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绩效考核的问题及对策:关于乡镇卫生院实行绩效考核分配机制的思考 【摘 要】如何既保证乡镇卫生院的公益性、防止趋利行为,又合理、高效的解决乡镇卫生院职工绩效考核和薪酬分配、调动职工积极性是当前乡镇卫生院急需解决的人力资源管理问题。 【关键词】乡镇卫生院 绩效考核 工资收入 存在问题 卫生人力资源是卫生资源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调动乡镇卫生院人力资源的积极性是决定基层卫生事业发展的关键[1]。绩效考核在基层卫生机构人力资源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建立一套合理的绩效考核制度不但能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而且以实现医疗机构的发展目标,为机构提供竞争优势。 1.基层医改前我市乡镇卫生院内部考核分配情况及问题 医改前我市乡镇卫生院工作人员的收入一般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档案工资,每月发放50%;二是与个人业务量挂钩的业务收入提成;三是医务人员的值班费。在这三部分收入中,业务收入提成是乡镇卫生院工作人员特别是医生的主要收入来源,也是区分工作量多少的重要指标。 在与“以药补医”相关联的利益导向机制下,个人收入与经济效益直接挂钩,乡镇卫生院及其工作人员创收的积极性较高,收治患者的主动性较强,甚至超范围执业、超能力接诊[2]。一方面,为获得更多的提成收入,医务人员偏好开“大处方”和药品回扣多的药品,加重了患者负担。另一方面,受利益驱使,医务人员合理用药意识淡化,过度医疗、滥用药物问题比较突出,此外,乡镇卫生院为了多创收,不顾自身条件,经常截留病人擅自开展超范围手术,导致医疗事故和医患纠纷逐年上升,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 2.基层医改后我市乡镇卫生院内部考核分配情况 基层医改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科学公平、体现绩效的考核分配机制,主要内容是以服务数量、质量、效果和居民满意度为核心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绩效考核补偿机制和以按岗定酬、按工作业绩取酬为核心的内部分配激励机制[3]。我市事业单位实行绩效考核以后,各乡镇卫生院也相应的更改了工资收入方式。目前工作人员收入一般由四个部分组成:一是固定的基本工资收入。根据国家规定的事业单位工资标准和工作人员的职称情况,确定个人的基本工资。二是浮动的绩效工资收入。由基础性绩效工资和奖励性绩效工资组成。三是单位公益目标任务完成好,考核优秀或良好,人均收支节余多,报经区社会事业局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同意,在单位经营性收入可用财力范围内增核绩效工资总量,以不超过本单位绩效工资总量的10% 为限,四是院长奖励基金,对工作量大、关键岗位成绩突出的人员进行奖励,以充分调动医疗业务骨干的积极性。 3.现有绩效考核分配机制存在的问题 现有绩效考核分配机制充分体现了回归公益性的要求,但由于乡镇卫生院的特殊性,在调动积极性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一是部分医院原来的效益较好,实施绩效后绩效工资总量偏低,调控余地不大。例如,我市某区规定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的基础性绩效工资和奖励性绩效工资两者比例为6:4,按照这个内部分配比例,实际上每年考核浮动的部分仅为24000元,在考虑效率并兼顾公平的基础上,业务骨干得到绩效工资平均数的1.2倍即26000元,一般最低的(病事假人员除外)按平均绩效的50%差距也有12000元,而较以前乡镇卫生院业务骨干与一般职工的实际收入差距在1—5万元这个区间来说没有太大体现工作量的奖励方式。二是卫生院考核直接影响职工考核、任务核定等因素是不科学。按照前三年医疗服务情况,核定乡镇卫生院的收支,没有考虑机构的服务能力与效率,影响机构和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三是部分人员的积极性受到影响,工作动力不强。俗话说,在城市看病,要选医院;在农村看病,要选医生。乡镇卫生院的发展主要是依靠于负责人和医疗骨干的努力,对于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实施基层医改后,乡镇卫生院用人、分配、药品设备耗材采购、财务、基建等方面行为逐步规范,负责人的权力明显削弱,导致积极性下降,对于抓好机构发展的动力不足。医疗业务骨干由于药品回扣、业务提成等灰色收入被取消,现有绩效工资政策倾斜程度不够,导致实际收入较改革前有一定程度的降低,积极性受到影响。一般职工由于工资收入得到保障,与工作数量、质量关系不大,干多干少一个样,容易引发“大锅饭”问题。 乡镇卫生院是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主体,承担着城乡居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任务,应当成为基层群众看病就医的首选。乡镇卫生院的服务效率,不仅影响群众看病就医的方便程度,而且关系到群众看病就医的费用,事关基层医改给人民群众带来的实惠。因此,在坚持公益性的前提下,创新绩效考核方式,实行多重激励办法,调动乡镇卫生院工作人员积极性,提高医务人员服务的积极性、主动性,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使病人留在基层就近方便看病就医,降低医疗费用,满足群众基本医疗卫生需求,以巩固提升基层医改成果,确实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乡镇绩效考核的问题及对策:新医改下的乡镇卫生院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建立研究 摘要:为了建立适用于偏远地区乡镇卫生院绩效考核的指标体系,为其进行科学考核提供有效的工具,本文采用专家咨询法构建绩效考核框架,运用界值法进行绩效考核指标的筛选,最终形成操作性较强的考核指标体系,建立了完善的乡镇卫生院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产出指标。该体系目前能较好地评估乡镇卫生院绩效,但也应随着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完善。 关键词:新医改 乡镇卫生院 绩效考核 指标体系 2009年3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出台,重点加强五项工作的建设,其中,强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即明确了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责和义务。乡镇卫生院作为我国农村卫生保健的核心,是乡村公共卫生的枢纽,在农村卫生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乡镇卫生院的绩效考核和质量改进问题,也就能抓住农村卫生改革和发展工作的重点。乡镇卫生院绩效考核是指运用运筹学和数理统计等方法,采用特定的指标体系,对照统一的考核标准,按照一定的程序,通过定性和定量对比评价,对卫生院一定经营时期的经营业绩和效益,做出准确、公正和客观的综合考核。但当前对于乡镇卫生院绩效考核标准不统一,且各地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人口及疾病发生发展等存在较大差距,已有的考核指标不适合应用于本省。因此,本文试图从投入与产出方面建立考核指标,规范乡镇卫生院绩效考核标准,以期建立一套适用于偏远地区的乡镇卫生院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一、绩效考核框架的构想 查阅文献获知,目前,国内对于绩效考核的研究较多,但是没有一个具有普遍适用的指标考核体系,考核指标较多,内容较为繁杂,大多是以赋予权重后综合评价。并且,在我国经历了新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以后,乡镇卫生院的重要功能体现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医疗方面,特别是在乡村一体化管理发展趋势下,乡镇卫生院的绩效考核更应该结合已有的实际情况,因地因时,制作适用于不同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根据国家新医改农村卫生相关政策及乡镇卫生院“六位一体功能”定位,结合已有研究结果,期望以一种较为简单合理的、具有普适性的、便于实际操作的方式对乡镇卫生院进行绩效考核,以节省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因此,本指标体系建立在国家对乡镇卫生院的公益性定位,将所有政府拨款、业务收入、固定资产等投入与其公共服务、基本医疗等产出作比较,在一定区域、一定范围内进行绩效考核评价。通过初步建立乡镇卫生院绩效考核框架,经过反复咨询相关的专家、学者的意见,广泛收集反映乡镇卫生院绩效的指标,组建一系列指标体系,包括7项二级指标:投入、产出,28项三级指标进行筛选,确立最终的乡镇卫生院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二、研究方法 1.拟定指标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在已有的研究结果基础上,采用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根据乡镇卫生院“六位一体”功能定位,结合投入与产出基本理论,采用德尔菲法反复咨询卫生管理领域相关专家、学者的意见,同时与卫生相关行政部门领导座谈,初步构建乡镇卫生院绩效考核指标框架,即2项一级指标、7项二级指标、28项三级指标,以此作为乡镇卫生院绩效考核指标筛选的基础。根据指标对于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工作的重要性及数据收集的可得性,设计《乡镇卫生院绩效考核咨询表》,由乡镇卫生院负责人、乡镇卫生院相关人员及有关专家填写。 2.筛选指标 将所收集数据录入统计软件SPSS 17.0,并运用相关方法进行数据的处理与分析。筛选指标时参考相关文献资料,利用界值法,即包括变异系数、等级和、算术均数、满分比等进行指标的筛选,即分别计算每个指标重要性、可得性的变异系数、算术均数、满分比、等级和,以此综合确定指标是否纳入。对绩效考核指标进行量化评价标准为:“该指标的可得性”结果用“是,否”表示,赋值为1分,2分;“该指标的重要性”结果用“非常不重要,不重要,一般,重要,非常重要”表示,赋值为1分,2分,3分,4分,5分。 三、结果 1.绩效考核指标筛选 重要性等级和界值为:各项指标总分在165~33分,指标的总分按60%界定,112.2分以上作为指标的纳入标准。变异系数界值为:得分低于0.51作为纳入标准。计算均数界值为:得分高于2.89作为纳入标准。满分比界值为:大于60%以上作为纳入标准。规定满足以上三个或三个以上界值标准的指标应纳入指标体系。 可得性等级和界值为:各项指标总分在33~66分,指标的总分按60%界定,52.8分以下作为指标的纳入标准。变异系数界值为:得分低于0.51作为纳入标准。计算均数界值为:得分低于1.2作为纳入标准。满分比界值为:大于60%以上作为纳入标准。规定满足以上3个或3个以上界值标准的指标应纳入考核指标体系。 2.确立最终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利用重要性和可得性对28项指标进行筛选,最终产生了完整的乡镇卫生院绩效考核指标体系,2个一级指标,7个二级指标,19个三级指标。 四、讨论 1.建立的指标体系科学性、可操作性较强 目前国内开展乡镇卫生院绩效考核的系统研究较少,缺乏完善的、可操作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有不少学者通过研究,建立了一系列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但指标内容较多,各类考核指标体系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如有从技术效率、质量、配置效率、公平性以及满意度五个方面,选用13项指标对乡镇卫生院绩效进行考核,也有从效率、效果和服务质量入手进行指标体系的构建,虽然其具有较多的创新之处,但是考核指标体系存在考核内容不是很明确、指标体系过于繁杂,实际操作较困难。一些地区在建立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时,一级和二级指标都比较明确,但是三级指标几乎有很多的细则组成,导致实际要考核的项目偏多,乡镇卫生院绩效考核指标过于复杂。不仅增加了考核的工作量,对于贵州这样的偏远地区操作性不大,而且大多数乡镇卫生院为了应付考核,比较容易出现造假的情况。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根据新医改的相关政策要求及乡镇卫生院“六位一体”功能,根据本省实际情况,在咨询相关专家、学者、卫生管理领导的意见的基础之上,以投入与产出为理论基础,充分考虑乡镇卫生院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运用相关定性研究方法,如德尔菲法、专家咨询法等在构建绩效考核基本框架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三级指标体系,覆盖面较广,体现了乡镇卫生院的主要活动即基本医疗服务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同时在满足考核目的的前提下,筛选考核指标时,以其重要性和可得性作为判断标准,采用界值法,最终形成了包括2项一级指标即投入、产出,7项二级指标和19项三级指标的乡镇卫生院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根据所筛选的指标,收集相关数据,计算产出/投入,得出相应的比值,从而对乡镇卫生院工作效果进行排序,得到绩效考核结果。该指标体系较为清晰,且所有指标在现有政策条件下都能从常规的报表中取得,可操作性较强,方法较简单,方便基层操作。根据排名先后顺序确定优、差,奖罚分明,利于提高基层卫生机构工作积极性,更好地评估乡镇卫生院绩效的整体水平,并且还可以观察到各项具体指标的绩效状况,为卫生院实行科学的职工绩效工资奠定基础。 2.指标体系应随着实际工作的全面展开而不断变更和完善 乡镇卫生院绩效考核工作是一项常规性的、连续的工作,而评价其工作成绩的指标除了前文所建立的指标体系外,还应包括满意度指标。群众满意度是一项重要的评价指标,贯穿乡镇卫生院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的整个过程,是群众是否真正受益的体现。在本指标体系中未单独列出,而将其作为考核乡镇卫生院服务质量的实时动态监测指标,有利于适时调整工作,更好地为群众服务。而在指标筛选过程中几项在卫生服务工作中比较重要的指标最终被剔除,如计划免疫下乡工作人日数,是因为目前乡镇卫生院人员配置不合理,公共卫生人员只占较少比例,在实际工作中,计划免疫下乡工作较困难。当然,随着新医改的深入进行,乡镇卫生院各项工作的不断完善和展开,其评价标准也不应该一成不变、墨守成规。绩效考核指标应该不断地更新、完善,特别是一些重要工作应该尽快开展,真正落实新医改的农村卫生政策。 乡镇绩效考核的问题及对策:乡镇卫生院绩效考核管理(财务管理)中的问题及对策 摘要:对于乡镇卫生院的管理上,绩效考核是新医改中的重点,它不但可以连接医院总体的战略,并且能够达到监控、协调与发展医院员工的积极性,并且能够更好地优化各个方面的管理流程。但是由于我国在乡镇卫生院中实施绩效考核的时间短,所以就造成了大多数的乡镇卫生院并没有形成科学有效的考核规范体系,并且对于乡镇卫生院的财务管理上还存在着疏忽,不能适应当今社会的医疗卫生的发展需求。本文主要讨论一下乡镇卫生院绩效考核管理(财务管理)中的存在哪些问题以及给出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乡镇卫生院;绩效考核;财务管理 对于任何一个医院来说,它都需要一个能够齐心协力、求实创新、扬长避短和快速完成目标的动态管理系统,而这个系统就是在新医改下的绩效管理系统。下面我们就乡镇卫生院绩效考核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在绩效考核管理中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做出相应的探讨,并给出一些建议。 一、我国乡镇卫生院绩效考核存在哪些问题 从新医改以来,我国的绝大多数乡镇卫生院都实施了绩效考核制度,并且引进和探索了各种各样绩效考核的理论,虽然使乡镇卫生院的考核管理体系得到了发展和完善,但还是存在着很多问题,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1)绩效考核的目标和定位发生相互错位。绩效考核是现代医院管理的重要工具,对医院的发展起着引导性的作用。就目前而言,对于乡镇卫生院在进行绩效考核的时候,要更加关注社会效益,这样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正医院过度的趋于利益;(2)在考核方式和考核内容上方法粗略。我国目前大多数乡镇卫生院的绩效考核制度,缺乏具体考核要素,内容笼统,不能够真实的反映出医护人员的工作绩效,这种采用简单的粗略的绩效考核方法,导致了考核的可信度,让绩效考核的工作过于形式;(3)绩效指标的设计和选择缺乏科学性。大多数的乡镇卫生院对于各种不同层次的医护人员都采用同样的考核指标,每一项指标都一样,这样让不同岗位之间的职责和对任职者的素质以及能力的要求不能体现,对于考核结果的公正性大大降低了;(4)考核的周期设计不够科学。目前我国大多数的基层乡镇卫生院绩效考核采用的都是一年度或者半年度的考核。这样对于连续性的合理考核次数的缺乏,导致绩效考核的效果可信度难以保证;(5)为能够建立科学的绩效管理考核评估。乡镇卫生院绩效管理是相互制约和联系的复杂系统,它涉及到多个因素和层次,但是大多数乡镇卫生院在建立绩效考核管理时并没有考虑这些因素的相关性,导致在绩效考核中得到的结论可靠性差,难以从考核中找出影响绩效低的因素;(6)忽视绩效管理,重视绩效评价考核。绩效考核侧重了考评在过程中的执行以及考评的结果,但是绩效管理主要强调过程管理,这不单单是结果的考核评价。在当今的时代中,人性化成为了绩效管理的重要理念,因此绩效考核要向着系统的绩效管理转变;(7)创新的意识不强,思想观念过于落后,内在的动力不足;(8)绩效考核的评价基础相对较弱。 二、乡镇卫生院绩效考核的改进建议 乡镇卫生院的绩效改革已经成为我国医改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绩效考核的改革成效决定了医改效果的可持续性。对于这些绩效考核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1)争取领导重视,为绩效考核的顺利进行提供有利的组织保障;(2)积极调查做好绩效考核的前期工作;(3)要坚持因地制宜和规划统筹的相互结合对绩效考核作出改革;(4)开展引导和宣传工作,对思想观念作出正确的转变;(5)更加完善分配的制度,并且积极落实考核的结果;(6)加大力度培养和引进医护人才,激发医院员工工作的积极性;(7)向着坚持可持续发展进行必要的改进;(8)为乡镇卫生院绩效考核的健康运转,要提供财政的保障。 三、乡镇卫生院绩效考核管理中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 随着乡镇卫生院绩效考核的持续推进和深化,财政部门对于乡镇卫生院的经费投入也逐渐地加大,政府的监管部门对于乡镇卫生院财务信息的可靠性也越来越重视,所以增强乡镇卫生院的财务管理工作也成为了绩效考核管理中的重点。所以对于乡镇卫生院在财务管理上还存在哪些问题做出以下总结:(1)领导不够重视,制度不够健全;(2)会计专业人员缺少,不能够与新会计的制度相互衔接到一起,工作的效率难以提高;(3)很多乡镇卫生院都没有成立内部控制的制度和机制,在管理中经常出现漏洞;(4)在财务管理上挤出工作薄弱,会计的监督职能很难发挥;(5)对于医院的固定资产在管理上松懈,造成国有资产流失;(6)在卫生与药品管理上,财务的账务上的进销差价与国药局的不一致,让资产的清查工作失去了实际意义;(7)在会计核算上不能够真实的反映医院实际的财务状况,并且在债权债务管理上较为混乱。 四、对于乡镇卫生院绩效考核管理中财务管理提出的建议 根据新颁布的《医院财务制度》、《医院会计制度》以及《新型乡镇合作医疗基金会计制度》的要求,对乡镇卫生院的财务管理上提出以下建议:(1)采取行政的手段,严格的配备财务人员,实行“定岗”、“定编”制度,并且严格对财务人员进行合法权益,进一步改善和增强卫生院会计人员的经济待遇和单位地位;(2)提高财务人员地业务水平和综合素质,对他们进行教育培训;(3)从细微的环节入手规范会计制度,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加快乡镇卫生院的制度建设;(4)增强行业会计工作的指导,严格执行财经法律法规,加强监管,发现问题,及时纠正解决。 五、结束语 总而言之,乡镇卫生医院绩效考核管理改革得到实施,它是一场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战争,只有紧紧的抓住“以人为本“和妥善的财务管理才能更有效的为人民服务,才能在各种改革浪潮中处于不败之地,适应当今新形势下的卫生医疗的发展,为乡镇卫生院的事业发展提供一个强力的经济管理后盾,并且让乡镇卫生院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走得更远。 乡镇绩效考核的问题及对策:我国乡镇公务员绩效考核困境分析 摘 要: 公务员绩效作为组织绩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多因性、多维性和动态性等方面的特征。我国公务员绩效考核制度随着《公务员法》的颁布得到了初步建立并且在实践中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但中国历来是“人治”色彩比较浓厚的国家,这在乡镇政府中尤为严重。这样一来,乡镇公务员绩效考核便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本文从绩效考核的概念、绩效考核理论依据及乡镇公务员工作特点等多方面分析我国乡镇公务员绩效考核的困境。 关键词:乡镇;公务员;绩效考核;困境 公务员的绩效直接关系到政府工作的正常运行及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方面的有序进行,对我国社会的发展具有全方位的影响。此外,公务员的绩效考核也是提高公务员绩效水平的主要渠道和选拔和培养优秀行政管理人才的重要手段。乡镇公务员是我国政府公务员队伍中最基层的组成部分,他们执政力的水平直接关系到政府基层政权的稳定。 一、 公务员绩效考核的相关概念 绩效是“具有一定素质的员工围绕职位的应负责任所达到的阶段性结果以及在达到过程中的行为表现” [1]。因此绩效主要体现在工作效率、工作成果、工作效益等三方面。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的工作绩效的构成要素包括德、能、勤、绩、廉五方面,重点是工作实绩。 绩效考核在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中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手段。它在人力资源管理中是控制、激励、约束、监督的工具,贯穿于管理工作的全过程。公务员绩效考核(Performance Appraisal,PA ),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按照法定权限,根据一定的原则和标准,定期或不定期对所述公务员在工作中的德才表现、工作能力和业务效果等进行考察、评价,并以此作为其奖惩、职务升降、工资增减、以及辞退的客观依据。 二、 乡镇公务员绩效考核的理论依据 (一) 激励理论 激励理论是行为科学中用于处理需要、动机、目标和行为四者之间关系的核心理论。行为科学认为,人的动机来自需要,由需要确定自己的目标,激励是作用于人的内心活动以此来激发、驱动和强化人的行为。激励理论作为业绩评价理论的重要依据,它不仅可以提升公务员绩效考核制度,更可以在公务员的加薪、晋升等相关制度建设上有所作为。 (二) “人本主义”理论 随着我国社会的进步,政府在执政方面更加注重以人为本,为此在公务员的考核过程中应使得公务员们获得一定的教育意义,充分发挥公务员的积极性和潜能。“人本主义”思想,更注重公务员的发展,使得绩效考核充分发挥其功能。 (三) 新公共管理理论 在欧洲兴起的“新公共管理”思想起源于对官僚制的批判,并致力于将市场机制引入政府部门和公共服务管理。“新公共管理”就是在“欧洲追求行政现代化的改革实践中形成的,以管理主义的角度批判官僚主义,推崇私营机构的管理技术,认为分权、放松机制、委托等是改革效率低下的公共部门的有效方法,这已经成为指导欧洲各国行政改革的主要原则” [2]。新公共管理认为正视行政机构和公务员的政治功能,不仅能使公务员尽职尽责地执行政策,还能使他们以主动地精神设计公共政策,使政策能更加有效地发挥其社会功能” [3]。 三、乡镇公务员及其工作特点 根据《公务员法》的规定,“乡镇公务员是指在乡镇一级依法履行公职并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从总体上看,乡镇公务员不仅包括县级政府职能部门的派出机构在乡镇一级单位中的编制内人员,其业务、人员和经费归县级政府职能部门管辖,实行垂直管理,如公安派出所、工商所、税务所、司法等。还包括乡镇政府中具有行政编制的工作人员,即领导序列的乡(镇)长、副乡(镇)长等和非领导序列的一般工作人员” [4]。这里所指的乡镇公务员是“代表国家在乡镇政府行使行政权力,服务农村和从事农村公共事务,由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 [5]。 根据乡镇公务员所处的环境和从事的工作,笔者认为乡镇公务员的工作特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 工作任务繁重。 乡镇一级的工作涉及到最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很多目标需要在乡镇这级政府的工作中得到落实。因此,乡镇里的公务员不仅要实现乡镇政府的基本目标,更要很好的联系广大自然村的群众。这就需要乡镇公务员拿出大量的时间来走访自然村,一定程度上帮助村委会落实好上层的精神。 (二) 工作程序化 乡镇公务员通常受到其基层工作任务的影响,工作不光自身需要执行好县级以上政府下达的任务和指标,还得把上面的精神和指示很好的传达给基层百姓。因此,乡镇公务员的工作具有很强的程序化。 (三) 工作的不确定性 乡镇政府公务员的工作存在着不确定性,特别是一些突发性和应急性工作,无法用具体的工作任务、目标一一详细列举、归类,工作职位目标说明书的制定存在一定困难。这就需要有较强的综合能力。照本宣科,无法很好的将任务和目标完成。因此,工作的不确定性增加了对乡镇政府公务员进行绩效管理的难度。 四、 乡镇公务员绩效考核困境分析 (一) 绩效考核方式单一 我国公务员绩效考核方式主要采取平时考核和年度考核。平时考核主要是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和出勤情况,用自我评估和领导评估的方法,由被评估者的主管领导负责实施,年度考核年底进行,年度考核以平时考核为基础。方法简单、容易操作,但这种单一的考核方式会产生不少的问题,如评估等级描述比较模糊和抽象,失去了真实反映绩效目标完成状况的意义,较难给个人提供明确的工作绩效指导。 (二) 绩效考核的不规范性 随着我国社会全方位的多角度发展,上级部门对乡镇的考核分解指标越来越多,乡镇公务员将自身的大多数精力投入到如何完成或应付这些指标上来,对于自身的职责却很少考虑,更淡不上学习发展。对于其“德”、“能”、“勤”、“廉”等绩效考核指标就没有精力顾及了,或一概以竞完成上级的指标情况来代替。 这样一种考核的方式是极其不规范的,使得考核的实际性作用大大下降。 (三) 绩效考核的反馈机制不够完善 绩效考核程序是考核民主、公正的重要保障。但乡镇公务员在考核结束之后,并不知道自己的考核结果。考核的结果在以下几个方面不能得到很好的反馈。第一,考核结束之后,乡镇公务员并不清楚自己的不足之处,存在的问题让大家在未来的工作中不会得到解决。第二,考核的结果往往只和当年评奖有关,在日常的工作中并不能得到很好的体现,不能根据考核的结果为乡镇公务员建立一个恰当的职业生涯规划。 (四) 乡镇公务员绩效考核意识浅薄 对于绩效考核,很大一部分乡镇公务员没有对此形成一个科学的认识,对于绩效考核没能形成正确的意识。这些浅薄的意识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绩效考核工作的一种障碍,影响着评估工作公正、客观的开展。这样使得考核工作很难顺利开展,也难以取得令人信服的结果,客观公正地开展工作成为空谈。 以上五点形成了乡镇公务员绩效考核的困境,需要我们在未来加以完善,提高绩效考核的可行性和准确性。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协同创新系统的特性及运行机制研究:基于制度熵的企业协同创新系统评价模型研究 【摘 要】文章从制度熵的理论视角,对企业协同创新系统的运行机理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基于制度熵的企业协同创新系统的评价模型,给出制度熵评价方法,为科学刻画一定时期内企业协同创新系统的运行效果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为企业协同创新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关键词】制度熵;协同创新;评价 一、熵及制度熵理论 熵(Entropy)的概念最早由德国物理学家鲁道夫・克劳修斯(Rudolf Clausius)提出,他在运用热力学第二定律观察热现象时发现,热量总是从高温物体传递到低温物体而不可能不引起其他变化。用热能除以温度所得的商被定义为“熵”(熵在希腊文中指“演化”),表示热量转化为功的程度。系统的熵在可逆过程中保持不变,在不可逆过程中单调增大,这就是“熵增原理”。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熵的概念不断被拓展,被引入到不同的学科领域,并产生统计熵、信息熵、管理熵、耗散结构熵等诸多引申概念,大大丰富了学科的内容和研究方法。研究者借用熵的概念描述任何物质运动方式、任何事物、任何系统的混乱度或无序度。系统科学引入熵的概念,提出熵值增加效应表现为当系统内部各要素间的协调发生障碍或者由于环境对系统的不可控输入达到一定程度时,系统很难继续围绕目标进行控制,从而在功能上表现出一定的紊乱。因此要掌握降熵手段,才能提高系统运行效率。 从系统科学的角度来看,制度是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具有特定结构,发挥特定功能的系统。它不仅包含一系列观念认识上的非物质实体所组成的制度概念系统,还包括其所依附的动态机制。李志强教授(2007)首次提出制度熵概念,即在制度系统的演化过程中有序性减少,无序性增加的过程,是制度系统不确定性和无序程度的表现。 二、基于制度熵的企业协同创新系统评价模型构建 (一)企业协同创新系统运行机理 协同创新是一种复杂的创新组织方式,政府是协同创新体制的制定者,大学是新思想和人才的供给者,科研机构是发现与发明的推动者,企业是创新价值在市场上的最终实现者。其内涵本质是企业、政府、大学、科研机构和中介组织等知识创造主体和技术创新主体为实现重大科技创新突破,通过大跨度资源整合和深入合作,达成目标和行动的一致,并结成巨大的非线性系统组织。由于各主体的利益诉求不同,各创新主体的合作并不是自发的,如果没有国家意志的引导和制度安排,其结果很可能是个体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导致集体利益的最小化。因此,协同创新是一种制度安排,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如同科学和技术的知识进步会使技术变迁的供给曲线右移一样,社会科学等方面的知识进步也会使制度变迁的供给曲线右移。 企业协同创新系统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开放性,企业的生命力源于开放的体制与能够持续创造价值的能力,协同创新系统只有保持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协调,保障政产学研中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才会长期存在。二是整合性,协同创新系统促进分散的、自组织的创新活动在竞争和合作框架下有序化,形成整体的发展优势。它包含很多子系统,主要是资源、知识、行动和绩效。三是互动性,协同创新系统所包含的各子系统并非简单的加总,是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同步并进的,子系统之间的良好匹配往往决定了整个系统的效率,表现为各创新主体间的资源优化配置、知识共享、行动同步和成果共享。 (二)企业协同创新系统的制度熵评价模型 降低企业协同创新系统运行的不确定性,即提高其有序性,将个人欲望所造成的错误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需要的是一种高效率的制度设计。如何进行科学的制度安排,衡量系统的有序性成为首先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运用制度熵对企业协同创新系统进行评价,实际上是对于协同创新系统中制度关系过程所反映的秩序和效率的状态描述。制度熵绝对值的数学模型表示方法为: 其中,S为企业协同创新系统的总制度熵值,i为影响系统熵值的各种因素。为企业在特定时段受各种因素影响的权重系数,Si为各种影响因素产生的熵值,即各一级指标的制度熵值。 KB为制度熵评价系数,是指系统在特定时期,受各因素影响使得每改变单位绩效所产生的熵值的变化。tij表示第i个影响因素下第j个子关系对于企业协同创新行为的影响而导致制度熵值变化的关系向量。表示第i个影响因素中第j个子关系的权重,且Σωij=1。为第i个影响因素中第j个子关系的制度熵值,即各二级指标的制度熵值。 (三)企业协同创新系统的制度熵值计算步骤 第一步,建立评价企业协同创新运行效果的指标体系; 第二步,通过成立一个该领域的专家组(由m个专家组成),依据企业协同创新系统中各影响因素的相关关系,给定取值区间与对应的关系判别表,对tij进行综合测评并赋值,且,其中tijk为第k个专家的赋值; 第三步,确定权重ωij,令KB=1,根据公式(3)计算出Sij的值; 第四步,确定企业协同创新系统各一级指标的权重系数ωi,根据公式(2)计算出Si的值; 第五步,根据公式(1)计算整个企业协同创新系统的总熵值S。 (四)企业协同创新系统的制度熵值评价分析 通过对某一企业协同创新系统的实证分析,得出整个系统的总熵值,根据熵值判断出该系统现阶段的运行状态,可能有三种情况: 第一,若S=0,则说明该企业协同创新系统在一个时期内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系统内部产生的熵增与从外部吸收的熵减相互抵消,各制度安排运行有序,系统的有序度达到最高,创新行为处于均衡状态。但同时,此时也是系统效率开始衰减的临界点,是协同创新机制进行调整、改善的最佳时机; 第二,若S 0,则说明该企业协同创新系统吸收的负熵不足以抵消内部产生的熵增,系统的运行不畅、效率低下。此时,需要大幅度调整各项制度安排,从外界引入更多新的理念和要素,以新思维、新举措促进系统的有序完善; 三、结语 采用制度熵评价方法对企业协同创新系统运行的有序性进行量化描述,是基于过程思维考量系统运行效率的直观表达。它通过测量一定时期内系统的运行状态,适时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排除各种影响系统有效运行的机制障碍,来保障企业协同创新系统更好地发挥功能。但是,需要说明的是,用特征向量表示对样本的定性描述,只是获得了基于定性分析和逻辑支持的解释性结果,并不能满足定量测评制度绩效或贡献率的要求,这是本文的不足之处,也是后续研究努力的方向。 作者简介:李晓娟(1989- ),女,山西大同人,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企业竞争力。 协同创新系统的特性及运行机制研究:基于资源共享及协同创新的医药产业园区创新系统研究 摘 要 医药产业园区集聚了大量的知识、资金等创新资源以及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中介机构四大创新主体。本文基于资源共享理论及协同创新理论来分析研究医药产业园区创新系统网络模型,以便于为医药产业园区的集群创新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 资源共享 协同创新 集群创新系统 一、前言 医药产业园区不仅集聚了大量的资金、信息、人才、智力等有形和无形创新资源,而且集聚大量的医药企业、医药相关企业、医药科研机构、高校、研究所、风险投资机、信息咨询机构以及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地税局、国税局等政府机构,这些机构形成了医药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的四大主体,即: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企业、中介机构。医药产业集群创新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集群创新的发展成长离不开系统内资金、信息、智力等资源的配置共享以及系统内四大协同创新主体的相互协同作用,本文正是基于资源共享理论及协同创新理论来分析研究医药产业集群创新系统网络模型,以便于为医药产业园区的集群创新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二、相关理论分析 (一)资源共享理论 张明(2014)认为:资源共享主要指在不损害资源相关利益方的前提下,避免或者减少资源的不必要重复建设,并将资源向社会开放的过程。[1]资源共享是有效合理利用资源的配置方式,有利于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实现资源的再利用、再开发,减少资源的重复建设与资源开发的成本。资源共享在产业集群化发展中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是产业集群实现资源协同、获取竞争优势的主要途径,一方面,促进了成员间的合作与沟通,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降低成员间合作和交易成本,降低资源建设与开发的成本;另一方面,各成员通过对共享资源的获取、吸收、处理,提高了自身竞争力,并实现了资源的增值。 医药产业园区集聚了大量的资金、信息、人才、知识、基础设施等有形和无形的创新资源。笔者认为,医药产业集群创新资源共享是指集群内成员根据自身的资源优势或核心竞争力的情况,适当的各自贡献出一部分创新资源,并通过相互之间的合作与协同,实现资源的交互与共享。医药产业园区以医药企业为核心,集群创新活动围绕集群内所有成员企业的创新活动而进行,创新资源共享是提高集群创新能力、提高集群竞争力、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也是医药产业实现集群发展的目的之一。相对于离散的集群外医药企业而言,集群内的成员企业可利用的创新资源范围要大得多,不仅包括企业自身内部可利用的创新资源,也包括存在于集群内的由其他成员企业以及其他主体成员所贡献的“共享性创新资源”,企业通过对这些“共享性创新资源”的再利用与再开发,创造新价值,不断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并不断与集群内其他成员进行资源交互与共享,这一方面使自身的创新资源得到最大化利用;另一方面吸引获得更多的创新资源,实现资源拥有方的合作共赢与资源共享。同时,由于集群内组织在地理区域的临近性以及复杂的组织间网络关系,大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与经营成本。另外,由于知识、信息、人才等资源的共享,也会带来集体学习效益、知识溢出效应及知识转移,进一步提升园区的集群创新能力。 (二)协同创新理论 协同论也称之为协同学,该理论由德国教授哈肯(Hermann Haken,1971)提出。“协同”的意思即指合作、协作,协同学意即协作作用的科学。[2]协同学是一种复杂系统理论。它把一切研究对象看成是由组元、部分或者子系统构成的系统,这些子系统彼此之间会通过物质、能量或信息交换等方式相互作用。通过子系统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整个系统将形成一种整体效应或者一种新型的结构。协同理论最重要的是“协同效应”,即系统内各子系统、要素之间的互动而产生的产出要超出各要素、子系统单独作用的产出总和,也就是“”的效应,协同效应是协同作用产生的结果。随后,学者将协同学理论应用到创新领域,促使了协同创新理论的产生。吴杰等[3](2005)将协同创新定义为企业与其他组织结构在市场结构关系中建立的相对长久的、有助于企业之间开展创新的活动方式。胡恩华、刘洪(2007)认为协同创新是通过企业与群外环境通过既竞争又协同的作用方式实现的。 医药产业园的集群创新系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有众多要素形成的“协同系统”,这些众多的要素有四大创新主体组成:即由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中介机构组成,这些主体形成以大学、企业、研究机构为核心,以政府、金融机构、中介组织、创新平台、非盈利性组织等为辅助的多元主体协同创新系统,并通过对创新资源的有效整合、共享、交换等连接在一起,各主体通过相互间的“协同作用”共同推动园区集群创新系统的“进化”发展。 (三)资源共享与协同创新理论的关系 从资源的来源与流向看,医药产业集群内“共享性创新资源”来源于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政府、中介机构这四大协同创新主体,并最终流向与企业及高校/科研机构这两大创新主体,参与到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的创新活动行为中。园区内的企业作为集群创新的主要供给者和需求者是集群创新的主体;高校和科研院所等科研机构是园区集群创新的源泉,为园区创新提供人才、技术、信息等支持;中介机构是园区集群创新的重要支撑者,为园区创新提供资金、技术、信息服务等支持;政府是园区集群创新的支持者与监督者,为园区创新提供产业政策及资金支持,同时又要以监管者去宏观把控和监督园区创新。从这里看出资源共享是集群协同创新的基础。 从协同创新的本质来看,协同创新本质是由于创新资源的稀缺性导致单个创新主体打破组织边界,进而与别的组织进行资源与要素的交互、共享。协同创新的关键是确保各种创新资源与要素在各创新主体间的互动,建立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政府、中介机构等创新主体间的人力、资金、知识、信息、技术、设施等资源的有效流动,确保各种创新资源的有效利用,建立各协同创新主体间关系协调、行为配合、资源互动和信息反馈的有效协同关系。[4]通过创新资源的共享,各企业、各高校/科研机构获得自身所需要的创新资源,独自进行创新活动行为或者与其他企业或高校/科研机构合作进行创新活动。 三、基于资源共享及协同创新建立医药产业园区创新系统 笔者认为,医药产业集群资源共享系统可以分为资金资源共享子系统、信息资源共享子系统、知识资源共享子系统、人才资源共享子系统、物质资源共享子系统,这些资源共享子系统共同推动医药产业集群创新的发展。 (一)资金共享子系统 医药产业园区的共享性资金资源主要来源于政府(各地政府扶持园区发展所制定的各项政策,包括对创新项目及创新成果的财政资助与补贴、税收优惠、重点项目的直接投资等政策)、银行低息贷款、为企业创业创新活动提供融资、信用担保等支撑条件的风险投资机构及融资担保公司、创业企业家投资者以及园区设立的研发奖助基金、创新成果奖励等。这些共享性资金最终流向于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的创新活动,为其创新活动提供了巨大的资金支持,降低了其研发创新的风险,同时也激发了园区内成员的研发创新积极性,推动了园区内成员间的合作创新;另外,良好的创新资金环境更吸引了那些有技术却缺乏资金的创业者入驻园区,进一步提高集群的创新能力。 (二)信息共享子系统 医药产业园区的共享性信息资源主要来源于园区建设的一系列信息共享平台,包括虚拟医药图书馆、文献信息库、专利信息库、科技信息服务平台、咨询服务平台等公用平台,这些平台连接了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律师事务所、信息咨询机构等中介机构,并实现了信息资源向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的转移,同时,减少了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信息开发、信息搜索、信息利用的成本,促进了信息资源的再利用,避免了信息资源的重复开发。另外,这些共享性信息资源也促进了各主体间的集体学习与知识积累,并进一步体现在研发创新活动中,提高集群创新能力。此外,医药产业园区内人才资源的共享会间接带来信息、知识资源的共享,特别是那些高层次研发专业人才,其所具有的信息与知识资源对企业创新活动尤为重要。 (三)人才共享子系统 人才资源是园区创新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医药产业园区的共享性人才资源主要来源于高校/科研院所机构、园区内猎头招聘公司、培训机构以及园区经常举办的人才招聘会、人才交流会等。高校/科研院所机构具有教育和培训人才的职能,其也是园区集群创新的源泉,通过产学研的合作,促进集群内人才的流动,实现人才资源的共享与转移,促进园区集群创新能力的提高。同时,园区还经常举办人才招聘会或者通过猎头招聘公司从外部为园区内企业招聘优秀人才资源,为企业实现人才的引进与储备,并通过人才资源共享平台、人才交流平台实现人才资源的自由流动与共享。 (四)知识共享子系统 医药产业园区内的共享性知识资源主要来源于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培训教育机构、培训咨询机构等,通过虚拟图书馆、文献信息库、网上学习、学术交流会以及经常性组织的专业技术培训、商业管理培训等平台与方式实现园区内知识资源的共享,并进一步形成集体学习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园区内成员企业汲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知识资源,实现自身的创新发展,提升企业竞争力。知识共享一方面会带来无形资源的产生,如新技术、新方法、新知识等;另一方面也会带来更多的创新价值与经济价值,如创新成果与产品的出现、创新产品销售收入和销售利润的增加、成本的减少等。 (五)物质共享子系统 医药产业园区内的共享性物质资源主要包括水、电、供暖、网络、公交、医院等园区内人人共享的基础设施,还包括有一定权限的公共实验室、会议室、科研场所、实验仪器设备等物质资源。这些物质资源多数是由政府与其他企业投资建设,并为园区内各主体共享利用。这些共享性硬件设施为园区的产业发展及集群创新提供了良好的硬件支撑条件,避免了物质资源设施的重复建设,为园区内新创企业及中小企业孵化提供了重要的物质资源基础。 基于以上分析,从四大创新主体的协同创新系统及资源共享系统建立以下医药产业园区集群创新系统网络图: 四、总结 医药产业作为高新技术产业,其高风险、高投入、高回报、研发周期长的特点促使其发展趋向于向医药产业园区集聚发展。医药产业园区在医药产业集群化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而园区集群创新是医药产业园区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医药产业园区要加强资源共享体系及平台建设,提供资源优化配置效率,充分发挥各主体间的协同创新作用,促进各主体间的合作、交流与沟通,充分实现成员间资源的交互与共享,实现医药产业集群创新能力的飞跃提高。 (作者单位为中国药科大学) 协同创新系统的特性及运行机制研究: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系统的特性及运行机制研究 摘要: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系统是应对国际科技竞争、解决区域发展问题的必然选择。跨区域科技创新系统属于中观层次的创新系统,跨越省级行政区配置资源和开展创新活动,并产生单个区域所不能获得创新绩效。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系统具有高度复杂性、开放性、非平衡性、非线性作用等特征,系统的运行机制表现为:以创新主体的合作意愿与协作能力为内因,以环境变量、资源变量、链接变量等为外因,内外因协调作用共同促进系统的运行。 关键词:跨区域科技创新系统;区域协同创新;产学研创新 一、发展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系统的必要性 20世纪末以来,科技创新研究和实践都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一方面,人们对创新实践的认识发生变化,发现科技创新不是一个孤立的事物,其本身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并且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复杂的联系。创新理论的研究变成一个系统工程,单靠一个学科无法解决创新涉及的所有方面的问题,要想对创新做全面的研究,必须具备多学科的视角。另一方面,科技创新出现开放化、网络化、区域化等很多新的趋势。单一主体难以独自完成重大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早已跨越区域的界限,甚至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合作并整合资源。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成为科技创新活动的鲜明特征,是保持区域竞争力的重要支撑,也是各个国家争相发展的战略重点。因此,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来看,研究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问题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对于中国而言,在全球科技发展新趋势下,面临着创新战略调整和加强区域科技发展和合作的挑战。一方面,要求国家及区域改变科技发展战略,积极参与科技资源在国际间的配置,加强区域间的科技合作,提升区域在科技竞争中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要解决自身的区域科技发展问题。当前我国区域间科技合作水平不高,区域间协同创新驱动不足、资源分散且分割、缺乏区域间协同创新的平台和机制、合作效果不佳等问题还很突出。OECD的研究报告曾经指出,中国存在很多“创新岛屿”,岛屿间知识溢出受到限制,造成中创新系统的不完善和不协调。如京津冀地区,其科技合作经过多年的努力仍处于浅层、初期合作状态。行政壁垒造成三地的科技资源流动难和共享度低,三地的产业虽各有所长但同构竞争也很明显,三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落差较大。北京作为全国科技“高地”,向河北周边转移的多是落后产能技术,未能真正带动河北科技发展。京津两个实力较强的区域,对河北的资源虹吸作用大于效益的辐射作用。这些都造成京津冀科技发展的不平衡,而科技发展的不平衡联带引发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使整个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受到影响。 可以说,未能建立起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的运行机制是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对于特定区域的发展而言,已经到了需要通过区域间合作来解决经济、社会、科技发展难题的阶段。从国家层面也越发重视跨区域合作和共同发展问题,促进跨区域的科技合作已经作为非常重要的战略部署来研究和推进。而通过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能够促进区域创新系统有效整合,带动各个区域的科技、经济、社会、环境等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必然成为中国科技发展的战略选择。 二、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系统的内涵 本部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区域创新系统的内涵与特点 随着全球一体化和经济边界的消失,从经济意义上,区域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区域成为一种经济利益体。与之相对应,企业的创新活动首先在特定区域内进行,形成区域整体的创新合力,再谋求更大范围的竞争与合作。在区域发展理论和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的基础上衍生出区域创新系统理论,成为创新系统研究的又一个热点。 区域创新系统的内涵包括:(1)在省级行政区划为边界的特定区域范围内;(2)以企业、研发机构、高校、政府、中介机构等为主要创新行为主体,知识、人才、资金、信息、物质等为创新资源要素;(3)通过各种与创新相联系的主体要素、非主体要素(创新所需要的资源条件)之间相互作用及协调各要素之间关系而结成网络关系,并与制度和政策环境等相互作用而实现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创新的可持续发展。 区域创新系统具有如下特点:(1)系统性:区域创新系统是众多要素及其结构和关系作用组成的复杂系统。其自身是具有一定运行规则和规律的完整体系。(2)区域性:区域自身的资源禀赋、关系网络结构和制度环境形成了特定区域优势,为企业等创新主体的创新活动提供了支持和保障,企业等的创新活动与区域结成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时,区域性还表现在,区域创新系统的科技创新与区域的经济、社会密不可分且相辅相成。区域科技源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又被区域经济社会资源所支撑。(3)开放性:尽管区域创新系统是一个独立的体系,但是,其并不是孤立的。封闭的发展模式不利于区域的科技创新活动和效果,区域创新系统时刻保持着与外界的交流,通过资源和能量的交换促进自身的创新能力提升,支撑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 区域创新系统的核心功能在于有效整合区域内、外的资源,并为科技创新提供制度环境保障,引导技术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进而提升区域的科技实力和竞争优势。广义的区域创新系统的功能是复合型的,不仅包括区域的科技创新,还包含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内容。为了聚焦研究问题,本论文着重研究区域创新系统的科技创新问题。 (二)跨区域创新系统的内涵和特点 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是指不同区域的科技创新主体(包括企业、高校、研究机构、政府、科技中介)跨越省级行政区划的限制,与其他各类创新主体协作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技术应用和转化等科技创新活动,共同调动、整合区域间的科技资源,通过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而产生单独个体和单个区域无法实现的整体协同效应和创新绩效。 与其他形式的创新系统相比,跨区域科技创新系统具有不同的特点。跨区域科技创新系统属于中观层次的创新系统,由于跨越省级行政区使得资源的流动有一定障碍。在庞大的系统内拥有复杂而相对松散的创新网络。系统内各区域之间可以形成一定的产业链和产业优势。并且,系统的创新绩效需要从科技、经济、社会和环境多层面考虑。不同范围的创新系统的特点比较见下表。 与国外的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相比,本文所论述的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具有特殊性: 第一,区域的内涵不同。国外学者所研究的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主要是以经济空间、组织空间、地理空间、文化空间等为区域范围的划分标准,而本文所论述的“区域”界定为省级行政区划下的区域。这种界定主要是考虑了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的省级区域相对更具独立性,也经常作为区域主体参与各种竞争与合作,特别是在区域间科技合作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中国地域广泛,区域划分层级较多,省级行政区划的区域是在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等方面具有独立性和独特性的区域,是开展跨区域科技合作的首要区域单元。同时,较低层级区域与较高层级具有隶属关系,低层级区域的科技创新活动在高层级区域的统筹指导之下,如果不对区域加以界定,就会使讨论陷入重复交叉的局面。 第二,协同创新主体不同。许多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主要是依靠市场主体开展协同创新,即便是跨越不同的经济空间、地理空间、组织及文化空间的科技合作也主要是由企业等市场主体来推动和主导的。而中国当前处于市场经济改革时期,其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宏观调控方式等具有特殊性,使得中国的科技协同创新主体不仅包括各类企业,还包括各种类型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中介机构,甚至是政府部门。 第三,协同创新影响因素的作用不同。国外学者在探讨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影响因素时,更多地聚焦于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知识的流动性和可获取性、市场环境以及地理距离等,而对于政策的影响、区域文化和区域战略等因素的影响关注度不高。但是,中国的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问题,则必须考虑区域政策、区域战略等外部因素,这些因素对于创新主体的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三、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系统的特性 在概念界定的基础上,本文所论述的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系统具有高度复杂性、开放性、非平衡性、非线性作用等特性。 (一)高度复杂性 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系统的高度复杂性表现在两个层面:系统结构的复杂性和系统的复杂适应性。 1.系统结构的复杂性 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系统是一个拥有多个相互作用的子系统,并且每个子系统又包含若干不同要素,要素之间进行无序运动形成复杂的创新网络。创新网络由系统内的结点、结点间的链接、能量的流动、外界催化因素等构成,各种要素之间形成复杂多样的网络关系。 2.系统的复杂适应性 复杂适应系统具有多元主体,这些主体在系统演变中不断竞争与合作,积极适应系统环境,自主对外界因素的刺激作出反应。即便没有统一的作用规则和方向,各种主体也会在自主状态彼此相互作用,并形成一个有序的整体,达到一种稳定的有序状态,其核心思想是“复杂性来源于适应性,适应性造就复杂性”。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对于解决复杂性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撑,该理论指出复杂适应系统的复杂性起源于个体的适应性,这些个体不断与环境和其他个体间相互作用,在适应和改变环境中也在改变自己,并促使系统涌现出新的结构、现象以及个体的更复杂的行为。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系统中的创新主体在整合创新资源、应对环境变化、促进创新链条各环节顺利运行的前提下相互作用,促进系统达到较为理想的创新绩效。 (二)开放性 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系统的开放性不仅体现在子系统之间,还体现在系统内部对外界环境的开放性。这是因为,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系统处在科技一经济一社会一自然环境的大系统之中,科技创新链的每一环节都是开放的,源源不断进行资源交换,与外界有广泛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因此,在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系统的系统协同演化的过程中,不断有物质、知识、信息、人才等要素的流动,并累积达到一定的阀值时,系统内部的各要素便可借助这些能量,克服其自发的独立运动,而产生功能、时序等方面的协同运动。此时,在外界环境的作用下,要求系统内不同创新主体和不同子系统及时调整自己的目标和创新行为,围绕跨区域科技创新系统的发展目标协同运动,并同时使创新系统始终保持开放状态。 (三)非平衡性 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系统始终处于远离平衡状态,这是因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如国家政策和战略的变化、市场需求的变化、新知识和技术的生产等,都会促使跨区域科技创新系统打破旧的稳定体系,建立新的稳定体系。而区域自身的资源禀赋限制造成系统的不同子系统资源的结构性稀缺,形成区域间的互补性和共生性,为跨区域科技系统的协同发展提供了可能。为了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促使系统处于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并与外界不断进行物质、信息、资本等能量交换,促使系统远离平衡态,破除旧的结构、建立新的结构,整合科技创新要素和资源,促进创新主体的竞争与合作中获得有序的发展。系统远离平衡态并波动起伏,又会造成要素自身内部和要素之间彼此竞争和合作作用,导致系统产生放大涨落效应,使系统获得协同发展的动力。那些能够导致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正效应的称为“良性涨落”,而为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的系统带来负效应的被称为“不良涨落”。通过系统内部的自组织机制,主导和控制系统的涨落,使良性涨落抵消不良涨落,形成正反馈机制,推动创新主体间的协作与竞争,进而形成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系统的自组织过程。 (四)非线性作用机制 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过程中的非线性作用机制表现在科技创新系统的竞争与协作上,系统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是复杂的,表现出一种交叉往复作用特征。跨区域科技创新系统演化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了要素间的竞争。跨区域科技创新系统内部的各种子系统和要素会对外界的环境有不同的适应能力,同时也会对环境的变化产生不同的反应。这种反应和适应能力的差异也会造成系统内的竞争,进而促使系统离开原有的平衡状态进入新一轮的演化过程,自组织演化又将引领跨区域科技创新系统向新的有序结构演化。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中存在的非线性作用,是加速系统内的要素整合配置的助推力,能够促使系统的整体协同效应实现;也能够使系统内的各个创新主体通过非线性作用机制构建创新网络,促进不同主体之间加强交流沟通、共享和交换资源、共同开展创新活动;进而,通过系统内外部影响因素与各个创新主体行为之间的非线性作用,实现预期的协同创新绩效。 四、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系统的运行机制 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这种特殊的协同创新方式是如何开展的,相关要素间的结构和作用方式如何,以及创新主体为了实现创新目标和绩效采取哪些行动和措施等问题是相关研究的核心问题,这些问题都属于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的实现机制范畴。一种观点从不同层次的创新主体开展协同创新的内在需求和战略选择出发,作为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的动力来源,认为政府有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需要、企业有提高自身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的需要、高校及科研院所有提升创新能力和活力的需要。另一种观点则从资源要素配置角度出发,认为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是资源要素配置过程中通过竞争与协作而形成的非线性关系,其目标是实现各要素的协调合作。此外,还有一种观点从多维视角探讨协同创新的运行机制。认为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通过创新主体的需求激励、创新生态体系的打造、创新系统内部自组织的过程以及技术创新和产业的生命周期发展进程推进等机制来实现;或者认为跨区域创新系统具有自主性、自稳定和自协调的特征,并能实现协同创新的增值效应。 还有学者提出跨区域创新系统中应首先找到协同创新主体的价值结合点,选择系统集成、优势整合的对接模式与运行机制,采取以资本为纽带的合作双赢的模式,促进跨区域协作和发展。此外,区域间产业的联系与协作也是协同创新的一种实现机制,不同区域的产业之间结成合作关系,促进彼此间的生产要素的流动与优化配置及重组,开展区域间产业创新协作活动,进而促进区域协同和经济发展。 综合来看,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是为了实现不同子系统的协同以及系统内各要素的协同作用,实现增值的整合效应。这主要是通过创新主体的行为和作用来实现的,这是跨区域创新系统运行的内因。科技创新主体不仅是竞争与合作的决策主体也是行为主体,创新主体的合作意愿与协作能力直接关系其创新行为的结果,也就是协同创新的创新增值和协同创新绩效,引导系统的有序演化过程。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系统的环境变量、资源变量、链接变量共同组成了系统开展协同创新的外因。这些因素决定了系统偏离原平衡状态,催化了新主体的协同创新行为,使各子系统的创新主体间通过沟通协作建立起有效的协作机制,有效整合创新资源,促进跨区域创新系统的协同创新绩效的实现。 协同创新系统的特性及运行机制研究:浅谈行业特色高校参与协同创新系统的必要性分析 论文关键词:协同创新 行业特色高校 发展现状 论文摘要:行业特色高校在划归地方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趋同化”发展之后,如何重新实现人才培养、技术创新等方面与社会需求的接轨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而通过协同创新系统,可以解决行业特色高校发展中的此类问题,企业、中介组织、政府也都将取得有效的成果。 1 协同创新的内涵及其对高校建设的意义 1.1 协同创新的内涵 协同创新是各个创新要素的整合以及创新资源在系统内的无障碍流动。是以知识增值为核心,以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政府,教育部门为创新主体的价值创造过程[1]。是通过国家意志的引导和机制安排,促进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发挥各自的能力优势、整合互补性资源,实现各方的优势互补,加速技术推广应用和产业化,协作开展产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活动,是当今科技创新的新范式[1]。 1.2 协同创新对高校的意义 高校是社会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主阵地,但就目前的现实情况而言,高校在技术和人才的“生产”上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脱节,在人才培养方面,出现了许多企业在招收毕业生之初就需要“上岗再培养”的情况;在技术研发方面,我国高校科研成果的实用性和时效性都颇为堪忧。而这些现象的出现与我国高校深锁在“象牙塔”内“闭门造车”是分不开的。如何在高等教育领域实行符合我国国情的“改革开放”,这是目前政府和诸多学校积极探索的问题。笔者认为,在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完全由是市场主导的高等教育领域开放模式并不合适。因为在高等教育的“出口”(就业)方面虽然已经形成了“买方市场”,但在其“入口”(招生)方面,由于教育资源依然相对稀缺,仍是“卖方市场”,而我国高校的主要经费来源(政府拨款、学费)恰恰取决于招生而非就业。在现阶段市场化的后果必然是各个高校只重视“数量”,而忽视“质量”[3],这与我国提出“以内涵建设”为主要发展方向的高等教育发展方针是背离的。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凝聚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资源,合理规划人才培养和技术研发目标,拓宽成果转化渠道的创新体系,成为解决上述问题的必然途径,而协同创新的提出恰恰为我们指明了发展方向。 2 行业特色高校发展现状 2.1 行业特色高校发展的“趋同化” 20世纪末开始,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转变,绝大部分行业特色高校划归教育部或地方管理。几乎与此同时,自98年开始,众多高校进行了10年左右的扩招,使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化”跑步进入“大众化阶段”。以上两者一方面使得行业特色高校迎来了大发展的机遇,学校规模、学生规模、学科、经费等取得大幅增长,同时也为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人才和技术支撑;但另一方面,学校规模扩张,学科专业的覆盖面扩大,许多行业特色高校向“多科性”、“综合性”大学迈进的同时,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去行业化”,行业特色专业所占比重下降,部分特色专业失去特色,行业特色高校的发展趋同了。 2.2 行业特色高校发展现状的影响 首先是对高校自身发展不利。一方面,在参与高校竞争时,与综合性高校同类专业的“全面铺开”,意味着行业特色型高校必须与综合性高校“相同专业比水平”,而失去了原先“不同专业比特色”的“不对称优势”,无法再寻求“错位发展”的蹊径;另一方面,“特色”的失去也意味着对原先归属行业相关工作的参与能力下降。而对于行业特色高校而言,无论归属地方还是归属行业部委,能在高等教育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最大依托正是与所在行业的紧密联系。 其次是对高等教育的布局不利。关于高等教育的布局,杨福家教授的一些观点可供我们借鉴。杨教授提到的“高等教育八条准则”的第一条即是:“各发其音、动人乐章”。他认为,“高校的体系,好一支乐队,不应该只有钢琴,也应该有小提琴、大提琴,这样才能演奏交响乐”,“不同学校应发不同音、站不同岗”,“学校不同,特色各异,培养出来的学生各有其长,以适应社会发展的各方面需要”。我国行业特色高校趋同化,某种程度上,正是行业特色高校不满足于“大提琴”、“小提琴”的地位,而努力向“钢琴”的“崇高目标”迈进。 最后是对经济社会发展不利。学科专业趋同必然造成一个后果,即人才培养的趋同。近十余年来,高校在人才培养上的趋向主要有两点:一是所谓“热门专业”,二是“低成本专业”,而最佳方案当然莫过于两者的结合部。正是基于着这种认知,1998年开始扩招时,法律、经济、计算机等专业热火朝天,许多本二学校的法律专业招生分数远高于当年各省的本一控制线,而与此同时,几乎所有高校都在几年间陆陆续续开设了这些“热门专业”。这一“盛况”的结果却是若干年之后,对于高校毕业情况的描述产生了一个新名词:“结构性失业”,有需要的岗位招不到对口专业的毕业生,而大量相同专业的毕业生又去竞争有限岗位。国内许多企业的人才缺口,尤其是操作性的高级技术人员的缺口并没有因为高等教育的扩展而得到弥补,这显然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3 协同创新对行业特色高校未来发展的意义 通过上述论证可知,行业特色高校的发展现状并不容乐观,但由于上文已经论述的“卖方市场”存在,我们无法通过市场来“自动调节”这个不合理的结构,我们在现阶段只能依靠政府来推动结构调整。 根据政府管理程度不同,其采取的手段也各异,政府固然可以像过去那样对学校、科研机构、企业、中介组织的行为进行一一规定,但这一方式的“计划”色彩显然过于突出,其不妥之处已为历史所证实。那么,我们剩下的唯一途径即是建立一个由政府(在政策上)主导,以高校\研究机构、企业为主体,以中介组织为媒介的“产学研”合作联盟,而协同创新正是这一联盟的最新形式。 通过这一系统的运行,高校\研究机构、企业、中介组织、政府都将取得有效的成果。 高校\研究机构在输入端口可以解决更多的资源问题,包括科研经费,实验、实习、实践平台和设施等,在输出端口可以解决方向问题,使人才培养和研发项目(尤其是应用型项目)更符合社会需求,更容易实现成果转化。 对于企业来说,通过这一体系,将更容易获取外部的智力和技术支持,节省了自身的研发投入,缩短了研发周期。 中介组织则可以通过提供信息、搭建平台、提供辅助服务等途径获取回报。 最终,在政府层面上,通过协同创新系统的运行,将有力的推动经济、技术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增强整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
浅析财政学科学理论:新时期财政学理论探讨 摘要:建设好新时期的财政文化,我们新一辈的财政青年在探寻财政文化本质的同时充分继承并发扬优秀的财政文化,更应赋予新时期财政文化以新的意义,问新时期财政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并突出监管重点,健全监管机制,在服务财政管理、保障财政改革顺利进行的同时,推动财监督事业发展。 关键词:财政;新时期;文化 一、财政文化的本质 说到为财政注入青春活力,我们必须先探寻文化的本质,而探寻文化的本质,就必须从文化说起。文化的定义也许谁也说不清楚,其实它本身的定义本就多种多样,它可以是人类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亦或者它是一种社会现象,也可能是人类长期创造所形成的社会产物,当然,它更是人类群体所共享物质观,价值观以及意义体系和行为方式。 而财政则是国家为了完成其相应职能对其资源所进行的汲取、管理、分配、以及使用的职能。文化融汇于财政,寓财政之精髓于文化。对一个群体来说,文化是具有灵魂性的,而财政则是具有导向性的,而财政文化不是宽泛意义上的文化,更不是简单的财政,而是财政发展中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精神财富,从古时担任节用、赋役等职能的官吏,发展到现在新时期的财务人员数千年的文化传承造就了这种精神财富,并传承着财政人美好的愿望以及财政文化独特的内涵。而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必要部分,新时期财政文化无疑是一个行业风向标,是体现出社会生产力的一种状态,为了实现为广大纳税人提供高效而科学的服务以此来做好新时期的财政工作,当下的我们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大力加强并推动财政文化的建设,以此来推动财政事业的发展。 二、新时期财政监督工作的思路 当前,改革和创新已成为财政工作的主旋律,财政监督工作必须与时俱进,在构建公共财政体制的新的历史时期,财政监督工作思路可以概括为:立足监管,着力创新,服务改革,争做贡献。立足监管”,就是牢固把握中编办、财政部赋予专员办的工作职能,强化财政监督,加强财政管理,积极推进财政监督与财政管理的有机结合。“着力创新”,就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与时俱进的思想观念和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探索监管新思路,丰富监管新内容,拓展监管新领域,尝试工作新方法,开创工作新局面。“服务改革”,就是要把握大局,抓住机遇,紧紧围绕国家宏观调控的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创造性地开展财政监管工作,建立健全事前审核、事中监控和事后检查一体化的财政监管新机制,服务财政改革和财政管理,服务专员办职能的调整和完善。“争做贡献”,就是要坚持讲政治、讲奉献,充分调动干部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强化中央财政监管和专员办发展做出新贡献。由于财政监督涉及财政管理和改革的各个领域,专员办的工作不可能全面出击,而应该突出重点,统筹兼顾,整体推进。 1.把握全局 根据我国当下的国情已经今后的一个时期的主要表象,我国势必将继续推进财务相关的体制改革并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加大财政收入支出的征管力度,强化有关部门的预算控制管理并完善税费制度,这些相关的财政政策宏观调控将是当下以及未来我国今后财政监督的重点工作。 2.抓住热点 专员办要根据财政支出在编制预算、资金拨付、管理使用等各个环节的不同特点,加大对部门预算的监管力度,强化国库集中支付监管,加强对财政支出的专项核查,真正建立起事前审核、事中监控和事后检查一体化的全过程监管机制并积极参与其中,认真的履行相关的审核调查并保证其的科学性,认真监管财政资金的管理情况。同时完善国库集中支付监管工作,按照“审查分离”原则强化初审调查以及监督检查,保证国库资金及时足额支付的前提下,建立起对资金申报拨付、管理使用等情况实施全过程动态监督管理工作模式。 3.突出重点 专员办作为履行中央财政监督职能的专门机构,要根据国家赋予的工作职责,结合财政改革的总体需要,重点从三个方面强化中央预算收人监管工作:一是加强对中央预算执法部门的监督,重点是税务、海关和国库等部门。这一点可以说是重点中的重点,要实施全面的专项检查并全面规范日常监管工作,健全中央预算收入报表报送制度,二是加强对预算外资金的监管,重点是积极参与“收支两条线”改革认真执行《中央预算单位银行账户管理暂行办法》,加强对中央预算单位银行账户管理,规范对中央级预算外资金的监管并纳人专员办日常监管范围,保证国家“收支两条线”政策顺利贯彻实施。三是继续抓好中央财政非税性专项收征管工作。加大征管力度,健全台账管理、专人负责和定期对账制度,定期对各项收人进行清算对账,确保专项收人“颗粒归仓”。 4.加强研究 随着财政改革的深化和财政管理的加强,财政监督工作也应根据国民经济运行和财政管理需要,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检查和调研,提高财政监督工作层次。这里面需要注意两点,首先是加强信息反馈,增加之间的交流,通过监督与交流发现一些重点的倾向性问题,充分发挥其“耳目”的作用。再次便是要积极建议,针对调研情况提出修订完善财税法规制度的建议并提出相对的改进意见促进被监督单位改善管理。 5.主攻薄弱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财政部门的工作重点是“治乱”和“打假”,也就是治理财会基础工作混乱局面,加强财税监督和财会管理,打击会计信息虚假行为,规范行政、企事业单位的财会行为和社会中介机构的执业行为。为此我们应该继续强化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工作,更要明晰会计信息质量检查的工作原则,把处理人和处理事结合起来,坚持疏堵并重,既要严格处理违法违纪问题,也要促进相关单位加强内部管理。而且最重要的是要讲究方法,实行“上下联动”,而最后更要注意的是要重点关注一些国家独资银行、国家控股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以及部分中央军工企业的决算审查工作,依法检查处理群众举报案件。 6.加强建设 我国财政系统正在实施的“金财工程”是通过建立包括部门、单位、地域、序号等属性的数据字典,详细记录每个部门、单位每一笔财政资金收支来龙去脉和每一个时点的资金运动情况,涵盖财政收支管理的全过程,动态监控任一时点的财政收支状况,从根本上防止财政资金的体外运行和被挤占挪用。 三、着力构建新时代财政文化 财政文化作为财政所特有的文化,是财政领域所有别于其他领域的的文化。把财政文化建设置于党的“十七大”精神和公共财产精神的背景下,按照“心系群众,财政为民”的宗旨,做到取众人钱财,为众人办事尽财政之责,这是财政所特有的品质,也是财政核心内容“公共”所在,体现了“为公理财,为民服务”的财政文化核心理念。 组织国家收入,为支出筹集资金;公共支出,为满足政府职能需求所作的支付;财政管理,为收入和支出制定方针政策,促进经济稳定发展……财政作为一项国家职能,包括了很多的内容。甚至可以说它是国家之根也并不为过,而随着党的重点工作转移和财政体制改革的不断发展,财政工作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仅取消了沿袭2600多年的农业“皇粮国税”,改向农民实行粮食直补、良种补贴等多项惠农政策,而且将民生工作、社会保障工作等也作为头等大事,列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可以说这不仅是一种态度的转变,更是旧时期与新时期之间的重要的改变!财政知识是财政文化建设的支撑力,财政文化建设如果离开知识,将是无迹可寻的空话。在财政文化建设上,财政知识建设才是支柱和根本。财政工作者在保证完成工作任务的同时,应重视提高个人素质,积极开展理论调研、文艺演出、体育竟赛,丰富财政干部的精神生活,扩大财政文化的深刻内涵。对于财政青年来说,更应该把握住美好的青年时光,抓紧每一分每一秒业余时间,认真学习理论知识,关注政治时事,将实戏与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 构建和谐财政文化应结合财政工作的特点和新的形势对财政工作的要求,着眼于长远。着力建设好为公的财政文化,做到公正、公开、公平、公共,时刻将公众的利益放在首位,着力建设好均等的财政文化,保持均衡的理念,达到和谐协调的状态;着力建设好权利与责任并重的财政文化,处处体现责任,为民理好每一分钱;着力建设规范与规则的财政文化;着力建设好服务与发展的财政文化,为民、为公做好服务,促进财政发展;着力做好和谐与合作的财政文化;着力做好勤政与廉洁的财政文化;着力做好诚实与信用的财政文化,讲诚信,树新风,构建诚信文化,做到为民为公。 新的时代赋予了我们财政青年新的任务和新的气象。作为财政文化的创造者、承载者和传播者,新时代的财政青年参与的深度与广度将直接关系到财政文化建设的成致和功效。推进财政文化建设,积极行动起来,投身到财政文化建设的讨论和实践之中,先进的文化必将把我们带入深刻而崇高的精神领地,使新时期的财政事业得到腾飞! 浅析财政学科学理论:中西财政学理论体系的发展与融合 【摘要】1776年,斯密在国富论中有关公共收支的理论和思想为财政学搭建了基本框架,随着研究领域的发展,财政学逐步由主要采用理论归纳的方法转变为运用数理和计量工具进行研究。与此同时,在对西方财政学理论的吸收和学习过程中,我国财政学理论的探索和发展,在经济实践的检验中,不断得到发展和深化。在财政学理论体系发展过程中,中西方财政学理论出现了日益鲜明的融合性。 【关键词】财政理论 国家分配论 公共财政理论 融合 一、中国财政学理论发展情况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中国财政理论迎来了理论研究的第一个高潮,其理论体系主要受前苏联财政理论和实践的影响,进而,初步形成了中国财政学理论的雏型,结合我国财政经济实践活动,对社会主义财政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不断进行探索,既而逐步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理论,即“国家分配论”。 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我国经济领域发生了重大的历史转折,传统财政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许多学者开始研究西方财政学,两派产生了激烈的交锋。有学者认为,“国家分配论”必须突破过去的认识,打造一种新的财政理论,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导不断向纵深发展的财政改革实践,于是,公共财政理论在中国正式作为一种财政理论出现。 随着公共财政理论体系建设的推进,对公共财政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我们认识到,“国家分配论”从根本上讲主要探讨在财政本质上的基本理论,然而“公共财政论”研究的则是财政运行形态的相关问题,两者不是直接对立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关系。 二、西方财政理论发展情况 斯密在《国富论》中,分析了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等财政活动,标志着财政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出现。当时的国家财政理论适应当时的特定经济结构,倡导以国家不干预经济自由发展为宗旨,以固定财政收支的自身平衡为目标,主张将政府限制在政治领域范围内。 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危机的爆发宣告了在新的社会经济中自由经济理论的终结。于是新的财政经济理论——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功能财政理论便产生了。 20世纪50年代, 财政学进入黄金时期,公共经济学理论逐渐形成继而成熟。萨缪尔森采用数学方法对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进行了界定, 指出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区别在于,每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并不影响或减少其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此外,蒂布特在一系列假设前提的基础上, 提出了著名的“用脚投票”理论, 即如果居民可以在社区间流动,他们就会选择居住在能够提供符合其偏好的公共产品的社区;罗森提出了鼓励政府间竞争说,他认为,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过多,会使积极投资活动转向政府干预较少的地区,因此,地方之间的竞争会减少不适当的政府干预,提高经济效率;马斯格雷夫提出了三部分模型:即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稳定三个分支。 三、分化与综合-中西方财政理论日益鲜明的融合性 中西方财政理论在相同的经济运行机制——市场机制这一基础之上,呈现出日益明显的融合与趋同。当前中西方财政理论体系的基本思路都是:市场有效率、市场失灵、政府介入、公共财政这四个阶段,都认为市场经济是能够最大化利用稀缺的资源,将人们的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有机地结合并实现最大化的制度。但由于市场机制作用的根本假定是完全竞争市场,而纯粹靠市场机制的调节结果并不理想,会出现竞争的不完全、外部性、信息不充分、收入分配不公和经济波动的缺陷,导致市场失灵。20世纪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经济大危机正是市场失灵的最集中体现。所以,当前中西方财政理论都认为光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能自发调节经济至最有效率,所以需要国家进行宏观调控,需要政府去干预经济运行,发挥财政职能,弥补市场缺陷。 中西方财政支出理论也基本相似。中西方各国财政支出范围大体上均包括:各级政府机构、科教文卫事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和社会公平调节。 中西方财政除了在财政支出理论上近似以外,在财政收入理论方面也日益趋同。例如,都以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最主要形式,采用相同的税收分类方法、相同的税制设计基本原则,即公平与效率原则等等。 在处理国家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方面,中西方财政也有着相同的财政体制理论,均认为各级政府要明确划分事权、财权是由国家政权结构的层次性、公共产品的层次性和财政职能的层次性决定的。各级政权的事权应等于其财权,否则会引起某一级政权的功能越位或者缺位。在实践上,中西方各国也都采用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来处理各级政权间的财政分配关系。 中西财政理论关于财政本质的认识,既有一定的共性, 又有一定的区别, 即都以国家或政府为财政主体,而财政客体、财政形式、财政目的, 各有侧重, 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是财政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财政职能决定于财政存在的依据, 同时又规定着财政活动的方向和范围。至此,中西方财政虽沿着不同的社会经济变迁过程发展而来,但当前二者在相同的社会经济基础—市场经济这一前提下,出现了基本理论的日益融合和整个理论体系的日益趋同。 浅析财政学科学理论:西方财政学理论研究论文 摘要:自1892年巴斯塔布尔(Bastable,C.F.)出版《公共财政学》以来,百余年间西方财政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其理论基础问题上则始终存在分歧。本文认为,财政学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包含有一定的政治学内容,是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交叉学科;财政活动主要的和基本的是微观经济活动,但也包含着派生的宏观经济内容。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 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 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 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 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 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 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 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 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 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 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 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 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 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 Sons,Ltd.,1922,PP17—18.)
