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与城市公共艺术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伴随着当今社会的飞速发展,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大众活动需求的增加,使人们对城市公共艺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城市规划设计过程中,需要建设许多公共艺术作品时,就要对城市的历史文化予以关注,更要敏锐地从城市的地域历史文化中探索和挖掘能表现出城市特色的景观要素,并要把它融入到城市公共艺术当中。地域文化作为公共艺术的组成部分,是人们经过长期总结出的珍贵财富,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的理解和把握。 一、城市公共艺术与地域文化的关系 城市公共艺术并不能用单纯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它有多种多样的风格。城市公共艺术的产生借助于公共空间中的艺术,它是一种思想方式,它能够将现代文化意义与现代社会公众联系起来,是用来表现公共空间民主、沟通、分享的一种态度与理想[1]。城市公共艺术思想方式的社会价值不光在于它是一种和中表现方式的形态,现实中城市公共艺术可以运用不同的表现方式。例如城市建筑物、书画作品、海报、园林景观作品、喷泉、公共设施等等。公共艺术是强调建设过程的全社会参与,是倡导由社会大众与代表共同参与商讨和民主决策,公共空间中融入包涵地域文化的公共艺术已经越来越受到广大百姓的关注。地域文化的定义是指其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地理结构等因素的作用下,经过长时间的社会发展,最终形成具有悠久历史底蕴和鲜明的历史文化色彩的文化现象。区域文化的差异而引起的形成不同的城市或区域的文化各有自己的优点。古语中“百里不通风,千里不同俗”就形象的说明了这一点。地域文化的范畴,可以是某地的习俗,可以是某地的历史,也可以是某地的文化背景等等。国家在不断的发展,地域文化也在不断变化,它是一种富有鲜明文化色彩的遗产,与国外文化一道,共同促进文化的发展。地域文化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着文化形态的不同。中华民族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演变形成现如今的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几千年的演化中都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如果一个地方的历史遗存越多,那么这个地方的特色就越明显,地域文化越浓厚。公共艺术设计是对空间场所的重新塑造,是对环境的重新理解,这种被创造出的新的空间造型代表着这个地方的文化与精神,顺应着历史的变迁,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设计是否实用,关系到设计的成果是否能够为人们所用;而设计的审美价值关系到人们内心的文化认同感,是文化与艺术的完美融合,启发人的内心。地域文化决定着公共艺术设计的方向,是公共艺术设计创作的源泉,同时公共艺术设计是对地域文化具象的阐述,这种新的公共造型艺术随着时间的发展将形成新的地域文化。然而,公共艺术所包含的地域文化,在城市建设和城市文明的传播方面,其也具有大众艺术的特性,让当地传统文化加入信息时代的行列,例如将城市雕塑作为传播体,继承与发扬其地域文化的特性。 二、地域文化体现在城市公共艺术中的应用 城市雕塑是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历史性强而又常见的公共艺术作品,用它来点缀现代城市,可以给人们眼前一亮的感觉。因此,它慢慢的提升了现代城市的品味。雕塑是城市公共艺术体现的一部分,正一步一步的渗透人们的生活,人们对它也越来越关注。城市必须要有优秀的雕塑来展现其城市魅力,彰显城市所具有的文化韵味。城市雕塑艺术与其它城市建筑共同营造出一个优雅的城市环境,让人们充分享受到公共艺术带来的审美冲击,也让人们享受到地域文化带给人们的审美体验,另一方面城市雕塑也无形的对周边环境起着促进作用,提高了人们对审美鉴赏的能力。城市雕塑在现代城市中是可以凸显其城市形象,可以作为游客的旅行景点,可以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城市雕塑的内容可以是文化的标签和象征,又可以是人民文化生活的总结。雕塑代表着人类发展的过程,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现了各个时期人们的文化背景,表达了人们从古至今的对审美和艺术的向往之情。城市雕塑乃至任何城市中的建筑,都强有力的表现出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城市雕塑承载了人类文化不同时期的特点与本质。民族的历史被表现在城市雕塑的外形与意境当中,不同民族采用不同的雕塑形式来表达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崇高理想的追求,这些都是先辈们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从而让人类文明可以经久不衰的发展。城市雕塑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艺术价值,其可持久的代表民族文化的精髓,具有很深远的意义。目前我国大致有四个种类的城市雕塑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第一种雕塑是领导人和艺术家的肖像类城市雕塑;第二种雕塑是现实主义特色的。像见义勇为者、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2];第三种雕塑是缅怀烈士的,它们表达了人们对革命英雄的缅怀之情;第四种雕塑采用抽象的形式,这类型的抽象雕塑往往代表了人们想要纪念的场景和事情。安徽合肥的城市雕塑起步较早,初步统计,目前合肥共有城市雕塑百余座,这些雕塑不仅艺术表现形式多样,而且充分体现了徽文化的地域文化特色[3]。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雕塑有:步行街系列雕塑、九狮雕塑、环城公园动物系列雕塑、和平广场系列雕塑,及逍遥津公园内张辽像等[4]。这些雕塑作品不仅提升了合肥城市形象,也装点和美化了合肥的城市环境,既满足了合肥城市居民的精神享受,又丰富了合肥的城市景观特色。城市公共艺术不论宽窄大小,都应当具有明确的主题,这样,整个城市景观才统一完整,也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景观特色的吸引力。在城市公共艺术中应力图突出展示城市地域形象,这也有利于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在城市公共艺术设计时要注意把周围的建筑与街道景观融合在一起,尊重设计空间,寻求景观空间与建筑的密切联系,形成统一的设计理念。这样,城市公共艺术才能真正体现出城市的地域文化特色。在进行城市公共艺术设计时要从城市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现状着手,适应考虑当地的风土人情,重视与自然生态环境的结合,提炼、浓缩历史文化的内涵。城市公共艺术大都建设在繁华街道、大型公园、小区中心,这些地方是城市重要的交往空间,是市民的精神生活中心,凸显出城市的精神面貌。它能展示着浓重的历史文化氛围。例如,位于合肥城南的天鹅湖畔公园,其规划设计了大量非常具有生活文化气息的场景雕塑。整幅雕塑作品以徽派设计元素表现自然与环境的浑然一体。写实的风格表现,在建造技术,造型设计等方面体现了一流水准,使得整个公园富有生活化的韵味。从而让整个雕塑不再冰冷,注入新的生命和情感。合肥和平广场系列雕塑也被称为徽派文化应用的典范。和平广场是合肥市向国庆50周年献礼项目之一,广场位于明光路、大通路、和平路、全椒路之间,占地83亩。今天的和平广场,明显是合肥的标志性景点,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它都将会是合肥环境、城市风景,不可缺少的风景线。一座成功的城市公共雕塑艺术将会成为一座城市、一个国家和一个时代文化的记忆点,也将成为传承了这个城市、这个国家历史和文化的载体。在城市公共艺术中,公共环境设施也是一类重要的要素,它包括电话亭、垃圾桶、公共座椅、街道装饰照明、道路指示牌、广告牌等设施。公共设施是城市艺术构成的重要元素,也是展现城市历史和文化最直接和有效的方式。城市街道设施是城市功能完善、地域特色和城市形象的重要体现,公共设施的设计和陈设风格应与整个街道景观的整体风格相一致,从特色建筑中提取设计元素,结合当地的地方性材料、气候条件等要素综合设计。同时更要考虑到使用人群的需要,对所提取的设计要素进行分解、重构、组合、变形,将其融入设计当中。 三、城市公共艺术中地域文化的融合发展 城市公共艺术与地域文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是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它们却有着丰富而紧密的关系[1]。尤其是在当今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追求功能的和实用的所谓“现代”的生活方式,缺少对历史文化的传承,城市就缺乏特色。地域文化是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能够体现城市精神、反映城市地域特色的一种文化。城市公共艺术是从形式上通过塑造具体的造型大小、颜色和肌理等表达出的景观外在特性,而从内容上则结合具体场所、环境通过组织空间结构和必要的符号化的造型来表现城市景观的内在含义。在城市公共艺术中如何用深层次的文化内涵体现城市的时代精神、反映城市特性是当代城市规划设计时必须面临的问题。伴随社会的进步,一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越来越受到追捧,也成为了一个城市的风向标。当人们走进城市,能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不是那些摩天大楼,也不是葱葱的绿地,真正给人们留下印象的是优美的景点,美丽的公园,广场,雕塑等标志性建筑,让来的人们可以领略地域文化的洗礼,所以,有人说一座城市的雕塑就是这个城市的名片,通过这个名片,可以了解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和这个城市的魅力。公共艺术作为现在新兴的一门学科和艺术形式,还没有太多的准确的结论。公共艺术本是从国外引入中国的一种文化概念,引入之初,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国内的一些艺术家也曾感到迷茫过,不知道要怎么把这种艺术相识和中国自己的公众产生共鸣[5]。伴随社会不断地进步,大家对于公共艺术的要求和品味越来越高,不但要符合文化特点,还要适合人们的生活要求,还要扩大生活圈。中庸之道,和谐共存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增进公共艺术里不同地区的文化进展。所以,一定要达成未来梦想的生活并且符合可持续发展道路,并发展公共艺术,提高人类生存环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的生活也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面对当今快速发展、焦躁不安的现代生活,人们不免常常追思记忆里的那片净土,是人们心灵的港湾,灵魂的归宿,带给人心灵的抚慰。因此,城市公共艺术设计就是要扎根本土,充分认识地域文化的重要性,努力挖掘地域文化,提炼出地域文化的核心价值,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努力构造出适合人们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归宿。现代城市规划建设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需要坚持探索,设计出有特色的城市公共艺术,伴随科技和社会进程的不断进步,会有越来越多的新生创意萌生,让我国的城市建设不只具有科技性,更加有自身的本土文化风味,让国人自豪,让外国游客流连忘返。城市公共艺术的同质化,使得人们对文化的认同感逐渐消失,真正以人为本是对人性的关怀,是对人本身的价值观给予肯定,是对生活方式的尊重。只有立足于地域文化的公共艺术设计,才真正富有内涵和生命力,才能得到人们的认可。 参考文献: [1]李健盛.公共艺术与城市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2012:36. [2]翁剑青.城市公共艺术[M].长沙: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13. [3]鲍诗度.城市公共艺术景观[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61. [4]丁毅.自然与人文相融合的地域性城市公共艺术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0:47. [5]王中.公共艺术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80. 作者:朱大发 单位:合肥学院艺术设计系
1前言 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到2025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形成”的总目标;[1]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部署推动体育强国建设,充分发挥体育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中的重要作用[1],这表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已然发展到一个全新阶段。早在原始社会末期,长兵器已经是人类的手中日常工具,用于驱逐野兽、保卫家园,再到发展为冷兵时代的标志性武器。而长兵对抗作为体育运动的形式,在明代便以显露,近代民国期间中央国术馆构建了国术竞技体系,长兵对抗是其“国术”竞技对抗项目之一。新时期,中国古典武艺竞技长兵对抗的传承与创新,是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国武术器械对抗的标准化发展,为中国传统体育形式,增加更多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竞技项目。恢复和发展长兵竞技对抗,作为新时期服务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复兴,以及民族体育向更符合运动化、健康化、教育化发展基本需要发展的新的尝试 2武术与长兵关系阐释 武术是人类早期生存中,自我保卫的需求而产生的一种技能,有徒手的拳术和持握武器的格斗和套路表现形式。[2]而中国古代冷兵器是指从史前兵器出现到清末鸦片战争结束,一直用于军队进行战争的军事装备,而兵器类型,根据用途及攻击距离分为短兵、长兵、抛射兵器等。[3]杨晓斌(2013)指出:“武术长兵对刺是我国传统武术训练和军事训练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两人手持武术长兵器(枪、棍等)运用扎、戳、刺等技法进行相互击刺的一种具有竞技性质的对抗运动”。[4]马廉祯教授指出,长兵对抗的概念应该“是中国武术项目内容之一,在武术枪、棍等长兵器技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项武术器械格斗对抗竞赛的体育运动,长兵竞技体系主要包括扎、劈的技术体系,以及对应的文化价值体系和评判制度立体构建的中国特色民族体育项目。” 3长兵器的产生与演进历程 通过文献资料的整理,发现促使长兵器的产生与演进分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社会生产力促使长兵器的发展。石器时期时,人与兽斗时,人类利用石头、木棒制成的原始的武器,进行猎杀或抵御防止野兽入侵,在此基础上衍生了长柄武器“矛”,这时的矛还是以木棒削尖为主形状。进入新石器时代,人类掌握了磨制和钻孔的加工技术,许多石质、骨质的矛头更利于与矛柄的绑缚,[5]复合的长柄武器的诞生,从原始的生产工具开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长武器的攻击性能也日益增强;夏商周时代,社会生产力水平和金属冶炼技术进一步发展,青铜武器的出现,使得长兵器形状和形制也发生了重大改变,从铜质的到青铜的,再到铁质的,到钢质的,冶炼技术的发展大幅度刺激着长兵器的演化。[6]这些因素使我国古代出现了一大批的具有代表性的长兵器,如“戈、戟、矛、枪、棍等”。二是,社会资源和利益分配。部落之间的资源争夺,推动了武器发展。进入奴隶社会以来,人与人之间的打斗已经取代了人与兽的“搏斗”。而部落与部落的“打斗”、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促使长兵器开始服务于“战场”,无论是步战或车马战的厮杀,长兵器都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4长兵竞技运动的历史渊源 4·1服务于搏杀、实用为主的军旅武艺 军旅实战武艺中,长兵技术以搏杀为主的军事技能,技术简单,但注重实战效果。戚继光《纪效新书》明确了军旅中长兵技术特征:“(枪)施之于行阵,则又有不同者,何也?法欲简,立欲疏,非简无以解乱分纠,非疏无以腾挪进退。左右必佐以短兵,长短相卫,使彼我有相倚之势,得以舒其气,展其能,而不至于奔溃”。[7]可以看到战时须将不同的兵器进行合理的搭配,以发挥兵器的最大效能。”[8]而这一特征在茅元仪《武备志》、唐顺之的《武编》、程宗猷的《耕余剩技·长枪法选·长枪说》、吴殳《手臂录·卷四》中均有著述。戚继光、何良臣等人出于军事训练目的,一直强调“花法”不可学,不图人前美观。温力教授亦指出:作为军事技术的武术,它简单用效的价值,正是为适应战斗的需要。[9]上述材料说明,枪是军旅作战的主要武器之一,且其技术是临战实用为主。 4·2服务于竞技、健身为主的民间武艺 随着长兵的军事价值末落,军事技术向对抗性体育比赛转化,在民间游场中,长兵技术体系得到了最大程度和最多元化的发展。宋、元时代,长兵的体育性质开始显露出来。在吴殳《手臂录》记载了“游枪”竞技形式,“敬岩在游场,遇低手不戳革枪,浅直如不见深者,拔而掷之”说明他的老师石敬岩在游场与人比较武艺展示出高超的枪艺。[10]棍由于无刃而不易造成严重伤害,一般不在封建国家的“禁兵”之列。而棍法于宋代在民间就已经形成了对抗性运动竞技项目[11];另据马明达教授的口述:元、明时代,“使棒”作为一种可供观赏的竞技活动与娱乐健身性质的运动,“打棒”甚至深入到达官显宦之家和神圣的皇家宫掖之中。在南宋时期的都城临安,更有专门使棒的武艺社团“英略社”。[12]明代,施耐庵小说《水浒传》中记载:“青面兽杨志在大名府先与周谨斗武,两人把枪去了枪尖,用毡片包了,去石灰桶里蘸了石灰,上马拼杀。几十回合下来,周谨身上如打翻了豆腐盘,斑斑点点三五十处,看杨志身上,只有左肩牌下一点白”。[13]可见这种棍的竞技活动在我国民间一直传存着。明代俞大猷《剑经》说:“用棍如读四书,若能棍,则各利器之法从此得矣。”明末,以棍法擅名的程宗猷说:“凡武备众器,非无妙用,但身手足法,多不能外乎棍。”[14]武艺家军事学家茅元仪也说:“而棍者,所以习夫手足,为短器之本”。棍作为一种双手使用的长兵器,棍的技术体系不但融合了枪的技术,更兼备有各类长短兵器的特点。程宗猷称之为“兼枪带棒”或“兼枪棒”。谚云:打人千下,不如一劄,故少林三分棍法,七分枪法,兼枪带棒,此少林为棍中白眉也。上述材料说明,棍是百艺魁首,短器之本,且在民间已经形成了较艺比赛的形式。通过上述材料整理,可见枪、棍比试在古代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古典武艺竞技对抗的重要器械形式。 5近代长兵运动的衍生与发展 民国时期,西方文化东渐,强国强种背景下,张之江等人创立了中央国术馆。[15]对中国武术进行系统整合提出“国术”,而国术竞赛模式无疑不是在继承和发扬了戚继光提出“先自舞、后比试”,提倡练打结合的武艺模式;在国术学习和考试内容上结构多样而广泛,最大限度包含了武术的各类项目,真正做到了“各家拳法兼而习之”的思想。1928年,南京举办的第一次“国术考试”中就有长兵对抗项目,当时制定的《国术考试细则》和《国术考试条例)中规定[16]:术科考试,它分为预试和正试两个层次,预试中就有“刺枪”项目,以大枪对扎为技术出发点,考试者通过预试才可以参加正试,正试中仍然设置“刺枪”项目[17];1933年,上海举办第5届全运会,武术第一次被正式列为全运会的锦标项目,也是全运会唯一一次设置国术对抗赛[18],这次比赛中又有长兵对抗项目,可见长兵在当时被重视程度;1933年,第二次国考,仍在南京举行,基本上按照已经出台的条例和细则进行,仍然设置长兵项目。[19]虽然国术考试以及长兵对抗运动犹如流星一样,一闪而过,但是作为中国古典武艺一种对竞技武术形式和内容一次科学化探索,其有着极其重要的时代意义。除了这两次国考,不少省、市也都举行过选拔赛和地方性比赛。各地比赛项目不尽相同,但基本都是遵照中央国术馆的有关规定进行的,都开设了长兵项目。如,《大公报》1935年载:“鲁国术考试续开,长兵、摔角、射箭、拳脚比试,到场观众万人”;1947年“青岛市国术比赛”于汇泉体育场举行,甲组报名135人,乙组报名157人。甲组拳术(散打)130人,长兵120人,短兵120人,摔角93人;乙组拳术155人,长兵146人,短兵145人,摔角116人。[20]国考长兵项目比赛时,各选手身着以坚木所制之护衣一具,圆圈用棉布包成,头部着以铁罩,枪用木棍代替,顶上包以丝棉。每开始比试时,先用红粉涂于枪尖,以扎一次为一回合,多者为胜。[21,22]这个比赛规则在当时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从中我们可见当时的武术家相当注重技击,但由于当时规则、护具等不成熟,长兵对抗比赛中常出现头破血流的场面。根据上述材料可以肯定,长兵进入近代体育的视野,并成为正式体育竞技项目,是民国时期“中央国术馆”开始的。 6新中国长兵运动发展概况回顾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天津“第一届民族形式体育表演与竞赛大会”。[23]也曾设立长兵对抗项目,由于种种原因,这是近代长兵竞技对抗运动的最后一次露面。期间中断56年之久,虽有学者、以及民间武术爱好者等在传承和复兴长兵对抗运动,但收效甚微。为此,马明达教授发表多篇文章[24,25],呼吁社会有关部门重新审视国术和恢复长兵运动。在2009年,由体育总局武术管理中心举办,“首届全国长短兵交流赛”在佛山进行,比赛时间为3天,共有来自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地的8支代表队参赛。当时长兵被列为展示表演项目、其形式是枪刺对抗,运动员场上所展示技术为军队刺杀对拼为主,使用的器材也是部队训练的木枪。直至2019年,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官方主办“首届中国大学生太极推手、长短兵锦标赛”在遵义师范学院体育馆举行。这是全国高校系统继已开展的武术散打比赛、中国式摔跤比赛之后,举办的首次武术器械对抗性项目比赛。本次大赛有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的48支代表队400余人,参加太极推手、长兵、短兵三个项目的比赛。毫无疑问,这次比赛开创了近年来长短兵项目的先河,促进了武术器械对抗类项目在社会的发展。此时长兵项目确立了以“棍”为兵器形制,器械为碳纤维杆包海绵材质;男、女运动员使用的长度与重量有所不同,长棍的长度在1·8米至2·2米,重量0·7千克至0·9千克;2020年,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为了促进传统武术对抗项目的发展,于10月10日举办“全国高校长、短兵对抗项目教练员、裁判员网络培训班”,共有来自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近千名学员参与线上培训,其中大部分参与学习是各高校老师和学生,以上林林总总材料说明当前我国武术长兵对抗运动正处于恢复发展阶段。 7当代长兵运动继承与创新意义 长兵训练项目向民族传统竞技体育转化发展和对传统文化的传承的诸多益处。 (1)在文化层面上,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显示了中国人在体育科学上的智慧和创造力,蕴涵着中国人特有的体育人文精神和价值观。例如,竞赛活动中的“揖让”精神,攻防技巧中刚柔相济的理念以及身心双益的健康观和对平衡和谐的追求等; (2)在竞赛模式上,是继承了我国古代武艺器械对抗竞技的得分评定胜负模式,引用戚继光所言的“既得艺,必试敌”,既有演练之美、更要体现“打”和“试”的技击功能,因此长兵运动向竞技化发展,不仅要保留原有功能,还要在安全对抗,推动健康中国等方面发挥作用; (3)在技术体系上,融合枪棍的技术体系,形成兼枪带棒技术,在最大程度上复原了中国兵器格斗技术,用现代体育的发展模式和思维创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参考文献: [2]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_滚动新闻_中国政府网 [3]邱丕相,蔡仲林·中国武术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4]雷晓青,薛龙,赵煜·中国古代兵器史话[M]·西安:西安出版社,2020-05· [5]梁晓春,杨晓斌·开展武术长兵对刺运动的思考[J]·军事体育进修学院学报,2013(2):46-48· [6]邱丕相·中国武术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2008· [7]顾留馨·我国武术中的兵器[J]·体育科技,1979(2):88-92· [8]戚继光,著·纪效新书[M]·马明达·马廉祯,点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9]石晓霆·中国古代格斗兵器的分类[J]·河南博物院院刊,2021(1):47-52· [10]温力·中国武术概论[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5-11-01· 作者:阮文翩 单位: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中医期刊论文:我国中医药期刊发展现状及主要科技核心期刊文献计量分析 【关键词】 中医药;核心期刊;发展现状;文献计量学 据不完全统计,自1951年新中国第一本中医药期刊——《江西中医药》创刊至今,公开出版的中医药学术期刊已有近150种。50多年来,中医药期刊数量大幅度增加,在传播中医药信息、促进中医药学术交流、繁荣中医药学术进步、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相对于我国科技期刊整体发展水平而言,中医药期刊存在影响力相对较低、低水平重复等问题。全面了解中医药期刊发展现状并进行分析对于促进我国中医药期刊健康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我国中医药期刊概况 有学者认为,我国中医药期刊的发展经历了初创、沉沦、复苏和发展4个阶段[1]。从1951年《江西中医药》创刊起,20世纪50年代相继创刊的中医药期刊共有12种,其中包括《中医杂志》(1955年)、《上海中医药杂志》(1955年)、《中药通报》(1955年)、《福建中医药杂志》(1956年)、《江苏中医》(1956年)、《浙江中医杂志》(1956年)、《黑龙江中医药》(1958年)、《成都中医学院学报》(1958年)、《辽宁中医杂志》(1958年)、《南京中医学院学报》(1959年)、《北京中医学院学报》(1959年)。到1979年为止,中医药期刊的总数为58种,至80年代已发展为81种[2],至2000年有133种[3]。2000-2008年,又新增15种,其中以中西医结合类期刊增长最快,共新创刊7种。我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中,除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西藏自治区未创办中医药类期刊外,近150种中医药期刊覆盖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近年来部分期刊刊名变更,以下段落及表格所用刊名均为变更后刊名。 2 中医药核心期刊基本情况 目前,科技期刊界普遍采用的“核心期刊”一词通常指以下两个概念,一是由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制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的期刊,称为“中文核心期刊”;二是由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编制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收录的期刊,称为“科技核心期刊”。到2008年,《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已5版,1~5版中收录的中医药核心期刊数量和期刊各不相同[4-8],其中被1~5版连续收录的中文核心期刊仅有《中医杂志》、《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和《新中医》3种。2004、2005、2006、2007、2008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以下简称《引证报告》)收录的中医药期刊数量分别为28、29、34、38、42种,其中连续5年被收录的中医药期刊共有28种(见表1)。这些中医药期刊中包括了中医、中药、针灸、骨伤及中西医结合各科,覆盖范围较广,影响力较强,具有明显的权威性和导向性,能代表我国目前中医药学科的发展动态,是中医药期刊的重要组成部分。 表1 28种中医药科技核心期刊基本情况(略) 3 28种中医药科技核心期刊文献计量分析 依据文献[9-13],从《引证报告》中选出连续5年被收录的28种中医药期刊,对其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他引率、地区和机构分布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3.1 总被引频次 总被引频次是指该期刊自创刊以来所登载的全部论文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总次数,是一个非常客观实际的评价指标,可以显示该期刊被使用和受重视的程度,以及在学术交流中的作用和地位。从2004-2008年度《引证报告》可以看出,中医药学术期刊平均总被引频次与西医相应类别期刊相差不大,且呈现逐年增长。2004、2005、2006、2007、2008年度学科平均总被引频次分别为483、544、645、787、843次,增幅达到了175%。其中2004年有2种期刊总被引频次超过2 000次,1种超过1 000次;2005年有3种超过2 000次;2006年有1种超过3 000次,2种超过2 000次,3种超过1 000次;2007年有1种超过4 000次,2种超过3 000次,3种超过1 000次。详见表2。表2 2004-2008年28种中医药科技核心期刊总被引频次(略) 这些期刊总被引频次的大幅增加说明其在中医药类期刊中处于重要的学术地位,对学术趋势的发展具有一定导向作用。其中《中草药》、《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中国中药杂志》、《中药材》、《中医杂志》、《中国针灸》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占有主导地位,并且发现中药研究领域始终保持较高的引用频次,表明目前对中药的研究是中医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3.2 影响因子 影响因子是指该刊前两年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总次数除以该刊前两年总数所得出的统计值,是目前国际上通行的期刊评价的指标。对于影响因子在期刊评价体系中的作用,学术界存在不同见解。近年来,许多学者认识到影响因子在期刊评价中的过度贡献问题。影响因子与多种因素有关,单纯使用单一指标对期刊或论文进行评价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一般认为,在同类可比期刊中,影响因子较高者表明其受关注的程度高,学术影响力较强,但在不同学科及同一学科内不同类别的期刊中影响因子的差异无法体现刊物水平的差异。28种中医药科技核心期刊的影响因子见表3。表3 2004-2008年28种中医药类科技核心期刊影响因子(略) 由表3可见, 28种中医药科技核心期刊影响因子总体水平偏低,虽然其平均值呈逐年上升,但上升的幅度不大。到2008年,尚没有一种中医药学术期刊的影响因子达到1.0,其中影响因子最高的是《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在2007年版《引证报告》中影响因子达0.874。本文所统计的5年中影响因子有2年以上超过0.5的期刊有5种,分别是《中草药》、《中国中药杂志》、《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中国中西医结合肾病杂志》和《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其中《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5年来分别位于第一、二位,表明中西医结合及中药研究领域较中医领域研究更为活跃,上述期刊具有较强的学术影响力。而中医综合类和学报类期刊的影响因子相对较低,我们认为这与各期刊的办刊方向、所刊论文类型、读者定位等多种因素有关。 3.3 他引率 他引率是指该期刊全部被引用次数中被其他刊引用次数所占的比例。对他引率的考察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由于自引过多导致的影响因子上升因素。28种中医药科技核心期刊的他引率见表4。表4 2004-2008年28种中医药科技核心期刊他引率(略) 表4显示,28种期刊的他引率稍有上升趋势,但没有大的变化,基本保持在0.8左右,其中《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中医杂志》3种期刊的他引率在2004-2008年均在0.90以上(包括0.9),说明其学术影响力比较广泛,能够引起同行的关注和重视。 3.4 地区和机构分布 地区分布数和机构分布数是衡量期刊论文覆盖面和影响力的指标。表5显示,2004-2008年28种中医药科技核心期刊的平均地区数均在20个以上,平均机构分布在120以上,并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其中《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的地区数在2004年达到了31个,其他年份也在28或29个,并且近5年内在机构数上保持较高水平。另外,《中国中医急症》5年内机构分布数增长最快,从2004年的174个到2008年的524个,说明该刊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广泛,得到了有关学术界的重视。《中草药》、《中国骨伤》、《中国针灸》、《中国中药杂志》、《中药材》、《中医杂志》等期刊在地区和机构分布上均处于较高水平,显示出我国中医药学科规模的壮大、覆盖面广和学术交流的广泛性。表5 2004-2008年28种中医药科技核心期刊地区和机构分布情况(略) 4 结语 目前,科技期刊文献计量指标在期刊评价中的应用越来越多,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指标的统计数据可以从某个方面反映出期刊的水平,这些数据可以用来对科技期刊进行综合评价,了解期刊在本学科中所处的地位。随着中医药学术发展和国家对中医药事业的大力扶持,中医药学术交流日益活跃,学术论文产出大幅度增加。我们对近5年来28种中医药科技核心期刊进行了计量指标分析,结果显示其综合水平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特别是在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方面。这28种期刊基本代表了中医药类期刊的较高水平,在中医药界也有较高的影响力。近年来,中医专科期刊发展迅速,特别是中药、针灸和中西医结合方面,其文献量增加,影响因子增高,说明各界重视中药、针灸的临床应用和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并有较强的研究能力和较多的科研成果,这就使综合类期刊面临新的考验。 中医药期刊是具有鲜明中医药学术特征的科技期刊,受本学科多种因素的影响,每个期刊都有其自身的发展方向和特点,这就必然会导致文献计量指标的不同。例如某些期刊侧重于实验研究,众多科研工作者可将其作为自己研究的参考,因此其被引用的几率就大,影响因子就高;而某些期刊偏重于临床经验的总结,多被临床医生将其用于临床医疗中,因此引用几率很小。本文28种期刊的影响因子均低于1.0,和其他学科的期刊相比有很大差距,因此,作为该领域学术交流重要载体的中医类学术期刊还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质量,找出符合本期刊的发展方向来提高其学科影响力。目前,中医类期刊的种类还在逐渐增加,特别是近年来新创刊的期刊发展速度很快,因此,要保证核心期刊的高水平和高影响力,就要在原有基础上充分挖掘自身潜力,努力适应新的传媒发展模式,才能满足学术交流对科技期刊发展的要求。