑现实的价值安排等方面的问题?这就好比,能否因为“军队”是个陈旧的概念,就不再需要军队、不再需要布署军队和组织国防?连一些最基本的思想脉络和学理常识都搞不清楚,却一味地胡搅蛮缠,实在让人觉得不值得一辩。 “日常生活审美化”当然跟一种理论传统和文化传统有关,这就是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政治哲学和政治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的生活伦理本身,就是一种“审美”主义态度:抽象的、原子化的经济-消费“个体”和“人性”,中产阶级式的审美“超功利”、“价值中立”,力图拔除一切观念和意识形态视域的“审美距离”……康德在资本主义走向全盛的前夕,用他抽象的先验哲学体系所把握住的政治经济学内容,作为充分发展了的欧洲经济自由主义的德国理论,远远比那些纯粹英美世界中的经验主义哲学更为有力和充分,同时也对于后者有着持久的规定性影响和理论激发力量,以至于无论后者怎样花样翻新,还是逃不出康德的藩篱。这也就是说,康德美学只是对于这一切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充分表述,反过来,这一切也没有颠覆康德美学的基本框架,而充其量只是其极端性的表现。或者也可以说,在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的生活伦理和生活法则中,已经具备了“审美”主义、包括“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一切原则和条件。同时,从大的思想和文化渊源上看,也就是说,追溯这个命题本身的思想文化渊源而非拘泥于这个命题出现的时限,那么它与实用主义美学一样出自同一个思想文化传统,所以它们二者之间,也很难说究竟何为因何为果。 因此,“日常生活审美化”怎么看都像是经典美学框架内的一个含混不清的局部性问题或浅层次问题,或者是一种患上了思想失忆症、残缺不全的经典美学知识。“日常生活审美化”以及对于它的一些辩护,恰恰仍然延续一种将感性和理性尖锐对立起来的80年代式的启蒙思维,因而始终认为,感性的东西是更开放、更自由的,按此逻辑,“审美化”远远比不上“动物化”和动物世界“开放”和“自由”。一个动物化的感性不值得赞美,当人们说审美的感性和自由的时候,其前提是这样的审美不仅仅是感性的,而首先是人性化的东西。从一些很古老的学术传统和学术观念,我们就知道,人性化的领地,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动物化的感性,后者恰恰被束缚和拘囚于种种低层次的局限性当中。感性的东西需要文化的、理性的东西来规定、组织和中介,把这些东西抛开,那就只剩下了物质性和动物性的感性,这样的“感性”恐怕是比之文化价值和理性领域的东西更加不自由、更加贫乏的监牢。它其实也无所谓“感性”,只是一种物质性的自在和客观性的在场,最典型的动物性在场:一种不能被中介、被反思、被观照的“感性”,只是沦陷在自在的直接性中的感性,其实也就根本无所谓丰富还是贫乏,它完全是处于这样的价值评价和价值论视域之外的。但当它们在某种被中介、反思和观照的情况下,它们也就不再是那个自在的动物性的同一性和客观性了,不再是那个消极的物质性了。而中介性和反思性的媒介和介质,更不只是那个自在/!/的物质感性本身。所以动物化的“感性”世界没有价值领域和价值论空间,没有审美和艺术。当上述这样一种情形据说要被扩展到全部的日常生活领域时,或者说,“日常生活”领域已经被如此地加以“审美化”和感性化的改造时,我们可以想象那是一个何等令人窒息的情形。一切人性化的东西,都在其中失去了重量,这种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早已被一些现代、后现代的作家、艺术家作过艺术性的再现和批判,现在却被以“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名义正面肯定下来,并且据说还要继韦伯所谓的“理性化”之后,成为普遍性的社会组织法则。 在作为国内“日常生活审美化”观念来源之一的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的着作中,曾经讲到四种“审美化”:浅表审美化、物质和社会现实的审美化、生活实践态度和道德方向的审美化和认识论的审美化。首先,将欧洲语言中兼有“感性”和“审美”双重内涵的概念完全翻译和理解为汉语中“审美”和“美学”的意义,这本身就不是很恰当。实际上,韦尔施讲述的并非是一个新问题:“不管人们喜不喜欢它,一切有思想的反对意见自身将受其支配。倘若你回溯到论争的基本点上,那么通常你就会碰到审美的选择。这是因为在现代性中,真理已经表明自身就是一个审美范畴,根植于真理之中的辩解不复能够反击审美化。”作为一个后现代的美学家,这样的表述并非是一种纯粹的正面论证,我们不能用理解康德、黑格尔的哲学语言的方 式理解它。之所以“一切有思想的反对意见自身将受其支配”,之所以“真理已经表明自身就是一个审美范畴”,那是因为预先就设定了真、善、美这样的古典的概念武装,但韦尔施一方面游走于“感性”和“审美”的概念内涵的张力之间,另一方面周旋于“真理”和“美学”这样的古典概念武库当中,其中明显具有后现代式的解构、反讽和话语游戏意味,以其有意制造的丰富或含混,用来表明我们当代的思想条件和认知处境。事实上,韦尔施对于四种“审美化”中的“浅表审美化”(触动当下中国学界神经的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其实主要涉及的是这一层次),就是完全持批判态度的,而韦尔施最为重视的所谓的“认识论的审美化”,无非是指现实是建构出来的对象、理解现实的“生产”范畴之类。这样一些认知方式上的感性化/审美化变动,正如韦尔施自己讲到的,在尼采那里就早已得到充分的表述。但仅仅从认识论和审美的角度理解或接续尼采的现代性批判,这只是一个很狭窄的视野,甚至是一个歪曲和误读的视野。尽管他认为对于“当前的审美化既不应当不加审度就作肯定,也不应当不加审度就否定”,但在审美问题上保持“超功利”的中立和客观,这恰恰正是“审美主义”的态度本身,表明了“审美”意识形态的绵延和现实效用。韦尔施受阿多诺等人的影响,终究对于审美赋予了过多的乌托邦色彩,尽管是一种“后现代”式的乌托邦。 当我们深究“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的时侯,会发现它其实很难被具体化,会发现它确实只是一个“原则”,一个内容上极其空洞和可疑的“原则”和单纯的意识形态叙事。“谁的审美化?”也只是对于它的一种批判方式和向度,此外还有各种批判的可能性。它的具体所指究竟是什么,其实很难究诘,它本身就是对于那种关于审美的现实规定性与文化价值内涵的空洞性和对于生活世界、生活形式无从把握的这双重空洞性的表征,以及对于“崇高”客体(生活世界、日常生活)的震惊、发呆效果本身的写照。“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震惊”效果,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情形:像无头苍蝇似的“文化研究”,不知在哪家高楼大厦光滑的玻璃幕墙上不小心滑了一跤,然后爬起来震惊于这个世界的“审美化”。当美或者审美脱离了任何的现实规定性和文化价值内涵,它本身就变成一种纯粹形式化和空洞化的东西。就“日常生活审美化”而言,它究竟在哪些方面体现了人性化的价值和内涵?它在哪些方面更让人们感觉到身心的舒适和愉悦?当我们细加审视的时候,会发现实际的情形正好相反,它更接近于“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的审美失控状态。对于眼前这个越来越鲜亮、愈来愈“美丽”的世界,相信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有切身感受,那就是它并不是让人越来越惬意与舒适,而是令越来越多的人焦虑和狂躁,所谓的“审美化”,其实只是审美垃圾和审美污染充斥的世界。这一切当然不能都归结为审美“增量”本身的结果,但同样也说明这样简单地赞美“增量”结果也还为时过早。 美学这个概念本身带有强烈的西方哲学传统色彩和学科规训意味,就像上文所讲到的,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意图,韦尔施这样激进的理论家也不得不在附着于它之上的传统的阴影内部工作。而在西方哲学传统内部颠来倒去地进行的概念搬运,恐怕也很难说清楚究竟是颠覆了传统的稳固性,还是论证了它的强大的在场。“认识论的审美化”实际上带来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哲学和理论的认知和思考对象、我们生活于其间的这个世界,整体上变成了一个“审美物自体”,优雅地徘徊于我们的理论和认知能力之外,彻底消解了理论思维和认识活动的有效性。如果我们还承认人类生活还离不开哲学和理论上的认识活动,而这样的认识活动无论如何也要比审美更为基本和重要一些,我们必须将“认识论的审美化”读作强烈的反讽和讽刺。但要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既不是认识论的视野,更不是美学和审美的视野,而是涉及到对于哲学和理论生活本身的正当性作出辩护的问题。这种辩护本身根本上讲不是哲学和理论的,而是政治性的——这样的对于哲学生活的政治辩护,是施特劳斯意义上的“政治哲学”的内在要求和前提条件。出于这样的哲学和理论生活的正当性要求,需要的当然不是重构形而上学体系,但也不是对于“认识论的审美化”继续进行超功利的“审美”,将这样的荒诞场景变成无关利害的“小说情节”,而是需要直面哲学和理论生活背后的价值观念的政治性冲突和文化战场。 三、人究竟应该如何生活? 人能不能够不带任何观念负荷、价值观念去生活?人能不能够带着许多种价值观念去生活?至少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末人”式的生活方式好像还是只是另一种“观念”——“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其朦胧和局部的预演,可以说明这一点。说取消任何价值观念本身仍是一种观念,从纯概念的层次上,这是一种概念上的无聊的还原主义和抽象拉锯,但从生活和生存的意义上讲却并非如此,而确实是对于现实情状的残酷指认和艰难表达。在这一点上,施特劳斯不仅像施米特一样,主张某种实质性的价值,而且他将这种实质性的价值赋予了具体的载体和“肉身”——“政治哲学”,来直接面对现代性的思想和理论上的敌人。施特劳斯将政治性化为思想和哲学本身的政治性,化为价值观念本身的肉身化的战斗与敌对性: 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声称知道或握有真理、决定性的真理、关于正确生活之道的真理。然而真理只能有一个。这些要求之间的冲突必然也是思想存在物之间的冲突;这意味着无可避免的争论。[10] 这就将问题性高度尖锐化了,也将观念之为观念的性质挑明了。但正如不能从隐喻的意义上理解《圣经》一样,一定不能从隐喻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一点,即将哲学和理论上的“政治”和“敌人”理解为实际政治的投影。在施特劳斯那里,政治哲学具有摩西律法和柏拉图哲学中的“理念”的地位,“要像柏拉图理解他自己的思想那样理解柏拉图的思想”[11],所以倒过来的理解倒更接近于真实:现实的政治倒更像是政治哲学层次上的“政治”和观念敌对性的投影。正因为现代思维总是习惯于从“隐喻”的层面上进行理解,于是一开始就把哲学理解成了“哲学”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根本就理解不了价值的实质性和内在性境地,根本理解不了神圣性的东西和古代哲学。于是,在这里就展开“古今之争”的恢宏战场。 像“末人”式的不带任何价值观念去生活,带着一种价值观念去生活,乃至带着许多种价值观念去生活,同样都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人类生活从根本上讲,只能是建立在某种价值上的自我肯定基础上的同一性和统一性的生活。在这里,哲学和理论并非最重要的事情,如果它不是一种完整意义上生活方式的表征的话。因此,重要的事情不是去选择何种生活观念,而是选择何种作为生活方式的观念,选择何种观念下的生活。就像犹太人问题不可解决就是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一样,带着“何为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这样的问题去生活,给我们带来的并不是许多种生活方式,而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实质,就是承认人本身的有限性、带着人先天而来的非自足性和非完善性去生活:如果我们不知道何为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至少我们应该保持这样的提问的问题意识,至少我们应该知道什么不是最好政体和最好社会。因此上述生活方式其实就是包含了一种“负的”或消极性的价值决断。说到底,人其实最终只能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多元”和“多样”的生活方式的幻像,多数情况下只是同一种生活方式的具体内容和表象。“换一种活法”说说容易,实践起来何其难哉,而且其结果也不一定真的换了一种活法,而只是同一种生活方式内部的不同程度上的变动。所以,“多元主义”带给我们的并不是许多种生活方式,并不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从根本上说,它带来的同样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带着某种观念去生活,这种生活当然不一定是理论性和哲学化的生活方式,也不一定需要通过理智上的确认和论证再去“生活”,但一定是具有某种伦理性规范和精神性重量的生活方式。现代生活根本上的自欺性质在于拒不承认这样一种基本的事实:多数人只能也必须生活在即成的观念系统当中,多数人只能且必须依赖于某种价值理念去生活。不承认这样一种事实,却一定要自己去设想某种“观念”,自己去实现某种“价值”:就像每个人分一块糖一样,人们以为精神世界中也必定有同样多的观念之糖,可以人手一块。事实上,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观念和价值?其实又何须那么多的观念和价值?因此人们对于“自己的”观念系统的追求和价值理念上的“自我实现”,不是空洞的,就是依附在已有的更为宏大观念和价值体系之上。于是现代人的观念生活不能不成为一种纯粹的形 式和仪式,或成为一种纯粹的自我欺骗:一种形式化和仪式化的自欺,一种自欺的形式与仪式。所以不能用理解物质的方式,来理解观念世界和这种观念引导下的生活方式的“一”与“多”、单调与丰富,后者遵循的是与物质世界完全不同的秩序和规则。 就像打碎了的镜子不再是镜子,一个破碎化的观念领域,不只是带来多种多样的观念、“多元化”的观念领域,而且也改变了观念领域与生活世界的关系。观念世界的解体不是越来越精神化,而是越来越物质化,尤其是,人们已经无法辨析宏大、超越的观念性的内容,而只是以物质主义的态度面对观念。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观念世界越来越物质化,越来越获得了某种物质性的重量,这样的说法既有比喻的意义,也有非比喻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今天这样一个挤满了物质主义世界,随时随地所分泌和剥蚀下来的一些低智商的生活观念、价值观念,不仅越来越具有物质般的微渺的坚固性,而且,观念内涵中确实也越来越充满了物质性的标准与物质性诱惑,观念领域越来越被物质主义的逻辑所主宰。它们可以轻易地虏获那些穷极无聊而又特别善于自我欺骗的心灵,它们仿佛自在自为地只是为了自身的存在而存在。过去人们直接把握观念的内容,认同观念的价值内涵,现在人们首先知道观念是一个“观念”,知道自己需要一个“观念”。然而观念的物质性重量越重,它的精神性重量越轻。人们从物质占有的逻辑出发,不可理喻地迷恋“多”而鄙弃“一”,认为“多”一定比“一”要好,“增量”一定比没有“增量”要好。数不清的“价值观念”、“价值理念”,就这样在一个离地15公分的高度上,与芸芸众生翻滚于物质主义的海洋当中。人类生活遵循着物质主义逻辑、对于观念的这种物质般的依赖性,恰恰正是现代生活的所谓“观念化”特征。人们在不同的观念之间,不是宁静地生活在观念的纯净的光照之中,而是以迷恋物质般的态度执着于自己也不知所云、辞不达意的“价值观念”。因果性在这里已经混淆不清,已经无法从理论上说明何以如此,但结果是确实如此。那些伟大的精神世界的太阳,就是这样一步步地下降到类似人造的塑料荧光棒的地步。黑格尔曾经以历史主义的姿态,揭示现代生活本身的观念化性质——但也只是历史性地揭示而已,并没有去进一步探究这种性质的根源及其背后的危机所在;尼采对于“理论人”的批判,也可以看成从另一个方向指向了这一事实。 随着观念世界的解体,因为人们已经分不清何为“观念”,人们终于达到这样一种地步,即人们根本上已经无法辨识到生活本身的肯定性和同一性、统一性。这种肯定性和同一性、统一性,本来是人们借助于观念化的东西来意识和实践的。这种观念化的东西,完全可以是前理性和前理论化的、直觉理解的东西,对于生活来说,这已经足够;只有当我们将这种观念的形式(从而也将其内容)本身置于认知和反思程序之下时,才有了理性和哲学。这种在古代哲学中曾经以本体论诘问和神圣性观念方式体现出来的实践感和存在意识,在近代哲学中或许勉强获得它的认识论和认知理性层面上的抽象对应物。在黑格尔那里,这种基础性的同一性、统一性是由意志的理性性质决定的,或不如说是由意志与理性的关系决定的。[12]但在黑格尔之后的政治哲学,根本没有能力去确证这种人类生活根基处的、肯定的同一性——也许最多是批判的同一性(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抽象的同一性(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以及由于这种同一性的变动所带来的人类生活的质变。施米特告诉我们,后者才是政治性的根源。施米特本人不得不以一种区分性和否定性的方式,重新凝聚起这种同一性和同质性,以确保政治性之为政治性。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是一个建立区分与否定基础上的概念,但它却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强化和确立起一种更深层次上的基础性的人类生存的肯定性和同一性、同质性。因此将施米特的政治理论称之为“政治存在主义”也有一定的道理。 与施米特不同,表明温和的施特劳斯的意义实际就在于以一种更为极端、更为根本也更为坚定的问题方式,重新揭示出这种同一性:人要从根本上肯定自身,才能坚持这种基础性的同一性,才能生活,因此,这种同一性既不是源于理性也不是源于意志,它本身才是理性之源。这样的一些说法,我们看出其中的“理论”意味已经很稀薄和朴素,这恰好说明它到了理论的边缘处和开始处,或者说,正如上面的论述所显示的,这是靠近理论的开端、起源处的论证。所以施特劳斯关于文明的定义是正好说反了:文明不是有意识的理性文化[13],而是理性源于生活与生存基础上的文明和文化意识。而施特劳斯的政治性也要从这里去寻找,而不是去“隐微教诲”与“显白教诲”之间的关系中去寻找:人有没有理性都要生活,但只有肯定性的生活,才可能是好的生活;而只有好的生活,才有延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即坚持自身的同一性和统一性。带着苏格拉底式的问题和疑问去生活,也仍然是一种肯定性的生活方式,或者不如说,更加是一种肯定性的生活方式。说到底,并没有否定性的生活方式:反抗式的生活方式,隐居遁世的生活方式,在其更深层的根基处,也都是一种生活方式,都是作为一种价值上自我肯定生活方式,来延续自身。 政治哲学视野的内在要求,实际也包括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审美”情境的内在性当中自我陶醉,而是需要一种内在与外在、“内部”和“外部”贯通的整体性视野。从“外部”视野来说,一个没有政治理念和政治远见的国家和共同体,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符号和经济组织的存在,只是一个他者眼中与其利害无关的或正面、或反面意义上的“审美客体”。对于某些“他者”来说,其实正是以这样的超功利的“审美”的眼光,来打量那些对于他们的生存构不成利害关系的客体、对象的,而别的国家成为这样意义上的“审美客体”,正是他们不胜欢迎的。所以,我们不能只在日常生活的内部搜寻无处不在的微观政治和文化政治,而应该有勇气为整个民族和文明共同体设立一个外部的政治理想、政治抱负和政治目标,并进而从内部重新组织我们的生活伦理和生存情调。到那时,人们才不至于把“日常生活审美化”这样不堪的历史拐角处的回光和蜃影,当成是某种生存的庆典。 政治哲学论文:关于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论要 陶行知是民国史上重要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其教育思想在教育发展进程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要深入了解陶行知教育理论凝练与实践探索的过程,就必须了解其思想体系背后的政治学背景。陶行知也有政治哲学思想,可以说,政治上的诉求是建构陶行知理想教育世界的前提条件,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以自由、平等的民主共和为理想,以民主化教育为路径,以国民的民国生活和共同自治来实现。 政治哲学的核心诉求—民主共和的社会理想 陶行知的政治理想和社会愿景,是其充分吸收古今中外民主思想的结果,一方面受中国传统“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的濡养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影响,一方面受到西方各种政治学说以及民主共和观念的影响。 简言之,陶行知的政治诉求就是民主共和的社会理想。早在1914年的《共和精义》中,陶行知已经表达了民主的诉求,之后在《我的学历及终生志愿》中指出:“余今生之唯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发展和保持一真正民主民国,因此乃惟一能够实现的正义与自由的理想之国”①,这说明陶行知心中的理想社会是民主社会、民主国家。 所谓共和,即“惟共则固,共而能和则固。故共和也者,国民全体同心同德,戮力以襄国事,以固国本,以宁国情,使进化于无穷之主义也”。共和主义的目的是“共和主义责之全体国民,群策群力,群运群智,群负群责,以求群之进化福利”②。共和重视个人价值和个人责任,给予个人平等之机会。共和政治图谋全体国民之福利,重视共和目的和责任,能得最良之领袖。所谓民主,它好比是政治的盘尼西林,真正的民主有如下内涵:“一是政治民主,即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二是经济民主,即民生主义;三是文化民主,即教育为公;四是社会民主,即社会关系上发动的改革;五是国际民主,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③ 政治哲学的基本内涵—平等自由的共和精义 陶行知在《共和精义》中将其民主思想的基本内涵进行展开,即自由、平等和民胞“三大信条”,其中自由和平等概括了民主共和的主要价值,即政治价值;而民胞体现的是个人价值。陶行知的自由平等观念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他认为,“法律之内有自由,道德之内有自由”,“自由有正负”之分,负自由是假自由,而正自由才是真自由,即“真自由贵自克、贵自制、贵个人鞠躬尽瘁,以谋社会之进化。” 所谓平等,即“在政治上、生计上、教育上、立平等之机会,俾各人得以自然发展其能力而为群用”④。此后,对于平等自由的涵义,陶行知又有所发展,在《平等与自由》中,陶行知首先指出:“世界上有真平等、假平等、不平等。”而陶行知认同的真平等是“大家的立脚点平等”、“大家在政治上要站得一样平,经济上也要站得一样平”,这才是真平等。然后陶行知用一副对联“在立脚点谋平等,于出头处求自由”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正像有学者阐释的那样,“这个新见解试图从发展性的角度将自由和平等统一起来,将这两种价值置于发展性上去权衡,而这两种发展价值的关系就是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即自由有价值,因为个体的人需要个性发展,平等有价值,是因为社会的人需要共同发展”⑤。基于此,则“个人为社会而生,社会为个人而立,实共和主义之两元也”。 民胞思想在陶行知看来,就是博爱,是共和的根基,亦是平等、自由的前提,正所谓“共和制大本则在民胞焉,民胞之义昌,而后有共同目的、责任和义务”,“苟无民胞主义以植共和之基,则希望共和,犹之水中捞月耳!”⑥ 政治哲学的基本路径—教育造国的模式选择 坚定的教育造国路。有一定的社会愿景,才会有一定教育模式的选择。教育救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涌现出来的一种思潮,陶行知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教育能造文化,则能造人;能造人,则能造国。今人皆云教育能救国,但救国一语,似乎国家已经破坏,从而补救,不如改为造国……若云教育造国,则精神中自有趣味生焉,盖教育为乐观的而非悲观的也。”⑦陶行知怀揣的就是这种达观、积极的教育造国梦,并最终选择了教育成为自己的终身志愿。 早在《共和精义》中,陶行知就指出,“教育实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即建亦必终归于劣败。”陶行知还指出,“教育为改良社会而设,为教育社会人才而设”,之所以选择“教育”模式实现民主共和社会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教育能养成共和制要素”,以及“教育能巩固共和制基础”,只有通过教育才能真正实现民主,所以陶行知坚定地选择了教育造国这条路。 民主化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在某种程度上说,陶行知的教育就是一种民主教育,这种教育是“人民的教育,人民办的教育,为人民自己的幸福而办的教育”。陶行知的民主教育包含着天下为公、文化为公、教育为公的含义,他期望通过“全民教育,以实现全民政治”,他呼吁“教育机会均等,无论性别、阶级、信仰,无论远近、城乡都应有同等机会享受教育之权利”⑧。 而他的民主教育的起点,则开始于平民教育,诚如有学者所言,“政治上信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教育上奉行平民主义,是陶行知政治思想的历史本原”⑨。其平民教育主要有三个核心观点,一是关于个人,使完成其人之所以为人;二是关于国家,使中华四万万同胞,都成为“民国的国民”,九万里河山,都成为国民的民国;三是关于世界,可以使国际战争减少,促进永久和平。因此,陶行知的平民教育就是一种民主教育。 传统教育鼓吹人上人及教育的不平等,而陶行知提倡的是人中人的教育梦想,他同情民众,热爱民众,悲天悯人的情怀伴随他的一生。基于这样的观念,陶行知主张在“劳力上劳心”,扫除教育上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开启民智,促进民众意识的觉醒,一直为人民大众的教育普及和平民教育的推广而努力践行。 政治哲学的践行原则—民主生活与国民自治 关于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体系,还有一个践行原则的问题。陶行知试图通过国民的共同自治、共和治理和引导国民过上好生活、民主生活为旨归,来践行其政治哲学思想。 民主生活。民主生活旨向民主政治,陶行知试图培养国民过民主生活来改造国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品质,进而最终实现民主社会的理想。所谓民主生活,就是康健的、劳动的、科学的、艺术的、改造社会的生活,民主生活是一种进步和发展的生活。陶行知认为,“中国的老百姓能立法、守法,能在这种民主的生活中,学做中华民国的主人。”即“在民主生活中学、在争取民主的生活中学习争取民主”,这也再次佐证,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就是一种民主教育。 对于如何过民主生活,陶行知制定方针:一是“自立与互助”,每个人要自立,还要清楚自己是一个人中人,因此要建立互助的人际关系;二是“平等与责任”,大家一律平等,共同守法和立法,同时还要履行相应的责任;三是“自由与纪律”,国民要正确处理好自由与纪律的关系;四是“大同与大不同” ,使大不同的国民“各得其所”、“及时发荣滋长”,最后共臻和谐的大同之效。 国民自治。依据陶行知的意思,自治即是自己管理自己,大家共同立法、守法,共同治理。“国民自治”一方面要求国民的个人自治,一方面又是国民的共同自治。陶行知指出,“共和国所需的公民,是要他们有共同自治的能力。中国既号称共和国,当然要有能够共同自治的公民。”而“共和国民最需要的操练,就是自治”。在此基础上,国民要养成如下习惯:一是“对于公共幸福,可以养成主动的兴味”,关注大家共同的福祉和幸福观;二是“对于公共事业,可以养成担负的能力”,形成一定的国民责任和使命感;三是“对于公共是非,可以养成明了的判断”,形成正确的是非观和价值判断。简言之,自治可以养成国民“于公共事情上的愿力、智力和才力”⑩。 回顾陶行知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人们给予的“民主之魂,教育之光”的称谓,其实短短八个字基本可以表达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的全部内涵。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哲学的伦理学基础 摘要: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就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这个问题涉及我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的理解。在古代政治哲学中,道德与政治是直接同一的,在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发展中,出现了政治与道德相疏离的倾向,而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则普遍确认政治正义的道德依据。事实上,无论是道 ,!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维护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因此表现出道德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性。 关键词:政治哲学;伦理学;政治与道德的关系 在西方学界,政治哲学的复兴是以罗尔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发表的《正义论》为标志的,而在我国学界,政治哲学研究进入活跃状态已是21世纪的事情,晚于欧美近三十年。因此,在我国,政治哲学仍然属于新兴的研究领域,这自然会带来对政治哲学的学科性质的讨论。在这个讨论中,厘清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尤为重要。因为这个关系不仅涉及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同时也涉到我们对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的内在相关性的理解,更涉及我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的理解。在笔者看来,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从最一般意义上说,“善”是道德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是伦理学的最高范畴;“正义”是政治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是政治哲学的最高范畴。但无论是道德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维系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而无论是“善”还是“正义”都代表着一种体现健全人格和健康社会的正面价值,因此对“善”的追求和对“正义”的追求,无论是在伦理学中还是在政治哲学中,都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表现出道德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性。本文试图通过概要地梳理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来阐释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粗浅理解。 一、古代政治哲学: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 无论是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还是在古希腊哲学中,有关政治问题的哲学思考都属于伦理学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在古代哲人看来,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来自于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为政者必须是善者,这一点在古代哲人那里是不言而喻的。在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中,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统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的道德品行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政治的兴衰。如果统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顾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而将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导致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生活共同体的瓦解。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从其主要内容上看,就是一种包含政治学说在内的伦理道德学说。在这种学说中,政治的最高境界同时即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即“仁政”。儒学创始人孔子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意就是说,为政者必须良善正直,才有可能避免臣民的邪恶。道德上的正直和政治上的正义均是“道义”本身的基本内涵。离开了“道义”,不仅无从判断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的是是非非,而且会造成政治秩序的混乱,并最终导致天下大乱。孟子更注重人的道德品性与政治的关系。他强调人性在根本上是“善”的;人性的善就表现为每个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即“仁心”;而君王有不忍人之心,就会有不忍人之政,即“仁政”。所以,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人有“仁心”若能“推恩”,便可使道义原则广布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在古希腊政治哲学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是最为卓越的。尽管他们二人对诸多政治问题的理解存在着很大差异,但他们都把“善”或“至善”作为政治活动、国家生活的最高目标,也是衡量政治行为和人的政治品质的最终标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也是从“善”的理念中获得最终的依据。如柏拉图所说:“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识问题,关于正义等等的知识只有从它演绎出来的才是有用的和有益的。”柏拉图在他的着名着作《理想国》中就是把正义作为他的国家学说的核心理念,这使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对正义概念进行理论探讨的政治哲学家。在他看来,一个城邦(国家)主要由三个阶层的人构成,即统治者(护国者)、辅助者(保卫者或武士)和农耕商人,每种人在城邦中都做最适合他的天性的事情,互不干扰,这是构成城邦的原则。所谓“正义”就在于符合这个原则,即“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同时,正义就是智慧与善。城邦的“正义”主要体现为“智慧”、“勇敢”和“节制”这三种美德。其中,“智慧”是属于城邦统治者的美德,“勇敢”是属于城邦保卫者的美德,而“节制”则是属于城邦中所有人的美德。因此,正义的城邦就应当是“善”的,“这个国家一定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和正义的”。 柏拉图还确信,城邦的正义与个人的正义具有一种同构性。国家有三个部分,每个人的灵魂也有三种品质,这就是“理性”、“激情”和“欲望”。当人的这三种品质彼此友好和谐,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由它领导而不反叛,这样的人就是有节制的人。这种人能够“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内秩序井然,对自己友善”。他们能够带来城邦的和谐。 亚里士多德同样把“至善”理解为人们组成城邦所要达到的目的。所以,他在《政治学》一书中,开篇就说:“所有城邦都是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因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着他们所认为的善),很显然,由于所有的共同体旨在追求某种菩,因而,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这种共同体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谓“至善”就是“追求完美的、自足的生活”,因而也就是“公正”或“正义”。既然城邦的最高目的是至善,那么“公正”就是为政的准绳。他说:“人一旦趋于完善就是最优良的动物,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公正就会堕落成最恶劣的动物。不公正被武装起来就会造成更大的危险,人一出生便装备有武器,这就是智能和德性,人们为了达到最邪恶的目的有可能使用这些武器。所以,一旦他毫无德性,那么他就会成为最邪恶残暴的动物,就会充满淫欲和贪婪。公正是为政的准绳,因为事实公正可以确定是非曲直,而这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秩序的基础。” 在古代哲学中,政治哲学之所以从属于伦理学,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就建立和维系社会生活秩序而言,习俗、习惯和道德作为生成和维系秩序的文化机制要比法律、政治制度久远得多。习俗、习惯和道德是在人们的共同生活的漫长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系列有效的行为规则以及解释这些行为规则的观念。这些行为规则和观念经过长期的演化过程已经固化到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甚至深深地植根于人们心理结构下意识层面中,成为社会秩序的深层机制。法律、政治制度通常是阶级、国家产生以后才形成的社会规范,因而法律、政治制度等的产生也就标志着文明社会的开始。但是法律和政 治制度与社会习俗、道德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习俗和道德构成了社会秩序的深层机制,因而法律和制度的制定和施行就必须与这些习俗和道德保持基本的一致。事实上,大部分法律和制度都是通过立法程序和政治过程而将那些对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总体秩序至关重要的习俗和道德规范法律化、制度化。因此,法律和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习俗和道德。离开了习俗和道德,政治问题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其二,在古代哲人看来,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也来自于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在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中,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统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的道德品行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政治的兴衰。如果统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顾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而将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导致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共同生活的瓦解。柏拉图之所以在《理想国》中呼吁让哲学家出任国家统治者,就是因为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家的最高追求就是至真、至善的理念,因而能够将“善”作为自己的执政标准,他们不看重浅近的物质利益,也不在乎手中的权力,因而较之其他人更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和社会良好风尚的建树。 其三,政治哲学对政治问题的考察和研究必然带有一定的价值取向,而这种价值取向归根到底来自于道德原则。也就是说,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的根据并不在于政治活动自身,而在人们最基本的道义原则中。因此,只有伦理学才能为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提供形而上学的终极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伦理学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具有绝对意义的“善”,是所有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归宗。 二、近代政治哲学:道德与政治的疏离 在欧洲传统政治学说中,确信“善”与“正义”、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始终占据主流地位。特别是在中世纪,由于宗教神学和罗马教会的强权统治,使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采取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形态,即作为“至善”的神是王权或国家权力的全部根据。然而,到了中世纪末期,教权的腐败、王权的专制、教权与王权之间的矛盾以及宫廷内部围绕权力展开的争斗等等,使人们越来越难以看到,也越来越难以相信政治统治的良善本性,并逐渐对“政治植根于道德”这一传统观念产生怀疑。 最先对这一传统政治观念提出挑战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着名政治理论家马基雅维里。他在《君主论》一书中干脆把政治统治与道德本性剥离开来,提出一种“用目的说明手段正当”为原则的政治无道德论。马基雅维里是中世纪晚期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从政治理想上说,他崇尚共和政体,认为共和政体有助于促进社会福利,发展个人才能,培养公民美德。但面对当时意大利人性堕落、国家分裂和社会动乱的状态,他认为实现国家统一社会安宁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建立强有力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他看来,人是自私的,追求权力、名誉、财富是人的本性,因此人与人之间经常发生激烈斗争,为防止人类无休止的争斗,国家应运而生,颁布刑律,约束邪恶,建立秩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君主应当不图虚名,注重实际,只要能够达到目的,无需考虑手段的道德性质。残酷与仁慈、吝啬与慷慨,都要从实际出发,即所谓“明智之君宁蒙吝啬之讥而不求慷慨之誉”。所以他在《君主论》中说,君主“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君主“如果有必须的话,他就要懂得怎样走上为非作恶之途”。“当君主认为“如果没有那些恶性,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的话,那么也就不必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一些事情看来是恶行,可是如果照着办了却能给他带来安全与福祉。”这就是说,政治统治的正义是用其最终目的和效果来说明的,一切与此无关的道德都应该被抛弃。基于这种观点,马基雅维里明确地把政治学当作一门实践学科,将政治和伦理区分开,把同家看作纯粹的权力组织。可以说,他是近代第一个使政治学独立于伦理学的思想家,因而有资产阶级政治学奠基人之称。 当然,在近代政治哲学中,马基雅维里的这种比较极端的政治学观点并不多见。多数政治哲学家并不否认政治合法性本身所蕴含的道义原则。这特别体现在近代法学和政治学有关自然法的讨论中。所谓自然法不过是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如“各有其所有,各偿其所负”(格劳修斯),“既受他人恩施之惠,就应努力使他不因施惠而自悔”(霍布斯)等。当然,自然法的内容应当是什么,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但不管怎样,自然法所涉及的就是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法律和政治行为如果不符合自然法的要求,就是不合理的、不合法的。因为“自然法”本身就被理解为维系社会共同生活的最基本的尺度,没有这些基本要求或不符合这些基本要求,社会生活就建立不起来,即便建立起来也维持不下去。 但问题在于,如何才能使自然法成为共同的生活准则而不致于被个人的任意性所破坏?人性中是否具有足以使自然法得以贯彻的道德根基?对于这样的问题,近代思想家则比较普遍地表现出对人的德性能力的不信任,即便不否认道德良善的重要性,但也不把政治正义的实现寄希望于人的道德品性。如英国哲学家霍布斯从人性本恶的基本立场出发,干脆否认了人凭其本性执行自然法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尽管自然法是理性法则,但人的趋利避害的自私本性使人倾向于不愿接受自然法的约束,因此,要使自然法行之有效,就必须依靠具有强制力的政治权力。他说:“正义的性质在于遵守有效的信约,而信约的有效性则要在足以强制人们守约的社会权力建立以后才会开始,所有权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按照霍布斯的这一观点,政治的正义与其说是根源于人性的善,不如说是为了防范人性的恶。 稍晚于霍布斯的英国哲学家洛克不同意人性本恶的说法,而是认为人天生就是要过社会生活,这就决定了最初的“自然状态”应当是一种社会生活的状态,一个自由、平等的状态。在自然状态中,人们根据自己的愿望行动,并受理智的约束,在理性的范围内,其行动服从自然的道德律,这就是“自然法”。洛克还认为,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有根据自然法来惩罚违反自然法的人的权利和要求犯罪人作出赔偿的权利,这就是所谓的自然权利。由此看来,洛克既肯定了自然法是一种道德律,又肯定了个人执行自然法的正当权利,但他同样认为,政治的正义不可能直接从这种自然法和自然权利中产生。因为,尽管在自然状态中,人们的行为是受理性的自然法约束的,但人们的行为却常常是非理性的,这就造成了自然状态的种种缺陷,其中最主要的缺陷是:第一,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种确定的、规定了的、众所周知的法律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和裁决纠纷的共同尺度,从而使有些人由于利害关系而心存偏见,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理解和运用自然法。第二,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个有权依照既定的法律来裁判一切争执的知名的和公正的裁判者。每个人以自然法的裁判者和执行者自居,而又偏袒自己,这就使他们的裁决因情感和报复之心而超越正当的范围。第三,在自然状态中,往往缺少权力来支持正确的判决,使它得到应有的执行。这就是说,在自然状态下,人们无法解决在理解和执行自然法方面所产生的分歧,这就易于导致战争状态。要避免可能发生的战争状态,就必须走出自然状态,组成公民社会和公民政府,把每个人执行自然法的自然权利交给这样的政府,通过颁布和执行确定的、众所周知的、大家共同接受的法律,来维护自然法和自然赋予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他说:“虽然他在自然状态中享有那种权利,但这种享有是很不稳定的,有不断受别人侵犯的威胁。既然人们都像他一样有王者的气派,人人同他都是平等的,而大部分人又并不严格遵守公道和正义,他在这种状态中对财产的享有就很不安全、很不稳妥。这就使他愿意放弃一种尽管自由却是充满着恐惧和经常危险的状况;因而他并非毫无理由地设法和甘愿同已经或有意联合起来的其他人们一起加入社会,以互相保护他们的生命、特权和地产,即我根据一般的名称称之为财产的东西。” 霍布斯和洛克的上述观点在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诸多学派中是很普遍的。近代欧洲正处在由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过渡过程中。而市场经济是以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最大限度地追求私人利益为内在驱动力的,这就必然要求个人的私有财产权利得到国家和法律的保护。不管这种私人财产权利被理解为来自于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如霍布斯),还是被理解为来自于人的劳动 (如洛克),或者被理解为私有财产制度的产物(如卢梭),私人财产权利都是不能被取消,不能被侵犯的。这也是近代政治思想家竭力予以肯定的自由平等权利的核心内容。因此,在近代政治思想家们看来,要保护私有财产权利,防止相互侵犯,靠人们的善良意志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将私有财产权利以法律的形式确立起来,并使之得到有强制力的国家的保护。因而在近代大多数政治哲学家看来,道德的良善和政治的正义并不是直接同一的,后者总是在前者不起作用的地方才能发生。这样,政治思想家们在人们角逐私利的行为中难以相信道德意识本身可以产生积极的政治后果,同时又在自由平等的理想之下寻求实现正义的政治途径。 道德与政治之间的这种疏离使政治思想家们越来越倾向于把政治生活或国家政府之类的问题当作独立的研究领域,探讨政治过程、政治生活、政治制度、政治策略的性质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特别是在19世纪后半叶,随着各门社会科学的普遍兴起,政治问题的研究也逐渐被纳入科学研究的轨道。诞生了作为实证科学的政治学。 三、现代政治哲学:为政治正义确立道德依据 当政治学成为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以后,政治哲学一度衰落,政治问题的探讨逐渐被纳入实证科学的轨道,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将道德问题从政治视野中排除出去。并且受“唯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政治学界一度对政治哲学采取漠视的态度,认为政治哲学所关注的价值判断,没有严格的确定性,只能各执己见,莫衷一是,不可能是真正的科学,因而不值得重视。这种情况延续了几乎一个世纪。应当说,把政治生活作为独立的对象,从“事实”的意义上加以研究的确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从政治生活的总体上说,排除道德问题的或忽视“价值”维度的思考,又是十分片面的。在现实的政治活动中,事实与价值是不可分离的。从客观事实上说,人类的政治生活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有机体,它在任何一个历史起点上的未来演化趋势都具有多种可能性,而哪一种可能性能够变成现实,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体的价值选择。在这种价值选择中,人们对于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平等与自由等道德原则的理解显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决定了人们的历史活动所具有的基本目的和所要采取的基本步骤。正是由于这一点,罗尔斯在试图通过对政治正义的思考来解决政治过程所面临的各种困难问题时,也指明了政治哲学对于伦理学的从属性。他说:“政治哲学有它自己的明确特征和问题。作为公平的正义是针对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结构这个具体问题而言的一种政治正义观念。就此而言,它的范围要比统合性的哲学和道德学说狭窄得多,诸如功利主义、至善主义、直觉主义以及其他的学说。它关注的是(以基本结构形式存在的)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不过是道德问题的一部分。” 在罗尔斯看来,如果我们把社会看作是一个公民平等参与的公平的合作系统,那么这种平等的基础就是拥有最低限度的道德能力。因此他确信,作为公平的正义将公民视为从事社会合作的人,这种人拥有两种道德能力,“一种道德能力是拥有正义感(sense of justice)的能力:它是理解、应用和践行(而不是仅仅服从)政治正义的原则的能力,而这些政治正义的原则规定了公平的社会合作条款。”“另一种道德能力是拥有善观念(conception of good)的能力:它是拥有、修正和合理地追求善观念的能力。这样一种善观念是由各种终极目的和目标组成的有序整体,而这些终极目的和目标规定了一个人在其人生中被看作最有价值的东西,或者被视为最有意义的东西。”因此,罗尔斯高度注重政治的正义与道德能力的关系,他在《正义论》中这样说:“我希望强调,正义观只是一种理论,一种有关道德情感(重复一个十八世纪的题目)的理论,它旨在建立指导我们的道德能力。或更确切地说,指导我们的正义感的原则。” 不独罗尔斯这样看,几乎所有的当代政治哲学家都这样看。与罗尔斯齐名的当代政治哲学家诺齐克,尽管他在有关政治正义的理解上与罗尔斯有着尖锐的对立,而主张一种极端的自由主义,但他同样明确地强调,道德哲学为政治哲学既提供了背景又确定了边界。而具有约束力的道德禁令就是国家强制力的最根本的合法性源泉。《当代政治哲学》的作者金里卡也认为,在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有一种根本性的关联,政治哲学关注的焦点是那些使得公共机构的运作具备合法性的道德义务,公共责任和私人责任的内容和界限,都必须诉求更深刻的道德原则才能确定。他说:“对公共责任的任何解释都必须契合更宽广的道德框架:这种道德框架既要能够容纳又要能够说明我们的私人责任。” 从以上对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的历史梳理,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政治哲学在当代的复兴包含着人们对政治生活的道德价值的重新理解。这一点,在我国学界还是相当模糊的。不少学者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普遍的法治社会,依法治国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因此,确立治理社会的道德原则似乎是不合时宜的事情。这些学者也许并不否认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但却在观念上把道德建设与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看成是不同的过程。他们忽视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任何政治生活都有其道德基础,至少在本质上包含着道德原则在其自身之中。至于法制建设,更是如此,正如美国伦理学家麦金太尔所说:“只有那些具有正义德性的人才有可能知道怎样运用法律。 政治哲学论文:文明的冲突?——后冷战时代西方政治哲学述介(上) 哲学总是与现实息息相关的。这不仅表现为哲学关心现实,而且表现为现实在某些关键的历史时刻给哲学以重大影响。冷战的结束就是这种重大历史时刻,它直接引发了关于后冷战时代的大辩论。关于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图景,西方政治哲学中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历史终结论”,另一种是“文明冲突论”。本文先介绍第一种观点。 “历史终结论”的主角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他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1989年夏季号上发表了一篇长文,题目为《历史的终结?》。而后,福山将此文扩展为一部轰动一时的著作,于1992年以《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为题出版,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福山的文章和著作在美国引起了热烈反应,尽管也有不同的意见,但主流是佳评如潮,赢得了一片喝采声。 一、普遍历史的观念 1989年苏联和东欧骤变之后,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苦苦思索着这样的问题:如何看待冷战的结束?后冷战社会将呈现什么样的世界图景?怎样将冷战与后冷战时代嵌入对人类历史的统一理解之中? 面对欢欣而又感到茫然和无所适从的西方人,福山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我们面对的东西既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也不是战后历史这一特殊时期的消逝,而是一种历史的终结。”[1] 福山的这种观点由两个思想支撑着。第一,人类历史是意识形态的演化史,“推动历史前进的矛盾首先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2 〕他认为,混乱的外部历史事件是表面现象,意识支配它们的本质。换言之,“意识是原因而不是结果,并能独立于物质世界自动发展,从而作为混乱外部事件之基础的真实主题是意识形态的历史。”〔3 〕如果人类历史是意识形态的演化史,那么当人类满足于某种意识形态之后,历史便停止前进了。 第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终的政府形式。”〔4 〕从“初民”的历史开端到20世纪的今天,人类经历了各种政府形式。如君主制、贵族制以及专制主义,但自由民主制度在历史发展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福山宣称:一方面,自由民主制度将先前的所有重大政治矛盾都解决了。“所有人类需要都被满足了,”〔5 〕今后不再有“大问题”;另一方面,它不仅现在没有可以与之竞争的意识形态对手,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存在更好的价值选择。因为它是唯一的,所以它是最终的。 在上述第一种思想中,福山犯了一个双重错误,他一方面追随黑格尔将历史的发展错误地理解为精神的发展,另一方面还断言这种精神发展作为意识形态演化已经达到了终点。在第二种思想中,他首先将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绝对化了,宣称它解决了所有政治问题;其次,他又将这种自由民主制度普遍化了,认为这种政府形式对全世界都有效。 二、历史发展的双重梁柱 福山主张:第一,历史是有趋向性的,朝向一个终极的目标;第二,历史是进步的,表现为由低级到高级的连续发展过程;第三,历史是普遍的和统一的,全人类最终都将达到“普遍的同质国家”。〔6 〕果真如此,那么推动历史朝向这个普遍统一的终极目标的发展动力是什么? 福山认为:“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为解释后续历史发展的许多方面提供了有趋向性的机制。”[7]自然科学不仅产生历史变化, 而且这种历史变化代表着进步,趋向于统一和普遍的目标。他特别指出,自然科学以两种方式推动着历史的发展。 第一种方式是军事竞争。古往今来,漫长的人类历史充满了冲突和战争,而科学技术赋予那些拥有它们的国家以决定性的军事优势。任何国家如果想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和完整,想使自己在强手如林的世界中继续存在下去,想在连绵不断的战争中成为胜利者,就不得不接受科学技术,并沿着最有利于自然科学发展的方向建立其社会制度。军事竞争和战争的可能性“对于社会的合理化和创造跨文化的统一社会结构是一种巨大力量”,[8]从而,自然科学为人类的全球统一提供了基础。 第二种方式是经济发展。社会要存在下去,必须满足人类的生存欲望——衣食住行等等。“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是一种巨大的生产力,为满足人类欲望提供了最有力的工具。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直接展示为社会的工业化过程。一方面,工业化创造出新的机器和制造工艺,产生出新的产品、行业和市场,另一方面,工业化要求劳动分工的不断合理化,导致新的劳动组织和产业阶级的涌现。两者交织在一起使各种不同文化的社会发生了相同的双重社会结构变化。一方面是传统社会结构基本成分的解体,如部落、部族、宗教团体、村落和传统家庭等等;另一方面是社会结构中各种现代机构的出现,如官僚机构、工会、公司、政党、传媒、大学和专业社团等等。整个社会发展全球趋同,而支配的原则是合理性。“强加给工业化社会的社会发展以相同性是合理性的要求。”[9] 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是一种什么关系?经济的现代化是否意味着政治的民主化?福山承认一个广为流传的看法: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与自由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经验相关性。但他否认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不相信自然科学和经济现代化能对民主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他认为,“民主被选择决非基于经济方面的理由。”[10]在他看来,就单纯的经济增长而言,东亚的“市场权威主义”比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更为有效。 那么到底推动历史发展并导向历史终结的真正动力是什么呢?福山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汲取了灵感,认为历史的前进动力是一种精神力量,即人的“承认要求”。人不仅在社会上存在,而且要求被其他人作为人加以承认。这种被福山视为人性的“承认要求”完全是精神性的,与物质利益无关,与人的自保本能也无关。为了获得他人的承认,人甘愿冒生命危险从事于追求承认的血战,由此产生人与人之间的主人—奴隶关系。在他看来,这种主人(统治)—奴隶(奴役)关系开创了历史并贯穿历史的始终,而造成这种关系的“承认要求”则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整个历史中各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都是这种“承认要求”的体现:君主制承认一个人(国王),贵族制承认一些人(统治阶级或精英),自由民主制承认所有人(公民)。 在“承认要求”这种精神欲望的亢奋、扩张乃至发展为自大狂中,在由此带来的人与人之 间的矛盾和斗争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中,福山所描述的历史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进步。最终,一个“普遍的同质国家”出现了,它用法律规则确认了人人平等,一劳永逸地满足了人一直所渴望的“承认要求”,从而历史就此终结了。“在历史终结处显现出来的普遍同质国家可以被看作依赖于经济和承认要求这双重梁柱,趋向于它的人类历史过程既为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所驱动,也同样为要求承认的斗争所驱动。”[11] 三、最后的人 福山认为,冷战结束之后,在自由民主制度内部,基本的政治问题或意识形态问题都被解决了,而且今后也不会有无法解决的重大问题;在自由民主制度之外,不存在可以与之竞争的其他意识形态,并且将来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意识形态,“我们不能给自己描述一个本质上不同于现在但又更好的世界。”[12]既然内无压力外无对手,今后世界必定是一派太平景象,几个世纪以来由意识形态所主导的冲突和战争将永远消失,人类再也没有价值选择了,当然再也不必为意识形态之争而牺牲了。由此福山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世界将进入后历史时期。 福山的历史辩证法是一个圆圈:由于有了“最初的人”(theFirst Man),才有了历史和进步;现在历史已经终结, 人从而变成了“最后的人”(the Last Man)。 福山在宣称自由民主制度在全世界获得了胜利时,喜悦之情油然而生。但在面对“最后的人”时,他心中却充满了悲凉之感:“最后的人”不再有理想和信念,不再有精神追求,永远失去了为实现理想和信念所必需的毅力、勇敢、牺牲和奉献:“最后的人”不再有冒险的战斗精神,他因曾历经沧桑而厌倦——驱使人们英勇战斗的神圣信仰被后续历史证明不过是愚蠢的偏见,他认识到了历史充满了无意义的战斗,同时又感到内心空虚:“最后的人”失去了对抽象价值的追求,而满足于直接价值的体验——沉溺于物质享受,沉溺于安逸的私人生活,沉溺于自我之中。 在福山看来,人与动物相脱离而成为“最初的人”,在于人有精神追求和理想。因此,人失去了精神和理想之后,“最后的人”便不再是人,“他们重新变成了动物”。[13]历史又回到了它的出发点,“后历史”同时也是“前历史”。 福山的历史观有两根支柱,即政治和经济。那么这两根支柱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福山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基础是什么?这个支撑着政治、经济以及整个历史的基础就是人性。福山信从柏拉图,认为人性有三个组成部分——欲望、理性和精神,并相信它们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经济发展的人性根据是欲望和理性,其中,欲望表现为人的自我保存,而理性是实现欲望的最好工具。所以,经济进步的实质是在理性指导下以最有效的方式来最大程度地满足人的欲望。政治发展的人性根据是精神,精神追求产生价值、信念和理想,产生各种意识形态,并驱使人们从事为之献身的战斗。因为福山错误地将人性当作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错误地将精神视为整个人性的本质,所以,在他毫无根据地断言历史已经终结之后,他不可避免地宣称人已经成为“最后的人”。 四、后历史主义的历史观 福山对历史的理解是黑格尔式的,与统治英美的盎格鲁——萨克逊传统迥然不同。但他的政治结论,他对后冷战时代的看法,与英美乃至西方的主流是完全合拍的,是对冷战结束后遍布西方的喜悦情绪的一种理论表达。 作为关于后冷战时代的一种政治哲学或历史哲学,福山的思想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 首先,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从论证到结论始终贯穿着强烈的“西方中心论”。第一,他的理论完全依据于西方的发展模式,他的观点依赖于西方的历史经验,但他却将西方的发展模式提升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将西方的现存政治制度确定为永恒的“普遍的同质国家”。第二,由于“西方中心论”的偏见,他判定西方文明是高级的,其他文明都是低级的。特别是价值体系方面,他认为只有西方的意识形态是普遍有效的,而非西方的意识形态都是狭隘特殊的。第三,他将西方的政治发展认定为唯一正确的模式,现代化就是西化,现在通行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就是全人类将要达到的终点。实际上,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东亚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明证。 其次,福山的历史观是极端唯心主义的。表面上,他将历史发展置于经济和政治这双重支柱之上,经济为科学技术所推动,政治则源于人的精神追求。但实际上,他所说的历史发展仅仅是精神的发展、观念的发展和意识形态的发展。一方面,他将经济与政治完全分开,政治发展与经济毫无关系,政治是一种纯粹的精神追求,政治制度是人的意识状态的外在化和客体化。另一方面,他又把价值观念当作衡量历史的唯一标准,将精神视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将政治制度看作历史前进的基本标志。一句话,精神代表了历史的全部。没有精神,历史也就“终结”了。 最后,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意味着历史主义的终结。他本来从黑格尔的历史主义中汲取了灵感和思想推动力,但是,当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之后,他便抛弃了历史主义。他的历史观是后历史主义的:历史已经进入后历史,不再有理想和信念,不再有意识形态争论,不再有需要加以解决的“大问题”。后历史犹如一潭死水,正如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结尾处描述的一样。但是,历史现在毕竟没有终结,将来也不会终结。因为只要人类存在,就会有不同的理想、信念和价值体系(意识形态),从而,人类也就永远会相互争论按照什么观念去开创历史。 政治哲学论文:谈“世界元”的政治哲学基础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为“超主权”的世界货币提供理论基础。根据社会契约论的论证,国家信用货币的基础是“主权”,而国家的主权来自于全体成员所订立的契约;与此类似,国际范围内的“共同权力”来自于各成员国主权的部分让渡。另一方面,国际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与“主权”有着本质的区别,是一种“超主权”的权力。因此笔者认为,“超主权”的世界货币成立的基础在于国际范围内的“共同权力”,这一权力是建立在各参与国的同意的基础上的。本文还以欧元为例,对形成“超主权”货币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国际金融 世界元 欧元 主权 社会契约论 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发表署名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提议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这一想法引发了世界各国的热烈讨论,周小川本人也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被誉为“世界元先生”。周小川认为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存在着系统性的风险: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存货币,很难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这是由于主权货币的币值必然受到该主权国国内经济状况和汇率政策的影响,而将其作为国际储蓄货币,就必然会因为一国经济的微小变化而引发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微小变化,也会给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这就类似于动力系统中的蝴蝶效应,将微小的变化成百上千倍地放大。在世界经济正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今天,这样的蝴蝶效应正在越演越烈。基于上述理解,周小川提议,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由全球性机构来管理的、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减少主权国汇率政策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使全球流动性的调控相对稳定。周小川还特别指出,这一建立“世界元”的思想,并不是自己首创,早在上世纪40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得到实施。 毋庸置疑,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有太多“一直没有得到实施的理想”:从柏拉图“共产共妻”的“理想国”到隐藏在大洋深处的“乌托邦”;从但丁“一统天下”的“世界帝国”到康德由“自由的共和制国家联盟”而达成的全人类“永久和平”;还有罗尔斯为世界各“国民”所订立的“万民法”……数不胜数的思想家为人类的美好未来构筑了形形色色的“理想”。这些“理想”正因为从未在人间实现过,所以仍然如太阳、月亮、星辰一样挂在天上,关照着人们现实的生活。“世界元”或许也正是这样一个美好的“理想”,然而,它绝不应该是一个“空想”。“理想”与“空想”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理想”是得到系统论证的想法,人们应用自己的理性在现实的基础上为“理想”构筑了上升的阶梯,而“空想”则仿佛是悬在空气中的浮尘,是人们随意说出,没有经过论证和辨析的想法。我们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哲学王”是人类的理想而不是空想,那是因为柏拉图在自己所创立的理念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善的理念”作为城邦的根基;康德的“永久和平”是一个理想而不是空想,因为,康德系统地论证了人们达到永久和平的“先决条款”和“正式条款”。与此类似,我们如何才能使“世界元”成为一个“理想”,而不是仅仅沦为“空想”呢?我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给出系统的、符合逻辑的理由。而本文正是这种努力的一个尝试。 一、主权货币的政治基础 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我们首先应该从更基础的概念“货币”开始分析,弄清楚“货币”是什么,以及构成“货币”的基础是什么。“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76)在其开创性的着作《国富论》中详细讨论了货币的起源。斯密认为,由于社会的分工人们为了获得生活的必需品,不得不进行货物交换,而货币正是人们进行交换的通用媒介。斯密论述道,“(货币)成为一切文明国商业上的通用媒介。通过这媒介,一切货物都能进行买卖,都能相互交换”。可见,货币就是人们进行货物交换的媒介,它可能是牛马、可能是盐、贝壳、烟草、干鱼丁、兽皮等等,当然人们最后还是选择了金属作为货物交换的媒介,这是因为金属不易磨损、可任意分割等等优越的特性。斯密虽然在《国富论》中给出了货币的定义,但是却没有说明货币得以成立的基础是什么。所谓货币得以成立的基础指的是,在进行货物交换的过程中,人们凭着什么对某种“通用媒介”保持信心。也就是说,人们为什么愿意将手中的货物换成货币,又为什么这一货币可以与任何货物相交换呢?每一个人都对这一“通用媒介”毫不怀疑,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这一问题。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讨论了正义理论当中的“交换正义”。亚里士多德认为,只要有交换的地方就需要进行比较,而所谓交换正义就是“价值同等”的交换。货币是作为比较的中间物被发明的。亚里士多德论述道,“这种使用的交换在习惯上就发明了货币,它的名字叫法币,因为它不是由于自然而存在,而是依据法律而存在,可以由我们来改变或废除。”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明确指出了货币存在的基础,货币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为的创造,货币得以产生以及发挥作用的基础在于人们所订立的法律。 如果我们还不满足于亚里士多德所给出的答案,继续追寻货币得以通行的基础,那就触及到法律的基础是什么的问题。对于社会制度的根本性的问题,在人类思想的发展史上有着各种各样的答案。社会契约论者对这一问题也给出了系统的论证。17世纪中叶,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完成了他的政治哲学巨着《利维坦》,也由此开创了社会契约论的传统。此后,经过洛克、卢梭、康德等启蒙思想家的发展和完善,社会契约论成为了为国家、政府、法律进行正当性证明(justification)的经典论证。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撰写《正义论》,对经典的社会契约论进行抽象,并用其论证社会正义的两个原则,使这一古老的理论重新焕发了青春,推动了政治哲学的复兴。 社会契约论不仅是一种关于社会制度的理论,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论,它为社会制度之成立的论证提供了方法。下面我就以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为例,简要叙述社会契约论为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以及法律提供的论证。 霍布斯首先构建了一个原始的“自然状态”,在这一状态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抢占任意一片土地、任意一件财物,甚至可以任意地侵犯他人的身体;人们天然地对一切事物拥有权利,这被称作是自然权利。与此同时,在理性的指引下,每个人都凭着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尽力保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但是人们逐步发现,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然权利,使得人们的安全和利益无时无刻处在被他人侵犯的危险之中。所以人们相互约定,各自让渡出一部分权利,并将让渡出来的共同权力委托给一个人(受委托者也可能是政治 精英的团体或者是所有人的代表),这一受委托者就是主权者,而在主权的基础上就形成了国家。 霍布斯与其他所有的社会契约论者一样,强调在订立契约的过程中所有参与订约的成员必须是全体一致同意,契约才能生效。关于缔结契约的方式,霍布斯论述到:“其方式就好像是人人都向每一个其他的人说:我承认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并放弃我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予这人或这个集体,但条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予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这一点办到之后,像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国家,在拉丁文中称为城邦。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社会契约论者所强调的在缔结契约时,“全体一致同意”的要求,既保证了国家主权的基础是所有组成国家的成员的一致同意,也保证了以国家主权为基础的一系列社会制度(例如法律)的成立也来自于全体成员的同意。因为,法律之所以得以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这一“共同权力”就是主权,而主权是来自于全体成员所订立的契约。正像霍布斯所论述的,“没有共同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无所谓不公正。”总之,从霍布斯所阐发的契约论思想中,我们可以寻出如下的逻辑:全体成员的同意是形成“共同权力”的基础,共同权力又为法律的订立和执行提供了保障。 现在让我们回到货币之基础的问题上来,如果我们赞同社会契约论所给出的主权成立的论证和亚里士多德对货币成立之基础的解释,那我们就得出如下的推论:货币的基础是人们所订立的法律,法律得以订立和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就是主权;所以在国家的范围内,任何一种货币成立的基础也应该是国家主权。这样的结论并不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当今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通行货币无不是以该国的主权为基础的。这里涉及到一国之政治与经济间关系的问题:当然,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经济是一国之基础,政治制度是国家的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政治,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任何一国的经济运行都是以其强有力的政权为保障的。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稳定的政局,没有完整统一的主权,社会的经济活动将处于混乱和动荡之中,而货币也会出现大幅贬值、或废弃不用等等不稳定的情况。因此,政治权力永远是法律和经济制度强有力的保障,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动摇了,其法律的施行将变得越来越没有效力,与之相应,货币被人们承认和相信的程度也会降低。总之,在政治权力受到威胁和动摇的情况下,社会中人心惶惶,人们一心自保,货物的交易量缩减,人们对信用货币丧失信心,转向储存金银等金属。这也是和平时期黄金贬值,而战争期间黄金升值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超主权货币”的政治基础 以上讨论了一国之货币和主权间的紧密联系,那回到“世界元”的问题上,我们有没有可能构建一种“超主权”的货币呢?按照社会契约论的推理,这样的设想似乎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任何一种货币都必须以主权这种国家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为基础。然而现实中却又似乎存在着某种“超主权”货币的身影。1865年,在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倡议下,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和瑞士四国签订了实行统一货币的协议,成立了拉丁货币同盟。根据协议,该同盟成员国采用统一的面值和成色价值标准铸造货币,只是保留本国的货币徽记。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拉丁货币同盟于1928年解体。现行的欧洲货币联盟的欧元则直接继承了拉丁货币同盟的这一先例。那当今的“欧元”是否是一种“超主权”的货币呢?下面我们就分析一下欧元的货币性质及其与国家主权的关系。 1991年12月,第46届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举行,这次会议通过并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根据该条约,欧洲货币联盟于1999 年1月1日正式启动,欧元随之成为欧洲的主要货币,也是欧洲货币联盟参与国共同的单一货币。由此,欧元成为了一种超国界的单一货币,这意味着在欧元区内,国别差异对货币政策与货币的使用都没有影响,参与国的货币按固定汇率被欧元所替代,市场内流通单一的联盟共同货币,也就是欧元。 在《马约》的各项条款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约》强调欧元是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的。按照国内学者张庆麟的看法,所谓以自己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指的是欧元是一种独立的货币,不是由其他的货币按一定的比例共同组成的篮子货币,也不是记账单位,而是能够在市场流通的、直接充当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的货币。我同意这一观点,但是我认为所谓“欧元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首先,我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欧元得以成立的“权力”从何而来?在《马约》所规定的货币政策中将欧元的发行权、管理权以及货币政策的制定权等等,赋予了欧洲中央银行。这些原本都是属于国家主权的各项权力。例如,马约第105条A规定:“欧洲中央银行拥有授权在共同体内发行纸币的专权”,而“成员国可以发行铸币,但其发行量需经欧洲中央银行批准”。也就是说欧洲货币联盟成员国发行货币和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是隶属于欧洲中央银行的。那么,欧洲中央银行的权力又从何而来呢?或者说支持统一的货币政策的“中央权力”从何而来呢?为了理解这一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欧洲联盟的性质。 关于欧洲联盟的性质,一直存在着“联邦派”和“主权国家联合派”两种观点。支持“联邦派”的学者和政治家认为,欧盟虽然还不具备联邦国家的形式,但是已经具有了联邦的内涵,欧盟正在形成统一的中央权力和普遍有效的制度,朝着联邦国家的方向迈进。与此相对,持“主权国家联合”观点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则始终坚持具有主权特征的各项政策的决定权由各国政府掌控,他们主张将欧盟内部的统一政策限定在经济活动的领域内。上述争论由来已久,自欧盟成立的那一刻起就在影响着它的发展方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欧盟成员国签订的各项条约都把“在欧洲各国人民之间创建一个日益紧密的联盟”作为联合的目标,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欧盟的性质是“主权国家的联合”而不是联邦。基于欧洲联盟的性质我们可以推论,欧洲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和制定统一货币政策的权力是来自于各主权国家而不是来自于一个独立于欧洲货币联盟各成员国的中央权力。也就是说,通过签订《马约》,欧洲货币联盟的各成员国各自让渡出了部分的货币主权,形成了一个建立在协约基础上的“共同权力”,而在这一“共同权力”的基础上,欧洲中央银行得以发行统一的货币并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由此看来,《马约》中所规定的“欧元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中的“自身的权力”就是在各成员国各自让渡出的一部分主权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共同权力”。 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的形成与社会契约论者所探讨的“国家主权”的成立之间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但也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来看两者的相似之处:第一,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和“国家主权”的形成都是通过参与订约的成员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而得以实现的;第二,这两种订约过程都明确规定,参与订约的成员之间是平等的,而只有在参与订约的所有成员全体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协议才可能生效,“共同权力”或“国家主权”才能成立。再来看两者的不同之处:第一,两种订约过程的参与者不同。参与订立形成国家主权的社会契约的成员是拥有自然权利的个人,而参与订立支持共同货币的“共同权力”之协议的成员则是拥有“主权”的国家。第二,支持共同货币的“共同权力”和“国家主权”在职权范围上存在着巨大的区别,前者的权力范围仅限于经济一体化区域内的货币政策和部分经济政策,而后者则是国家成立的根本,是国家法律、政治制度、经济活动以及社会的正义原则的基础和保障。第三,在大部分学者看来,订立社会契约形成“国家主权”的过程是一个虚构的过程,人们构建这一过程的意义在于对“国家主权”的论证,至于是否真正发生过却并不重要。与之相对,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的形成过程则是一个现实的过程,是一个在现实政治中发生的事件。在了解了两种权力之间的相同和不同之后,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和“国家主权”之间存在的根本性区别也是由欧盟的性质所决定的。正因为欧盟不是联邦国家而是主权国家的联合,所以由其成员国让渡“主权”而形成的“共同权力”就不具备“主权”的根本特征。由此推论,以“共同权力”为基础的欧元就不能被当作是主权信用货币;更确切地说,欧元不是主权信用货币,而是一种“超主权”的货币。 通过对欧元的形成以及其性质的分析,我们似乎看到了构建“超主权”货币的可能性。既然“超主权” 货币成立的基础在于各主权国通过协议而形成的“共同权力”,那么“世界元”的基础就在于:世界范围内通过各参与国在平等基础上签订协约而形成的 “共同权力”。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迅速扩展的今天,共同的原材料、人力资源、金融市场的形成迫切要求统一稳定的货币政策,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各主权国家间经济合作的风险和由于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存货币而带来的不稳定因素。通过本文的推理我们看到,一个世界范围内统一、稳定的货币体系的成立依赖于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的形成,这种“共同权力”来自于各参与国让渡出的部分主权,但又与国家主权有着根本的区别。它并非是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的更高的权力,而是在经济一体化的领域内通过参与国主权的部分让渡而形成的权力。与此同时,我们更应明确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不应该是基于某主权国之霸权的权力,而应该是基于所有参与国的平等和同意的权力。总之,欧元因其自身的权力而成立,而“世界元”的成立则有待于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的形成。 三、结论 从近30年来的发展历程来看,国际金融体系由于受到部分主权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和制约,发展极不平衡,“处于国际金融体系边缘的国家深受其苦,而处于中心区域的国家却一直繁荣稳定”,是一个充满了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国际金融体系。而当今世界,公平正义的观念正逐步得到各国人民的认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逐步扩大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地解决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货币兑换、外汇储备等问题,各主权国家应该在全体同意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协商让渡出部分货币主权,以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而这一“共同权力”将支持统一的货币政策,奠定“超主权”的“世界元”之基础。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与哲学 [摘要]把葛兰西思想与福柯思想进行对照研究可以充分显示后现代思潮对传统思想的冲击与挑战。在政治上,葛兰西坚信团结的力量,把政党看作是“现代君主”。他倡导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对构建积极的革命策略充满热情;而福柯则沉湎于各种越轨行为与性的体验,他拒绝政党政治,认为一切以革命的名义发动的政治行动都有陷入法西斯主义的倾向,他拒绝赋予这些政治行动以道德和伦理的正当性。在历史观上,葛兰西坚持黑格尔式的历史目的论,而福柯则以尼采主义者的姿态用系谱学反对历史主义的宏大叙事,强调历史的偶然性与外在性。在哲学上,葛兰西坚持意识自主的主体性哲学,福柯则对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持激烈的批评态度。福柯以激进的锋芒批评了传统理论的缺陷与不足,但这不能说明他已经超越了康德以来启蒙主义关于人之自由的哲学规定。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抛弃启蒙理想,而在于改造理性和主体的概念,从而引导更为积极的政治与历史实践。 在20世纪最负盛名的思想家中,葛兰西和福柯当属两颗最耀眼之明星。葛兰西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战士,是具有理论深度和实践经验的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福柯则游走于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结构主义的边缘,在政治上拒绝任何党派,是一位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葛兰西对人的前景充满渴望,向往着一种新型文化和新型社会关系的诞生;福柯则悲观地断言“人的死亡”,对未来世界充满怀疑和不信任。葛兰西富于马基雅维利式的智慧,他制定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革命策略,希望通过有组织的革命行动夺取国家政权;福柯则对统治权理论毫无兴趣,他沉腼于与性的个人体验,热衷于使革命运动去掉中心而不是去团结和组织所有的社会力量。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应当充当统治者、教育者和启蒙者的角色;福柯则仅仅把知识分子看作“战士”,他总是抗拒着成为某种权威。总之,无论在政治、历史还是哲学观念上,葛兰西和福柯都显示出了极为不同的特质,如果我们把葛兰西看作启蒙观念的继承者的话,那么,福柯所代表的后现代文化则从各个方面对这种启蒙主义的神话进行了质疑和批评。对于今天的哲学与政治来说,问题不在于对葛兰西和福柯进行二选一的抉择,而在于如何坚持启蒙理想和现代精神,摆脱思想上的极权主义,建构一种既具有建设性又富于批判精神的政治、历史和哲学话语。 一、政治 可以把发生在1968年5月的“革命”事件看作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寓言。正像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曾经对德国哲学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样,1968年的“5月风暴”对于当代社会思潮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如果说在此之前人道主义、启蒙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仍然占据社会思想的主流的话,那么在1968年之后,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的理论话语形式则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所谓的后现代思潮正是诞生在这一历史的转折点上。 那么,在1968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曾经亲身参与这次运动的青年哲学家安德烈·格吕克斯曼对其进行了这样的总结:这场风暴把“所有准贱民式的社会成员,如青年、移民、劳工等等”联合起来;它取消了一切“少数民族居住区”和传统的界限,结束了“社会和种族的隔离及性压迫”;它将索邦大学变成了“一艘新的愚人船”,统治阶级将在这艘船上发现“一切令他们伤脑筋的反常行为”。事实上,在5月运动中,人们的确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疯癫的”言语和口号,它们以一种反叛的姿态向现实的社会秩序发出挑战:“狂妄是革命的新式武器”,“拥抱你所爱,但不要放下枪杆子”,“任何人只要不是我,那就是镇压我的人”,“我们不要换雇主,要换被雇佣的生活”,“看看你的工作吧,无聊和折磨也在里头呢”,“给自己一点爱和爱的时间吧”,“打倒纲领,朝生暮死万岁——马克思主义悲观青年”,“跳个倒霉舞吧”,“不爱2%,也不爱4%”,“我有些事要说,但不知道是什么事”……这些看似疯癫离谱的口号对社会的各个方面——教育制度、分配不平等、社会分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性与文化等等——提出异议,而且获得了群众的喝彩。人们聚集起来,倾听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只因出于对现有生活的反感和厌倦。 我们可以把这种充满戏谑的政治运动同葛兰西所理解的革命进行对比。在葛兰西的思想中,他最为重视的就是思想和行动的组织性。葛兰西把哲学看作是一种有组织的、系统化的智力体系,认为“引导人民大众进行融贯的思维,和以同样融贯的方式去思想现实的当今世界,这比某一位哲学天才的发现还是知识分子小集团的财富的真理,要远为重要和“独创”得多。当然,葛兰西也看到,在变革的一开始,革新还不能来自群众,而必须通过精英的中介,因为在精英那里,暗含在人的活动中的世界观,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一种融贯的系统的和经常出现的认识以及一种明确而坚定的意志。因此,葛兰西认为,在现代世界中,人们应当强调政党在制订和传播世界观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因为只有政党才能“制订出符合于这些世界观的伦理和政治,并把它当作就是它们的历史‘实验室’那样地去行动”。政党是新型知识分子的培养者,尤其是当新世界观在人民群众中地位还不稳定的时候,政党更要永不疲倦地重申它自己的论据,重复是影响人民群众思想的最好的启发手段。总之,葛兰西把有组织地思想和行动看作是政治运动最重要的原则,在他担任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时,工作的核心内容就是维持工人和农民、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乃至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联盟,力求思想和行动上的一致性。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1968年的运动中,公众已经失去了思想和行动上的组织与领导,他们到大街上抗议,就如同上剧场一样,其间充斥着喧嚷与无意义。人们没有也不准备设定统一的纲领和目标,这纯粹是一场无中心、无主义、无主体的斗争——但,这正是福柯所欢迎的反抗的方式。福柯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认为发生于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早期的一些事情是应该保存的。在我看来,应该保存的包括这一事实,即:有不少的政治发明、政治创新和政治试验都是发生在那些大型的政党和通常的纲领之外……的确,这些社会运动从总体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精神和我们的态度,也改变了那些不曾属于这些运动的人的精神和态度。这是非常重要而积极的事情”。事实上,福柯也的确身体力行了他的政治主张,他的传记作家描写了他在樊桑纳大学与警察对峙时的情景——“那个时刻的福柯是兴高采烈的。他喜气洋洋地扔着石头——尽管同时还小心翼翼地注意着不把他那身漂亮的丝绒西装弄脏”。显然,对于参加反政府行为的福柯而言,这种行动本身充满着嬉戏和欢乐 的意味,他并不追求社会制度的变革,而仅仅是渴望体验一种“破坏的欢乐”和“革命的疯狂”。福柯渴望通过个人肉体的“极限体验”探讨未来社会的解放问题,认为“通过最近对、性和福利社的体验,以及对意识和个性的其他形式的体验,粗略地勾勒一个未来社会是可能的。如果从19世纪的乌托邦中能够产生科学的社会主义,那么真正的社会主义有可能在20世纪从‘经验’中产生”。 不难看出,从葛兰西到福柯,知识分子关于革命和反抗的政治话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组织的阶级革命被个体化的微观斗争所代替,崇高的意识形态被世俗的个体观念所冲击。发生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源于20世纪重大的历史事件——两次世界大战、纳粹意识形态的冲击、苏联社会主义和斯大林专制主义、“冷战”——在思想上引发的剧烈震荡。这种震荡的直接后果就是行动的无政府主义以及价值上的虚无主义。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无产阶级作为因为失去一切、所以能够赢得一切的人,具有伦理和道德上的优越性,它能抵抗所有与过去相联系的肮脏的东西,从而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在这种新的文明中,金钱与资本将不再独揽一切,腐蚀一切,相反,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其中,人的尊严得到承认,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其他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础。葛兰西承续了马克思的政治价值观,他把马克思所代表的实践哲学看作一种在智力和道德上都具有优越性的世界观体系。基于这种理解,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特别强调“精神和道德改革”,认为只要考虑民族和人民的意愿,获得人民的认同和支持,就能够赢得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并进而夺取国家政权。 福柯对革命中的道德主义深表怀疑。“人们怎样才能避免沦为法西斯主义者?”福柯问道,“甚至(尤其是)当人们自以为是革命斗士的时候,我们怎样才能使我们的言论和行动、我们的心灵和乐趣摆脱法西斯主义?我们怎样才能将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们行为之中的法西斯主义驱逐出去?”在福柯看来,法西斯主义并不是德国纳粹的专属物,它实际上是一种关于权力的妄想,是对权威和主人道德的渴望。政治斗争只是释放了人们对权力的欲望,但它与正义无关。1971年在与乔姆斯基的电视辩论中,他更是直截了当地对“革命的道德主义”提出质疑——“无产阶级向统治阶级发动战争,不是因为它认为这一战争是正当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发动战争是因为,在历史上,它第一次想要获得权力。如果无产阶级掌权,它很有可能对被它打败的阶级行使暴力,压制乃至血腥权力。我看不出有什么东西能够阻碍这样做”。 二、历史 葛兰西的历史观直接渊源于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它的目的论假设。这种哲学认为,理性、历史和真理是统一的,尽管有许多曲折,但人类总体的历史发展必然是在“理性的狡计”的指引下朝着一个特定的目标前进。对于黑格尔和马克思而言,他们都认为历史有其本质和深层意义,于是,他们把历史视为一种整合各种存在现象并使之朝向既定目标发展的封闭结构,在其中,历史将沿着自身的逻辑向前发展。因此,为人类提供一种全景式的历史演进图景就显得尤其重要:黑格尔勾画了从东方世界经由希腊世界、罗马世界向日尔曼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马克思则把人类历史按照其生产方式划分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五个阶段。马克思坚信,人类历史最终必然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在此状态中个体是完全自主的,而社会成员之间则相互平等。 有趣的是,无论黑格尔还是马克思,在他们的历史哲学中都存在着张力的两极:一方面是绝对的必然性,确凿的方向性和目的性,历史的发展被设定为一种合理的过程——无论经历何种险阻,历史总会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进;另一方面是历史中的个人,个人的利益、意愿和需要——实践着的个体的目的与意志。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主张用一种辩证的方法思考两者的关系。然而不幸的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马克思主义内部对这种历史哲学的理解却发生了分歧,产生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是“正统马克思主义”或“经济决定论”,认为经济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将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于经济危机,认为只有经济发生危机,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另一种观点则采取了一条哲学式的革命道路,即将现实的革命投射为思想意识中的革命,强调从理论和道德层面改造意识的必要性。这种观点更为关注的是历史中的人的因素,而不是客观的经济规律。 葛兰西试图恢复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葛兰西毫不讳言地声称“实践哲学是黑格尔主义的一种改革和一种发展”,认为“它是和‘必然’相联系着”;另一方面,葛兰西又坚持历史和哲学的统一,反对把理论上的断言变成绝对真理的教条体系。他提出了“历史的纽结”(historic bloc)的概念。借助这一概念,葛兰西描述这样一种时刻,即主客观力量结合起来,客观的物质力量发达到有可能发生革命的地步,而人民在主观上也具有了超越旧制度的愿望、决心和历史的洞察。应该指出的是,在葛兰西的历史观中,已经关注了后现代主义所谓的偶然性事件。葛兰西把历史分为两种运动:一种是有机的运动,它在社会中具有长远趋势;一种是机缘性的运动,亦即表现为偶然的、迅速的、几乎是突发的运动。在《反对(资本论)的革命》一文中,葛兰西详细地分析了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的性质。他把这场革命看作是一种“非常规”事件,它与马克思所设想的革命是全然不同——“这是反对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革命,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其说是无产阶级的书,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书,它批判地证明了事件是怎样应当遵循一种预先规定的历程的:随着一个西方类型的文明的确立,在无产阶级甚至能从它自己的起义、它自己的阶级要求、它自己的革命的方面去思考之前,在俄国,一个资产阶级如何必须发展起来,一个资本主义时代如何必须开始。但是,事件却克服了意识形态,事件爆破了规定俄国的历史要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则展开的决定图式。布尔什维克拒绝了马克思,他们明确的活动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则并不像可能被想象的和已经被想象的那样僵硬”。 与葛兰西不同,福柯对从尼采到马克思的目的论历史哲学持彻底的否定态度,认为一种历史当中如果包含着逝去的过去、预定的未来以及受到批判的现在,那么,这种历史就已经不再是历史,而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它实际上是一种思想驯化的专横形式,它迫使过去服从于现在的规则,从而为历史的发展提供一个单一的路径。福柯认为,历史的意义来自某个明确的视角:个人、社会、种族、国家、教会、信仰、文化。它并不是黑格尔那种总体的、普遍性的历史,而是一种多元化的价值选择,因此,对于一位真正致力于历史研究的人来说,所有的人类情感都必须被思考和追踪。于是,就会出现多种多样的历史——爱的历史、贪婪的历史、嫉妒的历史、良心的历史、对传统虔诚尊奉的历史、甚至是残暴的历史,等等。福柯致力于一种新的历史写作模式,这种历史写作关注被正统史学所遗忘的边缘化群体,其任务是去恢复被总体化叙事所压制的话语、知识和声音。福柯认为,历史中被压制的声音证明了统治的隐蔽性,而让这些被压制的声音发言,对于修正人们关于权力是什么以及权力在什么地方的看法至关重要。因此,在福柯的学术研究中,他始终对疯狂、疾病与惩罚的历史保持兴趣,认为这些都是未曾被人们书写过的隐秘的历史,这些历史向我们昭示了现代制度的产生过程,而福柯的目标就是要发展出一种对现代性及其制度、话语、实践以及主体性形式的多视角批判。 此外,福柯还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历史目的论。福柯认为,目的论历史哲学把多样性最终化约为时间,从而组合成为一个完全自我封闭的总体。这种历史总是使我们以一种和解的形式来看待过去的一切动荡,它总是带着世界的终极眼光来看待过去的事物。这种历史学家试图在时间之外寻找一个支点,并称其为世界的终极目的。福柯认为,一旦历史被目的论的视角所支配,就会被形而上学所利用,这种历史哲学总是喜欢把目光投向远处和高处——最高贵的时代,最高雅的形式,最抽象的观念,最纯粹的个体性。它倾向于把独特事件纳入一个理念的连续性之中,化入一个目的论运动或一个自然的链条中。然而,真正的历史却将目光放在近处,它关注的是身体和边缘,而不是时间的终点或历史的终结。 三、哲学 葛兰西与福柯在哲学上的分歧是极为明显的:一位是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理性主义者,相信主体的能动作用,把人看作具有自主意识的行动主体,相信通过理性和哲学的指引,人类能够解放自 身,控制自己的命运。而另一位则对现代性充满怀疑,热衷于揭露理性的严酷和暴虐,热衷于揭示理性统治之下的肉体是如何被权力所规训、所控制、所铭写。福柯把人、把主体视为权力生产的产品,因此,他对思想的解放和意识的自主不再抱有幻想,而决心通过肉体对抗理性的暴政。事实上,二者在哲学上的根本分歧在于:第一,葛兰西是一位对启蒙精神的信仰者,坚持以人的理性为标准来衡量一切或批判一切,而福柯是一位怀疑论者,对包括理性在内的一切都持批判态度。第二,二者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葛兰西所理解的人是“自主自为的主体”,人可以首先通过“精神和道德”上的改革改造自己的思想,进而改造自己的生存境遇;而福柯所理解的人是“被困的肉体”,作为权力的客体,人始终是被监视和被管制的对象。 葛兰西把人看作具有实践能力和自主意识的行动主体。他认为,在谈论“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时候,“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每一个个别的人所是的东西,并不是每一个个人在每一个时刻所是的东西……我们的意思是问:人能变成什么?那就是说,人能够支配他自己的命运吗?能够‘造就他自己’吗?能够创造他自己的生活吗?”在这里,葛兰西对个别人的属性不感兴趣,他关注人作为一个“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特征。葛兰西把这种特征归为人的自主行动能力,认为人的特征在于他能够支配自己的命运,造就自己的生活。进而葛兰西主张,“人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身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或者“客观的”问题,它其实是从人们对自己和其他人的反思中产生的,而且,就人们所想到和看到的而言,我们是什么,我们能变成什么,我们在什么程度上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和命运的锻造者,这些问题都必须在特定的条件下即在日常生活的条件下进行考察。对于葛兰西来说,人之主体性的确立不仅是一种认知成就,而且带有实践内涵;人不再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改造自己命运的现实力量。葛兰西认为,人的力量在于他能够把抽象的意志具体化到现实的生活中去,用自己的行动去实现抽象的意志和理念。在这一行动中,人们需要自觉地和批判地制订自己的世界观。在一般情况下,人们的世界观是无系统的和偶发的,而批判人们自己的世界观,就意味着使之成为一种融贯的统一,并把它提高到世界上最发达的思想的水平。在葛兰西看来,世界观越有生气、越是富有彻底革新的精神、越是和旧的思想方式相对立,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越密切。而如果理论和实践本身的决定性要素相一致和同一,就能够加速正在进行的历史过程,使得实践在其一切要素上都更为同质、更为融贯、更加有效。 如果说,与之相反,福柯走上了另一条相反的道路,提出了“人的终结”的命题。“有人会说,荷尔德林、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都早已确信在他们那里一种思想并且也许一种文化正在终结,并且在一种也许并非不可战胜的间距的深处,另一种思想或文化临近了——在黎明的持重中,在午间的光芒或在落日的争执中临近”——福柯这样描述哲学发生转折的历史时刻——“但是,这个临近,这个危险的逼近(我们今日担心其允诺,我们接受其危险),可能并不具有相同的类型……在我们今天,并且尼采仍然从远处表明了转折点,已被断言的,并不是上帝的不在场或死亡,而是人的终结”。“人的终结”,这是一个惊人心魂的断言。当然,在《词与物》里,“人的死亡”具有特定的知识论的含义,但却明白无误地表达了福柯对以主体和意识自主为中心的哲学的失望。在以后的研究中,福柯则彻底扭转了理论研究的视角——“与其把对权力的研究指向统治权的法律建筑方面和国家机器方面以及伴随它的意识形态方面,不如把对权力的分析引向统治方面(不是统治权)、实际的操作者方面、奴役的形态方面、这种奴役的局部系统的兼并和使用方面以及最终知识的装置方面”。因此,福柯把他理论工作的重点放在针对人的“微分权力”上,他更关心作为“统治技术”的权力的运作,关心在这种权力运作下的肉体。最引人注目的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关于制度化的规训形式的分析。这种规训形式通过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制度,用一种微分的权力细致而微妙地控制和监督着肉体,使人体变得更加顺从和更加有用。福柯认为,这种规训权力看起来或许不那么恐怖,但它因为拥有高度专门的程式化技术,并以科学的方式进行精密设计,因此成为新的暴政——理性与科学的暴政——的基础。 总之,在福柯看来,西方现代性是一种基于理性与非理性的划分并由理性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它的制度化形式是现代社会中的种种权力/知识关系。从福柯的角度,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于,它将复杂的社会现实关系简化成生产和阶级问题,把多样性的主体立场(阶级、种族、性别、民族、世代)消解为阶级立场。比如,《共产党宣言》就把一切历史都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简化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阶级之间的对抗。而福柯眼中的被统治者不仅有工人,还有疯子、犯人、病人、女人、儿童、学生、士兵等等,这些人遭受到的是不同内容但在结构上却相似的压制,仅仅出于经济上的压制而将这些人联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现代社会的统治已不再仅仅限于经济剥削和暴力压迫,更重要的是理性对肉体和灵魂的建构和监管。我们认为,在福柯之前,葛兰西在他的着作中已经论及到现代社会统治的离散化现象,但在解决方案上,葛兰西仍然试图通过阶级概念把日益分化碎裂的社会阶层统一起来,试图通过整合意识形态,构建与工人的情感结构相符合的“阶级意识”来实现夺取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目标,这只能是葛兰西的一种革命的想象。而且,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任何意识形态上的霸权思想都具有“一元论的渴望”,葛兰西所向往的融通一贯的世界观也很可能成为一种思想的独自和意识形态的独断论。但另一方面,福柯的理论也并非毫无问题。在反抗权力关系的斗争中,福柯的策略让我们想起了霍布斯“自然状态”中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在这里,没有有序的组织,只有混沌的互相反对。这其实是一种无意义的斗争,必然不会取得积极有效的成果,而只能是一种政治美学。正如莎蒂亚·德鲁里所评论的那样,福柯的哲学“具有激进主义的方面,虽然它不能成为一种伦理。但是,它微妙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希望摆脱规训权力与其理性主义的符咒,我们必须做什么。这个微妙的寓意是:我们必须赞美野性、疯癫、暴力、黑暗、发狂、精神错乱的和疯狂的事物。它让我们释放我们最野性的激情,从而变得放荡不羁、难以驾驭和精神错乱。后现代主义过度的浪漫正是它的魅力的来源之一”。在这里,“过度的浪漫”也许是对福柯哲学最为贴切的评价,这位当代的尼采,正在试图以疯癫、迷狂和越轨对抗以真理、理性和正义所构筑的传统哲学。这与其说是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救赎,还不如说是一种唐吉诃德式的冒险。事实上,康德所提出的“人是什么”的问题对于身处后现代境遇的哲学家来说,依然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抛弃启蒙理想,而在于改造理性和主体的概念,从而引导更为积极的政治与历史实践 政治哲学论文: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 2010年4月23 26日,由《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编辑部和南开大学哲学系共同举办的“第七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在天津举行。与会学者六十余人围绕“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现将会议中呈现的各种新观点、新见解评述如下。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 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 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破解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在上述“唯物史观创立中实现的政治哲学变革”、“思想史路径考察中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底蕴的彰显”和“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提供的立场和方法”的三种考察中均涉及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问题。近代政治哲学的实践目标在启蒙理性中呈现出自由与解放,中国人民大学罗骞副教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承续了启蒙理性之创造性和推动性原则,发挥其对现代存在异化的批判,将未来之历史理解为启蒙之自由与解放理想的完成。然而,他更关注的是,在由资本规定的当代生存之岌岌可危的深渊中,作为类的死亡将“守护存在”作为基本的存在论任务。救亡与解放一起构成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双重主题。救亡主题的纳入,是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存在论阐释和补充,是历史经验提出的课题的概念化,它从根本上关系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本质及其在当代的巩固。南开大学阎孟伟教授则仅将重点放在马克思对近代欧洲自由主义运动的态度的考察,指出马克思既充分肯定了近代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进步价值,同时又深刻地揭示出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局限性、内在矛盾性和不彻底性,从而辩证地理解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马克思对自由主义运动的分析和批判包含着对启蒙运动以来欧洲政治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深刻总结,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分析和评价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市场趋向改革的深刻影响,从而正确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 无疑,上述研究成果足以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不断丰富着唯物史观的新内涵,同时这种新理解的获得也时时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日渐深入和展开。唯有继续拓展这种互动式的研究才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同时,积极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政治哲学论文:试论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 2010年4月23 26日,由《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编辑部和南开大学哲学系共同举办的“第七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在天津举行。与会学者六十余人围绕“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现将会议中呈现的各种新观点、新见解评述如下。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 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 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 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破解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在上述“唯物史观创立中实现的政治哲学变革”、“思想史路径考察中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底蕴的彰显”和“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提供的立场和方法”的三种考察中均涉及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问题。近代政治哲学的实践目标在启蒙理性中呈现出自由与解放,中国人民大学罗骞副教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承续了启蒙理性之创造性和推动性原则,发挥其对现代存在异化的批判,将未来之历史理解为启蒙之自由与解放理想的完成。然而,他更关注的是,在由资本规定的当代生存之岌岌可危的深渊中,作为类的死亡将“守护存在”作为基本的存在论任务。救亡与解放一起构成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双重主题。救亡主题的纳入,是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存在论阐释和补充,是历史经验提出的课题的概念化,它从根本上关系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本质及其在当代的巩固。南开大学阎孟伟教授则仅将重点放在马克思对近代欧洲自由主义运动的态度的考察,指出马克思既充分肯定了近代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进步价值,同时又深刻地揭示出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局限性、内在矛盾性和不彻底性,从而辩证地理解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马克思对自由主义运动的分析和批判包含着对启蒙运动以来欧洲政治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深刻总结,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分析和评价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市场趋向改革的深刻影响,从而正确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 无疑,上述研究成果足以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不断丰富着唯物史观的新内涵,同时这种新理解的获得也时时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日渐深入和展开。唯有继续拓展这种互动式的研究才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同时,积极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现状 摘要:中国的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将科学社会主义推向一个新的水平和发展高度。与此同时,它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务实、开拓、创新的时代特征。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它已被证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成果宣布结束了国家集团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单一模式,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发展的多样性指引了方向,并示范了一个成功的例子。中国有句老话:“淮南为橘淮北为枳。”这是说同样的橘子树种在不同的地方,结出的果实也是不一样的。社会主义也是如此,它在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表现和特性。尽管社会主义是一种国际现象,但是如果想要在本国家实行,为了发展的长久性,必须根植于本国家特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传统和经济的发展,由于每个国家的政治和文化都不平衡,也就是说,每一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决定了社会主义都会有不同的民族特色。可以说,多元化发展的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的巨大胜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解决的历史任务是科学社会主义取代旧理论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作为一个起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时期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于15世纪,它不难发现,从“共产党宣言”到目前为止,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特殊矛盾和不同的历史任务。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现阶段的发展的需要。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不仅成功地解决了新阶段的历史使命,而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这是第一次提供基本的解决方案。解答如何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中国人口基数大,经济基础薄弱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决定了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还需要跨越磨合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当前,我们制定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路线,政策法规必须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实际考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促进经济发展是我们迫切需要考虑的。在制定经济发展路线时要考虑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实际的发展情况。当今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政治多极化的大环境下,中国要以知识和人才为基础,运用科学技术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要想人民生活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实现中国梦需要抓住机遇,促进发展。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和物质资源的主要矛盾的存在,所以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是解决主要矛盾,发展生产力。因此,我们为了建设科学、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原则,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奠定思想基础和坚实的物质基础以及广泛的群众基础。 二、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一)和平赎买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特点。1956年4月,就关于“十大关系”的演讲的时候,提出将主要矛盾写进党的政治决议。次年2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演讲,正确解析了当时国内存在的矛盾。虽然晚年对中国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解逐渐脱离实际,阶级斗争的范围被主观扩大导致了十年。但是创造性的指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的特点,顺利地解决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在吸取苏联解体教训之后,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为新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邓小平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发展的要求。在当时“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不仅是中国需要明白一件事,也是最基本的问题,在进行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妥善解决。邓小平认为虽然世界上偶有战乱发生,但总体上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要特征,提出了在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以发展经济并在现代化建设发展实践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一个科学的社会主义建设体系。 (三)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理论。“三个代表”的核心和本质是如何能够一直保持党的先进性,在国内外环境错综复杂的情况下确保党的执政能力和管理。新时期党建设的正确方向是科学理解马克思理论,创造性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理论,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不懈斗争,为了国家和人民生活安定富足,而努力奋斗。 (四)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和时代融合的表现,也是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探索。第一,科学发展观必须紧抓发展这一主题,以发展为核心,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其次,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就是“以人为本”。再次,在充分理解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布局的基础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科学发展观指出,中国的基本国情不允许我们继续遵循一般的发展路径,必须努力避免和克服传统工业化的缺点,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切入点,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 三、结语 总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一个伟大的里程碑。它使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了方式。事实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沿着这条道路,在短几年,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仍不明白,未跳出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框架,但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下,也先后开始采取措施进行体制改革。如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中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广泛。 作者:林雪梅 单位:南京政治学院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越南是从殖民地半封建、经济以小生产为主、不经过发达资本主义阶段这样一个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1986年越共六大是越南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点,开辟了越南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转换的进程。1996年,越共八大全面系统的总结了越南10年革新开放实践经验,宣布越南已经步入建设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的新时期,提出要全面配套的大力推进革新事业,继续完善国家管理下的朝社会主义方向的市场机制。 从越共六大至今,随着革新开放的不断深入,越共对越南的社会主义及发展道路的认识越来越清楚,初步实现了由“官僚集中统包统管管理体制”向“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一个具有越南特点和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模式正在逐步形成。老挝由于被称为“半个社会主义国家”,老挝人民革命党作为执政党一直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方向,但是人民民主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加上国家小,人口少,国内经济非常落后,老挝社会还处在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的时期。 1989年老挝召开四届七中全会,重新认识了本国国情,对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认为老挝生产力水平和国民经济的起点低,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尚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仍处在建设和发展人民民主制度,为逐步进入社会主义创造必要条件的历史阶段。在此之后,老挝对本国的国情进一步认识,意识到“不能无选择的抄袭某一国家的模式”。1996年老挝的六大制定了到202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七大的召开对老挝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提出了老挝今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总任务和总方针,为老挝的革新开放和社会主义探索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和方向。朝鲜从2001年访华后开始改变了过去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看法,认为当前没有什么事情比提高国家经济实力、使之适应新世纪的要求更重要。2002年朝鲜进行了调整物价和工资的经济改革,并实行对外经济开放,朝鲜社会主义改革的进程开始启动。虽然朝鲜领导人对许多内外政策进行了调整,并采取了某些改革措施,但是朝鲜的大政方针尚没有根本性改变,目前的政策调整仍是在“朝鲜式社会主义”模式框架内进行的。 古巴1990年开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进行了调整,提出了改革开放和建设“有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思路。1994年以后经济开始增长,社会局势趋于稳定,但至今国民经济依然贫弱,人民生活水平不高。古巴共产党召开五大,大会重申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是在美国的压制下谋求生存的唯一方式;提出继续根据本国国情稳步进行改革开放;强调经济工作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认为“芸豆比大炮更重要”;指出社会主义不仅要公正,也要有效益、有质量。经过改革开放,古巴不仅坚守住了社会主义阵地,而且在改革开放中逐步找到了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模式。 尽管现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都经过了几十年的探索和积累,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但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还需要不断深化。这些重大问题是现有的社会主义理论和现实社会主义实践并未彻底解决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关系着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命运与前途,需要社会主义者们不断探索,并在理论和实践上作出新回答。 作者:白帅单位:沈阳工学院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现代工业文明与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命运 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同源性 现代化本质上是以工业化为动力和核心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历史进程,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发展的必然结果[1]。没有以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为基础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就没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同样也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产生和发展。人类的社会主义理想和对这一理想的追求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兴起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而产生的,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经历了“原初现代化”(即工业革命前的资本主义手工劳动时期)、三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以及当代信息技术革命等几个历史形态,而与每一个发展阶段相对应的,都是资本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事业新的发展和进步。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理想都产生于“原初现代化”时期。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出现的“原初现代化”进程,则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不会产生人类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的开始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逐步走向成熟,其内在的基本矛盾由此也逐步暴露,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的基本物质前提。没有相对成熟的大机器生产,就没有相对成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就没有资本主义矛盾的暴露和激化,先进思想家便无以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制度,无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无以找寻战胜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途径和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把大机器生产视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的基本前提,强调社会主义作为崭新的社会制度是对机器大生产发展要求的更主动的适应。同时,任何背离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轨道的社会主义思潮都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他们认为,脱离了现代大工业发展的客观条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是不可思议的,相对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和经济政治发展水平只能造就“社会主义的讽刺画”[2];那些不能反映现代工业社会发展要求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思潮,都因其“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令人感到可笑”[3]。 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使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一步发展为更高级的历史形态——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变得更为成熟,资本主义的影响笼罩了整个世界,但由此也发展和激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各种矛盾。正是在这一客观前提下,社会主义运动才得以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由此而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社会矛盾的发展,二战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一切都推动着更多的国家和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虽不完善,但在二战前的现代化运动中成就显著,展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也奠定了二战中战胜法西斯侵略的强大物质基础。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制度跨越了一国的界限,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国际性的新型社会制度体系。随着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要求,从此成了执政的共产党人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能否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与时俱进,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关键。 毫无疑问,战后开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当代信息技术革命浪潮曾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带来新的契机和挑战。然而,战争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遭遇了各种重大挑战后,继续保持和扩展了其先发优势,而苏联及其影响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没有能够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新科技革命和世界一体化浪潮中遭受严重失败,从反面说明了社会主义运动与现代工业文明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通过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一个原先基础极其薄弱的国家情况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有力地说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和强大生命力,同时也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事业沿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探索前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客观回顾历史发展和变化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现代工业文明的每一步发展都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脱离了人类文明的主干道,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多种社会形态。从时间上说,有先后关系,也有一定时间内共存的并列关系,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过去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递进说”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当然也不存在充分的理论根据,早已受到严谨的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的批判。误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论”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在它所引发的各种错误认识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它使我们长期以来片面地认为:社会主义运动起源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衰落,而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便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这种认识使我们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源性的认识和研究,忽视了尊重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规律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意义,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客观存在的先进性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与研究,忽视了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制度长期性和艰巨性的认识和研究,给整个科学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损失。 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超越,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同样起源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兴起和发展,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主干道上长期共存和发展的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这是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历史事实就是最好的理论逻辑。我们只有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理论或教条出发,才能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 二、工业文明带来共同的机遇和挑战 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有其自身运行的客观规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存在着差别和对立,但同源于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的基本特性,决定了他们必然面临许多相同的机遇和挑战。 从历史的纵向发展看,工业化必然造成各国社会的发展和深刻变化,如经济的进步、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政治上层建筑的演变、新社会阶级分层的形成、人们思想和观念的更新,等等。在对待工业文明带来的基本发展趋势上,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者的态度及基本对策必定有着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社会主义者无疑能够更好地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各种机遇和挑战,更好地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无论是我们所希望的,还是我们力图克服或避免的,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抑或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造成的基本趋势都是注定会出现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不论各国的传统和国情有何差异,“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4]。 从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看,从分散到整体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但整体世界的形成却主要是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成果。工业化引起的世界整体化,必然造成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域的“相互依存”,全球化是这一趋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也无论是在发达国家或不发达国家,人类都必然愈来愈多地面临着全球共同问题的挑战,世界的“相互依存”推动着各国的互助和合作,在客观上已经不可能再允许“两个平行市场”之类现象产生或存在。和平与共同发展、人口、生态环境与资源共享、反吸毒贩毒、反对恐怖主义、防治艾滋病等问题,既具有地域性,同时也决不仅仅局限于某些特定的国家或地域。世界正变得愈来愈小,作为人类共有的“家园”,地球正在时间和空间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面对共同挑战的世界需要各国和各民族的共同治理,分散的努力可能使我们面临共同失败的危险。在这种情形下,夸大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显然违背世界发展的客观要求,竞争中的合作共处必将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不同的国家既要独立自主地捍卫和维护自身利益,但同时也不应忽视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世界发展客观存在的普遍性和共性。每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不能不顾自身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特性,不能不顾本国人民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但也决不能违背世界发展的潮流。忽视主流文明扩展的基本趋势而过分强调自身特性是经受不了历史考验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某些极端民族主义国家遭遇的挫折,都充分说明了背离人类文明主干道的严重后果。 西方是现代工业文明起源的摇篮,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进程中迄今仍处于领先地位。由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领先地位,西方各国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也保持着相对的先进性,并在国际竞争中始终保持和扩展着其优势地位。为了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保持和扩展其优势地位,维护资本主义的长治久安,西方国家针对工业文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不断建立、调整和完善与现代工业文明相适应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运行机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一些西方学者和政治家甚至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吸取了大量营养。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西方各国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重视和借鉴的宝贵经验。然而,我们却长期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孤芳自赏,没有充分认识或承认西方国家在应对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先行者的地位,不顾客观事实和基本规律,总是拘泥于姓“资”姓“社”之防,盲目排斥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已经取得的各种经验,更没有能够充分重视和研究它们的各种教训,反而把西方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某些不可避免的现象当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有弊端加以批判,这使我们在实践中一度偏离了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道。 列宁曾经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5];“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5]。邓小平同志也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6];“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6]。面对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带给人类的各种共同机遇和挑战,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决定了我们别无选择,必须积极适应世界的发展和变化,积极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在最大限度加速国内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同时,积极推动国际范围内的广泛合作,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社会主义运动肩负着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建立人类理想家园——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光荣使命。在社会主义尚处于理论形态的发展阶段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3]这就是说,作为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人必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决不能放弃或忘却自己的根本目标。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告诫我们:“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7]如今,世界历史又走过了一个半世纪还要多的时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充分验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不能跨越历史阶段的谆谆教诲,以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必须既胸怀远大理想,更注重严谨求实;仅凭一腔热情而急于求成,必然危害乃至葬送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又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6]只要简单回顾各国共产党人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历程,我们便会发现:超越阶段、急于求成是带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现象;邓小平同志的论断正是对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科学总结,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新晨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总是要与一定的民族国家形式相联结的,这就必然首先要求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目标。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国际领域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表现为两者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的国际外交关系。社会主义既是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她自始就与资本主义相比较而存在,以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克服资本主义矛盾和战胜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己任,这就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在人类文明主干道上更好地体现历史发展的方向,要求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人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社会主义在社会制度层面上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与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超越目标是密切相联的。换言之,没有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社会主义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就不可能最终战胜和代替资本主义。邓小平同志在谈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6];“我国综合国力达到世界前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真正体现出来了”[6]。无疑,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把握了问题的实质。 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使命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和考验。由于历史发展的因缘际遇,社会主义制度都首先建立在工业文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这一点过去却没有能够引起各国社会主义者的高度重视。他们都面对着相对落后的发展基础和条件,都面对着国内相对更多的前工业文明因素的障碍和干扰,都面对着学会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等问题。简单地说,都面临着始终保证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永不偏离前进方向而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艰巨使命。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文明发展中的相对滞后表明,实现后发赶超是社会主义各国在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的基本目标。在这一进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必定是既相互否定,又相互借鉴和交流,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长期性以及社会主义各国工业文明发展的现状,决定了这种竞争共处关系的长期性。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十分重视西方各国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机遇和挑战中的经验教训,更加重视彼此之间的合作和共处。即便将来实现了后发赶超目标,世界将进一步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我们将更不可能在自我封闭和孤芳自赏中步入人类的理想家园。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展望21世纪下半期中国发展前景时所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到那时,更不会改变了。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否则,我们自己的人民也不会同意”[6]。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在实现后发赶超的进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科学本性。列宁曾经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8]。邓小平同志也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显然,要充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唯有循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迹不断探索前行,才是一条科学的光明之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充分考虑到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各种艰难险阻,既要不断地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内在矛盾,更要充分重视克服各种前工业文明势力或思潮的干扰,充分重视“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唯有如此,才能成功实现后发赶超的战略目标。在批判各种前工业文明势力和科学认识资本主义本质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旗帜鲜明地作了大量论述,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但是,新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正呼唤着新的理论创新,经典作家们的探索只是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开端,没有也不可能为我们在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种新问题、新现象提供现成的答案。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坚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表明我们经过多年探索,已经找到了一条在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发展之路。 在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苏东巨变,犹如一场“政治地震”,曾经深深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但是,历史的经验和客观的现实都告诉我们,随着人类历史沿着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更深入地进入到全球化的新阶段,在它赋予资本主义以新的生命力的同时,它也必将为社会主义各国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现代化目标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必将为美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希望和生机。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现代工业文明与科学社会主义论文 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及其历史命运的认识不断深化,而社会主义事业本身正是在这种从不间断的反思和革新中走向辉煌。过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同时,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种种矛盾日趋尖锐,由此引发的苏东巨变意味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苏联模式”的失败,人类历史更深入而全面地步入了现代化和全球化发展轨道,这一切都推动着人们从不同立场和角度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本文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为指导,就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从宏观上作一些反思。 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同源性 现代化本质上是以工业化为动力和核心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历史进程,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发展的必然结果[1]。没有以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为基础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就没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同样也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产生和发展。人类的社会主义理想和对这一理想的追求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兴起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而产生的,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经历了“原初现代化”(即工业革命前的资本主义手工劳动时期)、三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以及当代信息技术革命等几个历史形态,而与每一个发展阶段相对应的,都是资本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事业新的发展和进步。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理想都产生于“原初现代化”时期。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出现的“原初现代化”进程,则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不会产生人类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的开始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逐步走向成熟,其内在的基本矛盾由此也逐步暴露,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的基本物质前提。没有相对成熟的大机器生产,就没有相对成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就没有资本主义矛盾的暴露和激化,先进思想家便无以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制度,无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无以找寻战胜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途径和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把大机器生产视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的基本前提,强调社会主义作为崭新的社会制度是对机器大生产发展要求的更主动的适应。同时,任何背离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轨道的社会主义思潮都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他们认为,脱离了现代大工业发展的客观条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是不可思议的,相对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和经济政治发展水平只能造就“社会主义的讽刺画”[2];那些不能反映现代工业社会发展要求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思潮,都因其“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令人感到可笑”[3]。 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使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一步发展为更高级的历史形态——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变得更为成熟,资本主义的影响笼罩了整个世界,但由此也发展和激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各种矛盾。正是在这一客观前提下,社会主义运动才得以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由此而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社会矛盾的发展,二战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一切都推动着更多的国家和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虽不完善,但在二战前的现代化运动中成就显著,展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也奠定了二战中战胜法西斯侵略的强大物质基础。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制度跨越了一国的界限,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国际性的新型社会制度体系。随着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要求,从此成了执政的共产党人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能否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与时俱进,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关键。 毫无疑问,战后开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当代信息技术革命浪潮曾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带来新的契机和挑战。然而,战争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遭遇了各种重大挑战后,继续保持和扩展了其先发优势,而苏联及其影响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没有能够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新科技革命和世界一体化浪潮中遭受严重失败,从反面说明了社会主义运动与现代工业文明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通过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一个原先基础极其薄弱的国家情况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有力地说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和强大生命力,同时也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事业沿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探索前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客观回顾历史发展和变化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现代工业文明的每一步发展都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脱离了人类文明的主干道,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多种社会形态。从时间上说,有先后关系,也有一定时间内共存的并列关系,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过去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递进说”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当然也不存在充分的理论根据,早已受到严谨的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的批判。误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论”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在它所引发的各种错误认识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它使我们长期以来片面地认为:社会主义运动起源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衰落,而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便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这种认识使我们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源性的认识和研究,忽视了尊重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规律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意义,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客观存在的先进性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与研究,忽视了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制度长期性和艰巨性的认识和研究,给整个科学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损失。 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超越,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同样起源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兴起和发展,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主干道上长期共存和发展的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这是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历史事实就是最好的理论逻辑。我们只有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理论或教条出发,才能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 二、工业文明带来共同的机遇和挑战 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有其自身运行的客观规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存在着差别和对立,但同源于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的基本特性,决定了他们必然面临许多相同的机遇和挑战。 从历史的纵向发展看,工业化必然造成各国社会的发展和深刻变化,如经济的进步、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政治上层建筑的演变、新社会阶级分层的形成、人们思想和观念的更新,等等。在对待工业文明带来的基本发展趋势上,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者的态度及基本对策必定有着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社会主义者无疑能够更好地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各种机遇和挑战,更好地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无论是我们所希望的,还是我们力图克服或避免的,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抑或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造成的基本趋势都是注定会出现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不论各国的传统和国情有何差异,“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4]。 从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看,从分散到整体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但整体世界的形成却主要是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成果。工业化引起的世界整体化,必然造成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域的“相互依存”,全球化是这一趋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也无论是在发达国家或不发达国家,人类都必然愈来愈多地面临着全球共同问题的挑战,世界的“相互依存”推动着各国的互助和合作,在客观上已经不可能再允许“两个平行市场”之类现象产生或存在。和平与共同发展、人口、生态环境与资源共享、反吸毒贩毒、反对恐怖主义、防治艾滋病等问题,既具有地域性,同时也决不仅仅局限于某些特定的国家或地域。世界正变得愈来愈小,作为人类共有的“家园”,地球正在时间和空间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面对共同挑战的世界需要各国和各民族的共同治理,分散的努力可能使我们面临共同失败的危险。在这种情形下,夸大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显然违背世界发展的客观要求,竞争中的合作共处必将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不同的国家既要独立自主地捍卫和维护自身利益,但同时也不应忽视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世界发展客观存在的普遍性和共性。每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不能不顾自身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特性,不能不顾本国人民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但也决不能违背世界发展的潮流。忽视主流文明扩展的基本趋势而过分强调自身特性是经受不了历史考验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某些极端民族主义国家遭遇的挫折,都充分说明了背离人类文明主干道的严重后果。 西方是现代工业文明起源的摇篮,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进程中迄今仍处于领先地位。由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领先地位,西方各国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也保持着相对的先进性,并在国际竞争中始终保持和扩展着其优势地位。为了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保持和扩展其优势地位,维护资本主义的长治久安,西方国家针对工业文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不断建立、调整和完善与现代工业文明相适应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运行机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一些西方学者和政治家甚至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吸取了大量营养。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西方各国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重视和借鉴的宝贵经验。然而,我们却长期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孤芳自赏,没有充分认识或承认西方国家在应对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先行者的地位,不顾客观事实和基本规律,总是拘泥于姓“资”姓“社”之防,盲目排斥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已经取得的各种经验,更没有能够充分重视和研究它们的各种教训,反而把西方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某些不可避免的现象当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有弊端加以批判,这使我们在实践中一度偏离了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道。 列宁曾经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5];“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5]。邓小平同志也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6];“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6]。面对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带给人类的各种共同机遇和挑战,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决定了我们别无选择,必须积极适应世界的发展和变化,积极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在最大限度加速国内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同时,积极推动国际范围内的广泛合作,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社会主义运动肩负着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建立人类理想家园——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光荣使命。在社会主义尚处于理论形态的发展阶段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3]这就是说,作为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人必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决不能放弃或忘却自己的根本目标。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告诫我们:“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7]如今,世界历史又走过了一个半世纪还要多的时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充分验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不能跨越历史阶段的谆谆教诲,以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必须既胸怀远大理想,更注重严谨求实;仅凭一腔热情而急于求成,必然危害乃至葬送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又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6]只要简单回顾各国共产党人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历程,我们便会发现:超越阶段、急于求成是带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现象;邓小平同志的论断正是对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科学总结,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总是要与一定的民族国家形式相联结的,这就必然首先要求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目标。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国际领域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表现为两者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的国际外交关系。社会主义既是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她自始就与资本主义相比较而存在,以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克服资本主义矛盾和战胜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己任,这就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在人类文明主干道上更好地体现历史发展的方向,要求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人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社会主义在社会制度层面上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与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超越目标是密切相联的。换言之,没有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社会主义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就不可能最终战胜和代替资本主义。邓小平同志在谈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6];“我国综合国力达到世界前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真正体现出来了”[6]。无疑,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把握了问题的实质。 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使命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和考验。由于历史发展的因缘际遇,社会主义制度都首先建立在工业文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这一点过去却没有能够引起各国社会主义者的高度重视。他们都面对着相对落后的发展基础和条件,都面对着国内相对更多的前工业文明因素的障碍和干扰,都面对着学会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等问题。简单地说,都面临着始终保证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永不偏离前进方向而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艰巨使命。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文明发展中的相对滞后表明,实现后发赶超是社会主义各国在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的基本目标。在这一进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必定是既相互否定,又相互借鉴和交流,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长期性以及社会主义各国工业文明发展的现状,决定了这种竞争共处关系的长期性。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十分重视西方各国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机遇和挑战中的经验教训,更加重视彼此之间的合作和共处。即便将来实现了后发赶超目标,世界将进一步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我们将更不可能在自我封闭和孤芳自赏中步入人类的理想家园。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展望21世纪下半期中国发展前景时所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到那时,更不会改变了。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否则,我们自己的人民也不会同意”[6]。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在实现后发赶超的进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科学本性。列宁曾经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8]。邓小平同志也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显然,要充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唯有循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迹不断探索前行,才是一条科学的光明之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充分考虑到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各种艰难险阻,既要不断地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内在矛盾,更要充分重视克服各种前工业文明势力或思潮的干扰,充分重视“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唯有如此,才能成功实现后发赶超的战略目标。在批判各种前工业文明势力和科学认识资本主义本质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旗帜鲜明地作了大量论述,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但是,新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正呼唤着新的理论创新,经典作家们的探索只是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开端,没有也不可能为我们在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种新问题、新现象提供现成的答案。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坚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表明我们经过多年探索,已经找到了一条在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发展之路。 在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苏东巨变,犹如一场“政治地震”,曾经深深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但是,历史的经验和客观的现实都告诉我们,随着人类历史沿着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更深入地进入到全球化的新阶段,在它赋予资本主义以新的生命力的同时,它也必将为社会主义各国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现代化目标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必将为美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希望和生机。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论文 一、什么是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 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为什么)--------重点 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②才能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③才能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为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④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利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 三、党和政府应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点 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②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五个统筹”,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 ③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④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体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 ⑤必须注重社会公平,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⑥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使改革发展稳定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确保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 总之、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应不断坚持和完善领导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搞好党的建设。政府应正确履行国家职能,坚持依法治国原则和对人民负责原则,严格依法行政。正确处理好各种关系。 四、和谐社会与三个文明的关系 (一)和谐社会与三个文明是一个统一整体。 四中全会《决定》据此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新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样的三位一体,扩展为包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这既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体现了我们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归根到底体现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发展时期的要求。《决定》将“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这是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创新。 (二)如何处理三个文明与和谐社会的关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来不断增强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不断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不断巩固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撑,同时又通过和谐社会建设来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 五、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前提与保证的关系,也是途径与目标的关系。只有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只有不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保证科学发展观的真正落实和目标的真正实现。所以二者是统一的。它们都统一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中,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之中。要用和谐促发展,用发展促和谐。 六、构建和谐社会要处理好五大关系 (一)是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关系,全面落实科学的发展观。 (二)是正确处理激发社会活力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关系,为改革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是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共富的关系,妥善协调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和地区之间的利益矛盾。 (四)是正确处理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我管理的关系,打造社会管理新格局。 (五)是正确处理发挥传统政治优势与创新群众工作机制的关系,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 七、结合我国发展现状,构建和谐社会主要体现在: (一)、经济发展的和谐 1.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2.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 3.绿色GDP和循环经济 (二)、经济利益的和谐 1.努力缩小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 2.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三)、党群、干群关系的和谐 1.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2.保持党的先进性教育活动。 3.以人为本,实践党的宗旨 4.走群众路线,依法行政 5.完善监督机制,建立源头反腐制度 (四)、加强诚信建设,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经济常识分析] 从经济学角度,为什么要构建和谐社会,主要涉及社会主义本质、根本目标。怎样构建礼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见习题?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哪些经济意义? 1.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正确处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关系,做到“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应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伟大进程中,二者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共同发展。让各种所有制经济发挥自身优势,以平等的身份、同样的机会和相同的起点参与竞争,将更加充分地调动和发挥好各自加快发展的积极性,从而使得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正确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改革开放初期针对当时的实际采取的行之有效的政策,是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的成功实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味着今后在继续坚持效率优先原则,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进发的同时,将合理兼顾效率与公平,努力抑制地区发展不平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趋势,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让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正确处理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坚持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当前我国正处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跨越的关键时期,这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突显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我们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使经济富有效率,同时科学地实施宏观调控,使经济有序发展,从而使宏观经济运行走上持续快速健康的轨道,摆脱大起大落的怪圈。 4、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积极扩大就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5、社会主义本质。6、财政的作用,税收的作用。 7、三农问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增加农民收入)。8、新型工业化道路(资源、就业、经济效益)。 [哲学常识分析] 1、物质决定意识原理要求我们想问题、办事情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使主观符合客观,达到主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是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提出来的,体现了上述道理。 2、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与方法论。构建和谐社会,不仅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重要保障,而且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要内容。核心是和谐,本质也在和谐。“和谐社会”就是说社会系统中的各个部分、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状态。“和谐社会”实际上是一种整体性思考问题的观点,要求我们在把工作视野拓展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多种手段,统筹各种社会资源,综合解决社会协调发展问题。 3、唯物辩证法要求我们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看问题、办事情。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这一特征充分体现了上述道理。 4、盾着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达到统一、协调,和谐社会要求自然界内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诸多要素实现均衡、稳定、有序,相互依存、共同发展,这是矛盾的统一性第一种情形的体现;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根据国际经验,处于这一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可能有两种前途:一种是进入“黄金发展时期”,另一种进入“矛盾凸显时期”,即各种矛盾激化,经济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为了避免第二种情况,就必须建设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和谐社会,体现了促进矛盾双方向有利的方面转化,这是矛盾统一性第二种情形的体现。 5、认识应该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深化、扩展、向前推移。党提出建设“和谐社会”表明了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是认识上的质的飞跃,是一种理论创新。 6、人生价值包括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人生的真正价值在于贡献,这就要求我们在贡献中实现人生价值。建设“和谐社会”需要“人民各尽其能”体现了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各得其所”体现了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 7、实践与认识是辨证统一的关系,实践决定认识,是认识的唯一来源,认识应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深化、扩展向前推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具体建设实践的基础上的深化,发展,是在实践基础上得出的正确认识。 8、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够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政治常识分析] 1、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由我国的国家性质决定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人民内部各种矛盾日益显现出来,而且相互交织、相互影响,错综复杂,有的甚至表现得比较尖锐。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势必严重影响社会主义义和谐社会的建立,影响社会稳定大局,影响经济发展。面对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政府要切实履行政治职能,积极疏导,有效防范,从完善机制上解决矛盾,从而确保社会稳定。 2、要重视正确履行国家职能。政府要切实履行政治职能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职能,要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从而确保社会稳定。 3、坚持对人民负责原则。“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各级国家机关应以人民利益为本,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4、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在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5、维护我国的公民与国家和谐统一的关系。从公民与国家的关系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表现为:国家依法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同时,公民应自觉履行维护国家利益的义务。 6、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和谐社会必须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只有运用法律手段促进经济的繁荣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妥善矛盾和其它社会矛盾,才能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 7、坚持党的领导、性质和宗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赋予党的性质新的内容,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是执政党,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作为我们的工作重点,通过坚持不懈的工作,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8、坚持我国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的民族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我们处理民族关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必须遵循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 9、坚持党的宗教政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可以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的宗教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广大教徒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能够做到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10、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的要求,体现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 进入二十一世纪,放眼全球,仅剩下五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和古巴),其发展情况各异。回顾历史,从马克思、恩格斯勾画出社会主义蓝图到苏联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到新中国成立,全世界兴起社会主义浪潮,再到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从历史角度上讲这个新生的社会制度,经历坎坷,有辉煌也有低潮。 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发展规律的科学,即关于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的科学。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就是要使自己从资本主义奴役下解放出来,彻底埋葬雇佣劳动制度;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条件,就是要使自己获得彻底解放,必须消灭阶级剥削、阶级压迫和阶级差别,消灭产生阶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一般目的即最终目的,就是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性质、条件和一般目的这三个内容,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特别是作为条件的那些内容,既反映性质,又决定目的。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可以简述为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 科学社会主义包含极其丰富的内容,集中到一点,就是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论证了无产阶级埋葬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立以来的历史证明,它的理论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同时,它又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它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又要接受实践的检验,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扩展、不断深化、不断丰富、不断完善。邓小平理论,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 中国是目前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大的一个国家。以前,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就中国,如今,只有中国才能就社会主义。中国在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也产生了许许多多的非常严重的问题。 首先,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有很多争论。邓小平同志说的好: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应该是能够极大的发挥人民的积极性,创造力,能够极大的促进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所以能够符合这些特性的就可以吸收到社会主义里,这才是社会主义拥有最强大的生命力之所在。因此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促进社会健康和谐的都是社会主义的,凡是与之相反的都应从社会主义中抛弃掉。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才能永远充满生机。 社会主义应该能够极大的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中国最近几十年的发展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是为了能够促进生产力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我们中国应该加大教育投入,改革教育科研体制,创造创新科研体制和环境,重视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重视基础科学的发展。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国人的科学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这样才能为社会主义的长期快速稳定发展提过充足有力的人力资源。 社会主义应该能够极大的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我们中国近些人在这方面做的不是很好。中国这些年过于重视经济发展,忽略了文化方面。一个文明的兴起是科技和文化双重作用的结果,甚至文化的作用会更重要些。因此我们中国要想崛起并要领先于世界各国成为世界的下一个文明中心,就必定要重视并大力发展中国自己的文化。中国的儒家文明思想博大精深,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该将儒家思想文明于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想结合,创造出新的儒家思想并加以发扬光大,并向世界推广我们中国的儒家思想。 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拥有强大的军事后盾,保卫国家安全,维持社会的安定。中国目前的周边环境并不太平,台独愈演愈烈,和平同一的可能性越来越低;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日益盛行,对历史台独模糊,有美化战争的倾向,并且视中国为忧患,在各方面不惜损害自身利益来打击中国,企图阻止中国的发展;东南亚各国于中国都有岛屿争端,并且大部分岛屿都控制在他们手中;印度一个野心勃勃的国家一直视中国为战略对手,并且已拥有了核武器;北方俄罗斯尽管于中国关系越来越密切,但是它也一直提防这我们;朝鲜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对我们的发展确指手画脚;外蒙古夹在两个大国中间,最近打算今年8月和美国要搞多国军演,其目的和意义值得揣摩;西边阿富汗已被美国搞定,建立了亲美政权,等等……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在失去了苏联这个竞争对手后迫不及待的找到了中国作为他的战略对手,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目前的周边环境就是他的杰作,他不遗余力的在战略上包围中国,企图阻止中国的发展,妄图扼杀分裂中国。在这极其复杂的周边国际环境中,我们一定要认清形势,充分做好军事准备,只有拥有了绝对的实力才能不战而驱人之兵,才能避免军事冲突,才能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愿望。 我们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路程上还有许多迫不及待的问题需要解决:官员贪污腐败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共产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公款吃喝,各种费用报销等等浪费和侵吞了国家极大的财富。关于这个问题我的建议是首先要建立完善的制度,在制度上杜绝此类事情的发生,其次要制定严厉的法律惩罚措施,在07或08年开始施行,在次之前的贪污腐败行为,如果主动坦白,上交赃款,视其态度按以前法律从宽甚至免于刑事责任,如若没有坦白而被查出来要按以前的法律严惩;而对于以后所犯的罪要按新的法律严惩,建议为贪污1000元判一年,1万元十年,再多了就枪毙,并且贪污的所有款项都要归还给国家,如果偿还不了就让其家人按照继承法规定的继承财产的比例来偿还,还是偿还不了再要其子孙偿还。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建议国家对富人多征税,来补贴穷人和改善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另外一个问题是“三农”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安定繁荣,是目前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相信政府可以搞好这件事。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国际的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本人认为,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以及国际交往的愈加频繁,世界统一为趋势将在曲折中前进,并且最终成为现实。目前的国际化,跨国公司的兴起,各种国际组织的成立,国际法规和国际标准的制定,都是这种趋势的表现。我预计,在200~500年间,世界上将会有一种普遍通用的语言(我估计很可能是英语,但我希望是汉语),统一的文化,统一的法律规则,甚至统一的一个国家,统一的一种社会制度。因此,我希望中国政府要在这方面有所认识,抓紧时间稳健的进行改革,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我相信,再过50~100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的成功,必将在世界上兴起新的一股社会主义浪潮,大大壮大社会主义的力量,推动世界奋勇向前。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化 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站在新的历史高度,鲜明地回答了当代中国走什么路,举什么旗的根本问题,进一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系统的、深刻的、创造性的阐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产物。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简言之,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点、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其内涵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它要求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基本价值理念,坚守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基本制度和基本道路。其二是中国特色,它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运用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而不是照搬本本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模式,它凸现社会主义在中国独有的特点、方式和经验。当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之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当代化的结晶。科学社会主义具有与时俱进、与世俱进的品格,它总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当代的应用和发展,是当代化的科学社会主义,具有当代内涵和当代特征。比如,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时代主题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等等,都富有鲜明的时代内涵和时代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创新。比如,党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既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恩格斯和谐社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传统的阶级斗争理论的拨乱反正;既具有社会主义属性,又具有“当代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现代文明优秀成分的积极吸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立足中国国情,吸收其合理因素,赋予其中国特质和中国形式。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性”,是它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又一重要原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成果的总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总范畴、大概念。从纵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经由几代中国共产党人艰辛探索而来的,经历了创始、形成、丰富发展几个阶段。从横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新时期以来我们党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的总汇,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党的基本路线、“四个坚定不移”、“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等,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份。它们之间有机联系,各有功能,互动互促,构成一个内涵丰富、功能完备、特色明显、逻辑严密的体系。其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我们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党的基本路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是我们事业能够经受风险考验、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 解放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和我们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新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的必然要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动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需要,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是我们党和国家2020年的奋斗目标。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不是一个封闭的、凝固的体系,而是永远向着实践开放,向着世界开放,向着未来开放,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丰富完善,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高歌猛进而不断发展。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一重要论断,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而丰富的内涵,表明了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决心和信心。 我们党带领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个国家要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必须找到一条既适合自己国情、又符合时代要求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党带领人民在长期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历经艰辛探索而逐步开辟出来的正确发展道路。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党和人民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积累了推进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经验,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重要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适应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把社会主义建设同执政党的建设紧密联系起来,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全面加强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实践中,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认真总结我国发展经验,深入分析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根据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新任务,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能够引领当代中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运动和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贡献。在当代中国,只有这条道路而没有别的什么道路能够解决中国发展进步的问题。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这是我们党和人民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基本结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深刻分析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和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创立的。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科学社会主义走过了近160年的风雨历程。在这期间,社会主义既经历过凯歌高奏的年代,也经历过发展受挫的岁月。是成功还是挫折,从根本上说,在于是否毫不动摇地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就在于我们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就提出,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归根结底就表现在它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为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创造坚实的物质基础。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区别。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一直把实行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在一定意义上,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按劳分配是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提。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坚持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也就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 实现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目的,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体现。邓小平同志说,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离开这一点,社会主义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和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根据。 无产阶级专政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诞生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和《法兰西内战》等著作中都十分明确地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对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重要性,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的科学论断。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一个最卓越的重要思想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保证。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分水岭和试金石。 坚持工人阶级政党领导。科学社会主义是和工人阶级政党密不可分的。马克思、恩格斯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所写的《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马克思说,工人阶级只有把自己组织起来成为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才能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革命的最高目标——消灭阶级。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无可辩驳地证明,没有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运动,就没有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巩固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灵魂,社会主义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从其阶级属性和主要内容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和整个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就是关于社会主义如何取代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正是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才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不成熟到比较成熟不断发展。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谈社会主义,只能是一句空话。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还在于我们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反复证明,什么时候从国情出发、与实际相结合,就取得成功;什么时候照抄本本、照搬外国模式,就遭受挫折。所以,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我们讲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实际。这个实际说明,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不能丝毫违背这些基本原则。这个实际还说明,我国仍然处于生产力不发达、社会主义制度不完善的阶段,因此我们必须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必须体现中国特色。 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建立在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现实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之后,我们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促进生产力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改革,通过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不解放生产力,就不可能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既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既解放生产力,又发展生产力。正如同志所说,“我们的创造性和特色也就体现在这里”。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搞私有制,也不能搞单一公有制。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要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要求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不发达、经济发展不平衡,共同富裕的实现必然是一个过程,同步富裕、平均富裕是不可能的。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走上致富之路。既要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差距;又要规范分配秩序,着力解决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突出问题,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创造。邓小平同志说,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更适合于我们的国情。”它体现了民主与专政的辩证统一,突出了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护人民的利益,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统一和稳定的职能。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相适应,我国的政体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鲜明的特点。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形式。邓小平同志说,“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为了更好地发挥这一政治制度的优势,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尊重和保障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和人权,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形成了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大理论成果,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不断发展具有鲜明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建设和谐文化,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共识,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探索,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要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努力做到“四个坚定不移”。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创新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的必然要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需求,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落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和国家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必须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四个坚定不移”是一个整体,共同构成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保证、强大动力、基本要求和奋斗目标,是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根本所在。同志说:“做到这四个坚定不移,对保持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大局至关重要。”我们要按照“四个坚定不移”的要求,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断增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我国基本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清醒而又顽强地为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而扎实奋斗、不懈奋斗。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贡献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一个鲜明特点是富有很强的创新精神,而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重大科学论断则是理论创新的集中体现,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础,整个文件的新思想、新观点、新举措都是对这一论断的具体展开和落实。它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又一次新的飞跃,是中国共产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又一重大贡献。 作出这一重大科学论断,既有深刻的实践依据,那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艰辛探索所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丰富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开展社会建设形成的新鲜经验;又有充分的理论根据,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关于社会建设的丰富思想以及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把社会和谐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这一论断的理论内涵似乎可以这样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性质和宗旨,决定了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非对抗的,决定了我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决定了我们党有责任、有信心、有能力主要通过和平的、渐进的方法,通过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的调整和改革,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决定了社会和谐是我国社会矛盾存在和解决过程的基本形态,也就是说,我国社会在本质上是和谐的。但是,这种和谐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实现,需要进行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不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只有科学分析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才能不断促进社会和谐。 按照社会和谐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全会文件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兼顾了“大社会”和“小社会”两个方面。作为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我们所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的社会,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整体和谐的社会,是实现社会和谐的价值目标与创造性实践相统一的渐进的历史过程,需要贯穿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整个历史过程,体现到党和国家的一切重大决策、改革举措和全部工作之中。实现这一目标是长期的、具体的、历史的,是分阶段、有层次的,而决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过若干个历史阶段的持续奋斗。它要求我们必须从“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视野和战略高度来认识、来思考、来谋划,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按规律办事,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根据已经具备的条件一步一个脚印地加以推进,不可急于求成,不能随意提脱离实际的口号和不负责任的承诺。 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现实课题,我们所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主要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社会建设,旨在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积极化解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促进形成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它要求我们在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实践中,要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针对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研究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一个一个加以解决,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在中国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献 思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仅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道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而且为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很好的历史起点。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以及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探索和理论上的重要突破,恰恰是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的时候开始的,除了侧重探讨经济建设的《论十大关系》以外,深入的探讨和全新的思路,就是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著作里提出来的。 的这部著作,立足于中国国情和中国的实践,极大地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宝库。在这以前,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如何建设的内容不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问题的核心和主题,正如讲话提纲的标题所说,是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出这样的问题本身,就展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因为以前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焦点,是为了夺取政权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开展的革命的阶级斗争,解决那种对抗性的矛盾。一切其他的非对抗性矛盾包括各部分人民之间的矛盾,都处于从属的甚至是被掩盖的地位。现在共产党和它领导的人民政府成为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者和管理者,面对的是大量非对抗的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在人民内部协调、处理好各种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致进行建设,自然成为主题。而在这个问题里面,占据关键地位的是领导和群众的矛盾,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矛盾。 分清楚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前提。从完整的意义上说,只有敌我矛盾性质的阶级斗争才算完全的阶级斗争,人民内部矛盾一般不是阶级斗争。只有两种特殊情况,仍然算是阶级斗争或者带有阶级斗争性质:一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是我国所特有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矛盾控制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内,这是富有创造性的思想。二是思想文化等即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这只能算阶级矛盾或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的影响、残余或历史遗留。这两种情况都需要按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和方法来认识和处理。基于这样的分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政策和方法,主要是“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还有共产党和派之间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及从全国人口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所有这些都是人民民主的方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的这些基本原则和基本思路,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为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和管理国家和社会,引导全体人民顺利地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经过半个世纪的建设,我国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都有了巨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有很大的提高,我国的物质基础和各方面条件都大大增强了。与此同时,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和形式都大大复杂化、多样化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在不断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过程中得以实现的。和谐不是没有矛盾和必要的斗争,而是要通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化解这些矛盾,达到团结一致、和谐共处,共建共享的目的。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浅析科学发展观下我国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摘要: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而且把对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推上了新台阶。同时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特点。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 科学发展观 中共十五大报告指出,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主要创立者是。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断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一、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地位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已经越来越深入人心,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仰。6月25日,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重要讲话中,进一步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实践充分证明,它是引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 二、明确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坚定不移”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哪些重要原则?同志在“6・25”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四个坚定不移”的重要论述,解放思想,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落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四个坚定不移”指明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强大动力、根本要求和奋斗目标。做到“四个坚定不移”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 三、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布局 党的十六大之后,我们党根据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创新性地提出了社会建设的思想,从而将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这“三个建设”发展为“四个建设”,即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上社会建设,将“三个文明”发展为“四个文明”,并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充实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新格局。与此同时,同志还具体阐述了“四个建设”的新思路和新方针,强调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认真抓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以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千方百计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四、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发展理念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在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经验、深入分析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认识的深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最早是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来的,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再次对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作了系统概括。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指针。科学发展观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观。 五、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社会发展目标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社会发展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最早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要命题,在“6・25”重要讲话中,把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概括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坚定不移”的重要内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七、小结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只能有这一个而不可能有其他。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形成的所有理论成果都属于这个科学体系,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从静态看,它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和辐射力,内容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理论空间十分广阔;从动态看,它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开放性,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观点,是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带领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以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面临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着眼于新的实践,立足于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坚持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用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近年来,展现历史风貌和表现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成为纪录片题材的重要来源”[1]。其中,关于诗歌文化的纪录片尤其值得关注。《诗行天下》《诗词中国》《掬水月在手》等一批优秀纪录片相继问世,它们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诠释了中国古典诗词的恒久魅力。不同于上述影片,央视纪录频道播出的5集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创新性地从诗歌与旅行的角度切入,以探访五位唐代诗人的一段生命旅程为叙事线索,通过“具身认知”式的旅行来唤醒古典诗词中尚未“苏醒”的文化记忆。同时,影片没有忽略对现实的观照,不仅真实地记录了诗歌文化对当下生活的重要影响,勾勒出现代社会的诗意图景,并从多维度展现了中国诗歌文化的当代价值,最终询唤了观众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完成了文化自信的时代表达。 一、聚焦文化记忆:诗歌与旅行的双向交融 “文化记忆”是由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提出的理论概念。他指出,“文化记忆是一个社会全部知识的总概念,在特定的互动框架之内,这些知识驾驭着人们的行为和体验,并需要人们一代一代反复了解和熟练掌握”[2]。在历史长河中,文化记忆是人类延续民族精神、确立文化认同的重要参照。所谓“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文化记忆不仅能够帮助今天的人们追寻历史印迹,同时还对当下及未来产生着深刻影响。因此,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记录、延续、传承文化记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毫无疑问,文化记忆的传承需要载体。扬·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附着于具体的记忆形象,源于文字、图像、音乐、舞蹈、诗歌、节日、仪式、建筑等”[3]。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古典诗词是独具文化气质和民族精神的记忆载体。它不仅表现为一种文学形式,更蕴含着先贤们千百年来的生命思索与智慧结晶。当读起“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勾起思乡之情;当想起“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我们脑海中即会浮现母亲的伟大形象;当吟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便能召唤出我们强烈的爱国精神……这些脍炙人口的诗篇,上到老人,下到孩童都能脱口而出。中国古典诗词经过千年流转,历经岁月洗涤,在一代又一代国人的传颂中“高度成型”,最终凝结为一种“根基式”的文化记忆。然而,作为一种“根基式”的文化记忆,多数人对古典诗词的认知,主要聚焦于对诗词文本的学习和解读上。而那些书写在诗句当中的人文山水,暗藏在诗句背后的心路历程,却鲜为人知。事实上,诗歌与旅行有着重要的内在关联。大量诗歌是在诗人的游历途中被书写的,“虽然地点之中并不拥有内在的记忆,但是它们对于文化回忆空间的建构却具有重要的意义”[4]。由此,诗人的旅途不仅浓缩了他们的人生经历,同时更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正是切中了这一要点。该片总导演李文举在谈及创作构思时说道,“我们从小读唐诗,却很少有节目展示诗人们走过的那些足迹……把唐诗和旅行这两个元素结合起来,用今天的方式去旅行,用今天的人的眼光去看,去感悟唐代诗人当年的感受,去揭示他们当年的经历”[5]。正如导演所言,与以往的诗词文化纪录片不同的是,该片并未将目光单纯聚焦于诗歌文化的科普介绍,而是选择重返“唐诗现场”,重走诗人旅程,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去体认千百年前诗人的心路历程。通过将旅行与诗歌的双向交融,以此唤醒关于诗歌背后尚未“苏醒”的文化记忆,从而询唤当代观众对于中国古典诗词的文化认同。 二、唤醒文化记忆: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在场 通过诗歌与旅行的双向交融,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聚焦于唤醒古典诗词背后潜藏的文化记忆。然而,文化记忆的唤醒并非一蹴而就,而须经几个步骤来完成。在纪录本文微信网页版片中,五位唐诗寻访人从重返现场到亲身体认,从感官体验到心灵感悟,经由寻访人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在场,尚未“苏醒”的文化记忆最终得以唤醒。 (一)从文学符号到具象景观 扬·阿斯曼在谈及文化记忆时曾说道,记忆的留存与唤醒需要各式各样的辅助工具,这些辅助工具也被统称为“记忆场”(lieuxdememoire)。“记忆场是一个符号系统”[6],它表现为蕴藏民族历史、激活文化记忆的载体及情境。因此,建构关于诗歌的“记忆场”便成为唤醒诗歌文化记忆的重要路径。值得指出的是,《跟着唐诗去旅行》在呈现诗歌文化、建构诗歌“记忆场”时,并未止步于诗歌文本的罗列与堆砌,而是通过纪录五位唐诗寻访人的旅途行程,重返诗歌中的人文山水、江山形胜,将原本作为文学符号的诗歌转化为具象的真实景观,使得观众可以依据现实场景,找寻到诗歌文化记忆的切入点。以第三集《长安》为例,学者郦波跟随诗人王维的行迹,以西安为起点,游碑林博物馆触诗人刻铭,驻灞河河畔感惜别之情;会友人重吟渭城曲,居教坊再听古乐音;后又前往辋川,登蓝关古道、再走鹿柴、临孟城坳、访鹿苑寺;最终行至终南山,在自然韵律里感受诗句描写的花草树木、雨雪风霜。经由寻访人重返唐诗发生地,那些原本静躺在古典诗词中的文字符号倏而跃然于屏幕之上,变成了旅途中可触、可知、可感的具象景观。而借助具象景观的显现,影片同时还揭示了现实中的自然风光、人文山水与诗歌创作的内在关联。当寻访人走过送别胜地渭水河岸,不难领悟诗人当年写下“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时的不舍之情;透过东西走向的哑呼崖沟,更加理解“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的现实来源;看过如今稍显破败的鹿苑寺,愈发明白“不知栋里云,去作人间雨”的浓浓禅意……《跟着唐诗去旅行》通过影像记录寻访旅途的所到之处,还原诗歌书写过的地点与场景,使其跨越历史时空的界限,以具象景观的方式重回观众的视野,成为唤醒文化记忆的辅助工具。与此同时,又以诗人的生命行迹为线索,通过寻访人的线性行走,将这些散落在诗人不同生命阶段、不同心境之下的诗意景观串联至一起,最终聚合成诗歌文化的“记忆场”。 (二)从书面理解到具身认知 然而,“记忆场”的建构,只是影片唤醒诗歌文化记忆的表层体现。若要挖掘潜藏在诗句背后的“秘密”,则意味着需要以“具身认知”(embodiedcognition)的方式“身”入其中。“具身认知”也称“涉身”认知,其核心内涵是指“身体在认知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认知是通过身体的体验及其活动方式而形成的”[7]。在纪录片中,五位叙事者将身体作为“媒介”,通过行走、徒步、登高、骑行等一系列“具身认知”式的身体实践,将观众对诗歌作品的书面理解体验化、真实化和立体化,以此勾勒出诗人的鲜活形象,进而深化根植于中华民族的诗歌文化记忆。在第一集《江湖》中,西川从陇南出发,踏上追随杜甫晚年的漂泊之旅。在险恶延绵的群山之中,他切身体认到“塞外苦厌山,南行道弥恶”句中饱含的“厌山”情绪;采食甘苦的橡栗,味蕾的刺激令西川深切体味到“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所流露的不幸与艰难;途经成都,西川走访“白夜”诗会,与故友畅谈诗歌,仿佛亲身体验到杜甫当年入蜀后的惬意舒闲;在杜甫草堂,西川通过亲手修缮屋顶而体悟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背后的胸怀与担当;在街边,西川与好友大快朵颐,在筷勺交错、语句碰撞间讨论杜甫关于“吃鱼”的诗句,为这位诗人的“苦难形象”增添了一抹生动光彩的新鲜趣味;渡船至三峡,行走于风高浪急之中,登临至巍峨山峦之巅,西川得以真正领悟到诗人在“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中对于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感伤……在全片中,诸如此类的身体实践比比皆是,都可作如是观。纪录片通过寻访人“具身认知”式的身体实践,将关于五位唐代诗人的文化记忆塑造得更加立体鲜活。对于寻访人来说,“具身认知”的方式是重返历史情境,帮助观众深化文化记忆的关键所在。身体的实践不仅揭示了诗歌创作与旅行路线的紧密关联,勾勒出诗人真实丰富的生命形态,更是将潜藏于书本、文字、史料当中的文化记忆生动地“活化”出来。由此,诗人与诗歌不再仅是书本中的文学符号,而是活现为真实可感的生动形象。 (三)从身体实践到精神在场 经由诗歌文化“记忆场”的影像建构与“具身认知”式的身体实践,千百年前的诗人形象愈发鲜活,关于诗歌的文化记忆逐渐清晰。与此同时,“身体及其活动方式对情绪与情感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8],而情绪和情感又会反过来作用于记忆的生产与重构。因此,五位寻访人在找寻文化记忆的旅程中,不仅仅是充当知识科普、完成叙事任务的“叙事者”,而是主动将自我的思维、记忆与情感完全融入其中的文化记忆参与者。在纪录片中,当西川重走杜甫的“漂泊之旅”,两位诗人的对话让他触碰到杜甫胸怀天下的伟大灵魂,由此他生发出“有什么样的山水,就有什么样的诗歌;有什么样的生活,就有什么样的诗歌”的深刻感触;鲁大东重游孟浩然的“疗愈之旅”,抒发出“人到中年,需要改变”的人生感悟;郦波重访王维的“归隐之旅”,道出了“唐诗只是一个引子,生命才是最鲜活的内容”的心灵启迪;杨雨重回岑参的“荒凉之旅”,置身于边塞时她不禁哽咽,忽然意识到行走其实是在找寻自我;韩松落重归李白的“永恒之旅”,在名川胜地中感受到李白诗句里强大的生命力,最终将对李白的公共感情转化为了私人情感……当面对诗人曾经走过的山河古迹,感官的刺激与身体的实践,情感的触动与记忆的浮现,共同促使寻访人与诗人之间产生强烈的精神共振与生命联结,最终完成了自我生命的价值重塑。从具象景观到“具身认知”再到自我重塑,经由五位寻访人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在场,影片为观众提供了一套关于诗歌文化记忆真实且完整的“影像证据”。观众即便无法真正参与其中,但借助观影行为,与寻访人形成情感呼应,共同从诗歌文化记忆中获得“精神感召”,达成“精神在场”,从而达成对诗歌文化记忆的深层共鸣。 三、询唤文化认同:历史与现实的双层呼应 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对诗歌文化的记忆唤醒,其目的不仅仅在于展示诗歌文化的历史价值,更是将历史中的文化记忆引申至当代语境,以现代视野诠释五位诗人高尚可贵的精神品格,并以此为鉴,启示后人。同时,影片使用大量篇幅真实地记录了诗歌文化对普通人及日常生活的积极影响,实现了从历史回到现实、从唐诗回到生活的人文观照,由此促使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加深了对于诗歌文化及诗人精神的理解,最终完成文化认同的意识询唤。 (一)价值确认:文化记忆的历史启示 如若说影片唤醒了诗歌文化记忆,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璀璨丰厚,那么对于当代观众而言,这些“活化”的文化记忆又有何现实价值呢?实际上,“历史——那些已然消逝的过去,对于当下的意义——无论是盛世荣光还是乱世哀鸣,都有着必然的历史规律,挖掘出掩埋在古老时光中的那些宝贵的经验、规律的精髓,以之馈赠给今天的人们,才是历史对于今天的真正价值”[9]。换言之,只有在映射当代、呼应现实的前提下,才能真正确认并凸显诗歌文化记忆的价值所在。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通过诠释五位唐代诗人的生命境遇及人生选择,为面临同样处境、经历同样考验的当代国人提供了来自历史的另一番解答。杜甫一生艰难,但他却没有选择回避,反而将写作与时代深切地联系在一起,用诗歌诠释了独特的爱国主义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孟浩然一生不仕,却在中年“华丽转身”,以“人生不得志,便向青山游”的豁达心境启示后人,“人生不止在庙堂,还有诗与远方”;在大唐盛世中,王维因时代的洪流而无法左右,但他却难能可贵地保持着一片心灵净土,由此给予后人“坚持自我,回归内心”的精神指引;岑参两度策马向西域,不仅用诗句书写下报国雄心,更是以身先士卒的方式提醒后人,面对祖国山河要有发自肺腑的深情与担当;李白一生放荡不羁、自由洒脱,无论面对山川湖海抑或世道人情,永远怀抱着一颗赤子之心,以自我的浪漫豪情告知后人,或许追求永恒并不是一个虚无的命题。借由诗歌文化记忆的探寻与唤醒,历史的纵深得以打开。诗歌文化作为连通历史与现实的记忆纽带,对它的价值确认不仅回答了“我们从哪里来”的历史命题,更是成为指引当代国人“到何处去”的精神力量。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突破对诗歌文化的表面呈现,向文化记忆的更深处挖掘,最终将追寻“何为诗意”的记忆回溯转化为“诗意何为”的当代启示,为今天中国的社会发展,民族团结,国家复兴提供了重要的“镜鉴”意义。 (二)询唤认同:文化记忆的当代传承 通过对诗歌文化记忆的价值确认,无形中指向了本片主题的真正指涉——询唤文化认同。毫无疑问,“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发展与国家强大都需要提高全民族的文化认同,否则,民族国家将失去生存的土壤、精神的家园和前进的动力”[10]。因此,在影片中,询唤文化认同是确认历史文化价值的意义归属,也是唤醒文化记忆的终极目的。回顾全片不难发现,影片通过大量篇幅真实记录了与诗歌文化相关的不同群体。他们不仅是诗歌文化的参与者和讲述者,更是文化记忆的当代传承者。无论是为碑林文化奉献青春的讲解员杨烨,还是在辋川坚持寻找王维足迹的退休教师张效东,又抑或是杜甫草堂的小小讲解员尹麒竣,通过他们在镜头前声情并茂地讲述,影片为观众呈现了一个个用生命热爱诗歌、用行动传承文化的鲜活人物。此外,影片中还出现了许多“不知名”的素人形象,如“误入”镜头讲解杜甫雕像意义的路人阿姨,在西川忘记诗句时“接话”的青城山道士,将王维诗句脱口而出的邮差老人……这些素人不经意间流露出的行为、言语,已然于无形中显露出普通百姓对于诗歌文化记忆的延续与传承。不论是否能够意识到,诗歌已经在他们的精神深处化作一种滋养,一种本能和一种文化自觉。通过真实记录这些和诗歌文化相关的群体,影片将散落于当代社会的诗歌记忆凝聚在一起,并让观众深刻地意识到,原本在书本、教材、文献中静躺的文化记忆,其实早已跃出既定的框架,潜入到日常的一言一行、一呼一吸之间,成为你我与民族、国家紧紧相连的文化血脉。同时,在唤醒文化记忆的过程中,通过影像建构“人人读诗歌,人人爱诗歌”的素人群像,询唤了当代观众的精神共鸣与文化认同。正如学者郦波在影片中所说,“诗和远方的终极之处在哪里?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在我们的精神家园。那个独属于华夏文明的烙印,才是我们最终的归宿”。 四、结语 从文化记忆的聚焦、唤醒到认同,人文历史题材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搭建起一道连接历史与现实的记忆桥梁。在宏观层面,影片通过展示山河之美、体认诗歌之美、观照生活之美,向观众深刻地诠释了中国古典诗词的宝贵价值与恒久生命力;在微观层面,影片通过对不同群体的鲜活纪录,建构出热爱与坚守诗歌文化的人物群像,透过他们的行为举止,观众得以感受到国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切认同。因此,《跟着唐诗去旅行》不仅在创作层面对诗歌文化进行了创新性表达,更是立足于时代语境,强调文化自觉,彰显文化自信,为我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注释: [1]张欣.近年来人文历史题材纪录片创作分析[J].中国电视,2015(10):27. [2]冯亚琳.德语文学中的文化记忆与民族价值观[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31. [3]孟洋.网络诗词:新媒体时代的文化记忆[J].当代传播,2015(01):80. [4][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344. [5]《跟着唐诗去旅行》:唐代诗人走过的路程远超我们想象。 [6]扬·阿斯曼,陈国战.什么是“文化记忆”[J].国外理论动态,2016(6):23. [7][8]叶浩生.具身认知:认知心理学的新取向[J].心理科学进展,2010(05):705,708. [9]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评论员.从历史中探寻真正的价值——谈人文历史题材纪录片创作构思[J].中国电视,2015(12):9. [10]刘振怡.文化记忆与文化认同的微观研究[J].学术交流,2017(10):23. 作者:刘向阳 庄紫涵 单位:上海立达学院传媒学院