行政管理学毕业论文范文:大学行政管理学论文 一、设定“翻转式”课堂主体及教学内容 由于行政管理学课程的理论及实践特殊性,我们在“翻转式”课堂教学改革中采用了传统课堂与翻转课堂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在行政管理学的教学过程中,为了提高教学和学习效果,我们只选取出部分相对简单易懂的章节进行翻转教学。在翻转教学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我们改变了往日填鸭式、满堂灌的教学形式,改由学生在课下自主学习,通过观看微视频解决疑惑。在课下学习的过程中由学生提出自己在自主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在课堂上汇总由学生讨论。每一章节习题不再像传统教学模式那样由老师讲解,学生记笔记的形式出现,而是学生自由讨论并完成。具体操作方式为:“学生自由分组”,“课下小组讨论”,“课堂成果展示”三结合方式。具体做法是“:学生自由分组”,即学生采取自由组合的形式,每一个小组5人,以小组形式学习,这一模式可以有效带动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学习效率。“课下小组讨论”,即学生在自主学习过程中将无法解决的问题提出来,通过小组讨论来解决,这一环节是对学生知识上的理解进一步加深。“课堂成果展示”,即在课堂上每一个小组对章节的内容进行总结阐释,并提出自己的问题,之后由小组之间相互解答疑惑,教师在这一个环节中主要对学生讨论内容的重点性、准确性进行把握,对于学生无法讨论出的内容进行引导性的解惑。最后老师将习题列出,由学生在课堂完成。 二、翻转课堂学习效果检验 在采用翻转教学过程中,并不是每一位学生都具有较强的自觉性,较强的自学能力,往往会发生偷懒的情况。为了尽可能地杜绝这种情形的出现,在课堂中,老师的作用不可忽视。虽然翻转课堂学生是主体,学生在课堂中自由讨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老师也应随机参与到学生的讨论中来。在讨论过程中,老师也应该抛出自己的问题随机地让学生来回答,并给出练习题,由学生来完成。在每一堂课后,老师根据学生课堂讨论情形,小组整体表现以及课堂练习情况对每一位同学作出准确的评估。翻转课堂为一些原来在课堂上对知识领悟力较差的同学,在课下提供内化知识学习提供可能,有利于每一位同学发展。同时,通过翻转课堂,通过学生在课堂的表现,老师也对学生有了更加理性清晰的认识,改变了以往老师靠印象评价学生,更加客观公正地评价学生。 三、鼓励机制的建立 布鲁纳曾说过:动力与激情是学习的源泉。因此,要让学生对学习充满热情,激发出学生的学习激情就尤为重要。而要想激发学生学习动机,就应该建立必要的奖惩制度。为了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课堂上,老师在布置课下任务的时候,知识点不宜直接展现在学生面前,如果知识点过难,直接导致学生失去学习的动力,因此老师应将知识点分解成若干小问题,由学生一个一个去解决,让学生在学习中找到成就感和满足感。另一方面,为了鼓励学生自主学习,每堂课老师可以选取一定的奖品带上课堂。对于在不同的任务场景里,每一位表现好的同学可以任意选取一样奖品。当然,不同难度的知识,对应的奖品也应该不同,总的来说,难度越大,奖品品质越好。当然,建立必要的惩罚制度也是必不可少的,有制度才会有规范,这样也能够提醒督促学生认真学习,有利于他们取得学习上的进步。以上三个步骤在“翻转课堂”应用中缺一不可,缺少任何一个环节都必将导致这一教学模式最后流于形式,不能对行政管理学的教学产生积极的影响。 四、结语 “翻转课堂”在实际教学中也存在诸多诸如学生能否自觉抵制网络诱惑和学生学习自觉性的问题。但是,如何利用网络资源,如何利用好网络资源以及提高学生自觉性,需要老师、学生和家长的共同努力。需要说明的是“,翻转课堂”并不是在线看视频,而是一种学习的方法,是让学生对自己学习负责的一种手段,老师不再是站在讲台上单纯的传道,负责讲授知识,而是和学生一起讨论、解决问题;“翻转课堂”目的是让学生能够更好地学习,在学习中培养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然而,在具体的实践中,还需要老师和同学不断地去探索,不断地去完善翻转教学的各个环节,找出适应我国教育发展和适合学生的教学模式。 作者:王莉 单位:塔里木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学毕业论文范文:行政管理学教导方法述评 专科学生学习特点 (一)理论基础较弱相对本科层次的学生来说,专科学生入学成绩较低,大部分学生学习基础和学习能力较弱,接受能力普遍不够突出,理论素养是他们的薄弱环节。因此,在课堂学习中,专科学生对课本内容尤其是枯燥的理论知识兴趣缺乏,注意力较难集中。以上因素容易造成教师课堂讲授效果不佳,难以达到课程教学目的。(二)实践型就业导向与本科、研究生阶段偏重理论研究能力不同,专科学校对学生的培养目标是操作型人才,而专科学生在就业方向上,大部分也选择的是应用和实践型岗位。为适应这一特点,教师在面向专科学生教学的过程中应当有针对性地调整教学手段和教学重点。 当前专科层次《行政管理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理念陈旧《行政管理学》作为一门理论性较强的课程,由于受到传统教学理念的影响,在专科层次的教学实践中,教师往往偏重理论知识的讲授、忽视实践训练,教师在课堂中占据主导地位,忽视了与学生的互动以及对学生自主学习意愿的激发。陈旧的教学理念并不完全适合专科学生的学习特点,专科学生理论基础弱,但动手能力较强,应当因材施教,着重培养其实际操作的技能,着力打造应用型人才。(二)教学手段单一传统的《行政管理学》课程教学采用教师全程讲授的方法,照本宣科、“填鸭式”的教学手段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容易使学生产生厌学心理,尤其专科学生更是如此。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增强师生互动,更多采用实用、生动的教学手段,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设备,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教学效果。 针对专科学生的《行政管理学》课程教学方法探析 针对专科学生自学能力较弱、对理论学习较为抗拒的特点,《行政管理学》课程在教学过程中也应当做出相应的调整,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认为“一切知识都是从感官开始的”,直观、形象的感官体验有助于学生的理解和记忆。因此在课堂上通过运用一些真实案例、模拟真实情境和使用多媒体教学设备等方式,可以使原本枯燥的理论知识变得生动鲜活起来,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意愿。(一)案例教学法《行政管理学》研究的是政府行为,学生对政府部门的了解不多,一些问题较难理解,此时可以通过案例分析的方法辅助教学。在案例的选取上,尽可能选择近期发生的、离学生生活较接近的事件。例如在讲解“行政决策实施的前期准备”时,选取当地取缔城区非法营运三轮车的案例,组织学生讨论这一行政决策实施前需要做的准备工作,包括对行政相对人的宣传和告知方式、实际操作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等等,加深了学生对这一内容的理解,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二)小组作业法在对“行政礼仪”这一章节的内容的处理上,笔者在教学实践中采用了小组作业的方式。将全班学生分为3-4人一组,小组成员选择一项行政礼仪在课前进行学习和准备,每次课堂预留时间让学生采用不同方式对所准备的内容进行讲解。有的小组选择传统的讲授方式,但更多的小组加入表演环节,将行政工作当中涉及到的礼仪常识用正面或反面的方式演绎出来,生动直观,同时也活跃了课堂气氛,更有助于自身和其他同学对知识点的理解和记忆。(三)情境模拟法情境模拟方法是通过情景的虚拟和再现,让学生在特定的环境中将课本知识与实际相结合,进行模拟操作练习的一种教学方法。笔者主要将此方法运用在“办公室及机关管理”这一章节内容的教学实践当中。在情境模拟教学中,设计行政办公室及机关部门的日常管理可能出现的问题,如来访客人的接待、公文收发的流程、会议的组织、档案的整理等等,让学生在不同情境中通过亲身体验和参与,了解工作步骤和注意事项,同时注意及时纠正学生在模拟情境中出现的失误,提醒其正确的工作方法,帮助学生更直观地对课程内容的实践部分进行学习。(四)多媒体教学设备的使用在《行政管理学》课程的传统教学实践中,讲授法一直是主要的教学手段,对多媒体教学设备的利用较少。针对专科学生对理论知识较为抗拒、课堂注意力较难集中的特点,除了使用内容丰富的PPT课件以外,还可以播放一些与课程内容相关的视频资料。例如在向学生介绍“两会”常识时,可以选取电视媒体制作的专题节目进行播放,其中包括有提案提交程序和会议流程的动画演示、对代表的访问、专家学者围绕特定问题的讨论等内容,这类节目本身具有一定的普及性质,能有效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给枯燥的理论知识赋予一定的趣味性,易于学生理解。如果课时允许,还可以让学生观看与课程内容有关的影视作品,如新加坡电影《我在政府部门的日子》就生动地表现了政府部门及工作人员在实际工作中遭遇的协调与合作问题,观看过后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对帮助学生理解和思考如何提高行政效率具有较好的效果。此外,在学科实验室中引入模拟政务系统,让学生在亲自操作过程中熟悉电子政务系统的各项流程,通过这一方式的学习和锻炼,学生的实际动手和操作能力能够得到明显的提高。 作者:伍美玉 单位:贺州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学毕业论文范文:行政管理学教育思路探索 教师在短时间内系统地传授知识,但由于过分强调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没能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使学生的注意力容易分散。在这种教学过程中知识是单向流动的,学生对知识的被动记忆大于对知识的理解消化。案例法在教学应用中要注意解决以下三个问题:一是所选案例要贴近我国现实,反映时代的特征,使学生感受到它的现实性,这有利于指导学生将来的工作实践,另外所选案例应摈弃那种一味运用国外案例的做法,因为国外案例受到其自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特征。二是所选案例最好是一些为学生所熟知的组织或单位的案例,这样更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三是在案例教学中应注重引导学生思考,启发学生分析问题的思路,应使学生能够灵活运用基本的行政管理学的原理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但要是每个知识点都这样的案例并非易事,再者课堂时间非常有限,难保能在规定的课时完成教学任务。情景模拟法,先是在课堂上设置特定的工作情境,然后让学生扮演相应的角色,并在这样的情境下活动,体会工作中特定角色的感觉,提高学生的理解和实际操作能力。模拟教学在实践教学中进行的难度较大,因为要想使模拟教学取得满意的教学效果,必须要由具有政府工作经验的教师做指导,点评模拟的效果,指出模拟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据笔者了解,政府工作人员很少会参与到课堂中来指导教学,偶尔有之的表演课另当别论。 新媒体的特征和当代大学生的特质 现代互联网和移动通讯技术的巨大进步,各种各样的新的传播媒介应运而生,并得到广泛的认可和普遍使用,使用最为广泛的有腾讯QQ、微博和腾讯微信。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信息显示,截至2011年6月,中国网民达到4.85亿,微博用户数量以高达208.9%的增幅,从2010年底的6311万增长到1.95亿;腾讯QQ使用人数超过3亿人;而腾讯微信突破2亿人。这些新传播媒体之所以受到大家的欢迎是因为它们省钱、方便、快捷、无障碍,它们借助电脑网络平台或智能手机消耗移动数据流量,每月花费是既定的,即使超过定额也只是补完超额的少量费用即可。调查显示,在校大学生使用腾讯QQ、微博、微信的比例分别为100%、87.1%、81.3%。互联网和移动通讯的快速发展和普遍使用,在这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大学生表现出有别于其他时代大学生的特质,他们对网络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他们回到寝室立即打开电脑,出门必带手机,通过电脑或智能手机登陆互联网查找所需要的信息,在互联网上看电影、看小说、浏览新闻、逛论坛、聊QQ、刷微博、发微信等等。剧笔者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学生拥有自己的电脑,特别是高年级的班级人人都拥有电脑,大一的新生拥有电脑的比例稍低高年级的,而手机普及率为100%,且都是智能手机。从使用电脑上网的时段看,晚上和凌晨上网所占的比例为46.9%;而使用手机上网的时间主要集中在离开寝室的时候,大部分是在教室一些乏味的学科或教学方法古板的老师的课上。调查显示,学生每月移动数据流量包的使用情况为每月包月的300M流量会使用掉87.7%。笔者的学生坦言,出门如果不带手机就会感觉没有安全感。 行政管理学教学中新媒体的应用思路探究 鉴于互联网和移动通讯媒体在大学生中使用范围的广泛性,教师要充分利用好这个平台,开拓学生获取知识的新渠道,紧跟时代步伐,开放与学生沟通交流的平台。教师结合行政管理学学科专业特点,通过应用新媒体,把教学内容延伸到课堂之外,丰富学生获取知识的方法。有针对性的利用时政新闻为题材,结合行政管理学的相关原理,反应时效性的案例题材更能提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多角度为学生理解时政题材案例的问题,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以下主要探讨微博和微课在行政管理学教学中的应用。微博是一个正在被广泛认可并逐步推广的教学平台。微博,简称微博客(MicroBlog),是一个集用户关系的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交流平台,用户可以通过WEB、WAP及其他客户端组建个人社区,140字左右的文字信息,可实现即时分享。微博具有便捷性、原创性、背对脸的特点。现在各级机关政府部门都开设有自己的微博平台,并在微博上公布百姓关心的各种信息,这体现政务公开的时代特点,也为行政管理学的教学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教师关注政府部门的微博,从微博中获取信息并作为教学的案例题材,在转帖到教师自己的微博中,学生关注教师的微博,在教师的引导下在平台上进行讨论。学生在分析解决问题时可以通过网络查阅到与之相关的管理规章制度,有针对性的理解案例题材的问题,有理有据的分析和解决问题。这样可以激起学生的兴趣,培养学生关心时事,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的习惯,体现出行政管理学专业学生的特质。当然也组建学科团队微博团队,一起为某一社会热点问题在平台上探讨。据文献记载,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沈阳于2009年12月3日首次尝试采用微博客给学生上课,得到广大师生的认可、北京市委党校培训,微博列入教学课程等等成功案例表明引微博入教学的可行性。笔者一直在关注地方政府的微博,转发其他正规微博社会热点问题的信息,在微博中提出问题供学生思考。在平时的课堂教学过程中经常使用时政题材作为教学的案例,在课堂上给学生讨论,学生参与度比传统讲授式的教学方式要高很多,既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又培养了他们的专业能力。微课是一个正在各高校中兴起,并得到广泛认可的教学方式。微课,也称微型课,是指以视频为主要载体记录教师在课堂教育教学过程中围绕某个知识点或教学环节而开展的精彩教与学活动全过程。微课的核心组成内容是课堂教学视频(课例片段),是一种继承和发展传统教学中单一资源类型的教学案例、教学设计、教学课件、教学反思等教学资源的新型教学资源。微课具有教学时间较短、教学内容较少、资源容量较小、资源构成情景化的特点。微课的时长一般为5至8分钟,最长不宜超过10分钟。与传统每节课40或50分钟的教学课时相比,微课可谓之“微课例”或者“课例片段”。由于教学内容集中精简,主体突出,主要是学科知识点的教学,或者只是反映课堂中某个教学环节。微课视频和相关的配套辅助资源的总容量几十M左右,视频格式设置为支持网络在线播放的流媒体格式,便于师生在线观摩课例、查看教案、课件等辅助资源等,也可下载保存到终端设备(如笔记本电脑、手机、MP4等)上实现移动学习,把学习场所扩大到教室之外。另外,微课选取的教学内容通常要求要主体突出、针对性强,内容完整。行政管理学学科主要是研究政府依法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活动规律的学科,个章节内容论题专一,针对性强。教师可以针对特定的教学内容,按照微课的要求设计各个环节的内容,用摄像机或数码相机拍摄,上传互联网上,供学生通过电脑或手机在线收看或下载收看,把学习专业知识的场所从教室按课时学习转移到课外,开拓学习的学习的渠道。 结语 在新媒体广泛应用的今天,高校教育的的方式也要紧跟时代步伐,结合新一代学子的特点,利用新媒体为教学服务。如何开创符合新时代大学生学习的方法和渠道,向学生提供独具行政管理学学科特色的学习资源,是高校教师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作者:卓宽 单位: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行政管理学毕业论文范文:网络教学平台的行政管理学研究论文 一、网络教学平台模块的设计 为了更好地发挥网络教学平台对传统的课堂教学活动的补充和辅助作用,要科学地设计网络教学平台的教学内容。网络教学平台的教学活动要求老师更改原有的教学理念,使教学内容能够很好地辅助学生自主学习。在行政管理学课程中的网络教学平台,以下一些模块是必须要的: 第一,学纲。包括教学大纲和考试大纲。教学大纲有助于学生了解该课程要学习的内容,学习的重点和难点。考试大纲,则有助于帮助学生掌握要考的知识点,帮助学生复习,更有针对性,以获得较好的成绩。 第二,课程教案。包括文本教案和ppt教案。传统课堂教学时,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把握主要靠听和记,学生在课后则对课文内容有一定的遗忘,如果有了这个教案和课件,学生可以一边看教案和课件一边回忆老师在课堂上所讲的内容。这样,可以改变以往学生在上课时埋头记笔记的情况,学生在课堂中能更好地听和思考,提高学生学习的效果。使网络课件资源与课堂教学做到无缝链接。 第三,行政案例库。案例教学是行政管理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学方法。案例可以让学生更多地了解和接触行政管理的实践,更可以使本课程的课堂更加富有趣味和现实性。由于课时的限制,老师在课堂中的介绍的案例非常有限。所以为了使案例教学能获得更好的效果,应该要建设案例库,并把这些案例放在网络教学平台中。行政案例库中的行政案例可以是文本案例,也可以是视频案例,可以是国内的的行政案例,也可以是国外的行政案例。行政案例库中的案例要有一定的数量,还要有较强的典型性、代表性,更要体现现在的行政管理实践。所以,案例库中的行政案例要及时更新。 第四,教学视频。一方面可以把老师在课堂中的教学活动过程制成录像,方便学生课后的学习和巩固。另一方面,也可以把学生在课堂中的一些表现制成录像。比如,我们在教学时,会布置学生阅读经典著作,之后,做成ppt文件并利用一定的时间搞读书会。我们就会把学生讲解的情况制作成录像,并把录像上传到网上。这样一方面鼓励学生认真去读书,认真去准备读书会。另一方面,学生也可以通过录像了解自己讲课的情况,可以有效地改善和提高自己。 第五,学习园地。为了更好地拓展和延伸学生学习行政管理学的课程,要好好地建设这一模块的内容。首先,通过这个模块把课堂上不能呈现的内容呈现给学生,让学生自主学习相关的知识,这能很好地弥补传统课堂课时不足的缺陷。其次,可以通过这个模块把行政管理学的一些前沿性理论和实践等信息呈现给学生,让学生通过学习这部分的内容能够扩充行政管理的知识面,又可以达到一定的理论深度。比如,关于大部制改革的内容,教材中几乎没有,老师在课堂上补充这部分知识的时间也有限。为了更好地让学生了解这方面的知识,老师可以先搜集、过滤、筛选有关于“大部制改革”的理论和知识,让学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对“大部制改革”有更全面的认识和把握。再次,在这里可以设一个网络链接,把中国行政管理、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中国政府网等等的网络链接呈现在这里,让学生可以直接通过链接浏览这些网站的内容。由此,可以不断地让学生充实自己和丰富自己,扩充学生的知识面,也可以让学生能及时地了解和关注国家的时事,了解行政管理的现状,了解行政管理理论的前沿问题。通过这个模块,能很好地培养学生自主的学习能力,又可以培养学生的行政管理的素养。 第六,复习题。要很好地掌握一门学科的知识,应适当地安排一些练习题,以掌握这门学科的答题方法和技巧。行政管理学的传统课堂教学课时有限,练习只能利用课外的时间来完成。网络教学平台教学可以安排这样一个模块,在这个模块里,安排一些练习题、模拟试卷等。包括章节练习题、综合练习题,题型应该包含填空题、选择题、名词解析、案例分析、简答题、论述题等。学生可以自由安排这个模块的学习时间,也可以有选择性地针对自己的学习情况进行学习。如果在做题过程中,有不懂的、不会的可以在网上或是当面请教老师。通过这个模块的学习帮助学生复习和巩固本课程的相关知识,加强学生对行政管理学的相关概念基本原理有更深刻的把握。这样有效地弥补了传统课堂教学课时的不足,夯实学生学习行政管理学的基础知识,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七,互动模块。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用饱满的热情和真挚的情感为晦涩的理论讲解增色添彩,在网络平台教学中同样不能只见其文不见其人,教师要融入其中,跟学生互动交流。通过这个模块,学生可以随时和教师进行互动。学生可以针对行政管理学课堂中的问题进行互动,也可以针对自己在平时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相互探讨,也可以针对行政管理实践过程中的一些新的问题、热点问题或现象进行探讨。另外教师也可以灵活设置一些不同的讨论题,让学生根据讨论的题目发表自己的看法。通过互动学生可以及时和教师针对行政管理的理论和观点进行沟通,教师也可以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积极引导学生理性对待行政管理过程中的问题,以更好地引导和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通过互动,能很好地培养学生学习行政管理学的兴趣,也可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其他的学习方式不能替代的。 二、对优化网络教学平台教学的思考 1学校要给予一定的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要进行网络教学平台的教学,首先要有一个较好的网络教学平台。网络教学平台的内容模块,在上面已经分析过了。但是要把这些模块很好地组织起来,还有上传资源、制作多媒体课件等,是专业性非常强的问题,要有专业的技术算机技术和软件技术的人才能完成。行政管理学课程的教师是很难以独自一个人完成的。这就涉及到请专业人员的费用问题,这个费用目前来说,还是比较高的。如果完全由个人来承担,恐怕不现实。为了更好地鼓励教师多多采用网络教学平台,学校应当给予适当的资金或是技术上的支持。现在很多学校是通过重点课程或是精品课程的方式予以资金上的支持。这个支持的面则并不是很广。所以有的学校行政管理学课程可以采用网络教学平台教学,更多的学校则是没有这个平台。在今后,应该加大支持的力度,使更多学校的行政管理学课程能运用网络教学平台教学。 2加强教师的网络知识培训现在是高科技时代,作为教师应该能与时俱进,能很好地利用新的技术为教学服务。教师要意识到这是当前大学教学的一种必然的趋势,积极去适应这种趋势。主动利用先进的技术改进教学方式,充实教学内容,提升教学效果。网络教学平台的教学,首先要求教师能很好地运用这个网络平台。比如整合资源,上传资源,与学生互动等,都需要有一定的技术水平。网络教学平台制作之初,这些专业人员都会设计好和制作好。但是行政管理学的教学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在教学过程中要不断地充实和丰富网络教学平台的内容。这不可能每次都交由专业人员去完成,这就滞后了教学过程,不能充分发挥网络教学平台应有的作用。作为教师,要积极学习相关的技能,掌握了相关的技术,才能及时整合资源,上传资源,与学生互动,才能很好地适应这种基于多媒体环境下的全新教学方式。 3不断丰富和完善网络教学平台教学资源丰富和完善的教学资源是网络教学平台教学的基础。网络上关于行政管理方面的知识多如牛毛,但是内容内容良莠不齐并且不成系统,学生没有足够的时间也没有较好的分辨力,因此很难以让学生自己去学习网络上的知识。因此,有必要建构一个专门的行政管理学生网络教学平台,以帮助学生学习。教师在设计网络教学平台模块时,要根据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和需要,有针对性地选择学习材料,对网络上的资源和其他来源的资源进行优化,使其精华浓缩在这个网络教学平台上。同时,因为行政管理学的理论和实践在不断地向前发展,要及时地向学生介绍前沿性的理论和不断发展的行政管理实践,所以要不断地补充新的知识和内容。所以,行政管理的网络教学平台教学资源要进行经常性的更新、完善和扩充,才能保证行政管理的教学活动所需资源的及时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4合理灵活地安排网络教学活动时间因为行政管理学网络教学平台是传统的课堂教学的有益的必要的补充,所以要安排固定的网络教学平台的学习时间。首先是根据教学内容和时间安排,合理分配传统课堂与网络教学平台的比例。一般四个传统课堂教学课时,最好安排一次网络教学平台学习的时间。这样有助于帮助消化传统课堂教学的内容,有助于及时拓展相关的理论学习内容,及时把相关理论知识和行政管理的实践相结合,也可以及时答疑解惑。其次,在安排网络教学平台学习的时间要灵活一点。学生都有一定的课业,尽量不要太加重学生的学习任务。也不要过多占用学生课余的时间。不然,适得其反,不仅不能激励网络教学平台学习的兴趣,反而会让学生产生一种消极的情绪。 5不断完善网络教学平台不断优化网络教学平台是完善网络教学平台教学的保证。网络教学平台因为它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强,一般由专业的信息技术人员根据行政管理学课程教师的规划开发设计的。在设计过程中由于考虑不周详或其他原因导致内容或模块方面会存在一些漏洞或问题,因而不能达到当初所设想的目标。因而在实际的教学教程中,要不断地优化网络教学平台,使教学平台更为科学合理,功能强大,教学内容资源丰富,能更好地发挥它的实际效用。在网络技术越来越发达的今天,要提高行政管理学课程教学的成效,必然要开发网络教学平台,这是当前课程改革的一个必然趋势。行政管理学网络教学平台的应用,离不开教师的组织,学生的主动参与。要取得较好的行政管理学网络教学平台的教学效果,不仅要很好地运用网络技术,更要教师的有效组织、整合教学资源,充分开展师生之间的互动,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作者:李文钰王经北单位:江西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行政管理学毕业论文范文:行政管理学生必读书制度思考 一、建立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必读书制度的必要性 (一)有助于配合思想政治工作,提升学生就业质量。行政管理专业必读书制度在培养大学生自学能力的过程中,也对学生进行了综合素质的培养。不仅培养了他们主动创新的精神和自我约束力、意志力等良好品质,也促进了他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行政管理专业大学生毕业后是能够胜任与适应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部门管理工作,而且其就业岗位多数涉及到行政权力运用、行政行为执行、行政审批的实施。由于他们年轻气盛,思想活跃,缺乏社会工作经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容易受到各种不良思想的影响,因此在高校学习期间需要对他们加以正确的阅读引导,帮助他们筑起抵御职业犯罪的思想防线。行政管理专业必读书制度将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减少和预防他们就业后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的思想,这样也就有力地完善了思想政治工作,也将长效性地提升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的就业质量。 (二)有助于优化高校图书馆的图书结构,强化图书馆建设。作为必读书制度实施的必然制度安排,图书馆也将在这一过程中受益匪浅。为了配合行政管理专业必读书制度的建立,图书馆必须增加相关必读书的复本量,扩大有关书籍的种类,增设相关必读书书架及精品书书库,以方便学生阅读。这不仅使图书馆的流通量增大,也优化了图书结构。行政管理专业必读书制度建立及推行还可以使图书馆真正发挥第二课堂作用,图书馆可以出版行政管理专业必读书导读专栏、举办必读书讨论会和辅导讲座,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使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的教育不局限于课程知识,而且能从第二课堂补充到必要的综合知识。这不仅加强了图书馆自身的建设,也对图书馆自身的改革与发展提供潜在的动力。 二、建立行政管理专业必读书制度的举措 建立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必读书制度既然很有必要,那么应该怎样建立呢?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科学选定必读书目,完善学生知识结构。首先,必读书制所选书目要涉及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文化艺术等多学科门类。一是要涉及有关思想政治和文化基本素养的经典著作,这类书主要包括传统文化、伦理道德、文化艺术等内容著作。如《资治通鉴》、《红楼梦》等名著、《诗词鉴赏》等。二是要涉及行政管理专业应该读的蕴含政治理论及丰富的行政管理思想的中西方书籍。国内的经典著作,如《选集》、《乡土中国》,国外的经典著作,如马克思•韦伯的《经济与社会》、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等。这类书的比课堂上学的课程有广度和深度,能够开阔视野,启发思想。三是与行政管理有关的其他专业的综合类图书。由于行政管理学是政治学和管理学交叉的一门学科,行政管理和社会联系广泛,因此在选择书目时,应扩大范围,克服当前文科学生多是“科盲”的现象,选择涉及到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方面影响较大的名著,比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四是有助于认识当前社会的书籍。学生可以通过相关书目的阅读间接获取社会经验,增加对现实社会的感性认识,以便达到一步入社会便已具备基本的社会适应能力。为此便要求选择具体书目时,不能只把视野局限于经典著作之上,而是要与时俱进,将当前市面上影响力较大且能够较好反映社会现实的书目列入其中。比如近两年出版的《朱镕基讲话实录》。 (二)充分开展师生互动的系列读书活动,激励学生阅读积极性。在必读书制的实施过程中,不断创新活动内容和形式吸引学生,建立读书活动的创新机制直接关系到读书活动开展的效果。行政管理专业所在的学院或系部,要把必读书制度列入教学常规管理工作中。行政管理专业班级的辅导员要和教研室的教学工作配合起来。如以学年为单位递增性的规定每学年必读书的数量与书目。并要求学生参与必读书阅读考核,把考核计入总学分,以此来督促认真读书。与上述措施同等重要的是行政管理业必读书制度需要建立导师制。行政管理专业所在的学院或系部要组织一支各有专长并有一定教学经验的业务骨干教师组成导师组。从大学入学开始以班级为单位,以学生数8-10人为小组单位,分配1名导师,导师负责指导学生制订学年必读书阅读计划,并定期检查学生执行阅读计划和完成读书笔记的情况。班级小组之间在导师的带领下可以组织读书心得交流会、汇编学生论文集、组织多种形式的读书竞赛等活动,这可以让导师把细致地导读工作落实到每一名学生身上,有效地调动学生的阅读积极性,同时起到了其它措施无法相比的作用。 (三)创新建立考核机制,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必读书制度作为一种教学活动,必然要检查学生的阅读效果,进行必要的考核。从我们的实践看,最理想的状况是将必读书目融入到专业课程之中,由任课教师推荐1-2本可读性强的专业书籍,拿出部分时间对专业书籍的内容进行简要讲解,并将其作为平时作业或者其中考核计入平时成绩,这既能保证读书的效果,又能增强授课成效。为推动大学生阅读意识,培养阅读能力和提高综合素质,行政管理专业所在院系还以设立必读书认证小组。将必读书考核认证纳入毕业资格认证。学院和系部为了有效实施这项工作,并出台管理办法和相关条例。必读书认证小组负责设立必读书评价方法标准,确立必读书评价试题,管理必读书科目。可以创新运用科技技术,对必读书阅读实施考核。总之,作为行政管理专业必读书制,其考核本身就是个难题。我们必须在实施过程中不断摸索,努力寻求较为合理的考核办法,使必读书制渐趋成熟。 作者:严苏桐单位:宿迁学院 行政管理学毕业论文范文:行政管理学教学问题研究 一、高职院校行政管理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教学方法单调。目前,高职院校行政管理学课堂教学主要的教学方法还是讲授法,即运用简练、准确、生动、形象的语言,对概念、原理和规律进行阐述,其信息量大、教学效率高、系统性强、适用范围广。但弊病是“呆板、单调,教师在课堂上唱独角戏,照本宣科,把教学大纲规定的知识内容单向地灌输给学生,这就是所谓“注入式”教学。”[1]因而导致学生渐渐丧失了学习这门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教学内容枯燥。行政管理学教学内容理论性很强,知识间的逻辑联系紧密。这种教材导致教学过程“并不十分重视培养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而往往都偏重于理论知识的灌输。”[2]教学内容形象性和生动性较差,缺乏灵活性,对学生持续性的新鲜感和满足感不够,易使学生产生学习懒惰心理,久而久之,教学过程中学生会感到死气沉沉,万马齐喑的气氛。同时,由于缺乏人性化管理能力培养,学生也缺乏对人性化管理的实践。 3.教学目标模糊。虽然高职院校是以就业为导向,但行政管理专业教学目标的就业方向往往不明确。教师不知道以掌握理论知识为重点还是以掌握实践技能为重点,导致学生学习过程中往往注重理论知识的记忆和背诵,而缺少实践技能的掌握。考核以理论知识的熟练掌握评价学习的效果,忽视实践技能的检验,导致学生理论知识强,而实践能力差。 二、高职院校行政管理学教学方法的探讨 1.革新教学方法。在教学方法改革的大潮中,讲授法仍然是教学中重要的方法之一,我们不应弃如敝屣,而应优化发展,教师可以激发学生兴趣,给学生营造一个宽松、民主的学习环境,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在教学中教师可通过捕捉身边的事物,创设情景,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同时,通过组织课外学习活动,让学生学习更为自主。不仅如此,利用学生年龄特征和课程实践性特点,还应该将教学从课内向课外延伸,如组织公司经营沙盘模拟赛、市场调查、信息等方式。同时,应加强实践教学法,目前“项目驱动,任务引领”式教学方法就是实践教学法的重要发展。应开展企业经营仿真决策训练,使学生运用所学基本管理理论和方法,对现代企业经营决策的进行实践性尝试。通过干任务、做项目,提高感性认识,增强理性理解,应与政府部门、企业等建立实习基地,让学去顶岗实习,亲身体验行政管理工作。邀请企业家来校讲课,安排学生和企业家交谈对话,使学生更加清楚企业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情况,了解企业运作模式,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方向性。 2.改革教学内容。行政管理学是适应管理工作的实际特点而产生的一门综合性、应用性很强的课程。首先,教师要分析教学内容,明确规定教学内容的范围、深度和揭示教学内容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以保证达到教学最优化的内容效度。其次,教学内容要反映行政管理学研究领域的现实、热点问题,跟踪国、内外相关问题的发展,使学生及时了解相关现象和实质。通过一个热点的分析,一个问题的讨论,激发学生理性的思考,促使学生深入的辩论。最后,教师有意识地让学生提前接受实践训练,加强实践教学,强化理论与实践的密切联系,使课堂应显现着生命的灵动。但作为高职院校的学生,知识掌握的深度和广度,逻辑力、思维力有待提高,作为辅助、补充的教学方法不应过多,否则会使学生在处理实际问题时,难以锻炼和展示出自身的能力素质。 3.精细教学目标。确定合适、良好的教学目标是教学设计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近年来,教育部提出把工学结合作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切人点。高职院校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目标是以就业为导向,强调的是知识理论的扎实性、操作能力的精确性和实践能力的熟练性,该教学目标当然是建筑在“以能力为本位”理念基础上,它充分体现了以提高学生综合职业能力和全面素质为目标,以实践技能训练为重点的现代职教特色。首先,职业教育从开始办学就要找准就业市场需求,按照“定单培养”的要求推动运行机制的改革,打造社会急需的职业技术人才。建立现代企业培训制度和高技能人才校企合作培养制度,加快对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步伐。其次,职业教育强调以就业为目标教学理念赋予“能力”新内涵———知识的理解能力、实践操作技能和解决问题的工作能力,强调能力的全面性。最后,职业教育教学必须与生产实践、社会服务和技术推广紧密结合起来.加强实践操作技能的培养训练,强调职业知识、动手能力的完整性和操作技能的实践性,提高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 作者:谷俊单位:嵩山少林武术职业学院 行政管理学毕业论文范文:行政管理学教学中新媒体的应用 越来越多的教师和学生都发现在行政管理学的实践教学中,教学模式机械、单一、枯燥无味、满堂灌、一言堂、教材内容脱离实际等问题,教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边做自己的事儿或者是玩手机,聊QQ、看网页、刷微博等等。传统行政管理学教学的方法皆为重教师讲授,学生被动记忆,无法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实际教学用常用的教学方法有讲授法、案例教学法、情景模拟教学法、专题研讨教学法。这些教学方法不仅占用课时,而且也存在各自的局限性,以下重点分析讲授法、案例教学法和情景模拟教学法教学中的问题。最古老而传统并被应用最为广泛的教学方法就是讲授法,教师发挥主导性作用,教师在台上讲,学生在下面听。教师在短时间内系统地传授知识,但由于过分强调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没能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使学生的注意力容易分散。在这种教学过程中知识是单向流动的,学生对知识的被动记忆大于对知识的理解消化。 案例法在教学应用中要注意解决以下三个问题:一是所选案例要贴近我国现实,反映时代的特征,使学生感受到它的现实性,这有利于指导学生将来的工作实践,另外所选案例应摈弃那种一味运用国外案例的做法,因为国外案例受到其自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特征。二是所选案例最好是一些为学生所熟知的组织或单位的案例,这样更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三是在案例教学中应注重引导学生思考,启发学生分析问题的思路,应使学生能够灵活运用基本的行政管理学的原理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但要是每个知识点都这样的案例并非易事,再者课堂时间非常有限,难保能在规定的课时完成教学任务。情景模拟法,先是在课堂上设置特定的工作情境,然后让学生扮演相应的角色,并在这样的情境下活动,体会工作中特定角色的感觉,提高学生的理解和实际操作能力。模拟教学在实践教学中进行的难度较大,因为要想使模拟教学取得满意的教学效果,必须要由具有政府工作经验的教师做指导,点评模拟的效果,指出模拟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据笔者了解,政府工作人员很少会参与到课堂中来指导教学,偶尔有之的表演课另当别论。 新媒体的特征和当代大学生的特质 现代互联网和移动通讯技术的巨大进步,各种各样的新的传播媒介应运而生,并得到广泛的认可和普遍使用,使用最为广泛的有腾讯QQ、微博和腾讯微信。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信息显示,截至2011年6月,中国网民达到4.85亿,微博用户数量以高达208.9%的增幅,从2010年底的6311万增长到1.95亿;腾讯QQ使用人数超过3亿人;而腾讯微信突破2亿人。这些新传播媒体之所以受到大家的欢迎是因为它们省钱、方便、快捷、无障碍,它们借助电脑网络平台或智能手机消耗移动数据流量,每月花费是既定的,即使超过定额也只是补完超额的少量费用即可。调查显示,在校大学生使用腾讯QQ、微博、微信的比例分别为100%、87.1%、81.3%。互联网和移动通讯的快速发展和普遍使用,在这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大学生表现出有别于其他时代大学生的特质,他们对网络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他们回到寝室立即打开电脑,出门必带手机,通过电脑或智能手机登陆互联网查找所需要的信息,在互联网上看电影、看小说、浏览新闻、逛论坛、聊QQ、刷微博、发微信等等。剧笔者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学生拥有自己的电脑,特别是高年级的班级人人都拥有电脑,大一的新生拥有电脑的比例稍低高年级的,而手机普及率为100%,且都是智能手机。从使用电脑上网的时段看,晚上和凌晨上网所占的比例为46.9%;而使用手机上网的时间主要集中在离开寝室的时候,大部分是在教室一些乏味的学科或教学方法古板的老师的课上。调查显示,学生每月移动数据流量包的使用情况为每月包月的300M流量会使用掉87.7%。笔者的学生坦言,出门如果不带手机就会感觉没有安全感。 行政管理学教学中新媒体的应用思路探究 鉴于互联网和移动通讯媒体在大学生中使用范围的广泛性,教师要充分利用好这个平台,开拓学生获取知识的新渠道,紧跟时代步伐,开放与学生沟通交流的平台。教师结合行政管理学学科专业特点,通过应用新媒体,把教学内容延伸到课堂之外,丰富学生获取知识的方法。有针对性的利用时政新闻为题材,结合行政管理学的相关原理,反应时效性的案例题材更能提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多角度为学生理解时政题材案例的问题,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以下主要探讨微博和微课在行政管理学教学中的应用。微博是一个正在被广泛认可并逐步推广的教学平台。微博,简称微博客(MicroBlog),是一个集用户关系的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交流平台,用户可以通过WEB、WAP及其他客户端组建个人社区,140字左右的文字信息,可实现即时分享。微博具有便捷性、原创性、背对脸的特点。现在各级机关政府部门都开设有自己的微博平台,并在微博上公布百姓关心的各种信息,这体现政务公开的时代特点,也为行政管理学的教学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教师关注政府部门的微博,从微博中获取信息并作为教学的案例题材,在转帖到教师自己的微博中,学生关注教师的微博,在教师的引导下在平台上进行讨论。学生在分析解决问题时可以通过网络查阅到与之相关的管理规章制度,有针对性的理解案例题材的问题,有理有据的分析和解决问题。这样可以激起学生的兴趣,培养学生关心时事,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的习惯,体现出行政管理学专业学生的特质。当然也组建学科团队微博团队,一起为某一社会热点问题在平台上探讨。据文献记载,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沈阳于2009年12月3日首次尝试采用微博客给学生上课,得到广大师生的认可、北京市委党校培训,微博列入教学课程等等成功案例表明引微博入教学的可行性。笔者一直在关注地方政府的微博,转发其他正规微博社会热点问题的信息,在微博中提出问题供学生思考。在平时的课堂教学过程中经常使用时政题材作为教学的案例,在课堂上给学生讨论,学生参与度比传统讲授式的教学方式要高很多,既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又培养了他们的专业能力。 微课是一个正在各高校中兴起,并得到广泛认可的教学方式。微课,也称微型课,是指以视频为主要载体记录教师在课堂教育教学过程中围绕某个知识点或教学环节而开展的精彩教与学活动全过程。微课的核心组成内容是课堂教学视频(课例片段),是一种继承和发展传统教学中单一资源类型的教学案例、教学设计、教学课件、教学反思等教学资源的新型教学资源。微课具有教学时间较短、教学内容较少、资源容量较小、资源构成情景化的特点。微课的时长一般为5至8分钟,最长不宜超过10分钟。与传统每节课40或50分钟的教学课时相比,微课可谓之“微课例”或者“课例片段”。由于教学内容集中精简,主体突出,主要是学科知识点的教学,或者只是反映课堂中某个教学环节。微课视频和相关的配套辅助资源的总容量几十M左右,视频格式设置为支持网络在线播放的流媒体格式,便于师生在线观摩课例、查看教案、课件等辅助资源等,也可下载保存到终端设备(如笔记本电脑、手机、MP4等)上实现移动学习,把学习场所扩大到教室之外。另外,微课选取的教学内容通常要求要主体突出、针对性强,内容完整。行政管理学学科主要是研究政府依法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活动规律的学科,个章节内容论题专一,针对性强。教师可以针对特定的教学内容,按照微课的要求设计各个环节的内容,用摄像机或数码相机拍摄,上传互联网上,供学生通过电脑或手机在线收看或下载收看,把学习专业知识的场所从教室按课时学习转移到课外,开拓学习的学习的渠道。 结语 在新媒体广泛应用的今天,高校教育的的方式也要紧跟时代步伐,结合新一代学子的特点,利用新媒体为教学服务。如何开创符合新时代大学生学习的方法和渠道,向学生提供独具行政管理学学科特色的学习资源,是高校教师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作者:卓宽单位: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行政管理学毕业论文范文: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公共管理学的问题引起了行政管理学界的关注。其中一个基本问题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一种观点认为,从国外的研究情况来看,公共管理学就是行政管理学,两者的差别是由于翻译的不同而造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是有区别的,二者不能等同。但这种差别何在?后者没有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笔者认为,在今天的中国探讨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关系,不能仅仅以西方学者的观点为依据,而主要应根据中国目前的理论与实践来探讨。本文试图首先通过对公共部门的科学界定来确定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然后在此基础上探究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关系。 一、关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区别 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然而这个整体又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人们可以对这些不同的部分给予不同的称谓,如社会团体、社会群体、社会部门等。其中,有关这些社会部门的分类,人们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运用不同的标准对之加以区分。例如,传统社会科学一般将整个社会部门分为政治部门、经济部门、文化教育部门、科学技术部门,等等。为了从更宏观上对社会部门进行分类,并有助于研究不同社会部门管理的规律,当代一些社会科学家将整个社会部门区分为三大部门:第一部门为政府组织,这是纯粹的公共部门;第二部门为工商企业,这是非公共部门,西方的一些学者将之称为私人部门;第三部门是介于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之间的一些部门,这些部门非常复杂,有的更具有工商企业的特点但又不同于工商企业,往往被称为公共企业或公益企业;有的则更类似于或依赖于政府组织,往往被称为非政府公共机构。前者如在城市中由市政府投资兴办和经营的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等;后者如由政府投资兴办和主管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福利机构、非营利性的公共医疗机构以及类似于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的中介组织等等。 政府作为所谓“纯粹的”公共部门,它具有以下基本特点:第一,政府组织的基本职能是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这里所说的公共事务包含了社会中除私人领域(按西方学者的观点,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一般属于私人投资领域,因而这方面的事务被划归于私人领域,属私人事务)以外的所有事务。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有些事情固然可以通过私人或私人组织来进行处理,小到个人的谈情说爱、结婚生子,大到组织生产、经营管理;但是,还有很多事情是无法由私人或私人组织来办理的。例如,人口的控制和管理、社会治安、大江大河的治理和维护、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公民基本生活的社会保障、国民素质的提高和智力开发,等等。有关这些事务的管理,必须由一个超越私人或私人组织之外的公共组织来进行处理或加以管理。第二,政府组织用来从事公共管理的权力是一种公共权力。把这种权力称之为公共权力,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理由:一是这种权力就其性质而言,它总是表现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某一个阶级的权力,而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私人权力。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尽管皇帝把皇权当成自己的一种家族权力,但它实际上是代表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离开了它所代表的整个阶级,这种权力就不会存在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政府组织的权力被宣称为是一种来自于全体公民的权力,尽管它实际上仍然是有产阶级的权力;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已经被写入了共和国的宪法。一句话,自从政府产生以来,几乎所有社会的政府组织的权力在性质上都是公共的,当然,由于社会性质的不同,在“公共”这一概念下所隐含的意义有所区别。第三,政府组织所掌握和运用的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我们知道,政府要通过行使其权力来实现其职能,必须以掌握一定的资源为前提。没有一定的人、财、物作基础,整个政府组织就无法运转起来。而在人、财、物等资源中,从政府控制的角度而言,对财源的控制又是非常基础的。政府组织的财政来源于全体公民的税收,因而其财政实质上是一种公共财政。此外,政府所控制的国土、矿山、水利等重要资源,也是一种公共资源。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就其本质而言,是为全民所共享的。第四,政府组织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是一种公共物品。这种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它不能单独提供给每一个人,而是自动提供给社会中的所有人。例如,国防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便是如此。一个国家的国防力量保卫着该国的全体居民,而不需要每一个人单独购买。因此,单个个人不会花钱也可能享受公共物品,即所谓的“搭便车”现象。这样,单个个人一般不会自己花钱来购买公共物品,这种物品只能由政府来购买或提供。第五,政府组织行为的价值取向是公共利益。政府组织是一种公共服务组织,从理念上讲,它应该把全体公民当成自己的服务对象,它不应该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对于政府组织来说,凡是追求自己本组织、本部门利益的行为都是错误的。因此,政府应该是一种“公益人”而不应该是一种“自利人”。它应该也只能把追求和维护公共利益作为本组织、本部门的行为目标。在这里,公共利益应该理解为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当然,在一个存在着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社会里面,由于不同阶级之间、不同团体之间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而且这此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利益与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也可能发生冲突,因此,在政府如何对待社会共同利益的问题上也有一个哪个阶级、哪个团体的利益优先的问题,但这并不能因此否定政府组织行为以公共利益作为基本价值取向这一事实。 竞争性工商企业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投资主体,在西方国家主要是私人,因而其权益主要归私人所有。这表明,这类组织所控制的资源,实际上归企业的所有者所有,因而是一种非公共资源。当然,这里的私人不一定是某一个人,而可能是多个人的联合,但其产权是非常明确的,因而每个人所享有的权益也是非常明确的;在我国,国有资产也将逐步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在有些竞争性企业,虽然国有资产还占有很大比例,但已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享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实行自负盈亏,因而也正在逐步向真正的非公共部门过渡。第二,竞争性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一般属私人物品而非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能够加以分割,因而每一部分能够分别按竞争价格卖给不同的个人,而且一般不会对他人产生外部效应。因此,个人对私人物品的消费是可计价的,这样的物品可以由私人自己购买,而不必由政府来提供;其价格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来加以确定,而不必由政府来加以控制。第三,竞争性工商企业的行为价值取向是本企业利益的最大化。竞争性工商企业活动所遵循的是“经济人”原则,这种原则实际上是一种“自利人”原则,其目的是追求本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尽管企业必须提供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有益于整个社会的价值,但就其基本动机而言,为社会提供产品只是手段,其目的是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这种经济人的实质正如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利己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1](第14页)。这就是经济学家眼中的“经济人”,这也是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特性。 以上分析表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间至少存在以下三点区别:一是在它们所占有的资源问题上,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所占有的是一种公共资源,公共权力也可以看成是公共资源的一部分;而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的竞争性工商企业所占有的是一种产权明确的非公共资源。二是在它们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方面,政府组织所提供的是一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包括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而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则是一种私人化的产品。三是在它们的行为价值取向上,政府组织必须以公共利益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而工商企业则往往以其自身利润的最大化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 二、关于第三部门及其与公共部门的关系 第三部门即公共企业或非政府公共机构既不同于竞争性工商企业,也不同于政府组织,但又既与竞争性工商企业相联系,也与政府组织相联系。在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所著的《经济学》一书中有这样一道供讨论的问题:“思考一下一种从纯粹公共物品到纯粹私人物品序列是有用的。在一张纸上画出这种序列并用下面这些例子填上:纯粹私人、大部分私人、一半私人一半公共、大部分公共、纯粹公共。”[2](第1211页)这个问题表明,从私人物品到公共物品之间存在一个链条,并且这个链条又存在着由细(私)到粗(公)的变化。同样,在竞争性工商企业与政府组织之间也存在着一个链条,这个链条也是变化的,即第三部门由这样一个链条构成:公益性企业、公共事业、非政府公共机构。第一类组织即公益性企业,如城市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城市公共工程公司等。其基本特征是:一般由政府投资或政府投资为主体,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物品,生产由政府垄断,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实行企业化管理,自负盈亏,必要时由政府补贴。如果套用萨缪尔森等人的话来说,这类组织所生产的是大部分私人或一半私人一半公共的物品,其性质属于(竞争性)企业化倾向比较明显的准公共部门。第二类组织即公共事业,如公立幼儿园、小学、中学;公立高等院校;政府投资兴办的科学研究机构;政府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如老年人福利院、儿童福利院、残疾人福利院等。这类机构的基本特征是:主要由政府投资,所需资金主要由财政提供,部分资金由其为社会服务所得收入予以补充;其基本功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产品,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一般不实行企业化管理,政府对这些组织实行必要的行政管制,要求这些组织的活动优先体现政府的意图,甚至直接用来为实现政府的目标服务。这类组织所生产的物品或提供的服务,按萨缪尔森的说法,是大部分公共的。第三类组织即非政府公共机构,如中国妇女联合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等,这类组织活动所需的经费一般可能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妇女联合会等组织便是如此;也不一定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便是如此。但无论其经费是否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它的职能在很大意义上与政府相似,承担着很多有关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工作或公共服务工作。这类组织所提供的服务基本上是纯粹公共的,至少也是大部分公共的。以上三类组织除了分别具有上述特征外,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特征,这就是非营利性。当然由于这三类组织所具有的“公共性”程度的不同,它们所具有的“非营利性”程度也不同。一般说来,第一类组织还具有一定的“赢利”,即“非营利性”程度较低;第二类组织基本无“赢利”或只有少量“微利”,“非营利性”程度较高;第三类组织就其实质而言属于完全无“赢利”组织,因而是真正“非营利性”的。可见,从“营利性”这一特征来看,第三部门由从“少量赢利”组织到“微利”组织再到“无赢利”组织这一系列组织或部门构成。 人们通常所说的公共部门应该既包括“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也包括“准”公共部门即第三部门。第三部门之所以被归入公共部门,主要原因在于:第一,第三部门主要是一些从事公益事业的组织,其生产或活动的基本目标是公益性,即为公共利益服务,这与政府组织即“纯粹的”公共部门的目标是一致的。第二,第三部门市场化程度较低或非市场化,其生产、活动的内容和方式往往由政府实行控制或必要的行政管制,因此它与政府组织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被当做政府组织用来实现其目标的一个重要工具。第三,第三部门为社会提供的产品也往往是一种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这与政府为社会所提供的物品是一致的,至少基本是一致的。第四,第三部门的投资主体或提供资源的主体也主要是政府。当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第三部门也应向私人资本开放,允许私人资本进入某些第三部门,毫无疑问这是对的,甚至是一种趋势。但私人资本在这些领域的投资不可能是完全市场化的,它必须受政府的高度控制,其产品或服务价格必须接受政府的行政管制。第五,第三部门的“非营利性”与政府组织以“公共利益”作为行为价值取向的目标或原则是一致的,即都是以一种“公益人”而非“经济人”的面貌出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部门很难被归入私人企业部门或竞争性工商部门,尽管它不属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将它称之为“准”公共部门是合理的。 三、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及其与行政管理学之同异 什么是公共管理学?简单地说,就是研究公共部门管理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主要是研究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科学。既然公共部门既包括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又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因此,公共管理学不仅仅要研究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而且也要研究作为第三部门的公益企业和事业组织、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共同构成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 从上述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的观点看,公共管理学与目前我国学界所公认的行政管理学至少在研究范围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早在20世纪30年代,英语中的ublicAdministration一词就被译为“公共行政”,至80年代这一学科在我国恢复时,“公共行政”一词广泛地被“行政管理”所代替。在政府和学界的共同推动下,行政管理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被很快地发展起来。从那个时候起,我国的行政管理学就被定义为研究政府组织及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规律的科学,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也就是说,从目前我国的实际状况看,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仅仅是政府组织自身的管理以及政府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至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即公益企业与事业组织的管理问题、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则在行政管理学的视野之外。 据此,我们认为,仅就研究范围而言,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在以下方面是共同的:无论是行政管理学还是公共管理学都必须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把探讨政府组织如何高效率地运用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有效的公共服务或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作为自己的重要研究内容。因此,政府部门的组织问题、领导问题、决策问题、执行问题、监督问题及其管理过程中的规律性问题,既是行政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公共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探究,构成了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的共性问题,也就是二者之间的相同点。 但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差别: 第一,公共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不仅仅是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问题,而且还应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仅仅限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仅就这一点而言,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就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前者的研究范围要大于后者的研究范围,或者说,前者所探讨的范围是后者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第二,公共管理学所研究的是“纯粹的”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管理过程中共有的规律性问题。在公共部门中,“纯粹的”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之间是存在着明显区别的,既然二者之间存在着区别,它们各自的管理方式及其规律也是有所不同的,也就是说,它们各自都有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研究这些特殊的管理方式和规律并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而是行政管理学、公共事业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任务。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纯粹的”公共部门和“准”公共部门既然都是公共部门,因此,它们除了具有各自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外,还应有共同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研究各种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由此看来,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全部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与管理规律,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则仅仅是“纯粹的”公共部门所特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第三,公共管理学所关注的是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利用现有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它在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时,也是把政府组织当成一个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机构的,研究的重点是如何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以便更有效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在公共管理学看来,包括政府组织在内的所有公共部门都是管理的客体,至于政府机构作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主体地位,公共管理学则关心不多,而这一点正是行政管理学所十分强调的。行政管理学把政府机构既看成是管理的客体,又看成是管理的主体。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客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主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求政府把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好。而在公共管理学的视野里,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一样,只是性质以及方式不同罢了。因此,公共管理学更强调公共部门自身的管理,而行政管理学则更强调公共部门(“纯粹的”公共部门)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也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区别。 行政管理学毕业论文范文:公共管理学和行政管理学关系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公共管理学的新问题引起了行政管理学界的关注。其中一个基本新问题是:公共管理学和行政管理学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一种观点认为,从国外的探究情况来看,公共管理学就是行政管理学,两者的差别是由于翻译的不同而造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共管理学和行政管理学是有区别的,二者不能等同。但这种差别何在?后者没有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笔者认为,在今天的中国探索公共管理学和行政管理学的关系,不能仅仅以西方学者的观点为依据,而主要应根据中国目前的理论和实践来探索。本文试图首先通过对公共部门的科学界定来确定公共管理学的探究范围,然后在此基础上探究公共管理学和行政管理学的关系。 一、有关“纯粹的”公共部门和“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区别 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然而这个整体又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人们可以对这些不同的部分给予不同的称谓,如社会团体、社会群体、社会部门等。其中,有关这些社会部门的分类,人们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运用不同的标准对之加以区分。例如,传统社会科学一般将整个社会部门分为政治部门、经济部门、文化教育部门、科学技术部门,等等。为了从更宏观上对社会部门进行分类,并有助于探究不同社会部门管理的规律,当代一些社会科学家将整个社会部门区分为三大部门:第一部门为政府组织,这是纯粹的公共部门;第二部门为工商企业,这是非公共部门,西方的一些学者将之称为私人部门;第三部门是介于政府组织和工商企业之间的一些部门,这些部门非常复杂,有的更具有工商企业的特征但又不同于工商企业,往往被称为公共企业或公益企业;有的则更类似于或依靠于政府组织,往往被称为非政府公共机构。前者如在城市中由市政府投资兴办和经营的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等;后者如由政府投资兴办和主管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福利机构、非营利性的公共医疗机构以及类似于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的中介组织等等。 政府作为所谓“纯粹的”公共部门,它具有以下基本特征:第一,政府组织的基本职能是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这里所说的公共事务包含了社会中除私人领域(按西方学者的观点,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一般属于私人投资领域,因而这方面的事务被划归于私人领域,属私人事务)以外的所有事务。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有些事情固然可以通过私人或私人组织来进行处理,小到个人的谈情说爱、结婚生子,大到组织生产、经营管理;但是,还有很多事情是无法由私人或私人组织来办理的。例如,人口的控制和管理、社会治安、大江大河的治理和维护、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公民基本生活的社会保障、国民素质的提高和智力开发,等等。有关这些事务的管理,必须由一个超越私人或私人组织之外的公共组织来进行处理或加以管理。 第二,政府组织用来从事公共管理的权力是一种公共权力。把这种权力称之为公共权力,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理由:一是这种权力就其性质而言,它总是表现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某一个阶级的权力,而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私人权力。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尽管皇帝把皇权当成自己的一种家族权力,但它实际上是代表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离开了它所代表的整个阶级,这种权力就不会存在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政府组织的权力被宣称为是一种来自于全体公民的权力,尽管它实际上仍然是有产阶级的权力;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已经被写入了共和国的宪法。一句话,自从政府产生以来,几乎所有社会的政府组织的权力在性质上都是公共的,当然,由于社会性质的不同,在“公共”这一概念下所隐含的意义有所区别。 第三,政府组织所把握和运用的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我们知道,政府要通过行使其权力来实现其职能,必须以把握一定的资源为前提。没有一定的人、财、物作基础,整个政府组织就无法运转起来。而在人、财、物等资源中,从政府控制的角度而言,对财源的控制又是非常基础的。政府组织的财政来源于全体公民的税收,因而其财政实质上是一种公共财政。此外,政府所控制的国土、矿山、水利等重要资源,也是一种公共资源。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就其本质而言,是为全民所共享的。 第四,政府组织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是一种公共物品。这种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它不能单独提供给每一个人,而是自动提供给社会中的所有人。例如,国防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便是如此。一个国家的国防力量保卫着该国的全体居民,而不需要每一个人单独购买。因此,单个个人不会花钱也可能享受公共物品,即所谓的“搭便车”现象。这样,单个个人一般不会自己花钱来购买公共物品,这种物品只能由政府来购买或提供。 第五,政府组织行为的价值取向是公共利益。政府组织是一种公共服务组织,从理念上讲,它应该把全体公民当成自己的服务对象,它不应该有自己的非凡利益。对于政府组织来说,凡是追求自己本组织、本部门利益的行为都是错误的。因此,政府应该是一种“公益人”而不应该是一种“自利人”。它应该也只能把追求和维护公共利益作为本组织、本部门的行为目标。在这里,公共利益应该理解为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当然,在一个存在着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社会里面,由于不同阶级之间、不同团体之间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而且这此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利益和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也可能发生冲突,因此,在政府如何对待社会共同利益的新问题上也有一个哪个阶级、哪个团体的利益优先的新问题,但这并不能因此否定政府组织行为以公共利益作为基本价值取向这一事实。 竞争性工商企业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主要有以下特征:第一,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投资主体,在西方国家主要是私人,因而其权益主要归私人所有。这表明,这类组织所控制的资源,实际上归企业的所有者所有,因而是一种非公共资源。当然,这里的私人不一定是某一个人,而可能是多个人的联合,但其产权是非常明确的,因而每个人所享有的权益也是非常明确的;在我国,国有资产也将逐步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在有些竞争性企业,虽然国有资产还占有很大比例,但已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享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实行自负盈亏,因而也正在逐步向真正的非公共部门过渡。第二,竞争性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一般属私人物品而非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能够加以分割,因而每一部分能够分别按竞争价格卖给不同的个人,而且一般不会对他人产生外部效应。因此,个人对私人物品的消费是可计价的,这样的物品可以由私人自己购买,而不必由政府来提供;其价格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来加以确定,而不必由政府来加以控制。第三,竞争性工商企业的行为价值取向是本企业利益的最大化。竞争性工商企业活动所遵循的是“经济人”原则,这种原则实际上是一种“自利人”原则,其目的是追求本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尽管企业必须提供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有益于整个社会的价值,但就其基本动机而言,为社会提供产品只是手段,其目的是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这种经济人的实质正如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闻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 的探究》(即《国富论》)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天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利己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1](第14页)。这就是经济学家眼中的“经济人”,这也是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特性。 以上分析表明,“纯粹的”公共部门和“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间至少存在以下三点区别:一是在它们所占有的资源新问题上,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所占有的是一种公共资源,公共权力也可以看成是公共资源的一部分;而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的竞争性工商企业所占有的是一种产权明确的非公共资源。二是在它们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方面,政府组织所提供的是一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包括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而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则是一种私人化的产品。三是在它们的行为价值取向上,政府组织必须以公共利益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而工商企业则往往以其自身利润的最大化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 二、有关第三部门及其和公共部门的关系 第三部门即公共企业或非政府公共机构既不同于竞争性工商企业,也不同于政府组织,但又既和竞争性工商企业相联系,也和政府组织相联系。在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所著的《经济学》一书中有这样一道供讨论的新问题:“思索一下一种从纯粹公共物品到纯粹私人物品序列是有用的。在一张纸上画出这种序列并用下面这些例子填上:纯粹私人、大部分私人、一半私人一半公共、大部分公共、纯粹公共。”[2](第1211页)这个新问题表明,从私人物品到公共物品之间存在一个链条,并且这个链条又存在着由细(私)到粗(公)的变化。同样,在竞争性工商企业和政府组织之间也存在着一个链条,这个链条也是变化的,即第三部门由这样一个链条构成:公益性企业、公共事业、非政府公共机构。 第一类组织即公益性企业,如城市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城市公共工程公司等。其基本特征是:一般由政府投资或政府投资为主体,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物品,生产由政府垄断,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实行企业化管理,自负盈亏,必要时由政府补贴。假如套用萨缪尔森等人的话来说,这类组织所生产的是大部分私人或一半私人一半公共的物品,其性质属于(竞争性)企业化倾向比较明显的准公共部门。 第二类组织即公共事业,如公立幼儿园、小学、中学;公立高等院校;政府投资兴办的科学探究机构;政府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如老年人福利院、儿童福利院、残疾人福利院等。这类机构的基本特征是:主要由政府投资,所需资金主要由财政提供,部分资金由其为社会服务所得收入予以补充;其基本功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产品,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一般不实行企业化管理,政府对这些组织实行必要的行政管制,要求这些组织的活动优先体现政府的意图,甚至直接用来为实现政府的目标服务。这类组织所生产的物品或提供的服务,按萨缪尔森的说法,是大部分公共的。 第三类组织即非政府公共机构,如中国妇女联合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等,这类组织活动所需的经费一般可能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妇女联合会等组织便是如此;也不一定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便是如此。但无论其经费是否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它的职能在很大意义上和政府相似,承担着很多有关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工作或公共服务工作。这类组织所提供的服务基本上是纯粹公共的,至少也是大部分公共的。 以上三类组织除了分别具有上述特征外,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特征,这就是非营利性。当然由于这三类组织所具有的“公共性”程度的不同,它们所具有的“非营利性”程度也不同。一般说来,第一类组织还具有一定的“赢利”,即“非营利性”程度较低;第二类组织基本无“赢利”或只有少量“微利”,“非营利性”程度较高;第三类组织就其实质而言属于完全无“赢利”组织,因而是真正“非营利性”的。可见,从“营利性”这一特征来看,第三部门由从“少量赢利”组织到“微利”组织再到“无赢利”组织这一系列组织或部门构成。 人们通常所说的公共部门应该既包括“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也包括“准”公共部门即第三部门。第三部门之所以被归入公共部门,主要原因在于:第一,第三部门主要是一些从事公益事业的组织,其生产或活动的基本目标是公益性,即为公共利益服务,这和政府组织即“纯粹的”公共部门的目标是一致的。第二,第三部门市场化程度较低或非市场化,其生产、活动的内容和方式往往由政府实行控制或必要的行政管制,因此它和政府组织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被当做政府组织用来实现其目标的一个重要工具。第三,第三部门为社会提供的产品也往往是一种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这和政府为社会所提供的物品是一致的,至少基本是一致的。第四,第三部门的投资主体或提供资源的主体也主要是政府。当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第三部门也应向私人资本开放,答应私人资本进入某些第三部门,毫无疑问这是对的,甚至是一种趋向。但私人资本在这些领域的投资不可能是完全市场化的,它必须受政府的高度控制,其产品或服务价格必须接受政府的行政管制。第五,第三部门的“非营利性”和政府组织以“公共利益”作为行为价值取向的目标或原则是一致的,即都是以一种“公益人”而非“经济人”的面貌出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部门很难被归入私人企业部门或竞争性工商部门,尽管它不属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将它称之为“准”公共部门是合理的。 三、有关公共管理学的探究范围及其和行政管理学之同异 什么是公共管理学?简单地说,就是探究公共部门管理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主要是探究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科学。既然公共部门既包括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又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因此,公共管理学不仅仅要探究政府组织的管理新问题,而且也要探究作为第三部门的公益企业和事业组织、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新问题。政府组织的管理新问题和第三部门的管理新问题共同构成公共管理学的探究范围。 从上述有关公共管理学的探究范围的观点看,公共管理学和目前我国学界所公认的行政管理学至少在探究范围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早在20世纪30年代,英语中的PublicAdministration一词就被译为“公共行政”,至80年代这一学科在我国恢复时,“公共行政”一词广泛地被“行政管理”所代替。在政府和学界的共同推动下,行政管理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被很快地发展起来。从那个时候起,我国的行政管理学就被定义为探究政府组织及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规律的科学,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也就是说,从目前我国的实际状况看,行政管理学的探究范围仅仅是政府组织自身的管理以及 政府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至于第三部门的管理新问题,即公益企业和事业组织的管理新问题、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新问题,则在行政管理学的视野之外。 