过分强调文献计量指标也会给期刊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所以在提高各项文献计量指标的同时,始终保持期刊的高学术质量才是发展根本。 中医期刊论文:中医药科技期刊的结构特点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灿烂瑰宝,为中国四大国粹之一,是具有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和重要的生态资源。2015年,随着我国科学家屠呦呦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将中医药研究带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度,到2020年中药工业总产值占医药工业总产值将达到30%,以上,中医药产业将成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之一。提高中医药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尤为重要。因此,国家对中医药产业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促进中药现代化和国际化,创中国品牌。21世纪,世界进入全球化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创新是技术创新的基础,科技期刊承担着展示科技创新成果、推进科研工作发展的双重职能,一直在科技文化、学术成果交流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发展科学技术和推动科技进步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科技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承载科学技术创新知识的科技期刊将为我国“软实力”的提高起到推动作用。 1我国中医药科技期刊的现状 目前我国有中医药科技期刊100多种,数量虽然比较多,但也仅占国内医学期刊总数的1/7,学术水平参差不齐,有学术水平较高、屡获出版界大奖的期刊,如《中草药》杂志就先后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国家期刊奖、中国百强科技期刊等奖项,但也有为生存而苦苦挣扎的期刊,中医药科技期刊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我国中医药科技期刊由于存在区域文化、历史、经济等方面的差异,主要集中在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地区,尤其以北京、天津为主。中医药科技期刊出版资源的分布不均衡,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中医药产业的发展速度。 2中医药科技期刊的办刊宗旨 随着中国中医药产业特别是近几年大健康产业的快速发展,中医药学科间交叉应用越来越多,为了适应这一发展趋势,提高办刊质量,为中医药学工作者提供更好的交流平台,中医药科技期刊以服务国家创新能力建设、传播先进文化、推动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为己任,办刊宗旨为在继承和发扬传统医药学遗产的思想指导下,及时报道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对中医药科研、生产和应用的新成果、新技术、新经验及国内外有关的发展动态,推动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注重理论的超前研究和实际应用,聚焦中医药相关领域的关键技术创新突破与融合、先进实用技术推广示范应用,促进中医药领域科技进步、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服务科研和生产实践;搭建中医药领域学术研究和经营管理交流平台,为政府相关管理机构、大专院校和中医药企业从业人员及科研工作者、中医药产品用户服务。 3中医药科技期刊的结构特点 目前,我国中医药科技期刊主要具有以下3方面的特点:①类别结构不合理。目前,我国中医药科技期刊主要以学术类为主,科普类偏少。②学科结构同质化。中医药科技期刊多集中在中药类、应用类研究,导致各刊物发表的内容有明显的重复。随着中医药发展的需要,中医药学科之间的细化越来越明显,很多不热门的学科缺乏相应的学术期刊。③文种结构不丰富。随着我国国力的强盛,特别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加深了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世界对中医药的关注度也在不断提高。但目前中医药期刊外文版数量少,仅有英语、日语、西班牙语及葡萄牙语等;加之被外国统计源收录的期刊较少,远远不能适应对外宣传和学术交流的需要。 中医药期刊古籍内容的用字规范 引用古籍内容时,凡异体字,包括俗字、或字、有案可稽的古讹字,一律改为现行规范字;引用古籍内容中,凡两字形异而义同,古籍中通用,现代未统一规定为何规范字者,如“澼”与“癖”、“注”与“疰”之类,则保持原貌;引用古籍内容中凡因形体相似,或增笔,或缺笔,或连笔而误写,如“正”与“止”、“若”与“苦”、“己、已、巳”之类,凡明显讹误而无疑义者可径改,如遇难以裁定者,则保持原貌。 中医期刊论文:谈中医药院校期刊影响力发展模式 摘要:中医高校期刊目前发展相对滞后,文章从转变办刊思路、创建特色栏目、紧随中医发展前沿、培养复合型编辑人才以及争取各方支持等方面,为提升中医药院校学术期刊的特色和影响力提供一定思路。 关键词:中医期刊;学术特色;影响力;办刊思路 学术期刊是一个国家整体科研实力的展示窗口,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输出手段。培育出一批我国自己的高学术影响力期刊,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内容,是提升国家国际影响力、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发展进程的迫切需要。根据教育部办公厅文件,高校学报是高等学校主办的、以反映本校教学和科研成果为主的学术理论刊物,是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重要园地。高学术水平应当是高校学报的基本特征,这是由学报的高层次学术背景和任务所决定的。但是,高校学报都以高学术水平作为办刊的唯一目标,而没有自己的学术特色,就难以形成较大的影响力和竞争力。特别是省级高校学报,因为没有中央圈内大学学报的高学术层次背景和人才优势,在高学术水平方面存在明显差距。加上科研评价、职称评定及聘期考核等因素的影响,又导致许多优秀论文流向国外或国家级学术期刊,致使相当数量的高校学报刊载论文学术质量下降。目前普遍存在的现象是普通高校学术期刊理工科稿源不足,医学期刊稿源较充分,但稿件水平、质量都有所下降;另外由于受到数字化刊物出版的强力冲击,全国纸质刊物的订阅量均在下降。因此,仅仅以高学术水平作为办刊特色,显然难以在强刊如林的学报群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何在保持高学术水平的同时,又独具自己显明的学术特色,进而形成较大的影响力?笔者根据目前全国中医类刊物的发展状况,结合自己的办刊经验,以尝试提高医学期刊、尤其是中医类期刊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 1转变办刊思路以办出具有中医特色的刊物 凡国内外有声望的杂志,都有其独特的色彩和风格。没有特色的杂志,必定是平庸的。在社会发展瞬息万变的今天,各种信息趋于海量化,新理论和新知识层出不穷,旧的办刊模式已远远不能适应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的需要。中医学的一大特点,就是论争不断。作为学报人如何在理论领域先期捕捉论争的焦点,进而正确引领论争的发展,是提高学报学术影响力、扩大学报知名度的重要途径。 1.1针对中医理论难点,开办理论专栏 在中医现代研究面临的各种困难中,理论问题的难点仍是最为突出的,这是因为中医的基本理论具有高度抽象性,对中医的术语和解释一般人很难理解,虽然已经有不同学派的理论大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但是没有一个系统完整的阐述,读者理解起来仍然困难重重,如坠云雾之中。为此,中医界人士认为对如何将抽象的理论和概念分层次的具体化,从而找出并建立与之相对应的具体化集合,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给国人,成为目前中医理论研究的核心。为此,针对这些重大理论中的难点,需要有人从传统文化与中国哲学的角度地予以深入系统的阐述,以起到拨云见日、答疑解惑的作用。因此,中医学术刊物应针对中医理论难点,邀请中西医学、哲学方面的专家、大家,开设相关中医理论问题专题讨论,设立专栏,系统对中医理论中的重大问题和难点进行剖析、论证和阐述。 1.2加强选题策划,关注重大现实问题 中医院校学报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立足学术研究前沿,紧扣学术发展的脉搏,及时反映学术发展动态,敢于引领学术发展方向。这也是体现高校学报高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能够敢于和正确引领学术发展,不仅要求学报人能很好地为人作嫁衣,还应当是某一学术领域的学者。既是编者又是学者,才能洞察本学术领域的风云变幻,才能辨识理论的真假,才能引领学术研究在正确的轨道上行进。因此,凸显出了选题的重要性。刊物的选题是一个关系到刊物是否能较好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医类刊物的选题应该围绕国家中医药发展规划等重大问题,积极组织学术界相关大家,对这些重大现实问题进行探讨,为我国中医药发展提供有意义的借鉴。中医学的一大特点,就是论争不断,起起伏伏,延续百年,至今未了。中医学术发展就是在“百家争鸣”中进行的。因此作为学报人要有预见论争高潮到来的敏锐性和洞察力,先期捕捉论争的焦点,经过缜密调研,根据国内学术发展状况,在刊物上设置相关栏目,发表具有高水平、研究较为前沿的论文,以引起中医界重视和争论,进而正确引领论争的发展,提高学报学术影响力、扩大刊物的知名度。与此相应,维系和培育具有思想的核心作者。 1.3关注学校科研,报道科研亮点 把握和反映整个中医学术发展是中医高校学报的重要任务,同样,关注自己学校的科研发展,报道其学术动态,也是学报应有的责任。学报是学校的学术窗口,意义即在于此。现在多数学报在追求高学术水平的同时,常遗忘了自己的“家园”。作为学报特色,关注和挖掘自己学校的科研和学术,虽然整体水平没有国家水平那么高,但因为具有自身特点,同样会成学报的亮点。我们在以往的办刊中,为了展示山东中医药大学的科研和学术水平,我们在学报开辟了“泰山学者论坛”专栏,对我校泰山学者的科研思路和学术成就进行了系列报道,突出其理论性与学术性。因为他们是山东中医学术界和科研领域的拔尖人才,有的是全国中医界某一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所以栏目开设后关注度较高,其中一位教授撰写的“中西医结合学科的形成与思考”文章被《新华文摘》摘录。事实证明,在现代科学研究背景和条件下,团队力量与合作精神已经成为科研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我校不少重要科研成果的获得,都得益于在核心人物背后有一支优秀科研团队的支撑。鉴于科研团队在科学研究中越来越重要的价值,我们把学校科研团队建设作为学报报道的又一个亮点,开设“科研团队风采”专栏,对我们学校科研团队进行筛选,选取建设培养优秀的团队进行报道,重点反映他们的团队精神和合作能力,为中医界科研同行提供有价值的借鉴,同时也借此向全国展示学校不断强化的科研阵容和团队风采。 2转变办刊模式和开阔办刊思路 2.1请进来和走出去 “请进来”,请有关期刊编辑的资深专家到本刊编辑部进行讲座、座谈,切实解决编辑部面临的有关问题。请学科专家进行座谈,为提高本刊质量献计献策。“走出去”,借助学校之力,与国内知名专家联系,约稿、交流,捕捉学术热点,围绕中医药学术前沿问题,在学校支持下,定期组织国内中医药知名专家就热点问题进行座谈或笔谈,并邀请知名专家撰写中医药学研究热点相关论文,以提高两刊的社会影响力。多参加相关编辑培训班的学习,以掌握更多国家有关标准。多向其他较为成功的期刊编辑部学习、考察,丰富本刊办刊内容,扩大本刊影响力,切实提高办刊质量。 2.2培养具有学科专业背景的复合型编辑人才教育部 1998年颁发的《高等学校学报管理办法》指出:“高等学校学报是高校主办的、以反映本校科研和教学成果为主的学术理论刊物,是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重要园地”。这个管理办法指出了高校学术期刊的性质及任务。很显然,高校学术期刊是和高校科研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决定了高校学术期刊编辑应该是具有一定的学科专业背景的复合型编辑或者学者型编辑。因此,应该吸引具有较高学历、注意追踪学术前沿、掌握新技术、善于沟通、眼光长远的青年学者加入到编辑队伍中来。这样能准确理解作者的研究思路,不仅能提高加工效率和质量,而且能准确捕捉学术动态。因此,培养复合型、高素质的编辑人才应引起从业者及用人单位(高校)的高度重视。 2.3进一步加大数字化建设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数字化给期刊社原有的编辑、出版、管理、经营模式带来了重大影响。数字化期刊已经进入到人们的阅读生活之中,并呈现出越来越强劲的发展势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的数字期刊用户正在以每年60%左右的增长率迅速铺开,一个潜在的市场将逐渐显现。相对于其他科技学术期刊来讲,中医类期刊的数字化建设相对滞后,发展较为缓慢。为适应目前快速发展的数字化时代,缩短期刊、作者、专家之间的距离,为优秀稿件抢国际首发权的条件,开辟期刊实现国际化进程的最佳途径,中医类期刊应该加大数字化建设,尤其是中医类高校学术期刊,以多媒体形式向读者传播信息。如积极利用E-mail、QQ、微信等信息传送工具,与作者及读者进行快捷实时交流,以最快速度掌握作者动态、学术发展状态等,才有利于开辟有特色的栏目,并实现数字出版和纸质出版的共同发展。 3理顺管理机制和争取各方支持 中医类高校的刊物主管单位多为省级的教育厅和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办单位为本高校和本省中医学会。因此,要提高刊物质量和影响力,应及时与上级相关部门取得密切联系,保障信息畅通,在各方面争取上级部门的支持。 3.1扩大宣传力度,争取政策支持 中医高校刊物需借助上级主管部门这个有利平台,尤其是借助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省中医药管理局、省中医药学会这些中医平台,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刊物的影响力。 3.2积极参与学会主办的各学科会议 各省中医药学会为加快学会组织发展,促进中医药事业健康发展,每年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学术活动,会议期间有各学科的专家参加,因此,编辑部应积极参与学会的学术会议,及时了解本学科学术发展动态。与各专家密切联系,邀约高水平的文章,提高刊物的质量。加大刊物的宣传力度,扩大影响力。 3.3与学会网站链接 各省中医药学会是各省中医药行业最大的学术性社会团体,影响力大。学会有自己的独立网站,中医院校为扩大本校刊物的影响力,应积极与学会网站链接,及时报道刊出文章和编辑部的新动向,以扩大刊物的影响、提高宣传力度。 3.4争取政策支持 刊物的发展,除刊物自身的质量过硬、宣传力度加大外,还需要政策的引导与扶持,具体地说,即是在晋升职称、研究生毕业、课题结题等方面,本省中医刊物产出的论文应视为同等级别中较高水平的论文,须与学校和上级主管部门形成合力推动各省中医药的发展,也进一步凸显本省中医刊物在本省中医药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3.5争取资金支持 经济上的支持,为高校学术期刊的良好运作提供充足的费用。除了编辑部工作人员的工资、办公费用、印刷费用和给作者、审稿专家的酬劳等费用外,高校学术期刊还需要有举行相应的学术会议的经费、与国内知名专家邀稿和交流经费,以及编辑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和继续教育的经费,参加学术会议是编辑获取学科前沿知识的一个有效途径,也是培养高素质、复合型编辑人才的重要途径。以上所述,也是提高刊物质量的重要措施。 4开阔思路以经营刊物 近几年中,国际出版业数字化进程不断加快,导致全球传统期刊市场整体下滑。发行量萎缩、广告销售下降、读者转向免费在线阅读等现象使得期刊行业不得不努力进行转型和升级。各编辑部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为此,应开阔思路,合理经营。 4.1加强与三级甲等医院协作 各省均有三级甲等中医院20余所,本着期刊与医院合作、互惠互利的原则,在省中医药管理局和中医学会的支持和帮助下,扩大中医院的协作范围,形成强有力的发展模式,使中医刊物和省各中医院得以快速发展,实现双方互赢格式。 4.2企业助推 没有规模就没有效益,要实现规模就得走资源整合之路。期刊与社会相关部门的资源整合,是优秀期刊的成功经验,也是我国期刊发展的方向。中医院校刊物立足省中医药这个大平台,应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些丰厚资源,与企业结合,创造刊物的大发展。总之,目前国家对中医药发展极为重视,中医高校作为中医发展的主战场,担任着培养、产出、展现中医药成果的重要责任。但相对而言,中医院校的期刊因种种主客观原因发展相对滞后,今之呼吁,望引起重视,但其迅速发展非一朝一夕之事,需要各方支持,也尤其需要期刊人的辛勤劳作,有“甘为他人作嫁衣”的奉献精神和紧跟时代的创新精神,跟随中医药发展的脚步,相信一定能办出具有中医特色的高水平、高质量的中医刊物。 作者:李晓丽 毛逸斐 单位:山东中医药大学 中医期刊论文:网络时代中医药期刊管理思考 一、中医药高职高专图书馆期刊管理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1.中医药期刊订购质量有待提高期刊的订购工作是期刊开展阅读服务工作的基础和关键,科学合理的期刊征订有利于优化馆藏资源。目前期刊的种类繁多,期刊的订购随意性较大,期刊的订购质量有待提高。据统计数据表明,一般图书馆的年更换率是10%,期刊的订购不是一成不变的,每年应与时俱进作调整,在订购前要可征求中医药各专业教师的使用情况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 2.中医药电子期刊利用率不高近些年来,各大院校尤其是中医药高职高专学校图书馆的设备都比较陈旧,多数读者只查阅纸质期刊,中医药电子期刊虽然少但也未能发挥其服务功能,造成大量电子期刊闲置或利用率低的现状。 3.中医药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缺乏深层次开发利用中医药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的期刊管理只局限于期刊整理、分编、上架、借还、装订等繁琐而简单的业务,由于专业知识有限对有价值的信息资源进行系统整理和加工无能为力,图书馆的期刊信息资源虽然丰富,但是由于没有进行有效的开发利用,期刊功能未能完全发挥。 二、优化中医药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期刊管理的对策 信息时代中医药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的期刊服务要改变传统期刊服务理念,图书管理员要探索与时俱进的新的管理模式,提高期刊服务的内容,最大限度地吸引并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为图书馆工作注入活力。 1.提高中医药期刊订购质量期刊的订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期刊订购工作是图书馆优质信息资源建设的关键。在订购期刊时,应由图书资料专业知识扎实、知识面宽、热爱阅读、工作认真负责的人来担任期刊订购工作,一定要深入各专业系部进行调查。图书馆可以做一些更细致的工作:(1)征求专业教师与学生意见,在日常管理工作中注意收集各种需求信息,比如,图书馆可以举办一些图书推荐活动,选订中医药各专业师、生喜欢阅读的刊物。(2)图书馆管理员要到公共图书馆走动,株洲市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等大型公共图书馆引领着图书馆行业的发展,作为一名读者翻阅馆内大量丰富的期刊,可以了解发现哪些是好的刊物,对图书馆科学、合理地增删期刊才能做到心中有数。(3)根据中医药院校的办学特色,重点精选具有中医药特色的期刊。比如中医药大学(学院)的校报、中医学报、中医药教育学刊、针灸推拿杂志、中药学杂志等。(4)重视与中医药业内图书馆员互动联系,比如积极加入图书馆QQ群、微信群,可以加入市、省内学校图书馆员群,通过网络加强业务联系,随时进行咨询与互动学习、经验交流。 2.引导利用中医药电子期刊资源由于经费紧张,图书馆订阅纸质期刊一般是一种期刊一本,现刊(当年期刊)是不外借的,只能在馆内阅读,这样争相阅读的期刊总不能让读者在第一时间阅读,比如《中医杂志》,《中国针灸》等,不少师生追着看,甚至有的老师要求借回去看。任何一个图书馆都不可能完全满足所有读者的需要,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互联网实现了资源的共享,图书馆可以借助互联网的力量,满足不断增长的读者文献信息需求,开展读者阅读服务工作。 3.国内中医药电子期刊资源丰富网络环境下图书馆可以实现在有限的资源情况下提供无限的服务。目前国内的文献资源共享联盟分收费和免费两种,中国知网、万方期刊数据库、超星数字图书馆、维普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高校数字化图书馆等国内比较权威的专业资料查询数据库、数字期刊资源,这些商用数据库基本覆盖了国内出版的期刊,需要用户注册和交费,可以从篇目、期刊名称、作者、关键词等多个途径进行检索,资料的查阅方便快捷,但学校每年拨给图书馆的经费非常有限,对于经费有限的中医药院校图书馆来说,购进昂贵的电子期刊资源和数据库使用权是不现实的。 4.做好中医药期刊参考咨询工作网络环境下信息浩如烟海、繁杂无序,中医药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读者工作的重点是参考咨询工作,期刊管理工作要从期刊订购、验收、上架、简单的借借还还工作转向信息服务和参考咨询工作,使期刊资源更好地服务于教育教学与教学科研工作,图书馆人要结合学校的科研课题以及学科教师的教研教改、学生研究性与创新性学习需要,开展定人定题的参考咨询服务,针对选题的需求,搜集、整理并提供课题组所需的有参考价值的资料,直到把课题完成,为师生提供高质量、深层次的信息服务。 5.加强中医药期刊人才队伍建设学校里教师绝大部分是中医药等医学专业人才,而图书馆员大部分为非医学专业,中医药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专业人才缺乏是不争的事实。很多中医药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还没实现期刊自动化管理,当前期刊管理水平不高与专业人才欠缺有关,要更好地发挥期刊的作用,图书馆一方面要重视引进优秀的图书馆专业人才到期刊工作中来,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现有管理人员的专业知识培训与知识培训,除了系统地掌握图书情报信息专业知识外,还要熟练掌握计算机网络知识,不断提高业务技能,使中医药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的期刊工作做得更出色。 三、结语 中医药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网络信息时代下期刊是图书馆最活跃的文献之一,高质量的期刊可以拓宽读者的知识视野,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作为知识导航员的中医药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人,要努力提高自己的综合素养,为中医药高职高专院校师生提供更优质的信息服务。 作者:肖宇峰单位: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 中医期刊论文:论民国时期中医药期刊的时代特征和历史价值 [摘 要]本文介绍了民国时期中医药期刊的发展历程,分析了民国中医药期刊在刊载内容、办刊宗旨和出版形式方面存在的独特的时代特征,并在此基础上,从中医行业史和中医学术史两方面探讨了民国中医药期刊的历史价值。 [关键词]民国时期;中医药期刊;时代特征;历史价值 民国时期是一个社会动荡与变迁的时代,随着西学东渐进程的不断深入,西方医学开始大规模地传入中国,传统的中国医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挑战,不得不谋求变革与发展。为了维护和发展祖国医学,中医界人士作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创办期刊便是其中重要的方式之一。 一、民国时期中医药期刊发展历程 民国建立之前,在西医药刊物大量出版的影响下,为了及时沟通联络,促进中医药学术交流,一些专业的中医药期刊已经开始出现。比较著名的有1904年4月创刊于上海的《医学报》,1908年6月创刊于浙江绍兴的《绍兴医药学报》等。 民国建立初期,中医药期刊开始较多出现。此时的中医药期刊多出现在经济、文化、医药学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北京、天津次之,如南京《南京医学报》、上海《神州医药学报》、南京《医药卫生通俗报》等。据笔者统计,1920年以前创办的中医药期刊已达到20余种。 进入二三十年代,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普遍开展和中医兴废论争的开始,中医学界联合起来为中医的生存和发展进行抗争,此时中医学界学术风气活跃,中医药期刊的创办也显著增多。1921年至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先后出版的中医药期刊逾200种,其出版地以上海为最多,其次为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北京、天津等地。其中出版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有上海《中医杂志》、山西《医学杂志》、上海《医界春秋》、广东《杏林医学月报》、上海《中医世界》、福建《现代医药》等等。但是由于当时国民政府排斥中医,中医药刊物又多由个人或医学社团自发创办,经费和人员常有不足,导致大多数期刊在创刊一两年内即停刊。 1938年至1949年,由于时局动荡,很多中医药刊物被迫停刊,但中医界人士在极艰苦的条件下,仍然创办了一些中医药刊物。期间新出版的中医药期刊约有80余种,但这些期刊大多刊行年代不长,影响也不够大。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向西南转移,除东南沿海各省中医药期刊出版依旧活跃外,四川、广西等省出版的中医药刊物也随之增多,成都《中和医刊》、重庆《国医月刊》、桂林《复兴医药杂志》、西安《平民医学周报》等相继创办。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全面内战爆发,社会经济萧条,复刊及新创办的中医药期刊为数不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广东《新中医》、福建《杏林报》、重庆《华西医药杂志》等。 二、民国时期中医药期刊的时代特征 (一)刊载内容丰富 民国时期的中医药期刊刊载内容相当丰富,有学术水平较高的专业医学知识探讨,有中医药团体的机构、成员及最新动向介绍,有民国时期医药卫生行业的政策与法规的报道,也有面向普通民众、以宣传中医药知识为主的普及性文章。 中医药期刊在内容上中西兼备,刊载了大量介绍西医知识的文章,如解剖学、生理学、药理学等基础知识及西医教育体系和课程设置等,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西医学理论差异,探讨中西医学各自的优势与不足,引申出无数有关中西医相互交融的探索和中西医碰撞的争论。 (二)办刊宗旨多元 民国时期,西医学在我国逐渐发展,与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的西医学体系相比,传统的中医学面临许多问题,对中医学应该如何发展,如何对待中、西两种医学的关系等问题,中医学界出现了不同的态度和主张,不同医学派别所编的中医药期刊也各有不同的办刊宗旨。 民国时期的中医药期刊,按宗旨不同可分为三类。其一为以融汇中西医学为宗旨的期刊,主张中西医学各有所长,提倡两种学术汇通,如山西《医学杂志》“以阐发中医真理,参证西医科学,穷源溯流、融会贯通为宗旨”[1],《华西医药杂志》“旨在沟通中西医药学术”等[2];其二为以宣传维护中医学为宗旨的期刊,多以宣传中医药文化、阐发中医药知识为主,对西医药知识多有排斥,如《中医杂志》“以阐发中医学理、普及中医知识为主旨”[3],《中医世界》以“宣传中医固有之文化,使国内国外,洞悉真实之价值;同时讨论固有之中医学术,使中医本身,获得稳固的基础”为宗旨[4],《国医正言》以“保存国粹,维护同胞健康,唤醒迷信西医之梦魂”为宗旨[5];其三为以宣传中医科学化为宗旨的期刊,认为只有科学才能解决中医学的前途命运,主张对中医进行科学化整理,如《中医新生命》宗旨为“用中国药物以治疗疾病,而用科学原理研究中医之治疗方法与学理”[6],《国药新声》大力提倡“中医科学化”等[7]。 (三)出版形式不拘一格 民国时期的中医药期刊以医学社团或私人出资创办为主,期刊的编撰者多为有名望的、社会活动能力强的中医界人士。由于当时对期刊的出版发行模式没有固定的规范,因此期刊在刊行方面不拘一格。从出版周期来看,有月刊、双月刊和不定期出版的刊物;从开本大小来看,有16开本,大16开本和32开本等;而时局的动荡、办刊经费的缺乏和人员的变动等原因又使得当时的很多中医药刊物举步维艰,很多期刊为了维持运作,会在期刊上刊登医疗和药品广告,或者附刊于商业报刊,但停刊、改版和改名另刊的情况仍时有发生。 三、中医药期刊的历史价值 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医药期刊的发展沿革和影响,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期刊的出版具有连续性和周期性,篇幅比较灵活,涉及题材丰富多样,流通范围广泛。与著作等其他出版物相比,中医药期刊出版时滞相对较短,报道内容更加宽泛,能及时反映所在年代的社会现实,记载医药史上的各种重大事件和学术发展动向。民国时期的中医药期刊客观地展示了当时中医界的真实面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一)反映了中医界为谋求行业发展进行的抗争 民国时期的中医药期刊,忠实地记录了当时中西医学的碰撞和中医存废之争。1917年余岩《灵素商兑》的出版,拉开了旷日持久的中西医论争的大幕。针对余岩的言论,诸多中医药期刊发表檄文予以鞭挞,很多文章论述精彩,振聋发聩,在维护中医合理地位的同时,对中医应该如何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1929年2月,南京政府通过了《废止中医案》,闻此消息,中医界办刊人士审时度势,在中医药期刊上对此事件进行了深入报道,同时利用期刊渠道联络全国中医界团体和同人,掀起了奋起抗争的舆论热潮,给国民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对国民政府最终搁置《废止中医案》起到了关键的作用;1935年,时任行政院院长的写信给时任立法院院长的孙科,试图阻挠允许中医合法存在的《国医条例》的颁布,中医杂志《医界春秋》在1935年9月刊登《致孙科书》[8],揭露了的阴谋,同时在随后的各期当中,连续发文动员中医界对的言论进行批驳,全国中医界人士反响强烈,迫使国民政府最终颁布了《国医条例》。 民国中医药期刊既是当时中西医论争的参与者,也是这场论争的记录者,在中西医论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也保存了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二)促进了中医学术交流和发展 民国之前,中医界的学术交流和信息交换相对闭塞,民国时期中医药期刊的出现,为中医界的学术交流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促进了中医学术成果的总结和交流,反映了中医学术发展的成果和动向。借助中医药期刊的全国发行,中医界诸多重大的学术问题得以广泛讨论,各种学术思想得以交流和碰撞,推动了中医界人士对中医经典理论及应用的研究和宣传;期刊上丰富的医案连载,使得跨地域的临床经验交流得以实现,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对当时疫病防治情况的报道,不仅交流了疫病防治经验,还保存了大量中医药防治疫病的理论和经验;中医药期刊关注中医的学术前途和命运,其上刊载的大量关于中西医汇通、中医科学化的讨论,为中医学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四、结语 民国时期的中医药期刊承载了大量的信息,既是民国这个特殊历史时期中医界发展与抗争的见证,又是民国中医界学术传承不可或缺的资料,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对民国中医药期刊的整理和研究,不仅能够让我们更加客观真实地了解历史,也能够为现今的医学研究提供重要的启发和帮助。 中医期刊论文:近代中医药期刊关于煎药方法的研究 摘要:目前,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中医中药.中药汤剂是从古至今沿用时间最长,使用范围最广的一种剂型.怎样煎煮中药,这关系到中医治疗疾病的效果如何. 中药汤剂至今已有数千年历史,对发挥中医中药的特色、优势起到重要作用.但由于对中药煎煮技术不够重视,影响到汤剂的治疗效果.近代中医药期刊中,关于煎药方法的文章较丰富,详细描述了煎器、煎药用水、火候及不同的煎药方式等,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中药煎法的传承与发展,于今日临床仍然有所借鉴。 关键词:《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煎药方法;煎药用水;煎药时刻 古人最重视煎药方法,方后必详细说明,认为若不按其法则药力微而功效缓,或不能达病之所[1]。中药煎煮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药物治病的疗效,我国历代名医都十分重视中药煎煮方法。李时珍指出了药液煎煮不当的不良后果:"凡服汤药,虽品物专精,修治如法,而煎药者鲁莽造次,水火不良,火候失度,则药亦无功。"这些都说明古人已认识到煎煮过程中有诸多因素影响煎煮质量,而煎煮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了中药药效的发挥。可见中药的煎煮方法对于有效地利用药物和提高治疗效果十分重要。遗至近代,亦十分讲究,翻阅《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关于煎药方法的文章较丰富,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中药煎法的传承与发展,现将其理论分述如下,意为当代研究及临床提供借鉴。 1煎器 煎药的容器,中药煎煮最好用陶罐、砂锅或不锈钢器皿等,且需除去油垢腥腻才能使用,切忌铁、铝等易腐蚀器皿[2]。 2煎药用水 煎药用水必须无异味、洁净澄清,含矿物质及杂质少,应符合卫生标准的饮用水,一般可用清澈的泉水、河水及自来水。煎药用水量,应根据饮片质地、吸水性能、煎煮时间长短、煎煮过程中蒸发量及煎煮后所需药液量计算加水量。但不宜中途再添水。各种水煎中药,应根据药性选择不同的煎药用水[3],见表1。煎煮中药前,应先用冷水将中药浸泡1~2h(除用醋、酒泡的药),至少也要20min。甚为可惜的是,只因便利省事,如今医家已不甚重视了,甚至完全忽略了。 3火候 中药初煎时,一般宜先武火(大火)后文火(小火),沸前用大火,沸后用小火保持微沸状态[4]。凡属金石及动物类药品,皆宜先煎久煮;凡属挥发性及芳香性之药,皆宜后入轻煎;发表药宜少煎片刻、热服,以取其轻扬之气,鼓动肌肤排泄之机能;攻下药宜急火,温服;补养药宜慢火,浓煎,则药之性味醇厚[5,6]。煎药时间取决于药物的性质和质地,通常解表药及其它芳香性药物,一般用武火迅速煮沸,改用文火维持10~15min左右,避免久煮而致香气挥散,药性损失;滋补药则在煮沸之后,用文火维持30~40min,使有效成分充分溶出[7,8]。 4煎药方式 煎药方式有先煎、后煎、久煎、暂煎、分煮合煎、丸煎、散煎、酒煎、蜜煎、空煎、去滓轻煎、麻沸汤浸煎等,应根据药物的不同性效而加以选择,见表3。 综上所述,中药的合理煎煮可以充分地发挥药物的作用,对于防治疾病均有重要意义。近代中医药期刊发轫于19世纪末,质量较高、影响较广,在西风东渐的大环境下,承载着近代中医药的珍贵文献资料,客观地显示了这一历史时期中医药界的真实面目。煎药方法看似简单,把许多药材放在一起,加上适量水,置火上煮到相当的时间就可以了;其实却大有学问,必须煎熬得法,否则便不能正确发挥药效。相关研究在近代期刊中得到一定的重视,亦说明其重要性。整理这一时期的中药煎法,可为当代中医药临床提供借鉴,值得我们重视。 