理论分析论文:理论分析与中国选择讨论 基于改革的市场取向,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这场体制转轨与制度变迁过程,可以被极为简练地概括为经济的市场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更多表现出的是市场力量的不断加强和政府干预的适当淡出。然而,对于银行等金融部门而言,在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的同时,却越来越重视和强调政府部门对金融市场以及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从国际社会来看,也存在着这一看似矛盾的“二律背反”现象,伴随金融全球化、自由化浪潮的推进,国际金融业也正在向强化监管复归,强化监管与金融自由化同步发展。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对银行业进行监管,银行监管的基本逻辑依据是什么,政府对银行业进行监管的基本意图与动机是什么?归根结底,对银行业实施监管的根本目标究竟是什么?只有明确这一问题,才能正确解决怎样进行监管的问题。也即监管目标的定位是有效实施金融监管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将监管目标明确定义,并且准确无误地将实现监管目标的责任委托给监管机构,监管才有可能有效进行”(Goodhart,1998),才可以围绕这一目标而有针对性地对具体监管内容、对象、方式、技术、方法、手段以及监管组织形式进行选择取舍,才可能确保监管效率甚至整个金融系统运行效率的提高。 一、监管目标及其主旨:理论的辨析 现代经济学对银行监管的原因、必要性及其应达到的目标的解释,主要建立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理论之上,特别是“市场失灵理论”与“信息经济学”理论。该理论体系认为,政府实施银行监管是为了社会公众利益而对市场运行过程中不适合或低效率的一种反应,是为纠正金融市场垄断性、外部性、传染性、脆弱性和信息不完备性等所引起的市场失灵问题而做的制度安排。从理论分析的逻辑看,主要有两个基本分析视角:一是基于银行系统的宏观视角,主要着眼于银行系统本身的重要性及其外部性效应,认为银行体系在提供金融服务等特殊商品外,还支撑着整个社会的支付结算体系,对整个经济体的平稳运行至关重要,从而使得银行体系具有较强的外部性,银行业是高风险聚集的行业,同时银行风险会引起系统风险,一家银行的破产倒闭可能诱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引起银行体系的连锁反应,破坏整个支付结算体系,并通过货币信用紧缩影响经济增长。因此,需要政府部门介入,通过外部监管来限制银行倒闭的不利影响,保持整个金融体系的健康稳定。 另一种视角则是基于银行合约参与者——存款人的微观视角,主要着眼于保护一般存款人及金融商品消费者的合法权益(Kareken,1986)。认为在金融商品的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委托关系,为保证作为人的金融机构更好地为委托人服务,金融商品的消费者需要对金融机构的经营者进行监督。对于银行而言,为避免银行经营者在使用存款人的资金发放贷款时过于冒险、损害存款人利益,存款人需要对其进行监督。但由于银行与存款人及各金融交易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监督成本很高,数量众多而分散的中小存款者存在着普遍的“搭便车”倾向,中小存款人既没有积极性也没有能力去搜寻信息或干预银行管理。因此,银行监管对中小存款者而言具有公共品性质,供给严重不足,需要政府承担这一公共品的供给。 作为这两种不同的理论逻辑和关注视角,尽管在最终监管要求和监管内容等方面是基本统一的,两者异曲同工,都要求被监管行尽可能稳健经营,避免其过度涉险,进而保持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和存款人利益的最大化。以消费者保护为目标的监管,常常可以获得对维护系统稳定有用的信息,而以维护系统稳定为目标的监管,也照样可以甚至必须对具体业务行为进行监管(王君,2001)。然而,基于两种不同的目标和关注视角,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两者有时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一定的冲突,如基于稳定整个金融系统的角度考虑,在银行业出现一定问题时,出于担心整个市场崩溃的角度考虑,监管者可能会故意隐瞒一些重要的信息,但从存款人利益的角度来讲,显然具有一定的“欺诈”之嫌,侵犯了消费者的充分知情权,不利于其及时调整投资决策。 为了避免目标冲突,相当一批经济学家主张监管机构应围绕监管目标设置(Wallman,1977;Taylor,1995;Goodhart,1998)。但在具体方案的设计方面,理论界仍未达成共识。较为普遍的一种模糊分类方案认为,各类金融机构由于性质的不同,对维护系统稳定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要求也各不相同,银行的系统性风险特征明显,并且与宏观经济政策关系密切,因而应当由中央银行负责监管;而保险业与证券业的消费者保护特征比较明显,可以由相应的专业监管机构负责。但在这一框架下,对于某个金融机构的监管常常难以同时兼顾不同的目标,只能有所侧重。如中央银行对银行业的监管只以维护系统稳定为重点,有时不可避免地难以顾及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问题;对证券业的监管,则主要顾及了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而忽视了其对整个金融系统的影响。为避免这种主次的冲突,泰勒(Taylor,1995)提出了一种“双峰”论(Twin Peaks)的观点,认为整个金融系统的监管可以根据目标的不同,设置两个相应的监管机构。两者的监管对象都同时涉及银行、证券、保险,只是前者针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审慎性监管,以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尽量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或金融市场崩溃;后者针对金融机构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商业营运监察”性的行为监管,以防止其出现欺诈或机会主义行为,保护知情较少者(中小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合法利益。负责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监管机构应以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为对象,而负责稳定金融体系的监管机构应以支付系统为对象。 二、银行业监管目标体系的确定:中国的选择 监管目标的确定与划分,既应当遵循整个金融系统健康发展和监管工作有效进行的一般规律,同时也应充分考虑具体金融机构的体制安排、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历史文化环境等国情实际,从既有利于整个金融系统长远发展的战略发展需要,又有利于保证体制改革平稳推进的现实需要出发进行具体设计、安排。 从目前我国的监管体制来看,随着银监会的成立,逐步形成了与分业经营相适应的分业监管体制框架。根据最近公布的中国人民银行“三定”方案,中央银行除了在传统的货币政策职能之外,还有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职能。而在目前正在讨论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就把保护广大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作为立法宗旨。这标志着我国银行业监管的宏观目标与微观目标首次得到了明确区分,解决了长期以来人民银行既承担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宏观职能又负责保护存款人和消费者利益的微观职能的双重监管目标冲突问题。作为我国银行业的专业监管机构,银监会的成立使得保护存款人和金融消费者利益的监管目标获得独立化,使得保护存款人利益的监管目标得以凸显,有利于存款人利益能得到切实保证。 从理论上讲,银行经营中对存款人或消费者可能造成的利益侵害,一方面是基于商业银行经营的高负债率和有限责任制而导致的经营者过度涉险的机会主义行为,也就是在商业银行主要通过吸收存款等负债业务取得经营资金并实行有限责任的条件下,对于其股东与经营者发放贷款或从事某项投资而言,如放贷或投资成功可以取得几乎全部的收益,而如放贷或投资失败则只需承担极小部分的责任,因此,在缺乏必要的债权人监管的情况下,商业银行的所有者和经营者都存在过度涉险的激励,从而威胁到存款人资金的安全性等。另一方面可能的损害基本与一般企业类似 ,商业银行可能会凭借其在市场上的垄断地位降低银行服务的质量和有效产出,侵犯消费者利益,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因此,银监会“保护广大存款人和金融消费者的利益”的监管目标定位,就是要通过对于银行机构市场准入的审批、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的审查、各项经营业务的检查和监控等各项审慎监管工作,保护消费者免受金融服务部门或金融市场其它参与者的机会主义行为或垄断定价的损害,促进各商业银行积极发展、稳健经营,加强内控制度,强化风险管理,确保消费者得到诚实、高效、优质的金融服务。 此外,由于金融市场上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普遍存在,消费者行为之间也具有相互模仿和影响的外部效应,金融市场的有效运作在相当程度上还取决于市场参与者对市场的信心。因此,出于对消费者整体利益的考虑,监管者还应当提供市场公信这样一种公共产品,要通过审慎有效的监管,及时预警、控制和处置风险,有效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通过增加信息供给,加强信息披露,提高银行业经营的透明度,进而增进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防止出现因集中性的恐慌而引起金融市场的混乱,维护银行业稳健运营。同时,保护存款人和金融消费者的利益,最为根本的是要提高其自身的自我保护能力。考虑到我国目前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之中,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金融发展滞后,市场规则及相关知识尚未完全建立并深入人心,居民缺乏必要的金融风险意识,自我保护能力较弱。因此,作为监管者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考虑,还有一个重要职责便是“要通过宣传教育工作和相关信息披露,增进公众对现代金融产品、服务和相应风险的识别和了解”。金融机构要及时向公众披露市场及金融产品的信息,监管者要对金融机构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度作出判断,并纠正消费者对一些金融产品及服务的误解。 最后,由于我国目前市场经济体系还未健全,法制仍需进一步完善,市场主体在经营过程中不规范的行为时有发生,违法犯罪案件难以完全避免。因此,为从根本上保护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作为监管者必须严密监管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活动,通过加强监管,建立起防范金融犯罪的机制,有效减少金融犯罪。同时,通过严厉打击各类金融违法犯罪活动,维护良好的金融市场秩序,最大限度的减少资金损失,进而促进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应当说,目前银监会的目标定位,从形式上看似乎是多目标的,但实质上保护存款人利益、增进市场信心、提高公众金融意识、减少金融犯罪等四个目标都统一于保护存款人合法权益这一最高目标,前者是基础与根本,后者则是其的具体化,四者共同构成我国银行监管目标的有机体系。 三、中国银行业监管的目标定位: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分析 1、银行监管目标的定位反映了执政党“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现代政治经济学对政府监管的分析认为,政府对不同行业的监管是不同利益集团政治斗争和利益较量的结果,反映了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的要求(佩茨曼,1976;Stockman,1991)。对银行业而言,正如前面的分析,政府介入主要为广大存款人提供一个“有积极性的代表”(M.Dewatripont J.Tirole,2002),以解决广大存款人之间因“搭便车”而出现的监管不足问题。目前我国由于金融市场发展的滞后,投资工具有限,居民主要以储蓄存款为主,几乎都是储户,其利益与银行密切相关。因此,银监会对广大存款人和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最为直接而深切地体现了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 2、银行监管的目标体系代表了国际银行业监管的基本共识,反映了我国银行监管与国际接轨的积极开放姿态。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银行监管的国际化已成为大势所趋。作为正在逐步融入国际社会的中国而言,也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国际金融风险和银行业国际竞争的挑战,不可能也不允许置身事外。考虑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根据金融服务协议规定,目前国内规则已在逐步放宽,而国际监管规则却有不断强化的趋势,必须积极推进银行监管的国际化,研究评估国际监管的先进经验,积极学习和吸收国际先进的银行监管理念与技术,在监管中尽可能采用国际标准、惯例,提高监管政策有效性和本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从国际上看,英国、韩国等国家的监管机构基本都具有与此相同的监管目标体系;美国、日本、德国等基本都明确地将保护存款人利益作为银行监管的首要目标。因此,我国确定这一银行监管目标,反映了我国监管目标甚至整个监管体制、监管法规的国际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反映了我国在开放的格局中建设一个适合国情的、更为有效的监管框架的积极姿态,体现了为中国银行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监管保障的客观要求。 3、银行监管的目标定位反映了规范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行为与方向的必然要求。现代企业制度及其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一个关键的因素便在于其股权所有者、债权所有者与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之间恰当的权力分配和制衡机制安排。对于现代商业银行而言,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控制度更是确保其正常运转的根本所在,但基于商业银行特殊的债权人结构,债权人自发的外部监管往往较弱,需要政府为此提供专业性的外部监管,以保证各方权力的均衡和商业银行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然而由于各种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各商业银行及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残缺、内控体系薄弱等问题相当严重,从而导致大股东、经营人员侵犯存款人利益问题屡见不鲜。如某些地方政府借股东身份直接干预商业银行经营,强迫商业银行向一些质量与效益无保证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提供贷款,导致贷款由于无法及时收回而造成资金损失。再如银行经营人员的“内部人控制”问题,都直接影响着商业银行的稳健经营,威胁着广大存款人的资金安全。因此,保护广大存款人利益的监管目标的确立,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者必须把保护存款人利益作为从业的最高目标,并以此规范经营行为和经营方向。当利润最大化或效应最大化与保护存款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决不能以牺牲存款人利益换取利润或效应最大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效的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的安全和稳定,实现银行业的可持续稳健发展。 理论分析论文:中国的资本论世界历史理论分析 从学说史角度看,《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因阐述系统、分析精辟而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中居于重要地位。前者被视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源头①、乃至当下全球化理论的发源地②,后者的相关论述则被国内外学者广为引用。因而,对这两个文本的解读自然就成为国内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重要取向。在这方面,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编辑出版的《与全球化》、《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的当代阐释》颇具代表性。不过,诚如日本学者伊藤诚所说,探讨新时代对世界的认识时,《共产党宣言》固然不可或缺,但也应当重视《资本论》对相关论述的深化。③在这个意义上,梳理《资本论》及其手稿(以下简称《资本论》)的世界历史理论或全球化思想是研究的应有之义。近年来,国内部分学者就此进行了探讨。 一、探讨解读的新语境、新原则 列宁曾经指出,随着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马克思主义这一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会分别被提到首要地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遭遇正是如此。全球化当代拓展及其引发的经济社会剧变将人们的目光聚焦于这个诞生在一个半世纪前的科学理论。尽管“全球化”作为一个概念出现的历史很短,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个理论洞察全球化进程、本质与趋势的前瞻性和深刻性,决定了任何一个试图把握当代全球化的严肃学者都无法对此视而不见。然而,要从学理上真正澄明这一理论的丰富内涵、时代价值并非易事。 哲学解释学研究表明,对任何文本的解读都不是主观任意的,而是解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一种“视域融合”。就本文的论题来说,问题的关键是既要超越传统教科书式的解读模式,又要超越单纯经济学的解读模式,确立新的阐释语境和解读原则。在这个问题上,有三种观点值得关注: 一是任平基于对《资本论》“大写的逻辑”的新诠释提出“交往实践观”。他认为,资本全球化构成马克思思想的历史地平线,马克思的新世界观、特别是其(世界)历史观即他的全球史观,就是对这一资本全球化时代的批判性反思。交往实践观则是马克思把握资本全球化本质的理论核心,是打开资本全球化历史大门的哲学钥匙。没有资本全球化和交往实践观,就不可能有马克思的历史想象和当代意义。马克思的新世界(历史)观(资本全球化的世界历史图景)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为起点,到《资本论》真正完成。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以资本全球化为历史地平线的交往实践世界图景和相应的普世历史观。《资本论》的视域就是资本全球化幽灵及其本质性反思———交往实践。《资本论》“大写的逻辑”与其说是存在论的逻辑、人化或物化的逻辑、主体际的逻辑、断裂的逻辑,不如说是交往实践的逻辑。④ 二是丰子义结合全球化的当展,主张确立“唯物史观全球性研究范式”。即改变以往只注重从一个国家、民族的视野来观察和谈论问题的方法,转向用全球化的观点来思考和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用全球性思维来补充和完善民族性思维。简言之,立足民族性而又超越民族性,这正是研究范式调整的基本含义。实际上,这也正是马克思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的基本视野和方法。一方面,唯物史观的发展和创立离不开“世界历史”的研究,唯物史观的深化和发展也是在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创造的世界体系中实现的。另一方面,马克思对于各个国家、民族具体问题的研究也是纳入到“世界历史”的分析框架中来进行的。可以说,唯物史观是同世界史观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世界史观,就没有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发展;同样,没有世界史观,也就没有对各民族国家具体问题的正确说明。这种研究方法对于今天的研究同样非常重要。唯物史观的研究要具有时代性,必须具有全球性,确立全球性的研究范式。⑤这一观点虽不是直接源自对《资本论》的解读,但是对把握其中的世界历史理论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三是聂锦芳阐述了解读《资本论》的基本原则和思路。他认为,当下的《资本论》研究存在明显不足:(1)缺乏真实、完整而权威的文献基础,只是根据由后人整理“成型”、辗转翻译(德俄中)的三卷“通行本”展开研究。(2)与国际《资本论》研究界的状况严重脱节,大多数论者不了解甚至完全不知道同道者的文献积累、研究进展和前沿论题。(3)把马克思完整的思想硬性地区隔为“经济学”、“哲学”和“社会主义”三个部分,《资本论》则更多地被看作是一部单纯的经济学着作,忽略或淡化了其宽广的理论视域、深邃的历史意识和深刻的哲学蕴涵。(4)无视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与其身后20世纪整个世界发展的时空视差、社会变迁及其二者复杂的内在关联,只是根据现实的需要便对《资本论》的思想和观点进行随意地概括和极端性地评论,实际上并没有客观地再现和揭示《资本论》的思想史地位和当代价值。鉴于此,重新研究《资本论》应遵循以下原则:第一,必须以权威、完整和准确的文献资料、版本作为基础,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中“资本论及其手稿卷”、第三部分“书信卷”涉及《资本论》的通信部分、第四部分“笔记卷”中作为《资本论》准备材料的四个笔记等。第二,必须突破传统而狭窄的研究思路,将其宽广的思想视野、深邃的历史意识和深刻的哲学蕴涵全面地展示、提炼出来。第三,必须结合对20世纪资本批判史的梳理,以及目前资本全球化的发展态势来重新理解和评价《资本论》中的资本理论及其对资本逻辑的批判,确立其思想史地位和当代意义。⑥ 二、厘定基本方位、梳理主要内容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内涵丰富,主要包括世界历史生成发展的阶段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机制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双重后果论、世界历史性个人论、资本极限与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论等。该理论的创立和发展涵盖了马克思学术生涯的全过程,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是创立时期的代表作,那么,《资本论》及其手稿无疑是这一理论走向科学形态的显着界标。深入研究《资本论》的世界历史理论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基于不同的学科背景,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大体沿着经济学、哲学两个路向展开。 1.经济学路向的研究主要着力点是经济全球化、世界市场等方面。顾海良主张立足经济全球化的现实“重读”《资本论》及其手稿,因为手稿尤其是“六册结构计划”,为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思路、结构和方法。⑦(1)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理解不能只限于《资本论》,还应该十分注重经济学手稿的研究。(2)把马克思经济学理论观点的研究譬如“六册结构计划”中的《世界市场》册中相关思想与当今经济全球化的现实结合起来,注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3)要突出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理解。《资本论》剖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社会规定性、制度规定性、历史规定性和阶级规定性,这些方面构成了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基本方面。我们应当把这些方法应用于对经济全球化问题、当代国际经济关系的实际研究之中。此外,还有其他学者就《资本论》的经济全球化思想进行了具体讨论。⑧赵景峰等人梳理了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主要内容。他认为,虽然马克思对世界市场的研究只留下一些简短的提示和论述,但是对今天的经济全球化研究启迪甚多。(1)马克思阐述的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性质,决定了当今发达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2)马克思从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全球性意义、资本扩张本性决定其推进世界市场、市 场经济和国际分工、国际交换的扩展等多个层面揭示了世界市场形成的客观必然性,这些论述有助于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产生的根源。(3)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的形式包括:建立殖民地、商品输出、生产国际化、资本输出、劳动力输出等,这些形式是当代经济全球化各种形式的基础。(4)马克思全面论述了世界市场的作用,主要有:各国利益依存格局的形成、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世界资源配置的基础调节作用、巩固资本主义的国际经济基础、打破闭关锁国、将各国融入世界市场等。(5)世界市场危机是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它一方面对现有资本主义矛盾暂时进行暴力解决和瞬间的强制平衡,为自身发展开辟道路;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更广泛的危机,推动资本最终超越自己的资本主义前提。⑨ 2.哲学路向面的研究主要是在考察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演变进程中完成的。关于《资本论》及其手稿世界史观的理论地位,主要有三种看法“:深化和发展说”认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集中阐释和表述于19世纪40年代,50、60年代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得到了深化发展。⑩“发展的转折点说”认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的转折点,在这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及其演变的认识发生了实质性突破。“潜在整体说”认为,《资本论》蕴藏丰富的世界历史思想,拓展了《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观点,但该文本只是世界史观的一个潜在整体。因为马克思的“世界市场”思想并未完成;研究视野也有局限,马克思倾向于以欧洲、尤其是英国作为典型蓝本,对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东方只是略有涉及。虽然《手稿》对“三大形态”做了概括,但是基于对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基础,缺少真正大量的历史事实根据。基本定位的不同决定了内容阐释上的差异。“ 深化和发展说”认为,马克思《资本论》时期的世界历史理论内容丰富、视野开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政治经济学研究计划和《资本论》结构的调整;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三是对东西方社会的比较研究。其中以第二个方面最突出,具体特点是:(1)世界历史是马克思重要的研究视野和方法,即用世界历史的眼光和观点来看待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现象及其相互关系;(2)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历史理论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但主要是经济领域的阐发。所以,应主要从经济分析来把握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理论。具体来说,其内容包括:资本原始积累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起源;关于资本本性的分析阐明了资本主义兴起与发展的根本动力;对世界市场的分析阐明了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国际矛盾,即国际交换与国际剥削;论述了资本主义对待世界经济的双重手法,即保护关税与自由贸易;刻画了资本主义“中心与外围”的世界图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未来走向,指出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发展到了顶点,也将使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了极限。“潜在整体说”将《资本论》世界历史理论主要内容概括为七个方面:(1)商品二因素是资本论的逻辑体系的起点,也是世界市场、世界历史的逻辑起点。(2)世界历史是由劳动社会化、交往普遍化两种趋势以及两种趋势的结合而形成的。(3)世界市场是世界历史形成的经济基础,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又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4)由于生产力的发展遵循“国家内部-国际间贸易-世界市场”的逻辑走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可能随之从一个国家内部发展为国际间的、世界性的生产关系。(5)世界历史的中介———分工和货币等也出现了国际化的趋势。(6)普遍性的危机是世界市场发展的结果,作为总体的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中包含着深刻的危机,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共产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取代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也是一种必然趋势。(7)从世界历史的高度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人的独立性”—“自由个性”三大社会形态。 “发展转折点说”认为,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及其演变的认识发生了实质性突破。第一,提出并阐述了“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国际竞争”等问题;第二,从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上全面考察了资本的世界生产力发展极限;第三,在总体上把握住了经济危机、社会革命、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彻底解体三者之间复杂的内在关系;第四,从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过程的角度进一步考察了世界史的分期问题。其中,核心是关于资本的世界生产力发展极限的思想。这个思想的形成标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及其演变发展的研究,从质的关系角度上的把握过渡到了从质量统一即度的关系角度上的全面研究。 3.分析“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内在本质。此项探讨同属哲学路向的研究,不过专题分析的特点更鲜明。汪帮琼主要以《手稿》为依据,明确提出抽象劳动是“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深层内涵。(1)前资本主义时代,人类历史的深层基础是特殊劳动。这时,物质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的劳动者和劳动客观条件统一于特殊性基础上。社会发展主要取决于狭隘的、特殊的自然条件,人类历史表现为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界的崇拜。(2)交换和交换价值的发展导致特殊劳动下劳动者和劳动客观条件统一关系的解体,由此造就的自由工人、游离出来的劳动客观条件,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了历史前提,也为“转变”创造了历史条件。(3)“转变”的深层内涵是抽象劳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成了劳动者和劳动客观条件的彻底分离,作为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成为普遍存在,并占据了生产的统治地位。于是,原先的狭隘的特殊劳动的主导地位不复存在。这一方面导致了人们之间狭隘关系的解体,劳动的个人建立了相互间的普遍联系,进而造成了全面的世界性的生产体系、以及相应的全面的人的需要体系;另一方面,由于劳动者和劳动客观条件的彻底分离,上述世界性的体系却成为脱离劳动的个人而独立的、支配人们的异己力量。赵士发认为,马克思对“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深层本质的分析,是从资本和劳动两方面展开的。一方面,“转变”是劳动辩证发展的结果。(1)民族地域历史的根基在于尚未发生异化的特殊劳动,即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在这种形式下,占主导地位的劳动者与劳动客观条件直接统一。(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使劳动者与劳动客观条件的分离,彻底瓦解了特殊劳动,抽象劳动即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获得普遍发展。(3)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既是一条异化之路,又是对异化劳动的扬弃之路。另一方面“,转变”又是资本自我否定的必然归宿。首先,在直接生产过程中,资本既要肯定必要劳动,又要否定必要劳动。这决定了资本既要突破狭隘的地域局限而开创世界历史,但又只能是世界历史不自觉的工具。其次,在流通过程中,资本既要想方设法扩大流通,又要尽可能地消灭流通。这决定了它既要通过扩大交往开创世界历史时代,但又通过尽可能缩短交往时间从而为新的世界历史时代的到来准备条件。最后,在总的生产过程中,资本无限增值的本性使它具有无限发展生产力、开创世界历史的强大动力。可是,资本生产的手段和目的之间的矛盾又为生产力的发展设定了无法克服的界限,由此决定了它终究要被世界历史扬弃。 三、多方面揭示历史与现实意义 《资本论》及其手稿承载着马克思一生中的黄金时代的重要理论创获,其中的世界历史理论不仅对于从整体上理解马克思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意义重大,而且对于剖析当代全球化问题都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对此,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进行了探讨。任平从阐发马克思思想当代性的角度,论述了《资本论》“大写的逻辑”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在他看来“,大写的逻 辑”本质上就是表征旧全球化时代本质的交往实践观。它包含两个方面内容和理论意义:一是对整个全球化本性的精妙揭示,这对研究今天的全球化有着重大意义;二是囿于旧全球性若干特性的局限,需要在新全球化时代加以调整的理论纲领、范畴和观念,这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传统视野转向当代视野的内在驱动力。应当看到,资本全球化正在发生着从“旧全球化时代”向“新全球化时代”的重大转变:全球化结构构成从“工业文明—农业文明”转向“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新全球化时代“一体化”与“多元化”并存格局的两极之间保持很大的张力;全球化的控制方式从商品、工业和金融资本等实体控制转向文化、信息、科技、政治以及大众传媒等控制方式;全球化的思维方式从以启蒙理性为基础的现代主义精神的旧全球主义转向以后现代的多元化为特质的新全球主义。上述转变凸显出五大新问题:知识经济对全球生产方式变革的哲学意义;新全球化所带来的交往、主体际和公共治理问题;重写现代性问题;新全球化时代对全局格局的挑战;新全球化时代对多元文化冲突的挑战。马克思主义哲学唯有主动反思和解答新全球化时代的重大问题,才能显示其当代性。 赵士发等人论述了世界历史理论对于唯物史观的重要意义。(1)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一种整体性的世界历史视野。没有这种整体眼光,就不可能有唯物史观的科学创立。(2)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深广历史视野,使唯物史观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哲学。马克思本人明确指出,《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不是某一个民族与国家的发展规律,而是整个现代社会(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对此种看法,叶险明并不赞同。 在他看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既不是和其他内容并列的一种观点,也不仅仅是一种新的视野和整体性方法,而是作为马克思哲学的主构架而存在的,集中地体现着马克思哲学旨趣所具有的“世界历史规定性”和所依据的“经验事实”的全球性。第一,马克思哲学的“世界历史规定性”是指哲学批判目的所具有的与进步观念相联系的世界历史性,主要包括作为马克思哲学人文本质和终极目的的“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人和社会的彻底解放的世界历史性。第二,马克思哲学所依据“经验的事实”的全球性即“问题的全球性”。这种全球性来自于世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发轫于工业革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过程,是世界各国都要大体经历的社会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所出现的“全球问题”迄今非但没有解决,且日趋严重,越来越威胁到每一个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虽然当代人为限制这种危害付出了种种的努力,但这离“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的社会相去甚远。正因此,马克思哲学无疑具有鲜明的当代性。黄皖毅认为,《资本论》中的世界史观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有助于更好把握马克思的连贯性、一致性。因为关于世界市场的构想既是《资本论》的逻辑归宿之点,也是马克思晚年笔记思想、尤其是以世界市场为中介桥梁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的起点。可见,马克思的晚年笔记与《资本论》的写作计划和有关阐述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二,《资本论》关于“世界市场”的构想和阐述对列宁、、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的有关思想在本质上是与马克思、恩格斯一脉相承的。第三,《资本论》中的世界史观尤其是世界市场理论对理解当今的全球化状况也有一定的价值。当代全球化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上能够朝纵深发展,与世界市场的日渐成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顾海良强调,马克思在《导言》中创立的总体性方法有助于透过经济全球化的现象看到经济全球化的本质。(1)从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相结合的角度把握经济全球化概念的内涵。自然属性就是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产生,并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性质。社会属性体现经济全球化下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这种“二重性”反映了经济全球化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能量和利益的同时,也给国际生产关系带来了新的变化。(2)将国际生产关系研究作为经济全球化研究的新视角。一方面,必须把国际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来研究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从根本上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基本特征、影响和作用。另一方面,还必须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理论、观念的相互联系上,把对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放在以“世界生产力发展—国际生产关系—国际经济基础—国际上层建筑”为主要序列的社会结构当中,形成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社会和世界经济发展中现实和历史相统一的整体观念。(3)既要研究经济全球化的一般规定性,也要研究其特殊的社会规定性。要在研究经济全球化的生产力层面问题的基础上,研究世界经济中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出现的新的大量不平衡、不平等和不稳定现象及其产生的根本原因。要把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经济关系当作一个历史范畴,作为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对国际经济关系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寻找其固有的内在联系,揭示其发展规律,运用思想总体把具体—总体的结构和过程的认识与理解再现出来。赵景峰也对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方法论意义进行了讨论,包括总体方法论、立足政治经济学批判探寻市民社会的奥秘、唯物辩证法、历史分析法等。 四、深化研究的几点思考 由上可见,国内学者围绕《资本论》世界历史理论的探讨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奠定了下一步研究的良好基础。然而,无论相较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受关注度,还是比对《资本论》之经济学、哲学思想的研究投入和取得的成果,现有的研究都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深化。笔者以为,推进该主题的研究,应当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应当从思想特质角度,准确把握和阐发《资本论》世界历史理论的批判本质。从上面的综述可以发现,一些学者不加区别地使用“世界历史理论”和“全球化理论”两种提法。这种做法无形中回避了一个前提性问题,即如何看待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根本性质以及与当下全球化理论的异同。事实上,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核心内容之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本质上是“资本的世界历史批判”,而不是历史学或社会学意义上的实证学说。尽管创立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离不开历史学研究,但批判性始终是马克思思想的特质,目的就是要揭示资本的世界历史性生存逻辑及其限度,展现“新世界”的历史地平线。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赞同聂锦芳的观点,从资本批判的视角重新理解和评价《资本论》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如果我们基于“资本的世界历史批判”的角度审视《资本论》,就可以获得一些新的理论发现。就理论方面来说,《资本论》对世界历史开展的批判既包括“副本”批判,即黑格尔世界史观、特别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世界市场理论批判,也包括“原本”批判,即资本的“物质的生活关系”批判。 马克思的批判表明,由于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包含在资本概念中了,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不过是资本自我增殖本性的外化、现实化。斯密、李嘉图推崇的所谓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实质上就是资本的自由,目的是为资本增殖消除障碍、提供保护。但资本是一个矛盾体,它试图打破任何界限,无限发展生产力,同时又为劳动和价值创造确立种种界限。因此,资本不过是一个“过渡点”,它最终将走向自我否定;而超越资本的世界历史的主体力量则是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正是这种彻底批判立场,不仅把马克思与黑格尔的世界史观区别开来,而且也标明了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当下种种全球化理论根本差异。其次,应当结合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确定《资本论》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方位。不可否认,国内学者先后提出了“深化和发展说”“、发展的转折点说”“、潜在整体说”等观点。这些概括虽然具有一定合理性,但还不足以彰显《资本论 》在世界历史理论方面的重大贡献。笔者以为,《资本论》对世界历史理论的推进不是局部的,而是整体性的,是马克思这一理论发展的制高点和科学形态。(1)根据列宁的研究,唯物史观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创立时“暂时还只是个假设”,经过1848年革命的检验,特别是“自《资本论》问世以来,……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世界历史理论是唯物史观的组成部分,其发展轨迹自然也不能例外。(2)《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资本论》预备性研究成果,马克思称其为“一生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对此论断,研究世界历史理论时必须给以高度重视。(3)从马克思思想演进来看,揭示资本世界历史性的生存逻辑及其限度,离不开对世界历史的“原本”批判,即资本的“物质的生活关系”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对此虽有分析,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规律、资本逻辑的科学认知是在《资本论》中达成的。(4)《资本论》对资本的世界历史的批判分析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马克思以“资本再生产”为着力点对世界历史进行总体批判,形成了以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指向、以揭示资本的世界历史性生存逻辑及限度为核心内容的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逻辑再现了资本从历史生成、本性绽放到自我否定的辩证运动。包括:关于资本的世界历史生成机制的系统探究、关于资本再生产与现代性社会发展的理论、关于资本的世界市场与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的理论、关于“物役性”关系下世界历史性个人的悖论式发展与“自由个性”的历史生成的理论、关于资本的极限与“自觉”的世界历史的形成的理论等等。最后,应当结合资本全球化当展阐发《资本论》“世界历史批判”理论的当代意义。比较而言,国外学者十分重视对资本资本主义全球化新发展、新问题的研究和批判。 主要表现有(1)对马克思之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做出了新概括,如帝国主义论、晚期资本主义论等,对不同阶段出现的国家垄断、不发达问题等新情况进行深入研究。(2)对当代资本主义展开多维批判,代表性的有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评等。(3)借鉴《资本论》思想研究全球化趋势。沃勒斯坦着名的“世界体系”理论就受益于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剩余价值论等思想。鉴于此,国内学界应当站在时展的高度,借鉴和运用马克思的分析范式、资本批判视域,直面当代全球化及其问题,提出具有的启发性的理论观点。譬如,全球化是否意味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单质化(美国化或西方化)?资本再生产批判具有怎样的当代意义?如何基于《资本论》视域评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如何看待“消费社会”理论与消费主义批判?如何从世界市场危机理论审视金融风暴?如何立足于资本世界历史极限理论评价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等等。通过上述问题的深入探讨,不仅可以深化、而且能够发展马克思开创的“资本的世界历史批判”理论,使其焕发崭新的时代价值 理论分析论文:商业银行营销理论不同视角的分析 摘 要 商业银行营销活动是商业银行争夺客户的重要手段之一,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银行必须对其营销活动进行创新,而创新又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从金融营销理论、金融创新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价值链理论和客户经理制度五个方面对营销理论进行分析。希望能在商业银行营销中具有实践意义。 关键词 商业银行 营销 金融创新 随着国家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的转变以及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发展壮大,银行间的竞争逐步加剧。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银行准入制度的放宽和世界大型跨国银行的进入,我国的商业银行面对的竞争环境日益激烈。在新的竞争格局和市场环境下,国内商业银行的市场营销活动日渐活跃,并呈愈演愈烈之势。各商业银行纷纷结合自身优势,革新和提升营销理念,推进CI 建设,重塑公众形象,营销层次迅速提升,国内银行业开始迈入了营销时代,而经济活动又是基于经济理论的指导。如何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作为争夺客户的重要手段-营销,必须不断进行创新。商业银行营销理论主要涉及金融营销理论、金融创新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价值链理论和客户经理制度。 1 金融营销理论 金融营销或商业银行营销是市场营销理论的分支。相对于其它行业,金融行业引入市场营销理论比较晚。这和商业银行的政策管制和金融业的产业结构相关。因为在以前,商业银行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受国家金融政策的限制,商业银行只能被动提供国家规定的产品,商业银行分工非常明确,例如中国农业银行的客户是广大农村。而现在商业银行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原来的市场划分已经不存在,如何争取更多的客户是商业银行工作的重点。 事实上,金融营销是市场营销理论在金融业的移植,同时根据金融行业的特点进行理论行业化。金融营销是商业银行运用一定的公关技术(关系营销),通过服务手段(服务营销),有目的、有选择地筹措资金,开展信用往来,实现资金增值。其过程包括营销体制的构造,营销机制的确立,营销目标的制定,营销信息的收集,营销方案的决策,营销策略的谋划、营销预算的实施和营销绩效的评价。 金融营销理论是以客户需求为中心的由服务营销理论、关系营销理论和网络营销理论三大理论组成。商业银行营销的设计就是三者的整合运用。 2 金融创新理论 对于金融创新的表述比较复杂。商业银行作为比较特殊的产业,其创新只是在政策允许范围内的创新。由于各国对银行管制的差异,所以,对银行创新的概念没有统一的认识。我国经济学家陈岱孙和厉以宁借鉴熊彼特的经济创新的概念,认为金融创新就是在金融领域内建立新的生产函数,是各种金融要素的创新组合,为了追求利润机会而进行的市场改革。其涵盖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上出现的一系列新事物。包括新的金融工具、新的融资方式、新的金融市场、新的支付清算方式以及新的金融组织形式与管理方法等内容。美国的银行词典把金融创新定义为支付制度促进银行和其他金融结构作为资金供求中介作用的削弱或改变。其创新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技术创新;风险转移创新;信用创造的创新和产生股权的创新。创新理论主要分为以下学派: 2.1 西尔伯的约束诱致假说 美国经济学家W.西尔伯认为金融创新是微观金融组织为寻求利润最大化,减轻外部对其压制而产生的自卫行动。商业银行通过创新来规避约束。约束来自于外部的政府约束和内部的自身约束。为了规避约束,银行从机会成本和金融机构的影子价格和实际价格的差异中进行最大限度的金融创新。微观金融机构金融创新的行为的逻辑是与约束相对应的影子价格在一定时期的持续上升导致金融创新。西尔伯认为美国60%的金融创新可以用该理论解释。该理论认为金融创新是金融抑制的结果。其观点是片面的,不能解释基于市场变化和经济环境变化的金融创新活动。 2.2 制度学派的金融创新理论 以诺斯为代表的制度学派主张从经济发展历史的角度研究金融创新,认为金融创新是与经济制度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创新活动。他们认为在计划经济和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没有金融创新存在的空间和必要。制度学派认为全方位的金融创新只能在受管制的市场经济中才会存在。即政府的管制本身就是金融制度领域的创新。在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中,政府管制妨碍金融活动时,银行会试图进行金融创新来规避管制。 2.3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金融创新 自从科斯提出交易成本的理论,交易成本理论被广泛应用到一切经济活动领域,金融自然也不例外。希克斯和尼汉斯1976年提出的金融创新交易成本理论。交易成本理论认为金融创新的支配因素是降低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成本是金融创新的首要动机,交易成本决定了基于金融创新的产品服务创新是否具有实际价值;金融创新实质是技术进步导致交易成本下降的反映。希克斯认为交易成本和货币需求与金融创新的逻辑关系是:交易成本是作用于货币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同的需求会产生对不同类型金融工具的要求,交易成本的高低使微观主体对需求的预期发生变化。交易成本的降低使货币向更为高级的形式演变和发展,产生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交易成本的不断降低刺激金融创新的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该理论认为金融创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寻求交易成本不断降低的过程。 我国的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的特点是国家严格的政策管制下有限的创新。由于商业银行的分业经营,作为金融创新的主体的商业银行的创新产品是非常有限的。同时市场的激烈竞争和计划经济遗留下的商业银行产品或服务的同质化,迫使商业银行积极进行金融创新,推出基于自己资源优势的创新产品或服务,通过产品或服务的差异化竞争创建竞争优势。 3 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商业银行营销 信息不对称理论是微观信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自1970年美国经济学家阿克洛夫以旧汽车市场交易模型为基础分析“逆向选择”开始,阿罗(Arrow)、赫什雷弗(Hirshleifer)、斯彭斯(Spence)、格罗斯曼(Grossman)、斯蒂格利茨(Stigliz)等经济学家在许多领域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拓展性研究,并提出了“逆向选择”理论、“市场信号”理论以及“委托———”理论等基本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被西方学者称为是最近二十年微观经济理论最活跃的研究领域。 信息不对称性的概念来自信息经济学,是指交易双方不能同等地具备或掌握做出实现交易决策所需的全部必要的信息,而是处于信息在主体间的不对称分布状态。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中的主体具有完全的信息。而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信息是不对称,从而在经济活动中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和道德风险的问题。商业银行营销同样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信息不对称是绝对的、难以避免的。在商业银行营销中,信息不对称主要表现为商业银行和客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商业银行方面,由于客户的知识和信息的有限性 ,客户对于商业银行的产品和服务的理解仍然存在一些基本的存贷款业务,而对于商业银行的产品和服务的创新缺乏必要的了解,同时由于商业银行间的激烈竞争,不同商业银行的产品服务创新过多,作为客户没有时间对商业银行的产品和服务进行深入的了解,为扩大商业银行产品和服务的知名度,针对目标客户开展营销是商业银行推广产品和服务的必要手段。同时,作为客户而言,由于潜在客户数量比较多,如何更多了解客户的相关信息,是商业银行营销的重要目的,通过商业银行营销,促进彼此间了解,更大程度降低客户与商业银行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根据现代营销以客户为中心的原则,营销的过程实际上不断了解客户需求和市场信息,根据客户的需求和建议不断进行产品服务创新,改进现有产品服务的过程。从信息经济学的观点,营销过程就是商业银行客户间信息交流的过程。信息交流是降低彼此间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手段。商业银行营销只是尽可能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不是完全消除信息不对称。用可以忍受成本最大的消除信息不对称是商业银行营销的原则。同时信息不对称的与信用密切相关。现在通行的信用评级就是消除信息不对称的一个规范化设计。 4 基于价值链理论的商业银行营销 Michael E.Porter(1985)首次提出价值链的概念并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价值链理论认为,企业的发展不只是增加价值,而是要重新创造价值。在价值链系统中,不同的经济活动单元通过协作共同创造价值,价值的定义也由传统的产品本身的物质转换扩展为产品与服务之间的动态转换。彼得·海恩斯(Peter.Hines)从价值实现的最终目标出发对价值链进行了重新定义。他认为价值链是“集成物资价值的运输线”。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Jef?鄄fereyF.Rayport和JohnJ.Sviokla(1995)提出了“虚拟价值链”(Virtual Value Chain)的观点。他们认为任何一个企业组织都是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进行竞争,一个是管理人员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的资源世界,称之为“市场场所”(Market Place);另一个则是由信息构成的虚拟世界,这一虚拟世界的出现导致电子商务这样一个新的价值创造场所,他们将这一新的信息世界称之为“市场空间”(Market space)。它们通过不同的价值链开展价值创造活动,前者通过“有形价值链”(Practical Value Chain),即采购、生产与销售,后者通过“虚拟价值链”,即信息的收集、组织、筛选与分配。两条价值链的价值增殖过程不同,前者是由一系列线形连续的活动构成,后者则是非线形的,有潜在的输入输出点,能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和分布的矩阵。 利用价值链对商业银行营销的业务流程进行重组。所谓“业务流程”,是指“为特定顾客或市场提供特定产品或服务而实施的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活动”。在商业银行营销过程中,一个业务流程就是以一组以顾客为中心的从开始到结束的连续活动。顾客可以是外部的产品或服务的最终用户,也可以是业务流程内部的产品的使用者。业务流程重组的目标是顾客满意,即通过降低顾客成本,实现顾客价值的最大化,这一点与价值链理论中的顾客价值相一致。事实上,整个价值链就是一个创造的价值工作流程,在这一总流程基础上,可把商业银行具体的活动细分为生产指挥流程、计划决策流程、营销流程、信息搜集与控制流程、资金筹措流程等。其中有些流程是特别重要的,决定和影响着形成商业银行独特性或竞争力的因素,称之为“基本业务流程”,对应于价值链中的基本活动;其他业务流程是对商业银行的基本经营活动提供支持和服务的,称之为“辅助业务流程”,对应于价值链中的辅助活动。业务流程重组,就是通过重新审视商业银行的价值链,从功能成本的比较分析中,确定商业银行在那些环节具有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以顾客满意为出发点进行价值链的分解与整合,改造原有流程的路径、工作环节和步骤划分,最终实现业务流程的最优化。 5 基于关系的客户经理制度 商业银行客户经理制是商业银行综合服务体系的主体,是以客户为中心,以客户经理为先导,以所有业务操作柜员化为保障,以后台支持系统和全过程风险监控为依托,为客户提供集成式、全方位服务的服务体系,其核心是客户经理。 客户经理是商业银行为客户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的营销代表,他能够熟练掌握并组合运用商业银行产品,积极拓展市场,为客户提供全方位、全过程、多功能、多层次金融服务,是积极发掘、采集、评估并满足客户需求的客户服务业务主办,是商业银行与客户沟通的桥梁,客户通过商业银行客户经理就能得到全部的金融服务。客户经理的基本职能是为商业银行和客户双方创造商机,把握商机,商业银行与客户是一对利益共同体,为客户负责,同时也是最大的为商业银行负责;第二是要巩固银企关系,维持和发展与客户的良好关系,同时不停地发掘优良客户资源;第三是管理客户,掌握客户的所有信息,建立客户档案,不断地进行评价,从而提出商业银行对策;第四是服务客户满足客户需求,特别是要开发客户的需求;第五是控制风险,当客户情况变化,对商业银行产生不利影响时,应及时调整商业银行策略,规避风险;第六是促进创新,因为客户经理不停地在客户那里进行需求的开发、挖掘,对商业银行的创新起到促进作用。总的来讲,客户经理要对商业银行、客户双方负责,而且是把这两种职责相统一、相结合、既负责采购又要负责营销,既要拓展市场,又要控制风险,这就对客户经理的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理论分析论文:对环境税的理论基础与环境税经济效应分析 摘 要 随着人们经济活动的不断深入,环境污染目前已经成为重要问题,不但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而且还破坏了人们正常的生存环境。为了防止环境污染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国采取的有效的措施解决这一问题,就是实行环境税。虽然我国在环境税方面的立法非常薄弱,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是实行环境税是势在必行的,本文就针对环境税的理论基础与环境税经济效应进行浅显的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 环境税 理论基础 经济效应 分析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为了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在发展过程中对环境进行严重的破坏,环境污染非常严重。针对环境污染问题,我国实行环境税是通过税收手段来保护环境,改善我国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虽然我国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更多是以破坏生态环境,掠夺资源作为代价的,严重破坏的人们的生存环境,同时也严重阻碍了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为了从根源上控制环境污染,我国出台了环境税,对耗能高,污染高的行业进行严格的监督和管理,对于污染环境和破坏环境行为进行重点监控。所以,我国出台环境税是非常必要的。 一、环境税及其理论基础 环境税也被称为生态税和绿色税,是20世纪末在国际税收学界兴起的新概念。环境税是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社会成本内化到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中,并且通过市场机制来分配环境资源的一种有效的经济手段。在一些发达国家征收的环境税主要是二氧化硫税、水污染税、噪声税,固体废物税以及垃圾税等。在我国征收环境税主要是更好的保护环境和资源,对于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的企业和个人,根据其开发和利用资源的程度或者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征收相应的费用。我国环境税的种类主要分以污染物排出量标准的直接课税;对商品和服务的间接课税以及环境减免税。其中以污染物排出量为标准的直接课税主要是排污税,通过征收排污税能够有效的降低征税成本,更好的控制污染,能够较好的保护环境。对于商品和服务的间接课税主要是适当的改变营业税和增值税的税率控制环境污染,保护环境。环境减免税主要是政府对有助于保护环境的行为进行税收减免,鼓励企业和个人保护环境,控制环境污染。 环境税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来自于庇古税。庇古税是由英国福利经济学家庇古提出。庇古税主要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古典教科书的方式,属于直接环境税范畴,庇古税是根据污染物的排放量或者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危害程度确定纳税义务,因此,庇古税可以作为一种从量税。对于庇古税的单位税额是按照经济活动的边际社会成本与边际效益相等的均衡点确定的。按照庇古的理论,经济活动当事人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相等是导致市场配置资源失效的原因。政府应该通过征税的手段或者补贴矫正经济当事人的私人成本,从而使得经济当事人的私人成本和私人利益与社会成本和社会利益达到一致,是资源配置达到最佳状态。庇古的这种纠正外在性的方法被称为庇古税方案。庇古税可以通过对污染产品进行征税的方式,使污染环境的外在成本尽可能的转化成为生产污染产品的内在税收成本,由此可以使经济当事人的边际净收益得到有效的降低,进而控制私人生产污染产品的产量。由于庇古税的提出,政府对生产污染产品的私人征收污染税,能够有效的减少私人生产污染产品的产量,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虽然,庇古税作为一种污染税,主要是通过税收形式控制环境污染的恶化程度,从而达到控制环境污染的目的。所以,庇古税是可以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使环境污染达到最优水平。由此可见,庇古税的外部性理论就是环境税的理论基础。 环境税的设立的最初目的应该是为市场提供一些其不能生产出来的公共物品。但是,从环境保护角度讲,私人的最优选择往往与社会利益存在很大的差异,并且相互背离。因此,仅仅通过市场的作用来保护生产环境是不可能,无法做到对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所以通过税收的方式,征收环境税,运用税收收入治理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从而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二、环境税的经济效应分析 随着环境税的出台,必然会带来相关的经济效应,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有助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 (一)环境税收的价格效应 随着环境税的出台,国家在征收环境税同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价格。并且在商品需求弹性的情况下,就会导致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承担环境税,如果需求弹性不断变大,那么生产者的所承担的税收就会增大,消费者所承担的税额就会减少。如果征收的是直接环境税,就会对生产者治理环境污染的刺激性作用就会增强,国家在获取税收的同时还能取得不错的环境效益。如果征收的间接环境税,生产者就会改变生产策略,重视生产无污染产品,尽可能不生产污染产品,从而非常有利于改善或者减少生产者对环境的污染。 (二)环境税收的产出效应 环境税收的产出效应主要是通过环境税收影响生产者的生产量。通过分析供求均衡,体现出环境税收对价格的影响,从中也可体现出环境税收对也会影响到生产者的生产量。环境税的产出效应主要是通过减少生产者的生产量,控制环境污染的排放量,能够达到控制生产者滥用资源,有效的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国家通过征收环境税,合理的运用价格机制,能够使生产者主动采取措施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因此,国家通过征收环境税,合理的设计税率,能够使生产者重视控制污染物的排放量,改变经营策略,控制生产量,有效的治理污染,进而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环境税收的替代效应 环境税收的替代效应主要分为环境税收的生产替代效应和环境税收的消费替代效应。首先,环境税收的生产替代效应主要是指环境税收对生产者生产的产品结构的影响。国家通过征收环境税使得生产者的生产成本提高,产品价格就会提高,消费者对产品的购买力下降,产品的生产总量就会下降,导致生产者的经济利润下降,严重影响到企业的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生产者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必然会调整产品结构,寻求替代品,生产无污染产品,朝着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方面发展。其次,环境征收的消费替代效应主要是国家在征收环境税过程中影响到消费者对消费品的选择。环境税收的课征会导致相关消费品的市场价格提升,消费者在经济水平不变的条件,就会减少对课税消费品的购买量,对非税消费品的购买量就会明显增多,从而就会产生非常明显的消费替代效应。由于消费替代效应的产生,就会使得高污染的消费品的购买数量下降,生产者也会根据市场需求改变策略,减少对高污染消费品的生产,那么污染物的排放量就会降低,最终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 总结:我国为了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保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为了更好的保护生态环境,控制环境污染,颁布了环境税,通过征收环境税的方式控制环境污染程度,达到环境保护目的。所以,采用征收环境税来控制环境污染是非常有效的经济措施。 理论分析论文:信访制度改革的理论分析和模式选择 [内容提要]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对信访制度进行必要的反思和重新构建。本文首先评述了我国信访体制改革的背景及学界观点,以阐述信访制度的基本法理为基础,重点揭示信访的概念、调整范围、信访人的权利、信访机关的权力以及信访的功能,进而提出信访制度改革的三种模式:集中统一模式、以点带面的整合模式以及分别改进的分散模式。 [关键词] 信访,制度,权利,权力,模式 一、信访制度改革的背景与必要性 信访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它是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形式;是国家机关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听取人民群众意见、建议和要求,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重要渠道。我国目前正处于关键的社会转型时期,改革中产生许多的问题,如法律不完备、执法不严、司法不公和政策偏失等等,这些问题都通过不同渠道汇集到信访部门,使信访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但人们发现,在众多的矛盾面前,原来寄托希望的信访制度已经滞后于时展,表现出对解决问题的不力和不适应。这种局面如果持续下去,不利于推进依法治国的方略,也不利于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故应对信访制度进行大力整合,以制度创新来回应现实的挑战。 从国外的情况来看,继瑞典首次建立申诉专员制度之后,芬兰、挪威、英国、加拿大、法国等很多国家纷纷仿效,或者建立议会体制下的监督专员制度,或者在行政机关内部设立相对独立的行政监督专员机制,甚至在欧盟这一超国家的体系当中申诉专员制度也得到采用。这一世界性的发展趋势为我们进行制度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模版,但在制度背景、政治文化、法律文化、基本国情以及面临的现实问题上与我国信访制度还存在诸多不可比性,因此如果不考虑我国的特殊宪政体制和政治法律文化背景,无法真正将各国制度的精华提取出来,难以创立适应我国国情的信访制度。因此,笔者以为不论提出何种改革方案,都应当符合一个标准,那就是新的信访制度一定要与我国现实的民主环境、法治目标以及宪政体制相吻合。目前我国学者一般在“法治”与“人治”相对立的语境下探讨信访制度,认为信访兼具“法治之友”与“法治之敌”的两面性,[1]并以此为前提,或者提出将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或者主张干脆取消信访,另建他制。[2] 对此,笔者以为信访制度的研究要避免进入如下误区。误区之一是设想信访制度解决所有的问题,将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所有的问题全部推给信访解决;误区之二是让信访成为一种十分专业化的法律制度,规定严格的法律程序,清清楚楚地将政策等处于边界的问题剔除出去;误区之三是让信访仅仅成为信息通道,而将信访的救济和监督功能分别交给法院和检察院以及行政监察部门。笔者以为之所以存在这样的误区,主要是于如下原因所导致,一是没有站在我国的宪政背景之下,没有全面地了解我国宪政制度的特点,将三权分立体制下的运作模式机械地套用于我国;二是只看到信访制度的一个片面或一个局部,没有与我国立法体制、行政体制、司法体制以及地方制度相协调;三是将信访制度目前表现不佳的功能当作信访不应当具有的功能而简单加以抛弃,将本来有多种功能的制度变成没有实在生命力的制度“稗壳”。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要使信访制度获得较大的改进,首先要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辩证地看待现实制度,注重研究信访制度本身的法理基础,区分表象和本质、实然与应然;同时以目的论的观点,从信访制度所要实现的保护公民合法权利、改善国家权力体系这两个基本点出发,理顺二者之间的关系,建立协调和互动,消弭紧张和冲突;最为重要的是,采用系统论和过程论的观点建立新的信访制度体系,使其在我国特殊的国情和宪政背景下,与现有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监察等专项法律制度相衔接,在较小的社会震荡、较少的资源投入的情况下逐步走向完善。 二、信访制度建构的理论分析 (一)信访制度的概念 1995年颁布的《信访条例》将信访界定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依法应当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而从广义的信访来说,信访还包括各级党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以及国有企业进行的信访。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信访成为联系党与人民、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桥梁,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建设当中发挥了积极的协调、沟通作用,成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的重要阵地。 根据当代救济制度发展趋势并结合我国国情,笔者将信访制度界定为:公民和组织在其合法权利受到各类公权力侵害致损时,选择以书信、走访等形式反映事实、表达意愿、寻求补救,接受来信来访的机关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各种方式予以协调、督促和帮助,促成其获得及时有效的权利救济之法律制度,它是其他法定救济制度的重要补充。 (二)信访制度的调整范围 如下事项,可以作为信访制度的调整范围: 1.在没有向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监察机关以及检察机关提起申诉、起诉或控诉之前,信访人可就有关人员的违法、失职及不公或失当的行为向信访机关寻求救济。 2.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监察机关以及检察机关的审理、判决和起诉等行政或司法程序终结之后,信访人认为行政或司法过程中有关人员的违法、失职、 不公或失当行为有所不满时,也可以向信访机关再次寻求救济。 3.对于行政机关、行政复议机关、法院、行政监察部门或检察院不予受理的案件,在上诉或复议之后仍得不到受理时,信访人可以向信访机关寻求救济。 4.对于不合理的政策、抽象行政行为、或具体行政行为,信访人可以向信访机关寻求救济,并可提出建设性意见。 5.信访机关可就立法、行政和司法制度中的不合理之处给予相关机关以批评或建议。 (三)信访人的权利 信访人的权利,从规范的角度来看,是公民和组织在其基本权利受到公权力(立法、行政和司法)侵害时,以书信和走访的形式反映事实,表达意愿,要求国家给予有效救济的权利,同时信访人有权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作出积极或消极的评价。这一概念当中包含着如下的关键要素: 1.信访权利首先是一种寻求救济的权利。在从宏观层面,它属于一类诉权,与民事诉权、刑事诉权和行政诉权、行政复议申请权、民事仲裁申请权等程序性权利有着相同的属性,其共同的特征是:公民和组织可以由这一权利直接导致相应的国家公权力机关对于自己受侵害的事实给予救济。 2.在信访权利这种形式意义上的权利背后,还隐藏着其他众多的权利群,这些等待救济的权利包括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3] 3.信访权利是一种动态的民主权利,公民除了通过选举制、代议制、复决制等方式参与国家的生活之外,还可以通过这种权利来保持日常当中对于国家生活的参与。 4.信访权利从结果上说,具有双重性,一是直接实现了对私人权益的救济,二是通过这种争取权利恢复正义的过程而间接地实现了对国家公权力机关的监督和制约。 总之,信访权利是一项重要的民主权利,它为我国宪法所确认,具有一种复式的包容结构。从表面上看,信访权利是程序性权利,但它却以实现实体权利为根本目标,正是由于这种复式的结构,使权利行使的结果一方面使公民受侵害的基本权利获得恢复和救济,同时使产生侵害结果的国家机关受到监督和约束,并以此作为政府改进服务、提高效率之鞭策。这项民主权利与公民的其他民主权利相比,更富于动态性,它更侧重于从日常生活和具体的案件中建设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同时,与其他的救济性权利相比,信访权利救济范围更加全面,公民通过行使信访权利,可以得到比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更多的救济机会。 (四)信访机关的权力 信访机关的权力,从规范的角度讲,是信访机关在接到信访人的信访要求或建议时,为实现其职责或目标而应当具有的解决问题的实际手段或能力,具体表现为信访机关能够以多种手段实现信访功能的能力。这一概念揭示了信访机关的权力具有如下性质: 1.信访机关权力是处于第二层位的监督权 (1)从逻辑上看,监督权与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的性质有所不同,这后三种权力在宪政体制当中,属于第一层位的权力,而监督权则是属于第二层位的权力,第二层位的权力有两种方式与第一层位的权力发生关系,既可以内涵于系统,也可以外设于系统,第二层位的权力以第一层位的权力的行使为基础。 (2)从宪政构架上看,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的目标是形成一定的规范、事实和判断结果,而监督权则是对已经形成的规范和事实及判断结果进行反思,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局限于通过矫正正义而实现公民个体的权益,而是通过这样的形式达成维护民主秩序和宪政制度的目的。 2.信访机关的权力是间接权力而非直接权力 (1)不论立法权、行政权还是司法权,这些权力对它们所调整的对象都是采取直接的调整方式,均具有一定的形成力,亦即它们可以直接对相对方的利益作出分配。当行使这种直接分配的权力时,权力的主体常常以“我有权力让相对方服从”的姿态而出现。而监督权显然只能通过对权力的事后监督和纠正才能使利益得到重新的分配,它的作用只能在事后通过对第一层权力的纠正才能实现。在这个意义上,信访权力是直接指向公法上的国家权力,也就是通过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而影响对公民利益分配。在信访人员的思维当中,其考虑的问题常常可作这样有表述:“你(指国家权力机关)让相对方服从你这公平吗?还有更合理的方式吗?” (2)立法、行政和司法权的行使对象往往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且往往是对私法上的法律关系进行公法上的调整,可以用国家对个人的向度来表示,而监督权则是通过对公法调整后的法律关系再度以公法手段进行调整,前者的权力结构中有两重架构(国家公民),而后者则包括三重架构(国家[国家公民])。 3.信访机关的权力是具有政治性质的权力 从现实功能来看,不能认为信访仅仅具有行政或司法方面的影响力;从信访所救济的对象来看,也不能只把信访简单归结为对公民权利进行救济的一种方式;同时,从信访的历史来看更不能把信访看作是只对部分国家机关和部分公民之间的关系。对此,笔者以为信访实际上关涉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整体关系,同时还关涉执政党与人民之间的整体关系。因为从这种关系的互动当中可以检验建设“民主与法治国家”方略的实施情况,也可以检验“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的制度建设情况,更可以检验执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信任程度。前述关系是如此复杂、如此重要,以致于只能用政治性来表述。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信访机关的权力属于一种间接的、第二个级别的政治权力。因为它处于国家权力架构的更高一级层面,直接面对国家制度的整体及间接面对人民利益的全部,它可以通过对公权力的制约而实现对私权的保护。因此,在设计信访的权力组成时,不宜像第一个级别的机关一样具有直接的形成性的权力,而应当考虑配置协调性、督办性、民主性、建设性的权力,否则便容易冲击立法、行政和司法这些第一层面的权力,造成制度混乱。但这并不能认为信访的上述权力是软弱无力的。实际上,信访的上述权力在民主国家当中借助于民主大众的力量,借助于执政党政治力量,可以发挥相当大的作用。 (五)信访制度的功能定位 1963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通知》,是年10月15日由国务院秘书厅整理出《国家机关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工作条例(草稿)》,其中重申了人民写信或上访的民主权利,并对信访功能做了更全面的总结,即了解社情民意的渠道、群众监督的方法、思想政治 教育的途径、调解矛盾的手段,同时指出信访还可以起到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心的作用。从上面文件所反映的理念来看,信访具有重要的民主建设功能,一方面它可以反映民情民意,排解矛盾,另一方面可以借助这一信息渠道,起到监督和改进制度的作用。分别从信访人和国家公共权力机关两个角度来解读信访制度的功能,大致可包括如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1.对公民而言,信访意味着一项简便、经济、有效而全面的救济方式,具有保障和维护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功能。 作为一个现代的民主国家来说,其根本目的在于保障人权,促进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实现。这一点已为2004年通过的我国宪法第二十四条修正案所确认。就我国目前总体的法治状态来说,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但制度之间还有一些互相矛盾或不协调的地方。同时,从法律体系的运行结果来看,并不能保证行政机关的每一个行政行为都符合法治的要求,司法机关审理的每一件案件都获得公正的审理和裁判,可以说公民现实权利还不能全部得到顺利实现和救济。因而一项更加简便有效,也更加全面灵活的救济方式,就成为必需。这一点就是信访对于公民而言所能够提供的制度功能。 从整体论的角度来讲,法只是生活的一个局部,在法之外还有伦理、道德、文化和习俗以及政策等等。在一个完整的生活领域当中,法律的功能和作用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表现为非唯一性、非最佳性和非最终性,亦即我们可于法律之外寻求其他的、更好的和今后的解决方案。因而如果从法律有限性的角度来看信访,能够获得更加深刻的理解。我们可以把信访看作是寻求法律解决之前的一种权衡,如果信访能够解决问题的话,我们就无需进入法律的救济程序多费周折;同时,由于法律的不完善性和落后性的存在,也可以让信访在法律所不能涉及的政策领域里保持一定的救济能力;最后,法律并不能保证对生活是非问题的判断到此为止,因而对无尽生活保持一种不断的反思也应是人类精神的应有之义。如前所述,信访可以成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前置程序,也可以受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不受理的案件,法律的合理性问题和国家权力行为的合理性问题亦可以成为信访的关注之焦点;同时,司法程序所不能实现的正义仍然可以在信访的制度中继续探讨。可见,正是在法律所不及或法律不能发挥理想效果的地方,信访起到一种补充的权利救济功能。 2.对公共权力而言,信访是一项温和的、反思的、高效的制度更新机制,具有稳定和促进民主与法治的功能。 (1)信访可以充当立法、执法和司法这三种权力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协调器。我国目前还没有协调公权力之间冲突的专门机构,现实中许多超越职权、滥用权力、管辖权冲突和权力不作为等现象还不能得到有效的抑制,制度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常常只能靠领导人的个人能力来加以协调。从制度的整体角度来看,这种协调性制度的缺位是很不利于民主与法治建设的。在信访案件的处理当中,信访机关经常面临的问题是“这个问题该哪个部门管”,亦即“哪个机关对此负有法定的职责”。由此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具有公权力协调的部门才能有资格进行判断的问题,显然信访实际上已经承担了一定的协调责任。 (2)信访可以充当整个制度的保健医生的功能。按照过程论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是一种“在途中”的事物,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制度的不完善性是现实生活中极为普遍的现象。因而对于一个国家的各项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来说,都需要用理性的和发展的眼光去看待,以务实和不断完善的精神去实践,用零星的社会工程[4]的方法去改造现实当中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制度。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认为在一个宏观的制度体系当中,应当设置某种特殊的机制以完成制度的内在反思、缺陷查找和及时补救的功能。通观我国各种制度和各类公共组织,似乎还没有专门设立这样一个类似的机构。这对于信访制度而言,可能意味着一种重要的改革机遇,如果信访能够承担这样的制度功能,就可能大大提高我国民主制度的整体水平。 三、信访制度改革模式选择 基于上述分析讨论,笔者提出我国信访制度改革举措的三种构想供选择参考: (一)集中统一模式——大改模式 所谓集中模式,是指将现在分散的信访机构统一起来,形成一个专门处理信访个案的专门委员会。具体来说,可以国外的议会监察专员制度或行政监察专员制度作为参照,建立我国的信访委员会制度,将其集中放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之下,与人大的其他专门委员会相并列。信访委员会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就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执法和司法行为是否合法、是否合理的各类案件,以调查、报告、公开、建议、调解等方式指导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以更有效率的方式作出更符合信访人合法利益的改进建议和指导。这种建议和指导不具有当然的法律强制力,但其结论应当公开并受有关国家机关之尊重。信访人有权于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之前、之后向信访专员寻求救济,但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之中则不得进行,除非法院认为不属于其受理范围而予以驳回的情况。上述构想的理由是: 首先,这种模式与我国宪政体制相符合:(1)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宪法的这一规定,说明我国的权力机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力的机关,同时宪法还为人民参与国家生活规定了广泛的参与渠道,上述规定恰恰与信访制度的实质目标相吻合。(2)我国《宪法》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具体而言,人民代表大会享有选举权、罢免权、质询权、立法权、调查权、审议权等专项权力,这些权力的行使必须以民意和事实为基础,而信访个案则正好提供这样的案件事实和民意信息,从而可以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衔接。(3)我国《宪法》第七十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民族委员会、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华侨委员会和其他需要设立的委员会。这一条说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下设的委员会可以按分工设置,这就为信访委员会的建立留下可操作的空间。 其次,这种模式有利于信访制度发挥功能优势:(1)信访委员会设在人大,有利于发挥信访的信息沟通功能,便于人民群众反映民情民意,及时将好的建议提供给立法机关,制定出更加科学、更加合理的政策和法律。(2)从信访的机构设置来看,可以脱离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的干涉,保持相对独立性和客观性,一方面利于对公民的合法权益进行救济,另一方面也方便对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进行监督。(3)信访委员会成为专门受理信访案件的机关,有利于信访事业向专业化、规范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这样可以集中处理热点、难点问题,节省社会资源,提高工作效率。 再次,这种模式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从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而言,正处于社转型时期,新的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旧的制度还在不同程度上发挥着作用,因此就更需要有一种开放的、灵活的机制来协调各种矛盾,减少对国家制度的冲击力,确保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这样的前提下,建立一种稳妥的制度来吸纳社会的不满,促进社会公平就显得尤为必要。对于信访制度来讲,其汇集信息、舒缓矛盾、矫正不公的制度功能正好可以发挥优势。 信访委员会的角色定位是作为关心民间疾苦、听取人民意见的渠道,向人民提供简便、高效之权利救济,监督国家机关合法公正地行使国家公权力、协调国家机关之间的矛盾冲突。因此,信访委员会制度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1)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制度的根本目标,为信访人提供高效而便捷的救济。(2)信访的主要目标是解决问题,救济权利,提高效率,而非找出违法行为和失当行为的罪魁祸首。(3)信访委员虽无直接作出具有强制性决定的权力,但具有法定的调查权,责令被信访的机关作出书面报告的权力,以及公开调查报告的权力。(4)信访委员受理的案件范围十分广泛,使社会基层的不满和不公正可以有渠道得到发泄和纠正。(5)信访委员制度可以对执法和司法起到补充作用和监督作用。一方面信访委员可以受理没有向行政或司法机关寻求救济的行政申诉或起诉的案件,并可以以调解的方式处理违法和行为失当,减轻司法系统的压力;另一方面,信访对于进行过司法救济的案件仍有权力进行再次处理,起到监督司法的作用。(6)信访委员不会造成对行政和司法的干涉。因为信访委员不受理已经处于司法程序之中的案件,同时由于信访委员不具有执法权和决策权,而只是通过建议、因而不会对行政权和司法权造成干涉。(7)信访委员可以报告的形式向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提出建议,对于国家的制度构建缺陷提出改善意见,完善国家整体的制度架构。(8)信访委员解决问题的手段是灵活多样的,可以采取包括转办、督办、调解、和解、奖励、批评、建议、调查、公开、安慰、抚恤等多种方式。(9)信访委员会不受理民事案件,不涉及国家安全、军事等国家事项,已经处于行政、司法等处于之中的事项或案件,信访委员会也不受理。 (二)以点带面的整合模式——中改模式 所谓以点带面的整合模式,是指将现在人大的信访机构作为总协调点,统一受理信访案件,而其他部门的信访机构则作为人大信访机构派驻的工作部门,建立一种以人大信访为中心、各部门信访为具体负责办事机构的联合模式。这样设计的理由是: 首先,目前我国人大和各国家机关几乎都有信访机构的设置,现成的组织和现成的人员是进行整合的现实基础,而将人大的信访作为信访体系的中心也有宪法上的依据。(同上) 其次,这样的模式与我国目前的信访制度容易接轨。我国目前的信访机构分散于各个国家机关,但各信访机关之间却没有工作联系,信访案件的处理效率十分低下,这就不利于信访制度统一优势的发挥。将人大的信访机构作为主要负责机构的同时,再辅以各部门的信访机构,统一对人大的信访委员会负责,这样配置的合理性在于可以将信访资源进行统一的调配,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信访处理体系, 再次,这种模式的另一个好处是使现在不独立的信访机构相对地超脱出来,不再对原来的国家机关负责,从而为信访的公正和效率提供组织上的保证。 (三)分别改进的分散模式——小改模式 所谓分别改进的分散模式,是在维持目前多系统并存的信访格局前提下,制定统一的信访程序法,将信访案件的受理、处理、终结等一般过程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亦即以法律为形式统一各部门的信访行为,不求机构的统一,但求整体行为的协调一致。这样设计的理由是: 首先,目前我国没有统一的《信访法》,而只有国务院的信访条例和某些部门的信访规范。信访机构的层次不一,权力不一,如果制定出统一的信访程序法,就可以在各部门之间进行信访案件管辖分配,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处置,可以防止信访案件的交叉,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其次,这种模式与我目前的信访格局最为接近,实施起来也较为方便,可以节省社会资源。 综合对比上面三种模式,笔者以为从长远考虑第一种模式最为理想,这种制度的设计对于增强民主、提高效率、扩大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增加国家宪政制度整体的稳定性和合理性上都有可取之处。但是这种模式是一种高层位的宪政制度改革,因而需要的前提条件也是很高的,一是需要配合我国的人大体制改革,二是需要培养和挑选高素质的信访专业人员,三是需要一定的过渡时间。相比之下,第二种模式则稍微现实一些,这种设计直接以我国现阶段的信访制度为基础,突出在各种信访机构的断裂处和交叠处进行整合,明确主从关系,从效果上看,这种模式也可以基本上形成一个统一的局面。第三种模式侧重于从信访的内在处理方式上进行统一的规范化,在明确分工的基础上进行程序上的统一。如果说前两种方式是外延式的整合模式,则第三种可以看作是内涵式的整合模式。就我国目前情况而言,第二种模式和第三种模式都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并且这两种模式都可以与第一种模式在未来的时期里互相衔接,同时也都可以为第一种模式的建立准备条件。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田文利 理论分析论文:美学理论分析布莱希特和京剧的关系 一、布莱希特的期待———非亚里士多德式戏剧 在其重要的论文《作为文学科学挑战的文学史》中,姚斯引入了“期待视野”这一概念。据他看来,期待视野可以“从三个普遍的前提因素中获得:第一,一种文体为人熟知的准则或者其内部的文学原则;第二,与文学历史环境中着名作品的隐含关系;第三,语言的虚构和现实以及语言的文学作用和实际作用的对立,这两种对立作为一种进行比较的可能性,对于在阅读过程中积极思考的读者而言一直存在。”换句话说,人们可以把期待视野分成两种:来自文学经验的和来自生活实践的。前一种指读者文学方面的知识储备;后一种指读者身上的历史和社会因素,它一方面隐蔽地影响或限制着期待视野的形成,另一方面决定文本接受的深度和广度。这两种视野共同作用,不可分割。对于布莱希特而言,其非亚里士多德式戏剧想法的产生具有必然的历史背景。布莱希特之前就有莱辛、席勒和歌德批判了亚里士多德式戏剧。莱辛在《汉堡剧评》反对机械的模仿,认为观众不应被演员的模仿完全吸引,应保持清醒的姿态。因此,戏剧作品的情节应事先公布,以便观众熟悉情节内容,避免被完全同化。他倾向于将叙事性因素带进戏剧,因为一部叙事作品而言,所有段落都同等重要,这与戏剧作品所要求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尾”结构不同。歌德和席勒在对古希腊戏剧和近代戏剧进行比较之后,也指出了叙事诗和戏剧的区别,得出了与莱辛类似的观点。前代伟人的观点迥异于亚里士多德式戏剧,而布莱希特认为,正是亚里士多德式戏剧中充斥着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纵观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西方文论史,“现代主义”一词是多次文论变革的筋骨。与现代主义关系暧昧的文论流派均明显地反传统,追求新式的文学理念、形式和风格。俄国形式主义尤其以“陌生化”一词深远影响了布莱希特。马克思主义更是旗帜鲜明地站在资本主义对立面,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布莱希特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以上这些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共同影响着布莱希特,他决定创立一种新型戏剧。布莱希特熟悉过去旧的戏剧及其形式,他认为它们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意志,表现的并非社会现实,而且通过演员机械的模仿,观众在舞台前处于麻醉状态,并未对舞台所演有理性的思考。因此,布莱希特全力批判资本主义世俗化的德国戏剧及其表演艺术。他认为:“我们应该运用所有手段,新的和旧的,试过的和没试过的,来自艺术的或者其它地方的,通过它们把现实成功地交给人们。”②而展现现实只是第一步,艺术更重要任务是展现产生这些现实的原因,“如果原因不明确,那么就达不到效果……现实主义的处理方式一定要研究驱动力,并使其发生作用。”③由此,引出第三步:使观众产生改变现实的想法。观众必须认识到现实统治阶级用各种方式实现的是一个建构。人们不能总是适应现实,必须要积极行动。“当你谈及一个过程的时候,请你一开始就这样设想:你是作为一个主动行动的被动参与者。请以主动行动的形式来说话。”④然而,光用所熟悉的旧的戏剧形式和手段,布莱希特并不能够完全地实现他的目的。期待视野包含着接受者的一种愿望,他希望在文本的意义解析过程中证实其事先形成的解读方式。接受者从根本上想要同化文本所展现的世界,使之向自己的理想形式转化。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期待视野事先就决定了接受的结果。布莱希特旨在创立一种消除共鸣、启发思考的“非亚里士多德戏剧”即“叙事体戏剧”,这一期待视野深远地影响到他日后对于京剧的接受行为。 二、京剧的召唤结构———布莱希特邂逅梅兰芳 自立志创立“非亚里士多德式戏剧”开始,布莱希特在“叙事体戏剧”上,特别在其重要根基“间离性”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试验。囿于各方面条件的桎梏,其关于“叙事体戏剧”和“间离性”的理论远未完善。直至1935年布莱希特在前苏联偶遇梅兰芳且欣赏了京剧演出,大受启发。“根据布莱希特叙述体戏剧理论的成熟过程,我们可以说他建立的叙述体戏剧理论受到了梅兰芳这一次演出的影响。”笔者试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分析京剧中对于布莱希特的“文本召唤结构”,阐释其如何“误读”京剧的本真内涵。根据伊泽尔的思想,一个文学文本提供了很多空白点,它们等着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补充。所谓的空白点,顾名思义就是文本中没有表达或者没有清晰表达的内容,它们可以通过已被表达的内容暗示出来。空白点制造出了意义不定点,能够激发读者想象,赋予阅读一种动态活力。伊泽尔把空白点和不定点看作文本的基本特征,认为文学文本的不定点数量实现了“必要的自由度,这种自由度必须在与文本的交流行为中得以保证,目的是‘信息’能够相应地被接收和处理。”空白点和不定点即文本的召唤结构。京剧演员的表情、身段、唱腔、念白,这些都属于表达出来的内容。对于布莱希特来说,京剧演出中的空白点在于哪里?京剧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概论篇《中国戏曲》(张庚撰写)为中国戏曲概括了三个特征:综合性、程式性、虚拟性。综合性毋庸赘言。京剧的虚拟性来源于生活,是对生活中各种现象的概括、提炼、升华。程式化,就是在京剧表演过程中组织程式性的戏曲艺术语言来进行唱、念、做、打。事物的本质与特征通过外化、表象化的手法转化成可以感知的、格律严整的技术格式。对于布莱希特来说,东方的京剧艺术显然是新鲜的“东洋镜”。他对京剧的虚拟性和程式化的接受、理解根本不能与京剧票友同日而语。舞台上一桌二椅包罗万象;以马鞭代马,挥鞭走圆场表示纵马飞奔;净角的不同脸谱有不同隐喻含义……戏曲程式和虚拟的外形对于布莱希特都是费解的空白点和不定点,它们在布莱希特接受京剧的过程中是巨大的障碍。伊泽尔还认为,空白点来源于文本结构的否定性。它具有两个层面:在内容上,大多数文学作品具有从政治、伦理、意识形态等方面对社会已有准则进行挑衅的功能。“因此,否定性在阅读行为的纵轴上制造出了动态的空白点。”受已有社会准则和规范羁跘的读者带着某种期待进入文本世界,但在阅读过程中,他的期待一再受到文本的破坏或者否定,由否定衍生的是就是空白点。读者此时必须通过继续阅读获得新的视点,调整旧的视点,以扫除这点空白点障碍。京剧这一美学形式给布莱希特带来了不同于往日的生活经历和美学经验的社会准则以及美学形式,京剧的各种外在表现形式和内在逻辑规律一下子把他有生以来接触、学习、感知、领悟的西方文化背景知识全部否定掉了。因此在接受京剧的过程中他必须时刻调整其视点,从而完成他自己的理解。他在过去若干年的戏剧实践中总结的有关陌生化的理论和表现形式在梅兰芳和京剧艺术面前简直是小儿科。他带着寻找陌生化的期待来看戏,看到的京剧舞台必然写满了“陌生化”隐喻。“促使他创立自己的理论的最终动力,是他后来才得到的:这就是他同中国京剧演员梅兰芳的会晤。梅兰芳的有意识的、保持间隔的、却又具有高度艺术性的表演风格,极其出色地体现了陌生化的表演方式—为此,布莱希特进行了多年的努力。诗人在这里找到了他所寻求的一切。”⑤他的视野调整得如此犀利,迅速弥补 了京剧艺术于他而言的空白点,对他而言,京剧几乎等同于“陌生化效果”的代名词。 三、“误读”也是创造———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效果” “在作者———作品———读者这一三角关系中,读者不仅仅扮演被动的角色,并非单纯反应链中的一环,他本身即是文本再次创造的能量源。”读者的任务在于从其期待出发挖掘文本诸多阐释可能性中的一种。伊泽尔把这种制造意义的活动看作文学的基本结构,并且给了它“隐含的读者”这个概念性称谓。他认为:“1.这一基本结构可以并且确实总是历史性地被不同感知。2.隐含的读者指在文本中预先规定的阅读行为特性,并非某种类型的读者。”隐含的读者既不是阅读的现实读者,也不是能完全解密作者要义的理想读者,它受到文本的限制,但并不完全被文本支配。这一概念包含了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因此意味着文本潜在意义的诸多阐释可能性。布莱希特在接触京剧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理解,先后发表数篇文章来论述中国古典戏剧中表演技巧和间离性,如《论中国人表演技巧中的间离效果》,其中蕴含着他对于京剧的理解和接受。布莱希特要求演员和观众主动间离。演员在表演时主动“不体验”角色,与角色保持距离,且演员必须给予观众自由思考的空间。观众主动、“理性”与角色和剧情保持距离,他们观剧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被舞台角色同化,并不断进行批判思考。但是,京剧的间离性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国戏剧界都知道,‘陌生化效果’这个术语,在我国戏曲理论中是不存在的”⑥。“京剧的虚拟性和程式性决定了间离性,同时影响着舞台、演员以及观众两方面。首先从舞台方面来讲,它们产生了两个舞台效果:第一,演员得以用有限来创造无限;第二,舞台上的一切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其次从观众这方面来说,虚拟性和程式性启发了他们的艺术想象和审美思辩。”“中国戏曲的虚拟表演必须要以演员情真意切、真实感人的表演为基础。”“中国戏剧,特别是京剧,他的表演方法是以程式化的动作为基础的,但对于演员的要求,必须能掌握程式而不为程式所限,必须要能从生活体验中去刻画剧中人物,分析剧中人的心理思想,发现剧中人的独特之点,以及在剧情进行中的变化反应,从这里出发去运用程式,以鲜明、现实的表现手法,创造典型。”因使用程式而在真实性上打折扣,意味着观众不可能一下就入戏,他们必须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去思考演员到底想要表现什么,然后他们会设身处地体验角色,与剧中人共鸣。但是,京剧表演特有的艺术性会使观众不断地脱离剧情本身,把注意力转到演员表演技巧上来。这样,观众便不会完全入戏,他们有充分的机会与剧情保持距离,从而进行批判。这样,京剧就合理地实现了其间离性效果。“陌生化效果”就是布莱希特以自己的期待视野为出发点,在接受京剧的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的视点,以期能够理解京剧,克服其空白点和不定点。因接受美学强调读者的能动作用,强调读者和文本之间的互动,强调文本意义阐释的多样性。因此,即便“陌生化效果”并非京剧刻意为之,但布莱希特从京剧中把这一美学思想误打误撞地阐释了出来,由此走向了自己的创新之路,不由得令人感悟:“误读”即创新。 理论分析论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策略分析 1以全国统编教材为依据,从实际出发建构适合高职学生特点的教学内容体系 全国统编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具有权威性、科学性、系统性。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公共课老师要在总体上把握其特点,一是统编教材充分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最新经验,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进展;二是统编教材突出了教育的重点,充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充分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所以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完全可以继续使用全国统编教材,以它作为教学的基本依据,并突出教材的重点内容。教师在教学中要以教材为依据,但又不能简单照搬它的内容体系,应从实际出发建构适合高职学生特点的教学内容体系。教材体系和教学体系是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体系。教材体系具有学科的完整性、系统性的特点,体现普遍性要求。具体的教学体系的构设要以教育部颁发的《〈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为我们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作指导,对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目标和体系进行总体把握,对高职学生在中学学习政治课效果情况和现时思想政治素质进行总体把握,在具体操作上应是依据教材体系的目的、要求、重点,结合教学对象的实际特点,包括学识基础、思考理解能力、思想疑虑等等来构设。它是根据教育对象的特点做出的具体实施的体系。笔者结合本人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经验和体会,在高职思政课教材上提出以下几点建议:改进高职院校“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的教学内容体系。教师在教学内容体系设计上应针对高职学生的政治理论基础较为薄弱这一实际,尤其是“05方案”减少了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门数,不单独开设马克思主义原理课和中国近代史课,教材编排中应安排专门章节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近代史知识,以作为教学活动中不可缺失的理论和历史知识的铺垫。改进高职院校“思想品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内容体系。教师在构设教学内容体系时应该要注重加强教学内容与学生现实状况的密切联系;注重加强思想道德与法律意识的有机统一;注重突出职业教育特点。在形势与政策课的内容构设与安排方面,形势与政策课应该在教学内容上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又具有较大的动态性。根据高职教育的特点,结合本人教学经验,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应突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突出马克思主义形势政策观教育,了解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的政策观点和理论常识;第二,对重大国际国内问题作适时教育,可以在讲课过程中向学生简要介绍当前国际国内发生的重大热点问题,分析其发生的原因背景趋势等;第三,结合当前大学生严峻的就业形势与国际国内纷繁复杂动荡变化的大背景形势,施展时事政策教育。这样去教学,能够激发学生兴趣,使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或许能够使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收到更好教学效果。 2提高认识,切实加强对实践教学的领导和管理 针对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教学方式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其原因,我们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该着力加强和改进实践教学,应该从以下几方面抓教学领导与教学管理:首先,我们思政课教师需要提高认识,可以组织校领导、管理干部和教师认真学习领会《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意见》等文件精神,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社会实践的重要意义。其次,我们思政课教师要把握好实践教学的实质和关键。充分尊重和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这是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实质;要科学有效地筹划、组织和落实各项课内外实践活动,这是思政课实践活动顺利开展的关键。为此,实践教学的管理和实施机构要完善实践教学的管理办法,制订科学、可行的实践教学计划,为实践教学做好充分地准备。学校领导和管理部门应该加强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组织领导,精选实践内容,促进实践教学形成高效的运作机制,确保活动落实,增强实践效果。最后,针对当前高职学生的实际状况,我们高职院校的思政课教师可以安排好以下几项具体的实践教学活动。一是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活动。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活动可以通过建立校外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训基地,把爱国主义实践活动推向深入,使学生们走出课堂,融入社会,联系实际。二是社会主 义建设成果教育实践活动。社会主义建设成果教育实践可以采取组织学生参观所在城市或地区的建设新成就,特别是参观高新科技企业,了解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坚定学生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3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教学,增强感染力和互动性 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课教师应该学会如何运用现代化手段教学,凭借多媒体课件的制作、影像视频资料和历史文献图片等施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把一些抽象枯燥的理论内容用生动形象的形式表现出来,可以使学生们对思政课学习的增加兴趣、增强感染力,减少一些纯粹说教的内容,使抽象的内容具体化和形象化。如果要做到这些,我们高职院校的思政课教师应该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努力建设思想政治课堂教育网络教育阵地,对广大思想政治课教师进行计算机网络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培训,提高教师队伍利用高科技教学手段的水平。其次,要重点培养一批熟练掌握运用和管理思想政治教育课件制作人才。集体精心制作思政课各科目的精品课件,各负其责收集各科翔实的资料,然后教师资源共享开展教学。再次,就是要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思想政治内容的教育教学。我们思政课老师在教学过程中,要重视在努力发挥交互功能的情况下尽量使用多媒体教学,而不是一以贯之地运用那种教案搬家式的多媒体教学。先进的科学技术毕竟是手段,只有在先进的教学观念指导下才能运用好。最后,高职院校的思政课教师今后还可通过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网站、网页来构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新阵地,利用网络特有的适时传输性、共享性等特点,使政治教学真正提高实效性。 理论分析论文:20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经验的理论分析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在宏观层次上,是要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 在微观层次上,是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0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尤 其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离改革的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本文拟在实证研究的基础 上,对国有企业改革经验进行理论分析,探索如何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 一、国有企业改革思路的反思 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和成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改革的战略指导思想即改革思路决 定的。20年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它反映了改革战略指导思想的演变 和发展。概括起来,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前, 改革的战略指导思想是扩大企业自主权。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到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 中全会以前,改革的战略指导思想是实行两权(即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从党的十四 届三中全会到现在,改革的战略指导思想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 布局。相应地,国有企业改革也可以划分为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两权分离、建立现代 企业制度并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等三个阶段。下面依次对这三个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思路 进行分析。 第一阶段:扩大企业自主权阶段(1978—1984) 早在改革以前,人们就逐步认识到国家对国有企业管得过多过细的弊端。在 1956年写的《论十大关系》中曾指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 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注:《选集》第5卷, 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273页。)孙冶方在60 年代就提出要以资金价值量为标准来划 分“大权”和“小权”,认为“属于扩大再生产范围的事是国家的‘大权’,国家必须 严格管理”;“属于简单再生产范围的事是企业应该自己管的‘大权’,国家多加干涉 就会管死”。(注:孙冶方:《关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财经体制问题》。)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 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 自主权”。(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基于当 时这种共识,国有企业改革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是很自然的事。 国有企业改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就开始了。1978年10月四川选择了宁江机 床厂等六个企业进行扩权试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5月,国家经委等六个 单位,选择首都钢铁公司、 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 。试点得到许多企业和广大职工的拥护。1979年7月, 国务院了扩大国营工业企业 经营管理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开征固定资产税、提高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 、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等五个文件,要求地方部门按照统一规定的办法选择少数企业 试点。1979年底,试点企业扩大到4200个,1980年又发展到6000个,约占全国预算内工 业企业数的16%,产值的60%,利润的70%。 1981年1982年在工交企业实行的经济责任制,以及从1983年开始试行的利改税试点 ,也都是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思想的。1984年5 月国务院颁发了《 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规定扩大企业10项自主权。1985年 9月, 国务院又批转了国家经委、国家体改委制定的《关于增强大中型国营工业企业活 力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的通知,通知作出了十四条规定,要求继续扩大企业自主权。 我国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就提出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并曾进行过改革,但当时的改 革主要是在中央和地方权限的划分上做文章。1978年开始的改革则把重点放在调整国家 与企业关系上,着眼于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因此,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 思路与过去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比较,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通过这一阶段的改革,企业 有了一定的生产自主权,开始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都有所提高, 并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打开了缺口。在一些改革搞得好的企业,这种积极作用更为明显 。例如首都钢铁公司通过改革使企业有了自主权,增加了留利,改进了管理,提高了经 济效益。1979至1981年和改革前的1978年比较,首钢利润净额平均每年增长45。32%, 上缴利润和税金平均每年增长了27。91%,企业留利和职工收入都有较大的增加。 (注 :《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经济管理出版社版,第472页。) 但是,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思路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框下进行的,这一阶段国有企业的改革没有也不可能动摇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我们历来都把国有企业称为企业,但 是真正的企业应该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并应以利润为经营目 标。但是这一阶段的改革仍是以产品生产者而不是以商品生产者为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 。例如,1979年7 月国务院在《关于扩大困境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中 ,第一条就提出,企业必须保证完成国家下达的各项经济计划,这个计划指的是指令性 计划。1981年11月国务院批转的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营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中, 又明确要求“实行经济责任制的单位,必须保证全面完成国家计划,按社会需求生产, 不能利大大干,利小不干。”这都表明这一阶段的改革是维护(或改善)计划经济体制 而不是改变计划经济体制。这一阶段文件中一般也不提企业应该“自主经营”,而只提 “适当扩大企业自主权”。虽然学术界早有人提出国有企业应该和可以“自负盈亏”, (注:周叔莲、吴敬琏、汪海波:《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动性》,《人民日报》1978年12 月31日。)但是在计划经济框框内扩大企业自主权是决难做到一点的。实行“适当扩大 企业自主权”也是困难重重,尽管不断颁布文件要求这样做,但有关政策常常很难完全 落实。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所1984年8 月给国务院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说:目前大企业组 织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着很大困难,如指令性计划比重大,指标下的次数多,变化多, 层层加码,行政管理方面婆婆多,干预多,摊派和罚款也给企业造成很大负担,等等( 注:《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第498页。)。 这充分说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思路连 最起码的扩大企业自主权也难做到。 第二阶段:实行两权分离 阶段(1985—1993) 这一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是国家有所有权,企业有经营权,所谓两权分离主要 就是这个内容。198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 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按照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需要,决定全 面推进以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增强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为中心的、以城市为重点的经 济体制改革。并重新确立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这就是: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 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 和自我发展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围绕着这一改革目标,从1984年底 开始,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改革的指导思想就是实现两权分 离,试图以此促进实现政企职责分开和国有企业向市场主体的转变。 对于深化改革中如何实现两权分离,使国有企业成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当时有种种议论,曾经确定在小企业中主要搞租赁,在大中型企业中主要搞承包。1986年12月 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中提出,要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 承包责任制,给经营者以充分的经营自主权。1987年大中型企业普遍推行企业承包经营 责任制。主要形式有:(1)“双保一挂”。双保, 即保上交税利,保批准的技术改造 项目。一挂,即工资总额和实现税利挂钩。(2)上交利润递增包干。在核定上交利润基 数的基础上, 逐年按规定递增率向财政上交利润。(3)上交利润基数包干,超收分成 。 即确定企业上缴利润基数,超收部分按规定进行比例分成或分档分成。(4 )微利亏 损企业的利润包干或亏损包干。(5)行业投入产出包干, 实行的有石油、煤炭、石化 、冶金、铁路、邮电、民航等部门。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基本特征是:包死基数、确 保上交,超收多留,欠收自补。到1987年底,全国预算内企业的承包面已达78%,大中 型企业达80%。1988年2月27 日国务院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 行条例》。1990年第一轮承包到期的预算内工业企业有3。3万多户, 占承包企业总数的 90%。接着又开始了第二轮承包。到1991年第一季度末,90%以上的到期企业签订了第 二轮承包合同。 九十年代初国有企业改革强调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贯彻的也是两权分离的思路。当时 人们认识到了过去的企业改革偏重于单纯的扩权让利,而未能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目 标。1991年9 月中央工作会议因而强调要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 ,经过近一年的调查研究,1992年7 月国务院公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 制条例》。《条例》根据两权分离的思路明确了企业经营权、企业自负盈亏责任、企业 和政府的关系、企业和政府的法律责任等等问题。 在这一阶段,两权分离主要是通过经营承包责任制实现的。因而,我们可以通过承 包制来评析两权分离的改革思路。对于承包制的看法理论界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一 种意见完全肯定,认为它是社会主义管理的基本制度。一种意见完全否定,认为这是从 利改税向传统体制倒退。但是实事求是的分析,完全肯定和完全否定的意见都有片面性 。承包制曾经起过的积极作用是不能否定的。例如它可以使《企业法》中规定的企业自 主权得到落实,可以增强企业的动力机制,可以加强企业的财务责任,可以明确主管部 门的责任,特别是使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企业不再完全听命于政府,可以促 进政企分离,等等。不过承包制也有其固有的缺陷,例如,实行承包制的企业仍在相当 程度上隶属于政府机关;经营自主权仍受到限制,甚至受到很大的限制;没有也不可能 实行自负盈亏;会使产业结构固定化,因此与产业结构调整和合理化的要求相矛盾,等 等。 这一阶段对国有企业改革除了提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要求,还提出自我发展自我 制约的要求。作为真正的企业,是必须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制约的。但 当时实行承包制的企业既不能做到完全自主经营,更说不上能够自负盈亏,也就难以做 到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企业的短期行为如滥发工资奖金、投资不计效益相当普遍地存 在着。后来大家关注的内部人控制失控现象,在扩大企业自主权阶段就种下了根,而这 一阶段更具备了迅速滋长的条件。 承包制的种种缺陷,是同两权分离改革思路的局限性有内在联系的。两权分离的改 革思路和以往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思路相比,是一次重大的飞跃。这是承包制所以产 生积极作用的原因。但是两权分离理论只承认国有企业有经营权,而不承认企业作为法 人应该有财产权,认为所有权全部属于国家,这就决定了国有企业不可能真正实现自主 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制约,即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企业。为了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 的企业,改革的战略指导思想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和转变。 第三阶段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调整国有经济布局阶段(1994—)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来的,调整国有经济 布局是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的。 这两项措施的实质是进行产权和所 有制结构调整。而其理论依据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并要求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经济改革步伐。1993年11月,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把现代企业制度概括为适应市场经济 和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企业制度,要求 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 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决定》把产权关系明晰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第一个特征,指出 :企业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企业拥有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投资形成的全部 法人财产权,成为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企业以其全部法人财产, 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对出资者承担价值增值的责任。出资者按投入企 业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权益,即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企业破产 时出资者只以投入企业的资本金对企业债务负有限责任。由于承认国有企业不仅有经营 权,而且有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要进行深层次的改革,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又经 历了一次飞跃。 为了落实《决定》精神,国家选择100 户不同类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建立现代 企业制度的试点。在试点中发现,仅仅从企业层次着眼是建立不起现代企业制度的。必须着眼于搞好国有经济,才能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成改革的任务。1995年3 月国务院一位领导同志就在中央党校的演讲中指出:“国有企业改革要着眼于搞活整个国有经济 ,而不是着眼于搞活每一个企业。”1995年9 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要着 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这 种改组要以市场和产业政策为导向,搞好大的,放活小的,把优化国有资产分布结构、 企业结构同优化投 资结构有机结合起来,择优扶强、优胜劣汰”。(注:《中国共产党 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同志 在党的十五大的报告中进一步阐明了这个指导思想。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 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把它概括为“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 国有企业”,并作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一条重要指导方针。由此可见,调整国 有经济布局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一样,也是这一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思想。 实践经验和理论分析都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包括两个重要方面 。一方面,是要使国有企业也成为真正的企业,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另一方面,是要处理好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是通过调整国有经 济的布局,把原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改变为主导地位,改变国有企业范 围过宽、数量过多、比重过大的局面。后一方面的工作属于国有经济定位的问题,制约 着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可以说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首要问题。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经过20 年的探索和实践,终于明确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指导思想, 可以说已经找到了一条科学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 人们经常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这么长的时间还没有取得成功 。上面的分析大致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国企业改革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思路,虽然 和以往相比有很大进步,但是这两个阶段的思路都是不可能完成改革的任务的。而这两 个阶段经历了15时间。1993年11月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微观层次 上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但是如果不明确要在宏观层次上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改组 ,现代企业制度也难以顺利建成。而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是1995年以后才开始逐 步明确的。改革的指导思想明确了,但是实现这个指导思想还需要一个过程。一是把正 确的指导思想变为完整的政策体系需要一个过程,二是贯彻政策还会遇到思想认识、利 益矛盾等方面的困难。尤其是传统体制长期积累下来的一些问题,如企业资金短缺、人 员过多、办社会负担重等,以及发展过程中还会出现的新的矛盾和问题,解决起来也要 有一个过程。所以,我们“既要充分认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又要清醒地看到这项工作的艰巨性和长期性,锲而不舍地努力,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注:《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我们有理由坚定 信心,经过努力来完成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 二、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 这里所谓国有企业改革成功,是指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 程中国有企业改革任务的胜利完成,这里的国有企业改革同已建成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 国有企业改革是有很大不同的,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企业包括国有企业也 是必须不断改革的。现在我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已取得了巨大成绩,已建成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但是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改革 离应该达到的目标更有相当大的距离。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到2010年,国有企业 改革的目标是基本完全战略性调整和改组,形成比较合理的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建立 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为了顺利完成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研究国有企业改革成功 的条件问题是很必要的。 下面主要根据我国20年来改革的经验,对国有企业改革取得成功所必要的若干条件 进行分析。这些条件是:1。明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2。明确 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的功能、地位和作用,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所有 制格局。3。建立现代企业制度。4。进行配套改革,尤其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 开。5。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 1。明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经验表明,正确确定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和目标是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 而这又要以正确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和目标为条件。因此可以说,发展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依据。我们国有企业改革在进入第三阶段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阶段,才从单纯的扩权让利转变为制度创新,才有可能实现改革 的目标。而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又都是以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为前提的。 改革前,我们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是排斥商品倾向关系和 市场机制的作用的,故称为产品经济。它的优点是可以集中使用资源,有利于完成某些 国家规定的任务。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内,这种体制起过积极作用。但这种体制存在着 一些根本性的弊端,不利于发挥地区、部门、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经济改革就是要 在体制上创造条件,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尤其是让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基础 作用,克服以上弊端。 但是,我们对于市场机制作用的认识经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改革伊始我们就认识 到要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在农村、城市采取的改革措施都是为此创造条件的。1984年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社会主义经 济是公有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后更是自觉地实行了市场取向的改革,日益扩大 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尽管如此,大家对市场机制在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中要不要起基 础作用却长期没有取得共识。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就说过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其他有些同志也说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提法并未及时被人们普遍接受。 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解放了思想,清除了错误的传统观念, 这才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正确提法奠定了思想基础。 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商品经济有一个从不发达到发达的 发展过程。在不发达的商品经济阶段,市场机制还不能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 这时候的商品经济还不能称为市场经济。而当商品经济发展到比较发达的阶段,市场机 制就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成了社会资源的主要配置者,商品经济就成为市场 经济了。因此,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它们都要有市场,都要 实行等价交换,都要开展竞争,都要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这些是共同点。但并不是任 何商品经济都是市场经济,小商品经济就不是市场经济。只有商品经济的社会化和市场 化相当发达,市场机制成为社会资源的主要配置者,商品经济才成为市场经济。市场机 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必须具备一系列条件。例如,既要有发达的商品市场, 还要有发达的要素市场;要有灵活的价格机制;要有相应的微观机制即现代企业;要有 资源自由流动的各种必要条件;还要有正常的市场运行规则和健全的市场管理制度。为 了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并克服其消极作用和弥补其不足,还要有正确的宏观经 济管理制度和政策。可见,市场经济是生产力相当高度发展的产物,是一种发达的商品 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应是发达的商品经济,因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应是市场经 济。 如果只承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而不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就在商品经济和市场 经济之间划了一条不该划的鸿沟。由于这种不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曾经非常流行,因而使得社会主义商品 经济理论有局限性,在有些问题上不够明确或不够彻底。例 如,我们曾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概括为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有些同 志进而认为这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样就难以使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 置中起基础作用。又如,一种流行意见认为,国有企业只能有相对的独立性。所谓相对 独立,就是相对自主经营而不完全自主经营,相对自负盈亏而不完全自负盈亏。这样, 国有企业就难以成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难以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从而 也难以使市场机制发挥它应有的调节作用。再如,我们曾规定劳动力、土地和企业等都 不是商品,这样就难以形成生产要素市场,难以使国有企业优胜劣汰,难以充分发挥市 场机制的作用。再如,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主管部门既有行政管理权,又有财产所有权 ,同时又不承认企业作为法人有法人财产权,这就难以实现政企职责分开,而政企职责 分开则是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这些理论上的局限都曾影响到改革的实践 ,增加了改革的困难,造成改改停停的局面。后来按照邓小平同志的理论克服了这些局 限,在继承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科学内容的基础上,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 论,并据此进一步明确了企业改革以及价格改革、市场培育、宏观管理改革的目标和要 求,才比较顺利地建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现在记住这个经验教训,还是 很必要的。 2。明确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的功能、地位和作用,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所有制结构 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功能和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功能 是不同的。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是完成国家计划的基层组织,因此它 的经营内容和经营范围几乎是无所不包的。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在社会 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国有企业则是政府用以弥补市场缺陷、实现某些社会政策目标 的手段,例如用以提供某些公共产品,经营资源垄断性行业,进行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 建设,从事某些高科技产业,提供有关国家安全的产品等等。这一点,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国有企业经营内容经营范围的演变为我们提供了佐证。在这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有共同点的。这就决定国有企业成功必须处理好国有经济在国民经 济中的功能、地位和作用。也就要把国有经济原来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改变为主 导地位。 把国有经济放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不同于那种不重视国有经济,主张把国有经 济放在国民经济中一般地位甚至取消的意见,也不同于那种不从实际出发,主张把国有 经济放在国民经济主体地位上的意见。提出国有经济是主导,这是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 在改革以前,除了农业,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可以说是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 在这种国有经济不仅是主导而且是主体的情况下,是难以实现市场经济体制的。因此, 市场经济要求企业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而在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即使主观 上要求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之成为真正的企业,也是不可能的。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坚持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方针。中国是在形成了多种所有制 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以后,才出现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建成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可能性的。 但是,到现在,我国国有经济仍存在战线过长、范围过宽、分布过散即布局不合理 的问题。1998年,在608个工业小类行业中, 国有企业涉足的行业有604个,占99。3%, 其中国有大中型企业涉足的有533个,占87。7%。此外,国有企业还分布在商业、服务业 等领域的众多行业。国有资产的广泛分布,表面看似乎加强了国有经济的地位作用,事 实上这种状况产生了多方面的不利影响,削弱了国有企业的竞争力,限制国有经济优势 的发挥。 我在1994年10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指出: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首先要有合理的 产业构成,即经营范围、经营内容合适;现在国有经济在有些产业和企业应该加强,却 没有加强,在有些产业和有些企业可以退出,也没有及时退出。因而我提出要把“调整 国有经济的经营范围和内容”作为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一项“战略措施”。(注: 周叔莲:《怎样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光明日报》1994年10月28日。)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以后,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了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方针,指出: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 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 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有人认为国有企业是一种特殊企业,主张国有经济应 该全部退出竞争性行业。我认为,国有企业确有其特殊性,但是即使如此,考虑到我们 是社会主义国家,考虑到我国国有企业分布的现状,同时考虑到竞争性和垄断性的区别 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现在提出我国国有企业完全退出竞争性行业的意见可能是未必正 确和现实的。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指出:“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 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 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我认为这是慎重考虑客观现实因而比较切实可 行的决定。十五届四中全会也明确指出国有企业改革要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完善结合起 来,这将促进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为国有企业改革 的成功提供条件。 对于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认识上一直是有分歧的。一种意见认为,国有经济是主导,就是国有经济要在国民经济中占稳定的绝对的优势。事实证明这种意见是错误的。 党的十五大曾提出: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 进一步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主 要体现在控制力上。(1)国有经济的作用既要通过国有独资企业来实现, 更要大力发 展股份制,探索通过国有控股和参股企业来实现。(2 )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 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支撑、引导和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实现国 家宏观调控目标中发挥重要作用。(3)国有经济应保持必要的数量,更要有分布的优化 和质的提高;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国有经济在不同产业和地区的比重可以有所差别 ,其布局要相应调整。”因此,正如十五大报告所说:“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 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加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 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3。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在国有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要使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即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由于 国有企业经营内容不同,少数国有企业改革以后也是必须国营的,不能要求它们成为独 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因此,确切的说,是要通过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绝 大多数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改革以来,曾经实行过放权让利、承包经营等措施, 但都未能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故而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到本世纪末要使大多数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成为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 认为国有企业是一种特殊企业的同志强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和资本主 义市场经济中的国有企业在功能和地位上都是不同的,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国有企 业也应该是一种特殊的企业。这种意见值得重视。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在法律上属于全民 所有,并由政府代表人民进行管理。因此,它的特殊性是不能否认的。但是考虑到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存在的必要性重要性和主导作用,考虑到我国国有企业数量较 多的现状,为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除了少数企业(如有些自然垄断性质、公益 性质、军工性质的企业)要继续国有经营,不宜或不能成为商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外, 绝大多数国有企业还是要通过各种不同形式(包括有些国有小型企业改制后成为非国有 企业),成为真正的商品生产经营者和市场主体的。所以,国有企业改革有一个分类指 导的问题。 日本一位经济学家曾说改革前中国没有真正的企业,意思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没有自 主权,也不能创新,名义上是企业实际上不是企业。这话是1985年说的,很快得到人们 的赞同。其实在此以前我们已明确了国有企业应该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 者和经营者 ,以后又明确了企业要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这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真正企 业的主要特征。 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进行产权改革,而这个问题也是长期有争议的。党 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把产权清晰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特征,以后争论仍时断时续。有 人不赞成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尤其不赞成产权要清晰,不赞成企业产权改革。反对产权 改革的意见甚多。例如,有一种说法:中国国营企业的产权是明确的,不存在清晰产权 问题,主张产权清晰就是要实行私有化。还有一种说法:中国国营企业的效率问题,说 到底是个能否真正狠抓管理的问题;产权清晰与效率关系不大,甚至无关。按照这些意 见去做,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难以深入,也建不起现代企业制度。 我国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仅属于国家,这是明确的。但是产权和所有权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范畴。长期以来国有企业资产流失严重,却找不到具体的单位和人员负责,经 济效益差和亏损严重的责任也大都难以落实到具体的单位和个人。这种情况,怎么能说 不存在产权清晰问题呢? 所谓产权清晰与效率无关的说法是违背历史和违背现实。诚然,私有制和公有制都 会出现产权清晰的问题,产权清晰也不能自然而然地带来高效率。但决不能否认产权清 晰的必要性,不能否认产权清晰是企业普遍有效率有活力的前提之一。对于“产权清晰 、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四句话应该全面理解。鉴于不少企业存在以“改 ”代“管”、“以包”代“管”和管理滑坡现象,必须强调管理和狠抓管理,反对那种 以改革代替管理的现象。与此同时,也要重视另一种倾向,即认为只要加强企业管理就 能达到搞活企业的目的。如解决问题只要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加强企业管理就行了,还有 什么必要深化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呢? 应该指出,现代企业制度的四个特征中,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在党的十 四届三中全会以前就作为企业改革的要求提出来了,有的明确提出,有的实际上已经提 出,而产权清晰则是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新提出来的。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产权清晰是研究总结国内外企业演变历史的结果,是认识 深化的结果,是思想理论上的又一次飞跃。要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之成为真 正的企业,还必须找到恰当的形式。实践表明,股份制是改革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一种好 形式,股份合作制是改革国有小型企业的一种好形式。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股份制 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 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要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 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并指出: “目前城乡大量出现的多种多样的股份合作制经济,是改革中的新事物,要支持和引导 ,不断总结经验,使之逐步完善。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 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这也是改革实践的总结。 对于股份制的性质也有过长期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股份制性“私”不姓“公”, 姓“资”不姓“社”,一种意见认为姓“公”不姓“私”,姓“社”不姓“资”,一种 意见认为股份制本身并不存在姓“私”姓“公”,姓“资”姓“社”的问题,它的社会 性质要由谁控股来决定。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说:“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 ,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 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科学结论。 股份合作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创造。它把合作制与股份制结合起来,既保留 了合作制中劳动联合、按劳分配、劳动者直接参与管理等优点,又吸取了股份制筹集资 本、产权清晰、分散风险等长处,是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符合小型乃至 中型企业特点的企业组织形式。1995年中央提出“抓大放小”方针以后,各地加快了放 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步伐。到1997年底,一些地区的小企业改制面已达50%以上,有 的地区超过90%。在很多地区,股份合作制是改革国有小型企业的首选模式。 以上说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是改革国有企业的一种形式,决不是说这是唯一形式。 我国地域大,人口多,国有企业的情况也是差别很大,因此,不论是改革国有大型企业 还是改革国有中小型企业都不可能只有一种形式,而必然会存在多种多样的形式。各个 企业应该根据本企业的具体情况,采取适合于自己的形式,而决不能搞一刀切。在实行 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时也不能刮风,不能一哄而起,更不能强迫命令。而要从实际情况 出发,采用既积极又稳妥的办法,促进改革的深化和健康发展。 4。进行配套改革,尤其是要改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 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社会系统 工程。它有许多组成部分,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心环节,是为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微观基础 的,同时它的成功也有赖其它方面改革的成功。因此,进行配套改革,也是国有企业改 革成功的必要条件。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在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一任务时,就同时提出了培育和发 展市场体系,包括推进价格改革、改革商品流通体系、发展商品市场、发展金融市场、 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等任务,并强调要转变政府职能,建立 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十五届四中全会根据当前的情况,又把协调推进各项配套改革 作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一条重要指导方针,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权责明 确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体系,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加强法制建设,维护市 场经济秩序,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帮助企业增资减债、减轻负担”等要求。 我着重谈谈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的问题,因为这是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一 个关键问题。事实上,党和政府早就明确了实行政企分开的方针,并一再提出了促进政 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的任务。有些同志举出种种理由说明国有经济不能和不应实行政 企分开。我认为这些同志的主张是不正确的,他们列举的理由或则以偏概全,或则似是 而非,是不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和经济改革的要求的。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国民经济是以公有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成分共同发展。它既不同于资 本主义国家以私有制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一般数量很少的格局,又不同于传统社会主 义经济体制下的国有经济为主体,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格局。因此,我国不仅要 在非国有经济中实行政企分开,而且在国有经济中,也要在绝大多数国有企业中实行政 企分开。这样才能使我国国有经济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充满活力,健康发展。 历史经验表明政企不分会带来许多严重后果。例如:第一,难以建成现代企业制度 ,企业也难以成为真正的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 分开,管理科学。政企不分不仅违背政企分开的要求,也会妨碍实现产权清晰、权责明 确、管理科学的要求。真正的企业必须做到“四自”。政企不分就意味着企业不能实现 “四自”。第二,市场体系难以健康有序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和发展健 康有序的竞争性市场体系。第三,宏观调控难以正常进行和顺利实现目标。市场经济条 件下的宏观调控要以政企分开为前提,政企不分,政府既当“球员”,又当“裁判”, 宏观调控也难搞好。第四,政企不分,权钱结合,为腐败提供了有利的土壤。这是一些 地方和部门“寻租”现象泛滥的重要原因。第五,企业难以增强活力,国有资产流失现 象难以根治。企业不能实行“四自”,经营管理和技术进步都会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 政企职责不清,谁都管理谁又都不负责任,则是国有资产流失的重要原因。第六,不利 于政府实现管理现代化和提高工作效率。政企不分,实现政府管理现代化就缺少重要的 前提条件,也必然会对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产生消极影响。所以必须对政企不分可能导致 的严重后果和危害有足够的认识。 但是实现政企分开是很艰巨的任务。一是由于它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也是 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而且涉及法制建设等等问题。二是它涉及很多方面的理论问题, 不仅涉及经济理论,而且涉及政治学、行政学、 法学、社会学等理论。三是它涉及到深 刻的利益矛盾。四是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找到一条好的途径和办法,能够处理好人员安置 、利益调整等等问题。 现在国有企业政企不分的现象也还相当严重。1998年国家为了进一步促进政企分开 ,加大了政府机构改革的力度,取得了成绩。但是,据不久前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 业家协会等单位对千家国有企业经营者的问卷调查,对1998年以来政府机构改革的进展 和效果表示满意的仅占8。49%,基本满意的只66。25%,不满意的占25。26%,这说明, 在各级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上,目前仍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妨碍国有企业成为真正企业 的问题,一些地方仍沿用多年来政府管理国有企业的方式管理企业。因此,当问到“通 过政府机构改革,企业改制能否实现政企分开”时,有12。81%的经营者回答“不能”, 58。68%的经营者回答“不能确定”,仅有28。51%的经营者回答能。 表明国有企业经营 者对实现政企分开的信心不足。 针对现实情况,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强调要“继续推进政企分开”并提出 “各级党政机关都要同所办的经济实体和直接管理的企业在人财物等方面彻底脱钩”等 意见和措施。认真贯彻这些方针政策,将会促使政企进一步分开的进程。但是,由于如 何实现政企分开以及与此联系的如何有效管理国有资产等还有不少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 的问题,对于完成这方面任务的难度要有足够的估计。 5。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 我们进行改革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改革本身是把生产力从传 统体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要使得解放的生产要素变成现实的生产力,实现发展生产力 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则还要通过管理,包括企业管理和国民经济管理,即通常 说的微观管理和宏观管理。所以,改革和管理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关系,应该互相补充,相互促进。不能以改革代替管理,也不能以管理代替改革,在深 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必须十分重视管理。这样才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才能使改革和发 展结合起来。 改革以来,国有企业经营管理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不少经营好的企业,它们在 制定正确的经营战略,建立科学的管理体系,实施先进的管理方法,调动职工的积极性 创造性等方面,都进行了探索,取得了成绩,创造了经验。尤其是在适应和开拓市场、 提高竞争力方面,这是改革以后面临的新课题,一些企业在发展战略、管理制度、管理 方法、管理手段以及调整产品结构、加快技术进步、实行名牌战略等方面进行了创新, 积累了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是十分宝贵的。 但是,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加强和改进企业管理显得滞后,一些企 业还出现了管理滑坡现象。根据一些单位的调查分析,企业中管理不严,纪律松弛,组 织涣散,基础工作薄弱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管理思想落后,经营观念陈旧,决策能力 差,失误多也是普遍现象。这是导致一些企业亏损的重要原因。现在企业向经营管理要 效益的潜力确实很大的,狠抓企业管理确实是会见实效的。为了扭亏增盈,也要狠抓企 业管理。 其实,在任何情况下,抓企业管理都是必要的,而在深化企业改革时期,抓企业管 理更有重要的紧迫的意义。这是解决企业面临困难的要求,也是推动企业改革进一步深 化的要求,是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保证。 三、努力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 国有企业改革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20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 丰富的经验,当前已进入了攻坚阶段,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步暴露出来。例如,相 当一部分国内企业还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经营机制不活,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债务 和社会负担沉重,富余人员过多,生产经营艰难,经济效益下降,一些职工生活困难。 这些矛盾和问题只能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才能解决。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 已成为当务之急,重中之重。 不久前召开的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中若干问题的 决定》,对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都有概括而又科学的说明, 提出全党既要充分认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又要清醒地看到这 项工作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为了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当前最重要的是认真学习和贯彻《决定》的精神。 目前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既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条件。《决定》对此也都作了全面深刻 的分析。并提出了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一系列政策措施。《决定》是推进国有企业 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因此它本身就是深化改革的极大的有利条件。 《决定》它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1。深化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思路。上面说过,国有企业改革有两个重要方面,一 是建立合理的所有制结构,二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前一方面的任务就是使公有制为主 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其中国 有制经济是主导,但不是主体。如果国有企业范围过宽,数量过多,是难以建立现代企 业制度的。在这个意义上,前一方面是制约着后一方面的。以前对于这种关系并不十分 明确。《决定》中把“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列 为最优先的两项任务,放在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之前,进一步发展了十四届三中全 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思路,是国有企业改革战略指导思想的深化。关于国有经济 的定位,《决定》也更加明确和具体化了。十五大把国有经济定位在控制关系国民经济 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决定》概括为主要包括四个行业和领域。《决定》还指 出:“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要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完善 结合起来,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些都是国有企业改革战略思路进一步 科学化明确化的表现。 2。规划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可行路径。《决定》重申了十五大提出的国有企业三年解 困和改革的任务,同时新提出了到2010年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目标。这是非常必要的 ,可以把解决当前的问题和完成长远的任务结合起来。《决定》还提出了推进国有企业 改革和发展的十条指导方针,坚持这些方针,将能保证三年和十年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 目标的实现,《决定》提出的十条指导方针,实际上是进一步规划了国有企业改革的一 条科学并可行的道路。这十条方针体现了国有企业改革要和所有制结构调整结合起来, 要和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结合起来,要和协调推进各项配套改革尤其是转变政府职能结合 起来,要和深化金融改革结合起来,要和加快企业技术进步实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结合 起来,要和加强和改善企业管理结合起来等正确战略思想。从国有企业本身来说,国有 企业改革的道路可以概括为三改一加强,这也是当前国有企业摆脱困境的主要出路。三 改一加强作为国企改革的方针早就提出来了,《决定》则大大丰富了它的内容。例如在 “加强和改善企业管理”这一部分,提出了加强企业发展战略研究、建立和完善各项规 章制度、狠抓管理薄弱环节、广泛采用现代管理技术、方法和手段等具体要求,很有针 对性和可操作性。 3。总结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经验。国有企业改革以来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其 中不少是成功并有一定普遍意义的成功经验,尤其对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些难题有指 导意义和参考价值。《决定》认真总结了这些经验教训,科学地提升到方针政策的高度 。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分类指导,这个重要问题过去却重视不够。《决定》贯彻了分类指 导的要求,总结了经验教训。在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方面,《决定》强调“要确保 出资人到位”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要积极发展多元投资主体的 公司”。这些也是成功经验的总结。其他如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做好减员增效、再 就业工作、做好社会保障工作、加快企业技术进步、建设高素质的经营管理者队伍等方 面,《决定》也都总结了一些有推广价值的好经验。《决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必然会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问题还在于,对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来说,重 要的不在于新提法还是旧提法,而在于提法是否正确。那些过去已经制定而《决定》中 又一次重申的方针政策,是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我们应该像对待新提法那样认 真学习和贯彻。 4。鼓励广大干部群众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发挥积极性、创造性。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是 空前艰巨的事业,尽管已经积累了经验和找到了可行的路径,但不能说一切问题都找到 了妥善解决的办法。因此,《决定》一再提出要对一些尚未解决或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 进行探索。例如,《决定》中要求“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管理的有效形式”,“允许和鼓 励地方试点,探索建立国有资产管理的具体方式”。还要求:“积极探索适应现代企业 制度要求的选人用人新机制,把组织考核推荐和引入市场机制、公开向社会招聘结合起 来,把党管干部原则和董事会依法选择经营管理者以及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用人权结合 起来。”《决定》强调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定地站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前列,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要认真改进领导作风,从 工交、商贸、金融等各行各业国有企业的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总结新经验,研究 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团结和带领广大干部群众迎难而上,开拓前进。”这是完全正确 的,必将进一步调动广大干部群众在深化国有企业中发挥首创精神。 应该指出,《决定》也是符合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各国的国有 经济各有特点,但也有共同的规律性。这个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我曾概括一些 学者的研究成果,指出国有经济存在如下一些规律性现象:一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 有经济的存在有其必然性。二是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国 有经济从事着不能让私人经济搞、或私人经济不能搞、不愿搞的经济活动。三是各个产 业部门和国有经济的相容性是不相同的。四是国有经济的比重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 小越好,它是受多种条件主要是经济发展的要求制约的。五是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比 重的变化与工业发展阶段有着内在的联系。六是各国发展国有企业都有其社会目标,许 多国有企业就其自身的经济效益来看是不好的,需要财政补贴。但从国际经验看,国有 企业是可以搞好的。除定位恰当,搞好的主要条件是企业有经营自主权,有明确的财务 责任,参加市场竞争。七是随着社会经济等情况的变化,如社会对国有企业需求的变化 ,科学技术的进步,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化。市场体系的发育和成熟程度的变化,国有企 业必然会发生调整改革的问题,国有企业的调整改革又是和所有制结构的变动、产业结 构的变动等联系着的。八是国有企业采取的经营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西方发达国国家越 来越多的采取控股或参股的股份制形成。《决定》符合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发展的客观 规律,因而能够对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起正确指导和积极推进的作用。 《决定》是一个好文件。但《决定》对改革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还决定于学习和 贯彻的情况。当前的任务是要认真学习和掌握《决定》的精神,排除各种思想障碍,把 认识统一到《决定》上来,然后坚决贯彻《决定》的基本精神和具体规定,解决改革中 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尤其是认识问题的解决也要依靠学习和提高思想认识来解决。 为了学好《决定》,应该把《决定》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和十五大报告联系起 来学习,尤其要认真领会十五大提出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等科学论断。现在国有 企业改革的一个思想障碍还是“恐私症”。有些人总是把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 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但是,从生产力发展的趋势来看,从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来看, 从当代经济最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趋势来看,从人们生活方式的发展趋势来看,以及从 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来看,社会主义时期能不能和该不该彻底消灭私有制是值得 研究的。这是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一个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而无论如何,在我 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决不能再把公有制和私有制完全对立起来,不能忘掉非公 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才能正确理解党的十五大和十 五届四中全会文件的精神,真正开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推动国有企业改革 不断深化,圆满地完成改革的任务。 理论分析论文:政党、民族与国家——中国现代党化国家形态的历史-理论分析 在现代边沿-从晚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国家结构经历着从传统的文化-国家到现代的民族-国家的历史性转变。但是,由于这种转变是在一个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处境中逐渐达成的,因此,不同于原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直接以民族作为国家建构的基础,而是由组织严密的政党作为国家建构的基础,因此,古典的国家形态转变的结果不是从文化-国家到民族-国家,而是从文化-国家转变为党化国家。设定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现代国家的规范形态,1 那么党化国家(party-state)就是现代国家的变异形态。2 可以说,中国现代运动显现出的“现代性”特质,是由党化国家的国家形态所注定的。而党化国家是造成中国现代化进程迟滞的最主要的政治原因。因此,分析党化国家形成的历史与理论成因,并促使中国现代国家形态从党化国家蜕变,实现从党化国家向民族-国家的再次转变,就是重构中国现代国家形态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国家”的兴起 以现代国家-不能是在民族-国家还是在政党-国家的意义上而言,“国家”在中国都有一个兴起的问题。这是因为,“国家”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具有两种实质构成明显不同的含义:古典时段的文化-国家结构,现代时段的党化国家结构。两者之间以“现代”划界,显示了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古典国家形态与后来兴起的现代国家形态的根本差异,以及现代国家形态兴起时期所表现出的特征与古典国家运作特征的本质不同。 就前者来讲,古典的文化(文明)-国家(culture/civilization-state) 无论就国家的结构还是就国家的作用方式来说,都具有与现代国家本质不同的地方。一方面,在国家统治理念上,它依赖的是基于文化与文明的认同。“华优夷劣”的古典国家基本价值与“华而夷者夷也,夷而华者华也”的关系对置结构,显示了古典国家认同的特质,也显示了古典国家对于政治对峙的淡化处理。正是因为如此,才有学者构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解释框架,来阐释古典中国无论是民族认同还是国家认同的非冲突性质,以及其中具有的融合性大于对峙性的古典国家特质。3 另一方面,在制度建制上,它设计的是一套道德感化的机制。尽管从国家资源的占有来讲,古典中国的私有性质不容否认,此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是,这种所有权仅仅具有形式意义。“仁心-仁政”、“内圣外王”的古典制度建构基本精神贯穿古典中国的整个历史。而制度安排上的“皇权”与“相权”的对应结构,也使得治道“民主”的色彩较为浓厚。至于制度举措上的“为政以德”、“与民休息”等等,都体现了古典国家的德性化定位。4 再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上,它显现的是自然秩序的和谐。这由古典中国国家“家国同构”的特质显示出来。作为社会的自然结构的“家庭”与作为政治建制的国家,在古典中国以混用、结合、同构的诸种方式紧紧地统合在一起。进而以日常伦理、联系方式、法律机制、经济活动、社会心理强化稳固这种国家形态。5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的简单归纳,可以说,中国古典国家结构与中国现代国家结构的差异,就是一个“自然”结构与一个人为结构的差异。而古典中国国家结构所具有的以文化的基本价值支撑国家机构的特质,也从中鲜明地显示了出来。支持古典国家运行的基本文化价值具有比政治利益和权力掌控更为重要的国家内聚功用。古典国家建制主要地依靠文化价值理念和伦理道德规范维系着。在这个角度讲,作为古典中国国家活动主体的汉民族也就主要地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民族,还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政治民族。如果将文化民族规定为古典国家基于文化价值认同形成的社会集群。而政治民族就可以被规定为通过国家建构形成的社会-政治集群。就此而言,文化民族支持的是古典国家。政治民族支持的是现代国家。前者的运作主要体现为一种惯性机制。后者的运作则主要体现为一种约定的状态。 就后者来讲,即就现代中国国家-尽管是在变型的政党-国家意义上而言的国家的兴起,是有一个历史的中断与自身渐进的发展历程的。首先,中国现代国家的兴起是以中国古典国家的历史中断为前提条件的。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历史中断,一方面是因为古典国家的内在资源长期消耗,已经差不多内源耗尽了;晚清政府迟滞的改革证明了这一点。6 而中国人对于新兴现代国家的热切期待,对于古典国家无力拯救中国的共识,也证明了这一点。7另一方面,是因为建立在惯性基础上的中国古典国家遭遇了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建立在社会(政府)契约基础上而具有的力量感,在突破了民族国家界限而向国际突进的时候,中国古典国家的自在运作就势必陷入他在力量的制约境地。西方列强瓦解中国古典国家的举动证明了这一点。8 两个方面和合作用,导致中国古典国家无法维系自己的国家体系完整性,中国国家从古典的文化国家向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转变就此显示出势所必然的态势。这是因为,前者显示了内在自我复制的不可能,后者显示了结构替代者的出现。设定国家是社会生活的必须,那么,唯一的出路就是古典国家转变为现代国家的彻底重构。 其次,中国现代国家兴起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这一历史过程从结构上讲,显现为从早期呼吁文化国家转变为民族国家,到建构民族国家的理性努力遭遇挫折后向党化国家逆转的两次转变。前一次转变为中国现代国家兴起做好了精神和制度准备。后一次转变为“中国式”现代国家-党化国家的兴起做好了观念与体制筹划。前一次转变显现为近代吁求中国社会实现现代跃升的革命者与思想家,一方面对于民族认同、国家建构的自觉,如孙中山对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建立民国”的阐述;另一方面对于现代国家建构的宪政政治的追求。9 后一次转变显示为以党建国的思想领袖和政治行动家合一角色对于党化国家理论的构造和党化国家的组织行动。比如孙中山对于国民党的改造以及他对于国家建构的努力。又比如共产党领袖人物对于同样问题的类似反应。10 这一转变从时间演进上讲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来描述。第一阶段,晚清时期。这一时期是一个古典文化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时期。这一转变从三个方面体现其促使中国国家形态转化的特质。一方面是晚清政府对于国家形态转换有一个自觉的认识,它展开的新政实践是一个明证。另一方面是民族认同问题与国家建构问题的交错作用所体现的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以及在这种泛滥中日益高涨的国家认同。再一方面是促使现代国家发育生长的社会新阶层诞生了,诸如商人、工厂主登上了社会政治舞台。他们对于国家的要求乃是一种促使工商业发展的现代国家,而不是限制工商业发展大力推进农业发展的传统国家。11 第二阶段,民国时期。这一时期是一个从建构民族国家受挫到尝试建构党化国家的时期。第三阶 段,1949年以后至今。这是一个党化国家建构成型并走向成熟的时期。后两个时期正是本文要着重分析的。因为它对于现代中国国家形态之定型于党化国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与现代国家之作为民族-国家的规范状态不同,党化国家具有其特殊性。民族-国家乃是以历史语言文化共同性为基础的民族与政府(国家)结构的结合体。但是党化国家则是一个建立在具有支配民族命运基础上的强势、独大的政党对于国家权力的独占。无疑,党化国家是民族国家的一种变态形式。但是,我们首先要强调的却是,在传统与现代边沿的中国,现代国家形态以党化国家的形式兴起,是具有其历史合理性的。从总体上讲,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国家的兴起,所具有的历史紧张常常导致民族-国家兴起过程中诸社会要素的变型组合。之所以会发生变型的组合,是因为作为文化民族存在的古典国家的主体,在现代国家诞生之时无法提供给国家以政治民族的支持力量。相对于政治上孱弱的文化民族状态,政治上比较成熟的政党足以提供给国家建构以各方面的支持力量:其一,观念设计。后发外生的现代国家是具有思想家与政治家自觉设计国家形态的特点的。民族主义就是这种设计的观念工具。但是,具有民族主义自觉性的,不是所有的民族共同体成员。而只是少数建构或加入政党(或政党萌芽状态的各种组织)的领袖人物具有的政治理念。这些人就成为后发外生现代国家建构的观念提供者。他们从党派立场出发思考国家建构问题的视角,也就决定性地影响国家的实际建构状态。影响现代中国国家建构最重要的二十世纪政治人物,如国民党时期的孙中山、,如共产党时期的、邓小平,都是党化国家的自觉阐述者和实践者。没有他们的党化国家理念,我们还真难以设想中国国家建构的实际形态又会是怎么样这个问题的答案。与此同时,在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古典时代的文化民族转变为现代的政治民族,这中间也内在地蕴涵了一个文化民族的唯道德思维对于唯道德定位的现代政党认同的天性有利因素。政党之作为政党的利益团体定位之隐而不彰、之作为振兴国家民族的主体的定位,从而将政党与国家连接为一体,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12其二,制度供给。后发外生的现代国家常常是处于传统政治实体制度供给短缺的状态下向现代国家转变的。因此,什么样的政治组织及其政治尝试足以供给替代传统政治制度的制度体系,它就具有组织国家的“先天优势”。无疑,在中国现代早期(即晚清时期),有思想家、政治家对于中国国家的制度建构贡献过零散性的意见。但是真正可以称为系统的现代制度建构思想并落实到实际政治过程之中的,还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党化国家思想与制度建设。其三,社会动员。党化国家的社会动员方式主要有两个,一个方式是政党因素楔入民族转型,即促使中华民族从文化民族转变为政治民族,构成为政党支配国家而形成党化国家的重要原因。另一个是政党因素注入社会运动,即由政党担当组织散沙般的中国传统社会而使之形成组织起来的现代社会,并使得进行这种组织的政党足以获得配置各种社会资源的绝对权力。从传统的会党转变为现代的政党,政党的现代组织方式具有的社会凝聚功能驱使政党与现代国家运动合拢。可以说,从党化国家兴起的历史合理性上也能够推出党化国家兴起的理论合理性。在中国从传统的文化国家转变到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过程中,由于政党取得了建构国家的优先权,政党由此替代了民族在国家建构中的中心作用,使得民族-国家的现代国家规范结构转换为政党-国家的现代国家变型结构。将民族、国家与政党的关系结构,从民族国家的“民族”到“国家”再到“政党”的三者递进秩序,改变为从“政党”到“国家”的二维传递关系。因此,在中国人获得足以反省党化国家弊病的教训之前,党化国家的历史与理论正当性是不会遭遇普遍怀疑的。 二、党国一体 现代中国历史上,政党对于国家的支配、以至于政党与国家合而为一的党化国家建构,可以从两个角度得到认识:一个角度是从历史经验的视角,另一个角度是从国家结构与运作机制的视角。从这两个角度看,二十世纪中国两大政党对于中国现代国家形态建构都发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首先,从历史经验的角度分析。与二十世纪中国政治走向最关紧要的两个政党的政治取向,是我们分析政党、民族与国家关系结构的历史演变最为紧要的经验事实。 国民党对于党化国家具有草创之功。这种草创,一是基于国民党对于党化国家的理论设计,二是基于国民党对于党化国家的政治实践。从前一方面来看,决定国民党政党形态的两位政治人物的党化国家理念值得分析。从后一方面来看,国民党的国家统治定位、策略、举措值得研究。就前者讲,在国民党作为现代政党成立之际,孙中山对于国民党的设计,就是将国民党与国家建构本应是作为两个问题处理的问题,直接地作为一个问题来对待的。孙中山早期的民族主义理念,具有粗略的民族-国家轮廓。只是在孙中山意识到严密组织起来的政党对于中国国家建构的决定性意义的时候,他的党化国家思想才趋于成熟。对此可以从孙中山组织兴中会、建立中华革命党到组建改建国民党的思维演变逻辑上认识。而孙中山党化国家思想的构成大致是三个方面:一方面,孙中山的党化国家思想强调政党建构与国家建构的一致性。这就是他一再强调的“吾人立党,即为未来国家之雏形”。13“党有力量,可以建国”。14 而党的力量便来源于党的道德理想主义-诸如立党为立国,党无私利“能为全国人民尽此忠实之义务”。15 另一方面是以党治国。以党治国的精髓是以党的政治纲领作为国家治理的依据。“所谓以党治国,并不是要党员都做官,然后国才可以治,是要本党的主义实行,全国人民都遵守本党主义,中国然后才可以治。”16 至于以党治国的政治举措则是完全的权力垄断。“自革命起义之日至宪法颁布之日,总名曰革命时期。在此时期内,一切军国庶政,悉由本党完全负责。”17 再一方面,以党治国具有政治排斥特性,这种排斥性既是针对“主义”这类政党意识形态的,也是针对政治人才任用的。一者“国民党系我创立之民国唯一政党”,18 二者不是迫不得已,否则不“借才于党外”。19 三者政党治理本身依靠人治而不是法治。“党用人治的长处很多,人治力量乃大。”20 孙中山奠立的党化国家格局,在后来对于国民党的改造中有了进一步的落实,从而对于国民党建立起党化国家的政治实践形态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国民党的定位与定型都与有关。国民党的定位指的是,它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党,即作为一个党派它究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问题。国民党的定型指的是,它事实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党,即作为一个党派它坐实在什么状态中,其结构与功能的匹配基本坐实在什么形态上。对于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思路是,就前者而言,他认定国民党是“唯一救国的党”。因此国民党当然地占据国家的所有权力。就后者讲,国民党乃是一个由党国、党军、党治构成的不讲权利只讲义务的政党。而国民党中央对于全党、全社会取一种“保姆”和“导师”的姿态。21国民党的党化国家定位与定型从此与中国二十世纪政治结构的定位与定型两者间具有了高度的一致性。甚至可以说它为此后中国党化国家的国家政治组织方式奠定了基调。 从评价的角度看,早期国民党建党的混乱,使得国民党对于党化国家的建构既在理论上也在政治实践上严重滞后。加之孙中山对于国民党党化国家的建构属于晚年的政治应急举措,对于国民党党化国家的强化属于急功近利的安顿,因此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国民党并没有完成党化国家建构的政治任务。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化国家的建构与巩固,成功的程度远远超出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化国家的建构,与其作为现代政党的建党纲领的自觉性、政党运作的严格纪律性、国家内在化于政党的周密性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共的政治领袖兼思想领袖对于党化国家的阐述,一直是他们基本不变的思想取向。以中国共产党建国时期的领袖代表和执政时期的领袖代表邓小平关于政党与国家基本关系的论述为例,可 以证明这一点。在的论述中,中国共产党具有着比中国国民党更有利的将国家党化的道德资源。因为中国共产党既建立在“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基础上,又“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22 因此强调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宗旨的内在吻合,因此“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23 所以,信心十足地宣告“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24 故而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之后,在政治上实践党化国家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也就水到渠成。至于邓小平,他一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定位在五四以来唯一一个联系群众的政党位置上,另一方面则将中国现代化的成就与中国共产党直接连接起来,再一方面更认定“全国人民把他们对于前途的一切希望寄托在党的领导上。”25 取决于中国共产党政治领袖兼思想领袖的明确的党化国家理念,1949年之后的中国国家形态,便日益明确地走向党化国家的定格境地。 定格了的中国党化国家形态,乃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完全彻底地垄断中国社会所有资源的形态。这种垄断,不惟是对于社会政治资源的垄断,也是对于社会经济资源的垄断,更是对于精神的、制度的与日常生活绝对统治的垄断。达到这种垄断,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对于异己思想与异在政治力量的成功挤压。另一方面则在于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控制了各种统治资源。就前一方面来讲,不论是1949年前的思想运动,还是1949年以后的思想镇压,都使得中国人可以选择的政治理念日益陷入一个逼仄状态。1949年以前的运动,使得中国共产党党内练习了党化国家的运作。1957年的反右运动,使得中国社会、尤其是潜在的政治竞争力量-知识分子习惯了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惟命是从。而这种党化的政治意识形态一旦掌控了整个社会,提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它就具有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正确性。以此为基础展开的政治控制、思想教育,便成功地将约束在党化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跑马圈地”里。与这种思想控制相关,党化的军队、党化的警察、党化的政府,党化的经济、党化的教育、党化的文化、党化的日常生活,构成为党化国家的严密控制体系。26 从存在上讲,党在国家之上、党在国家之外。但是从党的作用方式上讲,党又在国家之中。党化国家的成熟形态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成功得建构起来。 无疑,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在党化国家的建构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而且具体的举措也相差很大。只是从党化国家建构的结构上来审视两党,我们不能不强调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同构性。一方面,我们就政治竞争的角度,承认国民党与共产党是几十年的政治冤家。而且从两党的政治-思想领袖的自我政治表白与相互指责来看,他们对于彼此的差异也都有自觉的陈述。27 但是另一方面,从政党的基本结构上分析,两党的同构性远远大于它们的异质性。其一,从政党的基本政治理念上看,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建立在列宁主义基础上的政党。两党都信奉真理独占和军权至上的列宁主义原则。恰如孙中山总结的。俄国革命之成功“实全由其首领列宁先生个人之奋斗,及条理与组织之完备。”28 对于党来讲,党员必须对党绝对忠诚,既牺牲个人自由,又贡献能力。“只全党有自由,个人不能有自由,然后我们的革命,才可以望成功。”29 在国民党的党制建构中,孙中山因此占据一切重要职位,有独裁空间。后来忠实遵循孙中山的建党思路,而且更加强化了独占真理的政党性质。虽然说国民党对于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弃置不顾,但是列宁主义的政党建构方式国民党是完全承接下来了。后来共产党所走的路,更是一条自觉的列宁主义道路。这不仅是因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是因为中共历史上重要的古田会议和遵义会议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列宁主义改造。“支部建在连上”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列宁主义信条,自是成为中国共产党基本纲领中的支点。其二,从政党的国家理念上看,党化国家是国民党与共产党所共同认可的国家建构原则。政党意志即国家意志、政党意识形态即国家意识形态是党化国家的理念结构。政党对于国家权力的独占是党化国家的当然权力布局。党化军队在作为党化国家的支柱上完全一致。所认定的“各团体的军队化,实在是救国的不二方法”,与在时期所主张的“军管”,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两样。其三,从政党对于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实际控制方式上来看,一方面两党都对于意识形态的控制高度关注,以自己政党的意识形态居高临下地下贯到国家组织结构,是他们共同的选择。另一方面,将国家意识形态通过党化教育的方式,再次下贯到整个社会。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即是奴化教育,“本党一面以保姆的资格,培养社会的元气;一面以导师的资格,训练人民的政治能力”。30 这样素质低下的人民就可以全心全意跟随国民党。共产党的党化教育也同样是灌输奴化意识,从中共执政前“反对自由主义”的思想整顿到执政后的反自由化运动就说明了一切。31 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同构性实际上给我们展示了审视党化国家的另一个角度,即从国家结构及其运作的机制上看党化国家的状态。简单地讲,其一,从国家统治的政治理念上看,这是从观念层面对于党化国家的审视。独占性地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具有在思想世界运用纯熟的政治控制技术的能力。它将思想形态的政党与思想形态的国家完全合而为一。其二,从政党对于国家权力的全面占据上看,这是从制度层面对于党化国家的考察。独占性地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将国家一切权力收摄于政党,从国家暴力机器的独占、到国家资源的垄断性利用(计划经济最直接体现出这一特点)、再到思想意识形态的真理独占,国家与民族均退隐到政党的背后。其三,从政党对于国家全面控制机制的形成上看,这是从日常生活层面对于党化国家的描述。独占性地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将国家政治生活、组织行动方式与日常生活贯通起来,将所有关乎“党和国家”、“党和人民”的方方面面连接起来,加以高压控制。党化思维、党化制度与党化生活成为整个国家的生活方式。 党国一体的党化国家,简单地讲,就是独大的、占有国家权力的政党对于国家一切权力的垄断。这些权力,既包括政治、经济等可以实体化的社会权力,也包括观念、教育、文化等虚化的话语权力。这种权力结构,从结构上看则可以分解为两层面:其一,从国家结构机制上看,党国-党军-党政的一体化结构,就显示了这一结构的权力渗透状态。“党国”是将政党权力与国家权力直接合一。“党军”是将政党权力与军队暴力合一。“党政”是将政党权力与政府权力合一。三者完全合一,便将现代国家的所有权力高度归并起来,使得权力的垄断完全可以达成。“党国”将国家党,!化,“党军”将暴力党化,“党政”将国家日常权力党化。从而使得掌握国家绝对权力的政党可以绝对没有权力挑战者和替代者地行使种种权力。其二,从国家运行结构上看,全能国家的定位,使得得以将国家党化的政党全方位地渗透到国家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党纲-党权-党化教育的一体化结构就显示了这一结构的特质。“党纲”显示了政党对于民族采取拯救姿态的道德依据,“党权”显示了政党对于国家采取大权独揽统治方式的凭借,“党化教育”显示了政党在物化权力之外的思想上统治全民族的驯化进路。“党纲”将建党与建国相统一,“党权”将党内支配与 党外支配相统一,“党化教育”将党员驯化与民族驯化相统一,从而使得党化国家的运作显得自然而然。前者作为党化国家的结构状态,后者作为党化国家的运行方式,两者结合,就使得党化国家具有了结构功能的完整性。 再简单地归纳一下,在现代边沿上的中国,政党何以能够凌驾于国家之上呢?这与三个因素有关。一方面,是政党将自己人为地提升为一个代表了民族未来的理想主义团体。这使得它可以自恃自己的理想主义而具有一种领导全民族的极端道德优越感。的国民党是这样看问题的。“我们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而我们国民的智识和普通的教育,却又这样的幼稚和缺乏”,不经过党化的及时训练,“国家也就亡了,我们种族也就灭了,当然再不能有独立的希望了”。32 邓小平的共产党同样是这样看问题的。毛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与邓的“一定要注意引导,不好好引导就会害了他们”33 的论述都潜蛰着执掌国家最高权力的政治领袖那种高于全民族成员,而有资格训导全民族成员的极端道德优越意识。另一方面,由于政党先于国家而成立,并且成为国家建立的动力,因此政党的行政建构就成为后起的国家行政建构的原型,以党代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前引孙中山、关于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一致性的论述,已经可以证明。后来共产党领袖也一再强调将党内的优良作风带进执政之中,以便将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转换为“执政为民”的为政方略。以及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相同原则的归并,也显示出以党治国的大思路。再一方面,政党具有组织社会的社会动员“先天”特质,因此,当政党占据了社会政治生活的绝对有利位置之后,它对于社会秩序就具有了设计、指引的自然先导权。这是中国现代党化国家得以有效动员社会的同时,维护自己的党化统治的原因。这就是为中国政党领袖所强调的列宁主义原则,“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34 三、国家二型 我们强调,从政治学理论上讲,规范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是“民族-国家”,并以民族国家为审视坐标,指出变型的现代国家是“政党-国家”即党化国家。之所以说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形态的规范形式,规范就规范在,其一,它具有先发性。这是一个时间向度的分析。不是说先发的政治生活形态就一定具有规范性。但是,就民族-国家的形成而言,正是由于它的先发,使得它的发育生长方式变成了后来巨型的显现代政治组织结构-国家的一个原型。现代国家无疑由民族-国家催生,而又由民族-国家作为标志。由一个主体民族在其语言文化历史的基础上达成建构严格国家组织的“国家认同”,迄今为止,还是建构国家的基本方式。现代政治学关于国家的定义,几乎就是从民族-国家角度给出的,“由这一领土内的居民和政府组成的政治体系就是国家。”35 而政府也不过是“在一特定领土内成功地支持了独掌合法使用武力的权利以实施法规的任何治理机构。”36 当我们将国家看作一个民族建立一个政府的现代组织结构的时候,它与民族和国家两个端点的观察口径是具有一致性的。其二,它具有成熟性。这是一个结构状态的分析。民族-国家既然是以一个民族建立起来的政府体系,因此,它的建构方式就具有天然的政治性。这种政治性体现为一个民族建构政府体系时的诸社会政治原则。一方面,社会契约构成它组织起来的基础论证。另一方面,政府契约构成它促使成员们认同的政治基础。前者成为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分野的标志。后者成为古典国家与现代国家分界的象征。自由平等博爱之成为现代政治理念,宪政法治民主之成为现代政治制度,国家与社会二元分流之成为现代政治格局,都是因为它们规定了契约基础上形成的国家组织的国家性格。37 其三,它具有相对优势。这是一个比较视角的观察。后发的政党-国家与先发的民族-国家,在它们都获得了自己的历史理由而具有了共时存在的情况下,就发生了一个比较问题。比较是一个经验显示的结果问题。在两者以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方式对抗的形态对峙了几十年之后,民族-国家的国家建构经受了历史的考验,而政党-国家进入一个转型的阵痛之中。后者进入转型的原因正是因为它的内在缺陷:集权的政治形式已经难以进行有效的社会政治动员,僵硬的计划经济形式难以有效配置资源,封闭的文化建制锁闭了社会创新的通道。这与民族-国家建立在分权制衡基础上的宪政民主政治机制、依据于价格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开放的文化建制具有的文化自我更新无法长久地对峙。起码可以讲,政党-国家所依托的传统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形式是彻底地终结了。 政党-国家是现代国家的变态形式。它变型就变型在,一方面,它是后发的。后发如果仅仅是时间意义上的,倒也不是什么紧要的问题。犹如美国相当于英国是后发的,但是国家结构都是民族-国家的。只是后发的政党-国家,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由于民族的政治动员滞后,需要一个自觉建构国家的强势政党来号召建立国家,政党占据了民族在国家建构中的领导地位,因此,它以“民族代表”的身份获得了建立国家(政府)的特权。这样民族-国家的基本结构就发生了变化。可以说,政党-国家是在民族-国家形成动力不足的情况下的产物。政党替代了民族作为国家建构活动的主体。政党意志又恰恰是在与民族意志的形成中扭转民族意志、以至于高于民族意志的情况下引导民族转向国家的。所以,它的后发使得它必然变型。另一方面,它是不成熟的。这种不成熟,是因为它是在出台条件不足的情况下的“早产儿”。社会主义是政党国家的意识形态依托,共产党是政党国家的组织依托,落后国家是政党国家的既有国家基础,集权的政治、计划的经济与封闭的文化是政党国家的社会结构形式,分析起来,这些条件给政党国家的建构提供的生存土壤实在是相当贫瘠的。社会主义的混乱状态,不足以给社会主义国家建构实践提供充分的思想营养。科学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建构,也不足以提供一个资本主义的系统替代方案。而且它作为革命政治哲学,实在是将自己的理论构造轴心安顿在革命的正当性上面。国家建设的问题深深地隐匿在革命的激情后面。政党国家建构起来之后究竟怎么办的问题远远没有提上台面的机缘。所以当政党国家如此迅速地建立起来的时候,政党领袖一时都陷入了不知所措的喜悦之中。38 再一方面,它显示出相对的劣势。这种相对劣势是在政党-国家经历了一个发展时期之后显示出来的。政党国家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或民族主义国家),大都没有发育健康的社会政治制度、经济运行制度和弹性社会控制制度。社会政治制度的非宪政安顿,使得它们均成为某种形式的极权专制政体。政党的民主集中制投射在国家政治结构中转换为国家的中央控制结构,使得社会政治活力被这种政治制度所窒息。政党国家的政治制度就此具有一种脆性特征-它在可以维持自己的范围内,可以从容复制自己;一旦它到了脆性的边沿,谁都无法拯救它了,对于它的改革,也就只能是对于它的颠覆。而社会经济制度上的刚性计划制度,也因为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发实际水平,显示出它无法支持社会经济继续有效地发展的需要,以及它无法有效地配置社会经济资源,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以至于这种经济形式无疑要走向它的终结点。至于上控制方面,由于政党意识形态的强势作用方式被楔入了社会日常生活,因此,全方位的社会强控制是这种国家社会日常生活的必须。一种完全缺乏抵抗空间或非暴力反抗余地的日常生活,使得社会生活也显示出常态下的控制有效性和非常态下的完全失去控制的两极跳跃状态。这些劣势,使得它在与自己敌对的制度竞争中,必然处于失败的境地。而且它的失败,因于自己内在的缺陷或相对的劣势,而不是因于外部的压力。 比较分析民族-国家与政党-国家两种国家类型的结构与功能,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两者具有的差异性和比较特点。这种比较,可以从三个角度着手:一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构成与组织结构的差异。二是国家基本政治 制度的安排的不同。三是国家日常的社会政治生活状态的区别。 第一,规范的现代国家与变型的现代国家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构成上具有巨大的差异。所谓国家意识形态,是指足以使得国家之作为政治共同体,其成员对于国家认同的观念基础之基本价值的共识。无疑,现代国家都需要国家意识形态作为国家的观念基石。假如一个现代国家没有这种观念基石,就等于没有国家的感召理念,国家的精神形态就建立不起来。就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意识形态支持而言,它的国家意识形态可以说是一种权利型民族主义与权利型爱国主义。权利型民族主义指的民族共同体之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基础,建立在民族任一成员都在这个共同体内获得了同样的人格尊严和政治权利,以至于因为他们在共同体内部的这种自由平等地位促使他们发自内心地认同这一共同体。假如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在这个共同体内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政治权利,他们对于民族共同体就有采取拒绝认同态度的权利。绝对不会因为他们在历史传统、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上属于这个共同体而遭到民族的人格蔑视和权利践踏。以此为基础,权利型爱国主义,是指建立在民族共同体基础之上的国家共同体,必须是一个保护共同体成员政治权利的组织建制。国家与组织国家的成员个人,具有握权和授权的关系结构。国家之获得人民的爱护,就是因为它保护了人民。人民之爱护国家,就是因为他们在其中获得了安全、尊严和生存发展资料。不是因为国家凌驾于人民之上,因此人民必须服从它。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成员应该能分享共同的政治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意识和关于同属于一个共同的国家的认知,应该是支持民主政治的。” 39 规范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基本上都是宪政民主国家,在此也就获得了理解的理由。在这样的国家框架之下,一切公民组织、政党组织都只具有相对于国家组织的次生性。相应地,政党组织是在国家框架下运作的。政党组织对于国家组织具有忠诚伦理导向,而不是相反。 后发外生的现代化国家的困境是,它从古典的文化国家转型为现代的民族国家的时候,没有原来国家结构中内生的转型动力。因此,它得依赖于相对于原来国家结构而言的外生力量来动员资源进行现代国家的建构。在这种情况下,取得了支配性地位的独大政党就有了代表民族利益与愿望的机会空间。在民族危机中,道德自我正当化的政党就有一个要求民族成员跟随这一政党的理由。所以,当通过政党力量建立起国家组织架构之后,党化国家的国家意识形态支撑也就通常是义务型民族主义与义务型爱国主义。所谓义务型民族主义,就是不问民族成员在民族共同体中的地位与作用,不问他们作为个体活动者是否具有基本人权和政治自由,而只是在民族危亡关头,被政党动员起来而成为没有权利只有义务的民族救亡者。他们在民族危亡之机,遭遇了究竟为民族大我牺牲小我、还是为小我一己牺牲民族大我的“权利难题”。于是,大我胜过小我,义务替代了权利。在民族“大义”面前,中国人没有思考权利与义务关系对等性的空间。而义务型爱国主义,是由义务型民族主义自然引导出来的政治意识形态。40 它主张一个民族的成员对于它所建立的国家共同体来讲,必须无条件地采取爱护的立场。它将爱国与卖国作二元对峙的理解-要不你履行爱国义务,要不你就是出卖祖国。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于国家就不能质疑它对于个体自我的价值与意义问题,而只能质疑自己热爱国家的忠诚程度问题。而且“国家”之作为一个政治组织与“祖国”之作为一个文化概念之间的差异性,也相应被忽略。与之伴随,独大的政党之政党组织是在国家框架之上和之外运作的。“之上”,是指政党占据了国家建构的优势资源。国家之作为号召民族凝聚为政治实体的道德主体,转换为政党之作为号召建立国家的道德实体。在这种情况下,政党与组织的“寡头统治铁律”发生作用的机制特别明显。41政党领袖在政党国家的建制中,发挥着“导师”与“领袖”的共同作用,他就此成为政党的象征与国家的象征。于是,两条对划而过的线索就显现出来:一条线索是国家建立的线索,这是一条从民族到政党、再到国家的线索。另一条线索是从国家到政党、再到政党领袖的线索。前者构成了国家形成的过程。后者构成了国家运作的过程。前者支持了党化国家结构。后者支持了领袖专制机制。绝对忠诚的政党伦理因此转换为绝对忠诚的国家认同伦理。国家意识形态的批判性结构也就完全没有建立而起的可能性了。这样,党化国家的精神僵化也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 第二,规范的现代国家与变型的现代国家在基本制度安排上也有很大的不同。所谓国家的基本制度安排,指的是关乎国家政治生活的那些基础性结构,比如宪法的制定与宪政制度的运行,比如法治精神的建构和法治状态的维持,比如民主制度的建立与民主的改进等等。民族国家建立在民族共同体成员对于国家共同体关爱其成员的基础之上,因此,将这种关爱落实为一种保护共同体成员的国家基本制度,也就是国家(政府)有效运行的前提。宪法的制定与实施,宪政的建构与运行,就是在这种驱动力之下产生的。它是民族共同体,进而是国家共同体保护其成员,以便达到捍卫其成员支持民族共同体和国家共同体的基本制度基础。宪法,就是建立在维护共同体成员的基本权利的基点上的。之所以宪法的基点必须是维护共同体成员基本权利的,就是因为惟有这样它才足以维系共同体成员对于共同体的认同。假如不是如此的话,共同体之“共同”究竟何在的问题就解决不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就会发生危机。在这个特定意义上,宪法绝对不能是对于共同体成员社会政治义务的硬性规定。它一定是对于共同体成员权利的保护性规定、对于国家组织建制的限制性设计。在此基础上,宪法通向宪政才是可能的。宪政制度乃是一套健全的国家基本制度。它对于共同体成员的生命财产自由有明确的规定、对于主权在民原则具有鲜明的强调、对于权力的分割制衡具有刚性的要求、对于法治的治国方略具有综合的支持。42 经由宪法的良法建构和宪政的实施,国家的法治状态维系着国家的良制情形,而国家的良制情形支持着国家的优良秩序。一种对于共同体成员毫无例外的法治治理结构,使得共同体成员具有平等的社会地位,进而使得共同体成员支持共同体运作的内在动力形成逐渐强化的趋势。国家的持续发展就有了永续的动力。并且,因为宪政支持的法治民主运行机制的健全,民族国家的民主建制一般会表现为低调的代议制民主、程序性民主,而不是高调的直接民主制、实质性民主。43 党化国家的制度建制具有保护权势者特权而漠视共同体一般成员权利的特性。这是由党化国家的国家结构决定了的。党化国家不可能是制度化的国家。这是因为,一方面,宪政制度建立的空间被扼制住了。现代党化国家形式上都有一部宪法。但是这部宪法的现代性是严重不足的。它对于独大政党的超国家权力的规定,事实上等于否定了宪法对于公民与公民组织享有平等权利的宪法基本原则的规定。而且由于独大的政党强制性地制约国家政治生活,因此宪法之通向宪政几乎没有可能。44 另一方面,国家的制度因为总是将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作为例外,因此制度的形式化作用机制总是建立不起来。制度的例外“制度化”地存在,也就意味着制度只能流于文献形式。法治是建立不起来了。没有法治的支持,强控的社会政治秩序就只好以德性来支撑。像国民党时期宣称儒家德性伦理治国胜过现代民族国家以法治国一样,45 共产党的领袖也始终不忘以德治国之作为以法治国的“弥补”一样。46 一个以德性作为国家治理直接资源的党化国家,是不可能依靠真正有利于国家治理的法律资源的,法律秩序建立不起来,现代大型复杂国家的秩序也就难以保证。因此它也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治理,只能流于暴力统治状态。再一方面,党化国家是不可能建立起国家的民主生活制度的。现代党化国家奉行的都是大同小异的所谓“民主集中制”。其实在这中间,“民主”始终只是手段,是达到社会有效的全方位控制所借助的了解社情民意的工具。所谓“人民民主”在党化国家的工具化处境就是明证。因为在一个完全没有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制度机制的情况下,人民根本就不可能做主。原苏联是如此,以致于斯大林晚期可以长期不召开政党的代表大会和国家的立法大会。47 晚期的统治也是一个证据。48 第三,规范的现代国家与变型的现代国家在国家的日常生活状态上也具有极大的差别。这就是一个社会是否具有与国家抗衡的实力的问题。在前者,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立是国家规范运行的前提条件。在后者,党化国家之吃掉社会则是人们视为当然的事情。 健全的民族国家就是宪政 民主国家。因此,这样的国家里国家权力是受到严格限制的,社会的自主与自治乃是国家政治生活之外的社会生活所必须的。因此,社会的自我组织状态是非常发达的。在日常政治生活方面讲,社会组织构成压力集团的时候,它就对于国家(政府)组织构成为监督和影响,同时构成社会各个阶层人士自我维护利益的凭借。在日常经济生活上讲,国家与市场的分界是比较清晰的。市场的自生自发秩序来自于价格的作用机制,它对于国家的介入有一种“天然”的排斥性。在人际关系的处置上讲,人们依据宽容的原则理解各自的信仰、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而不是以一种由掌握国家权力的政党控制下的、国家统筹的方式来“移风易俗”。49 党化国家之所以对于社会生活具有吞噬力,是因为党化国家是以吞噬所有权力的高度垄断性为特质的。在政治上,党化国家绝对不能容许相异的权力体系的存在,它只要面对不同的权力结构,就意味着它的根本缺陷具有显示的可能性。要维持它绝对的伟大性、正确性,就必须以吞噬所有权力为前提,并以此来显示自己的绝对不可替代性。在经济上,党化国家一定要通过对于经济的刚性计划控制所有经济资源,以便强化它对于政治资源的控制。这两种控制是相互依赖的。假如它在控制政治资源的时候忘记了控制经济资源,它就无法达到对于国家资源的垄断,也就会生长出一个基于独立经济力量支撑的反对者来。但是这种经济生活方式对于资源配置的效率是极低的。因此政党国家的经济始终是低效经济和短缺经济。经济生活的韧性匮乏和脆性结构,决定了经济生活的不安定性-饥荒的随时伴随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50 取决于这种短缺经济所可以供给物质的缺乏,所以党化国家总是要经由掌握国家权力的独大政党来提倡节俭道德,以便将物质短缺可能导致的政治统治风险加以化解。而且在政党权力借助国家力量介入居民的生活时,国家还故意以极其轻慢的态度对待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差异,随意地干预个体的私人生活。私人生活构成为国家统治的重要领域。私人生活被国家组织化的生活完全吞噬。“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等等将个体纳入党化思维轨道的运动将私人空间干干净净的占据了。权力之吞噬权利的情形从政治领域直接打通到生活范畴。51 四、党化国家的转型 党化国家的内在缺陷体现在它的历史运行过程之中,并必然导致它的外部竞争能力的孱弱。因此,党化国家面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规范运行压力,以及内部整合的需要,几乎都遭遇了转型的问题。审视党化国家转型问题有两个视角:经验的视角与理论的视角。经验的视角其实是对于一个社会政治事实的刻画。理论的视角则是对于一个现代政治规范的重新申述。 其一,经验层面的描述。就经验层面来看,党化国家的典范形态是原苏联东欧国家。从历史形态上来讲,延续较为长久的党化国家形态、尤其是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形式的党化国家形态,52 可以说都是苏东国家形态及其变型形式。就中国的国家形成过程来看,无疑,中国现代党化国家形态的形成,也是移植和重组苏联党化国家形态的产物。就此而言,审视苏东党化国家的转型,有利于我们从宏观视角转而审视中国党化国家转型问题。从历史回溯的角度分析,苏联与东欧从党化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型,起自1950年代。那个时候党化国家的转型,从国家间的关系这种外部因素讲,是因为遭遇到了“社会主义国家体系”的内部分裂。由于苏联将自己党化国家的统治方式推移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遭遇到了与国家建构同时兴起的民族主义的抵抗。像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捷克等苏联卫星国,对于苏联的专断作风进行了基于民族主义的抗拒。东欧几个小国的政治转型,从那个时候找到了自己的历史起点。加上后来政治强人斯大林去世,苏联内部也开展了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运动。党化国家的基础结构-苏联共产党的天然正当性受到动摇。党化国家据以生存和维续的基本结构-共产党的道德正当性资源受到严重的损耗,党化军队对于政党的无限支持开始衰减,国家对于社会全方位的控制有所松动,党化政府对于政党本身有了游离。如果将苏东情形切分为苏联与卫星国两种情况来看,苏联的情况较为复杂,而卫星国的情况较为简单。可以说苏联的转型起伏曲折。而卫星国几乎是处于一个持续转型的状态。就苏联来说,1950年代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主义,是苏联党化国家转型的开端。后来勃涅日涅夫将改革扭转,党化国家的转型实际发生回流。苏联经历了长达30年的停滞。党化国家的积弊越来越难以克治:政党对于国家的控制越来越僵化,经济的军事化越来越拖累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军企集团对于权力的掌控越来越具有威慑性。于是,苏联党化国家的稳定转型越来越显得不可能了。党化国家积累起国家运作的脆性机制。事实上,后来苏联的崩溃已经在这个时期埋下伏笔。53 卫星国里值得一提的是匈牙利。1956年和1968年是匈牙利党化国家转型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两个年份。1956年前,匈牙利是较为典型的苏式党化国家。“其结构特征是集权的交叉连线与强制性的计划,秘密警察起着异常重要的作用。”54 1956年后匈牙利进行了改革。改革的导向是分权,是将过去高度集中的权力下放到基层组织。但是改革的总的意图是巩固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权力。1968年的改革具有新的性质。政治上要求党的机关减少干预,经济上采取有指导的市场模式,对于政府管理则强调规范化,55 这为后来匈牙利从党化国家较为顺利地转换为民族-国家的国家形态奠定了基础,不至于经历原苏联那样的国家崩溃。 台湾地区的政治结构从党化国家结构形态向民族国家结构形态的转型经验也值得我们高度关注。这是因为,一方面,国民党大陆政权的建立、尤其是孙中山对之的改造,使得它具有浓厚的苏联党化国家的色彩。虽然后来似乎要朝悖反的方向行走,但是在政党的结构上并没有改变。国民党对于权力党化的迷恋、对于军队的极度重视、对于党管干部原则的把握,在在都反映出它的苏式党化国家特点。另一方面,在政治谱系上转接苏式党化国家传统的国民党政权,实际上是后来接掌中国大陆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党化国家的历史原型。国民党与共产党在建构国家形态上的结构一致性,使得二者间具有直接的政治亲缘关系。相对于苏东政党国家转型来说,国民党党化国家的转型对于共产党来说具有切近性,而前者不过是外部的震撼而已。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承接了大陆统治的形态,依旧是典型的党化国家政治结构。只是由于内部外部的诸种原因,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一直遭遇抵抗。这给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一直造成压力。加之后来台湾经济的发展,使得政治改革的要求有内转的趋向,更促使了国民党进行自身的改革。于是台湾国民党当局后来终于还是以解除戒严令奠基,相继解除党禁、报禁,使得台湾地区的国家形态走出了党化国家的形态,具有了政治结构上的民族-国家的规范国家的运作的可能性。56 因为解除党禁,使得现代政治最为紧要的政党竞争制度可以建立起来,进而使得国家(政府)权力系统的开放变得来可能了。而开放报禁,使得民族国家最为紧要的、事关共同体公共空间建立的可能性具备了,社会的自治也因此具有了一个与国家的统治不一样的“地盘”。与解除党禁相关的一系列变化,尤其对于民族国家的规范建构具有重大意义-最为紧要的有两点。一是党化军队的改变。一是党管干部的突破。前者使得党化国家统治的暴力逻辑有根本的改变;后者使得社会公共职位不被一个独大的政党垄断。前者使得国家权力的逻辑具有了同意权力的性质;后者使得独大政党独占公共职权的局面彻底打破。这两个方面的变化,对于台湾走出集权的党化国家,迈向现代民主的民族国家政治运作形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57 其二,理论层面的刻画。理论层面的刻画,是要缕析党化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涉及到的观念层面的问题。从而在理论层面解决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党化国家需要转型?另一个问题是党化国家如何可能转型?就前一个问题而言,党化国家之所以需要转型,就是因为它不是现代国家的规范形态。由于它的不规范,因此对于一个国家的现展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党化国家中独大的执政党控制了一切社会政治资源,这种垄断性的控制,必然造成资源的低效甚至无效配置。从政治资源的配置来看,由于党化国家禁绝了政党之间的竞争,因此垄断性地握有国家权力的独大政党便几乎没有什么顾忌地行使权力,这使得权力存在与行使的合理性都大大降低。而且,没有限制的权力不仅在结构上的合理性没有保证,而且在权力与革命的结合松动的时候,即在权力与利益钩连的可能空间加大的时候,权力腐败就成为一个泛滥的社会现 象。从经济资源的配置上分析,由于党化国家的支撑力量主要是独大政党的道德理想主义,因此,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对于党化国家来说根本就不是问题。在党化国家中,经济是政治的奴婢。一方面这是因为党化国家没有支持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财产观念。58 于是财产与财产的增值就不是经济运行的目的。经济运行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体现某种意识形态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党化国家将财产视为国家所有物,而因为国家的支配者是力图德性化的政党,因此财产的占有与财产的支配都缺乏现代经济理性,对于财产使用的精确计算观念建立不起来。再一方面就是因为党化国家的非制度化运作使得经济生活的自主性要求得不到满足,人们无法自主地运用自己的知识、智慧和资本,从而造成短缺状态下的节俭美德,社会因此成为无可救药的匮乏社会。从社会其他资源的配置来看,文化上的自闭性使得文化的自我更新变得来不可能,教育的意识形态化使得知识创新缺乏基础,科学的工具化使得自然世界的认识扭曲为政治正确的依据。党化国家确实不是各种资源配置的现代方式,而是集纳了传统和现代资源配置弱点的一种缺陷性极其明显的资源配置体系。这注定了党化国家在与它所拒斥的民族-国家的竞争中,就长时段来看必然处于劣势处境。 在我们不怀疑党化国家转型的经验事实与理论论证的前提下,三个问题就需要我们加以理智的分析: 第一个问题是,党化国家如何可能转型的问题。解释这个问题,需要从现代国家建构规范的参照意义和党化国家的自身变化两方面加以审视。前者是转型可能性的外部显现问题。后者是转型可能性的内部动力问题。就前者来看,它总是显示出民族国家在其国家运转上具有的运作强势状态。并且显示出党化国家向何处去这一问题的答案。这使得党化国家的走向问题获得了解决。它转型的可能性就潜藏在这种相对的走向显示中。就后者来讲,党化国家的运作困境促使它自身经历一个强化自身、僵化自身到否定自身的过程。像苏联东欧这类党化国家与国民党政权的走向几乎都经历同样的变迁历程。如果说前者是一个定数的话,后者可以说是一个变数。只要两者有机会扣合在一起,党化国家转型的可能性就会转变为现实性了。 第二个问题是,党化国家转型的主要症结问题是什么。审视党化国家的基本结构以及它发挥功能的方式,关乎党化国家转型的主要问题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其一,社会发展的政治要求如何的问题。从党化国家中独大的政党主宰国家生活,垄断一切资源而造成社会其他阶层、集团失去发展空间,由此必然引起社会各界或骤或渐的反弹,驱使独大的政党逐渐分权予其他社会政治组织,显出淡出国家政治生活的态势。这种变化轨迹是党化国家转变为民族-国家的关键,因为它显示了党化国家在现实压力的逼迫下逐渐会与它视为政治对手的政治组织妥协。因此,可以说党化国家转型是不是一个现实的政治态势,取决于社会组织在社会发展腾出政治空间的时候是否适时介入国家政治生活。其二,权力体系的重建可能问题。党化国家的权力体系是封闭的、僵化的、排他的,往往是独大的政党毫无余地地占据一切权力。绝对权力的绝对运作,既使得权力运作的效率低下,也使得权力在不受约束的情况下变质为权力与利益的直接钩连。因此,党化国家的转型实际上就是一个权力体系的重建问题。党化国家的权力体系重建,涉及到三个关键环节,一个环节是掌控国家一切权力的独大政党本身的结构是否容纳了异质因素。这是党化国家独大政党因为利益甚至价值取向陷入派系分化,而使得它必须学习与其他社会政治组织分享权力的基础。因为只有这样,独大政党不可能怡然自得地复制自己,它必须为维护自身之作为一个团结的掌控国家权力的组织而耗费大量组织资源,从而为其他社会政治组织进入国家政治生活提供空间。59 另一个环节是除开独大政党之外的党派组织的存在与成长状态。这是一个是否有组织足以与将国家党化的那个独大政党抗衡,而承担党际竞争责任的基础。无疑,在中国,被冠以“派”的政党的政治能力是非常孱弱的。它在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执掌国家权力之后,就一直处于一个自我复制和壮大的萎缩状态之中。这一历史处境,使得派的自我发展变得来很为紧要。60 如果派足以发展成为成熟的现代政党的话,那么党际的竞争就有利于独大政党放下权力架子而与其他政党平等分享国家权力。再一个环节则是社会压力是否足以使得政党将自己准确地定位为一个社会政治组织,而不是将自己确定为独享国家权力的法外超级政党。这关系到国家权力相对于政党组织的独立性能否获得认同的问题。其三,政党竞争制度是避免党化国家的重要政治制度安排。政党竞争制度的建立首先依赖于不同权力体系的相对独立。国家权力独立于政党,使得政党可以成功地区分出执政党与在野党,这是政党竞争的前提。一个或多个追求“全输全赢”的政党,都必定是拒绝党际竞争的、倾向于建立党化国家的政党建制。61 只有将政党建制安顿到党际竞争的现代政党位置上的多个、两个政党之间,它才是一个规范意义上的现代政党。也才可能是促进规范国家建构的政党建制。这对于后发现代国家中强调政党作用的情形尤其关键。 第三个问题是核心问题。即占有一切社会政治经济资源的执政党如何可以有一个准确的政党定位。为什么说党化国家中独大政党的定位对于党化国家转变为民族国家具有核心性的作用呢?原因很见简单,当这个政党在独占国家所有的社会政治资源的情况下,它只会以政党组织自然要求的执掌权力的独大心理来处理党际竞争问题。它对于党际竞争的排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只有在它或主动愿意或被动同意改变独占国家所有的社会政治资源的条件下,关乎国家权力结构正常化的党际竞争、乃至于宪政安排等等等等的制度建构,才可能提上政治改革日程。就此而言,在政党定位上,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是党化国家政党改革必须首先进行的政治改革工程。在政党的定位问题上,确立起将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的政党理念,还只是一个将政党安置到国家之下的合理转变的原则举措而已。对于独大政党的转型来讲,关键还是在政党的转型举措安排上。关于这方面有两个问题值得强调,其一,独大政党的自身建设问题。人们业已指出的通过党内民主,扩大到社会民主的政党改革进路,也许是值得重视的进路。其二,政党竞争的制度承诺问题。面对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建构初衷,党际竞争如果是可以期望的,不是因为它依托于独大政党的道德觉醒,而是因为民族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没有将哪一个政党规定为掌握国家权力的执政党,而另将其他政党规定为只能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参政党,而是在党际之间寻求理性竞争,以便合法取得国家权力。就此而言,政党竞争制度的建立既需要党际竞争,更需要政党轮替。否则,一个政党将自己安置在国家法律之外之上,就永远也难以实现党化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变。 理论分析论文:对功能翻译理论对文学翻译的适用度分析 [论文关键词] 功能理论 文学翻译 适用度 [论文摘 要] 阐释了功能翻译理论和文学翻译的内容与特点,分别探讨了文学翻译中文本规约、忠诚理论和语义及交际翻译策略的体现,提出了功能理论对文学翻译也具有一定适用度的观点。 1、引言 翻译研究中的功能途径起源于功能语言理论,受到弗斯(J.Firth)和韩礼德 (M. Halliday)等人的功能语言学和海姆斯 (D.Hymes)的交际能力论学说的影响。当前,从功能角度研究翻译,可分为微观和宏观两类(张美芳2005)。前者指以英国学者为主从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及语用学为基础的语篇分析学角度入手,用较固定的框架研究语篇功能;后者则是以德国学者为主,从赖斯(K.Reiss)的文本类型学、弗米尔(H.Vermeer)的目的论和诺德(C.Nord)的功能加忠诚理论入手,强调译文在目标语境中的功能及依据不同语篇功能而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文学文本用形象的语言,塑造艺术形象,反映深邃的历史和浩瀚的社会现实,让读者从中受到感染、熏陶和教育,从而得到美的享受。文学翻译则不仅要译出原文的意义,更要译出其中的感情和韵味。德国功能翻译理论是否适用于文学翻译则是国内外学者争论的焦点。国内部分学者研究认为功能派适用于文学翻译。如陈刚和胡维佳(2004)从功能派角度比较了《红楼梦》中咏蟹诗的两译本;文军、高晓鹰(2003)运用功能理论来阐释了文学翻译批评理念;吴南松(2003)、王小凤(2004)分别探讨了功能翻译理论在文学翻译批评中的适用性。这些研究都表明功能翻译理论同样适用于文学翻译。吕凤仪、何庆机(2009)则从功能派指向性、目的论和功能文本类型学等角度指出功能理论不适合于文学翻译。本文尝试从文学翻译实例出发,分析功能翻译理论对文学翻译的适用度,探讨其是否适用于文学翻译。 2、理论源流与特点 2.1 功能翻译理论内容与要点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是指以“侧重功能或文本功能”的视角,研究翻译的各种理论(Nord,2001)。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弗美尔、赖斯和曼特瑞(J. Manttari)为代表,分别提出了目的论、文本功能类型学和翻译行为理论;第二阶段核心人物为诺德,提出了功能翻译类型学和忠诚原则。第二阶段中霍恩比(M. Hornby)、霍尼(H. Honig)、库斯摩尔(P. Kussmaul)和阿曼(M. Ammann)等也推动了该理论的发展。 2.2 文学翻译内容与主要特点 文学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等类型。各类型文学文本又具有其自身文体特征。在翻译时,不仅要译出原文的意义,更要译出其中的感情和韵味,译文语言应该形象、生动、抒情,具有象征性和韵律感等,给人以启迪、陶冶和美感。意境是文学作品的生命,存在于小说、散文、诗歌中。散文的意境是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描绘,使人产生敬仰、喜爱、感动或憎恨、讨厌之情,从而突出意义,产生意境。诗歌的意境产生有多种因素----讲究节奏、韵脚,讲究用词、句式,要有形象。翻译诗歌时要反映出这些特点,要求译文高度真实,否则便难以传达原诗的新鲜和气势。从功能翻译理论视角看,文学文本是“创造性作品”,属于表情型文本,作者或发送者地位显着,传递信息的形式特别,语言具有美学特点。文学文本的语言具有审美的特点,文本侧重形式,译文的目的在于表现其形式,可采用仿效、忠实原作者的翻译方法(Munday 2001)。 3、功能理论与文学翻译例析 3.1 文本类型学与文学翻译 赖斯的文本类型理论是功能翻译基础理论之一。按其观点,语言文本类型理论可帮助译者确定特定翻译目的所需的合适的对等程度。如上文所述,赖斯认为文学文本属表情型,应采用仿效、忠实原作者的翻译方法。散文《匆匆》是朱自清先生的早期作品。先生在充满诗意的语言内表现出了对时光消失的感叹和无奈,字里行间流露出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苦闷和忧伤情绪。本文选用张培基教授(译A)与张梦井教授(译B)的译文进行分析,试图说明文本规约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例1. 标题:“匆匆” 译A:The Transient Days 译B: Days gone by “transient” 内涵为“暂短的,转瞬即逝的” 而“go by” 为“逝去,过去” 。“匆匆”表达了作者对时光流逝而感到无奈,作标题使用,透出一股文学语言的美感。译A中“transient” 与文中主题意义相符,表达出对短暂的无奈;而译B 中的“go by”体现出的是“时间在逝去”,还有“追悔失去的美好日子”之意,并未体现出作者想表达的“短暂,快”。从译文对比看,由于对原文词义的把握差异,译B的措辞未能表现出表情型文本“审美”的语言特点,所表达的情感不如译A;从翻译方法看,也未能完全“仿效、忠实原作者”,语义产生了偏差。下文再举一例: 例2.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 译A: I don’t know how many days I am entitled to altogether, but my quota of them is undoubtedly wearing away译B:I don’t know how many days I have been given, but the in my hands are becoming numbered. 译A中“wear away”表达了“消逝,衰退”之意,是一种形象化的翻译,吻合原文中的“渐渐”二字;而译B的“numbered”表示“时日无多”,用于此有点牵强,作者写此文时年仅二三十岁,用“时日无多”来形容似有不妥,也失去了原文“渐渐”一词的意味。因此,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从文本规约考虑应注重其语言的感染力与艺术性,从词义上再现原作情感,体现出其“审美的”语言特点。 3.2 功能加忠诚与文学翻译 功能加忠诚理论的核心为“翻译纲要、原文分析及对翻译问题的分类”(张美芳2005)。“翻译纲要”指翻译委托人对翻译提出的要求。理想的翻译纲要含有译文的预期功能、读者、传播媒介、出版时间和地点等。原文分析为译者提供决定依据:1)翻译任务是否可行,2)原文中的信息哪些与译文功能相关,3)采用何种翻译策略。翻译问题主要为语用、文化、语言和文本方面的问题,处理时应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分析翻译问题的目的是根据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翻译措施,但在整个过程中,翻译功能始终是考虑的焦点(诺德2001)。 3.3 翻译策略与文学翻译 纽马克(P. Newmark)是英国翻译界元老,其特别钟情于德国功能语言学家卡尔.布勒的语言功能“工具论模式”,提出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也是根据语言的功能、文本的目的制定的翻译策略。语义翻译的目的在于解读原作者的思想过程,强调译文的信息型,交际翻译旨在解读原作者的意图,注重译文的效果性。在文学翻译中时常面临“直译/意译”、“归化/异化”这样的两难,从功能角度入手,考虑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则可避免生硬的“两分法”。 4、结语 综上所述,功能翻译理论不仅在应用翻译领域具有较强的适用性,也能够解释文学翻译中出现特定问题。不可否认,文学翻译具有复杂性,其翻译策略具有多重考虑,功能理论的规定性 研究方法和分类有时难以全面而有力地解释复杂的文学翻译现象,但功能理论的出现为文学翻译提供了一条途径,其对文学翻译研究也具有一定的适用度。 理论分析论文:CAPM理论在我国证券市场中应用的分析 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CAPM只是最近几年才被引进并应用到各个投资决策和理论研究领域。但是我国并不成熟的证券市场难以满足CAPM理论严格的基础假设条件,所以CAPM理论在现实市场中的有效性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将对CAPM在我国的应用问题进行分析。 一、CAPM的理论意义及作用 (一)CAPM的前提假设 任何经济模型都是对复杂经济问题的有意简化,CAPM也不例外,它的核心假设是将证券市场中所有投资人视为看出初始偏好外都相同的个人,并且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是在Markowitz均值——方差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它还继承了证券组合理论的假设。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点:证券市场是有效的,即信息完全对称;无风险证券存在,投资者可以自由地按无风险利率借入或贷出资本;投资总风险可以用方差或标准差表示,系统风险可用β系数表示。所有的投资者都是理性的,他们均依据马科威茨证券组合模型进行均值方差分析,作出投资决策;证券加以不征税,也没有交易成本,证券市场是无摩擦的,而现实中往往根据收入的来源(利息、股息和收入等)和金额按政府税率缴税。证券交易要依据交易量的大小和客户的自信交纳手续费、佣金等费用;除了上述这些明确的假设之外。还有如下隐含性假设:每种证券的收益率分布均服从正态分布;交易成本可以忽略不计;每项资产都是无限可分的,这意味着在投资组合中,投资者可持有某种证券的任何一部分。 (二)CAPM理论的内容: 1.CAPM模型的形式。E(Rp)=Rf+β([(RM)-Rf]其中 β=Cov(Ri,Rm)/Var(Rm) E(Rp)表示投资组合的期望收益率,Rf为无风险报酬率,E(RM)表示市场组合期望收益率,β为某一组合的系统风险系数,CAPM模型主要表示单个证券或投资组合同系统风险收益率之间的关系,也即是单个投资组合的收益率等于无风险收益率与风险溢价的和。 2.理论意义。资本资产定价理论认为,一项投资所要求的必要报酬率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1)无风险报酬率,即将国债投资(或银行存款)视为无风险投资;(2)市场平均报酬率,即整个市场的平均报酬率,如果一项投资所承担的风险与市场平均风险程度相同,该项报酬率与整个市场平均报酬率相同;(3)投资组合的系统风险系数即β系数,是某一投资组合的风险程度与市场证券组合的风险程度之比。CAPM模型说明了单个证券投资组合的期望受益率与相对风险程度间的关系,即任何资产的期望报酬一定等于无风险利率加上一个风险调整后者相对整个市场组合的风险程度越高,需要得到的额外补偿也就越高。这也是资产定价模型(CAPM)的主要结果。 3.CAPM理论的主要作用。CAPM理论是现代金融理论的核心内容,他的作用主要在于:通过预测证券的期望收益率和标准差的定量关系来考虑已经上市的不同证券价格的“合理性”;可以帮助确定准备上市证券的价格;能够估计各种宏观和宏观经济变化对证券价格的影响。 由于CAPM从理论上说明在有效率资产组合中,β描述了任一项资产的系统风险(非系统风险已经在分化中相互抵消掉了),任何其他因素所描述的风险尽为β所包容。并且模型本身要求存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所以CAPM模型存在理论上的抽象和对现实经济的简化,与一些实证经验不完全符合,但它仍被推崇为抓住了证券市场本质的经典经济模型。鉴于CAPM的这些优势,虽然我国股市和CAPM的假设条件有相当的差距,但没有必要等到市场发展到某种程度再来研究CAPM在我国的实际应用问题,相反,充分利用CAPM较强的逻辑性、实用性,通过对市场的实证分析和理论研究,有利于发现问题,推动我国股市的发展。 二、CAPM在我国市场的实证研究结论 CAPM理论存在着较为严格的假设前提,并且它将证券市场假设为一个理想的简化的抽象的市场。首先CAPM需要一系列严格的假设,例如市场的有效性,信息的获取时原成本的,每个投资者都是理性的,都按照Markowiz的均值方差模型进行投资决策进行资本配置,不存在资本的介入和贷出限制;再者,CAPM理论将所有的系统风险系数都归于一个(相对风险)因素之中,忽略了其他因素对单个证券受益率的影响;再者,CAPM理论假设市场证券组合中有足够多的证券从而将证券的非系统风险完全抵消掉。面对这些假设和条件,即使是在较为成熟的证券市场中也不可能满足这些条件。因此,在前提条件不能严格满足的条件下,CAPM在各个证券市场的就有适用效果的区别,也即是CAPM的理论指同现实市场的符合程度。同样,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相对较晚的情况下,我国的证券市场还不成熟,不能满足市场完全有效性的假定,市场上断线投机的目的大于投资的目的,大多数投资者并非理想的理性投资者,投资决策存在盲目性,尤其是断线投资盲目的跟庄。所以CAPM在我国的应用效果将会同实证结果存在更大的差距。CAPM在我国证券市场是否有效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从1990年开始。许多国内学者就对CAPM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实证检验。 在施东辉(1996)所作的实证分析中,发现系统性风险与预期收益呈现出一种负相关的关系,非系统性风险对股票收益有着重要的影响。系统性风险与预期收益不存在明显的线性关系。陈小悦、孙爱军(2000)检验CAPM在中国股市的有效性,结果表明β对中国股市的平均收益不具有解释能力,从而否定了其在中国股市的有效性假设。杨朝军、邢靖 (1998)对我国股票市场的价格行为进行了研究。 目的是检验风险和收益的关系是否符合CAPM理论。研究结论表明我国股票市场风险和收益关系并不如CAPM理论所预期的那样,系统风险并非是决定收益的惟一因素;并且尚有其他因素影响股票收益率,这些因素是:股本规模、可流通股占总股本的比例、净资产收益率和成交量。各因素对收益影响的重要性随时间而变化。靳云汇、刘霖(2001)中国股票市场 CAPM的实证研究表明无论是否存在无风险资产,都不能否定用以代表市场组合的市场综合指数的“均值一方差”有效性。但是,股票收益率不仅与β之外的因子有关,而且与β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线性的。 诸多的实证研究表明,CAPM模型并不适用于中国的股市,主要原因是股票受益率的解释变量不只限于β还有其他因素。由此,一方面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着系统性风险偏大的问题,使得CAPM所强调通过多元化投资组合消除非系统性风险来降低风险,无法发挥明显的作用;另一方面,股票的定价与CAPM描述的机制有一定的偏离。我们只能说CAPM目前还不太适用于我国证券市场。 所有关于CAPM模型在我国股市的实证研究表明,CAPM还不适用于我国证券市场,β还不能包含所有影响股票收益率的因素,股票收益率与β的相关性并不显着。 三、CAPM在我国证券市场应用有效性的因素分析 我国证券市场应用CAPM究竟存在哪些方面的限制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首先,在取得合适的、准确的股票收益率和市场收益率这些数据上有难度,降低了CAPM的可操作性;其次,我国证券市场发展时间不长,市场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对于应用CAPM市场条件不够成熟。 (一)我国证券市场本身存在的缺陷 1.非有效市场。CAPM是建立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之上的,如要求证券市场必须是有效市场便是其中很关键的一项假设。所谓有效市场,指资本市场不存在资本与信息流动的障碍,即没有任何摩擦阻碍投资。潜在的阻碍有税收、交易成本、无风险借入和贷出的利率差等,但这些都在后来的CAPM修正模型中被逐步考虑到,如Renotd F.singer的模型,侧重于讨论存在个人收入税的情况,描述不能以无风险利率借贷时的 CAPM的零贝塔模式等。我们在这里针对中国证券市场的特点,可以将目光转到信息公开化程度、股市规模这两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2.信息公开化程 度大低。有效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信息完全公开化,每一位投资者均可以免费得到所有有价值的信息,且市场信息一旦公开,将立即对证券价格产生影响,并很快通过证券价格反映出来,只有这样证券价格才是其价值的真正反映,定价机制不至于被扭曲。在我国,信息披露领域存在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一方面法规不健全,信息披露的条项,内容、时间等技术性缺陷致使信息难以通过正常渠道全面公开;另一方面,一些信息披露责任者对各市场主体弄虚作假,特别是目前一些上市公司为了使本公司股票能顺利上市发行,竟然串通中介机构,过份包装本公司形象,甚至内外串谋炒作本公司股票,误导投资者。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投资者并不是公平的获得真实的信息,而那些虚假的信息更是起了误导市场的作用,证券价格发生严重偏离,少数的信息操纵者通过操纵股价来获取超额利润,即信息垄断导致市场垄断。诸多实证研究表明我国证券市场是一个弱势有效市场,信息公开程度太低。 3.证券流通比例较低。根据CAPM的假设,每一个投资者都具有完全相同的预期且按照马克威茨方法来选择一种组合,那么当市场达到均衡时,市场组合应是一个马克威茨有效组合。因此我们所选取的代表市场收益率的股票价格指数应符合这样两个特征:所包含的股票占有市场价值相当大的份额,并要按照股票市场价格的价值平均加权法编制。现在普遍采用的上证和深证综合指数都是依据在交易所上市的所有股票价格按加权平均法编制的,表面上似乎较好地反映了市场证券组合的特征。但问题在于,股票发行量中的国家股和法人股约占总股本的70%—80%,却不能上市流通,将它们计入权数范围内,所编制的指数只能反映潜在的流通市场,而不能反映流通现实市场股价的真实状况。将之作为市场组合收益率的代表,显然存在不合理性,而这将有待于国家股,法人股成为真正上市流通的股票后,才能得到对CAPM更具适用性的市场指数。 4.投资者结构畸形,投资观念不成熟。CAPM假定所有投资者都运用马克威茨投资组合理论分析、处理信息,从而采取同样的投资态度在此基础上再考察证券的定价机制。因此,投资者的决策的科学性和严密性是CAPM对现实市场有较强适用性的一项前提。首先分析一下我国投资者的构成情况。1998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在上海证券登记公司开户的1988.64万个投资者中,个人投资者多达 1982.4 8万个,而属于机构开户的投资者仅有6016万个,个人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之比为322:1.2.可以说,中国股市实际上是以个人投资者为主体的股市,且大多数个人投资者素质普遍较低,经验不足,尤其缺少专业方面的知识。从全国所有证券交易网公布的信息和行情所揭示的市场情况也可以体现出他们入市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多数做短线炒作投机。那么要求这些投资者对预期收益率、标准差、证券之间的协方差有相同的理解显然是不太现实的。即使是机构投资者,名副其实的也为数极少。这些所谓的机构大户只能在股市上凭借其资金充足、信息灵通等优势进行短线投机,并不是凭借专业投资家的素质来实施理性的、科学的操作。 (二)CAPM的假设在我国证券市场不能成立 1.证券收益率服从正态分布的假设基本不成立。多数统计数据表明:各种证券收益率并不一定服从正态分布。但是,由于投资的计划期一般比较短(如一个月),在此期间股票价格波动有限,因此短期内股票收益服从正态分布的假设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计划期为一年或更长时间,这时股票收益分布确实可能出现偏移。幸好我们使用模型的正态分布假设是关于股票组合的。而不是单个股票,由于多种股票的收益的分布偏移会彼此抵消,根据中心极限定理,组合收益的概率分布还是接近于正态分布的。这时就要求我们使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时,所选股票的数目应尽可能地多,并尽可能选相关程度低的股票,以在统计上符合中心极限定理的要求。 2.无证券交易成本的假设在我国根本不成立。我国证券市场的交易费用和印花税,买进卖出一次高达1.5%,相当于一年银行的定期存款利息。费用是成熟证券市场(如香港、美国)的3—4倍。这也要求我们的管理层能从长期发展考虑,降低交易费用和印花税。以便达到活跃市场、发展机构投资者的目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国的证券市场中CAPM的这些前提假设都不能完全满足,这就造成了CAPM模型在我国证券市场的使用环境受到限制:再者我国的证券市场的系统性风险过大无法使非系统风险通过资产组合多元化来完全分散风险;此外模型在使用过程中样本数据的选取难以满足模型的要求。从而得出变量的值同理论要求有所偏差,进一步加大了模型的误差,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CAPM模型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应用效果受到限制。但这并不排斥CAPM理论的逻辑性、所以在实际应用中应该充分考虑到变量取值的误差和应用CAPM在各种限制条件下的各种修正模型。 四、改进的措施和改进模型的应用 CAPM模型的提出是对现实证券市场的一种简单的抽象,但它是研究问题的基础。在目前我国的证券市场许多条件都不能满足其严格的假设前提的条件下,必须对CAPM的应用做出相应的改进,实际上自 CAPM模型问世以来,许多金融学家都致力于对它的发展和修正,以使其更加符合现实的需要。一般来说,有两种扩展模型的方向,一是放松模型所设定的一些假设。二是考虑证券投资者面临的除不确定收益以外的其他风险。这里只讨论前一种情况,也即是BMelt的零β模型,考虑有借入限制的CAPM模型。在没有元风险借贷假设之下,提出更加普遍的CAPM形式,即Black版本: E(Rp)=E(Rom)+β[(RM)-E[(Bom)] 将无风险收益率Rf换成了市场组合中的零β的资产收益Rom.这种模型适用于市场中不存在无风险利率或存在无风险利率借入或贷出限制的情况。此外。当证券的流动存在交易成本,包括交割费用、手续费、佣金、信息费用等,这些都获影响风险证券的收益率,CAPM因此也应做出相应的调整。当不同资产都持有共同的系统风险时,交易成本便可以升水形式加到期望收益率上,即:E(Ri)=Rf+β[(RM)-Rf)+f(ci),其中f(ci)表示交易成本的函数,表示受益升水。经过改进的CAPM模型更加贴近现实的证券市场环境,使得CAPM应用的效果得到改善。相信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完善,CAPM模型本身的不断改进,CAPM模型在我国的应用效果将会更加符合现实,CAPM模型更加有利于证券市场的实证分析和理论研究,有利于发现问题,推动我国股市的发展。 理论分析论文:分析我国历史上的人本理论 一、管理学发展中对“人”的概念 管理理论产生于实践活动,近一百年来管理理论学派林立,但大致可分为4个发展阶段:科学管理阶段,代表人物为泰勒;行为科学阶段,代表人物为梅奥、马斯洛等;管理科学阶段,代表人物众多。20世纪70年代至今,管理理论进入了现代管理阶段。在我们过去所学的管理课程以及管理学普遍提及的管理理论中,“人”最突出的时间出现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随着现代化大生产的发展,科学管理学说风行企业界,人们开始接受科学管理学说中关于“经济人”的假设,开始意识到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对生产效率的影响。经济人假设的提出是对被管理者认识的深化,这一假设的被接受带动了管理的一场革命。20世纪30年代的“霍桑试验”纠正了人们对工人“不过是一个经济动物”的偏见。并且由此推出了一系列针对社会人的管理方式方法,引发了对人管理的新革命。但“以人为本”的管理的明确出现还是人本管理思想的形成。以人为本的管理是只以人的全面的自在的发展为核心,创造相应的环境、条件和工作任务,一个人自我管理为基础,以组织共同愿景为引导的一整套管理模式。 这里对“以人为本”的概念是明确的在企业中对员工的态度。而我们现在所说的以人为本的政府治理中,不但借鉴了这个概念,并且将之发扬光大。从最根本上来讲,政府的管理治理为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人民的安定、幸福;国家的强大、兴旺。在以往的治理中,不免都会因为形式而忽略了原本的目标,所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从新把以人为本带进了政府的管理之中。那么是不是就是说我们现在所重视的以人为本的政府管理思想就是对西方学者的借鉴呢?我认为并不是这样,相反,以人为本恰恰是我们的老祖先早就提出并强调过的概念。像我们常常说的“天时地利人和”、“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等等典故,无不提醒着我们这点。 二、中国历史上“以人为本”的体现 今天我们所熟悉的以人为本,并不是当代创造出来的,而是出自《管子》:“夫霸王之所以始也,以人为本”。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了这样的思想。并且一直深远的影响着中华文明。孔子以及儒家的管理思想,把人的因素放在首位,认为应该要充分发挥人的作用。主要包括:“民为贵”的人本论思想,“举贤才”的人才管理思想等。《礼记?中庸》也曾记载“为政在人”,就非常明确的表达了这种思想。 孔子的学说,是儒家管理思想中重视人的理论基础。“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这里君子是统治者、管理者,小人则是被统治者、管理对象。孔子主张爱小人,并且以君子之道教育小人,就是为了使他们更容易接受君子的役使,也就是愿意为了实现管理的组织目标而努力。同时,他又强调“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也就是说要选拔政治的人,罢黜的人,这样才能让老百姓服从,也能管理好国家。而他在用人问题上的反对论资排辈的观点则在现代企业管理学中仍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制定良好的管理条例,管理规则仅仅是有效管理的第一步,而真正要想要管理好,甚至能弥补管理规则中的某些缺陷的,却在于管理人才的运用。先秦儒家思想的这些观点都说明了重视人的因素是儒家管理思想的出发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管理工作要得到管理对象的支持;二是管理工作要依靠人才来办好。儒家思想的这一个特点一直影响着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此后历代贤能的君主都注重用贤能来管理国家,而此后的科举制也正是基于这个思想的指导下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其次是重视管理中领导的作用。这种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领导者要对被领导者起表率作用。 不论是国君还是庶民都要从自我“修身”做起,孔子还把领导者自身的品质和行为对群众的影响比喻为风和草的关系,充分强调了领导者的良好表率作用的重要性。其二,领导者要宽以待人、取信于民。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即以民为贵作为了其仁政管理思想的中心,以得民心作为其仁政管理思想的原则,才能更好的维持其正常的管理。其三,领导者主要应该做好领导工作,而不要包揽具体工作。孔子认为,担负全局的领导、指挥工作的领导者和担任各种具体工作的工作者必须有所分工,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要的管理思想——各司其职。 同时儒家思想十分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及荀子的“上不失天时,下布失地利,中得人和,则百事不废。”这些思想都说明了人际关系的和谐对于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在现代管理思想中,如何使被管理者和管理者之间,管理者之间,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和谐,在整个管理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传统儒家管理思想对我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几乎每个朝代的统治者无论在行政还是经济军事管理中都借鉴了其中的很多思想。 三、结论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不只是国外的学者为管理科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有突出的人本管理科学的闪光点:儒家思想。这不仅是属于中国的管理先进思想,也为管理科学的整个体系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丰富了管理科学体系中的人本管理。甚至直到今天,我们的国家仍然重视儒家思想对国人的影响,运用相关的理论事例来规范当权者以及造福民众;很多企业也把儒家思想当做企业文化的精髓,团结激励团队做出更大的贡献。 理论分析论文:分析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现状 一、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现状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 就目前的管理会计研究状况而言,学者的研究可以根据方向不同分为以下两大类:其一是注重在企业实践中总结成功经验,尤其是管理会计在中外合资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应用经验,从理论与经验方面寻找其共性所在,并将之推广;另一类则是以欧美管理会计发展为中心,推崇欧美国家的学者在管理会计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从而形成系统评价,以此对国内的实践活动进行指导,进而分析国内企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而后提出解决措施。 1.管理会计理论研究中的会计假设脱离实际。会计假设是一种逻辑性的命题或者推断,由于社会经济环境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变化之中,这就意味着会计领域中存在于某一时期内无法验证或者尚不能确定的事项,会计人员在面对这些事项时需要以正常情况下的客观实际或者发展趋势为依据,作出会计假设。会计假设同样存在于在管理会计理论体系中,包括货币时间价值、变动成本法以及成本习性分析等假设。然而,部分假设与企业中会计实践活动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对管理会计方法的应用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以本量利分析为例,若企业对单一产品的产销,需要假设产量与销售量之间存在平衡关系;若是企业进行多种产品的产销时,则需要假设这些产品具有稳定的品种结构,换而言之,即是假设在企业的总销售收入额中,多种产品的销售收入所占的比重不便。本量利分析只有在这些基本假设的前提下才能够顺利开展。然而企业行政管理与业务招待等费用没有准确的开支数额,因而企业每个会计月的固定成本额不是相等的,此外,人工效率、运输方式以及进货渠道等因素也会对单位变动成本发生改变。在进行理论研究时,我们能够做出各种假设,但是这些假设脱离了企业管理的实际情况,对于管理会计方法在企业中的应用产生直接影响,进而导致理论与实际脱离。 2.管理会计方法中引入复杂的数学模型后,其可操作性将降低。由于学者在进行管理会计理论研究是对于会计实践活动的重视程度不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研究人员在管理会计理论中设计了较多复杂的数学模型,为会计实际工作者造成了困惑。从实用性的角度看,这些数学模型严重缺乏实践基础,甚至有故弄玄虚之嫌疑,极大地降低了管理会计方法的可操作性。例如,概率分析法往往在管理会计理论研究中用于决策与预测分析,理论研究中能够将各个事项的概率直接设定,但是在实际的经济管理活动中,事项的概率难以准确界定。这些问题都会在实际中应用管理会计方法产生不利影响。假如在会计实践中,会计工作者投入大量精力进行数学模型的了解,但是这种定量分析方法难以将信贷利率、市场供求、经济环境以及国家颁布的方针政策等非计量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因此,决策或者预测分析结果的准确性难以得到保障。 3.管理会计不能较好地满足管理者的决策需求。部分管理会计方法若要应用在企业管理中需要付出较大代价,这些经济性较低的方法难以在会计实践活动中应用,还有部分方法与企业管理者的决策需求相关性较低,这都导致管理会计方法的应用积极性不强。就目前情况而言,管理会计教材多是将工业企业作为编写范例,而在金融保险和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商品流通等企业以及其他非营利性机构与服务行业中,大多数管理会计方法难以较好地满足管理者的决策需求。例如,理论上对于最优质量成本的确定,应当是单位质量的损失成本与检验成本、单位预防成本相等时存在。而在实际操作中,对于单位质量损失成本、检验成本以及单位预防成本的计算十分复杂,最优质量成本的确定知识在理论上存在可行性,但是缺乏实际操作性。就算是按照以上方法确定了最优质量成本,理论上能够保证企业的质量成本最低,然而对于最佳合格率不能保证是100%,这是由于企业若要满足质量上的高要求,则需要增加成本投入,这种做法的投入与回报不成正比,不具有经济性。 二、管理会计理论前瞻 对于管理会计的理论研究方向的探讨,应当从会计实践出发,提高管理会计理论方法的实际操作性,寻找理论方面的原因,不断进行改进,而不应寻找客观原因或借口进行开脱。因此,在管理会计的理论研究中应当始终坚持以实践需要为向导,充分发挥管理会计理论对于会计实践活动的指导作用。 1.规范化研究。规范化管理会计理论研究主要是保证管理会计方法在实践中得到推广应用,其主要内容是规范化管理会计理论以及方法体系、管理会计与其他学科划分以及管理会计教学内容。从哲学角度来看,实践决定理论,因而管理会计规范化研究是把以往会计实践中的成功经验进行汇总,将之以系统化的理论形式表现。 2.提升管理会计方法的实际操作性。对于管理会计理论的研究应当改变以往过度重视学者而忽视会计工作者的参与,应当提高会计工作者在研究中的参与性。为提高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的实际操作性,应当始终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原则,创造机会是理论研究人员进入企业进行实践验证,在理论研究人员与会计工作人员的共同工作中,以实际 调研结果结合理论研究成果,明确管理会计方法体系中经过实践验证、切实可行的方法,并加以推广。 3.完善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在不断完善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工作中,应当首先确定明确的管理会计目标,以此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使企业的经营活动始终处于管理者的控制之中。同时,还应该不断完善管理会计的基本假设、基本原则以及方法与智能等内容。除此之外,在进行完善工作的过程中,应当始终坚持理论服务与实践的原则,明确对“理论源于实践,而高于实践”的认识,切实发挥在实践活动中管理会计理论方法的指导作用。 三、结语 综上所述,提高管理会计方法的实际操作性是管理会计理论体系发展、完善的关键所在,应当明确管理会计方法体系中经过实践验证的、切实可行的方法,提高其于实践活动中的应用水平,使管理会计及理论研究对于实践活动的指导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理论分析论文:分析翻译中的文本分析理论及其案例 一、概述 任何材料的翻译,译前通读全文并进行文本分析,是全面理解源语文本的前提。旅游景点材料,是一种内容包含有地方历史与特色的文本,其文本分析与小说、诗歌、政府报告、产品广告等其他类型的文本分析是否有所不同,还是有某种文本分析模式作为依据呢?德国功能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提出:“我们需要一个能够适用于所有文本类型和文本范例的源语文本分析模式,可以应用于所有的翻译任务。她认为可以建立一个无须参照源语或目标语特征的以翻译为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1].笔者则认为,一种模式可以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但译者认为分析因素可根据个人主观意愿有所取舍与侧重。这正是本文旨在说明的焦点。 二、文本分析理论 翻译中的文本分析最早源起于德国学者凯瑟琳娜·莱斯(Katharina Reiss)、费米尔(Hans Vermeer)创建的德国翻译功能理论及莱斯的功能文本类型理论。在语言学家布勒语言功能三分法的基础上, 莱斯把语言功能与文本联系起来,根据交际功能范畴把文本划分为:信息功能(informative),表达功能(expressive),感召功能(operative)三大文本类型[2]. 在篇章语言学和文本类型理论基础上,诺德提出了翻译的文本分析模式,旨在为译者提供一个分析源语文本的模式,运用于所有的文本类型和翻译过程。 诺德的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强调对源文本的充分理解和准确阐释,解释语言、文本结构及源语言系统规范的关系,为译者选择翻译决策提供可靠的基础[3].相对语篇结构语言学派的文本结构分析,诺德的文本分析模式更为详细全面,对源语文本中的文内外因素进行分析。诺德将源文本中的语言和非语言因素分为“文外因素”和“文内因素”,文外因素包括发送者、发送者意图、接受者、媒介、交际地点、交际时间、交际动机、文本功能八个方面。文内因素包括主题、内容、预设、文本构成、非语言因素、词汇、句子结构、超音段特征八个方面[4].这些因素的排列顺序可以改变,并互相依存,而且其分析是反复进行的,某一因素的分析可能会指引其他因素的分析。 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适用于任何的文本分析。因为其模式不变相当具体,对各类翻译问题的解决均有导向的作用。 三、文本分析案例 案例 The Queen of the Adriatic 和 The Majestic Acropo-lis 选自于荷兰作家 Winfried Maas 所编着的英文原版 100Cities of the World 中的两篇城市介绍文章。按照诺德的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进行分析。 (一)文本外因素分析 从整体来看,此文本为呼唤型旅游文本,文本实现了唤起读者的关注、兴趣和渴望等功能目的,能够呼唤那些喜欢访寻古迹、游览名胜旅游者的探访兴趣。因此译文要实现作者的意图以及传递信息的目的,在历史材料和景色的重点翻译上,就要信息简洁,语言得体又优雅,信息重点集中,平衡好渲染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语言信息。 此文本含有大量的历史概况信息,具有信息文本特性。翻译时,要仔细分清事实型信息及呼唤型信息,考虑语言的统一和信息的融合,合理地处理语言和信息的形式和风格。 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看,读者要获得的是历史、文化和旅游信息及体现城市魅力特点的呼唤型信息,是信息和呼唤型相结合的文本。翻译中,语言要简洁又古雅,句子要简短优美,尽量使用归化策略,便于读者理解和欣赏;尊重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兴趣,注重读者和文本的交际融合。 (二)文本内因素分析 此两篇文章主题明确,重点内容描述扼要,作者围绕主题来展开的细节和重点清晰。以“Rivals to Venice”这部分为例,从语篇结构的角度来分析文本的基本结构和复杂结构。文本分为“导入---城市概述---特写描述---精彩描述”四个部分,不断深入提供细节的发展语篇。时间、空间和细节描述是此翻译中需要细细处理的信息,并要选择最适合的结构来组织信息和内容。 此部分的第一段,作者描述了 Ragusa 的历史变革,是典型的时间发展顺序,明确采用时间发展的结构来编织信息和语言。翻译时既要关注结构,也要关注时间为轴的信息。围绕Ragusa 历史的主题,以具体时间为轴来编排的信息细节,具有“时间---人---主要变化---特点”的思维和路径,并使用递进机构和平行结构等其他结构。翻译时要严格控制好这些结构和语言。 文本中主位和叙位推进的结构和语言处理。比如:Fromthe fortifications you can also discern the clean lines of thecity. Two main entrances,the Pile and Ploc gates lead to acar -free Dubrovnik,the heart of which clearly beats onStradun also known as the Placa (main street) with its stores,作者从“clean lines”概述信息,再到“Two main entrances”叙位变成主位来推进。信息的连贯和衔接是翻译时的关键。 从语言上来看,源文本有很多并列句、长句及右推进的句式,造成大量的细节和信息拥挤的情况。翻译时,为避免句子西化及信息堆砌,语言要归化,化长句为短句,信息要有序组合。 四、翻译策略 英语与汉语各有其独特的句式结构,翻译时句式转换,才符合行文表达习惯,避免译文出现翻译腔。以下从《环球TOP100(世界最美的 100 座城市)》中摘选译例来说明翻译策略。 (一)句子折分 英语是树型结构,十分清晰地体现各种复杂的层次关系;汉语是竹状结构,习惯于用平面性的单层结构来表达意思。翻译的策略就是折分法,复合句翻译时折分成几个句子。 例 1.Ther[,!]e was an outcry throughout the world when theSerbs fired on Dubrovnik during the Balkan War because ev-eryone knew the collective heritage was irreplaceable. 译文:在巴尔干战争期间中,杜布罗夫尼克遭受到塞尔在维亚人的炮轰,引起了全世界人的强烈抗议,因为大家都知道这里的共同文化遗产是不可替代的[5]. 例 2.When the Slavs invaded in 614 and conquered theplace the inhabitants fled to a rocky isla nd off the coastwhich today is the site of the old town of Dubrovnik. 译文:614 年,当斯拉夫人入侵并征服了这块领地,当地居民逃亡到了沿海一个岩石岛上---它就是今天杜布罗夫尼克的老城区遗址[5]. 例 3.In 1921 the Greeks and Turks exchanged their mi-norities and of the half million Greeks who had to leave AsiaMinor half of them poured into Athens. 译文:1921 年,希腊和土耳其人交战,大约有五千希腊人不得不离开小亚细亚,其中一半涌入了雅典[5]. (二)信息位置调整 英语与汉语的信息编排顺序存在明显差异。英语突显信息在前,重要信息的陈述放句首,在主从复合句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汉语突显信息在句末,句子建构主要依循事件的自然进程铺展。叙事在前,表态在后;先偏后正,先因后果。 翻译策略就是信息位置调整,将英文中置句首的突显信息,调整到句子之后的位置及结构和信息模块的组合方式。 例 4.Only four thousand people lived in the small row ofhouses on the northern hillside of the Acropolis when KingOtto was imported from Bavaria as ruler of the Greeks. 译文:1834 年,雅典成为希腊首都时,居民几乎所剩无几。 当新的统治者国王奥托从巴伐利亚来到希腊时,仅有四千人居住在卫城北面山坡上那些低矮房子里[5]. 例 5.Following independence the new capital had to copewith fourteen revolutions,occupation by German troops,anda gruesome Civil War before becoming the lively city that to-day attracts visitors form throughout the world. 译文:希腊独立战争之后,这个新首都在今天吸引世界各地游客的美丽城市之前,经历了十四场战争,经历了德国军队的占领及让人恐惧的内战[5]. 例 6.The city unusually aroused a passion in therenowned cynic George Bernard Shaw who describe the cityas “a paradise on earth”. 译:一贯以愤世嫉俗称着的剧作家乔治·萧伯纳也异乎寻常地被这座激发热情,他曾将这座城市描述为“地球上的天堂”[5]. 五、结束语 旅游景点材料,是信息与呼唤型文本。翻译时,运用诺德的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对源文本的文内与文外因素进行分析,通过对主题、内容、结构及语言等方面的分析,促进源文本信息正解理解的实现,提高翻译的质量。 理论分析论文:陆学艺社会建设重要理论的分析 陆学艺晚年将相当多的精力投入于社会建设的实践与理论研究,形成了系列性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创造了他学术生涯的又一个高峰。社会建设的思想构成了陆学艺学术成果的重要板块。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大支柱之一,无论是实践层面还是理论研究,都应当予以高度重视。尤其是现时代,社会领域的体制改革、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社会结构调整、社会组织培育、社区建设等主题已经摆上了重要议事日程。社会建设的理论研究应当继续深化,学术界不应当在热闹了一阵后归于冷寂。 今天,重温陆学艺关于社会建设的理论成果,仍有启发意义。 一、当代中国正处于新的历史阶段 所谓新的历史阶段是说时代开辟了具有相当程度新意的境界,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具有一系列新的特征。陆学艺认为,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处于从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经济、社会并重的历史新时期。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一般是由若干个历史性发展阶段所构成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体现了不同的时代特征,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历史任务。在三十余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到了又一个历史新阶段,就是进入经济、社会并重发展、协调发展的历史新阶段。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大致经历了三次历史性转折。第一次转折是从建国到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制度基础;第二次转折的标志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将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经历了三十余年改革开放,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显着的提高,社会各个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生活基本实现了小康;从党的十六大召开至今,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第三次历史转折,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要 “加强社会建设,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协调的矛盾,让社会更加 ‘和谐起来'.”[1](P4)这一战略性转变是由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特质所决定的。经过了三十余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阶段,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成果令人瞩目,但社会变革严重滞后于经济建设的矛盾越加突出了,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严重不相协调,并且成为一系列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同时,经济建设的成就为进行社会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具备了进行社会建设的多方面优越条件。当代中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因此,时代要求将社会建设提上议事日程,使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达到新的高度。所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首次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由原来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拓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新格局,可见社会建设对现时代的重要和不可或缺,到了十八大又加上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了五位一体的格局。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认识、新发展。 所谓历史新阶段是对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具有质的提升阶段的刻画,新的历史阶段具有崭新的历史任务。当代中国应当转向一个质量全面提升、社会各个方面全面改善的历史时期,应当走向建设和谐社会、精致社会的新阶段。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社会建设具有必然的要求和时代任务。 二、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不协调是我国当前主要的社会矛盾 社会建设之所以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只有高度重视社会建设,只有将社会建设做好了,才能处理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矛盾,才能造就出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崭新形态。 陆学艺认为,正确认识新的时代,认识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认识社会建设的意义,就必须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只有解决了主要矛盾,才能将时展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那么,当代中国主要的社会矛盾是什么呢?是社会与经济的严重不协调,是社会体制与经济体制的不相匹配。在陆学艺看来,“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大约15年。”[2](P34)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的实施,使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问题却层出不穷,历史长时段中出现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集中地爆发出来,形成了似乎难以理解的怪现象。按说经济快速发展了,社会领域的变化、改善应当与此相应,而且经济发展了,也会为社会的改善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但社会领域出现的问题却使得经济与社会不相协调,这种不协调,主要体现在: 1.经济发展成就卓着,社会问题越发增加 我国经过了三十余年的经济建设,成绩斐然,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二,工业生产能力世界第一,成为名副其实的 “世界工厂”.然而另一方面,社会问题则越加突出,历史长时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差不多都出现了,有些矛盾还非常尖锐、加剧。 收入差距扩大, “城市病”加剧,环境污染突出,官民矛盾激化,违规征地拆迁剧增,劳资纠纷普遍,引起社会极大震动的恶性案件时有发生,影响极大的群体性事件逐年递增。 2.经济总量迅速增加,发展成果共享不足 1978年到2010年,我国人均GDP总值增长近80倍,①但城乡差距拉大,城乡经济增速不平衡,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扩大。城乡教育、医疗、文化、卫生等方面资源配置不均现象更加突出,“城多乡少,城优乡劣”的态势日趋严重。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在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后依然没有根本性改变。基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形成了两亿多的农民工群体,他们既是经济建设中非常活跃的一个群体,又是城市中的边缘群体、弱势群体,而且往往成为城市问题的渊薮。 3.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基本确立,社会体制改革滞后 经过艰难的探索,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人民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尝到了甜头,但另一方面,社会体制则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那一套,学校基本还是公办一统天下,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教育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致使大量年轻人花大钱出国寻找所谓的优质教育资源。劳动 力配置基本市场化了,但劳资关系、按照户籍配置社会资源的格局并未根本改变。城市涌入了那么多的外来人口,但人口管理仍沿袭着旧的一套做法。人的基层生活空间在形式上改为了社区,但自治性不足,居民参与不够,政府与自治体功能划分界线不清,社区建设的任务还相当繁重。这样,社会活力受到抑制的同时也影响到经济活动的展开。改革开放政策消除了人员城乡流动的限制,使得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农民工是改革开放政策造就出来的一大群体,每年有数量庞大的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给社会管理增加了很大的困难。社会生活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我们管理人口的方式、管理城市的模式、配置资源的方法、基础设施的建设、社会事业的投入还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老办法。城市人口大量增加了,有的城市甚至外地人口超过了户籍人口,但医院、学校几十年却没有增加,城市的各项设施严重跟不上人口的增速。这样,大量社会问题涌现就是必然的了。 4.社会组织化程度严重不足 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是企业,企业的数量、组织化程度、市场参与度已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得到充分发育,但与经济活动相对应的社会领域,反映社会组织化程度和社会活力标志的社会组织的数量、社会事务参与度却很低,我国的社会组织数量严重不足,功能远未发挥出来,本来应当由社会组织起作用的领域却因社会组织的缺位而错位现象严重。现有行业组织、自治组织存在运行不规范、功能错位的问题。政府、市场、社会应有的现代格局尚未确立,符合现代化要求的社会领域的治理结构远未建立起来。 5.经济结构日趋现代型态,社会结构的变化不大 我国的经济结构已经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根据 “配第-克拉克定律”,产业的产值结构从1985年的 “二一三”转到了2011年的 “二三一”,2011年农业产值已占不到GDP的10%.在二、三产业就业的劳动力占比达到50.1%,二、三产业名副其实成了就业的主体部分。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4429美元,已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显示社会人群组合的社会阶层结构尚处于现代化状态的初级阶段水平,我国中产阶层的规模在28%-30%,距离中产阶层应在工业化中期要达到40%的水平还有不小差距。 2011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3.12∶1,城乡结构还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城市人口虽首次超出农村人口,达到51.27%,但40%多的农村人口的总产出却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②,说明农村人口的劳动生产率仍相当低。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镇流动的事实与农民工体制问题并存,现代化的 “国际大都市”与城中村同时出现在城市中,形成了独有的城市内部的所谓新二元结构,加上本来就有的、现在尚未改变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我国的城乡结构、社会结构变得越加复杂。目前,我国的社会阶层结 构 是 “中 间 小 底 层 大”的 结 构 与 形 态,该“大”的地方没有大起来,该 “小”的地方没有小下去。人群的阶层结构距离现代化社会应具有的“两头小中间大”的 “橄榄型态”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严重不相对称。 6.市场经济体制日渐成熟,但现代社会规范尚未完全建立 市场经济追求平等交易,公平竞争,率先优先,优胜劣汰,这些特征在经济活动中日显突出,但与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应的、也是现代社会应当具备的诚信、守则、自律等社会规范则还未完全建立起来。日常生活中潜规则盛行,道德滑坡,法治松弛,商品交易活动中坑蒙拐骗、损人利己现象时有发生。通过不规则手段暴发与不健康的仇富心理同时并存。 7.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尚未破题 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并不断完善。但社会体制基本还是旧的一套,社会领域的体制变革可以说尚未破题。政府很强,社会很弱,政府 “包打天下”、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格局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一方面,政府承担了过多的社会事务,无限责任,任务重,压力大,运作成本高,管的多,而不少职责范围之内的事反而没有管好;另一方面,政府一方独大,钳制了 “社会”的发育壮大。政府管理与社会管理的关系是,政府应着力放权,做好本职工作,给予社会组织更多的责任和发展空间,让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社会事务管理。 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认清现状的基本要求,是理清社会问题进而着力解决社会问题的前提,也是把握时代走向的必要环节。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严重滞后于经济变革,社会体制改革严重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方法就是进行社会领域的体制改革,进行社会建设,从而使得社会与经济相协调、相匹配。 三、现代化建设必须经历一个着重于社会建设的新阶段 从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的实践来看,在工业化初期,一般注重于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积累资本,进入到了工业化中期,面临社会问题往往增多,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情况。陆学艺认为,从粗放型发展模式进入讲究质量提升型的发展,从注重经济发展速度到进入社会全面进步,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标志着时代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性阶段。这个阶段的基本任务是社会全面进步、重大发展要素的协调发展。当代中国已经进入到了这样的历史阶段,这符合现代化国家演进的一般规律,美国就有所谓的“进步运动”[1](PP.7-8)。时代要求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现代化要求将社会建设提到应有的高度,新的历史阶段要求充实社会建设的内涵,要求社会领域的现代化。 一个国家的发展,很难按照一种理想的模式来展开。人们希望平平稳稳地发展,发展过程非常理想,完全符合理性,发展过程非常协调,什么问题都不会出现,但这是一种假设,一种理想。实践证明,现代化的展开过程常常出现各种不平衡,有时甚至是严重的不平衡。发展往往是在克服重重困难,解决一系列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的。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发展过程中充满矛盾则是普遍的规律,现代化就是在曲曲折折的演进过程中实现的。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及其解决路径分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 [摘 要]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理论中,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从描述资本主义生态环境污染的表现、类型、状况和危害,到剖析资本家的本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再到批判资本主义工业之后的未来社会的建构,分别由浅入深地对资本主义工业开展了现象批判、本质批判直至生态批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理论,对于我国预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危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工业化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资本主义工业;生态批判 当我们曾经为之顶礼膜拜的工业文明的负面效应不断显现之时,人们开始冷静头脑、深入反思,法兰克福学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派别都从不同角度开始了对工业文明的重新审视。然而,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工业弊端初露端倪时,就已经开始了他极具预见性的系统思索,为人类文明的生态转向提供了最初的理论支撑,本文将就这一问题进一步研究,阐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生态批判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生态批判的历史背景 马克思思想博大精深,一百多年后的今天,马克思主义仍在哲学、政治经济乃至生态等诸多领域发挥着重要指导作用,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马克思思想中的生态论断越来越显示出重要的价值。然而,马克思生态思想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是和他生活的历史年代息息相关的,是发轫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同时,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比其他理论更彻底、更深刻。笔者认为,马克思当时所处的年代与社会发生的三个本质性变化,即工业革命、社会结构、世界市场,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重要转向,同时也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产生具有根本性的影响。 (一)工业革命的兴起 从15世纪开始,西方在人类由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的重大转型中走在了世界的前面,其主要标志就是蒸汽机时代的来临。1769年,瓦特制造出了第一台蒸汽机,从这以后,人类的工业化进程可以说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而正是这一路高歌的工业文明,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另一层面的重大变革,这一变革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与自然对立观念的实质是人与自然的冲突对抗,直接表现是人类征服自然、压榨自然、盘剥自然行为的加剧。英伦三岛上首先爆发、继而遍布全欧洲的工业革命,既宣告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同时又开启了另一个新的时代。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等豪言壮语都催生着人类应该成为世界的主人的意识。在科技高奏凯歌时,人类从自然界攫取了大量资源,尝到了无数甜果,在控制自然的喧嚣中人类坚定了自己是大自然君主的信念,人与自然分离的天人对立观念也随之加深,导致了人类更大规模地征服自然、掠夺自然,生态问题日益严重。十九世纪初,资本主义工业化萌芽已经在悄悄生长,这一阶段,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不断扩大蒸汽动力的规模与效益,消耗了大量的煤炭,在滚滚黑烟中,西方主要国家先后开始了近代大工业生产体系的运行,这种生产方式产生了大量的工业废气、废渣、废液,当生产与生活垃圾堆积到一定程度之时,大自然终于毫不留情地给人类实施了报复,造成了惨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居于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的思想观念和生存环境的变化中,马克思很早就开始关注资本主义工业化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在最早体现马克思生态思想的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敏锐地看到了问题实质,鲜明地直接把文章焦点对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他说:“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①既然人具有能动性,那么人与自然之间必然会发生交流与影响,也就是说人与自然有着互动性,是一种交互关系。因此,由人与人组成的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②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进行了研究,奠定了他后来生态批判最初的理论基础。 (二)社会结构的变化 如果说工业革命更多地是让马克思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由于环境污染所带来的人与自然关系思考的话,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形成的社会新型结构,则使马克思从人与人的关系的层面,深入反思了资本主义工业带来的生态危机。马克思给出了精辟的论断:“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①马克思独具慧眼地看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的社会结构变化,并给出了当时社会结构的最大特点,即对立阶级简化,矛盾加剧。我们看各个历史时代,每一个时代都会有那个时代特有的社会结构。古罗马的社会结构包括贵族、骑士、平民、奴隶;中世纪的社会结构包括封建主、教士、属臣、师傅、雇工、农奴等等。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社会结构仍然复杂,但却被马克思统统归入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阶级,这意味着阶级之间的冲突趋于单一,涉及广泛。单一指的是只剩下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广泛指的是除了压迫与被压迫的范畴之外,已经没有其他形式的社会存在了。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之下,马克思看到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在资本主义异化劳动条件下,一切都变得异化起来,“一方面所发生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在另一方面产生着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最彻底的、粗糙的、抽象的简单化,或者毋宁说这种精致化只是再生产相反意义上的自身。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在工人那里也不再成其为需要了。”②工人们的劳动完全背离自己,付出劳动却得不到收获,他们生活的环境“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成为人的需要了。肮脏,人的这种腐化堕落,文明的阴沟,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他的任何一种感觉不仅不再以人的方式存在,而且不再以非人的方式因而甚至不再以动物的方式存在。”③就这样,马克思从人与人关系异化的层面,把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环境恶化的事实全部浓缩于无产阶级的生活工作环境中并揭示出来。 (三)世界市场的形成 1840年以后在欧洲迅速延伸的铁路,让过去的主要交通工具马车望尘莫及,火车的出现也使得交通显著扩大了规模,加快了速度。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提出了“世界市场”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他所看到的就是世界市场形成过程中的欧洲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④他在《资本论》中进一步论述:“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⑤马克思的以上论述可谓一针见血。马克思所处年代之后的社会形态仍然符合马克思关于世界市场的论述,只不过规模更大、范围更广。先是帝国主义列强围绕着殖民地划分市场的争夺,挑起了两次世界大战。今天,世界市场的主要特征已经不仅仅是对外贸易,而是工厂的国外转移、资本的国际流动、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等,超越了国家框架的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展开。这种世界市场对于生态领域来讲,就是污染由富国向穷国的转移。马克思当年所说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与压迫,已经通过世界市场的形成,演变深化为资本主义富国对第三世界穷国的生态剥削与压迫,资本主义对污染从来都不是寻求“问题的解决”,而只是会绞尽脑汁实现“问题的转移”,①可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具有了更加深远的意义。 二、马克思从生态维度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批判 众所周知,在诸多社会理论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最能有效解析资本主义社会深层矛盾和主要弊病的思想武器,该理论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都有极其深刻的批判。今天,马克思的生态批判理论也随着世界生态危机的加重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可以说,马克思的生态批判理论是他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个逻辑延伸,是从揭示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到揭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的理论延展。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批判,这一理论的不同侧面虽有所侧重,但都直面病态的资本主义社会,最后殊途同归,就是要以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实现全人类的解放。 (一)现象批判: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的反思 资本主义工业的生产方式就是追逐利益的最大化,这种方式直接导致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使得工人的生活与工作状况惨乱不堪,使得整个社会也深陷生态危机。 1.直击工人生活状况。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使人类对自然资源过度地开发利用,并且资本家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生产成本,无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渣、废液对工人生活环境的污染。在空气污染中,煤烟当属罪魁祸首。恩格斯提到:“曼彻斯特周围的城市是一些纯粹的工业城市……到处都弥漫着煤烟。”②在曼彻斯特的工人聚居区“总是把一切工厂的煤烟都吹到这方面来。光让工人去吸这些煤烟!”“这里的空气由于成打的工业烟囱冒着黑烟,本来就够污浊沉闷的了……在这种难以想象的肮脏恶臭的环境中,在这种似乎是被故意毒化的空气中,在这种条件下生活的人们,的确不能不降到人类的最低阶段。”“在大城市的中心,在四周全是建筑物、新鲜空气全被隔绝了的街道上和大杂院里……一切腐烂的肉皮菜帮之类的东西都散发着对健康绝对有害的臭气,而这些臭气又不能自由地散出去,势必要把空气搞坏。”③大工业城市把污染直接引向了人类生命的源头――水。“蒸汽机的第一需要和大工业中差不多一切生产部门的主要需要,都是比较纯洁的水。但是工厂城市把一切水都变成臭气冲天的污水。”④“在伦敦,450万人的粪便,就没有什么好处理的方法,只好花很多钱来污染泰晤士河。”⑤此外,就像今天一样,富人区的垃圾堆也总是高高地垒起在贫民窟里,当时马克思早已看到,“位于城市中最糟的区域里的工人住宅,和这个阶级的一般生活条件结合起来,就成了百病丛生的根源。”① 2.直击工人工作环境。工人在资本家压榨下,一天中绝大多数时间是在不停地劳动,因而身处的工作环境的污染给工人的危害更直接、更严重。关于磨工:“由于在磨刀叉时有大量灰尘状的、极细微的、有尖锐棱角的金属屑飞出来,弥漫在空气中,从而不可避免地要吸到肺里去。干磨工平均很难活到三十五岁,湿磨工也很少能活到四十岁”,②“谁要是当了磨工,谁就逐渐成为完全绝望的人,仿佛已经把灵魂卖给魔鬼了。”③关于陶器工:“最有害的工作是把成品浸到一种含有大量的铅而且常常含有许多砷的液体里,并且要把刚刚在这种液体里浸过的制品用手拿出来……有害的东西就非常容易浸入身体。结果引起剧烈的腹痛和严重的肠胃病、经常的便秘、疝气痛、肺结核、羊癜疯和四肢麻痹等。”④关于玻璃工:“工房里的温度高,这一切就引起了孩子们的全身衰弱和疾病、发育不良、特别是眼病、胃病、支气管炎和风湿病。”⑤关于采矿工:“由于空气里充满了尘土、碳酸气和矿坑瓦斯,产生了许多痛苦而危险的肺部疾病,特别是哮喘病……黑痰病,它是由细微的煤屑侵入肺的各个部分所引起的,这种病的征候是全身衰弱、头痛、呼吸困难、吐黑色的浓痰。”⑥关于纺织工:“即使是真正的工厂也缺乏保障工人安全、舒适和健康的一切措施。很大一部分关于产业大军伤亡人数的战报(见工厂年度报告)就是从这里来的。同样,厂房拥挤,通风很差,等等。”⑦ 3.直击社会“工业黑化”。由于英国的大城市最早进入工业生产体系,因而这些城市也是环境污染最早、最严重的地区,环境污染的同时也引发了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工业黑化”这一概念也因此在这里首先被提出。早在19世纪初,英国曼彻斯特第一次发现了一种黑色飞蛾,而在以前,这种飞蛾只有浅色型个体。但从那时起,直到今天,黑色型频率稳定上升,以致于出现在所有工业地区,而且这些地区黑色型都很常见,频率高达95%以上。伴随着“工业黑化”现象的则是各种“环境公害”事件。“据相关资料统计,1846年,英国伦敦的耗煤量就比同年德国的煤产量(320万吨)还要多。”⑧仅此一项,我们就可以知晓当年伦敦的工业污染严重到何等程度,这也决定了伦敦必然在以后的1873年、1880年和1892年屡次发生令世人震惊的煤烟污染的“环境公害”事件。恩格斯多次到“工业黑化”首发城市曼彻斯特及周边考察,他提到:“曼彻斯特周围的城市是一些纯粹的工业城市……到处都弥漫着煤烟。”① 在曼彻斯特的工人聚居区“总是把一切工厂的煤烟都吹到这方面来。光让工人去吸这些煤烟!”②在曼彻斯特附近的波尔顿,艾尔克河“像一切流经工业城市的河流一样,流入城市的时候是清澈见底的,而在城市的另一端流出的时候却又黑又臭,被各色各样的脏东西弄得污浊不堪了。”③ (二)本质批判:对资本主义环境恶化根源的揭示 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人们生活状况、工人生产环境和社会生态恶化等种种事实后,又对导致这种社会现象的本质进行了剖析。 1.诘问人类思想认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由于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科学技术的空前发展和人们对于自然界认识能力的不足,导致人们没有真正看清人类在大自然中所处的位置,更准确地说是没有充分认清人与自然的关系。西方国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自然科学的兴起,唤起了人们对于改善生活条件的欲望。这一时期,“技术至上”的口号响彻整个世界,随着人们对自然探索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相信人是万物之灵,凭借科学技术可以统治世界。这种对自然界没有丝毫敬畏的心理,终于支撑着人们把地球宰制得千疮百孔,把大自然盘剥得支离破碎。实际上,每一次人类以地球的主人自居对大自然肆意掠夺后,总是伴随着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地告诫人类:“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能带来灾难。”④人们在实践过程中,“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⑤ 2.挖掘资产阶级本质。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解放全世界无产者伟大的理论武器,就在于马克思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看到了资产阶级的丑陋本性。资本主义工业能以其自身的运行方式,在创造大量财富的同时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归根结底就源自于资产阶级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由于资产阶级唯利是图和极端贪娈的本性决定,导致资本家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只会把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且除此无他,工人阶级是死是活根本不在考虑之内,只要工厂创造了丰厚的经济效益,哪怕背后的代价是无数工人的尸体。他们只在乎眼前的高额利润,而这是他们进行工业生产的惟一动力。而且,为了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投入成本,以最大程度地追求收益,资本家极尽所能地压榨剥削工人,从生产生活环境、到饮食、工资,无所不用其极,把工人们能干活的各种需要压到最低标准才是他们绞尽脑汁所想。正如马克思所说,“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一个的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出售时要获得利润,成了惟一动力。”⑥“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① 3.探析社会生产方式。笔者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有两种基本属性:一是资本属性,二是工业属性。资本属性体现在资本家对获取资本的极度贪娈上,只要能扩大生产、聚集财富,劳动者和自然资源都可以无限牺牲。工业属性体现在工业化生产的极大“反自然性”。②一方面,从资本属性上来分析,实际上资本属性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为了资本的无穷积累,资本家丧失良知,剥削工人,无产阶级为了生存,只好牺牲劳动,受尽压迫。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照它的矛盾的、对立的性质,还把浪费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压低工人的生存条件本身,看作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从而看作提高利润率的手段。”③因而,从实现人与人的和谐的角度来讲,必须追求公平正义,自由民主,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另一方面,从工业属性上来分析,实际上工业属性体现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工业生产无论能给人类带来多大益处、享受到多少文明成果,究其根本,这种生产是建立在消耗自然资源的基础上的,我们现在所说的GDP之所以能够增长,无一不是以消耗地球上有限的自然资源为代价。而既然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工业生产又是马不停蹄的,这样两者之间就形成一个永不调和的矛盾。因而,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本质是反自然的,后果只能是把地球有限的自然资源消耗殆尽,自寻灭亡。我们看,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种属性上来剖析,资本属性上体现出了人与人的背离,工业属性上体现出了人与自然的背离,因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是反人类的,又是反自然的,它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马克思从揭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病入手,找到了生态危机的病根,要根治这种社会病症,就必须改变资本主义制度。 (三)生态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超越 实际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就是建立在现象和本质两方面批判的基础之上的,所谓“不破不立”,以上两个层面的深刻批判相当于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破”,而在这一部分,要重点探讨生态批判“立”的一面。 1.理论内核: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任何一种社会批判理论都有一个不变的内核贯穿始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生态批判理论的内核就是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谈到批判的生态维度,也就进入了生态学领域,这一领域有两个概念是贯穿始终、不可避开的,就是人与自然。马克思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论断就构成了他对资本主义工业生态批判的理论内核。马克思的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理论实际上是强调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二者是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人是主体,有其主观能动性,但这个主体是属于大自然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主体本身就是大自然不断进化的结果之一,没有自然这个客体,就不会产生人这个主体,而一旦人这个主体产生后,必然会依照人有其能动性这一本质对自然进行改造。“人需要以自然为其劳动的对象,并从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料,这种人的对外活动,对马克思来说就是一种生产劳动。”④人与自然的关系,正是借由劳动来联系的。而主体人通过劳动与自然发生联系之后,自然就人化了。人与自然任何形式的沟通互动,都是自然与其本身的联系。马克思把人与自然看成一个统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开发自然是人的需要,过度开发就会遭到自然的报复。这种一而二、二而一的辩证关系构成了马克思生态批判的核心内容。 2.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生态论证。马克思以一个斗士的身份,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的批判,得出资本主义必然走向毁灭的结论,这是我们都十分熟悉的。然而,这背后还隐藏着另一维度的资本主义灭亡论证,即生态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也就是说生产资料都被资产阶级控制和拥有着,这是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资本,而无产阶级只能为资产阶级提供劳动,并承受着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环境恶化与垃圾污染。对此,马克思论述道:“自由劳动者有双重意义:他们既不像奴隶、农奴等等那样,直接属于生产资料之列,也不像自耕农等等那样,有生产资料属于他们,相反地,他们脱离生产资料而自由了,同生产资料分离了,失去了生产资料。……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因此,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①我们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剥削得以实现靠的就是让工人和生产资料相分离。马克思论证的工人阶级要进行斗争,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制,用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而这种论证之下隐藏的另一层面的生态论证可以理解为,工人阶级进行斗争,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回生产资料,获得发展权利。这种生态论证在今天更具有现实意义,它时刻警示我们,不但要实现政治经济的解放,更要实现自然解放和生态解放。 3.生态批判之后的社会建构。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工业进行生态批判后,给出了他有力的构想,这些构想成为生态文明的理论先声。首先,通过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减少工业废物。马克思认为,只要工业生产得以继续存在和发展,工业废物就不可能绝迹,而生产废物特别是工业废物又是环境污染的一个主要原因。这样我们可知,减少污染的方法既可通过减少工业废物,也可通过再利用工业废物来实现。关于减少工业废物,马克思说:“废料的减少,部分地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的质量。……在生产过程中究竟有多大一部分原料变为废料,这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和工具的质量。最后,还要取决于原料本身的质量。而原料的质量又部分地取决于生产原料的采掘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即本来意义上的文明的进步),部分地取决于原料在进入制造厂以前所经历的过程的发达程度。”②关于利用工业废物,马克思认为,随着科学特别是化学科学和化工技术的发展,人们可以发现工业废物的有用性质或属性,并在生产的各个部门加以利用,把本来毫无价值的废料制成有多种用途的产品。马克思提到的对“排泄物”的深度开发和综合利用,以及基于此而产生的各个工业生产部门的合理配置和协调发展的问题,在今天看来尤为重要。其次,各类工厂应尽可能合理地分布,实现城市和农村的高度融合,通过合理布局来减少工业污染的密度,这样就可以减轻环境承受污染的重负,在一定程度上仍可依靠生态系统自身的自我净化能力和生态修复能力,达到缓解生态环境受到的压力。最后,消除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当时大工业中的蒸汽技术是社会生产的核心技术,这种技术只是一个客观存在,真正使其导致大规模污染环境的是资本主义对它的使用方式。因此,“要消灭这个不断重新产生的现代工业的矛盾,只有消灭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有可能。只有按照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力的那种社会,才能允许工业按照最适合于它自己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的原则分布于全国。”①以上皆为马克思针对生态问题所预设的解决措施。我们看到措施当中包括了认识上的转变和科技水平的提高应用,这些实际上都属于技术层面的解决措施,而真正解决问题必须刨根问底,找到根源。在马克思看来,必须铲除资本主义制度,赋予工业生产以社会主义性质,实现健康的、无愧于人本性的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着眼于长远利益,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前提下追求社会生产的发展。 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生态批判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透过工业生产带来的环境恶化对资本主义工业进行的生态批判,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尽量避免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危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进而逐步实现向生态文明的转型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丰富发展 沿着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脉络寻觅,我们可知马克思在敏锐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人与自然不可化解的矛盾后,仍然将批判理论的重点放在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问题上,这是因为在马克思那个年代,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比当今有限得多,工业化生产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也没有今天严重。时间推移到今天,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批判方法,抓住了马克思在工业化初期对人与自然对立关系的关注,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更具有时代意义的生态批判,这些内容构成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生态批判的理论延续。反观之,相对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判,由于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中具有深厚的政治经济成份的现实基础,因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拥有更强大的生命力与现实借鉴意义。可以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扩充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新的维度与视角。 (二)人类社会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理论先声 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落后的文明形态总是不断地被先进的文明形态所取代。当人类迎来勃勃生机的工业文明之时,人们陶醉于工业文明的巨大成果之中,只看到了工厂林立,却很少有人注意到浓浓黑烟。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工业刚刚兴起,甚至还没有称其为一种文明之际,就已经看到了光辉之后的黑暗,并用他深邃的理论分析为我们新一轮的文明转型――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指明了方向。马克思关于工业文明早期的生态呐喊,为今天人类向生态文明转型提供了最初的理论支撑。现在,我们看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对马克思思想的生态关注,生态批判理论如雨后春笋一般在世界各地出现,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给地球带来巨大的生态灾难之后,开始大力呼吁重视、解决生态问题。与此同时,还置全人类的长远利益于不顾,置发展中国家、落后国家人民利益于不顾,向这些国家大量倾销具有污染性的废料,将高耗能与高污染的废弃工业出口给这些国家,转移生态问题,加剧了全球的环境恶化。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问题已经蔓延到全球,危及全世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批判中呼吁的人类文明转型已经迫在眉睫。 (三)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理论指导 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起步较晚,今天,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我们正在走着当年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路,而且距离他们还有很远。可是,我们绝没有必要步其后尘,连生态危机、环境恶化也要重蹈覆辙。在这方面,马克思的生态批判理论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完全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越”,在避免生态危机的同时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工业化道路。首先,要深刻理解马克思的科学观,“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①、“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体系的体现者”②等等,我们应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大力研发新能源技术。其次,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断裂的事实造成了城乡的对立,工业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发展起来了,农村土壤的肥力变成了工厂的产品,农民变成了工厂的劳动力,而城市中的含有有机肥料的垃圾,农村又利用不上,工业废料又加重城乡污染。从我们国家来看,应多筹划以城市发展带动农村发展,以农村发展促进城市发展,合理调整城乡建设布局,理顺城乡关系,使之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再次,马克思阐述的异化劳动,在工业文明时期导致了工业异化,这种工业异化对劳动异化进行放大,形成了现代人类社会的一种新的侵略方式――生态侵略。我们一方面要仔细研究这种现象,进行反生态殖民主义的抗争;另一方面,要注意这种趋势在本国的变相存在,比如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富人把垃圾屯积在穷人区,富裕地区把城市污染转移给穷困地区等等。 总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理论是一座亟待开发的“富矿”,其内蕴的理论特质和现实意义对当下中国的发展极具启示意义。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及其解决路径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生态环境危机的内在文化价值观根源 摘 要:如果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多集中于它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批判理论上,就往往会忽视它对资本主义文化价值观的整体性批判。以生态马克思主义为视角,从自由主义文化传统、利己主义价值观以及消费主义价值观三个方面阐释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内在文化价值观根源,可得出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生态环境危机的逻辑推论。 关键词:生态环境危机;文化价值观;反生态性 生态危机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各国都极力解决的现实性难题,寻求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的途径已经是时下理论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把理论关注的焦点聚集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由此应运而生。它把理论矛头直指当今人类发展面临的严峻的生态危机,并以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全方位批判而名声鹊起。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反生态性进行批判时,也意识到了支撑这种制度的文化因素。 我们考察生态马克思主义从社会文化价值观维度批判资本主义反生态性,可以弥补以往人们总是注重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维度批判消费主义的不足,而显现其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性。 一、自由主义文化传统中的自然观 自由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一贯坚持的文化传统,它既是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也是西方利己主义价值观的典型。马克思批判自由主义时说道:自由主义的“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不过是没有超出利己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即没有超出作为退居于自身,退居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与共同体分割开来的个体的人”[1]。自由主义把人的全部生活限定于脱离国家整体主义结构的原子式个体,从政治上的个人权利到文化价值观上的自私自利成为自由主义追捧的个人全部生活的意义。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开始,人们的精神贫困化就开始了。人们全部的精神生活和价值追求被单一化为建立在金钱之上的物质满足,资本主义的文化精神在启蒙理性运动以来就成为追求个人自由的理想的代名词。“自由”被描述成一种人的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是独立个人在社会经济、政治和精神文化生活领域的基本权利。这样,从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之初,启蒙运动宣扬的自由、平等精神就被视为这种新社会的基本内容并一直贯穿其发展的一切阶段直到今天,并形成自由主义文化传统的历史发展轨迹。 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被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所倡导,人与自然便被逻辑地放在了对立的境地。西方自近代以来,尤其是自资产阶级革命以来,“人”是指独立、自由和平等的个人,与社会整体或国家相分离、相对立的个人。虽然这种意识形态中的最强音承认“人是目的”(康德)、“个人拥有权利”(诺齐克),为人们争取政治平等、反对政治压迫和奴役确立理论依据,具有反封建、反神学的价值,推动了人在自身社会环境(人与人的关系或生产关系)中相当程度的历史性解放,起到了历史性的较大进步作用。然而,如前所述,“人是目的”在资本主义逻辑演绎中仍然异化成手段,“平等”徒有躯壳,而“自由”则更只是资本家剥削劳工的自由。同时,正是在“人是目的”这一凝聚着西方思想史两千年发展成果的命题背后,隐含着其它一切(显然也包括自然)皆为手段的意蕴(或至少是片面理解或误读)。在个人“有追求自身幸福的权利”的旗帜下,在资本追求利润的推动下,人开始了对自然前所未有的征服。人在自身社会环境中获得解放的巨大力量转化成了征服自然过程中的巨大动力,并且走过了头,衍生出一种巨大的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力。这样,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的矛盾还未解决,人与自然生态的矛盾却又随之凸显。所以,从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那一刻起,当追求自由的理性演变成追求自由主义的过程,就注定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二元对立,也就意味着这种思维方式为人对自然进行控制和掠夺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论依据。 由此,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进而指出,自由主义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不仅造成认识论上人与自然的二元分离,而且在个人追求自由、平等的同时,掠夺性地对待自然,这实际上是一种人与自然不平衡关系的开始。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恰恰是这样一种资本主义特有的自由观决定了其社会意识是一种个人主义。在他们看来,启蒙理性赋予个体主体性地位的确立,同时,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向了一种主客二分的二元对立思维境地,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导致“世界的祛魅”。人们对自然的敬畏感、审美感退隐,自然成为完全世俗的、单纯的有用物。这样,自然失去了所有使人类精神可以感受到亲情的任何特性和要遵循的任何规范,被抽象为空洞的实在。当然,现代科学的祛魅法则在一定范围与程度上是适用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法则具有无限的普适性,而现代性中对它的过分夸大则导致了“形而上学的还原论”。还原论的认识方法将一切认识对象还原为事物最小的单位――基本粒子,而在这种基本粒子中排斥了精神的位置。这样一种机械主义的自然观和认识方法认为自然界是毫无感觉的外在存在,这也就是二元论哲学所强调的主客体二分法。“这种哲学为现代性肆意统治和掠夺自然的欲望提供了意识形态的理由,而控制、支配、统治、征服自然的欲望正是现代精神的中心特征之一。”[2]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莱斯分析了资本主义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存在着三种内在矛盾性:一是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建立在“自然”和“社会”相互分离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之上,这种观点把社会作为唯一有意义的能够发展的领域,而自然只不过是社会必不可少的支撑结构。但是,随着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人的活动已经成为自然进化过程中的构成部分。二是控制自然的“实质基础是连接科学研究、技术发明和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机构,它们威胁着现代社会一切其他的机构”[3]5,但人类目前在解决这两方面问题时却无能为力。三是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这是莱斯的又一个重要观点。莱斯认为,控制自然的观念不仅造成了对自然的奴役,而且带来了对人的奴役。他认为:“自然本身不是控制的对象,控制的各种不同含义适合于对自然的各种不同观点。如果这个命题是正确的,那么反过来也是正确的,即控制自然不是科学本身的事业而是一项广泛的社会任务。”“在由‘征服’自然的观念培养起来的虚幻的希望中隐藏着现时代最致命的历史动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的不可分割的联系。”[3]6它意味着通过科学技术对自然进行控制的同时也加强了对人类自身的控制,反过来而言,科学技术对自然的控制是为了加强对人的控制。在莱斯看来,控制自然的观念最为重要的问题是,人的那些最关键的需要已经被社会持续不断的控制所扭曲,并在这个消费主义时代愈发尖锐。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将整个自然作为满足人类无法满足的欲望的材料加以占有和利用,然后通过各种形式强制人们进行消费,从而使人类失去自由,并完全否定人类从外部自然的强制力量中获得解放的努力,最终导致人类和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的自我毁灭,而这恰恰是当代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动力。 莱斯进一步指出,至关重要的不在于“生产机构无限地扩张成了它的信条”,而在于“评价它的成果对于人的价值的一切合理标准遭到破坏”[3]49。因此,莱斯得出结论:自由主义把个体自由建立在日益加深的自然控制的后果之上,因而在这种虚假的意识控制下,资本主义为了公共消费而作出的任何控制自然的行为都得到了人们奋力的坚持。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奥康纳从文化与自然的关系入手,列举大量事实分析资本主义破坏了文化与自然之间原本统一的关系,以此证明在资本主义财富的扩张中对自由放任的生产方式的追捧导致的破坏性后果。他说:在资本主义之前,“文化与自然之间的统一性――文化价值、技术水平、劳动方式以及‘第一自然’之间或多或少都是能够很好地统一起来的――自从第一条铁路在这一地区建造起来,自从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化的甜菜蔗糖和石灰生产业在这一地区出现,自从高度资本主义化的甜菜蔗糖业被移入帕加罗山谷地区,自从‘旅游业的巨子们’把自然界舒适宜人的故事加以理性化,自从蒙特利湾地区著名的沙丁鱼加工业被提升到机械化的水平上,自从这一地区与整个国家和整个世界的经济命脉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句话,自从资本主义化的财富取代原来的社区性和自主性的财富的时候起,上述的这种统一性就开始瓦解了”[4]。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文化成了“人力资本”和“社区资本”,生态环境成了“自然资本”,人们的自由的表现就依赖于掌控资本的程度和扩张资本的速度上。 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形成、人类理性支配地位的获得意味着人同自然关系的分离和对立,大量打着“自由”旗号的“功利主义残忍行为”正在破坏和威胁着生物种群。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对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来说,整个星球面对的最大威胁的生物圈文化的扩张已显得十分脆弱,因为这种文化已经构成了对地球基本生化循环的威胁”[5]。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每一种衰落的文明无不打上“统一和标准化的趋势”以及“差异性和多样性丧失”的烙印,如果资本主义社会仍然以这种自由放任的方式对待自然,并受狭隘的、掠夺式的道德支配,那么,生态破坏危及人类生存时刻的到来只是个时间问题。所以,为了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就必须破除自由主义的文化传统。 二、利己主义的价值观 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曾经这样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在经济上采取放任主义的形式而在一切其他社会的和政治的事务中采取了个人主义的形式”[6]。他的这个观点实际上指出了自由主义的实质就是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进一步推演到社会生活方式的选择上,就表现为一种利己主义的价值观。 回顾美国的发展史,在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清教徒式勤俭节约的世俗禁欲主义――马克斯•韦伯称为“新教伦理”的精神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但是,“自从禁欲主义着手塑造尘世并树立起它的尘世的理想起,物质产品对人类的生存就开始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这力量不断增长,且不屈不挠”。“今天,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主义,依赖于机器的基础,已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7]。反之,资本主义文化精神被另一个极端的贪婪攫取的功利主义所替代。丹尼尔•贝尔就此指出,韦伯所讲的资本主义精神在其萌生的阶段就已经带有这种潜伏的“病灶”,“禁欲苦行的宗教冲动力造就了资产者精打细算、兢兢业业的经营风范,贪婪攫取的经济冲动力则养成了他们挺进边疆、征服自然的冒险精神和勃勃雄心”[8]。这种精神反映在文化领域,就是热衷于个性自由和自我表现的满足。由此,个性自由和自我表现的满足一跃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从工业社会过渡到后工业社会人们表现自由主义精神的主要方式。 如何追求个性自由和自我表现的满足?一方面,人们通过机器和技术提高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另一方面,人们从利己主义原则出发,寻求各种各样表现自我和实现自我的需要与满足。这样,整个社会的功利主义趋向、个人利己主义的本性在资本增值的无限发展中得到淋漓尽致的释放。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利己主义的价值原则一直以来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原则的真正缘由。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从韦伯和贝尔那里得到了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反生态的论据。他们认为,整个社会的利己主义将导致人对自然的掠夺和人对人的剥削的加速;同时,在资本的怂恿下,个人在社会生活中自然地就把利己主义的享乐生活方式变成了一种异化消费的消费主义,商品拜物教的虚假意识就此形成。对此,佩珀指出,“虚假意识是异化的核心”,在资本主义社会,“虚假意识在商品拜物教中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容易发展,其中人类劳动的产品转化为商品:看起来非人性化的东西,其重要性不是来自工匠技艺或社会有用性,而主要来自交换价值。商品被具体化了。它们的真正价值(它们所体现的劳动)作为‘交换价值’被疏远(异化)和物化”,“同样地,他们借以产生的生产关系被隐藏了起来。它们的存在与否看上去好像是一种供应满足需求的直接经济‘规律’运作的功能――而在现实中,大量需求事实上是资产阶级通过广告和营销被创造出来的,就像‘新需求、新需要’一样――通过对其他人的劳动的占有满足资本积累的主要目的”[9]。 生态马克思主义高兹在批判资本主义经济理性时也指出,经济理性本身就是一种功利主义。资本主义在经济理性的控制下,为了追求效率和利润的最大化,必然会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视为简单的金钱和利益关系,由此进一步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视为一种工具关系,对生产与利润的无限追求最终必然会导致生态危机。因此,在高兹看来,只有让创造性、快乐、美感和游戏战胜劳动中各种效率、谋利的价值选择,才能出现“一个可能的其他社会远景”。可见,高兹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视为是内在反生态的,这是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内在于其中的反生态的根源。 三、消费主义的价值观 哈贝马斯在关于资本主义合法性问题的分析中看到了在国家干预下的有组织的社会生活中资本主义危机正在由经济领域转移到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由此推导出当代资本主义消费观蕴含着反生态的价值取向。哈贝马斯指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文化制度所提供的最主要的动力是由公民的利己主义和职业家庭的利己主义综合而成的。”[10]66在他看来,从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来看,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系统从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那里获得投入,具体表现为可以购买的能够满足集体需要的商品和服务,法律行为和管理行为,公共和社会保障等。其他两个系统的产出危机同时也就是社会文化系统的产出失调,并转化为合法性的丧失。前面所说的各种危机倾向只有通过社会文化系统才能爆发出来。原因在于,一个社会的社会整合依赖于这一系统的产出: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以合法化形式给政治系统提供动机,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向教育和就业系统输送劳动动机”[10]66。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抛弃了传统的合法性根据,但又没有形成一种能为自己提供合法性辩护的意识形态,文化或意识形态严重透支。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危机正是根源于僵化的社会文化系统不能随时用来满足行政系统要求所产生的动因危机,即:“对于维持生存非常重要的传统遭到腐蚀,普遍主义的价值系统超载。”[10]68这就意味着,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思想文化系统已不能为晚期资本主义的统治提供思想文化方面的支持,经济与政治系统已丧失了合法性存在的必要条件。因此,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市民社会如同其所包含的公共领域一样,也遭到了破坏,国家权力渗透于市民社会的公共文化生活之中,同时,公共文化生活也不断地商业化,出现了“文化的贫困”,导致人的精神生活的异化,规范同一性共识难以达成,进而由于普遍利益受到压制而导致了国家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危机。 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看来,正是由于后工业社会资本主义政治合法性建立在不断满足人们的需要(主要是由资本家制造出来的虚假需要)的基础上,因此,“鼓励所有的人把消费活动置于他们日常关注的中心位置,同时在每一个已获得消费水平上加强不满足的体验”成为资本家赢得更多利润和政治家维持其政治合法性的必然选择。商品拜物教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更为突出。 生态马克思主义批判了现在工业社会把满足等同于无止境的物质消费的消费主义文化生活方式。马克思曾经指出:“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也就是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11]通过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资本家就赚取了更多的剩余价值,实现了资本不断增值的目的。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拜物教从一开始就成为资本家赢利的工具。后马克思主义者鲍德里亚对这种情形也进行过尖锐的批判。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社会的兴起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代的结束,它是一种与新型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特定的社会化模式;在消费社会,消费取代了生产的角色,生产是为了消费。这是对马克思时代生产决定论的“颠覆”。一些“关于开支、享乐、非计算(‘请现在购买,以后再付款’)的主题取代了那些关于储蓄、劳动、遗产的‘清教徒’的主题”[12]。 消费主义在消费社会中流行起来,这与其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不如说是一种人生价值观的选择,它选择了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生。今天,消费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泛滥使得早期商品拜物教的形式发生变化,形成新的物的二重维度,即在消费社会,物质消费不仅包括“功能性维度”的消费,而且包括“符号性维度”的消费。物不仅具有原来的物质性(也可以称之为“功能性”)作用,而且具有意义性(也可以称之为“符号性”)作用。在消费主义者那里,物的符号性意义维度已经完全超越了其原本的功能性作用,导致异化消费的流行。在日常生活中,物的符号化意义的凸显必然导致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致在当今整个由消费主义控制下的社会无论物质产品还是精神文化产品都必然采取符合符号化审美意义的形式才能得以展现自己的存在。这样,从物到符号的商品拜物教形式的变化标志着消费社会的来临。 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种符号化的结果使得消费越来越抽象化、虚拟化。20世纪尤其是80年代以来,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为了刺激消费而鼓励实施自由的经济政策给国际化股票以及债券市场的发展创造了轻松的银根松弛的环境,这种环境促成了消费社会“不消费就衰退”的道德逻辑和及时行乐的人生价值观。按照这样的逻辑,资本家和消费者好像站在了一起,一方为了赚钱,另一方为了享乐,他们都需要过度消费资源。正是这样,在发达工业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通过符号化消费的控制进而牢牢地控制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人们盲目满足符号化了的虚假需要的消费过程被视为缓解现实生活中所受压抑的人性的手段,把满足虚假需要的消费过程错当作个人自由的实现,最终把符号化了的物质主义的消费与精神满足、人生幸福等同起来,用消费在数量上的多少作为衡量自己幸福的尺度,其结果是造成这种需要超出自然界承受能力的限度。在阿格尔看来,由于地球的生态系统有其自身的生态限度,因而它根本就不可能支撑人们对需要无限增长的追求,这就会导致人们无限获得商品消费以满足需要的期望破灭。阿格尔说这就是“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它要求人们应该重新思考自己的消费观和幸福观,认识到“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而不是消费活动”[13];消费只是达到幸福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只有把人们从消费等于幸福和自由的价值观念中解放出来,把劳动看作幸福和自由的源泉,树立劳动、闲暇一元论,才能真正摆脱功利主义对待自然的做法。 从今天资本主义的发展来看,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支持资本主义经济复苏和维护政治稳定依然脱离不开其高消费的生活方式,这是资本主义国家标榜自己富裕和制度优越的必然选择。生态马克思主义恰恰紧紧抓住了对资本主义异化消费的批判,它批判的不仅仅是这种生活方式的反生态性,而且指出蕴含在消费主义背后的功利主义、利己主义文化观念的反生态本性,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价值观的深层危机。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关键所在!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及其解决路径分析:论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态文明与发展中国家环境恶化的关系 [内容提要]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实现物质文明的同时,逐步实现了生态文明。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态文明带有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原罪”,它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代价。它们掠夺发展中国家的物质资源。换取自身的生态平衡和经济发展;它们向发展中国家倾倒废弃物,换取自身的生活质量和优美的自然环境:它们推行生态殖民主义,使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恶化、资源匮乏,以此换取自身的物质丰裕和愉悦生活。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在现代文明发展中尚难克服的制度性矛盾。 [关键词]西方国家 生态文明 发展中国家 环境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实现物质文明的同时,逐步实现了生态文明,西方民众的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然而,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带有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原罪”。它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它们拥有了优美的自然环境,却使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它们拥有了健康和生活质量,却牺牲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它们在国内开始追求经济可持续发展,却在国外大肆掠夺物质资源。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态文明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为代价的。 一、西方资本主义掠夺发展中国家物质资源,换取自身的生态平衡 西方资本主义各国以剩余价值规律为其基本经济规律,以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为驱动力。在此情形下,这个社会必然要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不断开发新的产品,不断扩大消费市场,不断追求更高的利润。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社会也必然要消耗极大的物质资源,这给生态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极大的压力,与生态文明的诉求形成明显的矛盾。 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们“幸运”地找到了既可不断消耗大量物质资源、又可保护本国生态环境,既可追求生态文明、又不愁物质满足的办法。他们利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靠消耗发展中国家的物质资源助推本国经济发展,进而解决了本国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的矛盾;靠“巧取”发展中国家的物质资源,支持西方民众的物质满足,进而为他们追求生活质量和“时尚”的生态文明奠定了物质基础。这样做的结果是将生态环境的破坏、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生活质量的下降留给发展中国家,而换来的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对生态文明毫无后顾之忧的追求。正如美国学者威廉・格雷德所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靠疯狂掠夺资源的‘错误’使欧美国家富裕起来,‘文明’起来。” 首先,西方发达国家利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凭借自身拥有的先进科学技术,优先开发、大肆购进发展中国家的矿产资源,而保护本国的矿产资源。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所决定,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为维持其经济的繁荣就要不断进行经济扩张,所需矿物的消耗量也不断上升,这使它们加大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掠夺”。有数据显示,美国、欧盟、日本对发展中国家拥有的13种重要原材料的平均依赖程度分别为60%、90%和92%。1988年,发达国家进口的矿物燃料和有关材料54%来自发展中国家,其中美国和日本的比率分别为67%和85%。美国80年代主要工业原料进口对穷国的依赖程度超过70%的达10种:锶100%,锡97.3%,钶91.7%,石墨88,6%,铬83,9%,锑83.9%,铝土矿82%,石油85.3%,锰76.7%,钨70.7%。进入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别国的“生态掠夺”有增无减,其重要的稀有矿产几乎全靠进口(见表1),而本国矿产资源却被严格保护起来。通过消耗发展中国家的矿产资源来奠定本国的物质基础,维持本国的经济繁荣,这是西方国家“发达”起来的基本条件。 其次,西方发达国家利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大肆购进发展中国家的木材、谷物等初级产品,以此维护本国的植被和土地的肥沃。1989年,欧共体、日本和北美共进口了价值为1360亿美元的“初级产品”。其中,日本70%的谷物、小麦和大麦,95%的大豆,50%以上的木材都需要进口。其绝大多数都来自拉美正在迅速消失的热带雨林。荷兰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了三倍于它的土地面积的农产品。以发展中国家的土地肥力递减和植被不断被破坏为代价,实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物质满足。 如果说发达国家大量进口谷物对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破坏力还不是十分严重的话,那么,木材的进口则严重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据统计,发展中国家每年采伐1370万公顷森林,发展中国家每年消失极其珍贵的1290万公顷热带林。虽然毁林行为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但一半以上的木材和近乎3/4的纸张都被运往工业化国家。日本森林覆盖率为70%,被誉为世界上的“绿色王国”。但自1962年以来,日本就不曾砍过一棵树,所需木材全部从国外进口。20世纪90年代,日本木材消耗量占世界第六位,是热带木材最大的购买国。据日本农林水产省林野厅2003年统计,日本全年一次性筷子消耗量约为25亿双,人均200双左右,但日本国内一次性筷子的产量仅占3%左右,其余97%依靠进口,仅从中国进口的就占96%,而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只有18%。 再次,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手中的技术和金钱,大量购买发展中国家的稀有野生植物,以满足其优裕的物质享受。在自然界中,有许多颇有经济价值的、稀有珍贵的野生植物。这些植物一旦被开采,便会造成对自然植被的严重破坏。科技十分发达的西方国家深知其中利害。因此,它们不许人们开采本国的稀有植物,却利用其技术优势和金钱诱惑,大量开采发展中国家的稀有植物。中国云南生长一种植物――红豆衫,从中可提取贵重的抗癌物质――紫杉醇。美国研制成功紫杉醇针剂后,严禁任何人开采美国的红豆衫,却将目光锁定在中国。受利益驱使,日本、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的商人也想尽各种办法,低价、大量收购中国的红豆衫。中国红豆衫的过量开采,满足了美国对抗癌药物的需求,却给我国红豆衫资源造成毁灭性的破坏。美国还从马达加斯加热带雨林中发现一种名叫“长春花”的植物是治疗儿童白血病的特效药――长春碱和长春新碱的主要原料。于是,这种植物被大量开采,源源不断地成为美国的制药原料,而马达加斯加的热带雨林则为美国医药行业的繁荣作出了牺牲。据统计,西方发达国家的制药工业每年从发展中国家的植物资源中获利300亿美元,但发展中国家的植物资源则遭到过度采伐,自然植被遭到日益严重的破坏。 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掠夺”产生了两个截然相反的结果。 其一,西方发达国家依靠发展中国家源源不断的、极其廉价的自然资源,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使这些国家顺利进入“丰裕社会”。同时,依靠发展中国家源源不断的自然资源,也实现了对本国自然资源的保护。连年大量进口木材的日本,国内森林覆盖率高达70%;连年大量进口石 油的美国,国内石油储量极其丰富,只是不予开采;淡水资源十分丰富的德国,每年竟有50%的用水是进口的。西方发达国家靠对穷国的“生态掠夺”换来了本国的“生态文明”,靠牺牲穷国的资源换来了自身的生活质量。 其二,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低价掠夺,使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急剧减少,可持续发展能力严重降低,人们的生存环境严重恶化。据统计,非洲开采的钻石、黄金、铀等矿产比例分别为世界总产量的98%、46%和21%。二战后,南非、津巴布韦成了黄金生产国,扎伊尔成了金刚石生产国,赞比亚成了铜的生产国。这些矿产资源的出口占到国家出口总值的90%以上,主要提供给发达国家消费。经过半个世纪的过量开采,这些非洲国家资源日益匮乏,几近枯竭。更为不幸的是,半个世纪以来,这些国家主要在为发达国家开采自然资源,几乎没有发展现代工业体系。在资源日益匮乏、几近枯竭的今天,这些非洲国家如何发展,如何走向现代文明,实在令人堪忧。在生态环境惨遭破坏的地区,不要说可持续发展,甚至人们的生存都成了问题。 二、西方资本主义向发展中国家倾倒废弃物,换取自身的良好环境 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必然产生大量的废弃物。废弃物的增多与倾倒会污染空气,污染水源,污染耕地和牧场,污染整个人居环境,从而影响人们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当今世界,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最为强大,其所产生的各种工业垃圾或废弃物最多。据联合国环境署统计,工业发达国家生产的有害废弃物占全球产量的95%。与日俱增的工业垃圾给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环境、民众的生活质量和人的健康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致使西方社会陷入两难境地:要经济的发达和优裕的生活,就要有强大的现代工业和现代经济的发展,这就免不了要产生工业垃圾;要良好的人居环境和较高的生活质量,就要解决工业垃圾问题,而这极有可能影响经济的发展。面对两难,西方发达国家主要采取了两种解决办法:一是发展循环经济,减少废弃物的产生。然而在现有条件下,这对于解决强大的现代工业所产生的大量废弃物来说,作用十分有限。另一种办法就是将大量的工业垃圾或废弃物倾倒到发展中国家。