据此,我们认为,仅就探究范围而言,行政管理学和公共管理学在以下方面是共同的:无论是行政管理学还是公共管理学都必须探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新问题,把探索政府组织如何高效率地运用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有效的公共服务或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作为自己的重要探究内容。因此,政府部门的组织新问题、领导新问题、决策新问题、执行新问题、监督新问题及其管理过程中的规律性新问题,既是行政管理学关注的重要新问题,也是公共管理学关注的重要新问题。对这些新问题的关注和探究,构成了行政管理学和公共管理学的共性新问题,也就是二者之间的相同点。 但是,公共管理学和行政管理学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差别: 第一,公共管理学的探究领域不仅仅是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新问题,而且还应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的管理及其规律性新问题,而行政管理学的探究领域仅仅限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性新问题。仅就这一点而言,公共管理学和行政管理学就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前者的探究范围要大于后者的探究范围,或者说,前者所探索的范围是后者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和行政管理学的探究范围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 第二,公共管理学所探究的是“纯粹的”公共部门和“准”公共部门管理过程中共有的规律性新问题。在公共部门中,“纯粹的”公共部门和“准”公共部门之间是存在着明显区别的,既然二者之间存在着区别,它们各自的管理方式及其规律也是有所不同的,也就是说,它们各自都有非凡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探究这些非凡的管理方式和规律并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而是行政管理学、公共事业管理学等学科的探究任务。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纯粹的”公共部门和“准”公共部门既然都是公共部门,因此,它们除了具有各自非凡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外,还应有共同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探究各种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由此看来,公共管理学的探究对象是全部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而行政管理学的探究对象则仅仅是“纯粹的”公共部门所特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和行政管理学的探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 第三,公共管理学所关注的是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利用现有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它在探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时,也是把政府组织当成一个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机构的,探究的重点是如何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以便更有效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在公共管理学看来,包括政府组织在内的所有公共部门都是管理的客体,至于政府机构作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主体地位,公共管理学则关心不多,而这一点正是行政管理学所十分强调的。行政管理学把政府机构既看成是管理的客体,又看成是管理的主体。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客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主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求政府把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好。而在公共管理学的视野里,政府组织和工商企业一样,只是性质以及方式不同罢了。因此,公共管理学更强调公共部门自身的管理,而行政管理学则更强调公共部门(“纯粹的”公共部门)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也是公共管理学和行政管理学的区别。 行政管理学毕业论文范文: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公共管理学的问题引起了行政管理学界的关注。其中一个基本问题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一种观点认为,从国外的研究情况来看,公共管理学就是行政管理学,两者的差别是由于翻译的不同而造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是有区别的,二者不能等同。但这种差别何在?后者没有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笔者认为,在今天的中国探讨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关系,不能仅仅以西方学者的观点为依据,而主要应根据中国目前的理论与实践来探讨。本文试图首先通过对公共部门的科学界定来确定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然后在此基础上探究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关系。 一、关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区别 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然而这个整体又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人们可以对这些不同的部分给予不同的称谓,如社会团体、社会群体、社会部门等。其中,有关这些社会部门的分类,人们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运用不同的标准对之加以区分。例如,传统社会科学一般将整个社会部门分为政治部门、经济部门、文化教育部门、科学技术部门,等等。为了从更宏观上对社会部门进行分类,并有助于研究不同社会部门管理的规律,当代一些社会科学家将整个社会部门区分为三大部门:第一部门为政府组织,这是纯粹的公共部门;第二部门为工商企业,这是非公共部门,西方的一些学者将之称为私人部门;第三部门是介于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之间的一些部门,这些部门非常复杂,有的更具有工商企业的特点但又不同于工商企业,往往被称为公共企业或公益企业;有的则更类似于或依赖于政府组织,往往被称为非政府公共机构。前者如在城市中由市政府投资兴办和经营的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等;后者如由政府投资兴办和主管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福利机构、非营利性的公共医疗机构以及类似于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的中介组织等等。 政府作为所谓“纯粹的”公共部门,它具有以下基本特点:第一,政府组织的基本职能是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这里所说的公共事务包含了社会中除私人领域(按西方学者的观点,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一般属于私人投资领域,因而这方面的事务被划归于私人领域,属私人事务)以外的所有事务。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有些事情固然可以通过私人或私人组织来进行处理,小到个人的谈情说爱、结婚生子,大到组织生产、经营管理;但是,还有很多事情是无法由私人或私人组织来办理的。例如,人口的控制和管理、社会治安、大江大河的治理和维护、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公民基本生活的社会保障、国民素质的提高和智力开发,等等。有关这些事务的管理,必须由一个超越私人或私人组织之外的公共组织来进行处理或加以管理。第二,政府组织用来从事公共管理的权力是一种公共权力。把这种权力称之为公共权力,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理由:一是这种权力就其性质而言,它总是表现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某一个阶级的权力,而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私人权力。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尽管皇帝把皇权当成自己的一种家族权力,但它实际上是代表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离开了它所代表的整个阶级,这种权力就不会存在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政府组织的权力被宣称为是一种来自于全体公民的权力,尽管它实际上仍然是有产阶级的权力;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已经被写入了共和国的宪法。一句话,自从政府产生以来,几乎所有社会的政府组织的权力在性质上都是公共的,当然,由于社会性质的不同,在“公共”这一概念下所隐含的意义有所区别。第三,政府组织所掌握和运用的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我们知道,政府要通过行使其权力来实现其职能,必须以掌握一定的资源为前提。没有一定的人、财、物作基础,整个政府组织就无法运转起来。而在人、财、物等资源中,从政府控制的角度而言,对财源的控制又是非常基础的。政府组织的财政来源于全体公民的税收,因而其财政实质上是一种公共财政。此外,政府所控制的国土、矿山、水利等重要资源,也是一种公共资源。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就其本质而言,是为全民所共享的。第四,政府组织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是一种公共物品。这种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它不能单独提供给每一个人,而是自动提供给社会中的所有人。例如,国防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便是如此。一个国家的国防力量保卫着该国的全体居民,而不需要每一个人单独购买。因此,单个个人不会花钱也可能享受公共物品,即所谓的“搭便车”现象。这样,单个个人一般不会自己花钱来购买公共物品,这种物品只能由政府来购买或提供。第五,政府组织行为的价值取向是公共利益。政府组织是一种公共服务组织,从理念上讲,它应该把全体公民当成自己的服务对象,它不应该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对于政府组织来说,凡是追求自己本组织、本部门利益的行为都是错误的。因此,政府应该是一种“公益人”而不应该是一种“自利人”。它应该也只能把追求和维护公共利益作为本组织、本部门的行为目标。在这里,公共利益应该理解为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当然,在一个存在着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社会里面,由于不同阶级之间、不同团体之间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而且这此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利益与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也可能发生冲突,因此,在政府如何对待社会共同利益的问题上也有一个哪个阶级、哪个团体的利益优先的问题,但这并不能因此否定政府组织行为以公共利益作为基本价值取向这一事实。 竞争性工商企业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投资主体,在西方国家主要是私人,因而其权益主要归私人所有。这表明,这类组织所控制的资源,实际上归企业的所有者所有,因而是一种非公共资源。当然,这里的私人不一定是某一个人,而可能是多个人的联合,但其产权是非常明确的,因而每个人所享有的权益也是非常明确的;在我国,国有资产也将逐步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在有些竞争性企业,虽然国有资产还占有很大比例,但已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享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实行自负盈亏,因而也正在逐步向真正的非公共部门过渡。第二,竞争性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一般属私人物品而非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能够加以分割,因而每一部分能够分别按竞争价格卖给不同的个人,而且一般不会对他人产生外部效应。因此,个人对私人物品的消费是可计价的,这样的物品可以由私人自己购买,而不必由政府来提供;其价格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来加以确定,而不必由政府来加以控制。第三,竞争性工商企业的行为价值取向是本企业利益的最大化。竞争性工商企业活动所遵循的是“经济人”原则,这种原则实际上是一种“自利人”原则,其目的是追求本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尽管企业必须提供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有益于整个社会的价值,但就其基本动机而言,为社会提供产品只是手段,其目的是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这种经济人的实质正如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利己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第14页)。这就是经济学家眼中的“经济人”,这也是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特性。 以上分析表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间至少存在以下三点区别:一是在它们所占有的资源问题上,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所占有的是一种公共资源,公共权力也可以看成是公共资源的一部分;而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的竞争性工商企业所占有的是一种产权明确的非公共资源。二是在它们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方面,政府组织所提供的是一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包括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而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则是一种私人化的产品。三是在它们的行为价值取向上,政府组织必须以公共利益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而工商企业则往往以其自身利润的最大化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 二、关于第三部门及其与公共部门的关系 第三部门即公共企业或非政府公共机构既不同于竞争性工商企业,也不同于政府组织,但又既与竞争性工商企业相联系,也与政府组织相联系。在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所著的《经济学》一书中有这样一道供讨论的问题:“思考一下一种从纯粹公共物品到纯粹私人物品序列是有用的。在一张纸上画出这种序列并用下面这些例子填上:纯粹私人、大部分私人、一半私人一半公共、大部分公共、纯粹公共。”(第1211页)这个问题表明,从私人物品到公共物品之间存在一个链条,并且这个链条又存在着由细(私)到粗(公)的变化。同样,在竞争性工商企业与政府组织之间也存在着一个链条,这个链条也是变化的,即第三部门由这样一个链条构成:公益性企业、公共事业、非政府公共机构。第一类组织即公益性企业,如城市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城市公共工程公司等。其基本特征是:一般由政府投资或政府投资为主体,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物品,生产由政府垄断,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实行企业化管理,自负盈亏,必要时由政府补贴。如果套用萨缪尔森等人的话来说,这类组织所生产的是大部分私人或一半私人一半公共的物品,其性质属于(竞争性)企业化倾向比较明显的准公共部门。第二类组织即公共事业,如公立幼儿园、小学、中学;公立高等院校;政府投资兴办的科学研究机构;政府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如老年人福利院、儿童福利院、残疾人福利院等。这类机构的基本特征是:主要由政府投资,所需资金主要由财政提供,部分资金由其为社会服务所得收入予以补充;其基本功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产品,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一般不实行企业化管理,政府对这些组织实行必要的行政管制,要求这些组织的活动优先体现政府的意图,甚至直接用来为实现政府的目标服务。这类组织所生产的物品或提供的服务,按萨缪尔森的说法,是大部分公共的。第三类组织即非政府公共机构,如中国妇女联合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等,这类组织活动所需的经费一般可能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妇女联合会等组织便是如此;也不一定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便是如此。但无论其经费是否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它的职能在很大意义上与政府相似,承担着很多有关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工作或公共服务工作。这类组织所提供的服务基本上是纯粹公共的,至少也是大部分公共的。以上三类组织除了分别具有上述特征外,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特征,这就是非营利性。当然由于这三类组织所具有的“公共性”程度的不同,它们所具有的“非营利性”程度也不同。一般说来,第一类组织还具有一定的“赢利”,即“非营利性”程度较低;第二类组织基本无“赢利”或只有少量“微利”,“非营利性”程度较高;第三类组织就其实质而言属于完全无“赢利”组织,因而是真正“非营利性”的。可见,从“营利性”这一特征来看,第三部门由从“少量赢利”组织到“微利”组织再到“无赢利”组织这一系列组织或部门构成。 人们通常所说的公共部门应该既包括“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也包括“准”公共部门即第三部门。第三部门之所以被归入公共部门,主要原因在于:第一,第三部门主要是一些从事公益事业的组织,其生产或活动的基本目标是公益性,即为公共利益服务,这与政府组织即“纯粹的”公共部门的目标是一致的。第二,第三部门市场化程度较低或非市场化,其生产、活动的内容和方式往往由政府实行控制或必要的行政管制,因此它与政府组织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被当做政府组织用来实现其目标的一个重要工具。第三,第三部门为社会提供的产品也往往是一种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这与政府为社会所提供的物品是一致的,至少基本是一致的。第四,第三部门的投资主体或提供资源的主体也主要是政府。当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第三部门也应向私人资本开放,允许私人资本进入某些第三部门,毫无疑问这是对的,甚至是一种趋势。但私人资本在这些领域的投资不可能是完全市场化的,它必须受政府的高度控制,其产品或服务价格必须接受政府的行政管制。第五,第三部门的“非营利性”与政府组织以“公共利益”作为行为价值取向的目标或原则是一致的,即都是以一种“公益人”而非“经济人”的面貌出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部门很难被归入私人企业部门或竞争性工商部门,尽管它不属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将它称之为“准”公共部门是合理的。 三、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及其与行政管理学之同异 什么是公共管理学?简单地说,就是研究公共部门管理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主要是研究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科学。既然公共部门既包括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又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因此,公共管理学不仅仅要研究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而且也要研究作为第三部门的公益企业和事业组织、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共同构成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 从上述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的观点看,公共管理学与目前我国学界所公认的行政管理学至少在研究范围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早在20世纪30年代,英语中的PublicAdministration一词就被译为“公共行政”,至80年代这一学科在我国恢复时,“公共行政”一词广泛地被“行政管理”所代替。在政府和学界的共同推动下,行政管理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被很快地发展起来。从那个时候起,我国的行政管理学就被定义为研究政府组织及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规律的科学,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也就是说,从目前我国的实际状况看,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仅仅是政府组织自身的管理以及政府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至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即公益企业与事业组织的管理问题、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则在行政管理学的视野之外。 据此,我们认为,仅就研究范围而言,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在以下方面是共同的:无论是行政管理学还是公共管理学都必须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把探讨政府组织如何高效率地运用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有效的公共服务或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作为自己的重要研究内容。因此,政府部门的组织问题、领导问题、决策问题、执行问题、监督问题及其管理过程中 的规律性问题,既是行政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公共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探究,构成了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的共性问题,也就是二者之间的相同点。 但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差别: 第一,公共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不仅仅是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问题,而且还应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仅仅限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仅就这一点而言,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就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前者的研究范围要大于后者的研究范围,或者说,前者所探讨的范围是后者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第二,公共管理学所研究的是“纯粹的”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管理过程中共有的规律性问题。在公共部门中,“纯粹的”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之间是存在着明显区别的,既然二者之间存在着区别,它们各自的管理方式及其规律也是有所不同的,也就是说,它们各自都有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研究这些特殊的管理方式和规律并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而是行政管理学、公共事业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任务。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纯粹的”公共部门和“准”公共部门既然都是公共部门,因此,它们除了具有各自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外,还应有共同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研究各种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由此看来,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全部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与管理规律,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则仅仅是“纯粹的”公共部门所特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第三,公共管理学所关注的是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利用现有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它在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时,也是把政府组织当成一个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机构的,研究的重点是如何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以便更有效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在公共管理学看来,包括政府组织在内的所有公共部门都是管理的客体,至于政府机构作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主体地位,公共管理学则关心不多,而这一点正是行政管理学所十分强调的。行政管理学把政府机构既看成是管理的客体,又看成是管理的主体。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客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主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求政府把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好。而在公共管理学的视野里,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一样,只是性质以及方式不同罢了。因此,公共管理学更强调公共部门自身的管理,而行政管理学则更强调公共部门(“纯粹的”公共部门)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也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区别。 行政管理学毕业论文范文: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关系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公共管理学的问题引起了行政管理学界的关注。其中一个基本问题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一种观点认为,从国外的研究情况来看,公共管理学就是行政管理学,两者的差别是由于翻译的不同而造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是有区别的,二者不能等同。但这种差别何在?后者没有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笔者认为,在今天的中国探讨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关系,不能仅仅以西方学者的观点为依据,而主要应根据中国目前的理论与实践来探讨。本文试图首先通过对公共部门的科学界定来确定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然后在此基础上探究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关系。 一、关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区别 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然而这个整体又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人们可以对这些不同的部分给予不同的称谓,如社会团体、社会群体、社会部门等。其中,有关这些社会部门的分类,人们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运用不同的标准对之加以区分。例如,传统社会科学一般将整个社会部门分为政治部门、经济部门、文化教育部门、科学技术部门,等等。为了从更宏观上对社会部门进行分类,并有助于研究不同社会部门管理的规律,当代一些社会科学家将整个社会部门区分为三大部门:第一部门为政府组织,这是纯粹的公共部门;第二部门为工商企业,这是非公共部门,西方的一些学者将之称为私人部门;第三部门是介于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之间的一些部门,这些部门非常复杂,有的更具有工商企业的特点但又不同于工商企业,往往被称为公共企业或公益企业;有的则更类似于或依赖于政府组织,往往被称为非政府公共机构。前者如在城市中由市政府投资兴办和经营的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等;后者如由政府投资兴办和主管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福利机构、非营利性的公共医疗机构以及类似于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的中介组织等等。 政府作为所谓“纯粹的”公共部门,它具有以下基本特点:第一,政府组织的基本职能是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这里所说的公共事务包含了社会中除私人领域(按西方学者的观点,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一般属于私人投资领域,因而这方面的事务被划归于私人领域,属私人事务)以外的所有事务。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有些事情固然可以通过私人或私人组织来进行处理,小到个人的谈情说爱、结婚生子,大到组织生产、经营管理;但是,还有很多事情是无法由私人或私人组织来办理的。例如,人口的控制和管理、社会治安、大江大河的治理和维护、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公民基本生活的社会保障、国民素质的提高和智力开发,等等。有关这些事务的管理,必须由一个超越私人或私人组织之外的公共组织来进行处理或加以管理。第二,政府组织用来从事公共管理的权力是一种公共权力。把这种权力称之为公共权力,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理由:一是这种权力就其性质而言,它总是表现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某一个阶级的权力,而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私人权力。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尽管皇帝把皇权当成自己的一种家族权力,但它实际上是代表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离开了它所代表的整个阶级,这种权力就不会存在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政府组织的权力被宣称为是一种来自于全体公民的权力,尽管它实际上仍然是有产阶级的权力;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已经被写入了共和国的宪法。一句话,自从政府产生以来,几乎所有社会的政府组织的权力在性质上都是公共的,当然,由于社会性质的不同,在“公共”这一概念下所隐含的意义有所区别。第三,政府组织所掌握和运用的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我们知道,政府要通过行使其权力来实现其职能,必须以掌握一定的资源为前提。没有一定的人、财、物作基础,整个政府组织就无法运转起来。而在人、财、物等资源中,从政府控制的角度而言,对财源的控制又是非常基础的。政府组织的财政来源于全体公民的税收,因而其财政实质上是一种公共财政。此外,政府所控制的国土、矿山、水利等重要资源,也是一种公共资源。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就其本质而言,是为全民所共享的。第四,政府组织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是一种公共物品。这种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它不能单独提供给每一个人,而是自动提供给社会中的所有人。例如,国防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便是如此。一个国家的国防力量保卫着该国的全体居民,而不需要每一个人单独购买。因此,单个个人不会花钱也可能享受公共物品,即所谓的“搭便车”现象。这样,单个个人一般不会自己花钱来购买公共物品,这种物品只能由政府来购买或提供。第五,政府组织行为的价值取向是公共利益。政府组织是一种公共服务组织,从理念上讲,它应该把全体公民当成自己的服务对象,它不应该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对于政府组织来说,凡是追求自己本组织、本部门利益的行为都是错误的。因此,政府应该是一种“公益人”而不应该是一种“自利人”。它应该也只能把追求和维护公共利益作为本组织、本部门的行为目标。在这里,公共利益应该理解为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当然,在一个存在着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社会里面,由于不同阶级之间、不同团体之间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而且这此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利益与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也可能发生冲突,因此,在政府如何对待社会共同利益的问题上也有一个哪个阶级、哪个团体的利益优先的问题,但这并不能因此否定政府组织行为以公共利益作为基本价值取向这一事实。 竞争性工商企业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投资主体,在西方国家主要是私人,因而其权益主要归私人所有。这表明,这类组织所控制的资源,实际上归企业的所有者所有,因而是一种非公共资源。当然,这里的私人不一定是某一个人,而可能是多个人的联合,但其产权是非常明确的,因而每个人所享有的权益也是非常明确的;在我国,国有资产也将逐步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在有些竞争性企业,虽然国有资产还占有很大比例,但已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享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实行自负盈亏,因而也正在逐步向真正的非公共部门过渡。第二,竞争性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一般属私人物品而非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能够加以分割,因而每一部分能够分别按竞争价格卖给不同的个人,而且一般不会对他人产生外部效应。因此,个人对私人物品的消费是可计价的,这样的物品可以由私人自己购买,而不必由政府来提供;其价格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来加以确定,而不必由政府来加以控制。第三,竞争性工商企业的行为价值取向是本企业利益的最大化。竞争性工商企业活动所遵循的是“经济人”原则,这种原则实际上是一种“自利人”原则,其目的是追求本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尽管企业必须提供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有益于整个社会的价值,但就其基本动机而言,为社会提供产品只是手段,其目的是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这种经济人的实质正如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利己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1](第14页)。这就是经济学家眼中的“经济人”,这也是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特性。 以上分析表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间至少存在以下三点区别:一是在它们所占有的资源问题上,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所占有的是一种公共资源,公共权力也可以看成是公共资源的一部分;而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的竞争性工商企业所占有的是一种产权明确的非公共资源。二是在它们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方面,政府组织所提供的是一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包括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而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则是一种私人化的产品。三是在它们的行为价值取向上,政府组织必须以公共利益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而工商企业则往往以其自身利润的最大化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 二、关于第三部门及其与公共部门的关系 第三部门即公共企业或非政府公共机构既不同于竞争性工商企业,也不同于政府组织,但又既与竞争性工商企业相联系,也与政府组织相联系。在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所著的《经济学》一书中有这样一道供讨论的问题:“思考一下一种从纯粹公共物品到纯粹私人物品序列是有用的。在一张纸上画出这种序列并用下面这些例子填上:纯粹私人、大部分私人、一半私人一半公共、大部分公共、纯粹公共。”[2](第1211页)这个问题表明,从私人物品到公共物品之间存在一个链条,并且这个链条又存在着由细(私)到粗(公)的变化。同样,在竞争性工商企业与政府组织之间也存在着一个链条,这个链条也是变化的,即第三部门由这样一个链条构成:公益性企业、公共事业、非政府公共机构。第一类组织即公益性企业,如城市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城市公共工程公司等。其基本特征是:一般由政府投资或政府投资为主体,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物品,生产由政府垄断,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实行企业化管理,自负盈亏,必要时由政府补贴。如果套用萨缪尔森等人的话来说,这类组织所生产的是大部分私人或一半私人一半公共的物品,其性质属于(竞争性)企业化倾向比较明显的准公共部门。第二类组织即公共事业,如公立幼儿园、小学、中学;公立高等院校;政府投资兴办的科学研究机构;政府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如老年人福利院、儿童福利院、残疾人福利院等。这类机构的基本特征是:主要由政府投资,所需资金主要由财政提供,部分资金由其为社会服务所得收入予以补充;其基本功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产品,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一般不实行企业化管理,政府对这些组织实行必要的行政管制,要求这些组织的活动优先体现政府的意图,甚至直接用来为实现政府的目标服务。这类组织所生产的物品或提供的服务,按萨缪尔森的说法,是大部分公共的。第三类组织即非政府公共机构,如中国妇女联合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等,这类组织活动所需的经费一般可能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妇女联合会等组织便是如此;也不一定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便是如此。但无论其经费是否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它的职能在很大意义上与政府相似,承担着很多有关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工作或公共服务工作。这类组织所提供的服务基本上是纯粹公共的,至少也是大部分公共的。以上三类组织除了分别具有上述特征外,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特征,这就是非营利性。当然由于这三类组织所具有的“公共性”程度的不同,它们所具有的“非营利性”程度也不同。一般说来,第一类组织还具有一定的“赢利”,即“非营利性”程度较低;第二类组织基本无“赢利”或只有少量“微利”,“非营利性”程度较高;第三类组织就其实质而言属于完全无“赢利”组织,因而是真正“非营利性”的。可见,从“营利性”这一特征来看,第三部门由从“少量赢利”组织到“微利”组织再到“无赢利”组织这一系列组织或部门构成。 人们通常所说的公共部门应该既包括“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也包括“准”公共部门即第三部门。第三部门之所以被归入公共部门,主要原因在于:第一,第三部门主要是一些从事公益事业的组织,其生产或活动的基本目标是公益性,即为公共利益服务,这与政府组织即“纯粹的”公共部门的目标是一致的。第二,第三部门市场化程度较低或非市场化,其生产、活动的内容和方式往往由政府实行控制或必要的行政管制,因此它与政府组织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被当做政府组织用来实现其目标的一个重要工具。第三,第三部门为社会提供的产品也往往是一种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这与政府为社会所提供的物品是一致的,至少基本是一致的。第四,第三部门的投资主体或提供资源的主体也主要是政府。当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第三部门也应向私人资本开放,允许私人资本进入某些第三部门,毫无疑问这是对的,甚至是一种趋势。但私人资本在这些领域的投资不可能是完全市场化的,它必须受政府的高度控制,其产品或服务价格必须接受政府的行政管制。第五,第三部门的“非营利性”与政府组织以“公共利益”作为行为价值取向的目标或原则是一致的,即都是以一种“公益人”而非“经济人”的面貌出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部门很难被归入私人企业部门或竞争性工商部门,尽管它不属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将它称之为“准”公共部门是合理的。 三、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及其与行政管理学之同异 什么是公共管理学?简单地说,就是研究公共部门管理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主要是研究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科学。既然公共部门既包括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又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因此,公共管理学不仅仅要研究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而且也要研究作为第三部门的公益企业和事业组织、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共同构成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 从上述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的观点看,公共管理学与目前我国学界所公认的行政管理学至少在研究范围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早在20世纪30年代,英语中的PublicAdministration一词就被译为“公共行政”,至80年代这一学科在我国恢复时,“公共行政”一词广泛地被“行政管理”所代替。在政府和学界的共同推动下,行政管理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被很快地发展起来。从那个时候起,我国的行政管理学就被定义为研究政府组织及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规律的科学,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也就是说,从目前我国的实际状况看,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仅仅是政府组织自身的管理以及政府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至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即公益企业与事业组织的管理问题、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则在行政管理学的视野之外。 据此,我们认为,仅就研究范围而言,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在以下方面是共同的:无论是行政管理学还是公共管理学都必须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把探讨政府组织如何高效率地运用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有效的公共服务或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作为自己的重要研究内容。因此,政府部门的组织问题、领导问题、决策问题、执行问题、监督问题及其管理过程中的规律性问题,既是行政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公共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探究,构成了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的共性问题,也就是二者之间的相同点。 但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差别: 第一,公共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不仅仅是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问题,而且还应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仅仅限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仅就这一点而言,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就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前者的研究范围要大于后者的研究范围,或者说,前者所探讨的范围是后者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第二,公共管理学所研究的是“纯粹的”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管理过程中共有的规律性问题。在公共部门中,“纯粹的”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之间是存在着明显区别的,既然二者之间存在着区别,它们各自的管理方式及其规律也是有所不同的,也就是说,它们各自都有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研究这些特殊的管理方式和规律并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而是行政管理学、公共事业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任务。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纯粹的”公共部门和“准”公共部门既然都是公共部门,因此,它们除了具有各自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外,还应有共同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研究各种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由此看来,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全部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与管理规律,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则仅仅是“纯粹的”公共部门所特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第三,公共管理学所关注的是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利用现有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它在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时,也是把政府组织当成一个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机构的,研究的重点是如何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以便更有效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在公共管理学看来,包括政府组织在内的所有公共部门都是管理的客体,至于政府机构作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主体地位,公共管理学则关心不多,而这一点正是行政管理学所十分强调的。行政管理学把政府机构既看成是管理的客体,又看成是管理的主体。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客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主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求政府把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好。而在公共管理学的视野里,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一样,只是性质以及方式不同罢了。因此,公共管理学更强调公共部门自身的管理,而行政管理学则更强调公共部门(“纯粹的”公共部门)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也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区别。 行政管理学毕业论文范文:翻转课堂在行政管理学教学中的运用 摘要:翻转课堂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它将传统教学模式下知识的传授与内化过程进行调整,转变了教师和学生的角色,提高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将翻转课堂引入行政管理学课程的教学中,能够优化该课程的教学过程,利于学生对知识的内化吸收。翻转课堂在该课程教学中的应用需要从课前教学资源准备、课堂教学活动以及课后反思这几个阶段进行探析,从而更有效的发挥翻转课堂在该课程教学中的作用。 关键词:翻转课堂;行政管理学;教学模式 教育的基本功能是促进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现代高等学校一般具备培养专门人才、发展科学以及提供社会服务三种功能,培养人才则是其中最基本的职能。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学生们通过互联网能够获取大量的信息和学习资源。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对传统教学模式进行创新,将网络技术运用到高校人才培养中,从而创新高校人才的培养模式,提高人才的培养质量,是高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探索的。行政管理专业原为法学门类政治学一级学科的行政学专业,后由于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的调整,教育部将该专业归入至新设置的管理学门类,成为公共管理的一级学科,并将原来的行政学更名为行政管理。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科调整则意味着该专业的培养模式从传统的理论型转向应用型,这就要求行政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要进行创新,同时也需要不断更新教学方式。翻转课堂正在信息化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对课堂教学进行的创新。翻转课堂这一概念源于2011年SalmanKhan的演讲报告,加拿大《环球邮报》将其评为影响课堂教学的重大技术变革。在高校的教学过程中,行政管理学是行政管理专业的基础课,因其内容枯燥,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教学效果差等问题常常困扰着教师。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将翻转课堂引入到该课程的教学中,从而改变教学的理念和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教师的教学效果。 一、翻转课堂的内涵及特点 翻转课堂译自“FlippedClassroom”或“InvertedClassroom”,指将课堂内外的学习任务进行调整,即教师将课堂教学内容用录屏软件等工具进行视频录制,在课前发给学生,由学生自主学习,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而课堂时间则供学生与教师互动交流、查漏补缺,同时通过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帮助学生更好的掌握知识,从而实现知识的内化。翻转课堂与传统教学方式相比具有以下特点:第一,翻转课堂改变了学生与教师的角色,实现了学生学习的个性化。传统的教学模式下,课堂上由教师对学生进行知识的传授,学生学习的过程则相对被动。学生在翻转课堂下可以自主选择学习的时间、地点,调整学习的内容,并可以充分利用课堂时间以与同学、教师进行交流互动,对自己学习的内容进行查漏补缺。因此,教师则成为学习的促进者,学生转变为主动的学习者,当学生需要帮助的时候,教师则会提供必要的支持。第二,翻转课堂对课堂时间进行重新分配,增加了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在传统课堂上,教师既要在有限的时间内讲授教学内容,同时又需要留有足够的时间来与学生交流互动。翻转课堂将知识讲授的过程放在课下,有学生自主完成进行,课堂则成为教师引导学生进行问题探究的过程,从而增加了学生间、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交流互动。第三,翻转课堂转变了传统教学的学习结构。学生学习由“知识传递”与“吸收内化”两个阶段组成,两个阶段中知识的“吸收内化”是学生最容易出现问题的阶段。传统教学模式下课堂时间主要是进行“知识传递”,而“吸收内化”阶段则在课后由学生单独完成,这常会给学生带来一定的困难。翻转课堂则将“知识传递”阶段放在课前进行,由学生自主完成,“吸收内化”则在课堂上通过学生与教师的交流互动来完成。教师能够事先了解学生遇到的困难,使教师的指导就更加具备针对性和有效性,也有助于学生掌握知识。 二、翻转课堂在行政管理学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行政管理学是行政管理专业的基础课之一,该课程主要是培植学生行政管理方面的理论功底,使学生具备一定专业意识,同时促使学生逐步形成运用理论知识解决有关行政管理领域问题的能力。在传统模式下,教师教授为主,学生被动接受的角色设置,使原本以理论为主且课程内容相对枯燥的行政管理学更难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课堂上,教师将课本内容转化为课件直接呈现给学生,学生则被动的接受,学习效果不甚理想。而该课程理论知识的学习对于学生来说难度并不大,那么则可利用翻转课堂让学生先自行学习理论知识,使学生变被动为主动,调动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学生是否理解和掌握理论知识体现在其能否运用相应的理论分析实际问题。行政管理学是专业基础课,学生对理论知识处在需要理解和掌握的阶段,并不能有效的独立分析案例。那么在翻转课堂下,教师和学生就具备充分的时间对相应的案例进行分析讨论,教师则可以通过引导学生分析案例,从而帮助学生实现理论知识的内化。因此,对于该课程,可以利用翻转课堂,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并帮助学生有效的吸收知识,从而提高教学效果。下面将从课前教学资源的准备、课堂教学活动和课后教学效果检验三个方面,探析翻转课堂在行政管理学教学中的应用。 (一)课前教学资源准备。翻转课堂使得原本的教学顺序颠倒,课堂内容置于课前,由学生自主完成,那么教师则应提供课前的教学资源。首先,行政管理学的教学内容多、知识点多。虽然国内关于该课程的教科书种类繁多,但基本上都将行政管理学的内容分为三大部分———行政原理、行政过程以及法制行政。教师应根据这些内容的难易程度以及授课学生的基础、状态来决定哪些知识点适合利用翻转课堂来进行教学。其次,教师需设定明确而具体的学习目标。最后,教师根据设定好的教学目标制作教学视频,并通过教学资源平台将其提供给学生。教师还可利用网络丰富的教育资源,如慕课等,根据课程的需要将相关的资源整合到教学资源平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扩展学生行政管理专业的学术视野。 (二)课堂教学活动。翻转课堂下课堂教学活动其实可以理解为问题解决环节,教师收集学生的问题,与学生进行探讨,学生间也可以相互讨论。在此阶段,教师可根据实际需要引入生活中的案例,引导学生利用理论知识进行分析。这一过程能够帮助学生完成知识的内化吸收,因为在学生自主学习阶段获得的知识属于“前概念”,其中会有些理解不到位或错误的地方,经过课堂上的讨论后获得知识属于“正概念”,也就是对“前概念”进行了纠正,“前概念”经与他人讨论交流后形成,记忆会比较深刻,故而进一步内化了知识。教师与学生间充分的讨论还有利于培养学生形成观察、思考、分析和解决有关行政管理领域问题的能力。 (三)课后反思。教学反思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与传统教学模式不同的是,反思主体不仅仅是教师,学生也要进行反思。教师通过教学反思,总结教学中的问题,从而提高翻转课堂教学的效果。学生通过反思可以帮助其进一步深化对知识的理解。教师可以让学生在教学资源平台上发表自己的学习反思,以利于学生之间相互学习。同时,教师通过学生反思的内容可以进一步优化教学方案。 三、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应用需注意的问题 (一)教师需重视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考核。翻转课堂强调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并且需要学生具备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而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层次不齐,为了能够使翻转课堂有效地实施并充分发挥它的作用,避免出现学生在课前不学习而教师也不知晓的情况,教师应该应该重视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考核,从而对学生学习起到监督和激励的作用。这一方面是对学生学习效果的了解,也是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起到一定的督促作用。 (二)教师需注重提高自身的信息技术应用水平。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上课主要利用板书,或者将教学内容以课件形式展示出来,翻转课堂则需要教师根据教学内容录制教学视频。教学视频的制作则考验了教师对现代信息技术的掌握。教学视频的制作与简单的教师讲课时的视频录制不同,教学视频的制作需要运用多种技术和软件,同时也需具备掌握录制视频的技巧。这些都对教师提出了一定的挑战,教师应注重提高自身对信息技术的应用水平。 (三)学校需为翻转课堂的实施提供教学平台。必要的信息技术支持是翻转课堂能够实现的基础,最主要的则是需搭建一个网络教学平台,教师教学资源、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学习过程中的互动交流以及课后反思等都需要在这个平台上进行。教学平台的建设不仅为行政管理学翻转课堂的实施提供技术保障,也是为其他学科开展翻转课堂提供便利,并且还为多学科间的交流提供了平台。 作者:张璞玉 单位:上海杉达学院 行政管理学毕业论文范文:案例教学法在行政管理学科教学中的应用 摘要:行政管理的学科特点和培养目标要求其教学要注重实践性和应用性,而案例教学能帮助学生提高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因此,这种授课方法正越来越受到关注。目前,我国行政管理学科的案例教学还存在一些问题,文章在分析这些问题的基础上,从教师、学生、案例三方面着手,提出了相关对策。 关键词:行政管理;案例教学;教学方法 行政管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其教学目标是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行政管理应用型人才。这就要求学生不仅要掌握理论性的专业知识,还要具备应用性的实践能力。案例教学是一种开放性、互动性的教学方法,教师通过案例模拟真实场景,帮助学生提高应用能力,积累实践经验。因此,开设行政管理专业的高校应加强对这一学科案例教学的重视,加大对于案例教学的投入,这是培养行政管理创新型、应用型人才的重要手段之一。 一、案例教学在行政管理学科教学中的意义 与传统的理论授课模式相对应,案例教学方法特别注重师生之间的互动,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通常,案例教学需要教师课前精心准备,搜集相关案例,在课堂上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引导学生参与分析案例中的问题。在这之中,各种思想和观点的交汇与碰撞能激发学生的创新性思维,开拓他们的视野,帮助他们将所学到的专业知识运用于特定的行政管理的案例场景中,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行政管理学科教学中,案例教学的意义在于: (一)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传统的理论授课模式中,学生是知识的被动接收者,而在案例教学中,学生是知识的主动探索者。案例教学要求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中,配合教师的教学活动,用心思考,并将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学生通过教师提供的案例,融入特定的情境与角色,大胆想象、独立分析,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得到激活,学习热情大大增强,从“被动学”转变为“主动学”。 (二)有利于提升学生的专业实践技能 行政管理专业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因此,在该专业的学科教学中,创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非常重要。在案例教学的过程中,教师通过一个个形象生动的案例,为学生创造出特定的行政管理场景,学生在模拟的案例情景中,运用学到的专业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最终使自身的专业技能得到提升。 (三)是传统教学方法的有益补充 传统的理论教学方法是学科教学的基础,但单纯的理论教学存在着机械、枯燥的弊端,无法调动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案例教学法作为传统理论教学方法的补充,可以促进学生主动学习,增强学习的兴趣,也有利于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增进师生沟通,提升教学效果,提高学生学习的效率。 二、行政管理学科案例教学存在的问题 案例教学对于高校行政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学科的发展意义深远,但由于案例教学法在我国高校中实施的时间不长,在现实教学中,还面临着一些困难,教师、学生、案例三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 (一)学生参与案例教学的主动性不足 案例教学法要求学生在课堂上积极发言,针对具体案例,大胆发表自己的看法及观点。然而长期以来的应试思维模式使学生不愿主动学习,不愿参与讨论,认为教学仅仅是教师的事情,与学生无关,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课堂教学的效果。除了传统思维模式、教育模式的束缚,现有的考试制度、考核标准、评分体系中与案例教学关系不大,这导致学生参与案例教学的积极性不足,配合度不高。 (二)教师缺乏案例教学的技能与经验 以往,高校从事行政管理专业教学的教师大多缺少行政管理实务技能的培训,“重理论、轻应用”的传统使教师在进行案例教学的过程中,面临着教学能力不足的问题。从课前案例的选编到课中组织学生参与讨论,再到课后总结学生反馈,进行教学反思,在整个案例教学过程中,需要教师具有较高的甄别、编辑、组织以及协调能力,尤其教师对课堂要有很强的把控性,要具备丰富的案例教学经验,否则可能会出现“冷场”或“混乱”的两个极端场景。总之,在案例教学的技能与经验方面,我国从事行政管理专业教学的高校教师还需加强。 (三)案例库的建设与更新滞后 我国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案例有很大一部分是上世纪80、90年代编写的,这些案例已不能适应当今社会的变化与学科自身的发展。而且,我国行政管理的案例教学跟国外相比,起步较晚,因此,本土案例在数量与质量上都存在着不足,主要靠引进西方国家的典型案例来缓解我们本土案例缺乏的现状。然而,我国在政治体制与文化背景上,较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引进的这些国外案例,在适用性与实用性上还需考量。因此,在行政管理专业的案例教学中,如何引入并设计大量贴近现实、适应社会发展、实用价值强的本土案例,丰富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案例资源,是案例教学所面临的难点。 三、行政管理专业案例教学的改进对策 针对以上列举的我国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案例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笔者认为,要从教师、学生、案例三方面着手,推动案例教学的有效实施。 (一)加强对教师案例教学技能的培训 教师是案例教学最终的实施者和组织者,教师的专业素质与教学技能直接影响着案例教学的效果。案例教学鼓励学生积极思考、自由讨论、独立分析案例中的问题,表面上教师似乎轻松了,实际上是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课前、课中、课后三个环节中,课前教师要选择、甄别合适的案例,课中要引导学生思考,组织学生讨论,课后还要收集学生的反馈,不断完善案例教学的效果。因此,为了保证行政管理专业案例教学的顺利实施,加强对于教师案例教学技能的培训就显得尤为重要。关于案例教学技能的培训形式可以多样化,比如举办讲座、研讨会、课堂观摩等,鼓励专职教师到企事业单位进行挂职锻炼或调研,增长行政管理的实践经验,建立案例教学教师的定期交流制度,使教师通过各种形式不断提高案例教学的技能,从而提升教学效果。 (二)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 案例教学需要学生的主动参与,学生要自发参与到案例教学活动的全过程中去。课前,需要学生做好预习工作,阅读和分析教师提供的案例,查找相关资料;课中,学生要积极参与到讨论中来,这是学生参与的关键,独立思考、积极讨论是案例教学的特点,这不同于我们以往的理论授课,学生只听不说,课堂气氛沉闷;课后,学生要积极总结和思考,撰写案例报告与总结,这种总结和反思有利于巩固学习到的理论知识,进而提升自身的水平和综合素质。总之,无论是课前、课中和还是课后,都需要学生拥有主动参与的热情,变“被动学”为“主动学”,在这之中,仅靠学生自己努力是不够的,需要教师的引导与鼓励,比如,将课堂表现与案例报告作为平时成绩的一部分,再比如,增加与学生的课下互动,收集学生的反馈,这种师生之间互动的强化,也能增加学生对于案例教学的重视程度,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习中去。 (三)加强行政管理学科的案例库建设 案例教学的基本素材是案例,因此案例的采集、编写是实现行政管理案例教学的重要保障。现阶段,我国行政管理专业的案例主要来源于:(1)公开出版的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科教材;(2)电视、广播、报纸、网站上公布的行政管理相关事件与报道;(3)公开发行的行政管理相关的学术刊物;(4)高校网站上公布的行政管理学科案例、教学资源;(5)学术会议的论文、报告;(6)教师承担课题的相关案例资料;(7)行政管理专业社会实践搜集的案例资料等。这些案例相对分散、原始,需要进行改编、加工,以满足教学的实际需要。可以考虑学习国外高校的做法,建立行政管理专业的案例库,成立专门的案例编写部门,组建专业的案例编写团队,从事案例的搜集、改编与加工工作,为行政管理专业的案例教学提供可靠的教学资源,尤其是注意搜集和编写符合时代特色的本土案例,提升本土案例在案例库中的比重。同时,在引进国外案例时,要注意其是否符合我国国情,避免引用的案例“水土不服”。 作者:方雪晴 单位:上海杉达学院
科学技术论文:论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运用 1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1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效率低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机械化程度明显提高,农业生产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就。尽管如此,我国的农业生产仍然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家庭为单位,小面积经营。这种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生产方式,包括种植业和养殖业均需在单位面积投入大量的劳动力,且以低水平、重复为主,很难形成规模化和集约化,造成资源的极度浪费。既不适应不断提高的农业生产要素水平和社会化分工的要求,也无法应对日益增加的市场风险,更不利于农业科技进步。尽管农村城镇化进程促进农民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但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转向城市,造成农户兼业化和村庄空心化现象。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效率低下的问题,反而导致城乡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影响“农业、农村、农民”3者共同协调发展。 1.2农产品流通和市场建设有待优化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入为现代化农业,尤其是农产品的流通和市场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目前我国市场农业还处于发展完善阶段,市场信息不能及时、准确地在供需双方交换,生产不能与市场相适应;产业布局和专业化分工错乱,不符合现代化市场的需求;储运加工系统不畅,导致“卖难”问题十分突出。这些问题都大大地抑制了广大劳动者进行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结构调整的积极性。 1.3粮食安全与食品安全令人担忧解决好我国13亿人口的吃饭、穿衣问题,始终是党和政府的头等大事。作为一个全球性话题,粮食与食品安全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的加剧带来的极端气候,导致粮食大面积减产及病虫害问题,始终威胁着我国的农业生产。当前,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转基因已走出实验室,成为动植物育种的常规手段。通过转基因技术培育的新品种,正逐步侵入和占领传统的农业国家,我国同样未能幸免。尽管该技术在提高产量、抗逆及抗病虫害方面比传统作物有着巨大的优势,但是其安全性却无法准确评估。转基因作物的大面积推广,不仅危害食品安全,更不利于我国种质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食品安全问题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影响到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平稳。当下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屡禁不止。这些接连不断发生的事件,引发了党和政府对食品安全问题高度关注。 2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现状 我国农业科学技术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曾取得过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18世纪以来,西方以实验为基础的现代科技体系引领了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生命科学的发展与创新,尤其是数量与分子遗传学技术的进步,极大地促进了传统农业的发展与变革。我国用了近半个世纪,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30年,依靠自己的力量,不断努力进步与创新,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科技水平和综合竞争力。尽管我国人口增加了2.4倍多,但粮食产量由1949年的1亿t多,增加到5.9亿t,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人口增长。 3农业科学技术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3.1稳定发展农业生产 农业发展是“三农”建设的基础,而科技创新更是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创新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特征,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创新,彻底改变了我国农村的产业结构到现代化农业工程——超高产作物选育、现代化的畜禽育种技术、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重大工程等,通过高科技手段不仅使得农业生产环境和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更提高了对环境的适应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古人总结出的一句老话,从中反应出了优良品种的重要性。在生命科学爆发式发展的推动下,尤其是经典数量遗传学与分子遗传学相结合促成了现代化的作物、畜禽选育技术。高密度芯片和深度测序技术的出现,不仅使科技工作者更方便地定位疾病和生产相关候选基因,其衍生出的全基因组选择技术在作物、畜禽育种领域的应用大大缩短了世代间隔、加快遗传进展,极大地降低了育种成本。而应用现代技术进行抗病、抗逆育种,使得自然环境较恶劣的地区进行农业生产成为可能。被誉为我国农业战线上的“两弹一星”——黄淮海平原旱涝盐碱综合治理更是应用现代化农业科技手段,在党和各级政府协同努力下重点针对盐碱障碍耕地淡水匮乏问题,改善种植结构,改良工程和农艺措施,选育耐盐抗旱新品种,综合利用咸水和雨水资源对这一饱受旱涝、盐碱和风沙危害的地区开展大规模的综合治理和开发。其产生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应不可估量,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热潮中起到了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3.2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 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核心是农业生产方式,如何充分发挥农业的生态、环境和经济功能,改变农村生产、生活方式,推动城镇化进程是党和政府始终关心的问题。农村传统的生产方式无法适应现代农业产业化、集约化和规模化经营的需要,而城镇化的进程使得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离开世代耕作的土地进城务工,而留守农户身兼数业,无心种田。这些归根结底是传统劳作方式生产效率低下,不能为劳动者带来切实的利益。农业产业化,这一生产方式的转变应时而生,体现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仅能够推动农村经济和生活结构的调整,同时也是农民增收和提高我国农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产业结构的优化、集约化程度的提高和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都为这一进程提供了有力的条件。用现代化的工业理念来规划农业生产,通过土地集约经营,不仅可以加速农业科技在实际生产中的应用,更能加速农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农业科技园区正是这一理念的体现,作为一种新型的农业发展模式,它以技术密集为主要特征,在农业高新技术开发、试验和推广中发挥重要作用。农产品的高效快速流通也是困扰农业产业化进程的一大难题。随着我国农产品“七区二十三带”布局的完成,现代化的农产品收储、加工、运输技术为“减少流通成本,提高流通效率”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4结论 我国新农村建设正在进入新的阶段,党和政府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促进农村社会结构转型和城乡发展。这一过程中显现出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效率低下、粮食和食品安全及农产品流通和 市场建设问题亟待解决。借助农业科技的快速发展,不仅可以稳定快速地发展农业,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缓解粮食和食品安全问题,使农业经济发展,农民致富,“农业、农村、农民”3者共同协调发展,才能缩小城乡差距,达到共同富裕。 科学技术论文:铁磁材料在现代科学技术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关键词】铁磁材料,磁导率,磁滞,软磁材料 铁磁材料在现代科学技术中得到广泛的应用,随着材料科学的发展,它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智能材料。本文主要介绍铁磁材料的原理,分类,及其应用;并对三类主要铁磁材料详细介绍,包括软磁材料,硬磁材料,矩磁材料。 随着工及电讯技术的兴起,开始使用低碳钢制造电机和变压器,在电话线路中的电感线圈的磁芯中使用了细小的铁粉。氧化铁。细铁丝等。到20世纪初,研制出了硅钢片代替低碳钢,提高了变压器的效率,降低了损耗。直至现在硅钢片在电力用软磁材料中仍居首位。到20年代,无线电技术的兴起,促进了高导磁材料的发展,出现了坡莫合金及坡莫合金磁粉芯等。从40年代到60年代,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期,雷达。广播。集成电路的发明等,对软磁材料的要求也更高,生产出了软磁合金薄带及软磁铁氧体材料。进入70年代,随着电讯。自动控制。等行业的发展,研制出了磁头用软磁合金,除了传统的晶态软磁合金外,又兴起了另一类材料—非晶态软磁合金。 铁磁材料是受到外磁场作用时显示很强磁性的材料。例如铁,钴,镍和它们的一些合金,稀土族金属以及一些氧化物都属于铁磁材料,具有明显而特殊的磁性。首先,它们都有很大的磁导率μ;其次,它们都有明显的磁滞效应。 磁导率(magnetic permeability):表征磁介质磁性的量。常用符号μ表示,μ为介质的磁导率,或称绝对磁导率。磁滞----铁磁体在反复磁化的过程中,它的磁感应强度的变化总是滞后于它的磁场强度,这种现象叫磁滞。高磁导率是铁磁材料应用特别广泛的主要原因。磁滞特性使永磁体的制造成为可能,但在许多其他应用中却带来不利影响。当铁磁材料处于交变磁场中时将沿磁滞回线反复被磁化。在反复磁化的过程中要消耗额外的能量,以热的形式从铁磁材料中释放,这种能量损耗称为磁滞损耗,磁滞损耗不仅造成能量的浪费,而且使铁芯的温度升高,导致绝缘材料的老化,所以应尽量减少。 软磁材料(soft magnetic material):具有低矫顽力和高磁导率的磁性材料。软磁材料易于磁化,也易于退磁,广泛用于电工设备和设备中。软磁材料在工业中的应用始于19世纪末。软磁材料主要有,以金属软磁材料(以硅钢片,坡莫合金等为代表,包括Fe系,FeSiAl系和 FeGo系等)和铁氧体软磁材料(如MnZn系,NiZn系和MgZn系等)为代表的晶体材料,非晶态软磁合金(主要分为Fe基和Go基两种)以及近年来发展起来的纳米晶软磁合金,如纳米粒状组织软磁合金,纳米结构软磁薄膜和纳米线等等。应用最多的软磁材料是铁硅合金(硅钢片)以及各种软磁铁氧体等。 硬磁是指磁化后不易退磁而能长期保留磁性的一种铁氧体材料,也称为永磁材料或恒磁材料。硬磁铁氧体的晶体结构大致是六角晶系磁铅石型,其典型代表是钡铁氧体BaFe12O19。这种材料性能较好,较低,不仅可用作电讯器件如录音器、电话机及各种仪表的磁铁,而且在、生物和印刷显示等方面也得到了应用。硬磁材料常用来制作各种永久磁铁、扬声器的磁钢和电路中的记忆元件等。在电学中硬磁材料的主要作应是产生磁力线,然后让运动的导线切割磁力线,从而产生电流。 磁带录音原理:硬磁性材料被磁化以后,还留有剩磁,剩磁的强弱和方向随磁化时磁性的强弱和方向而定。录音磁带是由带基、粘合剂和磁粉层组成。带基一般采用聚碳酸脂或氯乙烯等制成。磁粉是用剩磁强的r-Fe2O3或CrO2细粉。录音时,是把与声音变化相对应的电流,经过放大后,送到录音磁头的线圈内,使磁头铁芯的缝隙中产生集中的磁场。随着线圈电流的变化,磁场的方向和强度也作相应的变化。当磁带匀速地通过磁头缝隙时,磁场就穿过磁带并使它磁化。由于磁带离开磁头后留有相应的剩磁,其极性和强度与原来的声音相对应。磁带不断移动,声音也就不断地被记录在磁带上。 矩磁材料,这里是指具有矩形磁滞回线的铁氧体材料。它的特点是,当有较小的外磁场作用时,就能使之磁化,并达到饱和,去掉外磁场后,磁性仍然保持与饱和时一样。如镁锰铁氧体,锂锰铁氧体等就是这样。这种铁氧体材料主要用于各种电子的存储器磁芯等方面。应用于计算机磁性存储设备和作为乘客乘车的凭证和票价结算的磁性卡所用的磁性材科及作用原理,同磁带所用的磁性材料及作用原理基本相同。但材料是矩磁材料(易磁化不易去磁)。 科学技术论文:科学技术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内容提要】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内容丰富,而且体系完整。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的机理,集中体现了邓小平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机理,前者是后者的缩影。在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指导下,我国各族人民科学精神振奋,科技意识不断增强,在科技人才的培养、科技与教育的协调发展、先进科技的引进、科技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这正体现了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巨大的实践价值。 【摘 要 题】理论探讨 【关 键 词】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邓小平理论/组成部分/发展机理 【 正 文】 邓小平同志生前十分关心和密切注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情况,具体、直接地指导和大力推动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在这一伟大的实践中孕育和形成了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思想。