中医期刊论文:网络时代中医药期刊编辑的信息意识与服务意识 [摘 要] 中医药学研究已步入现代化、科学化和信息化的发展进程,中医药期刊编辑应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改变编辑方式,增强信息意识与服务意识以提高期刊质量。增强信息意识主要表现在工作内容上利用网络策划选题,掌握研究动态和热点信息,优选优化作品;工作手段上利用网络传递信息,提高文稿质量,缩短出版周期。增强服务意识主要表现为充分利用网络平台,为作者、读者提供高质量服务、增强编读互动、加快信息反馈等。 信息时代催生了互联网的应用,网络出版正在变革着出版形态,它打破纸质媒体的载体限制,使人们的阅读方式、出版物的传播形式等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同时开创了编辑工作由单向的封闭流程转变成具有交互性特征的双向或多向的信息流通新模式,演绎着编辑出版方式的变革。网络已深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为中医药学术期刊编辑工作注入新的活力。对于担负着宣传中医药学、促进中医药学走向世界的中医期刊编辑来说,就要对自己的角色和工作重心做出调整,利用网络技术改变现有的编辑方式,增强信息意识与服务意识,以提高办刊质量和工作效率,适应信息时代的飞速发展。 1 网络时代中医药学领域信息化现状 中医药学理论最基本的特点是整体观与辨证论治,其诊疗技术独特,博大精深,又受传统哲学和思维特点的影响,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多个学科融合,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显现出浓厚的经验科学的特色。网络的飞速发展及其广泛应用,对这门经验科学产生巨大影响。20世纪80年代后期,信息化技术开始应用于中医药学领域,中医药学开始从海量信息中获得新知识,发现隐藏的关系与规律,对未知情况进行预测研究[1]。“十一五”期间,中医药学领域信息化取得显著成效,中医药信息技术普及应用到中医药基础研究、医院管理和临床医疗服务、中医药教育等各个方面。建成了中医药科技基础信息数据库、中医药科学数据管理与共享服务中心等,如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完成的“中国中医药文献检索”软件。一些中医院建设了基于电子病历的信息平台,医院信息化管理和临床医疗服务取得重要进展,如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开发的“中医病案管理信息系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教育司开发的“中国中医药科技”等中医药科技信息管理软件等。以中医现代化为标志的、中医药学同现代医学研究及现代科技相互渗透且高度综合,推动了中医药学的学术发展,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传统理论内涵,开辟了崭新的学术领域。 目前,中医药信息资源已实现海量数据的数字化积累,通过网络,中医药各类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低成本、强互动性的方式传递。因此,作为中医药期刊编辑,首先要提高信息意识,才能跟得上网络时代的节奏。中医药期刊编辑因面对的稿件既有深奥艰涩的古典医籍内容,又有现代医学最新的研究成果,所以至少应具备编辑学、中医药学和现代医学三方面的专业知识。信息的网络化传播、“按需印刷”等新出版模式,使读者可以根据个人需要定制个性化产品,编者与读者可以方便地开展双向互动交流,这种编辑模式、编辑手段、编辑流程的变化,要求中医药期刊编辑除了扎实掌握三方面的专业知识,还急需提高信息意识,提高“对学术信息的敏感度”和“搜寻、分析、判断、吸收学术信息的自觉度”[2]。编辑的信息意识主要表现在工作内容和工作手段上。 从工作内容看,传统的编辑业务在确定选题之后,只要把作者提供的完整作品依据出版要求,按照组稿―审稿―编辑―校对等基本环节编辑加工后即可出版。而网络时代由于多媒体互动技术的日益普及,首先要求编辑充分利用网络的最新信息策划选题,再根据读者的阅读取向来优选优化作品,已不是简单加工,而是再创造、再创新的过程。网络使各类期刊的交流与传播空前增长,传播面的扩增及投稿方式的便捷使得稿件数量增多,且来稿分布面更广、区域性更宽,但稿件质量却参差不齐。为此编辑人员必须善于从大量的作品资源中选取有用的资源进行有效开发,将其转化成受消费者欢迎的出版产品。编辑还应具备收集、处理各类相关信息的自觉性,善于开发和利用信息。现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网站上有重大研究计划、研讨交流、项目列表等信息,各类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网站上也有介绍重点项目的板块,编辑要有信息敏感性,随时登录这些网站,以获悉国家的科研方向及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优势专业, 查询相关专业的研究动态和热点信息,掌握作者群的教学、科研情况,不失时机地推出中医药研究创新性的栏目、导向性的文章。潘学燕指出,学术期刊编辑加强优化选题意识后,一方面好的选题和独特性的文章可以使期刊在同专业的众多期刊中脱颖而出,另一方面好的期刊可以在好的选题支持下引导科研不断向纵深发展,进而获得在此期间产生的更多优秀稿源[3]。 从工作手段看,中医药期刊编辑应充分利用网络进行信息传递,提高文稿质量,缩短出版周期。在编辑组稿阶段,中医药期刊编辑要有利用因特网寻找选题、优化选题的意识,能熟练地利用各种搜索引擎查找选题所需的资料,从中筛选出有价值、有新意的选题,这样才能从众多来稿中更准确地选出优秀论文。组稿期间编辑信息意识的提高,对防范学术不端及一稿多投行为有积极作用。编辑利用科技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检测来稿和已发表文献,可杜绝抄袭、剽窃、伪造等学术不端文献行为,纯净中医药期刊出版市场。在编辑加工阶段,采用电子邮件、QQ、微信等信息传送工具,可将文稿中存在的问题及时通知作者,通过快捷实时的交流,高效地完成稿件的编校工作。以对参考文献的标准化、规范化核校和加工为例,编辑登录数字图书馆或专业期刊网站可以检索核实参考文献的详细信息,通过检索数据库,能获取相关参考文献的具体内容,从而为核对参考文献提供便利。编辑只有具备敏锐的信息意识、科学处理信息的能力及信息反馈的感知力,才能保证刊载的学术论文的创新性与前瞻性,提高期刊的学术质量与竞争力。 由于网络的普及,中医药电子期刊拥有的读者群、作者群是传统期刊无法比拟的,它还会受到同行业及相关行业中专家、学者的关注。网络简化了作者―出版者―发行者―读者这个出版流程,使读者直接面向出版者甚至作者。因此,利用好因特网的互动性、时效性和多媒体等特性,加强中医药期刊编辑的服务意识,就能为作者、读者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 首先要提升为作者服务的意识。网络时代,在互联网上实现在线投稿、登记、送审、在线编辑加工、数据库管理等功能,不仅能保证稿件质量,缩短出版周期,还能增加作者对编辑工作的满意度、信任度。如李立介绍的用于医学期刊的“稿件管理系统”[4],朱伟报道的“基于Internet-Intranet的科技期刊管理信息系统”[5],皆使编辑剪刀加糨糊跑邮局的传统工作方式转型为高效化、信息化的网上工作模式。同时作者投稿后由被动变主动,可通过网络进行投稿后的咨询,随时追踪稿件的审理过程,对审稿意见不明白或不满意的地方,还能随时向编辑或审稿专家提出异议。编辑通过网络平台,建立留言板创办QQ群,与作者商讨论文具体修改细节,或将审稿结果及时反馈给作者,快捷地与作者沟通交流。这种交互信息反馈速度的加快,延伸了作者、编辑的工作空间,既使作者投稿目的性增强,又提高编辑部的工作效率,增强了编辑与外界的信息交流。 再者,提升为读者服务的意识。编辑部可以在因特网上设立自己的站点,这个网站是一个看得见、摸不着的“读者之家”,通过它可及时向读者提供浏览、查阅或下载本刊服务。这个网站可以开设许多栏目,成为编辑、作者和读者的聊天室,编辑可以向读者期刊的订购指南,收集读者对期刊、责任编辑的意见与建议,收集读者对具体文章的看法。通过网络,拉近刊物与读者的距离,扩大刊物的影响力,使期刊得到更好的发展。 中医期刊论文:中医药期刊出版基于自身资源的养生策略 “养生”是中医学的概念,指采用各种绿色方式保护生命、维持生命的健康状态。“期刊养生”是保持期刊生命力、维持期刊可持续发展的运作方式。具体到“期刊的资源养生”是通过开发期刊的现有资源,广开进财之路,以维持期刊能顺利发展、做大做强的谋生之路。一个生命体,如若保持健康的生存状态、旺盛的生命力,需要补充合理均衡的营养、定期体检、时时注意养生。期刊的出版也是如此,要想保持其生命力长盛不衰,就必须采用各种经营方法、策略给予不失时机地养护、养生,才能保持期刊的可持续发展。 期刊的可用养生资源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内容资源:中医药期刊创刊几十年来,所刊载的内容以临床研究、基础研究为主,除此之外,还包括中医院校学科建设、医院建设、教材编写、教学方法及特点等,涉及中医药研究的方方面面。大数据是数据挖掘和分析的前沿技术,可从各种类型的数据中快速获得有价值的信息。中医药期刊自诞生以来,承载了近代中医诊疗的珍贵资料。利用大数据平台可纵向挖掘半个世纪以来中医药期刊中有学术价值、临床实用价值的文献,将一些有临床治疗价值的特色疗法、有独特功效的中草药或地方药的相关报道一一拎出,挖掘出规律性、有价值的内容进行归纳、总结、二次编辑,再以图书、网络出版物、专题研究报告等形式公开出版、发行,不仅可以为现代诊断、治疗、科研服务,使期刊中沉睡的内容重新焕发活力,而且会给期刊出版单位带来效益。做到以期刊的既有资源为期刊养生,促进期刊再发展。 2.作者资源:作者是期刊内容的供给者,是期刊的“衣食父母”。中医药期刊的办刊时间较长,积累了相对固定的作者群,其中不乏期刊的忠实作者,包括与中医药研究相关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承担者、重点实验室的研究者,以及高等中医药院校的教师、研究生等。杂志社可根据投稿的论文质量将作者进行划分,选出写作水平相对较高的作者,作为期刊的重点维护和依靠对象。对于投稿论文质量差的作者,杂志社通过定期举办论文质量提升培训班、投稿技巧讲座等方式,提高作者的写作水平。 3.以奖励机制吸引读者资源:读者是期刊价值的直接体现者,也是期刊学术价值、经济效益的实现着。期刊要吸引读者,除正常的发行渠道外,还应广开发行之路。①杂志社应充分利用读者的正面宣传力:期刊要不断提高出版质量、提升服务水平,充分利用读者正面宣传的效果,扩大读者范围、提高发行量。②设立奖励机制:中医药期刊可以借鉴的相关做法,在同封寄出的杂志中附上“购刊刮奖卡”,或印刷时直接将刮奖区设置在期刊的插页上,让购刊人、作者、读者,在阅读杂志的同时,享受刮奖、中奖的快乐。通过读者的口耳相传促进期刊的发行量、扩大读者群。③赠阅杂志:多给作者赠送样刊,使其分送给更多的人,就有可能吸引到更多、更优质的稿源。作为对作者投稿的奖励,我们在给作者寄送样刊的信封中,会多装几本杂志,请他们送给愿意与自己分享的朋友、同学、同事。④减免版面费:对部分稿源减免版面费实质上也是一种赠与行为,相当于杂志社给作者支付了版面费。减免版面费是吸收、争取优质稿源的途径之一。 4.期刊主办单位资源: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内地公开出版发行的中医药期刊约130种,其主办单位主要为科研机构(34种)、高等院校(46种)、学会(50种)。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合计约占62%)的学术水平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力,与国内外交流频繁,科研机构中的领军人物在同行业中有一定影响力和话语权。况且,中医药科研机构、高等院校有较充足的经费和学术资源保障,有能力保障期刊出版单位的基本建设,同时期刊还有优先得到优质稿源的便利条件。 5.广告商资源:近年来,学术期刊上刊登广告已经不再受到非议,以广告养刊成为多数学术期刊的通常做法。虽然有的编委、办刊人不愿意承认广告商是期刊的资源,但笔者认为,广告商的经营理念新颖、具有市场拓展能力。期刊出版单位应充分利用广告商所拥有扩大期刊营销、拓展市场能力的资源,帮助期刊开拓市场,提高发行量。从这个角度讲,广告商应该属于期刊的养生资源。同时,广告经营的部分收益可用于提高作者的稿酬、奖励优质稿源,以此方式吸引更多地优质稿源,使期刊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 信息技术的发达使中医药期刊出版发行的途径越来越多,充分利用、挖掘现有资源,不断找到期刊发展壮大的支撑点、切入点,是期刊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当前形势下,虽说每次互联网科技新浪潮总会推出新的媒体形态,但传统纸质期刊的传播力、影响力由来已久,不可能随便被颠覆。中医药期刊应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几十年来的资本积累,借助先进的信息技术顺势而为、借势而上,为自身发展找到定位准确的养生之路。 (作者单位系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要救所杂志出版中心《国际中医药杂志》编辑部) 中医期刊论文:手机媒体为中医药期刊拓展新空间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2014年4月21日公布了第十一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国民采用数字化阅读方式的人口一年间增加1亿多人,足见其推进速度之快、范围之广。 在数字化阅读方式中,手机阅读是最方便快捷的阅读方式,因为手机阅读不受空间限制,能充分利用零碎时间进行,只要有空就可以拿出手机翻一下、看一看。据调查,2013年我国国民人均每天手机阅读时长为21.7分钟,比2012年增加了5.18分钟,14-17周岁的青少年平均每天花在手机阅读上的时间为32.93分钟。无论在商业区还是地铁、公共汽车上,90%的人都在低头看手机,即使身边有同行的朋友或伴侣,也不忘关注手机,甚至忽略了身边人的存在。那么,手机媒体这一便捷的传播、阅读方式能否移植到中医药期刊、图书的出版发行上,使之服务于更多国民的健康呢? 答案是肯定的。手机媒体的产业链主要由运营商、内容提供商、终端厂商、软件开发商、终端用户组成,其中终端厂商是指手机的生产者、销售者;软件开发商是开发阅读软件的商家,可以一次性付费解决软件开发的问题。这两部分的技术和市场运营方式已经成熟,无需在此赘述。将中医药出版物植入手机媒体的两大关键环节是内容提供者与运营商。 内容资源提供商来自于哪里 内容提供商的主要任务是“内容的组织、制作、编辑、转换和校对”。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公开发行的中医药期刊将近150种,杂志社或编辑部近百家;专业的图书出版机构如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中医古籍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等近10家;还有中国中医药报、上海中医药报等专门从事报纸的出版单位。这些杂志社、出版社、报社因创刊时间久、经营时间长,聚集了一批专业素质高、工作能力强、善于创新的出版队伍,这个群体的大部分人不仅有医学背景,而且有深厚的文字功底,是一支具有一流学术水平又精于编辑的优秀出版人。多年来,出版社、杂志社、报社的主要任务就是编辑加工内容,所出版的内容从预防到治疗、从基础研究到临床经验、从食疗到用药、从民间疗法到三家公立医院的正规治疗方法无所不包,出版地区覆盖30个省市自治区。这个群体擅长的就是中医药科技、科普内容的生产。 这个群体制作手机媒体内容驾轻就熟,会使其内容在不失去科技含量的前提下,更加新颖、风趣、有吸引力。整合这些资源为手机媒体平台的搭建服务,组建成内容提供商,就目前的情况看,可充分利用大数据等数字平台组建内容,将各出版单位的数字信息资源汇聚在一起,做到出版内容共知共建共享,则可奠定手机媒体植入中医药出版物的内容资源和人力资源。 客户端需求在哪里 手机读者关注自身健康,渴求更多、更新的中医药知识,保健意识越强则生命质量会越好。中药产业每年以20%的速度在递增,说明国民的中药消费也在同步增长。随着全民保健意识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关注自身的健康状况。 中医药期刊、图书的出版者针对这一需求,利用手机向全民推送健康的饮食习惯、生活方式、保健方法、防病治病方法等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在满足民众需要的同时,也使出版物发挥出更大、更广泛的作用。其实,一些传统的中医药疗法有的用法很简单,如某一种植物直接煎煮后代茶饮、自己按摩某个穴位治疗某病、做某个简单动作防治某种病等,将这些简单、一两句话就能表达清楚的内容编辑后,利用快捷、方便的传播方式,分门别类逐条推送给不同的人群、受众,传播出去,定会受到手机读者的关注和欢迎,使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中医药的防病治病信息。据此,可引导相当一部分人将关注的目光转向传播中医药信息和资讯的中医药出版物。 中医药在国外也有深厚的受众基础。持续不减的国外中医药“热”对中医药出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尽快利用包括手机传播在内的新媒体平台等方式向国外对中医药感兴趣的群体推送中医药资讯,以及中医药保健、防病治病知识,扩大中医药出版物的发行范围、发行量。让中国的特色疗法为全人类健康事业做出贡献。这件事如果我们不做、不去抢占商机,日本、韩国一定会做。这样就会带来很多争议、后患。 运营商的角色定位及其传播内容监管 运营商是将内容提供商与客户链接起来的中间环节,也是最重要的一环。由于手机阅读的客户群庞大,需要运营商进行多方运作,了解、掌控目标客户群的信息,洞察客户手机阅读的主要题材需求、消费方式。同时,运营商需要主持内容的形式、类型、时间、数量等,并负责对将要的内容进行审核等。运营商与内容提供商必须密切合作才能实现双赢,在合作模式的构建过程中,利益的分成模式至关重要。在市场开拓初期,要让这个链条实现良性互动,最实际、最有效的办法是集内容商与运营商于一身,在现有出版条件下整合资源,选出运营能力强、开发市场经验丰富的人员进行运作,或聘请营销人才加入出版社、杂志社,专门负责手机阅读业务的市场运营。这样可以避免两家利益分成不公影响市场运营的良性循环。 手机传播内容的监管――运营商、内容提供商必须对向手机的元数据信息进行统筹管理。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没有关于手机出版阅读的法律法规。在数字时代,数据资源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内容,对于手机的数字内容资源,按照以往的传统出版方式,内容文件应该集中归于一处,统一管理。不能仅存放在任何个人的电脑上,最好存在服务器端,以确保这些数据在需要时能够调出来。运营商应监管内容提供商在编辑内容之前,首先要了解哪些图书、哪篇文章、哪张插图不具有网络传播权,不能用于另一平台的传播。要事先与原作者进行沟通、说明情况,争取更多的出版内容用于新媒体。在互联网环境下,在手机传播模式中,传播者与受传播者的界限比较模糊,传播途径比较广阔,限制性不强。所以,内容提供商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内容资源。 产业链的操控者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手机传播嵌入中医药出版物产业链的各环节中,使之串起来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并逐步进入良性循环,给链条上的各个环节带来收益的主体是中医药出版人员,这个群体是该产业链的真正操控者。在传统出版方式倍受冲击、出版空间不断缩减的当今时代,我们必须找到走出困境的出路。而手机传播无疑给中医药出版带来了商机、生机,这是个潜力巨大的市场,中医药出版人必须主动出击,顺着新闻出版业改革的大潮之势,充分利用新技术、新手段为出版业的发展服务。 就目前的情况来说,中医药出版物可以借助手机传播的快捷性、方便性、低成本提供技术支持,将通俗易懂的内容传播给更多的读者,使越来越多的读者从中获得适合于自身的健康知识、中医药资讯。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杂志出版中心) 中医期刊论文:试论中医药学术期刊的编辑策划和整体设计 【摘 要】针对社会需要和中医药各学科领域的热点、难点及新出现的问题,笔者根据国家政策导向和学术导向,提出当前中医药学术期刊,应当从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等科研项目、特色优势的发挥提升、名老中医经验的研究整理、文献资源的数据挖掘、养生保健治未病的推广应用和中医药文化的认知思维研究等六个方面,进行选题策划和整体设计,采用特别约稿、社会征稿、举办学术会议集稿、专家推荐引荐等形式落实选题,并通过评论、编者按、致读者等充分表达办刊人编辑策划意图。 【关键词】中医药学术期刊 编辑策划 整体设计 党的“十八大”报告把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作为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因为没有健康就没有小康。中医药学是我国医药卫生事业中保障人民健康的优势领域,而中医药学术期刊则是传播和弘扬中医药科技文化遗产的重要窗口,是交流中医药学术思想和临床成果的重要理论阵地,在宣传党的中医药方针政策、促进中医药科研成果转化上,在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提高社会贡献率上,都发挥出了重要作用。学术性期刊具有权威性高、信息量大、时效性长、针对性强的特点,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学术期刊的作用,关键就在于办刊人的选题策划和整体设计。本人根据社会需要、国家政策结合自己近20年的办刊经验,通过中医药信息的采集筛选、思考论证和有机组合,认为当前中医药学术期刊,应当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选题策划和整体设计。 一、从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等科研项目入手 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一再申明“中西医并重”和“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国家的“十二五规划”还单列一节阐述中医药发展,相应的,针对重大疾病的中医药防治已纳入我国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国家和省级各项科研攻关项目。随着时代的变迁,人类疾病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在不断战胜疾病的同时,新的疾病又在不断地威胁着人类,譬如各级各类传染性疾病仍然是威胁人类的健康,从病毒性肝炎、淋病、梅毒、痢疾、乙脑、流脑、狂犬病、白喉、麻疹,到艾滋病、非典、禽流感、手足口病、甲流感等,新的疫病疫情层出不穷,传染病仍然是医疗上的重点、难点。近年来中医药在防治艾滋病、甲型H1N1流感和手足口病等方面所发挥出的积极作用有目共睹,中医药参与重大疾病防控、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重大疾病的健康管理和医疗应急能力建设等方面,都已被列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医药学术期刊选题设计,就要恰当地反映疾病谱的变化,交流中医药防治新发突发传染病项目的新成果、新进展、新方法。譬如《中医药临床杂志》,无论是1988年创刊时期针对当时流行的甲型肝炎,还是2003-2008年针对非典、手足口病等重大疫情,都作了中医药防治成果的专题报道,近年来有目的、有预见地约请、取舍稿件,开辟了非典、禽流感、手足口病等“重大传染病研究”专题专栏,集中选题,突出重点,广泛征文引导,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应。 为适应疾病谱和生态环境的变化,中医药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近年来,我国加强了中医药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推出了一系列科研重大项目,包括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建设、重点专科专病建设、重点病种研究、优势病种筛选推广等项目,力求找准中医药科技创新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争取在基础和临床研究两方面取得实质进展。这些项目绝大多数都得到国家、省、部等科研基金和重大课题资助,也是各级各类科技成果奖竞选项目;中医药在糖尿病、高血压、中风、癌症、慢阻肺、肝病、慢病等诊治中的重大进展,在常见大病防治中的作用,百姓的认知度和信任度不断提升,也是当前选题策划的重点。我刊近三年来针对安徽省的国家中医药临床基地(设在安徽省中医院)的建设病种——糖尿病,针对国家级重点专科中医脑病、肺病、风湿性疾病、内分泌疾病、肿瘤等,主动地参与到国家和省级的中医药专业学会中去,承办协办专科学术会议,注重充分发挥专科编委的积极性,提出可操作性的策划方案,开辟了各大项目病种的专栏专刊,通过编委自投、推荐和会议征集等形式,组织到一大批优秀科研论文,精心细分编排,充分表达出本刊以临床科研为主的学术导向和意图,重点突出、整体效果很好,通过临床试验栏目的冲击力提高了刊物的质量,带动了整体水平的提高,尤其是中医脑病临床路径研究成果,已被国家中医药局采纳并,成为国家级标准。 二、从中医药特色优势的发挥提升入手 除科研成果外,倡导符合中医药规律、体现特色优势的独特研究方法,发表运用中医理论方法研究的科研论文,也是中医药学术期刊编辑策划设计的思路。中医在疑难杂症、慢病、老年病、病因不明性疾病、多因素疾病、非实体性疾病的诊治上,都有明显的优势。譬如急慢性肝炎西医少有办法,中医却有较好的疗效;虚损性疾病,中医补法可改善系统低下的功能,逆转或明显改善生存状态,而现代补充替代疗法必须依赖药物长期使用、不能停药;骨科疾病,中医不仅注意局部的手法整复处理,而且强调适当的活动和功能锻炼,同时配合活血化瘀和调理脏腑功能的药物,综合疗效显著。西医手术在术前、术中、术后配合中医疗法,往往可以提高临床疗效,降低致残率、死亡率。许多疾病在西医基础上配合中医,可起到了减毒增效、减停激素的作用。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变和突发公共事件所带来的身心疾病和心理危机,中医也有优势。针对中医特色优势领域开设栏目,有针对性地策划征稿,是体现中医药期刊特色的主要方面。 中药方剂成分复杂,可以通过多环节、多层次、多靶点发挥整合调节作用,与人体多样性和病变复杂性相适应,具有疗效好、毒副作用低的特点。针灸、推拿方法简便易行,经济实用,适应症广,副作用极少。还有食疗、药膳、膏方、刮痧、拔罐、穴位埋线、理疗、正骨、熏蒸熏洗、贴敷、导引、气功、太极拳、心理疗法等多种多样的适宜技术。一些常见小病,传统的适宜技术不需要改变病人的自然生存状态,不需要进入修理站式的冰冷的医院环境,在正常生活状态下就可以进行调理,体现了中医治疗手段的生态特性。中医起源于民间,民间藏龙卧虎者大有人在,不乏有身怀绝技者,不乏有实用的秘方绝技,但有的却濒临失传。深藏于民间的验方秘方、土方偏方、绝招绝技,对于解决头疼脑热之类的“小毛病”非常有效,往往一把草药、一根银针就能救人于水火之中,药简效灵而费用则仅仅是西药的一个“零头”。虽然不属于什么“高科技”,但绝不意味着就缺少科技含量,更为关键的是,它能以较低廉的成本解决较复杂的实际问题,能使绝大多数人受益,给广大群众带来的实惠远远大于所谓的“高精尖”技术。具“简、便、验、廉”特色优势的适宜技术,在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上发挥出了有效作用,有助于控制医药费用的上涨,有助于医改目标的实现,有助于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学术期刊也要肩负起社会责任,发表高新科研成果与传播特色优势两者不可偏废,不能束缚民间人才的发言权,要及时报道医疗第一线的宝贵经验和防治方法,通过编辑有针对性的策划,让秘方绝技等优秀遗产传播开来、传承下去,全面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以造福于社会。从办刊规律看,也不可能每期每篇都是高精尖科研论文,既要有重点也要有一般,以一般作全面烘托,才能构建一个网状的阅读面。一般内容要贴近临床,注重实用,考虑到简单、廉价、有效、方便,充分照顾到各个层次读者的阅读需求。重点与一般点面结合,形成一定的板块结构,使期刊的整体结构合理,从而更好地体现中医药期刊的特色。 三、从名老中医经验的研究整理入手 名老中医是中医学术造诣最深、临床水平最高的群体,是中医药的智力资源和宝贵财富,但鲜活的隐性诊疗学术往往会随着名老中医的谢世而销匿。为了抢救名老中医的学术经验,从1990年起国家就组织开展了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20年来已先后分五批为2300多位老中医药专家配备了继承人,2009年还首次评选出了新中国成立60年30位国医大师。名老中医临床经验的总结,多以传统的思路方法、医案医话、方药运用、典型个案等形式,表面上似乎不符合科研报道规范,但却是临床科研珍贵的资源,为科研提供思路和线索,可以开阔思路、拓展运用,临床医生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后能得到启迪,是中医药学术期刊编辑策划的当然选项。我刊2009年以来,抓住国医大师评选的契机,加强了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的策划征稿,配合安徽近20多位国家级名老中医研讨会,作了大篇幅的报道,基本上保证期期有名老中医献身说法,介绍成长历程,传授独特的诊疗方法、辨治特色和学术思想,提供学习的榜样和高端的发展方向,并通过评论、编者按、致读者等充分表达我们的策划意图,从而提升了期刊学术地位和知名度。 当前,国家还开展了名老中医工作室、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中医药传承博士后工作,中医药学术传承的层次和规格不断提升。名老中医由于大量鲜活的隐性学术传承困难,建议开展数据挖掘技术运用的编辑策划和设计,刊发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以数据库为载体研究名老中医经验的科研论文。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研究,不仅可使显性知识数字化,而且还可快速发现隐藏在大量模糊数据中潜在的、有价值的创新点,使部分隐性知识显性化,进而提取其辨证特点和遣方用药规律,揭示其独特的理论认识、辨治经验。在大量个体学术数字化基础上,进一步开展群体的综合挖掘,揭示群体共性规律,进而对中医药理论进行系统整理和现代诠释,值得期待。 四、从中医文献资源的数据挖掘入手 古代医药典籍留下了先人探索的足迹和无尽的宝藏。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以军工项目紧急研制抗疟新药,中医研究院屠呦呦从浩如烟海的医籍本草及中医验方中筛取2000多个方药,最终从晋《肘后备急方》青蒿“绞取汁治疟”的记载得到启发,锁定青蒿发现低温提取物青蒿素的抗疟作用,在全球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2011年9月获得有“美国诺贝尔奖”之誉的拉斯克临床医学奖。中医药典籍浩中医经医案、经络穴位、本草方药、临床各科数不胜数,是现代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不断出土的医药文献,像武威汉代医简、马王堆医书、敦煌医学卷中还隐藏有多少鲜为人知的秘密?失传久已的古佚方如何古为今用?用文献学方法来挖掘中医药资源,运用数据挖掘等信息技术开展文献研究,破解古代密码,传承隐藏其中但已现实失传的医药知识,从而源源不断地为现代医学输送营养,往往可能有创新性的发现,创新潜力巨大,发展空间广阔。以安徽省古徽州地区为例,历史上涌现出高素质、高修养的儒医群体,他们重经典、重传承、重积累、重临床、重创新、重著述,800位儒医留下了800多部医著,蔚然形成新安医学。我刊从创刊起就开辟了“新安医学研究”栏目,近年来更是加大力度,刊发了利用计算机数据挖掘技术,发现新安医学一些事先未知、靠直觉未发现的用药规律和模式的科研论文。这一富有安徽特色的策划设计,不仅提高了安徽中医药学术在全国的影响力,也提高了本刊在全国的影响力。 中医药是我国最具原始创新潜力的资源,有助于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助于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中医药相关健康产业,具有涉及领域广、吸纳就业人数多、拉动消费作用大的特点,日益增长的国际中医药需求有助于提高开放型经济和服务贸易水平。中药源于自然,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是典型的绿色产业、生态产业、节约型产业。研发特色中药制剂和中药新药,发展中药产业,有助于推进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发展非药物疗法,有助于减少药物带来的负面影响,节约资源。从生态文明建设大局出发,策划设计中医药产业研究内容,刊发中西医卫生经济学比较研究和合理用药等研究论文,也是中医药学术期刊的选项之一。 五、从养生保健治未病的推广应用入手 与西医“有病治病”的理念不同,中医早在2000多年前提出了防患于未然的治未病思想,认为医学的最高境界是养生保健。养生是中医学独有的概念,是指通过适当的方法保持身体健康不生病,并且延年益寿。顺应四季变化,养心养神,保养正气,颐养天年,形成了系统的理论,而且积累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像导引术、五禽戏、太极拳、八段锦等运动养生方法,民众自发地锻炼身体,还有食疗、药物、情志养生等。珍惜生命、保护健康、延年益寿,总结推广治未病的特色优势,中医养生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在安徽省,“南新安,北华佗”是中医学术的两大重点,我刊2011年策划了“华佗医学”研究,“华佗五禽戏”的术式及其药物养生是重点。预防为主也是我国卫生工作方针之一,中医治未病包括未病先防、已病防变、愈后防复发等方面,目前国家正在推进“治未病”健康工程,要求各级中医院要开展“治未病”预防保健服务,将来我国实现小康、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完全有可能把养生保健纳入了国民的福利待遇之中。“养生治未病”的科研论文还是有待开发的空白,也是选题策划的亮点、热点,在充分调研论证基础上,中医药期刊应当广泛宣传和传播“治未病”的先进理念,引领健康观念的转变。 六、从中医药文化的认知思维研究入手 中医学是在中华传统文化背景下孕育、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采用了人文的形式和方法来表达和反映人体生理和疾病规律的内容,带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和传统文化烙印,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和生命健康观念。中医学的名词术语往往都带有深厚的哲学内涵,譬如“五脏六腑”,并非纯粹实指人体解剖学上的血肉脏器,而是在实体基础上上升为功能态藏象,蕴藏着阴阳五行学说的内涵,体现有天人相应的宇宙观、生命观。中医所说的“心”,主神明、主血脉、主思维,与中华文化的心性内涵是相统一、相一致的,而不完全指解剖上起血泵作用的心脏。中医药学为人类健康、发展、进化服务的观点,协调平衡人与自然关系的“卫生”思路,也明显不同于生物医学模式那种军备竞赛式的“抗生”思路。当抗生素毒副作用及病菌病毒抗药性越来越大时,当人们为滥用抗生素、滥用激素、滥施手术问题所困扰时,中医学却一再显示出灵验、简便、价廉、安全的比较优势。现代人与古人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大相径庭,往往会曲解、误解中医的本意,未能从本质上对中医进行解读和表述。因此,进行中医认知思维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是迫切需求进行策划设计的课题。 中医药文化的认知思维更包含无尽的科学成分。譬如天人相应阐明了人体生理病理随四时气候、昼夜晨昏变化的规律,中医的生命观、健康观、疾病观,中医的病因学、病理学、诊疗学、药物学和养生康复学,处处体现着“天人相应”的思路和方法。现代时间医学研究证明,不同疾病的发病在一年四季、二十四节气中确有一定的规律性。五运六气学说认为,时空运变具有周期性、节律性,时行疫疠发生和流行有一定规律,安徽中医学院有一位专家运用这一学说,事先对2003年非典及随后的禽流感疫情做出过较为准确的预测,并在《中医药临床杂志》等多家学术期刊发表。根据天赋差别对人体体质进行分类的体质学说,也极具学术和应用价值。“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我国传统科技文化中能完整地保留至今并继续发展的学科,只有中医药学。孕育于中华文化的摇篮里,根植于中华文明的沃土中,中医药学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具有原创性的学术体系,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认知方式和价值取向,是中华传统科技文化的精华,是中华文化软实力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文化最有价值的、最有活力的代表。