在西方发达国家看来,这是解决两难问题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此种处理工业垃圾的方式既保证了本国的经济发展,又保证了环境、健康和生活质量。可悲的是,发展中国家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场”,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成了西方民众追求健康和生活质量的牺牲品。对此,前世界自然保护同盟主席、圭亚那前外长拉夫尔爵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富国给地球带来的污染远远超过其他所有国家,他们对清除工业化过程产生的污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西方发达国家主要运用两种方式将生态垃圾倾倒到发展中国家。 其一,将工业垃圾直接出口到发展中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财富和权力、用“蝇头小利”的利诱和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中的“权力”高压,使发展中国家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倾卸场。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处理一吨有害废物的平均费用约为2000美元,而将工业废弃物扔到穷国,每吨只需支付40-100美元不等的价格,于是,穷国成了发达国家“处理”有害废弃物的最佳场所。对穷国而言,因为有“可观”的收入,再加上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压迫”,它们只能十分无奈地“同意”充当发达国家的废弃物堆放场。据统计,自1986年至20世纪90年代末,发达国家已向发展中国家输送了1.63亿吨有害垃圾。美国每年要向境外倾倒200万吨左右的有毒废料,主要倾倒到发展中国家。除美国外,欧盟每年向亚非拉68个国家出口有毒垃圾。2006年,荷兰一家公司向科特迪瓦倾倒垃圾500吨,不经任何处理就堆放到18处废物场中,造成17人死亡,数十人病情严重。据埃及《金字塔报》估计,近几十年来,发达国家每年约有8000万吨毒垃圾被出口到第三世界国家。仅日本一国在2006年就向印度尼西亚出口毒垃圾3100万吨。 西方发达国家还将80%的电子垃圾出口到了亚洲。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统计,从1997年到2004年,有超过3.15亿台电脑报废,而在美国西部地区回收的“电子垃圾”中,有50%到80%被运到了亚洲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享受了现代科技成果,却由发展中国家承担环境污染的恶果。在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倾倒生态垃圾的过程中,中国也未能幸免。据统计,发达国家进入我国境内的废物1990年为99万吨,1993年为828,5万吨,1997年为1078万吨。从1997年到2005年,仅英国运往中国的垃圾数量就增长了8倍,2005年该国向中国运送的垃圾达到190万吨。 实际上,西方国家的统治者们坚持的是双重价值标准。在国内倡导生态文明的价值观,而对待发展中国家,则坚持生态殖民主义和反生态主义的价值观。由此可以认定,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内的“生态文明”图景中已明显打上了对发展中国家实施“反文明”行径的底色。对此,美国学者威廉・格雷德公正地指出:“当美国公司仍自由地把来自它自己国家的有毒废物倒进贫困国家的领土时,美国人却在责备贫困国家破坏自然,这种做法是十分伪善的。如果要改造这个世界,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必须先整理好自己混乱的内务。”。 其二,西方发达国家将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的项目从本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各国每年产生的有害废弃物的数量是惊人的。虽然有发展中国家做“垃圾场”,但这只能解决固体废弃物问题,废水和废气是无法向别国“出口”的。为了彻底解决有害废弃物(尤其是废水、废气)问题,西方发达国家还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实施战略性的国际转移,转移的目的地就是发展中国家。 近几十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借助经济全球化及国际资本全球流动的有利时机,利用发展中国家急于发展的心理和环境保护标准的不完善,打着对外援助的旗号,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将大量的高污染产业(如塑料、橡胶、造纸等),在本国被禁止、严重危害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的产业、产品、工艺和设备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这里建立生产企业或生产基地。西方发达国家的此种做法收到了一石二鸟的“理想”效果:既在发展中国家赚取了巨额利润,又把难以治理的工业废水、废气及废物留在了发展中国家。据统计,为了避免本国受到环境污染,日本已将60%以上的高污染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和拉美国家,美国也将39%以上的高污染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在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化工部门中的外国直接投资额所占的比重居各部门之首;在马来西亚,跨国公司占农药零售额的75%;在菲律宾的258家跨国公司中,60%涉及污染密集型产业。在日本“最肮脏”生产部门的国外投资中,2/3-3/4是在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在将“肮脏”生产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过程中,中国也是受害者。据《中国 经济时报》报道,1991年外商在中国设立生产企业11515家,其中污染密集产业达到3353家,占企业总数的29.12%。污染密集产业在引进外资中所占比例为34%。 21世纪以来,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产业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又出现“去工业化”趋势。他们为了更好地维护本国的人居环境,开始将工业生产部门逐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样,就可以将现代工业产生的污染和生态垃圾问题全部甩给发展中国家,而发达国家则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信息产业、技术研发产业。 西方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以及将“肮脏”的生产部门投到发展中国家,给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带来几乎是不可逆转的损害。许多国家空气质量严重恶化,水污染严重,土地肥力锐减。有的地区传染病横行,有的地区民众饮用水常年达不到卫生标准,有的地区因空气质量影响,癌病高发。在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地区,几乎不适合人居。美国的联合碳化公司将高污染的化肥厂设在印度的波霸罗。1984年12月3日,该公司设在印度波霸罗的化肥厂发生甲基异氰酸脂毒气泄露,造成2000多人直接死亡,10万人致残,当地环境被严重污染。欧洲国家将各种危险的农药、医药及有害制品放在发展中国家制造和销售,其中一家石棉公司在印度投资办厂,使7000工人中60%的人身体受到伤害。 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些“反生态主义”的做法表面上是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实质上是损害了全人类的生态环境,严重恶化了人类可持续生存的环境。 三、西方资本主义以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换取自身的愉悦生活 西方发达国家的现念是追求人的健康、生活质量、生态文明和人的自我实现。然而,与上述理念形成悖论的是:主导当今世界发展的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并不是健康、生活质量、生态文明,而是贫困、疾病和生存环境的严重恶化。形成这种悖论的原因很容易理解。 其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让国内民众过上优裕的生活,利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购进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时压低价格,出口本国的高附加值产品时抬高价格,通过这种不平等交换盘剥发展中国家,以发展中国家众多民众陷于贫困为代价,保证了西方民众的优裕生活。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将生态垃圾及有害废弃物倾卸到发展中国家,将高污染的生产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发展中国家的资源逐步枯竭,环境日益恶化,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降低。西方国家以发展中国家逐步降低可持续发展能力为代价,保证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对此,世界自然保护同盟作了正确的分析:“大多数人,主要但也不完全是生活在低收入国家,他们生活水平从凄惨到无法忍受,使用的地球资源远远少于按计算所应得到的那部分,并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患有贫困病。”与此相反,“少数人,大多数但也不完全在高收入国家,享受着很高的生活标准,消费与其应占有的能源、食品、水、矿产和其他资源分量不成比例的那部分,并且染上富裕病(主要与过量消费有关)。”虽然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贫穷原因复杂,但西方发达国家的“巧妙”盘剥肯定是其贫穷的重要原因。 其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让国内民众有一个良好的人居环境,把自身产生的生态垃圾和有害废弃物倾卸到发展中国家,以发展中国家的人居环境恶化为代价换来了西方民众良好的人居环境,以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破坏为代价,换取了西方社会的生态文明。在占人类1/4人口的西方民众享受愉悦生活的背后,是发展中国家承载着发达国家的垃圾和工业废弃物,承载着西方高污染企业的产业转移,支付着西方发达国家快速发展而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的成本,进而使发展中国家民众陷入贫困,人的健康和生活质量状况下降。 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披露,一半的非洲人生活极端贫困,1/3的人处于饥饿状态。1999年,撒哈拉以南非洲每日生活费为1美元的人口比例为49%。这些与十年前一样,几乎没有发展。联合国计划开发署负责人布朗的话引人深思。他说:“在欧洲国家,一头牛每天的生活标准是3美元,但与此同时,却有40%的非洲人日均生活费不足1美元。在富裕的发达国家,恩格尔系数大多为10%-19%,而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大多为50%-59%,有些贫困地区恩格尔系数甚至高达80%-90%。”更为严重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众多民众长期挨饿,几乎难以生存。2008年,东非至少有1400万人处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状态。厄立特里亚人口营养不足率高达72%,海地46%的人营养不足。全球有22个国家处于长期高水平的饥饿状态(30%以上的人口食物不足)。这些国家均是发展中国家。 追求人的健康、生活质量和丰富多彩的人生是美好的、与人类文明与进步同步的议题。照理说,坚持“文明”价值观的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应注重本国民众的健康和生活质量,也应该关注全人类的健康和生活质量,这才是现代文明的表现。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统治者和主流社会,难以摆脱资本主义制度的“窠臼”。他们在国内高调关注人的健康和生活质量,追求丰富多彩的人生,而对待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则“巧妙”盘剥。他们过度开发、消耗发展中国家的物质资源,将源源不断的垃圾倾倒到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就是拿发展中国家民众的健康和生活质量作“牺牲”。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在现代文明发展中所面临的结构性冲突,也是它尚难克服的制度性矛盾。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及其解决路径分析:资本主义与近代以来的全球生态环境 [摘要]生态环境问题虽然古已有之,但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则是在近代以后开始产生,并逐渐显现的。世界性的经济体系需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这对全球生态环境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但要害在于这一体系的资本主义性质,为资本积累而进行的生产把追求利润放在至高的地位,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不断扩大生产和提高生产力也就意味着消耗更多的资源,造成更严重的污染。资本无限积累的趋势必然具有不顾一切地去消耗地球资源的冲动。而且不惜污染环境。过去五个世纪的世界历史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都证明,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近代以来全球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资本主义 资本积累 全球生态环境 世界历史 除了自然界本身的运动所引起的气候变化(如历史上的小冰期)及其对全球生态环境产生影响以外,由于人类的活动而造成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是在近代以后逐渐产生的。这是一个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扩张而变得愈加明显和严重的问题。15、16世纪以后,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人类的许多活动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和意义,有一些活动尽管发生在局部地方,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却是全球性的;另一些活动发生在这一时代的初期,虽然在当时还没有对全球生态环境产生明显的影响,但长期的、累进的过程却给全球的生态环境带来严重的后果。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资本主义。从历史和现实来看,资本的扩张最终都要通过侵害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世界来实现,资本无限扩张的本性包含了不断破坏生态环境的倾向,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全球生态环境出现不断恶化的趋势。 一、生态环境问题:从地方性到全球性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有关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古已有之。人类长期分散地生活于一定的地域。为了生存和发展,人类利用或改造自然。同时,人口不断繁衍,又加大了资源和环境的压力。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会产生生态环境问题。历史学家庞廷说:“农业的采用,以及随之而来的两种后果――定居社会和逐渐增长的人口,对于环境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可见,环境问题几乎是一个与史俱来的问题。而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关注也是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不过,在近代以前漫长的历史阶段,所谓生态环境问题基本上是地方性而非全球性的问题。当时,全球联系还未建立;世界市场还没有形成;没有因为大生产而引起的严重的大气污染;没有大量排放的有毒、有害物质;也没有核爆炸、核污染的威胁;等等。那时的生态问题主要由人口繁衍对土地造成压力所引起。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人们开垦山地、林地、荒地、滩涂,造成自然环境的改变或破坏,并导致水土流失、洪水泛滥等。但这些问题的影响一直局限在局部,比如砍伐森林,近代以前世界上几乎每个地方都出现了随人口增长而砍伐森林和开垦土地的情况,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及其后果从未影响到全球。 中世纪欧洲人对森林的砍伐就是这样一个史例。在中世纪早期和盛期的欧洲大部分地区,主要的生态系统属于温带森林。农业的发展导致部分天然林被砍伐。但欧洲的生态系统在很长时间里并没有遭到太大的破坏,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0世纪。从10世纪开始,欧洲的人口开始迅速增长。到14世纪中叶的黑死病到来之前,从意大利开始一直到欧洲的中部和北部,人口增长了三倍。随着人口的增长,欧洲发生了大规模的垦荒运动,森林和沼泽地都被清理出来用作耕地,这导致欧洲的森林资源大为减少。“森林起初覆盖着西欧和中欧面积的95%左右,而到了中世纪大移居时期结束时,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20%左右”。结果,人们的生活环境也变得较为恶劣。在西欧,新的居民定居点已经出现在土壤比较贫瘠的地区;在东欧,开荒的移民一直把前沿推进到斯拉夫人生活的区域。欧洲的经历表明,人口的增长的确对资源和环境造成了压力,并且最终破坏了原有以温带森林为主的生态系统。但是,迄今为止,历史学家并没有发现可以表明这一经历对全球生态系统产生灾难性影响的证据。也就是说,这个持续了几个世纪的生态破坏过程所造成的消极后果,仅限于欧洲。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增长对环境的影响一如欧洲。森林面积的减少是人口增长的一个后果。以明、清的人口迁徙与环境变化的关系为例,可以说明前因后果。由于人口增长,明、清时期,我国出现较大规模的移民运动,“江西填湖广”和“湖广填四川”之说,表明了当时的人口流向。移民大量涌入,耕地便不断地从平地向低山、中山、高山地带拓展。结果,林地面积逐渐后退、减少,原本是豺狼虎豹出没之地,到后来演变为“山尽开垦,物无所藏”的境地,原始生态遭到破坏。学者高寿仙认为,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呈现日趋恶化态势中的“快速恶化期”,人力因素的影响要大于自然因素,致使“不少地区的环境急剧恶化,抗灾能力急剧下降”。从目前的有关研究来看,明代是一个灾异频发的朝代。而且各地都普遍出现旱涝灾害。但从灾害的发生范围来看,这些灾害多为区域性或流域性的。清代生态环境的破坏比明代更严重,学者张研称清代的自然“渐失丰饶”,旧的生态体系在17-19世纪结束。它的后果一如明代,其最为严重的后果在于对“中国社会兴衰、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 以上两个发生在欧洲和中国的生态环境遭到比较严重破坏的事例表明,生态环境问题的确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人类活动的扩大而变得更加严重。但是,近代以前,这主要是地方性、区域性的问题。由于人口增长所引起的对资源需求的增加,进而导致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从来没有演变成全球性的问题。 近代以后,情形就不同了。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随着资本主义向全世界的不断扩张而悄然来临,并越来越严重。不过,这并不是一个从以前的地方性、区域性的问题简单地扩大到全球的问题,而是一个在破坏的方式、内容、程度和后果,并且归根到底在性质上不同于以前的新问题。 仍以毁林来说。同样是欧洲人砍伐森林。后果却是全球性的。 一是欧洲人到世界各地去砍伐森林。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商人和殖民者开始踏上全球所有的土地,并着手掠夺世界各地的林木资源。在美洲、东南亚和印度,到处都出现大片的原始森林被西方殖民者砍伐的情况,比较突出的事例是砍伐巴西的原始森林。在欧洲殖民者到来后的头一个世纪,殖民者最感兴趣的是巴西的红木,这种可以用来制作红色染料的木头生长在热带丛林里,要想把它们砍倒并运出森林很不容易,殖民者便雇佣土著,砍伐树木、清出空地,以便伐木者进入密林深处和运出红木。在头一百年里,大西洋森林里有6000平方公里的森林因红木贸易而消失。东南亚的森林也遭遇到类似的破坏。19世纪,英国征服了缅甸。缅甸尚未被开发的森林对英国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在首先被征服的德林达依省,那里的柚木森林在不到20年的时间被砍伐殆尽。低地缅甸在1852年成为英国的附属地,使得伊洛瓦底三角洲的大片森林遭到被砍伐的命运,欧洲又是这些木材的市场。到20世纪末,那里共有约1000万英亩的森林被毁。 二是砍伐森林的主要目的是牟利。如果说,以前的毁林主要是为了开垦土地,解决人们的吃饭问题;那么,近代以后西方人在世界各地到处伐木,主要目的则是为了牟取利益。木材成为一种商品,伐木成为一种工作,殖民者将砍倒的树木运出林区,卖到远方的市场而赚取利润,如上述对巴西红木、缅甸柚木的采伐;或者是为了在通过毁林而开垦的土地上种植别的植物,生产更有利可图的商品。例如,当橡胶成为19世纪欧美工业化国家的重要商品时,英国人和荷兰人就开始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清除茂密的森林,建立橡胶种植园。 三是用现代化的手段大规模地砍伐。由于市场对木材需求的扩大而大规模采伐森林,引起全球森林资源急剧减少。自18、19世纪起,随着欧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广泛发展,对木材的需求量大增,成片的原始森林成为西方人大肆砍伐的对象。如巴西的大西洋森林虽然很早就开始遭殖民者的侵蚀。但早期的殖民掠夺并未对它造成根本性的破坏。到1822年巴西独立时,大西洋森林还只消失了一部分。但是,大西洋森林的消失速度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加快,铁路建设一方面使用大量的枕木,同时也使火车这种现代的运输工具可以自由地进出大森林。从此,木材被源源不断地运送到世界各地,直到森林面积越来越小。如今,大西洋森林最多只剩下8%。南美热带雨林的生态意义是众所周知的,它的面积急剧缩小,物种大量消失,生物多样性遭破坏,很多美景成为人类的记忆。 从西方人在世界范围砍伐森林,到砍伐的目的、规模、速度、方式,以及所造成的后果等方面来看,近代以来因为商品生产的需要而对森林生态的破坏与以前主要为解决吃饭问题而毁林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我们承认森林构成全球生态系统的重要部分,对于调节全球的气候、净化空气、涵养地表水分、防止水土流失等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认为地球上到处消失的大片森林,尤其是像巴西的热带雨林那样的原始森林的大面积减缩,已经对全球的生态环境产生了严重的后果,那么,我们应当注意到,这个后果是由西方殖民者进人世界各地进行长达几个世纪的大规模砍伐森林所造成的。所以,就森林消减这一事例来说,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是从近代以后逐渐产生,并变得越来越严重的。没有这样一个历史的维度。我们就看不到这一问题与历史上早已有之的地方性、区域性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区别,也不能很好地理解当代全球性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源之所在。 事实上,近代以来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不仅仅表现在森林减少这一个方面。在这个历史阶段,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对全球生态环境起消极和破坏作用的活动还出现了新的内容和形式,后果也更加严重。一些经济活动在大量消耗资源的同时,又严重地污染环境。比如18世纪下半叶以来,煤炭和石油作为大工业的能源先后被大规模地开采和消费,不仅过快地消耗了不可再生的矿物燃料,而且造成了大气污染;化学工业是19世纪新兴的工业,随着这一工业的出现和发展,有毒物质被大量排放和散布到全球各地,使水体和土壤受到永久性的毒害,对人类的危害不论是显现的还是潜在的都无法估量;在20世纪,核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更使人类生活在全球毁灭的恐慌和阴影之中。 如此这般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近代以前的人类从未遭遇过。 二、世界经济体系与全球生态环境 近代以前不存在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因为没有一种力量或一个因素可以使其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只是到了近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世界联系建立起来,世界市场形成。这个经济体系从15、16世纪起一直发展至今,被人们称为“现代世界体系”。随着这一具有世界意义的经济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就逐渐出现了。尽管在这一经济体系的历史早期,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还不突出,但后来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其源头仍可追溯到这一经济体系形成期的殖民和贸易活动。到工业化以后,这一经济体系对世界资源环境的影响更为明显了。 这个经济体系由资本主义驱动,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世界性的特征。 资本主义起源于地中海周围的地区,绝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在15世纪前后,这个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结合处的区域就是当时的国际贸易、长途贸易的中心,具有世界性的特征。地理大发现、新航路开辟以后,全球联系建立起来,世界市场逐渐形成,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便适时转移到以北海和波罗的海为中心的西北欧地区。在那里。经济活动具有更加明显的全球特征。工业革命以后,这个经济体系的世界性具有了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化的世界市场,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就是当今的“全球化”现象,也十分典型地反映了资本在世界范围的扩张趋势。历史地看,所谓全球化只不过是由于资本的力量所驱使的、从15、16世纪以来就处在不断加强过程中的世界性联系发展到当前的一个状态。 根据15、16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我们不难发现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它在全世界的渗透和扩张之间的紧密关系。开创全球联系的主角是资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是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他们还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当前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时代与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的时代是一脉相承的,如果那个时代的资产者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到处奔走、到处创业、到处落户,那么,全球化时代的资产者及其人们只不过是借助了比他们的先辈们更加高效、快捷的交通和联络方式。更加方便地奔走于全球各地而已。他们与他们19世纪的前辈有共同的志向,就是通过资本在全世界流动,实现最大的资本增殖。 所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资本在全球的扩张史。资本主义经济的世界性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它越是发展,就越是需要把整个世界作为它的活动场所,资本扩张的天性驱使它出现在全球任何一个有利可图的地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全球联系形成并越来越紧密的动力来源。 世界性的经济体系决定了资产者们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 在这一经济体系的早期阶段,换言之,在16、17世纪,在这一体系的核心地区,生产力还处在手工生产阶段。在世界上“配置”资源的能力还有限,当时的欧洲人甚至还拿不出足够的、可以吸引人的产品与亚洲国家进行正常的贸易交往。所谓“核心地区”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物资需求主要限于在当时被称为“奢侈品”的丝绸、香料等物品,而大宗商品也不过是粮食、木材。所以,从生产和贸易的角度来看,这一经济体系在当时能调动的全球资源的数量和种类还不大、不多,这种情形下的资源配置似乎还不足以对全球生态环境产生明显的影响。 不过,破坏性的趋向从一开始就已经显现。当时的一些经济活动已经表现出了在世界范围内掠夺资源的特征。从长期看,这种掠夺性的经营方式意味着生态灾难,本文前已提到的森林砍伐就属于这种情形。关于狩猎和毛皮贸易是又一个事例。狩猎是自古以来到处都存在的活动,而毛皮贸易也一直是市场 上的一项重要交易。但是,以往以生计为主的狩猎活动和毛皮交易市场的地方属性,对生态的影响并不明显,这种狩猎活动和毛皮交易或许可以称之为处在“可持续发展”状态。但是,近代以后,古老的狩猎活动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欧洲人和亚洲人对兽皮、毛皮和象牙的需求(常常取决于消费者的狂热)给狩猎产品赋予了前殖民时代没有的新的经济价值”,而对野生动物制品的渴望驱使被称为“国际经济先驱”的商人和资本家们深入内陆,开拓边疆,对毛皮的追逐成为欧洲人在北美大陆四处扩张的内在驱动力之一。为了组织大规模的毛皮贸易,殖民者建立了多家毛皮公司,而当地的狩猎者也被纳入殖民者的毛皮贸易网络之中。近代世界经济中的这项贸易具有典型的掠夺性,商人和捕猎者们在一个地方尽量捕猎,直到在经济上无利可图为止,然后换一个地方。当19世纪的狩猎者开始使用对动物更有杀伤力的武器装备以后,狩猎和毛皮贸易对野生动物的掠夺性就充分地暴露出来了。猎人和商人们所考虑的是“最大数量的眼前收获,根本不去考虑怎样保存资源”。商业性的狩猎很快使相关的动物处于灭绝或濒危的境地。 当然,我们不能根据这个经济体系早期出现的一些活动就认定当时全球的生态环境已经遭到破坏。事实上,在16、17世纪,全世界到处都生长着茂密的森林:与毛皮贸易有关、后来被大肆捕杀、甚至灭绝的紫貂、黑狐、海狸、海豹等动物,那时也未遭到灭顶之灾。但是,如果我们从这种掠夺性的贸易活动从开始到结束的全过程去看,那么,早期的商人和殖民者,即后来的“资产阶级”的先驱。他们所从事的这些活动就是导致后来全球资源遭到大肆掠夺、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整个过程的开端。 到18、19世纪,随着工业化大生产的兴起,资源“配置”完全就是全球性的了。工业化意味着生产力的大发展和生产规模的扩张,“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 生产力大发展和生产规模的扩张对全球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全球资源的需求增加了。新的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作为世界经济体系的核心地区,英国调动了全世界的资源。19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1835-1882年)有一段话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北美和俄罗斯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谷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地区是我们的森林;澳大利亚相当于我们的牧场,而我们的牛群在南美:……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而我们的咖啡、糖和香料种植园全在印度。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二是环境污染前所未见。工业革命期间,煤炭成为大工业最主要的能源,生产量猛增。1800年、英国的煤炭产量达到一年1500万吨左右。而在1560年,英国的煤炭产量才22.7万吨。这240年间,英国的煤炭生产量增加了66倍。以英国煤炭生产量急剧扩大的趋势,可知工业生产大发展对能源的巨大需求。 煤炭资源的大量消耗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以往的历史研究及相关的论著多将煤炭的大量生产和消耗视为一种衡量工业生产规模的指标,从积极的意义上进行叙述,而少从环境污染方面给予足够的考量。今天,当我们意识到世界上到处在大量排放二氧化碳造成气温上升,破坏了全球生态时,我们首先应该想到祸害源自于人类大量消费了从地下开采的煤炭、石油这些化石燃料。有人指出,“开始于18世纪后期的集中的工业化阶段,就其将污染因子释放到大气中的规模、浓度和种类来说,可算是一场革命”。这的确不是危言耸听,伦敦以“雾都”闻名,空气中飘浮的大量煤烟造成令人恐怖的雾气是常有的事,并常常致人于死地。直到1952年12月,伦敦还发生了历史上最恶性的烟雾事件,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造成4000多人死亡,而“家庭取暖、工厂和发电厂等燃烧煤炭时产生的二氧化硫和烟尘是导致这一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伦敦的煤烟污染不是孤例,所有在19世纪欧美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崛起的工业城市都逃不过被污染的厄运,“从欧洲大陆的鲁尔和林堡地区,到英国中部的黑县和匹兹堡附近的莫那加艾拉(Monongahela)山谷,这里有1.4万个烟筒群向大气中释放烟雾”。 化学物品的污染危害更大。化学物质对人类的毒害早就发生过,比如水银这种剧毒的物质常常是矿石冶炼所不可缺少的,所有的采矿区都会发生有毒污染。但是,在工业革命时期,化学工业竟作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发展起来,新的化学品的生产和化学污染物质的排放都大大增加了。从工厂排出的有毒化学废料,使河里的生物灭绝,并危害人类健康。化学品之所以最难容忍,在于这种物品即使少量释放,也常常是难以消除的,并且会对人类和自然生态系统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以上情况说明,全球性的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破坏是在世界性的经济体系形成以后逐渐出现,并变得越来越严重的。世界市场似乎为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准备了条件,工业革命在大规模地消耗资源的同时,也使环境的污染规模化了。 但是,经济活动的世界性难道必然要破坏全球的生态环境吗?世界各地互通有无式的贸易往来,以及在工业革命时代因生产力的革命性变革所带来的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结果,本来可以造福于人类,与全球生态环境的破坏没有内在的逻辑关系,但它们之间竟然发生了事实上的联系。这不是偶然的巧合,问题出在这一世界经济体系的资本主义性质上。全球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一世界经济体系的资本主义性质。 三、资本积累趋势的生态环境后果 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理论有助于我们认识资本无限积累趋势所隐含的生态环境后果。 资本是资本家用来生产或经营以求牟取利润的生产资料和货币。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资本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不变资本,即该部门在生产上使用的全部生产资料的价值,包括机器、工具、建筑物、原料、辅助材料、半成品等等。这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并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因此,它被称为不变资本。另一部分资本是指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它在生产过程中改变自己的价值。它再生产自身的等价物和一个超过这个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额,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本身是可以变化的,可大可小。这部分资本因而被称为可变资本。资本家把他所购买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在一起,就开始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 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获得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并使资本增殖;途径是尽可能地利用被雇佣者的劳动力。资本家尽量榨取雇佣劳动剩余价值的方式主要有二,一是延长劳动时间,以及在一定的工作时间内增强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的做法在资本主义早期及19世纪的欧美国家都普遍采用过。 欧美工人阶级在历史上为争取10小时、8小时工作日而进行的斗争,表现了雇佣工人对资本家的这一剥削方式的反抗。现在,这种剥削方式在欧美国家已很少见,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比较常见。增强劳动强度的做法是资本家在规定的工作时间里对雇佣劳动者的体能和智能的充分利用,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从而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二是提高劳动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并通过商品便宜来使工人本身便宜,是资本的内在的冲动和经常的趋势。”这主要表现为革新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通过发展劳动生产力来节约劳动,目的绝不是为了缩短工作日。它的目的只是为了缩短生产一定量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工人在他的劳动的生产力提高时,一小时内例如会生产出等于过去10倍的商品,从而每件商品需要的劳动时间只是过去的1/10。这绝对不能阻止他仍旧劳动12小时,并且在12小时内生产1200件商品,而不是以前的120件商品。” 我们以前对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这两种方式的了解,主要是为了认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对人的残酷剥削,而关于对人的残酷剥削又是如何引起对物的大肆消耗、进而对生态环境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其实,上述两种剥削方式都包含着消耗越来越多的物质资料的趋势。比如提高劳动强度,“生产上利用的自然物质,如土地、海洋、矿山、森林等等,不是资本的价值要素。只要提高原有劳动力的紧张程度,不增加预付货币资本,就可以从外延方面或内含方面,加强对这种自然物质的利用。”提高劳动生产力也有同样的结果,过去一个工人用手工工具只能加工比较少量的原料,现在,同一个工人用一台机器就能加工一百倍的原料。“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较高的资本构成,会使数量越来越小的劳动,推动数量越来越大的生产资料。” 工厂制度下的大生产是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大规模消耗资源的集中体现。马克思说,“一旦工厂制度达到一定的广度和一定的成熟程度,特别是一旦它自己的技术基础即机器本身也用机器来生产,一旦煤和铁的采掘、金属加工以及交通运输业都发生革命。总之,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力,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一句,如果我们从全球生态环境的角度去理解,大概包含两个意思:一是资本主义经济必将使它的活动空间最大化,创造一个原料来源和产品销售广及世界的市场;二是世界范围内的资源利用最大化,乃至将可用的资源消耗殆尽。的确,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生产率也是和自然条件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自然条件所能提供的东西往往随着由社会条件决定的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地减少。因此,在这些不同的部门中就发生了相反的运动,有的进步了。有的倒退了。例如,我们只要想一想决定大部分原料数量的季节的影响,森林、煤矿、铁矿的枯竭等等,就明白了。” 除了扩大生产规模,资本主义生产逐渐发展了对外投资的形式,将资本直接投向世界上任何一个可以给资本家带来预期收益的地方,这种形式是19世纪后半期开始的。那时,资本积累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资本的扩张出现了输出资本这样一种新的形式,我们习惯上将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称为垄断资本主义。资本流向全球,方便了资本主义生产对全球资源的利用和消耗。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他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讲到英国要在印度建铁路网的事情时说,以前,英国的各个统治阶级对印度的发展几乎没什么兴趣。后来,工业巨头们发现,使印度变成一个生产国对他们有很大的好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正打算在印度布下一个铁路网。铁路建设就是一个资本输出量很大的项目。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人在印度境内铺设铁路,到1910年。印度就已经拥有世界上第四大铁路网,铁轨的总长度占亚洲的85%。铁路建设对印度经济社会的发展虽然有促进作用,但修建铁路的目的是为殖民掠夺服务,所以,对印度生态资源的破坏就不可避免。比如对森林资源的破坏,修筑铁路对枕木的需求量猛增,木材的价格也随之攀升。伐木的步子因而加快,并深入到内陆山区。到19世纪70年代,光是为了提供枕木,每年就得砍掉50万棵大树。 从19世纪后期出现垄断资本主义,到今天的全球化,西方国家输出资本的量在不断扩大。在新自由主义的旗帜下,资本流动也更加方便和自由。全球化是19世纪晚期以来开始出现的资本扩张过程发展到当代的新形态,它的核心内容就是资本的运动。不过,今天的跨国资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向全球更广大的地区进行更加深入的扩张。随着跨国资本的广泛流动,对生态的破坏和环境的污染也达到了更加严重的程度,全球化与当今发展中国家面临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并存,不是偶然的巧合。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资本全球扩张所造成的问题。 剩余价值生产的不断扩大、资本积累或生产规模的扩大、资本在全球的流动,从资本家个人来说,这一切当然是资本家发家致富的手段。是为了满足资本家个人的目的和需要。不过,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层面上看,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对于任何单个的资本家来说,不断扩大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积累等,到后来都成为一种必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 是的,资本必须积累,否则,资本家就无法在社会中竞争;生产和市场占有率必须扩大,否则,他就不能在竞争中取胜。在这里,资本家的资本的不断增大,成为保存他的资本的条件。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特征。“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表现为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条件,而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又反过来引起资本的加速积累。因此,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随着资本积累而发展,资本积累又随着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发展。” 可见,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下,一方面,作为个体的资本家,他自身有绝对的致富欲,是一个“价值追逐狂”,对剩余劳动就有“狼一般的贪欲”;另一方面,资本家的这种贪欲并不完全以他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竞争是一个生死攸关、并且需要长期进行下去的事情,资本家不能以取得一次利润为满足,而必须无休止地去谋取利润;资本必须不断地和尽可能地增殖,在竞争中壮大。 因此,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 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制下,生态环境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的对资源必要的消耗。如果这种消耗的结果是使人们享受到更丰富的产品,有助于提高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那么,这种消耗应该既必要,又合乎理性。但是,当无休止的谋取利润和无限的资本积累成为经济活动至高无上的目标,而越来越发展的生产能力也服务于这一目标时,那么,资本无限积累的趋势就必然具有不顾一切地去消耗地球资源的冲动,而且还不惜污染环境。 四、资本扩张的脚步与被践踏的生态环境 我们已经从理论上阐述了资本积累趋势对生态环境的危害,下文将结合实际,叙述资本扩张的脚步 踩踏脆弱的生态环境的途径和方式。 首先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对生态环境的公共性的侵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产的所有者和经营者总是力图将一切物质形态,包括土地、森林、水等据为己有,以谋取私人利益。马克思曾说过,“凡是自然力能被垄断并保证使用它的产业家得到超额利润的地方(不论是瀑布,是富饶的矿山,是盛产鱼类的水域,还是位置有利的建筑地段),那些因对一部分土地享有权利而成为这种自然物所有者的人,就会以地租形式。从执行职能的资本那里把这种超额利润夺走”。在他们看来,只要这些自然物质可以用于创造利润,那么,它们最终都不过是能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商品,或者是可以用来生产商品的手段。例如,森林在他们的眼里只不过是长在地里的大量木材而已,当他们获得对土地和森林等自然物的所有权以后,他们所考虑的就是如何尽快把成才的树木砍倒,作为商品在市场出售、变现。但是,从生态环境的角度看,森林还具有涵养水源、吸纳二氧化碳和产生清新的空气、保存生物多样性等环保作用,它的存在有益于所有人的生活,是具有典型的公益性的生态自然资源。可是,森林的公益性不是木材的所有者最关注的事情,把森林视为生产资料的人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将木材生产的利润最大化。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公共的生态环境往往经不住资本扩张的脚步的践踏。 诚然,资本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作为一般的人,也懂得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于保证必要的生活品质的意义。但是,资本积累的最高追求决定了执行资本职能的人们对公共利益的态度。对他们来说,降低生产成本和赢利是第一位的,而公共的和社会的利益总是被放在次要的、从属的地位。比如美国伊利诺伊州电力公司按规定必须减少污染物排放。起初,公司计划建造一个耗资3.5亿美元的洗涤塔,用以消除二氧化硫。但到20世纪90年代,由于政策允许企业买卖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公司发现购买污染许可比建造洗涤塔合算,(通过购买排污额度,公司不仅可以继续燃烧高硫煤,而且在20年的时间里还可以节约2.5亿美元的开支。结果,该公司决定废弃洗涤塔,转而购买排污许可证。购买排污许可证在某种程度上使企业污染环境的行为合法化了。这一事例表明,企业即使被迫承担环保责任,也总是将减少成本、扩大利润和积累资本放在第一位。私有制与公益性的关系由此可见。 其次,投资行为的短期性不利于生态环境的长期性保护。市场经济讲求效率,而市场行情则变化多端,风险不可把握。资本主义的理性要求投资者和经营者在最短的时限内取得投资的回报。在多数情况下。投资者或经营者必须在自己认为有把握的时间内尽快收回某一项目的投资并实现赢利。 而生态环境的保护是一项长期的事业。投资行为的短期性对生态环境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加快资源消耗的节奏而较少考虑长远的保护,比如过度掠取海洋渔业资源、动植物资源,对不可再生的矿物资源的大肆开采或浪费性开采,等等。在不加约束的情况下,投资行为的短期性往往导致竭泽而渔。二是在资本无限积累的总趋势下,一些短期的投资行为所造成的污染,经过不断的累积,从长远看对生态环境产生危害。比如大量使用化肥对土壤的影响。在1950年,全世界的化肥使用量为1400万吨;到2000年,这一数字攀升至1.41亿吨。由于年复一年地使用化肥,在一些国家,化肥的使用量开始接近植物吸收营养物质的生理极限,再增加化肥的使用量对于提高产量已无意义。同时,过度使用化肥,使营养物质流入河流和海洋,使藻类迅速繁殖,水中缺氧并导致水中的生物死亡。 真正意义上的生态环境保护不仅仅着眼于当前,更是为了子孙后代,这与资本追求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取得回报的要求是不相符合的。当然,并非所有的投资都只看重眼前利益,有的投资也追求长远利益,甚至还产生生态效益,比如造林。不过,这种兼有经济效益和长远的生态效益的投资确实只占少数,而且,投资者也是在估算到有确切的回报以后,才会做这样的投资。 第三,资本全球流动,污染全球化。这是资本谋求利润并逃避责任追究的一个结果。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的工业化时期。欧美国家的环境污染一如当今正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的情形。当欧美国家的环保标准提高以后,那些污染严重的行业和企业就无法继续在当地生存下去。于是,有人就鼓吹污染转移。1992年2月8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以《让他们吃下污染》为题,发表了当时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的一份备忘录中的部分内容,萨默斯认为,世界银行应该鼓励更多的污染企业迁往欠发达国家。他主张向低收入国家倾倒大量有毒废料,完全不讲道德而只讲经济逻辑。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福斯特指出。萨默斯的观点“反映了资本积累的逻辑”,他的作用是“为世界资本的积累创造适合条件”。 事实上,借着全球化的潮流,许多原先存在于西方国家的污染企业都已搬迁至发展中国家。这一行为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环境问题,我们已深有感受,这里不再赘述。但是,我们还得指出,随着资本的全球化,污染也就不可避免地全球化了。 第四,鼓动和诱导消费,浪费性地消耗资源,并产生大量废弃物和污染物。资本主义破坏生态环境最遭人批评的事例莫过于“消费社会”(或“消费主义”)了。的确,资本主义的积累趋势对全球生态环境的破坏在消费社会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消费社会”并不只是就消费而言,消费是消费社会的突出现象,但这个现象的直接来源却是生产。马克思认为,消费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创造出生产的动力。消费把需要再生产出来。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下,消费是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消费与生产的关系不可分割,通过扩大消费、加快消费的节奏或增加消费品的种类,进而维护和推动生产。 消费社会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所出现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我们现在身处消费社会,但消费社会的源头在19世纪晚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扩张,尤其是19和20世纪之交的科学管理与“福特主义”被广泛接受以后,产品大量地生产出来,丰富的商品需要有人去消费。否则,生产能力过剩,生产难以为继。与此同时,生产者和经营者又积极开发新产品或力图将以前由少数人享用的奢侈品推向大众。在这种情况下,建构新的市场,把大众“培养”成为消费者,就成了极为必要的事情。于是,企业主和商人便借助于经过巧妙安排和设计的广告和电影、电视等媒体。煽动和刺激人们的物欲,并用“时尚”来诱导人们的消费观念,鼓动人们追求时尚,不断将“时尚”大众化,以扩大时尚用品市场。丰裕社会的人们就这样被引导或诱导着去消费他们原本可能不需要或不想要的商品,即去消费在生活必需品以外的其他商品。所以,在消费社会,人们的消费欲望是被引诱出来的,消费需求也是被资产者们创造出来的,为资本积累服务。 从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来说,消费社会其实就是一个浪费社会。消费社会的消费是炫耀性的消费,是消费者有意炫耀自己的消费行为,是展示个人经济实力从而确定社会地位的一种手段,所消费的商品已经超越了一般的生活需要。尽管高档的用品和奢侈品的消费从来就有,但这种消费一直限于社会中 的小部分人群。而在消费社会,很大一部分民众出于炫耀的目的而追求奢华商品的消费,非生活必需品竟然变成日常生活用品。因为炫耀性消费而造成的不必要的资源耗费,正是资本积累的一个结果。 加快消费的节奏是消费社会中与炫耀性消费相关的另一种浪费性消费。在原本意义上,商品的耐用性是确定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大件的、价值较高的商品通常具有耐用性。耐用性与节约相关,商品的耐用性越强,浪费就越少。所以,“在一定的范围内,商品的耐用性应当最大化,从而使资源消耗最小化”。但是,在消费社会,商品的耐用性妨碍消费的节奏,加快产品更新换代才符合经济增长的要求。因此,有意规定商品的使用寿命和有计划地推出商品的新款式成为促进消费的重要方式。结果,前者使商品在规定的时间后成为废物;后者则不断使新款变旧款,从而使旧款折价而弃用。比如不断推出新的汽车型号的做法,一方面自然而然地降低了先前汽车的价值,加快老款车的淘汰进程;另一方面,推出新型号意在挑起新的购买欲望,以便卖出更多的汽车。在加快产品更新换代的过程中,更多的资源被消耗。更多的物品遭废弃。资本加速积累的步伐以经济增长的名义把生态环境踩在脚下。 最后,信贷消费把消费社会中的挥霍性消费推到极致。消费需要消费者具备一定的能力,即需要有足够的财力。消费信贷不仅为一般性的消费提供支持,也为消费者炫耀性的消费融资。美国是一个典型的借钱消费的国家,信贷消费不仅有文化传统,而且也是美国人引以自豪的生活方式。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美国人的信贷消费几乎达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在1979年,美国的家庭债务达到个人收入的66.8%;1998年,这个比例上升至98%;到20世纪末,这个数字更是升至102%。这种疯狂的贷款消费最终导致今天的金融危机实在是不足为怪。同时,它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同样不可小视,因为这种生活方式等于透支了地球资源,也提前污染了生活环境。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为消费社会的形成创造物质基础,而日益增长的消费的诱惑又驱动着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互为条件、互相促进,资本在此基础上又形成新一轮的循环和积累。而真正的受害者是脆弱的地球生态环境。 结束语 把人类当前面临的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放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段上进行观察,我们发现,这是一个经过了长期累积、在工业化以后日趋严重、到全球化时代已无法回避的问题。在近代以来的每个历史阶段,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都与资本主义有关。当然,对生态环境不利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20世纪世界人口的爆炸性增长,甚至曾经发生过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对生态环境造成过严重的破坏。但是。放在全球生态环境的意义上来衡量,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才是真正具有世界性的经济体系,同时,它也是最强大的资源消耗机器和最主要的污染源。 讨论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当然需要全球眼光。有些具体的生态环境问题看上去只发生于局部地区,实际上却是世界经济体系运转所致。甚至当今处在后工业化时代的西方国家拥有碧水蓝天、森林茂密的优良环境,很大程度上也是以仍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知道了要用10亿件衬衣才能换回一架波音飞机的故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的资源消耗那么多、环境质量那么差,而美国只要卖掉一架飞机就可以让每个美国人穿上几件质地优良的衬衣,用很少的资源付出换得良好的生态环境。所以,越是全球化时代,我们越是需要用全球的视角、在世界经济整体的范围内看待一地的环境为什么污染或另一地的环境为什么优良。 资本主义为积累而生产,必然使生态环境遭殃。资本具有无限积累的趋势,最终要与有限的地球物质资源,以及与地球对废物和污染物有限的吸纳能力产生矛盾。就此而言,资本主义不可能像以前那样长久地发展下去。
中国发展论文: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团结奋斗的旗帜 党的十七大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郑重地鲜明地完整地提出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并将其载入党章,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对此,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中国人民就一直在为寻找救国图强道路而不懈探索和奋斗,结果都失败了,证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直到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才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但是,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缺乏深刻认识,导致一个时期内我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曲折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和科学分析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既是我们党在新时期的理论主题,也是实践主题。新时期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主题都是紧紧围绕和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过改革开放29年来的发展,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在世界近代以来一切后兴大国崛起的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它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的科学理论和选择的正确道路,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根本保证。 第二,明确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党的十七大的一个重要历史贡献。党的十七大把新时期29年来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相结合的全部伟大成果集中起来,把党经历的新考验、获得的新经验、引发的新觉醒集中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并深刻揭示了其科学内涵。一是首次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形成的正确道路进行了科学界定,明确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并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二是首次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进行了科学整合,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三是首次明确提出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强调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这“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以及由二者共同构成的“一面旗帜”,鲜明地回答了党在新时期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我们的发展道路、奋斗目标、共同理想及当代中国的社会制度问题,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成熟,体现了我们党政治路线的坚定性和一贯性,表明了我们党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定信心和决心。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这是新时期29年来客观的历史结论,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最根本的是因为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指引下,社会主义的振兴与中华民族的振兴能够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中华民族必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再造辉煌,社会主义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再造辉煌,而这一切,又将成为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积极因素和坚定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凝聚力、感召力,是当代中华儿女同心同德、共创伟业的共同理想和政治基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能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最大限度地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发展热情和创造活力,万众一心,开拓奋进,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中国发展论文: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旗帜 党的十七大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郑重地鲜明地完整地提出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并将其载入党章,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对此,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中国人民就一直在为寻找救国图强道路而不懈探索和奋斗,结果都失败了,证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直到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才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但是,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缺乏深刻认识,导致一个时期内我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曲折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和科学分析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既是我们党在新时期的理论主题,也是实践主题。新时期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主题都是紧紧围绕和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过改革开放29年来的发展,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在世界近代以来一切后兴大国崛起的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它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的科学理论和选择的正确道路,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根本保证。 第二,明确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党的十七大的一个重要历史贡献。党的十七大把新时期29年来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相结合的全部伟大成果集中起来,把党经历的新考验、获得的新经验、引发的新觉醒集中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并深刻揭示了其科学内涵。一是首次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形成的正确道路进行了科学界定,明确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并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二是首次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进行了科学整合,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三是首次明确提出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强调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这“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以及由二者共同构成的“一面旗帜”,鲜明地回答了党在新时期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我们的发展道路、奋斗目标、共同理想及当代中国的社会制度问题,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成熟,体现了我们党政治路线的坚定性和一贯性,表明了我们党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定信心和决心。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这是新时期29年来客观的历史结论,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最根本的是因为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指引下,社会主义的振兴与中华民族的振兴能够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中华民族必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再造辉煌,社会主义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再造辉煌,而这一切,又将成为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积极因素和坚定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凝聚力、感召力,是当代中华儿女同心同德、共创伟业的共同理想和政治基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能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最大限度地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发展热情和创造活力,万众一心,开拓奋进,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中国发展论文:以科学发展开拓中国发展前景 适时地提出科学发展的新理念和新战略,体现了我们党在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识上的进一步深化,更体现了我们党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战略部署的进一步调整和完善。 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一、坚持科学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近30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同时,发展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也开始显现。种种现实情况表明,我国的两大基本国情没有改变:一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二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改变。科学发展观,正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而提出来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党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第一要务”,再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既反映了我党以发展为中心、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主题,更反映了我们党在抓住这个战略主题的基础上,遵循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顺应全球发展潮流,对发展之内涵的深刻认识和战略调整。 无论是“发展是硬道理”还是“发展是第一要务”,抑或“科学发展观”,都强调了发展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决定性意义,并始终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和理念。尤其是在我们经过了近3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在我们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我们党在继续注重发展的基础上,适时地提出科学发展的新理念和新战略,体现了我们党在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识上的进一步深化,更体现了我们党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战略部署的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可以认为,认真贯彻科学发展观,推进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是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的必要举措和必由之路。 二、科学发展是全球发展走向给予我们的经验和启示 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是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中国的发展始终是在世界发展的进程中展开的;另一方面也因为,世界的发展不断地为中国的发展提供经验和启示。就目前而言,人类对于发展的普遍共识是:所谓发展,其目标是使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和公民权利的需要与欲望方面得到持续提高。 从本质上来说,发展是个历史范畴,是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不断变化的。近代以来,人类对于发展的认识和实践大致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其核心概念是工业发展,这个阶段,人们对于发展的理解基本上是走向工业化、技术化以及城市化的过程,也就是强调经济增长的过程。第二阶段,其核心概念是社会变迁。当工业化、城市化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便提出了社会变迁的客观要求。于是,人们开始注重经济增长与整个社会变革的统一,注重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法律变革的整体性增长过程。第三阶段,其核心概念为可持续发展。1972年,著名的战略研究机构“罗马俱乐部”推出了一本题为《增长的极限》的小册子,用大量的数据和模型表达了对“人口、粮食生产、工业化、污染和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的消耗以数学家称为指数增长的模式增长着”的忧虑。在这同时,联合国斯德哥尔摩会议通过《人类环境宣言》,提出要将发展看作是追求社会要素即政治、经济、文化、人的和谐平衡的过程,强调要注重人和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第四阶段,其核心概念是人的发展。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人们特别注意将发展看作是人的基本需求逐步得到满足、人的能力发展和人性自我实现的过程。1990年,联合国成立开发计划署,随即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问题,并制定了人类发展指数(HDI),用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人类发展的三个基本方面的平均成就。 中国是一个后发展国家,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和经验可以给我们提供重要的启示。随着全球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家与国家之间在很多领域的发展可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大大缩短时间距离。同样,一些发达国家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及其所面临的问题,几乎毫无例外地在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重演着,只不过缩短了不同阶段的时间距离而已。因此,在经过了一个快速的发展阶段之后,适时地提出科学发展观,是世界发展走向给予我们的重要启迪。 三、科学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定性意义 在经过了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经济总量由此而得到了大幅度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但是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我国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也逐步暴露,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主要的问题,一是发展的不平衡,如地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等等,均表现出发展的不平衡性。二是发展的不全面。所谓全面发展应该包括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的相对均衡和和谐统一。但是多少年来,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方面的发展表现出了不均衡的特征。三是发展的低水平,主要表现在: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人力资源,其消耗与其产出之比例,与发达国家甚至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四是发展的社会效益不明显。从其根本出发点来说,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应该是带来社会的富庶和人民的安康,从而带来人民的政治认同感和社会凝聚性,带来人民普遍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蕴含着深远的理性思考,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问题意识。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在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义以及科学发展观在我国的实践中,发展始终处于基础性的地位。尽管我国的经济体量已经处于世界前列,但是人均水平还很低,人民普遍的小康生活水平还远远没有达到,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始终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任务。同时,我们要解决因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毫无疑问地需要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的物质条件。因此,要始终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将发展视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同时,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之所在。在一个现实的社会中,因为人是主体,所以人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出发点,也是一切社会行为的归宿点;因为人是主体,所以人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参与者,也是一切社会行为的目的。由此观之,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正是在于人的发展,在于人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在于人的健康、生命和自由和谐的社会生活。 根据以人为本的核心要义,科学发展观所体现的发展战略之基本要求,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全面协调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领域方面的全面和协调,即不仅包括了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而且还包括了政治、文化、社会等所有领域的文明和进步,包括了发展与自然、与环境的协调和统一;二是地域方面的全面和协调,即不仅包括了沿海发达地区的发展,而且也包括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不仅有城市的发展,而且要推进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如此等等。 为实现上述基本要求,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其根本的方法在于推进五个方面的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通过推进这五个统筹,将有效地解决科学发展观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将有助于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从而也必将有助于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大目标的实现。 中国发展论文:生态文明向中国发展提出新要求 在中国大步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路迈进之时,无论是产业结构、增长方式还是消费模式,无论是单位、企业还是个人,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正在成为共同要求。 “生态文明”凸显以人为本 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这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祉理念的重要体现。 “过去许多地方单纯将GDP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将重化工业过度发展作为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唯一途径。这样的想法现在也不鲜见。”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日前表示,科学发展观绝不仅仅是单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践行科学发展观要义之一是推进建设生态文明。这充分体现了生态文明对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 在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看来,建设生态文明有另一层涵义--“生态文明是指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方面成果的总和。”贾治邦说,建设生态文明要着力建设和保护好森林、湿地、沙漠等生态系统,构建结构合理、功能协调的生态体系。 “生态文明是‘以人为本’思想的突出体现。”德国波鸿鲁尔大学东亚学院东亚政治研究所所长辜学武认为:“以经济为主轴的发展观现在又增加了两个翅膀,一个是‘社会和谐’翅膀,一个是‘生态文明’翅膀。这有助于避免市场经济发展的盲目性,把市场经济发展人文化,是很好的想法。” 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则从文化角度对“生态文明”有独到看法--生态文明不仅要从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等经济学、社会学方面来思考,更要从人文关怀的视角来看。“生态文明不仅是长远的民生问题,更是一种文化观念体系。” “生态文明”之路虽艰必行 仅是今年,环境事件就频频出现——4月以来,太湖蓝藻持续暴发,贡湖饮用水源一度出现污染,巢湖、滇池、三峡库区支流等流域也不同程度地出现蓝藻水华;7月初,江苏沭阳饮用水源地遭受污染,城区供水被迫关闭,城区20万人口饮水用水受到影响…… 还有环境“慢性病”——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达174.3万平方公里,涉及全国30个省(区、市)的841个县(旗),近4亿人口的生存与发展受到威胁;北方地区水资源量明显减少,以黄河、淮河、海河和辽河地区最为显著,部分流域周期性水资源短缺加剧。正常年份全国缺水近400亿立方米…… 从2003年起,中国经济始终保持年均10%以上的增长速度。但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的现状尚未得到遏制。数据显示,去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总量的5.5%左右,但是为此消耗的标准煤、钢材和水泥,分别约占全世界消耗量的15%、30%和54%。上半年,全国除北京以外的其他地区都没有完成单位GDP能耗降低率的目标任务。 “这种增长格局,不仅使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的危险进一步增大,而且使节能减排工作面临更大的压力。”发展改革委主任马凯不久前表示,经济快速增长消耗大量能源资源,一些地方过度开发、不计代价发展的恶果不断暴露,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远远超过环境容量,环境污染正在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制约因素。 环境违法行为普遍存在,成为环保工作的一大挑战。环保总局对淮河、海河、黄河、长江及重点湖泊进行的专项检查情况表明,违法排污问题十分突出。在11个省区的126个工业园区中,有110个存在违规审批、越权审批、降低环评等级等环境违法问题;在75家城镇污水处理厂中,有38家存在运转不正常、处理不达标或停运的现象;在529家企业中,有234家企业存在环境违法行为。 “不计成本的快速发展,违背了正常的发展规律,破坏了生产力,就会遭受高污染等后果惩罚!”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主任费云良认为,科学发展观是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最新认识,只有靠科学发展,才能推动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生态文明”引领中国踏上绿色大道 洞庭湖区曾一度出现严重的造纸污染,局部水质因此一度下降到地表水劣五类标准。在实施污染整治和结构调整后,洞庭湖水质由五类、劣五类变成现在的三类,绝迹多年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江豚最近又重现洞庭湖。 洞庭湖治污效果初现,是各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缩影。 “十一五”规划已确定,到2010年单位国民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森林覆盖面达到20%等指标,要求通过五年的努力,改善重点地区和城市的环境质量,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基本遏制生态环境恶化趋势。 为此,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了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从生产、流通、消费、分配等各个环节提出了45条政策措施。各地也纷纷出台了一系列具体措施: 黑龙江制定了节能减排综合性目标方案,与各地市和主要用能单位签订节能减排目标责任书,制定松花江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内的项目建设时间表,并纳入各级领导干部目标考核体系。 老工业基地辽宁推进建设“生态省”,计划到2025年重点建设6大生态区。整体投资规划总额为2400多亿元,是辽宁重要的战略工程。今年起投资73亿元,先行实施为期3年的重点区域、重点行业污染整治行动。 贵州将“环境立省”战略放在五大发展战略首位,明确要求“树立保住绿水青山也是政绩的理念”。全省目前已有300多家黄磷、铁合金等高耗能、高污染企业被关闭。 农业大省山东最近实施了“两减三保”农业污染控制计划,即减少农药、减少化肥,保产量、保质量、保环境,并提出到2010年全省杜绝高毒、高残留农药使用,农业面源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煤炭大省山西明确提出“不要污染的GDP,不要带血的煤”,打响了生态保卫战。上半年山西减排二氧化碳幅度位居全国第一。一批煤炭企业实现了煤电一体化,煤化工蓬勃发展,还涉足新材料和新能源领域。 人们有理由相信,建设生态文明,既是为中国人民谋福祉,也对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必将对中国和全球的生态文明建设产生积极而重大的作用。 中国发展论文:立法听证中国发展的内民主需求 近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将举行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立法听证会。在此之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还公布了物权法草案,在全国范围内征求意见。这些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的立法机关越来越重视民意在立法中的体现。 过去,我们常常把法律的多少作为衡量民主发展的标志,现在看来,这是很不全面的。法律制度如果不能反映民意,或者不是经过民主的程序产生的,那么法律制度越多,公民所受到的损害就越大。 举行立法听证,是一种充分听取公众意见,确保法律规范能够体现民意的做法。从一定意义上讲,立法听证就是一种扩大民主或者模拟民主的过程。听证会制度既体现在我国的《立法法》中,成为一种法律制度,同时,听证会制度又是对现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决策程序的完善和补充。所以,立法听证会制度既是一种立法制度,同时也是一种民主制度。从形式上来看,立法听证会需要听取来自各个阶层、不同地区陈述人的意见,需要对民意进行重新归纳和筛选。 民主法制建设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我们必须通过各种方式大力发展民主,让各个阶层的代表都能够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凝聚共识,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普遍的意愿变为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只有这样,民主发展才不会误入歧途,法制建设才有了正当的途径。 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民主的发展绝对不能一蹴而就,如果目标明确,但路径的选择发生错误,也会带来事与愿违的后果。关于民主发展的路径选择,现在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不同观点的呈现,恰恰反映出了中国民主发展的现实性和未来中国法制建设的必要性。 民主与法制的发展必然会带来以下结果:第一,重要法律案讨论的过程将会越来越长,争论将会越来越激烈,有些法律案甚至不会获得通过。单从立法环节来看,这样的结果可能不尽如人意,但是,恰恰就是在争吵声中,中国的民主进程大大加快;第二,当公众意识到法律是一种最重要的利益分配制度的时候,他们会千方百计地寻找自己的代言人,并且希望这些代言人能够发挥作用,在法律的制定过程中充分满足自己的愿望,公民参政议政的热情将会不断高涨;第三,法律的制定由于广泛吸收了社会各阶层的意见,因而不再被少数精英分子尤其是法学精英所垄断,法律的民意基础将会大大提高,法律的执行成本和普及宣传的成本将会大大降低;第四,由于法律真正成为公民普遍意志的反映,执政者的权力受到了广泛约束,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的事件将会减少。 综上,立法听证会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发展的内在民主需求,只要坚持人民主权原则,充分调动广大选民的积极性,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中国的民主政治改革将会取得越来越多的成绩,在民主改革的洪流下,中国的法制建设将会日渐完美。 中国发展论文:瑞典议员中国发展将给世界带来巨大影响 ——访瑞典国会议员安德斯·阿克森先生 中新社记者柴燕菲 “中国越来越快的发展,说明在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商机,这将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的影响。”瑞典国会议员安德斯·阿克森先生今天在浙江长兴县以北欧人直率的性格,高度评价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他表示,中国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将给世界各国和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带来巨大的商机。 安德斯·阿克森先生是来长兴参加第三届中国长三角与欧洲波罗的海地区合作发展论坛暨二00七中国·太湖明珠——长兴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时发出如此感慨的。他告诉记者,瑞典一直非常重视加强与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瑞典与中国的经贸往来逐年增多。二00三年,中国成为了瑞典在亚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二00五年,两国的贸易额已达七百五十亿美元,并在逐年增长。 从自身的经历来说,安德斯·阿克森先生也看好瑞中两国交流与合作的前景。他告诉记者,这是他第三次来长兴参加合作发展论坛。从这几年与长兴的交往中,他欣喜地看到双方合作成效显著,经贸、科技、教育、文化交流合作不断,取得了双赢局面。“与长兴合作是一个非常好的尝试,瑞典今后将加强与中国各个省市的交流和合作。” 对于有人说“中国发展将造成欧洲一些国家失业率增高、经济发展滞缓”的论调,安德斯·阿克森议员表示坚决反对。他说,“全球化不是一个零和的局面,中国高的就业率和经济增长速度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低的增长速度。中国的商品让全世界的消费者都受益。事实证明,中国高速度的经济增长需要全世界范围内的人才、资金和资源。同时,中国中产阶级的日益壮大,需要更好的商品和服务。这给我们以及其他国家的公司提供了机会”。 资料显示,二00七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达百分之十一点五,已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的第三大经济体。美国《华尔街日报》称,中国今年将首次成为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最大的国家。 中国繁荣的经济和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成为最吸引外国投资的国家。截至二00六年底,中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六千九百六十一亿美元,来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已超过一百八十个,世界五百强有四百家在华投资。 同时,中国也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截至二00六年底,中国对外投资达九百亿美元,全球排名十三位。中国企业已在一百六十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涉及诸多领域。而不久前刚成立的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进一步推进中国的对外投资。 有专家估计,“十一五“期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可能超过八百亿美元,将成为全球重要的对外投资母国。(完)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本章通过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的地位和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各方面发展着的贡献,指出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影响作用。并且展望未来,预测中国未来10年至20年将会进入中高速发展阶段,但占全球比重仍将不断加大,对世界经济影响力加强。 关键词:中国发展 世界经济 影响性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开展,中国经济持续保持着长期稳定发展的经济势头,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上升。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明显减弱,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带来了新的机遇。近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新的突破,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日益明显。而随着新时期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为世界经济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必须要准确把握中国发展在世界经济中的贡献,面向国际化不断调整战略定位。 一、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的地位 第一,我国已成为全球经济大国之一。根据数据显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15年4月14日公布了2014年世界各国GDP排名,数据显示,2014年全球GDP总量77.3万亿美元,较上年增加3.3万亿美元,美国2014年GDP为17.149万亿美元,位居第一;中国GDP为10.380万亿美元,位居第二;第二,“MadeinChina”影响世界。在我国向全球经济大国前进的途中,制造业的崛起尤其突出。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3年,中国完成工业增加值21.07万亿元,占世界比重达20.8%,制造业净出口居世界第一位。我国俨然已成为世界第一的“制造大国”;第三,中国贸易总额占世界前列。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的出口国和世界第二的进口国,2013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首度超越美国,跃居榜首;第四,我国是投资大国。2015年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钟山16日在北京透露,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达1029亿美元,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同比增长14.1%,继续保持世界第三位。中国对外投资规模极大,为全球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中国作用”;第五,我国已跻身于金融大国行列。本国的钱币在世界的影响是提升国家金融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2015的境外人民币储量将会不断增加。 二、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 1.中国经济成为推进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我国国内GDP总值从2005年至2014年不断上升,呈稳定增长趋势。2011年至2014年我国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四分之一。而在过去的30多年间,我国的经济增长占全球经济增长量不断增加,由1980年~1990年的3.8%,到2000年~2010年的20.9%,以及近四年的四分之一。我们从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的增长带动了全球的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复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第二,虽然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有所回落,但是经济总量仍在不断上升;第三,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逐渐超过其他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第一。此外,我国在制造业、进出口贸易、金融业等方面发展也呈稳定增长趋势。作为制造大国,我国的制造业增长也成为全球制造业发展的主要力量。 2.中国发展促进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 二战以来,全球经济呈现“南北”格局,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占世界经济发展比重较重。到20世纪70年代左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发展的比重基本持平。此时发达国家的GDP是发展中国家GDP的三倍到四倍。20世纪末期,发达国家所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上升至85%,发展中国家发展稍显滞后。但21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促使了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发展中国家占全球比重急速上升,据估计,到2015年年底,发展中国家GDP将占全球的50%。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近年来的迅猛发展也加速全球经济重心向东亚方向迁移。中国经济增长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世界资本和产业很明显的向中国偏移,这也是形成中国制造业的不断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从整体上看,一方面,全球经济资本和产业的转移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反过来推动了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影响不断加大。 3.中国发展促进了全球的技术革新。 科学技术对全球的经济增长起着推进作用。中国的发展促进了全球的技术革新,提高了技术创新的效率。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中国一直依靠技术的模仿和追赶提高技术效率,但是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其他前沿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一直是科学技术的创新领导者,其创新产品层出不穷,且广泛应用于发展中国家。尤其中国对外贸易的扩大为发达国家扩散科技成果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增加其市场规模和收益。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化发展,中国吸引了大批的外来跨国公司。中国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丰富的人才资源、健全的产业体系等都为发达国家和跨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加速创新技术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提高了其经济收益和发展效率。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其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投入也在加大。据报道,我国2014年,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 D)经费支出13312亿元,比上年增长12.4%,占国内生产总值2.09%。除了加大资金投入,中国现今已成为国际专利申请大国,2014年中国企业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合作条约》(PCT)框架下共提交2.5539万件专利申请,较2013年增长18.7%,中国企业已成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申请大户。 4.中国发展对稳定全球经济有重要作用。 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有利于稳定全球价格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在世界经济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虽然近年来人力成本略有提高,但是与过去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力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加上其他的因素影响,使得中国的出口长期保持较低的价格。与其他国家出口价格涨幅较大对比,中国长期的低涨幅必然对控制全球通货膨胀有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增长还能够减弱全球经济的波动。上世纪出现的金融危机使得全球发达国家经济遭受重创,但是中国经济仍然维持着自己的增长,对促进全球经济幅度、抑制全球经济波动、稳定全球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全球经济的比重不断加大,这种稳定作用将会越来越明显。有研究针对不同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波动程度做了调查分析,研究表明在全球经济发展规模加大的十个国家中,中国的经济增长波动最小,说明了中国经济受全球经济的影响较小,对稳定全球经济有重要的作用。 三、中国未来的发展与世界经济 1.中国发展占全球比重将不断加大,对世界经济影响力加强。 预计在中国未来的10年至20年,中国在基础设施、能源原材料工业等领域的投资空间会减小;部分技术创新追赶的后发优势将减弱;人口老龄化加剧和剩余劳动力的供给不足将会导致人力成本的增加。未来的十年到二十年我国经济增长率有可能出现回落,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步伐将减缓,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中高速发展时期。同时,发达国家由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仍然是制约发达国家经济恢复的重要因素,这一问题发达国家至今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全球经济也经进入发展相对缓慢时期。虽然中国增速将会减慢,但是仍然保持着相对全球更高的增速,中国未来的发展占全球经济比重将会不断极大,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将加强,未来有可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2.中国未来的定位。 不断发展是我国的核心利益,也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战略定位的总体目标时全面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实力,打造互惠共赢的国际环境,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同时为全球经济增长长期提供正能量。为此我国需要对未来定位做出适当调整:首先,中国未来的定位将从被动开放转向主动开放,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其次,中国将从贸易大国变成贸易强国,成为世界核心消费市场以及商品、技术等主要供给基地;再次,中国要从资本输入国转变为资本输出国,成为全球重要的资金提供国家。最后,中国要发挥大国优势,发挥一体化进程的主导者作用。 四、结语 十八大三中全会做出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总体部署。结合我国发展在世界经济的影响和当前局势来看,中国将来的发展战略必须准确把握我国开放型经济体系建设的根本方向,在全球化市场中合理配置我国战略资源,提高利用外资的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构建互利共赢的国家合作体系,大力发挥我国在全球中的大国主导作用。 作者:肖毅 单位: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中国发展论文:马克思主义下的“中国发展道路” 中国发展道路固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起点是改革开放,但它的理论孕育和实质原则要追溯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清晰可辨的思想脉络表明,中国发展道路并非天才人物突兀的灵光乍现,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现实碰撞的结果。 一、马克思、恩格斯与中国发展道路的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把他们的理论看作普世的原则和一般历史理论。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与具体实际相结合。1872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德文版序言中说道:“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2481885年,恩格斯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说:“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2]669面对落后的俄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居高临下地把他们的理论看作万灵妙药,而是要求深入了解俄国的实际,寻找革命的道路。俄国公社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形式,究竟能不能跨越资本主义峡谷,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以科学和诚实的态度没有给出确切答案,而是提出了跨越条件。在恩格斯看来,俄国公社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先决条件是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公共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的谨慎看法,表明他们从来没有迷信自己的理论,而是高度重视实际情况的千差万别,注重对实际的深层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把他们的学说看作行动的指南,而不是不研究历史的借口。1890年,恩格斯在给保•恩斯特的信中说:“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2]688中国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则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一原则显然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大量存在,从早期到晚期,从著作到书信,他们从各个方面论述和贯彻这一原则。就此而言,中国发展道路不过是真正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贯彻而已。也就是说,我们在改革开放以来真正坚持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适合中国的道路,而不是教条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和词句。 二、列宁学说与中国发展道路的镜像 列宁学说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继承和发展。列宁没有教条地坚持马克思主义,而根据俄国的实际情况和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的形势变化,提出了一国胜利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缔造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十月革命时期的国情,列宁还提出了经济建设等方面的一系列具有创新意义的新理论。可以说,列宁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列宁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的成功鼓舞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为中国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精髓提供了榜样。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的主要任务在于如何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开创社会主义道路。列宁在不断的尝试中逐渐摸索到进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他说:“在国内战争的条件下,在资产阶级强迫我们采用残酷斗争的形式的条件下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试验之后,到1921年春天情况已经很清楚:不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是要在许多经济领域退向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实行强攻,而是进行极其艰苦、困难和不愉快的长期围攻,伴以一连串的退却。”[3]603在复杂的现实面前,列宁从理想性的共产主义生产和分配退回具有现实可行性的经济活动方式,一定程度上接受商业和货币流通。他说:“1921年春天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用‘强攻’办法即用最简单、迅速、直接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的尝试已告失败……在许多经济问题上,必须退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阵地上去,从‘强攻’改为‘围攻’。”[3]602“现在我们处于必须再退一些的境地,不仅退回到国家资本主义上去,而且要退回到由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这条道路比我们预料的要长,但是只有经过这条道路我们才能恢复经济生活。必须恢复正常的经济关系体系,恢复小农经济,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恢复和振兴大工业。”[3]605“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纠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3]569列宁认识到,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只能采取渐进的方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借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发展俄国的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物质基础。俄国的农民问题不同于西欧的问题。所以,列宁提出了“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3]771。他看到一些人只会讲些时髦的词句时,警告人们要学习、学习、再学习,强调培养能够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的优秀人才,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名副其实的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总之,列宁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人类社会发展理论、国家学说理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发展理论等。列宁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问题、农民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合作社问题、国家机关建设和制度建设问题等,都对我国走怎样的发展道路具有借鉴意义。 三、、邓小平视域中的“中国发展道路” 、邓小平都非常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说:“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4]42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认为它们是臭的而不是香的马克思主义。在大革命时期,他根据特殊的国情,主张走出一条与俄国不同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根据中国国情创造性地划分了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他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思想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邓小平理论是对思想的继承和创新。邓小平从我国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出发,主张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他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5]261他还说:“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5]142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事业是书本上没有的社会实验,因而鼓励实践创新,鼓励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推动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最大试验。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他突破僵化思维,把市场看作发展经济的方法和手段,而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他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5]36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邓小平开辟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道路。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探索,我国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看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四、简要的结论 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其一,他们都重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它表现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列宁指出:“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7]162邓小平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8]143中国的现代化不能教条地跟在西方的后面亦步亦趋,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这里的“实际”是具体的、客观的、具有内容的实际,而不是抽象的、主观臆想的、空洞的实际。一个惨痛的教训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一度背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在经济上实行“大锅饭”,在政治上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文化上发动“”,将革命时期的经验运用到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给中国造成了一定的灾难。其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因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和大众化是正在进行时,而不是现在完成时。理论思维是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期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和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不同时期的实际相结合最好的例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针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根据变化了的国情、世情和党情,党回答了怎样建设党、建设什么样的党的问题,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进入21世纪后,面临实现什么样的发展以及怎样发展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党的十八提出,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奋斗。其三,坚持中国发展道路要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有人受西方福利和民主的迷惑,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认为西方的东西都是好的,所以对中国发展道路持批评态度。殊不知,西方的民主是一种形式上的民主,而不是实质上的民主。西方中心主义是对中国发展道路没有信心的表现。另外,对西方好的东西,放在完全不同的中国就不一定是好东西。所以,我们坚决反对简单移植西方现代化的说教。邓小平说:“第一我们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第二我们都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国家的情况,走自己的路。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5]256总之,中国发展道路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我们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道路。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黄敏娇 张有奎 单位: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与剪纸艺术论文 一、中国剪纸艺术发展现状 (1)中国剪纸的新时代 中国剪纸于2009年9月入选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四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事件使得中国剪纸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从此,中国剪纸艺术将受到全世界人们的关注。同时,在全球化这样的背景下,在新旧事物交换更替的今天,中国剪纸也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一方面,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地加快了文化交流,在这样的环境下剪纸艺术不断地从其他文化中获取精华,不断创新;而另一方面,剪纸艺术作为一种古老的艺术,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一些村寨剪纸艺术面临着流变和濒危的处境。 (2)中国剪纸艺术的发展问题 通过对中国剪纸艺术现状进行分析,可知目前影响我国剪纸艺术发展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我国剪纸艺术的创造团队问题。中国剪纸艺术源于民间,那些优秀的艺术家们从自己生活中获得感悟而进行创造,他们的艺术是心灵的艺术,是发自内心的无人可代的一种艺术,也远远不能用金钱来衡量。而当今社会,这样的艺术家们是少之又少,他们的剪纸作品模仿痕迹过于严重,缺乏自己主观的感情色彩,作品不够生动,感情不够鲜明。 二、如何推动中国剪纸艺术的发展 1.提高对剪纸艺术的重视程度 全球化的今天,剪纸艺术在各种现代文化的冲击之下,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而人们对剪纸艺术的认识存在一些误区,对其发展的重视程度不够,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我国剪纸艺术的发展。此外,甚至连一些剪纸艺人也不能够正确认识剪纸这门艺术,他们仅仅把剪纸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对于一些剪纸技巧不进行外传,殊不知这种做法可能会导致一些技巧失传,带来剪纸界的重大损失。因此,人们必须提高对剪纸艺术的重视程度,相关工作者还应该制定一套完善的保护体制并成立专门的保护机构,对我国剪纸艺术进行保护,使其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2.制定合理的发展对策 虽然我国剪纸艺术已经被列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目前我国民间剪纸艺术仍面临着十分困难的处境,因此,制定相关的发展对策对我国剪纸艺术未来的发展进行指导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应该将“继承”与“发展”作为主要的指导思想,以保护剪纸艺术、发展剪纸艺术、提高剪纸艺术作为最终的目的来开展工作,进一步加强对剪纸艺术的保护力度。 3.打造品牌 挖掘各种人力资源,为开设剪纸艺术教育提供师资保证,实施三个整合,为剪纸艺术教育制定实施方向。这三个整合就是指剪纸艺术与学科整合,发挥教学主渠道作用,剪纸艺术与德育整合,开发德育新途径,剪纸艺术与生活教育整合,丰富生活体验。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我国剪纸艺术的发展还面临着一些问题,为了使得我国剪纸艺术能够更好的发展和传承,作为中华儿女的我们,必须要采取行动,来保护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首先,正确认识剪纸艺术的现状,提高对剪纸的重视程度是前提;其次,将现代艺术元素融入剪纸艺术当中,并结合当今的民情、民俗进行创新与改革,稳中求异,才能实现中国民间剪纸艺术艺术性与实用性的有机结合,从而让这种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与发展下去。 作者:陈财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证券交易论文 我国的证券交易,肇始于19世纪末。光绪年间,一些中国官吏打着“自强”、“求富”的旗号倡办“洋务”,建立股份公司,发行股票,招股集资。公司所发行的股票,明白规定股票持有者可以自由转让,而股票除有其原有的价值之外,尚可随着公司的盈利增加获取一定的“红利”,因而有卖者,也就有买者,于是市面上就出现了股票交易。最初这种交易形式是买卖双方自由议定的,后来集中到某一茶馆内交谈,并且出现了中介人。由于上海是当时公司、企业集中之地,因而上海的股票交易最多且具有典型性。民国以前,上海的股票交易主要集中在大新街(今湖北路)的茶楼里,每天早上就有一些股票持有者和一些有钱人,如茶商、丝商,洋行买办、皮货商等,集中在大新街的惠芳茶楼里谈股票生意,双方买卖的有轮船招商局、汉冶萍公司、三星织物公司、商务印书馆、南通大生纱厂、浙江铁路公司、江苏铁路公司、粤汉及川汉铁路公司等发行的股票。这种聚会,被称作“茶会”。也是中国人进行证券交易的最初形式。这时,上海已有外国人在租界内经营股票交易。早在1891年,英国人首先在四川路南京路口的中央商场内开设了“上海股份公所”,以买卖外国股票为主。1905年,该公所改组为“上海众业公所”,成为中国境内第一家以会员制形式组成的证券交易所,设定会员(经纪人)100席,其中外国人占87席,中国人占13席。该所除经营买卖外国公司的股票外,还经营外商在华公司的股票,如公和祥码头公司、会德丰拖驳公司、上海钢铁公司、上海电力公司、中国营业公司、中国垦殖公司(煤矿)等股票。 1918年春,几个日本商人也在租界内发起成立证券交易所,并由日本驻沪领事馆发给营业执照,取名“上海取引所”,资本100万日元,以经营棉花、棉纱期票及日本帝国公债为主。日本人为收买人心,特聘请上海工商界一些有名望的华人如王一亭、胡梅庵等为其董事,朱葆三为监察人,花纱业头面人物吴麟书、徐庆云为经纪人,还拉拢股票商业公会的几个会员当其股票部经纪人。该所开业后,所经营的纱布证券颇为兴旺,曾一度垄断了上海的花纱交易。 在1922年爆发的信交风潮中,该所又从中兴风作浪,扰乱市面,为中国人民所厌恶。以后业务日益清淡,于1929年宣告停业。在外国人设立股票公所的影响下,一些中国商人也在积极仿效。1907年,上海商人袁子壮、无锡丝商周舜卿等,在上海仿照日本证券交易所的形式,筹办上海(证券)交易所。由于清政府不予批准,加上上海工商界对于证券交易的底细尚不太了解,因而没有办成。真正由中国人自办的证券交易所,是在民国以后创立的。1913年9月,张謇就任北京政府农商总长后,积极提倡证券交易。这年底,张謇在北京召开全国工商会议,讨论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大事,证券交易是这次会议上的热门话题。会后,张謇组织力量,仿照欧美及日本的证券交易法令,制定了《交易所条例》8章35条,于1914年12月29日公布施行。1915年5月,又进一步公布了《证券交易所法施行细则》26条、《证券交易所法附属规则》13条。《证券交易所法》第一章“总则”中明确规定,“凡为便利买卖,平准市价,而设之国债票、股份票、公司债票及其他有价证券交易之市场,称为证券交易所”。交易所需“察经农商部核准设立”。在第二章中明确“证券交易以股份有限公司组织之”,“证券交易所限于其经纪人得参加买卖”。经纪人的条件是:“中华民国商人,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上,关于证券买卖或与证券买卖类似之营业曾有经验者,由其证券交易所察经农商部核准注册,得为其证券交易所之经纪人”。第五章还规定了证券交易所之买卖,分为“现期及定期两种”。《证券交易所法》的公布,初步明确了证券交易所的性质、经营的范围及方法,为在中国境内设立证券交易所提供了法律依据。于是在国内第一次掀起了证券交易的热潮。 1914年以后,由于上海的股票交易越来越多,在茶馆茶会上参加股票交易的掮客也越来越多,遂有人提出成立“股票商业公会”的动议,以协调股票交易。经协商,上海股票商业公会在这年正式成立,地点在九江路禾兴坊的一座两开间小楼上,推举石路(今福建路)永和祥呢绒皮货店老板周韶笙为会长,并订有章程,规定每天上午集会,交易方式仍和茶会一样,由会员自行协议定价,尚无一定的标准时价,买卖的债券有政府发行的公债券,公司发行的股票和外国货币。股票公会从中收取5%的佣金。买卖的股票中有江苏和浙江铁路公司的股票,中国、交通、中国通商等银行股票、招商局、汉冶萍、中华书局、南通大生一厂及三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既济水电公司等股票。到1918年底,该会会员数已增加到40余家,这些会员大多是商人,原来是以经营纱布、皮货、杂货、生丝为主,由于经营股票交易后,所得的盈利大大超过原来经营的盈利,于是纷纷把商店改名为股票公司。在福建路九江路和汉口路一带,一时股票公司林立,形成了熙熙攘攘的华商股票市场。1916年,孙中山为筹集革命资金,采纳日本友人意见,联络上海商界要人虞洽卿、赵士林、朱执信、洪承祁、盛丕华等,筹组上海交易所,租赁四明银行楼上办公室作为办事处,挂出“通记”招牌,并着手对证券、棉花、棉纱、金银、布匹、食油、粮食七类商品的交易状况进行调查摸底。年底,以孙文、虞洽卿、戴传贤、张静江、盛丕华等9人联名,向北京农商部呈请立案。翌年2月,农商部批复准予备案。但其物品交易要“咨请江苏省县复查”。与此同时,李书平等也在上海发起成立证券交易所。后迫于张勋在北京搞复辟,孙中山赴广东发动护法斗争,政局发生变化,上海的证券交易所没有办起来。 1918年,在北京也掀起了证券交易热,由王璟芳、岳守堃、李景铭等人发起成立北京证券交易所,并得到北京政府的批准。这一行动,大大刺激了上海的工商界。这年4月,由上海商会会长虞洽卿、纱业公会会长闻兰亭、皮毛公会会长邹静斋、花业公所董事沈润挹、杂粮油饼公会会长张乐君,以及顾馨一、盛丕华等人出面,组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定为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证券、花纱、金银三种。北京政府先批准其证券部,后批准其物品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后,由于有上海各行业公会为其后台,信誉较好,业务发展很快。初定资奉总额为500万元,分作10万股,每股50元,先收1/4,实收125万元。推选虞洽卿为董事长,理事会下设场务、会计、计算、总务四科。该交易所还耗银20万元,在四川路爱多亚路(今延安路)口长发客栈三层上设立交易所址,除设办公室、会议厅、经纪人事务所外,还设立三个交易市场和完备的娱乐设施。1920年7月1日正式开业,到场作贺的中外宾客达3000余人,所送礼品、联幛、贺电、贺信不计其数,蔚为壮观,轰动上海。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后,生意兴隆,财源滚滚而来,在头46天的交易中,仅手续费一项收入达82000元,平均日收入1700余元;不出半年,盈利达500万元,超过了原定的资本总额,年终每人分到的红利,少则百元,多则千元至数千元。于是原有的股东竞相缴足股金,使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声誉鹊起,交易所自己发行的股票也顿时身价倍增,每股价由50元猛涨到100元,许多官僚和投机商人纷纷把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视作发财来源。抢购囤积,使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成为主要交易品。据说当时因购买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股票赚钱最多的是时任京沪、沪杭两铁路局长的孙天孙(又名孙鹤皋),他大批吃进廉价股票,并做多头买卖,等股票上涨一倍后,及时卖出,发了大财。孙天孙的投机成功,使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内部的人也眼红起来,于是由赵士林、张澹如等人暗中组织“多头公司”,在南京路上挂出“大庆银公司”招牌,对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进行套购和哄抬,以牟取暴利,曾把该所的股票一度哄抬到150元以上大关。他们还使用“反套利”的办法,把近期股票和远期股票间的差价拉大,吸引顾客买进近期,进行套利投机;待客户吃进相当数量后,又反过来抛出近期,吃进远期,做反套利活动。他们把套来的大量资金,再用于其它投机活动。这批投机商在股票交易中赚了大钱。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不久,上海另一家证券交易所——华商证券交易所也在密锣紧鼓声中开业。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后的兴旺发达景象,刺激着许多人。上海股票商业公会依仗人多力强,也在跃跃欲试开办证券交易所。他们首先撤除了暗中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有所往来的周韶笙的会长职务,另推范季美等人进行筹备。1920年5月,定名为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正式在汉口路上挂牌亮相。 1921年1月正式开业。该所冠“华商”两字,表明区别于上海已经存在的两个洋商开设的证券交易所,另一意图是指责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内渗有日本人的投资,可见当时竞争激烈之一斑。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以上海股票商业公会的全体会员为发起人,初定资本额为25万元,分12500股,每股20元,先收1/4。初定经纪人40名,全部由会员担任。推举范季美为理事长。该所在经营方法上,采取“继续买卖”方式,上、下午各做两盘交易,既做现货,又做期货。开业后,由于已有股票商业公会多年积累下来的经营经验,驾轻就熟,交易兴旺发达,尤其在经营北京政府发行的“整理六厘”和”七年常厘”公债中,获得丰厚的利润。1921年4月,该所在《申报》上刊登增股广告,把资本扩允到100万元,分5万股,每股20元,所有的2万旧股,每股补缴7.5元,经纪人数也由40名增加到55名,并以30万元巨款在汉口路昼锦里买了房地产,兴建企业大楼。这年五、六月间又进行第二次增资,资本额扩大到300万元,分15万股,经纪人扩充到80名。华商证券交易所大量增资,目的是想仿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办法,把自己发行的股票做多头买卖,哄抬起价,牟取暴利。经一番策划后,华商证券交易所每股价一度被哄抬到50元。但真正购买该所股票的人不多。大多为该所经纪人做空头。1921年底,该所经纪人吃进本所的股票竟达7万余股,几乎占总发行股的一半,致使该所流动资金枯竭,周转不灵。范季美在危急关头,接受了中易信托公司会计顾问徐永祚的建议,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等价交换积存的本所股票3~5万股,由中易信托公司为中介人,股票由中易公司保管,并由中易公司承担两所流动资金的责任。事情进展很快,两家证券公司两厢情愿地交换了股票。不久,矛盾开始暴露。因两所发行的股票面额一为50元,一为20元,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发行的50元面额股票市价已涨到180元,而华商证券交易所发行的20元面额的股票仅值30元,前者可以1股换取其6股,显然对华商证券交易所不利。并且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已存有兼并华商证券交易所的意图,双方交保的中易信托公司的总经理,又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理事兼总务科长。范季美觉得上了当,匆匆提出结束两家股票交换。事后华商证券交易所虽无直接经济损失,但苦于缺乏流动资金,业务一蹶不振。为挽回颓势,该所理事长一换再换,仍无起色,只得把所存股票以每股20元的原价卖给股东,以渡危机。1922年下半年后,该所在经营北京政府发行的“整理六厘”、“七年常期”、“六九公债”等方面赚了大钱,情况才有所好转。 事实上当时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也在走下坡路。1921年起,由于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国内银根偏紧,物价低落,产品难销,原来一度兴旺发达的股票交易也冷落了下来,股票指数下跌。尤其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自己发行的股票,虽然每股价格被抬高至3倍以上,实际是靠自己大量吃进方能维持其身价。当金融市场银根偏紧后,许多股票持有者纷纷抛出,换取现金。1922年该所到了几乎无现金交割的地步,形成了第一次“股市风潮”。后来由张静江出面向孙中山求援,得到孙中山20万元的现金援助,再搭上一笔公债券,才勉强渡过了难关。从此,红极一时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一蹶不振,开始走下坡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新颁布的《交易所法》中规定:“买卖有价证券或买卖同种物品之交易所,每一区域以设立一所为限”。因上海一地有同类的交易所多家,遂进行了归并。1929年10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三个部——花纱部归并于华商纱布交易所,金银部归并于金业交易所,证券部归并于华商证券交易所。华商证券交易所遂成为上海唯一的证券交易所。 民国初年上海掀起的一股证券交易热潮,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公司、企业通过发行股票,集合了社会上的游资,使其转变为生产资本,对当时十分缺乏资本的中国民族工商业来说,起了十分有利的促进作用,政府也通过发行公债而得以解决财政危机。物品证券的交易,不但可以促使工厂企业扩大生产,也加速了商品流通,促使商品经济发展。证券交易所的兴办,通过各种有价证券的交易,更进一步起了融通社会资金和活跃市场的作用。但证券交易的发展是受控于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社会生产越发达,证券上市品种就越多,证券价格的涨落又是随着企业的经营状况和信誉而转移,证券持有者只有当发行该债券的企业盈利时才能获得利益,一且企业受损或是破产,债券持有者就有经济利益严重受损的可能。由于民国初年中国的近代工商业尚不发达,国内金融市场的融通资本不大,所以证券交易虽一时兴旺发达,其中很大成份是投机买卖造成的。当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趋于清淡、冷落。 作者:王贞虎 单位:秦皇岛市产权交易中心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管理学论文 1研究的背景 管理学科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且没有一定的范畴,不存在国家和地区的区分,即没有所谓的美式或英式管理学,也不存在日式管理学,当然也就不存在中国式的管理学.但是,换一个角度,从管理哲学方面来看,确实存在中国式的管理学,只有适合自身发展情况的管理学,体现出本民族的特色,才可以发挥管理学的有效性[1].因此,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管理哲学也存在一定的差别.中国式的管理学需要在中国管理哲学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人的心理行为和风俗传统,才能够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管理学的研究将继续深入,并呈现出兴盛的景象.但整体上看,中国管理学尚未达到成熟的学科,国内也还没有一支从事中国管理学教学与研究的队伍,中国管理学在国内的管理学科中尚未占据一定的主流地位,其发展状况有待进一步加强.同时,中国管理学的发展也受到一定因素的影响.在发展的观点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方面是支持朝着本土文化的方向,以中国历史的相关管理学作为当代管理学研究的依据,不断探索发展管理学的规律,然后构建中国式的管理学理论.另一方面的观点是提倡中国与国际接轨,借鉴西方的管理学来发展中国管理学.中国的管理学,在教育与管理实践上,长期以来都是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学理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没有认识到本土文化的重要性.柳传志在谈自己几十年的管理心得时说,中国不仅需要吸取西方先进的管理思想,又要结合中国企业的实际营业环境.随着管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有越来越多的院校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开始在管理学中纳入中国元素.但由于习惯性的教学方式,在实际执行中西方的管理教学模式仍然占据主要地位.可见,只有适合于中国的管理学教学模式才具有研究价值.而理论投入到实践中是需要结合环境的,中国市场正处于独特的发展环境,这为广大企业带来了更多商机以及挑战.尽管西方管理学思想在国外有成功的案例,但也绝不能说明其适合于中国市场.有研究者称,缺少了西方管理理论指导的中国管理学就无法打造出国际一流的企业;同时,中国企业在引进西方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时,如果不结合自身条件进行改造,也不会取得管理成效.因此,当前情势下,构建中西方结合的管理文化对于中国式管理体系就显得十分必要. 2提升管理学地位的关键 要想提升中国管理学的水平和地位,需要研究出一套具有原创价值以及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成果.当前,企业内部的管理经验仍不能上升到一定的科学理论的高度上;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基础数据和有针对性、专业性、影响力的观点和建议.具有一定地位的管理理论,只有在实践中得到有效的运用,经得起实践的考验,并能够很好地指导经济活动,才会拥有长久的生命力,获得被广泛认可的地位.除此基础研究以外,还要掌握好管理学的前沿理论,把握好具有实践意义的案例,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原创性的研究,从而提高中国管理学的国际影响力.在传统的管理学中,通常只是列举多个实例,然后依照某个标准进行对比和分析,这样的研究方式难以得出原创性的成果.就近几年中国管理学研究的一些成果来看,主要还是对国际上先进的管理学理念进行磨合的结果,仅仅是在国外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些中国的实践分析,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创;也没有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以至于所提出的理论无法满足当前需要.当前,中国管理学的发展空间仍是巨大的.改革开放时期的管理实践取得了成功,在当前的一些主流管理学中,仍参照改革开放时期,但却不能完全照搬,应结合当前环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况且,直接套用现代管理学的理论难以解释中国在经济转轨和变迁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也有一些西方的管理学家开始对中国的经济与管理产生疑问,中国管理学逐渐受到国际的关注.近年来,管理学出现了东移的趋势,中国的管理学水平也有一定的提高,这对中国管理学的研究来说是一个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中国管理学家相对西方管理学家来说,比较熟悉中国的情况而更具有研究的优势;第二,中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活跃,同时,中国学者在当前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得到较快发展的情况下进行管理学的研究,可逐渐缩小与国外的差距,原创性的成果会越来越多. 3在方法论的指导下发展管理学 正确的方法论有助于发展中国管理学,有助于研究出更多的原创成果.中国管理学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吸取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另一方面,中国管理学不应排斥西方管理学,两者可以相互独立而存在,且应为取长补短的关系.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中国管理学注重思想管理,以哲学思考为主要内容,缺少了实践操作的方面;相反的,西方管理学注重的是实用,缺乏方法论的指导.可见,两者应为互补的关系.中国管理学也并非单独为一体,而是融合了中西方的文化,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取西方的先进技术,从而形成一个具有开放性的管理学体系.中国管理学并不排斥西方的观点,而是非常注重中西方的文化融合,在中西方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吸取精华,从而研究出自己的原创作品.可见,发展中国管理学需要本着扬弃的思想,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和理念批判地加以继承,同时对西方管理思想也是如此.中西方的管理思想具有共同点,如人本管理的思想,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在强调这一点.在西方的管理学中,实证主义在当前环境下仍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可作为发展中国管理学的重要指导思想.但是,仅仅通过批判地继承来发展中国管理学还远远不够.为了进一步发展中国管理学,不能依靠推翻固有思想,也不是在中国传统思想上做出补充和修改,直接套用西方的管理学思想更不能解决问题,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对这两方面的创新、超越.这是具有一定难度的,但又势在必行,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中国管理学目前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没有得到国际管理学界的普遍认可,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管理学没有利用国际管理学由来已久形成的现代管理学来规范自身;另一方面还在于中国管理学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成果和理论,无法立足于市场.这主要表现在方法论上,仍然因循守旧,无法创新.因此,中国管理学要想获得国际管理学界的认可,就必须在研究的过程中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作品,比如独特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案例.当然,这也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我国传统的做法就是大量引进西方的管理学理论与方法,而随着环境的变化,当今的中国应结合自身的特点,将中西方的管理学方法论结合起来,注重研究过程的规范性和独创性,在统一、科学的学术氛围下开展研究. 4挖掘中西方管理学融合中的要点 在中西方管理学呈现出日渐融合、交流频繁的情况下,发展中国管理学的要点在于抓住当前的机遇,找到中西方管理学的突破点,促进中国管理学上升到一定的地位.西方管理学面临着瓶颈的问题,而中国管理学的研究水平日渐提高,这对中国管理学来说是一个良好的机遇.具体表现在,中国管理学研究者更为熟悉中国的情况,相对西方管理学家而言具有一定的优势;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2].一直以来,我国大型的国有企业都处于垄断地位,国外大型企业不断进入中国市场,使得竞争日益激烈,因此需要建立起符合当前市场环境的管理体系来指导企业的发展.而建立一个合理科学的管理体系,对中国企业来说则是一个重大难题,解决这个难题对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又有着直接的影响.当前中外学术交流不断扩大,且日渐频繁;中国研究者在管理学前沿理论的研究能力和理解、运用能力也在不断提高.这样的发展趋势有助于缩小与国外同行的差距,并获得国际上的认可.这要求中国管理学研究界引起更多的重视,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管理学的实际性问题,分析和掌握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历史和趋势,总结出发展规律;对中国管理学的管理实践和创新做出全面的总结,从而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体系;并能够在国际上的管理学语境中顺畅地进行交流,实现跨情景的学术对话.最终形成既具国际性又不失中国特色的管理学成果.目前发展中国管理学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以西方管理学为参照的情况下在管理学知识体系的范畴内建立起具有中国人文特色的研究氛围.中国管理学的本质在于可以根据自身的发展条件来创造符合自身特点的管理方式,具有特定的意义.只有这样才可以研究出具有中国特色并能够立足于世界市场的管理学体系.根据这一特点,应注意的是,必须具备中国特色,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及其人文传统来研究管理学,强调的是目前中国的现实问题. 5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与其忙于管理学中国学派的重新构建,还不如认真思考当前我国企业管理实务中面临的实际性问题,找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这才是发展中国管理学的正确方向[3].中国管理学面临的危机,需要管理学研究者们树立起危机意识,拿出积极的反应和思考,这就是所谓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既包括对中国管理学问题的发现,又包含了对自身问题的反省.通过以上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管理学改革的根本动力在于中国企业改革的社会实践和管理创新,同时这也是中国管理学学派进行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中国管理学完全可以对社会实践做出总结,从而概括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理论,从而进一步指导实践,并获得广泛的认可.可见,管理与管理理论必须与特定环境相结合,与特定的人和事物相结合,才能发挥出真正的效用.因此中国文化与中国管理实践的特殊主义原则,是中国管理学学派得以确立的基础.离开了中国企业改革的伟大社会实践和管理的创新,中国管理学学派将无法产生实际性的功效. 作者:谭志勇 单位: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生态农业论文 一、中国发展生态农业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人类农业发展经历了原始、传统和石化农业三个完整历史发展阶段[2],现在正在从石化农业到生态农业转变。一般而言,石化农业被称为传统农业现代化,它主要以化肥、农药和动植物成长激素的高投入获得更高的产出为特征。石化农业在推动农业发展的同时,也破坏了农业生态环境,直接威胁了人类生存环境,影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早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范围内人们开始反思传统农业现代化,认为石化农业把原以生态为基础的农业推向了歧途,积极寻找替代传统农业现代化的新的现代农业形式,生态农业因此受到各国的普遍重视。生态农业要求将化学化的农业转向主要依靠以生物技术和计算机信息等技术,在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原则下,减少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的使用量,大力发展生物性肥料、生物性农兽药、生物性生长调节剂等生物制品,并采用3S技术进行精确施肥、施药和灌溉,生产出更多的优质高效农产品。美国土壤学家沃•艾博克(W.A1berhc)于1970年最早提出生态农业概念[3]。英国农学家沃•克•沃辛顿(M.K.Worhtington)于1981年将生态农业确且定义为“生态上能自我维持,低输入、经济上有生命力,在环境、伦理和审美方面可接受的小型农业”[4]。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学界又提出低投入持续农业等概念。1991年联合国粮食组织在《丹波宣言和行动纲领》中提出“持续农业发展”新概念。此后,墨西哥、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就持续农业的内涵与外延展开讨论,并在农业生产实际中积极探索持续农业发展模式。在中国,生态农业概念提出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0年,在银川召开的中国生态农业学会上,生态农业概念被首次使用,生态农业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推广。1980年,叶谦吉认为,中国特色的生态农业就是从系统思想出发,按照生态学原理和生态经济学原理,运用现代科技成果和管理手段,以及传统农业的有效经验建立起来,以期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5]。1987年,马世骏等人认为,生态农业是农业生态工程的简称,应根据“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理进行农业生态工程研究,它以社会、经济、生态三效益为指标,应用生态系统的整体、协调、循环、再生原理,结合系统工程方法设计的综合农业生态体系,在性质上属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一个类型[6]。1991年厉以宁提出,生态农业是指依靠农业内部来维持土壤肥力,促使农业稳定持续发展的一种农业,它的优点在于导致生态的良性循环,使社会既能稳定地、持续地取得农产品,又能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使社会的生活质量提高[7]。1996年,钟晓青认为,生态农业是一种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行模式,生态农业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完全在生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统一起来,强调“可持续发展”是生态农业发展的必然结果[8]。在我国学术界对生态农业进行理论探索的同时,生态农业的实践也随之展开。2002年,农业部全面总结各地发展生态农业的经验,经过认真地调查研究,归纳提炼出了370种生态农业模式,后又经过数年的推广实践及科学论证,又从中最后推出十大典型生态农业模式,包括:北方“四位一体”型的生态农业模式;南方“猪—沼—果”型的生态农业模式;平原与准平原区的农林牧复合型生态农业模式;持续利用型的草地生态农业模式;混种与轮作型的生态农业模式;生态畜牧业养殖模式;生态渔业养殖模式;小流域综合治理型生态农业模式;工业化设施型生态农业模式;旅游观光型生态农业模式。总之,尽管学术界对生态农业概念的界定不一,生态农业模式多种多样,但人们对生态农业存在以下三点共识:一是强调综合利用农业资源,提高利用效率;二是强调保护农业资源和环境,注重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统一;三是强调将传统农业的优势与现代科技和管理相结合,突出现代科技在生态农业发展中的作用。笔者在接受三个共识的基础上,给生态农业的定义是:以生态经济学原理为指导,采用系统科学方法,继承传统农业的精华并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通过自然或人工设计的生态工程,实现效益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形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农业的内涵将更加丰富,生态农业模式也将不断创新。生态农业是集农业科技化、信息化、标准化、机械化、产业化、水利化、合作化为一体的农业,囊括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全部内涵,发展前景广阔。所以中国发展生态农业是建设现代农业的最佳选择,它代表中国农业的未来。 二、中国农业的现实决定了必须走发展生态农业之路 长期以来,由于不注重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牺牲农业生态环境,片面追求农业经济增长,造成了农业资源日益萎缩和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直接威胁了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目前农业资源严重萎缩及保证粮食安全的迫切性,决定了必须走发展生态农业的现代化道路。 1.土地的数量与质量江河日下。截至2012年,全国耕地保有量为18.2476亿亩,人均不足1.43亩,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尽管国家采取最严格的土地管理政策,“占优补劣”、“硬占柔补”已经严重危害了耕地的质量,目前全国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仅为1.8%,比欧洲同类土壤低1.5~3个百分点。同时,每年沙化面积为2460平方公里,沙漠及沙化土地总面积达174.31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1/3。 2.森林与草原锐减。据第六次全国森林详查,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只有20.3%,人均占有林地量仅为世界人均量的1/7,已基本无成熟林可采,造成森林覆盖率低,植被减少。我国现有可利用的草地面积约33.7亿亩,人均不足2.6亩,目前,草原退化面积达13亿亩,而且每年仍以2000多万亩的速度在退化。 3.水资源不足。中国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之一,人均水资源占有量2200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正常年份全国缺水量接近400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缺水300亿立方米。同时,水资源缺少地区的水资源开发利用过大,超过水资源和水环境的承载力。 4.农业环境污染严重。一是大气与水体污染。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三大酸雨区,酸雨区接近国土面积的30%。农村畜禽饲养业的废水、废气和废渣等污染排放已占到全国总排放的50%,2010年,农业源排放的化学需氧量约占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的43.7%、总氮和总磷排放量分别约占排放总量的57%和67%。2010年,县域污水处理率约为31%,水体污染严重。二是农地污染。全国1/10以上的耕地遭受污染,土壤呈现新老污染物并存、无机有机污染混合的局面。平均每公顷耕地使用农药15公斤,高出发达国家1倍,在土壤中的残留量高达50%~60%;每年化肥施用占世界总量的30%,化肥用量60年增加近百倍,用量是发达国家上限的2倍。三是白色污染。每年有约50万吨的地膜和塑料残留在土壤中,百余年不能降解。四是食源性污染。在农牧产品的生产和加工过程中使用大量的生长激素、催熟剂和添加剂,中国每年生产抗生素21万吨的9.7万吨用于畜牧养殖业,造成了农牧产品生长过程的污染,“有抗食品”已成为人体内的“隐形炸弹”,对人体健康构成了严重的危害。五是外来物种侵害严重。入侵中国的外来物种越来越多,有飞机草、互花米草、水葫芦等400多种,20世纪90年代,每10年左右才会发现1种生物入侵,可2005年以来,每年都会出现1~2个“新面孔”。 5.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率。 尽管我国粮食已经连续十年丰收,但从长远看,粮食缺口仍然会扩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面临新的挑战。2013年粮食产量达1.2万亿斤,人均占有粮食860多斤,自给率约为88.4%,缺口约11.6%,缺口接近粮食生产大省黑龙江全年1300亿斤的产量。我国人口每年净增700多万,比青海省还多200万,预计到2020年,人口将达到14.5亿,对粮食的刚性需求不断增长,需求总量将超过6亿吨。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对精深加工的食品需求越来越大,转化为肉、蛋、奶、酒的粮食越来越多,目前我国每年仅生产白酒和啤酒消耗的粮食就有4000万吨。13.4亿人口这一国情决定了中国人的饭碗不能端在外国人手中。目前,全世界粮食贸易量仅为5000多亿斤,假如都被中国购买,也只能满足中国粮食需求的40%,解决不了中国的粮食需求。2012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农产品的第三大进口国和第四大出口国,其中美国出口粮食总量的15%销往中国,贸易逆差133亿美元,已经连续十多年逆差。粮食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我国除了18.36亿亩耕地外,还有60亿亩草原、43亿亩林地、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和内陆河湖。必须充分循环利用农业资源要素,生产出更多的畜产品、水产品、水果和蔬菜,减少国民对口粮的需求。这就要求我国的现代农业建设,要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农情实际出发,通过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的现代生态农业,尤其是发展生态循环农业,以实现较高的资源转化率和维护良好的资源生态环境,这是实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2014年粮食生产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的最主要途径。 三、积极推进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生态农业建设涉及观念、制度、政策、技术等方面,必须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加强整体设计,积极推进我国生态农业发展。 1.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生态文明观念是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的思想基础。一是中央要明确做出加快生态农业建设的战略决定,明确指出生态农业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战略措施,明确把生态农业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主攻方向。二是加强全党的生态农业文明教育,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最重要,所以要在全党开展广泛的生态农业文明教育,要编写统一教材,在各级各类党干校和农业院校开设生态农业课,普及生态农业知识,用科学的生态农业知识武装广大干部,重点武装农业和农村干部,以提高全党和广大干部发展生态农业的思想自觉。教育全党和广大干部通过发展生态农业给子孙后代留下更多农业资源,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生态。三是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开展广泛的生态农业文明宣传,使全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民热爱生态农业,发展生态农业,进而形成全社会的生态农业文明意识。 2.制定生态农业发展战略与规划。认真研究西方国家的生态农业发展战略,发展完善已有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并最大限度地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创新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具体而言,一是在沿海地区和太湖、洞庭湖、三峡库区、滇池等高集约化地区,借助3S技术,科学施肥施药,减少用量,积极防治工业和农业面源污染,实施农业环境和农产品环境污染预警,保证农地和农产品免遭污染。二是在长江和黄河中上游地区,黄土高原区,西北、华北和东北风沙综合防治区等生态脆弱区,加大生态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开发适合这些地区生长的优质速生林木品种,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积极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充分利用这些地区独特的农业资源,生产各具地方特色的优质农林牧渔产品,重点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三是在东北、华北和长江中下游、成都平原农业区,防止农产品污染,提高农产品质量,尽可能多地生产绿色食品,积极推进黑龙江省两大平原现代化大农业示范区建设。把黑龙江省和豫东平原建成亚洲最大的生态农业区。四是重点推进各地区主导生态产品建设,笔者认为绿色食品和无公害农产品是粮食主产区生态农业发展的重点。发展生态农业,重在坚持“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则,加速建立不同产业间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利用体系,合理配置农业资源,农林牧渔结合,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制定完善发展生态农业的政策和法律规范。一是制定和完善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持生态农业的发展,扩大并提高对生态农业产品生产的补贴额度,扩大对生态农业产品生产的信贷支持,使农民在发展生态农业中受益。各级政府都要加强生态农业基础建设,主要包括农田水利、防灾减灾、气象服务、水土保持、防护林建设、生态环境治理的投入,改善生态农业的发展条件,减少生态农业的自然和市场风险,增强生态农业发展的后劲,尤其要加大对生态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的投入。二是将必要的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相结合,政府必须明确在发展生态农业中,支持做什么,不许做什么,奖励遵循者,处罚违规者。三是运用法律手段支持和保护生态农业建设。目前,我国初步形成了以《环境保护法》为核心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要以此为基础,加快制定《绿色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生态农业补贴条例》等保护生态农业发展的配套法律,尤其要加快制定规范农产品市场建设方面的法律,依法保护和调动广大农民发展生态农业的积极性。 4.调整农业内部结构。扩大生态农业在农业中的比重。一是调绿,大力发展非生态农业和生态农业中绿色食品生产,它是农业内部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加速有机肥、有机农药和有机生物调节剂的研发与生产。二是调红,非生态农业区和生态农业区都必须大力发展畜牧业,内蒙古、宁夏、新疆、青海、西藏五大牧区必须率先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以发展生态型畜牧业为主,严格按草原合理的承载力放牧,对严重沙化与退化的草原禁牧,对一般退化了的草原周期性休牧,加快恢复草原生态功能,各级政府要增加休牧补贴数额。三是调白,即大力发展微生物农业,微生物农业是典型的高科技生态农业,要积极开发新的菌种,做好白色产业的精深加工,搞好产业化经营。四是调蓝,大力发展海洋和陆地江河湖泽水产业,变非生态养殖为生态养殖,做大做强海洋生态农业,大力发展海洋菜园、海洋粮食和海洋牧业。五是调特,大力发展各具地方特色的生态农业产品。总之,在农业结构调整中要充分考虑农林牧渔业各业间相互依存关系,充分发挥各农作物在生态链条中的作用,建立各种各样高效优质生态农业模式。 5.加强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建设。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生态农业基地建设的指导,在坚持标准的前提下,扩大生态农业示范基地面积,提高生态农产品质量。一是继续坚持已经开展的生态农业试点县建设。选取各方面条件相对较好的县市,采取整县推进的方法,边推进边总结成功经验,做到以点带面,直至推广到全国。二是依托“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的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鼓励支持龙头企业自建生态农业基地,鼓励支持企业加速实现已有非生态型农业基地向生态型农业基地转变,借助龙头企业带动农户实现生态化种植养殖,龙头企业与农户均享加工利润和销售利润,使自己有稳固的基地和农户群。三是加强生态农产品出口基地建设,更多依靠龙头企业拓展海外市场,不断扩大生态农产品出口数量,使其成为农产品出口的生力军,进而成为平衡国际贸易的一支重要力量,并依托其进一步拉动国内生态农业发展。 6.加强生态农业科技研究与推广。科技创新是生态农业发展之本,农业科技创新是突破资源与环境约束的客观要求。一是加快生态农业动植物新品种培育。农业科技创新的重点是种子,种子的科技含量占农业总科技含量的40%,尤其是要加快培育适宜粮食主产区生长的新品种,积极开展分子生物育种和天空育种,抢占世界种业科技创新的制高点。二是集中力量开展先进适用生态农业技术的研发与推广。主要包括耕地重金属污染防治技术,农田控磷减氮、畜禽清洁养殖和废弃物综合处理与利用等面源污染防治技术,循环农业和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生物肥料和生物农药及生物调节剂等生物技术,节水节肥节药和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精准农业技术,农作物秸秆等废弃物的再生利用技术。三是加强生态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建议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优秀学子报考农业院校,提高农业院校生源质量;国家免费培训基层生态农业科技人员、生态农业实用人才和新型农民,奖励优秀受训者。四是加快新型生态农业科技成果在基层推广。农业科技推广的重中之重是基层,加强基层站点设备等硬件和队伍建设,实现农业科技入户进田,畅通“最后一公里”。加速建立完善生态农业科技推广的利益驱动机制,实行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制,基本工资保底,绩效工资与推广的数量与质量挂钩;有效整合科技资源,建立农科教产学研推相互衔接的机制,强化“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9]的科研与推广评价导向机制;发展多元化的农业科技推广组织,农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必须承担生态农业农技推广任务,国家要做出农业高等学校的教师将1/3的时间、科研院所将1/2的时间用在农业科技推广上的规定,在职称和利益分配上予以更多的激励。 7.加强与完善生态农业服务保障建设。一是建立健全生态农业技术标准体系。生态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标准化,研究制定生态农业基地、生产资料、生产技术、产品质量标准体系;研究制定生态农业评价指标、管理认证方法、环境友好技术标准体系。二是加强生态农产品质量保障管理。严格执行生态农业技术标准,对农户和龙头企业实行产前、产中和产后全程质量监测,严惩生产过程不达标和质量不达标者。通过对生态农产品全面的质量管理,确保质量与安全,提高国际竞争力。三是加强生态农业教育培训。建立培训机构,加强对广大生态农业管理人员和农民的培训,传播生态农业科技知识,使其掌握各项标准和规程,继续实施“绿色证书工程”,提高农民经营管理水平。四是加强生态农业信息化建设。重点是加速县乡村信息服务站建设,努力实现农业信息进村入户,实现在广大农村的全覆盖。加强生态农业信息质量管理,确保生态农业信息的真实性。五是加强生态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加强对生态农产品,尤其是绿色和有机食品及标准的宣传,积极促销;实行生态农产品分级包装进入市场销售,优质优价;实行生态农产品(绿色和有机食品)专卖销售,实行销产连带追溯赔偿制度,以保护消费者利益,防假打假。六是加快建立健全气象、疫病防治、科技推广、信息等全方位的生态农业服务体系建设。各服务部门人事管理事业化,强化公益性。 总之,只要我们勇于探索,积极推进发展生态农业的对策措施,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丰富生态农业发展模式,中国生态农业必将成为现代农业建设的一条亮丽风景线。 作者:赫修贵 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 中国发展论文:基于在中国发展的国际酒店管理论文 一、国际酒店管理集团的概况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入驻总过的国际酒店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已有已经有超过35家酒店集团,并且其规模仍在不断地扩大、品牌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多,并且凭借自己先进的管理理念在不断地开拓大陆市场,这都是对国内本土品牌酒店的一大挑战。在中国,有将近350家酒店的是属于国际酒店管理集团,拥有的品牌数量达到了55个,国际酒店管理集团旗下的酒店多数都是高标准的酒店,随着经济年本土化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经济型的酒店。 二、限制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发展的因素分析 (一)扩张的方法有限 酒店产业就有较高的风险,其资金成本比较高,同时取得收益的周期比较长,尤其是现在很多的国际酒店集团都进行跨国投资的活动,每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情况不相同,很容易受到其影响,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血本无归的情况。很多国际酒店集团采用特许经营的方式来开拓市场,该种方法可以保证其有最基本的管理费的收入,如果一旦出现了什么变化,可以及时地撤出市场,这在当下是很重要的一种扩张方式。和特许经营相比,还有一种扩张方式也很受欢迎,即签订管理合同的方法,这也是一种比较保险的扩张方法。在当今的国际酒店集团当中,有将近一半的客房是通过上述这两种方式来经营的。这两种经营方式有自身的优点,但是当一个酒店在进入一国市场的时候,会受到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市场运行机制等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对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一般所采用的是特许经营的方式;如果该国市场更注重服务,则可以通过合同管理的方式。这里通过对洲际酒店的具体分析,阐述国际酒店集团扩张的局限性。洲际酒店从来没有采取特许经营的方式来扩张,这是什么原因呢?其从历史角度分析,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国内酒店的设施比较落后,而特许经营是为国内的酒店提供品牌、统一的标准,并不是实际掌控管理国内酒店;但是采用管理合同的方式则可以避免这一问题,管理合同是国际酒店集团直接对国内酒店进行服务上的管理工作,提高国内酒店的质量。随着近几年国内酒店硬件设施的不断完善,有部分酒店采取了特许经营的模式,但不可否认的是特许经营还是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如对知识产权的立法不是特别完善,不利于品牌的发展。 (二)酒店的发展受到国情的影响 在我国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业主会对酒店的经营提出除了经济效益之外的其它要求,比如收取商业回扣、加强酒店管理的支出、酒店的采购等等,使得酒店的经营受到业主的极大干预。偏远地区的某些政府推行地区保护主义,其极大地抗拒国际酒店集团加入本地的市场,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违法市场的自我调节,组织建立大规模的本土酒店来抵制国际酒店品牌,这也极大程度地对国际酒店集团构成了威胁。 (三)管理的花费太高 国际酒店毕竟是国际的品牌,其拥有很大的国际市场,因此其必须具有一流的管理水平。无论采取何种经营方式,其管理的花费一直以来都是比较高的,在总体营业收入的1/20都要用来交管理费,这使得国际酒店集团的收益越来越低,不利于其更好的发展。同时,高昂的管理费也为很多国内经济型酒店开辟了发展的空间,国内酒店管理的费用相对较低,同时其又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发展如鱼得水。 三、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品牌不断增多,规模日益扩大 尽管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的发展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但是中国丰富的市场需求,还是吸引很多国际酒店品牌的加入。从宏观角度来说,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市场的扩张趋势可以用4个字来进行概括,即全面扩张。其无论是在地域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在成逐年增加的趋势,不仅东部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可以看见国际酒店,中西部的一些地区也出现了国际酒店的品牌。从品牌的角度来看,数量在不断的增多,并且根据市场的不断发展,其自身也在不断做出调整。从微观的角度分析,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扩张的时候,主要遵循了以下三个原则:第一,入驻的品牌需要市场的发展、承受能力相一致;第二,项目酒店的硬件设备要满足即将入驻的品牌的要求;第三,在签订管理合同的时候,要遵循双方的合意,不能勉强。这体现了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扩张时,即不断增加自己的品牌,同时又考察市场的承受能力,做到理性的扩张,有利于其长远的发展。 (二)签订管理合同仍然是其最常见的扩张方法 第一,不断缩短合同约定的期限,加强竞争。我国本土的酒店管理公司不断兴起,企业在谋求国内市场,与此同时,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又急于开辟中国大陆的市场,因此就会产生激烈的竞争,双方同项目酒店签订的合同期限也在不断地缩短,造成了无序竞争。中外酒店管理集团的竞争,为业主留下了更大的选择空间。第二,管理业绩的衡量方式出现了变化。在衡量酒店管理业绩的时候,更加重视风险的共同承担。在管理的费用当中,增加了奖励的成分,并且其所占比例在不断增高。 结束语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迅猛发展,其开辟了大量的中国市场,自身先进的管理理念、设施条件都对国内的酒店产生的严重的威胁。面对如此情形,国内酒店要不断完善自身的管理方式、硬件设施,才可以与之相抗衡。 作者:张琳珏 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学院 中国发展论文: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对中国发展影响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提出了著名的“世界历史”概念,在《共产党宣言》中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以后的创作中又有新的补充和发展。它是当今全球化理论的源头。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准确把握运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具有现实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说,更具有指导作用。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的“世界历史”概念 “世界历史”观念作为我们理解世界、描述世界的理论框架,最初源起于希腊时代斯多葛派有关世界主义的思想。近代“世界历史”观念,在发展和完善的理论方面,典型代表是德国思想家康德和黑格尔。其中黑格尔是近代世界历史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世界历史观念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渊源颇深。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正是批判地继承黑格尔世界观念合理内核的思想结晶。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世界历史”概念有两层解释,一是:展示人类总体历史的发展进程,这是指历史学上的通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1] 这里的“世界历史”就是指人类的总体历史;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马克思用讽刺的语气批判青年黑格尔派说:“至于他们的全部论断,只不过是进一步来粉饰他们的一种奢望,以为他们用这样一些微不足道的说明作出了仿佛是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发现”。这里的“世界历史”一词,同样是指人类的总体历史。二是特指16世纪以来随着大工业发展和各个民族、国家的发展日益成为世界“一体化”的历史。马克思指出: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是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他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孤立状态”。[2] 这层含义是马克思独创的。这是马克思从现实和哲学的角度出发的解释,他一方面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的功绩,另一方面针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从而对世界历史进行了特别的界定。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历史在今天已经是一个经验到的一个事实,但她却形成于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以其惊人的洞察力注意到了这一历史趋势。“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而不是狭隘地域性的存在,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3]一切国家、民族和个人都将从狭隘、孤立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之路。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现代化内涵的深刻揭示 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极其丰富,主要集中蕴含在他的世界历史理论之中。首先,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世界各国现代化走向的必然性和自主性。马克思认为,16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急剧变革,源于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出现。“它比以往一切生产方式都有助于解放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4]它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它开创了世界历史进程。因而,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同时就是“现代化”过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将现代化定位为一种世界性浪潮,在世界历史背景中,任何国家都难以逃脱发展大工业的必然,更无法回避发展工业生产力的要求。其次,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明确了现代化手段的一般规定性。马克思在世界历史理论中,指出了实现“历史转变”的重要推动力量是大工业、世界市场和世界交往。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对于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的重要启示在于,任何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都离不开大力发展现代工业文明,以取代传统的农业文明;大力进行市场经济建设,以融入世界市场体系;充分利用世界整体资源,以全方位的开放式发展冲破传统的封闭式发展,进而实现文明的交流和互补。如果以现代的眼光来审视,其实质也就是对现代化的基本手段和途径的科学规定。第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凸现了现代化进程的整体性。这种整体性是指:它是社会生活的整体变革,是一种“社会革命”,其内容包括保证最多数人的最大民主、最多数人的最大自由,最有效的管理制度,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高尚的道德情操,理想的自由人格。它不仅改变着物质生产的面貌,也改变着社会结构和人们的社会关系。 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 实现现代化,这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在当今“世界历史”,“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如何真正面向世界走向现代化呢? 第一,积极发展对外交往,实行对外开放。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所代替了。这正是对当代世界历史发展形势的正确描述。“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发展中国家只有自觉走进世界交往的行列,才能在开放的世界中,吸取人类的先进成果,早日跨入现代化的行列。 第二,建立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实践告诉我们,不搞市场经济,现代化就没有指望。邓小平同志正是从根据中国的国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胆量和勇气尖锐地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完全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5]十四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充分说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实践上为中国的发展开辟了新天地,使中国能够通过市场走向世界,从而最充分地利用世界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逐步跨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 第三,中国的现代化就是中国的世界化。全球化是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外部环境。在全球化条件下,既要体现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又必须发挥各民族的特色。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5]正是基于我国的国情,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规划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战略。 第四,积极发展生产力。我国虽然跨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但不能跨越生产的工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自然历史过程。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能否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现代化是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根本所在。过去许多年来,我们忽略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不仅违背世界历史首先要作为生产力的世界化发展的现实趋势,而且也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要求。目前,中国现在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我国不仅要完成西方发达国家过去二百多年内完成的产业革命,而且还要迎接当代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挑战。我国既要利用经济全球一体化这一有利契机,又要积极利用人类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大力发展生产力,立足于时代的高度,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走出一条加速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新道路。所以,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的中国,步入高级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很长的一段发展道路要走,因而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提高生产力水平的问题,中国要尽最大努力发展自己的生产力水平达到并超过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这样,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才会被完全地发挥出来。 中国发展论文:民法精神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 民法,是每位公民接触最多的法律,也是我们最经常使用的法律。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以主体的独立和意志自由为前提,以意思自治的财产权保护为核心,体现了民法精神的权利观念和权利本位特征,具体来讲包括契约自由观念、权利义务观念、主体意识三个方面。民法精神是指导民事主体之间民事行为准则的共同意识,而民法基本原则作为最抽象的民事行为准则,比具体的民事法律规范更能体现民法的内在精神。民法精神集中归结为民法的理性、民法的理念和民法的理想。基于人类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文化环境下的认识和价值判断标准不同,从而产生了具有不同内容的民法精神。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民法精神对促进国市场经济发展、精神文明建设、社会文化建设、和谐社会的构建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民法精神对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民法精神强调平等、诚信、秩序,这与市场经济的要求与发展规则高度契合,表现在对市场主体“平等”“自由”的崇尚,其实质也是对人的尊重。民法的基本原则,不仅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系统的思想基础与法律保障,也为政治民主和法治建设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它强调在经济行为中尊重当事人的自由选择,鼓励当事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自己的想法最终形成合理的预期,这与市场经济的存在与发展规律不谋而合。可以说,这是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基本法治条件,也是市场经济能够顺利实施的重要法律保障,同时,完善的民法制度可以推动现代社会所要求的人文精神以及人本主义在全社会的传承,从而推进中国全面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公平、和谐地发展。 二、民法精神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 精神文明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重要目标与手段,而民法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基本的社会行为规范,通过不断完善民法并加强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可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第一,民法基本精神集中体现了现代社会精神文明的基本道德要求,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是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而思想道德素质离不开法律的约束,在宣传法律的同时形成法律素质对民法精神的发展与传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二,民法调整的内容是精神文明建设内容中的基本方面,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部门,可以说,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人生中所有社会关系的绝大部分,民法因此也成为法治原则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最佳组合。总之,当代民法的精神集中反映了精神文明的基本要求,是精神文明中道德规范和其他社会行为准则的法律化。 三、民法精神对社会文化构建的重要作用 文化是社会存在与不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范畴比较广泛,其中法律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民法文化是法律文化的基础文化,是民法精神构造的核心。法律文化属于意识形态,是有关法律的制度事实、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的总和,在根本上是一个国家或者社会占主导一种社会行为文化,法律文化具有持续性、稳定性与传统性,通过规范民众的行为,最终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形态,形成的一种能够满足自身社会能力需要的正确的行使方式。而民法文化以其对人类发展提供最理性的精神指引和为权利事实提供最有效的行为模式,成为人类社会整个法律文化构造中的基础。总之,不可否认,民法文化已经成为社会行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将会在法律文化的传承中使社会文化得到改变、发展和完善。 四、民法精神对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作用 第一,民法是我国调整社会关系领域最广、法条最多、法律概念最精准、逻辑性最强的法典,为和谐社会中的民事生活提供了系统详尽的法律规则。中国民法典既给民法主体的各种行为提出了规范性模式化的要求,也为司法机关提供了极大便利,可以说,公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各项事情都可能会与民法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民法的存在与秩序,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与实践意义。第二,民法授予了主体广泛而又神圣的民事权利。民事权利不仅广泛多样,而且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民法精神将伴随着民法规范的广泛适用和普遍遵守,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模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最终在潜移默化之中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综上所述,为了更好地实现民法精神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重要作用,第一,在民事立法中我们应更加重视和加强“私法自治”,因为这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民事权利,是各种民事权利的基点和起点,可以使它与宪法中的公民基本权利对接,其体现的不仅仅是主体的自由,还有主体的自律。第二,“意思自治”将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要在法律规范中明确确认和体现意思自治的原则,并在民事立法文件中以明确具体的条文加以规定,而且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完善。第三,要重视全民私法精神的培育。私法精神的培育是一个系统的、长期的、复杂的工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除了相关制度保障以外,全民私法精神的培育也至关重要,因此,要加强全民私法精神的培育力度,弘扬民法精神,逐步推进民法制度的完善,进而培养民众的平等、自由、契约等思想观念,构建我国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民法体系。
教育哲学论文:法国中学的哲学教育 在法国,哲学是高中生的必修课和会考的第一门科目,但法国中学哲学教育的目的并非为了造就哲学家,也不是为了让法国人掌握哲学,而是为了培养公民。 ■法国年轻人的成年礼 很多年前,在一堂法语作文课上,听外教谈起她在巴黎高师预备班上的哲学作文训练。她列举的几道作文题中,我还记得一道。这道题让我印象深刻,是因为它只有两个法语词“moi,je……”这两个字的意思都是“我”,后者是主语,前者是强调后者的同位语。“我,我……”,我当时心里直嘀咕,要求刚刚中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用4个小时对“我”做一番哲学发挥,大概只有这个产生过“我思故我在”的哲学思想的民族才能想得出来。 这种哲学训练,针对的并非是能够进入高师预备班的中学毕业生精英。2011年前,它是所有普通高中(分为人文科、经济社会课与科学科)和技术高中(以协助学生升学为目的)的高三学生必修课,而从2011年开始,法国教育部规定从高中一年级就开始哲学教育。并且,哲学是中学毕业会考的第一门科目,所有高中的学生,只有通过这一会考,才能毕业并有资格进入大学。用一个法国记者半开玩笑的话来说,哲学会考似乎成了法国年轻人的成年礼。把哲学作为高中生的必修课和会考科目,这是法国中学教育的独特之处。欧洲另外两个伟大的哲学民族——英国和德国,并未如此推崇中学哲学教育。在德国,哲学课只是中学生的选修课;在英国,哲学课则更多的是比较宗教课或逻辑课。在欧洲,除了法国之外,只有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把哲学列为高中生的必修课。法国按照哲学概念和主题来组织哲学课,训练学生对关乎人生、社会、政治的一些根本问题,进行初步的哲学思考。 这些问题在最伟大的哲学家们那里,都是争论不休的话题,为什么法国要求其国民在年轻时就开始加以思考?事实上,在法国,中学哲学教育的目的并非为了造就哲学家,也不是为了让法国人掌握哲学,而是为了培养公民。这解释了为什么经济社会科、理科乃至技术科的中学生都被要求学习哲学。中学哲学教育的本质乃是公民教育,因为哲学被认为有助于塑造具有自由精神、批判意识和政治责任的“开明公民”。 ■学习哲学是公民的权利 通过教育塑造公民的理念,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而在法国大革命期间,革命者试图建立新的教育体系,来锻造新法国所需要的理性国民。拉卡纳尔在大革命前是天主教修会的哲学老师,他在1793年进入国民公会后,积极参与国民教育改革。他认为,自由思考和发展批判理性的权利属于每个公民。显然,哲学对于培养自由思考和批判理性至关重要。因此,从大革命教育哲学的逻辑来看,学习哲学是共和国公民的权利。 哲学教育并没有能够在混乱动荡的大革命中得到实践,倒是被终结了大革命的拿破仑纳入到法国公共教育系统中。而此时的哲学对于拿破仑而言,只是对国家教育的工具罢了。 中学哲学教育并未随拿破仑垮台而终结,而是得以不断发展。在保守的自由主义七月王朝期间,1840年担任公共教育部长的哲学家库赞强化了哲学教育在中学的地位,并引入作文的形式来培养中学生的哲学思考和表达。 在第三共和国时期,共和国和天主教会的斗争最终以确立政教分离原则告一段落,共和国因此在政治和教育上取得了完整的支配权。反教权和反旧制度的共和国致力于通过初级和中等教育向国民灌输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精神,中学哲学教育被认为是通过思考学习自由的重要途径,是共和国通过学校展开的公民教育的顶峰和完成。因此,哲学学习不仅仅是公民的权利,也成为他们的义务。 在现代社会获得充分权利和尊严的个体,是否有能力运用自己的自由?这需要他们对人生和社会的一些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具有思考能力。哲学教育有意识地引导即将成年的少男少女们关注哲学问题,因此“自由是否意味着不遇到障碍”、“欲求不可能的事物是否很荒谬”这样的问题出现在会考当中,并不令人意外。 同时,共和国要良好运作,公民能够在自由中理解和承担自己的社会和政治责任并且相互尊重与合作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哲学教育也常常围绕一些对于政治和公共生活而言不可或缺的问题展开,如国家的权威、工作的价值、个人的权利和义务等等。 ■哲学教育也常常遭遇失败 当然,哲学教育和其他学科的教育一样,也常常遭遇失败,并且失败的比率可能更高。我有一个法国朋友,他以一篇关于卢梭的论文获得哲学博士,之后一直在一所高中教哲学。有一次他给我看学生的考卷,试题是对帕斯卡的一段话进行分析。他对某些学生非常不满,批评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也不爱读书。他给我看了两份考卷,几乎是空白,只能得一两分(满分是20分)。事实上,哲学会考的平均分也就在10分左右。 哲学教育的目的首先是让学生认识到,人类的一些根本问题和他们也是密切相关的。这种启迪和发现会影响他们一生,并非因为他们会成为哲学家或学者,而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人生和职业的意义,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对这些问题给出让自己满意的答案,而他们也应当以自己的人生和职业,去理解这些问题并探求其答案。 更为重要的是,中学哲学教育是对政治生活的准备。十七八岁的中学生,在哲学课上就正义、自由、平等、国家、工作等问题所学到的知识和进行的思考,事实上是对他们成为公民的预备。差不多同时,他们获得选举权,在法律上成为完整的公民,将在生活中切身理解公民的政治和道德职责。人们只能在自由的运用中学习掌握自由,公民教育只能在政治生活中完成。年轻的法国人能够在政治参与中检验和理解哲学教育传授给他们的公民之道。 近二十年来,某些东欧、拉美国家也纷纷在中学中开展哲学教育,帮助年轻人通过自由思考来理解自由的价值。哲学教育成为民主化的重要内涵。哲学与民主的有益关联,取决于哲学的执著和民主的热忱能否在政治中化身为健全的公共精神和公民德性。只有那样,我们才能分享1995年巴黎哲学宣言所表达的信念:“哲学思考在教学和文化生活中的发展,通过发挥公民的判断力——一切民主的基本要素——积极地推动了对公民的塑造。” ■2012年法国高中毕业会考哲学试题 2012年6月18日星期一上午8时,全法国334464名报考普通类高中毕业会考的学生开始第一门科目——哲学的考试。每位考生可在3个题目中任选一题,考试时间为4个小时。 人文科考生试题 题目1:通过工作我们获得什么? 题目2:所有信仰都违背理性吗? 题目3:解释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的一个节选段落。 科学科(理科)考生试题 题目1:我们是否有责任寻求真理? 题目2:没有国家我们是否会更加自由? 题目3:解释卢梭《爱弥尔》的一个节选段落。 经济社会科考生试题 题目1:存在着自然欲望吗? 题目2:工作,是否仅仅是为了有用? 题目3:解释乔治·柏克莱《论消极服从》的一个节选段落。 教育哲学论文:关于素质教育思想的哲学思考 摘 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对中国教育的科学总结,也是指导今后教育实践的保证。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首先必须深入研究、深刻理解、全面贯彻,要在实践中把握好素质教育的客观性,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把握好素质教育的整体性,它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把握好素质教育的实践性,在科学世界观指导下,敢于探索、勇于实践。 关键词:哲学思考;思想;素质教育;客观性 建国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峰回路转,在曲折中前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国情结合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高度,作出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提出了“科技兴国”、“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基本国策。素质教育是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指导今后教育实践的政治思想保证。它的提出,对中国的教育改革命运和前途有长远的决策性意义,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深刻理解、切实贯彻、全面实施。 一、素质教育的客观性 客观性原则是辩证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原则,坚持客观性原则,就要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客观性与必然性、现实性与可能性,内容与形式等诸多方面的统一,而且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要正确地反映客观实际并非易事。素质教育的形成,正是经过反复实践、反复认识的结果,它表明我们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认识的深化。 素质教育的客观性在于它充分体现了我国的国情,邓小平同志再三强调研究国情,把国情作为我们办事情的出发点。研究国情的实质是解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如果不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对社会主义教育的指导就必然脱离实际,也就是违背客观性原则。我们过去教育经历了许多曲折,很重要一条教训就是脱离国情。建国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在探索怎样根据中国国情来发展教育,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后来由于经验不足,也由于国情和经济发展规律认识有偏差,参与了应试教育的作用,曾多次出现急于求成的情况,影响了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顺利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确立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教育对提高民族素质的重要作用,高度重视素质教育。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教育和质量。”邓小平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把提高民族素质作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和改革的根本目标和任务。 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在整个教育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牢牢记住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同志在党的十四大和1994年全教会上进一步强调,要“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素质的轨道上来”。这一论述,对于我们理解素质教育的客观性及其指示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党和国家的素质教育来自于对国情的深入了解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全面贯彻实施素质教育呢? 我国的教育,是在旧中国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例,科技教育文化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发展壮大的,只有对国情的深刻理解,我们才能真正懂得素质教育的正确性,并自觉地为之奋斗,才谈得上理论联系实际,谈得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关于素质教育问题,不是哪一个人心血来潮想出来的,也不是自上而下传下来的,它是在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广大教育工作者对教育进行不断探索形成的共识。它始于80年代后期, 90年代初期,它是各国教育的共同趋势,是这个特定时代赋予教育的历史使命。 总之,认识素质教育的客观性,要十分重视对国情、省情、县情的研究,要反对本本主义和一切主观主义的东西,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完成,使我们在实施素质教育过程中更富于自觉性和创造精神。 二、素质教育的整体性 万物都是作为系统而存在,作为过程而发展的,普遍联系和辩证发展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任何的诸要素都是互相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它们的有机统一形成事物的整体。如何用联系的、全面的、发展的观点来认识素质教育,也是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所必须的。 素质教育是通过科学的、抽象的理论形式来反映我国教育实际的,从形式上看他是主观的,从内容看是客观的,是客观内容与主观形式的统一。素质教育是一个非常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由许多子系统组成,包括社会各界的普遍理论与大力支持。不了解其中各子系统的联系和关系,就不能把握其整体,不能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就不能认识其本质和规律性。 如何把握素质教育的整体性,及其内部诸方面的有机统一,这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我们不可能一下完成这个任务,但必须努力去研究他、实践他,以期取得一定成效,有助于素质教育协调而健康地向前发展。下面试从三个方面略加分析。 从素质教育的具体内容看,我们习惯把素质教育称为面向全体、全面提高、主动发展,它简明而形象地指出了素质教育的本质所在。以其具体内容而论,它涉及到更多的方面和关系,要充分认识其整体性,必须做全面考察。素质教育是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来的,它是在经济文化不发达的13亿人口中实行的。它要达到的目标是: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它要依据《教育法》规定的国家教育方针,着眼于受教育者及社会长远发展和需求,为学生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合作、学会纪律、学会审美,为他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奠定基础。 实施素质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关键是转变教育思想。教育思想集中表现在办什么样的教育,怎样办教育和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等根本问题上。由于思想是人们行动的先导,所以,有什么样的教育思想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行为、教育实践。素质教育作为一种先进的教育思想与“应试教育”的教育思想有质的不同。 可见,素质教育是由前提、保证、目标,以及实现这个目标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手段、措施等构成整体。其中有几个具体问题需要澄清。 一是搞素质教育还要不要考试了? 邓小平同志说“考试是检查学习情况和学习效果的一种重要方法,如同检查产品质量是保证工厂生产水平的必要制度一样。”因此,考试是一种教育评估手段,不同点是素质教育把考试作为推动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手段,所以素质教育不是要考试而要对考试进行改革,有效地利用考试这个手段。只要学校存在,考试就永远不会完结。 二是搞素质教育不是就要多搞活动? 本来,学科课程和活动课程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渠道,二者都应抓好,但课堂教学是主渠道,所以素质教育绝不等于活动教育。 三是是不是条件差的学校就不搞素质教育了? 素质教育是各级各类学校必须遵循的办学指导思想,所以无论条件如何,都应该搞素质教育。 四是打牢基础与升学选拔是什么关系? 应该明确,推行素质教育不是不要升学率,而是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只要全体学生整体素质全面提高了,拔尖人才自然会脱颖而出。 三、素质教育的实践性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一元论,他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列宁曾经指出:“实践主义(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也指出,马克思主义科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他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他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 社会生活本性是实践的。人们正是通过社会实践认识社会的本质及其规律,并依据社会的规律去改造社会,使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使主体客观化。素质教育是在教育实践中取得的科学认识,为我们提供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迎接21世纪挑战,培养跨世纪人才的理论武器和战略举措。 然而,它毕竟是精神的东西,理论只有掌握群众才能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素质教育的实践性,也内在地蕴涵在素质教育的内容中,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是我国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根本目标和紧迫任务,党和国家把素质作为关系到面向21世纪中华民族历史命运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问题提到了我们面前,所以说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刻不容缓。 遵循实践性原则,我们在实施教育进程中,还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在实践中深化对素质教育的认识,丰富和发展素质教育“三个要求”的内容。 遵循教育的实践性原则,我们要注意在实施过程中坚持科学理论性和革命性的统一,理论性是实践的前提,素质教育是符合我国教育实践的科学真理,在实施中要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目标指导的原则,因为目标制约着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学生的学习活动,教育媒体的选择和教育评价。二是整体优化原则,要从素质教育这个系统的整体出发,努力探求各要素功能的优化组合,实现整体系统的功能大于各要素功能之和。 三是因材施教原则,教师要从学生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放矢地进行素质教育。 四是内启动原则,在素质教育过程中,要注意启动学生的内因,点起他们内在因素,使其主动接受外因的积极影响,并转化生成为自己的“营养”,成为进步的内在动力。这是“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一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在素质教育过程中的有效运用。 五是群体合作原则。在“教育社会化”的大教育观念指引下,充分发挥学校的主导作用,家庭教育的基础功能和社区教育的依托功能,构筑教育社会化体制,以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和谐发展,促进学校各方面工作整体优化,全面提高教育质量。 素质教育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人们要真正把握他、驾驭他,是很不容易的。有时会产生顾此失彼,当强调这一方面又可能忽视别一方面,抓住主要矛盾又放松了次要矛盾,注意了特殊性又忽视了普遍性,或是相反。这就要求我们始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的标准,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增加素质教育的科学预见性,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进程中实现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坚持素质教育的实践性,就是要在科学世界观指导下敢于探索、勇于实践、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因循守旧,具体行为是错误的,脱离实际,为所欲为是不可取的。实施素质教育是我国教育领域及教育方向、教育思想、教育政策、教育内容和方法诸方面的重大变革,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在社会转型中的自我完善。实践表明只要我们对素质教育的客观性、整体性和实践性正确把握就能在实施中由不自觉到比较自觉,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全面实施素质教育,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十七大和第三次全教会、同志谈话精神为指导,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我们的伟大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教育哲学论文:转变哲学教育观 摘 要:由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在目的方面的认识不清,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就是让学生学好理论知识,掌握好理论原理,能应付考试就可以了,以至使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模式下,受教育者仅仅被培养为恪守理论教条的保守主义者而不能适应新时期建设实践对于人才培养的要求。本文拟就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目的错位的现状、原因以及改进措施作一分析论述,以求深化对于当前乃至今后哲学教育观念的转变及其教育目的的认识。 关键词:哲学教育观念;教育模式;思维方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 一直以来,理论界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概括为:培养牢固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目的本身强调的是阶级性、知识性与规范性(或称齐一性),在此种教育理念的指导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成为了信念教育、“知识”教育与模式化教育的复合体,受教育者被培养为有理想、识“规律”、守纪律的人。而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深入发展,关于新时期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问题逐渐引起教育界的普遍关注。究竟什么样素质的人才能够真正担当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目前的普遍共识是,旧有的“人才”类型已不能适应新时期实践发展的需要,而具备务实精神、探索精神与创新精神的复合型人才才能引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创造出新的成就。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领路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转变问题便成为广大哲学教育工作者不容回避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的认识深化与转变 教育目的作为整个教育过程的起始环节,它决定着教育的具体实施过程及其结果。正所谓“一个好的起点等于成功的一半”,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整体转变而言,深化对于教育目的的认识,并成功实现其转型便处于决定性地位。而笔者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的认识深化与转变应着重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转变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对于“知识者”的培养诉求,而引导学生按照哲学的本性,像“爱智者”那样去思考问题。在应试教育信条和工具理性主义的支配下,传统的哲学教育被简单地视作知识教育,其哲学教育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育的独特性被抹杀了。受教育者成为一种被剥夺了思想权力和想象权力的“不在场者”,他们学到的只是呆板僵化的公式体系,而不是充满思辩富含想象的哲学思维,只是因循守旧的教条主义,而不是激情四溢的创新精神。在这样的哲学教育模式下,哲学变成了非哲学而受到学生的厌恶与排斥。实际上,就哲学的词源意义看,哲学是“爱智之学”,它来源于古希腊语philosophia,由philo(爱)和sophia(智慧)组合而成,意思是“爱智慧”。很显然,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教育都应当是着重培养和激励学生的“爱智”旨趣,训练他们的哲学运思能力,引导他们以极大的好奇心与致极性思维去探索世界的多彩面貌与人生的本真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体系的一个分支学科,不但继承而且发扬了哲学的“爱智”本性,其教育当然应该遵循哲学教育本来的理路,从而引导学生成为“爱智者”。 2 转变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对于单纯“理论者”的培养目标,而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积极地研究新事物、发现新问题、引出新结论,从而像“实践者”、“创造者”那样去思考问题。在传统的哲学教育中,哲学被定性为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或世界观的理论体系。而世界观的问题又被界定为“不是仅仅关于世界的某一个方面或某一个局部的问题,而是有关整个世界,有关世界的一切事物的最普遍的问题”。按照这样的理解,哲学的任务就是基金项目:本论文为“四川省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项目 ‘阶段性成果’”;基金项目编号为:川教函2006(486) 要对整个世界的构成及其发展图景作出完整的毫无遗漏的理论陈述,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体系的一个分支,也顺理成章地被诠释为描绘世界总体图景的、包罗万象的绝对真理体系。如此一来,受教育者就只需要做到将现成的理论公式体系烂熟于胸,便可成为无所不能的“全才”、“通才”,接下来的任务便是用理论公式框范现实世界,让实践的进程去牵就理论公式,而不能越雷池一步。似乎这样就可以让世界按照它的“客观规律”体系自然而然地达于理想境界(即共产主义社会)。然而,实际的情况是,现实永远不会屈从于理论,相反理论无论怎样标谤“绝对”、“万能”,在现实的问题面前,它都显得如此的苍白、无力而只能屈从于实践。以旧哲学的思维方式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造成上述问题的根源。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现代形态的唯物主义,作为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它拒绝任何对于终极真理的描述,它的真理是衍生于实践又反过来作用于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的相对真理,马克思本人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任何“终极真理”都起源于狂妄无知、玄想臆断,其归宿必然是僵化守旧、停滞不前,这对于有效地改造现实世界而言毫无益处。因此马克思主张从现实实践出发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并进而寻求解决问题的现实途径。这正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需要大力弘扬的致思方式。在这样的教育方式下,受教育者不应再是那种恪守僵化理论教条的保守主义者,而应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实践者”、“创造者”。 3 改变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只注重知性教育的片面性,以实现知性与德性统一、科学与人文并重的当代哲学教育目标。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既包含着丰富的科学精神,同时也极力倾注了革命导师对人的关怀。可当前的哲学教育往往只关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证性质及其逻辑推理的严密性,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文意蕴。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人的现实行动不是要去实现某个人之外的客观目的,而是要通过行动去实现人的主观目的,亦即行动是为了人的行动,因此其哲学也是为了人的哲学。革命导师的文本语言从头到尾都透露着对人们(尤其是无产阶级)现实生活境遇的忧思,而其倾毕生精力追求的理想境界也正是一个人人平等、自由、和谐、富足的社会,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知性原则只是作为工具而为德性弘扬服务的。既然如此,那么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就应该让学生既学到革命导师在理论建构中所体现出来的实证态度与科学精神,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还要让学生时时从革命导师关注人的生存境遇的德性素养中受到熏陶,从而在实际教学中实现知性与德性的融合。 二 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错位的原因分析 1 从社会历史背景看,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赖以生长的现实土壤。作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理论武器,它不可避免地倾向于以绝对真理化身的形象以掌握群众,这样它对于无产阶级的团结和统一性的形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路线、方针、政策的统一性和合理性论证,才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这在无形中也促成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客体化、教条化以及公式化的解读。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便成了描绘世界整体图景的绝对真理体系,任何异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理论、观点及想法都被斥为“异类”,而如此一来人们积极开动脑筋以探导世界本原及生命价值的活动就受到严重的束缚,哲学之思便让位于政治教化。 2 从理论赖以建构的思维方式看,用旧哲学的抽象本体论的思维去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造成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化、公式化的重要理论根源。旧哲学幻想一劳永逸地把握世界,因而本体论成为旧哲学的核心。但这种“本体论”的思维不但使哲学处于乌托邦式的幻想之中,总想描绘出世界的终极图景,而且使哲学远远脱离生活现实,成为只有用最高的哲学直观才能领悟的彼岸存在。这就造成了哲学处于生活世界之外,它的功能只是解释世界。如果坚持这种“本体论”的思维,势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凝固化和教条化,成为一种脱离实际的僵化模式,在这样的僵化知识体系的教育下是不可能造就出面向实践,积极改造现实世界的真正主体的,它所造就的只能是僵化思想的忠顺奴仆。 3 从目的错位的现实根源看,当代工业文明与市场经济模式的联姻共同造成了科学知识对教育世界的宰制以及人文教育的失落。自然科学知识的突飞猛进式的发展催生了当达的工业文明,在利益价值日益凸现的今天,科学技术的实用价值备受关注,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在当前的教育中居于主宰地位,而德性教育、人文教育则当作教育体系的旁支末节而被弃之一角,这直接导致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对于德性教育的漠视,加之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中机械地认为道德素养和人文精神是归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范畴,因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体系中是处于被决定的位置,自然可以不予重视。在这样的教育理念基础上培养的人显然只能是马克思文本中所描述的“单向度”的人,而非全面发展的人。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错位的纠正措施 1 改变哲学教学方式,使其真正适应哲学学科的特点而成为一种激发理论兴趣、启迪哲学智慧、交流思想观念、碰撞内在心灵、师生之间双向互动的积极过程。在本来的意义上,哲学教育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对话,二是教化。这两个特点都应当在哲学教学中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应用。对话是心灵沟通的管道,是人类智慧的积极碰撞,也是哲学教学的最重要手段。只在通过对话,师生之间、同学之间才能相互了解和理解,才有可能在交互作用中共同地去追导智慧和提升智慧。而教化亦不单纯是单向的知识灌输,它不仅要求同学们学理论、长知识,更要求他们到社会实践中去生活、去感受、去体验、去践行、去创造,还要引导学生学会自我反省和人格修炼,去沉思,去领悟,在对话与理解中改造外部世界,改造自我,增长智慧,获得大智慧。正是在这样的环境和过程中,教师才有可能在与同学的双向互动关系中不断加深对于哲学的理解,从而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质量与水平。 2 改变传统哲学思维方式,从实践出发以真正科学的态度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文提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是以旧哲学的“本体论”思维方式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诠释。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解读为描绘世界总体图景的绝对真理体系。而这样的哲学是源于对某种超越实践经验和科学知识的普遍原理的先验认定,因此是不具有科学实证性的思辩玄思。相反,以实践为基点来诠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如同实证科学一样立足于科学所揭示的现实联系基础上的理论”。不仅如此,实践的思维方式还时刻提醒我们,理论要始终面向现实,使理论成为实践的一个环节,成为现实本身的构成要素,而不是对世界的外在说明。由于实践是具体的、历史的、有限的感性活动,那么参与实践的理论也是有限的、可错的和探索性的,因此这样的理论就必然要求重视与凸显受教育者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的探索精神与创造精神,这样的理论对于当前历史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有着重大的实践意义。 3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重视培养受教育者的人文精神,实现知性教育和德性教育的统一。前文提到,在利益价值日益凸现的今天,培养实用化的人才成为教育培养的第一目标,而体现人文精神的德性教育却不予重视。这显然不符合马克思对于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因此我们的哲学教育应该注重“为学”教育与“为人”教育的有机融合,在塑造知性主体的同时重视德性主体的塑造,使主体知性能力的提升从属于人的整体完善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需要。在对学生进行知性授业教育的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教育的传道功能,积极地对学生进行德性教育、理想教育,使他们树立正解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不仅要对学生进行“何以为生”的知识教育,而且要对其进行“为何而生”的人生理想教育,使之将“为学”与“为人”有机地结合起来。 总而言之,作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工作者,我们不仅应该以科学务实的精神去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去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还必须积极地以一个探索者、研究者、存疑者的角色去引导学生真正地依照哲学的本性去思考相关哲学问题,并相应提升学生的理论素养和道德素质,使学生真正成为全面自由发展的人。 教育哲学论文:由数学史案例渗透数学哲学、教育思想的研究 数学知识呈现静态的和绝对可靠的特性,同一性原理体现事物只意味着它自己,它是逻辑学或精确科学的核心思想,它与进化的观点有明显矛盾。p=p,这里没有论证或历史考查,不涉及到心理学或哲学上的考虑,数学在这里是不变和绝对的,社会学和社会文化的历史很少顾及它们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数学家们的多次宣称,数学没有值得人们知道的历史。 1 数学哲学指导的数学史 有人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数学史是一种教条和闲谈,这种教条排除了可供选择的数学观点和立场,而把闲谈归类为脱离记录的私人沉思。若用这种方式理解数学,只能把它看成是一种终结的理论和完成的工作,这只能作为独特的现实呈现形式,与人类情感活动没有任何关系。此种观点是错误的,比如对没有解决问题的思考等,那些重大的数学问题和它们的研究过程在数学史中占最大的部分,虽然它对于学生创造力的激励和真理精神的追求几乎没有帮助,但这种数学的历史观点对创造力和追求真理的精神是很重要的。 因为连续性与绝对严密之后的一种错觉在有关的实践方面没有被人们很好的理解,所以这种研究的主题被逐渐放弃了。连续性是理想状态,不具有自然统一性,对于变化的构想都要有建设性的努力才可达到,并且要有认识论的观点做支撑,这样给人们带来一种警示。对数学教条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消极作用是历史的考虑,试图把历史用作揭穿假设的手段,在这种假设下,合逻辑的数学的发展成为错觉,有的时候还会步入抽象的意识形态领域。 valery说:“一个人有直接从活动方式中思考和联合的习惯,有只在眼前手段受限的情况下想象一个工作的习惯和从不着手处理来自一个与手段毫无关系的主题或想象的效果的工作的习惯。”所以只采取指出“人类”关心或感兴趣的数学问题,还说明不了历史的方法是正确的。而且要塑造对数学史极广泛的社会文化方法的范畴,使之对身边的数学问题和认知问题适用。 拉卡托斯说:“缺乏哲学指导的数学史,是盲目的,而背弃数学史里最有趣的现象的数学哲学,也是无知的。”然而我们和拉卡托斯的观点不同,不能确信特殊的数学哲学是从历史里证明是无误的或存在历史进程的完整的理性重建。 如今有很多论战是关于提及数学客体的时单词“real”的用法,这些论战没有在历史研究中得到解决,甚至于不可能成为这些研究的方向。它的目的首先是描述和分析,而不是替哲学辩护。不同于教育家、哲学家、历史学家那样不可能集精力于辩护。“现实”就赋予文化意义上的负载,并且比重要信息或物体的集合一定要多。实证主义者对数学产生怀疑,是因为数学所研究的客体都不具备实质性的东西。 2 数学在认识论的转变中得以发展 在研究数学意义发展和物质存在的问题时,我们确信这是需要并能解决的课题。为了解决这类课题,让学生体验概括和抽象的过程,而不是直接面对抽象的过程。 在19世纪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数学和它的物体也出现了一些关于它的新理论、新思想的变化。根据欧几里得公理化体系转化而成的集合论和形式公理学,它们的发展使数学变得越加抽象并且缺泛必要的解析。来自大范围远距离交流的必要性和抽象的纯数学的发展,这个历史事实显得非常古怪,它的符号形式既促进同时也阻碍了学习与交流,所以它遭到很大的讽刺。学生对此学习感到困难,尤其对我们的教育实践极为重要的概念解释更加困难,而现代数学没能在这个意义上对所需的任何事物提供完整的解释,它们不是特别的假设与抽象,就是特别的技术与机械。所以不能把数学作为一个主题在校园里进行有实效的组织和追求。数学学习也要与其他学科相似,一定要对明晰根本性问题的广泛探究有帮助。 所以可以得出,由欧几里得公理化体系来讲,对其有意义的语句和可以理解的概念进行逻辑还原、组织与分析,好像留给我们思考的没有复原的基本工具,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都想回到过去的风格,而欧几里得数学方法的目的在于把一切事物都化简成基本数学。但不可否认的是现代数学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是被划分开来的。 关于数学和数学对象本质的本体论在认识论转变的基础上得以巩固和发展。若我们想要把数学史用于教育来促进人的发展时,正确理解这些转变是很有必要的,下面用实例说明从机械论证到关系思维和从直接的方法到间接的方法这个认识论的转变过程。 3 利用数学看待和分析世界 在19世纪到20世纪数学在希尔伯特和皮亚诺的公理系统下出现了深刻的大变革,并已成数学史上最感兴趣的事情。数学在19世纪被看作是陈述必要结论的科学,据此数学可以完全不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可以说这是一个假说或是一种推理。在之前的公理系统就是不需要证明的,19世纪以后数学大厦的地基就变成了纯粹的臆测,只用他们可能的推论加以证明,数学涉及事物的理想状态,它具有系统化和分析思想的方法,同时也是自我反思过程,数学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元知识,但是皮尔斯与多数数学家和哲学家不同,连他本人都在否认数学的完全解析理想,他把数学看成在动态现实之中建立客体的可能性。 公理化体系所带来的态度看作是一种运动,需要“具体对象”为它起作用,数学中还是存在一些事实和事物得不到正确的解释,这和莱布尼兹的充足理由律相悖。所以对解析态度不应过分夸大,如果夸大就象人能够预知他的所有结果。正确的观点是数学可以看作是推理形式和操作形式之间的一种递归和互动。 操作思维和操作思维所带来的观点认同从古代数学到笛卡尔观点这种转变是可能的,这其中不可缺的补充部分,被称为关系思维,莱布尼兹确信真理是可以证明的,认同关系和和理论,但笛卡尔认为真理与证明是没有关系的,更偏重于问题解决。19世纪初数学从一种语言转型成为结构科学时,数学很有优势,图示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成为思考的东西。 数学中的数字是在17世纪时变成一种语言,算术是在19世纪成为一种程序化,而且它是在代数观点下结构视图产生之后才形成的。所以数学的争论在19世纪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趋向、不同声音,每一种趋向都只强调两种基本的认知操作中一个,即对相似性和关系的研究。算术化程序试图根据具体化的实物和自然数来定义所有的数学概念,利用还原主义的方法来处理基本问题。例如复数对柯西来讲没有意义,只是成对的实数而已。相反正如一些数学家们所预期的那样,公理运动是想利用综合性的从上到下办法,通过推广公理的相关结构及原则,达到扩大它的理论的应用性并以此来解决数学的基本问题。 解析和综合两种观点基本组成了数学活动的实质,数学活动体现在一般化和具体化之间的递归活动,数学体现的是事物本质的抽象反映,一种思考是另一种思考的对象就是“本质的抽象”,这就是非常基本的现代数学思维方式。瑟斯顿从心理学角度称之为压缩,使人惊奇的是,数学是可压缩的,你可能费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和精力,分步的尝试从几种方法中找到一些结果,如果你一旦真正完全的理解它的结果,之后再从心理角度你去整体衡量它,马上就会发现有惊人的心理压缩。这样,数学就是一种创造或者成果的体现,并且不能独立于它在本质上的抽象上的发展,这样看来数学依赖来自行动的抽象更为恰当。但抽象一定与明确内省相反的过程不可分离,由此把之前的明确与分离形成一种主体感觉、思考、行为的特定方式。 现代数学已经具备了“关系思维”的特点,关系思维倾向于看待知识与现实等同,这是最大的障碍,与之相反,科学与数学,教会我们怎样看待现实世界,如何进行分析世界,数学史启发我们的是真理和人文精神,但它不是绝对的数学真理。 4 数学的分析和综合的交互作用 围绕公理方法展开的讨论,突出的显示了数学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的转变。到19世纪中叶,提出数学是否应该具有类似力学或几何学那样真正的价值,数学是否应该具有算术那样有自身心理结构,将数学进行了最大程度的划分。代数学被视为是几何或力学结构的代数化,当人们逐渐认识到代数学对几何学的作用,它不是对对象的刻画时,这些差异就逐渐的没有了。关注的焦点发生了转移,转向认知和知识的内在动力上来。数学家们开始更加深刻的反思,反思他们自身的结构和活动,而不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思。 单一的运算x+1衍生出自然数的加法与乘法,格拉斯曼运用这个定义证明了算术运算其它的所有重要性质,如交换律、结合律等。格拉斯曼公理包括了归纳法,但是在它那个年代却受到了猛烈的批评。holder相信涉及递归运算的那些讲述都不是公理,因为算术是先验的。若有人认为这些公式是算术公理,则他就会把相似的公理用于数论和分析中无数的概念,如此话算术公理的数量就会大增。这陈述不够明确,因为格拉斯曼没有处理困难的部分,会指责他的处理是不完整的,只给出讨论中的一些规则,就目前情况来看,这样说法比较合理, holder还未真正的领会数学公理系统,也就是数学公理系统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用数学推论来评估的,并不能完全表示直觉给出的基本现实。 5 如何正确理解数学内部的对立统一 19世纪初出现积分理论从柯西到勒贝格的转换,它用实证更多涉及算术近似法及不等式语言。 利用展示函数概念柯西在一定意义上做完了笛卡尔把几何向算术的压缩过程,他把几何简化成直线,当然就受到格拉斯曼等人的强烈批评,因为他们认为数学理论应该描述与某一主题区的关系。人们都认同通过连续函数概念的介入,由此数学能真正变得很适用,应该能够生成各种各样的直接的真理,对数学问题进行构思,使其与现实有直接关系,这种实证态度和公理运动态度是完全不一样,函数与连续的概念是同时发展的,连续性是函数的基本特征。柯西将数学转变成了外延理论,必须把连续函数设想成具体表述的等价类,而不能认为它的一些表述提供等价关系的外延公理等同,只能这样来理解函数连续的性质,但不能成为表示函数形式的性质。 狄利克莱和柯西认为,函数必须被看成是解析表达式,而解析表达式是建立于外延公理的基础之上。勒贝格利用假设解析表达式都成立,继而极大的推广了函数的概念,然后又从连续函数发展到可测函数,并且在实际检验的基础上,这个可测函数能包涵数学分析内能找到的所有函数,20世纪初函数概念的发展映射了数学分析的进展。 从柯西以来,可以依据函数的某一性质或推理来理解函数,而没有必要明确表述函数就能选出函数集,这是能够做到的。如柯西证明了具有这个性质:f(x+y)=f(x)+f(y)是连续函数,它没有给出函数f(x)=ax,柯西建立了对数学概念的一种全新的理解,据此数学概念可以依据它得出某一结论来给出定义,把概念理解成具有某种行动计划的操作性,这与过去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柯西是一位真正的现代数学家。 黎曼对积分充满兴趣,继柯西之后开始研究,与柯西研究的方式不同的是他从必要条件入手,黎曼给出了闭区间上可积的有界函数的定义,黎曼由此对连续性与可积性进行了区分,并且定义出非常重要的可积函数的概念,这个概念被人们看成“完全任意”函数中最大的子集,“完全任意”的函数从19世纪中叶以来,始终在连续函数的定义中处于尤为重要地位。黎曼将可积函数的概念进行了极大的推广,未来进一步概括可积函数的概念就是一定会发生的,黎曼对计算积分值的传统程序的做法是认同的。 勒贝格的做法是分割函数的值域,显然测量和可测性概念都可以定义积分概念,勒贝格的做法不仅仅将可测集和测度集的概念放在了中心位置,还步步加强了实证分析与公理化定义的方法论,托马斯·霍金斯给了他很高的评价,就是勒贝格建立了首个通用的积分理论,各种数学范例、定义、定理在勒贝格研究以前早已经存在着,可是它们缺少在正确理论指导下的完整性及连贯性。 作为微积分理论,从柯西就开始对连续性进行研究,距离概念成为邻近测量的适用性是连续性的定义与定理的唯一条件,由此建立了度量空间的抽象的概念,这个开放性的概念被定义成线的开区间概念,对集合x,不同度量标准决定同一连续函数,仅当x中的一个子集对一个度量标准开放,并且对另一度量标准个也开放。描述连续函数特征的工作就是选择一个拓扑结构,等同于选择一类开放集合,空间拓扑是它结构中的一个特殊性,并且非常适合成为公理化与集合论条件的特征,若没有康托尔创建的集合论,一定没有抽象测度理论与拓扑学理论。 拓扑表征对理解勒贝格的广泛的可测集、类集、可测函数都具有帮助作用,也有助于弄明白在纯数学中发生的事情,由拓扑学的概念可以简化一般形式的辩证与推理,它描述了数学探究和现实重构的特征。 那些给我们的感觉很抽象的数学思想,若只从历史的观点去研究,就变得很容易理解,过程到结构的转换还是相当有好处的,数学史作为描述成长与发展的历程,而数学哲学涉及到更多辩护的问题,这两个在教育情境中都具有了重要的地位。 一方面,历史的角度使我们对数学内部类似的对立统一有很多的理解,一是数学成为把人类的智慧释放出来的一种力量,它已起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纯数学的发生发展时常因为正式的严格证明而出现,这些证明是公理化的数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学为操作假说工作,但不能成为客观题材的说明。从柯西以来,对算术与积分论各自的发展描述都不尽相同,但它们都的指出,公理集合论是可用于数学和数理化最好的构架。 我想还是有许多人会觉得数学还是很陌生,那些建立于19世纪的集合和代数公理,可以被看成是集论思维的工具,而且是一个有力的工具,正是这个矛盾才使得数学史的研究更有意义、更有启迪作用。 教育哲学论文:关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本应该对于提高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个人修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并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面临困境。因此,反思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如何走出的困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的误区 长期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存在着诸多的误区。这些误区正是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遭遇尴尬的真正原因所在。 1.1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政治化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倾向严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也就成了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混淆,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变为思想灌输和时政教育为目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就变为政治说教和政策宣传的工具。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过程中,教师无形中把哲学教学的任务完全等同于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政治化、绝对化、神圣化。哲学的功能侧重于“政治教育”,哲学成为“政治”的代名词。由于哲学的政治属性过于浓重,缺乏探索与创新的精神,忽视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功能。而这些弊端正是学生们排斥、厌恶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根本原因。 1.2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知识化 长期以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比较重视,而对方法论教育相当忽略,将世界观等同于方法论,甚至以世界观取代了方法论。这使学生对马克思主意哲学方法论思想都不甚了解,更谈不上自觉应用,以至于他们学无所用、学无所得。我们不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知识。但是,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知识,甚至是一种死记硬背的认识,这就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化,同时也势必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庸俗化、简单化了。 1.3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教条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反教条的。前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因为没有贯彻这一思想,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僵化、凝固化,只是作为僵化的教条和公式被运用,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越来越成为“一成不变”的真理和照搬照用的公式。而我国在很长时间内照搬照抄苏联教科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是照本宣科的原理教学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教条主义的体系,陈旧的思维方式,使原本极具灵活性的理论变得刻板、教条,成为照搬照用的公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丧失灵活性、针对性,导致学生在实践中很少能做到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原理”所提供的一系列公式教条。 1.4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形式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的另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和哲学教学脱离时代、脱离生活、脱离现实、脱离学生思想实际。现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很少吸收当今重大理论研究成果,吸收其他学科知识、吸收时代精神的精华,成为形式主义的教育。而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走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过程中,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学科体系的完整和知识的系统传授,却忽视了这些内容对学生的意义。一个明显问题是老师照本宣科,一厢情愿,而不考虑学生的实际理解方式和思想状况,造成预期教学目的与实际学习效果之间的严重脱节。 2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出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必须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出路在于实现三个转变。 2.1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由重政治教育到重哲学教育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不能完全等同于政治教育。我们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阶级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为政治服务,这是无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引导我们树立唯物论辩证法的立场去认识分析问题,当然有思想教育功能,但马克思主义哲学服务于现实政治的方式应该是有一定间接性的、隐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政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不能仅仅归结为思想教育功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最为重要的功能是通过学习,潜移默化地影响、改造学生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在于它的批判性的思维。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本质上,是培养学生的一种理论思维,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和怀疑精神,通过批判获得真理,获得知识的能力。 2.2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由重世界观教育到重方法论教育 世界观不等同于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这就要求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必须传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应把传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有机相结合,教给学生思考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乃至做人的方法。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应有之义,也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根本目的。 2.3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由重知识教育到重智慧教育 知识不等于智慧。哲学是追求智慧的学问,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虽然理论本性不同,但也是追求智慧之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虽然也有知识教育的功能,但它更应该发挥启发智慧的功能。倪志安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重要使命在于:起到一种真正的蒙智、纠智和惠智的作用,让受教育者得到思考能力和人格素养的培养”。[2]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必须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性和精神实质,不能止步于知识的积累,而应该着重于智慧的启迪,思想启蒙,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价值所在。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突破困境,承担使命就必须实现由重政治教育到重哲学教育、由重世界观教育到重方法论教育、由重知识教育到重智慧教育的转变。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才能培养出更多全面发展的人才。 教育哲学论文:影响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质量因素研究 一、显性因素 (一)教材以及考试模式 教学内容重复,缺乏现实性和针对性,教材内容陈旧,不够引人入胜,这些都是马哲众所周知的问题。虽然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材版本众多,但基本上还是沿袭了传统教科书的模式,也就是由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几个部分组合而成。它不但无法容纳随着历史前进和实践发展必须加以补充的内容,而且在表达已有基本内容的内在逻辑关系方面也存在缺陷,无法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为核心的精神实质,缺乏对当代人类生存状态和前途命运的关切与思考。 同时,当前大多数高校考查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的效果仍然采取课堂考试的形式,教师讲什么,考试就考什么,似乎在考学生的记忆力。这种片面化的文本考试模式,排斥一题多解,拒绝异质思维,限制人的创造力,无法检验学生的内在素质和实践能力,也无法体现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结果往往造成高分低能。 (二)教法 教学方法单一,脱离学生实际。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大部分采取“教师讲、学生听”的单向传授式教学,这种方法重视理论、强调灌输,以教室、课堂、书本为中心,把哲学抽象成僵化的公式和枯燥的概念,然后再引用一些具体的事例或案例加以证明。这种过于重视理论阐释,而忽视学生实际情况的教学方法,使学生成为被动接受现成理论的机器,难以引起学生心灵的共鸣,导致许多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缺乏兴趣。 有些不喜欢马哲的同学说:“强迫使我对马哲课没兴趣!”通常我们上这种课的时候都是一边听课一边在下面做别的事。对它说不上喜欢,主要是这种课通常听起来比较枯燥、乏味。听了后也感觉没有多大收获,而且它离现实又很遥远,无法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和学习中的实际问题;另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很多人都有这种盲从心理吧,上马哲课的时候容易受周围同学的“感染”。如果大家都经常逃课或者在课堂上做其他的事,那么自己会感到有点心理不平衡,也会那样去做。一次,两次,时间长了,也就感觉不到马哲有什么意思了。有些同学并不排斥马克思主义,但课堂上的学习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强迫的意味。现在这样的学习不是学生主动去学的,而是带有很大的灌输意味,学生一开始就会对这门课带有一定的逆反或者反叛的心理。即使明明知道这东西是好的、是很有价值的,但就是因为你强制我学,所以我就不喜欢学、不愿意学。归根到底,这是导向性的问题,也是教育方法上的问题。 (三)教学制度 现在各大学都挂上了“素质教育”的招牌,“教育有层次,素质也有层次”遂成为一种时尚的观念,素质教育轰轰烈烈登上了高等教育的舞台。但实际结果又如何呢?熊丙奇先生在《大学有问题》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学,只不过是挂上了素质教育的幌子,是新瓶装旧酒的纯粹形式主义,实际上搞的仍是应试教育那一套。 本人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中科院院士杨叔子教授的观点非常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大学有三件事:第一,学会如何做人——这是最根本的;第二,学会如何思维———这是关键;第三才是学会掌握必要的高层次的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古人也曾说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可见大学的核心不在教会学生知识,而在教会学生做人。而我们的大学在发展中却偏离了这一教育思路。 正如杨叔子教授所指出的:高等教育的时弊根于轻视人文素质。学校视办学如办厂,为了扩大生源提高效益,校方绞尽脑汁向学生灌输各种“有用”的知识,逼迫学生今天考这个证,明天考那个证,重教学生做事,轻教学生做人,表面上大谈素质教育,实际上却普遍表现出对人文素质教育的轻视,表现出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思想。过于注重死知识的传授,本末倒置,必然导致大学生精于商品荒于人品、精于电脑荒于人脑,必然导致整个高等教育缺乏生机与活力。 在这种大气候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必然沦为形式,不仅学生反感,就连一些教师也对此嗤之以鼻。为什么呢?就因为哲学作为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恰恰是人文知识的核心,哲学教育在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中,居于基础性地位。在高等教育为“立竿见影”的功利主义思想所笼罩的情况下,试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改革怎能取得较大进展呢? 二、隐性因素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从没有中断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而且一直都有反思改革,但为什么我们的教育效果还是达不到我们的教育目的呢?当然,这与受教育者和社会环境有关,但是除此以外,还应该存在其他一些不容易被人发现的隐性因素。 (一)教学理念存在偏差 在目前的哲学教育理念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化”的倾向比较普遍,教师在教学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几条原理和结论。这种教育理念侧重解决学生认知层面的知识传承问题,却无法解决学生将理论知识内化为信念并付诸实践的根本问题。同时,它使我们在教学中无意识地把哲学原理变成了教条,使原来充满智慧、灵性、能启迪思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一堆枯燥无味、晦涩抽象的知识。同时,他们当中还有一些人认为马哲是万金油,而马哲教育只是照本宣科。我们有的教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常常习惯于用传统的旧观念和旧理论去解释、回答已经发展变化的新现实,即使联系不上,也硬要牵强附会的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去寻找答案,这必然会让人们质疑:要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没有什么原则,要么就是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种教育必然使群众失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任。 (二)教育者的态度 从教育者的角度看,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普遍地存在着各种错误倾向的干扰,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它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威信,降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效果。本人认为,教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是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质量和效果的主要原因。根据调查,教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普遍有三种态度: 一种态度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圣经看待。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左”的认识。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照抄照搬,结果是理论严重脱离实际,不能回答和解决现实的问题。由于照抄照搬的理论无法正确解释和回答客观现实问题,因而也就不能说服学生。时间一长,学生就失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任。 第二种态度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右”的认识。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产生于一百多年前,是机器大工业的产物,回答不了今天的现实问题,它已经过时了,应该用新的理论来取而代之。甚至有的教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已演变为新宗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灌输教育是一种愚民政策,窒息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机。 第三种态度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来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坚持不是固守,也不是抛弃。它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时俱进的品质和基本原则是相对稳定的,不论形势发生什么变化,只要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都应该坚定不移地坚持,不能动摇。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理论则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不断充实和丰富,它本身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正如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 (三)没有对马哲教育形成正确的认识 许多人把哲学教育简单化,把其知识、方法的传授当作是“ 政治理论”的灌输。本来是“ 哲学上的说理”却变成“ 政治上的说教” 。应当承认,不存在脱离政治的哲学,但哲学有政治无法替代的作用,二者不能简单等同。政治是瞬息万变的,经常表现为一系列原则、政策和策略,而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史观、无产阶级价值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真理观的有机统一。它以稳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透过瞬息万变、复杂迷离的现象,把握规律,认清政治形势。哲学不是既定不变的知识和简单现成的结论,它为人们提供解决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等问题以及评价真善美的正确标准。它重视的是引导学生思维,激发其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不是结论。把哲学简单等同政治,势必导致学生学习过程中的死记硬背,缺乏思维的训练、理性的思考,激发不出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而哲学理论教育和宣传教育有着明显的区别,宣传教育完全是为当下的政治服务。而理论教育要一分为二,客观冷静是它的理性所在。它的变化服从于实践,它只忠于实践,并对发展着的现实社会作出理性的回答。但是,由于一些眼前的阶段性工作和政治目标的需要,哲学理论教育往往失去它的客观理性,而是围绕着政治目标不断地注释,不断地演绎。只顾一时的宣传教育效果,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本质,其结果是自己损害了自己的形象。过去多年来曾经把哲学当作具体政策的辩护工具,弄成政策图解,搞得极其简单化、绝对化、庸俗化,以至于造成全民学哲学而又全国主观主义大泛滥的荒谬局面,这段惨痛历史要引为子孙万代的教训,再也不能重演了。 (四)在教学方法运用中,认为举例就是论证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过程中,必须坚持进行哲学论证,而不是简单地宣布这样那样的哲学原理。只有通过哲学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才会充分发挥出来。 中国的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家曾经说过:“凡哲学都要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既然高于其他哲学,就更必须有严密的论证。它的立场、观点、方法与其说是体现在它的结论中,还不如说体现在得出结论的论证过程中。只有通过论证才能使我们的教学对象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只是把结论当作如此的东西来宣布,就等于没有讲哲学。” 可我们有些教师以为举例就是论证,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只用举例为证的方法来论证某一条原理,严格说来这是不行的。何况有时候甚至连例子也举得不合适,同原理联系不起来,这就更不行。”我们要通过教学加强哲学的论证力量,不断地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哲学不能只是用来宣布现成结论的,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成这样的学科,那自然在课堂上留不住学生,反而招致学生的反感和厌恶。 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地包含着彻底的批判精神和实践精神。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教学活动,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严密的逻辑论证力量,凸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无穷魅力。只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和思想作深入细致地科学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才会给学生带来思想的收获、灵魂上的震撼和行为上的引导。 教育哲学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瓶颈”与改革 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建国以来便一直处于显学的地位,各种研究解读著作真可谓汗牛充栋、蔚为大观。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作为当今根本的素质教育亦是开展得如火如荼,这不仅仅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是大学生的一门必修课,更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是对大学生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培养的最重要方式。加强和改革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以使之更好地体现时代的气息,更加有效地培养和训练人的思维能力,提高人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人的思维活动的独创性,激发人们的创造欲望,是一项至关重要且亟待解决的课题。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改革的前提与基础 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改革并不是一个新课题,迄今为止已有相当多的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对此开展了深刻且非常有益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需要我们注意的是,无论哪一种教学改革的成功都必定是与其所属科目的本质特性相契合的,忽视课程本身的特点而一味追求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手段、课程设置等等方面的改革,无异于舍本逐末、事倍功半。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改革与创新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特质为前提与基础,在顺应这些特质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进行真实有效的教学改革。关于这一点,孙正聿先生曾作出过相当精辟的概括。他认为,哲学是“向上的兼容性”、“时代的容涵性”和“逻辑的展开性”的统一。首先,“向上的兼容性”,是人类认识史的积淀、结晶和升华,是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这就是说,哲学是历史性的思想,哲学史则是思想性的历史,哲学与哲学史是密不可分的,离开“思维的历史和成就”,哲学就会失去它的丰富的理论内容,就会失去它的至为重要的“历史感”。其次,“时代的容涵性”,是指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理论的力量,在于它以理论的方式去把握现实,使人们超越感觉的杂多性、表象的流变性、情感的狭隘性和意愿的主观性,达到对现实的全面反映、深层透视、理性解释、批判性反思和理想性引导。再次,“逻辑的展开性”,表现为哲学范畴的逻辑体系。用列宁的话说,概念、范畴是人类认识的“阶梯”和“支撑点”。哲学理论的深厚的历史感和强烈的现实感,都只能是实现在它的逻辑化的概念展开过程之中。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理论的力量,就在于这是一种理论的逻辑力量、说服力量、征服力量。当然,这段话是针对一切哲学而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体现出上述一般特点外,更“熔铸着人类的理想、信念、情操和教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则熔铸着它的创始人及其后继者的崇高理想、坚定信念、高尚情操和深厚教养,因而具有一种气势恢宏、博大精深、睿智通达的理论境界,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最能”以理服人“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充分体现、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质,这是取得教学改革攻坚战之胜利的根本前提与基础。 二、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的“瓶颈” (一)批判与前导性的丧失 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不是一套为现实做注脚的“辩护士”理论,而是指引人们超越现实、奔向共产主义“自由王国”的灯塔。但现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仍未彻底摆脱为政治服务、给政治决策寻找理论依据的角色,现在我们很难再看到哲学独特的滋养主体、反思现实的批判功能,无处寻觅它对于现实社会发展所提供的前导性理念,哲学日益成为“描红”现实的静态话语系统。上述束缚投射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教学中,便是本为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人文教育被活生生“抽空”为纯时政性的苍白的政治道德说教,这样的教育根本无法内化为学生的品德素养,学生也无法从中获得科学实证与人文思辨的素质训练。由此看来,相当多的学生对本门课程表现出厌恶与冷漠也不足为奇了。 (二)“人”的隐遁 纵观马克思伟大一生的研究历程,无论是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是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人”都是马克思所关注的对象,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一切思想的出发点与归宿。即使在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与流通等问题为主要内容的《资本论》中,我们也同样可以发现马克思对人的问题的研究与探索。同样,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论断里,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马克思对人之彻底解放的美好未来的殷切期盼。然而遗憾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教学中,我们过分关注了物质世界及其发展,强调物质是世界万物的基石的论断(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认识是对物质存在的反应,社会历史是受物质生产方式支配的)。虽然这样的哲学体系也讲“人”,但这里的“人”只是物质运动的一个环节,整个人类历史也只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已,缺少对人及其能动性的基本关注,其中的“人”已被剥离为空空如也的符号,沦为表现历史自身发展的工具。应该说,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仍浸染着浓重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色彩,甚至让我们看到了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的身影。它没有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这些弊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上便表现为教材中映入学生眼帘的是满纸冰冷的逻辑与铁一般的法则,人的主体性、灵动性悄然隐遁,面对这种“见物不见人”的教学,学生很难适应,更无从应用。 (三)教材的陈旧 我国目前所使用的教材内容主要取自前苏联的教材,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虽然其间多次改动,但主体框架与主要观点并无多大变易。例如,四大板块结构即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格局仍未完全突破。另外,大部分的教材不是个人的研究成果而是集体劳动的结晶,这使它更像是材料与观点的集合,而很难显现出个性与独创性。对此,一些学者认为:“前苏联教科书的哲学体系可以说只是部分地阐述了某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和原理(较多在唯物史观方面),总体上并未反映马克思哲学的全貌和特征;即使在当时也不能说代表了它的最高水平。其中不少内容是属于‘前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以前达到并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做了思想准备)的理论成果或形态。”近年来,不少具有创新价值的教材新鲜…炉,其中吸收了一些新内容,但有些内容目前仍是有争议的,如以实践唯物主义取代实践观的提法。这样陈旧的教材远远无法满足时展的要求,教材呈现的理论与现实热点问题相距太远,大学生真正感兴趣的和平与发展的问题、人权问题、全球化问题、科技应用所产生的伦理道德的冲击问题等等,并未纳入到教学体系中来。试想,这样一套远离现实、束之高阁的理论如何能塑造身处瞬息万变的时代潮头的大学生以健全的人格?如何能培养他们宝贵的独创欲望与卓越的创新思维呢? 三、在教学理念上,要大力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人性光辉与批判前导的维度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重视对人的关怀 如上所述,人的问题始终是马克思所关注的领域,从中我们应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关注人的生活世界过程中建立和确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是人的生活世界,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回归人的生活世界”。同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一定要对人的存在、人的解放、人的发展、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人的价值、人的个性和人的主体性等问题给予充分的重视,实现哲学主题由“物质整体的世界”向“人的世界”的重大转变。将之称为“重大的转变”是毫不为过的,因为它涉及到的绝不仅仅是研究的主题,其中更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从理论上讲,对“人的世界”的重新关注,必然高扬了人的主体性维度,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这里的“人”已不是从前那个隶属于整体、依附于社会的工具,而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人,是以实践作为其存在方式的创造自身历史与未来的充满自主力量的人。人的光辉的复现,同时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本体论由“物质”向“生成”的推移。所有这些转变,无疑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理念由僵化迟滞的困境中解放出来,使其恢复从前的生机与活力。另外,从现实的层面上看,研究主题的转变,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教学从单一政治或经济功能定位的观念转变到确立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培养健康、高尚人格相结合的观念上来,使其从单纯灌输意识形态的观念转变到“以人为本”的观念上来,也使其从单一的教学为本的观念转变到确立“教学”相关、“教研”共进的观念上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给予学生的不仅是知识与智慧,更有健全豁达的人生观。这样的哲学才是“智慧之学”、“为人之学”,这样的哲学教育才是“育心之作”、“树人之作”。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凸显“批判与前导”的维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这里的革命性所指的不单是对资产阶级的批判,也包含着对于我国现实社会的反思与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应该与现实保持适当的距离,以理性的眼光来审视现实,不断地超越现实,不能仅局限于对现实的注解论证。一味用庸俗的实用观点和狭隘的政治观点来看待哲学的后果是严重的。长期偏重物质文明建设、令精神文明建设流于表面化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低效率。批判功能的重现,可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焕发新的生机,彻底摆脱本本主义的僵化教条。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努力呈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导性,积极主动地为现实社会发展提供有效的导向性理念,在宏观标向上指引现实社会的发展。这一新的转向可以消除哲学把握现实社会发展脉搏的滞后性,改变其长久以来的“注脚”形象。转而走在了浩浩历史之江水的潮头,如灯塔般照亮我们前方的征程。这样的哲学教育充满了青春的脉动,学生们又怎会不欣然接受呢? 四、在教材体系上,要实现各部分内容的创造性重组 众所周知,我国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之体系划分为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四大部分,内容相对独立,相互之间的联系未被充分挖掘,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改革的任务之一便是要重建这四大板块的内在联系,使之融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例如,实践这一范畴在马克思那里绝不仅是指与认识相对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更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人类把握自然界的手段。实践是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近年来,不少教材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物质观这一章的后面加入了实践观的内容,但这里仍然存在本体论意义上的物质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又如,唯物史观不仅仅是一个隶属于自然辩证法之一部分的自然历史过程,更是人创造历史、解放自身、描绘美好未来的过程。它是浸染着辩证法的、彰显着认识论光辉的开放性进程。再如辩证法,它不只体现为客观物质世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等领域的运动规律,更表现为以实践为基础的主体与客体交互作用的辩证运动,这样的思想愈发明晰地揭示出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关系。只有深入探索上述闪光点,才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体系熔铸成一个有机的系统。 为了使上述设想得以实现,同时也考虑剑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知识体系也应随之进行分解和重新的排列组合,形成“树状”的知识结构体系。这种“树状”知识结构由“根知识”、“主干知识”和“枝知识”三部分构成。在学习中,学生通过对每一章的深入研究,首先找到贯穿于这一章中的基本原理作为知识“主干”,将构成这一基本原理的主要概念与范畴看作这一章的“根”,将每章中的其余知识视为本章的树状知识结构的“枝”,“枝”的意义取决于其依附的主干知识与根知识。主干知识遍布本章,而根知识则像一根红线贯穿于每一章的知识体系中。“改革后的哲学原理教学新体系,既具有深厚的历史感,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感;既具有深刻的理论性,又具有强烈的实践性;既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又具有丰富的知识性;既体现出理论的魅力,又具有时代的感染力”。 五、采用史、论、著、比、实有机结合的方式丰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体系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过分注重了原理的阐发,致使哲学教材沦为现成的结论、枯燥的条文与苍白的说教,失去了其原有的功能与作用。因此,我们必须要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与丰富性。具体来讲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史生论 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对于哲学原理的编排基本上是共时性的,学生接受到的永远只是科学且同定的结论,冰冷又干巴巴的条文。至于这些结论是如何获得的,在这样的真理产生之前,理论创建者进行了怎样深邃而艰苦的思索,这中间又与自身的哪些旧痕迹进行了彻底地清算,即马克思的伟大思想如何从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巢窠中涅磐重生的等等,我们无从得知,似乎真理对于个人来说是早已给定的,只需尽力接受就万事大吉了。正是这样的做法令教材变得枯燥乏味,学生读来亦是味如嚼蜡,难免产生厌恶、恐惧的心理。因此,在教材中引入历时性维度势在必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的蜕变而逐步生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史正是对这一生成的科学描绘。对于学生而言,只有充分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流变历程,才能更深刻、更全面地把握原理的真谛。例如“人的本质”一节,为了使学生更好地理解“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应当引入马克思早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的观点,使学生在马克思关于人本质理论的嬗变中更精准、更全面地理解最终的结论。 (二)凭著丰论 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中的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原典著作的科学归纳与概括,体现了原著的精华所在。然而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其一,教材不是原著,它始终只是中介,不是本原,它不能代替原著的学习;其二,由某一个体或群体所编撰的教材在全国或一定范围内普遍使用,只会使哲学教学变得单一、枯燥”。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一轮又一轮的归纳、概括、抽取极易导致对原著理解的简单教条乃至偏移曲解。前者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后者则无法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本质。如对于“生产力”这一范畴的理解,马克思本人眼中的生产力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包括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自然生产力等多个方面,但在传统教科书中,生产力却被曲解为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能力。因而新教材中应加强原著与原理的结合,实现以原理带原著,以原著丰原理的崭新格局。这样师生才能共同面对伟大哲学家的思想,感受伟人思想的真实脉动。 (三)借比彰论 这里的“比”有“比较”的意思,同时亦包括“借鉴”的含义,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应充分对比、借鉴中外优秀的思想成果,通过“扬弃”来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 首先我们从中国传统文化上来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源于中国的,它能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扎根、生长并结出丰硕的果实,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许多方面的相似性。历经几千年的锤炼而形成的中困传统义化的威力是巨大的。它曾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在今天既是“活的规范”(延续着的传统),又是正在生成着的传统。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联,促进两者的有机结合,是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的重要手段。例如,中国文化强调“天、地、君、亲、师”,我们可以将之改为“天、地、国、亲、师”,这里改原来的“君”为现在的“国”很重要,“君”是一个具体的君主、政府,“君师合一”亦即政教合一,这容易产生极权,不利于民主的发展,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如将其变为“国”字,则既保证了中国传统价值的有效延续性,又实现了与马克思主义的集体观的结合。这里的“国”字既非政府,也非政体,而是“家团”,是country而非state。中国人经常用“家园”指乡土。“亲”不仅仅指父母,可以扩而广之。“师”也不只是指老师,还包括朋友等。再如,中国儒士所强调的“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及“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同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等,这些洋溢着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的儒家传统在精神意蕴上,是与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相一致的,应该实现二者的融合,以孕育和生发出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来,这也是新的工业民族精神之所在。如果我们哲学教科书能够吸纳进这些东西,则哲学教学将会别开洞天,肯定会激发出学生的极大兴趣来。 其次我们再来关注国外、尤其是西方现代哲学。一直以来,教材对于西方现代哲学的态度总的来说是排斥的,要么闭口不谈,要么简单冠之以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或不可知论之类的大帽子,不屑一顾。这样的态度不是平等,而是俯视,甚至是敌视。然而细细想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绝不是在温室中、在与致病因素隔绝的无菌室中产生与保持的。相反,它是在各种思潮的冲击、辩论、打磨中显露其金子般的光辉的。打开窗子,让新鲜的阳光进来,屋内的花朵才能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况且,西方现代哲学的思想也并非都是谬误,其中确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这样做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放弃自己的原则和信念,而是旨在避免绝对化,能够对其他流派、思潮采取更为宽容、开放的姿态。这不仅仅是必要性的问题,同时也存在着可能性的维度。“如果说19世纪和20世纪是各种对抗和冲突激化的世纪,那么由于冷战的结束和人类面临的各种共同挑战,21世纪将会是和平竞争和对话协商为基调的世纪。对抗和冲突不会很快消失,在一定范围内还会加剧,但问题的解决最终只能靠对话和协商。在此背景下,哲学领域以往那种势不两立的对抗也必将有所缓解,协商式的争论会使人们更多的接受。事实上,西方学术界已开始出现这种倾向。有一些哲学家不仅在试图超越西方哲学中各种流派和思潮的对立,也试图在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寻找其共同点”。有了这样好的契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更应解除束缚,在与西方现代哲学的平等对话中展现其特有的优越性与先进性。 (四)依实话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应与现实社会的热点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借此来充分发挥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固有的内在维度,同时也是时展的客观要求。 从哲学的性质上看,它总是以普遍、抽象的方式来把握具体特殊、表现思想的,似乎与现实没有什么关联,实则相反。纵观整个哲学史,没有一位哲学家的哲学是完全抛弃现实的,时代问题始终是他们关注的对象,只不过他们采取了比较隐晦的方式将火热的激情与深邃的思想包裹了起来罢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更是倍加关注,因为它就是在不断回应时代的过程中产生、发展和壮大的。“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理论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就是要使之保持开放性、批判性,既要对历史开放和批判,也要对现实开放批判,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开放和批判的交融中,实现对它们的超越。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不仅仅是对旧哲学传统的继承和批判,而且也包含着对其所处时代现实问题的深刻思考。这种哲学精神也是我们应该继承的”。目前,“我们的社会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社会转型时期的制度问题、制度伦理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无中心价值的价值多元、无序状态问题,还有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应对现代社会、为现代化提供支持的问题,也就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等都应关注。从国际方面看,经济的全球化问题,以及由此提出的全球伦理或普适伦理问题,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秉持的原则的伦理前提问题、人权问题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关注的,也是我们哲学教学所不可回避的问题”。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必须抛弃“原理加例子”式的假化的教材体系,真正将现实生活引入到哲学之中,这样的哲学教育才更能体现其开放性、批判性和超越性,才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使马克思哲学教育彻底摆脱目前的尴尬境况。这既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重要任务,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发展方向。 从当今世界发展潮流来看,时代特征比从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突出的表现便是上面提到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推动下全球化趋势的加速。“全球化以普遍消除资本的区域性为特征,正是使资本重新组合。‘流动空间’正取代‘地域空间’,换句话说,地域正被网络取代,而网络不再对应于某一具体地域,而是被纳入世界市场内,不受任何国家的政治限制。政治空间和经济空间在历史上第一次不再联系在一起”。全球化已经深入到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在这里,我们很明显地看到了科技革命和以社会改革为中心的当代社会实践的紧密结合所带来的巨大成果。然而如果我们向纵深处挖掘,会看到其中所蕴含的重要的哲学课题:“一是知识增长、科学发展与技术革命中的哲学问题;二是人的自由解放运动所提出的哲学问题;三是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问题。前两个问题反映了当前举世瞩目的科技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两大潮流,在深层上,乃是社会进步同一过程中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反映着人类在处理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时,既改造外部世界,又改造和发展自身。而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的突出,则反映着人类在自觉地认识和改造世界中对自身的对象性活动及其方式的自觉地反思”。忽视了对这些哲学问题的研究与探索,势必会影响社会的长远、稳定、全面的发展。而这样的任务就需要也只能依靠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来完成。正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与现实生活的紧密结合,才深化了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及形式的深刻理解和灵活运用,才切实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时代的精华”。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四个方面的结合之间绝非是孤立的,而是体现出鲜明的整体化倾向。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发展必然与代表马克思某一阶段思想内涵的著作相关联,也必然会涵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热点问题,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发展的重要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总是在与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在对现实社会凸现出的各种问题的深刻剖析中诞生的,这些经典著作的真理性、时代性绝不会因时光的流逝而黯淡,如此等等。一言以蔽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材体系不仅要在形式上形成树状的知识结构,还要在内容上形成史、论、著、比、实交相辉映的全新格局。 综上所述,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形成由来已久,欲彻底根治其弊症也绝非一日之功。但只要我们不断提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教学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立足于长远的教育理念,站在民族进步、国家兴旺发达的高度,以竭力造就创新人才的哲学精神为目标不断加快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改革,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针对性、时代性和实践性,坚决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理念、教材体系的改革,就一定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实现质的飞跃,培养出更多的德才兼备的创新型人才。 教育哲学论文:浅谈中学化学教学中的哲学教育 本文对化学中体现的哲学原理作了简要介绍,并与其他学科作了类比,力图在化学教学中对学生进行哲学教育,以培养他们的哲学品质,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在这个充满竞争和功利性的紧张时代,我认为作为一名化学教师,应当充分利用化学课堂对学生进行哲学的教育,让学生意识到化学与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将对他们的成长大有裨益。 一、现象与本质的教育 1.现象与本质的含义。 本质是事物的性质及此事物与他事物的内部联系,是由事物的内部矛盾构成的。本质是事物的内在的、比较深刻、比较稳定的方面,它不能被人的感官直接感知。任何事物内部都有其本身的特殊矛盾,这就构成了一事物区别与其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现象是事物的本质的外部表现,是事物的外在的、表面的、多变的方面,它能被人的感官所直接感知。 2.例析培养学生的透过现象认识本质的哲学思维。 (1)元素周期表的发现:这也是一个透过事物的现象认识本质的过程,只是在这个特殊的过程中,应用了黑格尔的量变到质变的规律。门捷列夫透过六十三种元素的杂乱无章的表面现象,发现了原子量的变化引起元素性质变化的本质。这是透过事物看到本质的一个典型例子。 (2)将二氧化硫分别通入红色的品红溶液和紫色的高锰酸钾溶液后,均能使其褪色,二氧化硫是否均表现了漂白性? 通过这些实验,让学生学会用现象和本质的哲学观点周密、严谨地看问题,做实验时,要认真观察现象,并认真思考,通过实验现象认识实验本质;学知识时,也要透过事物的现象看到并抓住事物的本质。理解了知识的本质,才是真正的掌握知识的内涵。 (3)事物的现象和本质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物质的本质不同,所表现出来的现象也就不同。在中学化学教学中,石墨和金刚石都是由碳元素组成的单质,但是其性质却相差甚远。这是为什么呢?在金刚石的晶体里,每个碳原子都被相邻的4个碳原子包围,处于4个碳原子的中心,以共价键和4个碳原子结合,成为正四面体结构,这些正四面体结构向空间发展,非常牢固,因而金刚石熔点沸点都较高,并难溶于溶剂。 石墨的晶体则是层状结构,层与层之间以范德华力相结合,因此片层之间容易滑动,石墨质软。但是由于同一层上的碳原子间以较强的共价键结合,所以石墨的熔点很高。 二、量变引起质变的教育 一位伟人说过:“化学可以被认为研究物体由于量的构成的变化而发生的质变的科学。”一切自然科学的发展都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而客观事物的变化总是只有质和量的变化,质和量的发展变化必然会呈现为量变和质变的两种状态。因此,让学生充分理解和掌握量变到质变的普遍规律的哲学思想非常重要。 1.量变与质变。 量变是事物一种细小的、不显著的数量上的增减和事物各个组成部分在空间排列次序上的变化,不是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在化学中,物质浓度的变化,分子量、原子数目、化合价、键能、温度压强等物理量上的变化,以及物质排列次序、排列方式空间取向、晶体类型等的变化,反应过程的程度改变等都属量变的范畴。 质变是指事物由一种质态向另一种质态的飞跃,是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例如物质的变化、同分异构体的相互转化、分子组成和反应性能的改变等。 2.化学中的实例。 量的变化引起质变的例子很多,如浓度、温度不同引起的质变以及元素周期表体现的规律等。 (1)浓度变化引起质变:稀硫酸具有酸的一切通性,但当改变硫酸的浓度时,随着硫酸浓度的改变,引起了性质的变化。浓硫酸具有强烈的吸水性、脱水性和氧化性。而这些正是稀硫酸所没有的。 在一个烧杯中放入恰好能反应的1l20mol?l-1的浓硫酸和20mol铜,反应也不能进行彻底。因为在整个反应过程中,随着反应的进行,硫酸的浓度逐渐降低,“浓度”这种量的改变引起了质变,浓硫酸变成了稀硫酸,稀硫酸不能与铜反应,所以反应不能进行彻底,所以得到的产物cuso4应该是少于20mol,而不可能是20mol。 三、内因和外因的教育 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在中学化学教学中,化学反应比比皆是,参加化学反应的各种物质本身的性质就是内因,也就是通常我们化学上所说的物质的结构。影响矛盾双方转化的条件,就是化学反应所需的条件,即外因。例如,在研究化学反应速率时,主要研究了外因对反应的影响:双氧水在一般情况下不能放出氧气,但只要我们用二氧化锰做催化剂,就可以制取氧气了。这是因为二氧化锰是催化剂,加快了化学反应进行。也研究了内因对反应的影响:铜在常温下不与稀硫酸反应,而铁可以,这是内因(物质本身的性质)不同造成的。 四、看事物一分为二的观点教育 科技虽然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当今的大气、水、土壤等污染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这就说明了科技的两面性——对人类有利和不利的方面。教师不妨带领同学们实地考察、询问群众,了解环境污染带来的危害。 五、进行辨证唯物主义教育可采取的方法和途径 1.运用演示、实验、各种现代化教学手段,生动、形象、具体地进行教育。通过实验,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使学生以形态的模式认识事物的本质。 2.多做研究性课题,如学习环境污染这一章节时,把学生分成几个小组,让学生自己去查阅资料,考察,分析,研究,最后得出结论。通过这样一个活动,可以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观点,也可以培养学生量变到质变的观点,培养学生透过现象认识本质的能力。不仅仅让学生学到了知识,培养了学生的辨证唯物主义思想,还让学生学会了怎样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教育哲学论文:西方教育哲学如何讲述之史学视角 在西方汗牛充栋的教育理论文献中以“教育哲学”的各种形式的文本不胜枚举。这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什么是教育哲学”的一种应答。逻辑上可把“什么是教育哲学”的问题换为“教育哲学是如何讲述”的问题。本文通过对西方教育哲学的分析,从中反省教育哲学可能具有的真正形式。 一、教育哲学的讲述何以可能 但首先是,教育哲学的讲述何以可能?换言之,教育哲学究竟应该讲述什么?只有明确教育哲学讲述的对象,教育哲学的讲述才具有可能。王坤庆教授认为教育哲学之所以在教育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不被其他学科所取代,关键就在于其学科研究对象的不可替代,教育哲学是研究教育价值的学科;在金生?教授那里,教育哲学的存在是为教育的应然性问题做一个哲学辩护,教育哲学是讲述教育的应然性问题。还有论者认为教育哲学讲述的是教育的存在之谜,追问教育之真。关于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人们回答各异其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对教育哲学何以可能的种种观点的穷尽归纳,而在于我们需要明白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它们生成的概念框架是什么。 概念框架是人们在思想中构筑经验世界并对思维中的概念进行整理的方式。在不同的概念框架中人们形成的经验世界的图景也是不一致的。教育哲学构筑的是教育世界的图景,不过,这种构筑,不是常识的,也不是科学的,而是哲学的。教育哲学对教育世界图景的构筑,是在哲学的概念框架中来进行的。区别于常识的、科学的概念框架,哲学有自己所特有的概念框架,这使得教育哲学不同于教育科学。但是甚至在哲学系统内部,哲学也有自己彼此不同的概念框架。正如西梅尔(simmel)所说,“哲学就是哲学本身首要的问题”。譬如西方古典哲学和实证哲学,虽然同为哲学,但是它们分别是在思辩的和实证的概念框架中来营建各自的哲学体系的。因此,教育哲学的讲述必然也要受到哲学系统内不同概念框架选择的制约。在不同的概念框架中会形成不同的关于教育哲学的“世界图景”。因此教育哲学的讲述离不开对哲学的反思,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离不开对哲学可能问题的思考。 同时,教育哲学的构建也离不开对教育世界着眼点的选择。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与教育世界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换言之,教育哲学讲述者所面对的经验世界的广度和深度在一定意义上也就决定了教育哲学的可能。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谈到,“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这就意味着人们只有在对世界作出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关于这一世界的认识。因此教育哲学讲述者讲述的世界只能是经验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关于教育的感性活动。而由于人们对教育世界存在着不同的经验程度和经验范围,那么不同的教育哲学讲述者所面对的教育世界也就存在差别,人们关于教育的概念理解也就存在着分歧。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也就为教育哲学讲述的对象的选择提供了差异。譬如如果我们把教育理解为家庭教育,那么在此概念框架中形成的家庭教育哲学肯定就有别于学校教育哲学。 因此,教育哲学讲述的种种分歧,是在于人们关于哲学和教育的概念框架选择的不同。在不同的哲学和教育的概念框架中,生成的教育哲学也就存在着差异。面对诸多的概念框架,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也就成为未决之问。但是,这种未决之问,恰恰是教育哲学有望成为可能的前提。无论对教育问题的理性思辩,还是对教育本体的存在反思,抑或对教育价值的执着追求,教育哲学都是教育和哲学的联姻。“教育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全部可能与必要都建立在对‘哲学’与‘教育’的关系认识上”。对教育哲学讲述何以可能的追问,应该上溯到关于哲学和教育何以可能的思考。 哲学和教育的可能,规定着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哲学和教育的可能只能是教育哲学前提而不是教育哲学本身,这就决定了教育哲学既不是哲学也不是教育学。对哲学和教育的可能的思考,可以由哲学史和教育史来回答。哲学史和教育史揭示的教育的可能也就决定了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但由于最终以文本形式呈现的哲学史和教育史,揭示的也不一定就是哲学和教育的本来的面貌,因此这也就决定了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不一定就是教育哲学应该有的面貌,而只能是教育哲学可能有的或正有的面貌。“在某种意义上,象教育哲学的这样东西是没有的,只有能用不同方法加以分类的各派教育哲学。”也因此下文对教育哲学讲述的种种可能的理解只能具有启发的意义,而不能作为结论的标准。 二、哲学史的回答:西方教育哲学讲述的几种可能 从西方哲学史来看,哲学的发生、发展经历了一个有规律的演绎过程,不同的时代实践派生出不同的时代哲学。以人类历史实践为线索,梳理哲学发展的脉络,可以揭示出哲学所呈现出的种种可能,进而可以把握教育哲学的讲述所具有的几种可能。 当人类还处在自然联系占优势的时代,由于人们尚远远不能破解处于优势的自然之谜,因此就难免给自然之谜以形而上学的解释,这种形而上学,也就构成了人类对自然的本体追问,对普遍规律抑或绝对理念、普遍精神的追寻。这也就是传统的形而上学式的哲学。但是近代以降,自然科学的狂飚之势,尤其是实验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实证精神风靡一时。传统哲学对本体的追问开始转向了对本体认识可能的反思。哲学从本体论必然转向了认识论。认识论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分析哲学破土而出,哲学在近现代再次出现了重大的转折。有西方学者对哲学发展呈现出的这种形式作出了精辟的论断:“首先,哲学家们思考这个世界,接着,他们反思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最后,他们转向注意表达这种认识的媒介。这似乎就是哲学从形而上学,经过认识论,再到语言哲学的自然进程。” 分析哲学的诞生,并没有终止哲学的自然进程。20世纪由于西方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科技理性不断扩张边界,人文世界日益受到挤压。克服人的异化、恢复人的主体性的呼声此起彼伏。对人的关注、对主体存在意义的挖掘成为西方哲学讲述的主流。哲学也进入了对既往的和现存的一切进行了批判和清思的阶段,哲学的发展开始呈现出多元的面貌,哲学的讲述表现出了多种的可能。哲学史呈现出的哲学讲述的种种可能,也必然给不同历史时代中教育哲学的讲述提供了种种可能。 (一)本体探求式的教育哲学 传统哲学执着于对形而上学的本体追求,这就给教育哲学的讲述提供了一种可能(如果存在被讲述着的教育哲学的话),那就是以思辩的方式追问教育的本体。但是“在把哲学解释为关于”普遍规律“的学说时……其结果往往把哲学理论混同为其他的实证的知识。”哲学成为“科学的科学”。既然哲学是作为“科学的科学”,那么在传统形而上学哲学占据主流的时代,教育哲学对教育本体追求的可能形式也就是对教育实证知识的揭示。而由于当时教育哲学还没有从教育学中分化,故而教育哲学对教育本体也即对教育实证知识的追求是通过教育学来体现的。在这个意义上。有人将“近代教育科学化运动”之前的教育学通称为“哲学的教育学”也就情有可原。因为在传统的形而上学哲学时代,教育学对教育实证知识的追求必须有赖于哲学关于永恒存在,尤其是关于人性学说的支撑。显然通过这种思辩的途径获得的关于教育的实证知识也就只能是思辩的,教育学所呈现的范式也只能是思辩的,进而是规范性,而不是描述性的。所以,在哲学就是“科学的科学”的概念框架下,传统的教育学与其说是“哲学的教育学”,毋宁说是教育哲学的一种怪胎。人们建立教育学的初衷是对教育进行描述,但结果却走向了规范,教育学大厦本应是立足于经验,但结果却奠基于思辩。在此逻辑下,罗森克兰茨的《教育学的体系》既被看作是教育学,又被看作是教育哲学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如此,教育哲学对教育本体探求的初衷,却对后来的教育哲学的讲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教育哲学界一度对教育本质的深刻挖掘就是这种范式的实践。 (二)价值规范式的教育哲学 传统的形而上学哲学经过认识论的转化,为哲学本身的发展提供了种种可能。哲学家从过去致力于对终极存在的追问转向了对现象世界、经验世界的探究。而伴随着形而上学的被拒斥,传统的哲学教育学也走向了终结。教育学毅然迈向了科学化进程。显然教育哲学已经不能依附于教育学而存在了。在哲学认识论转化的背景下,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也就不再是对形而上学的本体追求,传统的哲学教育学,“一方面它借用了自然科学方法,以追求科学化、量化为目标,朝向建立教育科学体系;另一方面,它保留了哲学方法论基础,将教育学中具有价值和观念属性的内容纳入哲学范畴,朝向形成教育哲学体系。”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为教育哲学的可能提供了方向,在哲学拒斥“自在之物”的背景下,教育哲学也不再关注教育的本体,从而也不再关注教育实然,这些都交给了教育学去解决。教育哲学研究者所做的就是从各自的哲学观点中演绎出教育价值、教育目的,并试图根据这些价值、目的为教育实践提供指导。在这种意义上教育哲学是一种规范性的哲学,同时也有可能成为一种实践哲学。但是教育哲学讲述呈现的这种可能,反而给自身的可能带来了疑问,“教育倒反像仅是附在哲学骨骼上的皮肉一样,只用来阐明哲学的原则”。哲学演绎式的教育哲学如同哲学式的教育学一样,面临着成学的可能性的问题,然而也正是这种演绎式的教育哲学,极大程度地丰富了人类的教育思想,促进了世界各国教育的发展。譬如处在这一时期的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正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 (三)语言分析式的教育哲学 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虽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肯定,但是,他的教育哲学范式却并没有在学界得到一致的赞成。而当分析哲学的问世,教育哲学的合法性才得到了充分肯定。“在西方哲学不断发展的背景中,教育哲学真正开始成为一个有清晰界限的研究领域,以其强有力的分析方法著称于世。”分析哲学改变了在此之前的哲学言说方式,哲学被打上了科学化的烙印,分析哲学家试图通过语言的分析来为哲学问题的解决提供确定性。这也就为教育哲学摆脱以往对哲学的依附性提供了突破口,教育哲学开始真正关注自身,并能够为自身的科学性提供保证。显然教育哲学的这种可能性得到的认可归根结底还是哲学的可能性得到了默认。分析教育哲学依靠分析这一批判的武器真正展开了对教育理论的批判和清思。遗憾的是,分析哲学为教育哲学的可能提供了肯定的同时,也为其否定埋下了伏笔。分析教育哲学在文本分析的概念框架下,日益进入了逻辑的游戏,日益脱离了现实的教育问题,即便他们也试图对教育实践提供帮助,但是分析的方法限制了其作用的发挥。而且在另一种意义上,分析哲学的合法性本身也值得反思,分析只能是哲学的方法,而不能或至少不能代替哲学本身。所以当分析哲学走向式微的时候,分析教育哲学也就好景不长了。教育哲学的讲述再度成为一个问题。 (四)人文求索式的教育哲学 现代西方哲学在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演绎下,哲学的发展越来越关注人的存在。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生命哲学的发轫,为后继哲学对人存在意义的观照更提供了可能。分析哲学之后,语言已经被哲学演绎成“存在的家园”,通过对语言、文本的分析来找寻人的存在的意义,成为哲学不可回避的主题。哲学主题的切换给分析教育哲学的讲述也带来了挑战,以分析的方式展开对教育文本的反思、理解、体察,并从中感悟教育的意义,使得教育摆脱顽固理性的干扰,让教育对象走出对象性的存在,成为教育哲学时髦的主题。这种教育哲学在要素主义、永恒主义、存在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的哲学中都不乏存在,无论这些教育哲学所选择的教育着眼点是什么,它们字里行间都始终关注人的时间性存在,处处激荡着人文的气息,文化的关怀。然而,教育哲学的这种讲述方式依然没有摆脱自身对其上位哲学演绎的窠臼,同时,由于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哲学基于其方法论,在叙事方式上提倡“小叙事”而反对“元叙事”和“宏伟叙事”,这也就导致教育哲学研究者的视野不再是笼统的关注整个教育过程,而偏重于对微观的教学事件、课程开发、教育政策等进行哲学的审视。所以,尽管西方教育哲学的讲述在当代获得了全新的演绎,但是,西方教育哲学反而呈现出更多的可能,教育哲学的规范性反而再次迷失了。正如彼得斯在上个世纪80年代谈到英国教育哲学的发展时说道:“我希望看到的是更加强调社会价值和人性的‘伦敦学派’的发展。但是,也许会有一种‘范式转变’,有某种新的东西出现,但是我却不知道新的东西会是什么。” 三、教育史的回答:西方教育哲学讲述的几种可能 教育哲学的讲述离不开教育本身。语言是存在的显现。只有人类教育活动的存在,教育哲学才有讲述的可能。教育史是教育存在的逻辑显现,很大程度上教育史中关于教育经验世界的描述,既是教育哲学讲述的消极界限(教育世界在语言之外是存在着的无),同时也是教育哲学讲述的积极界限(教育世界在语言中对人生成为无限的有)。因此教育史关于教育的讲述也为教育哲学的讲述提供了种种可能。 这里我们不准备考察教育的起源或史前教育,起源问题本身就带有形而上学式的追问。这一问题的回答在某种意义上需要一定的哲学世界观作为前提,因而本质上也就成为哲学需要回答的问题,尽管很多人把它纳入到教育哲学体系中来。我们关注的是教育史以描述的方式对教育历史形态的揭示。只有在这种描述性的概念框架中,教育史中的教育才能将教育哲学讲述的消极界限和积极界限融为一体。 我们知道,以文艺复兴为分期,教育史对教育的前后讲述,可谓大相径庭。文艺复兴之前,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人们对教育的理解,还不是一种比较严格意义上的,即作为学校教育的理解。因为当时学校作为一种教育机构,尚为数不多,教育特权往往都还掌握在教权或皇权的手中,教育整体上还远未世俗化(偶尔也有例外,譬如拜占廷时期的教育),同时,这些教育在形式上也还停留在个别施教上,教育内容比较简单,教育方法也比较浅显,教育目标也还只是一种道德向善的追求。显然,面对这样的教育经验世界,“如何教育”乃至“什么是教育”的问题并不能够充分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也就必然决定着教育哲学讲述的必要性本身还有待思考。“自然,在漫长的岁月里,毕竟积累了许多经验,经历代有识之士的整理,形成了大量教育文献;惟这类经验总结,主要属于教材研究、治学经验、道德修养的规范及程序、教师风范之类。与其说是‘教育’的经验,毋宁说是‘学’的经验。”故而当时的教育现状限定了教育哲学讲述可能。因此,当我们有人把古代柏拉图的《理想国》作为教育哲学时,不免牵强附会,虽然其间不乏关于教育的许多讲解,但毋宁说它是一部政治学更为妥当。 