这一思想不仅在理论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在实践中发挥了并继续发挥着巨大的现实作用,已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完整、全面地把握这一思想对于建设四个现代化尤其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迄今在邓小平理论的宣传和研究工作中,并没有把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放在应有的高度。事实上,无论从内容、理论意义和现实作用看,科学技术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整个系统中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完整的子系统,它应占有自己的位置,把它分散在邓小平理论的其他部分中进行研究和阐述是不恰当的,不利于更深刻地揭示它丰富的内涵和精髓。 一、丰富的内容和完整的体系 仅仅从已公开发表的文献看,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内容就已是非常丰富、深邃的了,涉及到相当广泛的领域,主要有下面6个方面的内容:1.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科学技术对社会及世界政治斗争的意义;3.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4.双管齐下促进科技与经济相结合;5.国家要发展就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6.关于科技人员和科研机构管理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在多种场合、多次对上述6方面作过深刻的说明和论证。例如: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85年“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8年“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的谈话”及同年“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的谈话”等文献,结合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实践、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践,具体、系统地阐述和论证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1979年“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85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1986年“会见李政道夫妇的谈话”、1988年“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的讲话”等文献,深刻阐述了科学技术对社会及世界政治斗争的深远影响和重要意义;1977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同年“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1978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的报告”、1982年“陪同金日成去四川访问途中的谈话”、1985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文献,非常透彻地分析和阐述了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的道理;1977年“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83年“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同志的讲话”、1985年“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8年“听取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的谈话”等文献,强调要抓住体制改革这一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用双管齐下的方法使科技和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协调发展,并提出了更具体、对现实更有指导意义的理论;1975年“在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的谈话”、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85年“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时的谈话”等文献,结合中外历史和现实说明国家要发展不引进先进的经验和科学技术是不可能的,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远的国策;在上述众多文献中,邓小平还多次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论述过关于科技人员和科研机构管理的指导思想。上述6个方面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简明、精辟地阐述了当代科学技术同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以及科学技术对国家的繁荣、社会的进步、世界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所处的地位、所具有的意义。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就其本身而言,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有自己结构、自成体系的系统,但在邓小平理论的整个体系中,它又是一个与其他部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占有自己独特位置、不可缺少、不可取代的子系统。在整个邓小平理论体系中,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在论述其他领域的问题时,往往都从科学技术的视角加以考虑,有时还从科学技术对所论述问题起的作用和具有的意义加以说明。在论述到科学技术的问题时,往往又联系到与之有关的其他领域的实际,邓小平对当代科学技术的特性、作用、意义的认识是非常深邃的。如果我们考察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邓小平等留下的理论宝库,除恩格斯之外,邓小平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可以说是最深刻、最全面、最自成体系的。 二、邓小平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缩影 邓小平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种发展首先是实践的发展,是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过人的智慧和胆略在对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进行了准确、深刻的总结和概括的基础上大力创新而形成的。它是在实践中产生和形成的,它本身的发展也离不开实践。这是邓小平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机理。这一机理在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的发展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反映。因此,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缩影。比如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及其后对此的一系列阐述,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很明确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因素,但他没有把科学技术放在生产力的首位。在马克思之后,列宁和斯大林虽然也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和意义有深刻的论述,但是他们对科学技术、生产力问题也发表过一些不那么准确、起码是容易被人误解的言论。比如列宁讲过,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由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全人类的首要生产力是工人、劳动者。列宁把生产力定义为物质力量,科学技术不是纯粹的物质力量,它就不是生产力要素了。斯大林也讲过,用以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藉有一定的生产经验与劳动技能之助发动着生产工具实现着物质资料之生产的人们……构成社会主义生产力。斯大林实际上把生产力要素定义为生产工具和劳动者。在这样的背景下,前苏联有关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宣传和研究中,一直把科学技术摒于生产力要素之外,如果有所谓争议的话也仅仅局限于劳动对象属不属于生产力要素,即二要素还是三要素之争。新中国成立后,在这方面也承袭了苏联的理论,包括都把科学技术摒于生产力要素之外。这样做在理论上是片面的,在实践上是非常有害的,它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忽视了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压抑了他们的积极性。粉碎“”后,邓小平拨乱反正,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第一个问题就开宗明义地讲:“科学技术是生产力”;10年之后,即1988年又不失时机地提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页。)很明显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科学技术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这种发展首先是实践的发展,即科学技术实践的发展,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的关系及其推动作用的实践的发展。在20世纪以前,往往是生产实际的需要刺激了技术的发展,生产和技术的实践又为科学理论的概括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即生产技术科学的过程。如16、17世纪由于社会生产对动力的需求促成了蒸汽机技术的发明,提高蒸汽机效率的实践促成了热力学理论的诞生。对此恩格斯作了十分精辟的概括:“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5页。)这与当时的实践是完全一致的。但是,进入20世纪特别是60年代以来,生产、技术、科学这种关系开始逆转过来了。由于科学迅猛发展,科学理论往往走在技术和生产的前面,并为技术和生产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它们相互促进的时间越来越短,效果越来越大。如20世纪初爱因斯坦提出的质能关系式,后来哈恩的实验和梅特纳的分析,到最后原子能在军事上和工业上的应用,都表明了科学技术生产的过程,激光和半导体产业也是这样。实践表明科学技术的地位较之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已有新的飞跃,具有第一位的意义,实践已凸显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对此邓小平作了深刻而准确的总结和概括:“现代科学技术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了道路,决定了它的发展方向。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一系列新兴的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当然,不论是现在或者今后,还会有许多理论研究,暂时人们还看不到它的应用前景。但是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技术和生产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特别是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地提高生产自动化程度。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页。) 此外,从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其他因素的关系的实际来看,科学技术也凸现了其第一的地位。 从科学技术与劳动力的关系方面看,当今高科技对劳动者知识结构有特殊的、专门的要求,在高科技生产系统中人们用的主要是头脑而不是灵巧的双手,拼的是知识而不是体力。现代生产本质上已成为科学技术的物化,一个没有基本的、起码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者,根本发挥不了作用。当今的科学技术决定了劳动者的效率,科学技术带来的收益几乎是无限的。从科学技术与劳动资料的关系方面看,高科技使劳动资料从代替人的体力劳动朝着代替人的脑力劳动方向转化,使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高,将科技的新发展迅速融汇到劳动资料中已成为发展生产力的一条重要途径。在这一关系中,科学技术也凸显出第一位的作用。从科学技术与劳动对象的关系方面看,当今科学技术已不断改变着劳动对象的面貌,扩大了劳动对象的范围、种类,使劳动对象的品质、性能和用途发生明显的变化。据不完全统计,当代人们借助科学技术已创造出800多万种新材料,使劳动对象越来越丰富多样,大大发展了生产力。从科学技术与生产管理的关系方面看,现代管理广泛地应用最新的科技,使人、财、物得到最合理的利用,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如果说现代生产管理对生产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的话,那么现代管理又极大地依赖于先进的科学技术,一些巨大的工程离开科学技术根本无法进行管理。 正是这些实践,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上述说明可以看到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对马克思相应思想的发展的机理是非常清晰的。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它的机理,与邓小平理论中的其他部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机理是一致的。但是,其科学技术思想最清晰、最简明地凸现了这一机理。因此,在邓小平理论的宣传和研究中,把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作为一完整部分放在应有的位置上,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的。 三、巨大的现实作用 粉碎“”后不久,我国科学技术与文教事业在邓小平的直接关心和指导下,在极“左”思潮的桎梏中首先突围而出。我国科技工作者积极工作,不仅出了很多科技成果,“而且以主人翁的态度,为国家出了许多很好的主意。……科学技术专家这样广泛地参加经济、社会决策活动,是我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页。)邓小平还高兴地指出:“现在连山沟里的农民都知道科学技术能够使生产发展起来,使生活富裕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页。)当时神州大地学科学、用科学的浪潮澎湃高涨,我国科技事业空前繁荣。 要发展科学技术,首先就要有人才。作为邓小平科技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强调“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他揭示了当代科学技术与教育的深刻联系,指出发展科学技术的根本在发展教育,主张将科学技术与教育的发展统一起来,使之构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邓小平当时非常明确地指出:“我国科学研究的希望,在于它的队伍有来源。科研是靠教育输送人才的,一定要把教育办好。”(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5页。)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教育事业一派繁荣,小学、中学、大学的规模和水平空前大发展,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这批人才已成为我国科学技术各个领域的主力和骨干,成为支撑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中坚力量。原来令人十分担忧的人才断层已得到较好地弥补。为了加快发展科学技术,邓小平还主张“接受华裔学者回国”、“请外国著名学者来我国讲学”、“派人出国留学”(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等措施。这些举措付诸实践后,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正是在邓小平“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要使科学技术与教育协调发展的思想指导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事业和教育事业人才辈出,相得益彰,大大缩短了与先进发达国家的科技差距,有个别领域甚至达到世界领先的地位。 发展科学技术根本的目的就是要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就要求科学技术与经济互相结合、协调发展。但是,这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不单我国没有解决好,连西方一些科技发达国家也没有解决好。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过几年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之后,1985年初邓小平就明确提出:“在方针问题、认识问题解决之后,还要解决体制问题。”“现在要进一步解决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问题。”“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页。)邓小平还主张:“生产部门的科研队伍恐怕是最大的。科学不是划分为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吗?生产部门也会有搞基础科学的,但要着重搞应用科学;科学院和大学可以多搞一些基础科学,但也要搞应用科学,特别是工科院校”。(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页。)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的科研机构、大学主动和企业联系,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积极牵线搭桥。大量科研成果转化为企业产品,企业急需解决的技术难题又大量汇集到科研机构,从根本上扭转了以前学、研、产脱节的被动局面。随着技术贸易市场的开发,科技成果更迅速、更直接、更规范地融入企业生产之中,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更可喜的是我国大、中、小企业按照邓小平的思路,“随着工业的发展,企业的科技人员应当越来越多,在全部职工中所占的比例应当越来越大。大厂要有自己独立的科研机构,小厂的科研可以由市里综合办,也可以由几个厂联合在一起搞”,(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纷纷办起了自己的科研机构,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很多企业没有自己的科研机构的历史。这些科研机构一建立就为企业增添了新的活力,到上世纪90年代,已成为支撑企业的中坚力量。由于科学技术研究与生产紧密结合,使我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90年代后乃至21世纪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比如珠江三角洲高技术企业,由于有了自己的科研机构,再加上与国家科研机构和大学的紧密联系,即使是在最近几年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高技术新产品产值仍以年均35%的速度增长,由于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普遍达到45%,有些地方更达到50%多。 邓小平关于国家要发展就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的思想对推动我国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邓小平认为:“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8页。)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8页。)“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在这一思想的正确指导下,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大规模引进欧美发达国家的先进科技,一下子就把我们建设现代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起点提高了。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出发点铺垫了一个较高的台阶,改变了我国工业生产技术落后、设备陈旧、产品老化的状况,为后来跨越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比如广东80年代引进价值10万美元以上的设备100多万台,5万美元到10万美元的设备60多万台,引进完整的生产装配线1000多条。在此基础上多渠道、多形式组织科研力量进行技术改革,使企业的综合技术水平大幅度提高,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上世纪80年代广东生产总值年均递增12.3%,国民收入年均递增11.5%,增幅比全国平均值高4.7和4.2个百分点,更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它们最高也仅有6%)。 当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所取得的跨越发展,不仅仅是邓小平科技思想指导的结果,而且是在整个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但现实的问题是我们在邓小平理论的宣传和研究中,没有把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思想摆在应有的高度和恰当的位置上,这不利于全面、完整地领会和把握邓小平理论的深刻内涵和精髓。为了更好地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我们有必要加强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的宣传和研究,这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科学技术论文:试论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对哲学观念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现代科学 哲学 影响 论文摘 要:回顾人类的文明发展史,大家会惊奇地发现科学和哲学有相同的历史起源,而且在人类的智慧和文明的最初阶段,哲学与科学是不分彼此的一个概念,主要体现在语言层面、逻辑层面、研究的具体方法领域和研究特定对象的一致性。在科学和哲学所有的互相之间的影响和具体联系当中,研究方法的联系始终是最重要的和标志性的第一位联系,还是其他联系和影响的根基,这也是本文的核心和关键论点。 一、科学和哲学历史上的互相影响 科学与哲学的相互渊源起始于现代科学最初的萌芽期。在牛顿所在的中世纪,主流学界认为物理学从属于自然哲学,但是在具体的操作方法上他们已经学会寻求运用物理实验进行实证研究,开始避免盲目运用繁琐而复杂难懂的经验论述和纯粹的哲学臆想和思辨方法去研究科学。在科学的鼻祖开普勒和牛顿等人的不断努力和斗争下,科学方法才能从哲学的重重束缚下自立门户,为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提供了扎实的基础和铺垫。对于任何一门成熟具体的科学理论,一般必须具备有相对比较完整的体系结构和有事实经验能够证明之;而哲学在长期的发展和成熟过程当中,哲学辨证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渐渐退出了诸多特殊的学科领域,这就是哲学的非常重要的第一次关键放入转向,即转向认识论,但是这种转向不是完全把哲学的全部研究的课题放手给科学,只不过是它们各自术业专攻而已,即为拉卡托斯所说的 “研究纲领”意义上的更迭。 实证的研究主要运用与具体应用科学,剩下的逻辑、心理与认识问题现在科技仍旧不能证实,成为思辨方法所固守的领域。尽管类似的更迭和转向从没有间断过,一直在进行,但科学和哲学也慢慢发现它们殊途同归,无法完全舍弃和离开对方,尤其在理论研究领域更是亲密无间。例如优秀的哲学家总会深关注科学技术领域最前沿和重要的理论研究与探讨,希望能在其中找到更多的灵感,而相对应的科学家在纯理论研究的过程当中,约定俗成的总会不自觉运用哲学工具和方法,而且“研究纲领”的转向和更迭往往需要哲学的强力进行干预,科学一相情愿是不可能实现的 二、科学哲学分科的创立 创立的科学哲学分科的初衷来源于科学对哲学强大影响的结果。科学哲学的大师卡尔·波普尔清醒的认识到分析哲学的未来正在走中世纪经院化哲学的老路,这是极其危险和错误的;他认为,哲学的严谨性和绝对性是必须已精简具体内容为代价的,这样就不可能构造出相对完整的形式理论系统描述和解释客观世界了;这样一来,哲学要想真正排除悖论,就必须不沾染任何想象和现实当中的实体,只可以探讨纯粹结构问题。然而完完全全排除理论悖论的哲学辨证语言会显得空洞毫无用处,繁琐而又复杂;总是埋头于词的意义等无用细节的反复斟酌,而对现实世界的重大问题和事件毫不关注;这也是逻辑实证主学派义和维也纳学派分崩离析的最主要原因。 波普尔的理解清楚而明确地指出了分析辨证哲学存在的巨大问题和困境,哲学最应该关心的问题是最能够影响人类自我的反省领域的问题,而人类终极的自我反省必定会受制于人自身特有的局限性—在体力、智力、和时间上的天然限制,这就必须使哲学深刻认识、承认和接受这种局限性和不完满,但这并不意味放弃对绝对真理的追求,而是我们必须实事求的研究我们能力可行的领域之内。而且哲学领域,我们既不会采用主观的随意想象,又不可能采用纷繁复杂的字句反复纠缠,必需借鉴和研究科学的特有方法技巧,进而构造系统性和综合性理论去描述、探讨和解释真真正正哲学问题。然而何谓科学的方法是我们必须仔细探讨的;事物是不是普遍联系的是众所周知的哲学全称式放的概括命题,而且其联系囊括万千往往不会局限于因果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我们检验所有能够指称个体之前,其命题就无法完全成立。然而,波普尔认为整个世界犹如一个无限大,的黑箱,不论建立何种模型也不可能完全彻底的揭开其内部具体的结构,人类理解和认识它唯一的方式就是综合运用理论、概念和模型去描述它。如果把理论是当做捕捉无限经验世界的网,那么科学发展的最终目的不在于运用科学自有的语言构建与自然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的描述,而在于使“网眼愈来愈小”,对真理的无限逼近。 思想自由竞争的学说往往被公认为是科学哲学对于知识增长的根基,大家往往接受和理解这种假设,一种理论要想具备一定的公共性必须经历与同时代的诸多不同理论相互竞争和淘汰的过程,而且我们不能对这种方法的公正与否做出完全准确的价值判断。波普尔的理论认为爱因斯坦和牛顿都从属于科学领域,但他们不可能都是真的,缺有可能都是假的,他们的科学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真,并不一定因为他们可以被证实和证伪,其真实性一定都是建立在某种程度的可错性的特定基础之上的。而科学哲学重要和关键的任务就在于阐述和研究人类目前未知的竞争的模式来确立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淘汰从属地位理论。波普尔逻辑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学派的最显著区别在于其不苛刻严格的分析非自然的科学描述,一定程度接受形而上学,认为人类科学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在增加全宇宙的负熵。对于非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探讨和研究,反驳和猜想的发展模式一定程度上同样适用。波普尔学说的目的不在于分析哲学特有的证伪主义,不在于提供具体方法区分新形而上学和科学,其核心在于阐述和解释特有的知识所谓增长模式—“批判理性主义”。从这方面来说,波普尔可以说是一个相对传统和保守的哲学家,回答的不是方法论的而是认识论的问题,区分的不是科学与伪科学而是区分人类传递和记录信息公共和私人属性。 科学哲学对于真理的维护,与分析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二者之间的相似点也是科学对哲学层面上的流派的直接反应。哲学家波普尔发现哲学善于吸收其他学科或是规范的精华,但不会被同化,始终保持自己独有的特点。哲学无法变成准确的学问,这也是哲学的魅力所在。哲学作为和人的精神支柱最接近的学科,它的概念纷繁复杂,常常混合在一起,让人准确区分开。在《无尽的探索》这本书的序言中,赫尔穆特·科尔表达出了他对哲学的期望,认为追求真理是不能停止的,同时也要谨防幻觉,不能被某些蒙着真理面纱的假象所蒙骗。 科学技术论文:试析抑制“马太效应”对科学技术消极影响的对策 论文关键词:马太效应 科学技术 科学道德 科学精神 论文摘要:美国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将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优势积累效应称之为“马太效应”。“马太效应”是现代科技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客观现象,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利弊交织的双重作用。人们应从研究主体自身以及客观体制等层面采取必要措施,发挥“马太效应”的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影响,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因此,一是弘扬科学精神,特别是在青年学者中铸就无私奉献的良好风气;二是倡导科学道德,特别是成绩卓著者中形成甘当人梯的学术风范;三是完善管理体制,为科研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制度保障;四是健全相关法规,对学术不端和腐败行为予以惩治。 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现象亦即“马太效应”,是一种难以避免并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客观现象。“马太效应”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既有积极作用,亦有消极影响。在发挥“马太效应”积极作用的同时,应通过自律和他律相结合,内在约束与外在控制相结合,从研究主体自身与客观制度等层面采取多种措施,抑制“马太效应”的消极作用,促进科学技术健康、持续发展。 一、弘扬科学精神,特别是在青年学者中铸就无私奉献的良好风气 应该承认,在当今大科学时代,引导人们从事科学技术研究活动的动机经常是复合的,既有崇高的精神探索,也不乏一定的功利目的,科学技术活动与个人或公众利益的关系越来越直接而且紧密。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之中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往往扮演着多种角色,脱不开多种利益关系。在科学技术研究日趋职业化的今天,必须在满足国家、公众利益的同时满足科技工作者的个人利益,使科技工作者自身的生存需求得到保障。但同时应该认识到,在科学技术共同体内部,大多数人注定要处于金字塔结构的中下层,取得辉煌成就的只能是少数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科学研究的艰巨性,同时也要求在科学技术共同体内部铸就无私奉献的良好风气,大力提倡以“求实、创新、献身、协作”为核心的科学精神。居里夫人说过:“人类需要善于实践的人,这种人能由他们的工作取得最大利益;他们虽不忘记大众的福利,仍能保障自己的利益。但是人类也需要梦想者,这种人醉心于一种事业的大公无私的发展,因而不能注意自身的物质利益”。在今天,这种无私奉献的科学精神仍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当代科学家一直在以自己的行动践行着这种精神。已故著名科学家王选先生曾说过,“一个好的科学家或企业家首先应该是一个好人,才能带领队伍”。王选先生面对尘世庸俗和种种诱惑始终保持着一种清醒和冷静,面对浮躁和急功近利始终坚守着一种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他曾说过,“一个科学家如果经常在电视上出现,那么他的科学生命也就结束了”。但当前少数青年科研人员心态浮躁,耐不住清贫,在其眼中科研已经不是为了揭示真理和造福社会,而是追求名利的途径。少数人贪欲膨胀,为了获得声名地位,甚至不择手段,学术不端行为时有发生。 理论与实践均表明倡导科学精神的重要意义。应通过各种渠道的渗透,使科学精神被广大科技工作者特别是青年学者所掌握,并体现在其长期的科研实践中,摒弃急功近利和浮躁情绪,发扬团队精神,牢记自己的社会责任,即便身处底层或逆境之中,仍努力做到力戒浮躁,淡泊名利,求真务实,乐于奉献,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实践,在团结协作的过程中实现个人价值的升华。 二、倡导科学道德,特别是在成绩卓著者中形成甘当人梯的学术风范 形成梯次结构合理、充满竞争意识又富于团队精神、充满活力的人才队伍,是实现科学技术事业持续发展的必备条件。“马太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学术权威的形成,某一学科领域形成权威则是其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科学技术共同体中的权威一旦形成之后,可以带领和指导广大研究者继续向这一领域的深度和广度进行探索,不但以其卓越的学识素养更以其高尚的人格力量,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正如爱因斯坦在追悼居里夫人时指出的:“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他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但如果学术权威本身道德失衡,缺乏学术民主,压制不同学术观点,则可能造成科学技术共同体内部多数默默无闻者特别是年轻人才难以顺利成长,甚至造成科学蒙难现象。减少这种现象出现的措施之一是在科学技术共同体内倡导科学道德。 科学技术共同体成员除了要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格守其职业道德之外,还要不断强化其科学道德意识,以此约束科学技术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及其与公众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学术前辈应率先垂范,虚怀若谷,应如《中国工程院院士科学道德行为准则的若干自律规定》所倡导的那样:“发扬学术民主,努力培育新人。要甘为人梯,为新人的成长创造条件并支持新人超过自己。”应善于培养人才、举荐人才,带动和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担负起培养新一代优秀人才的重要使命。在科技史上,巴罗推荐牛顿,爱因斯坦提携英菲尔德,熊庆来发现并栽培华罗庚等已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三、完善管理体制,为科研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制度保障 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研发经费逐年增加,202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提高到2. 5%左右。如何保证科研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科技投人效益最大化的问题应引起足够重视。为了改变由于多种原因包括“马太效应”造成的科研资源浪费状况,国家近年来已从政策体制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实行限项申请规定;各类科研经费已经在向年轻科技人才倾斜,设立了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青年科学基金”和“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中国科学院的“百人计划”、教育部的“跨世纪人才计划”等,各地区亦有相应措施。但应看到,这些措施的受益者也常常是一些业绩卓著者,仍有“马太效应”的痕迹。目前我国科技投人管理和调控尚缺乏有效的资源整合机制,投人不足和浪费低效并存;注重资历和项目,轻视对科技成果质量与数量的“科研能效比”评价;绩效考评和问责机制薄弱。这种状况会使得过量占有科研资源的少数人全无担心之意,科研资源浪费的情况难以根本扭转,事实上在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如何既保证集中优势兵力,又给默默无闻者的创新以雪中送炭的支持,遏制“马太效应”的消极影响,保证科研资源的最佳利用,仍是需要深人研究的问题。 政府科技管理部门应建立严格规范的监管制度,适度控制优势累积,处理好优势累积与创新的关系。如应建立并不断完善对科研产出成果的系统量化评价及效益分析指标体系,对科研项目完成的质量、数量和真实社会效应等产出要素进行科学评价,使那些低投人而高产出的能力型科技人才能够占有科研资源并充分发挥其作用。国务院准备建立财政科技经费的绩效评价体系,明确设立政府科技计划和应用型科技项目的绩效目标,建立面向结果的追踪问效机制,对科研项目所取得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进行考核和评价,提高项目管理水平和资金使用效益。 高等学校应改革重量不重质的“量化式”科研评价体系。近年来高等学校承担的科研项目和筹措的科研经费均呈现大幅增长的趋势,为保证高等学校科研顺利进行提供了必要保证。但某些不正常的情况亦相伴而生,部分高等学校以科研项目来“圈钱”的做法已成为比较严重的现实。此种现象的出现与高等学校内部普遍采用的“量化式”科研评价体系的负面导向具有一定关系。相当一部分高效的科研评价体系类似于地方经济发展的GDP指标式考核,科研项目、论文等经折算后量化为教学科研人员晋升职称、受聘岗位的主要评判依据。这种评价体系曾对促进高等学校科研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最大弊端为重量不重质。为了通过考评,许多人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寻求各种关系跑项目、发论文,却又往往难以奏效,而某些人则利用其学术权威地位甚至官本位来申请科研经费,得以占有大量科研资源。有鉴于此,高等学校应既重视数量更重视质量,应逐步建立科研经费使用的绩效考核制度,改革完善高等学校科研评价体系。 特别要引起重视的是,应形成鼓励创新、允许失败的宽松环境,建立学术平等机制,良好的交流机制等,为默默无闻者创造良好的成长氛围,建设数量充足、结构合理、富有创新能力的高层次人才队伍,坚持以提高学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为导向,通过学术梯队建设、团队吸纳、项目资助或鼓励自由探索等方式,加大对年轻科技人才成长发展的支持力度,合理配置科研资源,为年轻科技人才占有科研资源提供制度的保证。 四、健全相关法规,对学术不端和腐败行为予以惩治 由于各种原因包括“马太效应”造成的学术不端和腐败行为之所以屡禁不止,原因之一在于人们惯于用批评或道德谴责代替行政或法律的惩处,缺乏惩罚学术不端行为的法规条例。诱惑和利益相当可观,而损失与惩罚并不严重,那么有人心存侥幸、违规操作则在所难免。因此在强调科技工作者自身加强学术修养的同时,还需通过建立健全相应管理机制及法规对少数人利用自身所取得的声望,在课题申报、成果评审等诸多方面表现出学术不端和腐败行为予以约束及惩治。 科技界已形成较为完善的一系列规范、程序和工作体系,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加强科技评价工作基础建设,建立一套更为科学公正的科研基金、技奖励评价体系和规范有效的评审制度、规则和程序,进一步完善专家评价资格的认证、公开专家信誉度、严格对评审专家和被评审人建立信用档案、组织评价监督委员会、建立评价中介机构监督管理体系等制度,完善监督机构和机制。如日前发表的由国内人文社科界的109位知名学者联合签名的《关于抵制学术腐败与学术不端行为的公开信》中所建议的那样:为促使主管机构认真严肃地处理学术不端与腐败行为,尽可能地使中国学术在一种健康和良性的环境中发展,建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与教育部牵头成立由品行与学术成绩俱佳的学者组成的“学术纪律仲裁委员会”,并制定有关学术纪律仲裁的行业规范。定期公开通报批评违纪者,并责成有关高等学校或研究单位给予相应纪律处分等。 现代科学技术活动牵涉到复杂的社会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现出深刻的利益背景和复杂的利益关系,仅仅依靠行政措施和政策不能完全奏效,需要借助于体现国家意志的法律解决问题。因此在完善管理机制的基础上还应健全学术惩戒机制,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法制建设,以法律形式约束“马太效应”可能引起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学术不端行为,促进科学技术不断发展。 通过全体科技工作者的严格自律,通过科学技术共同体管理机制的日益完善,通过国家政府乃至整个社会良好氛围的逐渐形成,一定能够最大程度地限制“马太效应”可能引起的消极影响,促进科学技术不断发展。 科学技术论文:浅析论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 论文关键词:科学技术;管理科学与工程;社会功能 论文摘要:本文从认知、生产力、社会变革、生态调节和经济五个不同的方面描述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对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发挥的有利作用加以阐述,说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更新人们的思想观念等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动因之——科学技术,己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科学是人类在长期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历史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认识世界事物的知识体系;技术是指人类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和应用科学原理而发展成的各种工艺操作方法和技能以及物化的各种生产手段和物质装备。科学技术,包含着科学和技术两个概念,它们虽属于不同的范畴,但两者之间相互渗透,相辅相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科学是技术的理论指导,结合生产实际进行开发研究,得出新的方法;技术是科学的理论基础,是科学的实际运用,是科学和生产的中介,没有技术,科学对生产就没有实际意义。然而技术对科学也有巨大的反作用,在技术开发过程中所出现的新的现象和提出新问题,可以扩展科学研究的领域,技术能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仪器设备。 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机器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马克思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科学技术就其生产和发展过程而言,是一种社会活动,是由生产决定的;就其内容属性而言,科学技术是一种生产实践经验和社会意识的结晶,就其实际的功能而言,科学技术是以知识形态为特征的“一般社会生产力”和“直接生产力”。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主要表现在提高人类的认知能力、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变革和协调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等方面。其主要功能包括: (一)认知功能 科学技术对人类战胜迷信、愚昧,对文化教育的发展,对改变人的精神和道德面貌,都能起到促进作用,这些就是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认知功能的体现。 首先,科学是自然界本来面目的反映,它揭示了自然界的客观现律。成为了人们批判宗教迷信和旧的习惯势力,宏扬理性、解放思想的有力武器;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着文化教育的内容,并且往往决定着教育改革的方向,为全面提高人类智能状况,开发人类的智力资源创造条件;再次,在科学研究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尊重实践、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大大推进了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进程。 (二)生产力功能 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资产阶级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进入20世纪后,科学技术逐步成为了生产力诸要素的主导要素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的驱动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继承马克思的思想,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极其深刻地指出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阐明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生产力功能。 (三)社会变革功能 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在历史上首次揭示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变革功能。科学技术变革社会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对生产力的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本身就是社会变革表现的一个方面,而且它还是其他社会变革的前提和基础;其次,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或迟或早会引起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当然,社会制度的变革不可能仅仅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在这里,科学技术的作用就在于给新的社会制度的产生奠定物质技术基础;再次,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的社会变革功能进一步得到发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创造了空前巨大的社会生产力,经济得以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日益巩固。 (四)生态调节功能 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界的能力,但同时也出现了盲目使用这些能力,造成生态环境迅速恶化的趋势。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生态调节功能,就是在掌握自然规律、正确认识人类对自然过程干预不当所引起后果的基础上,有计划、有目的地调节和控制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创造一个适合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环境。当然,生态环境问题必须在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生态调节功能的同时,加强社会的改造和管理、严格立法、执法,实行综合治理,才可能有效地解决。 (五)经济功能 在当代,科学技术作为复杂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以自身的功能为社会服务并影响社会,最主要的就是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带来了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科技进步不仅导致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改变了整个经济生产的产品结构、劳动力结构及资源和资金的配置,从而导致经济结构中最主要部分—产业结构的不断变革和日益高级化。人类历史上无论是由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再到知识经济,还是由劳动力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或者由粗放式到集约式经济形态及其结构的转变,都是由科技的巨大推动作用所促成的。 基于上述问题,科学技术与社会逐渐成为一个新兴的、独立的研究方向,通常简称为STS。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社会((Society)的研究简称为STS研究,它探讨和揭示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科学、技术对社会产生的正负效应。其目的是要改变科学和技术分离,防止科学、技术和社会脱节的状态,使科学、技术更好地造福于人类。 可以说,科学技术在现代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具有广泛性,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受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制约和促进。不同的历史时期,虽然科学技术带来的影响深度和广度上有所不同,但是勿庸置疑,每个时代的科学技术都深刻的影响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放眼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的每一项进步,都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类的文明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永无止境的发展及其无限的创造力,必定还会继续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加巨大的贡献。 科学技术论文:试论科学技术对身体伦理学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科学技术 身体伦理学 生命伦理学 论文摘要:生命科学与生物科技的飞速发展,造成了身体的不确定性。建立在传统主客二分基础上的生命伦理学,却依然在寻求相对普适的生命伦理原则。身体的缺席,使得生命伦理学的主要原则变成了追求普适价值的抽象概念,在具体的伦理实践中失去了它的有效性。身体伦理学批判地审视生命伦理学的困境,将具有不确定性的身体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在变动的实践中开拓自己的生长点。可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凸显了生命伦理学的困境,也为身体伦理学的提出和发展提供了机遇和土壤。 一、高新生物技术应用引起的传统生命伦理学困境 随着生命科学与生物科技的飞速发展,伦理学在实践方面的有效性正逐渐减弱,越来越多的伦理学难题挑战着生命伦理学。生命伦理学所面临的实践有效性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个人身份变得含糊不清。生命伦理学建立于自我和他者,思维和身体,主观和客观,正确和错误,真理和假象,人类和动物,人工和自然等明确的二元划分的基础之上。在这样一个美丽、清洁、有序的现代世界中,世界往往被感知为确定的、可控的和安全的,在它理想的模式中,不允许一点不确定性、易变性或者暂时性。显而易见,在这样的一个对任何事物都实行简单的二元划分的世界中,与主流不一样的个体却被边缘化、被打压,被迫在"无尽的、正确的话语"下审视自身、改造自身,重塑着个人的生活。正如福柯所认证过的:"从古希腊以来,西方各种知识一直都是同西方人看待和总结其自身基本生活经验密切相关。因此,在西方的知识结构中,包含着西方人对自身、对他人、对社会生活和对世界的基本态度。"①那么,身心二元论基础上的生命伦理学,就深切关系人的生活本身。于是,当生命伦理学成为一种固化的、确定性的知识的时候,就成为了大多数人遵从的准则和道德的评判标准。例如:男人和女人的分野,在儿童时代,自他/她出生以后就已经被社会纳入固化的道德范式之中。无论是从着装、发式,还是行为教导方面都遵从着社会的道德范式,这种道德范式来自于现代医学、伦理学以及社会的意识形态。其中行为规训着儿童的身体行为,夹杂着意识形态的学习规训着儿童的心灵,这种分野是粗糙的,是建立在现代哲学的主客二元论基础之上的。 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伦理边界消融,是非难以判断。"自由是伦理道德的本体论条件,而伦理道德是自由所采用的反思形式。"②生命伦理学所遵从的自由原则,伴随着一种对意识自由的预设,这种预设又根源于心身的分离的预设。也就是说忽视身体的维度的根源在于对心身关系的认识。这种预设的悬置使得在生物医学中,生命伦理学对身体的态度是机械的、冷漠的,只要维持生命的存活的效果,以保证意识的自由可能性,哪怕这种意识的存活并非病人的意愿。这种追求目的性和效果性的愿望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形成一种强迫式的拒斥"死亡"。而这种强迫式的拒斥本身就是一种对自由的束缚,就像波德里亚所言:"只有被征服的、服从法则的死亡才是'好的'死亡,这就是自然死亡的理想。"③现代医学技术发展到现在,依靠呼吸机、心脏起搏器维持生命特征已经不是一件难事,植物人的出现使得生与死的界限变得不确定。而这种传统"贵生"的观念又使得"安乐死"成为一个触及法律和道德底线的问题而保守争议,至今经过法律授权能实施安乐死的国家也只有荷兰,而我国第一例为病人实行安乐死的医生甚至被拘禁493天,即便是病人家属不忍亲人遭受极端痛苦,而主动要求该医生对其实行安乐死的情况下。④ 二、科技发展带来的身体的不确定性 20世纪60年代后,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飞速发展,器官移植、辅助生殖技术、假肢、安乐死等雨后春笋般涌现,人类在掌控自己的生命和死亡方面拥有了更大的自由。 辅助生殖技术让未婚女子有了通过高科技手段生育子女的可能,这也造成了一些伦理上的争议:计划外怀孕,这是否是对传统家庭构成方式的挑战?是否影响家庭的稳定,继而波及社会的和谐?亦或这是一种造福于人类的技术,帮一些想生育却因为某种疾病而无法生育的家庭实现了生育孩子的愿望?而且这种通过辅助生殖技术产生的孩子们的家庭社会地位又如何定位呢?呼吸机和心脏起搏器的使用,维持一个植物人的正常心跳已经成为现实,这又引起了关于死亡标准和生命价值的大讨论,一个没有感知能力长期处于植物状态的人是否还可以称之为人?以心脏跳动与否、呼吸是否停止来判定生与死的标准遭遇了挑战,无限期的维持一个失去感知能力生活的毫无尊严的"人"是否符合生命伦理学的原则?这样是否尊重了病人的自主选择权?又保障了谁的利益?是否伤害了病人的生命尊严?是否伤害了那些因医疗资料有限而无法得到及时救治的病人的权益?在脑死亡标准判定人的生死占据主流后,对长期处于植物状态的"人"实行安乐死是否符合道义?在脑已经死亡而还有心跳的"人"身上取走一些器官,救治其他病人是否可以? 三、身体伦理学在实践中不断拓展着自己的生长点 这些问题或从道德角度,或从实践角度挑战着传统的生命伦理学,让生命伦理学在伦理实践中陷入日益尴尬的局面。一方面是日益丰富的伦理实践也不断挑战着生命伦理学中身体的界限,而另一方面,随着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许多已经被解决的问题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人的生命开始于何时,又结束于何时?是从脱离母体第一声啼哭开始,还是从受精卵开始?如果是后者,是否处于胚胎时期的"人"就应该享受到人的权利?那么胚胎干细胞疗法是否允许?遗传物质与个人的身份特征是什么关系?随着对基因的研究,基因决定论者甚至认为基因不仅决定一个人的外形,还决定人的行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靠理性建立起来的整个人类文化社会,又何以立足呢?什么是健康,什么是疾病?康尼岛的短指家族,矮人族是否应该被列为疾病的行列,被规约,被诊治,甚至被冠以道德上的不洁?拥有XY染色体的女人,想做男人的女人或者想做女人的男人,是否因为异于常人,就要惊恐地压抑地生活在他们异样的目光中,在他人的评头论足中隐藏了自我?这些被边缘化被压迫被忽视的人,他们的利益如何保障?随着生物技术迅猛的发展,克隆甚至可以构造出新人类的情况下,这些有问题的身体越来越多的时候,什么才是一个正常的身体呢? 因此,科技发展所带来身体的不确定性问题,表现在上述的两个方面:一个是高新生物技术应用带来的身份认同上的不确定性,另一个则是生命科学的发展所带来的对于身体的重新认识与伦理反思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这两方面的问题,在丰富了伦理实践的同时,也挑战着生命伦理学的规范和界限。于是,这些与涉身直接相关的问题,也让身体问题成为生命伦理学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由此科技发展使传统医学伦理学的困境呈现出来,并让身体重新的回到了伦理学的视阈之内,可以说科技发展是伦理学革命的导火索,是身体伦理学得以生发的重要因素。 科学技术论文:从科学技术影响的双重性看“微技术” 摘 要 由于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人类在自然界面前获得空前的主动地位,人类的生产、经济、军事等实践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产生着越来越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科学技术会积极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但它也有另一面,会给社会带来潜在的不良影响。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应该全面认识科技的影响,正确认识微技术。 关键词 科学技术 影响 微技术 1 科学技术对人类的积极影响 由于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及其他领域中的广泛应用,人类在自然界面前获得空前的主动地位,人类的生产、经济、军事等实践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产生着越来越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脑科学、神经病理学、认知心理学的迅速发展为进一步揭开大脑秘密积累了许多新的实验材料,也提出了种种脑工作模型。生命科学、遗传学的发展,特别是生物工程技术(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微生物工程)的产业化,在不断地揭示生物遗传和变异规律的基础上为人类创造着新的生产力,给人类带来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现代科学技术和人类生活紧密地结合在—起,社会的科学化技术化速度不断加快,规模也不断扩大。 目前,信息技术已成为世界各国实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目标最重要的技术。由于计算机互联网的产生与普及,使得全球经济一体化,货物、技术、服务等各种信息都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政府信息化有利于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推动政府机构的改革,使政府依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进行机构改革,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能为公众提供更有效的服务,并开启了一扇公众参政议政的窗口。由于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广泛应用,教育将呈现出现代化的特征和发展趋势。多媒体教学正在走向普及,教育方式个性化、远程化。随着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实施,人们广泛地利用信息网络,自觉或不自觉地使日常生活便捷化,居家上班、网上购物、远程医疗、网上交友等。总之,信息技术的巨大进步是人类在科学上取得的最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之一,人类文明将越来越多地通过信息技术被创造和发展。 2 科学技术对人类的消极影响 科学技术会积极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但它也有另一面,会给社会带来潜在的不良影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科技异化的问题。科技成果应用不当,会异化为一种破坏人类生活,违背人的本意,制约人压迫人的“异己”力量。目前人类掌握的核武器可以毁灭地球几十次,“克隆人”会不会成为一支可怕的异己力量也很难断言。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科技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地位突显,知识经济初露端倪,掌握科学技术者会不会逐步集中,形成其自身特定的利益范畴,上升为一个阶级?若果如其然,那么社会又一次趋向于阶级的简单化——技术阶级与非技术阶级,那么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第三,科技的进步带动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因特网的建立,电子计算机的普及使网络安全、高技术犯罪成为不可不防的问题。经济发展造成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已然严峻。宇航技术的发展,移民月球并非遥不可及,人们对月球甚至太空的开发是否会造成许多太空生态灾难亦未可知。 生物工程技术也向人的传统形象、传统价值和社会伦理观念提出了重大挑战,提出了急待解决的社会伦理问题。如基因工程会不会对人类带来危险,遗传重组的生物杂种会不会引起生物公害、破坏生态平衡;人工授精、胚胎移植、体外孕育也提出了夫妇双方生育权问题、血缘关系问题、父母亲的确定问题、“母亲”的社会合理性问题、对待胚胎的道德问题、无性繁殖是否可以应用于人的问题等。 信息商品化也有负面影响。第一,它可以削弱社会的凝聚力。由于信息商品化促进了社会的分工专业化,因此它使得社会成员越来越成为一个一个的“经济人”,变成只顾自己利益,不顾他人和社会利益的自私自利者,从而大大削弱了社会的凝聚力。信息的多样化或分散化导致了不同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多样化,也不利于社会内部的整合和团结。第二,使社会的许多犯罪和腐败现象更加隐蔽。当信息成为商品,成为社会财富后,有人就可能利用自身的有利地位或采用非法手段非常容易地攫取他人或社会信息,并用来进行交换,而把所得占为己有。还有人可能通过炮制假信息来非法谋利。由于信息的非物质性和非有形性,因而利用信息进行犯罪和非法占有属于他人或社会的信息就具有极大的隐蔽性,不易被察觉,惩治起来也较困难。 3 全面认识科技的影响,正确认识微技术 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许多事实表明,同一种科学技术的同一种用法在一些条件下起着正面的积极影响,而在另一些条件下则起着负面的消极影响。科学、技术、社会的关系问题已成为科学技术专家和哲学家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出现了诸如唯科学主义、技术决定论和反科学主义、悲观论等不同观点。人们特别严肃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人类应该以什么态度和价值目标来从事科学技术活动,科学家在“求真”的过程中应不应该承担道德义务和责任。科学技术是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而成,既有其自身的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规律,也会受到社会力量、社会条件的制约。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关键看它为谁所用和怎么用。 科技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给科技一点人文关怀,让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是每一个人追求的现代科技生活理想。同时,在经济发展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每个人有权利、有义务去了解科技发展的新动态,从而能够估量它们对于人类有什么利害。原因很简单,今天科技发展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不能否认,科技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并将进一步改变我们的生活。就拿微技术来说吧。现在,有些人在谈论“培育人类”,有些人在设计机器人的“进化”步骤,使它们能与人脑相当,甚至超过人脑。在这一潮流中,人们把微技术当做革命先锋。美国科学家雷恩在给美国国会的一封信里说,与信息和生物技术相比,微技术将对21世纪的人类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它正式向我们宣告“微技术时代”已经到来。美国科学家麦克尔是推动微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人物,他说再过十几年我们就能生产出微型电脑,生产出比细胞还要小的微机器人用于医疗,这些小机器人能穿过人的身体,为我们清理血液,清除影响我们长寿的不利因子。他还说,非常便宜的微太阳能设备将代替煤炭、石油和核能。他介绍说,不久将制造出一种材料,糖块大的面积就可以把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全部信息存进去,饥饿、营养缺乏这些问题将成为过去。这是一个梦想,但按科学家们的说法,这种梦想有可能在今后十几年内变为现实。我国的科学家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这件事不仅涉及微技术,也涉及电脑学、遗传技术、人脑和人工智能研究,还涉及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等学科与技术。它也涉及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我们要全面地看待这一现象,从整体上看待这一过程,在更大的范围内讨论这一问题。这种讨论还不够多,人们对技术的了解和技术的发展之间还不成比例。为此,德国总统也不得不呼吁,要加大这一工作的透明度。 另一方面,微技术也可能带来害处。而估量微技术的害处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它还与人文学科密切相关,至少要考虑到“生活世界”这个问题。微技术可以生产出微武器,这种武器具有前所未有的杀伤力。谁拥有这种武器就等于拥有一种不寻常的优势。防备这种武器是否意味着另一种军备竞赛呢?更大的问题恐怕是在于这种武器被哪种国家和组织所掌握。谁也不能担保这种国家不会出现。根据销毁核武器的经验,即使要销毁这种武器,也可能会遇到难以想象的麻烦。在预防种种可能爆发的瘟疫时,要防止因此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细菌与病毒,引出新的危险。要有未雨绸缪的思想准备,而且要坚持不懈。其实,微技术和其他新技术一样,即使防护和免疫系统也可能是利害双全。这是一个怪圈,仿佛是新科技的天生特性似的。微技术最大的危险不是它本身,而是人用这种技术来反对人。从历史经验看,不能把新技术简单地看作新福音。20世纪人类在这方面已有了惨痛的经验,我们无权说新技术带来的未来总是美好的。何况新科技理论家中的确有一些让人不放心的东西,有些东西现在就不能接受。今天,我们首先需要学习,比如学习分辨利害,因为一般说来,人在盲目地追求幸福与成功时而犯了重大的错误,但很少清醒地估量它带来的艰险与痛苦。《易经》中提倡明辨好坏,要有忧患意识。它不仅仅给我们设计好,而是同时也提示坏。如果要说什么是智慧的话,这就是一种智慧。这也关系到直接参与研究、试验和生产的人。他们也是人,也处在这个由他们设计的为“自己复制自己”的系统之内。他们不可能逃脱这一系统。诚然,我们必须避免731细菌部队的暴行再发生,避免德国科学家在纳粹时期所犯的那种难以想象的罪行重演。但也不能接受像冰岛德考得生物技术公司这样的研究所这几年来的行为,事先不加说明和不经国际社会同意,就把几乎人类的遗传体与资料收集起来,进行分析试验,还把这些作为自己的专有财产,在国外上市,在全球进行交易。如果对这类做法听之任之,无异于把我们的命运交给一些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人。 在基因上没有一个人是单单的个人,我们都要重视并正确把握科技发展的方向,使科技真正为人类服务。 科学技术论文:试论理工科大学生科学技术观教育的建构 论文关键词:科学技术观 理工科大学生 建构 论文摘要:理工科大学生是参与工程实践、科学研究、科技创新的主力军。目前理工科大学生普遍缺乏科技技术观的素养,重视并加强理工科大学生科学技术观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构建高效、系统的科学技术观教育更是迫在眉睫。 科学技术观是关于科学技术本质、发展规律及其与社会关系的总理论,对技术实践活动起着科学指导的作用。科学技术在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给人类社会带来高度文明的同时,自然灾难、战争危害、环境污染、经济危机等问题也给人类造成巨大了的损失,促使人们对科学技术发展不断反思,并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将这些问题都归罪于科学技术。事实上科学技术只是中介性的客体,而人类才是主体,科学技术能否为人类造福取决于我们如何利用它。理工科大学生是工程实践、科学研究、科技创新的中坚力量,对科技健康、科学、有序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所以,对理工科大学生进行科学技术观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也迫在眉睫。 1理工科大学生的科学技术观现状 随着人们对科学技术观的深入研究,以及对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不断反思,已逐步认识到理工科大学生科学技术观教育的重要性及存在的问题。首先,社会对理工科大学生的科学技术观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根深蒂固,趋使初等教育重心偏向于社会关注的升学率,只强调学生智力发展,造成高校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德育工作中,进而无暇顾及理工科大学生的科学技术观教育。其次,理工科大学生的科学技术观教育还属一片空白。无论是从理工科大学生的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层面,还是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层面来说,理工科大学生的科学技术观教育都未被列上日程,而只是到研究生的课程学习阶段才有所涉及。 2科学技术观的重要性 2.1正视科学技术观对促进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深层次意义 科学技术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也造成了生态环境过度开发和破坏,正常生态系统被打破,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不断恶化,人类自身繁衍受到威胁等种种问题。科学技术的工具性特征是靠人的意志介入生态过程,而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人的目标和人对自然的态度,所以我们要使人和自然和谐发展,只有通过完善人类自身,确立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为核心的科学技术观,并依靠科学、合理的社会体制,促进人与自然互利共生、协调发展。 2.2正视科学技术观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指导作用 理论对实践具有反作用。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行动则会成功;反之则会失败。科学技术观不仅是对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更是对实践活动、经验和成果的批判性反思、规范性矫正和理性引导,能预见科技发展的方向,指导人们提出正确的实践活动方案,因而对科学技术发展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社会体制尚不健全,文化差异难以消除的情况下,充分认识科学技术应用的二重性,用正确的科学技术价值观来武装自己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2.3正视科学技术观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 我国GDP迅猛增长的背后是靠廉价的劳动力、土地,科技进步对中国经济的贡献还不是很大,而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问题和增长方式问题,科学技术观就成了指导科技发展的根本。 3理工科大学生的科学技术观教育 3.1依托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加强科学技术观的理论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承担着传播科学理论知识的重任,不仅能为理工科大学生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还能不断提高理工科大学生对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认识力,从而引导其深刻理解科学技术观的内涵,帮助理工科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科学技术观,使其在多元化的复杂社会环境中,正确处理科技、自然、人、社会之间的关系。 3.1.1不断充实和完善课程内容。增加理工科大学生科学技术观教育的内容,并针对理工科大学生的特点,精心安排,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步伐,提高课堂教育的吸引力、说服力。 3.1.2采用灵活的教学方式。不能光靠简单刻板的说教,还要利用网络多媒体教学,采用理工科大学生乐于接受的主题讨论,以及实践调研等方式,使教学方式现代化、科学化、人性化,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的主渠道作用。 3.2发挥第二课堂作用,积极开展科学技术观教育活动 第二课堂是科学技术观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可以帮助理工科大学生将理论知识不断精炼、升华,上升到更为理性的层面,进而形成科学、系统、完整的理念。 3.2.1构建具有浓厚专业特色的学生社团,为理工科大学生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我们要根据理工科大学生的专业特点,成立相应的学生社团,让理工科大学生有组织可依靠、有活动可参与、有平台可展现,有更多深化理论机会的平台。 3.2.2增加与科学技术观教育内容相关的活动,为理工科大学生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我们既要对不同阶段、层次的理工科大学生开展以科学技术观教育为主题的活动,以保证基本的教育效果,也要开展集科学性、专业性、思想性、多样性于一体的第二课堂活动,以满足不同专业的理工科大学生的活动需求,进一步提高活动成效。 3.3利用德育优势,深化科学技术观教育 德育是科学技术观教育的基础,与科学技术观教育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对科学技术观教育起到引领和提升作用。德育有助于提高科学技术观教育的成效,科学技术观教育则有助于推动道德观念变革和新道德规范的形成。德育不仅能全面提高理工科大学生的素质,为科学技术观教育的顺利开展提供基础平台,还能改变人们盲目应用科学技术,只求私利而忽视社会基本道德原则和人类社会总体长远利益的错误思想,从根本上消除或减少科技应用的负面效应。 3.3.1进一步重视和加强理工科大学生的德育工作。我们要针对理工科大学生的特点,利用各种教育资源,通过各种科学有效的途径,不断加强理工科大学生的德育工作,全面提高理工科大学生的素质,为科学技术观教育打好坚实的基础。 3.3.2充分利用德育载体积极开展科学技术观教育。我们要在德育所提供的良好物质条件和思想基础之上,发挥德育优势,对理工科大学生进行科技道德、环境道德、伦理道德、职业道德等主题教育,并使科学技术观教育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3.4发挥辅导员教育功能,科学技术观教育 高校辅导员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大学生成人成才的指导者和引路人,直接影响着理工科大学生科学观念的形成,决定着理工科大学生的科学技术观教育的成效。 3.4.1建设高素质的辅导员队伍。我们要狠抓辅导员选聘、培训、管理、考核,以建设一支素质过硬队伍,从而帮助辅导员用人格魅力去感染和影响理工科大学生,保证科学技术观教育的成效。 3.4.2开展针对性的主题教育。针对理工科大学生的特点和科学技术观教育的要求,发挥辅导员独特的工作优势,开展主题鲜明的教育活动,提高理工科大学生科学技术观教育的成效。 科学技术论文:浅析论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 论文关键词:科学技术;管理科学与工程;社会功能 论文摘要:本文从认知、生产力、社会变革、生态调节和经济五个不同的方面描述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对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发挥的有利作用加以阐述,说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更新人们的思想观念等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动因之——科学技术,己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科学是人类在长期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历史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认识世界事物的知识体系;技术是指人类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和应用科学原理而发展成的各种工艺操作方法和技能以及物化的各种生产手段和物质装备。科学技术,包含着科学和技术两个概念,它们虽属于不同的范畴,但两者之间相互渗透,相辅相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科学是技术的理论指导,结合生产实际进行开发研究,得出新的方法;技术是科学的理论基础,是科学的实际运用,是科学和生产的中介,没有技术,科学对生产就没有实际意义。然而技术对科学也有巨大的反作用,在技术开发过程中所出现的新的现象和提出新问题,可以扩展科学研究的领域,技术能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仪器设备。 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机器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马克思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科学技术就其生产和发展过程而言,是一种社会活动,是由生产决定的;就其内容属性而言,科学技术是一种生产实践经验和社会意识的结晶,就其实际的功能而言,科学技术是以知识形态为特征的“一般社会生产力”和“直接生产力”。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主要表现在提高人类的认知能力、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变革和协调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等方面。其主要功能包括: (一)认知功能 科学技术对人类战胜迷信、愚昧,对文化教育的发展,对改变人的精神和道德面貌,都能起到促进作用,这些就是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认知功能的体现。 首先,科学是自然界本来面目的反映,它揭示了自然界的客观现律。成为了人们批判宗教迷信和旧的习惯势力,宏扬理性、解放思想的有力武器;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着文化教育的内容,并且往往决定着教育改革的方向,为全面提高人类智能状况,开发人类的智力资源创造条件;再次,在科学研究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尊重实践、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大大推进了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进程。 (二)生产力功能 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资产阶级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进入20世纪后,科学技术逐步成为了生产力诸要素的主导要素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的驱动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继承马克思的思想,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极其深刻地指出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阐明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生产力功能。 (三)社会变革功能 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在历史上首次揭示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变革功能。科学技术变革社会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对生产力的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本身就是社会变革表现的一个方面,而且它还是其他社会变革的前提和基础;其次,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或迟或早会引起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当然,社会制度的变革不可能仅仅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在这里,科学技术的作用就在于给新的社会制度的产生奠定物质技术基础;再次,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的社会变革功能进一步得到发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创造了空前巨大的社会生产力,经济得以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日益巩固。 (四)生态调节功能 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界的能力,但同时也出现了盲目使用这些能力,造成生态环境迅速恶化的趋势。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生态调节功能,就是在掌握自然规律、正确认识人类对自然过程干预不当所引起后果的基础上,有计划、有目的地调节和控制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创造一个适合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环境。当然,生态环境问题必须在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生态调节功能的同时,加强社会的改造和管理、严格立法、执法,实行综合治理,才可能有效地解决。 (五)经济功能 在当代,科学技术作为复杂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以自身的功能为社会服务并影响社会,最主要的就是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带来了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科技进步不仅导致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改变了整个经济生产的产品结构、劳动力结构及资源和资金的配置,从而导致经济结构中最主要部分—产业结构的不断变革和日益高级化。人类历史上无论是由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再到知识经济,还是由劳动力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或者由粗放式到集约式经济形态及其结构的转变,都是由科技的巨大推动作用所促成的。 基于上述问题,科学技术与社会逐渐成为一个新兴的、独立的研究方向,通常简称为STS。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社会((Society)的研究简称为STS研究,它探讨和揭示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科学、技术对社会产生的正负效应。其目的是要改变科学和技术分离,防止科学、技术和社会脱节的状态,使科学、技术更好地造福于人类。 可以说,科学技术在现代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具有广泛性,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受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制约和促进。不同的历史时期,虽然科学技术带来的影响深度和广度上有所不同,但是勿庸置疑,每个时代的科学技术都深刻的影响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放眼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的每一项进步,都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类的文明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永无止境的发展及其无限的创造力,必定还会继续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加巨大的贡献。 科学技术论文: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述要 [摘要]科学技术哲学是近年来发展较快的学科,目前学界对其研究方兴未艾。本文就近年来有关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渊源、学科定位、发展历程、学科板快、当前关注问题、未来趋势以及科学技术哲学发展面临问题的研究情况作一概述。 [关键词] 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概述 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呈现强劲势头。每年都有大量的文献发表以及一些重要的学术研讨会召开,使得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些专题得到了深入地探讨。文章就近年来有关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情况作一概述。 一、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渊源。科学技术哲学并非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学术渊源和历史背景,学界从不同视角阐述了科学技术哲学产生的渊源。如学者任元彪从学术渊源上指出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主要来自三个方面:(1)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及其学术传统;(2)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辩证法传统;(3)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自然哲学传统[1]。而学者郭贵春、成素梅、邢如萍则认为“科学技术哲学”的根源在“自然辩证法”,他们比较突出“科学技术哲学”与“自然辩证法”的演变关系,认为“科学技术哲学”是从传统的“自然辩证法”的基础上演变过来的,是对“自然辩证法”学科的继承和发展[2]。学者吴国盛则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实际上有三种构成因素、三重历史来源,即:(1)德国古典自然哲学;(2)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3)改革开放以来“大口袋”式的整合新学科[3]。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渊源,笔者认同郭贵春等人的观点。科学技术哲学和自然辩证法关系密切,科学技术哲学是“自然辩证法”在新时期的时代体现,是对自然辩证法的继承和发展。 二、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富有争议,学者有各自不同的见解。如学者黄顺基、黄天授和刘大椿在1991年编写的《科学技术哲学引论——科技革命时代的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对科学技术哲学作出了明确的定位。他们把科学技术哲学定位为以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提出的新问题为依据,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是自然辩证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是科技革命条件下的一门新学科。学者刘大椿在2001年出版的《科学技术哲学导论》一书中又进一步把科学技术哲学定位为“对科技时代提出的科技及其相关问题、要求和挑战的哲学回应”[4]。而著名学者于光远先生也曾指出,“自然辩证法”是一个科学群或科学部门体系,它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特色和色彩的诸多科学部门的总称,其中包括许多不属于哲学的科学部门。学者于棋明据此认为,在自然辩证法旗帜下汇集或孕育、成长以至分化出了许多分支学科,其中包括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历史、科学方法论、科学认识论、科学学、科学技术社会学等[5],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哲学是自然辩证法的分支学科。学者陈其荣则认为,科学技术哲学是当代自然辩证法的新范式[6],这意味着自然辩证法的范式在当生了改变。学者郑毓信则认为,要考虑科学技术哲学的定位问题,就应该认真考虑以下几个问题:(1)由于现代的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已经极大地扩展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就要认真考虑对包括诸多现实问题进来的种种研究是否能被看成真正的哲学研究?(2)科学技术哲学的现代研究与科学技术活动的距离究竟是变近还是变远?(3)在强调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应当立足于国内的同时,还应当认真考虑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7]。学者吴国盛则深刻地指出,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实际上存在“名实冲突”的问题,科学技术哲学虽然定位在哲学的分支学科,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实际研究内容却远远大于哲学领域[8]。学者贾北树、陈北宁认为,在定位科学技术哲学时应该强调以下四个方面:(1)继续强调必须在哲学的层面上来建设科学技术哲学;(2)强调在科学的基础上建构科学技术哲学;(3)科学技术哲学必须有自己独立的文化意识;(4)科学技术哲学必须关注现实。从以上众多学者对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定位的不同见解中,我们可以看出,现在要想对科学技术哲学进行学科定位,至少应该考虑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是否从“哲学”的范围内界定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内容,第二是科学技术哲学的内涵和外延的问题,第三是科学技术哲学的现实性问题。 三、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方面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一般都趋向认同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如学者张培富从历史的视角指出了中国20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大致经历四个阶段:(1)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中国开始传播;(2)新中国成立之后,科学技术哲学及其教育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3)十年动乱,中国科技哲学惨遭厄运,科技哲学工作受到任意摧残和践踏;(4)结束,中国科技哲学及其教育事业开始复苏,并迅速发展起来[9]。学者任元彪同样认为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1)1930年以前的“科学为本”阶段;(2)30到40年代的多种流派竞争阶段;(3)50至80年代初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成型和发展阶段;(4)80年代中期以后的国际化开始阶段[10]。从以上对中国科技哲学的发展历程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是一门崭新的学科,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条件,科学技术哲学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 四、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是指科学技术哲学的核心研究领域。当前,学界在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的研究上争议较大,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学者吴国盛在1993年撰写《试论自然辩证法》一文中就明确表达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主张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史和科学史作为自然辩证法事业大力发展的四大学科[11]。而学者陈其荣则指出,随着20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自然科学的高度分化和综合的发展,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汇流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社会化与社会的科学技术化,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的发展提供了新鲜的经验材料和理论思想,使它拓展成为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等在内的综合性的交叉学科——科学技术哲学[12],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哲学应该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几个方面。而从学者张明国、崔伟奇、蔡永海撰写的《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发展的历史与展望》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们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方法论”作为科学技术哲学的主要板块[13]。学者刘大椿指出,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自然辩证法在中国再度发展时,采取的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大口袋”方针,比较有共识的内容可归纳为下述几大块:自然观研究、科学方法论研究、科学思想史和科学技术社会研究。他还指出,近20年来,自然辩证法在中国演变成科学技术哲学,是科学技术与哲学相连结的桥梁。同时他又指出,近10年来,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框架有了重大突破,研究内容有了新的拓展,陆续分化和形成了一系列专门的学科分支和方向,如科学学、未来学、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技术思想史、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等[14]。从以上各位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尽管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分歧较大,但是一般比较认同科学技术哲学至少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三个方面的内容。新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知识链条的进展和理论联系实际的紧密需要,科学技术哲学出现了新的研究领域——工程哲学。在工程哲学的研究上,中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2007年7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等人编著的《工程哲学》成为中国工程哲学研究建立的标志。 五、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尽管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问题与时代主题紧密相关,但学界关于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的研究也有所差异。例如学者赵景来对近年来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梳理,他认为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1)关于科学与技术的划界问题;(2)关于技术的本质;(3)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sts);(4)关于科技发展与人文关怀;(5)建构科技伦理何以可能[15]。学者安维复从科学哲学的视域指出了科学哲学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研究: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科学认识的方法论、科学发现的本质、科学发展的判据、科学的社会监制等问题[16]。学者郭贵春、成素梅、邢如萍指出,就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而言,90年代以来学术界一方面继承和发扬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出现了更加专业化和多元化的研究局面。他们特别还从技术哲学的视域展现了当前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他们认为,对技术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问题:技术本质、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伦理学、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科技战略与政策研究等[17]。学者张明国、崔伟奇、蔡永海分别从自然哲学、技术哲学、科学哲学、科学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与社会五个方面总结了当前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还着重指出了他们在技术哲学方面主要研究技术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在科学哲学方面主要研究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在自然哲学方面主要研究环境问题的文化成因问题;在科学技术方法论方面主要研究创造力开发中的心理学问题;在科学技术与社会方面主要研究技术与文化的现实问题和sts教育问题[18]。可以看出,学者对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所关注问题的研究与他们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界定紧密相关。但是有一点比较明显,那就是学界一般认为“科学与技术的划界问题”、“科学与技术的本质问题”、“科学与技术的价值问题”以及“科学技术的人文关怀和文化问题”成为现阶段关注的热点。 六、科学技术哲学的走向趋势。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哲学也呈现一些新的变化。学界对这个问题尤为关注,争议较大。例如学者黄瑞雄对学界近年对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走向研究进行梳理,认为国内关于科学技术哲学走向研究分为5种类型:(1)以曾国屏和张明国为主要代表的认为从自然辩证法走向科学技术学;(2)以吴国盛为代表的认为从自然辩证法走向科学哲学;(3)以吴彤为代表的认为走向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4)以郭贵春和成素梅为代表的主张保持科学技术哲学的多元性研究;(5)主张继承发扬自然辩证法传统[19]。波士顿大学的华裔学者曹天予对21世纪的科学哲学的趋势作出了预测,他认为科学哲学的趋势大体上有两点:(1)分析哲学的逻辑语言方法要淡出,历史、社会、文化、人类学方法兴起,科学哲学要进一步融入科学学;(2)特殊科学的哲学会有很大的发展,物理学上,特别是有关复杂性问题,在生物学上,有关还原、突现、层次等概念的探讨会大大加强。在认知科学上,计算机科学哲学和神经科学哲学都将对语言哲学与心灵哲学产生重大影响[20]。学者赵跃红通过研究表明,科学哲学有三个方面的自我超越和三个路向,即:一是超越科学共同体这种社会建制的更大范围的社会建制——机制视域下的元理论建构;二是超越科学(技术)文化这种文化范型的更大规模的文化范式——机制视域下的(哲学)理性建构;三是超越了语言学、修辞学、解释学的语言学路向,以至超越了整个西方(语言-逻辑的)哲学传统,对于 (形式)逻辑范式予以彻底改造的“科学语言”的科学哲学。第一种路向是“科学社会学”的,第二种路向是“科学文化哲学”的,第三种路向似乎更多地承继了西方的哲学传统,并且还将是科学哲学的主流[21]。学者田鹏颖认为,“社会技术哲学”是科学技术哲学的新视域。他提出,确立社会技术范畴并对社会技术进行哲学反思,开拓了21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新视域。特别是随着工程哲学初步建立,社会工程哲学大有作为,社会工程哲学将成为工程哲学关注的重要内容[22]。 七、新时期科学技术哲学发展面临的问题。21世纪科技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科技哲学的发展也面临相同的境遇。国内一些学者通过研究认为,21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面临一些潜在的问题。中国科学技术哲学要想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实现其未来发展,必须解决这些问题。那么科学技术哲学究竟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如学者程倩春、崔伟奇指出,21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面临三个问题:(1)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性哲学反思;(2)对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系重新反思;(3)确立知识创新的哲学基础[23]。而学者庞跃辉则认为,以现代科技变化发展规律和特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技哲学,无论是从推进现代科技良性运行和创新发展的迫切需要,还是从科学技术哲学自身学科体系建设的迫切需要来看,科学技术哲学都必须下功夫解决面临的三大前沿问题:(1)如何认识现代科技和科学伦理的内在关系;(2)如何认识虚拟时空与现实时空的内政关系;(3)如何认识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的内政关系问题[24]。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学界在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发展历程以及未来发展面临的问题方面的意见基本相同,但是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板块内容、关注热点和走向趋势方面的研究分歧较大。这也正好说明我国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科学技术论文:现代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异化 [论文关键词]:科学技术; 异化; 社会价值异化 [论文摘要]: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文章在肯定科学技术进步作用的前提下,着重从三个方面分析了现代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异化问题,即现代科学技术社会价值异化的表现、对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不同立场和现代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异化的产生根源。 科学技术本来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积极成果,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造福于人类的事业、服务和满足人的各种需要的手段,然而,在一定的条件下,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可能贻害自然、社会和人自身,从而使文明遭受破坏,这就是现代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异化。 一、现代科学技术社会价值异化的表现 科学技术异化不仅表现在对物质文明的破坏,同时也发生在对精神文明的侵蚀。一方面,科学技术异化对物质文明的破坏是伴随着科技发展及其对自然界改造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时产生的。随着二战以后工业的突飞猛进,人们像自然环境中排放的有害物质和噪音越来越多,使人类赖以生存环境受到极度的污染,使自然界的生态平衡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在物质文明领域,现代科学技术异化造成环境污染、生态平衡失调、能源危机和人口膨胀等严重问题,造成了人类物质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的恶化,使人类的生活质量下降,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物质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异化对精神文明带来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伴随着科技发展可能出现某些消极道德现象,造成人的心理失衡和个性扭曲。 二、对现代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不同观点 伴随科技进步而出现的全球问题、不同的学者对新的科技革命的挑战,对人类的未来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主要有“科技乐观派”和“科技悲观派”。 1. 悲观主义 科技悲观派的主要代表是罗马俱乐部。以罗马俱乐部学者及其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为代表。认为人口、资源消耗、粮食生产、工业发展和环境污染是按指数增长的,无限的增长与有限的环境(地球)构成的矛盾必然导致“增长的极限”;如果维持现在的人口增长率与资源消耗速度不变,那么,很可能会导致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发生崩溃。他们提出“零增长”,即停止增长。认为只有改变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社会运行的方向,向均衡的目标前进,才能摆脱危机。否则,如果人类没有意识到改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没有为这种改变做出实际的努力,仍按照“惯性”思考和生存,将加剧危机,把人类拖向灭亡。他们在预测人类社会未来状况时,对科技的作用持消极否定的态度。 2. 乐观主义 科技乐观派的主要代表是美国的康恩、托夫勒、贝尔等人。他们批评罗马俱乐部“悲观派”的观点,从所谓“乐观派”的立场出发,得出一系列同《增长的极限》相反的结论。康恩在《今后二百年》等著作中,坚决反对限制增长的办法,主张用发展新技术和保持经济不断增长的办法使当前的“失调性问题”得到控制。托夫勒在《未来的冲击》一书中,认为技术的发展是最根本的决定因素,甚至是决定全局的因素,他坚信科学技术能够促进生产力和社会发展。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到来》这本书,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科技乐观主义认为科技决定一切,科技发展使人类社会能够和克服由于科技进步而造成的问题,他们在面临新科技挑战的时候,表现出乐观的情绪。 科技悲观主义和科技乐观主义是对科学技术的两种极端的看法。二者的不足之处恰恰在于他们对本来是正确的东西作了片面地夸大。除此之外,还有处在两个极端之间的很多不同派别和观点。 三、现代科学技术社会价值异化的根源 1. 科学的应用过程中本身存在着科学异化的可能性 科学技术本身是人类活动的精神产品,如果不进入应用过程,它就永远无法实现其满足人类物质和精神需要的功利价值,但是科学技术一旦进入应用过程,情况就很不相同了。科学技术作为人的工具,即能够以建设性的方式被利用,也能够以破坏性的方式被利用;既可以为创造性的目的服务,也可以为毁灭性的目的服务;既可以从善,也可以从恶。科学技术成果一旦同实践要素结合起来,就直接延伸了人的能力。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中是有用的,但也能用来杀人。”[1]贝尔纳撰文说:“我们对于彻底毁灭的威胁,绝不能漠然视之”,“以裂变以及而今又以氢弹为代表的毁灭性武器,威胁着全人类。”[2]托夫勒指出:“我们的技术能力在增强,但是它所产生的副作用和潜在的公害也在不断增加。”[3]一言蔽之,科学技术到底能够给人类带来什么,关键在于掌握在什么人手里以及人们为什么和怎样利用它。有人把科学技术比作一把双刃剑,一刃对着自然界,一刃对着人类自己。正是科学技术利用的这种双重效应,为科学技术应用过程中异化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2. 人们认识上的不完善为科学技术异化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科学的应用作为人类实际利用和改造自然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总是在一定认识的指导下进行的。长期以来,人们用以指导科学应用的认识却是极为片面和短视的,它往往过分看重了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不断从自然界索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的一面,片面地以为人类是自然界的主宰,却忽略了人类社会对于自然界的依赖以及这种索取活动受自然规律限制的一面;它往往只瞩目于科学应用能够带来的各种眼前的直接功利价值,而对科学技术应用的长远后果缺乏自觉意识;只看到本地区、本民族、本国家的局部利益,看不到全人类存在着共同的利益。正是这种“人类中心主义”,使得科学技术应用过程中的异化不断由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 3. 社会制度方面的缺陷加剧了科学技术应用过程中的异化 虽然科学技术本身没有阶级性,但如何应用科学技术的成果,使其服务于什么样的目的,总是与一定的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利益相联系的。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缺乏健全的道德监督和法律控制,滥用科技成果的行为往往不能受到应有的谴责和制裁。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科学应用过程中的科学异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最终一定能够克服各种科学技术异化现象,使被科学技术异化严重分裂了的科学技术价值体统一起来,使科学技术真正成为真、善、美的完整统一体。 科学技术论文:试论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对哲学观念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现代科学 哲学 影响 论文摘 要:回顾人类的文明发展史,大家会惊奇地发现科学和哲学有相同的历史起源,而且在人类的智慧和文明的最初阶段,哲学与科学是不分彼此的一个概念,主要体现在语言层面、逻辑层面、研究的具体方法领域和研究特定对象的一致性。在科学和哲学所有的互相之间的影响和具体联系当中,研究方法的联系始终是最重要的和标志性的第一位联系,还是其他联系和影响的根基,这也是本文的核心和关键论点。 一、科学和哲学历史上的互相影响 科学与哲学的相互渊源起始于现代科学最初的萌芽期。在牛顿所在的中世纪,主流学界认为物理学从属于自然哲学,但是在具体的操作方法上他们已经学会寻求运用物理实验进行实证研究,开始避免盲目运用繁琐而复杂难懂的经验论述和纯粹的哲学臆想和思辨方法去研究科学。在科学的鼻祖开普勒和牛顿等人的不断努力和斗争下,科学方法才能从哲学的重重束缚下自立门户,为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提供了扎实的基础和铺垫。对于任何一门成熟具体的科学理论,一般必须具备有相对比较完整的体系结构和有事实经验能够证明之;而哲学在长期的发展和成熟过程当中,哲学辨证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渐渐退出了诸多特殊的学科领域,这就是哲学的非常重要的第一次关键放入转向,即转向认识论,但是这种转向不是完全把哲学的全部研究的课题放手给科学,只不过是它们各自术业专攻而已,即为拉卡托斯所说的 “研究纲领”意义上的更迭。 实证的研究主要运用与具体应用科学,剩下的逻辑、心理与认识问题现在科技仍旧不能证实,成为思辨方法所固守的领域。尽管类似的更迭和转向从没有间断过,一直在进行,但科学和哲学也慢慢发现它们殊途同归,无法完全舍弃和离开对方,尤其在理论研究领域更是亲密无间。例如优秀的哲学家总会深关注科学技术领域最前沿和重要的理论研究与探讨,希望能在其中找到更多的灵感,而相对应的科学家在纯理论研究的过程当中,约定俗成的总会不自觉运用哲学工具和方法,而且“研究纲领”的转向和更迭往往需要哲学的强力进行干预,科学一相情愿是不可能实现的 二、科学哲学分科的创立 创立的科学哲学分科的初衷来源于科学对哲学强大影响的结果。科学哲学的大师卡尔·波普尔清醒的认识到分析哲学的未来正在走中世纪经院化哲学的老路,这是极其危险和错误的;他认为,哲学的严谨性和绝对性是必须已精简具体内容为代价的,这样就不可能构造出相对完整的形式理论系统描述和解释客观世界了;这样一来,哲学要想真正排除悖论,就必须不沾染任何想象和现实当中的实体,只可以探讨纯粹结构问题。然而完完全全排除理论悖论的哲学辨证语言会显得空洞毫无用处,繁琐而又复杂;总是埋头于词的意义等无用细节的反复斟酌,而对现实世界的重大问题和事件毫不关注;这也是逻辑实证主学派义和维也纳学派分崩离析的最主要原因。 波普尔的理解清楚而明确地指出了分析辨证哲学存在的巨大问题和困境,哲学最应该关心的问题是最能够影响人类自我的反省领域的问题,而人类终极的自我反省必定会受制于人自身特有的局限性—在体力、智力、和时间上的天然限制,这就必须使哲学深刻认识、承认和接受这种局限性和不完满,但这并不意味放弃对绝对真理的追求,而是我们必须实事求的研究我们能力可行的领域之内。而且哲学领域,我们既不会采用主观的随意想象,又不可能采用纷繁复杂的字句反复纠缠,必需借鉴和研究科学的特有方法技巧,进而构造系统性和综合性理论去描述、探讨和解释真真正正哲学问题。然而何谓科学的方法是我们必须仔细探讨的;事物是不是普遍联系的是众所周知的哲学全称式放的概括命题,而且其联系囊括万千往往不会局限于因果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我们检验所有能够指称个体之前,其命题就无法完全成立。然而,波普尔认为整个世界犹如一个无限大,的黑箱,不论建立何种模型也不可能完全彻底的揭开其内部具体的结构,人类理解和认识它唯一的方式就是综合运用理论、概念和模型去描述它。如果把理论是当做捕捉无限经验世界的网,那么科学发展的最终目的不在于运用科学自有的语言构建与自然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的描述,而在于使“网眼愈来愈小”,对真理的无限逼近。 思想自由竞争的学说往往被公认为是科学哲学对于知识增长的根基,大家往往接受和理解这种假设,一种理论要想具备一定的公共性必须经历与同时代的诸多不同理论相互竞争和淘汰的过程,而且我们不能对这种方法的公正与否做出完全准确的价值判断。波普尔的理论认为爱因斯坦和牛顿都从属于科学领域,但他们不可能都是真的,缺有可能都是假的,他们的科学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真,并不一定因为他们可以被证实和证伪,其真实性一定都是建立在某种程度的可错性的特定基础之上的。而科学哲学重要和关键的任务就在于阐述和研究人类目前未知的竞争的模式来确立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淘汰从属地位理论。波普尔逻辑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学派的最显著区别在于其不苛刻严格的分析非自然的科学描述,一定程度接受形而上学,认为人类科学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在增加全宇宙的负熵。对于非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探讨和研究,反驳和猜想的发展模式一定程度上同样适用。波普尔学说的目的不在于分析哲学特有的证伪主义,不在于提供具体方法区分新形而上学和科学,其核心在于阐述和解释特有的知识所谓增长模式—“批判理性主义”。从这方面来说,波普尔可以说是一个相对传统和保守的哲学家,回答的不是方法论的而是认识论的问题,区分的不是科学与伪科学而是区分人类传递和记录信息公共和私人属性。 科学哲学对于真理的维护,与分析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二者之间的相似点也是科学对哲学层面上的流派的直接反应。哲学家波普尔发现哲学善于吸收其他学科或是规范的精华,但不会被同化,始终保持自己独有的特点。哲学无法变成准确的学问,这也是哲学的魅力所在。哲学作为和人的精神支柱最接近的学科,它的概念纷繁复杂,常常混合在一起,让人准确区分开。在《无尽的探索》这本书的序言中,赫尔穆特·科尔表达出了他对哲学的期望,认为追求真理是不能停止的,同时也要谨防幻觉,不能被某些蒙着真理面纱的假象所蒙骗。 科学技术论文:科学概念的认知进路与转向——科学技术论视野 摘要:在科学技术论视野中,视点(内部视点和外部视点)与方法(规范方法和描述方法)是对科学概念的不同认知进路和认知方式,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四种不同的科学认知脚本,并组成一个关于科学的认知矩阵。认知矩阵刻画了科学概念的四种认知进路与三次转向,随着科学概念的延伸,现代科学及其知识与权力有内在相关性,并且是一个社会协商和妥协的过程。 关键词:科学概念;视点;方法;认知转向 现代科学越来越呈现出了两种相互背离的发展趋势。一种是扩展的趋势,即科学在发展中不断地融入技术,使科学-技术成为难以拆分的整体。更进一步说,通过技术,科学融入到了经济、乃至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家角落。另一种趋势是,随着学科分化的加速,科学研究的分工越来越细,逐渐被收缩到了一个十分狭窄的领域。有时除了少数同行外,人们甚至根本弄不懂这些科学家们在做什么,在说什么。[1]令人困惑的是,这两种趋向尽管表现得十分清晰,现实中却还是被扭结在一起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因素介入了人们对“科学”的认知活动中,起到了一个良好的缓冲和转译作用。现代科学因此从神坛上走下来,成为一项公共性事业;现代科学概念发生了变迁,从自然科学领域扩展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即科学包含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科学的普适性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现代科学不得不在普适性和地方性之间谋求平衡。也就是说,对科学概念的认知已经发生巨大的变迁。 1 认知进路和方式之争:视点与方法 既往的科学认知研究中,对科学概念的争议最为纷杂。以库恩为界,考察库恩前后关于科学概念的认知过程,争议的主要集中在考察科学知识的视点(内部视点和外部视点)与考察科学的方法(规范方法和描述方法)之间。视点,借用几何学的透视概念,指的是基于某个立场来看待对象的整体。基于知识看待科学的整体,是内部视点;反之,基于社会文化环境看待科学的整体,是外部视点。 正统科学的代表逻辑实证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虽然在很多观点上针锋相对,但它们共享着一些基本的前提,尤其是它们都是站在科学及其知识的角度来透视整座科学大厦,并竭力维护正统科学的形象。它们都认为,在观察与理论之间存在相当深刻的差别,知识的增长大体上是积累性的,科学是一个相当紧密的演绎结构并且具有整体性,发现的情景(the context of discovery)与辩护的情景(the context of justification)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区别。[2]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非常关注“科学逻辑”,命题、逻辑、理性和方法论等视主题,科学仅仅与经验、方法、逻辑有关;而权力、利益、心理、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外部”因素被排除在外。 科学史研究在科学认知研究中十分重要,但是占传统主导地位的内史(专门史)研究在科学史中日益衰落,外史(社会文化史)开始盛行。早在20世纪30年代默顿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就出现了内史向外史的视点转换:从社会文化视考察科学的社会建制。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考察了科学史,但他并不是从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内史,而是从科学的社会文化史(即外史)角度进行考察,并且附带着对科学知识的生成和辩护的考察。库恩把对科学考察的视点完整地从内部切换到外部,力图表明科学(知识内容)就是科学的历史(社会文化史),科学史就是科学社会学,也是认识论。也就是说科学哲学、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是一回事。[3] 科学的社会研究在库恩之后相继发生了两次视点转换,连同默顿的研究一共三次。[4]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社会建构论大力发扬了库恩的观点,它批判了传统科学观不对称之症结,并提出了“强纲领”的解决方案,“强纲领”直接面对科学知识的内容,认为科学事实是由社会因素建构而成的,这是一种纯外部视点的策略。20世纪80年代末,社会研究出现了新的转向,它以“反身性”为特征,认为“强纲领”由于不具有“反身性”,因而无法证明用“社会”的因素来解释科学知识究竟是否充分。这个阶段的社会研究无论对“科学”还是“社会”均采取了相对主义的立场,巴黎学派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研究完成了第三次视点转换,拉图尔等人的研究促使“内部”和“外部”相互连接起来,并进入了技术-工程研究领域,如电动车案例。[5] 规范性认知方法一直都是西方哲学的主旋律。本体论思想,从古希腊开始延续两千多年,不停地追问事物“(应该)是什么”。其特征是本质主义、基础主义,追求真理、追求先验、追求实在,并力图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即便是转向认识论后,规范认识论仍然是西方认识论的主旋律。近代科学以降,笛卡尔、弗雷格、罗素、逻辑实证主义者和波普尔,无一不是在确定的理性预设基础上开始规范性的认识论考察。逻辑实证主义者和波普尔把科学看作是一组抽象的命题集合,一堆既成的理论教条,科学是既成的知识。默顿的功能主义科学社会学也同样坚守自然科学的知识内容和社会文化环境相分离的原则。因此,传统规范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主张是一种“预设主义”和“去情景化”(decontextualization)的研究图式,它们实际上是在本质主义、基础主义、理性主义、实在主义等问题上对科学进行规范性认知方法,强调科学“应该是什么”,强调科学真理与规范,并力图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划出界限。 这种带有理想化的规范性认知方法主要研究“既成的科学”,是一种“事后辩护”的策略;然而对于“创制中的科学”[6],即正在进行中的科学活动,规范性认知方法除了给予人们误导之外是无能为力的。此外,当人们试着打开科学生成的“黑箱”时,规范性认知方法再也无法对科学史和科学实践做出恰当的解释,科学的合理性危机出现了。因此,库恩认为发现的情景与辩护的情景相分离是不恰当的,[7]因为要想历史地、动态地考察科学,就必须考查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在同一情景中考察科学的生成和辩护。只要发现的情景与辩护的情景统一,对科学的考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情景化和地方化,规范性认知方法图式必然被抛弃,取而代之是“描述”的认知方法。 库恩之后几十年的科学的社会研究和科学的文化研究表明,科学认知的方法论立场超越了传统科学哲学方法论的束缚,从“内部”走向“外部”,从“规范”走向“描述”,从“狭义的科学认知研究”走向“广义的科学认知研究”。 2 认知矩阵:科学认知的二维结构 基于视点和方法两个维度,我们可以构建出科学论不同时期的各种认知脚本*,如表1所示。 认知脚本ⅰ:内部视点与规范方法。这是正统科学的认知方式,包括逻辑原子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在内。在20世纪中早期,内部视点与规范性方法的结合,使得实证主义者和批判理性主义者基于科学及其知识有其自身发展逻辑,而不受社会和文化的影响,给出了一种规范性的科学概念。从近代科学的生成与发展来看,人们使用实验和逻辑理性等更能理解的认知方式,逐步取代了上帝和神等信仰的认知方式,重新对自然世界做出解释。这种思想影响了哲学的发展,使得逻辑实证主义继承实证传统,并辅以数理逻辑,替换了晦涩而神秘的黑格尔思辨哲学进路。批判理性主义尽管与逻辑实证主义在观点上针锋相对,但是借用库恩的“不可通约性”原则,正是两者具有“可通约”基础,才会有那么多的争议。两者事实上都是在维护正统科学的形象,并认为社会和文化等外部因素不会影响科学本身的发展,即发现的情景不同于辩护的情景。两者在观察和理论之间存在的明显的差异,但它们都认为知识大体上是增长性的,逻辑实证主义关注正面的积累,而批判理性主义关注反面的“不断改良式积累”;它们坚持科学发展有一贯的逻辑,或是归纳或是演绎,且科学具有严密的、整体的结构;它们注重科学与非科学的划分。这种以科学的方式解读哲学的认知方式在20世纪初获得了巨大成功,它在正反两面所刻画的科学形象,一度成为正统科学的形象,影响深远。即使在今日,政府和科普的宣传、公众对科学的理解、众多科学家的信念仍然属于脚本ⅰ类型。 脚本ⅱ:外部视点与描述方法。库恩之后,尤其是在20世纪70-80年代,随着科学论的兴起,在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社会建构论以及各种形式的科学的社会/文化研究方案中,外部视点与描述性方法取代了内部视点与规范性方法。社会建构论集库恩、维特根斯坦、科学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于一身,尤其是发扬了库恩的相对主义和解释学立场。几乎是与正统科学和默顿学派截然相反,社会建构论把“科学”理解为处于“现场制作”的知识内容而不是既成的知识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它极为强调科学知识是在社会磋商和权力斗争中得以生成并获得合理性辩护的。它把科学生成的情景和辩护的情景统一,认为科学不可能独立与社会情景而存在,知识没有自身发展的逻辑而是社会与文化等因素“磋商”后构造的。此外,它们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决定了知识的客观性与合理性,使得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科学活动与其它各种活动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起来,客观性为各种社会的竞争与磋商机制所取代;它们注重科学活动的现场,注重对实践合理性与地方性知识的细节描述。 脚本ⅲ:外部视点与规范方法。默顿主义坚持知识的内容不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并从社会文化史角度考察英格兰在十六、七世纪的科学建制活动,后来更是基于近代科学的发展历史而形成功能主义的科学社会学,认为科学是独立的社会系统或制度,这是典型的外部视点与规范方法结合的认知方式。默顿亦提出了具有“范式”意义的科学规范:公有主义、普遍主义、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默顿使用这四条带有理想色彩和情感色彩的规范,剔除外部政治权力或社会文化的干预并力图拯救科学的自主性。正是这个制度化得到的框架使得默顿完成了没有明说却是实质性的科学划界。默顿反对科学的权威被用来达到私人目的,强调当政治进入科学大门时,自主和规范的规训力量就会遭到破坏,由此导致的主张就是非科学的,[8]同时也是科学气质所不能容忍的。默顿在外部再一次刻画了正统科学的形象,尤其是四条规范和科学家气质构成了理想而神圣的科学形象。 脚本ⅳ:内部视点与描述方法。传统的科学史(内史)与巴黎学派的实验室研究和行动者网络研究都采用了内部视点与描述方法的结合方式对科学技术及其知识的生成和辩护等历史作详细考察。但是两者在具体研究方式上是有所不同的,传统的科学史研究更像宫廷书记员,记录点点滴滴的事实,如仪器、数据,科学家们行事方式,他们怎样获得课题,怎样讨论方案,怎样登录数据,怎样写作论文,甚至包括他们平常的穿着,言语禁忌,以及他们的精明与笨拙;实验室研究是一种“介入”研究,参与性的观察者与分析者成了实验室的一部分,在亲身经历日常科学研究的详细过程的同时,在研究科学这种“文化”中,作为连接“内部的”外部观察者的探示器,对科学家在做什么,以及他们如何思考作出详尽的探究。[9]行动者网络研究也是“介入”研究,略有不同的是它还力图将“外部”和“内部”贯通。行动者网络研究认为科学技术活动是情景性的实践,同时具有技术的和非技术的、人的和非人的内容,这些实践相互结合,共同构成具有概念力量和政治力量的网络;所有科学、技术或工程都是异质性要素及其相关内容的产物,技术中所有的设计活动都是工程的某种形式;科学家、技术专家和工程师同时也是社会活动家,不仅设计机器,还从事“社会活动”——设计社会或社会制度,使之适用于机器。[10] 3 科学概念认知的三次转向 考察科学哲学的发展历程,关于科学的认知方式已知有三次转向,如图2所示,分别以三支标有阿拉伯数字的箭头表示。 第一次转向是默顿的科学社会学研究,他完成了从传统科学(内)史的内部视点和描述方法到科学社会学的外部视点和规范方法的研究转变。由于默顿对科学的社会建制的强调,我们也可以把科学的社会研究的第一次转向看作“建制转向”。默顿借鉴了马克思和韦伯的研究,把宗教意识形态等社会文化因素纳入对科学的考察,如清教思想对当时英格兰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但是,默顿否认科学知识内容受社会文化的影响,提出了科学的四条社会规范,把科学确认为一种社会和文化结构。因此,在包含经验证据和逻辑一致性的技术规范和四条带有感情色彩的道德规范基础上,默顿用科学的制度化性质划分出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与认知ⅰ区中的逻辑实证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默顿刻画的是正统科学的形象。 第二次转向是由库恩开始,至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完成的。这是一次近乎彻底的科学观念转变,经常说到的“社会转向”就是指着一次,它把人们的视点从自然-社会的一维空间上的自然一面一下子拽到社会一面。ssk的“强纲领”确实转变了科学的概念,但正是由于太“强”,自出世以来不断受到内部和外部的质疑。劳丹认为,“因果性”原则似乎是能被明证的,“公平性”与“自反性”原则只不过是些从属性的因素,完全可以从其他原则中引申出来,因此不能作为独立的原则来考虑;最后,在“强纲领”中具有独立性并拥有实质内容的只剩下“对称性”这样一条原则。但这一原则带来的无非是“认知相对主义”(cognitive relativism)。[11]社会建构论仅仅用“社会因素”来解释一切,人们怀疑这种“社会学主义”的一维思维方式解释力,就像对“科学主义”的怀疑一样。因此,强纲领开始弱化,巴黎学派拉图尔等人的行动者网络研究就是“弱纲领”的代表。 第三次转向明显的特征是强纲领的弱化调整,对科学的考察首先从宏观研究转向微观研究,从外部视点转向内部视点;但最后调整到内/外视点与微/宏观研究有机结合的研究方法。第一步调整主要体现在《实验室生活》中,拉图尔所寻找到的“田野”和知识的制作现场都是一个个“小社会”。这种“微观社会学”不在考察科学的社会建制,而注重考察技术的实验室构造。第二步调整主要体现在行动者网络研究上,拉图尔与卡龙给出了一种方案与进路,从注重实验室的“内部视点”扩展到“外部视点”,从微观研究扩展为“科学、技术与社会”(sts)水平上的宏观研究,在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之间建构出一条自由出入的“转译”通道,构造了概念的和政治权力的、技术的和非技术的、人的和非人的异质性要素网络——具有工程意义的“社会制度”。第一步调整是科学论的技术转向,[12]第二步调整是科学技术论的工程转向,因此,第三次转向可以理解为“技术-工程转向”。转向后的科学概念具备了“实践”意义,科学不是研究者进行观察的对象,而是他们必须介入并参与其中的实践领域,科学的文化研究(css)思潮在实践的意义上开始崛起。 经过科学认知研究的三次转向,与正统科学概念相比,转向后的科学概念显得有点“面目全非”,尤其在思维系统上有了巨大的变化。正统科学内部,逻辑实证主义与批判理性主义的争论是归纳-演绎的一维思维上的争论;正统科学和社会建构论的争论是科学-社会一维思维上的争论;还有斯诺的科学文化-人文文化也是一维思维上的争论。人们似乎习惯于一维的思维方式,自然与社会都认为是给定的,人们别无选择地在这样一个“自己设定的陷阱”徘徊。拉图尔看到了这一点,并提出最好的解决方案不是在这样的问题上争论,而是直接建构出“自然”或“社会”。他称之为“转向之后再转向”,[13]这也就是他在行动者网络研究所做的工作,用一种工程方式设计出“社会制度”,不仅实现了对社会的“反身性”,还构造了新的“对称性”原则:自然-社会的二维结构,见图2的90度角的粗实线(nat-soc)。 4 结语 现代科学不仅要求科学家/技术专家、科学仪器等参与,还要求公众等社会要素参与进来。人们已经关注到,在科学实践中,人与物,科学理论与仪器等不可避免地被搅拌在一起。搅拌(mangle)不仅包含着相互交错混合,也包含着一种破坏性地重组整合。在实践期间(对现实中发生的活动的理解),如建造一个新的科学仪器(例如,气泡室),或者一种新技术(例如,数控机床),人类主体和物质主体缠结在一起。人类主体,以目标为形式,受到非人类主体形式的物质世界的抵抗。为了在现实实践中是因为这种抵抗,人类主体和物质主体相互“搅拌”。[14]这种搅拌的直接后果就是现代科学成为一项异质工程。科学不仅是表象,更是介入实践的活动,[15]也就是说,科学活动是情景性的实践,同时具有技术的和非技术的、人类的和非人类的内容,这些实践相互搅拌,形成了囊括概念和政治双重力量的异质性要素的网络——具有工程意义的“社会制度”。 现代科学,已经是既不具有纯粹的科学性质,也不具有纯粹的社会性质,而是两者的结合。事实上现代科学越来越像一项工程事业,它是一个充斥着不同个体、不同的理解目标的方式,但这些个体又不得不联合进行创作、想象、连接、设计、演绎、分析、测试并根据一定要求和目标而生产出一种新产品的社会协商和妥协的过程。[16]在拉图尔那里已经可以清晰的看到,经过“技术-工程转向”,现代科学及其知识与权力(force)有内在相关性。[17]科学研究项目的设计、科学争议的诊断以及科学成果的评判都有一个社会协商和妥协的过程。科学、技术和工程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三者事实上是同一回事,却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诚如人在少年、青年和壮年三个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一样。 科学技术论文:中国近百年科学技术史的分期及其划时代事件 内容提要 本文讨论了科学技术史分期的一般规律和标准,进而将中国20世纪科学技术史划分为8个时期, 并分析了其中每一个时期的划时代事件。 (一) 任何一部科学技术史,都应是科学技术发展曲线连续和间断、平滑和曲折、仰或缓慢渐进和急速推进依次呈现或交替呈现的历史。但是,历史轨迹的这些对立状态,又无不统一于一定的历史坐标上。 在众多的历史坐标中,重大历史事件占据重要历史地位,它相当于坐标原点,起着划时代的作用。世界科技史上,如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的酝酿和发表就属这类事件。事件发生过程中,科学技术以间断、曲折、急速推进的形式发展着;事件发生前或后,则以相对连续、平滑和缓慢渐进的形式增长着,并且发生前和发生后又有所不一样,表现在科学技术的性质上,在此之前可能属古代科学,之后则是近代科学了。 科学技术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可以是内在的,也即是以改变科技发展轨迹的科技思想的产生或科技成果的建立。这种事件由于表现为科学技术本身,所以其划时代的作用和性质比较直观,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以此作为分期的依据或标准的作法,往往用于内史体系中。科学技术史上的划时代事件,也可以是完全外在的,也即在事件的科技性质不显著,或者不考虑科技成果的情况下,把足以结束科技运动的已有轨迹或可能导致科技发展的新趋势的环境性事件,如政治、经济、思想等,作为分期标准或依据。这种事件由于表面上看来与科技无关,所以其划时代的作用和性质是隐蔽的,有时甚至不易被科技人员接受。然而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对科技史深层次的分期。这种作法往往在典型的科技外史中使用。由于上两类事件,在科技史的分期中,各具有特殊的有利之处,也各具有局限性,这就导致了以科技成果和环境性事件的合作用作为划时代的事件。这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在一科技史的每一时期的划分中,始终贯彻重大科技成果的产生与环境性事件统一的原则;一是各个时期不同,两方面的判据间或运用,如第一、二阶段间,以科技成果划界,二、三阶段间则以环境性事件分期。一般情况下,以前者为主,因为环境性事件毕竟是关于科学技术发展环境方面的事件,环境对科技的影响不仅存在,而且或迟或早会表现出来,也即一定的环境对应于科技的一定运动。人为地隔离或间或使用两方面判据,由于二者的不同步,会导致分期失准,进而不科学。这种两重标准统一使用的作法,常出现在内、外结合史中。 统一运用科技成果性和环境性的事件作为划时代的标准,比单纯使用某一方面,对于描述科技史,要有利些。科技成果的产出与环境性事件的发生,在不同的时候,互为因果关系。这样,就要求既陈述科技成果的产出情况;又交待与之相应的环境材料;还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于是全分位、立体式地展示了科技的发展。 环境因素方面的重大事件对科技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最本质的影响还是科技体制的变更。科技体制不仅决定对科技人员的政策、反映政府对科技的重视程度,还决定对科研的投入、国际科技交流、科技成果的转化等。因此,对科技史分期时,选取的重大事件应是直接影响科技体制方面的重大事件。 严格地说,相对于科技成果的产生、环境有内环境、外环境之分。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的环境属外环境或大环境,科技政策、投入、体制、国际交流等属于内环境或小环境。后者直接决定科技的发展;前者间接影响科技的发展,并一般通过后者起作用。所以,内、外环境方面的重大事件,作为科技史的划时代事件,选取时,可以同时并用。 (二) 中国近百年科学技术史,也即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史,在时间跨度上,叙述的是中华民族史上的一百年。首先是政治上极为动荡。从辛亥革命到军阀混战,再到国民政府,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使后半叶,政治上的动荡也依然存在。其次,经济上基本处于贫穷状态,多无进展。经济落后的巨大惯性,经济发展的非良性环境,使经济体制的变动成为频繁之事。这种变动,由于科技与经济的内在关系,使得科技的发展受到很大波动。第三是思想上,不同体系之间激烈碰撞。这一方面是传统与新思想之间、另方面是中学与西学之间,以至于外来思想之间碰撞激烈,致使主导思想的确立如履薄冰,表现在不同时段,情况迥异。这些不稳定的外环境,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内环境。民众的科技意识在整体不强之时,还显出时涨时落,或此起彼落。科技体制时而趋良性循环,时而是不利科技发展。科技政策也飘忽不定,由此,科技人员的整体积极性不能不受此波动;和国际间的科技往来,未能形成合理水平上的持续行为,在完全封闭和不设国门之间摇摆;科技投入一直很低,但在不同科技领域却表现出极大反差。科技组织和机构,有时数量少,并形同虚设,有时相对繁荣、有效。内、外环境的交错,直接影响到了科技成果的产出。成果数量上,多寡相差很大,又如30年代与第二个十年;成果水平上,高低十分不同,又如50、60年代的大科学成果与20、30年代。 上述构成了外环境——内环境——科技成果这三个层次的分期标准体系。然而这三个方面既是相互密切联系的,又是在不同时段有主有次的。在不同层次的密切联系中,考虑到主导事件的重要作用,20世纪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可选取如下事件作为分期依据,相应,分为八个时期。 从20世纪的钟声敲响到1914年,是本世纪科技发展的第一个时期,〔1〕科技的特殊性,决定了其运动的承前滞后性,故应向前追溯。 这一时期,决定科技发展的重要事件是对西方科技的引进。中国引进西学,开始于17世纪。但是最初的引进是生搬硬套似的引进;引进的东西是古代与近代、科学与糟粕并存;而且引进后的科技游离地存在着,未能融进中国已有的科技。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经,直到辛亥革命后的1914年,其间的引进一反以往的状态:立足于实用,立足于先进科学技术,立足于和中国的传统融合。在完成先技术,再技术基础,后基础理论的过程中,部分人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已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中国的传统科技受到了冲击和改造,是西方近代科技重要成果进入国门,进入教材的结果。这标志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诞生。所以,世纪初的十余年,再溯至洋务运动,总体上为第一个时期,以从技术到科学的真正引进为重大事件,结果是诞生了中国的近代科学技术。 经过1914年的准备和酝酿,1915年正式成立了中国科学社。从这时直到1927年为第二个时期。从西方近代科学的一般情况看,学会是近代科学技术产生并延伸的组织基础,也是近代科技的基本象征。在中国,上一世纪7—80年代就有不少维新人士倡导过学会。科技方面,据查, 1907年成立了中国药学会,1909年又成立了中国地学会和护理学会,但这还只是一般的号召和最初的模仿,而且已有的三个学会制度上并不健全,活动也不经常,介入的人数也极少,因而影响不大。中国科学社则不一样,仿英国皇家学会建立,它不仅建制全、会员多、范围广、有刊物,而且从一成立起,就不受政府的操纵,立志于宣扬科技的功能,传播先进的科学技术,培养可贵的科技人才,其功绩正如1930年青岛年会上蔡元培所总结的“做了五个方面的工作。”〔2〕其影响是巨大的。 “”的肇始,不能说与科学社的活动、《科学》的刊行无关;此后到1927年全国性学会新成立近10个,〔3〕科学社团的广泛兴起, 科学社就起了表率作用;由于每年的年会、会刊的大力宣传,国民的科技意识正在增强;尤其近代科技成果得到了有力的传播。所以,1915年至1927年是第二个时期,以中国科学社的成立与活动为标志,其结果是中国近代科学的传播。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这可以认为是开中国全国统一研究机构之先河。此前,学会已达成熟地步,但这毕竟属于一般的学术团体;从上世纪中叶开始,尽管设立局、所甚多,但多限于附属于生产的应用性研制;也引进传播了西方技术和科学,但在此基础上的深入和发展几近于零;虽然有人曾萌生过设立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的设想,〔4 〕但毕竟迟迟未成为现实。“中研院”成立后,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带动了大批科研院所的问世;聚集、培养了一大批科研人才;产出了较丰硕的、即使后来看来也有一定影响的成果;推进了高校科技教育。如果说20、30年代交替之际是科研院所成立的活跃时期,那么,30年代,尤其前8年是科学研究的活跃时期。抗战开始后,直到1949年, 尽管战乱的干扰和破坏,仍有少数研究院所诞生,研究气氛仍浓,并不时有成果产出,“中研院”的影响仍然存在。可见,1928年至1949年为第三个时期,“中研院”的成立和活动是重大事件,其结果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在研究中获得了很大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本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非科技事件,但对科技发展的影响并不亚于重大的、纯粹的科技事件。〔5 〕首先是科技体制的结构性、权力性变化。中科院最初是一级权力机构,后来虽有变化,但取而代之的是国家科委,使全国五路科技大军都置于其统辖之下,形成了较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集中统一的科技体制。其次是科技政策尤其知识分子政策的变化。以往知识分子有“自由民”之嫌,很难归于任何其他政治板块。1949年后,随着团结、教育、改造政策的确立,知识分子成为完全的“依附”者。这无疑是科技力量、科技思想、科技战略的高度集中。其三是科技发展楷模的根本变化。本世纪开始以来,一直是以欧美模式为样板。1953年以后,这一模式遭到完全否定,为苏联模式所取代。应该说,这一变化是综合性的变化,包含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其四是科技发展战略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科技为什么服务的问题。本来,世纪上半叶,科技的政治功能,尤其军事功能就得到体现,而1949年后,这一功能受到了更高度的注视并达强化的地步。这表明从1949年起,直到1966年属第四个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这一时期的划时代事件,其结果是科技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并产出了一批大科技成果,奠定了现代科技的必要基础。 一般认为,“”十年是前17年的延伸,是前有极左路线和政策发展的顶峰时期。可是从科学技术情况看,其发展一方面受到了极大的干扰甚至破坏,教学、研究秩序呈现出空前的有计划的动乱动态,另一方面核试验、空间技术、计算机、生物技术等〔6 〕大科学或非民用科技成果得以产生和发展。这表明1966年至1976年这十年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以“文化革命”的发生和持续为特征,其结果是科学技术在整体上受到摧残的同时,某些方面得到了畸型发展。 从1977年开始,科学技术发展的环境(主要是外环境)在经历了“文化革命”这一谷底之后。开始缓慢回升,始发性事件是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由此拉开了十年改革的序幕。〔7 〕改革的中心是理顺科技体制,完善科技运行机制,目的旨在促进科技的全面发展和科技长入经济。在实际推进中,科技成果的产出呈现如下特点:成果数整体上逐渐上升,1986年达到高峰;各学科发展比较均衡,无17年中一花独秀的现象;基础研究得到加强的同时,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问题也提出来了;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国际合作项目、国际合作成果明显增多。这些表明:1977—1988年是第六个时期,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时期,其特点和标志是科技发展环境和运动机制的改革开放。 1988年底,“治理整顿”方针提出来了。虽然这并不是仅指科技领域,但表明科技本身和科技发展的环境出现了始料未及的问题和困难,预示从1989年开始,科技发展的轨迹大体仍保持改革开放的趋势外,会出现新的特征。果然1989年及其后几年,在克服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的困难的同时,又复苏了旧有的思想障碍,如“姓资姓社”问题。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再次肯定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和科技知识分子、高科技的作用,〔8〕于是出现了1992年至1994年快速发展的局面, 基础研究、高新技术以及“主战场”均呈现出良性、快速发展的态势。这表明1989年至1995年虽与前12年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其特殊性不能忽视,故是独立的一个时期,其特点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其结果是现代科学技术向国际先进水平的靠近。 到2000年还有几年的时间,一方面若无意外,中国科技发展的大致趋势已定,另方面还存在诸如投入过低、政策欠稳、体制仍僵和与经济建设联系欠紧等问题,因而和世界先进科技相距仍大。趋势的实现、问题的解决、距离的缩小,均还未成为现实,故只能当作未来的一个时期,在预测和展望中加以描绘。
经济管理论文范文:医院成本核算是一项经济管理的系统工程 1 医院成本核算现状 现行医院会计制度将医院定位于行政事业单位,对医院而言,面临当前激烈的医疗市场竞争,以全成本核算带动医院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是医院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医院医疗服务体系进入市场参与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从医院的管理模式看,医院虽定位于行政事业单位,但医院的管理是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是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会计核算更加趋同于企业化,既要核算药品、器械、部门等成本,又要确定收益的产生以及盈利的实现,以保证经济活动的持续进行。因此,医院会计的成本核算按照管理的要求划分为院级、科级、单病种以及单项成本等成本核算模式,这种模式也是目前大多数医院开展成本核算的主要形式。目前,有相当多医院的成本核算工作仍处于初级阶段,成本会计核算管理模式单一,仅仅围绕院级和科级成本核算的某些项目而进行,而没有真正按照成本核算管理的要求进行。其中院级成本核算是以会计科目分类进行,反映全院各成本项目的总体情况和会计信息对外上报情况;而科级成本核算仅仅是作为业务科室奖金分配的一种措施。在科级成本核算中,因没有专门的成本核算人员,加之科室管理者对成本、费用认识不够,导致科室在确认费用归属方面不规范,成本费用分摊的随意性大,涉及的人为因素多。使科室成本、费用的管理缺乏科学性、系统性,从而造成科室成本核算不实、不准,使院、科两级在利益的界定和利益的分配中矛盾重重,也给医院的财务状况带来了一定的财务风险。 2 实行成本核算,严格成本控制的关键点 2.1 建立医院成本核算管理体系、完善成本控制制度 医院成本核算管理是全员参与的一项经济管理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医疗服务成本复杂,医院和科室之间联系密切,综合性强,需要各部门分工协作,共同配合。划分成本核算单位,是进行成本核算与管理的关键。对此,医院应设立一系列相关配套的成本核算管理机构。如:建立经济成本核算中心、医疗收费价格管理小组、固定资产清产核资小组、固定资产报废审批小组,设立科室或部门成本核算员,从而为医院和科室成本核算管理的良好运行奠定基础。医院在建立成本核算管理体系的同时,还应该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核算管理制度,如:《采购与付款管理办法》、《成本核算管理实施细则》、《成本费用归集与分摊标准》、《院科成本测评考核办法》、《固定资产管理细则》、《资产清查核对制度》、《医院收费定价与管理规定》等。另外,科室或部门在医院制定的规范制度下,还要根据本科室或部门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相应的具体细则,以便更好地开展科室或部门成本核算,从而完成各项成本目标,使科室或部门的工作质量和效益都有所提高。 2.2 做好成本核算原始数据的搜集、记录和归集。建立成本核算分析报告制度 原始数据是反映医疗服务活动的原始资料,是进行成本预测、编制成本计划、进行成本核算、分析消耗定额和成本计划执行情况的依据。所以,医院要组织成本核算人员会同各相关部门,认真制定出既符合成本核算规定,又符合各方面管理需要,既科学又简便易行,讲求实效的原始数据登记、归类、传递、审核和保管制度;以便正确及时地为成本核算和其他有关方面提供翔实的资料和相关的信息。 建立医院成本绩效分析考核报告制度,是开展成本管理与核算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成本管理反馈的主要途径。成本绩效分析考核报告的内容,应该符合医院的实际状况,并且能反映和说明一定的同题。其成本绩效分析考核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1)管理目标实际完成了多少和应该完成多少,和上期比较是增还是减或者相一致;(2)实际和上期两者之间产生的差异,是谁的责任;(3)分析发生差异的原因;第四,奖励与惩罚所采取的措施以及如何杜绝偏差的产生等。 2.3 提高信息网络对成本管理和质量控制能力 由于医疗服务涉及面广,其专业分工精细,各学科和保障部门之间的联系密切复杂,加上医疗服务成本核算数据庞杂,若用手工统计核算,工作量大且不准确。因此,医院要适应知识经济、网络经济时展的需要,运用现代计算机网络实现成本核算管理的网络化、信息化、自动化、科学化。要在医院建立一套功能完善、包括成本核算管理功能的计算机模块系统,在模块系统中应包含在临床科室设立的“医生工作站”和“护士工作站”,还应包含各临床和医技科室的检查治疗发生地、各实物管理库房、行政后勤部门、各收费结账网点及账务核算管理处等,并实行联网,争取最大限度地实现成本核算数据的收集、存贮、传输、汇总,以便对取得的数据及时、准确的分析。从而使科室和部门之间便捷、共享成本核算数据,使全院成本核算管理的质量和效率不断提高。 2.4 降低采购价格。加强物资管理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各种设备、材料在医院总成本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有效的物资管理在医院成本控制中变得至关重要。目前,医院应该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降低物资采购成本:(1)通过集中采购、联合采购等方式降低物资采购成本,尤其是在大型器械采购中联合多个单位或参与政府的批量采购可以降低采购成本,并能为医院节约大量的资金。(2)加强材料的库存管理,减少浪费与损失。通过引入计算机网络系统,提高物资管理的人出库制度以及盘点工作的效率。尝试直接将药品、物资供应实行托管。减少医院的管理成本。(3)加强诊疗过程中消耗材料的使用。通过设立药品、消耗器材的使用标准,给药剂量、途径、手术方式的改进达到在保证医疗质量的同时,合理使用药品及消耗材料,降低成本。 2.5 不断改进成本核算方法。强化成本管理职能 当前成本核算的有些指标已不能适应成本核算中科室或部门提出的要求,在实行成本核算中,除设立评价收益项目的经济指标外,如:成本收入率、百元成本医疗收入率、人均业务收入水平、每门诊人次成本收入率、床日收入成本率、成本收益率等等,还应设立配套的医院管理指标,如:门诊确诊符合率、初诊确诊符合率、临床病理诊断符合率、治愈率、死亡率、医疗差错发生率、无菌手术感染发生率等质量控制指标,从而可以防止科室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不顾社会效益的做法。随着成本核算的进一步深入和细化,科室或部门要求在核算中增加一些更为精确、更能体现医务工作者劳动价值的指标,如劳动强度指标、社会效益指标、技术含量指标等。如何确定劳动强度系数,来量化医务人员的实际付出,真正体现他们的劳动价值。这些增加的指标,对于核算者来讲是个难题。同时,临床科室进行诊断要求技术含量高,部分医技科室通过使用设备来收费,相比之下技术含量低,外科系统风险大,发生医疗纠纷的几率高,而内科系统风险相对较小,发生医疗纠纷的几率低等。 经济管理论文范文:经济管理类大学生创业意识研究 摘要:大学生创业对我国高校就业形势和社会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本文在运用问卷设计调查基础上,描述广东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校生创业意识现状,并依据现状提出从树立科学创业理念,科学规划创业目标,理论结合实践,培养良好理财能力和能力资源系统结合等方面来培育经济管理类大学生创业意识。 关键词:经济管理;大学生;创业意识 一、调研内容 大学生创业意识是指在创业实践活动中对大学生创业者起动力作用的主观思维倾向,它包括创业的需要、动机、兴趣、理想、信念等要素。本次调研以广东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校大学生为研究样本,主要是通过网络发放和回收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问卷设计共有19题,包括12题选择题(1—12)和6题主观题(13—19)。其中,12道选择题主要调查经济管理类学生对创业的理解、创业问题的解决、创业的心态、对未来发展的期望等基本状况;而6道主观题主要调查学生对创业意识培养方面的政策建议例如课程设置,课外实践等。 此次共向大一至大四学生发出调查问卷1025份,回收问卷数976份,回收率95.3%。调查对象中男女人数约各占一半,其中以大三和大四的学生为多,共占了总人数的80%;。大三、大四是大学生对未来职业的选择和定位的重要阶段,集合大三大四学生对创业的看法,使此次调查具有更好的参考价值。收回问卷后数据进行统一,并制作成表格整理好,对初步整理的数据根据不同的题目和选项进行进一步整理和分类。使用了excel等办公软件进行分析,对实际数据所反映的事实加以说明,辅以百分率的对比与直方图、饼状图等图表形式,更加客观地体现现实情况,通过对问卷的数据的分析,实现对样本创业意识现状和存在问题情况的掌握。 二、调研结果分析 (一)大学生对“创业”的理解存在不同认知 通过对大学生对“创业”概念进行调研整理数据发现,大学生对“创业”概念的理解存在不同,具体如图1: 图1为上述调查对象对“创业”的概念不同层面(开办企业、开创事业、开发技术等)的数据分布直方图。结果显示有79%的学生认为创业就是开创一份自己的事业,14%的学生则认为创业就是开办企业等实体型公司,而剩下7%的人对创业一词抱有其他的理解(比如自主开发、自主创新、亲自经营、自力更生等)。由上述调查可看出,目前大学生对于创业的理解还是比较宽泛的,现代社会各新兴行业层出不穷,对于创业的理解也应该有更多的自己的方式,对创业的选择也并不局限于独资或是合资开办一间公司等形式,而是有更多自己想法和选择。同时也说明大学生对于创业还是缺乏明确认识,相对于具体性的开办企业和开发技术而言,抽象性的开创事业占到了79%,说明绝大多数大学生对于“创业”认知不够深入,主观程度较高。 (二)大学生存在一定的创业意愿,但缺乏明确创业目标 通过对大学生对创业的兴趣进行调研整理数据发现,大学生整体存在一定创业意愿,具体如图2: 图3为上述调查对象对创业兴趣分布的直方图,结果显示没有大学生表示对创业没有兴趣,超过90%对创业存在一定兴趣,而7%非常有兴趣。这说明大学生整体存在一定的创业意愿,也存在随意性。同时在此基础上,仅有4%的学生表示对创业就业问题十分关注,而大部分(86%)的学生在平时仅是偶尔关注创业就业新闻。在创业目标上,如图3所示: 有36%的学生表示自己又关于自己的就业创业目标,而64%的学生却还没有自己的就业创业目标,由此可以说明对于未来的职业发展,大部分学生还处于探索寻找的阶段,并没有明确给自己定型。这也一方面说明大学生对创业缺少关注和了解,也说明大学生创业缺乏明确性和针对性。 (三)大学生对创业要素认识趋于理性,存在较强的独立精神 通过将“创业应具备要要素”设定为“资金、人脉、学历、个人能力、其他”五个选项后,对样本进行调研后得到结果,表明大学生对创业要素认识趋于理性,具体结果如图4所示: 在接受调查的大学生看来,原始创业资金是最重要的(50%),其次是个人能力(40%),并且需要人脉资源(39%)的支持,而学历的证明已经显得无足轻重(2%),这体现出大学生对于创业是有一定的现实认知的,有趋于理性的趋势。而对于创业最重要的要素创业资金的获取,有50%的学生认为创业的资金应该由自己赚取,同时也需要家庭的支持(21%)和好友的帮助(4%)。面对创业初期面临的问题,可以选择先就业挣钱后,再开始创业,也是大部分学生愿意选择的方式,还有部分学生认为可以通过向父母朋友借钱的方式,体现出大学生创业存在较强的自力更生的精神。 (四)大学生倾向于先就业再创业和采取合伙创业模式 对于就业和创业,大学生还是更倾向于就业,在调查对象回答“在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你愿意接受低薪的工作,还是自己创业?”这一问题时,其中有43%的学生表示愿意接受底薪工资;而23.5%的学生表示希望能自己创业,但是依然有23.5%的学生表示尚不清楚,而当被问到“如果以后找工作很困难,你会选择自己创业吗?”这一问题时,有一半(50%)的学生愿意考虑创业,但是也要14%的学生表示不会,表明学生对待创业的态度有时只是作为一条退路看待,真正创业的并不多,可以看出大学生还是更倾向于先就业,而对于创业形式,结果如图5所示: 在众多的创业形式中,87%的绝大部分学生选择合伙创业的形式,只有13%的学生倾向于自主创业。他们认为,合伙创业可以充分利用团队的力量进行集资和出谋划策,是一种较好的创业方式,因而也能被更多人接受;而自主创业则需要个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和代价,风险较高。对于网络创业,有39%的学生表示是可以接受的,有17%的学生认为是不能接受的,更多人(56%)原因保留意见。这也说明,大学生对于创业的风险是有一定考虑的,尤其是面对新的创业模式。 三、大学生创业意识培育的对策与建议 (一)改变传统就业观念,树立科学创业理念 科学认识创业对于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自主创业既不是头脑一热的“下海”,也不是无法就业的无奈之举;它不仅要求学生能结合专业特长,根据市场前景和社会需求搞出自己的创新成果,而且要直接面向市场,面向社会,把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创造出可观的经济效益,使大学生由知识的拥有者变为直接为社会创造价值、做出贡献的创业者。科学分析创业理念,杜绝有将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个别非正常的创业“成功”现象当作普遍,从而产生对创业前景过于乐观的预期。 (二)正确理解创业内涵,清晰规划创业目标 对于创业内涵,不要产生过于笼统的认识,简单认为是“当老板”或者是“成就事业”,要意识到能形成具体的目标并能制定实现具体目标的方案,经济管理类大学生要运用所学的运筹学和工商管理决策知识,做出对创业目标符合实际的可行性规划,对自身能力和所拥有的资源条件要有准确的认识并进行针对性锻炼,对创业目标进行科学规划和设计,明确目标函数,理解现实约束条件,并通过不断获取必要资源和提升自身创业能力素质来实现明确的、可行的创业目标。 (三)理论教学紧扣实践,积极开展创业体验 经济管理类大学生由于所学理论本身就与企业经营联系紧密,所以理论教学整体大方向上是会促进创业能力的积累,但是理论教学由于缺乏对现实世界认知的还原往往存在与创业实践脱节从而削弱指导作用。所以在教学中要注重在现实条件运用理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锻炼,积极开展创业计划大赛等等创业实践活动,以提高学生创业实践水平,锻炼学生的创业能力。鼓励大学生多参加社会实践,要求大学生多接触社会。让学生们在社会实践、创业实践等活动过程中将所学的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在正确认识社会的基础上了解社会的需要,积累创业经验,提升创业执行力。 (四)培养良好理财能力,实现能力资源耦合 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和消费观,正确认识资金在创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形成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资本运作和管理能力,积极寻找资金来源,拓展融资渠道,独立自主,摆脱资金来源的家庭和亲友依赖,学会科学、合理的运用资金。制定合理、完整和周密的创业培训系统,构筑扎实的理论基础;注重创业过程中根据创业的需要,随时对自己的知识进行检测、更新与补充,累积经验,形成良好的创业心态和合理的知识能力结构。将分析能力、组织协调沟通能力、创新能力和执行能力与技术、资金有机的结合起来,实现能力与资源的系统结合。 经济管理论文范文:医院成本核算在经济管理中的作用 【摘要】加强医院成本核算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本文针对医院成本意识淡薄,成本管理弱化,卫生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的问题做了分析,阐述了只有加强成本管理实行成本核算,才能有效地促使医院以较少的成本投入,取得较好的医疗服务效果,达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走优质、高效、低耗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关键词】医院 成本核算 管理 医院成本核算与管理实际上是卫生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医院管理中的实际应用。加强医院成本核算与管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财政部、卫生部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区域性与发展的决定》中明确的医疗机构性质,根据《事业单位财务规则》和《事业音准会计制度》,结合医院的特点,于1998年11月颁布了《医院财务制度》和《医院会计》,新制度明确了医院实行:“核定收支,定额或定项补助,超支不补,结余留用的预算管理办法”,新的《医院财务制度》明确医院实行成本核算。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深入,加强医院经济管理已成为当务之急。 1 医院成本核算与管理现状 医疗卫生事业在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医院注重经济管理,得到了长足发展,初步解决了住院难、看病难、手术难三大问题,医院的办院条件也得到改善。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由于医院成本意识淡薄,成本管理弱化,卫生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加之材料物资价格的上涨,物耗升高,一些医院为了经济效益,出现了多收费,乱收费、多开药等不良行为,使社会医药费用负担过重,超出了国家、单位和个人的承受能力。目前,我国医院成本核算与管理的现状可以综合归纳如下: ①医疗服务低成本收费,国家补偿不足,其他补偿渠道不畅,医院等靠要思想严重。②医院管理者和职工受传统的计划经济思想影响,对医院加强成本管理的主要意义认识不足,没有充分认识市场经济体制下加强成本管理的重要性,医院成本费用意识淡薄,卫生资源不足和利用效率不高,浪费情况严重。③医院经济核算责任制与成本管理不能有效结合,成本核算不实,信息失真,医院潜亏严重。④重复购置大中型医疗设备,设备购置不考虑成本效率,致使卫生资源利用率较低,使医院成本加大。⑤医院自有资金不足,补偿不到位,依赖负债经营,集资、借贷负担的利息支出增加,加大成本费用。⑥医院私收费、私卖药,收取回扣等待业不正之风及财务管理不善,使医院收入流失,造成成本费用增加。⑦院长负责制不够完善,短期行为严重,只负盈,不负亏,只注重经济收入和医疗质量考核而忽视成本考核。⑧医院业务量下降,人员膨胀,人浮于事,医务人员有效工作时间减少,人员经营支出连年攀升,奖金居高不下,导致人员费用支出增加,医院成本加大。⑨先进的科技在医疗中的广泛运用,一次性用品材料的普遍使用,以及大量进口药品及新特药品,以及新技术新设备在医院临床的使用,使医疗服务成本费用增加。住院条件、就诊条件、医院环境美化等使医疗服务成本增加。因此,只有深化医院改革,加强成本的核算与管理,找出成本管理的关键点,才是提高医疗效益的关键。 2 医院成本管理的必然性及意义 2.1 医院开展成本核算和加强成本管理是医疗场发展的必然规律 随着我国医疗市场的开放,民营、合资、外资等不同形式的医疗机构准入医疗市场,现有的医疗机构倍受冲击。谁不降低运行成本,谁必将被市场淘汰。有文章指出政府对医院投入不足,是医院运行困难的原因,同时据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调查结果表明,同级医院阑尾炎手术的医疗成本相差数倍。因此,医疗市场引进竞争机制,加强成本核算和管理,优胜劣汰势在必行。只有加强成本核算,才能区分是政府投入不足造成的政策性亏损还是医院管理不善造成的经营性亏损,使医院真正走上健康发展之路。 2.1.1 控制和审核费用支出,提供经营决策依据。医院开展医疗活动,必须消耗人力、物力、财力,医疗成本支出是否合理,对医院的管理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通过成本核算,加强审核力度,规范支出管理,降低成本费用。在安排支出时,能够保证重点,尤其是要使直接费用与间接费用支出保持合理比例,使医院的支出趋于科学化、合理化,减少资源浪费。并可根据全面成本核算,进行经济效益分析,使决策者了解到通过成本核算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从而做出正确的经营决策。 2.1.2 有效地降低医疗费用,促进医院优质高效低耗。医疗收费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而医疗经济效益与医疗费用挂钩,实行成本核算,可以促使核算单位降低医疗服务成本,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医院只有提高质量和效益才能更具有竞争力。病人对医疗质量的评价是以自身的满意程度来衡量的,这种满意不仅仅是要求诊断快、疗效好,还要环境美和耗费少,合理地耗费已逐渐成为衡量医院质量的要素之一。医疗收费由政府统一定价,因此医院提高效益的重点只能是减少浪费,降低消耗和提高工作效率,避免人员和仪器设备闲置。 2.2 医院成本核算的意义 加强成本管理实行成本核算,有利于促进医院运行机制改革,增强干部职工成本费用意识,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树立服务意识,进一步挖掘内部潜力,节省费用支出,有效利用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有利于建立和完善医院内部管理制度,促进医院管理科学化,由外延规模型向内涵质量型转变,由粗放经营管理向集约经营管理转变;有利于健全和完善物质激励机制,体现按劳分配、效率优先的原则,为利用经济手段考核工作质量,实行经济奖惩,进行分配制度改革奠定良好基础;有利于正确处理国家、医院、个人及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有利于医疗服务成本的测算;有利于健全和完善医院补偿机制,拓宽医院筹资渠道;有利于开展项目成本、诊次成本、床日成本、单病种成本的核算。加强成本管理,实行成本核算,可以有效地促使医院以较少的成本投入,取得较好的医疗服务效果,达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走优质、高效、低耗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3 如何切实做好医院成本核算工作 医院作为独立经济实体进行成本核算,其开展成本核算的方法归纳总结如下: 3.1 先行调研,制定政策 成本核算是一项涉及全院职工切自利益,政策性强,难度大的工作。为了能够使其有序地进行,必须进行大量的前期调研工作,包括学习其他医疗单位的先进经验、广泛征求各部门和广大职工的意见等。在此基础上,由职能部门参考相关政策,结合医院实际情况,制定政策,并经院党政联席会议和职代会讨论通过,确定院院、科两级成本核算的试行办法。 3.2 领导重视,统筹安排 从此项工作一开始,我们就成立了院成本核算领导小组,院长亲自负责,加强对此项工作的领导,统筹安排有关的工作,协调解决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同时要求各有关科室和部门将其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认真做好。实践证明,没有院领导的高度重视,没有全院的统筹安排,要想克服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做好此项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 3.3 广泛宣传,强化培训 做好成本核算工作,单靠领导的重视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全体干部职工的广泛参与。因此,我们一方面在全院范围内广泛宣传成本核算的重要意义和有关知识;另一方面分批对全院中层干部和科室核算员进行强化培训,使其掌握成本核算方法,为实行成本核算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和技术准备工作。 3.4 统一规划,分步实施 成本核算涉及面广、工作量大、技术要求高,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因此,实行成本核算时,应当从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制定统一的长远全盘规划和具体的实施计划,分步骤实施,切忌急于求成。我们的做法是先在临床科室实行,取得经验后再在医技及其他科室和部门推开,结果表明这一做法是稳妥可行的。 3.5 针对问题,不断改进 医院实行成本核算尚无统一的标准和方法,各家医院一般都是根据自己医院的实际情况,按照《医院财务制度》和《医院会计制度》的要求来实施。因此,在实施的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在所难免,关键是要及时发现和解决这些问题,使成本核算不断完善和合理。我院在成本核算的前期运作过程中,由于在科室结余的提成和管理费用的分摊上考虑不够全面,对科室和职工的利益考虑欠周,影响了科室和职工的积极性。后期通过对成本核算方案进行不断的整改,目前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综上所述,成本核算在医院经济管理中的作用是肯定的。但是,成本核算还没有全方位、多层次的展开。目前多数医院将核算重点放在大型医疗设备、药品和科室核算上,虽在短期内增加了收入,但也带来一些负面效应,如很多医院的成本核算停留在计算科室的收支上,院科两级核算多是“一切向钱看”,导致临床医生过多关心他们的经济收入,而忽略了医疗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的提高,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始终得不到切实解决。