曾经指出,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结合历史背景并利用信息科学、系统科学等来分析中医药文化的认知思维,阐明中医药学的精髓和灵魂所在,是生命科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当然也是选题策划的重中之重。在全社会树立起健康医学观念,护卫健康快乐的美好生活,也是编辑出版人员的责任和义务。作为《中医药临床杂志》的主要负责人,近年来我及时抓住中医药文化这一新的生长点,策划设计了“中医学与中华传统文化”选题,以这一选题构思为基础,由我执笔对照选题要求、明确写作目标、选择创作方法,很快进入写作状态,于2011年初连续三期刊发讲座,引起了广泛的讨论。2013年我们还将配合中医药文化建设,策划中医药思想理念、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探讨性论文。另外,中医学是一门科学内涵与人文精神相融合的学问,随笔心得、医话杂谈、书评札记等活泼生动的文体形式,也不可或缺。在突出重点的同时,期刊可以适当作一些艺术化的设计和点辍,增强杂志的亲和力,使读者在翻阅充满专业性、学术味的严肃期刊时,也还能得到一种文化艺术的享受。那些针对性强、短小实用的千字短文,深入浅出的科普文章,作为补白也颇有特色,长短结合,错落有致,版式上也显得活泼美观。 肩负起编辑出版的社会责任,把握国家的导向政策和学术导向,做好中医药科技文化精神产品的设计,启迪中医药工作者的研究和创作,相信通过中医药期刊编辑的信息采集和有预见地策划设计,能够为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打开一扇新的窗口,能够为人们的思维插上一双灵动的翅膀,能够在新时期谱写出一曲“悬壶济世”、“经国济民”的崭新篇章。 (作者单位:中医药临床杂志社) 责编:周蕾 中医期刊论文:充分发挥编委作用 办好中医药期刊 摘 要:编委会是依靠专业科学技术工作者办刊的一种组织形式,编委会的作用发挥得如何,对于办好科技期刊有着很重要的意义。该文从中医药办刊实践出发,分析面临实际问题,结合文献,提出中医药期刊编委专业结构、年龄结构需完善;编委承担的职责要明确;完善审稿笺,规范编委的审稿行为;与编委多沟通,融洽合作;建立编委激励机制等对策以强化编委职能,充分发挥编委作用,提高中医药期刊办刊水平。 关键词:中医药期刊;编委;作用 我国大部分科技期刊都设有编辑委员会(简称“编委会”)。编委会是依靠专业科学技术工作者办刊的一种组织形式,它是负责科技期刊学术领导的工作机构。编委会的作用发挥得如何,对于办好科技期刊有着很重要的意义[1]。中医药期刊以报道中医药研究成果为主,专业性很强,只有得到中医药及相关领域专家的大力支持,才能保证报道论文的质量。我部有《广西中医药》、《广西中医药大学学报》(原《广西中医学院学报》)2份期刊,笔者从事多年的中医药编辑,对编委工作有一些感悟,并对存在的若干问题作粗浅探讨。 一、中医药期刊编委专业结构、年龄结构需完善 中医药期刊刊登中医药医疗、科研和教学方面的论文。传统的编委会构成以中医药高校的老师,科研院所的研究者,中医、中西医结合医院的临床医师为主,少有涉及西医学和其他学科的学者。随着科技的发展,中医学与相关边缘学科的交叉研究频繁出现;随着中医现代化研究的开展,中医药越来越多采用现代新技术开展研究,为适应审稿需要,编委专业分布应扩大,应根据研究的热点补充西医学和相关学科如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编委。 中医药期刊编委中有相当一部分名老中医,他们中医药理论高,临床经验丰富,有独到的学术见解,是高影响力论文的撰稿者,是组稿和审稿的中坚力量。但不得不承认,他们对学科前沿的研究接触不多,在这一方面比不上一些正在一线从事研究实践的中青年学者,居于此原因及从培养中青年人才出发,编委队伍中应多补充一些优秀的中青年学者。 二、编委承担的职责要明确 明确职责是保证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编委会对编辑部的学术领导作用表现在制订和执行办刊方针,确定报道重点,制订编辑计划,进行组稿、审稿和定稿工作[1]。这明确规定了编委有组稿、审稿的任务,组稿、审稿是应担当的责任同时也是享有的权利;此外还有对外宣传期刊的任务,有责任加强学术不端行为的防范。总之,作为编委是一种荣誉,但要承担相应的职责。 有同仁认为,由于很多编委专家忙于日常业务、教学、科研、行政工作,身兼数职,很难真正参与期刊的各项工作,多数仅能完成例行的审稿、撰稿任务,甚至存在有名无实、不能履行相应职责的编委[2]。工作中,笔者发现个别编委以工作忙为由推辞审稿,有些编委不按约定时间审毕送回稿件、不按审稿要求评审稿件、审稿意见书写潦草不清,有些编委推荐人情稿、质量低的稿件,除客观原因外,主要是因为部分编委对其应尽的义务不清楚。 编委属于社会兼职,从事编委工作的报酬很少,完全靠对期刊事业的热心来工作,故选编委一定要以自愿为原则,不能行政指定。需拟定编委会工作章程,让推荐单位、自荐个人明白,编委不只是头衔,入选编委即要承担相应的职责。《山西医科大学学报》为了充分发挥编委的作用,以文件形式规定了编委的职责和作用[3]。笔者认为,受聘的编委应签署一份责任书,保证任期内的工作质量。为保障编委对期刊工作的热情,编委队伍中不能有只占其位,不履其职的成员,在换届时予以排除。对于编委的具体要求,有期刊要求每位编委每年向编辑部提供高质量稿件1篇(含推荐或约稿1篇),每年审稿3~5篇或推荐审稿人审稿2~3篇[4]。我部要求每一名编委一年内至少为编辑部投稿1篇或组稿3篇以上,其中至少1篇为各级课题研究。 三、完善审稿笺,规范编委的审稿行为 审稿工作是决定稿件取舍,保证刊物质量的重要环节。审者负有审查、鉴别、评价稿件质量,并提出处理意见的责任[1]。一篇稿件需审查的方面很多,没有规范很难顾及全面,需要设计统一规范的审稿笺,以便专家对审查的内容逐项进行审查。 工作中不时遇到寥寥数语的审稿意见,对编辑把握稿件和退修稿件无任何帮助;因审稿人文字表达原因,审稿意见表达不全面,欠清晰,给退修工作带来麻烦。对于审稿不够熟练的编委,应提供表格式的审稿笺,规定要细而具体。本刊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审稿笺,如中医药研究论文审稿内容包括选题意义、内容创新性、研究设计、观察指标、数据处理、结果表达和讨论,中医临床论文还要审查诊断依据、疗效标准、医理、治法、处方、药物的讨论。结合当前学术不端行为增加的形势,本部审稿中增加学术不端论文的检测。稿件审点宜作好标记以便专家针对性审稿;有必要的审查保密说明以解专家后顾之忧,并明确审稿时间。 四、与编委多沟通,融洽合作 1.熟悉编委情况,有效沟通。编委换届前,通过单位推荐、个人自荐的形式填推荐表,换届后存档,使编辑部对编委学术专长、业务水平、当前研究方向有清楚了解。根据选题和编委备案资料,经常约请相应学科的专家撰写有指导意义和代表性的文章,并对基金资助项目论文组稿。如通过约稿,我们“八桂名医精方”栏目发表了一批名老中医专家的临床疗效显著的验方;“民族医药”专栏发表了一批获各级基金资助的壮医药、瑶医药论文,尤其刊登了系列壮医药研究成果,记载了壮医药发展的历程。 可将编委分类型,有针对性地分配工作任务,如可分为领导型编委,学术型编委,中青年编委,老年编委等[5]。领导型编委,行政事务繁忙,审稿任务难在约定时间内容完成,委之工作中不忘宣传本期刊,负责联系协办单位,为办刊争取稳定资金;中青年编委年富力强,能熟练操作计算机,对新技术、前沿研究内容熟悉,可多承担审稿任务,尤其是审涉及中医药前沿研究的稿件,可通过网络审稿以缩短审稿周期;老年编委则应发挥其谙熟中医药理论、经验丰富的特长,负责审理一些中医药理论探讨、文献整理、名老中医经验总结、医案医话类的稿件,根据其学术人脉广特点,号召其多组稿。 2.积极督促、配合编委工作。充分利用一切联系途径,电话、手机,电子邮件,QQ,微博等,与编委常沟通、勤联络,了解编委某时期的工作情况、学术活动,督促组稿、审稿和期刊宣传工作。编辑部要随时追踪编委正在进行的研究,紧跟课题进度,及时掌握编委的学术创作意向,对其论文经审稿达到发表要求后予以优先发表。我部瞄准了中国-东盟传统医药的前沿课题,及时报道了中国-东盟传统医药产业的最新研究进展,对我区的中医药国际化、现代化发展起到导向和推动作用。期刊需及时配合编委或其所在机构、学会举办的学术会议、培训等学术活动,相关会议消息、会议纪要,或者为会议出版论文集,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我部每2年承办一次广西青年中医药学会会议,编辑也抓住这机会与编委、优秀的青年学者建立友谊,交流学术观点,指导青年学者选题和写作,并争取了不少优秀稿件。通过对编委各项学术活动的支持与配合,不但能密切期刊与编委的联系,同时也可提高期刊自身的影响力,达到双赢的目的[2]。 3.做好常规的沟通。(1)采取经常性的个别访谈、电话交流和电子邮件咨询等形式与编委沟通,就期刊的发展、编辑方针和策略、组稿和审稿情况进行交流,请他们提出意见和建议,指出编辑出版工作中的不足。这些方式更容易得到编委的支持,更能够得到具体、中肯的意见。(2)召开小型的编委座谈会。利用工作空闲时间邀请数位编委到编辑部来座谈,向编委汇报工作并提出存在的困难,与编委共同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案,制订工作计划;或是编委就某一专题给编辑做讲座。(3)编辑部不定期地向编委发工作简报,及时通报办刊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并提出对编委的具体要求。如我部发现自由来稿中有不少比例的疑似学术不端稿件,我们提请编委注意鉴别;并将学术不端稿件的一些共同规律向编委通报。(4)及时与编委交流审稿中的问题,充当编委与作者交流的桥梁,提高稿件修改的速度和质量。(5)参加编委组织的学术讲座和专业会议,向编委学习研究的新进展,了解研究前沿和热点问题 [3,6]。(6)及时将每期刊物寄到编委手中,请编委审读点评。 五、建立编委激励机制 审稿人应具备条件:热心期刊工作,学风严谨,工作认真负责,办事公道;理论和学术水平较高,有一定的审稿经验,目光敏锐,鉴赏能力强;了解本刊的办刊宗旨、报道范围[1]。在审稿时间长、完成审稿工作出色的审稿人中,遴选一些学术上有影响力、撰稿有积极性的专家补充编委队伍,对其他年青学者也起到一定激励作用。我部在上次编委换届时就补充了不少年富力强的青年编委。 为激励现任编委的工作积极性和给予编委一定的压力,需制订编委退出条件、连任条件,如不能完成组稿、审稿任务又不能为期刊发展作其他奉献者退出,完成组稿、审稿工作优秀者获奖励,给予连任。在期刊主页上上一年度积极撰稿、组稿、审稿的编委名单,同时介绍期刊在上一年度取得的成绩和获得的奖励,衷心感谢编委对本刊的发展所作的贡献。如此,既可提高编委的学术声誉,又加深了编委和期刊的感情[3]。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临床研究”、“实验研究”、“针灸经络”专栏发表了一大批较高学术水平的论文;“民族医药”、“手法医学”专栏在全国中医药类期刊中办出了特色。《广西中医药》及《广西中医药大学学报》被转载率及影响因子连年提高;目前,《广西中医药》的影响因子在广西14种医学期刊中名次前茅,《广西中医药大学学报》的影响因子也进入了前5名。办刊实践证明,只有强化编委职能,充分发挥编委作用,才能提高中医药期刊办刊水平。
美术史小论文: 衡阳人文历史美术创作与文化创建 摘要:衡阳是一座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有着丰富的人文历史,为美术创作提供了无尽题材和资源。但是,目前衡阳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呈现散乱的状态,还没有形成规模。美术创作不仅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在提升人民的思想道德修养和精神需求的同时也会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离不开文化教育,美术创作作为文化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衡阳经济的发展也提供了应有的动力;因此,衡阳市大力提倡人文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衡阳;人文历史;美术创作;文化建设 衡阳位于湖南省中南部、地处蜿蜒千里的湘江中游、五岳独秀的南岳衡山之南,相传“北雁南飞,至此歇翅停回”,故又雅称“雁城”。衡阳拥有深厚、悠久、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其深远影响,绵延至今。 一、衡阳人文历史 衡阳是湖南文化资源最丰富的聚集地区之一,有着丰富的人文历史资源:它拥有历史悠久的书院文化,“下书院,楚为盛,楚之书院,衡为盛”①,衡阳有很多书院,如石鼓书院、东洲船山书院、杜陵书院等,其中石鼓书院为宋代四大书院之首,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在我国的教育史上地位极高,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曾为之作《石鼓书院记》,流传至今;同时,衡阳还是宗教圣地,五岳之一的衡山即坐落于此,它是“天台宗和南派禅宗的发源地”②,深刻影响了我国佛教的发展;衡阳还有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民间歌谣、舞蹈、工艺美术、地方戏曲等,这些都是衡阳文化中的瑰宝;还有很多美术资源也是衡阳丰厚历史积淀的体现:如木雕、窑瓷艺术、历史悠久的古民居等;同时,衡阳还有许多著名的历史人物,自古以来,衡阳文气郁郁,才俊辈出:古有辅佐蜀国的大臣蒋琬、改造造纸术的蔡伦、著名思想家王夫之、湘军水师统帅彭玉麟等;近代出现了一大批仁人志士:夏明翰、唐天际、等。与此同时,衡阳也是我国目前唯一的抗日战争纪念城,1944年,历时47天的衡阳保卫战,展现了衡阳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被誉为“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 二、衡阳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现状 衡阳在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和良好传统,在此基础上,艺术家们创作了大量的美术作品,将衡阳的历史展现在当代人面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目前衡阳的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丰富多彩,但仍然呈现出一种散乱的状态,基本上都是艺术家的个人创作行为,表现手法也欠丰富,每个画种都只是零零散散的表现,总体上只是反映衡阳历史文化的一部分,缺乏系统性、全面性、完整性、多样性。衡阳的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还没有被充分利用其资源优势,将其灿烂丰富的人文历史展现出来。自建国到当下,在国内反映我市区域人文历史的美术作品零零散散,且为数不多。2011年9月,湖南省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启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文联等部门主办。同年11月,衡阳召开了创作动员会。目前有一系列反映衡阳重大历史题材创作正在进行中。比如衡阳市美术家协会主席颜志武与赖尚平、李清白等几位画家合作创作的作品《衡阳保卫战》,这幅作品场面宏大,画面中、等一百多人点缀其中,没有一丝杂乱的感觉,那段历史瞬间就这样被凝固了下来。类似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还有何润成的《庆功会上》、肖一丹和肖健创作的《火种———水口山工人大罢工》、张宗秋创作的《彭大将军》等。他们的创作填补了我市红色历史资源大型美术创作的空白。但是面对衡阳如此悠久丰富的资源,这些创作只是表现了本土人文历史的冰山一角。文化建设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前提,美术创作又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要加强衡阳本土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创作出一大批好作品来满足和丰富现代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要,为衡阳的经济、文化的整体发展做出贡献。 三、加强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必要性 美术创作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美术创作对于增强文化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在衡阳地区加强人文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是十分必要的。 1.美术创作的文化意义。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美术创作是文化的一部分,它可以用不同的手段以最直接的方式更好地记录和反映一个区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明。如:敦煌壁画、四大石窟、永乐宫壁画、汉代石刻、各代的绘画等都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瑰宝。一个民族的精神可以在美术作品中得以体现、传承,而衡阳的人文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也可以很好地表现衡阳地区悠久的人文历史资源。随着时间的流逝,区域传统文化不断消失,尤其是一些民间艺术,如何保护其传统文化已成为重要议题。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文化传承提供了诸多的选择,美术创作则是其中最传统也是最直观的记录,其本身也是文化的一部分,美术创作可以将衡阳区域文化艺术记录下来,传承具有衡阳特色的地域文化,实现其文化意义。 2.美术创作的教育意义。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有着它自己独特的艺术价值:美术作品不仅仅只是用来装饰、欣赏,更重要的是挖掘作品的深层含义,教育后人、陶冶情操。人文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除了其本身的绘画价值,同时也拥有教育与熏陶的价值,它让后人看到祖辈的辉煌事迹,可为他们树立良好的道德规范。例如,大足石刻的警醒世人、中国传统文人画那种宁静致远的心性等。美术创作利用各种表现方式将人文历史展现给世人,人们可以通过它直接感受到其中的内蕴。而衡阳人文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可以全面地展现衡阳人民的勤劳、淳朴、智慧,特别是抗战阶段的历史,在表现衡阳人民的爱国精神和奋斗精神方面是很好的素材,具有很强的家国情怀的教育意义。 3.美术创作的经济意义。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民族复兴、国家富强,都需要提高文化为之提供持久的发展动力。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经济与文化呈现一体化趋势,文化在现代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经济发展离不开文化支撑,文化在经济发展中成为了重要的内容,它存在于经济发展的每一个环节,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文化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比例越来越大,行业持续增长,传媒、娱乐、旅游等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巨大竞争力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文化是一面旗帜,加强文化建设无疑可以为经济发展开辟一条新道路。美术创作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发挥其推动作用,积极发展、完善区域文化建设从而带动或促进本区域经济发展。“文化资源应成为政府招商吸引外资的重要手段”③,同时要以文化理念为导向,将区域文化规划与区域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结合起来,大力加强区域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衡阳地区加强文化建设应该以区域文化为依托,构建衡阳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打造具有相当规模和有影响力的文化产业基地、壮大文化产业的发展队伍、挖掘和利用本地的历史文化资源,发展相关产业。衡阳拥有深厚悠久的文化历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书院文化、船山文化、南岳文化、革命文化等都是当地特有的人文历史资源;衡阳的瑶民在居住、服饰、饮食、婚姻、喜庆、禁忌、宗教信仰等方面风情各异;衡阳剪纸、版画、皮影戏、渔鼓等都是颇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这些在省内外都有较大的影响。如果将这些人文历史资源都可以用美术创作的方式展现、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衡阳、向往衡阳,以此带动衡阳的区域经济发展。美术作品是一种最直观的展示手段,可以通过美术创作加强衡阳本土文化的传播,再辅以现代传媒和各种手段,使衡阳的特色文化更好地推向国内外市场,这有利于提高衡阳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当下,文化产业正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传播衡阳文化还要积极主动地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把衡阳优秀的区域文化资源转化为现实的文化艺术生产能力,并运用产业化的方式积极开展民族文化的交流传播工作,组织开展重大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项目”④,如是所说,加强衡阳与世界文化的联系,可以进一步促进衡阳经济与文化的健康发展,打造、提升衡阳区域特色文化的影响力,为衡阳的经济与文化的整体发展做出贡献。 四、加强衡阳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对策 面对衡阳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目前存在的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由文化部门或政府相关部门统筹、有社会团体和个人支持的立体规划开发。建议由文化部门或政府相关部门统筹规划,鼓励艺术家进行创作,美术创作不仅仅是艺术家自发的进行,也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多方支持。人文历史资源的搜集,整理规模较大,必须系统有序,因此,建议由衡阳文化部门或者政府的相关部门进行统筹规划,组织有关专家对文化资源进行盘点,确定重点,同时将有志为衡阳美术出力的社会团体和个人组织起来进行系统创作,将衡阳本土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有条不紊地开展。艺术作品既是艺术家的心血与荣耀,也是一种文化传播与展示的手段,以独特的方式承载着时代与使命。2011年的湖南省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是由中国美术家协会、湖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湖南省委宣传部和湖南省美术家协会共同组织实施的的大型专题性美术创作工程,吸引了众多省内外优秀艺术家创作完成了一批主题性美术作品,这也为衡阳人文历史题材的创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 2.进行系统、全面、完整、多样性的美术创作。在中国美术史上,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经典作品为例,无论是在教育功能还是艺术审美功能较之以往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也应当成为我们在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中值得延续和发扬的。目前,衡阳美术界对本土人文历史题材已有所重视,诸多本土知名画家对此进行了创作,从绘画到雕塑、从中国画到西画、从城市主题壁画到城市主题雕塑……几乎都有所涉及,但都零零碎碎,收效甚微,无论是题材内容的全面性还是创作方式的多样性,都成不了系统化与规模化,更形成不了产业化。因此,建议由文化部门或政府相关部门统筹、规划,将衡阳本土的人文历史进行系统、全面、完整、多样性的美术创作,比如:首先对文化资源进行盘点,根据具体的资源特点包括环境地理位置进行不同创作表现,或打造成城市壁画、或打造成主题雕塑、或打造成工艺品产业、或打造成绘画展览等等;将区域文化规划与区域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结合起来,有条不紊地进行建设和开发。 3.加强与外界的美术活动交流。美术创作不能封闭在自我狭小的空间当中,应加强与外界的学习交流。衡阳的美术创作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但不能因此固步自封,应不断为美术创作注入新的活力,推陈出新。这就需要向外界学习,在与外界美术界交流中,吸收外界优秀的艺术创作资讯和艺术手法。在学习的同时,也可以向外界展示衡阳、宣传衡阳的人文历史。利用好每一个平台与外界交流,使外界了解衡阳,让衡阳走向全国或世界。 4.充分利用各种现代媒体进行宣传。当下,现代传播渠道众多,可以充分利用这一资源,将美术创作与现代文化传媒相结合。利用现代传媒资源,比如:网络、电视、广播、报纸、海报、展览、各种活动等等,根据不同媒介和平台的特点,制定不同的宣传策略,全方位地传播信息,让人文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深入民间,引导人们对衡阳人文历史资源的认知度和认同感。本土人文历史资源是本土特有的宝贵资产,优秀的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也是人类珍贵的精神食粮,因此,大力提倡人文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是十分必要的;进行系统、全面、完整、多样性的美术创作是文化承传的重要手段,有利于向外界展示衡阳本土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将这一资源为我所用,打造出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以便为加强衡阳本区域的文化建设、提升人民的思想道德修养、丰富人民的精神需求、促进衡阳经济、文化的全面、健康、协调发展作出贡献。 作者:尹小平 蒋花 单位:衡阳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美术史小论文:20世纪前期美术史的思考 摘要:该文从中国20世纪前期的美术史出发,探讨不同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具有不同时代特征的艺术,着重阐述了20世纪几位代表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他们所秉持的精神追求和人文关怀,并对比当下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趋势和精神追求,从而得出艺术是时代的产物,它不是孤立存在的事物,什么样的时代造就什么样的艺术。 关键词:中国近代;20世纪前期;美术史;当代艺术;时代产物 谈及中国20世纪前期的美术史,那个时期的艺术受到政治、外来文化、社会变革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国家危难、民族存亡、励精图治、效法西方、西为中用的时代背景下,绘画也成为救亡运动的载体和武器。 在中国社会激烈的变革中,美术对推动社会转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获得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很多热血志士留学海外,探寻救国之路。他们试图通过绘画开启民智,宣传进步思想。李叔同、高剑父、何香凝等在日本学习绘画艺术,把西方的裸体艺术传播到了中国,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裸体艺术在当时算是中国开启文明的一个时代标志。而今天的学院教育仍然坚持百年前的人体艺术教学模式,很多人仍然不明白为什么要画人体、怎样画人体,现在所画的人体和以往古典的人体、后印象派的人体、立体派的人体、超现实主义的人体有何不同,这是当今的学院教育应该思考的问题。在美术教学中,如何实现个人的绘画语言与当下的时代性有机融合也是值得思考的。20世纪初,上海开埠以来,受到越来越多西方文明及绘画的影响,出现了与传统中国画不同的海派,其以赵之谦、虚谷、任伯年、蒲华为代表。新生事物的产生总会受到旧势力的攻击和阻挠。海派的产生和中国当代艺术的产生有着相同的时代因素。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各种西方的书籍、画册涌到中国,短短几十年里,中国的先锋艺术家学习、借鉴了西方历经几百年的艺术样式和图式风格,如观念艺术、行为艺术等。在当时,“当代艺术”这个词就像洪水猛兽,让很多人难以理解和接受。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当代艺术走过了近30年,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当代艺术创作领域,通过自己的作品传达对社会、个人生存体验及人文关怀的思考。他们具有了一种新的人格,就是批判精神。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当代艺术成为资本市场的价值凹地。张晓刚的油画作品《大家庭》在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以近百万美元成交成为拐点,中国当代艺术在2006至2008年迎来了市场的井喷,大量的资本涌入这块凹地,泥沙俱下,甚至不少人改行来做艺术。艺术品和市场连接在了一起,很多天价的作品频频出现,吸引了大众的眼球。普通老百姓通过媒体的报道,知道并开始关注中国的当代艺术,也明白了艺术可以多元形态出现,不是像以往只有一种标准。这也算是一种民智的开启。20世纪早期,中国最早的实用美术或者叫商业美术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张光宇、丁聪、丰子恺、叶浅予等杰出人士。他们通过报刊漫画等形式,发表对当时社会的看法,他们的作品家喻户晓。笔者曾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校庆时看到叶浅予的几幅水彩画,至今仍然记忆犹新。他画的是那个时代农民丰收的景象,技法娴熟,画得极好。形式风格很有夏加尔的感觉,即便放在当下也一点不过时,笔者不由地心生敬佩。古往今来,优秀的艺术品都能超越时代的局限性和个人的局限性,经过漫长的时间检阅,沉淀下来,成为人类文明宝贵的财富。叶浅予等人与学院派画家不同,大都没有受过正统的高等教育,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通过种种方式使自己的漫画得到发表和传播。他们的作品往往关注当时老百姓的生活,所以受到了老百姓的追捧,他们的进步思想也得到了空前传播。这和当下的中国当代艺术关注当下、表现当下,注重人文关怀的精神不谋而合。回顾中国20世纪前期的美术史可以发现,时代造英雄。生活在当下这个和平的,经济、信息高度发达的网络时代,艺术家又该以怎样的视角关注和表现当下的事物?生活在当下,不管你身处何地、愿不愿意,都已经不可避免地卷入世界当代艺术的浪潮中,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在中国美术馆、798艺术区、艺术北京博览会等处,都能看到大师的作品,如“从提香到戈雅”“里希特个展”等,人们能近距离地欣赏大师的作品,揣测那个历史时期的创作情绪和社会背景。 随着西方进入现代文明时期,先锋艺术家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对传统艺术进行了彻底的革命,今天的艺术家必须重新思考艺术是什么,艺术作品的指向变得更加重要。艺术家须置身于当今的文化环境中,思考社会形态的变化,艺术已经变成个人生存体验和生活态度的载体。观念性是当代艺术的一大特征,也是当代艺术区别于以往艺术风格的一种形式。可读性和可识别性变成了绘画的主体,绘画语言的可识别性是一个画家区别于其他画家的主要标志。艺术虽然没有好坏之分,但是有品位的高低之别。什么是高品位的作品?笔者认为,技术与思想完美融合,同时符合时代特征,表达个人内心真情实感的作品就是高品位的作品。如今,虽然我们没有如先辈那样崇高的历史责任,把绘画变成改变国家命运的武器,但是我们仍然应当关注当下的社会并表现出人文主义的关怀,创造出符合我们这个时代需求的艺术作品. 作者:吴双 美术史小论文:美术史论教材体系的建构与应用性 摘要:美术史论体系框架根据所属研究对象的不同,被划分为即美术理论、美术史和美术批评。作为高等院校美术学科专业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术史论体系肩负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美术史论教材体系建设的基本构架和具体内涵在不断丰富、发展和变化的动态过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美术史论;教材体系;建构价值;应用性研究 一、引言 自从2011年教育部正式批准艺术学升级为第13个学科门类以来,美术学作为艺术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持续受到理论界学者们的关注,美术学科史论体系的研究范围也愈加明晰:根据所属研究对象的不同,被划分为“史、论、评”三个领域,即美术理论、美术史和美术批评。作为高等院校美术学科专业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术史论体系肩负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此同时,以美术史论为基础理论所构建的现行美术学科教材体系,美术史论教材体系更是承载着传播经典美术范式、承继国学传统、传递人类审美情感的重要意义。 二、美术史论教材体系建构的价值与意义 伴随着人类美术实践在时空领域的不断扩展,人们对美术史、美术理论、美术批评的认识与研究在持续不断地深入,与之相伴产生的美术史论研究成果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在美术学科领域内快速地扩张。作为高等院校美术专业人才培养中的基础理论部分,美术史论教材体系的建构势必影响着高校美术人才的理论水平与创作能力。第一,作为承担高校美术人才培养的基础理论部分,美术史论教材体系一直承担着美术史研究、美术作品批评、探索美术创作规律等诸多问题的基础理论支撑。可以说,美术史论教材体系知识承担了美术学科体系大厦构建的基础工程,没有美术史论教材体系支撑下的美术教育,必然沦为技能传承的职业教育,这将违背本科教育中关于美术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初衷。第二,通过美术史论教材体系的建构,可以使学生系统地了解古今、中外文化艺术的精粹,及时掌握当下美术作品、美术理论范式的经验与技巧,在最新的美术批评理论引导下创作出符合现实审美要求的美术作品。美术史论教材体系的建构无疑充当了文化艺术积累与传承的最坚实的后盾。第三,美术史论教材体系的建构是美术创作者指导美术实践的理论向导。随着科技文化的不断进步,美术与科学的关系更加紧密,新的美术门类正在不断涌现。在日新月异的美术实践作用下,如何成长为一名善于辨别美术门类、适时总结实践规律的美术人才是每一位美术专业人才培育者值得思考的问题,而此时美术史论知识的总结作用与引导价值分外凸显。从价值与意义的角度来看,美术史论教材体系的建构是指引美术人才培育者与美术专业实践者最重要的基础、最有力的支撑、和最准确的航标。 三、当下美术史论教材体系建构的可行性与应用性 我国高等院校美术学科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高等院校美术教育中的重要支撑,美术史论教材体系一直是推动美术学科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而美术史论类教材,是系统培养美术专业人才的重要保障。当下美术史论教材在美术史论知识的教育方面,在美术技法训练与审美教育的有机结合方面,具有其他相关知识内容所无法比拟的可行性与应用性。从可行性的角度来看,美术史论教材体系建构具有以下几方面特点。其一,它是美术生人文素质提高必要的理论来源。艺术教育(包括美术)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可靠手段。美术史论以自身丰富的理论涵养帮助人们弥补文化素养的缺陷,尤其是高校美术人才在人文素养方面的缺失。其二,它是学科体系建构不断完善的必然选择。美术学科的门类的持续衍生,必然促使着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美术史论知识的积累与更新,这必将促使高等院校美术史论教材体系走向更为科学化、系统化的境地。