到了近代,西方历史经过了中世纪痛苦煎熬的同时,也给人类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其中之一就是延续至今的大学。中世纪之后,“因为有了大学,所以一般教育,即使还很坏,却普及多了。”教育逐渐走向了世俗化。在这种世俗化的过程中,伴随教育规模的扩大,教育问题也逐渐增多。于是对教育问题的思考也逐渐增长。但这种思考出自教育实践的需要,还主要集中在“如何教育”的问题上。因此,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必然离不开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规范性也因此成为这一时期教育理论讲述的主要表征。同时,过去家庭式的、个别施教的教育逐渐被学校教育、规模施教所取代,这就决定这一时期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难免也逐渐从家庭教育、个别施教逐渐转移到学校教育、规模教育上来。再者,中世纪以来,高等教育从上往下延伸,中等教育、初等教育逐步发展,人们对初等教育,尤其是“对儿童教育的关注,自17世纪中叶夸美纽斯逝世以来,就已明确地提到历史的日程上来了。”所以,这自然也使得这一时期教育理论的讲述主要把视野限制在儿童教育上,教育哲学的讲述也难脱其咎。洛克、卢梭、赫尔巴特等人的关于教育问题的讲述也正是在这种逻辑中进行的,而这一时期教育理论研究者对儿童教育、学校教育问题的关注,甚至影响了整个19世纪乃至20世纪一般教育理论的发展。但无论如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就给教育哲学讲述的内容和方式提供了一种选择。 教育史的讲述充满着很多值得深究的地方。在时代的进程中,从18世纪开始,教育普及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初等教育有所发展。到了19世纪,西方师范教育开始成为一种普遍的要求。于是人们据此认为,“教育学之所以产生,实师资专业训练使然,而师资训练的需求,取决于教育事业的普及状况。”遂教育哲学的可能也就孕育于此。因此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教育学(包括教育哲学)的讲述都以初等教育的理论形式问世,而与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价值无涉。但是,这些教育理论却是在高等教育机构中产生的。德国也正是由于高等教育的繁荣,才能成为普通教育学的故乡。缘何当时教育理论不对高等教育进行必要的讲述呢?事实上,当时德国的洪堡理念已经颇具高等教育哲学的意蕴,而红衣主教牛曼的《大学的理想》也已经于1852年问世,可以说我们今天所谈及的高等教育哲学框架在那个时代也已经成型了。然而,直到20世纪,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依然将教育主要定位在对儿童的教育以及学校教育上来。难怪教育哲学家费茵伯格(feinberg,w.)指出,认为教育哲学的合法性基础在于“一般哲学基础”和“专业培训”的观念是不够正确的。而罗森科兰茨的《教育学的体系》由于其广阔的教育视野(该著作教育视野非常广阔,它分为三编,第一编是教育的一般观点,第二编是关于教育的要素:体育、智育、意育;第三编是关于世界教育的特殊系统:家庭生活、学校社会、公民生活、职业生活、宗教生活),后来被美国学者翻译并专门以《教育哲学》命名之,今天看来或许对教育哲学的规范性问题思考更具有启迪意义。 而当人类迈入20世纪,教育一改以往的从高等教育向初等教育下延式的发展路线,开始步入由初等教育向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上升式的发展轨道。高等教育逐渐从社会边缘进入社会中心。于是人们关于高等教育的哲学思考也变得紧迫起来,高等教育哲学也走进了教育哲学的视野中。在这种情形下,教育哲学的讲述已经不能也不可能仅仅局限在普通教育阶段了。同时,当代教育也逐渐走出了围墙,走出了专业培训,从有限的空间进入了无限的时间。当代教育出现了三种新的现象:教育先行、教育预见、社会拒绝使用学校的毕业生。教育经验世界的日益丰富性,给教育哲学的讲述也增添了丰富性。当1921年,德国教育学家j.r.克里茨玛尔(j.r.kretzschmar)在《哲学教育学的终结》中,宣判哲学教育学的死亡时,相反,人们从哲学层面对教育经验世界的思考却越来越多,教育哲学已经不局限在学校教育、儿童教育等问题上了。而时至今日,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终身教育、网络教育、普通教育、高等教育……丰富的教育经验世界都可能会进入教育哲学讲述的视野。也因此,教育哲学的规范性越来越成为疑问。 四、结语 过去的已成为历史,但历史并没有完全过去。西方哲学史和教育史揭示的西方教育哲学讲述所呈现的种种可能,也启迪着我们今天教育哲学的讲述。既然西方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性源于哲学史和教育史,而哲学理论在不断演绎,教育世界也在日益丰富,因此教育哲学的讲述方式、讲述内容必然也在不断地生成。所以,教育哲学范式的探讨,如果脱离丰富的教育实践,脱离可能的哲学语境,这种努力必然是徒劳无益,而那种试图给教育哲学提供单一模式或唯一范式的理念,无非是一种话语霸权,更是有悖历史本身的逻辑。 然而,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教育哲学范式化,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教育哲学研究也能够呈现出范式特色,譬如分析教育哲学。同时西方哲学史和教育史也表明,教育哲学范式化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根植于时代的哲学,也根植于时代的教育。如果存在唯一的教育哲学范式,那也只能是在时代实践的广阔境遇中选择哲学,运用哲学的知识和智慧来审视教育、反思教育、批判教育,从而改造和创新教育。教育哲学的讲述真正能够得到认可的过程,也正是教育哲学在时代的教育实践中得到证明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也恰恰是教育哲学范式化的过程。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轻易地穿过历史时空,梳理出西方教育哲学讲述的种种可能,也不过是因为我们沿着历史实践的车轮碾过的痕迹,重温一次教育哲学的文本罢了。 教育哲学论文:融入科技哲学的高职通识教育初探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推进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是贯彻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高等教育要重视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科研能力和创业精神,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高职院校在培养应用型技术人才的同时,也担负着提高学生人文素质的使命。因此,对于高职院校来说,努力探索和构建学生科技素质培养体系,对于培养创新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通识教育视阈下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 “通识教育”的要素包括:第一,教育目的是培养自由、高尚的人,这一目的特点表现为明显的非功利性;第二,其教育对象是少数“社会精英”,只有“社会精英”,才能有闲暇超然物外,终日沉溺于非功利的活动中;第三,注重培养人的智能,教育内容全面、广泛。只有培养人的智能,才能使人成为自由且高尚的人。 高等职业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为未来所从事的技术型职业做准备。同时,要开阔他们的视野,培养他们广泛的兴趣。知识经济时代需要的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同时具备的融合型人才。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是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也是高职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趋势。高等职业教育肩负着对学生进行应用技能和高素质培养的双重重任,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造就技术与文化兼备、赋有科学精神与人文素养、既会工作,又会生活的全面发展的人。因此,我们必须看到当前高职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现状与问题,加强对高职学生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培养。提高高职学生的综合素质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当前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方向。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内涵十分丰富。“科学精神”是指在长期科学活动中形成的一种观念、意识和态度。“科学精神”体现在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中。“人文精神”是指以人为本、高扬人性大旗、揭示人的生存意义、体现人的尊严和价值、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文化精神。“科学精神”的性质与特征,有人认为是人类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和变革自然活动的理想追求、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的集中表征,是人类认识自然活动及其认知成果的升华。其要点可概括为:科学精神的首要要求即客观、求实精神;科学怀疑精神即追求真理、不盲从潮流、不迷信权威;不断求知的精神;创新的精神;继承的精神。所谓“人文精神”,孟建伟认为应当是整个人类文化所体现的最根本的精神,或者说是整个人类文化生活的内在灵魂。它以追求真善美等崇高的价值理想为核心,以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作为人类精神的两种极端存在方式,对人类文化的创造所起的作用各异。“科学精神”是人类进行科学探索的不竭动力,在科学精神的指引下,科学技术取得持续进步。同时,若无人文精神的激励,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通识教育维度的高职 科技哲学教育的合理性 科学技术哲学课程包括四部分:自然观、科学观与科学方法论、技术观与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是自然界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以及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通识教育维度下,在高职教育中施行科技哲学教育,解释科技哲学中的科学理论、科学观念,如科学理论与技术理论的结构、科学知识与技术知识的本质、科学范式与技术范式的区别等。通过课程使高职学生树立正确的科学技术哲学观,正确认识高职思想教育与科技哲学之间的辩证关系。科学技术哲学课程是培养高职学生辩证思维方法,提高高职学生科学素养的主要课程,关系到高职学生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其课程性质决定其人文主义思维方式与情怀。科技哲学课程的定位为:对科技发展进行哲学的反思,亦即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进行人文主义的解读与反省。 高职院校开展的职业教育基本上是属于技术性教育和进入职业的适应性教育,还没有哪所高职院校设置了与科学技术发展相关的哲学课程。这就大大限制了高职院校学生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在我国,高职教育起步相对较晚,办学经验尚需积累。当前,高职教育存在两种不利倾向:一是教育目的的功利化,二是教育目的的工具化。教育目的的功利化,表现在教育者一方,就是将主要力量集中在专业教育和应用开发研究上;在课程结构方面,知识性课程比例偏大,方法类、思维类课程比例相对较小,其结果是职业教育近于专业训练。表现在受教育者方面,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催生了文凭热、证书热、考研热等,社会现实促使高职教育的功利性增强。金耀基认为,今日之大学最流行的形象不是“象牙塔”而是“服务站”。由于社会需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不知不觉中大学日趋社会化、政治化和市场化。大学如斯,高职则更甚之。教育目的的工具化,使人越来越专业化、技术化,人成为科学技术或工业发展的手段和工具。教育目的的功利化和工具化所导致的结果必然违背教育的初衷,表现为只突出做事的教育,忽略了对人的全面教育,培养的人才素质得不到全面发展。在急功近利思想和浮躁情绪的外部环境作用下,大学生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缺失现象比较严重。《高等教育法》总则第五条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同时,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反思也需要纳入人才培养体系中来,特别是对于高职院校来说,如何使学生全面发展,成为21世纪的科技创新人才,是高职教育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鉴于此,科学技术哲学应成为高职通识教育中的一项主要内容,在高职院校中开展科技哲学教育,让高职学生对科学技术的功能进行哲学反思是必要的。 在高职院校培养体系中,融科技哲学于通识教育中,促进高职学生对科学技术这把“双刃剑”有正确的认识,完成自然和人性道德的完美统一。加强科学技术哲学教育对于高职院校通识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具体有: 增强高职学生对科学技术的全面认识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促进了人类的进步和文明,改变了世界面貌,科学技术创新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主题。但创新不仅仅指科学技术创新,更重要的是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和深层次理解。通过科技哲学教育,可培养高职院校学生对科学技术发展的系统思想。同时,让学生认识到对科学技术的不合理利用会带来负面效应,科学技术有“双刃剑”的性质。对科学技术若没有全面认识,只看到和利用其功利性一面,而无视科技对人类和社会的负效应,将会给人类和社会带来灾难。 培养高职院校学生的科学素养,弘扬科学精神 在教育过程中,选择正确的教育方式促使学生辩证地认识、感受科学技术内含的人文精神,全面认识科学技术的能动性、主动性和科学理性。从某些方面说,科学精神是人文精神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孟建伟认为,科学像人类其他各项创造性活动一样,充满着生机和最高尚、最纯洁的生命力,科学在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同时也在追求着人类自身的进步和发展,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创造着精神文明,它给人类以崇高的理想的精神,永远激励着人们超越自我、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因此,作为整个人类文化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学活动,它所体现的精神本身就是一种人文精神。 促进高职学生对科学与技术的统一性有充分认识 “科学”、“技术”是两个不同概念。对高职院校的学生而言,区分两个概念之间的不同是十分重要的。目前,科学和技术的普适性、可检验性和统一性为人们普遍认同。特别是科学技术发展至今,任何一种商品都是科学与技术的高度复合体、统一体。通过科学技术哲学教育,高职院校学生对科学进行理性认识。学生在高职院校得到的不仅仅只是技术的掌握和提高,理论知识更有助于认识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和规律。因此,正确引导、认识科学与技术的统一性及其辩证关系,对于培养高职学生的科学与人文素质是必要的。 强调科学技术哲学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指导意义 无论是科学技术工作者或者是人文社会工作者,在从事社会实践活动时,必须既具有科学精神,又具有人文精神。唯有如此,才能做到在处理科学技术问题时既遵循科学精神,又顾及其人文社会后果。 建构科学人文的高职通识教育桥梁 素质教育是21世纪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战略方针。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是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也是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必须看到当前高职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现状与问题。推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有机融合的主要途径,一是改革人才培养目标和学科专业结构及课程体系,二是培育高职学生正确的科学技术哲学观。 科学技术哲学课程的开设具有广泛的意义和沟通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双重功能。面对高职院校的实际,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坚持与时俱进,加强师资队伍培养,改革教学方法,积极探讨在高职院校开展科技哲学教育,弥补当前高职学生综合素质的缺失,促进科学教育人文化,把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文化、哲学观念,而非单纯的技术传授给学生,使他们不仅掌握科学技术本身,而且还了解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懂得如何合理地运用科学技术,使之造福于人类。 在我国研究生培养体制中,“科技哲学”类课程是指针对理、工、农、医类研究生开设的政治理论公共课。目的是通过对科学技术哲学这门课程的系统学习,使培养出来的理工科研究生对科学技术的功能有全面正确的认识,在正确的科学技术哲学观指导下运用科学技术于实践。高职院校的专业或学科设置以工程、技术应用类为主,与普通高校的理、工、农、医类有相类之处。笔者认为,高职院校并不能因为其学位层次较低就视科学技术哲学教育为可有可无;反之,对于毕业以后直接从事工程技术类工作的高级应用型技术人才开展科学伦理、技术伦理教育,让他们具备工程良心,对科学技术的“双刃剑”性质有全面认识是十分必要的。由于高职学生培养的特点是在校学习时间相对较短、理论与实践并行,所以,在高职院校开展科学技术哲学教育还是个崭新的课题。笔者认为,在高职院校中开展科技哲学教育不能像大学那样系统,可按以下步骤: 第一步:通过问卷方式选取部分对象对高职院校学生的科技哲学观进行调研,考察学生对科学技术的基本认识、对科学素质课程的教学需求,包括教学内容、教学形式、考核方式等。根据问卷调研报告设定选题目标。 第二步:以开设选修课程《科学与人文素养》或专题讲座的形式,在高职教学中融入科技哲学的通识教育内容,为高职学生建构通识教育桥梁。选修课程《科学与人文素养》或专题讲座的内容力求体现当前最新科学技术实践的最新经验,科技的最新进展,让高职学生学习了解科学技术哲学是体现现代科学的理性文化,是人类理性发展到科学时代的产物。 结语 科学技术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自觉地继承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高扬人的价值与科学价值的人文主义传统,具有浓厚的理性精神,它关联着人类的现实关怀。高职通识教育视阈下的科学技术哲学教育,无论是以科学技术哲学所特有的科学自然观和方法论清除形形色色神秘主义与现代迷信,还是对于培养具有科学与人文素养的应用型技术人才来说,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教育哲学论文:浅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意义 一、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应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 我们认为,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说视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在统一,这构成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方法论意蕴的理论出发点。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有一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就是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这个说法固然正确,但却未免简单化。因为它容易使人产生这样一个看法:似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说涉及两个平行不一的领域,即作为客观现实世界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存在规律和作为人类主体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的思维规律。其实,这两者是一致和同一的。作为主观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辩证法的正确反映,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作为世界观的含义。而这一主观辩证法作为一种辩证思维的方法,在社会实践中被用以认识、规范和改造世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又具有了方法的意蕴。 据此,我们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作如下一个界定: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学说在正确揭示客观现实世界规律的基础上,又把这种认识作为主体的一种思维工具,反过来规范和改造客观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过程。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方法论意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观点和学说转化为人们认识问题、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思维方法的过程。 二、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转化为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具体是通过如下三个途径体现出来的: 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范畴所体现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学说体系中,范畴是对客观现实世界的正确摹写和反映,但它一经形成便又转过来规范现实。而这个规范现实的过程也就是范畴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物质范畴,如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曾论及的那样,作为一种方法,就是使当时许多的自然科学家从“原子非物质化”的迷误与困惑中解脱出来。因此,范畴的方法论智能是以范畴在本质上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对象的属性作为基础的。没有对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正确摹写和反映,就没有范畴的方法论意蕴。这也算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要求。 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命题所体现的方法。与范畴的方法论意蕴相同,所谓命题转化为方法,其真实的含义也是指反映现实和规范现实的相统一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命题,其中尤其是那些重要的通常被称之为理论原则的命题,无疑都是对客观现实世界存在之规律的正确反映。只是基于这一正确反映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以此来规范客观现实世界,从而指导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这也就是理论转化为方法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命题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值得特别加以研究,这就是,能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所有理论命题均能有效地转化为方法。显然,对这个问题的探讨直接涉及我们现在能否和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根本问题,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其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所体现的方法。根据列宁对《资本论》方法的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普遍一般方法还具体包括如下一些方法:一是个别和一般相结合的方法;二是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方法;三是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四是逻辑的和历史的相结合的方法。当然,这些方法就其实质而言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具体展开和运用。 三、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之方法论意蕴的意义 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意蕴,探讨理论如何转化为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我们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本质上讲是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一种实践活动。一些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理论作为永恒不变的真理而到处生搬硬套,而实用主义者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片言只语为我所用,以此去任意的图解现实。在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存在的往往只注重知识的传授、结论的灌输,而忽视发掘其中所蕴含的方法论意义。 由此可见,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具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的角度进行传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学说绝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个人天才思想营建的产物,这个学说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认识工具。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说既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科学世界观,更是我们探索和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科学方法论。也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对青年学生人格塑造和精神素质的总体提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教育哲学论文:西方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反思与批判 高等教育是为了什么而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是一种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布鲁贝克认为:“在20世纪,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①他强调高深学问是高等教育共同的逻辑起点,认识论哲学认为高深知识本身就是目的,政治论哲学认为高深知识是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显然,他的哲学思想闪烁着智慧的光辉,但是他的高等教育哲学思想也存在着某些局限性。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指出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观的三个局限性,并且认为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哲学并不是在美国的高等学校中交替着占据统治地位,人本论也是高等教育合法性存在和发展的哲学,多元哲学观的冲突和并存才是高等教育多元化发展的基础,期望整合或者融合多元哲学观以实现高等教育整体功能是不现实的。 一、高等教育认识论与政治论哲学观关系上认识的局限性 西方现代高等教育发轫于欧洲中世纪大学。欧洲中世纪大学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经济发展、城市生活及贸易复兴的欧洲中世纪社会需要大量受过训练的管理者、律师、文书、医生和牧师,正是欧洲中世纪社会对于人才的需要才促进了中世纪大学的兴起和发展。最早的博洛尼亚大学(1150年)是为了满足意大利北部城市对罗马法学者的大量需求而逐渐形成的。巴黎大学(约1200年)则是神学的讲坛,是为了满足对神职人员的需要而逐渐形成的。神职人员掌握着政治和法律的权力,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成为一名神职人员也就成为许多人的梦想。②萨莱诺大学(1231年)则是为了培养医生而逐步形成的。从最早形成的几所大学的原因来看,无一例外都是为了适应社会对于专门人才的需要。高等教育为社会服务的价值取向是从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形成过程中确立的。也可以说,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形成是以政治论哲学为主导的。 布鲁贝克认为,在美国建国初期,高等教育据以存在的合法依据主要是政治性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继承了德国大学的思想之后,高等教育开始主要以认识论哲学作为合法存在的依据。19世纪工业革命之前,高等教育的主要职能一直是保存、传授和发展高深学问,工业革命的力量催生了“威斯康星思想”,高等教育又担负起为公众服务的职能。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哲学交替在美国的高等学校中占据统治地位。③诚然,洪堡时代德国大学改革运动所确立的思想对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实践有着重要的影响,美国大学开始注重高深科学的研究,既给教师提供充分的教学科研自由,也允许学生享有充分的学习自由,这促进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科学研究职能在大学的确立无疑是洪堡时期大学改革运动取得的最卓越成果和最明显特征,并在美国大学得到了发展。但是,洪堡时代德国大学改革运动的真正意义是于在消除长期以来大学不断衰退的现象,让大学培养的人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不再是传统大学所培养的腐朽无用之人。正因为柏林大学以服务于国家需要为宗旨,才适应了时代的需求而得到发展。在这个时期,大学完成了其世俗化的过程。④洪堡认为:“总的来说,国家决不应指望大学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地联系起来;却应相信大学若能完成它们的真正使命,则不仅能为政府眼前的任务服务,还会使大学在学术上不断地提高,从而不断地开创更广阔的事业基地,并且使人力物力得以发挥更大的功用,其成效是远非政府近前布置所能意料的。”⑤洪堡的大学改革思想着眼的不是国家和政府的眼前利益,而是国家和政府的长远利益。显然,在哲学基础上,这是一种长远的政治观,不能简单地认为洪堡的大学改革思想是一种认识论的哲学思想。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继承了洪堡大学的精神,重视科学研究,重视高深学问,但高等教育最终还是为了国家的需要,仍然是以政治论而不仅仅是以认识论哲学作为其合法存在的依据。大学要长远地为国家和政府利益服务,就必须重视科学研究,就必然要摒弃经院哲学的教学,让教师和学生享有充分的教学研究和学习的自由。在19-20世纪,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哲学并不是在美国的高等学校中交替着占据统治地位。“威斯康星思想”强化了高等教育的政治功能,但并没有产生新的功能。这可能正是布鲁贝克高等教育政治论和认识论哲学观关系上所存在的局限性。 二、人本论: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的另一个哲学观 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不仅在政治论和认识论关系上存在着认识的局限性,而且在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内容上也存在着局限性,即高等教育哲学观不仅存在着政治论和认识论两种思想,同时还存在着人本论的思想。 在评述高等教育各种哲学观点时,布鲁贝克始终坚持以“高深学问”作为其逻辑起点。他认为:“高等学校有三项主要职能:传播高深学问,扩大学问领域,运用其成果为公众服务。”⑥认识论哲学是他反复强调并予以肯定的。他说:“高等教育与中等、初等教育的主要差别在于教材的不同:高等教育研究高深的学问。……这种程度在教育体系的上层如此突出,以致使它成为一种不同的性质。教育阶梯的顶层所关注的是深奥的学问。”⑦显然,布鲁贝克试图指出,由于初等和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有着不同的特殊问题,所以“从普通教育哲学中寻找线索是极为自然的,但是,要采用这种方法却是困难的”。⑧因而,高等教育的哲学观应基于高深学问。由高等教育的特征性出发是否能够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高等教育哲学思想呢?仅因为教材的不同,高等教育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吗?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是基于高深学问还是基于“人”?对此20世纪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有着不同的认识。 存在主义是20世纪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流派。存在主义高等教育哲学关注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注重现实人生。存在主义教育观强调教育要以人为本,以关注人的存在为逻辑起点;强调人的自我实现,强调学生在教育的帮助引导下自由、有选择、负责任地成为自由的人,以实现自我。其代表人物有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波尔诺夫、尼采、萨特等。雅斯贝尔斯认为,个人的存在是一切存在的出发点。他说:“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的交流活动,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下一代,使他们自由地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⑨西方高等教育有着悠久的自由教育(博雅教育)传统,不少西方高等教育思想家,也精辟地阐发过大学教育的人文理念。[10] 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活动,它既是人的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又服务于人的生命存在。换言之,教育的根本实质是保持和促进人的生命存在,生命存在既是教育的出发点又是教育的归属,因此,教育以人的生命存在为核心。教育的本体是人的生命存在。[11]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的一种类型,是从教育的不断发展过程中分离出来的,中西方早期的教育并无初等、中等、高等教育之分,教育的目的也包括了高等教育的目的,高等教育也是为了人生命的存在,这种生命存在表现为人的自由、自在、自为的和谐发展。这是人本主义哲学的主要思想, 这种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存在和发展。 高等教育为何存在和发展,是高等教育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高等教育存在的合理性问题,是高等教育存在的“根”是什么的问题,更是高等教育本体论关注的问题。有学者指出:“本体论是探究存在的现实终极性;表面上似乎看不出与教育目的、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有什么联系,但本体论却是各派认识论和价值论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并以两者为中介,对教育的系列基本理论和方法产生着十分深刻的影响。”[12]高等教育本体论探究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是一种哲学形式的表达。它关注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因而注重实现人生的人本论哲学是高等教育哲学的另一种重要形式。 高等教育哲学的人本论思想并没有因为政治论或认识论的彰显而湮灭。它作为一种重要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仍然深刻地影响到西方高等教育的实践。从亚里士多德的自由人的教育,到纽曼的自由教育观,再到《耶鲁报告》的自由教育思想,都闪耀着人本论的光辉。从美国20世纪20~30年代、40~60年代、60年代未到80年中后期这三次通识教育运动来看,人本论思想对于西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在美国,“大学本科的教育则始终相信应该以培养具有广阔的文化意识与修养的人才为鹄的”。[13]尽管通识教育与自由教育存在着不同之处,通识教育的发展更加起伏曲折,但是通识教育已经成为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重要内容,是20世纪美国本科教育改革的主题。[14]因此,忽视人本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对于西方高等教育的影响和作用是有很大局限的性。 三、冲突与共存:多元化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必然性 布鲁贝克认为:“今天,我们的高等教育哲学流派已经太多了。面对相互矛盾的现实,每个作者都阐述各自的哲学理论,而且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哲学已经妥善地将高等教育的各种主张融合到一种连续统一的政策中。现在,我们缺乏的是把高等教育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15]我国也有论者认为,高等教育的政治论和认识论哲学在实践中的冲突是必然的,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科技以及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两种哲学观在实践中有渐趋融合之势。[16]在高等教育领域,多种高等教育哲学观不可避免地会相互冲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可能会眼前交替地发挥某种主导作用,但是否能够对多元化的高等教育哲学进行整体处理,或者不同的高等教育的哲学观是否能够融合,这确实值得斟酌。笔者认为,冲突与共存正是多元化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基本特点。 西方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关于大学的理念、理想、使命之争就一直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纽曼的《大学的理想》,加塞特的《大学的使命》,克拉克·科尔的《大学的功用》,托斯泰恩·维布伦的《美国的高等教育》,罗伯特·赫钦斯的《美国高等教育》,卡尔·雅斯贝尔斯(又译贾斯珀斯、贾斯珀)的《大学的观念》,罗伯特·沃尔夫的《大学的理想》,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赫斯顿·史密斯的《高等教育的目的》等等,许多教育家都分别提出了各自不同或相反的高等教育哲学观。这说明,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整体的哲学观可以统摄所有高等教育哲学思想,也没有形成一种融合后的新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反而表现出多元高等教育哲学观共存的态势。 高等教育产生近千年来,总是处于不断发展和变革之中。20世纪,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更加迅猛,各种高等教育哲学观和流派都试图解释高等教育在存在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但高等教育是一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与政府、社会、经济、科技、文化及人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要从多个角度对高等教育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和影响。在多元化的社会中,自然会产生代表各方利益的高等教育哲学观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可以融合一切的高等教育哲学观来解释这种复杂现象。正是由于高等教育的多种需要才会产生多元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不同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也对高等教育的不同需求作出不同的回应,共同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多元化。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适应了国家的需要,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适应了大学追求高深学问的需要,人本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则重视人的自由发展的需要。尽管多元的哲学观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但不同的哲学观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或者在冲突中进行融合,共存是高等教育哲学多元化的必然结果。 克拉克·科尔认为,多元化巨型大学是一座充满无穷变化的城市,与纽曼时代的“村庄”和弗莱克斯纳的“城镇”不同,大学的功用几乎无所不包,任何一种高等教育的哲学观都无法全面解释这种多元化巨型大学的功用。同样,用认识论的观点来解释社区学院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或者用政治论的观点来解释研究型大学的科学研究功能显然都是不合适的。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其存在和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具有从业能力的劳动者,是为了经济建设的需要,显然不是为了追求高深学问,人的自由和谐发展的目标也很难实现。在综合性大学中,则可能存在着人本论、政治论、认识论等多种哲学观的影响,这些多种哲学观可以共同促进大学多种功能的实现。高等教育是为了国家或社会利益、为了高深学问本身,还是为了人的全面和谐发展,这些目标并不能够整体地融合起来,也不必要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在高等教育系统中,高等教育哲学观多元共存,更加有利于高等教育的发展。 教育哲学论文:教育哲学是实践哲学:教育价值的角度 一、教育哲学是关乎教育价值的学?? 古代的一些思想家根据各自的哲学思想阐述了教育是什么,从何而来,有什么作用,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教育哲学,拓宽了教育本身所局限的视野。在国外,“教育哲学”一词的使用最早来源于1832年美国纽约市立大学,该学校为培养公立学校教师专门开设了教育哲学讲座。80年代之前。美国教育哲学的任务是寻求教育的普遍性真理。中国教育界真正开始研究和讲授教育哲学是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是在借鉴美国教育哲学研究的基础上,以教育课程建设为出发点开展教育哲学研究。80年代之后,教育哲学的责任趋向教育的微观领域,致力于具体教育情境下教育??题的个别化阐释,通常被认为是正确理解和评判教育的有效工具。在学科功用上,教育哲学以一定的哲学观点和方法研究教育本身难以解决的基本??题,通过对教育整体性的把握给予教育事业一个正当的价值尺度。进入90年代,中国的教育哲学的研究思路从建立教育哲学学科知识体系转向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研究,“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哲学学科体系,就不能不研究中国传统的教育哲学思想。”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完备的哲学原理,有着丰富的教育精神和教育智慧。教育哲学研究的角度一类是从哲学的体系出发来论述教育??题和教育实践,突出哲学基本原理视野当中宏观教育的本质:另一类是从教育的基本??题出发来做哲学分析,澄清教育当中相关概念的含义,突显微观教育领域的本色。整个前进的道路上,教育哲学与时代同步,但始终没有脱离对教育价值的深情关怀。 共同体以具有卓越品质的好公民来要求个体,个体不断获得关于生活的经验和知识,使灵魂得到无暇的教化。说教育单单是教化会给生活带来无法消解的隐痛。人极想从教育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上升到某种教育立场,在那里看到至善的灯塔,转化为拥有它的渴望,这才是教育的宝贵之处。教育的??题出在教育实践的价值虚无,以至于整个教育没有鲜明的方向,因此教育的根本??题归根结底是教育价值的??题,美好灵魂的生成需要经过价值的熏陶和感染。教育哲学审慎的赋予教育可能的价值,这种价值成为“自然好人”的必需,进而唤醒人类内在沉睡的潜力,促使一种寻求共同体永恒价值力量的爆发以确保共同体稳固的根基。诚然教育哲学根植于共同体的教育思想,思考整体的教育秩序。描绘出灵魂耕耘、德性自然培育的公民品质提升的图景。如果没有教育价值的教育是无意义的教育,显然教育哲学帮助教育搭建教育价值技巧的体系。 二、实践哲学本然诉求价值关怀 实践意指着人类理性生活的全部的现实以及进入现实之中,它是一种实在的生活范式,并且是由一种价值导引的生活。实践哲学的意蕴指向人类全部的现实性实践生活,人们在实践中认识自己并改造着客观现实。一方面,人的生活是避恶向善的实践,更是追求价值应然的个性解放事业。实践哲学从价值的角度思考行为的正当、善和一些原则性??题,人们应该做什么?怎么去做?追求的价值又是怎样的?另一方面。人类文明的进步离不开实践的催化和付诸行动。实践哲学规定了人们善的实践活动的奋斗历程和获取有关善的实践性知识,并以此参与到实践当中,在实践中感悟实践本身的智慧,主动积极地尝试一切可能的生活实践。从一定意义上说,实践哲学是人意识观念中的生活走向可能性实践的哲学阐释,它统合有关生活实践的普遍性知识:实践哲学更是人们走向有意义生活的哲学努力,它赋予人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和追求美好生活的热情。 实践哲学具有求真求善的实践品质,在具体的、变动的生活实践过程中实现自己,人们只能在探索生活价值的道路上把握它。实践哲学的实践品质表现为理性力量的导引,从而审思价值判断的合理性并以此走向真实的生活。如果孤立视实践哲学为确定、统一的规则,自然会破坏价值的本性,实践者也会因此走上机械的实践。外在的实践哲学表现为一种自由、开放、创造的实践境界,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发挥着价值干预的张力,使实践主体和社会主体的图景融入一体。在此意义上,实践首先是有目的的价值选择,给行动以明确的方向和原则,继而采取自由意志的行动。实践哲学把人置于一个以价值为内核的实践链中,统一人特有的存在价值与实践价值。实践哲学承载着人们实践行为趋向生活至善的活动模式,对人们的实践行为的价值作出考察,以此关乎人类的生活。 三、教育价值:教育哲学与实践哲学共通的桥梁 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指主客体之间需要与满足的一种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教育价值就是教育实践中主体人的需要与作为客体的教育活动之间的一种特定的关系。对这种关系范畴观念的认识就是人们的教育价值观,足以解释教育的正当性和人们为什么追求良好的教育。教育价值观同样是可变的,不存在没有教育价值的教育,也不存在永恒教育价值的教育。从另一层面出发,我们可以找到教育的终极价值,那就是使人过上良善的公共生活。教育价值强烈地诉求个体在幸福的教育场域中不断获得长足的完善和发展。康德说过,教育隐含着人性完善的重大秘密,正是通过教育带来了人类全部的善。追求善也是个体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并使个体能够体验到生活的快乐。 (一)教育哲学开启人们对自然好的教育实践的共识 1 教育哲学统合教育认识与教育价值 人们在教育过程中加强自我认识、自我塑造、自我完善,主体性得到高度发挥。精神世界得到充分洗礼。教育当下的生活是事实,可以由经验来验证对于人们的必要和必须,而教育实践中关于善与恶、好与坏、正义与非正义的价值知识,不能用经验来取得证明。教育价值反映的是教育对人的有用性,是教育对人的主体效益。教育哲学的言说和阐释其实是对教育这种事物的意义评价,也就是说。教育与人的需要产生必然的联系。评价这种关系生成的效益的标准是人们所从事的教育实践。教育实践的深层??题是教育实践的根本性??题。蕴含着教育价值追求的动机。因而教育哲学一方面统全教育认识,另一方面致力于教育价值的筹划,教育认识与教育价值在教育实践的基础上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提高人们的教育自觉性和主体地位,赢得人们对灵魂教育的共识和激情。 2 教育实践追寻价值判断的合理性源于教育哲学 对于教育哲学来说,教育价值的判断、选择和寻求是凸显个人主体性的过程。教育哲学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种探询教育价值应然的学术,它通过心灵的启发而达到受教育者追求美好生活的应然愿望,培养个体成为有独立人格并有承担社会责任的时代精神。在研究对象上,教育哲学是研究教育价值的,不仅关注当下人类教育生活的整体性状况,唤醒失落的教育公共精神,还对理想中的教育做出了期待和指示。从教育的普适性价值来看,教育哲学是运用一般哲学原理去探讨教育基本??题或将教育基本??题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进行分析的一门理论学科:从根本上来说,教育哲学是研究教育领域中的“价值”??题的一门学科。因此,教育价值需要教育哲学实践化,教育哲学本应该有一颗使个体走向善的虔诚之心。 教育作为向善实践活动的价值在于培养真正意义上的人。向善的教育同时兼有灵魂的善和外在的善。教育实践的培育在本质上是指不断地个体体验。关注人教育生活的意义是教育一如既往的追求,这绝不是不可能的教育理想。教育实践不能认为教育理想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否则人不会在教育中获得本来应该获得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说教育哲学实践性乏力主要表现在教育价值的虚无。教育生活中,从表象看存在着教育价值。有规划个体社会化的统一标准。事实上,教育实然中淡化了教育本来所蕴含的鲜活生活本质的体验,虚构了一个枯燥的脱离教育实践的生活空间。教育哲学的核心内容是对教育价值的理解和实践达成,其内涵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教育哲学对教育现实性的尊重和反思,二是对教育价值走向可能性的挖掘和激励。基于教育价值视域里人的充分发展,教育哲学需要担负起搭建教育价值的逻辑框架,客观上决定了教育哲学走向实践的必然性。 3 教育哲学为教育价值达成的可能性提供内在驱动力 价值在实践中极大丰富,实践在价值中极大活跃是教育一味的奢望。教育哲学追求有关好教育的真理,热忱的探索实现教育价值的路径,这是教育哲学的使命也是教育的历史使命。更重要的是人类美好的教育生活急需切切实实地规引,首要的任务不在于忠实地墨守教育的诺言,而在阐释教育的价值和意义,并将成熟的教育价值情趣融入教育实践的预设、行动和反思性操作之中。因此教育哲学与教育生活之间存在着一种纯粹的天然的联系。教育哲学要走向教育生活,必须与生活展开对话,洽谈美好生活的由来、特质和技术路线。教育哲学如果避开教育价值的言说,只能加深教育的价值性危机。教育生活也不应该放弃对其本质性??题的理解和追思。为什么非要过当下的生活?意愿的选择还是被迫的接受?教育一旦陷入价值迷失的洞穴里,何谈人性的完善,何谈人有意义生活的生成。教育事业必须缔造有意义的生活方式,让人们不断地理解教育意义新的历史表达。教育哲学不从教育价值的维度思索教育存在的理由,不对教育生活中的善执著地求索,教育永远不会拥有最高准则,相反会成为一个让人熟视无睹的静态概念。在此意义上,教育哲学无疑是教育生活最优秀的设计师。 (二)向善教育实践化的基础 1 好教育需要合理的价值判断 教育是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对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只有在行动中才能体现出来,教育不是人们常态观念下所指向的纯粹性学习。这就意味着教育不是随心所欲,人人喜好,它必须有实现远大理想的规范。教育目的体现在通过教化的方式建立共同体关于良善的生活,即教育的实践性需要一种思想的导向。教育的魅力倾向于对什么是好的教育的不断追??、达成,因而教育不是随随便便,人云亦云。其次,教育是个动态的概念,因动而活,因活而美。动态性是一种超教育的自然状态,它充分地实现着教育的公共利益。如果始终把主体性的必要性放在首位,教育的生存危机就会越大,因为个体的教育需求千差万别,没有好的价值判断和导向。就没有良善的教育,更没有智慧的教育。 个体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必须选择教育合理的价值判断。可以说教育困境的真正源头是价值的迷失甚至是虚无,这对于教育的主体或者客体来说,都是莫大的教育伤害。传统的教育曾经信奉“不打不成材”的格言,实质上??题出在教育者对教育本质的理解,认为教育就是无条件的知识灌输。教育的根本目的不是规训,而是不加任何雕饰的教化,它使共同体中的人们在崇高理想生活的呼唤下通过实践完成德性向善的自然转变。正如柏拉图所言,理想的城邦在现实中是找不到的,但那些希望看到它的人却可以在内心中见证并且分享它的存在。因此教育是一项神圣的事业。当教育过程中诸因素不断地出现矛盾和对抗时,随之而来的是教育生活场域的突变,教育不再是向善的事业,“利益”的不平衡留给教育者的印象是教育的可怕。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只有做出价值选择才能实现教育的价值。杜威认为教育是民主的教育,有民主教育的前提是民主的教育哲学。毋庸置疑,民主的教育哲学规划好了良好教育的路径。并在对教育价值不断地辩护过程中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实践哲学。进一步说,良好的教育都在实践中孕育和发展,好的教育在于教育哲学的实践化路径。教育既然是一种社会化过程,学校便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小小的舞台,也是社会组织的一种形式。学校教育是学生走向社会的实践平台,学校教育关怀学生的人生价值的实现途径,思索学生公民化教育实践带给整个社会的贡献。教育哲学的目的就是“找出教育真正的意义”,探究教育理想的内容、形式和哲学体系,建构关于教育自然性命题的知识。教育哲学是教育的意见向教育真理攀爬的阶梯,有着对当下教育现实“不满”的勇气,它不会淡然得迎合教育现实的不合理性,这也是教育哲学具有实践特质的动力。但是教育哲学绝非仅仅停留在口头对教育的合理性及教育真理的理论捍卫。而是在行动中见证教育丰盈的意义之根:教育哲学畅想着教育未来的美好生活,它以宽大的胸怀和积极地态度付诸于教育行动和教育实践。并不断地期待着崭新的教育可能性愿景。 2 教育哲学走向实践化 教育在社会生活和实践中遇到了许多困难,教育哲学??题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特别是当教育过程中出现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对峙越来越明显而无法消解时,教育也一时无法取得巨大的超越和长足的发展。因此当教育原地不动地膜拜自身弱点的时候。就没有审视自身局限的意识。然而重要的是教育的利益和矛盾需要不断的消解或者弱化,从应然角度说要求某种价值来调适和平衡,促使教育不断地丰富自己的幸福场域。在这里,教育的应然不是悬而未决的可能性,教育理应在应然的感召下超越实然,在实然的现实中追求应然的可能,教育哲学的任务就在于此,而且教育哲学必须担当起这个责任。教育哲学更不是教育的宏大哲学叙事。而是实实在在地躬耕于教育事业,切切实实地解决时代变迁背景下教育的点点滴滴和是是非非,它有关爱教育成长和进步的奉献精神。 没有教育哲学的恩泽,教育不会树立起自己的信念,也不会轻而易举的找到自己回家的路。因此,教育哲学和教育之间的密切联系立刻得以显现,而且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继而教育哲学站在教育价值规划的图景上,在教育实践中践行其思想性指导,给予教育一个开阔的视野。教育事业只有单纯的理论性知识是苍白无力的徘徊,只有纯粹的实践性知识是盲目的前进。教育哲学如果一味地走从理论到理论的路线,在假设演绎中往返,它永远承担不起教育理论研究的任务,更不会达到教育的实践化。在这点上,教育哲学是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因此,教育哲学要坚决避开两种倾向:一是基于教育哲学的思辩性而忽视对实践的影响。二是基于教育哲学的目的性而忽视对教育实践操作性模式的理论探究和整合。真正能够引导教化人的精神世界的教育哲学,能够恰如其分地把教育的实然状态和应然状态紧密统一起来,整合到相得益彰的生态化境界。 (三)教育实践导向的本源 教育是关于人的教化实践,而哲学是一种思想意识形态。教育虽有了自身价值的构建,但怎样实践的??题也是急需要解决的重要??题。现代教育对人们精神文化培养的忽视,让人片面的发展,让人的心灵空洞贫乏。教育哲学关乎人生命的充盈性,它不仅在乎人的现实状态,更立足于人的未来状态,形成对教育价值的提前预设,这也是教育哲学回归最重要的地方。人们常常把教育看作是手段,甚至是对教育的麻木。没有一点情感渗透的教育曲化了人们对教育的憧憬和钟爱。事实上,教育实践活动需要理论来支撑,但当教育实践本身的理论不能很好的指导教育实践时,教育哲学的历史使命应然而生:对于教育活动的必要性通过对教育理论的影响而间接地表现出来,促使教育不断做到反思与自我调试,实现教育最美好的愿景,这就是教育哲学的理想引导功能。反思从严格意义上去说,是指深深地思索,思索什么是真正的教育,思索关于自然纯朴的教育,更是对教育合理性的谋划;反思并不单单是形成共识性的教育话语,达成教育思想,追求教育真理,而是思索哪种教育更有利于人们的生活和实践。这就决定了教育哲学对教育生活的实践品质。教育哲学的实践品质就是教育哲学所拥有对教育的崇高理想与教育当下现实生活实践的高度统一。教育哲学立足于教育生活的当下和未来,整合出合理的教育理论,并不断地作以宏观上的反思与批判。微观上的修正与融合,使人类在教育中获得有关至善的技术和实践性知识。 任何教育实践活动都是有意识的人类行为,实践者往往会依据一定的图式规划来认识自己的教育经验。教育实践的反思是教育理论不断形而上的创新。不是仅仅对教育实践本身的修正与超越。教育实践活动在本质是要超越教育主客体对感觉经验的某种设定。教育哲学积极建构教育实践的因素并成为达成理想教育经验共识的手段。在这里,教育实践的和谐状态是实现理想教育的本质基础。换句话说,人在教育实践活动中获得最大程度上的教育意义是由实践活动内在的和谐度决定的,教育实践的诸要素要努力达成实践生产与实践环境的统一。如前所述,教育实践活动是正当性和合理性的统一,是现实和理想的统一。因此当教育实践在某个阶段出现个别因素的对抗状态时,教育哲学会进行合理的调节、融通教育实践的层次结构。教育哲学的这种角色源于教育生活的实际需要,要想整合各种相互冲突的教育利益,确实需要这种行为。在此意义上,当教育哲学试图澄清教育困惑,解决教育生活中的难题时,其角色越发明显。教育哲学理论向教育实践行为的转化过程中,第一次转化是前提,必须首先转变教育观念;而第二次转化是关键,只有落实到行动中才真正有意义。人们期望实现所畅想的教育过程,容易使教育走上不涉及善恶美丑等价值的价值中立的过程,教育就是人的心灵趋向美的教化过程,没有价值判断和选择的教育实践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自由主义教育思潮对传统教育价值的颠覆既没有为教育提供一个可行的方案,也没有为正当教育价值的确立提供一条可能的路径。 教育哲学是一门实践哲学,它给教育者提供反思的机会,批判的对当下盛行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作出合理的辩护,以提高反思的实践意义和有效性。这种反思是修正性反思,正当性反思,更是自觉性的反思。比如说,教育常常认为道德教育是理论的教育,让学生能够背出道德规范就算完成了教育。其实,通过教育哲学的分析,我们发现道德教育必须在实践中践行,它是实践智慧的教育。道德教育必须在实践中才能发挥作用,必须贯穿于教育的全过程,也就是说道德教育的实效性在与生活的紧密联系中才能自然而然的发挥出来。否则,学生就会对道德教育失去兴趣。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疑??:“哪一种生活最值得过?”显然他在思索当下生活的价值,并通过反思来确定美好生活的根基。美好的教育生活离不开教育实践,教育是善的实践活动。当不断追??教育能给我们什么、我们在教育中应该做什么时,可以看出教育是一项反思性很强的实践活动。教育哲学提供了回答这些??题的理论源泉。但是,教育哲学不能因追求指导教育实践而失去对理论思考的个性特征。教育的无序来源于教育目的的庸俗杂乱和教育实践的若影若现,扑朔迷离的实践镜像使教育的生存和发展不知去向,教育理论和实践有了共同的教育信仰避免了教育因文本的差异性而带来的诸多疑惑甚至是教育的灾难。教育内在和外在的和谐需要教育哲学。 教育哲学使教育不仅活在当下,而且瞩望未来;它扎根于教育现实世界,不断汲取教育生活的营养,在教育实践中探寻着有关教育培养人类美好品质的哲理。 四、结语 康德认为。实践哲学是整个批判哲学的核心。可见,作为教育哲学同样把教育指向了实践,开启了实践性的教育走向智慧之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类的实践活动都是以某种善为目的的,实践的核心要义是善的活动,是否称之为人类活动,一看有无目的性,二看是否践行善的终极目的。当然目的的具体内容千差万别,目的存在于实践本身也可以栖身于实践之外。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教育的实践性存在的伟大秘密在于人类有着天生追求完美事物的意识和行动的欲望。不管怎样,实践活动中人的根本性目的是最宝贵的,体现着无条件的善的终极意义。另外,教育的理性品质只能趋向于善,而无法在有限的时空范围之内获得终极的善,这是因为人的存在规定性中有着恶的必然倾向和向善的必然欲望。教育因人性向善而有不可替代的功用,教育让人成为丰富多彩生活的享有者。因此,教育哲学是让教育生命涌动的动力。 教育哲学是对教育??题的哲学思考,用哲学的方法和语言来研究教育??题,包括教育的本质、目的、学习的历程、知识的架构、人类的课题、权威的??题、教育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教育的方针等等。人们的素养和文化的传承、演变大多取决于教育。而教育孩子及公民存在着很大挑战,因为教育的过程是复杂的。其次,教育以人的生活作为生存基础,没有人的生活何谈教育的存在?教育是在美好未来的召唤下,不得不存在和发展于当下。不得不在所从事具体实践活动的现实中找到自己的归宿,教育哲学只有依托于现实教育的健康发展,理想中的人才能脱颖而出即教育的理想才能如愿以偿。理想中的教育应该具有人的精神世界在不断成长过程中所张扬的那种诗情画意的感染力。人因教育而拥有了让生命无时无刻涌动多姿多彩的哲学旨趣。可见,教育哲学立足于生活实践又不断超越教育现实,通过规范引导教育生活的本质基础提升教育哲学的实践品性,是人在教育实践中追求精神家园的丝丝甘泉。 教育哲学论文:关于当代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哲学思考 摘要:当代高等教育价值取向基本现状值得关注,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失调,致使高等教育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取向不断出现矛盾冲突。通过分析这两方面矛盾冲突产生的原因,并从以人为本的哲学角度出发,思考对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整合对策。 关键词:高等教育 矛盾冲突 价值取向 以人为本 高等教育主要从事高深学问的应用、创新和传播,在现代社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当人类进入知识经济社会以后,高等教育将由社会经济的边缘进入到社会经济的中心,国家、社会、个人对高等教育提出的要求也越来越多。这就意味着高等教育价值主体的多元化,并导致在高等教育价值的取向上不断涌现出矛盾冲突。因此,思考高等教育价值取向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一、当代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基本现状 所谓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是指高等教育主体对高等教育的价值判断,以及在其基础上根据自身需求来进行教育选择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价值倾向性。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价值取向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主要是因为高等教育要根据不同主体的要求来调整其价值取向,从而产生了矛盾与冲突。目前,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矛盾冲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高等教育社会价值取向和个人价值取向在不断地交替演变中前行。高等教育的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通过教育使人才的培养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符合国家、社会的要求,促进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和进步。高等教育的个人价值,主要体现在教育事业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重视人、尊重个人的价值和主体性,通过教育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实现个人的自身价值。以社会价值为取向的高等教育,强调高等教育要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要,人和教育被作为实现社会的政治、经济的直接工具,忽视个人价值和人文精神的培养。以个人价值为取向的高等教育,个人为了获得利益把社会、教育当成利用工具,而对全面素质发展、创新能力的培养以及社会的整体利益视而不见。高等教育的社会价值取向和个人价值取向,两者看似矛盾但并非截然对立,因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社会的文明进步又终究是由社会主体的人来不断地建设和发展的。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权衡与选择,是随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有所变化与侧重的,不应该片面强调一方面而否定另一个方面,看不到两者的辩证统一。 2.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在20世纪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的矛盾冲突,表现在通过何种教育价值取向来满足利益的需求。高等教育的科学价值主要体现在推崇理性至上,追求真理,它注重研究物质世界,注重获取对人类生存、发展、享受的工具的合理性。高等教育的人文价值主要体现在强调人的价值和需要,关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它重视对人类处境的终极关怀,注重获取人类生存、发展、享受的工具的及价值的合理性。在国家和社会主要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时代,人越来越被看作为单纯的劳动者和消费者,生产和消费利益的最大化成为最高的价值追求目标。正是在这种急功近利思想的驱使下,忽视了对科学素养和人文精神的价值追求,致使人类的生存环境、道德信仰、价值理念等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作为当代高等教育的两个重要价值取向,推进二者的融合,既符合科学发展的规律,又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它无疑将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当代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矛盾冲突的原因分析 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嬗变在客观上推动着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进程,体现了高等教育的时代性与进步性。同时,也涌现出了矛盾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等教育的最终目标,即促进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实现。分析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矛盾冲突产生的原因,主要受以下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1.现代性价值危机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人类社会的现代转型不仅使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使人们的道德信仰和价值理念也出现了重大改变,引发社会生产关系的异化和人自身的物化。现代人在追逐和获得物质财富的同时,又被物质财富所物化,迷失了人生的价值方向,人类正经历着现代性价值危机,这就产生了物质主义、科学主义、虚无主义等现代病症。人类似乎摆脱了社会的约束力,享有了充分的自由,实际上,人类是面临着自然、社会及人类自身等方面所带来的新危机。在这种现代性境遇下,就已经预示着高等教育出现了现代性价值危机问题。因为高等教育已经以现代化为目标导向,对学生进行无原则的知识灌输,以形而下的技术塞满头脑,忽略了人的完整的精神生活,对知识和技术的重视遮蔽了教育的主动性,沦为政治和经济的工具。因此说,高等教育的现代性价值危机是其价值取向产生 矛盾冲突的一方面原因。 2.价值主体的多元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作为哲学范畴,价值是主体与客体之间客观存在的特定关系,这种关系的突出特征是具有人的主体性。“所谓价值主体性是指价值本身的特点直接与人、主体的本性和特点相联系,直接表现和反映人的目的、需要、能力。价值是以主体为尺度的,是依主体不同而不同、依主体的变化而变化的”。②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是与特定主体相联系的,具有明显的主体差异性,这种主体差异与高等教育形成不同的价值关系,出现价值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主体的多元化将会与社会现实发生诸多矛盾和冲突。从形式上看,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是价值主体的自主选择,但它不是纯粹主观的,因为价值主体的价值需要总是受到一定社会和历史条件的制约。价值主体只能在社会历史所提供的条件下考虑并提出自己对高等教育的价值需求。因此,高等教育价值主体的多元化出现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这就需要在多元化中协调和明确价值主体的共同目标,对价值取向进行整合思考。 三、整合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哲学思考 高等教育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如果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矛盾冲突不加以自觉协调,将会导致高等教育对人的培养趋于片面化,与其终极目标有所背离。因此,针对高等教育的现代性危机和价值主体的多元化问题,迫切需要从价值主体角度出发来整合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树立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价值取向,从而解决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矛盾冲突。 1.以人为本——整合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于社会中感性现实的人的实践,致力于人的全面本质和自由的实现,将“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和“自由人的联合体”作为人与社会的终极价值目标,这也是人类为之奋斗的最崇高的理想。在这一崇高目标理想指导下,高等教育应当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人也是社会存在物,同时,人有理性、有意识,具有精神属性。因此,“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的辩证统一”③。具体说来,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价值观就是促使“个体”的人的解放、发展和完善,在个性得到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使个体社会化,成为社会所要求的尽可能完善的人,以便实现人的自身价值和人的社会价值。所以,高等教育更要以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己任,将人从自然状态中提升出来,将个人的全面发展同个性发展、科学精神同人文精神的培养统一起来,塑造成一个充满主体意识和智慧力量的人,使之能够在复杂、多元、多变的社会环境中正确地进行知识选择和创新,能够不断地传承人类社会文化和文明。 2.以人为本——整合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理念创新。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高等教育价值主体及其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导致高校的管理和教育理念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但是从价值追求的角度看,我国高等教育过多的立足于国家的发展目标,从而忽视了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理念。“‘教育不仅是为了给经济界提供了人才’,‘教育的首要作用之一是使人类有能力掌握自身的发展’,教育‘旨在促进人的发展’” ④。由此可见,促进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高等教育理念,精确地表达了高等教育的核心使命及其理想追求。在不同的时代或阶段,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有它的时代特征和目标。现阶段,高等教育理念创新的目标应当是,在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价值观指导下,深化教育改革并适应新世纪的政治、经济、科技、综合国力、意识形态领域的严峻挑战,坚持以科学、人文、创新融合为一体的高等教育价值观,努力把当代大学生培养成具有全面素质的一代新人,从而实现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3.以人为本——整合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时代精神。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基础。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高素质人才、弘扬先进文化、塑造科学精神、增强创新能力等方面的使命。因此,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与要求。以人为本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以时代的精神培育人的主体意识和创新能力,并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人生和社会。面对现代化中物质主义、科学主义、虚无主义及功利主义等价值危机,面对各种全球性问题的日益显现,迫切需要高等教育在促进人类自身发展的同时,更要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这就要求坚持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价值取向,不仅要使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还要使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能够形成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相处的美好局面。
人文地理论文:人文地理学论文 一、人文地理学专业的课程要求 人文地理学是地理学下设的二级学科,从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本科专业的人文地理学专业课程要求以文化地理学为基础,以研究人地关系为核心,课程体系涵盖社会、人口、经济、语言、宗教、民俗、自然、行为、政治等诸多内容,是高等学校地理学本科专业基础课。人文地理学研究内容紧随时代步伐,具有鲜明的时空性,涵盖当前的区域可持续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城镇一体化、新经济技术开发、旅游开发等诸多热点问题。因此,人文地理学专业研究范围广、知识面宽、学科之间的综合性与交叉性强,老师和学生都需要具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多学科知识。在现阶段,综观各高校的人文地理学教学手段和方法,主要还是采取“课堂中心、教师中心、教材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没有体现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需求。适应性的教学改革应围绕复合型和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将教师与学生紧密联系,将实践教学融入到各教学环节中。 二、CDIO指引下的人文地理学课程教学方法改革 课程教学是由师生共同完成的双边活动,教师的教学方法选择、应用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起着关键性作用。适应性的课程教学方法要有利于达到师生双边交流的良好效果。 1.注重多学科知识的融合,突出“人才工程理念”。 人文地理学需要融合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知识。因此,人文地理学课程体系需要打破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壁垒,进行宽口径培养,不仅仅局限于GIS、测绘等实用技术教育的传输,还要使得学生具备人文历史、市场经济、社会文化、心理学、管理学学科的基本素养。学生不仅具有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还要具备团队协作能力,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是人文地理学在专业课程设计时需要具备的基本理念。 2.加强启发式教学,培养综合素养。 启发式教学注重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与学习能力的培养,注重学生主人翁意识的建立,注重激发学生的主导精神。在这样的教学方式下,教师通过设问、指导等方法,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并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及时总结学习方法、发表看法、参与讨论,发挥教学和学习的主体地位,使得课堂教学中教师的主导性作用和学生的主体性地位相得益彰,课堂气氛处于最佳状态。因此,在人文地理学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大力开展课堂与课后讨论,启发和引导学生积极运用所学理论去思考和分析社会热点问题,给他们创造发表不同见解的环境和平台,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拓展学生的应用性思维。师生在相互讨论的基础上都能获取新知识、解决新问题,教师根据反馈信息及时对学生学习效果进行评价或进一步的指导,使学生们能够抓住兴趣点,促进学习。 3.强化实践教学,密切联系产业。 人文地理学是一门实用性和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实践教学非常重要。人文地理学学科要求学生能够解决诸如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区域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与规划、生态环境保护、土地价值评估和旅游资源开发等社会问题,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就需要用到调查、模拟、考察、比较和模型分析等多种的方法去加强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教师和学生运用这些方法的过程实际上也是社会研究方法的训练过程。很多基本概念存在于课本中,它们虽然非常重要,但是大多都比较抽象,通过教师的口头讲解或课件演示虽然也能帮助学生理解,但是其效果去远远不如让学生在实践中自己去体验、探究、理解与总结。通过实践学习,能够在很大的程度上降低学生理解理论知识的难度。因此,相关的高等学校教学机构不能把师生仅仅局限于课堂教学,应该花力气建立长期稳定的校外教学研究合作基地和建立校内实验教学中心。校外的研究基地能够给学生提供调查与考察的环境,校内的实验中心则可以帮助学生进行比较和模拟。 4.注重案例教学,提高技术能力。 案例教学法通过让学生去分析和研究已发生的问题个案,把现实案例应用到课堂教学中,让学生提出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案,通过教师案例讲解、学生讨论、撰写分析报告、教师归纳总结等环节,提高学生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案例教学将能够使教学过程更加生动形象,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深入理解,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三、结语 人文地理学是地理学专业的基础课程,也是旅游专业、城乡规划专业、建筑学专业学生应该掌握的一门基础理论,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实践性和现实指导性。同时它还是一个与多学科理论交叉、综合性十分强的学科。因此教学机构要下大力气加强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科学设置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教学体系。使得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能够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具体的教学内容、教学要求、学生现有的知识水平,灵活选择和使用教学设施,运用科学的教学方法和手段,科学合理地设计授课内容。人文地理学教学要加大启发式教学、案例教学、实践教学等多样化教学方法的使用,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所学的理论知识,培养其创新思维与能力,使学生成为社会需要的具备专业动手能力与时代关怀的复合型人才。 作者:黄娅 单位:贵州理工学院 人文地理论文:谈人文地理成因教学实践创新 一、对人文地理成因教学中上述两阶段的反思与批判 第一阶段的成因教学以教材为本,在因素即原因的教材逻辑下,教师主要从例证的角度对现有城市功能分区的原因进行淦释与说明。整个教学过程没有真正的师生对话,主要以灌输为主,缺乏知识的生成,学生处于被动地接受状态。学生认为教师在人文地理的学习中可有可无,对于人文地理学习的兴趣远远低于自然地理。第二阶段的成因分析教学开始尝试案例教学,采用教材所提供的北京城市功能区的案例,在功能分区成因分析时主要采用“因素分析法”,从历史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等方面出发找原因。这种人文地理的成因分析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对地理诸因素具体作用于人文地理事象的过程分析不清,不能让学生全面、正确地认识地理诸因素在人文事象的区位与变化中所起的作用,不能让学生充分理解地理诸因素在人文地理事象区位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只能僵化地从自然、社会诸因素出发生搬硬套地“找”地理成因,而不是“分析”原因。这样零碎的、不深刻的成因分析导致人文地理成因教学过于简单化、机械化,整个教学过程难以形成真正的师生对话,降低了学生对地理学习的兴趣和动机。这样的成因教学也缺乏真正的思维活动过程,很难全面认识地理规律,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能力,反而使学生的思维简单化、僵化。这样的课堂将很难让学生理解人文地理之“理”,难以进行有理有据的理性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教育。 二、批判基础上的创新即人文地理机制分析教学法的提出 为了消除人文地理成因教学中静态的、机械的“因素分析”所带来的弊端,必须将人文地理的成因分析真正过程化。过程化的成因分析必然建立在人文地理事象及其区位比较完整的发展变化过程的基础上。教学时,应该运用时空一体化的案例,运用“历史分析法”〔’〕,引导学生理清人文地理事象及其区位发展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寻找影响人文地理事象及其区位形成、发展变化的诸因素,以及分析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从而明确人文地理事象及其区位发展变化的直接原因与间接原因、主要原因与次要原因,最后概括出人文地理事象及其区位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即一般性的发展机制。其关键不是找出有哪些影响因素,而是分析这些因素的作用过程。换句话说,就是分析人文地理事象及其区位发展变化的内在机制。因此,笔者将这一人文地理成因分析教学法命名为“人文地理机制分析教学法”。只有引导学生学会分析人文地理事象及其区位的内在机制,才能真正理解并学会分析人文地理事象及其区位发展变化的原因。 三、人文地理机制分析教学法在课堂教学中的实现 人文地理机制分析教学法要转化为现实的教学,必须有一定的教学环节,每一教学环节还必须能够细化为可操作的、体现教学规律的教学流程。甚至每个流程再细化为一般性的教学活动的安排,从而构建出人文地理机制分析教学法在课堂中实现的教学程式。这样的人文地理机制分析教学法才能具有课堂的生命力,否则就是纸上谈兵。从理论知识的分类来说,人文地理成因教学所涉及的主要知识为人文地理的概念性知识。皮连生教授等人认为,概念性知识的学习主要是要求学习者对其进行理解,并提出了6个环节的概念性知识教学策略〔’〕。笔者借鉴这一思想,根据自己的人文地理成因教学的实践与反思,认为人文地理机制分析教学法的落实需要5个环节。这5个环节是“编呈案例一理清过程一找出因素一分析机制一情境迁移”。(1)“编呈案例”环节主要是教师选编和呈现有组织的人文地理案例。该环节的实现方法为“历史分析法”。要实现课堂教学中的机制分析就必须选编能够反映人文地理事象及其区位发展变化机制的案例。这样的案例选编不仅要关注人文地理事象时空间性,更需关注它的时间性即历史性。只有具有历史性,人文地理案例才能够丰满、生动,才能够比较完整、典型地展现人文地理事象发展变化的过程,并体现机制;只有具有空间性,人文地理案例才立体,学科特色才鲜明。人文地理机制分析教学法编呈的案例应该以时间为线索,以空间为节点,突出人文地理事象及其区位发展变化的相对完整与绝对典型。编呈时空一体化的反映人文地理事象及其区位发展变化机制的案例是人文地理机制分析法成功的基础。(2)“理清过程”环节主要是教师引导学生初步阅读分析案例,运用图表等分析工具理清人文地理事象及其区位的发展变化过程。这一环节主要是让学生初步感知人文地理事象及其区位的发展变化,了解事情发展的来龙去脉,为进一步的分析打下基础,在运用“人文地理成因机制分析教学法”的整个教学过程中具有基础性与过渡性。(3)“找出因素”环节主要是教师引导学生在理清人文地理事象及其区位变化脉络的基础上,在时空分段的基础上,教师示范与学生分组合作相结合,运用因素分析法找出影响人文地理事象发展变化的每个发展阶段的重要因素。这一环节已经初步进人人文地理成因分析阶段,为进一步深人的机制分析做准备。(4)“分析机制”环节主要是教师设置并呈现一系列具有梯度性的问题,然后以问题为中心,引导学生探究与对话。在师生共同探究与对话中逐步透彻地分析人文地理事象及其区位发展变化的所有阶段中各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找出影响各阶段人文地理事象及其区位发展变化的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及根本原因和非根本原因。最后引导学生跨越案例所涉及的所有时空,概括出最具一般性的人文地理事象及其区位演变规律和动力机制。(5)“情境迁移”环节主要是知识的巩固和一般性规律的运用阶段。这一环节中教师提供相近的案例材料,以问题为引领,以问题解决为目标,促使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独立自主地完成问题。从而实现知识的巩固和一般性规律的再理解与运用。 作者:裁教破 单位:江苏省大港中学 人文地理论文:人文地理学思想的转折概述 作者:叶超 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 起:作为一门空间科学的地理学 康德(ImmanuelKant)告诫研究者认识事物应该先从考察其起源开始[1]。这对常常忽视认识起点及其过程的国内学界无疑是一个好的忠告。地理学虽然有悠久的历史,古代的地理学家已经提出了很多涉及地方和空间的思想,地图对空间定位和表达更是起了巨大的作用,但较系统地将地理学界定为一门空间科学并进行持续讲授的是大哲学家也是地理学家的康德[3]。康德的地理学思想形成于1775年的讲座,但到1802年才正式出版。地理是康德最喜爱的课程之一,由于当时康德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同时担任逻辑学、形而上学、数学、伦理学、物理学和自然地理学的教师),使得康德能从整体科学和哲学的角度对地理学进行研究;康德的地理学成就在当时已获得承认,彼得堡科学院在选举康德为院士时,首先考虑的就是他的地理著作[15]。在《自然地理学》中,康德将知识分为按照概念(逻辑)划分的系统,按照时空划分的历史和地理(这是自然的划分),将地理学定义为专门的空间科学,认为空间是地理学的研究范畴,时间是历史学的研究范畴;并指出,“地理学这个名称表示一种自然描述,确切地说是对整个地球的自然描述。地理学和历史学填满了我们的知识的全部范围;也就是说,地理学填满了空间的全部范围,而历史学填满了时间的全部范围。”[1]康德的这种空间观点常被地理学家引用,然而,事实上康德的地理学思想和空间观很复杂,至今仍然是地理学家和哲学家们讨论的话题[16]。康德空间思想的主要特点是第一次的、专门的(享有专属权)、三维的和哲学的。它对于地理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在此之前历史学地位高于地理学,地理学常被视为历史学的“侍婢”;而康德界定使得地理学学科地位得以提升,从历史学的附属上升到与历史学相提并论的地步。他对于知识由概念、时间、空间三部分构成的划分方法也成为一种重要思想。他的空间思想还体现在《纯粹理性批判》等著作中,显示出与哲学的密切关联[17]。 承:从空间到区域 20世纪50年代以前,以赫特纳(AlfredHettner)、哈特向(RichardHartshorne)为代表的区域学派继承和发扬了康德将地理学视为一门空间科学的传统,视空间为“被填充的容器”[3,18-20]。比如,赫特纳在其《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这一方法论巨著中曾满怀欣喜地引用康德关于地理学是一门空间科学的经典论述,认为“空间本身只是一种观念形式,只有通过它的内容才能获得实在的意义”,并三番五次地强调,“地理学不应是关于各种不同事物地区分布的科学,而应是关于充填空间的科学。它是空间科学,正如历史学是时间科学一样”[18]。此后,经由哈特向添砖加瓦式的巩固,区域学派的空间观长期主导地理学界,成为二战以前地理学的主要范式。区域学派视区域为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那么,从空间到区域转换的逻辑是如何形成的呢?一方面,缺乏数量方法的空间科学毕竟只是抽象的界定,它没有具体的方法基础,与地理学历史和现实的接洽也有一定距离,区域却是一个体现空间并将其“落地”的概念,而且划分不同区域的类型学方法也有着很强的应用价值;另一方面,地理学发展历史显示出“方志”传统,无论东方西方,都有大量的方志和旅行记等。将空间科学这种抽象的界定与方志传统的历史结合起来,考虑到区域概念能统率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从而打破二元论,并有类型学方法来体现,于是就衍生出将区域作为地理学研究核心的思想。大体来看,从康德、赫特纳到哈特向,他们所持的空间观都是绝对空间,也就是视空间为容器,把空间看作可以装很多东西,但是是独立于系统之外的东西。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正如赫特纳所强调的,地理学所具有的综合性使得它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密切,它非常依赖其他学科却又需要独立,这就奠定了一种紧张的基调。地理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地理学家始终得面对和应答学科身份这一问题。哈佛大学取消地理系可说是质疑地理学存在价值的极端表现。 转:从空间几何学到空间的生产 空间几何学第一次转折发生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其渊源却可追溯到19世纪就已萌发的区位论思想。这种可被归结为空间几何学的思想范式,主要探讨空间的形式法则(比如杜能环、韦伯的三角形模式、克里斯塔勒的正六边形中心地模型等),它是一种相对空间概念,以追求“空间秩序”为目的,采用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理念,并且大量借助经济学、管理学和数学来发展地理学理论。以舍费尔1953年发表的挑战区域学派的论文为开端[21],倡导地理学是一门追求普遍法则的科学的实证主义地理学逐渐于1960年代兴起。这一学派的地理学家倾向于诉诸区位论的传统,并力图借助数学模型等工具发现空间“模式”或“法则”[22]。舍费尔非常推崇城市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该理论以及区位论在实质上是一种空间形态学或几何学。但是,实证主义地理学以及在此影响下的城市地理学研究范式,是一种“物化”(fetishism)的空间理论[23],它尽量避免对空间的价值判断,因而忽视了塑造“空间”的个体以及政治和社会关系。比如,克里斯塔勒宣称事物围绕中心集聚不但是一种生物物理秩序,而且还是一种思维方式[24]。但是,对于这个“中心”是谁的中心,中心—边缘结构中社会阶层的生活方式和状态如何等问题却不予考虑。归根结底,杜能—克里斯塔勒等古典区位论者及其后的空间分析学派的“空间”主要是完全理性经济人的空间,“人”的社会政治属性、行为、个性、情感和价值观等重要问题,却被回避了。这不足为奇,因为无论是冯•杜能、阿尔弗雷德•韦伯还是克里斯塔勒等,都强调他们的理论与经济学的密切关联,所以,其理论基础都建立在古典经济学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之上,这一理论出发点既是这些理论成功的基点,同时也是其被人质疑和否定的焦点。所以,实证主义地理学试图通过计量分析的工具摒除个人感情和价值判断因素,以追求所谓“科学”的结论,其实是一种狭隘的“科学主义”主张[25]。人文空间性空间几何学范式的缺陷在于,这个空间结构或秩序中的人只是经济人或机械的人口数量,而不是社会人、道德人和充满个性的“个人”,导致塑造空间秩序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和个体因素被忽视,使得地理学与现实世界空间问题的差距越来越大[26],因而出现了一系列反思和批判。人文主义地理学就是其中的一种。人文主义,顾名思义,也就是讨论个体的、个性的(人)与集体的人(文)发展变化的思想或学问。人文主义地理学因而也有两个对应,在个体这个层面,它强调价值观、个性、感情、心理与地理学的空间、地方之间的关系;在文化这个层面,它强调从历史、哲学、社会和组织行为、经济与政治集团综合思考它们与地理之关系。我们可以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空间观归为人文空间性。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如段义孚、拉尔夫(TedRelph)、布蒂默(AnneButtimer)等[27-30]。他们更重视空间概念的价值判断和意义,并借助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哲学理念,联系人文学科和历史来阐发人文主义地理学。比如,段义孚认为在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作为人类家园的地球”中,他最看重“家园”这个关键词,因为它不仅是个物理和建筑空间,而且也是象征的空间,是社会政治、美学和精神寄托的场所[31]。人文主义地理学虽然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才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主要思潮,但它的渊源却很深广。概括而言有两个:一个是来自于地理学本身的文学、艺术传统和景观学派等的人文思想和美学观念,另一个是存在主义与现象学(这两个源泉也预示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宽泛性)。前者比如《荷马史诗》为代表的古希腊地理学发轫时期的人文思想和精神、洪堡和李特尔将地球作为“人类之家”以及索尔、赖特等的思想,班泽的美学地理学等等;后者则是始自尼采,并经由胡塞尔、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等形成的重要哲学思潮。激进的空间与空间的生产在20世纪70年代,相对更加严厉地批判实证主义空间几何学的是激进地理学者,因此他们的空间观可称为激进的空间。中文的激进往往有过激的、不可靠的意思,但是在英文里激进是根本、彻底的意思[32]。皮特(RichardPeet)、哈维(DavidHarvey)等早期的激进地理学家都强调地理学必须关注社会问题,认为空间是什么取决于人类实践[33,34]。所以说空间并非价值中立的空间,而激进主义地理学,激进的空间的核心要旨在于发展地理学成为一门批判的空间科学。这个批判正如马克思所提出的一个号召,“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地批判”[35]。它有两个面向:一是面向地理学家自身和学科内部,因为地理学家往往受文化制约,文化可以具体体现为种族、阶级和性别划分,这使得地理学家研究的空间不是客观的[36];另外一个是针对我们身处的社会,对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批判。早期激进地理学家也是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反对不平等的社会。后期激进地理学家则批判资本主义空间发展不平衡,以及欧洲中心论和美国中心论[37,38]。典型案例剖析是理解这种抽象思想的好方法[39]。皮特的“现代地理学思想”中有一段生动的描述,它恰当地反映了激进的空间和空间的生产的思想。“那时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的年会是在主要城市的有名的酒店举行的(现在依然如此)。这些酒店通常会有一个中央大厅走廊,那里挤满了喜欢社交的学术会议代表。学科权威结构也在空间上表现为中心地的等级结构。在这个权威的空间模式中,一些人在大会发言席上给另一些人作报告,交流是在学术权威之间,研究生们则像鸟儿一样四处盘旋,啄食着权威们偶尔故意表现出来的、谦逊的惊叹。”[33]这个案例典型而饶有趣味,蕴含和反映了不同层面的空间(的生产)关系,很值得从激进地理学或“空间的生产”的批判视角予以“解构”(表略)。具体来讲,主要城市是一种复杂空间,意味着一种优势属性和权能的集聚;中央大厅这个权力空间意味着中心和支配地位;有名的酒店这种社会空间往往是上层阶级的聚集地;发言席这个符号空间意味着话语权,为少数人所把持;而代表这个词意味着身份空间,它的拥有者是精英;权威和研究生之间构成知识空间,也反映了一种支配和被支配、中心和外围的关系。知识空间及其生产是作者论述的核心,但是知识空间是在与其他诸种空间的互动影响中产生的,它生产其它的空间,同时也被其它的空间生产(社会空间辩证法的要旨),意味着学术并不是单纯的学术,也不存在“纯粹的”或纯然客观的知识。在这些空间之外,还需要我们注意两种动态空间,也就是时间影响下的空间。“举行、挤满、交流”及“盘旋啄食”等动词,反映了空间生产的过程;而“现在依然如此”这个时间上的强调,反映了这种空间秩序的牢固性。在这个空间生产过程中,“中心”是突出的,有名有姓且堂而皇之的,它对应于特定的物理和象征的空间样态和形式,这些空间也被特定的(社会)群体所把持和支配;而“外围”则是缺省的或者边缘化的,它对应着处于从属的、被支配地位的(社会)群体的空间。此外,应该注意这段话中隐含的空间。作者通过一个比喻“像鸟儿一样”来反映研究生群体的边缘、流动和依赖性,这是一种想象的空间。还有另一种容易忽视的想象空间在于作者身上。我们可以想见,能把这一场景描绘的惟妙惟肖的作者肯定处于这种空间之内,但是却反省、反对或批判这个空间,因此它是另一种矛盾的想象空间。由于激进地理学对于空间价值中立的批判和对社会空间的强调,对于资本主义空间发展不平衡的彻底批判,契合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所以最后走向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它的核心概念是空间的生产,由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Lefeb-vre)提出,强调“(社会的)空间是(社会的)产物”[40],其中的主要内容三元辩证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41],而且已有较多中文文章论及[42-45],所以本文不展开论述,只强调如何把握它。简而言之,空间的生产主要讲资本、权力和阶层与空间的相互作用,在此过程中空间成为了介质、产物及过程[46]。因此,空间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容器的或反映相互关系的绝对和相对空间概念,而反映了更多的关系和过程。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采用的方法是社会空间辩证法[47,48],并力图以此整合社会空间。一些热点新闻,比如真维斯楼事件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与知识空间生产的关系[49];某大学竟然把雅典娜和女娲的神像都换成了校董的面孔[50],反映了资本对于知识空间的侵蚀有多么的巨大! 合?:后现代空间 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潮流是后现代地理学。后现代空间研究有一个背景,就是人文社科界的空间转向。它的核心词是“解构”,强调时空的特定和不确定性、时空的碎裂等,试图通过文本的重新解读来发现某些东西[51];在学科关系上,人文地理与哲学、文学和艺术的关系再一次被强调。在后现代空间思想中,詹明信对晚期资本主义及其文化逻辑进行了“解构”[52],卡尔维诺则用艺术的手法想象了各种各样“看不见的城市”[53],福柯和桑内特对权力和身体与空间的关系有精深论述[54,55],国内学者对此也有探索[56]。后现代地理学也有一些经典案例,对于洛杉矶、巴尔的摩等城市,迪尔、哈维、索加也有解读[57-59]。后现代空间到底是一个转折,还是对以前的空间范式的契合?这一问题不好回答。某种程度上,后现代空间与康德的空间界定有相似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空间地位的上升方面,由于众多学科的介入,空间又成为大家的注目焦点,人文地理的学科地位也因而得到提升;其次是它与哲学的关系趋于紧密,尤其与后现代主义的论调密切相关;最后是它们都是三维空间。但是,这些相似却有不同的内涵:在空间地位的上升这一点上,以前把地理学视为专门的空间学科,现在是其他学科也开始切分这一块空间研究的蛋糕;在与哲学的关系这一点上,康德以理性批判为主要特点的哲学和后现代主义拒斥理性的哲学截然相反;在三维的内容侧重上,以往的三维非常强调物质性维度,而后现代却强调社会性这一维,反映出人文地理学与社会科学的密切关联。所以,正如索加所说,“空间太重要以致于不能仅仅留给那些专门的学科(如地理学和建筑),或者仅仅作为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或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的空隙填充剂或事实背景。人类生活的空间性就象历史性和社会性一样,渗透在每一个学科或话语中。”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空间思想演变历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从专门的空间科学到其他学科切入空间,反映出人文地理学不再拥有空间研究的特权和优先权。这似乎会使一些强调学科特权和知识垄断权的人感到失落。然而它确实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和正在强化的趋势。其实,并非人文地理学如是,其他社会科学乃至一些自然科学也面临这一问题。破除学科和知识特权正是后现代思想提供给我们的强大营养。但同时我们也不应走向泛化的极端。毕竟,一门学科长期历史的积淀会给她自身打上独特的烙印。研究者必须承认、承继这种历史,然后才能打破它。在思想与历史、地理学与其他学科、个体与文化之间常常是一种辩证、紧张的关系。所以,对于人文地理学而言,我的最后结论是:有特点,没有特权。人文地理学空间研究特点正在于它的多重面向。也正是因为不同空间认识论都有其价值,价值大小也难以评估[60],使得在学科史上引起持续争论的人文地理学学科地位与身份问题没有一个明确结论,这种争论也在淡化。可以明确的是,人文地理学依赖哲学和其他学科为其做依据和工具,它们在使人文地理学身份陷入迷离的同时也为其增添了活力和魅力,这是人文地理学面临的最大机遇与挑战。关于未来,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已经予以提示:“到我明白所有象征的那一天”,可汗问马可,“我是否就终于真正拥有了我的帝国?”“陛下”,威尼斯人答道,“别这样想。到那时,你自己将是众多象征中的一个。”[53]致谢:本文是在2011年12月17日广州举行的第六届人文地理沙龙的报告基础上形成的。作者感谢沙龙组织者以及主办方华南师范大学的同行以及柴彦威教授、朱竑教授、李九全教授、吕拉昌教授等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人文地理论文:我国人文地理学的进展及前景 1、历史人文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球表面人类活动(精神和物质)或人与环境之间关系所形成人文现象的分布、变迁及其地域差异。历史时期的人类活动同现代社会一样,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如政治、军事、经济、人口、民族、聚落、商业、交通、文化、旅游和社会生活等,这些历史上的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形成的空间分布、变迁及其规律,都是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具体内容[1]。当代人文—经济地理现象是历史时期的人文经济地理现象的延续和发展,不了解历史人文地理,无疑会阻碍真正了解当代的人文地理。反之,如果将历史地理学视为地理学在时间维度上的回溯,那么人文地理学的发展现状就是衡量历史人文地理学的标尺[2]。因此,历史人文地理学与当代人文—经济地理学是两个密切相连的学科领域。中国历史资料保存相对丰富,时间较为久远,这为发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提供了各种可能。自20世纪90年代初谭其骧发出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倡议以来[3],相关学科领域日益得到重视,学科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许多分支方向的成果相继问世。伴随着学科体系的完善,研究群体和梯队的培养形成,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研究正经历着分支方向多元化、方法交叉化、成果科学化、理论系统化的不断转型过程。近5年来,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的最新进展,主要体现在历代疆域政区研究、城镇研究中的古都研究、近代经济地理研究、历史文化地理的宗教地理和民间信仰研究等方面的深化,此外生态环境史研究也已全面展开,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取得重大进展。 2研究领域和成果 近5年来,历史人文地理学成果相对集中地表现在历史疆域政区、移民史和人口史、城镇和乡村聚落、历史经济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区域历史地理、生态环境史和灾害史以及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等领域。 2.1历代疆域政区研究 从2007年起,周振鹤主编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共12卷,作者18人)开始陆续出版。它涵盖了自先秦至民国的漫长时期,内容不仅包括传统的历代政区沿革的考证,对一些同一年代各政区并存的面貌作出复原,而且在某些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相关复原的详细程度可以达到逐年。这套著作的完整出版,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学术意义上的行政区划变迁通史。目前正式出版的有总论先秦卷(周振鹤、李晓杰撰)、隋代卷(施和金撰)、宋西夏卷(李昌宪撰)、元代卷(李治安、薛磊撰)、明代卷(郭红、靳润成撰)、中华民国卷(郑宝恒、傅林祥撰)[4-9]。 商朝是中国出现较早王朝,唐晓峰认为商代领土不同于后世成熟国家的领土,不能将商朝辖区看城一片单纯的地域[10]。先秦是中国历史政区萌芽时期,待考问题颇多。徐少华对楚国国都陈城[11],钟炜对秦国的洞庭、苍梧诸郡县的建置与地望[12],晏昌贵对里耶秦简所见的阳陵县与迁陵县[13],李晓杰对战国时期三晋和秦国的设县情况、齐国和楚国的疆域变迁[14],都进行了扎实深入的考证。辛德勇《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一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诸多全新的看法,其中包括秦始皇三十六郡、两汉州制、高阙、直道、秦汉之际的西北和东南边界等内容,多有创见[15]。古代的城市行政建制研究者向来不多,韩光辉等在宋辽金元城市行政建制的演变方面发表过多篇重要论文[16]。 随着国家清史工程的展开和推动,有关清代疆域政区研究的新成果不断产生。段伟着重探讨清代分省问题[17],傅林祥探讨清代政区制度一些人们较少关注的方面[18],侯杨方依据清宫档案探讨了清代十八省的形成等问题[19],韩昭庆则对清初政区的改制及影响发表了看法[20]。徐建平出版的《政治地理视角下的省界变迁——以民国时期安徽省为例》一书,力图将传统的政区地理逐步深入到政治地理的层面[21]。 2.2移民史和人口史研究 在葛剑雄主编的6卷本《中国移民史》、6卷本《中国人口史》出版之后,近年有关移民史和人口史的研究虽然减少,但仍有新著出现。吴松弟《南宋人口史》全面探讨南宋户口统计制度、考证人口数据,并探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路的人口变迁及其对地区经济文化的影响。此外他著文探讨辽宋金元时期南北人口的不均衡发展等问题,并指出人口增长是南宋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受此影响生产工具进步缓慢,导致走上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22]。路伟东著《清代陕甘人口专题研究》及相关论文,理清了清代陕甘回民的人口数量变动和人口管理制度、清代前中期陕甘人口迁移等问题,并首次利用宣统人口普查的“地理调查表”进行人口研究[23]。 此外,安介生对明代北方的灾荒性移民和内蒙古各部分布的地理基础[24],侯杨方对乾隆时期的民数汇报[25],杨煜达对西南边疆的民族关系的若干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探索。郭声波多年致力于西南民族地理的研究,新著《彝族地区历史地理研究——以唐代乌蛮等族羁縻州为中心》在此方面有新的推进[26]。需要指出,安介生所著近70万字的《历史民族地理》[27],表明了作者尝试建立历史地理新方向的努力,引起较大的关注。 2.3城镇和乡村聚落研究 西安是中国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向为古代城市研究的重点所在。李令福的《秦都咸阳》[28],王社教的《汉长安城》[29],肖爱玲的《隋唐长安城》[30],史红帅、吴宏岐的《西北重镇西安》[31],尽可能完整地再现了不同历史阶段咸阳或长安的都市面貌。吴宏岐《西安历史地理研究》[32]和李令福的《古都西安城市布局及其地理基础》[33],则将古都西安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研究,前者深入研究了西安城市发展的历史阶段与城市更新模式,后者对秦都咸阳到隋唐长安的城市发展与城郊布局进行多方面的探讨。史红帅推出37万余字的《明清时期西安城市地理研究》,对城墙、水环境、坊里街巷、城市布局、人口规模等多方探讨,为西安“后都城时代”的最新研究成果[34]。 上海是中国近代城市的代表,张晓虹对上海地区城市化过程中的市镇以及乡村聚落的空间结构,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35]。王列辉论述了双岸城市形成这一近代全国滨河城市发展中的重要问题,邹怡探讨了民国海宁硖石镇的区位条件与空间结构,以及皖南屯溪镇的发展动力[36]。刘景纯立足于城镇实体进行的“景观与文化”的考察,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揭示了清代黄土高原不同等级、不同区域城镇文化景观的特征[37]。李孝聪著《中国历史城市地理》则对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区域城市体系或几个中心城市核心进行综合研究,阐明城市布局形成的原因和演化的过程,剖析区域中心城市城址选择与城市成长的地理条件和历史背景[38]。 乡村聚落地理的论著向来不多,王社教主编的《黄土高原地区乡村地理研究(1368-1949)》,首次对历史乡村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内容和方法进行系统探讨,其中涉及对明清民国时期黄土高原的乡村发展、城乡关系、聚落、经济等多方面的内容,均以实证方式进行开篇论述[39]。 2.4历史经济地理研究 历史经济地理研究的兴起与发展是近5年来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引人关注的重要方面。吴松弟及其带领的团队是这方面研究的主力军,强调近代开埠通商和外来生产力的进入以及沿海口岸城市与其腹地的双向经济互动,对塑造近代经济地理格局的巨大作用。吴松弟主编《中国百年经济拼图——港口城市及其腹地与中国现代化》、《港口—腹地与中国现代化进程》[40-41],并发表十余篇论文,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的论述,兼及唐朝到近代长江三角洲港口体系的变迁、民国时期“市”的兴起与中国经济的不均衡发展等重要问题、并揭示了近代经济地理格局的形成机制及其8个表现。近年来,吴松弟又利用在浙江泰顺县地域考察所获得的资料,以泰顺为例,探讨明清近代东南山区的经济结构、地域社会结构以及传统文化的特点[42]。 戴鞍钢在近代经济地理方面有着较深的造诣,2006年又出版《发展与落差——近代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进程比较研究》一书,详细地论述近代以来东西部经济差异形成的过程及其影响,并著文深入探讨长江三角洲经济地理的相关问题[43]。王列辉著《走向枢纽港:上海、宁波两港空间关系研究(1843-1941)》,从多个角度探讨上海和宁波这两个长三角主要港口不同发展轨迹[44]。方书生对两广港口—腹地的空间形态和长三角经济区演变过程,张珊珊对汉口的对外贸易及其腹地,姜修宪对闽江流域的进出口贸易及经济变迁,唐巧天对上海的埠际贸易,毛立坤对香港的埠际贸易的研究,构成了近代南方经济地理研究的基本架构。此类研究以往不多见。樊如森所著《天津与北方经济现代化(1860-1937)》及一系列的论文,揭示了开埠以后天津口岸的贸易发展过程及对北方经济的促进作用,论证天津在北方经济的龙头地位,清楚地勾勒出北方外向型产业结构和城镇体系等重要问题[45]。樊如森的研究和姚永超所著《国家、企业、商人与东北港口空间的构建研究(1861-19310)》[46],以及陈为忠关于山东的多篇论文[47],构成了近代北方经济地理研究基本架构。 值的一提的,还有王元林对秦汉时期南岭交通的开发与南北交流[48],韩茂莉对明清以来玉米在中国境内的传播及其种植制度的形成[49],蓝勇和杨煜达对清代滇铜生产和运销[50],韩昭庆对青海早期现代化的影响因素,程龙对北宋沿边军区的粮食补给问题[51],辛德勇对长江三峡地区的农业开发进程等问题的研究。张萍著《地域环境与市场空间——明清陕西区域市场的历史地理学研究》,采用商业地理学的基本理论,以明清时期陕西商业的发展及地域特征为例,建构了颇为周密的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研究框架[52]。 2.5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近年来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宗教地理和民间信仰的深入探讨上。张伟然在佛教地理方面发表多篇相当深入的论文,包括佛教宗派的地域差异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吴淞江两岸寺院发展的时空进程、清末至民国江南地区庙产兴学的时空分析等[53]。张晓虹对南宋首都临安节日活动的空间特征、近代陕西宣教区的划分原则都作过探讨,又以陕南的杨泗将军为例讨论民间信仰的区域化与本土化问题[54-55]。王元林等人对明清伏波神信仰的地理分布、碧霞元君信仰扩展与国家祭祀的关系、金龙四大王信仰、湖南湘江流域水神信仰等问题,都进行过较深入的研究。王元林还揭示南海神庙的兴衰发展历史,以及与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兴衰和广州港变迁和国计民生的关系[56-58]。朱海滨主要研究浙江的民间信仰和文化地理,成果颇丰,继2008年出版《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2010年又出版《近世浙江文化地理研究》,并发表多篇论文,对浙江岁时习俗的区域差异和胡则信仰展开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探讨民间信仰的地域性及与行政区域和自然区域的关系[59-60]。此外,蓝勇对巴蜀的休闲好赌风气[61]、古代美女的地域认同[62],马强对唐宋士大夫与西南、岭南地区的移风易俗、地理体验与唐宋“蛮夷”文化观念的转变[63],郭声波对中国槟榔种植与槟榔习俗文化、蒟酱食用习惯和开发历史等,进行研究[64]。 2.6区域历史地理研究 王振忠长期从事徽州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并有较大的影响。近年来,利用新发现的徽州商编路程《摽船规戒》、婺源民间日用类书《目录十六条》、新安江的路程歌及相关歌谣,对徽州的交通、商业、地名、日常生活、村落社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将相关论文结集出版为《千山夕阳:王振忠论明清社会与文化》[65]。此外,晏昌贵著《丹江口水库区域历史地理研究》,考察历史时期丹江口水库地区的政区、人口、城邑、经济开发和环境变迁状况,为近年另一项区域研究的成果[66]。 2.7生态环境史和灾害史研究中国生态的日益恶化,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 由于自人类出现以来生态环境的改变是人类参与的结果,对其演变进行历时性的空间考察,自然成为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生态环境史(或称为“环境变迁”)和灾害史的研究,实际上已突破了过去按照单一人文要素进行研究的模式,进入到人文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层面上。 邹逸麟主编的“500年来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丛书”,是近年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该丛书选择若干比较典型的地区,对近500年来(主要是明清以来)人地关系的复杂过程作比较深入的研究,主旨在于通过这些地区的研究,粗略地反映中国历史环境变迁的全貌。目前已出版了《明至民国时期皖北地区灾害环境与社会应对研究》(陈业新)、《太湖平原的环境刻画与城乡变迁(1368-1912)》(冯贤亮)、《明清两湖平原的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尹玲玲)、《云贵高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变迁(1659-1912)》(杨伟兵)、《清代至民国时期农业开发对塔里木盆地南缘生态环境的影响》(谢丽)[67-71]系列著作。有关生态环境史和灾害史的研究论著为数不少。段伟通过对禳灾制度的发掘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运用,推进了秦汉灾害应对制度的研究[72]。 张萍的研究表明,在北方农牧交错地带,城堡的废毁主要在晚清民国。她并从人口、民族、经济结构入手,探讨了边疆内地化过程中陕北沿边一系列的社会变动及其影响[73]。张莉在前人的基础上,从环境史的角度出发,集中探讨了乾隆年间新疆天山北麓地区农业开发活动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74]。 土地利用是人类影响生态环境的最主要方式,在这方面韩茂莉、杨果、满志敏、王社教、侯甬坚都作出自己的贡献。韩茂莉探讨了辽金两代西辽河流域人类活动从游牧业为主向农业占主要地位转变,给生态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75]。杨果、陈曦以宋元明清时期为中心,从农田垦殖、资源利用等诸方面探讨江汉平原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历史,以及双方的互动关系[76]。王社教考察明清时期西北地区农业结构调整与环境变迁的关系,认为总体上农业结构的调整主要是灾荒为直接动因促成的,但是否能够及时调整还要得到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和农业技术的配合。 王建革致力于水利史和农业生态史的研究,继出版《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又出版《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77-78],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近年来,他又将目光投注江南,发表一系列涉及这一区域的农业技术、圩田土壤、水环境、乡村社会等论文。王大学系统探讨了区域海塘修建的过程和技术变化,以及与政权、水系、海潮等方面的关系[79]。韩昭庆关注西南地区的石漠化、西北地区毛乌素沙地形成与扩大的人类因素,杨煜达探讨清中期滇东北铜业开发对环境的影响,都发表过若干篇论文。值得注意的是,陕西师大的一些学者近年来通过自己的长期研究,对长期流行的人地关系的某些表述进行反思。侯甬坚认为百年来在影响毛乌素沙地的走向和幅度上,自然因素更显重要,人类只是一种参与力量[80]。此外,他探讨新疆南部尼雅从聚落到废墟的演变过程,认为尼雅河来水等水源逐渐匮乏,最终迫使一批居民点因彻底无水接济而废弃[81]。他还分析渭河流域的人民生计,认识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除了较多地依赖于自然环境提供的富源和人民的勤劳之外,还在于要有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和物尽其用的致富之道。李大海的研究也表明,明清以来陕西黄龙山区因垦荒导致森林植被遭到破坏的历史过程,并非完全可以人地关系矛盾激化角度来加以解释[82]。张力仁通过探讨清代陕南流民行为的基本取向,指出人类空间选择行为遵循风俗相近原则,而不是地理环境最优原则,从而对备受非议的流民刀耕火种与清代陕南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给予了重新认识[83]。上述学者的研究结论,无疑有助于正确认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2.8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地理信息系统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价值,历史地理学领域对GIS运用方法的讨论日渐增加。其中最重要的是满志敏“小区域研究的信息化:数据架构及模型”一文,该文通过讨论小区域GIS数据框架建立的方法,提出了三点非常重要的认识[84]。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等合作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项目,是将地理信息系统用于传统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一个重要实践。它按照网络数据和Web地图的要求设计了数据模型和数据库关系结构,开发了基础数据地图浏览、地名查询界面。与基础数据相配套的是一个内容丰富的政区地名释文数据库,基础数据中的每一个地名,包括全部地名和空间定位的原始史料、研究结论和专家意见,以保存迄今为止对中国政区地名的知识和认识。已完成的四期数据已经在哈佛大学网站和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禹贡网”上公开,至今已有数以万计的用户注册,并下载了基础数据。CHGIS项目的研究成果,被有关专家学者公认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以CHGIS为标志的历史地理数字化研究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3学科发展展望 不少地理学家在探寻地理学研究深度时,都看到历史地理学所具有的独特作用,自觉关注历史地理学研究并寻求双方的合作,这无疑为历史地理学未来的更大发展提供了重要途径。在我们看来,无论是在地理学或历史学的旗帜下,集中历史地理学的学术力量都是可行的,关键是要坚持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两大主干的研究,不仅要善于用自然解释自然现象、用社会解释社会现象,还需要用自然解释社会现象、或用社会解释自然现象。并且,在最后的判断表达上,这种解释应是方向对应、阐释适度,而不是偏离了方向、对论题进行过度的阐释。 人文地理论文:人文地理专业校外实践教学研究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衡量人才的重要标准不仅仅局限于是专业技能以及实践创新能力,还有个人的思想政治品质与社会责任感,即“德才兼备”才是选人用人的重要标准。高校在以才育人的同时更要注重以德育人,培养具备优良品质的创新型专业人才。专业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手段,志愿服务是增强学生思想政治品质、提高社会责任意识的重要平台,志愿服务与专业实践教学项目相结合将成为高校不断推进素质教育改革的重要趋势。 二、大学生志愿者服务的现状 随着我国志愿服务意识的不断增强,大学生已经成为青年志愿者行动的中坚力量,在教育、扶贫援救、环保、医疗卫生、维护治安、法律援助等诸多领域贡献者自己的力量,在促进社会文明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大学生志愿服务仍然存在一些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 1.志愿活动形式单一、专业性不强。志愿者进行社会服务的过程不仅是思想品行教育的过程,也应该是专业知识技能实践的过程。目前大多数大学生志愿服务工作内容较为狭窄,专业特色不明显,难以满足不同工作岗位的需要,形式较为单一。志愿服务内容多集中在体力劳动上,停留在较浅层次的社会公益服务和便民服务上,学生的专业技能不能在志愿活动中体现。 2.志愿活动缺乏合理规划,管理工作不到位。大学生志愿活动大多数在工作日,往往会与学生的课程安排产生冲突,学生在志愿活动与课程之间很难抉择;另外,志愿活动通常为短期,志愿活动组织缺乏长期的规划,难以持续开展。 3.志愿活动动机多元化、缺乏正确引导。部分大学生参与志愿活动的动机不纯,为了获得奖状表彰等个人荣誉,表现出急功近利的特点,在志愿活动中着重于自身发展而忽视了社会效益,对于志愿服务精神缺乏正确的认识与理解。 三、专业校外创新性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的意义 1.学科教学的需要。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是一门综合性学科,课程设置复杂且实践教学环节多,校外创新性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能够满足日常实践教学需求,利于学生提前接触社会,尽快适应社会工作。 2.高等院校建设专业校外实践基地的作用。实践教学基地是学校开展创新性实践教学的重要平台。校方与相关的企事业单位建立长期有效的合作关系,可以达到“互惠互利”的效果。通过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有利于提高师资队伍水平、丰富实践教学内容,提升学生素质、培养创新性人才,扩大校企双方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促进学校与社会的沟通交流,提升学校开放性教学效果。 四、志愿服务纳入校外专业实践教学的实践 校外专业实践教学着重于学生的专业知识的巩固与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往往缺乏对学生思想品德的实践教育。而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是进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平台,学生参与公益性的社会实践,可以有效进行自我思想教育。将志愿服务纳入校外专业实践教学中,可以取得一举多得的效果。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系于2014年在南京高校中率先与“南京规划建设展览馆”签订合作协议,将志愿服务与实践教学完美结合,建立了“公共管理学科综合训练中心城乡规划教学实践基地”,每周六、日南京农业大学向南京规划建设展览馆输送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优秀志愿者,学生志愿者指引游客、维持参观秩序、对部分展厅内容进行简单介绍,学生在巩固自身所学规划知识的同时促进了展览馆工作的顺利进行,有效促进了校企协同发展。 五、保障专业志愿服务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与实践的教学措施 1.规范合作关系。校方和实践基地应签订长期的合作协议,明确双方的责任与义务。实践基地作为志愿服务与技术支撑单位需在各个教学环节给予支持,尽可能的提供便利条件。以南京农业大学的城乡规划教学实践基地为例,学生在不影响展览馆正常工作的基础上利用所学专业知识为游客进行南京规划情况讲解,缓解工作人员的工作压力;展览馆方为学生志愿者营造良好的实践环境的同时并为其提供食宿等便利条件。真正实现了实践教学基地和实践教学活动的双赢。 2.切实调整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为加强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学生的社会适应性,需要根据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变化的实践内容来调整本专业的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来满足社会的需要。此外,基于志愿服务参与的实践教学不同于普通的实践教学,校基双方应注重加强学生志愿服务的培训工作,增强学生自身的思想政治品质与社会责任意识,将志愿精神真正落实到实践活动中。 综上所述,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是一门涉及多领域的交叉性学科,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和应用性,将志愿服务活动纳入本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将是培养“德才兼备”的创新型人才的重要手段,满足当代社会对大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 作者:孙华 吴瑶 单位:南京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人文地理论文:人文地理地图学教学方法研究 地图学的研究对象是地图,探讨地图的实质、地图制作的理论与技术、地图应用的理论与技术等问题。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遥感、全球定位系统、测量学关系非常密切,所以学好地图学是学好地理科学及其相关专业的关键,也为其他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目前地图学已被确定为我国高等院校地学各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依托原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隶属于地学,立足国家城市化快速发展对城乡规划人才的需求,以培养“通地理、精规划、强实践”的高素质本科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地图学是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基础课程之一。 一、目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注重地学与管理学知识的交叉与融合,但就教学现状而言,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教材版本单一,不同专业侧重点不突出目前,学生使用的教材大多是《地图学原理》或者《新编地图学教程》,不同专业之间没有区别。地理信息科学、测绘工程与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所用教材基本相同,没有侧重于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教材。 2.各高校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中对地图学教育的重视程度参差不齐据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研究发现,目前国内共有131所高校开设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但地图学在很多学校只是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选修课,甚至没有开设这门课程。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培养方案中有的学校开设48学时理论课,2周的地图学实践,但是大部分高校往往只强调经济管理及规划课程的学习,对用于空间信息表达与分析的地图学课程重视不足。 3.交叉学科基础知识准备不足,影响学生的创新能力地理信息系统与地图学渊源极深,同处于大地学背景下,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学生要适应发展,必须具备扎实的地图学知识。目前,学生由于对地图学知识了解不够深入进而影响地理信息系统原理的学习,对基于数字地图的信息分析方法难以理解,甚至对在城市规划时如何考虑空间信息模糊不清、无所适从。 二、教学改革 1.构建教学体系,组织教学内容不同专业的学生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能力不同,过去只考虑教材不考虑学生的因素,而以往地图学教材编制主要针对的是地理信息科学专业和测绘工程专业的学生,从而导致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学生在学习地图学时“共同语言”太少,主动性较差。因此,地图学要根据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学生的实际情况改革教学内容。地图学是一门综合性交叉课程,迫切要求教师根据学生的专业特点对教学内容进行改革,做到因人施教、因专业施教,编写符合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学生实际的地图学教材。地图学的教学内容包括理论地图学、地图制图学和应用地图学三部分,地图学教学内容改革也主要围绕这三个方面进行。针对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特点,教学内容的改革应将教学目标与专业特点结合起来,既要介绍传统地图投影方法、常用地图投影转换算法,又要让学生对当今竖版(中国,地球东、西、南、北半球)地图有充分的了解,更要结合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特点将普通地图制图方法和专题制图方法的计算机技术教授给学生。同时,地图符号在地图学课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城乡规划能力,能够制作规划图。因此,地图学课程中地图符号的教学应该与城乡规划图相结合,尤其要加强符号设计部分的内容。 2.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实践教学地图学是一门理论与实践并重的课程,实践内容主要是对理论知识的应用,具体包括地图的识读和电子地图制作。地图识读主要培养学生认识地图类型,了解地图图面内容,熟练掌握地图三要素(图例、比例尺、指北针)的能力。电子地图制作是地图学实践的主要内容,采用现有的制图软件训练学生制作普通地图和专题地图,利用GIS软件的地图制图功能训练学生进行地图符号化、专题图制作与地图制图输出等能力。 3.储备基础知识,培养创新能力对于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来说,地图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既包含大地学的投影等基础地理信息,又包含专题地图制图等与规划相关的知识与技能。因此,地图学知识掌握扎实才有可能应用到后续城市规划、乡镇规划、土地规划管理方面,也才有可能与后续地理信息系统知识与技能较好地融合在一起。在具体教学中,需要讲授传统地图学的基本内容,同时结合现今地图学发展的新趋势、新内容(如竖版中国地图,竖版世界地图)引导学生学习现代地图学的主要内容,使学生较为扎实地掌握基础知识,培养学生将现代地图发展的新内容与自身专业方向结合,增强交叉学科创新能力。 我校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以培养具有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管理的基本理论、知识与技能,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接受严格科学的思维训练和良好的专业技能训练,立足于宏观、中观区域规划和土地管理,从事城乡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的研究、管理、教学、开发或应用的高素质专业人才为目标。地图学作为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基础课程,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精通地理知识,精通现代地图学知识,并能够将地图学理论知识应用于城乡规划和区域经济发展研究过程中。本文针对目前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地图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针对该专业的教学改革,包括教学内容的改革、教学方法的改革和教学理念的改革。对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地图学教学方法研究还需要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完善和修改,以形成富有针对性、系统性的地图学教学理论与方法。 作者:李文梅 江畅 张海涛 单位:南京邮电大学地理与生物信息学院 人文地理论文: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建设 2012年国家对高校本科专业招生目录进行了调整,将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拆分为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等两个本科专业。由于原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以下简称资源专业)的内涵较丰富,涉及面较广,截止2012年,全国已有150多所高校开设了该专业,但各高校又根据自己的学科特点建立了相应的课程体系,这就导致同一专业,由于不同学校的课程体系不同,学生的知识结构差别很大。基于这种情况,本文将以地理学为背景,提出对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建设的一些建议和思考。 一、专业定位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定位应从学科特色和学生就业方向两个角度来考虑,定位于地理学学科背景下的城乡规划和旅游规划。 (一)学科特色第一,在1998年国家教育部颁布的《本科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教高1998[8])中,地理学一级学科下设地理科学、资源、地理信息系统三个二级学科。虽然2012年从资源专业拆分出了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但新专业仍属于地理学一级学科,故以地理学为学科特色的高校仍应坚持地理学的基础学科地位。第二,新专业命名为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事实上是强调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的结合。实际上,人文地理学正是用地理学的眼光来看待人文科学,属于理学的范畴。而城乡规划在学科划分中曾属于建筑学一级学科,授予工学学位,后来在学科调整中提升为一级学科,仍是工学学位,在业界认同其建筑学出身的同时,也在不断强化地理学思维在规划中的应用,所以在城乡规划教学与实践领域中,地理学出身的专业城乡规划人员越来越多,尤其是宏观层面的城乡规划,更加强调地理学的学科背景。另一方面,由于人文地理的理学范畴,使其更偏重于理论研究,在当下的实际应用中与其他学科的交叉部分较少。同时,旅游学又因为与各类自然和人文类的旅游资源天然的联系而成为人文地理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人文地理学也专门有一个学科分支为旅游地理学。近年来,各高校在学科建设上强调面向市场的需求,有条件的高校纷纷在地理学的基础上设立旅游学院或在地理学院下设立旅游类专业,其中一大依据即是以地理学为基础的旅游规划与管理。当前的专业目录中并没有旅游规划专业,旅游规划行业的从业人员来源较广,旅游管理、地理学、城乡规划、园林景观等专业都成为旅游规划的相关专业,故从专业性和综合性两方面来看,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与旅游规划行业的切合度还是很高的。第三,在学科发展环境上,随着近年来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的调整,在城镇规划与建设领域也不断提出新的理念,如新型城镇化战略、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三规合一、数字城市等,均对城乡规划的地理学思维提出新的要求。同时,旅游业作为一项无烟产业,在我国经济社会正处在快速发展的时期,也正是旅游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国家和地方均表现出对旅游业的极大热情,旅游规划无论是从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层面,还是从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上,都正是用人之际,这其中对旅游地理学人才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 (二)学生就业方向从学生就业方向来看,以前的资源专业由于专业定位不明确,涵盖内容太多,学生的就业方向呈现多元化的特征,包括在政府部门,如规划局、国土局、发改委、测绘地理信息局等相关单位就业的,另有一部分进入规划设计单位的,还有很大一部分从事与专业无关工作的。考研的学生主要有三个方向,即城乡规划、地理信息系统、人文地理等。从以上就业方向可以看出,由于专业定位的不明确,该专业学生毕业后有较少的人从事与专业相关的工作,多数从事完全与专业无关的工作。由此说明,如果能明确专业方向,强化专业教学,将会对学生的就业产生极大的促进和影响,而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的专业方向在应用领域直接表现为城乡规划与旅游规划。 二、课程体系建设 就专业的发展状况来看,当前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课程体系建设最大的三个方面的要求是专业化、实践性与文化内涵。 (一)专业化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专业化从两个方面展开,其一是地理学的专业化。此前的资源专业,虽然归属于地理学一级学科,但又不同于地理科学专业,故在课程设置上强调以地理学为基础,兼顾资源学、环境学、管理学、城乡规划等学科,开设的课程很杂,没有方向性,可以说缺乏明确的主干课程。如在某校资源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中可以看到地质学、自然地理学、测量与地图学、人文地理学、环境科学导论、土地资源学、遥感技术、经济地理学、资源科学导论、城市规划原理、城市地理学、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管理学、土地评价与管理、计量地理学、地理信息系统、资源经济学、区域分析与规划等,各各领域均有所涉及,但呈现出泛而不深的特点。在当前的专业定位下,地理学的专业化应强调自然地理的基础地位和人文地理的方向地位。首先,不论是城乡规划还是旅游规划,均是以对自然地理条件的深刻认知为工作基础,故自然地理方面的课程必须开足、开实,如自然地理学、地球概论、测量与地图学、地质学基础、气象与气候学、地理信息系统、地貌水文学、遥感导论等。第二,地理学与专业方向的联系在于人文地理,故人文地理的方向课需要做好,如人文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区域分析与规划、经济地理学、旅游地理学、计算机辅助制图、地理信息系统等。其二是城乡规划的专业化。原资源专业中,城乡规划仅作为专业中有限的一部分存在,并非专业的方向,故专业课程的设置很少。在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中,城乡规划成为了专业的方向,虽然从专业性、学制年限、教师配备等方面难以完全照搬城乡规划专业的课程设置方案,但仍应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将城乡规划专业的核心课程开齐,如城市规划原理、城市总体规划、城市修建性详细规划、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城市道路与交通、市政工程规划、区域分析与规划、建筑初步、建筑素描等。 (二)实践性地理学是一门验证性的基础学科,城乡规划则是一门实践性学科,所以对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来讲,实践教学是该学科发展的一项重要手段。第一,在综合自然地理方面应延续地理学教育的实践性,让学生在学习了理论知识后有条件在现实中对其进行验证,取得相应的感性认识。第二,在各层次的专业规划上,更应强调其实践性,在理论教学的基础上,必须以实践教学为主,强化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第三,在规划思想的表达上,应想办法增强学生的表达能力,如手绘技法、色彩运用、CAD等。 (三)文化内涵地理学与文化融会贯通产生了文化地理、人文地理、历史地理、民俗地理、语言地理等分支学科。同时,城乡规划也是一项综合性非常强的学科,涉及城镇的发展历史、文化变迁、文物保护、人口迁移、地方认同、城市特色等方方面面。正是因为城乡规划超强的综合性要求,仅仅是建筑出身的从业者难以完全胜任城乡规划,也正是由于地理学者对文化大多有一些涉猎,使得地理学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更深地理解规划,或者做出更有特色的规划。基于此,为发挥地理学在规划领域的优势,应在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强化诸如文化地理、人文地理、历史地理等文化类课程,这也是城镇、乡村及旅游区特色最直接的彰显之处。 三、与现有教学体系的矛盾及对策 (一)教学课时不足新的学科定位下,要求开设诸多的城乡规划专业课及地理学专业课,这就面临着教学课时不足的问题。与城乡规划专业相比,工科的城乡规划为五年学制,有充足的时间来安排专业课。与地理科学专业相比,学制相同,但我们要留出相当多的时间来开设规划类课程和文化类课程。所以,很自然地,在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时,会遇到课时不足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从现有的条件出发,有以下两个解决途径:一是尽量减少与地理学、文化类、城乡规划无关的边缘课程,将课时集中于核心课。二是在开设一些专业课时,提出更加明确的教学要求,不一定要按照该门课程自身的课程体系完全讲完,可根据专业定位对该门课程的需求来展开,相应地,该课程的课时也可以缩减。如对于GIS课程来讲,系统地学习该软件需要很多时间,但城乡规划日常使用到的GIS功能主要为缓冲区分析、坡度分析、坡向分析、日照分析等实用性非常强的部分,其他关联不大的部分则可作了解或直接带过即可,当然具体讲哪些、讲多少需要专业负责人与带课老师深入沟通,要小心把握这个度。三是让公共课为专业课让路。各高校现行的课程体系大多是大一上公共课,大二、大三上专业课,大四象征性地上课,使得大学四年中真正学专业的时间只剩一半。针对这种情况,国内已经有高校进行了课程体系的改革,将专业课提前至大一,从大一入校即开始开设专业课,公共课则每学期都开设,由学生自己挑选上课时间。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所面临的课时不足的问题较为严峻,对专业课时更有着迫切的需求。 (二)师资力量不足由于是地理学背景下的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各高校在师资力量上普遍面临着地理强、规划弱的问题,尤其是在开设规划类专业课的时候,规划专业的师资力量更是显得捉襟见肘。针对该问题,现有可行的途径有两条,一是积极引进人才,如城乡规划专业、建筑学专业、旅游管理专业等;二是与其他院系合作开设一些课程,如请美术系老师开设手绘课程,请历史系老师开设历史文化类课程,请建筑系老师开设建筑类课程等,既实现了学科交流,也缓解人才不足的矛盾。 (三)实践教学对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来说,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勿庸质疑,当前的关键在于如何整合现有资源,将实践教学安排到人才培养方案中去。针对当前高校课程设置的特点,有以下几种途径:一是结合专业课程设置实践教学环节,这也是是简单的方式,但也存在与理论课抢课时的问题;二是在学期中专门安排一段时间用于实践教学,这需要对整个教学计划进行调整,且因为时间较短,只能组织参观式的实践教学活动;三是大幅度调整教学计划,安排出半个学期以上的时间用于集中式的实践教学,这是对实践教学最直接的落实,也是对学生实践能力最好的培养方式。以上三种实践教学的安排方式均对传统的理论课教学模式产生影响,需要学校的专业负责人仔细斟酌。 (四)教学资源在传统理论课教学模式下,学校基本都能保证教学资源的投入,但现在涉及到专业教育、涉及到实践教学,对教学资源有了新的要求。首先,对机房的要求。规划专业的各类制图式的实践课程占到了实践课程的一半以上,对机房的使用率很高,需要专门的机房,保证上机时间;第二,对专业教室的要求。涉及到规划方案的教学与讨论、规划图纸的绘制,不仅需要有室内教学空间,而且对教室有专门的要求;第三,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如果能选择规模适中、有特色、有大比例尺地形图、有全面资料的镇、村作为实践教学基地,将其作为规划对象,开展实践教学,将对实际的教学工作产生极大的促进;第四,考虑与地方的规划设计单位建立合作关系,争取将其建为实习基地,既为设计单位降低生产成本,也为学生争取实习机会,增加日后工作的筹码。以上四项教学资源是当前地理学背景的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普遍欠缺的,其中前两项需要由院系争取,学校提供,后两项则需要专业老师的努力。 (五)产学研互动产学研互动是对该专业建设的进一步考虑。产学互动方面,高校在城乡规划和旅游规划领域为地方的服务,既加强了高校与地方的联系,又能够为高校的教学提供一些素材,可能的情况下,还可以让学生参与到实际的规划项目中来,对高校和学生都是很有帮助的。学研互动方面,城乡规划在中国仍处于快速发展时期,规划领域的科研成果不断涌现,为城乡规划带来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普通高校必须跟上这一潮流。同时,作为四年制的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如想在这个行业里取得较高的成就,考城乡规划的研究生是必不可少的,对学生来讲,越早地参与到科研项目中去,对其考研就越有帮助。产研互动方面,任何一个规划设计单位想要迅速发展,都必须重视科研,以科研促生产,以生产带科研。在高校里,如果这二者产生了良性的循环,对教学的带动作用将不可估量。该环节对普通高校地理学背景下的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来讲,不是简单的矛盾问题,是整体水平较低的问题,必须三个角度共同发展,互相促进。 四、结束语 借助于专业目录变化的东风,从专业化、实践性和文化内涵三个方面入手,定位于地理学学科背景下的城乡规划和旅游规划,将使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得到迅速的发展。 作者:王吉昌 屈康庆 单位:陕西省灾害监测与机理模拟重点实验室 宝鸡文理学院地理与环境学院 人文地理论文:人文地理学在成人通识教育中的体现 摘要:文章界定了成人通识教育的内涵,探讨了成人通识教育的必要性,明确了成人通识教育内容的选取原则,论述了人文地理学知识作为成人通识教育内容的适宜性,最后提出了人文地理学知识在通识教育中的体现策略。 关键词:成人通识教育;人文地理学;体现策略 一、成人通识教育的内涵 成人教育狭义上是指国家国民教育体系中的一类教育形式,与电大教育、自考教育、业余教育、函授教育并列,经考试录取,学成后发放统一的毕业证,而广义上的成人教育就可以理解为:学习对象为成人的教育形式,其内涵可以扩展到非国民教育体系。所谓成人通识教育就是在成人教育中的通识教育,具体来说就是成人教育中通识类知识的教育,并且此处所指的成人教育是广义上的成人教育。国内外的学校教育中,通识教育往往作为一种常态课程内容,并有日趋增加的趋势。目前,通识教育在我国成人教育中所占的比重虽有所增加,但过分注重专业知识培养的价值取向明显,通识教育内容长期被认为是成人教育可有可无的附属品,而且成人通识教育内容的设置也存在诸多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探讨成人通识教育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成人通识教育的必要性探讨 (一)知识经济的客观要求 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知识总量呈现爆发式增长的态势,知识更新速度也很快,学校教育背景下的个人存量知识已经很难满足人们长时间的应用需求,接受再教育已经成为人们适应社会发展步伐的必然选择,再教育过程中除了要进行专业化的知识培训外,通识教育内容也应该有所体现,而且出于非就业目的的成人教育中,成人通识教育则是其教育的重要内容。比如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进步,智能手机、电脑等高新科技产品越来越多地进入到千家万户,而很多人缺乏甚至没有相关知识的储备,自主学习还存在一定困难,此类成人通识教育便能够帮助人们摆脱困境,以适应知识经济快速发展的客观需求。现代科技在不断变革和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很显然深刻影响着成人教育,给成人通识教育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动力[1]。 (二)人们主动学习的需要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接受教育已经不再完全是出于谋生等功利性的目的,越来越多的人把学习作为一种自我提高的需要,这恰恰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相契合。随着终身教育和“学习化社会”观念愈来愈深入人心并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今天成人的学习已由原来为了学历和文凭的提高而逐渐转变成为了更好地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2]。成人教育往往过于注重专门化的职业训练,一定程度上忽略了道德、文化及生活通识性知识的传授,而这与人们时下的学习需要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偏离,恰当的成人通识教育知识能够满足人们在这些方面的需求。 (三)提高国民文化素质的有效途径 建国后至今,我国国民文化素质有了显著的提高,但国民整体的文化素质,尤其是受教育水平与发达国家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必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提供多种途径的教育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成人教育因其特殊的人群背景使其在提升国民文化素质的目标下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而成人通识教育无疑是成人教育中的重点内容。通过向成人传授通识类知识不仅可以提高他们的知识存量,而且还能够增强他们的学习能力,从长远来看,起到了“授人以渔”的效果,可谓是一举多得,事半功倍。 三、成人通识教育内容的选取原则 (一)生活相关性原则 成人社会有成人社会的特征,成人教育也是如此,和其他形式的教育一样,成人通识教育最基本的功用就是提高成人学员的社会生存能力,当然成人通识教育还有其他功用,在此不再赘述,但从基本功用探讨成人通识教育的内容就应当具有生活相关性,因为与生活无关则意味着某种专业深度,而这与通识教育基本内涵并不相符。生活相关性知识在成人通识教育中有所体现,就减少了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摸索、甄别所花费的时间,同时,这也符合人们认知的一般心理规律,“由近及远,由简单到复杂”,逐步将知识引向深入。 (二)综合性原则 所谓综合性原则就是摒弃学科分化的偏见,从综合视角去学习知识,这也是通识教育在世界各地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毕竟成人教育对象中的绝大多数并非学科专家,即便是学科专家其专业性教育也可以从非通识教育内容中获取。可以说,综合性原则既是通识教育的内在属性,又符合成人教育的一般特点,当然是成人通识教育的重要内容。 (三)广泛适宜原则 广泛适宜性原则指的是成人通识教育的内容对其教育对象应该具有普遍适用性,即不应因学习基础差异而使学习过程和学习效果呈现较大差别,这就需要成人通识教育内容首先具有一定的基础性,而且教学方式等也应符合这一原则,比如说成人通识教育内容应尽量避免使用专业性过强的专业术语,授课教师的教学语言要通俗易懂,并做到深入浅出,以利于学员理解和掌握。 四、人文地理学知识作为成人通识教育内容的适宜性探讨 (一)人文地理学知识与人们生活联系紧密 人文地理学也称人生地理学,它是探讨人文现象和规律的一门科学,故而与人们的生活联系非常紧密,可以说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内容,这一点我们从人文地理学的主要分支学科名称中就能够窥知一二,人文地理学按其研究对象可以划分为如下分支学科:人口地理学、旅游地理学、行为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军事地理学、聚落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等。同时,人文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因此,人文地理学知识作为成人通识教育的内容非常合适。 (二)人文地理学知识具有综合性的特征 地理学科具有综合性的特征,人文地理学知识也有着同样的特征。人文地理学知识综合性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人文地理学研究对象的综合性、整体性与复杂性,人文地理学侧重于从区域的视角探寻人文地理事物、人文地理现象,而这些事物、现象内容复杂,并且彼此间或与其环境间亦同样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过程,由此而提炼出来的知识体系当然也就遗传了这种综合性[3]。人文地理学知识综合性的另一个来源就是学科交叉性,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理论等都涉及到诸多学科的交叉,从文理分科的角度看,人文地理学本身就是文理综合学科,总之,人文地理学是一个复杂的学科综合体,一个区域的内核将诸多人文、自然学科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学科间的碰撞与融合又通过人文地理规律体现出来。 (三)人文地理学知识通俗易懂,具有广泛适宜性 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知识结构明晰,人们的已有生活经验,中小学相关领域的知识都可以作为人文地理学深入学习的先前学习基础,人文地理学课程呈现也大多都是从直观到抽象,对于成人通识教育学员具有广泛适宜性。另外,人文地理学的前沿问题与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紧密相关,人们在日常工作、生活、学习中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认识基础。 五、人文地理学知识在通识教育中的体现策略 (一)广播电视中播放人文地理学专门课程及科教纪录片 广播电视具有受众广泛,播放灵活的特点,是传播通识类知识的有效渠道,人文地理学专门课程就可以通过广播电视专门课程的方式加以体现。目前此类专门课程在我国电视节目中已有所体现,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随着人们学习观的逐渐进步,这类节目的收视率一定会越来越高,电视台在获取良好口碑的基础上也能收获不错的经济效益。科教纪录片是人文地理学知识在广播电视中体现的另一种方式,并且在国外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美国《国家地理》和《探索》在全球145个国家通过有线网络等各种渠道播出,成为覆盖全球的最有影响力的电视节目之一,中国很多电视台也采购和播出《国家地理》和《探索》频道的节目,但是这些节目中涉及中国的题材很少。可以说,增加人文地理学相关科教记录片的制作,对于传播人文地理学知识是大有裨益的。 (二)在网络课程中增加人文地理学相关课程 网络已经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各种形式的网络课程也日益增多,在网络课程中增加人文地理学相关课程适应了时展的步伐,也是人文地理学知识推广的有效途径。网络课程形式各异,有各高等学校、初等学校的网络精品课程,也有各大网站推出的各类免费课程,还有个人自主开办的相关课程,甚至有些课程学习内容是通过社交通讯工具、博客等传播和推广的,所有这些都可以成为人文地理学相关课程的有效载体。当然,目前网络上一些课程资源的传播游走于法律、法规的边缘,比如很多网络免费数据库采取上传者自主上传的方式获取课程相关资源,然而这些资源往往未取得著作权人的授权,内容的可靠性很难甄别,这样并不利于包括人文地理学课程在内的网络课程的可持续供给,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予以遏制,总之,清洁的网络课程资源环境更符合网络课程学习者的利益。 (三)将人文地理学课程纳入到成人学校课程中 诚如前文所述,人文地理学适宜作为成人通识教育的学习内容之一,而且鉴于目前我国绝大多数成人学校中普遍存在“重专业、轻通识”的特征,将人文地理学课程纳入到成人学校课程中是必要的,在操作层面上也是可行的。成人学校教育中的人文地理学课程属于通识课程,与一般学校地理科学相关专业课程应该有所区别,课程内容除了人文地理学经典理论的内容外,还应该增加人文地理学实践案例,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在课程中设置部分实践课程,从而更好地激发成人学员的学习兴趣,培养他们人文地理学知识的实际应用能力,成人学校的人文地理学教师也应该不断探索和革新教学方法,增加现代化教学手段和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这一点主要是考虑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时空尺度都比较大,传统教学手段不利于学生的充分理解[4]。 作者:卢万合 李朋 单位:吉林师范大学 人文地理论文:人文地理学论文 人文地理学是地理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兴起的一门交叉性很强的学科,日益成为地理学的研究重点,它以地球表面人类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其分支学科主要有人口地理学、聚落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政治地理学、行为地理学、旅游地理学、军事地理学等。为此,人文地理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指不包括经济地理学的人文地理学,广义的则是指包括经济地理学的人文地理学。人文地理学主要特征是社会性、区域性以及综合性。社会性是指人文地理学是一门社会性较强的地理学科;区域性是指人文地理学包含了区域研究的特性,重视了区域特征的差异性和相似性;综合性的特点来源于地理事物的多样性、整体性,是指人文地理学在综合研究一个区域的人口、经济、社会、文化、政治、聚落等各方面形成发展的条件、特点、分布规律和人地之间地相关以后,在一个更高地层次上发现问题,提出解决矛盾的构思。 本课程是在强调人文地理学内容的系统性与完整性的前提下,突出以人地关系为中心,文化理论为基础的特点,构建人文地理学的知识框架。目的是让学生掌握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与空间差异,提高对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的深层理解,并能够对人类各种文化现象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进行正确分析,树立科学的人地观。 本课程所讲是狭义的人文地理学,在学习过程中将全部内容划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绪论,介绍人文地理学的对象与任务、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历史和人文地理学的思想进程和学习要点。 第二部分以TerryG.Jordan的TheHumanmosaic一书为基础介绍文化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内容包括分布区,扩散,文化生态学,文化整合和文化景观五个方面,并对相关的人地关系理论分别进行介绍。 第三部分从人的群体性特征出发,分别介绍“人口与发展”和“人口的分布与迁移”。 第四部分介绍农业与工业。基于对农业和工业本身就是文化产物和二者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关系的认识,以农业与工业的发展过程为主线,以空间的格局作为其发展的空间表现来阐述。 第五部分是人文地理学的主体部分,包括种族、民族、民俗、语言、宗教、聚落、旅游、行为、政治七方面内容。这七方面均是把每个要素作为人文地理学体系中的一门分支学科系统全面进行阐述,而且把文化作为人地关系的中介,强调其横向联系。 第六部分根据20世纪的变化,从人文地理角度,以人地关系为核心,分别对环境问题、政治地理“合”与“分”的空间格局与景观建设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使学生了解人文地理学分析问题的观点与方法以及对未来问题的关切,增加社会责任感和增强社会责任心,达到教书育人的根本目的。 本文关键词:人文地理学 人文地理论文:高校人文地理教学方法改革的探究 摘要:高等院校的地理专业教学中人文地理学科相关的课程是属于关键的专业课程,学好这门课程地理专业的人才得打实专业基础,为专业水平的提升做好准备。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地理教学的方式方法都面临着改革,这不仅是提高高校人文地理教学质量的需要也是培养创新型和实用型人才的需要。笔者将在下文中针对人文地理教学方面存在的有待完善的方面进行简要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教学措施;教学质量;改革和创新 国家十分重视教育质量提高,因为教育的发展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战略部署,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靠人才,人才的培养在于教育,提高国家的整个教育体系的教学质量利于增强国家竞争力和国际地位。国务院在2010年就21世纪头20年的教育改革和发展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深化教育教学的改革,尤其是优化本科教学阶段的人才培养模式。而要深化改革并提高教学质量需要从完善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式等方面入手,作为高等院校的教师更是要积极主动地担当起教育一线工作者的重任,将这些教育改革的措施应用到实际的教学中去,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国家进行教育改革的目的。 自上世纪末以来,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之下,人类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都出现了极大的变革,科技推动经济的腾飞。就人文地理方面来看,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人口增长,城市化进程加快,但是,全球各个经济区域之间的发展并不平衡,而且,生态环境背负着经济增长带来的后果,环境污染加重,生态失衡,自然资源出现匮乏等一系列问题日渐显著。人类社会发展至20世纪后半叶,不仅出现人口膨胀、城市化进程加速、工业增长、区域发展不平衡等一系列人文社会问题,而且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资源匮乏等重大环境问题也开始显现,成为各界关注的主要问题。在科技革命不断向前推进的大趋势背景之下,怎样实现生态环境和人类文化生活之间的和谐则是国际地理学界现在正在面对的重要任务。高等教育学院作为人文地理专门性人才的重要培训基地,高校要主动肩负起这样的社会责任,积极建设重点学科,提供专业性人才的培训阵地。就在地理类、资源环境类课程教学的改革和建设来看,《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是两个比较重要的基础类课程,其中《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该课程从人地关系的理论出发,对不同的人文现象、人类生产和生活所在的地域结构构成和变化的特点进行分析,该过程会涉及到对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学习和探究,总的来说,是一门内容丰富,极具社会性、地域性和动态性特点的学科。该课程涉及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现象,其内容丰富多彩,具有社会性、综合性、地域性、动态性的特点。笔者根据自己多年的人文地理教学方面的教学实践将在下文中从如何提高人文地理教学质量的问题出发,简要探讨开展人文地理学课程教学方法的几个重要环节的改革,总结出一些有益的尝试和探索,为今后的人文地理教学提出相应的参考性意见。 一、人文地理学教学方法改革思路 人文地理学是以文化地理学理论为基础,以研究人地关系为核心,涵盖社会、人口、经济、语言、宗教、民俗、城市、政治等诸多内容,且涉及现实中许多热点与焦点问题,如文化现象、宗教信仰、经济发展等。所以如何能让学生多领域、多学科、多方位地去了解和学习知识,主动拓宽视野,以及培养学生从多个角度综合动态地分析事物的能力,是人文地理学教学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也是真正传达人文地理学思想理念的深层意义。如今传统的教学方法已经不能充分适应现代教学的要求,要按照针对性、效率性和可行性的原则,正确、恰当地选用教学方法,把多种教学方法优选组合,将素质教育融入到各教学环节中,才是提高人文地理学的教学效率和质量的有效手段。 二、人文地理学教学方法改革 1.大力开展启发式教学。人文地理教学的过程中涉及到的内容比较广泛,单一的教师授课方式会加深学生对一些抽象知识的理解。教学授课方式由单一性授课转变为启发式授课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必要措施之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兴趣的指导下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将会更加增强。教师在人文地理教学的时候就要认真地设计好教学内容,通过实例启导学生深入到课本的理论知识中去寻找答案,然后通过设问引导学生对自己所学习的知识进行思考分析。由此帮助学生在学习人文地理知识的同时拓展学习的思维,积极地创新和探索。 启发式教学进行的过程中教师要做的工作就是积极地发挥其主导性作用,教师为主导的另一个方面就是要突显学生的主体性地位。例如,在学生通过自由讨论活动表达自己对知识的理解以及质疑的时候,教师不是直接为其解释和答疑,而是要引导学生利用手中可以利用的课本和资料,通过参加学习小组、活动团体等方式积极地交流来实现自己对问题进一步理解,这样一来,教师在做知识的分析和总结的时候学生理解起来就更加容易了。合作性的探讨有利于学生深入地获取新的知识,教师的引导性问题有利于对学生的探索性学习做进一步的指导并及时地对其知识的理解做出评价和纠正,有利于学生及时改正错误;同时,教师也可以通过这个进程的观察实时地调整自己的教学步骤和教学思路。 2.运用多媒体引导教学。人文地理学是一门应用型的综合性的学科,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知识。这种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其课程的内容设置一般都比较多,涉及到的知识包含各种方面,所以学生学习起来就会感觉到抽象难懂,此时,多媒体教学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以PPT、音频、视频等形式将具体的人文地理情境真实地再现,学生通过这种能够刺激感官的逼真学习环境能够对自己所学的知识有一个更加深刻的理解。多媒体教学的好处就在于能够带动课堂气氛,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所以,运用多媒体教学是提高教师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效率的重要措施。 3.合理采用对比式教学。在人文地理学教学中涉及到的内容比较多,一般包括地理区域的地形地貌、气候状况、生态环境、人口分布、民俗文化、经济状况等,区域之间有相类似的情况也有其具体的差异存在。要让学生对地理区域的人文地理有一个比较准确的了解就需要一个分析的过程,所以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就可以采用差异性和相似性的对比分析,因为针对特殊的差异一定有一些历史的人文和地理相关的深层次的原因。例如,教师可以做一个分析城市间地理差异的PPT文件,提供比如香港和澳门两个城市的地理景观图片,让学生从每个城市的不同人文特色判断其所在城市,再比如对比东、西部人们的饮食习惯,同学们可以从不同地理区域人们对于酸辣甜咸等口味的偏爱进行判断,并针对这样的口味偏好进行其自然元件、民俗习惯等方面的特色的了解。教师采用对比式教学引导学生通过不同角度和不同的层次来思考问题并探索其中的原因,是一种寓教于乐的教学方法。 4.重视地图教学法。地图,宏观地反映地理事物空间分布,地理教学中离不开地图教学。地理事物的空间分布若是用语言进行描绘的话会比较烦琐和抽象,而图像比较直接而客观,地图教学法是一种形象的讲解法。运用地图案例是其他学科所没有的特色,学生在学习地理知识的过程中,很多复杂而抽象的知识可以通过图像形象、直观地获得,在提高学习效率的同时还能培养读图、识图的能力和思维的拓展。例如,岩石的变化、地壳的运用、星体的运行等知识的讲解就可以通过版图、版画讲绘等方式将地理事物的时间和空间变化展现出来。又如,人文地理中涉及到的人口、民族、宗教等都可以通过其分布图轻松地掌握。地图是地理教学中必不可少的媒介,通过读图获取知识,再通过用图将所学的地理事物联系在一起的过程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因此,在人文地理教学中很重视地图教学法。 5.教学手段、风格与技巧改革。教学手段是师生在教学过程中相互传递信息的工具、载体或设备,人文地理学课程内容具有动态性、交叉性、综合性等特点。而多媒体技术具有信息容量大、表现形式多种多样、符合此门课程的教学要求。因此,可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能提高教学效率。 教学风格是一个教师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形成的技能、技巧的合理组合和运用,是教学活动个体化的重要表现。教师要培养自己良好的教学风格就得注重教学技巧的学习:首先是发挥好教师的导向作用,每个课程的设置、教材的编写和教学内容的设计都要从实际需要出发,引导和启发学生明确学习目标并积极主动地参与各种学习活动;其次是要提高查阅文献能力,阅读是扩展一个人的知识和生活领域的重要措施,学生要获取知识就得在课堂教学活动之外积极地扩大阅读量,独立地搜集信息,处理信息,科学地运用相关知识。在人文地理课程教学过程中,交代实践部分的布置分析、研究工作内容后,采用查阅文献指导法,给学生列出一些查阅文献的任务,让学生能通过阅读和写作,完成自己的实践报告、论文等任务。 教态的完善。教师教态是在教学过程中的形体动作以及教师的语言、语调、面部表情的综合体现。教师的教态不仅影响到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影响到教者本身的讲课兴趣。因此,在课堂教学中特别注重教师的教态,将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师生互动配合默契,课堂气氛生气勃勃,春意盎然,学生学得轻松,教师教得愉快。 三、结语 随着新课程理念的推广和教学改革的深入,教师在进行人文地理教学时,只有转变教育观念,将这几种教学手段紧密结合、衔接一致才能达到人文地理教学方法的创新,才能真正达到培养社会需求型人才的教育目标,才能够培养出一批具有独立思考、创新意识及创新才能的复合型人才。 人文地理论文:“人文地理学”实施研究性教学的实践探索* 摘要:本文针对“人文地理学”的教学特征,对其实施研究性教学的客观要求、研究性教学内容选择和实践过程进行了理性分析,并对其教育效应进行了客观评估。 关键词:研究性教学;问题导向;能力培养;人文地理 一、“人文地理学”实施研究性教学的必要性 1.课程特殊性的客观要求 “人文地理学”是地理科学的基础性核心课程,是一门研究人地关系的学科,不仅对揭示地球表层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有重要作用,而且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包含了文化、人口、经济、语言、宗教、民族、民俗、政治、军事等内容,及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许多现实问题、热点问题、焦点问题。人文地理学主要特征是社会性、区域性以及综合性。通过研究性教学可最大限度地体现人文地理的特殊性,实施“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性教学能真正体现人文地理的教育意义。 2.课程时代性的客观要求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出现了严重的资源、环境、人口与发展问题,区域发展失衡问题,文化、宗教冲突问题,局部地区政治、军事动荡不安等问题,为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性教学提供了广阔空间。紧密结合社会发展实际,实施研究性教学可使严肃、枯燥的理论说教变得生动,激发学习兴趣,加深对理论的理解深度,提高教学效果与人才培养质量。如在人口地理教学中,可开展我国人口问题的形成与解决对策的研讨;农业地理教学中,可紧密结合我国的三农问题、县域可持续发展问题、农业产业化等热点,促进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 3.课程实践性的客观要求 实践应用能力是人文地理课程学习的基本要求。人文地理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其研究对象是人地关系,所有对人文现象形成与发展的观察分析,都建立在对自然界现象的观察分析之上,理论知识框架体系构建、最基本的研究手段都与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各种人文地理事物、人文现象、人文景观都能在实际中得到证实;扩大学生视野,使学生能接触到课堂上学不到的各种真实、具体的环境与人文地理事物关系的知识;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使课本上枯燥无味的知识生动形象化[2]。 二、“人文地理学”实施研究性教学的实践过程 1.“人文地理学”研究性教学实施目标 一是应关注学生及其发展。人文地理研究性教学活动的主体是学生,必须发挥学生主体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动性、独立性、参与性,把学生的个性健全发展作为研究性教学的出发点和目标。二是应关注“人文地理学”问题及其解决。研究性教学以对“人文地理学”问题的研究为切入点,把“人文地理学”方法的应用、能力的培养、思维的发展渗透到获取知识的过程中,让教学过程成为探究、质疑、思考、设计的开始。 2.“人文地理学”研究性教学内容选择 “人文地理学”研究性教学内容选择的基本要求:一是实施研究性教学的必要性要求教学内容选择应体现“人文地理学”的问题性、实践性、参与性、开放性;重视人文地理学的科学性、奇特性、生活性和实用性。二是实施“人文地理学”研究性教学的可行性要求学生具有相应研究内容的“人文地理学”学科背景、知识储备、生活经验、实施研究的条件等。研究性教学选择的具体内容,包括经典性人文地理问题、社会性人文地理问题、前沿性人文地理问题、生活性人文地理问题、乡土性人文地理问题、时事性人文地理问题等。 3.“人文地理学”研究性教学实施要求 教学形式的多样化:研究性教学的方式、方法要多形式、多渠道、多层面。教学过程的有序化:在研究性教学实施的过程中,要按照“问题的提出―引导―准备―指导―实施―展示―评价―理论提升―实践应用”的思路、层次逐步落实完成,使研究性教学过程是有序的、开放的、主动的、互动的、探索的、求真的。教学目标的多元化:真正实现人文地理学科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研究与创新、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全面教育。 4.“人文地理学”实施研究性教学应协调关系 “人文地理学”实施研究性教学应协调好以下关系。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教师是主导,是问题的激发者、教学过程的策划者、教学活动的参与者、教学效果的反思者;学生是主体,是问题的解决者、教学过程的实施者、教学活动的参与者、教学效果的体现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从“理论的实践化”到“实践的理论化”,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相得益彰。课内与课外的关系:时间安排、信息来源、问题分析与解决。基础与拓展的关系:基本概念、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实践、应用、拓展。有序与无序的关系:集体组织研究与自主性研究,研究结论形成与研究质量评价。 三、“人文地理学”实施研究性教学的教育效应分析 1.教育教学效应的多元性 “人文地理学”实施研究性教学具有多层面、多维度的多元化目标,覆盖教学过程中的各个要素和环节。①基于学生。研究性课堂教学活动的首要目的是培养自主、合作、反思、自我监控的“建构者、探究者”群体,使学生从被动的人文地理知识的接受和吸纳转变为主动建构人文地理知识和探索客观世界。②基于教师。培养研究性的教学者,在教学观念与思想、教学手段与方法等方面充分显现“组织者、学习者、参与者、研究者”的地位与作用[1]。③基于教学过程。充分渗透人文地理学的动态性、空间性、综合性、创新性的教学思想,配合学生研究性教学的认知规律,形成以人文地理问题解决为中心的多渠道、大数据信息来源、开放情感交流互动的教学模式,确立问题性质―寻找解决信息―反馈认知思路的教学程序。④基于教学环境。创设人文地理研究性的课堂情境,在课堂氛围中充分体现平等、自主、合作的教学本质特征,激发学生的积极反应,为学生的自主学习和个性发展提供自由空间。 2.教师引导教学行为的主导性 “人文地理学”实施研究性教学,教师的角色、行为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对人文地理教学活动的开展起指导性作用。主要表现为:①教学过程的组织者,即教师对人文地理研究性教学的内容、实施、评价等方面起组织作用。②教学行为的引领者,即教师在人文地理研究性学习实施的各个阶段给予学生指导和引导,而不是全程包办、灌输,导致学生失去主体地位、自主权力。③教学实施的参与者,即教师在研究性学习实施的全过程与学生一起进行研究、探讨,并进行反思和评价。④教学效果的评价者,即教师通过研究性学习的实施,对教学的研究性内容、教学效果、学生受益、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科学评估。⑤教学全程的研究者,即教师在参与整个研究性教学过程中,在教学观念与思想、教学手段与方法等方面进行讨论、反思、研究。 3.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主体性 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在“人文地理学”教学活动中应充分发挥其主体性、主动性和积极性,促进学习活动的顺利进行。研究性教学蕴含并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以学生的发展为本,培养人的价值、尊严,关心、理解和信任每一个学生,把“人文地理学”的学习建立在学生能动性的层面上。学生是研究性教学的中心,通过学生对人文地理知、情、意的深层投入与参与,使学习与研究并进,让学生成为自我反思、自我发展的主体。 4.知识生成过程的体验性 “人文地理学”实施研究性教学重视学习、研究的过程价值。研究性教学过程中蕴涵着巨大的教育价值,对学生的成长、全面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研究性教学注重学生人文地理思维方法的学习和思维水平的提高,更加注重让学生掌握社会调查、实地观察、文献检索、文献研究以及运用现代地理信息技术等科学研究方法与技能,激发学生探索和创新的兴趣与欲望,逐步培养学生主动质疑、独立思考、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积极学习方式。研究性教学强调学生在知识探究过程中的各种心理体验,通过心理体验明白人文地理知识创造的过程,在体验、内化、生成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创造行为的观念体系。学生的人文地理科学态度、情感、价值观等只有在亲身体验的基础上方可形成。 5.教学系统的开放性 “人文地理学”实施研究性教学,强调教学过程的开放性,为学生创造宽松、和谐、民主的教学氛围。教师由管理者、评判者转变为合作者、学习者和服务者,主要为学生创设友好宽松的学习、发展环境。学生之间是合作关系,师生之间是平等关系。思维方式也从单纯的教师思维到复杂、多向、多元的师生共同思维,从封闭走向开放。研究性人文地理教学对教学形式的要求是开放的,即拓展了教学的时间和空间。时间上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空间上教学的地点可以是多样的,课堂、社会、野外相结合。研究性人文地理教学的内容是开放的,表现在教材与其它知识资源的结合。研究性教学的形式与内容是开放的,有弹性的。教学的视野绝不仅限于课堂、教材、考试,而是随时能把师生引向外在的社会与自然界的关注之中,这会大大拓宽教学的空间,师生得以在更广的视野中寻找、发现、把握和研究“问题”。 人文地理论文:地方院校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究 摘要:以地方院校――菏泽学院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为例,在介绍该专业设置现状的基础上,对地方需求与专业特色进行了分析,进而从专业定位、课程设置、实践教学和教学手段革新四个方面构建了地方院校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关键词:地方院校;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应用型;培养模式 人才培养是高校最基本最重要的职能,而适合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应用技术型人才的培养是新常态下高等教育改革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课题。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是在原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的基础上调整而来[1-3],该专业涉及地理科学、人文科学、城乡建设规划、地理信息系统管理等多个领域的内容,培养既善于宏观区域经济层面机理分析又精于中微观层面规划设计的应用型复合人才[4],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亟需的应用型专业。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为毕业生提供了大量就业和创业岗位,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为学科专业发展和提高学生就业核心竞争力带来了机会。由于专业设立较晚,目前关于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研究并未深入展开,对原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的研究较多[5-7],部分学者对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课程体系构建、专业定位、实用人才培养模式等进行了研究[8-10],但关于地方院校该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较少。因此,笔者以菏泽学院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作为研究对象,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构建有地方特色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以求为社会培养大量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为地方院校该专业人才提供借鉴。 一、菏泽学院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设置现状 2004年菏泽学院升本后,为适应菏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多方调研的基础上,于2006年申报了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本科专业,2007年首次 招生,至今已有4届毕业生顺利毕业。专业设立以来,我们积极致力于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并逐步修订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在2006年培养方案的基础上,分别于2008年、2010年对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培养方案作了两次大幅调整,完成了从单一的培养方案到分城市规划与管理和旅游规划与管理两个独立方向的培养方案,再到分城市规划、旅游规划、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三个模块的培养方案,培养目标日趋清晰,培养方案日趋完善。2012年,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2012年)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介绍》的要求,结合学校的实际,将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相应调整为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070503)专业,并组织精干力量修订完善了相关培养方案。2013年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首次招生。2014年该专业被评为菏泽学院特色专业。 二、地方需求与院校专业特色分析 (一) 地方需求 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乡规划行业的人才需求一直处于旺盛状态。从国家层面的新型城镇化规划、新农村建设到区域层面的都市区规划,再到某个城市乃至最微观的村镇或社区发展规划,亟需一大批既善于宏观社会经济层面机理分析又精于中微观层面规划设计的应用型复合人才。从目前来看,发达地区及大城市人才聚集密度较高,竞争激烈,而欠发达地区和中小城镇人才严重匮乏,城乡规划人才地域分布严重失衡。菏泽市地处鲁西南,是山东省城镇化水平最低、经济基础最薄弱的市区之一,人才引进困难,城乡规划专业人才尤为匮乏[11]。 在全国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大背景下,菏泽市城镇化也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由量变到质变,中心城市、县城和小城镇同步呈现出爆发式发展之势。审时度势,菏泽市新一届政府确立了今后一段时期城镇化发展的三个目标:一是高标准推进新型城镇化。围绕构建中心城市、县城、小城镇、农村社区“四位一体”的新型城镇体系,大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确保在目前城镇化率43%的基础上逐年提升。二是按照“产城融合、设施配套、突出特色、宜商宜居”的要求,完善市县城镇发展规划,搞好功能区划分,优化城市布局。三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快完善城镇水、电、路、暖、气、通讯等公共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学校、医院、市场、公交、绿地、停车场等公共服务设施。在菏泽市城镇化推进的同时,借助乡村文明建设契机,菏泽市旅游业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原有牡丹观赏旅游的基础上,本着因地制宜、突出特色的原则,依托菏泽各县区的生态、文化、地域等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打造一批特色旅游小镇和乡村旅游品牌,实现“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发展目标。以上城乡建设、乡村旅游目标的实现及后续工作不仅需要高起点的规划设计,更需要关注“人地和谐”、城乡一体化和人文关怀等问题。而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人才具备了从城乡实体空间规划到“人地关系”人文哲学的多层次素质,拥有从宏观城乡规划,高起点做好城镇规划设计、构建和谐宜居的城乡环境,到微观项目设计的综合能力。因此,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人才为菏泽市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二) 专业特色 经过多年的发展,在原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的基础上,学校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1. 立足小城镇、面向新农村 专业建设从菏 泽 市及周边地区城镇化发展迅速,小城镇数量众多,建设滞后的实际出发,坚持以小城镇规划和新农村建设为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的目标,充分体现了专业设置的社会需求和市场化趋向,这些内容在培养方案制定及平时作业训练中均有体现。 2. 注重动手实践技能的培养 该专业为学生开设了两个学期的美术基础课程,以加强学生的手绘表达能力,在此基础上开设了AutoCAD、Photoshop、3DMAX等专业所需的各种城乡规划计算机软件课程,并配备专业教师加以辅导,以加强学生在计算机应用上的训练,培养学生的图件制作和图像处理能力,强化对规划图件的综合表达。培养计划中从“建筑单体” 到“城市详细规划”, 再到“城市总体规划”,最后到“区域规划”的课程结构设置,更体现了对学生循序渐进的实践操作技能的培养过程。 三、结语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是刚刚脱胎于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的新专业,其人才培养模式尚处于探索之中。学校立足于地方院校的实际,从专业定位、课程设置、实践教学、教学改革等方面对其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构建。但是应用型人才培养是一项艰巨任务,该专业发展与完善尚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为此,在专业发展中,紧密结合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地方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和优势、以及人才需求的新变化,不断优化本专业培养理念和培养方式,适时调整人才培养方案,真正使该专业毕业生适应社会需求,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人文地理论文:大数据给人文地理学带来的影响 大数据是由数量巨大、结构复杂、类型众多数据构成的数据集合,是基于云计算的数据处理与应用模式,通过数据的整合共享,交叉服用,形成的智力资源和知识服务能力。“大数据”的主要特征涉及数据规模大,数据生产速度快,数据来源与类型多元化,数据覆盖面广,数据细节丰富,数据间存在相关性,数据有弹性及数据的空间属性等。 从人文地理学发展历程看,大数据迎合了人文地理学“计量转向”与“社会转向”的发展规律。1950年代,得益于计算机处理数据能力的提升,人文地理学研究出现了“计量转向”。数量模型的引入提供了空间研究的方法基础,避免了简单、抽象、定性的约束。特别是舍弗尔 (Schaefer) 等为代表的学者倡导地理学是一门追求普遍规律的实证主义科学,并力图借助数学模型等工具发现空间法则。大数据提供了丰富的、详细的、实时的信息,有助于社会科学家更加全面、大尺度、精细化地研究各类社会科学问题,考虑到越来越多的大数据携带的地理空间属性,无疑也为关注空间的人文地理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同时,更加重要的是,在当前社会科学空间转向的大前提下,大数据为人文地理学科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内争取更多的关注与重视提供了新的契机。人文地理学的发展由早先的以定性描述分析为主到计量革命后的定量方法兴起,到20世纪70、80年代以后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模式,再到大数据环境以数据驱动的人文地理学研究,这其中通过对人与自然交互活动过程的实时、精细、动态感知,使从原先只能由结果去推断过程的研究模式转变为可以对事件发生的全过程实现可感、可知、可控的革新。这就是以数据驱动,特别是大数据环境人文地理学研究范式的一个创新。 大数据给人文地理学带来的变革除了思维模式以外,对现象与要素数据的实时性、覆盖面、精细程度(实时监测数据)也是一个极大的补充。传统统计数据由国家权威部门提供,而大数据时代到来使得人人都有可能成为统计数据的提供者与者(VGI),这是一种由下至上的自发数据收集形式,可能促使传统统计数据采集方式有所革新。带有空间信息的大数据给人文地理学研究带来了机遇。大数据与计量地理革命以及社会转型不应该被忽视,因为其提供了大量带有时间与属性信息的人类行为数据。新的数据源:大数据时代向通常以传统统计数据为研究基础的人文地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数据来源、方法论、思维方式。数据采集方法也已经从传统的统计年鉴数据、调查问卷数据、访谈数据转变为网络数据(社交网络数据)与新的空间定位数据(GPS,智能手机,位置服务等)转变。 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数据对研究的重要性,促进多学科之间的深度合作与信息整合:共享―整合―创新。新的研究核心:大数据时代为以“人”、“地”为核心的人文地理学研究提供了更多基于个体或群体活动行为理解、地理环境要素过程及作用分析的手段。借助传感器,采集并量化(如感觉、情绪、经验、文化、思想等)。新的研究转向:空间信息是连接大数据与人文地理学的关键要素、通过空间信息人文地理学研究将关注重点从“位置与空间”转向“人、活动与空间”。 甄峰,南京大学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城市规划与设计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注册规划师、中国地理学会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规划、信息化与智慧城市、宜居城市。参加过多项国家、部、省级重大课题研究工作,主持完成江苏省”十二五“规划城镇化课题,南京、银川、清远等大中城市的宜居城市测评与规划项目。已发表中英文核心以上刊物百余篇,出版、参编著作4部。完成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项,参加国家自然科学重点基金与自然科学基金的研究。
历史教学改革论文:中学历史教学改革中教师角色定位与转型 摘要:中学阶段所学的历史知识对于一个学生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是其历史知识的基础甚至全部。换句话说,中学历史知识可以培养一个学生的历史观甚至价值观,对其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历史人物的言论行为以及劳动人民的智慧也会对其产生一定的引导甚至能成为一个参考因素。但是目前我国中学课堂的历史教学暴露出太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扼杀了学生主动学习历史的积极性,不利于学生学习习惯的养成,同时也和新课改提出的新要求相悖,因此,如何改变历史教学现状对于教学的主导者——历史教师来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旨在挑明当前我国历史课堂暴露出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结合当前实际提出教师的角色定位,最后对于教师如何做到角色转型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中学历史;现状;教师角色;定位和转型 一、中学历史教学现状分析 1、课堂形式单一,多媒体缺乏 几十年来,历史课堂的教学模式似乎一成不变,都是教师带着一张嘴,拿着一只粉笔在黑板上滔滔不绝地讲解着历史事件、介绍着历史人物,然后分析该历史事件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或者总结该历史人物的丰功伟绩以及后人对他的评判。教师的讲解和分析成为了真理,学生在学业和考试的压力之下,只能死记硬背,被动地接受知识,没有过多时间去思考、去评判,都是将教师的话记录下来然后结合课本知识回去强记,目的只是为了能在考试中得到一个更高的分数。这种现状是很悲哀的,学生学习的目的不该是为了应付考试,每门课程的设置都有自身的意义,历史课程的设置主要是为了让学生铭记历史,这样才会更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才不会忘本。其次,还为了培养学生的历史观,让学生以史为鉴,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有一定的参考。但是,当前的历史教学形式无法激发学生对于历史的兴趣,当我们提到一个历史事件时,很多学生都能将该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解释得很清楚,但是却不能将很多历史事件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学习出现了断层的问题。 2、历史教师越俎代庖,将自己的看法嫁接给学生 历史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播者,理应站在一个客观公正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角度去从事自己的历史教学,但遗憾的是,人是感情动物,对一切事物都带有自己的一定看法,历史教师也不另外。在其历史教学过程中,教师会不自觉地将自己的看法片面的传播给学生,但是,学生没有过多的时间去思考、去检验,只是将教师的分析作为真理强记下来,这样学生对于该历史事件或者该历史人物的看法也就变得片面。比如在讲解国共第二次合作时,很多教师会为国民党鸣不平,过度洗白,一味强调在抗日期间国民党的贡献远远大于共产党,甚至评判共产党渔翁得利,没有国民党的帮助,不会取得最后的胜利。这种看法的荒谬度我们姑且不去评判,但是这种荒谬的看法在学生群体中扎根,激起部分学生对于共产党的愤懑,在日后则表现得更加激进。 3、中学历史教学内容狭隘、抽象,不具发散性 中学历史课本一般是按照事件顺序根据古、今、中、外来进行编排的,教师在讲解时也是按照这个顺序一步步展开,对于某一历史事件的分析也十分透彻,学生对于某一段历史的理解也比较全面。但是,我们的学生总是将历史事件割裂开来处理,无法看到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对于这一问题,笔者想举一个西方历史教学中的一个案例:美国一次历史考试曾出过这样一道题目,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当初如果没有死,欧洲会发生什么变化?试从经济、政治、社会三个方面分析。很多学生都分析道“如果窝阔台没有死,那么黑死病就不会传播到欧洲,修女和神父就不会死,人们就不会去怀疑上帝的存在,也就不会有席卷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意大利和西班牙就不会强大,日耳曼和奥匈帝国就不会出现在历史舞台之上……”回答得颇具高度,让人眼前一亮,我想这种答案在中国学生的回答里应该是鲜有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历史教学十分狭隘,一是一,二是二,机械地传播历史知识,千品一律地分析历史意义,却不能将诸多历史结合在一起来考量。另一方面,学生都是被动地去等待教师讲解,没有自己课下独立的思考和总结,也从来不去图书馆查阅资料,没有自己独特的看法,成为考试的机器。 二、历史教师的角色定位 1、历史教师应该充当学生和课本之间的桥梁,激发学生对于课本的兴趣 中学历史的综合性强,同时也是几代历史学家和研究者的心血,自然蕴含着丰富的价值,学生如果能将书本上的知识掌握,其历史基础便很扎实。但问题在于很多学生对于教材没有过高的兴趣,教师说到哪里他们就看哪里,不愿自己主动去阅读,这时候就需要教师的帮助了。历史教师应该扮演学生和课本之间的桥梁,将课本上较为抽象的、难懂的部分用现代化的方式重新展示给学生,并且和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拉近学生和历史事件的距离,使历史事件不再成为遥不可及的空中楼阁,这种方式会在一定程度上让学生感受到一种亲近感,更加愿意去学习。同时教师要从心理因素去排除学生对于教材的恐惧,不要让学生认为阅读课本是一种负担,要让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享受。此外,教师要充分挖掘教材中隐藏着的深层次历史问题,让学生知道教材的内容远不止人眼能看到的部分,还有很多有待开发和挖掘的部分,激发学生的探索欲望,主动去寻找教材隐含的内涵。具体的做法就是做诱饵,故意提出很多问题,抛砖引玉。 2、教师要做拓宽学生视野的钥匙 教材上的知识是有限的,教材的编者很难在几本书中将所有的历史提及到。但是中华五千年的厚重历史和世界的历史知识却是无限的。对于某些历史事件,在篇幅局限的情况下,很难面面俱到,这时候,教师就需要列书单让学生在课外进行一定的阅读来拓宽视野,去看看别人的评判和标准,这样才能更加公正、多角度地区分析一个历史事件,同时自己的理解也不会片面,而是更加深刻。但是,教师对于书单的罗列也要遵循一定的方法。首先,要和教材的内容紧密结合在一起,不能天马星空,让学生的课外阅读能够一定程度上对教材的理解有辅助作用;其次,书单的罗列在数量上要少,质量上要精。中学生的学业压力十分繁重,除了历史课程还有诸多其他课程需要学习,因此不能占用太多时间,这就要求数量要少。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之下,书本作为商品其质量也不如从前,历史书籍更是种类繁多,教师应该做出一定的筛选;最后,对于书单,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兴趣来,不能强迫学生去阅读,否则只会让学生更加讨厌历史课程,有违初衷。 3、教师应该充当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者,由课堂的领导者变为课堂的引导者 当前历史课堂上,教师的分析不容置疑,一直被当作真理,学生很少会去考虑教师的分析是否存在问题,长期以往学生就不会自己主动思考,更不会有创新意识,这种教学模式只会训练出新时代的“掉书袋”,不符合新课改的要求。因此,教师应该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鼓励不一样的声音。问题的提出对于师生双方都是有益的。一方面学生主动去思考了,会记忆更加深刻,另一方面,教师在解决学生提出的问题中会重新思考,转换角度,从而得到更深的理解,对于自己也是一种进步。 三、如何实现历史教师角色的转变 1、改进历史教学方式,充分运用多媒体技术 笔者前面提到,当前历史教学模式即教师讲解,学生负责听课和记笔记。这种教学模式一方面抹杀学生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不能将抽象的问题简单化,不利于学生的理解。在新课改的要求下,教师应该在备课时花更多的时间,查找相关的文献资料和影像资料,将这些先进的技术手段运用到自己的教学中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发散思维。比如说,对于一件工艺品,教材上即便进行多么详细的文字说明,对于学生来说依然是抽象的,不如一张图片来的明了。再比如,可以通过播放百家讲坛片段的方式,让学生对于某一段历史的理解更加深刻具体。 2、教师应该丰富学生学习历史的途径,摆脱死记硬背的模式 笔者认为这是历史教师进行角色转换的关键。学习历史的方式有很多,传统的,大家都是对课本知识进行记忆,但是很快就会因为时间的问题而淡忘。教师应该间接性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换一种形式来让学生学习历史。首先,教师可以对一些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然后让学生进行讨论或者辩论,教师在这场讨论中扮演者参与者的角色。比如,李鸿忠究竟是卖国贼还是大清良臣?再比如你认为曹操是乱世枭雄吗?隋炀帝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等。这些辩论会不断发散学生的思维,同时为了取得辩论的胜利,学生会在课下搜集资料丰富自己的知识;其次,可以开展历史人物板报、演讲和征文比赛等形式,让历史走进学生中去,使其不再成为谁在书本中的文字。 作者:王兴龙 单位:六盘水师范学院 历史教学改革论文:新课程历史教学改革论文 如今,素质教育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过去,“死读书,读死书”的状况正在日渐改变,全社会更加注重提高孩子的综合素质,培养孩子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在新一轮课程改革中,教师的角色将发生很大的变化。 一、由重传授向重发展转变 传统教学重视对知识的传授,却忽视了人的全面发展。新的课程改革要求教师以人为本,呼唤人的主体精神,因此历史教学的重点要由重知识传授向重学生发展转变。 我们知道,学生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思想、有自主能力的人,而不是一个有待灌输的“知识容器”。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既要掌握知识,又要获得情操的陶冶、智力的开发和能力的培养,同时还要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教学过程既是掌握知识的过程,又是一个身心发展、潜能开发的过程。在教学中,对于著名的历史人物如司马迁、霍去病、班超、文成公主等,笔者不是只简单的介绍他们的事迹,而是指导学生阅读有关的书籍,让他们整理相关的材料,然后在课堂上或小组中介绍这些英雄人物的事迹,畅谈英雄身上的优良品质,及对他们当时社会做出贡献,对我们今天的为人处事有那些启发等。通过这些活动,不仅能让学生学到历史知识,更主要的是能让学生从心灵深处激发出对优秀历史人物的崇敬,从而受到历史人物优秀品质的熏陶和感染,以培养学生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 进入21世纪,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日益激烈的科技竞争给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历史教育已不再是仅仅为了追求记住历史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记忆现成的结论,而是为了使人的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使人的个性得到自山、和谐的发展;新的教学观关注学生的学习动机、兴趣以及学习和认识历史的能力,关注学生学习历史后思想感情的变化。历史教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提高学生认识历史和现实的能力。回顾20世纪学校教育所走过的历程,大致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发展轨迹:知识本位——智力本位——人本位。当代历史教学应致力于发展学生包括智力在内的个性特征和整体素质。 二、由统一规格教育向差异性教育转变 让学生全面发展,并不是要让每个学生、学生的每个方面都按同一规格平均发展。一刀切、齐步走、统一规格、统一要求(复习旧课引入新课讲述课文提问巩固布置作业),少有变更,这是现行教育中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备课用一种模式、上课用一种方法、考试用一把尺子、评价用一种标准。这样做,只能把千姿百态、风格各异的学生“培养”成一种模式化的人。显而易见,“一刀切”的统一规格教育既不利于人才的培养,也不符合时代对教育的要求。在教学中为了避免一刀切、统一要求的弊病,笔者设计了各种问题,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回答,并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如历史成语故事比赛、课堂辩论会、模拟历史情景表演、仿古小制作、考察古迹寻找历史等。总之,在教学形式上,综合运用集体授课与活动、分组讨论和交流、自学与辅导、收集资料与研究等多种形式,不拘一格;在教学流程上也尽可能灵活多变,每堂课都按教学的实际需要来设计安排,以满足学生各种各样的需要,发展学生各种各样的能力。 有人说,黄沙如海,却找不到绝对相似的两粒沙子;绿叶如云,寻不见完全相同的一双叶片。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人海茫茫,教海无涯,我们既找不到两个完全相同的学生,也不会有适合每一个学生的教学方法。这就需要我们来研究学生的差异,以便找到因材施教的科学依据。 三、由重教师“教”向重学生“学”转变 一堂课究竟应该怎么上?传统教学是教师牵着学生走,学生围绕教师转。这是以教定学,让学生配合和适应教师的教。长此以往,学生习惯被动学习,学习的主动性也渐渐丧失。显然,这种以教师“讲”为中心的教学,使学生处于被动状态,不利于学生的潜能开发和身心发展。比如在分析历史事件的原因和影响时,教师过多地讲解、分析和说明,学生只是被动地“听”,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教师仍然把自己作为教学的中心,担心学生理解不了课文,于是就包办代替。这种教学方式培养不出有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来。 新课程倡导,教师的“教”是为了学生的“学”,教学评价标准也应以关注学生的学习状况为主。正如叶圣陶老先生说的:“最要紧的是看学生,而不是光看老师讲课。”历史教学不能再片面强调知识的传授,而应更加注意与学生情感的交流,应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向师生共同合作完成教与学的任务、注重教学过程中师生信息的交流,更加注重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引导学生主动地去追求知识,学会学习。因此,上课时教师要注意学生的反应,而不能只顾自己滔滔不绝地“讲”,而不管学生是否能接受。课后还应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个别辅导.与他们进行个别交流,要把学生适应教帅转变为教师关注每一位学生的发展。要研究如何“启发”学生接受和理解教师教给他们的知识,更要研究如何让学生学会自己去学习历史。 四、由重结果向重过程转变 “重结果轻过程”,这也是传统课堂教学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也是一个十分明显的教学弊端。所谓重结果就是教师在教学中只重视知识的结论、教学的结果,而忽略知识的来龙去脉,有意无意压缩了学生对新知识学习的思维过程,而让学生去重点背诵“标准答案”。所谓重过程就是教师在教学中把教学的重点放在过程上,放在揭示知识形成的规律上。让学生通过感知——概括——应用的思维过程去发现真理,掌握现津。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既掌握了知识,又发展了能力。历史学习是一个认识历史的过程,从感知历史,到积累和理解历史知识,再到对历史现象进行思考(比较、分析、演绎、归纳等),了解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找到历史发展的特征和规律,从而认识历史和现实的过程。历史教学如果只强调“学习的结果”,必然会走到死记硬背教科书知识的应试教育的死胡同里去。而要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动机、兴趣和思维能力,单靠教师的“传授”是绝对不行的,必须让学生亲身经历和体验这一过程。特别是历史思维方法的养成,是历史教学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如果强调学习的结果,只会把学生的思维引向一个共同的标准答案的方向,而没有什么历史思维可言。 重视过程的教学要求教师在教学设计中揭示历史知识的发生过程,指导历史知识的思维过程。从而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思维得到训练,既长知识,又增才干。在教学中,凡涉及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笔者并不重点关注学生是否得出正确结论,而是关注学生怎样得出结论。他们怎样找材料?怎样整理材料?怎样从材料中得出结论?如果没有像这样的学习过程,得出的结论往往是瞎猜的或是抄来的,说明学生没有真正学到知识,能力没有真正提高。 由此可以看出,过程与结果同样重要。没有过程的结果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果学生对学习的概念、原理、定理和规律的推理、总结过程不了解,就没有能力开发和完善自己的学习策略,那就只能是死记硬背和生搬硬套的机械学习。 我们知道,学生学习历史往往经历“(具体)感知——(抽象)概括——(实际)应用”这样一个认识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飞跃。第一次飞跃是“感知概括”,也就是说学生的认识活动要在具体感知的基础上,通过抽象概括,得出历史知识的结论。第二次飞跃是“概括应用”,就是把掌握的历史知识结论应用于实际的过程。显然,学生只有在学习过程中真正实现了这两次飞跃,教学目标才能实现。 如此看来,过程是不可省略的。压缩和忽略学生的思维过程,直接让学生得出结论或抄背前人提供的答案,这种做法是舍本求末,对学生的学习十分有害。有的教师在教学中忽视学生知识的学习过程,削弱学生从感知到概括的过程,急于得出自己的教学结论,结果使学生一知半解,似懂非懂、造成感知与概括之间的思维断层。此外,学生对“概括应用”这个基本环节也需要一个反复多次、循序渐进的思维训练过程。但有的教师喜欢把概括后的结论马上加以应用,甚至一开始就做变式题,造成学生严重的“消化不良”,并加重了学生的学习负担。很显然,这种“欲速则不达”的做法无法保证教学的质量,更谈不上发展学生的学习策略。 五、由单项信息交流向综合信息交流转变 从信息论上说,课堂教学是由师生共同组成的一个信息传递的动态过程。教师采用的教学方法不同。信息交流的方式也不相同。一般来悦,主要有以下四种。 1.以讲授法为主的单项信息交流方式。教师讲解,学生接受。 2.以谈话法为主的双向交流方式,教师问,学生答。 3.以讨论法为主的三项交流方式,师生之间互相问答。 4.以探究——研讨为主的综合交流方式,师生共同讨论、研究、做实验。 按照最优化的教学过程必定是信息量流通的最佳过程的道理,显而易见,后两种教学方法所形成的信息交流方式更好,尤其是第四种多向交流方式最佳。这种方法把学生个体的自我反馈、学生群体间的信息交流,与师生间的信息反馈、交流及时、普遍地联系起来,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多方位的立体信息交流网络。为此,在上新课之前,我总是布置学生围绕这一课的内容去阅读相关的历史书,上课时让学生充分地议论、提问,教师也参与议论,并强调指出:教师的看法仅供参考,以鼓励学生继续思考、研究下去。或课前布置一些课题让学生去准备(学生也可以自拟课题),上课时师生再来一起讨论。 这种教学方式能使学生通过合作学习互相启发、互相帮助,使不同智力水平、认知结构、思维方式、认知风格的学生实现“互补”,达到共同提高。这种方式还加强了学生之间的横向交流和师生之间的纵向交流,并把两者有机地贯穿起来,组成网络,使信息交流形成纵横交错的立体结构。这是一种最优化的信息传送方式,它确保了学生的思维在学习过程中始终处于积极、活跃、主动的状态,使课堂教学成为一系列学生主体活动展开与整合的过程。 六、由居高临下向平等融合转变 传统教学中,教师对学生处于“我教你学”“我讲你听”的地位,学生完全听任教师摆布,受教师灌输。教师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师生之间的关系显然是不平等的。 现代教学论研究表明,学生的学习存在两个心理过程。一个是感觉——思维——知识、智慧(包括知识技能的运用)的过程;另一个是感受——情绪——意志、性格(包括行为)的过程。前者是一种认知过程,是智力活动;后者是情感过程,是非智力活动。两者密不可分,缺一项都不能成为真正合理的学习过程。然而,传统的教学理论只看重认知过程,却忽略了情感过程,丢弃了非智力因索在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巨大作用。这也是造成当前学生厌学和教学效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教学过程中最活跃的是师生之间的关系,教师与学生都是有情感、有思维的教学统一体。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人格,同时,学生也要尊重教师的劳动。在教学中笔者总是积极鼓励学生发言,“你讲我听”“你问我答”。并鼓励学生就学习中的有关问题与教师争论、探讨。这样师生在教学中情感交融、气氛和谐,达到了师生情感上的共鸣,这样才能建立新型的、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 七、由教学模式化向教学个性化转变 教了几十年书,上了几千节课,送走了几代人,要问自己的教学模式是什么,教学特点有哪些,实在是说不清。这是我们相当一部分教师的通病。而现代教学却要求教师树立特色意识,形成个性化教学。 教学方法的大忌是单一化、模式化、公式化。那么怎样才能形成自己的个性化教学呢?这就要求教师不能墨守陈规,而是要勇于创新、积累、总结、提高。教学是一种创造性活动。不明确这个问题,就不能准确地分析和判断教师的课是否有个性风格,是否符合新时期素质教育的要求,是否有助于培养有智慧、有创造性的一代新人。 教师教学的创造性首先体现在对教材的处理上。教材往往把知识以定论的方式直接呈现在学生面前,学生看到的是思维的结果——教学结论,而看不到思维活动的过程。具有创造性的教师应该使课本上的知识“活”起来。导演对剧本的处理是一种再创造。与此同理,教师并不是教材和参考书的“留声机”,而是要针对学生的心理特点和已有的知识,对教材进行科学和艺术的处理,从而形成可以操作的教学思路。这就是一个教学再创造的过程。重要的是“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 其次,教学创造还在编制和优化教法上。各种教法各有利弊,如何传道授业,需要教师在吃透教材的基础上,进行教法上的编排、设计和加工,克服组织形式的模式化。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当好组织者和引导者,帮助学生积极主动地利用教材为学习服务。 再次,教学创造性体现在教师富有个性的教学风格上。教学是一种艺术,教学风格就是一种教学艺术的创造性表现。教师在教学中不仅要遵循一般的教学规律,而且要结合自身实际和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突破和创新。 新一轮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将使我国中小学教师发生一次历史性的变化,教师的课堂教学方式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教师将随着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而重新形成自己的教学方式。 历史教学改革论文:历史教学改革论文 学习历史课程,可以使学生了解人类历史的发展历程,认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原因和规律,认识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与人、人与自然及人与社会的关系。学习历史课程,可以培育学生的历史智慧和人文素养,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和世界意识,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和改革创新精神,使学生更好地迎接未来社会生活的挑战。历史课程在素质教育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近年来,北京市广大中学历史教师认真贯彻落实北京市中学历史学科的三个指导性文件,不断深化历史课堂教学改革,努力提高中学历史课堂教学质量,取得了不少成绩。但用素质教育的要求来审视,历史课堂教学中仍存在着一些亟待改革的问题。主要是: 一、教学目标的固定化与封闭性。 近年来,在确定中学历史课堂教学目标时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即分为知识传授、能力培养、思想教育三个方面。这一方面反映了历史教学研究成果,教学目标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发展;另一方面,它内含的固定化因素对课堂教学目标的制定也有一定的制约作用。首先,它造成了对这三项任务不能完全涵盖的内容的忽略和排斥。诸如,不同年级学生在审美教育、情感教育、心理教育等方面的心理需求在历史课堂往往不被认识或重视,这些直接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另外,固定化也导致了相对的封闭性,教学过程中存在着忽视各项目标之间有机联系的现象。其表现,一是知识目标定得多且细,课堂教学承载量过大;二是能力目标和思想教育目标往往流于空泛,存在着老师用教学大纲中“培养学生初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向学生进行社会发展规律教育、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等历史教育的宏观目标作为一节课的具体目标的现象。三是教学目标间不能统筹兼顾,常常厚此薄彼或顾此失彼。其结果,是使中学历史教学的育人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 二、学生的主体地位没有真正确立。 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旧的教学观将教师视为知识的传递者、能力的培养者、思想认识的教育者。在这种观念下,不少教师在备课时对学生的自主性活动或是缺乏设计,或是停留在一问一答浅层次的认知活动上。在教学过程中,教学方法和手段的单一化,也造成学生主体参与教学活动的积极性不高。北京市基础教育研究中心历史室根据近两年在各类学校所听的约四百节历史课的情况进行分析,得到的认识是:历史课上教师以自己为中心,讲述时间过长,学生主要是听教师讲,处在被动地位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地存在。其结果是,学生对历史课不感兴趣,课堂教学质量得不到真正提高。 三、教学评价的片面性和评价方式的单一化。 中学历史课堂教学评价的片面性,主要表现在对教师教学的评价上。在评价课堂教学时,重视评教忽视评学,将教师“教”得怎样作为评价课堂教学的主要依据,对学生的学习状态、学习过程中的心理感受和学习的实际效果缺少有效的考查。教师在设计教学时也是从“教”的角度想得较多,从学的角度考虑得较少。 中学历史教学评价方式的单一化,主要表现在对学生学业成绩的评价上。一是在确定学生历史课总评成绩时,一般只重视期末的考试成绩,对学生平时的历史学习情况缺少记录和考评,或者是有记录而与总评成绩无关;二是在考试方式上,一般只是书面考试,几种常见的题型,很少有实践活动的考查;三是在考试内容上,多以记忆性知识为主,历史思维能力和唯物史观的考查较少。对学生学业成绩的评价方式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习,学生认为历史考试必须“死记硬背”,形成惧怕或厌烦心理,或者平时不好好学,考试时临阵磨枪。学生在平时学习过程中的积极性得不到激励,缺乏主动学习的内驱力。 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是当前进行历史课堂教学改革,推进素质教育主要要解决的问题。对此,我们经过认真的研究和探讨,提出以下四个方面的思考: (一)、实现教学目标的开放性和多元化。 现代教育的不断进步和历史教育功能的深入挖掘,要求历史课堂教学目标不断更新和完善。要使历史教学与时展同步,教学目标的设计和实施就要树立以人为本,以学生的发展为根本出发点的观念,突破旧的模式,实现开放性和多元化。 第一,要充分重视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和教育。北京市21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方案中的《历史课程标准》(以下简称《标准》)对历史教学目标的表述与过去的大纲有了很大不同。首先是将态度、价值观目标放在了第一位。这是因为对人的发展而言,态度和价值观相对于能力和知识应该更受到重视,在选择教学内容,设计和实施教学目标时,应首先予以考虑。近来用“态度、价值观”取代“思想教育”目标的作法已被越来越多的老师所接受,有人将其进一步表述为“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这种表述比之“思想教育”拓展了历史学科的教育功能,它可以涵盖原来思想教育目标不能包括的情绪、兴趣、动机和意志等各种情意目标,体现了目标的多元化。此外《标准》中还在“态度、价值观”具体目标中,提出了“培养人文素养”、“提高审美意识和审美情趣”等内容,这是以往各版本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从未明确提出的。和“思想教育”相比,“态度、价值观”的表述更加重视学生的主体性。它提示教学过程中,学生的人文素养主要是通过学生主体参与教学活动,学习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得到的人格、气质和修养的内化。从终生教育的大教育观看历史教学目标,青少年时期是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最关键时期,“态度、价值观”目标的确定当然至关重要。 第二,从学生的发展出发,实现教学目标的开放性。“学史使人明智”。“明”可以说是对历史规律、人类文明发展的科学认识:“智”既包括鉴古知今的认识智慧,也包括开拓未来的创新智慧。“明智”的过程就是引导学生运用分析、归纳、比较和概括等思维方式,对重要的历史问题、历史现象和历史进程的认识过程。这个认识既体现了教学目标的多元化,也说明了各项目标间开放、渗透和融通。北京素质教育经验交流会展示课《战国七雄》的教学设计在教学目标间的开放与融通上作出了成功的尝试。首先,确定了以商鞅变法为重点教学内容,用以培养学生的改革意识和创新精神,引导学生从顺应历史潮流、推动社会进步的角度去认识人生价值的教学目标;在思维能力培养上,教师与学生一起就“商鞅变法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为什么商君死而秦法未改”等核心问题进行了讨论、激发了学生思维的创造性;为保证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时间,教师对教材的知识内容大胆地进行了取舍。从教学实况看,学生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很高,思维活跃,在探讨历史问题的同时掌握和理解了重点知识,训练了历史思维能力,从活生生的历史中受到了做人、行事的启迪。 (二)、确立学生在历史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学生是历史学习的主体,推进素质教育,深化历史课堂教学改革,需要我们认识主体、尊重主体、发展主体,让学生主动地参与教学活动。学生在自身的“体验”中学习历史,在体验中“学会学习历史”,就是能力的培养过程和人文素质的提高过程。 第一,认识主体,就要转变旧的教学观念,改变“以讲为主”的教学模式。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明确“教”是为了学生的“学”;学生要成为教学活动的全面参与者;教师要成为学生主动学习的指导者和组织者。认识主体还要突破以教材为中心的旧观念,全面了解学生,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按照学生发展的需要,调整教材内容,删繁就简,以保证学生主体参与教学活动的时间和空间。 第二,尊重主体,就要在教学过程中创设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平等、和谐的民主学习氛围。教学民主性的激励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许多思维的火花就是在尊重中绽放。尊重主体就要面向全体学生,平等地关注和尊重每一个学生,给他们以主动参与教学活动及表现、发展能力的机会。尊重主体就要在课堂上关注到学生基础、智力和爱好特长的不同,使他们都能参与教学活动。一些历史教师因材施教,实行了的分层教学。他们不仅在课堂教学中的讲述、自学、提问等环节兼顾了不同层次的学生,而且在课前预习、课后辅导、作业和考核中都从层次性出发,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这样,全体学生在不同基础上都可以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这种成功可进一步激发学生的自信心和学习兴趣,并迁移到整个历史学习的过程中。 第三,发展主体,探索适合学生主体学习的教学模式。教学模式作为课堂教学的结构和活动程序是客观存在的,它受制于教育思想和理论的指导。“以讲为主”教学模式是传统教学思想和历史教学传承习惯的体现。但是,随着素质教育研究的深入,改变旧的教学模式和落实素质教育精神已成为广大历史教师的自觉行动。经我们最新的调查表明,北京市历史课堂教学学生主体活动时间有了明显增加,由原来平均每节7分钟,增加到了15-20分钟。《德国法西斯专政的建立》、《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和内战的爆发》两节研究课,采用了人文学科的“问题解决”教学模式,其课堂实录师生讨论的片断在北京市历史教学研究会年会播放后,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并得到了莅会各方面专家的肯定。当前,越来越多的教师正在探索和试验体现学生主体学习的教学模式。教学模式可以不同,但遵循的教学规律和教学原则是有共性的。首先,要注意不断提高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质量。历史课堂教学中,学生应当经过“意向——感知——理解——运用”的认知过程,这个过程应是师生互动的,在恰当的历史情境中对有价值的历史问题提出、探究和解决。停留在一般感知层次的学生活动,不可能产生创新意识和培养创新能力。其次,要保证学生活动的足够时间和空间。教师要给予学生系统的学法指导,还要调动学生情感、兴趣、意志等非智力因素。再次,要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教学媒体的变换可以调动学生多种感官参与学习,还可使更多的学生有独立观察、思考和参与解决问题的机会。 (三)、运用多样化、现代化的教育技术。 从培养适应21世纪人才的角度思考,显然仅仅依靠一支粉笔、一块黑板的传统教学方式已远远不能适应需要,合理、创造性地利用现代化教育技术资源已成为课堂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而从历史学科本身所具有的不可再现性的特点和较其他学科更为严重存在的“师讲生听”的状况看,如何实现现代化教学媒体为历史课育人目标服务的功能,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第一,转变观念。一是要转变不重视现代化教育技术在人文学科中运用的思想或认为现代化教育技术的运用太麻烦、太难的畏难情绪。二是要改变已往把现代教育技术仅仅看作是一种教学手段或教学方法的看法,要看到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是社会变革的动因,而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全面运用,将“导致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方法和模式的深刻变革,并最终导致教育思想、教学观念、教与学的理论乃至整个教育体制的根本变革”(何克抗:《论现代教育技术与教育深化改革——关于ME命题的论》,)。也就是说现代化教育技术的运用是与提高学生人文素养、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教育目标相联系的。 第二,促进教学模式的转变。从已经开发的教学软件看,其设计思想基本上还是以“教”为中心,主要作用仍然是辅助教师如何在课堂上讲授,而较少考虑学生如何学的问题。这种设计实际上同多年来统治我们课堂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有关。这也告诉我们,教学模式不改变,仅仅是内容、手段、方法的先进,是不可能真正使素质教育进入历史课堂的。我们主张,在先进的教育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充分利用多媒体交互性强、共享性好等特点和超文本、网络特性,开发教师为主导和学生为主体两者相结合的教学软件,促进新型的教学模式的建构。 第三,因地制宜、灵活、创造性地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和技术。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全市历史学科教育技术运用的状况是不平衡的,大致分为两种状况:一是以城八区为主,计算机辅助教学发展得较快,有些区已经把让青年教师掌握一种工具平台软件视为教学基本技能。一是以远郊区县为主,由于设备、条件等硬件的限制,计算机辅助教学刚刚起步,教学媒体还以投影、挂图为主。我们主张应将教育技术发展的现实性与长远性相结合。具体而言,一方面应大力发展现代远程教学网络和计算机辅助教学,在利用现已推出或上市的计算机辅助教学系统的同时,鼓励中青年教师掌握一种工具平台技术制作优秀的教学软件,而市区教研中心应为实现全市历史教师软件资源的共享,变现今全市软件开发“人自为战、封闭”式的小生产模式为开放、共享的模式创设条件;另一方面应因地制宜,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灵活、创造性地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和技术推进课堂教学的改革。 (四)、明确教学评价的指导思想,改进教学评价的方式方法。 教育教学评价有很强的导向功能,形成素质教育机制带有关键性的一项任务是解决教育教学评价问题。中学历史学科要推进素质教育,必须改进教学评价特别是课堂教学评价。 第一,要树立符合素质教育精神的历史教育价值观。教学评价是对教学活动及其结果进行价值判断。进行价值判断的依据是教育价值观。素质教育的价值观核心就是提高学生的素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中学历史教育是素质教育的组成部分,评价历史教学,主要不是看教师是否能讲,不是看学生对具体的知识记忆多少和某一次书面考试成绩,而是要考察其是否有利于学生素质的提高和人文精神的养成。 第二,要构建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指标体系是教育价值观的具体体现。目前,应从素质教育的要求出发,对评价的指标体系进行调整。在教学目标上,不能拘泥于教材内容,要考虑学生发展的需要,体现开放性和多元化;在教学内容上,要允许教师根据学生的状况和教学的需要作灵活的处理和选择;在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的选择上,要鼓励教师选择和创造适合学生主体学习的教学模式,提倡展开课堂讨论,师生合作、生生互动,通过研讨问题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树立科学的历史观;考察教学过程,不仅要看教师对知识结构的把握和重点、难点的处理,更要看教师如何“导学”,如何发挥学生主体作用,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在课上的活动既要有量(即一定人数和时间)的保证,也要有质(即活动的效率和效果)的要求;考察教学效果,主要看学生的学习效果,看学生在课上的思维状况和学习情绪如何,测试学生具体的学习效果怎样。 第三,提倡用多种方式评价学生的学业成绩。学生平时学习成绩和课上参与情况应在学期历史学成绩中占一定比例。历史课的学业成绩考核除了书面考试还要有实践活动,要鼓励学生进行历史演讲、历史小制作、历史参观考察等实践活动,鼓励学生自己搜集资料,撰写历史小论文,对学生学习活动的成果应计成绩。历史书面考试也要从重知识考查向重素质考查、重能力考查转变,逐渐扭转死记硬背应付考试的局面。 第四,改进评价模式和评价策略。首先是变单向评价模式为双向评价模式。教学是为学生的发展服务的,教师要评价学生的学业成绩,学生也可以评价教师的教学态度和教学水平。教师日常教学情况怎样,是否适合学生,学生最有评价权。学校和教育督导部门在评价教师时,也应重视学生的看法。当然,让学生评价教师,有一个科学和慎重操作的问题。其次是合理采用量化统计和分析描述的评价策略。量化统计的评价策略重数据、重实验控制,表述精确,但难于全面地评价教育效果的丰富内涵。比如评价学生主体活动的情况,光用活动的时间和发言的人次显然不能说明实际的教学效果,还必须描述学生活动的内容和活动中的表现。分析描述性的评价带有综合性,能够准确表达教学活动的意义,但没有一定的数据也会缺乏说服力,特别是在评比性的教学评价活动中,量化指标有时是不可少的。 历史教学改革论文:高中历史教学改革论文 摘要:本文从新课改后,对高中历史的教学要求方面进行研讨,分析当前高中历史教学的要求,从而提出对高中历史教学进行改革,进而提出改革的策略与方法。 关键词:高中历史新课改教学改革 新课程改革之后,高中历史主要是以专题的形式进行内容编排,主要体现了专题史的特点。它的优点是与通史比较,因为研究的范围、空间更加广阔,也更容易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但另一方面,因为课程知识的广泛性和学习内容的选择性,传统的历史教学模式,即告知学生在历史上的某年某月发生了什么事以及重要人物的事迹等等已经不合时宜了,历史教学必须进行变革,才能适应新课程改革的需要。 1对传统历史教学的扬弃 新课程背景下的高中历史课堂教学,在形式上应该是灵活多样的。历史学科本身就是一门人文学科,而且是一门思辩性很强的学科,强调对内容繁杂的历史事件做思辩性考察,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再用“填鸭”式的满堂灌,因为这种传统的教学方法虽对提高学生的考试水平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不利于学生能力和素质的提高,只会将学生的思维模式固定成一个模式,就成为传统意义上的死读书的学生。时至今日,我们需要的是有能力和高素质的人才,是能够去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所以必须变革传统高中历史的教学模式。 2采用的方法 新课改之后,就必须引入新的教学方式。即问题授课方式,结合高中历史标题采用模块化教学方式。 2.1问题授课方式 在这种授课方式下,教师成为问题的点拨者和研究的指导者,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由学生自己思考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比如在学习第六课“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时,可以让学生根据前言提出的三个问题,经过自己阅读、思考得出结论;也可以让学生扮演雅典城邦的执政官的角色来设计民主方案;还可以让学生通过比较中外政治制度,得出雅典民主的进步性和局限性。这种教师点拨、学生探究的教学方法能够很好地培养和发掘学生的思辩能力和历史感。 为了让学生尽快进入角色,教师在授课之初必须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比如,在讲授第一课“封邦建国”一课时,我设计了四个层次递进的问题:1.封邦建国的条件是什么?2.分封的对象有哪些?3.分封形成了怎样的等级结构?4.西周封国和商朝封国有什么不同?学生把这些问题的答案搞清楚了,自然就对“封邦建国”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同时,通过老师这样的层层设问,学生也学会了如何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当然,新课程下的历史课堂教学形式不只是问题教学法,还有讨论法、讲述法、情境重现法、辩论会法等等。历史教师应根据课型的不同,选择不同的授课方式。笔者尝试过很多的方法,让学生撰写小论文就是一举多得的好方法。比如,在完成第三课的教学后,发给学生柳宗元的《封建论》全文,让学生在研读的基础上,结合教材内容和自己的认识,写一篇《论封建》的论文,能很好地提高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和写作能力。其他的教学手段还有播放历史纪实片、考古专题片、评点历史影视剧等,都能让学生在课堂上活跃起来,积极参与到教学中来。 2.2模块化教学方式 高中历史教学可以采取职业教育中的模块化教学法,将这种教学法移植到历史教学中来。所谓模块化教学法(MES),是20世纪70年代初由国际劳工组织研究开发出来的以现场教学为主,以技能培训为核心的一种教学模式,它一出台就在许多国家,特别在发展中国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由“计划”转向“市场”,我国的教育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该教学模式以其灵活性、针对性、现实性、经济性的特点,越来越受教育理论工作者及各类职业技术学校的关注。作为一名高中历史老师,我认为我们可以借签这种教学方法,在历史课上使用。因为这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同时,我们所使用的新教材也是按专题编写的。 如在我们讲授一堂高中历史课时,根据专题,我们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方面来讲授: (1)划分小组。小组人数以3—6人为宜,推选组长。组与组之间大体上要平衡,控制小组成员的变量很多,如学习者的学习成绩、知识结构、认知能力、认知方式等。 (2)确定内容。一节课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需要通过完成一项或几项具体的任务融合到教学过程中,从任务中引出教学目标,使学生产生学习知识的兴趣。一项好的任务是完成教学目的的关键,要把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维度的目标融入任务中,使任务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 (3)布置任务。确定要完成的任务后,教师要向学生具体详细地讲清任务,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认清了自己要完成的任务后,如果觉得对此力所能及,便自然愿意去完成。 (4)学生实施。向学生讲明要做什么后,教学组织者、实施者是教师,教学的指挥、调度仍掌握在教师手中,还要让学生知道怎么做,指导学生想办法、找出路,特别是对有困难的学生要给予必要的指导,使每个学生都能顺利完成任务。这一阶段,教师是“指导者”、学习伙伴、“导航者”的身份较为明显,学生在亲切友好、和谐平等的气氛中进行知识的学习。 (5)评价结果。学生完成任务之后,教师要进行讨论、总结、评比,使教材内容得到进一步地强化。各小组学生代表要依次对完成的任务发表见解,其他小组提问或发表自己的看法,由老师或小组负责人进行总结,最后由老师评价。评价包括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运用知识解决新问题的能力以及学生在活动中的表现等,注意多褒奖,少贬低,以激发学生进行下一轮学习的兴趣。 3开展课外教学 传统的高中历史教学很强调课堂教学,对课外教学则很少关注,仅仅只是偶尔让学生去参观名胜古迹,次数非常的少,甚至有的学校从来就没有组织学生去参观过。 所以,除课堂教学要改革外,开展历史课外活动、历史研究性学习也是高中课程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虽然很多学校没有条件把学生带进历史博物馆和历史遗址,让学生亲身感受历史,但完全可以在学校内开展一些活动来模拟历史,可以通过表演历史小戏剧,再现历史场景。 另外,教师还要引导学生充分地利用网络资源进行研究性学习,通过查找一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详细信息,丰富自己的历史知识,开展一些感兴趣的自主研究;其次,让学生结合所学知识开展一些社会调查,或者做一些开放性的历史作业。 综上所述,新课改之后,高中历史也要适应形势的需要,进行改革,这样才能真正提高学生的能力。 历史教学改革论文:高中历史教学改革初探 摘要:随着基础教育改革的不断发展,高中历史教学也面临着重大的改革。历史是高中教育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门学科,认真学习历史能够使学生全面了解世界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因此,教师应在课堂中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启发学生创新思维,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本文主要围绕高中历史教学进行分析,并提出了针对历史教学改革的有效措施。 P键词:高中历史;教学;措施 高中生的学习目标是顺利通过高考,因此,每门课程在教学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课程作为高中教育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不仅能够使学生了解到中国历史的灿烂文化,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锻炼学生的记忆能力与创新能力。如今,新课标的对高中历史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要求教师从知识到实践、从素质到能力进行全方面的提升,并根据高中学生的特点制定出相应的教学改革措施。 1.转变师生角色,确立学生主体地位 以学生为中心是新课改的一个重要理念,这对传统教学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观提出了挑战。在以往的教学中重教师轻学生,学生是被加工的对象,完全受教师的摆布,可以说只是执行命令的机器,而没有个人的思想与情感参与,这样的教学所培养出来的学生只是会机械运用教材上现成的知识解决特定的问题,而问题稍有变化就会不知所措,灵活运用能力与创新能力缺失。因此,在教学中我们要实现以教师为中心到以学生为中心的转变,转变师生关系,突出学生学习的主体性,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使学生以主人翁的身份积极而主动地参与到教学中来,经历知识的形成过程,在探究的过程中主动地构建知识,使学生更深刻地理解与记忆,更灵活地运用,促进学生综合能力全面提升。作为新时代的教师不仅是一个教者,而要是一个学者,是与学生一起参与学习的共同体。因此,教师要从高高在上的不可动摇的权威者走下来,与学生站在平等的位置上,变师生间的对立为平等、民主、和谐、融洽,增强学生的主体意识,强化学生的主体体验,使学生主动而积极地参与到教学中来,使整个教学活动都围绕学生的学习展开。 2.教学方式的多样化 要想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实现教学的事半功倍,就必须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在新课改的要求下,目前的高中历史教学要以学生的学习为主体,让学生在课堂之上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自身的优势。这样就要求我们的教师要科学合理地开发新课改的内容资源,在课堂中实现教学目的。相比较传统的书本传授的模式,我们可以采取多方位、多手段并用的方法,利用现代的科学技术进行课堂的补充,让内容活起来,让学生动起来。 比如,教学“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这一课时,教师在导入时可以用《秦王扫六合》的主题曲,甚至可以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这样学生的学习兴趣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了,在学生情绪激昂的氛围中学习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封建王朝,知道了这样一个国家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又如何进行统治的。 3.组织实践活动,提高学生运用能力 教学的目标是提高学生的运用能力,实现学以致用。在历史教学中,我们要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让历史更好地为现实服务。因此,在教学中我们不能只让学生识记课堂上所学的教材知识,而是要打破传统教学的局限,注重历史与社会、历史与生活的联系,将课堂向外延伸,以社会为大课堂,寻找更为宽广的学习空间,从具体的教学内容出发,与现实找准结合点,将教材知识向生活延伸,以体现教学的开放性、实践性,使学生的眼光与视野不只是局限在教材上,而是向生活延伸,向社会延伸,引导学生关注生活、关注社会、关注政治,提高学生的历史运用能力与历史思辨能力。如我们可以引导学生从现实生活中寻找相关资料来支持论证自己的历史观点,组织学生开展社会实践调查活动等,让学生真正学会历史,会学历史。 4.培养学生多角度的历史观 历史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于同一个历史事件,站在不同的角度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甚至在不同的时间点也会对历史事件的考量不同,对历史的事件的评价更是如此。目前,史学界对诸多的历史事件存在争议,如近代化史观、生态史观,革命史观、全球史观等。这就要求我们能综合不同的历史观点来对学生进行引导,在争论中让学生能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一些存在争议的历史问题,在讨论中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发散性历史观。 关于“殖民扩张”问题的看法,我们可以让学生认为是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世界各地的联系和交流,使世界各地的联系日益紧密,也可以理解为加速了被殖民地区落后的经济生产模式的解体,并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技术,同时也冲击了当地落后的制度和思想观念,甚至可以让学生明白,殖民扩张也极大地促进了被殖民地区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程度。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通过不同的历史观点去解读,必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就要求我们要在新一轮的课程改革中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引导和学习,让学生能够学会用客观的眼光看待历史事件。 总之,让学生能够在课堂之中学习到知识和技能是广大教师所共同追求的,只要我们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素质和教学水平,加强对学生的引导,就能够培养学生健康、全面的历史观。 历史教学改革论文:略谈深化历史教学改革 摘要:传统的教育目标非常单一,就是使学生的分数能够提高就是好的教育,而新课改的方向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所以,在历史教学中应与社会发展同步,在历史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上应注重多元性,坚持以学生为本位。重视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这是因为一个人的发展不单单是高分就是人才,首先应该将教育学生的人格放在第一位,所以,态度和价值观的培养比学习知识更重要。 关键词:历史教学;素质教育;问题;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历史教学改革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那么,传统的历史教学存在哪些问题,如何就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笔者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简单谈一谈看法。 在传统的历史课程教学中,历史课程往往过于封闭,教学模式过于单调,教学方式不灵活,不能适应学生的发展需要,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教学目标的固定化与封闭性 近年来,历史课堂教学的教学模式比较单一和固定,以教授历史知识作为唯一的教学目标,而对学生的思想培养却显得有些滞后。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念、思想认识等方面的培养不能适应学生的发展规律,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课堂教学效果。此外,教学模式的固定化和封闭化,使教学不能联系实际,忽视教学目标之间的关联,往往顾此失彼,使历史教学的功效不能通过历史课程充分发挥出来。 二、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 在传统的历史教学过程中,教师是课堂教学的主体,历史课只是单纯的老师教、学生学,甚至是教师讲,学生记。没有互动,也没有交流,教师只是知识的传递者,对学生个性的发展、学生主体地位的培养却很容易忽视。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对教学内容的认识,往往只是停留在浅层的知识认知上,使学生的主体地位得不到突出,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的积极性得不到提高,最终使学生厌烦上历史课,抵触上历史课,教学效果很不理想。 三、教学评价的片面性和评价方式的单一化 以前的历史课堂上,教师往往忽视对学生的评价,常常是只注重讲授知识,对学生评价很少甚至不评价。教师讲课怎么样作为课堂效果的依据,针对学生的学习情况或者听课情况深入探究。即使有评价也是片面和单一的。主要表现在,一是只注重历史课的最终成绩,也就是在期末考试的成绩好就是历史课程学得好,对平时的监督和考评基本没有;二是只注重笔试的成绩而忽视实践能力的考查,不能将历史教学与现实社会生活相联系,考查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三是考查内容上只注重记忆性的知识,而忽视历史素养能力的考查,即考查内容只注重知识性,不注重思想性,不能引导学生在考查层面上将零碎的历史知识系统起来,用历史的观点分析问题。 四、实施素质教育,深化历史教学改革 当前在历史课程中存在的问题,是实现素质教育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历史新课程改革中主要要解决的问题,为此,我们主要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去提高。 1.在教学目标上实现多元性和开放性 传统的教育目标非常单一,就是使学生的分数能够提高就是好的教育,而新课改的方向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所以,在历史教学中应与社会发展同步,在v史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上应注重多元性,坚持以学生为本位。重视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这是因为一个人的发展不单单是高分就是人才,首先应该将教育学生的人格放在第一位,所以,态度和价值观的培养比学习知识更重要。而态度和价值观的建立不仅仅是思想品德方面的教育,还包括学习情绪、兴趣、动机等方面的情感态度,充分体现了新课改下历史教育的多元性发展。其更注重学生的个性培养,所以,今后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应逐渐使学生主动参与到教学活动中,通过历史教学的学习,使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人格和修养逐渐内化到学生心中,而中学阶段正是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阶段,所以,实现历史课程教学目标的多元性和开放性至关重要。 2.在历史教学过程中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新课程改革要求将学生放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教师只是引导者,所以,在今后的历史教学中,应注重学生的发展,教师首先应该树立新的教学观念,应重新审视教学方式,将学生放在重要的主体位置上,尊重主体,发展主体,让学生主导参与到历史教学活动中,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在历史的课程中体味到乐趣。那么,如何转变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主体地位呢? (1)应认识主体 教师要转变传统的教育教学方式,改变以前主要以教师的“讲”为主的教学方式。要知道教师只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要认识到在历史教学中,教师不只是教授知识,应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接受能力、层次差异等多种因素,保证学生的主体参与性。 (2)应尊重主体 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将教师放在高高在上的位置,教师与学生应建立一种平等互助、共同进步的教学关系。我们知道激励教学是重要的教育教学方式,只有多多鼓励学生,学生自然就会愿意学习。所以,在今后的历史教学中,教师应充分关注和尊重每一位学生的发展,使每一位学生都能够参与到教学中,因材施教,分层教学,这样每一位不同程度的学生都能够在学习历史课程中得到认可和尊重,更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 (3)应发展主体 教师认识到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后,最重要的就是要发展学生的主体地位,就是要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去设计教学课堂,给学生留有充分的发展空间,并引导学生主动参与,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只有学生主动参与进来,才能在历史教学中提高能力,培养素质。 历史教学改革论文:新课程环境下的初中历史教学改革路径探索 摘 要:初中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对学生的成长有着重要影响,在综合素质教育的提倡下,初中历史作为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教学内容,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历史教育有助于初中生整体素质的提高,如何有效地提高在新课程环境下的初中历史教学成效就成为一项重要的教育研究课题。 关键词:新课程;初中历史教学;改革;探索 随着我国素质教育的逐步深入,对于如何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初中历史教学作为综合素质教育中十分重要的一个课题,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如何有效地开展初中历史教学,提高初中生对历史的兴趣,正成为初中教学中十分严峻的内容,也是对初中教学改革的考验。 一、在新课程环境下初中历史教学改革问题的提出 随着最近几年我国在教育系统内所进行的改革的逐步深入,素质教育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初中历史教学正是素质教育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科目,关系着初中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同时也是我国教育改革对培养全面人才的一个要求。目前我国初中历史教学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由于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我国的初中教育中还存在着对历史教学不重视的问题。由于学校、教师对这一课程的不重视,导致学生对历史课程也缺乏应有的兴趣,很多初中生与家长甚至对历史课程存在很大的抵触心理。从现有的调查报告中可以发现,绝大多数的初中生对历史课程存在抵触情绪,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初中历史课程枯燥乏味,学生提不起兴趣。这就对初中历史教学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我们广大的初中历史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不仅仅要传授相关的历史基础知识,而且应当积极激发学生对历史的兴趣,鼓励学生对课堂中的历史知识进行扩展性的探索。而如何提高初中生对历史的兴趣,如何有效地开展历史课堂的讨论等,都是全新的研究课题,要求我们广大的初中历史教师及其相关的研究人员不断进行探索。 二、新课程环境下初中历史教学改革的路径 1.创新初中历史课堂教学模式 初中生有自身的特点,特别是初中生所处的年龄阶段,使其对各类新鲜的事物特别好奇,这就要求初中历史教师在教学中必须打破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不断创新教学模式。在初中历史教学实践中要关注如何提高初中生对问题的分析与解决能力,彻底改变传统教学模式中的死记硬背等教学模式。要想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改变教学模式,初中历史教师应当逐步引导学生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在每堂初中历史课之前,可以让学生先收集与课堂内容相关的一些知识,然后在课堂中进行讲解,因为初中生是带着任务来学习的,所以可以激发其学习的积极性,也能激发其对历史学习的兴趣,而通过对这些相应知识点的收集,可以有针对性地提高其自学能力,由于要在课堂中对已收集的知识点进行讲解,可以培养其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2.将各类现代化的技术引入课堂 在传统的初中历史教学中,初中历史教师要进行大量的准备工作,这无疑增大了教师的工作量,而传统的初中历史教学由于教学手段单一,无法满足初中生对知识的渴求。随着社会与科技的进步,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与多媒w技术的发展,各类新兴的技术逐步走进了课堂,比如,在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中可以使用多媒体技术进行相关知识点的讲解,使初中生可以全方位地感受到知识点的内涵,从而增进初中生对知识点的了解,有助于其对知识点的掌握。 3.理论联系实际 在初中历史教学的实践中,初中历史教师要特别注意理论与实践的关联,要逐步培养学生将理论使用到实践中去的能力。初中历史教师可以有效整合学校内与学校外的各类历史资源,将各类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从而使各类资源的功能发挥最大作用,为初中历史教学服务。 在初中历史课堂教学开展到一定程度后,教师要积极地开展各类活动,以有效地巩固相关的知识。比如,可以组织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将学生带到各类历史古迹或是各类历史教育基地中,使学生对相关历史的认识不再是课堂上空洞的知识点,而是实实在在的感受,从而增强学生对相关知识点的理解,同时也增强学生的历史责任感,在社会实践中还可以培养学生对问题的收集、分析、解决能力。 在新课程环境下初中历史教学作为素质教育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正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如何有效地开展初中历史教学,如何创新初中历史教学模式与方法,正成为初中教学研究中十分重要的课题。改革初中历史教学的模式与方法,不仅是新课程标准的要求,同时也是关系初中生综合素质的重大问题。本文就新课程环境下初中历史教学改革问题提出的背景进行了简要的说明,并就相关的改革路径进行分析,希望对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有所帮助。 历史教学改革论文:基于“以生为本”视角下的初中历史教学改革研究 摘要:在教育事业改革日益深化的形势下,各科教学方式、教学理念等都发生了大的变化。初中历史教学作为传授学生历史知识,帮助学生树立正确历史观的重要学科,在改革过程中,也应遵循新课标要求,着重强调“以生为本”,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兴趣和自主探究欲望,以促进其全面发展。 关键词:以生为本;初中历史教学;改革 现阶段,我国愈发注重素质教育,在各阶段教学中,都逐渐将提升学生各方面素质作为重要教学任务,并引入“以生为本”教学理念,强化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实现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的提升。初中历史教学也应遵循新课改要求,基于“以生为本”视角开展教学改革,进一步实现历史教学的有效性。 一、基于“以生为本”视角下的初中历史教学改革现存问题 1. 形式化 在初中历史教学改革中,“以生为本”教学理念的融入存在形式化的问题。一些教师对“以生为本”教学理念的认识不足,未能将其充分渗透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中,仅对教学活动进行表面上的改变。例如,在传统教学中,教师主要采用单向知识灌输的教学方式,而在新课标要求下,一些教师为了展现“以生为本”教学理念,开始在教学中运用多媒体技术,但是整体教学方式依然采用灌输式教学,只是将板书换成了多媒体屏幕,改革内容十分简单,不存在质上的变化。同时,一些教师也仅仅将“以生为本”教学理念的融入作为一项应对公开课的手段,仅在公开课上与学生进行互动、开展实践性教学活动,在平常的课程中依旧采用传统教学方式,历史教学改革形式化严重,与“以生为本”教学理念及新课标要求严重不符。 2. 过度化 初中历史教学改革过度化问题刚好与形式化问题相反,是教师过度偏重“以生为本”教学理念所产生的。一些教师对“以生为本”教学理念十分认可,未能根据实际教学情况对这一理念的应用进行有效控制,导致教学目标发生偏离,反而大大降低了教学效果。例如,在“虎门销烟”相关内容的教学中,一些学生在与教师互动中,提出“林则徐行为不利于环保”的观点,历史教师为遵循“以生为本”教学理念,鼓励学生对其所提出观点展开探究,并要求学生对其他销烟方式进行探索,但是却未能考虑到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超出了历史教学范围,不符合历史教学目标,对学生历史知识水平的提升无法发挥明显作用,不利于学生学习效果的提升。 3. 简单化 在初中历史教学改革中,教师“以生为本”教学理念的融入存在简单化的情况,缺乏对教学方式的创新,难以调动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无法达到预期的学习效果。例如,在初中历史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仅为教师提问、学生回答的形式,且提问内容多为“同学们对这一观点是否认同”等缺乏引导性及启发性的问题,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此外,为体现对学生的尊重,多采用鼓励方式,导致学生对教师问题敷衍应付,无法得到独立思考问题能力、思维能力等方面的培养。 二、基于“以生为本”视角下的初中历史教学改革的有效途径 1. 增加学生的自主学习机会 “以生为本”教学理念要求教师尊重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因此,教师应尽可能地为学生提供自主学习的机会,满足学生这一学习需求。例如,在学习《》一课时,教师可以根据学生各方面的水平程度,将学生科学地分成几个小组,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针对“失败原因”的问题,从经济、政治、军事等多个方面展开探讨。学生对小组成员都十分熟悉,在讨论过程中,能够积极发表自己的观点,与其他成员展开激烈的讨论,实现思维的融合及碰撞,得到了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对于其自主学习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团结协作能力等的提升有重要作用,并且有效地补充、巩固了学生的历史知识,既符合“以生为本”教学理念,又提升了学生的历史学习水平。 2. 正确引导学生探究路径 在初中历史教学改革中,教师应注意“以人为本”教学理念作用发挥的“度”,对课堂进行良好掌控,正确引导学生探究路径,以免教学方向偏离教学目标,无法完成教学任务。“以人为本”教学理念,鼓励学生思维发散、拓展。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正确观点应给予适当的鼓励,对于学生的不同观点也应正确引导,使其思维始终在教学主线上。例如,在学习秦始皇、武则天等历史人物时,学生对这些历史人物相关的故事十分感兴趣,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在课后通过网络、书籍等查找相关内容,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教师结合教学内容对学生的评价进行正确指导,帮助学生区分真实历史事件与小说、电视剧虚拟情节,始终将学生的关注点吸引在教学内容上,以达成教学目标。 3. 结合学生兴趣开展多样化教学 过于简单的教学方式变化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且不符合“以生为本”的教学理念。因而,在初中历史教学改革中,教师应结合学生兴趣爱好,开展多样化教学,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以便更好地提升学生学习效果。例如,在学习“官渡之战”相关内容时,教师可以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根据课文内容,编制历史情景剧。初中生对表演十分感兴趣,通过自编自导自演,学生能够产生一定的成就感,能够有效地提升其对历史学习的自信心,并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收集,获得历史知识的补充。在表演过程中,学生充分融入角色,也可以更深入地体会当时的历史背景,拉近与历史人物的距离,巩固所学历史知识。 三、结论 在初中历史教学改革中,“以生为本”教学理念的融入至关重要。目前,一些教师在这一教学理念的应用中,还存在着众多的问题,需要教师对这一教学理念深入理解,充分尊重学生主体地位,增加学生自主学习机会,正确引导学生探究路径,结合学生兴趣开展多样化教学,以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增强教学效果,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全面发展。 (作者单位: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江北高级中学 725000) 历史教学改革论文:师范院校历史教学改革研究 摘要:现阶段基础教育改革正如火如荼的开展,师范院校历史教学存在明显的教育理念滞后、和历史新课程改革不协调、教学方法落后等问题,直接导致了师范院校学生教育理论基础薄弱、教学研究能力不强等问题。因此,本文着重针对师范院校历史教学改革的必要性与主要路径进行了分析,供大家参考。 关键词:师范院校;历史教学;改革 从本世纪初开始我国各师范院校的历史专业都纷纷推进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以期适应时展需要。随着近年来基础教育改革的深入展开,特别是新课程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以后,历史专业的教学效果怎样?是否可以与基础教育改革要求相适应?笔者针对这些问题针对一些释放院校教授历史专业的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发现当前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多数和历史教学论课程相关,下面我们针对师范院校历史教学改革的相关问题进行进一步分析。 一、师范院校历史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1.满足素质教育发展要求 知识经济时代对人才的需求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传统“应试教育”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社会的发展需求,素质教育的理念开始从这时传达出来。对于各学科来说素质教育的实施都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历史学科也是如此,传统历史教学的目标并不全面,各项具体目标之间都存在尖锐的矛盾,在教学实践中长期存在这种情况,对历史教学质量造成了严重影响。从20实际80年代素质教育实施提出以来,中小学开始了行动,展开大幅改革,@对于师范历史教学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师范历史教学改革更加迫切。 2.历史学科面临的困境 从提升国民素质、推动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历史教学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一个国家对于历史教学的重视程度,直接影响了该国家国民的文化水平高低以及道德品质素养,直接关系到是否可以利用科学的历史经验为自己的行动及决策提供指导,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但是要想提升国民的道德水平与决策能力,还需要经过漫长的形成过程,历史学科与数理化等工具性学科不同,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历史教学改革的过程是无比漫长的,需要很久才能让人看到它的价值。 3.师范历史教学的弊端 当前师范院校的教学内容为两门通史,其教学内容重复,根本无法适应时展的需求,采用的教材观点也非常落后,例如《世界近代史》使用按照资本主义国家矛盾、殖民半殖民地人民解放战争以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的线索进行历史学习,利用这种观点编出的教材根本不能将世界近代史全貌反映出来。采用“满堂灌”的教学方法和比较简单的教学手段,教学课堂中很少窥见先进教学手段的应用,严重影响了人才培养的质量。 二、师范院校历史教学改革的主要路径 1.坚持与时俱进,适应新课改需要 在历史教师培养过程中历史教学论课程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在历史教育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与纽带作用,所以,必须紧紧把握历史教学改革的脉搏,时刻关注历史教育改革的发展动态,通过多种途径和措施向学生传递有关新课程改革的相关信息,并针对历史改革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深入的分析和探讨,这样才能使学生有效把握历史课改的具体内容,把握住新课改的发展方向,与历史教学改革的新要求相适应。 2.把握时代脉搏,应用新媒体技术 在师范院校历史教学改革过程中,教学手段革新是重要的突破口。随着近年来教育技术的快速发展,各种教学媒体技术开始应用于历史教学中,目前教学手段开始逐渐朝着多媒体、网络化的方向发展,利用多媒体教学软件将历史教学内容生动的展现给学生,有效的活跃了历史课堂的气氛,学生对历史知识的认识从看书、教师讲授变得更加直观,有利于加深学生对很多历史问题的了解。在历史教学中应用多媒体计算机网络,可以将教学时间、空间打破,使资源共享得到实现,从而进一步加快更新教学内容的步伐。 3.注重培养学生教学研究能力 在师范院校历史教学中唤起学生教学研究的意识非常重要。首先,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利用教育网站、教育类期刊阅读与历史教学研究相关的论文,综合了解当前的教育理论及相关热点问题;其次,指导学生结合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作出一些综合性文章来,锻炼自己写作的能力;最后,学生结合自己的兴趣与能力,将历史教学中的某个问题作为自己的学年论文或毕业论文,以此为核心进行资料搜集及文章写作的相关工作。这样一来,学生的教学研究能力就可以在潜移默化之中得到提升,更好的为以后教学研究工作奠定基础。 4.建立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首先,应更新传统教育观念。长期以来形成的“知识质量观”、“专才教育观”单纯重视对知识的传授,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必须积极转变教育理念,将开发学生智力与常规教学相结合,不断的将新的教育科研成果应用到教学之中;其次,提升教师的知识水平。教师必须拥有非常扎实的历史功底,同时还要时刻关注历史研究领域的新成绩,在教学过程中与教材内容相结合,将最新的知识传授给学生,这对于学生视野的拓展非常有利;第三,教师还要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衡量教师的综合水平科研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指标,科研能力的高低直接反映了教师是否能够跟上时展的步伐,只有符合社会发展需要,才能为社会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当前师范院校教学改革的背景之下,教师必须不断更新自己的教育观念,同时加快对学科体系的建设,积极改革传统的教学方式方法,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对学生教学研究能力的培养,以学生全面发展为主要目标,这样才能为历史教学领域输送更多优秀的历史教师。本文对师范院校历史教学改革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分析,虽然当前师范院校历史教学中存在很多问题,但是相信在改革的大背景下,师范院校教师一定会在实践教学过程中不断探索、研究,进而形成适合自己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 历史教学改革论文:管窥农村中学历史教学改革 [摘要]历史课程改革要有利于教师教学理念的更新和教学方式的转变,有利于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然而教材的局限和农村学生的实际情况限制了新的教育教学理念的实施。农村中学的教师在设计教法时,要兼顾夯实学生知识基础和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关键词]历史课程改革;农村中学;教材;学情;教法 一、农村中学历史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1.农村中学历史教学效果不够理想 笔者求学时涉猎了很多教育教学理论,培训中接触了各种教学一线的教法和学法,但在课堂上运用时总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总会有差距,再完美的理论也需要通过一定时间的实践来检验。 记忆中的历史课是教师一本书、一支粉笔、一张嘴就能说古论今,最多再加上一块小黑板和两张试卷。学生动手画,张嘴读,到黑板上默写,课外练习和参考资料基本没有,考试成绩还不错。如今的历史课是教师课前查阅各种资料编写教案、设计导学案,课上用尽各种现代化的手段展示,课后还要写教学反思和批改作业。学生拥有各种图文资料,课上像演员般展示自学成果,课后要做大量的练习,然而历史成绩在高中文科科目中应该算是最低的。 2.农村中学生历史学习能力不够理想 真羡慕历史公开课上的那些学生,他们站起来就侃侃而谈,坐下去就合作探究,问题一想就透,习题一做就会。而笔者所接触的学生,有的不清楚中国的朝代顺序,有的抄书还抄错字或找错行,读不懂材料题的大有人在。每年的两次大型考试(学业水平测试和高考)按分数划分为A、B、C、D四个等级,学生大都在后三个等级。 二、农村中学历史教学工作反思 1.人民版历史教材的局限及改进 笔者所在的学校使用的是人民版历史教材。人民版教材将同一时期的历史分割为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三个模块,一学期只学其中一块。笔者所在农村中学,只有部分文科班的学生可以将这些历史整合起来,大部分理科生根本不知道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过程,更有甚者连中国的朝代顺序都不清楚。可喜的是,《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初稿)》纠正了这一弊端,必修课程设一个模块,名为《中外历史纲要》。课程内容分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史三个部分,每个部分的内容均在历史时序的框架下。希望新的历史教材尽早应用到实际教学中,这样才能养成和提高学生认识历史所必备的时空观念,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才能有切实的依据。 2.农村中学生学不好历史的原因 高中历史课程多、时间紧――3个学期要学完25个专题82个学习内容――而每个学期只有20周,每周只有2节课,除去节假日,几乎一节课就要完成一个学习内容。虽然笔者认为历史是有趣的,打心底也想让学生感受,但在课堂上却是心有余而时间不足。受江苏省高考模式影响,语数外是三“大科”,历史是“小科”之一。农村中学的学生大多数能上的学校就是高职高专,这些学校对历史的要求不高,再加上历年来“小科”里最难的还是历史,成绩好些的学生会认为历史学好了也用不着,成绩中等的学生会认为花时间学好历史不值得,成绩靠后的学生会认为历史学了也学不好。在如此重的教学任务和学情下,农村中学历史教学所遇到的困惑就不难理解了。 3.农村中学历史教学要夯实知识基础和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历史教材中都强调群体的历史,忽视个体的历史,真实历史中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和一件件生动的事例在历史教科书中很少出现,只有在影视剧和语文书中有所呈现。现在的高中生都有自己的偶像或崇拜的对象,但这些偶像或对象大都不是我们历史教科书中的人或物,所以学生记不住历史教科书上的内容,却对其偶像或崇拜对象的事迹如数家珍。针对这种现象,笔者就想法将教材上群体的历史与学生的个人经历联系起来,以此来增强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和加深学生对历史的理解。现在看来,这与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第三条――历史理解不谋而合。当然,这样讲解的前提是学生掌握好基础知识,具体做法是要求学生将知识点在书上画出来,笔记也记在书上,再准备一个默写本,通过画、读、记、默四个步骤切实夯实基础知识。笔者告诉学生:如果全班基础知识都记牢了,会有奖励――看历史纪录片。这样,学生就有相当大的兴趣和动力去学历史,历史成绩也就有所提高。听过笔者授课的学生大都认为历史课很轻松很好玩也很好学。 综上所述,即使教材和学情不利于教学,教师的职业道德和学校的声誉也不允许以此为理由来推脱责任,在此大背景下,笔者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教学风格,虽然上不了大台面,但对于笔者所教的农村学生确实是行之有效。 历史教学改革论文:初中历史教学改革的必要性及出路探索 摘要: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环境下,为提升学生教育水平,实施课程改革是必然的。初中历史作为一门重要基础课程,在教学改革中应积极转变观念,创新教学方法,将课内与课外改革相结合,积极合理地利用现代技术,走出历史教学改革的困难,促进初中历史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关键词:初中历史;教学改革;必要性;出路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也刺激着教育走向改革,只有创新教学才能培养多元化人才,符合当今社会发展规律。初中历史作为一门重要学科,是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方式之一,对此项课程进行改革有助于调动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提高教学效率,但在改革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一定的困难。 一、初中历史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长期以来,我国初中历史处于典型的分科课程,不仅没有质的变化,在教学内容方面也较为单一化,再加上历史课程课时的一再缩短,使此门课被安上“副科”的名称。而九年义务教学初中历史课程逐渐分配合理化,也相应纳入国家课程管理,甚至与综合课程并存,都体现了课程改革的优势。课程改革的关键还在于是否能调动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是否符合创新教育的要求。初中历史教学注重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做到全员参与,引导学生进行创造性学习。不少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过于强调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培养,似乎要让学生成为专业的历史学专家,收获的教学效果可想而知。初中学生没有接触过或很少接触历史,不管是生理、心理还是知识程度都处于薄弱状态,而初中历史由注重讲解过去的人物或朝代更替,该如何引导学生对历史现象正确认识并掌握其学习规律,是教师实施教学的重点因素。初中历史教学改革的目的是改变传统的注重知识传授、机械训练的现象,激发学生主动探索的积极性,倡导学生乐于探究,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能力,从而增强综合学习能力。 二、初中历史教学改革面临的困难 1、教材与教学内容的制约 新课程改革后,初中历史新教材中增加了大量的图像资料,与教材中的文字部分的相辅相成,有利于增加历史学习的趣味性,在内容上也更加全面,同时增设了“自我测评”、“综合探究”等环节,更注重对学生能力的培养,从整体上来看是较为成功的。但在以往的教学中,教材是教学中主要的课程资源,新教材文字文字较少后,空白部分必须由教师加以补充,而受到教育经费投入、师资力量等因素的限制,当前初中历史教学中除教材外的课程资源较为缺乏,不能满足教学的需求。同时由于当前初中历史仍被划分为“副科”,课时较少,时间有限,新教材中设置的活动环节,若在课堂上完成,则必然会影响到其他教学任务的完成。 2、师资方面的问题 新课改给历史教师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丰富的历史专业知识、社会、文学等跨学科知识外,要求教师还要具备灵活多样的教学组织能力,社会活动能力等。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当前初中历史教师的素质不能较好地满足新课程改革的需求,教师的教育理念仍较为陈旧。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初中历史教学中依旧普遍存在着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的现象,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关注点主要放在如何将知识讲透彻、如何方面学生更好地背诵记忆上,单一的背诵记忆较为枯燥,易使学生产生厌烦情绪。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不少教师开始注重对学生能力的培养,但在实际实践中由于应试教育思想的因素的影响,往往只注重学生分析、理解能力的培养,其目的也是为应对考试,而忽略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能力培养存在片面性和功利性。一些教师虽积极响应新课程改革,但往往过于注重形式的改变,如教学中设计大量的问题,虽然从表面上来看学生活动多,但回答问题机械简单,学生没有实际思考的过程,导致教学活动最终流于形式。还如一些教师在课堂上积极利用多媒体等现代技术,但未认识到多媒体只是辅助手段,将课本上的插图扫描到计算机中利用多媒体播放,既无意义,也易造成喧宾夺主。 3、学生方面存在的问题 新课程标准要求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但由于初中生思维较为活跃,在课堂教学中往往出现教师提出一个趣味性的话题,学生纷纷进行讨论,且想象力丰富,易偏离主题,影响课堂有序性。由于不同学生个性存在差异,在课堂自主讨论过程中,部分学生较为活跃,但大多数的学生往往并不参与讨论。在组织自主探究活动时,不少学生并没有自主学习的习惯,教师若不加强制,学生往往不会主动进行,若强制学生完成,又易使学生产生逆反心理。此外,受到当前一些影视剧、网络小说的影响,学生对历史的理解缺乏严肃性和真实性,如在学习清朝历史时,对于熟悉的历史人物,学生的回答甚至包括《鹿鼎记》、《步步惊心》等一些作品中虚构的人物。 三、初中历史教学改革出路 1、切实转变观念 初中历史教学改革中,不仅要转变教师观念,也要对学生的观念进行改变。初中阶段的学生都处于思维活跃阶段,该如何利用历史教学的优势让学生睿智明理,综合思考遇到的事物,是当前每位初中历史教师要重点思考的问题之一,因此在教学改革中,应注重对学生对待历史的传统态度进行转变,引导其用全新的观点和态度看待历史,从而进行高效学习。由于历史学习是一种非学科知识的学习过程,它和自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改革,历史总结了以自然为基准的人类社会,学生应从学习历史中不断提升自我观念,从而达到积累经验的目的,最后作用于自然,发挥历史教学的真正作用。学习历史的意义在于了解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过程,开阔视野,增长智慧。然而历史并不是简单的讲述着过去,它还要和现在连接,将所学知识运用至国家、社会及自身的现实环境中。历史教学在新课标要求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学科的所需,教学中以学生为中心,教师要尽可能地在教学中贴近实际生活和学生。此外,还要与学生构建和谐平等关系,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才能促进学生主动学习和探索,创造和谐的学习环境。 2、积极变革教学方式 初中历史教学目标总体围绕符学科技能养成和培养符合与社会主义国家相符的合格公民素养两个层面,它帮助人们用微观和宏观等角度看待过去,理解现在。然而传统课堂都是“一言堂”模式,教师是课堂的主宰者,学生被动地仰望教师接受学习,使学生的创造性和主观性受到了极大地压迫,学习效率低下。所以,改变目前初中历史教学改革的出路之一则是用多元化的学习方式提高课堂效率。首先通过历史想象,还原场景。历史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其中涉及了大量的人物故事和朝代变迁历程,需要通过正确合理地联想让零散的教材知识脉络清晰化,提高学生构建自主思维体系水平。例如在讲解“北京人”生活时,有学生则根据教学内容展开了联想:“十几个北京人随着号角声走出山洞,他们的手里有石头、木棒及弓箭,利用这些工具去森林射伤一只老虎,晚上,妇女,小孩都围在火堆旁分享白天的猎物,满足又幸福。”想象的教学方式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教学效率。其次大胆提问,扩展思维。教师要让学生在学习历史时保持积极的热情,若单纯运用情感因素感化是不够的,要用其他有效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引导学生主动发生问题,进而求解,教师在创设问题时应与教学内容主题相结合,并在讨论的过程中,注意引导学生的思维,使学生围绕教学内容进行讨论,让学生从问题中进行深度探讨,达成学习效果。 3、课堂改革与课外教学相结合 初中历史新教材中的探究环节将学生的视野从课堂延伸到了课外,如何恰当地运用这些内容,处理好课内与课外的关系,也是初中历史教学改革中亟待处理的问题之一。在学生开展探究活动时,课堂上,教师应注重对学生的指导,帮助学生明确活动的目标,指导其制定活动的计划,并对学生需要解答的问题、活动方法、观察手段等提出具体的要求,对学习探究的过程进行分解,以使学生能够有序地开展探究活动,从而保证探究活动的实效性。同时还应根据学生的身心特点,积极组织一定课外活动,如举办历史图片展览、撰写重要人物小传、召开历史主题班会等,以此来加深学生对历史人物的理解,使学生了解真实的历史,丰富学生历史知识,拓展学生视野,对历史课堂教学进行补充,同时开展趣味性的课外活动,也有利于增强学生学习、了解历史知识的兴趣。 4、充分合理利用现代技术 现代信息技术为教学提供了新的手段,当前初中历史教学中多媒体的应用已经较为普遍,其声画合一等特点,对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十分有利,但在运用多媒体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注意把握多媒体运用的合理性、适度性,避免过度使用。除多媒体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移动学习逐渐兴起,其是在数字化学习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学习者可以真正实现随时随地且快速的学习,不再受传统学习环境和固定地点的限制。通过移动设备的利用WLAN或WIFI进入互联网,与普通的互联网用户一样进行浏览、查询和实时交流,是基于连接浏览的移动学习方式。随着新媒体的出现和发展,访问浏览网站的学习者还可将图片、视频、信息传到网上,与更多的在线网友进行沟通学习,交换不同的学习意见,融合不同的学习理念和方式,改善自身在学习上不足。尤其初中历史作为知识点较为密集的一门课程,移动学习可以不仅能让学生享受到更多的教学资源,还起到巩固学习效果,发散思维的作用。 结语: 初中历史教学在新时代背景和新课程标准背景下,对其实施改革是必然的,也借助课改的方式改变以往“死记硬背”、“副科”的传统观念,深知历史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阵地,让学生在获取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同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从多方面提高教学质量。 历史教学改革论文:社会责任培养视阈下初中历史教学改革初探 社会责任意识是个体从责任赋予者那里接受责任后,对社会责任的一种强烈的自觉意识和崇高的情感、意志以及对自身社会权利与义务的自觉认识。初中生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他们肩负着民族复兴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重任,本文将主要分析初中历史教学改革中如何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 从中学历史教育当前的实际情况看,初中生思想状况的主流是积极、健康、向上的,他们理想高远、学习勤奋、工作积极,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多数初中生普遍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意识。但是,由于受种种因素的影响,初中生社会责任意识也呈现出日益淡漠的现象和趋势。以下将从一名初中历史教师的角度阐述如何在初中历史教学改革中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 一、社会责任的内涵 社会责任就是指个人对国家和民族、对家庭和社会、对他人的生存和发展承担的职责和使命,以及未承担职责所应承受的后果。社会责任就其本质而言,是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对现实的人的要求,反映了社会与个体的关系:社会为个体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精神环境,个体主动担当责任又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总是处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处于特定的位置上,肩负特定的使命,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之间客观内在的社会联系决定着人们的责任,由此可见,人只有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社会生活才能正常进行,个体才能成为社会有机整体的一分子,才能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二、初中历史教学改革中学生社会责任意识的培养 (一)帮助学生充分认识自我,树立自信心 人贵有自知之明。只有学会了解自我,认识到哪些是己之所短,哪些是己之所长,树立起足够的自信心,扬长避短,学生才能够有效地生活和学习,才能够做负责任的事情。树立自信心,是学生责任感形成的基础。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先呈现事例,实际目的是为教师提出问题做铺垫,同时又让学生的思考有针对性。学生的反应应该会很强烈,看书、商讨的学习活动自然生成,可以避免一部分学生看书、一部分学生无所事事、一部分学生身在神游的尴尬局面出现。教师变换提问的方式,实际上是引导学生变换一种学习的角度,在以后类似的学习内容中学生就会采用此角度去分析思考问题。 (二)以学生为本,培养学生的责任行为 初中历史教师首先应以学生为本,在充分尊重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把责任心发展的目标与各学科教学的内容自然地、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历史课堂教学内容培养学生的责任观念,通过课堂练习培养学生的责任行为。其次,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如上好每一节课,做好每一次作业,甚至回答好每一个问题,写好每一个字,也能在潜移默化中帮助学生责任意识的形成。此外,作为为人师表的教师,也应注意自己在课堂中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准备充分的课堂教学、一丝不苟的作业批改、细心踏实的行事作风,均会给学生起到受益终身的影响。 (三)培养责任感――责任感是自主学习的动力 个体的人文素养核心是责任感。责任感是人们对自己的言行带来的社会价值进行自我判断后产生的情感体验,是人们安身立命的基础。 学习责任感主要表现为学习者对学习目标和意义的认识,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学习的积极态度和敬业精神。历史学科是一门比较特殊的学科,历史上所有发生过的事情都是在一定的历史及社会背景下进行的,所以,创设历史情境是对学生进行责任感教育的有效途径。有位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人民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时,在课堂上给学生播放了《毕业歌》《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等歌曲,再让学生谈感想。在这种激昂澎湃的旋律的感召下,每个学生都不愿只做听众,都想畅谈自己的真实感受。有位学生这样说:“听到这汹涌澎湃的旋律,我好像已置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中,像当时的爱国学生一样,高举手臂,呼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我真正体会到了当时爱国人士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和保家卫国的决心。我们虽然没有生长在战争年代,没有能为祖国解放事业贡献力量,但在和平年代,我们有责任要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力量。” 总之,学生已经通过初中历史知识的学习,深切地认识到了他们身上肩负的历史责任,这种历史责任将贯穿于他们学习生活的始终,也自然会对他们将来承担社会责任产生巨大的推动力。 (作者单位:江苏靖江市城南新区中学) 历史教学改革论文:浅析建筑历史教学改革 [摘 要]文章以结合土木系新课程体系现状为出发点,分析建筑历史在新体系下的定位和特殊性,从教学手段、教学方法、个体教学、教学内容作尝试性的改革探索,以达到适应新教学体系和新培养体制的目的。 [关键词]教学改革;建筑文化;教学体系 本院土木系根据拓宽专业口径,增强人才的适应能力,满足社会人才的需求为原则,对课程体系进行调整。土木专业课程体系中增加建筑历史课程是课程体系的一次改革。这是从新的角度审视建筑历史在土木专业课程体系中的作用。虽然建筑学专业建筑历史的教学由来已久且有丰富的成果可以拿来借鉴。但如果原本照搬,则和新课程体系相去甚远,不能与之融合。建筑历史这门课程如何适应土木专业课程体系一体化的教学需求值得研究。 一、建筑历史课程的重新定位 高等本科院校土木专业培养的是具有竞争能力的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强调的是技术和素质的培养。新的教学计划中,不仅仅强化主干课程,同时也增加了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课程比例。建筑历史就是新增的一门课程。严峻的就业压力,飞速的社会发展,导致整个社会充满浮躁、速成的氛围。学生同样受到社会的影响,功利心重,只知道技术知识的重要性,而忽视综合素质的文化的修养。 建筑的重要性不只是人们使用的物质空间,同时作为一种文化体现,它是我们生活的载体,需要工程技术来实现。历史上每阶段的建筑过程和技术都是不同的。因此建筑历史融入到土木课程体系中是一种趋势。未来的建筑工程师们不仅仅会设计结构而且需要对曾经建筑了解,进而创造性的利用时代相关的物质技术条件,来达到社会对建筑的需求。而建筑历史蕴含的深厚建筑文化在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里明确建筑历史这门学科的定位是极为必要的。 二、新课程体系下的建筑历史教学的特殊性 (一)培养对象的不同 土木专业的学生是工科生,具有较扎实的自然科学基础,以力学、土木工程、水利工程为主干学科,但对建筑历史这门属于社会科学的学科知之甚少。针对这样的培养对象,首先,让学生了解建筑历史的知识构成。不能简单认为建筑历史是每个时期的建筑罗列。它涵盖面广,涉及多门课程,如建筑设计、建筑材料、建筑结构、建筑施工、建筑设备等等。它是综合各个方面的一部历史。因此建筑历史是课程一体化很好的纽带,它的设置将其他课程有机的联系在一起。其次,建筑历史课程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作为未来建筑工程师的学生们在进行建筑活动时,则要求有较高的建筑历史知识背景和独特见解作为支撑。学生能从建筑历史中受到启发和点拨,影响其创意和构思;同时建筑历史涉及丰厚的建筑文化知识,让学生将建筑和人的行为联系在一起,有助于构建人和建筑的关系。建筑历史为建筑工程师们提供现代建筑文化的底蕴和仿古建筑的设计知识,更重要的是继承和发展建筑文化。 (二)教学内容的差异 建筑历史理论性强、知识性强、知识点多且偏重人文的学科类型。课程内容广,教学时间少的现实,必然要求教学内容进行调整,做到既保证系统连贯,又取舍合理。若按照建筑学的教学内容授课,必然出现“满堂灌”的方式,学生也兴致索然,达不到教与学双赢的效果。培养对象不同,教学内容也不同,根据土木专业的特点,不必过于深入分析。以往的教学内容将中、外建筑史分开,并分几个学期完成建筑历史理论课程。侧重点是与建筑设计融为一体,以建筑美学为基础分析建筑形态,进一步对建筑分解,重构。新体系教学内容在一个学期中将中国古代建筑史、外国古代建筑史和近现代建筑史三大部分完成,必然要求以经典案例分析为主,深入浅出。达到时间短收效大的效果。通过授课,学生对建筑历史有整体把握,对未来建筑发展有预见性,侧重于叙述建筑风格和建筑技术的大体做法。 (三)建筑历史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1、课件资料的局限性,降低了教学效益。传统教学以课件演示和讲授为主。但一些教材对建筑形式的描述,构建的形象化不够,建筑实例的展示不充分。而随着互联网络的普及,建筑图片资料谁都能搜到,传统课件中的建筑图片已不足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同时,图片不能把建筑三维直观体现出来。图片二维的局限性显露出来。学生对图片的好奇和兴趣大大降低,课件的吸引力不够,学习气氛不活跃,互动效果不好。课件资料的局限性是建筑历史教学改革的一个促因。 2、教学方法的单一,不能有效的实现教学目的。假若传统的教学方法没有改进,只局限讲授和课件演示是远远不够的。过多的讲授内容,没有时间留给学生思考讨论,导致以老师为主导,学生被动听课的模式。学生自主参与基本没有。这种教学方法已经不适合如今的培养体制。而“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积极主动性,让其积极参与教学中,这是促进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 3、个体教学方法的局限,阻碍教学的改革和发展空间。教师都有各自的教学方式、方法和手段,一旦形成风格很难改变,逐步形成一种固定模式。即使有不足之处,自己也难认识到更不用说改进了。为了促使课程体系一体化,教学方法需统一整合,各种方法互相渗透,教学改革也势在必行。 三、建筑历史教学为适应土木工程教学体系的教学改革探索 课程体系内容进行调整,必然要研究相应的教学方法、教学模式去适应。于是进行建筑历史教学方法改革,是培养体系建设的客观需求。 (一)增加多种手段参与教学 除讲授和课件演示外,一方面加入影视资料和建筑虚拟演示辅助教学。一些关于建筑题材的视频、影视等资料都可以作为教学手段。如“中国古代建筑”、“故宫100”、“筑梦天下”等都是很好的建筑影视资料。节目中生动的解说和立体空间的画面,让学生更深入了解建筑的发生、演变。以三维动态展示建筑的形态,吸引学生注意力,对相关的教学内容有形象直观的认识和理解,也进一步激发学习建筑历史的热情和兴趣。如重要并且特殊构造的建筑物,分步骤的重现其场景。如木构架、斗拱、拱券的结构虚拟演示。另一方面增加实践环节,深化对建筑的认识。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进行实地考察拍照,直观认识建筑的基本构成,注重过程体验,引导学生自己探讨研究实体建筑,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思维方法训练。让学生在实践中体验到学习和成功的快乐,有进一步学习的愿望。 (二)采用多层次的教学方法结构 为了有效的实现教学目标,更好的完成教学任务。首先以学生感兴趣的课题引入,发起讨论,进行师生互通的研讨阶段。如绪论中“我们生活中的建筑有哪些类型?”讨论后,学生带着问题听老师下一步的理论授课,在听的过程中学生也不间断的思索,寻求答案。理论授课之后,留给学生课题作业,这个作业起到理论和实践结合的作用。如“中国木构架建筑有哪几种形式?举例说明。”这种教学方法层层深入,学生在学习知识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训练和提高。 (三)教学需要交流,多引入,多涉及 建筑历史课程授课,应达到与其相关的课程交叉融合。如土木工程制图、结构力学、施工等课程知识带入建筑历史教学中。如欧洲古罗马的建筑和我国古代的赵州桥都是拱券结构的典型,拱券结构利用石块的楔形结构,将自身的重力和受到的压力分解向两边的形成水平侧推力,为了解决这种侧推力不同时期采用不同的做法。这就牵涉到工程结构力学的相关知识。学生在学习中潜移默化形成具有融会贯通的能力,逐步体会到学以致用,知识无界限。知识的互相渗透,也促使传统教学的改革。 (四)教学内容的改革 那种以朝代的更迭讲授建筑历史不利于学生系统掌握内容,只知道按照时间的变化来死记硬背建筑特点。有人把建筑历史理解为是各历史时期的各种建筑形式,其实不然,建筑不只是一个物质技术对象,它与宗教、伦理及其他种种社会文化内涵联系在一起,或者说它要满足这许多社会文化要求,同时建筑自身就是这些文化。历史阶段的建筑不仅仅是形式、技术的不同,还与建筑文化背景联系在一起。如中国几千年的建筑文化没有发生过多风格上的演化,而建筑形式在不同历史阶段是一脉相承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主宰着建筑文化。因此教学的内容要以历史文化为背景,建筑为主题,结构技术为细节来讲授。 建筑历史教学改革工作还处在起始阶段,以上教学改革只是针对一些基本问题作出了尝试性的探索。教学改革还需不断的深入研究,以达到适应新教学体系和新培养体制的目的。 历史教学改革论文:关于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传统的教学模式无法满足现代教学的需要,教学模式不断改革创新,教学模式的改革必须与时俱进,根据教学目标确立科学合理的教学模式。大学历史的改革应顺应时展的洪流,实行“教学”相结合,让拥有丰富文化底蕴的历史学突破传统的教学模式,不必因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而埋没在以经济为主导的社会里。本文简述了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主要内容以及在改革的主要方法。 关键词:大学历史 改革 必要性 主要内容 主要方法 大学的教学不同于初中高中的教学,大学是校园与社会接轨的地方,对于大学生的意义有所不同,大学生活是学生进入社会的准备时期,为了能在社会立足,大学生必须在学校做好充分准备,因此,大学历史教学的改革相当重要。 1 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使传统的历史教学模式过于落后,大学生的历史教学不同于高中生,大学教学相对于高中较为开放,传统的教学模式封闭了大学生的思维,在教学方式上主要是死记硬背,教学内容仅限于教材内容,很难拓展大学生的知识面和视野。同时,传统的教学模式以教师为主导,忽略了学生的主体性,以老师为主动,以学生为被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是一个被动接受知识的过程,而不是主动寻求知识的过程。此外,传统的教学模式对学生的评价过于单一,主要以考试的形式对学生进行测评,典型的应试教育、应试学习,难以培养学生对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学生对于历史知识的了解,仅仅知道历史教材中的重点,比如历史上重大事件的时间,没有对历史事件本身进行剖析,没有真正掌握历史学知识,因此,对大学历史教学的改革是十分必要的。 2 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主要内容 在新课程改革的形势下,大学历史教学模式不断改革创新,分级教学模式在大学历史教学中进行了实施,对于不同层次的历史班级,其教学大纲、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有所不同,新形势下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核心是建设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2.1 教学大纲的修订 大学历史教学大纲的修订,应重视基础理论的教学,尤其是对重点内容的理解,提高学生对历史知识的应用能力,让大学历史教学大纲能够适应历史教学在新形势下的转变,满足现代化教学模式的需要。 2.2 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 根据修订后的历史教学大纲,为不同的分级层次制定不同的教学计划,对历史教学的内容进行适当调整,比如有些学生的历史基础知识较好,教师在教学时可对教学内容进行适当加深,可适当增加相关的历史考察、历史讨论等内容,适当提升教学进度,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增强学生的分析能力,奠定学生后续专业课的基础。 2.3 制定培养后续精英的计划 在进行大学历史教学时,可制定培养后续精英的计划,针对历史基础较好的学生或对历史有浓厚兴趣的学生,开设历史学培训班,连续几个学期培养学生的历史素质。 2.4 对教学方法进行改革 在对教学方法进行改革时,应注重学生对学习历史学知识的自觉性和积极性,让学生主动寻求知识,自觉探索历史知识的奥秘,为学生创造一个能够积极参与讨论历史知识的条件,让学生发散自身的个性思维,主动思考、探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实行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比如在课堂讲授时可以进行启发式提问,让学生自由讨论与教学内容相关的知识,提高学生对学习的积极性,而且教师与学生进行互相讨论,改变原本历史课程死气沉沉的氛围,形成活跃的课堂氛围。 3 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主要方法 3.1 制定教学改革政策 为了培养创新型人才,应制定合理的教学改革政策,营造良好的环境,根据社会的需要,在对教师进行评估考核时,应注重对本科教学的考核,鼓励教师对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等进行改革创新。 3.2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基于目前的社会环境,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比书本知识更加重要,是新形势下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知识的实用性在当今社会占据了主导地位,历史教学的改革创新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增强其实用性,可侧重对“师范类人才”的培养,教师在教授学生专业知识的同时,应注重培养大学生的师范技能,在培养学生的师范技能、增强大学生的实践能力时,有以下几个步骤:(1)在对历史学学生的师范技能进行培养时,为了加深学生对历史学知识的印象,可带领学生参观历史名胜古迹,对历史遗迹进行实地考察,既能丰富学生的课外知识,让学生对所学相关知识的理解更加深刻,又能增强学生对社会的适应能力;(2)教师可带领学生到其他学校进行调研,变换学生的教学环境,让学生体会不同的教学内容和不同的教学方式,让他们与其他学校的学生进行交流,拓展大学生的知识面,开阔大学生的视野,激发大学生的竞争意识和求知欲;(3)对大学生的试讲过程进行拍摄,让大学生自己找出自己在试讲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和自身优势,可让学生之间互相讨论,互相指出自己未发现的优势与不足,让大学生对自身的了解更加深入,借鉴适合自己的方法,提高自己的授课技能;(4)“教育实习”这一环节是培养历史学学生师范技能最重要的实践环节,让学生在正式从事教学工作之前体验作为一名教师应具备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素质,培养学生适应工作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让学生掌握授课的方式和技巧。由于目前中学教学实行了改革创新,大学生在教育实习过程中需根据新形势下的教学模式进行教学实习,把握教学四要素,即建立学生对学习的信心、为学生树立模仿榜样、适应教学思维的变化、立足社会实际,关心时事;(5)指导学生撰写毕业论文或者学年论文,让学生了解撰写学术论文的基本流程,包括选题、格式、思想、内容等各个方面,让学生将所学知识在实际中运用,对学生构建自身思想体系的能力进行培养。 3.3 “教”与“学”同时改革 在进行大学历史教学改革时,应考虑两个方面,即“教”和“学”。传统的教学模式以应试教育为主,对学生的学习习惯、学习模式和学习目标等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在新形势下对大学历史教学的改革,不仅要注重“教”的改革,还应重视“学”的改革,为了让大学生正确寻找自己新的学习目标,让学生拥有学习的动力,教师应对其进行引导,在改变教学模式的同时,应让学生改变传统的学习方式,让学生明白自己要学习的是什么、应该怎么去学习,主动地接触自己需要学习的知识。 3.4 重视教学沟通 (1)教师在进行历史教学时,应重视沟通,可在教学过程中根据历史教学大纲的内容适当调节公选课,适当增加教学内容,比如历史传奇、人物传记、奇闻轶事等等,激发学生学习历史课程的兴趣,降低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难度,提高学生对历史学知识的热情,让学生更容易吸收教师所讲内容。 (2)教师在进行历史教学时,可根据课程内容,为学生讲述近几年或者是当下发生的时事,让学生了解最新的时事变化,增长学生的课外知识,让学生虽然身在学校却能与外界紧密联系,比如在讲授有关经济的章节时,可跟进时代步伐,讲述2008年和2009年的金融危机、世界经济的变化,或者讲述最新的时事,2014年怀登对中国汇率问题的态度、利率的指引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影响等等,可适当让学生发表自己的看法,引导学生与所学内容相结合;当讲述的内容与世界政治相关时,可简述朝鲜核危机、斯里兰卡“反恐”、阿富汗战争等等。 (3)教师在进行历史学知识教学时,可结合其他专业的知识内容一起讲解,将不同专业的知识相连接,比如在讲授与政治斗争有关的内容时,可适当加入心理学中人与社会群体的心理变化规律等内容,在讲授社会变迁的规律时,可与“达尔文主义”相结合,既丰富了学生的知识,也能增强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记忆,便于学生理解教材内容。 (4)教师在授课时除了要考虑学生的特点之外,还应结合自身特点,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比如性格比较稳重的教师,在教学时可对教材内容进行细化讲解;比较幽默的教师,可用诙谐的语言进行教学,缓解课堂气氛等等,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让学生对历史学知识感兴趣。 3.5 改变教学观念 教师应改变教学观念,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将“以讲授知识为主”的教学方式转变为“重视培养学生的思想素质、智力潜能、思维能力”的教学方式,坚持以人为本,教师在进行历史教学的过程中,不仅要为学生教授教材中必须掌握的知识,也要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激发学生的思维,在学生记住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历史事件的发展的同时,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开发学生的潜能,养成良好的个性,形成健全的人格。 3.6 建设具有创新意识的教师队伍 虽然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担任着相当重要的角色,教师只有具备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才能对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进行培养,只有站在学术的前沿,才能带领学生走到学科的前沿。教师应以本科教学为中心,对本科教学进行研究。为了让教师对教育理念的新成果能够充分了解,学校可对教师进行系统培训,鼓励教师对教学方法进行创新,对学科知识进行钻研。 3.7 将“重教学结果”转变为“重教学过程” 传统的教学模式最明显的教学弊端,就是“重视教学结果,轻视教学过程”,它让学生对历史学知识死记硬背,让学生只懂得应试,不懂得思考,不懂得创新,不懂得探索,因此,在进行大学历史教学改革时,应认识到教学过程的重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对学生的思维进行训练,让学生不仅学到了知识,还提升了自身的思维能力。 3.8 对考核方式进行改革 为了使大学历史教学改革取得较好的效果,除了要改革教学模式,考核方式也应进行相对应的改革,对大学历史学科的考核,不能只注重学生对教材内容的掌握,应重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分析问题和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增强对学生综合能力的考察,考核时应摒弃过去以“标准”答案判断学生能力的方式,应让学生发表自己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见解,只要学生的评价有理有据便可,让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提高,达到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目标。 4 结语 总而言之,大学历史教学改革要注重“教”和“学”两个方面,既要重视教师对教学方式的改革,也要重视学生对学习的态度、学习习惯等方面的改革,让学生养成自觉学习的习惯,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激发学生的个性思维,让历史教学方式与时俱进,提高历史教学的效果和质量,让历史教学的改革取得显著效果。 历史教学改革论文:素质教育呼唤中学历史教学改革 当前我们提出的素质教育是与应该教育相对应的。“它是以全面提高公民思想品质、科学文化和身体、心理、劳动技能素质,培养能力,发展个性为目的的基础教育。相对应试教育,它是符合教育规律的更高层次、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柳斌《基础教育的紧迫任务是走向素质教育》。中学历史教学的指导思想,培养学生的目标和任务与素质教育指向是一致的,应该把素质教育当作首要任务来完成。 素质教育内容和任务表明,历史课堂以传授和记忆知识为主要特征的传统教学模式,已完全不适应社会发展和个人成长的需要,要把传授知识为主要任务,转变到以发展学生的智力为主要任务:把以老师或教材作为教学的中心,转变到学生教学关系上占主要地位;把注重学习的结果,转变到注意学习的过程;把侧重学习的内容,转变到侧重学习的方法,把强调教师传授知识的方法,转变到强调到教与学方法的结合,尤其强调学生学习的方法;把注重学生识记知识的活动,转变到注重学生创造性的运用知识的活动;从封闭的教学组织形式转变到开方式教学形式。这是教学观念的大转变。从实践上说,则要抓好三个“注重”。 首先,注重激发学生的主体意识。 这是提高学生素质的途径。素质教育的主体性原则告诉我们,要在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下,广泛地让学生主动参与,积极思考、亲自实践;要培养学生的自我意识、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要发展学生的自我调控能力,创造性思维和适应社会的能力。即要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的基础上,不断开发学生的潜能,促进其主体性进一步发展,把被动接受“要我学”转化为主动的“我要学”,实施学生参与式的教学方法。 学生的参与要落实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当代着名心理布鲁纳指出:“知识乃是一个过程,不是结果。”这句话深刻地提示了现代教学的一个重大转变,就是从强调学习的结果转向了学习的过程。所谓学习的过程,包括学生主动探究问题动机的培养探究方法与思路的发展,激发学生主动学习历史的兴趣,使学生爱学历史,这仅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主动探究问题的动机,也就是思维的积极性。学生在课堂上如果能爆发思维的火花,置疑、释疑、并能运用历史思维解决实际问题,那么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和参与的程度就越高,对学生的潜能开发过程也越高。越有利“要我学”向“我要学”转化。传统的教学,都是以传授、学生接受为特征,势必导致老师中心论,忽视学生的学习能动性和师生之间的合作关系,学生处在被动接受的地位。把传统的单一讲授方法转变为师生共同活动的方法,就是要使教学成为师生合作的过程。学生智力的培养,需要亲自参与,才能提高和发展。不接触具体的材料,并加以观察和研究,不可能形成观察能力和思维能力。学生思想情感的激发,不但需要教师本人在教学中轻注个人的情感,而且要与学生的情感沟通,建立起情感的双向交流。离开了学生这个主体唱独角戏是不行的。 强化学生当学习主人的自豪感,使学生的身心得到充分自由和谐地发展,以充分发挥主体的作用。语文界有过改革家魏书生倡导的教学民主,把自己的思想向学生开放,让学生知道教师在想什么,做什么,做到师生思维的同步运行,师生合力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也是历史教学界教学可以借鉴的典范。 其次,注重提高学生的全面发展素质。 素质教育的一条重要原则既是整体性原则,有的学者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素质教育对象的全体,二是要把素质教育的内容作为一个整体,三是进行多种内容的素质教育必须取向一致,使其协调发展,互相促进。以下分别说明。 第一,素质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它要使每个学生在原有的基础上都到全面的应有的发展,无论是好学生,还是差学生,受教育的机会都是均等的。 根据人的素质培养过程规律看,如何一个智力正常的学生,都具备学好历史科基础的潜力。虽然历史讲的是过去的事,但它和现实关系密切,故事性教强,贯穿的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可以再设情境,再现历史场面。改革后的教材,图文并茂,直观性强,这些都有利激发学生的学史兴趣。从理论上说,没有学不好历史的学生,虽然学生之间的个别差异是存在的。 针对学生发展水平和特点各自不同,必须区别对待,因势利导,用爱心、责任感,开发“差生”的学习潜能,激发学史动机,并使之内化成学史动力。区别对待不是降低对差生的要求,而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把他们引入正轨后,逐渐对其加码,促其赶上其他学生,使全体学生的水平得到提高。 第二,要把素质教育内容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促进学生的整体成长和全面提高。素质教育应该是完整意义上的教育,光有“一般学识”或只讲“培养能力”是不完整的。素质教育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和整体发展,即不仅要使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而且要使学生个性得到充分的自由和谐原发展。《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现在和今后一二十年学校养出来的学生,他们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21世纪中国的面貌,关系到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能否实现,关系到能否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学校德育教育是多方面的,但历史学科在德育方面的意义极重要。历史教育是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手段。爱国之心是一种强烈的感情,这是中华民族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纽带。祖国和爱国的观念在历史中形成,也需要历史认识来巩固。历史教学也助于净化心灵,陶冶情操,启迪智慧,史学对人生的启示,在于激扬人的真、善、美,树立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理想观、历史观,使人成为品德高尚,乐观进取的人。古代的苏武、张衡、诸葛亮、包拯、文天祥,近现代史上的林则徐、谭嗣同、鲁迅、、刘胡兰他们的人格力量至今仍激励着我们。总之,中学历史思想教育内容与素质教育中的德育内容是一致的。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只有好好学习历史,才能更好地了解今天和展望未来。面向世界,着眼未来,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原则之一。1977年,邓小平在谈到我国的科技、教育状况时说:“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就开始注意科技、注意教育,花了很大力量。明治维新是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可能干得比他们好”。“中国近代以来没有对世界作为应有贡献。这首先二百多年来的帝国主义侵略有关,也与现代反动政府的腐败有关”。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尽管我们古代在看科学技术方面创造过辉煌的成就,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的进步起了伟大的作用。但是“我们祖先的成就,只能用来坚定我们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信心,而不能用来安慰我们现实的落后”。“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从唯物辩证观点出发,从史学的角度给人启迪和信心,引导人们向前看。作为史学工作者,更应义无反顾以思想教育为核心,在教育过程中,认真贯彻德育思想。 第三,取向一致,以形成教育合力,使其协调发展,互相促进。实现素质教育在人的认识观念上与应试教育有差距,这就需要学校、家长、社会重视支持,全社会协调一致。学生的教育主战场在学校,因此学校必须摆正各种学科的位置,对历史学科也是如此,才能充分发挥历史学科的综合性功能。教师可充分利用家长学校、家访、倡议书等形式,晓之以理,阐明历史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地位,历史的社会功能以及历史学科在人格塑造上的意义,形成强大的教育合力,促进学生主体内部的积极性,实现素质教育水平的提高。 当前,世界各国为增强综合国力,各国的教育改革都更观注国民素质的提高,关心学校教育,我国正处于社会巨大变迁的历史转折时期,迫切要求培养和塑造出适合时代要求的具有新素质新的精神面貌的一代新人。素质教育的主要对象虽然是青年一代学生,但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对历史教师的要求--教师本身也需要提高整体素质。时代呼唤历史教育工作者必须有所建树,为完成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多做探索,多做努力。