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三:一是医院管理层对成本管理作用认识不够,成本意识不强,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医院整体管理水平不高;二是单纯讲求经济效益,将成本核算引入歧途;三是我国尚未建立更高层次的医院成本会计制度和医疗服务成本核算体系。建议有条件的医院可以用变动成本法进行医疗项目和病种成本核算,分析它与以往核算结果的异同,不断摸索经验,不断提高成本管理水平,并进一步加强医院内部管理、健全财务审计制度,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才能在未来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经济管理论文范文:加强成本核算 提高医院经济管理水平 [摘要] 在目前政府对医院补偿不到位的前提下,医院要维持正常的运转,取得好的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是加强成本核算。本文从成本核算的现状与问题入手,阐述了医院开展成本核算的重要性,并对完善医院成本核算的基本措施提出建议。 [关键词] 成本核算;成本管理;经济管理 目前政府对医院的补偿不到位,医院正常运行的绝大部分经费靠医院收取医疗服务费及药品进销差价来取得。医院要维持正常运转,只有开源与节流两种选择。但是在医疗市场相对成熟、病源相对稳定、医疗价格由政府主管部门限定的情形下,医院实施开源工作难度较大,医院降低成本显得更为重要。实行成本核算,是医院增强竞争能力,提高效率,谋求发展,加强经济管理的手段。从医院院级核算到科级核算,从病种、病例的核算至医疗项目的核算,不仅使医院在各种物资的购进、仓储、出库、周转、使用和报废等具体程序和环节上加强了经济管理,也使医院管理者能够更加明确医院经济运营情况和注重投资效益,使医院的各级各类人员能够主动提高工作效率,减少浪费,降低成本。实践证明,加强成本核算是医院提高科学管理效益的有力手段,可以提高医院的经济管理水平。 一、目前医院成本核算存在的主要问题 1.医院各级管理人员对成本核算及成本管理认识模糊,观念滞后,各层管理者的经营意识和成本意识不能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普遍存在重医疗、轻理财,重收入、轻支出,重投资、轻效益等问题。医院长久以来实行预算会计制度,采用差额预算补助形式,财务人员缺乏相关的成本核算知识,即便有了成本核算也会出现重医疗业务科室成本核算管理、轻职能管理部门成本核算的管理模式。重直接成本核算管理,轻间接成本核算管理;重财务会计成本核算管理,轻责任成本核算管理等。如目前,许多医院对于行政部门和后勤部门发生的管理费用没有进行分摊;房屋折旧费没有计提和分摊。这样算出的成本并非完全成本,是一种粗放型的成本核算形式,反映出来的医疗成本也较低,使得医院管理者对医院的经济效益高估,对管理者的决策产生误导,最终影响医院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加强成本核算及成本管理意义重大。 2.成本核算制度不健全,成本管理方法相对落后,缺乏科学规范。医院的成本核算始终为医院内部分配提供依据,造成医院与科室“一切向钱看”,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将成本核算引入歧途。医院对行政管理及后勤保障部门的成本核算和效益评估缺乏有效手段。虽然医院与科室都意识到成本控制和成本管理的重要性,但因管理的基础水平不高,大部分医院的成本控制仅仅停留在事后控制阶段。而我国尚未真正建立起完整的医院成本核算理论和医疗服务成本核算体系,在行业规章中缺乏统一、 科学 、规范的方法,导致各医院在实际操作中采取不同的核算方法,核算范围也各不相同,造成成本核算资料只能在本医院内部进行纵向比较,而不能在不同医院之间进行横向比较,使数据缺乏可比性,不便于对成本进行效益分析。 3.计算机网络化管理水平不高 。从目前状况来看,大多数医院计算机网络各自为政,缺乏统一规划,缺乏反馈式控制,会计核算信息系统独立于其他系统,不能很好地与成本核算系统衔接,信息资源存在很大的浪费,医院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没有充分利用有效资源达到资源共享的目的,甚至出现手工核算电脑数据的现象,而手工操作导致成本核算工作效率降低,准确性差,制约了成本核算工作的顺利开展。 4.忽视人力资源成本、质量成本。传统的成本管理忽视了人力资源成本管理和质量成本管理,人力资源成本的高低直接关系着医院利润的高低,加强对人力资源成本的有效控制是增强医院市场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质量是医院的生命,成本是医院的寿命。加强质量成本管理可以节省大量的费用,从而增加收益。 二、 医院开展和加强成本核算的重要性 医院开展成本核算是适应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医院改革的深化,要求医院必须加强经济管理,认识到成本核算与医院的经济发展的密切联系,通过实行成本核算进一步发挥财务部门的管理作用,从而提高医院的经济效益。加强成本核算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实行成本核算是提高医院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需要 。医疗收费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而医疗经济效益与医疗费用挂钩,实行成本核算,可以促使核算单位降低医疗服务成本,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医院只有提高质量和效益才能更具有竞争力。病人对医院质量的评价是以自身的满意程度来衡量的,这种满意不仅仅是要求诊断快、疗效好,还要环境美和耗费少,合理地耗费已逐渐成为衡量医院质量的要素之一。目前医疗收费由政府统一定价,因此医院提高效益的重点只能是减少浪费,降低消耗和提高工作效率,避免冗员和仪器设备闲置。 2.实行成本核算能够增强职工成本意识,使职工养成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惯。通过开展成本核算,能够使全院职工认识到成本核算不仅是财务部门、财务人员的事情,而且是医院所有部门、所有员工共同的事情,成本核算需要多部门的配合,成本分析也需要各部门的共同参与。目前,国家正在倡导节约资源,主张用最小的投入产出最大的效益。通过成本核算,可以使职工了解医院经济运行的情况和成本支出情况,这样就能树立全院职工的成本意识和成本观念,自觉节约资源,杜绝浪费,从而实现医疗服务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病人提供优质、高效、低耗的医疗服务。 3.实行成本核算是建立健全激励机制的基础。成本核算是医院绩效考核与分配制度建立的前提和基础。激励制度是促进医院提高服务质量和经济效益的有效管理措施,绩效工资核算是实行按劳分配的一种补充方式,是对医务人员提供超额劳动的报酬,是激励制度的重要内容。 4.实行成本核算是进行决策的重要依据。医院开展医疗活动,必须消耗人力、物力、财力,医疗成本支出是否合理,对医院的管理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通过成本核算,加强审核力度,规范支出管理,降低成本费用。在安排支出时,能够保证重点,尤其是要使直接费用与间接费用支出保持合理的比例,使医院的支出趋于科学化、合理化,减少资源的浪费。并可根据全面成本核算,进行经济效益分析,使决策者了解到通过成本核算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从而做出正确的经营决策。 三、完善医院成本核算的基本措施 1.实施医疗成本核算需要观念更新、领导重视和全员参与。医疗成本核算涉及医院工作的方方面面,不仅仅是临床、医技科室,更需要有各种技术扶持和后勤保障部门的参与和配合。因此,实现医疗成本核算,医院各级领导应更新观念和充分重视;需要各部门的协调配合和全体员工的积极参与,院领导亲自挂帅,组织成本核算组织和机构,配备专职人员;在全院各级宣讲、组织学习和培训成本核算。只有各级领导明确了成本核算的目的、意义、概念、内容等,才能充分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在全院员工中增强经济意识,从而在工作中自觉减少浪费,控制成本。 2.建立组织机构。使财务管理部门与经济管理部门有机统一,实现医院经济核算和经济管理工作高效、统一。从长远发展看,医院的经济管理组织机构应当是高度集中和相对分散相结合,即高度集中的管理决策层和相对分散的管理执行层,医院经济管理体制以经济管理办公室或经济管理委员会的组织形式直接隶属于院领导班子,使各种经济信息和决策高度集中;财务科或经济管理科以经济参谋或助理的形式,分散至各经济责任中心,负责执行相应的经济管理工作,这种高度集中和相对分散相结合的经济管理体制、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将有利于医院经济信息的沟通和共享,有利于经济决策的统一以及全院经济运行的协调一致和经济高效。 3. 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完善成本核算体系。根据医院的实际情况,建立与成本核算相适应的核算制度,对医院的成本进行预算、核算、严格控制费用支出和预算的管理与执行,确定其成本目标。 4. 以直接费用为主,控制各项费用支出。对人员经费控制,包括工资、补助工资、其他工资、福利费等,实行定编、定岗、定员,实施责任到人,以提高工作效率,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全面提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加强对卫生资源的核算,包括卫生材料、低值易耗品、其他材料等,着重进行成本控制,既要考虑社会效益,又要考虑经济效益,使有限的卫生资源发挥最大的功效,科室与财务部门要建立相应的账卡,根据业务量和消耗情况,科室制定相应的支出定额,并按定额进行考核,逐步改进,要精打细算,量入为出,增收节支,避免消耗材料的浪费。公务费成本控制要严格执行国家和行业财务制度的开支范围和标准。关于水、电、暖、汽、燃料等业务费,要分别计量,严格按实际发生额计入成本。核算方法,必须是财务部门和业务部门统一起来,实行内部结算。医疗设备成本核算,包括折旧、维修费、材料消耗、水电费、人员消耗费等,实行设备成本核算,必须与成本效益结合起来,从而提高医疗经济效益。 5.医疗成本间接费用的核算。 测算医疗成本的难点是内部服务定价和合理成本分摊。医院要实行全成本核算并准确分摊各种间接成本,首先应在各供应保障部门实行内部成本核算。间接费用(管理费用)可分为两部分,即行政管理部分和后勤部分。行政管理部分的核算:行政管理部门,一方面要考核其工作质量和效率,另一方面要严格控制管理费用的支出,设立管理成本意识,设立管理费用考核指标,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经济管理水平。后勤部门的核算:将后勤部门全面推向社会,如洗衣房、食堂等搞承包经营方式,锅炉房、水电暖、器械、车辆维修等测算消耗定额,核算其消耗材料、人工费等。 6.对成本核算的效果进行评价分析。 根据科室的支出及成本费用管理指标进行比较分析,找出其可行的方面和需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提出改进意见。医院可实行工资、奖金与成本效益挂钩核算,体现节奖超罚多劳多得的原则,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促进工作进步,提高综合管理水平。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家有关部门对医疗行业将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措施,这样医院就必须改变过去的管理模式,积极开展多方面医疗服务,不断满足社会的需要,同时加强全面成本核算,严格各项费用支出,充分利用卫生资源,将成本管理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向管理要质量,向管理要效益,使医院逐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7.提高成本核算的计算机网络化管理水平。由于医疗服务技术性强、涉及面广且复杂多样,专业分工精细,业务流程和经济的运行比较复杂,而且成本核算的层次多,数据量非常大,因此医疗服务的成本核算必须依赖于计算机系统。医院要在全院建立一套功能完善、包含核算管理功能模块的计算机系统,在收费处、临床、医技科室、仓库、药库、后勤、财务实行联网,争取最大限度地实现成本核算数据的共享,全面提高成本核算管理质量和效率,使计算机网络在医院成本核算过程中发挥作用。 8.严格控制人力资源成本。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正在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医院必须把人力资源作为战略资源考虑,合理控制人员增长,精简科室人员,提高员工的知识水平和创新能力,实行竞争上岗、转岗分流,避免因人才的“高消费”而导致成本的升高,从而影响医院经济效益。 总之,成本是医院竞争的战略核心,医院相对其竞争对手要保持较大的优势,极为重要的途径就是在成本方面有所作为。通过开展成本核算,充分挖掘医院人、财、物的潜力,使医院有限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为病人提供优质、高效、低耗的医疗服务,从而增强医院的竞争力,促进医院健康发展 。 经济管理论文范文: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态经济管理问题探讨 [摘 要] 市场经济是经济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它使人类物质财务极大丰富,另外,由于资源的耗竭,生态危机日益严重。加强政府的生态经济宏观调控,必须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包括经济、政策、行政和法律等手段,发挥其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宏观调控作用,用各种生态与经济政策指导协调经济发展和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才能实现整个社会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本文就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态经济管理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 生态经济管理 一、生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概述 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体系,在这种体系下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及销售完全由自由市场的自由价格机制所引导,而不是像计划经济一般由国家所引导。生态经济是指在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运用生态经济学原理和系统工程方法改变生产和消费方式,挖掘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潜力,发展一些经济发达、生态高效的产业,建设体制合理、社会和谐的文化以及生态健康、景观适宜的环境。 生态经济与市场经济是现代经济的两个基本特征。现代经济,从其本质上讲,是生态经济;从其运行的方式上讲,是市场经济。生态经济与市场经济各有自身的特殊规律性,二者既有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一致性特点;同时又有相互制约的矛盾性特点。因此,在理论上研究如何利用生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一致性,以及如何克服和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性,从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态经济管理体系,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现代化建设事业,将是十分重要的。 二、增强生态经济管理的途径 1.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 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政府宏观管理,解决由市场失灵出现的问题,首要的是政府必须转变其经济职能。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转轨时期,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应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1)为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需要,政府经济职能转变关键是由传统的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 (2)为了适应生态经济管理需要,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的关键是由传统的单一经济管理向经济与生态两大系统协调管理转变。 (3)对于市场机制失灵的盲区,必须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 2.加强政府的生态经济宏观调控能力建设 (1)政府要确立起生态经济观念 生态经济是现代经济的一种理性认识和一种理想经济模式。从生态经济系统的结构看,生态系统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基础,经济系统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主体,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同时又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只有更新观念,提高认识,才能够从经济与生态相协调的高度加强生态经济宏观调控能力建设。 (2)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必须确立生态经济宏观总量平衡 生态经济宏观总量平衡包含着宏观经济总量平衡和宏观生态总量平衡两大平衡。在生态经济系统中,一定的经济平衡总是在一定的生态平衡基础上产生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态平衡这种稳固性和耐受力,不仅要靠自身的调节,而且更重要的还要靠经济力量的支持和促进。因此,确立生态经济宏观总量平衡,在制定和实施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时,不仅应当尊重经济规律,充分开发利用自然生态系统资源,增加社会经济财富,来保持宏观经济总量平衡;同时还一定要注意尊重自然规律,适应生态平衡的需要,来保持宏观生态总量平衡。 三、宏观、中观、微观生态经济管理的主要任务 1.宏观生态经济管理的主要任务 这一任务的核心内容是,根据生态经济规律的要求和我国现代化总体战略的需要,确立我国生态经济发展战略,制定以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产业化为中心的中长期生态经济管理目标,谋求建立生态(包括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相互协调发展的模式,走出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生态经济紧密结合与协调发展的新路子。 针对现在的具体情况来看,我们要抑制对资源环境的过度需求,增加自然生态系统的总供给能力,努力调节好有限的日趋减少的生态资源和无限的日益增长的经济需求之间的矛盾;解决好不断增加的排污量和相对缩小的生态环境容量即有限的净化能力之间的矛盾,实现社会经济系统的总需求与自然生态系统的总供给之间的基本平衡,保持生态经济稳定、持续、协调发展。 2.中观生态经济管理的主要任务 在我国经济体制转变和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工业和城市生态经济管理是我国生态经济管理的重点领域。它的主要目标是,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态经济管理体系,加强对工业和城市大气、水体、固体废物和噪声污染的控制与治理和城市生态环境的综合整治,减缓环境污染加剧和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使部分工业部门与行业和重点城市的生态环境质量有所改善,逐步实现工业和城市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 3.微观生态经济管理的主要任务 从总的来说,微观生态经济管理的任务,是根据“优质优构低耗高效”这个企业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规律的要求,及现代企业总体发展的需要,科学地组织企业生产力,寻求生产要素的最佳结合,优化企业生态经济系统结构,节约物化劳动和活劳动,提高资源转化率,提高企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最佳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在我国经济体制转变和经济快速增长时期要着重完成以下具体任务:(1)按照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和市场需要,制定企业生态经济发展目标和规划,推进企业发展模式的转换;(2)建立现代企业管理,改革企业内部经营机制;(3)加强微观生态经济管理,必须把生态环境纳入企业管理的轨道,使企业管理由过去单一管理经济系统转变为对企业生态经济系统进行整体管理。 经济管理论文范文:独立学院经济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摘要] 本文通过对独立学院 经济 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现状的 分析 ,论述了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意义,并指出大学生课外 科技 活动是独立学院经济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重要途径,并介绍了三峡大学科技学院在经济管理类人才培养方面的实践。 [关键词] 独立学院 经济管理类专业 人才培养 创新 高等学校独立学院是指由普通本科高校按新机制、新模式举办的相对独立的本科层次的二级学院。据统计, 目前 全国共有高等学历 教育 招生资格的独立学院共315所,在校学生近200万人,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独立学院大多办学 历史 不久,所开专业多为举办高校已有专业,而目前全国普通本科院校开设专业中,经济管理类专业是第一大类,加上经济管理类专业相对于其他工科专业开设的门槛较低,全国各独立学院都开设了经济管理类专业。因此,对独立学院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 研究 ,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独立学经济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的现状 根据教育部高教司和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的调查,全国600多所普通高等院校中,有500多所开设了经济管理类专业,经济管理类专业在校学生人数占到15%以上。同时调查发现高等院校经管专业人才培养方面主要存在以下 问题 :培养目标定位不明确,专业口径过窄,学生的适应能力不强;相关课程设置不完全符合人才培养规格和目标;部分课程过于 理论 化,理论与实际脱节,实践环节缺乏等。由于目前独立学院在多方面都移植了母校长期积累的传统与经验,在教育理念、人才培养模式、教学管理和教学过程等方面基本上仍由举办高校负责。独立学院从开始举办之初就决定了在人才培养模式上要受到举办高校的制约,在短期内,其人才培养模式都难以有明显的改善。因此,独立学院在人才培养方面亦不可避免的存在上述问题。目前大多数独立学院出于节约教学成本,追求短期的办学经济效益等方面的考虑,在教学模式上仍然是以教师为中心的班级授课的传统模式,教学 方法 主要是以课堂和教材为中心的课堂讲授,对实践教学投入不足。例如,大多数独立学院都需要共享举办高校的实验室、实习基地等实践教学资源,在原本有限的资源约束下,独立学院的生均实践教学资源更加匮乏,从而使得实践教学难免受到一定 影响 和制约。 另外,独立学院的生源特点和经济管理类专业自身的特点也使得目前的经济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效果不佳。与普通本科高校学生相比,独立学院的学生除了整体上 学习 成绩略差,其他方面的综合素质方面丝毫不亚于甚至更强。因此教师需要对学生加强激励和引导,以激发的他们的学习热情。另外,经济管理类的专业大多 社会 性较强,很多专业知识很抽象,不像理工科专业那样直观、具体,学生学习起来感觉有些空洞,与现实生活有一定距离。具体表现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对专业课程缺乏应有的兴趣,认为所学知识不能解决现实中的问题,难以做到“学以致用”。这或许只是现行的人才培养模式存在诸多问题的一个集中反映。 二、独立学院经济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意义 一方面,从独立学院自身的 发展 来看。独立学院作为我国在新形势下高等教育办学机制与模式的一项探索和创新,必须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有所创新,方可在 课外 科技 活动不仅具有上述四个方面的重要 教育 功能,同时从办学效益来看,亦具有较好的拖入产出效益。投入方面,硬件方面主要是实验室建设的投入,如实验机房和相关软件等,对于 经济 管理类专业而言,这些投入属于固定资产的投入,可以长期的高效利用;软件方面主要是师资队伍(主要是专业指导教师)建设,通过课外科技活动,指导教发现学生在相关专业课程 学习 中的掌握情况和学生的兴趣特长,更好的了解学生,从而再去调整课程体系、授课 方法 等 理论 教学,直接为改进课堂教学效果服务。同时,通过组织学生参加各种大型课外科技活动,可以让独立学院与其他普通本科高校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竞争,展示自己的实力,从而形成了巨大的招生宣传效果。 四、三峡大学科技学院的实践 三峡大学科技学院近几年来在课外科技活动中崭露头角,并且初露锋芒。我院学子(主要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生)继2006在首届全国大学生 金融 投资模拟交易大赛中取得骄人的成绩之后,又在2007年第二届全国大学生金融投资模拟交易大赛中取得了团体总冠军、股指期货组全国第一名的骄人成绩,这充分展示了我院学子的综合素质。同时,课外科技活动的效应逐步得到显现:通过大赛的承办方举办的各种形式的推广活动,不仅提高了学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而且参赛选手(尤其是获奖选手)亦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有些单位甚至提前预定参赛选手作为人才储备,直接促进了学生的就业。这种以学科竞赛为主要形式的课外科技活动为我们的创新我们经济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提供了启示。 总结 我们的经验,主要是在实践过程中注意做到了以下几点: 一是未雨绸缪,精心组织。我院经济管理系在最近几年的教学过程中始终贯彻重视培养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教学理念,在广泛建立校外实习基地的基础上,还在学生当中倡导“无假期”计划(即鼓励学生利用假期深入 企业 的一线岗位开展实习、实践),同时在课程设置方面进行了一些尝试(如加入“创业计划”等形式多样的实践教学环节)。在比赛正式开始之前,我院教务管理部门和经济管理系的老师就非常重视,积极组织学生报名,并将所有参赛选手分成小组,然后由具体的专业教师负责大赛的全程组织和指导工作。 二是重视过程管理,进行全面指导。由于此次金融投资模拟交易大赛时间长,所以参赛学生在参赛期间难免会有怠懈情绪,甚至是遇到暂时的挫折后半途而废。而坚持不懈的品质正是当今很多学生所缺乏的,同时也是参加比赛的一个重要目的。因此,我们的指导教师在对学生进行专业上的指导同时,也密切跟踪学生的心理状态,鼓励他们坚持不懈,正确面对各种困难和挫折,合理看待各种可能的风险,树立正确的风险意识和积极的理财意识,帮助参赛学生建立良好的心态。为了使参赛效应最大化,我们不仅在比赛过程中经常组织参赛学生一起交流经验体会,同时在比赛结束后要求学生进行及时地全面总结,写出相应的报告。 三是通过制度形成对参赛学生的激励。为了更好的鼓励学生参加课外科技活动,学院于2007年专门制定了《三峡大学科技学院大学生学科竞赛的组织和奖励办法》。另外,学院还颁布了其他相关的规章制度,以便为学生和教师参加课外科技活动提供制度保证。 四是以参赛为契机,加大对实验室建设的投入。由于此次参赛选手众多,而且是以 网络 远程参赛的方式,因此学院决定为了方便学生参赛,扩建了原有的实验室机房,并更新了有关设备,同时新建了参赛专用机房,从而为学生参加课外科技活动提供了有力的硬件设施。 经济管理论文范文:试析新经济时代需要新型经济管理人才 当前,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正以其迅猛的发展态势改变着世界的既有规则.网络经齐推动新技术、劳动、资本等资源在全球的优化配艾,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结构调整,时传统的经济模式和经誉理念提出挑战,以互联网、电子商务,数字化管理以及风险投资等极具新经济特征的产业变革和技术创新,已成为我国众多企业不得不面叶和接受的现实。 源于美国的新经济,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带动下,以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环境技术和管理技术等7大高科技产业为龙头,以数码知识、网络技术为墓础,以创新为核心,由高科技所驱动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具有高增长、低通货膨胀,低失业、低时政赤字等特点。作为新经济核心的创新,不仅包括技术创新、观念创新、制度渐、组织创新和营梢创新等方面的内容,更重要的还应该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创新.即新经济时代必项有众多的新型经济管理人才,全面树立新现念、掌握新知识、运用新方法,才能提高我们企业的整体素质,从而面时新经济和日益复杂多变的全球化竟争的严挑战户。 那么,新经济时代到底叶新经济管理人才的素质提出哪些新要求?笔者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新型经济管理人才必须具备创新意识 新经济是以高科技为主导,以网络和信息为主要载体的经济二与传统经齐的主要差是,知识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大大增强,科技成果产业化、市场化的速度加快,传统产业必须运用高新枝木的成果进行技术改造,提高效率.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 新型经济管理人才是国际型、运作型、创新型人才,要有突出的决策能力、沟通能力开拓创新能力商务操作能力,必项具备很强的创新意识、服务意识、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和超越意识,要敢想,敢做,敢承担风险.敢争创第一,为国内外的广大消费考提供最高、最佳品质的产品,提供最优秀的服务。我国加入wto以后,所有企业都站在了国际聋台上,面临的竟争叶手都是世界级一流水平的,“进则胜,不进则败。是每一位企业经营管理者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因此,要想带领自己的企业,搏风去浪.勇占鳌头,就必须具有永续学习的意识和高效学习的能力,力求使自己成为具备复.型知识的厅动家企业无论大小、其管理人员的素质直接决定着企业的兴衰与成败,提高效率、减少失误,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利用一切可用的有玫手段通过一切可以实现的有效途径,把舌界最前沿的技术与方法引进来,学到手,是新型经济管理人才驾驭企业通向胜彼岸的法宝。 二、新型经济管理人才必须具有人格魅力 电子商务、网络经济给企业带来了新的运作模式,通过电子化管理和技术,企业各个部门,企业与上下家的合作伙伴不再是条块分割、各自为政,而是形成了环环相扣的链条。这种新的运作摸式,叶业一务气员、业务经理布、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二比如在谈判中必须确信自己的观点清晰、准确、有效;自信靠自己的交际能力和技巧能够战胜叶手只有具备这样的心理素质和人格魅力,才能展现有别于他人的风采,就会给叶手传递一种感知感觉的信息。人在感官上的互相交流是十分重要而又极其微妙的。 同样,新型经济管理人才作为企业领导者,无论是叶企业员工队伍的管理,从目标设定到业绩考核,还是从激励措施到行为规范,都必须贯穿独特的、充分展示自己人格魅力的领导方法和手段。才能将全体员工凝聚在一起,共同为提高自己企业的产品实力和服务质量奉献光和热。 新经济时代要求每一位企业领导和全体职工,具有不断学习的精神,只有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才能完成企业整体知识、素质的动态积累。一个合格的新型经济管理人才,应思考利用ec整合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将点织成线.连成面,并立体化,将分散的知识系统化,从而才能在复杂的经济环境和激烈的市场竟争中,解决纷纭杂杳的众多难题。 三、新型经济管理人才必须发扬团队精神 从无数著名企业的成败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真理,即:在新经济条件下,企业管理者必须发扬团队精神,群策群力,才能“众人拾柴火焰高”,正知美国新经济工商实务使瓜丛书《如何做好稍售》一书中指出的:“当开始从事某种职业的时候,你拥有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掌握推梢、说服和与人交流的技能”“为了取得销售成功,必须具有合刁乍精神和良好的倾听技巧,而且还要把别人的需要放在首位” 兼听则明。偏信刘暗。管理是一门科学,新经济时代的企业管理者。更需要在打破传统企业的管理模式下、创造自己全新的能够解决在创办和经营过程中,从容面讨各种障碍与问题的全新方式从管理的基本技能、如策划、较权,领导等等,到人力资源管理、团队建设叉运用高科技手段研发产品.占领市场份额的过程中,紧紧依靠企业领导一班人,靠车间科室、班组的中层干部和骨干力量,充分发扬团队精神,利用大家的智慧。去为企业的发展壮大缺计出力,从而掌握经营现代企业的技巧,认真借鉴和汲取西方现代企业的有益经验,采用他们的管理技术,亏法和手段.把自己企业经营管理和竞争能力提高到新水平。 四、新型经济管理人才必须注重提高企业的竞争实力 新经济是以高科技为主导,网络和信息为主要载体的经济一与传统经济的主要差别是,知识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大大增强,件技成果产业化、市场化的速度加快,科技从潜在生产力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速度加快、甘企业提高竞争实力。调整产业结构,开拓市场,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正如气们形象地比喻,科学技术是企业保持健康发展、步一入良性循环的火车头,而企业的全体员工特别是经营管理者,更象是驾驶火车头的司机。企业整体素质的高低,决定着企业的兴衰成败,决定着能否在日趋白热化的国际市场竟争中,始终占有白己的一席之地。因此,新型经济管理气才必须在产品开发.企业计划、咨询、管理、投资、商务谈判、市场营销、客户服务以又网络经营,企业文化等一系列问题上、通晓新经济,掌握新知识,努力提高企业的竟争实力,寸能满足现代企业发展的需要,把我国企业经营管理和竞争能力提高到新水平. 1、要全面促进企业的枝术新。在新经济条件下,企业必须面向市场进行研究开发.把市场需求,社会需求特别是广大消费者的需求,作为技术新的基本出发点,而且在创新全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都要贯彻营销观念即技术创新必须为市场竞争所需要,必须能给企业和市场购买者、广大消费者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2、要全面推动营销观.分的创新。所谓营销观念也就是企业在开发市场营销管理的过程中,在处理企业.顾客和社会三者利益方面所持的.各度思想和经营哲学顾客叶企业的取舍会在瞬间完成,决定作用是企业的市场营销绩效,包括市场份额、品牌美誉度、顾客满意度和顾客忠诚度等:企业经营管理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市场营销是当今商务活动中最重要的事情一因为市场营梢是以各神各样的彩式存在着,包括吸引顾客、使他去放心购买、买的舒心,用的称心,再购买或通过他们的嘴去向其他顾客宣传,形成良性摘环做生意还有比这些更重要的吗?唯道企业家还能做没有顾客的生意不成甘。 3、要全面实施新型配合资源共享的企业发展战略国家信息产业部有关专家指出我国的企业经营管理者项认识到新产品的研究开发只是技术和产品成功的一个环节一个创新技术要真正获得市场意义上的成功和闺户的认可,必须将生产.市场俏售服务这些有机的环节通过管理形成一个成功的链接毛系,才能保证其真正的成功因此,企业的发展战略应是新型经济气才充寸调动全体员工的工作热情,实观新型配合、资源共享,从而将其才干,知识、枝术得以发挥最大化的结晶。 4.要让用户更实惠、更满意面对以用户需求为中心的新经济时代的来临,新型经济管理气才必项在充分了解市场需求的前提下、以务实的精神积极为用户提供更实惠、更满意的服务因为实用、时尚.个性等消专需求,已悄然成为当今时代市场经营的中心点,定制需求和让用户真正成为交易的最大受益者,将是市场营销活动中一种全新的经营理念 因此,必将现代规范化的企业管理理念融于产品之中,根据用户的实际信息应用能力,充分挖掘各种有效的企业管理资源譬如在计算机软件的延伸服务亏面,根据用户特定的业务应用环境,如相应的网络应用环晚、计算机操作平台、业务系统管理、帐务系统管理、操作人员素质等多方面因素,为用户提供诸如企业计算机化管理方案、人员培训.技术支持、顾问服务和在线咨询等多种人文化的企业财务业务管理解决亏案,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的实际应用需求 总之.新经济时代的到来和发展,突破了传统经济学的若干原理和规律新经济条件下出现的许客经济现象,用传统经济学难以圆满解释,新经济呼吁着新的经济学的出现,更呼唤着众多的通晓新经齐,掌握新知识的新型经济管理人才涌现,肩负起我国大中型各类企业管理的重任,从容面对国际一流竞争讨手的挑战,从而进一步加快我国经济现代化的步伐。 经济管理论文范文:经济管理理论漫谈 政府部门在制定相关经济政策的时候,多是将马克思的相关经济理论作为依据,目前也渐渐接受和引进西方的一些相关的经济理论作为指导。但是由于西方国家与我国的市场经济形式存在着差异,要生搬硬套西方的经济管理模式,不仅不会实现我国经济产出的最大化,甚至会破坏我国的经济市场现状。本文通过对西方经济理论和中国经济形势的分析,指出我国经济管理理论中存在的不足和缺陷。 宏观经济理论的主要目标差异 西方国家的经济理论与我国经济的实际存在着差异,其经济运行机制以及理论机制与我国不一致、其创建经济理论的前提也不一致。一直以来我国的经济指导理论并不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形式和特点,我国不能够直接应用西方的一些经济管理理论模式以及指导思想,而是应该将西方的经济管理理论思想作为借鉴和参考,以制定真正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形式和特征的经济管理理论。 经济学理论进行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实现产出最大化,西方的相关学者认为,两个生产的基本要素就是劳动和资本,在西方的一些国家中,特别是发达国家,其劳动力非常稀缺,要确保劳动能够充分实现就业,就能够实现产出的最大化,所以西方的相关经济学所进行的研究是针对劳动充分就业而进行的。由此可见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主要是针对其西方国家的实际发展形势所制定的,与我国劳动力充足的状况截然相反。相对于我国的劳动力资源来讲,我国的资本是缺乏的,如果和西方国家一样将经济管理重点放在劳动力的研究上就会使得实际产出无法实现最大化。这样强用西方的经济管理理论就算不会破坏我国的经济管理模式,也不会产生良好的效果。我国应该把研究的重心放在高效实用资本上,并且将此作为前提创建适合我国发展的经济理论。 我国宏观经济相关理论同实际运行的差异 在进行经济理论的探索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模型是ls-lm的相关模式,该项模式能够为执行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提供良好的思路,与此同时也进一步均衡了市场产出及利率。依照这样的模型理论,市场的相关利率是通过货币市场均衡以及产品市场均衡来共同决定的,利率自由浮动在经济管理理论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主要的逻辑为:经济过热,我国政府需执行货币政策中的紧缩性ls-lm。通过市场操作来进行政府债券的出售,将货币收回,减少供给货币,从而使市场的实际利率上升,进一步使投资降低,使实际产出下降,并最终使经济降温。 能够看得出,我国政府在运用货币政策影响我国的市场利率,从而达到实际的经济目的,但是在建立ls-lm经济模式时,货币市场的实际均衡却产生了问题,其传统的货币需求理论认为货币的需求是通过预防动机以及投出动机来决定的,和其收入应该成正比。 经济管理论文范文:浅析经济管理理论在建筑企业中的应用 我国制定的发展路线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本身的社会体制民族特点才有了一条独特的、属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政策之后经济搞活、中国人民的经济开始飞速发展,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的经济完全变了个样子,在效仿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同时中国人也不能偏离社会主义道路,因为不论是从发展上还是从民族特征上中国的未来到势必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世界发展的重点也势必是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因为社会主义道路比资本主义的发展性更强,更利于经济体系的发展。在当今社会很多企业开始过分效仿西方的经济体系,最终结果成了邯郸学步丢掉了企业本身的竞争力,企业被同化最终成为被吞并的结局,因此找到适合企业发展的经济管理体系才是企业经济发展的真正出路。 1.理论与大方向行的差异 当今社会的经济发展现实情况并不理想,一味的照搬照抄西方的经济发展体制是不可取的,因为我国的人口基数大经济相对是薄弱的环节,并不像西方以经济为基础开展劳动力充分利用,其实在经济上来说所有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无非就是产量最大化和劳动力的最大化,因此即使体系不同我们国家企业的发展依旧可以学习西方企业的一部分先进经济文化,但是这种学习是要在认清楚社会大环境下进行的,不要忘记企业是生存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系属于社会主义,一味的生搬硬套资本主义社会企业的经济管理是不正确的,经验是要学习的但是仅仅是在理论上了解西方经济发展的利弊,不要在实际行动上完全效仿西方的经济体系发展,以免迷失自己的道路。在中国的经济体系中民营企业是比重很大的一部分,因此民营企业有正确的其营业经济管理细则就会对企业未来的发展规划起到重要作用,合适的经济管理办法能引导企业经济的正常化发展,做到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进化的最终目的,同时也可以带动国家的经济体系发展。因此我们中国的企业要走合适自己的经济发展路线。 2.理论进行与实际进行的差别 在宏观经济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型就是is-lm模型,该模型为执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提供了清晰的思路,同时也决定了均衡的市场利率和产出,根据该理论模型,市场利率是由产品市场均衡和货币市场均衡共同决定,利率的自由浮动在宏观经济理论中起到关键作用,其逻辑如下:经济过热,政府要执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is-lm,首先,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出售政府债券,收回货币,货币供给减少,导致市场利率上升,利率上升,投资下降,进而产出下降,最后经济降温。可以看出,政府通过货币政策来影响市场利率,达到政府的经济目的,但在建立is-lm模型时,货币市场均衡却出现了问题,传统货币需求理论认为货币需求是由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决定的,和收入成正比,提出投机动机是凯恩斯对货币需求理论的最大贡献,正是投机动机的存在,使利率介入货币需求理论,为建立is-lm模型奠定了基础,可以这样讲,没有投机动机就没有is-lm模型,西方国家由于拥有发达的证券市场,提出投机动机是符合其经济特征的,但在我国,这样的经济理论却与实际相背离,我国证券市场一方面起步晚,另一方面,由于各种管制的存在,市场规模及在居民中的影响远不及西方国家,居民以投机动机持有货币的数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一旦没有投机动机,那么is-lm模型在我国将不复存在,更别说用来指导实践了。 3.宏观经济理论前提条件的差异从私密开始 西方经济理论就把资本主义趋利行为发挥到了极致,作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的宏观经济理论,成立的前提条件就是凯恩斯的三大心理规律: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的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偏好,由于三大心理规律的存在,消费减少,投资减少,利率极低,居民普遍持有现金,这样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这就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支持。三大心理规律正是资本主义趋利行为的反映,是以西方长期以来的资本主义精神为基础。马克斯韦伯在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西方民族在经过宗教改革以后形成的基督教新教中,某些教派(如加尔文和清教教派)的宗教理论一勤奋地恪守天职和对财富的合法占有,演变成一种经济价值观,这就是资本主义精神,这种资本主义精神有利于人们的经济行为,促使资本主义企业和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在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一书译本中,译者也作了精辟的论述,“该书精巧深刻地揭示了加尔文教义对18世纪美洲新大陆资本主义兴起的催化和诱变作用。韦伯认为,新教伦理原本宣扬禁欲苦行,消极地逼迫教徒对天生原罪作终生阡悔洗刷,笃信命运前定说,并对奢华懒惰风气严加惩戒,视同魔鬼。这种欧洲舶来的,比老教更纯粹,更偏激的教义逐渐不得人心,不利于新英格兰地区移民开发新大陆的进取要求和内部团结,不久便由一些宗教领袖点化改造,生出新意。他们将苦行僧式的世俗劳作和克己赎罪,同上帝选民重建理想世界的神圣‘天职’结合起来,转而强调通过勤俭致富达到拯救灵魂。 4.经济管理理论在建筑企业的应用 在我国企业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有一种与所有人联系紧密的企业脱颖而出,几乎领导了整个企业市场,那就是建筑行业企业,不论是开发房地产的开发商单位,还是工程施工的建筑单位,建筑个人化企业的发展势头越来越盛,因此在这一领导企业上就代表了我国大多数民营型企业,因此笔者就建筑企业的经济管理注意事项进行浅析。 4.1建筑企业的经济 建筑企业的市场化经济是和建筑施工所关联的,因此建筑企业对于社会大环境的了解就和中国建筑市场的关系紧密,正确的经济管理模式能够为建筑企业谋得更多的利益。当即社会的建筑企业经济管理比较杂乱,几乎生搬硬套西方某些企业的套路,却并没有意识到在社会主义国家采取资本主义道路的方式是行不通的,因此国家为了遏制房价出台了一系列法律规定,限制国内建筑企业成为民营企业经济的毒瘤。 4.2建筑企业的经济管理 建筑企业更应该注重经济管理,因为一个建筑企业的资金流动量是巨大的,因此对于经济的把握上更要用心严格地对待,因为市场经济化的原因国内的建筑企业大多存在手续不全就可以开始施工,资金走向不明确、售房手续不全就开始出售楼盘等一系列问题,这都是建筑企业的经济管理体系不严谨的结果。 4.3建筑企业经济管理办法 对于一个建筑企业有明确的资金流向是十分重要的,因此经济管理部门必须做到每一笔账目都明细,每一次购进材料都严格记账,避免回扣、偷税、漏税等问题的发生,另外购进权利和资金调动权利应该有多人共同参与,避免建筑企业财政大权独揽的问题,另外建立完善的企业经济管理制度,以应对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潮。 5.结语 正因为社会发展体制的不同,所以我们国家的企业经济发展方向势必与西方企业发展的经济体制不同,对于基础不同的社会体制本来就会走向类似的道路,但是西方企业经济的发展还是有可以借鉴的地方的,因此我们的企业要擅长结合自身企业条件和特点去把握大环境,选择一条适合自己企业发展的经济之路,在企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不断吸收西方企业经济发展的可取之处,充实自身企业。 经济管理论文范文:从摊贩经济管理视角简析我国城管执法的出路 从摊贩经济管理视角简析我国城管执法的出路 一、关于摊贩经济的思考 纵观各大街小巷,经营各种商品的小摊小贩比比皆是,每逢开市时间必是人山人海。摊贩经济已发展成为无法遏制的洪流。面对这样的一个存在,人们开始思索有关其利弊问题。诚然,随着城市整齐划一的文明城市建设要求的提出,我国这样的摊贩经济的存在显然是一种阻力,比如引致城市环境卫生问题;利于规范化市场的建设;摊贩的随处摆摊设点影响市容、堵塞交通。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认其所具有的积极功效,譬如摊贩经济的存在对缓解一定程度的就业压力具有不可磨灭的功劳,对稳定社会秩序和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此外,它还丰富了城市文化,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在我国,摊贩经济有其产生与发展的充足养分。一方面,摊贩经济因其所具有的能为广大群众提供廉价的商品和便捷的服务而成为一般民众所接受并广受欢迎的一种客观存在。另一方面,摊贩经济的兴盛与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涌入的潮流息息相关,因为迫于生计而又没有一技之长或者城市就业压力,很多人选择了摆摊设点维持生计,这种规模小、成本低、风险小的糊口方式成为这样一些弱势群体的最佳选择。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面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如何有效地处理摊贩经济问题将是重要的一笔,不可全盘否定企图消灭殆尽,亦不可听之任之。 二、从对摊贩经济进行管理的过程中折射出的我国城管执法存在的问题 城管执法是城市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摊贩经济进行管理是城管执法的职责所在,但是在不少城市,城管与摊贩被视为天敌。不可否认的是,城管队伍对我国现取得的城市建设成果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面对近年来屡禁不止的暴力执法等问题,官民矛盾又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以致一谈及“城管执法”便会有人破口而出一句“流氓谈法治”。在一份“你对城管执法的印象如何?”的网络调查中,1174 张有效投票中有650票选择了“不好,经常性野蛮执法”,占总票数的55.37%。①这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我国城管执法的法律依据不充分、标准不明确,导致了执法混乱现象的普遍存在。我国城管执法的产生得益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的确立,但是其存在与执法的根基并不稳固。首先,针对我国一直以来存在的多头执法、重复处罚等问题,1996年3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确立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是属于重要制度的变革,然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无全国通行、专门的法律法规对相对集中的行政处罚权制度进行规范。其次,关于城管执法尚无统一的执行标准,虽然部分省市政府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是我国尚不存在关于城管执法的具有全国性效力的专门性法律规范,城管执法多呈现出盲目性与恣意性。 第二,对摊贩经济的制度排斥和城管队伍素质参差不齐是我国摊贩经营的混乱与“摊贩——城管”矛盾的白热化的症结所在。如上所述,摊贩经济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发展程度的产物,有其存在的价值与必然性。政府部门对摊贩经济一味进行打压的管理理念,不仅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因此给城管组织施加了压力以致增加了暴力执法的可能性,而且其本身也是对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的背弃。 三、我国城管执法的出路 无论是摊贩经济还是城管执法,都有其存在的根基与价值,但是现实生活中两者如何相容又是无法忽视的难题。笔者欲从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发展经济,帮扶低收入者增强收入能力。如上所述,摊贩经济的存在实乃民之生存问题使然。在这种情形下,城管若只采用打压式强制清除方式完成自己的职责,恐怕适得其反。城市固然需要美丽,但不应至民生问题于不顾。面对这种情况,应在想办法帮助他们做更好安顿的同时进行清除。例如在美国, 市政当局每年都会通过媒体发出公告,向社会公布可供申请小摊贩的数量和地点,这些数量和地点是经过科学规划的,既不影响当地交通和周围居民的生活,也要照顾到有足够数量的客流。② 其次,新形势下榜样效应和形象效应日益凸显其重要性,是故对执法队伍的素质要求在提高。一方面,从源头上肃清城管队伍成分,应对城管人员进行严格选拔,主要考核其人文素养。另一方面,要对城管队伍进行培训,加强他们的法律素养和职业素质。 再次,加强各部门的密切合作和职务监督,切实落实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破除各部门将其作为推卸责任的挡箭牌的难题。 最后,加强相关的立法工作。到目前为止全国还没有一部关于城管执法的专门法律或行政法规,这使得城管执法主体在执法过程中处于执法相对人的质疑和与其他部门打交道时处于“弱势地位”的尴尬境地,同时也因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而导致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任意被使用。因此建议立法部门及时制定相关的法律,保证城管执法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以立法方式明确城管执法的合法性以及城管执法部门的法定权限范围,确保城管执法的统一性和规范性,避免执法过程中法律适用上的冲突,从根本上解决城管“借法执法”的状态,是完善城管执法的首要环节,有助于帮助执法工作正规化、规范化、法制化。 经济管理论文范文:谈谨慎性原则在经济管理会计核算中的应用 谈谨慎性原则在经济管理会计核算中的应用 谨慎性原则又称稳健性原则,是指企业在进行经济管理会计核算时,要遵循谨慎性原则,这样可防止抬高资产和受益,压低负债和费用,并起到预警风险和化解风险的作用。其具体做法是:推迟确认收入,尽早确认费用,低估资产,高估负债。合理运用谨慎性的原则,有效防止企业虚夸资产、企业包装上市、扩大利润的现象发生,可为众多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既保护了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又提高了企业的经济管理效率,有利于企业做出准确的经营决策,提高市场占有率和经济利润。 1 谨慎性原则存在的前提条件 谨慎性原则是指:针对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而采取的一种会计核算上的谨慎态度。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不确定性、风险性和会计信息的不确定性是谨慎性原则存在的前提条件。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是和社会经济环境是密不可分的,物价变动指数、税率例率、通货膨胀等因素将影响会计信息,使企业的资产不断发生变化。会计系统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也会影响会计信息不准确。企业为了在经营中谋取超额的经济利益,必然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因此,在企业的会计信息中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对于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来说,如何预测商业风险,如何避免商业风险,是企业所面临的艰巨任务。而会计的谨慎性原则正是减少风险的有效方法,合理应用谨慎性原则能对企业经济活动中存在的风险进行合理估计,有利于保护股东利益和提高企业市场的竞争力。 2 谨慎性原则在经济管理会计核算中的应用 2.1 会计核算中各种“准备”的提取 2.1.1 坏账准备的提取。企业的各项应收款项目,可能会因为购货人拒付、破产、死亡等等原因而无法收回,发生坏账,企业资产将受损。企业为了谨慎起见,应当定期对应收款项进行全面的检查,对可能发生坏账的应收款项目进行预测,没有把握能够收回的应收款项,应当计提坏账准备,这充分体现谨慎性的原则。 2.1.2 存货跌价准备的提取 企业应经常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若因为存货遭受毁损、全部或部分陈旧过时或销售价格低于成本等原因,使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应当按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的金额提取存货跌价准备。这种会计处理方法符合谨慎性原则。 2.1.3 短期投资跌价准备的提取 企业从证券市场购入股票、债券等等短期投资活动,由于证券市场总是处于波动之中,所以企业的收益和损失的不确定性很大。在期末,企业应对短期投资按成本与市价孰低计量,对市价低于成本的差额计提短期投资跌价准备。这很符合谨慎性原则的要求。 2.1.4 长期投资减值准备的提取 按照《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企业应当定期或者于每年年度终了,对长期投资逐项进行检查,如果由于市价持续下跌或被投资单位经营状况变化等原因导致其可收回金额低于投资的账面价值,应在期末时计提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2.1.5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提取 按照《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企业应当在期末或者至少在每年年度终了,对固定资产逐项进行检查。如果由于市价持续下跌,或技术陈旧、损坏、长期闲置等等原因,导致其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应当按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2.1.6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提取 由于无形资产在创造经济利益方面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企业应该定期或者至少每年年度终了,检查各项无形资产预计给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能力,对预计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应当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3 存货期末计价方法的运用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应当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也就是按“历史成本”与“可变现净值”两者之中的较低者进行计价,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上。 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应当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活动中,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将要发生的成本、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这种计价方法符合谨慎性的原则。 4 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选 固定资产折旧处理采用加速折旧法也体现了谨慎性原则。由于技术发展的进步,固定资产不仅存在有形损耗,也存在无形损耗。如果采用直线法,可能会造成企业设备陈旧、更新速度慢。而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年数总和法等加速折旧法,则可以实现加速设备的更新,同时计提折旧也会更符合实际情况。 5 无形资产的摊销 无形资产的摊销也体现了谨慎性原则,无形资产的摊销一般采用直线法。所以摊销主要决定因素是其摊销年限。在实际的工作中,应将其价值在预计使用年限内分期平均摊销。无形资产的摊销期限越短,越能体现谨慎性的原则。 6 收入的确认 《企业会计准则—收入》规定:收入必须在若干相关条件同时满足时才能够确认。如果在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不能可靠估计的情况下,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对收入分别按以下情况确认和计量。 (1)如果已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应该按照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计算确认收入,并按相同金额结转成本。 (2)如果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不能全部得到补偿,应按能够得到补偿的劳务成本确认收入,并按已发生的劳务成本,作为当期费用,确认的金额小于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的差额,作为当期损失;如果已发生的劳务成本全部不能得到补偿,应按已发生的劳务成本作为当期费用,不确认收入。这些规定,充分体现了谨慎性原则。 (3)关注和反映或有事项的规定。或有事项是指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一种状况,其结果需要通过未来确定事项的发生或不发生予以证实。《企业会计制度》对或有事项的处理所作的规定,确认或有负债而不披露可能的或有资产,遵循了谨慎性原则,同时也能让会计信息使用者更清晰地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信息,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总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谨慎性原则的合理应用对企事业单位的经济管理具有重大的意义。合理应用谨慎性原则对企业进行经济活动分析,得出的财务信息、经营投资信息是十分稳健可靠的,为企业经营投资和决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大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 经济管理论文范文:中国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演化机制研究 【摘要】海洋经济管理体制作为海洋经济的制度软件支撑,其完善与否直接影响到海洋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本文基于演化博弈论的视角,研究了建国以来中国海洋经济管理体制变迁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海洋产业之间的利益争夺才是海洋经济管理体制变迁的内在动因。 【关键词】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演化机制;演化博弈论 引言 自2003年全国海洋产业总产值首次突破一万亿元(10077.71亿元)大关以来,我国海洋经济迅猛发展,2003年—2008年海洋生产总值增长率基本稳定在8%-10%的水平上,且每年均高于同年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海洋经济作为一个复杂的经济体,其管理体制的健全与否直接影响到海洋经济的发展水平与发展速度。建国以来,海洋经济曲折中前进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海洋经济管理体制也几经变迁而日趋完善。由建国初期分散的行业管理体制,逐步走上统一管理的轨道,最终形成现今以“条块”结合为特色的海洋经济综合管理体制。深入分析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变迁历程,不难发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在其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政策的规划与指导积极推动着海洋经济的体制优化。但究其本质,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演化是受自身发展规律约束的,政策在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演化的整个过程中只是起到加速或减缓的作用。 国内外学者在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研究方面做了一定的工作。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1)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类型。自然条件、政治制度以及经济水平的差异,导致各国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类型的不同。国内外学者基本将海洋经济管理体制分为三种类型:分散型、集中型以及分散与集中结合型。(2)海洋经济管理体制发展历程及现状研究。一类学者从整体出发,将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变迁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行业分散管理阶段——初步统一阶段——以“条块”为特征的综合管理阶段。另一类学者则从具体产业出发,分门别类地研究各海洋产业管理体制的历史沿革与现状。(3)深化改革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路径措施研究。诸多学者从管理学、生态学、政治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多个角度出发提出深化改革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路径与措施,认为我国海洋经济必须走综合管理的道路,行业管理与区域管理二者缺一不可。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在研究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时,着力点多集中其历史沿革、现行体制的“好坏”以及改良的路径与措施等方面,尽管也有少数学者试图从历史学的角度探讨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变迁历程,但分析结果多停留理论层面,并未从体制形成的根源出发探讨体制变迁的内在机制。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突破方法上的单一性,从演化博弈论的角度出发,找出影响其变迁的主要因素,深层次剖析海洋经济管理体制变迁的机理,探索其演化的内在规律。 一、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演化博弈模型 (一)演化博弈模型 演化博弈论是建立在传统博弈论基础之上,假设参与人是有限理性的条件下,将动态的重复的策略调整融入到传统的博弈理论之中而发展起来的,用来分析生物、社会、经济等一系列活动变迁行为的一套新的理论。演化博弈论的思想最早起源于19世纪30年代,理论渊源来自于两个方面:演化理论与博弈理论。它突破了传统博弈论关于参与者完全理性的假设,认为参与者是有限理性的,参与者通过对历史的分析来决定下一步的策略。演化博弈论虽然是建立在传统博弈的基础上,但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演化”。演化博弈论包含两个基本概念:演化稳定策略(ess)和复制者动态(rd)。这一对基本概念共同构成了演化博弈理论的两大基石。 (二)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演化博弈模型 海洋经济管理中有众多的参与者,根据具体实施主体,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中央、地方政府以及各海洋产业。其中,海洋产业是海洋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是海洋经济管理工作实施的基本单位。海洋产业发展需要合适的海洋经济管理体制作为支撑,海洋产业发展过程中不可协调的矛盾也推动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变迁。本文中将各海洋产业作为演化博弈模型的主要参与者,旨在通过分析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博弈来透视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变迁机制。 1、模型假设 (1)海洋经济活动中的参与者是有限理性的。 (2)每个参与者都有两个选择策略:“独立”、“联合”。 模型中参数设置如下:a、b分别为海洋经济中任意两个有关联关系的海洋产业;s为可能的策略集,s={“独立”,“联合”};p、q分别为参与者a、b选择“独立”策略的概率;λ为海洋产业选择独立发展导致产业间矛盾产生的损失值;α为海洋产业加入产业组后由于法律法规、活动空间以及其他方面的限制导致自身能力无法尽情施展而导致的损失率;β为该海洋产业与相关产业组的关联度,关联度越高,协同效应越高;这里假定α、β值为既定的。 2、模型构建 下面我们对博弈双方的收益情况进行分析:(1)当a、b都采取“独立”策略时,两部门获得正常收益的同时,承担由于活动交叉导致矛盾产生而造成的损失值λ;(2)当a、b都采取“联合”策略时,两部门在避免了矛盾产生所造成的损失值λ的同时,获取由于协同作用而产生的额外收益,a、b获取的额外收益分别为βl、βl,但同时也会由于自身发展受限而遭受一部分损失,损失值与本产业的发展水平有关;(3)当a、b两个参与者,一个采用“独立”策略,另一个采用“联合”策略时,采用“独立”策略的一方由于对方采用了“联合”策略而免受矛盾产生所带来的损失,同时也不能获得额外收益;采用“联合”策略的一方由于加入关联产业组而获取一定的额外收益,同时也由于自身发展受限而遭受一部分损失。 根据以上分析,a、b的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 由表2知,当时,即一个海洋产业加入与其相关的产业组后获得的额外收益高于加入产业组时的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产业通过观察、学习和模仿会不断调整自己的选择策略,逐步向产业“联合”方式发展。此时,(联合,联合)是演化稳定策略。 (2)若各局部均衡点的稳定性分析如表3: 由表3知,当时,海洋产业在加入产业组时会考虑加入前后收益或成本的大小,由于,即海洋产业加入产业组后总体损失值降低了,但是出于显性利润的驱使,参与者选择“联合”策略的动机并不强烈。此时海洋产业会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加入或不加入相关产业组。此种情况下,演化博弈模型没有演化稳定策略。 (3)若(其中,i=1,2),各局部均衡点的稳定性分析如表4: 由表4知,当时,海洋产业在加入产业组时会考虑加入前后收益或成本的大小,由于,即产业加入产业组后总体损失值升高了。此时明智的海洋产业会选择“独立”策略。此时,(独立,独立)是演化稳定策略。 二、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演化机制分析 通过模型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影响海洋经济管理体制变迁的关键是海洋经济中“成本与收益①孰大孰小”,表象上表现为α、β、λ、l等值的大小。 (一)参数变动对海洋经济管理体制变迁的作用 1、α值的大小。α为海洋产业加入产业组后由于法律法规、活动空间以及其他方面的限制导致自身能力无法尽情施展而导致的损失率。若α值偏大,相对于固定的产业规模,海洋产业加入产业组时的损失值则大;反之,则小。α值的大小是与海洋产业的技术水平、海洋资源的多寡紧密相关的,技术水平高、海洋资源匮乏时α值较高。较高的α值促使海洋产业偏向于选择“独立”发展策略。 2、β值的大小。β为该产业与相关产业组的关联度,β值越大,加入相关产业组获得的额外收益也就越大;反之,越小。较高的β值促使海洋产业偏向于选择“联合”发展策略。 3、λ值的大小。λ为海洋产业选择独立发展导致产业间矛盾产生的损失值。λ值越大,海洋产业越有动力与其他产业联合;反之,则反是。λ的大小与海洋经济的发展水平紧密相关,海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各海洋产业各得其所,相安无事,λ值较小;海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新增的海洋产业以及技术水平的提高均会导致矛盾的增多。较高的λ值促使海洋产业偏向于选择“联合”发展策略。 4、l为相关产业组的发展水平,相关产业组发展水平越高,海洋产业加入进去获得的额外收益越高;反之,越少。较高的l值促使海洋产业偏向于选择“联合”发展策略。 (二)我国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演化机制 1、建国初期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行业分散管理阶段 建国初期,我国在海洋领域的主要政策是恢复和发展传统海洋产业。在开发利用海洋技术水平有限的前提下,海洋产业进行联合发展的协同效益很小。同时,如海洋产业选择“联合”策略则意味着要出让活动领域、遵守法律法规等,对于具有一定规模经济的海洋产业来说,这些成本将是巨大的。因此,联合发展获得的额外效益远远小于出让活动领域等造成的损失,即。同时,由于海洋开发与利用水平低下,各海洋产业独立发展,矛盾并不突出,这意味着λ值也很小,即—1。此时,海洋产业之间没有联合的动力,各海洋产业独立发展,与此相适应,海洋经济管理体制呈现一种分散管理的特征。 2、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20世纪70年代末——由分散向统一迈进阶段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末,海洋经济在曲折中求发展。历经十年“”,海洋经济遭受一定的损失,但是各个海洋产业的发展并未因此停滞。海洋渔业、盐业、海洋港口与交通运输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随着技术的进步,各主要的海洋产业开始扩展活动区域,产业间的交叉活动领域随之增多(β值变大),矛盾也随之显现出来(λ值变大)。此时,如果海洋产业选择“联合”发展策略,由于协同效应产业获得的额外收益将增加(值变大)。但由于渔业、盐业、港口与交通运输业“三足鼎立”局势未变,并且各海洋产业技术水平有了一定的提升(α变大),各海洋产业出让技术,活动领域、遵守法律法规等成本增加,这一时期,海洋产业联合发展的成本依然大于联合发展的收益,即。随着海洋产业间矛盾的深入,交叉领域的海洋活动逐步受到政府的重视,在政府的协调组织下,海洋产业间的联合崭露头角。 3、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末——综合管理体制初见端倪 20世纪80年代初至20世纪90年代末是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时期。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大量国外先进管理方法及科学技术,海洋意识以及海洋开发技术都有了很大提高。一些新兴的海洋产业,如,海洋油气业、海洋化工业、海水综合利用等产业也迅速崛起,海洋资源开发与管理的主体也随之繁杂起来。各行为主体在同一个流动的海洋区域内活动,关联度随之增加(β值变大),致使海洋经济发展在空前高涨的同时,海洋产业之间的矛盾急剧增加(λ值变大)。此时,如果海洋产业选择“联合”发展策略,由于协同效应产业获得的额外收益将增加(值变大)。同时,由于共同的活动领域范围的扩大以及海洋产业作业领域的层次性,海洋产业选择“联合”策略时出让的领域的成本会有所降低。相反,海洋产业之间关联度的提高使产业间协同效应增大。此时,在一定的海域内,在矛盾突出的海洋产业间,建立一种良好的协调机制来协同产业间的发展是可行的。1988年1月27日海南省建省筹备组与国家海洋局商定,成立海南省海洋局,统筹管理行政区划内的所有与海洋经济有关的活动。自此开始,截止到1991年,我国16个沿海省(区、市)海洋管理机构已全部建立,标志着我国海洋经济管理体制从此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4、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以“条块”为特征的海洋经济综合管理体制 21世纪以来,我国海洋经济综合管理体制逐步完善。随着综合管理机构的建立,产业间联合带来的协同效应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国家海洋局的统管职能进一步强化,1999年中国海监总队的成立为海洋经济综合管理体制的稳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军事保障。 但由于我国海岸线绵长曲折,要想对整个国家实施统一的综合管理是有一定难度的。此时,海洋区域管理应运而生。我国的区域海洋经济管理体制主要体现在省级政府阶层,这与我国固有的行政区划有很大关联。在固守海洋产业“条形”发展的基础上,进行区域海洋经济发展,在国家海洋局统一调控、政策法规总的约束下,各省市彰显各自特色,结合自身条件,建立起适合本省市海洋经济发展的管理体制。截止2008年底,我国已有16个沿海省(区、市)成立了主管海洋和渔业的管理机构,综合管理地方海洋产业活动。从区域的角度看,我国基本上形成了国家——省——市——县自上而下四级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整体上,我国海洋经济管理体制呈现出“条形”的行业管理和“块状”的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混合管理模式。 三、结论 我国海洋条件优越、资源丰富,海洋经济发展迅速,已达到世界中级水平(l较大),传统海洋产业已经形成规模经济,新兴海洋产业尚处于初级阶段(α值较大),海洋产业种类增加。但同时,各产业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时空交叉严重(β值较大),海洋产业总体技术水平较低(技术水平低下,在统一的工作领域势必造成矛盾加剧,即λ值较大),海洋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和技术装备相对落后等问题严重。随着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的日益提高,海洋产业之间的矛盾加剧,我国海洋经济管理体制走综合管理的道路已确定无疑的。当前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建立完善的海洋经济信息管理系统,充分了解海洋经济的发展局势;建立健全的海洋经济综合管理的协调组织机构,从全局的角度解决跨行业问题;建立统一的海上执法队伍。 经济管理论文范文:强化公共经济管理对民生关系影响的探讨 一、公共经济管理影响民生的核心作用 优质的公共经济管理,对体现社会公平、改善民生、维护公民权益能够发挥积极有效的促进作用。社会健康成熟发展的显著特征在于,不仅可以实现公共需求的优化提升,还可以做好产品与服务的合理分配。新时期,公共经济发展中全覆盖、优质共享、民生改善的实践目标逐步被重视,以政府组织为核心,全面提供优质公共产品、优化公共服务已经成为核心任务。 发展公共经济可有效满足民生需求,其内涵以及范畴伴随社会发展建设水平的全面提升,持续拓宽,由传统生存需求,逐步丰富至劳动保障、卫生服务、教育管理等综合需求层面,令改善民生逐步变为当前保护民众利益,实现社会文明和谐发展的根本。政府开展公共经济管理阶段中,需要承担优质服务、提供产品、统筹财政支出等重要职能,契合民生需要。因此应由从多层面入手,制定科学有效的服务管理策略,方能真正改善民生,满足大众需求,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持续发展。 二、公共经济管理对民生的影响 (一)公共产品服务可全面满足民生需求 改革开放进程的持续深入,令民众不再仅仅满足于生存水平的提升,更注重教育、福利待遇等方面的核心需求。而公共经济管理中提供的公共产品服务则较难跟上需求的扩充步伐速率。基于教育、保障服务与医疗事业呈现的外部产品特征,虽然部分内容可以通过私人经济实现,但最为核心有效的供应方仍旧为政府机构。因此,只有政府全面服务社会,优化公共产品管理,方能真正满足大众需求,改善民生。 (二)公共经济职能可推进公平发展 改善民生,并非是部分人群受益,而应是大群体、甚至是整体群众的受益,是全社会生活水平的优化提升,即体现良好的公平性。为此只有借助政府力量,做好市场资源的优化协调,方能实现优化民生。 (三)公共支出能优化市场调节 公共产品的全面供应,需要政府机构提供合理的补助管理模式。由效率以及公平的角度来讲,较为契合的是,政府组织可通过间接生产,扮演好掌舵人的角色,借助市场秩序的有效管控协调,采用有效的支出预算管理规划,对经济实现刺激影响,进而营造公平有序的公共产品管理供应环境,吸引多方参与实践活动,进而通过良好的公共支出模式,实现市场的优化调节。 (四)健全公共财政制度,实现法治化公共经济管理 为优化改善民生,公共财政制度应予以全面完善。当前显著的民生问题在于供应有限,因此应优化调节财政支出体系结构,有效缩减非公共性投入支出,使服务投资向着公共服务的模式发展,并将重点制定为公共教育服务、社会与医疗保障服务,扩充公共投入至民生范畴领域之中,全面给予公共产品服务以有效的支持,方能优化改善民生,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为完善制度保障,应持续丰富公共事务,合理应对逐步复杂多元的公共问题。政府机构也应持续优化公共经济的实践管理效率,合理应用法律工具,实现公共经济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同时完善法规体系,组织开展规范的公共经济实践活动,将法律体系引入其中,做好公共经济实践与权责职能的明确规范,令公共经济真正的依法、守法,实现预期目标,在制度层面上全面保障民生利益。 三、强化公共经济管理,优化改善民生 为全面改善民生,保障公民利益,公共经济管理还应明确同改善民生的核心联系,并基于改善民生的核心诉求实现优化调节。政府机构应合理转变工作职能,健全公共服务模式,优化公共服务管理。政府应承担起必要的满足民众公共需求的核心职能,将公共资源有效的倾斜至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层面,进而推进社会事业的全面、持续优化与民生的良好改善。 同时,还应提升公共政策的合理公平性,实现科学决策,引入民主化管理,完善群众积极参与制定并监督决策的科学管理制度。应通过全面调研、综合评估、合理决策、有效执行、优化监督管理,通过政策保障推进社会各类资源的合理公平应用与分配。 财权向中央集成、事权下放的管理模式,将令保障事业、服务管理以及公共产品服务较多得由地方政府部门担负。基于其财政能力的限定,以及融资渠道的有限,会对公共事务产生不良影响,降低公共产品服务的整体质量与可靠性。为此,应有效提升民生工程的实效性,通过有效划分、明确权责,做好中央和地方的公共经济良好协调、优质社会管理,承担必要的权责,方能提升公共经济管理水平。再者,为维护大众合法权益,应注重群众诉求表达,拓展政务公开。应在进行公共利益管理以及事务决策制定阶段中,广泛征求民众意见,创建有效的公众表达诉求、传达信息的良好制度,发挥媒体桥梁作用,丰富舆论渠道。民生决策管理中,应真正令大众全面参与,通过开放研讨,明确各方利益需要,全面改善民生,实现科学发展。 四、结语 总之,强化公共经济管理非常重要。我们只有明确公共经济发展同改善民生的客观关系,研究民生经济的重要影响作用,方能真正地体现民意,服务大众,提升公共经济核心水平,实现共赢发展。 经济管理论文范文:探讨房地产经济管理的现状 引言;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但房地产市场过热,房价高居不下普通百姓购房压力增大;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已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因素。本文就国内房地产经济管理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我国房地产价格指数在2008年出现短暂下跌过后,即再次上涨。2010年中央出重拳遏制房地产价格上涨,到目前为止,虽然销售量有所萎缩,但价格依然保持坚挺。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房地产业快速崛起并成为我国经济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在改善民众居住条件提高生活水平。促进其他产业的带动发展,提高地方财政收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在我国,因其特殊的国情背景,房地产业发展问题不仅仅只是简单的经济问题,同时承担着难以推卸的社会责任。引导房地产业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是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近几年。针对房地产市场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然而从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情况来看。收效甚微,房地产市场发展中一些深层次的根本性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和纠正,房价增长的势头仍未得到抑制,甚至于出现政府越管问题越升级的现象。可见虽然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前景是光明的,但在具体实践我国房地产经济管理仍存在许多问题和难点,实现我国房地产市场健康持续发展的道路充满艰辛。 一、房地产经济管理的现状 国内的房地产企业单位一般都在一定程度建立了企业的经济管理制度,在基本业务管理方面算是有章可循,但依然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对经济管理存在许多误解,这就使得企业经济管理相对薄弱,经济业务的随意性变大,同时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导致企业在这方面比较混乱。首先是会计基础工作薄弱,致使会计信息失真秩序混乱,会计监督流于形式,单位负责人违法干预会计工作,扰乱单位会计工作。其次,法人内部监督机构作用不明显,在实际工作中,董事会、监事会的监控作用严重弱化,往往缺乏有效的监督作用。再次,法律意识薄弱,部分人员法律意识薄弱,有法不依,投机取巧,执法不严,姑息将就,拉人情给面子的现象普遍,管理松弛,造成了一系列经济犯罪。企业经营层以及普通员工的素质不高,人力资源政策不健全。 二、房地产经济管理存在的问题 近几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管理目标都在于尽快实现房地产市场供需的总体平衡。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实现居者有其屋。然而对于我国当前所处的社会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认识不到位。我国房地产经济管理在房地产市场一些问题的认识上和长期的规划上还不是很清晰.甚至存在片面性和错误的认识.导致政策目标的短期性严重,缺乏前瞻性。同时,政策目标的模糊不清.短期的政策手段和中长期规划思路不一致,甚至出现相违背的现象。政策的不连续性和科学性合理性的欠缺。造成房地产整个行业随着政策的变动而出现上下波动,不仅扰乱房地产市场的正常运行。同时政策存在的漏洞也给投机者带来可趁之机,干扰市场秩序。如经济适用房政策、房地产税收政策、住房产业政策等都是我国房地产经济管理思路不清、目标模糊的有力说明。再者,我国政府对房地产经济管理处于被动的位置,忙于具体的事务管理和救火中,缺乏长期规划,事后调控居多,造成“一放就乱。一放就涨.越管理越升温”局面的出现。 1.相关法律法规体系的不健全 从世界各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的经验来看,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是保障房地产市场良性运行的先决条件。在我国。由于房地产正处于快速发展的初始阶段。房地产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程度有待加强。房地产市场管理应是一个从最初的开发、建设、交易到后期管理的完整体系,但是在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一部覆盖整个房地产市场管理法。我国房地产市场法律法规的建设进程明显落后于当前我国房地产高速发展的需求,导致法律真空现象越来越多。其次,我国目前主要还是依靠行政权威对房地产经济进行管理.很大一部分文件都是以国务院名义牵头颁发的,或是以国家部委办的名义的,如国11条、新国四条等,缺乏法律的严肃性、稳定性和普遍适用性特点。即使在特定领域相关的法律法规已初步建立,但与此相配套的条例、实施细则不完备,造成房地产市场.特别是土地交易上政令不通、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陷人恶性循环中。加上已有法律法规落实不到位,使得法律应有效力大打折扣。 2.机制不完善,管理流于形式 我国房地产经济管理已跨过了多个年头。房地产成为我国政府经济管理中的重点和焦点。特别是近几年,政府对房地产的管理可谓重拳出击,政策短时间里密集推行。但效果不佳,许多政策与规定只流于形式。走走过场,执行不到位,甚至不乏失真、变形。部分政策可操作性不强,存在争议。实施细则在制定颁布远远跟不上实施原则的制定颁布。我国相关经济管理的措施落实大部分采取自上而下的形式。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房地产两级监督、管理、调控职责、范围未划分清晰和明确定位.导致我国房地产行业政策的出台都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的非合作博弈。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正处于快速发展的过渡阶段,房地产业高收益与低成本的特点使其成为地方经济的支柱产业和地方财政重要来源,也成为地方政府推高地价、拉高房价的原动力。公权力与房地产开发商的合作,极易导致内部交易、权钱交易.导致宏观经济管理操作明显存在失误现象。房地产市场中官商结合的链条若无真正打破,我国房地产经济管理的难度将越来越大,国家宏观政策也注定流于形式,难发挥有效作用。加上,在房地产市场中最为关键的金融、企业、土地、地方政府等多个环节上在日常运行中各自为政.协调不足,各自决策,决策相互脱节,也导致我国房地产经济管理流于形式。 三、房地产经济管理建议 1.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一般都需经历一定的发展阶段和经验的积累。当前。实现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正常运行,需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房地产法律法规.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完整房地产法律体系,实现房地产市场运行的规范化和房地产经济管理行为的合理化和合法化。首先,应以法律来有效制约政府的经济管理作用的发挥,避免影响更大的扰乱。同时以法律切实保障我国房地产综合、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宏观调控体系的建立和实施。继续完善《土地管理法》、《建筑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尽快出台各相关的实施细则,促成《房地产法》的出台,将房地产开发建设管理、交易管理、中介服务管理及相关的后期服务管理等各个方面完全纳入法律规范体系,提高我国房地产行业相关规范政策的层次性、稳定性和严肃性.使我国房地产市场经济管理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2.建立健全管理机制.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存在的许多问题有着深层次的原因,单纯依靠简单的行政命令调控难以有效解决。改革房地产管理体制是解决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不良局面的有效途径。要正确认识政府经济管理职能在市场经济中所能起到的作用.调整政府部门的管理职能。正视市场失灵的存在,但必须在充分发挥市场自身调节功能的基础,根据市场的变化进行适当、适度的干预,最终建立起有利于房地产业发展的合理、有效的运行管理机制。为促进房地产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和社会环境。
