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到九年级的学生我们称他们为初中生,此时这些孩子们正处于12-15岁之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青春期,此时的孩子由于身心的不断发育,导致此年龄段的他们个性较强,比较有自己的想法,在对于音乐的看法上同样有着自己的想法,而当下的流行歌曲中又鱼龙混杂,好的不好的都在处处影响着我们的青少年,而这些青少年则是我国未来的希望与栋梁,因此在初中音乐课堂中正确的帮助学生接触流行歌曲,这也是势在必行的。笔者将从以下几点展开自己的思考: 一、流行歌曲的内容 歌曲的内容决定了这首歌的方向,如果方向不对,那么对初中生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无法估量的。一首正能量的歌曲能够让孩子们领悟到歌曲中的美好,如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它能够让孩子们在青春叛逆期懂得去理解母亲对他的严厉,懂得不要去早恋,要用功读书。而同样来自于周杰伦的一首《稻香》依旧给孩子们带来的是正能量,让孩子们懂得不要对生活有着过多的抱怨,懂得去珍惜眼前的一切,而这些恰恰能在处于叛逆期的孩子们通过网络与音乐接受到正能量的传递。当然在之前提到过流行歌曲中鱼龙混杂有正能量的也有负面的,而这种负面的歌曲内容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如众多喊麦等说唱歌曲中歌词充斥着暴力、色情、等。可见这些对我们的青少年带来的伤害是极大的,本就在叛逆的青春期的孩子,为了与众不同在流行音乐中接触到了此类音乐而受到影响,也许人生轨迹也就此被改变。因此这类歌曲是必须要排斥在欣赏列表之外的。第二种则是毫无内容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口水歌,如歌曲中内容反复出现“喜欢你”“喵喵喵”等毫无意义的歌词是同样对我们的青少年带来不了任何好处,反而会让他们认为音乐本就如此单调乏味,从而使学生开始追求这种毫无内容的音乐或者开始厌恶音乐。因此在流行歌曲的内容是最为重要的,作为一名初中音乐教师,必须要从内容上彻底摒弃掉那些不好的音乐,从歌曲内容上作为第一部牢牢的掌控好初中生对于流行歌曲的基本审美态度。 二、流行歌曲的形式 在内容上经过筛选后,在形式上同样要进行严格的把关。好的流行歌曲的形式是丰富的,是能够将音乐内容很好的表现出来的。如果杨培安的《我相信》,歌曲内容本就是积极向上的,而在音乐形式上运用了摇滚的音乐形式,恰恰符合了正值青春期的孩子内心那颗躁动的心,从而将他们引入了正确的方向,同样在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与《稻香》中运用了说唱的方式平易近人的向学生诉说着,同时又在整首歌曲中贯穿了音乐动机,使学生了解歌词的内容后又牢牢地记住了歌曲的音乐动机,又如周杰伦的《蜗牛》,一首慢歌,恰恰表现出蜗牛爬行的缓慢特征,同时在不断上升的音区中又表现出蜗牛不畏艰难一步一步往上爬,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而这样的歌曲则正是能够打动人心的,能够将歌曲内容表现出来,敲击到听众内心的深的地方。而同样在之前非常流行的喊麦中,似乎仅仅是放着一首伴奏音乐,从头到尾节奏型始终不变,念唐诗般的音乐形式究竟好吗?我们的孩子会不会认为流行音乐本该如此呢?我想,这样的音乐形式是不好的,音乐二字总归要提及到音与乐,如果音乐都被放到了次要的位置,被念唐诗一般的朗诵给取代了的话,那这样的流行音乐发展是不是出了些什么问题呢?当然在流行歌曲的音乐形式中还有这一类,那就是咬字不清晰的。在我们对于音乐教师的普通话都有着较高要求的时代,孩子接触到的流行歌曲确实那种咬字不清的“摘下星星给你,摘下月亮给你”,本就追求个性的初中生会不会因为此类流行歌曲的影响而开始学习这种咬字都不清晰的歌曲呢?因此这些在笔者看来都是不可取的。作为一名初中的音乐教师在音乐内容的筛选后,在音乐形式上同样要进行严格的筛选,务必保证呈现在学生耳中的应该是丰富的、健康的音乐形式。 三、结语 任重而道远的初中音乐教师有着艰巨而又不凡的任务,在当下流行歌曲的冲击下,仅仅通过教科书上的内容将学生带入正轨已经越来越困难,应当在投其所好的前提下,能够正确的、有效的引导初中生对于流行歌曲进行欣赏、理解。了解到音乐的内涵与多元化的形式中使学生能够领悟音乐、热爱音乐。 参考文献: [1]张前.音乐美学教程[M].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 [2]修海林,罗小平.音乐美学通论[M].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 [3][美]保罗·亨利·朗.西方文明中的音乐[M].贵州出版社,2009. [4]沈璇,谷文娴,陶辛.西方音乐史简编[M].上海音乐出版社,2005. 作者:虢雯龙 单位: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义坊学校
浅议西方自由主义:西方自由主义影响下的新闻自由 摘要:17世纪以来,投身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西方政治哲学家们对个人自由和新闻自由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论证,自由主义延伸到新闻传播中自然便提出了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以及出版自由等问题。17世纪以来的西方政治哲学家们基本上都将上述自由归因于天赋人权。英国思想家弥尔顿强调人是理性动物,保护言论和出版自由是因为只有允许人们公开辩论才能够发现真理,20世纪以来依靠公开辩论发现真理这一观念最终导致了思想和意见的自由市场理论的产生,它们成为支撑新闻自由理论的基石。在西方,新闻自由被人们视为一项绝对的精神权利,理论的倡导最终也导致了实践中的立法保障。回顾新闻自由的发展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20世纪以来自由主义复兴的西方当代社会语境中,新闻自由所面对的进退维谷的现实。 关键词:个人自由;新闻自由;理性;真理;意见自由市场 一、自由的价值证成 自由作为一种价值范畴,其得以成立的理由以及丰富的价值内涵曾经被无数的思想家和哲学家所论证。自由的价值证成首先出自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所极力倡导的自然权利理论或天赋人权理论。霍布斯认为自由是人类所拥有的一项自然权利,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一的自由。因此,这种自由就是用他自己的判断和理性采取认为最适合的手段去做任何事情的自由。”他进一步说道:“自由这一词语,按照其确切的意义来说,就是外界障碍不存在的状态,这种状态往往会使人们失去一部分做自己所要做事情的力量。”霍布斯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们拥有各种生而平等的自然权利,享有各行其是的种种自由,但是所谓的自然状态不过是一个“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状态,这种状态起因于人性的弱点,因为人类总是彼此竞争、彼此猜疑,并为了荣誉彼此而战,因此在这种状态下,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无法保全自己的生命和安全,人们必须出让自己的权利,以求得主权者对自己的保护,国家正是自然人与主权者订立契约的结果。霍布斯认为,人们在订立契约时,每一个人出让的是自己全部的权力,因而主权者获得的就是绝对的权力。霍布斯的契约理论显然是为君主专制服务的,但是在他的这一理论中显然也包含着许多积极进步的意义,因为霍布斯首先强调人人是生而自由和平等的,人们不过是为了安全和存续的需要才与主权者订约,才出让自己的权利,这里其实已经蕴涵了“天赋人权”思想;其次,霍布斯的理论认为国家是自然人与主权者订立契约的结果,国家并不是根据任何神意创造的,这就彻底推翻了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君权神授说”。 洛克更为鲜明地主张生命、自由、财产是“天赋人权”。洛克也是从自然状态推导出所谓的国家状态的,但是洛克笔下的自然状态与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状态迥然不同,在洛克看来,所谓自然状态“那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然状态,他们在自然法的范围内,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办法,决定他们的行动和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而无须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在这种状态下起支配作用的是自然法。自然法,也就是理性指导着人类的全部生活,在这种状态下“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但是人类生活在这种自然状态中也有诸多不便之处,主要是没有众所周知的法律和公正的仲裁者来裁决发生于人们之间的纠纷,这样人类就被迫进入社会状态,人们将部分权力出让给某一个权威,因此,国家或政府正是人们出让权力,与权威者订立契约的结果。但不同于霍布斯的是,洛克认为人们与主权者订约时,出让的只是部分权利,而生命、财产和自由是不可放弃和转让的,同时洛克一再强调,政治权力的目的就是保障公民的福祉和财产,洛克还认为一旦政府违背了这种目的,契约便失去了合法性,人民可以通过各种形式,解除与政府达成的契约。 卢梭是另一位强烈主张社会平等、人类平等以及人类自由的思想家。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他开宗明义地写道:“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一方面表明卢梭认为自由乃天赋人权,另一方面也表明卢梭对于社会强加于人类身上的不自由深感痛心。正如霍布斯和洛克等人一样,卢梭也为人们描绘过一幅人类先人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状态,不同的是在卢梭的笔下,这种原始状态充满了诗意与和谐,他称之为“人世的真正青春”,“在这种状态中人们过着简单的生活,很少往来的生活,他们的需要很有限,并且使用着为满足这些需要而发明的一些工具,因此他们能够享有较多的闲暇,用来为自己安排他们的祖先所不知的各式各样的享受。”“实际上,再没有比原始状态中的人那么温和的了,在那个时候,人被自然安排得距离野兽的愚钝和文明人的不幸的智慧都一样远,他为本能也同样为理性所限,只知道防备所面临的祸害的威胁,他为自然的怜悯心所制约,不会主动地加害于人,即使受到别人的伤害也不会那样去做。”在这种状态中,没有压迫,没有欺诈,没有武力征服以及奴役。然而人类文明的出现和进步改变了这一切,卢梭写道:“使人类文明起来,而使人类没落下去的东西,在诗人看来是金和银,而在哲学家看来是铁和谷物。”在卢梭看来,金和银,铁和谷物的出现的确代表着人类文明的跃进,它们无疑加快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但是卢梭在此提及它们是要告诉人们,这些东西意味着多余的财富。卢梭竭力论证的是,这些私有观念和私有财产的出现,使人类走向堕落,因此他说:“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说到: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假如有人拔掉木桩或者填平沟壕,并向他的同类大声疾呼:不要听信这个骗子的话!这个人该会使人类免去多少罪行,战争和杀害,免去多少苦难和恐怖呀!”正是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导致了政治上的不平等,并最终导致了专制制度。人类要改变这一状况,就只能通过契约去缔结一个能确保人人平等的国家。不同于霍布斯和洛克等人的是,卢梭在论及天赋人权的时候更多地是关注人的平等,而非人的自由,这一特点在他论及公意理论时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在卢梭的公意理论之下,个人自由的生存空间确实被排挤得尤其狭小,因此有人指责卢梭的理论成为法国大革命以及此后激进社会革命的“始作俑者”,并非没有根据。 从自然权利或“天赋人权”的角度去论证自由之于人类的可贵和重要有着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但是自由之于人类的重要应该还有许多其他实用和功利的原因,这正是英国哲学家密尔论述自由的一个重要视角。密尔首先强调人性是多样化的,他说:“人性不是一架机器,不能按照一个模型铸造出来,又开动它毫厘不爽地去做替他规定好了的工作,它毋宁像一棵树,需要生长,并且从各方面发展起来,需要按照那使他成为活东西的内在力量的趋向生长和发展起来。”人性与个性又是相关联的, 密尔极力主张个性的绝对自由,强调个性自由乃是因为独特的个性是首创性的源泉,“首创性这个东西,是无首创性的心灵所不能感到其用处的。”人类正是依靠首创性才能去发现真理,促进社会的进步,因此密尔强烈反对任何对个性的压制,他说:“凡是压毁人的个性的都是专制的,不论管他叫做什么名字,也不论它自称是执行上帝的意志或者自称是执行人们的命令。”密尔尤其关注传统习俗对人类个性的奴役和摧残,他说:“凡是不以本人自己的性格却以他人的传统或习俗为行为准则的地方,那里就缺少着人类幸福的主要因素之一,而缺少的这个因素同时也是个人进步和社会进步中一个颇为主要的因素。”密尔认为传统和习俗对个性的压制和摧残有甚于政治专制。他认为:“社会的暴虐,比许多种类的政治压迫还可怕,因为它虽然不常以极端性的刑罚为后盾,却使人们有更少的逃避办法,这是由于它奴役到灵魂本身” 二、两种自由观的对比 自由更为深刻的价值意义还在于它与宪政法治以及民主的关联。在自由主义理论中,自由有两种主要的类别,一种是古代人的自由,另一种是现代人的自由。第一个明确区分这两种自由的是法国杰出的政治思想家贡斯当(1767-1830)。他在一篇演讲中开宗明义地说道:“我希望提醒大家注意两种自由的某些不同,这是一件全新的尝试,人们至今尚未注意到这些不同。第一种类型的自由是古代人十分珍视的自由,第二种则是近代民族视为弥足珍贵的自由。”贡斯当所说的古代人的自由是指古代斯巴达共和国或高卢人所享受的那种能够参与政治生活,享有政治权利的自由。这种自由包括:“人民直接行使相当多的政治权利。他们集中在一起对法律投票,并对那些遭到控告的行政官作出判决。”“在广场协商战争与和平问题,与外国政府缔结联明,投票表决法律并作出判决,审查执政官的财务、法案及管理,宣召执政官出席人民的集会,对他们进行批评、谴责或豁免。”等等。 贡斯当强调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的差别,其目的是要证明古代人虽然具有参与政治和公共生活的自由权利,但是却极大地忽视甚至压制了另一种更为重要的自由,即个人自由。贡斯当认为古代人虽然有参与政治和公共生活的广泛自由和权利,但是却不具有丝毫的个人自由权利,“在古代人那里,个人在公共事务中几乎永远是主权者,但在所有私人关系中却是奴隶。作为公民,他可以决定战争与和平,作为个人,他的所有行动都受到限制,监视与压制。作为集体组织的成员,他可以对执政官或上司进行审问、解职、谴责、剥夺财产、流放或处死;作为集体组织的臣民,他也可能被自己所属的整体的专断意志掠夺身份,剥夺特权,放逐乃至处死。”在贡斯当看来,古代人的自由并不是一个是否完善的问题,而根本就是一个压制个人自由,甚至最终会导致吞没个人的问题。因此贡斯当极力主张保障个人自由,即他所说的现代人的自由。他认为对现代人而言“自由只是受法律的制约,而不因某个人或若干个人的专断意志受到某种方式的逮捕、拘禁、处死或虐待的权利,它是每个人表达意见、选择并从事某一职业,支配甚至滥用财产的权利,是不必经过许可,不必说明动机或事由而迁徙的权利。它是每个人与他人结社的权利。”贡斯当竭力证明现代人的自由优于古代人的自由,他说:“个人自由是真正的现代自由,政治自由是个人自由的保障,因而也是不可或缺的。但要求我们时代的人民像古代人那样为了政治自由而牺牲所有的个人自由,则必然会剥夺他们的个人自由。” 贡斯当轻视政治自由而力挺个人自由是基于历史事实的教训,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基于法国大革命的教训,因为法国大革命强烈主张的正是每一个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那种古代人的自由,为了这样一种政治权利,无数公民被迫或自愿放弃了个人自由和权利,于是最后便发生了“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女”的悲剧。为此贡斯当尖锐地批评了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和所谓的公意理论。在贡斯当看来,个人既是自由的又是被统治的,既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个人意志可以上升为公意,个人服从公意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所有这些说法不过是狡辩。他说:“《社会契约论》那种狡猾的形而上学,在今天只能用来为种各样的暴政――――个人的、几个人的或所有人的暴政一提供武器和借口,使之以合法的形式或通过大众暴力实施压迫。” 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的当下语境正是伯林(1909―1997)所界定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概念。伯林首先为自由下了一个通俗易懂的定义。他说:“自由这个词的积极意义,来自于个人希望能够做自己的主人。我希望我的生命及决定是依靠我自己的,而不是依靠任何外在的力量。我希望成为自己的工具,而不是受别人的意志行为所支配。我希望自己是一个主体,而不是一个对象,我希望我是由自己的理性及有意识的目的所推动的,而不是被外来的原因所影响。……尤其特别的是,我希望自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思想、有意志、能动的存在,对于我所作的选择负起责任。并且能够通过提出我的想法及目的对这些选择作出说明。当我相信这是真的时候,我会感觉到我是自由的,当我了解到这不是真的时候,我便觉得自己是被奴役的。”依据这一定义,伯林区分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所谓积极自由就是“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是控制或干涉的来源,从而能决定某人去做某事,或成为某种人”,这实际上是把自由看作“去做……的自由”(free to),这种意义上的自由正相当于贡斯当所说的古代人的自由。所谓消极自由要回答的是“一个主体――一个人或一群人――可以或应当保有什么样的领域去做他能做的事,或成为他能成为的人,而不受他人的干涉”,也即是“免于……的自由”(free from),这种自由也正是贡斯当所说的现代人的自由。伯林总体上倾向于反对积极自由,他认为积极自由要求个人自我主宰,要求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这一要求体现在政治上就是要求政治自由,而政治上的过度要求有可能使积极自由陷落到它的反面,即强制和不自由的状态中去。与此相反,伯林较多地支持消极自由,在这种意义的自由之下,政府划定了一个其不得干预的私人领域,在这一领域,个人享有充分的自由,这正是贡斯当和密尔等人所称的个人自由领域。 事实上无论是贡斯当所说的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还是伯林所界定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着绝对的冲突和矛盾,它们触及到的不过是自由的两个极其重要的领域:一个是自由的政治权利领域,另一个是自由的个人权利领域。对于自由而言,二者同等重要。自由的政治领域强调的是国家权力的来源以及目的,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公民所依法享有的参政、议政以及决定公共事务的权力这样一些政治问题,其直接指向是宪政法治国家,通过立宪和法治,以限制政府权利,并确保公民权利;自由的个人领域强调的则是作为私人的个人所依法享有的种种免于政府权力、传统习俗以及社会舆论等干涉的权利,确保 个人的这种权利,也便是最大程度地保证了个人在思想、宗教、言论、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自由,自由正是在上述层面上与宪政法治以及现代民主发生着深刻的关联。 三、新闻自由:从理论奠基到法律保障 英国哲学家霍布豪斯在《自由主义》中说:“存在着一个所谓人身自由领域,这个领域很难说清楚,但它是人类最深沉的感觉和激情的最猛烈的斗争场所。其基础是思想自由――一个人自己头脑里形成的想法不受他人审讯――必须由人自己来统治的内部堡垒。”思想自由被人们认为是所有人类自由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自由,在自由主义的谱系中,言论自由、思想自由、表达自由、出版自由基本上都是一些等同或接近的概念,它们均指人们有权利通过出版物或者借助于语言表达自己真实的思想、观点和意愿,只是到了近现代,当大众媒介日益普及之后,人们习惯上将上述自由统称为新闻自由。 在西方政治思想有的著述中,言论出版自由从来都被视作一种绝对权利。弥尔顿、斯宾诺莎、洛克、密尔等人几乎毫无例外地强调人类言论和思想表达的自由属于“天赋人权”。弥尔顿坚持认为,言论和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它们属于“天赋人权”。在论述公民权利与君王权力的关系时,弥尔顿辩论道:“全世界的国王,一般说来都是由人民授权,都是根据一定的条件托付给他权力的。”这一状况“牢固地奠定了人民对于国王的优越地位。”他声称:“真理和悟性绝不能像商品一样加以垄断,或凭提单、发票、掂斤播两地进行交易。我们绝不能把祖国的一切知识当成买卖的商品,或者当成羊毛和黑呢子一样,标价签署发售。”斯宾诺莎在其1670年匿名出版的《神学政治论》一书中说:“人的心是不可能完全由别一个人处治安排的,因为没有人会愿意或被迫把他的天赋的自由思想判断之权转让与人的。因为这个道理,想法子控制人的心的政府可以说是暴虐的政府,而且规定什么是真的需要接受,什么是不真的不要接受,或者规定什么信仰以激发人民崇拜上帝,这可算是误用治权与篡夺人民之权。所有这些问题都属于一个人的天赋之权。此天赋之权,即使由于自愿,也是不能割弃的。”因此他认为“一个君主的权力无论是多么没有限制,无论大家心中是多么信赖君主之权是法律宗教的代表,此权却永远无法使人不依自己的智力以下判断,或不为某种情绪所影响。” 将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权利归于“天赋人权”,这一思想并非仅仅出自弥尔顿、斯宾诺莎、密尔等人,它们还出自更多的西方政治思想家的著述。对此,约翰・基思在《媒体与民主》一书中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在18世纪前后,涉及这一论题的书籍和文章还包括廷德尔的《反对束缚新闻》(1804),约翰・阿斯吉尔(John Asgill)的《论新闻》(1712),托马斯・海德的《论新闻,特别关于诽谤》(1758),托马斯・潘思的《人权》(1971―1972)以及玛丽・沃通克拉夫特的《妇女权力辩护》(1792)等。至于人类为何需要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人们诉诸的理由却不尽相同。基思认为,在新闻自由思想的发源地英国,除了天赋人权这样的自然权利理由外,还包括其他三种理由,即神学理性的理由、通过自由讨论发现真理的理由以及功利主义的理由。 弥尔顿倡导言论和出版自由的一个重要理由正在于他坚信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人类凭借这种理性可以去辨别正误,并发现真理,因此他坚决反对当时盛行于英国的书刊检查制度。他说:“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的像,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破坏了瞳仁中的上帝圣像。”在弥尔顿看来,书籍不是死的东西,它包藏着一种生命的活力以及创作者的智慧和精华,禁书这种行为如果牵涉到整个出版界的话,就会形成一场大屠杀,在这种屠杀中杀死的还不止是凡尘的生命,而是伤及了精英或第五元素――理性本身的生气。弥尔顿一方面承认法律在一定范围内的功效,另一方面却反对将法律滥施于道德、思想和言论等领域中,他说:“如果对成年人每一种行为的善恶问题都加以规定,限制和强迫,那么美德就将徒具空名,善行也就无须赞扬了。”弥尔顿尤其强调自我选择中理性的重要,当人们抱怨亚当逆命而行时,他评论道:“这真是蠢活!上帝赋给他理智就是叫他有选择的自由,因为理智就是选择。不然的话他就会变成一个做作的亚当,木偶戏中的亚当。”(这里的理智在其他的译文中也翻译成为理性,二者同义)当然弥尔顿也雄辩地说明,官方禁书并不总是行得通的,因为书报检查官的水平未必高于作者,检查官的数量也绝不可能满足实际禁书之所需,同时审阅的枯燥和无聊也绝非查检官所能忍受,更重要的是,好的思想总是会不胫而走。斯宾诺莎同样求助于理性来维护自己的观点,他说:“政治的目的绝不是把人从有理性的动物变成畜牲或傀儡,而是使人有保障地发展他们的心身,没有拘束地运用他们的理智。”斯宾诺莎有意将人们基于理智而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权力与行动的权力区别开来,虽然他未必赞成基于个人独立思考和判断而带来的一切可能的行动,但是他却坚持维护个人独立的思考之权,在这里他诉诸的仍然是人类理性。他说:“没有人能违反当局而行动而不危及国家,虽然他的想法与判断可以与当局有分歧,他甚至可以有反对当局的言论,只要他是出于理性的坚信。”在《论自由》中,密尔激烈地抨击了当权者对所谓异端者的压制,他说:“由于禁止一切不归结于正统结论的讨论,败坏最甚的还不是异端者的心灵。最大损害乃在那些并非异端者的人,由于害怕异端之称,它们的整个精神发展被限制了,他们的理性弄得痉挛了。”这里密尔倡导言论思想自由所诉诸的仍然是理性。 只有通过公开的辩论才能发现真理乃是西方政治思想家们倡导言论自由的另一个重要理据,这一观点同样体现在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一书中。弥尔顿认为真理不是依靠权力所赐,而只能在各种思想观点的公开辩论中获得真理,因为凡人皆有理性,凡人都能够明辨是非。他颇为自信地说:“虽然各种学说流派可以随便在大地上传播,然而真理却已经亲自上阵;我们如果怀疑她的力量而实行许可证制度和查禁制,那就是伤害了她。让她和虚伪交手吧,谁又看见过真理在放胆地交手时吃过败仗呢?”洛克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在《论宗教宽容》一书中,他说道:“只要让真理独立自主地运动,它一定能够很好地生存下去。真理是极少得到,而且恐怕它是永远也不会得到权势者们的大力帮助的,因为它与他们没有缘分,很难为他们所了解,更不用说受到他们的欢迎了。真理不是靠法律教诲的,也不需要强力将它带入人们的心里。而谬误倒的确是借助于外力的支持和救助传播开来的。” 密尔倡导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主要是诉诸于功利主义。在密尔看来,保护言论和思想自由特殊好处之一就是通过讨论可以发现真理,因此他说:“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的特殊罪恶乃在它是对整个人类的掠夺,对后代和对现在的一代都是一样, 对不同意于那个意见的人比对抱持那个意见的人甚至更甚。假如那意见是对的,那么他们是被剥夺了以错误换真理的机会,假如那意见是错的,那么他们是失掉了一个差不多同样大的利益,那就是从真理与错误的冲突中产生出对于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对于为何只有通过公开的辩论才有可能发现真理这一问题,密尔区分了几种不同情况予以了细密的论证。其一,密尔认为即使―个意见是正确的,也应该允许有相反的意见对之进行驳辩。他说:“对于一个意见,因其在各种机会的竞争中未被驳倒,故假定其为真理,这是一回事;为了不许对它驳辩而假定其真确性,这是另一回事,二者之间是有绝大区别的。我们之所以可以为着行动之故而假定一个意见的真确性,正是以有反对它和批驳它的完全自由为条件;而且也别无其他条件能使一个像具有人类精神能力的东西享有令他成为正确的理性保证。”密尔同时还认为,允许对正确的意见予以经常性的驳辩,也是为了避免使活的真理变成死的教条。其二,密尔认为凭借权威而武断地判断一个意见为谬误或有害是不可以接受的。他说:“我们永远不能确信我们所力图窒闭的意见是一个谬误的意见;假如我们确信,要窒闭它也仍然是一个罪恶。”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意味着压制者总是正确的,这显然不可能,所以密尔继续说:“要判定一个意见为有害,与要判定它为谬误,同样需要一个不可能错误的裁判者,除非那被宣判的意见有充分的机会为自己辩护。”其三,密尔不相信真理总是能够战胜谬误,但是只要允许公开的讨论,真理却总有机会战胜谬误。密尔列举了历史上真理遭受打压乃至湮没的种种事实,继而笔锋一转,犀利地论辩道:“真理所享有的真正优越之处乃在这里,一个意见只要是真确的,尽管可以一次再次或甚至多次被压熄下去,但在悠悠岁月的进程中一般总会不断有人把它重新发现出来,直到某一次的重现恰值情况有利,幸得逃过迫害,直到它头角崭露,能够抵住随后再试图压制它的一切努力。”其四,密尔认为对于那些既包含真理,也包含谬误的意见同样也应该允许自由讨论,因为“在生活中一些重大实践问题上,真理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对事物的协调和结合问题,而人们却很少具有足够恢宏公正的心胸能调整到近于正确,因此便只有通过交战双方在敌对旗帜下展开斗争的粗暴过程才能做到。” 弥尔顿、密尔之后,依靠公开的辩论去发现真理这一观点成为支撑新闻自由的一个核心观念,20世纪后这一核心观念即为思想的自由市场这样的表述所取代。思想的自由市场观点在1919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尔姆斯就“德布斯诉美国政府一案”所做的判决中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霍尔姆斯认为,美国制度本身就是一场实验,最终的善只有通过思想的自由交流来实现,对真理的最好检验是在市场的竞争中让思想的力量本身被人们接受,真理是人们能安然实现其愿望的唯一基础。邱小平认为“霍尔姆斯这一论述构成美国法学界解释和适用第一修正案两大理论之一的思想市场理论的基础,为美国人民享有表达自己提供了有力的宪法保障。” 密尔诉诸于功利去维护思想言论自由还有其他更为丰富的内容。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项便是,在密尔看来,思想和言论自由还关乎个人乃至民族个性和精神的自然成长和发展。在《论自由》中,他大声疾呼道:“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之中,从来没有而且也永不会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若见哪一国人民一时曾接近于那种性格,那是因为对于异端思想的恐惧会经暂告停止。只要哪里存在着凡原则概念不得争论的暗契,只要哪里认为凡有关能够占据人心的最大问题的讨论已告截止,我们就不能希望看到那曾使某些历史时期特别突出的一般精神活跃的高度水平。”斯密诺莎在《神学政治论中》亦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统治者压制异端,禁绝讨论,其结果是培养公民可恨的阿谀与背信。密尔写下《论自由》一书近百年之后,当美国哈钦斯委员会提交那份著名的报告时,它所引申的一个重要观点显然也来自18世纪前后欧洲的这种思想资源。这份报告宣称,表达自由是一种精神权利,其所以能够获得法定地位是因为公民的良知是国家保持活力的源泉;同时,“公共讨论是维系自由社会的一项必要条件,而表达自由则是开展充分的公共讨论的一项必要条件。公共讨论能激发和拓展心智的力度和广度,它是培养心智强健之公众的基础。” 事实上近、现代以来欧美国家中,新闻自由经过两个多世纪的洗礼,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公民绝对权利,包括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卢梭、孟德斯鸠、密尔在内的众多思想家们为这一绝对权利的最终奠定提供了最有力的理论支持。新闻自由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项公民绝对权利,其根本原因在于新闻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基础,“哪里的人们不能自由地彼此传递他们的思想,哪里就没有自由可言;哪里存在着表达自由,自由社会就在哪里发端。”哈钦斯委员会在报告中所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信念。 当人们说新闻自由只是一项绝对权利的时候,实际上是说它是一项绝对的精神权利,这种权利当然也要附加一定的条件和义务,那就是公民必须对自己的良知负责。在传媒实践中,新闻自由同样要受到某些因素的制约,但它所受的限制范围毕竟比较少,否则新闻自由只能沦为空谈。而在法律上,自1789年8月26日法国《人权宣言》颁布以来,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又都对新闻自由予以了最大程度的保护,这些重要法律文件包括:《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权利法案》)(1791年12月15日),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千年宣言》(2000年9月);其他重要文件还包括:《欧洲人权公约》(1950年)、德国《基本法》(1949年5月23日公布,5月24日生效)等,这些法律都无一例外地对新闻自由给予了严格而有力的保护。 四、结语:相对的新闻自由 尽管从表面上看,个人自由是一个包括着太多关于人类理想的美丽字眼,但如果用理智与全局的眼光分析便会发现,自由主义在西方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在19世纪末的战争冲击下,自由主义已经严重地衰退。20世纪让人类饱受灾难的世界大战的启示以及战后的重建,才给了自由主义以在矛盾与冲突中复兴的机会。复兴后的自由主义及其新闻自由,在当代社会的语境中又面临重重挑战。社群主义、保守主义、共和主义、威权主义和自由多元主义等理论的交锋日渐激烈,其结果并没有导致分歧的消弥,相反,引发一系列新的冲突。 在借鉴西方新闻传播方面的思想成果的过程中,我们还不能忽视其历史背景。弥尔顿、斯宾诺莎、密尔等人所主张的表达自由,或者说新闻自由,实际上是“发端于英国的宪政制度,其核心内容是限制与约束国家权力,确立与保护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弥尔顿“在1639年前后,站在独立派的立场,向君主政体和封建国教挑战”,“大约在一年时 间内,写出了5本关于宗教自由的小册子,给保皇派和官方教会以沉重的打击。”这种明显的针对性充分说明,17世纪西方政治哲学家们的言论和观点是有特定历史背景的。他们的主张并不完全具有“普世价值”。正基于此,弥尔顿、斯宾诺莎、密尔等人以后的思想家,如廷德尔、约翰・阿斯吉尔,以及托马斯・海德等人的著作中就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迷茫与困境。 个人表达自由引导下的新闻自由体现了无可争议的人类理性,没有必要进行如此复杂的讨论,但由于不同的民族、社会、文化、历史等导致认识和理念的多元化,继而引发纷争,这种纷争也许将会持续下去,新闻自由的内涵与边界将会不断的变化。新闻自由并不是绝对的自由,历史的流变预示了自由与现实的相关度,新闻自由也将永远是一个变化着的、相对的概念,而并非恒定不变的概念。 浅议西方自由主义: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演变探析 摘要:在西方民主思想发展史上,自由主义民主思想占有重要地位。但随着民主环境的变化,古典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在内容上和研究方法上均表现出了诸多变化,形成了对民主实践重新解释的修正理论,以及在自由主义民主框架内的批判理论。对经典民主主义文本的解读,从理论角度探析这些变化,一方面能明晰我们对西方民主的认识,另一方面对其合理之处的借鉴有利于加快我国自身的民主政治建设。 关键词:民主;西方民主;自由主义民主 在西方民主的发展历程中,民主的含义体现出了更多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这正如一些学者所言,“民主是一个神圣但又含混的字眼:我们所有人都热爱她,但却难以把握;每个人都拥有她,但实际上却没有一个人完全拥有她”。民主的复杂性,揭示了我们对其进行研究探析的必要性。本文选取西方民主思想中具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为切入点,在纵向上按照时间顺序,在横向上按照各理论所持观点的异同为分析理路展开探析。 一、古典自由主义民主理论 古典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是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主流民主理论,包含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和代议制民主思想等内容。自由主义民主思想的基础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民主是民主在自由主义哲学基础上的附属物,所以一开始就充斥着极端的个人主义”。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坚持个人权利、法治、有限政府、分权等思想,这在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思想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洛克在近代个人主义之父霍布斯个人主义思想的基础上,系统提出自由主义理论,奠定了个人自然权利理论。他强调立法权的首要位置,但是“立法权只是为了某种目的而行使的以种种委托的权力,当人民发现立法行为与他们的委托相抵触时,人民仍然有权利享有最高权力来罢免或更换立法机关”。他高度重视个人财产权,指出“未经本人同意,不能剥夺任何人的财产”。同时“当立法机关变更的时候,以及立法机关和君主这两者的任何一方在行动上违背他们的委托时,政府需要解体”。孟德斯鸠的自由学说很大程度上是洛克思想的延伸,他对自由主义理论的贡献集中于对自由和权力的讨论上,将分权与自由联系起来,提出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相分离的三权分立学说。他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说也奇怪,就是道德本身也是需要界限的!”“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进入19世纪,在工人运动的推动下,民众要求普选权、扩大政治参与的呼声越来越高,加之直接民主制的现实局限性,约翰・密尔在边沁功利主义学说、托克维尔民主学说、潘恩代议制学说等基础上,提出了代议制民主理论。他一方面主张扩大人民参政,同时又把人民民主控制在资产阶级允许的范围内。密尔指出:“既然在面积和人口超过一个小市镇的社会里除公共事务的某些极次要的部分外所有的人亲自参加公共事务是不可能的,从而就可得出结论说,一个完善政府的理想类型一定是代议制政府了。”这既可以克服简单民主的局限性,又能发扬民主制的一般原则。但代议制民主容易产生两种危险:代议团体以及控制该团体的民意在智力上偏低的危险;由同一阶级的人构成的多数实行阶级立法的危险。“为去除这两大危险,就是通过或多或少有限制的选举权来限制代表制的民主性质”。使受过教育的人有选举权,领取救济金的人、破产的人、长期不交税的人应该取消选举资格。同时主张采取“复票制”,允许才智高的人享有两票以上的投票权,只有这样建立的民主制才是真正的民主制。管理国家在他看来是一项专门的技术,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胜任,而富人要比穷人更聪明。由此我们即能看出自由主义民主制的局限性。 二、修正阶段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 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古典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不能有效地解释现实的民主实践,一些民主理论家如约瑟夫・熊彼特、乔万尼・萨托利、罗伯特・达尔等人在自由主义民主框架内进行了理论修正。 (一)竞争性精英民主理论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进入了所谓的大众时代。面对这种政治变化,纯粹精英主义者如尼采、勒庞等强烈、直接地反对民主,蔑视大众,带有浓重的贵族色彩。熊彼特在批判了古典民主理论的核心即“共同福利”、“人民意志”的不可能性基础上,用经济学家的思维把政治家和选民比作交易的双方,把民主看做自由竞争的政治市场机制,提出了强调程序方法的竞争性精英民主理论。他认为“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决定的权力”。“民主政治并不意味着也不能意味着人民真正在统治――就‘人民’和‘统治’两个词的任何明显意义而言――民主政治的意思只能是:人民有接受或拒绝将要来统治他们的人的机会”。“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统治”“政治不可避免地是一种职业”。同时,民主方法在可能运行的社会中要取得成功,必须具备四个条件:第一是人的素质;第二是政治决定的有效范围不应扩展太远;第三是需要一个训练有素的官僚制构;第四是民主自治。后来的学者萨托利认为熊彼特的观点仅仅限制在民主过程的输入方面,因此,关注到选民对统治者的决策的反应和制约,他用弗里德利克的“预期反应”原则提出了“反馈式民主”理论予以补充。提出“民主是录用领导班子的竞争方法的副产品”。 (二)多元民主理论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更多地关注民主政治运行的实践,在研究方法上也逐渐从规范性研究向经验性研究转变。罗伯特,达尔分析了代表性的“麦迪逊式民主理论”和“平民主义民主理论”,在熊彼特理论的研究终点上树立了自己的研究起点,提出了多元民主理论。达尔认为麦迪逊式民主理论追求的目标是非暴政的共和,是一种在多数人的权力和少数人的权力之间谋求妥协的努力。要保持一种非暴政的共和,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是避免所有的权力,无论是立法的、行政的还是司法的,聚集到同一些人手中,无论是一个人、少数几个人还是许多人,以及无论是通过世袭、自封还是选举。二是必须对宗派加以控制,以致他们不能采取不利的行动损害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损害社区的持久、凝聚的利益。因此,麦迪逊一方面希望赋予所有公民以平等的权利,另一方面又主张通过宪法上的分权制衡限制多数人。但达尔认为这并未取得满意的答案,一是它没有证明领袖之间的相互控制足以阻止暴政,并必然要求宪法规定权力分割的体制,就像美国宪法那样;二是它夸大了宪法规定作为一种外部制约的重要意义;三是低估了任何多元社会中固有的社会制衡的重要性。对于平民主义民主,达尔认为与之相容的决策规则是多数规则,但是第一,公民也许对政策输出是冷漠的;第二,当备选方案为数量相等的公民所偏好时,多数原则没有提供解决办法,即使存在一个多 数,但当有两个以上的备选方案时,多数原则可能会导致阿罗的“不可能定理”。此外,还有偏好强度等问题。达尔根据观察,确认美国是混合体政治,民主政治应是多元主体通过竞争达成妥协、共识的政治,“多重少数人的统治”是其对民主实践作出的确切描述。但多元民主也存在诸多困境,如导致政治不平等、扭曲公民意志和公共议事日程、导致最终控制权让渡、经济上的不平等会导致政治上的不平等等,达尔于20世纪80年代向新多元主义转变。 三、批判阶段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 在自由主义民主实践中,人们对公共政治生活的冷漠、政治不平等的加剧等弊端日益凸显,原有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受到了诸多批判,构成了这一阶段的理论发展特色。 (一)激进民主理论 激进民主理论是左翼确立的一种社会主义政治规划,他们提出民主的领域应突破政治领域的局限而向经济领域和社会等领域全面扩展,民主不仅包括宏观层面的,还包括公民社会团体等微观层面的。民主是一项未被达成的、不确定的任务,使用民主是一部背叛和伪善的历史,激进民主意味着本质、要素形式的民主,根本民主、确切地说就是民主本身。激进民主的任务“不是放弃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相反,是在激进的和多元的民主方向上深化和扩大民主”。道格拉斯・拉米斯的激进民主理论具有代表性,他认为“不应该将民主看做一个已经建立的制度性的权力体系,而应看做一项还有待实现的承诺,这一承诺特别是在经济领域还没有实现”。他指出自由主义的民主在很多领域内都是反民主的,比如在经济领域,经济发展是反民主的,政治讨论被排除在经济话语之外,这表现在对于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劳动的种类、条件和数量上,人民不可能有权力做出选择;经济的发展加深了社会不平等;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和加强支配人民生活的主要方面的不民主的统治形式,并且经济发展产生了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导致了人民把注意力从政治目标和斗争上转移开并且代之以“经济的”目标等。同时,机器和管理的秩序、技术等导致了工人的异化,造成了对人的价值的忽略。因此,激进民主倡导以一种普遍价值、政治美德、积极的信任相互结合成一种有秩序的状态,使民主突破狭窄的政治领域,扩展至经济和社会领域,在微观的政治上逐渐实现民主和解放的目标。 (二)参与式民主理论 在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中,自由和民主二者始终存在着一定的张力。自由主义主导的民主被制度化为维护自由的工具,当价值的天平倾向于自由时,只有通过增强民主的力量,才能矫正失衡的趋势,并且除非采取一种基于参与和共享的制度安排,否则民主就有可能会偏离政治舞台而沿着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运行。因此,针对民众参与意识淡薄、公共参与不足、公共善的缺失等,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向参与式民主理论转向,希望通过复兴古典民主中公民参与的积极要素,增强公民的参与自信,实现公民参与精神的回归。在参与式民主理论中,巴伯的强势民主理论极富原创性和极具挑战性。巴伯认为“在面对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各种危机时,我们遭受苦难不是由于民主过多的缘故,而是由于民主过少的缘故”。现代社会中,民主只能在强势民主的状态下才能生存,只有在有能力胜任的和负责任的公民而不是伟大的领导者的状态中才能得以保全。巴伯把自由主义民主称为弱势民主,是作为动物管理的政治。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在哲学层面和政治层面都存在缺陷,巴伯的强势民主中包含着两大核心要素――公民身份和参与。对于公民,巴伯认为公民是管理者、自治者、共治者与自己命运的主宰者。他们不需要在所有时间都参加所有的公共事务,但是他们至少应该在某些时间里参加某些公共事务。对于公民身份,存在有许多认定的依据,如领土范围、血缘、司法权、共同信仰、经济契约等,弱势民主下的公民身份是众多平等的社会角色之一,强势民主的公民身份是将陌生人转变为邻里的动态关系,公民角色是众多社会角色中最重要的。参与就是一种积极的行动,民主的能力可以在民主过程中得到训练。强势民主是参与型民主的一种独特的现代模式,它依赖于一种自治的公民共同体的理念,使公民联合起来的不是同质的利益而是公民教育,使其公民的共同目的和互助行动成为可能的不是他们的利他主义和其他美好的性格,而是公民的态度和参与制度。 四、结论 自由主义民主是自由主义加民主的产物,个人自由的价值是第一位的,民主的价值是第二位的、有选择性的和有条件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把民主范围局限于政治领域内,建立在个人权利至上的基础上,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有着密切的逻辑联系,通过竞争性政党的选举、分权制衡等机制对政府权力予以限制。尽管民主的理论、实践在变,但这些本质元素却没有改变。 同时,通过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出,第一,西方民主理论的调整是在资本主义体制内的调整,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任何民主,和一般的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这种上层建筑在阶级消灭之前,在无阶级的社会建立之前,是必然要存在的),归根到底是为生产者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因此,“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一种残缺不全、缺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对于我国来说,我们坚持的民主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上,广大人民能通过国家政权实现真正的民主,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民主的超越,是一种真实的、新型的民主,简单照抄照搬西方的民主,只会给我们带来混乱和动荡。第二,民主理论是动态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民主的实现范围是逐步扩大的。西方民主在宏观层面上注重民主与法治、民主与经济、民主与公民权利、民主与监督等密切关系,微观层面上注重民主与大众日常生活的紧密结合等民主发展的规律是我们可以借鉴的。我国的民主实践是一个综合过程,民主的实现仅仅通过单一领域的某一点突破很难能取得良好效果,宏观上的民主能对微观民主起到较好的指导和表率作用,微观层次上的民主在实现方式上更有创新性和灵活性,其良好效果可以推广到宏观层面上来。既注重在宏观层面上积极推进党内民主,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又密切关注农村村民自治、城市社区民主等基层民主的发展,这本身也是对西方民主的一种超越。 浅议西方自由主义:简析西方自由主义的基本含义与主要内部分歧 摘要:自由主义产生于西方,其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到今天自由主义早已成为西方的主流价值文化。但是对于自由主义本身而言,内涵却变得越来越泛化,明确定义自由主义已然变得十分困难,而自由主义本身的诸多内在矛盾也变得愈加明显。 关键词:自由主义;内涵;分歧 一、自由主义的内涵、特征 自由主义为何物,可能现在政治学领域也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自由主义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变化与发展以后,已经变得十分模糊,真正认定一个人是否为自由主义者也变得十分困难。或许可以参考列奥·施特劳斯的看法:“自由主义者把批评政府包括位高权重者,视为每个人的神圣权利,而所言不论个体是多么的卑微、势单力薄或不善言辞。”①而萨托利与阿克顿都认为,自由也即是法律的②。我们或可以理解为自由需要一套外在秩序的维护和保障。然而从现在看来,自由主义显然已经与民主、平等、法律、正义、多元主义等等概念联系到一起去了,分离也变得十分棘手。 我们不妨参考一些概念。布莱克维尔政治思想百科全书中列出了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基本特征:对政治的质疑是现代自由主义的根本精神;自由主义的第一个重大行动是反对其他世俗宗教对政治的歪曲;自由主义的思想一直与许多注重实践的政党有关联等等③。“既然如此自由主义的不同版本(共同)预设就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国家应当受反应合理的良善生活观念的多元性的价值的指导,保证其公民的自由与平等,并坚持对公民追求他们的良善生活观必需的利益的一种公正的分配。这些被自由主义者们当作公民拥有权利的利益。而且假定当公民在他们的权利所保护的私人领域中自主地行动时,他们能够而且应当自己决定他们自己要度过的良善生活的观念。这样基本的自由主义价值也许可以被确定为多元主义、自由权利、平等和分配正义。它们能使个人自主地生活这一点使他们成了基本的价值。自由主义的目标就是创造和维护这些价值的政治制度,并通过它们实现自主。不同版本的自由主义之所以产生分歧就是因为其拥护者在基本价值的解释,它们对自主的各自重要性以及应当如何追求自主上的分歧。”④在这就不再详细列举。而从这些论述当中,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发现自由主义是没有办法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的,有的只是对于一些共同特征的把握。所以本文在此也就不给出自由主义的确切定义,只从自由主义的基本特征入手,给出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面貌。 就自由主义的基本特征而言,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对“人”的权利的极大关注无疑是其最显著的特点。“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生而自由平等,这是造物主赋予人们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正是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建立了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是人民给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破坏了这个目标,人民就有权利去改变或废除它,并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政府。”托马斯·杰斐逊在美国《独立宣言》的这段话成为了旷世经典,并被众多著作引用。个人权利在自由主义中的地位超过了其他一切,所有自由主义的其他理论显然是以此为根据的。对于此众多自由主义大家的观点是一致的。在《正义论》中罗尔斯列举了下列基本自由:“政治自由(投票权和被选举担任公职的权利)、以及言论与集会自由、良知自由与思想自由、人身自由以及拥有个人财产的自由、法律条文所规定的不被随意拘捕的自由。”⑤自自由主义诞生以来人被抬高到了空前高度,一切其他的无论是制度设计也好还是政府目的也罢,都得围绕这个中心目的着手了。众多国家的成文宪法中一开头就得把这些最基本的理论写进去了,连朝鲜的宪法显然也不例外⑥,我们可以理解的是这已经成为政府合法性来源的最重要的一环了。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发表了《世界人权宣言》,在世界范围内保护公民的最基本权利,其阐述为“人权的确切作用是针对普遍的恶而保护人类”。在人权方面,美国在推行一套普世价值,中国政府也只能予以承认,因为没有借口予以反驳。在“人”的权利保护方面自由主义达到了其他思想难以启及的高度,也构成了自由主义最为核心的内容。 第二、“宽容”成为另外一个显著特征。人虽然是自由的,但是在自由这一点上,个人显然不是无限自由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显然也都看到了这种不可调和的东西。自由主义中的“人”的权利显然要有一个边界,这就需要人们具有宽容的理念,不然社会、政府、国家必然会陷入到启蒙思想家们所说的“自然状态”中去,从而导致一切的毁灭。康德的道德禁令理论做了以上的最好阐述,人们摆脱了无法控制的欲望、激情或偏见影响其选择的内在因果性的影响,而他们的选择是由理性加以控制的,理性则被理解成为可与普遍化的原则相一致。康德相信,所有人在他们自主的能力上都是同等的,道德的责任和人类的尊严都依赖于这种能力。理性思维能力被要求的十分明确,不然一个人显然就不具备一个成为自由人的条件,穆勒分析了精神病人为什么不能自由的原因。然而这个世界上有众多的普通民众显然是缺乏理性的,这就需要一个宽容或者妥协。就像伏尔泰所说的:“什么是宽容?宽容是人性的附属物,我们满是缺点与错误,让我们为我们的愚蠢而相互原谅吧。”现实世界的任何资源都是相对有限的和排他的,而人的各个方面显然是可以无限制扩大的,如果不加以限制,人类也就意味着相互毁灭。对于宽容这一点,胡适先生所言“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显然是异曲同工的了。 第三、限制公权力的滥用奠定了西方政治制度设计基础。自由主义对于人的权利的关注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即谁对个人权利构成了最大的威胁?无疑大部分人都把矛头指向了政府,即公共权力。公共权力的滥用危害,在历史上可以找到无数的事例。中国显然更是公共权力滥用的重灾区了。以“公共利益”为借口、外衣的公共权力如果对个人或者群体形成迫害的话,将是十分残酷的而且毫无人性可言的。从历史上看,这一点显然也是不需要太多解释的。所以为了限制政府权力的滥用,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们设计了几乎一套完美的政治制度,从对言论、结社、示威、出版等等自由予以绝对保护,到对最基本道义规则的确定,如果政府违背了这些最基本的规则则被认为是不义的,这就引导出人们合理反对政府的权利。如果政府违背了人民的意愿的话,自由主义赋予了人们推翻政府的权利,然而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对制度设计这一块,自由主义思想家一般都主张实现法治、建立宪政国家;通过立法的形式限定政府权力;实现地方自治从而对中央政府形成一定的制约;通过“三权”分立来分割政府的权力,并形成相互制约;在后来的政治实践中,通过多党制保证了政府可以“和平倒台”,从而在社会危机的情况下不至于发生大规模革命,保证了政府可以轮流执政;这些基本的制度设计构成了民主制度的基本框架,反过来民主制度又促进了这些制度自身的不断完善,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我们可以从富兰克林的一段话中找到这种制度设计强大的生命力所在:“全体人民的,尤其是自由人民的判断,看来是不会错的,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当人们处在合适的地位,就会公正无私,也不会被阴谋家的伎俩所蒙骗。这种环境相爱的人民在任何重大的问题上都不会出现偏差,因为如果他们决定为自身谋福利时———这是极为自然的,他们的决定就是公正的,因为能增进他们的利益,也就意味着带来普遍的利益,意味着增进公共的福祉。”⑦从这段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美国为什么会在诸多重大历史决断中做出很明智的决断,从而把自己推向富强。 第四、在经济方面主张自由的市场经济政策。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始,守夜人政府理论被广泛采纳,经济学上自由市场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但是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大爆发,尤其以美国的1929年的金融危机开始,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开始蔓延,这就导致人们对于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怀疑,而凯恩斯关于国家对于经济加强干预的理论显然符合这种要求,在实际当中以罗斯福改革为代表确实也挽救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但是随着70年代末凯恩斯主义出现危机,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的出版,并伴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急剧动荡,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被重拾,西方政府减少对经济领域的干预,自由主义在经济方面的主张得以复苏并得到不断发展。从芝加哥学派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虽然不反对政府对于经济的适当干预,但是也坚决主张要维护自由市场经济秩序。这一理论在中国显然也被采纳了。到底是政府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成了争论的焦点所在,因为本篇文章并不是要去探讨经济学方面的问题,所以就不在具体论述这一问题。总之,自由主义显然是信奉自由市场经济政策的。 另外,在自由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夹杂着大量的其他思想理论,如果想要分立显然变得不现实了,至于存在的其他诸多特征在此也就不一一论述了。 二、自由主义的内部歧义 自由主义的缺陷正像其优点一样明显,如果视而不见就会形成自由主义的教条主义倾向,如果过分夸大就会危及这种理论本身———约翰·格雷。 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因为在作为通变的或矛盾的理论当中,必然仍有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甚至理论本身或理论前提就有可能出现了问题。自由主义有三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了,如果这个理论确实是完美无缺的话,也就没有必要这么多思想家们一代一代的去完善了。我们甚至可以说自由主义在产生的那一刻就埋下了诸多理论难题,如果深究起来的话,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都没有办法给出答案。因为自由主义本身就有很多的内在矛盾,而这些矛盾即使在今天看来,显然也是不可调和和难以解决的。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自由主义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在我看来,这个争论构成了自由主义最大的理论悖论。而这一争论可以理解成:人们应该积极的争取自由还是在遵守相关原则规定上消极的保护自由的权利,或者是应该最大化的去争取自由还是消极的“等待”自由?洛克一开始显然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并不想十分深入的去探讨,只是呼吁人们保持理性,并要有所节制;以后很多思想家们所说的宽容或者说妥协几乎都是差不多一个意思。然而如何确定一个行为是自由的还是反自由的?边沁给出了功利主义原则、康德给出了道德论、罗尔斯给出了正义论等等,他们都在试图调和这种显而易见的矛盾。“然而,如果自由主义原则所要求的各种自由可以是相互对立的,如果这种冲突只有求助于理性的人们意见各异的对于善的判断才能解决,如果没有这类判断,自由主义则就空洞无物。”⑧在这里,如果自由主义要借助于人们的理性或者道德标准的话,而这些却是不固定的,自由主义显然就缺乏了一个基本的理论基础。“积极的”或者“消极的”自由主义的争论或者可以简约为是激进主义的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的争论了,显然在这里无人可以给出大家都满意的答案。如果真要解答的话,也只能是一种必要的妥协罢了。积极自由还是消极自由的争论构成了自由主义最致命的威胁,诸多思想大家都希望予以调和,但或许这种理论本身最终就是无法调和的。 第二、自由主义的主张到底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洪堡谈到“人类最为丰富的多样性发展,有着绝对而根本的重要性。”⑨受此影响穆勒写到:“异教徒的自我肯定是人类价值的要素之一,就像基督教的自我否定一样。”“穆勒一生的许多时间都花在试图调和关于普遍文明的启蒙方案和他对于这种方案会危机自由与多样性的后浪漫派怀疑。他怀疑的是如果自由主义宽容是基于对这样一种共识的追求,那么它自身也许就是反自由的。如果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仅仅是作为发现最佳生活方式的途径而具有启发性价值,那它就受到知识进步的威胁。一个自由社会本身没有价值,它只是通向理性共识途中的一个阶段。在这种情况下,随着人类的进步,自由主义观念必定会过时。这是法国实证主义者们乐于接受的一个结果,他们主张自由在道德中并不比在化学中更有必要。”⑩“自由主义显然包含了两种哲学,在一种哲学中,宽容被证明是通向真理的手段。以这种观点看宽容是理性共识的一种工具,由于一种相信不同的生活方式最终将消失的信念,它们为人们所容忍。在另一种哲学里,宽容被视为和平的条件,不同的生活方式被作为善的生活的多样性的标志而受到欢迎。前一种观点支持一种价值观点最终趋同的理想。后一种观点则支持一种‘权宜之计’的理想。自由主义的未来存在于从面相理性共识的理想变化到面相‘权宜之计’之中。”瑏瑡关于这方面的论述还有很多,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争论,无疑是这样的:自由主义本身主张一种最为根本的价值理念,即人是自由的,这就要求有一种同样的生活方式与理念,但是这种要求本身就违背了人是自由的这一理念,因而自由主义又不得不主张人类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以及价值理念的多样化,这样就构成了一个逻辑悖论。这或许最终也是难以解决的了,自由主义的“一元化”还是“多元化”争论也必将会持续下去。 第三、面对诸多现实性问题无法解决。随着人类生活的日渐复杂化以及多元化倾向,自由主义对诸多问题显然是束手无策的,而这种困境指向了这个理论本身。例如政府的权力边际问题,随着人类现代社会的发展,行政权力显示出一种扩大话的倾向,一方面公民的权利保护需要这样一种趋势,但是也是害怕这种趋势,因为这本身就是对公民权利的一种威胁。罗伯特·诺齐克提出边界限制,但是对于这类问题本身的解决也是没有办法的。另外就是一直困扰自由主义学者的是公民大部分对于个人或者少数人的暴政这样一个问题,在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事例,美国的反共运动、中国的等等,个人在这一状况下将会变得无所是从,至今为止,包括自有主义在内没有一种政治学理论可以妥善的解决这一问题。还有的就是诸如堕胎、、经济控制等等问题,这些问题本身就构成了内在矛盾。自由主义在这些问题上显然也是无能为力的。 总之,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学理论本身具有很多优点和缺点,我们在发现这些优点的时候也不能忽视这些缺点,但是与此同时对于缺点的过分扩大或者过于纠结于这些缺点显然会导致自由主义本身的覆灭。从历史或者现实来看,可以肯定的是,自由主义的影响是深远的,从政治到教育,从科学到生活,从历史到文学等等,几乎一切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或许就像马克思描写共产主义幽灵那样,自由主义学者也可以这样描述自由主义本身,而这一范围却可以扩展到全世界的范围了。从伏尔泰到海明威再到鲁迅等等伟大的作家著作当中我们也隐约可以看到两个字“自由”。人类对于自由的追求将永无止境,对于自由主义的争论也将永远没有终点,关键还是看人类如何去运用这套理论本身了。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浅议西方自由主义: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政治思潮述评 摘 要: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政治思潮经历了盛极而衰和重返复兴两个阶段,基本理念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优先原则,其中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对社会正义――平等的强调,这意味着西方政治哲学主题从“自由”到“平等”的重大转换。社会正义是当代人类社会的主题,各民族各国在发展进程中必须特别关注,这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政治思潮 从资产阶级革命诞生起的几个世纪里,自由主义始终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政治思潮。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自由主义的具体观点虽然也不断进行调整和变化,但从其实质来看,它从未改变过自己的根本理念,一直坚持个人主义,维护资本主义的政治秩序。 一、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历史发展 现代自由主义在20世纪前期和中期一直走着一条蓬勃兴盛的发展道路,但是,西方任何一种政治思潮总是伴随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而发生深刻的变化。从60年代开始,西方自由主义政治思潮在席卷西方的经济危机和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反战运动、“新左派”运动面前束手无策,国家干预和福利国家政策的负面作用暴露无疑。各种思想流派开始攻击自由主义者的所思所为,责难非议自由主义的信条、原则、政策,对自由主义的批评指责愈演愈烈,使自由主义名声扫地。 20世纪60年代重新开始产生影响的政治多元主义是批评自由主义思想的众多流派之一。政治多元主义认为,在为了建立一种必要的制度以为个人的各种权利提供可靠的保障时,自由主义要求有一套共同的价值理念作为背景,这种对共同也即一元的追求无疑会对个人造成损害,而个人才是社会和国家生活的源泉和目的。政治多元主义针对自由主义政策的失败所发出的责难,使自由主义受到极大的冲击。 20世纪70年代开始兴起的社群主义是对自由主义理论的又一冲击。社群主义者在他们的政治纲领中宣告:“我们认为没有一种社群主义的世界观,个人的权利就不能长久地得到保存。社群主义既承认个人的尊严,又承认人类存在的社会性。”[1]6社群主义向自由主义的发难在一定程度上击中了要害,以致西方政治哲学的主题一度从自由主义的社会正义转变为社群主义的社群,削弱了自由主义的广泛影响。 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风行于西方各国的保守主义更是自由主义思想的劲敌。保守主义将60年代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归罪于自由主义的政策,认为自由主义政策所取得的成就远远小于它所付出的代价。之后,保守主义思想风行西方各国,官方政策也受到深刻影响,自由主义阵营出现了急剧分化,一些原来的自由主义者,如塞缪尔・亨廷顿、欧文・克里斯托尔、丹尼尔・贝尔、塞穆尔・李普塞特等,纷纷转向保守主义立场,一些自由主义者慨叹:“官方的英国自由主义者都准备响应市场理论的复兴,就像凯恩斯已被忘记,而格林、霍布豪斯和霍布森从没有存在过一样。”[2] 从80年代中期开始,自由主义的状况开始发生变化。导致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在于,保守主义的政策主张同样无力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其主张同样引起了人们的怀疑。与此同时,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们在对以往挫折的反思中,在对理论与现实更深刻的研究中振奋起来。 罗尔斯在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被公认为二战之后西方政治哲学的经典之作,标志着现代自由主义经历巨大冲击后的一次崛起。自由主义思想家伯林的理论在80年代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自由主义全面复兴的开端。此后,一些自由主义者相继出版了一些著作,推动了自由主义的复兴。1993年,罗尔斯出版了新著《政治自由主义》,同年,罗尔斯又发表了长篇论文《万民法》,1995年以后,罗尔斯又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在回应批评中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见解,经过不断的修整和补充,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变得更为完善和系统。从《正义论》到《政治自由主义》,又到《万民法》,罗尔斯的思想始终在论战中前进。在这场思想斗争中,罗尔斯始终是回应挑战的先锋。S.艾维尼里和A.德夏里特指出,这场论战使交战双方“都反思其各自的理论,并有助于双方砥砺各自的论据。从这个意义上说,古特曼关于根据社群主义者的批评重新思考自由主义的愿望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从总体上说,政治思想已经从这场争论中获益匪浅”[3]。总之,当代自由主义是在论争中复兴和发展起来的,通过对各种非难的反击,不断修正自己的理论,逐渐走出了困境。 二、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 自由主义是西方国家最重要的政治思潮。不管是20世纪以前的传统自由主义,还是20世纪以来的当代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个人自由,始终是这一思潮的基本理念。正如当代中国著名政治思想家徐大同先生所言:“在自由主义者看来,自由主义的根本价值在于真正实现个人的自由选择,特别是在一个公正的社会环境中实现这种选择。”[1] 18 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个人主义,这是自由主义全部理论的奠基石,自由主义的所有价值观和主张,如自由、平等、私有制、人权,民主制度等都是从这一前提生发开来的。自由主义有各种各样的形态,但在个人主义这一立场上毫无差别。在个人与政府的关系上,自由主义认为个人是目的,政府是手段和工具。自由主义把个人看成是真实的存在,把社会共同体成员的幸福和个性的发展视为社会政治生活的最高目标;但是,自由主义强调,幸福的生活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个体具有不同的幸福体验,也具有不同的个性发展可能,因此,没有理由和必要在幸福生活的判断和追求方面强求统一和步调一致。所以,给每个人以自由,让他去充分地体验和追求自己的幸福,实现自己的个性和价值就成为其政治设计的基本出发点。自由主义政治设计的核心在于划分“群己权界”。在它看来,国家和政府与个人和社会之间存在一定的权力界限,这种权力界限将社会生活分成两个组成部分,即“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 自由优先原则是自由主义的重要信念。自由主义以自由为政治理想和第一价值,在它看来,自由不仅是个人幸福的条件,也是社会发展的前提。而个人和社会要得到自由的发展,不仅要排除人类活动的一切自然障碍,而且还要尽可能地排斥人为的干涉,使个人的本能和社会自主权限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自由是至高无上的,“自由只能为了自由的缘故而被限制”[4]292。当代自由主义的个人自由是具有全新意义的积极自由。在自由主义者看来,积极自由改变了个人的心理趋向,能够激励人们充分地展示自己的力量和能力,主动地推进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最终实现个人价值。 当代自由主义的另一个更为显著的特征是强调社会正义,即平等。正如罗尔斯所说:“假如正义荡然无存,人类在这个世界生存,又有什么价值?”[4]8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对平等、自由、民主作了详尽、周密的论证,其讨论的核心概念是平等,他试图从理论上解决自由民主主义制度中存在的不平等问题。罗尔斯主张,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而正义总意味着平等。他提出了关于正义的一般观念: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一种不平等的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可见,罗尔斯所一再强调的公平、平等,实际上不仅指法律的平等、机会的平等,而且指的是事实上的平等、结果的平等。罗尔斯将平等分为两个层面:在政治层面,平等表现为平等的自由权利和民主政治;在经济层面,平等涉及到分配的正义。在他看来,政治层面的平等比较容易解决而且基本上已经解决了,所以,平等的核心问题就是经济领域中的分配正义。罗尔斯认为,克服不平等的正义原则是“差别原则”。按照罗尔斯的观点,所有的财富和收入都应该平等地分配,但完全的平等是不可能的,这样社会经济制度就应该按照“差别原则”来安排,即任何不平等的安排都必须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这样,这些原则实际上就达到了补偿原则的效果,即给予天生处于劣势者以某种补偿。可见,罗尔斯的正义论有一种平等主义的倾向。这种对正义的理解,正是当代自由主义与传统自由主义的重大区别之一。罗尔斯把他所理解的自由、平等视作代议制民主政治得以实现和长久维持的必要条件,从而把平等、自由与民主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也因此把新自由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三、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政治思潮的启示 从罗尔斯的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当代自由主义思潮的重大转变。这一时期自由主义已经将研究的目光放在了那些可以满足大众理性需求的共同政治问题上。罗尔斯的理论主要考虑的是一种理想的正义,他考虑的是一个一切社会至少在形式上都要碰到的问题――即其成员出发点的平等问题。起点平等和结果平等的问题可以说是当代政治学的焦点问题之一。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在他的理论尝试中,透露出一种试图使所有社会成员都尽量达到一种事实上平等的努力。这意味着西方政治哲学主题从“自由”到“平等”的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换。正如学者钟海燕所指出的:“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是自由,而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罗尔斯理论的核心则是正义。……因而,《正义论》从自由到正义的转变实际上是从自由向平等的转变”[5]。罗尔斯的《正义论》打破了政治哲学一个多世纪的沉寂,现在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是平等了。因此,我们可以说,罗尔斯的正义论把当代自由主义理论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他通过比较严密的逻辑论证过程,给国家干预主义和福利主义提供了比较有力的证明,使自由主义重新焕发了活力。 自由与平等是作为启蒙运动的口号共同提出来的,在反对封建专制、为资本主义社会鸣锣开道的斗争中曾发挥过振奋人心的鼓动与号召作用。但在历史的也是现实的人类实践中,自由与平等恰好构成了重大的冲突。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把争取平等作为争取自由的手段来使用的,因此,虽然自由主义开始就强调人生而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机会面前人人平等,但这是因为,在当时,只有实现上述的平等,才能使市民阶层获得政治权力,可见,为平等而战成了自由主义最初伸张自由的手段。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当自由主义需要平等并为平等而战的时候,它为平等思想的深入人心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在自由主义那里,一旦自由与平等之间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自由永远高于平等,平等是被抛在一边的,平等只是自由的帮工、仆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和平等之间的冲突达到空前的程度。自由要求政府管得越少越好,平等要求政府管得越多越好,使得自由世界政治机制遭到巨大的压力,它的公民处于紧张状态之中,而自由主义思想家为了解决这一冲突曾作过不懈的努力,以维持二者之间的平衡。正是由于自由与平等的深层次矛盾造成了当代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这两种政治思潮的根本分野。当代自由主义认为平等不仅指自由的平等、法律的平等、机会的平等,而且还意味着结果的平等、社会地位的平等、经济条件的平等。因此,政府应扩展其经济管理职能和社会服务职能,兴办公共福利事业,为每个公民提供与自由、民主相关的必要收入和财产保障。而保守主义则主张个人的自由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因个人的自由权利而造成的人们在政治和经济地位上的不平等是合乎正义的。 当代自由主义的这种理念表明,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分歧未必像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么大。就传统思想来讲,洛克、哈耶克把个人自由作为一种终极的理想,卢梭、马克思又何尝不是充分的重视个人自由?在这两种传统下,从理论资源上讲,二者都孕育于欧洲的启蒙思想传统,只是自由主义坚持个人自由优先性原则,认为个人自由是最重要的价值,认为在不侵害他人权利的前提下,个体对自身的自主支配权力永远是第一位的。而相应地,可以确保这一自我所有原则的是财产私有制度与市场竞争体制。而社会主义对此持批评的态度,它认为自由主义的个人自由优先性原则虽能论证人的天赋权利,但因为自我本身具有产生不平等的趋势,它在实际操作中必然会导致分配的不公正,导致对他人劳动的占有和对他人自我所有权利的损害。所以,社会主义为了避免自由主义对自我的强化,选择了另一种追求自由的方式,即坚持平等优先性原则,认为只有实现了群体的经济与政治平等,才可能最终实现真正为所有人所共享的个人自由。落实到具体的政治经济运作上,社会主义则强调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如今,自由主义发展到今天,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家表现出了对平等的高度关注,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的一大进步。同时,它也表明,人类的各种不同政治文明之间是有着相通之处的,因为任何一种深刻的政治思想都不仅仅是书斋里玄思的产物,它必然不能回避政治现实所提出的问题,它更需要研究探讨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途径。如此,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要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便需要借鉴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政治文明成果。 当代自由主义对古典由主义所进行的修正,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和危机的一种积极应对。它也表明,社会正义是当代人类社会中的主题,它既在根本上指涉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也在总体上规定对现实问题的解决途径与可能的结果。每个民族、每个国家在发展的进程中必须给予特别的关注。正义问题本身,是普遍存在的。它不具有阶级性,不是私有制的专利,也不会因为公有制的存在,正义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过去,我们以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正义问题,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忽视了对公有制内部的公平正义问题的探讨。其后果便是新中国成立后后曾出现的公民基本自由、平等权利遭到侵犯、人民生活处于窘迫境地等不公正现象。可见,理论的先进性并不能代替理论在现实中运用的合理性。理论是纯粹的,而现实是复杂的。对于理论的考察不能代替对以这种理论为旗帜的人们行为实践的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差距扩大,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如果综合考虑城乡居民收入的计算方式、税赋负担、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因素,目前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可能达到6倍以上。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为0.45,已经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当前城市居民最低收入1/5人口只拥有全部收入的2.75%,仅仅是最高收入1/5人口拥有收入的4.6%[6]。因此,关注弱势群体、解决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矛盾,使经济繁荣和改革开放的成果能够为全体人民所共享,实现社会分配的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要求,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本质体现,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对此,总书记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指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企业转型论文:加快企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心得体会 参加市交委组织的“加快广州交通从传统产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的专题培训后,深受教育,受益非浅。在学习培训中,各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从国际到国内客观分析了交通行业发展的前景和愿景,给了我很好的启示,特别是冼伟雄主任的讲课,深刻阐述了我市交通转型的必要性和实现途径,为我们搞好今后交通工作提供了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使我更加坚定了加快推进企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的信心。通过学习和思考,我有三个方面的体会。 一、实事求是寻规律,问计于民定决策,全面推进科学发展 交委在省委提出建设“首善之区”的目标和要求后,交委提出了“立足两个服务,建设三大体系,实现广州交通产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的总体贯彻思路,冼主任围绕这个总体思路进行的深刻论述,为我们搞好企业经营,向现代服务业转型提供了目标、路向和要求。我认为,真正实现好转型工作,必须切实地带领班子其他成员做好两件事。 1、实事求是寻规律。当前,交通工作已经提升到一个比较高的层次,主要表现在:航空、海运、客货运、高速公路为骨架的运输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并达到国际或国内领先的水平。公交行业通过资源整合,已经形成以三大巴士公司为骨干的公交经营新格局,而且,信息化建设、环保智能建设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但如果要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向世界先进城市的行列迈进,我们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这次培训班上,冼主任及几位专家的介绍世界先进公交的运营管理做法与经验,从比照中我们发现既有优势,也有不足。只要我们企业的领导以高视角分析审视,实事求是寻找问题与差距,就一定能发现突破的方式,找到推动发展的规律。 2、问计于民定决策。交通工作是民生工作,服务的对象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也就是说,我们的工作不能离开民生、民意、民情。要使我公司向现代服务业转型,就必须对企业的经营情况进行深入的调查分析,充分地了解广大群众出行的需求情况。目前,我们在进行公交资源整合后,我想必须充分利用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活动,从两个角度入手,倾听意见,问策于民。 一是围绕广州交通的总体规划,针对公交、客运的需求变化,问策于民。没有掌握最真实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就难以对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目前,公交线路调整、站点的设置、票价的优惠,虽然我们主观上做到了方便群众,惠及市民,而客观上由于群众的需求多种多样,与我们的设想可能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企业的领导就必须放下架子,问策于民,这样才能把惠民的事情办得更让群众更满意。 二是围绕企业的改革发展实际和实情,问策于员工。目前,增收节支是实现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的基础,而如何才能增收节支,基层的管理人员和生产一线员工最有发言权。增收靠管理,节支靠更精细的管理,而方法来源于群众的智慧,推广来源于领导干部的发现。因此,企业的领导就必须放下架子,问策于员工,才能广泛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把企业改革发展的大事成为全体员工的责任。 两个方向的问计,领导干部应有备而“下”,才能够抓住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问计于民,问计于实践,使交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真正成为实现科学发展的一剂良方。 二、互惠合作善借力,科学发展增实力 交工委提出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的任务和要求,可使全行业在现有条件下实现质的飞跃。但横向分析目前资源整合后各公交企业的情况,仍然存在粗放经营的问题,与交委的目标和要求仍有很大的差距。从纵向分析,在企业内部仍存在诸多制约因素,集中表现在干部职工对为什么要加快向现代服务业转型认识不足,还存在疑虑,尤其是对影响发展的突出问题和突出矛盾还没有破解的方法。因此,很有必要继续加强教育引导,让各级党员干部掌握发展的方法,使转型工作达到事半功倍。 1、互惠合作善借力。具有前瞻性的正确发展思路就是市场的出路,财富的出路,也是企业做大做强、基业长青之路。这几年来,我公司根据交委的部署,把做大做强企业作为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致力于走品牌、资本扩张之路。我们抱着合作双赢,拓展市场,规范经营的思路,积极推进企业的发展,也从中尝到了甜头。例如,公司实施“西出广州,布局南海”的战略,在去年成功收购佛山市南海区交通客运有限公司70%的股权,使公司拥有了南海地区95%以上的客运资源。公司抓住机遇,配合我市的运管部门和当地政府做好广佛交通同城化工作,使当地政府和群众体会到我们服务民生的诚意和行动,因此,各镇政府都主动提出与我们合作开行南海区的镇巴,支持我们投标南海区环保出租车项目,从而使我公司在南海地区业务成为主要的经济增长点之一。 2、科学发展增实力。公交企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通过不断的改革来增强企业自身的“造血功能”。在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的过程,就是企业迈向新生的过程。因此,我们必须以此为契机,建立层次清晰 ,管理到位,机制灵活,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规模化经营的公交企业。这样,才能集约企业内部资源,形成一个高效的决策指挥中心、项目投资中心、资源配置中心、宏观调控中心、信息服务中心,冲破过往国有公交企业管理层次多,环节重复,功能不清,机构臃肿,冗员较多等问题,使企业在迈向现代服务业中轻装前进。这几年来,我公司以此为思路,推进企业的科学发展。目前已经初步完成智能信息、运调管理、抢修维修、人员招聘、招标采购、基建工程等内外协同的平台。内部资源的科学管理,降低了经营成本,提高了整体竞争力。 珠三角“腾笼换鸟”,省内大力发展轨道交通即将带来的冲击,我们已经及早地做好应对的准备,通过投资建设广州、大沥、从化、新塘等客运站,公司已形成以广佛都市圈为核心的,覆盖省内的客运线网。通过精心经营第二巴士公司业务,做好番禺、增城、从化公路班线公交化改造工作,使企业在向现代服务业转型中有更广阔的腾越空间。 三、常存忧患之念,常怀为民之心,推动科学发展 构建和谐交通是要人与人,人与社会,行人与车,员工与企业实现均衡、稳定、有序,相互依存,和谐共处、共同发展。但是,我们不可理否认,当前我们企业内部干部职工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工作作风仍存在的制约阻碍发展的一些“病灶”,职工队伍中一些利益问题不平衡也存在不稳定的隐患。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常怀忧患之念,常怀为民之心,这样才能把矛盾和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为实现向现代服务业转型创造良好的环境。 