文化研究论文:文化旅游产业融资问题的研究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当今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旅游的消费的需求日益旺盛,文化旅游类公司发展形势大好。在新常态下认真审视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方式和方向,既可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有利于建设生态文明国家。从文化旅游类公司自身的发展特点来看,文化旅游具有其他产业难以比较的复杂性、综合性和渗透性,在其发展过程中会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当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时,就需要新的要素的投入用来拉动整个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进而带动金融、文化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文化旅游类公司的发展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生态环境的保护、城市形象的提升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正相关作用。可以说,文化旅游类公司的发展所带来的不仅是经济效益,其带来的社会效益更是全方面、多层次的,对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意义和效果。这种相互促进的作用还表现在经济腾飞的同时,金融市场会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这种优势又有反作用与文化旅游类的公司,因此这是一种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关系。文化旅游企业要想健康快速发展,绝对离不开大环境的支撑,包括金融环境和政策环境。一套有序、积极的国家政策,会使得一个行业的发展更具活力。相关行业的公司可以紧紧抓牢政策性的优势,投入国家政策的洪流,充分利用机遇,促进自身的发展。为了实施项目带动战略,促进文化旅游类公司发展,陕西省人民政府 2013 年 9 月提出《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项目带动战略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意见》。第十四条提到:完善文化旅游类投融资机制,整合现有部分文化资金,设立专项资金用于文化旅游产业项目。充分发挥省文化旅游投资基金优势,通过股权投资、债权投资等多种投资方式方法参与重大文化旅游项目建设,带动更多社会资本和社会资金投入文化旅游产业领域;根据发展需要,省文化旅游投资基金可下设各种子基金,推动构建完善的文化旅游类公司投融资机制。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外国学者的研究重点倾向于酒店与宾馆,并在宏观层面对于融资的阶段性困境,提出合理的意见和决策。外国学者更多的倾向于研究政府行政干预与文化旅游产业投融资之间的联系,以本国的客观国情,对于融资产生的影响要素展开分析。J.A.Bodlender 对旅游项目融资问题从宏观、微观方面,从政府和私人机构的等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1]Larry Dwyer and Peter Forsyth (1994)通过分析行业动机,确定了外部资本对于全球旅游业发展的积极影响。他指出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在合理利用外资的情况下,其旅游业发展都会从中受益;但他忽略探讨了对外资投资的负面影响。[2]Kumi Endo (2006)研究表明旅游企业投资中,与其他产业的外资引进成度相比,旅游业的外资所占规模较小。但作者表示,在未来旅游企业引进外资是今后发展趋势,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势头会更明显,但吸引外资也不能掉以轻心,应当警惕外资带来的消极作用。Sanford and Dong (2000)分析了美国的旅游业融资状况,得出其旅游业经济的增长与其外部的融资量呈现同方向增长的结论。[文秘站:]然而不同行业的准入标准又反作用于这样的正相关关系之中。服务与旅游在融资发展中的关系就显得十分微妙,因果分析没有在研究过程中得到体现。[6]Song[7](1997),Witt[8](1995) Shan and Wilson[9](2001)釆用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建立联立方程研究投资和旅游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投资激励影响投资力度,其减少资金成本,运营成本,加强投资担保这三个方面构成了投资激励的主体。 第二章 相关理论 2.1 文化旅游融资概念与特点 为推动旅游产业向一个新兴方向发展,全面提高旅游业的景区质量和服务水平,“十二五”期间,一个响亮的名词出现在公众视野,那就是“文化旅游”。从此,全国旅游相关部门把“文化旅游”的地位提高到以往旅游的顶峰。一些着名的旅游资源大省也纷纷将文化旅游列为今后发展的重中之重,为文化旅游的和谐发展制定了方针政策。“文化”是文化旅游产业的精髓,传统的旅游产业是其必不可少的载体。早在 2005 年,Khalid 在已经提出了“文化旅游”这个概念,但他并没有给出一个清晰、官方的定义,国外多数学者也是以“文化旅游”作为研究对象,证明了“文化旅游”复杂性和多样性。通过对文化旅游以及旅游景区的相关文献的进行深入研究后,可以看出文化旅游与历史文化遗址、遗物、建筑等具有密切关系。顾名思义,文化旅游来源于带有历史文化颜色和旅游景区的双重结合,根据世界旅游组织以及欧洲旅游与休闲教育协会(ATLAS)文化旅游是指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文化需求而前往日常生活以外的文化景观所在地进行的非营利性活动[2]。根据《2010-2015 年中国文化旅游投资分析及前景预测报告》所述,文化旅游是以旅游文化的地域差异性为诱因,以文化的摩擦为过程,以文化的相互融洽为结果,具有独特性、差异性、教育性。文化旅游实际上可以说成是游客亲临某种文化资源,亲身感受文化所带来的心理满足,这种满足是以某个景区作为支撑的。某项文化旅游景区拥有一定的核心景点,并且可以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比如本文案例中的 QJ 文化旅游景区,除了以景区为中心的服务以外,还衍生出 房地产、饮食、酒店、会所、影视以及商业圈。文化旅游公司涵盖的文化精髓和辐射力,可以提高旅游产业的附加价值,通过不断的挖掘改造,可以产生很多后续的旅游产品,从而抬高了旅游景点的层次。同时,它与我国许多产业也是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第一产业可以为它提供坚实的后续保障,第二产业可以为它提供基础设施的建设,第三产业可以更好地服务于文化旅游,因此,文化旅游就是一个具有巨大影响的产业,与其他产业密不可分。它为我国今后的产业升级做出巨大的贡献,必将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2.2 融资理论综述 国内学者将融资定义为是资金从资金剩余部门向资金匮乏部门流动的过程,也可以将其理解为是购买力有效转移的过程。融资方式说的是利用何种途径筹集资金。本文试图所提到的 QJ 公司的融资方式是指该公司在一定时期内选择哪一种融资方式,这几种融资方式怎样排序才能是成本最小,风险最低。当然,现实中,融资方式的确立并不是随意的排序,融资渠道的拓展以及投资主体多元化才是解决融资问题的根源。现有融资方式为 QJ 文化旅游景区有限公司的融资之路提供了参考意见。一方面,文化产业要积极争取国家部委、地方政府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充分利用金融市场,创新其融资。由此可见,QJ 文化旅游景区有限公司必须增加新的融资方式,为了保证该景区今后可以良性循环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文献综述为后文制定 QJ 文化旅游景区有限公司的融资方式提供了选择。 文化研究论文:美术类微文化产业创新要素的研究 随着新兴媒体技术的发展,微文化也随之诞生。新媒体技术为美术家们提供了巨大的舞台,美术家们只要将作品上传至微信或微博等新兴媒体软件,就能与广大的网民一起分享自己的作品。通过新媒体平台,已经有许多美术家利用微博举办“微展览”,这种新颖的方式,使艺术家的作品被更多人欣赏,将自己的理念传播得更广。而以“微动漫”为代表的影视艺术,以活灵活现的视频,动人于无形,使受众在不知不觉中就接触到了新思想。在“微动漫”创作的过程中,美术家们把自己的艺术理念融入到艺术作品中,让作品充满灵魂。素材取源于生活,作品常常对现实社会现象进行暗讽、比喻,常常对广大群众起着教化的作用。不管是静态的“微展览”还是动态的“微动漫”都是美术类微文化产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微文化也在不断的发展创新。 一、对微文化的分析 (一)微文化的本质!。一些微不足道的行为,聚积起来,不经意间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这就是微文化。 (二)微文化产生的背景。第五次信息技术革命后,人们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渠道的多元化,使信息更新的频率越来越快,内容贮存量也越来越大,而各民族的文化也凭借着互联网在人类社会中交换交融,在这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必定孕育出新兴文化,所以说信息技术的革命是微文化产生的重要历史背景。 (三)微文化产生的条件。近几年来,出现了QQ、微博、微信等为代表的新兴媒体技术,让信息传播变成“弹指一挥间”即轻轻滑动手机,发条微博就能同时把信息告诉几十个人,几百个人,甚至上万个人。新媒体信息传播速度快、更新及时、经济效益高、运用广泛等特点是微文化产生的重要技术条件。 (四)微文化产生的意义。厚积薄发,泰山不辞细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一个人的力量可能微不足道,但是积蓄许多微不足道的力量,就能斗转星移。微文化就是积累微小的力量,不经意地来改变人们的生活,从这方面可以看出,微文化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微文化应运而生,它是当今社会的产物,是当今社会人与人交流的一种方式,是人类进步的象征。 二、对美术类微文化产业的分析 (一)微文化创新产业的理解。微文化创新产业,主要以创新为核心的新型产业,即文化因素或主体文化凭借个人或着团队运用电子技术、创意理念和生产产业化的方式进行开发、推广,并且通过新型媒体技术载体来营销知识产权的一种行业。微文化创新产业有微电影、微动漫、微电台、微电视剧、微漫画、微视觉艺术、微工艺与设计、微雕塑、微广告、微建筑等。 (二)微文化对艺术家们的影响。微文化给美术带来了崭新的存在方式,不但放宽了艺术家的视野,同时也让艺术品大众化,让艺术随时随地地走进人民群众中。当今社会是个多元化社会,艺术家只有放弃旧观念,带着创新精神,关注人民群众,放低身姿,走进生活,和观众对话,心交心,才能获得观众的认可。微文化作为艺术家和广大人民群众良好的沟通平台,给艺术创造者带来了更多展示自己艺术作品的机会,微文化的产生是艺术大众化的过程。 三、美术类微文化产业中的创新要素 (一)创新意识。随着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对物质和精神需求的不断提高,激起了其创造新生事物的欲望,并且在创造的过程中表现出意图、希望和假定,是人类特有的品质,具有积极向上的意义,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之一。同样的,在美术类微文化产业中,创新的意识是不可缺少的,只有具备创新意识,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最新出现的一种新型产业“微动漫”这一美术类产业,它作为一个独特的艺术形式,由于富有强烈的讽刺感、幽默感和隐喻的作用,而被人民群众喜欢。一部值得一看的微动漫《子狐物语》讲述了小男孩在回家路上遇见了小狐狸,并驯养了小狐狸,与之成为朋友,最后由于分开而领悟到了“肉眼看不见事物的本质,只有心灵才能洞察一切”的道理。导演塑造了一个天真,向往大自然的男孩,也暗示了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需要用心去交往,同时讽刺了当今社会快节奏的人际交往关系。此动漫是改编自日本电影《生命奇迹的小狐狸》,但是翻拍的动漫却比真人原版更加感人,主要因为在原着中一笔带过的对话情节,却可以做出几十幅颇为有意思的画面,这就需要“漫画家”具有创新理念,跳出原着,琢磨情节,夸张化加入浪漫主义,把自己想象的、自己认为主流的新思想,在画中表达出来,而不是根据原着电影画面情节完完全全地照抄、照描,拍成动漫,这样制作出来的动漫是没有意义的,只是换种画风把原着“录”了下来。想要成功,创新意识是不可缺少的,微动漫是从原来的动漫中创新而来,比原有的动漫更具夸张化、幽默化、戏剧化,在较短的时间内呈现出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才使得微动漫得到发展。因此,美术创造家要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在微动漫制作的过程中多动脑,时时刻刻保持创新意识。 (二)知识储备。具有创造力的人不一定就会有创新成果,只有同时具备创造力和足够知识储备的情况下,创新成果才能出现。着名导演卡梅隆给人开过卡车,当过机械维修人员,在大学学习的专业是物理学,但学习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喜欢电影并且开始尝试写剧本,后来又对电影特效产生浓厚的兴趣,于是主攻电影特效,到后期他又发现当导演不错,于是他开始尝试导演的工作,这一系列的经历让他得到了宝贵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他在拍电影的过程中,运用不同的知识有机结合,给人视觉上的冲击,仅仅从《阿凡达》分析,就有了故事情节的创新、特效的创新(3D技术)、人物性格的创新。因此,知识储备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接影响你的创新成果,一个艺术家在艺术创造的过程中灵感尤为重要,而灵感往往来源于自身的知识储备和内在修养,微文化创造者要明白知识储备的重要性。 (三)独特的眼光。具有独特的眼光才能创造出有意义的成果,否则就会使文化脱离艺术的轨道,走向庸俗化。一种文化是否具有价值就是看其本身是否存在生命力和感召力,而过于庸俗的文化是不具有生命力和感召力的,微文化作为时代的产物想要更好地发展下去,就必须抛弃庸俗化,而美术离不开微文化,微文化也离不开艺术。因此,美术类微文化产业在创新发展的过程中要避免庸俗化,这就需要艺术家的独特眼光,看准主流方向。 (四)敢想敢做。要做别人不敢做的,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有什么新的观点,新的理念,都要敢于尝试。中国最成功的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全片运用中国特有的水墨画来制成,这就是创新,做别人没做成的。其实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美术家在创作作品的过程中可以尝试不同的途径,虽然结果一样,但是不同的途径有不同的美,要尝试别人不敢尝试的途径。只有抱着敢勇于尝试的心态,才能有机会走向成功。 四、结语 曾几何时,微文化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影响了社会的发展,由此可见微文化的重要性和时展的必要性。而以微展览、微动漫、微信、微博、微电影等美术类微文化产业是微文化的组成之一,具有重要意义。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创新,而创新的过程中又离不开创新意识、知识储备、独特眼光、敢想敢做等要素。因此,创新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道路。 文化研究论文:对加强国税文化建设的认识和思考财政研究 一、对当前国税文化建设的认识 国税文化是国税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在实践工作中长期积累的共同理念、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具有税收工作特色的理念体系。以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为基本特征的税收文化建设,一方面强调以组织收入为中心以及保障税收征管工作的物质环境,这是开展国税文化建设的前提;另一方面强调对人的约束性,有一套保障税收工作正常运行的规程体系,是国税机关编织的一张有形的网;第三是强调对人的潜移默化作用,通过文化的熏陶,凝聚人们的向心力,达到提高素质的效果。 对于“国税文化”概念,众说纷纭,没有定论,而且这一术语本身在经济学文献中出现得较少。笔者认为所谓“国税文化”,就是指国税机关在长期税收实践中所创造的独具税收特色的优秀物质成果和先进精神成果的总和。作为税收文化现象,包括价值观念、行业精神、治税思想、职业道德、工作技能、行为规范等一切观念意识的成果。国税文化,是实现制度与目标的思想保障,是制度创新与工作创新的观念基础,是税务机关行为规范的内在约束,是税务机关活力的内在源泉。税收文化建设,不仅仅是国税机关的文化,更是每一位国税干部的文化,需要全员发动、全体参与、共同努力,采取由下到上、由上到下、由内到外、由外到内的方式,建立全体税务干部共同的价值理念、奋斗目标、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促使全体国税干部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全局一盘棋。 二、国税文化建设与其他文化的辩证关系 (一)物质文化是国税文化建设的基础。 物质文化建设是国税文化建设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国税文化建设的基础。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能营造和谐向上的工作氛围,能使干部职工在工作中保持愉悦的心情,能提高工作效率。物质文化建设是税收文化建设由表及里的第一个层面,也是做好税收工作的物质基础。一方面,税务干部要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去组织税收收入,为国家财政不断增加新的血液,以满足社会的需要。税务机关可以采取多种征管措施,不断强化税源管理,加大科技管理的力度,扶植新的经济增长点,使组织收入工作进入良性循环轨道;另一方面,税务干部职工在工作生活中,不仅具有组织税收收入的义务,也应有物质、安全、情感、自尊和价值体现等方面的权利,税务机关的决策者要在尽可能的前提下,注重工作、生活环境的改善,最大程度地满足干部职工的各项需要,从而使税务干部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和职业自豪感,进而为实现个人和税收群体的共同目标而竭尽全力。 (二)制度文化是税收文化建设的核心。 制度文化建设是国税文化建设的关键和保证。西方有一句谚语:如果世界上真有所谓天堂和地狱,那么,天堂的规则一定比地狱更详细。就是说唯有制度和标准,能守护一个良好的集体。制度文化是税务系统在工作实践中所建立的各种规章制度的总和。它是税收经济活动中的必然产物,对于规范、约束税务干部职工行为、保证税收征收管理活动正常进行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由于规章制度是税务机关决策层意志的集中体现,因而具有权威性、强制性,规章制度一经制定,要求每位干部职工都必须坚决遵守,不得违犯。任何一个规章制度都是在一个阶段和条件下对干部职工行为的明确规范。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有着非常明确的针对性,便于操作。对税务干部行为的强性约束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们推行税收文化建设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只有不断加强税收制度文化建设,才能使税收工作高效、有序地运转。 (三)精神文化建设是税收文化建设的灵魂。 精神文化是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的思想基础,是国税文化建设的核心和灵魂。培育和谐进步的国税文化精神和理念,可以对内感召群体,统一思想,明确目标,形成团队的战斗力;对外形成传播,树立国税良好形象精神文化建设是通过广大干部职工群体感悟税收的价值观念、职业道德、组织情感,以此产生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作为精神文化建设的税收核心理念是税收精神文化的高度概括,这是税务大家庭的精神支柱,是与每一位成员关系联接和维系的纽带,促使他们自觉为税收的发展而努力。要特别强化以人为本观念,以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为出发点,来创造良好的人才培育环境及和谐高效的“团队精神”;把税收精神文化的丰富内涵与其相适应的文体活动结合起来,使广大税务干部既有精神文化的情感陶冶,又有精神文化外在表现的美感享受。 文化研究论文:企业跨文化交际英语语用的研究 一、企业跨文化交际的目的和研究内容 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基本目的有三个。一是培养人们对不同的文化持积极理解的态度。二是培养跨文化接触时的适应能力。三是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技能。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中国走出国门或在国内跨国经营的企业越来越多,他们都需要学习、掌握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的实际技能。正是基于这一点,企业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实践意义要大于理论意义。 跨文化交际的基本研究内容有:第一,关于世界观﹑价值观方面的研究。第二,语言行为的文化特性方面的研究。第三,非语言交际方面的研究。对于隶属于某个文化的人来说,什么行为好,什么行为不好,都是受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支配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人们很难把握得住它,但是通过语言的或非语言的行为模式,往往可以推断出某种文化的价值观。 二、企业跨文化交际时的语用失误 语用学是一种语言功能理论,它研究语言使用人是如何在附着符号束﹑语境和智力的参与和干涉之下理解并运用话语的。跨文化语用学研究的是在不同文化语境中,人与人交流时如何恰当地使用和理解语言,尽量避免语用失误或误解,实现成功交际。Thomas在1983 提出“二分法”的语用失误。他认为语用语言失误是和跨文化失误相联系的,而社交语言失误(socio-linguistic failures)是由于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和地位差异导致的,属于非文化因素。比如同一文化的两个朋友之间产生的语用失误属于社交语用范畴。社交语用失误也可能是因为学习者根据社会距离,误判了自己的相对权利和义务,以及言外之意。 企业员工在跨文化交际时往往因自己的文化背景与对方不同而产生一些语用失误,主要表现在称呼﹑介绍﹑关心﹑谦虚和打电话等方面。比如说中西头衔称呼习惯不大一样,中国喜称主任、书记类,老外听起来非常官僚,外国商人特别是美国人讲究实效,第一次交流就给人留下不好的阴影。其次是介绍,有正式场合与非正式场合之分。在介绍两人相识时, 一般要注意以下顺序:先男后女;先少后老;先低后高;先客后主;先小姐后太太;先近后远等。这与中国的介绍顺序也有些差异,稍不注意就会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第三是关心,在跨文化交际中一定要避免问一个成年人特别是女士或老人的年龄,以免冒犯他人隐私权。一些“关心”式的问题对中国人并没什么不妥,但是对英美国家人士来说他们很重视个人隐私,不愿别人过问个人之事。因此根据他们的习惯,这样的问题不宜过问,否则就是失礼。再者是谦虚,中国人认为谦虚是美德,当受到别人赞扬时,往往会谦虚一番:哪里,哪里。当这种赞扬遭到中国人拒绝时,外国商人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他们之间跨文化的接触很可能是以一场交流失败而告终。最后是打电话,许多企业员工不知如何与外商通话,他们常用中国式的方式接听电话,这样的交流可想而知。 三、企业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的原因 文化冲突是导致企业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的主要原因。不同的群体﹑地域或国家的观念互有差异,这是因为他们的观念是在多年的生活、工作和教育下形成的,具有不同的思维。可见,文化是一个群体在价值观念、信仰、态度、行为准则、风俗习惯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区别于另一群体的显着特征。正是这种文化在群体上的差异性导致了跨国经营中的文化冲突。中西方交往中文化语境不同,人们在遇到的现象﹑事物和行为的评价和解释是建立在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的,在企业跨文化交际中也同样如此,容易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民族优越感。民族优越感往往表现在交流传递信息上,因此往往会造成语用失误,其根源就在于忽略了本民族文化负面迁移。母语的语用规则及母语文化的干扰是产生语用失误的根源。文化不同语言的使用规则就会不同,一种文化的标准规范只能在自身中按其特定条件加以解释,而不能以此为规范来描述另一种文化,否则必然会导致企业跨文化交际的语用失败。 导致文化冲突的原因主要有:一是思维模式存在差异。文化影响人们对外界事物的看法和认识,中西方思维模式存在差异。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注重逻辑和分析,而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往往特别注重认识过程中的经验和感觉,在交往中也往往以这种经验和感觉去推测别人。与西方人的思维模式相比,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模式具有明显的笼统性和模糊性,久而久之处,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势。这种思维模式是在自己特殊文化背景中通过亲身经历获得并发展起来的,存在某种惯性,其变化不及环境变化的速度,一是进入异域文化,这种惯性常常导致错误的估计和判断,会直接影响跨文化交际,造成语用失误。二是价值取向不同导致人格取向各异。中国文化是以儒家伦理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西方文化是在古代希腊文化和犹太基督教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方文化发展取向是重群体、重道德和重实用,西方文化发展取向重个体、重科学、重思辨。这两类不同性质的文化系统决定了东西方人格特质构造和发展取向的整体差异。三是行为规范各不相同。行为规范是指被社会所共同接受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也就是说告诉人们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一种规范。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时,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套用自身所在社会的行为规范来判定对方行为的合理性,由于双方的行为规范存在差异,常常会产生误解、不快甚至更糟糕的结果。在跨文化交际中能否正确地识别和运用行为规范是保证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 四、提高企业跨文化交际语用策略 企业跨文化交际语用研究的目的是研究在跨文化条件下如何克服两中不同文化的冲突,进行卓有成效的交流。其具体的步骤和方法有: 第一,识别文化差异,进行跨文化培训。由于语用失误是文化差异造成的,必须对文化差异进行分析识别。根据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赫尔的观点,文化可以分为三个范畴:正式规范、非正式规范和技术规范。正式规范是人的基本价值观,判别是非的标准,它能抵抗来自外部企图改变它的强制力量,因此正式规范引起的冲突往往不易改变;非正式规范是人们的生活习惯和习俗等,由此引起的文化冲突可以通过较长时间的文化交流克服;技术规范是指人们的知识、技术、经验等,它可以通过人们技术知识的学习而获得,很容易改变。因此不同规范的文化冲突所造成的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的程度和类型是不同的。企业跨文化交际者首先要识别和区分文化差异,才能采取针对性的措施,避免语用失误。 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的双方若不能融入同一文化背景之中,就容易产生不解或误解,从而使交际失败。如果一个能说一口流利外语的人出现语用失误,他很可能会被认为缺乏礼貌或不友好。他在交际中的失误将会给企业带来严重后果。 第二,学习跨文化语用原则。美国语言 哲学家格莱斯1967年提出了“合作原则”。他把说话者和听话者在会话中共同遵守的原则概括为量的准则﹑质的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20世纪80年代,英国语言学家利奇在格莱斯“合作原则”的基础上,从修辞学、语体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着名的“礼貌原则”,其中包括得体准则、慷慨准则、赞誉准则、谦虚准则、一致准则和同情准则,其核心内容为:尽量使自己吃亏,而使别人获利,以取得对方的好感,从而使交际顺利进行,并使自己从中获得更大的利益。语境是语言运用的条件,自然也是“礼貌原则”贯彻执行的条件。在一定的语境中显得礼貌的话,在另一语境中可能显得不够礼貌;反之亦然。语境,尤其是语境中的社会文化因素,如权势、社会距离等,对“礼貌原则”的制约是显而易见的。“礼貌原则”在跨文化交际中具有灵活性和多样性。在跨文化交际中,如果说话者与听话者的文化价值观有很大差异,甚至彼此完全不能接受,礼貌的话语可能伤害对方,产生语用失误从而导致交际失败。 五、结语 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在跨文化交际时,由于制约语言使用的文化因素与母语中的文化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所以很容易出现语用失误。因此,企业涉外员工要进行成功交际,除了掌握英语语言技能外,必须要认识两种文化的差异,认真学习跨文化语用原则,确保交际的顺利进行,避免语用失误现象的发生。 文化研究论文:英美语言文化词典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 英美语言文化词典与跨文化交际能力通过动机、知识和技能三个层面的分析,认为《简明英美语言与文化词典》是一部集时代性和实用性为一体的语言文化词典。 随着我国英语教学的发展,培养英语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越来越受到关注。2000年5月,《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在教学原则中首次提出了“注重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容。2004年1月,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也在教学性质和目标以及教学要求中提出了跨文化交际方面的内容。不了解一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就无法运用语言进行成功的跨文化交际。《英美语言文化词典》是向英语学习者提供语言文化知识的工具,是介绍英语国家文化知识的专门词典。一部好的英美语言文化词典对英语学习者跨文化能力的提高有重要作用。 一、跨文化交际能力概述 “交际能力”这一概念是英国语言学家D.H.Hymes于1967年首次提出的。他对乔姆斯基“能力”和“表现”理论进行了补充和批判,指出交际能力是一个说话者所具有的语法,社会和心理文化知识,以及运用这些知识的能力。此后,随着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发展,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观点。 Guo-Ming Chen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是一种在特定环境中能有效、适当地实现交际行为并达到一定的预期设想的能力。Lustig和Koester把跨文化能力描述为语境的、行为的有效性和得体性。Spitzberg把跨文化交际能力定义为在一定语境中行为的有效性和得体性。由此可见,学者们对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描述都强调两点——特定语境的“有效性(effectiveness)”与“得体性(appropriateness)”。关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组成,国内外学者广泛接受Samovar等的观点,即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三个层面;动机(motivation)、知识(knowledge)和技能(skill)。动机,是指交际者在情感上对交际活动持积极的态度,有为了交际的成功进行而主动学习相关知识和技巧的意愿。知识,指交际者为实现成功交际对交际对象的语言、习俗、价值观以及地理、道德标准等方面的了解。技能,是指在行为上,交际者为了促使交际顺利进行和交际成功所采取的特殊手段和技巧。英语学习者只有将这三方面有机结合才能具备跨文化交际的能力,确保跨文化交际行为的有效与得体。 二、《简明英美语言与文化词典》与跨文化交际能力 《简明英美语言与文化词典》由林明金、霍金根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以下简称《简明》)。该词典专门介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与内涵,有很强的实用价值。《简明》的编写宗旨是增强读者的文化习得意识,使其掌握跨文化交际能力。那么,它是如何帮助读者切实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呢?本文将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三个层面出发,就其实用性进行解析。 1.动机层面 跨文化交际能力要求外语学习者有意愿和热情去掌握跨文化交际活动所必备的知识和技能,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待掌握对象的新鲜度和趣味性。《简明》所收录信息截至21世纪初,如George W.Bush 2001年当选为美国总统,Michael Jordan 1998年退役后于2001年再度复出加盟华盛顿奇才队等都被收入,时代性较强。另外,编者收录了许多时代特色鲜明的词条,如美国流行音乐最重要的奖项之一Grammy(葛莱美奖、金唱片奖),着名杂志Fortune(《财富》),美国现代舞蹈的创始人Isadora Duncan,着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李政道等等。这些信息的收录使英语学习者接触到不同文化的前沿,大大激发其兴趣和学习动机。同时,这些内容也将充分满足读者跨文化交际的实际需要,使其免于因信息滞后和缺乏而导致的交际失败。 2.知识层面(1)内容丰富。在内容的广度方面,这部一千多页的词典包含了涉及英美重要地理名称,英美着名人物,与英美两国有关的事件、条约、组织、会议等11个文化领域的2万多词条。仅宗教习俗一项就涉及近千词条,其中300多条是一般英汉语文词典所不曾提及的,近600条比一般英汉词典内容丰富。如apple of the eye条的释文中,编者除了解释其含义为“掌上明珠”、“心目中的宝贝”,还加入其出处“源自《圣经旧约·申命记》。《摩西之歌》(TheSong of Moses)中写道:‘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He found him in a desert land,and in the waste howling wilderness:he ledhim about, he instructed him, he kept him as the apple of hiseye. ) 。” 同时,为了对词典正文所涉及的文化知识进行全面系统的归纳和补充,提高词典的使用价值,《简明》附有十个附录,包括:莎士比亚剧作篇名及其简称;英国各郡名称;美国各州别名及加入联邦时间;英国国王及其在位时间;英国首相、所属党派及其任期;美国总统、所属党派及其任期;英美制度量衡表;柯林斯词典选出的英语百年百词(1897-1997);圣经新旧约全书篇名及其简称;西方婚龄简介等。 可见,这部文化词典包含的文化内容之广、信息量之大是一般的英语学习词典所不能比拟的。它就像一部小型百科全书,几乎涵盖了使用者在实际交际中所能遇到的所有相关领域。 (2)对普通词语的文化内涵深入挖掘。《简明》注重对词目词内涵的深度挖掘。除了特定的文化内涵词语和专门词汇,《简明》中还收录了许多普通词语,但其释文却是从不同于一般双语词典的视角来设计的。如hello一词,《简明》提供了其词源方面的信息: 这个词的来源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它来自法语的ho和la,后来逐渐演变为hallow和hallo,到了19世纪美国人见面时,就开始用hullo打招呼了。再过100年左右,hullo又变成了hello。据说美国发明家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是第一个使用hello的人。 再如gun一词,大多数英汉词典都会解释为“枪,枪支”。《简明》中gun的释义为:“据说是由北欧古时一个女子的名字Gun -hild简略而成。Gunhild意为‘战争’,也许由于这个缘故,gun成为武器的名称。”此类词条还有freshman、gossip等。这些独特的内容是大部分双语词典都不曾涉及的。《简明》通过挖掘普通词语的起源和深刻内涵,增加了它们的文化色彩,不仅对普通双语词典起到补充作用,同时也丰富了读者的文化积累。 (3)注重对英汉共有词语的跨文化对比。跨文化对比能够提高读者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有些词语是中英两种语言文化中都存在的,但它们的文化内涵和用法却大相径庭。对于这类词语,《简明》在释义中指出了其不同文化内涵。比如,intellectual(知识分子)在汉语中是褒义词,有学问的人经常以知识分子自居,但在西方文化中却不尽然。《简明》告诉读者:该词在英语中略含贬义,意指一个只知探讨理论而对实际问题束手无策的人。这个词源于intelligence(智能)。在英语国家,intellectual通常释义为:一个自称属于特殊知识阶层的人,致力于空洞的理论探讨和思考,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却常表现得很无能。在汉语中,“知识分子”一词的含义比intellectual广泛,指有一定文化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只要是教师或医生、文艺工作者、科技工作者,都包括在知识分子这个范畴内。因此我们有“高级知识分子”和“一般知识分子”之分,而在英语中是没有这样的概念的。 对于所有汉英两种文化的共有词条,比如颜色词、动物词,《简明》都做出了这样的跨文化对比。这样一来,读者对在异域文化中如何使用它们就了然了。 3.技能层面 跨文化交际技能的提高主要依赖于两种途径:一是交际技巧的传授,二是交际技能的训练。后者主要通过外语教师有针对性的训练和学习者在交际实践中的经验积累来实现。一部语言文化词典对于外语学习者交际技能提高的帮助主要体现在传授准确全面的交际技巧和方法上。而目前,大部分语言文化词典重知识轻技巧,重意义轻行为。笔者认为,《简明》不同于其他语言文化词典的最大特色在于对读者交际技巧的传授。在介绍知识的同时,《简明》教读者如何在跨文化的具体语境中运用所掌握的知识完成交际任务,对读者的跨文化交际行为起到了切实的指导作用。例如,词条the finger shake(微伸手指的握手)的释义: 在交际中,握手时手不是完全伸开的,抓住对方的整个手掌,而是轻略地抓住对方手的几个指尖。英美语言文化词典与跨文化交际能力这是不礼貌的握手方式之一,给人一种十分冷淡不情愿的感觉。它所传递的信息是不愿意真正握手,是出于勉强,因此往往会被对方理解为害羞。自信心不足或是不尊重对方。女子与男子、被求者与求人者、地位尊者与地位低者之间的握手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文化研究论文:探析政治文化研究的差异及成因 摘要:在政治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几十年的过程中,东西方理论界从不同的政治立场和研究角度出发形成了不同的认识。为了促进政治文化研究、加强政治文明有必要对研究中产生的不同观点及其形成原因加以分析。 关键字:政治文化 理性选择主义 政治文化研究是当代政治科学领域的重要分支,它在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之后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各个派别之间的观点差异导致了研究的多角度发展。从一定程度上看,研究方向和方法的不统一影响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国际间学术观点的交流与合作,因此为了形成对政治文化清晰、准确的认识,加速我国政治文明、政治现代化的建设有必要对这些存在的差异及成因进行分析以便更好的指导今后的政治文化研究。本文将从三个主要方面来理解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 一、借用"文化"一词而产生的理解差异 形成政治文化不同理解的首要原因在于对"文化"一词的借用。阿尔蒙德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采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并且一再强调此处的"文化"与社会文化是有区别的,仅仅能够用来表示其中的一部分。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文化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这就直接导致政治文化在使用中会出现意义混乱的现象,形成对政治文化范围的不同理解和界定。 1、阿尔蒙德使用"文化"的时代背景和适用范围 20世纪,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导致了传统政治学的一系列危机。例如它无法回答科学主义的挑战、不能解释国家之外的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和作用。这一趋势的发展使行为主义学派在20世纪40年代占据了美国政治学领域的主导地位。他们的创新在于,并不局限于对宏观的政治思想、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进行抽象的分析,而是着重于政治行为的研究。他们认为政治行为是社会行为的一部分,因此对政治行为的分析必然要密切联系整个社会的、文化的、心理和个人的多种因素进行考察。 阿尔蒙德是20世纪美国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他认为,既然研究的重点是人们在政治体系中的行动,即行为,那么必须挖掘出深藏于人们行为背后的动机因素,即引导与驱动人们政治行为的动因--导向;每一个政治体系都植根于对政治行为的一类特定导向中,这种导向可以概括为"政治文化"。为了明确政治文化的特定范围,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中对"政治文化"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指出,把"文化"引入政治科学的概念性词汇里,就面临着在引进它的有利一面的同时也掺杂了它的意义不准确的缺点和危险。所以他着重指出:"在这里,我们只能强调我们使用文化这一概念只是表示它的多种含义中的一种,即社会目标的心理取向。当我们提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在其国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被内化了的政治制度。"① 2、理论界对"文化"的不同认识 长久以来,文化的范围、文化与文明的关系一直是人们讨论的对象,政治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层面一旦产生必然要卷入到这场争论之中。因此分析文化的不同层次有助于清晰的看待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古往今来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为文化做了定义,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观点认为文化包括有广阔的领域,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季羡林就曾提出最广义的文化可以是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一切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成果。第二类观点着重从文化与物质的区别的角度来加以界定, 把它看作是精神现象的一种混合体。主要代表人物有泰勒,他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杂从结的全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任何其他的人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除了以上两类以外,还有一些从具体的微观领域诸如人类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解决问题的方法等方面来认识文化的观点。 3、文化的不同理解导致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在借助了"文化"的帮助之后超越了传统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开创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实现了宏观政治体系和微观行为现象之间的沟通。但是也正是由于"文化"的参与,政治文化的概念却又变得模糊不清。我国学者在接触到政治文化研究方法之后,从不同的角度、领域开展研究产生了多种理论成果,按照对内容界定的宽广基本可以分成以下三类。第一,主张政治文化应该包括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甚至认为它就是人类政治领域建设所取得的一切成果,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并列的一个概念。这种看法明显是"大文化"观念的影响的结果。所谓"大文化"是把文化概念泛化的现象。在这种观点影响下,一部分人认为一国政治文化的形成,既是精神的心理的作用过程,也是一 ! 综合看来,在我国的研究中第二种观点是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他们一方面反对第一种观点把政治文化的范围扩大到政治制度等客观性领域,认为那样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也不同意把它局限于政治心理这一单一的层面,认为政治文化应该是一个包括政治意识形态、政治价值和政治心理等三个层次的综合体。因为政治心理在政治系统中只是一种不系统的、不定性的、自发的政治反映形态,是一种低水平的政治意识。它的发展必然要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制约,抛开这两者就无法完整的说明人们的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所以政治文化应该是三者的统一体。 二、不同的研究方法导致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研究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它实现了从普遍采用历史--形式研究法到注重研究实际政治行为和制约因素的研究方式的转变。作为当时的一个新兴学科,政治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遭到了多方面的批判和评价,从而由于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论的不同而产生了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1、从不同的方法论角度出发产生的对政治文化的批判 第一,理性选择主义。随着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转变,理性选择主义开始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意味着政治学从与社会学的结合转变到与经济学的相结合。理性选择主义所坚持的基本理论观点是:政治结构和政治行为可以通过政治行为者对自身眼前利益的考虑来说明。这种观点假定政治行为者都是有理性的,要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所以在政治分析中根本不需考虑价值、情感和更加复杂的认知上的因素,只需通过假设行为者的目的是力求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就能获得充分的解释。因此他们得出"政治文化研究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结论。 第二, 马克思主义者。前苏联学者在批评政治文化时讲到,对于政治文化美国学者过分强调是主体的心理因素、主观态度的定义,尽管这种说法有一定合理的因素但并没有揭示出政治文化的本质。在他们看来政治文化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同样也要由现实的经济关系以及政治关系决定,针对西方学者的观点他们主张在研究中必须明确反对两种错误倾向:1、试图用政治文化观念性的东西来解释或改变政治生活现象。2、把政治文化简单化的看成是政治生活的反映,从而直接用政治文化来解释政治现象,引导政治生活。所以他们突破了西方理论界忽视政治文化的局限,强调政治文化首先应该表现为一定阶级的文化,它的核心和实质就是一定阶级的政治思想以及系统化了的政治观点和理论。② 2、经过批判对政治文化形成新的认识差别 完全否定政治文化意义的理性选择主义只是对早期的政治文化研究所作的一种片面的批判。到了80年代,这种忽视文化因素而把政治简化为市场的分析模式的缺陷越来越明显,它使研究带有简化论的倾向,在现实的挑战面前理性选择理论家不得不开始寻求与政治文化理论的妥协。他们用有限理性取代完全理性,承认人的行为也有非理性的一面,认为只有理性行为才属于理性分析的范围之内。理性选择理论的让步和它对制度、文化的影响的关注,恢复了文化因素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也使政治文化理论在西方得以回归,重新居于政治学领域的主流地位。 相对于西方国家取得的成果而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在研究中对政治文化又形成了不同的认识,两者之间最重要的一点区别就在于对政治文化的阶级性的认识。阶级分析方法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政治文化的主体是人,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活动与关系都是由阶级关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所以政治文化主体的阶级性也就决定了政治文化的阶级性。因此,我国的大多数学者在分析政治文化的特征时都抛弃了西方学者所宣扬的"价值中立",认为每一个国家、阶级的政治文化都不能离开阶级性质的影响,形成了与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理论的重要区别。 三、不同的历史传统导致的研究侧重点差异 政治文化的发展受到了文化人类学的重大影响。它不但从文化人类学那里借用了"文化"、"亚文化"等概念,而且吸取了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方法特别是跨文化比较研究。政治学科借鉴跨文化研究的方法一方面是社会各个学科相互影响、交流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特定历史背景的必然产物,其中政治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就是二战后美国为了维护其国际地位和战略意义的一种体现。 1、美国政治文化是比较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因此西方国家的研究比较侧重于国家之间的横向对比研究。"东方的现代化问题和东西方的相互联系,从来都是西方思想界感兴趣的问题。"③ 但是在美国,这种思维却有一个从漠不关心到积极关注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二战前,美国人持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它在政治学方面就表现为,政治学界虽然会对其他国家的政治现象和制度开展一些研究,但是基本上局限于对"民主国家"的典范的政体结构进行描述。二战之后局面的发展却改变了这种状况。二战不但打破了美国长期存在的孤立主义思潮,而且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强和势力范围的扩张,美国人也认识到了解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重要性。从此比较政治学家的视野开始向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转换和聚集。 二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共产主义的发展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建立使许多西方学者从对纳粹集权主义的思考中转移到对"社会主义集权"的探讨。同时他们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也看到,虽然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广泛的传播,但是他们所尊崇的民主体制却不能得到广泛的认同。为了达到灌输西方的民主政治观念以在意识形态上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目的,他们开始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及深层次的决定因素例如政治心理、风俗习惯、民族特质等方面进行了思考。所以西方国家对政治文化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侧重对国家之间政治文化差异的横向对比分析和研究。 2、我国悠久的民族历史和研究中使用得文献资料、历史分析的传统导致更加侧重于对政治文化的纵向分析和借鉴。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重开政治学科时,政治文化在短时间内成为该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分支,总体上看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转变过程: 第一,从翻译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的学术成果到研究中国自己的政治文化的转变。80年代政治文化在我国兴起时,理论界所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西方国家的学术流派特别是阿尔盟德学派及其观点和着作的介绍,翻译出版了当时美国理论界研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书籍。90 年代,基于学术积累的充实和现实改革实践的需要,研究方向开始转向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我国人民的政治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公民文化和政治心理的转变。 第二,从关注传统政治文化转向关注于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研究。每个政治文化模式的形成和发展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淀程度与政治现代化的建设密切相关。为了实现政治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国对于政治文化的研究方向开始从侧重于对古代政治文化的批判转变到借鉴古代的传统文化因素来加强现代政治建设。从而在研究的侧重点方面形成了与西方国家的区别。 总之,直到今天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仍然不是一个非常完善的领域。现实生活中的诸多因素会产生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这虽然在一定方面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和科研成果的丰富,但是为了有效的促进研究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持,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认识分歧及形成原因加以分辨以统一政治文化的研究。 文化研究论文:对媒体文化的理论模式与路径研究 一、法兰克福学派:教师作为高贵文化的扞卫者 法兰克福学派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移居美国后便将重心转向了流行文化批判,教育人们在流行文化面前保持理性思考与文化尊严。他们在流行文化批判方面的开创性努力为教育学者分析媒体文化的内涵与影响提供了第一笔理论遗产。事实也是如此,吉鲁(H.A.Giroux)、凯尔纳、麦克拉伦(P.McLaren)等人八十年代起在教育学界发展媒体文化教育学时,都曾到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寻求理论基础,并将法兰克福学派视为媒体文化教育先驱。如马丁?杰伊(M.Jay)所示,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许多知识创造都是为了分析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膜拜”起工业社会新出现的外在“权威”尤其是“法西斯主义”,以及这种膜拜引发的人格与心灵扭曲,进而教导人们在非理性的权威膜拜社会氛围中,保持“康德式的理性自主与尊严”。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美国四十年代崛起的流行文化正是另一种新的“集权主义”形式,它同样可以摧毁人的理性,因此必须发展一种流行文化批判,防止个体被其中隐含的低俗意图吞没,丧失文化上的高贵尊严。[6]言外之意,法兰克福学派通过其一贯的高贵与低俗、自主与盲从、理性与非理性等两元对立架构,为媒体文化教育预设了合理的价值追求,如果教育学者采纳他们的理论架构,自然会将教师培养成理性自主及高贵文化的扞卫者,激励教师引导学生分析流行文化的“集权主义”本质。而法兰克福学派恰好还为教育学者及教师分析流行文化的“集权主义”本质及其危害提供了一副理论工具。在着名的《论文化工业》中,霍克海姆和阿多诺联手设计了一套“文化工业”理论,意在批判流行文化的企业化生产体系及其“商业化”属性,揭示其生产低俗的“文化商品”来刺激、支配大众,使大众成为低俗的流行文化消费者,从而获取“利润”。这正是法兰克福学派为教育学者发展媒体文化教育提供的基本理论。虽然“文化工业”或“文化商品”理论并不能全面透视成分复杂的媒体世界,但却有助于教育学者针对“商业化”的媒体文化发展出一种有效的课程与教育力量,从而启发教师深入分析这类媒体文化的生产机制及意图。如果将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流行文化批判着作,如《现代音乐哲学》、《单向度的人》等,引入教师教育领域,教师除了掌握法兰克福学派的流行文化理论外,还可能在教育信仰方面被熏陶成高贵文化与独立人格的扞卫者、塑造者,乃至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坚信,教育、文化或艺术“必须超越大众的流行意识”和“单向度”的“市场取向”。[7] 二、伯明翰学派:教师作为大众与青少年亚文化的同情者 继法兰克福学派之后,伯明翰学派贡献了另一种影响广泛的媒体文化教育模式。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总是坚持“高高在上的态度”,[8]自创始人霍加特(R.Hoggart)起,伯明翰学派就对贵族与精英阶层从文化上歧视大众感到不平。在他们看来,文化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关键在于是否来自真实的生活与情感,例如底层人表达自我的爵士乐,就丝毫不比古典音乐逊色,[9]但大众自身的文化及其内涵在学术及教育界几乎从未得到正视,因此他们试图发展一种以同情、理解为本的大众文化研究,并向中学英语教师推广。伯明翰学派选择这条路径,有其经验基础。即如霍加特,便是成长于二十世纪初期和谐安详的英国工人社区。在其中,朴实的工人群体创造了健康、道德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正是这种经验基础,促使霍加特后来决心将工人生活与文化引入历来被精英文化垄断的课堂里,其教育目标是引导学生、教师认识工人阶层创造的诸多美好、有意义的大众文化。然而,这种工人文化其实仅存在于美好的童年记忆中,以之为基础的教育常常只是在培养一种文化怀旧感。连霍加特本人都忧伤地意识到,现实中的工人社区早已被商业化的流行大众文化俘虏和侵蚀了,他的大众文化教育因此陷入困境。[10]后期伯明翰学派(如P.Willis)因此特别关注大众的“抵抗”力,并引入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转向研究中下层青少年如何以自己的“亚文化”,来抵抗或颠覆种种凌驾在他们之上的“文化霸权”,以此建构自我风格和获得快感。这一转向为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教育开辟了新的发展路径,同时有利于教师深入当代中下层青少年的“叛逆”精神世界。不过一味尊重、理解这类青少年为彰显自我、获得快感而建构的“亚文化”,如雷鬼乐、朋克摇滚乐等,也会引发教育冲突与危机:在这个以理解为本的过程中,“叛逆”青少年的“抵抗”力得到了尽情释放,乃至能让“正派人士气得哑口无言”,但教师的教育责任乃是将他们引向真正“算得上艺术”的文化,而不是姑息他们沉迷于“娱乐”与“堕落”。[11]综上所述,早期伯明翰学派为媒体文化时代的教育学者开辟了一条颇具社会公平和美学意义的大众文化教育途径,由此途径,教育学者即可引导教师走入被商业流行文化淹没的真正的大众文化,反抗精英阶层对于大众的不公文化歧视,而且在理解昔日大众生活及其“情感结构”的过程中,心中还会泛起一种久久难以释怀的美感。后期伯明翰学派依靠“文化霸权”、“抵制”、“自我风格”、“快感”建构起来的新理论,则为教育学者及教师理解青少年为何“叛逆”、热衷于嬉皮士、摇滚乐等“亚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分析工具,尽管这套理论并未解决怎样让推崇“亚文化”的青少年接受“真正的艺术”和进步的教育。 三、洛杉矶学派:教师作为批判的媒体文化研究者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媒体文化教育一大引人注目的进展是,吉鲁、麦克拉伦等一批教育学者加入了探索队伍,专业的教育研究与教师教育领域因此出现大众文化或媒体文化转向。在这一理论运动中,表现最突出的乃是洛杉矶地区的教育学者,这得益于洛杉矶特殊的地理文化条件:好莱坞所在地,同时,该地区的两所世界名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ofSouthernCalifornia),拥有全美最强的媒体文化研究与教育实力。就洛杉矶学派的媒体文化教育探索而言,代表人物是加州大学洛杉矶 分校的教育哲学教授凯尔纳。在近三十年的努力过程中,凯尔纳曾因其杰出成就,被美国文化界誉为“杜威式的公共知识分子”,[12]“媒体政治学批判的领军人物”。[13]中国人文思想界也从十年前开始陆续引进凯尔纳的着作,如《后现论》、《媒体文化》、《媒体奇观》等,近年国内人文学界还推出了研究凯尔纳“重建批判理论”的专着。[14]但这些评价与研究都未从教育学的角度展开,来分析凯尔纳的媒体文化教育学贡献。简单地说,除了在专业的教师教育领域发展法兰克福学派以来的当代文化理论及媒体文化等课程外,凯尔纳最主要的教育学贡献便是以批判的媒体文化研究重建了杜威以来的民主主义教育学传统,其专业使命是将教师培养成批判的媒体文化研究者。由此,向教师及公众示范什么样的媒体文化批判研究,就成了其媒体文化教育学的核心问题。凯尔纳的媒体文化教育学即是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从凯尔纳的媒体文化研究着作及教师教育实践来看,凯尔纳的媒体文化教育学主要由以下四块内容构成。首先,凯尔纳深切关注当代美国的种种社会“苦难”,进而转向貌似自由、民主,实际总是对“苦难”避而不谈或持某种偏见的主流媒体文化,充斥着投资、收视率、名利的争夺。正是这种深切的社会关注,促使凯尔纳确立了希望通过媒体文化批判和教育来追求民主的坚定专业决心及志向。[15]其次,在理论基础建构方面,凯尔纳是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的追随者,同时也超越了两派的局限,并从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等影响广泛的社会文化理论中,吸收合适的理论资源,为发展批判的媒体文化研究与教育奠定知识基础。[16]再次便是对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一系列重大影响的“媒体文化文本”展开批判性的研究,这构成了凯尔纳媒体文化教育学的主要内容。自八十年代好莱坞与右翼政治势力结成合作以来,凯尔纳一直非常重视研究右翼政治势力及其利益同盟在媒体生产中的作用。从1992年推出《波斯湾电视战》,揭示布什政府通过独家授权覆盖全球的电视网(CNN),将一般公众无法知道的真实的海湾战争,精心制作成对自己有利的“海湾战争报道”,以动员全世界的民众支持其侵略行动;到2010年在《电影战争》中考察小布什政府如何与好莱坞合作,制作对其有利的政治电影,诱使民众支持其战争、反恐等计划,[17]这些研究都显示了凯尔纳执着的专业志向,同时也让他成了为数不多的能自己开发媒体文化课程的教育学家。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示范如何透过电影、电视节目认识美国政治权力的同时,凯尔纳还十分重视研究各种能向美国右翼及主流势力发起挑战的媒体文化,发展有益推进自由、民主的媒体文化。例如,考察麦当娜怎样自由解构、加工美国主流文化、商业文化在女性外表、形象和时尚等层面刻意设置的“本质”或“标准”,创造颠覆意味十足的“主体形式”;分析美国黑人艺术家如何制作媒体文化,表达自己对于美国社会的看法,抵制种族压迫。此外,由于凯尔纳本人有过十多年的独立纪录片制作经历,并因此被誉为“杜威式的知识分子”,所以在他的媒体文化教育学中,还注重选择独立制片人创造的媒体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和课程资源。最后,关于确立基本教学方法,凯尔纳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做法无法认识媒体文化的丰富内涵;伯明翰学派的方式可以深入媒体文化,但容易“一味赞美”,因此需要加以融合。此外,凯尔纳还在媒体教育实践领域发现了三种模式:一是欣赏模式,试图让学生以欣赏“高雅文化”来抵制“媒体的负面影响”;二是创作模式,引导学生理解美学意义丰富的媒体文化,同时向学生传授自我表达的媒体技术;三是批判模式,教育学生对媒体话语保持批判态度,培养批判的媒体解读能力(criticalmedialiteracy),也强调学会通过媒体表达自我,形成社会行动。凯尔纳向教师推荐的是第三种模式,强调媒体文化教学必须坚持两点原则:一是“传授批判的技巧”;二是引导学生“把媒体当作社会变革的工具”,创造有益社会进步的媒体文化。[18]在大学教育学院进行媒体文化教育时,凯尔纳主要通过课堂发言、话题交流、媒体文本研究、课程论文以及戏剧的应用等,培养未来的“准”教师们在媒体文化教学中形成批判的媒体思考与创造。应该说,能否形成批判的媒体思考和民主的媒体行动,正是凯尔纳评价媒体文化教学的基本原则。总之,凯尔纳不仅在媒体文化研究与教育理论方面贡献卓着,而且依靠从事教师教育培养了许多能对媒体文化做出有力批判、甚至还能通过创造媒体文化推动社会民主的教师。而这一切都首先缘于凯尔纳本人是一位杰出的媒体文化批判者和民主媒体文化创造者。 四、中国本土的媒体文化教育学与教师专业发展 中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进入媒体文化的快速发展时期,其强大影响也受到了多方关注,但媒体文化到现在仍游离在中小学正规课程之外。即使是已经出台“媒体教育”政策的港台地区,也难有进展。台湾2002年制定了《媒体素养教育政策白皮书》,然而由于“媒体素养教育尚未纳入升学或其他考评系统”,“大部分学校都尚未重视媒体素养教育,也未开设相关课程。”而在台湾教育理论界,虽然1993年起就有人在发展媒体文化教育学,却常常是机械照搬英美理论,从本土媒体文化经验出发的探索仍处于“迷失”状态。[19]上述教育实践领域的现状虽然不容乐观,但在目前的学校课程体系中,发展媒体文化教育的空间依然巨大,同时少数学校自发设计的媒体文化教育也值得去改进。不过,这都需要教育学界首先发展媒体文化教育理论,将媒体文化研究引入教师教育课程,完善当前的教师专业发展,从而可以为中小学的媒体文化教育输送优秀师资。近些年,大陆也有一些教育学者开始呼吁向西方学习,在中小学开设专门的媒体文化教育,有的还在探讨将媒体文化融入语文教育,防止学生“沦为媒体的俘虏”,使学生“对隐藏在媒体文化背后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保持批判精神”。[20]这些探讨表明,中国大陆的媒体文化教育学已经形成两大议题,即考察西方国家的媒体素养教育实践和发展批判性的本土媒体文化教育。但由于时间不长,在这两大议题上,相较于欧美及台湾教育学界,大陆教育学界的积累都显得十分有限。本文认为,在中国教育学界已有探索的基础上,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深化,以便发展相对成熟的媒体文化教育学。首先,无论从大陆还是台湾的情况看,在面对媒体文化时,常常抱有法兰克福学派式过于武断的不信任乃至敌对态度,导致媒体文化教育演变成单调的说教,无法引导学生走进复杂的媒体世界及其多元内涵。就此而言,凯尔纳重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倒是可以提供启示。为了揭示到底有哪些客观存在的观念、力量在媒体文化中发挥作用,凯尔纳主张放弃高低贵贱的文化两分法,同时广泛吸收各家理论,提高批判的广度与深度。这些都有益于本土教育学者形成适宜的批判观,以便游刃有余地走入纷繁复杂的本土媒体文化世界。其次是确立明确的教育宗旨。已有的本土探索均强调,媒体文化教育应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但这些探索并未进一步分析,站在进步主义的立场上,批判精神和独立思考最终还是得指向一个进步的教育目标。后期伯明翰学派便因为没有把握好这一点,常常只是坐视学生肆意宣泄自己的批判(叛逆)精神和独立个性。而正如凯尔纳所见,杜威以来的教育学往往是在两大宗旨中选择一个,一是引导个体认识自我,探寻真善美的主体存在方式;二是认识复杂的社会结构及其苦难与不公之处,培育有益推动社会平等与民主化进程的意识与能力。凯尔纳的媒体文化教育学选择了后者。中国媒体文化教育学也应从这两大宗旨出发,进一步明确究竟为 什么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再次便是从本土媒体文化经验出发,形成理论(知识)结构清晰的媒体文化研究(课程开发)模式。这可以说是本土媒体文化教育学的一大难点。吉鲁最初决定发展媒体文化教育学时曾发现,由于学科、专业界限过于牢固,教育学界看不到任何文化研究理论,而文化研究界也不会思考教育,所以他花了许多精力将文化研究引入教育学界。[21]应该说,国内目前的情况比吉鲁当初在美国教育学界遇到的情况好多了,因为无论法兰克福学派还是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理论,如意识形态、文化霸权、抵制、自我风格等概念,都早已被国内教育学界接纳了,而这些概念所指的媒体文化经验在中国也存在。遗憾的是,国内提倡媒体文化教育的教育学者尚未尝试从本土媒体文化经验出发,对这些概念进行验证或重构,进而发展理论结构清晰的媒体文化研究,为本土媒体文化教育学提供课程。更进一步说,可供本土媒体文化教育学选择的理论在今天已经十分充裕,而本土的媒体文化现象也丰富到了能够进行任何理论实验。如“后结构主义”的主体建构理论,便值得启用。该理论探讨的是个体在现代社会权力结构及其变动中种种不由自主的命运,以及何以可能获得意义与价值。而这一主题已在本土电影界得到深入探讨,例如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好男好女》等电影便是以近乎客观的叙事手法揭示:在由专制统治、进步运动及黑社会等势力主宰的社会演变进程中,各类普通个体经历了什么样的生活史。不仅如此,侯孝贤等电影创造者还会在电影中探寻某种自觉且极具道德或美学意义的存在方式,并将它暗中赋予某个角色身上。这类电影无疑可以为本土教育学者发展“后结构主义”的媒体文化研究提供合适的文本,并以这种研究作为媒体美学教育或主体认同教育的课程资源。最后,发展本土媒体文化教育学还需要在教育学院开设媒体文化研究课程,将它引入教师教育及教师专业发展。西方教育学者在这一点上已有近三十年的积累。例如,在凯尔纳的开拓下,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育学院便成了批判性媒体文化研究与教师教育的重镇,加上吉鲁、麦克拉伦等人的持续努力,美国教育学界及教师教育领域早已形成影响广泛的媒体文化教育学派。中国教育学界也需要凯尔纳式的教育学者:既有明确的教育宗旨,又能发展知识结构清晰有力的媒体文化研究,以此改变目前媒体文化研究在教师教育课程体系中的空缺状况,使媒体文化研究真正成为教师专业发展的基本指向,培养教育宗旨进步、媒体文化研究能力优秀的教师,从而优化国内目前教育观念及媒体知识与西方相比均显得模糊的媒体文化教育实践 文化研究论文:外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问题的研究 一、引言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国际交往的不断密切,跨文化交往越来越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因此,培养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外语人才成为高校外语教师的重要任务。注重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导入就是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一个有效方法。 二、外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 (一)文化与语言的关系 泰勒认为,文化即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戴昭铭,2003:3)现代的文化指的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综合。语言是音意结合的符合系统,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是语言的深层机制,为语言的发展提供养料。 (二)国内外语言教学中文化导入研究概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Hall和Trager提出“文化地图”概念,列举出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通过与本民族文化的比较来分析和描写目的语文化。(陈申,2001:32)六十年代,对语言功能的研究逐渐增多,由于文化在语言交际功能中的重要作用,其在语言教学中的地位也随之提高。80年代,跨文化交际逐渐成为研究热点,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 我国学者中,胡文仲最早开始关注外语教学中的文化、交际问题,从语言功能上强调了语言与文化的一致性。80-90年代,文化语言学说的建立为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后,多名学者都对文化导入问题进行了研究。陈光磊界定了文化导入的内涵,林汝昌详细探讨了外语教学中文化导入的层次问题,赵贤洲、束定芳、鲍志坤等学者深入研究了文化导入的原则问题。(赵亮,2011:43) 三、外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 (一)文化导入的原则 1.交际原则 语言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交际双方无障碍的顺利沟通。因此,语言教学中应该导入有利于交际双方进行交流的文化知识。教师应该着重介绍那些学生在学习或相互交流时容易产生误解或是失败的相关文化知识。 “猪”在中国文化中有“懒惰”的含义,中国人常用“懒得像猪一样”来形容某人的懒惰。而在德语中,人们常说“Er hat Ein Schwein.”意思是“他很幸运”,因为德国中世纪体育竞赛的失败者会得到一头小猪作为鼓励,久而久之,猪在德国成为幸运的代名词。如果教师在授课时没有讲解 “猪”在德语中的这一含义,就可能导致学生在遇到相关情况时不能领悟对方想表达的真实意图,影响交际的成功进行。 2.适度原则 文化包罗万象。教师应根据课程的教学任务和授课目标,以实现本课时教学目标为出发点,合理规划时间和导入的文化内容,避免盲目或无计划的延伸文化内容而影响授课进度,同时,要掌握好单个课时提供给学生的信息量,提高学生的接受效率。 3.渐进原则 文化导入应该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分为初、中、高三个阶段。在初级阶段,应以阐释两种文化在日常生活方面的差异以及该差异在语言中的具体表现为主,主要目的是帮助学生掌握日常交际所需的文化知识,避免出现日常交际失败。中级阶段主要介绍由文化差异引起的成语、俗语及运用方面的差异,帮助学生熟悉并深入理解外语表达蕴含的文化内涵。高级阶段主要揭示中外交际双方在思维方式、交际关系以及言语表达方式等方面的异同,旨在帮助学生提高语言表达能力,进一步了解以目的语为母语者的人际关系及交往的深层次模式。(谭志明、王平安,1993:74) (二)文化导入的内容 1.语言文化 (1)语构文化 蕴含在词语、句子等语言结构中的民族文化知识叫做语构文化。吕必松讨论“语法系统中的民族文化因素”时,从“词形变化的有无”、“句子的组织方式不完全相同”、“方位、数目、顺序等的表达方式不同”三个方面举例说明了汉语和英语的语法系统中所反映的文化差异。(吕必松,2007:51)语构文化包含在构词、句型、句式等各个方面中,教师在讲解语法结构的同时,要同时介绍相关的文化因素。如:德语是典型的屈折语,其复杂多变的语法变位规则常常令德语学习者无所适从。这种繁复的词形变化与德意志民族严谨、刻板的民族性格形成不无关系。汉语是典型的孤立语,没有语言单位的形态变化,用不同的语序和虚词表述时态、语态。汉语轻形式、重意义的“意合”特点就与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理念有关。 (2)语义文化 语义文化主要是指词汇中所包含的社会文化意义。这是最常见的语言文化因素。由于各民族生活环境、历史和文化的不同,很多事物的名称或概念在别的语言中没有完全对应的词语或是字面意义对应但深层意义不同。如,德语中的“Drache(龙)”指的是带有翅膀的,会喷火的怪兽,通常是邪恶的象征,口语中用来形容泼妇,贬义词。而汉语中的“龙”指的是带有五爪的,能够行云布雨的瑞兽,常作为统治阶级的象征,禁止普通民众使用其形象。德语中的“Hufeisen(马蹄铁)、Marienk?觌fer(瓢虫)”是幸运的象征,而汉语中则无此意义。这类词语易给交际带来障碍,教师在讲解此类词语时,必须详细解释该词语在目的语和母语中语义文化的异同。 (3)语用文化 语用文化指由特定的民族文化决定的,语言交际中产生的语用规则和文化归约。常用的基本语用文化包括:称呼、问候、致谢与道歉、敬语与谦辞、褒奖与辞让等。不同语言中相同或相近意义的词语其使用范围和场合往往不尽相同,如,德语中的“du(你)”不仅用于朋友、平辈间,还是家庭成员间包括祖孙间的称呼用语,而汉语中,孙辈就不能用“你”,而要用尊称“您”来称呼祖辈。又如,汉语中“老先生”中的“老”表示尊重,德语中的“alt(老)”则无此意义。 文化研究论文:以民间艺术为载体的文化产业产学研共生模式研究 “产学研”合作“是以企业、高等学校和科技研发机构为主体,以政府以及中介机构为辅助,以优势互补和利益共享为基本原则,按照一定的机制和规则进行合作,通过资源共享,实现人才培养、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等目标的系统性活动。”在产学研合作模式中,共生单元主要是大学、企业、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等中介组织。资源是共生关系的纽带,共生单元围绕资源结成不同的共生关系。在民间艺术产业化开发过程中,民间艺术是这种共生关系的纽带。当前,对民间艺术进行市场化开发,结合高科技的光电效应形成的旅游演艺产品,产生了巨大的市场和社会效应。这一产品的创作和经营过程始终伴随着产学研合作,是产学研共生模式的典范。本文以广西桂林阳朔县《印象·刘三姐》为例,分析以民间艺术为载体的文化产业产学研共生关系及其运作模式,并结合民族地区高校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办学情况分析目前这种关系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一、文化产业视角下的民间艺术内涵 民俗学家钟敬文认为民间艺术是“在社会中下层民众中广泛流行的音乐、舞蹈、美术、戏曲等艺术创造活动。”张道一则将钟先生的定义视为广义上的民间艺术,其狭义则专指民间美术。梁玖从艺术学角度提出:“一定社会中的平凡人运用特定媒体, 遵循自适的可能性精神创造极具有地域文化风俗性的艺术形态。”这一概念没有列出其所包含的具体内容,而是从民间艺术的创造者、产生途径、特质和功能方面对之下了一个抽象的定义。但从艺术学对艺术门类的划分中我们可以找到其所指,民间艺术应包含民间建筑、工艺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绘画、民间雕塑和民间戏曲,以及被民俗学界排除在民间艺术范畴之外的民间文学等艺术形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崛起,民间艺术因其特有的娱乐、审美功能成为文化商品化的宠儿。取材于民间艺术的影视剧作品、工艺美术品、旅游表演作品、民俗文化村、服装等商品在市场上显示了巨大的创收能力。因此,从文化产业角度而言,民间艺术应包含可以被包装成文化商品的民间建筑、工艺美术、音乐、舞蹈、戏曲、绘画、雕塑和民间文学等艺术形式,还包括民间语言、信仰等观念艺术。 二、民间艺术产业化开发与产学研合作的共生关系分析 1.民间艺术产业化开发与产学研合作结盟的必然性 民间艺术源于民间创造,其传统受众为享有民间艺术品的主要群体。由于受到地域、年龄和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制约,民间艺术作品的娱乐性、审美性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这一特性对民间艺术的大众普及形成一定阻力。因此,民间艺术产业化开发必须符合大众审美的设计与包装,才能成功推向市场,实现创收。文化创意即为沟通民间艺术与市场的桥梁。作为一种融合高科技和高智慧的活动,文化创意不仅需要对包装对象有深入的理解,还要能够准确把握市场需求规律,同时还要求开发者拥有雄厚的资金、人才和高超的创意资源管理能力。因此,高品位民间艺术文化产品开发必然将有雄厚的科研人才优势的科研院所和高校融入其中,产学研合作也理所当然成为其重要的开发手段。 2.《印象·刘三姐》:文化产业产学研合作的成功模式 1961年,以广西桂林山水为背景、壮族歌仙刘三姐传说改编的彩调电影《刘三姐》风靡全国及东南亚。此后,刘三姐和壮族山歌已然成为广西的两张文化名片。改革开放以后,产生了刘三姐景观园、刘三姐香烟等具有地方特色的商业品牌。1997年,由广西区文化厅组织,总策划梅帅元、导演张艺谋、樊跃、王潮歌组成主创团队,经过精心选址和长达5年零5个月、多达109次易稿的创作,《印象·刘三姐》(以下简称《印象》)终于于2004年3月20日在阳朔正式公演并大获成功。这一项目的成功,得益于艺术学、民俗学、民族学等领域专家搜集民间文化、创作改编成的电影《刘三姐》作铺垫。而主创团队中张艺谋、樊跃为拥有众多优秀影视和舞台剧作品的着名导演;王潮歌曾任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发表过数十万字的学术论着,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总策划、制作人梅帅元为国家一级编剧,当时任广西壮剧团团长,是广西民间艺术界的优秀专家;广西区文化厅所成立的广维文华艺术有限责任公司则作为企业角色负责相关支持和管理工作;演员除当地居民外,多来自配套成立的张艺谋漓江艺术学校。 《印象》不仅带来了巨大的旅游效应,还被国家文化部列为中国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获得中国乡土文化艺术特别贡献奖、文化部首届创新奖和世界旅游组织目的地会议最佳休闲度假推荐项目等多项荣誉。同时,桂林乃至广西各大高校旅游管理、文化产业管理等专业纷纷以之为实习基地。业内专家对其进行多角度的研究,产生了大批优秀的成果,促进《印象》系列产品的可持续发展,也对高质量的民间文化产业化开发形成良好的引导,文化产业为此被定位为高投入、高产出、见效快的“朝阳产业”,大量的市场需求也催生了培养该领域高层次专门人才的文化产业管理专业。 《印象》的成功表明,民间艺术产业化开发无论是前期资料搜集、整理和内涵挖掘还是文化产品创作与包装,都离不开科研专家、一线艺术家及民间专家的合力创新。而当地居民作为原生态文化的代表参与演出之外,演艺产品的艺术审美价值呈现还需受过专业训练的艺术类及专门性管理人才。在演艺类旅游产品的经营过程中,经营部门可以为高校提供学生实践基地和就业出路;科研机构学者专家的调查研究则可为该产品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智力保证。因此,高品位民间艺术文化产品开发与产学研合作办学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共生关系。 3.以民间艺术为载体的产学研合作共生模式运作中的 不足 从产学研共生模式角度而言,在寄生、偏利和互惠三种模式中互惠模式是产学研合作的理想方式。因为互惠模式下的产学研合作联盟既产生新能量,各方又能分享收益,只有这种模式才能维持产学研三方长期合作。当前民间艺术演艺产品产学研合作联盟中,高校或科研机构只作为创意提供者得到一次性收益,后期管理与利益分成则不再拥有权利。这样,研究人员就很难获得后期经营资料,造成产学研三方信息不对称,阻碍了合作互惠模式的形成。 从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角度而言,国内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基本包括经济类、管理类、艺术类、文化类等几大门类,涉猎广泛却学之不深,毕业生“什么都知道,但什么都不会做”,无法胜任民族艺术产业化开发相关工作,大学人才培养跟不上社会需求。 从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角度而言,目前全国普遍存在工作待遇与社会地位、社会责任不对等的情形。高校人才考核科研、教学双方面并重,导致高校教师任务繁重,脱不开身去做服务地方的应用性研究。同时,高校对服务地方的横向科研项目的支持力度远不如由国家社科基金等纵向项目,科研人员参与积极性不高。民间艺术产业化开发所需要的巨大学科跨度,对术业有专攻的科研人员而言也有一定的难度。 三、以民间艺术为载体的产学研持续共生模式构建策略 1.高校及科研机构参与后期经营管理 产学研合作联盟中,高校和科研机构被认为是人才和智慧的孵化园,这在对人才、创意要求极高的文化产业领域尤为明显。甚至有学者认为,大学与文化创意产业形成了一种“互动发展的共生模式”。高校和科研机构与后期经营管理脱节易导致文化产品创新动力缺失。因此,为了加强文化产品的可持续发展,高校及科研机构应参与民间艺术后期管理经营,这样就可以借助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力量为文化产品的运作经营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而高校和科研机构也可从中获得相应的收益。 2.校企合作,有针对性地培养本、硕、博不同层次的专门人才 基于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知识广而博的特点,各高校可与文化企业合作办学,根据地方特色设立专业方向,全日制教育与在职培训并重,培养某一领域的文化产业管理人才。例如旅游演艺发展较好的广西桂林地区、湖南湘西地区高校即可培养旅游演艺项目策划与管理方面的人才。同时,高校应在硕博阶段的人才培养中高度重视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以丰富的实践发展理论,从而继续指导实践,实践和理论并行作为考核标准,以满足业界对高端人才的需求。 3.为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服务地方创造政策条件 政府应从政策上鼓励高校及科研机构服务社会。高校和科研机构也应转变观念,鼓励高校教师、科研人员参与地方文化的产业化开发工作。同时,对服务地方卓有成效的教师可享受“调研假期”等优待政策,减轻其教学方面的负担;对文化产业管理等相关专业的科研、教学人员提出服务地方的工作要求,以进一步完善产学研合作共生模式,促进民间艺术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文化研究论文:企业文化影响员工素养的研究 摘要:企业文化在企业的管理中占有者重要的地位,企业的文化建设也应当成为企业管理建设的重点。成功的企业文化建设有利于充分发挥员工的潜能,能够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本文分析了企业文化的基本内容和员工素质的内涵,并且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企业文化对员工素养的影响。 关键词:企业文化;员工素养;企业文化发展策略 0 引言 企业文化往往会成为企业经营成败的决定性因素,企业成功往往源于优秀的企业文化的建设,企业的失败也首先表现为企业文化的失败。日本着名企业家盛田昭夫是索尼公司的创始人,他在谈到日本企业成功的秘诀时说:“日本公司的成功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不可为外人知道的秘方。不是经营理论,不是企业计划,而是人,员工才是企业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日本经理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发展员工之间的健全关系,在公司内建立一种人员亲如一家的感情。在日本,最有成就的公司是那些设法在全体员工之间建立共同命运意识的企业。”而企业文化正是全体员工联系在一起的纽带。 1 企业文化的基本内容 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员工在生产和生活活动中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企业文化可以说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企业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次。 物质文化即企业员工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以及和生产生活相关的文化内容和物质形式,包括厂房、生产车间、生产设备和生产的产品等等。物质文化是企业的“硬文化”。一般地,我们从一个企业的外部设施看出一个企业的经营状况和企业员工的精神状态。从漂亮的厂房、干净的车间,整齐堆放的产品都可以看出企业严格的管理和职工积极的工作态度。 制度文化,即企业的规章制度、条例等管理手段、企业的领导组织体制等。它介于企业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之间。它是为了规范人们行为而制定的必须遵守的共同行为准则。具体来讲,主要包括企业的领导组织机制,企业从生产到销售各个环节和各个部门的规章管理办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度高于一切”应当成为企业管理的金科玉律。制度文化能够有力的约束员工的行为,保证企业生产目标的实现。 精神文化,即狭义企业文化。它是企业员工的精神财富,具有帮助人们认识世界、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包括企业精神、企业目标和核心价值观,它是企业的“软文化”。 2 员工素质的内涵 员工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三个方面。思想道德素质是员工素质的最重要的部分,包括员工的职业道德、意识品质、道德情操等等。当前,我国企业的文化建设需要进一步弘扬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遵循二十字《纲要》,形成以诚信为基础的道德爱岗敬业的道德氛围。科学文化素质是员工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包括知识文化水平、劳动技能等方面。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几天,员工的科学文化素质对于企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员工的身体素质常常是被忽略的部分,但是员工的身体素质正是事业发展的基础,是员工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基础。 3 企业文化对员工素质的影响 3.1 导向和约束作用 企业文化对于员工素质的影响首先表现为导向和约束作用。企业文化形成于每一个员工的日常习惯中,是在正确的价值理念的滋养下形成的群体意识。他表现了员工共同的价值取向。它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如在长期的工作中体现的艰苦奋斗的作风,或者爱岗敬业的高尚情操,又或者团结互助的良好风气。在这种风气中,新员工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浸染,这对于新员工的成长十分有帮助。企业文化作为企业共同的价值观,还对员工起着一定的约束作用。众所周知,价值观决定的人们日常的行为取向和人们自我实现的形式。在企业共同价值观的约束下,新员工很容易就能形成良好的工作习惯,在一种追求严谨、高效的风气中,员工的工作质量必然会有所提高。最后,企业文化还能够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比如,合理的考核晋升制度,必然会在员工中形成良性竞争的风气。而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必然引导员工正确处理企业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使员工自觉地将个人的当前利益和企业的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增强员工的责任感,形成团结互助的工作氛围。 3.2 激励和娱乐作用 良好的企业文化的建设对员工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企业文化能够使员工形成统一的信念和意识,从而使其处在一种积极的、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中,使员工在工作中勇攀高峰。其次,企业文化是企业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企业形象能够使员工形成强烈的荣誉感和自豪感,从而激发员工公国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后,公平的企业制度,为员工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员工必然会苦练技术和能力,以期在企业中有更好的发展。另外,劳动模范也是企业文化的组成部分。它是企业文化精神的人格化,榜样的力量能够为广大职工提供奋斗的榜样和动力。 企业文化的娱乐活动主要是通过丰富多彩的职工活动来体现的。职工的娱乐活动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的文体活动一方面对于员工的素质具有一定的提升作用。比如,体育比赛等活动必然能够在员工中形成积极锻炼的风气,从而提升了员工的身体素质。而技术大比武等活动,必然能促进员工苦练武艺,一边在比赛中好的表现。另一方面,企业的文体活动对于员工有着耳濡目染的作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通过企业负责人的组织和参与,能够使员工感受到企业的温暖和关爱,在春风化雨的企业环境中,员工的潜能必然能够得到很好的发挥,健康向上的情操必然得到培养。 4 企业文化建设的策略 着名的企业家约翰。洛克菲勒曾经说过,优秀的管理者能够指导员工向杰出人才一样出色的工作。如果企业是一条大河,那么高素质的员工就是企业这条大河的源头。可见,企业管理工作的要点就在于通过文化建设充分挖掘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员工的知识和 技能像喷泉一样喷涌而出。这样,企业这条大河才能源远流长。具体地讲,在企业的文化建设中应当着重建设企业温馨的集体文化、人本文化、学习文化。 4.1 通过温馨的集体文化提升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 企业给人的第一印象应当是企业的环境。这里所说的环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物质环境,即企业生产和生活场所的环境,二是企业的人际关系环境,即精神环境。企业的物质环境是企业给员工的第一印象。整齐有序的工作现场布置、清洁合理适用的设备,能够给提升员工的精神状态。笔者认为,企业的生产场所应当以建设花园式工厂为目标,生活场所则应该以建成绿化美观的文明小区为目标。美好的环境一方面能够为员工提供一定的适宜的工作环境,使他们具有良好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美好的环境也在潜移默化中对员工优良素质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培养了员工高尚的审美情趣和美好的道德情操。 以人际关系环境为主要内容的精神环境同样重要。实际上,良好的人际关系往往是留住企优秀人才的关键性因素。笔者认为,应当建立一个“平等、理解、包容”的人际关系环境。平等既体现在领导和员工的平等,有体现在员工和员工的平等上。领导应当改变统治者的形象,在委派任务时,应当形成“我们一起干”的形象,而不是“我监督,你来干”。另外,应当设立意见箱,让员工提出对于当前企业环境的意见和见解,从中发现员工的思想动态。在处理问题时,要处处为员工着想,才能提升员工对企业忠诚度和归属感。员工和员工的平等,则体现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上,企业通过制定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业绩考核和晋升制度,能够使员工形成良性竞争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员工之间便相互帮助而不是相互拆台,这有利于和谐的工作氛围的形成。 4.2 通过人本文化来成就员工 现代企业的管理经验告诉我们,企业管理的是指不是“压制人”而是“成就人”。因而,在企业的管理过程中,应当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这就要求在企业的管理中,始终以员工的发展为根本出发点。在管理过程中,应当使员工形成这样一种观念:企业提供的不仅仅是一个赚钱的岗位,而是一个发展的平台。首先,应当通过培训等手段使员工对自己进行一定的职业生涯规划,并且将这一目标的实现和企业的发展联系起来。还应当让员工在工作过程中,根据企业的发展不断调整自己的目标,提高自己的工作绩效,使员工真正认识到,没有了企业的发展就没有自己人生愿景的实现。笔者认为,企业“以人为本”的软管理,应当以严格的“硬管理”为基础。在企业的制度管理方面,建立开放科学的组织管理平台,特别是要建立“能者上庸者下”的制度。通过一定制度形成公平、公正的良好氛围,才能使员工的积极性得到调动,提升他们增强自身业务素质的积极性。还应当通过合理的岗位设置和分配制度来体现能者多得的原则,在这种氛围下,员工能够自觉地学习和钻研业务知识,提高技术素养。 4.3 通过学习文化提升员工的素质 学习文化的构建,首先应当完善企业的培训和进修制度,这是提高员工素质的最基本途径。笔者认为,企业的培训和进修制度应当包括继续教育、培训教育和再次求学三种形式。继续求学和培训教育是提高员工知识技能和创造力的重要手段。再次求学(成人教育和高等教育)则是通过对学习的投资来提高员工的价值的必要手段。我国《教育法》中规定了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企业应当为优秀员工提供继续教育的机会,而专业技术人员则应当充分利用这种机会提高自身素质。培训教育是训练技术工人和培养专业干部的主要方式,也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主要手段。严格而高效的企业培训往往成为企业吸引人才的重要手段。我国企业的培训手段,应当尽量和国际接轨,通过和外资企业进行各种形式的合作,将世界上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手段引进到我国。这样,也增加员工学习新技术的压力,同时扩大学习的空间。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员工认识到,对教育的投入能够获得比较高的产出。企业应当为员工提供更多的继续教育的机会。 总之,企业文化建设,说到底是人的文化的建设。不管是为人提供良好工作环境的企业环境建设、“以人为本”的管理组织方式的建设,还是以人的发展为目的教育发展,从根本上讲都是要通过企业文化来教化人、培育人、成就人,使“人”这个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充分发挥潜能,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文化研究论文: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方法探讨 中国的大众文化崛起于20世纪后半叶,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大众文化事业获得了蓬勃的发展,成为与官方的主流文化和学界的精英文化同等重要的文化形式,并与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一起参与了社会精神生活的型塑。大众文化的崛起和发展对国民生活方式、国民性格塑造以及社会发展变化带来了新鲜的元素,使其呈现出了新的面貌。这些改变令人惊喜,但同时也引发了关注和焦虑,如对当下大众审美取向的非议以及网络文化对青年群体心智发展影响的焦虑。在此情况下,选择正确的研究方法对认识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发展现状,了解其价值效应并指导其健康发展便具有了积极的意义。本文拟从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特点、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批判以及英国伯明翰传统的批判三方面来进行探讨。 1 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特点 要探讨研究方法,必须首先明确界定研究对象。大众文化这一概念对于中国语境,严格来讲是个泊来品,在英语中它对应了两种表达,mass culture 和popular culture。西方早期大众文化批判指向的对象为mass culture, 这一概念被赋予了明显的贬义色彩,主要指商业利益驱动的文化产品,如电影、广告等传播产业的产品。当下语境我们所使用的大众文化这一概念则更多的是指由雷蒙德·威廉斯所倡导的popular culture,作为英国伯明翰传统的代表人物之一,威廉斯对“文化”这一概念做了历史的回溯,认为文化应是一个整体全部的生活方式,从而赋予了这一概念平民化的色彩,用popular culture 取代了mass culture,并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称“大众文化是民有、民享、为民所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 。从此,大众文化不再被视为洪水猛兽,而开始成为影响人们生活以及意识形态的一种现代意识。随着对大众文化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其进行了更严密准确的界定。国内学者王一川对大众文化做出了这样的定义,它“以大众媒介为手段、按商品规律运作、旨在使普通市民获得日常感性愉悦的体验过程,包括通俗诗、通俗报刊、畅销书、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影和广告等形态” 。 从大众文化的如上定义,人们不难发现它的一般特性:大众媒介性、商品性、流行性、娱乐性、日常性、类型性等。中国语境下的大众文化也同样具备这些特点,其中,商品性这一特点尤为吸引人们的眼球。究其原因,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物资不丰沛,物资的消费形式多为统一分配和按计划配额消费,人们的商品意识淡漠,物质层面如此,在解决人们生存高级需求的精神文化层面,就更是受到官方主流文化或是学界精英文化的牵制,更多的是被动接受,而不是对文化商品的主动消费。所以,中国的大众文化虽然从产生之初就带有了商业文化的特质,追求商业利益,以娱乐消遣为主要功能,但由于其短近的发展史,并未像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完备庞大的文化工业体系,同时,主流媒体的官方化以及国家相关文化政策的指导也使得大众文化还未彻底沦为谋取利益的工具,因而国内的大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文艺性,商品属性并不是那么的突出。 2 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批判 大众文化的批判研究一直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的批判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为后来学者的大众文化批判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了批判的标靶。霍克·海默,作为该学派的第一代领军人物,在研究中将大众文化概念与文化工业概念直接等同起来,奠定了大众文化批判的悲观主义立场。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大众文化最显着的特征就是使得文化、艺术产品商品化。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运作下,大众文化成为了统治阶级和资本合谋的工具,文化工业首先通过标准化批量生产出媚俗平庸甚至是低劣的包裹着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大众文化产品,继而借助市场化运作机制将模式化的文化产品输送给大众消费,从而实现意识形态的灌输和强化。因而,在法兰克福学派的视野中,大众文化带有明显的欺骗性,带给大众暂时的满足继而安于虚假的现状,实现对民众的控制;大众文化同时也沦为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工具,通过决定娱乐商品的生产,控制规范着文化消费者的需要并进而对其心理意识进行操控;大众文化的标准化和模式化生产形式扼杀了文化的艺术性,也抹杀了文化产品的个性和创造性,消费此类文化产品的大众顺而也被同一化。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进行的意识形态批判沿袭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的传统,将文化视为与资本主义进行抗争的一个斗争领域,揭露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大生产对艺术以及大众个性的抹杀,这一理论基调使其成为了大众文化批判研究的标杆,也成为后继大众文化研究学者不可绕开的理论基石。对于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仍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随着文化事业的推进,文化产业商业化,艺术、文化产品商品化是必然的趋势。大众文化的消极效应是不可避免的,如一味追求商业利益和娱乐功能的低俗文化产品的出现,对青年人心智的影响以及消费西方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对传统价值观念的质疑等,对这些大众文化特质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仍是一把利器。然而同时,由于发展的局限性,我国尚未形成完备的文化工业体系,大众文化事业还远未彻底的商业化,沦为商品经济的附庸,并在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指导和影响下文化产品还具有一定的文艺性,并在某种意义上仍是反映大众的声音。鉴于此,在使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对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商品性展开批评研究时,还需掌握好“度”,不能一味批判,而应以消除负面效应,发挥正面效应为宗旨。 因循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看到了统治阶级借助文化产品向大众受体灌输意识形态,以期实现对大众心理意识的控制,然而,对大众文化产品的消费行为并未到此终结,作为具有主观意识和能动性的大众个体,由于具有各自不同的审美倾向和审美领悟,必然会对同一化的文化产品做出不同的反应和选择。此时的大众文化产品,作为商品,即使特殊,也需要遵循市场规律。大众文化产业为了迎合市场,就必须揣摩迎合大众的趣味,而不能一味地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意志,换句话说,大众的消费意愿和社会现实反过来又对大众文化工业形成了挑战,产业和受众之间存在着双向的交流,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就成为了一个哈贝马斯口中的“公共领域”,既不属于市场,也不属于国家。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的这一局限,哈贝马斯也曾在自己书中坦承:“大众文化显然绝不仅仅是背景,也就是说,绝不是主流文化的消极框架,而是定期出现、反抗等级世界的颠覆力量,具有自身的正式庆典和日常规范” 。 对大众接受性和创造性的忽视是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的硬伤。反观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无论是在生产还是消费环节大众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大众能动性的研究应该成为研究的重点。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带有悲观的情绪,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学派早期成员的生活经历是有极大关系的。由于二战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学派有犹太血统的成员如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和阿多诺都曾亲身经历纳粹的精神迫害,并一度选择逃亡到美国只为寻求人身安全。德国纳粹借助强大的 宣传机器进行反犹太宣传,实现了对广大民众意识形态的控制和最终的暴政。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对此深恶痛绝,继而站到了助其实现的科技文明和文化工业的对立面,展开了深刻的批判。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展开不具备如此严苛的时代背景,研究者也不具备特定严苛的生活经历,因而在展开研究时一种中立的研究态度就是我们应该珍视的,对大众文化不偏不倚,做出中肯的评价。 3 英国伯明翰传统的批判 与法兰克福学派不同,英国伯明翰学派从其成立之初就反对以精英主义立场来研究文化,他们努力扩大了文化的内涵,反对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的划分,对底层的工人阶级的文化,即他们认为的本真的大众文化,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努力发掘其积极意义。伯明翰学派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大众文化以及与大众文化密切相关的大众日常生活。其中,大众媒介始终是该学派研究的焦点,特别是电视的意识形态功能。学派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针对电视话语发展出了编码/解码理论。就编码层面而言,霍尔沿袭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理论观点,但同时也强调了观众的参与,观众的欣赏即是对电视节目的解码。霍尔指出,受众对媒介文化产品的解读是与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立场相对应的,他认为电视节目的观众可能会存在三种解码立场:一是主导性—霸权性立场,即观众完全受制于制作者的制作意图;二是协商性符码或立场,指观众大体上接受制作者的意图,但却从自身立场和利益出发加以一定的修正;三是对抗性符码,即观众完全站到制作的对立面试图瓦解节目中传达的意图。这三种立场很好地分析了观众在消费电视节目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也说明观众完全可以在积极有效的观赏中抵制或消解节目可能传达的消极意义,从而彰显出媒介文化积极的社会效应。 霍尔虽然是针对电视话语提出的编码与解码理论,但不难发现,对于任何话语生产和消费的分析,这一模式都具有适用性,这也是霍尔理论备受推崇的原因所在。将视野回溯到中国当下的大众文化语境,媒体文化正处于蓬勃发展的欣欣向荣期,人民大众的参与意识也空前高涨,无论是长盛不衰的选秀造星节目,如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以及中央电视台的“我要上春晚”,还是如今爆红的电视相亲类节目,如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在这些节目中扮演主角的是大众,欣赏消费的也是大众,电视台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并给与相应的引导,对大众个体的自我定位以及所想要彰显的个性无从干预太多,如像从“非诚勿扰”舞台上走出的“宝马女”马诺,她在舞台上的极端拜金言论可能也是节目的导演和编导始料未及的。从传统意义上讲,她的言论完全背离了主流价值观念,但节目之后她迅速蹿红,并获得了数量不少的拥趸,这一事件充分说明了大众自主选择的可能性和实在性。如何对此文化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霍尔的解码理论绝对是理论选择的不二工具。 承袭伯明翰传统对大众文化以及大众主观能动性的关注,约翰·费斯克对大众文化进行了系统完备的理论和个案研究,其代表作《理解大众文化》也被视作关于大众文化和后现代文化的经典着作之一。费斯克的研究主要围绕大众能动性抵制权利控制和文化集权展开,对大众文化报以乐观主义的态度,形成了与法兰克福学派截然不同的理论观点。“两种经济”理论是费斯克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两种经济”即“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大众文化的商品是同时在这两种经济中流通的。“金融经济”指涉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商品生产和消费过程,注重的是交换价值,流通的是金钱。费斯克之前的大众文化研究,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伯明翰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都是在围绕这一经济形态展开研究。但费斯克认为仅用金融词汇是不足以对文化商品进行描绘的,因为消费社会中的所有商品都是既有实用价值,又有文化价值的,文化价值的实现就体现在“文化经济”中。所谓文化经济是指,大众产业链中的观众从原来的商品(观众通过消费文化产品而成为金融经济产业生产者的另一商品,可被出卖给广告商等)变成生产者,生产出的是“意义”和“快感”。而“原来的商品变成了一个文本,一种具有潜在意义和快感的话语结构,这一话语结构形成了大众文化的重要资源” 。费斯克“文化经济”的提出为大众的创造力提供了空间,此时的大众不再只是消费者和商品,其生产者身份使得他们即使仍被支配于体制之中,仍却能在体制的空隙中努力规避或抵抗文化商品的规训,消解文化商品的同质性和一致性。因而,大众文化不是文化工业生产出的,而是人民创造出的,是进步的力量,也是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展开对抗的重要斗争场域。 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乐观主义立场对于推动当前国内的大众文化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在使用其理论展开研究时也应看到其局限性的存在。“文化经济”作为理论基石就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文化工业强制渗透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功能,这也奠定了费斯克对大众文化未予批判而一味褒奖的立场,使其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大众文化的商品属性所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同时,在物质起主导作用的经济体制下,资本的力量仍是无比强大的,大众发挥能动性可以选择拒绝、抵抗,但要彻底地消解其作用仍是不可能的,更谈不上对权力集团的实质打击。 中国当代大众文化正处于蓬勃发展期,对民众的影响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中国当代语境下的大众文化由于自身的发展特点,决定了对其展开的研究既需要借助于西方学界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又需要考虑文化现象的本土特点,引入相关的思考。总的来说,西方理论界的法兰克福学派传统对大众文化进行的意识形态批判以及伯明翰学派传统代表人物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以及费斯克的“两种经济”理论都是研究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极好的理论工具。但由于这些理论本身也存在着不足和局限性,可考虑将这些理论的优势观点进行整合,而尽量规避相关理论漏洞,结合具体的文化现象来对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展开研究。 文化研究论文:非物质文化美术教育的研究 一、高校美术教育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传承和创新的必要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重要的文化财富,也是经济建设可以应用的重要资源,我国必须将其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经济制度的改革,主流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被大家所遗忘、破坏。高校美术教育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扬可以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因此,高校美术教育有责任完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扬工作。首先,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蕴含着各种不同的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见证了我国的区域性历史文明,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而这正是历史赋予高校美术教育的使命。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民族文化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高校可以承担起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和实践活动。再次,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展现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承载了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蕴含了审美情趣、工艺技能、伦理道德和文化知识,有利于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文化品位和素质、能力。 二、高校美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和传承所起的作用及其应对策略 首先,高校美术可以从艺术角度展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考察和研究。散落于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艺术价值上有很大的差异,要想得到价值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定要具备艺术的敏感性和洞察力,深入民间进行考察和研究,挖掘和整理出具有实际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过程中,除了利用人的口述和文字的记载之外,还要有绘画、工艺、美术等不同的记录方式,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属于艺术范畴,对其进行研究的人必须是有专业艺术水准的人员,高校美术教育正好可以体现出在这个方面的优势。 其次,高校美术教育可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一种重要的方式。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对技术、知识、技能的传承,充分体现了人的主体地位和创造能力。但它们多通过口口相传、世代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承,在现代社会的大环境下,很多已经出现了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现阶段,高校美术可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一个载体,成为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一个重要场所。将民间艺人请入高校美术课堂,从而使高校美术专业的学生可以学习和掌握系统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有利于提高高校美术专业学生的文化修养,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有利的氛围,从而培养出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会消亡。 再次,高校美术可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创新的形式进行传承和发扬。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融入现代社会,才能拥有更久的生命力。高校美术教育可以积极地引导学生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创新和改革,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鼓励学生在学习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的同时对其进行创新,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健康发展。 三、总结 综上所述,高校美术教育可以说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校美术教育中获得了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文化研究论文:对游客满意度的客家文化旅游研究 1客家文化旅游 20世纪90年代,客家文化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客家研究热”直接推动了客家文化旅游发展,客家文化旅游开始兴起。进入21世纪,在“文化旅游热”背景下,客家文化旅游热开始形成,客家文化旅游蓬勃发展。总体上客家文化旅游处于初期发展阶段,资源开发以物质文化资源为主、旅游产品以观光旅游产品为主、旅游市场以近域客源市场为主是客家文化旅游的主要特征[11,14],客家文化旅游开发中大资源与小产品、大市场与小区位、大文化与小景观、大形象与小品牌的“四大四小”表现较为突出。粤闽赣边区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是客家民系形成的客家大本营。以“客家三州”赣州、汀州、梅州为核心的客家大本营是客家文化中心,赋存丰富的客家文化景观和客家民俗风情,为客家文化旅游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是客家文化旅游的核心旅游目的地。 2客家文化旅游的游客满意度分析 2.1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以梅州市为研究区域、以客家文化旅游为对象、以问卷调查方式测评梅州市客家文化旅游的游客满意度,探寻客家文化旅游游客满意度的显着影响因子。梅州市是客家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和向外传播核心区,被誉为“世界客都”,是客家文化旅游的经典旅游目的地。选择梅州市为客家文化旅游游客满意度研究区域具有典型代表性。由于影响游客满意因素的复杂性,游客满意度测评涉及多维度指标体系和测评模型。其量化测评方法主要有层次分析法、灰色系统关联分析法、神经网络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测评模型主要有期望差异模型(EDT)、服务质量模型(SERVQUAL)、服务绩效模型(SERVPERF)、满意度指数(ACSI)模型、模糊综合评价模型[3,5,15~17]。本文采取广泛使用的李克特5级量表法,建立评价集V=[非常满意,满意,一般,较不满意,很不满意],对应的测量标度向量H=[5,4,3,2,1],作为评价集的相应分值,获得被访游客对测评对象的主观态度。根据调查目的,综合考虑客家文化旅游的影响因素,构建侧重于客家文化旅游的游客满意度测评的9维度39因子评价指标体系(表1)。问卷设计内容包括:(1)受访者的人口统计学信息:包括客源地、年龄、性别、职业、学历、收入等。(2)旅游期望与实际感知的总体满意度和单项满意度评价。(3)满意度相关影响因子:包括出游次数、出游方式、出游动机、旅游地形象等。(4)满意度的行为结果:忠诚度。 2.2调查过程与分析方法 样本调查在2012年5月至2012年7月完成,选择包含了黄金周、双休日和工作日的时间进行调查。在梅州主要景区、酒店、特产店对旅游者展开随机抽样问卷调查。调查采用调查人员直接对游客进行“一对一”随机问卷调查及访谈的方法,协助游客填写问卷并及时回收问卷,保证了信息的客观有效性。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300份,共获得有效问卷289份,有效率达96.3%。运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9.0对问卷调查的样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结论。本次调查的Alpha,即可靠性系数(a)=0.944,且各评价因子的Alpha信度系数均大于0.800,问卷调查资料的可靠性(信度)高。 2.3游客满意度结果分析 (1)总体满意度通过统计分析,评价总目标值为3.78,说明游客对客家文化旅游的总体满意度没有达到满意水平。且与其它类型文化旅游满意度相比,客家文化旅游的总体满意度偏低。(2)评价维度满意度各评价维度指标满意度均值与李克特量表中5级满意度的赋值相比可看出(图1),除旅游环境和客家文化特色维度指标达到满意外,旅游景区、旅游餐饮、旅游住宿、旅游交通、旅游购物、旅游娱乐、旅游服务与管理7个维度指标均未达到满意水平。图1各评价维度满意度Fig.1Thevaluedimensionsatisfaction(3)评价因子满意度评价因子层39项指标中,仅1/4项指标达到满意水平,其中最满意的三项评价因子是空气质量、客家民俗和游览环境;最不满意的三项评价因子是娱乐特色、商品价格和商品类型与特色。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探明不同人口学特征和不同旅游行为特征的人群在总体满意度上的差异情况。不同游客群体满意度差别程度用P值判断,P 0.05时,表示比较差异不显着;0.01交通舒适性、娱乐特色、商品类型与特色、游程安排、服务质量监管、气候舒适度、水体质量、空气质量、居民态度、客家民居建筑和客家民俗等15项评价指标的Pearson相关系数均大于0.7,且各相关系数概率值均接近0,表明游客满意度与上述各评价指标之间存在高度显着的相关性(表3)。 3基于游客满意度的客家文化旅游开发策略 结果表明,客家文化旅游游客总体满意度没有达到满意水平,不同游客群体满意度存在一定的差异,存在满意度显着影响因子。客家文化旅游存在形象模糊、市场狭小、产品单一、特色不足以及服务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增进游客对客家文化的了解和认识、丰富客家文化旅游产品、增强旅游产品文化内涵、优化旅游环境是提高客家文化旅游游客满意度的有效途径。客家文化旅游开发应着力于提升客家文化旅游的形象价值、产品价值、环境价值和服务价值。 3.1实施形象策略提升客家文化旅游形象价值 (1)强化形象主题,培育客家文化旅游品牌形象。旅游形象是激发旅游动机、提高游客期望、提升感知质量的重要因子[3,18,19]。概念泛化、视觉雷同、形象主题模糊、文化内涵缺失是客家文化旅游形象弱化的主要问题,同质竞争是客家文化旅游形象弱化的主要原因,应强化客家文化旅游形象主题。包括突出“客家文化”大主题、强化客家文化旅游的总体形象,在客家文化旅游总体形象下,根据粤闽赣客家地区“千里客家文化长廊”的文化差异和特征,进行客家文化各亚区的旅游形象定位,凸显各亚区的旅游形象主题,形成 鲜明的客家文化旅游形象,通过加强区域旅游合作,将粤闽赣客家地区客家文化旅游主题和宣传口号统一于客家文化旅游总体形象,共同培育客家文化旅游品牌形象。(2)加强旅游宣传与形象传播,提升客家文化旅游品牌形象。旅游宣传与形象传播是旅游形象形成的重要途径,也是对游客期望进行管理、使游客期望与实际感知保持一致、提高游客满意度的重要手段。确定鲜明而统一的客家文化旅游形象标识,对客家文化旅游进行客观准确的形象宣传,有利于客家文化旅游市场形象和口碑效应的形成。积极扩宽形象传播途径,借助电影、电视、广播、报刊、音乐、网络等大众文化和新兴媒介,大力宣传客家文化旅游,有利于促进客家文化旅游形象传播、提升客家文化旅游品牌形象。 3.2实施市场策略扩大客家文化旅游市场 (1)开拓非客家人客源市场,扩展客家文化旅游中长距离客源市场。客源市场狭小、人气指数不高是客家文化旅游的“小市场”特征表现。客家文化旅游的现状客源仍局限于“客家人”这个“自家人”市场和500km范围内的近域非客家人市场,客家文化旅游需要开拓更广的旅游市场。应注重中长距离非客家人市场的开拓,加强客家文化旅游在非客家人客源市场的宣传,采取各种旅游推介会让非客家人了解客家文化,增强客家文化旅游对中长距离非客家人的旅游吸引力。(2)创新旅游营销模式,扩宽客家文化旅游营销渠道,积极开展文化营销、网络营销、价格营销。以客家文化为“卖点”开展文化营销,满足游客对客家文化旅游的文化需求:对同质文化的追寻记忆和延续继承,或对异质文化的观摩学习和体验经历。利用现代新媒体开展旅游网络营销,通过客家文化的数字化和可视化表达,开发客家文化旅游的影视产品、动漫产品,提高客家文化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采取灵活的价格策略开展价格营销,降低旅游产品的直观价格,吸引不同的分众市场。 3.3实施产品策略提高客家文化旅游产品与服务价值 (1)深化产品开发,丰富客家文化旅游产品。浅层次粗放开发、观光产品为主、旅游产品单一是客家文化旅游的“小产品”特征表现。应遵循旅游产品开发规律、尊重旅游消费需求[8,20],重视客家文化旅游产品开发:重视客家非物质文化旅游开发,在加强民居建筑文化、饮食文化等客家物质文化旅游开发的同时,重视民俗风情、文化艺术等客家非物质文化旅游开发;重视客家文化旅游体验产品和娱乐产品开发,实现客家文化旅游产品由观光旅游产品向休闲体验产品的转型升级,积极探索旅游业与休闲娱乐、文化创意产业、动漫产业的融合,解决文化旅游开发的文化表达难点,创新开发客家文化休闲体验旅游产品,以增强客家文化旅游产品的参与性和体验感受;重视旅游商品开发,加大旅游商品开发的政策、资金、技术扶持,开发具有客家文化特色的旅游商品,促进旅游购物。(2)强化特色与精品意识,提升客家文化旅游产品质量。以客家最具特色、最具代表性的旅游资源为基础,开发客家文化特色旅游产品(特色旅游线路、特色景区、特色商品),彰显特色,提高客家文化旅游价值和品质,增加客家文化旅游吸引力。实施旅游精品战略,挖掘客家文化内涵、展示客家文化精髓、铸造文客家文化旅游精品、提高客家文化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从而提升客家文化旅游产品价值。 3.4实施环境策略以提升客家文化旅游环境价值 (1)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客家文化旅游环境。客家地区属于旅游非优区,普遍存在“最后一公里”的交通瓶颈,旅游环境有待提升。应加大资本投入,完善景区、景点的基础设施、旅游设施,完善交通设施,提高客家文化旅游交通通达性。通过提升市场环境、卫生环境、治安环境来营造客家文化旅游整体“大环境”,完善客家文化旅游社会文化环境。通过加大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加强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提升旅游公共服务的品质。(2)加强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保护、提升客家文化旅游环境品质。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独特的客家文化是客家文化旅游的资源本底,也是客家文化旅游发展的背景环境和文化环境,应注重客家文化旅游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保护,加强文化环境的保护与开发,协调山水生态资源旅游开发与客家文化旅游发展的关系,树立文化生态旅游开发理念,尊重文化生态,以文化生态的方式科学展示客家文化,发展客家文化生态旅游。采取法律保护、制度保护、申遗保护、开发保护等多种形式的保护措施,加强客家文化生态的保护与开发。 3.5实施管理策略提高客家文化旅游服务价值 (1)加强制度建设,规范行业管理。加强旅游法规与制度建设,规范旅游经营行为。制订《客家文化旅游服务标准》等相关行业标准,通过行业标准规范行业管理,为游客营造一个良好的旅游环境。(2)建立提升游客满意度的长效机制。建立以第三方机构为评价主体的旅游服务监督机制,加强游客满意度调研,定期对客家文化游客满意度进行评价,以适时修正旅游发展策略。提高旅游管理效率,提供充分的旅游信息,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增强游客的旅游感知度。加强旅游从业人员素质建设,提高服务质量与服务效率,提升旅游的人员价值和形象价值,从而使游客产生归属感。建立旅游咨询和公共服务平台,加强旅游咨询和投诉管理,及时处理游客投诉,妥善处理游客抱怨,提高游客忠诚度 文化研究论文:文化研究与比较教育 【内容提要】本文从比较教育的学科发展史研讨了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及其表现,对文化的概念及其特点、文化研究与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文化与教育的互动关系和文化研究的困难与课题等方面进行了理论阐述和诠释。 【关 键 词】文化/比较教育 【 正 文 】 导言——比较教育学史中的文化研究 比较教育研究对文化的重视可以追溯到100年以前。1900年,萨勒德(M.E.Sadler)在题为《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从外国教育制度研究中学到有实际价值的东西?》("How far can we Learn anything of practicalvalue from the study of foreing system of education")的着名演讲中,第一次指明了文化研究对比较教育的重要意义。他的一句名言是“在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我们不应忘记校外的事情比校内的事情更重要,并且制约和说明校内的事情。”他说的校外的事情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他说:“当我们倡导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我们注意的焦点一定不能只集中在有形有色的建筑物上或仅仅落在教师与学生身上,但是我们一定要走上街头,深入民间家庭,并努力去发现在任何成功的教育制度背后,维系着实际上的学校制度并对其取得的实际成效予以说明的那种无形的、难以理解的精神力量。”民族精神是文化的核心。也就是说,只有理解了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才能理解这个国家的教育制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康德尔(I.L.Kandel)等人秉承了这一思想,他们开创了因素分析时代,为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奠定了重要地位。康德尔提倡描述历史事实,分析社会历史背景。他还把民族主义和民族性作为决定各国教育制度性质的因素提出。汉斯(N.Hans)则对影响教育的诸种外部因素加以系统化,并主张应当对形成教育的因素给以历史的说明。他把影响各国教育制度性质的因素分为三类:自然的因素(种族、语言、地理和经济因素)、宗教的因素(罗马大主教、英国国教和清教徒)、世俗的因素(人文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三类因素中文化因素占了主要地位。 埃德蒙·金(Edmund.King)也十分重视教育的历史背景。他的相对主义方法论重视客文化中的主体对教育现象的观点。要了解他们的观点,就必须对他们的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因此文化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近几十年来,文化研究在比较教育界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综观以往的研究,在文化研究上还存在着三个问题:一是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所依赖的参照系只是西方文化,用它作为一个普遍的准则来影响包括非西方世界在内的全世界的比较教育研究,这一做法有失公正,也与当今世界色彩纷呈的各民族文化极不协调。二是对文化的理解过于狭窄,把文化只理解为“民族特性”。实际上文化的概念更广泛。三是对文化与教育的互动关系研究得不够。往往只讲到民族文化对教育制度的影响,很少谈到文化对教育主体(教育决策者、教师、家长)的观念的影响。关于教育对于文化的反作用的研究更不多见。因此,对于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还有深入一步的必要。 一、文化的概念及其特点 文化是什么,如何理解文化?文化是一个有广泛内涵的概念,据说学术界对文化的定义已有二百多种。有的说,文化是一种生活样态;有的说,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这都有一定的道理。我认为,所谓文化,是指人类在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活动中所采用的方式和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这里面包括了人类的活动方式(动态的)和活动所取得的成果(静态的)两个方面。一般分为三个层面,即物质层面(包括建筑、服饰、器皿等等)、制度层面(包括教育制度在内的一切制度)、思想层面(包括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等)。物质层面最容易交流和吸收,制度层面也常常因为政治变革而改变,惟独思想层面具有较强的保守性和凝固性,不容易吸收异质文化和互相交融。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各民族间的交往,也总是在变化的。概括起来,文化具有以下一些特性: 第一,具有民族性。文化总是由人类的某个民族创造的,而一个民族的特性也较多地集中表现在文化中。因此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传统可以是同义词。由于世界各民族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环境不同,对自然界和社会各种现象的认识和理解不同,他们创造出各自不同的文化。例如,对待自然,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文化则强调人征服自然、战胜自然;对待社会和他人,中国人主张中庸、谦让,西方人则主张竞争、斗争。这是从观念形态上讲的。表现在物质形态上也有极大的不同。例如中国的民间艺术图案讲究对称、统一、和谐;西方民族则讲究差异、多样。可见民族性表现在各个方面。 第二,具有稳定性。民族文化传统常常表现出相对的凝固性和稳定性。这种稳定性表现在时间上就是惯性。也就是说,文化传统发展变化的速度比较慢,总是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具有滞后性。这种稳定性表现在空间上,就是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也就是维持着自己民族文化的发展轨迹,往往拒绝外来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一定的保守性。所以,在世界文化交流已经如此频繁和深入的今天,各民族文化仍然保持着各自的特点,从而形成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民族文化传统的稳定性是民族文化传统得以保存的主要原因,但在某种程度上却表现出凝固性和保守性。它不仅在发展进程上落后于时代,有的甚至于拒绝时代变革的要求,拒绝外来文化的渗透。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经过了曲折的过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因此文化传统的稳固性具有两面意义:积极方面的意义是它保持了文化传统的独特性,即民族性;消极方面的意义是它影响到文化传统的交流和变革,阻碍着对先进文化的吸收、创造和传播。 第三,具有变异性。每种民族文化都是不断发展的,也就是不断变革的。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民族也在不断发展,民族文化也在不断发展。要发展就要有变革。也就是说,文化传统不能完全保持原来的样式,总要增加新的符合时代的内容,要去掉一些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内容。例如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有男尊女卑的思想传统,但是现在是男女平权的时代,这种男尊女卑的陋习就应该除掉。 每种民族的文化传统中都有优秀的内容,也不免有落后的内容。在文化发展和变革中就要继承和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的东西,摒弃落后的,不符合时代要求的东西。对待外来文化,也是这种态度,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优秀的东西,排斥落后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基本的文化观。 二、文化研究与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 要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就要承认世界文化的多元性。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开始,人类就有五大古代文明,即古希腊文明、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代东方中国文明。虽然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变迁,由于战争和其他原因,有些文明衰落了,希腊文明成了西方文明的源头,而东方的中国文明却一直延续到今天。但不论是哪种文明,都给世界文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文艺复兴以后,西方文明有了较快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物质生产的迅速增 长,为西方国家的扩张提供了条件。实际上,西方文明是在掠夺其他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文化的发达,并不能排除其他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只要这个民族还存在,它的文化总是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的。 20世纪60年代西方出现一种现代化理论,认为非西方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是一致的,前者现在所处的阶段是后者经历过的一个阶段,非西方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惟一的途径就是西方化和照搬西方的模式,只有靠西方文明的传播,靠输入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因素才有可能。这种理论代表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事实上世界文明并非以西方文明为中心,西方文明只是人类文明中的一个类型。20世纪60年代以后许多东方国家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创造了各自现代化的模式,打破了“现代化理论”的神话。“现代化理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有一定的影响。70年代以后它受到许多学者的批判,现在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但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很难在西方学者中克服,原因不在于他们自己不想克服,而是他们太不了解别的文化了。尤其是比较教育,它产生于西方,长期活动在西方,更容易受到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近几年来,世界比较教育学会理事会在非西方国家举行年会,对于西方学者了解非西方文化是大有裨益的。亚洲比较教育学会的成立,更有利于东西方比较教育学者的交流。 应该特别指出,以儒教为核心的东亚文化,覆盖东亚、东南亚以及世界其他东亚移民居住地区,但是在包括比较教育在内的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它未能发挥重要作用。在新的世纪,东亚各国应自觉地挖掘本民族文化中优秀传统,使之成为东亚比较教育研究的重要理论源泉。 要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观念,东方学者也有责任。东方学者要放弃迷信西方的观念,要跳出表面看西方教育制度的框框,深入到西方文化的深层去认识西方的教育;要在学习西方文化的优秀经验时注意理解它的实质,并尽力使之本土化。这种要开展文化研究。 三、文化与教育的互动关系 教育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但它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教育离不开文化传统,教育除了受一定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的影响外,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方法无不留下文化传统的痕迹。例如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科学制度是在封建制度中形成的,这种科举制度把学校教育与人才的选择制度结合在一起,这就影响到中国一千多年的教育传统。清朝末年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动摇了封建主义统治的基础,科举制度终于随着政治经济的剧烈变革而彻底破灭。但是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制度虽然在中国已消灭了一百年,而与科举制度相伴随的教育思想却作为一种传统的教育思想至今仍然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残存下来,追求学历,重视考试就是这种教育思想的反映。日本的所谓“考试地狱”恐怕也与中国的传统有关。 教育一方面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又是发展文化,创造文化的最重要的手段。也就是说,教育无时无刻不在传播文化,创造文化。文化靠什么继承和发展?靠教育。当然这种教育不仅指学校教育,也包括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但是学校教育起着重要的作用。教育又总是根据时代的要求,社会的需要对文化传统加以选择和改造。特别是学校教育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它要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培养目标来选择文化、传播文化、改造文化、创造文化,使它符合时代的要求、社会的需要。 比较教育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教育,就需要研究影响这个国家教育制度的各种因素,特别是文化因素。前面说到,文化的内涵很广。但对教育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观、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例如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而东方文化则重视集体主义;发达国家多少具有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不发达国家总是抱有民族主义倾向。即使同是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也很不相同。笔者最近访问法国,适值WTO在西雅图开会,法国教授批评WTO过分重视商业,不重视文化。他们总是为自己的文化传统而自豪。但你如果到美国,就很难听到这种声音。一个国家的这种传统必然会反映到教育上,特别是反映到教育思想观念上,从而影响到教育的各个方面。这就是为什么要强调在比较教育中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只有从文化研究中才能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教育的本质。 四、文化研究的困难与课题 进行文化研究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最好是采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到当地去生活一段较长的时间。正像萨德勒曾经说过的,不能只注意一个国家的有形有色的建筑物和教师与学生,还要走上街头,深入民间家庭,去发现无形的精神力量。这是难以做到的。即使在一个国家做到了,对其他国家还是不了解,仍然难以比较。 还有另一个困难是,研究者本身是另一种文化的主体,他自身已经具有本民族文化的传统,也就是具有本民族的思维定式,即使他能够深入到客文化中,如果不克服自身的思维定式,也不能得出客观的科学的结论。因此从事文化研究的比较教育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需要克服自身的文化偏见,树立多元文化的观念,尊重别国、别民族的文化,尊重他们的价值观。 进行文化研究还需要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因为文化传统总是历史延续下来的。不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就不可能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是怎样形成的,也就不能了解它的文化实质。因此,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不仅是跨文化的研究,而且也是跨学科的研究。 虽然有以上的困难,在比较教育中开展文化研究不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国家的文化总有它的表现形式。它们常常表现在他们的哲学历史着作中、文学艺术中,也常常表现在他们的教育政策、教育体制、教育管理等方面。研究他们的文献资料,特别是该国的着名学者的着作,是可以把握他们的文化实质的。尤其是近几十年来教育的国际化促进了人员的交往,许多留学生到异国他乡去学习,对当地的文化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有利于开展文化研究;各国学者的交往与合作也有利于对别国文化的了解和认识;特别是几个国家的学者如果能合作开展文化研究,则将会取得更好的成果。 我们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正在从事题为“文化传统和教育现代化”的研究,目的是想通过研究了解各国文化传统在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起了什么作用、传统教育如何向现代教育转变,从而认识今天如何进行教育改革。我们的方法是;选择有在某个国家留学经验或对该国有较深了解的学者,研究该国的历史、哲学乃至于文学;研究该国教育政策文献;实地考察该国的教育,包括参观访问、和教师学生以及学者座谈;然后与其他国家加以比较。此项研究已进行了九年,第一阶段的成果反映在《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这部专着中。该书研究了美、英、德、俄、日、中六国的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并对中西人文主义传统、中日人才观、中美师生观以及西方现代知识观进行了比较分析。此项研究还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还在继续中。 文化研究论文: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关系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史 1948年,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建立,进入研究所的斯迈思成为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批研究者,传播政治经济学也由此开始发展。斯迈思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重新界定了商业媒体的研究,挑战主流视野中媒体与受众关系的认识。另一个对于传播政治经济学十分重要的人物是赫伯特·席勒,他与斯迈思都把传播当成公司力量的组成部分,也就是把传播视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部分,指出了传播与资本主义之间重大的隐含意义。他们的很多观点都被看做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础。20世纪60年代,斯迈思回到加拿大,积极参与政策事务的讨论。席勒加快了与联邦通信委员会以及人权和反战媒体的联系。他们的努力在那个时期影响了进步的领域,还培养了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新一批研究者。这一批新的研究者,大多都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继承了早期的研究,并提出了新的研究。其中爱德华·赫曼与诺姆·乔姆斯基为杰出的代表。 20世纪90年代,虽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新闻业批判的出现很引人注目,但是严重的资源匮乏,很少的机构支持,加上恶劣的政治环境,使得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开始消沉。这时,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之间的争论也在尖锐的进行着。很多学者开始反思产生危机的原因,认为是由于没有培育出可以推动该领域发展并展开创新研究的优秀学者。 二、文化研究的发展历史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是文化研究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由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大众文化的攻击,谴责大众文化,认为它使消极的受众操纵了文化,并认为高等文化受到流失,他们都被看作是精英主义者,被认为夸大了文化产业对普通人的控制。 1964年,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伯明翰大学建立,标志着文化研究进入第二阶段。这个研究中心是由理查德·霍加特与斯图尔特·霍尔一同建立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最开始是从事大众文化的批判研究,并且致力于保护次要群体的核心创造力。它的最早工作重心之一是把阿多诺“文化试图废除阶级”的定义作为目标,提出了反对的意见。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发展了一种批判理论,这一批判理论并不是批判经济基础决定文化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为了批判阶级理论(即认为统治阶级把自己的意识强加于无产阶级身上,并压迫无产阶级的文化)。 文化研究的发展阶段代表人物有霍尔、霍加特、汤普森以及威廉斯。霍尔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判过于呆板。他还认为卢卡奇颠倒了世界观的概念,把所有国家和每个历史阶段拥有的世界观都转到了阶级问题上。霍加特指出商业娱乐资本主义取代了传统的工人阶级文化,但是这一观点受到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中学者的指责。汤普森和威廉斯都认为文化实践只有和社会构造关系联系,才能被充分的理论化。威廉斯反对把文化还原为基础,认为文化不仅仅是物质现实的反映,它还是物质现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三、传播政治经济学与研究的分歧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分歧 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都追随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可它们存在分歧。1990年伊利诺伊大学举办的“文化研究”会议之后,两者的关系彻底破裂。资本和商业主义充斥着整个社会,非商业的价值和制度要么迎合市场,要被市场粉碎。马克思的社会分析总是建立在对物质关系的关注上,在精神层面,他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并不是注定要反映时代的观念,但是这些观念会努力与统治阶级的思想保持一致。马克思提出了商品拜物教,认为商品拜物教是商业主义进行渗透的一种方式,它给予商品个性,表现在广告和品牌名称中,将人们之间的关系转化为物与物的关系。 马克思的一些观点,受到了文化研究者的质疑。霍尔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局限,经济简化论和决定论。经济简化主义认为政治和文化都是对生产领域的反映。决定论认为任何事物都被锁定在了经济关系中。文化研究是对简化主义和经济主义的反对,是对底层建筑和上层建筑的反对,是对错误的意识的反对。 而自文化研究建立以来,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们也对其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文化研究太过重视文本研究,忽略了对物质基础的分析。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者认为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的,并且是被物质产品所决定的,这是基本原则,而且他们坚持认为,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中,最基本的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是决定因素,因为资本主义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组织模式,它的突出特点是被一种交换关系的抽象系统所主宰的。 两者的争论一直持续,其中最着名的论辩是1995年,加恩海默和格拉斯博格的论辩。 (二)加恩海默和格拉斯博格的争论 1995年,加恩海默发表了《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和解和分开》一文。加恩海默在“两次发展”指出,文化研究有两次主要的发展:第一次是意识形态问题被极大地精细化,第二次是统治与被统治的概念从阶级扩大到种族和性别。加恩海默指出,阶级不只是一个抽象的分析范围,它是生产关系和政治实践之间由意识形态联系的模式,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联系是物质利益。加恩海默怀疑这种模式是否还可以与文化研究相容。文化研究忽略了经济,它拒绝通过统治方式及文化实践是建立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意义进行思考。其结果就是:是文化消费而不是文化生产,是休闲的文化实践而不是工作的文化实践,成为了最重要的关注点。传播政治经济学认为文化实践也一定会伴随着一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并没有认为,由于生产方式的需要,相对的上层建筑就会被创造。在虚假意识与知识分子一节中,加恩海默提及了文化研究从分析主流精英文化实践,转向分析大众文化实践的原因,一是赋予工人阶级一种对于自身经验、价值、声音的重要性的认识;二是来自于一种不同的分析传统和一种不同的对政治问题的定义。文化研究虽然肯定了工人阶级文化,但是它在把大众文化不加以区分的介绍进课堂时,牺牲了教育方面的政治价值和解放价值。在统治结构中,加恩海默认为文化研究把性别、种族等差异制造者看作不是被阶级决定的统治结构,提出了存在的两个问题。加恩海默最终指出,不对性别、种族斗争的政治经济基础与环境分析,就不能理解它们的起源、形式和关系。 文化研究论文:对多媒体时代的文学形态与文化价值研究 当然,当代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全球化和科技大发展带来的文学的写作方式、出版发表方式、接受方式、评价方式和意义生成方式,都定然会带来文学发展的新样态和新模式。首先,一般性的大众文化和文学与精英经典文学,将会长期并存、各自发展。在中外文学史上,文学的主流性与边缘性的变化是迭代皆有的。现在娱乐至死的通俗文化、狂欢文化,在每个时代都存在,中国文学中的通俗文学自古至今自成流脉源远流长,不过在古代受到文以载道观念的压抑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是对民间的文化消费和精神结构一直具有很大影响。五四以后所谓启蒙救国的精英文学和以消遣为主的通俗文学一直双流并在,由于时代造成的新都市市民阶层的出现和广大农村对新文学的隔膜,其实通俗文学的印刷出版数量、市场占有率是远超雅文学的,连鲁迅母亲都不看鲁迅的小说而鲁迅自己要邮购张恨水的小说给母亲看。如同古代文学中以诗词歌赋为主体的主流文学与以说唱文学、民间文学、志怪传奇、小说戏剧为主的通俗文学,二者互相存在一样,五四后的中国文学其实也是如此格局。在以往文学史写作和架构中,由于受政治与文学观念的制约,一度把文学史写成主流精英文学史而压抑了通俗文学的历史存在。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已经打破了这种局限,现当代通俗文学的存在也进入研究的视野和文学史架构中。当今市场化和网络化时代,以休闲娱乐、排解竞争和生存压力带来的日常生活焦虑为目的的大众和通俗文学,仍将是文化与文学消费市场的主体,它们已经构成了日常生活的精神消费和审美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由于网络、手机等各种层出不穷日新月异的新媒体的出现,它们的“创造需求”的功能,将必然带来消费、休闲、娱乐、放松、刺激等精神需要的扩大,将使伴随它们的大众消费文学———广义的通俗文学依然具有广大的受众与市场,在统计学上甚至是文学的主体。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意味着文学的消亡和高端文学的边缘。因为,市场化时代是以消费和快餐文化为主体的时代,也是越来越分殊化、价值多元化的时代,对生活、工作、娱乐和精神追求的方式与层次,也出现分殊化、个人化、多元化的现象,而且社会及其文明程度越是发展,这种现象就越来越凸显。高等教育的普及、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中产阶级的扩大,使审美化进入日常生活,也使得追求高品位文化文学产品而非单纯娱乐的读者受众越来越多,根据率先进入现代化、后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统计,需要高端文化产品的人群呈现两个特点:基本固定化和在扩大与缩小之间动态化。消费决定生产,这种社会中产化时代的受众读者群体的存在,使精英主义的、高端的文化文学的存在和发展具有自己的空间。西方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着名作家的作品依然有巨大的发行量、经典作家和作品成为中产阶级书房的标志,当代中国着名作家如莫言、陈忠实、余华等人的小说拥有广大的读者群,都说明高端精英文学存在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的存在。而且,历史经验表明,在一个国家从现代化启动到高速发展时期,固然会出现通俗消费文化成为市场文化主体的现象,不过随着物质的富裕和中产阶级人口的扩大,同样会出现向精英文化消费回归的现象。比如电影,上世纪80年代曾经认为电影将没落,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城市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剧增、中产阶级的扩大,欣赏电影成为广大城市中产白领阶层的一种文化消费主流模式。电影如此,其他文化文艺产品也如此,不仅中国如此,世界范围内也如此。比如在全球化和趋同化时代,世界各国对文化遗产的态度发生了从初始的不重视乃至视为“落后”,到越来越将其视为民族文化瑰宝,视为物质趋同化而精神文化价值多元化的资源,对物质与精神文化遗产保护范围的不断扩大与保护措施的加大,都说明人类对自己精神优秀文化产品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对古典与经典保护与开发的认同度越来越高。上个世纪,中国80年代当代文学曾经作为思想解放的尖兵和重镇而成为民族精神生活的必需品,90年代后启动的市场化大潮曾经一度使作家下海、文人经商、文学边缘,王朔的“现在谁来请作家吃饭”的调侃是这种现象的征候之一。但是历经经商下海的大潮和市场化的沉淀,新世纪以后当代文学已经出现了悄悄的回归,文学在参与思想解放、参与当代中国精神建构、政治意识形态建构和市场意识形态建构之后,其自身的价值也在越来越得到认同。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既是世界对中国当代文学价值的认同,也是中国当代文学自身价值在中国和世界的体现,而且这种价值随着莫言的获奖、随着当代中国达到或具有同等水平的作家在今后的陆续获奖,文学在中国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价值与意义将愈发得到认同和凸显。两种甚至多种文学样式并行,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共相,但文学的价值不应以受众多少和市场占有率来确定,而是以文学对民族文化、思想精神价值、国民精神生活的参与和贡献来决定的。 其次,在未来的时期内,中国当代文学将呈现“大文学”样态,将随着与戏剧、影视和其他新媒体方式的融合,改变文学的概念与面貌。当代文学将参与当代中国文艺的建设并起到积极作用。比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莫言、刘震云、铁凝、陈忠实等作家的小说纷纷被改编成电影,这不仅是集大众与精英文化品格的电影对文学的选择和器重,也是文学对当代电影和中国文化、审美心理的塑造。作家的触电给小说和文学带来了新的视野、角度和写作模式的变化。科技革命带来的电脑、网络、手机、多媒体融合等新的载体的变化,随之出现了网络文学和手机文学等新的文学样式。这种新的载体上出现的新的文学,是对传统文学畛域的突破,它们既带来了传统文学的欣赏方式和传授方式的变化,也定然带来了文学写作方式和接受方式的变化,就像清末报纸出现后连载小说的形式带来了小说结构模式的变化一样,依托新媒体的文学的写作模式和结构模式也自然会产生文学的新变化。80后和90后以及将来的新一代,都是在电视、电脑和手机前长大的一代,是看图和读图时代的一代,这也一定会带来他们世界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的改变。电子媒体时代已经塑造了一个新人类,他们形成的心理结构、文学接受结构即总体的认知结构一定不同于以往,就像皮亚杰在《发生认识论》里通过证明儿童生下来也不是白板、也有先在的心理认知结构一样,电媒时代的阅读者也已经形成了他们的认知结构和习惯模式。这也必然要求文学的写作、发表(出版)和审美结构的相应变化。比如以小说论,纸媒小说可以有大段的风景和心理描写,而电子媒体小说由于其容量、屏幕和网络的局限,必然减弱心理描写的内容。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这就必然造成电媒小说独特的由媒体和受众制约的结构描写方式的变化。不同媒体的文学写作和接受模式自然会造成文学的歧异和分殊,传统的将文学分为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做法将难以面对和阐释网络手机等新媒体文学,因为这种文学已经将雅与俗自身难以分离地打包捆绑在一起,它们独特的写作方式、语言方式、审美方式和读者对它们的解读享受,使得它们成为新的文类和一种新媒体时代的新文学。但这种文学与纸媒文学一样,都属于当代中国文学,改变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概念、样式和形态,中国当代文学也将是开放的体系,这种体系及其发展的空间和走向的 无限可能性,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大趋势。第三,中国当代文学在中国现代化、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代的整个过程中,既会出现多元化与分殊化,也会出现经典化与世界化,而文学的经典化和世界化,与文化和文学传统的支援和创造息息相关。所谓经典化,是指作为精神产品的当代文学,其现实价值会对中国社会、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产生影响———一部《遥远的世界》对多少当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和人生产生重大影响,这几乎是无法统计的,正像五四以来的现当代文学对几代中国人走向革命、正义、建设之路起到的重要影响一样,当代文学成为当代中国主流价值、核心价值、精神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典化的另一个方面是它的历史意义,即它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继承与拓展,对中国文化价值所作的贡献。五四以后以鲁迅等人为代表的新文学已经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精神价值的组成部分,成为影响中国人精神世界、精神生活的重要文化资源。正像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等古典文学不仅仅是中国的传统文学,它们也是中国文化传统、国粹和中国文化的代表、组成部分与符号。中国五四后的新文学在文化的意义上,已经与古典文学一样,成为中国文化和精神价值的有机组成部分,学者王富仁称之为“新国学”。苏联时代流亡外国的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里指出,俄罗斯的伟大作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等人的思想和作品,是俄罗斯思想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伟大遗产。他们的思想甚至比哲学家更能代表俄罗斯思想。其实不只是俄罗斯,中国的古典文学也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白居易的诗歌里就包含着唐代社会的生活和政治制度、社会风俗的宝贵信息,所以历史学家陈寅恪从其诗歌里可以研究唐代社会和政治。中国五四后鲁迅代表的新文学也具有重要的思想文化意义,仅仅鲁迅一个人的思想作品,就构成现代中国文学、哲学、社会思想里最深邃最有价值的遗产,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宝贵资源,既是文学又超越了文学,进入了思想文化、中国价值的范畴。正因为如此,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如伊藤虎丸、丸山昇等皆认为鲁迅不仅是中国的,也是20世纪亚洲在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的代表性思想家,鲁迅的思想与文学代表了亚洲的世纪思考。这就启示我们,中国当代文学必须要有高视点下的文化担当意识,即把文学写作与文学行为作为中国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发展的流脉中汲取文化精粹和血缘,从中国当展和崛起的社会历史进程中提炼中国精神和意识,将伟大的传统和丰富的现实作为创作的文化资源和支撑,形成来自深厚文化的支援意识,并将这一切资源和支撑凝聚到当代文学中,使得当代文学既是中国文学长河的组成部分和中国文学的表征,也是深厚博大的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和文化表征,既是继承文学传统的当代文学写作,也是赓续文化传统的当代中国文化的创造。只有这样的文学,才会成为中国文学经典的组成部分,成为当代和后代需要不断阅读的体现中国精神和价值的文学传统,并以这样的传统滋润和培育未来的中国精神与价值的创造。同时,也只有这样的文学才会不断代表着中国、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成为全人类的思想精神和文化产品的组成部分,成为具有中国内容、风格和特色的世界性文化资源与遗产。自五四开始,鲁迅、老舍、沈从文、林语堂等一大批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已经走向世界,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世界从他们的作品中既了解了中国现代的文学,也了解了现代中国的文化,了解了具有悠久强大文学传统的现代中国在面对外来冲击和压力、在西方文学的浸润参照下如何用文学言说自己、如何转型再生创造的新的文学的样态。他们的作品具有代表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双重意义,是现代中国的好声音。文学与文化的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在百年来世界文学不断走向中国的过程中,中国文学及其凝聚于其中的文化价值也在不断走向世界,自鲁迅到莫言,中国现当代文学数度问鼎诺贝尔文学奖,其价值并非仅仅是获奖,而是显示出现代文学在压力下诞生不久就纳入世界文学的实力和这实力的不断增强,莫言之所以最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世界文学最高荣誉,是这一过程的必然结果。同样,鲁迅、老舍、沈从文、林语堂和莫言等人的小说,既被世界认为是中国文学的实绩和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也被视为了解和解读为现当代中国历史、现实、文化和国情的窗口与桥梁,是中国文学的代表也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表征,而在被接受和认同之际,这些作品及其所代表的文学与文化,必然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性的文学经典和思想文化资源。这就启示我们,随着中国的崛起、随着中国文化不断走向世界、随着中国不断融入世界与世界融入中国,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化与世界化,必然要承担文学与文化的双重功能,文学的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是密切融合的。具有了这样的文化意识、使命和担当,将会使当代作家的眼光和视野、胸襟和抱负更为高瞻远大,从而创作出具有中国文学与文化血脉的更多更好的作品,为中国文学经典和世界文学宝库贡献更多的、既有文学价值也具有中国文化价值的佳作。具有文学与文化担当和品格的文学,是多媒体时代中国当代文学存在的不变的价值和意义。 文化研究论文:现代性语境中的研究 内容提要: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是一个现代性的事件,不仅因为它发生在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之中,更因为它全面地体现了现代性的诸多特征。现代性意味着主体自我的确立、世俗理性的鼎盛以及感性的审美化“造反”。的发生背景是整个动荡屈辱的近代史,它试图以极端的手段埋葬民族的积贫积弱以及由此造成的民族心理的伤痕,这就证明了它的现代性本质。的目的或初衷就在于“新民”和“新世”,虽然最后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没有真正实现,而人民社会地位的提高、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在文化“恶性启蒙”中所表现出来的历史性倒退和“打倒一切”的简单化建设方法等,都充分表明了的现代性实质。我们在现代性的理性崇拜和启蒙崇拜中获得了相当多的经验教训,应当成为尊重历史、自我定位和文化重建工作的参考。是中国人寻求现代性的艰苦努力和曲折历程,但现代性并非终极价值,因此告别现代性这种暂时性方针和这种苦难历程,就成了我们的任务或使命。 关键词:现代性;启蒙;理性;;历史 人类的历史总以其深邃的启示和神秘的面貌吸引着思想的追逐,因为历史的图景总会随着时代观念的改变而改变,甚至人们关于同一个历史时段的描述也会截然不同,这就是思想史的魅力。同时在这种单纯的个体理论兴味背后还包含着深深的公共关切,在理论研究这种表面化的个体生存标志背后往往都蕴含着研究者的雄心壮志,那就是要在理论研究中打上刻有自己姓氏的印签,因此文化研究才显得如此多姿多彩(也往往显得信誓旦旦)。我虽无此恢弘的抱负,但也深深地受到思想的激励,尤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别需要历史昭示的关头,为自己的身上的责任而激动不已。的确,我们的理论研究需要有踏实、沉稳而又细致入微的钻研,同时更要有清醒而浓烈的现实意识。不仅中国,就连整个世界都已经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关头,人们对于社会文化转型的感怀急需要历史的关怀和理论的支撑。但遗憾的是,我们的历史研究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了众多无关紧要的因素的影响,而勉强构建起来的那些具有一定解释效力的理论体系和现代性图景,又大多是要么为切近的利益所支配,要么局限于科层性的制度当中。就算相对持平之论,也会由于受心态、情绪和价值倾向的左右而使理论产生偏斜,正如德国世纪哲人伽达默尔(1900-)所批判的那样,理论研究“因而就进入了历史循环论的泥塘,或者搁浅在认识论的浅滩上,或者徘徊在逻辑学的死水中。”[1]有鉴于此,本文的理论指向便在于(1)从现代性的角度审视,(2)为现实的发展寻求历史资源的支援,或曰作资治之鉴。邓小平在1987年5月12日会见荷兰首相时就曾指出,“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的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并在正如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提出,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1]我的研究正是为了响应邓小平同志的号召,做一点“认真的研究工作”,为历史不再重复而尽微薄之力。 一、现代性理论 从总体上说,中国的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的事件,而在当时也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西方也在进行着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虽然其含意很不相同),也就是一个现代性现象,并处处体现着现代性的特征,因此可以(也应该和必须)放在现代性理论中来审查,才符合它的历史处境,由此构筑起来的“”图景也才有本有根。我们同时把对现代性的研究和对现时代文化建设的方向的思考建基在对的研究上。 经过尼采、韦伯、海德格尔、哈贝马斯、吉登斯、伊格尔顿等几代人的研究,学术界对现代性的含义已经有了一种大致的了解,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中国学者刘小枫的观点是对这些外国思想家的总结,他在《现代学的问题意识》中写到:“从形态学观之,现代性是人类有史以来在社会经济制度、知识理念体系和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相应的文化制度方面发生的全方位转型。从现象的结构层面看,现代性事件发生于上述三个相互关系又有所区别的结构性位置。我用三个不同的述词来指称它们:现代化——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现代主义――知识和感受之理念体系的变调和重构;现代性――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和文化制度之态质和形态变化。”[2]现代性含义的确非常丰富,根据不同的需要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总体而言,现代性是标记现代精神的语言符号,代表着现代人的追求过程或者用时髦的话说代表着现代人的“心路历程”。实际上也是中国现代精神躁动与宣泄以图寻找突破口和达至太平盛世的一个坎坷历程。 目前国内学者普遍认为,现代性包含三个方面:首先,从精神发展的历程上说,它是人的主体性确立的表征,具有现代精神的人,按照自身的内在性来对外在世界作出判断,而不是按照超验原则或传统的规范来行事;其次,从社会运行原则来说,现代性是合理性的产物,是人按照自身的理性所建造的自己的世界,既是对人类的潜力的极大发挥,同时也带来了冷峻的理性可能带来的问题;最后,从知识学的意义上说,现代性给定了不同知识模式以相对独立性,不同知识部门为人的主体性以及社会的合理性的发展作出了相应的知识学证明与辩护。简言之,现代性的内涵包含着这样三个主题:精神取向上的主体性;社会运行原则上的合理性;知识模式上的独立性。从宽泛的意义上讲,“现代性”是一个因其无限丰富的内涵而在语义上非常模糊的概念,它“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3]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反帝反封建后中国共产党人对某种理想制度与模式的探求,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并在这种高尚的为民谋福利的救世行动中参杂着古老的意念和个体的浪漫构想,甚至还掺合着包括权力和神化在内的邪恶欲望。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认为,现代性是一种人间世的方案,主要是解决人类在近现代所遭遇到的各种问题,尤其是人的自我救赎和人的自我成熟所面临的本体论难题,即在抛弃了传统的宗教依据,人的存在又如何可能?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不断推进,关于自主的人及其在时间之流中的地位观念必需发生某种独特的变化,同时未来的无限开放程度也给刚刚摆脱神学羁绊的人类产生了一种可怕的后果:人们面对无限的自由而变得不知所措,于是在观念空白的状态下毫无节制地挥洒着刚刚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带着欣喜与狂放,肆无忌惮地开发着思维的潜能和自然的潜能。但结果却逐渐不妙起来,人们发现过度地追求伟大而神圣的主体性地位,最终会因为背离生存的根基而走向自我毁灭。因此到现在为止,现代性就具有两层含义,一是人的主体地位的自我确证;二是反思这种自我确证所导致的各种危机。前者是肯定性的,后者是否定性的,但它们的理论指向却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人在现代社会的最终定位和命运是什么。所谓的“新人新世界”理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人的自我定位的探索,尤其是经过同西方的百年冲突和碰撞后,对民族生存境遇的自我定位——虽然这种定位严重地偏离了客观事实,最后演化成了愤怒情绪横冲直撞的战场,并把主体地位的确立带到了疯狂的非理性边缘,进一步证实了现代性历程中人类用鲜血换来的关于理性和非理性仅一步之遥的道理。 从词源学上来看,“现代”来自拉丁语的modo,意指“刚才”,那么“现代性”必然就是指离现在很近并直接产生和决定现在的一种时间先在性和现在性。“现代性”是指从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历史和文化,其特征就是“勇敢地使用自己的理智”(康德语)来评判一切。狭义的“现代性”包括两个方面,(1)对于自然界,人类可以通过理性活动获得科学知识,并且以合理性、可计算性和可控 制性为标准达到对自然的控制,其口号就是培根那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2)对当下现今的不断怀疑,即“现代性”永远是在向人类提问:我们“现在”应该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呢?而这一点就构成了19世纪中叶以来至今不衰的反叛浪潮,我们所要讨论的就属于此列。实际上的出发点是相信通过努力,我们能够建设一个美好的世界,因为世界是完全能够被控制和支配的。此外,人们心目中明确的现代感受(如“敢叫日月换新天”,)也激发了人们努力建设(乃至胡作非为)的热情。在现代化建设中,一无传统的理论资源作支撑,二无现成的模式可资借鉴(就算有一个苏联老大哥,也关系破裂,日益高涨的民族自尊心自然会坚决拒绝继续向苏联学习,更不用说西方了),三来在社会心理中我们的社会还处于敌对势力的层层包围和封锁之中,因此只有通过某种彻底的甚至极端的策略,才能实现我们的现代性任务,所以在粗浅的观念中便产生了很强的反叛要求,“造反有理”就成了合理合法的口号。实际上,整个世界此时都处在全面的反传统浪潮中,新崛起的各种理论(尤以后现代主义为最)把前人(如马克思、尼采)对传统的颠覆推向了极至,也就难怪在这次恶性爆发的反叛浪潮中,人们把三个以M开头的人视作了精神导师,即Marx(马克思)、Mao()和Marcuse(马尔库塞,“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在现代性中,社会秩序、本体论秩序和政治权威秩序的前提和正当性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了,相反,围绕基本的本体论前提以及一个社会各种秩序,发展出了一种非常细致入微的反省意识。我们从这些形形色色的反省意识中可以推导出两个基本命题。第一个命题是,各种各样的现代性方案,不管它们还包括其它什么内容,都是对同一个生存问题的回应,或者干脆就是一个生存的问题,好比哈姆莱特的恸天一问:Tobeornottobe,thatisthequestion(存在还是不存在,那就是问题)。第二个命题是,形形色色的现代性,不管它们如何精制,都恰恰是对该问题无所触动的回应,至少都没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相反,这些莫衷一是的方案反倒增加了我们认识该问题的难度。现代性对我们来说,既是清晰的,又是模糊的。现代性能够从主体性、理性等方面予以界说,但现代性同时又包含着自一开始就从未间断的对这些确定性内涵的颠覆行为。 这种颠覆行为同样属于现代性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它显然同经典现代性完全不同,甚至完全对立。这是现代性自身发展出来的对立面,是现代性的自我异化。由于这种颠覆行径往往带有很强的浪漫主义色彩并最终诉诸感性的因素,而感性因素多为审美所笼括,因此我们在经典现代性之外发展出了审美现代性的思想,后者无非是现代性的一个特殊的维度。从这个意义上说,的确是现代性的一种特殊表现。 如果说现代性表现为主体性的确立和理性化的最终形成,并最终对人及其理性予以高度的肯定的话,那么我们必需同时看到,作为现代性构成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美学与艺术领域对人的灵性、本能于情感需求的强调,实际上既是从感性生命的角度对人的主体性的直接肯定,又包含对现代科技文明与理性进步观念的怀疑和否定。简单地说,审美现代性在逻辑上肯定是属于现代性的一部分,但同时它又秉承了现代性的两重特性,并更多地具有否定性的含义。审美现代性既包含着对主体性的捍卫,又包含着对理性化的反抗。 面对人类文明在最近几百年来的发展变化,尤其是在理性不断攀升而至僵化后所产生的文化危机,人们通常采取了一些感性的方式或者通过向感性的转向来回应时代的挑战。在现代性的两个阶段中,以席勒、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现代性强调理性在文化上的构建作用,而以尼采为代表的现代人则开创了用感性的东西来反抗理性的高压,用感性的东西来反抗理性化所带来的弊端。而对感性的作用极端化,就成了现代思想中的审美主义潮流,因为审美总是从感性开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审美现代性是对古典现代性的反叛,或者说审美现代性就是现代性中的那个否定的方面。 因此审美现代性就是指这样一种思想特性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文化效应:他通过强调与科学、伦理相对的审美之维,以及生命与感性的原则在现代知识谱系中为主体性立法,从而达到反对理性绝对权威于传统道德的目的,其极端形式就是审美主义,即以审美的原则来代替一切其他的精神与社会原则,以审美为中心、将审美视为最高价值。 把审美问题本体化,显然有很深的用意。审美,作为一个从独立精神王国中分化出来的相对独立的思想与精神领域,是出于知识学上的考虑,即,对审美的自主特质的强调本身,既是为了从知识学上为审美勘定一个属于自己的领域,而从更深的意义上来说,则是为了以审美作为一个重要的思想参照系来重新勘定理性与生活世界(胡塞尔所谓Lebewelt)的边界,为进一步从审美的也即感性的或生命意志的角度来确立新的价值原则和世界秩序奠定思想基础。在审美主义者看来,理性的世界与道德的世界都使人背离了本身,产生了异化,使人成为自己所构建的外在世界得奴隶。审美在这里已经不仅仅是与现实社会以及其他知识体系相对的精神性风向标,而是超越于其他存在方式的新境界,是一个没有任何缺憾的、完美的世界。 我们认为,对现代性的理解从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去界定比时下普遍的三分法更加可行,在理论上更为简洁和直接,在实践上更易把握和操作。但这两个相辅相成的维度共同指向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现代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它本来又该以什么样态出场?也就是说,现代性的理论指归牵涉到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所在,不夸张地说,乃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下面我们将看到,的确就是一个生死攸关问题的极端爆发,最后终于显现出生死临节点的特征。 二、的背景 “现代”一词的诞生就已经意味着时间上的断裂和风格上的巨变,或者说“现代”一词的创制就是为了承担某种思想上的变化,因此我们凡是谈论“现代”,不管是“现代性”、“现代化”还是“现代主义”,都已经在逻辑上预设了时间之流的截断、观念上的颠覆、记忆中的告别以及价值上的“今是而昨非”。我认为,这才是中国最深刻的背景。大多数研究者往往局限于细微的历史事件,并拘泥于个别现象的启示,反而忽视了更为深刻的原因,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可以说之所以是一个现代性的事件,就在于它的基本出发点就是现代性理论中的“颠覆”、“反叛”和“重建”。从根本的方面来看,的背景不只是直接引发这场灾难性运动的那些因素,诸如“反右”、“”、“庐山会议”以及“中苏关系破裂”,而在于百余年中国的历史命运和当时的“现代”观念,尤其是自维新变法、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试图以迅捷的行之有效的方式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在近百年的历史中通常被理解为“富国强兵”。加上20世纪60年代所兴起的世界性全面反传统浪潮,的发生和激化就变得不难理解了。当然,在所有的背景中,不能不考虑到作为发动者的的个性特征、当时的政治运作方式等等。 的真正问题可以再进一步抽象为这样一个说法:在传统观念已经无法维系生命的存在时,人的自我持存何以可能。为了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历代仁人志士殚精竭虑上下求索,最终逐渐地否定了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自我肯定性折中方案,否定了全盘西化的激进主张,否定了英美模式,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人连最后一个学习的榜样都失去了,这个时候,中国的出路就变得非常地让人困惑和踌躇了。从时候发展的历程来看,这段经验的空白处离后来邓小平所提出的“不打苏联牌”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很遥远,要想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就摸索出并预见到中国的道路,为自己做出恰当定位,显然是不可能的。从这个角度来说,邓小平理论的诞生的确是惨重的历史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更加平实可行的中国道路,想想这段殊不平凡历程,真可谓来之不易。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这种屈辱的感受一直沉甸甸地压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 中,如何消除这种极不愉快的历史记忆就成了人们蒙昧以求的现实目标,甚至可以极端地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不惜采取一切手段。中的各种不可思议的荒唐和令人发指的暴行,就是这种屈辱记忆的邪恶发泄,也是中国现代性极端诉求的冠冕堂皇的理由。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就已经得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不能解决日益具有全球色彩的现代化问题,尤其是科学技术的问题,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的价值领域中,几乎没有科学技术的一席之地,而那种东西恰巧能够成为国家与国家之间侵略与反抗的暴力工具。在强调圣人教化的儒家治国方略中,子不语“怪力乱神”实属基本教导,看不起诉诸力量的“暴汉”行径,也因此拒斥作为科学技术的“奇技淫巧”,那些东西只能让人本末倒置、误入歧途。中国人因此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放弃了自己一向赖以立身行世的价值标准,但事实上并没有就此获得成功,也并没有通过采取英美那些假道日本而来的观念而获得多少好处,相反还进一步遭到了日本和美国不同方式的重复侵略,加深了那种民族屈辱感,因此无论从事实上还是从情感上,中国人显然都不能全盘接受侵略者的价值观,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在任何时候都是极其强烈的。 而这种民族自尊心还体现在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撤走资金、技术和专家,对于中国的打击来说,实在不亚于晚清的割地赔款。同样地,中苏关系的破裂也是一种根本价值观的倒塌,至少是苏联版本的社会主义模式不再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起绝对的指导作用,这虽然对中国来说(尤其是中国特色的道路来说),未始不是一件好事,但当时却让刚刚找到明确奋斗方向的中国人一下子又陷入极度困惑、迷惘和思想混乱中,而的混乱无疑就是这种民族精神的混乱状况的外化。民族自尊心再度受挫,终于激发了万丈的豪情、奋发图强的决心以及万事不求人的狠劲,决不效仿任何模式而将凭自己的力量再创“中国”的辉煌(其实包括苏联在内的整个共产主义世界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信念,即在资本主义模式之外,独立建设一套完全不同的体系,而用不着在任何方面向帝国主义学习或乞求),其间中国的“天朝型模的世界观”(殷海光语)再度成为社会生活的精神支柱,被压抑至深的民族自尊心以一种非常可怕的势头来了一次总暴发。 由于历史屈辱和中苏交恶,传统观念和共产主义信仰不再是可靠的价值规范,相反,在日渐加强的民族自尊心中倒是已经异化成一种严酷的伤害——这似乎足以解释为什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和践踏,而此时的中国人已经从列强的统治中解放了出来,并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所制造的巨大辉煌中已暂时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有能力也有经验和信心进行新的伟大的革命,所以也就不可避免地来临了。政权的统一、内忧外患的淡化和经济的稳定,为全面的反帝反封建以及背后的民族屈辱心理的集中发泄提供了方便,同时也提供了人们进行伟大试验所必须的一些条件,这种历史使命的伟大使得中国人一时之间不知所措,也就难免不过度兴奋,导致悲剧。在这种情况下,仅把“”的原因归结为个人的错误,显然太高估个人的力量,而忽视了历史的事实,尤其是中国人的屈辱与自尊的积累。从后殖民理论看来,“”可以算作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长期殖民的反动,因此也可以说是殖民主义的反响。 总之,“现代”的方针就是反传统,西方也是经过了这样的历程,只不过在中国的现代化反传统任务还夹杂着许多莫名其妙的东西,因而显得更加怪异。从总体上看,是中国人的天朝观念在经历了艰难的考验之后终于产生了极度可怕的后果,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使得中国的现代化方略产生了严重的偏差,的“文化”内涵绝非子虚乌有——虽然这种最表面化最直接的含意已经被严重受伤的意识所遮盖,人们认为(独立的)现代化“只有在那古文明的捍卫者——古老的中华帝国——成为废墟之上才能实现;只有经由社会革命,在同时也是达到孔老夫子系统的文化革命中,才能真正展开。”[4]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所以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艰巨任务,同时也是的特色:“既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又兼有民族主义气质”。他还通过民族性格和心理的分析,认同了早在50年代一位老牌中国观察家(《泰晤士报》特派记者)的惊人预言:“到21世纪,除了中国以外,世界将再无共产党国家;而共产主义,也将在中国成为民族性的意识思维。他的意思既在于此。因为对多数中国人而言,这场革命,主要也是一场‘复旧’:回归和平秩序与福利安康,重返袭自唐代制度,恢复伟大帝国与文明的旧观。”[5]此即刘小枫先生在“”研究中所得出的“成圣人论”观念。从字面意思理解,就是试图通过精神上的彻底改观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因此在所有背景中,列强的存在以及由此所实际造成民族屈辱和自尊心就成了最隐秘的动机结构,而不择手段实现富国强兵就成了几乎全民的唯一目标,“由于革命急躁情绪、由于催促和加速历史进程的意愿而引起的幻想”(戈尔巴乔夫语)成为了现实革命的指导思想。总而言之,的背景不仅仅是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的一系列事件,它的发生是以整个中国的近代史为背景的,它的起源除了政治原因以外,文化的(尤其是民族心理的)原因也不可不察,甚至更为关键。之所以发生在60年代,并非没有可以深入思考的地方,它的背景还可以扩展到世界文明的进程中,尤其整个世界也同样面临着歧路彷徨的困境,为什么后现代主义之类的激进反传统思潮在这段时间产生并风行全球,与中国的并非毫无气质和声息上的共鸣。我在此文中的研究正是要将放到整个世界文明进程中来考察,也就是把它放到现代性背景中去,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案例,理解中国问题(如果存在的话)和现代性问题的意义和局限。 三、的目的 如果把放到整个世界性现代化潮流中去审视——即便表面上“”正游离于世界性的现代化范围之外,那么“”也必然是现代性的一种独特的探索。毕竟,现代性的道路并非只有西方的模式,虽然人们在理论探讨中基本上已经完全认同了这一点,并且在不知不觉中把它当作了所有研究的前提(其实西化思想在很多方面依然是明显的),正如刘小枫先生所指出的,作为“中国现代性问题的集中而且极端的表达”,是一场现代化的运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现代性方案之一,‘’是这一建设方案的社会实践中发生的,因此,‘’是一个现代化事件。显然,不能把英美自由资本主义视为现代化的唯一样式。”[6]。从结果来看,“”当然应该全盘否定,但是从其初衷和更深的历史意义来看,我们无法否认它的现代性实质,因此更不能否定是中国人探索现代化的曲折历程和艰苦努力。其间虽包含许多邪恶和丑陋的因素,但把它看作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福利,为中国寻找出路的某种特殊的努力,我想决不会与现在任何流行的观点相左。这里,我绝对无意美化“”,恰恰相反,我是想通过更深的研究来告别这个恶梦般的年代,也只有实在的收获,才会让我们真正地告别历史的不可捉摸的命运,而任何简单草率的结论无疑都对不起中国人在这段期间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我并不赞赏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詹明信(F.Jameson)对“”的美化,他除了在后现代研究中有些走火入魔的价值判断——即“毛情结”——外,更根本的原因是他没有亲历过“”,不知道那种为他所激赏的“真正的群众民主”和“普遍解放时刻”[7]给人民带来的恐怖和灾难,这种灾难的影响至今宛在,并在一些最为敏感的领域阻碍着中国的前进,邓小平就总结到“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发生影响。”[8] 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直接牵涉到评价标准问题,也牵涉到我们现在处境的定位问题,因此十分关键。但凡俗的观念总是把一些外在的东西和暂时性的事件当做了根本,对“”的目的更多地受情绪和伤痕的左右,至今很难说有恰当的解释,当然,要让人忍痛揭开旧伤并进行深度解剖去检视病因,的确困度很大,但终归是必须的,是实实在在的“为了忘却的纪念”。 一般痛定思痛的亲历者虽有切身的感受,但往往把“”的目的划归为权力的争夺,或曰权力的再分配,其中包括权力的极端化,比如个人崇拜。但情况也许并不完全如此,每一种理解都有它的局限,本文亦不例外,而亲历者也有亲历者的认识局限,有如培根所谓“洞穴假相”。不可否认,与权力的角逐有一定关联,尤其是当它白热化以后,很多人就是为了成为权力的暴发户而利用了群众运动,但从根本上说,文 化大革命并不首先与权力相关,甚至干脆就没有多大关系。就像“庐山会议”批判,与之死没有多大关系一样,民间却以小肚鸡肠揣测领袖风范,完全不明白从反左到反右之转变的信念危机和威信危机的严重性。正如上文所述,其实也是信念危机和威信危机下的怪胎。《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谈到了“”后期邓小平系统纠正的行为之所以被弄成“右倾翻案风”,是因为“不能容忍”,国家再度陷入混乱,与“”之发动,原因相同。当然,这种威信危机来源于自己,他的革命理想和刘少奇、邓小平的观念之间有巨大差别,加上当时权力配置上的“一线”和“二线”划分,使得只好求助于军队(这与他一贯的“枪杆子”理论和实际存在的军人政府体制有关)和、(对这些人的品格是非常清楚的),并采取了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极端策略。国内资深的“”研究专家、原国防大学教员王年一在他那本颇有影响力的著作《大动乱的年代》(已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所引用)中正确地指出:“发动‘’的目的不是从政治上搞掉刘少奇。……搞掉中央第一线不过是全面开展‘’的一个步骤。”[9]仅仅在这个意义上,与权力稍有牵扯,或者在福柯(M.Faucoult)所说的“权力”意义上有些关系。李泽厚认为:“把简单归结为少数野心家的阴谋或上层最高领导的争权,是肤浅而不符合实际的。”[10]他对“”之于权力的关系的见解应该是很有深度的,所以才为如此多的著作所引用。《决议》指出:“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看来,这个复杂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如果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的教训,并找出切实有效的改革步骤。” 从逻辑上说,既然已经退居二线,并且已经拥有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那么流俗理论以权力论衡的眼光来分析“”,忽视了其中所蕴含的对“革命”的理解所产生的巨大分歧,以及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上的对抗,自己写的大字报名为“炮打司令部”就是明证。因此“”的起因是一线领导的富国政策会产生新的贫富分化,而这是以(军事)共产主义的平均主义为奋斗理想的革命初衷不合,所以才发动了。至于后来发生的全面的“夺权”,已经离“”的真正目的非常的遥远,与的最初设计也大为不同(虽然自己没有意识到,甚至从根本上他对自己的设计也是不太清楚的),“”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局势并越来越偏离主流而越滑越远,也非他所能预料。“”就算表面与权力有关,但更多的是理想冲突。简单地说,“”就是在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把中国的命运交付给想当然的浪漫感怀的一种历史性误会。 “”的目的无疑是为中国寻找一条既不同于中国过去、也不同于苏联模式、更与美帝国主义丝毫不同的现代化诉求。 的首要目标和采取的相应的方式就是群众运动,唤醒群众、教育群众,这是在军事革命历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他对人民(当然主要是他情有独钟的农民)有深厚的朴素的感情,他之所以走上革命的道路除了实现个人的理想以外,就是要拯救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这些父老乡亲们。延续了他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用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李泽厚以一种复杂的心情和眼光总结了发动“”的原因,他说:“就这场‘革命’的发动者、领导者来说,情况也极为复杂。既有追求新人新世界的理想主义的一面,又有重新分配权力的政治斗争的一面;既有憎恶和粉碎官僚机器……的一面,又有怀疑‘大权旁落’有人‘篡权’的一面;既有追求永葆革命热情、奋斗精神(即所谓‘反修防修’)的一面,又有渴望做‘君师合一’的世界革命的导师和领袖的一面。既有‘天理’又有‘人欲’;二者是混在一起的。”[11]在李泽厚面面俱到的分析中,关于“新人理想”的认识是最耐人寻味的。的“”目标,最先就是要全面地改造人民的精神面貌,造就一代新人。在现代性的基本理念中,对“新”的追求总是一种难以遏制的冲动。 在那份后来成为“”奠基性文件的《五七指示》中想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学校,而学校的目的当然是要教育人——“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而且是所有人(即工农兵学商)都参加的学校,因此“”的“新人”理想是“主题先行”的。后来在“”全面发动标志的《五·一六通知》中,在主要强调反对资产阶级和官僚制度以外,也注重上层建筑中尤其是文化领域的专政,他在《通知》中亲笔写下了这样的话:“高举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12]一般认为,文化上的革命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政治上的清洗也是为了思想意识方面的纯洁,也是为了文化上的需要。“”的这种树立新人的理想在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经审定过的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思想的大学校》中得到了详尽的阐释,它说:“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按照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无产阶级意识,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按照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按照同志所的去做,就可以实现全民皆兵,……按照同志说的去做,我国7亿人民就都会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这样,全国就都是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的出发点是缩小三大差别、纯化革命队伍、教育人民群众,只不过“当时设想的,与后来实际进行的‘’有很大的不同”(王年一语),而在“”中铺天盖地的“学校”一词虽然其隐喻性质大于实际内涵,但开启民智的初衷却依然是显明的。对主体自我的确立也是为了建设新世界,因此其最终目的便在于中国的出路或者说中国的新生。要“新生”,就先要“破”,但在如何定位“破”的问题上,历史的误会显然由此加深了。在《五·一六通知》中这样写到:“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是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的这段话成了后来世人皆知的语录,其中“讲道理”很有研究价值,讲什么“道理”?这就是“”的定位和目的问题。而其中关于“破”、“立”的辩证法也大可玩味,实际上自己都不太清楚“破”什么和“立”什么,而“破”的真正的目的也尚付阙如。在他所解释的道理中,他显然把手段,即“破”,当做了目的,而把“立”反而放在了次要地位,说明当时对形式的判断和中国的人物的认识是十分模糊,虽然“”中处 处显示出明确的革命目标,但那恰恰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遮掩了人们对历史境遇的困惑,以及在自我理解的脆弱和历史进程总体把握上的无能。这并不是对当时的批评,只是客观的陈述,因为当时的社会发展的确还相当缺乏可资利用的经验资源。就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情况下,“”的目的才显得既信誓旦旦,又不知所云,而总体上,“”的“新民”理想以及更深远的“新世”理想,无疑是中国现代化探索历程中的令人心酸的尝试。 一言之,的目的就是“乾坤大挪移”,它所表现的正是百年忧患的因循孽报和“还看今朝”的风流豪气。 四、的现代性实质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普通大众的社会地位从来没有达到1949年以后的高度,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翻身做主人,这对中国社会的结构和国家体制的现代化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进步。客观比较中国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短短的十多年内,中国人的受教育程度以及他们的生活水准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尤其是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已经离开传统的长达数千年的意识形态统治的社会模式,即国家的运作是靠一些经典教导和思辨观念,民族的凝聚取决于价值的认同,缺乏条理化的措施和确实可行的制度性保障。根据韦伯现代性理论,现代国家成型的标志就是从以抽象理念(如圣人言论、宗教律法、道德信念等)和人格魅力治国,转换到以世俗理性治国和以法治国,社会结构也从精英社会转向市民社会(civilsociety),民众(或市民)的觉醒和参与以及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诞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参数。刘小枫先生指出:“就现代化理论在描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移动时提出的分析性指标来看,‘’本身以及它赖以发生的政治-社会结构,均表明中国共产党已是具有相当现代化程度并已形成自己独特样式的现代型民族国家:在广大阶层参与社会的中心领域和政治秩序方面,在新的精英形成及其政治作用方面,在大众政治诉求的表达形式方面,在工业化成就和积累方面,在现代科层系统的建构方面,在社会分化的现代样态(即中断传统的等级秩序,以普遍主义和成就为新的身份资格)方面,在福利政策的设置方面,均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现代化水平。”[13]仅仅在社会结构中,绝大多数人不再被排斥在权力圈子以外,而全民的参政乃是过去封建社会所不敢想象的,因此“”时期的社会结构是完全符合现代性标准的。 在“”前所有的现代化成就中,最能符合现代性实质的当数意识形态社会模式的终结和民众的普遍启蒙。从事后的结果来看,“”是以极端的意识形态方式来达到意识形态的自毁的目的。客观效果方面,人民在极端意识形态的漩涡中挣扎出来后,能清醒地意识到传统意识形态统治模式和集权统治模式的巨大弊端,从而逐渐向法治国和大众参与的民主治国方略。当然这一切并非自觉的和令人愉快的。其实就算人们所说的那样,“”把人教坏了,导致了中国伦理资源的亏空[14],但这也无疑也承认了“”对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的变革作用,或者说启蒙作用,只不过这种启蒙因其恶劣的形式和毁灭性的后果,我们姑且把它叫做“恶性启蒙”。正如卢卡奇、霍克海默等人把德国非理性主义、反犹太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崛起看作是启蒙的直接后果[15],既然“这场看来似乎是失去理性的疯狂的‘革命运动’,却并非完全是非理性的产物”(李泽厚语),我们是否也可以把“”看作被人们奉为神明的理性的一种恶化呢? 虽然“”的意义离真正的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还很遥远,但比起数十年前人们几近死水一般的社会生活样态,“”在这方面的作用还是很显著的,只不过它给我们的教训远远大于经验。而这种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就是启蒙的首要目的和现代性的基本内容。作为现代性思想开端的笛卡尔提出了著名的“我思故我在”的口号,标志着理性时代的到来,由于理性无非是人间世的精神新贵,因此理性的崛起的背后是主体的凸现,而任何对理性的颂扬无非都是人的一种怡然自得。与一般教科书的观点不同,我认为在笛卡尔的口号中,并非“思”最关键,而“我”的隐讳出场才最具有哥白尼式革命的兴味。笛卡尔在“思”的船上所偷渡的是“我”,“思”只是外在包装,而“我”才是新世界的真正的宝贝,是现代性建构的主要原料,但流行的观点大多犯了“买椟还珠”的错误。培根的“拷问自然”和笛卡尔的开创性思想是处于同一个理论平台上,而后来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费希特的“绝对自我”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就把笛卡尔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躲躲闪闪的真知灼见大大方方地推向了极至。当然更深的问题也就由此产生,不过那已是后话。邓小平在1981年3月18日同《决议》起草小组负责人的谈话中就“”问题指出“它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16]这在现代性理论看来,“极端个人主义”恰恰是现代性的一个主要标志,所以我们要力图告别被人们视为当然的现代性。 绝对主体的确立意味着现代性从神主宰的世界中脱胎而出,一旦主体成就了自我,对神圣的解构和颠覆以及对世界的世俗化与“祛魅”(disenchantment)就变成了彻底的“造反”运动。这与其说是现代性的“成就”,不如说是现代性的“宿命”,这种宿命体现在每一种新思想的产生都必然会以不加分别地牺牲旧观念,同时出现深刻的洞察和幼稚的幻想,既饱含创造性,也无疑具有极强的破坏性。作为现代性大戏第一幕的文艺复兴就具有这种新旧交替的外在特征,黑格尔以他深厚的历史意识和知识功底对此现代性的这种坎坷曲折特点作了精妙的总结,他说:“有一大群极度不安宁的人物出现,在他们身上,那种对认识、知识和科学的渴望是以一种汹涌沸腾极为暴烈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他们感觉到自己被一种冲动所支配,要去凭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发掘出真理;——他们是些爆发性的人物,带着不安定和狂放的性格,怀着热切的心情,而这是不能获致那种知识的宁静的。因此在他们身上可以发现伟大的创造性,可是内容却是极为混杂和不均衡的。这个时期有一大群人物,他们由于精神和性格的力量而成为巨人,但在他们身上却存在着精神和性格的极度混乱。……在他们身上,那种主观的精神能力是应当加以珍视的,他们那种令人惊佩的对于真正有价值的伟大事物的见识,也是不应当抹煞的。”[17]黑格尔对典型过渡时期的精辟总结,是他的深厚哲学史功底淋漓尽致的表现,而以他所说这些特征来比照中国的“”,必然中肯中綮。 现代性的动荡特征几乎完整地再现于“”的方方面面。这种动荡便来源于对任何确定性的怀疑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上的虚无,而这种怀疑便直接来自于现代社会所遭遇到的根本性危机,怀疑便成了现代性自身所内含的颠覆机制。所以伽达默尔认为20世纪最神秘、最为强大的基础就是它对一切独断论、包括科学的独断论所持的怀疑主义。这种内在的怀疑原是一种健康的机制,它作为时代的基础同时也就是社会转型的基础,它是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思想接引者,是一种邻近本体境域的“精神接生术”(苏格拉底语)。因此笼统地说,普遍的怀疑具有方法上的先验合理性,因此“怀疑,即现代批判理性的普遍性的特征,充斥在日常生活和哲学意识当中,并形成当代社会世界的一种一般的存在性维度。”[18]难怪胡塞尔发现,现代人正处于一种在怀疑论的洪流中沉沦下并因而失去我们自己的真理的危险之中,最终使这种“危险”变成了现实。的“破四旧”、“反帝反修”等,就是这样一种彻底的怀疑,的“破”的观念就是现代性虚无主义的最集中的表现。邓小平指出:“在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19]自己后来认识到了全面破坏的后果,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这似乎是新思潮的通病,正好也是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就有同样的毛病,他们的鼻祖尼采就提出要“重估一切价值”。而且在身上体现出的唯意志论思想(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其实也是启蒙理性的必然产物,西方思想从康德发展到叔本华、尼采,就是明证。至于“”中“扫除一切牛鬼蛇神”之类的奋斗目标,更是韦伯所谓的现代性的“祛魅”――它的本意就是祛除鬼魅――的最直观的表达。韦伯如果活到80年代,他必定会把“”“扫除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当作他的现代性思想的绝佳注脚,还有什么能比自己的理论找到现实的回响更令人愉快的呢? 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体现了现代性启蒙的特征。在方法上,“”是想通过彻底的“破”把整个世界变成纯之又纯 的人间天堂,因此就把历史、传统和他者的观念变成一堆瓦砾。这种“打倒一切”的方法其实就是启蒙运动的方法,即tabularasa(白板)的方法。在后来的研究中,人们发现妄自尊大的现代性启蒙在自我意识方面的确走得太远了,也就必然产生了极端的态度。高昂的激情变成了野性的冲动,试图解构一切而从头开始便成为了这个时代最红火也最不切实际的目标。“在此,启蒙运动的弱点很快随着自身的优点而产生了。和往常一样,启蒙运动从人或万物普遍的永恒性质中吸取它批判现存制度和提出改革现有制度的准则;因此它看不见历史现实的合法性和生命力,并且它相信,在现存制度表现出违反理性的地方就有必要将现存制度变成一块tabularasa(白板),以便根据哲学原则建立完整的社会。”[20]可以说,关于tabularasa的观念是启蒙运动的形而上学幻想中后果最为严重(甚或惨重)的方面,正是它铺平了法国大革命之后与历史实际破裂的道路,而神圣的启蒙演变成血腥的暴力和无边无际的痛苦,盖源出于此。更为深远的效应可能会延伸到19世纪末传统的幻灭和20世纪的灾难性空想,那种在毁灭性的意义上先把传统变成一块tabularasa(白板)的先锋行为,在20世纪的尝试中只有血的教训和荒凉的虚无感、幻灭感。在20世纪人类所经受的考验中,我们愈发能明白一个以超出我们承受能力的灾难所换来的简单道理:从幻想到幻灭,原来只有一步之遥,其演变之自然就好比云卷云舒、潮起潮落。而“”的“打倒一切”就是现代启蒙观念中的tabularasa的同义词,后来在《决议》中我们认识到“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的理论和方法”,我们已经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至于“”本来是要破除(反动)权威,消灭封建思想,但最后却导致了个人崇拜这种被批判东西的恶性繁殖,一直是人们心中的一个未解之谜,一般理论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大家都知道个人崇拜是封建的遗毒,但这些遗毒为什么会在“”这场以“全面消毒”为己任的运动中大行其道,却往往不甚了了。其实就在这个被人忽略的关键问题中恰好就体现了“”的现代性实质。霍克海默过激的启蒙批判充分地解释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启蒙运动所摧毁的神话却已成为启蒙运动自身的产物。由于启蒙运动的自立自主实际上是一种理性的强权统治,理性是靠一种充满感情色彩的膜拜仪式来增加自己的吸引力,因此理性又变成了新的神话和新的蒙昧。启蒙自身成了新的文化咒语,或者说是后神学时代的泛神论巫术。启蒙成为新的权威,导致新的神话。启蒙一步步深入地卷入神话学中,从方法上说,霍克海默认为,在于“启蒙为了粉碎神话,吸取了神话中的一切东西,甚至把自己当作审判者陷入了神话的魔掌。启蒙总是希望从命运和报应的历程中抽身出来,但它却总是在这一历程中实现着这种报应。”[20]看来在神话与启蒙、解构与被解构之间,存在着无法逃避的宿命:一种报应,或者扬弃,以及历史无情的翻转。霍克海默的理论还很粗糙,还有很强的伤痕意识和情绪性体验,但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当然“个人崇拜”这种欲被解构的神话最终成了新的神话,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比如传统成圣人论的“神化”作用,以及政治生活缺乏有效的监督而出现严重的失常,等等,这也是第二、第三代领导人正着力解决并已大有成效的问题。 表现出了极强的浪漫主义特征(这与其发动者的诗人身份不无关系),如通过阶级斗争解决一切问题,以文化的方式解决政治、经济的问题,在极短时间内赶超英美的目标,“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唯美向往,等等。加上以诉诸感性的解放以达到颠覆传统(理性)的目的,也无非是现代性异化的结果,即所谓审美现代性的产物。美学、文学在20世纪成为学科主流,与现代性的旨趣变换是同步的。从“”的浪漫主义的精神风貌来看,它具有极其典型的现代性内涵,只不过它是现代性的另一个维度即审美现代性的产物。 从审美现代性的逻辑来看,对个体和个性的解放,主要是对人的精神的解放,是其实现社会功用的必要中介。但是,这同样潜伏了以精神变革代替制度和器物层面的全面变革的思想因子。无疑,如下文所示,这当然是一种浪漫情怀的表达。但正是这种对精神力量的片面强调,使个体权力意志被置于最高的位置上。审美的和谐世界,事实上因为这种个人意志的极度膨胀而成为一个幻影。德国在20世纪上半叶给世界人民带来的灾难,以及其后中国在中所发生的精神万能的悲剧,都明显地展示了极端审美主义的危害,尤其是政治审美化的可怕结果,因为这种浪漫主义的诉求与其说是一种精神追求,不如更正确地说是把精神的目标建立在了易逝的个体感性之上。简单地说,单纯地强调理性固然毛病多多,那么片面地强调感性,其毛病也必然所在多有。 政治审美化所导致的乌托邦冲动为自身的现代性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同时也最终达到了一个生命的周期,为自我的扬弃准备了各种混杂的因子,终于在“后”现代的眼光中化成了历史的云烟,并以此昭示了世人:现代性的游戏是轻易玩不得的。历史在付出代价后,应该要有所收获。 结束语 对于的研究,我们不仅是要进行简单的历史追溯,而是要寻求时代精神的一般法则,从而为极不确定的明天带来一些至少在心理安慰上是必需的思想参照。正如马克思在他名垂青史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22]在我们看来,这一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就是它所带给我们的有关现代性的整体图式,就是我们在这个广阔的背景中所能清晰地感受到的历史规律、历史教训。 当今学术界有不少人反对历史主义(或历史决定论),反对本质性的思想方式,我们认为是错误的,因为它将导致信仰的无政府主义和。这种文化上的自我否定并不意味着一种发展,相反它只是“造反有理”在文化上的反映,也是“文化革命”全盘否定历史的遗毒。为此,我们要重申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历史是人类思想的结晶,也是自由意识的进展。我们之所以要重申历史主义,就因为历史不是单纯事件的集合,而是人类发展规律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就是要完成一项神圣的使命:“发现现实的联系,从而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结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23]这就是历史主义的思想潜力之所在。通过对的现代性分析,我们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才有恰当的定位,才更加能够明白我们已经干了些什么、正在干着些什么以及还需要干些什么,大套点说,就是意识到我们的历史境遇和神圣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性的积极意义就是使我们更加清楚“现代”就是意味着什么,而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的许多可贵结论才不会显得如此沧桑。“邓小平理论”其实就是那种“发射和回声”,邓小平关于“初级阶段”的勇敢的认识才是从现代性之梦醒来后的现实定位,尤其是关于历史使命的深刻感受和对未来艰巨任务的论述是对政治审美化的(即对所谓审美现代性的)一种伟大超越,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24]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的研究既需要很多代人的努力,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能“掉以轻心”的事,更是我们建设初级阶段需要告别的出发点。 在我看来,所表现出来的现代性特征与作为现代性开端事件的法国大革命极其相似,在理论上深入比较便会得出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一般风采,也会有更为深刻的发现。仅仅从外在的气质上,我们就能在两者的比较中有所触动。比如托克维尔在19世纪中叶时对法国大革命的惊奇感受就是,“它在行动中如此充满对立,如此爱走极端,不是由原则指导,而是任感情摆布;它总是比人们预料的更坏或更好,时而在人类的一般水准之下,时而又大大超过一般水准;这个民族的主要本性经久不变,以至在两三千年前人们为它勾划的肖像中,就可辨出它现在的模样;同时,它的日常思想和好恶又是那样多变,以至最后变成连自己也料想不到的样子,而且,对它刚刚做过的事情,它常常像陌生人一样吃惊。”[25]之所以在很多方面是封建社会的“遗毒”,如《决议》所言,“”是某些旧观念的回光返照。同法国大革命一样,中国的是中国现代性的灾难性的门槛,是中国人对现代性艰苦追求过程中的蹒跚步履。而现代性原本就带有很强的方法上的试验色彩和措施上的应急特征,由 此观之,经现代性而建立起来的“新”价值标准,哪怕有很大的合理性,但总体上也是靠不住的,同时我们似乎也不能把现代性中那些为使自己成为合法性而挥舞的旗帜(如“”中的各种旗号)当作指示未来方向的路标。对于其结果昭然若揭的“”来说,我们当然不会再陷进那种短视和迷狂,但对于更加隐秘的现代性的弊端,我们却不易发现,但总之对于现代性这种暂时性的过渡思潮,我们实在不能把它太当真了。正如吉登斯所说,“现代性的一个特色就是道德沦丧。”[26]麦金泰尔(A.MacIntyre)的名著《德性之后》(AfterVirtue)阐明了现代性导致道德败坏的根源。在他的“AfterVirtue”观念中,他认为由于放弃了旧的道德观念之后,人们赖以维系生命的价值体系就很快崩溃了,而新的思想观念又还没有产生,因此社会生活的混乱本身以及以某种决然的确定性伪装起来的混乱就难以避免了,所以他认为“现代道德理论中的问题显然是启蒙运动的失败造成的。”[27]的确,启蒙的建设是以(暂时)牺牲某些永恒价值为代价的,只不过在这种暂时牺牲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后,对终极价值的寻求和依赖又将成为文化的主流,毕竟在“德性之后”(aftervirtue)的日子里,我们仍然需要去“追寻德性”(aftervirtue),在阶段性破坏或“解构”(decotruction)之后,我们需要做一些重建(recotruction)工作。 由于决定论曾经给历史带来了非常荒唐的境况,人们总是把它同那些灾难纠缠起来,甚至等同起来,结果害怕这种并不具有价值预设的方法,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其实从决定论的角度来看,并把放到整个现代性的广阔背景中去考察,我们便会得出之所以要发生的必然性,从事后的结果来看,中国的现代化能够找到目标和方向(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期间的不确定与混乱,即1966-1976年的探索,是具有绝对的因果联系和事实关联的。邓小平一再反思“”,并把它看作是“一段历史”,当是富有深意的。“”的教训告诉我们,必须要有历史的眼光,因此对“”也必须用历史的分析方法。如果说以为样板的现代性具有什么明确的意义的话,那就是对历史的背叛会导致悲剧的重演。时下理论界主张“忘记历史是为了前进”,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根本忘记了历史,那还怎么样前进法?我看这种观点会纵容和鼓励现代性tabularasa的主张,甚至就是这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历史性回响和翻版,对此我们的确有些害怕,尤其对那种洋溢在现代性观念中的“天不怕地不怕”豪情非常恐惧。的现代性启示使我们想起了孔子关于“君子三畏”的教导。 自古及今,世俗化的理性启蒙不断壮大,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顽强破土而出,夺取了胜利,构成了新时代的特征。从表面上看,启蒙对信仰的颠倒好像是在以感性现实的低级思想玷污着信仰的精神性的意识,好像是在以理智的;自身意志的和实践的虚骄破坏着信仰因谦卑而取得的宁静的和安全的心情。但事实上远非如此。这就是劫后余生的人们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极对想当然的价值进行深入的反思,对启蒙、理性本身进行深入的考察,也就是要“启‘启蒙’之蒙”,以及理性地批判“理性”,本来理性和启蒙最根本的含义就是“批判”。 的“主义崇拜”和“个人崇拜”其实就是某种形式的理性崇拜,正如现代性理论所揭示的,对理性的崇拜是建立在对感性、本能、无意识的批判与抵毁基础上的,这样就人为地划分了本质与现象、光明与黑暗的两重领域,而最终使得这种崇拜成了一种非理性的行为,并使得感性全面泛滥,各种审美的(即感性的)主张因此有了理论的支撑,变得神圣而崇高起来,最后由于“超感性的约束性的力量”的不再场(海德格尔语),悲剧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可以说,正是这种崇拜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激起了形而上学的幻想,并在自我无限制的狂热中导致了政治的审美化,实施了将乌托邦现实化的灾难性计划。感性的崛起演化成了无制衡机制的骚动,人们完全臣服在“破坏”或“解构”的欲念中,迷狂于“野性的呼唤”。由于在理性的时代,知识王国极度缺乏感性的因素,而随着现代性的逐步推进,人们对感性的强调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而那种试图以文化的手段来解决一切问题的浪漫主张,也最终会落空,文化主义是我们必需提防的“糖衣炮弹”,因为它很容易蛊惑人心,而最终危及国运。“文秘站有”版权所 理性的痼疾固然所在多有,但对理性的颠覆也同样毛病多多,甚有过之。胡塞尔从一个本源性的角度阐释了对理性颠覆造成的信仰失落的危害,在他看来,现代人对作为最高表现形式的形而上学的怀疑,对作为一代新人的指导者的普遍哲学的信仰的崩溃,实际上就意味着理性信仰的崩溃。而与这种对理性的信仰的崩溃相关联,对赋予世界以意义的“绝对”理性的信仰,对历史意义的信仰,对人的意义的信仰,对自由的信仰,即对为个别的和一般的人生存在赋予理性意义的人的能力的信仰,都统统失去了,深刻的精神危机由此而产生。颠覆理性的后果是严重的,它“掏空社会的意识形态权威所必须的象征资源”,“使超验领域变得空空如也”(伊格尔顿语)。对于理性的颠覆者,伊格尔顿尖刻地批评道:“解构主义用心的地方是滑脱,失败,两难性,凌乱,不足。它对成就、一致或控制深表怀疑,有点像左派总是同情落水狗的样子,而这类做法总是在它曾之仗义执言的那些东西获得权利时,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后结构主义不喜欢成功,这种立场使它得以洞察坚如磐石的文献文本或意识形态自我同一性的虚妄,也使它在面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时有些手忙脚乱。”[28]而颠覆最终是空洞的救世主义,是永远激动不已的对救世主的迎候。但这一切似乎都那样的具有讽刺意味和悲壮色彩,而原本是不必如此的。理性节节后退的结果是相当严重的,历史早已经千百遍地证实和启发过了。由现代性所开启并从根本上隶属于现代性的所谓“后现代性”,由于对基本信念的过度破坏,其理论道路已经几近山穷水尽了,人们最近在价值观上的回归浪潮就是有力的佐证,中国当今更加现实、平和与富有建设性的发展规划就是明证,我们从中所获得的成功以及对问题的自觉意识都将保证我们以生命的代价换来的经验教训能够在新世纪的旅程中有所作为。
土木工程材料课程思政篇1 古人云:“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所谓“传道”,即传授道德与道理;所谓“授业”与“解惑”,即讲授专业知识,解答专业疑惑。之所以将“传道”置于“授业”与“解惑”之前,深刻说明立德树人当以道德品质培养为先,人才培养的过程应当将思政教育与专业文化教育协同推进。顺应新时代课程改革要求,将课程思政内容融入土木工程材料课程教学过程,将树人育人目标贯穿于课程教育全过程,使得专业课程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不仅可丰富专业课程教学内容,还可提升学生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效率,培养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强烈社会责任感,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和发展输送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一、实施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土木工程材料是材料科学在土木工程中应用的产物,在材料科学与土木工程科学之间起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土木工程材料是一门实用性与学术性两方面特色都很突出的学科,主要关注材料组成及结构特征与其宏观性能、行为的关系,为材料的工程应用和性能优化提供依据。土木工程材料是为了培养土木建筑类学生掌握、理解和应用土木工程材料基本理论和技能而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在该课程中,学生不仅要掌握品类繁多的工程材料结构与性能,了解工程材料发展历史与趋势,还需学习各种材料性能测试方法以及相应规范标准。当前快速发展的工程建设不仅要求土木建筑类学生牢固掌握这些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还需要他们具备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以及规范认真的工程伦理意识。基于此,在土木工程材料课程教学过程中,将工程材料专业知识传授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在遵循正确有效的教育与成长规律的基础上,增强学生专业综合能力与思想道德素养。 二、课程思政元素的映射与融入点 (一)学习工程材料领域光辉发展史,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 在介绍土木工程材料发展历史的过程中,突出我国悠久的建筑发展历史和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例如我国在隋炀帝大业年间建立世界上最古老的石拱桥(坐落于河北省赵县的赵州桥)。北宋初期建立的现存最早的跨海梁式大石桥(坐落于福建泉州的洛阳桥),开创了世界桥梁筏形基础的开端。我国商代时期出现的“版筑技术”,可认为是现代钢筋混凝土的雏形。我国南北朝时期出现“三合土”建筑材料,由石灰、黏土和细砂组成,并可适当掺加糯米汁、动物血等有机物,显著提高胶结材料使用性能。通过学习中华民族在土木工程材料领域的光辉发展史,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培养学生专业情感。 (二)感知工程材料科技发展,激励学生不断提升自我 在介绍土木工程材料发展趋势的过程中,通过实例和数据向学生介绍中国科技正以令人惊叹的速度迅猛发展。在科技推动之下,各类新型材料应运而生,并被应用于建筑工程中,提升了工程品质,也改善着人们日常生活。例如,中国高铁以中国速度不断刷新世界纪录,港珠湾大桥瞄准一流水平,破解世界难题,刷新历史新篇。这些举世闻名的工程创举背后都是一项项技术难关的攻克和厚积薄发的呈现。通过向学生展示快速发展的工程现状,引导学生感受日新月异的建筑发展,培养学生对科学技术的敬畏之心,让学生理解科学之求真务实之本质与精益求精之“工匠精神”。鼓励学生与时俱进,不断关注科技新动向,利用新知识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三)强调工程责任意识,培养学生职业操守 国内外大量工程实践证明,材料的选择、生产、使用、检验评定、储运、保管等环节的丝毫失误都可能造成工程质量缺陷,甚至是重要大工程质量事故。而当前关于工程事故、豆腐渣工程的新闻报道时有发生。例如2009年上海莲花河畔景苑塌楼事件,2009年津晋高速公路匝道桥通车未满五年发生坍塌事故,2010年上海静安区公寓在节能整治施工过程中发生特大火灾事故,2011年武夷山公馆大桥发生坍塌事故。这些工程事故给人民造成非常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引起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通过工程事故案例的警示作用,融入工程伦理教育。在讲解土木工程材料相关的技术标准时,跟学生强调标准的重要性,督促学生在学习和工作中要熟读标准,养成严格遵守国家、行业或地方各种标准规范的习惯,按照规范做事。比如,在建材力学性能测试过程中,需要严格遵照国家以及行业标准进行试验操作,而不能随意更改操作步骤和方法参数。以此逐步增强学生伦理意识和遵循伦理规范的自觉性,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增强学生遵纪守法意识,并教导学生的社会责任和担当,培养学生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激励学生在未来的工程建设岗位中,谨记工程安全重于泰山,切实做好工程材料的规范使用,让工程更好地造福社会。 (四)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树立节能发展理念 可持续发展理念对工程材料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环境保护与生态平衡意识也对建筑领域产生显著影响。以“建筑节能”为导向的工程材料发展趋势已成为主流方向。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大量工程实例,展现建筑节能材料的发展,在介绍各类节能材料基本性能和特点,以及不同材料的组织结构与其特性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拓展工程与科研前沿动态,比如向学生展示海绵城市建设中的透水混凝土,聚氨酯保温材料,核壳复合结构相变微胶囊等。比如水泥的生产过程耗费大量能源,且造成严重环境污染。通过将工业废渣利用到水泥混凝土中,不仅可大幅降低水泥使用量,还可有效改善混凝土性能。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未来混凝土及其原材料在生产、开发和应用过程中,还应具有节约资源和能源、减少废气废料排放和尽可能减少对环境危害的特点。通过引用工程统计数据让学生相信,工程材料发展潜力很大,工程材料技术与应用领域仍存在巨大空间,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开拓。 三、课程思政实施中教学方法创新 (一)图文并茂展示工程实例,让学生直观感受工程发展现状,引导学生学习兴趣,激发学生学习动力 比如,在教学环节适当引入图片、动画、视频等素材,让学生直观感受现代化工程生产现状;通过建筑材料选取与使用案例分析,引导学生开展深入调研与学习;引导学生关注重大工程进展以及新型材料研发与应用动态,深入强化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认识,坚定学以致用的信念。通过视频教学,介绍土木工程材料的发展历史、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强调材料在工程中的重要地位,激发学生学习土木工程材料的兴趣和动力。 (二)采用案例分析教学方法,强调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引导学生灵活运用课本基础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 比如,通过混凝土出现开裂和破坏的特点分析,教导学生运用混凝土性能影响机制分析其原因,并寻求混凝土性能优化措施,在实际案例讨论过程中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专业知识。 (三)增加与学生在课堂上的互动环节,集中学生注意力,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课后自学获取知识的动力 例如,增加学生展示与演讲环节,布置一些工程材料最新发展动态相关的网络资料搜集与整理任务,要求学生利用课后时间上网检索文献与资料,用读书报告的形式叙述各自掌握的新知识与新理论,并在课堂上进行展示与演讲,既可以提高学生归纳总结以及口头汇报演讲的能力,又可以激发学生获取知识与运用知识的兴趣和动力。 (四)对实验教学进行改革实践,开展课程综合设计与实践环节 比如,通过对混凝土配合比设计与水泥实验、骨料实验及混凝土实验进行整合与综合设计,以实际工程中混凝土结构构件所需混凝土配合比设计为实践题目,为学生提供真实的实践背景,并展开综合实验集训,建立综合渗透的研究性课程实践教学模式。综合考量学生在课程实践过程中的综合表现,鼓励学生主动探究,团队协作,提高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 (五)建立科学评价标准,进行全面客观综合评价 注重学生参与案例讨论以及实践环节的表现,在平时成绩中,增加了学生在课程实践过程中的团队协作、小组讨论以及案例设计等方面的分值,更全面考查学生“主动探索”“积极进取”的学习态度,和“学以致用”“创新协作”的综合能力。 四、结语 土木工程材料课程思政旨在向学生讲授专业理论知识的同时发挥对学生的德育教育。通过将土木工程材料发展历史与趋势、工程规范与职业道德、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等思政元素融入并映射于专业课程教育环节,丰富课程教学内容并改革创新教学方法,将极大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与学习效率,并综合培养学生道德情操与社会责任担当意识,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作者:何燕 宋旭艳 季涛 单位:苏州科技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 南京工程学院 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材料课程思政篇2 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当代人才培养更是如此。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这就决定了高校要紧紧围绕这一根本任务进行课程建设和教学活动。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2]。专业课程教学传递科学文化知识和基本技能,课程思政突出育人导向,在润物细无声中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教育与科学精神的培养有机结合,搭建以“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的教学平台,形成学生自然接受、引起情感共鸣并激励产生学习内动力的专业课程授课方案,促进学生对课程知识的理解、掌握和拓展应用,达到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背景下人才培养的核心目标[3]。基于此,中原工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材料“课程教学团队,围绕立德树人和新工科核心素养的教学目标,以新工艺、新材料、新工程和行业典型人物为切入点,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新工科背景核心素养共性相结合,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高素质专业人才。 1“土木工程材料”课程思政建设实践 1.1课程思政建设契机 土木工程在国民经济和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在新时期“碳达峰碳中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背景下,土木工程材料直接关系到建筑业绿色低碳转型战略的实施。土木工程材料是建筑结构的物质载体,是时代文明的见证和标志,其性能影响并决定了建筑结构的设计、施工方法和进度,关系到建筑物的服役环境和建筑寿命。“土木工程材料”课程是土木工程、工程管理、工程造价等建筑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在培养专业人才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通过“土木工程材料”课程思政元素的有机融入,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低碳意识,熟悉建筑材料低碳绿色发展技术措施,将有利于推进建筑业绿色低碳转型进程。 1.2课程思政方案设计 “土木工程材料”课程思政方案体系包括专业理论知识体系和课程思政体系,通过从专业知识体系中提取的思政元素加以整合并形成价值模块,实现思政元素由点到面的串联。通过家国情怀、工匠精神、低碳意识和专业自信等四个价值模块与专业知识体系的有机融合,构建“土木工程材料”课程思政的体系架构(见图1),并结合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在此基础上,形成以知识传授、价值引领和能力培养为一体的教学大纲、授课课件、教案和实验教学体系。然后,通过课堂讲授、翻转课堂、线上资源、思政案例、讨论研讨、课后作业和实验教学等途径在教学过程中实施课程思政,实施效果通过学生成绩、学生评教、专业认同和同行评价等方式来反馈,并以反馈结果为指导促进专业理论知识、价值模块和实践教学的进一步优化完善,并通过教学大纲、授课课件、教案和思政案例的改进实施达成“土木工程材料”课程的培养目标。 2“土木工程材料”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和融入 “土木工程材料”课程思政力求“教书育人、润物无声、知行合一”,在知识传授上,以安全性、实用性、耐久性、经济型和环境影响为评价依据,学习现代建筑工程常用建筑材料的组成结构、性能特点和应用范围及其影响因素。在能力培养上,以文献检索、实验教学和网络课程资源为理论知识的必要补充,以直观感性地方式让学生掌握土木工程材料的配制技术和性能变化特征和规律。在价值引领上,以我国的万里长城、赵州桥、南京古城墙、上海中心大厦、港珠澳大桥和火神山医院等古今经典建筑及其取得的傲人成就,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以我国建筑史上的名人大家奋斗历程、精益求精和卓越工程等故事让学生感受工匠精神。在保证专业教学的前提下,以讲故事、评时事和重内涵的方式将思政元素自然融入理论教学和实践环节,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融为一体,实现了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同向同行[5]。 2.1厚植家国情怀 专业课程思政要将家国情怀融入到知识传授中,帮助学生形成健康的价值取向,为培养国家栋梁提供正确的思想指导,促进经典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在我国五千年悠久历史文化的沉淀下,家国情怀不仅体现出丰富的思想底蕴[6],也强化中华文化的感染力和号召力。家国情怀既是“国既不国,家何能存”、是“一身救国有万死,双鬓像人物再青”、是“四海翻腾云水路,五洲震荡风雷激”,也是微观层面的人生观与宏观层面的爱国主义精神的融合,更是“小我”与“大我”的有机契合。土木工程材料是直观的、具体的、无处不在的,也是朴实的、雄伟的、生动的、历史的和时代的,其本身就是家国情怀的经典例证和集中体现。在课程思政实施过程中,从认知和情境两个层面融入[7]。以万里长城、故宫、赵州桥、南京古城墙、郑韩故城、应县木塔等古迹的材料选择、结构特点和建造方法为经典案例,结合课程知识点以讲历史、讲成就、讲发展、讲故事等外在激励,学生发自内心产生共鸣,民族自豪感和家国情怀自然升华。在情境层面通过视觉和行为感知,领悟自身发展与社会和国家进步之间的关系。此外,在理论知识传授时也会结合网络视频、线上资源、学术报告、建筑材料研究前沿讲座以及各级大学生创新创业比赛等实践活动,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国家归属感和民族优越感。 2.2感悟工匠精神 所谓工匠精神,第一是热爱你所做的事,第二就是精益求精,精雕细琢。工匠精神,不代表多高的学历,或是多高的技术水平,而是把一个简单的事情做好,千人匠心,于平凡中创造出不凡。在讲授过程中,从新工艺、新材料、新工程和行业典范等方面融入。如近六十年来,为了满足现代建筑工程结构设计、施工方法和低碳发展的要求,科研工作者和建筑人通过日复一日地努力,土木工程材料的承载能力、工作性、耐久性、装饰性和经济性以及环境适应性等性能,经历了从片面强化到日臻完善的发展历程。土木工程材料的研制、发展和应用影响并决定了现代建筑的设计方法、建造过程、居住舒适性和使用寿命。土木工程材料和建筑行业的发展过程中,离不开大国“工匠”在不同岗位上的坚持与创新。再如混凝土材料科学领域的宗师泰斗黄蕴元先生和吴中伟院士、金属材料研究和应用领域的资深院士涂铭旌先生、道桥建设专家茅以升院士、桥隧领域施工技术与工程管理专家、港珠澳大桥的总工程师林鸣院士等专家学者毕生的不懈探索,他们的功绩也镌刻在中国建筑业发展的里程碑上。还有默默无闻地从事建筑行业的工程师和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用一刀一锤锻造出一个个温馨的家园,抑或是惊人的世界奇观。有的或许做出了备受瞩目的成就,有的或许还在蛰伏努力、尚待挖掘,但每一份份坚持,每一份热爱,每一份探索,都是工匠精神。在传授理论知识的同时传达“敬业、精益、专注、创新”-新时代工匠精神的内涵,鼓励学生们干一行、专一行、爱一行,大大提高了课堂教学的趣味性和人文色彩,这些都无形中激发学生们产生内动力、追求精益求精的创新精神。 2.3树立低碳理念 建筑行业作为我国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产业,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有不可忽视的作用。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意见》指出,转变城乡建设发展方式,建设高品质绿色建筑,实施建筑领域碳达峰和碳中和,推动高质量绿色建筑规模化发展[8]。土木工程材料是建筑物的物质基础,也是世界上消耗自然资源和能源最多的一种材料。2021年度中国建筑能耗与碳排放研究报告指出,2019年我国建筑全过程能耗占社会总能耗的45.9%,碳排放总量占全国碳排放的比重为50.6%,其中,建筑材料生产阶段能耗和碳排放量分别占比22.8%和28.0%[9]。在新时期“碳达峰碳中和”的背景下,如何承担起行业和社会责任,是土木工程结构的设计者和建筑工程的施工管理者应该具备的专业素养。因此,土木工程材料课程教学过程中,在讲授常用建筑材料的物理力学性质和应用范围的同时关注其环境影响,注重建筑材料绿色低碳发展、实施途径和研究前沿及其对建筑业可持续的重要性,从而实现低碳环保理念的自然融入。建筑材料生产周期短,通过消纳工业固体废弃物、利用建筑垃圾和使用绿色胶凝材料,在“进口”和“出口”上减少资源和能量消耗,推广新型低碳结构体系和高性能材料是实现建筑材料“双碳”目标的主要路径。基于此,在讲授过程中,通过展示传统建筑材料环境影响相关图片、权威机构的总结报告和绿色低碳发展途径及绿色建筑经典案例,促使学生从感官认识到思想意识上逐步形成建立低碳意识。如在讲授水泥和建筑钢材生产和应用时,通过原材料照片、生产工艺简介和全生命周期环境影响分析数据等资料汇总,强调自然资源和能量消耗带来的资源匮乏和碳排放问题;在讲授混凝土的原材料组成和配合比设计时,注重矿物掺合料和再生骨料对混凝土及建筑业绿色发展的影响;讲授砌筑材料时,借助烧结黏土砖的和加气混凝土砌块的生产实景图片或虚拟生产视频阐明墙体材料对环境的影响,引出绿色建筑的概念,进而让学生理解建筑材料的低碳绿色发展,是实现建筑业“双碳”目标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重要环节。 2.4增强专业自信 课程思政还要引导学生深入了解世情国情党情民情,从而增强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坚定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拔节孕穗期”为当代大学生增添鲜明的政治底色[10]。以价值引导为重点,助力当代大学生长骨气、强意志;以创新培养为核心,助力当代大学生长底气、增本领;以中国速度、中国制造、重大工程所凝结的中国工程人取得伟大成就为基础,助力当代大学生提心气、增强专业自信。时刻关注社会热点、学科前沿,把最具创新性理论和应用实例带进课堂,融入并阐述传统知识,勇于攻克“卡脖子”问题,抓住学生的眼球,保证课程思政和知识体系常讲常新、常抓常新;跟上时代、贴近学生,用喜闻乐见的方法和手段提升教育的成效,展现课程思政的魅力。在建筑工程领域,港珠澳大桥、火神山医院和新方舟宾馆充分体现了中国速度和中国制造,凝聚了中国智慧,也代表了中国精神。港珠澳大桥缩短工期超过两年提前竣工,被誉为桥梁界的珠穆朗玛峰,是中国乃至当今世界规模最大、标准最高、最具挑战性的跨海桥梁工程。火神山医院,总建筑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从开始设计到建成完工仅历时十天,建造施工全程直播,这就是中国速度,这也是我国工程人为战胜新冠疫情提交的一份傲人答卷。新方舟宾馆高30层总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的建筑,建筑材料均采用预制方式,仅施工360小时建成,而且整座大楼均隔音隔热,可抵御9级地震,中国工程人获得“地球上速度最快的建造者”新头衔。对以上这些成绩的取得,凡亲身经历的人都会感受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国理念正深入人心,特别是对四个自信有了进一步的体会[11],并逐渐成为中国人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在授课过程中,通过图片、视频和新闻评论的线上资源进行专题讨论,以直观的视觉冲击让学生深切地认识到在每一个岗位上,不管是建筑工程的设计者、决策者、管理者或者是普普通通的工作者,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土木人专业素养和探索精神,学生的专业自信无形中提高。 3结语 专业课程思政实施的关键是教师,建筑类专业课教师需采取积极有效措施,落实立德树人,坚持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教学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推进新工科背景下的专业课的“课程思政”建设,为国家培养有家国情怀、工匠精神、低碳意识、专业自信的高素质建筑类人才,为实现我国建筑业的绿色低碳转型贡献力量。 作者:刘俊霞 杨飞 夏晓敏 海然 单位:中原工学院 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材料课程思政篇3 近年来,我国各类高校都高度重视课程思政对提高人才培养综合素质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各高校结合自身实际,广泛开展了课程思政建设的探索与实践,在课程思政的内涵界定、课程思政的价值引领、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的关系及课程思政的实施路径等方面已取得了许多经验和成绩。但是,目前在课程思政的建设原则、专业知识讲授与课程思政的内在关系等方面,仍然存在认识不清的问题;在依据课程大纲要求,结合专业知识点挖掘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方面,仍然存在思想政治教育元素与专业知识“两张皮”现象。在课程思政的视域下,教师的行为如何与思想政治教育元素的挖掘同向同行,以达到协同育人效果,仍需高度重视和深入思考。本文结合“土木工程材料”课程思政建设,就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原则与路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挖掘理念与融入情况、思想政治教育元素与专业知识的内在关系、在课程更高行为要求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实践。 一、课程思政建设路径 课程团队提出的课程思政总体设计原则是: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凝练与“四有”好老师要求有机融合,加强教师行为示范,达到立德树人目的。在“土木工程材料”课程思政建设中,为了保证课程思政建设目标的有效达成,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挖掘、课程内容精研、教学方法创新、课堂教学守正、教师行为示范有机融合,探索出了五条操作性强的课程思政实施路径,此经验对其他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有借鉴作用。 1.挖掘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根据课程内容,深挖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与课程内容自然有机融合,科学合理地扩展课程的广度和深度,避免为了思政而思政导致的课程思政与专业知识两张皮现象。 2.精研授课内容。教学团队集体研讨课程的知识点及重点、难点,提高授课教师的专业知识水平和授课技能,增强课堂的吸引力、生动性及启迪性。 3.创新授课方法。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手段,结合MOOC课程建设,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启发式、案例式、研讨式教学,以问题为导向,增强授课的逻辑性,环环相扣,强化对学生独立思辨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培养。 4.坚持课堂守正。教师授课过程中要讲纪律,提高政治站位、坚定政治立场;在课堂上要传播正能量,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突出价值引领。5.强化行为示范。身教重于言教,教师的言行举止会对学生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要强调师者仁心、师者公心,教师在教学中要做到言行一致、知行合一。 二、课程思政元素挖掘四大思维理念 课程团队根据《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要求,紧密结合“土木工程材料”大纲和专业知识内容,按照以下四大思维理念,挖掘该课程思政元素。 1.底线思维。本课程涉及大量工程建设标准,在教学中除要求学生认真学习标准外,更要践行标准、敬畏标准,进而加强遵纪守法道德观念教育。 2.发展思维。许多土木工程材料的生产和使用都涉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节能减排及固废利用。在教学中强调将“五大发展理念”与相关课程内容自然有机融合。 3.创新思维。土木工程材料中许多新技术、新产品的成功自主研发和推广应用,极大地降低了我国工程造价、提高了工程质量。在教学中强调要自主创新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 4.创业思维。在新技术、新产品自主研发和推广应用中,许多前辈不畏艰辛、做出了巨大贡献。可结合课程相关内容,弘扬行业前辈的艰苦创业精神和爱国情怀。 三、课程思政元素融入情况 本课程的内容主要包括土木工程材料的组成、结构、性能及应用,涉及许多材料质量控制和工程建设标准、规范。课程思政建设主要从课程所涉及的行业、国家、国际、历史等角度出发,结合本课程涵盖的主要材料(水泥、石灰、石膏、骨料、矿物掺合料、化学外加剂、混凝土、砂浆、砌体材料、钢材、木材、防水材料、保温材料、装饰材料等),将该行业领域的国家战略、现实工程问题、科学精神、科学思维方法和工程伦理与课程内容自然有机地结合,按照四大思维理念挖掘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做到章章有思政、堂堂有思政。结合“土木工程材料”课程大纲要求和专业知识点讲授,形成了该课程思政目标和思政元素的融入点,下面分章对本课程的课程思政元素进行简要叙述。 1.绪论部分。“木土工程材料”课程涉及大量的标准规范,各级各类标准规范是建筑、土木及建材行业加强管理的重要依据。正确使用标准对确保工程质量至关重要,通过标准规范的学习,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观,强化底线思维教育。本章的课程思政目标主要为培养学生践行标准、敬畏标准,加强遵纪守法教育。 2.土木工程材料的基本性质。土木工程材料的基本性质主要介绍材料的组成、结构、制备、性能和用途之间都存在着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内在关系。土木工程材料的物理、化学、力学及耐久等基本性质与材料的制备、应用之间也存在着必然联系。要求学生要用普遍联系的思维去学习材料四大要素之间存在的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及否定之否定规律。本章的课程思政目标为培养学生的唯物辩证思维能力。 3.无机胶凝材料。在本章水泥生产工艺的讲授中,介绍我校徐德龙院士团队自主研发的高固气比悬浮预热预分解技术对提高水泥质量和节能减排所做的贡献,强调自主研发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以及前辈的艰苦创业精神和爱国情怀。本章的课程思政目标为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精神、提高自主创新对国家发展重要性的认识。 4.骨料和矿物掺合料。骨料和矿物掺合料这一章针对天然骨料过度开发和固体废弃物堆存与填埋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五大发展理念”,强调各种尾矿作为混凝土骨料、建筑垃圾回收利用、大宗固体废弃物(冶金渣、粉煤灰、脱硫石膏等)在土木工程材料中的资源化利用的重要性,引导学生思考土木工程材料如何走绿色发展道路,以及自主创新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本章的课程思政目标为增强学生节约自然资源、重视环境保护的意识。 5.化学外加剂。化学外加剂中萘系等高效减水剂由于技术性能的局限性,越来越不能满足高强度、高耐久性混凝土工程的需要。新一代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具有性能优异、绿色环保等优点,倍受国内外关注。二十多年前我国花高昂价格从国外进口聚羧酸减水剂以满足水工大坝、高铁等重要混凝土工程需要。在此情况下,我国科技工作者不畏艰辛,勇于创新,最终研发出了性能优异的产品,实现了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的国产化,大幅度降低了该种减水剂成本,有效降低了混凝土工程造价。本章的课程思政目标为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 6.混凝土。本章内容量多,课程思政目标分为以下几项:(1)学习前辈不怕困难、勇于创新的精神。在混凝土的制备和性能讲授中,我国吴中伟院士、孙伟院士等前辈在高强高性能混凝土的研发和推广应用中不畏艰辛、不言放弃,为我国混凝土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弘扬行业前辈的艰苦创业精神和爱国情怀。(2)培养学生的质量意识、安全意识,以及大局观和长远发展观。在混凝土强度的讲授中,强调混凝土强度对工程的结构安全的重要性,提高学生的质量意识、安全意识;在混凝土耐久性的讲授中,培养学生正确处理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加强对学生大局观和长远发展观意识的培养。(3)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精神和敢于担当的作风。从事土木工程材料研发、生产和应用的技术人员,经常要深入一线,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在课程教学中,结合混凝土的生产和施工,培养学生乐于到生产施工一线的吃苦耐劳精神,坚持原则、敢于担当的工作作风。 7.砌筑材料。本章的课程思政目标为:(1)介绍中华民族历史上优秀的建筑材料文化,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感受古人的智慧,增强文化自信。介绍西汉时形成的“秦砖汉瓦”,以及这一时期砌筑材料和砖结构、砖木结构体系的辉煌历史。结合西安城墙、大雁塔所用砌筑材料,介绍传统建筑材料历经千年而不朽的特点,以及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生产这些砌筑材料的智慧,以此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2)培养学生的绿色发展理念。烧结砖大量占用土地资源,且能耗较大,应限制烧结砖的生产与使用,合理利用非耗地的地方资源(如页岩、煤矸石等)生产烧结砖;更要大力研发、推广利用各种工业固体废弃物生产免烧砖和砌块,以及各种轻质、高强、多功能、大尺寸的装配式新型墙体材料。结合以上内容的讲授,强调保护生态环境、走绿色发展道路的重要性。 8.钢材。钢材这一章凝练了高强钢、高耐蚀钢的自主成功研发及在我国重点工程的使用案例,强调自主创新对行业发展和工程质量的重要性。本章的课程思政目标为强调自主创新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 9.木材。木材这一章结合木材性质的讲授,从利用木材的边角废料生产各种人造板材出发,强调木材的有效利用和综合利用对保护森林资源的重要性。本章的课程思政目标为培养学生保护森林资源,重视木材的有效利用、综合利用意识。 10.沥青混凝土。沥青混凝土这一章在沥青混凝土的原材料、配制和性能讲授中,从废弃沥青路面的回收利用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出发,强调废弃沥青混凝土的回收利用对保护石化资源的重要意义。本章的课程思政目标为强调沥青混凝土的绿色发展理念。 四、讨论与结论 在课程思政视域下,对教师的课堂教学比以往任何时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对教师的专业水平和授课技能要求更高。教师要投入更多精力到课堂教学中,认真钻研业务,弄懂弄精所授课程内容,扩大自身知识面,做到“予人一瓢,自身一桶”;同时,教师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授课方法,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生动性和吸引力。教师把课讲正确、讲精彩,既是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高课程思政质量的前提。 2.对教师的行为世范要求更高。课程思政的目的是通过典型案例,提高课程教学的育人目的。《论语·子路篇》中,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如果教师不能严格要求自己,比如不按时上下课,随意调课停课,总是对学生疾言厉色,那么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挖掘得再好,先进事迹讲得再多,也很难达到课程思政的育人效果。 3.对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的有机融合要求更高。要精心凝练,深入挖掘思想政治教育元素,使思想政治教育元素与专业知识深度融合。思想政治教育元素的挖掘不仅是强化课程育人,而且要有助于对专业知识的深刻理解和掌握,专业知识的讲授和思想政治教育元素的挖掘要具有互促作用。 参考文献 [1]刘鹤,石瑛,金翔雷.课程思政建设的理性内涵与实施路径[J].中国大学教学,2019(3):59-62. [2]王光彦.充分发挥高校各门课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J].中国大学教学,2017(10):4-7. [3]彭红军.高校专业课程课程思政实施路径与实践探索[J].大学教育,2021(5):1-3. [4]范依依.课程思政视域下的高校会计学教学探索[J].理论观察,2020(9):171-173. [5]潘玲颖,何建佳,樊怡箐.新工科背景下的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以《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课程为例[J].教学革新,2020(22):55-56+59. 作者:何廷树 史琛 胡延燕 伍勇华 宋学锋 单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育教学改革论文:检察官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若干问题 我国检察机关自恢复重建以来,十分重视检察官的职业教育工作,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近年来,根据人员学历结构的变化,检察机关的职业教育将由学历教育为主转入专业培训为主,因而在检察官职业教育教学的许多方面需要重新进行设计和改进。本文将结合笔者多年从事检查干训工作的实践,试就检察官教育教学工作改革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一些设想,供领导及干训同行参考。 一、检察官职业教育的正规化建设 检察官职业教育工作的正规化建设,涉及到培训类别设计、课程体系安排、师资培养、教材编写以及教学评估等项内容。 (一)培训类别设计 设计培训类别,是科学地安排各类专业培训教育的前提。笔者认为,培训类别的设计涉及到的首要问题是检察官轮训制度的建立。我国目前还没有关于检察官轮训的具体要求规定,只是在个别培训计划中针对特定检察官规定了轮训时间。我国法院系统规定,法官每年轮训时间不少于半个月。日本检察官平均每年轮训一个月(三年轮训一次,一次三个月)。目前检察官专业轮训的实际情况是,已经完成学历教育的基层院中,只有少数检察官可以达到每年平均轮训半个月以上,有个别基层近年来已经超过了一个月,而大量基层院的检察官长期得不到专业轮训,平均起来每年不超过四天。笔者今年考察发现,检察官参与轮训的时间与检察机关的绩效成正比。因此,笔者建议高检院建立检察官轮训制度,这是有针对性地进行相应培训设计的前提。 笔者认为,检察官培训可按照任职培训需求分为基本上分为上岗培训和在岗轮训两大类。 上岗培训,是指检察官在担任新的工作岗位时进行的与新任岗位业务有关的培训。目前,我们已经实行的上岗培训,主要是新任检察长培训、新任检察技术人员培训,个别的基层院进行过其它岗位的上岗培训。未来上岗培训,需要作为制度规定,并涉及到各类检察官和辅助人员。分类方法:一是,新任职务培训,即原来没有从事过检察工作的人员培训;二是,调任职务培训,即原来在检察机关从事其他工作而转任新职务的培训。培训时间:新任职务培训应当不低于三个月;调任职务的培训,不低于一个月。培训内容:新任职务培训包括各类检察业务的普训和岗位基本技能培训;调任职务培训,主要是新岗位涉及的基本专业技能培训。 在岗轮训,是指对在特定岗位已经工作一定时间的检察官进行的专业轮训。由于轮训会涉及到经费、工作量等方面的限制,根据目前的情况,在岗轮训平均每年应当不低于20天,即在一定岗位工作满三年,应当接受为期两个月的在岗轮训。 在岗轮训的培训内容,应当根据岗位不同以及轮训的层次不同进行不同的设计。基本思路包括:一是,按照专业岗位(如侦查、批捕、公诉、监所等)不同,设计出该岗位所需的知识点和技能范围,并按照轮训进次进行划分,确定不同进次应当培训的内容;二是,按照岗位的层次(如检察院层次和干部层次等)不同,设计出不同层次的岗位所需知识点和技能范围,并按照轮训进次进行划分。在岗轮训应当力求通过多次轮训后,为骨干检察官、专家型检察官的培养从职业教育方面的提供必备的基础素质。 (二)课程体系设计与教材编写 与培训类别设计有着紧密联系的是课程体系设计问题。1996年,山东省检察官培训中心对检察官培训的课程设置和教材问题进行了调研。结果发现,适合检察官培训的课程和教材不多。从课程设置上讲,重复培训的课程较多,如宪法、刑法、刑诉法等;从教材看,专业课教材的通用内容多,检察官的专用内容少;基本理论的内容多,实务理论的内容少。还有一种情形是,一些专业课程中基本理论与实务理论之间缺乏联系。如职务犯罪侦查课程,基本理论部分基本上是从刑事侦查学中抄袭而成,缺乏职务犯罪侦查的基本理论,因而导致实务理论部分仅限于侦查经验的无序堆积。 检察官职业教育课程体系具体设计,尚需要通过专门的调研后才能确定。但在骨干课程体系设计方面,笔者建议应当根据检察机关人员知识结构的变化,进行调整。特别是应当区别于大学法学专业的骨干课程体系,建立具有检察机关特色并适应不同类型培训需要的骨干课程体系。 检察官培训的课程体系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科技等诸多方面。在课程体系的设计方面的基本思路应当是围绕检察业务的需求来设计课程类别。以轮训课程设置为例:政治方面,主要考虑设置与新立法和执法环境变化有关的政治理论、社会形势等项课程;经济方面,主要考虑设置与检察业务相关财务、会计、证券、期货、税收、金融等项课程;法律方面,主要考虑设置新出台法律讲座、各科法学新进展等项课程;科技及技能方面,主要考虑设置与搜查、司法会计、法医、物证科技、信息技术等专用技术的应用以及侦查指挥等项课程。 具体的课程内容的设计还需要考虑到不同岗位和不同层次检察官的需求。笔者以司法会计学课程成为例:司法会计学课程包括司法会计概论、司法会计检查学和司法会计鉴定学三门,其中,一般检察官只需开设一门,侦查人员需要开设两门,司法会计专业人员则需要开设三门。就培训所需时间而言,由于课程内容设计不同,司法会计专业人员的培训需要300课时,侦查人员的培训需要150课时,其它岗位检察官培训需要30课时,而检察长培训只需要8课时。 关于教材编写工作,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教材的编写工作应当根据课程设置的需要,做到体系科学化,内容系统化。从体系上讲,不同类型课程的培训均应有相应的专用教材或混合型教材;从内容结构看,在照顾到必要的知识点前提下,重点应当放在检查实务中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的解决思路,以保证一门课程内部以及与其他课程知识点的衔接。 第二,教材应当在保证内容适用性的前提下,具备一定的前瞻性。所谓适用性,即应当强调密切联系检察实务,并适应不同检察官培训的需要;所谓前瞻性,即教材中既要考虑到对现行法律、司法解释的学理解释,也应当适当指出现行做法中的一些不符合法律精神的做法,提出相应当解决方案,以指导司法实践。 第三,在教材编写方法方面,建议每一具体教材的编写工作都应当通过申报课题的形式进行,避免过多的抄袭行为,这对于具有检察官职业教育特色的专用教材形成也是有力的保障。 第四,在教材编写的组织方面,建议高检院根据国家检察官学院及各地师资力量的特点,建立一些具有特色的教学培训基地,以促成具有不同特定科研目标的师资培养和教材编写工作格局的形成。 (三)师资培养 师资培养涉及到师资的配备、培训和管理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师资的配备问题。目前各地检察官培训中心(检察院分院),统一配备高学历人员担任教员,从长期发展来讲是必要的。但也应当看到,由于历史的原因,目前高学历者往往缺乏实践经验,而我们的培训对象大部分是具备相当实践经验的检察官,他们需要通过理论培训掌握新的知识点和将经验进行提升, 这一点对缺乏实践经验的教员来讲往往力所不能。因此,在目前检察官专业化教育教学工作的创业期间,应当考虑将具备相当理论水平和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检察官充实到教员队伍中,以老带新,大约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培养建立一支适应检察官职业教育工作的专职教员队伍。 第二,师资培训问题。师资培训工作是检察官职业教育工作正规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检察机关的干训部门,应当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根据师资的自身知识特点、工作经验等,制定中长期师资培训计划,并利用多种多样的形式进行师资培训。师资培训主要方法包括师资进修、师资集训、科研和实战锻炼。师资进修,是指师资(在职或脱产)到相关大学进修相关专业;师资集训,主要是指检察机关组织的师资专项业务培训;科研,是指通过课题研究、教材编写等科研活动,提高师资的专业素质;实战锻炼,是指专职教员定期到实际工作部门通过参加具体检察业务来增加检察工作经验,了解检察官所需培训内容、培训重点等;另外,教学观摩也是师资培训的一种常用方法。 第三,师资管理问题。除了师资培训外,师资的管理工作还包括职称评聘、待遇等问题。检察官专业教育培训涉及的专业门类很多,省级及省级以下培训中心很难配备门类齐全的各专业教师,目前各地培训中心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途径包括专职教员的一专多能和配备兼职教员。检察机关需要建立一支相对稳定的师资队伍,这是建立具有检察机关特色的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前提。笔者认为,对于对专职教员的管理与检察官的管理应当有所区别。专职教员的管理,应当参照大学教师的管理模式进行,以便于解决职称、待遇等问题。同时,省级以下培训中心(检察分院)也应当十分重视兼职教员具体管理问题,与兼职教员所在单位加强沟通和协调,使兼职教员在知识结构、教学能力等方面能够适应检察官职业教育的需要。 (四)教学评估工作 教学评估工作是检察官职业教育工作中一项新课题。这项工作的开展对于提高检察官职业教育的教学质量,加强师资管理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关于教学评估工作笔者提出以下设想: 首先,教学评估的工作应当包括课程设置效果评估、教材适用性评估、授课能力及效果评估、学习效果评估等诸多方面。 其次,检察官职业教育的教学评估工作,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具体评估,即针对每一次具体的培训活动而进行的教学评估活动;另一类是综合评估,即针对某一时期或某类培训活动而进行的教学评估。具体评估只涉及教学活动本身,可以在具体的培训中采用不同形式实施;综合评估则应当结合检察业务绩效评估工作一并进行。 第三,为了搞好教学评估工作,笔者建议高检院教育培训部门根据检察官职业教育的教学特点,通过调研,建立一套评估方法和评估体系。 二、关于强化专项技能培训 检察机关实现法律监督职能的主要途径是进行各类诉讼活动,而诉讼活动的是一个在一定诉讼规则的指导下实施各种诉讼技能的过程。因此,检察官职业教育培训中应当十分重视各种专项技能的培训。 检察官的岗位很多,在专项技能方面,有些是共性的(即检察官应当普遍掌握的),有些则是不同岗位专用的。因此,专项技能培训也应当按照共性与专用的不同需求进行。这里笔者先以司法会计技能培训为例来说明专项技能培训的差异。司法会计技能培训,根据岗位不同,应当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称为普及级培训。培训对象是所有检察官。培训内容主要包括司法会计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主要课程是司法会计学概论。培训目的,是使检察官能够了解司法会计的科学性,掌握办案中常用的司法会计检查方法与程序,掌握基本的财务会计资料证据的收集、固定和审查手段。第二层次称为业务级培训。培训对象是从事自侦工作的检察官。培训内容在普及级基础上增加职务犯罪案件中进行司法会计检查的手段和对策。培训课程需要增加司法会计检查学。培训目的是培养能够掌握发现线索、侦破案件的各种司法会计手段的侦查专家。第三层次称为专业级培训。培训对象是从事司法会计工作的专业人员。培训课程增加司法会计鉴定学。培训目的是培养能够适应各项司法会计业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才。实际上,技能培训的差异表现在各种技能培训方面。笔者再以预审技能培训为例,刑事监督部门的预审工作内容主要是核实证据,其预审技能的主要表现形式对证式审讯;而侦查部门的预审工作内容,除核实证据外,其主要任务还包括发现破案线索,查明余罪,其预审技能的主要形式为挖掘式审讯, 目前存在专项技能培训中存在问题较多的是职务犯罪侦查专项技能培训方面。导致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很多,包括观念、培训课程设计和教学方式等方面。 从观念方面讲,传统的认识中,职务犯罪与其他犯罪侦查的差异在于职务犯罪侦查的“人”,而其他犯罪侦查的是“事”,这不仅影响了检察机关侦查制度的设计,也对职务犯罪侦查专项技能的培训工作带来不利的影响。笔者经过科研发现,职务犯罪侦查与其他犯罪侦查相比,其突出的特点是“历史现场”多,而 “可视现场”少。这导致了许多刑事侦查专项技能(如现场勘验)在职务犯罪侦查中很少应用。而检察机关对如何解决“历史现场”的侦查问题方面研究成果不多,即使有了成果(如司法会计技能)在职务犯罪侦查技能培训中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从职业教育角度讲,需要加强转变检察官诉讼观念方面的职业教育,否则,即使我们设计出新的技能培训项目,一方面,可能因受训人员认为无用而不愿接受培训;另一方面,即使接受了培训在实际工作中也很难用上。 在培训课程设计方面,从技能类型分,侦查技能的培训主要包括侦查谋略、预审、司法会计、现场勘验、秘密侦查、搜查、跟踪等课程;其次,要考虑到各类知识的归并问题。职务犯罪涉及领域十分广泛,要求侦查人员特别是侦查骨干需要掌握的知识面较广(特别经济和信息技术方面的知识)。笔者认为,这些知识的教学不一定非要通过开设相关专业课程进行,而是应当贯穿于侦查技能的培训中。因此,在侦查技能课程设计中,应当考虑到相关知识的渗透问题,例如:证券知识,可以通过涉及证券业务案件的司法会计对策教学中一并进行,从而达到学以致用的效果。 在教学方式方面,上岗培训采用教员授课为主效果尚可,但轮训中,由于职务犯罪通常带有一定的地域特点,单纯采用传授式教学模式,往往难以接受和消化。尤其是授课中涉及到的一些复杂案例,由于教学人员没有参与其中,对一些侦查技能的使用方法、时机等缺乏体会,常常导致教学效果不佳。笔者在侦查技能培训中,就曾有受训同志提出使用本地成功案例进行教学的要求。因此,在侦查技能培训方面,笔者建议采用参训人员自带案例进行研讨式培训方式进行。 三、关于教学方法的改进 关于教学方法问题,笔者根据自身18年来进行检察官培训工作的经验教训,谈几点体会: (一)关于目前教学方法的弊端 检察官职业教育的教学方法,包括教授方法和学习方法两个方面。 目前检察官培训所采用的教授方法,从方式上讲,主 要是以课堂教学为主,课堂教学中常用的授课方法是传授式。大部分检察官也比较习惯于这种形式。但是,由于学员通常比较注重培训的测试成绩,如果测试要求比较严格,且只能按照教师所讲内容进行答题,学员听课认真程度较高;而实际上,由于多年来的培训测试往往很难进行严格的要求,因而无论培训时间长短,学员的学习过程往往是先热后冷,难以持续。 从学习方法看,由于缺乏轮训制度,目前除检察长外,大部分检察官除了上岗培训,很少得到连续、系统的轮训。参与培训的学员中,缺乏实践经验的,只能死读书;实践经验丰富的学员,半数以上读书热情不高,听课的精力集中程度也相对较差,但他们通常会采用比较学习法,在研讨问题时十分活跃。 适应检察官职业教育的特点,今后在教授方法方面,应当提倡发现式教学、案例教学、电化教学等新型教学方法;在学习方法方面,应当提倡比较学习法和创造学习法。 (二)发现式教学 发现式教学,是以启发式教学为基础,由教员引导学习的方向,让学员参与探索有关理论的形成原因、过程,探索有关技能的原理与运用方法的一种教学方法。发现式教学相对于传统的传授式教学而言,其优点是能够调动学员的思维积极性,是其能够知其所以然。 采用发现式教学,通常是由教员提出问题,学员利用案例或原理对问题进行阐释并归纳出答案的教学方法。发现式教学中,要求教员在备课中应当考虑到课堂上可能出现的不同结论,并事先分析不同结论产生的原因(如案例的个案性、原理的运用的恰当性、结论产生过程的逻辑性等),以便在课堂上能够把握住讨论的方向,控制住不同意见的之间的无谓争论。 (三)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是十多年前从国外引进的先进教学方法。笔者在一些培训工作中,也在试验将案例教学引入培训课堂,但目前效果往往不佳。 案例教学中遇到的困难,主要是教员的备课不到位和学员的参与积极性不足。探究原因,一是,受传统教学方法的影响,一些学员认为参加培训就是教员提出问题并给出标准答案的过程,因而教员不应当向学员提问;二是怕讲错,特别是在大课堂上,如果回答的结果与教员的答案不一致,会感到尴尬。 在未来的教学中,特别是轮训中,案例教学应当成为主要教学方法之一。针对前述问题,笔者提出两个解决方法:一是,由学员自带问题找答案,而不是教员出问题要答案。笔者曾经设想过这样一种侦查技能的轮训教学模式:由受训人员自带案例,按照参训人员的人数制作份数,事先交付培训部门,教员根据教学内容的逻辑结构和顺序,安排专题交流,并根据原理和相关规范准备点评,开训时即将案例下发,这样做可以增加学员考虑案例的时间。在教学中,案例由提供者介绍,其他学院就案例本身提出的问题由提供者负责解答。二是,缩小案例讨论的范围,将受训人员分为若干小组,分组讨论,再通过大课集中讨论。 (四)电化教学 电化教学,是指利用多媒体、网络系统的教学工具进行教学的一种新型教学方法。这一方法比较适用于各类专项技能教学中。例如,在秘密侦查方法的教学中,可以在课件中增加一段秘密侦查的录像;在技能讲解中,增加有关技能适用对象的图片等,使教学内容的形象化,并取代实物教学。 与其他教学方法比较,电化教学除了教学工具不同外,本质上并不属于一种专门的教学方法。因此,在电话教学中,并不影响各类教学方法的使用。只有网络教学不同,网络教学中由于受到软硬件方面的限制,目前还只能采用传授式教学方法。 在检察官职业教学培训中可以采用的教学方法很多,哪一种教学方法都有其适用的教学环境和教学内容。关键是应当根据教学内容,采用最适当的方法。 四、关于促进检察官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措施 为了促进检察官职业教育及教学改革,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开展有关检察职业教育培训的调研工作。检察机关的职业教育工作,既有一般职业教育培训特点,也有其特殊的规律性。加强这方面的调研,主要是从当前检察业务工作的实际需要出发,并着眼于未来发展对检察官素质的要求,探索检察职业教育工作的规律和特点。通过调查研究,确定适合检察职业需要的教育培训内容及方式方法,为检察机关职业教育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打下良好的基础,也为检察职业教育的发展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子。 第二,重视检察官职业教育工作在检察人才战略、培养专家型人才中的具体作用,改进干部教育培训机制。检察机关应当逐步改变功利式的干教机制,建立起专业化、实用型的干教模式,以造就一大批能够适应当今及未来检察业务需求的合格检察官。 第三,充分发挥检察教育职能部门的枢纽和服务作用。检察职业教育工作的任务是提高检察干部的业务素质。但是,这项工作仅依靠教育部门是难以完成的。干教部门应当加强对教育工作信息的收集和反馈工作,加强与各检察业务部门的联系。这包括:①及时了解和掌握各部门干部业务素质状况,制定并不断修正教育培训计划,使之适应各部门对提高干部业务素质的需求。②及时收集和反馈各类培训信息,减少交叉培训,提高干训效果。如:收集各级各类培训计划及时反馈到各个部门,保证各部门能够及时输送干部进行培训;收集培训效果信息,及时反映给培训承办部门,以提高培训质量等等。③通过有偿培训等途径,筹错积累干部培训基金,为开展经常性职业教育活动建立一定资金来源。 第四,在检察官中大力倡导研究业务之风,并建立相应的奖励机制,鼓励检察干部自学成材。判断教育工作绩效的主要标准是干部业务素质的提高程度。倡导研究业务之风,可以促使检察干部在研究中,巩固和深化已学知识,实现自我教育和自我训练,提高各类培训效果。各级检察机关需要转变观念,并建立相应的奖励机制,激发检察干部研究业务的积极性,这不仅有利于干部业务素质的整体提高,对干部(特别是业务骨干)队伍的稳定、促进检察官职业教育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检察院·于朝 教育教学改革论文:民办高校国际注册会计师专业(方向)教育教学改革浅析 1 我国目前民办高校发展的特点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允许恢复创办民办学校以来,经过几十年的迅速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目前我国民办高校的办学层次看,民办高等教育仍然主要从事学术层次较低但实用型职业型特点较为明显的教育。在这些教育中社科和人文专业所占的比重仍然较大。而会计专业是众多民办高校最受青睐的专业之一。绝大多数民办高校都设置了会计相关专业,所招收的学生数量也较多。如何拓宽专业领域,在众多民办高校中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精,成为摆在民办高校面前的重大课题之一。国际注册会计师专业(方向)作为一个新的学科体系应当受到民办高校的重视。 2 民办高校国际注册会计师专业(方向)教育教学现状分析 目前,国际注册会计师专业(方向)已经在不少国内重点大学或财经类专门院校开设,也有少量民办高校开设。本文通过调查开设此专业的相关民办高校发现,无论是培养目标、培养模式还是课程设置以及教学方式等方面均存在不少的问题。 2.1 培养目标定位不清 从目前各民办校的教学计划中不难看出其培养目标存在定位不清的问题,许多民办高校将国际注册会计师专业(方向)的培养目标等同与注册会计师专业的培养目标。显然与国际注册会计师专业(方向)的培养目标——具有国际视野掌握国际会计准则的高级专业人才不符,无法凸显国际注册会计师专业(方向)的专业特点。 2.2 课程设置上的缺陷 由于国际注册会计师专业(方向)作为一个新的专业体系,其专业课程体系所涵盖的内容仍然存在较大争议。从现有开设国际注册会计师专业(方向)的民办高校来看,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无法突出专业特色,所开设的课程与会计专业或者注册会计师专业的课程区别不大。从其开设的课程上看,无法体现国际会计和国际审计的重点地位。二是全面复制国外高校会计专业的课程体系,从而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同时教材的选用也是五花八门,存在重制度轻理论的问题。这些问题显然无法满足培养熟悉国际财会知识、掌握国际会计准则、精通现代企业财务战略规划及国际化经营的高层次财务管理人才的需要。 2.3 教学方式的局限 目前我国的课程教学绝大多数仍然采用“填鸭式”的教学方式,“教师讲,学生听”。 这种教学方式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甚至可能抹杀学生探索问题的兴趣。同时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仍然没有被全面采用。从而导致课堂教学的知识容量较少,教学效果欠佳。另外,针对国际注册会计师专业(方向)的实践教学环节少而薄弱。 3 民办高校国际注册会计师专业(方向)教育教学改革思路 为促进我国会计人才进军国际市场,必须对我们民办高校的民办高校国际注册会计师专业(方向)的教育教学进行改革。改革的总体思路是:认真总结目前我国民办高校国际注册会计师专业(方向)教育教学的成功经验,根据国际注册会计师协会对其执业人员的素质基本要求为出发点,进一步明确合理的培养目标,改革教学模式和课程设置,引进国外先进的教学方式,提高教育质量,着重培养具有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国际注册会计师专业人才。 3.1 培养目标上从学生实际出发,突出国际注册会计师的基本素养的培养 目前我国民办高校的学生主要招收“二本”和“三本”的学生。学生在高中阶段的基础知识可能不像“一本”的学生那么扎实。但是这些学生思维相对比较活跃、实践动手能力也相对较强。因此我们应当抓住学生的特点,将培养目标定位在“专才基础上的通才”。即国际注册会计师专业(方向)的教育目标应定为在着重于学生分析和思考能力的提高而非记忆日新月异的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上。培养学生将来能具备熟悉国际财会知识、掌握国际会计准则、精通现代企业财务战略规划及国际化经营的高层次财务管理人才所必需的基本素养。 3.2 课程分级设置,既能满足会计职业的国际需求又要符合国际注册会计师后备人才的需要 首先,课程设置满足基础性需要。课程体系的设置应当涵盖会计专业和审计专业的基本理论(尤其是国际主流的会计和审计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和文化素养方面的内容。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具备国际视野的审计人员。其次,要满足应用性和超前性的需要。国际注册会计师是具有综合性质的复合型人才。即“专才”基础上的“通才”。因此在设置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时,在注重应用性的同时使学生具有自我再学习的能力。 3.3 革新教学方式使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 (1)充分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传统教育模式下的“粉笔+黑板”式的教学手段和“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已远不能满足国际注册会计师专业(方向)教育的大信息量和国际注册会计师日新月异的工作方式的需要。在目前我国的教育体制下,课堂教育仍然是培养学生基本素养的主要渠道。在教学中,采用以计算机和多媒体为主的直观、形象的现代化教学手段,既能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和计算机网络为学生介绍最新的专业知识,提高单位教学时间内的知识含量,又能活跃课堂气氛,激发教与学的兴趣。 (2)启发式教学和案例式教学是教学方法改革的核心。在教学过程中,要突出学生的中心地位。教师不是重在传授知识,而是重在激发学生的思维。坚持“少而精、启发式”,“学为主、教为导”的原则,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具体内容的讲解过程中,尽可能采用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既可以巩固学生所学的会计理论知识,又可以实现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以及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加强实践教学。国际注册会计师专业(方向)是集国际会计、国际审计于一体的实践性较强的新学科。由于受经费、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经营的数量有限等因素的影响。现有开设此专业(方向)高校大都忽视了理论联系实际这一环节,降低了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因此,加强会计模拟与审计模拟教学成为实践性教学的重要环节。各民办高校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规模不同的会计、审计模拟实验室。将跨国企业或国际企业的会计、审计资料置于其中,让学生通过模拟达到理论联系实际的目的。 教育教学改革论文:高校思政课信仰教育教学改革探究 【摘 要】高校思政课是对大学生进行信仰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面对当前信仰教育的困境,本文通过分析思政课信仰教育的教学模式、内容、方法手段、考评方式等方面的改革创新,以此探讨提升信仰教育实效性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思政课;信仰教育;教学改革 信仰,是人类的精神家园,是人类灵魂的支柱,决定着人类行为的取向。然而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大学生信仰危机已然成为不可小视的现实问题。 思政课是高校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信仰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但由于教学理念的偏差,固有的“经院式”教学模式在信仰教育的内容、方法、手段和考评方式等方面陷入困境,教育的效果收效甚微。因此,对思政课传统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和创新,探究走出信仰教育困境的路径,切实提升信仰教育的实效性,显得尤为的必要和紧迫。 一、思政课信仰教育教学模式的创新 传统的思政课大多沿用中学的教学模式,基本采用课堂理论教学为单一平台,由此造成信仰教育过分倚重理论知识的传授,与社会现实、学生实际相脱节,忽视学生的主体性;过分注重整体性、集中思维,而忽视信仰的个体性和扩散思维;过分依赖教师的“一言堂”,而忽视学生独立思辨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 针对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必须从教学的组织形式,到授课内容、方法、手段和考核方式、评价标准等方面进行创新,搭建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两大平台,利用多种平台和途径将信仰教育全方位渗透到学生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开放、多元、立体”的教学模式。 所谓实践教学,指根据教育的特点和内容需要,在教师的指导下,使学生通过课后的网络课程平台、校园活动、调查调研、社会实践等多种方式,亲身参与教学活动,感知社会、感悟生活、理性思考。信仰教育实践教学环节的开展,以其较强的现实性和参与性,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相辅相成,可以极大增强信仰教育的内化效果。 二、思政课信仰教育内容的创新 当前,高校并没有单独开设信仰教育课,信仰教育主要融入到思政课教学中,如在《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概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等都有涉及到人生观、价值观、信仰等相关内容。但信仰教育的内容往往流于照本宣科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理论灌输,多是高度体系化、抽象化的原理观点,既脱离社会现实,内容陈旧滞后,与时代脱节,又脱离学生实际,晦涩难懂,超越学生本身的认知和理解。 若信仰教育的内容脱离大学生的思想状况、生活实际、兴趣爱好,就难以获得理解和认可;若信仰教育的内容缺乏对大学生的人文关怀,就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若信仰教育的内容脱离社会现实,毫无新意和时代性,就难以引起学生的共鸣共识,甚至招致学生的厌恶和反感。尤其在我国高校连年扩招和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当代大学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生存压力和心理压力,造成不少大学生出现信仰危机,对思政课信仰教育的逆反心理越来越突出。 因此,思政课信仰教育的内容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和完善。一方面,必须注重对大学生的人文关怀,真正走入学生的内心世界,关心大学生的实际需求,了解他们在学习、生活、就业等方面的困惑和难题,引导他们形成健康、积极向上的信仰观。另一方面,面对多元文化价值观念的冲击,信仰教育的内容还要牢牢贯彻一元性和多样性并存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一元化,用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教育引领大学生信仰教育的全过程,同时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积极吸收、借鉴外来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构建具有科学精神、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仰教育体系。 三、思政课信仰教育方法、手段的创新 传统思政课信仰教育方法、手段刻板、单一,教师课堂授课大多照本宣科, 向学生“灌输”空洞、抽象的原理、观点,教学变成教师的“一言堂”,学生变成知识的接收器,灌输有余,启发不足,导致学生在教学中参与程度较低,削弱了学生的主体性,影响了信仰教育的实效性 高校教学不仅要给学生“授之以鱼”,更要“授之以渔”, 更要“授之以欲”,要把教师的主导性与学生的能动性有机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参与性,充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辅之以情景式教学、探究式教学、多媒体教学、案例式教学、实践教学等多种创新教学方法,实现最佳教育效果。 1、情景式教学。即教师根据授课内容的需要,通过提出问题,将学生置于特定的情景中,引导学生自己去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教学法。情景式教学法的关键是教师一定要站在学生的立场上,关心学生所想,真正走入学生内心世界来设置相应问题和情景。尤其是信仰教育过程中,教师要学会与学生真诚的分享人生经验,将自己的人生阅历和感悟融入到教学中,通过师生的情感交流和心灵沟通,使教育效果“润物细无声”的实现内化。 2、探究式教学。即教师预先设计主题,布置问题,学生个体或团队利用课余时间进行充分的思考准备,然后课堂上相互探讨、论证分析,最后由教师归纳总结的教学法。探究式教学,通过给学生自主探究、自由讨论的空间,实现在师生互动交流中引导学生对所授知识的理解和认同。例如关于大学生的信仰状况,教师不必长篇阔论的讲述,问题完全可以交给学生自由探究,变一言堂为群言堂,既活跃了课堂氛围,又使得学生在探究中实现对理论的认知和体悟。 3、多媒体教学。即充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诸如多媒体课件、视频、图片、音乐、网络等多种辅助教学形式,给学生带来直接的感观体验和视觉冲击的教学法。多媒体教学,可以将抽象的理论具体化,干瘪的文字形象化,增加课堂教学的生动性、直观性,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教师可以选择历史人物的纪录片,如《走近》、《情归》、《小平,您好》等视频资料,以伟人的传奇经历和崇高人格魅力鼓舞学生、激励学生,引导学生思考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好的多媒体资源的的运用远比教师的单纯讲授更能启迪学生。 4、案例式教学。即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法,通过精选相关的案例,使学生掌握具有普遍意义的原理和知识。这种方法一般经过以下几个环节:教师精选案例——教师讲解案例——互动讨论案例——教师归纳总结——学生理解掌握原理和方法。 案例式教学法的关键是教学案例选择必须坚持“真、精、近、新、多样”的原则,既紧密结合国际局势和时展要求,又紧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还要紧密结合大学生思想实际,努力回答学生普遍关系的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如信仰教育可以借助大量的正反案例辅助教学,如钱学森毅然回国的故事、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方永刚的感人事迹、打工青年张立勇折服北大清华学子的励志故事、云南大学马加爵杀人案、药家鑫杀人案等等,以此生动、鲜明的说明信仰的力量、重要性。 5、实践教学。即在对学生进行课堂理论知识教育的前提下,通过各种实践性的手段,包括参观考察、专题调查、社团活动、志愿服务等,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感知社会,思考人生。信仰教育的理论性、实践性,决定了必须重视实践教学环节,遵循知行统一原则。既要系统传授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理论观,又要组织和引导学生把所学知识内化,在丰富多彩的课外实践活动中增强学生人生的感悟。脱离社会实践的信仰教育,注定是虚无飘渺的镜花水月。 上述教学方法、手段的的使用,需要根据不同的教育内容、教育对象和教育目标灵活运用,目的在于最大限度的调动学生学习的欲望和兴趣,发挥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作用,变被动接受到主动思考,提高教育的实际效果,引导学生树立积极、健康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 四、思政课信仰教育考评方式的创新 教学效果的考评,在教学中起到重要的导向作用。通过考试或考评,促使学生认真复习,深化和巩固所学的知识和技能,检验和训练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和创新能力,在检查教师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效果的同时,又会反馈到教学环节中,促进教学的改革和完善。然而,传统的思政课的考评机制过于单一,更多是针对于学生的知识性考查,考核的是学生的“背功”和对理论的记忆能力。新的考评机制应该采取学生知识能力考查与实际思想政治素质表现考核相结合,应当注重考查学生通过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后,对人生理想、终极 价值的认识和内化程度。 实现“综合考评法”,旨在改变过去以一次理论考试定学业成绩的简单做法。一方面,将学生的知识能力考查纳入整个学习过程中全方位综合考核。成绩评定注重过程性评价,强化对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过程和行为习惯的考核,引起学生对学习过程的重视。采用平时考核、论文写作、闭卷考试以及根据实践教学撰写的论文、调研报告、课堂演讲、互动参与情况等多种方式综合评定学生的理论考查成绩。另一方面,加强学生对知识内化程度的考查,即实际思想政治素质表现的考核。成绩评定可以采用教师评定、学生自评和互评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法,重在促成学生将理论知识向自身素质修养的转变,树立积极正确的人生理想和价值取向,这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育人目标所在。 综上所述,实现高校思政课传统教学模式的改革和创新,提升信仰教育的实效性,是走出大学生信仰教育困境的有效手段,必须重视思政课主阵地的作用。然而化解大学生信仰危机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实现的,需要家庭、学校、社会三方联动,形成教育的合力,多管齐下,才能重塑大学生信仰价值体系。 教育教学改革论文:如何推动初中历史教育教学改革 正是由于历史教育中所包含的广阔的视野、丰富的人文素材、深刻的社会经验,使得它赢得了人文社会学科的核心课程地位。如今,各国普通把历史教育作为公民教育的主渠道,力图通过历史学习帮助学生了解社会环境的各种形态,理解不同阶段的人类历史发展的时代特征、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文化意义,以及作为有形的和无形的人类文化遗产对现今社会发展的影响与价值,并由实际生活体验群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以养成新时代公民的人类情感和社会责任感,参与能力和自信力。因此,历史教育教学改革的成功与否,将会影响到我国公民个体素质的提高和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从而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影响我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进程。 一、初中历史教育教学目的及其目标 在新的历史时期,历史教育的目的并不仅仅是指记住或懂得多少知识,更重要的是在之后能产生的让学生终身受益的内在的东西,如思想方法、情感、意志和人格,具体地说,就是要让学生养成责任心,树立自信心,有智慧地参与社会生活,有能力地选择生活方式,解决现实中可能遇到的这样那样的生存问题、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等等。这就决定了中学历史教育教学的两个目标,一是在历史思维技能方面,使学生们能够评价资料、进行比较分析和因果分析、解析历史记载、创建合理的历史论点和看法,并以之为基础,在现代生活中做出见多识广的决策,二是历史理解能力方面,使学生了解本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中包括社会领域、政治领域、科学与技术领域、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哲学、宗教、美学)中的抱负、成功与失败的经历,以便能在分析当今公民所面临的问题和难题时作出明智的决策。 二、初中历史教育教学策略和教学方式的改革 要求学生最大限度地迸人历史情境,走进历史人物的精神和情感世界,去感受历史的的灵魂并与历史人物的心灵沟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参与和体验历史真实,使自己融入整个人类的潮流中,从而形成与人类整体和谐持续发展相一致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实现人类理想和精神的传承,实现人本身的健康发展。强调历史学习的批判性。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拘泥于书本、不迷信权威、不墨守成规,以已有的知识为基础,结合学习的实践和对未来的设想,独立思考、大胆探索、别出心裁、标新立异,积极提出自己的新思想、新观点、新思路、新问题、新设计、新途径、新方法。对历史客观事实的追求,有助于学生尊重客观公正的思维品格的养成,对历史现象的评析,有助于学生整体性、形象性、科学性等思维能力的发展,在“批”与“判”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观点或结论,将直接关系到学生历史观、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作为整体人类群体和作为个体的个人而畜,不断地反思过去和现实,并能不断追问我们过去或现实的生存方式、状态是否合理,如何改善,这样人 类才能保持一种有活力的求真、真善、求美的精神,从而不断推动人类在反思和剖析自我的基础上实现自我超越。 三、中学历史教育教学评价方式的改革 教师对学生在学习实践中随时表现出来的创新信念和欲望(如好奇心、探究欲)、创新灵感(如新观点或新方法)、创新意志品质(如独立批判精神、严谨科学态度、自知自控能力)、创新思维品质(如思维的新颖性、发散性、独特性),等等,应及时发现与评价,在掌握学生创新能力发展的同时引导学生的学习活动。教师在以考试形式检查学生学习结果时,应尽量减少记忆性和理解性题目,增加考查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题目,包括变封闭性题目为开放性题目,变常规性题目为变式题目,变脱离实际题目为着重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性题目等。教师在评价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时,应承认个性发展的差异性,不以统一的标准尺度抹杀和阻碍学生个体发展的需要。 四、初中历史教育教学改革对历史教师素质的要求 新时期历史教育教学的改革,对中学历史教师队伍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历史学无所不包、无不涉猎,这彰,要求历史教师知识面要广,无论是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体育,还是天文、地理、时政,甚至民风、民俗等都要有所知晓,以便在教育教学中信手拈来、游刃有余。具有健全的人格、扎实的政治理论修养。尤其是要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关理论并自觉将之应用于日常历史教学中,形成客观、理性、全面的历史观。具有现代教育思想、教学方式。教师必须经常性地反思自己的教育理念及其教学方式,把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探索意识和责任感作为历史教学的核心目标,切实推进素质教育。具有坚实的语言文字功底。它包括标准的普通话、较富有感染力的表达能力、较有条理的科研写作能力,等等,这是人文学科教师所必备的基本素质。掌握现代教育技术。历史教学具有其他学科不可比拟的丰富素材,将历史图片、影视作品、考古成就、史料、遗迹等制作为多媒体课件的素材,只要应用得当,就能为历史教学增添光彩,提升历史课的凝聚力和感染力。 我们有理由相信,历史课程所体现出来的人文性及衍生出来的民族性,随着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和社会观念、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的进程,将不断得到加强,而历史课程在基础教育中的地位将会更加突出,作用更加明显。因此,顺应时展需要,推动中学历史教育教学改革,是历史教育发的必由之路。 教育教学改革论文:试析以就止为导向,促进高职教育教学改革 论文关键词:就业导向 教育教学改革 培养模式 论文摘要:文章从目前高职院校就业所面临的问题进行思考,提出高职教育在实施教育教学过程中应当进行思考和改进的地方,以提高高职学生的教学质量和形成正确的择业观、就业观,从而真正实现以市场为导向,以就业为导向的一种教育培养模式。 每年的10一11月份,对全国各地高校应届毕业生来讲,将决定他们一生中最为重要的选择。何去何从?这对许多在“双选会”上进行就业选择的学生来说,有欢喜亦有悲伤。2001年教育部统计,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率超过85%,然而随着各大高校大规模扩招计划的进行,这一数据在2004年下降到了72%,并呈逐年下降趋势。同时,2006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总人数达413万,比2005年增加75万人;2007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将达到495万,比2006年增加82万,在全社会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压力更加突出。有关专家分析指出,随着应届大学毕业生人数的持续上涨,明年的就业形势仍将严峻,失业人数将相应地增加。是“读书无用”,还是“人才过剩”?一场席卷而来的“中国教育危机”似乎不可避免。大学生就业难,开始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和关注焦点。 同时,从2004年各高校就业人数比例来看,全国有普通高校毕业生280万人,其中150万为高职毕业生。2004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平均就业率73%,而高职(专科)生就业率为61%;2005年全国一次平均就业率为72.6%,其中,本科生一次就业率为81 .7%,专科高职生一次就业率为62.1%。此外,据悉教育部今年将投放20亿资金致力于高职、中职的招生,全国高职、中职的招生人数将扩大50万,总规模达800万,中职和高中学生比例将调整为1:1在这种情况下,随着高等职业教育规模不断的扩大,毕业生人数不断的增加,也带来高等教育发展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高职毕业生的就业问题。 就业难与高职院校扩招的矛盾,也说明了目前的高职教育还不太适应社会的需要。在2007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会议上,众多与会代表指出,增强高职毕业生的就业能力,必须解决好高职的定位问题,面向市场,进人市场,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培养应用型、技能型专门人才。高职院校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教学内容等方面都必须以就业为导向,以市场为导向。 高职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类型上是职业教育,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是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具有“学历教育+职业教育”的基本特征,是专科学历的职业教育。目前,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尚处于发展期,呈现出不断发展、变化的状态,尤其是其中的职业教育部分,从教育教学的各个层面上看,都可以说尚未定型。这些都需要我们客观认识当前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就业的形势,正确分析高职生就业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认真研究、总结、分析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新情况、新经验、新问题,因势利导,科学应对,积极探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的途径和方法,推动高等职业教育健康发展。 一、把握好市场动向,建立以就业需求为导向的培养模式 在总体办学思路和办学目标明确的基础上,我们应将学生培养与学生就业有机的结合起来。首先应加快专业结构、人才培养结构的调整,提高以动手操作能力为主要内容的教学质量、加强素质教育,是增强并提高高职毕业生的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的最基本保证。这就要求在相对固定的教学规律中去寻找能适应我们高职院校,同时具有创新性的教学思路、教学方法和手段,在学生的培养计划中下功夫,以就业需求为依据来确定学生的培养目标。 高职院校应与社会的需求同步,在课程建设和专业建设方面,积极推进教学改革。以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为培养目标,根据市场需求及岗位变化,及时调整专业结构,主动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要求;在制订学生培养计划时,应在我们的专业教学计划中将全部的课程体系分阶段、分层次、有针对的对学生进行培养。在在教学计划制订中做到了解行业特点、掌握市场运行规律,教学计划中应充分体现我们的课程设置与市场需求的统一性、相融性。在教学中应注意将最新的市场信息带到课堂上来,让学生了解社会经济市场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做到教学的针对性与职业性相结合;注重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和创新精神,注重教学方法的改革,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体作用,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分层教学,追求实效;打破自我封闭的办学模式,与社会接轨,与企业结成亲密联合体,重视“订单培养”、“工学交替”等校企合作办学模式,一方面可以共享企业的资源,为学生的实习实践提供优越的条件,实现与市场的零距离接触,同时,还可以通过企业反馈,及时了解社会需求,调整人才培养方略。 二、以能力培养为中心,职业素质培训作为特色 职业教育非常强调能力特别是实际运用能力的培养,这是实质也是特色。我们应找到适合职业教育的特色,在学生的培养模式上动脑筋,不同的专业不同的培养方式,在确定培养目标时应了解专业的实质。我们的职业教育应根据专业需求不同,在基础课程体系和专业课程体系中,在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体系安排上确定不同的比例。做到从实际出发,灵活多样。按突出应用性、实践性原则重组课程结构,更新教学内容;基础理论教学以应用为目的,以必需、够用为度;专业课教学要加强针对性和实用性;实践教学要占到50%左右,减少不必要的验证性实验,增加技能实训,提高实践教学的知识、技术含量;同时要把职业素质培训作为特色,在职业教育的实质下培养学生专业化的实践操作水平。总之,职业教育人才的培养模式需要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 三、以企业为依托,建立校外实践实训基地,加强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 从职业教育的特点出发,培养学生最终是培养他们的实际实践能力。所以一般在安排整个课程体系时学生的实践教学的比例应大于纯理论的教学比例。从目前的实际情况出发,在职业技术型学院实验实训设备严重缺乏、教学资源不足的情况下,不能光是“等和靠”。学院的系部应结合自已所办专业特色,寻找间接的教学资源,想办法和企业挂钩,在互利的原则上校企结合,以弥补学校教学资源的不足,从而达到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同时这样也给学生提供实际操作的机会,又让学生在实际操作中熟悉自己所从事的行业特征,了解市场对人才需求的最直接的信息,实现“零距离”教学模式。只有这样,学生才可能自觉的、有目的的去适应社会的需求,从而激发出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 四、提高学生岗位竞争力,加强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现代社会对职业岗位需求是不断变化的,如果我们的学生不具备这种岗位适应能力,就不可能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就业市场中找到合适的就业机会。因此我们的学生除了必须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岗位能力外,还应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 我们应在学生一走进校门就强化综合素质教育,以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学活动来完成学生的素质教育。如开展第二课堂活动、组织课外社团活动、在部分专业中增加选修课体系、组织大型讲座等形式加强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从而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的文化品位。另外,作为职业学校的特色还应鼓励学生“一专多证”强化职业技能的训练,在学校学习期间就拥有岗位的“上岗证”。使学生在毕业前就成为一名专业技能较强的专业技术人员,最终增强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力。 五、转变就业观念,做好就业指导工作和就业调查 在全国大学生就业形式极其严峻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认清形势,让学生明确自己的角色,找准自己的位置。我们应从长远的培养目标中做好准备。在学生刚人校时就应当进行就业形势的教育课,分析就业形势,介绍社会对人才需求的现状,使学生端正学习态度,确立学习目标,增强对本专业的多方位的理解,这样使学生更能在现实中安排好三年大专学习生活。 在面临就业时,还应该给学生进行就业前的指导工作,让学生掌握就业技巧、感受就业体会。同时,要重视对学生的职业规划设计,加强指导,让毕业生求职不能停留在自己的想象中,要和现实相结合,结合自己的兴趣、特长、技能、经历等进行客观自我评估,对职业环境和社会环境进行分析,确立务实、可行的职业方向。其次,要根据自己的爱好、实际能力和社会需求制定有效的实施步骤,实施阶段性就业。这样学生在面临就业时就能认清形势、找准目标,不会好高鹜远、盲目择业。 此外,在做好就业指导工作的同时,也应加强对毕业生在用人单位就业后的反馈信息调查,有助于及时发现教育教学内容与目标和用人单位的差距,有助于及时进行专业设置、培养目标、教学内容等的调整,保障高职教育与社会需求的一致性。 总之,以就业为导向的教学理念应贯穿在整个教育教学过程中,通过对教育教学过程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进行改革,才能真正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保持高等教育持续健康的发展;只有学生就业率提高了,才能说明高职教育取得了成功,适应了社会的要求,高职教育才有更大的发展和提高。 教育教学改革论文:浅析新经济形势下高职教育教学改革初探 论文关键词:经济形势;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 论文摘要:分析了高职教育教学的现状,阐述了新的经济形势下高职教育应根据政府对行业发展的规划、企业对人才的要求,结合自身的条件对高职教育的教学进行有效的改革,以达到为社会输送合格人才的目的。 0引言 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带动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从1998年发展至今,高等职业教育已占据了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的新经济形势下,为建设有地区特色和行业特色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从而达到提高教学质量,为社会输送高质量人才的目的,高职教育工作者必须对现有的教学不断进行改革和探索。 l新经济形势下高等职业教育教学的现状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市场对人才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促进了高等职业教育的飞速发展。近几年来,为把握发展机遇,各高职院校竞相扩招,短短几年间,万人规模的高职院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大多数的高职院校的准备工作跟不上需要,办学投入严重不足。大多数的高职院校在师资、实验场所、实习基地、人才培养计划、教材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去年全球经济危机时,中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同样遭受着生存的危机。一方面,高职院校要为自己的生存打拼,另一方面还要为市场培养合格的人才不断进行硬件设施的投入,资金在此时就显得捉襟见肘。地方政府出资,企业联合办学,这些给养对于在困难中前行的高职院校都只是杯水车薪。在这种情况下,高等职业教育教学的现状是: (1)高职教育固定学科制度难以适应市场的变化 高职院校大多数专业几乎无一例外的是三年学制,即便紧跟市场,研究制定出一份符合当前市场需求的人才培养计划,但市场瞬息万变,经过三年的高职教育学习后,也许市场的需求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2)人才培养计划的改革力度受资金的制约 高职教育培养的是技术应用型人才,对教学设备的仿真性和先进性要求很高,所以,高职院校的硬件设施的资金投入较高。而资金来源不足,严重制约了这些办学条件的实现。即使加大对人才培养计划的改革力度,将实践课时与理论课时按60%与40%的比例进行改革,但由于硬件设施等条件的限制短期内也只能是纸上谈兵,实现这一要求,尚需进行艰苦的努力。 (3)课程体系和课程形式仍停留在传统模式中 大多数高职院校教育的人才培养计划仍在沿用学科形式的课程体系u;在教学中,教师仍将传授理论知识作为专业的核心,技术能力的培养基本还停留在概念层面。在人才培养计划的课程设置上,只注重强调单一课程本身的严密、完整、系统性,忽视了与专业技能知识需求的对接,忽视学习者未来岗位的需要,忽视了对学习者应用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与高等职业教育对理论课程所界定的“必需、够用”原则大相径庭。 (4)缺乏“双师型”教师,职业特色难以体现 高职院校大多数的教师是从学校毕业直接到授课讲台,未经专业岗位实训和锻炼,给学生传授的只能停留在书本的知识上,无法实现专业技能的培养。 (5)无互利共生运行机制,校企合作无法真正实现 企业与高职院校之间缺乏良性互动的润滑剂,两者之间互利共生的运行机制没有形成,使得行业、企业真正参与办学没有源动力,校企合作举步维艰。 (6)教学考核方式一成不变并且单一 目前大多数高职院校对学生考核方式几乎是一成不变的卷面考试形式,并且所有课程基本都采用课程期末考试与平时考核中学生取得的成绩,作为判断学生该门课程成绩的重要根据。考核不是按学习者量身定做的人才培养计划和教学大纲进行授课的课程内容进行,自然就很难达到预期的教育效果。 2新经济形势对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及人才的要求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大力培养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信息网络和高端制造产业等。这是宏观经济形势对未来专业发展的要求,那么具体到市场中的企业对高职人才有些什么要求呢?企业是以经济效益作杠杆的,从取得的效益上来看,企业要求高职院校输送的人才应在最短的时间内产生最大的效益,那就必须是招来即能用的人才,企业无需浪费时间和精力再进行二次回炉和再培养。总结企业对高职技术人才的要求,具体有以下几个特点:①有专业技术能力且能在最短的时问内认同企业文化;②有敬业精神和职业素质,综合素质好;③对企业忠诚,有团队归属感并且沟通能力强,有亲和力;④有工作激情,有团队精神和协作力。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留得住、用得上、上手快”。一些技术含量不高的企业,他们更则注重的是人才专业技术能力之外的一些素质,这些素质体现在认同企业文化,个人综合素质等方面。随着新的经济形势下企业竞争的加剧,由于人才是为企业的发展及赢得利润的主要因素,因此,企业更加关注人才的质量。 3新经济形势下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学改革 鉴于新经济形势下企业对高等职业技术人才的要求以及现阶段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学存在的种种状况,尤其是在资金投入短时不到位的情况下,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学如何在自身现有的条件下走内涵式发展道路,进行有效的改革,培养出符合新的经济形势下企业需求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是高职教育工作者不断探索的课题。笔者根据多年来从事教学管理工作的实践,就目前状况下的高职教育的教学改革谈以下几点体会。 3.1对人才培养计划进行改革 本着高等职业教育理论课程“必需、够用”的原则,始终以专业技术应用能力和综合素质培养为主线,锁定专业培养目标。以能力为本位构建理论教学体系和实践教学体系,大幅度整合课程内容,建设好专业平台课程,围绕专业需求定制模块教学,将基础理论课程嵌入专业模块,不必拘泥不合实际的基础理论课程的教学大纲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促进教学系相近专业“一个公共技术平台,多个专业方向”的发展模式,形成“以特色专业为龙头,以精品课程为主线,以职业资格证书为纽带”的培养特色。 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是人才培养计划改革的另一个重点。根据企业对高职生的要求,除对学生进行专业能力培养外,对学生的学习能力的培养是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计划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人才培养计划中嵌入学生学习能力培养的模块,是值得高职教育者们深思的。高职技术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高等职业教育是终身学习教育的一个阶段。因此,高职教育者要改变观念,使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学体系向培养终身学习能力的方向倾斜,使培养的高职生具备终生学习的能力是人才培养计划改革的重点内容。 3.2实践教学方式的改革 由于各高职院校在硬件设施的投入上受资金和时间的制约,短期内各高职院校的实践教学设施难以到位,在这种情况下,可利用短期内就能见效的多媒体网络、视频教学对实践教学方式进行改革。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创造性地模拟制作与现场实际相符的专业工艺技术的视频教学,应用于实践教学。在2006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就提到“重视优质教学资源和网络信息资源的利用,把现代信息技术作为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不断推进教学资源的共建共享,提高优质教学资源的使用效率,扩大受益面。”因此,无法到现场或用仿真设备进行的实践教学可采取用多媒体、网络、视频教学方法进行,现在的多媒体技术先进,模拟性强,自己动手制作或到现场采集实践操作图像不失为暂时克服实训设备缺乏的良策。 3.3转变用人观念,积极引进人才 在短期内高职院校的“双师型”师资队伍培养还难以见成效的情况下,积极引进大量专业人才,引进具有实践和实际工作经验的企业专业技术人才或具有企业管理经验的高级人才。让他们把企业的优势和特色带进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学中来,取长补短,拓宽高等职业教育教学的办学思路和教学方法。 3.4建立以能力测试为中心的考核制度 由于高职生录取批次靠后,大多数进入到高职的学生普遍存在文化基础较差的特点。面对这样的学生,在教学中除了注意因才施教,采用新的教学方法和新的观念去指导学生学习外,同时还应在考试考核方法上加以创新。高职培养的人才是以能力培养为主线而展开的,建立一种以能力测试为中心的考核方式,更能符合高职生的实际水平。改革传统的单一的卷面考试形式,采取形式多样的考试方式,除了使用较多的动手操作考试,还可以突破现行的闭卷笔试,适当采用一些开卷或半开卷的形式,甚至可以考虑面试和答辩的形式,课堂评价也是重要方式之一,对于高职生来说,考核的标准应以能达到某种技能为标准。 3.5打破传统学科制度模式。适度进行学制改革 新的经济形势下,需要高等职业教育培养出各行业所急需的技术应用性人才,以满足社会工业大发展的需要。适度将一些专业改制为二年制,则具有周期短、效率高、灵活、快捷和适应性强等特点,更能满足新形势经济条件下企业所急需的紧缺人才的迫切需求。 