其三,它是当下高等院校美术教育走出困境的迫切需求。当今美术教育的困境相当程度上是来源于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而这又不得不归咎于现有美术史论知识的陈旧与教材体系的僵化,从这个层面上说明美术史论教材体系建构的具有相当大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从实际操作方面来说,美术史论教材体系建构具有十分广泛的应用价值。首先,我们应让美术史论教材体系中的知识密切联系实际,实时地指导美术创作实践。其次,我们应建立美术史论教材体系建构的相关制度,强化高校美术教育培育者对美术史论教材建设的意识,注重美术史论研究人才梯队的培养与构建。再次,我们应立足国学经典文化,挖掘中国传统理论范式,建立基于中国哲学体系基础之上的美术史学观和美术理学观。最后,应不断扩充适应新兴美术门类的美术教材内容。通过必修、选修、课外阅读等多种形式在美术领域的各专业学生中开展史论教育,破除美术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传统壁垒,保护与传承中国民族美术史、美术理论的精髓。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美术史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在梳理和总结人类美术实践规律的基础上为美术创作与实践提供理论借鉴和指导。它能够进一步推动人类美术实践的创新、发展和繁荣,进而创造出更多、更高质量的美术作品。而美术史论教材体系建构的意义也正是如此,即从微观上帮助当代美术教育走出困境,从宏观的层面上让美术人才的心灵得到净化,性情得以陶冶,人格更加完善,从而以以清晰、丰满的创作状态投入到美术创作实践中去。 作者:张焱 美术史小论文:西方美术史与人文精神研究 摘要:纵观西方美术史可以发现,其美术作品的主题大多以人文主题为主,这种主题表现形式的应用是通过人文精神的渗透实现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可以将对不同表现形式人文精神在西方美术作品中渗透的研究看成是对西方美术史的研究。本文从西方美术史的概述入手,对西方美术史中的人文精神渗透进行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西方美术史;人文精神;渗透 西方美术史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发展过程。随着艺术家创作理念及所处时代背景的变化,西方美术作品产生了多种不同的特点。然而,人文主题却是大多西方艺术家在创作美术作品的过程中遵循的一种主题。从整体角度来讲,西方美术史中的人文精神表现形式存在一定的变化。 一、西方美术史 (一)西方美术史的概述 在西方美术史中,人们发现的创作时期最早的美术作品是于旧石器晚期被创作出来的。在西方原始美术中,获得大众一直认可的美术作品被发现于西班牙以及法国这两个国家的洞窟中。西方美术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中,当时的艺术家所创作的美术作品都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特征1。 (二)西方美术史的阶段划分 西方美术史大致包含史前时期、封建社会时期、文艺复兴时期、17世纪至今。在史前时期中,西方创作者在旧石器时期所选择的刻画对象主要是各种各样的动物。创作者通过不同形象、体态动物的描述满足自身的创作需求。在该阶段中的中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中,创作者的雕刻对象逐渐由动物转变为人类。就该阶段以女性为原型的美术作品而言,其突出部位主要集中在女性的生殖器官上。这种以性表现独特人文主义内涵方式的应用,主要与时人的生殖崇拜仪式有关。到了封建社会时期,创作者美术作品中反应的主题主要与战争以及宗教信仰有关。就古希腊美术作品而言,以生殖之神为原型的美术作品数量较多。在文艺复兴时期,以达•芬奇、拉斐尔以及米开朗琪罗为代表的艺术家的美术作品创作与现实人性之间表现出了极高的契合。自17世纪开始,西方美术作品形成了多种不同的风格,巴洛克风格、罗可可风格以及印象派等都是在该阶段出现的。当时社会的开放性为众多艺术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更加致力于将人文精神渗透在自身的美术作品中2。 二、人文精神在西方美术作品中的表现形式 西方美术作品中人文精神的表现形式主要包含以下几种: (一)人性表现形式 人物是西方艺术家完成美术作品创作的首选。在实际创作过程中,他们通过对所刻画人物的神态、动作等将所要体现的人性表达出来。这种以展现人文精神为目的的人性表现形式的应用,提升了美术作品的艺术性和价值。 (二)性表现形式 这种表现形式是指,艺术家通过人物生殖器官、的刻画,实现人文精神对美术作品本身的融入。这种表现形式的应用在为欣赏者带来一定视觉冲击的同时,不禁引发其对艺术家所刻画人物形象思想、生活习惯等内容的反思3。 (三)个性表现形式 相对于其他表现形式而言,个性表现形式对艺术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使得自己所创作的美术作品具有独特的个性,艺术家需要为此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努力。对于西方整个美术作品创作群体而言,能够实现利用个性表现形式将人文精神渗透在美术作品中的创作者极少。但当美术作品创作者能够实现这一目的之后,他们的作品内涵和价值也会发生显著提升4。 三、西方美术史中的人文精神渗透 为了更好地分析人文精神在西方美术史中的渗透,这里将人文精神的表现形式作为分析依据进行分析: (一)性方面的人文精神渗透 纵观西方美术史,性属于艺术家在美术作品中渗透人文精神最基本也最原始的一种方式。目前已知较为出名的应用这种表现形式渗透人文精神的美术作品主要包含古希腊早期美术作品、奥地利原始雕塑。维纳斯是古希腊艺术家在创作美术作品中经常描述的一个人物形象。在当今人们对维纳斯形成的圣洁、端庄印象之前,维纳斯在史料中的形象更倾向于以为毫无贞操观可言的女性形象。《伊利亚特》中记载,维纳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常常会利用一条能够迷住所有男性的魔带施展魔法。当维纳斯把目光转向宙斯时,这位地位无限崇高的万神之王也败在了维纳斯的石榴裙下。而荷兰著作《奥德赛》中则记载,维纳斯在维持火神妻子身份期间,同时与阿多尼斯、赫尔墨斯等多名不同身份的英俊男性保持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以该时期的美术作品《尼多斯的维纳斯》为例,创作者通过对维纳斯肌肤、体态以及身体各个部分比例的合理处理展现出维纳斯的迷人女性魅力。作为以性表现人文精神的雕像作品,雕像中的维纳斯并没有穿衣服。这种表现方式的应用将维纳斯这一人物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5。奥地利原始雕塑中最精彩也最引人遐想的美术作品无疑是被学者称为《维林多夫的维纳斯》。在这个全裸的女性雕塑中,创作者将整个女性形象的高度设置为11厘米。通常情况下,这种比例设置会让观赏者产生一定的失真感和视觉误差,但创作者通过自身精湛的技术弥补了这一问题。虽然这个女性形象的五官全部被她的头发盖住,但观赏者仍然能够从这种若有似无的表现方式中感受到创作者想要表达的象征含义。除了手臂、膝盖以下小腿等位置的淡化处理之外,创作者用突出生殖与性的方式完成对该女性形象自胸部到生殖器官这个范围的处理。这种弱化与突出融合的创作方式为观赏者带来了一定的视觉冲击。由于该美术作品的出现时间较早,其创作者本身可能并没有意识到性与生殖对人类生存繁衍的重要意义。创作者更可能是出于功利目的完成这幅雕像作品的创作,而西方美术人文主义的体现也是通过创作者的这种创作目的实现的6。 (二)人性方面的人文精神渗透 人性表现形式无疑是西方美术史中人文精神的一种重要的表现方式。应用这种表现形式完成人文精神向美术作品渗透的行为大多集中在西方美术史的文艺复兴时期。同时,文艺复兴时期也是美术作品人文主义盛行的时期。以该期间的文艺复兴三杰拉斐尔、达•芬奇以及米开朗琪罗为例。就拉斐尔而言,这这位画家在当时的体现人文精神的代表作是《西斯廷圣母》。从这幅作品中,拉斐尔用精湛的笔法刻画出一应人物形象。从抱着圣子的圣母来看,拉斐尔通过动作以及表情的合理使用,使得欣赏者几乎能够想象出圣母与圣子从云端翩然落到地面的过程。而在帷幕周围的男性正对圣母与圣子的到来表示欢迎,同时,拉斐尔还通过帷幕旁女性羞怯表情、半跪状态的刻画,将一个信徒对她所信奉圣子圣母的到来表现出的恭顺和尊敬逼真地展现出来。拉斐尔作品中人文精神的渗透使得作品本身蕴含的价值变得更加丰富7。达•芬奇渗透人文精神的代表作则是举世闻名的《蒙娜丽莎的微笑》。关于这幅作品有一种著名的解读:一千个人可以从这幅作品中看出不同的微笑状态。与大部分画家的人物画作创作相同,达•芬奇的这幅《蒙娜丽莎的微笑》也是有原型的。这位能够为人带来平静和喜悦感的女性形象的原型是一位佛罗伦萨商人的妻子,这个身份也可以从达•芬奇对蒙娜丽莎眉毛的处理中看出——当时以没有眉毛为美的化妆风格正受佛罗伦萨妇女的一致追捧。从达•芬奇对蒙娜丽莎站姿的处理中可以发现,他并没有使用传统的正面站立的方式进行创作,而是通过微微侧站的方式使得蒙娜丽莎这个女性形象看上去更加自然和生动。这幅作品与当时西方大部分美术作品之间的区别还体现在达•芬奇对透视点的应用上。在大多数创作者都将人物的胸部作为整幅作品透视点的背景中,达•芬奇大胆地将人物身体比例的四分之三作为欣赏者对《蒙娜丽莎的微笑》第一印象的聚焦点。从细节的角度来讲,达•芬奇对蒙娜丽莎手臂的细腻处理也是大多数欣赏者喜爱这幅作品的主要原因。即使在“手控”观念流行的当下,这幅创作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作品的手部也能获得时下流行的手部审美的认可。欣赏者从蒙娜丽莎这一双可爱丰满的双手,大致可以得出这位女性美好品格的判断。从作品价值的角度来讲,《蒙娜丽莎的微笑》人文精神的体现使得作品受到更多人的追捧和喜爱8。米开朗琪罗以人性为表现形式将人文精神渗透其中的代表作无疑是能够让人产生强烈视觉冲击的《末日的审判》。从这幅作品的组成人物数量就可以判断出画家对该作品倾注的心血。的确,绘制这幅作品用了米开朗琪罗将近六年的时间。作为信仰人数众多的一个教派,米开朗琪罗将基督教作为整篇画作的背景,按照从上至下的顺序,米开朗琪罗分别刻画除了天堂、即将步入地狱的人类以及地狱这三种不同的景象。在即将步入地狱的人类部分中,大多数人类都是赤裸或者身上仅仅残余一小块布料。米开朗琪罗用这种绘画方式暗示这些人类的身份:他们身上背负着背叛上帝的罪恶。虽然米开朗琪罗将这些人类的肢体动作、神情神态等刻画得十分可怜,但这种方式其实是在反讽人类本身以及时人的处世态度:明明他们都很清楚自己的罪孽,却在即将被送入地狱时表现出不可理喻的夸张。在《末日的审判》中,悲剧色彩不仅仅是通过米开朗琪罗对地狱情景的精致刻画体现出来,这幅作品为欣赏者产生最大冲击的位置在于,米开朗琪罗以一张皮囊的形象将自身融入到整幅作品中。米开朗琪罗通过四百多个不同人物形象的刻画揭示了他对人生的理解:每个人的人生都处于信仰上帝和不断背离上帝过程中,到这个人死亡之前,他可能已经犯下了滔天的罪孽,但仍然会得到慈悲上帝的救赎。无论是审判还是救赎,米开朗琪罗对人性的剖析虽然无法得到所有人的认可,但他通过画面布局、内容设定等方面使得整幅审判画面能够对欣赏者的心灵产生一定的冲击9。 (三)个性方面的人文精神渗透 在个性方面,西方美术史中利用这种表现形式渗透人文精神的代表人物是西班牙画家毕加索以及荷兰画家梵高。就毕加索而言,从美术作品风格的角度来讲,毕加索通过自然主义、抽象主义、古典主义等不同风格的应用,使得自身个性在不同美术作品中得到良好体现。从毕加索的创作历程来看,其最初抨击当时西方美术作品创作主流的作品为《亚威农的少女》。在大多数画家都将定点透视作为主要绘画原则的1907年,毕加索用这幅以动点透视为原则的立体化作品呈现在公众面前。毕加索对不同图形及其组合的应用创建出一个全新的画派——立体派。当立体派成功便成西方美术界的一个主要流派之后,毕加索并没有停止自身追求个性美术作品创作的脚步。到了1918年,毕加索开始在古典主义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成功创作出一种被后人称为新古典派的美术作品。以毕加索新古典派的代表作《赛跑》为例,在这幅美术作品中,毕加索通过两个四肢伸张,处于奔跑状态的女性人物体现出赛跑这一主题。其中,毕加索除了通过阴影、线条的处理表现人物的立体感之外,还通过女性乳房的暴露以及两人手部的交握体现出“赛”这个主题。从毕加索漫长的创作历程来看,转换美术作品风格已经成为他彰显作品个性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同时,这个特点也是毕加索与西方其他画家之间的最大区别10。就梵高而言,他的一生几乎都是在探索绘画以及探索画作的个性发展中渡过的。在创作初期,梵高大多是通过亲身经历和感悟的方式进行创作。以梵高在创作初期中的代表作《背煤袋的妇女们》为例,在这幅作品中,梵高通过装着大量煤的煤袋以及妇女表情和动作的刻画,将劳动人们的艰辛充分表达出来。虽然这种较为拙劣的绘画手法不被时人接受,梵高甚至还拒绝了皮特森牧师提出的修改意见。从这个时期开始,梵高就开始在追求绘画作品个性的道路上不断追求和探索。在梵高创作过程的中期和后期,他经历了无数的打击和磨难。这些实际经历使得他对美术作品创作以及创作方式产生了新的理解。于是,梵高开始通过创作自画像的方式达成追求个性的目的。在梵高的众多自画像作品中,流传最广、最为出名的是那张割掉耳朵的自画像。梵高创作这幅作品时正处于被癫痫以及经济困扰的窘迫期,虽然无法从这幅作品中判断出梵高当时的真正想法,但从梵高对自己独特表情、被割掉且包裹住的耳朵等方面的绘画中,依然可以发现梵高对个性的不停歇追求。除此之外,梵高绘画作品中包含人物形象较多的知名作品——《夜晚的咖啡馆》也彰显了他对个性的追求。这幅作品取自真实的法国兰卡散尔咖啡馆。这家24小时营业的咖啡馆是梵高命名这幅作品的主要依据。在政府作品中,梵高刻画了六个形态各异的人物形象。在所有人物中,大多数人物都集中在作品的周边,唯有一名身着白衣的男性处于视线中间位置。作为与作品颜色形成鲜明对比的人物形象,梵高通过这种方式展现其对借助该咖啡馆的追忆。这种艺术视角的独特性使得熟悉梵高绘画风格的人一眼就能从众多绘画作品中分辨出梵高的作品11。 四、结论 纵观整个西方美术史,虽然不同时期创作者创作出的美术作品存在一些差异,但人文主题是大多数创作者会遵循的一种创作原则。人文精神在西方美术作品中的渗透主要包含性、人性与个性这三种不同的方式。就性而言,当时的创作者主要是通过突出人物形象生殖器官或者裸露身体的方式实现的。相对于这种方式而言,人性与个性的应用和实现难度较高,创作者需要利用适宜的透视角度、刻画方式等实现渗透人文精神的目的。 作者:赵红娇 单位:苏州大学 美术史小论文:工艺美术史课程困境与改革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的概况介绍及现状分析,指出民族地区综合性大学该课程面临的困境,并对困境形成的主要原因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该课程授课内容的架构特点,总结了该课程教学改革的主要措施,尤其是在信息化背景下一些新的教学模式的尝试。 [关键词]综合性大学;中国工艺美术史;改革措施 一、“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概况及面临的困境 1.“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基本情况 在教育部颁布的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艺术学门类下设有5个专业类,33种专业。其中设计学类的专业包括艺术设计学、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产品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公共艺术、工艺美术、数字媒体艺术8个专业。根据新的专业目录要求,各个高校的原艺术设计专业都在修订新的培养方案,而“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依然是这些设计学类专业非常重要的基础理论课,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所发挥的作用是基础性的,对于设计类的各个专业而言,能够为学生铺垫重要的理论知识背景。在课程性质上,“中国工艺美术史”属于学科基础课,笔者所在学院将这门课程安排在第二学期开课,共36学时,2学分。在教学目标上,使学生系统地了解中国工艺美术自原始社会起,在陶器工艺、青铜器工艺、玉器工艺、建筑工艺、金属工艺、染织工艺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掌握工艺美术的基本属性、形式特征、发展规律和艺术风格,从中总结出基本规律,探求其历史渊源,并培养学生从不同角度对古代工艺美术进行了解和研究的能力;培养学生对古代工艺美术作品从造型、纹样等方面,结合时代背景进行辩证分析,总结特点,从而更好地应用于现代设计,提高学生的专业水平。 2.综合性大学“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面临的困境 综合性大学的美术学院在课程设置上有别于专业的美术院校,艺术理论类课程开设的类别相对较少,基础性的理论课程如:“中国工艺美术史”“现代设计史”“设计概论”是相对来说开设频率较高的几门课程。综合性大学“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面临的困境主要体现在:培养方案编制对课程的价值与地位认识不足、师资队伍的不足、学生对艺术理论课程的重视程度不足等几个方面。在编制培养方案的时候,有的综合性大学中的设计类专业去掉了“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更新颖、更前沿的课程,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对这门课程的价值和地位认识不足。在设计类专业的课程结构中,“中国工艺美术史”往往被分配在基础课范畴,即打基础的课程,是与专业课相对而言的,就像是理工学科的高等数学一样。这一类课程是为了使学生更好地学习掌握专业知识,打下坚实的基础。但“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对于设计类专业而言,又不是一门简单的一般性基础课,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应该属于专业基础课,是专业课中着重于专业理论讲解的基础课程。师资的匮乏是造成“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困境的又一重要原因。目前,各个高校该课程的任课老师大都由其他专业课老师兼任,并不是由专门的史论专业老师担任,这就造成了在授课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受到限制。除此之外,教师数量也存在不足的现象,直接导致了无法进行小班上课,只能几个班级合成大班上课,人数在100人左右,教学效果不理想。很多客观问题需要慢慢地去完善,在现有条件下,任课老师可以在教学内容、授课方式等方面做一些调整,如教材建设、授课重点、考核办法等。 二、“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教材建设的基本情况 19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了由许衍灼编译的《中国工艺沿革史略》,这本书被称为中国近代第一本工艺史专著。在内容上,它涉及范围非常广,甚至还包括自来水、电气、煤气等领域。194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徐蔚南编写的《中国美术工艺》,书中介绍了玉器、刺绣、陶瓷等工艺门类的发展历史。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对中国工艺美术史的研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20世纪60年代,文化部曾组织南京艺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鲁迅美术学院的相关教师编写《中国工艺美术史》,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个版本并没有正式出版。后来,陈之佛、罗尗子和王家树先生分别以油印本印刷作为教材使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一些代表性的著述:人民美术出版社在1983年出版的由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编写组编写的《中国工艺美术简史》、上海知识出版社在1985年出版的由田自秉先生撰写的《中国工艺美术史》、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在1985年出版的由龙宗鑫先生撰写的《中国工艺美术简史》、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在1993年出版的由卞宗舜、周旭、史玉琢撰写的《中国工艺美术史》、文化艺术出版社在1994年出版的由王家树先生撰写的《中国工艺美术史》。这些著作的出版为中国工艺美术的系统研究、工艺美术史教材的撰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至今仍是“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教学的经典范本。随着对工艺美术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教材建设也越来越繁荣。目前不乏权威的、全面的、高质量的教材,如尚刚、朱和平、刘世军、陈鸿俊、姜松荣、华梅、要彬等诸位学者都分别撰写了不同版本的“中国工艺美术史”教材,尤其是2007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尚刚教授编著的《中国工艺美术史新编》,作为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为我们的教学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在这些版本中,除了延续传统的通史研究方法外,也在门类史、断代史等方面加以尝试,如2004年由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朱和平教授编著的《中国工艺美术史》,开始尝试从陶瓷、青铜器、玉器、家具等工艺门类展开论述。这些教材从再版的次数、数量就可以充分地说明大家的认可程度,但是目前各个高校设计类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各有不同,尤其在对待基础理论课程的思路上存在较大的差异,这样就导致了在学分设置、课时安排、教学目标、授课内容、考核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同,试想,在有限的36个课时中,完成一本大部头“中国工艺美术史”通识的讲授还是存在一定的难度。结合教学实际,笔者在自编教材中尝试了以门类史为主,通史为辅的架构方法,这样更有利于学生对重点知识的理解。主要包括陶瓷工艺、青铜器工艺、玉器工艺、家具工艺、建筑工艺、金银器工艺、织绣工艺和湘西地区少数民族传统工艺八章,前面七章按照原始社会时期到明清时期的时间脉络设置每一节的内容,第八章则涵盖了大家非常熟悉的苗族服饰、苗族锉花、土家织锦、侗锦等少数民族传统工艺,并且将笔者田野调查的访谈记录呈现出来,让学生可以感受到最本真的艺术描述。 三、民族地区综合性高校“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教学改革措施 笔者参加工作以来,一直承担“中国工艺美术史”的教学任务,在教学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学习和思考,“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的内容体系该如何重新架构?新的教学模式该如何建设和应用?这些问题都是该课程教学改革中亟须解决的问题。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工艺美术史”教学内容侧重点的调整。“器以载道”是中国传统的造物思想,它通过具体的形态语言传达着丰富的思想境界,体现着人们的审美情感,彰显着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道”的理论,始于庄子,《易传•系辞上传》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抽象的、无形的、“形而上”的;“器”则是具体的、有形的、“形而下”的。“器以载道•道以器载”,“器”,也就是工艺美术作品,它始终是我们所讨论的核心内容,“器”以有形的语言传达着无形之“道”,同时,深厚的无形之“道”也要依附于有形之“器”来展现。而这里所说的“器”与“道”恰恰是我们最应该给学生讲解的内容,具体来讲也就是关于造型、设计创意、设计思想和理念等相关的知识,这些对于设计类专业显得尤为重要。2010年由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王琥著《设计史鉴:中国传统设计思想研究•思想篇》,运用现代设计学的研究方法,深入挖掘古代的设计思想,对我国古代传统设计的功能、原理、文化价值进行了全面的界定、解读和诠释,这些成果都为我们今天的设计史论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在“中国工艺美术史”的实际教学中,内容上可以侧重各个工艺门类主要作品的工艺分析和设计理念讲解,突出“器以载道•道以器载”的基本原则。比如商周青铜器,这一时期的青铜制品,不仅具有使用功能,还有传达森严等级制度的社会功能,是一种典型的治国礼器。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是从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演变而来的,被统治阶级赋予了神圣的含义。例如,代表性器物“鼎”,它同样是由生活用品演变而来,成为青铜器中最重要的一种礼器,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再比如明代家具,这一时期家具的设计吸收了中国传统造型中用线的特点,欣赏明代家具,犹如品一杯好茶,可以让我们回味悠长。造型的简洁、选材的考究、做工的精细,无不体现了匠人的独特构思在“器”物上的延续。经典之作圈椅更是把这种天人合一的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一气呵成的靠背与扶手、“S”形的背板,体现出独特的文人气息。从现代产品设计的角度来讲,它不仅仅符合人体工学的要求,而且在满足人们使用功能的同时,给人以精神享受。而将艺术性、实用性、科学性完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长信宫灯更是体现了中国传统造物的意境,不愧是古代青铜灯具的珍品。课程中对这一作品的讲解要注重其造型特点和设计原理的分析。长信宫灯最令人惊叹和赞美的就是它别致精美的艺术造型,总体上属于人物形灯的类别,宫女跪坐持灯的形象,是汉代宫女生活的真实写照,它的造型设计改变了商周以来青铜器的神秘厚重,造型设计轻巧华丽,优雅迷人。在功能性的体现方面,要着重强调分开铸造组装的方式以及对室内环境污染问题的考虑。长信宫灯通体鎏金,集中体现了浪漫与华丽的艺术境界,它的铸造方法采取分开铸造组装的方式,先将头部和身躯、右臂、灯罩、灯盘分别做好,再与灯座等六个部分组合而成,这种设计和结构便于拆卸和清洗,制作工艺水平之高,是汉代灯具中首屈一指的作品。灯盘设计为能自由开合的弧形屏板,以调节光线方向。宫女左手持灯盘,灯盘中心有一个烛钎,在灯盘上设计有一个短的把手,通过把手地来回转动来调节灯盘上两片弧形屏板的开合,这样的设计不仅可以挡风,还可以调节光线的强弱和照射的方向,类似于今天台灯的功用。宫女身体中空,右臂上举,下垂的衣袖罩于铜灯顶部,形成铜灯的灯罩,燃烧的烟尘,通过宫女右侧手臂的袖管进入体腔内,烟尘通过灯体底部水盘的过滤之后排出,会减少烟尘中细小颗粒和异味,减轻了对室内环境和陈设品的污染。现在看来,这样的设计,类似于今天的烟道,但在两千多年前,这实在是可以堪称最先进的发明创造,说明中国早在西汉就已经着手于居住环境空气污染的治理了。除此之外,在“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的整体结构上,还应该考虑加入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美术的内容,尤其是对于地处少数民族地区的高校学生,这些内容的学习将有助于使学生切身了解本土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体悟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的魅力。少数民族的工艺文化是中国工艺美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张道一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曾指出美术史研究的四种偏颇,其中就有以汉族为中心,忽视了其他55个民族;以中原为中心,忽视了周围的边远地区。因此,如果能够对少数民族工艺美术进行有理有据、言之有物的写作,无疑是对中国工艺美术史的有益补充。如果大家都能够去关注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相信中国工艺美术的研究视野将会愈发的开阔。 作者:周亚辉 贺炜 单位:吉首大学 美术史小论文:高校美术史课堂教学提升策略 一、内在觉醒: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在《中国美术史》的教学中,开发美术史料的价值,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习愿望,是课堂教学有效性提升的一项重要策略。首先,注重美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的结合,将中国美术史的理论教学与学生的艺术实践相联系,如在对原始美术的学习中,将原始彩陶纹饰与学生的平面设计相联系,使学生意识到原始彩陶纹饰的构成特点对现代设计形式美和意象性等美的规律的重要借鉴作用。而通过分析当代油画家罗中立的作品、梵高奶奶常秀峰的绘画以及被称作“真正的后现代”的农民雕塑家邬良英的作品,让学生体会到现代艺术中的原始意味,认识到原始美术对当代艺术创作的重要价值,从而在学习中端正态度,产生学习的内在需求。其次,注重理论教学中的人文演绎与情景创生。教师可以通过分享艺术创生相关背景和调动学生的人文参与等方式增加教学的趣味性,把艺术家的生平轶事、作品创作背景等进行穿插讲解,从而使晦涩的理论变得有趣易记。如在讲解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时,教师可以穿插“墨池”、“东床快婿”、“王羲之写字换白鹅”等轶事的讲解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样,当教师在对隋唐佛教美术中较为抽象的概念“经变画”进行理论分析时,可以结合“西方净土变”、“维摩诘经变”、“东方药师变”、“法华经变•化城喻品”等经变题材的相关故事讲解,来分析这些经变画作品的艺术元素和美学特点。在分析元代黄公望名作《富春山居图》时除了讲解画家的创作意图外,教师可以适当播放一些与之相关的视频,如费玉清和张靓颖合唱的《山水合璧》MV,其背景即是对《富春山居图》创作的故事化演绎。在讲清初大写意花鸟画家八大山人的艺术时,可以让学生结合对八大山人的独特身份和独特生活经历的认识进行角色互换认知。学生对八大山人独具个性色彩角色的体认,不仅能够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增加了学生对八大山人的生活经历及其水墨大写意花鸟画风格的直观感受。再次,借古以开今,如通过介绍国航标志——红凤凰的设计灵感来自云南出土的文物——汉代青铜凤凰拐杖头,学生能够把中国美术史的学习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认识到美术史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从而激发学生对中国美术史学习的内在动力。 二、图史共建:视觉轨迹之中的理论解读 对美术专业的学生来说,视觉在其感知和接受过程中居于首要地位。因为艺术活动“必须依靠经过选择和改造的物质媒介并作用于审美感官才能进行。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交际工具,艺术家必须创造出有独特时空特征的艺术作品,呈现于他人的感知觉。艺术活动不是纯粹的精神活动,而是材料中的体验和思维”(王林,2004)。所以,中国美术史课程的理论解读可以循着图像分析的视觉轨迹来行进,这就要求教师要充分利用教学媒体,包括多媒体课件、图像和影视等资料的综合运用。例如在讲授秦汉美术的画像石、画像砖艺术时,可以用多媒体课件的形式向学生展示不同地区画像石、画像砖的作品图像,通过图像的分析来阐述画像石、画像砖的题材内容、艺术手法及艺术特点,从而将美术理论的分析贯穿于图像的解读过程中。这种以读图来释理的方法较之传统的理论分析,可以更加直观地向学生展示汉代先民缤纷多彩的生活画面,也更容易被学生接受。再如,教师在讲授清代山水画的特点时,可以采用图像演示的方式,让学生从直观的图像感受和比较中,得出清代山水画的空间已由两宋时期自然化的物象空间转向抽象化的笔墨空间。而通过对清代山水画代表作品的图像分析,也可以使学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清代山水画是以“笔墨”、“写意”和“书法性”的特点作为中国古代绘画的结局。从而使学生对清代山水画的特点有更加直观和深刻的认识。正如彼得•伯克在《图像证史》一书中所写的那样:“对图像研究者而言,绘画作品并不简单地只是用于观赏,而是用来‘解读’。在今天,这种思想已成为常识”(彼得•伯克,2008)。所以,在中国美术史的课堂教学中,通过图像和美术史的共建与解读,学生才能更加直观和全面地了解艺术作品的全貌。 三、人文制衡:从先验的说教走向经验的认同 中国美术史的课堂教学,并不是简单地对美术史知识的先验说教,而是要将理论知识与学生的生活经验、艺术实践相连通,使美术史和艺术理论知识真正得到学生的经验认同。“教师由知识和技能的讲解者、传授者,变为学生能力构建的帮助者、指导者和促进者”(钱初熹,2005)。所以,一方面,教师可以将中国美术史的教学内容与学生的美术技法学习相结合,更好地促进学生技法的提高。正如学习在五代时期山水画的章节,教师引导美术专业的学生结合自身山水画的创作实践,来分析在构图和表现技巧方面五代时期所形成的南北两大山水画派的艺术特点,学生结合自己的绘画实践很容易总结出山水画的南北两大派别及其各自在构图和表现技巧方面的特点。反过来,教师对这一时期山水画派别及特点的理论分析及总结,特别是对南北两大山水派别皴法的分析则会对学生的绘画实践起到深化和指导的作用,这样理论学习和绘画实践之间就形成了相辅相成的互通关系,形成了学生的绘画经验认同。同样,在花鸟画、人物画等教学中教师也可以联系学生的绘画实践,把学生对美术史学习的被动性转化成主体内在的驱动力。另一方面,教师可以将枯燥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学生生活经验紧密联系,使学生从日常生活经验中领悟美术史知识学习的价值和现实意义。在原始彩陶及不同历史时期陶器及瓷器艺术的学习中,教师可以让学生结合自己在生活中接触到的陶器和瓷器,对辨别陶器和瓷器找到经验的认同,这样学生在学习陶器、瓷器艺术时必定会产生主动学习的愿望。因此,将中国美术史知识的学习置于学生美术学习经验和自身生活经历中去解读,使教学效果得到有效性提升的重要策略之一。 四、调转模式:多元文化生态中教学方法探寻 中国美术史的教学要不断探寻更加适宜的教学方法。首先,不同阶段要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我们一般认同原始美术用人类学的方法,古典美术用图像学的方法,现代艺术用形态学的方法,当代艺术用文化学的方法。由此,在中国美术史的教学中,对中国古典美术的学习阶段,教师要向学生扩充符号学、图像学等学术研究方法,并注意培养学生的读图和分析能力。其次,在教学中教师要适时对不同美术类别的发展线索进行梳理,包括纵向历时性的,如中国山水画、人物画、花鸟画、文人画等发展线索的梳理;和横向共时性的,如中国明代山水画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风景画的横向比较、中国秦汉美术与西方古希腊美术的比较、西方油画的传入及其对中国明清时期绘画的影响等。再次,对美术史知识的分析要放到整个历史背景之中,把社会历史文化对美术发展的影响加以阐释。当然,教师在中国美术史的教学中还可以采取更加多元的方法,注重学生的课堂参与和互动。总之,在中国美术史的教学中要调转传统单一的教学模式,开创更加开放多元的教学方法。 五、因材施教:特定学生群体的针对性教学 教师要对所教授学生群体的能力、兴趣、特点等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再有针对性地采取适合于该学生群体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策略,这样才能使课堂的教学效果得到提升。在中国美术史的教学中,教师要针对美术专业的学生逻辑思维及理性分析能力较弱,但感性认识和形象思维能力较强等特点,在教学内容上多与美术实践相联系,在教法上多选取图像分析方法等。如果教师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一味地将中国美术史的教学内容教条化或者是采用单调的理论分析的教学方法,则可能会收到事倍功半或者是教师的理论分析再严谨细致也引不起学生学习兴趣的消极效果,学生只能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配合理论课学习。