措施一:加强制度创新,用完善的制度来管人管事。随着公司的经营规模的日益扩大,建立一套与企业发展相匹配的企业管理制度十分必要。我们要在原有制度的基础上,重视人性化管理,着力抓好企务公开,深化民主管理,完善了企业与工会协商机制,使企业内部管人管事的制度均有互动的空间和平台。 措施二:以信息化手段改造传统交通,加快产业升级。信息化交通建设是实现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的重要标志,为此,我们必须迎难而上,积极稳步地推进智能公交深化应用加大对信息建设。要通过人才队伍的培养教育,为他们提供岗位成长的必要空间和条件,同时,要继续坚持以信息技术手段管理生产,促进一线操作人员自觉、自愿地运用信息手段处理日常工作并更多地互动交流,把信息化转化为新的生产力。 措施三:完善安全服务考核,构建确保安全的企业文化。要向现代服务业转型,安全生产是重要的基础工作,需要经过长期的奋斗和不懈的努力,需要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与参与。为此,我们必须长期抓,不留死角和盲点。这几年来,公司领导班子反复讲安全,将之放在每年工作的突出位置,就是要将之确立为公交企业的文化,以逐步改变职工心智模式,我们的实践证明,只要管理制度不缺失,文化营造到位,就一定可以有一个新的交通安全氛围。 措施四:树立典型,建立催人奋进的激励机制。稳定才有繁荣,安定才能团结。一个企业要想发展壮大,企业内部的团结稳定是必需的前提,公正、公平、公开,比学赶超的争先环境必不可少。这些年来,我们树立了职工信服的一大批先进典型,增进职工荣誉感和自豪感,在公司上下营造一种“人人争当先进,个个赶超先进”的工作气氛,为公司向现代服务业转型奠定了扎实队伍基础。 磨刀不误砍柴工。面对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的新形势、新任务、新目标、新要求,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但只要我们坚持科学发展,树立大局意识、赶超意识,全力破解制约发展难题,就一定能到达胜利的彼岸。 企业转型论文:传统企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认识的差异与启示 摘 要:笔者将政府、企业和银行三个行为主体置于一个统一逻辑框架开展研究,分析了传统企业转型升级主要影响因素以及“政、企、银”三方在传统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利益诉求差异,建立了转型升级影响因素与转型升级绩效间的关系模型。在问卷调查数据基础上,运用结构方程全模型极大似然法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政、企、银”三方关于传统企业转型升级相关影响因素重要性认识存在一些差异。 关键词:传统企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政、企、银” 为把握后危机时代新技术革命加速孕育的战略机遇,我国正式确立了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大战略部署。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依托新兴技术,培育和发展全新的新兴产业;二是在现有传统产业基础上转型升级,并激发培育新兴产业(熊勇清 等,2011)。从我国产业发展现状来看,传统产业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因此如何实现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依然是当前我国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政府、企业和银行(含其他金融中介组织,为表述方便,本文一律用“银行”指代)是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三个重要行为主体,转型升级需要三个行为主体积极互动并且协调一致。 从文献检索结果来看,现有研究存在两个方面不足:首先,企业转型升级是政府、企业和银行综合作用的结果,但现有研究将“政、企、银”三个行为主体置于统一逻辑框架开展研究的不多见;其次,现有研究比较多的是理论分析,实证研究明显不足。与已有研究不同的是,我们通过问卷调查收集相关数据,从政府、企业和银行三个行为主体视角,研究分析传统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影响因素,以期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给出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的相关政策建议。 一、理论分析 (一) 传统企业转型升级的主要影响因素 企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可以分为“推动因素”和“拉动因素”两个方面(吴家曦 等,2009),“推动因素”主要指经营环境与政府、金融中介组织支持等,“拉动因素”则主要指企业自身发展水平与长远发展机会等,经营环境、企业现有基础、政府政策扶持和银行等金融组织的支持是影响企业转型升级的四个重要因素。 1. 经营环境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经济环境、技术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等宏观环境因素对企业转型升级有着比较大的影响(马小援,2010)。此外,竞争对手、市场需求等行业竞争环境因素对企业转型升级也有重要影响(司金銮,2001)。为此,我 们可以将影响企业转型升级经营环境方面的因素归纳为七个主要方面:(1)国家经济形势;(2)行业技术水平;(3)社会文化环境;(4)当前产品的市场需求;(5)新产业的市场前景;(6)新产业的进入壁垒;(7)当前行业的竞争激烈程度。 2. 政府政策导向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政府有效地引导和推动,对传统企业转型升级起到关键作用。政府在产业规划政策、财税金融政策、市场秩序规制和人才公共服务平台对新产业发展的作用是明显(陈洪涛 等,2009),政府在扶持产业升级上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技术进步、保护知识产权、参与品牌塑造、改善教育结构和吸引创新人才等方面(王国平,2009),焦必方等(2009)等认为,政府在传统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应该从消除自身“寻租空间”、拓宽企业融资渠道等方面鼓励传统企业进入新兴产业等方面进行转变。基于已有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将政府政策导向方面的影响因素归纳为七个主要方面:(1)产业规划政策;(2)财税减免政策;(3)市场秩序规制;(4)人才公共服务平台;(5)知识产权制度;(6)政产学研平台; (7)专项扶持基金。 3. 企业现有基础和条件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相对于外部经营环境而言,企业自身作用在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主体作用更为明显。韩凤晶等(2010)认为企业进行技术引进、消化与创新既是新兴产业形成的动力,也是企业实现转型升级的路径之一。史忠良等(2004)的研究也表明,企业通过技术创新能够促进企业的产品创新、升级,并进一步推动企业的转型升级。齐建珍等(2002)在研究煤炭转型升级时指出建立的资金支持系统、技术支持系统和人才支持系统的重要性。企业自身的组织结构以及企业所处区域的产业发展水平对转型升级的成功与否也有一定的影响。基于已有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将企业现有基础和能力方面的影响因素归纳为七个主要方面:(1)管理团队的战略眼光与能力;(2)创新理念与创新文化;(3)人才储备及其素质;(4)资金实力及资金筹措能力;(5)技术创新基础与能力;(6)支撑转型升级的组织结构;(7)相关配套基础设施。 4.金融中介组织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钱水土(2011)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对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都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顾海峰(2011)研究表明金融体系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发展与升级过程中具有核心的支持作用。吴家曦等(2009)指出当前制约我国企业转型升级的第二大因素是资金投入。基于已有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将金融中介组织方面的影响因素归纳为两个主要方面:(1)投融资渠道及相应优惠政策;(2)银行对转型升级的贷款力度。(二)传统企业转型升级的“政、企、银”博弈 在传统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政、企、银”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存在着多元化利益博弈,将直接影响三个行为主体对于传统企业转型升级相关影响因素重要性认识的差异性。 1.国家战略意义和地方政府现实收益的博弈。促进传统企业转型升级是着眼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具有比较明显的国家战略意义。但在现行的制度框架(特别是现行的财政分权制度)下,财政收入是地方政府执行公共政策时的重要博弈目标,地方政府促进传统企业转型升级的动机很大程度上在于获取税收,因此在促进传统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存在着国家战略意义和地方政府现实收益的博弈。 2.政府多维利益和企业单一利益之间的博弈。政府代表整个地区的利益,包括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生态利益等多维目标。尽管企业也有社会利益和政治利益,但企业作为“经济人”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是多数企业首位并且占有绝对地位的利益目标。政府和企业之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博弈过程,有各自的利益目标和成本收益函数。 3.金融中介组织的稳定收益与风险收益的博弈。实现传统企业转型升级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产业生命周期难以预料。而现实传统产业经过多年市场考验,相对稳定。对于风险中性的金融中介组织来说,在对传统企业转型升级金融支持过程中,需要对传统企业当前产业的现实收益进行评估,同时也需要对转型升级的投入与市场前景进行评估,显然,金融中介组织和企业在传统企业转型升级的风险性与现实产业增长稳定性之间存在“多难”博弈。 企业转型论文:论以资本运营驱动大型出版企业战略转型 [摘 要] 大型出版企业的战略转型至少包含三方面的内容,即现代企业制度转型、数字化出版业务转型,以及产业多元化转型。这三大战略转型成功与否,不仅关系到未来大型出版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且关系到我国出版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资本运营是大型出版企业三大战略转型的最终驱动力,这是产业化和市场化的资本逻辑所决定的,因此有必要在大型出版企业的发展战略体系中确立资本运营的核心地位,以有效利用资本运营这一驱动力,促进实施三大战略转型。 [关键词] 资本运营 现代企业制度 数字化出版 产业多元化 自2003年6月新一轮新闻出版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启动以来,我国的出版产业生态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截至2012年底,除少数公益性出版社和军队系统出版社外,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及地方和高校经营性出版社已全部完成转企改制,并有若干出版集团相继完成股份制改造,在国内a股市场成功上市,出版产业与资本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已初步成形。在这场以产业化和市场化为核心的“自上而下”改革的持续推动下,国内各大型出版企业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竞争意识和扩张热情,跨地区、跨行业和跨所有制的兼并收购案不断涌现。由此可见,在经历了改革初期的种种阵痛之后,我国的出版产业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裂变。可以预见,在未来的五到十年,在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促动下,出版产业将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和前所未有的兼并重组浪潮。在这样的大势面前,对于大型出版企业来说,如何根据技术、市场和政策环境的变化积极推进实施战略转型,无疑是当下亟待研究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1 大型出版企业战略转型的内涵 毫无疑问,仅就战略转型而言,大型出版企业因其规模庞大、业务庞杂而比小型出版机构面临着更多的挑战,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大型出版企业的战略转型。本文认为,大型出版企业的战略转型至少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 一是现代企业制度转型,即从传统的事业单位向真正的现代公司转型。事实上,从法理意义上说,目前国内大多数出版单位都已经成为公司法人,“三项制度”改革在大型出版企业也已基本完成;但这种法理转制和企业运营机制的初步确立,其实距离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尚有很长的路要走。现代企业制度不仅包括如何建立起以投资者为中心的公司治理模式、董事会决策和监督机制、市场化的高管薪酬激励机制,而且包括企业内部管理的决策机制、问责机制、考核机制等,其实质就是建立起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商品经营管理体系。然而,对于当下很多大型出版企业来说,传统的治理和管理理念依然根深蒂固,比如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单一股权结构,再比如过于强调图书的文化或意识形态特殊性,而有意无意地忽视其内在的一般商品属性,从而导致行政干预过多等。其实,在市场经济中,图书也是一种商品,它具有商品的普遍特性,与诸如电器、汽车等商品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只有确立了这样一种商业理念,大型出版企业才能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并按照普遍公认的商业准则去经营,否则很难摆脱行政附属地位的属性。 二是数字化出版业务转型,即从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从传统出版商向内容服务提供商转型。传统纸质出版是现有大型出版企业的强项,但随着数字科技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数字出版已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并对传统纸质出版形成越来越明显的压迫态势,大型出版企业必须深具危机感,并积极探索一条行之有效的数字化转型之路。但从目前的产业发展趋势来看,技术其实不是数字出版的主要障碍,出版业的内容形态早已实现了数字化。目前,真正阻碍数字出版发展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内容提供方的出版企业,能否在数字化出版中实现可持续的盈利;二是作为需求方的读者,对于付费和电子阅读的接受程度如何。出版企业只有在数字出版环节有了可持续的盈利,才具有推动数字出版的有效激励,这是经济学的基本供给原理。如果出版企业无法实现持续的盈利,那么数字出版的发展前景是令人怀疑的。另一方面,就读者的接受度而言,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新生代对电子阅读的接受度较高,甚至有人断言,这一代人可能会最终彻底抛弃纸质阅读。但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纸质阅读与电子屏阅读尚处于争取潜在 读者的竞争中,纸质出版商其实可以通过各种体验营销活动来吸引新生代群体,并开发和保持新生代的纸质阅读兴趣,因此,数字出版市场还需要时间去培育。 三是产业多元化转型,即从以出版业为主向更广泛的多元化经营转型。在我国当下的出版产业和政策环境下,大型出版企业的多元化转型是不得不做的事情。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解决风险过于集中的问题,二是解决企业的增长问题。因为单就出版业本身而言,其在产业扩张方面面临着非常大的制约,这其中既有政策和市场环境的制约,也有产业自身属性的制约,凭借单一的出版业根本无法有效满足大型出版企业的内生性扩张需求。当然,多元化转型将不可避免地会降低出版主业在业务板块中的比重,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削弱出版主业的市场竞争力,对于大型出版企业来说,多元化扩张的前提其实是出版主业市场竞争力的提高,这二者并不是相互矛盾的。也就是说,出版主业的比重可以下降,但其市场占有率或市场份额则要提高,甚至要具有一定的市场垄断力。如果出版主业缺乏市场竞争力,那么企业的多元化战略无疑是失败的,也就失去了出版企业的核心意义。换句话说,大型出版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出版,多元化战略转型只是为了适应产业发展和企业扩张的内在需要。 上述三大战略转型,是大型出版企业在未来不得不面对的课题,也是真正的难题,如果未能有效解决这三大转型问题,我国的出版企业就难言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也更谈不上我国出版产业整体的国际竞争力。因此,这既是大型出版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大发展的需要。 2 以资本运营驱动三大战略转型的路径选择 所谓资本运营,就是以资本的最大限度增值为目的,对资本及其运动进行运筹和经营。主要包含两层意思:第一,资本运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配置资源的一种重要方式,它通过资本层次上的资源流动来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结构;第二,从微观层面上讲,资本运营是利用市场法则,通过技巧性的资本运作,实现资本的增值和效益增长。一般来说,资本运营涵盖两个方向,一是扩张性的,一是收缩性的。资本扩张是指在现有资本结构下,通过内外部融资,以追加投资和并购等方式来实现横向、纵向或混合形式的资本规模的扩大。资本收缩则是通过资产剥离、公司分立、分拆上市和股份回购等方式,将企业所拥有的一部分资产、子公司或某一部门转移到公司之外,对公司总规模或主营业务范围进行重组,从而缩小公司的规模。无论是扩张还是收缩,资本运营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股东权益最大化和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这是商业世界的基本法则。 长期以来,出版行业的事业属性被过度强调,而其商业属性则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但是,随着近些年出版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出版社转企改制的顺利完成,再加上多家大型出版企业的股票实现了公开上市交易,这都为出版的产业化和市场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来自资本市场的压力则在进一步促进大型出版企业的商业化转型。对于大型出版企业来说,股票公开上市绝不仅仅意味着具有了依托资本市场的融资渠道,它更是企业资本运营的重要平台,以及驱动企业战略转型的发动机和催化剂。大型出版企业应充分利用其规模优势和资本平台,将资本运营提升到企业发展的战略高度,以资本运营来驱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数字化出版业务和多元化扩张。 2.1 以上市为契机,通过股权多元化驱动现代公司治理和管理制度转型。 如前所述,资本运营是以资本的最大限度增值为目的的,这样的商业经营理念其实与出版社的传统经营理念是格格不入的。正是因为经营理念上的差异,出版社的传统管理模式与现代公司的治理与管理模式存在冲突。比如说,传统出版社由于其事业单位属性,管理方式往往是以社委会为决策中心的民主制;但对于现代商业公司来说,其实包含了治理和管理两个层次:一是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公司治理机制,一是以总经理为核心的公司管理机制,二者其实是一种相互制衡的博弈关系。对于大型出版企业来说,当务之急是建立市场化的现代企业制度,但在制度转型的过程中,其面临的棘手问题是如何从“组织逻辑”过渡到“资本逻辑”,即如何从以行政级别为核心的组织领导,过渡到以资本为核心的董事会治理。公司治理问题不解决,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改革也必然面临阻力。只有真正确立了市场化的资本逻辑,资本雇佣劳 的生产关系才能理顺,企业的内部活力才能有效释放,而要破解这一难题,股权多元化和股票公开上市无疑是必走之路。上市不仅仅意味着融资,其本质内涵是公司所有权的公众化和企业定价的市场化。为了实现真正的股权公众化,必须改变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现状,股权多元化是现代化公司治理制度得以建立的前提和核心要义。更何况,上市改变了国有企业的定价难题,股权的市场化转让就可以实现公平、公开和公正。因此,大型出版企业的治理与管理制度转型,必须依托于资本市场,在资本市场的驱动下实现制度转型。 2.2 以资本市场为依托,通过风险资本运作驱动数字化出版业务转型 从目前出版业务的技术发展态势来看,数字化出版对于任何一家大型出版企业来说都是挑战大于机遇。数字化出版的未来趋势是毋庸置疑的,但进入时机的把握才是数字化转型成功的关键。笔者认为,我国数字化出版的大发展、大繁荣尚需两个基本的前提:一是成熟的商业模式,即要有可行的持续盈利模式;二是产业结构,即要有一定的产业集中度。然而,从我国目前的出版产业现状来看,这两个前提都不完全具备。首先,商业模式的发展方向尚不明朗,尽管已有多家出版企业尝试从不同路径进入数字出版领域,但真正带来持续盈利的商业模式并未成形。其次,出版行业的集中度太低,区域行政垄断问题突出,行业的大整合还没有完全展开。因此,单就数字出版而言,先发并不一定具有优势,相反却有可能成为产业发展的牺牲品、其他后发企业的垫脚石,类似行业的前车之鉴已有很多。因此,大型出版企业在推动数字化出版方面是充满风险的,必须慎之又慎。但是,持有审慎的心态,并不意味着裹足不前。正是由于发展数字化出版是充满风险的,因此必须依托资本市场来推动。对于大型出版企业来说,数字化出版战略与资本市场有机结合才有成功的可能。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数字化出版所需要的大量资本投入,只有通过资本市场才能够满足;二是数字化出版属于高风险投资,必须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风险分担优势来解决风险问题。总之,在数字化出版业务转型方面,资本运营无疑是大型出版企业实施这一战略转型的重要驱动力。 2.3 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大规模兼并重组驱动产业多元化转型 在我国目前的出版产业和政策环境下,大型出版企业的多元化转型已经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该如何做的问题。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了规避产业和政策风险,二是为了满足企业的内在增长需求。由于历史和政策原因,我国多数大型出版企业是纵向一体化的全产业链模式,这种过于紧密的产业关联度无疑会加剧经营上的风险,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利于企业分散风险。因此,大型出版企业必须通过多元化经营来分散系统风险。另外,随着出版企业的上市,资本市场对于企业增长的外在压力也在加大,而仅仅靠出版业本身是无法解决增长问题的,因此必须通过多元化扩展来发掘其他行业的盈利机会,以解决大型出版企业的增长问题。但是,推动多元化转型本身并不意味着削弱出版主业的市场竞争力。恰恰相反,多元化扩张的前提,是提高出版主业的市场竞争力,甚至要具有一定的市场垄断力。因此,无论是出版行业的内部整合,还是向出版行业以外的扩张,都需要通过大规模的资本运营来加大兼并重组的力度,以推动大型出版企业的行业整合和多元化扩张。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在数字化时代,大型出版企业不应满足于单纯的图书出版,而应将自身定位于满足消费者全方位休闲需求上,阅读只是休闲的一种方式,电影、电视、游戏等都是大型出版企业要大力涉足的领域,惟其如此,才能有效分散图书市场萎缩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而要实现这一切,资本运营无疑是万万不可少的驱动之源。 3 总 结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国出版领域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改革之路必将持续推进下去,随着越来越多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型出版企业的成功上市,资本市场对出版业大发展、大繁荣的推动作用会日趋明显,并且会成为其商业化转型的驱动之源。资本有其内在的逻辑和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要确立了资本的逻辑,大型出版企业乃至整个出版行业的改变都将是脱胎换骨的。2012年,新闻出版总署下发了《关于加快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对出版传媒集团的兼并重组及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国界经营发展进一步提出鼓励扶持政策。这对于大型出版企业来说, 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抓住机遇,就会掌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顺利完成战略转型。因此,大型出版企业必须抓住有利时机,强化资本运营在企业发展战略中的核心驱动作用,充分利用资本运营的优势大力推动企业的战略转型,从而在不断提高企业自身市场竞争力和垄断力的同时,进一步推进我国整个出版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企业转型论文:企业转型时期思想政治工作 摘 要: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推动企业改革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企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离不开企业的发展壮大,而企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力保障。要充分发挥好这个保障作用,就必须在方法上充满活力,在效能上找准结合点。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企业整体管理水平将会对企业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思想政治;企业管理;思想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推动企业改革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企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离不开企业的发展壮大,而企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力保障。要充分发挥好这个保障作用,就必须在方法上充满活力,在效能上找准结合点。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企业整体管理水平将会对企业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思想政治工作简述 马克思说过,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作为一个企业,管理好了人是企业管理的根本所在,因为企业就是以人为本的企业。因此说,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 (1)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简称,亦称思想工作或思想教育。它是一定的阶级和政治集团,为实现一定的政治目标,有目的地对人们施加意识形态的影响,以转变人们的思想和指导人们行动的社会行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教育人民,启发人们的觉悟,提高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动员人们为实现当前和长远的革命目标而奋斗的实践活动。它不仅要解决人们的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行为等问题,还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问题。 (2)以人为对象,解决人的思想、观点、政治立场问题,提高人们思想觉悟的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途径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搞好经济工作和其它一切工作的有力保证。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具有鲜明的党性、实践性和群众性。它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教育党员、干部和群众,使人们确立正确的立场、观点,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自觉地为实现党的当前的和长远的革命目标和任务而努力奋斗。 二、思想政治教育在企业中的重要性 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就是企业管理的目标。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建设的一项优良传统。在企业,它的目标就是要调动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服务。企业管理的目标是效益最大化,而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必须由全体员工来完成。员工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服务。这就是说,员工的思想出了问题,企业就无法实现它的既定目标。因此,二者的目标是一致的。 (1)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就是企业管理的手段。我们知道,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企业的党建工作、共青团工作属于思想政治工作的范畴,它们的目标就是在企业建设一支强有力的党团员队伍,为企业的稳定和发展保驾护航;宣传教育、文化建设也是思想政治工作,因为它们是凝聚人心、调动广大员工全力以赴搞建设。企业管理的方式方法很多,但作为一个企业,没有带头人,没有战斗力坚强的员工队伍,企业遇到风浪就要受到挫折,生产经营目标也无法实现。管理最好、最有效的方式方法就是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员工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增强员工队伍的主人翁责任感。因此,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与企业管理的方式方法是统一的,也只有二者的有机结合和统一,才能创造更大的效益。 (2)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企业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特殊的社会活动,就其实质来说是对人的管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不断改革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在这场深刻的变革中,人们的觉悟有先有后,认识有深有浅,以至对各种问题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同的看法。所有这些都会对人们的生产、工作的积极性的发挥产生不同影响,这就需要切实加强 想政治工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必然要求人们的思想观念、精神境界、道德水平、文化素质与之相适应,进一步树立市场观念、竞争观念、人才观念、效益观念,为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 三、创新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思路 思想政治工作是推动企业改革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企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离不开企业的发展壮大,而企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力保障。要充分发挥好这个保障作用,就必须在方法上充满活力,在效能上找准结合点。 (1)思想政治工作与党的理论教育相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行动指南。要把这个理论体系贯穿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各个方面,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深入人心。 (2)思想政治工作与生产经营目标相结合。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之间存在着“合则俱兴,离则俱废”的紧密关系,不能偏废任何一方。这就要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贴近、渗透到企业的生产经营、目标管理等中心工作的全过程,同时还要选准二者的最佳结合点,避免“两张皮”现象。将生产经营活动中的“难点”、“重点”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着力点”,将生产经营活动的目标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制高点”,凝心聚力、破解难题,形成思想政治工作与生产经营管理相融合的完整的工作体系,这样才能较好地把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权,增强它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3)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改革创新相结合。转变发展方式、深化制度改革和机制创新,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有效把握企业废旧立新的这个结合点,着力推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以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创新思路寻求加强和改进工作的新途径、新办法,使思想政治工作主动适应企业深化改革、推动发展的新要求。要不断丰富工作的内涵外延,把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统一起来。有效利用各种载体和职工群众经常接触、便于接受的传播渠道,潜移默化的使职工对企业的发展理念达成共识,从而把职工的思想凝聚到实现企业改革发展目标上来。 企业转型论文:战略转型期的企业文化重塑路径 企业战略与企业文化有着极其密切的内在联系。企业战略如果没有企业文化的支撑,就会缺少精神与灵魂,很难顺利实施;企业文化如果没有战略指导,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动力很难持久。企业实施战略转型必须推进企业文化重塑,关注以下基本路径。 谋定总体目标 目标具有明确的引领作用。企业文化重塑首先是谋定出企业文化的总体目标。要按照企业转型发展战略目标的要求,精心谋划、设计企业文化发展的总体目标,并按照设定的总体目标,分阶段、分层次、有步骤地组织推进。企业文化的总体目标,主要包括企业战略规划、核心理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共同愿景等要素。总体目标既要有企业文化的近期目标,又要有长远目标,充分体现既区分层次又相互衔接的文化建设格局。在落实总体目标中要注重发挥各级各类管理者的主导作用,从各个管理领域进行突破,以此带动企业文化建设的整体上位,全面发展。 创新思维模式 创新思维模式是按照战略转型进行企业文化重塑的基本路径之一。所谓创新思维模式就是运用新的思维方式引领企业文化重塑,通过创新思维模式,确保文化思维适应企业实施战略转型的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一是培育“突破性”思维,不断引领企业全员从实际出发,反思发展思路发展战略和企业文化建设,勇于突破原来的旧框框、旧思想,用创新的思维统领文化发展,着力推进“创新文化”,让员工在不断地解放思想中,实现创新思维的螺旋式上升。二是培育“开放性”思维。在文化重塑中,大力倡导运用开放性思维,积极营造民主、包容的文化氛围,拓展海纳百川的胸怀,团结容纳有能力的人,真心诚意地向新加盟的人学习,吸收别人优秀的文化因素,借鉴别人先进的管理方法,把各方面的优势合起来,同心同德推进企业发展战略。三是培育“学习性”思维。重点是突出现代知识的学习,引导员工认识“知识陈旧就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机遇总是会光临做好准备的人”的道理。运用多种形式组织员工学习现代管理、现代科技等方面的有关知识,不断增加员工的知识储备;营造研究问题的氛围。引导企业全员多读点书,多研究点实际问题,多一些调查研究,从而形成研究问题的浓厚氛围;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倡导运用理论指导实践、学习成果管事管用。 把住关键节点 推进战略转型期企业文化重塑,要重点把住6个关键节点。 明确外部定位。主要是明确包括客户、关键合作伙伴、大股东、中小股东、一般合作伙伴、竞争者等各方面文化影响力的定位,并结合外部文化定位,完善内部文化体系。 提炼、提升自身企业文化内涵,形成体现自身特色的文化体系。即:形成与企业战略转型相匹配的企业宗旨、指导思想、企业形象、管理理念、发展理念等企业文化体系。企业文化体系应体现兼顾企业的外部市场定位和内在文化基因的基本内涵。 形成企业内部的文化信仰。以企业宗旨、使命为源头,以企业核心价值观、企业精神为价值判断,通过企业流程、制度,形成文化干预,逐步内化成企业员工的公共情感走向,形成员工的行为边界和文化素养。 形成产品的品牌文化。把企业文化内植到企业产品中,把更多的文化融入到用户的服务中,使客户在使用产品或服务过程中,产生归属感,从而形成该产品乃至对该企业的品牌忠诚。 正确引导外部市场。通过产品和服务的输出,向外界、向市场导入自身的文化,运用舆论导向、公关策略等方式,引导和拓展外部市场。 形成内部的精神品质。产品如人品,品牌精神的实质,是精神品质的表现,必须使企业内部的精神品质逐步形成,并表现出一种可以感知的文化氛围。 注重全面推进 构筑共同愿景,发挥目标愿景的感召力。共同愿景体现的是企业和员工共同的整体感和团队意识,能够激发企业全员的热情和勇气。企业在战略转型期,通过构筑共同愿景,把推进企业战略发展,变成共同追求的目标,促使员工心中产生极大的感召力,从而推动企业发展战略顺利实施。在文化重塑中,将目标愿景渗透到各个部门、各个员工,使其拥有和企业发展方向相一致的愿景目标,通过完成个人业绩、完成部门指标,进而实现企业战略目标。通过运用共同愿景,促进和引导企业和职工认同企业的发展前途和发展方向,提高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 重塑企业价值观,发挥价值理念的导向力。运用企业价值观指导员工行为方向,是企业文化的重要功能。在建设战略支持型企业文化中,要体现个人价值高于资产价值的价值观;共同价值高于个人价值的价值观;团队价值高于个体价值的价值观;社会价值高于经济价值的价值观,切实把实现目标与体现价值融汇到统一整体中,使员工和企业成为价值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进而强化价值理念导向力。 打造金字招牌,加强企业文化的传播力。提升文化品牌价值,形成统一的价值追求和经营行为,在此前提下,倡导下属单位结合自身特点建设个性文化,努力做到遵循与创新、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以金字招牌不断提升品牌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整合企业行为文化,提高企业文化的执行力。执行是成功的保证,只有企业具有优秀的文化执行力,其文化建设才可能取得成功。整合 企业的行为文化,形成新的管理平台,把先进理念转化为员工的实际行为,落实到管理和实践操作上,真正实现企业文化从理论层面到实际层面的转化应用。 拓展文化内涵 融入文化元素。企业在提出先进的文化理念之后,就要把各项文化元素尽快融入管理、浸润员工,实现员工行为的有效调整。一方面,要建立完善的企业文化管理体系,形成顺畅的闭环系统。另一方面,要根据职能导向的原则,结合行业核心竞争要素,针对企业发展迫切需要改善的模块,如服务文化、营销文化、员工的职业化转变等,确定企业文化建设的时机和突破点,把文化元素逐步植入到企业战略转型发展之中。 促进价值转化。促进价值转化就是把组织价值转化为个人价值。组织价值与个人价值紧密结合的实质,是改变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的方式。员工是企业的重要资产和关键战略资源,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关系逐渐从价值占有向价值创造转移。要坚持“领导主导”与“员工主体”并举。只有把企业领导的亲自主导、身体力行,与广大员工的生产实践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让那些贡献自己能力和智力资本的员工享受到由他们促成的价值所带来的成果,才能保证企业文化落地生根。 强化制度枢纽。强化制度枢纽就是发挥制度枢纽的有效功能。制度枢纽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企业在战略转型时期进行文化重塑时,必须注重制度的枢纽作用,通过强化制度枢纽功能,消除和避免员工无制度约束的、不规范的行为,从而真正体现“内在约束高于外在约束”之功能。 企业转型论文:转型背景下的出版企业人才队伍建设 摘要:企以才治、业以才兴,人才是企业获得和维系市场竞争优势的关键资源,是出版企业长远发展的根本保证。出版企业需适应转型需要,以激发活力为目标,深入实施人才强企战略,构建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用人新机制,提升人才工作科学化水平,营造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 关键词:出版企业;转型升级;人才 企以才治、业以才兴,人才是企业获得和维系市场竞争优势的关键资源,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是出版企业长远发展的根本保证。深入实施人才强企战略,建设充满活力的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是出版企业实现转型升级目标的必然要求。 一、适应转型需要,深入实施人才强企战略,统筹推进人才队伍建设 随着互联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目前我国出版业正朝着创新驱动、结构优化、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以数字出版为代表的新业态逐渐成为出版业的战略选择,出版企业正经历着一场由传统出版向数字化出版转型升级的历程。数字出版对出版从业人员的创新精神、专业知识、新技术的运用能力等方面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传统出版业向数字化转型,必须对出版产业链进行新的设计,更需要培养适应数字出版新业态要求的新型人才队伍。 我国出版企业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或事业单位,受传统观念和体制影响较深,出版企业沿用传统经营管理体制较多,出版从业人员还不完全适应转型升级的新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实施人才强企战略,构建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出版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打造一支理念先进、业务过硬、适应数字化时代要求的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对于推动企业由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升级,将文化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为了顺利实现转型升级目标,出版企业的领导者应把人才工作摆到突出位置,像抓“发展第一要务”一样抓“人才第一资源”;应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上,使人才的知识、智力、活力竞相迸发。 深入实施人才强企战略,应以激发人才活力为目标,统筹推进各类人才队伍建设。一是要建设一支既具有过硬的编辑业务素质和坚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又具有较强的文字编辑能力、敏锐的市场预测观察能力、熟练使用数字技术的编辑队伍。二是要大力推动经营管理人才职业化、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培养一批有服务意识、创新意识、风险意识和市场化目标导向的职业经理人队伍。三是要培养一支熟悉生产经营、服务意识强、善于组织协调的精干的复合型职能部门工作者队伍。拥有印刷、现代物流业务的出版企业还应培养一支爱岗敬业、技艺娴熟的高技能人才队伍。要破除妨碍、束缚人才发展的制约因素,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真正形成事得其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新格局。 二、进一步淡化“官本位”意识,构建适应现代企业制度的用人新机制 经过多年改革实践和市场经济的洗礼,国有企业的用人观念和机制已发生很大转变,但不可否认的是,转换并不彻底,“官本位”的意识和影响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目前国有企业的管理者队伍比较普遍地存在小富即安、创新精神和动力不强、市场意识不敏锐、团队合作意识偏弱等问题,不少国有企业职工往往把“升官”当作实现人生价值的最重要目标,过于注重自身价值的实现,忽视团队价值和企业整体利益。“官本位”意识严重抑制企业改革创新的活力,容易导致企业人际关系复杂化,阻碍人力资源管理的现代化,也影响企业转型升级的步伐和进程。 深化出版企业改革,必须注意进一步淡化“官本位”意识,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加强制度建设,创新人才选用机制。应在理顺管理层次及规范公司制企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者的权责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企业人员聘用制度,全面建立市场化选人用人机制,真正变人员管理为岗位管理,进一步规范科学设岗、公开招聘、平等竞争、择优聘用、严格考核、合同管理等重点环节。出版企业可尝试实行“双阶梯制”乃至“多阶梯制”人才晋升机制,推进人才待遇的多元化。可根据不同工作岗位的特点,分类建立职务序列,让每一个人才都有施展才干、发挥作用、建功立业、体现价值的发展通道。例如,可按照国家编辑职称制度等级标准,结合企业和编辑岗位特点设定等级晋升序列, 开初、中、高职务待遇等级差,按职级不同和贡献大小取酬。例如,编审可享受和中层干部同等的收入待遇。可根据出版销售工作特点,建立适应业务发展需要的“职业经理人”职级制度,职业经理按能力和业绩随时晋升为不同级别。例如,特级职业经理可享受和中层干部同等的收入待遇。实行“双阶梯制”乃至“多阶梯制”的晋升通道,就会使走专业阶梯的人员不必像过去那样为了管理职位不得不放弃多年累积的业务知识、经验去挤“行政独木桥”。通过畅通专业人才职业发展通道,采取双向选择的方式将合适的人聘至合适的位置上,就可以让专业人员不用走狭窄的管理通道也可获得相应的待遇。与此同时,对于管理序列的人员更要建立起一套开放竞争、严格准入、加强考核、奖优汰劣,“能者上、不适者下”的进出机制。企业职能部门岗位空缺均应采取公开招聘、竞争上岗的方式进行,确保职需其人、人适其职。 实行“双阶梯制”乃至“多阶梯制”的晋升通道,实质上就是对企业人才进行分类管理,使其只要认真踏实努力工作,在各自的发展轨道上都有得到晋升的预期,不至于感到没有奔头和希望。适合做管理工作的就进入管理序列,适合做业务工作的就进入业务序列,不同序列的人才可以相互交流,形成“岗位职责不同,工作分工不同,发展机会均等”的人才选用机制。这种机制能有效地起到淡化职工“官本位”思想,调动其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的作用。树立正确的人才观、价值观,强化岗位意识,淡化身份观念,实行分类管理,开通阳光道,打通待遇差,让人才机制“活”起来,才能从根上解决目前国有出版企业面临的人事难题,提升企业抗风险能力、持续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才能使企业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始终保持旺盛的生机,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提升人才工作科学化水平,营造人才发展的良好环境 提升人才工作科学化水平,既是出版企业实现科学发展目标的基础和保证,也是人力资源工作创新发展的根本要求。提升人才工作科学化水平,必须在思想观念、制度机制、方式方法等方面进行新的探索与突破。 首先,需要探索形成科学的人才考核培训制度,有效解决“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与干少差别不太大”和知识技能短板现象。考核是指挥棒,直接影响企业职工的行为和效果。可根据出版企业特点,适应企业转型升级要求,以岗位职责为基础,以能力、业绩为导向,遵循全覆盖、可量化、可追溯原则,建立以业绩为重点,定量考核和定性评价相结合,由品德、知识、能力等要素构成的人才评价体系。应强化考核结果的运用,真正使考核结果成为管理监督和激励约束的重要依据。应扎实推进学习型企业建设,根据不同需求,实施有针对性的培训,推动人才观念转变、知识更新和能力转型。当前还需特别重视编辑业务和编辑现代化技术的培训工作,使他们掌握编辑业务流程的数字技术,实现编辑工作数字化。 其次,需构建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合理解决收入“该高不高、该低不低”的问题。水不激不跃,人不激不奋,要积极探索符合出版企业各类岗位特点和人才需求的分配方式,区别不同岗位及贡献情况,建立市场化的薪酬管理体系,使人才和薪酬水平与市场接轨。可探索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协议工资制和项目工资制等多种分配方式,加大对企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各类优秀人才、高层次人才的激励力度,使一流人才享受一流待遇、一流贡献获得一流报酬,并推行企业年金、补充医疗保险等多种激励方式。同时还应体现人文关怀,坚持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并重。精神激励包括使命激励、压力激励、机会激励、荣誉激励、沟通激励等,可通过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使全体职工切身感受到企业对他们政治上的爱护、工作上的支持、生活上的关心、精神上的慰藉、人格上的尊重、心理上的愉悦;通过采取以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相结合的方法,最大限度地激发各类人才干事创业的热情,努力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为企业的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都能得到与其努力相应的发展空间,都能获得与其贡献相应的回报。 最后,还应切实用好用活人才,努力克服在用人方面存在的“人才不够用、人才不适用、人才得不到充分使用”的不尽如人意的现象。人才工作应坚持以用为本,做到知人善任。一要扬长避短,不埋没人才。“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每个人既有长处,也有短处。用其所长,则长处更长,用其所短,则短处更短。应克 服求全责备的观念,使人才的长处得到发展,短处得到克服。二要用当其时,不耽误人才。必须遵循人才成长发展的基本规律,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对优秀青年人才需做到早发现、早扶持、早使用,使他们“缩短适应期、快进融入期、达到成熟期、投身创造期”。三要用当其位,不浪费人才。坚持适岗适才适情原则,充分尊重人才个性差异和兴趣特长,努力实现人与事、人与岗、人与人的合理组合。四要用尽其类,不遗落人才。要树立开放的用人观,努力拓展识才、选才、育才、用才的视野,坚持海纳百川、“开门纳贤”,做到“发现人才有眼力、培育人才有能力、使用人才有功力、凝聚人才有魅力”,营造鼓励人才干事业、支持人才干成事业、帮助人才干好事业的良好氛围,最终形成当代出版企业“人人都有机会、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业才发展同步”的生动局面。 (宋永刚,高等教育出版社党委书记、副社长) 企业转型论文:增值税转型对制造业企业的财务影响 [摘 要] 自2009年1月1日起,我国在全国范围内施行消费型增值税。与生产型增值税相比,消费型增值税允许企业购入经营用固定资产(经营用固定资产具体范围详见增值税实施细则)应交纳的增值税额在当期扣除。由于此项税收政策的变更,引起了企业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一系列变化。本文以浙江省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报表数据为基础,以固定资产投资作为切入点,分析了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变化并通过分析软件分析了固定资产投资额与财务数据之间的相关性,最终说明税收政策改变所带来的财务效应。 [关键词] 消费型增值税;财务数据;财务指标;相关性 自2009年1月1日起,我国在全国范围内施行消费型增值税。消费型增值税和生产型增值税的主要区别在于:生产型增值税不允许扣除用于购买经营性固定资产所交纳的增值税进项税额,而消费型增值税允许扣除。这一税收政策的改变鼓励了上市公司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在这种情况下,与以往年度相比,公司当年的相关财务数据也发生了变化。浙江省是我国的制造业大省,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浙江省的制造业企业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以在沪市上市的浙江省制造业企业为例,阐述这一税收政策的变更给制造业企业带来的财务变化。 一、文献回顾 2004年增值税转型在东北三省开始试点推广,到2009年消费型增值税在全国范围内施行。到目前为止,国内已有诸多学者对增值税转型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许景婷和晏慎友[1](2009)选取了辽宁省45家上市公司的数据并通过分析软件对增值税转型给上市公司带来的财务指标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固定资产的变动对固定资产周转率和流动比率的影响最大,但只是相对而言,绝对值并不大,表明增值税转型对其影响程度有所削弱。黄明峰和吴斌[2](2010)在收集了中部6省26个市的上市公司财务数据的基础上,对增值税转型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分析认为,增值税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企业的税负,带动了中部地区投资规模的扩大。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指出消费型增值税对不同产业的影响不同,其中制造业和采掘业受益最大。王素荣和蒋高乐[3](2010)在假设2004年全国各行业均施行消费型增值税的前提下,大量收集数据,实证分析了增值税转型对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影响。分析结果认为,增值税转型能够直接推动企业的盈利水平,提高企业的预期收益率。李朝红和刘璐[4](2010)在详细收集了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2008年年报数据的基础上,分析了固定资产投资对企业利润的影响,指出企业固定资产累计折旧减少额越多,企业增加的净利润就越多。 以上学者对2004-2008年间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财务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相比2004年的增值税试点改革,2009年的增值税转型有其鲜明的实施背景,主要表现在政策施行的经济环境不同。2004年国家出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目的,率先在东北三省进行增值税试点改革,随后为了扶持中部地区发展,这一政策又扩展到了中部6省26市。回顾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蔓延,我国的经济发展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我国在全国范围内施行消费型增值税主要有两大出发点:一是有利于企业生产设备的升级换代,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效率;二是在出口锐减的情况下通过税收政策的刺激拉动内需。从整体来看,同样都是增值税转型但经济形势不同,税收政策的实施对企业产生的效果也会有所不同。以下本文基于2009年的经济形势,对消费型增值税对制造业企业的财务影响进行分析。 二、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财务影响的实证分析 考虑到浙江省是制造业较为发达的省份之一,且2009年以前一直采用生产型增值税,为了能明显地反映出增值税转型后对制造业企业的财务变化,本文选取了浙江省所有在沪市上市的制造业企业共29家作为研究样本。基础数据均来自于证监会指定登载我国上市公司年度报告的网站上刊载的上市公司2008年和2009年年度报告。 1.实证分析 根据29家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本文首先对29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指标每年求平均,去掉部分偏离平均数较大,不能集中反映数据趋势的数据,保证了数据的有效性。然后对数据进行了计算。 (1)增值税转型对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 从表1数据可以看到,与2008年相比,2009年在沪市上市的浙江省制造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有较大幅度增长,净增加额223 201.94万元。在4类设备投资中,专用设备的投资增加额最大,达135 046.4万元,占总体净增加额的60.5%,比重较大。从这一方面可以看出增值税转型的刺激作用较为明显,企业利用此次转型机会增加了固定资产投资,有助于企业更新生产设备,提高生产效率。 (2)增值税转型后应交增值税,应交企业所得税的变动情况 从表2数据可以看到,由于增值税转型后企业购置生产经营用的设备发生的进项税额可于当期抵扣,所以与2008年相比,2009年企业的应交增值税有较大幅度的减少,共减少23 143.02万元。减少额是2008年应交增值税的9倍。结合表3数据我们看到,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浙江省制造业企业营业收入与2008年相比有所下降,营业收入净减少额为1 672 825万元。2008年的营业收入与营业成本的差额为1 082 018万元,2009年的营业收入与营业成本的差额为715 474万元。可以看出,购买固定资产的当年企业的盈利空间缩小。这主要是由于2009年企业新购置的固定资产较多,相应的计入营业成本的折旧额增加,造成企业当年的盈利空间缩小。这也说明,虽然企业购置生产设备有助于企业更新生产设备,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但这种效应不会马上在投资当年显现出来。同时也进一步说明了2009年企业应交所得税增加18 250万元并不是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带来的效应。 (3)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财务指标的影响 通过表4可以看到,与2008年相比,2009年财务比率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固定资产周转率上升幅度最大,增加了0.17。净资产收益率上升了1.35%,现金流动负债比率和每股收益上升幅度较小,为0.03。 2.相关性检验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增值税转型后企业相关的财务数据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下面通过spss数据分析软件对固定资产投资额与财务比率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检验。由于收集到的数据全部为定距数据,因此可通过计算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变量间线性相关性的强弱。计算出的相关系数矩阵如表5所示。 根据相关系数的原理,相关系数r的取值在-1到1之间,r>0表示两变量存在正的线性相关系数,r<0表示两变量存在负的线性相关系数。|r|>0.8表示两变量之间具有较强的线性关系,|r|<0.3表示两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较弱。由于存在抽样的随机性和样本数量较少等原因,样本相关系数不能直接用来说明样本来自的两总体是否具有线性相关性,这时需要通过假设检验的方式对样本来自的总体是否存在线性相关进行统计推断。通过表5可知,固定资产总额和固定资产周转率的相关系数为-0.409,它们的相关系数检验的概率p值为0.038。因此,当显著性水平为0.05时,应拒绝相关系数检验的零假设,认为两总体存在线性关系。 三、研究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知,在金融危机这个经济大环境下,增值税转型的当年,浙江省的制造业企业利用机会进行了固定资产投资,当年应交增值税大幅度减少。但是从其影响的财务指标来看,固定资产投资与固定资产周转率表现为负的线性相关,说明在增值税转型当年进行固定资产投资不能在当年明显提高企业的固定资产周转率,加之2009年企业的总体营业收入下滑,使得企业当年的资产营运能力不强。固定资产投资给企业带来的资产营运能力的提高会在资产日后的使用过程中逐步显现出来;而固定资产投资与其他财务指标之间不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说明在2009年企业经营受金融危机影响较为严重,固定资产投资的良性效应不能在投资当年给企业带来明显的效果。 企业转型论文:增值税转型对我国企业的影响刍议 摘要:在全球经济金融危机持续蔓延的背景下,我国于2009年1月1日开始实施由“生产型增值税”转型的“消费型增值税”。增值税转型改革是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最重要的内容。在介绍增值税转型的含义和内容的基础上,探讨了增值税转型对我国企业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增值税转型;生产型增值税;消费型增值税;企业 一、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含义 增值税是以销售货物、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取得的增值额为征税对象的一种税。从计税原理上说,增值税是对商品生产、流通、劳务服务中多个环节的新增价值或商品的附加值征收的一种流转税,实行价外税,也就是由消费者负担,有增值才征税,没增值不征税,但在实践中,商品新增价值或附加值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是很难准确计算的。因此,我国也采用国际上普遍采用的税款抵扣的办法,即根据销售商品或劳务的销售额,按规定的税率计算出销项税额,然后扣除取得该商品或劳务时所支付的增值税款,也就是进项税额,其差额就是增值部分应交的税额,这种计算方法体现了按增值因素计税的原则。 按照“进项税额”的扣除方式,增值税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只允许扣除购入的原材料等所含的税金,不允许扣除外购固定资产所含的税金;二是所有外购项目包括原材料、固定资产在内,所含税金都允许扣除。通常把前者称为“生产型增值税”,后者称为“消费型增值税”,我国在2009年以前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所谓增值税转型,就是将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 二、2009年增值税转型的主要内容 此次增值税转型改革方案的主要内容是:自2009年1月1日起,在维持现行增值税税率不变的前提下,允许全国范围内(不分地区和行业)的所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抵扣其新购进设备所含的进项税额,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结转下期继续抵扣。为预防出现税收漏洞,将与企业技术更新无关,且容易混为个人消费的应征消费税的小汽车、摩托车和游艇排除在上述设备范围之外。同时,作为转型改革的配套措施,将相应取消进口设备增值税免税政策和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政策,将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统一调低至3%,将矿产品增值税税率恢复到17%。本次增值税转型改革方案最大亮点是全额抵扣,全行业转型,取消增量限制。经测算,2009年实施该项改革将减少当年增值税收入约1 200亿元、城市维护建设税收约60亿元、教育费附加收入约36亿元、增加企业所得税约63亿元,增加相抵后将减轻企业税负共约1 233亿元。 三、增值税转型对我国企业的影响 (一)降低固定资产成本,减少企业的税收负担 我国生产型增值税的法定税率为17%,换算为消费型增值税税率为23%,这一税率高于西方国家平均水平,企业的税负明显过高。一方面,消费型增值税允许企业一次性全部扣除固定资产中所含税款,即厂商外购的生产资料,不算入产品增加值,而只是对消费资料征税,从而降低投资成本,提高企业利润。对于同一个企业,生产型增值税的实际税负要大于消费型增值税的税负。另一方面,生产型的增值税,生产单位开票就要交税,甚至,根据增值税的实施规则,发货就要交税。也就是说,生产单位货款并未收到就先垫交了税款。从全国来看,大约平均要三个月后才能收到货款。全国每年按8 000亿元增值税款,三月期,年息4%计,生产企业将承担80亿财务费用(利息)。众所周知,货款总有一部分永远不能收回(呆坏账,储运损失,陈旧报废等),据有关方面统计,全国已达3 300多亿元。如果以年500亿元估计企业白白多交了约85亿元的增值税。增值税转型之后,以上两项全国企业将年减税约200亿元。 (二)企业会计科目设置和会计核算发生变化 实行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的企业应在“应交税费”科目下增设“应抵扣固定资产增值税”明细科目,并在该明细科目下增设“固定资产进项税额”、“固定资产进项税额转出”、“已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额”等专栏。实行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的企业,应在“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科目下增设“新增增值税额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额”专栏,用于记录企业以当年新增的增值税额抵扣的固定资产进项税额。 转型对企业会计核算的影响集中于会计政策的变化上,主要包括机器设备的计量方法、增值税缴纳方法与折旧政策。但增值税转型对会计核算的影响远不止此。如转型后由于增值税与所得税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由于将增值税额纳入抵扣范围,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也因此发生变化,从而影响该资产日后的折旧额,进而影响到各期的成本、经营成果以及所得税的核算与数额缴纳,而且增值税抵扣额的变化还会影响到企业的现金流量、财务状况以及资金的时间价值等。 (三)对企业财务报表的影响 1.对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转型前后资产负债表项目的比较,固定资产是企业的一项重要资产,因此,其价值变动对企业总资产的内部结构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并引起资产负债表内相关项目的变动。如固定资产原价、累计折旧和固定资产净值等。 2.对企业利润表的影响 (1)直接影响:投资当年,新增固定资产的增值税一次性全额抵扣,导致当年利润大幅上升,但以后各年的利润不再受增值税影响。 (2)间接影响:投资当年由于消费型增值税对投资的刺激力度较大,因此经营收入可能有所增长,但同时固定资产的增加导致折旧费用上升,财务费用也可能由于贷款的增加而上升,从而抵消了部分由于增值税抵扣所带来的利润上升好处。而以后各年的利润状况则主要取决于新增固定资产的投资回报与折旧和财务费用之间的关系,对于投资回收期较长的项目,其利润在投资的最初几年不一定上升。 3.对现金流量表的影响 (1)直接影响:投资当年,经营现金流由于增值税支付的大幅减少而有所上升,但以后各年的现金流不再受增值税的直接影响。 (2)间接影响:投资当年,经营现金流除了受增值税抵扣影响而大幅上升外,还可能由于新增固定资产的作用而使净经营现金流入有所增加,但当年的投资现金支出一般会高于另两种增值税,融资现金流中的利息支付也会有所上升。以后各年的现金流变化,取决于新增固定资产对经营现金流的增加作用与利息支付及债务偿还所支出的融资现金流之差。 (四)对企业投资的影响 在增值税转型过程中,企业的设备投资将发生较大变化: 1.企业设备投资与配套投资将大幅增加。因为进项税额抵扣对企业现金流的影响使企业的投资倾向于能够带来进项税额抵扣的设备投资。另外,转型降低了设备投资的回报要求,企业的设备投资计划会有更大的可能性通过可行性分析。 2.企业的投资周期会明显缩短。国家已经出台了许多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更新的政策,这次国家推出的转型政策给企业技术进步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这样,企业设备、技术更新的加快自然会带来企业投资周期的缩短。 3.企业投资行为会主动跟随国家政策。例如,企业的投资方向将以国家政策推行过程为依据。但是,企业也会做出一些取巧行为,如企业的投资时间将会有意选在转型开始之后。这些行为会给转型政策的推行带来影响,甚至影响转型政策的效果。 (五)对企业筹资的影响 增值税转型将间接增加企业筹资。企业投资规模的增大,必然刺激企业的融资活动。设备投资所需的资金巨大,企业除了利用已有积累及内部融资来进行投资外,一般还需要通过发行新股、银行贷款、发行债券等外部筹资活动来筹集设备投资所需要的资金。 (六)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在企业主要财务指标方面,税收转型带来企业投资增加可能会使企业当年相关财务指标恶化,如资产负债率等,但在以后年度,随着投资效果的逐步体现,财务指标可能好转,并给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在市场竞争力方面,税收转型使企业设备投资增加,从而设备更新加快,生产规模扩大及经营种类增加等,这很可能引起企业的产品质量、数量提高,加之产品成本降低,使得企业市场竞争力增强,销量提高,最终使利润增加。 (七)对企业分配的影响 企业增加投资虽然可能会带来收入与利润的增加,但同时导致了企业自身积累的减少。而企业实际的利润分配额度,取决于现金流量状况。在投资当年,由于转型会减少企业的纳税额,从而减少了现金的流出。但转型刺激企业增加投资力度,增加现金流出,两者相抵以后企业总的现金净流量反而会减少。因此,企业不会因为转型而增加企业的利润分配。在投资的以后年度,随着企业不断收到投资的回报,企业的现金流状况会大为改善,此时企业的利润分配会有所增加。 四、小结 增值税转型在全球金融危机、世界经济下滑的大背景下,对我国经济社会产生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也是中国历史上单项税制减税力度最大的一次改革。金融危机正在对实体经济产生重大的不利影响,在此形势下,适时推出增值税转型改革,对于增强企业发展后劲,提高企业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具有重要作用。从长远看,实施增值税改革,企业会有更大的积极性进行机械设备等固定资产的投资,从而提高产品的竞争力,这将更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所以,我国增值税转型改革,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企业转型论文:关于中国境内企业并购方式转型研究 【论文关键词】不对称市场经济 行政合并 市场收购 转型 【论文摘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真正意义上的并购在中国有上百年的历史。本文对企业并购方式转型进行详细梳理,这对深入研究中国的企业并购活动及中国境内企业并购史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依据中国近代史的演变及企业并购方式发生的较大转折点,把中国企业并购史划分成不对称市场经济时期、计划经济时期、转型时期三个不同的阶段。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曲折与不断转型的历史。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即使目前,仍然是一个转型社会。从19世纪到21世纪,中国境内的经济活动具有明显的阶段特色。企业并购是经济活动中的重要内容,当企业并购发生在中国境内时,更加具有明显的阶段特色。按照中国近代史上的转折点,可以把中国境内的企业并购活动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49年以前),不对称市场经济时期的企业并购;第二个阶段(1950年至1979年),计划经济时期的企业并购;第三个阶段(1980年至今),转型时期的企业并购。企业并购就是企业兼并或购买的统称,是并购企业实现自身扩张和增长的一种方式,一般以企业产权作为交易对象,并以取得被并购企业的控制权作为目的,以现金、有价证券或其他形式购买被并购企业的全部或部分产权或资产作为实现方式。企业并购实施后,被并购企业有可能会丧失法人资格,或者被并购企业法人资格保留,但是其控制权转移给并购方。 1不对称市场经济时期的企业并购 自从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逐步沦落成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存的复杂的社会综合体。这个综合体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发展道路,但却给了中国反思与转型的机会。中国的封建生产方式逐步衰弱,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迟、发展慢。这就给了外国资本乘虚而入的机会,并且外国资本势力一开始便以强者的面目出现。笔者认为,可以把此阶段概括为不对称市场经济时期,一是此时的经济运行方式以市场为导向;二是外资控制了中国经济的命脉,本土经济较弱。因此,此时期的企业并购活动称为不对称市场经济时期的企业并购。 以产生早、发展较快的船舶与机器修造工业为例,外国资本在19世纪40年代便在上海设立了十多家小型船厂,19世纪60年代上半期设立的祥生和耶松两家英资船厂比较大,它们从创立时起就开始了兼并活动,租赁和收购了一批在沪的其他英资老船厂,并扩建原有的企业。在同一时期,民族资本船舶与机器修造工业也在沪创办了一批小厂,其中创办最早、发展最快的是发昌机器厂。但是,由于外商船厂的垄断和排挤,1895年前后,发昌机器厂迅速地衰退,最后于1900年被耶松船厂低价收购,成为耶松船厂的一个车间。 在棉纺工业中,华资企业被外资企业兼并的事例更为突出。1901—1921年间,仅上海先后有6家纱厂被外资企业所兼并,其中外资纱厂在参与兼并活动中形成集团性企业的有日资上海株式会社、内外棉株式会社以及英资怡和纱厂等。 1949年之前,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动乱之中,但中国的经济也在持续发展。此阶段的企业兼并多为外资企业兼并华资企业,兼并方式为被迫式兼并方式。当时的华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差距较大,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华资企业的生存状况很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资金差距大;第二,技术差距大;第三,经营策略差距大。这些差距导致了华资企业在经营策略上极为被动,时刻处于被收购或兼并的境地。华资企业为了生存,也出现了一些并购现象。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于1915年创办申新纱厂,他们一向坚持“对外竞争,非扩大不能立足”的经营策略。1932年,申新纱厂已成为全国民族资本棉纺织工业中最大的一个企业集团。 综上所述,此时期的民族工业处于被外资并购的地位,构成了其间的鲜明特色。这不但与中国落后的生产方式有关,也与中国动乱的政治结构有关。 2计划经济时期的企业并购 新中国成立后,围绕着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并购。在城市,主要表现为公私合营;在农村,进行集体化和公社化(可以看做变相的企业并购)。这些并购活动不以市场行为为基础,而是以计划性、军事化为特征。 1950年开始,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国家合并改造了大批民营或外资企业。紧接着又经历了“”期间,全党全民办工业,工业企业数量骤然增长,1959年末达到31.8万个,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11.9万个。列宁曾明确指出:“只有那些懂得不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就不能创造或实行社会主义的人,才配称为共产主义者。因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空想,而是要已经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去掌握和采取托拉斯所创造的东西。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去向资本主义的第一流专家学习组织托拉斯大生产的本领,那么这种本领便无从获得了。”由此看来,列宁没有把托拉斯这种垄断资本主义的企业组织形式仅仅限于资本主义,而是把它引入到社会主义社会,并作为组织管理社会化大生产的一种有效手段,用来指导、管理社会主义的生产。 刘少奇同志依据列宁的这一思想,在1949年6月构想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蓝图时,就提出“按各产业部门成立公司或托拉斯经营国家的工厂和矿山。”组织托拉斯的问题虽然明确提出的较早,但由于当时国民经济正在调整之中,没有做具体部署。1964年2月26日,煤炭工业部党组向国家经委和中央书记处提交了关于华东煤炭工业公司组织领导关系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根据刘少奇同志关于组织托拉斯,用经济办法管理工业的指示,今年我们准备首先在徐州成立华东煤炭工业公司进行试点,国务院已经正式批准。”4月30日,中共中央批准这个报告。这样,我国试办的第一个托拉斯企业正式成立。 国家经委第一批批准试办了12个托拉斯情况不同,各具特色。烟草公司和医药公司具有全行业性质,集中管理全国所有的烟厂和药厂;地质机械仪器公司仅限于管理原有的中央直属企业;其余6个全国性托拉斯,除管理原有中央直属企业外,还各自上收了数量不等的地方企业。如盐业公司集中了全国的大盐场和盐业销售机构;汽车公司从全国169个地方专业汽车配件厂中上收了42个,在全国汽车配件产量中占39%;橡胶工业公司成立后,从全国205个地方橡胶企业中上收了103个;拖拉机、内燃机配件公司从全国122个地方拖拉机、内燃机配件厂中上收了23个。与此同时,部分省市也试办了一些由地方管理的托拉斯。如浙江的糖业公司,上海的轻工业机械公司、标准件公司和丝绸公司等。 这种行政合并构成了此阶段的企业并购的主旋律。从几个托拉斯试办的情况来看,他们在组建之后,即着手改组生产组织,改革管理制度,建立适合社会化大生产和专业化分工协作的经营管理方式,促进了设备的利用和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试办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收到了较好的经济效果。 3转型时期的企业并购 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经济转型的起步时期,由政府出面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推进社会各方面改革。我们谈条块管理,地方之间进行各种财产的过渡,这种过渡实际上就是一种并购,只是当时是依靠行政权力,通过管理权限来进行的划转,被称作关停并转。 一种观点认为,1984年,保定纺织机械厂兼并保定市针织器材厂是我国现代企业第一次并购行为。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企业以现代企业为主要组织形式的并购始于1984年的保定市锅炉厂并购保定市风机厂,这次并购活动开创了我国现代企业的并购先河。还有一种观点认为,1993年9月30日深宝安收购延中实业,拉开了中国上市公司并购的序幕,也开始了中国的第一次并购浪潮。以上三种观点虽然存在分歧,但我们可以认为,当时的中国境内企业并购活动处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间徘徊的时期。 按照第三种观点,我们大体可以将这十年并购时期划分为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四年的市场启蒙阶段(1993年至1996年),这一时期并购数量很少,四年总共只有14起并购案。这一时期的特征是:多数人不知并购为何物,参与人更少,市场常常对并购感到诧异;并购的支付全部是现金,多数没有公布股权收购的价格,很少公布有关的细节;由于缺乏政府的支持,并购往往是针对主要股本是流通股的少数几家公司,并购处于缓慢成长的自发阶段。 第二阶段是自1997年以来的快速发展阶段,自1997年至2002年,中国市场发生的上市公司并购数量达到了577起。在这些并购中,买壳上市是第一位的原因,上市公司通过并购进行资产重组以达到“保壳”和“保配”目的是第二位的原因,并购重组以配合政府的国企改革任务和国企扭亏的要求是第三位的原因。 当然,还有一些并购是属于战略性的重组,有些则是二级市场的盈利,也有些是期望实现地方经济结构调整等等。在这些年的并购实践中,并购的方式、支付的方式、并购的目的等都有了全面的发展和变化。从并购方式与支付方式看,有了无偿划拨、资产置换、协议转让、吸收合并、收购母公司、司法拍卖、mbo等;从并购的目的看,除了以上提及的保壳、保配等原因外,还有外资并购、敌意收购、竞争收购等新情况的出现。 2002年是全球企业并购的转折点,尽管并购规模大量萎缩,然而却是全球资本并购第六次浪潮来临的标志。并且,中国企业在全球并购中异军突起,这一年是中国并购史辉煌的开始。随着近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中国企业全球化步伐的加快,未来几年里中国企业在全球并购市场上的地位会越来越重要,将有更多的更为复杂的并购交易。全球企业第六次并购浪潮赋予了中国企业难得的机遇,我们要抓住这次机遇,在并购实践中观察和学习并购技术,准确地建立企业并购战略,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企业受世界经济的影响,也融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全球企业并购的格局及操作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制约已经加入wto的中国企业的并购战略。然而,资本并购对中国来说,还是一个新生的事物,新事物的出现往往要吸纳旧事物的某些优点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后发者而言,初出茅庐时学习或模仿便是最好的创新,这也是我们之所以高度关注全球并购的出发点。通过对全球企业并购特征和趋势的分析,可以正确认识中国在全球并购浪潮中的准确位置。而目前全球并购的低潮和中国并购的高潮正在形成一个有趣的交汇点,准确地观察并努力把握这些差异将为中国的企业带来空前的机遇。 4结语 中国国情比较特殊,西方发达市场在一百多年中经历了五个并购阶段,我们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中,要把国外五个不同年代的并购阶段浓缩在一个阶段里发展,这种急剧浓缩导致中国并购市场的特殊性。总的看来,中国的并购是30年代的基础,60年代的手法和90年代的眼光。 中国的并购与西方的并购差异巨大,可以互相比照,但不必亦步亦趋。中国目前进行的是体制性创新,这相比于西方国家的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能够创造出更巨大的生产力。而且中国人特别善于学习,并在学习上的基础上再进行创新。因此,中国的并购手段有可能超越历史的发展阶段。 企业转型论文:关于国有物资企业向物流企业转型的思考 【内容提要】物资企业与物流企业具有本质的区别。物资企业必须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转型为物流企业。通过对转型中面对的问题的分析,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 【摘 要 题】现代物流 【关 键 词】经济管理/物资企业/物流企业/转型 1994年以来,全国物资系统出现持续亏损,众多国有物资企业(以下简称物资企业)步履维艰,与当前蓬勃发展的物流企业呈现彼消此长的明显反差。昔日辉煌的物资企业为何一蹶不振?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其发展路在何方?本文拟就此进行探讨。 一、物资企业与物流企业的本质区别 在一些物流企业管理教材中,将物资行业等同于物流行业,把物资企业视同物流企业,我们实在不敢苟同。本文认为,物资企业与物流企业既有相近相似之处,更有本质差异。 二者的相同点是均属第三产业的流通服务业,是连接生产与消费、从事流通服务的市场主体。二者均通过流通服务,实现物资、物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为加快国民经济发展和提高国民经济质量服务。但二者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异。主要表现在: 1.从服务对象看,物资企业的“物”是指工业品生产资料;物流企业的“物”是指物品,包括生产资料、生活资料、退货和废弃物等,二者含义不同。物资企业连结工业品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费,从生产企业购进物资销售给消费者,在这个流通过程中从事各种流通活动,把销售服务作为主要对象。物流企业的服务对象涵盖面则要宽得多,除销售物流外,还包括生产经营企业的内部物流,以及外部的退货物流和废弃物回收物流,也即以物品流通全过程的综合性服务为对象。 2.从企业功能看,物资企业从事一手购进、一手销售的营销活动,主体功能单一,虽然也配合销售实施运输、储存、装卸、包装和信息等服务,但均系从属并服务于销售的辅助动能,且彼此分割,忽视成本核算。物流企业根据实际需要,将运输、储存、装卸、包装、加工、配送及信息处理等基本功能、要素实施有机结合,集成系统,形成完整的供应链,进行一体化管理,为用户提供多功能、一体化的综合性服务,满足用户日益多样性、个性化的物流需求。物流企业关注“效益背反”,追求整体最佳状态。 3.从服务目的看,物资企业服务的目的是在搞好供应、扩大销售中谋求购销差价、取得利润。在确保一定利润的前提下,尤其是在物资价格暴涨取得高额利润的情况下,往往忽略或不计成本。物流企业的服务目的是以尽可能低的成本,为用户提供尽可能周到的物流服务,包括提供货物运输、储存、包装、加工、配送等有形服务,以及提供物流方案设计、物流信息管理等无形服务,这是物资企业难以企及的。物流企业为社会提供全面、多样化的物流服务,并在物流各功能、要素实现增值服务,降低成本,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从管理体制看,物资企业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产物。由于在理论上接受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观点,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1957年我国建立起了一套重要物资由国家集中统一管理,以计划分配调拨为主的物资管理制度和流通体系。其特点是把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流通分离开来,生产资料又限定为工业品生产资料,即把农业生产资料分离开来,以计划分配调拨取代工业品生产资料市场流通。在这种体制下,物资企业作为物资部门组织生产资料的基层单位,既执行国家物资部门的职能,又担负着物资经营业务。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优胜劣退,物资企业大多成为弱势企业。物流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它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和完善,探索出一套物品的物流管理经验,尤其是在物流中运用现代科技,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能力,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流通领域的新态势表明,现代物流企业是物资企业的发展方向,物资企业向现代物流企业转型势在必行。 二、物资企业转型面对的主要问题 近几年来,物资企业的生产资料主业经营逐年萎缩,市场占有率连年大幅下降。2000年,全国物资系统物资销售总额仅占全社会物资销售总额52000亿元的5%,整体经营规模和经济实力明显削弱,给转型带来了困难。同时,在流通领域还存在着物资企业转型的许多制约因素。 1.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和影响仍然存在。