3.6牢牢把握新的经济形势下政府对行业的规划 紧跟市场,目前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新形势下,要依据政府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信息网络和高端制造产业几个方面,根据学院自身的师资队伍和硬件条件,稳定自己的特色专业,极力向以上几个专业方向发展,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人才。 4结束语 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高等职业教育者不断地探索,认清社会对高等职业技术人才的要求,新的经济形势下社会发展的前景,不断创新,边实践边改革,才能实现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成功,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学才能培养出市场经济条件下需求的人才,国民经济的发展才会在高等职业教育的助力下以更高速度前行。 教育教学改革论文:正确认识历史教育的重要地位,推动中学历史教育教学改革 论文关键词:历史教育 重要地位 教学改革 论文摘要:历史教育在国民教育和公民教育中具有重要地位,必须推动中学历史教育教学在目标、教学方式、教学评价等方面的改革。 (一)正确认识历史教育的重要地位 各国教育界普遍认为,历史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民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美国教育界认为,“历史知识是在政治方面具有明智才能的前提。没有历史,社会就不能分享如下的共同记忆,人们曾经在哪儿、人们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或历史上哪些决定至今还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没有历史,一个人无法明智地研究社会中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而且,没有历史知识以及它所支持的历史研究,一个人就无法成长为见多识广、独特的公民。这恰恰又是有效参与民主制管理进程,以及所有公民履行国家民主制理念所必需的。”(引自《美国国家历史课程标准》,1996年版) 澳大利亚教育界认为,“历史学习对于培养见多识广且积极主动的公民是必需的。通过由历史学习中培养出来的洞察力和理解力,学生将会主动思考其权力、责任以及在公民社会中应做何种贡献。历史提供了一个参考框架,学生利用它能够进行批判性思考,而且能够形成对于当今国际事件有见地的看法。”(引自《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历史课程标准》(1998年版) 我国史学教育专家赵亚夫也认为,“历史教育既是综合的人类文化的‘传承者’,又是人类文化的‘解释者’。它面对人类的文化实施人类的有文化的教育……历史教育与公民教育在传承文化、发展文化方向相统一,形成了现代历史教育的新动力,从而能够帮助人们有智慧、合乎理智地解释人类的文化影响与真谛,培养人们共同生存、共同发展的态度,涵养关心、宽容、反省、自主、公正和自由探索的品质,这便是新历史教育的价值所在。”(引自赵亚夫《公民教育,新时期历史教育的重要功能》 正是由于历史教育中所包含的广阔的视野、丰富的人文素材、深刻的社会经验,使得它赢得了人文社会学科的核心课程地位。如今,各国普通把历史教育作为公民教育的主渠道,力图通过历史学习帮助学生了解社会环境的各种形态,理解不同阶段的人类历史发展的时代特征、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文化意义,以及作为有形的和无形的人类文化遗产对现今社会发展的影响与价值,并由实际生活体验群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以养成新时代公民的人类情感和社会责任感,参与能力和自信力。 因此,历史教育教学改革的成功与否,将会影响到我国公民个体素质的提高和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从而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影响我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进程。 (二)中学历史教育教学目的及其目标 在新的历史时期,历史教育的目的并不仅仅是指记住或懂得多少知识,更重要的是在之后能产生的让学生终身受益的内在的东西,如思想方法、情感、意志和人格,具体地说,就是要让学生养成责任心,树立自信心,有智慧地参与社会生活,有能力地选择生活方式,解决现实中可能遇到的这样那样的生存问题、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等等。这就决定了中学历史教育教学的两个目标,一是在历史思维技能方面,使学生们能够评价资料、进行比较分析和因果分析、解析历史记载、创建合理的历史论点和看法,并以之为基础,在现代生活中做出见多识广的决策,二是历史理解能力方面,使学生了解本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中包括社会领域、政治领域、科学与技术领域、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哲学、宗教、美学)中的抱负、成功与失败的经历,以便能在分析当今公民所面临的问题和难题时作出明智的决策。 (三)中学历史教育教学策略和教学方式的改革 为了切实达到新时期历史教育的目的和实现中学历史教学的目标,中学历史教学策略和教学方式的改革应该着重突出以下几点, (1)强调历史学习的体验性。要求学生最大限度地迸人历史情境,走进历史人物的精神和情感世界,去感受历史的的灵魂并与历史人物的心灵沟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参与和体验历史真实,使自己融入整个人类的潮流中,从而形成与人类整体和谐持续发展相一致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实现人类理想和精神的传承,实现人本身的健康发展。 (2)强调历史学习的批判性。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拘泥于书本、不迷信权威、不墨守成规,以已有的知识为基础,结合学习的实践和对未来的设想,独立思考、大胆探索、别出心裁、标新立异,积极提出自己的新思想、新观点、新思路、新问题、新设计、新途径、新方法。对历史客观事实的追求,有助于学生尊重客观公正的思维品格的养成,对历史现象的评析,有助于学生整体性、形象性、科学性等思维能力的发展,在“批”与“判”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观点或结论,将直接关系到学生历史观、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 (3)强调历史学习的反思性。现代社会要发展,要更和谐地全面发展,这就要求现代人具有纵贯古今的洞察力、对现实社会和生活特征与本质的准确判断力。现实社会是过往社会的延伸体,对过往历史的反思,可以更好地了解现实,可以明确未来发展方向,反之,对现实社会了解得越深刻,对历史的洞察力和反思力就越精密。作为整体人类群体和作为个体的个人而畜,不断地反思过去和现实,并能不断追问我们过去或现实的生存方式、状态是否合理,如何改善,这样人类才能保持一种有活力的求真、真善、求美的精神,从而不断推动人类在反思和剖析自我的基础上实现自我超越。 (4)强调历史与其他边缘学科的联系。历史与许多边缘学科如哲学、政治、经济、法律、地理等有着密切联系,这种联系主要体现在历史再现了这些学科的发展轨迹,在教学实践中挖掘这种联系,对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培养综合型人才具有重要价值。 (四)中学历史教育教学评价方式的改革 与中学历史教学策略和教学方式改革相配套的教学评价,应以创新能力发展为基本点,以过程评价为重点,具体要求, (1)教师对学生在学习实践中随时表现出来的创新信念和欲望(如好奇心、探究欲)、创新灵感(如新观点或新方法)、创新意志品质(如独立批判精神、严谨科学态度、自知自控能力)、创新思维品质(如思维的新颖性、发散性、独特性),等等,应及时发现与评价,在掌握学生创新能力发展的同时引导学生的学习活动。 (2)教师在以考试形式检查学生学习结果时,应尽量减少记忆性和理解性题目,增加考查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题目,包括变封闭性题目为开放性题目,变常规性题目为变式题目,变脱离实际题目为着重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性题目等。 (3)教师在评价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时,应承认个性发展的差异性,不以统一的标准尺度抹杀和阻碍学生个体发展的需要。 (五)中学历史教育教学改革对历史教师素质的要求 新时期历史教育教学的改革,对中学历史教师队伍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具有广博的知识。历史学无所不包、无不涉猎,这彰,要求历史教师知识面要广,无论是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体育,还是天文、地理、时政,甚至民风、民俗等都要有所知晓,以便在教育教学中信手拈来、游刃有余。 (2)具有健全的人格、扎实的政治理论修养。尤其是要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关理论并自觉将之应用于日常历史教学中,形成客观、理性、全面的历史观。 (3)具有现代教育思想、教学方式。教师必须经常性地反思自己的教育理念及其教学方式,把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探索意识和责任感作为历史教学的核心目标,切实推进素质教育。 (4)具有坚实的语言文字功底。它包括标准的普通话、较富有感染力的表达能力、较有条理的科研写作能力,等等,这是人文学科教师所必备的基本素质。 (5)掌握现代教育技术。历史教学具有其他学科不可比拟的丰富素材,将历史图片、影视作品、考古成就、史料、遗迹等制作为多媒体课件的素材,只要应用得当,就能为历史教学增添光彩,提升历史课的凝聚力和感染力。 我们有理由相信,历史课程所体现出来的人文性及衍生出来的民族性,随着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和社会观念、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的进程,将不断得到加强,而历史课程在基础教育中的地位将会更加突出,作用更加明显。因此,顺应时展需要,推动中学历史教育教学改革,是历史教育发的必由之路 教育教学改革论文:浅议深化教学改革 创立适应我国国情的中职教育教学模式 论文关键词:教学改革 中职教育 原则 措施 论文摘 要:中职教育,是为了能够为国家、社会培养出技能型的专业人才,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我国的中职院校也必须积极的实施改革,并且主动的借鉴国外的优点,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主动的深化教学改革。 中职院校,是为国家、社会、人民培养以及输送人才的重要机构,也是我国中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构成元素。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类型也发生了质的改变,而传统的中职教育教学模式已经不能够再满足于国家、社会以及岗位的要求。正是因为这样,我国的中职院校必须及时的、正确的认识到社会这个大环境,并且尽早的实施改革、贯彻改革以及深化改革,在借鉴国外或者是一些其他优秀中职教学优点的同时,还必须严谨的结合自身的特点,进而展开教学改革,促进学生、教师以及学校的全面发展。 一、目前中职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1.不重视职业素质教学 社会在不断的发展,而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对于人才的需求类型也是在不断的改变,传统的中职教育教学模式已经不能够满足于社会的需求了,最为明显的就是中职人才的职业素质。在传统的中职教育教学模式中,教师往往不够重视对学生职业素质的培养,有的教师甚至还没有正确的认识到职业素质与职业能力之间的差异,而这样的教学模式,自然是不能够满足现代社会、岗位要求的。 2.不重视实践教学 中职院校所重点培养的是技能型的人才,而这种人才在掌握好相关理论知识的同时,还必须有一定的实践经验以及实践能力,因为国家、社会、岗位所需要的是能够切实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实质人才,而不是只会说不能动手做的表面人才。然而,就我国中职院校目前的教育教学模式来看,对于实践教学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甚至忽略了对中职学生实践能力、动手能力的培养,进而直接影响了中职院校的教学质量以及教学效果。 3.教学内容脱离了现实 实施教学改革、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口号虽然已经在耳边响了很久很久,但是大多数的中职院校仍然还没有从本质上去认识这一点,更不用说在行为上去贯彻。比如说一些教师仍停留在过去传统的教学模式当中,以自身为教学活动的主体,不断地通过课堂板书、课外作业等等来完成对学生的教学。而这种过于落后、过于自主、过于封闭的教学模式,不仅阻碍了教学改革的实施、贯彻以及深化,更直接地造成了教学内容严重脱离实际的现象,进而影响到中职学生的发展。 4.学生的文化水平低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多的家长只重视自己的事业、工作,而忽略了孩子的学业,甚至认为考不上大学也可以花钱继续读书,而越来越多的私立中职也应需求而产生。这些学生既没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又没有较高的文化水平,甚至连学习态度也没有端正,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中职教育教学自然是难以顺利实施、成功实施的。 二、我国中职教育教学模式的制订原则 1.坚持全面培养与定向培养的统一 中职院校作为我国中等教育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最为重要、最为沉重的任务是就为国家、社会培养出技能型的人才以及输送全面性的人才。正是因为这样,中职院校在展开教学的过程中,既要重视对学生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的培养,又要着力于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比如说在国外的同等教育中,校方往往非常重视学生在教学之外其他能力的培养,并且能够有效地将其他能力的提高有机的转换、融入专业知识以及专业技能上,从正面提高了学生的综合能力,而又从侧面提高了学生的专业能力,可以说是提高教学质量以及教学效果的重要手段。由此可以看出,定向的培养并不意味着不能够展开全面培养,而全面的培养也并不代表不能够从中贯彻定向培养,只有坚持两者统一,才能够培养出适合国家、社会、人民以及岗位要求的人才。 2.坚持学科教学模式与职业能力教学模式的统一 中职教育存在着双重性,而正是这个双重性决定了中职教育教学模式计划、制订的特点,那就是既不能够完全的通过模块式来展开具体的教学,又不能够完全沿袭普通中等教育学科化的倾向。所以,应该根据具体的培养目标,借鉴cbe教育思想,进行合理的、适合的教学模块设计以及切实的课程设置。必须在能够突出中职学生职业能力的同时,重视课程体系的整体优化性。中职教育的职业性,还决定了中职教育教学的计划制订必须以岗位职业能力为重点,并且以职业素质为中心,正是因为这样,必须主动地、积极地借鉴cbe的教育思想,以模块教学为主要的课程设计方法。除此之外,中职教育教学还存在着多层次性,而这个特性决定了在展开中职教学计划制订的过程中,必须重视相对比较系统的职业训练以及相关的基础知识教学,从而建立完善具有稳定性的文化知识、专业理论知识平台,这样才能够更好地适应由于生产技术不断进步而产生的岗位迁移以及岗位扩展性的要求。 三、深化中职教育教学模式改革的措施 1.建设、充实教学资源 要想成功的深化中职教育教学模式的改革,就必须先积极的、大力地引进并且培养中职信息化建设所需要的人才,因为人才才是信息化建设的灵魂所在,如果没有了人才这个重要的载体,即使拥有再多的资源或者是再好的硬件设施,也不能够完全的、有效的发挥出作用。另外,就是要加强中职院校软、硬件的建设,就我国中职院校目前的形式来看,虽然大多数的教学设施正在不断的改善,但是却仍能够满足实际教学的要求,所以必须更进一步地加强中职院校软、硬件资源的建设、完善,这样才能够从本质上为现代教育技术的推广提供充足的资源保障。 2.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式 在中职院校中,教师不仅肩负着理论教学的任务,而且担当着实训指导、技术推广等任务,这就要求在高职院校中任教的教师是适应时展要求的“双师型”教师。学校要不失时机地推出政策,培养一些本身基础较好,且理解和实践能力较强的教师成为“双师型”教师。在教师的教学中,要采取多种形式的教学手段,例如多媒体教学或到实训基地开展演示性教学,都可以使学生更直观、形象、生动地进行学习。在此基础上,教师还要培养语言能力,掌握至少两门以上的语言,在课堂上可以利用双语教学,使培养出来的高职学生也可以适应国际人才的需求。 3.注重实践创新 在教学过程中,理论联系实际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课堂和生活相结合,把生活中有意义的现象和实验带进课堂并进行改造和创造利用,有利于创造良好的课堂效果,有利于启发学生的思维,还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意识。根据教学内容开展启发式创新活动,这样一方面可以活跃学生的思维,另一方面可以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更重要的是能把学生无形的想法转换成有形的物品,这一过程就是创新。鼓励学生多参加活动,如:小发明、小创造、小制作、小设计等。教师可根据自己和学校的情况举办各类课题研究活动,吸收感兴趣的学生共同学习和探讨。 总而言之,中职教育教学是我国教育机构的重要构成部分,而面对逐渐暴露的教学问题,中职院校必须及时地、积极地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强、改进中职教育教学模式以及深化中职教育教学的改革,这样才能够从源头上消灭这些负面影响,才能够引导中职教育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教育教学改革论文:关于信息网络化背景下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改革的思考 论文摘要:互联网作为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已融入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也成为大学生获取和交流信息的重要渠道和平台。面对信息网络化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给大学生造成的积极和负面的双重影响,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应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充分运用信息网络化的优势,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进网络,以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论文关键词:信息网络化 马克思主义 理论教育 教学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事关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头等大事。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当前,我国大学生在意识形态领域,大多数同学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据《西部地区大学生政治行为现状调查与分析》一文的调查报告指出:29.25%的大学生信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28.44%的大学生信仰“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21%的大学生信仰“资本主义”,2.73%的大学生信仰宗教,3.99%的大学生信仰“实用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23.86%的大学生信仰“自由主义”,6.79%的大学生信仰“其他”。以上调查的数据表明,尽管前两项加在一起有57.69%的学生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但仍有相当一部份大学生在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非马克思主义化,这种现象不能不令人担忧。造成大学生意识形态领域多元化的原因是复杂多变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部分大学生是通过网络平台,受到西方发达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渗透的影响所致。面对西方社会利用其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以互联网为载体,有意识、有预谋、有步骤向我国的终端用户美化、灌输他们的意识形态,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者应义无返顾,责无旁贷,沉着应战,勇敢地肩负起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创新工作,着力回答大学生关注的重大理论课题和实际问题,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和感召力。同时我们也可以利用信息网络化的优势,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注入新的活力和生机。 一、信息网络化给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带来的严峻挑战 截止2005年7月21日,我国互联网上网用户已达1.03亿,居世界第二位,网络对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产生了重要深刻的影响。 1、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主旋律地位面临着挑战 尽管我国的科学技术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从全球范围来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仍处领地位,尤其是苏东剧变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作为强势文化,一直处于攻势地位。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作为弱势文化,一直处于被攻击地位。两者地位极不平衡,这种现象在短期内仍将难以改变。西方敌对势力在尝到了新闻媒体促使苏东剧变的甜头后,又把矛盾指向我国,以互联网作为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渠道。他们利用网络论坛、聊天室、电子邮件、博克数字广播技术以及qq即时通讯工具等,发表蛊惑人心的反动文章,恶意制造舆论,肆意传援谣言,诋毁和攻击我们的政治制度、司法制度和新闻出版制度,任意曲解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的经济政策,片面夸大我国现阶段出现的某些深层次的矛盾,竭力鼓吹私有化和资产阶级的民主化,一味灌输他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西方敌对势力的这种图谋,必将对思想文化理念尚未最终形成的大学生产生非常深刻的负面影响,甚至动摇大学生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大大降低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情,冲淡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为此,加大了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旋律的教育难度,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面临着一系列的严峻挑战。 2、传统的教学模式受到强烈冲击 传统的教学模式是老师在课堂上依靠一份讲稿,一支粉笔,一张嘴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灌输”。在“灌输”的过程中,以课本知识为主,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偶尔才联系一下实际。一堂课下来,老师讲的津津乐道,台下学生听得没有滋味,从而制约了马克思理论课本应发挥的作用,消减了大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抑制了大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参与性。而信息网络化,使得网上的学习资源既丰富又多彩,既直观又生动,既具体又形象。与网络资源相比,再博学的老师也只能自叹不如。大学生通过网络接受的扑天盖地的文明和不文明的信息,使教师难以把握。学生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和复杂化,使教师难以完成教学任务,达到教学要求,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难以体现。 在认清了信息网络化给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带来负面影响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楚认识到,信息网络化作为传播信息的载体,其负面影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就信息网络化自身而言,它只不过是人们传递信息的工具,它同样也可以发挥积极作用。2000年教育部下达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工作的若干意见》,是从整个国家利益的高度,从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高度,利用和发挥互联网的优势,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二、推进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进网络的思考 1、利用信息网络化的多维性,实现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手段的现代化 高校应舍得花大力气大本钱加大网络教室建设的力度,提高网络教室的利用率,尽最大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安排在网络教室里授课。这样一来老师就可以利用网络把文字、声音、图像、动画等融为一体,营造一个立体的、动态的、活泼的全新教学氛围,增添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育教学的趣味性、科学性,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育教学的亲和力和感染力。使学生在直观逼真的新学环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并获得启迪。 2、利用信息网络化的共享性,加快实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资源共享工程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是从事赋予大学生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支柱的使命,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的特殊性,即共享性和交互性。各高校不应以知识产权为借口,把各自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领域,取得的教学经验、科研创新、学科成就秘不外传。应该通过中国教育网,冲破校园围墙,向兄弟院校辐射,实现资源共享。以增加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的信息量,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内容,提高马克思主义教育教学的艺术手段,使所有高校从事马克思主义教育教学的参与者都从共享中得到收获,从交互中得到提升。 3、充分利用信息网络化的即时性、互动性,打造现代化教育教学的网络平台 利用信息网络化的便捷特点,抓住学生普遍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帮助学生解决实际困惑和矛盾,真正履行教师答疑解惑、传道授业的职责。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的教师应把自己的邮箱公开,让每一个所教的学生能够及时地把自己看不准、摸不透、道不明的疑难问题告知你。这样一来,教师就可以利用网络平台,及时了解每一个学生的思想动态,使教学实现双向沟通和相互交流,利用构建的释疑解惑的网络平台,增强授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4、加大红色网站和校园网建设的力度,构建和谐的校园网络文化环境 只有加大红色网站和校园网建设的力度,才能充实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内容,真正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有车有货”。也就是说,既要有网站,又要有内容,既要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又要有学生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对不良网络、不文明的垃圾信息要坚决“防与堵”,对学生思想的疙瘩要采取“疏与导”,使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真正成为主旋律、最强音。 5、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懂网络的教师队伍,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 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的教师,要不断丰富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弘扬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从理论上研究网络给大学生带来的种种影响,及时地从思想上正确引导学生,从方法上正面指导学生。教师应积极践行,具备熟练使用网络的技能,对不良信息具有鉴别力,能充分利用网络,使马克思理论教育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学生。在创新教学内容、教学形式、教学手段的基础上,引导学生破除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自觉抵制各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只有不断探索和推进新思路、新举错,才能全面落实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大学生、教育大学生的战略任务,才能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落到实处。 教育教学改革论文:论析关于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几个问题 论文关键词:职业教育;教育教学改革;企业参与;职业价值观;创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论文摘要:职业教育快速发展呼唤着新的教育教学改革实践,而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则是促进这一新的改革实践的必由之路。培养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和职业态度是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和要求,开展创业教育是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与导向,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是教育教学改革的根本保证和基础。 我国职业教育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2007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把发展职业教育作为一项重大变革和历史任务,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职业教育迎来了新的加快发展机遇,也肩负着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育质量的重任。 一、职业教育快速发展呼唤着开展新的教育教学改革 据统计资料说明,中等职业教育在曲折发展中规模不断扩大。2006年2100万初中毕业生中有870万人进人普通高中,750万人进人职业教育,中职招生在高中阶段的比重已达46%;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1809万人,超过了41%。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迅速,已成我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2005年底高职高专院校1091所(其中独立设置的高职学院921所),占普通高校总数1792所的60.9% ; 2005年招生数占普通本专科高校的53%,在校生占46%。国家对职业教育的经费投人有了明显增长,职业院校的基础能力建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许多院校办学条件得到了改善。2005, 2006年中央财政已经重点支持了763个职业教育实训基地、446个县级职教中心、468所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的建设;启动了100所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已有28所院校首批获此殊荣。中等职业学校贫困家庭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取得突破,设立了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2006年中央财政安排8亿元,资助了80万人。 当然,我们仍需保持清醒的认识,从总体看职业教育仍然是我国教育事业的薄弱环节。有关数据表明,2006年中等职业教育生均校舍面积、实验实习设备和专任教师的生师比都有不同程度下降,教育资源的扩大跟不上规模发展的需要,与普通高中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在我国职业教育快速发展的同时,呼唤着深人开展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教育部,2006年底下发了《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将启动新一轮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工程。 为适应教学改革、提高质量的需要,中国职业教育学会大力组织开展了职业教育教学科研活动,在完成2004-2005年度100个课题立项基础上,最近又批准公布了2006-2007年度140个课题立项。同时,在完成了2005-2006年“教学改革和教学建设”系列教学研究课题基础上,正在组织2006-2007年课题申报工作。学会坚持把教学改革、教学研究工作的重心下沉,重点放在教学、教师第一线,逐步在中观、微观层面上推动职业院校教学改革。我国职业教育将走上深化教学领域改革、提高教学质量、促进职业教育健康持续发展的新阶段。 二、企业参与、校企合作是促进教学改革的必由之路 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办学方针,和以政府为主导、行业企业等多方参与的办学体制和模式,确认了我国职业教育正确而可行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机制。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和科技迅速发展,以及行业企业技术岗位的变化、行业企业的社会需求,要求职业教育的发展必须与之适应,并受到这种强劲需求而驱动。职业教育的教学改革,需要在办学制度和模式、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方式、教学装备和实习实训条件、教材和教师、教学评价和考核等方面符合职教特色的要求。着重改革以学校和课堂为中心传统人才的培养模式,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要依靠行业企业参与教学改革,与学校共同组织好学生的相关专业理论教学和技能实训工作;要加强学生的生产实习和社会实践。因此,企业参与、校企合作是当前开展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应坚持的正确方向和根本途径。没有行业企业深度参与的教学改革和教学建设,是不可能成功的,或者只能是事倍功半。 最近一份抽样调查表明,有36.8%的企业都把希望职业院校做到“了解企业需要,有针对性地设计教学内容,培养职业技能”作为教学改革的重要选项。但是,问卷中却只有8%的企业愿意“加强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表明企业尚对参与教学改革缺乏热情和责任意识。在目前校企合作总体上是学校“一头热”的状态下,非常需要各级政府采取措施,促进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教学改革和教学建设。 首先,职业教育战线必须提高自身认识,行业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共同参与教学改革将是保证教学改革正确方向的必由之路。应当承认,十多年的实践我们有过犹豫或走过弯路,因为缺少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实行校企合作,职业教育发展遇到了许多困难;行业企业不能深人参与教学改革,职业院校培养的人才无法紧贴行业企业和用人单位的实际需求。 第二,总结近年来已经涌现出的一批校企合作举办职业教育、开展教学改革的职业院校和企业的成功经验,进行大力扶持、宣传和推广。中国职业教育学会管理工作委员会将在去年扬州校企合作会议的院校、企业互动交流经验基础上,今年继续开展“校企合作”调研工作,摸索和推广典型经验,建立、完善校企合作开展教学改革的机制。配合教育部、中国职教学会与其它机构将于6月在重庆市举办“2007年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技能大赛”,这是职业教育加强与行业企业合作的一种形式,也是深化教学改革、提高学生技能水平的有效方式。 第三,建议政府抓紧研究制定落实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具体制度和办法。尽管我国《职业教育法》对此已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落实的责任很重、差距很大。特别是,目前还缺少法律实施办法和细则,缺少企业落实法律 的利益机制和优惠政策。中国职业教育学会要在去年纪念《职业教育法》颁布十周年开展执法调研基础上,继续组织相关的调研工作,以配合今年国家将要进行的“修改完善职业教育法”的有关工作。 三、培养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和态度是教学改革的盆要任务 几十年来,国际间一直将培养价值观和态度作为各类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所追求教育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几个“准则性文件”,包括1989年该组织颁布的国际公约《关于技术与职业教育的公约》都把“学生的人格培养”、“道德观念、社会和职业的价值观及责任心的培养”作为职业教育的重要内容。我国政府在多次的有关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都对职业教育中加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职业态度,提出了十分明确的要求,始终把德育作为职业教育工作的首位。 导向就业、服务社会和能力本位,指导着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也培养了一大批生产、服务、管理一线需要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现代职场对职业人才的社会适应性、创新能力和创业能力要求也不断提高。突出的表现是,职业岗位所要求的职业道德、职业态度和职业核心能力等方面职业综合素质要求越来越成为用人单位选人用人的首要标准。 最近,一份对用人单位的抽样间卷显示:企业对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的能力和态度的多项要求中排在前两位的,一是职业态度(积极好学,敬业精神,工作态度和工作责任心),二是职业意识(安全生产意识,注重质量、效益的意识,协调合作能力,法纪观念)。同样,该报告还显示,用人单位对学生职业素质最为关注的是“职业道德与工作态度”。然而,目前我国的教育,包括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与这种社会的要求尚有一些距离。另一份调研报告显示,不少用人单位反映我国职业教育的毕业生“与人合作精神和能力”、“与人交流”、“吃苦耐劳的精神”、“责任感和敬业精神”以及“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都还比较弱。因此,培养职业院校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念和职业态度,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职业纪律、诚实守信和负责精神,是当前我国教学改革的最为重要的任务。 作为国家“十一五”教育部重点课题,参考、借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组织的《学会做事》研究成果,中国职教学会已在部分职业院校开展《职业价值观、职业态度的比较研究与实验》,目前已有38所院校、200多名研究人员参与了课题研究工作。在该课题研究中,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正确处理与其他有关课程、课题的关系。该课题研究,特别是课题的研究实践过程,将推进职业院校培养学生树立良好职业价值、职业道德和职业态度的实施进程。 四、开展创业教育是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和导向 鼓励自主创业是当今世界一种重要的就业形式。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对世界就业形势做出过预测:“在一个‘学位二工作’这一公式已不再适用的时代,高等教育培养未来的毕业生不仅是求职者,而且还应该是成功的企业家和就业创造者”。1998年世界高等教育会议发表了《21世纪的高等教育世界宣言:展望和行动》,提出“把培养创业技能和创业精神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问题”。1999年汉城第二次国际职教会议上国际劳工组织专家曾明确预测:“现行的职业教育毕业生有50%将难以获得挣工资的工作机会,自营职业是大多数青年人获得经济独立的最大机会所在”。因此,把培养“创业技能和创业精神”纳人各类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之中,已成为当今世界教育发展的一种重要趋势。 我国的就业形势,包括大学教育、职业教育毕业生的就业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面临严峻挑战。我国高等学校毕业生连年增加,2007年将达到495万,占国家当年新增加900万个就业岗位的55%,首次超过社会新增加就业岗位的半数。如果再加上去年30%左右没能就业的毕业生,2007年需要就业的毕业生将占新增加的900万个就业岗位的65%以上,显然高校毕业生就业将成为我国社会就业中非常突出的矛盾。我国每年还有数百万的中职毕业生进人就业市场。因此,如果教育系统不能培养毕业生具有创新、创业能力,不能创造新的职业和新的就业岗位,就业问题将严重困扰我国经济和社会持续稳定发展。有报告显示,发达国家培养毕业生自主创业已经走在了前头,有报告说美国大学教育毕业生自主创业的比例为30%,而我国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的比例却只有1%,显然差距很大。教育部有报告显示,2006年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中有10.40%是合法从事个体经营的毕业生。显然,如果这10%的个体经营的学生,不仅是自谋已有的职业岗位,而且能够创造新的职业、创造新的企业和更多的就业岗位,则可为社会解决更多人的就业问题。 解决毕业生就业难问题,除了培养教育学生树立起正确就业观外,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开展创业教育、培养学生创业能力并自主创业,是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根本之策。我国已把自主创业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就业政策,把自主创业作为更高层次的一种就业,并为劳动者开展创业活动和自主创业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事实上,最近全国人大向全社会征求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草案)》中的第八、十七、二十一和三十六条,都将要对劳动者开展创业培训,实行自主择业、自主创业,提高创业能力等内容做出法律规定。在我国大学教育、职业教育中,应进一步加强培养毕业生实现自主创业能力和技能,要把就业、创业理念引人教学环节,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开设创业课程,实施灵活的教学管理制度,引导、帮助学生自主创业和成功就业。去年底以来,中国职教学会已与北京光华慈善基金会、美国创业指导基金会合作,在部分职业院校开展创业教育试点工作,目前该项工作已在北京等地部分院校中开始,我们期望在试点中摸索经验,能在我国职业院校教学改革中把创业教育逐步落到实处,以培养职业院校学生创业意识、创业知识和创业技能。 五、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是搞好教学改革的根本保证 职业院校教师队伍已成我国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我国职教师资队伍建设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绩,但离我国职教事业规模发展和质量提高的需要还有很大的距离,严重制肘了职业教育的发展。有关数据显示,2005年我国高职高专在校学生已占46%,而其专任教师27万人,仅占普通本专科教师的30%;其2006年的生师比18.3:1;“双师型”教师的比例为25.5%;外聘教师占专任教师和外聘教师的15% (2003年数据)。2006年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41.1%,其教师78.3万人,占高中阶段教师的36.1%;教师合格学历为74.28%(普通高中为86.46% );生师比为23.94%(普通高中18.13% ) ;“双师型”教师占14.26% ;外聘教师占专任教师和外聘教师的10%左右(2003年数据)。从总体看,专任教师数量不足、知识结构不合理、企业和兼职教师少是影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严重困难。 解决职教教师队伍建设的关键是,认真贯彻落实好《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和教育部、人事部等国家七部门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加强职教师资队伍建设,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提高全社会对职业教育和职教教师队伍重要性的认识,吸收更多有志者参加到职教师资队伍中来;制定符合实际需要的中、高等职业院校教师职务的评聘办法,发挥职教教师的特色和积极性;坚持职业教育教师到企业实践制度,提高教师实践技能;提高教师专业技能,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加强职业教育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建设,提高教师的学历、学位水平;完善职业教育兼职教师聘用政策,面向社会聘用工程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担任教师,改善职教教师结构等。 几年来,中国职业教育学会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会、师资专业委员会配合教育部,开展了一系列师资队伍建设调研工作,发挥了咨询和参谋作用。只有建设好一支数量足够、质量优秀、结构合理、企业参与的职教师资队伍,并充分发挥广大教师的智慧和力量,动员他们投身到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教学建设中来,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才能保障我国职教事业健康持续地发展。 职业教育发展任重道远。 教育教学改革论文:浅析新形势下中职学校实验教育教学改革 摘要:在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以学生能力培养为主要目标的现代职业教育形势下,中职学校应如何加强实验教育教学改革,以不断适应形势、在改革创新中求发展?本文主要从加强实验教师队伍建设、加大实验室建设力度和加强实验课的教学改革等方面略谈浅见。 关键词:实验;教育教学;改革;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社会上对实用型、技能、操作型的劳动者和技术人才的需求量日趋增加,因此,国家正在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以满足社会对这方面人才的需求。在以能力为本位的职业教育的形势下.如何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实用型、技能型、操作型的中等职业技术人才是中等职业学校值得探讨和研究的课题。实验教学作为实践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职学校实现其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环节,在培养学生的基本操作能力和实践技能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以能力培养为中心的现代职业教育的新形势下,中等职业学校应如何加强实验教育教学改革?本文主要从加强实验教师队伍建设、加大实验室建设力度和加强实验课的教学改革等方面略谈浅见 1中职学校加强实验教育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加强实验教育教学改革,是加强实践教学,提高学生基本操作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是继续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和实现中职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举措,中等职业学校要以学生能力为本位,实践是关键。在《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指出:改善教学条件,加强校内外实验实习基地建设。很显然,校内外实习基地对中职学校学生能力培养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加强校内外实验实习基地建设是加强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环节。而校内实验室是实践教学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生验证知识和培养基本操作能力的主要场所。加强实验教育教学改革,提高实验教学质量.是中职学校继续深化实践教学改革,突出能力本位的职业教育目标的主要措施之一。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的形势下,如何继续努力创设条件,为学生提供更多更好的实践机会。给学生提供实践发展的空间,以提高学生实践技能,仍是中职学校继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主题之一。“深化教育教学改革,适应社会和企业需要”是中职学校适应形势、改革发展的目的。因此,加强对作为校内实践教学场所之一的实验室的教育教学改革,对确保中职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尤为重要。 2中职学校加强实验教育教学改革的措施 2.1加强实验教师队伍建设,建立一支能适应形势发展的实验教师队伍 众所周知,教师队伍对学校生存和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只有建立一支扎实工作、锐意进取、勇于创新、努力开拓的教师队伍才能保证中职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才能使学校不断适应形势,在不断地创新中获得生存与发展。而实验教师是教师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思想观念、知识素质、实践能力水平等对实验教学质量的提高有着深刻的影响。 2.1.1要促使实验教师转变思想观念,增强危机感,树立新的教育理念,增强敬业意识和奉献精神。(1)组织实验教师学习国家当前有关发展职业教育改革的文件精神,了解职业教育的改革方向和发展势态,促使实验教师自觉树立起现代职业教育的教育观、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终身学习观,自觉地增强危机感。(2)组织实验教师学习新时期关于师德建设的有关精神,并通过测评等方式,对实验教师进行师德考核,切实加强实验教师队伍的师德建设,从而提高他们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增强他们的服务意识和奉献精神。(3)不断修订完善有关规章制度,如实验教师的工作岗位职责、工作质量考核评定办法等.促使实验教师增强责任感以及“按质取酬”的意识,同时让实验教师感受到市场经济的挑战,增强危机感,从而推进实验教育教学改革,最终为提高实验教学质量服务。 2.1.2通过多形式、多渠道,提高实验教师的专业素质。学校应创设各种条件,促使实验教师专业素质提高:(1)出台相关的优惠政策,鼓励实验教师提升学历。针对部分实验教师学历偏低的现状,出台一些支持和鼓励实验教师提升学历的政策,如在时间上给予适当的自由度,在经费上给予有力地支撑,以鼓励学历未达标的教师尽快提升学历、学历已达标的教师考取第二学历,提高他们的知识素质。(2)鼓励实验教师参加各种对口专业或相近专业的“资格证书”等级考试,努力打造“双师型”、“一专多能”的实验教师队伍。在当前的中等职业技术人才培养目标下,很多实验课程所涉及的知识往往是跨学科、综合性的知识.单一知识型的实验教师已不能适应以能力为核心、多样化高素质的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因此,对实验教师实行“双证制”、“多证制”成为必然趋势。(3)有计划地组织实验教师到区内外各地考察、培训。通过有计划地组 织实验教师到区内外各地考察培训,既可以开拓视野,借鉴他人经验,为实验室的管理工作和实验教学的创新奠定基础。(4)转变实验教师角色.使实验教师由专业教师的“助手”向能在实验课堂上独当一面的“能手”,提高实验教师的专业素质。 2.1.3建立激励机制.鼓励实验教师参加生产实践和科研项目研究,提高他们的实践技能。(1)鼓励实验教师积极到校内外实习基地锻炼,提高他们的操作技能和实践能力。如:学校应提倡让实验教师“走出去”的做法.让实验教师到相关的企业、公司等校外实习基地去学习生产前沿的新知识、新工艺、新技术:鼓励实验教师积极参加校内实训基地的实践活动,提高他们的实践能力,并将实验教师到校内外实训基地锻炼的质量作为实验教师工作质量考评的依据之一;组织实验教师每年举行1~2次的实践技能竞赛活动,促使实验教师专业技能提高。(2)鼓励实验教师参加“产学研”相关课题和各级专业科研活动。目前,参加课题和科研项目研究工作的教师大部分是专业教师,实验教师当中参加课题研究工作的人数相对较少,这不利于实验教师的理论知识及实践技能的提高,因为教师在参加课题研究和科研工作中,一方面可以提高他们的专业知识水平,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经验积累,从而提高他们的实践经验。(3)充分发挥学校的“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的积极作用。通过“以老带新”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应拓展到对年青的实验教师的培养中。目前,学校对教师的培养比较注重专业教师这一块,而很容易忽略了实验教师这一队伍,而学生基本操作和实践技能的掌握和提高往往离不开实验教师的指导。因此,中职学校应注意实验教师与专业教师并重.两手一起抓,重视青年实验教师各方面尤其是专业技能方面的培养。 2.2加大实验室建设力度.完善实验设施,充分发挥实验室的作用实验设施的好坏,对保证实验教学质量至关重要。中职学校应创造各种条件,加大实验室建设力度,完善实验设备设施。 2.2.1以学校的专业为导向以及实践教学的实际需要.及时调整学校实验窒的设置结构。(1)对于新开的专业或比较热门(招生人数较多)的专业,如计算机应用、汽车、模具、电子等专业,要及时增设专业实验室,以保证有充足的实验场所供给学生进行实验,为提高学生的基本操作能力提供基础条件。(2)根据生产实际和教学 的需要 ,增设新 的实验室 ,使实验室细化、专门化、实用化,如将家电维修实验室分解细化、增设牧医解剖实验室、组织培养实验室以及一些选修课实验室等。(3)对招生人数明显减少的专业.可通过整合,相应减少其实验室的设置,充分利用学校的实验教学资源,提高实验教学质量。 2.2.2不断完善实验设备,提高实验设备性能,确保实验教学质量。 (1)要加大资金投入,购置先进的实验仪器设备。这是增加实验设备的首选途径,只有配备有与专业设置相适应的实验设备,实验教学质量才能得以保证。(2)根据一些专业实验室的特点,采用灵活多样方法,充实实验设备。如对家电维修、汽车与摩托车维修等专业实验室.通过号召师生员工向学校捐赠废旧家用电器、摩托车等,或向社会上一些单位或个人购进旧摩托车、汽车等途径,增加这些专业的实验设备,既能满足实验教学需要.又能达到经济实用的目的。(3)通过鼓励师生动手制作实物标本、或利用现成的实践教学素材进行拍摄录制成音像教学资料。以增加实验设备。 2.2-3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提高学生的实践操作技能为目的.创设创新实验室。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学生实践技能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重点,学校应在保护学生刨新思维的基础上,创造条件.加强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因此,学校应有目的地创设仓新实验室,如为学校的各专业社团提供实验室,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探索新知识、新方法,并安排实验教师进行指导,增强为学生服务意识,从而促进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技能的提高。 2.3加强实验课的教学改革,提高实验教学质量 2.3.1切实加强实验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改革。随着职业教育由以学科为中心向以能力为中心的转变,实验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也发生相应的变革:(1)及时调整实验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将过时或复杂的理论性太强的验证基本原理的实验知识大胆删除,确定各专业、学科的重点技能,强化重点技能的训练与考核;(2)引进一些反映生产前沿的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的实验内容,提高实用性实验课的比例,让学生学有所用;(3)教师根据需要,自编有本地区特色的、实用性强的实验指导书.从而提高实验教学质量。 2.3.2加强实验教学方法、手段的改革,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在提倡提高学生实践技能的形势下。在实验课中教师应注意树立“学生本位”观念,真正发挥学生的主导作用,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1)改革实验课教学方法。以往的实验课显得“公式化”:教师根据实验指导书写出实验步骤,并讲解、演示一遍,然后学生按步骤“重演”,缺乏灵活性,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使实验课变得枯燥乏味,教学效果较差。因此,教师应注意培养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在课前鼓励学生自行设计实验方案,在实验课中多采用启发、讨论等教学方法,为学生营造宽松的学习氛围,并注意精讲多练,让学生在轻松中掌握基本操作技能。(2)注意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让实验课也变得精彩。教师应通过积极制作多媒体课件、利用实验教学录像或cd光盘的演示等现代化教学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提高实验教学质量。 2-3_3完善学生技能考核制度,提高实验教学质量。要切实提高实验课的教学质量,离不开一套完善的考核制度。(1)加重平时实验课成绩在技能成绩中的比例,可将平时实验课的成绩占技能成绩的60%以上,提高学生对实验课的重视程度。(2)采用灵活多变的考核方法,实行技能考试、考查与平时的实验结果验收相结合,将对学生的技能考核贯穿于平时的实验课中。(3)改变技能考核的方式。在对学生的技能考核过程中,考核内容采用临场抽签,实际操作与简要的口试与笔试相结合,此外,根据因材施教的原则,技能考核要逐步实施分层次考核。 3结束语 中职学校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不断地确保其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因此.加强实验教育教学改革是中职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发展中一个永恒的主题.只有在实践中坚持不懈地深化实验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才能不断地适应现代职业教育形势,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 教育教学改革论文:初中思想品德课教育教学改革 摘要: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心理特征,采用多种方式、多种手段组织教学环节,增强教学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培养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本文根据笔者的教学实践,对初中思想品德课教育教学改革的问题加以探讨。 关键词:思想品德;教育教学;方法;改革 学校思想品德课是系统地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和品德教育的主渠道和基本环节,是素质教育的前沿阵地,是确立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主阵地。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进一步深化思想政治教学改革,重点进行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是当前中学思想品德课教学中亟待解决的重要新课题。本文就初中思想品德课教育教学改革的问题,谈谈自己的见解。 一、树立科学的思想品德课的教学观念 新课程实施以来,仍有一些初中思想品德教师把思想品德课的教学任务限制在理论知识的传授上,这些教师的思想品德课教学观念至今还停留在“知识第一”的层次上。鉴于此,摈弃陈旧的思想品德课教学观,树立科学的思想品德课教学观,便成为深化初中思想品德课教育教学改革的首要任务。 科学的思想品德课教学观,即思想品德课教学的知识传授、思想教育和能力培养相统一的观念。思想品德教师只有树立这一观念,才能真正明确思想品德教书育人的作用,才能为完成思想品德课的教学任务打下思想基础。 二、改革抽象的理论教学模式,使理论教学和思想品德教育相结合 初中学生年龄尚小,思想还很单纯,理解能力也非常有限,如仅给以理论的说教,难免使学生感到枯燥乏味,不利于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结合所学知识、现实生活和学生的思想实际来进行教育教学。 如讲“孝敬父母”这一内容时,可列举现实生活中孝敬父母和虐待父母的典型事例,通过对比,使学生明确虐待父母、不孝敬父母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也是违法的。同时,针对学生思想中可能存在“我们年龄太小,孝敬父母是我们长大以后做的事”的观念,教师要结合书本内容对其加以纠正,并借机教育学生:要关心父母,为父母分担家务,父母生病时要尽力照顾等。这样来教学,学生既学到了知识,又获得了教育。 三、改革单一的课堂教学模式,使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相结合 课外活动是思想品德课教学的重要辅助形式,它对于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和培养学生的道德行为,使他们成为言行一致的人,起着重要的作用。课外活动是促进学生把各种理论知识转化为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等自身素质的中心环节和动力源泉。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安排相当分量的课外活动,积极主动地带领学生通过如主题班会、社会调查、参观访问、参加公益活动等多种形式,断强化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保证“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这一方针得以认真贯彻执行,以此来高教学效果。 例如:在学习“坚持保护环境基本国策”这一内容后,可安排以“我为环保作贡献”为内容的主题班会。要求每位学生为环保做一件好事,提一个合理化建议。这样教学,既能提高学生的环保意识,又能增强他们的主人翁责任感。总之,丰富的课外活动能弥补课堂教学枯燥、单调等方面的不足,提高学习兴趣,增强教育力度,实现思想品德教学的知、信、行的统一。 四、改革课堂教学方法,优化教学手段,使思想教育具有生动性 1.废弃注入式,采用启发式 这是思想品德课堂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教学中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启发学生勇于提出问题,参加讨论,以多种形式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积极性,鼓励学生发表不同的意见,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引导学生自我教育,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自学能力、独立思考能力。 2.创设情境 学生情感的触发,与一定的情境有关,有生动感人的情境,又会增加学生内心的体验,引起思想共鸣。新课程倡导引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 如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内容之前,教师先让学生观看改革开放带来巨大成就的录像。这样,上课伊始,学生就能通过多幅画面对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有个生动的认识,从而体会到党的基本路线的正确性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3.把小品等文艺形式引入课堂 如:讲“学会拒绝不良诱惑”内容时,教师可拟就“在上学路上””、“交朋友”等几个小品题目,教师对小品中的人物、情节等进行简单提示,让学生自愿报名、组合,当堂编演,然后让学生对小品中的人物的言论、行为对照书本进行讨论。运用这种形式来教学,学生不仅学到了知识,而且受到了教育,还能在很多方面得到锻炼。 4.恰当地利用事例进行教学 教师在教学时,可结合所学内容,举一些身边大家都熟悉的例子来帮助学生理解。如在讲“网络的危害”时,可举本校的某某同学,以前学习成绩很优秀,后因沉迷网络游戏,而导致成绩下降。这样真实具体的事例,学生很容易认识和理解,能起到较好的教育效果。 此外,教师还要使用多媒体等现代教学手段,通过各种渠道录制与教学内容紧密联系的影视片,配置幻灯片和图片,争取与教材内容同步形成系列,以深化教材内容,增强思想品德课堂教学的直观性,形象性。 五、采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相结合的方法 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有机结合组成了德育的主体。学校教育主动向家庭教育渗透,有利于教育合力的形成,对于加强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起着很重大的作用。 当前的中学生大都是独生子女,有的家长溺爱迁就,物质刺激,身教不严,言教不慎。这样就与思想品德教育脱节,甚至起抵消作用。为此,思想品德教师一方面要利用学校召开家长会的机会,把思想品德课的主要内容及要求告诉家长,这样才能得到家长的理解和支持,从而配合品德教师共同教育学生;另一方面,多与学生家长个别接触,对情况特殊的学生还要进行家访,及时掌握学生情况,交换意见,以便解决学生中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教师还要善于利用社会上的各种教育力量,有机结合课文来对学生进行教育。一是要与当地的革命前辈、先进模范等典型人物建立联系,邀请进来现身说法,介绍自己是如何发发奋学习,无私奉献的等。充分发挥这些英雄模范人物对学生的强烈影响作用。二是要积极争取社会团体及其他方面力量的支持,共同关心学生的健康成长。如可请司法工作人员来校上法制教育课、举办法制讲座等。 六、摆脱学科教学框架,使学科教育融于学校德育工作整体 思想品德课是中学德育的主渠道,思想品德教师只有把自己的工作与学校德育整体相结合,才能发挥自己在德育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首先应与班主任工作这条德育工作的有效途径相结合。一方面要把学生中的一些思想动态、行为表现及时向班主任反映,与班主任齐抓共管学生的思想工作;另一方面,教师要主动配合班主任完成德育工作。其次,要积极配合团委会、政教处等部门开展教育工作。如:可配合这些部门举办时事政治讲座、搞“法律、国情知识竞赛”等活动。 此外,提高思想品德教师的素质和按思想教育、知识掌握、能力培养相统一的原则来改革考试的方法,也是深化思想品德课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 总之,21世纪国际竞争激烈,归根结底是人才竞争,即人才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心理生理素质等竞争,其中最关键的又是思想政治素质竞争。因此,学校在强化学生素质教育时,要把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素质教育放在首位,切实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思想品德教师要以高度的责任感为学生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努力把学生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一代新人。 教育教学改革论文:浅析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教育教学改革探索 作者:高吭 李玉柱 姬江涛 贺智涛 李心平 貌建华 罗四倍 论文关键词:行业人才;教学改革;人才培养 论文摘要: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致力于为社会培养农机专业人才,具有明显的行业背景。面对我国新农村建设对专业人才需求的变化,调整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教学人才队伍已势在必行。通过结合自身的办学特色,构建农机专业教学人才队伍,建立产学研有机结合的教育模式是本次教育教学改革的核心内容,本次教育教学改革通过人才队伍的调整与完善,构建新型的人才培养方案、理论与实践教学体系,实现为行业和地方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高级人才。 在长期产学研合作教育探索与实践的基础上,本专业教学团队于2003年起,在“河南省教育厅高校创新团队”计划项目和河南科技大学教改课题的资助下,以河南科技大学具有50年办学历史的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为试点,以“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国家级建设点建设为契机,系统地开展了“农业机械专业产学研合作教育的创新与实践”项目研究。 教学团队在国内外进行了广泛调研,走访了日本筑波大学、吉林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江苏大学、沈阳农业大学等国内外同类高校。在查阅大量资料和参加国内外教育教学会议交流经验的基础上,剖析了产学研合作教育的多种典型模式,树立了产学研合作教育新观念。走访了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收获机械有限公司、河南省坤达农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郑州三中收获实业有限公司、河南强豫农业技术装备有限公司、洛阳卓格哈斯机械有限公司等20多家企业,发放调查问卷1000多份,对毕业生的状况和企业对人才的需求进行调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探索与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一、提高认识,明确教学改革思路 树立产学研有机结合的合作教育新观念,进一步提高对产学研合作教育的认识。确定了“一条主线、两个突出、一个强化、一个目标”的教学改革思路。以产学研合作教育作为主线,贯穿于人才培养的整个过程;突出学科基础,加强学科基础教育;突出工程实践环节,提高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强化专业方向特色,凸显办学特色优势;实现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高级人才为办学目标。充分利用学校工学、农学、管理学齐备的多学科优势,拓宽专业发展空间,开设具有明显行业特征的专业课程,培养学生农业机械设计制造及经营管理的综合能力。 二、全程互动,探索产学研合作教育新模式 结合多年的校企合作办学经验,提出了“校企全程互动”的产学研合作教育新模式。全程互动主要体现在招生计划、培养方案、理论实践教学、基地队伍建设、课程教材建设、科学研究和就业创业等环节的整个人才培养过程中,校企紧密合作,优势互补,互惠互利,推动人才培养质量的稳步提高和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具体实施方式有:(1)利用科研与生产提升办学条件。自2000年以来,本学科共计入校经费1000余万元,在进行科研的过程中,研制成功各类实验样机如切割器实验台、风扇实验台、犁体外载测定装置等12台,价值60余万元。通过设置设计性、综合性实验开发项目,内容涵盖专业课实验内容的50%以上。(2)通过教学培养学生生产实践能力。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一直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通过金工实习、认识实习、生产实习、课程设计、夹具设计、冲压模具设计、毕业设计等38周的实践环节,强化了实践环节,提高了学生能力的培养。在加强校内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的同时,还建设了若干个满足专业教学要求的、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保证学生受到与现代生产技术水平相对应的岗位实习训练。(3)生产实践发现的问题反馈于科研。针对我国玉米机械化收获存在的问题,对玉米收获机械、玉米秸秆处理、玉米根茬处理等技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有效降低了玉米联合收获机的作业功耗,解决了双行背负式玉米联合收割机配套主机宽度较大,田间作业开道困难等问题,正是生产实践对科研的反馈为科学研究提供了不竭的动力。(4)利用科研成果和生产实践丰富教学内容。专业教师将科研和生产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法穿插到本科生课堂教学中,以实际积累的工作经验和科研心得丰富本科生教学内容。(5)用科研培养学生创新与实践能力。专业教师十分注重学生创新与实践能力的培养,鼓励本科生到研究项目中来参加课题工作,使学生真正感受到了学有所用。要求专业教师在进行校基金与校实验技术开发基金的研究中要有本科生参与,培养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创新与实践能力。 三、校企联合制订人才培养新方案 针对农业机械行业的新发展、新需求,与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共同研究教学计划,制订了“厚基础、精专业、重实践、强能力”的人才培养方案。低年级学生统一开设公共基础课程和专业技术基础课程,构建高素质创新应用型人才的完备知识结构,以利于学生长远发展,使学生就业后能迅速胜任企业的生产技术和管理工作。高年级学生主要强化实践环节和动手能力。 建立了与生产实际、农村社会发展需要相结合的“二平台+专业方向+创新教育”的课程体系。二平台是基础课程教学平台和农业机械综合实践教学平台。基础课程教学平台由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两个模块构成,开设课程主要包括科学基础、人文社科基础、工程学基础和专业基础四大部分,占总学分的65%,实现厚基础教育。农业机械综合实践教学平台由校内外实践教学基地和专业实验室构成,为学生基本技能训练、实践创新能力培养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专业方向包括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2个模块,占总学分的8.5%。创新教育包括全校公选课、素质教育和综合创新3个模块,占总学分的9%。将创新教育融入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中,渗透到教学科研、工程实践和公益活动等各个环节,全面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及实践能力。 四、强化能力,优化实践教学新体系 建立与理论课程体系相适应的“四层次、八模块”实践教学体系。四层次由基本素质、基础技能、专业技术和综合训练组成。八模块由素质拓展、科技创新、科研训练、工程训练、专业技能等模块组成,构建了学生基本素质、基本技能和专业能力培养的实践教学框架,占总学分的18%。 充分利用一批省级重点实验室、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等教学科研基地,以现代农业装备设计技术和先进农机制造技术为基础,以农机设计与制造信息化技术为纽带,整合、充实、提升原有实验室资源。同时,依托形成的行业合作优势,校企联合建立校内外教学实习基地,全方位构建集农机设计与制造、智能控制、农业机器人技术、测试测量技术为一体的开放式农业机械综合实践教学平台。 五、专兼结合,形成教师队伍新结构 学校为企业举办不同层次、不同模式的农业机械学习班,教师在行业协会兼职,到企业进行技术指导、讲学或短期工作、实践进修,聘请企业院所高层管理和技术人员为兼职教授,为学生开设专业课和学术讲座、联合指导毕业设计等,企业设立专项奖学金。校企双方互动,相互渗透,形成一支了解社会需求、理论水平高、实践经验丰富、热爱教学工作的高水平专兼结合的教师队伍。 师资队伍建设坚持走培养与引进相结合的道路,立足培养,重点引进,尽早规划,分步实施,使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拥有学术造诣较深、基础理论雄厚、专业知识扎实、实践经验丰富的教师,逐步打造一个教学科研能力强,结构合理,综合素质高的教师团队,从而带动整个师资队伍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情况采用具体情形具体分析的策略,鼓励硕士学位的教师读博的同时加强对在职人员的培养。鼓励和支持教师到国内条件好的重点实验室去进修学习、参加科学研究,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支持教师出国进修。在学校人事部门统一筹划下,加强人才引进工作,提高引进人才的质量。对青年教师予以扶持,吸收青年教师进入科研梯队,锻炼其科研能力。做好骨干教师的培养工作,使他们在培养期结束后,都有较大的提高,成为合格的学术、学科带头人。 六、人才培养质量跟踪调查 通过近两年对用人单位的毕业生情况调查发现,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综合素质总体评价中,优秀与良好占90%以上。普遍认为本专业的毕业生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较高,基础扎实、踏实肯干、动手能力强。在对毕业生的随机抽样调查中发现,毕业生对所学专业教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资源及教学效果的总体评价优秀与良好占91%。毕业生对多个教学环节的教学效果也比较满意。从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可以发现,除了考取研究生的毕业生之外,近三年本专业毕业生一次就业率都达到100%。这几方面肯定了本次教育教学改革路线的正确性。 教育教学改革论文:浅谈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研究 论文关键词:教育理论 管理手段 教学方法 课程体系 论文摘 要:21世纪是人才竞争的社会, 我国高校教育只有提高教学质量,培养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各级人才,才能持续、健康发展。文章针对我国高校的教育现状,提出了应从更新教育理念、改革教育体系、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改革的措施。 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对高校的教育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不仅要求大学生具有扎实的理论知识,而且还要有良好的综合素质和动手实践能力。怎样保障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培养出有创造性思维的高素质人才,提高高校教学管理水平,是我国高校教育改革中的重点工作,也给高校教育管理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一、教育理论及管理手段的改革 管理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21世纪的管理水平、理念、模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以下根据高校的教育管理特点,分析教学管理应采取的策略。 (一)教育管理理论多元化 1. 校本管理论。“校本”就是学校本位,学校相对教育部门而言,回归学校本位,是管理学校的主体,具有独立性、开放性等,校本管理理论设计到了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教育行政体制和办学机制等问题。 2. 以人为本管理论。学校管理的主客体都是人,对即是管理主体又是管理客体的人进行管理,实现发展人、培养人的目标。 3.权变领导论。综合以上管理理论,可以现代管理理念是通过对人管理调动人的主动性、创造性,最大限度的使人活的更有价值更有尊严。 (二)教育管理手段现代化 现在社会互联网络已经非常普及,融入我们到生活和生产中,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互联网中的学校,在虚拟的、现实的世界与作为人主体的人的世界互相融合交织,改变了传统单一的校园存在形式,教育管理内容,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复杂。学校管理在互联网时代要追求“实质管理”。学校管理要关注教师所想、所感、需求,引导和排除他们心中障碍,确保他们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 二、管理制度的改革 与传统教学管理制度相比现代教学管理制度更突出“人文性”特征,功能是:公正、激励、创新、发展、最终目的是“发展人”。 (一)高校管理要体现高校现展要求。 在日常教学管理工作的学籍管理、成绩管理、考务管理、教学秩序管理等各个方面都要注重“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二)高校管理要处理好学生和高校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公正性,在确保公平、公正的原则下努力调动教师和学生教与学的积极性,实现教与学的和谐。 三、 课程体系的改革与创新人才的培养 未来是知识经济的社会,创新性人才必定是世界各国竞争的焦点,教育创新势在必行。而课程体系作为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已刻不容缓。 (一)找出现存教育课程体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然后对这些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是创新教育的首要任务。现在教育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有:课程内容相对陈旧、过分分割知识、学生被动接受、课程安排不合理、学生实践能力弱等。 (二)优化的课程体系应促使人才从以下几方面得以提高 1. 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培养学生发散思维、聚合思维、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力。 2. 培养学生养成自学能力。高校课程改革必须关注学生自学能力。要给学生预留充分思考时间,这也是创新人才必备的一个条件。不仅在时间上留给学生自学时间,此外还应在物质上给予保障,例如学校实验室、图书馆的建设等。 3.注重塑造学生人格品质。大学生不仅要学好知识学会做事,更要学会做人。课程改革中要注重塑造学生人格品质的培养。4.课程教学改革要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理论知识固然重要,但也要注重培养学生实践能力、提高学生动手能力。5.关注学生个性发展。所以,高校课程改革具体可以做到如下几点。人文社会课程、科学课程、实践课程、现代信息课程等方面。 四、教学方法的改革 分析、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是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确定教学内容、教学目的之后,教学方法的使用是否得当、有效,直接关系到课程教学质量的提高,进而影响到学生掌握知识、技能的培养、能力的开发和教学任务的完成,因此,教学方法改革对于教学目的的实现具有非常重要意义。 (一)教学方法改革的方向 传统教学中只注重传授知识、忽视培养学生能力,这是其不利方面。在教学中应使用有助于发展学生智力、富有启发性的教学方法。对传统的教学方法进行改革,改革不利方面,保存正确合理成分,以此为基础,研究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教学方法。教学方法是不断更新变化的,是伴随着时展、教学内容的更新而发展的,要用科学发展的眼光看待教学方法,不断改革教学方法。 (二)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坚持启发式教学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更好的完成教学目标,必须有正确的教学指导思想。深入研究学生学习方法和过程,摸清学生学习特点,不断改进、研究更具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教学要避免灌输式,采取指导启发式。启发式不是教学方式,是一种教学指导思想。教学中不论使用哪种教学方式,都必须要富有启发性。教学方法的选择要根据必须根据教学内容、教学目标和教育的对象确定,在教学中还可以把几种教学方法进行配合使用以达到更好教学效果。 (三)要讲求实效,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现在高校教学中,还存在着拖延教学时间、加重学生课业负担来实现教学任务的情况。要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就需要教师在提前备课、认真研究教材、明确课堂教学的难点和重点,教学要求要切实把握。 总之,在当今的高校培养人才的模式中,如果我们把上面的各种改革方法及措施付诸实践,相信我国能培养更高素质的人才,这对于提高我国的整体国民素质,对于我国的快速发展,对于提高我国在世界各国中的竞争力大有裨益。 教育教学改革论文:抓多媒体教育教学、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九十年代以后,多媒体技术迅速兴起和蓬勃发展,应用己遍及国民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正在对人类的生产方式、工作方式乃至生活方式带来巨大的变革。特别是由于多媒体的特点,能提供最理想的教学环境,它必然会对教育,教学过程产生深刻的影响、多媒体教育能开发人的创造潜能,提高人的创新意识,所以必须从娃娃抓起。从小就要让孩子受到创造环境的熏陶,创造力并不神秘,人人都有创造的潜力。创造能力,创新意识不是一两天就能培养起来的,必须从长计议,从小打好基础。创造型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培养创造型人才的良好氛围。 我们要努力营造良好的氛围,以期在知识经济时代能有大批创新能力的人刻苦研究,占领科技的制高点。现由应试教育向索质教育的转轨,必须改革“应试教育”下形成的课堂教学方法。利用现代教学手段,改造传统的教学技术,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是当前教学方法改革的一个重要趋势。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多媒体教育技术,可以打破传统教学方法的时空限制,把那些无法感知的世界在课堂上活生主地展现在学生的面前。现代教学法注重激发学主的学习兴趣他们认为具有这样一种能力对于培养能适应21世纪激烈的国际竞争的新型人材是至关重要的,而基子1nternet的教育肉络则丸培养这种信息能力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 21世纪对教育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我国教育将成为实现“两个转变”和国际竞争的依靠者,教育在促进社会全面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将更加突出;科学技术的革命,信息将成为重要的资源,开发信息资源将更加依靠教育。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人才,教育要迎接21世纪的上述挑战,就应在培养什么样素质的人才上进行探索。高等学校培养人才的主要途径是教育教学,指导教育教学工作的是教育思想,因此,转变教育思想,是深化教育改革,培养适应21世纪需要的人才的先导。我们通过学习和实践深深体会到: 1.转变以继承为中心的教育思想,树立培养创新精神的教育观念 实行这个转变的实质,是要从传授已有知识为中心的传统教育转变为着重培养学车创新精神的现代教育。教育的任务,是与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技术发展相联系的,面向未来的变化速率更快的信息社会,对其成员的创新精神的要求是更高的,这就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而缺乏创新,是我国科技界的关键弱点,这是与我国教育的弊端紧密联系的。社会发展到今天的信息时代,越来越突出地把培养学生创新精神摆在我们教育工作者的面前。但是,我国教育的传统,是以继承前人的知识为中心的,这种教育思想,渗透到教育教学的各个方面,包括: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和管理方法考试制度和评分标准;教育哲学和评价人才标准等。 我国的教育教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过分注重演绎法,忽视归纳法。演绎法的缺点是不引导学生去创新;归纳法是进行探索的方法,是引导学生进行创新思维的教育方法。我们的升学考试制度,特别是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也是一种不利于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教育制度,我们的管理制度和对学生的评价标准,也有意无意中,扼杀了青年人的创造精神。很显然,不转变这种以继承为中心的教育思想,不树立培养创新意识的教育观念,就不能深入进行教育教学改革。当然,这种转变,并非要把传统的以继承为中心的教育统统丢掉,构造一个创新性教育,而是要通过对继承性教育进行选择、继承、改造和发展来实现。 2.转变以学科为中心的教育思想,树立整体化知识教育观念 这个转变的实质,是要从以学科为中心进行分割知识教育,转到进行整体化知识教育, 3、转变以做事为中心的教育思想,树立做人做事相结合的教育观念 要重视“做人”教育。如果忽视“做人”教育,把“做事”教育与“做人”教育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这不仅给社会造成种种严重问题,也给学校的教育工作带来很大干扰。在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负面作用的影响下,对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方面所引发的问题是不能忽视的。在严酷的事实面前,有远见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都大声疾呼,学校要强化“做人”教育,要把“做事”和“做人”教育结合起来,要重视和加强人文教育,重视德行的培养。只要我们认真探讨、实践,不断总结经验加以提高,我们完全有可能创造出一套在新的形势下把“做人”教育和“做事”教育结合起来的宝贵经验,、为高中教育的全面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 在实践中对多媒体电子计算机教学的重要性、必要性,现实性我们认识到:(1)从学生学习知识与人的生理器官的关系来看,味觉为1%,触觉1.5%;嗅觉3.5%;听觉11%;视觉83%;听力、看可达94%。从认知心理学看,经专家实践表明,读过文字可记住内容10%,听过语音可记住20%的内容,视频图像可记住30%的内容,又听又看可记住50%的内容。从信息论角度看,人的信道特性触觉信道带宽为1,听觉为100,视觉为10000,所以要交换信息,就要充分利用视觉信息。正如美国电脑科学家“捷拉尔德、埃斯特林所说:“电脑能使一个青年在几个月内达到如果没有电脑就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的水平”。当前软件市场中的ca1软件,为各校制作自己cai软件提供了便利。利用cai计算机的辅助教学有着明显的优点:(1)学生从被动状态变成主动操作式的教学。(2)可以实施因材施教。(3)教师可以摆脱重复性的劳动,减轻教学强度。(4)教学课件可以集中全国优秀教师的智慧,共享资源,(5)cai软件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它的实施是实现教学手段现代化的方向。ca1是学校创立,书面语言应用,印刷技术发明以后的第腺四次教育革命,在实施素质教育中是了个强有力的有效载体,开展多媒体电子计算机教学有其必然性,它是当今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的必然变革。信息时代中教育改革是以推行多媒体教学为其本质标志,它综合体现了现代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实施多媒体电子计算机教学是优化教学过程,促进教育改革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它能发挥现代教育技术作用,、扩大卸识的传输量,增大教学容量和密度,可用声、光、形、色多种信号使人类积累的知识再现。高度的可变性。可控性的特点,可开阔学生视野,调动多种感官,充分开发大脑的认识功能,发展形象。抽象思维的能力。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它的必要性更加凸现出来。发展多媒体电子计算机教学是实现教学现代化、深化教育改革的紧迫任务。多媒体电子计算机教育为广大教师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也向广大教师提出新的要求。不抓紧学习现代化教育理论、掌握现代化教育技术和方法,就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利用多媒体电子计算机实施教育管理、学生学籍管理等,有着其他工具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为迎接21世纪至到来,应用多媒体电子计算机进行管理和教育是非常必要的。 信息时代的知识结构不再是单纯的线性联接,而是呈综合网状性。未来的教育将是,无“网”而不胜。“世界上无论哪一个地区的儿童都应该有平等受教育的机会,这样将来才能有平等竞争的机会”——美、克林顿。人们常说计算机是进入21世纪的通行证,掌握网络知识,学会利用网络资源能力才算是拿到21世纪的免签证,“控制与掌握甲络的人,将是人类未来命运的主宰”,网络已经来到我们身边,网络将无处不在,无所不能,赶快学会在网络海洋中冲浪,否则将被信息的海洋所淹没。 利用因特网辅助教学我们作了尝试并收到明显的效果。我校从1995年开始购置多媒体电子计算机并开展学生的多媒体计算机教学。四年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普及“二机一幕”的前提下,在多媒体电子计算机的管理、教育、教学,取得长足的进步,学校开设了三套网络,即给学生使用的novell网络:教育教学管理的网络;intent网络。学校开辟了四个多媒体电子教室,既有联接29寸彩电的教室,也有大屏幕投影仪教室。1998年我们利用普通投影仪与电脑联接,成功地进行了大屏幕投影教学。(费用不超一万元),现在四个教室共开了近30堂多媒体电子计算机课。如已开设的多媒体语文、政治、数学、英语、物理、生物、化学、电脑课等。利用多媒体活教活用internt网资源开展政治课教学,获省有关领导的好评。 我校是1997年10月9日上因特耐特网的,二年来利用网上信息进行教育教学,尝到了甜头。一是利用网上远程教育网,下载有关例题和试卷,二是下载打印有关与各科教学密切联系的新资料。三是利用网上信息量大,快的特点,作为教学的补充内容,使课堂教学更加生动,把教学改革信息和中共中央最新信息传达给教师。四是让学生直接上网,浏览世界,体会信息高速公路滋味。指导学生对教育信息的内容筛选,要有较高层次地分析,教师要以思维心理学取代记忆心理学,重点是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校还采用电子表格对学主成绩进行统计,分析排队。98届高中学生从95年三合一入学考成绩开始,将三年统考、会考。高考成绩进行排列。最后将估分,填报志愿学校均输入。高考成绩揭晓后,又将成绩,录取的学校输入,形成了一届完整的教学资料。(例表)采用电子表格对教师个人资料、学校的师生奖惩作了明确的记载,我们还将学校图书目录,光盘目录均输入电子表格,都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显示电子表格的强大威力。99届高中毕业生统计表[例]1 实践结果,我们认为利用电脑分析一是便于教学管理,易于班主任提出学生阶段性目标,学习成绩在电子表格上形成明显的动态轨迹,学校针对个人可提出符合实际的赶超目标。二是可以准确地向家长汇报学生学习情况,准确地预测学生能否考人大学。三是为学校留下较完整的教学档案资料,为高中教学与高考的关系,寻找其规律,提供了良好条件。 今后打算:1,运用电脑资金继续添置硬件设备。电子教室添实物投影仪,多媒体计算机二人一台,实现人机对话式教学。添置资料光盘,为cai教学软件的制作提供更好的条件。2,加强网上教学,拓宽教学思路。购买域名设置网页,建立以教学为中心的主页,与全国兄弟学校及时沟通信息。3,建立自己的数据库,学科库。重点是多媒体信息,要呈现三维空间。4,建立和完善多媒体电子计算机三支队伍,即领导班子队伍,实施决策、规划、经费、监督管理,建立完善信息班子队伍,实施开发、收集、筛选,加工、集成工作,建立完善网络维护、管理人员队伍。5,做好建网、建库、建队的工作,三中的多媒体电子计算机工作一定会上一个新的台阶。
社会科学论文: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整体化趋势:成就、问题与启示 【内容提要】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在经历了长期的专业化分化和初步的交叉、融合之后,已大踏步地向杂交、综合和整体化的方向发展。传统的学科界限已经模糊;交叉、横断、边缘性的学科分支、研究领域和理论流派大量出现;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知识的产生途径以及理论的应用方式得到了更新。简言之,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和整体化已成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基本的趋势。在人类即将迈向新世纪的时候,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趋势的表现、成就和问题作简要的回顾、检讨与展望,对于我们跟踪国外社会科学的新发展及新成就,加强跨学科研究,更新我国21世纪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方法,推动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体制的改革,促进我国社会科学事业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近现代社会科学的形成与分化 科学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整体化(古代)到专业化(近现代)再回到整体化(当代)的发展过程。近代各门实验科学在分化出来以前,是以自然哲学这一整体化的形式存在于哲学的母体之中的;而近现代各门经验社会科学在分化出来以前,则以道德哲学或人文知识的方式存在于哲学的母体之中。可以说,在文艺复兴以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其研究与教学事业是整体化的。 自文艺复兴开始,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各门实验自然科学纷纷从自然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领域。从16世纪开始,人文社会研究也试图以某种方式获得经验确证,从而发展出系统的世俗知识,即开始了社会研究的科学化的努力。但是,近代的经典科学观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笛卡儿的二元论,即物质与意识、人与自然、物理世界与社会及精神世界的分离。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这两种文化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分界。这一点我们可以从1663年托马斯·胡克为英国皇家学会草拟的章程宗旨中得到清楚的证明。胡克写道:皇家学会要“通过实验手段增进关于自然万物的知识,完善一切手工工艺、制造方法和机械技术,改进各种机器和发明”,学会“无涉于神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语法学、修辞学或逻辑学。” 到了上一个世纪之交(18世纪末—19世纪初),各门实验自然科学以及数学已经成熟,并且占据了人类知识领域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自然科学家并不把人文社会知识当作科学,而社会科学家则以自然科学为榜样,为社会知识的科学化(科学的客观性、可证实性、定量化、形式化和精确化等)而努力。 进入19世纪,随着西方工业化、城市化、大学改革和经验研究的成长,社会科学知识的产生逐步变成一种相对自主的、由自己特殊的程序或方法所指导的活动,并逐步建立在系统的经验数据的基础上。在19世纪,社会科学作为了解和控制日益复杂的社会的手段成长起来,先是以统计学和人口统计学的形式,后以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形式确立起来。这一时期社会科学新的且最重要的东西,是理解社会及其问题的程序或方法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即想象的、神秘的、天启的东西让位给科学。这反映了经验的、定量的以及形式化科学方法的成长。这种方法论上的变化,并不仅仅是经验科学发展对经验主义认识论原则的承诺,以及社会研究模仿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研究方式的结果,而且也是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必然结果。因为社会科学的最终目标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劳动分工的细化带来了更复杂的社会问题及管理问题,国家或政府需要更多、更精确可靠的知识和信息来制定与执行政策、管理社会。因此,新方法的应用不只是为了获得关于社会的客观知识或科学真理,更重要的是统治者要利用这种知识来控制和管理社会。此外,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美大学的复兴与改造也是近现代社会科学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经过改造的大学成为知识创造的主要场所,神学院或被取消,或缩小为一个系;医学院和法学院仍有其重要地位,但局限于特定的专业或职业训练;哲学学院以及分离出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各系科成了知识产生的主要场所。 19世纪50年代到本世纪20年代(有的学者界定为1850—1914年间),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先后形成了现代社会科学独立的研究框架,并加以制度化,尤其是在大学扎了根。这种进程主要发生在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美国,因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社会科学的大部分经典也就是在这些国家出现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在16世纪后半期到19世纪上半期,人文社会研究没有涉及现代社会科学的主题。相反 ,有不少现代社会科的核心问题,如国家与法、政治制度、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国际关系、权力问题等已得到了相当充分的研究,人们不仅能在早些时候的马基雅维利、布丹、格老秀斯、配第、重农主义者和启蒙学者的著作中,而且能在19世纪上半期的托克维尔、赫尔德、基佐、费希特、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的著作中看到大量的社会科学主题的论述,只不过这些论述很少是在我们今天所说的特定的学科框架中来进行的。 还是让我们简要地叙述一下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是如何形成的吧。据说史学是一门在西方最早制度化的社会科学(在我国,人们更多地把史学当作人文科学看待,在西方也有不少学者反对把史学列入社会科学领域之中)。实际上,史学是人类知识最古老的分支之一,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各文明发祥地,遗留下大量的历史典籍,它们所记载的多是民族或国家的过去、尤其是帝王将相的生平活动。19世纪后半期所形成的新史学之所以被看作社会科学,就在于它遵循经验科学的传统或要求,提出用历史的事实来说明理论,或者说从历史事件或现象中概括、归纳出说明历史过程及其内在联系的理论,并用这些事件或事实来检验这种理论。新史学要求经验理论说明各种历史现象的相互关系以及历史过程的规律性,反对旧史学的那种讲述故事的研究方式。 经济学是另一个出现较早的社会科学学科。尽管“经济学”这一名称是19世纪才出现的,但是,经济研究及经济理论在近代成就卓著。在16—18世纪已经出现了政治经济学、统计学、财政学和国家学这样一些学科名称;重农主义、重商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都是现代经济学诞生之前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应该说,这一时期出现的经济研究与政治研究是密不可分的,“政治经济学”、“国家学”、“财政学”这些名称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现代经济学的出现,使政治经济学这种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逐步消失。因为经济学家强调经济行为反映的是个体行为,而不是各种制度,进而又假定了自由放任或自由主义原则;经济学的普遍化假定使经济研究直接面向现实,因而经济史研究被挤到了角落的位置(后面我们将看到,在当代社会科学的整体化发展趋势中,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的研究复活了)。 社会学的兴起几乎与经济学同步。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拉尔夫·H ·特讷在《寻求认同的美国社会学》(载于《当代美国社会科学》)一文中认为,社会学之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想法出现于动荡的19世纪中叶的欧洲。当时,传统的社会在一片革命、反革命和国际战争嘈杂纷乱中瓦解;作为对现实的反应,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提出社会学应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人类社会的相互关系,并提出采用现有科学的实证方法;而另一些学者(包括赫伯特·斯宾塞、乔格·齐美尔、埃米尔·杜克海姆、卡尔·马克思和卡尔·曼海姆等)则奠定了现代社会学的基础。他们与孔德一样,力图将不带偏见的学术性理想,与解决时代主要社会问题的原则这一目的相结合。(注:参看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不过孔德所提倡的社会学与今天的社会学不同,它是一门实证的、综合的、统一的社会科学,是各学科的皇后(社会学在19世纪后半期发展起来之后,如何看待它的研究对象及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关系,一直是有争论的问题;到了当代,主流观点主张它落脚于市民社会或狭义社会问题,即与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相对的社会问题的研究) 政治学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正式学科,比经济学和社会学要晚一些(据说迟缓出现的一个原因是法学院不愿放弃对国家及政治领域的垄断)。它的兴起也许可以将哥伦比亚大学设立政治学院(1880年)作为标志。在此之前,政治学的研究已具备了坚实的基础。近代民族国家的生成是政治研究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美国政治学家、行政学家D·沃尔多在《政治学的发展》一文中曾这样来描述近代政治研究的进展:近代政治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范畴,即建立国家体系;改变与改善国家体系;寻求毁灭或超越国家体系。第一个范畴以马基雅弗利、布丹、霍布斯为代表;第二个范畴以洛克、边沁、密尔为代表;第三个范畴以马克思、巴枯宁及克鲁泡特金为代表。此外,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等人也有重要的影响。(注:参看Fred I.Greenstein,Nelson W.Polsby主编:《政治学:范围与理论》,台湾幼狮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5-20页。)这一时期政治研究的中心主题是国家、主权、权力、法律及历史。在二战后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兴起以前,政治学的研究重心是政治哲学尤其是国家理论,它直接继承了古希腊至近、现代欧洲的政治研究遗产。政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出现,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学的成长,另一方面却加速了政治经济学的衰落。因为在人们看来,国家(政治)和市场(经济)是按照不同的逻辑运转的,必须对两者加以分别的研究(“国家学”在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是一个兴旺发达的学科,它往往被人们当作现代政治学前身或近现代政治学的德国版本。实际上它并不是“纯”政治学研究,而是包含了当代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理学和经济史等方面的研究,相当于当时英法流行的“政治经济学”)。 人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独立学科,其形成有独特性。按照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的说法,现代世界体系的建立涉及欧洲人与世界其他民族的相遇以及对这些民族的征服。在欧洲人眼里,有两类截然不同的民族和社会结构。落后民族生活在相对较小的群体中,没有文字与大范围的文教,技术、军事、经济落后,用来描述这些民族的一般术语是“部落”(tribcs)、“种群”等等。对这些民族的研究构成一个新学科领域,即人类学。它主要从探险、旅游和殖民地机构官员的活动开始,随后在大学里作为一个学科而被制度化,不过它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分支是隔绝的。尽管人类学家也研究人类的普遍自然史,但其更多地研究特定的民族,成为人种学家(西方各国人类学研究的重心与其所征服的国家或地区密切相关,英国人类学的重点是东非和南非;法国的重点是西非,美国的重点是美洲印第安人和关岛)。在西方尤其英美的大学中,人类学早已成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领域。与研究落后民族的人类学相对,在近现代西方,曾流行一门对其他高级文明国尤其是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界的研究学科,即东方学。在近代,这些地区衰落,相继成为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东方研究原本发端于教会,最初是作为福音传道的辅助手段而获得存在,后来逐步世俗化,并在大学中制度化而成为一个社会研究领域。 此外,还有几个在现代没有被当作社会科学主要学科的领域:(1)法学。法律现象显然是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法学无疑应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分支。然而在现代,法学没有被人们当作社会科学学科看待,原因在于:一方面,在近现代社会科学形成与分化以前,大学早就设有法学院,且势力强大,其任务是培养职业法官或律师;另一方面,法律条文太规范化了,缺乏经验研究的根基,其规则也不是科学的规则,背 景过于个别或特殊化,因而受到注重经验研究、探求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家们的怀疑。(2)地理学。19世纪末期, 地理学首先在德国的大学中得到重建,获得新生。它实际上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领域:人文地理属于社会科学;自然地理属于自然科学。(3 )心理学。它本来是哲学尤其是认识论的组成部分,较早从哲学母体中分离出来,并在近现代以新学科的形式出现。它主要被人们当作自然科学及医学的一个分支(实验心理学尤其如此);只有社会心理学才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在社会研究中幸存下来。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已形成独立研究框架或范式的社会科学各主要学科继续发展。社会科学家们继续对这些学科领域进行界定,为本学科“划界”,确定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及范围,说明它与相邻学科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差别)。同时,社会科学学科的制度化建设进一步得到加强。所谓的学科制度化建设,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学术团体、专业杂志、书籍出版、基金资助渠道、教育培训、职业化以及图书馆新收藏目录的确定等方面的建设,其中尤以大学的教学发展(专业、系、所、学院的设置)为要。19世纪后半期所开始的社会科学学科的制度化历程大概是:首先是各主要的社会科学学科在大学里站稳脚跟——先设立讲座或教席职位,进而成立系、所或学院,开设系列专业课程,授予专业学位,学生获得职业资格;伴随着教学制度化的是学科研究的制度化——成立地区性或全国性的学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专题研讨会,出版发行专业期刊与书籍,获得各种基金来源的资助,图书馆对本学科领域论著收藏的制度化等。 总之,从1850—1945年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社会科学的各个研究领域逐渐从道德哲学以及人文社会知识的总体中分离出来,有的学科成熟了,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有的边缘化了(如史学、地理学和心理学);有的则衰落了(如国家学、东方学等)。这近百年的社会科学建立学科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不断减少学科数量、以便能划分成若干学科门类以及彼此严格“划界”的过程,最后只剩下今天我们所熟知、并在世界被广泛承认的若干学科门类——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也许还有史学和法学以及社会心理学)等。于是,人类的科学知识形成了这样一个三分格局;在一端是数学和各门实验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另一端则是人文科学尤其是哲学、文学、艺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是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社会科学之所以获得这种中介地位,是因为它们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的特征:第一,它们的目标是获得制约人类行为或某一社会生活领域的一般法则或规律性;第二,力图把握各种必须当作个案来加以研究的现象(而非个别事实);第三,强调必须将人类社会的现实分割成若干不同的部分来分别加以研究;第四,主张采取科学方法及程序,为科学的客观性和严格性而努力;第五,偏爱通过系统的研究方法获得证据,以控制条件下的观察,而不以普通的文献资料为主。 二、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 如果说,二战以前社会科学的形成与分化的一般趋势是各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逐渐形成自身的学术框架,并严格与其他学科划界且学科数量不断减少的话,那么,二战后则是相反的趋势占上风,即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学科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的出现和不断加强。 按照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中的说法,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科学的学科系统的分化形成了三条明确的分界线:(1 )对现代文明世界的研究(史学和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与对非现代世界的研究(人类学、东方学)之间的分界线;(2)在对现代世界的研究方面,过去(史学)与现在(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这三门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学科)之间存在着一条分界线;(3 )在探求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内部,对市场的研究(经济学)、对国家的研究(政治学)与对市民社会的研究(社会学)之间的分界线。二战后,由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社会经济(生产力)的发展、人口增长、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化、大学的扩展以及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大量增加等因素的推动,这三条分界线面临严峻的挑战。 尽管战后社会科学的学科分化仍在继续,但新学科、新知识系统分支以及新思潮,更多地是以学科的交叉融合的方式出现的,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不断加强。尤其是60、70年代,跨学科交叉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各种跨学科研究机构纷纷成立,跨学科的研究文献大大增加,并涌现大量的交叉、横断和边缘性学科。在这个时期,美国的各大学纷纷成立跨学科研究中心,兴起跨学科研究,各种不同的组织机构尤其是各种基金会也都热心支持跨学科研究。因此,60、70年代被人们称为“跨学科研究的时代”。进入80年代,跨学科交叉研究蓬勃发展,社会科学以及科学技术的杂交整体化趋势更加强劲,传统的各社会科学学科的边界日益模糊,难以清晰界定。80年代以后,跨学科交叉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 跨学科研究体制的国际化:1980年“跨学科研究国际协会”成立,到1986年已召开了四次国际大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6年召开了首次跨学科会议,主题是“科学与知识的边界”,1991年12月在巴黎召开第二次会议,主题是:“科学的传统——面向21世纪的跨学科展望”(会后发表了《巴黎宣言》)。 顺便说,我国在80年代初兴起了一个“交叉科学热”。1985年5月,在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三强和钱伟长的倡议下,召开了全国的交叉科学讨论会。钱三强在会上提出了“迎接交叉科学的新时代”的激动人心的口号,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本世纪末到下个世纪初将是一个交叉科学的时代”(注:钱三强:《迎接交叉科学的时代》,载《光明日报》1985年5月17日。);钱学森也认为,“交叉科学是一个非常有前途、非常广阔而又重要的科学领域,开始时可能不被人所理解,或者有人不赞成,但终究会兴旺起来”(注:钱学森:《交叉科学:理论与研究展望》,载《光明日报》1985年5月17日。)。 所谓的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或多学科研究、超学科研究),按照G·伯杰在《跨学科:大学的教学和科研问题》中的说法, 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学科之间的紧密或明显的相互作用,包括从简单的交换学术思想,直到全面交流全部学术观点、方法、程序、认识、术语以及各种资料。也有人认为,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是对于典型学科之间的问题的研究。这种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的研究方式,导致了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融合和重组,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综合性知识分支,推动了当代社会科学的杂交、整体化趋势的形成与发展。 二战后,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尤其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越来越多地采用了科学方法尤其是定量分析方法及数学模型,结果它们研究问题的途径、方法论以及问题切入点的各自的独特性被削弱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的局限性日益暴露而引起各学科学者的批判。尽管从组织方式上看,这些社会科学主要学科之间仍然存在很大差别,但研究的主题与方法日益重合。“这些学科多方面的重合产生出双重的后果:一方面,无论是依据研究的对象还是依据处理数据的方法,要想为这几门学科找到明确的分界线都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可接受的研究对象有了范围上的扩大,每一门学科也变得越来越不纯粹了。这样便导致了对这些学科的统一性和学术前提的合法性的不容忽视的内在质疑,而在以前,每一学科正是借此而为自身的独立存在权利进行辩护的。”(注: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0页。)战后特别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后,出现了一大批跨学科交叉研 究的综合性新学科领域,其中涉及面较广、较成熟、且有相当影响力的新学科,有未来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管理科学、区域研究、文化研究、现代化与发展研究等领域。兹举几例: (1)未来研究。这是一个在60年代末、70 年代初开始兴起的一个典型的跨学科、综合性领域,以对事物的未来进行研究和预测为主题,开展研究未来的各种活动,有自己的跨学科体系和分支,涉及经济、社会、科技、军事和全球问题等领域,特别是在粮食和人口、资源及能源、城市和交通运输、自动化、信息化、空间开发、教育、环境、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全球问题的研究等方面,成就卓著。未来研究通常包括未来学、预测学和分布在各个领域的跨学科分支(如社会预测学、经济预测学、军事未来学、人口预测学)所组成的学科领域。跨学科性是未来研究的最根本的特征,甚至可以说,没有跨学科性,便没有现代的未来研究。这种跨学科的特征,在研究内容、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上都得到充分的体现:它涉及的课题及研究内容大多是总体的、复杂的、多系统的问题;它的研究以问题为核心,需要依靠跨学科、多学科的专家智慧来解决;从研究方法及分析技术体系看,它基本上采用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注:参看金吾伦主编:《跨学科研究引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308页。) (2 )政策科学(政策分析或政策研究)(注:关于政策科学领域的详细情况,可以参看陈振明:《政策科学的研究纲领》(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是政策科学还是政策分析》(载《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4期)、《美国政策科学的形成、 发展及最新趋势》(载《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11期)等论文,以及作者主编的《政策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这是二战后开始出现,60年代末、70年代初异军突起的又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新研究领域。它的诞生,是由社会科学家与科技专家联合、致力于解决人类面临的日益复杂问题的需要所推动。政策科学不是现有的某一社会科学学科的更新,而是一个全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具有综合、交叉的特点。它的产生和发展需要以大量的知识和分析为基础,几乎迄今为止人类所创造的科学知识和方法都可以运用于政策研究之中。政策科学正是在吸收其他学科尤其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统计学、运筹学、系统分析以及哲学和数学等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戴维·伊斯顿在载于《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的《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一文中这样描述政策分析或政策科学发展:“在研究解决〔环境污染、种族的和社会的和性别的平等、战争〕这些紧迫的社会问题的过程中,这个时期〔即60年代末、70年代初〕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结合,对知识的应用投入了巨大的力量。我们在迅速和广泛发展的所谓政策分析运动中,亲眼看到这一点。不夸张地说,数百个学会建立起来了,不仅是为了理解政策的形成和贯彻方式,而且为了系统阐述帮助解决目前所有紧迫的社会问题的政策选择……。这样,政策研究重新唤醒了早些时候各门社会科学一体化的希望,至少在知识的应用上如此。”(注: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3)区域研究(或地区研究)。 这也是一个跨学科或多学科的研究领域,二战前已经出现,二战后迅速发展,起先出现在美国,随后扩展到西欧各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区域研究的对象、范围是“区域”——即被假定在文化、历史和语言等方面具有某种一致性的地区;研究者来自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以及人文科学的各学科,也有少量自然科学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某个地区的历史与现状、政治、经济、文化及科技等方面。区域研究是美国大学的科研及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所有研究性的大学都设有各种区域研究所(中心),主要涉及的“地区”有:东亚(中国或日本)、东南亚、南亚、欧洲(或西欧)、苏联(俄罗斯)、东欧、中欧、拉美、中东、非洲等。区域研究所(或中心)的人员大多来自于其他学科,也有少量的专职研究人员及职员。这个领域之所以首先在西方尤其在美国兴起,有其政治原因及动机。随着战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发挥领导作用的加强,需要了解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及历史,需要对某一地区有“专门知识”的专家,为政府制定及执行相关政策(尤其是外交和国防方面的政策)服务。区域研究的目的正是要培养这一类专家。 那么,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实现的?或者说,其杂交化及整体化的方式是什么?应该说,途径或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研究方法的移植、模仿和渗透;研究主题或对象领域的交叉、重合或融合;概念、假定和理论的相互借用等方式。 首先,方法论的成熟程度及独特性是一个学科“范式”或“研究纲领”中最基本的构成因素之一。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和整体化趋势,首先是通过方法论上的移植、模仿和渗透来实现的。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这几个以探求普遍规律为目标的社会科学主要学科,从一开始就以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为榜样,继承经验自然科学的传统,追求知识的客观性、可证实性以及解释和预言。在其形成和发展历程中,各个社会科学学科普遍地应用自然科学及数学的方法,如观察、实验、归纳、类比、概括、模型化等;随着战后科技革命的展开以及科学方法论的进展,各门社会科学学科纷纷借助于系统分析、控制论、运筹学、数理统计、计算机模拟、博弈论等当代科学方法论及分析技术。而且,各门社会科学在模仿、移植或利用自然科学和数学的一般方法论及分析技术的过程中,也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一旦一种新方法被某门社会科学所应用并取得成功,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就会跟上仿效。根据美国学者P·戴辛在《社会科学的发现模式》(1971 )一书中的说法,社会科学的方法可以归纳为四类,即实验法、调查法、参与观察法和形式化方法。实验法最早被心理学家所采用,后广泛应用于社会心理学,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后来也普遍采用这种方法;调查法是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尤其是市场研究)共同使用的方法;形式化方法最初产生于经济学,后来被广泛地运用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经济学在这方面对许多社会科学产生了示范效应);参与观察最初来自于人类学,目前在社会学、政治学、组织理论等领域中有大量的运用。自然科学和数学方法的应用以及各社会学学科方法的相互借鉴,一方面使社会科学学科的科学化、形式化的程度日益增强,另一方面使它们各自方法论和切入问题角度的独特性削弱,学科的差距缩小,逐步靠拢或趋同。 其次,研究主题、对象范围的交叉、重合或融合。社会科学的基本功能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者日益关注当代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的解决,逐步由以学科为方向,转移到以问题为方向的研究途径或知识产生方法。这在客观上推动了各学科的研究主题或对象范围的交叉、重合或融合。早在50年代,社会学就将“政治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列为它的两个重要的、常规的分支领域;政治学家日益将它的研究范围扩展到国家、政府、政党这些正式的政治体制之外,把原来属于社会学研究主题的非正式组织或体制及过程,如利益团体(压力集团)、社区、抗议运动等纳入自己的视野,并日益关注经济过程及其与政治过程的相互作用。当代经济学家也同样关注经济与政治的整合研究,这导致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衰落了的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复兴,即所谓“新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及其在经济理论研究中地位的日渐显赫。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经济学途径”)来研究传统的政治学主题(国家、政府、阶级、利益团体及权力关系等),在当代是一种时髦的做法,在这方面,当代西方经济学思潮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及新制度学派是典型。此外,当代经济学家也十分注重经济史的研究,日益介入传统史学的领域,现在,经济史研究已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这种研究主题、对象范围的交叉、重合或 融合,进一步使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越来越不纯粹,学科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对历史的关注并不是那群被称为历史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对社会学方法的运用也不是那群被称为社会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同样,经济学问题也不只是经济学家才有权研究。事实上,经济问题对一切社会科学分析都是极其重要的。我们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说,专业历史学家对历史解释、社会学家对社会问题、经济学家对经济波动就一定比其他社会科学家知道得多。”(注: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6页。) 第三,概念、理论的相互借用。这是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杂交化、整体化的又一途径或方式。概念的提出、应用和传播是一个学科概念发展的三个基本阶段,概念在各学科的交叉、杂交中起着中介或桥梁的联系作用。列宁说过,概念或范畴是人类认识之网的“网结”。每个学科的新概念都有可能对其他学科的发展产生影响,因为人们可以借助这些新概念来观察世界,进一步加深或拓展对因果关系的认识。曾有学者作过统计研究,认为在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中,政治学引进、借鉴其他学科概念的数量最多,从其他学科那里借用的概念分别是:社会学概念22种;人类学和经济学的概念各12种,心理学和法学概念各9种,新闻学概念5种,生物学、数学、社会心理学、统计学和神学概念各2-3种;“纯”政治学概念只有9种。有一种说法,认为30年代政治学开始借用一部分法学理论;50年代吸收社会学、史学理论以及少量哲学理论;70年代引进领域扩展到心理学及数学理论;80年代以后日益转向经济学理论。D·E·梅亨利在《比较政治学研究生核心课程的调查总结及分析》(1988)一文中对美国32所大学所设立的比较政治学专业研究生课程进行了归纳和分析,整理出一份核心课程表,共21门课,其中有15门课属于交叉研究或杂交领域,包括发展研究(发展经济学)、政治文化(政治人类学)、精英理论(政治社会学)、依附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团体理论(社会学分支)、功能主义(比较人类学)、系统论(生物学)、阶级理论(社会分层)等。而按照拉尔夫·H ·特讷在《寻求认同的美国社会学》一文中的说法,社会学在其发展历程中(尤其是50年代以前),与人类学关系密切,社会学家往往吸收人类学的经验,借用人类学的概念,早期社会学家从人类学那里借用了“文化”概念,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从人类学的结构功能主义借用“结构-功能”概念;随着70、80年代对功能主义的反叛及一股上升的社会结构解释文化的趋势的出现,社会学日益转向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从这些学科中借用概念、理论及模式。对社会结构兴趣的加深,使社会学家的注意力重新引向长期被忽视的政治学的“权力”与“冲突”概念,这两个概念成为60年代及随后突起的政治社会学的中心议题。与此同时,社会学家频繁地转向经济学,以寻找组织和个人决策模式,70、80年代,这种模式在社会学中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扩散,以至于“合理性”、“自利”一类的概念在社会学中也流行开来。(注:参看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8页。) 理论的相互借用,也促使了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交叉、融合。根据M·因特里加托在《行为科学间的相互依赖》中对社会科学理论相互借用方面的分析,经济学把竞争理论、结构模式、效益理论和决策理论分别输出给政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分别把政治学的组织理论、权力理论以及权力均衡论引入各自的学科之中;社会学的科层制理论、社会体系论和混沌学说,分别被经济学、政治学和心理学所吸收。每一学科为解决本学科的问题及促进本学科的发展而引进、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 三、评价与启示 综上所述,从二战结束到今天,在经历了半个世纪孕育之后,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的趋势已清晰可辨。正如华勒斯坦等人所说:“多学科的发展趋势业已十分明朗,不管人们对此怎样评价,它对学科的组织形式所产生的后果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在1850年至1945年期间,用以给社会科学知识活动归类的名称一直都在不断地减少,最后只剩下寥寥几个公认的学科名称。然而,1945年以后却出现了一个反向的曲线运动,新名称层出不穷,并且都获得了适当的制度化基础:大学里新的研究规划甚至新建的系,新的学术团体,新创办的期刊,以及图书馆制定的新的分类目录。”(注: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1页。) 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中的这种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基本趋势出现,其积极作用就在于:第一,它融合了不同学科的“范式”(尤其是研究方法及程序、研究主题、基本假定、概念、理论等),加强了各学科之间的交流,打破了以往专业化垄断现象,拓展了研究范围及研究主题,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或转换了研究视角,形成大量交叉性、综合性、横断性和边缘性的新学科,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科学的知识内容。 第二,它用“以问题为中心”的新知识产生途径(方式),取代旧的“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方式)。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所采用的基本上是一种“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它们彼此划界,严格限定研究的范围,在本身的学术框架内活动,并产生关于界定为本学科问题研究的知识。当代社会科学创造了“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它从各学科不同的侧面或视角展开对同一问题的研究,从而促进了社会科学不同领域学者的交流与合作,大大拓展或加深了对相关问题的了解。 第三,与这种“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密切联系,当代社会科学知识的实践性、应用性或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大大增强。尽管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也宣称要解决社会问题,但是,它们所追求的是可以证实的经验理论,基本上属于学术研究,而不以帮助政府提出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的政策方案为己任。当代社会科学仍然遵循科学的传统,为社会知识的客观性而努力,但它更关注当代人类以及各国或地区所面临的复杂社会问题的解决,为社会知识的日益增加的应用性而奋斗,它把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视为天职。 第四,推动了大学以及思想库的社会科学的教学、研究与应用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学科的制度化或社会建制,本身就是当代社会科学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整体化趋势的一个重要内容,随着各种交叉、综合性新学科的出现,西方各主要大学及时调整社会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体制,创建从事这些新学科领域的教学与研究的系、所、学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各种跨学科研究中心或研究所的创立、以及注重知识应用的思想库的兴起,对于打破传统的社会科学各系、所、学院的僵化体制以及彼此之间的封闭、分割状态,形成灵活的体制,对于加强各学科知识和人员的交流,增加社会科学知识对解决社会问题的应用,增强其生机活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然而必须指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在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或者说遇到了一些障碍。一是整体化与专业化的关系问题。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界限已经模糊,学科分类已难以做到清晰。但是迄今为止,社会科学内容的专业分工仍然存在,社会科学教学、研究及应用的体制,仍然以传统的学科分割作为基础(按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设立系、所或学院,仍然是大 学最基本的社会科学教学与研究的建制)。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种以传统学科为基础的专业分工将继续存在。学科的确可以起到锻炼头脑、疏导学术能量以及便于知识的归类的作用。因此,如何处理整体化与专业化的关系,就成为21世纪西方乃至全球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 二是同行专家的评价与认可问题。由于大量的交叉性、综合性、横断性、边缘性学科的出现,使得从事这些领域研究的学者尤其是先驱者的学术成就的承认,成为问题。按照以往的传统,研究成果只能在本学科的专业刊物上发表,其他方面的成果不论多么优秀,只要在其他刊物上发表,往往被视为异端,不被当作本学科、专业的成果。美国学者J·科尔和S·科尔在《科学界的社会分层》(1972)一书中曾指出, 科学家的专业身份与科学成果的认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马太效应”,不能达到一视同仁的“普遍主义”原则。这就抑制了人们从事跨学科交叉研究方面的热情与积极性,妨碍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的迅速发展。 三是跨学科交叉研究中不同学科的交流问题。这是跨学科交叉研究中深层次的方法论基础问题。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认为,相互竞争或对立的科学理论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不同学科共同体所使用的语言也是不可翻译的。既然如此,在跨学科交叉研究中,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如何做到充分完全的交流,各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如何真正得以融合贯通,就成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方法论基础问题。 对于跨学科交叉研究中遇到的这些问题,国外学者做了不少研究。他们认为,在学科与跨学科研究之间,形成某些难以解决的“悖论”。美国学者J·T·克莱因在《跨学科的历史、理论和实践》中指出:学科的局限,与跨学科研究为打破这种局限,必然出现“悖论”;法国学者J·P·雷斯韦伯在《跨学科方法》一书中认为,跨学科方法反对学科的垄断,打破了科学的传统的统一体系,动摇了以分化为主旨的科学体系,但同时又在进行新的分化,跨学科研究出现了一种悖论。 如何解决跨学科研究中遇到的这些问题?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召开的第二次国际跨学科会议所发表的《巴黎宣言》提出了这样的思路:跨学科研究并不寻求建立科学与传统之间的结合,而是探求使两者相互作用的方法,使两者在高度差异的基础上统一;日益显著的专业化趋势已把科学与文化分离了,跨学科性在承认专业化价值的同时,力求通过重新创立文化的统一和重新发现生活的内在意义而超越这一价值。的确,面对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不断加强、而传统的学科专业分工依然起作用这两者并存的局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承认专业分工的差别的基础上,注重跨学科交叉研究,加速各学科的融合与统一。 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整体化趋势,对于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社会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迪意义。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社会科学领域(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研究与教学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理论应用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国外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日益与发达国家同步、接轨;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整体化也在逐步成长壮大,涌现出大量交叉、综合、边缘、横断学科,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管理科学、未来研究、政策分析、区域研究等已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生力军。 但是,毋须讳言,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中一直存在着一些障碍性的因素,妨碍或制约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的进一步发展与突破。这些问题或障碍主要有:一是体制僵化、臃肿、缺乏活力。各系、所、学院(研究院)一直沿用传统的社会科学的专业分工设置,这些研究与教学单位彼此分割,相互封闭,自成一统,没有足够的联系沟通的机制与渠道;二是社会科学的学科、专业的划分过细、过杂,学科专业设置老化,教学内容也相对陈旧;各学科之间没有充分的交流与融合,跟不上当代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发展的步伐;三是社会科学研究及教学,与社会实践、社会需要脱节,不少社会科学工作者仍然习惯于在大学或研究所的“象牙塔”做“纯”学术研究,不愿意、或无力从事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与解决;而另一方面,政府、企业和社会仍然不懂得充分利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来为决策与管理服务,学界与政界、企业界及社会之间,并未真正形成中介或桥梁。 面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克服这些困难和障碍。一种可供参考的思路是,跟踪、研究当代国外社会科学中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文化整体化的发展趋势,借鉴其成功和合理之处。例如,大力发展交叉、综合性新学科,加大应用性研究的比例;加强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合作与交流,设立大量的跨学科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创建注意社科知识应用的思想库;调整社会科学的学科、专业及课程设置,扩大一级学科的比例,减少二级学科(专业)的数量;更新或充实社会科学各学科专业的课程内容,增加按一级学科设立课程的比重,引入综合、交叉、前沿的学科知识及方法论等等。 应该说,近几年来我国高校和社会科学院系统的研究及教学体制改革,基本上顺应了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这种杂交化和整体化的潮流。一些大学和社科院(如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加大了跨学科交叉研究的力度,成立了不少旨在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和知识应用的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如国情研究中心、政策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等);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近期对大学教育的学科专业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本科生专业由原来的500多个压缩合并为250个;研究生专业(二级学科)由654种压缩合并为381种;相应增加了一级学科的数量,由原来的72种增加到88种;各种社科研究基金大大增加了对交叉性、综合性、前沿性学科以及应用性课题研究的资助;如此等等。简言之,当代社会科学的杂交化和整体化趋势正在悄悄地改变着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教学及应用的格局。 社会科学论文:教学《社会科学基础知识》引发思索 有人说,地球的颜色是绿色的,她孕育着生命,预示着人类的诞生和未来。我说,她是生命的摇篮,人类的母亲,她把全部的爱无私地奉献给人类的子子孙孙。她的确很大,幅员辽阔,但不是无边无际;她的确很美,山青水秀,但不是青春永远;她的确很富,资源广博,但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如今,地球生态环境已被人类活动严重破坏。尤其是水的污染更为突出。 水是地球上万物的命脉所在,水滋润万物、哺育生命、创造文明。中国水资源的分布极其不均匀。中国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于500立方米,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所需1000立方米的临界值。北方许多大中城市因缺水造成工厂停产或限产,损失的年产值达1200亿元,南方一些城市也陆续出现水荒。目前全国600多座城市中,有300多家缺水,其中严重缺水的有108个,缺水量约为1000万吨/天左右。几百万人生活用水紧张。 面对“滴水贵如油”的水资源,而人类对它的浪费和污染却是令人痛心的:据统计,全世界污水排放量已达到4000亿立方米,使5.5万亿立方米水体受到污染,占全世界径流总量的14%以上。 一、石家庄水污染及主要污染物 水体污染和水资源短缺是石家庄市水环境面临的两个严重问题。由于气候变劣和生态环境破坏等原因,区域内地表水径流量减少,地下水超采严重;城镇污水排放、工业废水排放及广大农村地区超量使用化肥与农药等农用化学物质,使地表水环境质量难于根本改善。 地表水 市域河流总长为1536.4公里,其中常年干枯河段占25.21%,季节性有水河段占32.66%,在常年有水的648.2公里监测河段中,河流污染状况十分严重。 石家庄市主要监控的地表水体包括辖区内的两大水库(黄壁庄水库、岗南水库)和地表河流。 岗南、黄壁庄水库是石家庄市的重要地表水源,承担着每天40万立方米的城市供水任务。由于岗、黄水库水源地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有效地控制了水库水质的污染加剧趋势,除总磷和总氮两项指标外,两个水库的水质基本达到并保持在国家地表水二级标准范围内,但由于受上游来水和汇水区范围内面污染源的影响,两大水库氮、磷污染问题不能得到根本解决。 市区南部,源于鹿泉市上寨乡五峰山,由赵县东南部出市境,全长80公里,是石家庄市区、栾城县、赵县和鹿泉市排污泄洪河道,同时承担着栾城县、赵县沿途农田的灌溉功能。由于接纳了石家庄市区的绝大部分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沿途又汇入了栾城县、赵县、鹿泉市的部分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该河实际为一条排污河,河水常年呈黑臭状态,有机类污染严重。 滹沱河作为石家庄市的母亲河,是市域内的最大河流,也是海河流域上游一条重要支流,她发源于山西省繁峙县,在石家庄市境内全长237公里,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全局性的支撑作用,沿河地区已发展形成一条连接冀晋的经济走廊。目前,河流上游建有两座大型水库(岗南水库、黄壁庄水库),水质较好,河流下游从正定县开始水体水质为劣V类,水体中首要污染物为化学需氧量和生化需氧量。 地下水 石家庄市地下水资源短缺,地下水采补矛盾突出,地下水位埋深增大和地下水降落漏斗面积扩大的程度难以得到根本控制。地下水水位漏斗面积呈逐年增加趋势。 二、石家庄水污染危害与影响 色度:许多工业废水会使河流变浊变黑,不但有碍观瞻,而且会干扰阳光照射河水,妨碍光合作用进行,影响水中生物生存。其中,以纸厂,染料厂,皮革厂等污染最严重。 温度:有些工厂排放高温废水,使河水温度增高,水中含氧量减少,正常水生物不能适应,并会降低水的净化能力。会排放高温废水的工厂有炼钢厂、石化工厂、纸厂、食品加工厂、火力及核能电厂等。 毒素:金属、石化、农药等工厂排放的废水,常具累积性毒素,可能引发各种生物性病变,甚至导致生物体死亡。 铅: 对肾脏、神经系统造成危害,对儿童具高毒性,致癌性已被证实 镉: 对肾脏有急性之伤害 砷: 对皮肤、神经系统等造成危害,致癌性已被证实 汞: 对人体的伤害极大,伤害主要器官为肾脏、中枢神经系统 硒: 高浓度会危害肌肉及神经系统 亚硝酸盐: 造成心血管方面疾病,婴儿的影响最为明显(蓝婴症),具致癌性 总三卤甲烷: 以氯仿对健康的影响最大,致癌性方面最常发生的是膀光癌 三氯乙烯(有机物): 吸入过多会降低中枢神经、心脏功能,长期暴露对肝脏有害 四氯化碳(有机物): 对人体健康有广泛影响,具致癌性,对肝脏、肾脏功影响极大 污水种的粮食卖石家庄:子牙河水系的黑色幽默 石家庄赵县的沟段,未到河边,浓浓的臭味先至,只见乌黑的污水穿桥而过,沟边一些树木干枯死亡。邢台市环保局一位负责人说,沟段每日污水高达10万吨,主要来自石家庄市的造纸、制药等废水。记者看到,沟两岸玉米等庄稼青青,长势喜人。记者问曹务屯村一位村民,是否用污水浇地,他回答:"不用污水用啥,这水毒,菜一浇就死,只能种麦子、玉米等作物。"记者问吃不吃这地里的粮食,老农笑笑说:"不吃,全卖给石家庄。" 三、石家庄水污染防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是一部控制水污染的基本法,控制范围十分广泛,包括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等地表水体以及地下水体的污染防治,主要措施如下: (1)在开发、利用和调节、调度水资源的时候,应当统筹兼顾,维护江河的合理流量和湖泊、水库以及地下水体的合理水位,维护水体的自然净化能力。 (2)新建、扩建、改建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和其他水上设施,必须遵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 (3)依法划饮定生活用水地表水源保护区。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保护区分为一级保护区和其他等级保护区。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取水口附近可以划定一定的水域和陆域为一级保护区。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一级保护区外,可以划定一定的水域和陆域为其他等级保护区。各级保护区应当有明确的地理界线。 (4)防止地下水污染,禁止企业事业单位利用渗井、渗坑、裂隙和溶洞排放、倾倒含有毒污染物的废水、含病原体的污水和其他废弃物。 人工回灌补给地下水,不得恶化地下水质。 但是,提倡生态文明就是否定工业文明吗 ?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要求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提倡生态文明是否意味着否定工业文明? 党的十七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同时强调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生态文明是在扬弃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后工业文明”,是人类文明演进中的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建立在把“人—社会—自然”看作是一个辩证、发展、整体的生态科学世界观的基础之上。它把人与人化自然(社会)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把人类的整体利益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崇尚“节约自然资源”、“尊重大自然的价值与权利”,追求“人—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和谐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把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与美丽看作是全人类根本利益之所在和基础。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常识普及政策 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做好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工作,必须充分认识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战略意义,针对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面临的形势,坚定不移地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多渠道、多角度探索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新思路、新举措,从而全面提高全民族哲学社会科学素质。 一、加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战略意义 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生产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自身发展规律的学问,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指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哲学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是自然科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必经环节。繁荣发达的哲学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进步的基础,只有依赖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正确价值导向,自然科学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造福于人类。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有效手段。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既可以为现实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重要的是它将为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全面进步营造良好的思想和精神氛围。在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先进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对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极为重要。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和伟大的民族精神要始终继承与发扬光大,就要依靠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特别是大力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与传播。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人的全面发展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趋势。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文盲率较高,且基础教育还不能适应社会迅速发展的需要,公民素质偏低。公众的科学素养偏低,已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竞争力提高的关键因素。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大力推进社科普及,有利于培养公众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形成尊重科学,求真务实的风尚;有利于公众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认识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提高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利于增强全民族的民主法制意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自觉性,提高民主参与、民主监督和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能力;有利于公众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际关系,在全社会确立符合社会主义伦理要求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道德规范;也有利于公众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品位和质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必将在更高层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新时期社科普及工作的形势 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文化的全面交流与渗透使社科普及工作任务异常艰巨。当今世界正处于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不仅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发展,而且也深刻影响着世界各国的政治、文化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把各民族文化带人了全面的交往中,使文化的经济功能和政治渗透功能紧密结合。面对经济全球化这个不可逆转的世界大潮,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管是否愿意,都要自觉不自觉地融人其中,否则,就会失去生存的空间。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有积极方面的影响,也有消极方面的影响。首先,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人类的普遍交往,使得不同文化之间,尤其是东西方文化之间大大增加了相互了解的机会;同时,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管理经验以及其他方面的文明成果在国际上的广泛传播,为不同民族的人们打开新的文化视野,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环顾世界,审视自己的文化;通过对世界文化的了解,可以进一步加深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以便采取相应的政策推进文化的发展。其次,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丰富的文化资源。 当然,经济全球化也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带来了消极的影响。首先,某些西方大国仍然坚持冷战思维,推行“西化”、“分化”战略,从而加剧了东西方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其次,经济全球化虽促进了人类的普遍交往,但同时也宜扬了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思想、文化帝国主义思想,传播了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种种歪曲和攻击,支持海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甚至是邪教分子进行颠覆活动。 为此,我们必须正视经济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影响,结合中国实际,加大民族优秀文化的教育和传播,大力宏扬民族优良传统,在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的指导下,积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同社会转执时期矛质凸显,和谙社会建设对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人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确保社会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要环节。哲学社会科学作为分析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论工具,对协调个人惯性与社会变化、润滑发展中的社会和谐关系,具有特别的意义。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宜传和普及,让哲学社会科学走进百姓生活,让人文精神渗人千家万户,是化解人民内部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和谐社会建设迫切需要广大社科工作者坚持“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针对百姓关注的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释疑解惑,舒解公众的不良情绪,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通过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民众法律意识,培养公民法律理性,从而增强公民通过正当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和自觉性,促进社会的有序与稳定;通过人文社科知识讲座和报告会,向大众阐释和谐文化精神,倡导人文关怀,养人心志,育人情操,以文化育和谐。 信息与网络技术的迅速发 展使社科普及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网络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行为产生了并正在产生着重大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正在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改写着社科普及工作的历史,使社科普及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网络宣传形式的综合性将增强社科普及工作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辐射力;网络的开放性、现代性将为实现社科普及工作科学化、现代化提供前提条件;网络有助于提供个性化服务,满足个性化需要,增强社科普及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网络的超时空、全天候性,有利于社科普及工作的经常化;网络的等时共享性、即时播发性和快速传播性,将大大提高社科普及工作的效率和效益。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对于社科普及工作来说既意味着机遇,也意味着挑战。其一,网络增大了舆论管理、舆论监督和舆论导向控制的难度;其二,网络传播方式对社科普及工作者的素质提出了新要求;其三,网络传播方式迫切要求社科普及工作者转变传统的社科普及工作理念和思维。 回立法滞后,经费无保障,社科普及工作未得到应有重视。与自然科学相比,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立法相对滞后,哲学社会科学的宜传和普及基本处在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状态。由于长期以来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哲学社会科学普及的重要性尚未被全社会充分认识和重视,一些人将“科普”仅仅理解为自然科学的普及。尽管很多有识之士近年来都在呼吁,要加大哲学社会科学传播力度,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提高人们人文社会科学素质,但在实际工作中,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往往被置于无足轻重、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地位,严重制约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和其服务社会功能的发挥;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没有真正纳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其专项经费目前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列入同级财政算,使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制度建设和长期发展计划难以得到完善和落实。 闪会众对社科知识雷求增长较快,社科普及产品供给不足,会众获取社科知识的梁道不畅。 经济社会生活的迅速发展和变化,使公众对社会科学知识的需求在迅速的增长,尤其是经济学、管理学等一些实用性较强的社科知识。虽然近些年来社会各界对社科普及工作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但社科普及工作仍然没有摆脱困境,社科普及的形式、内容、方法同社会发展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哲学社会科学普及资源缺乏有效地组织整合,其宜传和普及仅限于一定的范围,不能有效地夜盖社会各个层面,难以满足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与广大人民群众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需求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三、搞好新时期社科普及工作的对策与建议 问加强社科普及工作自我宣传,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和重视社科普及的良好氛围。搞好新时期的社科普及工作,首先要普及的是有关“社科普及工作的重要性”的理论和知识,我们要通过各种宜传手段和方法,让全社会充分认识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不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包括繁荣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发达的自然科学,也应该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促使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和重视社会科学普及工作。 目以社会普遥关注的热点问题为重点,扩大普及内客的洒盖面。社会在发展,新生事物在不断涌现,人们需求的知识内容也在不断变化。这就要求社科普及工作者要深人实际,面向大众,善于抓杜会的热点难点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普及工作。一方面,要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开展理论宜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统一思想,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但我们也要注意社科普及不能等同于党的思想政治宜传工作,社科普及应该有更广阔的舞台和更丰富的内容。另一方面,社科普及工作要以“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为原则,以“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树立科学观念,提倡科学方法”为导向,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目标,不断拓宽普及知识面,把社会科学领域不断更新的理论、知识和方法纳人到普及的内容。要使社科普及工作真正做到与时俱进,起到引领和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 闰创新方式方法,实施社科普及品牌战略。 目前,社科普及形式多采用办学、办班、讲座、知识竞赛、展览、编写普及读物、在刊物上开辟科普专栏、成果交流、科技咨询、信息服务等。随着社会需求的不断扩展,新颖的普及形式将会不断出现。我们应该根据普及工作的不同对象、不同层次、不同要求,采取灵活多样的普及形式,而不能仅仅拘泥于某一种或某几种固定模式。只要适应社会和大众所求,方法适宜,路子对头,任何普及形式都可以探索。 网络的优势是明显的,它具有综合性、开放性、现代性、全天候性、等时共享性等特点。我们要充分利用它的优势和特点,运用社科普及网站、网业等不同于传统媒体的方法和手段,进行独具特色的网络社科普及,占领网络宣传主阵地,宏扬网络宜传主旋律,引领积极、健康、向上的网络主流文化。 做好新形势下的社科知识普及工作,还有一个比较成功且值得推广的方法是打造立得住、叫得响的公益性品牌,以凝聚力量、聚集人气。如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等品牌节目,能够有效起到激发学习兴趣、掀起学习热潮的效果。 回拓宽经费来源梁遗,建立德定的社科普及经费保津机制。稳定充足的经费来源是搞好社科普及的重要保障。首先,要积极争取政府加大投人力度,各级政府要将科普经费列人同级财政预算,逐步提高科普投人水平,改变当前很多地方一搞活动就要“请示、化缘”的尴尬局面 社会科学论文:建设高素质哲学社会科学队伍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我省高校社会科学系统和社会科学研究系统,正按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署,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职业精神职业道德学习教育活动,这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迫切需要,是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迫切需要,是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过硬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迫切需要,必须认真抓好,切实抓出成效。认真搞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进一步增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运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统领哲学社会科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指导思想,更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须臾离不开的根本指针。深入学习、广泛宣传、全面贯彻、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全党的一项长期任务,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历史责任。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定要不断增强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自觉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推动工作,指导实践。首先,要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争先锋。要联系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的新变化,联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联系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新探索,进一步拓展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视野,不断深化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的认识,在解决好自身真学、真懂、真信问题的同时,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其次,要在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当表率。要自觉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研究,使之贯穿于学科建设、教材编写、课堂教学、课题研究、学术交流、成果评价等各个环节,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各个方面。要把是否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判断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向的根本标准,把是否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衡量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重要尺度。第三,要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做模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既要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真诚信仰者,热情宣传者,更要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忠实实践者。每一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要自觉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凡是符合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事情就满腔热情地去研究、去宣传、去实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提出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是我们党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也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个新飞跃。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把学习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学习贯彻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深入研究科学发展观,大力宣传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 认真搞好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学习教育,进一步增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绝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 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和结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处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言以蔽之,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认真学习,真正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将其运用到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各项工作中。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蕴涵在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可以说是博大精深,在具体实践中,要注意把握其精髓。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问题上,应特别注意把握住两点:一是要始终站在真理的立场上来观察和处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它的真理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说到底就是一个不断探求真理、发现真理、服从真理、捍卫真理、发展真理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穷尽真理,只是开辟了一条通往真理的光明大道。马克思主义者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作为一名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不断追寻真理,一切服从真理,敢于坚持真理,坚决捍卫真理,努力发展真理,自觉地和真理站在一起。二是要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观察和处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和真理性是统一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为全人类谋解放、谋幸福的理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以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无论是搞教学还是搞科研,都要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重去考虑其社会效果。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问题上,也应特别注意把握两点:一是要坚持实践的观点。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第一和最基本的观点。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动力和目的,是检验认识的惟一标准。马克思主义重视理论,但更尊重实践。当前,我们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的攻坚阶段,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必须在实践中去探索,去总结。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在头脑中树立起实践的权威,满腔热情地投身到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实践中去,在实践中经受锻炼,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在实践中发现和坚持真理。二是要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决定历史的是“行动着的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同时也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我们党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党逐步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对人民负责、虚心向群众学习、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等一系列重要的群众观点,并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制定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不仅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而且是繁荣和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保证。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模范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无论是搞教学还是搞科研,都要注意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努力从人民群众的广阔而丰富的实践中挖掘研究题材,汲取思想养分,形成真知灼见,创造学术精品。要立足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理论需求,面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火热生活,研究和回答新的实践课题,提出和概括新的实践经验,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力、说服力和感召力。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从总体上说,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具体说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处理问题的方法很多,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全面地发展地联系地看问题的方法,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方法,在处理复杂问题时抓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等等。马克思主义者是动机与效果统一论者。坚持正确的方法,是实现动机和效果统一的重要途径。对于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具体方法,不仅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要认真研究和运用,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同志尤其应该认真研究和运用。 认真搞好职业精神职业道德的学习教育,进一步增强端正学风、文风、作风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养成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先进的职业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搞好学风、文风和作风建设,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建设的基本要求,是繁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重要保证。 首先,要养成和弘扬先进的职业精神。在这个问题上,有以下五点需要认真把握:一是要养成和弘扬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说到底是探求真理、发现真理、服从真理、捍卫真理、发展真理的事业,而探求、发现、服从、捍卫和发展真理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甚至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二是要养成和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既是一项崇高而伟大的事业,又是一项十分清苦的事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耐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三是要养成和弘扬百折不挠的精神。马克思说过:“在科学上面,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合格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具有坚强的意志、矢志不渝的品格,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都不改初衷,不移青云之志。四是要养成和弘扬开拓创新精神。真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追求真理的道路永远没有止境。马克思主义所以具有不可战胜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模范地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正确处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五是要养成和弘扬战斗精神。尤其在今天,马克思主义既需要发展,更需要捍卫。当前,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不仅要提倡探索精神、创新精神,而且要呼唤战斗精神。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义无反顾地去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满腔热情地去宣传,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要理直气壮地去抵制、去斗争。 其次,要养成和弘扬优良的职业道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职业道德上应特别注意以下三点。一是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任何社会中,哲学社会科学都不能游离于政治之外。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既是政治纪律,又是职业道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有很强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时刻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二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是一项面向社会、研究社会、面向大众、服务大众的工作。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以对党对人民对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严肃对待自己的一言一行,认真考虑自身工作的社会效果。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纪律意识。当前,尤其应从哲学社会科学的角度,多做团结鼓劲的工作、正面引导的工作、化解矛盾的工作、维护稳定的工作,为促进我省的“三个文明”建设和构建和谐辽宁作出应有的贡献。三是要淡泊名利,加强修养。从事纯洁而高尚事业的人也应是纯洁而高尚的。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不断加强自身修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侵蚀。要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堂堂正正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做事,老老实实地做学问,以良好的思想和道德风范,树立和维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良好形象。第三,作为一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养成良好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的同时,还要特别注意端正学风、文风和作风。学风问题,说到底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是使马克思主义束之高阁,还是使其与中国改革和建设的实践紧密结合的问题。全党的学风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风,关系到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文风问题说到底是动机与效果、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问题,文风的好坏,关系到我们的理论能否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我们的文章、著作和报告能否发挥应有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战斗力能否得到充分发挥。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树立良好的学风和文风,最根本的是认真贯彻党的思想路线,求真务实,大胆探索,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要坚持做到严谨而不保守,活跃而不轻浮,锐意创新而不哗众取宠,追求真理而不追逐名利。要讲真话不讲假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新话不讲套话,讲群众听得懂又愿意听的话,不讲群众既不愿意听又听不懂的话。学风和文风建设要靠作风建设来保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一线,注意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在群众中汲取营养,在艰苦生活中磨练意志,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和解决问题,在继承和发展中不断推出学术精品,为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和构建和谐辽宁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理论支持。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浅议 社会科学研究究竟是否需要将事实与价值分开,或有意识地排除价值判断?这似乎是个显而易见的简单问题。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人们暗含的价值观总是或隐或现地影响研究本身。这一问题在东方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成其突出。因此。本文先论述当代西方哲学对这一问题的若干代表性论点,然后再对我国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某些普遍倾向作针对性的评论。 科学价值中立说 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在较长时期内影响了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和认识论。一般认为马克斯?韦伯引入了现代的事实—价值两分的观点。他在《社会学与经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这一经典论文论述了两方面的观点[1]。第一点他吸取了休谟的思想,认为在规范与描述之间、在断言某物实际上是什么与理想上应当是什么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我们加于事物的价值不属于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学关心的是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且解释为什么。自然,科学能够而且必须注意个人和团体在事实上怎样做出评价,但他们却不能从根本上真实地记录这个或那个事物是内在地有价值的,因而是在范畴上应当被评价的。韦伯的第二个论点是有规定性的。他从不认为价值是无足轻重的,也从不宣称每个人,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应当总是避免价值判断。与此相反,他坚持提出指认与评价的区别,二者不容混淆。一个人在表达价值判断时,不应当自称这种判断是得到科学地确认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当社会科学家推崇某种行动时,他们应当尽力地说明自己所说内容中哪些是科学的发现,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议。这是知识分子的真诚品质与尊重真理的原则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学与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判断的严格区别,要求社会科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亨普尔指出,有关科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可以说是围绕着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展开,这就是:(1)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行为,和(2)批判评价和论证科学断言和程序的方法论标准。在科学家的实际行为层次上,价值评价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诱导因素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准则、审慎的思考和个性等等显然会影响科学家对所研究领域、问题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选择。社会和政治价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问题领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励人们赞同某些并无可靠根据的理论。当然,作为一种规律,科学研究中决定采取或放弃一个特定的假设或理论,将强烈地受到认知价值或准则的影响,这反映在他们坚持某种方法论程序的标准上。[2] 正是在构成研究行为的重要的诱导因素这个问题上,价值评价与科学研究相关联。因此,必须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科学史解释科学研究行为时考虑价值评价的作用。然而,这种科学解释在谈到科学家受价值影响的时候,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它在解释科学家接受或放弃一个理论时,并不论证这个理论的合理性,或表明这是个不合理的科学程序。而合理性问题要求的是在可以获得的证据和其他系统的根据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批判的评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科学观,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主张科学理论与证据关系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种标准可用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逻辑关系来表示,由此而为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说提供了依据。按此观点,恰当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的成见、信念或态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违反了科学规范,并可以用对科学以外的价值观的过度依赖来解释研究者违背恰当的科学行为的动机。 与上述科学哲学观点相类似,现代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的鼻祖卡尔?曼海姆也把自然的与文化的区别了开来,把数学、自然科学与宗教、道德、实践领域等其他方面明确区分开来。“可以说,形式知识在本质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内容并不受个别的主体及其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显然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主体事务,它只能由某些主体、或在某些历史时期被接受,而且从个人的社会目的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3] 他认为,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领域则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断言,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非真理的。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高度明确的阐述,对其追随者有权威的明确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个或数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它的接受或推行还往往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要完全服从它,谁的行为就必须完全渗透着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与该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开。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与利益,这就迫使利益与对抗着的人们相互欺骗,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理。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明显。 曼海姆坚持认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观的一切知识,不可避免地都是有党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论点是,像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均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党性的束缚,所以他也承认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这些观点引起了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的争论。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开创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难在于,曼海姆承认,表现阶级立场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导致在科学意义上被认为“真”的那些关于事物性质的理论和发现,因此,问题就转移到这些“真理”是否取决于导致探索和发现这些真理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这一点上。“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既然随着历史时期而改变,曼海姆认为这问题就成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现在假定科学的处理方法和客观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头痛的问题是:任何一种的科学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书中,不同的一页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读者对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 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独特形态的科学主义思想,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实际认为,即使存在阶级或党派观点的相对性,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仍然存在超越主观价值的客观性基础,比如根据经验基础所作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这是我们过去在认识实用主义时所忽视了一个重要论点。 因此,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学发展以后对其根本任务的一种认识论的反思。 在科学知识系统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动排除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干扰,以相对纯化的方式对待其研究,以便适应客观性的要求。 对绝对价值中立说的批评 韦伯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价值中立说的观点,在近数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学家主要是历史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的批评或挑战。库恩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学的积累发展观,论证了科学理论的根本转变不简单地只是对关于事实的增长了的知识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学不同学派之间的转换更像是信仰的转变,没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础可言。劳丹则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家理性行为的适中的观点,指出理性的行动者持有各种目的和关于世界的预设信念,为了合理地接受一个信念,他必须能够限定与自己的目标和信念有关的推理范围。劳丹试图把科学合理性的一般要求与价值论、方法论和事实层次的共识统一起来。 科学实在论者普特南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独特的意义。他公然声称自己要为一种几乎被推翻了的观点恢复名誉,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无论如何也是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因为事实陈述 本身,以及人们据以决定什么是事实和什么不是事实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都预设了价值。普特南指出,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观点是建立在科学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基础上的。怀疑价值判断具有认识功能的一个理由是,它们不能用“科学方法证实”,而且在福柯所讨论的伦理学观点中还强调调,在伦理问题上,人们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许多人相信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满意的论证。但在事实上,对于任意选取的一个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人们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许多人对于科学和很多理论都是可悲地无知,至于科学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学的意义决非仅限于它的实际应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学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与多数主义来证明科学真理的合理性和价值真理的非合理性,这是站不住脚的。[5] 普特南强调,至少有些价值必定是客观的。精确科学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像“融贯性”和“实用的简单性”之类认识上的优点,因此,至少有些价值词项不仅仅代表使用这些词项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们适用的那些事物的属性。如果这些词项不代表理论的性质,而仅仅代表有关人对理论所持有的“态度”,那么像“正当的”、“充分确证的”、“最有效的解释”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观的。因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赖的参项更为客观。因此,至少这些价值词项具有某种客观的用法,即某种客观的正当性条件。同样,对于伦理学判断的主观方面也不能强调过分了。如果说,在科学领域坚持科学是一项客观的事业,并不等于认为每一个科学问题都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学问题也许有一些客观的、不确定的答案,那么,在伦理学领域,某些价值见解是确真的,某些是确假的。“总而言之,某些价值见解(以及某些意识形态)肯定是错误的,某些见解肯定不如其他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伦理学探究是客观的,同坚持根本没有任何不确定性的情况这种愚见,是两码事。”[6] 由此可见,普特南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竭力从两方面来阐述二者之间的融合、统一与制约。一方面,他不同意证实主义和旧实在论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的观点,而坚持科学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与融贯性、正当性、实用简单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要求的统一,科学的客观性与多元性要求的统一。另一方面,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认为至少有些伦理价值是有客观标准或依据的。就认识而言,对于概念构架的任一选择,都是以价值为先决条件的,在选择一个描述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实的构架时,在众多的因素中首先会涉及到人们的道德价值。因此,真理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的理论为先决条件。 普特南试图把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价值有机地、内在地统一起来,既不放弃实在论的客观真理论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实一价值两分的传统观点。其观点属于一种形式的价值真理论,是对那种离开人的能动的认识过程,而仅仅在本体论上强调真理是对实在或事实的纯客观描述的传统实在论的批评。它告诉人们,追求直理的科学不是与人的价值无涉的中性活动。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对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由此而彻底否定事实与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呢?显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断言的,每一个事实都有价值负载,每个价值又都负载着某个事实。这后一命题说明,没有客观性依据的价值不能算作真正的价值。因此,这里的价值又与传统的事实价值两分观点所说的价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观价值。可见对价值的不同解释预设了不同的结论。而从根本上说,价值具有主观与客观两重属性,纯粹的主观价值显然无法与客观性或科学性相统一。这里便存在不同层次的价值问题,客观性与价值只能在科学发展的高层次上统一起来。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 前面论述了当代西方哲学有关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为我们合理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提供了借鉴。 就本来意义而言,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系统的知识探究,因此它在实质上与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有所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基本立场、态度和方法上。从基本立场来看,社会科学以追求关于社会的事实知识或确切知识为基本任务,因而一般不预设立场。真正的社会科学是真诚而无畏的,无须迎合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研究无禁区,一切似乎已成定论或天经地义的东西或结论,都可能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怀疑对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结论或成见,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是“无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多用归纳法、统计法等科学方法,以便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东西。尽管归纳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为了探究事实,社会科学家仍然频繁地使用,包括统计法等科学的归纳方法。 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追随者则与此不同。他们固执地追求信仰,从抽象的观念、原则、口号出发,竭力为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教条主义的顽固态度,对既成的传统和信念不敢怀疑或质疑。其方法大多为演绎法,即从抽象的大前提出发,推演出脱离现实的结论,所以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尽管也打着科学的旗号,但其论证方式却十分繁琐,追求华丽的词句或动听的口号,实质则空洞无物,思维也不讲究逻辑,经常出尔反尔。归纳法和统计方法在意识形态那里只具有纯粹工具的意义,事实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还存在一定的区别 ,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与自然科学更为接近的学科,可以采用经验研究和统计学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学等更具有文化特点和包含更多价值判断的学科,往往与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分不开。然而,当代的一个发展趋势是日益要求人文学科也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学方法和论证方式。比如,伦理学曾被认为只是关于规范价值的学问,但是,20世纪的科学主义者提出了伦理学不能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任务,伦理价值前提应从实际生活的伦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学科如仍停留在传统的相对价值的水平,永远自说自话,无法像科学那样可作广泛而重复的比较和讨论,那显然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将人文和社会科学只当作特定社会集团的学问,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现,甚至提出所谓民族特色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这实际上是将这些学科降至不具普遍意义的私学的水 平,与占星术、风水术没有多少区别了。一门学科只有在成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讨论和验证的学问时,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社会科学也许因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价值因素的考虑,从而有可能影响研究者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看法,但每门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则、范畴或概念,以及公认的研究和验证方法,包括共同的逻辑工具。比如政治学中的国家、政体、民主制、权利等概念及相关学说,用于民意调查的统计方法和一般数学及逻辑方法,便属于这种共同基础性的东西。 当然,如前所述,纯粹的绝对的价值中立在科学研究中也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类似于乌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说,从更高的境界来看,脱离客观性的价值只是主观价值,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然而,这仍然不能说明科学研究丝毫不需要警惕主观价值的束缚或影响,妨碍认识客观性的实现。而且,人的认识与科学发展的高低阶段之分,在时间上也有侧重点先后的区别。可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上解决了事实与价值相对区分的问题之后,才能实现较高层次上统一的任务。 由此来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较低层次的主客不分、科学与意识形态混淆的状况。举例来说,伦理学几乎还没有脱离规范伦理的阶段,对于当前人们实际上如何处理或对待人伦关系,较少作实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从抽象规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诚然,规范伦理是伦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作为科学的伦理学还要从事认定事实的工作,这就需要进行某种程度上价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伦理的“应当”误作“是”。在传统伦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实与规范不分的情况,例如有人把写在经典中的规范伦理与中国社会实际处理人伦关系的事实混为一谈,几乎不指出两者间的区别;更有人将战后日本等东亚社会的成功归结为孔孟之道,对于这些国家在长期传统中形成的带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作如此轻率的概括,更显出概括者社会科学研究常识的欠缺。 至于像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事实与价值混淆、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不分的情况。一些人不懂政策宣传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区别,硬是把“应当”当作“是”,不懂得意识形态与科学并不是一回事。立场相对中立的问调查和事实报告,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问题上,做得还相当不够。有时候则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断。例如,某个新兴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资和城市建设及环境卫生方面做出了显着的成绩,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长期要求机关干部普遍加班加点,休息时间极少,在维护城市卫生时采取了一些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严厉惩罚措施等。这些都是涉嫌违反现有法律、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但有研究者写文章把这些归结为“善良违法”,试图以其行为结果的某些成绩来论证其违法行为的合理性。请注意这里的“善良违法”这一提法,这是用伦理价值判断来限定事实判断。如果有点现代科学的常识,便不会这样来认识问题。因为事实首先是,这些规定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动者的动机是否善意,则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以对动机的价值判断来为违法的行为作辩护,显然是难以服人的。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在“百家争呜”时期多种学派并存竞争,源于民间的学问可以被某些统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现官方垄断学术的局面。只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一切学问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结果是历史、文学、哲学都摆脱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广义的统治术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法学和政治学了。这种情况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学,如天文学为皇帝订立历法服务。当西学经过外国传教士之手传到中国时,官方思想已严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态度。直到20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才最终冲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得以在在中国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争取相对独立的奋斗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得到贯彻,经历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项艰巨的任务。一些人习惯于唯上、唯书,偏偏不唯实, 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制造了许多指鹿为马、改事实、严重脱离实际的“研究成果”,以“遵命为术”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克服传统的体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摆脱各种束缚,取得真知。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较普遍的事实与价值不分的问题。当然,社会科学中的事实与价值,客观性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二者在更高层次上可以统一起来。但在较低层次,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只有解决了低层次的区分问题,才能解决更高层次的统一问题。另一方面,绝对化地理解科学的价值中立,在两者之间划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样也会陷入乌托邦主义,因为我们只能做到大致的区分。 因此,问题正在于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如果把纯粹的绝对的客观性与完全的主观价值当作两个极端,那么实际的研究者总是处在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上。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还处在靠近主观价值的一端,有必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观性那一端,当然,谁也无法奢望达到彻底的客观性这一理想状态,只能尽力做到比较高的客观性。反之,毫无客观性的自觉要求,让科学与主观价值混淆不清,那就连起码的科学性也无法保证。 社会科学论文:巩固五五普法成果服务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五中全会对加强全民法制宣传教育提出明确要求;党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五个五年规划》;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总书记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就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作出重要指示,为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指明了方向。—,我国在全体公民中实施了第五个五年普法规划。五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和全国人大有力监督下,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和各地各部门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面实施“五五”普法规划,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保障和促进“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坚持突出宪法的学习宣传,各项法律法规得到广泛传播 各地各部门坚持以宪法为核心,深入宣传各项法律法规知识。一是突出加强宪法的学习宣传。组织开展了以“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主题的法制宣传活动,举办巡回报告78600多场次,直接听众达2600多万人次。每年“12·4”全国法制宣传日,、司法部、全国普法办都确定宣传主题,指导各地各部门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宪法知识,弘扬宪法精神。各地各部门把宪法纳入普法重点对象法制培训内容,加强宪法知识考试考核。二是深入开展国家基本法律的学习宣传。深入学习宣传与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深入学习宣传民事、刑事、行政实体法和程序法,在抓好日常宣传教育的同时,积极利用各项法律颁布实施周年纪念日,组织开展集中宣传,收到了良好效果。三是切实加强新颁布或新修订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编写新法知识读本40多种,免费发放1200多万册,发放张贴宣传挂图2500多万张,使各项法律为人民群众及时了解。四是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融入法制宣传教育全过程,重点抓好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教育,促进全社会牢固树立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的理念。通过学习宣传,全社会学习宪法、崇尚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权威的氛围更加浓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学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进一步增强,进一步夯实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 (二)坚持以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农民为重点,全民法制宣传教育深入推进 坚持分类指导,区分不同对象,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一是领导干部学法用法不断深入。坚持党委(党组)理论中心组学法、举办法制讲座、党校和行政学院设置法制课、考试考核等,推进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五五”普法期间,有24600多人次省部级领导干部、41.53万人次地厅级领导干部参加了法制讲座,各级领导干部依法执政、依法决策意识和能力进一步提高。二是公务员学法用法不断深入。加强公务员岗位职能法律知识培训和考试考核,共培训公务员4200多万人次,公务员参加法律知识考试2700多万人次,98%以上的公务员达到了每年法律知识学习、培训不少于40学时的要求,公务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和服务社会的能力进一步提高。三是青少年学法用法不断深入。坚持课堂教育与课外教育相衔接,努力抓好课堂法制教育,广泛利用第二课堂开展寓教于乐的法制教育活动,在校青少年学生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法制教育,增强了遵纪守法意识,提高了自我保护和抵御违法犯罪侵害的能力。四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学法用法不断深入。组织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法律知识培训3.35万多期,培训人员290多万人次,举办讲座、报告会5.13万多场次,参加人员620多万人次,提高了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依法经营、诚信经营和依法管理的能力。五是农民法制宣传教育不断深入。根据农村特点和农民群众需要,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制宣传教育,培训农村“两委”干部1200多万人次,培训农民工1.56亿人次,提高了农民的法律意识,增强了依法参与村民自治和基层民 主管理的能力。重点对象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有力地带动和促进了全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全体公民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进一步提高,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依法参与社会管理、维护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进一步增强。(三)坚持以法制宣传教育主题活动为平台,法制宣传教育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围绕“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司法部、全国普法办指导各地各部门组织开展了系列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充分发挥法制宣传教育职能作用,服务和促进了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一是紧紧围绕服务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各地各部门共举办促进经济发展法治论坛、法制讲座、报告会等专项法制宣传活动39.8万场次,开展“提高农民法律素质、促进农村改革发展”等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136万多场次。二是紧紧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大力加强劳动就业、安全生产、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医疗改革、食品药品安全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城市和农村居民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三是紧紧围绕党和国家重大部署、重大任务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围绕改革开放30周年、北京奥运会、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大事喜事,以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四川汶川和青海玉树地震灾害、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西藏拉萨“3·14”事件、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等,组织开展了国庆60周年安保、“人文奥运、法治同行”、“加强企业法制宣传教育、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抗震救灾、“精彩世博、法治先行”、法律进帐篷、法律进寺庙等一系列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为党和国家办成大事、办好喜事、办妥难事营造了良好的法治氛围。四是紧紧围绕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促进社会矛盾化解”为主题,加强与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相关法律法规学习宣传,组织开展专项宣传活动16.2万多场次。针对重点地区、特殊人群开展法制宣传7.6万多场次,开展校园周边整治法制宣传教育活动12.5万多场次。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的开展,发挥了法制的规范、引导和保障作用,有力促进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服务了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四)坚持以“法律六进”为载体,法制宣传教育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在全国组织开展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法律六进”活动,是“五五”普法的一项重要创新。,、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下发通知,对“法律六进”活动进行了精心安排部署,制定下发了实施细则,组织召开了“法律六进”经验交流会和现场会,推进“法律六进”活动深入开展。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制订实施方案,加强考核和监督,确保“法律六进”活动扎实推进,取得了明显成效。深入推进“法律进机关”,坚持机关法制培训、考试、法制讲座制度,组织开展各种学法用法活动,加强机关学法用法工作考核,提高了各级机关依法管理和服务社会的水平。深入推进“法律进乡村”,切实加强农村法制宣传教育阵地建设,广泛开展“送法下乡”、“送法进农户”活动,大力开展“农村法律明白人”、“法制宣传员”培训,广泛利用农村广播站及农民夜校宣传法律知识,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深入推进“法律进社区”,充分发挥普法讲师团、法制宣传志愿者作用,积极整合资源,推进社区普法广场、法制公园、法制长廊、法制宣传电子显示屏建设,开展针对社区青少年、下岗职工、闲散人员、回归人员、流动人员、安置帮教对象、社区矫正人员等人群的法制教育,服务了社区群众,提高了社区依法管理水平。深入推进“法律进学校”,扎实推进中小学课堂法制教育计划、课时、师资、教材“四落实”,组织开展“模拟法庭”、“小小律师辩论会”、“小手拉大手”等课外法制教育活动,加强学校法制教育园地建设,增强了青少年法制观念。深入推进“法律进企业”,利用职工学校、企业宣传园地、举办短期培训班、专题辅导、法制讲座,开展有针对性的法制宣传教育,引导企业员工依法参与企业民主管理,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促进了企业依法经营和管理。深入推进“法律进单位”,发挥各单位自身优势,利用公示牌、宣传册、触摸屏、开放日等多种形式,宣传与本单位业务相关的专业法律,在城市公园、车站、机场、港口等窗口行业单位设立法制宣传栏或电子显示屏,使之成为法制宣传的流动窗口。“法律六进”活动丰富了普法内容,拓展了普法途径和方式,扩大了覆盖面和影响力,增强了针对性和实际效果,使法制宣传教育更加深入基层,更好地服务群众。 (五)坚持以法治创建活动为依托,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坚持法制宣传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深入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一是法治城市、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广泛开展。法治城市和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是“五五”普法的又一项重要创新。在认真总结各地依法治理工作经验基础上,全国普法办下发了创建工作通知和指导标准。各地结合贯彻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制定完善了创建制度,建立了目标考核体系,不断推进创建活动深入开展。到底,全国已经有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41个市(地、州、盟)、1856个县(市、区)全面开展了法治创建活动。底,全国普法办评选表彰了首批266个法治县(市、区)创建先进单位。二是基层依法治理深入推进。“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得到了全面推进,各地建立完善了“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标准和目标考核体系,民政部、司法部分四批命名表彰了1373个“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各地还积极探索开展“民主法治示范社区”、“诚信守法企业”、“依法行政示范窗口”等创建活动,基层依法治理活动形式 更加丰富。三是行业依法治理不断深化。各部门各行业围绕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积极开展各种依法治理专项活动。“五五”普法期间,各部门和行业开展全国性专项整治活动130多次,开展执法检查活动170多次。多层次、多领域的依法治理活动,提升了法制宣传教育效果,有力促进了法治政府建设,促进了社会管理创新,提高了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六)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水平进一步提升 各地各部门努力改革创新,不断提高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水平。一是创新工作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服务群众作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增强了法制宣传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二是创新工作制度。在认真总结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制定完善了各项学法用法制度和法制宣传教育考核评估、监督检查机制。制定了关于加强新闻媒体、网络等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指导意见、关于开展“法律六进”和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等法治创建工作指导标准和意见等。各地各部门从实际出发,建立完善了普法档案、工作考核等制度。目前,全国已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并实施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条例》。各地各部门还把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落实情况纳入年度综合考评体系,促进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任务的落实。三是创新工作载体。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优势,不断拓展法制宣传教育领域。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级电视台开辟法制栏目430多个,县(市、区)级电视台开辟法制栏目1530多个,建立普法网站2300多个。加强城市、乡村公共场所法制宣传阵地建设,法制长廊、法制公园、普法大篷车等成为法制宣传教育的新型阵地。广泛利用公共场所电子显示屏、楼宇电视、手机报、城市公交电视、移动通信等新平台,不断扩展法制宣传的覆盖面和受众群。四是创新工作形式。广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法制文艺活动,共举办各类小型法制文艺演出137万多场次,参加现场观看的群众达1.8亿多人次。“12·4”全国法制宣传日系列宣传活动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已成为法制宣传的重要品牌。 (七)坚持健全完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深入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各地各部门不断健全完善普法依法治理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遍成立了由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担任组长的普法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健全了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体制。各部门、各行业也成立了由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任组长的普法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本部门本行业普法工作的领导。各级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认真履行职责,积极争取党委、人大和政府支持,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法制宣传教育。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广泛参与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有力保障和推动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深入开展。 法制宣传教育是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基础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必须持之以恒、常抓不懈。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科学制定好“六五”普法规划,求真务实,开拓进取,扎实工作,进一步推进新形势下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深入发展,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社会科学论文:法学自身的品性决定了社会科学方法应用前景的有限性 刻下汉语法学学术含量较低,学术规范窳败,丑闻时有。将眼光放宽,迄现代中国一百年,海峡两岸三地,整个汉语世界,既无伟大法学作品和作家,更谈不上成熟范型或者流派的提出。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也是不少法学从业者的忧心所在。有鉴于此,经由借鉴和运用社会科学的范式与方法,提升法学的学术含量乃至“科学性”,是一种可欲的选择,可能也是提升汉语法学必需完成的作业。 本次会议的主旨既是“社会科学”方法在法学中的运用,即意味着法学非社会“科学”,因此是科学话语难能完全笼罩的言说空间。这便一般性地决定了此种“科学 ”方法在该领域应用前景的有限性。所谓的“文科”、“理科”这类说法,是通常习用的,但却非“科学”的,无法用作解释此种问题的概念工具。既不算“科学 ”,亦非人文学科,那便是通常所说、行之已久的“法科”了。法学之为法科,决定了自己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的位置,其之用来形成自己的知识系统、设构自己的理论命题的进路和范式。这一切叠加在一起,构成了法学的品性。 法学之为一门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思想体系,其基本问题,其需求和担当,决定了它具有不同于“社会科学”的学术品性。法学的基本问题源于法律的基本问题,一言以蔽之,是“事实与规范”的互动。人世生活本有规范,将它们描述出来,呈现为规则及其体系,是法律的创世纪,法学的使命,也是对于法学的劳动分工要求。通常情形下,事实先于规范,规范因为有待自生活中提炼和完型,总要慢半拍。之所以说一切立法颁行之际即已“过时”,如拉丁法谚所谓“法律一旦公布即已过时”,其因在此。但是,在诸如急遽的社会-文化转型时段这种特定时期,规则可能先于事实,以整顿山河。拿百多年来的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为例,虽然迄今为止尚未形成真正的共和政体和宪政秩序,但是,自1911年以来,法律藉由立法,先在规则层面形成了宪政与共和图景,以此理想图式引导、推动、逼迫事实就范,向它靠拢,即向规则的制订者心目中拟订的生活模式看齐。正是在此,法学担当了从“发现”规则到“设定”事实的知识使命。 从而,法学-法律的需求和担当是双重的。一方面,对于规则进行静态的描述和设定。描述是“发现”生活,“设定”即归置并规制生活。另一方面,对于源于社会变迁等等因素而导致的事实提出的挑战,消极或者积极地做出规则的回应。正是在此,对于什么是事实?有哪些事实?规则的效果如何?如何获得预期的法律效果?以及为什么规则会出现与其制订者预期相悖的结果等等,恰恰是“社会科学”的用武之地。所谓“多点”、“多层”的民族志范型,人类学的田野调查,都是“观俗立法”的杠杆。事实上,伪满政体进行的民事习惯调查和民国政府组织的华北农村民事习惯调查,均为适例。通常习用的回归统计方法等等,在实证性地解答诸如“ 为什么有法不依”这类问题时,应当有用武之地。至于涉及到法律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诸如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它们是否属于这一意义上的“法学研究”,则有待辨析。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法学是一种基于特定需求而来的知识体系,而主要并非人类好奇心的产物,更非形上心性的对象。因而,法学是一种有限的知识体系,甚至是一种自我循环、自我证立的知识体系。法律的思维方式,如法律论证,常常即为一种典型的循环论证。实际上,法学共同体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学术集团,自产自销,也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诸多的法学刊物可能只在法律从业者圈子里流转,正像《牙科研究》这种杂志只有牙医才会去看,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而以“解决实际问题”自勉的“务实”导向,整体上来说不是坏事。其之为“有限的知识体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即“限”定在此。这就如水利工程学,当然无需也不可能回答宇宙起源的问题,更不可能处理人生意义。但要修水坝,建水库,就得靠它。各门特定学术的定位及其价值,正在于此。从而,就整体而言,法学基本上是一种解释学,一种关于事实与规范互动图景的描述、评价和阐释的技艺。从而,它排斥对于多余学术附加值的追求。——一旦“多余”,即超出法学,而进入其他“学科”。这也就是为什么“大法学家”倒未必一定在法学院的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今日与会的主要是法理学、法哲学的学者,部门法学的从业者寥寥,而法学主要是由众多部门法学构成的知识家族,这就从另一侧面对此提供了说明。——这不正是我所说的“有限性”的具像吗? 所谓“多余”,即就完成法学的需求和担当来说并非必要的知识诉求、理论铺陈和思想启示。毕竟,法律及其一整套理念形态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结果导向,即订定规则、划定是非,自分配正义和校正正义归置并进而规制人世生活,——具体的、日常的、有形的、关乎什么事情的用处的打理日子的流程,是是非非的油盐酱醋,打打闹闹的家长里短。形上的人类理性成果下落至具体的法的运作和法学意义上的研究,中间存在着若干环节。不是形上的东西没价值,事实上,以实用理性著称的汉语文明今天恰需补充浓郁的形上兴趣,以益中和,而致通明,才是正道。而是说,就具体的法律和法学的担当来说,即便没有它们,也还够用。超出这一层次,即进入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哲学或者法律哲学,已然非经典的法学范式所能涵括了。有人可能会说,哪里有什么“经典”的法学及其范式?今天的法学与百年之前难道一样吗?这话没劲。因为,我们可以问今天的人类和千年之前一样吗?你与昨天之你相比还是同一个人吗?当然不一样,可人还是人,你还是你。——法学还是法学。 必须承认,在人类知识的阶梯中,不同学科的学术含量及其所要求的人类心智和心性,在层次与类型上是不同的。一般常人经过培训可以成为工程师或者部门法的专家,也会比较胜任,但要成为理论物理学家和法哲学家,甚至是小有所成的理论物理学家和法哲学家,则非中上心智之人不可。而同一层次的心智,却因心性不同,或趋于理性,或趋于情绪,有的善于事功,有的耽溺思辩,遂各 自成就一番书生事业。远的不说,就晚近中国而言,吴经熊就根本不同于王世杰,一如陈景润之迥异乎钱学森,而同为超逸灵动的心性,朱光潜还与宗白华大大不一样呢!就法学家而言,在现代学术分工体系中,他们可能在法学院,也可能在其他科系,这是现代大学“官僚行政体制”的隶属关系,不是问题所在。许多人正因为自己的心智不屑于、心性难于忍受法学的品性,遂“转行”到其他学科,找到自己的心灵投契之所, ——马克思、韦伯、巴尔扎克、吴经熊和徐志摩,无一幸免! 在科际界限趋于模糊的“后学科”时代,学科之间方法上的借鉴是常有的事。学者们大多是“心中有问题,眼里无学科”,属于哪一种“学”,倒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这也恰恰说明了借鉴“社会科学”范式、方法的可能与必要。但是,不能因此犯晕,认为自己的那点“借鉴”,真的就是“科学”了。——别忘了 法学说自己是科学,社会学就笑了 社会学说自己是科学,经济学就笑了 经济学说自己是科学,人类学就笑了 人类学说自己是科学,物理学就笑了 …… 最后,诗人笑了 这是打油,不是取销主义的立场,也不是将探索社会科学方法在法学中的运用这一严肃用意直接扭曲为大家要将法学变成科学的天真,一如要用拼音取代汉字,更非危言耸听地直认社会科学方法为法学的“天敌”,而只是想说明我今天的发言主旨,即在法学中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的有限性,从而,找准其可能用武之地。同时,对于今天会场上基于校际立场而波光旖旎的集体自恋情绪,觉得有点“那个”,所以略加调侃,不损人以利己,提醒不要过于自恋,否则小模小样,鸡皮疙瘩出,没意思,可能上帝倒哭了。自恋是动物的本性,太过自恋则为本性的倒错。诸位多谈其运用或者应用的可能性,我则提醒其有限性,正反两面,一积极,一消极,而同为 “建设性的”,则问题将趋澄明,列位看官,你说乐之何如。 我愿再次指出,陈述法学及其知识生产过程的这一品性,并非排斥法学研究借鉴社会科学范式或者方法,更不是否定法律人养成过程中对于大量非法学知识和理论的引入。恰恰相反,鉴于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价值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进境与困境,造成了利益厘定、是非判断的一定时空的不可能性,要求法科学生在体察世态人情、历练人间冷暖的同时,尽量多具备法学之外的“社会科学”知识和文史哲等传统人文修养,使法律人成为既具备法律理性和知识力量,同时并具有道义担当和同情心,真正属于孔门所说的“文质彬彬”的人,具有现代公共理性和人文关切的人。就刻下中国语境而言,法学教育不仅应当是职业人士的养成过程,同时应当是博雅的、人文的,道理正在于此。深切的人文精神,是这个工商时代更为珍稀的人类心性,也是疗治当下汉语法学求致用而至俗、阐学理却近私这一病症的良方。—— 这可不是要让法学院毕业生个个都成“文人”,正如倡导在法学中借鉴社会科学方法并非意味着所有法学门类均无一例外地运用,并且能够运用这些方法。 否则,法学院的毕业生人人大脑发达,个个能说会道,似乎都能运用一套科学方法,却恰恰没心没肝,甚至狼心狗肺,连基本礼数也不屑,那时节,还不如没有的好。——朋友,知识并不导向善,甚至导向恶,在今天这样一个唯科学主义的时代,一个“科学裁判所”的世代,不是恰需时时警怵的吗!现今的法科学子多数只有职业关切,实用主义取向无以复加,动不动就弱兮兮地“郁闷”,好像也谈不上什么社会情怀之类,公司、财产、债券、金融等等实用法知识成为唯一选项,这难道是法学教育的福音吗?——好像实用主义的本意也并非是这个意思。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意义 社会科学期刊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来自社会实践又服务于社会实践。 作为社会科学文字载体和传播媒介的社会科学期刊是社会科学的必然产物和社会发展的客观反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促进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化,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着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意义 1.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地位。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是自然规律的反映,它研究自然界各种物质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是人们改造自然的武器;社会科学则是社会规律的反映,它研究社会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是人们改造社会的武器。主席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在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加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紧密结合,深刻认识井掌握当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指导实践。实行仕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必须用新的理论去指导实践.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就显得更为突出。 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决定了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性。一方面社会科学期刊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很难用经济的观点来衡量;另一方面社会科学期刊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是间接的,不象自然科学同生产力要素那样直接结合.很快就会提高效率、效益,社会科学更多地体现为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虽然科学管理也会出效益.但毕竟是间接的,社会科学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得是促进和保漳作用。所以.社会上普遍存在重视自然科学而忽视社会科学的倾向.但社会科学研究滞后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这是社会科学期刊受冷落的原因。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自然科学的发展带动社会科学的发展,社会科学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和保障自然科学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革,社会科学许多新的未知领域需要我们去研究和开发,特别在当前科技进步带来生产力大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繁荣社会科学期刊加强社会科学研究更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2.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作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变革,从而导致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产生,这些问题只有通过新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才能给予科学的回答和正确的解决。实践证明,如果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事物发生,就会出问题。文化教育上的失误将产生思想意识上的混乱,经济管理上的失误将带来巨大的物质损失,政治决策上的失误将造成社会动乱。因此我们应当高度重视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作用,它是掌握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园地,是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舆论工具,是了解社会动态和经济形势的了望之窗,是学习社会科学文化启迪智慧的知识殿堂,是研究探讨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公共讲坛,是进行科学管理民主决策的参谋和助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是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呼唤。 二、当前社会科学期刊面临的主要问题 1.经费拮据。据1991年统计,全国自然科学科研经费为11亿3千多万元,而社会科学研究经费仅为3千多万元。国家拔给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科研经费不及自然科学经费的零头。近年来这种状况并无多大的改观,凭这点经费要想举行学术交流和开展调查研究活动已显得力不从心,再投入更多的财力去办好社会科学期刊就更是举步艰难。 2.质量降低。期刊的质量要以所刊载的内在质量为标准。当前,社会科学期刊存在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倾向,有的研究者囿于经费困难闭门造车,有的不愿深入进行艰苦细致的社会调查,使科研成果和实践相脱节;有的期刊部门和单位倾向比较严重,刊物.自觉不自觉地成为领导论坛;有的片面追求名人效应,从而脱离读者大众;有的受不正之风的影响,期刊变成应酬亲朋好友的关系稿,上级领导的推荐稿,金钱来往的交易稿.评聘职称的照顾稿等等,使得文章平庸、肤浅、枯躁,影响了期刊的质量。 3.读者面窄。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社会科研工作者劳动的社会效益体现不在经济报酬上,作者千辛万苦获得的科研成果要发表不仅得不到相应的稿费,往往还要承担版面费、赞助费,作者和编者都缺少提高期刊质量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大潮却冲破了多年被禁锢的思维定式,使读者品味不断提高趋于多样化,使社会科学期刊受到冷落。一些期刊的作者和编者与读者缺少交流和沟通,造成社会科学期刊的读者群体日益萎缩。 4.偏离办刊宗旨。社会期刊的重要作用就是发挥社会效益,除读者需求外还存在社会需求。受经济利益的驱动有的期刊忽视社会效果,偏重猎奇,追求轰动效应.背离了为j、民服务的宗旨,影响了社会科学期刊的健康发展。 5发行困难。从社会科学期刊的功能来看,不论是可读性还是收藏价值,都受到了广播、电视、报纸等大众传媒和电脑光盘等现代化存贮设备的有力冲击。归根到底社会科学期刊的发行数量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要同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承受力相适应.期刊的过多过滥和不合法的指购派购都影响到社会科学期刊的正常发行,背离读者和社会需求的期刊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的对策 1.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邓小平同志指出:“仕科期刊工作者在工作上要精益求梢,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社会科学期刊要以社会效益为已任.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坚待四项基本原则,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求真务实地办好刊物。 2.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社会科学期刊只有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改革才能带来生机。一方面各级领导要提高对社会科学期刊重要性的认识,在办刊经费上给予政策上的倾斜。另一方面要大胆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打破铁饭碗、大锅饭的旧体制.允许搞一些广告和实体等合法的创收。期刊内容上要锐意创新 、广开言路、百纳群言,鼓励不同的学术观点进行辩论和探讨,提倡运用新思维、新观点、新思路来分析研究社会问题和现象,开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 3.加强管理。社会科学期刊作为社会科学产品公开发行就具备了商品的属性,当然要受到社会主义市场管理的约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社会科学期刊这样的特殊商品不应当排除计划管理,读者需求用市场去调节,社会需求要计划去调节。不是所有的期刊和期刊所有的出版费用都由国家包下来.国家财政支持要有重点,即使是重点期刊国家也只是分门别类承担一个基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市场管理中的首要任务就是确定汁么可以进入市场.什么不可以进入市场,对那些社会效益好的就是赔钱也要坚待出版,对社会效益不好的就是赚钱也不能办。国家要运用价格、悦收等经济手段加强宏观调控、指导消费,使社会科学期刊在文化商品中得到资源的优先配置;运用法律手段促进和保障社会科学期刊的健康发展.运用必要的行政手段淘汰那些质量差、社会效益低、不具备办刊条件的期刊,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把社会和经济发展必需的期刊办好。 4.扩大群众基础。社会科学期刊要扩大刊物的影响,不仅要使专家学者青睐,而且还要使人民群众喜欢。要扩大读者面就必须扩大作者面.必须坚持以质量为标准,材料要实、文风要正,对有头衔和没头衔的作者都要做到一视同仁。社会科学期刊就必须走入社会贴进群众.要以群众论坛、读者专栏等形式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力度和范围,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精神文明和科学文化需要。 5.提高服务水平。社会科学期刊要提高服务水平就必须立足于从理论上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要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结合国际国内形式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情况.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科学推断预测未来发展的新动向、新趋势和发展规律出发,及时调整栏目设置和研究方向,加强相关课题的研究,发挥社会科学期刊服务社会的功能和作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就必须提高对社会科学期刊重要性的认识.找准存在问题的原因,提出解决的方法和对策,只有保障规模适度的社会科学期刊群体平衡协调地健康发展,才能开创社会科学期刊欣欣向荣发展的新局面。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常识普以及探析论文 一、加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战略意义 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生产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自身发展规律的学问,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指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哲学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是自然科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必经环节。繁荣发达的哲学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进步的基础,只有依赖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正确价值导向,自然科学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造福于人类。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有效手段。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既可以为现实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重要的是它将为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全面进步营造良好的思想和精神氛围。在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先进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对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极为重要。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和伟大的民族精神要始终继承与发扬光大,就要依靠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特别是大力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与传播。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人的全面发展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趋势。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文盲率较高,且基础教育还不能适应社会迅速发展的需要,公民素质偏低。公众的科学素养偏低,已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竞争力提高的关键因素。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大力推进社科普及,有利于培养公众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形成尊重科学,求真务实的风尚;有利于公众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认识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提高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利于增强全民族的民主法制意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自觉性,提高民主参与、民主监督和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能力;有利于公众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际关系,在全社会确立符合社会主义伦理要求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道德规范;也有利于公众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品位和质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必将在更高层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社会科学论文:树立科学发展观促进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转化 摘要:树立科学发展观,提高人文社科成果转化重要性的认识,加强引导提升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质量。健全机制,搭建平台,畅通转化渠道解决转化难的问题。 关键词:成果转化;人文社会科学;科学发展观 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具体运用,就是社会主体为实现一定目的而自觉接受社会科学成果的影响或应用社会科学成果的过程。目前,高校承担的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占全国总数的1/4,承担的国家“863”计划项目占全国总数的1/3 以上,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占全国总数的70%以上。据统计,一所综合性大学的人文社科类成果数约占学校成果总数的1/3。近年来,国家通过狠抓科技成果的转化,高校许多自然科学类的科研成果已经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人文社科类的科研成果的转化则存在明显的不足,已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一、高校人文社科类研究成果转化的现状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弘扬传统文化以及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等方面均取得重大成果,但是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在质量、数量和效率等方面还存在不足。许多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仅仅停留在发表的刊物上,即使有少量的成果进行了转化,也存在转化的层次偏低,影响力不够,不成体系的状况。由于构建和谐社会对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需求日益迫切,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社会效用不断凸显。许多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还不能适应这个新的形势和新的要求,成果转化的效益无法得到保证。 二、高校人文社科类研究成果转化难的原因 (一)人文社科类研究成果自身特点决定 人文社会科学类研究成果对于社会进步的作用方式和产生的影响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大不相同。自然科学成果应用于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可以像企业生产产品一样,从研发到投产,从生产到获利,能够比较精确地计算出成果转化的效率。社科成果一般不直接作用于社会生产力,而是与自然科学成果结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因此它对于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一般是间接的、伴随性的,这就增加了社科成果转化的难度。 (二)高质量应用性人文社科成果较少 科研成果质量是市场转化的生命线。我国高校文科科研成果转化少、转化难的现实,与高质量应用性人文社科成果较少有着很强的相关性。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表现形式是论文、论著和研究报告,一所综合性大学每年发表的人文社科类论文有上千篇,其中不少发表在核心期刊和权威期刊上,但通过仔细研究发现,这些论文推广和转化的价值较低,真正对现实有指导意义的更少。究其原因一是高校里有一部分文科类的教师主动与社会接触少,对社会发展状况了解不深、不透,难以有重点、有选择性地开展针对性、前瞻性科研。如某一地方性本科学院,在申报当年所在市下达的社科科研课题时,很少申报与当地省情、市情结合紧密的课题,80%以上的教师都热衷于那些比较务虚的纯理论课题。最终的成果能直接指导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就少了。二是,高校文科科研中重数量、轻质量,重科研、轻转化的现象比较突出。许多教师为了完成科研任务,不注重社会的现实需求,闭门造车,主观臆断,直接影响科研成果的实用性和针对性。所谓的科研成果不仅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而且难以进行转化,成为庸俗的文字游戏。 (三)对人文社科类成果转化重要性认识不够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国家越来越重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但是,不管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看, 谈到成果转化,各级政府部门、政府官员、企业管理人员首先考虑的就是进行自然科学类科技成果的转化推广工作。国家设立的“成果转化基金”、“产业化项目”等资助的全是自然科学类的项目。 国家1996年颁布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第二条中注明:“本法所称科技成果转化,是指为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对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所产生的具有实用价值的科技成果所进行的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广直至形成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发展新产业等活动。”将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排除在可转化的成果之外。可见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转化推广工作还没有引起全社会足够的重视[1]。 三、促进高校人文社科成果转化的对策 (一)树立科学发展观,提高对人文社科成果转化重要性的认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解决人们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重要性认识不足的关键。社科成果一般不直接作用于社会生产力,而是经过转化作为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武装劳动者。与自然科学类科研成果转化相比,有着软件性、滞后性、受众不确定性、效果不确定性、转化周期较长等特点。 这就要求:一是各级政府和政府官员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不能只顾任期内短期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指标。而应该高屋建瓴、具有前瞻性,如同重视自然科学类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一样,重视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转化。二是高校的教师和科研工作者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要有“甘坐十年冷板凳的精神”,克服急功近利和浮躁的心态,潜心研究对社会发展有巨大推动和指导作用精神产品。 (二)加强引导提升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质量。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质量是转化的前提。社会需要大量的切合社会实际的、有转化价值的精品科研成果,这类成果的产生,需要引导和激励,需要科学的、客观的、适应于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评价指标体系,需要与科研人员特点相适应的激励措施。中国政法大学为了鼓励精品成果,制订的《文科科研成果评价办法》对在一定考核期内有一个精品成果的教师、科研人员即可以豁免其他科研成果项数,鼓励教师用足够的时间准备高水平的成果, 起到了促进科研、激励精品的效果,有较高的借鉴价值。 省市科技、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在主持社科类科研课题立项时,应加强引导和管理,鼓励教师积极申报与省情、市情紧密结合的课题,把纯理论性的、“空对空”的课题量规定在合理的比例范围内。 (三)健全机制,搭建平台,畅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渠道。不断改革旧的体制机制,建立适合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新机制。一是要加强高校自身的科研机制和体制改革,要变革那种纯学术、脱离实际的研究,而应将纯理论研究为主转向综合性、开发性、应用性研究为主;研究方式从无偿研究转变为有偿研究;只有实现了科研导向、运行环节、队伍结构等方面机制的转变,才能真正促进高校科研成果的转化。二是探索建立社会科学成果的产权认定制度、价值评估制度和权益保护制度。三是要建立健全社科研究机构与政府、党政、企业等部门的信息沟通机制,加强社科研究的针对性、时效性,密切供求联系[2]。 要搭建起一个平台,全面调整产方—卖方—买方的关系,使成果的转化正规化、程序化。作为买方的决策人要用社会科学成果支持和检验自己决策,作为卖方的社会科学成果管理机构要承担起监督决策者的决策是否科学的职能,同时根据需求制定合理的科研成果生产计划。作为产方的科研工作者和科研机构要分析市场动态,使自己的成果能满足市场需要。 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和直接价值与间接价值的认识和理解将不断加深。人文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新局面必将到来。 社会科学论文:试谈领导干部科学素养是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保障 论文关键词:领导干部; 科学素养; 科学发展 论文摘要:领导干部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领导干部是决策者,决策的科学与否直接关系着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方向与方式的科学与否。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科学决策的基础保障。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精神、掌握科学知识、运用科学方法,才能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沿着科学的道路不断向前发展。 一、 领导干部科学素养的社会特征 科学素养是人们坚持科学精神,自觉地运用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修养和能力。科学素养决定着人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关系着人们工作与生活发展的优劣与成败。公民的科学素养,除了关系到自身的发展,作为国民素质的基本元素也同时关系到国家的发展。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与普通公民具有不同的社会特征,作为决策者,领导干部的科学素质不仅只是作为一个普通个体对社会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作为社会发展的领导和推动力量对社会产生影响。 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对于经济社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决策的科学性上。决策的科学与否关系着发展目标的正确与否和发展方式的优劣与否,科学的决策符合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能够促进事物向好的方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引领和推动力量。不科学的决策则违背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会使事物的发展与人们的希望背道而驰,阻碍社会的发展。因此,决策的科学与否,对于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科学决策的基本保障。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素养,才能具有科学决策的意识与科学决策的能力。首先,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精神,才能在决策过程中自觉地以科学的态度看待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在工作中勇于探索、不断创新,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发展。其次,领导干部必须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才有能力在决策过程中客观地认识环境,正确地分析和判断形势,准确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从而确保决策这个主观行为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使决策具有科学性。 二、 科学精神是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意识保障 精神是推动事物发展的灵华,领导干部的科学精神是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意识保障。科学精神来自于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的积累和升华,它又反过来制约着人们行为和习惯的科学性。科学精神所代表的核心内涵是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与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创新精神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而理性精神则是各项事业沿着科学道路、按照科学方式发展的保障。 首先,创新精神是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动力。科学精神的本质要求是开拓创新、不断进取。科学技术之所以不断发展,就在于科学研究在不断更新观念、不断大胆创新。创新精神是一种强烈的创造欲望、开拓精神,是一种对于新问题、新方案、新途径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科学的创新精神体现在对旧概念的修正和不断发展新的概念,它对陈旧的现实、落后的现象不满、并提出质疑,而且要求改变现状,追求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创新精神是由科学探究的实践升华而来的,科学探究的过程是寻找新发现的过程,“科学上的新发现,必然冲击原有的认识,产生新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境界”。由于新的发现变革了人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又引导了人们新的行为,因此,使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事业得到新发展。所以,创新精神是变革的动力。思想的解放、观念的转变和思维的更新都来自于人们的创新意识。事业的发展,必须依靠创新精神的推动。 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不断产生。面对新环境、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领导干部如果墨守成规,仅拘泥于经验,就有可能使新的机遇丧失、使旧的情况恶化。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有创新精神,这样才能面对工作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大胆创新。主动审视现实的状况,质疑制约发展的现象,自觉地变革陈旧、落后的东西,在思想认识上和工作实践中不断开拓进取,用新的思想和方法去分析问题,以新的目标和新的措施来解决问题,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第二,理性精神是促进各项事业沿着科学道路、按照科学方式发展的保障。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是科学精神的首要要求。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要求人们必须依靠理性思维来把握事物的本质,实事求是地去探索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得出事实和逻辑的必然性,而不是单凭直觉和经验。实事求是地理性精神体现的是一种尊重客观事实、探索求知、追求真理,不盲从潮流,不把偶然性当必然性,不把局部看作全体的精神。这种科学精神,来自于人们对于科学本质的认识。科学的本质就是整理事实,从中找出普遍性的规律和结论,而不是仅仅抓住现象作出的结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和结论,必须是在观察、试验所得到的事实基础上进行整理、分析、判断,然后经过实践的验证加以证实,这样才能将其作为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结论。因此,科学的理性精神是把握事物科学发展的保障。 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朝着科学的方向、按照科学的方式发展,必须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具有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领导干部的理性精神是科学决策的理性支撑。领导干部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才能自觉地排除掉主观唯心的东西,以科学的态度处理和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调查研究来了解发展中的问题;以事实为依据来研究、寻找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以实践作为检验结论的标准。领导干部在决策过程中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使各项事业科学、系统、有序、稳健地发展,从而确保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 科学知识是认识和判断发展环境与形势的基础保障 科学知识是领导干部具有这种认识和判断能力的基础支撑。领导干部必须具备丰富的科学知识,才能具有正确认识和判断环境与形势的基本能力,并以此来保证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正确的方向和目标。 首先,科学知识是领导干部辨识能力的基础支撑。科学知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客观的事实,它包括自然的事实、历史的事实和社会的事实。另一个是规律,规律是事物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和必然的联系。人们必须具有科学知识,才能认识和分辨各种自然、社会和思维现象及其规律。在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科学的发展中,领导干部要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必须首先对发展环境和形势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科学的判断,这样才能为决策方案的制定提供基础信息。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具有科学地辨识能力,而这种能力来自于科学知识的支撑。领导干部只有具备丰富的科学知识,才能识别国家政策方针和大众传媒中出现的各种相关信息,才能利用科学知识去分析和判断各种事物。如果领导干部缺乏必备的科学知识,就会妨碍其对于环境和形势的客观认识与科学判断。例如,为了应对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的局势,我国提出了“节能减排”这一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为了落实这一措施,国家明确了“到2010年,中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将由2005年的1.22吨标准煤下降到1吨标准煤以下,降低20%左右”;“到2010年,二氧化硫排放量由2005年的2549万吨减少到2295万吨,化学需氧量(COD)由1414万吨减少到1273万吨”等任务和要求。但是,在我们对某市部分现任局处级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调查中发现:对于“标准煤的含义是什么?”这个问题,有43.30%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错误的答案;11.34%的人选择了“不知道”。对于二氧化硫排放主要来源的问题,有35.57%的人选择了错误的答案,6.70%的人选择了“不知道”。对于“COD是什么?”这个问题,有22.68%的人选择了错误的答案,35.57%的人选择了“不知道”,对于“循环经济的‘3R’原则是什么?”这个问题,仅有54.12%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正确的答案,而有近一半的领导干部对这一原则不够了解。由上可见,由于一些领导干部由于缺乏相应的科学知识,因此,无法搞清这项措施中的相关概念。这必然影响他们对“‘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等项约束性指标的客观认识;对发展“循环经济”这项“节能减排”的重要措施的意义的正确理解。同时,也会妨碍他们对“节能减排”这一战略措施实施后未来发展环境与形势变化的正确判断。 第二,科学知识是提高认识效能和预见能力的支撑。科学知识是人们对外部世界进行再认识的基础,人们根据已有的知识进行分析、推理、判断,寻找和认识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由此来掌握社会发展的进程,利用事物之间的促进关系、消除发展进程中的制约因素,提高预测和预见能力,使社会有计划、有目的地朝着人们希望的方向健康地向前发展。目前社会系统纷繁复杂,各个社会部门、各种社会现象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构成社会自身的矛盾运动。因此,领导干部必须依靠科学知识去再认识这些社会现象和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必然联系以及相互促进和制约关系,以便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正确制定社会的改革方案、工作计划、方针政策;及时调整社会关系和上层建筑,加强意识形态的建设,以此去改造和管理社会活动,引导和管理人的行为,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而如果领导干部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则会制约领导干部观察和处理问题的视野和高度,影响其决策的大局性和系统性。例如,我们在对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调查中发现:对于“在我国,专利分为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和固定构造四种”这个判断正误的问题,有40.72%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正确”这个错误的答案,17.53%的人选择了“不知道”。这说明超过五分之三的领导干部,对于我国的专利法不够清楚。对于“恩格尔系数越小,说明生活水平越高。”这个判断正误的问题,仅有43.30%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正确的答案;而有4.12%的人和52.58%的人,分别选择了“不知道”和错误的答案,这说明大部分领导干部对于测量人民生活水平的常用方法不了解。对于“科学决策的民主化意味着民主选举与言论自由。”这个判断正误的问题,仍有10.31%的人选择了“正确”这个错误答案。这说明,少数领导干部,缺乏基本的科学决策知识。 专利法、恩格尔系数和决策的民主化,是目前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一些横向知识。其中:专利法是保护创新的重要科技政策之一,它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决策密切相关。领导干部对于我国专利法的基本内容和内涵缺乏了解,说明他们还不能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高度,对什么是创新、为什么创新和怎样创新有一个认真的思考。“恩格尔系数”是家庭收入中食物支出金额与总支出金额的比,它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领导干部对此指标的含义不了解,说明他对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目前的差距是什么、问题是什么、发展目标是什么还没有一个客观的判断。决策的民主化是科学决策的根本内涵,领导干部对于科学决策的民主化,除了意味着民主选举与言论自由外,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在照顾大局的条件下,公平地照顾各方面的利益”这个基本内涵都不清楚。说明他对现代社会的决策环境与决策需求还缺乏应有的理解,对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缺乏基本的认识。 四、 科学方法是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的手段和途径保障 科学方法是领导干部科学决策能力的支撑,是推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思想方法与措施、手段的保障。面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复杂局势,领导干部只有按照科学的思维方式、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才能充分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确保决策的科学性。 首先,科学方法为领导干部科学决策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科学方法为人们有计划地管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例如、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创造思维等科学思维方法,为人们对社会的整体和部分进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确立改革和管理的最佳方案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科学思维是人们利用科学方法进行思考,获得理性认识的基本途径。当今社会已发展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大系统,任何个人的行为,局部的事物都与整个社会系统密不可分。同时,现代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资源和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这使决策环境日趋纷繁复杂。这些都给领导干部的决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决策问题复杂、规模庞大、涉及面广泛、因素繁多,决策问题变化快、动态性强是现代决策的面临的新问题。面对这种复杂的决策环境与决策需求,领导干部如果不能很好地运用现代科学思维的方法,特别是系统思维的方法,则难以把握好各项事业科学发展的方向和方式。但是,从我们在对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调查中发现,大部分领导干部对于传统科学思维的理解与运用能力比较好,而对于系统思维、创新思维等近代科学思维方法的理解与运用能力比较差。调查显示:80.11%被调查的领导干部,能够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得出测试题的正确答案。而在对系统思维方法进行的测试中,只有11.29%被调查的领导干部能以系统的观点,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处理测试题中的问题,而其余88.71%人,均按照传统思维方法对问题进行处理。系统思维是按照客观事物本身的系统性,“从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整体与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关系中综合地考察和研究问题,以达到最佳处理方案的思维方法。领导干部只有运用系统思维原理,来探究工作中整体与局部、整体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与相互作用,才能将自己的局部工作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工作紧密联系起来,才能将各个方面的关系与利益统筹、协调起来,才能有效处理好当今经济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按照科学发展观所提出的“全面发展”和“统筹兼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全面共同发展。 第二,科学方法为科学决策提供了先进的手段与措施。科学方法是处理问题的方式、途径、手段、程序和技巧。科学方法是把握事物发展方向与方式的有效工具与锐利武器。领导干部运用科学方法,一方面,能够为决策提供更加全面和精准依据。另一方面,能够使主观决策更贴近客观事物变化的规律。因此,充分、有效地利用科学的方法与手段,是保证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途径。但是,我们在对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的调查中发现:部分领导干部对于定量分析科学方法的运用还存在差距。调查显示:72.04%被调查的领导干部对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完全理解;有56.45%被调查的领导干部对于比对实验方法完全理解。但是,在对统计方法进行的调查中,对“统计科学的总体性是从整体上反映和分析事物的质量特征。”这个正误判断题,有59.79%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正确”这个错误的答案,11.34%的人选择了“不知道”。这说明有超过三分之二的领导干部,对于统计科学的总体性是从整体上反映和分析事物的数量特征这个概念不清楚。在对领导干部的综合数据分析能力测试中,我们给出了一组中国与国际先进水平能源消耗的比较数据,内容为:“中国火电厂供电煤耗为404(gce/kw.h),国际先进水平为317(gce/kw.h);中国每吨钢可比能耗平均值为966kg(标准煤),国际先进水平为656(kg标准煤);中国每吨水泥熟料燃料消耗为170(kg标准煤),国际先进水平为107.5(kg标准煤);中国每公斤标准煤能耗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为0.36(美元),国际先进水平为5.58(美元)”。要求被测试者根据给出的数据,对我国能源状况进行判断并得出结论。结果只有44.62%被调查者选择了“我国节能潜力大”这个正确答案,而超过一半的人分别选择了“我国能源消耗量大”和“我国能源安全问题大”两个错误的答案。这说明部分领导干部对于数据分析方法的运用水平还有待于提高,对于“单位”数值与“总体”数值反映客观事实的区别认识不够清楚。 由上分析可见,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保障。要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朝着科学的方向、按照科学方式发展,关键要靠各级领导干部的科学决策。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科学决策的保障,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精神、掌握科学知识、运用科学方法,才能使决策成为经济社会沿着科学道路发展的动力与方向盘。 社会科学论文:生态学视野中的若干人文社会科学问题 【摘 要 题】生态文化与环保意识 【正 文】 科学的精神是统一,社会运动与自然运动的规律有着惊人的相似。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两者间有许多值得相互借鉴的成果,从某种程度上讲,两者甚至可以用更加简练和统一的语言来描述,生态文化的核心观念为此提供有价值的视角。在生命科学发展历程中,先后取得过两个对人类世界观产生重大影响的成果,一个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它使人们心目中静止不变的客观世界转变为动态、进化的客观世界;另一个成果就是随着生态科学的发展,而形成的生态文化观念,它使人类从人类中心主义的恶梦中醒来,回归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永续发展的光明大道上来。具体讲,生态文化作为以生态学基本原理为基础的文化形态,正在逐渐取代人类中心主义,成为人类发展的主导性、前瞻性文化,是现代以及未来人类文化发展的主流,也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需的基础。因此,从生态学视角认识和理解人类面临的各种困境和问题,寻求可能的、合理的解决途径,就显得格外迫切和重要了。本文试图以生态工作者的视角审视和理解若干人文社会科学问题。 一、生物与环境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了解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显然是研究生态学和生态文化的基础。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错综复杂,很难用简短的几句话来概括,但是,我们可以从历史沿革的角度对其有一个比较恰当的理解。 简而言之,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一、生命是环境的产物。在地球形成之初,表面笼罩着原始的还原性大气,没有氧气、臭氧层,紫外线强烈地照射着地面,地球上没有任何生命;经历漫长的化学演化过程,大约在35~38亿年前地球上出现了原始的生命——光合自养生物蓝绿藻(Cyano phyta);原始的生命在遗传、变异和自然选择的长期作用下,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过程,形成了现存的多样性的生物类群。二、生物在进化与发展过程中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原始的生命在海洋中繁殖、蔓延,消耗CO[,2],释放O[,2],地球表面逐渐形成氧化性大气和臭氧层,地表紫外线辐射减弱,昼夜温差缩小,为原始生命的演化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物理、化学和生物因素的共同作用,地球岩石圈的表面形成土壤,为陆生生物的生活提供了基质,也为其登陆创造了条件;在大约4亿年前,绿色植物登陆成功,从此陆地上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三、生物与环境密切相关、相互依存。现存的生物圈是生物与环境长期协同进化的结果,而这种环境又需要生物的调节来维持,生物与环境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共同影响着全球环境的变迁和人类的命运。 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对这种关系的认识水平也是逐渐发展、变化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人类的产生开始、到文艺复兴之前,为神秘文化阶段,相当于人类文明的蒙昧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类对自然规律缺乏认识,对自然界充满了神秘和恐惧,人类是自然的附庸;在这个时期,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局限在局部和较低的水平,以宗教为代表的神秘文化是文化的主流,社会、经济及文化缓慢地向前发展。第二个阶段,从文艺复兴开始到20世纪中期,工业文明阶段。由于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人类开始具备揭开自然界神秘面纱的能力,人类在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方面,出现了意识上的偏差,摇身一变以自然的征服者和驾驭者自居,这是人类文化发展少年时代;在这个时期,以工业化大生产为背景的工业文明成为人类文化的主流,社会、经济和文化飞速发展;人类对环境的影响逐渐超过了环境自身的调节能力,环境问题成为世界性的问题,危及人类的长远发展与持续生存。第三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今,生态文明阶段。在此之前,以自然的征服者和驾驭者自居的人类,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环境、资源、人口、能源等危机,促使人类重新认识人与环境的关系,认识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逐渐形成了以生态学基本原理为基础的生态文化,成为人类发展的主导性、前瞻性文化;以生态文明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观念,是人类实现人—自然—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需的基础,这是人类文化走向成熟的阶段。 人对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是人类认识自然、认识自我发展过程的产物,这种认识水平体现在人类文化、科学的方方面面,形成纵横交织的人类文化与科学谱。在不同时期和社会背景下,不同的文化形态可能同时并存,各种文化形态在文化谱系中所占的比例及其变化趋势,决定了文化的现状与文化的发展方向。作为人类的一员,无论在那一种文化形态的背景下,只有溶入主流的先进文化之中,个人的价值才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 二、生态位理论与社会生态位现象 Whittaker(1975)指出:“生态位是指每个物种在群落中的时间、空间位置及其机能关系,或者说群落内一个物种与其他物种的相对位置”。通俗地讲生态位就是生物在漫长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在一定时间和空间拥有稳定的生存资源,进而获得最大生存优势的特定生态定位。生态位的形成减轻了不同物种间的恶性竞争,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使不同物种都能够获得比较的生存优势,这是自然界各种生物欣欣向荣、共同发展的原因所在。 生态位理论已经广泛应用于农林、经济、教育、政治等领域。事实上,人类社会活动的诸多领域均存在“生态位”定位问题。只有正确定位,才能形成自身特色,发挥比较优势,减少内耗和浪费,提高社会发展的整体效率和效益,促进社会良性与健康发展。在我国社会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生态位重叠现象。以教育为例,教育部对从小学到大学教育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材版本、教师培养等都做出了严格的规定。确保全国人民在不同地区受到整齐划一的教育,培养出的人才在知识背景、能力倾向、思维模式、就业取向、发展目标等方面存在全方位的生态位重叠,甚至连知识与能力缺陷都大同小异。这与美国各个州政府负责管理地方教育,可以形成各具特色的教育体系相比,我们的教育实在是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目前中小学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可望逐步改善这种被动的局面。但高等教育的改革却显得畏缩不前、无所作为。 从事科学研究也同样存在“生态位”定位问题,人云亦云、附庸风雅的跟屁虫显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科学家应该将自己热衷的工作当成一种事业去追求,而不是当成一种职业仅仅用于换取养家糊口的资本和安逸舒适的生活。就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以其严谨的科学性预见社会发展的趋势,为社会的发展指明方向;另一方面,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及时发现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失误,及时予以指出和纠正。新中国建国后发生的一系列失误,社会学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前我国正处于道德与社会价值重构的历史转折时期,人文社会科学可谓大有可为。人云,科学家是社会的良心,社会科学家更是如此,他们不应该,也没有任何理由把自己混同一般的民众,而应该勇敢地肩负起社会责任与科学道义。 三、生物重演律、文化重演律与社会重演 生物重演律:1866年海克尔(E.Haeckel)提出,生物的个体发育简短而迅速地重演系统演化的过程,这就是著名的“生物重演律”。如,蛙的个体发育经历了受精卵、囊胚、原肠胚、蝌蚪、幼蛙(有腿、有尾)、成蛙等几个阶段,分别相当于系统进化过程中的单细胞生物、多细胞群体生物、腔肠动物、鱼类、有尾两栖类、无尾两栖类等阶段,这说明蛙的个体发育反映了蛙的系统发育过程。 文化重演律:个人文化素养的形成过程简短而迅速地重演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教育过程的本质是人类文化的重演。在人类5000年文明发展的历程中,有无数先人、巨匠为科学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积累了大量的科学文化知识,形成了现存的多样化的人类文明。教育过程实际上是将人类已有的文化成果传承给后人的过程。但这种传承并不是机械地照单全收,而是对人类文化的精华和重要文化成果的传承。因此,个人文化素养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对人类系统文化成果形成过程的重演。这个过程相对于人类5000年文明史,简短而迅速。 与生物重演相似,文化的重演也绝不是机械的或绝对的。作为个体文化的发育,实际上应该是在继承人类系统文化成果基础上的发展,个人的学习阶段正是接受人类系统文化成果的时期,相当于文化的重演阶段。名师出高徒,为什么?之所以成为名师,因为他们对系统文化成果的认识和理解具有独到和高明之处,能够帮助学生多快好省地跨越了文化的重演阶段,少走弯路,节约时间,并为其进一步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指导和支持。其实这个例子也说明了,教师的素质对教育及人口素质的发展和提高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有些教育专家提出,教育不应该只是继承。文化的继承或重演与创新并不矛盾,人类系统的文化成果是巨人的肩膀,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成为伟人。对于人类系统的文化成果,不是需不需要继承,而是如何继承的问题。而是创新的继承和继承中的创新,是对人类文明的传承和扬弃。因此,教育必须不断探索教育教学规律,更新教育观念,确保不使教育这一传承人类文明的过程成为制约文明开拓前进的障碍,进而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 社会重演律:社会的重演并非新的发明创造,马克思关于社会运动与发展趋势的理论,其实也就说明了作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个案,其发展过程在重演整个人类社会演化的过程。但这种过程并非绝对的重复。在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曾经面临和解决过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发展阶段也不同程度的体现出来。 四、生物的进化与文化的进化 1、生物进化 种群是生物生存与进化的基本单位。生物进化的微观表现形式是种群的基因频率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连续变化,这是物种进化的量变的过程。当这种量变的积累超越了物种质的界线时,就产生了新的物种。一般来讲物种的形成包括三个主要步骤,即:突变、自然选择和生殖隔离。突变是生物进化的动力,通过突变为自然选择提供素材,对物种有利或无害的基因可以通过自然选择而保留下来,并在种群中逐渐扩散;个体迁入 (基因流)也可以增加基因素材,个体的迁出与基因漂变会导致基因库的萎缩;种群基因库数量、质量逐代变化,当该种群中某些个体与其他个体之间形成生殖隔离时,就产生了新的物种。 比如:美国就是一个人口基因库质量发生连续变化的例子,这与其长期实行移民政策密切有关。美国是世界超级大国,吸引了各国高素质的移民,这种移民流的生物学实质就是优质的基因流。因此,其人口基因库质量和整体人口素质不断提高。美国经济、科技实力不断提升和人口素质的不断提高互为基础,相互促进,为美国长期的发展与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作为快速发展的大国,拥有大量的发展机遇,这是吸引外来移民的重要条件,如果我国也能实行严格、适度的移民政策(千万别腐败),同样也会对我国人口质量的提高助一臂之力。 自然条件下的生物的进化、人工条件下的生物驯化等条件下的生物进化所遵循原理是相同的,但两者之间又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在自然条件下,生物进化过程中的选择力量是自然因素(自然选择);选择的标准是生物的适合度;生物进化的速度缓慢,但其遗传机制稳定、遗传结构均衡,有利于生物长期发展与生存。以野猪为例,在自然条件下,野猪通过发展快速运动能力来逃避捕食者和猎人的伤害,其体型紧凑而强悍,适于奔跑;体表粘有沙粒和树胶(在树上蹭痒、粘上树胶,在地上沙浴,粘上沙子),一般的子弹都难以穿透;野猪锯齿獠牙,十分凶猛,可以捕食小型动物,并可以与虎狼对抗,这都为野猪在自然界中很好地生存创造了条件。 人工条件下,生物驯化过程中的选择力量是人为因素(人工选择);以人类的好恶作为选择的标准 (生产性能、经济价值、娱乐观赏价值等);生物驯化的速度快;但人工选择会导致生物遗传结构的失衡,限制了生物进化的潜力,最终可能会导致物种的崩溃。仍然以猪为例,野猪是家猪的祖先,但家猪与野猪已经表现出很多方面的不同,家猪的体形臃肿,行动迟缓、性情温顺,这是长期人工选择的结果;但是这种选择导致家猪育种潜力或遗传潜力的衰退。比如,比利时培育的皮特兰猪,其瘦肉率达到了70%以上,经济价值极高。但其抗应激的能力极差,从种猪场运到养殖场、或从养殖场运到屠宰场,就可能导致其死亡。显然人工条件下的生物驯化是一种有限的进化,不能保证物种的长期进化与持续生存。 无论是哪一种条件下的生物进化,即使对于完全相同的种群,可以仅仅因为选择的力量和标准不同产生截然不同的进化结果。 2、文化的进化 文化进化的规律可能更复杂,生物进化的规律虽然不能简单地挪移到文化进化领域,但是生物与文化进化两者之间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我们不妨把作为文化构成单位的个人的思想、观点、方法等视为文化的基因,某种文化基因的总和构成了该种文化的墓因库。文化基因库中基因频率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连续变化,这是文化进化的微观表现形式。文化发展的前景取决于文化、思想来源和发展的多元化(多样化)。统一行动对于社会发展的有序化是有益的,而统一思想,却从源头切断了新思想、新文化形成和扩散的途径,对文化发展绝对具有重大危害。 对于文化的进化我们也尝试从文化基因的突变、文化的选择和新文化的形成三个方面予以论述。 文化基因的突变。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的产生,可视为文化基因的突变。文化基因的突变为文化的进化提供选择的素材,是文化进化的动力源泉。但是新的文化基因能否在文化基因库中扩散,并成为文化进化的动力,还取决于文化的选择力量,不同的选择力量,塑造不同的文化形态。因此,在此阶段,应该减少对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传播和扩散的人为限制,言论和思想自由是推进文化健康发展的最基本的问题,也是先进文化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必备条件。 文化的选择。与生物的进化不同,文化选择的力量更多地属于人为因素。从这一点上看,文化的进化与人工条件下的生物驯化,在选择标准、进化潜力、进化前景等方面存在相似之处。现存的各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实际上是不同的选择力量和标准长期作用的结果。因此,选择力量和标准的革新是文化创新的先导。 下面从文化选择的力量和标准、选择类型两个方面对文化选择予以简单介绍。一、文化选择的力量,可以是国家机器、宗教力量、学术力量、民众力量、随机事件、其他力量等。这其中,取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原则的学术力量是文化选择最良性的选择力量;国家机器、宗教力量以及国教合一的选择力量,往往导致文化发展的畸形;尤其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当迷信战胜科学、蒙昧战胜理性时,如以宗教或国教合一的力量对文化进行的选择,导致文化形态的滞后更为严重。另一方面,某种文化选择力量在社会中渗透的越充分,对文化进化的影响就越大,当这种选择力量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甚至每个人的思想意识中去的时候,这种文化发展的方向就很难在短时间内逆转了。比如:适宜的文化选择的力量,直接导致文化的繁荣。文艺复兴的例子自不必说,就单以我国为例,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文化与思想空前繁荣;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大陆的思想文化激烈论争,导致文化巨星群星灿烂;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治学理念,曾经造就了北京大学的一度繁荣,并成为当时中国新文化、新思想的发源地,成为推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排头兵。 文化选择的类型有定向选择、稳定选择、分裂选择三种类型。定向选择的力量和标准只有利于文化谱系中偏向一端的部分,促使文化朝向一个特定的方向发展,这种选择类型一般是良性的和趋前发展的,以学术力量、民众力量作为选择力量的文化进化属于这种类型。稳定选择的力量只有利于文化谱系的中间部分,偏离文化谱系的中心越远,被淘汰的压力就越大;这种选择促使文化谱系高度单一化,稳定地长期处于某种文化形态,其文化进化与发展都十分缓慢,以单一的意识形态作为选择力量的文化进化多属于这种类型。与稳定选择正好相反,分裂选择的力量不利于文化谱系的中间部分,而对文化谱系的两端有利,导致社会文化形态的两极分化,进而导致文化形态的分立。世界各地民族主义的抬头,就是这种文化分立的典型现象。由于文化进化的选择力量不同,形成了千差万别的文化形态。 文化选择的结果。在过去由于交通限制,世界不同地区的文化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按照一定的选择标准、沿着一定的发展路线稳定地发展着,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态。在这些文化形态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外敌入侵、朝代更迭,社会发展,在不同时期的文化选择标准发生过这样或那样的变化,这其实也是这种文化形态形成的必备的条件。在现代全球经济与文化一体化进程逐渐加快的条件下,各种文化形态之间还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融合。相反,以经济和军事实力为依托的优势文化的扩散,更加充分地暴露出了不同文化形态的差别,导致了文化形态之间的持久的冲突。文化形态的不兼容,正如生物的生殖隔离一样,它是文化进化的结果,也是不同文化形态分型的依据。 五、生物进化中的遗传瓶颈与文化进化中的文化瓶颈 遗传瓶颈是指,如果一个种群在某一时期由于环境灾害或人为过捕等原因导致种群数量急剧下降,这必然会导致种群基因库质量的下降。经历遗传瓶颈后,如果种群数量不能得到有效恢复,就会由于遗传漂变其基因库质量迅速降低。如果经受连续的选择(捕猎、灾害等)压力,种群最终可能走向灭亡。如果经历遗传瓶颈后种群数量逐渐增加,并不断积累新的遗传变异,补充和扩大基因库的数量、提高基因库的质量,种群就会重新发展和兴旺起来。但是,一般而言,经历遗传瓶颈后,种群的恢复需要相当长(多个世代)的时间。比如,由于过度捕猎,19世纪90年代北方象海豹只剩下了20头,通过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直到100多年后,其种群的数量增长到3000余头,数量仍然很低。如果不是采取有力的保护措施,仍然大量捕杀,该物种可能已经灭绝了。 文化瓶颈现象在文化进化过程中普遍存在。文化瓶颈的形成通常与文化进化的选择力量的变化有关。与生态学的遗传瓶颈相似,一旦形成文化的瓶颈,其文化基因库的恢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如果连续遭受强大的选择压力,就会形成持续的文化瓶颈,导致文化的衰落,甚至消亡。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文化瓶颈持续现象较为突出。秦朝灭六国统一天下之后,焚书坑儒,杀戮了大量的文人雅士、永久性地毁灭了大量的文化典籍,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巨大的文化瓶颈;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而排斥其他各家思想,进一步限制了百家争鸣,形成了秦汉以后两千余年、持续的文化瓶颈现象;大清王朝灭亡前后的百年间,军阀混战、外族入侵,民族命运风雨飘摇,各家学派、思想论争激烈,文化思想空前繁荣,这一时期可谓群星璀璨,精彩纷呈,这是中华文化大恢复与大发展的时期,是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某一段时期,由于文化政策方面的失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曾经导致一种文化、一种思想长期作为文化选择的准绳,国家机器成为文化选择的主导力量,文化发展的单元化趋势压制了文化的进化与发展,形成了文化的瓶颈。这种局面在结束以后才逐渐得到缓解。 从世界文化发展史的角度看,阿拉伯文明的没落可能与其政教合一(伊斯兰教)的意识形态关系密切,印度文明的衰落也与佛教不无关系,当宗教意识成为文化选择的力量时,文化瓶颈的现象也就随之产生了,而这种文化瓶颈的长期持续必然导致文化的衰落。 突破文化瓶颈的限制,是文化走向兴盛的基础。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封建制度的逐步瓦解,打破了原有的文化瓶颈,形成了清王朝灭亡前后100余年的文化振兴。日本明治维新,引进西方文明,推动了日本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大发展。而美国南北战争打破了奴隶制度对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限制,形成了随后美国长达100余年的大发展。文化瓶颈效应可以用来解释人类文明兴盛与没落,勾勒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轮廓。 六、群落的演替、顶极群落与文化的演替及顶极文化 生物群落是指生态系统中有生命的部分。自然界中生物的分布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遵循一定规律而聚集成的有机整体。每个群落都有其特定的外貌,结构(空间、时间结构等)和功能。 当群落内外环境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时,生物群落中的一些物种消失,另一些物种侵入,群落的组成、结构、形态、内环境向着一定的方向发生连续的有序变化,结果一种性质的生物群落被另一种生物群落所取代,这个过程就是群落的演替。任何一种群落演替达到稳定阶段时,就形成了与当地气候、土壤、生物等条件相适应和协调的群落,这是演替的终点,也称顶极群落。在群落顶极形成之前,群落的演替过程持续进行。如果我们要求群落的演替停留在某一阶段,比如,农田生态系统、湿润地区的草坪(自然演替可形成森林)等,就必须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除草、灭虫、修剪等。如果群落演替达到顶极状态,群落的结构、功能趋于完善,此时,群落的生物量存量达到最大,而群落生产力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对顶级群落的适度利用,有利于打破平衡关系,刺激群落生产力的提高。 文化现象虽然表面上杂乱无章,实际上相互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即所谓的文化群落。由于外来文化的渗透、自身新文化的产生,文化群落的形态、结构和功能也会发生有序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最终结果可能是一种性质的文化取代另一种性质的文化,导致文化形态的更迭,这就是文化的演替。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文化的西方化、我国文化的近代化与现代化,以及现代世界文化的一体化趋势等等,实际上都是文化演替的实例。任何一种文化发展到稳定状态时,也就形成了文化顶极。文化处于顶极状态时,其发展与进化潜力降低,文化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 在相对封闭、缺乏交流的条件下,在文化单元化(包括宗教化、神化等)条件下,在国家和政权强制力的作用下,更容易形成文化的顶极。比如:在政教合一的国家,文化顶极现象往往明显而持久。 生物群落顶极形成之前,群落的演替过程持续进行。与此相似,文化顶极形成之前,文化也是处于不断发展和持续变化之中的。同样,如果我们人为地要求文化的演替停留在某一阶段,就必须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给予压制、阻截和控制。期间,这种倾向就十分明显,导致文化的倒退。 与人类中心主义相比,生态文化是一种全新的和革命性的文化形态。而“现代”文化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和工业文明的基础之上,从这个角度上讲,生态文化是一种反“现代”文化的文化形态,这也就注定了生态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受到“现代”文化的抵抗和阻挠,包括“现代”文化对生态文化所作出的消极和迟钝的反应。但是,生态文化作为人类发展的主导性、前瞻性文化,其发展趋势是无法逆转的,未来人类的文明必然是生态文明。 社会科学论文: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定位 有人主张将已往的“哲学社会科学”改称“人文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用以指称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另一大半(有关人、文化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的)科学领域,这是目前一股国际性的学术潮流。其用意在于强调哲学和各门社会学科的本性是面向人、社会、文化的,从而倡导立足于人、关心和服务于人的发展的价值导向。采用这一提法的好处是,强化这些学科的本意,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导向。但其中有几个具体的理论问题是值得探讨的。 一、带有人文性质的研究和创作是否属于“科学”。 对于这个问题,国内外学术界一直有争议,关键是对“科学”的理解不同:以西方一些人的标准,一个学科只有达到了对象的可重复性、描述的客观化、形式化和定量化、知识的可积累性等一些自然科学的特征,才属于科学。这种狭隘观点目前仅承认现代的经济学、社会学等少数社会学科是科学,而把政治学、史学、法学、文学、艺术、教育、新闻乃至哲学等统统排除在外(当然,这也与有些社会学科的工作和发展水平尚不到位有关),或宁肯叫“人文学科”,也不叫“科学”。这种观点影响了不少人,特别是在自然科学界有一定市场。 按照另一种,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的实质在于“理性地处理感性材料”(马克思),在于通过“实事求是”(罗素)的研究去追求真理,凡符合这一实质的研究活动及其成果,就属于科学范畴。因此,哲学和各门社会科学也应该是科学,不应因为有某些形式上或程度上的差别,就否定其科学的实质。邓小平同志说“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无疑体现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立场。 二、在学理上,“科学”与“人文”两个范畴是有区别的。 科学,是以强调事实、理性、描述性知识和真实性、真理为主旨的规范体系。科学仅以符合事实及其客观规律为根据,而较排斥人的主观意向、价值取向、意识形态,虽然在总体上,科学与人类的价值追求正相关(对人类有益);但在具体研究过程和具体观点上,则要求必须不带任何主观倾向,首先要如实地反映客观。科学的直接成果只给人提供可能的选择空间,并不直接规定或代表人的价值选择,自然科学最能体现这种特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科学技术活动可以没有价值导向、人文负载。事实上,科学总是要走向人文价值的,而技术本身就已经是科学向人文转化的一个阶段了。科学愈是走向发展和应用,就愈是离不开人文导向,这一点正是当今时代的一大特征。至于如何对待科学技术的问题(如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则显然属于社会人文领域,而不是自然科学问题。 “人文”这个概念,有“人的(人本的、人道的等)+文化、文明的”意思。其特点恰恰在于强调人的主体地位、人的需求和保障、人的情感和意志等价值性内容,即“人文精神”。“人文”的核心是价值,对于阶级、国家和社会利益集团来说,它们的人文倾向、价值观念体系如何,则构成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人文精神”的特点在于是从一定人的立场出发,一切为了现实的、具体的人。因此,它的思考和表达方式不同于科学:反对“价值中立”,要求始终体现和维护人的价值权利、价值选择,要有自己的主观倾向性,不能停留于冷冰冰的事实描述,更不能容忍依据事实和理性而得出不利于人的结果。政治、道德、文学、艺术、教育、宗教等最能代表这种特点。当然,“人文精神”说到底也有科学不科学、合理不合理之分。完全排斥科学的“人文精神”,往往是野蛮落后的。 因此严格说来,“科学”与“人文”的区别并不在于对象,不在于对象是自然界还是社会、不在于对象中是否包括人(科学也是人在活动)等等,而在于研究的方式、性质和直接的目的。因此,我认为,不宜以“科学”和“人文”作为外在的标准,去机械地划分学科类型,而应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作为一切思想和知识的内在要求,并用它们来反映各门学科的发展特点和程度,即:一切科学都应该严格遵守科学原则,贯彻人文精神。 在历史上,曾有人(如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等)主张全部科学可以分为两类: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有人(极端的科学主义者和极端的人文主义者)则认为,把“人文”与“科学”联在一起,犹如“方的圆”和“黑的白”一样,是不成立的。从哲学上看,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这两个极端之间,有共同的毛病,就是未能全面地理解和把握真理与价值之间的关系。 三、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这两个提法,我认为名词之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明确以下两个方面的涵义: ①关于人文和社会领域(以它们为对象)的研究,应该和能够成为科学,应该使它们具有与自然科学同样的科学本质和功能。 ②以人和社会为对象的学科,不能仅仅以科学性的描述为满足,更要充分体现人文精神、发挥人文关怀的功能,并向一切科学技术领域普及这样的功能。这一点,正是当前国际性人文学术思潮所强调的重点,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特征。 这样,“哲学社会科学”就有了双重的身份和意义:一方面,它是科学,具有科学的本质和功能(经济学、史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在这方面更突出)。在关于社会和人的问题上,自然科学不可能代替社会科学;另一方面,它又是人的价值观体系,有比自然科学更突出的人文性质和功能(伦理学、美学、政治学、法学、文学、艺术、宗教、教育学等更明显)。哲学既不是单纯的社会科学,也不属于纯粹的自然科学,而是具有两方面的综合功能(把哲学列入人文科学,仅仅是对哲学精神的一种理解)。也就是说,人文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的涵盖面更广、功能更多、意义更深远。因此,从人类社会全面的、长远发展的意义上说,我们无疑应该更重视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更依靠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 四、承认人文学科是科学,是就这些学科领域的总体和实质而言,不等于认为在这些领域中的任何一种观点、学说体系都一定是科学的。就像并非每个物理学家的观点在物理学上都能成立一样。“学科”与“学说”之间,不能简单等同,这一点有普遍意义。但我们以往似乎不够注意。 同时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代表了人类已取得的最高成就,至今仍是世界上最科学、最先进的学说体系。这一点已经并将继续得到历史和实践的证明。因此,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学习、贯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用以来指导和推动我国的各项事业。 五、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首先,必须承认: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我国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是科学,不是非科学,因此要充分理解和高度重视它们的这一社会地位。如果说,科学技术作为社会物质生产的“第一生产力”,在于它如今已经成为生产力构成中最重要的“软件要素”,那么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则是整个社会的“软件要素”,是生产力中的“软件的软件”(掌握科学技术应用的程序)。当我们考虑社会发展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时,决不能忘记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否则,其科学观将是不完整、不充分的。 同时,要进一步指出:仅仅把哲学和人文社会学科当作科学还不够,它还有超过一般科学的意义和功能,即人文价值体系的意义和功能。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实现自身解放、自由和幸福的社会理想、价值观念的代表。因此,在谈论社会全面发展时,我们更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否则,其社会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也将是不完整、不正确的。 总之,我们需要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与意识形态、真理与价值统一的、先进的学说体系,从而高度重视我国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建设和发展,高度重视这方面成果的检验、推广和应用。在我国和世界未来的发展进程中,文化和价值领域里将要面临的变革和建设任务、将要迎接的挑战和机遇,丝毫不比科学技术上的任务更小、更简单。对此,需要有充分的准备。 社会科学论文:浅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 论文关键词:体育社会科学 学科体系 逻辑起点 人本体育 论文摘要:要探讨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构建问题,首先必须明确它的逻辑起点。为探寻这一逻辑起点,在对近期内快速发展并已初步形成的学科体系考察基础上,运用辩证逻辑思维的方法,经过抽象和提炼,提出了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是“人本体育”的观点。无论从学科发展的历史,还是学科本质属性来看,“人本体育”都应是本学科最本质、最基本、最概括和不可分割的范畴,这个范畴可成为本学科体系构建的起始点和基石。 改革开放后,我国体育事业发展迅速,其规模不断扩大,水平不断提高,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成为一种日益复杂的社会现象。面对这一形势,仅靠当年单薄的“体育理论”这一具有体育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科,已经无法应对我国体育事业快速发展的需要。体育运动实践的需要呼唤体育社会科学兴起,在这种需要的推动下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在短短的30多年里得到了迅速发展,不少学科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独特、具体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形成了独立的学科理论框架和特有的研究角度。一定数量学科群的逐步成熟,促进了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初步形成,它的地位与作用逐步得到全社会的承认。1996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体育学(体育社会科学)被正式纳人由国家统一管理和规划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成为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并列的一级学科。然而,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形成的时间毕竟很短,体系仍未完善,关于体系构建的一些理论性问题还未完全清晰,其中包括它的逻辑起点尚未探明。任何一个学科体系的构建都必须明确它的逻辑起点,这是学科体系构建的基石。因此在研究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时,探讨其逻辑起点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1学科体系逻辑起点及其确定的方法论基础 “逻辑起点也称之为逻辑始项,它是指一门科学或学科结构的起始范畴,是指理论体系的始自对象,是整个逻辑体系由以展开和得以完成的一个最初的规定。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科学应该以什么为开端’田”范畴是人类认识事物本质的一种思维形式,是反映事物发展过程最本质、最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人们依托范畴深入了解事物的整体和内在的联系。因此,和其他学科一样,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内部结构的认识,实际上是对该学科的范畴体系的认识与推演过程。而这一推演过程需要一个起始的范畴,这个范畴决定了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认识应该从哪里开始。“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问题,既是确定学科体系展开的最原初、最基本、最简单的范畴,作为学科体系构建的出发点,又是探求能揭示研究对象的质的规定性并以此范畴作为整个体系得以建立与展开的根据和基础,整个体系是按照某种必然性由这一开端生发开来,形成系统”可以认为,任何学科体系的构建必须建立在一块基石上,而这块基石即是“逻辑起点”。 探寻学科的逻辑起点是体育社会科学学科构建其体系难以回避的问题,而且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门学科体系的构建是一个辩证逻辑的思考过程,它需要遵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法则。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认识,必须在对近期内快速发展已初步形成的体系考察的基础上,抽象出一个反映该学科最本质、最基本和不能再分隔的范畴,也就是寻找一个构建体系的逻辑起点。最后所确定的逻辑起点必须符合“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就应当从哪里开始”的规定圈,这一起点范畴,还必须是本门学科所包含的诸多范畴中那一个最原初、最抽象和规定性最简单的范畴。当学科体系的起点范畴被确定后,我们才能进行逻辑的推演,构建一个较科学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也就有了坚实的基石。 2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确定 2. 1明确研究对象 当前,我国体育学术领域中关于学科名称的提法不太一致。比如,常把“体育学”、“体育人文社会科学”、“体育社会科学”等,都看作是除体育自然科学学科之外,其他所有体育科学学科群集合的统称。《辞海》对科学所下的定义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可以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类,哲学是二者的概括和总结。”美、英百科全书则根据人类认识世界的知识体系包括自然的、社会的、人类思维的三大方面,而把科学分为自然、社会和人文三大类。从我国对科学统一管理和规划的角度来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1996年批准,将体育学(体育社会科学)正式纳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成为该领域的一级学科。国家管理机构这一决定,实际上是将体育社会科学等同于体育学,这里的体育社会科学即可理解为除体育自然科学学科之外,其他所有体育科学学科群的集合,其中包括体育人文与体育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因此,本文所要探讨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即是关于人们认识体育的社会与人文方面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 2. 2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本质属性的理解 体育是人类创造的一种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根据文化结构的三层次理论,体育社会科学知识应当包括除外层的物态文化外的中间层与核心层文化,即中层的社会制度、关系、组织,核心层的体育认识、体育情感、体育价值、体育理想、体育道德、体育审美等。人具有物性和人性这两重性。人首先是由各种组织器官等物质构成的,组织器官是由细胞组成的,而细胞又是由各种分子构成的。体育运动实际上都是人体内部物质间相互作用、不断变化与运动的过程。因此,要了解人体运动的内在机制,要使运动更加有效和科学,要取得良好的锻炼效果或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就要运用自然科学中的一些学科知识来解决这些问题,于是就产生了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生化、运动生物力学等体育自然科学学科,当然这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人与其他万物不同的是,人不但是由物质构成的有机体,而且人还有思想、精神、情感等;同时人还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人类选择了社会这种生存形态,人类的各种活动从此便离不开群体。为了保证社会正常运行,社会就产生了各种规范性的道德、伦理、制度等。体育是由于人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体育运动中会有许多善与美的判断问题、价值观问题、道德伦理问题以及制度规范问题、组织问题等,需要我们去探讨、研究和解决,这必然就需要运用各种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知识来指导。改革开放后,由于体育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我国引进、产生了一批体育社会科学的学科群,比如体育史学、体育哲学、体育人类学、体育社会学、体育管理学、体育法学、社会体育学、体育经济学、体育伦理学、体育美学、体育科学学、奥林匹克运动、运动心理学等。随着这些学科的逐步成熟,我国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便初步形成了。在这个体系中的学科,研究的都是体育中除物性问题外的人性问题。 2. 3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确定 要准确选定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范畴,就需要合理的抽象,使这一抽象出来的概念能准确反映本学科本质的规定性,而且不能对它再进行分割。“作为逻辑起点的范畴,如果抽象不足或抽象过度都不可能形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抽象不足’是指没有把那些非本质的、个别的、偶然的以及现象的因素舍弃于净而使起点范畴“过于”丰富。‘抽象过限’是指把本来体现研究对象本质规定性的因素舍弃掉了,使起点范畴过于抽象。 根据以玉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性质的分析,我们知道,这一学科涵盖的范围较大,它涵盖了除关于体育“物性”研究的体育自然科学诸学科之外所有的其他体育学科,即包含体育人文学科群和体育社会学科群。而这些诸多的学科中都有体育中的“人性”这一基因(鉴于体育概念的复杂性,在这里就不对体育概念进行讨论),也就是说这些学科的理论知识都是由体育中的“人性”成分所决定的。这就是说,体育之“人性”是反映体育社会科学学科本质的最基本的概念。但是,鉴于目前人们对人性有不同的看法,为了不引起歧义,我们拟采用“人本体育”这一概念作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起始概念。这一概念的概括度高、外延广大,它反映了本学科体系中概念体系的内在联系,并对理论体系起着统一概括的作用。因此,我们认为将“人本体育”作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起点范畴是合适的。 3“人本体育”作为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合理性分析 3. 1从形成与发展历史看其合理性 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科学长期受到忽视。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社会的运行机制高度统一,社会的一切活动由政府规划、管理、包办,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和简约化,因而对社会科学的需要并不那么迫切。这种现象造成了我国的社会科学在那些年代里发展缓慢,一些学科的研究与教学甚至被取消了,如社会学学科等。在这一背景下,我国体育事业同样由政府统一规划、管理和包办,体育工作者可以等、靠、要,无需考虑和研究更多的问题。在旧体制中,体育的任务主要是为政治服务,任务的单一性和过分偏重竞技体育促使体育界只重视物质层面的研究,如技术、战术、体能训练研究、运动员选材研究等困,由此造成了当时的体育科学研究深受工具理性思想的影响,过分地倚重于体育自然科学学科群,忽视了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具有体育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科只有“体育理论”这一门,这种学科单一的状况,决定了在这一时期里难以形成具有真正意义的学科体系。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深人,我国体育事业生存与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原有体育体制与转型中的经济体制出现异质矛盾。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推动下,我国体育事业的规模不断扩大,结构日益复杂,人民群众对体育的需求也进一步提高,呈现出多样化和个性化的趋势图。在这一时期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与原有的体育体制以及发展水平之间的矛盾突出,而要解决这一矛盾就急需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的指导,正是由于体育改革实践的需要,体育科学园地里萌发并成长了一批新学科,这些学科至20世纪90年代已初具雏形。90年代后,我国体育学术界从原来单一的工具理性思考逐步开始体育“人性”的思考,关于人文体育的研究成果在增多,在批判体育过分“物化”中“人文”的字眼也在不断增多。 2003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是科学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最高价值取向,提出一切工作要以不断满足人的各方面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出发点。提出以人为本是社会发展的进步,体育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要事业,理所当然要坚持以人作为自己发展的出发点。这就要求研究体育中的人和人与人关系的体育社会科学诸学科将自己的研究视角指向人,以人为本,将“人本体育”作为自身学科的起始范畴。 3. 2“人本体育”是学科最本质、最基本和不可再分割的范畴 “人本体育”是一个高度概括的概念,理解它实际上就是就要弄清以人为本的体育应当是什么,或者说体育应当如何以人为本。这一问题决定着本门学科最本质的问题。而要弄清这一问题,首先还是要了解“人是什么?”这一个看似简单却又深奥的难题。要真正弄清这个问题,就必须对人性、人的本质等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古今中外,多少学者探讨了这一问题,然而直至今天,其答案依然莫衷一是。但是无论对于人性有多少种不同的看法,人性不同于物性这一点则是公认的。人一方面是由物质构成的有机体,人需要靠补充各种物质与能量以保持机体的存在与发展,也就是说人有生理方面的需求。从体育的角度来说,人要参与体育运动,需要有物质性的生理基础,还需要有符合生物力学的运动技术,这些都属于体育运动的物性知识。而体育运动中的人性则是人不同于其他万物(包括动物)的特性,这就是人有思想、有精神、有感情,人除了有生理、安全等低级的需求外,还有其他万物所没有的精神上的高层次的需求。人类由于需要而创造了体育,人对体育的需要不仅仅是由于物性的需要,更由于人性的需要,即认同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以及休闲、娱乐、养性等提高精神生活质量的需要。这些需要是人类所特有的高层次的需要。人创造体育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认识和研究体育就应当从人的角度出发,探讨人(各种人)对体育的具体需求是什么,并如何满足不同人的不同体育需求,体现体育的以人为本的宗旨。这是体育社会科学所有学科都需要探讨的问题,也就是说以人为本的体育是所有体育社会科学学科的共同基础。 人类各种需求的满足仅靠个人是无法实现的,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人类选择了“社会”这一存在形态。人们为了追求更加幸福的生活走到了一起,结合成各种群体,将个体的力量有机地结合成为强大的集体力量,以求满足自身不断增长的各种需求。自从人类产生以来,这种社会性就一直伴随着他们,并成为他们得以存在与发展的重要条件。千百万年的群体生活、社会生活,使得人世世代代处在有组织的生活之中。反过来说,社会性又无时不在影响、促进着人类本身的发展,可以说离开社会就无法研究人。体育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活动,在体育实践中人们为了满足各种体育需求总要产生种种体育群体、组织,产生各种能保证体育运动更好开展的种种规范,如各种体育政策法规、规章制度等。这些在体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社会性产物,实质上是为更好地为满足人们自身体育需求的手段,在现代社会中如果没有这些社会性要素,人们的各种体育需求便无法得到满足。因此,体育中社会性问题也是体育社会科学应探讨和认识的问题,而且研究这些问题的基点同样是“人”,仍然应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就是要求我们办任何事情首先要考虑的是人,凡事以人为重,以人为出发点,要不断满足人的全面需求,促进人更好地发展。这里要强调的是,人应当指的是广大人民群众。体育作为一项促进人全面发展的事业,它关注与思考的应当是体育应当如何做到以广大人民群众为本。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是促使体育产生的重要原因。在生活中人们需要体育来宣泄自己的情感,展示自己的个性,体现自己的价值和对健康的追求。体育是以身体活动为手段去追求人的发展、个性的张扬、身心的健康和生命质量的提高,即体育应以人为本,关注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然而在过分强调政治和经济的年代里,却往往把体育当作是实现政治或经济目的的手段,与此同时科学主义也在对体育产生严重影响,使人们逐步形成了依靠科学技术可以解决所有的体育问题的观念。这种观念使人们在认识体育时产生了主客体的错位,造成了对待体育的“物化”现象,关注的只是运动技术、生物指标和器物等物态文化。尤其是在竞技体育中,产生了“技术异化”的现象。当人们的目光紧紧地盯着运动技术和运动成绩时,忘记了自身价值的存在,而把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极大地提高运动成绩当作是运动训练的终极目标。这种现象导致了人们忽视体育的人性的本质,忘记了体育的本意和初衷,也使得体育社会科学的发展迷失了方向。因此,我们在探讨体育社会科学不同学科的问题时,始终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思想,将“人本体育”这一基因渗透到所有的问题领域中去。而作为体育社会科学基因的“人本体育”是不可以分割和异化的。换句话说,我们在构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时,必须将以人为本的体育即“人本体育”作为构建的基石,在这块牢固的基石上才能构建起合理的体系。 4结语 在我国建国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体育社会科学不被人们重视,因而它的发展缓慢,显得十分薄弱和单一。然而改革开放后,在我国体育事业快速发展和哲学社会科学大繁荣的背景下,30多年来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不断涌现出许多新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一些较为成熟的学科正逐步集合成自己的学科体系。“一般说来,一门科学只有到了相对发达和成熟的阶段,才便于发现它的逻辑起点,作为起点的范畴也能为自己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找到充足的理由和根据。对于一门科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在开始时往往是不清楚的,只有经过认真地研究之后,才能逐步明确起来。”在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学科形成的初级阶段,探讨其学科体系的建构,有助于学科健康发展,而要构建学科的体系,首先就要寻找它的逻辑起点。为此我们运用辩证逻辑思维的方法初步探讨了这一问题,提出了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是“人本体育”的观点。我们认为无论从学科发展的历史,还是学科本质属性来看,“人本体育”都应是本学科最本质、最基本、最概括和不可再分割的范畴,这个范畴可以成为本学科体系构建的牢固基石。 社会科学论文:日常生活批判与社会科学范式转换 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在《审美特性》中曾把日常生活比作一条长河,他认为,科学、艺术等更高的对象化形式都是从这条生活长河中分化出来的。他的学生赫勒在《日常生活》中明确把日常生活界定为“那些 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她认为,如果没有个体的再生产,任何社会都无法存在。然而,与每一个体的生存息息相关,而又无言地孕育和滋养着人类社会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的日常生活世界,却长期处于哲学社会科学的视野之外,成为人们熟知的但又熟视无睹的背景世界,一种与物换星移、花开日落无异的自然氛围。把日常生活世界从背景世界中拉回到理性的地平线上,使理性自觉地向生活世界回归,是20世纪哲学的重大发现之一,胡塞尔、维特根斯坦、许茨、海德格尔、列菲伏尔、哈贝马斯、赫勒等许多理论家从不同层面推动了这一哲学转向。对我国哲学界而言,生活世界的概念已经不再陌生,但是,回归生活世界的真实含义,以及这一转向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范式转换的重大意义,还远远没有开展出来。 生活世界之被遗忘是在两个层面上完成的。首先,在社会结构层面上,历史的进展呈现出从日常向非日常的演化趋势,即从原初的、未分化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礼尚往来的日常生活世界中逐步分化出哲学世界、艺术世界、科学世界、政治系统、经济体系等非日常世界。相应地,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重心也由日常向非日常转移。其次,在理性反思的层面上,哲学和历史科学的关注点越来越被非日常世界所吸引。近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经历了“自然科学化”的过程,习惯于把自然科学所揭示的因果现象、必然性、线性决定特征、还原性、可计算性、普遍性等,放大为统一的、一元的、无限的世界的普遍规律,由此建立起以理性逻辑、绝对真理、普遍规律为核心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各种社会科学体系,人真实地生活于其中的日常生活世界则被完全从理性的视野中放逐。一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生成了:哲学成为描述普遍精神和绝对理性的纯粹意识哲学,历史学表现为环绕着政权更迭和国家兴亡的宏观史学,政治学表现为以政治权力和制度安排为核心的宏观政治学,经济学成为揭示基本经济运动规律的国民经济学,等等。 应当说,这种以追逐普遍性的宏大叙事为特征的哲学社会科学范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为,理性的反思性本身就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的本质特点。在人类历史由自发走向自觉的时代,对日常的微观的生活现象进行理论抽象,有助于在偶然的、差异的、个别的、多样化的社会现象中把握人类历史运行中的某些规则性和普遍性的机制。但是,当宏观的哲学社会科学把人具体地生存于其中的生活世界完全视作无足轻重的、平庸的日常琐屑而加以蔑视时,当以价值和意义为特征的人的生活世界完全被以必然性和普遍性为特征的自然世界所消解时,这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之弊端就充分显现出来。 弊端之一:否定差异性和个体性。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的根本缺陷是用普遍化的方法来研究文化和社会现象,从而否认差异性、个别性、主体性和自由。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甚至断言,在精神的普遍性已经大大地加强的时代,“个别性已理所当然地变得无关重要”,而绝对理念的普遍性要求统治一切。 弊端之二:忽略社会发展的文化内涵。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对差异性和个体性的否定,实际上是对生活世界的内在文化内涵和意义结构的排斥。结果,在这种宏大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不仅生活世界和伦理道德世界的特殊性和个别性被抽象掉,变成数学化和理念化的无限自然世界图景中的一个案例;而且,从原初的生活世界中分化出来的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科学世界等非日常世界,也变成没有内在文化规定性和价值约束的机械的、冷冰冰的自然领域,历史成为“无主体的”自在运动。 弊端之三:理论研究的抽象化顽症。马克思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强调思维中的具体,即思维中包含“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恩格斯曾断言,任何一种社会哲学,它的研究结论如果没有包括“使它得以成为结论的发展过程”就毫无价值。我们发现,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的根本特征正是在普遍的知识和原理中抽象掉这些多样性和过程性,从而形成空泛的、大而化之的理论结论。目前,这种抽象化的毛病不仅在哲学研究中而且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中普遍存在。 因此,“回归生活世界”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和意义。真正的日常生活批判范式是要使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真正回归到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的生活世界,回到日常生活世界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礼尚往来的具体活动,回到生活世界内在的价值、意义、传统、习惯、知识储备、经验积累、规范体系,等等;是要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批判地考察每一时代每一文化中的个体是如何展开自己的消费、交往、思考和生存,如何形成自我同一性,如何把这些文化背景带入公共的社会生活之中,还要考察生活世界内在的图式、知识储备、规范体系等是如何同社会公共生活和制度安排形成互动。不难看出,这种意义上的日常生活批判范式代表着哲学社会科学范式的深刻转变。 首先,日常生活批判或生活世界理论极大地拓宽了社会历史理论的视野。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内涵要比我们的教科书体系更为广泛。他们反复强调一个重要的出发点: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社会活动。因此,人的生存需要和满足需要的生产,以及人自身的繁衍和家庭等是社会历史运行的深刻基础和社会历史理论的基本主题。然而,后来的理论体系并没有对这些日常生活予以关注,而是围绕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非日常领域而展开。如果我们把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日常消费、日常交往、日常思维活动纳入社会历史理论的视野,认真考察日常生活世界和非日常世界在不同历史时期此消彼长、支撑、制约、互动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构造出更为完整的人类世界图景,对社会历史运动肯定会有更为深刻而全面的理解和把握。 其次,日常生活批判或生活世界理论提供了一种微观哲学社会科学范式,一种文化批判的理论视野。日常生活批判并不是对于具体的日常活动及其要素的非批判的描述,而是对于生活世界的内在文化结构和活动机制的分析,特别是对经济、政治、科学、艺术等非日常活动的日常文化根基的挖掘。哈贝马斯把世界划分为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而由文化、社会和个性构成的生活世界不是世界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或领域,而是为行为主体提供给定的文化传统力量(知识储备)、规则体系和价值支撑的条件和背景世界。作为交往行为主体的主体间性的生活世界实际上是以文化的解释力量内在地与所有其他三个世界相互交织和相互影响,或者构成所有这些对象领域的内在的文化机理。在这种意义上,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等在微观层面上开展日常生活的解读与批判,无论是挖掘生活世界内在的价值和意义以抵御技术理性的异化,还是拆解前现代的日常生活世界的自在自发的、经验式的和人情化的文化图式以铺平社会公共生活和社会运行中现代性启蒙的文化地基,或是把生活世界当作全球化交往和世界历史背景下交往行为合理化的文化基础而加以重建,都会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日常生活批判范式对于克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抽象化顽症,具有根本性的意义。20世纪,在哲学所营造的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氛围中,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众多社会科学领域中都出现了告别宏大叙事,自觉地向生活世界回归的趋势。法国的年鉴学派、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派、德国和奥地利的日常生活史学派、英国的“个案史”学派等,都反对只写重大历史事件和只关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宏大叙事的历史学,而主张把关注中心转向具体的和微观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各个领域。在政治学领域,开始出现微观政治学,主张从日常生活的机制去思考制度安排问题,探讨微观权力秩序的重建问题,而福柯则从监狱、医院、军队、学校等传统政治学忽略的边缘领域,开展了关于理性权力结构的微观政治学的批判。 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哲学领域率先开展日常生活批判研究,此后,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论范式对于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学、法学等领域的研究也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相继出现了教育的日常生活批判、法学的日常生活批判、历史学的日常生活批判、文学的日常生活批判,等等。虽然这些探索具有初创的性质,但是已经开始展示特别的发展潜力。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开始自觉地告别那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理论范式,自觉地摒弃那种从范畴到范畴的抽象化病症,并且开始为我们提供具有创造性的新见解。例如,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现代性的启蒙和生成所遭遇到的许多阻力都可以从日常生活批判的视角获得特别的解释:中国各级教育中的应试教育屡禁不止,而素质教育流于形式的问题,以及决策机制和行政运行机制的经验化和缺乏理性的特征,在深层次上与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普遍的经验化文化图式有着紧密的关联;而中国社会公共生活之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的“有法不依”、超越规则的现象,则与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普遍的人情化文化图式有着必然的关联,也即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分析的那样,传统农本社会是一个“无讼的”社会,其日常的礼俗文化基因阻碍法治秩序的建构。总之,日常生活批判范式将成为21世纪最具解释力和创造力的哲学社会科学范式,它同宏观的社会历史理论范式有机结合,将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开启崭新的地平线。