因此,针对具体的教学班级,教师要做到因材施教,有的放矢地组织教学内容,并采取适宜该学生群体的教学方法,这样才能使教学效果得到有效提升。 六、自我成长:教师业务素养的全面提升 毋庸置疑,中国美术史课堂教学效果的有效性提升与教师的业务素养和知识储备密切相关。无论教师对不同历史时期社会背景的分析还是对画家生平轶事的介绍,以及对中国儒道禅三大美学价值对中国美术发展影响的阐释,抑或是中西美术发展面貌及形态的比较……都与教师的专业水平和知识量直接相关。因此,教师要不断提升自身的业务素养,不断扩展自己的知识面,才能在中国美术史的教学中灵活运用各方面的知识,才能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才能让课堂教学效果得到真正的提升。综上所述,在高校中国美术史的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教学内容的趣味性开发,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并注重采用图像解读方式对美术史学科进行图史的共建,将理论知识与学生学习经验和生活经历相联系,突破传统的教学模式采用更加多元的教学方法,因材施教对特定学生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全面提升教师的业务素养等策略使课堂教学得到有效性提升。 作者:刘恩芹 单位:六盘水师范学院 美术史小论文:美术在国内文化历史中的背景 作者:林早 单位:贵州大学人文学院 20世纪之初才出现在汉语语境中的“美术”一词,从其界定生成上可说是典型的“跨文化历史语境”的产物。“美术”一词对应着西文中的“fineart”,但在外延上“美术”小于“fineart”小于“art”,汉语中的“美术”专指造型艺术、视觉艺术。这种对译上的非一对一状态,暗示着中国在“跨文化历史语境”实践中发生了误读。“文化‘影响’的真正发生,并不单纯取决于‘影响者’一方,‘影响者’并不能主导整个‘影响’的全过程,因为接受者一方也具有‘主体性’……‘接受者’如何转述、翻译、描述和解释异文化的‘他者’,就更深地依赖于自身的主体性。在‘跨文化历史语境’中,根本不存在对异文化‘他者’绝对客观、毫厘不爽的叙述、翻译和解释。”[1]根据“影响研究”方法予以我们的启示,中国在跨语境实践中所发生的“误读”实际上包含着一种文化上的“合理性”。并且,通过对这种跨语境实践的呈现,有助于我们了解彼时的中国文化主体性状态,从而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的艺术主体性。 一、“美术”生成的西学东渐背景 十九世纪末,整个中国都处于被西方的坚船利炮震惊的状态中。中国的有识之士们开始自动自觉地思考中国的现代性命运,几千年以来超稳定的中国文化受到了反思和质疑。随着轴心时代的结束,“西学东渐”蔚然成风。然而从文化输入的方向上看,近代中国文化历史语境中发生的“西学东渐”并不是一种纯粹两极的西方———(东方)中国直接文化对接。事实上,在中国的西方文化输入中,我们的邻国日本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自中日甲午海战之后,深受日本刺激的中国政府意识到邻国“明治维新”的卓越成效,遂把“取经”的重心从英美等国转换到了距离自己更近一些的邻国日本,于1896年向日本派出了13名留学生,此后逐年增加。到1906年,中国留学日本的人数竟达8000之众。[2](P36-39)如此一来,发生在中国“跨文化历史语境”实践中的“西学东渐”,西方文化对应的是一个“大东方”概念。从中国本位出发,在“西学东渐”的文化输入中,除了西方———中国的两极状态之外,还同时存在着一个西方———日本———中国的“二度转手”状态。如今,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中有一半以上的术语来自日文对西文的翻译就是这种“二度转手”的物证。据相关考证,梁启超是东渡日本向中国输入日译名词的第一人[3](P206-215)。1898年,失败之后梁启超东渡日本。当时并不懂日文的他借助假名和汉字的组合接触了日文书籍,并在不懂外文的情况下,于1898年—1899年之际,借《清议报》向国人输入了诸如民主、科学、政治、经济、自由、法律、哲学、美学等日语汉语。相对于西方原典来说,梁启超当时所从事的翻译是标准的“二度转手”。用今天“翻译”专业的眼光看,梁启超当时引进中国的“民主、科学、政治、经济、自由、法律、哲学、美学……”等词汇,在翻译上是不免有失轻率。这就在客观上给中国日后的人文学科发展带来了许多困惑,比如我们所熟悉的围绕“美学”学科合法性的争论。由上述背景,我们要追溯“美术”概念在中国的生成,就不可不考察“美术”概念在日本的生成。 二、“美术”在日本的生成 “美术”在东方语言中的首次亮相是与艺术展览密切相关的。“在日本,‘美术’一词的起源,一般说是明治六年(1873年)参加维也纳万国博览会时,将参展规则中的德语词汇Sch?neKunst(英文FineArt),译成日文而产生的。但是,当时所谓的‘美术’一词,却是意指包含音乐和诗在内的所有艺术。”[4](P45)1871年,日本接到了奥地利维也纳万国博览会的邀请,并收到了一份德文的展览分类分项说明附件。1872年,将参加万国博览会作为维新之举的明治政府下发了动员、组织参加博览会的分类分项说明日文译文,在日文译文中“美术”一词首次出现:“第22区作为美术的展览场所使用第24区展出古美术品及爱好美术者的作品。又,第二种:各种美术品比如青铜器与烧画陶器各类形象等。第25区今世美术品。”[5]值得关注的是,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美术”译文生成于“展示”(需要/空间/机遇)并不是一种翻译上的机缘巧合。因为西方现代意义上的“艺术”、“美术”,乃是与公共领域的艺术制度紧密相联的。其中对艺术品的公开展示可谓是现代艺术社会学意义上的表征之一。在这个意义上看,西方对东方的“美术”输出,输出的不仅是以“油画”为代表的“画种”、以“美学”为代表的艺术理论,同时在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相对独立的“艺术”观念之下还潜伏着一套西方现代的文化体制模式。这样说起来颇有些当下“视觉研究”所关注的“视觉政体”意味,但彼时日本明治政府对西方博览会的重视和效仿所反映出来的利用视觉传达进行社会启蒙的文化措施却足以证明我们对“美术”与公共性“展示”的强调并不是一种行文上的“过度阐释”。日本“美术”一词在产生之初,其含义是与西方的fineart十分吻合的。然而,日本在将“美术”融入本土的现代性文化建构过程中,却使“美术”与fineart的原意发生了一些偏离。“日本引进西方工业文明和技术,是在‘明治维新’时期,比中国早三十多年,当时‘明治维新’时期的历史背景与中国非常相象。由于当时图画类的科目完全从属于工业技术,是为了培养产业后备军所需要的技能。日本人把本来属于西方艺术科目下的视觉艺术表现称之为‘美术’则不足为奇了。”[6]刘剑虹的叙述为我们呈现了日本在设立“美术”科目中表露出来的功利的文化建构心理,这种“功利”色彩是有悖于西文中fineart的原意的。然而结合当时日本具体的文化历史境遇来看,日本人对于“fineart”的偏离并不是出自一种文化翻译上的轻率,而是一种文化选择的结果,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跨文化历史语境”实践中不存在被动的接受者。结合日本人将“美术”科目设立在工科之下的学科建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美术”是被工具化和功利化了。但是从振兴民族国家的角度出发,在民族自立、自强成为整个社会主要矛盾的前提下,这种文化功利心态不仅是合理的,甚至是必需的。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也正是当时中国迫不急待地接受了包括“美术”在内的一系列日本式西方外来词汇的深层原因。在张之洞的《劝学篇•外篇•游学》,这种文化功利心态表露无遗:“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二、去华近,易考察。三、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四、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三、“美术”在中国的生成 根据邵宏的考证,清末民初的大学者王国维是向中国引进“美术”日文译语的第一人———“1902年,王国维出版了他的译著《伦理学》,书后所附的术语表上便有‘fineart’美术”一词。这是日语译词‘美术’首次在汉语出版物中出现。”[8]1904年,王国维在其连载文章《<红楼梦>评论》中,开始频繁地使用“美术”一词。王国维主要在三个层面来使用“美术”,一是接近于西方的“fineart”———“而美术中以诗歌、小说、戏曲为顶点”;二是艺术、艺术表现———“不求之于实行,犹将求之于美术”,“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以及解脱之道”;三是美学———“美术之价值,存于使人离生活之欲,而入于纯粹之知识”。[5]而在王国维发表的以“美术”为题的《论哲学家与美术家的天职》文中有:“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天下之人嚣然谓之曰‘无用’,无损于哲学、美术之价值也”[9](P105),可见,“美术”在学者身份的王国维那里尚处于一种含混使用的状态,并且在这种含混中更偏向于“美术”的“美学”意味。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王国维是从日文译词中接受了“美术”,但是在对“美术”一词的使用上却更多地吸收了叔本华的哲学。这里就又给我们呈现出了“跨文化历史语境”实践中接受者的主体性———“美术”一词在日文中一开始便被用于艺术(品)的器物层面,而在中文中一开始则被用于艺术(品)的精神层面。1905年秋,李叔同在日本东京撰文《图画修得法》,其中有:“图画者,美术工艺之源本”,并称法国为“世界大美术国”。[10](P116)画家身份的李叔同在对“美术”一词的使用上与作为造型艺术的美术要相对接近一些。但在文章中,对于什么是“美术”,李叔同并没有做出明确的界定。王国维与李叔同在使用“美术”一词上的不同倾向,反映了学者与艺术家在“美术”认知、体验上的不同侧重。在中国,作为艺术而非美学的“美术”认知是由刘师培来促成的。1907年,刘师培发表的《中国美术学变迁论》从中国本土的艺术出发,第一次明确地界定了“美术”及其范畴。“夫音乐、图画诸端,后世皆视为美术。皇古之世则仅为实用之学,而实用之学即寓于美术之中。舞以适体,以强民躯。歌以和声,以宣民疾。而图画之作,以为行军考地所必需,推之书契既作,万民以昭,衣裳即垂,尊卑乃别,则当此之时,舍实用而外固无所谓美术之学也。”又有,“汉印、汉碑,所图之物,不外指事象形……汉代美术,至此可窥。”另,在刘师培的《论美术与征实之学不同》一文中,提出“美术”是“乃以饰观为主者也”的原则,这已经相当接近我们今天所谓的“造型艺术”了。[5]在此,刘师培通过金石、水墨、书法、印章中国传统艺术来讨论“美术”的文化自觉与同期日本将传统的水墨画排除在“美术”之外的作法又形成了接受主体在“跨文化历史语间”实践中的一个比照。作为舶来品的“美术”在中国的真正普及是在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其中,鲁迅对“美术”的普及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1912年,鲁迅为刚成立的“美术调查处”拟定的工作中清楚表明了“美术”是指雕刻、绘画的现代立场。1913年2月,鲁迅以周树人本名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一卷第一册发表了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其中,“美术”既泛指“艺术,”又专指“造型艺术”,在用法上与fineart的原意非常接近。《意见书》共分四段,分别阐释了“何为美术”、“美术之类别”、“美术之目的与致用”、“播布美术之方”。在讨论美术的普及中,鲁迅在“美术”的“造型艺术”意义上提出了“美术馆”与“美术展览会”,并对二者作出了区分———“所列物品,为旧时中国固有之美术品”(美术馆)与“陈列私人所藏,或美术家新造之品”(美术展览会)。 四、“美术”的生成与文化操作 在将“美术”与“美术馆”、“美术展览会”放到一起来阐释的意义上看,“美术”在中国历经王国维、李叔同、刘师培等先贤的阐释,其内涵逐渐从一种美术之“道”落实到了实物的层面。从“美术”的“西学东渐”历程上看,“美术”在东方语境中的首次亮相是伴随着博览会上的艺术品展示而来的。而当“美术”在中国开始“播布”(普及),美术又一次显示了与“展示”的联系。在中国的“跨文化历史语境”实践中,“美术”从哲学意味、艺术学意味转而进入实物层面并得到最终的确证,这一过程不仅展现出中国的民族思维特点,同时也显示出“美术”的“西学东渐”背后隐含着的文化体制模式输出。在这种文化体制模式中,“美术”与对美术(品)的公共“展示”具有强烈的“互文”性———设想一下,只有西方“油画”,而无对西方“油画”所作的公开“展示”,作为一个外来画种的“油画”如何能在中国现代性历程中取得“先进性”和“合法性”。并且从文化体制模式的输出上看,只有将“美术”作实物层面解,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文化体制模式才能真正展开———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结合美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功能来进行理解。1911年,第一套《美术丛书》编著。1912年,国民政府设立“美术调查处”。同年,上海图画美术院成立,苏州创办苏州美术会;1916年,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中华独立美术协会”。1917年,第一部美术著作撰写。1918年,第一本美术杂志发行……虽然同期,音乐、文学并没有完全从“美术”中脱离,狭义的“美术”与“图画”并存,“画会”与“美术协会”并存,但是一套相对完整的现代意义上的包括了艺术家、艺术品、艺术展示空间、艺术批评、艺术院校、艺术机构和公众的艺术世界体制已经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显现。如果说在对于“美术”的最初选择上,日本与中国有着相同的初衷,那么在后续的现代性进程中,由于不同民族性格在“跨文化历史语境”实践中对国家制度、社会制度进行的不同选择,中国的“美术”发展与日本又渐渐形成了区别———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美术馆馆藏品中没有一件西方艺术作品。这与热衷于收藏西方艺术作品用以立馆的日本美术馆实践形成鲜明的反差。“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文化经历了一场空前的大清洗,“美术”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运动中取得了“造型艺术”的最终界定。1919年,紧随“文学革命”之后,吕澄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美术革命》:“窃为今日之诗歌、戏曲固宜改革,与二者并列于艺术之美术(凡物象为美之所寄者,皆为艺术(art),其中绘画、雕塑、建筑三者,必具一定形体于空间,可别称为美术(fineart),此通行之区别也……尤亟宜革命……文学与美术,皆所以发表思想与感情,为其根本主义者惟一,势自不容偏有枯荣也。”同刊同期,陈独秀撰文《美术革命———答吕澄》:“现在得了足下的来函,对于美术———特于绘画一项———议论透辟,不胜大喜欢迎之至。说起美术革命来……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因为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写实的精神。”[12]在吕澄与陈独秀关于“美术”的讨论中,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的:一是“美术革命”的紧迫性;二是将“美术”与“文学”并举。并且这两点又共同指向了“美术”的“写实性”,而“美术”的“写实性”是对应当时文化传播中的“可操作性”的。可以肯定的是,彼时文学和美术对“写实性”热烈追求并不出于一种理想状态的纯粹审美判断。同时,撇开新文化运动的具体历史背景不谈,当“美术”界定经一本刊物的发表在民众中形成了普遍认知这样一个事实成立的时候,就意味着现代性的文化(美术)机制在中国开始发挥作用了。据此,我们也可以尝试去理解,何以“美术”在中国会缩小了外延并最终界定于造型艺术、甚至绘画———这背后的依据就是民族国家主体在文化体制操作中的理念。这个理念在20世纪初的中国,就是“革命”,争取民族独立、自强的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邹荣《绪言•革命军》)“美术”在东方民族国家最终被界定为“造型艺术”的专指,乃是出自一种功利的文化建构考虑。此前,我们已经知道“美术”在传入中国之初,虽然在概念上与美学、艺术表现等混生,但外延上与fineart是基本吻合的。使得专指“造型艺术”的“美术”从泛“美术”中独立出来的,是附带在“造型艺术”身上的最能适应文化建构需要的“展示”、“传播”功能。其中,造型艺术的公共“展示”特别暗示出了现代中国史无前例的“公共领域”。因此“展示”是“传播”的基础。中国的艺术批评一般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木刻家们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前卫艺术家———“前卫”在这里作对艺术现代性的追求解,然而联系左翼木刻家联盟的倡导者鲁迅的提倡新木刻运动的初衷———“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不难见出艺术现代性追求背后为革命所“用”的功利目的。再进一步联系“美术”在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中的基本分类———国画、油画、版画、年画、连环画、宣传画,其中版画、连环画、宣传画这三个画种由于媒介上的“工具”意味,都暗示着强烈的文化传播功能以及文化普及意识。这种美术分类思路同时也成为了中国的美术馆的展览组织原则之一。明了“美术界定”历史生成的“跨历史文化语境”实践,明了民族国家主体在“跨文化历史语境”实践中的困顿和选择,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艺术现代性从一开始呈现出来的推动国家现代性历程的文化自觉。而这也正是中国现代艺术发展在20世纪后期饱受当代艺术家诟病的向国家意识形态投诚的根源所在。 美术史小论文:地方美术史研究状况 时间性与空间性:地域美术研究的两个维度 在全球化背景与现代化的进程中,地域文化及地域美术研究的前景与趋向愈发引人关注,无论是对于信息时代与地域美术之间的关系,还是以现代性理论观照与阐发地域美术研究,都成为艺术史研究方法论与范畴内容的焦点。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区分每个国家与地区的艺术史叙事,更已成为世界艺术史界学术实践的核心问题。全球化的多元结构与信息传播技术的高度发达,不但没有消解地域性的价值,反而更加凸显了地域文化的无法替代的可贵特性。地域美术史研究在方法论上承担着双重使命,即当创建普通艺术史的元叙事时,研究者还要针对不同的地域性特征展开叙述,从更广层面上指出其相似和差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地域性因素。长期以来美术史研究的逻辑与体例都遵循纵向的时间线索,从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到邓椿的《画继》,纪传体的常规体例与时间顺序的前后相接,已经成为中国古代美术史叙事的传统方法。经典意义上修治美术史的习惯路径,首先需要排年表、列师承、追溯源,虽也有《益州名画录》等地域性美术的专题述评,但对地域美术的横向梳理一直缺乏深人的研究,唐宋之际的南北之分也只停留于宽泛而模糊的地域分类,实际上更强调某种风格而非地别的差异。 地域性首先是一个空间概念,而其内涵又绝不止于空间上的界定。空间层面不同的地域性往往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或者说不同的地域往往展现了同一现象或事物的多个侧面。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很少有学者从时间的角度去考察过地域性,似乎地域性只是时间之外的某种与之二元对立的范畴,是独立于时间之外的另一种不相干的维度。然而当我们回顾艺术史,就会发现“地域性”中已然包蕴了时间的概念,例如,当今天我们谈到“青铜时代”不正是包含着一种地域性?“魏晋风骨”不正是包含着一种地域性?“盛唐气象”不正是包含着一种地域性?虽其作为古代艺术史中某一时段的时代称谓,我们也不能武断地说,魏晋风骨和盛唐气象已经消失了,与今日的中国艺术完全隔断不发生任何关联。反过来,艺术史中的“吴门四家,,、“扬州八怪”、“海上画派”等也分别代表了某个时代。同时,这些派别、概念、范畴之所以直至今日依然有效,是因为它们代表着某种风格,具有艺术价值的普适性。正是在这一层面上,艺术史的地域性问题就变得错综复杂,同时也充满着戏剧性。 地域性的研究范畴,实际上已经给出了美术史家所需要的“地点”和“读点”。对于某一研究对象的地域性的选取,发挥的空间有多种可能,很多因素可以纳人其中。特定空间与线性时间的混合,可以在某一项研究中奇妙地展现出来。正如人类学家、结构主义哲学家列维一施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中谈到自己领略结构主义精髓的感触:当你忽然发现……可以同时在岩石上面发现两个菊石的遗痕,看到它们微妙不对称的回纹,这些回纹以它们自己的方式证明两个化石之间存在着长达几万年的时间距离,在这种时候,时间和空间合而为一:此刻仍然存活着多样性与不同的年代相重叠,并且加以保存延续。思想和情感进入一种新的层次,在那当中,每一滴汗,每一片肌肉的移动,每一息呼吸,全都成为过去的历史的象征,其发展的历史在我身体重现,而在同时,我的思想又拥抱其中的意义。我觉得自己处在更为浓郁的智识性里面,不同世纪,间隔遥远的地方在互相呼唤,最后终于用相同而唯一的声音说话。 一项深人的地域美术史研究,应力求发掘并展现出这种时空并置的微妙结构,从中追求一种多样性基础上的共同感。惟其如此,时间维度的历史学含量才能在一项以局部地域为对象的研究中提升其意义。 然而说到底,地域性又首先是一种以空间为依据的分类方式。沈宗赛《芥舟学画编》在讨论地域性格与地域绘画的关系时提出“天地之气,各以方殊,而人亦因之。南方山水蕴藉而萦纤,人生其间,得气之正者,为温润和雅,其偏者则轻桃浮薄。北方山水奇杰而雄厚,人生其间,得气之正者,为刚健爽直,其偏者则粗厉强横。此自然之理也。于是率其性而发为笔墨,遂亦有南北之殊焉。”12环同地域艺术创作风格与样式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理空间的文化性格决定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无论是艺术史还是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历史,必然要在一定的空间中展开,并试图解释在这一空间中独有的审美思维与人文特性。地域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断发展、变化,但在一定阶段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同时展现了文化在一定的地域环境中与环境相融合打上了地域烙印的某种特性。尤其在当代视角的大文化格局中,地域(Loeal)、国家(National)与全球(Globle)的概念呈现了空间分类的不同层面,更寄托着文化政治的差异性与由此带来的不同地理版块异质文化之间的互斥与关联。作为空间层面的“地域性”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它可以指一片村落、一处城乡、一个省份、一个国家,甚至地球的东西两方。狭义上的地域美术史研究,则更加强调对于同一文化共同体内部,不同地域版块或地点的各自考察与观照。在这一点上,地域性比国家性或民族性更具针对性和专属意义。因为由于诸多极具地域性特征的民俗、文化及艺术创作是在相对封闭、隔绝的状态中发展演变而来的,尤其在交通条件有限、缺乏文化沟通交融的时代所形成的相异特点,更保留了地域美术的可识别性。这一点在五代时期已经形成的山水画南北两派的风格分类、传统工艺美术史上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域在媒材技法与审美标准上的巨大差异都可见一斑。 无论是地域范围的广裹或狭小、中心或边缘,一项地域美术研究总是以某种形式的“整体”形态显现。但如果仅从美术史写作的层面,地域美术研究与国家或民族美术的通史相比,始终处于一种支流、局部或从属的地位,反过来,地域美术的多元存在又构成了国家、民族更高一层美术内容的主体。这就要求地域美术研究不能局限于现状考察,而应追溯研究该地域美术的纵向特征,即各个断代的时间段内形成的地域特征,同时要研究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地域美术的发展,及其在交叉、流动、迁徙中造成的相互影响,以揭示在特定时空中存在的价值观。正如生活在北宋蜀地的黄休复在《益州名画录》中所追求的,“至如蜀都名画之存亡,系后学之明昧,斯黄氏之志也。”在这一层面上,地域美术研究关涉到风格样式的衍变规律,通过历史性的关联,完成某种“超越”。中国地域美术史研究的晚近历史与现状述评20世纪以来,随着美术史学研究的门类细化与现实需要,兼受西方现代学术方法的影响,中国地域美术史研究的个案梳理意识与学术自觉愈发深人。早在民国时期,已不乏地域性美术研究的著述,罗元肪的《蜀画史稿》(1917)、汪兆铺的《岭南画征略》(1928)、王瞻民的((越中历代画人传》(1928)、庞士龙的《常熟书画史汇传》(1930)等的出版成书,已经反映出民国时期美术史学者的地域研究意识,这一过程与以滕固为代表的美术史论家以现代学术方法进行断代史研究近乎同时。 地域画派的概念与影响在美术史叙述中的生成,促动了百余年来中国地域美术史的蓬勃发展。民国初期已经对于地域画派有过的系统的梳理与分类。在民国时期的传统派画家群体中,按照地域性划分其南、北分别以北京画坛与沪杭画坛两大版块为代表。前者代表人物为陈师曾、金城等人,兴于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后者代表人物为黄宾虹、潘天寿等人,盛于二、三十年代。上世纪三十年代,地域性又与时代性并列为美术发展的两大重要因素,当时作为上海“中国画会”41的发起人和执行委员的郑午昌撰文强调了这种关联: 我们既不能忘却我们所处立的地域,尤不能忘却我们所生的时代。在历史进化的过程中,一时代有一时代的艺术,同一时代而又有各个民族的独特的艺术,以其环境及历史的条件反映使然也。 在此前后,对于地域画派与地域美术现象的研究方兴未艾,地域派别观念盛行。由于1929年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自民国建成以来首次全面汇集全国画坛作品,此间评论者的印象也更具参考价值。“第一次全国美展汇刊”于1929年4一5月间共出版10期,作者队伍汇集了当时全国著名的画家和理论家,其中陈小蝶的《从美展作品感觉到现代国画画派》,以个人印象对于当时的画坛作了细致的阵营划分,依据此次展会中的国画作品风格,将当时画坛分作复古派、新进派、折衷派、美专派、南画派、文人派六派,实际上牵涉了上海、北京、广东三地的代表性画家。如果按照今日约定俗成的革新派与传统派的分类逻辑重新归列一下,则在陈小蝶划分的六派中,折衷派、美专派属革新派或中西融合派的范围,而复古派、新进派、南画派和文人派均属传统派的阵营,且陈氏对传统派前三者的复古、摹古风格均持有不同程度的不满,而毫不避讳对文人派的情有独钟。在当代学者以特定地域性为范围的民国时期中国绘画的研究文章中,北京画坛、上海画坛和岭南画坛有关中国画的相关研究相对其他地域更为充分。其中代表性论文如薛永年先生的《民国初期北京画坛传统派的再认识》(2002)、李松先生的《20世纪前期的湖社与京津地区画家》(2003)等文章探讨了民国画坛传统派的理论与实践;万青力先生的《南风北渐:民国初年南方画家主导的北京画坛》(2000)从当时北京画坛以南方画家为主流的现象人手,从画家与机构的角度探讨了这种现象的历史动因、时代契机与文化意义;他的另一篇论文《美术家、企业家陈小蝶—民国时期上海画坛研究之一》(2001)则通过美术家个体的研究,从第一手史料出发,在美术史细节中考察评价艺术家的成就,从而上升到对于上海画坛的整体考察。单国强、单国霖对于隋代以来至清代的京江画派研究、赵力对于京江画派形成的历史文化条件和艺术渊源背景的研究,曾对镇江地区的地域性画派作出了较为深人的考查。在对于广东民国画坛的专项研究中,黄小庚、吴瑾编辑的《广东现代画坛实录》(1990)收集了岭南地区画家讨论美术的文章,对于这一专题有重要的资料作用;黄大德的相关文章更揭示了当时岭南画坛“方黄之争”的历史细节,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一直致力于广东美术地域性研究的李伟铭以数篇相关学术文章,对于岭南画派中国画论争及其史料的收集与研究,也从某种程度上拓展了这项专题研究的深度。 近十年来对于地方画派的研究著述及其出版,在2002、2003年之间达到了一个高潮期。2002年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画派画集》在汇集图像资料的基础上,对二十世纪前期的“京津画派”、“岭南画派”及“海上画派”进行了研究。2003年前后由吉林美术出版社陆续出版的“中国画派研究丛书”作为一部汇集性著述丛编,对海上画派、松江画派、新安画派、娄东画派、吴门画派、常州画派、南方山水画派、北方山水画派等十五个古代地方绘画流派分册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研究,详细评述了各画派的来历、产生背景、画风的形成和转变、主要艺术特点及其影响,首次全景式地展现了中国地域画派的渊蔽与全貌。目前看来,地域美术通史的研究对象仍然以北京、上海和广东三地最为集中深人。以上海、广东两地为例,在相关研究领域,已有徐昌酩主编的《上海美术志》、李超的《上海美术史》、黄可的《上海美术史札记》、李公明的《广东美术史》等著作,对于两地的整体性地域美术研究起到了奠基作用。此外,一些地域性美术研究的工具性资料汇编著作,也为以往地域美术史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研究基础,如王震编撰的((二十世纪上海美术年表》、《1872一1911 申报 艺术条目索引》、颜娟英编撰的《台湾近代美术大事年表1895-1945》等,以及各地域中城县各级的地方志,都成为地域性美术研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学术资料和依据参照。在对于近年来面世的北京美术的相关研究成果中,以邵大篇、李松主编的 ((20世纪北京绘画史》和李福顺主编的《北京美术史》最具代表性。6二者都是国内一流专家学者集体智慧的结晶,均在不同程度上拓展了这项专题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在所有地域美术史研究阵营中,北京美术史研究作为地域美术史的特殊性不言而喻,其理据正如《北京美术史))引论中的描述:“北京经历了从原始聚落到城市萌芽,从中土边塞到多民族城市,从少数民族政权之都到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演化过程。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其地域文化构造宛如古老的地质积层一般,错综繁芜,一言难尽。”北京长期作为都城的历史,也决定了其具有主流示范性和中心辐射性的杂揉特征,从而兼具地域美术独特性与国家美术史的普遍性。 由北京画院组织编写的地域性断代史 ((20世纪北京绘画史))作为北京美术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从20世纪初期新文化运动时期至20世纪90年代各时期北京地区美术发展的历史图景。参加各章节的编撰人员均为在各自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美术史论专家,在主编邵大篇先生和李松先生的主持下,尽可能详尽地占有和掌握原始资料,力求客观地呈现历史原貌,分析历史事件、人物与当时历史情境的关系及所起的作用。而《北京美术史》作为第一部完整系统的北京美术通史,不但填补了重要的学术空白,而且在研究视野的广度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在此书之前,尚未有学者以通史的线索系统梳理北京地域性美术的发展历程。该著作以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李福顺教授为首进行编撰,长达八十余万字,编者将丰富翔实的文献资料和诸多美术遗存图片相结合,系统书写了自原始社会至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的美术发展历程,对北京美术的地域性特征进行了归纳、总结,以区别于其它地域已有的美术文献史。除了对于北京、上海、广东的集中性研究之外,一些研究针对特定区域与门类,也体现了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如郑工、莫小也等学者各自对于澳门美术史的研究,展现了一个近代以来中西文化艺术交汇的独特个案所能体现出的学术价值。在对于不同艺术门类的梳理方面,亦有吴敬贤、汪天亮等学者对于陕西、福建等地的工艺美术史专项研究的著述出版。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时期以来一批少数民族地区美术史的面世,丰富了地域性美术研究的内涵,一些专家学者有意识地从中寻找地域性美术的审美特性,发掘各族群间的文化交流与影响,并取得了丰厚的成果。由王伯敏先生主编的六卷本《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于 1995年面世,作为国内第一部少数民族美术史专著,整理汇集了各少数民族地域的美术史研究文献。近年来,更为详尽深人的相关个案性研究尤以西藏、云南、内蒙古等地域的地区美术史研究取得的成果,在数量、质量上令人关注,如康•格桑益希的((藏族美术史》、张亚莎的《西藏美术史》、谢继胜的((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昊明娣的《汉藏工艺美术交流史》、李伟卿的《云南民族美术史》、王嵘的《西域艺术史》、韩小忙的《西夏美术史》、阿木尔巴图的《蒙古族美术研究》、鄂•苏日台的《蒙古族美术史》、乌力吉的《内蒙古艺术地理》等。这些著作探讨了少数民族地域艺术的发展,并进一步阐析了宗教对于艺术的影响,对于研究少数民族地域文化的发展以及多民族艺术的交融具有重要意义。综观以往中国地域美术史研究,史料梳理与图片整理的文献汇集,至目前为止仍然是此类研究的首要任务和学术使命。特别是地理位置或文化坐标上相对“边缘”地域的美术,对于一些原始资料的及时收集与发掘,以及诸多尚待填补的学术空白点,应引起相关学者的更多关注,投人更多精力进行调查研究。在方法论上,一些地域美术尚缺乏通史与断代史角度的整合梳理,从而考察、发现该地域美术的独特价值。 个性与共性:地域美术史研究范式及其存在的问题 传统意义上地域美术史研究的终极目的,是通过对于一个特定地域美术发展的专项研究,探求其个性与共性之间的关系,继而建构一种美术史发展模式,完成意义的升华。受到现代学术观念与方法论的影响,愈来愈多的研究者对此进行过践行与反思。是单纯“就事论事”、保持其独有价值体系的个案研究,还是将其放置在一个整一的社会文化形态中,观照其普适价值与建设性意义,成为地域美术史研究回避不开的选择。在西方艺术史方法论的发展史上,有着从地域美术史研究中抽绎美术史研究范式的传统。温克尔曼较早试图通过一项特定地域范围的个案研究来推导出各地域艺术史的统一规律与模式。他认为研究古希腊艺术的目标,是要把人们的认识“引向统一,引向真理,并以此来作为我们在判断和实践中的指南”。其((古代艺术史》(月殆勿尽oIAn~tA材,1764)通过对于古希腊艺术史的深人考察推导出艺术史研究的原则,提出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艺术必须看作和它的物质环境和社会背景有血肉联系:“艺术史的目的在于叙述艺术的起源、发展、变化和衰颓,以及各民族各时代和各艺术家的不同风格,并且尽量地根据流传下来的古代作品来作说明。”对于这种“由点及面”的推广,认同与批判的声音一直并存。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1922一1996)认为“取得了一个范式,和取得了范式所容许的那类更深奥的研究,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志。”以此来看,温克尔曼从希腊艺术史中抽绎出的规律与发法论完成了一次伟大的建构。而同样的方法在艺术史家文杜里(1885-1961)看来,“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它所研究的艺术作品失去了个性,而成了某种类型。因此,温克尔曼开拓的道路偏离了历史和美学的标杆。……他把‘艺术家生活’置之脑后,而创造了‘艺术史’的一种类型。”正是这种地域美术史研究推导出的范式,使温克尔曼成为了文杜里眼中横亘在后来艺术史家们面前的“伟大的绊脚石”。对于地域美术史研究来说,比研究范式更为重要的,是地域文化氛围、地理环境和人文风俗的具体影响。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认为艺术作品的产生“取决干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地域性及其文化氛围,深刻影响、启蒙了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的审美取向与风格追求。郑午昌也在《中国画学全史》指出,画家传、画迹录和画学论“三者互相参证,并及与有影响之种种环境而共推论之,则其源流宗派,与乎进退消长之势,不难了然若揭。”如此说来,与地域美术研究相互关涉的因素就十分复杂丰富,随之而来的相关问题也存在着多种可能。