一是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物资企业领导和职工的改革开放意识、市场竞争意识和企业创新意识仍然不强,习惯于传统物资营销方式,在市场竞争中开拓进取办法不多,与物流企业要求的创新发展能力差距较大。二是行业垄断、部门分割、地区封锁的体制性障碍尚未完全破除,社会主义统一市场尚未形成,多头管理和相互划分导致流通的社会化、专业化程度低,流通不畅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三是生产资料市场发育不完善,规范化、法制化、现代化程度低,市场管理的法规不健全,政出多门和不平等竞争的现象较为普遍,伪劣产品屡禁不止,不少市场仍然处于无序状态。地方保护主义现象时有发生,割裂着市场的统一性。 2.企业背负的历史包袱沉重。一是由于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大量难以收回的应收帐款和改革开放经济过热年份形成的“三角债”,造成企业自有流动资金捉襟见肘。二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就业方针导致物资企业目前一方面人浮于事,且部分员工年龄偏大、文化层次偏低;另一方面企业缺乏懂业务、会管理、善开拓、能创新的科技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影响了企业的发展后劲。三是由于长期以来在经济建设中重生产、轻流通,以及改革开放后物资企业上缴国家利锐多,国家对物资企业投资少,造成物资企业流通基础设施严重落后,技术装备水平低下,影响流通效率的提高,致使物资周转慢、库存大、占用资金多,经济效益差。 3.流通服务方式单一,经营管理水平不高。一是服务方式和手段简易。物资企业大多仅能分段提供运输、仓储、装卸、加工、送货等流通服务。有的县级物资企业至今仍用手扶拖位机运输,送货、装卸仍是人拉肩扛。二是企业组织规模和经济实力大多偏小,缺乏必要的竞争实力,难以取得规模效益。因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萎缩不振,市场份额缩减,由物资流通的“主渠道”变成了“支渠道”。三是经营管理水平较低,服务质量总体不高。不少物资企业经营粗放,管理混乱,规章制度流于形式,难以为用户提供适时、适量、适质、齐备、便捷的规范化服务。四是企业内部信息管理和技术手段滞后。由于全国物资系统没能建成覆盖全国的信息网络,虽然不少物资企业配备了电脑等装备,但难以提供准确、及时、实用的信息,指导决策和营销,现代化设备成了“花架子”。 4.改制改组未到位,企业机制不适应。一是省市、地市级物资部门虽然成建制改为物资集团总公司或物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但大多是换个牌子的“翻牌公司”,仍是产权模糊、权责不清,沿袭传统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模式,现代企业制度远未建成。二是企业内部三项制度改革不够深化。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物资企业虽然普遍地开展了以人事、用工、分配三项制度为主要内容的企业制度改革,收到了一定成效。但是从整体上来看,物资企业的机制转换还是初步的,在企业管理特别是财务、资金管理上还很薄弱,经济效益低。由于物资企业大多连年亏损,分配档次难以拉开,职工队伍不稳,有的人才外流,企业凝聚力明显下降。三是企业约束机制乏力。有的企业领导盲目决策,出现不少“三拍”( 即拍脑袋决策、拍胸膛保证、拍屁股走人)工程项目,资金有投无回;有的用企业流动资金炒股票、搞期货,造成巨额资金损失;有的“官位”升上去,公司跨下来,或提前退休了事,或易公司当“官”;有的盲目为外单位甚至个体、私营企业提供银行贷款的经济担保,造成经济损失。有的企业领导以权谋私、损公肥私、收受贿赂、挥霍浪费。对企业业务骨干管理乏力,“体外循环”现象时有发生,使企业雪上加霜。 5.政策环境不宽松,市场竞争不公平。一是在税收政策上,由于税制改革,物资企业由过去按进销差额的10%缴纳营业税改为按进销差价的17%缴纳增值税,税负加重。而对个体、私营流通企业采用包税制,税率仅为物资企业的15%,使物资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二是在财会制度改革上,国家大幅提高折旧率,企业成本大增。三是在投资政策上,多年来国家对流通行业的投资少,对物资企业的投资更少。四是在金融政策上,工业企业贷款易而物资企业贷款难,常使自有流动资金紧缺的物资企业束手无策。五是在改制政策上,兼并破产政策不适用于物资企业。这既不符合国有企业改革总体要求,也不利于物资企业建立合理的市场退出机制。 三、物资企业转型的对策思考 在近年物资企业整体滑坡的情况下,仍有部分物资企业通过深化改革,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具有向物流企业转型的优势和物资基础。这部分物资企业充分利用现有基础,创造条件,发展物流,逐步转型,将是可行的。 1.转变传统观念,树立物流理念。物资企业转型首要的是转变观念提高物资企业职工的物流意识,特别是企业领导的物流意识。目前应着力抓好“三转变”:一是由计划经济观念向市场经济观念转变。作为计划经济体制产物的物资企业,只有从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束缚中解脱出来,克服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影响,才能向物流企业转型,与市场经济接轨。二是由市场垄断分割观念向市场一体化观念转变。物资企业要解放思想,树立变市场条块分割为全国市场一体化,变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分割为商品市场一体化,变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分割为国内外市场一体化的新观念。三是在企业管理观念上,要在企业的思想观念、经营战略、内部管理、服务水平、企业文化等方面进行根本改变,使现代物流理念深入人心。 2.深化企业改革,实现制度创新。按照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精神,国有资本从物资流通行业退出是必然趋势。因此,物资企业不论规模大小、实力强弱,都应按照符合市场规律的产权形式规范,走先改制、后转型的路子。但从现状看,要物资企业全部退出市场也不现实。由于企业领导和职工的心理承受能力不强,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相关政策也未完全到位,因而为平稳过渡,避免震荡,保持社会安定,须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从目前各地物资企业产权改革看,主要有两个层次、两种模式:一个层次主要是在省市以上的物资企业建立以国有资产为运营主体的母子公司体制;另一个层次主要是在地、市、县级物资企业形成以国有资本逐步退出为主的多元主体、多种形式的产权体制。改制方式包括资产置换、重组再生、兼并联合、整体或部分买断等,使国有独资企业改制为职工参股、控股或全部职工股的多元产权主体,国有资本实现部分退出或全部退出。经营上实行承包、租赁、国有民营和民有民营等多种方式。同时,结合转换企业机制,并在围绕和抓住企业主业优势的基础上,向相关领域延伸,发展现代物流。 3.调整企业发展战略,开展现代物流业务。发达国家的现代物流是在传统物流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各种物流功能、要素进行整合而发展起来的。从现状看,我国许多物资企业拥有一定规模的用地、仓储设施、运输装卸手段和加工配送能力等物流资源,具有相当的开展现代物流服务的物质条件。充分利用这些物流资源,按照现代物流管理方式进行整合,开展现代物流服务是完全可能的。关键是调整企业发战略。调整企业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应该是:以物流企业为方向,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业务创新为主线,以整合物流功能、要素为重点,以降低流通成本和提高物流服务质量为中心,切实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如物资经营企业可以选择物资为主业的集中经营战略或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多样化经营战略;物资储运企业可以选择物资储存为主业的运输集中经营战略或以储为主、储贸结合的多样化经营战略等。不论企业实施何种经营战略,都应对企业内部物流资源进行整合和一体化,形成企业物流。在此基础上,发展工物、物物联合,对企业外部物资资源整合与合作,与生产企业和其他物资企业开发社会化物流,并合作组建第三方物流企业。 4.打造几家大型物流企业,重视应用信息网络技术。随着我国加入wto,国际跨国物流公司纷纷以雄厚的资金和技术优势抢滩中国市场。势单力薄的物资企业很难与之抗衡,需要打造我国大型物流企业,利用本土优势与之竞争,并积极创造条件,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物流市场的竞争。物资企业是资金密集型企业,而物流企业则是技术密集型企业。打造大型物流企业,利用先进技术改造和提升物资企业,需要投入巨额资金。因此,应选择规模大、资金足、管理严、班子正、队伍强、效益好的物资企业,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发展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跨国界联合,吸纳国有、集体、民间资本和引进外资,利用现代科技和管理经验,在更大的范围内整合物流资源,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大型物流企业应充分重视信息和网络技术在物流中的应用。当前要重点抓好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在统一规划的前提下逐步实施,稳步建设。在不断满足实际需要中发展,在需求和技术进步中逐步提高,形成物流信息平台,提高物流营运水平,为实现集约化经营,提高经济效益服务。 5.推行现代物流服务方式,加快物流服务网络体系建设。朱总理在第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逐步推行连锁经营、物流配送、制、电子商务等组织形式和服务方式”。省市物资企业集团应有计划、有目的地牵头组织、逐步推行。一是组织集团直属企业及部分市县物资企业建立连锁经营网点,使目前分散分割的物资流通网点逐步形成分层次的、具有相当实力的连锁经营网络体系。二是有选择地在一些经济发达、交通枢纽的中心城市,建设和改造一批物流配送、加工中心,建成配送、加工网络系统。三是改进物资运输方式,发展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工具,推广集装箱、托盘和汽车门对门运输先进方式,实现运输、包装的标准化。四是由有志于现代物流事业、年富力强,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管理人员组成强有力的班子,由他们物色一批职工,组成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并多渠道筹措启动资金,从业务熟悉的几个品牌品种如钢材、水泥等入手,开展制,逐步实行、配送、加工等有机结合,以全新的企业、诚信形象和优质的物流服务赢得市场。 企业转型论文:中小企业转型机制的探析 摘要:中小企业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构成市场经济主体,促进社会稳定的基础力量。本文以两次渡过经济危机,不断探寻转型出路,并取得一定成果的某中小企业为典型案例进行了叙述和分析,从中总结出了笔者对中小企业转型机制的几点思考,从战略升级、产品升级、人力资本升级、整体形象经营四个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总结和探索,从而为中小企业的改革与发展提供经验的借鉴与交流。 关键词:中小企业 资源型经济 产业升级 从99年至今,全球经历了两次金融危机,特别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了重创。在巨大的金融地震下,许多的企业轰然倒下,甚至是许多跨国公司,虽然在各国政府的调控下,免受覆灭,但也面临了江山易主的命运。面对多变、脆弱的经济体制,作为微观个体的企业,如何抵御金融危机的侵袭,如何建立自己的免疫系统,成为企业生存面临的必修课。 中小企业是指职工人数2000人以下,或销售额3亿元以下,或资产总额4亿元以下的企业。我国中小企业,随尚处稚龄,但却是我国经济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缓解就业压力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力量。中小企业,主要以家族企业为主,平均寿命仅为三年多,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研究能够走出两次经济危机的冲击,并不断推进本身发展的中小企业,对我国中小企业整体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金融危机既给我们带来了危机,也给我们创造了机遇.山西省在这次危机中,放缓经济发展,致力于完成资源型经济的转型.从20世纪50年代末,资源型经济的问题先后出现在了德国、英国、法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老工业基地,如今“资源诅咒”已被公认为一种经济怪像,即丰裕的资源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充分的有利条件,反而是一种限制,同时资源型经济的转型也成为推进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 山西省是资源大省,既兴于煤炭,也痛于煤炭。新中国成立60年来,山西累计生产煤炭110亿吨,占全国总量的1/4。但辉煌的背后,是资源粗放型开采造成的浪费,生产不规范引起的环境恶化,管理制度落后造成的矿难等,如今贫富差距拉大,更使山西动辄处于舆论风暴的中心。为了积极促进资源型经济的转型,山西省在煤炭行业开展的关小上大、资源整合、兼并重组等“三大战役”,在这样一种改革的大潮下,作为一个微观个体的企业又如何妥善经营自我,配合政策,实现山西省经济的转型,如何在规范推进企业规范发展的同时,增加企业的社会效益,使企业与社会共同进步,是企业面临的新课题。 其次,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一直面临着一个困惑,即“做大做不强,做大就死”。中小企业在模仿与摸索中困难前行,走了许多弯路,但是却迟迟不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曾有调查显示,中小企业的生存周期是6年。更有人说,有些地区中小企业的生存周期仅为2.9年。虽然对于中小企业到底能活多久的问题众说纷纭,但造成中小企业短命的原因,除了外部环境影响外,就是自身内功不够,核心竞争力不强,创新能力不足。 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的竞争规则开始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美国提出了“后现代制造业”的概念,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产业已经开始探寻新能源、清洁技术、生物工程等同时兼具效益和社会责任的道路,并将此作为国际制造业标准以提高进入门槛,主导技术含量更高的国际贸易规则。依靠低成本竞争和大量的能源消耗已经不能满足创新的要求,一个“创新竞争时代”正在来临。中国的中小企业首先必须认识到环境的变化,靠低成本和大量能源耗费,重返出口市场和规模是非常困难的。 融资问题是一直以来困扰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特别是对于智力密集型企业,创新更加需要充足资本的支持。舆论普遍表示要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是一个大的工程,要政府、银行、中小企业各个部门来协调解决,同时中小企业应当开辟更加立体、多元、多维的融资渠道。中小企业要想吸引风险投资必须在三方面下工夫:首先是建立良好的管理团队;其次是新颖的商业模式;最后是让资本看到市场发展的潜力。 尽管大型国有银行推出了中小企业贷款专营机构,但实际上成效并不明显,而另一些小银行、小额贷款机构又没有太强的资本实力,无法应对中小企业巨大的融资需求。重要的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坚冰不消,则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就会不足。金融机构应该侧重扶植创新能力强的科技型企业,鼓励企业加强自身创新。 虽然关于中小企业发展中的问题,也有很多说法,但我们国家对中小企业的整体研究还是不能反映出实际情况的复杂性,为了走出“做大就死”的怪象,以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进行广泛的统计和研究,定位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借鉴和经验,是一项具有社会价值的研究。 1 研究思路 以a企业为典型的案例,进行个案追踪,并结合其他同类企业和中国经济政策调整,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使用个案追踪法为主,同时通过关键人员的深度访谈,重要历史资料的查询等方法,对历经两次经济危机,转危机为机遇,成功实现企业两次转型,并逐渐从小型企业向规模化经营发展的过程中,所进行的各种尝试进行了总结和讨论,为中小企业转型的转型提供一定的经验和借鉴。 2 案例阐述 a企业前身为国有煤矿,以煤炭开采起步,于1998年工商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中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十多年来,为适应政策的调整和市场的变化,积极在投资办学、高科技生物质新材料、农业产业化种植、房地产开发等领域进行摸索,努力实现转型发展。并在此基础上,于2009年9月组建了集多种产业的、综合性的集团公司。 2.1 两次危机中的转型 煤炭产业属于国家具有战略性的能源产业,为有效解决煤炭行业安全事故频出、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规范煤炭产业的健康发展,国家在煤炭政策上不断调整。1999年金融危机下,国家审时度势,推进煤炭企业私营化,在经济形势晦暗不明、政策创新、资产负债率高、公民观念受计划经济体制约束等复杂的情况下,公司领导人果断接受国家改制的试行方案,实现产权的股份制重组,减少国有股比例,完成了公司的初步架构,并致力于公司整体得配套改革,成功完成了公司的第一次蜕变。在此后的十年间里,企业稳步推进,快速发展,同时,不断推进产业经营的多元化,减少市场风险,并在政策的引导下,将投资转向高新技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再度爆发,山西省在煤炭行业开展的关小上大、资源整合、兼并重组等“三大战役”,力求煤炭产业向集团化发展。公司以此为契机,与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进行控股重组,改变了资本的重组,并实现主营产品的过渡,全面实现了资本重组和产业升级,完成了公司的第二次成功转型。 2.2 投资教育事业,造福山区百姓 回报社会、投资办学是实践“教育兴企、人才强企、社会养企”发展理念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企业品牌效应的重要形式。集团公司在当地投资兴建学校,学校一期工程总投资5300万元,于2005年8月开工建设,2006年8月竣工,2006年9月1日正式招生。首次招生1700多人,目前在校生共3000余人,教职员工320余人。学校开设小学、初中、以职业教育为主的综合高中三个学段。学校运行三年多以来,受到全社会的广泛赞誉和肯定,为集团的持续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2.3 引进科技产业,奠定发展基础 为推进规模化、集团化发展,将有限的煤炭开采转化为可再生能源产业,集团公司于2006年开始,决定投资开发生物质新材料产业。几经项目的甄选,决定于北京某研究所联合,投资某植物工程塑料的千吨级放大生产线项目。该技术国内空白,其产业化是国家“九五”、“十五”重点攻关项目,主要由少数跨国集团垄断经营,我国主要依赖进口,年进口量达5000吨左右,仅用于制造汽车输油管每年就超过4000吨。该项目有着良好的市场前景,同时由于原材料的需求,可以有力拉动农业的发展,但也存在着巨大的科研和市场风险,集团领导人经过长时间而缜密的考察,决定立项投资。2.4 开发庄园经济,拉动农业发展 生物质新材料项目70%的原料来源于农业经济作物——蓖麻,年产1000吨工程塑料,需消耗蓖麻籽12000吨,需要6.8万亩耕地投入蓖麻种植才能满足需要。为此,集团公司2005到2006年先后和山东、山西、内蒙古农科院等蓖麻科研机构达成技术协议。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农村建设战略上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实现转型发展是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集团积极置身于集多项产业为一体的多元化、集团化发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集团公司将励精图治,发奋图强,继续在推进区域经济转型发展上进行积极的尝试,为打造百年企业奠定更好的基础。 3 转型机制的探析 转型发展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包括企业健康、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方方面面。通过a公司的发展历程,我们提取出以下几点有价值的方向,以供进一步探讨: 3.1 战略升级 战略是转型发展的总纲,战略转变主要体现在“两个目标”和“四项措施”: 3.1.1 两个目标: ①改革目标。以新组建集团为依托,放大与完善公司发展的平台,实现集一产、二产、三产于一体的体制升级与制度创新,完善集团管理模式。 ②转型目标。抓住政策和市场的机遇,寻求与探索进入资本市场的方式与方法,让资产与资本两大资源同时为公司创收增效。 3.1.2 四项措施: ①整合内部资源,进一步完善集团法人治理结构。 ②整合外部资源,实现体制健全、机制创新、管理科学目标。 ③聘请专家为公司上市做好参谋,打好基础。 ④以内部理财公司为基础,探索进入资本市场的方式方法。 3.2 产品升级 产品升级乃至产业升级是转型发展的具体做法。集团公司积极分析国家应对金融危机、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政策,对投资项目进行了审慎的选择。应对我国产业结构高科技产业薄弱的现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打造了一系列平台,促进资本和高科技的联合发展,化工项目的选择正是顺应国家政策导向。同时,减少贫富差距,加快农业步伐,促进城乡发展,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调整的方向,公司在项目选择上充分考虑区域经济的建设方向,投资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在项目的选择上尽量扩大双赢。 在投融资问题上,公司着眼于资本的经营,进行了多元化的灵活融资,放大资本的功能。在高新技术产业通过与知名研究所的合作,增加公司的智力资本;通过与汽车市场的接轨,吸引资金,增加投资者的信心;改变传统观念,大胆与大型企业合股,增加企业的无形资本,为企业拓展生存空间;同时,通过建立信息系统,及时获得资本市场的信息,如申请各种国家基金和贷款等。总之资金短缺是中小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能否灵活有效的融资是发展的关键。 3.3 人力资本升级 人才缺乏是中小企业发展的又一制约因素,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的进步,这种矛盾表现得更加突出。a公司通过在城市设立人才中转站,进行了尝试,促进了供求双方的了解,同时成功与当地的高端人才市场建立了流通渠道。通过高科技技术项目的引进,成功提升了人力资本的核心组成,引进了一大批处于学术前沿的博导、博士、研究生等以及处于技术前沿的高级工程师,可以说实现了人力资本的跨越。新旧思想的相互作用,为内部的有生力量带来了发展的空间,一大批具有潜力的内部人员,在不断的学习中,通过内部培训、外部学习等形式,知识技能获得了大幅度的提升,建立了人才的内部竞争机制与外部流通机制初步接轨,有力的提升了公司的人力资本组成。 3.4 整体形象升级 我国的中小企业,在小规模时,一直挣扎在生存线上,但是随着企业向规模化经营推进,对社会的影响加大,必然考虑企业整体形象的经营,在这点上,可以说我国在整体上是落后的,例如丰田、肯德基等都非常注重整体形象的经营。地方企业在做到一定程度上后,必然具备了一定的知名度,例如山西的煤老板、温州的轻工业等等。但是知名度不等于美誉度,对于一个企业的整体形象来说,美誉度才是这个企业的无形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企业一旦具备了公众形象的雏形,作为对社会具有影响力的一个组织机构,必须要对自身的整体形象美誉度进行系统的经营,建立自身积极健康的公众形象,成为地方经济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动荡的冲突与变革中,正是由于a公司积极投身于投资教育事业、惠农产业,改善当地民生等的事业的过程,找到了自身的社会价值,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赢得了空间和资源。 4 总结 综上所述,通过深入追踪a公司的发展历程,发现背后决策的机制,和企业发展动向的分析,对金融危机冲击下,资源型经济转型背景下,对中小企业的转型机制,从观念、战略转变、产业升级、人力资本升级、整体形象经营等五个方面,探讨了中小企业转型过程中,如何实现资源的有效开发和配置,进行了经验的总结,为同类企业的发展提供参考的作用,也为中小企业发展的研究提供了实证材料。 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如中小企业在产业转型后,如何进行体制和制度的建设,管理体制即是一个企业的组织结构和整体的协动性,管理体制是我国企业面临的一个难题,改革开放后,我们曾一度模仿西方的管理技术,但是由于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具体文化与个体的差异等因素,我国企业虽不断尝试,成功者却寥寥可数,同时缺乏系统化的总结和有效的推广模式。例如浙江跃进集团倒闭后,所暴露出的管理漏洞,松懈的管理体制最终不能适应规模的扩张,最终导致一个本土跨国企业走入绝境。而海尔集团,利用自己有效的管理模式,成功的进行了0成本扩张,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中小企业随着规模的扩张,必然面对整体资源配置和协动性的问题,能否有效解决这一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命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要借鉴西方的经验,更多要运用方法论,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结构,探索寻找自身的管理体制升级方案,建立高效的资源配置体系,为企业的转型与突破提供基本的保障。 面对我国复杂的地域环境,不同的中小企业所面临的问题是否具有共同特征,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能否总结出系统化的解决模式,这都是我们将来面对的问题。总之,中小企业是我国经济建设的有生力量,同时历史短暂,境况复杂,需要政府与社会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以促进中小企业的更好更快发展,为推进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文明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 企业转型论文: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财务决策的影响 摘要: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增值税转型己成为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本文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增值税的内涵及运行机理,并提出了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财务决策的影响, 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增值税转型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增值税转型;财政收入影响;财务决策影响;对策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作为增值税转型等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原则,有着深厚的现代税收理论根基。其对企业财务决策影响表现在: 一、对企业投资的影响 我国经济以高投入、高消耗和低产出、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持续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而上市公司经营收益能力和生产效率却逐年下降,二者形成强烈反差。要实现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考虑从制度供给方面推动生产效率的提高。增值税转型可以通过建筑投资和设备投资的差异性税收政策,购建由投资总量增长模式向技术增长模式转变的制度激励机制。 二、对企业筹资的影响 筹资决策的关键是要在借款与权益资金之间做出选择。由于借款利息的固定不变,不因企业盈利的增加而增加,也不因企业盈利的减少而减少,在投资报酬率高于利率时,企业应该多借款,可以提高权益资金的报酬率;如果投资报酬率等于利率时,则筹资结构对权益资金的报酬率没有影响;如果投资报酬率小于利率时,则多借款反而会降低权益资金的报酬率。增值税山生产型转向消费型,会提高企业的投资报酬率,在利率不变的条件下,企业的筹资结构中,可以适当增加借款的比重。 三、对企业收益及其分配的影响 第一,增值税制的变化,不仅使大量采购设备、固定资产投入很高的行业受益,也使那些重型设备制造行业受益,其受益程度取决于增值税变化对其下游行业的投资刺激力度。 第二,增值税制的变化对国家税收的影响会在相当程度上被所得税的增加所抵扣。而且,增值税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刺激力度越大,上游设备制造商的利润率越高,国家实际增加的则政负担就越小。 第三,增值税制的变化通过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刺激,会增加全社会的价值创造。通过以上对增值税转型后给企业则务状况、经营成果带来得影响的分析,可以看出消费型增值税的实施会对企业财务产生良性影响,特别是对国有大中型企业有明显的“减负”作用。但由于行业性质的差异,“减负”效果也不尽相同。 四、对策 为解决增值税转型给企业财务决策带来的不利影响,根据企业财务核算的一般原则及实际工作的可操作性,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对策。 1.按现行会计原则进行会计处理 (1)企业购进不符合进项税额抵扣范围的固定资产,其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仍然作为固定资产成本入账,借记“固定资产——含增值税固定资产”,贷记“银行存款”或其他利目。 (2)企业购进符合进项税额抵扣范围的固定资产用于增值税应税项目,其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不得作为固定资产成本入账,而应增加企业进项税额,借记“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固定资产进项税额)”科目,贷记“银行存款”或其他科目。 (3)企业购进的符合进项税额抵扣范围的固定资产如改变用途,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免税项目、集体福利、对外投资或个人消费等,则应将其“固定资产进项税额”转出记入相应利目,借记“应付福利费”、“在建工程”、“长期股权投资”等科目,贷记“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固定资产进项税额转出)”科目。 2.建立两套固定资产价值重估体系 为解决增值税转型给企业资本运作带来的不便,保证固定资产重新估价的正确性,对含增值税和不含增值税的固定资产应分别建立其价值重估体系。在进行固定资产价值重估时,含增值税的固定资产评估价应以含税固定资产价值为参考系,而不含增值税的固定资产评估价应以不含税固定资产价值为参考系。这样,既可使各类固定资产的会计核算前后保持一致,也能避免了因选用不同的价值参考系而导致固定资产重估价值偏高,进而虚增企业资本公积等负面影响。 3.会计信息披露应说明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随着增值税转型试点范围在全国范围内不断扩大,增值税转型对企业会计信息的影响程度也会不断加大。对此,会计信息使用者却很难自行分析。为提高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公正性、客观性、可比性,客观上要求企业披露会计信息时,应将增值税转型对其资产计价影响数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利润变化数在报表附注中作详尽说明。
企业转型论文:加快企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心得体会 参加市交委组织的“加快广州交通从传统产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的专题培训后,深受教育,受益非浅。在学习培训中,各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从国际到国内客观分析了交通行业发展的前景和愿景,给了我很好的启示,特别是冼伟雄主任的讲课,深刻阐述了我市交通转型的必要性和实现途径,为我们搞好今后交通工作提供了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使我更加坚定了加快推进企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的信心。通过学习和思考,我有三个方面的体会。 一、实事求是寻规律,问计于民定决策,全面推进科学发展 交委在省委提出建设“首善之区”的目标和要求后,交委提出了“立足两个服务,建设三大体系,实现广州交通产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的总体贯彻思路,冼主任围绕这个总体思路进行的深刻论述,为我们搞好企业经营,向现代服务业转型提供了目标、路向和要求。我认为,真正实现好转型工作,必须切实地带领班子其他成员做好两件事。 1、实事求是寻规律。当前,交通工作已经提升到一个比较高的层次,主要表现在:航空、海运、客货运、高速公路为骨架的运输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并达到国际或国内领先的水平。公交行业通过资源整合,已经形成以三大巴士公司为骨干的公交经营新格局,而且,信息化建设、环保智能建设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但如果要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向世界先进城市的行列迈进,我们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这次培训班上,冼主任及几位专家的介绍世界先进公交的运营管理做法与经验,从比照中我们发现既有优势,也有不足。只要我们企业的领导以高视角分析审视,实事求是寻找问题与差距,就一定能发现突破的方式,找到推动发展的规律。 2、问计于民定决策。交通工作是民生工作,服务的对象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也就是说,我们的工作不能离开民生、民意、民情。要使我公司向现代服务业转型,就必须对企业的经营情况进行深入的调查分析,充分地了解广大群众出行的需求情况。目前,我们在进行公交资源整合后,我想必须充分利用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活动,从两个角度入手,倾听意见,问策于民。 一是围绕广州交通的总体规划,针对公交、客运的需求变化,问策于民。没有掌握最真实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就难以对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目前,公交线路调整、站点的设置、票价的优惠,虽然我们主观上做到了方便群众,惠及市民,而客观上由于群众的需求多种多样,与我们的设想可能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企业的领导就必须放下架子,问策于民,这样才能把惠民的事情办得更让群众更满意。 二是围绕企业的改革发展实际和实情,问策于员工。目前,增收节支是实现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的基础,而如何才能增收节支,基层的管理人员和生产一线员工最有发言权。增收靠管理,节支靠更精细的管理,而方法来源于群众的智慧,推广来源于领导干部的发现。因此,企业的领导就必须放下架子,问策于员工,才能广泛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把企业改革发展的大事成为全体员工的责任。 两个方向的问计,领导干部应有备而“下”,才能够抓住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问计于民,问计于实践,使交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真正成为实现科学发展的一剂良方。 二、互惠合作善借力,科学发展增实力 交工委提出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的任务和要求,可使全行业在现有条件下实现质的飞跃。但横向分析目前资源整合后各公交企业的情况,仍然存在粗放经营的问题,与交委的目标和要求仍有很大的差距。从纵向分析,在企业内部仍存在诸多制约因素,集中表现在干部职工对为什么要加快向现代服务业转型认识不足,还存在疑虑,尤其是对影响发展的突出问题和突出矛盾还没有破解的方法。因此,很有必要继续加强教育引导,让各级党员干部掌握发展的方法,使转型工作达到事半功倍。 1、互惠合作善借力。具有前瞻性的正确发展思路就是市场的出路,财富的出路,也是企业做大做强、基业长青之路。这几年来,我公司根据交委的部署,把做大做强企业作为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致力于走品牌、资本扩张之路。我们抱着合作双赢,拓展市场,规范经营的思路,积极推进企业的发展,也从中尝到了甜头。例如,公司实施“西出广州,布局南海”的战略,在去年成功收购佛山市南海区交通客运有限公司70%的股权,使公司拥有了南海地区95%以上的客运资源。公司抓住机遇,配合我市的运管部门和当地政府做好广佛交通同城化工作,使当地政府和群众体会到我们服务民生的诚意和行动,因此,各镇政府都主动提出与我们合作开行南海区的镇巴,支持我们投标南海区环保出租车项目,从而使我公司在南海地区业务成为主要的经济增长点之一。 2、科学发展增实力。公交企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通过不断的改革来增强企业自身的“造血功能”。在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的过程,就是企业迈向新生的过程。因此,我们必须以此为契机,建立层次清晰 ,管理到位,机制灵活,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规模化经营的公交企业。这样,才能集约企业内部资源,形成一个高效的决策指挥中心、项目投资中心、资源配置中心、宏观调控中心、信息服务中心,冲破过往国有公交企业管理层次多,环节重复,功能不清,机构臃肿,冗员较多等问题,使企业在迈向现代服务业中轻装前进。这几年来,我公司以此为思路,推进企业的科学发展。目前已经初步完成智能信息、运调管理、抢修维修、人员招聘、招标采购、基建工程等内外协同的平台。内部资源的科学管理,降低了经营成本,提高了整体竞争力。 珠三角“腾笼换鸟”,省内大力发展轨道交通即将带来的冲击,我们已经及早地做好应对的准备,通过投资建设广州、大沥、从化、新塘等客运站,公司已形成以广佛都市圈为核心的,覆盖省内的客运线网。通过精心经营第二巴士公司业务,做好番禺、增城、从化公路班线公交化改造工作,使企业在向现代服务业转型中有更广阔的腾越空间。 三、常存忧患之念,常怀为民之心,推动科学发展 构建和谐交通是要人与人,人与社会,行人与车,员工与企业实现均衡、稳定、有序,相互依存,和谐共处、共同发展。但是,我们不可理否认,当前我们企业内部干部职工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工作作风仍存在的制约阻碍发展的一些“病灶”,职工队伍中一些利益问题不平衡也存在不稳定的隐患。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常怀忧患之念,常怀为民之心,这样才能把矛盾和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为实现向现代服务业转型创造良好的环境。 措施一:加强制度创新,用完善的制度来管人管事。随着公司的经营规模的日益扩大,建立一套与企业发展相匹配的企业管理制度十分必要。我们要在原有制度的基础上,重视人性化管理,着力抓好企务公开,深化民主管理,完善了企业与工会协商机制,使企业内部管人管事的制度均有互动的空间和平台。 措施二:以信息化手段改造传统交通,加快产业升级。信息化交通建设是实现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的重要标志,为此,我们必须迎难而上,积极稳步地推进智能公交深化应用加大对信息建设。要通过人才队伍的培养教育,为他们提供岗位成长的必要空间和条件,同时,要继续坚持以信息技术手段管理生产,促进一线操作人员自觉、自愿地运用信息手段处理日常工作并更多地互动交流,把信息化转化为新的生产力。 措施三:完善安全服务考核,构建确保安全的企业文化。要向现代服务业转型,安全生产是重要的基础工作,需要经过长期的奋斗和不懈的努力,需要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与参与。为此,我们必须长期抓,不留死角和盲点。这几年来,公司领导班子反复讲安全,将之放在每年工作的突出位置,就是要将之确立为公交企业的文化,以逐步改变职工心智模式,我们的实践证明,只要管理制度不缺失,文化营造到位,就一定可以有一个新的交通安全氛围。 措施四:树立典型,建立催人奋进的激励机制。稳定才有繁荣,安定才能团结。一个企业要想发展壮大,企业内部的团结稳定是必需的前提,公正、公平、公开,比学赶超的争先环境必不可少。这些年来,我们树立了职工信服的一大批先进典型,增进职工荣誉感和自豪感,在公司上下营造一种“人人争当先进,个个赶超先进”的工作气氛,为公司向现代服务业转型奠定了扎实队伍基础。 磨刀不误砍柴工。面对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的新形势、新任务、新目标、新要求,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但只要我们坚持科学发展,树立大局意识、赶超意识,全力破解制约发展难题,就一定能到达胜利的彼岸。 企业转型论文:传统企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认识的差异与启示 摘 要:笔者将政府、企业和银行三个行为主体置于一个统一逻辑框架开展研究,分析了传统企业转型升级主要影响因素以及“政、企、银”三方在传统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利益诉求差异,建立了转型升级影响因素与转型升级绩效间的关系模型。在问卷调查数据基础上,运用结构方程全模型极大似然法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政、企、银”三方关于传统企业转型升级相关影响因素重要性认识存在一些差异。 关键词:传统企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政、企、银” 为把握后危机时代新技术革命加速孕育的战略机遇,我国正式确立了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大战略部署。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依托新兴技术,培育和发展全新的新兴产业;二是在现有传统产业基础上转型升级,并激发培育新兴产业(熊勇清 等,2011)。从我国产业发展现状来看,传统产业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因此如何实现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依然是当前我国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政府、企业和银行(含其他金融中介组织,为表述方便,本文一律用“银行”指代)是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三个重要行为主体,转型升级需要三个行为主体积极互动并且协调一致。 从文献检索结果来看,现有研究存在两个方面不足:首先,企业转型升级是政府、企业和银行综合作用的结果,但现有研究将“政、企、银”三个行为主体置于统一逻辑框架开展研究的不多见;其次,现有研究比较多的是理论分析,实证研究明显不足。与已有研究不同的是,我们通过问卷调查收集相关数据,从政府、企业和银行三个行为主体视角,研究分析传统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影响因素,以期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给出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的相关政策建议。 一、理论分析 (一) 传统企业转型升级的主要影响因素 企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可以分为“推动因素”和“拉动因素”两个方面(吴家曦 等,2009),“推动因素”主要指经营环境与政府、金融中介组织支持等,“拉动因素”则主要指企业自身发展水平与长远发展机会等,经营环境、企业现有基础、政府政策扶持和银行等金融组织的支持是影响企业转型升级的四个重要因素。 1. 经营环境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经济环境、技术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等宏观环境因素对企业转型升级有着比较大的影响(马小援,2010)。此外,竞争对手、市场需求等行业竞争环境因素对企业转型升级也有重要影响(司金銮,2001)。为此,我 们可以将影响企业转型升级经营环境方面的因素归纳为七个主要方面:(1)国家经济形势;(2)行业技术水平;(3)社会文化环境;(4)当前产品的市场需求;(5)新产业的市场前景;(6)新产业的进入壁垒;(7)当前行业的竞争激烈程度。 2. 政府政策导向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政府有效地引导和推动,对传统企业转型升级起到关键作用。政府在产业规划政策、财税金融政策、市场秩序规制和人才公共服务平台对新产业发展的作用是明显(陈洪涛 等,2009),政府在扶持产业升级上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技术进步、保护知识产权、参与品牌塑造、改善教育结构和吸引创新人才等方面(王国平,2009),焦必方等(2009)等认为,政府在传统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应该从消除自身“寻租空间”、拓宽企业融资渠道等方面鼓励传统企业进入新兴产业等方面进行转变。基于已有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将政府政策导向方面的影响因素归纳为七个主要方面:(1)产业规划政策;(2)财税减免政策;(3)市场秩序规制;(4)人才公共服务平台;(5)知识产权制度;(6)政产学研平台; (7)专项扶持基金。 3. 企业现有基础和条件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相对于外部经营环境而言,企业自身作用在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主体作用更为明显。韩凤晶等(2010)认为企业进行技术引进、消化与创新既是新兴产业形成的动力,也是企业实现转型升级的路径之一。史忠良等(2004)的研究也表明,企业通过技术创新能够促进企业的产品创新、升级,并进一步推动企业的转型升级。齐建珍等(2002)在研究煤炭转型升级时指出建立的资金支持系统、技术支持系统和人才支持系统的重要性。企业自身的组织结构以及企业所处区域的产业发展水平对转型升级的成功与否也有一定的影响。基于已有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将企业现有基础和能力方面的影响因素归纳为七个主要方面:(1)管理团队的战略眼光与能力;(2)创新理念与创新文化;(3)人才储备及其素质;(4)资金实力及资金筹措能力;(5)技术创新基础与能力;(6)支撑转型升级的组织结构;(7)相关配套基础设施。 4.金融中介组织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钱水土(2011)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对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都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顾海峰(2011)研究表明金融体系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发展与升级过程中具有核心的支持作用。吴家曦等(2009)指出当前制约我国企业转型升级的第二大因素是资金投入。基于已有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将金融中介组织方面的影响因素归纳为两个主要方面:(1)投融资渠道及相应优惠政策;(2)银行对转型升级的贷款力度。(二)传统企业转型升级的“政、企、银”博弈 在传统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政、企、银”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存在着多元化利益博弈,将直接影响三个行为主体对于传统企业转型升级相关影响因素重要性认识的差异性。 1.国家战略意义和地方政府现实收益的博弈。促进传统企业转型升级是着眼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具有比较明显的国家战略意义。但在现行的制度框架(特别是现行的财政分权制度)下,财政收入是地方政府执行公共政策时的重要博弈目标,地方政府促进传统企业转型升级的动机很大程度上在于获取税收,因此在促进传统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存在着国家战略意义和地方政府现实收益的博弈。 2.政府多维利益和企业单一利益之间的博弈。政府代表整个地区的利益,包括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生态利益等多维目标。尽管企业也有社会利益和政治利益,但企业作为“经济人”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是多数企业首位并且占有绝对地位的利益目标。政府和企业之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博弈过程,有各自的利益目标和成本收益函数。 3.金融中介组织的稳定收益与风险收益的博弈。实现传统企业转型升级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产业生命周期难以预料。而现实传统产业经过多年市场考验,相对稳定。对于风险中性的金融中介组织来说,在对传统企业转型升级金融支持过程中,需要对传统企业当前产业的现实收益进行评估,同时也需要对转型升级的投入与市场前景进行评估,显然,金融中介组织和企业在传统企业转型升级的风险性与现实产业增长稳定性之间存在“多难”博弈。 二、 实证研究 (一) 研究思路与框架 如图1。 (二)问卷和样本选择 1.初始问卷设计。初始问卷由“转型升级影响因素评价”(问卷第i部分)和“转型升级绩效评价”(问卷第ii部分)两部份构成。“转型升级影响因素评价”包括经营环境、企业现有基础和条件、政府政策导向和金融中介(银行)支持4个维度,不考虑它们之间的相关性,“转型升级绩效评价”包括资源利用能力、技术创新能力、持续获利能力和持续发展能 力4个维度,亦不考虑它们之间的相关性,采用李克特五点评分法。 2.正式问卷形成。首先对初始问卷进行小样本调查,并对各度量指标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kmo=0.71 0.7,并且巴特利检验(bartlett’s test)结果显著。部份指标因子载荷λx 0.5,对变量解释程度较小,故将这些指标删除,形成正式问卷,如表1。 企业转型论文:论以资本运营驱动大型出版企业战略转型 [摘 要] 大型出版企业的战略转型至少包含三方面的内容,即现代企业制度转型、数字化出版业务转型,以及产业多元化转型。这三大战略转型成功与否,不仅关系到未来大型出版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且关系到我国出版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资本运营是大型出版企业三大战略转型的最终驱动力,这是产业化和市场化的资本逻辑所决定的,因此有必要在大型出版企业的发展战略体系中确立资本运营的核心地位,以有效利用资本运营这一驱动力,促进实施三大战略转型。 [关键词] 资本运营 现代企业制度 数字化出版 产业多元化 自2003年6月新一轮新闻出版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启动以来,我国的出版产业生态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截至2012年底,除少数公益性出版社和军队系统出版社外,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及地方和高校经营性出版社已全部完成转企改制,并有若干出版集团相继完成股份制改造,在国内a股市场成功上市,出版产业与资本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已初步成形。在这场以产业化和市场化为核心的“自上而下”改革的持续推动下,国内各大型出版企业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竞争意识和扩张热情,跨地区、跨行业和跨所有制的兼并收购案不断涌现。由此可见,在经历了改革初期的种种阵痛之后,我国的出版产业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裂变。可以预见,在未来的五到十年,在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促动下,出版产业将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和前所未有的兼并重组浪潮。在这样的大势面前,对于大型出版企业来说,如何根据技术、市场和政策环境的变化积极推进实施战略转型,无疑是当下亟待研究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1 大型出版企业战略转型的内涵 毫无疑问,仅就战略转型而言,大型出版企业因其规模庞大、业务庞杂而比小型出版机构面临着更多的挑战,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大型出版企业的战略转型。本文认为,大型出版企业的战略转型至少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 一是现代企业制度转型,即从传统的事业单位向真正的现代公司转型。事实上,从法理意义上说,目前国内大多数出版单位都已经成为公司法人,“三项制度”改革在大型出版企业也已基本完成;但这种法理转制和企业运营机制的初步确立,其实距离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尚有很长的路要走。现代企业制度不仅包括如何建立起以投资者为中心的公司治理模式、董事会决策和监督机制、市场化的高管薪酬激励机制,而且包括企业内部管理的决策机制、问责机制、考核机制等,其实质就是建立起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商品经营管理体系。然而,对于当下很多大型出版企业来说,传统的治理和管理理念依然根深蒂固,比如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单一股权结构,再比如过于强调图书的文化或意识形态特殊性,而有意无意地忽视其内在的一般商品属性,从而导致行政干预过多等。其实,在市场经济中,图书也是一种商品,它具有商品的普遍特性,与诸如电器、汽车等商品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只有确立了这样一种商业理念,大型出版企业才能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并按照普遍公认的商业准则去经营,否则很难摆脱行政附属地位的属性。 二是数字化出版业务转型,即从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从传统出版商向内容服务提供商转型。传统纸质出版是现有大型出版企业的强项,但随着数字科技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数字出版已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并对传统纸质出版形成越来越明显的压迫态势,大型出版企业必须深具危机感,并积极探索一条行之有效的数字化转型之路。但从目前的产业发展趋势来看,技术其实不是数字出版的主要障碍,出版业的内容形态早已实现了数字化。目前,真正阻碍数字出版发展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内容提供方的出版企业,能否在数字化出版中实现可持续的盈利;二是作为需求方的读者,对于付费和电子阅读的接受程度如何。出版企业只有在数字出版环节有了可持续的盈利,才具有推动数字出版的有效激励,这是经济学的基本供给原理。如果出版企业无法实现持续的盈利,那么数字出版的发展前景是令人怀疑的。另一方面,就读者的接受度而言,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新生代对电子阅读的接受度较高,甚至有人断言,这一代人可能会最终彻底抛弃纸质阅读。但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纸质阅读与电子屏阅读尚处于争取潜在 读者的竞争中,纸质出版商其实可以通过各种体验营销活动来吸引新生代群体,并开发和保持新生代的纸质阅读兴趣,因此,数字出版市场还需要时间去培育。 三是产业多元化转型,即从以出版业为主向更广泛的多元化经营转型。在我国当下的出版产业和政策环境下,大型出版企业的多元化转型是不得不做的事情。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解决风险过于集中的问题,二是解决企业的增长问题。因为单就出版业本身而言,其在产业扩张方面面临着非常大的制约,这其中既有政策和市场环境的制约,也有产业自身属性的制约,凭借单一的出版业根本无法有效满足大型出版企业的内生性扩张需求。当然,多元化转型将不可避免地会降低出版主业在业务板块中的比重,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削弱出版主业的市场竞争力,对于大型出版企业来说,多元化扩张的前提其实是出版主业市场竞争力的提高,这二者并不是相互矛盾的。也就是说,出版主业的比重可以下降,但其市场占有率或市场份额则要提高,甚至要具有一定的市场垄断力。如果出版主业缺乏市场竞争力,那么企业的多元化战略无疑是失败的,也就失去了出版企业的核心意义。换句话说,大型出版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出版,多元化战略转型只是为了适应产业发展和企业扩张的内在需要。 上述三大战略转型,是大型出版企业在未来不得不面对的课题,也是真正的难题,如果未能有效解决这三大转型问题,我国的出版企业就难言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也更谈不上我国出版产业整体的国际竞争力。因此,这既是大型出版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大发展的需要。 2 以资本运营驱动三大战略转型的路径选择 所谓资本运营,就是以资本的最大限度增值为目的,对资本及其运动进行运筹和经营。主要包含两层意思:第一,资本运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配置资源的一种重要方式,它通过资本层次上的资源流动来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结构;第二,从微观层面上讲,资本运营是利用市场法则,通过技巧性的资本运作,实现资本的增值和效益增长。一般来说,资本运营涵盖两个方向,一是扩张性的,一是收缩性的。资本扩张是指在现有资本结构下,通过内外部融资,以追加投资和并购等方式来实现横向、纵向或混合形式的资本规模的扩大。资本收缩则是通过资产剥离、公司分立、分拆上市和股份回购等方式,将企业所拥有的一部分资产、子公司或某一部门转移到公司之外,对公司总规模或主营业务范围进行重组,从而缩小公司的规模。无论是扩张还是收缩,资本运营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股东权益最大化和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这是商业世界的基本法则。 长期以来,出版行业的事业属性被过度强调,而其商业属性则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但是,随着近些年出版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出版社转企改制的顺利完成,再加上多家大型出版企业的股票实现了公开上市交易,这都为出版的产业化和市场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来自资本市场的压力则在进一步促进大型出版企业的商业化转型。对于大型出版企业来说,股票公开上市绝不仅仅意味着具有了依托资本市场的融资渠道,它更是企业资本运营的重要平台,以及驱动企业战略转型的发动机和催化剂。大型出版企业应充分利用其规模优势和资本平台,将资本运营提升到企业发展的战略高度,以资本运营来驱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数字化出版业务和多元化扩张。 2.1 以上市为契机,通过股权多元化驱动现代公司治理和管理制度转型。 如前所述,资本运营是以资本的最大限度增值为目的的,这样的商业经营理念其实与出版社的传统经营理念是格格不入的。正是因为经营理念上的差异,出版社的传统管理模式与现代公司的治理与管理模式存在冲突。比如说,传统出版社由于其事业单位属性,管理方式往往是以社委会为决策中心的民主制;但对于现代商业公司来说,其实包含了治理和管理两个层次:一是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公司治理机制,一是以总经理为核心的公司管理机制,二者其实是一种相互制衡的博弈关系。对于大型出版企业来说,当务之急是建立市场化的现代企业制度,但在制度转型的过程中,其面临的棘手问题是如何从“组织逻辑”过渡到“资本逻辑”,即如何从以行政级别为核心的组织领导,过渡到以资本为核心的董事会治理。公司治理问题不解决,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改革也必然面临阻力。只有真正确立了市场化的资本逻辑,资本雇佣劳 的生产关系才能理顺,企业的内部活力才能有效释放,而要破解这一难题,股权多元化和股票公开上市无疑是必走之路。上市不仅仅意味着融资,其本质内涵是公司所有权的公众化和企业定价的市场化。为了实现真正的股权公众化,必须改变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现状,股权多元化是现代化公司治理制度得以建立的前提和核心要义。更何况,上市改变了国有企业的定价难题,股权的市场化转让就可以实现公平、公开和公正。因此,大型出版企业的治理与管理制度转型,必须依托于资本市场,在资本市场的驱动下实现制度转型。 2.2 以资本市场为依托,通过风险资本运作驱动数字化出版业务转型 从目前出版业务的技术发展态势来看,数字化出版对于任何一家大型出版企业来说都是挑战大于机遇。数字化出版的未来趋势是毋庸置疑的,但进入时机的把握才是数字化转型成功的关键。笔者认为,我国数字化出版的大发展、大繁荣尚需两个基本的前提:一是成熟的商业模式,即要有可行的持续盈利模式;二是产业结构,即要有一定的产业集中度。然而,从我国目前的出版产业现状来看,这两个前提都不完全具备。首先,商业模式的发展方向尚不明朗,尽管已有多家出版企业尝试从不同路径进入数字出版领域,但真正带来持续盈利的商业模式并未成形。其次,出版行业的集中度太低,区域行政垄断问题突出,行业的大整合还没有完全展开。因此,单就数字出版而言,先发并不一定具有优势,相反却有可能成为产业发展的牺牲品、其他后发企业的垫脚石,类似行业的前车之鉴已有很多。因此,大型出版企业在推动数字化出版方面是充满风险的,必须慎之又慎。但是,持有审慎的心态,并不意味着裹足不前。正是由于发展数字化出版是充满风险的,因此必须依托资本市场来推动。对于大型出版企业来说,数字化出版战略与资本市场有机结合才有成功的可能。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数字化出版所需要的大量资本投入,只有通过资本市场才能够满足;二是数字化出版属于高风险投资,必须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风险分担优势来解决风险问题。总之,在数字化出版业务转型方面,资本运营无疑是大型出版企业实施这一战略转型的重要驱动力。 2.3 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大规模兼并重组驱动产业多元化转型 在我国目前的出版产业和政策环境下,大型出版企业的多元化转型已经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该如何做的问题。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了规避产业和政策风险,二是为了满足企业的内在增长需求。由于历史和政策原因,我国多数大型出版企业是纵向一体化的全产业链模式,这种过于紧密的产业关联度无疑会加剧经营上的风险,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利于企业分散风险。因此,大型出版企业必须通过多元化经营来分散系统风险。另外,随着出版企业的上市,资本市场对于企业增长的外在压力也在加大,而仅仅靠出版业本身是无法解决增长问题的,因此必须通过多元化扩展来发掘其他行业的盈利机会,以解决大型出版企业的增长问题。但是,推动多元化转型本身并不意味着削弱出版主业的市场竞争力。恰恰相反,多元化扩张的前提,是提高出版主业的市场竞争力,甚至要具有一定的市场垄断力。因此,无论是出版行业的内部整合,还是向出版行业以外的扩张,都需要通过大规模的资本运营来加大兼并重组的力度,以推动大型出版企业的行业整合和多元化扩张。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在数字化时代,大型出版企业不应满足于单纯的图书出版,而应将自身定位于满足消费者全方位休闲需求上,阅读只是休闲的一种方式,电影、电视、游戏等都是大型出版企业要大力涉足的领域,惟其如此,才能有效分散图书市场萎缩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而要实现这一切,资本运营无疑是万万不可少的驱动之源。 3 总 结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国出版领域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改革之路必将持续推进下去,随着越来越多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型出版企业的成功上市,资本市场对出版业大发展、大繁荣的推动作用会日趋明显,并且会成为其商业化转型的驱动之源。资本有其内在的逻辑和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要确立了资本的逻辑,大型出版企业乃至整个出版行业的改变都将是脱胎换骨的。2012年,新闻出版总署下发了《关于加快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对出版传媒集团的兼并重组及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国界经营发展进一步提出鼓励扶持政策。这对于大型出版企业来说, 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抓住机遇,就会掌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顺利完成战略转型。因此,大型出版企业必须抓住有利时机,强化资本运营在企业发展战略中的核心驱动作用,充分利用资本运营的优势大力推动企业的战略转型,从而在不断提高企业自身市场竞争力和垄断力的同时,进一步推进我国整个出版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企业转型论文:企业转型时期思想政治工作 摘 要: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推动企业改革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企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离不开企业的发展壮大,而企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力保障。要充分发挥好这个保障作用,就必须在方法上充满活力,在效能上找准结合点。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企业整体管理水平将会对企业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思想政治;企业管理;思想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推动企业改革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企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离不开企业的发展壮大,而企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力保障。要充分发挥好这个保障作用,就必须在方法上充满活力,在效能上找准结合点。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企业整体管理水平将会对企业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思想政治工作简述 马克思说过,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作为一个企业,管理好了人是企业管理的根本所在,因为企业就是以人为本的企业。因此说,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 (1)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简称,亦称思想工作或思想教育。它是一定的阶级和政治集团,为实现一定的政治目标,有目的地对人们施加意识形态的影响,以转变人们的思想和指导人们行动的社会行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教育人民,启发人们的觉悟,提高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动员人们为实现当前和长远的革命目标而奋斗的实践活动。它不仅要解决人们的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行为等问题,还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问题。 (2)以人为对象,解决人的思想、观点、政治立场问题,提高人们思想觉悟的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途径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搞好经济工作和其它一切工作的有力保证。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具有鲜明的党性、实践性和群众性。它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教育党员、干部和群众,使人们确立正确的立场、观点,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自觉地为实现党的当前的和长远的革命目标和任务而努力奋斗。 二、思想政治教育在企业中的重要性 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就是企业管理的目标。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建设的一项优良传统。在企业,它的目标就是要调动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服务。企业管理的目标是效益最大化,而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必须由全体员工来完成。员工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服务。这就是说,员工的思想出了问题,企业就无法实现它的既定目标。因此,二者的目标是一致的。 (1)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就是企业管理的手段。我们知道,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企业的党建工作、共青团工作属于思想政治工作的范畴,它们的目标就是在企业建设一支强有力的党团员队伍,为企业的稳定和发展保驾护航;宣传教育、文化建设也是思想政治工作,因为它们是凝聚人心、调动广大员工全力以赴搞建设。企业管理的方式方法很多,但作为一个企业,没有带头人,没有战斗力坚强的员工队伍,企业遇到风浪就要受到挫折,生产经营目标也无法实现。管理最好、最有效的方式方法就是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员工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增强员工队伍的主人翁责任感。因此,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与企业管理的方式方法是统一的,也只有二者的有机结合和统一,才能创造更大的效益。 (2)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企业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特殊的社会活动,就其实质来说是对人的管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不断改革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在这场深刻的变革中,人们的觉悟有先有后,认识有深有浅,以至对各种问题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同的看法。所有这些都会对人们的生产、工作的积极性的发挥产生不同影响,这就需要切实加强 想政治工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必然要求人们的思想观念、精神境界、道德水平、文化素质与之相适应,进一步树立市场观念、竞争观念、人才观念、效益观念,为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 三、创新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思路 思想政治工作是推动企业改革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企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离不开企业的发展壮大,而企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力保障。要充分发挥好这个保障作用,就必须在方法上充满活力,在效能上找准结合点。 (1)思想政治工作与党的理论教育相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行动指南。要把这个理论体系贯穿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各个方面,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深入人心。 (2)思想政治工作与生产经营目标相结合。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之间存在着“合则俱兴,离则俱废”的紧密关系,不能偏废任何一方。这就要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贴近、渗透到企业的生产经营、目标管理等中心工作的全过程,同时还要选准二者的最佳结合点,避免“两张皮”现象。将生产经营活动中的“难点”、“重点”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着力点”,将生产经营活动的目标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制高点”,凝心聚力、破解难题,形成思想政治工作与生产经营管理相融合的完整的工作体系,这样才能较好地把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权,增强它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3)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改革创新相结合。转变发展方式、深化制度改革和机制创新,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有效把握企业废旧立新的这个结合点,着力推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以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创新思路寻求加强和改进工作的新途径、新办法,使思想政治工作主动适应企业深化改革、推动发展的新要求。要不断丰富工作的内涵外延,把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统一起来。有效利用各种载体和职工群众经常接触、便于接受的传播渠道,潜移默化的使职工对企业的发展理念达成共识,从而把职工的思想凝聚到实现企业改革发展目标上来。 企业转型论文:战略转型期的企业文化重塑路径 企业战略与企业文化有着极其密切的内在联系。企业战略如果没有企业文化的支撑,就会缺少精神与灵魂,很难顺利实施;企业文化如果没有战略指导,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动力很难持久。企业实施战略转型必须推进企业文化重塑,关注以下基本路径。 谋定总体目标 目标具有明确的引领作用。企业文化重塑首先是谋定出企业文化的总体目标。要按照企业转型发展战略目标的要求,精心谋划、设计企业文化发展的总体目标,并按照设定的总体目标,分阶段、分层次、有步骤地组织推进。企业文化的总体目标,主要包括企业战略规划、核心理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共同愿景等要素。总体目标既要有企业文化的近期目标,又要有长远目标,充分体现既区分层次又相互衔接的文化建设格局。在落实总体目标中要注重发挥各级各类管理者的主导作用,从各个管理领域进行突破,以此带动企业文化建设的整体上位,全面发展。 创新思维模式 创新思维模式是按照战略转型进行企业文化重塑的基本路径之一。所谓创新思维模式就是运用新的思维方式引领企业文化重塑,通过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创新思维模式,确保文化思维适应企业实施战略转型的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一是培育“突破性”思维,不断引领企业全员从实际出发,反思发展思路发展战略和企业文化建设,勇于突破原来的旧框框、旧思想,用创新的思维统领文化发展,着力推进“创新文化”,让员工在不断地解放思想中,实现创新思维的螺旋式上升。二是培育“开放性”思维。在文化重塑中,大力倡导运用开放性思维,积极营造民主、包容的文化氛围,拓展海纳百川的胸怀,团结容纳有能力的人,真心诚意地向新加盟的人学习,吸收别人优秀的文化因素,借鉴别人先进的管理方法,把各方面的优势合起来,同心同德推进企业发展战略。三是培育“学习性”思维。重点是突出现代知识的学习,引导员工认识“知识陈旧就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机遇总是会光临做好准备的人”的道理。运用多种形式组织员工学习现代管理、现代科技等方面的有关知识,不断增加员工的知识储备;营造研究问题的氛围。引导企业全员多读点书,多研究点实际问题,多一些调查研究,从而形成研究问题的浓厚氛围;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倡导运用理论指导实践、学习成果管事管用。 把住关键节点 推进战略转型期企业文化重塑,要重点把住6个关键节点。 明确外部定位。主要是明确包括客户、关键合作伙伴、大股东、中小股东、一般合作伙伴、竞争者等各方面文化影响力的定位,并结合外部文化定位,完善内部文化体系。 提炼、提升自身企业文化内涵,形成体现自身特色的文化体系。即:形成与企业战略转型相匹配的企业宗旨、指导思想、企业形象、管理理念、发展理念等企业文化体系。企业文化体系应体现兼顾企业的外部市场定位和内在文化基因的基本内涵。 形成企业内部的文化信仰。以企业宗旨、使命为源头,以企业核心价值观、企业精神为价值判断,通过企业流程、制度,形成文化干预,逐步内化成企业员工的公共情感走向,形成员工的行为边界和文化素养。 形成产品的品牌文化。把企业文化内植到企业产品中,把更多的文化融入到用户的服务中,使客户在使用产品或服务过程中,产生归属感,从而形成该产品乃至对该企业的品牌忠诚。 正确引导外部市场。通过产品和服务的输出,向外界、向市场导入自身的文化,运用舆论导向、公关策略等方式,引导和拓展外部市场。 形成内部的精神品质。产品如人品,品牌精神的实质,是精神品质的表现,必须使企业内部的精神品质逐步形成,并表现出一种可以感知的文化氛围。 注重全面推进 构筑共同愿景,发挥目标愿景的感召力。共同愿景体现的是企业和员工共同的整体感和团队意识,能够激发企业全员的热情和勇气。企业在战略转型期,通过构筑共同愿景,把推进企业战略发展,变成共同追求的目标,促使员工心中产生极大的感召力,从而推动企业发展战略顺利实施。在文化重塑中,将目标愿景渗透到各个部门、各个员工,使其拥有和企业发展方向相一致的愿景目标,通过完成个人业绩、完成部门指标,进而实现企业战略目标。通过运用共同愿景,促进和引导企业和职工认同企业的发展前途和发展方向,提高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 重塑企业价值观,发挥价值理念的导向力。运用企业价值观指导员工行为方向,是企业文化的重要功能。在建设战略支持型企业文化中,要体现个人价值高于资产价值的价值观;共同价值高于个人价值的价值观;团队价值高于个体价值的价值观;社会价值高于经济价值的价值观,切实把实现目标与体现价值融汇到统一整体中,使员工和企业成为价值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进而强化价值理念导向力。 打造金字招牌,加强企业文化的传播力。提升文化品牌价值,形成统一的价值追求和经营行为,在此前提下,倡导下属单位结合自身特点建设个性文化,努力做到遵循与创新、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以金字招牌不断提升品牌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整合企业行为文化,提高企业文化的执行力。执行是成功的保证,只有企业具有优秀的文化执行力,其文化建设才可能取得成功。整合 企业的行为文化,形成新的管理平台,把先进理念转化为员工的实际行为,落实到管理和实践操作上,真正实现企业文化从理论层面到实际层面的转化应用。 拓展文化内涵 融入文化元素。企业在提出先进的文化理念之后,就要把各项文化元素尽快融入管理、浸润员工,实现员工行为的有效调整。一方面,要建立完善的企业文化管理体系,形成顺畅的闭环系统。另一方面,要根据职能导向的原则,结合行业核心竞争要素,针对企业发展迫切需要改善的模块,如服务文化、营销文化、员工的职业化转变等,确定企业文化建设的时机和突破点,把文化元素逐步植入到企业战略转型发展之中。 促进价值转化。促进价值转化就是把组织价值转化为个人价值。组织价值与个人价值紧密结合的实质,是改变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的方式。员工是企业的重要资产和关键战略资源,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关系逐渐从价值占有向价值创造转移。要坚持“领导主导”与“员工主体”并举。只有把企业领导的亲自主导、身体力行,与广大员工的生产实践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让那些贡献自己能力和智力资本的员工享受到由他们促成的价值所带来的成果,才能保证企业文化落地生根。 强化制度枢纽。强化制度枢纽就是发挥制度枢纽的有效功能。制度枢纽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企业在战略转型时期进行文化重塑时,必须注重制度的枢纽作用,通过强化制度枢纽功能,消除和避免员工无制度约束的、不规范的行为,从而真正体现“内在约束高于外在约束”之功能。 企业转型论文:转型背景下的出版企业人才队伍建设 摘要:企以才治、业以才兴,人才是企业获得和维系市场竞争优势的关键资源,是出版企业长远发展的根本保证。出版企业需适应转型需要,以激发活力为目标,深入实施人才强企战略,构建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用人新机制,提升人才工作科学化水平,营造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 关键词:出版企业;转型升级;人才 企以才治、业以才兴,人才是企业获得和维系市场竞争优势的关键资源,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是出版企业长远发展的根本保证。深入实施人才强企战略,建设充满活力的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是出版企业实现转型升级目标的必然要求。 一、适应转型需要,深入实施人才强企战略,统筹推进人才队伍建设 随着互联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目前我国出版业正朝着创新驱动、结构优化、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以数字出版为代表的新业态逐渐成为出版业的战略选择,出版企业正经历着一场由传统出版向数字化出版转型升级的历程。数字出版对出版从业人员的创新精神、专业知识、新技术的运用能力等方面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传统出版业向数字化转型,必须对出版产业链进行新的设计,更需要培养适应数字出版新业态要求的新型人才队伍。 我国出版企业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或事业单位,受传统观念和体制影响较深,出版企业沿用传统经营管理体制较多,出版从业人员还不完全适应转型升级的新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实施人才强企战略,构建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出版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打造一支理念先进、业务过硬、适应数字化时代要求的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对于推动企业由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升级,将文化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为了顺利实现转型升级目标,出版企业的领导者应把人才工作摆到突出位置,像抓“发展第一要务”一样抓“人才第一资源”;应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上,使人才的知识、智力、活力竞相迸发。 深入实施人才强企战略,应以激发人才活力为目标,统筹推进各类人才队伍建设。一是要建设一支既具有过硬的编辑业务素质和坚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又具有较强的文字编辑能力、敏锐的市场预测观察能力、熟练使用数字技术的编辑队伍。二是要大力推动经营管理人才职业化、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培养一批有服务意识、创新意识、风险意识和市场化目标导向的职业经理人队伍。三是要培养一支熟悉生产经营、服务意识强、善于组织协调的精干的复合型职能部门工作者队伍。拥有印刷、现代物流业务的出版企业还应培养一支爱岗敬业、技艺娴熟的高技能人才队伍。要破除妨碍、束缚人才发展的制约因素,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真正形成事得其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新格局。 二、进一步淡化“官本位”意识,构建适应现代企业制度的用人新机制 经过多年改革实践和市场经济的洗礼,国有企业的用人观念和机制已发生很大转变,但不可否认的是,转换并不彻底,“官本位”的意识和影响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目前国有企业的管理者队伍比较普遍地存在小富即安、创新精神和动力不强、市场意识不敏锐、团队合作意识偏弱等问题,不少国有企业职工往往把“升官”当作实现人生价值的最重要目标,过于注重自身价值的实现,忽视团队价值和企业整体利益。“官本位”意识严重抑制企业改革创新的活力,容易导致企业人际关系复杂化,阻碍人力资源管理的现代化,也影响企业转型升级的步伐和进程。 深化出版企业改革,必须注意进一步淡化“官本位”意识,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加强制度建设,创新人才选用机制。应在理顺管理层次及规范公司制企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者的权责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企业人员聘用制度,全面建立市场化选人用人机制,真正变人员管理为岗位管理,进一步规范科学设岗、公开招聘、平等竞争、择优聘用、严格考核、合同管理等重点环节。出版企业可尝试实行“双阶梯制”乃至“多阶梯制”人才晋升机制,推进人才待遇的多元化。可根据不同工作岗位的特点,分类建立职务序列,让每一个人才都有施展才干、发挥作用、建功立业、体现价值的发展通道。例如,可按照国家编辑职称制度等级标准,结合企业和编辑岗位特点设定等级晋升序列, 开初、中、高职务待遇等级差,按职级不同和贡献大小取酬。例如,编审可享受和中层干部同等的收入待遇。可根据出版销售工作特点,建立适应业务发展需要的“职业经理人”职级制度,职业经理按能力和业绩随时晋升为不同级别。例如,特级职业经理可享受和中层干部同等的收入待遇。实行“双阶梯制”乃至“多阶梯制”的晋升通道,就会使走专业阶梯的人员不必像过去那样为了管理职位不得不放弃多年累积的业务知识、经验去挤“行政独木桥”。通过畅通专业人才职业发展通道,采取双向选择的方式将合适的人聘至合适的位置上,就可以让专业人员不用走狭窄的管理通道也可获得相应的待遇。与此同时,对于管理序列的人员更要建立起一套开放竞争、严格准入、加强考核、奖优汰劣,“能者上、不适者下”的进出机制。企业职能部门岗位空缺均应采取公开招聘、竞争上岗的方式进行,确保职需其人、人适其职。 实行“双阶梯制”乃至“多阶梯制”的晋升通道,实质上就是对企业人才进行分类管理,使其只要认真踏实努力工作,在各自的发展轨道上都有得到晋升的预期,不至于感到没有奔头和希望。适合做管理工作的就进入管理序列,适合做业务工作的就进入业务序列,不同序列的人才可以相互交流,形成“岗位职责不同,工作分工不同,发展机会均等”的人才选用机制。这种机制能有效地起到淡化职工“官本位”思想,调动其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的作用。