中学教育类论文:抓住关键环节推动地理素质教育进程 在地理(社会)教学中,素质教学应该落实的内容相当丰富,它所涉及的因素也很多,既有硬件方面的因素,如教学设备、学校环境等;也有软件方面的因素,如人的思想观念、学校管理等;但最现实最关键的还是学科教师。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只有高素质的地理教师,才能使地理教学为提高学生整体素质的要求得到落实。 然而,目前地理(社会)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离素质教育的要求还相差甚远。以上虞市为例,全市连续三年以上教过相应学科(地理)的教师为23人,仅占总数的30.6%;从学历上看,相应学科大专毕业为14人,仅占18.6%,大专以下学历(最低的为小学毕业)也有21人,占总数的28%。再从任教情况看,全市专职教师为26人,而兼职教师有49人,占总数的65.3%,兼任教师中,有一半以上还是主课兼地理(社会);还有30%左右的是照顾年老体弱的教师在教地理(社会)。因此,地理(社会)素质教育的高要求与师资现状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它已成为能否有效地在地理(社会)学科中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 那么,如何抓住关键,突破难点,努力提高学科教师的整体素质,从而推进素质教育呢?依据教师队伍的现状,以及素质教育对教师提出的要求,笔者认为需要切实练就地理(社会)教师的综合“素质功”并充分发挥这支队伍的力量,来推进地理(社会)学科的素质教育。 一练师德修养功。人以德为本。地理(社会)素质教育的首位是思想品德教育,正人先正己,教师首先要成为真正的人。良好的师德则是对学生有效地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前提。如何练就师德功?首要的一点就是热爱祖国。 同时,教师要忠诚教育事业,热爱自己的工作,对学生充满爱;要严以律己,自觉抵制社会上的不良影响,使自己在学生面前树立起具有高尚情操的形象。通过定期的政治学习、典型介绍、参观取经、专题报告、演讲比赛、短期培训以及开展“师徒结对”、名师评比等活动,教师逐渐练就“四有”、“五心”。“四有”即一有事业心,安心边远艰苦地区,终生从事教育事业;二有雄心,立志创教育大业;三有好胜心,敢创教育名师牌子;四有献身心,像蜡烛一样照亮别人,燃烧自己,为教育事业贡献一切。在对受教育者,更应练就“五心”,即:教师心中有“爱心”,和学生的关系能“贴心”,教育学生有“耐心”加“细心”,对每位同学做工作能“尽心”。真正练就良好的师德功。 二练自学达标功。“教师应具备的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是对教师‘才’方面的要求,包括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相应的学历层次,三维的知识结构,即教育理论、文化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引自王素珍的《素质教育呼唤高素质的教师》)古人说:“知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教师有了精深的专业知识和足够的知识储备,讲课才能游刃有余。要达到此种境界,教师必须苦练自学达标功。通过有计划、分层分批地自学进修、培训函授、师徒结对等多种形式和途径,达到学历上层次、知识上水平、业务过得硬,进而“名师出高徒”。 三练课堂教学基本功。课堂教学基本功是教师整体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能否实现课堂教学“高质量,轻负担”的关键。要在课堂教学中善于进行素质教育,教师的功夫到家与否至关重要。但目前地理教师的课堂教学基本功现状与素质教育的要求距离还甚远。以我市为例,前景不容乐观,亟待提高。如讲普通话,比较差的还占28.6%;“三板教学”中的板图板画,中差的比例达86%;“教学方法手段运用”不够得法的占28.6%等。造成上述教师课堂教学基本功薄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专业对口教师来源极少;教师兼职过多、队伍不够稳定;部分中老年教师教学模式已经定型而难以创新;部分青年教师刚登讲台基本功还相当缺乏等等。 那么,如何练好教师的课堂教学基本功呢?笔者认为不仅对其薄弱教师需要定目标、定计划、定措施,而且还要教研室与学校紧密配合,抓好“导、练、检、赛”四个环节进行对口辅导,能者为师,任务到人。在练中求熟,在熟中求巧。纳入考核内容,督促教师按时完成。通过举行教师基本功分项竞赛活动,鼓励教师在业务上专,在教学技能上巧,在运用教学方法上得法,从而达到教学质量上的高目标。 四练教学科研功。教育科研功,这是教师更高、更深、更具有内力的素质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份报告中曾指出:“在今天,从教师在教育体系中的作用看,教师与研究人员的职责趋向一致。”这意味着今天乃至未来的教学,需要具有科研素质的学者型教师,传统的经验型“教书匠”将逐渐退出教学舞台。这是现代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素质教育向地理(社会)教师的强力呼唤。因此,重视教科研,练就教育科研功,它是提高教师素质的一个有效途径,是推进素质教育这盘棋中的重要一着。 总而言之,要在地理(社会)学科中推动素质教育的实施,需要我们培养出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用高素质的教师,培养出一批又一批高质量的人才,以适应21世纪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并迎接世界科技革命的挑战。 中学教育类论文:中学生命教育活动体会 有感于初二年级生命教育 一、二、三、四,这个口令想必大家都不会陌生。它让我想起了在两个星期以前,我校的全体初二年级学生来到了五厍青少年素质教育基地进行为期四天的生命教育活动。 在此次活动中,我们学到了各种各样的知识,也体会到了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军人是有多么辛苦。 到了青少年素质教育基地没多久,一切就紧锣密鼓地敲响了。第一件事便是换上颇具风范的迷彩服。在进行简短的开营式后,教官带领各连来到教室,开始了在那的第一堂课----寝室卫生和打扫。教官跟大家讲了如何放拖鞋、叠被子、枕头和被子该如何摆放等,也提出了要求和不达标的处罚制度。听起来很容易,然而真正实行起来的时候就有许多人遇到了麻烦。晚饭休息过后,则进行楼宇逃生训练及听民防讲座。 第二天的行程也大致如此,上午学习的第二节课便是止血包扎操作。下午学习了防毒面具使用及交通安全手势。晚上则听了食品安全的讲座,还进行了野外生存拉练。不得不说,一天的课程令我们受益匪浅,开拓眼界。 第三天,学习了心肺复苏按压,心肺复苏按压在危险时刻是十分有用的。晚上,在消防知识讲座结束后。全体师生举办了文艺汇演,这可谓是整个生命教育活动中最精彩的部分了。每个节目都是十分的精彩,而每个节目都有我们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与喝彩声。 在基地的最后一天,同学们进行了各类项目的比赛,都是之前三天中大家所学习的知识。最后离开的时候,大家都显得十分不舍,经过了四天的训练,似乎站军姿,匍匐前进,蹲姿,深蹲,对于大家来说已经不再算什么了,大家心中有的只是这四天中欢快的点点滴滴。 这四天里,烈日晒黑了我们的肌肤,却使我们滚烫的心变得更加热烈。汗水湿透了我们的衣背,我们却没流一滴眼泪。微风习来,吹散了多日来的疲倦,留下了许多许多难以言表的感情。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很完美,但是每个人都在不折不挠地坚持着,始终如一地追求着。我们的心中更是回荡着出发前政教处彭主任对我们说的话:“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 此次活动,磨练了我们的意志,让我们彻底的体会了“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就如站军姿的时候,再不舒服也不能动,再痒也不能动,可谓是度秒如年,而当教官叫我们停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曾经的我们不能做到,而是我们没有坚持,而现在我们却做到了。 能经历磨难才证明坚韧,能经得起挑战才说明勇敢,能度过挫折才展示成功。在每个辛苦但快乐的日子里,我们都在严格地要求自己,我们都在认真地改善自己,我们都在彻底地反省自己。这次的活动,不但教给了我们无限的知识,更磨练了我们的意志。这一定会让我们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受益匪浅。 中学教育类论文:谈中学地理教学中加强环境道德素质教育之途径 论文关键词: 中学教学 素质 途径 论文摘要: 本文主要立足中学地理课程的学科优势,试从课堂教学、各项活动开展和形势政策教育三方面论述在中学地理教学中如何渗透环境道德素质教育。 环境道德素质教育是新时期素质教育的一项新内容,主要是教育人们如何关心地球、关心其他物种,其最终目的是培养自觉践行环境道德的“理性生态人”。环境道德素质教育包括代内公平、代际公平、种际公平、绿色消费观教育。环境道德教育的提出,使道德价值观从当代人之间、人与之间扩展到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人与自然界之间。中学生作为国家未来和的希望,正处于世界观与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其环境道德意识一旦形成,就会给他们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打下深刻的烙印,对其一生的社会行为乃至对整个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都产生巨大的影响。美国前环保局长威廉瑞斯利曾说:“全球环境的威胁是现实地理的反映,未来环境问题要从地理教育开始解决。”《地理教育国际宪章》也确立了地科在培养学生环境道德意识方面的基础学科地位。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培养学生的环境道德素质。 一、挖掘教材内容,寓环境道德素质教育于课堂教学之中 我国现行的地理课本均以人类和地理环境的关系为主线,整个知识体系都以地球的宇宙环境为开端,而自然地理方面则着重阐述了宇宙、大气、海洋、陆地四大环境的性质、特点、分布、运动规律及其相互关系,为培养学生具有环境道德意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人文地理方面则着重论述了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相关的几个主要问题,突出了工生产、城市乡村、、商业贸易、邮电通讯、观光等人类生产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蕴含着丰富的“人地和谐”的环境道德教育资源;区域地理方面则阐述了某一特定区域的自然地理特征及其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人地关系,蕴含着丰富的“因地制宜”的环境道德教育资源,最后又都归结到人类和环境及如何协调人类和环境的关系上,使得环境道德意识和可持续发展的观点贯穿整个教材的始终。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吃透教材,充分挖掘教育素材,寓环境道德素质教育于课堂教学之中,潜移默化地渗透环境道德意识,提高学生的环境道德素质。例如讲“逆温现象”时,可介绍世界八大公害事件之一的洛杉矶光化学污染事件;讲“全球性大气环境问题”时,可利用课本与课外补充资料,加深学生对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酸雨等环境问题的理解;讲“气候资源和海洋资源”时,可让学生明白这些资源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所以要节制、适度利用,否则就有可能导致气象灾害、海洋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在人文地理教学中,更要注意每一课都蕴含的人地关系思想,每节内容都要渗透环境道德素质教育。例如讲“工农业的区位选择”时,可让学生从正反两方面充分讨论影响区位选择的各种因素,以及可能造成污染转嫁问题,深深懂得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人地关系思想;讲“逆城市化现象”时,可进一步讲述国外许多人出于环境保护的目的,主动摒弃高消费、高享受的生活方式而选择恬静的田园生活而导致的逆城市化现象;讲“湿地、森林、草地既有经济价值又有生态价值,而且生态价值比经济价值大得多”时,可以印度一位教授曾对一棵正常生长50年的树算的两笔不同的账为例:其木材等经济价值最多值300多美元,其涵养水源、调节大气湿度、产生氧气、吸烟滞尘、降低噪音等生态价值却高达20万美元;讲“可持续发展的公平性原则”时,可结合一些发达国家的动物保护法规定主人剖鱼宰牛等时,必须使动物无痛苦地死去,否则就是违法行为,让学生理解人与其他生物种群之间的公平;还可以1993年菲律宾的45名儿童由他们监护人的代表为诉讼代表人,代表他们这一代及其下一代向法院提起诉讼,指控菲律宾政府环境治理部门所签发的木材许可证超出了森林的采伐能力,要求政府停止大规模地出租森林(尤其是原始森林)采伐权的活动的案例,让学生浅显地理解代际公平原则。 二、理论联系实际,寓素质于各项活动之中 在教学中渗透环境道德素质教育,课堂理论教育固然重要,但更需要让学生走出课堂,积极参与各项活动,寓生环境道德素质教育于实践中,从而开阔学生的视野,增强其感性认识,提高学生的环境保护认同感。一方面可开展校园环境建设。“校园环境文化作为一种环境气氛,体现着学校群体的荣誉感、自豪感和集体的意志作风,它以一种无形的力量对群体中的每个成员产生教育作用,以潜在的规范性支配着每个成员的行为,使生活在这个群体中的成员不断调节自己的和行为方式,以获得群体肯定”。[1]如为唤起学生的节水意识,可在学校的每个水池、卫生间、食堂等地方醒目地张贴一些温馨提示,如:“水是生命之源”。为唤起学生勿踩草坪,保护植被的意识,可在学校的草坪上竖起如“走路让让道,小草微微笑”的提示语。为倡导学生拒绝白色污染,开展自制购物袋、禁止带一次性饭盒进校园等活动。教育学生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另外,可充分利用学校 宣传拦、校报、广播站、校园网站等各种媒介,开辟环境专栏、环境专刊、环境30分、环境专题网站等;举办各种有关环境保护的摄影、漫画、环保资料剪报、论文、诗歌朗诵等展览和比赛活动;举行环保主题班会、环境专题讲座等,结合教学内容请本市环保单位有关人员开展环境保护专题讲座,普及环保科学知识;每学期可组织学生适当观看有关宣传环保的经典,如《可可西里》、《后天》、《地球停转之日》等,让学生幼小的心灵在震撼人心、感人肺腑的故事情节中一次次地受到洗礼。 另一方面,可组建地理课外兴趣小组或环保社团,利用节假日开展环境现状与保护、环境观测、野外考察、郊游等活动。如参观本市垃圾场、有代表性的工矿企业、气象站、水文站、自来水厂等,让学生深切地感受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环境对人类的重要性。或游览本地名山秀水,让学生亲近自然,在良好的环境中陶冶情操,使学生能多角度、多层次地在更现实的活动中了解环境,理解环境与人类的关系。通过这些知行统一的各种实践活动,能使课堂渗透的环境道德意识内化为每个学生的实际行动。 三、把握时政热点,寓环境道德素质教育于形势与政策教育中 当前,各类媒体上常有生态环保的报道,这些报道既具有时代感、新鲜感,又具有教育性,易被学生所接受,因而把握时政热点,寓环境道德素质教育于形势与政策教育中,是提高学生环境道德素质的有效途径。一方面,可结合地震、冰灾、沙尘暴、水污染、全球气候变暖等具体的国际国内生态灾难时政,国际国内有关环境保护的会议、新出台的各种政策和法规,国家采取的诸如环保风暴等行动,师生共同探讨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危害、成因及解决办法,促使学生经常性地关注各阶段的环境大事。如观看上世纪90年代我国长江流域发生的特大洪灾、黄河断流,2003年我国西北地区的蝗灾,2008年元月席卷我国南方的冻雨,“5·12”汶川大地震和京津地区每年春季爆发的沙尘暴等影像资料,使学生在强烈的视觉效果冲击下,树立环境忧患和危机意识,增强学生保持环境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如世界环境日、地球日、无烟日、无车日、水日、及植树节、爱鸟周、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等环保纪念日,开展环境道德素质教育的宣传活动,帮助学生树立环境道德意识。如9月22日各大城市举行以步行或乘坐公交车代替小汽车上下班活动,倡导学生积极响应这一活动,自愿步行上下学,使他们懂得在面对现代享乐主义和物质主义的诱惑时,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地球资源的有限和短缺,能够依照生态及生态道德的理念自律,自愿体验简单化的生活,形成生态化的简朴、健康的风气。以各种时政热点渗透环境道德素质教育,既能巩固课堂理论知识又能使学生学会关心社会发展,关注世界变化,树立科学的环境道德观。 中学教育类论文:议中学生灾害教育的科普实践 近年来各种灾害频发,尤其是自然灾害最盛,因此,灾害教育、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重视,灾害教育主要集中在高中阶段的地理课程中,尤其是新课程实施以来,高中地理选修五《自然灾害与防治》,整本教材集中讲述各种自然灾害的分布、成因、危害及其正确的预防措施,但中学灾害教育仅仅停留在课堂上,而对灾害来临时的逃生、防灾和救灾技能的实践演练几乎没有。我认为加强各级学校的防灾演练教育及实践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迫切的。 一、灾害教育的作用 在中学课程中开设自然灾害与防治这门课程,学生可以通过阅读教材,听专业教师的讲解,再加上通过媒体了解全球各地发生的各类自然灾害的信息,让中学生对自然灾害及其危害有一定的认识基础,有利于进一步学习如何规避灾害,提高防灾技能与灾害意识。应该说,加强高中地理灾害教育,能切实增强中学生防灾减灾整体素质,进一步增强防灾减灾能力。更有利于减少灾害发生时的人员伤亡,国家及个人的财产损失。 二、学校实施灾害教育实践的必要性 对于现在的中学生来说,发生在21世纪之前的自然灾害对他们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但对发生在近十年以来较大的自然灾害,影响深刻,尤其是近5年来,发生的汶川大地震、海地大地震、玉树大地震和日本九级大地震,这些大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巨大,经济损失惨重,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中学生也不例外,通过网络、电视新闻报道,会迅速了解到不同地区自然灾害对人的生命所造成的伤害,对灾害发生地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应该说,大部分中学生对灾害认识有一定的深度,但我在2011年对我校三千多名师生进行防灾减灾方法的抽样问卷调查时,调查结果显示全校师生近78.6%的师生并不清楚正确的防灾减灾方法,其灾害意识淡薄,甚至在进行调查问卷过程中部分师生认为我们的活动干扰他们学习,认为中学生应该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学习中去;由此可见,中学生灾害意识淡薄原因在于升学压力使中学生没有时间,更无精力接受灾害教育。这也同时说明学校、家庭和社会对灾害教育的关注力度不够,重视程度不足,更谈不上防灾减灾的科普实践。 2008年发生在四川的汶川大地震造成的伤亡和经济损失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灾害对人们的伤害,而在这次灾害中,灾区有一个学校在大地震来临瞬间,让全校成功逃生,几乎没有伤亡,后来才知道该校师生每年都要举行防震逃生演练,这说明灾害教育实践演练对防灾减灾意义非凡。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十分重视灾害逃生实践演练,像日本这个国家,每年政府部门都要组织一次大范围的灾害逃生演练,所有部门都要参加,人们对逃生演练的态度非常端正,民众的逃生非常有组织有秩序的疏散撤离,2010年3月11日,日本发生9级海底地震及其引发海啸,核电站爆炸所造成的核辐射,对日本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影响巨大;最终造成死亡1万3千多人,而无独有偶的是,2004年发生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附近海底9.0级大地震同样引发的海啸,却造成15万多人的死亡,通过比较,我们不难发现日本的防震措施要强于印度尼西亚,这说明实施灾害教育,组织灾害逃生、救灾演练是非常有必要的。 三、中学地理灾害教育面临的困难 高中地理课程设计共有10个模块,其中3个必修模块和7个选修模块,《自然灾害与防治》属于选修模块,按现行的高考体制,理科学生在高一阶段只参加三个必修模块学习,不学选修模块,文科学生在高二阶段学习这一模块,但一所学校,文科人数仅占全校人数的20%多一点,就这部分学生也并非都参加这部分内容的学习,因为《自然灾害与防治》属于选修模块,学生只需要选修三个模块就行啦,不一定就选这部分内容的学习,这就导致这门课程的地位下降,学生重视程度不够,这种教学设置使得仅有很少的一部分学生才能学到《自然灾害与防治》,当然不利于灾害教育工作的开展和落实。而部分管理层对灾害教育的不重视,也是导致灾害教育实践难以开展的原因之一。 四、学校灾害教育实践探索 近年来,各类自然灾害的肆虐,让社会各界开始关注、并逐步实施灾害教育,尤其是学校,成为灾害的教育和实践基地,通过灾害教育,达到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最终达到教育全社会的目的。2008年,我地区地震局率先和地区实验中学联系,开展防震减灾进学校的科普实践,在我校地理备课组的努力下,我们发动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防震减灾科普实践活动,有调查研究“吐鲁番地区地质构造和地震关系”的研究性学习,有野外科普考察我地区的一些地质构造(断层带)及地质活动观察点,还参加一系列的科普宣传,包括防震逃生演练等活动,让我校师生对地震灾害及其正确的逃生技能、预防措施和救援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同时我们也得到学校领导、地区防灾办、科协和地区地震局的大力支持和援助,使我校开展的灾害教育有了一定的基础。防灾科普实践活动开展的很顺利。这些活动的开展,既提高了学生防灾减灾的科普知识,学会了正确的避震技能;又培养学生合作探究的科学素养,也丰富了学生的课外生活,提高了中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 当然,灾害教育不仅仅只有防震灾害活动,我认为,每个学校和地区,往往存在多种灾害,这就要求我们学校的灾害教育者,要把本地区危害、影响较大的各类灾害作为中学灾害教育的首要任务,结合当地相关部门,配合学校教学需要,因地制宜的开展科普实践活动,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提高全校师生的灾害意识,提升其规避灾害,自救和互救的能力,最终达到减轻灾害对人们的伤害。 总的来说,灾害教育不是仅限于地理课堂中,我们要有更广阔的视野,学校是要承担主要的教学任务,但学校也是社会的一部分,学校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社会各界对灾害教育的高度重视是学校有效开展灾害教育的基本保障。 中学教育类论文:加强化学启蒙教育重视能力培养 加强化学启蒙教育重视能力培养化学与国民经济和社会生产各个部门具有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加强中学生的化学启蒙教育和基础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培养优秀科技人才奠基工程的一顶重要内容,必须高度重视。初中化学教学,是化学启蒙教育,除培养学生有浓厚的兴趣和传授人门的化学基础知识外,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学习化学的方法和掌握化学知识的各种能力。 一、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阅读能力。 初中学生已念了七、八年书,阅读似乎不成问题,其实不然。初三学生只可以说能读书,还远远达不到会读书。因为化学学科一是有它独特的阅读重点和方法,二是还有阅读的速度和效果等问题。 这些都需要老师悉心指导。如初三化学第一课绪言,共有3500多字,若让学生自己泛泛地读,不会抓重点,花时间多且收效甚微。因为教材中一般包括有常识性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三方面的内容,但多半是常识性的,约占75%或更多些,假若把这些知识比喻为“绿叶”,那么学生理解好这些“绿叶”后,无疑对于掌握双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这朵“红花”是有利的。但“绿叶”毕竟是起衬托作用的,可以粗读、略读、领会意思就行。对于基础知识则要求细读、精读、反复推敲、思索而达到理解和掌握。化学的重点是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和变化等。如初三课本绪言中属基础知识的内容是两种变化(物理变化、化学变化)和两种性质(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共有110个字,约占3%,这堂课教师可以从演示实验开始,让学生观察实验,共同得出两种变化的不同,推广到两种性质,然后引导学生阅读课文,重点的地方让学生画线标记下来理解和记忆。这样做,学生可集中精力观察实验和思考理解,这比教师按照课本摘要板书,然后要求学生记下来效果会更好些。 二、培养观察与实验能力。 化学知识来源于实验,培养学生观察与实验能力是学生学好化学的很重要的方面。实验是使知识生动活泼的再现,常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和无穷的回忆,也最能调动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和积极性。 青少年们好奇心强,对观看实验很感兴趣 ,若教师预先不引导学生应注意什么,让学生凭个人爱好自由选择地观察某一现象,结果得出结论五花八门,有的抓不住要害,达不到目的。所以老师一定要先强调应如何观察,观察哪几点。如先观察镁条的形状、颜色等性质,点燃时要注意看发出耀眼的强光(不要正视,防止伤眼),放热等,把点燃后生成物的状态、颜色和反应前的镁带比较,让学生自己得出产生了新物质,(氧化镁)等等。这些细节都要交待清楚,才能集中学生的注意力,达到演示实验的效果。同时,也使学生掌握化学实验的观察方法及实验操作方法,如点燃、用坩埚钳夹住镁条在火焰的外焰加热等等。对不同的实验,在不同的学习阶段要有不同的要求。随着学习的深入,观察项目也逐渐增加,要求也逐步提高,只有不断地使用感官,才能促进青少年感官的发展和见微知著的思维能力。 除培养观察能力外,更重要的是训练学生的实验技能,要充分创造条件,尽量减少实验小组人数(能达到1-2人一套仪器最好)让学生独立自己动手去做实验。这是提高中学化学课堂教学质量和培养学生观察和实验技能的好形式。只有增加学生的动手机会,才能达到熟练的掌握。对基本操作要高度重视,严格训练,发现缺陷及时纠正,务必使操作规范化。一旦让学生掌握了,这是受益终身的技巧。 三、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逻辑思维,对一个中学生来说要从培养形式逻辑开始,这是从学生的学习效果考虑的,因为只有学习静态知识,才能进一步把知识变成动态,加以辩证的理解。先讲“静”的知识,再学“动”的知识才能被学生接受。应该启发引导学生,使之认识到,若运用辩证的方法,抓住主要矛盾,抓知识的规律性,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对氧化--还原反应,首先要分清楚氧化剂是得电子的物质,一 般是非金属,高价化合物,还原剂则是失电子的物质,一般是金属,低价化合物。 反应类型可分为三种。学生掌握了规律,就容易理解和记忆,进一步对没有见过的反应也会处理,即培养了学生举一反三的能力。学生有了一定逻辑思维能力后,就可以运用概念、判断、推理这把钥匙,比较方便地打开科学知识的大门,若进一步培养学生具有辩证思维能力,即使是初步的,也为今后的深造铺平了道路。 中学教育类论文:中学语文课文中自然美的审美教育 中学语文课文中描绘了大量的自然山水、风土人情,表现了祖国绵绣山河的如诗如画,蕴含着丰富的自然 美。如“处处有丰饶的物产,处处有奇丽的美景”的天山景物(《天山景物记》),色彩素淡朦胧、旋律和谐 悦目的荷塘月色(《荷塘月色》),雄奇峻拔、文物荟萃的泰山奇观(《雨中登泰山》)。可以说自然美在语 文教材中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我们要充分利用这笔宝贵财富,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引导学生欣赏教材中绚 丽多彩的自然美,提高学生欣赏自然美的能力;并借助于课文中的自然美,陶冶学生的情操,形成正确的审美 观,高尚的审美情趣、健全的审美能力,培养他们按照美的规律创造美的才能。要引导学生欣赏课文中的自然 美,先必须了解自然美的内涵及课文这个特定环境中自然美的本质,然后针对它的内涵和本质进行教育。 一、自然美的内涵及本质 自然美是指存在于自然界的事物的美。“所谓自然事物,也是指自然发生而不依存于人或社会关系的纯自 然的事物。”(注:蔡仪:《美学原理提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如雄伟的峨嵋、妩媚 的西湖、幽雅的雁荡、神奇的泰山等。它包括单个自然物与自然现象的美,也包括由多个自然物与自然现象所 组成的大自然的风光美;它既包括春光明媚、色彩柔和、奇花异草组成的、给人以赏心悦目的自然界的优美, 也包括乌云翻滚、雷鸣电闪、狂风暴雨、奇山异水所组成的自然界的壮美。自然美是与社会美相对而言的,并 与社会美共同组成现实美。 自然美的内涵的丰富性,决定自然美的本质的多元性。关于自然美的本质,有很多不同的说法,笔者根据 自然美在语文课文中的表现,认为至少有如下特点。 第一,自然美具有物理属性。自然美与社会美不同,它是侧重于形式美的,由一定的自然物质属性构成的 自然美的形式,它是客观的、不依人的意志而存在。也可以说,课文中美的自然景物是对社会现实中具体的自 然景物的描绘,离开了社会现实中自然物的物质特性本身,就无法描绘出自然美。《天山景物记》中天山地区 的灵山秀水、奇葩异卉、珍离异兽,都是不依附人类而独立存在,具有自然的特性,没有这些特性,碧野就无 法描绘出天山自然美的奇特。既使像杨朔描绘的虚无缥渺、变幻无穷、气象万千、绚丽多姿的仙境——“海市 蜃楼”,也是对自古以风景优美著称的蓬莱城和生活在当地渔民的欢乐劳动和幸福生活的描绘。 第二,自然美还具有社会属性。自然美虽以自然物的物质属性为基础,但最根本的还是因为它是社会实践 的产物。作者对现实中自然美的描写,不是纯客观的描摹,而是对自然物的 ! 第三,课文中的自然美是由语言艺术符号描绘的。它不像绘画、雕塑等那样直接展示出自然景物的形状、 色彩、变化形态,缺乏形象的鲜明性和确定性,就必然产生把握自然美的间接性、模糊性,需要读者利用自己 以往的生活经历,见到自然景观,联系起来在脑海中浮现,才能达到理解,常常因读者的生活经历不同,见过 相似的景观不同,重新组合的表象也不同。 二、自然美的审美教育 1.入景。自然美的审美教育,首先要引导学生“入景”。叶圣陶先生说:“作者思有路,遵路识斯真;作 者胸有景,入景始与亲。”(注:叶圣陶:《语文教学二十韵》。)“入景”是欣赏自然美的第一步,只有入 景,才能感受到课文中的自然美,才能受到自然美的熏陶。如教学《天山景物记》,让学生反复朗读,然后入 景,才能感受到课文中描绘的那如诗如画的美景。由于课文中自然美具有间接性、模糊性的特点,不一定每个 学生都能够欣赏到它的美,有的学生领会语言文学能力差,有的学生在以往的现实生活体验中没有这样的经历 ,那么需要教师给予引志启发,并适当带学生到风景区去实地参观,让学生身临其境,增强直观体验,真切地 感受课文中的自然美。入景的具体方法有很多。 朗读法。一些优美的诗歌、散文,语言精炼,富有节奏感、音乐美,写景状物也出神入化,教师应指导学 生加强朗读。有声有色的朗读,能渲染气氛,激发情感,能变无形为有形,变抽象为具体,变平面为立体。如 教学《,你在哪里》,这首诗选择巍峨高山、辽阔大地、幽深森林、浩瀚海洋等自然景观作为寻觅呼唤 总理的处所,展现了一个博大、雄浑、壮阔的空间,朗读时,要把深沉的哀思、如潮的激情与博大、雄浑、壮 阔的空间联系起来,读出亲切深情的呼唤,倾诉出强烈的思念之情,才能领会作者选择这些自然景观的美处。 直观法。利用图片、科教片、风光片等直观教学材料来丰富学生的直接经验和感情认识,增强学生欣赏自 然美的能力。如教《苏州园林》,学生没有目睹过“是各地园林的标本”的苏州园林,对苏州园林的美理解不 深,教师可以利用彩色图片,把苏州园林亭台轩榭的布局、假山池沼的配合、花草树木的映衬、近景远景的层 次以及角落的点缀、门窗的雕琢、颜色的调配等展现在学生面前,增强学生的直观。有位教师为了教学《苏州 园林》,利用假日到苏州园林里摄了很多照片,给学生观看,收到了比较好的教学效果。 描绘法。学生不可能直观地看到教材中涉及的所有的美好自然风景,教学时,就靠我们教师利用简明生动 的语言去描绘课文中的美景,让美景再现学生的眼前。如教《猎户》,教师根据课文的开头进行描绘:秋高气 爽,太阳普照,照在人身上暖烘烘的,大好的丰收年成,村子里高梁秸竖得像高高耸立的尖塔,收割的庄稼堆 成垛,像稳稳矗立的小山;田野里成群的鸽子,文静地来回走着,它们不怕行路人,在咕咕地叫着,好像在呼 唤着同伴快来欣赏丰收的景象。教师的描绘,使学生眼前展现一幅和平宁静的丰收图,令人神往,令人心醉, 似乎让学生闻到了庄稼的芬香,看到了农民丰收后喜悦的笑脸。 此外还有很多人景法。如类比法、带入法等,不一一赘述。 2.出景。除了把学生带进教材的美景中去,让此情此景变为学生的我情我景,提高学生欣赏自然美的能力 外,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跳出教材,领会作者描绘自然美的目的和课文的内涵,培养自己描绘自然美的能力。 如果说只有引导学生“入景”,才 能让学生领略课文中的自然美,那么,也只有引导学生跳出教材——“出景 ”,才能让学生高屋建瓴地理解自然美的本质。 根据自然美的社会属性,作者不是为写景而写景。人们总是把自然美与人类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带上人 类的主观色彩,作者写景的真正目的是写人,表达作者的情感和写作目的。那么,我们在教学课文中的自然美 时,要引导学生跳出自然景物,去发掘作者描绘自然的深层内涵。 由景理情。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注:王国维:《人间词话》。)况周颐也说:“情真景 真,所作必佳。”(注:况周颐:《蕙风词话》。)人们常说:“借景抒情。”可见景与情二者之间息息相关 ,密不可分。情是景的基础,景是情的表现。在课文中,以美景抒乐情,以坏景抒哀情是极常见的,也有些课 文用乐景写哀情,或用哀景写乐情。那么在分析课文中的自然美时,必须联系人物的心情,即由景理情。如《 故乡》开头的景物描写,阴沉的冷色调正好贴切地表达了作者阴沉的心境、悲凉的情绪。荒凉的景物与悲凉的 感情和谐地交融在一起,深化了文章的内涵。又如《春》作者热情洋溢地描绘春草、春花、春雨几幅春天的图 景,喜悦赞美之情溢于言表,我们似乎可以感觉到作者沸腾的血,滚烫的心;再如《香山红叶》写香山风景的 奇丽和红叶的色与味,抒发饱经风霜的老向导在新社会焕发出自豪奋进的激情,《果树园》开头从听觉、视觉 、嗅觉等方面来描绘果树园迷人的景色,抒发翻身农民摘果子时的欣喜之情。总之,由景理情是欣赏自然美的 基点。 由景想人。课文中的景物和人物密切相关,因为人物必须生活在一定的环境中,人物的思想、性格和周围 的自然环境有很大关系。如北方人的粗犷、豪爽,南方人的细腻、敏捷,都与各自生活的自然环境有关。作为 反映生活的作家,写景常常是为了写人,用景物来衬托人物的性格。“自然环境描写常常起渲染气氛、烘托人 物的作用。”(注:周庆元:《中学语文教学原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16页。)如《风景谈》 ,全篇由六幅风景图画组成:沙漠驼铃、高原归耕、延河夕照、石洞雨景、桃林小憩、北国晨号。这六幅风景 图寄托着作者的情与思。作者表面上谈风景,实际上写主宰风景的人,赞美的辛勤劳动和崇高精神征服自然、 改造环境、振兴民族的延安儿女。又如:《白杨礼赞》、《爱莲说》、《松树的风格》都是通过赞美自然物来 赞美人的精神品格。那么引导学生欣赏课文美景时,不能离开课文中的人或作者,要由景想人。 由景想义。“义”是指文章的意义、主旨、中心思想。文章的意义常常体现在作者的描绘的生动的画面之 中。“画中有诗”。生动的画面又常常由美丽的、多姿多彩的自然景物组成。如《荷花淀》的开头描绘了一幅 美丽富饶的水乡图。在抗日战争时期,充满紧张的战斗气氛的课文中,为什么描绘这么一幅美丽富饶的水产图 ?引导学生分析得出:这幅美丽富饶的水乡图,既展现了白洋淀优美的风光,衬托着生活在其中的人物水生嫂 纯洁朴善良的美好心灵,景物衬托人物;更为重要的是为歌颂水乡人们拿起枪杆保卫家乡而参加战斗这一主题 打下基础。 由景写景。语学教学,不但要引导学生欣赏自然美,理解作者描绘自然美的目的,更重要的是要抓住时机 ,激发学生创造美的欲望,培养和训练他们按照“美的规律”来表现美,即由欣赏课文中的美景到自己描绘现 实生活中的美景。课文中很多自然美可供学生借鉴模仿,如参天耸立的白杨、郁郁葱葱的松树、密密麻麻的翠 竹,亭亭玉立的荷叶,江南的春雨春花春草(《春》),海滨的朗月轻风(《海滨仲夏夜》),济南的蓝天绿 水(《济南的冬天》)。教师可指导学生走由模仿到创造、由观察积累到练习创作的道路,培养学生描景状物 、表现自然美的能力。 总之,教材中的自然美,因经作者的审美处理,比现实生活中的自然美更精致、更完美、更细腻,更激动 人心,更给人以美感。我们应充分利用教材中的自然美,根据自然美的本质属性,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去欣赏 自然美,表现自然美,以期陶冶情操、启迪睿智,造就一代新人。 中学教育类论文:中学历史教学中的道德教育 作者单位:天津市教研室 道德,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为了维护共同利益、协调关系而形成的行为规范准则。在中学历史教学中进行道德教育,其目的是将社会道德转化为学生个体的道德品质。道德是伦理学和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品德则 是心理学和教育学研究的对象。因此,可以说学科教学中的道德教育就是品德教育。 一、品德教育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历史教学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培养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手段。历史学科的德育教育在历史教学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而品德教育在学科德育中又居于核心地位。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规定的德育诸项任务,如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观点和规律、 历史责任感的教育,最终应转化、落实到学生的行为规范中去,使学生学会处世做人。品德教育在历史学科的育人功能中具有鲜明的实践和评价意义。 其次,中学历史教科书提供的大量的历史人物的道德形象,是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的生动材料。以中国历 史而言,我国是人才辈出的国度,不同历史时代的杰出人物以不同的风姿展示了中华民族的道德风貌和优良的道德传统,构成了中华民族的魂魄和脊梁。他们在创造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推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所 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和高尚情操,成为炎黄子孙继续奋进的巨大动力。因此,中学历史教学在对青少年进行品德教育,以及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方面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中学生处在青少年发育时期,也是道德品质教育的关键时期。中外的教育家和心理学家对青少年品 德特点的研究成果表明,整个中学阶段,青少年的品德正在外部和内部的交互作用下逐步发展起来。其中少年期(初中)处在内部矛盾的状态,虽已初步具备伦理道德的特征,但又不成熟、不稳定,具有较大程度的动荡 性。青年初期(高中),品德趋向成熟,进入以自律为形式、奠定道德准则、运用信念调节行为的品德成熟期 [1]。因此,在初中阶段,对学生加强品德教育至关重要,中学历史教学应承担起这个社会责任。 二、中学历史教学品德教育的特点和任务 中学历史教学道德品质教育,主要是通过历史的道德知识去教育学生。因此,首先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 如何认识道德的批判与继承问题。道德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人类历史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每一种社会形态 的道德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因此都带有鲜明的个性。例如封建社会的道德是为了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关系,其道德规范是忠君孝亲、男尊女卑等封建的伦理关系;资本主义的道德是极端利己主义,其道德行为表 现为金钱万能、唯利是图、享乐主义等等。这是应该予以否定和批判的。但是,这仅是作为品德内容的社会性的一个方面。“品德内容的社会性,并不能和阶级性、历史性划等号。品德内容的社会性,应该是历史性、阶 级性和全人类性的统一。品德内容的社会性,既体现了人类社会道德的共同点,又包含了品德的历史、阶级、职业、民族等一系列的差异。这种品德社会性的共同点和差异性的存在,反映出品德……共性与个性的统一, 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继承性和批判性的统一。”[2]人类道德历史发展的共性、普遍性和继承性为中学历史 教学进行道德品质教育提供了理论依据和丰富的内容。从中国道德发展的历史看,古往今来,人民群众和无数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军事家、文学艺术家在社会关系的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优秀的道德品质和情 操熔铸成的中华五千年美德,正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大夏的基石。无产阶级的道德也正是在批判地继承了历史上一切优秀的道德遗产以后,才使自己达到了一个新的从未有过的高度。因此,中学历史教学中的道德教 育,主要是继承中外历史上人民群众和杰出人物的优秀道德品质和情操,并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以及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规范相统一,培养“四有”、“五爱”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中学历史教学中的道德品质教育是一个艰难和曲折的教育过程。我国目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 主义道德占主体的前提下,尚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道德观念和行为存在,人们的道德境界亦五花八门。由于多种经济成分、所有制形式和分配方式并存,决定了社会道德关系的层次性和复杂性。商品经济发展的消极影 响,对外开放环境下西方资本主义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影响,都与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形成了矛盾和冲突。帮助学生批判和克服现实生活中资产阶级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影响,是学校道德教育的一项 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中学历史教学的道德教育要面对这种困难和挑战,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三、中学历史教学品德教育的基本内容和途径 道德品质是个人依据一定的道德规范在行动时表现出来的稳定的心理特征。道德的心理结构一般包括道德 知识、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三部分。这三部分是彼此联系、相互制约、不可分割的整体。 (一)道德知识的教育 中学历史教学道德知识的教育,主要是借助于历史道德形象对学生进行道德行为规范、道德判断和道德评 价等道德知识的教育,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形成道德观念与道德信念。 中学历史教科书写进的大量优秀历史人物的道德品质,是道德知识教育的生动材料。借助于历史道德形象 进行道德知识的教育,首先要对历史人物的道德行为作出分析和概括,使学生逐步建立起道德规范,认识道德行为的是非、善恶、美丑的准则。优秀历史人物的道德行为丰富多彩,各具特色,如忧国忧民、报效祖国、以 死殉国;天下为公、至大至公、舍身取义;求索攻坚、追求真理、不畏艰难;尊师敬业、谦虚礼让;勤劳节俭、崇俭反奢;诚实正直、行己有耻,等等。如果进一步从个体涉及的社会关系分析和规范这些道德品质,主要 表现在三个层次上:其一,是个人与国家、 民族、阶级、集体之间的关系;其二,是个人与他人(包括师长、父母、同志、朋友等)之间的关系;其三,个人对自己(即自我道德修养)的关系。任何个体在面对这三种关 系时,必然会产生各种道德标准和行为抉择。尽管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道德标准不尽相同,但在处理上述三种社会关系时的先公后私、先人后己、用一定的道德标准规范自己的行为却是一致的。这种道德的共性和普遍 性,是历史教学帮助学生建立道德规范和道德标准的基础。除此之外,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我们在判断历史人物道德行为的是与非、善与恶时,还应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其道德行为是否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 道德文明的发展。在历史教学中,组织学生有目的地归纳历史人物道德行为所涉及到的三类社会关系,是道德知识教育中的重要环节。根据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内容特点,应主要抓住爱国主义这条主线,使学生牢固地树立 正确处理个人与国家、集体关系的道德观。 评价历史人物,是历史教学经常进行的教学活动。在评价历史人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进行着道德评价 。在历史教学中进行道德评价,首先要选择、提供典型的道德形象及其丰富的评价材料,既要注意选取正面的历史人物,也要注意选取反面的历史人物,使学生在鲜明的对比中深化对道德评价标准的认识。例如在中国近 代史上,面对外国列强对中华民族的侵略,既有一批前仆后继、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也有一撮贪生怕死、投降求荣的卖国贼。对爱国者和卖国贼的对比评价可以提高道德评价的水平和效果。其次,借用后人和权威的评 价,也可以强化已做出的道德评价。有一位历史教师在组织学生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评价的活动中,经常选取历史人物的纪念楹联,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纪念楹联,大多出自名人之手,且语言凝重,属盖棺定论的评 价之笔,往往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例如,巾帼拜英雄,求仁得仁又何怨/亭台照风雨,负死不死终自由/通过这幅名联,概括了秋瑾烈士救国保民的业绩和道德品质,又阐发了“求仁得仁”、“终自由”的人生价值观。 (二)道德情感的培养 道德情感是个体在道德认识和实践过程中伴随发生的内心体验。按照道德规范的社会关系,道德情感有爱 国主义情感、集体主义情感、人道主义情感、正义感、自尊感等等。历史教学中的道德情感的培养,主要是借助历史教科书提供的、历史教师加工创设的道德情境中道德形象的行为、情感及道德知识进行,具有间接的、 想象的、伦理认知的特点。 道德情感的培养对个人品德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道德情感在社会道德规范转化为个人的道德需 要和道德信念并产生道德行为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可以说,道德知识的教育,如果离开了学生的内心体验,就成了一堆无用的废料,教育就成了空洞的说教。情感体验在道德价值内化的过程中起着催化和强化 的作用。古今中外的一切道德榜样,都富有强烈的道德情感,成为其道德信念和行为的强大支柱。列宁说过,如果没有情感,就不会有对真理的追求。“道德准则,只有当它们被学生自己去追求、获得和亲身体验的时候 ……才能真正成为学生的精神财富。”[3]因此,道德情感的培养,在历史教学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历史教学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主要借助教科书中历史人物的道德形象进行。历史上的道德形象虽然远离 现实,是间接的,但他们是作为社会道德标准的榜样而存在,并且生动、具体、鲜明;虽然是以文字和图画为主要表现形式,但仍具有一定的感染作用,可以引起学生的情感体验。但是,学生自发的独立形成的对历史人 物的道德情感,往往因受其道德认识、判断能力及教科书表达形式的局限,其情感体验也可能是片面或肤浅的。因此,就要求历史教师高度重视和发挥情感教学的作用,从道德情感培养的角度,精心组织、加工教学内容 ,运用各种教学手段创设道德情境,艺术地锤炼、组织教学语言,潜心酝酿情感,使教学产生强烈的感染力,以情育情,引发学生对道德形象形成强烈的情感体验,使教学产生导向和激励作用。 此外,历史教科书以醒目的方式写进的杰出历史人物的名言、名句、句联,从不同角度展示了这些历史人 物的崇高思想和道德风貌,不仅概括了他们的道德观念,而且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例如文天祥的“人生自古 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于谦的“粉身碎骨全不惜,要留青白在人间”;亚里士多德的“我爱我师,我更 爱真理”;但丁的“人不能像走兽那样活着,应该追求知识和美德”等等,既是进行道德知识教育的生动材料 ,也是培养道德情感的良好凭借。 再有,与历史知识有关的电影、电视、小说等文艺作品对培养道德情感具有重要作用。一部优秀的文艺作 品塑造的道德形象可以强烈地震撼人的心灵,唤醒人的良知,陶冶人的情操,有可能成为一个人终生追求真理、实现人生价值的动力源泉。在观看电影《焦裕禄》时,不知多少人流下激动的泪水。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中 国的文学作品如《青春之歌》、《可爱的中国》、《高玉宝的故事》;苏联的文学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教育诗》、《青春》等对中国青少年一代的道德成长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历史教师应充分认识优秀文 艺作品的道德教育作用,有目的、有计划地推荐或组织学生阅读有代表性的文艺作品,提高学生的道德修养水平,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感。 (三)道德行为的训练 道德行为是个体在面对道德情境、在道德意识支配下所采取的各种行动,是个体道德意识的外部表现形态 ,是品德评定的依据。道德行为主要包括道德的行为方式和道德习惯两部分。由于道德意志是调节道德行为的内部力量,一般也纳入道德行为的范围内。 历史教学是以历史知识为主的学科教育,其道德行为的教育主要不是指向当前社会的道德行为的实践,而 是以认知为主要特点,以模仿为主要形式,使学生处在临界状态的预备式教育。因此,历史教学中的道德行为训练,应抓好以下几个环节: 第一,训练学生对道德情境的识别,提高学生的道德意识。 道德情境是道德行为发生的环境,是个体面对三种社会道德关系的具体呈现。一个适龄青年面对国家征兵 就构成了一个道德情境,需要他在处理个人与国家关系时作出判断与选择。对道德情境的自觉,是产生道德行为的前提条件。如果一个人坐在公共汽车上,面对身边站立的老人或妇孺没有对这种道德情境的自觉意识,那 他就不会经历产生道德行为的一系列心理过程,就会无动于衷地继续坐在那里。对道德情境的敏感与自觉程度,是衡量一个人道德素质和水平的重要方面。在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对道德情境的自觉意识,主要是分析历史 人物产生道德行为的环境。如史学家司马迁惨受腐刑而矢志史书撰述的场景,谭嗣同在变法失败面对捕杀以血酬国的抉择,邓世昌在军舰中弹沉没后舍弃逃生以死殉国的壮举等典型范例,都是极好的教育材料。 第二,要准确揭示历史人物产生道德行为的道德动机。 道德动机是道德需要引起的行动倾向,是个人面临道德情境作出行为抉择的调节机制,决定着道德行为的 选择。道德动机是道德价值观的直接体现。在历史教学中,让学生明了杰出历史人物高尚行为的道德动机,有利于学生在现实生活中面临道德情境时作出正确的行为选择。仍以谭嗣同为例,他在失败后谢绝朋友 帮助外逃,决心以血酬国的动机集中体现在他的豪言壮语中:“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 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说明了道德动机的关键作用。 第三,结合学生的现实生活,引导学生进行道德意志和自我教育的培养,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 历史教学进行道德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养成学生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道德行为习惯,需要通过一系列的 模仿、无数次的重复、有意识的练习以及与坏的习惯势力作斗争等实践活动来培养。其中,意志品质的锻炼和自我教育起着决定的作用。历史教师要善于将历史榜样的行为规范和学生现实生活中的行为规范有机地联系起 来,指导他们在处理个人与国家、集体、父母、同学、亲友的关系以及在自己的学习过程中学会处世做人。要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抓好符合公德的小事,逐渐明辨是非、习善成性。当前,一些青少年受社会不良道德 风气及家庭不健 康教育的影响,养成了自私、享乐、厌恶劳动、不敬老爱幼等诸多不符合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行为习惯,历史教学应与其他学科教学以及教育部门协同一致,为抵制和消除西方资本主义道德意识的消极影 响,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积极贡献。 中学教育类论文:中学生物教育中的生态环保教育 摘 要:依据生物教材中的内容,对学生进行环境保护以及生态平衡的教育,并从中引出环境、生态与反贫困之间的联系。 关键词:环境保护;生态;反贫困;自然资源 对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问题以及它们与反贫困教育的内在联系,我国政府非常重视,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工农业生产的飞速发展,环境保护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使得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直接影响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中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建设者,也是未来生态环境的承受者,为了给子孙留下蓝天碧水,从现在就应加强生态环保教育。中学生物教育是进行生态环保教育的重要阵地,该教育是每个生物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应从不同角度对学生进行教育,笔者提出以下建议供参考。 1.介绍环境状况,增强危机感 生物与环境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生物依靠环境供给生物和能量,生物的生命活动反过来又影响、改变环境。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作为高等动物的人类,对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而这种影响很大部分带有破坏性,为了使学生有一个更加具体的认识,我们在授课中列举了大量数字,进行危机教育。 回想起1998年长江、嫩江、松花江的怒涛和2000年等近几年春沙尘暴的肆虐,无不让人悚然,教训犹在。现在,全世界每年向环境排放有毒CO2气体1500万吨,废水400亿吨,固体废物3亿吨。课本在生物与环境一章介绍了森林在环保中的重要作用,可是我们国家的森林状况令人担忧。由于人口急剧增加,大量的毁林开荒使得森林面积将消耗殆尽。10年来,福建省的森林覆盖率由50%降至40%。特别是热带雨林40年来,世界已经毁坏了一半。 由于CO2包裹地球,造成了“温室效应”,使得全球气候异常,我国的南涝北旱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通过大量数字,使学生对环境破坏的严重性有了深刻的认识。为了使学生认识具体化,应在授课过程中联系身边的实际。如我们身边的白色垃圾乱扔现象,以及西藏森林覆盖率的降低。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结合学生的体会,激起他们对环境问题的危机感;同时又强调环境污染治理与生物学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样更激发了学生学习生物的兴趣。 2.辩证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物与环境之间是相互依存,互相影响的,作为地球统治者的人类也不例外,过去我们过分强调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而忽视了生态平衡的保护,出现了象开山造田(林)、造地等违背生态规律的现象,造成了水土流失与气候恶化,教训是深刻的。因此我们应该看到:人与其他生物一样,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人类各种活动也应该在遵循生态系统客观规律的前提下进行。 生态平衡一旦被打破,人类自身的力量在自然灾害面前是微不足道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生态系统也是有规律可循的。人类只要掌握了这些规律,就可以使生态系统向有益于人类的方向发展。 3.介绍环保成就,增强民族自信心 在教学过程中,过分强调生态环境的破坏作用,容易使学生产生失望情绪,对生态环境丧失信心。因此,在树立学生生态危机感的同时,还应宣传建国以来我国的环保成就,增强学生民族自信心。例如,我国已制定了“野生动物保护法”、“森林保护法”、“环境保护法”等一系列法规。到1990年已建成自然保护区600余处。与此同时,联合国组织对环境问题引起了高度重视。 6月5日被定为“世界环境日”,4月22日定为“世界地球日”。中国政府规定每年3月12日为全民义务植树节,并实施“三北”防护林工程,建了“三江源”生态保护等工程。在西藏设立羌塘、珠峰等自然保护区。时刻提醒人们增强环境意识,注意全球环境状况和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危害,以法律的形式不允许有破坏环境的行为出现。 4.培养生态资源意识 本世纪70年代,环境生态教育在国际上兴起,1990年,联合国国际环境教育会议着重强调,要进一步防止环境恶化和发展环境的教育。在高中生物教学中,教师一定要补充一些资料,引导学生了解生态状况,培养学生生态意识。当学生意识到生态问题的严重性时,教师要列举日常生活中的破坏生态环境的现象,诸如,打扫卫生就要清除杂草,兴建开发区要毁掉林木,工业废水直接入河海,让学生了解生态环境的污染情况,并引导学生从身边做起。例如,我们可以开展保护“亚东鱼”、“珍惜高原特有物种”等主题活动。 让学生从身边发现问题,并努力解决问题,并从行动中增强生态意识,从而引导学生了解资源意识。首先应列举我国的资源总量,增强学生的爱国热情,再对比我国人均资源拥有量,帮助学生树立人均资源意识。例如,我国水资源总量居世界第六位,人均居世界第88位,从而帮助学生理解资源的紧迫性,让学生树立珍惜资源,合理开发资源的意识,促进生态意识的培养。明确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人类本身,明确人与自然平等的生态关系。 5.结合生态环境进行反贫困教育 我区处于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教育与反贫困教育息息相关。随着中学生物教学的改革,应紧密联系社会,因地制宜,根据本地区经济资源条件,改革生物教学的内容和方式。“保护环境、发展经济、越过温饱、消除贫困”是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迫在眉睫的问题。因此,在少 数民族地区,生物教学是作为消除贫困的重要探索。 在生态环境教学中进行反贫困教育,还应通过考察、实习等活动深化认识,比如,虽然我地区野生动物品种多、数量大,但有许多珍贵动物濒临灭绝,不应为眼前利益,大肆捕杀,而形成“竭泽而鱼”的短期行为,反而更加贫困化。因此说,治贫先保护环境,再寻求其他发展经济之路。 对于生物教学中的反贫困教育的实践与理论结合,我们领悟到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的保护,更多取决于经济水平的提高。因此说,反贫困是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起着积极推动的作用。 综上所述,生态意识的培养、自然环境的保护与反贫困存在着因果的必然联系,为了使其贯穿于生物教学,应从自身作起。 6.结束语 从自身作起,言传身教,通过理论学习,使学生们充分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我们应引导他们从日常小事出发,注意环境卫生,自觉开展环保工作,督促他们学习,立志成才,为消除贫困打下坚实的基础。 中学教育类论文:中学地理教学中环境教育的内容和途径 2012年到来之前,提及“2012”这个敏感的字眼,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古代玛雅人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巨大的灾难毁灭了地球,毁灭了人类。即便已经进入2013年的今天,不少类似的担心也没有就此停止过。透过“2012”,不难看到地球上灾害的长期存在性和人类社会对于灾害的焦虑、恐惧。因此,以达到防灾减灾为目的,培养公民具有灾害意识、防灾素养为核心的灾害教育已成为中学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理作为一门文理兼有、包含灾害的课程,对于推进中学灾害教育教学有着充分的学科优势。本文侧重探讨中学地理灾害教学与生命教育、生存教育、生活教育三者一体的“三生教育”的紧密联系,揭示在初中地理教学中渗透灾害教育的重要意义。 一、通过地理灾害教学渗透生命教育 教育就是对学生的每一次生命活动进行关怀,学习过程就是一种享受生命的过程。生命教育是在生命活动中进行教育,通过生命活动进行教育,是为了生命而进行教育。狭义上,生命教育即对生命本身的关注,包括个人与他人的生命,进而扩展到一切自然生命。广义上,生命教育是一种全人的教育,它不仅包括对生命的关注,而且包括对生存能力的培养和生命价值的提升。没有生命,一切无从谈起,可以说生命教育既是一切教育的前提,同时也是教育的最高追求。 人类作为地球的主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塑造、改变着世界,而且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改变的进程和力度还在不断地加大、加深,但人类在大自然面前,尤其是在地震、海啸、台风等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仍然渺小而脆弱,这些可怕的灾难甚至在瞬间吞噬人类的生命。因而,通过地理灾害教学渗透生命教育,可以让学生体会生命的价值,感悟生命珍贵,唤起对生命的重视、热爱,同时促进学生地理思维能力的培养,加深对人地共融共生关系的探求、理解以及地理学科的价值认同。 例如,针对湘教版七年级上册第二章第四节海陆变迁中“火山与地震”这一部分教学,教师可事先将学生分为3~6个小组,提前一周左右时间让学生收集关于火山喷发、地震、海啸前的征兆和来临时的应对措施、危害等资料。上课时先播放经过剪辑的关于火山喷发和大地震的视频,激发学生对灾害短时间内毁灭家园、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的震撼感,体会生命的脆弱和可贵。接着启发学生找出火山与地震的分布和成因,然后分小组介绍之前要求准备的内容,最后教师可以用“2008年5月12日地处汶川大地震区的四川绵阳安县桑枣中学创造零伤亡奇迹的案例——因为学校平时重视了劣质教学楼的加固,坚持每学期至少组织一次全校性紧急疏散演习,因而在汶川大地震来临时发挥了巨大效用”作小结并升华:虽然在大自然的力量面前人类是弱小的,但柔弱的生命也是伟大而充满奇迹并值得珍惜的,我们可以用知识努力去守护生命。 二、利用地理灾害教学强化生存教育 生存教育是通过开展一系列与生命保护和社会生存有关的教育活动与社会实践活动,向受教育者系统传授生存的知识和经验,有目的有计划地培养学生的生存意识、生存能力和生存态度,树立科学的生存价值观,从而促进个性自由全面健康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过程。 《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2011版)》在第一部分前言第二条“课程基本理念”的第一点“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中阐述到:地理课程选择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地球与地图、世界地理、中国地理和乡土地理等基础知识,引导学生在生活中发现地理问题,理解其形成的地理背景,提升学生的生活品味,增强学生的生存能力。中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区域——涉及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大。地理教师在教学中有意识地融入灾害教育可以强化生存教育。 例如,对湘教版八年级上册第二章第三节中国的气候中“多特殊天气和多旱涝灾害”进行教学时,可以把全班分成6个小组,分别针对寒潮、梅雨、台风、沙尘暴、洪涝、干旱灾害进行自学归纳——六种气候灾害发生的时间、表现、分布、造成的危害、应对措施、安全常识,然后分小组介绍学习成果,这样既对我国的气候灾害进行了普及教育,同时通过对这些灾害的了解,提高学生应对这类灾害的基本生存能力。当然,结合2013年初发生在我国中东部地区因雾霾天气造成重度空气污染现象,教师还可以进一步拓展教材内容,引导学生思考了解:什么是PM2.5?什么是PM10?持续而严重的空气污染原因是什么?造成哪些危害?治理空气污染应该怎么办?可以做什么?我国还有哪些气候灾害?如果课堂时间有限,教师可让学生分小组课后收集、整理相关资料,后面每节课留五分钟时间,在全班分享各小组成果,直到分享完毕。当然,如果是地理教师为班主任,可以利用班会课,以此为主题,唤起学生对生存环境的关注和保护,达到在地理灾害学习中生存能力逐步提高之目的。 三、结合地理灾害教学倡导生活教育 “生活教育”是中国现代杰出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的核心。陶行知先生指出:“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理解其内涵,从定义上说——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从生活与教育的关系上说——是生活决定教育,教育不能脱离生活;从效力上说——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生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在改造生活的实践中发挥积极作用。“生活教育”强调教育要以生活为中心。 在《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2011版)》开篇第一部分前言第一条“课程性质”中写到:“义务教育阶段地理课程是一门兼有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性质的基础课程”,明确了“生活性”是地理课程的五大基本特征之一 ——地理课程内容紧密联系生活实际,突出反映学生生活中经常遇到的地理现象和可能遇到的地理问题,有助于提升学生的生活质量和地理技能。地理灾害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生活也为人们认识地理灾害提供了素材,地理灾害教 学用活生生的实例,警示人类居安思危、趋利避害、提高生活质量,同时也丰富生活教育的领域。 土地为人类提供生活和生产的“舞台”, 水则是维持每个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水和土的安全关系着每个公民的食物安全、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在目前中国的大多数城市和农村,都或多或少存在着土地污染和水污染的问题。在湘教版八年级上册第三章第二节中国的土地资源中“珍惜每一寸土地”和第三节中国的水资源中“合理利用每一滴水”部分进行教学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关注该类热点灾害问题:土地污染、水污染的来源有哪些?对我们的生活有多大危害?如何防范、治理?我可以做什么?……让学生思考、讨论、回答。其实在经济水平不断发展的今天,人们对生活质量的提升有着越来越高的要求,宜居的环境、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源、安全的食物……这一切应该与灾害没有或者只有很少交集。所以,在课堂教学基础上,还可以组织学生在校内开展保护土地资源、水资源的宣传活动。另外,利用假期时间,教师还可以组织、指导对这类灾害问题感兴趣的学生围绕家乡土地质量、水质量、空气质量情况进行调查或者小课题研究,将形成的有价值的结果报告给相关部门,为监督、保护本地区的环境,营造有品质的生活空间,实现美丽家乡、美丽中国尽一份力。 地理灾害教学不仅是知识的传递,也是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提升。地理灾害教学因为与生命教育、生存教育、生活教育为一体的“三生教育”的结合而更具内涵,“三生教育”通过地理灾害教学这个平台也被演绎得更为丰富和形象。当然,地理灾害教学与“三生教育”的结合还处在探索阶段,两 一、中学地理教学进行环境教育的内容 1.高中地理教学环境教育的内容 高中地理教科书一共三本必修、七本选修。必修一共五大章,分别为行星地球、地球上的大气、地球上的水、地表形态的塑造、自然地理环境的整体性与差异性。必修一中有全球气候变化的表现、影响、对策,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地质灾害、自然环境的整体性和差异性等环境知识。必修一主要在自然地理中渗透环境知识,让学生了解我们居住的大自然,对环境有初步认识。必修二分为人口的变化、城市和城市化、农业地域的形成与发展、工业地域的形成与发展、交通运输布局及其影响、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协调发展这六大章节。必修二中的人口与环境、城市化与环境、农业与环境、工业与环境、交通运输布局与环境、可持续发展思想等从人文地理角度介绍环境知识。必修三分为地理环境与区域发展、区域生态环境建设、区域自然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区域经济发展、区域联系与区域协调发展这五大章节。必修三是区域地理,主要讲述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的相互关系。 高中地理选修课本共七本,分别是宇宙和地球、海洋地理、旅游地理、城乡规划、自然灾害与防治、环境保护、地理信息技术应用。七本选修教科书蕴含丰富的环境知识,教材与环境知识紧密联系,如海洋地理中的厄尔尼诺现象和拉尼娜现象,旅游地理的旅游开发与保护,自然灾害与防治中的各种自然灾害,环境保护教材更是整本书都渗透环境知识。 2.初中地理教学环境的教育内容 初中地理教科书分为四本,七年级上册分为五大章,分别是地球和地图、陆地和海洋、天气和气候、居民与聚落、发展与合作,主要从自然地理地球与地图、陆地和海洋、天气和气候以及人文地理居民和聚落、发展与合作中简要介绍环境知识。七年级下册主要有我们生活的大洲——亚洲,其临近的国家和地区、东半球其它国家和地区、西半球的国家、极地地区。主要介绍世界地理中各个洲和国家的环境知识。八年级上册分为从世界看中国、中国的自然地理、中国的自然资源、中国的经济发展,从中国自然和人文地理中渗透环境知识。八年级下册为中国的地理差异、认识省级区域、认识省内区域、认识跨省区域、走向世界的中国,主要在中国区域地理中讲述环境方面知识。初中地理教材内容相对于高中较为简单、浅显,是对初中生进行环境教育的入门,没有高中地理中环境教育系统,但也极为基础和重要,对培养学生环境意识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中学地理教学进行环境教育的途径 1.地理课堂教学中的环境教育 (1)通过讲授法获取环境知识。讲授法是目前我国中学主要的环境教育方法,地理教师通过课堂教学传播关于环境方面的知识。这种教法可以使学生在短时间内获得环境知识,是一种直接、有效、现实的教学方式。例如,讲解全球变暖知识,首先提出全球变暖的表现,实际证明全球变暖的数据,再分别讲述全球变暖的原因、影响以及应对措施,让学生通过课堂教学明白全球变暖已是全世界都关注的重大问题。与我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应从小事、从身边做起,共同保护我们居住的家园——地球。 地理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对学生进行环境教育讲授的同时,应避免整堂课“照本读书”或“满堂灌”,否则会造成学生乏味,不利于学习理解,教师可结合其它教学方法和教学工具讲解知识点。 (2)运用多媒体方法深化环境意识。课堂教学中许多地理知识通过教师口头讲述很难让学生深刻理解,多媒体教学可以弥补教师口头讲授的不足,将隐形地理知识变成显性,可以生动形象地解释某一地理现象的发生,将抽象而复杂的知识形象化、简单化。例如,讲解冷锋和暖锋知识点,运用Flash软件可以动态展示冷暖锋的运动、锋面雨等状况。 多媒体教学还可以把已经发生的地理事件再现,让许多很难观察到的地理事件,通过多媒体技术模拟当时情形,让学生身临其境。例如,讲解海啸时,可以运用多媒体让学生感受海啸的巨大破坏力,深入理解海啸的形成原因、破坏力的影响等知识。多 ! (3)采用讨论法强化环境行为。讨论法是在教师指导下,在全班或小组中,针对某个环境问题发表意见、广泛讨论和研究的一种教学方法。课堂讨论法要求教师做好充足准备,控制课堂讨论的进度和时间。对于讨论的话题,教师应选取难度适中并与教材所讲内容有密切关系的问题。例如,全球变暖的利与弊及其原因,大坝水库的修建对流域的影响,南水北调三线工程对调出水区、沿线区、调入水区的影响,北大 西洋暖流对欧洲的影响,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等都可广用讨论法进行教学。讨论结束后,教师还应组织小组汇报、师生共评,并落实于平日行动中。 课堂讨论法与前两种教学法截然不同,它可以增进师生、生生之间的情感交流,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其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提高课堂教与学的效率。 2.地理课外活动中的环境教育 (1)开展环境保护专题讲座。环保专题讲座可以由学校请专家或者环保相关工作人员做专题报告,将环境保护相关理念、新知识以及环境问题介绍给学生,也可以由地理教师自己搜集和整理材料,师生共同主持讲座。环保讲座内容应与教材内容相呼应,最好与乡土地理有机结合。这样更有利于学生理解地理环境知识,提升环保意识。 (2)实施工厂企业参观考察。如果教师仅仅对学生进行地理环境知识的理论教学,而不让其与环境“近距离”接触,这样学生不能充分理解环境问题,也易使环境教育流于形式。因此,应带领学生到大自然、到真实的环境中去,对学生进行丰富而直观的教学。可带领学生参观地震站、气象站及附近的水库大坝等,可组织学生到工厂参观,让学生观察工业“三废”的产生和治理。通过这些参观考察,可让学生了解环境污染危害,人类生产生活排放对身边环境影响,明确治理环境污染的方法和措施,让学生树立环境保护意识。 (3)扩展丰富社会实践活动。地理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对环境问题进行调查,让学生在调查中深化地理环境知识以及寻找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也可组织学生在双休日到街头分发关于环境保护常识的问卷,通过问卷搜集结果、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还可通过调查工厂生产中的“三废”如何处理,以及“三废”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让学生撰写调查分析报告等。各种社会调查活动,有助于加强学生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及重视,提高对环境保护和宣传环保的热情。者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积累、完善 中学教育类论文:构建中学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体系 (一)爱国主义教育要与悠久历史和传统美德的教育相结合。 一方面,?在悠久历史和传统美德的教育中,?要突出爱国主义教育。譬如,《诗经》中提出的“夙夜在公”“以公灭私。民其允怀”,《墨子》的“举公义”,以至后来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既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又无不体现着一种整体的为国家、为民族的爱国主义的美好情感。另一方面,在爱国主义教育中要渗透传统美德的教育。爱国主义精神与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伴相生,相得益彰的。把历史上无数志士仁人高尚的精神境界,对理想人格的不懈追求渗透到爱国主义教育中,方才可能引导学生正确处理“义利”关系;方才可能教育学生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思潮的影响;方才可能培养起学生为国家、民族“舍生取义”、“以身殉道”的献身精神。 (二)爱国主义教育要与爱共产党、爱社会主义的教育相结合。 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与国家政权和执政党相联系的。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爱国主义与爱党是一致的。首先,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祖国的创立者,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离开了热爱党,爱国主义就无从谈起;其次,党的领导是祖国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关键,没有党的正确领导,中国的建设就不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第三,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爱国传统的真正继承者,是最先进、最伟大的爱国政党和爱国力量,中国共产党人是最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所以,热爱共产党是爱国主义的核心内容。同时,《纲要》指出,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内涵。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爱国主义往往与“忠君”思想相联。忠君即“报国”。在近代中国的“双半”社会里,爱国则多与“救国”相联系,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无不是为了拯救灾难深重的祖国。而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则必须同爱社会主义相结合。中国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井昭示我们: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强中国、富中国、发展中国。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时期爱国主义的主题。希望民族振兴、国家强盛的爱国青少年理应热爱社会主义,这是当代爱国主义的主旋律。爱国主义与爱党、爱社会主义教育的结合中,要加强对学生进行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和引导。只有逐步培养和树立起学生的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人生观、价值观,才能激发起青年学生以天下为己任,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行动,爱国主义教育也方能收到实效。 (三)爱国主义教育要与改革开放的教育相结合。 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两个基本点中,四 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因此,爱国主义教育必须同改革开放教育相结合。首先,要教育学生正确认识爱国主义与改革开放的辩证关系。 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扩大的今天,我们的青少年学生中出现了不少的困惑与迷惘。譬如,“过去赶走了的,今天又请回来?““过去是武装侵略,今天是不是经济掠夺?是爱国,还是卖国?”“是改革,还是补资本主义的课”等等。因此,就要必须帮助我们的青年一代正确认识爱国主义与改革开放的辩证关系,让他们明白:当代爱国主义不应该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因循守旧,已闭关锁国不是真爱国,反而是误国,祸国;今天“请回来”是在主权独立,人民当家作主和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前提条件下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是“吃羊(洋)肉,长人肉”,与殖民地、半殖民条件下的资本主义掠夺与剥削有根本不同。因此,我们应以中华民族的博大胸襟把握机遇,勇于吸取和接纳世界(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通过改革开放强国、富国,使中华民族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之列。其次,在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中要始终不渝地坚持爱国主义教育。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的青少年越来越多地接触到西方先进的科技、发达的生产力,以及富裕的国民生活等等,在“横向”的比较中,青年学生容易产生“自愧弗如”的自卑心理。因此,要教育学生正确认识中国的昨天,今天、明天,让学生明白:我们也曾有过辉煌,“中国人……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一百多项发明与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中国今天的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掠夺。 用我们曾受的屈辱,曾有的辉煌,去鼓起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但同时又不去安慰现实的落后,而要同心同德,在党的领导下再创中华民族的灿烂与辉煌。 (四)爱国主义教育要与国情教育和实践教育相结合。 这里讲的国情教育即是讲爱国主义教育中要注意将我国现实的人口、土地、资源、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人、受教育状况、产业结构、科技水平等情况溶人教育中,引导青年学生辩证地认识我国国情,找到爱国主义的始发点。让学生明白,我国绝对资源与人均相对量矛盾突出,引导学生热爱祖国的一花一木,保护环境、合理开发,勤俭节约;还要让学生明白我国生产力水平极不平衡,如果仅看我们的东南沿海地区,我们的经济发展情况,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不比发达国家差多少,.但我们并不能因为我们的西部落后就割舍不要啊!只有这样让学生对祖国的国情多了解一分。他们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才能增加一分。责任感、使命感才增强一分。让青少年明白,我们的“母亲”很美,但很穷,“穷人的孩子要早当家”·要承认落后,更要不甘落后,要后来居上。因此,应把爱国主义教育与基本国情教育相结合,不能搞“两张皮”。同时,在爱国主义教育中还应注重实践教育。积极引导、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在实践中了解国倩,体验劳动的甘苦、创业的艰辛、幸福的不易,从而沟通与祖国、与人民的感情,帮助青少年学生克服埋怨、偏激、冒进等思想情绪,引导他们勤奋学习,将来更好地投身祖国的现代化建设。 (五)爱国主义教育要与成才教育相结合。 爱国主义是一种沉甸甸的历史责任。这种责任既需要全民族共同肩负,又对每一社会角色有各自的要求。因而,我们以为爱国主义教育在学校的落实,必须同成才教育相结合。首先,要引导教职工正确认识爱国主义教育与成才教育的辩证关系,认识到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爱国主义的美好情感,才能激发和调动广大青少年学生为国发奋、立志成才的革命热情;爱国主义教育能对成才教育起着定向、启动、输送强大精神动力的作用。同时,还要让教职工认识到对学生进行成才教育,才能巩固爱国主义的美好情感。如果说爱国主义的美好情感是基矗那么,强国之志则是理念内核,情感需要理智的维系和调节。只有对学生进行成才教育,帮助学生确立起为国发奋、成才报国的强国之志,才能持久维持爱国主义的美好情感。因此,我们要引导教职工将爱国主义教育与成才教育完整统一在学校的育人实践中。 其次,要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爱国与成才的关系,将爱国与成才完美地结合在人生成长中。一方面要引导学生把爱国、报国作为成才的目的和方向。科学家巴斯德讲过:“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成才是每一位青少年学生的愿望,但成才的方向和目的却因人而异。我国当代青少年成才的目的和方向的质的要求应该是爱国报国、振兴中华。同时,要教育学生认识到只有立志成才,才能爱国、报国。当代国际竞争是以科技和经济为基础的 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因此,要使我们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大力发展以科技为第一的社会生产力。因此,青少年学生只有成才,即成长为既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又有坚实的科学文化知识的有用人才,才能够报效我们的祖国。综上所述,我们以为中学爱国主义教育在其内容上应做到五个结合。其中,与悠久历史和传统美德教育结合,可以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历史厚重感和青少年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与爱党和社会主义教育结合,可以增强青少年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与基本国情和实践教育结合,则可以帮助青少年学生找到爱国主义的始发点,克眼偏缴冒进的思想情绪;与成才教育的结合,则是学校爱国主义教育的落脚点和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目标要求。 中学教育类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学生道德教育探讨 内容提要: 关键词 :市场经济 中学生 道德教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必然引发社会道德的深刻演变。我们从这个角度去审视和探讨当前社会状况对中学生道德品质的影响,从而寻求正确的思想政治教育导向,使中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使之合乎时展的步伐,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需要。 一、经济体制转轨对中学生产生的正负面影响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作用于社会道德,有其正负两方面的影响。首先是积极的、进步的因素,从道德教育的实质和总体上讲,目前我国道德风气中最深刻、最明显的变化,是人们的道德心理和行为特征逐步由“假”向“真”、由“虚”向“实”、由封闭向开放、由单一向多元、由“依赖顺从型”向“独立自主型”的转变。但我们也必须清楚地看到其阻碍道德进步的消极因素一面。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在现实社会中,人们的各种观念随之发生变化,其中包括社会道德观念的变化,因此在不同程度上会诱发如“钱权交易”、“红包现象”、“有偿救人”、“公款挥霍”等违背社会公德的现象。中学生正处在生理、心理的成长阶段,他们的可塑性很强,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容易造成其道德认知的困惑和道德规范选择的艰难,若不及时进行正确的舆论导向和思想政治教育,势必会对中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面对这种形势,积极主动的采取行之有效的教育对策,培养中学生优秀的思想道德品质是摆在中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亟待解决的崭新课题。 二、中学道德教育的目标任务中学道德教育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的社会道德要求和受教育者道德品质形成的规律,有意识、有目的地对受教育者施加道德影响的一种过程和行为。这种教育应具有一种整体目标的可控性。因此,要有效地实施道德教育,必须科学的构建道德教育的目标导向体系。人类道德观念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嬗变的多层次的历史系统,因此,中学道德目标的构建也应毫不例外的在这其中寻求内涵和支撑。它的教育目标应该指向全部历史,即过去、现在和未来,而决不能简单地定位于当前对市场经济的单一适应,否则不仅违背人类对美好道德价值的追求,而且有悖于道德发展的历史规律而使新的道德观念的形成失去坚实的基础和有力的依托。道德教育目标的构建主要有以下四方面内容。 1社会传统道德教育即指向学生进行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相联系的传统美德教育。主要内容是:提倡“公忠”爱国的道德原则(如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强调“人伦”价值和“人伦关系”的准则(如孟轲“父子有亲,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人伦”准则);向往理想人格的道德追求(如孟子“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身而取义者也”的道德精神);重视修养践履的道德行为(如孔子的“修己”、“克己”,曾子的“三省吾身”的道德修养等)。 2社会基础道德教育即指向学生进行与现代化社会相呼应而又超出经济道德范围的一种道德教育。主要内容是:教育学生树立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的道德观念;培养学生真诚、友爱、合作、助人的道德品质;要求学生履行遵守各种社会公德的道德义务等。 3社会经济道德教育即指向学生进行的与市场经济有直接联系并可以能动地适应其发展的道德教育。主要内容是:培养学生自立、自强、自信、自主、自尊的道德意识;造就学生竞争、务实、实效、创造的道德精神。 4社会理想道德教育即指向学生进行超越现实,面向未来的一种高层次的、具有理想境界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主要内容是: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道德精神教育;以国家和社会利益为重的道德取向教育;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公而忘私的道德情怀教育;共产主义道德情操教育等。 三、实现中学道德目标应遵循的原则1整体目标与层次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如前所述,中学道德教育应是一种规范的科学的教育行为,而不能成为一种简单零散、修缺补差的狭隘的短期教育行为,因此必须具有内容的系统性和目标的整体性。其实现也应该是有层次、循序渐进的。首先应将道德教育的整体目标与不同层次的中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心理特征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分学段、分步骤地对道德教育的整体目标做出科学的安排和合理选择。 (1)初中阶段应主要向学生进行社会主义基础道德、社会传统道德中的一些基本道德观念的灌输教育和道德规范的养成教育; (2)随着学生认知能力和理性思维能力的逐步发展,对进入高中阶段学习的学生应主要向他们进行社会经济道德、社会理想道德中的一些基本的道德品质、道德人格、道德情怀的理性教育。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的联系性,从学段上区分道德教育的层次性也并非为绝对的和一成不变的,即使是同一学段中道德教育目标的选择,也应该因学生的道德水平、思想觉悟的差异而有不同层次的区分,要本着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对不同情况的学生进行不同层次和不同方法的教育,以达到道德教育的实效性。 2道德灌输与榜样示范相结合的原则各种优秀道德观念的内化都不具有自发性,道德能力和觉悟也不能游离于道德灌输之外,而是系统的、科学的外部灌输教育的结果。二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外部灌输是自觉内化的前提,自觉内化是外部灌输的升华。通过外部灌输教育,将代表社会本位的优秀的道德观念内化为学生个体的道德信念,外显为规范的道德行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决不能轻视或舍弃道德的灌输教育,要随时帮助中学生校正人生方向,避免偏离正确的人生道路,但这种灌输决不是指枯燥无味的、死搬教条的说教,而应该下大力气、花大功夫以丰富的内容、多种多样的形式向学生进行优秀道德知识的灌输教育。 换言之,与学生接触的同时,要多一些人情味,甚至以服务者的姿态出现在学生面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真正地帮助学生释疑解惑,积极回答其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这样使他们能够对老师产生一种特别亲切的感受,并在其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使思想道德得到质的提高。同时,还应与榜样示范相结合,在中学生道德教育过程中,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其生动活泼鲜明的形象能使学生受到激励和感染,因此具有较大的教育功能。教师既要向学生宣传中华民族优秀的志士仁人,也要为学生树立身边的榜样范例,如学 校、班级中的先进模范、校园之星等;还可以在学生中开展例如卫生评比、设计评比、演讲会等一系列活动。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的日常生活、学习紧密联系起来,使教育成为实实在在的行为,而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更为重要的是,教师在这个教育的过程中也应成为学生的楷模。实践证明:言传重于身教永远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教师不但自身应具有较高的道德理论修养和良好的道德品质,为学生营造出道德效应的优质氛围,使学生产生一种追求道德完善的驱动力,而且要为人师表,以自己的一言一行为学生做出表率,这样才能在学生中树立起威信,从而避免个别学生一听爱国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就排斥和厌恶的现象。 总之,将灌输教育与榜样示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寓娱乐于教育之中,才能使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产生“教育共振”,实现道德教育的目标。 3道德规范养成与道德人格塑造相结合的原则从一定意义上讲,教育学生履行道德义务,遵守各种道德规范,使一切优秀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观念外显为道德的规范行为,这是中学道德教育的最终目的。所以,必须十分注重道德规范的养成教育。学校和教师应有目的地利用和创造各种道德情境,分类组织和引导学生参加具体的道德实践活动,积累他们的道德经验,从而使学生在家庭、学校、社会生活中遵守各种具体的道德规范。 但是,目前的中学道德教育存在着一种只是简单地、表层地要求学生遵守道德规范,而不注重对学生进行人格塑造的教育的倾向,这是很危险的。我们知道,对中学生进行人格塑造的教育,有助于他们在道德生活中以主动者、创造者的道德身份出现,带着高度的责任感去审视、评判各种现象,带着参与的积极性去理解、追求、选择某种道德价值,从而使他们的道德品质和行为可由外在的道德戒律走向内在的道德自觉和外在的自律,才能使中学道德教育真正进入一个全新的高度和理想实效的境界。人格遵守道德规范体———学生生活的空间具有多维性,他们广泛接受各种复杂的道德信息,若不能帮助他们对其进行科学的、辩证的分析和选择,就会无形中关闭正确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大门,而让资产阶级的人生哲学渗透其灵魂,导致发生不堪设想的后果。所以我们说:注重道德人格的塑造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当务之急,决不能掉以轻心。 思想道德教育工作本身就是人的工作,而人本身应有自己的主观意愿,有驱动力,所以很难做,也很难见效。但是越是难做的工作,干好了、见效了,就越有意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确实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带来了许多新问题和挑战,而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机遇。我们要牢牢把握时代脉搏,深入研究、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对策,把学校真正建成培养四化栋梁之才的沃土。 中学教育类论文:浅谈中学化学教学中的德育教育 一、利用化学史进行优良品质的教育 聪明在于积累,天才出自勤奋。英国化学家原子论的创史人道尔顿,以“午夜方眠,黎明即起”作为治学的座右铭,自学成才。瑞典化学家舍勒原来是一个药店的学徒工,由于他顽强的学习精神,刻苦钻研,结果发现了许多气体并合成了许多有机物。求真理,顽强不屈。如氟单质的制取,从1813年英国化学家戴维开始对氟进行研究到1886年由法国科学家莫瓦桑制得单质氟,其间有不少科学家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很多人中毒,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然而科学家们还是前仆后继,毫不退缩。 严肃认真,敢于创新。法国化学家拉瓦锡把天平作为研究化学的工具,全面研究了燃烧现象,彻底推翻了统治化学长达百年之久的“燃素说”。而英国化学家瑞利和拉姆基在测量气体的密度时,发现由亚硝酸铵制得的氮气和由空气分离所得的氮气密度不同,但是仅几毫克的差别。别人是容易忽略的,而他们却认真地分析研究,进一步地分离测量,最后发现了稀有气体。 二、通过中外科学家的感人事迹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中国化工之父侯德榜博士,从小热爱祖国,学习勤奋。留美8年获博士学位后,放弃国外的优越条件,以赤诚的爱国之心回到祖国,建起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永利碱厂。“七·七”事变,天津沦陷,日本鬼子威逼永利合作时,侯德榜态度坚决,断然拒绝,后率众入川,筹建了川厂。在他的努力下,经过多次的摸索和试验,终于发明了“侯氏制碱法”,名震中外,为中华民族争得了荣誉。 丹麦著名物理学家玻尔在二战时期被迫离开被德国占领的祖国。为了表示他一定要返回祖国的决心,把诺贝尔金质奖章溶于王水隐藏起来。后来纳粹分子窜进玻尔的住宅,而那瓶溶有奖章的王水溶液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战争结束后,玻尔又从溶液中还原提取出金,并重新铸成诺贝尔奖章。重新铸成的奖章显得更加灿烂夺目,因为它凝聚着玻尔对祖国的无限热爱。 一生荣获两次诺贝尔奖的居里夫人,把自己的艰辛努力发现的元素命名为“钋”,以纪念她的祖国波兰。 科学家的这些热爱祖国的动人事迹,可以培养学生热爱科学、热爱祖国的优良品质。 三、通过环境保护教学,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在全球,臭氧层遭受破坏,温室效应使地球温度升高,冰川融化使得海面上涨,这一切已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在国外,如英国的烟雾事件,美国的光化学烟雾事件,日本的哮喘并水俣病等,都是由于工业“三废”没有有效处理造成的。在我国,每年废水、废气、废渣的排放量也相当大,而且有增无减。大部分城市出现酸雨,由环境污染引起的事故每年多达数千次。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把环保意识渗透到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大学政治论文:对多元文化下大学政治教育探究 一、多元文化环境下的政治社会化及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 亚里士多德的5政治学6以古希腊的城邦制度为依托,研究了政治在城邦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确认了政治是人的一种普遍属性,即人天生就是政治的动物"从人作为政治动物的属性来看,政治具有与人类历史相始终的普遍性"政治的普遍性一方面说明了政治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绝对必要性,另一方面则又说明了政治的存在还普遍依赖于人群在一定范围内的共同体化,即任何一个政治都不能没有与其共生的人类共同体"政治的存在和发展始终要面对与其共生的共同体成员的新陈代谢,一代又一代具有一定政治素质与能力的合格社会成员走进了历史,同时又有一代又一代的共同体新成员通过政治社会化而获得一定的政治素质与能力"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过程虽则千差万别,但其目的则无外乎是获得政治生活所必需的感情、态度、价值、方法、能力等"不同时代即不同社会环境下的社会个体,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及结果都不能回避传统与环境的影响"一方面是任何一个能够绵延到现代的政治传统都有很悠久的历史经历,任何政治传统都似乎包含着某些跨越时空的普遍性,从而使得政治传统能够绵延不绝地延续下去,另一方面政治传统总是受到特定社会环境的影响,从而在其绵延的过程中总是伴生着某种变异,变异既体现了政治传统对环境的适应,也是政治传统的发展"政治传统具有内容上的系统规定性,而社会个体则是政治传统的基本承载者,政治传统总是体现在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结果上"作为政治社会化结果的社会个体就基本内容来说就是具备了政治共同体所要求的政治同一性,但社会个体同时还是非政治性的其他社会存在,而非政治性的社会存在又时刻连带并影响着政治性存在,从而使得政治同一性的存在又具备了动态特征,即社会个体需要在非政治存在多样性与政治同一性之间反复进行信息交流,既借以维护政治存在的基本同一性,又及时以政治同一性有效引领或推动非政治性存在的积极发展"传统时代的政治同一性往往表现为权威的独断性及政治价值的非选择性,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往往就只是接受来自政治统治者的一系列独断命题,形成认同和服从统治权威的心理、态度、感情等,甚至可以说作为政治社会化环境的社会文化资源也是统治者一手造成的,至少也是受到了统治在方向与价值方面的强势引导,神学或经学教育以神圣化的命题归纳了政治同一性的基本要求,从而将政治社会化与神学教育的圣化紧密地联系起来1"因此,传统时代的政治社会化往往是在一个一元化思想文化的环境中完成,社会个体在文化资源及价值命题上并不具有实在的选择性,一元化时代的政治社会化就其过程及结果来看,总显得相对简单"自从文艺复兴以来,不仅人类的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越来越明显地多元化了,而且非政治性社会存在对政治性存在的依赖关系也逐步地演化为两者平等的互动关系,政治权威越来越需要将自己建立在社会选择的基础上,民主的因素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变得越来越不可忽视"这些因素客观上造成了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空间"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化首先得益于文艺复兴以来对世俗文化的复兴,造成了与宗教所聚集的社会文化资源与价值判断地位相当的世俗的社会文化资源,复兴了非宗教形式的价值判断,使得宗教借信仰来垄断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历史难以为继"文艺复兴从人出发的人文主义思潮必然会造成更加多元的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性还得益于全球化社会的逐步形成,造成了人类不同文明单位之间的密切接触,客观上造成了不同文明之间在思想文化上进行广泛接触、深人交流的条件,从而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打开了输人、了解和接受来自其他文明的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孔道,并由此而逐步使追求文化及价值的开放成了全球范围内政治共同体的主流趋势,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政治社会化,无疑都难以回避别的文明所带来的文化与价值选择方面的影响"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化还得益于人口在全球范围内移动所形成的移民潮,特别是不同文明间的移民潮本身就是一股又一股的文化潮及价值潮,移民潮造成了一批为永久性的政治移民,甚至出现了由来自不同文明的移民潮汇集而成的移民国家,而移民国家的政治社会化就不得不面对多元文化的典型背景,社会个体并不得不面对多元价值的冲突与选择,这种冲突与选择表现在政治社会化的结果上就是政治身份的关键词呈现多元化趋势,由此而带来国家特性的模糊性"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化还得益于文化交流手段及信息获得途径的多元化,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不仅社会个体获得来自发达国家的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元化,而且由于发达国家在政治知识上的丰富性与系统性,在获得现代政治知识的过程中往往也就受到了隐匿在知识逻辑中的特定的感情、态度及价值判断等,至于发达国家利用其文化产业上的优势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隐性影响则更加广泛和深远"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化都必定是在多元文化背景中发生的,美国的政治社会化也要面临由此而来的特定难题问题与困境o"现代社会的政治社会化与传统社会在主要影响媒介上很不相同"在传统社会,教育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奢侈品,人们的政治社会化主要依靠日常生活中的耳濡目染,依靠一定文化氛围的长期熏陶,风气和习惯等在政治文化选择及政治价值传承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而在政治社会化的结果上也往往比较保守,倾向于接受、维持和维护既有的价值,lJ断及一元化政治权威"在现代社会,教育已经相当普及,耳濡目染的日常生活虽然还有较大的影响力,但人们的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影响媒介却明显地转移到教育方面来了,特别是高等教育在政治社会化方面的影响力则因其有较高的能动性而日益表现出了根本的重要性"各国的高等教育客观上都承担着政治社会化的特定功能,而其中的政治教育则又是其中起主要作用的环节"大学教育的特点和优势使大学在我国的公民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高等教育肩负着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培养合格公民的职责1"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一方面承担着正面宣传、解释社会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的宣教功能,另一方面还承担着引领青年人的政治价值倾向、培养青年人特定的政治感情、态度、能力等的养成性功能"养成性功能与宣教功能相互依赖、相辅相成"养成性功能不足或落空的政治教育,不过是空头宣教,不能有效地进行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的代际传递;宣教内容不明显或说服力不佳则在根本上失去了在政治感情、态度、品质、能力等养成方面的引导力甚至是影响力"这就要求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既要有体现社会主义的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等意识形态的亲和力,又要具有确实培养社会个体感情、态度、品质、能力等所必需的科学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在涉及意识形态内容时往往以伦理、宗教、历史、道德等方面的课程为载体,宣传特定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的普世性,为所有的政治感情、态度、品质、责任等奠定不可动摇的绝对前提;而在涉及政治个体的政治知识、能力、技巧等时则主要依托于公民教育,而公 民教育除了知识方面的言传外主要依托日常生活中实践环节的身教,比如美国大学的体育比赛就颇有公民政治教育的属性o"社会主义国家从苏联开始就高度重视政治意识形态教育,确立了在国民教育的各个阶段上都普遍进行政治教育的体制,中国内地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模式即源自于苏联"在社会主义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与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在内容上具有垄断性,并严格地排斥着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成分,从而相对维持着政治社会化的一元文化背景,政治教育所宣教的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与政治威权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政治社会化的任务只是培养政治威权的认同、推崇与服从者,不论是社会个体,还是政治威权,都没有通过教育体制提出其他方面的需求"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打开国门,实行开放战略,就必然带来政治教育的多元文化背景,就必然会提出对政治社会化及政治教育的新需求,如果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不能正视并满足新需求,就必然会降低政治教育的说服力、影响力,甚至完全化解掉了政治教育的成果"如果政治教育的成果被完全化解,就必然出现不同表现形式的政治风波或剧变,苏联垮台及东欧剧变的根源就在于多元文化背景下政治教育的失败,核心政治观念的持有者未能抵御住西方民主化思潮的侵蚀,-苏联解体时发生的反共浪潮足以说明其政治教育中的严重问题?"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充分重视高等教育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注意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缺位及后果 自2世纪5年代以来,社会主义政治教育就在我国社会普遍开展起来,各个层面各个方面的政治教育可谓应有尽有"那个时代的中国民众,不论身居社会的哪个角落,都会接受相当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核心内容不外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简史、中国革命史等承载的基本理论,目的则在于阐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的必然性及共产党领导的优越性"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普及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培植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在全社会奠定了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思想基础"从确立共产主义的共同理想,到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再到确立政治领袖的超凡魅力,最终成功地培植出了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相吻合的政治文化,塑造了以服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个体"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在改革开放前,主要是阶级斗争思维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教育,立足于反资防修,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在领袖讲话及语录的导引下,进行群众性政治大批判"在政治氛围特别浓郁的情况下,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既有政策性很强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也有大量的具有政治教育功能的社会运动,高等教育的过程及结果都特别强调政治属性的红,而表示专业素质的专倒还在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在社会中培植出来的高度同一性及社会对政治的单向服从性,一方面过滤了政治教育中的政治科学,另一方面又造就了一个泛政治化的社会,两者结合的高潮就是十年"十年的发生同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过滤了政治科学的内容有密切关系"建国初期,我们,,取消了大学里的政治学系和政治学专业,把政治学看成资产阶级的一种-伪科学.,因而造成了政治学在我国社会科学中的一个空白,取消政治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一个重大损失,三十年来,我们在政治上所犯的错误,特别是发生-.,都可以从政治学的角度作出说明1"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恢复了作为一个学科的存在,但它在我国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仍然明显不足,这尤其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高校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我国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主要表现有:第一,我国大学目前的政治教育内容偏重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形势政策等的教育,相对淡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比重,从而降低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政治教育中的比重,客观上造成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中包含的宏观政治学原理的教育内容被严重淡化了"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理论上同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既具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又在基本命题上具有较多的相同点,考虑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宏观政治问题上的命题,几乎完全来自于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因此,降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学课时就必然同时降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宏观政治命题上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力"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内容长期以来被大学的政愉教育忽视了,或者说我国大学的政治教育根本缺少进行政治科学教育的传统,再加上政治学被错误取消达近3年的经历,使得人们普遍对政治学抱有一种十分特别的态度"有人认为政治学不够科学而足够意识形态,从而使得在政治教育中普遍性开展政治学教育面临或左或右的障碍,左的人担心政治学教育推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助长了政治上的西方化,右的人则担心开展普遍性的政治学教育带来过分浓郁的意识形态色泽,造成社会领域的泛政治化"有人则以为政治学是严肃的科学,不可混同于大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将政治学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截然对立起来,要高高筑起政治学围墙,否认政治学知识在现代社会公民养成中的普遍价值"第三,我国大学的课堂外主要是各种职业预备教育,政治学教育缺少在课堂外进行的信息资源,从某种意义上看政治学信息资源的多少与课堂外政治学教育的有效性息息相关"就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大量通俗的政治学丛书及杂志、报纸是有效进行政治学的课堂外教育一个必要条件"美国出版的政治学杂志占全球的三分之一强,据权威的乌尔里希国际期刊指南(Ulrieh.5InternationalPeriodiealsDireeto叮)2(X)6年版的统计,在世界各国出版的政治学刊物共有625种,其中近24种在美国出版,占全世界政治学刊物总额的三分之一强"1政治学刊物在美国课堂外教育的有效性及政治学在美国社会的贡献率在全球各国首屈一指"我国的政治学杂志还太少,既远远不能满足课堂外政治教育的需要,也极大地限制了政治学在社会发展中的贡献率"大学是青年人政治心理及政治认知发育、形成的重要时期,大众化的政治学教育在巩固社会的基本政治共识、培育个体的政治能力与技巧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包含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基本政治共识,其在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心理、政治认知、形成社会个体的政治能力与技巧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塑造功能,其作用绝不仅仅是创造知识与培养专业 教师o"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在社会实践中的消极结果已经相当明显,其牵荤之大者主要有: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青年人的基本政治判断及价值认同上的影响力不足,来自西方的政治分析方式在青年人的政治判断及价值认同上的影响力则明显提升,政治推理上的西体中附在青年人中有一定的普及性"奚广庆对我国政治学原理类教科书中的西体中附现象进行了分析与批评?,但它对该政治推理在青年人中的流行度远较政治学原理明显,却涉及不多"近几年围绕普世价值的争论就较为典型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对青年人的政治文化争夺"尽管来自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界的声音也并不一致,但总体上在普世价值的问题上持否定态度,而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在普世价值问题上的高调肯定则吸引了从其他途径进行价值感知的青年人"青年人一旦以西方政治意识形态浸润过的普世价值的影响下进行政治判断及价值认同,就很容易陷人政治推理上的西主中附"西主中附表现在青年人的价值感知上就是无条件地认同普世价值,而表现在其职业性的推理中则是等待或期待政治的西方化"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政治认知上的影响力受到极大限制,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认知方法无法深人到青年人的政治成长中,使得青年人在政治认知上陷人了一种非现实主义的浪漫境地,或者是简单地理解了相当复杂的政治问题,或者是忽略了政治作为重大利益的一面而被西化意识形态俘虏"简单地理解了复杂的政治问题主要表现为试图将丰富复杂的政治现实纳人简单明快的政治推理中,并由此而得出一个解决政治问题的路线图,在信息大量隐蔽的情况下,试图通过模仿或移植,快速直接简单地解决相当复杂的问题,其结果极有可能不是政治问题的解决,而是造成更多更严重的政治问题"忽略了政治作为重大利益的一面,就会忽略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实际上还包含着极大的政治利益诉求,而要看清楚这种隐藏在西方政治意识形态背后的利益诉求就必须有充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认知能力1"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还具有培育政治人格、养成政治能力与技巧等方面的功能,它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直接导致青年人在参政方面的准备不足"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政治参与知识,青年人一方面抱有对政治参与的不适当认识,或者认为政治参与没有实质影响,或者认为政治参与的制度空间狭隘,或者认为政治参与的获益不大,从而对政治参与没有足够的兴趣,而政治参与兴趣的不足反过来又巩固了政治人格方面的缺陷;另一方面又缺少政治参与方面的基本训练,以致缺乏常态情况下的政治参与能力,或者片面地理解政治利益,不能正确处理政治利益与其他利益的关系,或者不善于进行政治沟通,不能顺利地表达政治利益,不能正常地实现政治利益;青年人在政治上比较急躁,根源也在于未能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学习中获得必要的理性精神,在政治参与中容易呈现出非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的心理根源就是常态政治利益不能实现而积累起来的政治怨望,它一旦获得一个突破口就会表现出歇斯底里的狂视,大学校园政治中学生的歇斯底里的狂飘已有若干呈现o,其与社会底层公众在政治参与不畅情况下爆发的群体性事件如出一辙"。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功能及实现途径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随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逐步建立起了学科推理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学科推理体系最初主要运用哲学、经济和历史的方法,揭示政治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历史趋势,深刻分析了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的政治,如何以科学的方法与途径,在社会发展及人的解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5共产党宣言6是其第一个最重要的文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重要文献同时也往往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重要文献"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表现出了完整的逻辑,并有相当的说服力,这在阶级革命及社会建设中已获得足够的证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在实践中则以非常通俗的形式普及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不仅吸引并教育了中国的新知识分子,而且成功地改造了中国传统的旧政治,极大地改变了根据地农民的政治性格,普及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集中制,以人民民主的形式,团结和带领在政治推理上马克思主义化了的大众,获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共和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中流行的政治推理虽然有过这样那样的左的问题,但仍不失为一种有吸引力的政治推理"当然,由于错误地取消了政治学,社会中流行的政治推理在科学性上有较大的偏颇,在实践中造成了比较严重的问题"这与广泛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是广泛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在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推理方面产生了极为明显的社会效果,另一方面是广泛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必要内容,形成了理论认识上的盲区,相应的也在实践中表现出了相当的盲目性"从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推理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育在中国社会具有特殊重要的使命,既要注重政治价值层面上的马克思主义共同理想教育,又要强调政治推理的合理性,将马克思主义政治推理的吸引力与合理性普遍地实现于社会个体中,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育在当代中国的重要使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由来已久,但作为一个学科及大学教育的课程体系在中国才刚刚3年,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社会中的作用还仅限于培养专业人才及提供智能产品,其在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方面还没有产生普遍的影响,在一些重要的命题上,它的影响力还不如西方政治学"来自西方政治学的词汇、术语等的影响力及流行度有日渐提高的趋势,其中在价值观层面的影响又较为突出1"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社会个体政治社会化方面的影响不够,原因可能很多,但是知识传授的体制化安排肯定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子,其中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政治学课程缺位又是影响因子中的重中之重"从培养合格的社会政治个体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我国大学政治教育要实现的功能主要有:第一,大学生处在政治社会化即将初步定型的关键时期,还具有很强的可塑性,正处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相吻合的政治观、国家观、政党观及政治价值观等的形成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政治原理教育及政治价值观宣讲在引导青年大学生的基本政治观方面可以发挥重要影响"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相应影响充分发挥出来,形成普遍性的影响,才能有效抵制西方化政治价值观以大众多元文化传媒产生的消极影响,才能培植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推理范式,巩固和发展持久稳定的政治大局"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还可以详细深人地阐释政治的科学原理,介绍政治生活的基本常识,比较不同政治体制的优缺点,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辨别能力及政治批判能力,揭穿某些看似普遍的政治语言背后的利益驱动,揭示隐藏在复杂社会关系中的政治本质,正确认识政治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连带关系,深刻剖析社会层面的个体利益与政治层面的个体利益的关联,提高社会个体参与政治的积极性、自觉性,培育社会个体政治参与的基本能力与技巧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特别擅长政治的社会分析,并着重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情况,批判地分析了西方社会的政治本质,在有效提供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相适应的基本政治知识及提高相应的政治参与能力方面有明显的学科优势"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语境中获得了重要的阶段性发展,其对中国政治的客观情况有相当深人的研究,不仅可以详细地介绍中国政治体制各个层面的内容,介绍中国社会特殊的政治利益反映渠道及政治信息沟通方式,而且还可以提供各地政治参与不同情况的详细知识,介绍不同社会阶层影响政治决策的方式、媒介及影响力度等,还可以介绍中国政治的决策体制、程序及影响要素等,提供政治参与所必需的政策解读教育"现代社会的个体成员与共同体的密切联系主要是通过政治发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个体从共同体的政治决策中获益,已经成了政治共 同体巩固存在的一个必要参量,社会个体越是普遍地通过政治方式更多地获得了来自政治共同体的利益分享,就越是认同和维护政治共同体本身"社会个体如果自身在以政治方式获得政治共同体利益分享受到了明显限制,那么,社会个体对政治共同体的合法性认同就会出现松动、松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社会个体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已经到了必须自觉强化的地步,否则就不能很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持续协调发展"青年人的政治观正在趋于成熟,由于年龄的原因,他们的政治热情高,具有饱满的政治理想,缺乏对中国政治的实事求是的认识,容易受到来自西方政治理想的影响"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政治的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前提,而政治的可持续发展又以政治观念等的前后继承具有特别密切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当代中国青年人中的影响力明显不够,既不足以使他们抵御西方政治价值观等的影响,也不足以使他们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状况及特点、优势等"从这个意义上看,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首先是发挥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而发挥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则必须抓住课程及话语两个基本环节,其中课程又更加重要一些"从课程设置来看,大学政治教育鱼须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相关课程,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普及性教育,务求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内容时代化,重点讲授与中国特色社会政治的阶段性发展密切相关的内容,并务求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课程的讲授形式大众化,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将政治推理的讲授展现为政治参与中的程序与规范等1"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时代化、大众化的角度看,大学政治教育巫须增加几门必修课程:其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通俗系统地讲授马克思主义者观察、思考政治问题的基本立场、方法及基本观点,通俗而深刻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政党观、正义观等,细致而完整地呈现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方式,深刻地批判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不相适应的国家观、政治观、政党观及正义观等,积极抵御西方政治观念及政治推理等在青年人中的消极影响"其二是中国政府与政治,系统地介绍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内容及主要特点等,完整而简要地呈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框架及运行逻辑,及时地展示中国政治体系的最新增长点,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运行发展的动力系统,分析中国共产党及民众政治需求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理解中国政治的复杂性及发展任务的长期性,确立理性负责的普遍政治态度,预防青年人日益发生的政治急躁情绪"其三是比较政治,在比较宏大的视角下,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一方面呈现世界各主要政治体系的基本政治观、价值理想及其推理体系,既要突出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价值理想及推理体系的基本优势,又要为个体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推理提供必要的参考及参照系统;另一方面又要充分比较不同政治体系的制度模块,比较性地得出政治制度#合理化的标准及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势等,善于总结和发展政治制度发展的主要经验,善于提取可供借鉴和参考的政治制度模块,社会个体在比较政治中进一步发展政治辨别能力及批判性认识能力,促进公民政治理性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开放性成长" 大学政治论文:大学政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论文 一、心理教育拓展了政治教育的内容 在过去的教育工作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培育大学生完整的思想道德,政治素养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通过历史分析,哲学引导,道德规范等课程安排,在塑造一名高品质、高素养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当今社会更新和复杂,给众多大学生带来很多很新的压力和困扰,传统的课程安排已经不能很好适应培育优异大学生的目标,心理教育作为政治课程的拓展内容,也正好补充了一点漏洞。因此,现高校应重视心理健康教育,积极引导启发大学生们,解决心理上的问题,认识自己以及认识与周边人事物的关系,并学会处理这些关系,拥有一个良好的情绪和心理状态,这样才有利于优质大学生的培养和形成。 二、心理教育拓展政治教育的途径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比较单一,通常是实例、说服、评价、锻炼的形式来培养大学生的思想认知,思想素质,虽然这些传统的方式取了一定成效,但目前统计下来,它达到的效果不增反减,问题和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传统的方式难免令人感觉枯燥乏味,空谈思想政治尤如空中楼阁,华而不实。然而,心理健康教育则形式多样丰富易被学生接受,首先,心理学可以通过平时的沟通,游戏,互动了解把握学生的心理特征,其次运用心理咨询法、疏导、暗示、角色扮演等方法解决心理问题,培养心理能量,构建更强大的内心世界,这样循序渐进下来,大学生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吸收接收程度就会大大提升。 三、大学政治教育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 (一)“两课”中应加大心理健康教育的力度 两门课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仍是主阵地,在过去的培养大学生思想政治素养教育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要让这种作用继续发挥下去,首先就需要摸清目前大学生思想状态和心理发展规律。事实证明,思想方面的教育效果不在教育者外部的强制灌输,而是在于受教育者在外部的引导下内化的程度,而内化程度优劣就取决于心理健康程度。因此,在课程的编排上面,就应该进一步增加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如果条件成熟,可以在政治课程之前先进行心理课程的学习,若条件不成熟也可增加一定的选修课供学生学习,首先确保塑造学生优良的心理状态,才能让学生们吸收思想政治课程内容,从而达到思想道德教育目的,使其拥有良好的人格,更好去迎接社会挑战。 (二)思想政治教育要积极推广心理咨询工作 心理咨询是指教育工作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运用心理学或心理教育学专门的知识和技术,通过语言、文字等媒介方式对受教育者的心理、行为施加影响,使其认知、情感、态度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解决他们学习生活中遇到的挫折感、无助感等心理问题,以增加心理能量,构建健康心理。通过心理咨询,可以及时发现大学生心理上出现的小问题,并予以排解和纠正,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性;通过心理咨询,可以帮助心理已失衡,心理障碍或疾病的大学生进行循序渐进的治疗与修复,使其恢复良好的心理状态,从而很好的接收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心理咨询,还可以使不断反思反省自我,不管是思想上还是行为上,都能在较高的层次上面不断审视自己,矫正自己,实现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补充功能。 (三)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队伍建设工作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门专业性很强,要求很高的工作,它不仅要求老师有基本的知识水平和素养,同时要求老师拥有充分的人格魅力,吸引学生,并让学生信服自己,从而接收和吸收教育者的观点和理念。因此,高校应加强思想教育工作团队的建设,定期进行培训和考核,保证教育者团队的优良性和先进性,才能确保他们的教育工作能符合现大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从而取得更好的教育成果。 作者:吴秋颖 陈晶 单位:吉林工商学院 大学政治论文:多元文化下大学政治教育探究 一、多元文化环境下的政治社会化及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 亚里士多德的5政治学6以古希腊的城邦制度为依托,研究了政治在城邦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确认了政治是人的一种普遍属性,即人天生就是政治的动物"从人作为政治动物的属性来看,政治具有与人类历史相始终的普遍性"政治的普遍性一方面说明了政治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绝对必要性,另一方面则又说明了政治的存在还普遍依赖于人群在一定范围内的共同体化,即任何一个政治都不能没有与其共生的人类共同体"政治的存在和发展始终要面对与其共生的共同体成员的新陈代谢,一代又一代具有一定政治素质与能力的合格社会成员走进了历史,同时又有一代又一代的共同体新成员通过政治社会化而获得一定的政治素质与能力"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过程虽则千差万别,但其目的则无外乎是获得政治生活所必需的感情、态度、价值、方法、能力等"不同时代即不同社会环境下的社会个体,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及结果都不能回避传统与环境的影响"一方面是任何一个能够绵延到现代的政治传统都有很悠久的历史经历,任何政治传统都似乎包含着某些跨越时空的普遍性,从而使得政治传统能够绵延不绝地延续下去,另一方面政治传统总是受到特定社会环境的影响,从而在其绵延的过程中总是伴生着某种变异,变异既体现了政治传统对环境的适应,也是政治传统的发展"政治传统具有内容上的系统规定性,而社会个体则是政治传统的基本承载者,政治传统总是体现在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结果上"作为政治社会化结果的社会个体就基本内容来说就是具备了政治共同体所要求的政治同一性,但社会个体同时还是非政治性的其他社会存在,而非政治性的社会存在又时刻连带并影响着政治性存在,从而使得政治同一性的存在又具备了动态特征,即社会个体需要在非政治存在多样性与政治同一性之间反复进行信息交流,既借以维护政治存在的基本同一性,又及时以政治同一性有效引领或推动非政治性存在的积极发展"传统时代的政治同一性往往表现为权威的独断性及政治价值的非选择性,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往往就只是接受来自政治统治者的一系列独断命题,形成认同和服从统治权威的心理、态度、感情等,甚至可以说作为政治社会化环境的社会文化资源也是统治者一手造成的,至少也是受到了统治在方向与价值方面的强势引导,神学或经学教育以神圣化的命题归纳了政治同一性的基本要求,从而将政治社会化与神学教育的圣化紧密地联系起来¹"因此,传统时代的政治社会化往往是在一个一元化思想文化的环境中完成,社会个体在文化资源及价值命题上并不具有实在的选择性,一元化时代的政治社会化就其过程及结果来看,总显得相对简单"自从文艺复兴以来,不仅人类的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越来越明显地多元化了,而且非政治性社会存在对政治性存在的依赖关系也逐步地演化为两者平等的互动关系,政治权威越来越需要将自己建立在社会选择的基础上,民主的因素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变得越来越不可忽视"这些因素客观上造成了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空间"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化首先得益于文艺复兴以来对世俗文化的复兴,造成了与宗教所聚集的社会文化资源与价值判断地位相当的世俗的社会文化资源,复兴了非宗教形式的价值判断,使得宗教借信仰来垄断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历史难以为继"文艺复兴从人出发的人文主义思潮必然会造成更加多元的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性还得益于全球化社会的逐步形成,造成了人类不同文明单位之间的密切接触,客观上造成了不同文明之间在思想文化上进行广泛接触、深人交流的条件,从而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打开了输人、了解和接受来自其他文明的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孔道,并由此而逐步使追求文化及价值的开放成了全球范围内政治共同体的主流趋势,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政治社会化,无疑都难以回避别的文明所带来的文化与价值选择方面的影响"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化还得益于人口在全球范围内移动所形成的移民潮,特别是不同文明间的移民潮本身就是一股又一股的文化潮及价值潮,移民潮造成了一批为永久性的政治移民,甚至出现了由来自不同文明的移民潮汇集而成的移民国家,而移民国家的政治社会化就不得不面对多元文化的典型背景,社会个体并不得不面对多元价值的冲突与选择,这种冲突与选择表现在政治社会化的结果上就是政治身份的关键词呈现多元化趋势,由此而带来国家特性的模糊性"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化还得益于文化交流手段及信息获得途径的多元化,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不仅社会个体获得来自发达国家的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元化,而且由于发达国家在政治知识上的丰富性与系统性,在获得现代政治知识的过程中往往也就受到了隐匿在知识逻辑中的特定的感情、态度及价值判断等,至于发达国家利用其文化产业上的优势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隐性影响则更加广泛和深远"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化都必定是在多元文化背景中发生的,美国的政治社会化也要面临由此而来的特定难题问题与困境º"现代社会的政治社会化与传统社会在主要影响媒介上很不相同"在传统社会,教育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奢侈品,人们的政治社会化主要依靠日常生活中的耳濡目染,依靠一定文化氛围的长期熏陶,风气和习惯等在政治文化选择及政治价值传承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而在政治社会化的结果上也往往比较保守,倾向于接受、维持和维护既有的价值,lJ断及一元化政治权威"在现代社会,教育已经相当普及,耳濡目染的日常生活虽然还有较大的影响力,但人们的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影响媒介却明显地转移到教育方面来了,特别是高等教育在政治社会化方面的影响力则因其有较高的能动性而日益表现出了根本的重要性"各国的高等教育客观上都承担着政治社会化的特定功能,而其中的政治教育则又是其中起主要作用的环节"大学教育的特点和优势使大学在我国的公民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高等教育肩负着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培养合格公民的职责¹"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一方面承担着正面宣传、解释社会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的宣教功能,另一方面还承担着引领青年人的政治价值倾向、培养青年人特定的政治感情、态度、能力等的养成性功能"养成性功能与宣教功能相互依赖、相辅相成"养成性功能不足或落空的政治教育,不过是空头宣教,不能有效地进行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的代际传递;宣教内容不明显或说服力不佳则在根本上失去了在政治感情、态度、品质、能力等养成方面的引导力甚至是影响力"这就要求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既要有体现社会主义的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等意识形态的亲和力,又要具有确实培养社会个体感情、态度、品质、能力等所必需的科学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在涉及意识形态内容时往往以伦理、宗教、历史、道德等方面的课程为载体,宣传特定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的普世性,为所有的政治感情、态度、品质、责任等奠定不可动摇的绝对前提;而在涉及政治个体的政治知识、能力、技巧等时则主要依托于公民教育,而公民教育除了知识方面的言传外主要依托日常生活中实践环节的身教,比如美国大学的体育比赛就颇有公民政治教育的属性º"社会主义国家从苏联开始就高度重视政治意识形态教育,确立了在国民教育的各个阶段上都普遍进行政治教育的体制,中国内地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模式即源自于苏联"在社会主义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与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在内容上具有垄断性,并严格地排斥着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成分,从而相对维持着政治社会化的一元文化背景,政治教育所宣教的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与政治威权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政治社会化的任务只是培养政治威权的认同、推崇与服从者,不论是社会个体,还是政治威权,都没有通过教育体制提出其他方面的需求"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打开国门,实行开放战略,就必然带来政治教育的多元文化背景,就必然会提出对政治社会化及政治教育的新需求,如果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不能正视并满足新需求,就必然会降低政治教育的说服力、影响力,甚至完全化解掉了政治教育的成果"如果政治教育的成果被完全化解,就必然出现不同表现形式的政治风波或剧变,苏联垮台及东欧剧变的根源就在于多元文化背景下政治教育的失败,核心政治观念的持有者未能抵御住西方民主化思潮的侵蚀,-苏联解体时发生的反共浪潮足以说明其政治教育中的严重问题»"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充分重视高等教育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注意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缺位及后果 自2世纪5年代以来,社会主义政治教育就在我国社会普遍开展起来,各个层面各个方面的政治教育可谓应有尽有"那个时代的中国民众,不论身居社会的哪个角落,都会接受相当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核心内容不外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简史、中国革命史等承载的基本理论,目的则在于阐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的必然性及共产党领导的优越性"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普及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培植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在全社会奠定了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思想基础"从确立共产主义的共同理想,到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再到确立政治领袖的超凡魅力,最终成功地培植出了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相吻合的政治文化,塑造了以服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个体"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在改革开放前,主要是阶级斗争思维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教育,立足于反资防修,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在领袖讲话及语录的导引下,进行群众性政治大批判"在政治氛围特别浓郁的情况下,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既有政策性很强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也有大量的具有政治教育功能的社会运动,高等教育的过程及结果都特别强调政治属性的红,而表示专业素质的专倒还在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在社会中培植出来的高度同一性及社会对政治的单向服从性,一方面过滤了政治教育中的政治科学,另一方面又造就了一个泛政治化的社会,两者结合的高潮就是十年"十年的发生同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过滤了政治科学的内容有密切关系"建国初期,我们,,取消了大学里的政治学系和政治学专业,把政治学看成资产阶级的一种-伪科学.,因而造成了政治学在我国社会科学中的一个空白,取消政治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一个重大损失,三十年来,我们在政治上所犯的错误,特别是发生-.,都可以从政治学的角度作出说明¹"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恢复了作为一个学科的存在,但它在我国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仍然明显不足,这尤其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高校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我国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主要表现有:第一,我国大学目前的政治教育内容偏重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形势政策等的教育,相对淡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比重,从而降低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政治教育中的比重,客观上造成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中包含的宏观政治学原理的教育内容被严重淡化了"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理论上同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既具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又在基本命题上具有较多的相同点,考虑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宏观政治问题上的命题,几乎完全来自于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因此,降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学课时就必然同时降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宏观政治命题上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力"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内容长期以来被大学的政愉教育忽视了,或者说我国大学的政治教育根本缺少进行政治科学教育的传统,再加上政治学被错误取消达近3年的经历,使得人们普遍对政治学抱有一种十分特别的态度"有人认为政治学不够科学而足够意识形态,从而使得在政治教育中普遍性开展政治学教育面临或左或右的障碍,左的人担心政治学教育推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助长了政治上的西方化,右的人则担心开展普遍性的政治学教育带来过分浓郁的意识形态色泽,造成社会领域的泛政治化"有人则以为政治学是严肃的科学,不可混同于大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将政治学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截然对立起来,要高高筑起政治学围墙,否认政治学知识在现代社会公民养成中的普遍价值"第三,我国大学的课堂外主要是各种职业预备教育,政治学教育缺少在课堂外进行的信息资源,从某种意义上看政治学信息资源的多少与课堂外政治学教育的有效性息息相关"就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大量通俗的政治学丛书及杂志、报纸是有效进行政治学的课堂外教育一个必要条件"美国出版的政治学杂志占全球的三分之一强,据权威的乌尔里希国际期刊指南(Ulrieh.5InternationalPeriodiealsDireeto叮)2(X)6年版的统计,在世界各国出版的政治学刊物共有625种,其中近24种在美国出版,占全世界政治学刊物总额的三分之一强"¹政治学刊物在美国课堂外教育的有效性及政治学在美国社会的贡献率在全球各国首屈一指"我国的政治学杂志还太少,既远远不能满足课堂外政治教育的需要,也极大地限制了政治学在社会发展中的贡献率"大学是青年人政治心理及政治认知发育、形成的重要时期,大众化的政治学教育在巩固社会的基本政治共识、培育个体的政治能力与技巧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包含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基本政治共识,其在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心理、政治认知、形成社会个体的政治能力与技巧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塑造功能,其作用绝不仅仅是创造知识与培养专业教师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在社会实践中的消极结果已经相当明显,其牵荤之大者主要有: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青年人的基本政治判断及价值认同上的影响力不足,来自西方的政治分析方式在青年人的政治判断及价值认同上的影响力则明显提升,政治推理上的西体中附在青年人中有一定的普及性"奚广庆对我国政治学原理类教科书中的西体中附现象进行了分析与批评»,但它对该政治推理在青年人中的流行度远较政治学原理明显,却涉及不多"近几年围绕普世价值的争论就较为典型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对青年人的政治文化争夺"尽管来自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界的声音也并不一致,但总体上在普世价值的问题上持否定态度,而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在普世价值问题上的高调肯定则吸引了从其他途径进行价值感知的青年人"青年人一旦以西方政治意识形态浸润过的普世价值的影响下进行政治判断及价值认同,就很容易陷人政治推理上的西主中附"西主中附表现在青年人的价值感知上就是无条件地认同普世价值,而表现在其职业性的推理中则是等待或期待政治的西方化"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政治认知上的影响力受到极大限制,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认知方法无法深人到青年人的政治成长中,使得青年人在政治认知上陷人了一种非现实主义的浪漫境地,或者是简单地理解了相当复杂的政治问题,或者是忽略了政治作为重大利益的一面而被西化意识形态俘虏"简单地理解了复杂的政治问题主要表现为试图将丰富复杂的政治现实纳人简单明快的政治推理中,并由此而得出一个解决政治问题的路线图,在信息大量隐蔽的情况下,试图通过模仿或移植,快速直接简单地解决相当复杂的问题,其结果极有可能不是政治问题的解决,而是造成更多更严重的政治问题"忽略了政治作为重大利益的一面,就会忽略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实际上还包含着极大的政治利益诉求,而要看清楚这种隐藏在西方政治意识形态背后的利益诉求就必须有充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认知能力¹"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还具有培育政治人格、养成政治能力与技巧等方面的功能,它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直接导致青年人在参政方面的准备不足"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政治参与知识,青年人一方面抱有对政治参与的不适当认识,或者认为政治参与没有实质影响,或者认为政治参与的制度空间狭隘,或者认为政治参与的获益不大,从而对政治参与没有足够的兴趣,而政治参与兴趣的不足反过来又巩固了政治人格方面的缺陷;另一方面又缺少政治参与方面的基本训练,以致缺乏常态情况下的政治参与能力,或者片面地理解政治利益,不能正确处理政治利益与其他利益的关系,或者不善于进行政治沟通,不能顺利地表达政治利益,不能正常地实现政治利益;青年人在政治上比较急躁,根源也在于未能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学习中获得必要的理性精神,在政治参与中容易呈现出非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的心理根源就是常态政治利益不能实现而积累起来的政治怨望,它一旦获得一个突破口就会表现出歇斯底里的狂视,大学校园政治中学生的歇斯底里的狂飘已有若干呈现º,其与社会底层公众在政治参与不畅情况下爆发的群体性事件如出一辙"。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功能及实现途径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随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逐步建立起了学科推理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学科推理体系最初主要运用哲学、经济和历史的方法,揭示政治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历史趋势,深刻分析了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的政治,如何以科学的方法与途径,在社会发展及人的解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5共产党宣言6是其第一个最重要的文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重要文献同时也往往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重要文献"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表现出了完整的逻辑,并有相当的说服力,这在阶级革命及社会建设中已获得足够的证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在实践中则以非常通俗的形式普及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不仅吸引并教育了中国的新知识分子,而且成功地改造了中国传统的旧政治,极大地改变了根据地农民的政治性格,普及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集中制,以人民民主的形式,团结和带领在政治推理上马克思主义化了的大众,获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共和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中流行的政治推理虽然有过这样那样的左的问题,但仍不失为一种有吸引力的政治推理"当然,由于错误地取消了政治学,社会中流行的政治推理在科学性上有较大的偏颇,在实践中造成了比较严重的问题"这与广泛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是广泛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在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推理方面产生了极为明显的社会效果,另一方面是广泛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必要内容,形成了理论认识上的盲区,相应的也在实践中表现出了相当的盲目性"从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推理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育在中国社会具有特殊重要的使命,既要注重政治价值层面上的马克思主义共同理想教育,又要强调政治推理的合理性,将马克思主义政治推理的吸引力与合理性普遍地实现于社会个体中,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育在当代中国的重要使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由来已久,但作为一个学科及大学教育的课程体系在中国才刚刚3年,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社会中的作用还仅限于培养专业人才及提供智能产品,其在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方面还没有产生普遍的影响,在一些重要的命题上,它的影响力还不如西方政治学"来自西方政治学的词汇、术语等的影响力及流行度有日渐提高的趋势,其中在价值观层面的影响又较为突出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社会个体政治社会化方面的影响不够,原因可能很多,但是知识传授的体制化安排肯定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子,其中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政治学课程缺位又是影响因子中的重中之重"从培养合格的社会政治个体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我国大学政治教育要实现的功能主要有:第一,大学生处在政治社会化即将初步定型的关键时期,还具有很强的可塑性,正处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相吻合的政治观、国家观、政党观及政治价值观等的形成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政治原理教育及政治价值观宣讲在引导青年大学生的基本政治观方面可以发挥重要影响"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相应影响充分发挥出来,形成普遍性的影响,才能有效抵制西方化政治价值观以大众多元文化传媒产生的消极影响,才能培植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推理范式,巩固和发展持久稳定的政治大局"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还可以详细深人地阐释政治的科学原理,介绍政治生活的基本常识,比较不同政治体制的优缺点,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辨别能力及政治批判能力,揭穿某些看似普遍的政治语言背后的利益驱动,揭示隐藏在复杂社会关系中的政治本质,正确认识政治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连带关系,深刻剖析社会层面的个体利益与政治层面的个体利益的关联,提高社会个体参与政治的积极性、自觉性,培育社会个体政治参与的基本能力与技巧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特别擅长政治的社会分析,并着重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情况,批判地分析了西方社会的政治本质,在有效提供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相适应的基本政治知识及提高相应的政治参与能力方面有明显的学科优势"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语境中获得了重要的阶段性发展,其对中国政治的客观情况有相当深人的研究,不仅可以详细地介绍中国政治体制各个层面的内容,介绍中国社会特殊的政治利益反映渠道及政治信息沟通方式,而且还可以提供各地政治参与不同情况的详细知识,介绍不同社会阶层影响政治决策的方式、媒介及影响力度等,还可以介绍中国政治的决策体制、程序及影响要素等,提供政治参与所必需的政策解读教育"现代社会的个体成员与共同体的密切联系主要是通过政治发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个体从共同体的政治决策中获益,已经成了政治共同体巩固存在的一个必要参量,社会个体越是普遍地通过政治方式更多地获得了来自政治共同体的利益分享,就越是认同和维护政治共同体本身"社会个体如果自身在以政治方式获得政治共同体利益分享受到了明显限制,那么,社会个体对政治共同体的合法性认同就会出现松动、松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社会个体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已经到了必须自觉强化的地步,否则就不能很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持续协调发展"青年人的政治观正在趋于成熟,由于年龄的原因,他们的政治热情高,具有饱满的政治理想,缺乏对中国政治的实事求是的认识,容易受到来自西方政治理想的影响"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政治的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前提,而政治的可持续发展又以政治观念等的前后继承具有特别密切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当代中国青年人中的影响力明显不够,既不足以使他们抵御西方政治价值观等的影响,也不足以使他们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状况及特点、优势等"从这个意义上看,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首先是发挥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而发挥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则必须抓住课程及话语两个基本环节,其中课程又更加重要一些"从课程设置来看,大学政治教育鱼须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相关课程,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普及性教育,务求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内容时代化,重点讲授与中国特色社会政治的阶段性发展密切相关的内容,并务求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课程的讲授形式大众化,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将政治推理的讲授展现为政治参与中的程序与规范等¹"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时代化、大众化的角度看,大学政治教育巫须增加几门必修课程:其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通俗系统地讲授马克思主义者观察、思考政治问题的基本立场、方法及基本观点,通俗而深刻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政党观、正义观等,细致而完整地呈现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方式,深刻地批判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不相适应的国家观、政治观、政党观及正义观等,积极抵御西方政治观念及政治推理等在青年人中的消极影响"其二是中国政府与政治,系统地介绍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内容及主要特点等,完整而简要地呈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框架及运行逻辑,及时地展示中国政治体系的最新增长点,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运行发展的动力系统,分析中国共产党及民众政治需求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理解中国政治的复杂性及发展任务的长期性,确立理性负责的普遍政治态度,预防青年人日益发生的政治急躁情绪"其三是比较政治,在比较宏大的视角下,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一方面呈现世界各主要政治体系的基本政治观、价值理想及其推理体系,既要突出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价值理想及推理体系的基本优势,又要为个体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推理提供必要的参考及参照系统;另一方面又要充分比较不同政治体系的制度模块,比较性地得出政治制度#合理化的标准及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势等,善于总结和发展政治制度发展的主要经验,善于提取可供借鉴和参考的政治制度模块,社会个体在比较政治中进一步发展政治辨别能力及批判性认识能力,促进公民政治理性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开放性成长"。 本文作者:张师伟工作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波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大学政治论文:市场经济形势下大学政治教育研究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以及我国高等教育的不断改革和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也已进入市场化阶段,为适应这种变化,各高等院校积极进行改革,以期在未来的高校结构中确认自己的地位,在新形势下更好地发展。作为高等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也要适应市场化趋势,因此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对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问题、内容、方法上都要进行新的探讨,以适应形势的变化。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 所谓市场经济是指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国际化的需要,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经济运行形式和方法。市场经济是以竞争为基本原则的,可以说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是市场经济的主要调节方式。但是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市场经济的竞争不是无序的,而是在公平、公正、公开的条件下通过相互信任实现和形成的。所以说诚信、公平、公正、公开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离开这些原则就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社会资源就会出现浪费。而诚信、平、公正、公开正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也是我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面。历史已经证明并且继续证明当市场经济中出现不公正、不自由、不守信时必然伴随着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等思想的横行;同时当社会的思想教育受到重视,人们的公平、守信和公正思想意识提高市场经济才能真正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整个社会才能获得最大效益。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出现的新问题 (一)缺乏明确的学习目的和人生理想理想是人的精神支柱,远大的理想是人们开拓进取的永不衰竭的动力,它给人以坦荡的胸怀和崇高的情趣,是人们完成事业、学生完成学业的浩大的力量源泉。把学习目的与人生理想紧密联系起来,将对学生思想道德的提高及学习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目前高校的部分学生,缺乏对理想的追求,更谈不上树立正确的学习目的,他们没有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及为社会主义事业献身的精神。有的学生缺乏学习动力,认为来校只是为了一纸文凭,平时学习不努力、不刻苦,思想上不求进取,少数人崇尚个人奋斗,把个人理想置于社会理想之上,讲理想、讲道德、守纪律的观念随之淡薄,取而代之的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不是汲取好的东西,而是获取了一些不健康的东西,追求享乐主义,对人生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不求上进,一味的放纵自己,一些不良行为也随之而来,不讲文明礼貌,不讲社会公德,缺乏法制观念。 (二)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思想在大学生中仍有市场 在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然会强化人们的效益观念、利益追求,这本来是正常现象,但金钱万能、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等腐朽思想却反映到了少数大学生中间。有的学生认为挣钱是工作的主要目的,赞成市场经济并不需要道德,满脑子名利和金钱。对象征着无私奉献的雷锋精神,认为已经过时,现在提出来是老调重弹。那些身穿皮尔卡丹,手持明牌手机,怀揣信用卡的大款们对有些学生的示范效应已超过雷锋、焦裕禄等模范人物所具有的榜样力量。在功利观念的影响下,有的同学急于增强自己在社会上的搏击能力,把这种能力的培养与道德修养的提高及知识的积累对立起来,他们在学习上急功近利,对基础理论学习产生浮躁情绪,坐不下来,钻不进去。 (三)对政治理论学习不感兴趣,甚至抱有某种逆反心理 大学生正处在积极思考、探索真理的时期,也是形成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时期,如何使他们明确坚定的政治方向,仍是当前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尽管目前在大学校园内出现了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的高潮,学生开始自发地从理论学习中去寻找答案,探索真理,这是一种积极的主流。但是,有的学生对共产主义缺乏信念,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缺乏信心,少数人甚至分不清是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因而,对政治理论学习不感兴趣,甚至抱有某种逆反心理。 (四)社会上某些错误思潮和消极丑恶现象在侵蚀大学校园 目前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离我们所要求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接班人的标准还有一定的距离,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还存在问题。近几年来,一些人只求经济效益,不顾社会效益,出版、传播一些腐蚀大学生心灵的书刊、影视、音、图片等,构成了一个不良的德育环境,无时不在侵蚀着大学校园,侵蚀着大学校园的学子们。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环境的一些不良影响与高校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目的和内容格格不入,客观上抵消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市场经济是现代经济的表现形式,把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有利于高校德育工作的开展。 (一)突出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教育主线在多元化的市场环境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坚定地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教育,并将其作为思想教育的主旋律。引导学生在接触开放的文化环境里,自觉抵制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洋媚外的思想,努力把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教育落到实处。思想政治教育应由感性到理性,由浅入深,引导学生由爱父母、爱师长、爱他人、爱集体最后上升到爱祖国。 (二)树立正确人生观 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价值取向呈现多元性。然而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一元化的导向,使学生明白社会所容纳的并不都是时代所提倡的。价值的真谛在于无论是社会价值还是自我价值,都要通过自身劳动来实现。说到底,人的价值就是更多地为社会创造和奉献。要从学生生活的最贴切处入手,诱发他们的生活理想,激发强烈的职业理想,把社会理想、为祖国作贡献的理想教育落实到学生的职业理想上。理想是动力,也是激励,在理想的驱动下产生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 (三)树立新时期人才质量的德育观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最终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的根本不是物质资源,而是人才资源,当今市场的激烈竞争,实质是人才质量的竞争。作为向社会输送人才的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上要积极探索新时期对人才质量的要求,建立新时期的人才质量标准。新时期人才质量标准,已不再单纯是过去那种踏实肯干、服从命令听指挥的类型,而是思想和能力相结合的复合型、适应型、开拓型的人才。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上要给学生全方位的意识和能力,培养学生具有职业意识、创业意识、敬业意识、质量意识、竞争意识、公关意识、科技意识和法制意识,同时要在实践中培养学生良好的自省能力,能经受挫折和失败的考验。总之,时期的院校德育应培养出个性全面和谐发展的人、现代的人和国际型的人。 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使青年学生能够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良好精神状态,参与市场竞争,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要达到这一目的,不仅需要理论上的原则,而且需要形成一套系统的运行方法。第一,要发挥课堂教学的主导作用。课堂教学是学校的中心工作,要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作用。在课堂教学中要挖掘好德育的各因素,把它的内容分解、贯穿到学校各学科课堂教学之中,变单纯知识传授为智育和德育的统一。第二,要创造浓厚的氛围,学校要通过重新整顿和布置校园文化设施,使学校的墙壁、走廊、教室、学生公寓、重要活动场所等都成为德育的阵地,把单调的德育内容变为实实在在的、说服力强的具体形象的东西,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德育工作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提供各种载体。第三,要紧密结合各种各样的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要把德育工作和各种各样的社团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德育工作提供一切教育手段。四,要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学生进人才市场参与竞争就要求德育应把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素质放到首位。 五、不断改进,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当前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思想政治教育光靠老经验、老办法是不够的,必须有创新。要改变过去以“灌输”为主的办法,力求使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与学生的学习、生活结合起来,与学生管理工作结合起来,与学生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结合起来。具体工作方法上,要在寻求思想政治工作与业务工作的结合点上下功夫,当前要着重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要使思想教育工作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说服力。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有的放矢,有针对性。这就要求我们关心教育对象,了解他们在想什么,有哪些困惑,并想方设法去解决。其次要以理服人,用理论的力量、知识的力量、事实的力量来讲话。 第二,要完善、探索有效的教育形式。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如社会实践活动、电视教育片的形式都到学生们的广泛欢迎,今后应不断总结经验,进一步加强提高。 第三,充分调动教育对象本身的积极性、主动性。这几年学马列小组、学习基本知识小组活动开展得很有特色,学生们融入其中,其积极性、主动性得到了发挥,既丰富了他们的业余生活,又使他们从中学习知识,陶冶情操,受到教育。今后应进一步加大此类业余活动所涉及问题的广度和深度,给他们留出更多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的空间,从而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和思考,将思想政治教育进一步引向深入。 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和改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有思想政治工作的共同点又有市场经济条件下特殊性和复杂性。当前仍有许多方面需要我们去探索。使得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能进一步贴近时代特点,进一步走向深入。 大学政治论文:大学政治教学中社会实践活动的作用 【摘 要】所谓的社会实践活动,其实就是以社会为主体的各类实践和参与性的活动,是新时期大学政治教学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开展多种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有利于大学生提升个人的综合素质,也有利于教师队伍的壮大,更有利于教学工作的进步。本文正是以此为切入点,论述了大学政治教学中社会实践活动的作用。 【关键词】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学 社会实践活动 思想素质 大学时期的政治教学已经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即教学工作、教学活动的开展不能仅仅限于课堂和校园范围,而是应该扩展到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去。尤其在新时期,研讨社会实践活动在大学政治教学中的作用,还是很有必要的。 一 社会实践活动从各个方面丰富了大学政治教学,提升了教学效果 所谓的政治教学中的社会实践活动,是指以思想政治为主题的各类有益的实践教学,其社会性、公益性、教育性的特征尤为明显。在大学思想政治教学进程中,广大教师要深刻认识到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的重要性,并做好学校与学生两方面的工作。首先,广大教师要争取学校的支持和帮助,为开展政治社会实践活动提供前提;其次,教师必须让学生们认识到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意义,激发学生们的参与热情。只有做到这些,社会实践活动才有可能顺利开展,同时也可以提高大学政治教学的质量和效果,因为在社会实践中,学生的能力可以得到潜移默化的提升。 另一方面,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是对大学政治教学内容、形式、手法及模式的丰富,也是一种极大的创新。例如,教师们组织大学生开展一次“关爱孤寡老人”的社会公益实践活动,让学生们到敬老院、养老院甚至社区中探访、关爱孤寡老人,了解他们的生活与情感状况。类似这样的社会实践活动可以经常开展,可着重设定特定的主题,以培养学生们的爱国爱民、热心公益、参与社会事务的积极性。总而言之,以社会实践活动为主线,将政治教学推向深层次,无疑是新时期大学政治教师开展教学的有效选择。 二 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大学生能够不断进步,学生素质也得以全面提升 大学思想政治教学的核心任务就是培养思想素质过硬、综合能力突出,具备社会实践能力的合格大学生,这与社会实践活动的目标不谋而合。所以,将社会实践活动看作是对大学生一次很好的历练与培育,是十分合适的。可以看到,在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同时,大学生已经在扮演社会中的某个角色,已经在或多或少地参与社会事务,也已经真正地开始成为一个“社会人”,而这一切恰恰是大学政治教学的核心诉求。一方面,大学生通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能够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与实践意识,同时提升自己动手、实践与团队协作的能力;另一方面,在社会实践活动的历练下,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爱国爱民情操与综合素养,都会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例如,教师们在组织开展以“关注留守儿童”为主题的政治社会实践活动中,可以要求学生每人着重关注一名儿童,并且掌握孩子的各类情况。在整个活动中,学生可以深入了解留守儿童的思想、生活、学习与家庭状况,并且提升自己照料与帮助别人的能力,也在无形中锻炼了自己的能力。类似的关爱活动,无疑可以激发起大学生的情感和情绪,让他们更加珍惜自己的大好时光,同时更加充满对社会、民族的热爱。在活动中,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道德品质和个人修养都会有一个质的提升,这也是政治教师们所乐见的。 三 社会实践活动可以提高教师素质,促进政治教学的进步 教师也是大学政治教学的重要参与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的发展与方向。因此,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离不开教师素质的进步。具体来说,社会实践活动可以很好地帮助教师再次成长、不断进步,从而为教学的发展提供更大的能量。一方面,社会实践教学有助于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素质。另一方面,社会实践教学有助于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师的施教能力。要积累社会实践教学所需的创造性理论知识,思想政治教师就必须掌握有效指导学生进行社会实践的技能和技术,即对教材和各种教育素材的加工、吸收和精选的能力,组织教学过程的能力,驾驭课堂教学的能力,将精选后的知识直接传授给学生的能力等。 因此,必须协调好学生与教师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位置,让教师紧密地参与到政治实践活动中来,从而切实提升业务素质、教学能力、思想道德品质与全面修养,为推进大学政治教学的全部发展贡献力量。 综上所述,新时期的大学思想政治教学离不开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因为社会实践活动对于提升大学生、教师的综合素质都大有裨益,也是教学工作的“催化剂”。 大学政治论文:反对胡伯威对大学政治理论教育的诬蔑 “中国青年”第11期上登载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胡伯威写的“教条主义对大学生的影响”一文。这篇文章主题是谈教条主义对大学生的影响,实际上是涉及到当前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上一些重要问题。其中至少有下列几个问题是我所不能同意的。 1.关于对过去政治教育工作的成绩的估价问题; 2.关于大学政治理论教员水平的估价和同学学习政治理论课的态度问题; 3.关于开放禁书问题;我愿意在这里提出我对这些问题的意见: (一) 胡伯威在他的文章中说:“大学政治教员十有八、九都是讲得那样贫乏、干枯,寸步离不开教科书,好像话不是通过教员自己的脑子泻出来的,没有思想的活力。这样讲出来的东西使人感到很难理解,很难信服”,因此“现在有很多人失去了对政治理论学习的兴趣和信心”。他又说:“这几年我感到有一种风气,似乎大家认为一个大学生的水平就在于一些抽象的政治概念、原则接受得怎么样……这样就必然培养出一群不能独立思想的教条主义者”。还脱党团组织是“片面地欢迎‘老实人’”。因此,他同意有人这样说“他们除了‘党性’以外什么都没有了”“×××是用教条主义捏出来的”。…… 教师是这样教的,党团组织片面地欢迎‘老实人”,培养出来是教条主义者,——这就是胡伯威对当前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估价。因此胡伯威说“我们也感到迫切需要思想上的解放” 这种估价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我想从这次整风运动说起: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北京大学右派分子打着反教条主义、反官僚主义的招牌,有组织,有计划,而且是以迷人的口号、字眼,以“深奥”的“系统的”理输,来否认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说什么“三害的根源是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三害”,“无产阶级专政过时了”,“‘再论’是唯心主义”,“共产党是官僚机构的化身”,“不要共产党也能进入社会主义”……他们还高呼“民主真理万岁”“要独立思考”等等。右派分子的这些十分恶毒的言论,在少数平时不重视政治理论学习、不大关心政治问题的同学中,确实被迷惑过。但尽管如此,右派分子所得的下场又是怎样的呢?每个参加北京大学反右派斗争的人都亲自看到右派的“理论”在北大同学面前是如何的受到了体无完肤的驳斥。同学们清楚地懂得三害的根源是私有制的产物,根本不是什么公有制的产物;懂得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懂得“民主”“真理”是具体的,有阶级性的而不是抽象的;也懂得独立思考与一定的立场是有关的……。于是,同学自己创办了许多大型的刊物:如“浪淘沙”“思想战线”“论坛”“说理”,还经常出油印报“五月”“助整风”等等(投稿的有老师,但更多的是同学自己)。在这里,同学们以充分的理由和可靠的事实,给右派分子的“理论”以致命的打击。 这些事实说明了什么呢?它强有力的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们过去不受马列主义教育,不学习政治课,如果说,过去的政治课,党团的教育只是教条主义式的教人,而我们又都是些教条主义捏出来的“很驯良”“规矩”的“老实人”,那么试问:在这次巨大的风浪之中,在这次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之中,我们的同学能够嗅得出右派分子的反动“理论”并把它驳得体无完肤吗?如果是站在教条主义的立场,被教条主义捏出来的“老实人”,显然是决不会做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战绩出来的。 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想掩盖大学政治思想教育中过去是存在有教条主义,有脱离实际的缺点的。否认这些缺点也是不实际的。但是决不能由于这些缺点而否定了政治思想教育中主要的是成绩。说什么“迫切需要思想上的解放”,人们不禁要问:是谁需要思想解放,解放什么思想呢?难道在我们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还需要解放资产阶级的思想,让资产阶级思想大肆泛滥吗? 近一时期来,有些人竟这样,认为一听到教员讲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就认为是教条主义,是束缚人的思想。这真是不可理解,按这样逻辑,只有不说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才不算教条主义了。然而这正是右派分子向党发射的一枝毒箭。我们不能够不警惕这一点。 政治教育是我们的灵魂,社会主义的政治教育必须是马列主义教育。从这次整风运动中暴露出的不少问题来看,应该说,我们过去不是马列主义说得太多,而是说得还不够。因此今后更必须加强。 (二) 其次,我想谈谈大学政治理论教员的水平和同学对于政治理论课的学习态度问题。 胡伯威说:“大学政治教员十有八、九都是讲得那样贫乏、于枯,……这样讲出来的东西使人很难理解,很 难信服”。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大学中政治教员真是十有八、九讲解那样贫乏、干枯,甚至寸步离不开教科书?这种教员的数字我没有统计,但据我所知,北大的政治理论教员的教学:大部分还是受同学欢迎的。 当然,政治教员教得不够好,对学生学习理论课的兴趣有所影响,这的确也是事实,但这还不是同学对政治课不感兴趣的关键性的原因。关键问题是这些学生存在有脱离政治的倾向。 自从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后,在学生中间,政治与案务的矛盾似乎是突出了。不少的学生认为“政治与业务不可得兼”。因此提出“先专后红”对社会工作也不愿干了;有人认为现今学生的立场问题已解决,可以专搞业务了;有的同学甚至认为政治工作由党团干部搞,我们只搞业务就行了,提出所谓“分工论”。在这次整风运动开始,有的同学还支持“不修政治课”或“选修政治课”……这些思想不是忽视政治倾向又是什么呢?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批评了这种倾向。主席说:“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像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行时了……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由此可见,政治课的效果,不但要从教更应从学的方面来考察。只是片面夸大教员一方面的缺点,甚至把政治课教员的形象加以丑化,这是我们绝不能容忍的。 (三) 最后,谈谈关于开放禁书的问题。 胡伯威说:学生求知欲不旺,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禁忌太多,他还举例说偌大一个北大图书馆,为什么不能开出‘英国文艺’‘丹麦文艺’‘日本文艺’……的架 子呢?许多世界大文豪的作品一本也看不到。” 只要是北大学生,看了这段话后,都会发生疑问:果真学生的求知欲不旺是禁忌太多吗?果真许多世界大文豪的作品,一本也看不到吗? 北京大学过去禁止借阅的书大都是黄色荒淫的书,希特勒、、胡风集团的反动书以及一些不利于国际团结的书。这三类书开禁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呢? 苏联大文豪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希金……的作品不用说很多。现在问题在于:是不是西方大文豪的作品都禁忌着呢?不,大家知道西欧有五个著名的大文豪,莎士比亚,拜伦,巴尔扎克歌德,莫里哀。他们的作品现在就拿代表作来说“哈姆莱特”:“哈洛尔德游记”和“唐璜”,“高老头”,“浮士德”,“伪君子”,不是在图书馆中明明放着,同学都能借阅吗?法国的雨果,英国雪莱,乔叟的作品,法国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法国的缪塞的作品,美国马克·吐温,杰克·偷敦的作品不是多得很吗?怎么能说“世界人文豪的作品一本也看不到呢”?至于不开丹麦、日本文艺单独架子却只是因为翻译得少而已。 其实不要说文艺书,就连世界最大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的作品,在我们国家里发行得多得很呢? 说禁忌太多,那是不符合事实的。说禁忌太多,因此呼吁:“学校图书馆应赶快开禁来灌溉这些频于干枯的幼苗”,更不能使我同意。现在不是同学没有书看,而是有的同学没有好好看,现在同学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书看得太多,而是看得太少。胡伯威这种看法只是表明了1.不看事实;2.教条主义式的把戏剧界里的禁忌问题搬到学校中来;3.更主要的是,胡伯威流露出“马克思主义的作品会束缚人的思想”的情绪。 以上是我的意见。我同意“不要以教条主义来反对教条主义”,但我还要说一句我们也反对以修正主义来反对教条主义。 大学政治论文:浅谈如何以科学发展的角度看待大学政治辅导员工作 [摘要] 辅导员作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最基层的工作者,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他们是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领路人。他们承担着培养人、教育人的重要职责,他们对学生有着最直接的影响。新形势下,应该以科学发展的思想去看待大学政治辅导员工作。 [关键词] 政治辅导员 科学发展 学生管理 学生是学校的主体,学生管理工作是学校的教育教学的根本性任务,做好学校日常学生管理工作,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是从事学生管理工作人员的基本职责。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吸收和借鉴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科学系统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发展观所蕴涵的基本思想和发展规律体现了构建和谐校园的目标要求,对新形势下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坚持科学发展观就必须树立科学的学生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一切以学生为本,促进学生成才。 一、提高自身修养,树立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 学生管理工作任务重、责任大,事无巨细,这就需要辅导员要做好本职工作就要树立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新生力量,他们担负着祖国明天的发展重任,作为大学生政治辅导员,担负着引导大学生健康成长、明确思想政治方向的任务。因此,增强辅导员的政治使命感和政治觉悟尤为重要。作为政治辅导员,就要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和敏感的政治在理论素养。要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有饱满的政治热情、强烈的事业心、高度的工作责任感;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握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正确方向,努力开创工作的新局面。 作为学生政治辅导员,必须加强理论学习,不断用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新形势下,科技日新月异,社会快速发展,作为辅导员必须坚持科学发展的态度,适应新形势、新情况,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自身素质,才能以科学发展的态度去解决问题实现新的提升。 二、重视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以科学发展观的角度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以爱国、爱校教育为重点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树立学生正面的、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和大局观。加大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力度,加强政治学习,鼓励大家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教育大家树立对国家、对党和对学校感恩的思想,提高学生学习的动力,不断探索思想政治教育新途径,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贯穿教学工作始终。 三、学习践行科学发展观,树立以学生为本的理念 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科学发展观为我们辅导员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学生为本,促进学生的积极、全面、可持续的发展。坚持“严、勤、创、实”的工作作风,把教育学生如何做人,如何成人作为辅导员首要的工作。作为学生政治辅导员,是学生最接近的教育管理者,我们首先要不断加强学习,不断完善自己,提高自身管理水平,丰富自身的内涵,强化服务意识,以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来影响学生,教育学生;真正做到“急学生之所急,想学生之所想”。 四、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完善科学化学生管理制度 在学生管理中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根据社会需求,积极围绕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结合我院实际,建立起完善的、科学的管理制度。学生政治辅导员作为最基层的学生管理者,要经常深入学生中间,听取学生新声,在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安全教育、综合测评、评先评优、违纪处分、社会实践活动以及毕业生就业等方面,因地制宜,建立一套科学的管理模式,使学生管理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强化学生自我管理的服务意识,提高学生管理的针对性,加强学生管理的有效性。努力建立一套学生科学管理的长效机制,使学生管理工作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 五、实践科学发展观,创新学生管理工作 建立长效的辅导员工作机制,首先建立固定的例会和政治学习制度,每周安排固定的时间有计划、有准备地召开班委例会、班级例会,开展政治理论学习、思想政治教育,安排工作,交流经验,研究讨论并解决存在的各种问题,定期进行工作总结。其次,建立长效的深入学生内部的制度,辅导员经常深入到学生的生活中去,经常到学生宿舍、经常找学生谈心,及时了解学生的动向,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防患于未然。 作为学生政治辅导员,以科学发展观的角度,进行学生管理首先要强化对学生的服务意识,一切为了学生,一切从学生出发,突出学生主体地位。与学生作知心朋友,经常与学生谈心,充分了解学生的思想变化,了解学生的学习、生活等状况,积极帮助学生解决生活和学习中的实际问题。作为学生政治辅导员,要注意加强与学生的情感交流,让学生有问题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辅导员,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学生发展因人而异,辅导员要因地制宜,了解学生的优缺点,寻找学生身上的闪光点,对不同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教育方式,尊重所有的学生,用真诚、信任、和关怀去感染学生、引导学生健康成长。 总之,辅导员作为学生管理者,作为学生最贴心的人,坚持科学发展观指导学生管理工作,就要始终坚持以学生为本,提高自身修养,改革管理模式,提高服务意识,做学生知心朋友,帮助学生解决学习、生活等问题,用自身的人格魅力去影响学生,科学性、创新性、建设性地去开展学生管理工作。 大学政治论文:关于大学政治功能的经济成本研究 摘要:政府政治投资与教育投资的融合,是中央集权制国家教育财政的特点。在这些国家公立大学履行政党政治功能的费用,已成为学校运行成本的重要构成要素。当前我国公私立大学不同的功能设定,导致了支付政党政治成本的巨大差异。政府就大学预算安排方面存在的问题,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该成本支出应确定一个边际量,当总成本支出为一个定量时,其构成要素则互为变量。政治成本能否居于节约状态,本身就是检验其组织系统在学校履行政治功能绩效的主要参照系。政府编制财政预算必须考虑大学体制和承担功能的特殊性,并切实加强预算执行过程中的成本分类控制。 关键词:大学政治功能;政治成本;大学制度;大学成本 一、大学执行政党政治功能的费,用已成为学校运行成本的重要构成要素 在中央集权制国家,公立大学除了讲授世界上高等院校通用的专业知识外(金耀基,2001),其功能还强调复制和再生产执政党所选定的意识形态。当一个国家,其大学除教育功能(或履行其基本功能)外,还被赋予政治功能时(奥尔特加加塞特,2001),执行这项功能的党政社团和组织系统就要在大学延伸,建立起分支机构,这些机构需要消耗费用,这些费用表现为外部社会成本向大学内部的转移。 (一)成本移植 执政党从维持国家政权的需要出发,政治上必须与它所处的社会环境进行必要的能量交换,这种能量交换在行政主导方面主要表现为求得社会成员对其推行的政治制度的普遍认同和支持(马振清,2001)。各级各类学校是执政党选择能量交换最理想的场所,学校教育也是执政党实施能量交换最有效的方式。中央集体制国家,如果执政党或它的政府在这一领域没有通过一定的载体,以投放适量的资金为支撑,向学生有效传播执政党所确认的意识形态(包括思想基础、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等),并使其高度认同,自觉服从执政党的制度安排,执政党就会失去得以延续的力量源泉,就会在学校之外付出高于其千百倍的成本。 一个国家通过学校教育而形成的政治共识程度越高,政治就越稳定,维系政权的成本就越低。就此发生的成本是执政党和它控制的政府维持政权最必要的政治投资,也是其向社会投放的预期收益最大的资本。如果执政党所认定的意识形态和完整表达其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不能取得学生的价值认同,它将在学校之外为维持政权生存付出十分高昂的代价。因此,中央集权制国家在公立大学投放的全部资金中,自始至终都包含着一部分政治资金,这部分资金属于执政党或政府自觉向学校转移的社会成本。 (二)成本合成 在中央集权制国家,执政党的利益与政府的利益表现为高度的一致性。执政党、政府和国家在权力运作方面具有互为替代的特殊属性,并由委托一关系所决定(孙天华,2004),当执政党以公立大学办学者的身份要求大学服从于自身的目标函数时,大学的管理者就会把这些要求列为学校的功能,并认为由此而发生的成本是自然的。在这种背景下,支付政党政治成本便成为公立大学运行成本的必然组成部分,二者浑然而成(王善迈,2000;王玉昆,1997)。 (三)成本凸现 社会政治组织在大学的延伸机构以及这些机构的人员、设备、办公场所、日常活动等方面所支付的成本,本应由政治组织或政府直接开支,或者说应该在政党费用或其控制的国家财政预算中列支。由于大学经费划拨途径和分类的原因,这些列支在财政预算中没有明确标示,完全和大学运行成本混合在一起。虽然,执政党在大学贯彻其意识形态所发生的全部开支已经内化为大学的运行成本,但如果要研究大学运行成本的分类支出情况,有关政党政治方面的支出就不可避免地被分离、凸现出来。 二、政治投资与教育投资的融合是中央集权制国家教育财政的特点 西方国家由于实行多党制,政治党派一般在学校不设立专门机构,若有专门机构,该政党在学校延伸机构所耗费的资金,概不列入学校的支出范围,大学不承担党派政治日常活动引发的成本。欧洲中世纪,大学深受教会的影响和控制,但这些影响和控制限于教会作为出资人举办学校,并随着科学的发展,教会对大学的政治影响便日渐淡出。当今西方国家一些大学,为了保持大学高度自治,常常拒绝政府或个人带有政治倾向的捐赠或拨款(贺国庆等,2003)。在集权制国家,公立大学必须承担一项法定功能,即培养执政党政治文化的认同者和建设者。因此,政府要求大学的政治态度、情感归宿、价值取向、行为选择等与国家政体的目标函数相一致,并把大学产品定型为既定社会制度自觉的从业者。这样,执政党就需要其在大学的延伸机构安排有关活动(包括教学内容),通过强化视听,潜移默化,达到学生服从于执政党设定的意识形态的政治认知,并将其固化为大学基本的政治态度。 要完成这样一项艰巨的任务,社会政治组织和政府就必须在大学建立一支专门队伍,履行这一使命。公立大学的人通常把这一使命视为大学的第一功能。而西方文明所推崇的大学功能和使命(克拉克・克尔,1993),在此社会形态下,被规定为必须首先服从于第一使命的第二类功能。因此在正常情况下,这支队伍所需的耗费,政府会积极地通过财政预算或专项经费拨付给学校,并在预算中确保这方面的刚性支出。但在拨款方式上,政府没有划分哪些是用于政治目的的经费,哪些是用于普通教育经费。总预算的形式掩盖了两种经费的划分。中国现行的事业单位预算会计按科目支出进行的分类(王善迈,2000),没有专门用于政党政治的经费项目,易使人误以为它挤占了学校的教育经费。 当政府对大学采用零基预算的方式时,拨付给学校的经费,基本上是按大学实际职工数乘以人均工资得出的人员经费,以及一些小额度的专项经费之和。国家拨付的这些经费在有些学校实际上还不足以用于支付全部人员经费。在此状态下,大学所有的公用经费、业务费、修缮费等,就只有依靠用学生缴纳的学费支付。由于学校在经费使用上首先会考虑满足学校教学科研、生活服务方面的刚性开支,因此履行社会政治功能的开支往往会降至次刚性地位。这种状态实际上会使学校履行社会政治功能产生折扣。 三、公私立大学不同的功能设定与支付社会政治成本的实际差异 (一)产权关系与政治责任 一些私立院校,因产权关系,在执行政党政治功能方面,没有把执政党权力的延续当作第一目标或重要目标,亦即未设定其功能和使命首先服从于政治功能。其委托人或人往往不愿承担执政党或社会更多的政治责任。因此,在降低大学运行成本方面,他们就会首先削减那些公立大学用于党政工团活动方面的开支,并把诸类费用限定在最低范围,使其 只具有象征性意义。这类大学把履行社会政治功能方面的投资看做是执政党和政府的事情,若国家不拨付专门经费,他们就不会像公立大学那样自觉在学校成本中列支。事实上,一些私立大学完全是迫于外部环境的压力,才勉强配给一点人力、物力资源用于大学的政党政治活动,从而表现出一种政治姿态,以避免由于过分消极遭受执政党或政府的不支持或惩罚。 我国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受产权关系及委托一关系的影响(孙天华,2004),办学目的和政治责任有着重大差别。前者注重培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继承者,并积极在这方面投资,即使在办学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学校也需务必保证政党政治方面的开支。如果背离了这一原则,人可能会受到惩罚甚至罢免。而当今私立学校中的多数,办学目的是为了赚取利润。他们的价值选择就是教育与货币的联系,虽然客观上促进了社会高等教育的增量。一般来说,与公立大学相比私立大学的所有者与执政党之间缺乏更忠实的情感和义务连带关系,他们似乎没有确保现存生产关系和执政党得以延续的确切责任。因其投资者与政府之间不属于委托一关系,从组织系统上不能被执政党和政府视为具有“内群体”特征的“自己人”。因此,这些学校的领导者,实际上游离在执政党或政府的组织系统之外。同样执政党在公立大学可使用的惩戒手段,对于私立大学的领导者也失去效用。他们依靠适宜社会运作的特殊手段,“在违规中生存,在违规中发展”。执政党和政府因为没有在这些大学投资建立其分支机构,支付应有的政治成本,所以在执行政党政治功能方面,执政党和政府对私立大学的要求也不像公立大学那样严格,相应也就容许这些大学做出自主选择(参见表1至表3)。 根据中国高校现行思政教育98方案和2006方案,学校开设的全部政治课程必须达到10%的比例。如果我们把学校运行的总成本全部摊入教学时数进行分配,那么学校履行社会政治功能仅在教学活动(贯彻执政党意识形态)方面的开支就应该达到学校总成本的10%左右才能与之相吻合。表1表2证明了这一点。从人员经费的角度观察,在表l和表2中,两项人员经费的总和为10.06%,这方面的成本支出,大体与全国相同,也均占总成本10%左右。该项经费在总成本所占比重与本科教学计划总课时的变动呈正相关,而私立学校在这方面的成本支出相应就少得多。 (二)政党政治费用的支出范围 公立大学为贯彻执政党的纲领,落实执政党的政治意图,在大学所设立的是一个机构完整的组织系统,该组织系统占有充分的人力资源和公共财产。公立大学履行社会政治功能的全部支出,若按会计科目支出性质进行分类,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王玉昆,1997)。 人员成本:包括从事党、团工作的各级各类人员和为其直接提供服务的人员工资及福利性支出。包括为贯彻政党政治的意识形态而设立的教学机构,各级各类人员和为其直接提供服务人员的工资及福利性支出。(如马列课、德育课等教学组织内的教师和工作人员,以及从事这类工作的离退休人员。) 公用成本:从事政党政治工作的机构发生的公务费、业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等。 固定资产成本:从事政党政治工作人员在学校占用的建筑物、教学设备、公用设备的折旧费等。 表1和表2说明,公立大学每年用于政治方面的开支,仅人员经费一项平均占总经费的8.12%,而私立学校只占总经费的0.45%左右。马列课和德育课占教学计划的平均数为9.6%,而私立学校一般比例很低。公立大学“两课”教师平均占学校职工总数的1.94%,而私立大学基本上没有这方面的专职教师。上述表明私立大学通过消极的方式消减了承担社会政党政治功能方面的成本支出。 (三)承担社会政治功能的费用要求 执政党在大学设立的基层组织,其各项业务活动和人员、设备等方面都需要不间断地发生成本,且在高校的总成本中占有较大比例,这是我国公立大学成本支出的一个特点。在公立大学,因为这些成本是由国家财政直接支付的,因此,其承担执政党和政府赋予的政治功能,不仅具有政治上的必然性,也有其经济上的必然性。多所私立大学因不直接享受政府拨款,他们就把节约这方面的开支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私立大学成本列支的选择表明,在这些学校如何贯彻执政党和政府的政治意图,以及政党政治在大学发生的成本有谁来承担、应承担多少等,问题业已显现。在同一国度,高等学校是否必须承担相同的政治功能,支付相同的政治成本已成为一个现实问题。事实证明,一旦遇到特殊事件,政府就不得不直接或间接支付事前未曾支付的成本。 四、大学承担各种功能的成本支出应保持科学配比 (一)当成本支出为一个定量时其构成要素则互为变量 世界上没有任何活动是没有成本的。由于高等院校核心的竞争力依托于它持续不断地募集资本的能力,所以高等院校的竞争归根结底表现为财力竞争。然而财力无论多么强大,也经不起浪费,因为账面的财力不代表资金的实际效用。因此,无论政治工作多么重要,它也必须放置成本检索之中。 国家的财力总是有限的,政府能够安排多大财力用于高等教育,要受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等多重因素制约。对于高等教育机构越来越多地占用社会公共资源,以及这些机构配置资源的效率问题,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民众对高等教育经费在国家财政中所占比重、学费标准以及大学的成本等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质疑或尖锐的批评,要求对这些问题给予令人信服的回答。然而,研究高等教育机构资源配置的效率,首先就要在理论上搞清楚大学运行成本构成中哪些支出是必要的、合理的,哪些支出是不必要的、不合理的,“必要性”、“合理性”如何界定,以及这些支出在总成本中所占比重等问题,都涉及学校履行社会政治功能的成本十分具体的预算安排,在学校总支出一定的情况下,成本构成要素互为变量,此消彼涨,并在一定条件下要素问产生冲突或摩擦(罗伯特・G・欧文斯,2001)。 大学的成本支出往往沿着直接作用于教师和学生两个主体的活动展开。“一流的学校就是要用一流的老师教出一流的学生,再让一流的学生造就一流的社会。”而造就一流的学生必须以一流的教师、一流的教学和科研设备为前提,创造这样的前提又必须以强大的财力为后盾。如果没有充足的资金去人才市场招聘优秀的老师,并为其配置优越的教学科研设施,学校就培养不出一流的人才,在大学之林中就没有竞争力(周黎安等,2003)。对于一些条件较差的学校来说,同样存在通过经济手段与同类学校竞争人才的问题。对于相对单一的学科竞争,则更加明确的要求是资金匹配最大化,学校竞争最终表现为生均占有成本量的竞争,在排除浪费的情况下, 学校竞争中的实力与生均占有成本呈正相关关系。从而就对资金在不同要素中的分配带来压力。 我们难以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即集权制国家高校运行成本比非集权制国家更高(上述已表明其源自二者承担的功能不同)。集权制国家与非集权制国家大学的功能设定和由此而产生的运行成本可用如下方式表达: 集权制国家:大学的功能:通例大学的功能+政党政治功能 非集权制国家:大学的功能=通例大学的功能 集权制国家:大学运行成本=通例大学运行成本(A)+政党政治成本(B) 非集权制国家:大学运行成本=通例大学运行成本(A) 很显然,由于大学设定的功能不同(奥尔特加加塞特,2001),集权制国家大学运行成本比非集权制国家大学运行成本多出了B。 大学是人类文明的共同产物,任何社会形态下的一流大学也避免不了必须参与国际知名大学就人才等要素的竞争(丁学良,2004)。上述成本构成表明,这些学校在竞争中不仅要保持与世界一流大学具有等量的资金准备外,还必须追加比他们开支更多的社会政治费用。否则,在货币成本和时间成本上处于劣势的学校,就会把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拖得很长。其他层次的学校亦同此理。 (二)费用能否居于节约状态是对其组织机构工作绩效的直接检验 由于集权制国家,学校在贯彻执政党确立的意识形态过程中,往往把全部理论和实践都放置在完美无缺的描述之中,学生也会按其接受教育的理想状态去要求他们心目中的执政党,其初始情感已达到对执政党仰之弥高、入神入画的境地。学生的视野首先盯着学校,他们会对学校执行政党政治机构、人员和行为效用提出特别高的要求。学生在未进入社会之前,感性认识最直接的参照系就是学校政党政治运行的实际情况,他们由此对执政党产生好恶并展开评价。由于在此体制下高等院校运行机制的特殊性和经费短缺的普遍现象,学生、教师和社会对大学社会政治费用的每一项开支和使用效率就特别关注,不能容忍浪费。这样,只有社会政治费用使用合理、恰当,才能达到执政党和政府预期的目的。否则,在浪费状态下,就完全可能出现相反的结果。 (三)建议 1.在我国公立大学,尤其是目标定位于世界一流的大学,政府在安排财政预算时应在国际同类学校同等经费的基础上,列支专门经费用作执政党政治功能的费用。这项费用应该在预算栏目中单列,专款专用。 2.若要求私立学校承担执行政党政治功能,执政党和政府应在其建立分支机构,并通过国家财政拨付专项经费,用以落实执政党赋予的特殊功能。 3.无论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在使用政府划拨的专项政治资金时,都必须考虑其运用的范围和效率。也就是此项经费一旦有量的界定,相关的人财物的配备和活动支出都要相应做出规定。 4.即使尚未实行政府预算单列,社会政治经费的使用同样存在边际和效率的问题。如何减少浪费,如何节约,同样要放置整个学校节约成本方面考虑。它涉及学校运行成本在何种业务上分摊量的问题。 (编校:少 卿) 大学政治论文:关于大学政治学教育教学的调查分析 [摘 要]在当代中国,大学政治学教学的目的是教育当代大学生成为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规范的民主公民,同时为未来从事公共职业做准备。只有在政治学教学过程中尽量做到理论与历史上的、与现实中的政治生活相结合,避免空洞的理论灌输,才能赋予政治学以更强的解释力,其所肩负的教学目的才能在最大限度上得以实现。 [关键词]大学;政治学;教学方法 1 大学政治学的教学目的 正如罗伯特•达尔所言,“政治是人类生存的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每个人都在某一时期以某种方式卷入某种政治体系”。既然政治是不可回避的,这就要求我们力求理解政治,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且在面临各种抉择时作出可能的最佳选择。 尽管政治如此重要,但到底何为“政治”,古今中外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家们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然而近年来,人们普遍引证并高度重视戴维•伊斯顿的论述,他认为政治是“对全社会的价值作权威的分配”,这一论述目前被政治学界广泛接受,表明它是有用的和适宜的。总之,“一切社会,甚至所谓无国家的社会,都可以说具有政治技术。就是说,它们具有一套机构安排为社会权威性地分配价值”。政治与价值密切相关。 既然政治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那么围绕着实际存在的价值,分配必然产生两方面的关系:分配主体与分配对象。分配主体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权力部门,分配对象是社会公众。社会价值的分配必然遵循一定的原则,这一原则就是以由历史上的与现实中的政治生活所决定的意识形态为核心的特定社会的价值观系统,而社会价值观系统在现代社会往往内化在特定国家的宪法或基本法的灵魂之中。于是,政治学教育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一是教育公众,使公众作为价值分配的对象明确其由特定价值观系统所规范的权利、义务,并为公众从事公共职业或相关职业做准备;二是教育政府,使政府作为价值分配的主体明确其由特定价值观系统所规范的权力、义务。 2 关于政治学教育教学的调查 2010年4月16日,笔者以海南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班为调查对象,以大学政治学教育教学为主题进行了问卷调查。本次调查以该班61位学生为调查对象,共发放61份调查问卷,回收61份。本次调查问卷的内容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关于政治与政治现象;二是关于政治学教学情况;三是关于政治学教学方法。 2.1 关于政治与政治现象的调查分析 本调查板块涉及五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关注社会政治现象吗?34位同学选择关注,1位同学选择基本上不关注,26位同学选择偶尔关注。 第二个问题是:最近一年你最为关注的政治现象是什么?3位同学选择关注石首骚乱,8位同学选择关注唐福珍事件,15位同学选择关注邓玉娇事件,41位同学选择关注重庆打黑。 第三个问题是:你认为这些政治现象与你有关系吗?24位同学选择很有关系,4位同学选择没有关系,33位同学选择有点关系。 第四个问题是:你是如何理解政治的?44位同学认为政治涉及的是利益分配,13位同学认为政治涉及的是阶级关系与斗争,4位同学认为政治涉及的是国家政权。 第五个问题是:你所获得的关于政治的知识的主要途径是什么?其中40位同学选择课堂教学,24位同学选择日常生活的积累,3位同学选择道听途说。 调查显示:同学们基本上都能够关注或偶尔关注政治现象。至于最近一年最为关注的政治现象则比较分散,这可能与同学们的兴趣爱好及所接触的媒体有关。至于这些政治现象与自己的关联性,绝大多数同学认为有关联。至于如何理解政治,72%的同学都能够正确理解政治,即政治是对利益的分配。至于获得政治知识的途径,日常生活积累和课堂教学是两条基本途径,其中近60%的同学将课堂教学作为主要途径。 2.2 关于政治学教学情况的调查分析 本调查板块涉及七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认为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学习政治学重要吗?50位同学选择比较重要,11位同学选择一般,没有同学选择不重要。 第二个问题是:你认为非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学习政治学重要吗?其中35位同学选择比较重要,23位同学选择一般,只有3位同学选择不重要。 对行政管理专业与非行政管理专业学习政治学重要程度的认知比较图 第三个问题是:你认为接受政治学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其中10位同学选择可以使思想与党中央保持一致,32位同学选择做一个合格的公民,21位同学选择为将来的职业做准备。 第四个问题是:你对目前政治学教学的现状满意吗?其中3位同学选择比较满意,24位同学选择基本满意,34位同学选择不满意。 第五个问题是:你认为目前政治学教学的效果如何?其中5位同学选择比较好,30位同学选择一般,26位同学选择不理想。 第六个问题是:你所获得的关于政治的知识能否有效解释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现象?其中9位同学选择能够,13位同学选择基本不能够,40位同学选择偶尔能够。 第七个问题是:你认为有效的政治学教学的基本方法是什么?其中1位同学选择理论讲授,13位同学选择注重实际,46位同学选择尽量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同学认为无论是行管专业还是非行管专业的同学,学习政治学都非常重要。至于学习政治学的目的,绝大多数同学选择的是做一个合格的公民及为将来的职业做准备。至于政治学的教学现状,近一半的同学选择基本满意,而超过一半的同学选择不满意。这一问题直接决定了下一个问题,即政治学的教学效果,超过一半的同学选择一半或比较好,近一半的同学选择不理想。这也直接决定了通过教学所获得的政治学的知识对于社会政治现实的解释力的问题,2/3的同学选择的是偶尔能够,超过1/5的同学选择基本不能够,只有不到1/6的同学选择能够解释社会政治现实。至于有效的政治学教学方法,除了1位同学选择理论讲授以外,其余的同学选择的是注重实际或尽量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2.3 关于政治学教学方法的调查分析 本调查板块涉及十二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对中国的近代史了解吗?其中20位同学选择比较了解,32位同学选择一般,9位同学选择不怎么了解。 第二个问题是:你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三十年了解吗?其中11位同学选择比较了解,37位同学选择一般,13位同学选择不怎么了解。 第三个问题是:你阅读过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吗?没有1位同学选择认真阅读,19位同学选择只言片语,42位同学选择没有阅读。 第四个问题是:你阅读过《共同纲领》吗?其中没有1位同学选择认真阅读,19位同学选择只言片语,42位同学选择没有阅读。 第五个问题是:你阅读过《五四宪法》吗?其中没有1位同学选择认真阅读,13位同学选择只言片语,48位同学选择没有阅读。 第六个问题是:你阅读过《七五宪法》吗?其中没有1位同学选择认真阅读,6位同学选择只言片语,55位同学选择没有阅读。 第七个问题是:你阅读过《七八宪法》吗?其中1位同学选择认真阅读,5位同学选择只言片语,55位同学选择没有阅读。 第八个问题是:你阅读过《八二宪法》吗?其中1位同学选择认真阅读,6位同学选择只言片语,54位同学选择没有阅读。 第九个问题是:你对《八二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了解吗?其中2位同学选择比较了解,21位同学选择不怎么了解,38位同学选择不了解。 第十个问题是:你对《八二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落实情况满意吗?其中1位同学选择比较满意,23位同学选择一般,25位同学选择不满意,4位同学选择不知道,8位同学没有回答。 第十一个问题是:你对《八二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机构的基本构成了解吗?其中3位同学选择比较了解,19位同学选择不怎么了解,35位同学选择不了解,4位同学没有回答。 第十二个问题是:你认为《八二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机构的基本构成是客观政治现实的反映吗?其中4位同学选择是的,25位同学选择大概是,19位同学选择不是,5位同学选择不知道,8位同学没有回答。 避免空洞的理论讲授,尽量结合国家的历史和现实是同学们所认可的基本教学方法。那么现实的情况又如何呢?就我国的近现代历史而言,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同学选择一般或不怎么了解,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的历史,调查反映的情况更为糟糕,而比较了解我国近现代史的同学并不多。而对于涉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体制的一些重要文献及几部宪法,基本上没有人认真阅读过,了解的同学也是凤毛麟角。这也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的调查相呼应了。至于规范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八二宪法》,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同学都没有阅读过,对于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绝大多数同学不怎么了解或不了解;至于该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的落实情况,绝大多数同学选择一般或不满意;至于该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机构的构成情况,绝大多数同学选择不怎么了解或不了解;至于宪法对于国家机构的规定是否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只有近一半同学选择大概是,其余的同学选择不是、不知道或没有做回答。 3 结 论 就政治与政治现象而言,绝大多数同学们都能够关注政治现象,并且认为政治现象与自己具有一定的关联性,这是因为政治涉及的是社会利益的分配,任何人都不能置之度外,而课堂教学是获得政治知识的主要途径。 就政治学教学情况而言,绝大多数同学认为政治学的知识对于任何专业而言都是非常必要的,无论对于做一个合格的公民还是将来的职业都非常重要。但是目前政治学的教学现状并不令人乐观,效果并不理想,从而导致所获得的政治学的知识对于社会政治现实并没有足够的解释力。这直接涉及的是政治学的教学方法的问题,即理论能否联系实际。 就政治学教学方法而言,同学们无论是对于我国历史的了解还是现实的了解,都是极其贫乏和残缺不全的,从而降低了政治学的教学效果和解释力,也无助于政治学教学目标的实现。 总之,理论联系实际是政治学教学的基本方法。只有在政治学教学过程中尽量做到理论与历史上的与现实中的政治生活相结合,避免空洞的理论灌输,才能赋予政治学以更强的解释力,其所肩负的教学目标才能在最大限度上得以实现。 大学政治论文:回忆华北大学政治十一班 1948年6月,党中央决定,原晋察冀边区的华北联合大学和原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于8月24日至27日举行开学典礼。华北大学校长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副校长是范文澜和成仿吾,教务长是钱俊瑞。 在华北大学开学之前,北方大学的师生已陆续到达正定。该校文教学院出现了一点风波。当时,成仿吾从华北联合大学政治研究室抽调四个人到北方大学文教学院去了解情况,我是其中之一。不久,有三个人调回研究室,只留我一个人在那里,并直接向成仿吾汇报。我每天都会汇报一次,把大字报的内容和小组讨论的情况如实上报。原来,这个学院的“三查”、“三整”搞“左”了,伤了一些人;后来又纠偏,发动学员向领导提意见,出现了严重的思想混乱。一进文教学院,大字报、小字报铺天盖地,主要是批评领导和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的,称积极分子为“幸进分子”。这时,院里的工作已处于瘫痪状态,召集开会都很难。针对这种情况,成校长指示,党员和积极分子也要站出来讲话。于是,党员和积极分子也贴起大字报来。 这样,大字报就不是一种声音,而是两种声音了。通过辩论,有些是非得到澄清,有些错误观点受到批评,工作也逐步恢复正常。在这一段接触中,我感到成仿吾非常注意知识分子政策,对人对事都作具体分析。当时,对文教学院发生的事情有种种看法,有人认为是阶级敌人捣乱,有人认为是个别民主人士在背后操纵……这些看法,成仿吾作结论时都没有采纳。他认为,还是运动出了偏差,纠偏时诱发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结论是:由小资产阶级来整无产阶级的党是错误的。这就表明,责任主要在领导,不能责怪群众。作了结论以后,少数在运动中表现比较激烈的人,也分配到政治班继续学习,并照常分配工作。进城后,我还遇见过其中一位同志,在《新观察》杂志当记者。 这件事使我对成仿吾有了进一步了解,他不仅是中国的大文豪,而且是一位久经考验的难得的无产阶级教育家。在成仿吾身上,我看到了什么是政治上的坚定和成熟。 1948年8月,我被调到政治学院十一班做助理员。这个班,实际上是华北大学成立后的第一个政治班,说它是十一班,是从华北联合大学的政治班排下来的。班主任是胡华,副主任是朱云,李军和我是助理员。胡华要上课,日常全面工作主要由朱云负责,李军管组织,我管学习。 十一班有100多位同学,他们真的是来自五湖四海。他们有的来自北平、天津,有的来自河北、河南,还有的跨越万水千山,从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四川、云南长途跋涉来到华北解放区。这些年轻人,绝大部分是学生,曾就读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长白师范学院等30多所院校……也有一部分中学生。他们中有许多人在国民党统治区参加过抗日救亡运动和反对过美蒋统治的爱国民主运动,经受过民主革命斗争的洗礼,多数是学生运动的骨干。班里也有一些年纪大一点的同学,他们有的是演员(如童超、童弟兄弟,刘涛),有的是舞蹈家(如赵郓歌、叶宁、杨凡),有的是画家(如何焰),有的是《大公报》的记者(如杨泓、李质如),有的是歌唱家(如肖晴)……有几对还是夫妇同来的。 1948年下半年,人民解放战争已胜利在望。国民党反动派垂死挣扎,加紧迫害进步学生和进步人士,有些人被列入“黑名单”,地下党组织安排他们到解放区。有些人是由于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不满,由希望变为失望,由失望变为绝望,下决心投奔解放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敌人重重封锁线,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了河北正定。 当时,华北城工部为了保存力量,储备和加快培养迎接全国解放的干部,也有意动员青年到解放区学习。解放区的地方政府和群众为他们提供种种方便,使他们感到,到华北大学,就是到了家。有一位同学在回忆刚到华北大学的经历时写道:“进门先进接待室,迎面墙上挂着几条标语,其中使人终生难忘的是‘来了就是主人’。多么热情!多么令人震惊!一句话就像一团火,烧得你直想高呼:‘我们自由了!’‘我们到家了!’做梦也没想到,不久前,在蒋管区我们这些到处受人冷眼的青年学生,来到这里就成了主人。怎么也没想到,我们这群在旧社会,备受摧残和愚弄的精神奴隶,来到这里一课都没有上,就成了主人。这地位的转变,这灵魂的升华,这政治上的温暖,比什么都感人肺腑。一万个‘热烈欢迎’,也没有这句话令人倾心。我们久久地注视这个标语,咀嚼其深深的含义。身心的真正解放就从此开始,一直激励着我们走过半个世纪的征程。” 学员们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几十人居住一个大房间,没有床铺,全睡在铺有稻草的席子上。吃的是小米饭、窝窝头、高粱米饭,菜是白菜、萝卜。有病的同学给一碗面条,叫“病号饭”。尽管吃的差,身体却很健康,有些女同学吃得又红又胖。到校后,每人发一身土布制服,大伙穿上很高兴。每人发一个小马扎,供上课用,平时也用。笔记本用的是黄色土纸,墨水是紫色的,每人只有一支蘸水笔。条件虽然简陋,但大家学习的热情很高。 开班后第一件事是选举学生会。选举充分发扬民主,候选人可以竞选。选举结果,清华大学来的李枫当选为学生会主席,同时还选举了学习委员、生活委员、文体委员。从此,学员的活动就由学生会来组织了。 清晨,生活委员吹响哨子,大家就聚在广场上作早操,主要是扭秧歌,随着锣鼓声,翩翩起舞,十分欢快。学生会办了一张小墙报,中心内容是反映学习生活的动态,登载班行政和学生会的工作布置和学习计划,根据同学的活动进行批评和表扬。墙报很有吸引力。早操一完,人们就挤到墙报跟前来看,有些人还掏出本子记墙报的内容。编这张墙报的,有来自《大公报》的两位记者和复旦大学新闻系的一个学生,他们是夜里加班赶出来的。 由于学员愈来愈多,十一班以后又有十二、十三、十四班……上课主要是上大课。在广场上设讲坛,学生坐在马扎上听讲。开讲前各班相互拉歌,非常热闹。老师一上讲坛,全场便静下来。讲课的有年近古稀的吴玉章,他亲自经历了、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结合切身体会讲授近代史,使同学深受感动。胡华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内容丰富,很受同学欢迎,有人说:“听了胡华老师的讲课,使我们看到了新中国的未来。”教务长钱俊瑞的讲课也非常受欢迎。他专题讲授过民主问题,结合学员思想,解析什么是资产阶级提倡的自由化的民主,什么是我们提倡的民主集中制的民主。讲课针对性强,逻辑严密,感情充沛,语言生动,同学们都被讲话吸引住了。除校内的老师外,有些到解放区来参观的专家学者也给学员作报告,如吴晗、田汉,还有刚从苏联回来的孙维世。 听大课以后,学员要自学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的著作,主要是的著作,如恩格斯的《从猿到人》、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目前形势与我们的 任务》。学习的目的是改造思想,树立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劳动观点和唯物论观点。 小组讨论是自学的主要形式。讨论会上无所顾忌,畅所欲言,但对于学习小结要求很严格,要求结合自己的思想实际、经历、立场、观点、方法去写。有一位同学说,她初到解放区时听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首歌,思想就转不过弯来,心想为什么中国必须是共产党领导?经过学习中共党史、党的纲领,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对共产党的领导才有了认识。在小组会上作小结时,她讲了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作了自我批评。她的思想觉悟提高了,很快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在学习过程中,学员们有丰富的文化生活,看过华大文工团演出的《白毛女》、《赤叶河》,延安平剧院演出的《三打祝家庄》。 9月左右,国民党飞机多次轰炸石家庄。为防空,干部和学员都疏散到附近农村,住在农民家里,在农家的场院上听课。学员们学了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深入群众,了解农村,尽力帮农民扫地、挑水;晚上用纸糊的喇叭,在屋顶上宣传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和党的方针政策。在农村,学员们还参观了地道战的旧址,深为农民抗日的艰苦和智慧所感动。时间不到半个月,但对大多数久居城市的学员来说,是一次深刻的教育。 10月26日,中央军委紧急通知,国民党军队将偷袭石家庄,华北大学应尽快向南转移。当晚,政治学院的2000人整装出发。为了保密,不能找老百姓当向导。因我在石家庄郊区搞过,领导就指定我当向导。过滹沱河前,走路还比较顺利,坐船过了河,眼前是一片迷茫的沙滩,我就找不到路了,心里焦急万分。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方向不能错:向南。我们过了一些封锁沟,第二天清晨,终于越过石家庄,到达一片洼地,全体人员集中起来,由一部主任李新宣布,因傅作义妄图偷袭石家庄,全校要向邢台转移。 当时,朱云患胃病,不能行军。李军要照看自己刚生的孩子,十一班只能由我一个人带队。这次长途行军,对学员是一次艰苦的锻炼。为防止敌机轰炸,开始只能夜里走,白天休息。许多同学没有经受过这种锻炼,开始情绪紧张,又不会休息,显得很痛苦。后来改为早晨走几十里,到村子后吃饭休息;下午再走二三十里,分别投宿到农民家里。紧张的情绪消失了,大家都很愉快。班行政和学生会组织了先遣队打前站,找房子;队伍离村时,派人检查群众纪律的执行情况。还有文工组、民运组,都由同学自愿报名参加。农民群众对待我们也像对待子弟兵一样,满怀深情,还给病号送鸡蛋面汤,真是无微不至的关怀。这对学员们也是难得的教育。 从正定到邢台只有300华里的路,我们走了9天,10月5日才到达邢台。11月7日,是十月革命节,华北大学的学员在街上扭起了大秧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群众,锣鼓喧天,街头巷尾一片欢声笑语。这一天,在邢台市天主堂(原北方大学校址)开全校大会,庆祝十月革命节、庆祝辽沈战役大捷和东北全境解放。钱俊瑞在会上作了形势报告。会后决定全校返回正定。 回正定的路上,学员们和来时的情绪已大不相同,脸上充满胜利的喜悦,一路歌声不断。途中在路边的空地上,同学们自发地开起联欢会来。唱歌、跳舞、朗诵诗,吸引许多群众来观看。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赵郓歌(现名彭松)朗诵的沿途即兴写下的长诗,铿锵有力,鼓舞士气。童超、童弟兄弟演的双簧《开电车》,语言幽默,情节动人,印象也很深刻。进城后,我也看过一些双簧,感到都没有他们演得好。 从邢台回到正定,只用了6天时间。 回到正定以后,已经准备进北平和天津了。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12月,有一部分同学分配到北平、天津市卫戍司令部去做纠察队员。其余的人也陆续走上工作岗位。 华北大学政治十一班的学习只有4个多月,但给每个人都留下了珍贵的回忆。在华北大学政治十一班,是我第一次做学员的教育工作,但学员们给我的教育,大大超过了我对他们的教育。 大学政治论文: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中国政法大学前身是1952年以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法律系、政治系、社会学系为基础组建的北京政法学院,1983年组建中国政法大学,为教育部直属高校。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科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上世纪五十年代钱端升、吴恩裕、楼邦颜、杜汝楫等老一辈政治学家先后在此任教,为学校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八十年代在杜汝楫、云光、徐理明、李殿勋、王桂厚等学者的努力下,在全国较早地恢复政治学科,1983年获政治学理论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1985年组建政治系,先后设置政治学、行政管理本科专业。1998年政治学理论学科被评为司法部重点学科。 目前学院已成为国内政治学、国际关系与公共管理学科的一方重镇。形成了学士、硕士、博士、博士后多层次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格局。拥有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两个博士点,政治学硕士一级学科授予权。拥有政治学、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和国际政治本科专业;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科学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公共管理(MPA)硕士点;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科博士后招收权。现在校本科生860余人,硕士生159人,博士生37人,在站博士后2人,MPA专业硕士生72人。 学院下设政治学研究所、行政管理研究所、国际政治研究所和公共管理教研室四个教研实体;拥有一支素质较高、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现有专职教师47人,其中博士生导师11人、教授17人,12位教师具有海外教育背景。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学科经过多年积累,在中外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公共治理与政府改革、全球化与全球问题、东亚安全与地区合作等领域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并取得可观的研究成果。2001年以来,学院教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项,省部级项目10余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一项,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一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项目一项,国家精品课程一门,与福特基金会、欧盟、全球环境研究所国际合作项目三项。在《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国际问题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等著名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学术著作30余部(含合著),两项科研成果获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人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