在笔者看来,对于地域画派和地域美术史研究,存在以下几个容易掉落的陷阱: 其一,方法论的“范式”误区。在大多数情况下,地域美术史专项研究的个性特征,与其可能达成的普适性范式,并非直线对应的关系。从这一角度来看,地域美术史研究对于美术史方法论的真正的建构意义可能在于,这项研究的学术价值不是对于已有模式的重复验证,而恰是对于一种已有的“普范性”模式的校正、反拨与挑战。任何先人为主地“套用”既有方法论范式来进人一项特定的地域美术研究,都可能无法发掘该地域美术的核心特点。因此,在“小中见大”的同时,秉持“同中求异”的精神,即在建构普遍联系的同时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与个案性,也正是地域美术研究的普适价值所在。 其二,研究初衷上的地方保护主义与“家乡偏好”(权且借用金融学界的“ homebias”一词)。研究者的“故乡情结”,很容易变为地域美术史甚或地域文化史研究的动力来源,这种源于集体无意识的乡土情感本无可厚非,也确为一种可贵的文化使命与伦理情操,但正如站在山中望此山的全廓难以尽收眼底,“家乡偏好”也使研究者很难保持一种理性客观的中立态度。如果这种立场又与某种文化权力甚至经济利益相对接,其后果更可想而知。一个新鲜而典型例子,是2009年12月在河南安阳一次考古发现,所引发的关于“曹操墓”的真假及其归属的争议。其后来的一系列由地方政府等各方人士参与的辩论和争夺,事实上已与学术研究无关,与随后“刘备墓”的挖声又起,共同沦为一场争夺能够带来经济利益的旅游资源的角逐。 其三,过度强调地域文化性格对于地域美术的影响。地域艺术史研究乃至地域文化研究,稍有不慎便会陷人地缘决定论的极端,即过度放大地域决定文化的绝对性。事实上对于地域美术研究而言,地域性不过是某种特定的资源与背景,而非对艺术创作的全部内容,甚至也不是对于艺术创作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清人沈宗赛在《芥舟学画编》中论述过地域性对于画家影响的相对性,并举其反例:“视学之纯杂为优劣,不以宗之南北分低昂也。其不可拘于南北者复有二:或气察之偶异,南人北察,北人南察是也;或渊源之所得,子得之父,弟得之师是也。第气象之闲雅流润,合中正和平之道者,南宗尚矣。”川地域并非不可跨越的因素,尤其在交通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日。南方画家寓居北方,西部画家定居东南沿海的情况十分常见,地域文化间的交融互渗是愈发需要重视的现象。未能充分认识到此点,就容易陷人一叶障目、刻舟求剑的尴尬。 其四,地域美术研究的“主流饭依”情结。尤其在当代美术史与美术现象研究上,这一情结与文化权力与美术史研究的话语权有关。面对现当代中国的地方画派,一些学者与批评家试图通过推广某一地域的艺术家、画派来进人美术史的主流叙事。这种趋向的结果是,相关研究片面地回避地域性特征,导致了叙述模式与价值标准的趋同。一些本已珍贵的具体研究,一经“升华”,反而失却了它原初的优势和独特味道。这种趋向的另一种表现是,在一些经济文化欠发达地区,人们往往习惯于把“地域性”作为一种文化策略,以应对无法与主流文化对话的窘迫与尴尬。 今日的地域美术史研究,已经愈发依赖于各不同学科方法的参人,需要考古学、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文献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通力合作。尤其当今日的美术史研究“不再奠基于严格的材料划分和专业分析方法之上,它成为了一个以视觉形象为中心的各种学术兴趣和研究方法的交汇之地和互动场所。”地域美术史就注定成为地域文化的视觉映像及其意义阐释的重要方式,并折射出特定文化群落独有的精神趣味。 美术史小论文:民俗美术历史命运 一、泥人张彩塑艺术综述 1、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历史 “泥人张”是泥人张彩塑艺术的简称,泥人张彩塑艺术是中国美术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雕塑艺术流派,是中华民族雕塑的重要代表,是中国的“国宝”级艺术。著名美术家、美术教育家、美术理论家徐悲鸿先生称赞泥人张彩塑为“若在雕刻中,虽杨惠之(唐代著名雕塑家),不足多也”,又称“信乎写实主义之杰作也”。(徐悲鸿《对泥人感言》,收入《大陆杂志》第一卷1期,1932年7月1日。)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创始人张明山,其艺术活动主要集中在清朝道光和光绪时期,他制作的小型观赏性彩塑泥人雅俗共赏,深受各阶层人民的喜爱。张明山被时人称作“泥人张”,他所创作的泥塑艺术被称为“泥人张彩塑艺术”亦简称为“泥人张”。泥人张彩塑艺术被张明山的子孙继承,代代相传,至今已有六代,各代艺术家众多,产生了巨大的艺术影响。尽管每一代的泥人张艺术家们的艺术制作水平各有特点,但从整体上看,各代泥人张的艺术都一以贯之地体现着一些共通的审美观念和造型因素,因而是可以从一个“流派”的视角上来对“泥人张”艺术加以考察。 2、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定义及特征 泥人张彩塑艺术是民间美术中较高级层次的美术类型,它是在民间艺术的土壤中产生的,其目的主要是满足具有一定艺术文化修养市民的精神、审美的需求,甚至是部分满足文人审美情趣的精神需求,它是一种高雅化了的民间艺术。“狭义的泥人张彩塑”就是指张明山和张玉亭二人创作的,绘、塑结合的,35厘米左右高的小尺度,高度写实风格的,强调比例准确,敷彩雅丽,以反映清末民国初社会生活的泥质雕塑作品。由此可以引申出“广义的泥人张彩塑”概念:绘、塑结合的,35厘米左右高的小尺度,风格写实,形象准确,敷彩雅致,有张明山明确师承关系的传人的作品的泥塑作品。著名美术理论家、批评家郎绍君先生认为“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基本特征也是如此:敷彩、泥塑、小尺寸、形象的真实性。(《天津文化史料》第四集,天津杨柳青画社1993年,第37页。) 二、当代泥人张彩塑艺术面临问题及原因 1、当代泥人张彩塑艺术所面临的问题 第一、泥人张彩塑作品良莠不齐,名称使用混乱。泥人张彩塑艺术作品是有其特定的艺术风格和样式的。不是泥塑制品、泥塑工艺品就是“泥人张”,现在很多泥娃娃、泥制脸谱都不是泥人张彩塑,即使是某些大型泥塑制品,自称是“泥人张”彩塑作品也多是一些伪劣之作。第二、传统泥人张彩塑艺术制作水平正在下降。泥人张彩塑艺术的特点是高度写实的小型彩塑,其技法是复杂的,其制作技术是高难度的,但目前具有传统泥人张彩塑制作水平的艺术工作者非常少。第三、缺少继承者,后继乏力。泥人张彩塑艺术同其它很多民间、民族艺术一样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缺少继承者,尤其是缺少优秀的、有天赋的继承者。社会在转型,传统民族艺术对现代年轻人的吸引力减弱了,很多当代年轻人没兴趣了解,更谈不上喜欢和想去学习民族艺术了。第四、政府相关部门应了解民间艺术理论,正确对待民族艺术。“泥人张”艺术是由张明山创建的,后以家族方式传承,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应该重新审视民族艺术,应该在新形势下重新研究泥人张艺术的发展现状,明辨是非,分清真伪,正确对待民族艺术。 2、泥人张彩塑艺术现状产生的原因: 第一、经济发展引起的社会、文化转型。泥人张彩塑艺术同中国其他民族艺术一样都面临着生存问题,其最根本原因是,传统中国民族艺术所依赖的生存环境正在消失。以泥人张为代表的民间美术是传统农业文明的产物,而中国正向工业社会转型,工业文明、文化正迅速冲击着传统的农业文明、文化。第二、随着经济型社会的来临,经济利益已经成为影响泥人张彩塑艺术发展的根本原因。经济利益在促进某些传统民族艺术的所谓大发展的同时,也是导致某些传统民族艺术的衰微的原因。某些艺术在市场机制下可以很好的生存,某些民族艺术却因市场经济而面临更严峻的问题,对待有能力自我生存的民族艺术,国家、政府应该让它们自由的生长。第 三、对泥人张彩塑艺术的研究不够。 国家、政府应该给那些濒临灭绝的民族艺术以足够的重视,对这些民族艺术进行研究,政府没有条件研究的可以聘请相关专业人员对民族艺术进行研究,分析其价值与意义,应该以何种方式继续存在,确实是民族艺术中优秀的部分,应该让其传承、发展和延续 三、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历史命运 1、泥人张彩塑艺术正处于一个衰落的势态。泥人张彩塑艺术产生于农业社会的后期,正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的过渡阶段,但泥人张彩塑艺术的本质还是农业生产、生活方式的反映,人们对民间美术的需求状况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在当代中国社会,大工业的生产、生活方式正迅速改变着人们的生存状况,泥人张彩塑艺术确实是处于一个衰落的趋势。 2、泥人张彩塑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优秀的民族艺术,是中国民族自己创造的优秀民族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非常值得去保护和发展。 3、泥人张彩塑艺术正趋向高雅化、纯艺术化,重新成为商品型艺术。泥人张彩塑艺术从产生之初就是一种市民文化的代表,当泥人张彩塑艺术引起上层社会的关注之后,创作者的精品意识和价值观念逐渐加强,泥人张彩塑一开始就是处于雅化了的俗艺术的状态。泥人张彩塑正趋向纯艺术化,所谓“纯艺术”,简单讲就是纯粹用来欣赏的艺术。真正的泥人张彩塑艺术品,都是被当作雕塑艺术品来收藏、欣赏或作为礼品来传递的。 4、泥人张彩塑艺术趋向旅游商品化。泥人张彩塑在其发展的初期和盛期都是作为精神性商品而存在的,泥人张彩塑艺术品是一种很特殊的商品,它是一种精神性商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进入商业社会,泥人张彩塑艺术品作为天津地区的特色艺术品而再度成为商品,其生产和销售成为天津文化产业中很重要的旅游纪念商品经营实体。为了满足数量巨大但购买能力小的旅游者们,泥人张彩塑“变形”出来了大量的泥娃娃艺术品,传统的泥人张彩塑艺术受到了巨大冲击,假的泥人张彩塑——泥娃娃、泥脸谱逐渐取代了真正的泥人张彩塑艺术而成为“泥人张彩塑”的代名词。泥人张彩塑艺术的旅游纪念商品化一方面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为泥人张彩塑艺术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保护、延续了泥人张彩塑艺术;但另一方面,泥人张旅游纪念商品化促使泥人张彩塑产生了低端变形,也就是马克思哲学里所讲的“异化”现象,艺术品不再以客观审美作为唯一标准了,泥人张彩塑艺术受到经济的影响而转变成为纯粹经济的产物,很多所谓的泥人张彩塑艺术品粗制滥造,甚至是以假充真。泥人张彩塑艺术因旅游纪念品化而逐渐失去自己的艺术特征,丧失了自己应该具有的艺术格调与品位。只图眼前经济利益而不是去发展泥人张彩塑艺术,泥人张彩塑艺术已经呈现了没有传承人尤其是优秀传承人的困窘局面。正是泥人张旅游商品化导致了如今的泥人张彩塑艺术的混乱现状。如果现在不去及时纠正而且还是一味去袒护这种错误,天津将失去“泥人张”这个民族、民间艺术瑰宝。 四、正常发展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建议设想 1、认真执行国家所制定的艺术政策、法规。国家、政府为保护传统文化制定了很多政策、法规,但这些政策、法规是没有办法具体到每一项民族文化之上的,这就需要依靠天津市政府能够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的文化政策、法规、措施。 2、真正关心、重视、研究泥人张彩塑艺术。泥人张彩塑发展到二十一世纪已经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变化,原有对泥人张艺术的研究成果已不能满足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发展需要了,因而也影响了现在对泥人张彩塑艺术的正确认识。只有依据正确、客观、详尽的理论分析,政府才能更好解决泥人张彩塑所面临到的问题,更好的发展、保护泥人张彩塑艺术。 3、正确、合理的控制利用泥人张文化经济资源。鉴于泥人张旅游纪念艺术品存在着的巨大经济利益的情况,应该由专门组织来控制“泥人张”这个重要的无形资源和由这个无形资产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把这个无形资产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资金进行正确、合理的使用,使资金能去资助那些泥人张彩塑艺术的真正传承人,去资助泥人张美术馆和天津博物馆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展示和维护。 4、成立泥人张彩塑艺术研究机构。成立由专业人士组成的泥人张彩塑艺术研究机构,由此机构总结泥人张彩塑艺术的特点、历史地位和文化意义,确定泥人张彩塑艺术的标准和泥人张彩塑艺术传承人的标准,梳理明确的泥人张师承关系,确定泥人张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标准,并以此标准来去伪存真、去劣存优。 5、普及正确的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审美知识。普及正确的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审美知识,使广大民众真正了解、认识泥人张彩塑艺术的特征和意义。以泥人张彩塑艺术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民间文化艺术知识必须由整个中华民众自发、自觉、自愿的去喜欢,才能够真正实现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广大民众是传统文化艺术的真正土壤、根基,民族艺术的普及性教育是弘扬、保护民族文化最重要、最根本、最行之有效的方法。 6、泥人张彩塑艺术应该以继承为主,发展为辅。泥人张彩塑艺术的特色就是泥人张彩塑艺术的生命力,笔者认为在现阶段对泥人张彩塑艺术应该以继承保护为主,而不是求新求变。当然,时代的审美趣味在变,泥人张彩塑艺术也应该有所发展,但此发展不应该脱离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基本标准。 五、当代民间美术的历史命运 1、民间美术正失去其所赖以生存的土壤,濒临灭绝 。在当代中国,社会已经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中国民间美术中所依存的大环境、建筑、生活方式、人生观、社会观、精神消费方式(娱乐)都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西方的文化传统、观念、生活方式、娱乐方式被引进了中国,它们逐渐影响、改变了中国人固有的和传统的生活观念、生活方式、娱乐方式。中国传统文化亟需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自强发展。 2、传统民间美术亟待普及、传播。人民大众是文化的真正创造者和传承者,而在当代中国由于各种原因,传统民间的美术几乎与当代中国人民大众的生活割裂开来了。民间美术的土壤是民间,只有人民大众才是使民间美术能够长久传播的基础。 3、民间美术受商业因素影响过大。首先,民间美术受商业因素影响表现在审美趣味上的变化。现在民间美术的艺术作品已经都只是为了农民以外的社会阶层、甚至是外国人来生产制作的,这种购买群体的变化必然使民间艺术生产者的审美发生了重大改变,当代很多传统民间艺术作品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艺术风貌,失去了它原有的古朴、稚拙的美。 其次,民间美术受商业因素影响的表现是制造“伪民俗”。现在很多地区借助旅游热的兴起而大搞“伪民俗”,单一的经济目的驱使使许多民间美术开始走形变味,许多地区以虚假的民间美术代替了传统优秀的民间美术,以质量次的民间美术作品代替质量高的民间美术作品。 4、 对民间美术研究不够,缺乏专业研究人才。中国的民间美术浩如烟海,而真正从事民间美术研究的专业人员却少之又少。对民间美术的研究不够,自然也就不可能对民间美术有一个正确的、全面的认识。缺乏专业人才是中国当代民间美术保护工作混乱的重要原因。 美术史小论文:职校美术类专业历史教学方法革新 【摘要】职中美术类专业历史课程由于是一门文化辅导科目,不纳入期末考试范畴,难以引起学生的重视,面对稀缺的课时和浩繁的书本知识,许多老师只能照本宣科,师生难以形成课堂共鸣,革新课堂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已经显得十分必要。 【关键词】职业中学;美术专业;历史教学;方法革新 职中美术类专业历史课程由于是一门文化辅导科目,不纳入期末考试范畴,难以引起学生重视,面对稀缺的课时和浩繁的书本知识,许多老师只能照本宣科,师生难以形成课堂共鸣,大多数学生对历史课程都没有兴趣。因此教师要起—个引导者的作用,改革传统的填鸭式的历史课堂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对历史的学习兴趣,把学生引入历史的殿堂.让他们自己去探索发现。 一、结合学生个性特征和专业特色 美术专业职中生大多活泼好动、思维活跃、性格外向、想象力丰富。特别渴望展现自己的长处以引起他人对自己的欣赏和称赞,对感性和形象的东西尤其感兴趣,但虚荣心强、情绪波动较大、自我约束能力相对较差、注意力难以持久,对理性和抽象的知识往往会敬而远之。所以在历史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我们要充分的利用教学内容,结合职中美术类专业学生的个性特征和美术专业特长,让他们能够通过历史课程的学习展现自我的能力和特长,品味成就感,这样就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作者在给学生讲授《祖国的统一大业》一课时,安排了一个课前预习的教学活动:请学生临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并设计今后台湾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区旗。所教的两个班级的学生都积极参与了该活动自觉设计了未来的台湾区旗,而且在活动中这些学生都主动了解已有的香港、澳门区旗的设计特色和理念,查找能体现台湾地域特征的标志性物体,设计出的区旗有的还十分优秀,我立即将该活动升级为一次竞赛活动,对优胜者进行一定奖励,该次活动一方面转变了学生的历史课程学习观念,另一方面也较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二、丰富课堂教学内容 “历史不仅是客观存在过的事实。也指人们对客观存在过的史实有意识有选择地记录,故而历史内容生动具体丰富多样,故事性强,趣味性足,知识面广,容易激发学生感情,激励意志,又因其内容都是真人真事,有血有肉,富哲理于史实,寄智慧于真理,有利于激思明理,获取人生启示。”但在教学中过程,教师往往因为教材的制约,突出政治制度、经济形态、思想意识等内容的讲述,使历史失去了生动性,变得枯燥、艰涩,学生难以产生学习的热情。所以,教师要积极丰富教学内容,拓宽学生视野,增强课程趣味性,具体来说可以通过以下的方法: (一)补充与美术专业有关的课外内容,拓宽学生视野 教师要注意学生美术专业的学习热情极大高于文化课程的学习,尽量补充与专业有关的内容以迁移学生的学习热情。例如,在讲授《古代手工业的发展》一课时,讲授到商周时期的青铜文化时,挂出司母戊鼎、四羊方尊、三星堆青铜礼器的挂图,讲授完他们的基本状况后,让学生寻找与其他两者具有不同风格的青铜器,当学生找出是三星堆青铜礼器时,就向他们讲解三星堆青铜礼器的设计风格来源于印度,从而再引入现在史学研究领域从三星堆青铜礼器的设计风格探索出远早于西汉张骞的丝绸之路的由四川蜀道到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的最新研究成果。这样来丰富课程内容,能通过专业内容(设计风格)学习热情的迁移激发学生探究热情,同时也增强了历史课程的趣味性和可读性,而且可以使学生感到历史课程的学习有利于自己美术技能和专业素养的提升,从而强化历史课程的自觉性。 (二)增加社会生活史的内容,提高学生人为素养 历史上,古代居民的衣、食、住、行方面的知识,一方面能引发学生的兴趣,另一方面也与美术设计有较大的联系,是我们可以在教学过程中予以丰富、加强的内容。例如:在讲述民族融合史的时候,我们可向学生补充胡、汉服饰比较的历史知识:赵武灵王学习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优点,对汉族的衣服进行改进,现在汉族仍然使用的马靴、马甲等物品最初来源于少数民族。这样来丰富历史教学内容,既能增强历史知识与现实的联系,增强历史知识的可读性,激发学生对历史课程学习的兴趣;也能促使他们掌握更多的与美术专业技能相关的历史知识,至少在他们今后进行影视剧务服务和舞美设计时,再也不会出现让曹操大军踩踏玉米地的谬误了。 三、革新课堂教学手段 教学手段的落后,是职中美术类专业学生不愿意学习历史课程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在教师要积极革新课堂教学手段,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增强他们的认知途径。 (一)改变教师一言堂局面,让学生参与到课堂中来 教师要做的就是精心设计好课堂活动方式、认真选择学生容易上手的活动内容,做好活动后的反馈。笔者曾经在学校组织的面向苏南地区公开教学活动课中展示过一节“殖民主义与殖民地发展之我见”的历史活动课,要求学生先利用网络查找资料定位自己观点和写好维护自我观点的辩论稿,在课堂上先设立三个投票箱,分别标上“促进说”、“阻碍说”、“促进、阻碍并存说”,然后由学生进行投票,将自己归入三个阵营中的一个,然后唇枪舌辩进行论战,活动效果十分明显,学生感到自己成为了课堂主人,而且通过活动使分析问题和阐述观点的能力获得较大提高,学生在课后的反馈中希望老师多组织类似活动,可见,将学生纳入教学过程是一种成功的方法。 (二)运用现代教学手段,加强学生历史感性认识 美术类职中学生由于其专业学习内容的特殊性,对声音、动作、色彩等形象的东西具有特别的敏感度,采用具有声、形、色等立体感受的多媒体教学手段更能调动起他们对学习的兴趣。如讲授中国古代制瓷业的发展状况,我们就可以用多媒体课件来向学生呈现历代的瓷器精品图片,用表格展示近年各大拍卖行进行的公开拍卖的古代瓷器的价格,这样就可以通过感性认识使学生对中国制瓷艺术的博大精深和精妙绝伦形成认同感和自豪感。近年逐渐流行的建构主义教学理论要求教师能够为学生创设情境引导学生自我构建知识体系,现代化教育手段无疑是历史课程教师帮助学生构建真实的历史情境,吸引学生入境学习的有效手段,也是加强职中美术类专业历史课程建设的有力助手。 总之,“当前课改在课堂教学层面遭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无效和低效的问题。……提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是当前深化课程改革的关键和根本要求”,中职美术类专业的历史课堂教学并无定法,贵在有效,只要我们认真钻研,肯定能够找到激发中职学生课堂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教学方法。 美术史小论文:现实主义美术在美术史上的地位 摘要:欧洲现实主义美术兴起于19世纪的西欧,对于欧洲美术乃至世界各国的美术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于英国、德国、俄国、匈牙利等欧洲国家的艺术发展的影响十分明显。欧洲现实主义美术给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美术的发展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该文对欧洲现实主义美术及其在美术史上的重要地位进行阐述。 关键词:现实主义美术;欧洲;亚洲;地位 欧洲现实主义美术是现代主义美术中的杰出代表,它的出现取代了长期占据核心的浪漫主义美术的地位。通过研究欧洲现实主义美术,人们不仅可以了解现代背景下现实主义美术的主导地位,还可以从中掌握一些核心的美术史论观点;同时,这些对于今天美术史的发展而言也是大有裨益的,因此,欧洲现实主义美术值得深入研究。 一、欧洲现实主义美术的基本特点 1.注重现实 从欧洲现实主义美术的时代背景和选材来看,该类美术作品主要针对当时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阴暗面进行描绘,着重表现的是艺术家眼中的现实生活。另外,其美术题材也大多来自资本主义社会下的都市生活。 2.尊重客观 现实主义美术理论强调现实生活的重要性,并要求在其作品与史论著述中都必须客观地贴近现实世界,真实地反映生活。如,福楼拜就曾经说过杰出的艺术应该高于艺术家本身的生活,并且应具有明显的科学、客观性等特征。 3.重视科学 纵观整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欧洲社会围绕科学发展,因科学而繁荣,也因科学而进步,因此这些核心价值观也深深印在了艺术家的心中,并表现明显。4.勇于批判热爱真知的欧洲现实主义艺术家对社会中种种恶习与束缚人性的现象深感不满,于是开始追求视觉上的真实性,并对现实生活中的丑陋与欺骗展开批判,体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 二、欧洲现实主义美术的发展 1.法国 法国现实主义美术诞生于19世纪,具有代表性艺术家有柯罗、卢梭、米勒等,这些伟大的艺术家将大自然和浓浓的乡土生活作为主题进行美术创作,热情歌颂人们的朴质生活和劳动价值,创造了一部部优秀的美术作品。 2.英国 英国的现实主义美术是欧洲大陆之外,以后来居上的态势发展的现实主义美术。集中表现在风景画大师康斯太布尔、荷加斯等人倡导的自然风光作品中,并以康斯太布尔的代表作《运干草的马车》等最具影响力。 3.俄国 19世纪的俄国深受沙皇统治的压迫,其现实主义美术兴起的时间并不算很早。以特罗平宁、列宾等为代表的艺术家在美术作品中表现民主主义思想与人民的善良品质,对腐化的社会形态予以批判。欧洲现实主义美术在俄国虽然并不是最先发起,但依旧有卓越的影响力。4.德国德国的社会和政治相对其他欧洲国家来说,显得不是那么平静。欧洲现实主义美术思想对德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德国出现了一些杰出的现实主义艺术家,如门采尔与珂勒惠支等。《织工暴动》等美术作品批判了冷血的反动统治者,表达了对劳动者的赞美。 三、欧洲现实主义美术对中国和日本的影响 1.中国 欧洲现实主义美术对中国的影响也比较突出。美术家根据我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人们的内心情感现状等特征,以负责任的态度切实展现了现实主义美学精神,其中以徐悲鸿、罗中立、陈丹青等人的影响最为深远。 2.日本 欧洲现实主义美术流传到日本时,日本已是明治维新之后充斥矛盾的社会。基于日本种种阴暗的社会现象,日本艺术家借助有识之士的民主主义思想,创造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绘画作品。在当时日本诸多艺术家中,以喜多川歌麿、安藤广重和葛饰北斋的作品最有说服力,这些艺术家创造了辉煌的篇章。当然,受现实主义美术影响的远不止上述国家,还有一些如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欧洲现实主义美术的影响。通过研究这些国家的现实主义美术,可以发现现实主义美术也曾一度成为这些国家主流的美术流派。 结语 欧洲现实主义美术在世界美术领域的确占据着重要地位,但我们不能忽视其本身所具有的一些消极影响,如过分关注形式语言等。但是,现实主义美术及其理论始终立足于社会环境,坚持以一种科学、批判的艺术创作思想进行创作,从而引导人们关注现实生活中的真、善、美问题,引领人们不断朝着健康、幸福的未来前进。这些放在当下的美术发展进程中进行探讨也是一件可行的事情。 作者:黄永成 美术史小论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下的胡蛮美术史论 内容提要: 胡蛮(1904-1986年),又名王均初,曾用胡蛮、苦力、祜曼、华普等笔名发表过文章,著名美术史论家、美术活动家。毕业于北京国立艺专,有赴苏留学和工作的经历,回国后任教于延安鲁艺,建国后奋斗在中国美术事业的最前线。胡蛮流传于世的,除两部美术史著作《中国美术史》和《中国美术的演变》外,还有《论神似及其他》、《辩证法美学十讲》等理论成果。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美术家,胡蛮的学术成果被深深地打上了意识形态和时代的烙印,其本人堪称马克思主义美术史学研究的先驱。 关键词: 美术史学贡献;美术理论贡献;局限性 20世纪初,受社会转型和“西学东渐”的影响,中国美术史学实现了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学术理论上的突破,完成了现代转型并形成了明确的学科意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美术史学成果相当丰硕,综观这些成果,多数是在进化论史观下进行的研究。事实上,20世纪初的中国已经具备了播种马克思主义的土壤,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助推作用下,马克思主义如同一股洪流传遍中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也在“五四”后期迅速成为新的世界观。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被作为意识形态在中国确立下来,这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也拉开了中国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美术史的序幕。胡蛮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美术史学研究的先驱,这与他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构成有着极大关系。胡蛮与20世纪上半叶的其他美术史学者的最大区别在于他的政治身份,他是一个革命者,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美术工作者,他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的,他的史观及治学方法与时代思潮密切相关,与革命要求高度一致。虽然胡蛮美术史学受时代局限而不甚完美,但其绝对进步性却是不容置疑的。 一、胡蛮美术史学的新视角及其撰写特点 (一)唯物史观1、“美术起源”问题唯物史观是胡蛮研究美术史的根本出发点和理论基石。在这一史观的影响下,胡蛮首先挑战的是传统画史的美术起源问题。纵观中国传统书画史的开篇,对于美术起源的陈述通常会伴有有巢氏、伏羲、仓颉、史皇、画嫘等一系列神话人物,其中诸如“黄帝有臣史皇,始造画”,“画始于嫘,故曰画嫘”之类的认识被普遍接受且影响深远,直至民国时期的一些美术史著也依然延续这种缺乏科学依据的观点。随着顾颉刚疑古学派产生影响以及考古学成果的陆续问世,一些民国美术史学者在面对“美术起源”这个既古老又新颖的问题时,开始摒弃一直以来被普遍接受而事实上经不起半点推敲的神话故事。胡蛮较早的在唯物史观的影响下接受了考古学的成果,《中国美术史》一书中,他表示:“我们必须根据考古学上的发掘,实际存在的物迹,历史记载和艺术的书籍,加以综合考察与客观分析,其主要点,在乎获得中国美术的源流变迁之迹,并以破除世俗对于中国美术之命运的迷信。”[1]由此可见,考古学研究成果是胡蛮论证艺术起源问题的重要依据之一。另外,胡蛮还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艺术起源问题的论断作了进一步推论,他指出在人类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伴随着手的开发、工具的发明、火的发现等综合条件的推动,“美学上的一些‘形式感’的起源问题,线条、色彩、形状和韵律底起源问题,也在这个上面给被发掘出来了,——艺术起源于劳动。”[2]胡蛮也曾在一篇名为《韵律原于劳动动律》的文章中专门讨论艺术起源的问题。在文中,胡蛮提出“韵律”是各种艺术存在的基本原则,艺术中的“韵律”发生在人与自然的联系中。人在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产生了与自然规律一致的潜在动律,这种潜在的动律一旦遇到外界环境的刺激,就会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艺术就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胡蛮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角度证明了美术起源于劳动,将美术的发端从神话传说的谬误中纠正过来,冲破了笼罩了美术史千年的神话幕障,正式提出了“美术起源于劳动”这一科学的论断。对于美术起源的论证是胡蛮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下治史的一块重要基石。2、经济基础决定论本文所借用的“经济基础决定论”的表述并不是通常学术意义上所谓的“经济唯物主义”,[3]在这里是为了说明胡蛮把美术生长与发展的根本动力——经济基础作为考察美术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并认为各种美术现象和美术思潮不仅取决于其所依赖的社会背景,其本身也是社会背景的形象反映。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胡蛮首先对先秦诸子的哲学与美学主张进行了解读。胡蛮认为“老子主义”的诞生根源于老子所处的社会。老子生活在贵族经济崩溃、商业经济发展的历史时期,此时的小农自然经济在剥削阶级的压迫下无以为继、面临破产,在这种社会状态下,老子主张恢复自然经济。这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社会观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消极抵抗”的处世态度,在这种态度下,老子以“无为”的姿态看待一切世物,正如他反对一切人工艺术,并宣扬“五色令人目盲,五声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其“淡然与神明居”的个人主义宣言对后世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老庄一脉所推崇的“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更是玩世艺术和颓废艺术的源头。胡蛮还指出“孔子主义”诞生于“世道衰微”的“封建贵族的末日”,孔子的美学纲领与其哲学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归纳下来就是“一本于仁”。孔子强调封建制度下的社会秩序,他的主张只能在封建统治下才能得以伸张,因此孔子思想在皇家美术中备受推崇,被确立为“正统的”美学思想。胡蛮对于“老子主义”和“孔子主义”都是极为批判的,他认为“墨子主义”是比较有“革命色彩”的,因为“墨子主义”反对权贵政治从某种程度上是希望解除下层农奴和手工业者的痛苦。另外,胡蛮还认为墨子主张的“非乐”、“节用”体现了实用主义的作风,反映在其美学思想上,并非是对艺术的摒弃而是想以适合于国民经济的“实用主义”美术来反对专贵族美术。站在“经济基础决定论”的立场上,胡蛮深入剖析了历朝美术的发展状况。例如,历史上的“六朝繁华”是因战乱导致人口大规模南迁带动了江淮流域的经济发展所致,经济上的繁荣使得此时文学艺术也呈现出繁华的气象。胡蛮指出这种繁华的推动者是曹操,作为统治者的曹操为了显示自己容纳异己和海纳百川的气度,大力提倡通脱的思想作风。这种通脱的气度反映在艺术上是一种类似于“为艺术而艺术”的作风,在这股风气的影响下当时的名士们过着吃药喝酒的放纵生活,崇尚清谈、反对旧礼教的束缚。胡蛮将这种名士风度解读为封建士大夫们在乱世时期“一边厌世一边纵情享乐”的矛盾情绪,这种情绪深刻地反映在了当时的美术创作上。胡蛮认为在六朝之前,美术的作用是宣传宗教,六朝时期由于崇尚享乐,美术创作从宗教美术转向了玩赏美术,胡蛮称之为从“封建的、固执的‘古典主义’转变为享乐的、浪漫的‘自由主义’”。胡蛮还进一步做出论断,指出玩赏美术之所以能够从封建道德和宗教宣传中独立出来,是随着艺术工作者逐渐脱离被压迫阶级的工匠身份跃升为文人名士而实现的。对于宋代宗教画的衰落,胡蛮认为这是由于在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的影响下人民变得更为务实,于是“要钱不要鬼神”。关于文人画在宋代的兴起与发展,胡蛮从当时工商业的发展、社会流行的哲学思潮及文艺政策上找到了原因:首先画院在当时备受重视,画院的考录制度反映出整个宋代的审美倾向,即“在内容上在课题上去转变现实主义倾向的‘危机’”,[4]于是考试作画以“对于人民生活无关痛痒”的诗句来命题。胡蛮认为画院的这种选拔方式表现出当时朝廷的一种反写实主义的指导思想,恰巧当时的士大夫们也并不欣赏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同时令他们反感的还有写实技巧,于是借着统治阶级上层的这股暗流,士大夫们建立起一套反写实主义的理论,这就是文人画发生发展的深层原因。此后直至封建王朝的覆灭,中国的绘画一直缺乏写实精神。元代文人画大盛,胡蛮将段时期称为中国美术史上“极端的形式主义”时期,由于政局影响使得文人士夫们消极避世、寄情山林,于是在山水画创作上取得了同期绘画的最高成就。关于明代美术,胡蛮将其定位于“美术狱”的产物。他又指出清代闭关锁国,而其美术却走到了封建社会传统美术的烂熟期,但正如盛放的鲜花行将凋零一样,烂熟时期的封建美术如同日薄西山时的回光返照,等待它的命运终归是衰落。随着商业资本的发展,18世纪末“扬州八怪”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的出现正是新的商业资本发展的产物。 (二)“人”本位观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人民本位的观点是贯穿其中的思想核心。一般来讲,艺术的形成是通过几个步骤来完成的:“艺术构思艺术创作艺术接受”。在这一过程中哪一个环节也离不开“人民”二字。深谙马克思主义“人民创造历史”的内涵,并强调包括美术在内的整个文艺都要为这一历史创造者而服务。可以说,在革命年代艺术是否表现人民、服务于人民,已成为判断艺术进步与否的重要标准。胡蛮的“人”本位思想深受的影响,在美术史论著中除了有对大众美术的阐发外,他还尤其关注了古代的美术创作者,这是胡蛮美术史的一大特点。胡蛮在《中国美术史》中给予人民群众崇高的地位,充分表达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艺术上的人本位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个是作为创造者而言,一个是作为接受者而言。人民群众既是艺术的创造者,也是艺术品的接受者。胡蛮认为过去中国的美术史家一直鄙视或者忽视从事美术劳动的工匠们,在美术史著作中从来没有美术工匠的位置。鉴于此,胡蛮极为用心地搜集了古代工匠工作和生活的资料,首次将美术工匠和从事美术劳作的奴隶写入美术史,一改往日下层美术工匠在美术史中长期缺席与边缘化的局面。胡蛮还在美术史中将工匠、从事美术创作的奴隶等社会底层群众提高到美术家的地位。 (三)社会学的治史方法胡蛮作为一个站在唯物史观立场上来研究中国美术史的学者,他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立场的,只有这样才能为揭秘艺术的发展变迁规律提供社会参照和历史依据。胡蛮写作《中国美术史》,不光考察各时代的物质基础,还对当时的政治情况、宗教信仰、阶级斗争、文化思潮以及人们的认知水平等因素进行研究。例如在考察古代青铜器艺术时,胡蛮就针对青铜器上的纹饰作了一番研究,从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入手来阐明这些纹饰产生的原因以及它们被统治者利用之后的社会作用。胡蛮指出青铜器上的纹饰直接反映出当时人们的思想认知水平,出于一种蒙昧的自然观和图腾崇拜,上古人民将古生物中的爬虫(龙、蜥蜴)、禽鸟(凤凰)等动物的形象铸刻在器物上,这些形象经过艺术诠释,在殷周时期逐渐演变为蟠龙、夔龙、夔凤等纹样,至战国时代进化为蟠螭、蟠禽,两汉、三国时期又发展成鼍龙、翔凤,隋唐时期变为蟠龙、飞凤……这种取自自然界生物形象的器物纹样经过不断地改变与演化一直流传下来。由于人们对于这些纹样的原形逐渐从敬畏转化为信仰,封建统治者就顺势利用了人们的这种信仰,将皇族比附于龙凤以宣扬其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达到统治人民的目的,龙凤图案也就逐渐成为统治者御用的象征符号。在山水画的起源问题上,胡蛮从社会背景出发,分析山水画从人物画中独立出来的历史根源。胡蛮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已有山水画独立发展的迹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士大夫的厌世情绪滋生了遁世思想,大自然成为士大夫眼中的庇护所;其次封建地主厌倦了都市繁华意欲返璞归真;第三,美术家地位的提高,使他们拥有了更多的创作自由,加之与士夫名士们往来密切,受到了名士风度的影响,创作兴趣也转向了大自然。另外,胡蛮还指出山水画之所以盛产于江南地区,不仅因为江南的自然风光好,更因为江南地区有着优越的经济条件,因此文艺创作更加兴盛。胡蛮还从社会政治、时代思潮的角度来分析20世纪“革命美术”兴起的原因及其发展的独特面貌,其中对鲁迅的革命美术思想极为认同。他认为鲁迅的革命美术思想本身就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鲁迅看到了艺术对社会的推动作用,于是指导美术创作为革命宣传事业作出贡献。胡蛮认为“五四”以来,艺术的社会功利性被无限放大,艺术肩负着改造社会、改良人生的历史使命,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将艺术作为推动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20世纪30年代,在鲁迅等人推动的左翼美术运动中,强调艺术功利性的艺术社会学观点被确立下来,成为领导此后革命美术运动的主导思想。到20世纪40年代的美术思想已经把革命文艺看作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还将艺术社会学理论转化为一套适用于革命事业的文艺政策。 (四)书写“当代”的美术史胡蛮的《中国美术史》有两大特点,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应用;其二是作者在书中对自己亲历的美术思潮和美术运动的论述,有一种修著“当代”[5]的美术史的意识,这在20世纪上半叶的美术史学领域是较早的尝试。中国历史上有“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传统,之所以会这样,一方面是为了避免政权的干预;另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当代人”在修史时陷入狭隘的历史视野和主观情感当中。然而,鸦片战争后,这一约定俗成的传统被打破了。魏源首开研究“本朝史”的先河,而在美术史著述领域,胡蛮则堪称书写“当代”的美术史的先驱。《中国美术史》中关于“当代”的美术史部分主要涉及当时的美育思想、美术流派,左翼革命美术运动,抗战美术创作及中国美术的新动向等。胡蛮对“当代”的美术史进行整理和研究,这是作为历史参与者与学术研究者双重身份作用下的结果。抗日战争爆发后,美术在民族国家意识的统摄下日益成为革命事业的一部分,美术史的撰写也同样具有革命属性。胡蛮当时在中国革命文艺的摇篮——延安鲁艺任教,作为教科书的《中国美术史》很自然地就被打上了革命的烙印。书中对于“当代”的美术事件的书写不是对当时美术发展状况的机械记录,而是处在一种“革命叙事”的视野下,是作者政治倾向的一种投射,更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映。正因此,这一部分的撰述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到一定的历史局限当中。然而,从学术角度来看,胡蛮书写“当代”的美术史,体现了一个美术史学者在学术眼光上的提升。 二、《中国美术史》的学术论争 胡蛮的《中国美术史》在上世纪50年代遭到了学术界一些学者的批判,对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 (一)对文化遗产的片面认识学术界批判胡蛮在《中国美术史》中轻视文化遗产,认为造成胡蛮轻视文化遗产的罪魁祸首是弗里契的庸俗社会学。以弗里契为代表的庸俗社会学关于文化遗产的观点是:在无产阶级社会以前的各历史阶段的艺术,统统被视为“侍奉民众压迫者的艺术”。胡蛮受其影响,对中国美术遗产作出了错误的价值判断。例如,认为秦汉美术是“宗教的和封建道德的题材”,汉代肖像画是封建王权下“歌功颂德”的主题创作,秦汉至清的美术皆有侍奉宗教之嫌……诸如此类偏狭的论断过度地强调了中国美术遗产中的负面内容,对于真正有人民性的现实主义作品缺乏切实认真的挖掘和阐述。另外,同时代的学者们还认为胡蛮一笔抹杀神话和宗教题材的美术作品,是对历史遗产的轻率处理。 (二)对现实主义理解的偏差一些学者批判胡蛮的现实主义观带有明显的庸俗社会学特征,指出胡蛮偏激地将所有与人民生活无关的美术都定性为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是一种极端片面的观点。另外,胡蛮对“现实主义”所提出的标准也是诸多学者抓住不放的批判点,胡蛮所谓的“现实主义”即“写实的技巧”加上某种特定的“内容”,这种特定的“内容”只能是与人民生活有关的内容,如若表现其他,则是反现实主义的。他们认为在胡蛮定义的“现实主义”标尺下,纵观中国古代美术的发展过程,能够符合胡蛮所谓的“现实主义”标准的美术作品非常稀少。虽然胡蛮的《中国美术史》遭到了学术界的一定质疑,但在当时也有学者对胡蛮美术史的学术价值作了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如金维诺就认为胡蛮的《中国美术史》“是革命的,虽然资料少,有缺点,但是《美术》月刊过去那样的批评,完全持否定态度是错误的”。[6] (三)胡蛮的自我批判胡蛮就学术界对《中国美术史》的批评进行了反思,于1956年写了一篇题为《轻视遗产——自我批评》的文章发表在《美术》杂志上。自我批判主要针对以下两点:首先,针对美术遗产的问题,胡蛮认识到有些美术遗产需要从政治角度和艺术角度分开讨论;他还认识到神话和宗教题材的艺术是以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为原型的,反映了全民族的欣赏习惯以及历史好尚,其价值是不能抹煞的。第二,胡蛮坦承自己过去对于“描写艺术”和“装饰艺术”的关系和区别不甚明确,曾经片面地认为只有“描写艺术”才能反映现实生活、才具有现实意义。后来通过反思,胡蛮对“装饰艺术”有了新的认识,他认为“装饰艺术”来源于人民的日常生活;在设计构思上符合人民群众的审美观点,它与“描写艺术”不仅在艺术思想和形象思维的构建上是相通的,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同样重要。另外,胡蛮还检讨自己在“双百”方针提出以前,曾一度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艺术创作的最好方法,甚至是唯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三、胡蛮美术理论贡献 胡蛮美术理论观点与其美术史学的基本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其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辩证法美学十讲》、《论神似及其他》两部著作以及大量的理论文章中。胡蛮论美术的基本立场是唯物的,辩证的,部分成果带有革命政治色彩,他的很多文章甚至可以成为解读中国当时美术政策以及美术工作开展情况的依据。 (一)矛盾互动的辩证思想1、关于古代画论的思考20世纪60年代胡蛮出版了《论神似及其他》,这是胡蛮在文艺思想和党的“双百”方针的指导下,遵循“批判地接受遗产”和“推陈出新”的党政文艺方针,整理传统画论、画迹,通过研究绘画中“形象”、“主题”、“意趣”、“感情”、“精神”、“生活”、“笔墨”、“神似”以及“神似”与绘画艺术中其他构成因素的辩证关系来阐明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性及其在艺术发展上的规律。其中不乏创见,如胡蛮在对神似与形似的关系论证上,没有像传统画学家那样过分地拔高神似的地位,他还创造性地将形似与神似的关系看作是透过现象表现本质的过程。另外,胡蛮还在提倡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双结合的年代对“意境”进行了创新性的解读:即“意”指向理想性,“境”指向现实性,“意境”的达成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完美结合。2、关于现代艺术理论的思考胡蛮除了对中国传统画论进行了深入辩证的思考外,还结合时代思潮对当时影响艺术创作的几对概念进行了论证。其中有代表性的如“公共的艺术”与“个人的艺术”,这是他对弗里契在《艺术社会学》一书中观点的评论。弗里契认为“公共的艺术”和“个人的艺术”是艺术的两个典型,他们反复交替地出现,各自产生并适应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公共的艺术”表现为各种艺术形式浑然一体的、综合的、纪念碑式的艺术,产生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神权社会,通常以建筑为核心,以规模宏大和美轮美奂为特征;“个人的艺术”是指艺术由整体分化为各自单一的状态并独自发展,产生于个人主义盛行的资产阶级社会,以风俗化和亲民性为特征。在弗里契观点的影响下,胡蛮对中国的古代艺术进行了剖析:秦朝的阿房宫、万里长城、佛教壁画和南北朝的寺庙建筑、佛教造像,都是封建王权在艺术上的彰显,是专制统治下国家观念的输出,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主流艺术形式是纪念碑式的、宏大的“公共艺术”。宋、元、明、清时期山水画备受青睐,体现出“个人主义”的取向,艺术由“公共的”美术工作者——工匠的手中转移到了士大夫有闲阶级的手中,他们充满“个人主义”意味的作品折射出了文人“避世”的社会隐痛。另外,弗里契认为艺术的两个根本典型所发挥的不是装饰作用就是煽动作用,胡蛮对此观点并不认同,他认为伟大的艺术必然同时具有“装饰性”和“煽动性”,“煽动性”以“装饰性”的形式为载体,而“装饰性”则被“煽动性”的意识所支配。 (二)创作实践的主要观点1、艺术、艺术家与社会的关系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揭示,艺术从来就不是一个与现实毫无关系的独立存在的特殊世界,而是一个植根于社会生活、脱胎于现实世界的开放系统。社会属性是它的首张标签。唯物史观认为,“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那么艺术家的社会属性也是不可回避的。艺术家真实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中,时代风气、社会思潮以及艺术家的社会地位都会影响艺术家的世界观和美学观的形成。在对中国的新美术[7]创作提出了符合时代要求的建议同时,胡蛮还将视线转向古代。他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高度评价了古代画家倪瓒和八大山人的艺术成就,认为二者“国恨”题材的作品反映出他们并不是世人所想象的那样远离世事。但是,二者身上传统隐士的通病仍是不能忽视的,尤其是倪瓒对于老庄哲学的皈依和过分依赖导致了他逃避现实的人生态度,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那种与生俱来的剥削阶级的寄生思想、个人主义思想、消极遁世思想、艺术上一味的“怀古”思想,都是与变革年代的意识形态相背离的,是必须批判的。虽然胡蛮对倪瓒作品的某些解读稍显牵强,但是胡蛮做出评价的时候始终保持辩证地看待问题,这是值得肯定的。2、关于典型主义胡蛮将典型主义看作是表达人类美的最新“工具”,这种工具可以表达人类共同的情绪和思想。胡蛮就典型主义的一些问题发表了看法,例如典型主义中的艺术美问题,胡蛮指出“艺术美即意识的造型”胡蛮还将典型主义视为大众艺术运动的工具,并在典型主义的基础上对新艺术的发展作了规划,他指出新艺术应该是新的意识、新的形象、新的内容与新的形式的结合:新的意识是指无产阶级的文艺观;新的形象是指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典型形象;新的内容是结合时代主题的内容;新的形式是融合民间美术和民族精神所建立的民族形式。 (三)强调创新的革命理论1、文化遗产问题胡蛮在其《中国美术史》一书中对中国的文化遗产问题尚缺乏全面客观的评价,在其后期的理论文章中逐渐转变了认识。胡蛮在《现代中国艺术的总检讨》一文中重新认识到历史上的“旧艺术”,在内容上虽然是“死去的情绪和思想”,但是它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它在“当代”的价值绝不能被粗暴地否定,尤其是古代的艺术技巧。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家,胡蛮坚决批判“艺术要创新就要与过去划清界限”的观点。他指出抛弃传统等于割断历史,会使艺术创作陷入到虚无主义的泥沼,从而导致民族精神的丧失。但同时,胡蛮也反对无原则地膜拜文化遗产,他认为全盘接受文化遗产最终会陷入“崇古抑今”的历史倒退论中。2、民族形式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在中国落地生根并发挥作用都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来实现,因此民族形式问题在革命年代被频繁地讨论和宣传。胡蛮就此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首先是文化遗产的继承与民族形式的发展问题。其次是民间美术的借鉴与民族形式的发展问题。胡蛮认为民间形式也就是民族形式,单从字面上看,民族形式包含的范围更为广泛;民间美术是构成民族美术的主要组成部分,与民族美术相比,它在民间有着广泛的普遍性、深厚的群众基础、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以及独特的审美价值。第三是民族形式与抗日主题的问题。胡蛮指出当时美术创作上存在着两个严重的倾向:一是“革命的内容+非民族的形式”,一是“民族的形式+非革命的内容”。“革命的内容+非民族的形式”,主要是由于革命美术青年带有极端革命主义情绪,忽视了美术上的“旧形式”对建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的作用,还错误地将西方资本主义的形式主义美术当作拯救中国美术的救星。“民族的形式+非革命的内容”则是偏离革命思潮的创作,一味地沉浸在“旧形式”中。要实现民族形式和抗日内容有效地结合,最重要的是将民族形式和现实主义创作结合在一起,现实主义要为抗战服务则必须是民族化了的现实主义。总体而言,胡蛮认为具有民族形式的美术在思想上不应该是狭隘主义,在技术上不应该是关门主义,它必须与国际艺术相互补给,才能光景常新。 四、总结 胡蛮作为延安时期的一位重要的美术史论家,他坚定地站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密切联系中国的革命文艺政策,提出了富有时代特征的理论观点。相较于20世纪上半叶的其他美术史学者来说,胡蛮首先是一个革命者,革命的美术青年,这一身份决定了他是站在一个革命者的角度来进行美术活动、书写革命文艺理论的。受时代所限,胡蛮编撰美术史期间的一些观点稍显偏激,但他时刻保持自省,及时自我修正,表现出一位学者的治学态度。在现代美术史学研究领域,胡蛮开启了美术史写作的新方向,正是有了他的开拓性尝试才推动了日后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应用道路上相继又有王逊、李浴、阎丽川、王伯敏等学者的继续探索。 作者:赵丹 单位:山东大学(威海)艺术学院讲师 美术史小论文:美术发展史的历史意义 一、从狂飙突进到潜心于民族文化 阳太阳在广西美术发展史上产生影响,要从1937年返回桂林办学算起。在这段时期,他的“初阳美术学院”像暗夜中的一道闪电,虽然微弱,尽管尔后就被黑夜掩住,但已经在广西文化的土壤中播撒下一粒粒种子,为接下来的萌发孕育了新的力量。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促使他放弃赴法深造,回到故乡桂林。在这段时间,他的绘画风格有着显著的变化,他1937年的国画《农舍》,以及1938年所做的《古树榕荫》《桂林文昌桥》《花桥》等作品虽然只与油画《烟囱与曼陀铃》《海边裸女》等相隔几年,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人文取向。日后漓江画派中常用的一些元素,如洋溢着浓厚乡土气息的百姓家常诸如民居、舟船、青石板道路、石桥、香蕉树、牲畜等都已在画作以主体地位呈现出来。由于阳太阳是一位喜欢大胆尝试新鲜画风的画家,所以他接下来的绘画题材也不局限于广西山水。如代表作之一的油画《沙原上的船》(1939年)就带着现代主义的余音。但就是这么一幅超现实主义色彩极为浓重的油画,在其内涵却已经移向民族化的建构———不再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开始了对民族苦难的沉思,因而也获得了超越早期欧化风格局限的人文底蕴。抗战时期,阳太阳曾于桂林建干路一间二层小楼里创立私立学校“初阳美术学院”。过去学者对这段历史多是从教育史的角度来考虑,其实还可以从艺术思想史的角度看待。如果深入其脉络来理解阳太阳艺术创作发展演化的思想历程,就能发现这段历史虽然属于漓江画派前史的范畴,实际上在广西本土美术的文化自觉意识发展史上却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孟超曾总结出“初阳画风”为“有生活”“有时代激情”“富有诗意”“富有创造性”等③。这些与后来的漓江画派有浓郁乡土味和时代朝气这些特征虽还有一些差别,但发展的脉络已经较为清晰。特别是身处那个国家危亡、仁人志士以身报国的大时代潮流之中,阳太阳的这种本土化主体意识顺应了新的时代趋势。此外,这个时期兴起的强调走近大众、走进生活、走入时代,对一直以来士大夫气息浓重的中国绘画传统也有着重要的矫正作用。据昔日学生林杨回忆,当时学院十分重视组织学生外出写生,规定每学期要外出远足写生一次,曾经组织学生去过阳朔、兴安、苏桥等著名风景名胜写生作画。此外,也经常组织学生到附近农村、工厂去深入人民生活,体会我国人民勤劳俭朴的本色和收集民间丰富多彩的民族形式的艺术④。后来由于桂林因日军入侵而进行了大疏散,初阳美术学院也解散了。等到1947年,阳太阳在广州试图重整旗鼓,但最后终难实现桂林时期的辉煌。这段艰难时期,阳太阳夫人开的桂林米粉店倒是给过着清贫生活的一家些许补贴和安慰。这种窘境除了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末期的民生凋敝之外,其实也跟初阳美术学院与桂林文化环境的根基断离有着密切关系———广州是岭南画派的优势地盘,虽然高剑父极为欣赏阳太阳的才华而聘其为广州市立美专的教授,但绘画环境早已不是昔日的桂林胜景,奇山已难搜,如何打草稿?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促使阳太阳思考自己绘画的地域化、风格化问题。任何革新,终究是要在依托传统的坚实基础上进行的。艺术传统之所以为传统,就在于其为数十年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不断试错、对照、革新、积淀中最终得出的,所以革新不是与过去一刀两断,而是把握住时势流变的脉络,顺时而动,将时代精神与文化传统结合起来,这样的艺术才能在深厚底蕴的基础之上引领潮流。阳太阳在美术史上的建树,恰恰表现在这种对时代脉搏的把握上。 二、在画卷中建构广西乡土意境 20世纪50—60年代是阳太阳一段创作的高峰期,这段时期他的绘画开始呈现出鲜明的地域艺术特征,以桂林山水风貌为题材的作品相继涌现,这正式表明他历经探索,终于走上了以绘画形式来表述文化自觉意识的创作道路。这个时期他最重要的代表作是水彩画《漓江木排》,该画1955年参加苏联国际青年艺术节并获得造型艺术奖,苏联的主要美术刊物《造型艺术》上专门加以刊载并配发评论。周楷教授认为:“《漓江木排》在阳太阳的美术创作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他从抗日战争以来探索外来艺术形式民族化,形成自己鲜明的个人风格取得成功的显著标志。也是他在艺术上转向以风景画创作为主的开端。”⑤不过我认为,水彩画《漓江木排》的确是阳太阳那个阶段最为突出的作品,但这幅画不是凭空出世的,除了初阳美术学院时期的积淀之外,《漓江木排》前后他就画有不少桂林乡土题材的画作作为铺垫了。而这都是昔日他回应中国绘画面对的三重困境的历史性延续。水彩画《漓江木排》创作于1954年,同年他的《桂林象鼻山和解放桥》获选“全国水彩、速写画展”。1961年深入百色地区写生,《靖西之春》(油画)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该画抓住靖西最为优美的石山,配以富有生活气息的竹木、梯田,描绘出一派祥和的山乡风光。有意思的是,他画的是靖西,但选的却是靖西山石中与桂林山石精神气质最为契合的平地起山的类型。1963年他五十四岁,与同仁们一道沿着漓江写生作画,创作了系列水彩画《漓江》《塔山朝晖》《渔村》《漓江初霁》和国画《碧莲山道》等。只是突如其来的“”浩劫打断了他的创作进程,批斗的纷扰和抄家导致他创作陷入停顿。在那个极左年代,阳太阳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受批斗,家中多年的书画、画稿也因此佚失。但这没有磨灭他的意志,反而为后来如朝阳一般喷薄的新时期绘画做了铺垫。通观阳太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绘画,我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同一类型的画面,他画了一次又一次。 1954年他创作了水彩画《漓江木排》,该画以大幅桂林奇峰占满画面左侧,右侧是顺流而下的漓江之水,水上有一弯木排随着水流向画面前方飘来。这幅水彩最重要的特点是开始在水彩绘画中渗透水墨画的笔法,在云绕群山的施墨上,具有强烈的中国气派。而1956年,他又推出了油画《漓江之晓》,该画与水彩画《漓江木排》在构图上非常相似,以至于让后来一些评论者在不经意间误认为是同一幅画。油画《漓江之晓》最大的改进之处,在于强化了对山石嶙峋的刻画,凸显了桂林山石的独特造型。而且他还把水面所占比例扩大,以便在水中画出山的倒影。1972年他以中国画形式画出《烟雨漓江》,仍然是山石、竹排的构图,不过多了变电站和信号站等,该画画面感似乎不够强烈,缺少整体的力度感,倒是其中云雾的营造颇为成功。直到1989年,他还又以近似的构图再画了一幅油画《漓江之晨》,这次重视的是对云雾的渲染。如此对近似的画面落笔,必有其用意。早在20世纪40年代日军入侵的艰难岁月里,由于各种绘画原料的匮乏,阳太阳已经开始尝试“土法自造”颜料。如周楷教授就曾提到:“由于处在战争的环境中,油画工具材料的来源困难,也促使他更多地采用水彩画。他作水彩画重意境重气韵,力求情景并茂,水色交融,习惯使用毛笔、水彩画颜色与中国画颜料混用并善于使用墨色构成了一套独特的水彩画技巧。”⑥在最初,这是不得已为之的方法,但或许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开始发现其中笔墨转换的独特趣味,于是有意识将中西绘画方法融合为一。结合他1963年所画的系列水彩画《漓江》《塔山朝晖》《渔村》《漓江初霁》,可以看出其中的脉络。在这些系列水彩画中,他尝试用笔墨晕染的方法画水彩,又尝试用水彩的丰富色调来探索国画用色的多样性。其实我们可以把目光更多地聚焦在他对三重困境的探索上,他事实上一直在试图以西画的用色、构图纠正中国传统水墨画的陈旧萧条,又试图以中国水墨笔法突破西方写实主义绘画的局限,而且还要在过程中针对现代主义带来的民族虚无主义迷茫,强调绘画的民族风格,力图在丰厚的民族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中建构新形势下的民族艺术方面的精神面貌。他曾言:“用感情挥洒的画面,比现实更高更宽阔、更真实,就是意境。家乡的山水有无穷的意境,爱得越深,意境也就越深。” 阳太阳少年时期师从桂林资深画家帅础坚,笔下桂林山水自是练笔的必备。待他日后学习西画成名,最终旅日归国重画桂林,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精神复归。从年轻到资深,阳太阳的题材和画风几经变化,但那颗不懈探索的心从未改变。他以厚重的创作,来具体回应前述的20世纪初期中国绘画面临的三重困境问题,力图在画作中对年轻时代就开始思考的问题进行解答。新中国成立初期,阳太阳在水彩画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他并不停留于此,而是开始把主要的战场转向国画。在20世纪50到60年代这段时期,从他的国画作品中可以明显看到他的良苦用心,因为从具体用笔到施墨,他在不断从各个角度进行民族化、地域化的深入探索。在1951年,他画的《桂林花桥》似用的是逆锋枯笔配以中锋重墨来画山石、树木,画作墨色凝重如钢筋铁骨,讲求的是构图的力度。而《南溪桥畔》落笔相对传统持稳,左山折带皴,右山斧劈皴,而且偏重以写实手法勾勒树木、石桥、山貌,在中国水墨构图中融入了西画焦点透视。而《桂林山水》则画风转为偏向写意,山顶以积墨渲染,再用带牛毛皴味道的斧劈皴来画山石,这使得他所描出的山形,自由酣畅,远看颇似整座大山都振翼起舞,隐约中似乎有西方未来主义的韵味。桂林是喀斯特地貌,以奇峰突起的石山居多。阳太阳在这些山水画中都用了表现石山的斧劈皴,似乎并非偶然。或许他试图将传统技法揉以现代气质,探究以新的精神气质表现桂林山水的独特韵味。而且1951年的这批画作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在用色上颇费了一番心思,土黄色的石山正是广西喀斯特石山的典型色征,他又以蓝色点染树林,这是桂北习见的晨雾色调。1962年的《碧莲峰下》《碧莲山道》《清江诗意图》等走的都是这一路数。经过“”的中断,他探索的劲头却更足了。1979年的《桂林山水最宜人》《阳朔白沙即景》试用青绿山水来铺陈桂林胜景,这是在用色方面的复归,又有所创新。作为对比,传统青绿山水往往失之于浮华乃至匠气,而阳太阳尝试援以水彩的湛蓝入中国画,用绿颜渲染树木的苍翠,于是创造性地画出了乡土气息浓郁的“青绿山水”。把世家气派的青绿山水画得乡土味十足,这也可谓当代创举。乡土味入画的风格,在后来漓江画派的画作中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如黄格胜的画作,就具有相当深厚的民本风范,以八桂大地的人文底蕴深深打动观者。 三、从“被表述”到“自觉表述” 学者黄伟林在研究“漓江画派前史”时,考据出其实历史上有不少艺术家和历史文化名人曾以桂林山水为题材进行绘画创作,从米芾到齐白石、徐悲鸿,再到关山月等,在不同时期画出了各具特色的画作⑧。他还提出“:抗日战争期间,桂林成为举世瞩目的抗战文化城,除了徐悲鸿、关山月,中国一批杰出的绘画大师如黄宾虹、傅抱石、李可染、张大千云集桂林。人们发现,此时中国山水画的题材重心,逐渐从江南转移到了岭南。”⑨不过我想补充一点,那就是抗战时中国山水画关注的重心确实移到了岭南,尤其是桂林,但之后实际上却逐渐退潮。以桂林山水为题材的画家不少,但他们画桂林山水的作品如齐白石的《独秀峰》《漓江泛舟》,徐悲鸿的《漓江春雨》《青厄渡》《漓江两岸》等却都并非他们的代表作,在绘画史上的历史地位也不是特别高。而且画家们关注的也仅仅是桂林山水,对广西的其他秀美风光和人文风情则大多忽视,偶有,也只是浮光掠影。说得不恭敬的话,抗战之前,历代文人关于八桂大地的奇山秀水,与其说是欣赏,还不如说是往往持猎奇的态度。可见,在没有广西地域文化的自觉意识的情况下,桂林题材、广西题材至多也只是国内外艺术家作品中的陪衬,属于游记性质的边缘作品。若想摆脱这种窘境,广西艺术家就必须以文化自觉意识,将这种“被表述”的被动处境一变为“自觉表述”的主动状态。手指只有捏成拳头才有力量,艺术家需要有明确的流派艺术的意识去凝聚力量。阳太阳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有意识地号召创建具有广西本土地域特色的画派,群策群力,而非单打独斗。据学生蒋振立回忆,当时在开学典礼上,阳太阳先生就在作报告时以激昂高亢的声音说“:我们身在天下第一山水的桂林,生活在天然画廊的漓江畔,漓江两岸聚居的十多个少数民族所创造的丰富悠久的民族民间文化是我们的乳汁。我们比之外地画家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应该创造出独特的艺术。我们要创造‘桂林画派’。”⑩阳太阳在作品上的探索,与以文化自觉的高度号召成立本土画派是同步进行的,有绘画实践,有开展的理念,还有具体的实施工作。他的不断呼吁,为后来以黄格胜为代表的新生力量创立漓江画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小结 以阳太阳为代表的老一辈画家,经过了20世纪初的反叛中国传统的狂飙突进思潮,抗日战争的国家危亡时刻,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现代民族文化复兴,“”极左浩劫的洗礼,新时期的探索之途等一系列的历史性时段,千锤百炼,在广西绘画的文化自觉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最初时,他只是在艺术社团中做辅助性支撑工作,但随着岁月的历练,他逐渐走向历史前台。从被动走向主动,从跟随走向自觉,从浅稚走向成熟,最后成为新的青年一代的引路人。他从最初的纯粹西式油画见长,到钟情于满含水墨雅韵的水彩,再到融水彩色调入画的水墨,以及晚年带有抽象极简意味的水墨,摆脱了中西隔阂的藩篱。真力弥满,万象在旁,他的绘画到了晚年,已经达到了万物皆备于我状态,再不追求什么刻意的画种模式的门户之别,笑看写实写意的人为区隔,而是信手拈来,画风多元。这,即是所谓历经沧桑之后的大自在。 作者:简圣宇单位:广西艺术学院教授 美术史小论文:美术教学历史文化论文 一、信阳地区的民间艺术 皮影是一种极为古老的民间表演艺术。皮影戏小小的幕布,可以取得以近追远、以小见大、生动有趣的艺术效果。罗山皮影又叫“丝弦皮影”,相传始于明代,有着悠久的历史,皮影剧多取材于历史人物、神话传说等,没有固定的剧本,只通过师傅口头传授技艺。罗山皮影的影人以水牛皮为材料,经艺人镂刻而成,再以布帛作为背景,一般表演时由三个人同时操作影人,由唢呐配乐或是演奏成员用豫南方言演唱,通俗易懂。信阳固始柳编全国闻名。固始县拥有“中国柳编之乡”的称号,固始柳编有着色泽洁白、造型新颖、款式大方、纺织精巧、风格独特、自成一统的特点。随着市场的需要,固始柳编由原来单一的柳编创新发展出草柳混编、蒲柳混编和藤柳混编等多种材料混合编制的新产品,主要有果篮、礼品篮、购物篮、门帘、屏风等多种产品,既经济实用又绿色健康,是集工艺、装潢、实用性为一体的生活用品。同时,由于编织工艺精细,有的柳编制品可以当做工艺品和室内软装饰品。信阳的根雕艺术是一种独特的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形式。信阳地处大别山腹地,根材资源丰富,种类繁多,是从事根雕艺术创作的好地方。现在常用的根雕树种有檀木、女贞、杜鹃等十多种。信阳根艺具有浓厚的泥土气息,令人爱不释手,在色、形、质、味、韵等方面都保留了根料的自然天趣,给人以高层次的艺术享受。 二、信阳历史文化遗产在美术教学中的开发利用 21世纪初,我国开始关注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问题,并在新的美术课程标准中专门设置“综合·探索”学习领域,使美术教学不再局限于美术学科本身,而进一步拓展至自然、文化、社会等范畴。因此,教师要敢于开发利用当地的美术教学资源,以拓展美术教学内容。 1.改变教学观念 部分教师仍以课本和课堂为中心,只注重学生美术技能的培训,只看重学生的考试分数,不注重学生创造力的培养。这样的结果只会导致课堂气氛不活跃,学生的学习兴趣低,教学效果差。还有的教师对当地的历史文化和民间艺术理解不够,误以为“乡土”就是过时的代表。殊不知随着社会的进步,大到世界各民族,小到各村寨部落,都因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历史而骄傲,越是本土的越受到追捧。因此,教师必须转变观念,不能把教学局限于书本和课堂,而要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积极搞科研,要认识到美术教科书不是唯一的课程资源,要掌握和了解本地的历史文化和民间美术等资源,并善于研究,理解这些历史文化资源的内涵和意义,并将其与美术教学相结合进行研究,根据学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对这些资源进行整理、筛选、分类和整合。 2.改变教学方法 教师要改变以往照本宣科式的教学方法,可以根据课堂教学需要,结合信阳地区的美术资源进行课堂教学。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运用多媒体放映影音、照片资料等,也可以就地取材,带领学生考察当地的美术资源,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如,在上建筑设计课程时,教师可以利用信阳鸡公山上的“万国建筑”讲解各国建筑特色和建筑构造;在上手工艺制作课程时,教师可以教学生制作皮影,这样学生在学到知识的同时,还可以了解自己家乡的民间手工艺。利用这些民间手艺结合教材开展美术教学,有利于学生对家乡艺术的了解,从而使学生发现自己身边就有这么出色的艺术,更能深刻地明白、体会艺术源于生活,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教师可以把美术课堂移到室外,进行野外考察和写生练习,让学生感受信阳的自然风光之美,了解信阳人文景观的文化内涵,积累文化知识和创作灵感,提升文化素养。如,在景观设计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先在课堂上进行景观理论知识的传授,然后根据信阳当地的人文或自然景观进行实例分析,带领学生考察信阳市浉河公园,分析公园的整体景观设计,这样的教学更加直观生动。信阳毛尖茶叶全国闻名,在信阳,茶叶生产非常广泛,茶园遍布。茶文化是信阳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教师可以由“茶文化”这一主题开展多种教学科研活动。如,教师可以讲授茶的历史以及与茶有关的古诗词,然后引申到信阳毛尖,讲解信阳毛尖的发展史,使学生对信阳茶文化有初步的了解,然后带领学生到信阳市博物馆中的茶文化馆参观茶叶的制作技艺和过程,还可以欣赏茶艺表演,使学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信阳茶文化的博大精深。在包装设计、标志设计等课程教学中,教师可以“信阳毛尖”为主题,让学生进行茶叶包装设计或是茶叶标志设计。由于前期的深入考察和了解,学生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设计方向,创作出有内涵、设计感强的包装作品。同时,教师可以将课堂练习与实践相结合,鼓励学生参加信阳每年一度的茶文化节的宣传海报设计,并联系信阳本地茶厂和茶叶经营企业,推荐学生的优秀设计作品,争取投入市场,变成真正的产品。这样不仅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作积极性,也有利于信阳本土茶文化的传播。信阳地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美术教学资源被开发利用,可产生双赢的结果,不仅可以拓展美术教学的范畴、优化美术教学模式、提高教学质量,而且对信阳地区历史文化的传播和人们文化素养的提升有着现实意义。 作者:甘露单位:信阳师范学院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