树立正确的人才观、价值观,强化岗位意识,淡化身份观念,实行分类管理,开通阳光道,打通待遇差,让人才机制“活”起来,才能从根上解决目前国有出版企业面临的人事难题,提升企业抗风险能力、持续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才能使企业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始终保持旺盛的生机,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提升人才工作科学化水平,营造人才发展的良好环境 提升人才工作科学化水平,既是出版企业实现科学发展目标的基础和保证,也是人力资源工作创新发展的根本要求。提升人才工作科学化水平,必须在思想观念、制度机制、方式方法等方面进行新的探索与突破。 首先,需要探索形成科学的人才考核培训制度,有效解决“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与干少差别不太大”和知识技能短板现象。考核是指挥棒,直接影响企业职工的行为和效果。可根据出版企业特点,适应企业转型升级要求,以岗位职责为基础,以能力、业绩为导向,遵循全覆盖、可量化、可追溯原则,建立以业绩为重点,定量考核和定性评价相结合,由品德、知识、能力等要素构成的人才评价体系。应强化考核结果的运用,真正使考核结果成为管理监督和激励约束的重要依据。应扎实推进学习型企业建设,根据不同需求,实施有针对性的培训,推动人才观念转变、知识更新和能力转型。当前还需特别重视编辑业务和编辑现代化技术的培训工作,使他们掌握编辑业务流程的数字技术,实现编辑工作数字化。 其次,需构建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合理解决收入“该高不高、该低不低”的问题。水不激不跃,人不激不奋,要积极探索符合出版企业各类岗位特点和人才需求的分配方式,区别不同岗位及贡献情况,建立市场化的薪酬管理体系,使人才和薪酬水平与市场接轨。可探索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协议工资制和项目工资制等多种分配方式,加大对企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各类优秀人才、高层次人才的激励力度,使一流人才享受一流待遇、一流贡献获得一流报酬,并推行企业年金、补充医疗保险等多种激励方式。同时还应体现人文关怀,坚持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并重。精神激励包括使命激励、压力激励、机会激励、荣誉激励、沟通激励等,可通过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使全体职工切身感受到企业对他们政治上的爱护、工作上的支持、生活上的关心、精神上的慰藉、人格上的尊重、心理上的愉悦;通过采取以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相结合的方法,最大限度地激发各类人才干事创业的热情,努力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为企业的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都能得到与其努力相应的发展空间,都能获得与其贡献相应的回报。 最后,还应切实用好用活人才,努力克服在用人方面存在的“人才不够用、人才不适用、人才得不到充分使用”的不尽如人意的现象。人才工作应坚持以用为本,做到知人善任。一要扬长避短,不埋没人才。“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每个人既有长处,也有短处。用其所长,则长处更长,用其所短,则短处更短。应克 服求全责备的观念,使人才的长处得到发展,短处得到克服。二要用当其时,不耽误人才。必须遵循人才成长发展的基本规律,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对优秀青年人才需做到早发现、早扶持、早使用,使他们“缩短适应期、快进融入期、达到成熟期、投身创造期”。三要用当其位,不浪费人才。坚持适岗适才适情原则,充分尊重人才个性差异和兴趣特长,努力实现人与事、人与岗、人与人的合理组合。四要用尽其类,不遗落人才。要树立开放的用人观,努力拓展识才、选才、育才、用才的视野,坚持海纳百川、“开门纳贤”,做到“发现人才有眼力、培育人才有能力、使用人才有功力、凝聚人才有魅力”,营造鼓励人才干事业、支持人才干成事业、帮助人才干好事业的良好氛围,最终形成当代出版企业“人人都有机会、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业才发展同步”的生动局面。 (宋永刚,高等教育出版社党委书记、副社长) 企业转型论文:增值税转型对制造业企业的财务影响 [摘 要] 自2009年1月1日起,我国在全国范围内施行消费型增值税。与生产型增值税相比,消费型增值税允许企业购入经营用固定资产(经营用固定资产具体范围详见增值税实施细则)应交纳的增值税额在当期扣除。由于此项税收政策的变更,引起了企业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一系列变化。本文以浙江省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报表数据为基础,以固定资产投资作为切入点,分析了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变化并通过分析软件分析了固定资产投资额与财务数据之间的相关性,最终说明税收政策改变所带来的财务效应。 [关键词] 消费型增值税;财务数据;财务指标;相关性 自2009年1月1日起,我国在全国范围内施行消费型增值税。消费型增值税和生产型增值税的主要区别在于:生产型增值税不允许扣除用于购买经营性固定资产所交纳的增值税进项税额,而消费型增值税允许扣除。这一税收政策的改变鼓励了上市公司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在这种情况下,与以往年度相比,公司当年的相关财务数据也发生了变化。浙江省是我国的制造业大省,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浙江省的制造业企业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以在沪市上市的浙江省制造业企业为例,阐述这一税收政策的变更给制造业企业带来的财务变化。 一、文献回顾 2004年增值税转型在东北三省开始试点推广,到2009年消费型增值税在全国范围内施行。到目前为止,国内已有诸多学者对增值税转型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许景婷和晏慎友[1](2009)选取了辽宁省45家上市公司的数据并通过分析软件对增值税转型给上市公司带来的财务指标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固定资产的变动对固定资产周转率和流动比率的影响最大,但只是相对而言,绝对值并不大,表明增值税转型对其影响程度有所削弱。黄明峰和吴斌[2](2010)在收集了中部6省26个市的上市公司财务数据的基础上,对增值税转型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分析认为,增值税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企业的税负,带动了中部地区投资规模的扩大。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指出消费型增值税对不同产业的影响不同,其中制造业和采掘业受益最大。王素荣和蒋高乐[3](2010)在假设2004年全国各行业均施行消费型增值税的前提下,大量收集数据,实证分析了增值税转型对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影响。分析结果认为,增值税转型能够直接推动企业的盈利水平,提高企业的预期收益率。李朝红和刘璐[4](2010)在详细收集了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2008年年报数据的基础上,分析了固定资产投资对企业利润的影响,指出企业固定资产累计折旧减少额越多,企业增加的净利润就越多。 以上学者对2004-2008年间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财务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相比2004年的增值税试点改革,2009年的增值税转型有其鲜明的实施背景,主要表现在政策施行的经济环境不同。2004年国家出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目的,率先在东北三省进行增值税试点改革,随后为了扶持中部地区发展,这一政策又扩展到了中部6省26市。回顾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蔓延,我国的经济发展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我国在全国范围内施行消费型增值税主要有两大出发点:一是有利于企业生产设备的升级换代,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效率;二是在出口锐减的情况下通过税收政策的刺激拉动内需。从整体来看,同样都是增值税转型但经济形势不同,税收政策的实施对企业产生的效果也会有所不同。以下本文基于2009年的经济形势,对消费型增值税对制造业企业的财务影响进行分析。 二、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财务影响的实证分析 考虑到浙江省是制造业较为发达的省份之一,且2009年以前一直采用生产型增值税,为了能明显地反映出增值税转型后对制造业企业的财务变化,本文选取了浙江省所有在沪市上市的制造业企业共29家作为研究样本。基础数据均来自于证监会指定登载我国上市公司年度报告的网站上刊载的上市公司2008年和2009年年度报告。 1.实证分析 根据29家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本文首先对29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指标每年求平均,去掉部分偏离平均数较大,不能集中反映数据趋势的数据,保证了数据的有效性。然后对数据进行了计算。 (1)增值税转型对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 从表1数据可以看到,与2008年相比,2009年在沪市上市的浙江省制造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有较大幅度增长,净增加额223 201.94万元。在4类设备投资中,专用设备的投资增加额最大,达135 046.4万元,占总体净增加额的60.5%,比重较大。从这一方面可以看出增值税转型的刺激作用较为明显,企业利用此次转型机会增加了固定资产投资,有助于企业更新生产设备,提高生产效率。 (2)增值税转型后应交增值税,应交企业所得税的变动情况 从表2数据可以看到,由于增值税转型后企业购置生产经营用的设备发生的进项税额可于当期抵扣,所以与2008年相比,2009年企业的应交增值税有较大幅度的减少,共减少23 143.02万元。减少额是2008年应交增值税的9倍。结合表3数据我们看到,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浙江省制造业企业营业收入与2008年相比有所下降,营业收入净减少额为1 672 825万元。2008年的营业收入与营业成本的差额为1 082 018万元,2009年的营业收入与营业成本的差额为715 474万元。可以看出,购买固定资产的当年企业的盈利空间缩小。这主要是由于2009年企业新购置的固定资产较多,相应的计入营业成本的折旧额增加,造成企业当年的盈利空间缩小。这也说明,虽然企业购置生产设备有助于企业更新生产设备,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但这种效应不会马上在投资当年显现出来。同时也进一步说明了2009年企业应交所得税增加18 250万元并不是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带来的效应。 (3)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财务指标的影响 通过表4可以看到,与2008年相比,2009年财务比率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固定资产周转率上升幅度最大,增加了0.17。净资产收益率上升了1.35%,现金流动负债比率和每股收益上升幅度较小,为0.03。 2.相关性检验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增值税转型后企业相关的财务数据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下面通过spss数据分析软件对固定资产投资额与财务比率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检验。由于收集到的数据全部为定距数据,因此可通过计算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变量间线性相关性的强弱。计算出的相关系数矩阵如表5所示。 根据相关系数的原理,相关系数r的取值在-1到1之间,r>0表示两变量存在正的线性相关系数,r<0表示两变量存在负的线性相关系数。|r|>0.8表示两变量之间具有较强的线性关系,|r|<0.3表示两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较弱。由于存在抽样的随机性和样本数量较少等原因,样本相关系数不能直接用来说明样本来自的两总体是否具有线性相关性,这时需要通过假设检验的方式对样本来自的总体是否存在线性相关进行统计推断。通过表5可知,固定资产总额和固定资产周转率的相关系数为-0.409,它们的相关系数检验的概率p值为0.038。因此,当显著性水平为0.05时,应拒绝相关系数检验的零假设,认为两总体存在线性关系。 三、研究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知,在金融危机这个经济大环境下,增值税转型的当年,浙江省的制造业企业利用机会进行了固定资产投资,当年应交增值税大幅度减少。但是从其影响的财务指标来看,固定资产投资与固定资产周转率表现为负的线性相关,说明在增值税转型当年进行固定资产投资不能在当年明显提高企业的固定资产周转率,加之2009年企业的总体营业收入下滑,使得企业当年的资产营运能力不强。固定资产投资给企业带来的资产营运能力的提高会在资产日后的使用过程中逐步显现出来;而固定资产投资与其他财务指标之间不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说明在2009年企业经营受金融危机影响较为严重,固定资产投资的良性效应不能在投资当年给企业带来明显的效果。 企业转型论文:增值税转型对我国企业的影响刍议 摘要:在全球经济金融危机持续蔓延的背景下,我国于2009年1月1日开始实施由“生产型增值税”转型的“消费型增值税”。增值税转型改革是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最重要的内容。在介绍增值税转型的含义和内容的基础上,探讨了增值税转型对我国企业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增值税转型;生产型增值税;消费型增值税;企业 一、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含义 增值税是以销售货物、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取得的增值额为征税对象的一种税。从计税原理上说,增值税是对商品生产、流通、劳务服务中多个环节的新增价值或商品的附加值征收的一种流转税,实行价外税,也就是由消费者负担,有增值才征税,没增值不征税,但在实践中,商品新增价值或附加值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是很难准确计算的。因此,我国也采用国际上普遍采用的税款抵扣的办法,即根据销售商品或劳务的销售额,按规定的税率计算出销项税额,然后扣除取得该商品或劳务时所支付的增值税款,也就是进项税额,其差额就是增值部分应交的税额,这种计算方法体现了按增值因素计税的原则。 按照“进项税额”的扣除方式,增值税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只允许扣除购入的原材料等所含的税金,不允许扣除外购固定资产所含的税金;二是所有外购项目包括原材料、固定资产在内,所含税金都允许扣除。通常把前者称为“生产型增值税”,后者称为“消费型增值税”,我国在2009年以前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所谓增值税转型,就是将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 二、2009年增值税转型的主要内容 此次增值税转型改革方案的主要内容是:自2009年1月1日起,在维持现行增值税税率不变的前提下,允许全国范围内(不分地区和行业)的所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抵扣其新购进设备所含的进项税额,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结转下期继续抵扣。为预防出现税收漏洞,将与企业技术更新无关,且容易混为个人消费的应征消费税的小汽车、摩托车和游艇排除在上述设备范围之外。同时,作为转型改革的配套措施,将相应取消进口设备增值税免税政策和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政策,将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统一调低至3%,将矿产品增值税税率恢复到17%。本次增值税转型改革方案最大亮点是全额抵扣,全行业转型,取消增量限制。经测算,2009年实施该项改革将减少当年增值税收入约1 200亿元、城市维护建设税收约60亿元、教育费附加收入约36亿元、增加企业所得税约63亿元,增加相抵后将减轻企业税负共约1 233亿元。 三、增值税转型对我国企业的影响 (一)降低固定资产成本,减少企业的税收负担 我国生产型增值税的法定税率为17%,换算为消费型增值税税率为23%,这一税率高于西方国家平均水平,企业的税负明显过高。一方面,消费型增值税允许企业一次性全部扣除固定资产中所含税款,即厂商外购的生产资料,不算入产品增加值,而只是对消费资料征税,从而降低投资成本,提高企业利润。对于同一个企业,生产型增值税的实际税负要大于消费型增值税的税负。另一方面,生产型的增值税,生产单位开票就要交税,甚至,根据增值税的实施规则,发货就要交税。也就是说,生产单位货款并未收到就先垫交了税款。从全国来看,大约平均要三个月后才能收到货款。全国每年按8 000亿元增值税款,三月期,年息4%计,生产企业将承担80亿财务费用(利息)。众所周知,货款总有一部分永远不能收回(呆坏账,储运损失,陈旧报废等),据有关方面统计,全国已达3 300多亿元。如果以年500亿元估计企业白白多交了约85亿元的增值税。增值税转型之后,以上两项全国企业将年减税约200亿元。 (二)企业会计科目设置和会计核算发生变化 实行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的企业应在“应交税费”科目下增设“应抵扣固定资产增值税”明细科目,并在该明细科目下增设“固定资产进项税额”、“固定资产进项税额转出”、“已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额”等专栏。实行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的企业,应在“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科目下增设“新增增值税额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额”专栏,用于记录企业以当年新增的增值税额抵扣的固定资产进项税额。 转型对企业会计核算的影响集中于会计政策的变化上,主要包括机器设备的计量方法、增值税缴纳方法与折旧政策。但增值税转型对会计核算的影响远不止此。如转型后由于增值税与所得税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由于将增值税额纳入抵扣范围,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也因此发生变化,从而影响该资产日后的折旧额,进而影响到各期的成本、经营成果以及所得税的核算与数额缴纳,而且增值税抵扣额的变化还会影响到企业的现金流量、财务状况以及资金的时间价值等。 (三)对企业财务报表的影响 1.对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转型前后资产负债表项目的比较,固定资产是企业的一项重要资产,因此,其价值变动对企业总资产的内部结构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并引起资产负债表内相关项目的变动。如固定资产原价、累计折旧和固定资产净值等。 2.对企业利润表的影响 (1)直接影响:投资当年,新增固定资产的增值税一次性全额抵扣,导致当年利润大幅上升,但以后各年的利润不再受增值税影响。 (2)间接影响:投资当年由于消费型增值税对投资的刺激力度较大,因此经营收入可能有所增长,但同时固定资产的增加导致折旧费用上升,财务费用也可能由于贷款的增加而上升,从而抵消了部分由于增值税抵扣所带来的利润上升好处。而以后各年的利润状况则主要取决于新增固定资产的投资回报与折旧和财务费用之间的关系,对于投资回收期较长的项目,其利润在投资的最初几年不一定上升。 3.对现金流量表的影响 (1)直接影响:投资当年,经营现金流由于增值税支付的大幅减少而有所上升,但以后各年的现金流不再受增值税的直接影响。 (2)间接影响:投资当年,经营现金流除了受增值税抵扣影响而大幅上升外,还可能由于新增固定资产的作用而使净经营现金流入有所增加,但当年的投资现金支出一般会高于另两种增值税,融资现金流中的利息支付也会有所上升。以后各年的现金流变化,取决于新增固定资产对经营现金流的增加作用与利息支付及债务偿还所支出的融资现金流之差。 (四)对企业投资的影响 在增值税转型过程中,企业的设备投资将发生较大变化: 1.企业设备投资与配套投资将大幅增加。因为进项税额抵扣对企业现金流的影响使企业的投资倾向于能够带来进项税额抵扣的设备投资。另外,转型降低了设备投资的回报要求,企业的设备投资计划会有更大的可能性通过可行性分析。 2.企业的投资周期会明显缩短。国家已经出台了许多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更新的政策,这次国家推出的转型政策给企业技术进步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这样,企业设备、技术更新的加快自然会带来企业投资周期的缩短。 3.企业投资行为会主动跟随国家政策。例如,企业的投资方向将以国家政策推行过程为依据。但是,企业也会做出一些取巧行为,如企业的投资时间将会有意选在转型开始之后。这些行为会给转型政策的推行带来影响,甚至影响转型政策的效果。 (五)对企业筹资的影响 增值税转型将间接增加企业筹资。企业投资规模的增大,必然刺激企业的融资活动。设备投资所需的资金巨大,企业除了利用已有积累及内部融资来进行投资外,一般还需要通过发行新股、银行贷款、发行债券等外部筹资活动来筹集设备投资所需要的资金。 (六)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在企业主要财务指标方面,税收转型带来企业投资增加可能会使企业当年相关财务指标恶化,如资产负债率等,但在以后年度,随着投资效果的逐步体现,财务指标可能好转,并给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在市场竞争力方面,税收转型使企业设备投资增加,从而设备更新加快,生产规模扩大及经营种类增加等,这很可能引起企业的产品质量、数量提高,加之产品成本降低,使得企业市场竞争力增强,销量提高,最终使利润增加。 (七)对企业分配的影响 企业增加投资虽然可能会带来收入与利润的增加,但同时导致了企业自身积累的减少。而企业实际的利润分配额度,取决于现金流量状况。在投资当年,由于转型会减少企业的纳税额,从而减少了现金的流出。但转型刺激企业增加投资力度,增加现金流出,两者相抵以后企业总的现金净流量反而会减少。因此,企业不会因为转型而增加企业的利润分配。在投资的以后年度,随着企业不断收到投资的回报,企业的现金流状况会大为改善,此时企业的利润分配会有所增加。 四、小结 增值税转型在全球金融危机、世界经济下滑的大背景下,对我国经济社会产生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也是中国历史上单项税制减税力度最大的一次改革。金融危机正在对实体经济产生重大的不利影响,在此形势下,适时推出增值税转型改革,对于增强企业发展后劲,提高企业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具有重要作用。从长远看,实施增值税改革,企业会有更大的积极性进行机械设备等固定资产的投资,从而提高产品的竞争力,这将更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所以,我国增值税转型改革,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企业转型论文:关于中国境内企业并购方式转型研究 【论文关键词】不对称市场经济 行政合并 市场收购 转型 【论文摘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真正意义上的并购在中国有上百年的历史。本文对企业并购方式转型进行详细梳理,这对深入研究中国的企业并购活动及中国境内企业并购史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依据中国近代史的演变及企业并购方式发生的较大转折点,把中国企业并购史划分成不对称市场经济时期、计划经济时期、转型时期三个不同的阶段。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曲折与不断转型的历史。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即使目前,仍然是一个转型社会。从19世纪到21世纪,中国境内的经济活动具有明显的阶段特色。企业并购是经济活动中的重要内容,当企业并购发生在中国境内时,更加具有明显的阶段特色。按照中国近代史上的转折点,可以把中国境内的企业并购活动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49年以前),不对称市场经济时期的企业并购;第二个阶段(1950年至1979年),计划经济时期的企业并购;第三个阶段(1980年至今),转型时期的企业并购。企业并购就是企业兼并或购买的统称,是并购企业实现自身扩张和增长的一种方式,一般以企业产权作为交易对象,并以取得被并购企业的控制权作为目的,以现金、有价证券或其他形式购买被并购企业的全部或部分产权或资产作为实现方式。企业并购实施后,被并购企业有可能会丧失法人资格,或者被并购企业法人资格保留,但是其控制权转移给并购方。 1不对称市场经济时期的企业并购 自从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逐步沦落成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存的复杂的社会综合体。这个综合体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发展道路,但却给了中国反思与转型的机会。中国的封建生产方式逐步衰弱,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迟、发展慢。这就给了外国资本乘虚而入的机会,并且外国资本势力一开始便以强者的面目出现。笔者认为,可以把此阶段概括为不对称市场经济时期,一是此时的经济运行方式以市场为导向;二是外资控制了中国经济的命脉,本土经济较弱。因此,此时期的企业并购活动称为不对称市场经济时期的企业并购。 以产生早、发展较快的船舶与机器修造工业为例,外国资本在19世纪40年代便在上海设立了十多家小型船厂,19世纪60年代上半期设立的祥生和耶松两家英资船厂比较大,它们从创立时起就开始了兼并活动,租赁和收购了一批在沪的其他英资老船厂,并扩建原有的企业。在同一时期,民族资本船舶与机器修造工业也在沪创办了一批小厂,其中创办最早、发展最快的是发昌机器厂。但是,由于外商船厂的垄断和排挤,1895年前后,发昌机器厂迅速地衰退,最后于1900年被耶松船厂低价收购,成为耶松船厂的一个车间。 在棉纺工业中,华资企业被外资企业兼并的事例更为突出。1901—1921年间,仅上海先后有6家纱厂被外资企业所兼并,其中外资纱厂在参与兼并活动中形成集团性企业的有日资上海株式会社、内外棉株式会社以及英资怡和纱厂等。 1949年之前,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动乱之中,但中国的经济也在持续发展。此阶段的企业兼并多为外资企业兼并华资企业,兼并方式为被迫式兼并方式。当时的华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差距较大,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华资企业的生存状况很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资金差距大;第二,技术差距大;第三,经营策略差距大。这些差距导致了华资企业在经营策略上极为被动,时刻处于被收购或兼并的境地。华资企业为了生存,也出现了一些并购现象。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于1915年创办申新纱厂,他们一向坚持“对外竞争,非扩大不能立足”的经营策略。1932年,申新纱厂已成为全国民族资本棉纺织工业中最大的一个企业集团。 综上所述,此时期的民族工业处于被外资并购的地位,构成了其间的鲜明特色。这不但与中国落后的生产方式有关,也与中国动乱的政治结构有关。 2计划经济时期的企业并购 新中国成立后,围绕着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并购。在城市,主要表现为公私合营;在农村,进行集体化和公社化(可以看做变相的企业并购)。这些并购活动不以市场行为为基础,而是以计划性、军事化为特征。 1950年开始,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国家合并改造了大批民营或外资企业。紧接着又经历了“”期间,全党全民办工业,工业企业数量骤然增长,1959年末达到31.8万个,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11.9万个。列宁曾明确指出:“只有那些懂得不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就不能创造或实行社会主义的人,才配称为共产主义者。因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空想,而是要已经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去掌握和采取托拉斯所创造的东西。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去向资本主义的第一流专家学习组织托拉斯大生产的本领,那么这种本领便无从获得了。”由此看来,列宁没有把托拉斯这种垄断资本主义的企业组织形式仅仅限于资本主义,而是把它引入到社会主义社会,并作为组织管理社会化大生产的一种有效手段,用来指导、管理社会主义的生产。 刘少奇同志依据列宁的这一思想,在1949年6月构想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蓝图时,就提出“按各产业部门成立公司或托拉斯经营国家的工厂和矿山。”组织托拉斯的问题虽然明确提出的较早,但由于当时国民经济正在调整之中,没有做具体部署。1964年2月26日,煤炭工业部党组向国家经委和中央书记处提交了关于华东煤炭工业公司组织领导关系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根据刘少奇同志关于组织托拉斯,用经济办法管理工业的指示,今年我们准备首先在徐州成立华东煤炭工业公司进行试点,国务院已经正式批准。”4月30日,中共中央批准这个报告。这样,我国试办的第一个托拉斯企业正式成立。 国家经委第一批批准试办了12个托拉斯情况不同,各具特色。烟草公司和医药公司具有全行业性质,集中管理全国所有的烟厂和药厂;地质机械仪器公司仅限于管理原有的中央直属企业;其余6个全国性托拉斯,除管理原有中央直属企业外,还各自上收了数量不等的地方企业。如盐业公司集中了全国的大盐场和盐业销售机构;汽车公司从全国169个地方专业汽车配件厂中上收了42个,在全国汽车配件产量中占39%;橡胶工业公司成立后,从全国205个地方橡胶企业中上收了103个;拖拉机、内燃机配件公司从全国122个地方拖拉机、内燃机配件厂中上收了23个。与此同时,部分省市也试办了一些由地方管理的托拉斯。如浙江的糖业公司,上海的轻工业机械公司、标准件公司和丝绸公司等。 这种行政合并构成了此阶段的企业并购的主旋律。从几个托拉斯试办的情况来看,他们在组建之后,即着手改组生产组织,改革管理制度,建立适合社会化大生产和专业化分工协作的经营管理方式,促进了设备的利用和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试办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收到了较好的经济效果。 3转型时期的企业并购 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经济转型的起步时期,由政府出面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推进社会各方面改革。我们谈条块管理,地方之间进行各种财产的过渡,这种过渡实际上就是一种并购,只是当时是依靠行政权力,通过管理权限来进行的划转,被称作关停并转。 一种观点认为,1984年,保定纺织机械厂兼并保定市针织器材厂是我国现代企业第一次并购行为。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企业以现代企业为主要组织形式的并购始于1984年的保定市锅炉厂并购保定市风机厂,这次并购活动开创了我国现代企业的并购先河。还有一种观点认为,1993年9月30日深宝安收购延中实业,拉开了中国上市公司并购的序幕,也开始了中国的第一次并购浪潮。以上三种观点虽然存在分歧,但我们可以认为,当时的中国境内企业并购活动处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间徘徊的时期。 按照第三种观点,我们大体可以将这十年并购时期划分为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四年的市场启蒙阶段(1993年至1996年),这一时期并购数量很少,四年总共只有14起并购案。这一时期的特征是:多数人不知并购为何物,参与人更少,市场常常对并购感到诧异;并购的支付全部是现金,多数没有公布股权收购的价格,很少公布有关的细节;由于缺乏政府的支持,并购往往是针对主要股本是流通股的少数几家公司,并购处于缓慢成长的自发阶段。 第二阶段是自1997年以来的快速发展阶段,自1997年至2002年,中国市场发生的上市公司并购数量达到了577起。在这些并购中,买壳上市是第一位的原因,上市公司通过并购进行资产重组以达到“保壳”和“保配”目的是第二位的原因,并购重组以配合政府的国企改革任务和国企扭亏的要求是第三位的原因。 当然,还有一些并购是属于战略性的重组,有些则是二级市场的盈利,也有些是期望实现地方经济结构调整等等。在这些年的并购实践中,并购的方式、支付的方式、并购的目的等都有了全面的发展和变化。从并购方式与支付方式看,有了无偿划拨、资产置换、协议转让、吸收合并、收购母公司、司法拍卖、mbo等;从并购的目的看,除了以上提及的保壳、保配等原因外,还有外资并购、敌意收购、竞争收购等新情况的出现。 2002年是全球企业并购的转折点,尽管并购规模大量萎缩,然而却是全球资本并购第六次浪潮来临的标志。并且,中国企业在全球并购中异军突起,这一年是中国并购史辉煌的开始。随着近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中国企业全球化步伐的加快,未来几年里中国企业在全球并购市场上的地位会越来越重要,将有更多的更为复杂的并购交易。全球企业第六次并购浪潮赋予了中国企业难得的机遇,我们要抓住这次机遇,在并购实践中观察和学习并购技术,准确地建立企业并购战略,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企业受世界经济的影响,也融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全球企业并购的格局及操作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制约已经加入wto的中国企业的并购战略。然而,资本并购对中国来说,还是一个新生的事物,新事物的出现往往要吸纳旧事物的某些优点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后发者而言,初出茅庐时学习或模仿便是最好的创新,这也是我们之所以高度关注全球并购的出发点。通过对全球企业并购特征和趋势的分析,可以正确认识中国在全球并购浪潮中的准确位置。而目前全球并购的低潮和中国并购的高潮正在形成一个有趣的交汇点,准确地观察并努力把握这些差异将为中国的企业带来空前的机遇。 4结语 中国国情比较特殊,西方发达市场在一百多年中经历了五个并购阶段,我们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中,要把国外五个不同年代的并购阶段浓缩在一个阶段里发展,这种急剧浓缩导致中国并购市场的特殊性。总的看来,中国的并购是30年代的基础,60年代的手法和90年代的眼光。 中国的并购与西方的并购差异巨大,可以互相比照,但不必亦步亦趋。中国目前进行的是体制性创新,这相比于西方国家的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能够创造出更巨大的生产力。而且中国人特别善于学习,并在学习上的基础上再进行创新。因此,中国的并购手段有可能超越历史的发展阶段。 企业转型论文:关于国有物资企业向物流企业转型的思考 【内容提要】物资企业与物流企业具有本质的区别。物资企业必须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转型为物流企业。通过对转型中面对的问题的分析,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 【摘 要 题】现代物流 【关 键 词】经济管理/物资企业/物流企业/转型 1994年以来,全国物资系统出现持续亏损,众多国有物资企业(以下简称物资企业)步履维艰,与当前蓬勃发展的物流企业呈现彼消此长的明显反差。昔日辉煌的物资企业为何一蹶不振?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其发展路在何方?本文拟就此进行探讨。 一、物资企业与物流企业的本质区别 在一些物流企业管理教材中,将物资行业等同于物流行业,把物资企业视同物流企业,我们实在不敢苟同。本文认为,物资企业与物流企业既有相近相似之处,更有本质差异。 二者的相同点是均属第三产业的流通服务业,是连接生产与消费、从事流通服务的市场主体。二者均通过流通服务,实现物资、物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为加快国民经济发展和提高国民经济质量服务。但二者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异。主要表现在: 1.从服务对象看,物资企业的“物”是指工业品生产资料;物流企业的“物”是指物品,包括生产资料、生活资料、退货和废弃物等,二者含义不同。物资企业连结工业品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费,从生产企业购进物资销售给消费者,在这个流通过程中从事各种流通活动,把销售服务作为主要对象。物流企业的服务对象涵盖面则要宽得多,除销售物流外,还包括生产经营企业的内部物流,以及外部的退货物流和废弃物回收物流,也即以物品流通全过程的综合性服务为对象。 2.从企业功能看,物资企业从事一手购进、一手销售的营销活动,主体功能单一,虽然也配合销售实施运输、储存、装卸、包装和信息等服务,但均系从属并服务于销售的辅助动能,且彼此分割,忽视成本核算。物流企业根据实际需要,将运输、储存、装卸、包装、加工、配送及信息处理等基本功能、要素实施有机结合,集成系统,形成完整的供应链,进行一体化管理,为用户提供多功能、一体化的综合性服务,满足用户日益多样性、个性化的物流需求。物流企业关注“效益背反”,追求整体最佳状态。 3.从服务目的看,物资企业服务的目的是在搞好供应、扩大销售中谋求购销差价、取得利润。在确保一定利润的前提下,尤其是在物资价格暴涨取得高额利润的情况下,往往忽略或不计成本。物流企业的服务目的是以尽可能低的成本,为用户提供尽可能周到的物流服务,包括提供货物运输、储存、包装、加工、配送等有形服务,以及提供物流方案设计、物流信息管理等无形服务,这是物资企业难以企及的。物流企业为社会提供全面、多样化的物流服务,并在物流各功能、要素实现增值服务,降低成本,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从管理体制看,物资企业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产物。由于在理论上接受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观点,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1957年我国建立起了一套重要物资由国家集中统一管理,以计划分配调拨为主的物资管理制度和流通体系。其特点是把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流通分离开来,生产资料又限定为工业品生产资料,即把农业生产资料分离开来,以计划分配调拨取代工业品生产资料市场流通。在这种体制下,物资企业作为物资部门组织生产资料的基层单位,既执行国家物资部门的职能,又担负着物资经营业务。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优胜劣退,物资企业大多成为弱势企业。物流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它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和完善,探索出一套物品的物流管理经验,尤其是在物流中运用现代科技,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能力,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流通领域的新态势表明,现代物流企业是物资企业的发展方向,物资企业向现代物流企业转型势在必行。 二、物资企业转型面对的主要问题 近几年来,物资企业的生产资料主业经营逐年萎缩,市场占有率连年大幅下降。2000年,全国物资系统物资销售总额仅占全社会物资销售总额52000亿元的5%,整体经营规模和经济实力明显削弱,给转型带来了困难。同时,在流通领域还存在着物资企业转型的许多制约因素。 1.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和影响仍然存在。一是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物资企业领导和职工的改革开放意识、市场竞争意识和企业创新意识仍然不强,习惯于传统物资营销方式,在市场竞争中开拓进取办法不多,与物流企业要求的创新发展能力差距较大。二是行业垄断、部门分割、地区封锁的体制性障碍尚未完全破除,社会主义统一市场尚未形成,多头管理和相互划分导致流通的社会化、专业化程度低,流通不畅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三是生产资料市场发育不完善,规范化、法制化、现代化程度低,市场管理的法规不健全,政出多门和不平等竞争的现象较为普遍,伪劣产品屡禁不止,不少市场仍然处于无序状态。地方保护主义现象时有发生,割裂着市场的统一性。 2.企业背负的历史包袱沉重。一是由于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大量难以收回的应收帐款和改革开放经济过热年份形成的“三角债”,造成企业自有流动资金捉襟见肘。二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就业方针导致物资企业目前一方面人浮于事,且部分员工年龄偏大、文化层次偏低;另一方面企业缺乏懂业务、会管理、善开拓、能创新的科技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影响了企业的发展后劲。三是由于长期以来在经济建设中重生产、轻流通,以及改革开放后物资企业上缴国家利锐多,国家对物资企业投资少,造成物资企业流通基础设施严重落后,技术装备水平低下,影响流通效率的提高,致使物资周转慢、库存大、占用资金多,经济效益差。 3.流通服务方式单一,经营管理水平不高。一是服务方式和手段简易。物资企业大多仅能分段提供运输、仓储、装卸、加工、送货等流通服务。有的县级物资企业至今仍用手扶拖位机运输,送货、装卸仍是人拉肩扛。二是企业组织规模和经济实力大多偏小,缺乏必要的竞争实力,难以取得规模效益。因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萎缩不振,市场份额缩减,由物资流通的“主渠道”变成了“支渠道”。三是经营管理水平较低,服务质量总体不高。不少物资企业经营粗放,管理混乱,规章制度流于形式,难以为用户提供适时、适量、适质、齐备、便捷的规范化服务。四是企业内部信息管理和技术手段滞后。由于全国物资系统没能建成覆盖全国的信息网络,虽然不少物资企业配备了电脑等装备,但难以提供准确、及时、实用的信息,指导决策和营销,现代化设备成了“花架子”。 4.改制改组未到位,企业机制不适应。一是省市、地市级物资部门虽然成建制改为物资集团总公司或物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但大多是换个牌子的“翻牌公司”,仍是产权模糊、权责不清,沿袭传统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模式,现代企业制度远未建成。二是企业内部三项制度改革不够深化。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物资企业虽然普遍地开展了以人事、用工、分配三项制度为主要内容的企业制度改革,收到了一定成效。但是从整体上来看,物资企业的机制转换还是初步的,在企业管理特别是财务、资金管理上还很薄弱,经济效益低。由于物资企业大多连年亏损,分配档次难以拉开,职工队伍不稳,有的人才外流,企业凝聚力明显下降。三是企业约束机制乏力。有的企业领导盲目决策,出现不少“三拍”( 即拍脑袋决策、拍胸膛保证、拍屁股走人)工程项目,资金有投无回;有的用企业流动资金炒股票、搞期货,造成巨额资金损失;有的“官位”升上去,公司跨下来,或提前退休了事,或易公司当“官”;有的盲目为外单位甚至个体、私营企业提供银行贷款的经济担保,造成经济损失。有的企业领导以权谋私、损公肥私、收受贿赂、挥霍浪费。对企业业务骨干管理乏力,“体外循环”现象时有发生,使企业雪上加霜。 5.政策环境不宽松,市场竞争不公平。一是在税收政策上,由于税制改革,物资企业由过去按进销差额的10%缴纳营业税改为按进销差价的17%缴纳增值税,税负加重。而对个体、私营流通企业采用包税制,税率仅为物资企业的15%,使物资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二是在财会制度改革上,国家大幅提高折旧率,企业成本大增。三是在投资政策上,多年来国家对流通行业的投资少,对物资企业的投资更少。四是在金融政策上,工业企业贷款易而物资企业贷款难,常使自有流动资金紧缺的物资企业束手无策。五是在改制政策上,兼并破产政策不适用于物资企业。这既不符合国有企业改革总体要求,也不利于物资企业建立合理的市场退出机制。 三、物资企业转型的对策思考 在近年物资企业整体滑坡的情况下,仍有部分物资企业通过深化改革,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具有向物流企业转型的优势和物资基础。这部分物资企业充分利用现有基础,创造条件,发展物流,逐步转型,将是可行的。 1.转变传统观念,树立物流理念。物资企业转型首要的是转变观念提高物资企业职工的物流意识,特别是企业领导的物流意识。目前应着力抓好“三转变”:一是由计划经济观念向市场经济观念转变。作为计划经济体制产物的物资企业,只有从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束缚中解脱出来,克服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影响,才能向物流企业转型,与市场经济接轨。二是由市场垄断分割观念向市场一体化观念转变。物资企业要解放思想,树立变市场条块分割为全国市场一体化,变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分割为商品市场一体化,变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分割为国内外市场一体化的新观念。三是在企业管理观念上,要在企业的思想观念、经营战略、内部管理、服务水平、企业文化等方面进行根本改变,使现代物流理念深入人心。 2.深化企业改革,实现制度创新。按照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精神,国有资本从物资流通行业退出是必然趋势。因此,物资企业不论规模大小、实力强弱,都应按照符合市场规律的产权形式规范,走先改制、后转型的路子。但从现状看,要物资企业全部退出市场也不现实。由于企业领导和职工的心理承受能力不强,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相关政策也未完全到位,因而为平稳过渡,避免震荡,保持社会安定,须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从目前各地物资企业产权改革看,主要有两个层次、两种模式:一个层次主要是在省市以上的物资企业建立以国有资产为运营主体的母子公司体制;另一个层次主要是在地、市、县级物资企业形成以国有资本逐步退出为主的多元主体、多种形式的产权体制。改制方式包括资产置换、重组再生、兼并联合、整体或部分买断等,使国有独资企业改制为职工参股、控股或全部职工股的多元产权主体,国有资本实现部分退出或全部退出。经营上实行承包、租赁、国有民营和民有民营等多种方式。同时,结合转换企业机制,并在围绕和抓住企业主业优势的基础上,向相关领域延伸,发展现代物流。 3.调整企业发展战略,开展现代物流业务。发达国家的现代物流是在传统物流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各种物流功能、要素进行整合而发展起来的。从现状看,我国许多物资企业拥有一定规模的用地、仓储设施、运输装卸手段和加工配送能力等物流资源,具有相当的开展现代物流服务的物质条件。充分利用这些物流资源,按照现代物流管理方式进行整合,开展现代物流服务是完全可能的。关键是调整企业发战略。调整企业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应该是:以物流企业为方向,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业务创新为主线,以整合物流功能、要素为重点,以降低流通成本和提高物流服务质量为中心,切实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如物资经营企业可以选择物资为主业的集中经营战略或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多样化经营战略;物资储运企业可以选择物资储存为主业的运输集中经营战略或以储为主、储贸结合的多样化经营战略等。不论企业实施何种经营战略,都应对企业内部物流资源进行整合和一体化,形成企业物流。在此基础上,发展工物、物物联合,对企业外部物资资源整合与合作,与生产企业和其他物资企业开发社会化物流,并合作组建第三方物流企业。 4.打造几家大型物流企业,重视应用信息网络技术。随着我国加入wto,国际跨国物流公司纷纷以雄厚的资金和技术优势抢滩中国市场。势单力薄的物资企业很难与之抗衡,需要打造我国大型物流企业,利用本土优势与之竞争,并积极创造条件,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物流市场的竞争。物资企业是资金密集型企业,而物流企业则是技术密集型企业。打造大型物流企业,利用先进技术改造和提升物资企业,需要投入巨额资金。因此,应选择规模大、资金足、管理严、班子正、队伍强、效益好的物资企业,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发展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跨国界联合,吸纳国有、集体、民间资本和引进外资,利用现代科技和管理经验,在更大的范围内整合物流资源,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大型物流企业应充分重视信息和网络技术在物流中的应用。当前要重点抓好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在统一规划的前提下逐步实施,稳步建设。在不断满足实际需要中发展,在需求和技术进步中逐步提高,形成物流信息平台,提高物流营运水平,为实现集约化经营,提高经济效益服务。 5.推行现代物流服务方式,加快物流服务网络体系建设。朱总理在第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逐步推行连锁经营、物流配送、制、电子商务等组织形式和服务方式”。省市物资企业集团应有计划、有目的地牵头组织、逐步推行。一是组织集团直属企业及部分市县物资企业建立连锁经营网点,使目前分散分割的物资流通网点逐步形成分层次的、具有相当实力的连锁经营网络体系。二是有选择地在一些经济发达、交通枢纽的中心城市,建设和改造一批物流配送、加工中心,建成配送、加工网络系统。三是改进物资运输方式,发展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工具,推广集装箱、托盘和汽车门对门运输先进方式,实现运输、包装的标准化。四是由有志于现代物流事业、年富力强,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管理人员组成强有力的班子,由他们物色一批职工,组成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并多渠道筹措启动资金,从业务熟悉的几个品牌品种如钢材、水泥等入手,开展制,逐步实行、配送、加工等有机结合,以全新的企业、诚信形象和优质的物流服务赢得市场。 企业转型论文:中小企业转型机制的探析 摘要:中小企业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构成市场经济主体,促进社会稳定的基础力量。本文以两次渡过经济危机,不断探寻转型出路,并取得一定成果的某中小企业为典型案例进行了叙述和分析,从中总结出了笔者对中小企业转型机制的几点思考,从战略升级、产品升级、人力资本升级、整体形象经营四个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总结和探索,从而为中小企业的改革与发展提供经验的借鉴与交流。 关键词:中小企业 资源型经济 产业升级 从99年至今,全球经历了两次金融危机,特别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了重创。在巨大的金融地震下,许多的企业轰然倒下,甚至是许多跨国公司,虽然在各国政府的调控下,免受覆灭,但也面临了江山易主的命运。面对多变、脆弱的经济体制,作为微观个体的企业,如何抵御金融危机的侵袭,如何建立自己的免疫系统,成为企业生存面临的必修课。 中小企业是指职工人数2000人以下,或销售额3亿元以下,或资产总额4亿元以下的企业。我国中小企业,随尚处稚龄,但却是我国经济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缓解就业压力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力量。中小企业,主要以家族企业为主,平均寿命仅为三年多,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研究能够走出两次经济危机的冲击,并不断推进本身发展的中小企业,对我国中小企业整体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金融危机既给我们带来了危机,也给我们创造了机遇.山西省在这次危机中,放缓经济发展,致力于完成资源型经济的转型.从20世纪50年代末,资源型经济的问题先后出现在了德国、英国、法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老工业基地,如今“资源诅咒”已被公认为一种经济怪像,即丰裕的资源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充分的有利条件,反而是一种限制,同时资源型经济的转型也成为推进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 山西省是资源大省,既兴于煤炭,也痛于煤炭。新中国成立60年来,山西累计生产煤炭110亿吨,占全国总量的1/4。但辉煌的背后,是资源粗放型开采造成的浪费,生产不规范引起的环境恶化,管理制度落后造成的矿难等,如今贫富差距拉大,更使山西动辄处于舆论风暴的中心。为了积极促进资源型经济的转型,山西省在煤炭行业开展的关小上大、资源整合、兼并重组等“三大战役”,在这样一种改革的大潮下,作为一个微观个体的企业又如何妥善经营自我,配合政策,实现山西省经济的转型,如何在规范推进企业规范发展的同时,增加企业的社会效益,使企业与社会共同进步,是企业面临的新课题。 其次,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一直面临着一个困惑,即“做大做不强,做大就死”。中小企业在模仿与摸索中困难前行,走了许多弯路,但是却迟迟不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曾有调查显示,中小企业的生存周期是6年。更有人说,有些地区中小企业的生存周期仅为2.9年。虽然对于中小企业到底能活多久的问题众说纷纭,但造成中小企业短命的原因,除了外部环境影响外,就是自身内功不够,核心竞争力不强,创新能力不足。 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的竞争规则开始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美国提出了“后现代制造业”的概念,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产业已经开始探寻新能源、清洁技术、生物工程等同时兼具效益和社会责任的道路,并将此作为国际制造业标准以提高进入门槛,主导技术含量更高的国际贸易规则。依靠低成本竞争和大量的能源消耗已经不能满足创新的要求,一个“创新竞争时代”正在来临。中国的中小企业首先必须认识到环境的变化,靠低成本和大量能源耗费,重返出口市场和规模是非常困难的。 融资问题是一直以来困扰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特别是对于智力密集型企业,创新更加需要充足资本的支持。舆论普遍表示要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是一个大的工程,要政府、银行、中小企业各个部门来协调解决,同时中小企业应当开辟更加立体、多元、多维的融资渠道。中小企业要想吸引风险投资必须在三方面下工夫:首先是建立良好的管理团队;其次是新颖的商业模式;最后是让资本看到市场发展的潜力。 尽管大型国有银行推出了中小企业贷款专营机构,但实际上成效并不明显,而另一些小银行、小额贷款机构又没有太强的资本实力,无法应对中小企业巨大的融资需求。重要的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坚冰不消,则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就会不足。金融机构应该侧重扶植创新能力强的科技型企业,鼓励企业加强自身创新。 虽然关于中小企业发展中的问题,也有很多说法,但我们国家对中小企业的整体研究还是不能反映出实际情况的复杂性,为了走出“做大就死”的怪象,以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进行广泛的统计和研究,定位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借鉴和经验,是一项具有社会价值的研究。 1 研究思路 以a企业为典型的案例,进行个案追踪,并结合其他同类企业和中国经济政策调整,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使用个案追踪法为主,同时通过关键人员的深度访谈,重要历史资料的查询等方法,对历经两次经济危机,转危机为机遇,成功实现企业两次转型,并逐渐从小型企业向规模化经营发展的过程中,所进行的各种尝试进行了总结和讨论,为中小企业转型的转型提供一定的经验和借鉴。 2 案例阐述 a企业前身为国有煤矿,以煤炭开采起步,于1998年工商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中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十多年来,为适应政策的调整和市场的变化,积极在投资办学、高科技生物质新材料、农业产业化种植、房地产开发等领域进行摸索,努力实现转型发展。并在此基础上,于2009年9月组建了集多种产业的、综合性的集团公司。 2.1 两次危机中的转型 煤炭产业属于国家具有战略性的能源产业,为有效解决煤炭行业安全事故频出、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规范煤炭产业的健康发展,国家在煤炭政策上不断调整。1999年金融危机下,国家审时度势,推进煤炭企业私营化,在经济形势晦暗不明、政策创新、资产负债率高、公民观念受计划经济体制约束等复杂的情况下,公司领导人果断接受国家改制的试行方案,实现产权的股份制重组,减少国有股比例,完成了公司的初步架构,并致力于公司整体得配套改革,成功完成了公司的第一次蜕变。在此后的十年间里,企业稳步推进,快速发展,同时,不断推进产业经营的多元化,减少市场风险,并在政策的引导下,将投资转向高新技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再度爆发,山西省在煤炭行业开展的关小上大、资源整合、兼并重组等“三大战役”,力求煤炭产业向集团化发展。公司以此为契机,与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进行控股重组,改变了资本的重组,并实现主营产品的过渡,全面实现了资本重组和产业升级,完成了公司的第二次成功转型。 2.2 投资教育事业,造福山区百姓 回报社会、投资办学是实践“教育兴企、人才强企、社会养企”发展理念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企业品牌效应的重要形式。集团公司在当地投资兴建学校,学校一期工程总投资5300万元,于2005年8月开工建设,2006年8月竣工,2006年9月1日正式招生。首次招生1700多人,目前在校生共3000余人,教职员工320余人。学校开设小学、初中、以职业教育为主的综合高中三个学段。学校运行三年多以来,受到全社会的广泛赞誉和肯定,为集团的持续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2.3 引进科技产业,奠定发展基础 为推进规模化、集团化发展,将有限的煤炭开采转化为可再生能源产业,集团公司于2006年开始,决定投资开发生物质新材料产业。几经项目的甄选,决定于北京某研究所联合,投资某植物工程塑料的千吨级放大生产线项目。该技术国内空白,其产业化是国家“九五”、“十五”重点攻关项目,主要由少数跨国集团垄断经营,我国主要依赖进口,年进口量达5000吨左右,仅用于制造汽车输油管每年就超过4000吨。该项目有着良好的市场前景,同时由于原材料的需求,可以有力拉动农业的发展,但也存在着巨大的科研和市场风险,集团领导人经过长时间而缜密的考察,决定立项投资。2.4 开发庄园经济,拉动农业发展 生物质新材料项目70%的原料来源于农业经济作物——蓖麻,年产1000吨工程塑料,需消耗蓖麻籽12000吨,需要6.8万亩耕地投入蓖麻种植才能满足需要。为此,集团公司2005到2006年先后和山东、山西、内蒙古农科院等蓖麻科研机构达成技术协议。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农村建设战略上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实现转型发展是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集团积极置身于集多项产业为一体的多元化、集团化发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集团公司将励精图治,发奋图强,继续在推进区域经济转型发展上进行积极的尝试,为打造百年企业奠定更好的基础。 3 转型机制的探析 转型发展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包括企业健康、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方方面面。通过a公司的发展历程,我们提取出以下几点有价值的方向,以供进一步探讨: 3.1 战略升级 战略是转型发展的总纲,战略转变主要体现在“两个目标”和“四项措施”: 3.1.1 两个目标: ①改革目标。以新组建集团为依托,放大与完善公司发展的平台,实现集一产、二产、三产于一体的体制升级与制度创新,完善集团管理模式。 ②转型目标。抓住政策和市场的机遇,寻求与探索进入资本市场的方式与方法,让资产与资本两大资源同时为公司创收增效。 3.1.2 四项措施: ①整合内部资源,进一步完善集团法人治理结构。 ②整合外部资源,实现体制健全、机制创新、管理科学目标。 ③聘请专家为公司上市做好参谋,打好基础。 ④以内部理财公司为基础,探索进入资本市场的方式方法。 3.2 产品升级 产品升级乃至产业升级是转型发展的具体做法。集团公司积极分析国家应对金融危机、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政策,对投资项目进行了审慎的选择。应对我国产业结构高科技产业薄弱的现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打造了一系列平台,促进资本和高科技的联合发展,化工项目的选择正是顺应国家政策导向。同时,减少贫富差距,加快农业步伐,促进城乡发展,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调整的方向,公司在项目选择上充分考虑区域经济的建设方向,投资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在项目的选择上尽量扩大双赢。 在投融资问题上,公司着眼于资本的经营,进行了多元化的灵活融资,放大资本的功能。在高新技术产业通过与知名研究所的合作,增加公司的智力资本;通过与汽车市场的接轨,吸引资金,增加投资者的信心;改变传统观念,大胆与大型企业合股,增加企业的无形资本,为企业拓展生存空间;同时,通过建立信息系统,及时获得资本市场的信息,如申请各种国家基金和贷款等。总之资金短缺是中小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能否灵活有效的融资是发展的关键。 3.3 人力资本升级 人才缺乏是中小企业发展的又一制约因素,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的进步,这种矛盾表现得更加突出。a公司通过在城市设立人才中转站,进行了尝试,促进了供求双方的了解,同时成功与当地的高端人才市场建立了流通渠道。通过高科技技术项目的引进,成功提升了人力资本的核心组成,引进了一大批处于学术前沿的博导、博士、研究生等以及处于技术前沿的高级工程师,可以说实现了人力资本的跨越。新旧思想的相互作用,为内部的有生力量带来了发展的空间,一大批具有潜力的内部人员,在不断的学习中,通过内部培训、外部学习等形式,知识技能获得了大幅度的提升,建立了人才的内部竞争机制与外部流通机制初步接轨,有力的提升了公司的人力资本组成。 3.4 整体形象升级 我国的中小企业,在小规模时,一直挣扎在生存线上,但是随着企业向规模化经营推进,对社会的影响加大,必然考虑企业整体形象的经营,在这点上,可以说我国在整体上是落后的,例如丰田、肯德基等都非常注重整体形象的经营。地方企业在做到一定程度上后,必然具备了一定的知名度,例如山西的煤老板、温州的轻工业等等。但是知名度不等于美誉度,对于一个企业的整体形象来说,美誉度才是这个企业的无形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企业一旦具备了公众形象的雏形,作为对社会具有影响力的一个组织机构,必须要对自身的整体形象美誉度进行系统的经营,建立自身积极健康的公众形象,成为地方经济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动荡的冲突与变革中,正是由于a公司积极投身于投资教育事业、惠农产业,改善当地民生等的事业的过程,找到了自身的社会价值,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赢得了空间和资源。 4 总结 综上所述,通过深入追踪a公司的发展历程,发现背后决策的机制,和企业发展动向的分析,对金融危机冲击下,资源型经济转型背景下,对中小企业的转型机制,从观念、战略转变、产业升级、人力资本升级、整体形象经营等五个方面,探讨了中小企业转型过程中,如何实现资源的有效开发和配置,进行了经验的总结,为同类企业的发展提供参考的作用,也为中小企业发展的研究提供了实证材料。 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如中小企业在产业转型后,如何进行体制和制度的建设,管理体制即是一个企业的组织结构和整体的协动性,管理体制是我国企业面临的一个难题,改革开放后,我们曾一度模仿西方的管理技术,但是由于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具体文化与个体的差异等因素,我国企业虽不断尝试,成功者却寥寥可数,同时缺乏系统化的总结和有效的推广模式。例如浙江跃进集团倒闭后,所暴露出的管理漏洞,松懈的管理体制最终不能适应规模的扩张,最终导致一个本土跨国企业走入绝境。而海尔集团,利用自己有效的管理模式,成功的进行了0成本扩张,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中小企业随着规模的扩张,必然面对整体资源配置和协动性的问题,能否有效解决这一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命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要借鉴西方的经验,更多要运用方法论,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结构,探索寻找自身的管理体制升级方案,建立高效的资源配置体系,为企业的转型与突破提供基本的保障。 面对我国复杂的地域环境,不同的中小企业所面临的问题是否具有共同特征,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能否总结出系统化的解决模式,这都是我们将来面对的问题。总之,中小企业是我国经济建设的有生力量,同时历史短暂,境况复杂,需要政府与社会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以促进中小企业的更好更快发展,为推进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文明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 企业转型论文: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财务决策的影响 摘要: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增值税转型己成为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本文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增值税的内涵及运行机理,并提出了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财务决策的影响, 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增值税转型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增值税转型;财政收入影响;财务决策影响;对策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作为增值税转型等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原则,有着深厚的现代税收理论根基。其对企业财务决策影响表现在: 一、对企业投资的影响 我国经济以高投入、高消耗和低产出、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持续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而上市公司经营收益能力和生产效率却逐年下降,二者形成强烈反差。要实现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考虑从制度供给方面推动生产效率的提高。增值税转型可以通过建筑投资和设备投资的差异性税收政策,购建由投资总量增长模式向技术增长模式转变的制度激励机制。 二、对企业筹资的影响 筹资决策的关键是要在借款与权益资金之间做出选择。由于借款利息的固定不变,不因企业盈利的增加而增加,也不因企业盈利的减少而减少,在投资报酬率高于利率时,企业应该多借款,可以提高权益资金的报酬率;如果投资报酬率等于利率时,则筹资结构对权益资金的报酬率没有影响;如果投资报酬率小于利率时,则多借款反而会降低权益资金的报酬率。增值税山生产型转向消费型,会提高企业的投资报酬率,在利率不变的条件下,企业的筹资结构中,可以适当增加借款的比重。 三、对企业收益及其分配的影响 第一,增值税制的变化,不仅使大量采购设备、固定资产投入很高的行业受益,也使那些重型设备制造行业受益,其受益程度取决于增值税变化对其下游行业的投资刺激力度。 第二,增值税制的变化对国家税收的影响会在相当程度上被所得税的增加所抵扣。而且,增值税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刺激力度越大,上游设备制造商的利润率越高,国家实际增加的则政负担就越小。 第三,增值税制的变化通过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刺激,会增加全社会的价值创造。通过以上对增值税转型后给企业则务状况、经营成果带来得影响的分析,可以看出消费型增值税的实施会对企业财务产生良性影响,特别是对国有大中型企业有明显的“减负”作用。但由于行业性质的差异,“减负”效果也不尽相同。 四、对策 为解决增值税转型给企业财务决策带来的不利影响,根据企业财务核算的一般原则及实际工作的可操作性,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对策。 1.按现行会计原则进行会计处理 (1)企业购进不符合进项税额抵扣范围的固定资产,其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仍然作为固定资产成本入账,借记“固定资产——含增值税固定资产”,贷记“银行存款”或其他利目。 (2)企业购进符合进项税额抵扣范围的固定资产用于增值税应税项目,其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不得作为固定资产成本入账,而应增加企业进项税额,借记“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固定资产进项税额)”科目,贷记“银行存款”或其他科目。 (3)企业购进的符合进项税额抵扣范围的固定资产如改变用途,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免税项目、集体福利、对外投资或个人消费等,则应将其“固定资产进项税额”转出记入相应利目,借记“应付福利费”、“在建工程”、“长期股权投资”等科目,贷记“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固定资产进项税额转出)”科目。 2.建立两套固定资产价值重估体系 为解决增值税转型给企业资本运作带来的不便,保证固定资产重新估价的正确性,对含增值税和不含增值税的固定资产应分别建立其价值重估体系。在进行固定资产价值重估时,含增值税的固定资产评估价应以含税固定资产价值为参考系,而不含增值税的固定资产评估价应以不含税固定资产价值为参考系。这样,既可使各类固定资产的会计核算前后保持一致,也能避免了因选用不同的价值参考系而导致固定资产重估价值偏高,进而虚增企业资本公积等负面影响。 3.会计信息披露应说明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随着增值税转型试点范围在全国范围内不断扩大,增值税转型对企业会计信息的影响程度也会不断加大。对此,会计信息使用者却很难自行分析。为提高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公正性、客观性、可比性,客观上要求企业披露会计信息时,应将增值税转型对其资产计价影响数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利润变化数在报表附注中作详尽说明。
幼儿园民间音乐教学篇1 民间音乐是亿万中国人在长期的劳作、生产过程中,摸索和总结出来的,凝聚了普罗大众智慧的结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民间音乐历经数千年的传承与发展,到今天已经相当成熟和完善。从幼儿阶段开始了解和学习民间音乐教育对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培养幼儿从小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爱传统文化的情感,将文化自信的种子深埋在幼小的心田里。 一、幼儿园建立民间音乐教育体系的价值 (一)民间音乐教育体系的建立可以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民间音乐囊括了56个民族的民谣、民歌、民间乐器和民间舞蹈等,是亿万中国人不断探索、实践和发展,口耳相传发展起来的普罗大众音乐。它反映了本民族的生活气息与精神面貌,也是研究各民族(特别是那些没有文字记载的民族)文化生活的活化石。经过千百年的流传,如今留存下来的民间音乐已然成为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但是随着现代化的加速发展,传统的音乐和乐器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中国优秀的民间音乐正在渐渐消失,传承和发展是当前紧要的任务;而幼儿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在幼儿园阶段让孩子接触优秀的民间音乐,对幼儿一生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也可以让中国的优秀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 (二)幼儿园建立民间音乐教育体系可以促进音乐课程改革,探寻新的幼儿音乐教学模式 幼儿园的音乐课程设置大多分为歌唱、韵律活动、打击乐演奏、音乐欣赏等,而具体的内容大多是中外著名儿歌、近现代创作儿歌和童谣等组成,很少涉及民间音乐。近几年来,随着国家大力提倡“文化自信”,传承和发展民族优秀的音乐文化,人们似乎意识到民族民间音乐作为我国的文化瑰宝,在幼儿园音乐教育的发展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民间音乐许多优秀的歌舞对幼儿的审美及身心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如:四川的川江号子、打盐号子等节奏律动性强,幼儿可跟着节奏律动,模范劳动人民劳动时的场景,除了能强健体魄,还能体会劳动人民的艰辛,珍惜美好生活;《蛤蟆歌》的旋律朗朗上口,而且可以通过改编和二度创作,将数字进行不断的变化,让孩子在游戏中学习音乐和数学知识,一举两得。江苏民歌《茉莉花》旋律优美动听,增强孩子的审美意识。 二、建立以民间音乐为主体的幼儿音乐教育体系的实施策略 (一)选取各民族适合幼儿音乐教育的优秀民间音乐,建立音乐教学资源库 我国是一个拥有56个少数民族的大家庭,在我们面前呈现的是一个五彩缤纷,千姿百态的民族音乐文化:手持白色哈达,围着圈跳锅庄的藏族;身着长裙,手持长鼓的朝鲜族;性格豪爽,具有“马背民族”之称的蒙古族;头戴花帽,身着艳丽服饰,能歌善舞的维吾尔族……不同的地域和生活方式造就了各民族的文化差异。少数民族音乐大体分为五类:民间歌曲、说唱音乐、戏剧音乐、歌舞音乐、乐器和器乐曲,民间音乐种类繁多,不胜枚举,但不是所有的音乐都适合幼儿园的音乐教学,这就需要教师针对幼儿发展的身心特点,有针对性的选择各民族优秀的民间音乐。如藏族的锅庄,其速度较快,节奏粗犷有力,旋律豪放,不仅可以培养幼儿的节奏律动,还能锻炼幼儿的身体素质;傣族的孔雀舞,时而缓慢舒展,时而灵动跳跃,通过音乐欣赏课和幼儿学习简单的孔雀舞姿势可以培养幼儿的审美能力;蒙古族的音乐和舞蹈多粗犷豪放,但其乐器马头琴拉出的旋律却韵味悠长;维吾尔族的音乐和舞蹈轻盈灵活,热情大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其伴奏乐器手鼓更是深受小朋友的喜欢;苗族的“飞歌”高亢嘹亮,极具感染力。 (二)整理收集本地优秀的,贴近幼儿生活的民间音乐 民间音乐来源于生活,幼儿的生活体验是学习民间音乐知识的基础。因此,教师要寻找合适的机会,依托社会,学校和家庭在生活中渗透本土民间音乐知识,让幼儿对于传统民间音乐产生的环境和文化背景有充分的了解。通过资料收集、分析与整理,建立以地域与音乐资源类型划分为基础的本土民间音乐教育资料库。例如从大的方向可划分为南北两个音乐体系,在这个体系下可细分到每个省市,如南方的采茶舞曲,花灯和花鼓戏,各类山歌和号子,四川的“川剧”等民间音乐;北方的秧歌音乐,山东的曲艺和快板,国粹京剧等民间音乐。教师要注意本地区民间音乐素材的选择,通过本地区民间音乐在幼儿音乐教育活动中的渗透,培养幼儿地区认同感进而培养幼儿民族归属感。比如,在端午节的时候,幼儿园和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观看赛龙舟比赛,感受激烈的比赛氛围,引导他们对比赛中的民间音乐进行欣赏和学习。还可以让孩子在父母的陪伴下,参与包粽子、唱民歌等传统活动,让孩子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从而加深对民间音乐的理解。 (三)根据各年龄阶段的幼儿开发具有教育性和趣味性的民间音乐教学资源库 幼儿民间音乐教学资源库的开发一定要遵循两个原则:教育性和趣味性。民间音乐是集音乐、诗词、歌曲、曲艺和戏曲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很多作品都有立德树人、陶冶高尚情操的教育功能。例如布依族民歌《迎客歌》《送客歌》等,幼儿不仅能体会民族音乐的魅力,还能从中学到待人接物的礼节。歌曲《草原英雄小姐妹》描写的是龙梅和玉蓉两姐妹为了保护国家的羊群同暴风雪抗战的英雄事迹,这样的作品可以培养幼儿热爱祖国的高尚情操。另外一个原则是趣味性,爱玩是幼儿的天性,幼儿园的音乐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变得游戏化。为了满足幼儿的需求,在建立幼儿民间音乐教学资源库时一定要遵循趣味性这一原则,这就要求我们在选择音乐作品时要选择艺术形象鲜明、生动的作品。作品内容应是幼儿生活中熟悉和感兴趣的事物,这样更能唤起幼儿的情感共鸣,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唤起他们的兴趣,从而培养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例如川剧变脸就很接近幼儿的生活,生活中人有喜怒哀乐等各种表情,幼儿通过认识不同脸谱了解其代表的情绪和性格,从而提高孩子通过观察表情活动学会察言观色,提高对别人情绪的敏锐程度。 (四)从民间音乐与幼儿音乐的共性点出发去融合创新 民间音乐大多是劳动人民在生产劳作的过程中,为了解除疲劳,组织劳动,用自由、高亢的歌声直抒胸臆,为劳动者提神解闷,提高劳动效率;还有部分民间音乐是在休息、娱乐、集庆等场合演唱,如逢年过节,婚丧喜事,酒楼茶馆或消遣娱乐时演唱。而幼儿的音乐教学要求趣味性和创造性歌唱教学,幼儿园的音乐教学大多是教师示范,幼儿模仿,而怎样去提高音乐教学的趣味性一直是幼儿教师关注的问题。民间音乐中很多有趣的元素和歌曲可以为幼儿教师提供很好的借鉴。除此之外,民间音乐具有变异性、广泛适应性等特点,因为其在创作过程中为了适应不用地区,不同人群的喜爱,在创作时会有不同的形态,经过改编和加工又会形成新的歌曲。而幼儿音乐教学需要顺应幼儿自由探索、创造音乐的能力。通过观察发现:儿童会自发地重复某些歌曲中他们感兴趣的部分;或心血来潮地将某个突然萌发出来的古怪想法代替原有的歌词,唱到歌曲中去;或将歌曲填上新词,配上自己发明的身体动作以相互交流,相互取笑,甚至会反复玩弄这些自己的“发明创造”而自得其乐。[2]因此,民间音乐的许多题材都可以为幼儿音乐教育提供改变和创作的基础。例如《什么节子高又高》《川江号子》《猜调》《对花》等。 作者:张晓燕 幼儿园民间音乐教学篇2 随着社会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传统民间音乐艺术正逐步丧失其原生态的生活、习惯与文化语境。当代儿童大多已经无法像祖辈那样,从日常生活、社会交往等活动中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学习民间音乐,更多需要依赖学校进行专门的民间音乐文化教育。然而口耳相传、习惯渗透等最适宜于民间音乐学习的形式在学校教育中往往无法得到有效的保存与发展,片面重视知识技能已成为学校民间音乐教育中世界性的共同问题。正如文化人类学家保罗•鲍哈楠所言:“在习惯中,人类学会了他们不将其当作具体学习技能的文化方面。而在教育中,他们在接受传授……具体而言,被传授的是技能。”[1]随着整个中国社会对民间文化以及非物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幼儿教师的民间文化保护意识与文化责任感也越来越强[2],沉淀已久的民间音乐文化逐步走进幼儿园的教育视域。但由于文化生态的变化以及教育过程中对知识技能的片面重视,幼儿园的民间音乐教育又面临着新的问题与困境。 一、幼儿园民间音乐教育活动中的问题与困境 “本能的缪斯”是指人类每一成员与生俱来的一种以韵律、节奏和运动为表征的生存性力量和创造性力量[3],这种力量在学前儿童身上体现的最为充分。但是,以知识技能的学习与传承为主的民间音乐教育导致了儿童本能缪斯的衰微。幼儿园民间音乐教育的问题与困境从下列一组真实的教学镜头中可见一斑。镜头1:填鸭式的紧张学习在某园大班开展的闽南民间舞蹈《拍胸舞》活动中,教师首先播放了当地节日民俗踩街中《拍胸舞》的现场录像,让幼儿初步感受该舞蹈动作的粗犷、欢快与热情,重点引导幼儿观察该舞蹈的基本动作及其顺序。接着,教师开始示范表演,然后边示范边讲解边带领幼儿学习该舞蹈中的拍手、拍胸、拍肋、拍腿等动作,在图谱的支持与教师的示范带领下,幼儿终于基本掌握了该舞蹈的基本动作。最后,教师要求幼儿自己边听音乐边有节奏地表演拍胸舞。短短30分钟,幼儿既要反复观看录像、听教师的讲解以感受该舞蹈所表现的民俗风情与文化,还要仔细观察教师的示范、学习基本动作、配乐有节奏表演,最后还要独立听音乐完整表演整个舞蹈、玩踩街游戏等……整个活动一环赶一环,每一环节都匆匆带过,儿童最初的兴趣也在匆匆而紧张的学习中逐渐消逝,更多时候只是机械地跟着教师与音乐、看着图谱紧张地学习、记忆动作,对整个舞蹈丧失了应有的学习欲望与热情。镜头2:照相机式的简单复制端午节将至,教师在组织幼儿学唱福州童谣《扒龙船》活动中,采取了引导幼儿观看划龙舟录像、听福州方言演唱录音、教师边范唱边出示图谱、幼儿跟念等多种方式,帮助幼儿感受、理解与学习歌曲及其方言。之后,教师带领幼儿随乐曲反复演唱,最后引导他们边演唱边伴随音乐节奏表演划龙舟。此次音乐活动内容较简单,前半部分幼儿还饶有兴趣,但到了一句一句跟念方言的环节时,幼儿的兴趣逐步下降,最后的演唱与表演也在被动应付。镜头3:立竿见影式的创造性表现在一次开展闽南高甲戏《老鼠嫁女》音乐活动中,教师在引导幼儿欣赏高甲戏表演VCD、了解闽南婚俗习惯、倾听感受音乐之后,开始教幼儿反复学说“迎新娘喽”、“送新娘上轿”、“新郎迎亲来喽”、“兄弟姐妹,快走!”等几句与剧情关系密切的闽南语。之后,邀请当地的梨园艺人来现场表演,让幼儿真切感受到高甲戏丑角的表演美与服饰美,幼儿分组向民间艺人学艺后,教师带领幼儿扮演唢呐手、女伴娘、小乐队、新娘、轿夫等角色,在民间艺人的带领下进行“老鼠嫁女”的表演。最后,教师鼓励幼儿大胆表现,把自己的动作、表情夸张地表现出来,并要求幼儿自由想象大胆创编结束部分“快走”的造型动作与表情。绝大多数儿童很难完成教师的要求,教师只好在前面边启发边带领,幼儿则手忙脚乱地跟随。在上述教师精心组织的民间音乐活动中,儿童真正获得了什么?这样的民间音乐教育是否适合儿童、对儿童的成长是否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从毕生发展观的视角出发,发展不仅意味着功能的增加,生命历程中任何时候的发展都是获得与丧失、成长与衰退的整合[4]。回顾过去,不少成年人被幼年时“填鸭”式的教育弄伤了胃口,早期的不适当教育不仅未让他们获得应有的陶冶与发展,反而造成了心灵上的伤痕甚至残缺。当前,在许多民间音乐教育活动中(其他活动也有类似现象),儿童学习的动力常非源于内在的需求,他们的审美期待、审美经验都未得到合理的积淀。在教师为幼儿精心准备的“民间音乐与文化的盛宴”中,由于缺乏对幼儿生命存在与学习天性的关注与尊重,幼儿并未得到预期的教育影响。不适宜的民间音乐教育不仅对幼儿的审美能力的发展不利,还有可能压抑他们的缪斯天性,致使儿童对本土民间音乐及其文化产生不适应、不接受甚至逆反态度,从而丧失对本土音乐及其文化的自觉性。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少幼儿教师认为民间音乐文化是一种“神圣的历史文化遗产”,只能学习与传承,是不能随便改变的;部分教师为了追求某次教学活动的完美结果,安排了大量的学习内容与过于丰富的教学形式;有的教师事先没有对幼儿进行必要的经验铺垫,导致幼儿对活动中的背景知识一无所知,只能在教学活动中进行紧张的学习与单调的重复练习;还有不少教师尤其是年轻的教师,自己就对民间音乐及其文化缺乏了解,教学中只能依样画葫芦,教授一些自己刚刚学会的内容,难以根据幼儿的学习兴趣与需要自如发挥。 二、幼儿园民间音乐教育活动的突围 幼儿喜欢什么样的民间音乐教育教学方式?怎样的教育才能真正激发儿童的缪斯本能,让幼儿在喜欢参与、乐于表达的民间音乐艺术教育活动中获得应有的发展,使得民族民间优秀文化的种子能在其幼小的心灵中播种、生根、成长?关注与尊重儿童的生命存在与学习天性是教育的出发点,也是幼儿园民间音乐教育的着眼点。只有以儿童为本,以发展、开放的思想对待民间音乐,克服教育过程中的功利化取向,合理把握幼儿园民间音乐活动的价值追求,才能真正激发儿童的缪斯天性,实现民间音乐与儿童间的“缪斯性对话”。 (一)为儿童亲近原生态民间音乐文化创设机会 民间音乐大多具有淳朴、生动、清新、率真、通俗易懂、活泼有趣等特点,是最直接的来自生活、反映生活的艺术,体现了当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热爱,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很高的艺术美感与很强的愉悦功能,能给予儿童丰富的艺术营养,带给儿童快乐、智慧与灵感。儿童对民间音乐的感知不是被动的、照相机式的复制,而是积极主动的反映。在幼儿园民间音乐教育中,教师不仅是民间音乐文化的载负者与传递者,更应成为儿童感受与体验民间音乐文化的引路人,引领儿童走进民间音乐、走进民间艺术的文化圣殿。儿童的生活经验是民间音乐文化教育的基础。教师应充分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幼儿园、家庭、社区等各种场合,对儿童进行本土音乐及其文化的渗透与经验积累,引导儿童走进原生态的民间音乐及其文化滋生的生活土壤。如在端午节,孩子们观看了龙舟竞渡、奋勇争先的情景,感受到锣鼓铿锵、节奏有力的韵律,之后,又在父母的陪伴下参加了社区组织的划龙舟竞技游戏、包粽子比赛、制作端午香囊、观看社区书画爱好者挥毫“午时书”等。在丰富而生动的生活、文化与游戏活动中,孩子们品尝了传统乡土浓厚的文化意蕴。 (二)引导儿童与民间音乐进行缪斯性的对话 现代音乐学认为,民间音乐艺术也具有开放性。民间音乐艺术的意义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内涵应是多元的。同一民间音乐艺术内容,在不同时代、不同场合、不同欣赏者的心中,都可以显现出新的意义。故而民间音乐教育也应提倡对话式的教学方式。与民间音乐进行缪斯性的对话是指让儿童直接面对优秀的本土民间音乐及其文化,打开感官与心灵,真切感受和体验其中传递出的多元信息,并尝试用各种方式进行表达。对话的过程应是儿童运用自己的感官、经验、思维积极探究的过程,而非是传统意义上的接受学习。实践表明,幼儿对民间音乐、舞蹈、戏曲等有极大的兴趣与非凡的感悟能力,他们在面对民间音乐作品与表演中常常有着不同于成人的独特感觉,好奇的大脑里充满着问号,他们想知道、要知道的东西太多了。幼儿在观看闽南高甲戏表演《群丑献艺》中,在跟着哈哈大笑时许多幼儿脸上表现出困惑与不解,教师及时捕捉这一信息,问:“你为什么皱眉头,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快跟大家说说。”结果,孩子们的问题匣子一下打开了,大家争先恐后地提出了许多问题:“他的脸长得好奇怪呀?”“为什么那个阿姨要把黑点贴在自己的脸上?”“他们为什么走路时脚是半蹲着走?”“他们为什么动作这么可笑?”在激烈的争论与探究后,孩子们到处找资料、向教师、民间艺人以及周围的人学习,在不断的探究中初步明白了高甲戏这一民间艺术以丑为美、夸张搞笑、幽默风趣等各种艺术表现特点,之后又产生了更多的问题,形成了更多的探究兴奋点。 (三)以游戏与逗乐等方式焕发儿童的缪斯本性 1.善于发掘儿童的兴趣点。对学前儿童而言,审美冲动不仅是一种精神上的高级需要,更需要依赖初级的生理上的愉快感受。我们看到,当学前儿童初步接触到福建本土民间音乐时,会不假思索地对其中怪异的服饰打扮、乐音的音色、幽默的动作、可笑的逗乐等个别因素获得某种愉快的感受,这些愉悦感会驱动他们进一步了解、学习与探索,玛克思•德索称之为“审美反射”。教师应适时把握民间音乐教育内容中的这些要素,积极营造激发儿童审美冲动的环境氛围,引发儿童自主学习与探索的愿望。如,针对儿童对高甲戏《群丑献艺》、《老鼠嫁女》等男女丑角的服饰特点与装饰打扮的审美冲动,组织儿童收集各种戏曲的服饰与脸谱的图片并布置在相应的墙角,对比了解闽南高甲戏服饰打扮方面的独特之处;教师还提供了高甲戏以及京剧等戏曲的装扮道具放置在表演角,供儿童自由观赏、化妆、表演,自主体验高甲戏艺术的幽默、逗趣。 2.在“好玩”的逗乐中实现民间文化与儿童文化的有机融合。“我们玩音乐,是因为它好玩!”[5],这是人类更是儿童追求音乐给他们带来幸福生活的共同心声。的确,“只有儿童从中获得欢乐和愉快的体验时,艺术才能真正成为儿童的需要,并且被儿童所接纳”[6]。在幼儿感兴趣的民间音乐活动中,幼儿不是在单纯地对民间音乐进行模仿与复制,他们穿着有趣可爱的民间服饰,相互逗乐、游戏、学习与创造,到处都洋溢着儿童的活力,这就是儿童文化的真正内涵。民间音乐文化塑造影响着儿童,儿童也改造与创造着民间音乐文化,二者构成动态的生态系统。在儿童与民间音乐共同玩乐中显示了他们关于游戏规则的秘密语码,看到了儿童在其中的“缪斯本能”。在一次以福州民间歌谣为题材开展的“双簧”游戏中,一幼儿扮演“后脸”,躲在屏风后面唱《扒龙船》等福州童谣,另一幼儿扮演“前脸”,在前面用口型、动作配合“后脸”的歌声进行大胆表现。两幼儿不断地反复练习与磨合,尽可能使“前脸”的动作、表情、口型、节奏和“后脸”的语言、语音、语调、节奏合二为一,不露破绽。在表演结束前,教师允许幼儿自己设计一个高潮:“后脸”给“前脸”出难题,让“前脸”露出破绽,找笑料抓包袱。儿童不是故作夸张、强作认真地完成教师的任务,而是通过“本能的缪斯”种种富有韵律、节奏和运动的外化形式自然而然地从事这一切的。这种相互配合游戏与相互逗乐,特别使幼儿感到好玩、有趣,能有效激发幼儿学习与表演民间音乐的欲望。此外,儿童还特别喜欢模仿大的儿童,所以,在以大带小的民间音乐游戏中,大的儿童带动小的儿童一起玩,小年龄的儿童总是不断地观察并试图模仿大一些的孩子,在观察与模仿中被自觉带入民间音乐文化的迷宫。 (四)倡导并支持儿童对民间音乐多样化的艺术表现与游戏性的即兴创造 民间音乐是十分具有包容性与开放性的艺术,最为原生态的音乐常常是通过大量的重复构成的,允许表演者个性化地进行改造与创编,从而达到表演者的自娱自乐。因此,在帮助幼儿感受民间音乐的基本特点后,宜引导幼儿依据审美原理与自己的个性喜好,对民间音乐进行多样化的艺术表现。这是符合儿童创造天性与表现欲望的可行方式。如依据“变调”这一审美原理,进行多样化的艺术表现。“变调”是一音乐俗语,但在视知觉中也可明显见到,“变调”现象大都发生在审美知觉中,是艺术再现时依据的主要原理。因此,艺术再现并不需要照搬现实,只要摸清知觉活动的规律,将现实中的存在的各种知觉梯度加以“变调”处理,就能产生出满意且生动多样的艺术再现效果。儿童是天生的“探索者”与“游戏者”,他们对民间音乐艺术的表现绝非满足于简单复制,只要基本理解了民间音乐的主要特征,就可以进行多样化的“变调”处理。所以儿童在民间音乐活动中的艺术表现是多种多样的,有将生活经验稍加整理的原始艺术表现,有以游戏为主的快乐表现,有直抒自我之瞬间感情体验的自我表现,有通过模仿再现进行的学习与表现,还有以抽象的线条、色彩与形式等达到的表现,等等,它们各自都为儿童对民间音乐文化的某种内在情感找到了自认为合适的表现形式。所有儿童都喜欢游戏式的学习与表现,“游戏是点燃儿童求知欲和钻研精神的火种”[7]。他们与生俱来的游戏与创造天性在接受、模仿与学习中又产生了新的需要来打破旧的一套,来更改传统的内容、形式与规则,在“缪斯式反叛”中实现了新的突破,而儿童这种“缪斯式突破”就典型地发生在游戏中。如在闽南民间舞蹈《车鼓弄》中,幼儿在了解车鼓公、车鼓婆的主要特征后,喜欢相互扮演角色游戏性地表现车鼓公逗乐车鼓婆的动作与神态,沉醉在“缪斯式”即兴表现的快感中。幼儿在民间音乐游戏《偶趣》中学习木偶动作、与木偶一起游戏的开心笑声中表达他们本能的快乐,自由遨游在游戏性的创造性表达中,超越了理性的技术与传统的藩篱。 作者:程英 单位:福建儿童发展职业学院 幼儿园民间音乐教学篇3 民间音乐在我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几千年来,那些勤劳、善良、智慧的中国人民在生产生活以及社会实践中创造并形成了民间歌曲、民间歌舞音乐、民间说唱、戏曲音乐、民间器乐及综合性乐种等大量的形式各异、体裁纷呈的民间音乐作品。云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在这里有着丰富的民族民间音乐资源,欣赏是美育的一种重要手段,音乐欣赏活动是幼儿园音乐教育的基础,早在20世纪初,美国著名的儿童音乐教育心理学学者詹姆斯.姆塞尔,就在其音乐教育心理学名著《学校音乐教学的心理学》一书中反复强调指出:在普通学校中,音乐教育就是欣赏教育,就是视为欣赏而进行的教育。在这里,欣赏即为:怀着由衷的欣喜热爱之情,自动追求从音乐中获得自我满足和自我事件过程。音乐欣赏可以开阔幼儿的音乐视野,丰富幼儿的欣赏经验,发展音乐才能,提高他们的音乐审美能力.幼儿音乐欣赏活动只有从感受、体会音乐本身的审美特征入手,遵循审美教育的规律,才能使幼儿在艺术之美的感染、熏陶中成长和发展.组织幼儿音乐欣赏活动,要注重培养幼儿的音乐审美感知力;注重激发幼儿的审美情感;注重在发展幼儿的审美感知和记忆的基础上,凭借表象经过加工重新组合出的一种新的形象.通过音乐欣赏,能扩大幼儿的音乐视野,发展音乐想象力,使幼儿在美的享受、美的陶冶中潜移默化受到美的教育。欣赏活动是幼儿园音乐教学的重要组成和难点部分。因此,如何培养幼儿对民间音乐的探究热情,让民间音乐继续传承下去;如何培养幼儿感受音乐形象,理解音乐语言,并在理解和感受的基础上具有表现音乐内涵的能力,已成为当前音乐教学急待探讨的重要课题。因此在班级教学活动中我有意识地开展了民间音乐的欣赏活动,在平时教学中,我不断进行这方面的尝试和积累,以下谈谈我在幼儿民间音乐欣赏教学中的采用的一些策略: 一、丰富生活经验,了解民族特色、民间文化 我国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发展历史和文化背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民族自己音乐文化,有着自己本民族独特的音乐风格。各民族的音乐都有民间歌曲、民间器乐、民间歌舞、民间说唱艺术、民间戏曲音乐。民间音乐大多来源于生活,因此,我们要想真正的去理解各民族的音乐内涵,就必须走近这个民族,去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民族特色。在平时的活动中,我会引导幼儿去发现我们周围的民族,观察、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收集一些各民族的图片、音像资料带到幼儿园和同伴共同交流分享。并利用假日请家长和孩子一起去了解一些云南的少数民族。一段时间下来,孩子们认识了傣族、彝族、佤族、藏族、白族等生活在我们云南的少数民族,并了解了他们生活的环境、他们的生活习俗以及特有的民族特色。并初步了解了一些具有云南民间特色的小调、山歌、花灯歌舞等。为我们开展民间音乐欣赏活动提供了丰富的学习经验。 二、借助故事、直观视觉,利用多媒体,创设音乐情景,感受音乐形象 心理学的感知觉研究指出:人在感知一个特定事物时,开放的感知觉通道越多,对特定对象的把握(理解、记忆)就越全面、越精确、越丰富、越深刻。另外,近百年来,音乐感知心理、音乐教学心理的研究也反复证明:音乐感知活动不仅是一种听觉感知的活动,而且是一种多感知通道协同工作的感知活动。因此,教学应到努力尽一切可能来帮助幼儿,使他们能够充分利用各种可利用的感知通道来对音乐进行“全方位”“多层面”的探究,而不是机械的受制于倾听欣赏。根据幼儿的身心与思维发展特征,把语言和直观视觉有机结合起来,是帮助幼儿运用联想来创设情景达到欣赏音乐的较好方法。(1)借助故事,创设情景音乐欣赏中恰如其分地运用儿童化、形象化的语言,能激发起幼儿欣赏乐曲的欲望,并打好与乐曲情绪产生共鸣的感情基础,讲故事就是其中的一种,将歌曲的题材内容编成形象的,具有感染力的故事形式导入,揭示歌曲的形象和思想内容,既创设了情景,又可大大增强欣赏的愿望。(2)采用提问,发展幼儿的想象力,加深对乐曲的理解音乐语言,是一整套表达情感的音乐体系。了解和熟悉音乐语言,对幼儿来讲要从音乐形象入手,借助音乐形象,发展幼儿的想象力。在欣赏中,教师可采用启发式提问,引导他们进入作品描绘的意境之中,启发他们在听的过程中产生各自的想象与感受,引起情绪上的共鸣。例如:在欣赏《森吉德玛》时,幼儿充分的感知了音乐之后,我提问:你从音乐中听到草原上都发生了什么事?一曲终了,幼儿纷纷举手谈联想,个个表达了对作品的理解,大大加深了对乐曲内涵的理解和对作品的情感体验。(3)借助幻灯片、动画课件等多媒体手段辅助教学,理解音乐语言幼儿善于形象思维。因此,在欣赏课中对于音乐语言所表达情感的理解,常离不开直观视觉的辅助。在欣赏教学中,要使儿童与作者的感情产生强烈的共鸣,从而得到音乐艺术的感染,这种音乐艺术的情感体验和情感交流能力是提高欣赏水平的关键。要培养这种体验和交流能力仅仅靠听觉的感知是不够的,在欣赏教学中,我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多媒体手段辅助教学,帮助幼儿感受音乐,理解乐曲的含义。幻灯片、动画课件等表现手段生动、形象、感染力恰强,能引起幼儿浓厚的兴趣,从而唤起幼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如:欣赏音乐《梁祝》,我剪切了动画、配以优美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制作了画面精美的课件,幼儿对课件动画非常感兴趣,运用视听有机结合创设音乐情境,引导幼儿从中自发感知音乐,初步获得情感的熏陶和美的感受。在音乐欣赏活动中,一段音乐幼儿往往难以理解其中的内涵,尤其是一些民族音乐,幼儿平时生活接触较少,对于这样的音乐,如果利用多媒体课件把其内容形象生动展示在幼儿面前,幼儿对音乐的理解将会容易得多。例如:例如:在一次音乐欣赏活动中,我播放了乐曲《森吉德玛》,幼儿很快地进入乐曲意境,为了帮助幼儿理解音乐,我为幼儿准备了多媒体课件,课件中分别用不同的图片表现了放牧时草原上安静的场景和赛马时草原上热闹的场面。两段不同情绪的图片我用了不懂颜色得字体来描述,通过形象生动的图片和表演,幼儿感受到了两段音乐的明显不同,并在后面的环节中积极地参与表现,幼儿情绪激动,气氛较好,特别是在赛马时,幼儿显得非常兴奋,学习兴趣很高。创设了良好的音乐氛围来帮助幼儿理解音乐的内容。又如:在欣赏歌曲《青藏高原》时,我加入了一段描述青藏高原美丽景色的录像片,通过直观形象的画面,幼儿很容易就理解了歌曲所描述的青藏高原的雄伟高大,并对歌曲广阔、高亢的风格有了更直观的感受。 三、设计参与性较强的活动,表现音乐内涵 近代音乐认知心理学的动机理论认为:成人,特别是音乐修养水平比较高的人,在欣赏音乐时,可以通过无外显行为的内部操作来设置期待和追求期待的满足。而缺少音乐经验的幼小,只能通过外部可见的操作来产生期待和追求期待的满足。欣赏主题从音乐中获得某种体验的期待,是欣赏热情产生的最原始的动力。在欣赏教学过程中,为了加深幼儿对乐曲情感的体验,从而产生欣赏热情,进一步培养他们的感受能力,我积极设计和组织幼儿开展参与性活动,指导幼儿把听音乐想象出来的东西,用形象生动的动作表现出来。可以结合律动或即兴表演,表现音乐内涵,加深对乐曲内涵的理解。活泼爱动是儿童的天性,利用这个特点,我在欣赏教学过程中,特别是在分段赏析和熟悉主题后,组织幼儿开展音乐游戏和音乐表演。如欣赏《细说脸谱》这段京剧表演时,让幼儿根据自己的喜爱,选择脸谱进行京剧表演,一方面让幼儿的表现欲望得到充分的满足,另一方面幼儿通过京剧表演,对京剧这种国粹艺术有了更深的情感体验。又如:在欣赏二胡独奏曲《赛马》活动中,请幼儿在完整欣赏乐曲之后,让幼儿根据音乐的要求,变换各种骑马动作,时而快,时而慢,时而轻,时而重,时而如你追我赶的比赛或像得了冠军似的欢呼雀跃,一会儿又随着音乐跳起摔跤舞,实践证明:设计优美而又能确切表达歌曲的舞蹈动作,可大大调动幼儿的学习积极性,加深对乐曲内涵的理解。总之,我们在民间音乐欣赏教学中,要遵循幼儿的认知规律和心理特点,多应用形象化、直观化、生动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充分运用听、想、看、说、动、等教学手段,有效地调动幼儿欣赏的主动性、积极性,引导幼儿积极参与。我们的欣赏活动就能开展得既“活”又“实”,让幼儿玩在其中,乐在其中,享受参与音乐进行过程的快乐,培养幼儿对民间音乐的探究热情。让民间音乐继续传承下去,让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中的这块瑰宝永远璀璨绚丽。 参考文献: 1.《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组织编写,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2.《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丛书——欣赏活动》.许卓娅主编.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 3.《幼儿音乐教学法》.人民教育出版社幼儿教育室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 4.《中国传统音乐赏析》.姚艺君编著.吉林音像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5.《ART音乐艺术教育》齐易、张文川著.人民出版社,2002年2月第一版. 6.《中国传统音乐概论》王耀华,杜亚雄编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第2版. 作者:杨玲