历史教师论文:中学历史教师应具备的基本功 【摘要】当前,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开展,如何提高教师素质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这个主题已经越来越被教育界所重视,做为新课标下的教材,历史教师应具有哪些基本功才能适应新的教育形势呢? 【关键词】历史教师;具备;基本功 以笔者的认识和实际教学过程中的体会,我认为做为一名中学历史教师应在以下几个方面练好基本功。 1、具备相当的专业知识 做为一名教师,与学生最直接、最经常的接触和交流是课堂教学,而课堂教学恰恰是最具有明显的学科性和专业性的。一些被学生反映为"不会教书"或"教得不好"的教师,有相当一部分原因就是专业不过关,凭课本和教参"照本宣科",既无合理的教材处理也无深入浅出的教材分析,一俟学生进一步提出问题或涉及学科新成就和较深层次的问题就只好"顾左右而言他",久而久之,在学生中就失去了威信和信任。况且在当前社会多元化影响下,学科的多元化趋势也在加强,各学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不可分,这种联系性无论是在教学过程的教材处理中还是在高层次的考试中都处于越来越突出的地位。 比如,在讲述陈胜吴广发动的秦末农民战争这一章中,你会发现历史课本上的内容远不及语文课上的《陈涉世家》来得丰富,有时在预习语文书上的内容后再进行授课,效果会更好些。 而政治与历史的联系则更进一步,历史课上所传授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法等即是政治课的内容,尤其是现代史部分,由于紧扣时代脉搏,如果历史教师对政治学一知半解或有3的理解,则会给历史教学的客观性产生导向上的副作用。 因此,作为一名教师,只有具备比中学教材更高深和广博的多的知识,也只有对教材内容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善于进行教材分析,才能居高临下,正确处理教材,更加准确地讲解教材,解答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提出的各种问题。 同时,由于科技的发展,知识结构日新月异,作为教师还关注着历史研究的新成就,使自己的知识结构不断得以更新和发展,并在教学中结合教材传授给学生,以开拓学生的视野,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体现新时期的教学特点。 因此,教师的专业素质是教师整体素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由于现阶段的中学教师特别是中青年教师大多是经过各级高中等师范院校深造后才走上教育教学岗位的,因此这方面的"师才"问题似乎不太突出,而在下述两方面,教师素质的个体之间差距则十分巨大。 2、掌握全面的教学技能和技巧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主要是通过课堂主渠道向学生传授知识的,因此,就要求教师必须具备有组织教学、课堂提问和解答,批评和表扬等方面技能和技巧,必须具备有语言表达、身体语言和心理暗示等技巧,同时具备有板书、班绘和使用电化教具的技能和技巧。 对于学生来说,能否最大限度地将老师传授的知识掌握下来,关键在于能否真正的听懂老师在课堂上所授的知识并加以成功地吸收。相反,为了让学生最大限度地掌握知识,作为教师应该采用各种方法使学生听懂自己所教的内容。一些人认为历史课不是"故事课"就是"古董课",其中原因有方方面面,在此不作评述。笔者认为要消除他们的成见,不要光停留在争执与辩论上,更重要的应该是努力挖掘自身潜力,发挥自我的最佳水平,变被动为主动。 此外,经验丰富的老师还善于采用身体语言和直观教具来诱发学生的"无意注意",使学生在课堂中能准确地捕捉信息,并在脑中形成直观而深刻的印象,这些印象是与教师在授课过程中的语言和其他表现同时并存的。学生正是在这种获得知识的过程中体验学习成功的快感,产生心理上的满足,从而对使自己获取知识的老师产生信任和崇敬。 因此,作为教师是否具备这一方面的素质直接关系的能否获得学生的信任,在每堂课之前能否使学生产生心理上的期待,以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达到教育效果,这也是教师专业素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有广泛的兴趣爱好和一定的业余技能 一个有着广泛的兴趣和爱好的人在人际交往中无疑是受到欢迎的,在教学过程中也是如此。由于年龄原因,学生的求知欲是很强的,这种求知欲并不满足于在课堂中所学到的书本上的知识,而是在文学、艺术、军事、体育甚至社会学方面的所有知识和技能都会引起他们浓厚的兴趣,他们获得这些课余知识的途径主要是通过阅读一些有关的书刊和报纸,或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来获取的。虽然我们在专业课的教学任务中可以没有这些内容,但历史科的包容性极强,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方式在课堂上让学生接触一些书本以外的知识无疑会使学生兴趣提高。 在成为一名教师之前,我们大多都受过各种较高层次的教育,因此在专业知识和相关学科的知识上已有了一定的造诣,这是我们成为一名教师最起码的素质,也是笔者在上述第一点中所阐述的,但是对于其他如体育、文艺等非学科的知识和技能的掌握都严重的因人而异。有经验的教师特别是班主任都不难发现,在一定领域中有特长的老师特别受学生的欢迎,老师在书法、体育或文艺上的才华也往往会使学生为"自己的老师"感到自豪,在这种自豪的同时,对教师所产生的"崇敬" 心理一旦带到历史教学的课堂上,对于我们组织教学和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十分有效。 一个教师一旦具备了上述几项素质,相信会成为深受学生欢迎的人,而教师的威信也是在教学的成功中不断得到提高,更有利于下一轮的教学,这是一对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教与学之间最直接的发展关系。一个具有广博知识和广泛兴趣爱好的教师会使学生在接受教育之前以接受的心态来对待即将到来的学习,而教师也可籍此树立十分良好的形象,在 教学过程中以"高素质"的形象"先声夺人",取得学生的信任和欢迎,这对于营造"乐学"氛围,提高课堂效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历史教师论文:中学历史教师如何走进新课程 所谓新课程就是指一种课程文化的再创造,涉及课程理念、课程结构和课程实践的深刻变革,也就是说这是一次从教育理念到教学实践的全面改革与创新。传统的观念已把教师的职责定位于“传道、授业、解惑”,它内含着一种为知识而知识的倾向,在培养目标上,它指向的是“学”而不是“做”,它缺乏着一种创新意识,在深化教育的今天,这种观念已越来越与社会发展要求相悖了。在实施新型教育中,以传统的教学方式和行为进行授课活动的教师们将面临着时展的严峻挑战,所以对过去的常规的课程进行深刻的变革的新课程出现了。那么,我们中学历史教师应如何面对这次教学改革的洗礼,走进新课程呢? 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深有感触,现将体会简谈如下,希望得到同仁们进一步指教。 一、教学观念的更新是教师走进新课程的前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题为《学会生存》的报告中指出:“教育具有开发创造精神和窒息创造精神这样双重的力量”。长期以来,我们的许多课堂教学比较沉闷,缺乏生气,难于唤起学生的学习热情和智慧活动的积极性,更不用说激发创意和不断探索的精神了。按照一般的传统理解,课程内容规定了“教什么”,教学活动则主要解决“怎样教”,两者楚河汉界壁垒分明。多年来教师只扮演着“执行者”和“传声筒”的角色,严格按照课程规定,亦步亦趋,不能发挥自己的主动性,而学生则扮演着“接受者”的角色,在“课程进度”和应试取胜驱动下,囫囵吞枣,死记硬背,拼命地在适应“课程要求”中挣扎,而学习效果则事倍功半。随着社会的进步,我国教育人士开始对“教学大纲”所带来的各种教育现象进行反思,最终要以“课程标准”来代替“教学大纲”,这也就迫使教师必须要更新教学观念,紧跟时代脉搏。在“统”字模式下,我们中学历史教师一是应该对众多的教学材料进行选择,提出自己的建议以更适合本学校学生学习和资源利用;二是教师不应再去教教科书,而是用教科书教,教师即要改进教学方法,同时也要对教科书,进行重新认识。三是教法上,教师不能再单一地讲授,而是要多种媒体综合运用。对于教材,教师只能把它作为一种学习的材料。教师根据“课程标准”规定的内容领域,可增删教科书,也可以增补课外知识,以补充教材内容,同时也可应用现代教育技术在内容和方法上有所改进。总之,此次课改将反映在教师的教育观念、教育方式、教学行为的改变上,那就是要变“以传授知识为核心”为“以培养创新精神为核心”;变“教师本位”为“学生本位”;变“权威的传授者”为“平等中的首席者”,充分发挥教师的智慧,把学生置于教学的出发点和核心地位,应学生而动,应情境而变,课堂才能焕发勃勃生机。 二、重构师生关系是教师走进新课程的落脚点 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课堂上一切困惑和失败的根子,绝大多数场合下都在于教师忘却了:上课,这是教师和儿童的共同劳动,这种劳动的成功,首先是由师生关系来确定的”。在知识激增,信息爆炸的时代,储存了多少知识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学生要学会如何寻求和获得知识,这就要求教师在走进新课程中,必须重组师生关系。新型教育中的师生关系将不再是单向传递的关系,而是双向交流的关系,教师不但要有能力回答学生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要同学生进行各式各样的认识交往,只有通过心灵对接、意见的交换、思想的碰撞、合作的探讨,才能实现知识的共同拥有与个性的全面发展。如历史教学中,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教师如果简单的把结论告诉学生,必然会使教材黯然失色,如果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通过讨论得出结论,不仅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提高了教学效率,而且更主要的是完善了学生的能力。课堂教学不再是“填鸭”式的灌输知识,而是越来越多地激励学生思考。由此可见,新课程中师生关系的构建,这个过程不是说教师的作用降低了,而是充分激发了教师进取心和创新意识,成为驱动教师的内化动力,其作用相应提高了。它要求教师在和学生进行灵活的课堂交往过程中要不断地反思自我、超越自我,把学生的学习情绪和生活经验纳入课堂,创生知识,教学才会富有吸引力,才能实现“教与学相长”。 三、知识结构的开放是中学历史教师走进新课程的途径 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变化”。目前,我国大多数中学历史教师的知识结构,基本上是知识内容不变或基本不变的封闭型结构。教师的主要知识基本上局限于长期不变的教科书中的内容,知识的陈旧和老化已成为教师走进新课程的障碍。要构建一个既有肉体又有灵魂的活的历史学科知识结构,每位历史教师随时都要更新知识,在当今社会,谁不更新自己的知识,谁就会成为当代意义上的文盲。形势急迫,只有不断“充电”,加强教学业务进修,才能从传承走向创新,从主动探知到发现新认识、新信息,在学生的知识和智力发展间架起一座桥梁。从新课程来看,虽然形式多样,但内容以课为单位,使教师容易忽视前后课的内在联系,不能够使学生形成对某个阶段的整体认识,也不利于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和形成;从初中高中的衔接来看,由于初中教师不了解高中的教学要求和能力培养的目标,更不了解历史学科高考的能力要求,造成初中高中的教学脱节。由此可见,只有通过对新知识的不断接纳和吸收,才能使自己的知识结构不断得到改造和更新。随着知识社会化和社会知识化程度的日益提高,知识的一体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走向高度统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新型的中学历史教师不应是固守于一门学科的狭隘专业人士,而成为具有丰富知识的人才,对每一个历史教师来说,科技、文学、宗教、艺术、哲学等,都应在他的视野之内,如在世界近代史教学中,在讲到外国地名、人名或重大事件的名称时,教师如有意识地加上几个英文词汇,比如blackpeople,industrialrevolution,booty,monopoly等学生熟悉的词汇 ,或增加媒体图画形象显现,这样在教学中不仅增加了趣味性,而且把历史和英语学习结合在了一起。虽然教师在备课中增加了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但却激发起了学生的求知欲和学习思考的独立意识。当然,教师在走进新课程时,知识结构的开放仍是有侧重点的,它体现了一中有多和多中有一,是一和多的辩证关系。 四、注重学生学习方式的变化是教师走进新课程的运行机制 所谓学习方式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学生学习过程的基本特征的改变。传统的学习方式把学习建立在学习者的客体性、受动性和依赖性的基础上,忽视人的主动性、能动性和独立性;而新课程的教学方式的基本特征表现在强调学生的主动性、能动性和独立性。一些教师在备课时,往往更多的是考虑自己怎么上这堂课,而很少把自己当成学生来想想:如果我是学生,我会遇到什么问题?在上课时,也只是按照事先的“脚本”如同演戏样地“教学表演”,于是这些教师难以跨越传统授课的局限性。在传统的教学中过多强调的是如何“教”,而在新课标中则更多地思考学生如何“学”。相应于新课程的教学要求,教师上课时引导学生改变旧的学习方式,在实现新课程学习方式基本特征的前提下,提倡和发展多样化的学习方式,特别要倡导自主探究和合作的学习方式,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使自己的主体意识、能动性和创造性以及合作精神不断得到发展。要使学生的学习方式发生变化,关键是能否将“各种活动”引入课堂,让学生真正动起来。因此,“活动化”教学是实施新课程较为适宜的教学方法。教师将会通过设置问题情景等多种教学组织形式引导学生独立、自主地发现问题参与到教学环境中来,通过实际操作、调查、搜集与处理,表达与交流等活动,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最终获得知识与能力,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让每个学生都得到充分发展,提供成功的体验。 为调动中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实践能力,在教学中我们可以构建和设想学生学业成绩评价的创新模式,力图打破过去从一张试卷评价学生学业成绩的模式。在承认和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的原则下,在一定范围内让学生选择开放性的考试内容,使学生的个性特长得到充分发挥。开放性考试在某些问题上不强调评价标准的一致性。鼓励提出独特、新颖的观点,具体形式可以是:①写历史小论文②制作历史小报③制作历史小画报④历史小制作等。设想每学期初,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特长和爱好,选择一种考试形式,学生在制作开放式考试作品中,都将融入了他的智慧和创新。新课程强调的是师生交往,共同发展的互动过程,这种考试模式的确定,它符合了新课程的特点,必然会反馈学习方式的改进。因此,重视学生学习方式的变化,这是教师走进新课程的运行机制。 新课程的实施已为中学历史教师提出了一个新抉择,或在张扬教学质量中升华学生素质,或在压抑课堂教学质量中漠视学生素质,这就要求教师们要更新教学观念,转变教学方式,否则课程改革就将流于形式,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因此,中学历史教师要适应新课程,教学观念的改变,新型师生关系的重塑,开放性知识结构的建立,注重学生学习方式的变化的任务是迫在眉睫的。 历史教师论文:简述历史教师在合作学习中的角色定位 论文关键词:合作学习 高中 历史教学 历史教师 非智力品质 课程标准 角色定位 教学策略 新课程的启动,呼唤着教师角色的重新定位。合作学习是新课程标准倡导的学习方式之一,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实施“合作学习”教学策略,不仅能营造一个轻松、民主、愉快的学习氛围,较好地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使学生学得主动、学得轻松,还能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有效地建立起平等、民主、互动的师生关系,使高中历史教学活动朝着良性循环方向发展。但在历史合作学习中,教师应定位于何种角色?我认为,教师要扮演好以下几种角色。 一、教师是设计者 在历史教学中,不需要也不可能所有的课堂学习内容都采用合作学习方式,只有较复杂、可以引起学生深入思考讨论的学习内容,才需要采用合作学习方式。教师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只有选择合适的内容,创设一种“需要合作”的学习情境,才可以激发学生合作学习的兴趣。在合作前,教师应先给学生充分独立思考、独立学习的时间,让学生有自己初步的想法后再组织学生合作学习,共同讨论,交流各自的想法。只有这样,才能切实保证学生合作学习的质量。教师还应设法将合作学习任务放到能联系学生生活实际、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情境之中(如游戏、角色表演、团体竞赛、生活问题解决等),使学生兴趣盎然地完成合作学习任务。我曾经尝试设计这样一种“合作学习”的课堂教学活动:全班学生分成两大组,进行“历史问题抢答赛”,指导学生自主学习研究课本内容、生合作设计历史问题,然后有序地提出问题,让对方一组同学抢答,最后由教师对两组学生提出的问题质量和抢答效果进行综合评价,评出优胜一组。实践证明,学生对这种自主的合作学习积极性很高,整堂课学生处于兴奋状态,显然,这种合作学习的过程激发了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一定程度地培养和提高了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历史合作学习能否落到实处,是否有效果,都离不开教师的课前总体设计。 二、教师是组织者 在实施合作学习前,教师首先要精心做好组织工作,帮助学生建立起合适的学习小组,每个小组一般为4—6人,每班共分为10—12个小组。每个小组里的成员需经过多方考虑组合在一起。比如,比较内向的学生和比较活泼的学生一组,这样有利于互补互促;同样优秀的学生安排在一起,有利于更深层次地提高学生能力等。教师应根据不同活动的需要设立不同的角色,并要求小组成员既要积极承担个人责任,又要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发挥团队精神,有效地完成小组学习任务。 三、教师是引导者 在合作学习过程中,教师“导”的作用非常重要。首先,教师必须指导学生选择正确的学习目标,引导学生选择有用的信息对目标问题进行交流、讨论,而不是让学生毫无目标地自由讨论,否则就会造成课堂“动”而“乱”。其次,教师应对合作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情况及时进行引导,以保证合作学习能有效有序地进行。例如,在讨论“辛亥革命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若没有希特勒二战就不会爆发”等问题时,常常遇到这样的现象:学生讨论交流的话题越来越多,有时候思维越走越远,甚至“离题万里”,此时,教师应及时引导学生“言归正传”。在指导学生共同完成对新知识的总结、提炼与运用时,教师更多地扮演一个“穿针引线”者。学习交流的过程是学生间思维碰撞的过程,一方面,会有思维的火花闪现,这种火花可能是一个富有创意的想法,也可能是一句富有哲理的话,教师要在倾听中努力感受和寻找。另一方面,学生也会因为思维受阻而不能深入,只有教师适时点拨、引导,才能使学生很快排除障碍。比如,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学生中容易出现片面化倾向,这就需要教师运用唯物史观进行方法论方面的引导,提示学生评价历史人物要公正、客观,要把他们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品评,而不能用现代人的标准衡量。教师需要倾听学生的汇报,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概括和提炼学生已发现的结论,创设学生运用新知识的情境,及时作出促进学生发展的评价等。 四、教师是参与者 教学过程是师生交流、共同发展的过程。交流意味着共同参与,在学生小组交流讨论过程中,要使小组合作学习达到预期目标,教师绝不能只是旁观者,而应积极地参与其中。首先,教师在参与中要放下“师道尊严”,把自己看成是学习小组中的一员,参与学生的讨论、发现、探究活动,让学生认为老师是在和他们一起学习。其次,教师在参与中要发挥“援助者”的作用,当遇到难题时,教师应当发表自己的看法,征得小组成员的肯定,使合作学习得以继续。当讨论交流偏离目标时,教师应及时把握好“方向盘”;当激烈争论变为争吵时,教师应以组员的身份出面调停。另外,教师还应有虚心学习的态度,“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当学生对你的看法提出质疑时,只要合理,教师都应该虚心接受,充分体现“教学相长”。总之,在小组中,教师也是一个学习者,人人都是平等的。 五、教师是激励者 “当学生被鼓舞和被信任时,他能做得最好”,教师在学生合作学习过程中,在引导学生大胆发表自己见解的同时,还要善于捕捉学生点点滴滴的闪光点。在个别学生或个别小组有独到见解或出现创新性思维火花时,教师要及时给予鼓励和支持,使学生有取得成功的喜悦和体验。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真诚的表扬都会给学生带来无穷的自信。即使是不完整、不够准确甚至错误的表达,教师也应该欣赏学生积极思考和敢于发表己见的品质,对他们敢说、敢问、会问的表现给予表扬,这样才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参与意识,切不可用“你们的观点不对”、“这样的说法错误”等否定的语言扼杀学生的表达交流欲望。只有肯定进步,鼓励成功,学生才会在合作学习中畅所欲言,学会与他人合作与交流。 新课程给教师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不可多得的机遇。在新课程实施过程中,教师不可能随即做到教师角色的成功转换,但只要大胆尝试,勤于反思,及时总结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原因,就可以很快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与新课程一起成长。 历史教师论文:浅析在爱国主义教育中历史教师自身应当做好的四项工作 论文关键词:爱国主义 历史教师 素质 论文摘要:历史教师应当在提高自身素质上下功夫,做好四项工作,才能更好的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才能把爱国主义教育落到实处。 随着历史新课标的实施,在如何对中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个问题上,有许多历史教师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但这些历史教师在教学中都是在具体的教学方式上下功夫。忽略了教师自身素质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作用。笔者认为在对中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中,历史教师应当在提高自身素质上下功夫,认真做好四项工作,才能更好的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才能把爱国主义教育落到实处。 一、历史教师应当有意识的加强自身的爱国主义教育 历史新课标明确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增强中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激发民族自豪感”。作为爱国主义的教育者,历史教师自身的爱国主义情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学生爱国主义情感的培养和养成。 在当今社会,有部分教师,在谈到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时,总是产生悲观情绪。而谈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则大谈其如何之好,总以为外国的月亮更圆。对我国社会的发展进步、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常常视而不见,崇洋媚外的思想特别严重。因此,对于中学历史教学的主旋律——爱国主义教育来讲,历史教师就更应该要加强自身的爱国主义教育,提高自身素质。历史教师只有认识到加强自身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必要性,认识到爱国就是对自己祖国的忠诚和热爱,认识到怎样才是爱国、爱人民。才能端正自己的态度,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才能在历史教学用高尚的人生追求影响教育中学生。所以说历史教师有意识的抓好自身的爱国主义教育,是抓好中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前提和保证。这既是历史学科的基本任务所决定了的,也是历史教师自身应当具备的基本政治素质。 二、历史教师应当挖掘新教材中的爱国主义教育素材进行剖析,激发中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历史教学大纲明确提出“要在教学中充分宣传爱国主义精神,在这一点上发挥其他学科所不具有的优势”。这证明了宣传爱国主义精神是历史教学中应遵循的主要原则。由于历史学科自身有其理论的科学性、史料的真实性和内容的客观性等特点。在爱国主义情感的教育领域中有着“真实、感人、可信”的先天优势。可以通过形象、具体的人物和事件去感染、熏陶中学生,在潜移默化中使中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得到滋润和升华,因此,充分利用历史教材对中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每个历史教师的责任。 在历史教材中,不论是古代,还是近代,从古至今都充满着爱国主义的人物和事件。这也为历史教学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爱国主义情感教育的精神财富。这就要求历史教师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前,必须挖掘历史新教材,以历史新教材中蕴含着的丰富的教育素材为基础,抓住“中华民族创造的丰富文化、优秀传统道德以及文明成果和对人类做出的重大贡献”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心,通过对教育素材的剖析感染中学生,激发中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三、历史教师应当兼顾学生个体差异性,有针对性的“按需施教”,培养中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由于受个人的素质和所受教育的影响不同,以及学生自身主观努力程度等诸方面的限制,使处在同一年龄阶段中的不同学生的身心发展水平表现出不同的差异性。故不能要求所有学生在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中情感性表现得“整齐划一”。历史教师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中,应当根据每一个学生的个体差异性,针对不同学生的不同特点,对教学活动进行统筹安排,以满足每个学生的学习需要。 爱国主义教育还要有针对性的“按需施教”。中学生的认知能力和思维能力还不高,用抽象乏味、空洞说教式的教育是没有良好效果的。对中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要从中学生的年龄、心理出发,因地制宜、多角度采用贴近学生的心理、生理特点,贴近学生的认识规律,贴近学生生活的形式多样地教学方法,从近入手,把和学生相关、密切的、能够影响他们的因素抓住,有针对性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用具体、直观、形象、生动的事例来教育他们,使他们易于理解和接受,从小就培养出一种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感情。 四、历史教师应当有意识、有目的的与政治、语文、地理学科进行教学配合,形成教学合力,把中学生爱国主义情感升华为祖国献身的精神 爱国主义教育历来就是学校教育的主旋律。历史教师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不能脱离学校这个整体来单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中学生所学科目中除了历史学科外,与爱国主义关系密切的学科就有语文、地理、政治三门学科,这三门学科在其教材的教学内容中都有着丰富的中国近代史和国情教育的内容,都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都在爱国主义教育中发挥着主渠道作用。只不过各个学科在爱国主义教育中教学侧重点不同。 历史学科是讲授史实,以史立论,提高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发扬爱国主义传统。语文学科是以文载道,以情感人,使学生受到爱国主义情感的熏陶。政治学科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着重进行基本观点的教育,教育中学生如何做人,怎样才算是爱国。地理学科是着重围绕人地关系逐步展开,利用教材中蕴含着的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结合人地关系,在学生观念中树立科学的环境观、资源观、人口观,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感情。 因此,历史教师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中,要有意识、有目的的与政治、语文、地理学科进行教学配合,多角度对中学生进行全方位的爱国主义教育,最终形成爱国主义教育的合力。让学生在学习中感受到教师给予他们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引导,认识到要践行爱国主义,就得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激发中学生自身的爱国主义情感,把自身的爱国主义情感升华为祖国献身的精神。 历史教师论文:浅谈地方高师历史教师培养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论文关键词:高师历史教育;教师培养;基础教育 论文摘要:地方高师担负着地方中小学历史教师培养的重任。由于基础教育改革对地方高师教师教育的触动,地方高师历史教师培养也必须在培养的目标、教育理念、课程设置、教学模式、教育实践等方面进行改革。 民族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育的质量最终取决于教师的质量。没有高质量的教师就没有高质量的教育。地方高师担负着地方中小学历史教师培养的重任。随着21世纪知识经济的迅速扩张和史学研究及考古学新成就的发展,现阶段地方高师历史教师的培养模式面临着严峻挑战,改革地方高师历史教师培养模式势在必行。 一、地方高师历史教师培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当前,地方高师历史教师培养主要是全日制式的职前培养模式。这一模式的优点是:培养目标明确,学生专业思想比较巩固;学生在校学习的所有课程均有利于他们将要从事的历史教师职业;可以使学生初步具有从事中学历史教育的能力。近年来,我国高师历史教师培养在许多方面进行了改革,而作为回应基础教育各项改革的地方高师在历史教师培养方面则出现了诸多的不适应,存在着许多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如下: (一)课程编排理念相对落后,培养目标不明确。 现行的高师历史教育课程过分专注于历史基本知识灌输,而忽视对学生历史专业教育技能的培养。同时,“偏重于政治思想素养而轻于教师职业素养;偏重于专业知识而忽视教育教学技能,忽视学生的综合性发展和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师资培养体系的封闭性带来课程结构体系的僵化和滞后”。高师历史教师培养的目标定位也是如此。 (二)课程结构不够合理。 根据1981年国家教育部《高等师范院校四年制本科文科专业教学计划(试行草案)》的规定,公共基础课占整个教学总学时的20%,专业课占总学时的65%,教育专业课占总学时的5%。根据对部分高师院校历史教师培养的课程调查,结果表明:基础学科专业课程占总学时的65%,教育专业及教育实践课程只占总学时的15%左右。教育专业课程比例如此偏低,在一定程度上势必会对师范生职业化程度的提高造成很大影响,使学生成为名副其实的“书呆子”。 (三)课程内容陈旧,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敏感性较低。 高师历史教师培养课程过分强调知识的完整性、体系性、学科性,而忽视专业的前瞻性、应用性、实践性。比如目前实施的中国近代史课程体系仍然坚持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线索,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这样的课程设置和学科内容很难培养出具有“更富有接纳力,广阔的视野和丰富的创造性”的教师。 (四)注重书本基础知识和理论教育,轻视教学实践能力的培养。 这是当前地方高师历史教师培养中一个十分常见的问题。根据对部分师范院校历史学专业教学计划的调查,可以发现各学校大都是学制四年,总周数160,总学时数3092(注:平均周学时21.77),总学分270。其中,能力实践课只占14学分(包括军训、教育实习、毕业论文和普通话),这其中还包括6—7周的教育见习与实习。如果按照周数来算的话,教育实践只占总授课周数的1/16。可以想见,在如此短的实践时间里,怎么能够有效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养成新的教育理念,使用新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其结果只能是“新瓶装旧酒”。 (五)沿用旧的评价模式,评价模式单一。 虽然我国教育理论界已经提出了不少关于高师教育的评价模式,但在不少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师培养评价的模式仍以考试为主,不管是专业课测评,还是公共课测评,都是笔试,一份试卷定结果。绝大部分学生都是平时记笔记,考试背笔记。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积极性,从而影响他们的创造思维能力的培养和提高。 二、地方高师历史教师培养的对策与途径 地方高师院校是地方基础教育教师的专门培养基地,地方高师历史教师培养应加快教育改革的步伐,根据基础教育改革的目标与内容,对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结构进行调整,对教学方法与培养模式加以改革,强化学生教育与教学实践环节,从而培养和提高历史教师的专业化水平。 (一)转换地方高师历史教师培养的教育理念。 “先进的教育理念与管理理念是高师院校发展的先导,是高师院校内部改革的决策基础与舆论动员,在高师院校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传统与现代、进步与保守等新旧观念之间的冲突不仅体现在教育决策群的头脑中,也深植于广大教师的心中。”因此,我们必须从注重知识传授向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核心进行转变,培养学生的全面综合素质。观念指导行动,只有转变原有的观念,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地方高师历史教师培养的现状。 (二)调整地方高师历史教师培养的目标。 “教育的培养目标是社会的客观需求与主体的价值观认同的统一,它引导教育对象走向预期的发展结果,从而也指导和制约着教育活动的过程和价值取向,对教育活动起着导向、激励、调节和规范的作用。”时代的发展对高师历史教师培养提出了崭新的目标要求,这就是面向基础教育,为实施素质教育服务,既能提高未来中学历史教师的整体素质。实现教育观念的现代化,具有本学科扎实、宽广的史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又具备一定的相关学科、交叉学科的基本知识,具有良好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综合素质以及广泛的社会适应能力。因此,地方高师历史教师培养应根据社会需要,进行通才教育,培养社会需要的“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创新性”复合型人才。 (三)改革地方高师历史教师教育的培养模式。 人才培养模式是人才的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和基本培养方式,“它决定着高等学校所培养人才的根本特征,集中体现了高等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近年来,部分地方高师院校在进行师范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方面进行了积极而有效的探索,如海南师范学院曾实行了“3+1”人才培养模式,四川师范大学实行了“2+2”模式,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地方高师历史教师培养可以从中吸取经验,对专业课程设置进行调整,打破过去专业划分过细过窄的格局,从而建立“文理渗透,学有专长,能为人师”的综合型专业培养体系。 (四)整合地方高师历史教师培养的课程设置。 当前,传统高师教育课程设置的最大弊端在于缺乏师范教育特色,雷同于综合大学学科专业的课程体系。这一弊病长期以来导致师范院校教育“学术性不强,师范性不明”的状态。目前地方高师历史教师培养课程结构主要由公共基础课程、学科专业课程、教育专业课程三个板块组成。如前面所言,教育专业课程所占的比例明显偏低。“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高师教育专业课程比例偏低,英国为25%,德国为30%,法国为20%,美国为20%”。这种不协调的课程结构设置,不仅难以适应当前社会和时展对教师能力、素质的要求,而且也是导致地方高师院校缺乏办学特色的主要因素。因此,要对高师历史教师培养的课程设置进行整合。主要做法如下: 一是适当压缩中国通史与世界通史的内容,加大专门史以及历史课程与教学的授课内容。同时,可以配合高中历史选修课的六大“模块”开设一些限制性选修课,从而扩充和丰富学生的历史知识。 二是为了适应新课程改革对教师教学方式与教学手段多样化、现代化的要求,开设一些能够培养和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任意选修课。 三是开设的教育教学类课程要突显其技能性、实践性及可操作性。国外一些国家教师教育专业课程的设置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如英国,教育理论课的必修课为: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哲学、儿童发展史、课程研究、教育管理等。选修课为比较教育、特殊教育、人权与教育等;方法与技能课的必修课为:学校与课题教学中的人际关系、学生个别差异与因材施教、语言交流中的问题、学习的选择与准备、表达技巧、评价方式等。选修课为:学习环境、班级作业、小组作业、个人作业等。”。‘这些内容对当前我国地方高师历史教师培养课程设置都有很大的启发性。 (五)注重地方高师历史教师培养的实践环节。 教育实践是促进教师发展成长的根本动力。地方高师历史教师培养的实践环节主要包括教育见习、模拟实习、教育实习等。目前,部分地方高师历史教师教育实习持续的时间一般在6—7周,学生在实习期间一般很少有时间实习班主任工作和教学管理工作,从而使得教育实习效果不明显。“而世界许多国家都特别重视对师范生的各种实际能力的培养,教育实习的时间在总量上越来越充裕”。“如英国15周,美国多则半年,法国27周,德国72周。”因此,地方高师历史教师培养也应借鉴国外同行培养师范生的模式,对教师教育实践课程进行调整,注重教育实践环节,从而注重学生教育实践能力的培养。 (六)探索地方高师历史教师培养与中学基础教育之间的合作途径。 地方“高师院校既具有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科研开发等一般性的高等教育功能,又具有自身的特殊功能,即为基础教育服务的功能”。而地方基础教育的师资需求和教改科研不仅是地方高师历史教师培养的目标与规格质量的基本依据,同时也是地方高师历史教师培养进一步改革与发展的最基本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加强地方高师历史教师培养与地方中小学的伙伴关系建设是地方高师历史教师培养的必然要求。在当前地方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地方高师历史教师培养应积极地探索为当地基础教育服务的新途径,加快历史教师培养教学改革的步伐,培养更多合格的中学历史教师。 历史教师论文:诱导学生自主学习——试谈教师角色在义务教育课程改革中基本职责的历史转变 [摘 要] 随着“一切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的宗旨在九年义务教育课程改革中的贯彻,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其基本职责就是自主学习。相对于自己的服务对象,教师角色基本职责的一种基本解读就是——诱导学生自主学习。 [关键词] 课程改革 教师角色 基本职责 诱导学生 自主学习 九年义务教育新课程的实施是我国教育史上空前的改革,新世纪中小学课程由学科本位、知识本位向关注每一位学生发展的历史将由此开创。而实现这一历史转变的主要角色,是千千万万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和学生。因此,承担这一历史使命的主体角色必须和新课程一起更新一起发展。新课程的实施,关键在于教师。随着学生学习主体地位的确立,学生角色基本职责和学习方式的转变,教师角色的基本职责,也必须与时俱进地随之转变;并作出言简意赅的基本解读,以便千百万中小学教师的领会和操作,推进课程改革的顺利实施。 一 传统教学角色基本职责的历史演变和历史局限 千百年来,韩愈《师说》中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一直被尊奉为教师角色与基本职责的经典解读,根深缔固地影响着我国的学校教育和教师行为。这种解读,有其历史的积极意义,也有其时代的历史局限。上世纪末,依据填补历史空白的首部《教师法》,虽有“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1] 的新说法,但教师行为并未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随着新世纪课程改革的推进,随着“一切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 的最高宗旨和核心理念 [2 ] 的确立和贯彻,对于教学角色及其职责、行为、作用的讨论空前广泛,空前深入。人们从国家、学校,组织、管理,科研、创新,文化传承、社会发展,等等不同的角度,赋予中小学教师种种职责;从各自不同的需要,期盼中小学教师承担种种角色。从传统的春蚕、蜡烛、园丁、人梯、助产士、人类灵魂工程师……到现在的向导、参谋、设计者、组织者、指导者、管理者、参与者、促进者、激励者、对话者、合作者、咨询员、催化剂,等等——这些探讨和演绎,对于全面了解和全面发挥中小学教师在课程改革中的全面作用,具有一定的意义。 从社会学的角度说,角色是社会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角色体现着与人们的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系列的权利义务和基本职责。从小农经济时代到计划经济时代,传统的教学,教是“上所施,下所效也”(许慎《说文解字》);师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韩愈《师说》)。传统的教师在扮演着先行者、有道者的角色。在欠发达的社会,对于求知的学生来说,教师是知识的占有者和传授者,是有道的偶像和道德的说教者,是有学问的尊者和活的教科书。教师是学生唯一的知识来源;没有教师的传授,学生就无法学到知识。天地君亲师的威严和霸道,传统的学生角色只能是驯服的羊羔。看宋濂《送东阳马生序》中“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的描绘;读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乏味读书生活的回忆;查魏巍《我的老师》全文对三位老师的不同介绍;听郁秀《花季·雨季》中“又搞突然袭击”和同学背地里喊老师“陈老太”、“老古董”叙述;古代近代现代当代的传统教学,师生关系,其历史的演变和局限,或许可由此而见一斑。这些是艺术的真实,也是生活的真实。 在目前中小学传统教学中,学习(读书),或者更确切说——接受学习(被动读书),作为传统学生角色的基本职责应该说也是很明确的,甚至是唯一的;与之相应的,这时教师角色的基本职责,最传统最通俗的说法就是教书——按书教学生读书(按课本给学生讲课)。几十年来,我国的中小学教育一直是统一内容和标准、统一教材和教参、统一考试和检查。人民教师一切行动听指挥,已无昔日塾师那样的“课堂主宰者”的风光和自由。无奈的教师只能被动地且必须严格地执行教学大纲考试大纲课程计划,忠实地做向学生传授课本知识考试内容的教书匠。无奈的学生也只能是被动地接受教师灌输的书本知识、考试内容,成为被动的知识接受者、信息的容器、应试机械人。教学双方同在无奈地扮演着被动的角色,被动地履行着无奈的职责。教师只是既定课程的讲述者和传递者,学生只是既定课程的接受者和吸收者。“传道授业解惑”与“教书育人”只剩“传道”与“教书”,教师只能仅仅是作为书本知识传授者在苦苦支撑着自己的角色。 二 课程改革中教师不仅仅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 知识经济、市场经济的建立,信息社会的到来,推动着我国新世纪义务教育课程改革。新课程倡导民主、开放、科学的课程理念,不仅要求教师的观念要更新,而且要求教师角色要转变;要求“教师从过去仅作为知识传授者这一核心角色中解放出来”。[3 ] 当课程由专制走向民主,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专家研制走向教师开发,由学科内容走向师生经验的时候,教师角色基本职责和行为方式的转变就成为新课程实施的关键因素。 由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组织编写的《走进新课程——与课程实施者对话》一书第四章第三节《教师角色和教学行为》谈到:“从教师与学生的关系看,新课程要求教师应该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4 ] 这话,是对的;不过,可以担当“学生学习的促进者”角色的,远不仅仅是教师。至少,有文化的家长可以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没有文化的家长照样可以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所以我们并不认同“教师即学生学习的促进者是教师最明显、最直接、最富时代性的角色特征”[ 5 ] 的说法。教师应该是受过教育专业训练的专业人员,相对于学生的学习来说,教师的职责和作用,与有文化的或没文化的家长,应该是大不一样的。作为学校教育的专业人员,教师应该是学生学习的很专业的促进者,并且在促进、推动、鼓励、激发学生学习的同时,教师还应该更多的履行其专业的职责,执行其专业的任务,施展其专业的特长,发挥其专业的作用。而具有这种职责、任务、特长、作用的角色,与家长作为“学生学习的促进者”的角色是有质的区别的。“学生学习的促进者”这个大概念的外延包括教师、家长和别的角色如校外辅导员等,但教师和家长与校外辅导员却是不同质的概念。把包括家长与校外辅导员等在内的“学生学习的促进者”,当成是教师最明显、最直接、最富时代性的角色特征,这就难免要犯“动物是蛇”那样的逻辑错误。 无论是过去和现在,学生的基本职责和任务都是学习。课程改革突出的是学生学习主体地位的确立和学习方式的变化——由被动学习接受学习转变为自主学习。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在新课程中,其基本职责和任务不再是过去的学习,更强调——自主学习。“自主学习”既是新课程学生角色的基本职责和任务,也是新课程倡导的学习方式。相对于学生学习主体地位的确立,相对于学生角色基本职责和任务与学习方式的转变,教师角色也应该随学生的转而转,其基本职责和服务方式也应该依学生的变而变。相对于自己的服务对象,教师应该尽快地从传统的不合时宜的角色中解放出来,不仅要做学生学习的促进者,更要成为学生“自主学习”的服务者。 三 诱导学生自主学习——教师角色基本职责的一种基本解读 关注每一位学生的发展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本质要求,是义务教育课程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针对目前课程存在的突出问题,《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明确强调:“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针对传统教学方式的明显弊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突出申明:“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新课程的实施,学生主体地位的确立,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善,是以教师教学行为变化为前提的。教师应该依据改革的目标和服务对象的需要来确定自己的角色和职责,改变自己的服务方式。学生,是教师主要的服务对象。教师应该为“自主学习”的学生服务,教师应该服务于学生的“自主学习”。如何服务?从课程改革的角度、教学角色的发展变化来说,教师的职责和作用不仅仅是“促进学生学习”,更专业更本质的一种基本解读应该是——诱导学生自主学习。 作为学习主体,学生更多的应该是自主学习。在课程改革中,教师要尽快地从传统的不合时宜的角色中解放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师角色、职责、作用的淡化乃至取消。有一种观点认为:“教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师生始终是平等的,不存在谁指导谁的问题,教师并不一定比学生高明”。[6 ] 这种见解很明显是由课堂主宰走向了另一极端。特别是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作用其实是很重要的,其职责也是很必要的。“诱导学生自主学习”既是义务教育课程改革中教师角色的基本职责,又是教师为学生服务的基本方式行为方式;既充分肯定教师的专长和作用在于“诱导”,又明确突出“诱导”的目的在于实现“学生自主学习”。说“诱导”而不说“促进”,前文已作过探讨,“促进”是应该的,但这一概念太宽泛且诱导即为着促进。说“诱导”而不说“指导”“引导”等,则后者之意已蕴含在前者之中。“诱导学生自主学习”作为实施新课程的教师角色基本职责的一种基本解读,应该是千百万中小学教师可以接受、领会和操作的。 诱导学生自主学习作为教师的基本职责,意味着教师要具备诱导学生自主学习的本领和能耐。教师要在充分认识和尊重学生主体地位的基础上,“诱导”学生热爱学习的志趣,“诱导”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真正发挥学生学习主体的作用,做学习的主人,自信自觉自修自省,有主意有主见地主动学习“自己的课程”[7 ]。在这里,“导”应该是一种启迪,一种引领,因势而导。“诱”可以是诱发、劝诱,循循善诱;也可以是诱掖、引诱,诱其深入……一切可能的教育资源和手段——无论白猫黑猫,只要是有利于诱导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师尽可取之用之,服务于学生;并和学生一起学习一同成长。魏书生的成功,正在于他就是这样一位“诱导学生自主学习”的高手。[8 ] 九年义务教育课程改革试验正在艰难地推进,教师职责的明确与教师素质的提高,是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的实际问题。身为普通教师,和千千万万的中小学普通教师一样,期盼在为学生减负的同时,也能为教师减负,明确和简化自身的职责,和学生一起解放一同发展。“新课程将改变学生的学习生活,新课程也将改变教师的教学生活”。[9] 是故愿作引玉之石,求教方家。 历史教师论文:讨论农村初中历史教师自身素质的提高 【论文关键词】:教师; 素质; 提高 【论文摘要】: 农村初中历史教师队伍堪忧,加上各种教学条件的制约,严重影响了学生发展和教学质量的提高,面对课改,农村初中历史教师只有不断更新观念,树立自我发展意识,才能适应课程改革的要求,促进农村学生的发展。 新课程是学生发展的最大机遇,同时,新课程也是教师发展的重要机遇。作为新世纪我国基础教育领域的第一次重大改革,新课程对教师生存状态的冲击是巨大的,在新课程形势下,教师的角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教师不再是传统的知识传播者,而是学生成长的知心人,学生发展的引路人,学生潜能的开发者,课程改革的研究者,教学艺术的探索者。迅速转变观念,提高专业水平,迎接新课程的挑战是每一位教师无法回避的现实。然而,在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蓬勃开展的今天,农村初中历史教师的现状却不容乐观,实现农村初中历史教师的自我发展,提高农村初中历史教师的素质势在必行。 一、农村初中历史教师现状分析 1. 各校重视程度不够,师资力量薄弱 历史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此不必赘述。但在实际工作中,历史作为一门社会学科,在中学教学过程特别是初中阶段一直未引起应有的重视,作为中考当中进行开卷考试,且在与政治课进行合卷时只占总分的30?的历史科,引不起学生和家长的重视,学校在师资配备和教师培训方面也将其放在陪衬位置,即使是师范院校历史专业毕业的教师,也往往兼任着政治、语文等其他科目。长期以来,历史教师普遍缺乏,好多学校的历史教学由课时量达不到规定要求的其他科目的教师兼任,以达到满工作量的要求。或由即将退休的老教师担任,这些教师大多未经过专业知识的培训,他们缺乏必要的理论素养,对理论的学习研究不积极,不接触历史教学理论,也就无法从理论角度来审视、指导、改进自己的教学。其中有部分教师,由于对教材的生疏,甚至把握不了所教内容的重点、难点以及教学要求。对于现代教育技术装备的使用知识,许多历史教师可以说是知之甚少,更谈不上运用。 2. 教学观念落后,教学方式陈旧 农村初中历史教师绝大多数是从旧教材,并且是从其他学科的旧教材中成长起来的,旧教材、旧教法在他们脑子里打上了很深的烙印。长期以来基础教育重知识、轻能力,重结果、轻过程,重成绩、轻方法。广大教师形成了只要把课本中的知识无保留、无差错地传授给学生就完成了教学任务的观念。在历史教学中,忽视历史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在内的情感目标的培养。学生历史学得好不好,关键是看其记忆力强不强,会不会背,他们难以参与课堂活动,很少,甚至没有问难、质疑的机会,无法体会到历史是一门充满活力、思维性很强的学科。这些都不符合新课程的改革要求,极大地影响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影响历史教学质量。 3. 教学条件简陋,教学环境差 农村中学普遍班额大,历史教师又缺乏,教师授课任务重,按教育行政部门要求,史地生等学科教师任课要达到每周15或16课节,教师疲命于常规教学及应付名目繁多的检查,很少能留出时间去给自己充电,加之受地域条件的限制,无从接触新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更谈不上去实践运用了。农村初级中学教学设备较差,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有的学校甚至长期没有历史挂图,没有幻灯、录相器材,就算现在在上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求和帮助下,个别学校装备了一、两个多媒体教室,使用率也不高,同时还得优先满足其他科目的教学。所有这些,都给新课程改革的实施提出了新的课题。 面对新一轮基础教育历史课改,面对新的课程标准要求,所有农村初中历史教师必须不断学习,提高自身的知识和教学能力,必须努力实现自我发展,积极应对才能使新课改落到实处,才能真正做到使教学由“经验型”向“科研型”转化,使自己由“教书型”向“专家型”、“学者型”、“复合型”、“学习型”人才过渡。 三、提高农村初中历史教师自身素质的途径 (一) 更新教育观念,树立自我发展的意识 历史教师应清醒地认识到新课程改革是教师自身发展的重要机遇,更是一种严峻的挑战。每一位历史教师都必须树立自我发展的意识,顺应时代的要求,主动学习新课程的理论,努力提高自身素质,积极投身于新课程改革实践。《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的总体思路是:“面向全体学生,使所有学生都能达到课程标准所规定的目标;高度尊重学生的个性,充分发挥学生自身的能力和特长,为其主动适应未来社会打好基础。”这就要求我们历史教师重新审视自己的角色定位。面对急剧变化的世界、眼花缭乱的信息、无孔不入的传媒,教师在很大程度上与学生处在一个起跑线上,需要共同探索、共同发展,教学再也不是教与学的简单相加,而是教学双方“交互主体”,教师和学生在人格上是完全平等的,教师只能是“平等中的首席”。 (二) 积极参加培训和自我进修,提高自身业务水平 历史教师应具有“专博结合、层次适中”的历史专业知识结构,不能因教师本身的历史功底而制约了历史教学的深度和力度,不能因教师的知识面而限制了学生的视野,不能因教师的历史素养而抑制了学生学习历史的情趣。首先,教师应重视自我学历的提高,积极参加函授、自考等学历教育,加强历史专业知识的学习,如果没有坚实的历史知识做后盾,那就谈不上做一名合格的历史教师。其次历史教师除了精通通史之外,平日还应该广泛的结累知识,不断扩大知识领域,对与历史相关的政治、语文、地理、民族知识也应不断学习吸收。历史教师在具备了相关的专业知识之后,还应大量学习、掌握、探索各种在历史教育教学过程中必须用到的专门技能,如语言表达能力、板书设计与书写能力、运用各种教学方法的能力、绘制图表与使用直观教具的能力、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能力、组织课堂教学的能力、教学中的应变能力(即教师的教学机智)等。历史教师只有不断加强自身修养,才能在新课程改革中勇立潮头,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再次,教师应订阅相关教育刊物,如《中学历史教学》、《中学历史教学参考》等杂志,了解本学科教育教学新特点,把握本学科教育教学发展新动向。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加大对历史教师的培训力度,多给基层历史教师提供一些参加各级培训的机会,教师本人也应积极参加各级各类新教材培训,参加新课程实验观摩、研讨活动,努力提高自身业务水平。 (三) 潜心教研,提高历史教学水平 在历史教学实践中,历史教师随时都可能碰到教学工作中亟待解决的具体问题,如历史课上如何调动全体学生的学习兴趣;快下课了而学生讨论还没有结束怎么办?学生准备的史料不够完善还让他们继续展示吗?如何把传统教学与课改有机结合起来?等等。不少教师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考不够周密审慎,多为随即思考,而不善做进一步的思考和总结归纳。所以,有相当多的历史教师虽有相当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很强的教学应变能力,但却很少把它作为一项专门问题加以研究总结,而使自己宝贵的教学经验不能得到认可和推广,长期以往教师也会感到课堂教学枯燥无味,自身的理论素养也不易得到提高。 因此一定要加强教学研究,提高自身的研究素质,积极参加教育教学科研活动,参加校本研究活动,主动钻研新课标、新教材、新教法。教师应依据总体目标并结合教学内容,结合农村初中历史教学的实际,创造性地设计贴近学生实际的教学活动,吸引和组织他们积极参与。农村学生基础相对薄弱,教师要有足够的耐心,克服新课程实施中的困难。教师还要认真研究和实践学习策略的教学,在丰富自己的陈述性知识及程序的同时,还要研究策略性知识,探讨提高学生学习能力的途径,从而为学生提供策略上的咨询和指导。 (四) 自觉进行教学反思,真正成为新课程的实践者、推动者 反思是一种个体行为,是实现教师自我发展的有效途径。反思的目的在于不断更新教学观念,改善教学行为,提升教学水平,同时养成教师对自己教学现象、教学问题的独立思考和创新性见解,真正成为教学和教研的主人。在实践新课程的过程中,必定会遇到许多新问题,作为教师,必须切实做到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反思教学的进度和步骤,增强计划性,确定适合学生或课堂具体情况的学习策略以及完整的实施方案;二是反思学生的学习注意力情况,借助富有吸引力的手段,使学生的学习注意力集中并得以维持;三是根据课堂学习情况的变化,审时度势,及时发现新情况,并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并采取有力的变通措施;四是对学习结果进行评价和反思。只有坚持及时的系统性、科学性的教学反思活动,教师才能在以后的教学中扬长避短,促进教学能力和水平的提高,从而成为一名新课程的实践者、推动者。 历史新课程改革激励鼓舞着历史教师,只要广大历史教师在新课改实践中不断更新教育理念,充实自己的理论水平,丰富自己的历史知识,才能在发展学生的同时也不断地发展自己。 历史教师论文:诱导学生自主学习——试谈教师角色在义务教育课程改革中基本职责的历史转变 [摘 要] 随着“一切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的宗旨在九年义务教育课程改革中的贯彻,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其基本职责就是自主学习。相对于自己的服务对象,教师角色基本职责的一种基本解读就是——诱导学生自主学习。 [关键词] 课程改革 教师角色 基本职责 诱导学生 自主学习 九年义务教育新课程的实施是我国教育史上空前的改革,新世纪中小学课程由学科本位、知识本位向关注每一位学生发展的历史将由此开创。而实现这一历史转变的主要角色,是千千万万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和学生。因此,承担这一历史使命的主体角色必须和新课程一起更新一起发展。新课程的实施,关键在于教师。随着学生学习主体地位的确立,学生角色基本职责和学习方式的转变,教师角色的基本职责,也必须与时俱进地随之转变;并作出言简意赅的基本解读,以便千百万中小学教师的领会和操作,推进课程改革的顺利实施。 一 传统教学角色基本职责的历史演变和历史局限 千百年来,韩愈《师说》中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一直被尊奉为教师角色与基本职责的经典解读,根深缔固地影响着我国的学校教育和教师行为。这种解读,有其历史的积极意义,也有其时代的历史局限。上世纪末,依据填补历史空白的首部《教师法》,虽有“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1] 的新说法,但教师行为并未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随着新世纪课程改革的推进,随着“一切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 的最高宗旨和核心理念 [2 ] 的确立和贯彻,对于教学角色及其职责、行为、作用的讨论空前广泛,空前深入。人们从国家、学校,组织、管理,科研、创新,文化传承、社会发展,等等不同的角度,赋予中小学教师种种职责;从各自不同的需要,期盼中小学教师承担种种角色。从传统的春蚕、蜡烛、园丁、人梯、助产士、人类灵魂工程师……到现在的向导、参谋、设计者、组织者、指导者、管理者、参与者、促进者、激励者、对话者、合作者、咨询员、催化剂,等等——这些探讨和演绎,对于全面了解和全面发挥中小学教师在课程改革中的全面作用,具有一定的意义。 从社会学的角度说,角色是社会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角色体现着与人们的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系列的权利义务和基本职责。从小农经济时代到计划经济时代,传统的教学,教是“上所施,下所效也”(许慎《说文解字》);师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韩愈《师说》)。传统的教师在扮演着先行者、有道者的角色。在欠发达的社会,对于求知的学生来说,教师是知识的占有者和传授者,是有道的偶像和道德的说教者,是有学问的尊者和活的教科书。教师是学生唯一的知识来源;没有教师的传授,学生就无法学到知识。天地君亲师的威严和霸道,传统的学生角色只能是驯服的羊羔。看宋濂《送东阳马生序》中“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的描绘;读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乏味读书生活的回忆;查魏巍《我的老师》全文对三位老师的不同介绍;听郁秀《花季·雨季》中“又搞突然袭击”和同学背地里喊老师“陈老太”、“老古董”叙述;古代近代现代当代的传统教学,师生关系,其历史的演变和局限,或许可由此而见一斑。这些是艺术的真实,也是生活的真实。 在目前中小学传统教学中,学习(读书),或者更确切说——接受学习(被动读书),作为传统学生角色的基本职责应该说也是很明确的,甚至是唯一的;与之相应的,这时教师角色的基本职责,最传统最通俗的说法就是教书——按书教学生读书(按课本给学生讲课)。几十年来,我国的中小学教育一直是统一内容和标准、统一教材和教参、统一考试和检查。人民教师一切行动听指挥,已无昔日塾师那样的“课堂主宰者”的风光和自由。无奈的教师只能被动地且必须严格地执行教学大纲考试大纲课程计划,忠实地做向学生传授课本知识考试内容的教书匠。无奈的学生也只能是被动地接受教师灌输的书本知识、考试内容,成为被动的知识接受者、信息的容器、应试机械人。教学双方同在无奈地扮演着被动的角色,被动地履行着无奈的职责。教师只是既定课程的讲述者和传递者,学生只是既定课程的接受者和吸收者。“传道授业解惑”与“教书育人”只剩“传道”与“教书”,教师只能仅仅是作为书本知识传授者在苦苦支撑着自己的角色。 二 课程改革中教师不仅仅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 知识经济、市场经济的建立,信息社会的到来,推动着我国新世纪义务教育课程改革。新课程倡导民主、开放、科学的课程理念,不仅要求教师的观念要更新,而且要求教师角色要转变;要求“教师从过去仅作为知识传授者这一核心角色中解放出来”。[3 ] 当课程由专制走向民主,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专家研制走向教师开发,由学科内容走向师生经验的时候,教师角色基本职责和行为方式的转变就成为新课程实施的关键因素。 由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组织编写的《走进新课程——与课程实施者对话》一书第四章第三节《教师角色和教学行为》谈到:“从教师与学生的关系看,新课程要求教师应该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4 ] 这话,是对的;不过,可以担当“学生学习的促进者”角色的,远不仅仅是教师。至少,有文化的家长可以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没有文化的家长照样可以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所以我们并不认同“教师即学生学习的促进者是教师最明显、最直接、最富时代性的角色特征”[ 5 ] 的说法。教师应该是受过教育专业训练的专业人员,相对于学生的学习来说,教师的职责和作用,与有文化的或没文化的家长,应该是大不一样的。作为学校教育的专业人员,教师应该是学生学习的很专业的促进者,并且在促进、推动、鼓励、激发学生学习的同时,教师还应该更多的履行其专业的职责,执行其专业的任务,施展其专业的特长,发挥其专业的作用。而具有这种职责、任务、特长、作用的角色,与家长作为“学生学习的促进者”的角色是有质的区别的。“学生学习的促进者”这个大概念的外延包括教师、家长和别的角色如校外辅导员等,但教师和家长与校外辅导员却是不同质的概念。把包括家长与校外辅导员等在内的“学生学习的促进者”,当成是教师最明显、最直接、最富时代性的角色特征,这就难免要犯“动物是蛇”那样的逻辑错误。 无论是过去和现在,学生的基本职责和任务都是学习。课程改革突出的是学生学习主体地位的确立和学习方式的变化——由被动学习接受学习转变为自主学习。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在新课程中,其基本职责和任务不再是过去的学习,更强调——自主学习。“自主学习”既是新课程学生角色的基本职责和任务,也是新课程倡导的学习方式。相对于学生学习主体地位的确立,相对于学生角色基本职责和任务与学习方式的转变,教师角色也应该随学生的转而转,其基本职责和服务方式也应该依学生的变而变。相对于自己的服务对象,教师应该尽快地从传统的不合时宜的角色中解放出来,不仅要做学生学习的促进者,更要成为学生“自主学习”的服务者。 三 诱导学生自主学习——教师角色基本职责的一种基本解读 关注每一位学生的发展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本质要求,是义务教育课程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针对目前课程存在的突出问题,《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明确强调:“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针对传统教学方式的明显弊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突出申明:“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新课程的实施,学生主体地位的确立,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善,是以教师教学行为变化为前提的。教师应该依据改革的目标和服务对象的需要来确定自己的角色和职责,改变自己的服务方式。学生,是教师主要的服务对象。教师应该为“自主学习”的学生服务,教师应该服务于学生的“自主学习”。如何服务?从课程改革的角度、教学角色的发展变化来说,教师的职责和作用不仅仅是“促进学生学习”,更专业更本质的一种基本解读应该是——诱导学生自主学习。 作为学习主体,学生更多的应该是自主学习。在课程改革中,教师要尽快地从传统的不合时宜的角色中解放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师角色、职责、作用的淡化乃至取消。有一种观点认为:“教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师生始终是平等的,不存在谁指导谁的问题,教师并不一定比学生高明”。[6 ] 这种见解很明显是由课堂主宰走向了另一极端。特别是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作用其实是很重要的,其职责也是很必要的。“诱导学生自主学习”既是义务教育课程改革中教师角色的基本职责,又是教师为学生服务的基本方式行为方式;既充分肯定教师的专长和作用在于“诱导”,又明确突出“诱导”的目的在于实现“学生自主学习”。说“诱导”而不说“促进”,前文已作过探讨,“促进”是应该的,但这一概念太宽泛且诱导即为着促进。说“诱导”而不说“指导”“引导”等,则后者之意已蕴含在前者之中。“诱导学生自主学习”作为实施新课程的教师角色基本职责的一种基本解读,应该是千百万中小学教师可以接受、领会和操作的。 诱导学生自主学习作为教师的基本职责,意味着教师要具备诱导学生自主学习的本领和能耐。教师要在充分认识和尊重学生主体地位的基础上,“诱导”学生热爱学习的志趣,“诱导”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真正发挥学生学习主体的作用,做学习的主人,自信自觉自修自省,有主意有主见地主动学习“自己的课程”[7 ]。在这里,“导”应该是一种启迪,一种引领,因势而导。“诱”可以是诱发、劝诱,循循善诱;也可以是诱掖、引诱,诱其深入……一切可能的教育资源和手段——无论白猫黑猫,只要是有利于诱导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师尽可取之用之,服务于学生;并和学生一起学习一同成长。魏书生的成功,正在于他就是这样一位“诱导学生自主学习”的高手。 九年义务教育课程改革试验正在艰难地推进,教师职责的明确与教师素质的提高,是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的实际问题。身为普通教师,和千千万万的中小学普通教师一样,期盼在为学生减负的同时,也能为教师减负,明确和简化自身的职责,和学生一起解放一同发展。“新课程将改变学生的学习生活,新课程也将改变教师的教学生活”。[9] 是故愿作引玉之石,求教方家。 历史教师论文:浅谈地方高师历史教师培养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论文关键词:高师历史教育;教师培养;基础教育 论文摘要:地方高师担负着地方中小学历史教师培养的重任。由于基础教育改革对地方高师教师教育的触动,地方高师历史教师培养也必须在培养的目标、教育理念、课程设置、教学模式、教育实践等方面进行改革。 民族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育的质量最终取决于教师的质量。没有高质量的教师就没有高质量的教育。地方高师担负着地方中小学历史教师培养的重任。随着21世纪知识经济的迅速扩张和史学研究及考古学新成就的发展,现阶段地方高师历史教师的培养模式面临着严峻挑战,改革地方高师历史教师培养模式势在必行。 一、地方高师历史教师培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当前,地方高师历史教师培养主要是全日制式的职前培养模式。这一模式的优点是:培养目标明确,学生专业思想比较巩固;学生在校学习的所有课程均有利于他们将要从事的历史教师职业;可以使学生初步具有从事中学历史教育的能力。近年来,我国高师历史教师培养在许多方面进行了改革,而作为回应基础教育各项改革的地方高师在历史教师培养方面则出现了诸多的不适应,存在着许多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如下: (一)课程编排理念相对落后,培养目标不明确。 现行的高师历史教育课程过分专注于历史基本知识灌输,而忽视对学生历史专业教育技能的培养。同时,“偏重于政治思想素养而轻于教师职业素养;偏重于专业知识而忽视教育教学技能,忽视学生的综合性发展和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师资培养体系的封闭性带来课程结构体系的僵化和滞后”。高师历史教师培养的目标定位也是如此。 (二)课程结构不够合理。 根据1981年国家教育部《高等师范院校四年制本科文科专业教学计划(试行草案)》的规定,公共基础课占整个教学总学时的20%,专业课占总学时的65%,教育专业课占总学时的5%。根据对部分高师院校历史教师培养的课程调查,结果表明:基础学科专业课程占总学时的65%,教育专业及教育实践课程只占总学时的15%左右。教育专业课程比例如此偏低,在一定程度上势必会对师范生职业化程度的提高造成很大影响,使学生成为名副其实的“书呆子”。 (三)课程内容陈旧,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敏感性较低。 高师历史教师培养课程过分强调知识的完整性、体系性、学科性,而忽视专业的前瞻性、应用性、实践性。比如目前实施的中国近代史课程体系仍然坚持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线索,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这样的课程设置和学科内容很难培养出具有“更富有接纳力,广阔的视野和丰富的创造性”的教师。 (四)注重书本基础知识和理论教育,轻视教学实践能力的培养。 这是当前地方高师历史教师培养中一个十分常见的问题。根据对部分师范院校历史学专业教学计划的调查,可以发现各学校大都是学制四年,总周数160,总学时数3092(注:平均周学时21.77),总学分270。其中,能力实践课只占14学分(包括军训、教育实习、毕业论文和普通话),这其中还包括6—7周的教育见习与实习。如果按照周数来算的话,教育实践只占总授课周数的1/16。可以想见,在如此短的实践时间里,怎么能够有效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养成新的教育理念,使用新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其结果只能是“新瓶装旧酒”。 (五)沿用旧的评价模式,评价模式单一。 虽然我国教育理论界已经提出了不少关于高师教育的评价模式,但在不少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师培养评价的模式仍以考试为主,不管是专业课测评,还是公共课测评,都是笔试,一份试卷定结果。绝大部分学生都是平时记笔记,考试背笔记。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积极性,从而影响他们的创造思维能力的培养和提高。 二、地方高师历史教师培养的对策与途径 地方高师院校是地方基础教育教师的专门培养基地,地方高师历史教师培养应加快教育改革的步伐,根据基础教育改革的目标与内容,对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结构进行调整,对教学方法与培养模式加以改革,强化学生教育与教学实践环节,从而培养和提高历史教师的专业化水平。 (一)转换地方高师历史教师培养的教育理念。 “先进的教育理念与管理理念是高师院校发展的先导,是高师院校内部改革的决策基础与舆论动员,在高师院校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传统与现代、进步与保守等新旧观念之间的冲突不仅体现在教育决策群的头脑中,也深植于广大教师的心中。”因此,我们必须从注重知识传授向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核心进行转变,培养学生的全面综合素质。观念指导行动,只有转变原有的观念,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地方高师历史教师培养的现状。 (二)调整地方高师历史教师培养的目标。 “教育的培养目标是社会的客观需求与主体的价值观认同的统一,它引导教育对象走向预期的发展结果,从而也指导和制约着教育活动的过程和价值取向,对教育活动起着导向、激励、调节和规范的作用。”时代的发展对高师历史教师培养提出了崭新的目标要求,这就是面向基础教育,为实施素质教育服务,既能提高未来中学历史教师的整体素质。实现教育观念的现代化,具有本学科扎实、宽广的史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又具备一定的相关学科、交叉学科的基本知识,具有良好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综合素质以及广泛的社会适应能力。因此,地方高师历史教师培养应根据社会需要,进行通才教育,培养社会需要的“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创新性”复合型人才。 (三)改革地方高师历史教师教育的培养模式。 人才培养模式是人才的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和基本培养方式,“它决定着高等学校所培养人才的根本特征,集中体现了高等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近年来,部分地方高师院校在进行师范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方面进行了积极而有效的探索,如海南师范学院曾实行了“3+1”人才培养模式,四川师范大学实行了“2+2”模式,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地方高师历史教师培养可以从中吸取经验,对专业课程设置进行调整,打破过去专业划分过细过窄的格局,从而建立“文理渗透,学有专长,能为人师”的综合型专业培养体系。 (四)整合地方高师历史教师培养的课程设置。 当前,传统高师教育课程设置的最大弊端在于缺乏师范教育特色,雷同于综合大学学科专业的课程体系。这一弊病长期以来导致师范院校教育“学术性不强,师范性不明”的状态。目前地方高师历史教师培养课程结构主要由公共基础课程、学科专业课程、教育专业课程三个板块组成。如前面所言,教育专业课程所占的比例明显偏低。“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高师教育专业课程比例偏低,英国为25%,德国为30%,法国为20%,美国为20%”。这种不协调的课程结构设置,不仅难以适应当前社会和时展对教师能力、素质的要求,而且也是导致地方高师院校缺乏办学特色的主要因素。因此,要对高师历史教师培养的课程设置进行整合。主要做法如下: 一是适当压缩中国通史与世界通史的内容,加大专门史以及历史课程与教学的授课内容。同时,可以配合高中历史选修课的六大“模块”开设一些限制性选修课,从而扩充和丰富学生的历史知识。 二是为了适应新课程改革对教师教学方式与教学手段多样化、现代化的要求,开设一些能够培养和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任意选修课。 三是开设的教育教学类课程要突显其技能性、实践性及可操作性。国外一些国家教师教育专业课程的设置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如英国,教育理论课的必修课为: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哲学、儿童发展史、课程研究、教育管理等。选修课为比较教育、特殊教育、人权与教育等;方法与技能课的必修课为:学校与课题教学中的人际关系、学生个别差异与因材施教、语言交流中的问题、学习的选择与准备、表达技巧、评价方式等。选修课为:学习环境、班级作业、小组作业、个人作业等。”。‘这些内容对当前我国地方高师历史教师培养课程设置都有很大的启发性。 (五)注重地方高师历史教师培养的实践环节。 教育实践是促进教师发展成长的根本动力。地方高师历史教师培养的实践环节主要包括教育见习、模拟实习、教育实习等。目前,部分地方高师历史教师教育实习持续的时间一般在6—7周,学生在实习期间一般很少有时间实习班主任工作和教学管理工作,从而使得教育实习效果不明显。“而世界许多国家都特别重视对师范生的各种实际能力的培养,教育实习的时间在总量上越来越充裕”。“如英国15周,美国多则半年,法国27周,德国72周。”因此,地方高师历史教师培养也应借鉴国外同行培养师范生的模式,对教师教育实践课程进行调整,注重教育实践环节,从而注重学生教育实践能力的培养。 (六)探索地方高师历史教师培养与中学基础教育之间的合作途径。 地方“高师院校既具有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科研开发等一般性的高等教育功能,又具有自身的特殊功能,即为基础教育服务的功能”。而地方基础教育的师资需求和教改科研不仅是地方高师历史教师培养的目标与规格质量的基本依据,同时也是地方高师历史教师培养进一步改革与发展的最基本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加强地方高师历史教师培养与地方中小学的伙伴关系建设是地方高师历史教师培养的必然要求。在当前地方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地方高师历史教师培养应积极地探索为当地基础教育服务的新途径,加快历史教师培养教学改革的步伐,培养更多合格的中学历史教师。 历史教师论文:简述历史教师在合作学习中的角色定位 论文关键词:合作学习 高中 历史教学 历史教师 非智力品质 课程标准 角色定位 教学策略 新课程的启动,呼唤着教师角色的重新定位。合作学习是新课程标准倡导的学习方式之一,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实施“合作学习”教学策略,不仅能营造一个轻松、民主、愉快的学习氛围,较好地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使学生学得主动、学得轻松,还能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有效地建立起平等、民主、互动的师生关系,使高中历史教学活动朝着良性循环方向发展。但在历史合作学习中,教师应定位于何种角色?我认为,教师要扮演好以下几种角色。 一、教师是设计者 在历史教学中,不需要也不可能所有的课堂学习内容都采用合作学习方式,只有较复杂、可以引起学生深入思考讨论的学习内容,才需要采用合作学习方式。教师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只有选择合适的内容,创设一种“需要合作”的学习情境,才可以激发学生合作学习的兴趣。在合作前,教师应先给学生充分独立思考、独立学习的时间,让学生有自己初步的想法后再组织学生合作学习,共同讨论,交流各自的想法。只有这样,才能切实保证学生合作学习的质量。教师还应设法将合作学习任务放到能联系学生生活实际、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情境之中(如游戏、角色表演、团体竞赛、生活问题解决等),使学生兴趣盎然地完成合作学习任务。我曾经尝试设计这样一种“合作学习”的课堂教学活动:全班学生分成两大组,进行“历史问题抢答赛”,指导学生自主学习研究课本内容、生合作设计历史问题,然后有序地提出问题,让对方一组同学抢答,最后由教师对两组学生提出的问题质量和抢答效果进行综合评价,评出优胜一组。实践证明,学生对这种自主的合作学习积极性很高,整堂课学生处于兴奋状态,显然,这种合作学习的过程激发了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一定程度地培养和提高了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历史合作学习能否落到实处,是否有效果,都离不开教师的课前总体设计。 二、教师是组织者 在实施合作学习前,教师首先要精心做好组织工作,帮助学生建立起合适的学习小组,每个小组一般为4—6人,每班共分为10—12个小组。每个小组里的成员需经过多方考虑组合在一起。比如,比较内向的学生和比较活泼的学生一组,这样有利于互补互促;同样优秀的学生安排在一起,有利于更深层次地提高学生能力等。教师应根据不同活动的需要设立不同的角色,并要求小组成员既要积极承担个人责任,又要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发挥团队精神,有效地完成小组学习任务。 三、教师是引导者 在合作学习过程中,教师“导”的作用非常重要。首先,教师必须指导学生选择正确的学习目标,引导学生选择有用的信息对目标问题进行交流、讨论,而不是让学生毫无目标地自由讨论,否则就会造成课堂“动”而“乱”。其次,教师应对合作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情况及时进行引导,以保证合作学习能有效有序地进行。例如,在讨论“辛亥革命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若没有希特勒二战就不会爆发”等问题时,常常遇到这样的现象:学生讨论交流的话题越来越多,有时候思维越走越远,甚至“离题万里”,此时,教师应及时引导学生“言归正传”。在指导学生共同完成对新知识的总结、提炼与运用时,教师更多地扮演一个“穿针引线”者。学习交流的过程是学生间思维碰撞的过程,一方面,会有思维的火花闪现,这种火花可能是一个富有创意的想法,也可能是一句富有哲理的话,教师要在倾听中努力感受和寻找。另一方面,学生也会因为思维受阻而不能深入,只有教师适时点拨、引导,才能使学生很快排除障碍。比如,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学生中容易出现片面化倾向,这就需要教师运用唯物史观进行方法论方面的引导,提示学生评价历史人物要公正、客观,要把他们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品评,而不能用现代人的标准衡量。教师需要倾听学生的汇报,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概括和提炼学生已发现的结论,创设学生运用新知识的情境,及时作出促进学生发展的评价等。 四、教师是参与者 教学过程是师生交流、共同发展的过程。交流意味着共同参与,在学生小组交流讨论过程中,要使小组合作学习达到预期目标,教师绝不能只是旁观者,而应积极地参与其中。首先,教师在参与中要放下“师道尊严”,把自己看成是学习小组中的一员,参与学生的讨论、发现、探究活动,让学生认为老师是在和他们一起学习。其次,教师在参与中要发挥“援助者”的作用,当遇到难题时,教师应当发表自己的看法,征得小组成员的肯定,使合作学习得以继续。当讨论交流偏离目标时,教师应及时把握好“方向盘”;当激烈争论变为争吵时,教师应以组员的身份出面调停。另外,教师还应有虚心学习的态度,“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当学生对你的看法提出质疑时,只要合理,教师都应该虚心接受,充分体现“教学相长”。总之,在小组中,教师也是一个学习者,人人都是平等的。 五、教师是激励者 “当学生被鼓舞和被信任时,他能做得最好”,教师在学生合作学习过程中,在引导学生大胆发表自己见解的同时,还要善于捕捉学生点点滴滴的闪光点。在个别学生或个别小组有独到见解或出现创新性思维火花时,教师要及时给予鼓励和支持,使学生有取得成功的喜悦和体验。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真诚的表扬都会给学生带来无穷的自信。即使是不完整、不够准确甚至错误的表达,教师也应该欣赏学生积极思考和敢于发表己见的品质,对他们敢说、敢问、会问的表现给予表扬,这样才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参与意识,切不可用“你们的观点不对”、“这样的说法错误”等否定的语言扼杀学生的表达交流欲望。只有肯定进步,鼓励成功,学生才会在合作学习中畅所欲言,学会与他人合作与交流。 新课程给教师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不可多得的机遇。在新课程实施过程中,教师不可能随即做到教师角色的成功转换,但只要大胆尝试,勤于反思,及时总结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原因,就可以很快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与新课程一起成长。 历史教师论文:讨论农村初中历史教师自身素质的提高 【论文关键词】:教师; 素质; 提高 【论文摘要】: 农村初中历史教师队伍堪忧,加上各种教学条件的制约,严重影响了学生发展和教学质量的提高,面对课改,农村初中历史教师只有不断更新观念,树立自我发展意识,才能适应课程改革的要求,促进农村学生的发展。 新课程是学生发展的最大机遇,同时,新课程也是教师发展的重要机遇。作为新世纪我国基础教育领域的第一次重大改革,新课程对教师生存状态的冲击是巨大的,在新课程形势下,教师的角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教师不再是传统的知识传播者,而是学生成长的知心人,学生发展的引路人,学生潜能的开发者,课程改革的研究者,教学艺术的探索者。迅速转变观念,提高专业水平,迎接新课程的挑战是每一位教师无法回避的现实。然而,在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蓬勃开展的今天,农村初中历史教师的现状却不容乐观,实现农村初中历史教师的自我发展,提高农村初中历史教师的素质势在必行。 一、农村初中历史教师现状分析 1. 各校重视程度不够,师资力量薄弱 历史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此不必赘述。但在实际工作中,历史作为一门社会学科,在中学教学过程特别是初中阶段一直未引起应有的重视,作为中考当中进行开卷考试,且在与政治课进行合卷时只占总分的30?的历史科,引不起学生和家长的重视,学校在师资配备和教师培训方面也将其放在陪衬位置,即使是师范院校历史专业毕业的教师,也往往兼任着政治、语文等其他科目。长期以来,历史教师普遍缺乏,好多学校的历史教学由课时量达不到规定要求的其他科目的教师兼任,以达到满工作量的要求。或由即将退休的老教师担任,这些教师大多未经过专业知识的培训,他们缺乏必要的理论素养,对理论的学习研究不积极,不接触历史教学理论,也就无法从理论角度来审视、指导、改进自己的教学。其中有部分教师,由于对教材的生疏,甚至把握不了所教内容的重点、难点以及教学要求。对于现代教育技术装备的使用知识,许多历史教师可以说是知之甚少,更谈不上运用。 2. 教学观念落后,教学方式陈旧 农村初中历史教师绝大多数是从旧教材,并且是从其他学科的旧教材中成长起来的,旧教材、旧教法在他们脑子里打上了很深的烙印。长期以来基础教育重知识、轻能力,重结果、轻过程,重成绩、轻方法。广大教师形成了只要把课本中的知识无保留、无差错地传授给学生就完成了教学任务的观念。在历史教学中,忽视历史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在内的情感目标的培养。学生历史学得好不好,关键是看其记忆力强不强,会不会背,他们难以参与课堂活动,很少,甚至没有问难、质疑的机会,无法体会到历史是一门充满活力、思维性很强的学科。这些都不符合新课程的改革要求,极大地影响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影响历史教学质量。 3. 教学条件简陋,教学环境差 农村中学普遍班额大,历史教师又缺乏,教师授课任务重,按教育行政部门要求,史地生等学科教师任课要达到每周15或16课节,教师疲命于常规教学及应付名目繁多的检查,很少能留出时间去给自己充电,加之受地域条件的限制,无从接触新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更谈不上去实践运用了。农村初级中学教学设备较差,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有的学校甚至长期没有历史挂图,没有幻灯、录相器材,就算现在在上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求和帮助下,个别学校装备了一、两个多媒体教室,使用率也不高,同时还得优先满足其他科目的教学。所有这些,都给新课程改革的实施提出了新的课题。 面对新一轮基础教育历史课改,面对新的课程标准要求,所有农村初中历史教师必须不断学习,提高自身的知识和教学能力,必须努力实现自我发展,积极应对才能使新课改落到实处,才能真正做到使教学由“经验型”向“科研型”转化,使自己由“教书型”向“专家型”、“学者型”、“复合型”、“学习型”人才过渡。 三、提高农村初中历史教师自身素质的途径 (一) 更新教育观念,树立自我发展的意识 历史教师应清醒地认识到新课程改革是教师自身发展的重要机遇,更是一种严峻的挑战。每一位历史教师都必须树立自我发展的意识,顺应时代的要求,主动学习新课程的理论,努力提高自身素质,积极投身于新课程改革实践。《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的总体思路是:“面向全体学生,使所有学生都能达到课程标准所规定的目标;高度尊重学生的个性,充分发挥学生自身的能力和特长,为其主动适应未来社会打好基础。”这就要求我们历史教师重新审视自己的角色定位。面对急剧变化的世界、眼花缭乱的信息、无孔不入的传媒,教师在很大程度上与学生处在一个起跑线上,需要共同探索、共同发展,教学再也不是教与学的简单相加,而是教学双方“交互主体”,教师和学生在人格上是完全平等的,教师只能是“平等中的首席”。 (二) 积极参加培训和自我进修,提高自身业务水平 历史教师应具有“专博结合、层次适中”的历史专业知识结构,不能因教师本身的历史功底而制约了历史教学的深度和力度,不能因教师的知识面而限制了学生的视野,不能因教师的历史素养而抑制了学生学习历史的情趣。首先,教师应重视自我学历的提高,积极参加函授、自考等学历教育,加强历史专业知识的学习,如果没有坚实的历史知识做后盾,那就谈不上做一名合格的历史教师。其次历史教师除了精通通史之外,平日还应该广泛的结累知识,不断扩大知识领域,对与历史相关的政治、语文、地理、民族知识也应不断学习吸收。历史教师在具备了相关的专业知识之后,还应大量学习、掌握、探索各种在历史教育教学过程中必须用到的专门技能,如语言表达能力、板书设计与书写能力、运用各种教学方法的能力、绘制图表与使用直观教具的能力、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能力、组织课堂教学的能力、教学中的应变能力(即教师的教学机智)等。历史教师只有不断加强自身修养,才能在新课程改革中勇立潮头,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再次,教师应订阅相关教育刊物,如《中学历史教学》、《中学历史教学参考》等杂志,了解本学科教育教学新特点,把握本学科教育教学发展新动向。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加大对历史教师的培训力度,多给基层历史教师提供一些参加各级培训的机会,教师本人也应积极参加各级各类新教材培训,参加新课程实验观摩、研讨活动,努力提高自身业务水平。 (三) 潜心教研,提高历史教学水平 在历史教学实践中,历史教师随时都可能碰到教学工作中亟待解决的具体问题,如历史课上如何调动全体学生的学习兴趣;快下课了而学生讨论还没有结束怎么办?学生准备的史料不够完善还让他们继续展示吗?如何把传统教学与课改有机结合起来?等等。不少教师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考不够周密审慎,多为随即思考,而不善做进一步的思考和总结归纳。所以,有相当多的历史教师虽有相当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很强的教学应变能力,但却很少把它作为一项专门问题加以研究总结,而使自己宝贵的教学经验不能得到认可和推广,长期以往教师也会感到课堂教学枯燥无味,自身的理论素养也不易得到提高。 因此一定要加强教学研究,提高自身的研究素质,积极参加教育教学科研活动,参加校本研究活动,主动钻研新课标、新教材、新教法。教师应依据总体目标并结合教学内容,结合农村初中历史教学的实际,创造性地设计贴近学生实际的教学活动,吸引和组织他们积极参与。农村学生基础相对薄弱,教师要有足够的耐心,克服新课程实施中的困难。教师还要认真研究和实践学习策略的教学,在丰富自己的陈述性知识及程序的同时,还要研究策略性知识,探讨提高学生学习能力的途径,从而为学生提供策略上的咨询和指导。 (四) 自觉进行教学反思,真正成为新课程的实践者、推动者 反思是一种个体行为,是实现教师自我发展的有效途径。反思的目的在于不断更新教学观念,改善教学行为,提升教学水平,同时养成教师对自己教学现象、教学问题的独立思考和创新性见解,真正成为教学和教研的主人。在实践新课程的过程中,必定会遇到许多新问题,作为教师,必须切实做到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反思教学的进度和步骤,增强计划性,确定适合学生或课堂具体情况的学习策略以及完整的实施方案;二是反思学生的学习注意力情况,借助富有吸引力的手段,使学生的学习注意力集中并得以维持;三是根据课堂学习情况的变化,审时度势,及时发现新情况,并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并采取有力的变通措施;四是对学习结果进行评价和反思。只有坚持及时的系统性、科学性的教学反思活动,教师才能在以后的教学中扬长避短,促进教学能力和水平的提高,从而成为一名新课程的实践者、推动者。 历史新课程改革激励鼓舞着历史教师,只要广大历史教师在新课改实践中不断更新教育理念,充实自己的理论水平,丰富自己的历史知识,才能在发展学生的同时也不断地发展自己。 历史教师论文:浅谈历史教师的才学识 《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纲要》中明确指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今天,素质教育已汇成时代的潮流。历史学科如何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其前提是要求历史教师要有较高的素质。高素质的教师是培养深层次学科能力的重要保证,那么,历史教师的素质应包括哪些内容呢?当然,对历史教师的素质要求应当与教师整体素质要求一致,但历史学科的特点决定了它的要求应有自己的侧重,笔者试图从才、学、识三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 什么是才、学、识?唐代著名的史学家刘知几在他的史学名著《史通》中提出治史要有三种长处:一是史才,二是史学,三是史识。所谓史才,是指搜集、鉴别和组织史料,并驾驭这些史料用以叙述历史事实和撰写文章的能力。史学,是指掌握丰富史料、历史知识和与历史有关的各种知识。史识,既包括见解和观点,又包括秉笔直书、忠于史实的高尚品质和勇敢精神等等。传统史家的这些素养很重要,固然是我们应当借鉴并加以具备的。但是,作为新时代历史教育工作者,所应具备的才、学、识又必须符合时代要求,有更新的内容和科学标准。 第一,史才,包括动口才能和动笔才能,即语言表达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 历史的过去性和时序性决定了历史教学有很强的表述性特点,要求历史教师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良好的语言素质将能使学生清晰地了解和掌握史实,获得科学的历史知识和真情实感,甚至可以说,教学之成败,以语言为先。历史教师语言表达能力的优劣,直接影响着学生对历史知识吸收的程度和学习历史的积极性,关系到教师教学效果的好坏。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深刻地指出:“如果你想使知识不变成僵死的、静止的学问,就要把语言变成一个最主要的创造工具”。 书面表达能力,确切地说,应为教学研究能力,它以探索教学规律、总结教学经验、丰富教学理论、提高教学质量为目的。积极参加教研活动,有利于教师深入研究大纲和教材,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教学能力,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和总结能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而我们的历史教师真正拿起笔来从事一些专业写作者人数极少。究其原因:一是工作负担重,没有精力去从事教学研究;二是作为检验历史教师的标准是学生的高考成绩,而不是发表多少文章;三是资料不足和信息不便。但这些都是客观原因,只要我们自己做有心人,在搞好历史教学的同时,挤出一定的时间,对自己在历史教学中发现的问题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探讨,是完全能做到的。正如著名史学家郑天挺先生曾说的那样:“在中学教书必须有扎实的准备,学生在他教的过程中前进了,他自己也在备课的过程中前进了,这就是教学相长。在这个基础上,在教学之余从事一些专题的学术研究,也同样会做出成绩的。” 第二,史学,指系统的、渊博的、扎实的历史知识。 历史贯穿于古今中外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和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历史学科的特点决定了历史教师必须具备系统的、渊博的、扎实的历史知识,而系统的、渊博的、扎实的历史知识需要长期的学习、积累才能形成。因此,我们历史教师不能仅仅满足于自己最后学历取得时的知识水平,即使是大学本科毕业,也要经常钻研大学教材,以便“温故而知新”,同时,还要经常了解史学研究的新信息和新成果,要站到历史学科和史学专著的高度来研究教材,做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斜,而不能把自己的认知水平停留在与教科书相同的浅层次上,要弄懂、弄通教学大纲、教本,理清线索,完全掌握教材的知识框架。只有这样,才能在教学过程中做到居高临下、旁征博引、厚积薄发和深入浅出,使课本知识简约化、系统化和整体化。苏霍姆林斯基指出:教师“要作自己教学科目的主人,让教学大纲和教科书只成为你最基本的知识,如同字母表对于已掌握修辞学奥妙的人一样。”只有把知识的百分之一用于课堂讲授就够了的教师,才能够适应教学的需要。前些年,高考历史试题的难度居高不下,许多问答题给学生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无所适从感,许多教师抱怨试题超纲、超本、太偏、太难。这种情况反映了高考命题改革的导向给中学历史学科的教学改革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同时,也给中学历史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这种情况,许多高考命题和研究专家提醒广大的中学历史教师:“要注意经常不断地进行知识更新,经常翻阅历史新著,及时了解新的科研信息和成果,不断接受新知识、新观点,吸取新知识营养,以期深化中学教学内容的研究,深化对高考目标的研究,努力达到或接近高考命题人员认识中学教材的水平,从而准确地把握教学和考试的重点。”尽管这些要求是针对高考而提出的,但它充分说明了历史教师应当注意更新专业历史知识并提高专业水平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第三,史识,指具备一定的政治理论、教育学理论心理学理论和教学法理论等等。 在任何一所学校,教师不仅是学生知识的传授者,同时也是学生思想品质的塑造者,也就是说,其职责是既教书又育人。历史教学的主要思想教育任务,正如《全日制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修订本)所指出的那样:“历史教学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历史作出正确的叙述和分析,做到思想性和科学性的统一,观点和材料的统一”,同时还要求“培养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也就是说,历史教学要以正确的理论作指导,帮助学生认识历史发展规律,形成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学会初步运用这些观点去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求历史教师具有一定的政治理论素养。作为一名合格的历史教师,起码要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有关原理,把握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现象和本质、量变和质变等各组矛盾的辩证关系以及人民观、英雄观、发展观、宗教观、民族观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并能够以正确的立 尝观点和方法去讲解、分析、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寓思想教育于历史教学中。例如1994年高考试题的第43题:“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曾预言,新的革命高潮很快还会到来,无产阶级将获得最终胜利。但是,1895年恩格斯又写道:历史表明,我们以及与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试结合19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大陆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基本原因和性质,阐述对恩格斯这一结论的理解。恩格斯观察历史的着眼点是什么?对原先的结论进行修正,说明了什么?”还有1995年高考试题的第42题:“建国以来,我国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或调整经历了哪几个步骤?每一步变革或调整的主要原因、核心内容以及结果如何?据此,你认为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应遵循什么原则?”其中1994年试题中的“恩格斯观察历史的着眼点是什么?对原先的结论进行修正说明了什么?”以及1995年试题中的“据此,你认为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应遵循什么原则?”这几问都是考查学生基础理论分析的,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事实求是、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这些试题对学生基础理论的考查,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对历史教师理论水平和理论素养的检验。如果历史教师在平时的历史教学中,能够自觉运用正确的史学观点、史学理论来分析教材、解答疑难、指导学生,那么,学生对这些试题就能轻而易举地作答。很难想象,一个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史学理论不甚了了的历史教师,能培养出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解决历史问题的学生来。掌握了一定的政治理论的同时,还必须对教育学、心理学和教学法有所涉猎。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曾说:“在我们许多学校里,某一位教师上课时,学生很安静地听,而另一位教师上课时情形就很坏,这决不是因为一个教师有才能,另一个教师无才能,这是因为一个教师有教育上的技巧,而另一个教师没有教育上的技巧。” 这里的“教育技巧”就是“怎么教”的艺术问题,既包括教学程序和方法,更重要地是还包括严肃而丰富的教育理论和教育规律。这就要求历史教师掌握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如教育的目的、教育的原则、教学的过程和教学的方法等一系列重要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问题,使我们在历史教学的实践中,能够自觉地运用教育规律,根据教学内容、学生实际,选择切实而有效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以达到教学的最佳效果。同样,历史教师要组织好课堂教学活动,离不开对学生心理活动的了解,懂得学生的个性差异及其特点。这就要求历史教师具备一定的心理学知识,从而减少教学工作中的盲目性,提高教学效果和工作效益。许多教师常常忽视这一点,课堂教学往往是言者滔滔,听者瞠目,虽满腹才华,但不了解学生的心理状态和接受能力,就像登山向导只顾自己健步如飞,不注意所带领的队伍,结果难以起到引路作用。 历史教学法“是以历史教学全过程为研究对象的教育科学,是以教学原理为指导,根据历史学科特点和学生年龄特征研究中学历史一般规律的科学”。我们许多历史教师错误地认为熟悉教材就是一切,而忽视历史教学方法的研究,因而在备课时只片面注意挖掘教材的深度、难度,不辞检索之劳,遍稽典籍,广征博引。深入钻研教材固然应当,但如果不讲究对教学方式、途径、技艺的研究,就犹如把买来的山珍海味让一个不懂烹调技术的人去做,结果做出的东西只能是又腥又臭,很难下咽,成不了佳肴美味。再好的教学内容,没有合乎教学规律的科学教学方法,是不能变成学生的知识财富的,更谈不上提高学生的能力。 历史教师论文:历史教师的素质与历史课堂教学素质教育的实现 素质教育要求教育者以人为本,强调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而作为历史课教学,理所当然也应注重对学生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做人和创新。 一、对历史教师素质的要求 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在历史教学中对教师的素质要求应侧重以下几方面: 1.改革与创新的意识。 现代社会发展推动着教育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从理论观念上、办学体制上、考试评估上、课程教材上、教学方法手段上不断推陈出新。历史课堂教学的改革则出现了推理式、辩论式、程序、图示等多种多样的教学法。改革与创新意识已成为现代历史教师应具备的重要素质。 2.具备广博的学识及敏锐的思维能力。 历史教师除了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以外,还应具备其它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和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并且要有敏锐的思维能力。教师思维能力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对学生素质的培养。 3.准确、丰富的语言表达能力。 历史教师的语言既要准确无误地表达教学内容,又要丰富生动,紧紧抓住学生的心。历史事件的发生常常具有一定的情节性,对于基本历史史实的讲述,可以抛开教材,融入教师的声情语调,用趣味性的、幽默的语言像讲故事那样进行绘声绘色的描述,把学生带入教师所设定的历史时空中,而对于难以理解的部分,如历史事件的横向比较、经验教训的总结等,则运用简练、严谨的语言加以阐明。 二、发挥历史学科的德育功能,提高学生的道德素质 素质教育要求历史教师深人挖掘教材中的思想含义,恰当地进行思想品德教育。首先,结合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来介绍做人的道理,会对学生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如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高度责任感;司马迁“人固有一死,或重如泰山,或轻如鸿毛”的人生价值观;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治学品质;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铮铮铁骨;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充分挖掘教材中的这些内涵,启发、教育、感染学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其次,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的学习,使学生受到爱国主义教育。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外国资本主义侵华史、中国人民的斗争史和探索史。 近代,中国人民遭受了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等几次大规模的侵略,中国人民为此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涌现出了无数民族英雄和可歌可泣的斗争事迹。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和“辛亥革命”都以失败告终,只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终于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通过以上史实的讲述,同学们懂得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一深刻的道理,从而更加热爱共产党、祖国和人民。 三、实施素质教育要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 现代化教学手段能将一系列有关的表象融合在一起,创造图文并茂、生动真实的环境,并能构成一幅新的景象,用具体、生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现出来。同时它的直观、可视也会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且具有信息量大、范围广、摄取便捷和资源共享的特征。在课堂教学中可以从多个角度,跨越时空提供声、像、图示等信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以利用感知的手段自由地获取信息,从而有助于丰富他们的想象力。教师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创造性地为学生构建多途径、多方式和开放式教学环境,学生借助现代化教学手段主动参与教学过程和进行自主学习。初中历史教师如能正确使用这些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来辅助教学,必将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四、改变学法,教会学生学习 学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学生获得经验的方法的总和。素质教育认为:学生是教育的主体,学习应该是主动的,方法应该是富有创造性的。在课堂教学中,如何使学生学得高兴,学得快乐,并学有收益,确实是每位老师经常探索的问题。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讲,乐学常把学生带到愉快的心境,使教和学产生共鸣、产生动力和主动性,这既符合教育规律又符合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例如,初二中国近代史课当讲到“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时,让学生自己讲一讲我国劳动人民营造150余年的艺术结晶——皇家园林,为什么会被英法联军劫后一火焚之,成为一片废墟,至今不能修复。为什么鸦片战争后,英国侵略者会强迫清政府签订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为什么帝国主义列强伴随各国瓜分和抢夺殖民地的高潮,通过战争,通过不平等条件,通过租借的手段,步步紧逼,抢去或租借了我国大片的领土,并不断扩大势力范围,逐步控制了我国的经济命脉,直到解放前夕,我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呢?学生听后,不言而喻,动力和激情并存、愤怒与仇恨并举。运用此法,引导学生自己学习,自己教育自己,要比老师一味的说教效果好,他们不但学到了书本中的知识,还学到了怎样做人、怎样做事。 总之,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不仅是要让学生掌握历史基础知识,还要增强学生对历史、对人类、对未来、对现实社会的理解、感悟和关心程度,让学生从前人活动的功过得失、经验教训中汲取到智慧和力量,从而学会生存、学会交往、学会创造。并且要认识到实施素质教育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实践过程,才能形成历史学科素质教育的科学体系。 历史教师论文:谈历史教师的语言特点 在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历史教学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作为历史教师而言,应该具备精湛的专业知识、和谐的师生关系、扎实的基本功、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的能力等综合素质。下面仅就历史教师的教学语言谈一下自己的浅显观点。 教材的语言是书面语言,教师讲课是口头语言,二者不尽一致。历史教师不是语言大师,不必过分追求语言的遣词造句,口头语可以随便一些,允许适当重复;声调要有节奏,抑扬顿挫;吐字要清晰,明白流畅;尽可能通俗化,深入浅出等等。但总体来说,说和写还是应该统一起来的。为此,这里我想着重谈一谈历史教师口头语言的特点。 第一,要求严谨,做到遣词造句既合乎语法,又合乎历史逻辑。 口头表达虽不可能出口成章,但大致上,要符合遣词造句的一般章法。如果讲课起话来,成分残缺,语序不当,前言不搭后语,上下难相连贯,那是不行的。然而,严谨还应有进一层的意思,那就是合乎历史的思维规律。如“《九章算术》奠定了中国古代数学的体系”,这句话不能说不合乎文法,也不能说它不确切,但不严谨。若在“古代数学”之后加上“以计算机为中心的”字样就严谨了。因为《九章算术》的主要内容是综述计算方法即“算术”,如分数四则运算,正负数加减法,一、二次方程解法等。又如“是一次青年爱国运动”这句话,也不能说它不确切,只是不严谨。因为“五四”运动不单指5月4日的学生游行运动,它包括“六三”后由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参加的全国范围的爱国斗争,并且无产阶级成为运动的主力。所以确切地应说成“是一次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就更确切一些。可见,讲述不严谨,会造成歧义之说,影响教学效果。 第二,要求确切,做到既能突出时代,又无妄加虚饰。 比如,“宦官”与“太监”,“王权”与“皇权”,这种特定的称谓,教师讲课时往往会随意使用。其实,阉割后在宫里侍候皇帝的男子,明朝以前不能叫“太监”,明朝以后不应称“宦官”;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推翻是“王权”,中国辛亥革命推翻是“皇权”。因此,严格地说,应是该称呼什么就称呼什么。再看下面两句:“1840年6月,英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后,马列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这样的表达,讲课时教师也常会脱口而出。它们在语法上确实没错,但用词不确切,不符合历史实情,缺乏时代感,“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虽一字之别,但却代表两个时代。1840年前后,英国尚处在“资本主义”时期,怎能叫“英帝国主义”?第二句,“五四”前后,还无“列宁主义”这一句词,因此,只能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再比如“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种说法也不确切。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矛盾,人民大众与封建制度的矛盾,已退居二位,所以应说成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还有,教师讲课若虚加修饰,也是不确切的。比如,“陈胜率领起义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攻占了大泽乡,”此话听起来似乎富有文采,但据史料记载,攻占大泽乡时,起义军才900多人,哪有排山倒海之势?这是把教书当成说书了。 可见,确切是历史教师口头语中的重要要求,否则,会出现知识性甚至科学性的错误。 第三,要有文采,做到形神毕肖而声情具,情真意切而文采备。 富有文采的历史教学,可以引人入胜,效果倍增。所以,讲授历史,言语要精炼贴切,表达要明确清楚。介绍人物,要还其历史面目,使学生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讲述社会兴衰,要节奏起伏,声情并茂;讲解古代思想,要概括思想家的思想要旨,吸吮精神力量;讲授文艺成就,要提示出感人的精微,让学生受到美的陶冶。这样,才是既不悖于历史的真实,又把声情色彩藏于史迹之中。 第四,要求形象,做到描述有血有肉,讲解有声有色。 新教材增添了不少形象生动的内容,总体说来,教材语言十分精炼,但还要求教师搜集一些资料加以补充。比如讲述古代战争,倘若只是几句干瘪瘪的“书面语言”,对作战人物、场面、经过不作描述,就很难再现历史画面,让学生听时身临其境。又如讲解万里长城,如果只说“长城工程浩大,雄伟壮观”,就不够形象。若改为:“一外国宇航员曾说,从太空看地球,只能见到两项人工建筑,一是荷兰的拦海大提,二是中国的万里长城”,“用长城的砖石土块筑成一道高二米半,宽一米的长堤,足足可以绕地球一周”,这样讲解,长城的“壮观”“浩大”便显得形象鲜明了。 可见,言语的生动形象是改变历史课枯燥乏味的主要手段。 总之,历史教师的语言是教师基本功的重要内容,是取得良好教育效果的重要途径,语言科学得当,会取得事半功倍的作用。
艺术学论文:田野艺术学研究论文 拙著《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而我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初衷。 如前所述,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会给中国当前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并且最终导致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转型。田野研究始终只是艺术学研究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然而随着英美经验主义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在世界学术整体发展格局中越来越明显的强势地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会越来越显著。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将不得不再来讨论宏观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田野方法的诸多弊端,重新认识基于文献的研究的意义,但就目前而言,我相信倡导田野研究,对于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不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 艺术学论文:设计艺术学科实践论文 我国的设计艺术教育从初创期算起,已经走过了80多个春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凸显,这不仅激发了企业创立设计部门提高新产品的研发力度,以提升企业的形象、增强企业的活力,也使社会对创新设计重要性的认识大大提高。随着社会及市场机制的逐渐成熟,设计艺术的专业人才需求呈急速上升之势。近10年来,全国开设设计艺术类专业的院校由过去的几十所猛增到1400所。一些院校专业仓促上马、学科基础薄弱、毕业生就业比例等问题,直接影响到设计艺术学科的发展。我们该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如何迎接现实和发展的挑战,是当前设计艺术教育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全面学习与把握学科建设“四要素”,以质量求生存 任何事情要办好,都有它的规律,有它的基本要素。笔者以为,从创建第一个专业起,就应站在学科发展制高点来把握学科方向、学术梯队、基地平台、项目成果四要素。笔者所在院校从1987年开设第一个专业——“工业设计”起,看准了它是“一种创造性行为”,要狠抓创新意识教育,不断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实干精神,这关系到学科与专业的生存和发展。 面对市场对人才培养的挑战,高校设计人才培养的质量应突出表现为人才特质上的“三重”和“三性”,即“重素质、重能力、重实践”和“适应性、可塑性、创造性”。设计艺术院校需要着重培养出一大批“创新意识强、适应能力强、实干精神强”的“三强”人才,以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这是设计艺术教育的趋势。具体而言,教学应该根据社会对各专业人才培养的特殊要求,在主干专业教学内容设置、实验条件建设、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充分考虑设计行业所需的素质教育,使培养的学生有振兴各设计专业所需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设计艺术学院的发展加强与行业的共建合作、产学研结合,强化实践教学,坚持把解决行业发展中的共性关键技术问题、输送行业所需要的高级设计专门人才放在办学的首要位置。 “三强”型人才把创新意识强摆在首位。在竞争中,特别是面对创意产业的迅猛发展,创新意识与原创意识更具优势,充满艺术与个性气息的产品必将成为消费新追求。具有感性形象创造性的设计师和善于推理与分析进行技术结构创新的设计师,都是所需要的。设计教育努力培养具有两种综合素质的人才,这需要以搭建扎实的知识结构交叉平台为基础,奠定学生将来进行“越界”设计、“越界”沟通的能力。只有具备学科交叉的知识结构和善于“越界”设计的能力,才是成为合格设计人才的基础。 “三强”型人才把适应性摆在关键的基础位置,这与设计工作本身的性质紧密相关,设计工作具有灵活、协调和市场的偶然性,设计开发过程就是一个了解市场——调整适应市场——改进适应市场的过程。此过程可以借用设计原理中的“适应性系统”概念,设计艺术适应性系统是处于内在因素与外在环境之间的交界面处、具有一定目标与功能的系统。这个适应性系统需要从内外环境、因素两个方面去考察,系统的复杂行为主要是其所处外部环境的复杂性表现,同时也受内在因素少量限定性质的制约。它的理论根据是人为创造的第二自然与第一自然协调形成天人合一的系统,这个系统针对环境规定具体的目的或意图,具有适应环境的根本特征。适应性系统的行为具有复杂多变性,但这种复杂多变的行为主要是其所处外在环境复杂性的反映。它运用规范性、限定性的描述方法,即:从目的、手段适应环境的角度去讨论“应当是何种方式”的问题。产品的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及目标也是适应性系统的三大组成要素。该系统的目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它对内外环境之间的关系——特定方式的理解程度。因此,设计专业学生必须从入学就逐步建立“适应性系统”意识,无论是适应社会的强化协作意识,还是具体的设计开发和改良工作的开展本身,都要重视“适应力”。 现代社会真正需要的设计艺术人才是能吃苦、肯实干的人,设计工作与市场紧密相连,从市场调研开始就有大量繁重且要求细致严格的工作要做,而且在专业和社交技能上对设计人员提出了很实际的要求:现代社会需要的是能与他人合作、能不断地发现市场中的空缺点并根据市场需求灵活地运用设计程序与方法;利用理性的设计思维分析和引导产品设计、熟练运用现代表现技能进行产品设计的设计人才,这些能力也都建立在实干精神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为企业认可。 二、“三强”人才培养的教学改革措施 为了多培养出“三强”人才,设计艺术教育和管理可采用以下措施。 1.以学术梯队建设为关键,造就人才培养的高质量教师队伍 坚持“人才强校”的原则,设立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专项,运行“高层次拔尖人才引进和培养工程”“中青年学术骨干培养工程”“中青年教师博士化工程”,支持杰出人才和创新团队建设。通过与国际知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每年派出教学科研人员出国留学、学术访问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外国专家、学者短期来校访问、讲学及合作研究,发起和主办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推动师资培养国际化。实现教师队伍“四个转变”,即以科研项目和教学为纽带的松散组合转变为以学术带头人为核心并具有内生凝聚力的科研和教学团队为主体;以本科学历为主体转变为以博士学历为主体;以中老年教师为主体转变为以中青年教师为主体;偏单一血缘教师为主体转变为血缘结构合理的教师为主体。梯队的建设要做到:一方面,授课老师要有全面的知识结构、先进的教学程序和方法、实践的经验及能力,并能明晰有效地引导学生进入设计的殿堂;另一方面,教师要懂得因材施教,克服传统中国教育的学生被动学习模式,激发学生智慧、创造能力,挖掘潜力,运用科学的方法活跃教学思想,启发学生专业学习的热情,释放教与学的创造性能量。 2.以条件建设为基础,实施人才培养的高起点教学质量工程 例如,武汉理工大学加大本科教学条件建设力度,在预算编制上“重点向教学倾斜”,2004至2006年用于教学4项经费总计达1.7亿元,2006年4项经费占学费的比例达到31.31%,校园基本建设累计投资达到24亿元以上。网络学堂、网络教学平台为重点的数字化校园等基本办学条件指标均超过国家规定标准。 与此同时,学校制定了一系列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强化工程实践能力训练等教学质量标准和规范教学环节、规范教学管理的文件和规章制度,实施高起点的教学质量工程,使良好的教学条件充分发挥应有的效益,推行教学名师制度,启动多级本科品牌专业建设,加强教学研究与改革,实施多级精品课程建设工程,支持精品教材建设。因此,笔者所在院校设计艺术学科的平台建设有了明显进展,拥有该学科本、硕、博和博士后层次,工业设计、动画等专业成为国家特色专业,“设计概论”等课程成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3.建设新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创新 首先是按社会的需求安排教学内容和培养着重点,建设新的课程体系。以学科建设为核心,构建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学科专业体系,通过制订发展规划、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召开“两代会”,确立学科建设在学校办学中的核心地位。优化学科结构与专业布局,整体推动学科、专业建设,着力构建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学科专业体系。 其次是培养模式创新,积极探索教改试点班,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评价方式和管理模式上强调因材施教、个性发展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建立了“2+2”“3+1”等多种培养模式;同时营造创新氛围,积极引导教师参与教育创新,开展教学研究,积极引导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培养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学生在全国各类设计大赛中居先进水平,并率先在全国设立500万元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基金,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4.积极共建合作,建立校外“三强”人才培养运行模式 在设计艺术教学中,实践是产品设计的最好教学方法,设计艺术教学应以实践环节教学来带动理论教学,只有实践才能带动创新,走学院与企业相结合的教学路线,可以较好地解决设计脱离实际的问题。设计院校应开拓社会办学资源,优化“三强”人才培育环境,重视搭建科研合作、教学交流、学生互换的国际合作人才培养平台,引进国外优质资源开展国际合作教育。坚持科研促进教学的原则,广泛开展科技合作,利用教学与科研的有机融合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2006年笔者所在院校的学生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数中,科研课题或来源于生产实际的课题占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总数的90%以上。科研时间增强了学生创新意识和团队意识,增强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意识。 结语 设计艺术学科,特别是工业设计专业是一门交叉性、“越界”性极强的学科,是技术和艺术的结合体,必须本着尊重科学、尊重发展规律的态度,正确认识设计艺术专业的本质,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教书育人这项神圣的工作。“三强”类型的设计人才是设计艺术教育的培养方向,具体可行的设计教育改进措施有:以学术梯队建设为关键,造就人才培养的高质量教师队伍;以条件建设为基础,实施人才培养的高起点教学质量工程;建设新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创新;以服务地方、服务行业、服务社会为前提,“以服务求共建”,推进产、学、研积极共建合作,建立校外“三强”人才培养运行模式。“三强”型的设计人才步入社会可以大大提升工业设计的辐射力,为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增长做出重要贡献。 艺术学论文:设计艺术学科思路论文 我国的设计艺术教育从初创期算起,已经走过了80多个春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凸显,这不仅激发了企业创立设计部门提高新产品的研发力度,以提升企业的形象、增强企业的活力,也使社会对创新设计重要性的认识大大提高。随着社会及市场机制的逐渐成熟,设计艺术的专业人才需求呈急速上升之势。近10年来,全国开设设计艺术类专业的院校由过去的几十所猛增到1400所。一些院校专业仓促上马、学科基础薄弱、毕业生就业比例等问题,直接影响到设计艺术学科的发展。我们该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如何迎接现实和发展的挑战,是当前设计艺术教育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全面学习与把握学科建设“四要素”,以质量求生存 任何事情要办好,都有它的规律,有它的基本要素。笔者以为,从创建第一个专业起,就应站在学科发展制高点来把握学科方向、学术梯队、基地平台、项目成果四要素。笔者所在院校从1987年开设第一个专业——“工业设计”起,看准了它是“一种创造性行为”,要狠抓创新意识教育,不断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实干精神,这关系到学科与专业的生存和发展。 面对市场对人才培养的挑战,高校设计人才培养的质量应突出表现为人才特质上的“三重”和“三性”,即“重素质、重能力、重实践”和“适应性、可塑性、创造性”。设计艺术院校需要着重培养出一大批“创新意识强、适应能力强、实干精神强”的“三强”人才,以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这是设计艺术教育的趋势。具体而言,教学应该根据社会对各专业人才培养的特殊要求,在主干专业教学内容设置、实验条件建设、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充分考虑设计行业所需的素质教育,使培养的学生有振兴各设计专业所需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设计艺术学院的发展加强与行业的共建合作、产学研结合,强化实践教学,坚持把解决行业发展中的共性关键技术问题、输送行业所需要的高级设计专门人才放在办学的首要位置。 “三强”型人才把创新意识强摆在首位。在竞争中,特别是面对创意产业的迅猛发展,创新意识与原创意识更具优势,充满艺术与个性气息的产品必将成为消费新追求。具有感性形象创造性的设计师和善于推理与分析进行技术结构创新的设计师,都是所需要的。设计教育努力培养具有两种综合素质的人才,这需要以搭建扎实的知识结构交叉平台为基础,奠定学生将来进行“越界”设计、“越界”沟通的能力。只有具备学科交叉的知识结构和善于“越界”设计的能力,才是成为合格设计人才的基础。 “三强”型人才把适应性摆在关键的基础位置,这与设计工作本身的性质紧密相关,设计工作具有灵活、协调和市场的偶然性,设计开发过程就是一个了解市场——调整适应市场——改进适应市场的过程。此过程可以借用设计原理中的“适应性系统”概念,设计艺术适应性系统是处于内在因素与外在环境之间的交界面处、具有一定目标与功能的系统。这个适应性系统需要从内外环境、因素两个方面去考察,系统的复杂行为主要是其所处外部环境的复杂性表现,同时也受内在因素少量限定性质的制约。它的理论根据是人为创造的第二自然与第一自然协调形成天人合一的系统,这个系统针对环境规定具体的目的或意图,具有适应环境的根本特征。适应性系统的行为具有复杂多变性,但这种复杂多变的行为主要是其所处外在环境复杂性的反映。它运用规范性、限定性的描述方法,即:从目的、手段适应环境的角度去讨论“应当是何种方式”的问题。产品的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及目标也是适应性系统的三大组成要素。该系统的目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它对内外环境之间的关系——特定方式的理解程度。因此,设计专业学生必须从入学就逐步建立“适应性系统”意识,无论是适应社会的强化协作意识,还是具体的设计开发和改良工作的开展本身,都要重视“适应力”。 现代社会真正需要的设计艺术人才是能吃苦、肯实干的人,设计工作与市场紧密相连,从市场调研开始就有大量繁重且要求细致严格的工作要做,而且在专业和社交技能上对设计人员提出了很实际的要求:现代社会需要的是能与他人合作、能不断地发现市场中的空缺点并根据市场需求灵活地运用设计程序与方法;利用理性的设计思维分析和引导产品设计、熟练运用现代表现技能进行产品设计的设计人才,这些能力也都建立在实干精神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为企业认可。 二、“三强”人才培养的教学改革措施 为了多培养出“三强”人才,设计艺术教育和管理可采用以下措施。 1.以学术梯队建设为关键,造就人才培养的高质量教师队伍 坚持“人才强校”的原则,设立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专项,运行“高层次拔尖人才引进和培养工程”“中青年学术骨干培养工程”“中青年教师博士化工程”,支持杰出人才和创新团队建设。通过与国际知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每年派出教学科研人员出国留学、学术访问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外国专家、学者短期来校访问、讲学及合作研究,发起和主办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推动师资培养国际化。实现教师队伍“四个转变”,即以科研项目和教学为纽带的松散组合转变为以学术带头人为核心并具有内生凝聚力的科研和教学团队为主体;以本科学历为主体转变为以博士学历为主体;以中老年教师为主体转变为以中青年教师为主体;偏单一血缘教师为主体转变为血缘结构合理的教师为主体。梯队的建设要做到:一方面,授课老师要有全面的知识结构、先进的教学程序和方法、实践的经验及能力,并能明晰有效地引导学生进入设计的殿堂;另一方面,教师要懂得因材施教,克服传统中国教育的学生被动学习模式,激发学生智慧、创造能力,挖掘潜力,运用科学的方法活跃教学思想,启发学生专业学习的热情,释放教与学的创造性能量。 2.以条件建设为基础,实施人才培养的高起点教学质量工程 例如,武汉理工大学加大本科教学条件建设力度,在预算编制上“重点向教学倾斜”,2004至2006年用于教学4项经费总计达1.7亿元,2006年4项经费占学费的比例达到31.31%,校园基本建设累计投资达到24亿元以上。网络学堂、网络教学平台为重点的数字化校园等基本办学条件指标均超过国家规定标准。 与此同时,学校制定了一系列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强化工程实践能力训练等教学质量标准和规范教学环节、规范教学管理的文件和规章制度,实施高起点的教学质量工程,使良好的教学条件充分发挥应有的效益,推行教学名师制度,启动多级本科品牌专业建设,加强教学研究与改革,实施多级精品课程建设工程,支持精品教材建设。因此,笔者所在院校设计艺术学科的平台建设有了明显进展,拥有该学科本、硕、博和博士后层次,工业设计、动画等专业成为国家特色专业,“设计概论”等课程成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3.建设新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创新 首先是按社会的需求安排教学内容和培养着重点,建设新的课程体系。以学科建设为核心,构建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学科专业体系,通过制订发展规划、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召开“两代会”,确立学科建设在学校办学中的核心地位。优化学科结构与专业布局,整体推动学科、专业建设,着力构建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学科专业体系。 其次是培养模式创新,积极探索教改试点班,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评价方式和管理模式上强调因材施教、个性发展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建立了“2+2”“3+1”等多种培养模式;同时营造创新氛围,积极引导教师参与教育创新,开展教学研究,积极引导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培养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学生在全国各类设计大赛中居先进水平,并率先在全国设立500万元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基金,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4.积极共建合作,建立校外“三强”人才培养运行模式 在设计艺术教学中,实践是产品设计的最好教学方法,设计艺术教学应以实践环节教学来带动理论教学,只有实践才能带动创新,走学院与企业相结合的教学路线,可以较好地解决设计脱离实际的问题。设计院校应开拓社会办学资源,优化“三强”人才培育环境,重视搭建科研合作、教学交流、学生互换的国际合作人才培养平台,引进国外优质资源开展国际合作教育。坚持科研促进教学的原则,广泛开展科技合作,利用教学与科研的有机融合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2006年笔者所在院校的学生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数中,科研课题或来源于生产实际的课题占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总数的90%以上。科研时间增强了学生创新意识和团队意识,增强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意识。 结语 设计艺术学科,特别是工业设计专业是一门交叉性、“越界”性极强的学科,是技术和艺术的结合体,必须本着尊重科学、尊重发展规律的态度,正确认识设计艺术专业的本质,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教书育人这项神圣的工作。“三强”类型的设计人才是设计艺术教育的培养方向,具体可行的设计教育改进措施有:以学术梯队建设为关键,造就人才培养的高质量教师队伍;以条件建设为基础,实施人才培养的高起点教学质量工程;建设新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创新;以服务地方、服务行业、服务社会为前提,“以服务求共建”,推进产、学、研积极共建合作,建立校外“三强”人才培养运行模式。“三强”型的设计人才步入社会可以大大提升工业设计的辐射力,为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增长做出重要贡献。 艺术学论文:学术研究是一种修行――关于艺术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 摘 要:艺术学学科是我国的一个新兴学科。随着艺术学科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点的不断增加,艺术学科研究生的数量也日益增多。标志着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学位论文的质量日渐成为一个受人关注的问题。本文作者通过指导研究生的实践,深深地感觉到,提高艺术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关键是要从强化选题的问题意识、重视学术训练、坚持认真读书三方面着手,端正学术研究态度,把学术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素养和学术能力的修行。 关键词:艺术学;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发展;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高校和艺术研究机构艺术学学科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授予点的不断增加,艺术学学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数量日益增多。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成为一个受人关注的问题。笔者从近十多年来指导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教学实践和评阅校内外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切身感受中,深深地感觉到,艺术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直接关系到研究生培养的质量以及艺术学科建设。而近几年来学位论文的质量明显地呈下降趋势,学位论文中存在的问题不少。其中突出地表现在论文选题大多缺乏问题意识,学术训练普遍不足,读书问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要想提高艺术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关键是要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一、强化选题的问题意识 从事任何学术研究,尤其是学位论文,首先要有问题意识。问题是学术研究的起点,也是学术发展的生长点。而现在一些学位论文,研究者花的精力不少,仅从写作的角度讲,写得也不差。但是,由于论文研究的课题大而笼统,缺乏明确而集中的问题,往往泛泛而论,最后得出的结论,很难说得上有什么学术价值,更谈不上创新,有的甚至还不如已有的研究成果,形成现在学位论文中常见的低水平重复。有的论文研究的课题,如笔者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对契斯恰可夫素描体系的再认识》,从整体上看论文写得不差。从课题上看,研究者要论证的问题似乎比较明确,有问题意识。研究者研究这一课题又具有相当好的有利条件、即在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留学期间,搜集了不少有关契斯恰可夫素描体系的第一手资料,研究者本人又有比较丰富的素描教学实践。但是,由于研究者在思想上对问题意识的重视不够,加上客观条件的一些困难,关于过去国内美术界对契斯恰可夫素描体系的认识(包括正确的或片面的、以至不正确的认识),未能作出全面、深入的分析,对原来认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明确,所以,论证起来缺乏明确的针对性。论文得出的“再认识”,总显得不是那么有说服力,更难说有什么创新。由此可见,论文选题有无明确的问题意识,直接关系到论文的学术价值和有否创新。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创造始于问题”。当然,有问题固然不一定就有创造,但没有问题,就不可能有所创造。所以,问题意识,是创新的基础。不少研究生对于学位论文研究课题中的这个“题”字,往往只是把它理解成论文的题目,实际上应当把它理解成学位论文所要研究论证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论文选题缺乏问题意识或问题意识不强,不仅仅发生在艺术学科的学位论文中,而是我国自然科学研究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的问题。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深入的思考。笔者认为,形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与我国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观念中的偏差有关。研究教育学的学者正确地指出:“问题意识是与生俱来的本能”。袁振国著《教育新理念》,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的确,小孩子从开始学会说话以后,对大人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诸如“这是什么?那是为什么?”等等,有时可能问得大人很不耐烦,生气地回答:“那有那么多为什么?”当孩子上小学后,他们仍会向老师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提出的问题或者对问题的回答,很可能是不正确甚至浅薄可笑的。这是正常的现象。因为,正是由于求知才上学。然而,我们一些老师遇到这种情况时,不但不注意保护孩子们的这种可贵的渴望求知的积极性,而是采取不适当的批评以至嘲讽。久而久之,孩子们提问题和回答问题的积极性受到了严重的挫伤。以至越往高年级,学生提问题的主动性越来越差。现在不少研究生在听学术报告时,报告人要大家提问题,往往很少有人提问,即使有人提问,所提问题往往很肤浅。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缺乏问题意识,应当说就是我们教育观念中的偏差所种下的恶果。 其次,我国高中阶段过早地文理分科、以及普通高校过早地分专业,促使学生的知识结构不尽合理,学术视野十分狭窄。单一的知识结构和狭窄的学术视野,是很难激发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 还有,研究生对本学科领域学术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缺乏必要的了解,也是造成问题意识缺乏的重要原因。一般来说,一个比较成熟的学科,对于本学科学术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都开设有相应的课程或编写相关的学术著作。例如,北京大学中文系,凡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一入学都要求他们上一门被称为“研究之研究”的入门课程,名称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该门课程的目的,是从学科评论的高度,回顾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实际是一个学科),其发生发展的历史、现状、热点、难点以及一些前沿性的课题。从而让研究生寻找自己可能适合的位置,明白自己可以从事那些研究,什么样的问题的研究可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同时领略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角度以及多种多样的治学风格,由此找到自己进入学术研究的门径,学会触发研究的问题,找到适合自己的研究课题。2005年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一书,便是上述课程的教材。稍稍浏览一下这一教材的内容,就可以感觉到它对研究生选择研究课题、触发问题意识,将会起到重要的引路作用。因为,所谓问题意识,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源自对本学科的历史、现状以及一些学科前沿问题的深入思考,包括对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充分把握。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当今学位论文中比较普遍的,选题缺乏问题意识、从而造成研究成果低水平重复的现象。 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相比,我国的艺术学学科是近十几年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这一学科的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授予点,虽然不断增加,但学科建设严重滞后。不少研究生学位授予点缺乏像北大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的课程和教材,研究生对本学科学术研究的历史、现状以及一些前沿问题,缺乏应有的了解。而这单凭研究生个人的能力是很难做到的。应当从加强学科自身建设、即尽快开设和编写像北大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那样的“中国艺术学学科概要”课程和教材。 二、重视学术训练 学术研究,是需要不断训练、不断培养的。学术训练的目的是培养研究生的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这种训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阅读和写作以及学术规范的养成。关于阅读的问题,下面专门再谈,这里只谈写作训练和学术规范的养成。 1、写作训练 有学者正确地指出:“大学,特别是文科大学,主要教同学们三样东西:读书、思考、写作。”参见郑也夫著《与本科生谈论文与治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美国名牌大学对文科学生也主要是强调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的培养。要求文科本科生具有很强的独立学习能力,每一门课,都要求学生读大量的书籍。文科类博士生课程主要使文选精读和讨论,精读则要求写大量的读后分析和体会。 我国高等院校文科类本科生,一般都根据专业特点开设不同类型的写作课,或是通过写作学年论文等方式,有意识地训练学生的写作能力。即使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本科生,他们本来就以文科类成绩高分进入大学的,但他们仍要上“专业写作”课,可见写作能力是要不断训练的。有机会读读由北京大学出版的《中文学科论文写作训练》一书,便可以看到他们对写作训练之重视。然而,同样属于文科类的我国高等艺术院样,在本科生阶段,除了不数艺术史论专业开设有专业写作课外,其他很少有开设写作课程的,即使有一点写作训练的课程,教师与学生大都不予重视。这样一来,来自于艺术类本科毕业生的研究生,在写作能力上就存在“先天不足”的缺陷,如果,在硕士生阶段再不重视写作能力的训练,那就是“后天失调”,而写作能力的低下,必然影响到论文的质量。现在,艺术类研究生、包括博士生在学位论文中暴露出来的写作方面的问题是很多的。诸如论文结构不尽合理以至混乱、缺乏逻辑学的基本常识,基本概念不清,论述主次不分,论点与论据脱节,论证简单,文字表述不清,以至语法不通,标点符号错乱,错别字时有出现。至于论文完成后,还应当有一个修改阶段,研究生对此普遍不予重视,不懂得好文章是通过反复修改而产生的。而所有这些有关写作能力训练方面的问题,目前尚未受到艺术学学科研究生、包括一部分研究生导师应有的重视。 2、学术规范的养成 学术规范,对于一个学术训练有素的研究者来讲,是个初级的问题。但对于我国高等院校和学术研究机构长期缺乏学术规范教育,学术失范严重,以至屡屡出现的严重的学术腐败事件的现实而言,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198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在《t望》杂志发表《关于“学术语法”》一文,文章一开头明确提出:“做买卖得讲‘商业道德’,做游戏得讲‘游戏规则’,做学问当然也得讲‘学术语法’”《t望》,1988年第38期。。所谓学术语法,就是学术规范。上世纪90年代初,学术规范成为中国学术界最为关注的中心话题之一。这一场学术讨论的一些重要文章收录在杨玉圣、张保生主编的《学术规范读本》杨玉圣、张保生主编《艺术规范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2006年6月经国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以下简称《学术规范》)正式下发,学术规范问题开始成为我国高校师生及相关人员在学术活动中自律的准则。这一文件包括:总则、基本规范、学术引文规范、学术成果规范、学术评价规范、学术批评规范、附则等七个部分。这一文件应当引起高校研究生导师和研究生的重视。 所谓规范,是指“约定俗成或明文规定的标准”参见《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学术规范,就是学术研究应当遵守的约定俗成或明文规定的标准。按照笔者的理解,学术规范包括道德、精神、技术三个层面。 从道德层面来讲,学术研究者应当遵守学术道德,主要包括“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剽窃或侵吞他人学术成果”;“凡引用他人观点、方案、资料、数据等,无论曾否发表,无论是纸质或电子版,均应详加注释。凡转引文献资料,应如实说明”;“学术成果的署名应实事求是。署名者应对该项成果承担相应的学术责任、道义责任和法律责任”,(《学术规范》)这些要求归根结蒂是要求学术研究的真实性,反对和杜绝学术造假。 一旦违反上述学术道德、一些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可以加以法律制裁,但主要的还是靠研究者自律。我国老一辈学者在这方面给我们做出了良好的榜样。例如,我国著名红楼梦研究专家冯其庸先生,他近年发表的论文《项羽不死于乌江考》,文章一开头便说明他的这篇论文是受他人的启迪而作、即安徽省一位中学教师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项羽究竟死于何地?》,突出地体现了老一辈学者良好的学术品格。 从精神层面上讲,学术规范就是要求学术研究者“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敢于学术创新,努力创造先进文化,积极弘扬科学精神、努力创造先进文化,积极认真弘扬人文精神与民族精神”(《学术规范》)。 从技术层面上讲,学术规范要求我们遵守国家的有关学术研究在技术层面上的一些法规,如国家标准局的《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等。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艺术学科的研究生导师包括研究生教育管理人员,不了解或者根本不重视这些法规。因而在学位论文的编写格式、学位论文格式的各部分如摘要、关键词、绪论、结语、致谢、参考文献等部分,明明有明确要求,但大多不按要求去做,从而出现了许多不应该有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在“绪论”(或称“引言”)中的文献综述、论文的“结语”和“参考文献”三方面。 论文主体部分开头的“绪论”中,一般应包括对研究课题的文献综述,即对本课题研究的历史回顾,前人有什么成果?解决了什么问题?还存在什么问题?本论文要解决什么问题?这些问题说清楚了,论文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明确了,论文的学术价值也由此来判断。所以,有学术素养的学者审阅论文往往首先是看这一部分。而现在不少论文恰恰在这一部分的写作上暴露出了不少问题。有的是不懂得这部分对论文的重要性,也不懂得怎么写。有的则是虽懂得这部分的重要性,但要对本课题的学术研究史作一回顾和评价,并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不仅工作量大,而且需要一定的学术眼光,就采取避重就轻的办法,开列一些已有研究成果的书目或论文的篇目,不痛不痒的评价几句,最后用一句“已有的研究成果不全面、不系统”来结束,至于“不全面”、“不系统”究竟表现在那里,根本说不出来。像这样的文献综述,对于学位论文写作是毫无意义的。 至于论文的“结语”,国家标准局的学位论文的格式中,明确指出“论文的结论是最终的、总体的结论,不是正文中各段小结的简单重复。结论应该准确、完整、明确、精练。”可是,不少论文的结语都达不到这一要求。大多写成论文中各段小结的简单重复。此外,不少论文结语中所用的词语,常常表现出绝对化和简单化的倾向,滥用“最”、“极其”、“所有”、“都”、“独有”、“毫无疑义”等绝对意义的词语。按常规,对于学术研究中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古代史研究中的许多问题,都是探索性的,发表意见时,不要急于下结论,应当使用一些探索性的或弹性较大的词语,尽量留有余地。因为学术探讨是没有绝对真理的。即便有了99%的论据,也不能忽略和排除1%的例外。 论文后面参考文献的写法,现在流行一种书目列得越多越好的做法,有的甚至将小学生用的《新华字典》都写进去,最多的多达二、三百种。事实上,文后的参考文献只是指对论文的写作中参考过并产生了影响的书目和篇目,并不是书目列得越多越好。相反的,不分学术价值,不分主次地罗列一大堆书目,是缺乏学术素养的表现。具有深厚学术素养的专家学者,仅看论文后的参考文献,大体能判断出该论文的学术价值。 艺术学论文:从高被引论文和期刊探析艺术学科学术影响力(2002—2011) 〔摘 要〕本文基于CSSCI数据库,统计分析近十年我国艺术学科高被引作者、高被引期刊频次,并用h指数评价高被引作者学术观点的影响力。统计数据客观显现我国艺术学科近十年期刊和作者高被引现状,引证分析的结果表明,高被引论文与学术影响力的正比关系。在艺术学这门学科中高被引论文表明学术期刊及论文作者的学术影响力。 〔关键词〕学术影响力;CSSCI;艺术学科;h指数;引文分析 高被引论文和期刊客观反映了一个地区、一个单位及个人的科研实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学术著作或者一篇学者的论文若被学术界众人重视及多次被引用,说明著作或者论文本身就有理论创新或实践价值。本文尝试从艺术学科高被引论文和期刊视角分析其学术影响力。 1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以2002-2011年我国艺术学科来源文献、总被引篇次为依据,统计2002-2011年的相关数据。 2 数据分析 2.1 高被引论文源自文献类型的数据分析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把学术文献分为12种类型:期刊论文、图书、报纸、会议文献、学位论文、信件、汇编、报告、标准、法规、电子文献、其它。本文核心期刊数据来源于CSSCI收录艺术学期刊19种(2010-2011年)以及其它相关期刊。它们是我国艺术学科传承和发扬光大的主要载体。本文讨论的论文被引数据来源于上述文献类型及期刊种类。2002-2011年CSSCI收录我国艺术学科被引文献类型、总被引频次统计表见表1[2]。 统计结果显示,2002-2011年CSSCI收录我国艺术学科被引文献类型12类总计31 097篇,其中,图书、期刊、汇编合计为29 147篇,占全部文献类型的93.37%,占绝对比重。图书占38.75%略高于期刊2.57个百分点,凸显在艺术学科领域图书仍然占第一位,期刊占36.18%位列第二。汇编占18.80%位列第三。艺术学科总被引频次为40 349,图书、期刊和汇编3项之和占94.94%,其中,图书总被引频次为19 975次,达到49.50%,已独占鳌头,这在其他学科中为数不多。究其原因,与其重要学术专著更受学者青睐有关,这是艺术学科的特点。同时表明,篇均被引次数大幅度提高,主要原因是最近五年来,我国艺术学科学术论文发文数量及论文质量增长很快。 2.2 用h指数分析高被引论文作者的学术影响力 J.Hrsch教授提出的h指数作为一种定量评估论著质量的方法[1],本文尝试用h指数进行统计。经过检索统计,我国艺术学界h指数最高的作者是作者A(王一川),其h指数为13,即作者A(王一川)发表的文献中,有13篇至少每篇的被引用次数不小于13。并给出其总被引次数的最低估计:h2=169。当然,实际的总被引次数通常会远大于h2,数据检索的结果,作者A(王一川)的《文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被引达37次;《语言乌托邦》被引35次,作者A(王一川)的实际总被引篇次是564。其他h指数在10以上的艺术学专家有作者B(尹鸿)(h:指数=12)、作者C(周星)(h:指数=11)、作者D(于润洋)(h:指数=11)、作者F(乔建中)(h:指数=10);作者G(汪毓和),其《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被引篇次达到112次。作者M(薛艺兵),其《神圣的娱乐:中国民间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出版,被引篇次为49次。还有作者I(陆晔),其“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被引篇次为51次,不胜枚举。 另据笔者统计,30名高被引作者h指数合计为225,平均为7.50。总被引篇次合计5 874,平均为195.8篇次。可见作者高被引论文、尤其是学术专著在艺术学界独具慧眼、学术影响力较大。这也与艺术学文献类型统计的图书数据基本吻合。 在h指数方法中,总被引次数Nc tot与h指数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方程Nc tot=ah2,其中a是系数。一般a介于3和5之间[3]。这对于统计作者的高被引论文数据比较科学。一般而言,作者较多,h指数较高。但是,也有作者较多,而h指数较低的情况。此外,笔者在实际分析作者被引频次与h指数关系时发现,还有一种比较简便、科学、实用的方法来确定作者的h指数:就是直接把作者的全部论文按照被引频次依次从高到低排,并用序号1、2、3…n标注排列。例如,A作者有30篇论文被引,当按被引频次从高到低排列至其第13篇被引论文时,序号是13,则A作者的h指数就是13。若B作者被引频次从高到低排至第5篇被引论文时,序号为5,则B作者的h指数就是5,(5=5)。此种方法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可以商榷。 2.3 高被引作者来源文献(作品数)和平均被引率分析 2002-2011年,高被引作者来源文献(作品数)、平均被引率见表2。(去除自引) 表2显示,30名艺术学高被引作者来源文献(作品数)合计为1 208篇,平均为40.26篇;总被引率合计为155.05,平均被引率为5.16。从中可以看出,高被引作者的作品数与被引率显著正相关。其中,来源文献(作品数)最多的作者是作者B(尹鸿),有73篇,平均被引率为6.47。平均被引率最高的是作者D(于润洋),虽然,其来源文献有30篇、不是很多。但是,平均被引率高达12.33。究其原因,其《西方音乐通史》,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年出版,被引篇次高达62次;还有《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2010年仍然持续被引,被引篇次高达76次,独显其平均被引率相对最高。还有作者H(修海林),平均被引率也高达10.04,其《音乐美学通论》,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年出版,被引56次;《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出版,被引26篇次,等等。凸显其学术研究成果被艺术学界普遍认可,学术影响力较大。同时也注意到,有些作者来源文献(作品数)比较多,但平均被引率却较低,主要是其个别作品被引率较高,而多数作品被引率较低所致。 艺术学论文:电视剧艺术学建构论文 一 任何一种理论,无论它是属于自然科学还是属于社会科学,都是对一种现象的描述、概括和总结,并且在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电视剧艺术学创建活动即是由于在社会展衍进程中现实地存在着的电视剧文艺实践所发出的历史必然要求而产生的一种理论把握行为。正如其它艺术模式和艺术阐释一样,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电视剧艺术理论也并不能脱离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而独存,其必然是作为整个人类大文化环境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在这个大文化环境里,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既受这个环境的制约和催发,又以能动的积极参与精神扮演着文化环境本体拓展的主体角色。这是一种辩证运动的关系。人类大文化环境和各文化组成形态在互相作用的状态下按照它们的内在规律向历史的另一端行进,而从宏观文化与微观理论思维的相互作用与辩证交融的界面上出发去探究与二者相联系并且积极介入其中的一种建设性意识及其属性就成为一件有意义的事。先锋意识正是我们在文化迅速嬗变的当前历史背景下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所要求的重要质素之一。 这里,在概念内涵上我们首先要把这里所说的“先锋意识”同西方的先锋派艺术及其理论区别开来。自本世纪初以来先锋派崇尚者及实践者们尽管所持具体观点各异,哲学流派背景错落纷杂,包括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现象学甚至老庄哲学等都被其所采携,但在求奇索怪这一层面上却殊途同归。虽然不能否认在某些艺术领域内确有出色的专门家的存在,但一般来说,对一切传统模式的极端反叛构成了他们“独创性”的主要艺术趣味,从总体上看类似迪尚把小便池以《喷泉》命名后提交艺术博物馆要求展出的行为也就基本上反映了该艺术思潮的艺术追求。毫无疑问,这种具有强烈消解色彩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艺术实践和理论当然不会成为我们散发清新朝气的崭新艺术学的催化剂,不论从外表还是内里都无法看出两者有太多相接近的地方。我们所说的“先锋意识”,指的是主体在理论施事前在大脑中所孕育的一种运动的积极的充分的能动的观念,它包含丰富的潜意识和显意识内容,并深刻地在整个理论思维生长过程中发生着影响。显然,这更接近“先锋”一词的原始意义,而在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前和建构中做为一种认知态度的存在它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要拥有这种“先锋意识”呢?在众多考察视角之中,我们可以选取两个有代表性的向度来审视:一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文化环境变迁的运动关系来看;二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当前大文化条件下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关系来看。 必须承认,虽然与整个宇宙时空相比人类的历史显得十分短促,但人类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确已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一过程不仅仍在蓬勃地继续着,而且在量的积累上也越来越是以一种加速度的方式来完成的。进入20世纪以来,原来需用千年百年才发生较大流变的诸多传统文化模式受到了革命性冲击,发韧于欧洲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生革命循环模式已经可以用几十年甚至几年的时间来完成一个更新周期了。在人类文化模式遽变的状态下,包括传统艺术及文艺理论在内的所有人文现象都毫无例外地重新受到了现实的拷问以求证其文化生存权力。幸运的是,以现代自然科学成果为物理基础的电视艺术(含电视剧艺术)在新的大众文化角逐中不仅没有落得下风,反而取得了不俗的话语权力。而在这种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电视剧艺术理论建构之所以要有一种先锋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并不由它自己所决定,在更深的层面上是生产力水平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对其表层文化形态的必然要求。这是因为,包括哲学、美学、文化学等等在内的全部人类精神产品以及复杂多变的人类文化现象无不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而存在的。恩格斯说:“在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电视剧艺术实践及其理论是文化嬗变的产物,而文化嬗变又根本上是受生产力的推动才得以进行的。因此,在缤纷的艺术部落中由于先锋性生产力因素的介入而获得多种优势从而兼具传统文化、工业文化和科技文化属性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具有一种内涵丰富的先锋意识就不仅是其理论本身的要求,也是它所存在的环境对它的必然规定。 横向地看,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对“先锋意识”的要求在与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相较中会有一个更为清晰的把握。我们知道,人类庞大的艺术殿堂中珍藏着无数瑰宝,有的历史极为悠远,从原始社会绵延至今,如歌咏、舞蹈;有的在早期艺术形态发育并不充分,后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进一步从社会实践中分离出来,如书法、篆刻;有的本来根本就不存在,而是伴随着人类新的物质产品和技术手段的产生而产生的,如电影、电视。无疑,在这个艺术大家族里,电视艺术是诞生较晚但却发展最快的一个。它所具有的文化先锋色彩不仅在与音乐、舞蹈、绘画、书法、戏剧、雕塑、建筑等传统艺术相比时可以直接地感觉得到,而且从技术支持层面上看同与其相差不大的电影艺术、电脑艺术以及其它融入更多新科技因素的艺术相比,从目前看它仍然拥有领先一步的受众认同感。这一地位的取得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电视本体对作为当代社会群体主体的“人”的更胜一筹的适应能力决定的。作为电视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电视剧艺术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其艺术实践同姊妹艺术电影或者其它艺术形态相比在先锋性内容上也要更特殊一些。以综合艺术面貌出现的电视剧从接受视角看比传统的电影方式有着获取更便利、选择方式更灵活和审美持续时间更长等一系列新特点,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一种几乎集中了所有传统艺术样式于一身的现代艺术体裁。电视剧的创造过程得到了戏剧、音乐、美术、摄影等艺术因素的积极介入,而每一艺术样式自身亦处于时刻运动状态之中。这样,不断变化着的其它艺术动态便会在电视剧的生产中体现出来,电视剧艺术本体亦酝酿了更多的先锋意识生长点,而这同时也就必然提高了电视剧艺术学构造理论神经的反应能力。 二 那么,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都有哪些内容呢?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把握: 一、整体把握的自觉性。 这里所说的整体把握包括两部分: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与其生长的文化环境做为一个紧密整体来把握;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内部众多组成因素做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电视剧艺术学所生长的文化环境是一个随时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的复杂组织体,电视剧艺术学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在这个环境中任何其它成分的改变都会或多或少地对电视剧本体的衍变脉络发生影响。同时,电视剧本体也处于一种由许多艺术因素和非艺术因素所共同组成的极具综合性的交融状态,其组成因素的任何变动亦会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提供新的切入点。电视剧的外部因素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大环境,其内部各要素则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小环境,不论对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必须用整体的眼光对待之。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整体眼光必须是在充分自觉的基础上所施为的。可以说,能否自觉地运用不同方法对电视剧实践做整体的分析和梳理是电视剧艺术理论最终能否全面而扎实地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保证。 二、联系实践的敏锐性。 电视剧是一项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的事业,简单停留在纯文本层面上是不能够对其有太多助益的。而理论的特点是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易于走近它的书面性内容循环,正如电视文艺理论家曾庆瑞先生指出的:“人文社会科学,包括艺术科学,在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的时候,容易封闭自足,容易满足于自我欣赏,而脱离实践,不少的学科都有这样的教训。”在艺术实践中,电视剧与其它艺术相比起来的综合特征十分明显,它的实践内容也更为丰富,这就必然要求电视剧的艺术理论要更紧密地联系实践。我们不仅在考察电视剧的艺术本质、艺术哲学、艺术史等宏观内容时随时要以实践做为立论行文的根本,而且在探求诸如电视剧艺术创作、艺术接受、艺术管理等应用行为突出的电视剧本体形态时更要强化一种敏锐的实践观念。对电视剧理论工作者来说只有具备了有着灵敏的实践感应度的理论触角,才能真正为电视剧艺术学大厦的崛起做出大的贡献。 三、文化适应的主动性。 在科学技术和物质创造都取得巨大进步的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被改变。如前文所述,在新的人类文化条件下所有人文现象都要受到现实的重新拷问以求证其话语权力,历史将迫使种种艺术形态为其存在的理由注入新的规定性,如果艺术不能合理地调整自身对一定时代和社会的适应状态,那它就会随时处于可能被淘汰的危机之中,这就是说,艺术本体应该有主动更新价值取向的能力,不应成为一成不变的教条。在艺术文化和信息文化的历史新背景下保持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稳定和提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用主动而不是被动的思维去适应文化的流变过程。在文化适应上的消极被动心态是殊为有害的,不少所谓“不景气”的艺术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由于环境的变迁等外力因素使其容光不再,实际上从深层看相当大程度上是该艺术模式对环境的主动适应性较差造成的。电视剧艺术从目前看无疑是在文艺实践中较为出色的弄潮者,但不可忘掉的是,电视剧理论时刻要怀有一种文化竞争者的危机感,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在未来可能出现的网络剧时代以一个建设者而不是一个迷惘者的角色出现。 四、贴近大众的积极性。 与文化适应相伴,电视剧艺术学还要特别注意明确其同广大受众之间正确的关系。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是我们在讨论电视剧艺术学种种属性时须臾不能被忘记的。可以说,如果不是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生力军而昭显于当世,电视剧是不可能有着如现在一般旺盛的生命力的。在理论施事中切勿把这项鲜活的理论形态搞成一种只为“精英”们所瞻阅的书斋文本,在这方面理论界的教训是不少的,特别是在许多人文科学理论的阐释方面,有相当多的理论被搞成了逻辑水平不高但又艰涩费解不知所云的半成品。电视剧与广大受众贴近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作品的接受价值的高低,而电视剧理论对大众文化切入程度的深浅又直接影响到了电视剧艺术实践正确的方向感的树立。电视剧艺术理论积极地投入到大众文化氛围之中去,不仅可以了解社会受众对电视剧艺术的接受程度和接受水平,而且又可以捕捉社会心理对艺术生产的新的审美需求,从而得到丰富的文化给养。 五、道德建设的紧迫性。 表面上看,电视的艺术学理论同道德建设没有太多的直接联系,它们好象是两个相距较远的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但需要强调的是,在电视剧艺术理论工作者的思维中道德建设不仅不能消解而且应始终把其放到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上。一种理论,特别是一种与“人”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如果不能怀有充分的责任感去关注一个时代的道德建设,而只满足于在它狭窄的圈子内搞所谓“纯理论”的研究,那么这种理论就必定是一种残缺的不完整的理论。电视剧理论建构中的先锋意识所包含的重要因素之一即是对社会中的人的道德感的积累和张扬,这是由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所决定的。电视剧在作品中所传达的内容往往成为大众精神给养的一个重要源头,因而传递怎样的符合历史和美学双重要求的正确价值观就显得特别重要。在当代复杂的社会精神背景下坚持给予道德建设以充分关注,始终不放弃对人类高尚的精神家园的追求,保证大众文化时代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理论不会在躁动不安的虚浮状态中迷失自己,对电视剧艺术学来说无疑是不可或缺的。 上述五个方面作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组成部分,它们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紧密相联的。可以说,在理论建构过程中能否自始至终地抱持这些先锋意识内容不仅是塑造良好理论施事心理的需要,而且也是电视剧艺术学学科质量和水平能否得到保证的重要前提。 艺术学论文:职业艺术学院职业教学论文 引言: 二十世纪,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不平常的世纪。中国人民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变迁,同时也经历了空前的文化转折。尤其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作为文化艺术事业的一个分支,中国职业正经历着最为辉煌的高峰和最为险恶的低谷。80年代上海美影厂出品的《大闹天宫》(1982年)、《哪吒闹海》(1983年)、《三个和尚》(1982年)、《小蝌蚪找妈妈》(1981年)、《人参果》(1982年)、《金猴降妖》(1989年)、《女娲补天》(1986年)等一大批职业影片在国际上获奖,为中国赢得了世界的目光。在此之后,随着90年代的来临,《狮子王》(1994年)、《钟楼怪人》(1996年)、《花木兰》(1998年)等一大批海外商业职业大片的成功上映,使得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新的职业热潮,中国职业相形见绌。因为90年代,中国职业几乎没有能与之抗衡的作品。再加之高的引进,为外国职业艺术家提供了更先进的和充分表现艺术的可能。1995年《玩具总动员》、1999年《泰山》、1999年《恐龙》、2001年《怪物史莱克》、2001年《怪物公司》等一大批数字职业电影的涌现,将职业艺术的视听表现力推向极至,同时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回报,也引起强烈的反响,创造了《狮子王》获3亿1290万美元票房,《玩具总动员2》获2亿4580万美元票房,《泰山》获1亿7110万美元票房,《恐龙》获1亿3780万美元票房,《怪物史莱克》获2亿6766万美元票房,《怪物公司》获2亿4463万美元票房等商业奇迹。 另外,职业的周边产品的开发更使商业潜力无限。外国电视版职业的大量引进,极大的促进了这一领域的发展,这使我国小至家家户户的电视节目,大到大街的书店报亭,玩具、礼品店,无不充斥着外国职业的周边产品:漫画、宣传品、装饰品、服装鞋帽、日用品、玩具等等。由此,外国职业不仅获得了巨额的利润,而且又极大的促进了下一部影片的成功推出。机器猫、米老鼠、皮卡丘、蝙蝠狭、史努比等大批卡通名星已深入人心,而我国传统职业中的孙悟空、葫芦娃等中国明星,在当今中国年轻人当中,却很少被谈及。至此,中国职业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 造成这一形势的原因很多,这不是历史发展的偶然,而是在长期计划下进行创作的必然结果。那么,在新形势下,中国职业该何去何从,中国职业人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有资料指出:从1990年10月召开的“全中国职业联席会议”开始,九十年代中国职业实际上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整个中国社会大的转型,职业界进行着新的一轮创业。面对新文化的建构.新的职业艺术理念和新的经济观念,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世界职业业对中国职业的冲击,中国职业应改进自己的创作,向职业的商业化,市场化迈进。 1999年8月上海美术制片厂率先推出了《宝莲灯》,这便是中国职业对职业大片完全商业性运作的第一次尝试。票房收入2000万人民币,加之影片后期产品及衍生品如光碟,画册,文具,玩具,服装等,商业回报相当可观。由此可见,不是中国职业无市场,而是中国职业缺乏商业性。尽管此片还存在着诸多的争议,从历史的角度看,它无疑有着极为重大的转折意义,它为中国职业吹响了向商业化迈进的号角。 (一)。中国职业产业要发展,应注重职业教育。 中国职业产业要发展商业性,教育是关键。正如我国中央电视台青少部主任梁晓涛在他的文章《国产职业事业发展中的几个问题》中将中国职业片创作与制作的全程比喻为一条鱼:鱼头为前期创作(包括剧本、美术设计、动作设计、导演、文字分镜头及画面分镜头台本等),鱼身为中期制作(包括设计稿绘制、原动画绘制、背景绘制、描线上色、拍摄等),鱼尾为后期制作(包括剪辑、作曲、演奏、声效、配音、合成等)。梁晓涛说:“很遗憾,我国动画的创作和制作恰如中间粗两头细的鱼一样,前期创作和后期创作薄弱,而中期制作倒已经与国际准相接轨”。前期与后期创作的薄弱严重我国动画片的品质,阻碍我国动画片顺利进入国际市场。 梁晓涛在文中还指出:在前期创作中,剧本和导演两个环节的薄弱程度尤为突出。目前,我国具有专业水准的职业编剧凤毛麟角,我国制作的职业片故事性不强即为佐证。目前从事职业片编剧的人员中,儿童作家和美术制作人员居多,这使职业片的文学与美术的含量很高,但是,由于这些编剧对电影语言运用的不成熟,导致职业片的影视感不足,缺少视觉震撼力。与此相类似,职业导演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在我国,职业导演多为从美术人员转行而来,美术含量高而影视思维弱。而对于职业导演来说,虽然需要美术修养,但电影语言的娴熟运用才是职业片成功的根本。因为职业片是电影的一个片种,它要遵循电影创作的所有,它与其他电影片种相区别的根本点只不过是它用职业的形式来表现而已。由于我国目前的职业导演很多都没有经过系统的电影,对电影语言的运用就显得不娴熟,更缺少创造性,所以我国多数职业片的电影含量不高,播映效果欠佳,这是我国与其他职业大国职业节目的主要差距之一。 这两个薄弱环节恰恰体现了中国职业商业性不强的问题。正是剧本和导演两个环节的薄弱,导致中国职业片成为“内容贫乏,情趣低下”的代名词。中国职业失去了市场,失去了观众。造成这两个环节薄弱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从业人员缺乏商业意识,不能从市场出发进行创作,忽视了商业性在职业中的重要作用,要增强职业创作的商业性,就必须从职业教育中抓起。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培养有商业性思维的高素质创作人才,是发展中国职业,当务之急。 (二)。商业性在教育中的体现。 那么,何为职业的商业性?它自身又有哪些特性呢? 那麽先让我们明确以下两组概念: 职业传统的分类:艺术职业片与商业职业片。商业职业片又包括影院职业片与电影职业片。 艺术职业,多为40分钟以下的短片,这些影片不以盈利为根本目的,而以追求某种艺术境界或表现艺术技术为宗旨。在我国,更加重视这类影片的艺术性中所包含的教育意义或道德情操。如《骄傲的将军》(1956年)、《牧笛》(1963年)、《三个和尚》(1980年)、《超级肥皂》(1986年)、《山水情》(1988年)等,都是这一类的优秀职业片。为艺术而艺术,固然是一种善的追求,但遗憾的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故事在一定意义上早已断言最终会到来的优劣之差;在商业大潮冲击下的职业片市场,艺术职业片的发展可以说是举步维艰。 商业职业片,顾名思义是以追求商业价值为主要目的的影片,市场利润是衡量此类影片成功与否的标准。在这类影片中,一切艺术性因素都首先是现实经济效益的手段。商业职业片又可分为影院职业片和电视职业片。 美国迪斯尼公司出品的《白雪公主》(1937年)、《狮子王》(1994年)、《花木兰》(1998年)等可说是典型的影剧片。新中国成立至今,严格意义上以商业价值为目的的影院职业片应从《宝莲灯》算起,而它之前的几部职业片《大闹天空》(上,下集)(1961-1964年)、《哪吒闹海》(1980年)、《天书奇谭》(1983)、《金猴降妖》(1985年)等虽然也有拷贝远销国外,但人们更重视它们的是社会效益和艺术影响力,所以称其为影院艺术片更为恰当。 商业职业片具有的那些商业化特性便是职业的商业性。它不单纯指传统意义上的商业性职业片,也不单纯指好莱坞式的商业片,而是指在中国国产职业民族风格基础上增添的商业化成分。这样,我们就不会完全否定历史成果,而是更多考虑如何继承和发扬。韩国电影1995年之后的崛起,再次证明任何单纯意义上的模仿都不是职业艺术的真正出路。韩国电影商业化的成功,仍旧保持着浓厚的民族气息和较高的艺术品味。他们之所以会为世界认可,就是在推动影片商业化的同时,不忘保存民族风格,根据自己国情,不盲目降低艺术水准。注重商业性,是指培养这种观念,培养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艺术创作才能。这种能力具体表现为:过硬的视听语言表达能力,扎实的绘画功底,善于讲故事构思剧情的创意能力,与人协作能力,整体的卡通意识及对新鲜事物的把握能力。 综上所述,培养具备以上能力的从业人员,才能够真正适应新形势的需求,才能凝聚了更多人(社会团体)的智慧和力量,共同创作完成艺术作品,最终实现商业利润的最大化及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1.国内各院校职业教育现状。 我国职业教育的起步应该说较早。回顾职业人才培养的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五十年代初。1950年钱家骏、范敬祥等职业家曾在“苏州美术专校”开办职业科,先后招收两届学生。该科在1952年全国大专院校调整时,并入北京电影学校,学生于1953年毕业,而后停办。其中大部分师生进入“美影”工作,为美术电影增添了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第二个阶段是在六十年代初期。1959年“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成立,设立职业专科,由钱家骏任主任、张松林任副主任培养具有大专程度的职业人员。该校共培养了两届毕业生,先后于1961、1963年毕业,但于1963年停。,这批专业人员又充实了“美影”的创作队伍。 由于“”的干扰,培养职业人才的工作中断了十多年,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第三个阶段就是在十年动乱之后,“美影”采取多种形式,培养动画人才。一是电影学院开设动画班,多次派专业老师任教,培养了一批高等程度的动画人员。二是与上海华山中学合作,开设中等程度的动画动画班,共招收三个班级,培养了六十多名动画人员。三是在厂内开办动画训练班和动画设计训练班,以边实践边学习的方式,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创作人员。通过上述三种途径,在八十年代,又有一大批动画人才正在茁壮成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动画教育仍显得规模很小,专业学科建设欠缺,而且没有形成系统性与联系性。乃至今天在课堂设置上与教学安排上,还没有实现完全的正规化。 近些年来,发展职业教育已被摆到议事日程上来。美术电影人才的培养,尤其高等职业教育工作,迫切需要发展。两年来,国内已有近十所高校开设了职业专业。新的职业艺术家将在他们中间出现。目前,开办职业专业的院校大致分为两种,一类为影视艺术类院校,包括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广播学院等,其办学特色以电视节目制作、艺术性电影、脚本编剧等为主。另一类为艺术类院校,包括吉林美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四川美院等,办学特色以平面漫画出版物、多媒体技术、影像视频编辑为主。从办学数量上看我国职业教育已经有了很大改观,而培养人才的层次也有了显著提高,并且逐渐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这无疑是对整个中国职业发展的有益补充。然真正的实现中国职业的商业化,还须继续努力。 2.汇佳职业艺术学院的专业教学分析 面对蓬勃发展的职业教育行业,汇佳职业艺术学院保持着冷静的思考。我们根据自己的特点,分析当前形势并做出了自己的判断,确立了自己的教学体系和思想体系,走出一条新路,确立了自己在职业教育中的地位。 中国需要大量的职业从业人员,学校教育是一条重要途径。课程设置必须明确培养方向,如一般的业务人员要加强其动手能力的培养,而高级专业人才,除了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和动手能力外,更要加强其艺术修养和理论素养,即着力培养其艺术创造力。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针对当前职业业面临的人才问题,制定了科学、系统、正规的职业专业课程。以宏观的职业产业为切入点,重新整合职业专业各门课程的概念和含义,充分发掘和倡导职业的性与娱乐性,深抓有专业特点的基础课建设,重视影视语言修养的培养,有机搭配成熟商业职业人所应具备的各学科知识。 表四:专业 分类课程内容目的内容要求针对问题 文化课语文、、、、西方美术史、艺术概论、美学基本素养和社会生活知以课本为纲要,以职业专业角度为切入点,思想不深刻思维狭小艺术修养低 专业课基础素描、速写、色彩、绘画技能具有职业专业特点的基础教学。强调空间造型结构特点,要求学生要理解型和掌握型。绘画能力差造型能力差 专业课职业、原画、设计搞、造型设计、场景设计、画什么训练学生严格的达到标准的职业制作工艺的能力,同时训练学生达到较高的职业表演能力,及丰富的想象能力。高标准的制作水平 专业微机课二维拍摄后期合成、特技、三维、建模、渲染、贴材质、现象、利用科技手段做职业。掌握高科技手段实现职业意识。技术能力弱工作效率低 专业理论课。影视鉴赏、视听语言、电影艺术史、职业市场学怎样画结合职业专业特点,电影语言及理论。编剧能力差,市场观念弱 这样的课程设置层次分明,所包含知识全面,有利于学生将来从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加深对职业的理解、认识。这样的课程设置体现了专业与基础的并重,协调了二者的关系。正如电影学院院长孙立军所说,“让我们来看看迪斯尼做职业人物造型的:造型设计师在对剧本有了深入了解后,在现实生活中找与职业人物性格相近的模特,对其写生。在把握了对象的总体形态和性格特征后,再来进行抽象和提炼。这样创作出的造型才生动,才能打动人。”可见,二者皆重要,不可偏废一方。 其次,汇佳职业艺术学院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师资对伍,为各级各类优秀人才倍出提供保障。汇佳职业艺术学院的教师不仅具备广泛寬博的知识面,灵活机智的教学法,专业精深专业知识与技能还具有以下特点: 教师素质优势 文化课专业学科院校毕业头脑灵活由学术著作的优秀人才知识渊博能灵活调度知识间有机联系增强信息量 专业课基础背景设计或有专业知识的美术院校本科生使基础与专业课更有机联系 专业课从事专业创作多年的有高等教育经历的创造性人才使学生学习到更有高度的专业知识 专业理论课影视,编导专业的有建树优秀人才增强学生的电影知识 专业微机课熟悉软件,有多年创作经验的优秀业内人才增强表现手段的先进性 (2)。显著的教学成效 经过一年的教学探索,我们已取得显著成果。第一学期,学生已经完整地将整个职业流程系统地了一遍。基本上能够独立完成小短片,创作出各种教学短片不下20余部,其中较为成熟的有3部。学生的创作思想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从一般的传统职业向新式风格化的影片提升。第二学期,一方面增强了基础课学习,为进一步表现更加深刻的造型和动作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增加了对业界现状的了解,通过对上海美影厂即相关动画公司的考察学习,学生开阔了眼界,认识到了当前形势,更加深刻理解,学校课程的实用性以及性。加上影视课的学习,学生都在原来基础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学生对本专业有了更深的认识,并确立了奋斗目标。 与此同时,良好的办学声誉为学生提供了极好的实践机会。学生完成社会项目多个(短片8个,及其他职业片多个)受到社会广泛好评。广泛的社会活动,为学生创造了展示自己的机会。2002年5月20日,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全国高校动漫节上,我校一名学生的作品获优秀奖。 由此可见,汇佳职业学院教学模式已基本形成,艺术风格及取向基本形成,集中体现为当前正在积极制作的职业片《库比》。 我们取得的成绩再一次证明,专业方向的正确性及实施的有效性。它不但解决了学生将来就业的顾虑,同时也解决了家长的顾虑,极大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得教与学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方向一致。 (三)。在中体现商业性应注意的。 虽然我们在很短时间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但仍存在不足。如学籍管理的有关细则还有待完善,各学科的自身建设还有待于深化,各学科间的有机联系还有待于加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及对专业的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在尊重各学科独立性的同时,应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增强知识的联系性、有机性。这将更加符合教学及学生的学习规律。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作为一个年轻的学院,带着蓬勃的朝气,不会墨守陈规,而是积极进取,注重探索与实践,时时刻刻关注着业界的动态,把握着的脉搏,在既定的方向上进行探索。我们在今后的教学中,还将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改进不足,对各学科知识的不同层次提出更加细化的要求,坚持创新、求实的治学精神。 (四)。强调商业性并不等于否定艺术性,二者应实现统一。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倡导商业性,但并不等于排、否定艺术性。我们对艺术性的追求是建立在商业性基础上,即建立在务实基础上的艺术追求。在教学中这样教导学生,职业不是单纯的商品,它是承载着精神内涵的文化产品,它的宣传、诱导作用绝不可忽视。在,14至17岁的青少年已经成为低幼儿之外的第二个职业片大宗受众,也是卡通消费的主要群体。这一年龄正处于有一定的判断和选择权,但没有成熟的判断和选择能力的阶段。这就对我们的职业创作提出一个严峻的课题,是顺应他们的盲目选择,被他们的喜好牵着走,还是用既能够占领市场又具有高尚艺术品位的优秀作品来教育、引导他们,帮助他们形成理性、健康的判断和选择能力。如果职业创作采取盲目迎合的姿态,必将造成深远的负面。同学们对此也有深刻的认识,进一步明确自己肩上的责任感和应处的地位,既是大众文化的创造者,更是大众文化的引导者,而不是被动的跟随着。这样,一方面避免商业性影片不至于庸俗化;另一方面也使艺术性不至于过于超脱。我们的动画艺术是能被广大观众接受的高档次高品位的商业动画艺术。这样艺术会成为有本之木,商业性会成为有源之水。艺术性与商业性互为补充,相互促进,这样才能最终中国动画。 随着我们的努力,我国的商业职业必将带动动画及文化消费的提升,同时也将给动画的艺术性创造更丰厚的物质基础与社会环境。汇佳动画艺术学院一定会做出商业性、艺术性皆高水准的动画影片来服务社会,这是每位汇佳动画人的理想。不可或缺的商业性是艺术性提高与发展的有力保障,是汇佳实现其理想的必行之路。 艺术学论文:电视剧艺术学管理论文 一 任何一种理论,无论它是属于自然科学还是属于社会科学,都是对一种现象的描述、概括和总结,并且在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电视剧艺术学创建活动即是由于在社会展衍进程中现实地存在着的电视剧文艺实践所发出的历史必然要求而产生的一种理论把握行为。正如其它艺术模式和艺术阐释一样,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电视剧艺术理论也并不能脱离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而独存,其必然是作为整个人类大文化环境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在这个大文化环境里,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既受这个环境的制约和催发,又以能动的积极参与精神扮演着文化环境本体拓展的主体角色。这是一种辩证运动的关系。人类大文化环境和各文化组成形态在互相作用的状态下按照它们的内在规律向历史的另一端行进,而从宏观文化与微观理论思维的相互作用与辩证交融的界面上出发去探究与二者相联系并且积极介入其中的一种建设性意识及其属性就成为一件有意义的事。先锋意识正是我们在文化迅速嬗变的当前历史背景下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所要求的重要质素之一。 这里,在概念内涵上我们首先要把这里所说的“先锋意识”同西方的先锋派艺术及其理论区别开来。自本世纪初以来先锋派崇尚者及实践者们尽管所持具体观点各异,哲学流派背景错落纷杂,包括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现象学甚至老庄哲学等都被其所采携,但在求奇索怪这一层面上却殊途同归。虽然不能否认在某些艺术领域内确有出色的专门家的存在,但一般来说,对一切传统模式的极端反叛构成了他们“独创性”的主要艺术趣味,从总体上看类似迪尚把小便池以《喷泉》命名后提交艺术博物馆要求展出的行为也就基本上反映了该艺术思潮的艺术追求。毫无疑问,这种具有强烈消解色彩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艺术实践和理论当然不会成为我们散发清新朝气的崭新艺术学的催化剂,不论从外表还是内里都无法看出两者有太多相接近的地方。我们所说的“先锋意识”,指的是主体在理论施事前在大脑中所孕育的一种运动的积极的充分的能动的观念,它包含丰富的潜意识和显意识内容,并深刻地在整个理论思维生长过程中发生着影响。显然,这更接近“先锋”一词的原始意义,而在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前和建构中做为一种认知态度的存在它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要拥有这种“先锋意识”呢?在众多考察视角之中,我们可以选取两个有代表性的向度来审视:一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文化环境变迁的运动关系来看;二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当前大文化条件下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关系来看。 必须承认,虽然与整个宇宙时空相比人类的历史显得十分短促,但人类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确已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一过程不仅仍在蓬勃地继续着,而且在量的积累上也越来越是以一种加速度的方式来完成的。进入20世纪以来,原来需用千年百年才发生较大流变的诸多传统文化模式受到了革命性冲击,发韧于欧洲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生革命循环模式已经可以用几十年甚至几年的时间来完成一个更新周期了。在人类文化模式遽变的状态下,包括传统艺术及文艺理论在内的所有人文现象都毫无例外地重新受到了现实的拷问以求证其文化生存权力。幸运的是,以现代自然科学成果为物理基础的电视艺术(含电视剧艺术)在新的大众文化角逐中不仅没有落得下风,反而取得了不俗的话语权力。而在这种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电视剧艺术理论建构之所以要有一种先锋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并不由它自己所决定,在更深的层面上是生产力水平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对其表层文化形态的必然要求。这是因为,包括哲学、美学、文化学等等在内的全部人类精神产品以及复杂多变的人类文化现象无不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而存在的。恩格斯说:“在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电视剧艺术实践及其理论是文化嬗变的产物,而文化嬗变又根本上是受生产力的推动才得以进行的。因此,在缤纷的艺术部落中由于先锋性生产力因素的介入而获得多种优势从而兼具传统文化、工业文化和科技文化属性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具有一种内涵丰富的先锋意识就不仅是其理论本身的要求,也是它所存在的环境对它的必然规定。 横向地看,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对“先锋意识”的要求在与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相较中会有一个更为清晰的把握。我们知道,人类庞大的艺术殿堂中珍藏着无数瑰宝,有的历史极为悠远,从原始社会绵延至今,如歌咏、舞蹈;有的在早期艺术形态发育并不充分,后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进一步从社会实践中分离出来,如书法、篆刻;有的本来根本就不存在,而是伴随着人类新的物质产品和技术手段的产生而产生的,如电影、电视。无疑,在这个艺术大家族里,电视艺术是诞生较晚但却发展最快的一个。它所具有的文化先锋色彩不仅在与音乐、舞蹈、绘画、书法、戏剧、雕塑、建筑等传统艺术相比时可以直接地感觉得到,而且从技术支持层面上看同与其相差不大的电影艺术、电脑艺术以及其它融入更多新科技因素的艺术相比,从目前看它仍然拥有领先一步的受众认同感。这一地位的取得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电视本体对作为当代社会群体主体的“人”的更胜一筹的适应能力决定的。作为电视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电视剧艺术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其艺术实践同姊妹艺术电影或者其它艺术形态相比在先锋性内容上也要更特殊一些。以综合艺术面貌出现的电视剧从接受视角看比传统的电影方式有着获取更便利、选择方式更灵活和审美持续时间更长等一系列新特点,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一种几乎集中了所有传统艺术样式于一身的现代艺术体裁。电视剧的创造过程得到了戏剧、音乐、美术、摄影等艺术因素的积极介入,而每一艺术样式自身亦处于时刻运动状态之中。这样,不断变化着的其它艺术动态便会在电视剧的生产中体现出来,电视剧艺术本体亦酝酿了更多的先锋意识生长点,而这同时也就必然提高了电视剧艺术学构造理论神经的反应能力。 二 那么,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都有哪些内容呢?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把握: 一、整体把握的自觉性。 这里所说的整体把握包括两部分: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与其生长的文化环境做为一个紧密整体来把握;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内部众多组成因素做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电视剧艺术学所生长的文化环境是一个随时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的复杂组织体,电视剧艺术学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在这个环境中任何其它成分的改变都会或多或少地对电视剧本体的衍变脉络发生影响。同时,电视剧本体也处于一种由许多艺术因素和非艺术因素所共同组成的极具综合性的交融状态,其组成因素的任何变动亦会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提供新的切入点。电视剧的外部因素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大环境,其内部各要素则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小环境,不论对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必须用整体的眼光对待之。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整体眼光必须是在充分自觉的基础上所施为的。可以说,能否自觉地运用不同方法对电视剧实践做整体的分析和梳理是电视剧艺术理论最终能否全面而扎实地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保证。 二、联系实践的敏锐性。 电视剧是一项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的事业,简单停留在纯文本层面上是不能够对其有太多助益的。而理论的特点是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易于走近它的书面性内容循环,正如电视文艺理论家曾庆瑞先生指出的:“人文社会科学,包括艺术科学,在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的时候,容易封闭自足,容易满足于自我欣赏,而脱离实践,不少的学科都有这样的教训。”在艺术实践中,电视剧与其它艺术相比起来的综合特征十分明显,它的实践内容也更为丰富,这就必然要求电视剧的艺术理论要更紧密地联系实践。我们不仅在考察电视剧的艺术本质、艺术哲学、艺术史等宏观内容时随时要以实践做为立论行文的根本,而且在探求诸如电视剧艺术创作、艺术接受、艺术管理等应用行为突出的电视剧本体形态时更要强化一种敏锐的实践观念。对电视剧理论工作者来说只有具备了有着灵敏的实践感应度的理论触角,才能真正为电视剧艺术学大厦的崛起做出大的贡献。 三、文化适应的主动性。 在科学技术和物质创造都取得巨大进步的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被改变。如前文所述,在新的人类文化条件下所有人文现象都要受到现实的重新拷问以求证其话语权力,历史将迫使种种艺术形态为其存在的理由注入新的规定性,如果艺术不能合理地调整自身对一定时代和社会的适应状态,那它就会随时处于可能被淘汰的危机之中,这就是说,艺术本体应该有主动更新价值取向的能力,不应成为一成不变的教条。在艺术文化和信息文化的历史新背景下保持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稳定和提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用主动而不是被动的思维去适应文化的流变过程。在文化适应上的消极被动心态是殊为有害的,不少所谓“不景气”的艺术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由于环境的变迁等外力因素使其容光不再,实际上从深层看相当大程度上是该艺术模式对环境的主动适应性较差造成的。电视剧艺术从目前看无疑是在文艺实践中较为出色的弄潮者,但不可忘掉的是,电视剧理论时刻要怀有一种文化竞争者的危机感,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在未来可能出现的网络剧时代以一个建设者而不是一个迷惘者的角色出现。 四、贴近大众的积极性。 与文化适应相伴,电视剧艺术学还要特别注意明确其同广大受众之间正确的关系。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是我们在讨论电视剧艺术学种种属性时须臾不能被忘记的。可以说,如果不是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生力军而昭显于当世,电视剧是不可能有着如现在一般旺盛的生命力的。在理论施事中切勿把这项鲜活的理论形态搞成一种只为“精英”们所瞻阅的书斋文本,在这方面理论界的教训是不少的,特别是在许多人文科学理论的阐释方面,有相当多的理论被搞成了逻辑水平不高但又艰涩费解不知所云的半成品。电视剧与广大受众贴近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作品的接受价值的高低,而电视剧理论对大众文化切入程度的深浅又直接影响到了电视剧艺术实践正确的方向感的树立。电视剧艺术理论积极地投入到大众文化氛围之中去,不仅可以了解社会受众对电视剧艺术的接受程度和接受水平,而且又可以捕捉社会心理对艺术生产的新的审美需求,从而得到丰富的文化给养。 五、道德建设的紧迫性。 表面上看,电视的艺术学理论同道德建设没有太多的直接联系,它们好象是两个相距较远的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但需要强调的是,在电视剧艺术理论工作者的思维中道德建设不仅不能消解而且应始终把其放到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上。一种理论,特别是一种与“人”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如果不能怀有充分的责任感去关注一个时代的道德建设,而只满足于在它狭窄的圈子内搞所谓“纯理论”的研究,那么这种理论就必定是一种残缺的不完整的理论。电视剧理论建构中的先锋意识所包含的重要因素之一即是对社会中的人的道德感的积累和张扬,这是由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所决定的。电视剧在作品中所传达的内容往往成为大众精神给养的一个重要源头,因而传递怎样的符合历史和美学双重要求的正确价值观就显得特别重要。在当代复杂的社会精神背景下坚持给予道德建设以充分关注,始终不放弃对人类高尚的精神家园的追求,保证大众文化时代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理论不会在躁动不安的虚浮状态中迷失自己,对电视剧艺术学来说无疑是不可或缺的。 上述五个方面作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组成部分,它们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紧密相联的。可以说,在理论建构过程中能否自始至终地抱持这些先锋意识内容不仅是塑造良好理论施事心理的需要,而且也是电视剧艺术学学科质量和水平能否得到保证的重要前提。 艺术学论文:艺术学研究与学术规范论文 拙著《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而我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初衷。 如前所述,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会给中国当前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并且最终导致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转型。田野研究始终只是艺术学研究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然而随着英美经验主义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在世界学术整体发展格局中越来越明显的强势地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会越来越显著。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将不得不再来讨论宏观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田野方法的诸多弊端,重新认识基于文献的研究的意义,但就目前而言,我相信倡导田野研究,对于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不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 艺术学论文:影视艺术学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艺术与技术合流、电流与电视联姻之后,将会出现两个新的学科生长点——影视技术学与影视艺术学。这种组合不是一种简单的相加,它应该意味着一次触及本质的学科变革,我们完全可以将其描绘成一种“范式变化”。 本文简要回溯了影视各自独立成为艺术并形成学科的历史,指出正是在电影电视为争得艺术地位所进行的一系列努力的过程中,电影艺术学与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逐步得以确立,如何在整合的基础上构件超越原有范式的影视艺术学的新的学科范式,是当前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即旨在从学术层次探讨电影与电视作为艺术的结合,并给这种结合以学理上的论证。 [关键词]影视艺术学范式变化整合理论重构 新世纪伊始,一个新系在北京广播学院电视学院成立,名曰“影视艺术与技术系”,乍一听,这名字稍嫌冗长,读之也觉拗口。不过因为她是在理顺了各方面关系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精心运作的,而且她依托于广播学院及其所属电视学院这一强大后盾,所以组建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将原来分属不同系别的四个相关专业——表演专业、导演专业、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专业和动画专业结合,组成一个新系,这更多涉及的是操作层面的问题,比较易于解决,因此,虽然两年多的筹建时间不算很短,但一个全新的艺技系毕竟顺利地诞生了。而从学术层面探讨电影与电视作为艺术的结合,则显然比单纯的一个系的挂牌成立困难得多。能否及早给这种结合的产物——这个诞生于千禧年的幸运儿——以学理上的论证,也许会关乎她日后的顺理成章。 一 艺术与技术携手、电影与电视联姻之后,将会出现两个新的学科生长点——影视艺术学与影视技术学,要使这两门学科成为真正规范的常规科学,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之所以称之为新的学科生长点,并不是指这两个学科的名称是新的(它们在不同的场合已被屡屡使用过),而是因为这种组合不是一次简单的相加,它应该意味着一次触及本质的学科变化,我们完全可以将其描绘成一种“范式变化”。 “范式变化”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因(ThomasKuhn)定义并经常使用的一个术语,⑴意指学术研究的全套方法及其态度正被另外一套方法及态度取代。影视技术学尚处于草创阶段,其“范式变化”还不明显,本文姑且不论,而由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发展到影视艺术学,⑵其间经历的学科的“范式变化”将是巨大和不可避免的。托马斯•库恩曾指出,一门学科是否成熟,取决于该学科是否提供了被广泛接受的范式(Paradigm,或译范型,规范),范式乃是理论由以设立探讨目标、解决方式以及断定其价值的依据。换言之,也就是有没有提供构成该学科的基本结构、基本概念以及特有的研究方法。而一门学科范型的推陈出新,则标志着该学科的革命性发展。⑶任何一个新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对本学科研究的方式方法、成就和缺点的清醒认识,⑷若以此标准衡量,作为学科的影视艺术学还远远谈不上成熟。在谈论电影艺术与电视艺术的结合,以及因此产生的从电影艺术学、电视艺术学到影视艺术学的“范式变化”之前,有必要先来简单回顾一下电影和电视成为艺术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电影和电视为争取艺术地位而奋斗的历史,同时也就是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逐步成型的历史。 尽管电影和电视是如此年轻,但是我们仍然无法确知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的起点。因为与其他传统艺术相比,电影和电视带有如此浓厚的技术色彩。电影的诞生不过百余年,电视的历史就更短,众所周知,两者诞生之初都没能在艺术殿堂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此后电影和电视的每一次飞跃,都笼罩着技术进步的耀眼光环,当人们瞩目并惊叹于技术的伟大时,艺术之被忽视就是自然的了。电影由最初的杂耍技艺和一种以娱乐为目的的商品争得艺术的称谓,花了相当的时间。“把电影的诞辰定在1895年是出于对电影技术发明人的尊重,或者说,这只是电影技术的诞辰,这个日子和电影作为一门艺术并没有直接的关系。”⑸电影“作为艺术,它实际上是20世纪的产物”。⑹即使“在艺术理论界,电影也被视为一种不入流的东西,所谓‘电影不是艺术’曾是德国吐林根大学美学和艺术史教授康拉德•朗格的著名结论……英国著名作家肖伯纳也曾经是一个最瞧不起电影的人,他可笑地预言说,‘电影要成为艺术,惟一的办法就是摄制一部完全用字幕构成的影片’”。⑺最初的电影是无声的,只用作客观世界的记录,必然强调电影的复制能力,但即使是电影获得了声音之后,一些写实主义电影理论家如安德烈•巴赞和克拉考尔等人仍对电影能否称为真正的艺术表示怀疑,克拉考尔说:“如果电影是一门艺术,那么它便是一门不同寻常的艺术”,“是惟一能保持其素材的完整性的艺术”,⑻尽管没有直指电影不是艺术,但是这种论调对电影成为真正的艺术起到了消极的阻碍作用。他们认为电影仅仅是“照相艺术的延伸”,电影的早期就是“活动的照片”,是“物质现实的复原”,邵牧君先生干脆断言克拉考尔等人的理论是非纯理论:“物质现实的复原”与其说是一个审美性的命题,不如说是一个社会性的、意识形态性的命题。克拉考尔理论的非纯性质几乎是无须论证的。”⑼巴赞—克拉考尔学派对电影自身形式和电影内部语言的轻视,至少从客观上助长了“电影不是艺术”观念的流行。 但是另一方面,有些导演开始在实践中尝试镜头的运动,段落的剪辑,逐步摸索电影特有的语言,此后,随着有声片的出现,色彩的应用和特技的使用,逐步形成了完整的电影叙事手法,电影开始有了自己的文法和修辞手法,尤其是以探讨镜头的不同组接为核心的蒙太奇理论逐步完善,使得电影渐渐被人们视为独立的艺术。一批造型派理论家如雨果•闵斯特堡、谢尔盖•爱森斯坦、鲁道夫•阿恩海姆等人在这个过程中贡献巨大,正是他们强调电影必须脱离单纯的机械复制,发掘出电影影像的表现力,从而确立了电影作为艺术的美学特性,确立了电影的艺术品格。 电视的命运与电影相似。电视的发明与科技的进步更加密不可分,当电视在本世纪30年代正式播出时,就显示了余生据来的大众传播媒介的顽固特性,它想争得艺术的地位就更加困难。不仅传统艺术的领地不肯接纳电视这个新生儿,即使是在早期遭受同样冷遇的电影也不愿承认电视的艺术地位,上文提及的电影理论家鲁道夫•阿恩海姆说:“电视是汽车和飞机的亲戚,它只是一种文化上的‘运输工具’”,⑽既然都曾受人冷遇,更应惺惺相惜,但是电视表现出来的工具理性实在太强,所以对它作艺术上的价值理性的评价就尤其困难。之所以至今仍有相当数量的人不承认电视也是艺术,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电视的形态过于驳杂。在我国,人们惯常把电视形态分为三大类:纪实形态(非虚构类节目),如新闻节目、社教类节目、纪录片等;表现形态(虚构类节目),如电视剧、电视文艺等;混合形态,如综艺类节目、某些少儿节目等等。在这些纷繁复杂的形态之中,艺术与非艺术的因素相互掺杂,是非莫辨。前苏联电视理论家A•尤罗夫斯基说:“电视报道的视觉和造型实质决定了它始终拥有审美元素。屏幕上的图像不可能脱离一定的范围、拍摄角度、照明度、镜头结构与镜头剪辑、速度节奏,以及图像和音响、语言等的相互关系而存在。因此,电视中的审美范畴(与电影一样)不仅包括艺术报道,也包括争论报道和科学报道。”⑾我不赞同把电视报道也归入电视艺术的范畴,尽管如这位前苏联的电视理论家所说,电视报道的制作方式也许采用了某些技巧,但是以传播信息为主要目的新闻报道仍然不能算是艺术。这里又要涉及一个争论不休的难题,即什么样的东西才是艺术?如果说有一个评判什么是艺术的终极标准的话,那这个标准只能是审美的标准。我认为,以审美的标准衡量,则电视剧和纪录片最具备成为艺术的特质。而拍摄方法,镜头结构、速度节奏等借鉴自电影的技巧不过是构造艺术的手段而已。 [page_break] 二 尽管举步维艰,但是电影和电视毕竟都跻身于艺术的殿堂了。也许是因为影视之间的区别太多而且过于明显的缘故,所以很长时间以来,尽管被人称为“姊妹艺术”,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还是没有多少真正的沟通和交流。人们津津乐道的影视之间的区别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二者传播的物质材料有别。电影的承像物质是昂贵且冲洗工艺复杂的胶片,而电视的承像物质是简便且无需冲洗的磁带。磁带记录的拍摄成果是即时可见、随时可以修改的,导演在现场就能进行艺术上的鉴定,决定取舍,但其放映效果和清晰度远远逊色于胶片,胶片拍完后到冲洗出来总有一个间隔期,如果导演对样片不满意,要组织重拍,在情绪、气氛和影调上当然会受到影响,从而损害影片的质量。二是二者的欣赏方式不同。电影是封闭型的大集体的欣赏方式,电视则属于开放性的家庭欣赏方式。三是两者的传播媒介的差别。电影以面积较大的银幕作为媒介,而电视则以面积小得多的荧屏作为媒介,从而造成观看影视时极大的视距差别。上述区别实质上更多体现了电影和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区别,探讨这些区别应属于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范畴。而作为艺术,电影和电视有太多的共同语言,这种共通之处恰恰是影视艺术学学科范式重构的基础。 正是在电影和电视为争取艺术地位所进行的一系列努力的过程中,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逐步得以确立。在我国,通过几代电影理论家和艺术家的摸索,电影艺术学的学科范式已经确立,近年来,经过以高鑫为首的几位学者的努力,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也已初见雏形,⑿但是影视艺术学要建立自己的学科范式,还刚刚起步,广院影视艺技系的成立,是建立中国影视艺术学学科范式的一个良好开端。如何在整合的基础上构建超越原有范式的新的学科范式,是摆在影视理论学界的一个重大课题。 相对文学、哲学、历史、美学、社会学等等传统学科而言,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都是十分年轻的学科,其学科范式还很不稳定,这对突破它们并构件以之为基础的新的影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非常有利。当然,一种范式取代另一种范式可能历时甚长,有时长达20甚至30年之久。因为范式变化涉及的不仅是理论建构的问题,它应该包含解构基础上的理论重构。值得欣慰的是有些学者已经在影视艺术学的理论重构方面做了很多宝贵的探索。外国学者主要探讨了影视剧本创作和导演的一般规律,如英国人威廉•米勒的《叙事性影视脚本创作》,⒀法国人米歇尔•西翁的《影视剧作法》,⒁美国人阿伦•A•阿莫尔的《影视导演》。⒂在我国,每年都有大量探讨影视艺术的,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专门设立了“影视艺术研究”的专题。近年来国内也出版了不少研究影视艺术的论著,比如刘书亮先生关于电影电视导演实践和理论的研究(刘书亮著《电影电视导演术》,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张凤铸先生关于电影电枢艺术的本体研究(张凤铸著《电影电视艺术导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张凤铸主编《影视艺术本体论》),郑国恩先生关于影视摄影构图的专题研究(郑国恩著《影视摄影构图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傅正义先生关于影视剪辑的专题研究(傅正义著《电影电视剪辑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天版),韩世华、朱少玲关于影视编剧的研究(韩世华、朱少玲著影视剧作引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此外宋家玲的《影视文学创作论》,周传基的《电影•电视•广播中的声音》等等也是研究影视艺术的很有特点的著作。上述学者中不少人把影视放在一起来讨论并非完全出于自觉,许多著作和论文把影视相提并论,但实际上却只单独论述了电影或电视中间的一种,如王心语主编的《影视导演基础知识》就只论述了电影导演的一些基础知识,而丝毫没有涉及电视导演方面的问题,对此主编者是这样解释的:“鉴于电影与电视在艺术创作上的相通之处,所以我们把书名定为《影视导演基础知识》。”⒃这种被忽视的共通之处正好是重构影视艺术学学科范式的基础。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长期分离,造成了由研究视野和方法所决定的具体学科的局限,使影视之间难以找到一套公认的“游戏规则”,这种局限往往妨碍着我们的学者对一些整体性、共同性问题的把握。重构影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必须结束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长期分离的局面,打破具体学科的局限,制定影视两种艺术都要遵守的“游戏规则”。 新旧两种学科范式之间并不是二元对立的,新学科不会立刻与旧学科彻底决裂,新范式容易对旧范式有归属感和认同感,比如这也正是为什么不少学者进入了新的领地之后还操着过去的一套话语,在此意义上,学科范式的更替将是一个历时性的动态过程,所以电影(视)艺术学和影视艺术学两种不同的范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共存是十分自然的现象。要使构成一种学科的基本规则和用法的那些“游戏规则”获得某个知识共同体成员的一致认可,决非易事。学科理论的沿革,正是这种共同体成员对旧范式的摈弃和对新范式的认可。一个成功的学者应该具有吐故纳新的理论勇气,因为科学是通过传统的维持和传统的变革而进步的;而一个高明的学者更应在这两种学科型式之间维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妥善处理新旧理论框架及学科范式之间的关系,两种范式的接触乃至最终“融合”,将意味着长期歧异中的共存,每一个参与这种新旧范式变革的人面临的都是一场勇敢者和智慧者的游戏。 影视艺术学范式的重构和在重构过程中涉及的范式变化,必须虑及中国当前影视理论界的研究现状。当前,我国专门从事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研究的学者不多,这为数不多的人在论及影视艺术学时,侧重点又有所不同,比如广院学者的论述侧重于电视艺术,而电影学院以及其他部门学者的论述则可能偏重于电影艺术。表面来看,这是学者从事研究时的学术背景不同所致,而实质则反映了学术范式的动态选择以及相对稳定成型的问题。广院电视艺术学的发展就是这种过程的生动体现。广院电视系有相对长期的历史,在电视系的学术发展史上,一批学者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电视)新闻学,而另一批学者则选择了电视艺术学,这两个学科沿着不同的路径在动态中发展,形成了不同的学科范式,各自成型以后,就有了现在广院的两个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新闻学和广播电视艺术学。而在学术范式的选择和成型的后面,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价值观问题,选择新闻学还是艺术学,不同的选择体现出来的学者价值观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 今天,相对成型的范式开始分化,新一轮选择摆在我们面前:如何在遵循已有学术规则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身的学术潜力,在学术规则的转换与研究范式的重建中扮演主角?每一个关心影视艺术学学术范式重构的人都面临机遇和挑战。 艺术学论文:田野艺术学研究管理论文 《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著,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其中至少8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初衷。 所述,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会给中国当前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并且最终导致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转型。田野研究始终只是艺术学研究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然而随着英美经验主义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在世界学术整体发展格局中越来越明显的强势地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会越来越显著。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将不得不再来讨论宏观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田野方法的诸多弊端,重新认识基于文献的研究的意义,但就目前而言,我相信倡导田野研究,对于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不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
高中历史教学篇1 历史是对人类文明轨迹的记录,历史离不开“人”,“人”创造了历史,鲜活的历史人物丰富了历史。基于此,笔者着重探究“以历史人物为主线”的历史课堂教学策略,通过人物教学提升历史课堂教学质量。 一、以历史人物为主线,完整串联历史事件 进行人物教学时教师要紧密联系教材,针对某一历史事件,引导学生分析此历史事件中人物的成长与发展,根据人物的成长与发展梳理历史事件的进程与发展,将人物发展与历史发展充分结合起来。例如,在教学秦末农民大起义的相关内容时,笔者选择历史事件的主要人物陈胜、吴广。为了使学生对农民起义这一历史事件有更充分的了解,笔者又以司马迁的《陈涉世家》作为教学补充。通过《陈涉世家》,学生对陈胜与吴广有了简单的认识。笔者从人物少时经历、人物性格、起义导火索、谋划起义过程、起义经过以及最终失败几个方面来增强学生的认识。又如,在教学人教版历史《中外历史纲要(上)》第28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与发展》时,笔者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围绕邓小平展开,使学生感受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变化,促进学生理解改革开放对国家发展的重大意义,并以时间为主线,促进学生对人物的认识。 二、选择典型人物代表,深化历史教学深度 在进行人物教学时,教师要选择典型人物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如果教师选择的历史人物让学生闻所未闻,那么,教师就要花费较多的时间向学生讲解科普,这不利于学生对历史事件的整体把握。例如,在教学人教版历史《中外历史纲要(上)》第4课《西汉与东汉———大一统国家的巩固》时,笔者选择汉武帝与董仲舒作为典型人物,促进学生对西汉巩固大一统国家在政治、思想等方面的制度的理解。又如,在教学人教版历史《中外历史纲要(上)》第19课《辛亥革命》时,笔者选择孙中山作为典型人物,从而串联出辛亥革命的发展与进程,促使学生感受历史人物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意义。又如,在教学抗日战争的相关内容时,笔者选择毛泽东、周恩来等作为典型人物,促进学生感受抗战的艰辛波折,使学生感受典型人物的决策对历史事件的重大影响。在人物教学中需要注意的是,最好选择具有丰富人生经历或生命较长的典型人物,有利于学生通过人物的丰富经历,感受历史的发展。 三、侧重人物精神教育,发挥历史德育作用 历史人物直接影响历史的发展。通过学习历史人物的精神,有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民族价值观,促进民族情感、民族意识的传承。在人物教学中,教师可以挖掘历史人物身上具备的传统民族精神。例如,鸦片战争中年逾六旬仍保家卫国的陈化成、火烧鸦片的林则徐等反映了中华民族抵抗侵略、坚忍不屈的爱国精神与民族尊严;五四运动中追求民主,奋进革新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表现出中华民族的不屈不挠的爱国情怀;等等。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根据教材内容,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具有教育意义的历史人物,如勤政爱民的汉文帝、汉景帝,英勇抗击匈奴的霍去病,自强求富的李鸿章等。这些历史人物都对学生有很大的教育意义。 四、客观评价 历史人物,培养历史价值观念由于学生对历史人物的了解多来自于影视作品或网络等,一些影视剧对历史人物的曲解造成学生对历史人物产生片面认识,这不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历史价值观念。因此,在进行人物教学时,教师要公正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促使学生对历史人物产生正确认识。例如,谈及秦始皇,学生受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的影响,认为秦始皇重吏法、昏庸残暴,但实际上,秦始皇勤于政务,爱民护民,横扫六合免天下纷争,统一文字律法,对中国历史与中华民族的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积极影响。因此,笔者认为在人物教学中必须将历史人物放在整个历史发展中评价其历史意义,坚持唯物主义,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念。在高中历史人物教学中,教师要以历史人物为主线,选择典型人物,深化历史教学深度,使学生通过人物教学感受历史的丰富性和历史所散发的人文光彩。 作者:刘晓东 耿晔 单位:山东省滨州市第一高级中学 高中阶段历史课是学生必须学习的课程之一。学习历史不但能让学生理解过去的制度、文化、经济等,更主要的是让学生能用历史的眼光看待现实的问题。历史是所有文化的记录和传承,是人类社会必须研究的一门学问。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有许多方法可以借鉴和采用,生活化教学理念是用现实生活中的实例,通过探讨总结和分析最后得出自己观点的教学方法,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有很大的实用性和成效性。在新一轮的高考改革背景下,高中课程发生了许多的变化,历史课程当然也要与时俱进,改善教学方式。要想在高考中取得优异的成绩,就必须改变原有的教学策略,把新的教学理念融入日常的教学工作中,生活化教学理念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教师要深挖生活中的一些典型案例,深挖在历史教学中的难点与重点及考点,把这些问题和教学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提升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把握历史学习的规律,从而提升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效率。 高中历史教学篇2 一、历史生活化的相关内容 生活化教学理念,根据字面意思就是把历史教学生活化的一种教学方法。在教学中教师用自己丰富动听的语言把学生带入一种场景中去,让他们感受学习历史就是了解过去的生活,让学生不再感受到学习历史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拉近了学生与历史这门课程的距离。关于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观点,那么在历史课程中,引导学生用生活化的方式去认知、去理解记忆历史知识,就不会感到枯燥无味。生活化理念的应用,可有效解决历史教学问题。不仅如此,生活化的历史教学方式还能帮助学生认识到历史学习的重要性,促使学生在学习历史期间,能感悟其真理,提升自身素养,以此将历史素养与生活联系,贯穿其中,真正实现“知识改变习惯,习惯改变命运”的目标。 二、高中历史教学中生活化教学理念的应用策略 (一)明确教学目标,具体落实生活化教学 高中历史教师在每堂课教学前,均要制定明确的教学目标,结合实际生活,灵活设置教学计划,促使历史教学朝着生活化的方向发展。在当前教学环境中,需要明确历史知识的适用范围,杜绝误导学生,避免学生受打击。同时,对文科生、理科生的教学需要注意区分,不可千篇一律。现行的高中历史教材涉及了历史人物、历史思想、历史改革与历史战争等内容。必修内容在选修讲课中,也时常存在。之后掌握不同程度的要求,明确知识点的差异,实施分层教学,才可确保教学质量。除此之外,针对不同阶段的学生,要结合其特点,制定相应的教学目标,并将此作为依据,统筹规划,兼顾共性,以此落实历史生活化教学。比如,教师在开展“夏、商、西周的政治制度”课程教学时,需要站在学生的角度上去制定教学目标,立足于学生刚刚步入高中,对初中历史与高中历史认知不足这一现状,结合生活实际和教学实际,合理设计教学目标。这一课程涉及的生活化指的是,学生通过了解课文内容,知晓姓氏来历,就各类管理制度,促使学生结合自身所学知识,去判断,去感受,教师还可要求学生课后搜集相关历史资料,实施扩展阅读,促使学生深层次地掌握历史背景,知晓西周分封制产生的原因,及其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对历史所产生的意义。教师要明确知识的细化,明确如何将整体的知识体系分化,如何将分化的知识进行整合。与此同时,教师要结合具体教学目标的落实进程,让学生锻炼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合作探究意识,就“姓氏”知识点激发学生对“夏、商、周”政治制度的学习,感受古代封建王朝的政治环境,进而有效提升高中生对历史学科系统性、全面性的认知能力,全面增强学生课堂学习核心素养,强化课程探究学习综合能力,加上教师将生活化的理念贯穿于高中政治教学的能力,使高中历史教学过程趣味性与教育性并存,全面构建高中历史高品质课堂,彰显历史生活教学的价值与意义。 (二)教学内容的生活化 历史学科本身涉及较多的知识点,这些知识点会要求学生去记忆,并背诵记忆相关的理论知识,既往文科类科目教学多选择的是死记硬背的教学方式,虽说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较好的成绩,但是随着知识点的增加,学生后期知识点混乱现象较为普遍。历史本身属于纯理论学科,包含的内容较多,且比较复杂,学生学习期间极易枯燥与乏味,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会导致学生很容易先入为主,认为“记忆力好学文科,记忆力差学理科”。此阶段,教师需要加强学生学习历史科目的兴趣,促使学生带着兴趣去学习历史科目,并生活化教学内容,促使学生转变既往错误观念。教学内容生活化指的是,在实际生活中,灵活应用热点话题,促使其与历史课本结合,以此提升课堂讲解的趣味性与灵活性。比如,在讲解“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这一课本内容时,高中生对“经济危机”这一词较为陌生,且此方面的知识比较匮乏,学生难以实现全面深入理解。此时,教师可以先简单讲解经济危机的概念,将最近发生的经济危机事件引入课堂,或者是以视频播放的形式展现,促使学生知晓经济危机所产生的后果,所带来的影响。学生难以理解在经济危机出现时,资本家为何或将牛奶倒入河道中,而不是送给需要的人。这时,教师可以结合高中政治学概念,明确其供求关系,深入分析,列举生活实例,促使学生对知识点概念深入理解,以此促使历史与政治课程密切结合。高中政治学习的过程中还有许多与生活相结合的实例,教师要在充分研究教材和教学内容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和再创造,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的同时也为知识在生活中的具体运用提供了机会。这样学生在考试中特别是在高考中就学会了知识和生活的结合,学会了将具体知识应用到现实生活,这也是近年来新课改所倡导的教学理念。 (三)改善传统教学方式,应用生活化的教学方法 针对每一个学科,教学方式都是最能达成教学目标的重要部分。如今的信息时代为教育带来了许多便利,这为教师改变教学方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信息技术发达的时代背景下,教师可以运用现代化教学技术开展教学活动,以此优化教学内容,改革教学课堂,突破传统教学瓶颈,从而推动教学活动顺利实施。信息技术给课堂教学创造了更多可能,把原先一些用口阐述的历史事件通过多媒体中的视频或者图片展示出来,学生会有一种亲身经历的感受,多媒体教学为生活化历史教学提供了可能。通过多媒体教学让教学更加贴近生活,让学生对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由于学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因此对实际生活中的形形色色都可能感觉到陌生。那么教师就可科学合理地应用互联网为学生展示生活中与历史相关的话题,还可以组织学生观看与课本知识相关的历史专题纪录片,让学生在一个轻松活跃的课堂气氛中学习历史知识,学生感觉到他们学习的历史知识是一个个鲜活的实例,离我们的生活非常接近。比如,学习“新文化运动”一课时,就可以为学生展示如今社会上一些热点文化内容,然后就此话题让学生展开关于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讨论,高中生已经逐渐有了自身的观点和想法,这样可以充分调动其学习热情,让其更容易理解新文化运动的相关知识。在历史课堂上教师也可以组织简单的辩论让学生辨明自己的观点,在阐述自己观点的基础上让学生可以引经据典,使用历史学上的一些典故作为自己辩论的佐证材料,从而达到了对历史知识的所学所用。教师要以“新文化运动”为核心,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辩论会活动,促使学生在辩论过程中,深入探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特点、目的、结果等,促使学生主动学习高中历史学科,有效增强学生课程探索能力、强化历史学习能力,进而更为全面、高效地展开课程教育教学活动,促进传统教学方法的改良。 (四)创设生活情境,营造活跃氛围 高中历史教师在实际教学的过程中,要在研究学生和教材的基础上进行生活化情境的创设,让学生在教师创设的情境中感受历史的魅力,感受学习历史给人带来的愉悦感,带领学生领略历史风骚,在教材中寻找生活化元素的历史知识,来实施教学。以此为切入点,创设生活情境,应用生活化教学方式开展教学活动,应用生活化的教学策略来提升学生对历史的感知。例如,观看一些战争纪录片让学生感受一些战争给人民生活带来的痛苦,感受战争的残酷血腥和暴力。让学生理解“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和平外交的重要性”,然后再借助生活素材,把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事物,或者历经洗礼,演变至今仍存生命力的事物融入课堂教学中,以此创设生活情境,调节课堂氛围,感受历史带来的真实。比如,在讲解世界近代中国史时,教师可以给学生播放有价值意义的历史题材影视剧《长津湖》。《长津湖》这部电影它是以中国近现代史上抗美援朝为背景,以长津湖战役为素材拍摄的。在这部影片中能感受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强大精神,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下不怕死的战斗意志,最终取得胜利。学生在观看这部历史剧的同时,体验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无所畏惧,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和战无不胜的英雄气概。对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和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高中历史教材中有许多需要学生记忆的知识点,且这些知识点都摘录在史书中,可以让学生感受到历史的真实性,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创设课堂生活场景,不但能学到历史知识,更主要的是能活跃课堂气氛,在情感教育及价值观教育上有所体现。教师要结合当前历史教学目标任务,参考历年高考试题考核方向,合理创设适宜的课程教学内容,有效优化历史教学过程,全面增强高中生的历史知识探究兴趣和动力,促使学生充分掌握历史学科知识要点与难点,全面提升高中生历史学科核心竞争力。 (五)提炼争议话题,展开交流讨论 在高中历史教材中,有许多史实值得推敲,其背后蕴涵了深刻的含义,对人有明智作用。教师在教学中对史实进行分析,以便加强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并加深学生的生活感悟。因此,教师要有效创设高中历史课堂“争议话题”交流情景,引发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争论”,让学生围绕争论话题梳理历史学科知识点,帮助学生掌握历史知识背景、时间、事件、结局等内容,加强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交流讨论成效。例如,教师可以从教学内容中提炼出具有争议性的话题,并升华到现实生活中,以此作为载体,让学生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对其进行分析,表述自己的观点。比如,在人物评价上,教师课题给出话题让学生去讨论“秦始皇的功劳大还是过失多?”针对这一话题,每一个学生都会有自己的观点和认识,通过学生的激烈讨论,最后教师用历史的观点和辩证的观点给学生做出总结。或者是针对历史上的每一次改革,让学生去讨论它的进步性和弊端,通过每一个学生的认真思考和分析,最后会得到一个大家共识的答案。为了把全体学生调动起来,使学生更为全面地对话题进行分析,高中历史教师可以把学生分成几个小组,并给不同的小组设置不同的立场,让小组学生站在相应的立场上结合实际生活对话题进行探讨,以此活跃学生思维。之后,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在小组中选出一名代表,阐述其观点,以此让学生从不同维度了解不同的观点,以便教师更好地完成教学目标。学生在以后的考试中也会用历史的观点来总结问题,从而会提升他们的历史成绩。提炼争议性话题,展开讨论也是历史生活化理念的具体体现,能培养和提升学生的逻辑思维、口语表达、语言组织等多方面的能力,可谓达到一举多得的效果。另外,在提炼“争议”话题时,教师要将学生思想观念与题目内容进行合理创设,以“争议话题”内容为导向开展交流讨论活动,进而激发高中生历史知识点应用兴趣,让学生逐步认识到高中历史知识的考核要点、重点等,帮助学生在脑海中形成紧密的历史知识网络体系,通过有效开展网格知识提取与应用能力,增强学生课程体验感,强化学生知识解答力,彰显高中历史系统性教学的价值与意义,展现生活化教学的实际应用意义。综上所述,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充分应用生活化教学模式可以让历史学科更受到学生的关注,使其可以用心去体验历史,感悟历史,了解人类历史文明的发展。学生学好历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培养学生“不忘本”的意识,从而促进其未来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学史可以明智,能使学生了解古今演变历程,可总结前人经验,借鉴前人智慧。教师要研究教学方法和教学技巧,以便增强课堂趣味性,更好地开展教学活动,提升学生学习高中历史的兴趣,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因此,历史教师应深入掌握生活化教学模式,并且科学应用,进而达成教学目标,为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打好基础。 作者:刘南江 单位:甘肃省陇南市康县第二中学 高中历史教学篇3 课堂教学评价包括教与学,教师的教学活动是学生提高学习效率的直接影响因素,教师要深化对课堂教学活动的认识,为实现学生学习能力的提升而不断优化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学生参与式的课堂教学评价是素质教育发展下教学评价的创新,有利于促进教师的教学,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一、学生参与式课堂评价的意义 课堂教学评价是指通过多个角度对课堂对象进行分析、评价,以实现课堂教学的不断完善。评价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包含了个体对事物进行分析判断的过程,在评价过程中,个体通过对事物进行观察、思考、咨询等综合性分析,从而增加对事物的认知。学生参与式课堂教学评价是学校教育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作为课堂教学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参与课堂教学评价,可以更好地实现师生间的交流,让学生反思自身的学习能力,结合教师的教学活动对自身发展进行深入分析和思考,从而提升自身的核心素养,实现全面发展。 (一)参与式课堂评价有利于缩小评价现状与评价目标的差距 在当前的课堂教学评价中,教师的教学评价方法过于单一,评价内容也多为“很好”“很厉害”等流于表面的表扬,教学评价不能真正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虽然高中历史学科教学中,课堂教学评价已经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化而逐渐改善,改变了原来只重视机械记忆和知识检测的评价方式,在评价的内容上更加注重学生的发展过程,但是这一转变还不能满足新课改要求下,建立师生共同进步的发展性评价机制的要求。在课堂教学评价过程中,教师更注重学生的学习结果而非过程,忽视了学生的情感变化和价值观的形成,只关注学生的成绩,在这一评价方式影响下的课堂教学活动中,学生的主体地位得不到体现,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课堂教学质量。学生参与式课堂教学评价可以有效地改善这一现状,缩小课堂评价现状和评价目标的差距,提高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热情,增加师生之间的沟通,从而更好地实现学生的发展。参与式课堂教学评价是教师在素质教育下对教学评价的创新发展。学生参与式评价就是以学生为中心,在教学活动中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在课堂教学评价中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在互动交流中了解课堂教学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促使教师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在学生参与式的课堂教学评价中,教师应积极发挥学生的能动性,在教学中寻找通过学生参与教学评价而创新教学理念的方法。 (二)参与式课堂评价是贯彻素质教育的有力保障 素质教育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为目的,主要是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思想道德、身心健康等,旨在提高其综合素质。素质教育是我国基础教育在新时代下的转型,在保证受教育者学习基础知识的同时,也更加尊重其主体地位,注重思维和能力的开发,从而实现个体的全面发展。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学习历史知识可以让学生锻炼历史思维,培养历史综合素养。而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学生参与式的课堂评价能有效地促进教师教学活动的创新和提升。在教学活动中,学生是评价的对象,也是评价的主体,教师根据学生的学习反馈和学习特点深入研究,设置学生参与式的课堂教学评价体系,不仅有利于教师建构完善的学生参与式评价标准,还能提升学生对课堂教学评价的参与感和认同感,从而实现教、学、评一体化的评价体系。 二、学生参与式课堂教学评价的特征 (一)评价主体的民主性 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活动中,评价主体的民主性主要是指师生之间的平等地位,教师和学生可以对教学活动共同发表意见,在这一过程中,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主导者,对教学评价过程要起到引导作用,学生作为学习活动的主体,应该在教师的引导下积极参与教学评价,发挥自身主体性的作用,帮助教师提升教学质量。学生的高中历史学习成绩,主要依靠学生的自主学习,教师只是知识的传递者,学生要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作用,在历史的学习过程中产生清晰的自我认知,从而更加主动地参与学习活动。在课堂教学评价中,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评价更有利于激发自身学习的动力。与传统课堂教学评价方式不同,学生参与式课堂教学评价,是将学生作为主动的参与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教学中教师掌握教学评价话语权的模式。但是,提升学生在评价中的地位,并不是削弱教师在评价中的主导地位,在高中历史学科的教学中,教师是保证学生有序、高效参与教学评价的关键。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课堂教学活动评价可以体现评价主体的民主性,学生是评价教学的促进者,教师是评价教学的主导者,在师生的合作下,可以提升课堂教学评价的有效性,促进教师的教学水平,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 (二)评价过程的整体性 在当前的教学中,教学评价不再是单一的个体,而是和教、学相互结合成为教学活动中的有机整体,在教、学、评相互作用下实现学生的高效学习和教师的高质量教学。学生参与式的教学评价,突出了学生在评价中的主体地位,评价不再是单一判断学生的学习结果,而是贯穿于学生学习始终的持续性过程。学生参与式课堂教学评价模式主要的过程体现为:教师教学、学生学习、学生参与课堂教学评价,教师完善教学、学生学习、再评价、教师再完善……在这一系列的教学循环过程中,教师确立教学目标,在课上传授知识,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在课上学习新知识的同时,记录教师教学中的不足以及在学习中需要教师改进的问题,教师和学生共同分析,从而在具体的实践中寻找解决办法,再根据改进后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学生在学习中再次进行分析和评价,如此循环往复。学生的参与式课堂教学评价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监督和促进作用,学生在评价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改进学习、实现目标,充分体现了教、学、评为整体的学习活动。 (三)教学反馈的有效性 学生参与式课堂教学最为主要的体现就是学生的评价反馈。在教学中,学生是教学活动中最为直观的体验者,学生对教学活动的反馈可以促进学生更高效地实现学习目标。教师如果不关注学生的教学评价反馈,学生的建议没有得到重视,就会导致学生丧失教学评价反馈的兴趣,从而使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降低。教学评价反馈的有效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学生的教学评价反馈要有具体的学习依据,而非主观臆断。教师和学生的主观感受可能会受到外部的影响导致思维固化,影响反馈的真实性,很容易使教师的教学出现方向错误的情况。第二,教学评价的反馈要注重学生的参与度。教师的教学评价反馈容易忽视学生学习的特点。因此,教学评价的主体应该是学生和教师,学生个体的反馈、小组之间的反馈等可以使教学评价内容和体系更加完善。第三,学生的课堂教学反馈要更加及时。学生在学习新的历史知识时,受到好奇心和求知欲的驱动,学习效率较高,在这一时期,教师对学生的教学评价反馈进行及时处理,可以有效地提升学生学习的参与感,从而使学生更加积极地参与课堂教学评价,形成学习和评价的良性循环[1]。 三、学生参与式课堂教学评价的目标和方法 (一)教学评价目标 1.充分结合教学评价促进学习 学生要有效地参与课堂教学评价,就要先树立正确的课堂教学评价意识,重视课堂教学评价,在评价过程中保持评价的客观性和准确性,从而使评价能为教师的教学提供更多的帮助,促进学习。首先,要确保教学评价的客观性,就需要学生明确课堂教学评价的意义,教师应引导学生加深对课堂教学评价的理解,从而更好地确立评价目标,即为什么要进行课堂教学评价,评价的作用是什么,应该怎样进行客观评价。学生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评价中,可以通过预习了解单元知识的整体脉络,教师在课上讲解相关知识时,学生可以根据自身预习情况,深入分析教师的教学内容,在学习过程中结合自己的理解进行客观评价。此时,学生可以对教学过程深入分析,在学习中收集可以体现评价的学习证据,从而使评价的过程和内容更加真实有效。同时,学生也可以进行小组互评或者自评来评价教师的历史课堂教学过程。在互评中,学生之间可以互相监督,及时发现自身的不足,实现同学间的相互带动。学生的自评也能更有效地发挥学生的个性,增强学生的自主分析能力。教师在课堂教学评价中,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可以帮助学生在参与评价的过程中不断强化自身的学习能力,完善学习方法,从而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主体性,提升课堂评价的能力。学生在评价中保持客观的态度,也能帮助学生调整学习状态,实现学习目标。 2.理解课堂学习目标 高中历史的教学主要是培养学生的历史学习能力和历史思维,帮助学生学会分析历史、正视历史,从而实现学生历史学科综合素养的全面发展。在高中历史的教学活动中,学生理解课堂教学目标,是学习历史知识时自我学习诊断的前提。学生参与式的课堂教学评价要求学生要了解历史学习目标,清晰地把握评价方向,才能实现有效的教学评价,从而根据教学评价和教师的反馈调整自身的学习状态。因此,在教学前,教师要明确历史章节的教学目标和教学任务。学生因学习基础和学习能力的不同,教学评价的质量也不尽相同,要实现学生有效的课堂教学评价,教师要根据不同学生的基础,设置不同层级的学习目标,这样既能保证教学质量又能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评价。一方面,理解教学目标需要教师充分考虑学习目标的层次性,循序渐进地促进学生的历史学习,要结合教材内容,从简单的记忆历史理论知识,到整体分析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设计不同难易程度的教学目标;另一方面,要引导学生保持历史学习的积极性,结合教师的教学内容和自身的学习能力,选择适合自身学习的目标[2]。 (二)学生参与式课堂教学评价方法 1.创设问题情境 高中历史知识内容多、范围广,包含大量的历史事件,需要学生对不同的时间、事件、人物、意义等详细记忆,教师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任务设计传统教学方案,会导致学生的参与性和主体性被忽略,不利于学生的学习。为使学生更好地参与到课堂教学评价中,教师可以创设教学情境。在教学前,教师可根据章节教学内容搜集相关的影视资料,为课上引入教学内容做铺垫。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关键人物引出历史事件,通过介绍历史的时代背景和阐释相关人物的性格特点,为学生创设教学情境。学生在这一情境中可以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在课上与教师积极互动,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在这一学习过程中,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学习情况,总结分析教师的教学过程,在与教师和同学的互动中形成评价证据,及时向教师反馈,从而使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评价,提高自身的学习能力。 2.合作学习 除了学生个体的评价外,还可以进行小组合作学习相互评价。历史不是单纯地背诵理论知识,而是需要学生充分进行思考,分析历史事件背后的含义,提升历史思维能力,并运用历史思维和历史经验实现更好的发展。学生个体的思维受到自身学习能力、学习基础等限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需要同学之间合作交流,实现思维互补、相互促进。在合作学习的过程中,学生可以实现对教师课堂教学的互评,学生对课堂教学内容学习越充分,参与的积极性就越高,在进行教学评价时的评价内容就越完善,学生自身历史学习能力的提升也会越显著。同时,教师对学生合作学习中得出的反馈评价也要及时进行处理,提升学生学习的自信心,使学生在参与中获得成就感和认同感,从而帮助学生在评价中进行自我约束、自我提升[3]。 【参考文献】 [1]郭佳.学生参与式教学评价在中学信息技术教学中的应用思考[J].科技风,2020(19):36-37. [2]黄一红.学生参与式课堂评价的调查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20. [3]杨廷强.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评价研究——以学生课堂参与为中心[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1(27):30-33. 作者:黄先全 单位:重庆市梁平中学
一体化教学论文:论析基于FMS的机电一体化教学培训系统开发 论文关键词:柔性制造系统;作业计划与调度;教学培训 论文摘要:基于FMS技术开发了模块化机电一体化教学培训系统,该系统有助于加深学生对机电一体化系统概念的理解,掌握车间柔性制造的方法,最后以作业计划与调度教学研究性、综合性实验为例,论述了该系统在培养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积极性的重要作用。 为使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机会将所学到的各门专业课的知识综合性地应用到接近于生产实际的过程中,为他们走上工作岗位后应用这种新的理念打下基础,学院除了建立适合于现代教学法模式的几个独立的专业实验室外,筹建了一个开放式自动化综合实验室。在这个综合实验室中,我们开发了一套完全接近于生产实际的模块化柔性制造系统,由省部共同投资。实验室的开放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系统组成具有开放性,系统中不同生产厂家的设备可相互兼容,便于以后扩展;二是实验室资源具有开放性,实验室可面向校内外各种层次的学生或培训学员,做到资源共享,扩大受益面。 1 FMS系统组成 柔性制造系统机电一体化训练设备,包含一条闭环柔性输送装置和六自由度并联加工中心(加工站)、三自由度数控雕刻机及其控制系统、四自由度上料检测站及其控制系统、搬运站、安装站、安装搬运站、智能分类站、现场总线、多层次立体原料库及其控制系统、多层立体成品库及其控制系统、自动化输送线及变频调速控制系统、PLC数据采集及物料监控系统、系统监控及管理控制软件。 工业控制计算机通过运动控制卡发送位置信号给旋转立体上料库电机驱动器,电机驱动器驱动步进电机旋转一定角度,实现零件位置对准,同时设置检测开关,通过PLC采集至计算机,判断托盘上相应位置是否存在零件。自动上料机器人将待加工物料送至加工位置后,系统驱动锁紧装置进行物料定位固定,上位机按指定程序控制六自由度并联机器人,进行零件前序的加工。在主界面中点击数控雕刻机控制按钮,进人数控雕刻机控制界面,三自由度数控雕刻机主要实现对工件端面的雕刻,通过用户编制G代码也可以用软件将模型转化为G代码,然后通过计算机的串口将G代码传到雕刻机,雕刻机执行G代码。 零件前序加工完毕后,计算机控制零件搬运机器人将加工完的零件搬运至下一工序的加工位置。 在主界面中点击立体仓库状态按钮,进人立体仓库状态界面。立体仓库状态是用来实时显示立体仓库仓位的占用情况,系统实时检测各个仓位的状态,然后系统给码垛机发指令决定码垛机下一次将装配的成品放人哪个仓位,操作者通过观察状态位的图标情况,操作者就可以知道哪个仓位是否为空,并且知道各个仓位物件的重量,通过生产统计还可以知道立体仓库一共有多少个成品,每一类成品的个数及总重量。 2系统特点 (1)包含多种关键技术及单元,使学生了解更多的知识;机器人技术;物流仓储自动控制系统;立体仓库;自动输送线;自动码垛机;物流仓储管理和监控;PLC控制系统;传感器技术;计算机网络通信技术和现场总线技术;计算机控制;网络化视频监控技术;数据库技术;多轴运动控制器;气动技术;步进电机及驱动;伺服电机及驱动;VC,VB等高级语言编程。 (2)结合机电教学,编制了的实验指导书,包含多个实验:为了方便教学实际使用,我们为系统提供了专门实验指导书,其内容涵盖机械、控制、机器人示教、插补、自动装配、码垛等多项实验,供本科生、专科生和研究生专业选开,教师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实验指导书的基础上增开设计性、综合性实验。 (3)交互式图形化操作界面:系统控制软件采用WINDOWS操作系统,具有交互式和图形化特点,操作简单易学,自动化程度高,使教师和学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可以掌握对系统的操作。 (4)丰富的状态反馈功能:通过计算机与各单元及传感器的通讯,将系统中各环节的状态显示在操作界面上,使操作者通过计算机随时了解系统各环节的工况、状态、运行数据,掌握系统运行状态。 (5)完善的生产及物料存储统计功能:根据现代柔性制造系统的特点及仓储物流的发展动向,不但在工作过程和原理上仿真实际生产过程,而且开发了生产及物料存储数据库,根据系统的运行随时记录和分析生产和存储数据。 (6)开放式系统结构:为了增强学生的参与性,系统采用了开放式结构,提供了完善的控制功能动态链接库和二次开发函数,不用了解底层复杂的时序和操作过程,只需要在VC或VB中简单的几行代码,学生即可开发出自己的运动或控制功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7)网络化视频监控:系统提供网络化视频监控模块,使操作者在操作系统的同时,也可通过电脑屏幕实时观看系统的实际运行状况。同时对于有条件的学校,可将控制计算机与校园网相连解,使更多的学生和老师通过网络观看现场实验过程,提高系统利用率,也可实现远程教学。 3如何应用FMS进行本科实验教学 由于近年来高校的扩招,学生人数大幅上升,而大型实验设备台套数少;而且大型实验设备的实验通常包括编程、上机、结果分析等,需要的时间较长。因此,大型设备开设的实验不能简单的照搬其它实验教学的模式。我们分别探索了以下几种模式: 3. 1开设综合设计性实验 本中心老师提出项目申请,参加学校实验室设备管理处组织的“工程实践”和机电工程学院组织的“机电一体化实训中心”项目。这些项目结合指导老师的科研项目,通过双向选择接受学校相关专业本科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参加。学生分为2-4人一组;在教师的指导下,首先查阅文献和学习FMS的有关知识,编制程序,上机测试;实验的内容根据项目的研究内容而定,一般涉及多种设备;实验时间根据老师和学生双方商定,实行弹性制,不拘泥于课堂安排的时间。由于学生人数少,在实验过程中可以做到师生面对面的随时交流。 例如:作业计划与调度教学实验。 “作业计划与调度教学实验”的内容是让学生根据给定的加工工件信息,设计一个单件小批量零件加工的“作业计划与调度”的仿真系统,使目标函数“最长流程时间”的值最小,然后对仿真结果进行验证。实验的目标是:使学生加深对“作业计划与调度”概念的理解,掌握车间调度的方法,培养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实验系统要具备以下功能: (1)提供一个很好的、有代表性的研究对象,也就是使学生知道他们是在那个车间、那个环境为加工那些工件设计“作业计划与调度”的方案; (2)提供一个很好的仿真环境及工具,用来建立仿真模型,使学生形象直观地看到车间调度的运行过程; (3)提供实现“作业计划与调度”的算法和软件开发环境,使学生了解并掌握该算法的原理,并在仿真环境中实现算法,得到仿真结果; (4)提供一个真实环境,如FMS车间或可真正运行的FMS车间模型,在此环境中对上面得到的仿真结果进行验证。 针对“FMS教学实验系统”只讨论一种特殊情况,即最长流程时间Fmax的计算先讨论n/m/P/Fmax问题,目标函数是使最长流程时间最短。最长流程时间又称作加工周期,它是从第一个工件在第一台机器开始加工时算起,到最后一个工件在最后一台机器上完成加工时为止所经过的时间,由于假设所有工件的到达时间都为零(Ri,I=1 ,2 ,3,…,n),所以Fmax等于排在末位加工的工件在车间的停留时间,也等于一批工件的最长完工时间C max 。 设n个工件的加工顺序为S=(S1 ,.S2 , ……,,Sn),其中Si为排第i位加工的工件的代号。以CK(Si)表示工件Si在机器Mk上的完工时间,Pk表示工件Si在Mk上的加工时间,K=1,2,3,……,m;i=1 ,2, ……,n, 式(1)是一个递推公式,当由式(1)得出Cm(sn)时,Fmax、就求得了。在熟悉以上公式之后,可以直接在加工时间矩阵上从左向右计算完工时间。对于某一工作地,在给定的一段时间内,顺次决定下一个被加工的工件。 3. 2开设选修课 由于学习FMS的有关知识,需要学生们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而且大型设备一般只有一套设备,要面向学生人数众多的本科生开设实验课有一定的难度。因此,我们首先开设了FMS的选修课。在讲授FMS技术的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开设FMS的上机实验课,学生分为3 -5人一组。由于课堂讲授FMS的时间有限,加之是选修课;因此,在实验课之前,面对设备再介绍一次设备的原理、结构和用途等,以加深学生的印象;然后指导学生编制程序、适当的上机操作,辅导学生处理实验结果。 3. 3为本科毕业设计提供实验 本科生的毕业论文是进行专业基本技能培养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方法、提高动手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不可缺少的过程。参加本科毕业论文的学生,有充分的时间利用所掌握的专业基础知识,解决具体的问题;因此毕业论文是本科生学习和掌握大型实验设备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4 FMS进行本科教学的体会和希望 4. 1 FMS进行本科教学的效果 通过上述三种方式向本科生开放大型实验设备,对学生选择专业有一定的帮助,也增加了学生参加推荐免试研究生和就业等的竞争力。例如,一名机电学院的学生参加了“FMS研究”项目后,对数控技术有关知识和应用有了一定的了解和兴趣,报考研究生时选择数控技术专业。另一名机电学院的学生参加“开放式数控系统的研究”,学习了切削图形设计、数控雕刻机及其控制系统等一系列操作,在老师的指导下自己操作选择刀具和切削参数,观察不同的切削过程,加深了所学的理论知识,熟悉了作业计划与调度的原理、立体仓库的基本操作;该生通过面试后顺利地被华中科技大学录取为研究生。 近年来为了适应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拓宽人才培养领域,在开设综合性实验项目和选修课时,也接受其他学院的学生。学生结束项目后,对所参加的研究工作非常有兴趣。 相比较而言,综合设计性实验效果明显好于选修课的实验。前者由于有充分的时间,我们摒弃了传统的验证实验的模式,采取了“双向互动”,教师以更多的精力启发学生的创造力,调动其主动性和积极性,发挥他们运用所学的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对这种实验模式,学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种实验教学模式,不仅拓展了学生现代科学技能的理论和知识;在实验方法,应用技能方面也得到了提高,为他们今后走上社会,服务于社会,缩短理论与实践的差距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4. 2存在的问题 通过参加上述教学实验活动,我们也发现仍有一些问题急待解决。实现大型实验设备的本科教学,需要一批技术水平高,有责任心和敬业精神的技术人员,并有相应的政策或办法加强大型实验设备管理和使用。一方面需要制定激励老师开展实验教学工作的政策,充分调动在岗老师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加强实验室老师的进修和业务培训,因为实验老师的业务水平将直接影响到实验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 在科学和教育飞速发展的今天,协作和资源共享对大型实验设备的使用提出了新的要求。通过开展上述本科生的教学实验活动,扩大了对学生能力培养的范围,提高学生的实验技能,激发他们的创新思维,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达到高校素质教育的目的。此外,也提高了大型实验设备的使用效率,提高了教师的学术水平和专业技能。 一体化教学论文:简析新疆高校民汉一体化教学改革的冲突与调适 论文摘要:民、汉双轨制教学模式长期并存,少数民族教学质量偏低现象客观存在的现状决定了“民汉教学一体化”教学模式是新疆高校未来办学模式的必由之路,实际执行过程中民汉学生之间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知识水平之间的差异既不容忽视也不宜强化。需要通过政策的协调来解决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促进彼此之间的相互适应和包容。 论文关键词:民汉教学一体化;新疆高校;教学管理;教学理念 “民汉一体化教学”一词最早见于新疆财经大学校长阿斯哈尔·吐尔逊的《依托“双语”教学构建民汉一体化教学模式》(语言与翻译,2010)一文,其意是指通过将各民族学生统一编班、统一培养方案、统一教学大纲、统一考核标准和统一毕业标准进行培养的一种教学管理模式。近年来,随着新疆义务教育阶段“双语教育”的逐步推广,“民汉一体化教学”已经成为新疆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改革的主流模式。目前为止,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新疆财经大学、新疆医科大学等新疆本土高校已全面推广“民汉教学一体化”的教育模式,但国内外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对高等院校“民汉一体化”教学组织形式以及管理模式方面的研究所见不多,对于民汉一体教学显示的优势及弊端的理论探索方面目前更不多见,各界学者关注的目光基本都停留在传统的以汉语授课为主的“双语教学”与“民汉合校”的培养经验和管理模式上。 一、民汉教学一体化的背景及成因 新疆自古就是我国多民族人口聚居的区域,长期以来,由于以农耕和商贸为主业的汉族居民相对集中地居住在绿洲城镇和交通沿线,汉族居民聚居区的教育设施也相对集中,而少数民族居民由于受人口数量、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等多方面的影响而在聚落分布上呈现点多、规模小等特点,所以少数民族群众聚居区的教学设施相对分散,少数民族居民受教育水平始终与汉族群众之间存在不小的差距。过去50多年来,针对少数民族教育改革的举措不断推进,但由于受教育领域长期推行民汉双轨教学体制并行的影响,新疆世居少数民族群众文化素质和科学素养偏低的现状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扭转。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一是少数民族学生在历年高考招生过程中无论是投档控制分数线还是相同科目(数、理、化等)的考试成绩均明显低于汉族学生;二是大部分民族教师专业素质和汉语水平较低,获取新信息的能力和主导课堂教学的能力有限,很难提高自身素质和教学业绩。由于受教师水平与教学设施两个方面的限制,加之民族教育领域长期使用信息承载量较低的少数民族语言授课,所以新疆高校所培养的少数民族人才难以适应新疆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深化少数民族教学改革、提高少数民族人才培养质量一直是新疆各界人士广为关注的话题。 经过长期的改革与实践,在新疆基础教育领域目前已形成“民汉合校”、“内地高中班”、“区内初中班”和“双语实验班”等多种教育模式并存的现状。“内高班”和“内初班”是双语教学模式的创新和发展,对新疆少数民族中小学的双语教学工作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但由于受办学规模和办学地点所限,难以成为新疆基础教育的主流模式。而“双语实验班”则因为其具有本土化和规模化的优势而逐渐成为新疆基础教育改革的主流模式。在高等教育领域,新疆高校不断深化少数民族教学改革,先后尝试了预科汉语分级教学模式、汉语讲授专业课模式、“23分段”或“113分段”教学模式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各项改革措施基本符合少数民族教学的特点和实际,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和社会影响。但是,上述各种模式均是在民、汉两个分离的教学系统中运行的,这就决定了这个模式下培养出的少数民族学生在质量上和汉族学生是有区别的;同时,上述模式基本上都是以加强基础文化素质为目的,代价是无形中削弱了专业学习和专业实践。种种实践证明,在民汉分离的双轨体制内少数民族教学改革的效能已几乎发挥到了极致,要进一步提高少数民族教育质量,必须彻底破除民汉教育双轨制,逐步实现民汉教学一体化。 二、民汉一体化教学模式与传统教学模式的冲突 1.民汉一体化教学管理与传统学生管理制度的冲突 由于新疆基础教育阶段教学模式多种多样,所以新疆高校大学生中既有“统招生”又有“民考汉”、“民转汉”、“蒙授生”、“双语实验班”等多种生源类型的学生。上述学生类型中,“民考汉”学生从小在汉语言环境中学习和生活,其学习习惯和思维方式与汉族“统招生”大体接近;“民转汉”学生在初、高中阶段一直在少数民族语言环境中接受教育和生活,但进入高校以后由于汉语基础较好而选择进入汉语言授课班级学习,这类型学生完全保留着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习惯,与同班级其他类型的学生很难融合;来源于内蒙古自治区且与新疆籍“民转汉”学生类似的一些学生被称之为“蒙授生”,这类型学生初、高中阶段在蒙语中学学习,平时上课以蒙语授课,但高考后进入汉语言班级学习,这类型学生有着与其他学生完全不同的学习经历和生活习惯;此外,随着全疆双语教学工作的大力推进和双语实验班生源学生高考招生计划的逐年增加,为数众多的“双语实验班”学生开始进入高校学习。实行民汉混合编班开展教学的初衷是为广大少数民族学生创设最佳的语言环境并享受到学校最优质的教学资源。为了达成上述目标,管理部门又制定了诸如“导师制”、“民汉合住”、“民汉结对子”等多种辅助措施。但由于各民族学生之间因为生活习惯、宗教信仰、饮食习惯等各不相同,导致各民族学生在班级中、宿舍中形成了各种小圈子,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课堂讨论,学生们都喜欢与自己本民族的同学抱团形成小集体,并不利于班集体的管理与班级文化的培育。民汉学生之间相互沟通、相互融合、相互理解、相互欣赏和相互尊重不够,尤其是少数民族学生宗教意识和民族意识相对突出,但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相当薄弱。民汉一体化班级中学生所具有的不同于以往的种种特点决定了以往的教学管理模式很难有效驾驭全新的班级体。 2.民汉一体化教学管理与传统学业评价模式的冲突 民汉一体化班级中,“民考汉”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比较系统地接受了汉语教育,所以在进入高等院校以后基本可以接受民汉一体化的教学进度和课程安排,但部分理论性和文化性较强的课程学习起来仍然有很大的难度。笔者针对新疆师范大学各专业“民考汉”学生期末考试成绩的一项分析显示:少数民族学生大学英语、高等数学、大学语文等课程的不及格率明显要高于汉族统招生。“民转汉”、“蒙授生”和“双语实验班”学生虽然通过自身努力达到了学校要求的汉语水平资格考试,但当他们接受汉语教学时还总是按照习惯的思维方式思考事物并用传统的模式反映事物,这种行为习惯导致他们在课堂和考试过程中应变能力较差,在面对新事物时常常表现出犹豫与迟疑,这种现状直接反映在学生学业评价环节中,如少数民族学生在课堂问答中很少可以流利使用专业术语,在笔试考试中对于论述性试题很难做出全面正确的答案,导致部分课程尤其是文化性较强的文科类课程很难取得较好的成绩,正常考试不及格情况较多,班级整体排名靠后。为了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新疆各高校都制定了一些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的优惠政策,比如免修大学英语和专业英语课程、降低少数民族学生课程及格标准、对于民汉学生期末考试试行差别化阅卷等等措施,甚至为部分少数民族学生期末考试成绩整体提高百分之三十等。但随着民汉教学一体化的推广及汉语言教学班级中少数民族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上述优惠政策渐渐失去了其可操作性。处于摸索阶段的高校教务管理工作者在没有制定出妥善有效的平衡措施之前,这类型学生特别容易心灰意冷,出现丧失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的情况。 3.民汉一体化教学理念与现行双语教学理念的冲突 与新疆高校大力推广“民汉教学一体化”不同的是,新疆基础教育阶段目前推广的是“双语教学”,双语教学是指用非母语进行部分或全部非语言学科的教学,其实际内涵因国家、地区不同而存在差异。在中国,双语教学是指除汉语外,用一门外语作为课堂主要用语进行学科教学,目前绝大部分是用英语。民族教育领域的“双语”教学则是指用民族语言和汉语进行教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资料显示:全区2010年学前和中小学(含职业高中)少数民族接受双语教育和民考汉的学生119.87万人,占学前和中小学少数民族在校学生数的48.0%。其中:学前三年少数民族接受双语教育和民考汉的幼儿37.16万人,占学前三年少数民族适龄幼儿数的56.5%;中小学少数民族接受双语教育和民考汉的学生82.71万人,占中小学少数民族在校学生数的38.9%。基础教育阶段大规模推行双语教学的主要目标就是培养民汉兼通的少数民族人才,但是目前在高等教育阶段“民汉教学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基本是全汉语教育,在绝大多数汉族学生无法掌握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情况下,新疆高校无法通过实施真正意义的双语教学来加强少数民族学生对于本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承。 三、有效推进民汉教学一体化的对策及建议 1.德育先行、树立学生的国家意识 新疆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培养适应新疆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民汉兼通型人才,所以新疆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具有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的爱国公民,要注重培育学生对国家和家乡的情感,这就要求学校要通过各种富有亲和力、感召力和影响力的思想教育和德育活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融入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尤其要贯穿于少数民族大学生培养和成长的全过程。不断弱化宗教意识和民族意识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影响,引导各民族学生不仅要做出众的民族人,更要做幸福而有尊严的中国人,把个人成才融入祖国繁荣和人民幸福的伟大事业之中,使得他们学习有动力,生活有希望,成才有保障。唯有如此,少数民族大学生才能真正融入到民汉一体化的熔炉中去,铸炼成对自己负责、对社会感恩、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2.因材施教、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 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正确的政治导向和宏观指导,还需要各类型专业人才的探索和奉献。少数民族地区高等院校为少数民族学生制定的各类优惠政策不是根本上解决少数民族大学生科学素养较低的手段,只有实施教育体制和教育管理机制的改革才可能真正培养出实用型、创新型人才。实施学分制为基础的选课制度是解决民汉一体化教学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冲突的理想办法。在学分制的基本框架下,有限制地实行弹性学制,建立学分预警及优胜劣汰机制,允许学生有自主选择课程、任课教师和修业年限的自由,或者在少数民族学生学习难度较大的课程优先实行选课制,同一门课程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实行教学内容、教学进度、修业年限的区别化。只有如此,各民族大学生才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合理安排学习任务和学习难度,允许优秀学生优先成长、中等学生保质成长、落后学生合格成长。 3.强化实践、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长期以来,少数民族学生由于受语言基础、教育基础、文化基础的影响和制约,不仅自主创新能力有限,而且学习、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能力也相对有限,这就决定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创业能力、持续发展能力都相对较弱。在理论创新无法付诸实施的情况下,改善的方法只能是不断加强和完善实践教学环节,让学生在生活中学习,在工作中学习。通过改善实践教学环节形成更加符合学校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及社会需求的人才培养模式,使少数民族人才培养质量得到充分保证。 新疆高等教育领域“民汉一体化教学”模式开创了新疆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改革的崭新局面,但目前的教学规模还不能适应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需要,还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双语教育的要求和期盼。随着学前和中小学双语教育条件进一步改善和高等教育阶段民汉一体化教学的进一步推进,民汉一体化教学管理需要进一步加强,民汉一体化教学行为需要进一步规范,民汉一体化教学理论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民汉一体化教学质量需要进一步提高,广大教育行政工作者和教育科研人员应该及早给予民汉一体化教学应有的关注。 一体化教学论文:浅谈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专业英语》教学改革 【论文关键词】机电一体化 专业英语 教学改革 词汇 【论文摘要】本文作者针对机电一体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当今社会对机电一体化专业毕业生的要求,论述了《专业英语》教学的重要性。并结合自己的实际教学经验,阐述了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专业英语》教学改革的具体措施。 随着科学技术和人类社会的进步,机电一体化的概念内涵也在发展,新的机电一体化产品不断问世,一些企业的设备和产品的使用手册及说明书都是用英文编写的,其中包含许多专业术语和专业知识,所以仅懂普通英语是不够的。从长远来讲,如果不懂专业英语,将来毕业后将无法胜任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从短期来讲,招聘单位已经把专业英语作为衡量应聘者能力的一个标准。从近两年的招聘反馈信息可以发现,如果专业英语学不好,学生找工作将面临困难,更难找到好工作。因此,掌握专业英语知识变得十分重要。笔者在进行《专业英语》课程教学过程中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 一、合理选取教学内容,精心安排教学进度 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专业英语》教材主要介绍工程材料、机械零件、切削机床、液压与气动、电子线路、电机技术等机电一体化专业的基础知识、专业词汇、专业术语及专业英语的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等。由于内容多、知识面广、课时有限,在授课过程中,要结合专业培养目标及学生所学的专业课程合理地选取教学内容,精心安排教学进度。具体来讲,对于一些次要和简单的内容可以不进行课堂讲解,由学生自学。比如电子线路作为学习专业课的辅助内容,可以安排学生自学,教师答疑;工程材料、A/D D/A转换、接口技术这几部分内容相对比较少,每部分可以安排2-3个学时,做到精讲精练,掌握重点;而数控技术、电机技术、机械零件这几部分内容作为机电一体化专业的重点内容,要重点讲解。此外,专业英语的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的讲解应融合到每一堂课当中,以每课中的长难句作为例句,既有利于学生理解课文,又完成了教学任务,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教学进度的安排上,在学生刚开始学习《专业英语》时,由于学生初次接触专业英语,教学进度要放慢,而在学生逐渐了解了专业英语的特点、句子结构特点以及一些基本的专业词汇后,可以加快教学进度。这样根据学生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合理选取教学内容、精心安排教学进度,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吸收和理解。 二、现场教学 专业英语不同于基础英语,它偏重于专业知识,特点就是理论与现实紧密结合。以前我们的教学仅局限于教室,学生仅仅从课本上获得一些抽象的专业词汇和语法知识,离开课程后对所学的知识没有太深的印象。为了加深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理解和记忆,笔者在专业英语教学过程中尝试了现场教学,将课堂内封闭的英语学习与现场结合起来,一方面可以将专业知识融进英语教学当中,在获得语言知识的同时,也学习了专业知识,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职业素质;另一方面能加强教学的互动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在讲解《Alternating Current Motors》和《Engine Lathe》时,教师可以带领学生走进机电实训室和实习工厂,对照实物,模拟现场所使用的有关用语,结合专业知识,避免了专业英语教学脱离现场实际的空洞乏味,将抽象和形象思维灵活运用在教学中。教师设置不同场景,与学生进行简单的对话。通过简单的问答,学生易于将具体部件与专业词汇、术语联系起来记忆,印象深刻,学习效果好。同时学生很容易理解电机启动、调速、反转的原理和机床的组成及各部分的作用。 三、实物教学 有些章节所讲述的内容,可以通过实物教学帮助学生理解课文。通过实物教学,学生可以将生动直观的视觉信息与课本内容有机结合起来,加深对全文的理解。在学习《Types of Gear》和《Rolling-Type Bearings》时,可以从模型室借来各种齿轮和轴承的模型,逐一介绍齿轮和滚动轴承的种类。为了巩固所学内容,教师每拿出一种齿轮或轴承的模型,让学生用英语说出其属于哪一种齿轮或轴承及其特点。通过这种教学方式,可以加深学生对专业词汇和实物的联系,便于记忆。 四、多媒体教学 多媒体教学已经成为现代教学中不可缺少的教学手段,是衡量高等学校教学手段是否先进的标准。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可以提高教学效率,增强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丰富学生的专业英语知识,提高学生学习专业英语的兴趣。在学习《Flexible Manufacturing Systems》时,为了让学生理解柔性制造系统的定义,将柔性制造系统与那些自动化但不具有柔性的系统相区别,笔者制作了Flash动画,通过动画演示,很容易就使学生接受了所学内容,并且课堂气氛活跃。 五、“教”与“学”互换 所谓“教”与“学”互换,就是在教学过程中安排这样的环节:学生走上讲台,而教师坐在下面听学生讲课。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选择合适的章节,把学生分成几组在课后准备。下次课时要求每组派代表走上讲台讲课,教师给予补充。通过这种教学方式,可以锻炼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发挥集体的作用和学生的创造力。同时学生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可以培养自身的学习能力。笔者在《Motor Care and Maintenance》这一课尝试了“教”与“学”互换的教学方式,当时课堂气氛非常活跃,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课后学生表示,他们查阅了大量的电机操作与维护手册以及专业词典,学到了很多知识,锻炼了自己的学习能力。 六、加强听说训练 专业英语教学要加强听说训练是培养高级技术应用型人才的需要。虽然阅读和翻译能力是专业英语教学的重要任务,但不应因此忽视学生听说能力的提高。如果说基础英语阶段的听说训练,着重培养学生在日常生活和一般社会活动中所需的听说能力,那么,专业英语教学就应当在此基础上,向专业技术应用领域延伸和发展,培养学生在技术应用领域内对外交流的听说能力。专业英语教学作为整个英语教学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遵循英语教学的客观规律,使“立足实用、强化能力”的口语式教学方法贯穿到整个专业英语教学中去。 七、搜集资料,扩充学生的知识面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大量机电一体化产品不断涌现出来,为了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要求在专业英语教学过程中,搜集一些新技术、新产品的英文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本专业的知识前沿,扩充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增强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一体化教学论文:关于“实施教学案一体化教学”的总结 今学期开学初,我们在学案导学的基础上,为了提高课堂教学效益,大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积极探索教学案一体化教学的新路子,采取的主要措施如下: 1、 在“双三课”活动中,积极推行教学案一体化。 要求各科教师以备课组为单位进行说课、观课、议课。首先,执教者写出符合教学案一体化要求的说课稿,在讲课前抽出10分钟左右的时间,向参与观课者进行说课,主要说自己对教材的把握与处理、教法设计、学法指导、教学流程等。 其次,要求执教者写一份教学一体化教案并按照教学一体化要求进行授课。 第三,要求执教者在课后写出个人的反思,观课教师重点评论执教者教学案的实施情况以及教学案一体化对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作用。 第四,要求同学科组其他教师人人上一堂教学案一体化过关课。 最后,同学科组青年教师再上一堂研究课。 2、 开展了以“教学案一体化”为主题的课例研讨活动 各科教师以备课组为单位,由一位执教老师按照教学进度选一个课题充分准备,在平行班内进行“三课、两评、一反思”式课例研讨活动,研讨的重点放在教学案一体化的运用上,观课、议课的视角为:教学案一体化的教学设计、课堂流程、实际效果等。要求参与教师认真观课、议课,联系自己的教学实际深刻反思,找出改进的办法。 3、以备课组为单位开展了“教学案一体化教学”的课题研究,学校对课题的申报、研究过程、阶段成果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指导与评价。 4、充分利用网络资源,组织广大教师进行了教学案一体化有关知识的学习。 5、在教学案一体化活动中,教导主任、教研组长、备课组长率先垂范,加强了业务活动的监督与指导。 以上只是我们学校一些不成熟的做法,与兄弟学校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我们将充分利用联片教研这一平台,多向兄弟单位学习,取人之长、补已之短,以使我们的教学案一体化教学更进一步! 一体化教学论文:电气技术专业一体化教学改革的两大关键点 摘 要: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体化教学的含义与实质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虽然其概念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提出,但本文要探讨的电气技术专业一体化教学,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体化教学,而是要把重点放在职业能力与职业素养提高上。 关键词:电气技术专业;一体化教学;职业能力;职业素养 一、重视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 技师学院电气技术专业要培养的学生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呢?是达到初级维修电工水平,还是高级维修电工水平,甚至更高的技师的维修电工水平?这些笔者认为都不实际。我们太注重证书的取得了,实际工作中,一本证书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电气专业毕业的学生,毕业后灯泡都不会装,但他很可能还取得了中级工的证书。这对我们从事职业教育的人来说,是个莫大的讽刺。电气技术专业所培养的学生应掌握各种生产设备的专业基础理论、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也要熟悉常用电气设备的工作原理,并具有从事生产设备的运行、维护维修、电气设备管理等能力。这些能力的培养,统归于职业能力的培养,当然职业能力也包含了学生的自主学习的能力。 现在我们所提倡的一体化教学模式,就非常注重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与职业素养的提高。它将学会学习、学会做人、学会共处等社会能力融入到一体化课程体系统中。在推进电气技术专业一体化教学的过程中,我们要围绕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与职业素养的提高这两方面来进行。要改变以往的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首先要从老师方面进行转变:教学不再是老师教、学生学,老师教什么学生学什么,而应该是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引导学生自主学习,通过对具体工作任务的,让学生在工作中学习,而这个工作任务就是我们学生以后工作岗位上的具体任务。因此,老师必须熟悉这个工作任务,下企业去找相关的典型的工作任务。教师在设计工作任务的时候,既要让学生感到自己好像置身在企业工作,又要将原先的理论体系贯穿于整个工作任务中去。 职业能力同时又包含人际交往能力与团队协作能力。这些能力的培养在以往的教学过程中往往是被忽视的。电气技术专业在推进一体化教学改革中,要特别注重在分组讨论、分组汇报环节方面加大培养力度。以往我们遇到的情况是,学生毕业后,除了拥有一定的专业技能外,根本不善于推销自己,更别说团队精神了。而一体化教学模式中的分组讨论、分组汇报环节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二、加强学生职业素养的培养 职业素养是学生毕业后想进一步发展的基础,电气技术专业在推进一体化教学改革中一定要把职业素养培养贯穿于学生学习生活的全过程。强化职业素养的培养,学生才能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理想。在管理中,我们可以引入企业的7s标准,做到专业工具有序摆放、实训场地干净整洁及劳保用品正规穿戴,这些都反映了劳动者的职业素养。还可通过聘用企业的优秀人才来为学生上课,给学生树立学习的榜样,提高职业素养培养水平。当然,学校更要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使他们增强抗压抗挫的能力,并善于从逆境中寻找转机。一体化教学中的学业评价体系统,可以为学生职业素养的提高提供建设性的帮助。采用一体化教学方式,可以对每个教学环节进行评价,既可自评,也可互评。在自评互评中,让学生找到自身的不足,并乐于接受他人的意见,善于发现自身的优缺点,从而提高自身的职业素养。 一体化教学是一种多元化的教学活动,一般情况下是借鉴了发达国家的教学经验,这种教学模式的优点显而易见,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还要根据我国的国情酌情变通。比如说一体化教学需要占有大量的资源,同时对专业教学老师要求非常高,不仅在教学手段上要多元化,在专业知识和专业资源上也要渊博化,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在教材以及工作页的开发上要有很高的创新能力。工作页的编写更是一体化教学中的核心内容。电气技术专业一体化教学要想取得较好的效果,必须要有好的工作页来支撑,而工作页也是区别于其他教学模式的一个最重要标志。工作页中典型工作任务的设计更是电气专业培养优秀学生的关键。对于现阶段意义上的一体化教学,笔者学校还在探索中,从电气技术专业开始实施,有很多环节还有待我们去验证。让我们一起努力,为我国的职业教育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作者单位:金华市高级技工学校) 一体化教学论文:园林专业一体化教学模式的探究与实践 摘 要:园林专业的传统教学模式,通常只是注重理论课程的研究而忽视了实践带来的真正效果,因此理论与实践脱节,导致学生对一些专业知识的不熟悉以及无法将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当中,成了园林专业教学模式的一大问题。“理论与实践一体化”是教学模式的一种改革,也将推动我国园林专业的发展和应用。 关键词:园林专业一体化;教学模式;探究与实践 1 传统教学模式的现状和问题 大部分学校都是先学习基础课,之后再进行专业课的学习,这种教学模式以整个学科开展,通过学科的特点展开教学,突出了整个学科的理论性,科学性和系统性。但是先进行理论课,后进行实习课两个单独进行,过分独立,例如,学习过程中导致学生对专业课学不懂,实习课不会做,使学生产生了厌学情绪。同时,在教学的反馈中,以个人的卷面成绩判断个人学习好坏。学习好坏使老师将学生只是当作了一个受教育的客观对象,对于学生的将来的发展似乎没有很好的帮助,约束了太多学生的自由发展和动手实践的能力。这些例子都是传统教学模式的现状和问题。 传统园林专业知识注重学生的理论知识,将书本知识讲的透彻以便能达到能够熟练运用的目的,但是由于进行实践活动往往很复杂,很难掌握用这些理论解决实际出现的问题。例如,在最近社会出现的各种高学位无经历的毕业生,都是因为在学习知识中追求理论的精确,而忽视了实际出现的各种问题的综合。因此,很难将这些实际问题具体解决。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过分重视和依赖老师的地位,忽视了学生在学习中的融会贯通。只是一味重视知识的传授,并用成绩衡量一个学生学习知识的态度,却忽视了学生园林技能的发展,没有一个实践的空间。只是注重知识和理论的讲解,尽管理论知识很清晰,却没有使学生的园林技能形成。园林更注重的是操作,动手实践的能力,而非理论的要求。只是通过老师的要求,整体性地完成某一项任务,不断地使学生个性逐渐磨灭,最终导致的结果必然是一样的思维,一样的结果。在当今社会,创新是社会发展的源动力,没有创新的思维,怎么能够发展我们的技能,想多方面开展呢?最后传统的园林专业教学最突出的弊端就是只注重课堂的教学效果,而非实习现场的训练,这就导致学生知识很丰富,能够通过理论去进行实践,但是过于死板,不懂变通,变得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繁琐化。因此,在园林的工作中就会逐渐丧失积极性,只是变成一个靠书本工作的人。 这些结果都是传统教学中的问题,也是为什么会有很多学生厌学,没有积极性的原因之一。为了解决教学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传统教学模式应该改变一下,来考虑学生的发展。 2 园林专业一体化模式的探究 “园林专业一体化”必须以培养学生能力,注重学生个性培养为中心进行教学,将能力摆在首位,以理论知识为媒介发展学生的能力。我大体可将教学模式分为3个层面。 2.1 理论知识的循环过程 老师对学生明确教学任务,对学生进行指导,与学生一起进行学习,但是老师还是主导地位,对知识讲解,分析,督促学生积极学习,并对学生学习中出现的错误及时提醒并纠正,同时也要鼓励学生大胆地回答问题。可以说,这个阶段和传统的教学模式没有太大的不同。但是之后的阶段却体现出了教学模式的不同。随着课程的学习,老师要逐渐从一个主导者变成一个引导促进者,把主体变成由老师变成学生为主体。知识由学生为老师进行讲解,老师则对学生讲解中出现的问题纠正,不然很容易让学生产生惯性的思想,并因此影响学生以后发展。无论是第1阶段还是第2阶段都是很重要的,一切为了学生能力的培养,这就是一个循环。在这个循环体系之中成功进行的话 ,就很大程度解决了传统教学模式下出现的弊端,也在一定程度把学生从课堂到园林的过程拉近。 2.2 学生能力的培养 能力是新的教学模式核心的问题,必须为了这个问题而开展教学过程。在教学之中,必须让学生学习应用型理论知识,并经常将理论和实习的课程结合,体现园林一体化的原则。在授课过程中,老师要讲实用性,技能性较强的知识,对于那些有深度,难理解的内容可略讲,甚至是不讲。例如,在教学内容上,老师要对园林行业的现状进行分析和讲解,在技术层面上,新的技术和设备要及时为学生展示,紧密地联系实际生活。 2.3 培养对于学习的积极态度 传统模式的弊端,使许多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丧失了,要重新调动积极性,就必须依靠老师的课堂表现和教学内容的生动性,使学生实习期间好好地了解将来应该做什么才能让学生认真的学习知识。 3 结束语 传统园林教学模式的弊端已经让很多学生成为了受害者,因此实习“园林一体化”已经成为将来的教学趋势。一体化产生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使学生更加扎实地掌握了理论知识,同时能力的发展更是极大地培养了起来。学习积极性由学生主观调动,同时产生了学习的乐趣。一体化教学模式真正的是结合学生能力的发展,对于将来学生工作情况有很大的帮助。 一体化教学论文:理论与实践一体化教学在数控专业中的探讨与应用 摘 要 数控技术应用专业在教学方法上应用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教学,探索理论与实践相融合,并根据课程改革中的师资队伍、课程设置、实训条件、配套教材等进行探索与应用。 关键词 数控 理论与实践 应用 现阶段的数控技术应用专业的教学方法已经打破了原来的传统教学模式,大体上概括有理论与实践一体化教学法、项目教学法、任务驱动教学法、合作学习教学法等教学方法,从这些教学方法来看,单科独立式专业课体系,已不再适应现代数控技术教育课程体系建设中,以职业发展为前提下,出现了综合化和模块化的课程体系建设,根据校企合作的实践经验,企业对劳动者的具体要求与学校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融合,把学校、企业、学生三位一体化,既结合学生的个性发展需求组织学校的教学,通过合理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使教学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达到企业用人的需求。从现阶段的教学效果中,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教师队伍双师型、课程设置模块化、实训基地企业化、自主研发实训教材。 1 教师队伍双师型 “双师”型教师标准的界定:一是必须持有双证。即相应学段的教师资格证,所教专业相应等级的行业从业资格证。二是应具有“双素质”。即应有人民教师高尚的师德师风及渊博的专业文化素质,应具备相应行业的职业道德及熟练的实际操作技能本领。三是应具有“双能力”。即教育科研能力,行业管理和技术革新能力。数控专业的双师型教师从专业技术上应具备以下几个方面能力:工艺分析及手动编程教学能力;实际操作数控设备能力;维护与维修机床能力;自动编程教学能力;仿真加工能力;教材研究开发能力。从综合素质上应具备:有较高的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对行业职业的认识、基础知识能力,并能应用于不同性质和层次的教学环节中;善于接受新知识、新信息、新观念,创新的技能,指导学生开展创新实践活动。现阶段的双师型队伍建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送专业教师到各数控设备公司培训,结合数控机床生产、研究开发等,让教师参与其中,让教师的理论知识充实到公司技术创新当中;加强校企合作,派专业教师项岗锻炼,到企业积累行业工作经验,弥补专业实践在工作中的不足等。 2 课程设置模块化 数控技术专业课程设置与开发应以人才需求为导向,应适应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提高效益的需求,也要适应扩大就业和再就业需求的需要;应从培养高技能应用型人才,围绕岗位需求和品德修养等内容进行,以服务社会为基点。结合企业实际需要、学校教学条件、职业教育规律进行优化,把学生实际掌握操作能力最大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最大化,针对现有的岗位需求来设置模块化,又必须具有一定课堂适应性的课程体系。模块化课程体系的优点在于:可以增强课程的灵活性;便于不同层次教学阶段的课程衔接;并突出“适用性”和“针对性”;采用“精简、压缩、增加、综合”的方法,精简重复交叉的内容,压缩非重点内容,把培养综合能力所需知识点加以筛选综合,形成新课程。把新课程用模块化教学的形式进行设置,确定教学大纲,在大纲里必须确定每个模块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和要求,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掌握特定技能。从工种上分可分为金工实训教学模块、数控车实训模块,数控铣实训模块、加工中心实训模块。以数控铣实训模块为例:此模块的目标确定让学生达到数控铣操作工高级工技能水平,使部分学生能够参与市级、省级以上技能大赛。此模块包括绪论、简单轮廓类零件的加工、典型零件的孔加工、型腔件与槽类零件的加工、计算 机自动编程等项目来实施教学。 3 实训基地企业化 实习基地建设是学生培养过程中重要的实践环节,是理论联系实际,获得实际工作知识和技能的重要途径。它关系到学生经过专业基础理论教育后专业能力的养成,而稳定的实习基地是专业实习的质量保证。依托数控专业能力形成的实习教学环节设计,学生在校实习过程中所应具备的能力培进行培养。数控加工实训的教学要有与数控专业和在校生人数规模相适应的设备和学习场地。把实训基地与企业生产规划作为参考,强调企业的生产空间和生产时间,这就要求保证作为课堂的实训场地要有各类工位,和与生产相配套的必要的教学设施。按照“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完善校内外实习实训条件教、学、做”合一课程建设的要求,建设能够满足在校生实践训练、教师培训、职业技能鉴定、就业与再就业培训需求的校内实训基地。依据数控技术应用专业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的需要,建设校外实训基地并加强内涵建设。通过引进企业管理模式,借鉴企业管理方法,形成企业的职业氛围,可以形成企业文化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培养职业意识、职业素质。为进一步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培养学生掌握数控机床操作、编程、调试及维修等实际动手能力,使学生在掌握数控机床操作、编程的同时,学习了解数控机床的电器控制原理和主要电气元件的工作原理,培养学生对数控系统的简单调试与电气故障的诊断、排除能力。 4 自主研发实训教材 我校根据企业岗位的需求,调整了课程中的理论、实验和实训课的比例,并结合理论与实践一体化教学观点,根据对数控技术应用专业原有的理论与实践课程结构、体系、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改进。推出了教师以课程测评的形式,教师根据所教授的课程编写以项目为引导、以任务为驱动的理论与实践一体化实训教材。在选择课程的实项目时,应以提高学生专业综合能力方向考虑,通过企业调研、了解岗位需求、再根据本校实训场地的工位进行教学任务和目标的构建,将理论课程的知识点分解到实践教学任务中去。对内容的选取根据企业实际生产需求、学校实训条件、竞赛必需要用为原则进行适当的调整,结合“双证融通”的人才培养模式,把职业资格标准融入实训教材中。 理论与实践一体化教学改革在数控技术专业实践教学中不断探讨,灵活应用,为我校职业能力测试的职业教育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教学改革中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不过,改革需要融入更多的新职教理念,更多的教育方法,更快地转变思路,拓展思维。我们在进行职业能力测评的过程中,不断探索、不断发现、不断更新、不断完善、不断总结。使理论与实践一体化教学法和其它教学法都可以在数控技术专业中应用。 一体化教学论文:“教、学、做”一体化情境教学在高职《财务管理》课堂中存在的问题 【摘要】在《财务管理》中应用情境教学,能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并且为培养学生的创新性和学习能力打下很好的基础。但在实际教学应用中也出现了不少的问题,本文就这些问题在实践中进行了探索与思考。 【关键词】情境教学 财务管理 存在的问题 “教、学、做”一体化的情景教学模式是在教学中把课堂教学转向工作情境,以工作任务为引导,将原来分割的理论教学和技能培养融为一体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极大的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增强了学生的自信心、培养了学生的成就感,解决了会计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脱节等问题。但是在实际应用中,有些教师们没有领会情境教学的精神实质,只顾生搬硬套别人的成功经验,导致情境教学方法使用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现结合一体化情境教学在高职《财务管理》课堂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探索与思考。 一、目前的情境教学还没有脱离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主体地位的授课模式 在《财务管理》课程教学中,情境教学基于不同的工作项目,教师有意识地依据教学内容、教学重难点、教学条件及教师自身情况,融入个人主观意图而预先设计安排好的,其创设与营造情境的主体都是教师,而学生只是情境的参与者和被动实施者。因此,在这种情境教学中,学生的认知体验都是在教师设计的教学思路牵引下进行的,大部分时间学生都处于被动接受的从属地位。这就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教师的依赖心理越来越重,大大削弱了学生体验过程中的主动性和参与性,到后来“教、学、做”情境教学又演变成了教师的一言堂。 高职学生是通过高考年满18岁,思维较活跃的学生。因此,为了使学生在课堂情境教学中能够更大限度地发挥主体性作用,则情境的创设必需建立在师生互动交流的基础上,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当努力建立一种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师生关系,形成民主和谐的教学气氛,从而真正实现学生情感体验的主体性和自觉性,让课堂教学在学生、教师、情境诸因素的互动过程中开展,促使学生的认知情感达到最佳状态,主动投入,主动参与,获得主动发展。 二、情境教学的作用缺乏持久性 目前,《财务管理》教学中情境的创设,大多被用在讲授新课之前的教学导入,情境的创设也主要集中在教学的引入部分,即教师在讲述某部分知识之前,通过运用预先设计好的案例、项目和任务,创设或再现与本节教学内容相关的情境,通过特定情境问题进行渲染,以引起学生的好奇,让学生怀着探究欲望,进入后面主要教学内容的学习。利用情境导入新课,一旦达到了通过预设情境,引入教材内容的目的之后,教师便往往依旧恢复到传统的课堂教学框架中去,继续按照原来的教材知识序列按部就班地组织教学。应当看到,这种单纯以创设单一情境作为教材内容的引入,没有将预设的情境与教学内容完整、有机地结合起来,仅仅暂时起到了引起学生获取知识的好奇心与求知欲的作用,很难使学生对学习内容产生更持久的兴趣和探究。因此,教师必须通过所创设的情境来营造学生在课堂上的情绪体验氛围,并使之贯穿在整个课堂教学过程中,使学生的认知情感有序深入地进行。 三、情境教学应用的教学方法易流于形式 受诸多教学因素的影响,《财务管理》教学还主要集中在课堂教学,为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所以在教学中往往在形式上追求花哨,教学手段与教育理念往往是貌合神离,徒有形式,没有实效,有的情境与教学内容根本不相配套,完全是为了形式而形式。比如说,创设问题情境是课堂中用的比较多的情境,也是教师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往往教师引导学生提问,让学生质疑,有时学生质疑的问题确实很到位、很有代表性,可是老师往往不在意学生的思维,总是按部就班的把学生引导到自己事先设计好的教学环节上来,学生的质疑、探究实际上就是一个形式。再如,有些简单的问题,本身学生自己就可以突破的,却要进行小组讨论开展所谓合作学习情境,而有些问题恰恰是应该提供充足时间,让学生充分的开展讨论、交流的,可是为了赶时间又草草结束。确实情境教学对时间的要求比较高,教学课时是非常紧张的,所以在创设情境前就应该把时间因素考虑进去,结合教学的实际情况创设恰当有效的情境,且不可流于形式。 四、多媒体的使用易走入误区 当前,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更新变化 多媒体技术对教学的辅助作用日益显著,多媒体教学还可以提高课堂的信息容量;缩短教学时间,提高教学效率;实现学生学习方式的多元化。精美画面还可以给人以美的享受,陶冶学生情操,提高课堂教学的生动性。 但同时很多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也感到,虽然与传统教学形式相比较多媒体教学具有明显的优势,在教育教学中己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可在实际运用中也存在诸多的问题。例如多媒体课件过多的注重了教师的“教”,而忽视了学生的“学”,不利于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发挥;多媒体课件的制作过多的注重画面的精美,而忽视了对教学重点、难点的突出;整个教学过程过多的运用多媒体进行演示,教师成了“讲解员”和“操作员”,易使学生产生视觉疲劳、注意力不集中,而且还忽视了教师和学生的情感交流与互动;学生的注意力和兴趣过多的集中在生动形象的画面中,忽视了对教学内容的学习和关注;多媒体演示的过程中,往往画面的变化速度过快,忽视了应给学生留有一定的想象、思考时间。没有让情境为教学内容服务,多媒体教学的众多“辅助功能”,就成了“喧宾夺主”。 利用多媒体创设教学情境,是要结合教学目标、教学任务、重点和难点,适当、合理的采用多媒体创设教学情境让情境为教学内容服务,而不能“喧宾夺主”;要明确多媒体只能充当教学的辅助功能,目的是为了提高教学效果,不要为了多媒体而使用“多媒体”。 五、如何组建情境教学小组存在不同意见 情境教学比较注重为学生创设小组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等互动的开放性的教学情境,可是针对学生的分组方法,教师的看法是不同的。有的认为不应该把学习较好和学习较差的学生搭配起来平均分配小组,因为好生和差生的学习程度和能力悬殊太大,不利于相互交流和讨论。好生不愿意和差生一起讨论和听取差生的意见,认为他们是不会有什么有价值的观点或想法的,而差生也会有自卑感,不愿意和一些好同学一起讨论。有的教师认为应将好生、差生搭配好平均分组,这样有利于优势互补,对于学习好的同学有利于锻炼他们的组织领导能力,差生也可以从好生身上有所收获。有的教师认为我们不必要拘泥于教室的座位布局,也不要自行为学生分组,给学生自由组合的机会,最初这样可能会造成课堂教学的混乱,但几次以后学生就能够很快有条不紊的进行小组学习活动了。 笔者认为每一种想法都有利有弊,最好根据教学的实际需要尝试运用多种分组方法,并灵活结合使用。高职学生来自于不地域,各地区的经济、人文环境、生活习惯都不一样,当然他们的思维方式都有所不同,教师在分组时要有所干预,尽量不要让思维习惯相同的学生分在一组,让不同地域、不同思维的学生分在一组,有助于学生的思维的激发,有利于学生优势互补。 实际的教学证明,实施情境教学能够较好地解决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脱节的题,缩短与企业岗位需求的距离,有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和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因此高职财务管理课程的情境化教学改革任重而道远,高校教师应加强教改理论的研究和学习,创新教学模式,切实应用到课程教学工作中,不断探索和积累经验,提高教学业务水平,通过教改理论与实际工作相结合,解决高职《财务管理》课程教学中的存在问题,总结出该课程情境教学的最佳方法与模式。 一体化教学论文:中国现代史课“教学练做”一体化模式的构建与实施 “教学做合一”是教育家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精华所在。这一理论十分重视“做”在教学中的作用,他明确指出“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提出“要想教得好,学得好,就必须做得好”。[1]国家教育部在2006年颁布的《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中明确指出:要“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融‘教、学、做’为一体,强化学生能力的培养。”由此可见,“教学做一体化”不仅是教育家首推的教学理念,也是当前教育教学改革的核心内容。 作为培养中小学教师为主要目标的高师院校,为适应基础教育新课改对高素质高技能教师的需求,通过教学,培养出合格的“会写、会讲、会教”的中小学教师,已成为当前高师院校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历史使命。为此,我校基于教师教育类专业发展和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的需要,提出了教师教育专业“教学练做”一体化的课堂教学模式的构想,并积极在教学中进行实践,经过三年实践和反复论证与研究,这一教学模式对更新教师教学观念、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职业能力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绩。本文拟以中国现代史课程教学为例,谈谈笔者在教学中进行的教学改革与实践,以及一些还需完善的思考和看法,以求教于各位行家。 一“教学练做”一体化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意义 教师教育类专业培养的是未来的人民教师,虽然作为一名人民教师专业理论知识的掌握与学习显得十分重要,这样才能在今后的工作中做到“给学生一碗水,教师长流水”的要求。但要真正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人民教师除了厚实的理论功底,还需进行严格的教师技能的专门训练,以此才能将自已所学所懂很好的传授给学生,否则就会变成“茶壶煮饺子———有货倒不出”。所以作为主要在技术类和工科类中得到广泛推广的“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在教师教育类专业理论课教学中同样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 1有利于加强师范学生的教师职业技能训练 教师是一种职业,从事这一职业与从事其它任何一种职业一样,需要具备从事这门职业的技能。教师的技能,决不只是简单的转化技能,它是综合运用各种知识与技能的一项实践性很强的本领。多年来,教育界一直都强调要重视教师的职业技能培养,但长期以来在高师院校里一直存在的问题仍然是只注重教师专业理论水平忽视教师职业技能的培养。很多高师院校对教师职业技能训练一般都是通过“教育学+心理学+学科教学法+教学实习”的模式完成。但实践证明,这种安排一方面由于过多地依靠理论讲授,往往使学生的教师职业技能训练流于形式。[2]另一方面这种仅仅依靠几门课程进行的教师技能培养模式,收效也甚微。为适应基础教育新课改对高素质高技能教师的需求,就需要高校不仅要开好教学类实践技能训练课程,还要将技能训练融入到每一门课程学习之中。 “教学练做”一体化的教学模式是以教师职业技能培养为目标,以教师专业理论知识掌握和专业技能训练为核心,打破了学科教学模式下重理论轻实践,教师一讲到底的传统,强调教师在教学设计时,就将需要教师讲的、需要学生学的、需要学生练的和需要给学生进行综合训练的设计为一个整体流程,以教带学,以练助学,以做固学。“教学练做”一体化的核心是学,“教”、“练”和“做”的目的都是为了帮助学生更好的“学”。而“做”则是在“教”、“学”和“练”基础上的综合能力训练。(见图1)这一教学模式强调以学生为主体,以专业理论知识掌握与职业能力培养为主线,能够有效实现理论教学与能力训练无缝对接。 图1野教为练做冶关系图 2是适应基础教育新课改对历史教师新要求的需求 随着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深入开展,对历史课程教学提出了新的挑战。它要求改变过去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和机械训练的教学方法,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和勤于动手;注重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和通过“做中学”达到培养目标。要求历史教师要由知识的传授者变为学生学习的促进者,由管理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为适应基础教育新课改对高素质高技能历史教师的需求,高校历史教育专业的课程教学,不仅要进行知识的传授,还要加强历史思维能力和历史教师教育技能的培养和训练。“教学练做”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强调在教中学、练中学、做中学,不仅教理论知识还教技能,不仅进行知识巩固,还在巩固知识中强化职业能力,这一模式能有效达到培养合格的基础教育所需的专业理论与实践技能并重的历史教师的目标。 3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 长期以来,历史课程教学都以教师讲学生听为主,这种教学方式形势单调,程序呆板。在这种“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模式下,教师讲得眉飞色舞、专注投入,学生听得昏昏欲睡,不知所云,学生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不能得到很好的调动,学习效果差。“教学练做”一体化教学模式的推行,课堂由教室延伸到校园内外,由单一的教师讲学生听向学生广泛参与转变,教学内容由枯燥的知识传授与记忆向职业岗位能力培养转变,教学形式由单一的讲授向多元化转化。在历史影片、参观考察、专题讲座、情境教学、讨论辩论等多种形式并举下,学生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极大提高。 二“教学练做”一体化教学模式构建与实施 1课堂教学实现理论教学和技能训练并举 “教学练做”一体化教学模式强调的是理论教学与职业技能训练并举,即在理论学习中掌握技能,在技能训练中掌握理论。这就要求课堂教学要突破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的模式,教学中不仅要以历史发展脉络为线索讲清重点,讲透难点,让学生掌握扎实的基础知识,形成系统的历史知识体系。同时,还应围绕职业能力进行教学设计、针对职业能力培养选择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通过课堂教学实现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的目标。 2课后理论知识复习与技能训练并举 由于课堂教学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加强课后学习指导与练习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应用网络多媒体技术,开发中国现代史的网络课程对指导学生课后学习有很大帮助,它能有效弥补学生的课堂学习,使学生学习延伸至课外。根据教材编写《中国现代史学习指导和课后练习》,让学生通过完成练习题来巩固知识,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学习、练习有机地结合起来,可以说也是提高学生课堂学习的有效切入口。课后根据教学内容,组织学生观看相关历史影片或组织参观考察,不仅能让历史知识“活过来”,使学生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效果大大提高。同时与之相应的观后感的写作或专题讨论的组织,又能训练学生写作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3以专题讲座丰富学生知识面 新课程要求历史教师不仅要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还要有广博的综合知识和对课程的整合以及开发能力。目前高校一般采用王桧林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史》,该教材无论从体例还是从内容来说,比较适合历史专业学生使用,堪称《中国现代史》教材的典范。但也存在内容的相对狭隘性、与史学界最新研究成果滞后等现象。[2]由于教师的教学时数有限,在课堂教学中也很难完成相关历史知识的补充与深化,从而造成了三大矛盾,即:新课改对历史教师需求与高师历史课堂教学的矛盾、教材内容狭窄性与历史知识广博的矛盾,学生对丰富历史知识学习与教师课堂教学内容单一的矛盾。为解决这三大矛盾,教学中充分利用课余时间,聘请相关历史研究专家为学生进行专题讲座。讲座内容有的是课堂教学的延伸、补充。如:课本中对西路军只略提几个字,课后组织“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红军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始末”的专题讲座,让学生对西路军的组建、战斗情况、西路军历史尘封原因、真相澄清始末等得到详细了解与掌握。有的讲座是针对史学研究热点问题进行的,如《风雨人生,一枝独秀》,让学生对陈独秀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并学会如何用辩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有的讲座是针对地方历史知识而展开的,如《临沧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滇缅公路与滇缅铁路》等。总之,专题讲座的开展,能有效的弥补教材不足,能有效的把学科最新研究动态、广博的历史知识与学生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不仅能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还能丰富学生知识面,提高学生职业能力。但专题讲座的开展也不宜太多,一学期三至四个为佳,否则会因学习负担过大而适得其反。 4以综合实训活动加强学生职业能力训练 综合实训活动是针对职业岗位能力需求而进行的综合性的、全方位的能力训练的环节。 在这个环节中,采用任务为导向为项目驱动的方法,即将教学任务隐含在一个或若干个项目中,让学生通过项目的分析、讨论和整理,完成学习任务,达到会读、会听、会写、会讲等能力的提升。如,抗日战争虽然已过去60多年,但抗日战争的许多遗留问题至今仍未有效解决,而课本对此问题只字未提。针对此问题组织一次“关于抗日战争遗留问题专题交流”,不仅能丰富学生知识,还能提高学生利用史实正确看待中日关系的能力。针对这一活动任务,提出三个必须完成的学习项目。项目一:观看电影《东京审判》,加深对东京审判艰难的理解以及抗日战争遗留问题由来的认识,撰写影片观后感,阐述为何抗日战争至今仍会有许多遗留问题悬而未解;项目二:查看有关抗日战争遗留问题的相关资料,收集整理抗日战争遗留问题交流发言稿;项目三:人人参与课题交流发方言。通过这一学习任务和各个分学习项目的学习、准备和完成,学生的收集历史资料、评述历史、分析历史人物以及撰写观后感和讨论稿和讨论发言等多方面的能力,即看(看历史影片)、读(读历史著作、研究论文)、写(写观后感、讨论稿)、讲(讨论发言)的能力都得到一定提升。 三“教学练做”一体化教学模式实施体会 1精选教材,精写教学大纲和实训指导书 合理构建“教学练做”一体化教学模式对于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提高教学实效性和培养学生职业能力都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就目前来说,这一模式在理论型课程中的实施仍处于实践阶段,没有与这一模式相配套的教材。因而精选教材(最好是精写教材)是这一教学模式实施的第一要务,这本教材是学生学习的基础,利用教材,教师可以整合各种课程资源,进行各项教学活动,通过教材,学生有很大的参与空间,学习空间和活动空间。为避免教学内容和要求的随意性,保证教学质量。为规范各项实训教学任务,也便于学生可以在课前根据实训任务完成资料收集和整理等工作,保证实训活动的实效性。精写教学大纲和实训指导书,也十分重要。这个大纲必须是一个要求科学、内容简洁又充满弹性的教学大纲。实训指导书必须是一个易于教师指导和学生操作的指导书,这样才能保证学生通过各项实训活动,使所学理论知识得到巩固和内化,使各种教师职业技能得到训练与强化。 2合理利用课内课外,精心组织各项实训教学活动 “教学练做”一体化教学模式的开展,使教材内容由单一向多元转化,使教学由传授知识向教知识与训技能并举转化。如此,仅靠单纯的授课时间是无法完成这些教学内容和实现教学目标的,就要求教师合理利用课内与课外。即教师在钻研教材,理解教材的基础上,通过启发式和引导式引导学生从分析中学会这是“为什么”,引导学生思考,以此培养学生学会学习的技能。根据教学内容、职业技能培养需求和学生的实际情况,对教材进行处理,凭借网络课程、专题讲座、历史影片、课后练习、专项技能训练等,进行课外拓展延伸,或变换角度,采取合理的教学形式,引导学生开展课外实践活动。使“教学练做”在课内与课外都得到充分合理的使用与训练。(见图2:课内课外“教学练做”一体化的开展) 图2课内课外野教学练做冶一体化的开展 3加强实训教学活动的指导,保证实训教学实效 “高职教育讲究的是‘知识’不是老师‘教’会的,而是学生‘学’会的,能力不是老师‘讲’会的,而是学生‘练’会的。”[4]所以“教学练做”一体化教学模式构建的关键点是“做”,即各项实训活动的开展。实施的要点在于各项“做”的实效,即各项实训活动的开展对知识巩固与技能训练有益,实训活动的开展要保证学生主动参与,顺利进行,实训效果明显。为此,教师就必须从传统教学模式下的知识传授者的角色中走出来,转化成学生学习和职业技能训练的编剧和导演,对如何进行理论教学、如何组织实训活动进行详细的规划与策划。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对教学内容、教学目标、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等相当的了解与熟知,在此基础上结合教学内容与技能训练目标进行合理的一体化教学设计,这样才能给予学生具有实际意义的引导、给予学生所需的帮助,并最终完成理论教学与技能训练的双重目标。 4构建与“教学练做”一体化相适应的教学评价体系 “教学练做”一体化教学模式中关注的不单纯是学生的考试成绩,更强调“立足过程,促进发展”,因而构建与“教学练做”一体化相适应的的教学评价体系,是“教学练做”一体化教学模式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这个评价体系强调的是知识和能力,动态和静态,客观和发展等几个方面的综合反映。为此,课程考核就应将平时学习、综合实训和期末考试结合起来,改变过去一考定终身的做法。即:总评成绩=(平时学习×10%)+(综合实训×20%)+(期末考试×60%)。平时学习主要考查学生课堂学习、课后练习情况,综合实训主要考查学生在各项综合技能训练中的学习情况。期末考试主要考查学生对基础知识理解与掌握情况,以及应用历史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学练做”一体化的理论教学模式经过三年的实践,教学效果十分显著。首先是学生学习参与度大大提高,学生认为这种模式,“课堂气氛活跃轻松,在生动有趣的教学环境下,能够轻松而愉快地学到许多历史知识和各种技能”。其次是学生历史知识掌握更加牢固,不仅在专升本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而且在各种特岗考试和公务员考试中成绩优异。最后,学生的各种能力,如历史资料收集能力、写作能力、演讲能力、讲课能力等都得到很大提高,在各类比赛和就业招聘中表现十分优秀。如此种种都说明,构建这一模式具有积极的研究和实践意义。 一体化教学论文:论民法教学中实体法与程序法一体化教学模式 根据《教育部关于启动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精品课程建设工作的通知》以及《法学系精品课程建设五年计划》的规定和有关精神,全国大部分高等院校的法学院均对法学课程进行改革,并且把民法学的改革列入第一批的改革课程之中。民法作为法学专业十四门核心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法学基础课程,民法课程建设不仅关系到民法课程本身教学质量的问题,而且关乎法学其它相关课程的质量,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高等教育的民法学课程教学方式一直裹足不前,始终停留在从前的教学理念和模式中,虽然增加了模拟法庭的演练等时间缓解,但却未从根本上解决民法学教学内容的缺失——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结合问题。 一、 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一体化教学的必要性 (一)民法学的基础学科地位决定了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从高等院校法学教育课程设置来看,民法学为法学专业十四门核心课程之一,属于必修的重要课程。民法学作为民商法基础理论,也是学习其它核心课程如商法、合同法、知识产权法、婚姻家庭继承法以及经济法等相关课程的重要基础。 从学时上看,根据教育部的规定,设有法学专业的院校在开设民法课时,为保证民法课的教学质量,民法课课时不得少于108学时。在实际教学中,大部分高等院校基于民法课在整个法学体系中的地位,民法课课时都在108学时以上,尤其是政法院校,更是超出了这个数字。此外,大部分法学院还开设了民法类的选修课和专题,大大地增加了民法课在本科教学中的比重。同时,民法在法学理论中被称为万法之基,是学习和理解民法体系中其它法律的基础,如知识产权法、商法、婚姻法、继承法、合同法、经济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部门法课程。 然而,从课程设置的时间上来看,民法开设时间较早,一般在大学一年级下学期或二年级上学期就开始开设民法课,民事诉讼法课程设置时间却与之不同步,学生在民法学课程学习时根本不具备程序法知识的基础,导致民法学的教学事倍功半。因此,必须在民事实体法教学中引进民事程序法的内容,探索民法学与民事诉讼法相结合的教学模式,重新整合民法学的课程体系,提高民法学课堂教学的效果。 (二)应用型法律人才需求对民法学教学提出了更高要求 目前,由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法律专业人才类型的需求也日益突显,就社会总体需求来看,具有扎实的民法理论知识的应用型法律人才在法律人才中的需求比例将越来越大,并将成为法律人才培养的主要类型。除了法官、检察官外,律师、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所需的法律人才以具有扎实的民法知识的法律人才为主。 从司法实践的现实需求来看,当今中国法院为适应审判方式的改革,呈大民事格局设置。将过去的经济庭、知识产权庭、房地产庭都改为民一庭至民四庭,四个庭均适用民法。此外,从法院受理的案件种类的数量和比例来看,民事案件数量居多,比例远远地超过了其它两类案件。这要求学生对民法知识的掌握不仅要有一定的宽度,而且要有一定的深度,只有通过本科阶段对民法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方能适应实践部门的需要。 随着中国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的广泛程度在日益扩大,更多行业和领域都急需民法专业知识理论扎实的应用型法律人才。据调查,对新型的法律项目和高难度的法律服务事项,如:反倾销、涉外贸易、网络信息、电子商务、金融保险、国际法律事务等,能够达到熟练运用相关法律与国外客户洽谈业务、签订合同的法律人才稀缺,而能够从事此类法律工作的人必须有着深厚的民法学基础。 因此就社会总体需求看,具有扎实的民商法专业理论知识的应用型法律人才在法律要才中的需求比例更是越来越大,并将成为法律人才培养的主要类型。为促进法学专业学生综合运用能力的全面提高,缩短学生毕业后适应社会的进程,培养真正适应社会需求的法学专门人才。必须改革民法学传统的教学方法,探索实体法与程序法相结合的新的教学模式。 二、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一体化教学的基本思路 (一)民事实体法课程体系的改革思路 法学本科教育的目标是培养社会所需的应用型的法律人才,为使培养出来的学生能适应社会的需求,应突破原有的学科界线,转变原有的教学观念,改革教学方式,建立起一套符合当今社会实践需要的民法教学课程体系。即以民法的体系为基础,结合民事诉讼法的理论,探讨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在实践中的契合点,对民法学教学理论体系进行构建,改革民法学理论教学单项式、封闭式与民事诉讼法全然脱节的传统教学模式,探索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一体化教学的改革思路。 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一体化教学将有助于培养出真正适应社会需求的法学人才,在实际生活中,对于法律问题的解决是需要将实体法与程序法相互融合在一起的。任何一起民事纠纷的处理从来都是先程序后实体,只有程序的正义才能体现实体的公正,在法律适用上采取民事实体法与民事程序法两条腿走路的方法。民法的应用性决定了民法学必须与民诉法相结合,才能使民法课教学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通过在民事实体法教学中引进民事程序法的内容,探索民法学与民事诉讼法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提高民法学课堂教学的效果,促进法学专业学生综合运用能力的全面提高,培养真正适应社会需求的法学专门人才。 目前全国大部分高等院校民法课程改革的一个总趋势,就是力求改变束缚着民法教学发展的传统教学理念和模式,突出教学观念的改变、教学方式的改革和教学理念的变化,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一体化教学探索的提出,突破了传统的民法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体现了教学观念的改变、教学方式的改革、教学理念的变化,正是这一趋势的反映。 (二)民事实体法教学方法的改革探索 民法学的教学方法要服务于最终的教学目标,因此,教学方法改革思路要围绕着深化实践与强调启发性教学来进行改革。 第一、由于现行的民法教学中存在理论与实际结合不够、学生应用能力欠缺等诸多问题,因此必须要深化实践教学。加强模拟法庭的演练,通过模拟法庭让学生扮演将来可能担任的不同职业、职务角色,例如,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模拟解决这些角色遇到的问题,完成不同角色所担当的任务,检查自己是否已经具备解决问题,完成任务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是否已经做好了从事这些工作的必要准备,让他们了解将来从事这些工作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对照自己现在的水平,从而发现存在的问题,找出差距,正确评价自己已经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从而使学生扎扎实实学习,切实为未来的职业做准备。 第二、注重启发性教学,即在教学过程中启发学生去思考,调动学生学习思考的积极性,其重点在于激发学生去思维,使学生产生新思想,新问题,新观点。强调在教学中引进比较的教学方法,启发学生把具有可比较性的概念、原理、制度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使学生在以后的学习中有意识地进行比较,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另外,使用比较教学方法的启发式教学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注重从宏观上向学生介绍整个知识结构体系,重视知识结构的整体性、体系化,使学生能对知识点进行横向联合。 三、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一体化教学模式设计 民事实体法与民事程序法一体化教学的关键问题是抓住民事实体法与民事程序法在实践中的契合之处,具体体现在基本原则、民事法律关系、民事主体、制度等内容当中,本文试举例说明: 第一、在基本原则制度中,平等、自愿是民法基本原则中最重要的、具有基础性的原则,是整个民法理论的基石。平等原则表明了任何民事主体在民法上都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平等原则要求任何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任何民事主体都只能通过平等协商的方法设立、变更、终止它们之间的民事关系。平等原则的这些要求决定了一旦民事主体之间产生纠纷,诉诸法院时,当事人之间也必然处于平等的地位,应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是平等的诉讼主体。因此,在民事诉讼法中亦规定了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同等原则与对等原则,在讲授《民法通则》第3条平等原则时,需要同时讲授《民事诉讼法》第8条和第5条的规定。 自愿原则也即意思自治原则,国家不干预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充分尊重当事人的选择,它要求行为人自己行为和自己责任。民法中自愿原则所体现的思想表现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就是调解自愿的原则,当事人可主动申请人民法院以调解方式解决它们之间的民事纠纷,或者同意人民法院为其做调解工作。在讲授《民法通则》第4条自愿原则的同时,可以同时讲授《民事诉讼法》第9条的规定。 第二、法律关系是民法教学中的难点,在任何一个民事法律关系中,必然存在主体、客体、内容三个要素。民事主体是参加民事法律关系,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人;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享有的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所指向的事物,包括物、行为、智力成果和人身利益;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所享有的民事权利和负有的民事义务。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也是由主体、客体、内容三个要素构成。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包括人民法院、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其他诉讼参与人和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如案件事实和诉讼请求。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根据民事诉讼法律规范所享有的诉讼权利和承担的诉讼义务。虽然民事法律关系要素同民事诉讼法律关系要素在内容上有着差别,但仍然具有某些方面的联系,因此在教学上将这两个内容结合起来,有助于于学生的理解。 第三、在民事主体制度中,结合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制度。民事诉讼主体是以原告、被告、第三人等当事人为核心的,这些当事人是民事权利主体,其诉讼权利和义务是以民事实体权利义务为基础的。民事诉讼中,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都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确定是否为当事人时需要运用民法中民事主体的相关理论来做出判断。在民法中,民事主体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相应地,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具有诉讼权利能力和诉讼行为能力,二者的内涵基本一致。特别是在讲授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时,应结合民事诉讼中宣告公民失踪、宣告死亡、认定公民无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案件,进行讲解分析。例如宣告死亡、失踪制度,应从实体法角度判断是否符合宣告的条件,在程序法上即为是否受理的条件。 第四、制度中,不仅限于介绍的特征、分类、权等内容,同时结合民事诉讼中的进行讲授,民事诉讼是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它完全适用民法中的相关规定。诉讼人始终是以被人的名义进行诉讼活动的;诉讼人必须在诉讼权范围内进行活动;诉讼人进行诉讼活动的最终后果又被人承担;民法中的分为委托、法定、指定。在民事诉讼法中相应地存在委托人,法定人。 综上,通过重新整合民法学的课程体系,采取同步教学的方法,探索民法学与民事诉讼法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能够使学生将所学的民法理论和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增强学生分析和处理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从而解决民事实体法与民事程序法教学脱节这一长期存在症结,使民法学的教学效果事半功倍。 一体化教学论文:技工院校基础会计理论与实训一体化教学探讨 目前,我国技工院校主要按照专业课程授课,学完基础会计后,再进行基础会计的实训。在教学实践中,笔者发现,按传统的教学方式,部分学生在进行实训时,会忘记之前所学的理论知识,造成课程技能训练的脱节。本文针对传统教学的弊端,提出了基础会计理论、实训一体化的教学模式,以提高技工院校学生的学习兴趣。 一、一体化教学模式的特征 技工院校的生源大部分是初中毕业生或不能按期毕业的高中生,他们的基础知识比较薄弱,学习主动性也不高,课堂纪律散漫,也不会在课余期间复习课堂学过的知识。而会计专业的理论知识比较抽象,需要课后记忆和复习的理论知识和计算公式也非常多。在这种状况下,如何让学生学好会计的专业课就成为摆在每位任课老师面前的一道难题。 二、实施一体化教学的措施 1.编写一体化教材 基础会计的理论学习和实训应采用一套教学资料。传统教学中,老师在设计基础会计的教学安排时,一般从借贷关系讲解会计分录。老师讲解的重点是会计分录中的借贷关系,虽然非常容易理解,但学生在听课的过程中处于被动,长此以往,会厌烦听过多的理论。要解决这一问题,老师可以在课堂上让学生填写记账凭证、根据记账凭证登记明细账。在讲课的同时,也让学生动手操作,改变了会计教学中学生被动听课的局面,活跃了课堂的气氛。一体化教学要求老师每讲授一个类型的分录或理论知识就配以相应的会计手工操作内容,供学生练习。这样就能让学生体验会计业务的办理流程,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目前,院校一般使用的《基础会计》《基础会计实训》两本教材。这类书籍要么注重理论知识,要么按照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的思路编写,并不适合技工院校一体化教学的需求。教师应当遵循一体化教学的思路和实际会计工作流程,编写一本适合一体化教学的实用性教材。 2.建立会计实训室 传统教学通常在固定教室进行。一体化教学可在专业的会计实训室上课。会计实训室中应为学生模拟真实的会计工作环境,以进一步增强学习氛围。实训室应配备齐全的实训资料,例如:会计凭证、会计账簿、报表、银行进账单、转账支票、文具、装订器和安装有会计电算化软件、excel软件的计算机等。教师在讲授理论知识后,就可指导学生在实训室中借助电算化软件进行开设销售专用发票、出库单等操作,让学生体验会计的工作流程。同时,还可以要求学生在实训室填写附有原始凭证的记账凭证。在实训室中,学生既动了“脑”,又动了“手”,这样的教学活跃了学习气氛,也让学生更容易理解理论知识。 3.培养“双师型”教师 目前学校招聘的老师需要参加事业单位考试,这也导致了大部分专业教师为应届毕业生,缺少工作经验,属于理论型教师。一体化教学要求指导教师具有工作经验,熟悉企业的工作流程。“双师型”教师是指能够将专业理论知识和工作任务进行无缝结合,并能教会学生理论知识的教师。针对大部分青年教师是应届毕业生这种情况,笔者建议,学校应鼓励教师到企业去工作1~2年,让老师掌握最新的会计准则和工作技巧,以提高教师的专业技能,培养出既能“讲”、又能“做”的教师。 4.加强校企合作 技工院校基本都有校企合作项目,以实现所教内容和实际工作的接轨,从而有针对性地培养应用型技术工人。但由于会计行业的特殊性,学校很难为会计专业的学生找到实习的企业。同时,因为行业的限制,即使有实习企业,能去实习的学生数量也非常有限。这就要求学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聘请有经验的会计从业人员为学生讲授会计工作的操作流程和注意事项。教学内容可以选取单位一个月内实际发生的部分会计资料,由企业财务人员指导学生进行手工实训,让学生进一步掌握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的填写方法、课本中的理论计算方法如何应用于会计工作中、不同会计岗位的相互联系和牵制等内容。 三、小结 一体化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会计专业实施一体化教学,不仅可以避免过分注重理论,让学生感到枯燥的弊端;也可以有效地将“动脑听”和“动手做”有机结合,让学生掌握会计的实际工作流程。当然,我们也应该从教学模式、教材、教学环境等方面做出转变,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出更多适应企业要求的技能型人才。 一体化教学论文:浅谈中职学校计算机专业理论与实践一体化教学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计算机不再作为一门独立的专业为广大家长和学生所接受,而是渗透到了各专业领域,并作为一门工具被广泛使用。而对于我们中职院校的学生,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而言,要如何迎接专业发展的挑战,使学生既要具备专业理论知识,又要具有专业技能,以应对岗位的发展变化,已经成为当前中职院校该专业面临的主要问题。下面浅谈一下个人的一体化教学模式的体会。 1 计算机专业实施一体化教学的必要性 1.1 施教对象 中职学校的施教对象主要是初中的毕业生,但随着普高的连年扩招,生源也越来越差,这些学生中有的甚至初中还没有毕业。因此他们的学习基础差,没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习态度也较差,以至于有的课程很难跟上进度,这些都是不言而喻,显而易见的。 1.2 课程安排 学校课程的安排跟不上社会的发展,企业的需要,更不符合学生的实际。学校的硬件设备和软件设施都落后于社会,老师走不出学校,知识不能及时更新,而学生的学习基础普遍较差并且参差不齐,按现有的教学要求以及评价方式,许多学生的学习效果不能达成。 1.3 教学模式 传统的计算机教学模式,虽然开设专业技能课,但仍然沿袭传统学科课程的教学模式,虽有实训环节的教学,但仍偏重于学科理论体系的传授,理论和实践有所脱节。 2 如何实施计算机专业一体化教学 2.1 通过对教学对象认识观念的转变,使学生更好地接受教育 我们的教学对象,与普通高中的学生在思维方式、学习方法、接受能力等方面是不同的。需要用多元智能的观点来看,因此可在课程的开发、教学场地的安排、教学组织形式上有别于普通教育的教学。把他们培养成技术型、技能型、技艺型的人才。 2.2 通过改变教学内容来提高学生专业技能 中职学校传统的教学模式是教师“板书+讲解”,学生所学的专业知识大多是从理论上接受,常用的工具软件、网页设计、二维的图像处理、计算机组装与维修等都是只知道一些理论,一到实际操作的时候就发蒙,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不能适应用人单位的需求,加上近年来,一些其它应用专业加强了计算机课程的培养,我们的学生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就业优势。所以,采用理论与实践一体化教学是一种长期有效的教学模式。 我校近年来对计算机专业进行了调整,将原来的办公软件、硬件维护专业转变为动漫设计专业,并与企业签订了订单协议,根据企业要求对教学计划进行了调整,对文化课进行缩减,主要是对学生进行人格熏陶,增加了技能培训课,强调对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实行所有计算机专业课都在机房、实验室进行,对部分专业课要求参加权威部门的职业资格认证考试,通过考试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 2.3 通过改变教学方式来提高学生技能 2.3.1 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是一种运用实例进行教学的方法,例如:局域网的组建,我们可以把教材的各章节串在一起,把组网过程中用到的设备及技术方法先交代给学生,然后在教师的指导下,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案例的分析、讨论和寻找实现途径等来完成最后的工作。这样在实验室让学生充分发挥主动、积极学习的兴趣和能力。从而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2.3.2 任务驱动教学法 “任务驱动”是一种建立在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基础上的教学法。所谓“任务驱动”,就是在学习过程中,教师给学生下达教学任务,学生通过对学习资源的主动运用,进行自主探索和互动协作的学习,通过完成一个个任务来建构新的知识体系,教师的帮助下,紧紧围绕一个共同的任务活动中心,在强烈的问题动机的驱动下,通过对学习资源的积极主动应用,在完成既定任务的同时,完成教学内容。它要求“任务”的目标性和教学情境的创建,使学生带着真实的任务在探索中学习。学习效果评价是重要阶段,在生-生互评、教师总结点评中,帮助学生作归纳与总结。 2.3.3 个案教学法 所谓“个案教学”,是根据中职学校学生的个体差异较大,他们在认知、接受和理解能力、逻辑思维和动手操作等方面存在的差异特点,在教学活动中,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采取不同的目标要求。使每个学生都有学习目标,并且也有能力完成,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学生的学习和进步。 2.4 努力创建一体化计算机教室 传统的计算机专业教学,由于受学校硬件设施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老师只能在教室或多媒体教室进行教学,这样不仅浪费时间,事倍功半,教学效果不好。而且使这种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因此,要打破理论课与实践课地点分离的传统授课模式,建设一体化计算机教室。目前我校主要采用的方式是在计算机房的计算机网络中加装多媒体网络教室控制软件,通过软件的方式用教师机控制学生机,把教师机的屏幕演示内容投射到各学生机的屏幕上,这个功能也可以实现老师边讲解,学生边操作的目标。这样教师就可以随时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穿插进行,这种教学活动可以更好地将知识与技能紧密联系,增强学生的直观体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的目的。 2.5 对学生评价制度的改革 打破以往的一张考卷定终身的模式,为了突出实践性教学的重要性,将考试可分为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让学生在机器上作答,实现无纸化考试,建立学校自己的考试题库,学生随机抽题,理论和实际操作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并及时做好考核记录,对其分析、总结和评定。这样对学生也起到了督促作用。 综上所述,一体化教学是针对以形象思维为主的职业学校学生的特点所进行的教学形式,将技能实践融入课堂教学,将理论指导实践操作,使课堂和实践能有效的结合起来,让学生直接在课堂上学到今后就业所必须的操作技能,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参与,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增强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对提高教学效果,增强学生的计算机实践操作技能,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体化教学论文:在计算机教学中实施理论与实践教学一体化的方法初探 当代,我国正处于信息化城市化高速发展的进程中,社会对职校毕业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职业学校学生既要有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又要求他们具有一定的计算机基础知识和应用操作能力。为了提高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办出职业技术教育特色,必需对现有的计算机教学模式进行改革。 一、树立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教学目标,激发职校生的学生热情 技工教育的主要目标就是培养实用型技能人才,我校为了使学生掌握有效实用的计算机操作技能,首先,让学生明确学习目标,激发学习兴趣。一方面组织学生到用人单位参观,让学生了解今后职业生涯中能够用到的计算机知识,一方面请企业的技术人员到学校讲述他们自身在工作中用计算机提高工作效率的经历。其次,我校对不同的专业,实行职业计算机操作证书制度,职业计算机操作证书是学生毕业、就业的必要条件。 我校综合专业课程设置主要从专业角度出发,打破传统的学科体系,根据职业活动的实用性来重新改革课程设置,体现技能培训目标的特点,将专业理论课和实训课以课题的形式结合成一门专业综合课程,以达到把该专业课知识融会贯通的目的。 通过课程设置的改革,解决理论与实践之间脱节的问题,让学生在综合课程中得到系统的训练,获得综合应用能力。在教学中通过师生共同解决课题的方式以达到学生既学知识,又学技能的目的。 二、实施理论与实践一体化教学内容,提高职校生的知识与技能水平 教学内容是理论与实践一体化教学法最核心的环节,所以我校每年都请签约企业的高管到学校来参加教学内容的研讨工作,以企业的需求为导向,以实用为基础,以工业技术发展方向为标准确定具体的教学内容。我校计算机教学力求做到教学内容与实践活动在使用上同步,教学内容增加了新技术、新知识、新规范的介绍和应用。实施中我们把相关联的专业基础理论课程和实训课程整合起来,删减掉不实用的理论和繁琐公式推导,通过课程内容间的相互渗透,减少课程内容的重叠,增加一些生产实际的范例以及实践教学与实训内容,从而成为适合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融为一体的综合型教学内容。 譬如说,把《电子计算机基础》与《上机基本操作技能训练》合成一门由多个课题构成的技能操作课程;《计算机网络技术》与《电子计算机信息管理》合成一门网络管理与操作能力课程等等。从而使得专业技能的培训以课题的形式实现理实一体化,并参考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计算机专业的标准要求来进一步完善教学内容。 三、采用理论和实践一体化教学方法,培训职校生的实际工作能力 我校计算机专业课程在施教的过程中,采用一体化教学方法进行。所谓一体化教学方法就把理论教学、实训教学、现场教学、课堂讨论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方法,这种方法突出学生的主体作用,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有利于拓展学生的思维能力,挖掘学生的潜能,极大提高课堂的教学效果。根据不同章节的特点以及学生所需达到的专项能力的要求,把实训、现场教学等实践性教学环节融入到教学过程中,并让学生亲手操作,强化应用。例如,学习“计算机网络技术”时,基本理论与技能操作的课时按照2:1划分,其中每上一节理论课接着就是二节课实践,同一理论和实践教学由一位教师主讲,首先在一体化教室(或利用多媒体课件)讲述其理论基础知识,其次是讲完后让学生亲自去认识和操作,使理论知识更好的向实践应用转化,并结合实训中出现的问题,再进行讨论,最后结合学生的作品归纳总结。 综上所述,一体化教学方法的实质,就是着力构建以学生实际工作能力为重点、以学生实践活动为主线、以课程应用为主体的模块化教学方法。 四、应用理论和实践一体化教学工具,造就职校生的扎实工作基础 一体化教学工具是指把专业理论教学和专业技能实践操作合二为一的教学或工作场所、设备等。如学校建设的一体化教室、校内实训设备、企业工作场地和企业新技术平台等等。 利用计算机专业一体化教学工具上课,教师可以在讲授基本理论的同时,通过实验手段演示其工作原理,也可以让同学们在实际操作的同时,促进学生对基本理论的吸收消化,把理论知识与实践教学相融合,职校生就可以在学和练中理解理论知识、掌握专业技能,既调动广大职教生的学习热情,又增强他们的学习兴趣,从而收到良好的效果。 总之,我校计算机专业实施理论与实践一体化教学模式,保证了技能操作训练与专业理论相对应,实现了两者相互促进的目的,重视了学生参与实践的需求,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了学生的综合技能和职业素质。 一体化教学论文:在单片机原理与接口技术课程中尝试一体化教学法 近几年,笔者一直担任电子专业单片机原理与接口技术课程的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发现了如下问题:首先,不少学生对电工基础、模拟电路、数字电路等电子专业基础课的内容掌握不牢,影响了该课程的学习;其次,单片机原理与接口技术课程内容抽象,理论性、实践性和综合性很强,又同时涉及软件和硬件知识,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要求比较高,而学生水平跟不上,教学难度大。针对这些问题,怎样才能让学生比较容易地理解和掌握这一门课程,成为本课程教学研究与改革的重点任务。因此,笔者在教学实践中,通过不断试验,多次与单片机教研组老师交换意见,总结教学经验,认为一体化教学能让学生在做中学、学中做,把复杂的知识直观化、项目化,有效地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以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一、传统教学与一体化教学比较 传统教学一般先理论讲授,后实践操作,在理论指导下完成实操。理论教学通常在教室进行,实践教学实训室进行,理论与实践分开授课。这种模式的突出弊端在于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脱节,导致理论知识难以及时消化,操作训练不能连续,学生虽然经过多次训练仍不能掌握操作技能,教学效果不理想。 一体化教学是指在同一空间和时间内同步进行的教学,理论和实践交替进行,直观和抽象交错出现,没有固定的先实后理或先理后实顺序,而是做中学,学中做。一体化教学具有三个特性:①空间和时间的同一性;②认识过程的同步性;③认识形式的交错性。 下面,以“输入/输出接口技术”为例,具体说明这两种教学方法的区别。 传统教学:教学以老师讲解为主,先介绍输入/输出端口名称、作用、特点等各知识点,让学生在识记的基础上做作业,并利用单片机实验箱验证各知识点。 一体化教学:教学以老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教师先下达项目书(制作霓虹灯),然后组织学生研究讨论,制订方案,补充制作过程所需要的知识(输入/输出端口名称、作用、特点等),然后进行项目制作,完成作品,并在教师指导下进行项目评价和总结,最后针对学习成绩好、有兴趣的同学布置技能拓展项目。 二、一体化教学实施 为培养培养技能过硬的单片机实用型人才,学校单片机教研组以教学改革为手段,以单片机实训室为依托,将单片机原理及应用技术课程内容分解为单个彩灯闪烁(单片机基本知识介绍)、霓虹灯(输入/输出接口技术)、键盘接口显示(键盘接口技术)、计费器(定时/计数器)、报警器(中断技术)、秒表(数码静态显示)、学号显示器(数码动态显示)、数字温度计(a/d转换器)、信号发生器(d/a转换器)、密码锁(i2c总线)等10个项目,采用边讲边演示边操作的教学模式,让学生通过实践操作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做到实践中有理论,理论中有实践,使学生既掌握理论知识又懂得实践操作,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真正融为一体,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高度融合。 下面以报警器的制作为例,具体介绍“中断技术”一体化教学实施过程。 (一)课前准备 在实施一体化教学前,要做好充分的教学准备,首先要购置编程器、89c51cpu、电路板和发光二极管等常用单片机实训元件,然后安装proteus、编程器、伟福等单片机常用软件,组建一体化单片机教学场地。 (二)下达项目书 目前技工学校在校生素质普遍较低,因此,设计项目时,难度不能太大,难度较大的章节,须将内容分散到各个小项目中,否则会导致学生失去信心。“中断技术”是单片机原理与接口技术课程的教学难点,为了减轻学生的学习难度,笔者实际教学时,要求学生先制作一个接触式闪光灯,再制作报警器,这样每个项目包含的新知识点就不会太多。制作接触式闪光灯所需要用到的知识点有:① 发光二极管的使用;②中断控制。报警器隐含的知识点有:①中断控制(旧知识点);②探测器的使用;③报警声的产生。 (三)分析项目 项目下达后,先让学生自行分析,遇到难题时,教师应当启发学生思考、提问,与学生共同分析项目,并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和详细的项目指导书。 例如,在接到制作报警器项目后,教师可让学生先停下来,引导学生思考:电路中的扬声器如何报警?报警灯如何点亮?如何识别报警信号?抛出学生当时迫切想知道的几个问题,这样,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必将受到极大的激发,他们便会主动探索,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 (四)项目实施 学生按照项目指导书的要求进行操作,在老师的指导协助下,通过查找图书和网络资源,与同学探讨,完成报警器的制作,培养学生的协作意识、交流能力以及主动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项目制作过程中,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师可进行筛选,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对于简单问题,可以鼓励学生自己讨论解决;对于复杂问题,教师应当主动引导学生,应用知识,启发思路;对于涉及的新问题、新知识,可与学生共同研究,再由学生去完成项目。比如:在制作报警器时,会涉及到三个知识点:其中,中断控制属于旧知识范畴,在制作接触式闪光灯中已经学过,可以根据学生的反应,采用不讲或串联回忆式教学;而探测器的使用、报警声的产生属于新知识范畴,教师应当及时补充此内容,让学生现学现用。 (五)项目评价、总结 在一体化教学中,学习效果主要由完成项目工作的质量来衡量,主要包括自我评价、学习小组评价和教师评价。围绕学生在项目设计过程中,从项目剖析、任务分解、知识点学习、知识点应用、目标搭建、目标组合等项目完成的一些列活动中,通过师生间的互动交流、学生间的互助协作,考察学生对项目的理解、知识点的学习领悟、单片机知识的应用以及语言表达能力。 (六)知识拓展、能力提升 对于学有余力的学生,可布置多路报警器等项目,通过制作多路报警器扩展项目,巩固“中断技术”学习内容,开拓多任务设计思路,通过查找资料,与同学和老师交流,提升学习能力和知识的应用能力。 三、实施一体化教学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与教材 按照传统教学模式编写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难以满足一体化教学要求,一体化教学要按照企业发展需要和技能人才的培养规律,根据国家职业标准,以综合职业能力为培养目标,通过典型工作任务(即项目)分析,构建课程体系,并以具体工作任务为学习载体,按照工作过程和学生自主学习要求设计和安排教学活动的课程。 教材是教师组织教学、学生学习的主要依据和信息来源,因此,一体化教材是实施一体化教学的基础。一体化教材一般由学校教师和企业技术人员共同编写,教材主要以典型项目组织内容,注重教材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强调学生的实践技能、技巧的培养。 (二)教学过程设计与教学准备 一体化教学既要理论讲解、示范操作和操作训练,同时还要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按照既定目标有序地“动”起来。因此,一体化教学与纯粹在讲台上的理论授课或在实训室的实践操作有很大区别。因此,设计好教学过程是上好一体化教学课的关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1、明确教学目的:学生需要掌握哪些知识点、技能点,掌握到什么程度,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哪些需要讲解。2、准确把握教学对象:学生基础怎样,前导课程有哪些,学生有何特点等。3、确定教学重点和难点,做到重点突出,难点分解。4、设计教学策略:建议采用项目教学、任务驱动等教学方法。5、合理组建项目小组,每组以3~5人为宜。分组时要充分考虑小组成员的综合素质、动手能力,做到好、中、差搭配。 (三)教学硬件与软件条件 1、硬件条件。一体化教学强调的是空间和时间的统一,即在同一场所和同一时间内完成教学的多种任务。所以,要实施一体化教学,就必须具有既能满足理论教学,又能满足实践教学的一体化教学场所。 2、软件条件。要实施一体化教学,一体化教师是关键。因此,在实施一体化教学前,针对不同教师群体开展不同培训,以期达到一体化教师标准。对于从企业引进的教师,重点加强教学基本技能训练,让其掌握必要的教学方法,打好教学基本功,以满足理论教学要求;对于从高校引进的教师,重在实操培训,具体可通过下厂实践、项目开发,让教师了解企业动态,理解项目制作要点,掌握产品工艺和操作技巧,以满足实践教学要求。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技术课程是技工学校电子专业的重要专业课,是学生今后就业的基础。通过近几年的教学实践,一体化教学克服了以往理论教学与实操教学脱节的弊端,它能根据实际教学需要,打破原有的章节体系,重新编排项目式的教学内容,分散教学难点和重点。一体化教学能将制作引入课常,融教、学、做于一体,边讲边练,边学边用,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有机结合起来,提高了学生的项目实践能力,激发了学生兴趣,达到了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