浅议西方自由主义:西方自由主义影响下的新闻自由 摘要:17世纪以来,投身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西方政治哲学家们对个人自由和新闻自由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论证,自由主义延伸到新闻传播中自然便提出了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以及出版自由等问题。17世纪以来的西方政治哲学家们基本上都将上述自由归因于天赋人权。英国思想家弥尔顿强调人是理性动物,保护言论和出版自由是因为只有允许人们公开辩论才能够发现真理,20世纪以来依靠公开辩论发现真理这一观念最终导致了思想和意见的自由市场理论的产生,它们成为支撑新闻自由理论的基石。在西方,新闻自由被人们视为一项绝对的精神权利,理论的倡导最终也导致了实践中的立法保障。回顾新闻自由的发展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20世纪以来自由主义复兴的西方当代社会语境中,新闻自由所面对的进退维谷的现实。 关键词:个人自由;新闻自由;理性;真理;意见自由市场 一、自由的价值证成 自由作为一种价值范畴,其得以成立的理由以及丰富的价值内涵曾经被无数的思想家和哲学家所论证。自由的价值证成首先出自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所极力倡导的自然权利理论或天赋人权理论。霍布斯认为自由是人类所拥有的一项自然权利,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一的自由。因此,这种自由就是用他自己的判断和理性采取认为最适合的手段去做任何事情的自由。”他进一步说道:“自由这一词语,按照其确切的意义来说,就是外界障碍不存在的状态,这种状态往往会使人们失去一部分做自己所要做事情的力量。”霍布斯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们拥有各种生而平等的自然权利,享有各行其是的种种自由,但是所谓的自然状态不过是一个“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状态,这种状态起因于人性的弱点,因为人类总是彼此竞争、彼此猜疑,并为了荣誉彼此而战,因此在这种状态下,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无法保全自己的生命和安全,人们必须出让自己的权利,以求得主权者对自己的保护,国家正是自然人与主权者订立契约的结果。霍布斯认为,人们在订立契约时,每一个人出让的是自己全部的权力,因而主权者获得的就是绝对的权力。霍布斯的契约理论显然是为君主专制服务的,但是在他的这一理论中显然也包含着许多积极进步的意义,因为霍布斯首先强调人人是生而自由和平等的,人们不过是为了安全和存续的需要才与主权者订约,才出让自己的权利,这里其实已经蕴涵了“天赋人权”思想;其次,霍布斯的理论认为国家是自然人与主权者订立契约的结果,国家并不是根据任何神意创造的,这就彻底推翻了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君权神授说”。 洛克更为鲜明地主张生命、自由、财产是“天赋人权”。洛克也是从自然状态推导出所谓的国家状态的,但是洛克笔下的自然状态与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状态迥然不同,在洛克看来,所谓自然状态“那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然状态,他们在自然法的范围内,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办法,决定他们的行动和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而无须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在这种状态下起支配作用的是自然法。自然法,也就是理性指导着人类的全部生活,在这种状态下“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但是人类生活在这种自然状态中也有诸多不便之处,主要是没有众所周知的法律和公正的仲裁者来裁决发生于人们之间的纠纷,这样人类就被迫进入社会状态,人们将部分权力出让给某一个权威,因此,国家或政府正是人们出让权力,与权威者订立契约的结果。但不同于霍布斯的是,洛克认为人们与主权者订约时,出让的只是部分权利,而生命、财产和自由是不可放弃和转让的,同时洛克一再强调,政治权力的目的就是保障公民的福祉和财产,洛克还认为一旦政府违背了这种目的,契约便失去了合法性,人民可以通过各种形式,解除与政府达成的契约。 卢梭是另一位强烈主张社会平等、人类平等以及人类自由的思想家。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他开宗明义地写道:“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一方面表明卢梭认为自由乃天赋人权,另一方面也表明卢梭对于社会强加于人类身上的不自由深感痛心。正如霍布斯和洛克等人一样,卢梭也为人们描绘过一幅人类先人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状态,不同的是在卢梭的笔下,这种原始状态充满了诗意与和谐,他称之为“人世的真正青春”,“在这种状态中人们过着简单的生活,很少往来的生活,他们的需要很有限,并且使用着为满足这些需要而发明的一些工具,因此他们能够享有较多的闲暇,用来为自己安排他们的祖先所不知的各式各样的享受。”“实际上,再没有比原始状态中的人那么温和的了,在那个时候,人被自然安排得距离野兽的愚钝和文明人的不幸的智慧都一样远,他为本能也同样为理性所限,只知道防备所面临的祸害的威胁,他为自然的怜悯心所制约,不会主动地加害于人,即使受到别人的伤害也不会那样去做。”在这种状态中,没有压迫,没有欺诈,没有武力征服以及奴役。然而人类文明的出现和进步改变了这一切,卢梭写道:“使人类文明起来,而使人类没落下去的东西,在诗人看来是金和银,而在哲学家看来是铁和谷物。”在卢梭看来,金和银,铁和谷物的出现的确代表着人类文明的跃进,它们无疑加快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但是卢梭在此提及它们是要告诉人们,这些东西意味着多余的财富。卢梭竭力论证的是,这些私有观念和私有财产的出现,使人类走向堕落,因此他说:“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说到: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假如有人拔掉木桩或者填平沟壕,并向他的同类大声疾呼:不要听信这个骗子的话!这个人该会使人类免去多少罪行,战争和杀害,免去多少苦难和恐怖呀!”正是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导致了政治上的不平等,并最终导致了专制制度。人类要改变这一状况,就只能通过契约去缔结一个能确保人人平等的国家。不同于霍布斯和洛克等人的是,卢梭在论及天赋人权的时候更多地是关注人的平等,而非人的自由,这一特点在他论及公意理论时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在卢梭的公意理论之下,个人自由的生存空间确实被排挤得尤其狭小,因此有人指责卢梭的理论成为法国大革命以及此后激进社会革命的“始作俑者”,并非没有根据。 从自然权利或“天赋人权”的角度去论证自由之于人类的可贵和重要有着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但是自由之于人类的重要应该还有许多其他实用和功利的原因,这正是英国哲学家密尔论述自由的一个重要视角。密尔首先强调人性是多样化的,他说:“人性不是一架机器,不能按照一个模型铸造出来,又开动它毫厘不爽地去做替他规定好了的工作,它毋宁像一棵树,需要生长,并且从各方面发展起来,需要按照那使他成为活东西的内在力量的趋向生长和发展起来。”人性与个性又是相关联的, 密尔极力主张个性的绝对自由,强调个性自由乃是因为独特的个性是首创性的源泉,“首创性这个东西,是无首创性的心灵所不能感到其用处的。”人类正是依靠首创性才能去发现真理,促进社会的进步,因此密尔强烈反对任何对个性的压制,他说:“凡是压毁人的个性的都是专制的,不论管他叫做什么名字,也不论它自称是执行上帝的意志或者自称是执行人们的命令。”密尔尤其关注传统习俗对人类个性的奴役和摧残,他说:“凡是不以本人自己的性格却以他人的传统或习俗为行为准则的地方,那里就缺少着人类幸福的主要因素之一,而缺少的这个因素同时也是个人进步和社会进步中一个颇为主要的因素。”密尔认为传统和习俗对个性的压制和摧残有甚于政治专制。他认为:“社会的暴虐,比许多种类的政治压迫还可怕,因为它虽然不常以极端性的刑罚为后盾,却使人们有更少的逃避办法,这是由于它奴役到灵魂本身” 二、两种自由观的对比 自由更为深刻的价值意义还在于它与宪政法治以及民主的关联。在自由主义理论中,自由有两种主要的类别,一种是古代人的自由,另一种是现代人的自由。第一个明确区分这两种自由的是法国杰出的政治思想家贡斯当(1767-1830)。他在一篇演讲中开宗明义地说道:“我希望提醒大家注意两种自由的某些不同,这是一件全新的尝试,人们至今尚未注意到这些不同。第一种类型的自由是古代人十分珍视的自由,第二种则是近代民族视为弥足珍贵的自由。”贡斯当所说的古代人的自由是指古代斯巴达共和国或高卢人所享受的那种能够参与政治生活,享有政治权利的自由。这种自由包括:“人民直接行使相当多的政治权利。他们集中在一起对法律投票,并对那些遭到控告的行政官作出判决。”“在广场协商战争与和平问题,与外国政府缔结联明,投票表决法律并作出判决,审查执政官的财务、法案及管理,宣召执政官出席人民的集会,对他们进行批评、谴责或豁免。”等等。 贡斯当强调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的差别,其目的是要证明古代人虽然具有参与政治和公共生活的自由权利,但是却极大地忽视甚至压制了另一种更为重要的自由,即个人自由。贡斯当认为古代人虽然有参与政治和公共生活的广泛自由和权利,但是却不具有丝毫的个人自由权利,“在古代人那里,个人在公共事务中几乎永远是主权者,但在所有私人关系中却是奴隶。作为公民,他可以决定战争与和平,作为个人,他的所有行动都受到限制,监视与压制。作为集体组织的成员,他可以对执政官或上司进行审问、解职、谴责、剥夺财产、流放或处死;作为集体组织的臣民,他也可能被自己所属的整体的专断意志掠夺身份,剥夺特权,放逐乃至处死。”在贡斯当看来,古代人的自由并不是一个是否完善的问题,而根本就是一个压制个人自由,甚至最终会导致吞没个人的问题。因此贡斯当极力主张保障个人自由,即他所说的现代人的自由。他认为对现代人而言“自由只是受法律的制约,而不因某个人或若干个人的专断意志受到某种方式的逮捕、拘禁、处死或虐待的权利,它是每个人表达意见、选择并从事某一职业,支配甚至滥用财产的权利,是不必经过许可,不必说明动机或事由而迁徙的权利。它是每个人与他人结社的权利。”贡斯当竭力证明现代人的自由优于古代人的自由,他说:“个人自由是真正的现代自由,政治自由是个人自由的保障,因而也是不可或缺的。但要求我们时代的人民像古代人那样为了政治自由而牺牲所有的个人自由,则必然会剥夺他们的个人自由。” 贡斯当轻视政治自由而力挺个人自由是基于历史事实的教训,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基于法国大革命的教训,因为法国大革命强烈主张的正是每一个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那种古代人的自由,为了这样一种政治权利,无数公民被迫或自愿放弃了个人自由和权利,于是最后便发生了“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女”的悲剧。为此贡斯当尖锐地批评了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和所谓的公意理论。在贡斯当看来,个人既是自由的又是被统治的,既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个人意志可以上升为公意,个人服从公意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所有这些说法不过是狡辩。他说:“《社会契约论》那种狡猾的形而上学,在今天只能用来为种各样的暴政――――个人的、几个人的或所有人的暴政一提供武器和借口,使之以合法的形式或通过大众暴力实施压迫。” 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的当下语境正是伯林(1909―1997)所界定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概念。伯林首先为自由下了一个通俗易懂的定义。他说:“自由这个词的积极意义,来自于个人希望能够做自己的主人。我希望我的生命及决定是依靠我自己的,而不是依靠任何外在的力量。我希望成为自己的工具,而不是受别人的意志行为所支配。我希望自己是一个主体,而不是一个对象,我希望我是由自己的理性及有意识的目的所推动的,而不是被外来的原因所影响。……尤其特别的是,我希望自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思想、有意志、能动的存在,对于我所作的选择负起责任。并且能够通过提出我的想法及目的对这些选择作出说明。当我相信这是真的时候,我会感觉到我是自由的,当我了解到这不是真的时候,我便觉得自己是被奴役的。”依据这一定义,伯林区分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所谓积极自由就是“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是控制或干涉的来源,从而能决定某人去做某事,或成为某种人”,这实际上是把自由看作“去做……的自由”(free to),这种意义上的自由正相当于贡斯当所说的古代人的自由。所谓消极自由要回答的是“一个主体――一个人或一群人――可以或应当保有什么样的领域去做他能做的事,或成为他能成为的人,而不受他人的干涉”,也即是“免于……的自由”(free from),这种自由也正是贡斯当所说的现代人的自由。伯林总体上倾向于反对积极自由,他认为积极自由要求个人自我主宰,要求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这一要求体现在政治上就是要求政治自由,而政治上的过度要求有可能使积极自由陷落到它的反面,即强制和不自由的状态中去。与此相反,伯林较多地支持消极自由,在这种意义的自由之下,政府划定了一个其不得干预的私人领域,在这一领域,个人享有充分的自由,这正是贡斯当和密尔等人所称的个人自由领域。 事实上无论是贡斯当所说的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还是伯林所界定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着绝对的冲突和矛盾,它们触及到的不过是自由的两个极其重要的领域:一个是自由的政治权利领域,另一个是自由的个人权利领域。对于自由而言,二者同等重要。自由的政治领域强调的是国家权力的来源以及目的,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公民所依法享有的参政、议政以及决定公共事务的权力这样一些政治问题,其直接指向是宪政法治国家,通过立宪和法治,以限制政府权利,并确保公民权利;自由的个人领域强调的则是作为私人的个人所依法享有的种种免于政府权力、传统习俗以及社会舆论等干涉的权利,确保 个人的这种权利,也便是最大程度地保证了个人在思想、宗教、言论、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自由,自由正是在上述层面上与宪政法治以及现代民主发生着深刻的关联。 三、新闻自由:从理论奠基到法律保障 英国哲学家霍布豪斯在《自由主义》中说:“存在着一个所谓人身自由领域,这个领域很难说清楚,但它是人类最深沉的感觉和激情的最猛烈的斗争场所。其基础是思想自由――一个人自己头脑里形成的想法不受他人审讯――必须由人自己来统治的内部堡垒。”思想自由被人们认为是所有人类自由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自由,在自由主义的谱系中,言论自由、思想自由、表达自由、出版自由基本上都是一些等同或接近的概念,它们均指人们有权利通过出版物或者借助于语言表达自己真实的思想、观点和意愿,只是到了近现代,当大众媒介日益普及之后,人们习惯上将上述自由统称为新闻自由。 在西方政治思想有的著述中,言论出版自由从来都被视作一种绝对权利。弥尔顿、斯宾诺莎、洛克、密尔等人几乎毫无例外地强调人类言论和思想表达的自由属于“天赋人权”。弥尔顿坚持认为,言论和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它们属于“天赋人权”。在论述公民权利与君王权力的关系时,弥尔顿辩论道:“全世界的国王,一般说来都是由人民授权,都是根据一定的条件托付给他权力的。”这一状况“牢固地奠定了人民对于国王的优越地位。”他声称:“真理和悟性绝不能像商品一样加以垄断,或凭提单、发票、掂斤播两地进行交易。我们绝不能把祖国的一切知识当成买卖的商品,或者当成羊毛和黑呢子一样,标价签署发售。”斯宾诺莎在其1670年匿名出版的《神学政治论》一书中说:“人的心是不可能完全由别一个人处治安排的,因为没有人会愿意或被迫把他的天赋的自由思想判断之权转让与人的。因为这个道理,想法子控制人的心的政府可以说是暴虐的政府,而且规定什么是真的需要接受,什么是不真的不要接受,或者规定什么信仰以激发人民崇拜上帝,这可算是误用治权与篡夺人民之权。所有这些问题都属于一个人的天赋之权。此天赋之权,即使由于自愿,也是不能割弃的。”因此他认为“一个君主的权力无论是多么没有限制,无论大家心中是多么信赖君主之权是法律宗教的代表,此权却永远无法使人不依自己的智力以下判断,或不为某种情绪所影响。” 将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权利归于“天赋人权”,这一思想并非仅仅出自弥尔顿、斯宾诺莎、密尔等人,它们还出自更多的西方政治思想家的著述。对此,约翰・基思在《媒体与民主》一书中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在18世纪前后,涉及这一论题的书籍和文章还包括廷德尔的《反对束缚新闻》(1804),约翰・阿斯吉尔(John Asgill)的《论新闻》(1712),托马斯・海德的《论新闻,特别关于诽谤》(1758),托马斯・潘思的《人权》(1971―1972)以及玛丽・沃通克拉夫特的《妇女权力辩护》(1792)等。至于人类为何需要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人们诉诸的理由却不尽相同。基思认为,在新闻自由思想的发源地英国,除了天赋人权这样的自然权利理由外,还包括其他三种理由,即神学理性的理由、通过自由讨论发现真理的理由以及功利主义的理由。 弥尔顿倡导言论和出版自由的一个重要理由正在于他坚信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人类凭借这种理性可以去辨别正误,并发现真理,因此他坚决反对当时盛行于英国的书刊检查制度。他说:“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的像,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破坏了瞳仁中的上帝圣像。”在弥尔顿看来,书籍不是死的东西,它包藏着一种生命的活力以及创作者的智慧和精华,禁书这种行为如果牵涉到整个出版界的话,就会形成一场大屠杀,在这种屠杀中杀死的还不止是凡尘的生命,而是伤及了精英或第五元素――理性本身的生气。弥尔顿一方面承认法律在一定范围内的功效,另一方面却反对将法律滥施于道德、思想和言论等领域中,他说:“如果对成年人每一种行为的善恶问题都加以规定,限制和强迫,那么美德就将徒具空名,善行也就无须赞扬了。”弥尔顿尤其强调自我选择中理性的重要,当人们抱怨亚当逆命而行时,他评论道:“这真是蠢活!上帝赋给他理智就是叫他有选择的自由,因为理智就是选择。不然的话他就会变成一个做作的亚当,木偶戏中的亚当。”(这里的理智在其他的译文中也翻译成为理性,二者同义)当然弥尔顿也雄辩地说明,官方禁书并不总是行得通的,因为书报检查官的水平未必高于作者,检查官的数量也绝不可能满足实际禁书之所需,同时审阅的枯燥和无聊也绝非查检官所能忍受,更重要的是,好的思想总是会不胫而走。斯宾诺莎同样求助于理性来维护自己的观点,他说:“政治的目的绝不是把人从有理性的动物变成畜牲或傀儡,而是使人有保障地发展他们的心身,没有拘束地运用他们的理智。”斯宾诺莎有意将人们基于理智而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权力与行动的权力区别开来,虽然他未必赞成基于个人独立思考和判断而带来的一切可能的行动,但是他却坚持维护个人独立的思考之权,在这里他诉诸的仍然是人类理性。他说:“没有人能违反当局而行动而不危及国家,虽然他的想法与判断可以与当局有分歧,他甚至可以有反对当局的言论,只要他是出于理性的坚信。”在《论自由》中,密尔激烈地抨击了当权者对所谓异端者的压制,他说:“由于禁止一切不归结于正统结论的讨论,败坏最甚的还不是异端者的心灵。最大损害乃在那些并非异端者的人,由于害怕异端之称,它们的整个精神发展被限制了,他们的理性弄得痉挛了。”这里密尔倡导言论思想自由所诉诸的仍然是理性。 只有通过公开的辩论才能发现真理乃是西方政治思想家们倡导言论自由的另一个重要理据,这一观点同样体现在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一书中。弥尔顿认为真理不是依靠权力所赐,而只能在各种思想观点的公开辩论中获得真理,因为凡人皆有理性,凡人都能够明辨是非。他颇为自信地说:“虽然各种学说流派可以随便在大地上传播,然而真理却已经亲自上阵;我们如果怀疑她的力量而实行许可证制度和查禁制,那就是伤害了她。让她和虚伪交手吧,谁又看见过真理在放胆地交手时吃过败仗呢?”洛克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在《论宗教宽容》一书中,他说道:“只要让真理独立自主地运动,它一定能够很好地生存下去。真理是极少得到,而且恐怕它是永远也不会得到权势者们的大力帮助的,因为它与他们没有缘分,很难为他们所了解,更不用说受到他们的欢迎了。真理不是靠法律教诲的,也不需要强力将它带入人们的心里。而谬误倒的确是借助于外力的支持和救助传播开来的。” 密尔倡导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主要是诉诸于功利主义。在密尔看来,保护言论和思想自由特殊好处之一就是通过讨论可以发现真理,因此他说:“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的特殊罪恶乃在它是对整个人类的掠夺,对后代和对现在的一代都是一样, 对不同意于那个意见的人比对抱持那个意见的人甚至更甚。假如那意见是对的,那么他们是被剥夺了以错误换真理的机会,假如那意见是错的,那么他们是失掉了一个差不多同样大的利益,那就是从真理与错误的冲突中产生出对于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对于为何只有通过公开的辩论才有可能发现真理这一问题,密尔区分了几种不同情况予以了细密的论证。其一,密尔认为即使―个意见是正确的,也应该允许有相反的意见对之进行驳辩。他说:“对于一个意见,因其在各种机会的竞争中未被驳倒,故假定其为真理,这是一回事;为了不许对它驳辩而假定其真确性,这是另一回事,二者之间是有绝大区别的。我们之所以可以为着行动之故而假定一个意见的真确性,正是以有反对它和批驳它的完全自由为条件;而且也别无其他条件能使一个像具有人类精神能力的东西享有令他成为正确的理性保证。”密尔同时还认为,允许对正确的意见予以经常性的驳辩,也是为了避免使活的真理变成死的教条。其二,密尔认为凭借权威而武断地判断一个意见为谬误或有害是不可以接受的。他说:“我们永远不能确信我们所力图窒闭的意见是一个谬误的意见;假如我们确信,要窒闭它也仍然是一个罪恶。”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意味着压制者总是正确的,这显然不可能,所以密尔继续说:“要判定一个意见为有害,与要判定它为谬误,同样需要一个不可能错误的裁判者,除非那被宣判的意见有充分的机会为自己辩护。”其三,密尔不相信真理总是能够战胜谬误,但是只要允许公开的讨论,真理却总有机会战胜谬误。密尔列举了历史上真理遭受打压乃至湮没的种种事实,继而笔锋一转,犀利地论辩道:“真理所享有的真正优越之处乃在这里,一个意见只要是真确的,尽管可以一次再次或甚至多次被压熄下去,但在悠悠岁月的进程中一般总会不断有人把它重新发现出来,直到某一次的重现恰值情况有利,幸得逃过迫害,直到它头角崭露,能够抵住随后再试图压制它的一切努力。”其四,密尔认为对于那些既包含真理,也包含谬误的意见同样也应该允许自由讨论,因为“在生活中一些重大实践问题上,真理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对事物的协调和结合问题,而人们却很少具有足够恢宏公正的心胸能调整到近于正确,因此便只有通过交战双方在敌对旗帜下展开斗争的粗暴过程才能做到。” 弥尔顿、密尔之后,依靠公开的辩论去发现真理这一观点成为支撑新闻自由的一个核心观念,20世纪后这一核心观念即为思想的自由市场这样的表述所取代。思想的自由市场观点在1919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尔姆斯就“德布斯诉美国政府一案”所做的判决中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霍尔姆斯认为,美国制度本身就是一场实验,最终的善只有通过思想的自由交流来实现,对真理的最好检验是在市场的竞争中让思想的力量本身被人们接受,真理是人们能安然实现其愿望的唯一基础。邱小平认为“霍尔姆斯这一论述构成美国法学界解释和适用第一修正案两大理论之一的思想市场理论的基础,为美国人民享有表达自己提供了有力的宪法保障。” 密尔诉诸于功利去维护思想言论自由还有其他更为丰富的内容。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项便是,在密尔看来,思想和言论自由还关乎个人乃至民族个性和精神的自然成长和发展。在《论自由》中,他大声疾呼道:“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之中,从来没有而且也永不会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若见哪一国人民一时曾接近于那种性格,那是因为对于异端思想的恐惧会经暂告停止。只要哪里存在着凡原则概念不得争论的暗契,只要哪里认为凡有关能够占据人心的最大问题的讨论已告截止,我们就不能希望看到那曾使某些历史时期特别突出的一般精神活跃的高度水平。”斯密诺莎在《神学政治论中》亦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统治者压制异端,禁绝讨论,其结果是培养公民可恨的阿谀与背信。密尔写下《论自由》一书近百年之后,当美国哈钦斯委员会提交那份著名的报告时,它所引申的一个重要观点显然也来自18世纪前后欧洲的这种思想资源。这份报告宣称,表达自由是一种精神权利,其所以能够获得法定地位是因为公民的良知是国家保持活力的源泉;同时,“公共讨论是维系自由社会的一项必要条件,而表达自由则是开展充分的公共讨论的一项必要条件。公共讨论能激发和拓展心智的力度和广度,它是培养心智强健之公众的基础。” 事实上近、现代以来欧美国家中,新闻自由经过两个多世纪的洗礼,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公民绝对权利,包括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卢梭、孟德斯鸠、密尔在内的众多思想家们为这一绝对权利的最终奠定提供了最有力的理论支持。新闻自由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项公民绝对权利,其根本原因在于新闻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基础,“哪里的人们不能自由地彼此传递他们的思想,哪里就没有自由可言;哪里存在着表达自由,自由社会就在哪里发端。”哈钦斯委员会在报告中所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信念。 当人们说新闻自由只是一项绝对权利的时候,实际上是说它是一项绝对的精神权利,这种权利当然也要附加一定的条件和义务,那就是公民必须对自己的良知负责。在传媒实践中,新闻自由同样要受到某些因素的制约,但它所受的限制范围毕竟比较少,否则新闻自由只能沦为空谈。而在法律上,自1789年8月26日法国《人权宣言》颁布以来,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又都对新闻自由予以了最大程度的保护,这些重要法律文件包括:《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权利法案》)(1791年12月15日),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千年宣言》(2000年9月);其他重要文件还包括:《欧洲人权公约》(1950年)、德国《基本法》(1949年5月23日公布,5月24日生效)等,这些法律都无一例外地对新闻自由给予了严格而有力的保护。 四、结语:相对的新闻自由 尽管从表面上看,个人自由是一个包括着太多关于人类理想的美丽字眼,但如果用理智与全局的眼光分析便会发现,自由主义在西方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在19世纪末的战争冲击下,自由主义已经严重地衰退。20世纪让人类饱受灾难的世界大战的启示以及战后的重建,才给了自由主义以在矛盾与冲突中复兴的机会。复兴后的自由主义及其新闻自由,在当代社会的语境中又面临重重挑战。社群主义、保守主义、共和主义、威权主义和自由多元主义等理论的交锋日渐激烈,其结果并没有导致分歧的消弥,相反,引发一系列新的冲突。 在借鉴西方新闻传播方面的思想成果的过程中,我们还不能忽视其历史背景。弥尔顿、斯宾诺莎、密尔等人所主张的表达自由,或者说新闻自由,实际上是“发端于英国的宪政制度,其核心内容是限制与约束国家权力,确立与保护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弥尔顿“在1639年前后,站在独立派的立场,向君主政体和封建国教挑战”,“大约在一年时 间内,写出了5本关于宗教自由的小册子,给保皇派和官方教会以沉重的打击。”这种明显的针对性充分说明,17世纪西方政治哲学家们的言论和观点是有特定历史背景的。他们的主张并不完全具有“普世价值”。正基于此,弥尔顿、斯宾诺莎、密尔等人以后的思想家,如廷德尔、约翰・阿斯吉尔,以及托马斯・海德等人的著作中就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迷茫与困境。 个人表达自由引导下的新闻自由体现了无可争议的人类理性,没有必要进行如此复杂的讨论,但由于不同的民族、社会、文化、历史等导致认识和理念的多元化,继而引发纷争,这种纷争也许将会持续下去,新闻自由的内涵与边界将会不断的变化。新闻自由并不是绝对的自由,历史的流变预示了自由与现实的相关度,新闻自由也将永远是一个变化着的、相对的概念,而并非恒定不变的概念。 浅议西方自由主义: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演变探析 摘要:在西方民主思想发展史上,自由主义民主思想占有重要地位。但随着民主环境的变化,古典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在内容上和研究方法上均表现出了诸多变化,形成了对民主实践重新解释的修正理论,以及在自由主义民主框架内的批判理论。对经典民主主义文本的解读,从理论角度探析这些变化,一方面能明晰我们对西方民主的认识,另一方面对其合理之处的借鉴有利于加快我国自身的民主政治建设。 关键词:民主;西方民主;自由主义民主 在西方民主的发展历程中,民主的含义体现出了更多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这正如一些学者所言,“民主是一个神圣但又含混的字眼:我们所有人都热爱她,但却难以把握;每个人都拥有她,但实际上却没有一个人完全拥有她”。民主的复杂性,揭示了我们对其进行研究探析的必要性。本文选取西方民主思想中具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为切入点,在纵向上按照时间顺序,在横向上按照各理论所持观点的异同为分析理路展开探析。 一、古典自由主义民主理论 古典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是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主流民主理论,包含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和代议制民主思想等内容。自由主义民主思想的基础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民主是民主在自由主义哲学基础上的附属物,所以一开始就充斥着极端的个人主义”。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坚持个人权利、法治、有限政府、分权等思想,这在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思想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洛克在近代个人主义之父霍布斯个人主义思想的基础上,系统提出自由主义理论,奠定了个人自然权利理论。他强调立法权的首要位置,但是“立法权只是为了某种目的而行使的以种种委托的权力,当人民发现立法行为与他们的委托相抵触时,人民仍然有权利享有最高权力来罢免或更换立法机关”。他高度重视个人财产权,指出“未经本人同意,不能剥夺任何人的财产”。同时“当立法机关变更的时候,以及立法机关和君主这两者的任何一方在行动上违背他们的委托时,政府需要解体”。孟德斯鸠的自由学说很大程度上是洛克思想的延伸,他对自由主义理论的贡献集中于对自由和权力的讨论上,将分权与自由联系起来,提出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相分离的三权分立学说。他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说也奇怪,就是道德本身也是需要界限的!”“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进入19世纪,在工人运动的推动下,民众要求普选权、扩大政治参与的呼声越来越高,加之直接民主制的现实局限性,约翰・密尔在边沁功利主义学说、托克维尔民主学说、潘恩代议制学说等基础上,提出了代议制民主理论。他一方面主张扩大人民参政,同时又把人民民主控制在资产阶级允许的范围内。密尔指出:“既然在面积和人口超过一个小市镇的社会里除公共事务的某些极次要的部分外所有的人亲自参加公共事务是不可能的,从而就可得出结论说,一个完善政府的理想类型一定是代议制政府了。”这既可以克服简单民主的局限性,又能发扬民主制的一般原则。但代议制民主容易产生两种危险:代议团体以及控制该团体的民意在智力上偏低的危险;由同一阶级的人构成的多数实行阶级立法的危险。“为去除这两大危险,就是通过或多或少有限制的选举权来限制代表制的民主性质”。使受过教育的人有选举权,领取救济金的人、破产的人、长期不交税的人应该取消选举资格。同时主张采取“复票制”,允许才智高的人享有两票以上的投票权,只有这样建立的民主制才是真正的民主制。管理国家在他看来是一项专门的技术,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胜任,而富人要比穷人更聪明。由此我们即能看出自由主义民主制的局限性。 二、修正阶段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 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古典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不能有效地解释现实的民主实践,一些民主理论家如约瑟夫・熊彼特、乔万尼・萨托利、罗伯特・达尔等人在自由主义民主框架内进行了理论修正。 (一)竞争性精英民主理论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进入了所谓的大众时代。面对这种政治变化,纯粹精英主义者如尼采、勒庞等强烈、直接地反对民主,蔑视大众,带有浓重的贵族色彩。熊彼特在批判了古典民主理论的核心即“共同福利”、“人民意志”的不可能性基础上,用经济学家的思维把政治家和选民比作交易的双方,把民主看做自由竞争的政治市场机制,提出了强调程序方法的竞争性精英民主理论。他认为“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决定的权力”。“民主政治并不意味着也不能意味着人民真正在统治――就‘人民’和‘统治’两个词的任何明显意义而言――民主政治的意思只能是:人民有接受或拒绝将要来统治他们的人的机会”。“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统治”“政治不可避免地是一种职业”。同时,民主方法在可能运行的社会中要取得成功,必须具备四个条件:第一是人的素质;第二是政治决定的有效范围不应扩展太远;第三是需要一个训练有素的官僚制构;第四是民主自治。后来的学者萨托利认为熊彼特的观点仅仅限制在民主过程的输入方面,因此,关注到选民对统治者的决策的反应和制约,他用弗里德利克的“预期反应”原则提出了“反馈式民主”理论予以补充。提出“民主是录用领导班子的竞争方法的副产品”。 (二)多元民主理论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更多地关注民主政治运行的实践,在研究方法上也逐渐从规范性研究向经验性研究转变。罗伯特,达尔分析了代表性的“麦迪逊式民主理论”和“平民主义民主理论”,在熊彼特理论的研究终点上树立了自己的研究起点,提出了多元民主理论。达尔认为麦迪逊式民主理论追求的目标是非暴政的共和,是一种在多数人的权力和少数人的权力之间谋求妥协的努力。要保持一种非暴政的共和,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是避免所有的权力,无论是立法的、行政的还是司法的,聚集到同一些人手中,无论是一个人、少数几个人还是许多人,以及无论是通过世袭、自封还是选举。二是必须对宗派加以控制,以致他们不能采取不利的行动损害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损害社区的持久、凝聚的利益。因此,麦迪逊一方面希望赋予所有公民以平等的权利,另一方面又主张通过宪法上的分权制衡限制多数人。但达尔认为这并未取得满意的答案,一是它没有证明领袖之间的相互控制足以阻止暴政,并必然要求宪法规定权力分割的体制,就像美国宪法那样;二是它夸大了宪法规定作为一种外部制约的重要意义;三是低估了任何多元社会中固有的社会制衡的重要性。对于平民主义民主,达尔认为与之相容的决策规则是多数规则,但是第一,公民也许对政策输出是冷漠的;第二,当备选方案为数量相等的公民所偏好时,多数原则没有提供解决办法,即使存在一个多 数,但当有两个以上的备选方案时,多数原则可能会导致阿罗的“不可能定理”。此外,还有偏好强度等问题。达尔根据观察,确认美国是混合体政治,民主政治应是多元主体通过竞争达成妥协、共识的政治,“多重少数人的统治”是其对民主实践作出的确切描述。但多元民主也存在诸多困境,如导致政治不平等、扭曲公民意志和公共议事日程、导致最终控制权让渡、经济上的不平等会导致政治上的不平等等,达尔于20世纪80年代向新多元主义转变。 三、批判阶段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 在自由主义民主实践中,人们对公共政治生活的冷漠、政治不平等的加剧等弊端日益凸显,原有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受到了诸多批判,构成了这一阶段的理论发展特色。 (一)激进民主理论 激进民主理论是左翼确立的一种社会主义政治规划,他们提出民主的领域应突破政治领域的局限而向经济领域和社会等领域全面扩展,民主不仅包括宏观层面的,还包括公民社会团体等微观层面的。民主是一项未被达成的、不确定的任务,使用民主是一部背叛和伪善的历史,激进民主意味着本质、要素形式的民主,根本民主、确切地说就是民主本身。激进民主的任务“不是放弃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相反,是在激进的和多元的民主方向上深化和扩大民主”。道格拉斯・拉米斯的激进民主理论具有代表性,他认为“不应该将民主看做一个已经建立的制度性的权力体系,而应看做一项还有待实现的承诺,这一承诺特别是在经济领域还没有实现”。他指出自由主义的民主在很多领域内都是反民主的,比如在经济领域,经济发展是反民主的,政治讨论被排除在经济话语之外,这表现在对于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劳动的种类、条件和数量上,人民不可能有权力做出选择;经济的发展加深了社会不平等;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和加强支配人民生活的主要方面的不民主的统治形式,并且经济发展产生了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导致了人民把注意力从政治目标和斗争上转移开并且代之以“经济的”目标等。同时,机器和管理的秩序、技术等导致了工人的异化,造成了对人的价值的忽略。因此,激进民主倡导以一种普遍价值、政治美德、积极的信任相互结合成一种有秩序的状态,使民主突破狭窄的政治领域,扩展至经济和社会领域,在微观的政治上逐渐实现民主和解放的目标。 (二)参与式民主理论 在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中,自由和民主二者始终存在着一定的张力。自由主义主导的民主被制度化为维护自由的工具,当价值的天平倾向于自由时,只有通过增强民主的力量,才能矫正失衡的趋势,并且除非采取一种基于参与和共享的制度安排,否则民主就有可能会偏离政治舞台而沿着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运行。因此,针对民众参与意识淡薄、公共参与不足、公共善的缺失等,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向参与式民主理论转向,希望通过复兴古典民主中公民参与的积极要素,增强公民的参与自信,实现公民参与精神的回归。在参与式民主理论中,巴伯的强势民主理论极富原创性和极具挑战性。巴伯认为“在面对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各种危机时,我们遭受苦难不是由于民主过多的缘故,而是由于民主过少的缘故”。现代社会中,民主只能在强势民主的状态下才能生存,只有在有能力胜任的和负责任的公民而不是伟大的领导者的状态中才能得以保全。巴伯把自由主义民主称为弱势民主,是作为动物管理的政治。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在哲学层面和政治层面都存在缺陷,巴伯的强势民主中包含着两大核心要素――公民身份和参与。对于公民,巴伯认为公民是管理者、自治者、共治者与自己命运的主宰者。他们不需要在所有时间都参加所有的公共事务,但是他们至少应该在某些时间里参加某些公共事务。对于公民身份,存在有许多认定的依据,如领土范围、血缘、司法权、共同信仰、经济契约等,弱势民主下的公民身份是众多平等的社会角色之一,强势民主的公民身份是将陌生人转变为邻里的动态关系,公民角色是众多社会角色中最重要的。参与就是一种积极的行动,民主的能力可以在民主过程中得到训练。强势民主是参与型民主的一种独特的现代模式,它依赖于一种自治的公民共同体的理念,使公民联合起来的不是同质的利益而是公民教育,使其公民的共同目的和互助行动成为可能的不是他们的利他主义和其他美好的性格,而是公民的态度和参与制度。 四、结论 自由主义民主是自由主义加民主的产物,个人自由的价值是第一位的,民主的价值是第二位的、有选择性的和有条件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把民主范围局限于政治领域内,建立在个人权利至上的基础上,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有着密切的逻辑联系,通过竞争性政党的选举、分权制衡等机制对政府权力予以限制。尽管民主的理论、实践在变,但这些本质元素却没有改变。 同时,通过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出,第一,西方民主理论的调整是在资本主义体制内的调整,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任何民主,和一般的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这种上层建筑在阶级消灭之前,在无阶级的社会建立之前,是必然要存在的),归根到底是为生产者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因此,“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一种残缺不全、缺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对于我国来说,我们坚持的民主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上,广大人民能通过国家政权实现真正的民主,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民主的超越,是一种真实的、新型的民主,简单照抄照搬西方的民主,只会给我们带来混乱和动荡。第二,民主理论是动态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民主的实现范围是逐步扩大的。西方民主在宏观层面上注重民主与法治、民主与经济、民主与公民权利、民主与监督等密切关系,微观层面上注重民主与大众日常生活的紧密结合等民主发展的规律是我们可以借鉴的。我国的民主实践是一个综合过程,民主的实现仅仅通过单一领域的某一点突破很难能取得良好效果,宏观上的民主能对微观民主起到较好的指导和表率作用,微观层次上的民主在实现方式上更有创新性和灵活性,其良好效果可以推广到宏观层面上来。既注重在宏观层面上积极推进党内民主,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又密切关注农村村民自治、城市社区民主等基层民主的发展,这本身也是对西方民主的一种超越。 浅议西方自由主义:简析西方自由主义的基本含义与主要内部分歧 摘要:自由主义产生于西方,其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到今天自由主义早已成为西方的主流价值文化。但是对于自由主义本身而言,内涵却变得越来越泛化,明确定义自由主义已然变得十分困难,而自由主义本身的诸多内在矛盾也变得愈加明显。 关键词:自由主义;内涵;分歧 一、自由主义的内涵、特征 自由主义为何物,可能现在政治学领域也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自由主义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变化与发展以后,已经变得十分模糊,真正认定一个人是否为自由主义者也变得十分困难。或许可以参考列奥·施特劳斯的看法:“自由主义者把批评政府包括位高权重者,视为每个人的神圣权利,而所言不论个体是多么的卑微、势单力薄或不善言辞。”①而萨托利与阿克顿都认为,自由也即是法律的②。我们或可以理解为自由需要一套外在秩序的维护和保障。然而从现在看来,自由主义显然已经与民主、平等、法律、正义、多元主义等等概念联系到一起去了,分离也变得十分棘手。 我们不妨参考一些概念。布莱克维尔政治思想百科全书中列出了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基本特征:对政治的质疑是现代自由主义的根本精神;自由主义的第一个重大行动是反对其他世俗宗教对政治的歪曲;自由主义的思想一直与许多注重实践的政党有关联等等③。“既然如此自由主义的不同版本(共同)预设就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国家应当受反应合理的良善生活观念的多元性的价值的指导,保证其公民的自由与平等,并坚持对公民追求他们的良善生活观必需的利益的一种公正的分配。这些被自由主义者们当作公民拥有权利的利益。而且假定当公民在他们的权利所保护的私人领域中自主地行动时,他们能够而且应当自己决定他们自己要度过的良善生活的观念。这样基本的自由主义价值也许可以被确定为多元主义、自由权利、平等和分配正义。它们能使个人自主地生活这一点使他们成了基本的价值。自由主义的目标就是创造和维护这些价值的政治制度,并通过它们实现自主。不同版本的自由主义之所以产生分歧就是因为其拥护者在基本价值的解释,它们对自主的各自重要性以及应当如何追求自主上的分歧。”④在这就不再详细列举。而从这些论述当中,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发现自由主义是没有办法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的,有的只是对于一些共同特征的把握。所以本文在此也就不给出自由主义的确切定义,只从自由主义的基本特征入手,给出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面貌。 就自由主义的基本特征而言,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对“人”的权利的极大关注无疑是其最显著的特点。“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生而自由平等,这是造物主赋予人们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正是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建立了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是人民给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破坏了这个目标,人民就有权利去改变或废除它,并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政府。”托马斯·杰斐逊在美国《独立宣言》的这段话成为了旷世经典,并被众多著作引用。个人权利在自由主义中的地位超过了其他一切,所有自由主义的其他理论显然是以此为根据的。对于此众多自由主义大家的观点是一致的。在《正义论》中罗尔斯列举了下列基本自由:“政治自由(投票权和被选举担任公职的权利)、以及言论与集会自由、良知自由与思想自由、人身自由以及拥有个人财产的自由、法律条文所规定的不被随意拘捕的自由。”⑤自自由主义诞生以来人被抬高到了空前高度,一切其他的无论是制度设计也好还是政府目的也罢,都得围绕这个中心目的着手了。众多国家的成文宪法中一开头就得把这些最基本的理论写进去了,连朝鲜的宪法显然也不例外⑥,我们可以理解的是这已经成为政府合法性来源的最重要的一环了。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发表了《世界人权宣言》,在世界范围内保护公民的最基本权利,其阐述为“人权的确切作用是针对普遍的恶而保护人类”。在人权方面,美国在推行一套普世价值,中国政府也只能予以承认,因为没有借口予以反驳。在“人”的权利保护方面自由主义达到了其他思想难以启及的高度,也构成了自由主义最为核心的内容。 第二、“宽容”成为另外一个显著特征。人虽然是自由的,但是在自由这一点上,个人显然不是无限自由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显然也都看到了这种不可调和的东西。自由主义中的“人”的权利显然要有一个边界,这就需要人们具有宽容的理念,不然社会、政府、国家必然会陷入到启蒙思想家们所说的“自然状态”中去,从而导致一切的毁灭。康德的道德禁令理论做了以上的最好阐述,人们摆脱了无法控制的欲望、激情或偏见影响其选择的内在因果性的影响,而他们的选择是由理性加以控制的,理性则被理解成为可与普遍化的原则相一致。康德相信,所有人在他们自主的能力上都是同等的,道德的责任和人类的尊严都依赖于这种能力。理性思维能力被要求的十分明确,不然一个人显然就不具备一个成为自由人的条件,穆勒分析了精神病人为什么不能自由的原因。然而这个世界上有众多的普通民众显然是缺乏理性的,这就需要一个宽容或者妥协。就像伏尔泰所说的:“什么是宽容?宽容是人性的附属物,我们满是缺点与错误,让我们为我们的愚蠢而相互原谅吧。”现实世界的任何资源都是相对有限的和排他的,而人的各个方面显然是可以无限制扩大的,如果不加以限制,人类也就意味着相互毁灭。对于宽容这一点,胡适先生所言“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显然是异曲同工的了。 第三、限制公权力的滥用奠定了西方政治制度设计基础。自由主义对于人的权利的关注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即谁对个人权利构成了最大的威胁?无疑大部分人都把矛头指向了政府,即公共权力。公共权力的滥用危害,在历史上可以找到无数的事例。中国显然更是公共权力滥用的重灾区了。以“公共利益”为借口、外衣的公共权力如果对个人或者群体形成迫害的话,将是十分残酷的而且毫无人性可言的。从历史上看,这一点显然也是不需要太多解释的。所以为了限制政府权力的滥用,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们设计了几乎一套完美的政治制度,从对言论、结社、示威、出版等等自由予以绝对保护,到对最基本道义规则的确定,如果政府违背了这些最基本的规则则被认为是不义的,这就引导出人们合理反对政府的权利。如果政府违背了人民的意愿的话,自由主义赋予了人们推翻政府的权利,然而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对制度设计这一块,自由主义思想家一般都主张实现法治、建立宪政国家;通过立法的形式限定政府权力;实现地方自治从而对中央政府形成一定的制约;通过“三权”分立来分割政府的权力,并形成相互制约;在后来的政治实践中,通过多党制保证了政府可以“和平倒台”,从而在社会危机的情况下不至于发生大规模革命,保证了政府可以轮流执政;这些基本的制度设计构成了民主制度的基本框架,反过来民主制度又促进了这些制度自身的不断完善,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我们可以从富兰克林的一段话中找到这种制度设计强大的生命力所在:“全体人民的,尤其是自由人民的判断,看来是不会错的,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当人们处在合适的地位,就会公正无私,也不会被阴谋家的伎俩所蒙骗。这种环境相爱的人民在任何重大的问题上都不会出现偏差,因为如果他们决定为自身谋福利时———这是极为自然的,他们的决定就是公正的,因为能增进他们的利益,也就意味着带来普遍的利益,意味着增进公共的福祉。”⑦从这段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美国为什么会在诸多重大历史决断中做出很明智的决断,从而把自己推向富强。 第四、在经济方面主张自由的市场经济政策。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始,守夜人政府理论被广泛采纳,经济学上自由市场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但是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大爆发,尤其以美国的1929年的金融危机开始,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开始蔓延,这就导致人们对于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怀疑,而凯恩斯关于国家对于经济加强干预的理论显然符合这种要求,在实际当中以罗斯福改革为代表确实也挽救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但是随着70年代末凯恩斯主义出现危机,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的出版,并伴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急剧动荡,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被重拾,西方政府减少对经济领域的干预,自由主义在经济方面的主张得以复苏并得到不断发展。从芝加哥学派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虽然不反对政府对于经济的适当干预,但是也坚决主张要维护自由市场经济秩序。这一理论在中国显然也被采纳了。到底是政府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成了争论的焦点所在,因为本篇文章并不是要去探讨经济学方面的问题,所以就不在具体论述这一问题。总之,自由主义显然是信奉自由市场经济政策的。 另外,在自由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夹杂着大量的其他思想理论,如果想要分立显然变得不现实了,至于存在的其他诸多特征在此也就不一一论述了。 二、自由主义的内部歧义 自由主义的缺陷正像其优点一样明显,如果视而不见就会形成自由主义的教条主义倾向,如果过分夸大就会危及这种理论本身———约翰·格雷。 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因为在作为通变的或矛盾的理论当中,必然仍有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甚至理论本身或理论前提就有可能出现了问题。自由主义有三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了,如果这个理论确实是完美无缺的话,也就没有必要这么多思想家们一代一代的去完善了。我们甚至可以说自由主义在产生的那一刻就埋下了诸多理论难题,如果深究起来的话,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都没有办法给出答案。因为自由主义本身就有很多的内在矛盾,而这些矛盾即使在今天看来,显然也是不可调和和难以解决的。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自由主义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在我看来,这个争论构成了自由主义最大的理论悖论。而这一争论可以理解成:人们应该积极的争取自由还是在遵守相关原则规定上消极的保护自由的权利,或者是应该最大化的去争取自由还是消极的“等待”自由?洛克一开始显然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并不想十分深入的去探讨,只是呼吁人们保持理性,并要有所节制;以后很多思想家们所说的宽容或者说妥协几乎都是差不多一个意思。然而如何确定一个行为是自由的还是反自由的?边沁给出了功利主义原则、康德给出了道德论、罗尔斯给出了正义论等等,他们都在试图调和这种显而易见的矛盾。“然而,如果自由主义原则所要求的各种自由可以是相互对立的,如果这种冲突只有求助于理性的人们意见各异的对于善的判断才能解决,如果没有这类判断,自由主义则就空洞无物。”⑧在这里,如果自由主义要借助于人们的理性或者道德标准的话,而这些却是不固定的,自由主义显然就缺乏了一个基本的理论基础。“积极的”或者“消极的”自由主义的争论或者可以简约为是激进主义的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的争论了,显然在这里无人可以给出大家都满意的答案。如果真要解答的话,也只能是一种必要的妥协罢了。积极自由还是消极自由的争论构成了自由主义最致命的威胁,诸多思想大家都希望予以调和,但或许这种理论本身最终就是无法调和的。 第二、自由主义的主张到底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洪堡谈到“人类最为丰富的多样性发展,有着绝对而根本的重要性。”⑨受此影响穆勒写到:“异教徒的自我肯定是人类价值的要素之一,就像基督教的自我否定一样。”“穆勒一生的许多时间都花在试图调和关于普遍文明的启蒙方案和他对于这种方案会危机自由与多样性的后浪漫派怀疑。他怀疑的是如果自由主义宽容是基于对这样一种共识的追求,那么它自身也许就是反自由的。如果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仅仅是作为发现最佳生活方式的途径而具有启发性价值,那它就受到知识进步的威胁。一个自由社会本身没有价值,它只是通向理性共识途中的一个阶段。在这种情况下,随着人类的进步,自由主义观念必定会过时。这是法国实证主义者们乐于接受的一个结果,他们主张自由在道德中并不比在化学中更有必要。”⑩“自由主义显然包含了两种哲学,在一种哲学中,宽容被证明是通向真理的手段。以这种观点看宽容是理性共识的一种工具,由于一种相信不同的生活方式最终将消失的信念,它们为人们所容忍。在另一种哲学里,宽容被视为和平的条件,不同的生活方式被作为善的生活的多样性的标志而受到欢迎。前一种观点支持一种价值观点最终趋同的理想。后一种观点则支持一种‘权宜之计’的理想。自由主义的未来存在于从面相理性共识的理想变化到面相‘权宜之计’之中。”瑏瑡关于这方面的论述还有很多,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争论,无疑是这样的:自由主义本身主张一种最为根本的价值理念,即人是自由的,这就要求有一种同样的生活方式与理念,但是这种要求本身就违背了人是自由的这一理念,因而自由主义又不得不主张人类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以及价值理念的多样化,这样就构成了一个逻辑悖论。这或许最终也是难以解决的了,自由主义的“一元化”还是“多元化”争论也必将会持续下去。 第三、面对诸多现实性问题无法解决。随着人类生活的日渐复杂化以及多元化倾向,自由主义对诸多问题显然是束手无策的,而这种困境指向了这个理论本身。例如政府的权力边际问题,随着人类现代社会的发展,行政权力显示出一种扩大话的倾向,一方面公民的权利保护需要这样一种趋势,但是也是害怕这种趋势,因为这本身就是对公民权利的一种威胁。罗伯特·诺齐克提出边界限制,但是对于这类问题本身的解决也是没有办法的。另外就是一直困扰自由主义学者的是公民大部分对于个人或者少数人的暴政这样一个问题,在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事例,美国的反共运动、中国的等等,个人在这一状况下将会变得无所是从,至今为止,包括自有主义在内没有一种政治学理论可以妥善的解决这一问题。还有的就是诸如堕胎、、经济控制等等问题,这些问题本身就构成了内在矛盾。自由主义在这些问题上显然也是无能为力的。 总之,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学理论本身具有很多优点和缺点,我们在发现这些优点的时候也不能忽视这些缺点,但是与此同时对于缺点的过分扩大或者过于纠结于这些缺点显然会导致自由主义本身的覆灭。从历史或者现实来看,可以肯定的是,自由主义的影响是深远的,从政治到教育,从科学到生活,从历史到文学等等,几乎一切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或许就像马克思描写共产主义幽灵那样,自由主义学者也可以这样描述自由主义本身,而这一范围却可以扩展到全世界的范围了。从伏尔泰到海明威再到鲁迅等等伟大的作家著作当中我们也隐约可以看到两个字“自由”。人类对于自由的追求将永无止境,对于自由主义的争论也将永远没有终点,关键还是看人类如何去运用这套理论本身了。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浅议西方自由主义: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政治思潮述评 摘 要: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政治思潮经历了盛极而衰和重返复兴两个阶段,基本理念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优先原则,其中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对社会正义――平等的强调,这意味着西方政治哲学主题从“自由”到“平等”的重大转换。社会正义是当代人类社会的主题,各民族各国在发展进程中必须特别关注,这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政治思潮 从资产阶级革命诞生起的几个世纪里,自由主义始终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政治思潮。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自由主义的具体观点虽然也不断进行调整和变化,但从其实质来看,它从未改变过自己的根本理念,一直坚持个人主义,维护资本主义的政治秩序。 一、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历史发展 现代自由主义在20世纪前期和中期一直走着一条蓬勃兴盛的发展道路,但是,西方任何一种政治思潮总是伴随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而发生深刻的变化。从60年代开始,西方自由主义政治思潮在席卷西方的经济危机和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反战运动、“新左派”运动面前束手无策,国家干预和福利国家政策的负面作用暴露无疑。各种思想流派开始攻击自由主义者的所思所为,责难非议自由主义的信条、原则、政策,对自由主义的批评指责愈演愈烈,使自由主义名声扫地。 20世纪60年代重新开始产生影响的政治多元主义是批评自由主义思想的众多流派之一。政治多元主义认为,在为了建立一种必要的制度以为个人的各种权利提供可靠的保障时,自由主义要求有一套共同的价值理念作为背景,这种对共同也即一元的追求无疑会对个人造成损害,而个人才是社会和国家生活的源泉和目的。政治多元主义针对自由主义政策的失败所发出的责难,使自由主义受到极大的冲击。 20世纪70年代开始兴起的社群主义是对自由主义理论的又一冲击。社群主义者在他们的政治纲领中宣告:“我们认为没有一种社群主义的世界观,个人的权利就不能长久地得到保存。社群主义既承认个人的尊严,又承认人类存在的社会性。”[1]6社群主义向自由主义的发难在一定程度上击中了要害,以致西方政治哲学的主题一度从自由主义的社会正义转变为社群主义的社群,削弱了自由主义的广泛影响。 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风行于西方各国的保守主义更是自由主义思想的劲敌。保守主义将60年代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归罪于自由主义的政策,认为自由主义政策所取得的成就远远小于它所付出的代价。之后,保守主义思想风行西方各国,官方政策也受到深刻影响,自由主义阵营出现了急剧分化,一些原来的自由主义者,如塞缪尔・亨廷顿、欧文・克里斯托尔、丹尼尔・贝尔、塞穆尔・李普塞特等,纷纷转向保守主义立场,一些自由主义者慨叹:“官方的英国自由主义者都准备响应市场理论的复兴,就像凯恩斯已被忘记,而格林、霍布豪斯和霍布森从没有存在过一样。”[2] 从80年代中期开始,自由主义的状况开始发生变化。导致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在于,保守主义的政策主张同样无力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其主张同样引起了人们的怀疑。与此同时,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们在对以往挫折的反思中,在对理论与现实更深刻的研究中振奋起来。 罗尔斯在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被公认为二战之后西方政治哲学的经典之作,标志着现代自由主义经历巨大冲击后的一次崛起。自由主义思想家伯林的理论在80年代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自由主义全面复兴的开端。此后,一些自由主义者相继出版了一些著作,推动了自由主义的复兴。1993年,罗尔斯出版了新著《政治自由主义》,同年,罗尔斯又发表了长篇论文《万民法》,1995年以后,罗尔斯又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在回应批评中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见解,经过不断的修整和补充,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变得更为完善和系统。从《正义论》到《政治自由主义》,又到《万民法》,罗尔斯的思想始终在论战中前进。在这场思想斗争中,罗尔斯始终是回应挑战的先锋。S.艾维尼里和A.德夏里特指出,这场论战使交战双方“都反思其各自的理论,并有助于双方砥砺各自的论据。从这个意义上说,古特曼关于根据社群主义者的批评重新思考自由主义的愿望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从总体上说,政治思想已经从这场争论中获益匪浅”[3]。总之,当代自由主义是在论争中复兴和发展起来的,通过对各种非难的反击,不断修正自己的理论,逐渐走出了困境。 二、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 自由主义是西方国家最重要的政治思潮。不管是20世纪以前的传统自由主义,还是20世纪以来的当代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个人自由,始终是这一思潮的基本理念。正如当代中国著名政治思想家徐大同先生所言:“在自由主义者看来,自由主义的根本价值在于真正实现个人的自由选择,特别是在一个公正的社会环境中实现这种选择。”[1] 18 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个人主义,这是自由主义全部理论的奠基石,自由主义的所有价值观和主张,如自由、平等、私有制、人权,民主制度等都是从这一前提生发开来的。自由主义有各种各样的形态,但在个人主义这一立场上毫无差别。在个人与政府的关系上,自由主义认为个人是目的,政府是手段和工具。自由主义把个人看成是真实的存在,把社会共同体成员的幸福和个性的发展视为社会政治生活的最高目标;但是,自由主义强调,幸福的生活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个体具有不同的幸福体验,也具有不同的个性发展可能,因此,没有理由和必要在幸福生活的判断和追求方面强求统一和步调一致。所以,给每个人以自由,让他去充分地体验和追求自己的幸福,实现自己的个性和价值就成为其政治设计的基本出发点。自由主义政治设计的核心在于划分“群己权界”。在它看来,国家和政府与个人和社会之间存在一定的权力界限,这种权力界限将社会生活分成两个组成部分,即“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 自由优先原则是自由主义的重要信念。自由主义以自由为政治理想和第一价值,在它看来,自由不仅是个人幸福的条件,也是社会发展的前提。而个人和社会要得到自由的发展,不仅要排除人类活动的一切自然障碍,而且还要尽可能地排斥人为的干涉,使个人的本能和社会自主权限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自由是至高无上的,“自由只能为了自由的缘故而被限制”[4]292。当代自由主义的个人自由是具有全新意义的积极自由。在自由主义者看来,积极自由改变了个人的心理趋向,能够激励人们充分地展示自己的力量和能力,主动地推进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最终实现个人价值。 当代自由主义的另一个更为显著的特征是强调社会正义,即平等。正如罗尔斯所说:“假如正义荡然无存,人类在这个世界生存,又有什么价值?”[4]8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对平等、自由、民主作了详尽、周密的论证,其讨论的核心概念是平等,他试图从理论上解决自由民主主义制度中存在的不平等问题。罗尔斯主张,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而正义总意味着平等。他提出了关于正义的一般观念: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一种不平等的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可见,罗尔斯所一再强调的公平、平等,实际上不仅指法律的平等、机会的平等,而且指的是事实上的平等、结果的平等。罗尔斯将平等分为两个层面:在政治层面,平等表现为平等的自由权利和民主政治;在经济层面,平等涉及到分配的正义。在他看来,政治层面的平等比较容易解决而且基本上已经解决了,所以,平等的核心问题就是经济领域中的分配正义。罗尔斯认为,克服不平等的正义原则是“差别原则”。按照罗尔斯的观点,所有的财富和收入都应该平等地分配,但完全的平等是不可能的,这样社会经济制度就应该按照“差别原则”来安排,即任何不平等的安排都必须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这样,这些原则实际上就达到了补偿原则的效果,即给予天生处于劣势者以某种补偿。可见,罗尔斯的正义论有一种平等主义的倾向。这种对正义的理解,正是当代自由主义与传统自由主义的重大区别之一。罗尔斯把他所理解的自由、平等视作代议制民主政治得以实现和长久维持的必要条件,从而把平等、自由与民主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也因此把新自由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三、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政治思潮的启示 从罗尔斯的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当代自由主义思潮的重大转变。这一时期自由主义已经将研究的目光放在了那些可以满足大众理性需求的共同政治问题上。罗尔斯的理论主要考虑的是一种理想的正义,他考虑的是一个一切社会至少在形式上都要碰到的问题――即其成员出发点的平等问题。起点平等和结果平等的问题可以说是当代政治学的焦点问题之一。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在他的理论尝试中,透露出一种试图使所有社会成员都尽量达到一种事实上平等的努力。这意味着西方政治哲学主题从“自由”到“平等”的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换。正如学者钟海燕所指出的:“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是自由,而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罗尔斯理论的核心则是正义。……因而,《正义论》从自由到正义的转变实际上是从自由向平等的转变”[5]。罗尔斯的《正义论》打破了政治哲学一个多世纪的沉寂,现在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是平等了。因此,我们可以说,罗尔斯的正义论把当代自由主义理论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他通过比较严密的逻辑论证过程,给国家干预主义和福利主义提供了比较有力的证明,使自由主义重新焕发了活力。 自由与平等是作为启蒙运动的口号共同提出来的,在反对封建专制、为资本主义社会鸣锣开道的斗争中曾发挥过振奋人心的鼓动与号召作用。但在历史的也是现实的人类实践中,自由与平等恰好构成了重大的冲突。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把争取平等作为争取自由的手段来使用的,因此,虽然自由主义开始就强调人生而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机会面前人人平等,但这是因为,在当时,只有实现上述的平等,才能使市民阶层获得政治权力,可见,为平等而战成了自由主义最初伸张自由的手段。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当自由主义需要平等并为平等而战的时候,它为平等思想的深入人心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在自由主义那里,一旦自由与平等之间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自由永远高于平等,平等是被抛在一边的,平等只是自由的帮工、仆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和平等之间的冲突达到空前的程度。自由要求政府管得越少越好,平等要求政府管得越多越好,使得自由世界政治机制遭到巨大的压力,它的公民处于紧张状态之中,而自由主义思想家为了解决这一冲突曾作过不懈的努力,以维持二者之间的平衡。正是由于自由与平等的深层次矛盾造成了当代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这两种政治思潮的根本分野。当代自由主义认为平等不仅指自由的平等、法律的平等、机会的平等,而且还意味着结果的平等、社会地位的平等、经济条件的平等。因此,政府应扩展其经济管理职能和社会服务职能,兴办公共福利事业,为每个公民提供与自由、民主相关的必要收入和财产保障。而保守主义则主张个人的自由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因个人的自由权利而造成的人们在政治和经济地位上的不平等是合乎正义的。 当代自由主义的这种理念表明,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分歧未必像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么大。就传统思想来讲,洛克、哈耶克把个人自由作为一种终极的理想,卢梭、马克思又何尝不是充分的重视个人自由?在这两种传统下,从理论资源上讲,二者都孕育于欧洲的启蒙思想传统,只是自由主义坚持个人自由优先性原则,认为个人自由是最重要的价值,认为在不侵害他人权利的前提下,个体对自身的自主支配权力永远是第一位的。而相应地,可以确保这一自我所有原则的是财产私有制度与市场竞争体制。而社会主义对此持批评的态度,它认为自由主义的个人自由优先性原则虽能论证人的天赋权利,但因为自我本身具有产生不平等的趋势,它在实际操作中必然会导致分配的不公正,导致对他人劳动的占有和对他人自我所有权利的损害。所以,社会主义为了避免自由主义对自我的强化,选择了另一种追求自由的方式,即坚持平等优先性原则,认为只有实现了群体的经济与政治平等,才可能最终实现真正为所有人所共享的个人自由。落实到具体的政治经济运作上,社会主义则强调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如今,自由主义发展到今天,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家表现出了对平等的高度关注,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的一大进步。同时,它也表明,人类的各种不同政治文明之间是有着相通之处的,因为任何一种深刻的政治思想都不仅仅是书斋里玄思的产物,它必然不能回避政治现实所提出的问题,它更需要研究探讨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途径。如此,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要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便需要借鉴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政治文明成果。 当代自由主义对古典由主义所进行的修正,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和危机的一种积极应对。它也表明,社会正义是当代人类社会中的主题,它既在根本上指涉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也在总体上规定对现实问题的解决途径与可能的结果。每个民族、每个国家在发展的进程中必须给予特别的关注。正义问题本身,是普遍存在的。它不具有阶级性,不是私有制的专利,也不会因为公有制的存在,正义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过去,我们以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正义问题,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忽视了对公有制内部的公平正义问题的探讨。其后果便是新中国成立后后曾出现的公民基本自由、平等权利遭到侵犯、人民生活处于窘迫境地等不公正现象。可见,理论的先进性并不能代替理论在现实中运用的合理性。理论是纯粹的,而现实是复杂的。对于理论的考察不能代替对以这种理论为旗帜的人们行为实践的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差距扩大,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如果综合考虑城乡居民收入的计算方式、税赋负担、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因素,目前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可能达到6倍以上。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为0.45,已经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当前城市居民最低收入1/5人口只拥有全部收入的2.75%,仅仅是最高收入1/5人口拥有收入的4.6%[6]。因此,关注弱势群体、解决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矛盾,使经济繁荣和改革开放的成果能够为全体人民所共享,实现社会分配的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要求,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本质体现,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对此,总书记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指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浅谈农村污水治理技术:世界银行天台农村及小城镇污水治理项目研究 【摘 要】本课题根据世界银行项目组的系列文件,通过对相关人员的咨询和项目过程的了解,结合天台已实施的非世行污水治理项目的情况,认为课题研究较有现实意义。因项目还未进行工程建设,事实效果和数据有待以后调研,本课题报告仅属阶段性报告,构建了课题的框架和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方向,提出了对政府投资项目的一些思考。 【关键词】世界银行;贷款;污水治理; 问题; 思考 一、本项目概况和世行贷款项目研究概述 世界银行集团由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国际金融公司、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组成。成立于1945年,有183个成员国,是非盈利性的国际组织,把帮助贷款国减轻贫困作为终极目标。到2011年6月30日,在中国执行了337个项目,累计贷款491亿美元,涉及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卫生和新能源等各方面。 “十二五”规划(2011-2015年)高度重视社会福利和社会公正问题,提出优先保证人民群众的需求,要逐步缩小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倡导通过建设基础设施,解决农村地区的饮用水安全、充分和可持续性供水问题,提供废物管理(垃圾处置)服务,解决农村的环境污染问题。世行的国别战略根据中国政府的目标、编制的相应的贷款规划、投向,安排贷款资金用于相应项目。经浙江省积极争取,2012年7月,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下达了《利用世界银行2013-2015财年备选项目规划》,浙江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建设项目被列入备选项目清单,拟安排世行贷款2亿美元,在安吉、富阳、天台、龙泉4 县(市)建设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其中天台县项目预计总投资8685万美元,世行贷款4388美元,贷款占50.5%,在165个自然村实施。天台成立了项目办公室,开展相关工作,经过两年的准备和多轮谈判,现在已签订合同,4月30日进行了第一批项目的招标工作,按规定要公示3个月(现未满),项目还未进入工程建设阶段。 2013年,省政府提出“五水共治”,并迅速开始实施,其中农村污水处理属比较复杂、难解决也必须解决的主要工作。天台县政府从2014年5月开始启动,计划用3年时间完成全县594个村的生活污水治理,实现行政村全覆盖,2014年要完成的150个村,目前据报表显示完工。 世行贷款在项目战略、规划、可行性研究、评估,实施,监测评价等方面有比较完整的体系,被中国政府作为项目管理的创新和规范引进到中国,成为项目管理的重要办法。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国家重大项目中,开始实施政府投资项目绩效评价。对世行贷款的研究,学者根据项目目标,实施的过程,结果研究,认为成果比较好的据多,但偏离目标,或产生对实施国不利影响的也存在。中国学者着重于项目实施的绩效研究,用比较分析(前后对比)、根据定量、定性分析,成本收益方式,细分了成本(基本费用、辅助费用、无形费用)收益(基本收益、派生收益、无形收益),引入影子价格校验偏离值,并对确定性和风险、外部效果等对项目的技术、经济、社会、环境进行评估。运用美国运筹学家A.Charmes和W.W.Cooper的DEA方法模型(处理多指标投入和多指标产出的数学规划模型)评价决策单元间的相对有效性。也有学者用联立方程法对世行项目队中国经济影响进行分析评价。对世行项目管理的研究提出了在项目选择决策、信息、经验积累、监督等方面都存在要解决的问题。有的学者侧重于研究某一领域如采购管理等。 二、本课题研究意义和基本框架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对环境治理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并有了比较强的解决环境治理的经济实力,青山绿水成了的政府对民众展示政府作为的新的目标,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显要标志。本届省政府提出“五水共治”,并推行了群众性运动的办法(“吃公家饭”的都要捐款)迅速开展。农村污水处理被认为是重点和难点,因而被高度重视,各县都制定了时间表,成了各级政府和官员的重要考核内容。其投资体量大,如天台县原定世行贷款项目仅165个村,总投资要5亿多元,村均要300多万元。现在提出3年全覆盖到594个村,村均预算200万元,总投资约12亿元,如此庞大的投资,对决策和实施过程、成果的研究颇有意义。 2012年,世行对贷款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各问题以备忘录的形式提出了很多现实问题,认为项目准备各环节不够准确。2014年6月,在内部报告中明确提出“浙江省项目办和县(市)项目办的世行项目管理经验不足。他们的人员配备、项目管理能力和监督业务的专业技术都比较有限。项目实施单位的世行项目管理能力也很有限”。这个结论是项目已开展了2年多的在正式报告中提出的,结合中国各级政府“五水共治”农村污水处理项目决策实施的情况,确令人深思,值得研究。在反复阅读世行相关报告、备忘录过程中,感到世行项目管理尽管体系完整、分析比较全面,风险管理也提出了应对办法,但由于基础数据可能存在问题,实施操作分散,项目目标也存在较大的偏离可能性。其投资估算的回报率也有待实际检验,事实回报率和还款计划的实现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全面、深入、跟踪的客观研究意义重大,对政府项目决策实施会有很大的参考意义。 本课题将根据世行浙江省供水、污水处理项目提出、立项、实施的过程、环节、成果的预判的可行性、合理性与天台本地事实进行对照分析,对实施过程的进行跟踪观察,对实际成果客观分析,对真实的投资回报、效益、效率展开客观评估,并提出有实际意义的建议。 中国各级政府项目的决策思路、科学性、真实可行性、事实成果应该说存在着很多问题。决策“拍脑袋”、成果“晒太阳”的情况确实存在,政府投资的真实效率也存在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大量真实客观的项目研究,提供真实可行的理论、方法,不断改进。世行项目本身的管理体系、监测评价方法、指标也要在项目研究中校验,不断完善。 本课题属管理决策、政策研究范畴,采有对比分析方法,项目实施前后对比,世行项目与天台已开始实施的农村污水治理进行对比。把握现象、表象,各级政府、世界银行的数据、结论,与实际情况的印证,决策与实际是否存在背离、偏离,从中找出问题、原因,提出对策方案。以计量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理论为依据,从理论角度进行深入研究。比较研究方法,如天台与有对比意义的地区进行分析,从中也可发现问题和找到解决方案。 三、项目实施存在的要重点观察的问题 1.项目决策 农村生活污水要治理是无可争议的正确,但用什么方法治理,治理的效果,投入的成本和产出效益需要精细的研究。