贸易类论文:国际贸易类课程教学研究论文 [摘要]国际贸易专业课程设置必须根据培养目标的要求,对现有的课程体系进行整合与开发,实行“以岗为纲”,采用“四模块”实践教学模式,即:课程认识实习模块,巩固基础知识;校内实习基地模块,为学生提供良好的模拟实习环境;校外实习基地模块,为学生提供全真的实践;“走出去”,“请进来”,创建一体化的实践教学模式。 [关键词]国际贸易专业;课程整合与开发;实践性教学模块。 为培养适合社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必须对国际贸易专业课程进行整合与开发。课程整合指的是对课程设置、各课程教学的目标、教学设计、评价等诸要素做系统的考察与操作,即用整体的、联系的、辩证的观点研究教学过程中各种教育因素之间的关系,使分化了的教学系统中的各要素及其成分组成有机联系的整体。由于课程整合是一个“过程”,所以它的实践形式就是一种教学模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依托和丰富的存在形式。 一、国际贸易专业课程设置与构建。 (一)“以岗为纲”,设置和构建专业课程。 “职业教育要面向市场”的教育思想是一种新的职业观。在常规教学中,大多以大纲规定的目标为尺度衡量教学效果的好与差,所以“以纲为本”的教育思想一直限制着教育者的思维。“职业教育要面向市场”的思想与其相反,它站在职业岗位的角度“以岗为纲”,通过对岗位的共性与个性的研究,制定出与岗位专业技能、专业理论、文化素质完全一致的教学纲目,这样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才能深受一线岗位的欢迎。 1.在教学上对岗位能力四要素的要求是不同的,对知识与素养的要求是了解,然后再理解,对一般能力的要求是掌握,而对职业能力的要求是熟练掌握。 2.正确处理基本素质、一般能力与职业能力三者的关系。从短期看,毕业生的就业竞争主要来自职业技能。但从长期发展看,知识与素质教育是基础,是基本功,基础不牢,专业难精。一般能力,尤其是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是毕业生成长的关键能力。因此,必须长短兼顾,正确处理这三者的关系。 3.国贸专业主干课程体系设置应以提升综合职业能力为目标。综合职业能力是由基本素质能力、业务能力、协调能力、谈判能力、交际能力、口才能力、应变能力及处理法律纠纷能力等合成。合成过程是通过每一门课程内容教学得以完成,但课程本身具有缺乏弹性的特征,即课程有自身的学科知识体系且存在时滞性,须将课程的“刚性”尽可能柔性化,增强课程的灵活性。课程的取舍或更新,都要依据职业技能、行业发展和市场需求来确定。课程整合不是一个简单拼凑过程,而是要从基础和专业课程中寻求其内在结构、内容等方面的异同点,严格以职业能力或岗位能力为主线进行整合,遵循各课程间递进式关系,循序渐进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专业技能课程体系。 (二)国际贸易专业课程整合设置的思路。 国际贸易专业课程设置应以国际贸易行业的岗位对人才的知识与素质,一般能力和专业技能的要求来确定,主要包括四大模块:即11国际商务英语,含商贸英语、商务英文函电、英语口语等;21国际市场营销,含市场调研与预测、营销策划、推销理论与技巧、商务谈判、经营管理等;31电子商务,含计算机操作技能、电子商务概论、网络营销、电子单证交换技能等;41国际贸易业务技能,含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商法、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实务、报检、报关实务、国际货运与保险、国际贸易单证实务等。这四大模块中各有众多的课程组合,而前面三个模块的课程都是为后一个模块打基础或为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增强业务素质服务的。在组织教学过程中,必须避免各模块各门课程之间各自为政的现象,要保证国际贸易专业骨干课程的教学不受冲击和挤占,这就必须对各模块的课程进行整合,打破原学科的系统性,避免各课程内容的重复。可将相关联的课程整合为一门课,例如,“推销技巧”与“商务谈判”就可整合为一门课,电子商务的几门课可整合为一或两门课。国际贸易专业课程中的“国际金融”课,可采取开讲座的方式,只侧重讲解与外贸紧密相关的内容。“国际商法”课程要打破原学科体系的框框,专讲其他专业课未涉及到的国际贸易法律知识,例如,WTO规则,有关贸易术语的国际惯例、有关托收、信用证的国际惯例等,相关课程已涉及到了,没有必要重复开设,可采取专题讲座方式讲授一些与国际贸易业务紧密相关的国际法律知识,这既节省大量课时,又达到扩展学生掌握国际贸易有关的法律知识的效果。又例如,“国际贸易单证实务”同样需要与“国际贸易实务”进行整合,删除与“国际贸易实务”重复的内容,专讲各种业务单证知识和单证制作的技能,把教学重点放到指导学生缮制业务单证的训练,为学生毕业后直接上岗从事单证业务打下扎实的功底。另外,其他的课程也都可考虑进行必要的整合。至于如何对国际贸易专业课程进行整合,是一项具体而系统的工作,需要分别做出详尽的方案,这里不再赘述。 二、国际贸易专业课程的开发。 依据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和“以岗为纲”的教学要求,为适应市场对各种专业人才必须持证上岗的需要,国际贸易行业先后出台了外销员、报关员、报检员、跟单员及单证员等资格证考试制度,凭有关机构认可发放的资格证书才能持证应聘上岗的普遍做法,应指导学生积极应试,并通过相关的资格证的考试,这是应用型高校应尽的职责。专业资格证通过率的高低,这是评价一个应用型专业教学质量高低的重要指标。为此,针对国际贸易专业学生毕业前普遍要求参加有关资格证的考试,学校应组织开发有关资格证考试的“报关员资格证应试辅导教材”、“报检员资格证应试辅导教材”及“单证员资格证应试辅导教材”等的编写和组织辅导工作,并使这些教材能有效发挥指导学生应试,大幅度提高考试的通过率。这是国贸专业教师的当务之急,是学院为学生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市场培养大批的合格的应用型人才的急需。 三、加大实践性教学比重,采用“四模块”实践教学模式。 加大实践性教学比重是国际贸易专业课程整合的关键。综合职业能力培养主要是通过课程体系实施来实现,课程体系由模块构成。根据培养目标和专业特色,笔者认为国际贸易专业应配置如下四个实践性教学模块: 1.课程认识实习模块,巩固基础知识。 课程实习安排在各门专业课程内和学年中的寒暑假,主要是指专业课程内(也包括专业基础课)的实践环节,目的是使学生在进行理论学习的基础上有一定的感性认识,巩固所学过的知识,把理论与实践知识结合起来。例如:当讲述国际贸易政策,特别是进出口商品政策中的“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时,为了更好地把理论转化为实践,教师可以指导学生查阅资料,了解中国加入WTO前后的关税变化,说明当前国际经济中“关税壁垒”日益弱化的特征,而非关税壁垒,教师可以让学生分组收集有关中国企业“反倾销”、“绿色壁垒”等情况的相关数据,分析目前中国企业面临的“非关税壁垒”的现状,并尝试提出一些对策。经过这样的训练,理论已经完全转化为生动的实践教学,学生不仅印象深刻,而且学会如何用经济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公务员之家 2.校内实习基地模块,为学生提供良好的模拟实习环境。 校内实习一般安排在三年制的第三到五学期,目的是使学生在动手的过程中培养自己研究问题和开拓创新的能力。可以分为: (1)课程实训项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市场调研实训、国际市场营销实训、国际贸易实务实训、报关实务实训、外贸单证实训、电子商务实训等。在《外贸单证实务》与《报关实务》课程中,会有很多进出口贸易的单据,教师在教学中尽量收集企业常用的单据类型提供给学生,使学生获得逼真的实训效果。同时,尽可能贴近业务和实际,收集实际的案例,这样不仅使学生有亲切感,而且非常实用,让学生学得踏实。 (2)考证实训项目。结合“双证书”制,要求学生获得与国际贸易专业相关的报关员、单证员、报检员等职业资格证书。通过对国贸专业的学生进行为期2周的考证实训,一方面利于提高学生的考证通过率,另一方面普遍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 (3)专业综合实训。《国际贸易实务实训》是集本专业基础理论、专业知识、专业基本技能、职业素养于一体的综合实训课程。利用外贸综合业务实训计算机模拟软件系统,对毕业班学生进行为期2周的综合训练,其中涵盖了外贸函电、国际贸易实务、国际市场营销、报检、报关实务、单证实务、托运与投保、国际货款结算等多项专业技能。通过对整个业务流程的运作和全套单据的制作,让学生掌握从分析市场环境开始,到完成市场开拓,同外商建立起业务关系的整个流程。具体以进出易的基本过程为主线,以具体的进出口商品交易为背景,针对进出口贸易中业务函电的草拟、进出口商品成本核算、出口报价与还价、交易条件的磋商、进出口合同的订立、出口货物的托运订舱、报验通关、信用证的审核与修改、单证的缮制、审单付汇,验货收货等主要业务为序进行训练。同时,在实训中要求学生通过因特网去寻找出口的商品和客户,自己设计产品目录、宣传网页和出口营销方案。通过这样集中的训练,学生对三年的专业知识有了系统的认识,强化了前面学过的知识,又通过这种模拟训练,培养了学生在未来实际工作中的职业能力,使学生既具备上岗就可以较好地上手工作,又有可持续发展的后劲。 3.校外实习基地模块,为学生提供全真的实践。 实习基地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协议式的,主要是同外贸企业或工商企业订立实习协议;另一种是非协议式的,主要是到一些政府的职能部门,如海关、商检局、商务局、港务局、国税局等。一方面,建立几个稳定的协议式的校外实习基地,为学生和外贸企业架起了一座共同发展的桥梁,既便于学生对即将从事的工作有比较深刻的了解,也便于外贸企业从中发现和选拔人才;另一方面,也充分利用非协议式的实习基地,如组织或鼓励学生参观港口、码头、仓库、生产车间,让学生看到真正的货轮、火车车皮、大型拖车、集装箱、堆场、货物包装方式、海关监管场地等实物。鼓励学生直接找船运公司、保险公司、海关和检验检疫局咨询相关问题。 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也可归入这一模块。毕业实习的考核主要依据学生的实结,实习单位的实习鉴定意见及指导老师的不定期抽查结果加以确定。毕业论文一般安排在三年制的第六学期进行,由专业老师负责论文的指导、答辩和成绩考核。 4.走出去,请进来,创建一体化的实践教学模式。 走出去就是让学生利用寒暑假、毕业实习期间走向社会,了解各行各业的发展状况,了解本行业的发展方向,鼓励学生为社会、企业服务,锻炼并提高学生的工作能力。请进来,根据国际贸易专业的特点,采用各种方式请企业领导或职员、管理人员来校作报告或讲课,介绍世界及国内和省市外贸发展的状况、外贸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求发展的经验,以及外贸企业中青年员工的成长过程等,使学生在步入社会之前,更好地了解社会,懂得市场竞争之激烈,创业之艰辛,从而进一步提高学习的自觉性,培养创业精神和创新能力。对于一些实践性较强的课程,更应直接聘请外贸企业有经验的从业人员进行授课,使学生在校学习期间与社会同步发展,为实现学生零距离上岗创造必要的条件。 贸易类论文:国际贸易实务类课程体系框架构建与实施探讨 摘要 以“两横多纵”的方式对国际贸易实务类课程体系进行框架构建,有利于为学生的知识框架构建提供平台,以及为国贸实务类课程建设与师资建设提供指引。在这一方式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应对主线课程高度重视,根据具体情况开设纵线课程,并通过适当的时间安排,有效提升国贸实务类课程的教学质量。 关键词 国际贸易实务 课程体系 两横多纵 为适应中国对外贸易迅猛发展对相关专业人才的需求,我国很多院校都设立有国际贸易以及类似专业,如何提升国贸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对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国际贸易专业作为一个与实践紧密关联的专业,其课程体系设置由于外贸实际活动的复杂性而稍显庞杂,通常应包含国际贸易实务、国际贸易单证实务、商务英语、国际结算等。基于笔者所在单位的教学实践,本文认为以“两横多纵”的方式进行国际贸易实务类课程体系框架的构建,对于课程建设以及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等均具有一定作用。 1 构建课程体系框架的作用 所谓以“两横多纵”的方式进行国际贸易实务类课程体系框架的构建,其“两横”主要是指以国际贸易实务、国际贸易单证实务两门课程作为主线,这两门课程分别从外贸合同条款与单证角度贯穿了整个外贸合同履行的各个环节,是国际贸易实务类课程的基础;而“多纵”则主要指针对外贸活动的某个环节所单独开设的课程,例如商务英语(包含听说、读、写)、外贸运输与保险、报关实务、报检实务、国际结算、国际商务谈判等,这些课程主要是对两条主线类课程的其中某个部分作专门深入而全面的介绍,从内容上来看通常都会与两条主线课程存在一定的相交。如果以线条形式对以上阐述进行归纳,便可得到“两横多纵”形式的国际贸易实务类课程体系框架,其具体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1.1 为学生的知识框架构建与细节知识掌握提供平台 为提高国贸实务类课程教学质量,着眼于增强课堂教学实践性的一系列手段得以采用,例如采用外贸模拟操作软件、案例教学、组织学生到外贸公司实习等,但学校课堂教育始终与具体工作实践存在区别。首先,由于学校师资问题,在很多学校都难以保证课堂教学与实际外面工作的完全接轨;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学校教育的定位绝不是简单的职业教育,其更主要的功能在于为学生的职业发展提供坚实基础,为学生的进一步自我学习构建国际贸易实务知识框架与平台。 “两横多纵”的国际贸易实务课程体系框架形式能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一旦学生对所需掌握的知识形成了明晰的结构化认识,一方面有利于学生对各类具体外贸实务知识在头脑中的归类掌握,以及与实际工作的对接;另一方面,学生在实际外贸工作一旦遇到各类专业问题,在框架化知识体系下也有利于学生的进一步自我学习与解决。 1.2 为课程建设与师资建设提供明确指引 课程建设与师资建设是促进学科发展,提升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具体就国际贸易实务类课程而言,由于其所所涉及的具体课程较多,如何确定课程与师资建设的重点与方向尤为重要。以“两横多纵”形式进行课程体系框架化构建,可明确课程建设的重点:为了提升教学质量与整个国贸实务类学科的发展,其重点与首要目标应该是集中于国际贸易实务与国际贸易单证实务两条主线课程的建设,应通过人力、物力以及资金的集中来加强其建设;对课程体系的框架化构建也能为师资建设提供指引,清楚认识到本单位的薄弱环节,有目的性的加强现有师资培训或师资引进。 2 具体实施过程中的注意问题 2.1 高度重视主线类课程 对两条主线课程的重视,首先表现为课程设置上应同时开设有国际贸易实务与国际贸易单证实务两门课程,且应当都是居于专业核心课的地位。以笔者所了解的情况来看,目前不少高校仅仅开设了国际贸易实务,而对国际贸易单证实务并未专门讲授,或者将其相关内容划定在前者的授课大纲之内。但囿于课时数限制,目前大多数学校的国家贸易实务课程仍主要是采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黎孝先所编著的《国际贸易实务》或具有类似知识框架体系的教材,其主要着眼点为外贸合同中的各合同条款,因此在国际贸易实务的教学过程中并不能对相应的单证问题作详细介绍。这将导致学生的国际贸易实务知识体系存在一定欠缺。 从国际贸易课程实践的角度来看,目前许多学校选择了利用诸如南京世格的各类国际贸易实务模拟操作软件进行外贸实习;若在没有开设国际贸易单证实务课程的前提下而直接在机房开展网上模拟交易实习,将导致学生在单证填制中的一些细节问题上容易出现错误或不知所措,不能有效利用有限的上机时间。 其次,对主线课程的重视还应表现在师资配备与教学检查方面。应将国贸实务知识最扎实且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安排到这两门课程的教学上来,并通过一些制度安排来进一步提升两门主线课程授课教师的专业基础与教学经验;加强对两门主线课程的教学效果检查,提高教学质量,夯实学生的国际贸易实务知识基础,为学生的外贸工作实践及其职业发展提供基础知识保证。 2.2 根据实际情况开设纵线类课程,注重实践性 由于纵线类课程主要是针对外贸活动中的某一环节所做的专门深入介绍,每一门课程几乎都有相应的职业类别与之对应,因而其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在具体应开设哪些课程的选择方面,应结合本单位的师资情况与教学总课时综合考虑,注重教学内容与相关实际工作需求的紧密结合。 现阶段,我国大量学校在人才招聘方面极为关注教师的科研能力与学历情况,而对教师的实践经验与能力未能足够重视,这对纵线类课程的开设与教学质量保证是一个很大的制约。对此,主要应加强教师的实践培训,也可以直接从社会聘请有经验的外贸人员进行授课。 从课时安排方面来看,目前部分高校对各类经济学理论基础课程与国贸理论课程给予了更多的重视,从而导致国贸实务类课程的开设数目以及课时的缩减,这一现象在一些重点本科院校表现尤为明显。为扭转这一现状,需要从学生的职业需求与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出发,正确处理国际贸易实务类课程与经济学理论课程之间的关系。 3 结语 国际贸易实务类课程是国际贸易专业课程体系的重要部分,与我国大多数高校国际贸易专业学生的职业定位有着紧密而直接的关联,提高此类课程的教学质量对于增强国际贸易专业学生的职业竞争力,促进我国外贸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两横多纵”的形式对国际贸易实务类课程进行框架构建,强调基础,注重实践,能有效促进学生对国际贸易实务知识的掌握,提升实践教学与专业实习效果,明确课程建设重点与方向。 贸易类论文:高校应用技术转型背景下经济与贸易类本科专业的课程群框架构想 【摘 要】高校应用技术转型需要从课程开设机制、实践教学应用环节和课程群功能等方面着手,文章结合经济与贸易类本科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中的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总体框架,从职业导向能力角度出发,重新构建了该专业的课程群体系,并提出了发挥课程群的集聚与扩散作用、改善教学资源建设等建议。 【关键词】应用技术转型 课程群 课程建设 目前,关于课程群的含义说法较多,但是核心都是根据不同目的建立的课程集合或者集群,并借助课程群建设实现新的教学理念、提高教学质量、进行教学改革等。目前关于课程群方面的研究大多都是从某个专业(例如:物流管理、会计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等专业)、某个专业的某类课程(例如:地理教学论、网络传播技术、大学数学等课程),或者从某类学院的角度(例如:独立院校、高职院校、高校等),构建专业课程群、核心课程群、专业基础平台课等课程群。从经济与贸易类本科专业或者高校应用技术转型角度进行的研究,目前基本没有。本文立足高校应用技术转型对需要转型的经济与贸易类本科专业的要求,借助经济与贸易类本科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并结合笔者在西安培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多年教学感受,以及西安外事学院胡一波、广东金融学院范忠宝、国家服务外包人力资源研究院董行友等学校及行业专家所作的经济与贸易类方面的相关报告,从课程群的角度阐述这类专业要转型应如何进行课程体系改革,同时,给出转型的相关建议。 当前经济与贸易类本科专业课程建设尚需诸多转型 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人才供给与需求关系发生深刻变化,高等教育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同质化倾向严重,毕业生就业难和就业质量低的问题仍未得到有效缓解,生产服务一线紧缺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培养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人才培养结构和质量尚不能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要求。 紧密围绕创新驱动发展、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战略,找准转型发展的着力点、突破口,真正增强地方高校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为行业企业技术进步服务的能力、为学习者创造价值的能力。 基于上述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以及今后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需要转型的经济与贸易类本科专业的课程建设需作以下三个方面的改变。 1.课程开设机制 当前,经济与贸易类本科专业学生在校的所有课程基本分为四类,通识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和实训课,围绕这四个课程类型,依据西安培华学院现有的人才培养方案,对这些课程的课时、开课学期等进行设置,教师根据每学期所开课程进行选课。这种课程种类划分标准单一,仅对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总课时、对每个类型课程的课时要求等严格执行,并没有体现人才培养方案的灵魂和精髓。每个学校的人才培养方案都是立足于某些方面的能力进行人才培养,而现有的课程划分标准,能体现多少?学生学习后能从中感受到多少能力的提升?为了扩大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模,必须重新确定新的课程开设机制。 2.实践教学应用环节 当前,经济与贸易类本科专业的实践教学大都局限于依附部分课程的实践教学和集中实践两个方面。其中,集中实践又包括通识和专业两个方面,通识实践一般都是军训、入学教育、毕业教育等。有的学校还会将大学生参加的各种类型的比赛、考证也纳入实践教学环节。实践教学还更多地局限于教师的大量讲解,学生的动手操作也有限,更不用说通过这种实践教学能提高学生某些方面的职业素养,从而直接有利于学生就业。学生对这些类型的实践课程兴趣不浓,效果可想而知。根据《指导意见》学校应加大实验、实训、实习环节,使得实训实习的课时占专业教学总课时的比例达到30%以上,故而必须对目前的实践教学内容直接进行改革。 3.课程群功能 目前的经济与贸易类本科专业的学生基本都是学习完了通识课,再学习专业基础课,再学习专业课,最后进行集中实践教学。课程按照通识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实践课的顺序依次开设,导致学生前学后忘,知识的学习没有连贯性、体系性。同时,学生选课的范围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大部分课程都是必修课,更不要说让学生为提高某方面的能力对课程进行选择。因此,高校应用技术转型背景下的经济与贸易类专业,如何将现有的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相链接,将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过程等方面相链接,从而实现这类专业的真正转型。 课程群体系的重建与优化 1.经济与贸易类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转型的经济与贸易类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应立足于云技术、网络技术、数据库技术和现代教育技术等技术层。对目前的通识课、专业课、实训课的课程群进行调整,以实现经济与贸易类专业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专业提升能力和职业导向能力。其中,语言表达能力、专业提升能力都是为了实现职业导向能力。为了实现上述三个方面的能力,参与该人才培养体系的三个主体――学生、教师和协同企业,应该根据自己的角色和职能,在在线授课、师生交互、课程建设和教学资源管理等方面参与或者分享其中的教学资源,最终提升学生的职业导向能力,如图1所示。 2.职业导向能力模块 职业导向能力在经济与贸易类专业的课程群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又具有复杂性,因此,文章详细介绍职业导向能力模块,以说明如何进行职业导向能力的提升操作。职业导向能力模块依据职业导向课程库的内容,对需要职业定位的经济与贸易类专业建立知识库,作为参与职业导向能力提升操作的学生、教师和协同育人基地,根据自己的需求进入职业导向课程系统或者知识管理系统,完成各自的任务,并根据职业导向能力要求χ识库不断地进行更新,如图2所示。 3.经济与贸易类专业的专业课课程群体系 为了提高需要转型的经济与贸易类本科专业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专业提升能力和职业导向能力,根据经济与贸易类本科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中的课程体系的总体框架,建立了基础课、主干课和方向课的三层专业课课程群。此课程群的主要特点是,依据这三个方面的能力,先成立方向课群,根据方向课群,再建立主干课群和基础课群。学生可以根据某方面的能力提升,而选择学习哪些基础课和主干课。同时,根据课程内容之间的相互关系,每个层次中,将课程分为三个课程群。第一个课程群是每幼罨本的课程,支撑该层的其他课程群。基础课层的每个群中的课程都与主干课层的每个群中的课程内容相关。所有课程都是以方向课中的第三个模块――虚拟仿真训练课程、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和校企协同育人体系为核心。同时,这个课程群是必修的,如图3所示。 对需要转型的经济与贸易类本科专业的建议 1.发挥课程群的集聚与扩散作用 在图1中,人才培养体系的用户层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只要可以进入该体系,通过能力层链接课程群的方向课,使人才培养体系中的所有资源围绕任何进入的用户而产生集聚,参与者犹如步入专门为自己建立的教学资源超市,可以自主地选择。将经济与贸易类本科专业三分之一的课程,建成校级、省级和全国级精品课,发挥精品课在课程群的极化作用。经济与贸易类本科专业课程群的课程内容之间存在很大的关联性,通过课程之间的知识联系,发挥扩散作用。 2.改善实践教学资源配置 按照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的要求,根据生产、服务的真实技术和流程构建知识教育体系、技术技能训练体系和实验实训实习环境。按照所服务行业先进技术水平,采取企业投资或捐赠、政府购买、学校自筹、融资租赁等多种方式,加快实验实训实习基地的建设。引进企业科研、生产基地,建立校企一体、产学研一体的大型实验实训实习中心。统筹各类实践教学资源,构建功能集约、资源共享、开放充分、运作高效的专业类或跨专业类实验教学平台。 作者单位:西安培华学院 陕西西安 贸易类论文:贸易金融类中间业务与贸易规模关系研究 摘要:自2010年以来,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平均占比已经达到24.61%,成为维持银行净利润增长最主要的驱动因素。针对这一银行业发展新趋势,本文选取了与国际贸易息息相关的银行贸易金融类中间业务发展水平这一指标,并使用时间序列模型回归分析了2006-2016年其与我国进口和出口之间的长期关系,得出了出口、进口与中国银行贸易金融类中间业务发展水平的相关系数均为正,说明出口和进口都促进了中国银行贸易金融类中间业务的发展,并且进口对中国银行贸易金融类中间业务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略强于出口对中国银行贸易金融类中间业务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贸易金融类中间业务;国际贸易;时间序列模型 一、引言 一直以来,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一大热点。国外学者们从融资成本与贸易结构、货币流动性与贸易融资、金融抑制与贸易扭曲等不同侧面深入地研究了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已有大量的理论与实证成果。Michel Cyrille Samba, Yu Yan(2009)指出一国的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存在双向关系:金融发展会促进国际贸易的专业化,而这会导致资本密集型商品具有比较优势,从而形成该国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与此同时,资本密集型商品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对外源性融资会有更大的需求,从而促进该国金融发展。他们使用VAR时间序列模型,研究了东亚国家的金融发展与制成品国际贸易之间的长期关系,得出了制成品国际贸易促进了金融发展的结论。Yutaka Kurihara(2013) 使用动态面板模型研究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汇率变动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以及在发达国家中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变动对国际贸易产生消极影响,而在发达国家中汇率变动对国际贸易并无显著影响;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产生积极影响。 国内学者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多是对国外相关理论成果的整理及评价,以及运用各种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俞立平(2011)基于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金融与国际贸易的关系。静态研究表明,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大于进口的作用,金融和国际贸易在滞后2期后互为因果关系,在滞后3期只有出口是金融发展的原因,这也与我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国情相适应。动态研究表明,金融的冲击对出口和进口的影响均为正,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总体是比较平稳的;而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的冲击对金融的影响总体均是负值,也就是说,金融难以快速适应国际贸易的波动,一定程度存在金融抑制。盛雯雯(2014)通过构造一个包含厂商、金融投资者和金融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阐明了金融发展对一国国际贸易比较优势演变的作用。结果表明:融资成本的下降将导致企业投资偏好呈现先提高后降低的过程,因此一国在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随着金融发展,也将出现先提升后下降的倒U型过程,该机制最终导致了资本密集型行业从传统发达国家项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国际分工新形态。 二、中国银行贸易金融类中间业务发展水平 传统上贸易金融业务主要是在外汇管理制度框架下,银行为企业开展跨国贸易所办理的资金收付、融资等服务。近些年,贸易金融功能范围拓展,内容涵盖贸易结算、贸易融资、信用担保、避险保值、财务管理五大功能。同时,贸易金融业务既涉及银行的表内业务,也包括银行的表外业务,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所研究的是贸易金融业务中属于表外业务的那一部分,即贸易金融类中间业务。众所周知,贸易金融业务是中国银行的传统优势业务,2015年中国银行集团完成国际结算业务量3.9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7%,中国内地机构国际贸易结算份额居同业首位,对外担保市场份额保持同业领先。因此,研究中国银行贸易金融业务发展水平将更有代表性,也能更好地反映贸易金融类中间业务与我国贸易规模的关系。 1.数据选择与测度方法设定 通过阅读中国银行年报,了解到中国银行贸易金融类中间业务主要包括结算与清算业务、外汇买卖业务、咨询和顾问等业务以及信用承诺业务。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选取的是2006-2016年中国银行的结算与清算手续费(X1)、外汇买卖价差收入(X2)、咨询和顾问等手续费(X3)以及信用承诺手续费(X4)的半年度数据,并使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测度2006-2016年中国银行贸易金融类中间业务发展水平。其中,2007年6月份的各业务收入不可得,遂使用SPSS软件中的多重替代法填补了空白数据,以继续完成测度。 2.测度结果 首先, KMO统计量为0.684 0.5,Kaiser认为KMO统计量取值在0~1之间并且值越大因子分析的效果就越好,一般来说KMO统计量大于0.5即可进行因子分析;此外,Bartlett球形检验统计量的Sig为0.000 三、中国银行贸易金融类中间业务发展水平与进口和出口之间的关系 国际贸易一直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出口被誉为拉动GDP增长的“三{马车”之一。而商业银行贸易金融类中间业务作为时展的新兴产物丰富了我国金融发展的内涵,研究其与我国贸易规模之间的关系也是应有之义。 1.数据说明及实证方法设定 商业银行贸易金融类中间业务选取的指标是上文所提到的中国银行贸易金融类中间业务发展水平(F);而贸易规模所选取指标是进口(I)和出口(E),这是考虑到进口(I)和出口(E)对中国银行贸易金融类中间业务发展水平(F)的影响在方向和程度上可能略有不同,所以国际贸易选取这两个指标。其次如上文所示,中国银行贸易金融类中间业务发展水平(F)所使用的是2006-2016年通过SPSS测度的半年度数据,进口(I)和出口(E)所使用的是2006-2016年进口额和出口额的半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于国研网数据统计库。此外,本文所选取的模型是时间序列模型,使用的是时间序列模型中的协整检验。 2.协整检验及结果 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要先进行单位根检验,只有同为平稳序列或单整次数相同的变量之间才可能存在协整关系。经检验,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中国银行贸易金融类中间业务发展水平(F)、进口(I)和出口(E)均是二阶单整序列,有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对F和I 、F和E进行协整检验,所使用的方法是单一方程的EG两步法协整检验。第一步,用OLS法分别作协整回归方程: F=α1+β1I+μt 或F=α2+β2E+θt 进行估计,分别得到残差序列、。 第二步,检验残差序列it、et的平稳性,所使用的方法是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若是平稳序列,则说明F和I、F和E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协整检验结果显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F和E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F和I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从而得到F和I 、F和E之间的长期均衡方程分别为: 四、结语 根据上文所述,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一是贸易规模对中国银行贸易金融类中间业务发展水平确实有影响,但总体来说影响不大,可以忽略不计。二是出口、进口与中国银行贸易金融类中间业务发展水平的相关系数均为正,说明出口和进口都促进了中国银行贸易金融类中间业务的发展,并且进口对中国银行贸易金融类中间业务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略强于出口对中国银行贸易金融类中间业务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 作者简介:万姣娜(1992-),女,汉族,湖北安陆人,现就读于武汉纺织大学金融硕士专业,主要从事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研究。 贸易类论文:清代云南民族地区商品集市贸易类型探析 摘要: 清代云南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各种贸易中心城镇的形成、农村集市的兴起、边贸的发展等,各地区形成不同风格的商品集贸市场。本文利用文献资料,说明清代云南民族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与集市类型。 关键词: 云南民族地区 商品经济 集市贸易 街子、集市是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特有的进行交换和贸易的场所,历史悠久,它的形成是和云南的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息息相关,是在满足适应当地民族的生产发展和生活需求的基础上形成的,各民族地区集市功能各异,类型多样。我仅从清代云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角度探析商品集市贸易的类型。 一、清代云南民族地区经济开发对商品集市贸易类型的影响 (一)清政府加强对西南地区的开发力度,为云南的商品集市类型形成打下基础。 清雍正初年至道光末年1723-1850年,开始大规模地经营开发西南,其中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和乾嘉年间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开发高潮,对云南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推行“改土归流”,调整生产关系,适应云南地方经济的发展。其次,开荒屯田,吸引汉族移民。早在清顺治十八年(1651年),云贵总督赵廷臣奏:“滇、黔田土荒芜,当亟开垦。”清政府支持云南当地民族和汉族移民开垦荒地,州、县发给印票,开垦土地“永为己业”。据《新纂云南通志》卷138统计:到嘉庆十七年云南田地已达93151顷,是明朝万历六年(1578年)田地数的5倍多。再次,农产品、手工业品、矿业发展,逐步商品化。云南的茶叶,草药,酒、盐、矿产资源开发等逐步进入市场。另外,随着清政府承认西南地区民间贸易的合法性,海运开禁,逐步改善云南交通状况,云南商品市场功能类型逐步显现。 (二)清政府对云南地区铜、锡矿开发,提升云南民族地区商品市场的知名度。 清朝时,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市场对货币需求量增大。对于官府来说,鼓铸是获利之业,但在顺治以后,原料成本增加,致使鼓铸之息日减,同时,乾隆以前,铸币多用洋铜,到乾隆年间,“洋铜空缺”,因此开辟新的铸币原料――铜矿便成为市场的需要。在这种背景下,清监察御史包祚永上奏“鼓铸之关系甚重……惟需滇铜鼓铸”,滇铜正式纳入皇朝开发范围。铜业成为云南区域经济主导性产业,主要满足国内商品流通,清政府限制铜矿向外销售。到清末,中国大门被打开,云南经济主导性产业锡业走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加之蒙自和蔓耗等地的开埠,云南矿产资源的市场指向,开始由内向型区域经济指向转为外向型的经济指向,资源型集市形成,大大提升了云南民族地区商品市场的知名度。 二、清代云南民族地区商品贸易集市类型 (一)以民族节日为特征的节日集会型集市贸易。 清代云南各少数民族在喜庆的节日聚会之时,伴随有物资交流活动,商品交易规模盛大,集市分布在各民族的集聚区,尤其是职业商人卷入其中,以节日为平台的集会交易,这类集市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和民族文化气息。例如:一年一度节日集会型集市,有三月龙王会、七月骡马会,而最出名的是大理三月街,即观音市,三月十五日,在苍山下贸易,集各省之货,历代累更,此市不变,“相传观音入大理,教人捐佩刀,读儒书,明忠孝五常之性,故人于是日烧香,四方闻风,各以货来也”。民族节日摆市,形成节日集市。集市除了节日的喜庆氛围外,更为重要的是商品展示和物资交流活动。《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八》据记载,大理白族的三月街,“至期则天下商贾皆来贸易,十三省物无不至,滇中诸彝物亦无不至”。“吴罗蜀锦纷成来,红者珊瑚白者玉……,喧嚣如展上河图”[11]。说明云南大理三月街节日集会贸易的景象十分壮观,节日型集市贸易在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的调节有无的作用,是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最具代表性的集市。 (二)以土特产为大宗形成的专业型集市贸易。 早在明代,云南民族地区农村市场的专业化已经出现。《滇略》记载:“滇人以市为景,游人纵观,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绵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形成许多专业化固定市场,到了清代集市专业化进一步发展,并具有一定规模。例如:丽江的骡马会和鹤庆的松桂会就是专业型集市,据《新纂云南通志・商业考一》记载:“丽江骡马会,每年三月、七月初间行之,盖丽地气候温和,山泉绵延,水源清洁,百草畅盛,所产骡马为西南巨擘,每次赴会,公骡母骡不小数千头,儿马骟马不下数百头,购远出境者居十之七八。”这种情况一直被延续下来,鹤庆松桂会也是专营马匹的集市。清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云南的白胜州(今丽江地区永胜县)就形成了专业性的茶马市场,经营销售凤庆茶叶,清末,丽江地区出现专营茶叶的商号“永昌祥”商号,开始生产经营沱茶并形成自己的品牌,远销西藏、缅甸,在叙府(今四川宜宾)、重庆、汉口和上海设立分号。西双版纳的茶叶生产销售的专业化程度已很高,每年仅中甸、德钦的藏族商队就有驮马300至500匹到西双版纳赶集运茶,销往西藏的茶叶达3000担。《道光云南通志・食货志》记载:楚雄滴酒、鹤庆干酒、蒙自高粱陈酒都非常有名,产量高,销量大,具有专业化特点。光绪十三年(1887)蒙自私营酒坊所产高粱酒就达50吨。通海专卖酱油,“每年销十余万斤”,阿迷州(今开远市)专卖红糖。 (三)以经济较发达地区形成的定期型集市贸易。 清代云南农村有:街子、场、摆、市、镇、集、街市和街镇等定期集市交易的习惯,大多数地区习惯将赶集称为赶街子,街子分布很广,而且定期赶街,从市场的发展程度上来考察清代云南定期市场,归纳起来有两种类型:一是定期市,二是常市。定期集市的特点:周期短,市场容量大。一般在经济较为发达、商品生产有一定基础、村寨比较集中的坝区赶街,各民族经营者多为半农半商。例如:滇池、洱海周边坝区、山区、半山区这类集市很有代表性,有以十二生肖或天干地支命名,滇池地区“大板桥、小板桥、官渡、小街子、龙头街、马街子、恢湾,普吉等街,多以逢子午辰戌日为街期,交易多为农产品及砖瓦窑器、纱帕、斗笠、竹器等”。云南农村定期集市各地区不统一,有每月赶一集或者二集,有的六日一集、四日一集、三日一集。随着云南经济发展街期呈逐步缩短趋势。雍正至道光年间,下关迅速发展为滇西的商业重镇,下关的集市由明代的十天一街缩短为六天一大街,两天一小街。李京《云南志略》说:“市井谓之街子,午前聚集,抵幕而罢,金齿白夷,交易五日一集,以毡布茶盐互相贸易。”[3]这就是当时农村定期集市的情况,各地区定期集市已约定俗成。 常市是在定期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较发达的农村集市,这类市场不间歇地每天都有交易,并有较多的固定店铺,如:“丽江城西关外有集场一所,宽五、六亩,四面皆店铺,每日巳刻,男妇贸易者云集,薄暮始散”。[11]常市从市场经济角度考察是一种进步,是商品经济发展,市场活跃的体现,同时常市的出现与各民族生产生活习惯密切相关,反映各民族对商品的需求量加大。 (四)以交通要道为基础形成的集散型集市贸易。 云南民族地区有许多交通要道,像“西南丝绸”之路、茶马古道、滇越铁路等都形成过一些著名商品集散地。 首先,保山板桥街又名青龙街,系西南丝绸古道上进入保山坝的第一个集散型集市。自西汉随蜀身毒道(即中印古通道)发展形成市场以来,这里逐步成为中印古道通往永昌(今保山)的重要门户及驿站,店铺客栈和居民集中之地。据记载:“清代,随着交通改善和内地贸易的发展,更加促进了板桥街集市发展,其经济地位提升,成为区域性商品加工集散中心。每逢甲己五日一街,赶街入市人达到3万多人,为迤西一大集市。” 其次,因茶叶这一地方特色产品,使茶马古道延伸到地理位置并无优势的凤庆,促进凤庆发展成为顺宁府驻地,古道沿线的商业集镇。根据记载:“这条通道距今有300多年的历史,将凤庆与大理、下关、丽江连接起来,各地茶商沿茶马古道进驻顺宁采购毛茶,沿途有供马帮歇息的马站,比较有名的新村、金马、鲁史等,马站所在地自然地成为集市贸易的场所。”[6]边疆重镇普洱和思茅也因“普茶远销”而盛极一时,商旅云集,市场繁荣。当时普洱茶的销售路线有三条:“其一以普洱为集散地,由滇西的巍山、腾冲、喜洲用马帮运往下关集中,再转运至四川泸州、叙府、重庆、成都和转运到西藏、西康销售;其二,由勐海至打洛,一路至泰国曼谷,一路到印度新德里,一路到马来亚、新加坡;其三,易武茶叶由马帮驮至老挝丰沙里,再转运至河内,由火车运至海防上船,远销南洋一带”。 最后,十九世纪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滇东南少数民族地区锡矿成为西方工业的重要原料,大锡的出口量增加,据统计,蒙自开关后个旧的锡业获得发展,“光绪三十年,锡的年产量由立关次年1315吨增至3413吨”[13]。滇越铁路通车后,宣统二年产量提高到6000吨,法国殖民者通过滇越铁路加大殖民掠夺,大批的洋货,如机械设备、电机、煤油,洋布、洋伞、洋火、洋帽、洋烟等输入滇东南少数民族地区,云南的锡矿及土特产品输往海外,滇越铁路沿线个碧段,市场非常活跃,蒙自、碧色寨、个旧成为洋货及当地土特产品的集散地, (五)以自然资源为基础形成的产地型集市贸易。 清代云南滇中、滇西、滇南盐业开采十分兴旺,盐的开采是当地政府重要财税来源,所以政府支持盐业开采,民众多以采盐代耕,产地型集市贸易形成。这种产地型集市贸易有两个特征,一是依靠当地自然资源,生产具有单一性,需与外界进行物资交流;二是商贩往来频繁,有固定的商品市场,该地区既是商品的生产地,又是产品的销售地。 以滇中地区、滇南地区为例。滇中是云南传统的盐业开采地之一,在这一地区,因盐业生产而兴起的市镇主要是白井、黑井、安宁等。白井(即石羊古镇)自汉代开发,唐代扩建,元代设官,明清时达到极盛,清代时,形成了“商贩往来,车马辐辏,视附近州县,颇觉熙攘。诚迤西之重地,实财富之奥区也”的繁荣景象,因而既是滇中的财富之区,又是方圆数十里的商品交易中心地。据《滇南志略》卷六,白井地区“土瘠民贫,不事纺织,多以卤代耕”,乾隆《白盐井志》也云:“人以煎盐为业,办课用于滇省。”可见正是由于盐业的发展才促使产地型集市贸易的形成。 滇南地区。滇南地区的盐井是清代开始大规模开发,其生产格局是清代奠定的,这一地区因盐而发展起来的商业市镇主要是磨黑镇。据“《云南通志・食货志・盐法下》卷七十二、《新纂云南通志・盐务考三》卷四十九记载,磨黑井是雍正初期开采的。在清中期以前,磨黑是默默无闻的。到清末,磨黑盐产量已发展到722万斤,居全省第二,成为滇南食盐交易中心,同时发展成为一个十分繁华的市镇”[1]。 以上五种类型基本反映清代云南民族地区商品集市的状况,当然,要着重指出的是,清代,中国还处于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整个经济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商品经济不发达,市场还没有完全形成,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也不例外,和内地比较,这里地处高原,交通不便,生产力水平较低,各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甚至少数闭塞的、比较原始的民族地区,直到清朝末还没有集市。 贸易类论文:浅析经济贸易类本科专业学生实践实习教学创新 摘要: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分析经济贸易类本科专业学生实践实习教学创新问题,强调改革培养方案与教学计划、培育高水平指导教师队伍、深化人才培养合作、优化课堂教学体系与实践实习基地管理体系对于提升实践实习教学水平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实践;实习;教学;创新 实践实习教学不仅能够有效弥补校内理论教学的局限性,也能够为学生提供理论联系实际的真实工作环境,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近年来,本科学生实践实习教学环节日益受到国家相关部门以及高校的重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要求加强校外实习基地建设,强化实践教学,建立校企人才联合培养新机制。校外实践实习教学已经成为经济贸易类本科专业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但是,传统的教学管理体制、人才培养方案、教学方法越来越难以适应学生大规模实践实习教学的需要,难以达到预定的效果和目标,必须尽快改革与创新。 一、培养方案与教学计划改革先行 较多学校的经济贸易类专业本科学生培养方案与教学计划有两个比较明显的局限性:一是过度重视理论课教学,实践实习课程普遍被忽视。以我校投资学专业2010版教学计划为例,课内理论教学(含毕业论文)学分高达152.5,占最低毕业学分的83.6%;实验实习实训类课程学分为30,仅占最低毕业学分的16.4%。二是实习实践课程分散在多个不同的教学学期,每个学期的实践实习实践较短,如我校经济贸易类本科专业学生的各类实践实习一般分散在4个不同的学期,每次实践实习时间一般为2~4周。这种状况导致单次实践实习时间过短,难以开展实质意义的实践实习活动,一方面企事业单位难以安排短促的学生实践实习项目,另一方面学生在短时间内难以完成预期的实践实习任务,同时也不利于做好实践实习管理工作。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培养方案与教学计划改革必须先行,培养方案应该把提高学生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尤其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摆在突出重要的位置,同时在教学计划编制方面进行大胆创新。我校新版培养方案与教学计划修改充分体现这一思路,如各专业普遍采用“3+1”培养模式或“3+0.5+0.5”培养模式。其中“3+1”培养模式是指将原有4年的本科理论教学改在3年内完成,第4学年在“校内实验场地和校外教学实践基地”以适度集中和分散的形式进行实践知识学习。根据我校经济贸易类专业应用性强的特点,在总学分不增加的情况下,减少理论课时数,对理论课程做进一步有机整合,形成内部逻辑结构严密的主干课程群,实现课程体系设计的模块化。增加实习实训(实验)教学的课时比例,同时考虑本专业实践(实验)教学体系的合理性,实习实训课程设置与相关理论教学相结合,注重课程之间的衔接,在一些专业课程理论教学的同时增加实践课程,充分利用教学软件,提高学生的实际运用能力。 二、培育高水平指导教师队伍 在实践实习指导工作方面,传统方式主要是高校任课教师负责制,即学校相关专业老师根据学校有关规定接受学校统一分配的学生实践实习指导工作任务。这种方式的优点与缺点都十分突出。主要优点是简单易行、监管成本低,因为任课老师对学生比较了解,监管方式比较成熟。主要缺点是多数专业教师的学习和工作经历都是从学校到学校,学历较高,理论知识丰富,但缺乏相关行业从业经验,导致学生实践实习监管的信息不对称甚至失效。我们认为,建立“双师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双师制”是指在实践实习课程教学安排上实行“校内教师+校外导师”制度。在具体做法上,我校经济贸易类各专业教研室选派不同专业研究方向的教师担当学生的实践教学指导老师,对实践期间的学生的学习、工作、生活进行全方位的管理,同时对学生实践的理论知识进行跟踪辅导,及时为学生提供理论咨询和智力支持。而实践教学单位也为学生实践配备“师傅式”的业务导师,代表企业对实习生进行常规管理,并严格按照实践教学大纲对学生的实践学习进行业务指导,并对学生的实践效果进行考评。“双师制”不仅能够有效维护学生的人身安全,也真正做到了以学生为中心,切实帮助学生提高应用技能。 三、与课堂教学改革紧密结合 目前,我国高校课堂教学与课程体系设计的明显缺陷有两个。首先,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是绝对权威与唯一主角,学生只能被动接受。其次,理论课教学与实践实习课堂脱节,课堂教学内容难以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实践实习项目与课堂教学内容关联度低。这种状况导致学生主观能动性不能得到发挥,课堂教学与实践实习都难以取得良好效果。我们认为,高校课堂教学与课程体系设计必须尽快改革,尤其要尽快改革以教师为绝对中心的“满堂灌”课堂教学模式。近年来,我校经济贸易类本科专业在这方面进行了较多尝试,如通过引入PBL教学模式,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与校外实践实习也能够有机结合起来。PBL(problem-based learning)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强调以学生的主动学习为主,而不是传统教学中的以教师讲授为主,同时将学习与实际问题或实际问题的解决挂钩,注重把学习设置到复杂的、有意义的问题情景中,通过学习者的自主探究和合作来解决问题,形成解决问题的技能和自主学习的能力。在实际操作中,我们要求学生在PBL课程中所选择的研讨性问题应该与接下来的实践实习项目一致,如假如学生计划选择商业银行业务作为实践实习项目,那么学生在相关PBL课程中也应该选择相关问题作为课程研讨问题。这种尝试不仅有助于发挥学生的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也有助于不同类型课程的相互融合。 四、优化管理体系 较多高校将指导学生实践实习单纯作为学校专业老师的工作任务进行分配,导致学生实践实习管理体系的“单面”特性,相关企业事业单位一般只能被动地接受实践实习学生,不能积极有效地参与实践实习学生的管理工作,导致实践实习管理的低效率,甚至管理缺失。鉴于此,我们认为建立学校专业院系与相关企业事业单位的联合共管体系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在学校方面,由相关学院院长牵头,成立实践实习基地建设领导小组和管理小组。领导小组负责领导、监督整个实践实习的运作;管理小组负责从实习动员、报名、组织、实习实施、学生管理和实践考核等实践阶段全方位地管理与指导工作,就实践实习基地的运作模式、实习组织、实习管理、学生管理和实践考核等各个方面建立严格的制度规范。并以教学系(所)为主体,联合实践实习基地,编制相关本科专业的实践实习目标和计划,安排学生分配以及其他实践实习基地的运作工作。作为实践实习基地的企事业单位的主要领导负责组织实践基地的具体规划和建设工作,以及学生具体实践实习工作的分配与协调,同时重点负责实践实习工作的安全问题以及工作评价问题。 五、深化人才培养合作 一般而言,实践实习依托企业事业单位不仅能够提供良好的实践实习机会,也拥有大量的实际工作经验丰富的高层次专业人士,是提升高校人才培养水平的重要外部资源。在做好实践实习依托单位的学生实践实习工作以外,我校经济贸易类专业教学单位还积极采取多种途径在人才培养方面与依托单位进行深度合作。主要做法有:聘请实践实习依托单位专业人士担任校外专业顾问和兼职辅导老师以及兼职硕士导师,为实践实习教学以及专业教学的开展提供指导建议,为学生开设相关讲座,合作指导硕士研究生与本科生;邀请实践实习依托单位专业人士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重点对人才培养方案是否满足用人单位的要求提出建议,对实践课程体系及教学大纲、教学内容等提出建设性建议;实践实习依托单位专业人士组成基地实践讲师团队,定期举办相关专业讲座等,效果十分明显。 六、结束语 校外实践实习教学是提高高等院校人才培养的重要保障,能够为学生提供实践实习机会,让学生在实践实习中体会理论知识用途,为学生进入社会架起学习桥梁。学校应该结合自身的人才培养目标和专业优势与企业进行合作,创新实践实习教学管理体制,培养高水平实践实习指导教师,优化课程体系,确保实践实习基地教学环节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贸易类论文:大宗资源类商品贸易的对策探究 摘要:大宗资源类商品贸易,指以初级产品为主的国际贸易,例如,煤炭、焦炭、镍矿以及铁矿砂等,其在国际经济贸易中占有重要位置,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笔者将以大宗资源类商品贸易为出发点,探究大宗资源类商品贸易的对策,以供相关人士参考。 关键词:大宗资源类 商品贸易 对策 大宗商品贸易是国际经济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经济具有较大影响。大宗商品贸易,即基于初级产品前提下的国际贸易,例如,焦炭、煤矿、农产品、稀土资源等。自正式加入WTO以来,中国以弱势地位存在于国际大宗商品贸易中,虽然中国在诸多产品上处于贸易大国,但由于受缺失定价权等因素的影响,致使我国长期处于贸易弱国。鉴于此,探究大宗资源类商品贸易的对策势在必行。 一、大宗资源类商品贸易概述 目前,针对大宗资源类商品的概念,未得到学术界的统一。绝大部分学者认为,大宗资源类商品即与自然资源相关的大宗产品,能源产品与非能源产品是其两大类型。针对非能源产品,指除三种重要能源产品外的自然资源产品,包括农副产品、初级产品以及工业原材料等。对于该种大宗资源类商品界定方式,其具有较强的宽泛性。一般情况下,界定产品是否属于大宗资源类产品,需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第一,明确细化与资源相关的产品种类,换言之,即自然资源是该类产品的主体,表现的是一种自然资源类产品。第二,“大宗”是大宗资源类商品需满足的第二大条件。“大宗”,具有交易数量大、商品用途广等特点,同时,该类商品的国际贸易是影响该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常基于政府帮助下的商品交易。由此可见,大宗资源类商品,指交易额度大的资源类产品,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大宗资源类商品贸易的对策 (一)完善大宗商品贸易供应链管理体系 如今,诸多跨国公司基本建立了大宗商品贸易供应链管理体系,且全球为覆盖范围。针对中国而言,为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需进一步完善大宗商品贸易供应链管理体系。首先,积极发展自由化程度高的贸易体制,营造良好的国际大宗商品贸易政策环境,为完善大宗商品贸易供应链创造条件。其次,争取引入具有全球性的大宗商品贸易商,例如,来自瑞士,且以经营金属为主的嘉能可Glencore公司;来自美国,以经营黑色金属和农产品为主的嘉吉Cargill公司;来自荷兰,以经营能源和金属为主的托克TBBV公司,以此作为借鉴、吸收贸易网络与成功经验的对象,促使大宗商品贸易供应链管理体系得到完善,为我国大宗资源类商品贸易发展奠定基础。最后,高效利用供应链信息管理技术,实现供应链云管理、运供应和云物流效果,提升供应信息管理效率。 (二)优化交易制度,提升大宗商品贸易定价权 定价权,即制定价格的权利,是基于某一特定商品,个别主体在市场中所表现出的定价能力,是一种权利的体现。一方面,定价权是议定商品价格时所拥有的主动权。简言之,定价权,指在商品价格议定过程中,不同国家所拥有的主动权,商品买进价格与卖出价格均属于该范畴。另一方面,利益分配权是定价权的实质。专家认为,基于完全竞争、交易成本公正以及信息对称等基础条件下,在供求关系影响的前提下,商品价格围绕价值呈现出上下波动趋势。在实际贸易过程中,在不完善市场机制影响下,加之国际市场的交易成本较高,部分实力雄厚或存在相关利益的企业通过某些手段,控制商品的国际贸易价格,达到增加自我经济利益的目的。 目前,大宗商品贸易定价权缺乏是导致我国大宗商品贸易发展困难的关键因素,然而,致使我国大宗商品贸易缺乏定价权的原因在于两方面。具体而言,即以下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欧美期货市场历史悠久,约有两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发展已经处于成熟阶段,对国际大宗商品贸易的掌控力较强。其中,欧美期货市场以伦敦期货交易所和纽约期货交易所为代表。另一方面,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机制逐渐以一种金融工具的形式存在,其不再是实体现货贸易的体现。基于此,为提升我国大宗商品贸易定价权,应制定切实可行的现货连续价格交易制度,推动大宗商品贸易发展。 目前,即使我国对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定价权缺乏掌控力,但可采用借力巧取、摒弃豪夺等方式,迫使大宗商品贸易定价达到合理化标准。在此,笔者认为我国可通过定期将月度粗钢产量、月度粗钢库存量以及铁矿石存量等数据直接公布于国内外,引导更多机构进入国际大宗商品贸易。 (三)增加大宗商品贸易政策扶持 针对大宗商品贸易的政策扶持,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对大宗贸易商品交易中心建设资金与运行费用的扶持。另一方面,严格控制贸易商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税收和佣金等,并以大宗商品贸易实际情况为指导,构建大宗商品交易专项财政引导资金,其中,授权服务中心、贸易商、专业服务机构及团队对地方贡献的奖励等是引导资金的主要应用对象。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大宗资源类商品贸易对我国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影响,同时,也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有效措施。目前,我国大宗资源类商品贸易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严重阻碍我国大宗资源类商品贸易向前发展。因此,为推动大宗资源类商品贸易发展,在完善大宗商品贸易供应链管理体系基础上,优化交易制度,提升大宗商品贸易定价权,同时,加大对大宗商品贸易的政策扶持,为我国大宗商品贸易发展奠定基础。 贸易类论文:从版权贸易论艺术类出版社的发展转型 摘 要:艺术类出版社由于本身受众和图书选题的限制,在国内出版市场中一直处于相对弱势的状态,但从整体图书市场的发展来看,读者对艺术类图书的需求量正在逐年提高。近几年,随着版权贸易的大规模开展,国内出版社对版权运营的概念逐渐加强,版权已逐步纳入出版社的资产管理,并成为提升出版社实力的重要部分。本文从艺术类出版社开展版权贸易的意义、优势进行分析,并结合当前环境下利用版权贸易进行出版社转型的方法作了阐述。 关键词:版权贸易;出版社;转型 版权贸易的开展,包括版权资产的管理和运营在近几年逐渐受到了出版业的重视,随着全球化贸易时代的到来,出版社的工作也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仅仅关注国内市场的需求和走向,特别是作为受众面比较窄的艺术类图书而言,在改革的过程中,版权的运营管理是出版社发展的一个新思路。 同时,作为出版社资产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如何做好版权工作,版权如何为出版社发展服务,如何成为出版社转型的助推器,也是当今出版社发展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一、加强版权运营对艺术类出版社发展的意义 (一)传播中国的优秀文化成果 文化传播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体现,版权输出不同于其他商品的出口,不仅仅是一种资源的开发,或是一种单纯的贸易往来,而是能够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渠道。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积淀,造就了丰富的艺术成果,借助版权输出做好文化传播,是向世界展示中国优秀文化的重要途径,同时也可以取得直接经济利益和间接文化传递的双重效益。 (二)优化现有的出版资源 在当今国际化的背景下和互联网时代的冲击,受众获得资讯的渠道越来越多,这也是导致出版产业逐渐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艺术本身属于一种小众文化,由于受众限制,国内的艺术类出版社相对于其他类型的出版社普遍规模较小,但艺术类图书本身从选题组稿到编辑出版,周期长、成本高,出版高质量的图书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有时单凭一己之力无法完成一些大型的出版项目,通过版权合作寻求一些合适的合作伙伴,则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弥补出版社本身的缺陷。另一方面,利用国外市场较为成熟的图书选题,也可以加速自身发展,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版权贸易是出版产业发展的趋势 借助外界优势资源的帮助,提升自身的出版能力,是出版业发展的一个主流趋势。与以往的出版模式不同,新兴业态下的出版社很难依靠单一力量达到规模和水平的提升,众多出版社在寻求与国际出版机构的合作,利用版权交流来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以使自身的选题范围能够更加的国际化,受到更多读者的关注,因此,艺术类出版社也应该抓住国际合作的主流趋势,积极顺应时代潮流,突破目前的发展屏障,找到更为适合的市场定位。 (四)利用版权贸易做好出版社供给侧结构改革 自2015年11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的理念以来,国内的出版行业也在这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主动转变思路,积极从调整自身出版结构开始,寻找出版社新的发展思路。在这个过程中,关注国内市场当然是必须而且是首要的,因为国内出版社的主营业务群体仍然是国内的读者,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目前国内图书销量好、受众关注度高的图书品种,有很大一批来自于国际市场,例如在2015年备受关注的《秘密花园》涂色书就是借用国外图书品种来弥补国内市场空白,从而达到高销售量的成功范例,这类图书的成功从一定层面说明了国内读者对外版图书的喜好和偏向,因此,出版社在开展供给侧改革,寻求转型渠道的同时,也应该将国际图书市场的走势纳入参考范围,从国际化的角度拓宽自身的眼界。 二、艺术类图书更为适合进行版权贸易 与其他图书类别相比,艺术类出版物更适合进行版权贸易,在版权交流上具备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 (一)艺术的无国界性便于艺术类图书的对外推广 在版权输出和推广的过程中,一般容易因为文化差异造成图书推广的障碍,但由于艺术的无国界性和互通性,受众对艺术类图书的接受更为容易,因此艺术类图书的对外交流推广可能相较于其他种类的图书会更为便利一些。特别是随着中国文化在全球的传播,中国的书法、国画和传统艺术工艺类的选题在境外的关注度提升,这对于艺术类出版社来说也是一种难得的机遇。 (二)翻译的便利保证图书内容的完整性 翻译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原作品在境外的宣传推广,特别是小说类的文学作品,由于翻译本身是对原作品的再次加工,因此翻译水平的高低,翻译能否做到对原作品意思的准确表达,会直接影响图书质量,如果在翻译环节出现问题,则会破坏作者本身的意图和作品的完整性、艺术性等,影响读者对原作品的理解和认知,但艺术类图书由于翻译造成的影响可能性相对较小,大多不会存在这类问题,因此在推广传播的过程中也较为容易。 (三)艺术类图书的直观性便于开展文化交流 大众类的艺术图书经常是通过绘画、摄影等图片的形式来传达著作者的思想,比其他类型的图书在表达上更具有直观性,因此在传播的过程中更容易向受众传递信息。由于受众的接受度比一般图书更高,也就使艺术类图书在版权贸易的过程中更受市场关注,艺术类出版社可以在近几年国内外市场对艺术类图书关注度提升的趋势下,乘势加强宣传力度,提高推广效果。 三、借助版权贸易进行出版社发展转型的方法 (一)做好分类管理、节省资源 版权作为出版社资产中的一部分,也需要进行分类细化,针对不同的图书品种,从维护和贸易推广的不同角度,制定不同的版权运营策略,做到分类推广、有的放矢。 所谓分类管理,一方面是要求对图书版权按照内容、适合人群和地区等具体的标准做好分类,在推广和进行贸易洽谈的过程中,重点在目标群体中进行推介。另一方面,版权是一个笼统的大概念,具体到每一个图书品种而言,可以分为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改编权、翻译权等诸多细项,特别是多媒体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一些图书还加入了数字版权的概念,由于版权的费用是由具体列项的种类决定的,所以作为版权工作人员来说,为了避免浪费企业资产,必须要对每个图书品种作出详细的分析,以决定在与作者和版权机构获取版权的过程中,有目的地选择版权种类。 (二)从单一的版权贸易转变为合作出版 在过去的版权贸易中,版权贸易经常会采取的方式就是整体输出或引进,而在近些年,合作出版逐渐已经成为了另一种趋势。对出版社而言,引进一个成熟的图书版权,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在版权引进后,还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图书的加工出版和后期的销售推广,这对一些中小型的出版社而言无疑是加大了运营成本,同时也增加了风险。相较之下,合作出版可以缩减成本,将版权引进的风险大幅降低,充分发挥版权贸易双方的优势,促进版权合作的有效进行。 同时,国内出版社如果是作为版权输出方,那么合作出版一般可以在选题开发阶段就可以着手进行,通过这种方式也可以减少版权输出方在图书后期编辑制作过程中的过多投入,避免资源重复利用,提前进行定制出版。特别是对于艺术类图书而言,一般印制成本高于其他图书品种,因此如果在图书出版工作完全结束后再考虑版权问题,往往会因为前期投入过多造成版权费用提高,使一些原本可以进行合作的图书品种无人问津,浪费了一些优秀的图书选题。 (三)做好人才建设和人才储备 国内的版权保护和运营相对于国外图书市场来说,工作开展得比较晚,因此,在专业版权人员培养方面更是非常欠缺。目前国内大多数出版社虽然已经树立起版权维护和推广的概念,但由于缺乏相应具备专业素质和经验的从业人员,使一些出版社的版权工作开展的并不是很顺利,因此,迅速培养起一批业务能力过硬的版权从业人员是出版社开展版权业务的首要工作。 由于版权工作涉及的方面比较多,因此对版权贸易人员的要求也就非常全面。一般来讲,版权从业人员首先应是具备法律、贸易、外语等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并且要对所从事的图书板块市场有着透彻的认识和深度把握。作为出版单位,首先要加大对版权从业人员的培养力度,挑选综合素质过硬或在某些相关专业上具备特长的人员进行重点培养,同时对于版权从业人员来讲,自身的业务开展不能仅限于版权一个领域,而是要积极参与到图书选题、编辑以及推广的各个环节中,在充分认识和分析国内外市场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对本单位图书的走向提出合理的意见,帮助其他环节的工作人员更好地开展工作。 (四)从选题开始在每一个环节建立版权意识 版权贸易的概念是随着近几年国内图书市场的开放而逐渐形成气候的,很多出版社在关注版权贸易之初,最先想到的是利用现有的、成型的图书来进行版权合作或是版权输出,但从实践的角度来看,由于国内外文化的差异,使一些在国内市场上非常受欢迎的选题在国际市场上却缺乏销路,有的时候是因为选题本身不受国际市场的认可,而另一种情况下却是由于表达方式或者翻译水平的限制,使得一些选题在推广过程中受到阻碍,因此,如果能够在确立选题时就加入版权贸易的思维,那么在后期的组稿编辑的过程中,就可以从作者、译者等角度进行一些调整,为今后的版权贸易做好基础工作。 另一方面,全版权运营的概念现在也逐步引起国内出版社的重视。目前国内的出版社在与作者签订出版合同时,一般容易忽视全版权运营的概念,通常仅会与作者在印刷出版以及网络传播等方面作出约定,而随着媒体融合度的提高,一些作品在正式出版后取得成功进而转变为影视作品的案例已不在少数,但通常在这个时候,有一些出版社就会因为事前与作者签订合同时忽视了影视改编权等权利而造成损失,这就要求版权贸易人员和编辑能够在确立选题时,就具备慧眼识珠的能力,提前签订一些可能出现衍生产品的作品版权。 (五)加强与国际间的交流合作 版权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长期的不懈努力,做好版权工作,努力是在日常的工作中。近几年随着国家“一带一路”等对外战略的提出,为出版社的版权推广也提供了机遇,同时,诸如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这种世界性的大规模专业展会也是出版社开展业务的良好平台。 作为出版单位和版权从业人员来说,与相关机构建立日常的合作关系是版权工作中的非常重要的一环。版权工作要求版权人员要能够及时抓住时机,利用一切机会与国外的出版机构、版权机构等取得联系、建立合作,在平时的工作中,要及时维护与其他出版机构之间的关系,从中获得对自身工作有益的信息,对自身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依据。同时,随着时局的变化,要能够把握住市场发展的动态,适时地推出适合对方的版权输出计划,有目标性地选择版权合作机构,有针对性地开展版权工作。 贸易类论文:离岸外包服务选址与贸易出口类别之间的关系 在后经济危机时代,服务外包已成各国经济领域必争之地,而本文将就作为服务外包四大因素(服务外包动因(Why)、服务外包业务(What)、服务外包地点(Where)、服务外包过程(How))中服务外包从策划落实到现实的衔接关键点的“服务外包地点”进行研究。 本文将通过丹麦已有的服务外包数据与贸易出口相关数据结合起来研究,通过建立模型探究服务外包选址与国家对外出口方向类别的关系,并且将该模型用于预测2016年中国的服务外包行业情况,为我国服务外包企业提出事宜的意见。 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 随着全球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国际服务外包逐渐成为全球产业转移的一大趋势,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1】。承接国际服务外包能够提高承接国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资本流入质量,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知识,并推动服务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为了降低成本、提高核心竞争力、优化产业结构,很多跨国公司都把自己非核心的业务外包给其他企业。而且,国际服务外包还有低污染、低消耗、高技术、高附加值等特点【2】。 近年来,随着国际市场越发开放,市场分工趋势逐渐加大,而行业间的交叉也越来越复杂,企业间的竞争越发剧烈。企业欲保持自己在市场上的一席之地,把握自身优势,则必先守住自身核心业务的行业优势【3】,即核心竞争力。因此如何将核心业务包装推向市场则是决定其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这些包装业务包括了客户联系、后期服务等,正如波士顿学习曲线(图一)所示,若自营非核心业务,确实长期来看会比外包成本低,但由于非核心业务较多,当把这些业务加总来看,其学习曲线就不再是图中的L了,而是在更高的位置L1,由于成本高,时间长,其必然耽误核心业务的进步,最终得不偿失,而服务外包业务由此应运而生,以更加专业团队以较低的成本处理企业核心业务。这也同时体现了社会大分工的趋势。 从发包国来看,美国、日本、欧洲是主要的发包方,提供了全球服务外包业务的绝大多数份额【4】。美国占了全球市场的64%,欧洲占了18,日本占了10%,留给其他国家的还不到10%。全球服务外包市场严重依赖于美日欧,使产业格局呈现出一种“中心-外围”的发展格局。 而从承接国来看,服务外包承接国数量激增,但是发展的层次是不一样的。从发达国家来看,服务外包承接大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爱尔兰、加拿大等国国内服务外包行业成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模和发展优势,但是和发展中国家相比,人力资源优势已经不复存在,因此其在最近几年的发展中明显落后。许多国家已经跌出2010年Gartner IT排行榜的前30强【5】。 由此可见,对服务外包行业的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而在外包业务所需要考虑的因素中,服务外包地点是服务外包从策划落实到现实的衔接关键点,因此,本文将以先前文章为基础,以丹麦为例,研究离岸外包选址与跨国贸易之间的关系。 本文将援引Peter D. ?rberg Jensen文中的部分数据【6】,将其处理为相对值,另外同样将丹麦进出口贸易进行相对值处理以研究离岸外包选址与国家贸易之间的联系,并借spss modler生成经过训练的模型对中国未来的服务外包趋势进行预测。 服务外包选址与贸易出口类别关系探究 前提假设。21世纪的亚洲一直作为最大的服务外包承包地区,从一开始的低端生产服务外包逐步走到现在开始从事较高端的IT服务外包,其中中国和印度做出了不少贡献中国、印度、菲律宾承接了全球服务外包60%以上的份额【7】,而中国在IT服务外包行业方面位居亚洲第二(如图二,将中国香港包括在内)【8】, 那么是否中国在电脑等方面出口也处于领先优势呢? 事实上,2000年1月至2007年1月,中国的出口繁荣期间,个人电脑的全球出货量增长105%,笔记本电脑占47个百分点的增长。2009年,便携式电脑第一次估值占大多数的电脑发货量。同时,中国大陆成为笔记本电脑的最大生产国,超过台湾,曾在2002年10月占到了全球笔记本电脑生产的64%,图三描述了这一时期美国笔记本电脑的主要进口国,由图可见,中国大陆的进口量逐年递增,并且占据美国笔记本电脑主要进口市场。 于是,本文做出本文最根本的假设: 服务外包的选址与该行业对应的出口类型方向相关。 数据分析。本文主要考察了服务外包种类与出口种类之间的关系,因此类似公司规模、先进程度等无关因素应尽可能对所研究内容不产生影响,借助丹麦数据制成外包选址因素相关系数矩阵,由矩阵可知这些因素对本文研究内容影响并不大(相关系数集中在0值左右),因此服务外包种类之间可经过处理形成相对偏好值矩阵。 由偏好矩阵看出IT行业服务外包无论在哪个地区都是最受欢迎的,之后对商品贸易进行处理,在此为了能够反映出确定的服务外包行业对应相应的商品,本文选择了如下对应方式: 同上处理成相对偏好矩阵(假设以出口金额代表偏好)后将几张相对偏好表结合分析建立模型,其中manufacture、IT、back―office三项使用相对值表示,所使用数据皆来自于2012年数据,经过数据填补,极端值排除后,使用三种模型(C5.0模型、类神经网络模型、SVM模型)进行预测训练,在置信度达74%情况下,将所得模型使用于中国出口贸易所得2016年预测结果如下: 模型显示,前三项(有机化工、船舶生产、人造纤维的出口)对生产、IT、后台工作管理服务外包影响最小,三个模型计算出的相关系数平均值分别为0.078、-0.021、0.134,而计算机、软件业出口相关系数则分别达到0.828、0.671,管理人才流动为0.544。 表中有机化工品、船舶生产等数据为“世界对中国的出口额”,即中国的总进口额,后面三项manufacture、IT、back―office为国际市场发包给中国的相对偏好程度模型预测值。由于该值为相对值,其大小并不影响其最终结果,由表中数据可知,目前来说对中国进行IT服务外包实际上是最好的选择。 经过数据处理,就管理人才流动、计算机和软件业出口三项与IT服务外包、后台工作管理服务外包的相关关系较高,而关于生产服务外包关系并不是很明朗。由所得数据建立模型对中国2016年承包情况进行预测得到最终结果为世界市场对中国IT服务外包的预期相对偏好值远远高于另外两项。其中由IT服务外包和后台工作管理服务外包的相关数据可验证本文最开始的假设的正确性:服务外包的选址与该行业对应的出口类型方向相关。 IT行业目前在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随着“云计划”、“大数据”的逐渐展开,中国社会对IT行业人才需求也越发强烈,大量IT服务外包产业园区建立,使之前分散的IT行业逐渐走上产业化、标准化发展的路线,也就是说在政府政策倾向作用下,中国的IT服务外包环境得到了保障这是其他国家越发偏好于选择将发包目的地设定在中国的原因之一【1】。 同时由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系数较大的几个因素(计算机、软件业出口、管理人才流动)中,计算机出口与IT服务外包数据相关性最为紧密,这正好解释了发达国家将相关商品生产外包到中国之后由中国制造出厂后再发回这些国家的本土市场的生产流程【1】,借此以提高核心竞争力:新产品的开发。 由波特菱形理论可知,各企业应借服务外包为平台,发挥自己的本土优势,如我国企业在未来应逐步发展自己的IT能力以赶上时代潮流;而国家之间也借此以形成自身的相对优势,中国可以借本次科技革命的潮流推动,在国际经济的竞争中获取更高的主导权。 然而,本文的依然存在一些限制,首先注重于对出口的讨论,忽略了进口和净出口的影响。 其次,由于数据类型有限,本文所有数据都是通过相对值进行处理,在把数据转换为相对值时,存在一定误差。综合考虑以上多方面因素,为保障数据可靠性,结果可验证性,更多的数据处理和资料调查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是本文得到的结论和数据处理方法仍有很大参考价值和创新意义。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信息学院) 贸易类论文:国际贸易实务类课程教学模式及评价体系研究 摘要:国际贸易实务类课程具有实践性强、实效性强、应用性强的特点,但现有的教学模式难以根据课程特征实现人才培养的目标。针对此问题,本文提出了启发式互动模式、习题教学模式、专题陈述模式、实习实训教学模式,以及以赛促学、以考促学模式等特色教学模式,并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评价5种教学模式在提高学生专业能力与素质方面的作用。 关键词:国际贸易实务;课程;教学模式;评价体系 国际贸易实务类课程是国际贸易专业学生必修的一系列与外贸实际活动相关的专业必修课,是研究国际贸易规则在实践中正确运用的技术性应用课程。通常,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主要定位于涉外贸易部门、涉外企业以及海关等从事实际业务和管理工作的高级应用型人才,专业特色较为突出。目前,高校该类课程体系的设置,既包括实务类主干课程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结算、国际商法、报关员实务、国际贸易惯例等,还包括商务英语听说、单证业务实习、进出口实务模拟实习等实践环节课程。 一、国际贸易实务类课程现有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按照要求,课程的教学模式应契合课程的特点,以求最大限度地实现授课内容的价值。但是,现有的国际贸易实务类课程教学,基本是在教室内完成,其模式以教师讲解理论知识,学生被动接受、记识或加以基本的理解为主要内容。传统的模式重视实务中的理论和规则而轻实践,强调每门课各自的知识点而忽略课程间的联系,缺乏理论联系实际和案例教学,造成学生感觉专业概念太过于抽象而出现理解困难的问题。实际上,这种问题已在学生的专业资格考试与课程考试中反映出来。其次,学生在传统教学模式下缺少体验进出口业务操作过程的机会,一方面造成知识点零散而不能融会贯通,出现知识点靠机械记忆而不能持久掌握的问题;另一方面,造成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低下。他们很难全面系统规范地掌握进出口贸易的主要操作技能和操作方法,很难清晰地把握对外贸易业务的全过程和各个环节的关键之处,缺乏外贸业务实际操作能力,普遍不能适应广大出口导向型企业用工的需要,从而国贸专业学生在就业时的竞争力劣势日益突出。鉴于此,国际贸易实务类课程需要改革传统的依赖教师讲解的单向传递教学模式,由以教师为主转变为学生积极参与,注重学生实践能力和创造思维的培养,注重适应教学内容的更新与人才培养要求的教学模式的创新。 二、教学模式的设立内容 教学模式的设立应依据课程的性质和特点,体现素质教育、专业性、务实性和开放性等原则;此外,它还应结合学校人才培养定位的实际要求以及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专业特色。 1.启发式互动模式。该模式主要应用于理论教学中。国际贸易实务类课程有其规范的理论教学内容。在这部分,理论教学中应改变教师单向讲授的现象,更多地采用启发式教学,针对讲授内容,提出深层次的、理论联系实践的问题,鼓励学生参与课堂讨论与辩论,踊跃提出自己的见解,鼓励他们进行创新性思维,之后,教师再进行评讲。这种启发式互动模式改善了课堂气氛,同时也改善了理论教学的枯燥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了其对知识的把握。 2.案例分析或习题教学模式。该教学模式,指投入专门的学时用于案例讨论或习题练习,主要用于辅助理论教学。理论教学为专业学习提供分析问题的基础和框架,而案例讨论或习题则有利于加深学生对理论教学内容的理解。例如,《国际贸易惯例》课程中关于承运人责任及免责问题可以通过案例讨论方式加深学生对惯例条款的理解和应用;《国际结算》课程安排习题课,让学生练习根据信用证内容来缮制票据和结算单据等。另外,教学案例还可以围绕地方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进行讨论,体现实务类课程服务区域经济的特点。 3.专题陈述模式。该模式,指教师围绕教学重点或难点问题形成专题,通过学生课下准备,继而在课堂上利用多媒体陈述与讲解的方式,表达学生对讨论专题的观点。该模式目前在研究生教育中被广泛应用,但本科教学很少涉及。该模式,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对知识点本身的把握,而且有助于对学生查找文献能力、系统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及创新能力的培养,实现教学模式以教师为主转变为学生积极参与。 4.实习实训教学模式。该模式主要应用在实践环节,属于动态参与性的教学模式,具体分为两类方式。一是在校内配有计算机及模拟软件条件的模拟实验室进行,例如外贸流程模拟练习基地、国际贸易结算模拟练习基地、模拟交易中心或模拟实验室等,通过模拟实务流程,让学生能够在一个仿真的国际商业环境中切身体会商品进出易的全过程,使其全面、系统、规范地掌握从事进出易的实际操作技能。教学中,模拟软件的使用率以及与课程内容的针对性是决定该模式教学效果的关键因素。另一种实习实训教学,则是在校外建立实习基地,改变以往合作单位被动接受学生实践实习的局面。学校通过建立产、学、研合作教育基地,不仅有助于解决课堂教学“纸上谈兵”的弊端,增加了学生的工作经验,还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与反馈,对人才培养的方向与特色有针对性调整,有利于就业率的提高。 5.以赛促学、以考促学模式。该模式指鼓励学生参加与专业相关的竞赛,鼓励学生考取专业资格证书,并根据竞赛规格与参赛成绩或是考取资格证书的难易含量冲抵学分的教学模式。例如,学生参加教育部与纺织总会举办的“外贸跟单员”大赛,取得一等奖可以折算为1学分,学生考取跟单信用证专家资格考试证书可以折算为2学分等。由于相关大赛或是资格证书的考取必须以对应课程的学习为基础,所以通过该模式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学习成绩,而且可以因材施教,促进学生的特长发展。 三、教学模式评价体系构建 1.教学模式评价指标体系。国际贸易实务类课程的教学工作是一个体系,除了教学模式本身的内容外,还应有后续评价环节,从而使课程所使用的教学模式实现动态优化。学校基于课程性质与教学目标,形成对各教学模式的评价体系。其中,启发式互动模式、案例分析或习题教学模式、专题陈述模式、实习实训教学模式,以及以赛促学、以考促学的模式分别命名为模式1至模式5;一级评价指标(准则层)包括学习兴趣度因素、学习主体性因素、实践能力因素、教学效果因素以及就业能力因素;进而,将各项一级准则细化得到二级评价指标(指标层),并给出影响作用选项,用以反映不同教学模式对提高各二级指标的作用(表1)。 2.教学模式评价体系的应用。本文所设立的教学模式以2~3个学年为一个执行周期,一个周期后将评价指标设计为一份调研问卷,以每门课程为调研单位,根据指标内容不同,将问卷分为“教师填写”与“学生填写”两部分,分别由开设国际贸易实务类课程的教师与学生根据要求分项做出评判,据此统计出不同教学模式在不同课程中的教学效果。例如,教学模式对二级指标“课后答疑率”、“末考成绩优良率”、“降低不及格率”、“考研通过率”的影响作用由教师完成,其余由学生完成。在此基础上,课程组统计调研结果,及时与学生沟通,了解统计结果中实现率低的二级指标的原因,总结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优化教学模式。当然,由于受益学生是流动的群体,为了实现国际贸易实务类课程教学模式契合受益学生的实际特点,其评价指标也是一个动态化体系,学校应在每个执行周期后根据受益学生的调研结果查找原因,及时做出调整,从而与学生需求、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以及当地经济工作发展需要相适应,实现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的价值。 另外,由于国际贸易实务类课程评价体系涉及到本科教学的诸多方面和环节,因此,相关教学安排应配合进行调整。例如,本科培养计划和执行计划应相应修订,并体现在教学大纲中,增加新增教学模式的学时,合理分配理论教学与时间教学的学时、学分冲抵的认定及具体执行措施等,从而保证合理模式的正常运行。 贸易类论文:中美电子类产品产业内贸易研究 摘 要:本文基于联合国贸易数据库,运用Grubel-Lloyd指数及Bruelhart指数两个量化指标,分析了中美之间2000-2013年的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情况。结果表明,中美SITC 第7 类产品产业内贸易总体发展势头良好,但存在出口水平低,结构层次低的问题,因此需要大力提升科技含量并调整产业政策。 关键词:机械和运输设备;产业内贸易;G-L指数 引言:近年来,随着电子产业的高速发展,各国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电子产业的广阔前景和重要战略意义。中国在当今世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不断深入改革推动创新,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发展领域就是电子产业。上世纪90年代起,全球电子产业的增速保持在8%~10%这一区间,为同期世界GDP增速的1.5倍左右[1]。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电子产品进出口迅速发展,2010年电子产品进出口总额突破万亿美元大关,一跃成为电子产品出口的第一大国。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在中国电子产品的进出口贸易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中美两国的贸易行为更是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十分显著的影响。特别是在近20年,中美双边贸易中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迅速提高,其中机械及运输设备类(SITC7)尤为突出[2]。现有研究中SITC第7类相关文献数量较少且年份较早,故本文采取最新的数据,对2000-2013年中美机械及运输设备类产品(SITC7)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及特征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推动中美电子类产品产业内贸易更好地发展。 一、数据来源 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第三次修订版中的第七类机械和运输设备类。其下两位数分类又分为九章:71发电机械设备,72特殊工业专用机械,73金属加工机械,74一般工业机械,75办公和自动数据处理设备,76电信和录音设备,77电器机械,78道路车辆,79其他运输设备。SITC7该产品类别包括了绝大多数的电子信息类产品。本文图表皆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 DATABASE计算、绘制而成。 二、贸易现状 表1为2000―2013年中国对美国SITC第7类产品进出口贸易情况表,从表中可以看出,自2000年以来,SITC7的进出口额总体呈持续增长趋势,到2013年,中国SITC第7类产品出口占中国对美国出口总额的49.59%,中国SITC第7类产品进口占中国对美国进口总额的41.68%,由此可见,SITC第7类产品在中美进出口贸易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已经成为推动中美贸易发展的主导产品。 表1 中国对美国SITC第7 类产品进出口贸易表 三、实证分析 (一)产业内贸易水平测度指标。综合利用国内外学者的现有研究及笔者可搜集到的数据,本文选用Grubel、Lloyd等学者提出的产业内贸易指数(简称G-L指数)和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简称B指数)这两个指数,从静态和动态的角度,系统地对SITC第7类产品――机械和运输设备类产品在中美两国之间产业内贸易发展水平和结构进行分析。 G-L指数由Grubel和Lloyd两位学者于1975年提出,是迄今适用最为广泛的产业内贸易计量方法。该指标能测定某一类产品某一年的产业内贸易情况,从静态的角度衡量该类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但利用G-L指数测度产业内贸易时,存在着一些问题。第一,因G-L指数作为静态的测量指标,只能于某个单一时期适用。其次,该指标可能会发生一些偏差,依据 Rajan(1996)在区分产业内贸易程度(the Degree of IIT)和产业内贸易水平(the Level of IIT)的基础上指出,标准的G-L指数在存在贸易不平衡(Trade Imbalance)时不能准确的反映产业内贸易水平。为弥补G-L指数缺陷,即在现有水平上使用B指数。 1.Grubel-Lloyd产业内贸易指数,能够从静态的角度衡量某一年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标准的G-L指数计算公式为: 其中:i为从71到79的整数,分别代表 SITC第7类产品下的2位数分类产品。表示第i类产品一定时期的Grubel-Lloyd产业内贸易指数。Xi和Mi分别代表第i类产品的出口值和进口值。GLi在[0,1]内取值,取值越大,表明产业内贸易水平越高。当GLi=0时,即有Xi=0或Mi=0,该类机械和运输设备产品的全部贸易都为产业间贸易,不存在产业内贸易;当GLi=1时,即有Xi=Mi,该类机械和运输设备产品的全部贸易都为产业内贸易。 2.B指数,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从动态的角度测量一定时间跨度的贸易增量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标准的B指数计算公式为: 其中:Bi表示第i类产品在一定时期内的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Xi和Mi分别表示一定时期第i类产品的进出口贸易额增量。Bi在[0,1]内取值,Bi=1,说明边际贸易完全是产业内贸易;Bi=0,表示边际贸易全部是产业间贸易。 Bi 0.5,则在这一时期内机械和运输设备类产品贸易的增量主要是由产业内贸易引起,反之则说明由产业间贸易引起。 (二)测度结果及分析。(1)G-L指数。根据G-L公式,计算得出SITC第7类产品2000-2013年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表2(请见附录)。由图1可知,SITC71-79类产品的G-L指数及变化趋势有较大差异,现就变化趋势归类说明。 图1 中美在SITC 第7 类的两位数分类下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图 71(发电机械设备)、77(电器机械)变化比较平稳,一直在高位徘徊,71基本在0.8以上,77基本处于0.6和0.8之间。这两类产品产业内贸易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主要是由这些产品的品种多样性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引起的,反映了在我国这两类产品的生产已有明确的分工,这种分工有利于规模经济的形成。78(道路车辆)G-L指数从2004年起基本呈稳步上升,从0.2一直攀升至0.9,发展势头良好,贸易方式从产业间贸易转向产业内贸易,可见这类产品近年来受到政策引导,逐渐成为中美贸易的重点。75(办公和自动数据处理设备)、76(电信和录音设备)均为附加值高且科技日新月异的产品,两者的G-L指数变化趋势较为相似,2000-2001年,两者的G-L指数处于较高位,从2002年起,G-L指数不断下降,且降幅较大,近年来G-L值更是逼近0,说明这两类产品质量或多样性方面的竞争力不断削弱,贸易方式退回到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产业间贸易。79(其他运输设备)G-L指数一直在低位运行,说明此类产品竞争力并不强,产业间贸易占据主导地位,历年来都不是中美贸易的重要类别。 (2)B指数。表3是应用Brue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公式对中美两国SITC7产品贸易增量进行计算所得到的结果,据此可以对中美两国2000-2013年SITC第7类产品贸易增量进行动态分析。各个时期的B 指数有一定的波动,呈现出以产业内贸易和产业间贸易交替的贸易增长形势。 表2 中美在SITC 第7 类两位数分类下的B指数 71 和77 的指数平均值大于0. 5,表明其贸易变化主要是由产业内贸易所引起。75、76的指数平均值趋向0,表明它的贸易变化主要是由产业间贸易所引起的。 四、现存问题及原因分析 由进出口额和测算指数可知,中美SITC 第7 类产品产业内贸易总体发展势头良好。71类(发电机械设备)、74类(一般工业机械)和77类(电器机械)的G-L指数及B指数平均值近年来均高于0.5,产业内贸易是强项,贸易变化也主要由产业内贸易所引起。但也应看到,中美SITC 第7 类产品产业内贸易在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资金投入高的产品上发展水平较低,如 75类(办公和自动数据处理设备)、76类(电信和录音及音响设备和仪器)的G-L指数及B指数则逐年下降,贸易方式逐渐退回到产业间贸易。说明中美SITC第7类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存在出口水平低,结构层次低的问题。 以上情况的出现主要跟中国的特殊贸易方式有关,即“三来一补”等加工贸易为主要贸易方式。虽然近些年情况有所改善,但这类低附加值的贸易仍占较大比重。中国只能向美国出口较低科技水平的电子产品,而对于那些高新技术产品中国只能单向地从美国引进。中国也曾在某些高新电子产品上具有优势,但一旦松懈了技术创新,技术开始落后,其对美国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也便随之下降。也正是如此,中美两国在高新技术水平上的产业内贸易无法蓬勃展开,一直处于低水平、低层次的状态。 五、对策建议 (1)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大力发展高新技术。技术的发展与创新能带动我国SITC第7类产品的产业结构升级,而产业内贸易水平提升的最大瓶颈便是出口低水平、结构低层次,因此改善产业结构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中美间的产业内贸易。必须提升我国在高新技术产品上的研发力度,提升我国与其他国家进行此类产品产业内贸易的能力。同时,对于那些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也可以运用新技术进行改造,提高技术含量,扩大优势,从而更好地发展产业内贸易。(2)调整国家产业政策,重视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我国产业政策对于传统分工理论仍有较明显的倾向。在传统分工理论下,我们从事低层次、低水平产业的产业间贸易。必须摆脱传统分工理论的束缚,去尝试一些高新产业的产业内贸易并对这些产业给予必要的政策支持,以促进其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 贸易类论文:贸易辅助类岗位管理架构新模式探析 对较具营业规模的贸易公司来说,为了更规范地管理业务和促使业务人员更好地拓展业务,为业务人员配备必要的辅助人员是十分必要的。辅助人员对公司业务的健康和持续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如何通过更加科学设置贸易辅助类的管理架构从而更加有效地发挥贸易辅助类人员的作用,则是企业HR管理人员普遍遇到的问题。本文试以C公司为例,就我国贸易类企业现阶段如何创新构建贸易辅助类岗位管理架构新模式进行初步探析。 一、原辅助类岗位管理架构模式存在的问题 C公司是一家进出口和内贸年营业收超千亿元、经营商品品类较多的贸易企业,公司员工逾千人,主要岗位类别有业务类、技术类、辅助类和职能管理类。其中辅助类岗位的工作内容以合同结算、单证制作及物流服务为主,是合同执行环节的主要负责人。人数约占全体员工数的20%。 多年来,辅助类岗位一直扮演业务助理的角色,从属于业务人员,其人员安排、工作内容、进度安排、绩效考核都由业务人员确定。在这样的架构下,辅助人员专注于一项或几项产品,对业务流程和客户比较熟悉,工作效率也比较高,但从公司管理需要上看,这样的设置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缺乏操作独立性 这种模式下,由于架构设置及考核等原因,辅助人员习惯于听从业务人员的指令,而不是严格按照业务流程和规范要求操作,从而使得因不规范操作造成的业务风险加大。 2.缺乏事中跟踪反馈机制 辅助人员的汇报对象是业务人员,业务进程以及是否有风险迹象等信息很可能到业务人员处被掩饰,甚至被终止,不能及时反映到管控部门。个别情况下,辅助人员还可能接受业务人员的违规指令。 3.缺乏效率分工与灵活调配 当不同业务部门出现忙闲不均的情况时,不能灵活机动调配,导致人均效率的下降。 4.无法满足精细化需求 不少辅助人员负责某项业务签订后的操作环节,因此对于日益提高的精细化要求往往顾及不到。在客户服务体验要求日益提升、公司管理日益细化的情况下,显得力不从心。 此外,在这种模式下,对辅助人员绩效考核也显得比较困难。这是因为:辅助人员不对利润负主要责任,不能用利润额考核;其工作由于不同产品类别以及进口、出口及国内业务操作环节和难易程度差别很大,也不能简单用业务操作单量来衡量;辅助人员从属于不同的业务人员,业务人员的评判标准和尺度不尽相同,由业务人员对辅助人员的工作质量、效率等方面进行评估也显得不尽合理。因此,多年来在辅助人员从属业务人员管理的架构下,占公司员工总数五分之一的辅助人员,其绩效考核流于形式。 二、辅助类岗位管理架构新模式的创建与解析 1.管理架构新模式 为解决以上问题,C公司提出了设置执行部的思路,即将所有辅助人员独立于业务人员组成执行部,执行部与业务部在同一个架构层面上,直接向总经理或分管业务副总和风险管理部门报告工作。这样的架构设置,明确了业务部门与执行部门的分工:业务部负责合同签订,后续工作由执行部负责。这是执行部与业务部的对外部分分工。同时,进行内部分工调整:打破产品界线,改按产品划分为按工作流程划分为合同结算、单证和物流三个执行小组(见图1)。这样的分工打破了实行多年的按业务类型或按客户分工的习惯,有利于解决前述执行独立性和信息反馈等多方面的问题。 2.流程拆解 组织架构调整后,接下来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流程拆解。首先要对公司经营的多种产品,以及进口、出口和国内贸易等多种类型业务合同的执行过程做深入解读,按合同基础信息、采购合同、销售合同三类来解读。如对采购合同,划分出了合同及版本维护、办证、信用证、投保、免税、到单、采购付款、清关和出险9个流程环节。接下来,将各环节的工作明确到执行部各组,明确责任(见图2 ,不同板块分别对应合同结算组、单证组及物流组的工作职责)。 3.规范操作 执行部的主要职能包括高效执行和反馈跟踪两个方面。高效执行通过明确分工、统一共享、细化规则以及理顺流程四个方面来确保。 明确分工如前面所述。统一共享方面主要包括统一记录格式和记录内容,将原由于业务类型不同以及操作人员工作习惯不同等原因造成的多种记录格式以及记录载体整理成统一的台账,并完成信息化,以便于信息流转、共享及监督检查。信息共享还利于客户体验的提升,客户收到的服务信息可能来自于不同的工作人员,但对于客户是同一个端口(比如同一个邮箱),背后是同一个信息资料库。要确保不同的人完成某项工作的输出是一致的,还需要配套制订细致完善的规则。细化规则和理顺流程同时也是一个取得共识并不断优化流程的过程。 明确分工、统一共享、细化规则和理顺流程这四个步骤确保了业务的每个执行环节按统一规范操作,并且执行情况的记录完整规范,避免了多方查找补充资料的浪费,为信息化工作做好了准备。 除了高效执行外,执行部的另一个重要职能是反馈跟踪。在这种模式下,执行部独立于业务部使有效的反馈跟踪成为可能,但要高效准确完成这一职能,还需要制度的保障。明确分工和制订规则仍然是两个重要的环节。执行组长、执行人员在什么情况下要汇报、向谁汇报、提供什么资料汇报都要有明确的规则和格式。比如,执行部主管和各组长定期召开会议,进行重大事项盘点、流程修订等,合同结算组需要按时提交已出仓未开票报告、逾期应付报告、代付说明报告及信用额度报告等。报告分为定期报告、异常申报及日常沟通等,异常申报对及时发现货权、应收款、货物品质等业务风险,及时采取措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日常沟通可保证执行人员更贴近业务,与业务人员的配合更紧密。 三、辅助类岗位管理架构新模式的作用 1.实现了对辅助人员的量化考核 完成了对多品种、多类型业务的流程梳理和统一,使多年流于形式的辅助人员量化考核工作有了一定基础。在业务执行操作环节已划分清楚后,需要确定一个主要维度作为考核基础,经过多次研讨,C公司确定了以完成每个环节操作动作需要的时间为主要考核维度,以难度系数来修正的思路。 在对作业流程也完成标准化的基础上,确定每个操作环节的基本动作所需要的时长。确定基本动作时长以及难度系数是公开讨论并反复修正的过程,类似于科学管理之父泰勒的工时研究,这本身也是一个流程优化和员工培训的过程。此外,还有一个重要措施来确保考核标准的公平性,就是建立并实施各组间的轮岗制度。 2.促进了工作效率的提高 量化考核运用信息化手段实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员工各个时期工作量的对比情况。这种基于客观实际的公平性考核不仅能够帮助管理者合理调整人员配置和分配工作,而且对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3.为业务决策提供了支持 辅助人员的工作量是业务运营成本的一部分,能准确评估辅助人员的工作量对精确业务成本分配及衡量投入产出有很大帮助。把执行部辅助人员的工作量数据匹配至营运成本分析中去,更准确地衡量投入产出,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业务盈亏测算的数据,甚至能够据此改变对某项业务的决策。为管理层提供决策支持是执行部工作职能的一大突破。 (作者单位: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贸易类论文:基于《国际贸易业务分类和资质管理》的应用型本科专业“模块化”课程体系建设 [摘要]:《国际贸易业务分类和资质管理》标准对国际贸易业务及其资质进行了规范化和标准化,为培养应用型本科国贸专业的教学改革提供了指导依据。从该标准出发,应用“模块化”课程体系设计理念,设计构建了应用型本科国贸专业“模块化”课程体系建设方案。此建设方案可对应用型本科专业的课程体系建设与设计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国际贸易业务分类和资质管理》 应用型本科 “模块化”课程体系 一、前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我国的高等教育逐渐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型,与精英教育偏重学术型人才培养不同,大众教育则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这就要求高校的专业课程体系改革也应按照应用型体系来进行建设或设置。 GB/T 28158-2011《国际贸易业务的职业分类和资质管理》推荐标准(以下简称“标准”)中将国际贸易业务人员职业类别分为国际贸易业务运营类、单证类、财会类和翻译类四种,并对各职业类别规定了相应的职业资质要求和管理机制。该“标准”不仅为国贸专业的人才培养指引了方向,也为专业课程体系建设与设计提供了指导依据。应用型本科是将新型的本科教育和新层次的高职教育有效结合的教学培养模式,与传统的普通本科教育相比,它更注重实践能力和职业能力培养,而相比高职教育,它培养的人才又有更高的学历层次。“模块化”教学是教学模式的一种有效形式,已成为应用型本科教育课程改革的一个趋势。本文基于“标准”构建了国贸专业应用型本科“模块化”课程体系建设方案。 二、应用型本科国贸专业“模块化”课程体系建设方案 按照“标准”中职业资质对业务知识和技能的要求,应用型本科国贸专业的培养方向应具备专业化、实践性与应用型的特征。在学科课程体系建设与设计中应注重学生的基础能力、职业能力和专业能力三种能力的培养。“模块化”课程体系以课程模块为基本单元,通过建立科学的“模块化”课程体系来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该课程体系内容包括以下4个模块。 1.基础能力模块 基础能力模块主要以素质教育为主,旨在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主要培养以下能力和素质: (1)职业道德与政治思想素质。使学生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与法律基础知识应用能力,设置的课程主要有:思修、毛邓、形势与政策等。 (2)身体素质与运动技能。以运动和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对学生机体进行科学的培育,包括的课程主要有:大学体育等。 (3)心理素质与自律能力。培养心理素质和抗压、受挫能力,课程主要有大学生心理素质教育等。 (4)语言及人际能力。培养学生人际沟通和交流能力,课程或活动主要有:大学英语、各种讲座及社团活动等。 (5)安全与环保意识。培养学生拥有高度的安全与环保意识。设置的课程或活动主要有:消防演练、环保讲座等。 (6)计算机应用能力及经济数学思维能力。培养学生熟练应用计算机,具备将经济问题量化为数学的能力,包括的课程主要有:计算机应用、经济学、经济数学等。 2.职业能力模块 职业能力模块以基础职业能力培养为主,兼顾岗位专业能力的培养。主要包括能力有: (1)商务沟通能力。使学生具备现代商务信息的获取、与客户及对手有效沟通、商务谈判、理解国际商务文化、现代商务礼仪、化解矛盾与危机的能力,课程主要有商务礼仪、国际商务谈判等。 (2)外贸英语应用能力。使学生具备利用外贸英语函电建立业务关系、获取订单、进行交易磋商的能力,课程主要有商务英语读写、商务英语口语、外贸函电等。 3.专业技能模块 专业技能模块以职业专业能力的培养为主,主要目标是力求符合“标准”国际贸易职业资质管理中的岗位要求,为学生“零距离”就业打下基础。 (1)国际贸易单证操作能力。使学生具备交易磋商、订立外贸合同、信用证及外贸单证阅读翻译与缮制能力,课程主要有:国际贸易单证实务、国际贸易单证实训等。 (2)办理国际货物运输、报关报检及物流管理能力。使学生具备为进出口货物选择合理运输方式、签订运输合同的能力,货物运输的能力,为进出口货物合理投保的能力,报关报检能力,掌握现代物流管理理论与方法、精通国际物流业务、具有国际物流运作组织能力,包括的课程主要有:国际运输与保险、国际海运运输实务、国际空运运输实务、现代物流概论、物流与供应链管理、报关与报检实务等。 (3)国际(外贸)结算能力。使学生具备对国际贸易业务进行核算、分析、预测和控制的能力,具备出口退税及相关核算的能力,包括的课程主要有:金融学、国际金融学、国际结算、会计学、外贸会计等。 (4)外贸跟单能力。使学生具备根据外贸订单对货物从生产到出运进行全程跟踪的能力,包括寻找客户、设定目标、传播信息、推销产品、提供服务、收集信息、分配产品及承担各类单证的运转,包括的课程主要有:外贸跟单理论与实务等。 (5)营销策划及管理能力。使学生具备从事市场调研和分析的能力,营销策划、市场开拓、直接销售的能力及客户管理等能力,包括的课程主要有:应用统计学、市场调查与分析、国际市场营销等。 (6)电子商务能力。使学生掌握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电子商务的业务流程及运营特点,具备维护电子商务网站、网络营销、网络运营及电子商务创业的能力,包括的课程主要有电子商务、跨境电商工作实战等。 (7)专业综合能力。使学生具备寻找客户、贸易磋商、签订合同的能力,组织履约、报关报检、制单装运、核销退税、处理争议,办理进出口实务操作和管理全过程的综合性工作的能力,包括的课程有国际贸易流程模拟等。 4.专业提升及拓展模块 由于应用型本科教育在知识结构上具有知识面较宽、基础较扎实、应用型较强的特点,因而需要精简理论课程,突出理论教学的应用性,改革传统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向应用型培养模式转变。可探索性的对传统的、偏重理论的本科课程(如中国对外贸易、国际经济合作、国际服务贸易、国际投资等)进行“改革试水”,根据培养目标和职业要求适当精简教学内容,缩减教学课时,并转换教学方式,如采取讲座、让学生通过查找资料写论文等形式来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检验。部分核心课程如国际贸易实务等可根据学生的意愿及英语水平,开设双语选修课。此外,还可通过专业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论文或设计等环节,使学生在真实的职业环境中完成上岗前的训练,最终形成“零距离”就业的能力,从而真正体现应用型本科教育重视应用、重视实践的特点。 三、结语 教育部在2014年度工作要点中明确提出,要引导一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类高校转型。课程体系的改革与创新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得以实现的关键。基于《国际贸易业务分类和资质管理》标准的国贸专业课程体系建设方案,体现了新形势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要求,对应用型本科的教学改革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贸易类论文:区际贸易形成的基础和主要类型分析 摘要:区际贸易具有交易频繁、规模小、流动性强的特点,是在自然地理区位、各类生产要素、区际分工、区际价格、商品和劳务价格和消费者偏好差异性基础上产生并发展的,并且在长期的贸易发展中逐步形成了五大贸易类型。本文以区际贸易的特征为出发点,重点探讨和分析了区际贸易形成的基础和主要类别。 关键词:区际贸易 形成基础 差异类别 区际贸易是国内不同级别的行政区域接壤的边界上进行的贸易,具有交易频繁、规模小、流动性强的特点。区际贸易的产生具有强大的客观基础,同时,由于它具有众多优势,在贸易往来中得到了快速发展。 一、区际贸易产生的基础 如图1所示,区际贸易产生的基础是多方面的,主要来自于六个方面:区位差异、资源差异、分工差异、消费者偏好、价格差异、区域利益。 其中区位差异、资源差异、分工差异属于客观基础,消费者偏好属于人为基础,价格差异属于直接驱动力,区域利益属于根本驱动力。一是区位差异:一国中自然地理位置越好的区域,其经济的发展就越快。自然地理位置差异的存在,会使各区域在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中处于不同的层级和水平,不同层级和水平的区际间差异,自然而然地会促使区际之间产生商品、生产要素和劳务的交换;二是资源差异:狭义的资源主要指自然资源,广义的资源指资金、技术、人才等非自然资源。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中后期,区域经济的发展逐步由狭义资源向广义资源过渡,就广义资源来讲,各区域的发展历史、变迁过程、地区政策等不尽相同,差异性产生了区际之间各类生产要素的交换;三是分工差异:如果每个区域都各自生产本区域所需的全部商品,则每个区域就必须建立庞大、繁杂的生产系统,这样做必然会导致资源的严重浪费。相反,每个区域都以其自身优势条件各展其能,差异化生产,就可以做高,做精,做优产品,区域分工差异是区际贸易的坚实基础;四是消费者偏好:一定区域中的消费群体的需求是千差万别,任何一个区域永远都不能在本区域的生产中,完全满足众多的消费需求,这就会促使区域间贸易的展开。五是价格差异:如前所述,各区域在诸多方面都存在差异。在规模经济一定的条件下,这种差异必定会引起价格的差异,这样,在同等质量、规格情况下,价格低廉且品质优良的商品就会成为抢手货,从而引发区际之间的交易;六是区域利益:毋庸置疑,区际之间的贸易,是实现各区域的自身利益的纽带和桥梁,无疑,利益是区际之间贸易交往的最终目的,也因而促进了区际之间贸易的存在与发展,成为区际间贸易的基础。 二、区际贸易的主要类别 在区际贸易的长期发展中,按照分类角度不同,逐步形成了五大贸易类别: 第一类是垂直、水平和混合贸易。其中垂直型贸易是不同区域进行专业化生产而展开的不同层级的商品交换;水平型贸易是不同区域在进行专业化生产后在同一平台上展开的商品交换;混合型贸易则表现为既有垂直型又有水平型的贸易类型。 第二类是有形和无形贸易。有形与无形贸易的最主要区别是货物与服务。在传统的贸易实践中,为统计的方便,又将区际之间提供劳务、资本、土地、直接与间接投资收益、对劳动报酬的支付等归为“要素服务”贸易,将诸如咨询、旅游、运输等与要素提供无关的归为“非要素服务”贸易。现今社会中的有形和无形区际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沿用了其中的合理部分。 第三类是直接、间接、转口贸易。直接与间接贸易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贸易的进行中是否借助第三方的力量;转口贸易则指区域A从区域B进口产品,不进行加工,直接销售到区域C的贸易形式。 第四类是货币结算和易货贸易。货币结算贸易是以货币为结算工具的贸易,而易货贸易是以货物本身为计价支付工具进行的贸易。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多以易货贸易为主,在现代社会中,经济欠发展区域之间也常以易货形式开展商品、物资的交换。在经济发达的区域常以货币结算贸易为主要贸易形式,但也不排除在某些领域、某些时期采用易货形式的贸易。 第五类是一般和加工贸易。近年来,我国统计中的一般贸易,是在一般意义上、较为宽泛、特征不太明显的交换性贸易;加工贸易是一区域进口其他区域的原料、材料、技术、散件等,经过本区域生产企业对其进行加工、装配后再将其进行出口的贸易行为,也就是人们常讲的“三来一补”方式。 三、结束语 在众多客观和主观基础的推动下,区际贸易应势而生,具有交易频繁、规模小、流动性强的特点。由于存在众多优势,区际贸易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在长期的贸易交往中形成了多种多样的贸易形式,在区际贸易的实践中,这些贸易形式被间接或直接的运用,或以一种模式为主,或以几种模式混合运用,总之,区际贸易作为一种活跃的贸易模式一定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焕发光彩。 贸易类论文:关于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与分类的若干思考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贸易的方式和对象、理论研究的方法和角度正呈现出多元化、混合化快速发展的态势,国际贸易新理论和新现象层出不穷。一方面使我们对国际贸易现象的认识越来越全面,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对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的认识越来越混乱。为提高专业教学质量和深化理论研究考虑,有必要对现有贸易理论成果在体系上、逻辑上进行分类梳理,理清各种贸易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构建一个规范的贸易理论体系和内容框架。本文就此问题做出几点思考,抛砖引玉,与学术同仁商榷。 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贸易理论体系;贸易理论分类 一、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与分类研究的重要意义 当代国际贸易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化、混合化趋势。传统国际贸易方式的融合、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融合、商品贸易与要素贸易的融合、技术贸易与服务贸易的融合、市场开放化和市场内部化的融合等等现象使得当代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交往从内容到形式都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样化、混合化,甚至很难分清楚哪些交易是国际贸易,哪些交易属于国际投资,哪些交易属于服务贸易,哪些交易属于要素贸易。 随着国际贸易现实的多样化、混合化发展,贸易理论研究也呈现出多样化混合化发展趋势。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技术经济学、博弈论和模糊数学等等不断地与贸易理论融合对接交叉,使得贸易理论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多彩,它使我们对贸易现实的认识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全面的同时,也使得我们对贸易理论体系和逻辑框架的把握越来越糊涂,大量的理论研究成果难以分类,难以分清其隶属的知识模块。 正是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也为我们带来了两个麻烦:一是在高等学校的专业课教学中,不同版本的国际经济学和国际贸易学教材内容差别很大,贸易理论体系和章节安排差别很大,哪些理论该讲,哪些理论不该讲,没有统一的标准,很难取舍排序。二是在贸易理论研究过程中,因为理论体系和理论逻辑关系理不清楚,科研选题的理论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哪些领域是成熟的,哪些领域是前沿的,哪些领域是残缺的,很难说清楚,导致一些学术论文和研究课题的思路和方向本身就出现了错误。我们没有采取文献综述的方式来写作这篇论文,主要是不想拘泥于流行的形式主义做法,力求简单实用,能够说明问题。 二、关于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与分类的若干思考 (一)国际贸易的制约因素与贸易理论体系的构建 不同的贸易理论是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不同的制约因素对贸易格局的影响的,因此,贸易理论体系的构建可以从贸易格局的制约因素入手对贸易理论进行类型划分。从广义上来看,贸易格局的形成与变化受制于四大因素:生产供给因素、市场需求因素、市场结构因素和贸易政策因素。因此,贸易理论体系也就由国际贸易的供给理论、国际贸易的需求理论、市场结构的贸易理论以及贸易政策的理论基础四大模块构成。不少教科书将贸易理论与贸易政策做出了严格区分,我认为从理论和知识体系的构建角度来说,过分严格的区分很容易造成误解。 国际贸易的供给理论: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规模经济理论、生产区位理论等等分析的都是成本和价格因素与贸易格局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国际贸易的价格(成本)理论,这属于国际贸易供给理论的范畴;波斯纳的新技术差距模型、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梅基的原材料生命周期理论更加关注的是技术差别和产品差别对贸易格局的影响,可以说是国际贸易的非价格理论,这是另一类型的国际贸易供给理论。 国际贸易的需求理论:约翰・穆勒的相互需求原理是较早进行国际贸易供求均衡分析的理论,该理论不仅强调供给因素对贸易格局的影响,更加重视两国的相互需求强度对贸易格局、贸易条件贸易收益分配的影响;而后出现的新古典学派的贸易理论一直沿用了供求均衡的分析方法,在重视供给因素的同时没有忘记需求因素的重要性;20世纪60年代初期瑞典林达尔的需求重叠理论以及70年代以后出现的产业内贸易理论同样是更加看重需求因素(需求偏好的相似性和多样性和可变性)对贸易格局的影响。可以说这些都是国际贸易需求理论的重要代表。 市场结构的贸易理论:现当代国际贸易理论更多涉及到了市场结构差别、不完全竞争与垄断、国际市场的内部化和封闭化等等因素对贸易格局的影响,相关理论文献主要是研究市场结构因素的,因而可以称为市场结构贸易理论。例如,布兰德和斯潘塞关于战略性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研究、克鲁格曼关于规模经济和国际垄断对贸易格局的影响、跨国公司的市场内部化导致公司内国际贸易理论的诞生、地区性国家集团导致的关税同盟理论、协议型国际分工原理等等都非常重视市场结构不完全竞争因素对贸易格局的影响。甚至一些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例如,贸易条件恶化论、国际不等价交换理论、内生性增长理论等等同样给予市场结构和不完全竞争因素更加重要的地位。 贸易政策的理论基础:贸易政策始终都是影响国际贸易的最直接的因素,国际贸易政策研究从广义上可以归入贸易理论范畴,从狭义上也可以排除在贸易理论之外,单独作为贸易政策进行分析。事实上,大量的贸易政策研究文献无论从方法上还是从内容上来看都涉及到纯理论问题,例如,贸易政策工具的经济效应分析、最有关税和有效关税的研究、国际垄断同盟的定价策略、战略性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分析、关税同盟与共同市场的研究、WTO所涉及的规则和伦理问题等等都涉及到基础理论问题,人们很难界定它们是理论范畴还是政策范畴。因此,从贸易理论体系构建的角度来看,我们没有必要把贸易理论和贸易政策做出过于严格的区分。 (二)贸易理论的研究角度与贸易理论体系的构建 贸易理论研究者所站的角度和层次、关注的利益主体是不同的,由此我们可以根据贸易理论研究的角度、关注的主体、考察的范围、所在的层次不同将贸易理论划分为:微观贸易理论、中观贸易理论和宏观贸易理论三个模块儿。 微观贸易理论包括产品国际竞争优势理论和企业国际竞争优势理论。传统的经典贸易理论都是以一种产品为分析对象,研究某种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的表现、来源、制约因素及其对贸易格局的影响,都是研究产品竞争优势的,是以产品为中心的贸易理论;企业国际竞争优势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养和利用问题,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不同于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我国现阶段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就面临着如何从产品国际竞争优势的培养和利用向企业国际竞争优势的培养和利用转移升级的问题。 中观贸易理论包括产业国际竞争优势理论和区域国际竞争优势理论。产业国际竞争优势理论比企业国际竞争优势理论的视野更加宽广,它强调的是产业链条整体国际竞争优势的培养和利用问题,产业链的国际竞争优势比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威力更加强大,抗风险能力更强,国际竞争优势更加明显、更加持久,国家产业政策和产业发展战略的制定要考虑哪些产业值得培养和利用产业链的国际竞争优势以及如何培养和利用的问题,这是产业经济学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区域国际竞争优势理论是中观贸易的又一个表现形式,我国许多地方政府都提出要建设“内陆开放型城市”、“内陆对外开放高地”、“出口加工区”、“综合保税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区域发展规划,这些方面的理论和政策相关文献实质上研究的是区域国际竞争优势的培养问题,这是区域经济学理论与国际贸易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中观贸易理论的有一个表现形式。 宏观贸易理论包括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和社会竞争优势理论。例如,有关国家的综合实力或者综合国力或者国家综合竞争能力的相关研究文献实际上属于国家的国际竞争优势理论的范畴,这是一种宏观贸易理论,特别是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概念提出后,大量的经济和管理类文献都在借用这个词汇,很时髦。但是,我们所说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主要是考虑国家政府在培养国家综合实力和提升国际地位方面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再例如,近些年国际多边谈判中不断被提及和争论的PPM标准问题、SA8000标准问题、国际劳工标准问题、碳排放和碳关税问题等等实际上属于社会国际竞争优势理论研究的范畴,之所以称其为社会竞争优势理论,主要是考虑到这类研究和争论涉及到了社会文化、社会伦理,可以说,这是社会学、伦理学等学科与贸易理论融合的结果,这也是一种宏观贸易理论。 三大模块儿六种类型的贸易理论研究视野是不一样的,一个比一个看的视野广,一个比一个站得层次高,一个比一个更接近现实,它们相辅相成,构成了相对完整、相对独特的贸易理论体系,使得我们对国际竞争优势的培养和国际贸易现实理解更加全面,随着我国国际经济地位和经济技术实力的提升,我们有必要以更加广阔的视野来看待国际竞争优势和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的构建问题。 (三)国际贸易政策导向与贸易理论体系的构建 贸易理论自古以来就有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理论之分,而且两者都已经形成了自己相当丰富的理论体系。前者包括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规模经济贸易理论、生产区位理论等传统经典理论,这些理论都认为自由贸易政策好,贸易是双方互利的,即“双赢游戏(positive-sum game)”;后者包括李斯特的幼稚工业保护伦、贸易条件恶化论、普雷维什-辛格命题、剩余资源的出路理论、对外贸易乘数原理以及战略性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理论等等,这些理论都认为保护贸易政策好,贸易是单方有利的即“单赢游戏(zero-sum game)”。 两大理论体系争论几百年了,至今也没争出个结果,而且也不可能有结果,关于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理论之间的分歧问题实质是考察时期长短不同、理论假设条件不同、追求的利益目标和站的角度不同、采用的分析方法不同,它们的结论自然不同。这两大理论族群本质上讲是相辅相成的互补关系,自由贸易理论忽略的因素和问题被保护贸易理论顾及到了;而保护贸易理论忽略的因素和问题被自由贸易理论顾及到了;两者之间没有对错优劣之分,如果用自由贸易理论去批判保护贸易理论,我认为在批判方法上就已经犯了严重逻辑错误。 自由贸易理论几乎都采用了短期静态均衡分析的方法,它追求的是短期收益,自由贸易理论研究的是如何利用现有的比较优势问题,由此可见,自由贸易理论也可以叫做利用现有的比较优势理论;保护贸易理论几乎都采用了长期动态非均衡分析的方法,它追求的是长期利益,甚至主张为了长期利益而牺牲当前的短期利益,保护贸易理论研究的是如何培养未来的比较优势问题,由此可见,保护贸易理论也可以叫做创造未来的比较优势理论。自由贸易理论和保护贸易理论本身没有好坏和对错之分,它们在各自的理论假定前提下所做的论证推理都是正确的。具体到某一个国家针对某一产业会出台保护性贸易政策还是自由化贸易政策,这取决于该国的政策形成机制、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以及各种政治势力对国家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权衡。 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理论的比较评价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很大的误解,即保护贸易理论是完全反对对外贸易的,而自由贸易理论则是完全支持对外贸易的,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重商主义的贸易差额论和凯恩斯学派的对外贸易乘数原理并不反对对外贸易,恰恰相反,它们都极力追求贸易顺差,鼓励扩大出口;幼稚工业保护论的李斯特也不主张只出口不进口。而自由贸易理论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并不认为所有的产业部门和产品都应该自由贸易,而是认为对国防安全相关的产品就不应该搞自由贸易,对国际贸易至关重要的造船工业和航运业就应该搞贸易保护。所以,无论是自由贸易理论还是保护贸易理论都不是无条件地主张自由贸易,也不是无条件的主张保护贸易。在我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今天,认真思考这一问题很有必要。 (四)竞争手段的差别与贸易理论体系的构建 贸易理论实质是研究国际竞争优势的培养和使用问题的理论,而国际竞争的手段可以划分为价格竞争优势和非价格竞争优势两大类。标准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只能是依靠价格竞争优势(价格竞争手段),而差别化产品的国际竞争依靠的则是非价格竞争优势(非价格竞争手段)。 标准化产品的贸易理论(价格竞争优势理论):早期的贸易理论一般都假定贸易品是同质产品,也就是标准化产品,所以,早期的国际贸易经典理论可以说是标准化产品的贸易理论,既然是标准化,产品没有差别,那么,商品的国际竞争优势就只剩下了价格竞争优势,只能是拼成本、拼价格,谁的成本低,谁就具有出口优势。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奥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以及战后出现的规模经济理论、生产区位理论、交易费用理论等等都把成本和价格作为决定贸易格局的主要因素,因此,这些理论的政策导向是成本优势和价格优势从哪里来以及如何培养成本优势和价格优势。 差别化产品的贸易理论(非价格竞争优势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开始关注产品差别和技术差别问题,也就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原因可能来自于技术差别和产品差别可能是贸易发生与否的关键因素,也就是说,贸易是否发生与成本或者价格没有必然联系。我会做,你不会做,所以,你要从我这里进口;或者说我会做,你也会做,但是我做的比你做的质量高性能好,所以,我可以出口,你必须进口。波斯纳的技术差距模型、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梅基的原料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等等都把产品差别和技术差别看成贸易格局的决定因素,因此,这些理论的政策导向是探讨非价格竞争优势的构成、来源和培养途径。 关于标准化产品的贸易理论(价格竞争优势理论)和差别化产品的贸易理论(非价格竞争优势理论)的关系还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不少人认为,无论是国际贸易还是国内贸易,价格竞争战略是一种低级竞争战略,只知道拼成本拼价格,而非价格竞争战略是一种高级竞争战略,既要卖高价还要能占领市场。其实,价格竞争与非价格竞争本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关键在于是否适用,是否适合自己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适合自己的战略就是好的战略,不适合自己的战略就是不好的战略,无论是价格竞争优势的培养还是非价格竞争优势的培养都不是一朝一夕的,都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和代价。 (五)比较成本优势的扩展与贸易理论体系的构建 比较成本优势理论一直是国际贸易的经典理论和基础理论,例如,斯密的绝对成本优势理论和李嘉图的比较成本优势理论以及赫克谢尔和奥林的要素禀赋理论,都是比较成本优势理论,而且都属于马歇尔所说的“纯粹贸易理论”的范畴,这种纯粹贸易理论抛开现实中的货币、价格、价值等问题,从更加原始、更加本质的角度来研究国际贸易中的实物交换关系和规律。纯粹贸易理论的概念很容产生误导,使贸易理论的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大打折扣,学习过这些早期经典贸易理论的人也感觉这些理论有点儿“太理论”,道理很正确、很明白,但是,距离贸易现实似乎远了一点儿。 这些早期的比较成本优势理论,不管它们是以劳动价值论和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还是以供求均衡论和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实质都是在分析生产成本对竞争优势和贸易格局的影响机制,只不过生产成本的制约因素以及生产成本的内涵和外延不同而已。如果我们由此出发,将生产成本的内涵与外延进行扩展,把更多的影响贸易成本的现实因素纳入理论研究的视野,就有可能把比较成本优势理论做出系列化、体系化扩展,进而使比较成本优势理论从纯粹贸易理论走向更加现实的贸易理论。 现实中国际贸易成本有很多构成要素,除了进出口商品的生产制造成本以外,进出口商品物流运输的效率和成本、海关行政监管的效率和成本、税费征收的效率和成本等等都属于商品进出口贸易的成本范畴,由此可见,国际贸易中的比较成本优势绝不仅限于比较生产成本优势,也应该包括比较物流成本优势、比较监管成本优势、比较税费成本优势、比较信息成本优势、比较时间成本优势等等。这样一来,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比较成本优势理论就走向了系列化、体系化,这种比较成本优势概念的扩展,也使得比较成本优势理论从纯粹理论走向了现实生活。GATT和WTO历史上曾经致力于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的削减,近年来又致力于贸易便利化问题的讨论,实质就是探讨如何降低比较物流成本、比较监管成本、比较税费成本的问题。 (六)商品与要素的差别与贸易理论体系的构建 贸易理论体系可以分为商品贸易理论体系和要素贸易理论体系两个族群。传统贸易理论基本上属于商品贸易理论体系的范畴,它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商品的跨国流动和跨国交换问题,这是在要素不能跨国流动(包括技术上不可行、经济上不可行、政策上不可行)的背景下,要素的国际贸易难以发生,国际贸易就只剩下了商品国际贸易,有关商品的国际贸易理论已经形成了相当完善的贸易理论体系。从当代国际贸易现实情况来看,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变成了国际买卖的对象,要素跨国流动交易的技术条件、经济条件和政策环境越来越宽松,要素国际贸易发展迅速,资本、技术、人才、劳工、服务等等要素都成了国际贸易买卖的对象,已经成为当代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遗憾的是关于要素贸易理论的研究仍十分薄弱,成熟的经典理论构建尚面临着很多理论的和现实的困难,因为每一种要素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定价都有自己独特的机制、规律和特点,它们不仅不同于一般的商品贸易,而且它们相互之间也完全不同,需要特殊理论加以回答,可以说每一种要素的国际贸易理论都是一个亟待开发的新领域。 关于要素贸易和商品贸易的关系还有一个值得思考的角度,无论是贸易理论的演变还是贸易现实的发展似乎都表现出一个大致的历史轨迹:国际贸易发展有四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无商品贸易又无要素贸易阶段,国家之间各自为政,自给自足,没有任何经济贸易往来,封闭经济学研究的就是这个阶段的问题;第二阶段,有商品贸易无要素贸易阶段,国家之间开始发生商品贸易,但是要素不能跨国流动,许多传统贸易理论研究的就是这个阶段的问题;第三阶段,有商品贸易又有要素贸易阶段。正如当前世界贸易格局所呈现的情况,世界范围内商品贸易自由化获得了空前繁荣的同时,越来越多的要素贸易自由化趋势也在加速发展,要素贸易理论亟待建立。第四阶段,无商品贸易有要素贸易阶段,国家之间商品贸易所占的比例渐渐减少,要素贸易所占的比例逐渐加大,最终国家之间的贸易主流格局将会是要素贸易替代商品贸易,国家之间的资源配置由商品贸易演变成直接配置要素,尽管第四个阶段的世界贸易现实还没有发生,但是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国家集团内部这种贸易现象正在演变为经济现实,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正在为要素贸易创造越来越充分的环境条件,在未来国际贸易的发展中有可能实现要素贸易对商品贸易的替代,从而导致商品贸易流量下降、要素贸易流量上升,这可能是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结构的变化趋势。 三、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与分类研究的几点启示 我们在思考的过程中,深感“要素贸易理论”与“商品贸易理论”区别的必要性,但是,具体如何区分清楚,却甚为困惑。因为所谓的“商品”和“要素”都是理论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而贸易理论则属于应用经济学的范畴,现实生活中,如何把“要素”、“商品”、“半成品”上升为统计学概念是很难的,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关于商品贸易理论与要素贸易理论的区分就很难实现,相关的理论研究也就很难深入。 关于服务贸易与要素贸易的关系也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大家都认为当代服务贸易和要素贸易发展都很迅速,服务贸易研究的文献很多,但是,服务贸易纯粹理论模型却迟迟没有出现,这说明现有的服务贸易理论研究思路可能是错误的,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WTO所列出的服务贸易种类有11大类140个小类,每一种类别的服务在生产、定价、交换、分配、消费等环节的规律和特点都不同,根本就不存在适用范围广泛的服务贸易理论模型。另外,要素贸易与服务贸易的关系也很难说清楚,许多服务贸易往往伴随着要素贸易而发生,服务贸易理论模型难以建立,而某一种要素的贸易理论模型的构建要相对容易,要素贸易理论模型的构建可能是今后理论研究的一个正确方向。这也正是本文没有谈到“有形商品贸易理论”和“无形商品贸易理论”、“商品贸易理论”与“服务贸易理论”分类的原因。 关于“国际服务外包”问题也值得我们思考。近年来,关于国际服务外包的研究成果不少,不少城市和地方政府把承接国外服务外包当做一个产业部门来规划和发展,甚至还建立了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园,这样做的理论基础是错误的。服务外包仅仅是企业经营过程中所需要的业务环节外包给独立的企业来完成,服务外包本身是一种经营做法而不是一种产业。本文也没有谈到“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理论”和“发达国家的贸易理论”之间的区分问题,我们认为,“创造未来的比较优势理论”和“利用现有的比较优势理论”、“保护贸易理论”和“自由贸易理论”的区分已经能够说明问题,目的是想构建一个更加一般化的贸易理论体系。
中国电影史论文:一次对中国电影史的检阅 [摘 要]用自己的逻辑去剪裁历史,有什么样的电影观和电影史观就会相应的产生什么样的电影史。把中国电影史的书写放到一个大众传播的视野中来考查,它包括了三个层面的选择:信息传播者的选择、媒介守门人的选择和信息接受者的选择。以上三个层面的选择形成一股合力使得中国电影史的书写和传播出现了部分信息的不真实和部分信息的缺失。中国需要一部融入社会、经济、技术、艺术各层面,融汇内地和港台的综合的带有比较视野的“华语电影史”。 [关键词] 传播;选择;中国电影史 关于对历史的书写与研究,一些学者认为要“以史还史——它要求任何史家在主观上都必须像列宁所说的那样,‘正确地和准确地描绘真实的历史过程’,而不是任意用史著者所在时代的流行观念去裁剪乃至‘塑造’历史”[1]。这样固然好,然而,在具体的历史书写与研究中,这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不可能真正地“以史还史”,也不能做到历史的完全真实与客观。道理很简单,历史都是今人眼中的历史,历史是在被不断选择的过程。“当一个历史学家为了构建某种历史分析而利用某个‘事实’时,这个‘过去的事实’才成为‘历史事实’,历史学家在全部可用的历史资料中仅仅选择那些他们认为重要的历史事实;‘过去的事实’并不能自己说话,是历史学家把它们作为历史论据的一部分让它们说话。”[2]史学家们是在用自己的逻辑去剪裁历史、阐释历史。中国电影史的书写与研究也不例外,而这种对历史事实的选择又是相对复杂和多层面的。这里,我们把中国电影史著作当作一种传播媒介,从资料搜集、编撰成书到它的传播过程,去研究一个动态的中国电影史中所存在的选择性。 一、信息传播者的选择 传播学的编码理论认为,语言是静态的、抽象的,而现实是动态的、实在的,而且在信息编码过程中存在偏向因素。偏向就是信息的书写者、传播者存在着对所描述主体有利或者不利的选择。[3]在中国电影史的书写和传播过程中同样存在着由于语言的局限性所带来的各种对历史书写的缺憾和书写者对电影史各个时代各个细节的偏向性选择和按照编写者自己的逻辑或是当时流行的观念去做出的选择。 (一)书写者对历史事实认识的不同造成的选择 电影传入中国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而电影最早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也有着不同的说法。程季华等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之前的电影史如:“谷剑尘《中国电影发达史》认为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上海四马路(福州路)青莲阁第一次放映电影;郑君里《现代中国电影史略》却认为电影由香港转入中国到达上海的时间是光绪三十九年(1903年)的事。”[4]而1963年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的编著者们翻阅了大量的报纸等资料最终确定电影传入中国的时间和地点是在“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戏’,这是中国第一次电影放映。影片是穿插在‘戏法’‘焰火’‘文虎’等一些游艺杂耍节目中放映的”[5]8。到今天,对于电影何时传入中国这一历史事实还存在一些争议,有许多电影史家还在进一步考证,提出许多很有价值的看法。随着新的史料的发现和进一步考证,还会有不同的选择。这不只是对电影何时传入中国这一课题,而是对中国电影史的许多其他事实也会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而得到不同选择和更新的认识。 (二)电影和电影史观的不同造成的选择 前面我们说了,历史都是今人眼里的历史。所以电影史家的电影观和电影史观对电影史的书写和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就电影的本质而言,它应该包括社会、经济、艺术和技术四个层面的内容。那么相应的中国电影史的写作也应该有这么一种考虑并融入四个层面因素的综合的电影史观。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往往忽视了其他层面的因素,而无限放大其中的一个因素。 1.意识形态标准。在新中国“十七年”电影史中社会文化功能(意识形态)成为电影的惟一评价标准。当时在电影界流行的一句话叫:“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6]。程季华、李少白和邢祖文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就是在这么一种背景下诞生的。《中国电影发展史》自1963年出版以来,一直争议不断。正如李少白所说“有说好的,也有说坏的,好到捧上天,坏到踩入地;右至资产阶级‘反攻倒算变天账’,左至社会主义‘庸俗社会学’”[6]。在谈到该书的局限性时,大家常说的是,得考虑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其实也就是当时的主流的观念,当时的文艺观、电影观和电影史观。该书难免带上了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印痕,在史料的选择、史实的阐述评价上就难免带上了一些左的思想。例如:人们常提起的,根据吴祖光的《正气歌》改编的《国魂》被评价为反动的影片;由《火烧红莲寺》开启的“火烧系列”武侠片,该书评价为:“这股邪风一直狂吹了四年之久”[5]136;开创了中国式谍战片类型电影,引起较大轰动的《天字第一号》,该书评价为:“不仅内容极端反动,艺术处理也拙劣不堪,杂乱到无法再杂乱的地步”[7]。正是在这么一种背景下,一些研究“十七年”中国电影史的学者认为:“电影作为一维性的语言,即只是影片在‘说话’。一旦与新中国这一段意识形态起着超常作用的历史相结合,其结果必然是意识形态主宰一切,新中国电影史就其本质而言就必然成为一部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史”[8]。所以,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出现最多的两个词应该是:“进步”和“反动”。影片类型大体上有三种:进步电影、趋向进步电影和商业电影。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就整体而言,目前中国电影史著作还没有超过《中国电影发展史》一书的著作出现。该书的极左,大家都知道了;对一些影片的评价不当、漏评也知道了。谁敢保证今天你来评论,再来重写就一定公允?其实,治史只是一种选择,一些人或者一个时代的选择。 2.艺术标准。“”后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刚刚从“”中过来的中国电影一度特别强调电影的艺术性。这一时期以第五代导演为主体的中国电影人拍摄了大量探索性的艺术片,如《黄土地》《霸王别姬》《红高粱》《菊豆》等。在电影艺术、电影美学的探索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时,这一时期出现的许多电影史著作如:陈荒煤主编《当代中国电影》、郦苏元、胡菊彬著《中国无声电影史》等都特别看重电影的艺术性和美学追求。 中国电影史论文: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创作历史研究再思考 摘 要:1949-1966年的十七年是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创业和初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译制片事业从无到有,在极短的时间内成熟,并迅速地发展起来。本文尝试从历史研究的缺失、理论探索的传承、译制事业的展望等方面重新考量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创作历史,还原译制历史的真实。 关键词:电影艺术;电影译制片;艺术创作;历史研究;再思考 麦克卢汉将电影比作是“拷贝盘上的世界”,他认为,“我们借电影把真实的世界卷在拷贝盘上,以便像会飞的魔毯似的把世界放出来。”①电影制作人的职责,就是将观众从一个世界即他的自己的世界,迁移到另一个世界中去。而要完成这种“迁移”,译制无疑是最有效的方式。在中国,提到译制片,人们脑海中闪现的大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电影译制厂创作的经典影片、经典人物和经典情节,却往往忽略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电影译制片。诚然,对于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来说,它最初承担的主要还是政治任务,是教育民众、鼓舞民众的重要的舆论工具。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外国影片引进规模的扩大,电影种类的增多以及不同社会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影片的翻译制作,人们已经逐渐地接受并喜爱上了外国译制片,而译制片也从单一的政治教化功能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观念。如今,十七年电影译制片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是,无论是被淡忘,还是被遗弃,历史终究改变不了它的真实存在。可以说,没有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也就没有“”内参片的出现,更不会有新时期经典译制作品的诞生和辉煌。重新考量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我们认为,还原译制历史的真实,对于评判译制片的生存价值,探究译制片理论的传承以及客观地看待译制片事业的发展前景等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历史研究的缺失 在新中国60年的电影历程中,译制片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新中国成立之初,外国影片的引进、译制填补了当时国产电影严重不足的尴尬境地,满足了新生的中国观众在精神文化、娱乐生活方面的需求;同时,译制片的大量上映也适时地配合了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策略,发挥了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功用。作为新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译制片尽管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创作性质和生产方式,有关电影译制片历史的研究始终没能进入电影专业研究的视域。进入新时期以来,研究中国电影史的专著颇多,如钟大丰、舒晓鸥的《中国电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李多钰主编的《中国电影百年(1905-2004)》(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王晓玉主编的《中国电影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佐藤忠男的《中国电影百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李少白主编的《中国电影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 在这些电影史著作中,有关十七年电影译制片的文字寥寥无几,而系统地阐释、研究译制片的内容更是少之又少。罗列一下涉及到译制片的电影著作,主要有:丁亚平在《电影的踪影――中国电影文化史评》中,提到过“翻译片”: 除纪录片外,东影还随着形势发展,在1947年底至1949年上半年这一段时间里尝试拍摄、编制了其他品种。如木偶片《皇帝梦》、科教片《预防鼠疫》、动画片《瓮中之鳖》、翻译片《普通一兵》、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长故事片《桥》等。成绩颇丰,充分发挥了作为解放区电影主要基地的重要作用。② 李道新在《中国电影文化史(1905―2004)》中对十七年间引进的苏联电影作了如下评介: 在电影领域,苏联电影史上的许多优秀影片,……不仅被引进中国,而且成为中国普通观众耳熟能详的精神食粮,成为中国电影工作者学习研究的最好对象;正如陈荒煤在文章里谈到的:“新中国电影要成为党教育人民的得力的助手,要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电影来,我们必须很好地向苏联的优秀的电影艺术学习。” ③ 李多钰主编的《中国电影百年》中,也提到了苏联及东欧电影:……《大众电影》的创刊号,正好是6月1日国际儿童节,我们就以前苏联影片《团的儿子》中那个小男孩的照片做封面,……当时夏衍、于伶等人认为有必要做一份新式的电影杂志,多介绍苏联及东欧兄弟国家的影片和我们自己的国产影片,面向广大群众。④ 吴贻弓主编的《上海电影志》是较早也较为全面地介绍上海译制片的专著。书中专门列出“译制片”章节,概述了从1950年到1995年上海译制外国影片的基本概况、译制方针和译制准则等,并选择5大洲较有特点、较有代表性的上海译制的故事片加以介绍。胡昶主编的《长春市志•电影志》则系统地介绍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是东北电影制片厂)从1949年译制第一部苏联影片《普通一兵》开始到1988年译制片创作的基本概况,其中包括各个阶段引进影片的国家类别、影片种类、主要翻译人员、译制导演、配音演员等,较为全面地展示了长影厂40年译制事业的发展概貌。……与以上的电影专著相比较,由中国传媒大学资助的科研项目《中国电影译制片历史研究》算是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电影译制片历史的课题了。在2004年北京译制片研讨会上,这份有关《我国译制片的历史与现状》的报告明确地将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前1949年至1966年这十七年的创建和初步发展时期、1966年至1977年的十年“”时期、1976年“”结束以后,特别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25年大发展时期。 对于最初的十七年也就是译制片创业和发展时期,报告全方位概述了东影厂创办译制片的过程,袁乃晨如何译制《普通一兵》、以及上海电影译制厂创办译制片、改良译制片制作技术等情况,报告还指出了十七年间外国影片的大量译制和上映给中国观众的生活和观念所带来的深远影响等等。在研究中,我们还发现,作为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2005年度国家规划课题(国家级)――“中国电影学专业发展史研究”课题组,以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同立项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重点项目(省部级)――“中国电影学史论研究”课题组的最终成果,对各个电影专业学科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学术理论的总结,其中包括编剧、导演、表演、摄影、声音、美术、理论、文化、教育、技术、音乐、动画等领域,但是,有关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历史同样没能进入这样的研究课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二、理论探索的传承 半个多世纪的电影译制事业,传达给中国人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饕餮盛宴,更多的是在精神和文化领域的全新的转变。从根本上说,译制片的存在是中外跨文化交流的结果,“其根本的使命就是要打破语言的隔膜,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搭建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的桥梁。可以这样讲,译制片是交流的需要,是传诵的必然,是跨文化传播的自然产物,或曰终极产品表现” ,⑤“透过它,国人看见外部世界的面貌:有历史的风云、现实的精彩、未来的梦幻。译制片成了实现个人的乃至民族的自我文化认同、文化思考的一种途径。” ⑥吕晓明在《对“十七年”上海译制片的一种观察》中指出:“电影的跨国流传自然由商业动机驱动,却也是一种国际之间的文化交流。外国电影的引进除了满足本国观众的娱乐需求,也不可避免地会对该国的电影文化发生影响,即既影响到观众的观赏口味,也作为一种借鉴影响到本国电影的创作生产。这种情况尤其在电影业发展不平衡的国家间表现得特别明显。”⑦麻争旗在《影视译制概论》一书中认为,译制片是国人了解世界的窗口,是国际文化交流的必然选择,是保护民族语言的有效手段,更是传播艺术的追求。 它(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兴衰沉浮,它的结构成分的变化生动地记录了新中国电影与政治和社会及国际形势的密切联系;而观众对译制片的态度(喜爱、冷落)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某种社会的潜在的情绪和欲望。⑧真正意义上的电影译制,指的是将外国原版影片加工成中文配音的影片,具体来讲就是经过剧本翻译、配音、字幕、录音等加工手段,把一种语言的影片用另一种语言表现出来。从最初的“翻版片”到后来的“翻译片”再到“译制片”,有关译制片的创作理论经历了“从实践到理论,再由理论到实践”的过程。可以说,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创作为中国译制片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和理论基础。1949年,苏联影片《普通一兵》的译制成功,标志着译制事业的诞生,与之相应,电影译制创作理论也在实践摸索中逐渐形成。译制的过程是实实在在的艺术创作实践。每一个环节都是艺术家的活动:翻译视之为一种有特殊要求的文学翻译形态,导演视之为有特殊组织规律的艺术表演形式,演员则把配音看作是一门用声音进行表演的永恒艺术。可以说,一个译制班底就是一个创作集体,一部译制作品是整个集体的创造性的劳动结晶。⑨被誉为“中国译制片之父”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袁乃晨开创了译制片创作理论的先河。上海电影译制厂老厂长、译制导演陈叙一更是将译制理论推向了系统化、理论化的高度。他提出“剧本翻译要‘有味’,演员配音要‘有神’”,并要求从翻译到配音,必须以“上天入地、紧随不舍、转弯抹角、亦步亦趋”的精神,忠实地再现原片在语言和声音上的艺术创造。十七年的译制创作实践开创了译制事业的不同艺术门类的个性和特点。伴随着翻译片种的出现,译制片翻译逐步成为一种重要的翻译种类,需要“用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达形象思维中高超的艺术意境,应该说都需要达到信、达、雅。” ⑩译制导演是译制影片制作中的主要领导者,“主要任务是指挥配音演员,对照原版片画面反复进行排练,用逼肖的语调、口型重新配音,使译制后的对白、解说所传达的思想感情与原片相符合。”B11而配音演员是“专事配录台词的演员,……配音演员要深入理解剧本,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找准人物的语言基调、口型和气息状态。配音演员的台词处理必须与画面上人物的表演相适应,要忠实于原作,不可根据自己的理解另行创作。”B12作为一种美的追求和艺术的创作,译制片已经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品格,比如声画对位、性格再造、情感再现、口语会话、雅俗共赏等。新生代著名译制导演、配音演员廖菁认为,“翻译、导演、配音各显其能、相得益彰:翻译是基础,导演是核心,配音是关键。”B13这一论断与半个世纪前的译制理论惊人一致。由此可见,译制理论的探索和形成离不开十七年以来的传承和发展。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我国的译制事业已经拥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和市场,时至今日,已经形成了一个由专业机构、专职人员梯队、专门的学术团体(包括专门的网站)、大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发行销售网络,以及一大批支持、热爱译制片的观众群所共同组成的良性循环的有机的译制传播生态系统――这是一个有独立品味、独立思想、独立话语规则的知识结构和文化体系,或可称之为一个有共同兴趣爱好、共同群体身份、共同价值取向的译制文化圈。B14 三、译制事业的展望 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艰苦创业到蓬勃兴盛的过程。在走过了辉煌的1980年代后,译制片逐渐在1990年代中后期走向式微。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甚至有人认为外国原音原版电影时代的来临已经无可争议地将译制片这个“没落贵族”逼向了死胡同。著名学者、画家陈丹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当年的中国人只能通过有限的译制片了解世界,所以当时译制片是全民热爱的,但随着时代变迁,今天的年轻人不会满足于看配音片,就今天的审美来看,译制片很难成为大众追捧的热点。”B15他认为,“译制片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留下的只是美好的回忆,”并断言,“译制片一定是要死的。”持有相同观点的人认为,语言是理解文化的一把钥匙。经过译制的电影更多地损害了原声语言的神韵和意味,在引进外国影片时,“轻易地用本国语言去表达另一种语言传达出的意思时,在故事层面上可能损耗不大,但在文化意蕴上却是必然有所损失的。”B16其实,早在1953年,在北京的一次专门研究译制片的会议上,当时的电影局局长陈荒煤指出:“只要有语言差别,就有译制片的存在。”而当下对于译制片存亡问题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人对译制片的理解并不准确。 上海电影译制厂厂长刘风解释说,并不是配音片才是译制片,字幕片也是译制片的一种。“虽然现在精通外语的观众越来越多,但大多数人还不能观看原版。原版片的确是原汁原味,但它们引进时通常没有字幕或者只有原版字幕,中文字幕是译制片厂制作的,也属于译制片的一种。上字幕的速度很有学问,现在一些盗版片把字幕一股脑全都打出来,很多时候破坏了剧情,而上译厂译制的影片绝对不会出现‘提前泄密’这种破坏欣赏情绪的情形。”B17但是,能够真正看懂原版片的毕竟是少数人,即使采用原声加中文字幕的方式,观众在欣赏影片时既要看文字,又要看画面,往往顾此失彼,因此完全理解原版影片的神韵也是客观存在的难题。持不同观点的人则认为,经过译制的影片不仅不会影响破坏原有的电影,反而会给电影增添新的价值,并指出:译制片与原版电影的关系是互利的、一致的,而不是矛盾的、互相排斥的,观众既可以看原文电影,也可以看译制片,只是增加了一种选择而已。B18“活着,还是不活?”这原本是电影《王子复仇记》中的经典台词,现在竟然成为译制片尴尬生态状况的真实写照。2006年,在中国译制片问题研讨会上,译制事业的发展前景成为与会者讨论的中心话题。 然后,不可否认的是,译制片的创作队伍、人员观念以及制作方式和流程等等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影视数量的增加,棚虫一族的出现,流水线式的制作方式、经济利益的驱动等等因素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经典译制片的创作理念和模式。人们在呼唤经典的同时,又不得不认同和接受译制片的创作现状和窘境。学者顾铁军指出,掌握电影的不是艺术家,而是市场。市场是一只无形的巨大的手,在左右着电影,也左右着人们的收视习惯。“译制片是否该退出历史舞台,不是谁说了算,市场才是第一位的。”B19当然,译制片绝不像生存或者灭亡那样来得简单,要想解决问题或许还要从社会、文化、传统、传播等方面去找寻最根本和最内在的根源。 中国电影史论文:论历史题材电影未来趋向 对于这一年龄段的群体,拍摄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革命历史影片最合适,影片中战士们为保卫祖国冲锋陷阵、视死如归的勇气和胆量会激励他们努力学习,为国家的繁荣发达而奋斗。相信这类影片,一定会受这一年龄段观众的关注,其观后感更是其他类型影片不可替代的。社会工作群体社会工作群体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在他们的意识世界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文化所孕育的价值观念,受到了空前的、巨大的挑战。但是人类学家墨菲说过:“文化是人类智慧的产物,是不同社会独具一格的生活风尚和特征、行为样式和模式。”可见,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根基,也是区别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标志。对于这一阶段的人们,一定要增大对他们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让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渊源流长和博大精深。例如史上的唐朝丝绸之路,它是如何传播以及在传播过程中聪明的中国人是如何克服困难险阻、又是如何将当时的中华文化传到国外,这些类型影片的播出都反映出中华文化深远的影响,更反映出古代人民的勤劳与智慧,进而激励当代国人,唤起他们心中对中华文化的热情。 从观众角度展现历史题材影片的魅力效应 (一)文化传播:满足了观众涉猎新奇知识的心理有调查显示:文化程度不同最影响观众对历史题材电影的选择,而获取历史知识、了解历史进程是观众观看历史电影的第一需要。教育程度不同的观众对历史题材电影的兴趣度不同。首先,历史题材更吸引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其次,观众文化水平越高,对历史题材影片的接受程度越高。比起其他现实题材的电影作品,历史剧在题材上对观众而言最为陌生,不论是事件发生的时间和空间,还是人物生活环境、背景等都是现代社会中人从未感受和经历过的,人们总是对陌生的事物充满好奇心,根据这种心理可以推测,观众迫切想要了解和体验的心态,而历史题材影片便提供了最为便利的渠道。《花木兰》为我们细致地铺陈了木兰替父从军过程中所经历的艰辛,使我们深刻地记住了花木兰巾帼不让须眉的伟大之处;《鸿门宴》为我们全面地呈现出了盛宴上的危机四伏,让我们明白了沽名钓誉的霸王项羽为何功败垂成……如果不是这些历史题材剧,我们只能单纯地从文学语言中去想象人物的形象,只能从黑白的照片中想象着那些遥不可及的轰轰烈烈的场景,而电影这门艺术表现形式,巧妙地用影像将文学语言中的人物转化为荧屏形象,让观众在观赏过程中慢慢地品读这些人物的性格特征。所以,广大观众普遍认为,通过观看历史题材的电影,可以很轻松地学习相关知识,丰富历史知识,增加对我国文化的了解。(二)怀旧效用:补偿了观众重构历史传统的期望中国人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都有强烈的“怀旧意识”。而历史题材影片恰好满足了中国大众这一心理需求,这是其他类型题材影片无法替代的。《建党伟业》为我们讲述了一群中国共产党员在风雨飘摇的时代里,为祖国赴汤蹈火、誓死保卫国家的感人事迹,尤其是老一辈革命家们,他们对其战友的怀念之情是深刻的。当然对于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们,观看影片后,便会更加感念党的丰功伟绩,怀念为国牺牲的战士。此时,历史题材影片的怀旧效应就彰显出来了。(三)入世作用:替代了观众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中国民众有着传统且悠久的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人们学习求知不光是为了解释人对自然奥秘的好奇,更重要的是为了家事国事天下事。可以说,现代民众对于当代社会生活和政治是十分关注的。可现代社会中官员贪污、干部腐败等政治问题比比皆是,民众看到问题却找不到合理的解决途径,郁闷情绪无处发泄,只得在虚拟的世界中寻求正义。纵观近年来的电影市场,很多影片都与社会黑暗现象息息相关。例如《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看贪官污吏最终绳之于法,看英雄好汉为民除害,观众们看了都觉得扬眉吐气、大快人心。这就是这些电影的票房始终居高不下的一个首要原因,因而,也可以作为今后历史题材影片考虑的一个发展方向。 从观众接受角度预见历史电影未来的走向 强化各种类型影片的创作一个好的剧本是一部电影成功的一半,我们应该根据观众对历史题材电影的需求来选择一个好剧本。既要做到文化传播、能够满足观众涉猎新奇知识的心理,又要达到怀旧效用,能够补偿观众重构历史传统的期望,还要起到入世作用,能够替代观众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可是现实情况却是好剧本难求,这就要求导演们在寻找剧本时不能马虎应付,而应该坚持精益求精的原则。积极应用3D、4D技术根据观众对影片展示方式的要求,我们应该尽量做到提高影片的画面质量和增加电影的立体效果。而3D制作由于其独特的视觉效果和欣赏视角,越来越受到观众的欢迎。从国外的一些经验来看,3D制作是值得尝试和借鉴的有效模式之一。而4D电影相对于3D多的是灯光、音响效果以及水、雪、雾场景和适当震动感,其播出的影片真实感更强。未来中国历史题材影片的发展应该在这块下足工夫,相信前景会一片大好。 结语 翻看中国电影史,与其他任何一个艺术门类的发展一样,尽管中间都经历过一段崎岖坎坷的岁月,但令人庆幸的是,最终它还是生机勃勃走到了今天,其取得的成绩更是有目共睹的。其中历史题材影片的发展成就也是非常辉煌的,相对于其他影片,其更有一种厚重感,更肩负着还原历史原貌、达到教育后人的重任。在好莱坞电影的汹涌攻势下,中国电影人未来的路任重而道远! 作者:王雪珺 单位:成都理工大学 中国电影史论文:电影史中强盗片女性形象 【摘要】强盗片是伴随着美国社会现实以及技术发展而诞生的一种类型片,在经典好莱坞时期便已形成其固定的模式,而女性又是强盗片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文章从精神分析学角度出发,分析强盗片中的女性形象观众,及其引发的观众观影心理机制和所产生的意识形态效果。 【关键词】强盗片;女性形象;心理机制;意识形态效果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美国有两大重要事件:一是禁酒令的颁布,从1919年至1933年处于禁酒时期,所有酒类饮料制造、销售和运输都被禁止;二是1929年至1934年的经济大萧条,全世界范围的经济崩溃导致商业下滑,造成了大量失业。正是这种社会背景造成了强盗价值的建立--为实现“美国梦”,强盗们来到大城市,期待能够一夜暴富。 对于主流意识形态来说,强盗的成功是不被社会容纳的。所以,强盗们的最后结局必然是死亡,主流意识形态正是通过这种类型片对那些想要通过暴力手段实现暴富的人们说一声“不”! 在强盗片中,强盗们用非法手段暴富,他们从社会的底层一跃而进入上流社会之后,女人和枪支、汽车一样成为他强盗生涯中必不可少的道具之一。Tommy(《人民公敌》)在做完第一笔私酒生意,穿上代表着绅士的西服,走进上流社会人士出入的酒店后,认识基蒂、艾伦;亨利(《好家伙》)不仅有爱慕他的妻子Karen,还在婚后拥有不止一个情妇;Tony(《疤脸大盗》)看上他老大的女人艾薇拉,这个女人在他成功后跟他结了婚。 强盗片中的女性以两种身份出现--亲人或者爱人:金娜是蒙大拿的妹妹(《疤脸大盗》)、汤米的母亲(《好家伙》)、康妮是教父的妹妹(《教父》)、苏利文的妻子(《毁灭之路》);伊迪是尼尔的情人(《盗火线》)、艾薇拉后来成为蒙大拿的妻子、艾波洛尼亚是麦克唐纳的第一任妻子(《教父》)、凯是麦克唐纳的初恋情人,后来他们变成一对貌合神离的夫妻(《教父》)。这些女人们在强盗们的生命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又或者她们仅仅是作为满足观众“窥淫癖”的“奇观”而存在吗? 一、男性观众的认同和满足 “在一个由性的不平衡所安排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分列为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起决定性作用的男人的眼光把他的幻想投射到照此风格化的女人形体上。女人在她们那传统的裸露癖角色中同时被人看和被展示,她们的外貌被编码成强烈的视觉和色情感染力,从而能够把她们说成是具有被看性的内涵” 在以父系文化为中心的好莱坞主流电影中,女人被作为奇观放入电影中,其目的是为了满足男性观众的窥淫癖。而男性不会对男性的身体产生兴趣,因此,女性在电影中的出现,不仅满足电影中男性人物的欲望,更是通过观众对电影中男性人物的认同从而满足男性观众自身的“窥淫癖”。 从强盗片中的女性角色看来,无论是Tommy的情人还是蒙大拿的妻子艾薇拉,或者麦克•柯里昂的妻子,又或者尼尔一见钟情的伊迪,无一例外都是很漂亮的。她们外型漂亮,衣着时尚,并和男主角相爱。而这些女性不仅成为电影中男性人物的色情对象,她们是强盗的情人--强盗用自己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财富满足这些女性的物质欲望,让她们过着像上流社会女人们一样的生活;她们满足了强盗们作为男人的一种征服欲和情欲,同时也满足了电影世界之外的男性观众的色情欲望。 “被展示的女人在两个层次上起作用:作为银幕故事中的人物的色情对象,亦即作为观众厅内的观众的色情对象,因此在银幕的两侧之间存在着不断变换的张力。” 影院作为一个封闭的环境,电影中的世界与银幕外的世界被相互隔绝,而影院中的黑暗也为观众制造了一种隔绝感,并成为满足他们的“窥淫癖”的温床。电影中的男性人物成为男性观众的银幕替代者,男性观众把自己的视线投射到电影中的男性人物,对其认同后,通过电影中的男性人物控制故事进程并进行色情的观看,满足感自己的窥淫欲。 《美国往事》,35年后已经年老的“面条”重新站在他少年时经常偷看黛博拉跳舞的马桶上时,视点的置换让观众也和面条一起偷看了黛博拉跳舞的过程。 1、客观镜头,从仓库里,透过墙孔拍摄一双眼睛的特写,是老年“面条”的眼睛。 2、“面条”的主观镜头,透过墙孔看见黛博拉在跳舞,镜头逐渐推进,后停在一点上。 3、切到黛博拉的近景,黛博拉看向摄影机 4、客观镜头,特写一闪而过的眼睛。 5、客观镜头,眼睛又转回来继续偷看,只是换成了儿时的“面条”。 跟着不断切换的视点,观众的身份也不停的在旁观者和“面条”之间不停变换。当镜头切换为面条的主观镜头时,观众也和“面条”一起偷看黛博拉跳舞,以及换衣服的过程。 二、女性观众的认同和满足 “在女性气质开始发展之前的某一时期--即所谓的阳具崇拜时期,即使在女性身上,想要变成男性的渴望,也是与她的自我相协调的。” 首先,在以父系文化为主社会中,影片中男性视点的快感是电影中占主导地位的快感。弗洛伊德认为,无论是男孩或者女孩都经历了男性(阳具崇拜)时期,女性气质是由男性气质产生的。女性在弗洛伊德所说的“阳具崇拜时期”本身就有一种变成想要变成男人的渴望;其次,在弗洛伊德《关于女性气质》一书中,“男性”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术语,而女性没有被建构为一种差异,只是被界定为男性“二律背反意义上的对立物”而存在,这一界定,使得女性在“主动”和“被动”之间摆动。大部分故事片依照的是“主动性/男性”这一成规来建构的,故事提供了一种主动性视点的认同,所以即便是女性观众也总能够适应这个成规,把自己当成男人一样与男主人公产生认同。 “那些故事的''''语法''''使读者、听众或观看者与男主人公站在一起,而电影院里的女性观众不仅有自身的记忆,而且古老的文化传统使她适应这一成规,以减轻她从本身性别转换到另一性别的痛苦。” 因此,当女性观众在观看被作为色情编码放入银幕上的同性时,首先从“男性”的角度来欣赏银幕上的女性形象,满足自己作为“男人”的偷窥欲望,女性观众甚至可能会同男主人公秘密地产生认同。 其次,女性观众会在“主动与被动”这一具有对立关系的两者之间不停转换,时而女性气质占优势时而男性气质占优势。当女性观众的“女性气质”占优势时,她又从强盗片中获得怎样的快感呢? 电影中的男主人公对女性(无论是亲人还是情人)都是有感情的,而且有责任心,同时又拥有权力和地位,他们不仅给女人提供金钱,还付出感情。而女主人公在男主人公强势的追求下投入他的怀抱,她们漂亮、柔弱的“女性气质”与阳刚的“男性气质”相契合,对男主人公同样付出感情,通常女主人公会答应男主人公的求婚。此时,在“女性气质”占优势的女性观众中,她们由于有着“正确的女性气质”而跟女主人公一样,与影片中的男主人公结合在一起。 karen受辱后给亨利打电话,亨利让她先回到自己的屋子去。karen从窗子里看到亨利用自己的枪把侮辱她的男人打得半死,当亨利把枪递给karen时,karen并没有像别的女人一样害怕,相反的她接受了亨利的并为其倾倒最后嫁给亨利。 BV当看到影片中男主人公为保护女友去揍人的时候,女性观众内心“女性气质”会在此刻占优势,女性内心渴望被强势的男性保护的欲望显现出来。而karen是得到保护的女性,因此女性观众把自己的愿望投射到karen身上并得到满足。 蒙大拿一成功之后就找到妹妹和母亲。他不顾一切的爱护自己的妹妹,看到一个男人对金娜意图不轨的时候,他把那个男人狠狠地收拾了一顿。当他在失踪几天的曼尼家里看到穿着睡衣的金娜时,他愣住了--他不希望自己的妹妹跟一个像自己一样的强盗结婚。于是,他开枪打死了自己的好朋友--金娜身边的曼尼。 让自己的愿望通过投射到银幕上的女性身上得到实现。女性观众正是通过自己银幕代替者--女主人公和男主人公谈了一次浪漫的恋爱。 尽管如此,黑帮电影中的女性仍然处于附属于男性的地位,她们也被摒弃在男性血腥的世界之外。Tommy对艾伦虽然有感情,但是一听说好友纳尔森被他自己的马摔死了后,二话不说离开艾伦家,去跑马场买下那头摔死纳尔森的马,把马杀掉(《人民公敌》)。麦克•柯里昂杀了妹夫卡洛,面对妹妹和妻子凯的责问,他拒不回答,在凯一再追问下依旧谎称自己没有派人杀卡洛。尼尔在认识伊迪之初编造自己的身份,他的身份揭穿后,伊迪打算和他一起离开,此时尼尔却看到跟踪而来的警探(艾尔•帕西诺饰),他转身离开了伊迪。 小结: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强盗片同好莱坞的其他类型片一样,仍然是以男性快感为中心,女性只是作为一种满足男性快感的色情形象放进电影中。 三、意识形态效果 根据苏姗•海瓦德在电影学关键词中论述强盗片中的女性“与男主角有浪漫关系的女人的作用在于赢得观众的心,他们爱屋及乌,甚至会同情和理解强盗:当武装到牙齿的执法者包围这对筋疲力尽的情侣时,强盗经常在她的怀抱中死去。” 通过对电影本文系统的分析可以看出,女性形象在强盗片中的出现并非仅只是作为一中色情编码而存在。事实上,她们的存在对强盗们的生活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代表着道德秩序给予强盗们关怀。 首先,在强盗的血腥生涯中,女性的出现为他们带来极少的宁静,成为强盗生命中最美好的一部份。 麦克为父报仇杀了索拉索后,为躲避风头而回到西西里岛。在这里,他邂逅了美丽西西里姑娘艾波洛尼亚,麦克对她一见钟情,并在她父母的见证下跟她恋爱,举行婚礼。这一段中导演使用意大利音乐家Ni?oRota创作的“lovethemeformthegodfather”,一首具有典型的意大利西西里岛塔朗泰拉风格的曲子,用意大利传统乐器曼陀铃演奏,节奏舒缓且深情。在充满阳光的西西里岛上,麦克过着或许是他一生中最为平静的生活,像普通人一样生活着--打猎、娶妻,远离血腥。然而,当艾波罗尼亚被麦克身边的奸细害死后,他平静地生活就此结束。麦克回到美国和凯结婚,成为新一代教父。 尼尔和伊迪偶遇,他们的交谈让一直保持警惕的尼尔放下戒心。在伊迪山顶上的家里,两个人站在阳台上俯瞰夜色笼罩下的城市,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谈论自己的家人。刚刚经历过一次生死搏斗的尼尔,得到片刻的安宁,这里没有城市里嘈杂的车声和人声,也没有枪声和打斗声。尼尔说菲济有一种会发光的海藻,每年会浮出海面一次,像极了这城市的灯光。 当尼尔请求伊迪和他一起离开这个城市,去新西兰,这样他可以到另外一个城市获得新生。伊迪答应了!(《盗火线》) 蒙大拿终于找到失散多年的母亲和妹妹,当他在夜幕下开着自己的豪华车来到她们的住处时,城市的灯光氤红了半边天,为夜晚增添了些许暖意。他的母亲和妹妹住在远离闹市的地方,这里同样很宁静。他的母亲了解到他这些钱是怎么得来之后,拒绝再跟蒙大拿来往。从此,他没有家可以回,金娜被带到他的社会中去。而蒙大拿回家时的这段音乐在后来的影片中再也没出现过。(《疤脸大盗》) 亨利、汤米、占米三人开车出去埋尸时,路过汤米的家。汤米家只有他的母亲。在汤米的母亲看来他们和普通人一样,过着规规矩矩的生活,丝毫看不出他们是刚刚杀完人。汤米的母亲给他们做饭,催促汤米赶快结婚,讲笑话给他们听,给他们看自己的画。依然是在一个远离城市的地方,亨利他们感受到了来自母亲的关怀。这时的情景与他们刚做过的事和即将做的事形成强烈对比,也和停在屋外的车里发出的碰撞声形成反差。这近三分钟的时间,在他们的生涯中似乎再也不会有了。(《好家伙》) 其次,女性还是强盗们所犯下的罪过的承担者--特别是帮派之间的火并行为。对强盗的所作所为几乎毫不知情的女性,往往仅只因为她是强盗的女人而被毁灭。 夜晚回到家的伊芙,看到床上有一个枪眼组成的人的形状。来追杀“面条”的人就躲在他家,他们再三追问伊芙都没有得到“面条”的去处,后把伊芙杀死了。(《美国往事》)新晨 麦克•苏利文和唐纳出去执行任务时,被藏在车内的苏利文之子麦克看到他们杀人的场面。为了避免泄漏消息,心狠手辣的唐纳趁苏利文不在家的时候,杀了苏利文的妻子和小儿子。(《毁灭之路》)亨利因为吸毒贩毒而被警方追捕,一家人陷入贫困之中。担心亨利成为警方的证人占米对他起了杀心。知道自己境况不妙的亨利让Karen代他去找占米拿钱,这让karen差点成为亨利的替死鬼。(《好家伙》) 蒙大拿深爱他的妹妹,他害怕自己的妹妹受到伤害。当看到好友曼尼和金娜在一起时,他没有听任何解释杀死了曼尼,这一行为让金娜接近崩溃。金娜穿着睡衣来到蒙大拿的房间时,他的对手也潜进他的房间,在他眼前杀死了金娜。(《疤脸大盗》) 艾波洛尼亚和麦克•柯里昂结婚后,就被前来西西里追杀麦克的人炸死在车里。(《教父》) 结论: 强盗们的成功方式--通过暴力实现自己“美国梦”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符合--注定他们要被毁灭。当看到强盗对女性--无论是亲人或情人无微不至的付出时,观众们也看到了嗜血如命的强盗们人性化的一面,也是他们人性中除了兄弟道义之外的闪光点。如果不是对妹妹极深的爱,蒙大拿也许不会死;尼尔留下伊迪一个人,是为了不把她卷入危险之中。不过强盗们通常死得都很孤单:Tommy被仇家杀死后,尸体扔在家门外;蒙大拿被对手乱枪射死在自己的豪宅里,死的时候他的妻子艾薇拉、妹妹金娜都离开了他;尼尔抛下伊迪在医院,自己在机场里被警察击毙;不可一世的柯里昂死时,身边只有刚学会走路不久的小孙子。就连《邦尼和克莱德》这对一起犯罪的雌雄大盗,被警察射杀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在汽车里,一个人在汽车外。尽管麦克•柯里昂没有死去,但他形影单只,精神孤独,这也是强盗片将强盗们推出主流社会的另一种方式。 中国电影史论文:电影历史文化变迁 电影是社会历史的晴雨表,文化变动的聚焦点。电影自诞生以来一百多年间,举凡影响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成为电影想象力的重要源泉。60多年前席卷全球、对人类历史及世界政治格局都产生重要影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世界各国电影创作的重要题材之一,并产生了诸如《倾听伦敦》、《意志的胜利》、《虎口脱险》、《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伊万的童年》、《辛德勒的名单》等能够代表各国政治立场、民族文化、审美趣味及影像风格的二战经典影片。 对于中国电影来说,20世纪30年代日本法西斯的入侵以及中华民族展开的自卫战争,也是自抗战爆发以来中国电影的重要表现题材。由于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经历了政治经济制度的巨大变革,不同历史时期抗战题材电影的创作者对这场民族战争的关注点和表现力都是不同的,因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抗战题材电影所呈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审美风格、影像语言也都是各异的。这其中,虽然贯穿着创作者较为自觉的艺术个性的追求,但几乎无一例外地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清晰地折射出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历史、政治经济以及文化风尚的变迁。 一、民族觉醒与成长的影像寓言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被卷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开始了抵抗侵略保家卫国的八年抗日战争。时势的要求,使得抗战八年这一阶段成为中国抗战题材电影比较集中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抗战的爆发对中国电影业的冲击是巨大的,尤其是“淞沪战役”之后,此前集中在上海的大部分电影公司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明星公司遭受的破坏最为严重,从此一蹶不振。战火不仅毁坏了很多摄影基地、制片机构,而且电影的创作人员和观众都处于流离失所的状态中。在国破家亡的危难时刻,电影的宣传教育功能必然得到空前的重视,中国电影自觉承担起宣扬抗战、鼓舞士气的责任。战争爆发后,电影界首先掀起了一股记录战争的新闻纪录片潮流,像《卢沟桥事变》、《空军战绩》、《淞沪前线》、《克复台儿庄》、《东战场》等等,及时记录抗战前线战争的进展,是中国抗战历史的真实记录和生动写照。除此以外,这一时期抗战题材的故事片也都呈现出一定的纪实倾向。比如《东亚之光》、《八百壮士》、《血溅宝山城》等都是把抗战过程中曾经发生的真人真事搬到了银幕上。其他一些影片像史东山的《保卫我们的土地》、何非光的《保家乡》都采用无声手段,所有场面均使用实景在露天拍摄,使得影片用比较逼真的画面展现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和暴行。尤其是何非光的《保家乡》,“影片令人惊异之处是采取戏剧与纪录手法的结合非常有效,可谓结合‘写实主义’与‘表现主义’美学的一次成功尝试。前段写沦陷区某村落被日军侵占后,遭到奸淫抢掠,日军掠杀平民、放火烧村,用刺刀刺杀婴儿、用毒针令平民变哑、以火刑对付反抗分子等场面,既有着震撼的实感,在构图和光影、动作处理上,又有着近乎表现主义的气派,而众职业演员混合着非职业演员的演出,并无生硬与不协调的痕迹;约略可以窥见战时重庆的创作虽然条件简陋,但创作人员能够善用环境突出简朴粗犷的美感,注入创作的激情,而提升到一定的艺术高度。”(注:罗卡《何非光侧影》,载黄仁编《何非光图文资料汇编》第11页,台湾“国家”电影资料馆2000年版。)还有一些影片,如《中华儿女》、《孤岛天堂》等,在故事片中穿插纪录片或新闻片的镜头来增强真实性。抗战时期纪录片的兴起及故事片纪实倾向的创作潮流,是抗战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电影现象,表现出电影人力求迅捷真实地反映抗战现实,传达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主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抗战题材的影片都设置了大致相同的故事线索,即主人公原有的平静生活被侵略的炮火打破,在目睹日军残害中国同胞的暴行或饱受苦难生活磨难的情况下,最终坚决地加入到抵抗侵略者的潮流中。例如,史东山编导的《保卫我们的土地》就表现了一个普通农民刘山一家的生存之地屡遭侵略者的掠夺破坏,走投无路的他们最后向侵略者冲杀而去的故事。而沈西苓的《中华儿女》通过四个独立的小故事,具体表现中国各阶层民众的觉醒和抗战。第一个故事就叫《一个农民的觉醒》,在南京郊区的农民刘二哥逃难回来,迎接他的是妻子被日军蹂躏致死、老母奄奄一息的惨状,亲人的死伤使刘二哥觉醒,最后走上了抗日的道路。第二个故事叫《老公务员之死》,刻画安徽某城一名老公务员在日军占领他的家乡后,以毒酒宴请日本军官最后同归于尽的抗敌壮举。第三个故事叫《抗战中的恋爱》,着重反映青年人在抗战中的思想转变过程,尤其是一位“中间人物”由于敌机轰炸而使自己的爱人惨死,亲人瞬间的离去使他觉醒,也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第四个故事是《游击女战士》,描写一个刚参加抗日队伍的年轻女战士机智完成任务的故事。再比如,孙瑜的《长空万里》表现的是青年人经受战火洗礼、报考空军为国抗战的故事。贺孟斧的《风雪太行山》表现的也是太行山区老矿工马老汉受尽日军摧残认清了他们的本质,最后和农民联合起来共同抗敌的故事。这些影片中的主人公无论是农民、矿工、公务员、青年学生,无论男女老幼,都是民族战争中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但他们的性格都经历了由软弱、犹疑到坚强、果断的过程。实际上,在抵御侵略的战争中,个人小家就是民族大家,“家”就是“国”,“国”就是“家”,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影片中这些普通民众在战争中的觉醒和性格的转变,实际上映寓的是中华民族在抵御侵略的战争中克服软弱、走向坚强的成长过程。这一时期的抗战电影,在爱国主义的主题中,构筑的是一个独特的、战争与人的命运、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的影像寓言。 抗战结束后,与当时的意识形态对峙的社会政治格局相一致的是,抗战题材的电影也呈现出对峙、分流的局面。一方面,“中电”作为当时国民党官办的电影制片机构,拍摄出《忠义之家》这样借用抗战时期一个掩护和支持“地下工作”的“忠义之家”的抗战故事,来传达包含明显政治含义、维护其统治利益的意识形态思想。另一方面,也更为普遍的是,一些具有民主主义进步思想倾向的艺术家则是通过这场战争表达对社会历史、民族文化的思考。史东山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将战争岁月与一支抗日救亡演出队中主要人物的聚散离合结合起来,运用对比的手法,真切地传递出民众悲苦生活的时代气息。而被认为是这一时期史诗巨片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注:柯灵《从郑正秋到蔡楚生——在香港“早期中国电影研讨会”上的发言》,《柯灵文集》第318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版。)以抗战为背景,不仅表现战争的摧残性,更从战争及历史的进程中透视家庭伦理、道德情感,厚重的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及对中国传统艺术手法的创造性运用,使这部影片成为代表那个时代的艺术经典。 二、新生国家意识形态下的赞颂之歌 抗战题材的电影创作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十七年”间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对于一个参与过抗日战争、紧接着又通过解放战争打败了国民党政权,经过28年艰苦奋斗而建立起来的新生政权来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对自己领导建立的这个新生国家历史认识的基础,因而表现战争成为这一时期包括电影在内的文艺创作的重要题材。仅在1949—1952年间,东北、北京、上海和文华这四家电影制片厂,就先后拍摄了《回到自己的队伍来》、《中华女儿》、《钢铁战士》、《新儿女英雄传》、《翠岗红旗》、《关连长》等包括抗日战争题材在内的战争片25部,占这几年全部影片数量的40%左右。总的来看,与30年代相比,“十七年”抗战题材电影的表现中心并非纯粹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而是将其整合在新生国家意识形态的宏大话语体系中。新生国家的权威话语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众建立国家的历史构成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史的全部内容,即中国现代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抵御外来侵略、推翻反动政权、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中的一部分,一个链条或者说是一个环节。 在这样的国家意识形态权威历史观的指导下,“十七年”有关抗战内容的电影从抗日主体、叙事结构、镜头语言、影片主题、审美格调等各个方面都显示出这一时期抗战电影所独有的特色。首先从抗战的主体来说,无论是《狼牙山五壮士》、《中华女儿》、《卫国保家》,还是《小兵张嘎》、《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这些影片无一例外地突出和强调抵御外来侵略的抗日主体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战士或游击队员,共产党是维护民族大义的代表,人民利益的维护者。其次,在影片的创作中,往往是以“二元对立”即“我军”和“敌军”的艺术形式来结构影片,塑造人物形象的。“我军”指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种军队和游击队战士,以及备受压榨的农民,他们出身贫苦,英勇善战,大公无私,忠实可靠,乐观开朗。这些人物也有显著的外在相貌特征:身材高大匀称,精神饱满,眼睛黑亮等等。“敌军”指的是日本侵略者,汉奸,国民党军队及其特务,以及地主恶霸土匪等。这些人残忍、自私、贪婪、愚蠢,最终走向失败或灭亡。身材矮小肥短、贼眉鼠眼、凶恶丑陋,是标明他们邪恶本性的主要特征。这种艺术结构形式很大程度上形成了这一时期战争题材影片的创作倾向。 英雄主义是“十七年”抗战电影的主题。抗战电影的创作者大多数来自解放区,比如凌子风、成荫等,他们既是战争的目击者,又是战争的参与者,特殊的战争经历和文化背景,赋予他们认识战争表现战争的特殊审美观念。这种观念,首先表现在这些创作者不再以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和视角去表现战争。如前所述,抗战进行时期的电影人虽然经历过战争但没有参与过战争,他们往往以知识分子启蒙的视角去表现民族战争中民众的觉醒。但在新的历史环境下,这一启蒙主题被迅速淡化或压缩到很不重要的地位,亲自参与过战争的电影创作者全心全意地赞颂和讴歌在战争中涌现出来的民族英雄。这种赞颂的激情是普遍存在于这一时期文学艺术创作中的时代情绪。比如郭沫若的政治抒情诗《新华颂》、胡风的大型交响乐诗《时间开始了》都将浓烈的赞颂之情熔铸在诗歌创作中。就连一向审慎的巴金也表示:“我的笔即使写不出振奋人心的‘热情的颂歌’,它也要饱蘸作者的心血写下一个普通人的欢乐和感激的心情。”(注:巴金《赞歌集·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与这些作家直抒胸臆对未来美好社会期待和想象的赞颂之情相比,经历战争风雨的电影人通过高山大川、蓝天白云、青松翠柏等中华传统文化所表征和认同的“宏伟崇高”物像,伴随激越高亢或深情婉转的民族乐曲,来表达他们对战场英雄英勇无畏、敢于牺牲、无私奉献精神的真实倾慕之情。《中华女儿》中,当八位抗联的女战士投江自尽、英勇牺牲之际,雄壮的音乐响起,画面上映现翻腾的江水,叠印崇山峻岭、蓝天白云物像,深情地传达出对英雄的崇敬之情。《狼牙山五壮士》还直接引用历史典故和诗词寓意寄托景仰赞颂之情。影片开始,阳光从云海中穿透,照射在苍茫的山川之上。此时,浑厚的男中音响起:“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接着介绍这首诗的典故,以古寓今:“岁月悠悠,两千年过去了,这儿的一草一木都没有向敌人屈服过;这儿的每一块石头都曾染过英雄的鲜血!”随着激情的朗诵,镜头从空中俯拍,画面横移,依次映现蜿蜒的河流、高耸的山峰、长城烽火台,岳飞题写的“还我河山”和狼牙山五壮士纪念碑,并在仰拍的纪念碑上叠印出片名《狼牙山五壮士》。这一过程中,景别越来越小、镜头尺数越来越短,传颂的情感也越来越强烈。 乐观主义构成了“十七年”抗战电影的审美基调。由于八年艰苦抗战是以最终辉煌的胜利结束的,紧接着解放战争胜利的结果又是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十七年”战争电影的创作者也是新生国家的建立者,他们并不在意战争过程的残酷和艰险,甚至回避战争的暴力和血腥,而是特别强调战争的最终胜利意义。与同时期西方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电影像前苏联电影《伊万的童年》等重在反思战争对人类生存命运的影响、观照战争中的个体生命价值所不同的是,50、60年代中国抗战题材电影表现的是共产党领导抗日队伍的群体风貌和战争的现实结果。此外,英雄的塑造也是为了突出集体主义的力量,英雄不会在战争中轻易死亡,即使死去也必须用更大的胜利场面或雄壮的气氛来冲淡它的悲剧性。也就是说,个体生命的价值在战争中受到的残害或损毁也因为集体最终的胜利而消解,其结果就是这种以道德价值的认识取代生命本体价值的认识也消解了“十七年”抗战题材电影的悲剧美学效果,形成昂扬乐观的审美基调。 “十七年”战争电影的繁荣不只体现在战争电影的数量上,还表现在对战争电影的艺术探索上。这种探索表现在艺术家对中国民间文化艺术元素的借鉴和发挥上。中国传统民间文艺素有所谓“游侠”、“绿林”、“侠义”等题材,其艺术结构和审美范式一向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十七年”电影艺术家自觉从民间文化中吸收活泼自由、洋溢着原始生命力的艺术营养并加以创新,打破了这一时期抗战题材电影一度过于刻板的叙述方式和审美风格,形成了中国特色战争惊险片的新类型。这类影片并不正面展现大规模的战争场面,而是主要选取游击抗战题材,设置非同寻常的情境和紧张曲折的情节,塑造性格鲜明类型突出甚至夸张的人物,极力渲染战争的传奇性和趣味性,也大大增强了战争影片的观赏性。比如电影《铁道游击队》中,那活跃在铁路线上让日寇闻风丧胆的游击队员,其性格特征更像民间文艺中的“游侠”,不仅个个身怀绝技、浑身是胆,而且他们莽撞好斗、喝酒赌钱的草莽英雄习性,让观众更真切感受到传统“侠义”的动人魅力。《林海雪原》吸引观众的不仅是那五位个性鲜明的侠胆英雄,更是“奇袭奶头山”、“智取威虎山”等一波三折、险象环生的情节。而在《鸡毛信》展现儿童英雄机智灵活抗日的影片中,也散发着民间文艺的质朴和清新。就连《地道战》这些当时原本是作为军事教学片的电影,也注重吸收活泼生动的民间口语、民谣等艺术成分,增加趣味性,“力求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注:任旭东《回顾〈地道战〉的创作》,《电影艺术》2005年第1期。) 三、思想解放潮流中民族记忆的文化反思 “”期间,除了几部“样板戏”之外,包括电影在内的文艺创作陷入荒芜的境地。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的“拨乱反正”,文艺界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潮流。一时间,朦胧诗、实验话剧、先锋文学、摇滚音乐等都纷纷活跃在文艺创作的舞台。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反思与批判,对人文理想的追求,推崇启蒙主义和理性主义,强调个性解放一直是这一时期社会文化思潮的中心主题。饱含着中华民族特殊历史记忆的抗日战争,自然进入艺术家的创作视野,并成为第五代导演吹响反叛传统、张扬个性的号角。这就是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与以往通常在激烈的战争场面中正面凸现英雄人物的优秀品质所完全不同的是,《一个和八个》并未涉及太多炮火纷飞的场面,而是把影片的主角,一个共产党员和几个土匪、逃兵、奸细置于相同的被囚禁的境遇中。在这里,正义与背叛、勇敢与懦弱、先进与落后曾经是截然对立、泾渭分明的形象被混同在一起。这种历史情境与人物关系的反常规设置,不仅体现出新一代创作者在思想解放潮流中对民族战争与过往历史的重新思考,更昭示出他们特立独行的创新姿态。导演自己说:“常有人问我:《一个和八个》为何要在历史观和电影形态上采取极端叛逆的态度?……我们只是本能地要求标新立异。想出这个东西,别人没整过,这是当时咱们确定的一条原则。这条原则在《一个和八个》自始至终全面贯串。”(注:张军钊《从〈一个和八个〉到〈弧光〉》,《电影艺术》1989年第1期。)这条原则还体现在创作者对战争本身残酷性的关注。整部影片在主要场景的选取中,原本生意盎然的田野几乎没有出现代表生命的绿色,这种处理意在突出战争对生命的毁灭。正如曾担任这部影片的摄影师张艺谋所说:“由于我们对以往中国战争片的那种矫饰感,那种贪花好色极为反感,于是走了一个极端,拍广阔的天和地,拍寸草不生,对民族危亡关头的严酷性进行抽象的表现。”(注:罗雪莹《红高粱:张艺谋写真》第32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年版。)而他在自己导演的影片《红高粱》中,“我奶奶”最后被日寇扫射而死的惨烈之状,在大片血色殷殷强烈视觉冲击的画面中,战争的残酷直面而来。 实际上,对于第五代导演来说,抗战题材只是他们特立独行的一个底色,在这个底色之上,探讨的是人的精神世界,张扬的是个体生命力的勃发。就以《一个和八个》为例,共产党员王金被怀疑被隔离的境遇,与其说是战争年代确认爱憎立场的一种特殊情境,不如说是对人类普遍的生存困境的真切传达。而全片最为人称道的影像造型也集中在对困境之中人的精神世界的表达上。“全片除个别场景外,画面都卡得很紧,人物都用中近景处理,几乎没有富裕空间,饱满得有胀破画框之感。人物很少处理在画面中心位,一般只占一个边角。”“压缩的空间表现,正是对精神层面、灵魂搏斗的有形揭示,正是对扭曲的非正常的心理状态的可视展现,从而给观众视觉和心理上造成强烈震撼。”(注:郑国恩《强烈的视觉冲击——中国新电影的造型突破》,载罗艺军主编《20世纪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下)第473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版。)尤其在影片的结尾,锄奸科长拄着拐杖,斜倚在王金身上,构成一个大写的“人”字。这个“人”字几乎占满画面,在高光背景下,产生剪影的效果。经过民族战争的洗礼,真正的人性得以张扬。作为第五代代表之作的《红高粱》,借抗战的背景、东方民俗的仪式,着力渲染的也是喷薄而出的生命强力,这已经成为评论界的共识。无论是《一个和八个》重在造型,还是《红高粱》着意色彩,第五代导演影像语言的大胆与创新,正契合了80年代人文主义的启蒙主题。 四、大众消费文化环境下的娱乐诉求 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了社会的中心地位。这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转型,给中国的电影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一方面,与整个中国经济体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电影业陆续被推向市场,开始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意识形态事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文化工业转变。在这种情况下,电影能否受到观众的认可并获得市场利润,成为电影能否生存的首要前提。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利益对人们的价值观念产生了深重的影响。80年代备受推崇的启蒙主义、理性主义受到了冷落,实用主义、消费主义得到了越来越多民众的认同。其结果是,中国的文学艺术开始从80年代的文化启蒙向大众娱乐的文化消费转型,正像有评论者指出的那样:“侃爷、丑角和明星占据着文化大舞台的中央,夸张、做作、神侃、混聊、故作轻松、充满噱头或者浅薄轻佻、卖弄风情的各路‘明星’充斥电视、电影、广告等传播媒介。这是一个小品的时代、侃爷的时代、明星的时代。百年来审美风尚在此明显地‘转了个弯儿’。它世俗化了,生活化了,享乐化了。大众消费的世俗趣味第一次成为审美文化的主导趣味。”(注:陶东风、金元浦《从碎片走向建设——中国当代审美文化二人谈》,《文艺研究》1994年第5期。) 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电影的认知功能、教育功能甚至审美功能都受到了抑制,电影的娱乐功能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和突出。于是,一向被认为是沉重严肃的抗战题材电影在90年代也注重电影的娱乐化取向,注重与世俗沟通。其中,张建亚的《三毛从军记》无论从片名立意还是叙述手段,都采用了戏谑的游戏化手法。影片中的主人公就是张乐平笔下的三毛,借用这个著名的漫画人物和大量偶然性的情节使战争游戏化。比如,三毛意在举枪杀敌,却朝空鸣放打下一只鸟;炮响过后炸出的却是水池中的鱼等等,此类细节贯穿全片。此外,影片还将京剧《沙家浜》的场面和《白毛女》的造型穿插在一起,把“西班牙斗牛曲”、京剧音乐、电子游戏“魂斗罗”的音乐混同在一起,通过这种拼贴、模仿和混同,增加了影片的戏谑性,在营造荒诞艺术效果的同时,也消解了以往的权威认识,重新表达了对战争、历史、英雄的理解。如果说《三毛从军记》是通过漫画、喜剧幽默调用观众的某种解构情绪的话,那么,姜文的《鬼子来了》则是通过设置人物的尴尬身份来试图颠覆曾经的集体记忆。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马大三,必须在日本军的眼皮底下看守一个日本人和一个汉奸,既不能让经常来村里扫荡的日本军知道,又不能痛快地杀了他们,甚至还得尽心尽力地款待他们。对于马大三和他的乡亲们来说,这样做的缘由也许只是出于生存的本能,但他们这些日本占领区的中国老百姓,本身就处于民族的、政治的尴尬处境中,无论认同什么,都摆脱不了注定悲惨的命运。影片运用黑白和彩色影像对比,在戏剧化的情境中引发人们对历史的思考。 除此之外,更多抗日战争题材的影片不是通过对艺术通俗化的探求来达到与观众、市场的沟通,而主要通过离奇的情节包装、甚至战争暴力的渲染以及色情的暴露,在诉诸大众心理及感官刺激的同时,迎合大众对娱乐消费文化的需求。比如,《南京大屠杀》虽然取材于抗日战争,但这部影片最令人难忘的也许仅仅是极端血腥的暴力场面,而刻骨铭心的民族记忆也在成贤医生那个中日混合的家庭悲剧的情绪化影像中失落;再比如,冯小宁的《黄河绝恋》与其说是抗日故事,不如说是异国男女相恋的爱情传奇;叶大鹰的《红色恋人》也如出一辙,他的另一部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背景的影片《红樱桃》更以直接的女性身体的裸露来满足大众的日常性欲望,并且取得了商业利益的成功:在《电影艺术》所列的1995年国产影片票房收入排行榜上,《红樱桃》以在上海、北京、广州三地创造1300万元的票房收入高居榜首。突出电影的娱乐功能、重视电影的经济收益,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仅仅以感官满足代替了历史思考,那么战争历史题材所具有的珍贵启示意义也就荡然无存。 在新的世纪,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电影进一步走向市场、形成产业化规模是其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必然出路。但在产业化的进程中,除了政府管理部门相关政策的进一步出台,来优化产业结构、规范市场秩序之外,电影创作者在追求市场效益、制作大量商业类型片的同时,更要注重娱乐电影的艺术探索。对于当前中国抗战题材电影的创作来说,如何走出好莱坞渲染暴力和色情的模式,积极借鉴以往创作的艺术经验,创作出具有民族文化、导演个性与时代特色有机融合起来的中国反法西斯的战争影片,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中国电影史论文:浅谈我国电影史学的建构 一、创一个时代:史学建构与传道育人 中国电影已走过百年历程,历经沧桑,在发展的道路上时而突飞猛进,时而步履蹒跚。它以影像的方式记载着华夏大地炎黄子孙的生存繁衍、政治更迭、文化兴变,折射出时代的悲欢和历史演进的轨迹。从我国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定军山》起,到今天互联网环境下的大电影研究,中国电影史学家们可谓鞠躬尽瘁,他们一边冷静客观地书写着中国电影百年巨变,一边又为其扼腕叹息或激动不已。这其中,就有李少白活跃的身影。李少白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中国电影史学家,对中国电影事业作出了开创性的巨大贡献,他撰写了大量历史、理论文章及专著,其中《中国电影发展史》《影心探赜》《影史榷略》《中国电影史》等均成为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必读书目。李少白提出的“史论结合”的电影史书写方法与他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影响了几代人。他对中国电影史始终怀有温情,将中国电影的发展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看待,对历史作出了较为公正的评价。作为《中国电影发展史》的作者之一,这部“官修”史曾经成为李少白人生的“污点”,在“”期间被指摘为“毒草”,但正是这样的“污点”成就了中国电影史研究的里程碑之作,《中国电影发展史》也成为中国电影史研究绕不过去的学术基点。同时,李少白还是《中国电影艺术史》写作的策划者和实施者,尽管这本历史巨著由于种种原因未能问世,但史料收集和思路框架都已完成,激励了无数后来的电影史研究者为着这一目标而奋斗。它的流产是李少白人生的缺憾,却开启了后世电影史研究的康庄大道。李少白同时又是一个电影理论家。20世纪80年代,西方电影理论大量进入中国,他积极参与了关于中国电影理论和电影美学的讨论,并发表了许多有分量的学术文章,比如《历史地看待电影的多元属性》《电影民族化再认识》《论电影艺术形式》《电影本性纵横谈》等。他从电影的本性、艺术性、美学、创作规律、历史与现代性等多个方面论及电影理论建构过程中所涉及的许多重要问题。李少白不但是中国电影史学专家、电影理论专家,也是一个教育家,他开创了中国电影学学科,培养了大批电影研究人员,为电影学人才培养构建了系统完整的学科体系。他也是我国第一批申报电影学硕士和博士培养的专家,并培养了一大批学者,如丁亚平、陆弘石、钟大丰、王汉川、鲍玉珩、李道新、高小健、赵小青、石川、秦喜清、虞吉等,这些专家学者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史学研究的中流砥柱和带头人。《电影史学的维度——李少白学识与人格研究》一书收录了大量研究李少白的史学观念、电影理论和教育理念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多为当前在中国电影行业从事电影学教育和研究的著名学者专家,如孟犁野、王人殷、郦苏元、陆弘石、陈墨、丁亚平、李道新等,他们或为李少白的同事朋友,或是他的学生后辈,对他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和教育理念等有着深刻的认识和见解,在生活中也与他有着深厚的情谊。他们试图通过本书向读者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学家,还力图透过历史的表象,对李少白的学术思想、教育理念和管理理念提供一个全景式的深入介绍和探索。以便读者对这位曾为中国电影史和电影理论的发展作过巨大贡献的学者,能够从本质上产生较为深刻的了解。 二、冰心一片:诗人之气与历史之魂 《电影史学的维度——李少白学识与人格研究》一书收录了李少白的集外文选、诗选49篇,这是他非常珍爱的文字。诗言志,歌咏言,世事浮沉,李少白将自己的人生感悟、心灵轨迹写进诗里,也透出几许对生活的无奈、事事不遂如人愿的感慨。但更多时候,他像一个站在古崖上的诗人,衣袂飘然,怀着几分时移世易的喟叹,一个人陷入深深的沉思,留给人一抹孤独的背影。板凳甘坐十年苦,文章不写半句空。半生辛劳,治史一生。李少白倾其一生研史、治史,直至病重,床头还放着他珍爱的电影史书籍。但他又是一个灵魂的诗人,他对这个世界的爱、对这个世界的眷恋深深地触动着人们。丁亚平在书中写道:“他平静地看着我,未必想太多。这个时候他走过的路,去过的地方,看过的书与文章,如何创一个电影学术时代,如何研究历史和人物,在脑海中已经逐渐模糊了。但我想象中这时的他心里会在燃着一堆篝火,灼热气体和星火在升腾,噼啪作响。他的最后岁月里,陪伴他的是诗词集,是电影史学上的三两本书。当自己研究过的电影史上的某些历史现象、人物变得面目不清时,缠绵病床多日的他偶或会翻看、回望、沉思;当很多重要的东西在有意无意间都丢了时,他愿意通过诗句来参研、雕琢、重新塑形。他也会让另一些事情在最后的生命凝眸中纹丝不动,比如想念,比如血缘亲情,比如爱。”作者写下这段感人至深的文字时,或许眼角噙着泪水,或许被记忆拉向了更悠远的历史深处。李少白的诗与他的史学研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有着诗人的孤绝与浪漫,也有着史学家的赤诚与执着。他的这种诗人之气和历史学家的灵魂也契合了中国电影史学书写的文笔要求。 三、看向历史的纵深处:血脉传承与电影史学史的建构 在李少白身上,既能看到中国电影史的建构过程,又能看到电影史学的一脉相承。这位成名于20世纪60年代的老知识分子,一生坎坷,几经漂泊,而始终没有放弃对电影史的研究。在那个大多数人还不知道电影史为何物的年代,他却能够从历史的纵深处看向未来,为电影这门历史并不久远的艺术门类书写历史。李少白的选择,实际上根植于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史学意识和历史传承精神,当时的社会政治大环境也许对这一选择也有过一定的影响。《电影史学的维度——李少白学识与人格研究》一书将这份血脉传承的过程记录下来,它与以往的传记类书籍有着很大的不同,不仅是一本人物回忆录,更是一本兼学术思想与史料结合的专业书籍,更重要的是对老一代史学家的史学观念、史学方法进行研究书写,本身就属于史学史的范畴,它将新中国以来中国电影史学研究的过程较为真实、客观地记录了下来。里面大量的采访和回忆类的文章、书信、工作报告等将电影史的研究过程生动地展现出来;丰富的史料、原点性的素材也为中国电影史学史研究提供了资料支撑。该书还秉持了治史一贯的严谨态度和一丝不苟的精神,收录了大量对李少白评论与缅怀的文章。可以说每一篇文章、每一个故事都是一篇人物的聚焦和特写,将李少白的点点滴滴、转瞬即逝的生活瞬间,用温情的笔触记载下来。这些从记忆深处“捡”来的生活片段本身就是一种对资料的运用、对历史的尊重。全书资料新颖、范围很广,各作者以与李少白直接交往的第一手资料写成,集几十位专家学者之回忆,大量而翔实的史料、朴素而真诚的笔触、深刻的思想和独到的见解使得该书具有巨大的史料价值和可读性。书中收录了大量研究李少白史学观念、史学方法、电影理论和教育思想的文章,对李少白进行历史的、客观公正的评价的同时,也将他的学术思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整理,有助于读者对其思想进行更加清晰深刻的认识。书中还收录了一些青年学生的文章,他们都是李少白的后辈学生,对老一辈电影史学家有着自己的看法和认识。在电影迅速发展的今天,他们为电影史的研究和书写注入了一丝新鲜的血液。李少白的史学观念也在这些青年学生身上得到了传承和发展。整本书散发着淡淡的哀思和深深的怀念。该书的三个主编都是中国电影史研究领域极具分量的人物,以文字书写的方式来纪念和缅怀自己的老师。丁亚平从事中国电影史研究已有20多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始终保持着一个学者的执着和热忱,笔耕不缀,先后出版个人专著《艺术文化学》《影像中国(中国电影艺术:1945-1949)》《老电影时代》《电影的踪迹》《影像时代(中国电影简史)》《中国当代电影史》等十余种,发表学术文章400余篇,获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奖,国家、省部级奖十余次,并担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第3版)电影电视卷主编。陆弘石曾先后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文艺研究室、影视研究所,北京电影学院理论研究室,《北京电影学院学报》副主编,现为国家广电总局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副主任,出版专著《中国电影史》(与舒晓鸣合著)、《中国电影史(1905-1949)——早期中国电影的叙述与记忆》等,是李少白学生辈的同事,两人共同经历了中国电影学学科创建的过程,亦师亦友。高小健则是中国电影史、电影理论和文化、戏曲电影方面的专家,出版著作《中国戏曲电影史》《新兴电影:一次划时代的运动》等,同时发表了许多中国电影史、电影理论、电影文化、电影剧作理论等方面的论文和影视评论。李少白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精神在他们身上得以传承和发展,中国电影史研究的血脉才如此生生不息,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成为“显学”。李少白一生治史不辍,却从未为自己著书立传,这本书则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使他的史学精神和人格魅力得以流传,同时也使得这位前辈史学大家的史学观念和治史方法得以传承。该书以最真挚的情感和史学家治史的专业精神淬炼而成,不但向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中国电影史学家,同时也为中国电影史学史的研究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作者:郭双丽 中国电影史论文:体育电影发展历史及落后原因 电影作为一种独特的视听手段,作为一种极具感染力的综合艺术,其发展已上百年,人类也竭尽所能地将其发挥到极致,而作为人类强身健体的体育与电影的结合就是其中颇具魅力的独特展现。从卢米埃尔尝试用胶片记录赛马运动到里芬斯塔尔伟大的《奥林匹亚》,再到奥运献礼片《一球成名》《一个人的奥林匹克》等,近一个世纪以来,凭借艺术与体育的双重影响,体育电影吸引了一代代观众,虽不是主要的电影类型,却已成为电影史上不可或缺的响亮音符。 我国体育电影发展历程在中国的电影发展史上,体育题材的电影也对我国体育文化传播和体育事业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纵观新中国体育电影史,我国体育电影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20世纪50到70年代,这一时期我国体育产业发展初见端倪,体育电影虽数量不多但体现了不俗的艺术品质,如《女篮5号》《冰上姐妹》《水上春秋》等。作为该时期的代表作之一,《女篮5号》采用对比手法,讲述了新旧中国对发展篮球事业的迥异态度,反映了新旧两代人的别样人生,该片不仅真实再现了篮球比赛的紧张、生动场景,而且对年轻运动员的心理情感刻画细腻,不愧为中国体育电影银幕上的经典之作,曾获得“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这一时期电影主要以弘扬民族主义和为国争光的精神,在社会上曾引起过强大的反响,也成为我国体育电影初步发展的基本模式。 2.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中国体育题材电影开始深入挖掘,将体育精神与人生意义相结合。代表作是《沙鸥》,影片中沙鸥为实现自己个人生命价值———夺得金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健康,同时推动中国排球事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该片通过对中国女排姑娘训练、比赛、生活的真实描写,反映了中国女排历经风雨终见辉煌的艰辛历程。此时,中国尚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各种思想潮流涌动,许多国人处于迷茫阶段。影片中女排姑娘心怀对祖国母亲、对排球运动的热爱,不畏失败,不怕挫折,永不言败的拼搏精神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女排精神,为国人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感召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积极进取,努力奋斗。此外还出现了《加油———中国队》《京都球侠》《一个女教练的自述》等一批体现爱国主义的电影。而体育故事片的佼佼者当推《一盘未下完的棋》《棋王》,两部电影以“棋”为媒介,揭示了不同的文化寓意。前者政治色彩较浓,体现了历经磨难,中日人民之间依然保持友好的政治主题。后者主要展现了象棋的文化内涵,通过对主人公“棋呆子”痴迷于棋的性格刻画,表现出主人公“贫贱如乞却又心融万汇,行于浊世而又超然物外”的处世哲理。它揭示了“十年浩劫”带给人们的精神创伤,是一部在当代中国电影史上具有某种经典意义的艺术片。[1] 3.20世纪90年代,我国体育电影主题呈现多元化趋势。《女帅男兵》中,人物形象多面化,性格刻画真实,还涉及了体育竞赛中的一些黑暗现象,如假球等。此外,爱国主义的影片有《黑眼睛》;群众题材的影片有《赛龙夺锦》《我的九月》;残疾人体育题材的电影有《赢家》《跆拳道》,等等。[2]这一时期,借北京亚运会东风,体育开始逐渐影响到社会各行各业,中国体育电影人物开始多样化,不再仅仅局限于关注专业运动员,电影《我的九月》,围绕一群即将参加亚运会开幕式的小学生展开故事,通过他们的喜、怒、哀、乐展现了体育对青少年成长的教育价值。 4.21世纪初至2008年,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广州亚运会的举办,全国电影工作者以饱满的创作激情和热忱的爱国情怀,精心策划拍摄了一批以迎接奥运为主题的体育题材影片,向北京奥运会献礼,如《一个人的奥林匹克》《买买提的2008》等。这一时期可谓是体育电影的繁荣时期,体育与电影相辅相成,电影使体育传播更加广泛,体育使电影银幕更加绚烂瑰丽,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求。近年来,体育电影出现了很多如《女足九号》一类的优秀影片,但是因为在人物性格刻画及命运把握上不够深入和立体,所以这些影片的问世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主要原因是电影主题不够深入。纵观中国体育电影,其内容大多是运动员遭遇挫折,但是经过自己的努力拼搏,最终战胜困难,勇夺金牌,对人物性格、命运、影片主题没有做深入的挖掘,只是一味关注竞赛的最终结果,忽略了电影中一条主要的法则:讲述故事过程往往比告诉大家故事结果更有感染力。[1]我国体育电影发展现状纵观我国体育电影的发展,也曾有过辉煌,但是与世界体育电影相比,显得单薄许多。 体育题材影片数量少,优秀作品不多,与我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及体育文化的兴盛很不协调。其发展滞后的原因主要呈现以下几个方面。 1.主题挖掘不够,缺少好的剧本创作。体育电影往往含有励志的成分,这是它兴盛的一个主要原因:主人公在比赛中经历种种磨难,却并不退缩,经过顽强拼搏,最终战胜困难,取得胜利,夺得荣誉。这是大多体育电影的老套路,由于过分强调主角面对困难迎难而上,不屈不挠,最后获胜这一主题,而在对人物命运的把握上没有很好地设计,对人物性格刻画也不够深入:人物扁平化、主题统一化、模式固定化,成为大多体育电影的缺点。而这些方面,国际优秀影片向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如《百万宝贝》向我们展示了“追求生命过程本身远远比追求其结果有更大的意义”这一深刻道理。剧中麦琪笃信命运是自己主宰的,命运是可以靠自己改变的,只要你拥有生活的信念和不泯的激情,充分体现了体育电影励志的一面。麦琪在其事业高峰期,在一次比赛中被对手偷袭而成为全身瘫痪的植物人,由于无法承受要求安乐死,最后其教练弗兰基含泪拔下输氧管,麦琪面含微笑地安详逝去,让观众看到了体育电影中人性的光芒。好的剧本创作是电影成功的重要条件,也是电影主题深入人心的根本,我国的《一个人的奥林匹克》虽然继续民族主题,但是对个人价值的展现,对体育运动极限的挑战深得人心,堪称一部优秀的体育题材影片。但是这么优秀的题材竟然被埋没如此之久,这在美国体育政治体制下是不可能发生的,体育是美国文明与政治的象征,而我国体育政治体制未能充分认识体育电影在传播文化及政治文明上的重要作用,在政治层面上失去了繁荣发展体育电影的驱动力,体育题材剧本创作也就被边缘化,好的体育题材剧本就更是少见。 2.电影制作人员及演员专业技能欠缺。电影制作人在体育电影各个项目方面缺乏专业的认识,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影片在画面和细节上的描写和刻画,冲击力不够强,感染力也大大削弱。体育明星演技不够优秀,非专业演员的体育技能又不够专业,这些因素容易造成细节失真。同时,粗糙的情节设计,离谱的体育场景描绘也会影响电影质量。体育电影要的就是一种紧张的比赛氛围,强大的视觉冲击力,选手眼神动作传达出的内心情感,现场观众的积极反应等。所以在体育电影中对体育素质和体育精神要求相当高。我国的体育运动员更多地把体育当做一个职业来看,体育人生活的世界成为一个被隔离的区域,一般大众对其环境规格并不熟知,这在体育电影拍摄上需要极大的投入,才能为观众展现一种竞技的冲击力,强大的感染力,而我国电影界缺乏这样的电影制作人,作为非专业演员的技能训练也并不长久。美国《百万宝贝》电影女主人公在拍摄电影前每天技能训练三小时,持续长达5个月,最后拳击技能达到能与中量级冠军对决的水平,这为我国体育电影人树立了学习的榜样。[3] 3.我国对体育电影的研究不够重视。体育电影发展至今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展现,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个人精神、体育精神甚至民族精神。体育电影在美国作为一种与政治文明挂钩的项目来展现,据不完全统计,在100多年的电影历史当中,体育题材的影片高达3000多部,而对体育影片的研究也是层出不穷。但是在我国,回顾电影史,至今让人们津津乐道的还停留在《女篮5号》《沙鸥》等20世纪50年代及80年代的作品,中国体育电影市场低迷,体育电影数量不多,优秀影片更是甚少,自古“弱国无外交”,而中国如今俨然已成为世界强国,也是公认的体育大国,但体育电影的发展却相对滞后,这不但不利于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对我国屹立世界也是一个不利因素,电影研究对2008年前后学术界调查结果显示,体育电影研究在2008年达到一个顶峰,有二十多篇,而在其前后每年均为个位数,甚至少到只有两篇,由此看出,体育电影作为一项传播民族文化弘扬体育精神的载体并没有被中国大众乃至学术界认可,更没有得到其应有的重视。这将成为我国电影学研究的一个缺陷。 4.体育题材特色不够突出。体育电影作为电影类别中最独特的一类,深受电影观众的热爱,因为其题材的独特性,竞技场面的真实冲击性更是得到广大体育运动爱好者的狂热追求。因为民族文化的差异,民族性格的偏差,不同国家其体育电影的侧重点也不一样,像美国,拳击、棒球、橄榄球、赛马等题材较多,其中拳击是美国体育电影中题材最多的,百年电影史中高达500多部,这与美国人崇尚暴力,追寻刺激,崇拜英雄的性格特征有关,当然部分原因是因为在美国大萧条时期,《洛奇》这部拳击题材影片的出现成了美国精神的寄托,鼓舞了美国民众走出困境,因而拳击运动也成为美国民间最受欢迎的运动项目。拳击题材影片已经成为美国特色的象征,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可以与其相媲美。中国的体育事业并不薄弱,越来越多的得奖纪录展现着中国体育事业的强大、体育健将的伟大,但是,回顾中国电影史,并没有哪一项体育运动能作为中国特色来展现,即使是被称为国球象征的乒乓运动题材电影数量也是少得可怜,也没有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 结合中国民族性格、民族文化,制作迎合大众需求,能与大众产生情感共鸣的中国特色体育影片成为扩大我国体育影响力,兴盛我国体育电影的一个有效途径。如今,奥运精神“更强、更高、更远”的展现成为世界体育电影互通的主题,中国在2008年奥运会上以“横扫千军如席卷“的磅礴之势取得大面积的丰收,如此辉煌的体育风景,蕴藏着众多为国拼搏的动人故事,人们期望电影予以展现,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更是需要优秀的体育电影来激发运动员及民众的昂扬斗志,真诚地希望中国电影界能以此为契机,为自身振兴注入新鲜活力,使得中国体育电影告别低迷,走向兴盛,涌现更多展现中国健儿自强不息的华美篇章。 中国电影史论文:电影历史研究论文 【摘要题】历史长廊 【正文】 一 2001年,美国学者格瑞·刘易斯(GregLewis)启动了一个叫做“新中国电影英译”的项目,迄今为止,已为15部时代的影片配译了英文字幕。为了制作影片的剧情介绍,他参考了各种版本的中国电影史著作,并采访了几位电影史编纂者和在世的老一代中国电影人。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中国电影史学者的描述和评价与活跃在时代的电影艺术家的回忆颇有不合之处,这引起了刘易斯的特别注意。他根据自己的阅读、采访与感受,写成了《毛时代中国电影的历史、神话与记忆1949—1966》(TheHistory,MythandMemoryofMaoistChineseCinema,1949—1966,AsianCinema,Vol.16,No.1,Spring/Summer2005)一文。 刘易斯所谓的“历史”,是指中国电影史学者有关这一时期中国电影的历史叙述,受到他关注的电影史著作有《当代中国电影》(1989,集体合著,十七年部分由张建勇撰写)、《中国电影史》(1998,陆弘实、舒晓鸣合著)、《新中国电影史稿1949—1959》(2002,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1949—2000》(2002,尹鸿、凌燕合著)以及两部电影史教材《中国电影史》(2005,倪骏)和《中国电影史纲》(2005,王晓玉)。关于时代电影的“神话”,是指对那个时代电影的正面颂扬与肯定。刘易斯认为,在过去10年间,传统官方的声音完全被上述历史叙述所掩抑。但近年来,民间开始出现这一神话的复兴,如崔永元在2003—2004年制作的《电影传奇》,再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编导王美彪的15集系列片《求索与创新——新中国电影1949—2001》,还有近年来电视剧对红色经典的再演绎。因此,刘易斯预言说,随着对中国电影百年的纪念以及对毛时代日益高涨的正面肯定,这些非官方的神话叙述将与史学新著及电影人的回忆一起,共同融入新的史学编纂当中。 中国电影史的编纂工作始于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史料丰富翔实,成为新中国最具权威性的电影史著作,但由于历史原因,该著作没有涉及建国后的情况,而是截止到1949年。随后的中国电影史编纂处于停顿状态,直至上世纪80年代后期,电影史特别是新中国电影史的研究和写作渐渐成为显学。作为《当代中国电影》的撰稿人之一,张建勇首次系统梳理了十七年电影,此后,如刘易斯所述,涉及这一历史时期各种版本的电影史纷纷问世。刘易斯尚未提到的相关著作,还有胡菊彬的《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1995)、舒晓鸣的《中国电影艺术史教程1949—1999》(2000)以及陆弘实主编的《中国电影:描述与阐释》(2002)。 在中国电影史中,十七年电影有着独特的形态特征,它以质朴的影像叙述着中国革命的经验与想象,它的曲折发展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复杂进程相交织。随着对中国革命历史与实践的不断再认识,新中国十七年电影史的叙述也将相应地更加深入全面。本文拟从思想方法的角度讨论十七年电影史叙述中的问题,或许能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若干思路。 二 上述电影史论著大多采取褒贬参半的策略评价那个时代。受到褒奖的自然是那些令人难忘的红色经典,从《南征北战》到《平原游击队》,从《红色娘子军》到《李双双》,从《林则徐》到《甲午风云》,还有《柳堡的故事》、《战火中的青春》、《五朵金花》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等,它们以成熟的艺术表现受到肯定;而受到贬抑、谴责、批判的则是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如批《武训传》、反右运动、拔“白旗”、、反右倾等,它们被认为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发展。由于这些政治运动的干扰,十七年电影呈现出波浪式的发展轨迹,因而便有了几次低谷几次高潮之说。但是,问题在于,每次政治运动之后总有优秀作品出现,如反右之后迎来1959年新中国电影的高潮,60年代初期的文艺整风也没有阻挡住《李双双》(1962)、《小兵张嘎》(1963)、《农奴》(1963)、《独立大队》(1964)、《英雄儿女》(1964)、《舞台姐妹》(1965)等优秀影片的问世。那么,在当时政治批判的苛责声中,为什么还能存在如此大的创作空间?艺术家还能保持饱满的创作激情?比如,在描述批《武训传》后的电影发展时,舒晓鸣说: 在批判《武训传》及此后的文艺整风运动中,不少著名的电影编剧、导演、演员都在检查思想,创作完全处于停滞状态。建国初期电影创作出现的蓬勃发展的繁荣景象,很快衰落下去,进入“荒年”。1951年电影产量严重下降,当年,除决定拍摄《南征北战》之外,几乎没有一部影片投入拍摄。(注:舒晓鸣《中国电影艺术史教程1949—1999》第11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版。) 既然创作完全处于停滞状态,怎么又能拍摄出《南征北战》(1952)这样非同寻常的史诗性影片?是批《武训传》运动造成的负面影响被夸大了?还是产量下降另有原因?抑或是这部作品的成功纯属偶然?孟犁野认为,影片的初衷在于阐明运动战的战略思想,“但艺术实践的结果却远远超出这个近于军事教科片的任务,而似乎并非出自艺术自觉地拍出了一部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可以称作‘准史诗’式的战争片。”(注: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55、5、5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版。)但实际上,该剧所调集的创作力量十分雄厚,编剧之一沈默君后来又创作了著名影片《渡江侦察记》,导演成荫和汤晓丹都是新中国最优秀的导演,前者是北影厂“四大帅”之一,后者30年代就在上海、香港拍片,执导经验非常丰富,还有著名摄影师朱今明的加盟,如此强大的阵容却“并非出自艺术自觉地”创作出了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影片,这样的说法显然难以成立。 那么,为什么十七年电影史叙述会陷入如此明显的逻辑困境?回顾“”结束以后的中国思想变迁,我们发现十七年电影史的写作基本上属于新时期思维的范畴,这一思维的核心是全面否定“”,进而全面否定十七年的政治批判运动。比如,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胡乔木同志否定对〈武训传〉的批判》,文中指出对《武训传》的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其他像反右、、“”前夕的文艺整风等等,都被认为是错误的政治运动,严重影响了电影事业的正常发展。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一些相对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被简单化了,从而导致历史叙述链条的断裂和逻辑的混乱。因此,十七年电影再反思的任务之一,就是暂时“悬置”新时期思维所提供的历史框架,用客观、中性的立场重新检视复杂的历史过程。 比如,《南征北战》的拍摄与当时电影指导委员会的支持有直接关系。1950年出品的《荣誉属于谁》和《内蒙春光》相继受到批评,前者被认为没有表现出中国革命的力量,后者则被认为在描写对待上层人物的策略时犯了错误。为避免类似情况发生,经提议,1950年7月成立了文化部电影指导委员会,目的是“对推进电影事业,及国营厂的电影剧本、故事梗概、制片和发行计划及私营电影企业的影片提出意见,并会同文化部共同审查和评议”。(注:《提高国产影片的思想艺术水平,文化部成立电影指导委员会》,载《人民日报》1950年7月12日,转引自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但在十七年电影史叙述中,该委员会一直受到学者们的诟病。孟犁野认为,电影指导委员会给起步阶段蓬勃发展的电影创作带了消极影响,它仅在一年多时间中,便“枪毙”了40多部电影剧本。(注: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55、5、5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版。)胡菊彬也认为,该机构在具体工作中“事无巨细、统揽包管,大至题材规划、生产计划,小到具体对话或字幕顺序,他们都一概不放过。这种严重违反艺术创作规律的做法束缚了创作人员的手脚,其结果是窒息了电影创作”。(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当然,否定电影指导委员会的另外一个原因,正如孟犁野所说,“在指导思想上置前述1948年《关于电影工作的指示》精神于不顾,违背艺术创作与管理工作规律,提出了不少脱离实际的主张,诸如要处于起步阶段的电影工作者写出具有‘史诗性’的‘重大题材’作品……”(注: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55、5、5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版。)讽刺的是,《南征北战》正是源于这种“脱离实际的主张”。1950年9月8日,电影指导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提出要拍摄军事影片,认为当时迫切需要巩固国防军、建立国防军的电影。委员会议还指出,有的片子确实故事性不强,但是这些军事斗争本身就很丰富,因此一样会感动人。经过反复筛选,最后剧本《南征北战》获得通过。事实上,《南征北战》基本验证了当时的判断,该片虽然不以人物刻画和戏剧冲突见长,但却以战争场面的宏大、惊险的阵地争夺以及整体战略思想的表现,成为新中国电影史上不多见的史诗影片。 也许确如孟、胡所说,电影指导委员会曾给中国电影创作带来过种种负面影响,如过分强调史诗性题材的创作,影响到其他题材影片的拍摄。但问题是,我们不能因为委员会在其他方面的过失而不承认它对《南征北战》的贡献。重新反思十七年电影,意味着要冲破流俗之见,以辩证的思想方法认识复杂的历史过程。 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充分肯定当时的政治信仰对电影创作提供的强大推动力,从而为十七年电影取得的成就找到思想和情感的基础。刘易斯对当年活跃在影坛上的导演、演员、剧作家、评论家的采访,从感性、经验的层次上弥补了电影史叙述的很多不足,也有助于校正电影史叙述中的偏见。老一代电影人对某些政治运动的宽容与理解,对工农兵电影的认同,还有对革命时代的热情,都与电影史编纂者的态度和立场形成反差。比如,批《武训传》受到学者的一致否定,但老一代电影人对它的记忆和评判却宽厚得多,当年他们也大多持正面、积极的态度来理解和参与文艺界的整风与思想改造。据谢晋回忆,苏里导演曾说过,1951年批《武训传》之后他投身到“思想改造”当中,那是他事业中最珍贵的一年。《大众电影》原主编王世桢也认为,应在新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下理解批《武训传》运动,因为当时发生的不仅仅是这一个运动,也很难说它就代表那个年代,“我们当时是乐观的,干劲十足,向往着变革”。(注:刘易斯在2004年对王作了多次采访。参见GregLewis:TheHistory,MythandMemoryofMaoistChineseCinema,1949—1966,AsianCinema,Vol.16,No.1,Spring/Summer2005,p.173.p.171.)应该说,这样的回忆相当真实地反映了电影人当时的精神状态。他们也许不能完全理解对《武训传》的批判何以如此严厉,但在思想感情上,他们愿意接受新时代的感召,并按新时代的标准要求自己。因此,批《武训传》及随后的思想整风在什么程度、什么意义上影响了电影人,影响了哪些电影人,其所导致的创作停滞达到什么程度,都需要做具体分析。这样,我们才能看到更接近历史原貌的十七年电影史。 三 重新反思十七年电影,还意味着要冲破新时期以来占主流的电影本体观,以把握十七年电影的人民性。我们知道,在新时期的思想背景之下,电影界在1979年曾就电影特性问题展开论争,从有关电影与戏剧、电影与文学关系的讨论,发展到有关电影语言和电影特性的讨论。这场围绕电影本体问题的讨论肇始于白景晟的《丢掉戏剧拐杖》和张暖忻、李陀的《谈电影语言现代化》,在当时实际上承载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这就是否定以往时代电影所承担的政治功能,它的潜台词是电影应该脱离政治,应该非意识形态化。郑洞天导演曾描述1979年及以后电影的变化,明确谈到电影不再是政治宣传的工具,而成为艺术家表现个人经验和思考的媒介,电影也从单一的“政治艺术片”分化出多元的形态。在新时期,电影的美学追求代替了电影的政治功能,“审美”也成为一种新意识形态。直到今天,这种电影观念依然占据主流。对十七年优秀影片的评价,也大多集中在电影语言的分析,很少考虑到十七年电影的观众,以及电影在当时整体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其实,除了影像特征外,十七年电影的特质还在于它与观众的密切联系及其独特的人民电影品格。 在为工农兵服务的信念下,十七年电影成为中国电影史上观众面最广的电影。《大众电影》(1950年创刊)这个刊名最准确地说出了那个时代电影的本质。 回顾历史,在1949年之前,除40年代官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曾在重庆、武汉、成都、北平有一些拍摄活动外,中国电影的制作基本上集中在上海一地,电影放映也集中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广袤的内地及乡村仍然是在戏园或村头的土台上寻找视听的快乐。而且,即使在城市,电影观众也主要来自那些经济收入稳定的人群。根据胡菊彬整理的材料,与其他物价相比,旧中国的电影票价是相当高的,特别是一些高档影院,如上海的大光明影院,最高票价是银元4块,约合大米2斗半。如此推算下来,即使是末流影院,也不是一般百姓能经常出入的场所。此外,上海的影院大多集中在商业区,工人集中的地区反而没有一所电影院。因此,早期中国电影的消费人群主要是富裕阶层,包括买办阶层、公司职员、教师、学生等,同以农业人口为主的主体人群相比,这一阶层是名副其实的“小众”。在新中国成立之初,4亿5千万人口只有600座电影院,而且还集中在几个大城市里。(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 新中国电影的第一件工作便是彻底改变电影为少数人服务的局面,通过2000多个流动放映队,电影被送到工矿企业和乡村,1954年全国电影观众达8亿2千2百万人次,其中工农观众占70%以上。(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而且,低票价为电影的普及提供了保证,当时城市影院的票价平均2角,农村电影放映队的收费平均5分。(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当时农村放映还发展出一套独特的观影方式,即“映前介绍”和“映间插说”,放映员在放电影前以幻灯片、快板书等说唱形式介绍剧情、人物和人物关系,在换本或其他空隙时间里见缝插针地进行解说,或阐释导演意图,或对电影中的人物和情节进行评论,或解释一些比较复杂的情节。据《光明日报》的一篇报道,河北省昌黎县农民放映员张子诚为了解说《槐树庄》,还特地学习了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怎样分析农村阶级》,银幕上地主崔老昆躲在后门偷看,张子诚就插话说:“这就是槐树庄的地主崔老昆,他像一只被打伤的狼一样,躲在这个阴暗的角落里。”狼被打伤了,可是伤好了还会咬人。把地主比作狼,起到了提醒观众提高阶级斗争警惕性的作用。(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我们用审美的、本体的电影分析方式,根本无法面对这样独特的观影经验。 而且,由于地区与接受群体的差异,十七年电影的传播与接受所包含的历史内涵要比简单的文本分析远为丰富。比如,当时上海与广大内地乡村在观影经验和审美习惯上存在很大差异。从上世纪初开始,作为半殖民地的上海便一直浸染于欧风美雨之中,西片一直垄断上海的放映市场,“就上海一地而论,在解放前美国影片的放映数占全部影片(包括国产影片和苏联影片)百分之八十以上,每月观众平均一百四十万人,占全部观众百分之七十五左右”,(注:顾仲彝《加强国产电影的生产,提高影片的质和量!》,载《大众电影》1950年第7期。)因此,好莱坞影片已培养起市民阶层的趣味。十七年电影中反映合作化题材的影片常常引不起城市观众的兴趣,就像钟惦棐在他著名的文章《电影的锣鼓》里说的,在上海,《一件提案》的上座率是9%,《土地》是20%,《春风吹到诺敏河》与《闽江橘子红》是23%。但必须强调的是,这一统计数字来源于上海,探讨票房低的原因也应考虑城市市民,特别是上海市民的趣味在其中的作用。有趣的是,陈荒煤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在城市中非难很多的《人往高处走》,在农村却有3300万观众。(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该片拍摄于1954年,也是合作化主题,描写东北某农村的老孙头,如何轻信挑拨,不愿参加合作社,后在自然灾害面前认识到合作化道路的重要性。在重述十七年电影史时,我们不能仅仅看到它在艺术上的粗糙直白,而是要从社会生活的角度理解它的影响力。 十七年电影完成了从市民电影到工农兵电影的转变,这一转变受到了电影人的认同。作为新中国电影的发祥地,东北电影制片厂(后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率先尝试将工人形象搬上银幕,拍摄了新中国第一部影片《桥》,讲述铁路工人如何苦干,在短时间内修复铁路桥,支援解放战争的故事。时任东影艺术处长的陈波儿指出,“《桥》的成功,是风格上的成功:它具备了工农兵的风格,新的文艺风格,新的电影风格。”(注:《陈波儿同志关于〈桥〉的发言》,载《东影通讯》总第34期,转引自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13页。)这种风格就是以朴素的影像突出表现工人阶级觉醒的历史主体意识。在创作过程中,艺术家们试图探索新的电影表现方式,新的分镜头方法,使影片通俗易懂。也许他们的尝试不十分成功,但这种探索工农兵电影新手法的设想,表达了一种强烈的自主和独立意识,对长期处于美国好莱坞电影影响下的中国电影来说,这种意识是弥足珍贵的。当时活跃在东影的电影人,如成荫、水华、吕班、凌子强、沙蒙、王家乙、王滨、苏里、武兆强等,都是经过革命洗礼的所谓“延安派”,具有部队文艺工作经验,了解底层百姓的生活,因此,在思想感情上实现了对工农大众的认同,正是在这样的创作队伍及其思想基础上,新中国的银幕上才出现了富于厚重生活质感的人物形象。 同时,来自国统区的上海老电影人也积极转型,以极大的热情从事工农兵电影的创作。比如老导演史东山,亲自深入白洋淀拍摄了《新儿女英雄传》;张骏祥拍摄了《翠岗红旗》、《白求恩大夫》;沈浮拍摄了反映北大荒军垦生活的《老兵新传》;老演员兼导演刘琼拍摄了革命历史影片《51号兵站》;原本气质儒雅文弱、擅长塑造城市小知识分子形象的孙道临曾亲赴朝鲜前线体验生活,从而在人物刻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在《渡江侦察记》中成功塑造了果敢、干练的李连长形象,后又在《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成功塑造了地下工作者李侠的形象。谢晋在接受刘易斯采访时说:“我们从东北电影制片厂那里学习了很多拍摄工农兵电影的方法。”(注:刘易斯在2004年对王作了多次采访。参见GregLewis:TheHistory,MythandMemoryofMaoistChineseCinema,1949—1966,AsianCinema,Vol.16,No.1,Spring/Summer2005,p.173.p.171.)应该说,在新型的工农兵电影创作中,中国电影人以新的价值观探索相应的艺术表现手法,完成了一次思想与艺术的新生。十七年电影史叙述应该给予工农兵电影以更恰当的评价。 环顾进入新世纪的中国影坛,我们似乎又重回到了“小众”的时代,曾经极力摆脱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束缚的中国电影,在经历了昙花一现的“辉煌”之后,加速度地坠入商业化的深渊,以探索沉重的文化主题而自豪的名导手忙脚乱地树起票房大旗,而中国电影却难逃小众化的厄运,点缀在大都市的豪华影院成为白领、小资的朝圣之地,广袤的乡村则告别了打谷场上露天电影的笑声。如今,影像与资本联手,艺术与财富联姻,在被铜臭味窒息的当代文化环境下,仍有人在追忆曾经的年代,流逝的纯真。正如刘易斯所注意到的,《电影传奇》等系列片的拍摄,弥漫着对十七年的怀旧情绪。但是,这种情绪不会像刘易斯所预言的那样,与十七年电影的新时期叙述相融合。十七年电影史叙述的新时期立场依然会延续下去,与此同时,红色的怀旧情绪也转化成严谨的学术立场,确立另一种十七年电影叙述。 中国电影史论文: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审美悖论 提要:历史剧创作中诸如历史的“真实”与“虚构”、“民族性”与“个人性”、“批判”与“认同”等矛盾,客观上注定了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要在充满悖论的历史命题中,谱写出一种适合时展需要的新的历史记忆。 关键词: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悖论 在人类的认识发展史上,悖论或矛盾往往随着思想的深化和认识的深入,而成为引导或产生新思维的明显标志。正如古希腊早期的“芝诺悖论”、德国古典时期康德的“二律背反”一样,人们发现,在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同样存在着诸多无法回避的悖论。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繁荣,客观上使得历史剧创作诸种悖论引起了人们更广泛的关注和争论,并由此折射出世纪之交中国影视话语人文理想、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观的嬗变。 悖论之一:历史的“真实”与“虚构” 在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所有悖论中,历史的“真实”与“虚构”这一矛盾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悖论关系。因为历史剧命名,本身就潜含着“历史”的“真实”与“剧”的艺术“虚构”这两个维度,而人们关于历史剧的争论,主要也就体现其创作究竟是以“历史”的“真实”为主,还是以“剧”的艺术“虚构”为主? 自史学家司马迁天才性地创立了史传体的叙述模式后,史传式的叙述方式成为中国经典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甚至是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不二法门。毛崇岗在《读三国法》中认为,“《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中称赞“《水浒》胜似《史记》”。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干脆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史记》”。正是这种崇尚史传体叙述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左右,在经典历史剧创作中,史料的真实性远远比艺术的虚构性来得重要,“七分史实,三分虚构”也就因此成为人们用来指导和批评历史剧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吴晗1960年在《谈历史剧》等一系列文章中明确指出,“历史剧必须有历史根据,人物、事实都要有根据”,戏曲中诸如《杨门女将》、《秦香莲》等这些属于民间传说而缺乏史料依据的剧目,从严格意义上都只能称为“故事剧”或“古装剧”,而被排除在“历史剧”之外。(1)历史剧创作的真实性,也就主要表现为“尊重历史人物的公论”;“尊重历史人物基本的社会关系”;“尊重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 很显然,这种观点虽然注意到历史剧创作和历史叙事的不同,但仍坚持认为历史剧创作的最高目的,是帮助人们提高乃至深化对历史本质的认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谓“史家和诗家不同”,“诗人的任务不在叙述实在的事件,而在叙述可能的——依据真实性,必然性可能发生的事件”,被持这种观点的人所反复引用。因此,经典历史剧创作主要表现为剧作者剔除表面的偶然的历史事件,依据真实性和必然性的法则,典型地表现出决定历史发展的本质真实,并最终展现出人类历史的前途与命运。 但是,从新历史主义观点来看,人只是一个历史的存在。对当下个体生命而言,作为曾经存在的活生生的历史本身业已逝去,他所能面对的,只是作为历史文本的各种历史文献或历史话语。个体生命只能通过对历史文本的解释活动来选择历史,改变历史。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对历史文本的解码,都离不开解释者的主体想象,都可能演变为一种符合当下主流意识形态逻辑的胜利者的历史清单。与注重彼岸的西方人强调对宗教的信仰不同,注重此岸的中国文化一直具有强烈的历史情结。历史,不仅具有“资治”和“劝惩”的现实功能,而且还赋予抗拒死亡和终极审判的意义。青史留名或遗臭万年,成为中国人内心深处最大的理想或恐惧。明乎此,就不难明白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何以如此流行。在全球性时代的背景下,历史业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当然,文化的转型,客观上又使得这种历史寻根充满了一种传统与现实的矛盾冲突,本专辑论文中《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审美悖论》着重从理论上论述了历史剧创作中存在的诸种悖论《,作为东方奇观的新民俗电影》、《女性历史的个人话语》、《技术时代的武侠大片》等论文则分别从不同的维度,论述了当前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现象。因此,历史的本质是虚构的,历史剧的创作就更应该表现为一种想象的狂欢。正是在这种历史观念的影响下,从港台到内地,诸如《大话西游》、《唐伯虎点秋香》、《新白娘子传奇》、《还珠格格》、《戏说乾隆》、《戏说慈禧》等历史戏说剧,竞相粉墨登场。这些戏说剧彻底颠覆了经典历史剧那种“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的创作原则,拒绝了经典历史剧那种历史教科书般的刻板和严肃,甚至解构了长期以来一直横亘于“历史”和“当下”之间的时间界限,有意将“过去”与“现在”的时空代码相互重叠,叙述历史的动机不再是为了追寻历史的真实,而是成为对历史影像的一种消费,在历史的时空中尽情放纵宣泄着当下的各种欲望。 因此,历史题材影视剧的悖论在于,假作真时真亦假,任何真实发生的历史一旦转化为艺术的文本,它就不可避免地具有虚构的性质;而任何虚构的文本试图闯入历史的时空,它又容易造成人们对历史的真实想象。从创作上看,如果强调的是历史剧的认识价值,那么编导往往就会注意让其艺术想象尽可能吻合公众认可的历史“真实”;如果注重的是历史剧的审美价值和娱乐价值,那么编导就有可能把“虚构”这一维度推向极端。 在这个意义上,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真实”与“虚构”的悖论,所暴露的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想象的冲突,更是一种美学观念、文化观念的冲突。 悖论之二:历史的“民族性”与“个人性” 从文化的观念上看,历史剧的悖论在于,它既可以强化族群彼此认同的文化之根,而成为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又能够凸现家族的血脉渊源,而成为个人的精神还乡。 首先,在构筑民族想象共同体的历程中,编导往往喜欢采取一种作为“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的史诗叙事,追求一种时间和空间大跨度的叙述结构。诸如《开天辟地》、《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日出东方》、《长征》等国产影视剧,无一例外地以历史时空的巨大十字坐标作为其基本的叙述框架,试图透过、中国共产党成立、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这种历史大裂变中的时代风云,来透视民族历史的隐秘,把握历史中的民族灵魂,并最终再现出20世纪现代中国最惊心动魄也最激动人心的历史嬗变而成为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 与此相吻合,这些史诗性影视剧在叙述宏伟的历史战争场面时,往往以一种充满诗意的笔触,讲述在血与火洗礼中成长起来的英雄人物。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历史当然是人民创造的;但不可否认的是,集中体现特定历史时期民族理想的,却往往是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当史诗性影视剧使这些英雄人物重新复活并栩栩如生地走入人们的视野时,史诗性影视剧所展现的,就不再只是历史事件的实录,而且还是历史精神和历史理想的再现。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也就因为致力于刻画在重大历史事件和民族战争中洗礼出来的英雄人物,而成为“英雄”的史诗。 耐人寻味的是,在创作史诗性历史剧时,虽然编导们都竭力从现代的视野去解读历史,但都小心翼翼把这种解读局限于对历史的一种发现,而不是一种肆无忌惮的想象与歪曲,给人一种强烈的历史文献质感。这类影视剧在叙述历史时,往往采取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述人置身于文本之外,使得历史仿佛“客观”地呈现在观影者面前,观影者于是将自我体验为历史的“见证人”,将影像化的历史读解为实在的历史,从而极大地强化了影视剧所叙述事物的真实感和历史感,意味着这一事件业已定型、完成且不可改变,无论是作为一种历史的事实,还是作为一种意义和价值,它们都被视为一种“绝对的过去”,而成为社会公共生活和精神信仰的永恒的公共话语。 罗蒂认为,在后现代世俗文化的语境中,众神的退位,英雄从“知道一种大写的秘密”和“达到了大写的真理”的超人沦落为“只不过是善于做人”的凡人,(2)英雄虽然不会从此退出历史的舞台,但历史已不再被视为某种神的启示录,不再被表现为英雄的史诗,也不再只是一种历史规律的附庸,而成为一个没有基础支持、只是由个体欲望和感情之网编织的生活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以第五代导演为代表的新民俗影视剧在叙述历史的时候,虽然并不回避宫廷、战争、暴动等传统巨型历史景观,但其叙述的重心已不再是历史上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迹,并往往以一种内聚焦的限制叙述视角,来叙述隐藏在巨型历史景观背后个体婚丧嫁娶的世俗生活画面。如《黄土地》中编导煞费苦心地安排了八路军文艺工作者顾青下乡采集民歌,无意中目睹见证了为反对世代相传的“庄稼人规矩”而不惜以死抗争的农家女翠巧的婚姻悲剧。《红高粱》则索性在影片开始就确立了叙述人“我”的地位,“我给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还有人提起”。很显然,影片之所以极力突出叙述人“我”这一身份,其意图就在表明影片所叙述的历史是与“我”血脉相承的家族史,是由“我”来讲述的“我爷爷”、“我奶奶”的家族故事。这种对“我”个人身份的刻意强调,客观上表明影片所叙述的历史并不是作为民族想象共同体的主流历史,而是设法使之民间化、私人化,从而把“过去所谓的单数的大写的历史(History),分解成众多复数的小写的历史(histories);把那个‘非叙述、非再现’的‘历史(’history),拆解成了一个个由叙述人讲述的‘故事(’his-stories)”,(3)使叙述成为一种“自己的来处”和“自己的归宿”的精神还乡,成为一种个人记忆深处的历史碎片。 但是,正如集体都是由个体构成一样,任何个体的历史同样逃脱不了民族集体的投影。历史话语这种“民族性”与“个人性”的悖论,决定了第五代导演在书写个体欲望的同时,折射出对民族集体历史命运的反思和批判,不少批评家甚至认为,第五代电影所演绎的专制秩序对个体欲望的践踏以及个体欲望对专制秩序的反叛与亵渎的民间历史话语,实质是一种按照西方“他者”视域逻辑演绎的关于压抑、迫害与毁灭的民族历史寓言,从而在西方视域中成为一处凄艳、动人的东方奇观,自觉不自觉中成为了一种跨国语境的“后殖民历史话语”。 悖论之三:历史的“批判”与“认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恰恰潜含着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另一个悖论。 一方面,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和接受的时代性,客观上要求任何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都不可能全盘接受传统的历史命题。在内忧外患的煎熬下,20世纪中国民族文化,不得不以西方现代文化作为参照系,进行“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4)的现代转型,传统的文化知识的性质及其合法性,都因此而受到根本性的质疑和颠覆。因此,“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首先把目光聚焦于民族历史,中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其目的就在于把传统放置在批判位置,通过对历史的批判,彰显出新知识、新思想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促使国人在心理上使自己尽快摆脱历史的羁绊而融入到新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 但另一方面,不论创作者如何赋予历史题材以新的文化命题,历史题材本身所烙印的传统意识形态性终究不可能被完全割舍。自20世纪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以来,对历史剧这种“新瓶装旧酒”的担忧与批评就一直不绝如缕,郭沫若20世纪20年代曾撰文强调他创作历史剧的动机,在于“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但是问题的关键恰恰也在于,孕育于农业文明的“古人骸骨”,究竟能否负荷产生于工业、后工业时代的现代意识?当现代意识借助于古人的历史题材来表现时,现代意识是否被削弱甚至遭到传统意识的侵蚀?世纪之交诸如《雍正王朝》、《康熙王朝》、《天下粮仓》、《汉武大帝》等表现封建帝王将相的历史剧,尽管编导极力赋予了治国、改革、惩腐等时代性思考,如陈家林认为:“拍《康熙帝国》剧时我脑中有一个想法:康熙值得拍。康熙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在中国历史所有的皇帝中名列前茅,抓鳌拜、平三藩、平葛尔丹、收复台湾以及清理朝政都反映出他的历史功绩,连中国版图之大也有他的一份功劳。”(5)但其思想性还是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康熙王朝》主题歌“‘我真的再想多活500年’”,更是激起不少人的强烈反感。有些人无不讥讽地感慨,眼下只要打开电视,要想不看见“顶戴花翎”就成了奢望,从吵吵闹闹的格格们到故作姿态的帝王们,从驼背的刘锣锅到铁嘴铜牙的纪晓岚,这里还没曲终人散,那里却又鸣锣开场,而这些帝王戏充其量只是在张扬所谓“明君”、“青天”之类的人治思想。 尼采在《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一文中认为,对于受难者和需要解放者,历史需要被时时审问、批判和裁决。唯其如此,他才能从苦难和压迫中站起来,求得生活与反抗的可能。然而,人总是前世代的结果,历史无法被割断和抛弃,结果人在批判着历史的同时,又自觉不自觉地认同历史,传统的历史也因此在这种“批判”的名义下得以借尸还魂。 因此,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悖论,既显现出转型期文化的日趋多元,客观上又提醒人们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答案。在全球性语境中,我们的历史影视剧创作注定要在充满悖论的历史命题中,重新界定传统和现实的关系,谱写出一种适合时展需要的新的历史记忆。因为从人类学的意义上理解,历史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所体现的,是人对民族身份和自我命运的关怀。从表面上看,讲述历史与倾听历史的行为,表现为对过去和他人历史的好奇,实际上这种行为的意义在于提供了过去与现在、他人与自己的一种联系,使得人们可以借助于历史的逻辑,来产生民族身份和自我命运的观念,并进而领会民族与自身的存在状况和发展可能。 中国电影史论文:网游影像精彩 微电影进化史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新兴手持设备功能的强大,一种名为“微电影”的新鲜事物走进了大家的生活。作为国内营销炒作最火爆的网游行业,当美女、酥胸、美腿一度成为网游营销主流的时候,微电影的出现又能给网游宣传带来一种怎样的风气?虽然微电影刚刚出现不久,但是却已被多款网游应用其中,并经历了几种“变迁”。 封印之剑 关怀至上 《封印之剑》并没有像传统网游微电影那样选择美女、搞笑或是贴近生活的清新元素,而是选择了倡导低碳生活的环保主题。看似与游戏风马牛不相及,讲述着一个网游玩家在游戏的同时该如何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并如何努力尽一部分社会责任。公益和关怀至上,《封印之剑》的微电影是别有风情。 神鬼世界 依旧低俗 本人印象中,已经不记得是哪款网游最先拍摄微电影的了。但是目前能查到最早的有关于网游微电影的记录是完美旗下打着暗黑名号的《神鬼世界》――“十国美女”。但这部微电影仍然没有脱离网游低俗的本质,十位所谓的外籍美女暴露的着装一开始就为其奠定了低俗的基调。 星辰变 清新低俗 《神鬼世界》微电影不久,《星辰变》也拍摄了一部名为“宅男送”的微电影。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微电影关于“宅急送”和“星辰遗忘者”的植入或多或少的能够深入人心。虽然片中美女并不暴露,但是着装难免让人遐想,算是一种隐晦的低俗吧。 古域 穿越高校 《古域》的微电影“少女就爱救宅男”则以一种搞笑的形式来讲述男女主角的穿越故事,虽然没有了裸露美女的助威,没有华丽的特效和精美的屏幕,但《古域》的这部微电影更能取得大家的认同。 Dota 还我男朋友 许多男性玩家因为着迷于dota而废寝忘食,甚至忽视了自己另一半的感受。而由玩家根据上述情况拍摄的微电影“还我男朋友”则以一种真实、感人并贴近生活的故事情节深深触动了无数dota玩家或是他们女朋友的内心。目前为止,这或许是最为成功的一部微电影。 当低俗营销一直是网游主流宣传手段时,我们在不经意中发现,微电影带给网游的不只是新的宣传手段,更有那清新脱俗的表现。期待它会这样一直下去。 中国电影史论文:历史人物的电影书写 [摘要]武则天是历史上惟一的女性皇帝,她的帝王之路荆棘密布、充满传奇。作为电影题材,《武则天》具有诸多先天优势,也有其难以驾驭之处。本文试图对电影《武则天》的编剧思想和人物形象塑造加以分析,以期历史剧《武则天》更具现实意义和市场价值。 [关键词]电影《武则天》;风格定位;人物形象;影片立意 武则天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空前绝后,她是历史上百余位皇帝中惟一的女性,她的帝王之路荆棘密布、充满传奇。她的功过是非、她的个人生活、她的谋略与智慧一再进入史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的视野中。史料中有关武则天的记载虽有语焉不详和中断之处,但对于其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太宗时代入宫封为才人,太宗驾崩后感业寺出家,高宗时代二次人宫受宠,争夺中宫之位,数次更易太子,平镇李敬业叛乱,登上帝位终又还位于李唐等。史料中的记载还是基本一致的。此后,这些历史片断作为基本故事元素,在各类文学艺术作品中以不同的逻辑和方法重新组装设计,就生成了不同观念和内涵的艺术作品。 作为电影题材,《武则天》具有诸多先天优势,也有其难以驾驭之处。优势主要在于历史人物自身的鲜明个性和传奇色彩。题材本身的跌宕起伏,故事情节以及恢弘壮丽的史诗气魄,人性、欲望、智慧、权谋可以在一部戏中得到极致表现,既富于历史质感,又不乏戏剧冲突,这对于历史剧来说是难得的创作条件。难以驾驭之处在于,武则天的故事对于中国观众早已家喻户晓,并一再进入各种通俗文学、影视作品中,观众对人物及其故事太过熟悉。使得再度创作难寻新意,难以在观众已经熟悉的历史中挖掘出仍具有新意和吸引力的故事情节,也难以建置一个既符合历史真实又富于深度并能让今天的观众普遍认同的人物形象和一个符合现代人文意识的主题立意。 本文是关于电影《武则天》编剧思想和人物形象塑造的研究。是影片进入剧作阶段的前期史料研究和方案策划,目的在于正式进入创作阶段之前,理清影片的创作目的、看点分析、受众定位以及剧作阶段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文章具体内容涉及以下几方面: 第一,风格定位。关于影片创作的所有研究展开之前,须先理清一个问题,即要拍一部什么样的《武则天》,是历史正剧还是戏说?正剧的标准是什么?在观众对历史人物相对熟悉的背景之下,正剧是否仍然具有看点和存在价值? 第二,截取历史。在武则天82年的生命历程中,可圈可点的重大事件很多,对两小时片长的电影来说,只能重点着眼于人物生平中的关键时段和事件,而不同的截取方式对应着影片剧作的不同方案和立意。 第三,影片立意。研究影片如何依从于史学家认定的基本历史事实,用现代的人文意识,来审视和理解历史人物的个性发展、行为逻辑和功过是非,进而获得现代观众的认同和接受。 第四,人物形象定位。参照史书记载以及已有传记小说中的武则天形象,研究武则天形象的历史流变,从前人对于相同史料的不同认识和处理上,发现合乎情理且富于人性的人物形象定位,挖掘人物行为表象中的人性深度,为影片寻求合乎情理、富于深度同时又被广泛认同的人物形象定位。 一、风格定位 影片风格贯穿影片创作始终,是影片策划和创作的基本前提。本文认为将《武则天》定位为历史正剧、人物传记片和史诗电影。更具有现实意义和市场价值。 这里涉及一个正剧的标准问题。即什么是正剧?一个相对通俗的标准叫作“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即历史正剧必须对要表现的那段历史故事做到主要事实和主要人物符合史籍记载,人物的思想和行为要符合时代背景、符合逻辑。在此基础上,可以以戏剧化手段,建置情节冲突和人物关系、放大细节和适度虚构。 前面提及,当下将武则天这个人物作为电影题材,最大的难度之一就是观众对这个人物及其故事相对熟悉,而正剧的原则是不能超越基本史实,那么这就意味着电影中的情节发展及其最终结局观众是知晓的,那么作为正剧的电影《武则天》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其价值和看点又在哪里?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在她之前,有不少掌握实权的皇后、太后,但都没有这样的胆略改换旗号正式称帝,在她身后,也有无数效颦者跃跃欲试。但即使是在妇女地位较高的唐代,也再没有人能问鼎成功。她的惟一,恰恰就是人们对她的兴趣点,也是武则天故事的卖点。反复研究不同时代人们编织的武则天故事,不难发现,对于后人而言,武则天故事的最大看点在于这样一个历史悬念:在那个时代一个女人何以登上帝王之位?她有怎样的自身条件(美貌、谋略以及智慧),又有怎样的外部环境(当时的社会文化、政治背景、她的支持者与反对派,以及种种的机缘巧合)?她的身边,有祖父被她杀害却终身为她尽忠的上官婉儿,心向李唐但还是为武周尽心竭力的狄仁杰,与母亲心智酷似、却貌合神离的太平公主,这些人是怎样对待她。对她又怀有怎样的情感? 从好奇和释疑的角度。后人的确需要一个真实的武则天,然而,千余年来,武则天的历史经过了太多的涂抹。首先涂抹的是她自己――武则天以周代唐女主天下殊为不易,与儒家伦理传统道理相悖,为宣扬自,己的“君权神授”和“王者不死”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留下了大量真真假假的传说故事,无论是她的名字,还是出生。甚至死后的立碑,都流传着各种说法。甚至可以说她的一生都笼罩在神话和传说之中。其次是史家的涂抹――在武则天身后的千余年中,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儒家思想统治的男权社会中,一个女皇是难以为历史所包容的,大量妖魔化的记载、形形色色的传说,混淆了视听。服务于现实政治的陋习一再篡改着本已十分凌乱的历史,即便是近代之后,对于武则天的评价仍然变化无常、褒贬不一。武则天时而是“实无丝毫政绩可记”的昏庸帝王,时而又成为儒法斗争、推动历史发展的法家代表。时而又担当起妇女解放的代言人。但武则天其人究竟是什么样呢?或者是唐代社会对于妇女的宽容为她提供了条件,或者说是高宗身体不好给了她机会,或者是长期受压抑的庶族地主要夺取政权,所以把她推到了前台。但无可否认的是,她的成功至少有七成应归结于她自己非凡的才能和手段。 古人云:“读史使人明智。”历史剧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带着观众去回望那些曾经可能发生过的事情和情境,品味这些故事对于今人的启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凡剧都是戏,也就都是戏说,但我们所界定的历史正剧,是以严肃的历史态度去想象和再现历史的,所以它最接近历史真实,情境设计也最符合历史原貌,其中的人物性格也最合乎逻辑与情理。《武则天》的时代,国家安定,社会繁荣,民心向上,八方来仪,大唐盛世令人心驰神往。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个女人靠着她的智慧、权谋与种种机缘巧合神奇地升腾崛起,这正是今天人们 对于武则天故事的关注点。惟有作为历史正剧的电影《武则天》,才可以带领观众接近那段历史、那个人物,理解那个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是如何造就出来的。 这样的故事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任何编造的故事在真实的历史面前都暗淡无光。惟有最贴近历史的想象力,才能获得最有说服力和可信度的影片。 二、人物塑造――从历史人物到艺术形象 关于武则天人物形象的塑造,有两个方面的成果可以借鉴:史学研究视野中的武则天和文艺作品中描述的武则天。历史已然成为历史,今天的人们惟有沿着仅有的历史事实、以今天的观念去想象和诠释过去的故事。 中国历史上对于武则天的评价不一。唐中期,对武则天的评价较高,一方面是因为执政的帝王基本是武则天的直系子孙,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唐代初期,儒学思想在中国的影响还没有那样深入。南宋开始。对武则天的评价持续走低,主要原因是儒学思想和程朱理学在中国思想史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到了近代,随着新文化运动、女权运动的兴起,后人又为武则天翻案,赋予她妇女解放的象征意义。如此反反复复,武则天的故事一再被演绎、戏说。 历史上关于武则天的小说、戏剧(包括电影)为数众多,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武则天题材的文学创作和影视剧创作参与的人数之多也达到了空前状态,从“五四”新文化先驱宋之的、柯灵、田汉、郭沫若、林语堂,到新时期以来当代先锋作家北村、格非、苏童以及女性主义作家赵玫、须兰,还有众多的通俗作家及著名编剧导演纷纷投身其中。不同时代、不同作品对武则天这一人物的阐释各异,不同的阐释体现着不同时代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演变。这些人物形象大体归类如下: (一)淫荡女人或蛇蝎妇人形象 从南宋开始,程朱理学在中国占据了思想上的主导地位,世人对武则天的评价持续走低,明清时期甚至有“鬼神之所不容,臣民之所共怨”的评价。虽然到了近代,因为女权运动的兴起,人们赋予武则天妇女解放的色彩,对她的评价开始翻案,但或源于儒学文化的漫长影响,或出于以艳闻野史取悦受众的的低俗文化需求,各类史书和文艺作品中仍时时出现她滥杀无辜和与男人淫乱的记述。 (二)巾帼英雄形象 近代以来,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人们赋予武则天妇女解放的色彩,开始为他写翻案文章。当时一批左翼作家一方面深受西方先进人文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深切意识到封建礼教对妇女的压迫和摧残,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角度出发,把武则天塑造为一个反封建、反压迫的女性英雄形象。此类作品包括宋之的话剧《武则天》(1937年)、柯灵的电影剧本《武则天》(1937年)、田汉的京剧剧本《武则天》(1947年),直至50年代郭沫若的《武则天》以及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如杨书案的《风流武媚娘》、李端科的《女皇武则天》、甄秉浩的《武则天登封传》、吴因易的“则天皇帝系列”等作品都不同程度延续了这一主题。郭沫若的《武则天》承袭了这一观念,但笔下的武则天以雄图大略、爱民如命的开明君主面貌出现,其形象被高度政治化,但基本回避了武则天作为女人,甚至作为人的亲情、爱情等富于人性内含的合理生命欲求和身体欲望。 (三)现代人文视角下的武则天――矛盾困扰中的女人与女皇 随着现代人文意识的影响,关于武则天的历史研究和文艺创作也转向对个体生命意识的关注,着重对其内心和情感意识的挖掘,尊重人的情感需要。注重解析人物的心路历程,立足于人是一个知、情、意、行并重的生命个体,把历史人物悖论性的生存处境和绝望孤独的情感上升到哲学层面进行探讨,提升为对普遍人类生存的关怀和思考。 相对而言,20世纪80年代之后关于武则天的文艺作品虽然延续了“十七年”时期对女性解放的理解。继承了郭沫若《武则天》的叙事逻辑,但这些作品大多开始试图摆脱歌功颂德式的叙述,努力表达一种人性的复杂和情感的挣扎。文本中不再回避她的私人生活,描绘了武则天的美貌,写了她与太宗、高宗、薛怀义、二张之间的情感纠葛。也不再因为肯定她的政治才华而回避她的残忍、狠毒,努力深入她的内心世界对她的行为逻辑进行分析,使其形象从符号向人靠拢。例如1984版的电视剧《一代女皇武则天》中提到,武媚娘幼年即熟读诗书,聪慧机灵,志向远大。14岁入宫,结识九王子晋王李治,李治淡泊名利,童心未泯,武氏也玩心甚重,两人经常结伴捕蛙捉蝉,戏水谈心,日久生情。二次入宫后,服恃李治以感恩报德,卑职屈礼以事皇后,但仍遭妒忌。独受专宠并大展才华后,才野心膨胀;再次受到攻击后,才变得猜忌善妒,极力排除异己。这实际上是强调了武则天从女人到女皇的蜕变,真实再现了她的纯洁与世故、性情与野心…… 以今天的视角看,武则天一生最大的特点在于她的矛盾性。在身份上,她既是女人又是皇帝。在性格上,她自信又迟疑,冷酷而又温情。在执政方面,既是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国库充盈。但同时又有均田制瓦解、民户逃亡造成的国家税收减少和社会不安定因素;既有任人惟贤的用人方略,又有酷吏政治打压异已;既促成了文化昌盛。也消磨了尚武精神;既推陈出新,又施以强大的政治干预甚至不惜血醒杀戮。这是一种站在现代人文立场上对武则天进行的诠释,正是有了这种矛盾性和多面性,才使得武则天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立体的人展现于人们面前,让人觉得亲切可信。 三、历史截取与影片立意 武则天出生于公元624年,享年82岁。这是一个一出生就有故事的女人。唐贞观九年(635)。利州都督武士镬之妻杨氏生得一位千金,传说中,神相袁天罡曾观其相,谓其:“口角龙颜,龙瞳凤颈,伏羲之相,贵人之极也”。之后,这个“伏羲之相”的女子14岁应召进宫,26岁被迫出家。28岁3L--度进宫,五年内登上皇后宝座,很快便铲除王皇后、长孙无忌等异己力量,稳定了后位,并逐步成为大唐帝国的实际主宰者。公元690年,66岁的武则天正式登基,在垂暮之年,她又将帝位归还于李氏家族。 历史地看,武则天一生的这些关键因素对于其人格形成以及人生历程各有意义。以电影剧作视角来看,人物在不同时段折射出来的人格特征、心理动机和行为倾向各不相同,这种差异直接影响到影片立意、人物建置以及可以挖掘的情节线索和矛盾冲突。 这里,我们把武则天跌宕起伏的一生分成三个阶段进行分析。 第一,“崛起”。指武则天从太宗的才人变成高宗的皇后这一阶段。中心事件:废王立武。 第二,“弄潮”。武则天入住东宫之后,与高宗并肩执政,通过亲蚕、移宫、封禅、泛阶、平乱等举措,建立威信,培植势力,使高宗形同虚设,最终登上皇位? 第三,“归去”。武则天称帝后,引发储位之争,内外交困中,武氏最终选择还位于李唐。核心事件:夺嫡大战。 武则天以一个女性的身份改朝换代,建立了 大周王朝,她上承贞观下启开元,把一代王朝治理为世界强国。武则天的一生是辉煌壮丽的一生,又是充满矛盾纠结的一生。在位执政时,经济在高速发展而均田制又导致民户逃亡;她任人惟贤,却同时实行了酷吏政策;促进了文化昌盛,又消磨了尚武精神。她充满自信,敢在男权社会立威;同时,她又高度的不自信,在位15年改年号23次。武则天身上矛盾性的根源在于她的行为背离了当时的社会传统。成为社会的不和谐音符,于是会和社会原有秩序和规则发生矛盾。这种矛盾冲突在她与权利交替之时,都会有激烈表现。对应于前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崛起”和第三阶段“归去”,都涉及与武则天有关的权力更替,是人物一生中冲突感较强的时间段。下文重点针对这两个时段的剧作方案进行分析。 四、方案分析――人物关系与情节设计 (一)“崛起” 1.立意 一般认为,武则天的前半生相对更具传奇色彩,从剧作角度看,历史事实本身契合了电影剧作要求的矛盾冲突和情节发展的启承转合――时而顺风顺水高潮显现(得太宗恩宠同时又有太子垂青),时而又跌入低谷甚至陷入绝境(感业寺出家),她不断地获得机会(二度人宫)又不断地受到挫折(觊觎东官不断受挫)。武则天26岁二次人宫并用五年时间登上皇后宝座阶段,是其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她个性张显最为淋漓的阶段――她野心勃勃、欲望膨胀,同时又聪慧过人,在内与王皇后、萧淑妃斗法,在外与长孙无忌等朝臣较量,以她为中心的人物关系错综复杂,但又清晰地分为敌友两大阵宫,她劲敌无数(王皇后、长孙无忌等),但同时也不乏同盟(高宗)和帮手(许敬宗、李义府)。以电影剧作的视角看,这是历史事实赋予影片的戏剧冲突,甚至非常好地吻合了“英雄成长”式的剧情模式。武则天的成功和所有银幕英雄一样,武则天的成功是因为她有着杰出的才华、非凡的能力和永不言败的个性。 1939、1963年版的电影《武则天》都截取了女皇的前半生作为剧作的重点时段,1939年版《武则天》就是从其28岁二次入宫开始,写到她登上皇位。1963年版的《武则天》虽说是对武则天一生的全景展示,但重点还是武氏二度人宫到66岁登基称帝这段历史。 以今天的视角看,在人物塑造和立意上,可以挖掘的看点有两个方面:其一。人物永不言败的奋斗精神和不让须眉的极品智慧。今天观众眼中的武则天既非“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认定的扭转乾坤的巾帼英雄,也不再是男性视角下放荡不羁的蛇蝎美女,而是权力欲望主宰下智慧与勇气发挥到极致的普通女人。她如何在错综复杂的朝廷内外顽强挣扎并以非凡的智慧达到权力的巅峰,对现代人最具吸引力。其二,武则天与高宗李治在权力之争中交织发展的独特恋情和共同理想。选择这个段落作为剧作的主打段落,不利因素除了观众对这段历史包括细节都太过熟悉,还有一方面就是这是一段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历史,要让这样一个故事站得住脚,则需要找到一个为当下观众愿意接受和认可的立意,即为权力之争找到一个合乎情理的理由。写这部分戏,应该为人物找到这种复杂的行为动机,有环境的压迫和自保的需要,有权力欲望的驱使,也有才华施展的条件和契机。据《旧唐书・则天皇后纪》载:“帝自显庆以后,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自此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此时的武则天与高宗不仅是夫妻还应该是同盟,武则天与王皇后的后位之争,不仅是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也是高宗及武氏与长孙无忌等权贵大臣之间权力之争。不仅是尔虞我诈、争权夺利以及宫廷的倾轧和肮脏。更有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武则天如何在唐高宗和武后那个广阔的历史空间励精图治,为大唐走向隆盛奠定的坚实基础。以这个时段表现武则天。将展示一个智慧非凡的女人,一对励精图治的伴侣,一个昂扬向上的年代。 2.人物 (1)武则天 王皇后带武则天二次人宫,只是给她宫女的身份,用作打击萧淑妃,在她看来,武则天是根本不会有任何机会。要是一般的女人,从青灯古佛的寺院回到锦衣玉食的宫殿,已然是天大的幸运了,但武则天有所不同,这是一个既有见识又有才智且敢作敢为的女人。打击萧淑妃的任务轻而易举地完成,她低调拥有了皇帝。她也很快发现,与自己相比,地位高高在上的皇后无论才华、见识都不堪一击。于是她很快就不再满足于以无名无份的宫女身份侍寝了,而恰在此时,上天又给了她机会,生下龙子的她顺利升为昭仪。 武则天不是生来就想当皇帝的,她的帝王野心是渐渐积累起来的。她的美貌和才华有目共睹,作为皇帝的丈夫对她欣赏有加。公正的大臣们是敬佩她的。惟有报着偏见和一己之私的人才会排挤她。丈夫病痛带来的机会让她越发认识到自己过人的能力。也成就了她深埋于心底的勃勃野心。于是。这个才华横溢、聪慧过人的女人开始绝然反击,并一发而不可收拾。 (2)高宗李治 李治初出茅庐登基皇位。但并没有享受到皇帝应有的待遇。皇帝的舅舅、托孤重臣长孙无忌以及褚遂良等人的重重包围,让皇帝半点儿展不开手脚。在李治登极后的第三年,长孙无忌利用高阳公主诬告房遗爱的案件大开杀戒,硬是“审出”了震惊朝野的谋反案。皇帝的哥哥和叔叔也被诬陷进去,皇帝请求赦免他们的死罪,却被大臣们一句冷冰冰的“不可以”挡了回去。长孙无忌的志得意满和高宗李治的落寞无奈形成鲜明对比。最终酿出了灾祸。一场甥舅之战。拉开了大幕。偏偏这个时候,高宗得到了武则天这样一个绝顶聪慧的女人相助。高宗和武则天一起,借废王立武打击了前朝老臣的势力。所以,高宗与武则天不仅是恩爱夫妻,更是利益共同体。 高宗李治是一个宽容公允的男人。他是那个时代的模范丈夫,她对武则天欣赏有加。因此,武则天的机会很大程度上是他给予的。 (3)王皇后 王皇后的天然缺陷,简单地说就是骄傲自负。她败在太过轻敌。王皇后与唐高宗的问题。此前与萧淑妃的竞争,后来与武则天的竞争,其实质都是感情竞争。在这个激烈的竞争中,重要的条件及核心人物是唐高宗。但是,她的战略既考虑了唐高宗的感情,利用武则天就是看中了武则天与唐高宗的感情;同时又忽略了唐高宗的感情,他既然喜欢武则天,又怎么会舍弃武则天回头来找王皇后呢?与此同时,她更没有考虑武则天的感情。或者说结婚多年的王皇后对于感情问题还相当无知,她更相信,门当户对这些外在条件才是感情的基础。所以,在她看来,萧淑妃有南朝皇家背景,有萧璃这样的爷爷,在竞争中击败自己具有必然性;而武则天没有任何家世背景,父亲虽然是唐朝开国功臣,但是已经去世多年,武则天本人既当过太宗皇帝的才人,自身也年纪偏大,不该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或许。他还认为。武则天这样的人在内官找到一个安身之所已经是很大的奢望了。不该也不可能有更多的想法,不可能不对皇后大人礼让三分。她也从骨子里瞧不起那些以色恃君的女人,但事实上她错了。 (4)长孙无忌 在大唐帝国的臣子中。长孙无忌权位最高、权势最大。他既是太尉、首席宰相、顾命大臣,又是李治的亲舅舅。他的实权比李治还要大,他能一呼百应,风头甚至超越了李治,李治竟然惟他是从,不敢抗拒。虽然如此,但李治毕竟是一国之君,年轻气盛,所以,甥舅之间的矛盾从高宗当朝就暴露出来了。 (5)许敬宗 唐高宗永徽六年(655),武则天与王皇后的争斗进入白热化,朝廷内的高官产生了分野,以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为首的一帮老臣是坚决的反对派,而以许敬宗为首的一拨人则为拥护派。许敬宗是贞观老臣,是“十八学士”之一。但在贞观时代始终没有得到重用。原因是他的人品让李世民很质疑。到了高宗一朝,许敬宗风生水起,二次创业成功。究其原因是李治和武则天已无李世民的道德判断标准,或者根基尚浅的他们还无法顾及这个标准,他们需要的是一个人的能力,一个人的权术,因此有才无德、做人没有底线的许敬宗得到重用。在这一点上,武则天的用人标准只能是但求有才,不求有德。 3.可以发展为影片情节的历史故事 (1)二次进宫 永徽元年(650)五月二十六日,是唐太宗去世的周年忌日,王皇后随丈夫及宫妃、文武大臣来到感业寺,为死去的公公祭酒祈福。唐太宗生前的嫔御自然也在队伍之中。仪式之后,王皇后看到一位俏丽的少妇走到丈夫面前,娓言倾诉着离别之情,泪珠夺眶而出,抽泣之声令睹者为之动容,更激起唐高宗的无限怜爱之情,使他凄然泪下。望着这旧情浓烈的场面,一个计谋在王皇后心中油然而生。王皇后接武则天进宫做了身边的宫女。决定利用她遏止萧淑妃的专宠。 然而,王皇后此举让长孙无忌等大臣十分不屑,武则天以为有机可乘,有意接近长孙无忌,但在长孙的眼中,武则天更不值一提。武则天发现自己虽有皇上专宠但依然势单力孤。 (2)低调做人,意外晋升 二次入宫的武则天,选择了低调做人的方式。一方面,她把王皇后当作救命恩人和再生父母,平日低三下四、无微不至地伺候她,在她面前尽情扮演着一个宫女甚至是奴才的角色,为的是让她在李治面前替自己美言几句。另一方面。武则天看到王皇后质朴实在,平常与身边的侍从很少交谈,她的舅父中书令柳贲出入宫禁时对宫内役妾们也无谦和之礼。于是,她专捡王皇后和柳贲不礼重的侍从和宫人结交,还常常把自己得到的赏赐送给她们,以求得她们的拥戴和保护。这样,那些得到好处的宫人们都成了武则天安插在王皇后、萧淑妃和唐高宗身边的耳目。因此,王皇后、萧淑妃和唐高宗的一举一动武则天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永徽三年(652)七月,武则天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李弘。武则天身价暴涨,李治大笔一挥,册封武则天为昭仪。这对武则天本人也是意外的惊喜。 (3)甥舅矛盾 永徽三年(652),高阳公主谋反案的审理中,长孙无忌有意扩大范围,将李治的六叔、司徒、荆王李元景,李治的三哥、司空、吴王李恪等数十位李氏宗亲定罪。长孙无忌丧心病狂屠杀李治亲人,李治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因为事态的发展超出了他的控制能力。但是,他要救出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六叔李元景,另一个则是他的三哥李恪,这两个人位居司徒、司空。平时和李治关系亲近,于是李治哭着向长孙无忌求情,但是长孙无忌坚决不同意。李元景和李恪最终被杀。这使得李治与舅舅隔阂日甚。后宫里,从感业寺二次进宫、尚无名份的武则天开始与丈夫谋划如何排除异己、共建未来。 (4)万年宫大水 永徽五年(654)三月,唐高宗李治率领一班大臣前往万年宫。一天夜里,山上下了大雨。引发山洪。大水冲击万年宫的北大门(也叫玄武门),宿卫的战士看见水势凶猛,四散逃命。这天夜里。值班将军是右领军郎将薛仁贵,眼看着士兵四散逃命、大水涌进宫内。正是大家熟睡之时,皇帝和武昭仪也在其中。在薛仁贵的帮助下,李治与武则天一起跑出宫殿,登上高处,大水已经淹进宫殿。高宗惊魂未定,太医报奏:武昭仪再次怀上龙种。数月后,武氏生下一位小公主。大水中高宗和武则天成为生死同盟。 (5)野心初现 独享专宠又生育龙种,武则天升昭仪,成为众嫔之首。美貌和聪慧一再得到高宗认可,但王皇后又显然不给她机会。对王皇后而言。武氏显然是功高盖主。于是武氏交心不成,起了野心。狡猾的武则天发现,唐高宗只是宠爱自己,却没有让自己取代王皇后地位的意思。于是,她心生一条毒计,嫁祸于王皇后。武则天所生女儿满月,王皇后出于礼节,前来探望。谁知王皇后刚刚离开,武则天竟偷偷地将自己的亲生女儿掐死,然后又照样盖好被子,若无其事地离开婴儿床,和宫女们谈天说笑。唐高宗回宫之后,她嬉笑撒娇,让丈夫去看看可爱的女儿。唐高宗怀着兴奋的父爱之心掀开被子,却见可爱的女儿死在那里。武则天号啕大哭。哭得死去活来。唐高宗逼问左右侍从,都说只有王皇后进过内室,看过婴儿。唐高宗大怒,认定王皇后因为嫉妒之心而丧失妇德,杀了他的爱女。武则天又乘机添油加醋,欲置王皇后于死地。由于王皇后对此事难以自明,矢口否认也无济于事。从这以后,唐高宗便产生了废立皇后的念头。 (6)争取长孙无忌 永徽五年(654),后宫斗争进入白热化,李治倾向废黜王皇后,改立武则天,他想寻求舅舅长孙无忌的支持。李治和武则天为了得到长孙无忌的支持,专门御驾前往长孙无忌家中,不仅将长孙无忌小妾生的三个儿子全部封为五品朝散大夫,还格外奉送十车金银财宝。皇帝和武则天都下了血本,长孙无忌却岔开话题。顾左右而言他。武则天的母亲杨氏频频到长孙无忌家中请求帮助。长孙无忌也无动于衷。礼部尚书许敬宗在武则天的授意下频频游说长孙无忌,然而却屡遭长孙无忌的驳斥。 长孙无忌在奋力抵抗,他在维护皇室尊严和传统礼法,希望外甥李治能够明白他的苦心,然而一切都是徒劳。李治已经长大了,羽翼日渐丰满,他不再像以往那样仰视舅舅,甚至没有平视,他已经恢复了一个帝王惯有的俯视角度。武则天要的是皇后的名分,而李治要的是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手中的权柄。 (7)李义府奏疏 作为长孙无忌最反感的人,李义府在大唐的前景本来已经黯淡无光,长孙无忌更是准备把他赶出长安,从中书舍人贬到壁州(今四川省通江县)做一个小小的司马。由长孙无忌起草的诏书已经出台,只是还没有下达到门下省,一旦诏书下达,李义府就得乖乖地收拾行李前往壁州做一个可有可无的司马。李义府找来同为中书舍人的王德俭,向他咨询避难的方法。王德俭带李义府找到许敬宗并求得妙计:现在皇上想立武昭仪为后,如果能上书力谏武昭仪,方可避难。于是李义府连夜写好“废王立武”的奏疏,然后到内宫大门投递。接到奏疏的李治随即召见了李义府,进行了一番热烈的讨论,从李义府那里,李治得到了莫大支持。接见完毕,李义府得到了赏赐。 (8)改立皇后 永徽六年(655),武则天得偿所愿,原来的王 性情感的复苏等。都促使武则天决心召回儿子,并立他为太子。可这一放弃江山屈服于血亲关系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5)赐太子姓武 圣历二年(699),武则天突然采取了一个奇怪的行动:赐太子姓武,并召来武姓侄孙及李姓儿女在庙堂察告天地,顶礼宣誓,保证彼此相扶,共保帝业。 (6)盟誓 武则天终于想到了让儿子和侄子和平相处的方法,那就是盟誓。圣历二年(699)四月十二日,洛阳的明堂上,一场隆重的盟誓仪式如期进行。参加这场盟誓的有皇太子武显(不久前赐姓武)、相王武旦、太平公主以及定王武攸暨等武姓亲王。他们一起参加了这场隆重的盟誓仪式。在武则天的主持下,他们一起写下盟誓,然后一起焚香祷告,将盟誓内容写在铁券上,藏进了国史馆。 (7)恩宠狄国老 狄仁杰与武则天一起外出游逛,意外发生了。意外由一阵大风引起。狄仁杰的帽子被刮到了地上,而马也受到了惊吓,先前跑了起来,武则天见状,赶紧让太子武显冲上前去为其解危。 (8)默许的政变 太子李显趁女皇病危。在老臣宰相张柬之的鼓动下发动政变,逼她退位,是为唐中宗。中宗即位后,大赦天下,加封李唐皇族,铲除张易之、张昌宗余党,恢复唐制,史称复辟。武则天革命的痕迹和女性威权被逐渐清除。 武则天对此次政变洞若观火,此时的她已经超然,故意不动声色,以局外人的眼光审视着子孙们的所谓义举。 五、结语 以现代的人文意识观照武则天这一历史人物,她既不是单纯的巾帼英雄,也不是一味的蛇蝎妇人。而是一个在权力欲望与人性情感中纠结的女人。相对而言,第一阶段是人物的上升期,冲突感强烈,符合经典的英雄成长剧作模式,是较为理想的剧作时段。第二阶段外部冲突显得稍弱,但却涉及人物丰富的内心情感张力。饱含了人物一生的渴望与纠结,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剧作时段。相对而言。后者着眼于老年武则天,以传嫡为主线勾连起种种矛盾冲突和错综状况,能够集中体现人物一生的欲望和情感纠结,也更能突出她的智慧和胆识,使人物更具张力,同时也更具新意。参考2006年英国影片《女王》等,可以预见,在当今影坛。内敛、深度和智慧可能超过年轻、华贵与时尚,深入、真实地刻域一个人物可能胜于张扬地展示其外表的美貌与浮华。当然,如果剧作中能兼顾人物青年时代的场景,再加入太平公主等年轻女性,影片的可看性会大大加强。 中国电影史论文:中国电影史上那辉煌的一刻 桃李芬芳育英才,薪火相传六十载。2010年10月23日这一天,是我国目前高等艺术教育中唯一一所电影专业院校北京电影学院建校六十周年校庆日。六十年一甲子,为了迎接这隆重盛大的庆典和纪念活动,学院早在一年前就开始了筹备工作,筹办校史展、拍摄宣传片、联络海内外历届毕业的在电影业作出突出贡献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校友、准备三大奖项等等,本刊主编马宏锦先生作为北京电影学院1986级电影美术系进修班学员,也在去年第九期杂志推出了题为《春华秋实――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进修班风采录》的专刊,集中介绍和展示了同学们多年来在电影和美术方面的作品、工作成果、专业成就等,为校庆献礼,感谢母校的教育,报答母校的栽培。同时,马先生在校庆日也应邀回校,参加庆典,和众多校友、老师们欢聚一堂,并用他的镜头记录下这激动人心的时刻…… 成立于1950年的北京电影学院如今已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电影专业艺术教育高等学府,教学设施和人均拥有设备值等均已达到世界一流。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几代人成长的7000多部影片中,75%以上由该校毕业生主创拍摄,历届国家“五个一工程奖”、政府“华表奖”、“金鸡奖”、“百花奖”获奖作品中,电影学院毕业生主创作品达到百余部,该校毕业生的作品还在戛纳、威尼斯、柏林、东京电影节上摘得大奖。 风风雨雨走过了一个花甲之年,被誉为“中国电影工作者摇篮”的北京电影学院,在校庆那一天是热闹非凡的,是隆重庄严的,也是辉煌耀眼的。庆典活动在热烈的气氛中整整持续了一天。各级领导和来自海内外的校友们济济一堂。国务院总理和国务委员刘延东向大会发来贺信。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顾长卫、贾樟柯、韩三平、于洋、张铁林、张丰毅、蒋雯丽、袁立、黄晓明等许许多多从这里起步,从这里放飞电影梦想的大牌导演和一线明星们纷纷从各地赶来,为母校祝寿。 院长张会军在发言中说:建设世界电影强国是我们人才培养的奋斗目标,建设世界一流的电影学院是我们的根本宗旨,我们会始终牢记学院的校训:“尊师重道,薪火相传”,我们将共同创造北京电影学院一个崭新的历史,我们将用自己全部的精力为中国电影事业奋斗终身。 北京电影学院校友、著名导演陈凯歌在代表校友的发言中说:我们和在座的前辈、后辈,都在电影学院度过了难忘的岁月。我们是后第一批学生,那时校址在昌平的一个叫朱辛庄的地方。我对朱辛庄很有感情,那个地方很适合读书,每天课上完之后,或者从城里回学校的路上,都有一番自由的讨论。电影学院带给我们的除了专业的技能,除了作为一个行业的工作者的必要的知识,还有我们对电影的感情,让我们在其后的生涯中缓缓地展开,拍出一些比较精彩的作品。之所以说‘一些’,是因为后续的路还很长。感谢老师对我们的谆谆教诲,感谢母校的哺育。正是因为你们的教诲,有点一心向上,想把中国电影拍好。 听着陈凯歌此次温和的发言,现场许多校友不由得想起1993年,他在北京电影学院82届(78年恢复高考后招收的第一届学生)毕业生举行的“十年首聚”活动上,写的慷慨激昂的同学会宣言:“遥想当年朱辛庄内一百五十三同学少年无忌十足狂妄评点古今奋发向上欲与前人争短长十年过去世称‘五代’小有气象而今相聚白发有添豪情无减一笑仍是童颜热爱艺术忠实生命洞彻人生阐发人道再干十年还要再开风气先决不食言。” ,此宣言在电影圈曾一度传为佳话。 北京电影学院教师代表、摄影系主任穆德远教授在发言中说: 60年前,一大批活跃在中国电影创作一线,具备专业水平的从业者投身于中国电影教育事业,他们有三十年代参加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老艺术家,有延安电影团的精英,有中国电影教育的元老,有经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洗礼的战地记者,他们挺起了新中国电影教育的脊梁。 60年来,且不说在国际电影节上,所有获奖影片中几乎找不出一部没有学院师生参与的影片,就说在新中国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中,都有学院师生的身影。无论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庄严时刻,还是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还是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现场,还是在南极的科考队中,还是在唐山、汶川地震中,北京电影学院的师生中都会有人自豪地说,我在!穆德远教授说:都说教员是蜡烛,他们燃灭了自己,照亮了别人。我作为电影学院的教员,即便燃灭了自己,但并没有照亮了别人,我也无怨无悔。因为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员是中国电影教育事业的脊梁!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是中国电影的脊梁!我们深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同样是! 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张丕民在发言中说:北京电影学院从创建开始就一直承担着为新中国电影事业培养电影专业人才的重任,60年来始终坚持以党的唯一路线方针为办学指导,以培育全面发展的电影高级专业人才,推动中国电影事业发展进步为己任,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电影工作者的摇篮,在国内外电影和文化艺术界享有盛誉,是培养中国电影专业人才的重要场所。从电影学院走出了一批又一批享誉中外的艺术家,有德高望重的老一代,有担当中国电影重任的年富力强的中坚力量,也有在舞台上崭露头角的年轻新锐,为繁荣中国电影事业做出了贡献,更为中国电影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造就了中国电影的民族文化品牌。 在随后的颁奖典礼上颁发的第一个奖项是“新中国电影开拓奖”,该奖项颁发给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做出特殊努力和贡献的优秀电影人夏衍、袁牧之、陈波儿、章泯、白大方、吴印咸、钟敬之等近三十位老前辈,当大屏幕上一一显示他们昔日的形象和风采时,学院党委书记籍之伟宣读的颁奖词说:“你们点燃了新中国电影事业的火炬,注入了那些年轻的心,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勃勃生机,必将永远镌刻着你们的足迹。” 在这一特殊奖项的颁奖过程中,主持人还讲述了新中国第一台摄影机的故事:1938年秋天,华夏大地风雨飘摇,为了表示对中国人民的敬意,电影《四百万人》的摄影师荷兰电影导演伊文思把自己的摄影机送给了中国电影工作者、后来成为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的吴印咸。这台摄影机让新中国的第一批电影人,携带着特殊的武器穿梭于祖国的各个战场,用特殊的方式战斗。年轻的他们不畏枪林弹雨流血牺牲,用一部部影片书写着共和国走向成功的辉煌。也就是这台摄影机成就了新中国的第一批摄影师,同时也点燃了新中国电影教育的火种。这台摄影机述说着中华儿女英勇抗战的历史,也记录了新中国成立的华彩乐章。 活动的第二个奖项“新中国电影教育杰出贡献奖”颁发给学院历年来在电影教学中作出突出贡献、培养了一代代优秀电影人的谢飞、郑洞天、齐士龙、马精武、谢铁骊、崔新琴等教师们,颁奖词说:60年的变迁见证了中国电影的成长,而一辈辈的先生把知识传授给一代代电影人,一代代电影人在这里起航。 第三个奖项“北京电影学院优秀毕业生奖”则几乎涵盖了新中国电影行业中近半的幕前幕后精英,其中包括张艺谋、陈凯歌、韩三平、黄建新、贾樟柯、顾长卫、霍建起、于洋、王小帅、陈坤、赵薇、蒋雯丽、唐国强、李少红、姚晨、陆川、余男、宁浩、叶大鹰、许晴、袁立、张丰毅、尤小刚、尹力、王小列、王丹戎、王兴东、王志文、冯小宁、宁瀛、艾丽娅、吕乐、孙周、安澜、米家山、何琳、吴天明、吴玉芳、吴子牛、沈丹萍、张建亚、宋春丽、张军钊、肖锋、邵兵、候咏、俞钟、陈国星、陈强、姜武、赵小丁、胡玫、夏钢、娄烨、郭宝昌、郭晓冬、富大龙、黄蜀芹、蒋勤勤等500多位知名影人 在颁奖典礼过程中,大屏幕上播放着历届毕业生拍摄的优秀电影片段,从《风雨江南》到《那人,那山,那狗》,到《童年往事》,到《香魂女》,再到《云水谣》;从《老井》到《暖》,到《梅兰芳》,再到《小城之春》,等等,在场校友再度感受了自己或自己的同学曾经创作出的那些让人激动万分的作品。 在代表校友上台领奖时,于洋说:今天是电影学院60周年的生日,我们老中青少聚集在电影学院里,不由得让人想起60年前热衷于电影教育事业的陈波儿、白大方和袁牧之同志,他们现在在天上看到我们电影学院到今天如此的辉煌,一定非常高兴。他们是我们电影学院的骄傲,是我们中国电影的骄傲。张艺谋说:中国的电影事业是由一代一代人传承过来的。今天,我心情特别激动,我祝母校60周年生日快乐。 活动期间,学院还在A 楼大厅举办了主题为“尊师重道,薪火相传”的60年校史展。展览分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前沿,包括学院的校址变迁、新中国教育的开拓者、学院历任和现任领导。第二部分为前史,主要展示了解放前中国电影教育的起步,包括电影公司的演员培养与左翼电影(最初的电影教育)、民国时期的教育电影及电影教育(电影高等教育的起步)、解放区的电影教育等。第三部分为学院起航篇(1950年―1976年)。第四部分为成长篇(1977年―1999年)。第五部分为腾飞篇 (2000年―2010年)。校史展中还专门开辟了三大块主题墙,包括人物历史墙、人才培养墙和创作实践墙。 除了平面图片展示外,还展出了延安电影团使用过的第一台摄影机、16MM摄影机、金陵大学时期孙明经教授电影教育的授课手稿和钟敬之老院长在学院创办初期的教育手稿等,还有学院早期的毕业联合作品分镜头剧本、1978年的招生简章等珍贵实物。同时,还展出了学院历届师生获得的国内国际奖项的奖杯,这些奖杯凝聚了学院历届师生的辛勤创作和努力拼搏,金灿灿的奖杯在灯光映照下犹如母校60年的光辉历程般熠熠生辉。 六十年的凝结与汇聚,六十年的灿烂与绽放,六十年的回顾与怀想,六十年华诞大庆这一天,对于北京电影学院来说,无疑是一个辉煌耀眼的时刻,对于中国电影史也是一个重要的值得纪念的日子。 中国电影史论文:走向新百年的《中国电影图史》 2006年12月24日,中国电影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耗时四年,由两岸三地学者共同完成的大型电影史著作《中国电影图史》宣告完成,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赵实、中国传媒大学校长苏志武、资深电影史学家程季华和中国影协名誉主席、著名电影导演谢铁骊等发表了讲话。李行、吴思远、王晓棠、谢芳、陶玉玲、黄仁、罗卡等一百多位来自祖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两岸三地的著名电影艺术家、电影史学专家,以及在京电影单位的有关人士出席了首发仪式。 统一中国电影史 赵实在贺词中高度评价了《图史》诞生的重要意义,它凝聚了众多专家学者的智慧,是两岸三地一次成功的合作范例。的确,多少年来,虽然中港台具有同根同源的文化血脉,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形成了三种各自孤立的政治文化形态。反映在电影史上,是长期的分歧。 现在三地流行的电影史,有三个版本最为人重视:大陆程季华、邢祖文、李少白所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台湾杜云之所著的《中国电影史》以及香港余慕云的《香港电影史话》。这其中,余慕云的著作囿于港岛一隅,自成系统;而程季华和杜云之的著作都以1949年以前的中国电影为主,可着力点不同,对立的观点更是比比皆是。考虑到两者皆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著述,存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同是难以避免的。 时间悄无声息间流过了三四十载,在多元开放的新世纪,一部全面、系统、客观地描述包括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等地电影发展、演变过程及其成果的“大中华电影史”,成了电影工作者心中共同的夙愿。 契机出现在2002年11月。程季华回忆道:“当时,我和李行导演在无锡参加金鸡百花电影节的时候相会。谈话中李行提出,是否可以集合两岸三地之力合作著书,以纪念中国电影百年。”李行先生为此特意提到:“两岸和平统一,那是政治家的事情,我们无能为力。但是在国家统一之前,让我们的电影史先统一起来!” 这正是耄耋之龄的程季华未了的心愿,两人当即一拍即合,统一电影史的工作得以迅速有效地展开。 四载磨砺成正果 无锡之行后,程季华返回北京,立即与有关人士进行商议。而李行则与香港著名导演吴思远取得联络,邀请香港电影工作者共同实施。经过北京、台北、香港之间频繁通信,决定将该著作称为《中国百年电影图史》,由程、李、吴三人担任召集人,推举三地电影史的专家共同组成编委会。 此时,他们得知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前身)正在筹划中国电影百年史研究项目,遂与北京广播学院商议,决定四方合作,以北京广播学院为主持单位,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华台北电影资料馆和香港电影资料馆为协助单位,鼎力支持。 据记者在首发式现场与香港著名影评人罗卡先生交谈得知,为了《图史》的顺利出版,香港电影资料馆几乎奉献出了所有的馆藏精品,大部分图片和文字资料都是第一次与大陆读者见面。而台湾方面的电影资料以前甭说是普通民众,即使是专业研究者也是知之甚少。这次《图史》可以说是填补了一个巨大的空白,主要编写者黄仁先生已八十有余,他精神矍铄地声称自己身体倍儿棒,“因为工作关系,好几回自己一个人拎着大箱子往来于海峡两岸之间”。 好事多磨,《图史》的出世也并非一帆风顺。2003年4月,原本预期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编辑会议,由于“非典”肆虐,被迫延迟到9月。其时,作为香港电影史元老级人物的余慕云先生也亲临现场。可惜,去年4月8日,余先生心脏病突发在广州去世。他没能看到《图史》一书的最终完成,不能不说是一个永久的遗憾。 再启百年新征程 其实,在前年12月,《图史》的撰稿工作便在两岸三地电影工作者的密切合作下顺利完成。如果赶一赶进度,完全可以将其作为中国电影百年华诞的礼物奉献出来。“但经过编委会和中国传媒大学领导审慎的考虑,本着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专家们再一次对已完成的书稿进行审核、修订和打磨,一年后才正式出版”,程季华说:“由于错过了百年庆典,遂将书名《中国电影百年图史》改为了《中国电影图史》。” 《图史》全书近千页,130万字,2700多幅图片,如此浩大而繁琐的学术工程,如果没有两岸三地专家学者的精诚合作,是根本无法想象的。面对这部真正完整意义上的大中国电影史著作,怎么能不令人感慨万千、欢欣鼓舞呢? 但也正如谢铁骊导演所言:“《中国电影图史》已经出版了,但是中国电影的新时期才刚刚开始。就让我们以此为献礼,献给中国电影所走过的100年的岁月,更献给它无限美好的明天。” 中国电影史论文:“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以民间视角书写当下或历史 [摘要]“第六代”电影包含关怀社会弱势群体生存境遇的记录精神,它以记忆和想象混合的普通人物的视觉来还原历史。“第六代”电影人物的边缘性则主要把握了社会底层的特点,其电影纪实风格建构强调当下和历史中普通人的感情和情绪,表达了一种新的电影精神。 [关键词]“第六代”纪实风格记录精神民间边缘 引 言 我们在“第六代”的电影中看到了地道的平民化叙事,看到了银幕上从伟人到凡人的回归,普通人的日常情感和微妙的心理体验得到诠释和表达。平民化叙事的另一重要视角就是强化人物的无奈与焦虑,表现小人物在各自生活中遇到的种种不幸和困难。显然,“第六代”电影的纪实风格以一种叛逆者的姿态,充分张扬自己的个性,以独特的表达方式,进行着与观众的心灵交流――平等的、宽容的和关怀的交流。影片中的中国社会的边缘人,或者说生存于都市和农村的小人物以真切的存在唤起观众的动情。 “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建构无意回避社会矛盾,当今中国社会逐渐地强化市场经济体制,竞争逻辑体系中的人们以胜者和败者来分类,使得边缘人群更加边缘化。“第六代”电影对之进行反思,今天的中国社会究竟是为了创造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的美好生活,还是盲目追逐所谓现代化的西方文化。“现代化繁华景观背后是无数具体的人的痛楚、无奈和辛勤劳作,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历史的意志不断改写个人生命意志的过程的话,我们就必须承认,新生代关注底层大众代表的平民现代性努力包含着中国大众最切身的现代经历和现代体验。”[1] 一、纪录精神[2]: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境遇 “第六代”电影在事件之中蕴含社会生活的‘寓意’,不仅无法忽略,更无法否认。在社会进步的历史过程中,社会代价与社会进步一样,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如实指出,承担社会代价的多是社会弱势群体(Ssocialvulnerablegroups),没有话语权或很少有话语权的“沉默大多数”。[3]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弱者比社会强者为改革付出了更多的成本,承受着来自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更大的压力。思考减少社会代价的路径,从社会群体的角度看,就是思考如何减轻社会弱势群体所受的冲击、由于被边缘化而受到的种种损害。 “第六代”电影,与其说是哀悼“边缘”的挽歌,倒不如说是呼唤“边缘”尊严的呐喊。虽然他们的电影很难说是提出了一个社会发展变化的科学走向启人深思,但它们至少提出了中国当代社会存在的若干问题,启人深思。这一点恰恰是“第六代”电影所要表达的重中之重。对此,导演章明的话,犹如“第六代”社会性立场的宣言:“我们要拍的是普通中国人的事情,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伸手可触的世界之中。在我们置身其中的太平盛世,许许多多人的简单的情感得不到满足。这些电影,更关心这些基本的生命存在。”我们从《巫山云雨》、《十七岁的单车》、《小武》[4]、《哭泣的女人》、《扁担・姑娘》、《盲井》等作品能更清楚地看到“第六代”的纪录精神。 《巫山云雨》的故事发生在由于三峡工程开工而即将被淹没的地方――长江边的一座小城巫山。这个地域背景隐喻着人存在的空虚或虚妄。作为一部注重人的生活状态的电影,《巫山云雨海个人物的社会身份几乎不被彰显,而他们在生活中各自不同的生活状态是导演十分在意的。例如,吴刚作为警察,在社会生活中(现实中);麦强作为信号台职工,在社会生活之外(非现实或抽象中)。生活在纷乱、复杂社会的人们,实际上各不相干。麦强和陈青偶然相遇,发生了关系,但这并没有使两个人的情感得到确定,他们似乎是不相识的人,重新回到原位,只剩下魔幻般的叫喊和期待一这隐喻着在当今社会情感的无家可归,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艰难。情感只存在于期待之中。与此同时,身体的结合等待着或回避着伦理的认同。麦强和陈青影片结尾时才再会,麦强和陈青是否会结合呢?全无交待。导演似乎要表明生活是在没完没了的期待中进行的,新的期待出现时镜头保持了沉默。由此,我们看到了人物在勇敢地面对现实和追求幸福中萌生的希望。 在王小帅导演的《十七岁的单车》中,从农村到北京打工的郭连贵和高中生小坚在一辆自行车的所有权上发生了纠纷,而他们使用同一辆自行车的目的不同,说明两个男孩儿生存处境存在差异。一辆自行车,成为两个17岁的成长中的少年不同意味的自我身份认同标志:对于郭连贵,自行车能使自己顺利完成从一个农村人向城里人的过渡,是绝对的生存道具(市场经济社会,要获得金钱(资本),需要提高劳动效率已成了众所周知的事情),也是心理依托;对于小坚,自行车是同龄群体中自我身份认同的象征物。无论如何,他们同样面对困境,同样在社会中处于弱势状态。 事实上在失去速递公司的工作之后,肯吃苦耐劳的连贵也许还能找到一份工作,然而他却放弃了换一种生存方式的机会,由于对自行车的过度迷恋,他短时间内无暇顾及其他工作。这反映了农村群体对都市物质文明的倾慕(影片中还有很多类似的情节反映着同样的心理:比如连贵亲戚兄弟关于天天喝红糖水、吃排骨面的向往:小保姆总是不停变换着家主人的衣着)。 对于连贵和小坚来说,自行车具有不同的意义。连贵对自行车的迷恋既来自对城市的向往,也来源于守卫“自尊”的下意识。因为那辆自行车是他用辛苦工作赢得的,是“苦尽甘来”应该得到的。对小坚来说,自行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同龄群体中心理优势的标志:女生提出要和小坚一同回家时,失去了自行车的小坚粗暴地回绝了。影片中的女生并未因为小坚失去自行车而改变对他的态度,但小坚在未被群体抛弃之前,却首先因为外在物质标识的缺失而完成了一次心理上的自我放逐。他主动放弃了成为群体中一员的可能性,偏执地用自行车这一外在物质作为自身价值的具体标识。诚然,这种身份认同方式与不健康的恋物癖(fetishism)有关,但也有社会性心理依据。因为他的同龄朋友大体上都对自行车过度地迷恋。没有自行车,他就觉得无法在同龄社会中表现自己,失去了群体的肯定(正因为这样,小坚才敢偷家里钱买一辆二手自行车)。在一个未成年人心中,外在物质标识的认同作用被无限夸大,以致形成一种错误的价值观,而这与当今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物质万能主义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贾樟柯导演的《小武》,故事与生活一样平淡无奇,它结构松散,情节平淡,叙述开放而流畅。扒手儿时的朋友小勇的结婚典礼没有邀请小武。对已经成为“著名”企业家的小勇来说,小武虽然是老朋友,但也是“手艺人”,请他来是很不体面的事情。正如社会学者所分析的:“在中国,一个人不给别人面子最有可能的原因是涉及道德问题,要么他过去可能伤害过此人的感情或自尊心,要么人们不认同他或她的资源的来路”[5],小勇嫌 小武的“钱来路不明”,连小武的红包都拒绝接受。其实,在小武看来,小勇所从事的所谓贸易就是走私,所谓的娱乐业就是赚歌女的钱,他们同样是不道德的。 在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小勇在以违法的手段赚钱,利用法律的过渡期的漏洞积聚财富,他短时间内不会受到惩罚。而小武自始至终是一名小偷,一名警察眼中的罪犯。小武也许根本不愿意成为如小勇的“企业家”,也许他没有搞生意的资本,因而他始终是“手艺人”。他“手艺人”的身份来源于他的穷。小武失去了希望自己能做靠山的梅梅,[6]家里雪上加霜地冷待他,最后他被警察逮捕,于是小武在爱情、亲情上都受到疏离。也就是说,小武在坐牢前就受到一系列社会惩罚――“在金钱成为社会机制的基本动机和社会表象的实质性调节器的国家,小武可以说是这种社会现实的产物。金钱统治着今天的中国,而小武又被这一原则所统治。”[7] 从刘冰鉴导演的《哭泣的女人》,使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真实的生活。而我们越看到真实,我们就越想哭泣,因为我们看到的是整个价值体系的紊乱。在北京打工的贵州女子王桂香,偷卖的CD和VCD被警察没收,成为他们可心的玩意儿。丈夫因赌博而动手打瞎了别人的眼睛,结果被抓去坐了牢。王桂香被迫回到了家乡小镇,这个脆弱的女人开始独自面对困顿的生活。在面临严峻的生存压力下,她与在镇上做殡葬买卖的旧情人合作,当哭丧婆,死亡也成为生意的对象。而这时候,她所目睹的是――在葬礼中请“哭泣的女人”的体面(甚至有狗丧,也请哭丧婆):为哭丧钱而吵架;监狱所的腐败和丈夫坐牢的痛苦。其实,“哭泣的女人”王桂香是错综复杂的善和恶的复合体:虽然她对小孩不温柔不多情,但还是养育着一个被遗弃的小孩:为了目标,王桂香什么事情都敢做出来,为了丈夫,她跟旧情人重新在一起:为了丈夫,她不顾一切赚钱给监狱长,甚至出卖自己的身体。作品揭露了警匪一窝的现实。我们可以认为,王桂香的婚外恋和越轨与其说是堕落,不如说是现实黑暗中的生存挣扎。影片结尾,王桂香听到丈夫在越狱后半路上被公安击毙的消息,她只是发呆,无声无息,该哭时,哭不出来了。但在之后,在一个老板的葬礼上,她哭得眼泪汪汪,这样哭泣让奔丧的人误以为她只是个“好泪女”,挣了不少红包――真正的眼泪也只能归于赚红包的生意中。好歹,这回她用不着像平时那样为钱吵嘴,斤斤计较。她的哭泣,不仅是她的生存方式,更是她的赎罪、自慰和解脱。 在王小帅导演的电影中,边缘生存境遇中的人们往往是暴力的施行者或受害者(例如《十七岁的单车》、《二弟》、《青红》),在《扁担・姑娘》中也不例外。外来民工高平想在城市里取得超越于“扁担”的价值。他用一套西装将自己虚拟为“城市人”,而他所有的能力与手段,只有暴力。本来,城市对民工的需求是劳动力,而高平将它转变为暴力,将暴力转变为金钱。他这样执著地强行撬开通往城市的门,而这样的努力最终使他丧命黄泉。仍旧以扁担为生的高平老乡东子只好静静地看着高平寡不敌众,坠入江中。作品表达的是城市和农村注定了的隔阂,“扁担”一旦要对抗“城市的游戏规则”,就难以回避卷入其规则设置的陷阱的命运。一旦侵犯了社会,就很难逃脱相应的惩罚。[8]这是社会弱者在城市边缘中无法挣脱而出的现实体认。影片结尾定格在“扁担”东子对他心爱的“越南姑娘”露出的积攒许久的笑容。它预示着是虚弱而坚韧不拔的希望。 在当代中国,善与恶有时交叉,有时分立,但无论是善还是恶,都是扁平的,能清楚找到原因并且依照既定原则――劝善惩恶――予以判断。“第六代”电影人性批判是冷峻的,基本上可分成善(元凤鸣)、恶(唐朝阳)和亦善亦恶(宋金明)三种类型人物。《盲井》叙述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谋财害命的故事,它反映了底层社会面对经济起飞所产生的困惑,面对金钱的诱惑与困顿,人性的泯灭与复苏。《盲井》并非简单展现煤矿工人生活的悲惨,作品借影像媒介引发观众的思考:“人要过好日子,是否需要采取非法或灭绝良知的手段?”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虽然主人公是冷酷和邪恶的杀人犯,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把赚的钱寄回家的家长。因此,《盲井》给予我们展示的是贫穷产生邪恶,而穷人害死同样穷的人的残忍的人生断面。他们在“咋鸡巴走路呀!”骂人的开私家车的有钱人面前,没敢吭一声,面对金钱的力量时,他们委屈自己,这正反映了他们对金钱的盲目追求和信奉。两个贫穷的挖煤工丑恶的欲望和其中的混沌的故事《盲井》,在主人公看到腐败官吏被捕的电视新闻报道时聊天的场景中,他们看着新闻说:“矿上那点事,他们差远了”,“别说几百万,有几十万我都知足了。”底层人贫穷和邪恶的背后是这个社会的腐败,是巨大的贫富差距。此时电影探讨的焦点已从人性问题提升到社会问题层面的拷问。 在追逐下一个暗算目标――16岁的元凤鸣――时的犹豫,说明此时矿工宋金明的灵魂面临了严重考验。宋金明在贪欲和良心间愁苦徘徊时,使元凤呜丢掉了童贞,预备好万一他死了,自己内心能获得心理安慰。这个场景与前一段落唐朝阳和宋金明当嫖客的场景隐喻着性/身体的快乐,对不能够享受多样的文化生活的底层阶层而言,这几乎是唯一的发泄欲望的手段和得到快乐的通道。 两个矿工在“盲井”里的最终死亡,是人性两极斗争的必然结果。唐朝阳彻底地丧尽天良的拜金主义与宋金明在善恶之间徘徊的心灵冲突,表示出人性是懦弱的,但同时有微弱的希望。作品显示了现实社会的残酷――穷人一枕黄粱的暴富梦的破灭――生命凄凉的绝望。元凤鸣在煤矿办公室称宋金明是二叔,当时王矿长说“废话”,矿长本来就不在乎他们是否有真正的血缘关系,对他而言,死一个人给“亲戚”发3万元就一了百了了。在宋金明死后,元凤鸣作为“侄子”获得了赔偿金,也陷入了道德上的困境,而电影就在这里结束。作为观众只好设想元凤鸣会把本应是社会弱者宋金明孩子的学费钱好好珍惜或用在学费上。王矿长“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的话表达了当今社会现实中弱势群体真实的地位,影片贯穿着一种悲悯和讽刺。 二、记忆或想象:民间视角的历史还原 “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建构凝结着民间视角的历史记忆还原。姜文导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1995)和贾樟柯的《站台》(2000)都构造了基于个人记忆或想象的历史,以电影书写了一代人的“野史”。另一部姜文电影《鬼子来了》,脱离官方主旋律话语,从真正的民间的和人性的角度暴露日军的残忍性和农民的单纯,从而更鲜明地表达了战争带来的伤痕和恐惧。通过“三线建设”的国家政策背景下,小根和青红青春男女感情终究被彻底否定的故事,《青红》冻达着纠缠于国家话语、家长的意志和年轻人的情感欲望间的痛苦和茫然。 《阳光灿烂的日子》,从个体成长经验出 发,不去触及“”的伤痕、苦难,在姜文的视角下,“”是与浪漫、青春重叠的记忆中的痕迹,“与第五代的中年民族伤痕南辕北辙”[9],“但这等年轻、这等激情却是‘’初期的底色”[10]。《阳光灿烂的日子》是根据王朔小说《动物凶猛》改编的,这是著名演员姜文的导演处女作,作品对时期青少年的生活状态和青春期困惑有着极为真实的描绘。影片使用了在当时中国较为新鲜的超现实手法,把青少年的暴力和爱情描写得朦胧和残酷。由于父母的日子也不好过,没有时间管“马小军”们。于是,在特殊时期,孩子们在混沌中长大了。影片试图逼真地描绘出青春和暴力的幼稚和无知,这种幼稚和无知恰好就是“”时代的特征。其实,幼稚和无知何止是正在成长的青少年,整个国家和社会当时都处于一种无知和暴力的时代。《阳光灿烂的日子》用青少年的眼睛和故事描画出一个时代和一个国家的混乱状态与成长中面临的考验。 姜文虽然没有亲历过日本侵华战争,但他觉得《鬼子来了》中的马大山也许是自己的前生。[11]他如此投入地演绎电影人物的命运,活生生再现了他所谓前生。《鬼子来了》不愿举着“全民皆兵”的爱国主义抗日电影的旗帜,[12]作品虽然融入了一些喜剧性元素(农民纯朴的思想和语言,决定处置两个黄麻袋日军过程中的阴差阳错等等),却是一部敢于正视那段不愉快的历史,使观众深思历史真面目的佳作。《鬼子来了》表现北方偏僻山村村民出人意料地遇到灾难,它对中国军队和农民人性的客观冷静的描写,具有尖锐的反思历史的意味。正因为这样,姜文将忧患意识注入故事中,以更深刻地开掘日军残暴行为的反人性。在战争的复杂情况下,撤退的中国军队在村民马大三家里留下两个黄麻袋并说会回来取,而他们却迟迟不来,半年都不见踪影(共产党部队的缺席是这部影片大胆之处)。翻译官为了保护自己而误导农民(不让农民看到问题的实质),于是事情开始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虽然他对死亡的恐惧是自然的,但他的中国人的身份使这部影片的批判性提升到中国人自身反思的层次上。另一方面,农民的纯朴人性使其始终害怕“杀生”,他们没想到日军在战争中的“残忍”,愚昧、盲目地相信日军,做俘虏和大米的一桩“以人换粮”的交易,这也是无依无靠的农民自己“当家作主”的选择及导致的灾难。影片的结尾,马大三被砍头的场面多多少少令人想起鲁迅先生所说的在日本留学时看过的幻灯片场景的意味。[13]马大三应该这样死吗?周围的人们好像在“看热闹”的欢乐之中,令人感到困惑――到底他们是怎么想,难道那么多人都盲目地认同对马大山这样的处死?[14]结尾的场景是姜文对新“鲁迅”的呼唤。通过历史的另类视角的还原,人们看到了历史的另一个侧面,对历史的思考也更深一步。 80年代,中国社会从封闭到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文化上渐渐出现了多元的态势,人们也有了日常生活上更大的自由选择的权利。《站台》是关于这时代变化的汾阳县文工团年轻人的“民间记忆”,[15]是一首散文诗似的历史书写。文工团适应市场需求要准备一台轻音乐节目,而团里的年轻演员,在接受生活、时代的变化上各有不同的态度。汾阳文工团的这群青春男女,暧昧的、若即若离的情感,一时是在浪漫中、一时是在无奈中,跟着《站台》和《成吉思汗》等流行歌曲一起飞翔的期待,是他们青春的宿命。钟萍和张军的离别,崔明亮和尹瑞娟的再会,说不清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还是岁月的安排。他们都满怀激情地期待着人生灿烂的时刻,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滑入了平庸的人生轨道。这部电影展示的十年岁月,是理想的冲动慢慢变为日常生活平常心的岁月。汾阳文工团在中国大地上四处游走,寻找一种单纯的信仰,但最终谁也无法走出生命的圆圈,城镇文工团也是一种“革命”时代的副产品,一旦遇到社会潮流的转变,就渐渐接近了破产。这时,他们回到了汾阳(也是他们的出发点)――“站台”。十年似乎就是一个轮回。 电影《青红》作为历史记忆和想象,别具震撼力。上个世纪80年代,青红等许多孩子们的家庭为了“三线建设”,随内迁的工厂,从繁华的上海等大城市迁移到了内地贵州的一个边远之地,无论“三线建设”是否存在着对人才的需要,青红的父母盼望着回“故乡”上海,他们已经等得太累了,这个移民家庭一直以“上海人”进行自我身份认同,感到贵州是早晚应该离开的地方。而青红毕竟生长在贵州,对当地有深厚的感情,青红父亲强烈的回乡意识,给觉得自己是“农村的”的青红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由于父亲严峻的反对和对她一举一动的监视,青红和当地工人小根情窦初开却只能变得若即若离,对于青红而言,徘徊于感情和家庭之间是难挨的青春考验。青红的好友小珍私奔的不幸结局使青红对自己感情问题的归居不免有太多怅惘。由于“三线建设”移民到贵州,是青红父母争吵的原因,国家发展的政治理想早已在枯燥和单调的现实生活中被淹没了,剩下的只是痛苦和焦虑。青红父女的矛盾;中突根本上来源于“三线建设”等大规模国家计划经济政策的强制导致的结果。小根向不得不离别的青红表白,欲望和现实的矛盾激发了他对青红的强暴,它证明了父亲对青红的担心和对小根的歧视。而青红面临的是情感的彻底毁灭,爱情变成罪恶是她难以接受的现实,她竞至自杀却未遂。在被青红父亲告成“强奸犯”的小根最终被枪毙的广播声中,青红的家庭走向上海的梦想在实现着,青红父母在年轻人的死亡中感到困惑和内疚,而青红只能发呆。这部电影是国家权力意志的运作给普通家庭带来痛苦和梦想的回忆。在特定历史环境中,不同背景的青春男女相亲相爱,遇到的是不同身份认同意识造成的激烈对垒。梦想只是在明天,今天只有无奈和忍耐。 结语 在“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的营建中,社会弱势群体里的人物占据了主要位置,许多观众不难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作品承担起了使我们回顾生活的作用――现实人生承受的压力和困惑生活中包含着的生命最普遍、也最真切的情感,变化飘移的命运――展现在银幕上。司空见惯的生活中往往蕴藏着触及人们情感底线的真诚与劫难,它打动着那些游走不定的灵魂。另一方面,“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中对被边缘化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既是纪录精神的体现,也是对部分阶层被异化的社会深层矛盾的发现。作为对当代中国社会整体上的大多数――弱势群体的关注,“第六代”电影显现了对社会的一种负责,也表明了对社会整体健康发展的期待。 显然,“第六代”电影不立足于主流意识形态,而着力于另类观点的阐发,由于敞开了多元视角的历史话语[16]空间,还原了民间的历史,它们都显现出新鲜的纪实风彩。并且,这些电影中的历史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渺小事件的漫长积累,把历史拉进“民间”的生活里,挖掘了历史中普通人们具体的存在感和生活经历,历史由此不再是宏大叙事中的国家或民族中心话语或权力话语。 中国电影史论文:是叙述历史,还是折射现实 [摘要]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已经有七十年的历史了。反思其吴学功能一定叙述历史:即人民抗战、政治抗战和民族抗战的三个阶段;二足折射现实:即中日冲突、国共对峙和台海关系;三是创造艺术:即悲剧风格、喜剧精神和象征意义。 [关键词] 抗战电影叙述历史折射现实美学反思 在中国电影一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抗战题材的影片始终是翻涌不息的惊涛骇浪,从1935年的《风云儿女》到2005年的《常隆基》,其间我们的银幕就不断映现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战斗身影,中国的影坛就一直回荡着“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时代强音-如果从1905年算起,中国电影已经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如果从1935年算起,抗战影片已经有七十年的历史,这100和70之比,大概就是在中国战争类型片中,抗战题材电影所占的比例-我们耳熟能详的有:《八百壮士》、《塞上风云》、《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血战台儿庄》、《烈火金刚》、《黄土地》、《红高梁》、《战争子午线》、《铁血昆仑》、《南京大屠杀》、《七七事变》、《太行山上》等等。 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著名电影评论家明振江少将说:“战争一经发生,便开始成为战争电影的表现对象。不同时代的人们根据各自的需要,将同一场战争不断地搬上银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已经百余次被我们不同时代的导演再现于银幕,它们已形成了有关“日本鬼子”和“太阳旗”、“中国军民”和“青纱帐”等类型化的记忆和概念,那么,我们的抗战电影究竟是要叙述历史,还是折射现实?抑或是其他、综观七十年的抗战题材的电影历史,笔者认为:它们呈现为三种类型,而每一种又分为三个阶段? 一、叙述历史:人民抗战――政治抗战――民族抗战 毫无疑问,借助现代科技电影是迄今为止记录历史的首选方式,可是这种记录决非是再现纯粹的客观真实,正如法国著名电影理论家马赛尔・马尔丹所说的:“电影给我们提供的现实是一种艺术形象,如果略加思考,我们就能发现这种艺术形象完全是非现实的(例如特写镜头和音乐的作用),而且是根据导演本人在感性和理性上的表现意图再安排过的。”因此,用电影来叙述历史,只能是特定历史话语中的历史、抗战题材的电影也就经历了“人民抗战”、“政治抗战”和“民族抗战”三个阶段。 首先是“人民抗战”阶段。始于1935年“电通影业公司”出品,许幸之导演的《风云儿女》,终于1947年昆仑影业公司出品,蔡楚生、郑君里联合编导《一江舂水向东流》。其间著名的有:1937年费穆导演的《联华交响曲》,1938年史东山编导的“抗战三部曲”《保卫我们的土地》、《好丈夫》和《还我故乡》,同年应云卫导演自的《八百壮士》,他在1940年还导演了《塞上风云》,1947年史东山编导的《八千里路云和月》、这些影片以1945年抗战胜利为前后阶段,前期的记实性的居多,以《八百;隆士》为代表,紧紧追踪时代风云,反映战争事件,表现出了中华儿女不可屈服的伟大精神;后期的反思性的居多,以《一江春水向东流》为代表,表现了这场战争灾难给中国人民的普通家庭带来的无法愈合的创伤。 其次是“政治抗战”阶段。始于1951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史东山导演的《新儿女英雄传》,终于1975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董克娜导演的《烽火少年》,其间著名的有:《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柳堡的故事》、《东进序曲》、《小兵张嘎》、《地道战》、《鸡毛信》、《八女投江》、《沙家浜》、《红灯记》等等。这些影片的共同特点是用“共产党积极抗战,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战”,即以强烈而单纯的党派政治视角来看待八年抗战,取材的几乎全部是敌后战场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或者是东北抗日联军抗击日寇的故事,而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作战却被有意识地忽略了。因此,这一阶段的抗战电影,只能是共产党的政治意图抗战历史的写照,也正是这些电影几乎影响了几代人关于抗日战争的观念和记忆。 最后是“民族抗战”阶段。始于1979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李俊导演的《归心似箭》,终于2005年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出品,李俊导演的《常隆基》。其间著名的有:《血战台儿庄》、《铁血昆仑》、《吉鸿昌》、《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将军与孤女》、《南京大屠杀》、《七七事变》、《黄土地》、《晚钟》、《战争子午线》、《黄河绝恋》等等。以上电影抛弃了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思维模式,将“中国共产党单一的抗战”变成“中华民族集体的抗战”,淡化了国共党派的政治意识而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反抗精神,注重的是中日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尤其是这一阶段大量涌现的表现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抗战,就有效地弥补了以前在这方面的不足;还有即使是以八路军为主角抗战,也凸现的是两个民族的人性在战场上的较量,如《将军与孤女》、《晚钟》。 二、折射现实:中日冲突――国共对峙――台海关系 诚然,电影以其所创造的“在场感”与“想象性”的高度融合,最大限度地克服了人类艺术千百年来一直难以克服的空间与时间、视觉与听觉、表现与再现相互分离的美学矛盾,然而这一切的出发点决不是还原历史,因为历史早巳不可还原,那么任何历史题材的艺术作品,都要受制于创作的特定时代和现实,因为“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可以说“古为今用”是历史题材创作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电影理论家蓝爱国通过论证电影历程的由“影戏”到“电影”的演变,指出:“当我们今天改影戏为电影时,我们突出的是电影的机械化特征,一种现代化的传播方式,这种传播方式不同于任何传统既有的方式,从而也就具备了现代文化的独有特征――一种现代人的思想、文化、性格的表现手段。”中国电影的几代导演就借助“抗日战争”这一经久不衰的话题,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中国、亚洲和世界七十年的风云变幻。 首先是对应于“人民抗战”阶段的“中日冲突”的现状。从十九世纪末的“甲午海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日关系危机四伏。1925年日籍职员枪杀顾正红而引起的“五卅罢工”,1926年的“大沽口炮台事件”,1928年“济南惨案”和“皇姑屯事件”,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日本进攻上海的“一二・八”抗战,1935年日本侵占华北,直至1937年“芦沟桥事变”,抗战的全面爆发。如《保卫我们的土地》以东北流民刘山一家的流浪经历,记载了从“九・一八事变”到“八・一三抗战”,揭露了日本鬼子的烧杀抢掠,鞭打了民族败类的丑恶行经,表达了人民抗战的伟大决心。还有《八百壮士》是取材于1938年“凇沪抗战”中国守军谢晋元团长率部坚守“四行仓库”的悲壮战斗。《塞上风云》则以1933年中国军 队的长城抗战为背景,写出了蒙汉人民团结抗战的民族精神。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抗战电影都的紧扣“抗日救亡”的时代主题,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中日两国的敌对状态。 其次是对应于“政治抗战”阶段的“国共对峙”的状态、随着中国共产党1949年在大陆执掌国家政权,海峡两岸就处于紧张的对峙状态,为了从根本上肃清国民党反动派在一切领域的影响,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竭力将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消失殆尽,于是银幕上只有共产党抗击40%的日军的场景,而没有国民党抗击60%日军的情形,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敌后战场的抗日战争,而没有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抗日战争,如果有的话,也只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如《东进序曲》中的韩德勤、《沙家浜》中的刁得一。相反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和广大的人民抗日武装,活跃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如《狼牙山五壮士》、《回民支队》和《八女投江》。为了宣扬人民战争思想的正确,我们的电影还塑造了很多“游击队”的形象,如《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吕梁英雄》和《地道战》、《地雷战》等,也借此来强调“国民党几百万正规军在正面战场一触即溃”的抗战历史叙事。 最后是对应于“民族抗战”阶段的“台海关系”的形势。 二十世纪的后半段,中国大陆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世界主潮也呈现为和平与发展的新走向。从七十年代末国务院的《告台湾同胞书》,到八十年代初期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再到1995年发表的《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而继续奋斗》,尤其是九十年代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不断扩展,台海关系也发生了微妙而令人可喜的变化,民间的经贸、体育、文化往来和旅游探亲日益增多。我们的抗战电影日渐淡化政治意识,努力回归历史的真相,在这样两个方面折射出时代形势。一是,大量的描写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的抗战,如《血战台儿庄》、《铁血昆仑》、《吉鸿昌》、《南京大屠杀》、《七七事变》等,也塑造了一大批像李宗仁、杜聿明、宋哲元、唐生智、张治中、卫立煌、吉鸿昌、王铭章等爱国将领银幕形象,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二是,突出地刻画超越战争的人性意义,如《归心似箭》、《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将军与孤女》、《黄土地》、《晚钟》、《黄河绝恋》等,它们透露出强烈的反战情绪和人道情怀,通常意义上的胜负已经不重要了。 三、创造艺术:悲壮风格――喜剧精神――象征意义 抗战电影,如果说是叙述历史的话,那么它发挥的是电影的再现性美学功能;如果说是折射现实的话,那么它发挥的是电影的表现性美学功能!然而,无情的时间能改变曾经的事实真相和冲淡往日的恩怨情感,而今银幕上呈现的只是经过编剧、导演、美工、布景和演员模拟的场景、情态和形象,这就是电影的电影性――既再现又表现;既写实又写意的艺术特性所在。“作为画面和音响相统一的多维时空艺术,电影具有表达客观外在和人的主观世界的充分潜能和能力,艺术家的责任就是去发现和展示这种能力,”这些许许多多选取抗战题材来拍摄的电影艺术家们,究竟给我们创造来了哪些艺术美感呢? 一是,“人民抗战”阶段的悲壮风格。从近代以来古老的中国大地成了帝国主义列强冒险的乐园,一海之隔的日本更是捷足先登,先是侵占东北,继而蚕食华北,终于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最早的表现抗战的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为这一阶段抗战电影奠定了悲壮的风格。史东山1938年导演的《保卫我们的土地址映后重庆的评论界称赞它具有“崭新的取材,崭新的风格,前进的思想,用拳头代替了大腿,用呐喊代替了没落的歌声。”应云卫导演的《八百壮士》,塑造了在凇沪抗战中,孤军奋战,誓不投降,以血肉之躯坚守阵地的中国军人,还有上海各界民众尤其是女童子军杨惠敏穿越炮火向守军献上国旗的壮烈场景。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抗战电影正是以悲愤豪壮的气概、视死如归的精神和一往无前的勇敢,唤起了民族的觉醒,鼓舞了民众的斗志,这也是大战当前我们民族需要的精神力量啊! 二是,“政治抗战”阶段的喜剧精神、1949年至1975年大陆的抗战题材的电影,由于创作指导思想的“先入为主”导致艺术表现的“主题先行”,在贬低、忽略国民党抗战的同时,也一方面妖魔化了日本军人,如在称呼上的“鬼子”就可见一斑,另一方面神魔化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因此形成了美学意义上的喜剧精神。出现在银幕上的国民党都是假抗战、真反共的“摩擦专家”,如《东进序曲里的韩德勤、刘玉坤,《沙家浜里的胡传魁、刁得一,这些人说话阴阳怪气、做事诡计多端。那些日本鬼子几乎是凶残加愚蠢和好色加野蛮的典型,如《平原游击队》里的松井、《地道战》里的山田、《红灯记里的鸠山,《铁道游击队涯的岗村-至于正面人物个个都是威风凛凛、仪表堂堂、机智勇敢,《平原游击队》里的李向阳和《小兵张嘎里的罗金保几乎就成了传奇式的英雄典型,就连《铁道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里的民兵也是身怀绝技,神出鬼没。这些影片所体现出来的审美主体对惨烈的蔑视、对邪恶的嘲笑,无不充溢着胜利者以居高临下的心态和不屑一顾的神色,征服困难和压倒对方的喜剧精神。 三是,“民族抗战”阶段的象征意义。电影是艺术,那么就必然它要超越形象和声音的视听效果而进入审美的象征境界;战争电影要表现的生命极端状态,那么它就得透过生与死的际遇而参透生命的终极意义。这方面成功的事例如前苏联的《战舰“波将金”号》里的“傲德萨阶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色彩转换,美国《辛德勒的名单》那个即将走进焚尸炉的“红裙子小姑娘”,《拯救大兵瑞恩》的“七小于一”的不等式、进入新时期以来的当代中国电影,尤其是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影人充分开掘了电影艺术的审美空间。张艺谋的影片非常注重色彩的象征。《红高梁》突出了红色生命的野性,《黄土地》渲染了黄色文明的厚重;吴子牛的影片就格外关注战争中的人性问题,《喋血黑谷》讲述了国民党军长吴朝宗在日、蒋、共三方力量斗争中民族良心的觉醒;《晚钟》直面中国人民在抗战中付出的巨大牺牲,并肯定中国士兵的善良和宽厚和对和平的向往;《南京大屠杀隔开了人性与兽性的对比,呼吁对生命的尊重。冯小宁开掘了反战主题,《战争子午线》用战争中的小八路与和平期的小朋友的交错视角,《黄河绝恋》和《紫日》都是通过中、日、美(苏)三方来表现战争摧残美好、扼杀人性。 中国电影史论文:电影史教学的多元化初探 [摘要]本文试图通过对电影史教学实践的梳理,探讨影视教学中的一些手段,方法与途径。在影视教学理论上,提倡以审美教育为核心,主张培养学生对多种审美形态的鉴赏。通过多种形式的教学尝试,提高学生多元的思维方式和艺术感受力。 [关键词]电影史审美心理情感体验更新内容 影视教育作为当代最具发展潜力的一门新兴学科,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教育人士的关注与研究。在我国,影视教育已被纳入审美教育的范畴,正处于初期的探索与发展阶段。近几年,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影视院校,但是,对影视教育观念及教学模式的研究却刚刚起步,是一个有待于开拓的领域。 电影史是影视艺术学院各专业学生的必修基础理论课程。它对学生较系统地获取中、外电影发展史的基本知识、把握电影观念和电影艺术风格的发展变化规律,深入理解电影艺术的发展与各国政治、经济、民族历史、文化以及其他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全面提高学生的电影文化素养及艺术感受力,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作为人类的一种艺术形态,电影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也是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吸收了传统艺术的各种元素与成果,但又以其独特的审美方式――视听语言来把握世界。因此,在电影史的讲授过程中,就必然涉及到电影自身的艺术与技术不断完善、丰富、充实、变化的历史社会文化、心理、政治、经济、各门艺术……多种因素在电影中的表现与反映;电影创作者个人经历与性格、社会思潮、审美倾向、民族性格等因素对电影创作的影响等。因此,电影史的教学不可能只是将电影现象及其文本独立起来的封闭式的讲解,而应该是开放的、多方位的分析、体味与感悟。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应该在尊重电影史的基本体系的同时,力求贯穿电影作为一种艺术所独有的审美品格和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与生命内涵。 一、把握学生审美心理,体现人文教育观念 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育人”,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一个人的思想感情、理想追求、价值取向、文化素养、思维方式、审美情趣、行为习惯的培养,都是教育最基本的内涵。而高等教育更应把构建人文修养和人文精神作为最基本的职能。 所谓人文教育,就是在将人类文明的优秀文化成果传授给学生的同时,还要将这些知识所体现的价值,即人文精神,内化为学生素质,使他们的灵魂得以净化,情感得以陶冶,品格得以完善,心智得以充实,培养其健全的人格,使其身心得到和谐地发展。 电影作为艺术,其教学过程必然体现为艺术作品的接受过程。因此,在教学中,对学习的主体――学生的审美心理特点的了解与把握就显得十分重要。据有关专家的调查研究表明,当代中国大学生的审美心理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审美心理结构逐渐成型,但还不够稳定 (二)审美趣味多样,但发展不平衡 (三)审美评判自主,但带有盲目性 (四)追新求奇,但鉴别力尚差 (五)反传统意识较强。但仍带有民族审美心理特点 鉴于学生的上述特点,我首先在教学内容上,对教材进行了适度的调整与增添。如课程的《绪论》部分,是具有引导性的,关手整个课程的教学定位。我自拟了标题《感悟电影》。在对课程的目的、特点及学习方法作简要介绍之后,安排学生看一部电影。每学期放映的影片不固定,基本是根据学生的专业、年级及当时社会关注的一些焦点问题选片。比如:近两个学期我为学生安排的第一部影片是《迁徙的鸟》(又译为《鸟与梦飞行》)。这部由法国著名制片人、演员雅克・贝汉担任总导演的影片,是一部意境优美、寓意深刻、令人心灵震撼的作品。影片开始的第一行宇幕是:鸟的迁徙是一个关于承诺的故事。影片将侯鸟迁徙途中那无与伦比的风光展现无遗,大海、冰川、山丘、沙漠的无比壮阔的航拍景象让人如痴如醉;本片音乐更是堪称天籁,那如教堂里唱诗班一样的优美圣乐和声,将鸟类的迁徙的优雅与悲壮,升华到极限,传达着对鸟类的真切关怀……在影片的观赏过程中,我适时地向学生们介绍影片的拍摄情况:本片的拍摄是一个由300多名成员组成的摄制组,包括50多名飞行师、50多名鸟类专家组成,拍摄时间3年,跟踪候鸟的种类有27种,拍摄地点历经36个国家175个地区,行程近10万公里,所用胶片长度45万米(150万尺),耗资4000万美元。作为一部展示自然奇观的记录片,它既是对电影写实主义传统的继承,更是对其在技术与艺术双重层面的延伸与拓展;影片不以盈利为目的,所有的创作者都满怀着对自然界深沉的爱,用纯美的目光关注着鸟的遭遇……学生们的目光被画面所吸引,心灵被鸟儿的命运所打动,当他们看到鸟们用生命的代价实现了对回归的承诺时,他们对影片的认识也便从对环境保护的意识上升到对其所蕴含的生命意义的思索与感悟。 这是一次心灵之旅,让学生在一部充满“鸟文主义”精神的影片中,理解什么是“人文关怀”,懂得生命是自由和平等的,应该学会尊重与关爱。艺术创作不能仅仅以票房为目的,还应有使命感、责任感;同时,电影艺术又是人类集体智慧与力量的凝聚,它需要各部门之间的默契与和谐……最后,我用雅克・贝汉的话对影片进行小结:“对人而言,美好的情感是惟一重要的东西”;“人们需要与自然界和平相处,因为人类不可能孤单地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教材的第一章是《电影的诞生》。为使学生对一些抽象的科技知识、原理有更生动形象的理解,我在向学生介绍了本章学习的内容、重点、难点、目标之后,便为他们放映一部表现英国电影发明家坎坷一生的传记片《魔盒》。对影片中涉及到电影发明的相关知识时,我采用回放加讲解的方式,让学生加强记忆和理解;影片结束后,又与他们探讨电影艺术发明的初衷是什么?影片的主人公是怎样一个人?你如何认识和评价他?通过学生的答案,我再给予提练、概括:电影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它是人类的一种审美需要,正如片中主人公所说的:发明“活动的照片”,是为了要“捉住动作,因为美就意味着要有动作”。其实,人类最初的渴望便是一种对生命现象的观照与审美表现――它最直接、最具体地展现了人类活动着的生存状态,是与人类的生命最密切相关的艺术。而影片主人公倾其一生所有,不为同时代人的冷嘲热讽所动摇,不断追寻着自己的人生理想,他用了15年的时间才完成了电影的发明,为了完善电影技术,他最终妻离子散,抱着新研制的彩色胶片,幸福而又满怀遗憾地死去……这种执着与坚韧的品格,是每一位电影专业的学生都应该学习的。 审美是交织在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相统一的关系中的互动的情感体验。因此,创设优美的教学语境,以趣味高尚的审美对象感染学生,引领他们在美妙的视听形象里、 在对人和自然的情感体验中走近电影的世界,以真、善、美相统一的审美理想激励学生――这样的教学鲜活而深刻。 二、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透视文化的差异、传承与融合 (一)中外电影的横向比较 在课程的第一阶段,主要讲授外国电影史。但为了使学生获得更大的思维空间,我打破了教材的编制顺序,将表现中国电影萌芽期的影片《西洋镜》与《魔盒》对比放映。从中既看到了我国电影观众与西方电影观众第一次看卢米埃尔兄弟的电影时的共同反9向,也看到了电影在刚刚进入我们的国土时所遭遇的从排斥、抵御到接纳的过程同时,外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电影《工厂大门》提对生活的重现,是写实主义的;而我国的第一部影片《定军山》,却是一部记录我国传统京剧表演的戏曲片,具有浓厚的表现主义风格。在比较中,让学生体会文化的差异性、民族性,而电影作为一种现代艺术,则充分体现了它的兼容性、世界性。 (二)本土电影的纵向比较 在讲授中国四十年代的电影发展史时,有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费穆导演的《小城之春》(1948年)。这部被人称为二十世纪中国第一部文艺片的非主流电影的代表作,体现了近代中国电影在人物心理刻画和民族风格探索上所取得的成就。因此,备受电影人的青睐。有意思的是,在2002年,我国第五代导演田壮壮重拍了这部电影,以示对此片及导演费穆的敬意。时隔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及文化经历了巨大的变迁,电影艺术的观念及制作技术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将两部影片进行比较放映,学生们兴味盎然地对其优劣成败展开讨论。其中有关风格的话题谈及最多,两部影片因导演生活时代的不同而形成了一定的文化差异:无论从审美观念、人性理解,还是视听语言的艺术处理上,都有所不同。大部分学生更喜欢田壮壮版的《小城之春》。对此,我也发表了个人观点: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艺术作品的产生有着自身的规律性和时代性,学习电影史,首先是要将作品放置在它所生产的那个年代去评说它的价值和意义其次,就是将其放到历史的演进历程中,用发展的眼光观照它之于这种艺术的承袭性与开拓性。并提醒学生:对这两部作品比较,不会有一个统一的答案。而是通过这种论辩培养他们对不同审美形态的鉴赏。艺术家要保有自己的个性,懂得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学会用自己的眼光去寻找和发现美,中国文化的精髓是――和而不同。 三、运用新思路,走进电影人的心灵 近两年来,有关重写电影史的呼声很高,许多电影理论家都在寻求新的研究方法,如: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丁亚平博士就提出了“人物志电影研究”的新观点。对于这种提法我很感兴趣,也效法着进行了一点尝试。 传统的电影史教材,基本上是以影片和导演为主线的,对演员往往提及甚少。而艺术创作是一个人生命体验过程的独特呈现方式。而作为未来的电影工作者,大学生的情感比较脆弱,呈受力不足。为了对学生的教学更有针对性和现实感,我在三十年代中国电影的教学中,重点介绍了电影演员阮玲玉及其在我国默片时代的地位。不仅为学生放映了关锦鹏导演的影片《阮玲玉》,而且还对阮玲玉之死进行了剖析。并让学生结合文艺界许多名人的自杀现象谈自己的感受,如玛丽莲・梦露、三毛、张国荣等。作为一种艺术现象分析,使学生在学习中逐渐树立起积极的人生观,懂得善待生命,珍惜美好的情感,学会坚强地面对社会、生活中的艰难困苦。这样,才能在将来的艺术活动中,经受住各种压力与不幸,和谐地与人相处,乐观而豁达地迎接社会与人生的挑战。 在讲授好莱坞三、四十年代的电影企业及制片政策时,我重点为学生介绍了好莱坞的明星制度,并为他们放映了《好莱坞百年百名超级影星》的记录片。透过银幕上神采各异的明星,让学生回答他们各自所代表的不同类型电影的艺术特点和审美趣味让学生了解,当电影以一种商品形态出现在观众面前时,演员的地位和价值就成为制片商不得不重视的问题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明星改变了影片的叙事,也由此创建了一种长盛不衰的“影迷文化”;从电影自身的发展来看,好莱坞把电影视为大众化艺术的一种传统,而类型电影则强调了艺术家与他的素材、素材与观众的关系。这种观念对于我们今天的电影创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也告诫学生,明星本身类型化意味着艺术的僵化,更是对他们艺术生命与心灵的一种扭曲…… 四、扩展课程容量,更新教学内容 近些年来,电影的国际化倾向愈来愈明显,许多小国家的电影创作异常繁荣,打破了好莱坞一统天下的局面。为此,有关这些国家电影业的发展及作品的研究也成为理论界关注的课题。为让学生更全面、系统地了解当代电影的格局,我补充了教材以外的相关内容。如增开了当代韩国电影、伊朗电影的专题研究等。例如:与阿巴斯同行――寻找心灵的家虱韩国电影配额制度及其思考,当代韩国爱情片赏析等。引导学生以开放的视野、多元地思维方式,关注不同民族电影所蕴含的独特的文化背景、审美情趣、语言形态,思考电影创作与时代的社会心理、审美倾向、民族性格的关系,感受不同审美形态所带来的不同的审美体验 五、关注新作品、新动态,为学生提供最新电影资讯 前面讲过,大学生这个群体喜欢追新求奇。作为电影教学,在保证教学理论体系的完整性、科学性的同时,还需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时代感。因为,相对于古老的传统艺术而言,电影太年轻了,它的演进过程是迅速而充满活力的。因此,密切关注当代电影的新动向、新作品,是教师必需要做的功课。利用网络和期刊杂志,查阅相关资料,并在课堂上将最新的创作动态、影视信息及时地介绍给学生,如:各大电影节的作品选送、获奖及相关评论;记录片热潮中所包含的深层的时代气息与文化审美意味每年一度的大学生电影节的活动内容及参赛作品、电脑特技与当前电影创作的关系以及最新影片的评介……等等,都成为课堂上探讨的话题。以此引导启发学生把握电影的发展趋势,加强危机意识,以便在专业学习中,更加明确自己的位置与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时,为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和学术意识,适时地在有些章节学习之前,为学生布置练习:课下利用各种媒介查找相关资料、归纳出自己的观点,并在课堂上组织学生进行辩论。如从“类型电影”观念的发展与演变,看当代类型片的延伸与创新;李安现象分析、如何看待“韩流热”等。在教与学的双向交流中,多视角地对某一论题展开讨论,让学生在理智与情感的交融中体会艺术的内在品质。 六、结束语 作为一种教学探索,实践才刚刚开始。面对现代化进程的挑战,影视教育欲求大的发展,必须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教学体系。在学术层面上,我以为,高校的影视教育,除对电影艺术进行本体论意义上的探索外,还应在教学领域寻求相关学科的支持。作为一线教师,更应力求通过对教学过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手段等方面的探索(如教学课件的建设等),寻找一条更加切合电影教学实际,并能充分开发学生的情感经验、培养其健全的审美心态和开拓性思维能力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