世界银行项目研究对投入产出进行了比较,从财务做了技术经济分析,但依据的基础数据由当地提供,项目组对数据的准确性一直持有疑问。但因世行对项目团队和项目经理的管理偏重于绩效考核,随着浙江省五水共治的快速推进,项目目标村有被先实施的而可能不能按预计完成的情况,促使项目团队和项目经理快速、灵活处理,对决策的真实、可靠性会产生影响。而天台农村污水治理在“五水共治”这样的疑似中国运动式方法推动、完成政治任务的态势下开展,就更缺失严谨的决策过程。在排放标准制定,农村污水对水环境的真实影响(如认为农村生活污水对水污染的整体程度要达到50%以上,有专家就觉得缺乏科学依据),选择的技术方法、投资成本、维护,全寿命期运行成本,资金的筹措、项目规划、工程实施、监督,要达到的效果等方面在项目决策程序上都缺少了细致的分析、研究,这样的建设项目难免会产生很多问题。要世行项目少受所谓不好的“中国式”得感染,尽量保持世界银行项目管理的理念、方法,进而对当地的政府项目产生积极的影响,应该成为世行项目的一个重要目标。 2.技术选择 农村污水治理的技术要根据实际情况和目前技术进步的要求,本着简便、实用、维护简单、投入成本最少来选择。对当前比较成熟的污水处理技术如:预处理加生态滤池技术、厌氧加复合人工湿地技术,高负荷地下渗滤复合技术,多介质土壤渗滤污水净化槽污水处理技术预处理加生态塘污水处理技术,省环科院的层叠生态滤池技术等,要根据以上原则因地制宜选择。 天台县政府根据2015年治理的要求提出了实施细则,提出要区别对待,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技术方案,课题组将根据今年实施的情况进行实地调研,对世行项目实施有借鉴作用的提出建议。 3.项目资金 世界银行对项目资金特别是配套资金能否实际到位落实和贷款回收的风险评估比较慎重,对天台的财政收入进行了审慎分析。认为配套资金在财政收入中占比过过高,经反复争取,先同意了原来的安排,但要根据第一批项目实施情况,如不能按计划完成资金配套和项目进度,还是要把项目调整到其它县市。这种审慎态度和管理办法对政府建设项目较有实际借鉴意义。而浙江省的做法可能会给项目的资金链造成很大问题。按计划省里先按户均4000-6000元测算工程投入,按年计划拨付32%,其余38%在省拨统筹转移支付中解决,因要赶进度完成治理任务,把三年的32%一次性拨付给天台县。对天台这样每年靠省财政转移支付约10亿元才能维持政府日常运转的县分,又将户均造价定为8000元(可能是为争取更多的省政府拨款),将势必挤占其他资金,会面临极大的资金难题或产生大量的地方新债务。 世行的资金管理比较严格,项目资金按规定不得截留,直接按合约拨付给施工队伍,避免了中间环节和产生债务,但因配套资金要省县市解决,以后的资金管理会产生怎样的问题有待观察。 4.工程建设管理 按世行的项目管理,对工程招标有严格的准入要求,任何变更都要得到批准。招标也有严格程序,按最低价中标,按严格的条款在验收合格后采给予拨款。在当前的建设项目市场,政府项目如按最低价中标,往往投标单位明知亏损也敢报价,靠各种方法偷工减料,工程中途变更、索赔来弥补和争取利润的习惯做法盛行。能否保证质量、工期不出争议,只有在实施过程中才会发现,如确能打破惯例,对中国的工程管理意义重大。 四、对政府投资项目思考 政府投资按现代经济学理论,属于正外部性大由无法通过有效补贴由私人投资来完成的项目,或为弥补市场失灵的投资,属于不能排除或排除使用成本大于不排除的领域。如公路、河流用水,大气、水环境整治等。但对于排污处理,已属于可以有效办法促使排污者的外部性内部化,西方国家包括中国部分地方实行新的办法,从收取“边沁税”发展到排污权交易的办法来解决相关问题。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本属村民要自己承担的责任,可以设计一套补贴和收取排污费相结合的系统办法来实现。特别是天台农村有30万以上的村民平常在外地,大部分的房屋基本闲置,如此化费几亿的投资其效益值得商榷。世界银行也提到要选择的目标村要符合农村发展规划,不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可能消失的村落,但没注意到农村这样一种候鸟式生活的状况。也是在本课题的后续阶段要重点考察的。 因本人经常担任农村工作指导员,也曾参与建设项目的争取工作,对农村和其他政府投资项目有些感性认识,总体上说问题很多。对村社、乡镇、县级政府或想争取政府资金支持的个人、企业,也不能单凭能找到资金就盲目去争取,随着各级政府和出资方对项目管理的严格,对需要确实完成(以前往往是报表、报告完成)的项目,要慎重,至少要做到真有效用(不单纯是经济效益),而且要能弥补全部成本,包括自身投入成本、机会成本,要做到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县、乡镇、村、企业、个人争取资金的项目全周期现金流为正,应成为项目评估的主要指标。 作者简介: 何凯(1967―),男,籍贯:浙江省台州市,学历:大学,职称:讲师,研究方向:经济学。 浅谈农村污水治理技术:农村污水治理中的共同受益者责任探讨 摘要 阐述了在农村污水治理过程中,相关理论为共同受益者即全社会成为农村污水治理责任主体提供的前提和依据,提出必须按照科学设定和合理配置的基本要求,明确共同受益者的资金投入责任及其支持、参与责任。 关键词 农村污水治理;共同受益者;治理责任;理论依据;资金投入 农村污水是指农村居住区范围内产生的以居民生活污水为主的综合排放污水。农村生活污水成分复杂,来源面广,治理难度大。因此,必须按照科学设定和合理配置的原则,从农村污水治理的实际出发,明确共同受益者的治理责任。 1 共同受益者治理责任的理论依据 1.1 环境正义理论 环境正义是指环境与资源保护领域中的个体在利用环境资源、分配环境成果时应得到平等的关注和尊重,在承受环境风险、治理环境污染、确定环境责任时,应平等地面对和分担。 城乡环境正义是指环境与资源保护领域中的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在利用环境资源、分配环境成果时应得到平等的关注和尊重,在承受环境风险、治理环境污染、确定环境责任时,应平等地面对和分担[1]。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均享有基本的环境权益,同时均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城乡环境正义关注的是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环境与资源保护领域中的利益平衡问题,县域城乡环境正义的目标正是要处理好县域范围内城乡居民间的环境利益平衡。县域环境自身所具有的整体性、系统性、稳定性、综合性特征要求在处理县域城乡环境利益平衡问题时以环境正义理论为指导,强调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所享有环境权益和所承担环境义务的一致性,以及城乡居民在承担环境风险和责任上的平等性与合理性。县域农村污水治理的根本目的在于县域整体环境质量的改善和县域居民生活品质的提高,这就需要合理分配城乡居民间的治理责任,平衡城乡居民间的环境利益,保持城乡居民所享有环境权利与所履行环境义务的统一。 1.2 发展补偿理论 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的形成与发展对当代中国农村与农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正是城乡环境二元化趋势与环境保护“城市中心主义”的根源,直接影响着城乡环境正义的最终实现[2]。 “以工补农”思想和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提出为破除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提供了思路与政策支持。为改善长期以来农村环境不断恶化的状况,解决城乡环境二元化趋势下的农村环境问题,避免农村环境问题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与生命健康损害,得益于传统体制的城市居民和群体,在取得城市发展和城市适宜环境后,有责任、有义务分担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部分重任,对农村和农民提供受益补偿。同时,这种责任的承担也有助于权利平等原则、机会平等原则的实现和城乡环境正义的实现。另外,环境作为一个整体,区域性环境利益并非为凝固的或一成不变的。从长远看,城乡环境二元化趋势的存在同样会对城市居民产生不利影响。 农村污水治理中,共同受益者,即全社会的治理责任包括资金投入责任及其支持、参与责任。 2 共同受益者资金投入责任 国务院于2002年1月30日以国务院〔2002〕第369号令,颁布了《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并于2003年7月1日正式实施。原国家环保总局又先后颁布了《排污费征收标准管理办法》《排污费资金收缴使用管理办法》《关于排污费征收核定有关工作的通知》《关于减及缓缴排污费有关问题的通知》《违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行政处分暂行规定》等7个文件,与《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配套实施。 2.1 明确共同受益者资金投入主体――城市居民 共同受益者资金投入主体以城市居民为主[3]。受益于传统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和农村污水治理的城市居民,其治理资金投入责任应当通过《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及其配套文件予以明确规定,并可通过以下2种途径进行。 途径1:在《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及其配套文件中,明确将城市居民纳入征收排污费对象的范围,而不是针对城市居民另行制定收费办法。在此基础上,将针对城市居民所征收的污水处理费按照一定的比例分为城市污水处理费和农村环境污染治理补偿费,用于包括农村污水治理在内的环境污染综合整治工作。 途径2:在《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及其配套文件中,明确将城市居民纳入征收排污费对象的范围,但不对城市居民所征收的污水处理费进行区分,而采取政府统筹使用的方式合理安排,统一用于农村污水治理当中。 无论采取哪种方式,都要在城市居民最高水费(含污水处理费)支付能力范围内适当提高征收标准,或采取阶梯水价的方式,稳定农村环境污染治理补偿费的来源,保障农村污水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4]。 2.2 进一步强化征收手段 要对城市居民排污费缴纳、征收、管理及使用等环节的违法行为,作出相应的法律责任规定,并加大处罚力度。对不缴或者欠缴排污费者,可处应缴纳排污费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另外,要确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为城市居民污水处理费的征收部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征收而未征收或者少征收排污费的,上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有权责令其限期改正,或者直接责令排污者补缴排污费。 2.3 严格监督管理,加强部门监督 要在《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中明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每季度向本级人民政府、上级财政部门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居民污水处理费的使用和管理情况。进一步强化审计监督,审计机关应当加强城市居民污水处理费用于农村污水治理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的审计监督。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财政部门的工作人员违法批准减缴、免缴、缓缴排污费,截留、挤占、挪用用于农村污水治理专项资金的,不按规定履行监督管理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 3 共同受益者的支持和参与责任 3.1 共同受益者间接的支持和参与责任 主要是指将针对城市居民所征收的污水处理费部分用于农村污水治理,并在城市居民最高水费(含污水处理费)支付能力范围内适当提高征收标准,或采取阶梯水价的方式,稳定农村环境污染治理补偿费的来源,保障农村污水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城市居民所缴纳的污水处理费及相关费用是农村污水治理资金的重要来源。城市居民履行法定职责,按时、足额缴纳污水处理费及相关费用,也就确保了农村污水治理资金的顺利筹集,支持了农村污水治理工作。 3.2 共同受益者直接的支持和参与责任 主要是指城市居民积极配合政府相关部门做好农村污水治理,一是提供农村污水治理专项机构所需要的各种信息;二是为农村污水治理专项机构开展工作提供其他便利。 4 结语 在农村污水治理过程中,环境正义理论和发展补偿理论为共同受益者成为农村污水治理责任主体提供了前提和依据。因此,必须按照责任设定的基本要求,明确共同受益者的资金投入责任及其支持、参与责任,从而确保农村污水治理工作的快速、高效、有序推进。 浅谈农村污水治理技术:浅析农村污水治理技术 【摘要】在过去的30多年里,我国一直致力于城市环境治理和工业环境治理,环境基础薄弱的农村成了滞后点。然而随着农村经济条件的提升,村民的生产生活标准也有所提升,用水水质成了村民关注的重点。文章通过对农村污水性质及特点的描述,提出了农村污水处理的现状,同时简单分析了几种国内外都可使用的农村污水处理技术。 【关键词】农村污水;性质;特点;现状;处理技术 一.农村污水的性质及特点 1.污水性质 农村污水是指农村地区居民在生活和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污水。具体范围包括生产污水和生活污水两个方面。农村生活污水是指居民生活过程中厕所、洗浴、洗衣服和厨房排放的污水等。农村生产污水是指居民在进行畜禽养殖业、水产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等产生的高浓度有机废水,甚至包括降雨形成的村庄径流水及农田径流水。 2.污水特点 由于农村村镇人口较少,分布广泛且分散,使农村生活污水与城市生活污水从水质、水量及成分上都明显不同。 2.1、污水水质 (1)农村生活污水浓度低,变化大,成分复杂、不同时段的水质不同; (2)悬浮物浓度较高,有机物浓度较低,水质呈弱碱性; (3)大部分农村生活污水中基本不含有重金属和有毒有害物质(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部分生活污水中可能含有重金属和有毒有害物质),含有一定的氮、磷,水质波动大,可生化性强; (4)厕所排放的污水水质较差,但可进入化粪池用作肥料 2.2、污水水量 (1)一般农村的生活污水水量都比较小。农村人口居住较为分散,人均用水量相对较小,因此相应产生的生活污水水量也比较小; (2)变化系数大。农村居民生活非常规律,导致早晚的生活污水的排放量远多于白天,且在夜间排水量骤减,甚至断流。水量变换呈不连续状态,具有变化幅度大的特点; (3)每天都存在高峰排放量的时段:上午、中午、下午; (4)农村地区集中给水用水量为20~35L/(人*d),龙头安装到户的用水量为30~40 L/(人*d),有淋浴设备设施的为40~70 L/(人*d)。农村生活污水排放量应根据村庄居民用水现状、生活习惯、经济条件、发展潜力、卫生设施水平、排水系统完善程度等因素确定。 2.3、污水排放体制 农村生活污水一般呈粗放型排放。很多农村尚无完善的污水排放系统,污水沿道路边沟或路面排放到就近的水体。少部分地区具有完善的污水排放系统。农村生活污水中有机物含量高,N、P含量增多。人们随意地排放和雨水的冲刷,使大量的有机质和N、P等物质流入湖等水体,如果不加以处理利用,常常会引起水体富营养化。 二.农村污水处理现状 我国对农村污水的研究起步较晚,且规模较小,在农村污水处理的技术和管理上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但国家对农村生态环境的重视程度也在逐步增强。2006年国家环保总局颁布了《国家农村小康环保行动计划》,指出优先在我国农村水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的地区以及水污染治理重点流域建设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示范工程;到2010年基本完成1万个行政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示范建设。同时,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并明确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治、管理民主”的建设目标,这大力推动了农村污水处理的设施建设。规划要求北京、天津、山西、陕西、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宁夏、甘肃、青海、新疆等北方及沿海地区的缺水城市大力发展再生水利用,实现污水再生利用与污水处理能力的同步增长。 三.农村污水的处理技术 目前我国农村污水处理技术种类繁多,但从工艺原理上分析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自然处理系统。利用土壤过滤、植物呼吸和微生物分解的原理,又可以称为生态处理系统,常用的有人工湿地处理系统、地下土壤渗滤净化系统等。第二类是生物处理系统,又可分为好氧生物处理和厌氧生物处理。其中好氧生物处理是利用动力给污水充氧,培养微生物菌种,再利用微生物菌种分解、消耗吸收污水中的有机物,氮和磷;厌氧生物处理技术是利用厌氧微生物的代谢,在无需提供氧气的情况下把有机污染物转化为无机物和少量的细胞物质。 3.1、人工湿地处理系统 有条件的村庄应充分利用现有的农田灌溉渠道和附近的荒地,废水塘,洼地和沼泽地等,建立一个人工湿地处理系统。人工湿地污水处理技术是一种基于自然生态原理,使污水处理达到工程化、实用化的新技术。将污水有控制的投送到土壤经常处于饱和状态,并经过生长有芦苇、香蒲等沼泽生植物的土地上,利用植物的根系吸收和微生物的作用,并经过多层过滤,来达到降解污染、净化水体的的目的。它是一种充分利用底下人工介质中栖息的植物、微生物、植物根系,以及介质所具有的物理、化学特性,将污水净化的天然与人工处理相结合的复合工艺。湿地处理系统工艺设备简单,运转维护管理方便、能耗低、工程基建低、运行费用低、对进水负荷的适应性强,能耐受冲击负荷,净化出水水质良好、稳定。缺点是占地面积大,易受气候的影响,表面径流的味觉影响较大,因此适应于人口居住非常分散的偏远农村。 3.2、地下土壤渗滤净化系统 分散的几户或十几户人家适合采用地下土壤渗滤净化系统。地下土壤渗滤净化系统是一种基于自然生态原理,给予工程化、实用化而创造的一种新型小规模污水净化工艺技术,是将污水有控制的投送到经过一定改造,距地面约50cm深和具有良好扩散性的土壤中。投送污水缓慢通过布水管周围的碎石和砂层,在土壤毛管作用下向附近土层扩散。表层土壤中有大量微生物,作物根区处于好氧状态,污水中的污染物质被过滤、吸附、降解。这种技术由于负荷低,停留时间长,水质净化效果非常好且稳定。地下土壤渗滤净化系统建设容易、维护管理简单、基建设投资少、运行费用低,而且整个处理过程处于地下,不影响景观,不产生臭气。 3.3、好氧生物处理系统 好氧生物处理系统是新农村污水处理中最常见的一种处理技术。好氧生物处理法就是通过鼓风机向污水中输氧,培养生物菌种和微生物,通过菌种和微生物把污水中的大量有机物分解为无污染的二氧化碳、水等物质,少部分合成细胞物质,促进微生物的生长,并以剩余底泥的形式排出,使污水进行了有效的净化。例如SBR法,集曝气、沉淀、排水于一体,不断的转换,省去了传统的污泥回流设备,大大降低了建设费用;A?O工艺具有脱氮、除磷的功能;还有比如生物转盘处理工艺、膜生物反应器处理工艺等。生物法占地面积小,抗气候等外界影响能力强,建设地点选择范围大,处理稳定,处理效果高。但是基建投资、运行成本较高。 3.4、厌氧生物处理系统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开展生活污水厌氧生物法的开发和研制工作,许多形式各异的无动力或微动力的低能耗型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得到应用。如无动力地埋式生活污水处理装置采用无动力厌氧生物膜技术,工艺流程简单,不耗能,全部埋于地下,无需专人管理。与好氧生物处理相比,无动力地埋式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技术设备的基建投资高于好氧处理,无日运行费用支出。但是厌氧处理技术上还存在一些瑕疵,主要为生物处理效率低。 四.结束语 我国是农业大国、人口大国,水资源严重短缺。如何有效的利用现有水资源,将污水资源化,不仅可有效地解决农村污水乱排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是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我国农村污水处理技术的发展与利用刻不容缓,这是对国家环境保护的负责,也是为农村居民生活健康和生活环境健康的负责。 浅谈农村污水治理技术:浅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现状及对策 摘 要:本文首先介绍了我国当前农村生活污水的来源及治理现状,其次分析了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最后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为我国农村水环境治理提供帮助。 关键词:农村;生活污水;现状;治理对策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开展农村环境污染综合整治,农村的生活污水治理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措施,有效改善农村水源地的污染,是我国今后环境保护工作的主要任务。因此,本人针对农村污水治理的现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1 农村生活污水来源及治理现状 1.1 农村生活污水来源。农村生活污水的来源主要有四种:厕所污水、生活洗涤污水、厨房污水和其他污水(畜禽养殖、水厂养殖和家庭农产品加工等)。据统计,农村居民人均日排污量为100L,并且这个数据还在逐年上升。 1.2 现有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模式。目前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模式主要是针对能集中收集污水的社区、集中居住区,采取县、区、乡镇污水处理厂集中治理及村集中治理和分散治理的模式,总体上仍处于初级阶段。目前常采用的治理模式有以下几种:(1)污水处理厂集中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主要是对靠近市区和中心城镇的农村,农村生活污水可以排入城市污水处理系统或工业废水处理系统,实现农村生活污水的集中治理。(2)人工湿地生活污水治理模式。人工湿地生活污水治理模式是采用人工湿地系统中生物的降解和稀释作用,来去除水中的污染物质,是农村生活处理中应用较多的一种技术。(3)地埋式生活污水集中处理模式。这种模式主要是利用降解反应器,在反应器中投放适当的降菌剂,使其对污染物进行降解和转化,实现污水处理并再利用,也是目前应用较多的一种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模式。 1.3 农村生活污水对环境的影响。目前我国越来越多的村镇建设集中居住区,但由于村镇集中居住区的生活污水处理设备的建设相对落后,大部分农村的社区缺少污水处理设施和排水管网,造成大量的农村生活污水不能进行处理,而仅在化粪池简单沉淀或根本不处理就直接排入附近的河流或湖库。生活污水中的生活洗涤污水和厨房污水主要含有清洁剂、洗涤剂、肥皂及细菌、病毒等有害物质,其中含有一些成分在自然界中降解速度较慢,污水中含有的磷元素是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污染物。这种农村集中居住区内大量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外排,这对于地表水的水质和周围环境生态都有较大的影响。 2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2.1 缺乏完善的污水收集系统。由于受经济方面的限制和环保意识的淡薄,我国农村地区大部分都采用明渠或暗管收集污水,污水收集设施缺乏,不能实现雨污分离的收集模式,因此收集的污水成本较复杂。水量的增多和污染物浓度被稀释,影响污水的收集和处理。农村生活污水收集率低的主要因素是粗放式的排放方式和管网系统的的缺乏,因此造成生活污水形成地面径流和地下渗透,影响农村居民的生活环境,污染农村居民的地下饮用水安全。 2.2 技术选择不符合实际。我国面积较大,农村地区也较多,这就形成千差万别的实际情况,因此,农村污水的治理不能一概而论。很多地区过分的追求低投资、低运行费,在实际处理过程中,即便是运行费用较低的生态处理技术,也需要一定的运行费用。因此在技术的选择上,应该综合考虑技术的选择是否适应当地实际情况,如当地生活污水的水质特征、处理设施的占地等,不能将农村生活污水的处理都按照同一技术进行处理。 2.3 处理设施无法长效运行。农村生活污水的治理需要很大的资金投入,通常一个村的污水处理投资就需要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目前我国的城乡经济差距还较大,有的农村的经济条件还较差。并且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费用只是占整个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资金的一部分。目前很多地方政府只重视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而对于后期的运行管理却缺乏重视,造成很多污水处理设施由于缺乏一定的资金来源,无法承担运行维护费用,导致处理设施的闲置。同时,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缺乏专业的监管人员,由于长期无人维护,污水处理效果降低,造成二次污染,且水质缺乏专业的检测,使处理效果好坏无从得知。 3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对策 3.1 完善农村地区的污水收集体系。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收集率低是影响我国农村污水处理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想要改善农村水环境现状,首先需要提高农村生活污水的收集率。随我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对农村生态环境的重视,会进一步加大对农村环境综合治理,目前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村,也已经建设了完善的生活污水收集管网,形成了完整的收集和处理体系。 3.2 政府设立专项资金。明确政府的投资主体地位,并设立专项资金,对于经济条件较弱的乡镇和农村,统一建设污水处理工程,并鼓励企业或个人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中来,倡导企业对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投资。 3.3 健全管理机构,建立长效的运行机制。农村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运行、维护和管理是一项复杂且长期的工作。需要相关部门出台完善的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管理办法,健全管理机构,明确各级政府及主管们的职责,并完善监督和考核制度,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能够长期稳定的运行,发挥其污水处理作用。 3.4 科学选择污水处理技术。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较多,且工艺成熟,但对于实际的工程项目需要充分考虑当地的实际特点来选择适合的污水处理技术,这样才能使农村的水污染问题得到解决。同时应根据不同水质特点选择处理工艺,对氮、磷等元素超标的水质,应选择脱氮除磷效果较好的污水处理工艺。在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艺选择时,不仅需要考虑运行效果、投资、工艺技术应用性,还需要考虑工程建设能否顺利进行,这样才能保障污水处理设施达到理想的处理效果和规定的使用年限。 结语 通过以上对策的实施,能有保障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的稳定运行,实现生活污水的集中收集和达标排放,有效的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和水污染现状;且处理后的生活污水也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再利用,解决部分缺水农村的用水,缓解用水难的问题。 浅谈农村污水治理技术: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现状及对策分析 摘 要:随着农村地区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污水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严重。生活污水粗放性排放,不仅导致河道水体恶化和湖泊富营养化,污水下渗还造成地下水的严重污染,直接威胁农村居民的饮用水安全。本文首先对农村生活污水污染的现状进行分析,进而指出农村生活污水的治理现状,并提出治理问题的有效对策,以期为优化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效果提供有效借鉴。 关键词: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现状;对策 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重点强化农村环保工作的有效开展,是进一步提高农村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随着环境保护形势的日益严峻,针对农村生活污水污染问题进行专门分析和研究,并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和解决对策,才能在缓解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同时,推动整体环保工作的进一步落实和发展。 1 农村生活污水污染现状 所谓农村生活污水,指的是农村居民在生活中排放的清洁洗浴污水、厨房污水和厕所污水等。农村生活污水有着随机性强和较为分散、分布面广等特点,污水水质较复杂且变化较大,但生化性较强,污染物浓度相对较低。 从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污染现状来看,六十多万个行政村和二百五十多万个自然村占据全国总面积约90%,其污水排放总量约占全国生活污水排放总量的五分之一以上。全国90%以上农村并未建有排污渠道和污水处理系统,生活污水直接肆意排放,最终径流到江河湖泊当中或渗透到地下水中。这不仅导致湖泊水体的富营养化,氮和磷占比过大,也使得农村周边生态污染严重,居民健康受到较大威胁。 2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现状分析 2.1 污水排放和收集系统不完善 我国虽尽力推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从治理现状来看,形势仍十分严峻。农村生活污水排放和收集系统不完善,绝大部分农村地区并未建设污水排放系统,生活污水经由明暗沟直接排入到江河湖泊当中,或者在雨水径流渗透到地下。同时,雨污无法有效分流,污水未能得到有效收集,粗放型排放问题严重。在这一形式下,要进行污水的统一治理难度巨大。 2.2 污水处理技术实用性不强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农村分布地域条件不同,相应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各不相同,在推广生活污水治理技术时无法采取相同标准和统一技术。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的探索和起步阶段,污水治理技术也在不断的研究和开发当中,也就缺乏适合大范围的推广技术,针对不同地区的不同特点设计的具体技术也就十分匮乏。这样一来,在相关政策的强力推广下,一些农村地区不得不进行技术的生搬硬套,而不是结合当地水质特点进行有效选择。污水处理技术实用性不强,不仅治理效果不佳,浪费大量资金,还引起农村居民的较大不满。 2.3 缺乏长效污水处理管理机制 由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过程相对漫长,且对资金投入要求较高,也就导致绝大多数农村地区未能建立起长效的污水处理管理机制。缺乏充足的运行费用,且没有专门的管理人员对污水处理工作进行有效监管和维护,造成污水治理工作无法长效进行。部分农村地区的污水处理设施处于零管理状态,不仅设备故障无人维修,发生水池堵塞问题时也得不到及时处理,造成污水处理中断,无法发挥长效作用。更严重的是,一些污水处理设施问题不断积累,引发二次污染问题。 3 农村生活污水的治理对策 3.1 建立完善的污水收集系统 污水收集系统是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基础,因此,必须充分结合农村污水排放特点做好污水收集系统的建设工作。依据农村地域特点和自然条件,综合具体的社会条件和风俗习惯等考虑,对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和处理方法进行有效设计。依据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除市政统一收集和镇村集中收集外,还可采取住户分散收集的模式。选择最佳的收集模式,并建立起完善的污水收集系统,铺设好污水收集管理网络,为生活污水治理打下坚实基础。 3.2 选择最佳污水处理技术 选择最佳的污水处理技术,才能有效契合农村特定的污水排放特点,达到最佳的污水治理效果。目前,我国投入应用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有高负荷的下渗滤污水处理技术和多级跌水新型人工湿地处理技术等,两种技术的侧重点不同,处理效果和建设成本也存在一定区别。应当依据农村的实际情况,从成本、能耗和维护、效果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选取最适合的处理技术。 3.3 建立长效污水处理管理机制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不是一朝一夕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建立起长效的运行和管理机制,才能实现长足目标并达到最佳的治理效果。一方面,政府应加大资金扶持和补助力度,并通过奖励机制激发农村居民主动参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建立起专业的设施管理队伍,既要保证管理人员专业的管理知识,还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确保污水治理管理和维护工作落实到位。此外,可采用第三方运营模式,委托工业企业或技术公司承担污水治理工作,在协议规范之下确保污水治理的长效性。 4 结语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问题日益严峻,必须得到充分关注和重视。应建立起完善的污水收集系统,选择最佳污水处理技术,并建立长效污水处理管理机制,确保污水治理工作的有效落实和长效进行。同时,依据农村的实际情况,对污水处理技术进行有效更新,并不断完善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营机制,以不断提高整体治理水平。
乡村民宿环境设计篇1 0引言 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住宿行业的多元化。在快捷宾馆和商务酒店遍布市场的环境下,同为住宿服务类的民宿之所以能兴起,主要依赖民宿特有的“人情味”。对于民宿外部空间景观设计,学术成果较丰硕,但多倾向于设计师的角度,在实际使用中存在不合理的现象。由此,从游客视角探索乡村民宿景观建设,加强设计的合理性,促进民宿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1研究方法及文献现状 1.1研究方法 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源中,以“民宿景观”为主题及关键字进行检索,自1990年至今,共检索到相关期刊1252条中文文献。检索结果涉及“建筑设计”“乡村旅游”“室内设计”等,通过人工阅读文章主体内容进行进一步检索,最后共筛选得到相关性较高的中文文献69篇。使用中国知网的计量可视化分析功能,对文献进行计量可视化分析。在微信、APP和百度等网页中,以“民宿”为词条进行搜索,检索到“民宿推广宣传”“民宿设计分析”及“民宿体验反馈”3大板块内容,呈现方式涉及文章、图片及视频。3个板块的“民宿”描述来源于三方位角色的视角,综合多视角判断民宿设计,提高分析的合理性。 1.2检索结果分析 1.2.1文献发表年度趋势 从文献发表年度趋势结果可知,2014年以前,有关乡村民宿的文献数量较为稀缺,自2015年起有明显涨幅。随着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的出台,乡村民宿相关研究的关注度持续上升。2019—2021年发表的文献量涨幅虽有所波动,但研究热度仍较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促使乡村建设迈入新征程。乡村旅游业是乡村经济发展的一大分支,如何打造民宿景观对乡村旅游行业发展至关重要。切实做好乡村民宿产业建设,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旅游口碑。 1.2.2研究主题 中文文献以中国知网检索结果作为数据基础,得出主要主题年度交叉分析图和次要主题年度交叉分析图。目前对乡村民宿研究方向较广泛,其中包括民宿建筑、空间设计、地域文化、乡土文化等,研究方向多偏向于从建设环境条件的角度思考或设计者从城市庭院建设中提取的经验思考。近几年,有学者开始从使用者角度出发探讨民宿设计,研究方法采取问卷调查、网络测评及案例分析等。其中,问卷及测评结果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和局限性,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科学性。 2乡村民宿与民宿景观 2.1乡村民宿 乡村民宿泛指利用当地的物质和文化资源,对特定建筑及场地进行改造设计,为乡村旅游者提供住宿餐饮和体验乡村生活的场所[1]。本土化设计将民宿转化为地域文化的输出口,成为吸引外来游客的重要标志。非标准化的民宿设计与城市居住形成鲜明差异,让使用者从感官中亲临自然,达到深度体验的效果。 2.2民宿景观 民宿景观包含建筑室内景观和建筑外部空间景观,民宿的外部空间景观又可分为远景、中景、近景3个层次[2]。本文研究民宿景观主要指外部空间景观。不同层次景观的组合可丰富游客的视觉体验。远景既是民宿自身的基底环境,又是区域风貌的自然呈现。中景和近景是通过较大程度的“人为干预”后所呈现的景观,包括地形、建筑、植物及铺装等设施。乡村民宿的标签不仅有个性化,本土化也设计是民宿融入地域整体印象的重要一环,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设计理念的重要体现。景观不仅具有观赏功能,景观设施及景观元素所构成的空间还有使用功能。设计的出发点不能仅限于视觉的夺目,使用的适宜度更能够满足使用者的现实需求。“照骗式”景观或许能带来短期的经济剧增,但不利于乡村长远的发展。 3国内研究关注点 3.1地域文化、乡土文化应用 环境及文化的差异造就多元化的乡村景观。民宿作为乡村环境的组成部分,其景观风格的多元化离不开对地域文化的传承。乡村民宿设计应立足于乡土特征的呈现,具体可从空间布局模式、景观材料选取及景观符号利用等方面进行考虑[3]。如今,受“网红潮流”的影响,一些乡村民宿存在流于形式、缺乏内涵和文化原真性等问题,独特的“个性化设计”不能与在地文化相契合。如何在延续地域原貌的基础上融入现代技术和方法,是需要持续更新的内容。 3.2植物景观 作为造园四要素的植物,存在于民宿的远、中、近3个空间层次中,是“人造自然”的点睛之笔。乡土植物对于地域土壤的强适应性使其成为植物景观建设的优选树种,莫干山三秋美宿、清境原舍•依田民宿等成功的民宿案例,说明乡土植物造景的优势[4]。乡土植物在还原乡村风貌上极具自身优势,能够促进民宿空间融入整体环境。此外,不同类型、数量的植物能营造丰富的景观空间,植物的栽植方式还可引导游人视线。在“极近自然”的民宿设计中,植物景观占比较大,可深入研究植物主题及空间关系。 3.3庭院景观 多样化的旅游需求不断刺激民宿模式的开发,急切地追求经济效益,往往导致“轻环境”的设计现状[5]。庭院是游客从民宿建筑过渡到自然环境的桥梁,无论从建筑内部对外部景观的观赏,还是外部空间的功能使用,良好的庭院景观都有利于提升民宿品质。对于乡村民宿景观设计的探索,常常会忽略使用者的视角,使得民宿庭院景观存在较多问题,如空间硬化严重、布局混乱、风格不协调等[6]。因此,多视角探析乡村民宿景观设计有利于民宿景观的发展。 3.4生态理念的应用 民宿旅游综合体的打造和民宿景观规划都应遵循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合理分布民宿空间、健全交通网络、构建生态文化特色是乡村民宿集约发展的重要内容[7]。采用环保材料还原传统工艺或景观风貌是资源循环利用的可行性措施,还可通过优化设计的方式实现历史与现代的衔接、经济与环境的统一[8]。乡村建设非暂时性任务,每环节的设计都关乎乡村的未来,生态理念的应用是对民宿及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3.5传统造园手法应用中国古典园林具有丰富的造园手法和独立的传统文化特色,是造园家智慧的结晶和中华历史文化的沉淀。如何将古典造园手法运用到民宿景观设计中,成为民宿景观设计研究的新切入点。利用古典造园的理论和技术,打造独具中国特色的民宿景观,是更高层面的文化传承与发展[9-10]。对于传统造园手法的学习非单纯的搬运,设计师需结合设计场地风格及地域环境加以转化运用,最终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景观环境。4环境行为学的应用研究 4.1环境行为学 环境行为学是一门研究人的行为和心理感知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学科[11]。人们既能生活在环境中受其影响,又能破坏和改善自然环境。景观设计研究者可通过分析环境中人的行为心理特征,判断不同环境中人的“满意”程度,由此推断景观与人的“适配度”,并最终应用到景观设计及改造中。 4.2应用的必要性 环境行为学在景观方面的研究已涵盖街道、校园、居住区及城市公共空间等场地,研究对象侧重于城市景观。与城市建设相比,乡村建设的难点在于对历史的传承。完全摒弃地域及历史文化的乡村则失去了灵魂,提取地域文化要素是乡村景观打造的重要一环。目前,已有学者在乡村设计与环境行为学之间进行初探研究。环境行为学的研究方法不断更新,可通过实验设备得出参数化结果,能更加直观地反馈建设问题。民宿景观的服务对象是具有多样性特征的旅游人群,住客的体验反馈对民宿未来的发展及调整十分重要。通过环境行为学分析人在既定景观环境中的行为习惯和心理需求,是景观设计贴合使用者潜在行为心理意识的关键。 4.3环境行为学的研究方法 4.3.1眼动实验 眼动实验是通过眼动仪测试用户的行为参数,以可视化和量化的形式推测用户的“满意度”。国内的眼动实验已广泛运用于包装、服装、广告等多个领域。在景观设计领域,眼动实验对在苏州园林中的景框和景深所引起的“拟入”环境行为效应进行了初步验证。在西藏林芝的景观视觉感知规律及影响因素研究中,隐喻抽取技术及眼动实验研究方法也得到成功应用。视觉是游客获取外界景观信息的重要渠道,通过眼动仪研究消费者在民宿外部空间的行为心理,可作为外部空间景观设计的评估工具。将参数化的研究结果反馈于景观设计,提供适应性的理论依据。但该研究方法在研究基数上具有一定局限性,实验过程相对繁琐,实验难度较大。 4.3.2ZMET隐喻抽取技术 隐喻抽取技术是通过图片和深度访谈,抽取受访者潜在的构念,通过了解构念之间的关系绘制受访者对特定主题的心智地图,对研究对象的内心需求和感知进行探索和研究的方法。该技术在国内旅游业的研究应用较多,设计者可运用隐喻抽取技术识别、提取和分类旅游中的典型元素,进而挖掘消费者潜在的旅游期望值,深化旅游体验。借助视觉符号的隐喻能力,运用隐喻抽取技术研究使用人群对民宿外部空间景观的内心感受和认知,以指导乡村民宿景观设计,提高景观的适宜性设计。 4.3.3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是定量分析描述交流研究对象内容的分析方法,具有客观性和具体性。互联网时代给信息分享提供了极大便利,“商品”评价为购物者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越来越多的游客喜欢在旅游景观APP、短视频等平台上分享旅游地的环境及自己的体验。此研究方法涉及的时间跨度较广,面对人群基数大。故获得的评价结果更广泛,参考价值更加全面。以上3种研究方法分别借助仪器、图片及网络评价信息进行研究,具有各自的优势和局限性。故综合3种研究结果进行分析,有利于最终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及适宜性。 5结语 乡村建设区别于“标准化设计”的城市设计,实现乡村民宿外部空间景观特色化、地域化是民宿旅游发展的基本需求和主要动力。借助隐喻抽取技术提取地域景观典型元素指导乡村民宿设计,规避“一刀切”“同质化”“个人主义”等弊端。乡村旅游业的发展要注重乡村的永续发展,打造适宜性的旅游产业是乡村经济可持续的关键。从环境行为学的角度出发,以游客体验感知和评价研究为突破口,通过眼动实验获得的参数化数据,结合内容分析法获得客观评价,共同探求公众景观感知的规律和影响因素,为乡村民宿建设提供合理依据。 作者:王玉蓉 单位:安徽建筑大学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乡村民宿环境设计篇2 乡村民宿作为一种新型产业,起步较晚。迄今为止,我国乡村民宿设计还处于刚起步的阶段,因而目前具有区域和民间文化特色的乡村民宿还比较少。在乡村振兴战略的环境下,将区域文化元素、民间文化元素与乡村民宿融合,设计出具有特色的乡村民宿是其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本研究对高港区白马镇陈家村的乡村民宿设计进行了探究。 一、乡村民宿相关理论概述 民宿主要是指与当地自然、人文、生态环境资源以及相关生产活动进行结合,并利用闲置房屋,为游客提供住宿的处所。乡村民宿是一种新型且非标准的住宿业态,近年来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获得快速发展。乡村民宿作为民宿的核心产物,通常是指可用于游客接待并满足其身心放松的建筑类住所。乡村民宿具有费用低、规模小等特点。乡村民宿的类型主要包括回归型、自然融入型以及艺术体验型。在对乡村民宿进行设计的过程中,不仅要尊重其地域文化的特征,而且应顺应地貌,借景自然。 二、目前我国乡村民宿发展面临的困境 (一)乡村民宿缺乏主题特色 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白马镇陈家村是一个千年古村,其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陈家村有“垛田”迷阵败金兵的历史,有“七十二垛”风水宝地,有“三根棒”木偶等。陈家村除具有上述优势外,还拥有众多河流、河塘及果树、花卉苗木等,因而陈家村拥有较为优美的环境。然而,陈家村在乡村民宿设计方面,却未能体现出主题特色。与此同时,陈家村目前的乡村民宿还缺乏本土文化元素的运用,进而导致其缺乏特色。近年来,陈家村的历史文化、乡风民俗正在逐渐丢失,庙会文化以及生活文化等也逐渐丧失特色。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民宿为获得长远的发展,必然要走特色化发展的道路。因此,乡村民宿在设计时,必然要结合陈家村的文化特色,并借助其自然景观和地貌特征进行设计。 (二)乡村民宿基础设施不完善 乡村民宿的设计与周围的道路、房屋建筑质量等有密切的关系。目前,陈家村现有的道路亟待修复、新建,同时还缺乏生态公共停车场等,与此同时,亮化照明设施也比较欠缺。与此同时,在河渠建设方面还存在水土流失严重、河道淤泥较多等现象。而陈家村基础设施的不完善,直接影响了民宿的发展。陈家村基础设施的不完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资金的大力支持。因此,在对陈家村乡村民宿进行设计的过程中,应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不断的完善,以推动乡村民宿的发展。 (三)乡村民宿服务水平偏低 乡村民宿的发展,与其自身的服务水平有着极大的关系。然而,陈家村乡村民宿普遍以家庭经营为主,因而在服务水平方面尚存在一定的不足。乡村民宿服务水平偏低,与陈家村整体的公共服务水平有很大的关系。目前,陈家村尚未对进行乡村民宿的家庭进行服务方面的培训,同时也未组建专门的服务队伍等,这就导致陈家村乡村民宿的服务水平有待提升。因此,在推动陈家村乡村民宿设计与发展的过程中,服务水平的提升也是非常重要的。 (四)乡村民宿缺乏建筑特色 目前,从陈家村乡村民宿的设计与后期建造中可以看出,其大多是以无规划状态进行的,是当地居民或社会力量根据自身需要和兴趣自主设计的,而非是由专业的建筑人员进行现场测量,根据当地建筑风格统一进行设计后建设而成的。这就导致乡村民宿建筑没有形成当地统一的特色风貌,不能从视觉上和文化上对游客造成冲击,难以吸引游客,从而影响其发展。我国乡村民宿普遍存在建筑特色不足且缺乏创意的问题,进而导致乡村中的大量可用资源难以被利用。因此,在对乡村民宿进行设计时,应依据当地气候环境、地理地貌、建筑风格、民风民俗等进行统一的规划与设计,形成点片成景、线景相连的统一文化旅游特色建筑,最大限度地吸引游客,可以说,在前期对民宿建筑本身进行设计也是很有必要的。 三、乡村振兴战略下优化乡村民宿的策略 (一)设计特色性的乡村民宿 乡村民宿设计是可居、可游的综合空间。乡村民宿应与陈家村的历史文化、民间文化以及自然景观等进行结合,进而设计出具有主题特色的乡村民宿。例如,陈家村可以打造自然融入型的乡村民宿,也就是将自然风光与建筑本体融合,促使游客体验乡村野趣,在精神层面找到幸福感。在设计自然融入型乡村民宿时,可结合无公害特色蔬菜园或精品水果采摘园、景观苗木观光休闲园等设计具有主题特色的乡村民宿,进而促使乡村民宿可以与周围的环境融合,进而使游客更好地体验乡村生活。另外,乡村民宿可在政府的引领下,对乡村进行科学划分,以实现民宿“一区块、一特色”的布局。例如,与果园苗木园等距离较近的乡村民宿,可构建以休闲度假为主的民宿风格。除此之外,陈家村还可以将陈家村地域文化融入到乡村民宿中。陈家村的木偶戏是当地民俗文化的一绝,因而可在民宿设计中增加这一元素,以促使游客能够领会陈家村独特的文化。总之,在对陈家村乡村民宿进行设计的过程中,可设计出“一区块、一特色”的乡村民宿。 (二)完善乡村民宿的基础设施 为提升乡村民宿的质量,应在基础设施方面加大投入。首先,可通过项目实现资金的引进或扩大融资范围,进而为乡村民宿设计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与此同时,还可以利用旅游项目,不断加大对乡村基础设施的投入。不仅如此,还可以将扶持资金应用到乡村主要元素打造中。另外,还可以吸纳社会资金,以为乡村民宿的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其次,注重提升道路的通达水平和线路质量标准,如增加路宽为2米至3米的慢行游览道路,并增设信号灯、太阳灯路灯、景观灯等,进而为乡村民宿中的游客提供良好的通行和居住环境。最后,不断完善村庄污水管网,并建立污水处理站等,加强生态环境的修复与保护,从而为乡村民宿的发展和当地循环经济提供基础的服务和支持。 (三)提升乡村民宿的服务水平 乡村民宿的设计和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服务水平作为支撑。为提升乡村民宿的服务水平,应通过组建陈家村服务队的方式,整体提升乡村民宿的服务质量。在对服务队成员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可进行统一管理、培训与用工。与此同时,还可以通过对提供乡村民宿的家庭成员进行服务方面的培训,进而促使其服务水平和服务品质的提升。另外,还应对乡村民宿的服务制度进行统一的规范,对相关定价统一标准,并不断加大监督检查力度,防止产生各种“天价”或不正当竞争引发的价格战,避免经营者盲目通过降低服务水准而节约运营成本,或以低价招揽游客、低标准服务激发游客负面情绪,对当地整个旅游状态造成影响,这些要通过奖惩制度等手段不断提升服务水平来实现。 (四)设计与乡村风气相符的民宿建筑 为设计出与乡村风气相符的民宿建筑,当地政府应积极参与进来,与相关社会力量联合组成专家团队,进行前期策划与规划,根据当地民俗、地域、特产等具体情况挖掘深层次文化,形成独特的风格,统一规划,分步实施,在建设过程中由相关部门对其建筑进行监督和规范。同时,政府通过对各乡村制定出切合其发展、促进经济文化进步的相关的优惠政策,以吸引社会力量加大投资与开发力度,使其更积极地参与到乡村民宿设计与规划中,以促使乡村民宿建筑与陈家村的乡村风气相符合。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乡村旅游中,乡村民宿是重要的载体,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这一新型产业不仅能够带动乡村经济的发展,而且能够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乡村民宿的健康持续发展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体现,而乡村民宿的健康持续发展,有赖于乡村民宿的设计。然而,目前乡村民宿在设计方面,普遍存在设计缺乏特色、同质化现象严重以及资金不足等问题,进而影响了乡村民宿的发展。因此,为促进乡村民宿的健康发展,应设计具有主题特色的乡村民宿,完善乡村民宿的基础设施,还应提升乡村民宿的服务水平,更应对乡村民宿的建筑进行设计。总之,只有从多个角度出发对乡村民宿进行设计,方能推动高港区白马镇陈家村特色田园乡村的建设与实现。 作者:袁树香 马骏峰 陈曦 曹力 乡村民宿环境设计篇3 0引言 在政府的扶持下,乡村民宿作为新兴产业,市场潜力巨大。民宿在发展中应具有创新意识且符合共享发展理念,给旅游者带来更多惊喜,这是推动乡村发展和民宿建筑发展的关键所在。民宿是乡村旅游的一个载体,其不仅在建筑行业中展现了独特的一面,而且在旅游经济发展中也起到了促进作用。乡村民宿能整合资源,把农村独特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促进农村产业经济结构调整,为农村建设提供了有效途径。乡村在民宿建筑中占据独特的优势,优美环境是展现建筑文化特色的有利基础,可吸引游客前来观赏和居住,带动乡村经济发展。但是乡村民宿在设计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希望通过本研究提出乡村民宿设计策略,为以后乡村民宿快速发展提供一点帮助。 1乡村民宿的内涵及特征 乡村民宿,顾名思义是利用周边乡村环境,实现房屋保护性开发。这种开发模式是民宿核心产物,一般指的是建筑类民宿可用来接待游客以满足游客休闲娱乐放松心情的场所。随着社会的发展,乡村民宿的类型逐渐增多,乡村民宿在我国快速发展,各地乡村民宿建设开始融入乡村振兴战略计划中。目前,民宿已不仅仅是客栈类型的主体,它更多代表了当地的文化和建筑特色,展现给游客的是一种文化理念,这为建筑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下,乡村民宿具有以下特点:①民宿与酒店相比,规模较小,但是符合大众居住习惯,费用较少;②乡村民宿从个人经营模式逐渐转化成集体经营模式,通过政府部门办理民宿营业执照,来实现安全经营管理;③乡村民宿让更多的游客能够感受到乡村环境的优美以及旅游目的地给他们带来的新鲜感;④乡村民宿的服务形式更加强调地域文化的彰显以及对“家”的温馨氛围的营造。 2乡村振兴战略环境下乡村民宿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开始加大乡村旅游建设步伐,全国各地乡村百姓对民宿建设有了深刻的认识。随着民宿建设的不断发展,民宿产业开始有了新的发展趋势。近几年,我国各地民宿建设已经走出了新的产业化发展道路,但其发展依然面临着一些严峻的问题。 2.1人才要素补位难 由于乡村民宿的经营者大部分是本地村民,经营者年龄较大,村中年轻人大多选择外出打工,因此,乡村民宿建设普遍缺乏管理人才,而本地的农村不具备管理专业的学习和培训条件,严重影响乡村振兴战略环境下乡村民宿的建设和发展。从事乡村民宿行业的工作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经营管理水平各不相同,缺乏很好地发展富有“乡村性”民宿产业的能力。 2.2资金获取难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满足生活物质需求后,对生活品质有了新的追求。久居喧嚣都市的人们向往恬静悠闲的田园生活,因此,许多乡村成为都市居民周末度假的最佳选择,乡村民宿也因此拥有了庞大的市场。但是由于民宿建设缺乏一定的资金基础,导致民宿市场不够稳定,建筑行业在乡村发展并不理想。由于民宿产业前期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改造和装修又耗时较长,导致资金回笼困难,成本回收风险升高。另外,各地乡村为了开展民宿建设,开始租赁大量土地,导致土地价格抬升,使一些想从事民宿发展但缺乏资金的农民望而却步。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充足的资金是建设优质民宿的发展前提。很多投资人又对乡村民宿情况不够了解,无法从事乡村民宿设计,大多只是当地的村民自行设计。 2.3区域间民宿产业发展不均衡 近三年来,我国民宿产业增长率已经达到20%,一些旅游热点地区的民宿增长率达到了50%以上。由于民宿产业的高速发展,使得乡村附近的县城经济也得到发展。占据资金、信息、物流、交通条件、配套设施优势的区县,民宿数量多、规模大、效益好,但是一些山区由于经济比较落后,地理位置相对偏僻,缺乏一定的资源基础,游客少,专业的建筑设计人员也很少参与这些地区的民宿设计,而村民的设计能力有限,经济基础差,使得民宿产业发展滞后。例如,位于绍兴上虞区的覆卮山居、Guerouelvillage法式民宿、越城区的大越小院、柯桥区的养心谷、新昌县的沃西人家等优质民宿,由于自然风光较好,拥有自身主题定位,很快实现良性经营运转,建立了完善的品牌路线。但在很多乡村地区,由于地理位置不佳、交通不便和经济条件有限,无法打造特色优质民宿。 2.4缺乏一定建筑特色 乡村民宿设计需要由专业建筑设计人员设计。但目前来看,我国大部分乡村民宿为自主设计,没有经过专业建筑设计。这种缺乏设计感的民宿很难吸引游客。在大理洱海附近,会看到很多具有创意的民宿建筑,人们来到这里旅游,总是喜欢居住在民宿里,不仅是由于民宿价格便宜,而且民宿建筑设计风格独具匠心。但是,国内大部分民宿设计由于欠缺创意,导致乡村即使拥有大量可利用的资源,却依然无法吸引游客。 3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民宿的优化策略 3.1培养人才,吸引人才 乡村民宿的建设需要从创新做起,若要民宿吸引游客,需要拥有大批的建筑人才和管理人才作为民宿建设背后的主力军。由于很多乡村经济条件较差,高水平人才不愿意来到乡村就业。这就要求区域乡镇政府部门应大力支持民宿建设,由当地政府牵头,建立完整的人才培育中心,吸引大量人才回归。在政府号召下,可吸引乡贤群体归乡建设,通过组织当地所在高校、研究所的专家学者以及相关公司的专业人员进行多种形式的专业培训,打造一支既了解乡土文化、农耕文化,同时又有知识、懂技术、会经营的复合型人才队伍。 3.2畅通民宿融资通道 乡村政府部门应结合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全面建立农村土地产权抵押贷款机制,扩大农房质押抵押范围和用途,农民可以将闲置的农房土地转变为经济资本。另外,政府应鼓励银行等相关合法机构在乡村开设“农宿贷”等多种专项贷款途径,用来解决民宿创业者的资金问题,减少民宿开发的资金障碍。该类贷款需考虑民宿改造、装修耗时较长的问题,适度延长贷款期限。在担保方式上,要采用灵活的多种担保方法,根据借款人信用等级确定贷款利率和贷款金额,保证借款人能够拿到资金。 3.3实现民宿“一区块,一特色”布局 目前,我国很多地区实现了民宿与渔业共赢的局面。由于区域间民宿产业发展不均衡,当地政府应起到带头作用,对一些有资源的乡村进行科学划分,如一些沿海岸的乡村,应将民宿和渔业相结合,在民宿构建中建筑风格多以沿海度假风格为主;内地一些偏僻的山村,应该建立品牌发展路线,打造符合当地民风的民宿建筑,即使乡村地处偏远,把传统乡村道路变成旅游景观道,把乡村田园变成没有围栏的天然景区,吸引各地的游客。 3.4设计符合当地乡村风气的民宿建筑 在国内,很多乡村民宿建设比较混杂。比如在大理、丽江等地区,主要以少数民族建筑为主,但是近几年却有一些不符合当地民俗特点的民宿建筑出现,这些民宿建筑都是个人设计,没有经过当地政府部门的允许,建筑特色不符合当地民风,严重影响了当地民宿产业的发展。对此,当地政府应加强监督,重视民宿建筑特点要和村风民俗相匹配,并对一些违反乡村风气的民宿建筑负责人给予处罚,规范民宿基本建设。 4结语 乡村民宿产业是目前乡村旅游中重要的经营主体,可以带动乡村经济发展,但是目前民宿产业在建设、经营、管理方面存在诸多的问题。设计符合当地地域特征的建筑民宿是首要任务。同时,加大对乡村民宿管理人才的培养力度也是目前民宿产业发展的重点内容。因此,要切实依托乡村振兴战略,抓住这一乡村民宿发展的重要机遇期,从自身特有的旅游资源优势出发,消除发展瓶颈,充分利用产业融合的发展模式,合理统筹、规划设计乡村民宿产业布局,推动乡村民宿产业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波,朱吉尔.浅析乡村民宿景观的运用与发展[J].艺术教育,2019(7):264-265. [2]郝国安,张恒,李昭旭.乡村振兴视角下山区村庄产业空间一体化研究[J].城市住宅,2019,26(3):167-168. [3]杨春淮,张珊,李晓书.海南乡村民宿“共享众筹”模式探究[J].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2019,26(3):27-36. [4]孔祥炎,王玮.乡村的发展思路与对策———以秦山村民宿改造设计为例[J].美术教育研究,2019(10):74-78. [5]林佳潞.乡村民宿适应性改造设计策略研究[D].济南:山东建筑大学,2019. 作者:姜立婷 单位:大连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新媒体传播特征简析:新媒体传播中受众的新特征 摘要:在新媒体的发展下受众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本文探讨了受众由信息的“消费者”变为“生产者”,由被动、消极的接收终端变为更具自主性、参与性和选择性的接收者,由信息反馈的延迟者转变为自主反馈的及时者的新特征,并从技术力量的推动和受众心理变化方面探讨了受众地位变革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受众地位新媒体变革 人类任何一次较大的新技术变革,都会给媒介的内外环境及各种要素带来重新的定位与整合。以“数字媒体”为核心以网络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的推广和运用,使受众在大众传播中的地位迅速变革。被新技术武装起来的受众能够成为信息的生产者,并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不仅在博客等“自媒体”上留下了普通公众自主创制的痕迹,而且在传统的大众媒体上,他们的声音也占据了越来越多的版面和时段。受众的角色转换使其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处于更加重要的地位,并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 (一)受众从传播的终端步入了传播的全程 1.受众利用新媒体参与新闻报道 新媒体传播中的受众不再仅仅是接收新闻的终端,也可能是新闻信息的者,任何个人或组织都可通过网页、BBS、新闻讨论组、电子邮件、网络视频等多种渠道在网络上新闻或信息。正如美国传播学者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所说:“在网络上,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没有执照的电视台”。 从9・11到南亚海啸,都有正在现场的人用手机等设备留下的珍贵镜头,并第一时间将“正在发生的历史”通过短信、彩信、网络等载体发送出去,更多的普通受众开始参与原本由传统媒体“一手掌握”的新闻报道制作过程,改变着新闻的定义和传媒的生态。 2.影响新闻媒体的议程设置 在传统媒体的环境下,公民议论的话题由大众传媒独家提供,而在新媒体传播模式下,受众不再是信息传递的终端,他们可以利用互联网等方式进行广泛的信息交流,网络社区、在线闲谈(IRC)、网上聊天室等都为受众提供了良好的信息交流场地。一些活跃的网民会将自己对事件的了解、看法以帖子或者博客的形式到网络上供大家浏览、分享、探讨。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大众传媒不再拥有对议程设置功能的垄断权。 3.受众自主选择接收内容 由于大众传播的单向性,接收者的选择范围十分有限,除了选择看与不看,听与不听之外,对于看什么、听什么、什么时间看的选择余地很小。新媒体的出现给予了受众传播主导权,信息点播、内容定制在新技术传播时代成为现实。信息接受的终端朝向多媒体、可移动、便携的方向发展,不同的媒介样式可以兼容互通。随着新媒体的急速发展,受众在传播内容的选择上具有更大的自主性。虽然仍然作为信息接收者,但他们的接收活动已经由强制、被动和消极转变为自愿、主动和积极,由盲从转变为有选择地接受。 (二)受众由信息反馈的延迟者转变为自主反馈的及时者 相比传统媒体中受众较少参与和无法参与反馈不同的是,新媒体传播可以实现传者与受者之间真正的双向交流,反馈可与传者同步进行。近几年各大传统媒体开始利用新媒体、新技术创建面向普通公民的反馈平台,让受众可以对新闻内容进行补充、评论或质疑,使新闻内容得以扩展和深入,也助于为后续的新闻报道提供借鉴。 例如“光明网”、“网易新闻”、“新华网”等网页的新闻信息的最下方都提供读者的“留言区”,这种双向互动传播,拓展了新闻报道与受众反馈的渠道,使观点的表达和信息传播能以双向互动的方式进行,令新媒体展现出独特的传播效力。 (三)“传者为中心”转向“受众需求为中心” 在新媒体环境下,受众对报道内容是否有兴趣,对报道的评价如何,是衡量报道策划成功与否的一项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为了满足受众参与的需求,很多报纸已经开始接收读者报料新闻、或者开辟意见专栏、专版,以供读者发表意见和评论;广播利用便利的技术条件使得热线电话、手机短信、播客成为许多电台的重要栏目素材来源;电视节目中播报观众来信、短信,采用观众拍摄的DV等视频,或直接邀请公众参与节目。而对于新媒体来说,受众参与需求的满足更是拥有了技术上的便利。BBS、博客已成为受众发表观点、反映意见、提供信息、进行讨论的平台。 由此可见,在信息传播中,受众由信息的接收者和“消费者”变为信息的者和“生产者”;在信息接收中,受众由强制、被动、消极的接收终端变为更具自主性、参与性和选择性的接收者;在信息循环中,受众由信息反馈的延迟者转变为自主反馈的及时者;在传播观念上,已由“传者为中心”转为“受众需求为中心”。受众地位这种变革与技术力量的推动和受众心理及需求的变化密切相关: (一)新媒体传播的出现是受众地位变革的根本原因 1.现代科技实现即时信息交流 在受众地位变革的过程中,数字化的新媒体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它的出现使原本利用模拟技术传播的传统媒体,搭上了数字化的快车;广播电视的数字化,扩展了传媒的空间,提高了传播的质量,真正的“窄播”成为现实;移动通信的加入,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和休闲娱乐的方式,时空的限制已经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1许多电视节目已开始利用视讯电话、卫星连线、互联网络等技术手段实现远距离以至跨国境的双向参与,相互交流。 2.新媒体催生了“网络公共话语空间” 相较于传统媒体而言,互联网的环境相对自由,在一系列突发事件中,当传统媒体保持沉默时,网络站在了舆论监督的前沿。目前,中国的一些新闻媒体和政府网络中的论坛,如人民网的“强国论坛”、新华网的“发展论坛”、新浪网的“时事论坛”、外交部网站的“外交交论坛”等已经成为政府与公众进行日常直接沟通的重要桥梁,为公众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话语平台和条件支持。 (二)受众对传统媒介传播模式存在逆反心理 由于时代和认识的局限,在“传者”的视野中受众是静止和完全被动的,是一个个分散的互不联系的个体,只要传者不断发出信息,就一定能达到预期目的。魔弹论、议程设置理论正是在这种理念背景下陆续问世并统治了相当一段时间。即使是传播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新闻传播仍有相当一部分是将集团意识、党政意识、政府意识传播出去,具有强烈的阶级性、集团性和功利性。媒体掌控着信息资源和传播渠道,按照自己的要求确定传播内容,以强制半强制的方式向受众灌输信息和观点,忽视受众的真正需求。2 随着社会和媒体的进步,受众需求越来越呈现多样化,现有的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与传播方式已不能完全满足受众的需求,并有可能使他们产生逆反心理。 新媒体时代中大众传播更加自由开放,受众的自主意识也开始觉醒,开始对传播内容有自己的价值判断。网络论坛、博客、网络社区、手机短信等等都为受众搭建了开阔的意见和言论平台,受众开始参与到信息的反馈与多向交流中来,人们在运用网络的过程中渐渐培养自由选择、不受支配的受众心理,在这一过程中受众开始由被动走向主动。 新媒体传播特征简析:新媒体的重要特征及对科技知识传播的影响 摘要:在新技术支撑体系下,以电视、电脑、网络和手机等为主要传播手段的新媒体,以其强大的冲击力在当今传媒领域迅速占据了大半江山。如何正确认识新媒体的特征,深入了解其对科技知识传播的影响,打造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科学知识传播平台。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解决的课题。 关键词:新媒体特征影响传播 近年来,新媒体的发展势头迅猛,不仅极大的丰富了传媒形态,改变了传媒格局,还对全球尤其是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全方位的深刻影响。新媒体是以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以电视、电脑和手机为主要输出终端,向用户提供视频、音频、语言数据服务、连线游戏、远程教育等集成信息和娱乐服务的所有新的传播手段或传播形式。新媒体在国外媒体报道中排在传统媒体报刊、广播、电视媒体之后被称之为第四媒体。还有学者把新媒体定义为“互动式数字化复合媒体”。 一、新媒体的主要特征 要正确认识新媒体的本质特征,必须从新媒体自身看新媒体和从新旧媒体对比之中考察新媒体结合起来,才能提炼并高度概括出新媒体的主要特征。综合地看,新媒体的主要特征是:融合与即时性;交互与个性;分众与延展性等。 1、融合与即时性 相对于旧媒体,新媒体的第一个特点是它的融合性。消解了传统媒体各形态(电视、广播、报纸、通信)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社群之间、产业之间、信息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边界。新媒体改变了以往某类传统媒体只能提供某种单一形态信息的特点,它将各种信息形态、各种传输渠道、各种接受终端整合在一起,将所有的信息站点与不同媒介的用户互联,保证用户可以在任何地方、通过任何终端进人新媒体网络,得到直接或间接的服务。 受众在传统媒体上看不到,或者看不全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从报纸上看到的,从广播里听到的,从电视里见到的,往往都是过时了并且是经过过滤了的消息。基于数字化的新媒体则打破了传播的时空阻隔。卫星直播电视能把发生在世界各地的重大事件同步呈现在受众面前,手机拍摄的照片瞬间可以转发出去,互联网门户网站的新闻,总是处于不断滚动播出和随时更新状态,即时性使新媒体把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的权力牢牢抓在手中。 2、交互与个性 新媒体既拥有人际媒体和大众媒体的优点。完全个性化的信息可以同时送达几乎无数的人。每个参与者,不论是出版者、传播者、还是消费者,对内容拥有对等的和相互的控制。又免除了人际媒体和大众媒体的缺点。当传播者想向每个接受者个性化地交流独特的信息时,不再受一次只能针对一人的限制。当传播者想向大众同时交流时,不再不能针对每个接受者提供个性化内容。换而言之,新媒体其重心开始由数据(信息)向人转变。微博就是迄今为止最具革命意义的个人媒体。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最大的区别,在于传播状态的改变。由一点对多点变为多点对多点。新媒体通过短信、即时通讯、电子邮件、公共论坛和个人网页等手段,给受众提供了一个双向交流平台。在参与性较强的lPTY节目里,受众的反馈意见甚至能改变节目的后续发展。受众在与媒体交流的同时,还可以与其他的受众交流。受众不仅是信息的接受者,同时也是信息的传播者,新媒体最大的冲击是,它会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进而影响到人类的思维习惯。 3、延展与分众性 互联网站上的各种链接,是新媒体具有延展性的最直观的体现。新媒体上任何一条信息都不是孤立的,后面都对应着一个立体的、巨型的相关信息库。点击一个链接,就等于打开了一个信息库。延展性还表现在可以随时对信息进行修改、增补,并及时转发出去。 新媒体传播具有分众效应。根据受众使用哪种终端,就能将受众从大众中区别出来。根据受众消费哪一类新媒体内容,可进一步从受众中划分出小众来。这就是说,新媒体本身就是分众媒体,通过其掌握的用户数据库,新媒体还能以量化的方式对目标受众进行多层次的分众处理,并将信息精准地送达给他们。这一特征,更加适应受众需求的多样化和受众市场的细分化。 二、新媒体对科技知识传播的有利影响 新媒体大多数是指网络、手机等相对于报纸、广播、电视之类的“旧媒体”而言的新兴传播工具,新媒体以其强大的冲击力在当今传媒领域迅速占领了大半江山。新媒体的崛起与发展也给科学知识的传播留下了更广泛深入的研究课题。 1.有利于传播形式与内容的多样性。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复合型组合,决定了对科技知识传播形式与传播内容的多样性。例如,互联网与电视节目的组合,形成以网络电视或者网络视频的传播形式,人们只要通过一种工具就能便捷的收看到想看的电视节目,还可以无限次点击、随时随地不受限制的接收想获取的科学知识。又如,手机短信与科技类报纸的组合,用户既可以实时浏览到当期的报纸,也可以看到所有往期的报纸内容及该报的近期活动。同时,读者还可以对报纸上的单篇文章进行留言及提问,实现报纸与读者的互动。 2.有利于信息搜索与查询的广泛性。 新媒体快速的连接功能是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天然优势。人们若想查询某个有关科学方面的问题,只要在互联网的相关网站上输入需要查询的关键字眼,相关资料的和信息便以海量的信息标题呈现在读者眼前,同时还可以享受由链接功能带来的更多的科技信息。人们在网上查询阅读的过程中,经过这种无限制的信息链接,科学知识便因此得到了扩充。只要读者感兴趣,任何科技信息和知识都可以通过网络搜索获得,新媒体这种便捷的传播特性省去了为了解决某个科学问题而要跑图书馆、一本接一本地翻阅资料的繁琐。 3.有利于掌握科学与知识的现实性 无处不在的新媒体传播工具扮演着科技传播的使者,诸如公交车上的移动电视,人们掌中的手机电视,家中的互联网络等先进的新媒体工具,在传播科学知识时,都利用了图像、画面、声音等多媒体化的数字化传播形式,使科学知识的传播不再局限于单调的文字信息,而是丰富成立体的、生动活泼的真实再现,极大地激发读者获取科学知识地欲望。生动多彩的多媒体传播特性满足了人们获取科学知识的愿望。新媒体传播手段解决了人们在忙碌的生活工作中难以花时间静下心来仔细阅读科学读物的难题。使人们了解掌握科学知识成为现实。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媒体形态和传播环境的日新月异,新媒体技术对科学知识的传播起着越来强大的推动作用。新媒体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然而,新媒体的重要使命,便是要通过多方努力使传播的功效朝着非负面的方向发展。所以,新媒体更应传承传统媒体作为受众“把关人”的角色,在过滤信息的环节,去伪存真,从源头上提高科学传播的真实性、可靠性,让真正属于科学知识范畴内的有用信息广为传播,造福社会。努力打造一个更先进、更开放、更具有时代特征的科学知识传播平台。 新媒体传播特征简析:新媒体的“后现代”特征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困境 摘 要: 作为对传统媒体的继承与超越,新媒体传播呈现出诸多“后现代主义”特征。新媒体“自媒体化”、“去中心化”和对“主体间性”的强调使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面临困境。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应充分发挥自身能动性,利用好新媒体个性化、亲民化、互动性强等特点,在不断更新的文化潮流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性地位。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后现代主义;新媒体 在媒体形态上,新媒体是对传统媒体的继承与超越,包括网络和手机两大部分。在1998 年5月联合国新闻委员会召开的年会上,第一次将网络媒体视为继报刊、广播、电视等三大传统媒体之后的第四种主要的大众传播媒体。近几年来,手机媒体的发展极为迅速,成为了继网络媒体之后的“第五媒体”。 何谓新媒体 当下我们日常用语中所指的“媒体”其实指信息载体的输出终端。传统媒体主要包括:报刊、广播、电视三大类。所谓“新媒体”是指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如移动电视、互联网络、触摸媒体等。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互联网实验室”对新媒体的定义是:“新媒体是基于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数字广播等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数字广播电视网和卫星等渠道,以电脑、电视、新PDA、MP4等设备为终端的媒体。”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可以如此理解新媒体:首先,新媒体是一个时间概念,即刚刚出现并即将走向成熟的媒体新形态;其次,新媒体是一个空间概念,它既包含了以往纸质媒体和电子媒体所具有的特征,同时又具有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裂变式传播”能力;最后,新媒体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我们不能机械地定义新媒体,随着信息技术的日益发展,新媒体的内容也将更为广泛。 “后现代主义”新媒体传播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遭遇挑战 虽然被称为一种“主义”,但“后现代”的明确内涵为何却至今没有定论。或者说,它的批判和颠覆精神注定了它反对以各种约定成俗的形式,来界定或者规范其内涵。大致来说,后现代主义有以下几大特征:首先,否认整体性和同一性,提倡碎片化与相对性;其次,对现代性的精神内核进行“消解”,反理性,崇尚人文精神;再次,消解主体性,推崇自主性和主体间性;最后,反对中心与真理,强调差异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新媒体充满了对传统媒体的继承与超越,新媒体传播因此也显现出典型“后现代主义”特征。但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主要阵地依旧是传统媒体,也正是因为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后现代”式的超越和颠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本身也正面临着挑战。 1.“自媒体化”——动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媒体主导权 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力图突破权威和同一性的束缚,使事物呈现“碎片化”的状态。在新媒体传播角度,这种对相对性的崇尚主要体现在对媒介信息传播主导权的瓦解上。这种瓦解以新媒体使用者的“自媒体化”为表征。在传统媒介的“独白式”传播过程中,传播的主体和客体具有鲜明的角色划分。新媒体的出现使传播的主客体出现了新变化,即传播主体由单一的讲述者、灌输者向讲述与被讲述、灌输与被灌输二元角色转变;传播客体在第一次传播过程中扮演了倾听者的同时,有可能马上转变为第二次传播的传播主体。这样,新媒体完成了对传播权“碎片化”分解。 “自媒体化”虽然满足了传播者个人强烈的信息传播欲求,却在无形中动摇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媒体主导权。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都以传统媒体为渠道,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信息量的不对称很容易使虚假信息、伪造信息、恶意煽动信息未经证实就在大众中传播。这一方面影响了传统媒体的公信力,另一方面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效果。 首先,“自媒体化”使大众掌握了信息传播主动权,那些大众最关心最敏感的事件经新媒体传播后都会将影响放大到极致。近几年,新媒体频频曝出政府官员的负面新闻,如贵州习水官员嫖宿幼女案等一系列公职人员违法渎职行为的揭露,一次次触动公众的敏感神经。大众因为对某些政府官员不法行为的不满从而形成对马克思主义不信任的成见。 其次,当新媒体把传统媒体垄断的话语权重新夺回到人们手中时,人们也许无法保证自身信息传播的客观性与真实性。所谓“乱花渐欲迷人眼”,新媒体信息渠道因为“自媒体化”而变得多元,但传播者个人的媒介素养又参差不齐,造成了新媒体信息总量严重饱和而信息的准确性却无从考证。例如今年3月网络上热议的“北京育英中学高二女生沈禾被副校长强奸裸身跳楼身亡”事件,经过死者同学联名证实后被认定为虚假信息。 2.对“星腥性”的热衷——挑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对整个社会风尚的引领具有不可撼动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目的之一,就是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伦理体系中的指导作用,引导大众接收积极健康、乐观向上的信息。反观新媒体,由于技术手段的日新月异,“控制难、监督难、管理难”几乎成了新媒体的代名词。由于传统媒体缺少“交互性”,人们被压抑的主体选择需求在新媒体平台上得到极大释放。久而久之,无组织、无纪律的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重新在新媒体环境下滋长,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而新媒体平台上大众对星闻八卦、血腥暴力、黄色淫秽信息的过度关注和大众对“恶搞”的热衷,都撼动了传统媒体所极力提倡的社会主义伦理,同时危害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可以说,新媒体传播对“星腥性”与“恶搞”的热衷,是对中国当代社会伦理价值的蓄意颠覆。它不仅消解着我国传统的价值标准,同时对我国的社会伦理进行了后现代的解构。但是,这种解构的过程本身也伴随着风险,首先就是对社会犯罪的诱发。2008年,有新媒体研究者曾进行过新媒体传播引发犯罪的社会调查,他们在对500名犯罪人员进行的调查中看到:由媒体信息传播引发犯罪行为的前三位是手机、电脑和电视,分别占25%、21%和20%。据统计,仅在2008年我国的色情网站至少有上千个。除此之外,明星八卦、名流隐私、血腥暴力等新闻充斥着网络,“虐猫”、“B哥日记”等变态低俗的视频疯传网络。这一方面反映了网站建设者利用不良信息拨人眼球来赚取点击率的逐利心理,另一方面反映了大众道德标准的日渐低下。 3.“交互性”与“主体间性”——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去精英化” 后现代主义强调“主体间性”,看重主体与主体间的交往。而新媒体传播正是“主体间性”在传播领域的鲜明代表。这种对“主体间性”的看重体现在新媒体传播的交互性上。网络尤其是Web2.0应用技术的出现,使传统媒介难以实现的传播主客体之间即时的交流和互动成为可能,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双向传播形式——“交互式”传播。博客(Blog)、微博客、社交网络(SNS)、维客写作(WIKI)等在网络上颇具影响力的应用,都体现着Web2.0时代网络传播的交互性。在网络环境下,人们不仅可以获取事件的具体信息,还可以通过转载和评论参与事件的整个传播过程,人与人之间的即时交流和信息传播可以同步进行。 但是,这种传播的交互性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带来了新问题,那就是如何激起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如何让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媒体平台得到更迅速有效的传播。新媒体平台是大众交流的窗口,只有马克思主义传播“去精英化”才能够实现新媒体环境下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大众化”。 首先,“去精英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受众范围要大幅扩展。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及其相关原理的受众都以学生、学者和政府人员等特殊群体为主,使用的术语和抽象词汇较多,很难被一般大众所接受。其次,“去精英化”意味着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和“平民化”。网络是一种更为平民化、娱乐化的传播媒介,网民不再满足于枯燥的“灌输式”传播,渴望接受更为生动、新颖的传播形式。虽然“去精英化”是利用新媒体平台进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必然选择,但实现它却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国传统的教育方式、教育形式的改革要经历多次实践,而改革也是对传统的一种考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去精英化”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发展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者自身媒介素养的提升过程。 4.“去中心”“非本质”——对传统媒体“议程设置”的消解 1972年,麦克姆斯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介能够通过供给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这种理论的提出,以媒介信息传播权的垄断为前提。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体虽然是为人民服务的,但也具有“议程设置”功能。政府通过主流媒体渠道消息,调节信息的曝光频率,使信息传播的热点与政府的行政意见保持一致,有利于党和政府发挥在文化方面的先进性作用。 具体来说,在两会召开期间,政府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会提出一些社会热点问题,以供分析、讨论,并寻求最后的解决。而媒体记者首先从会上获悉这些议题内容,然后结合实际的问题及相关案例,迅速采访并制作成新闻,面向公众出去,继而获得公众反馈,以形成舆论力量,促使问题解决,推动社会发展。 但是,新媒体传播是否遵循这样的路径呢?答案是否定的。其实,早在新媒体成形之初,它就开始了“去中心”的进程。“去中心”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新媒体信息“把关人”的隐藏直至消失。把关人是传播内容的重要调控者,被认为是传播的“中心”。新媒体使受众的主动性得到提升,消解了传统媒体的“权威中心”。但新媒体平台上进行的信息传播门槛极低,任何人几乎都能在任何时候信息,影响了其真实性与公信力。 新媒体除了呈现“去中心”趋势,还呈现“非本质”倾向。最直观的一个表现就是大众对传统媒体信息的不信任感加强。这一方面来自于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在信息量上的极端不对称,另一方面来自于民众长期以来形成的“媒体声音=政府声音”的成见。这种“非本质”倾向的核心内容是“真相不只有一个”,当政府声音呈现“一边倒”时,人们会在头脑中自动闪现出信息被政府控制的成见,进而转向新媒体寻求事件的最新进展,甚至更愿意相信新媒体提供的信息。新媒体的“非本质”倾向为“恶意势力”、“分裂势力”和“敌对势力”打开的信息缺口。在今年的政协会议上,张倩红委员针对现在中国青年存在的问题,呼吁国家要谨防西方社会以新媒体为载体,推进所谓的“民主化进程”。她指出:在2011年,无论是从中东国家的政权更替到英国的社会骚乱,参与的人员大部分是属于青年人群。某些国外媒体、国内不法势力、一些不谙世事的“愤青”也在新媒体上极力煽动不良情绪。新媒体对多元化、不确定性的推崇,有可能对大众造成误导,同时也对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造成了威胁。 虽然新媒体传播呈现出诸多“后现代主义”特征,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仍然需要充分发挥自身能动性,利用好新媒体平台,以积极的态度迎接新媒体带来的各种挑战。只有迎难而上,抓住新媒体时代提供的“黄金机遇”,才能更好地提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效率,扩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受众,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终目的。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新媒体传播特征简析:新媒体“碎片化”特征对品牌传播影响研究 摘 要:品牌即传播的产物。品牌传播不仅属于营销管理范畴,更应该定位在传播领域上。在新媒体大行其道的今天,“碎片化”的本质特征正在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碎片传播的应运而生,给传媒领域注入新的活力,同时,又赋予了品牌传播新的特点。本文通过分析当今新媒体环境,提出新媒体的本质特征即“碎片化”,并赋予了在“碎片化”时代下品牌传播的新特点,最后引出了新媒体对品牌传播的影响。 关键词:新媒体 碎片化 品牌传播 在当今的营销界,大众媒体的价值逐渐被小众化的新媒体稀释,这已经是不再具有争议的话题,小众化的新媒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兴起,不论是在传媒界还是在营销界都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当前的发展趋势表明,新媒体拥有比传统媒体更具人性化、交互化和责任感的特点。随着科技的进步,昔日里对大多数人来说显得陌生的网络、博客等新媒体形态,如今也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新媒体的本质特征:碎片化 1.新媒体的理论内涵 新媒体是相对“传统媒体”而言的,是一个内外不断演变的概念。是一些新的传播模式和形态在数字化技术的大背景下,通过信息传播媒体进行的广泛应用。在互动百科中,不同学者对新媒体有着不同的定义。美国《连线》杂志对新媒体的定义:“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熊澄宇教授:“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基础之上出现和影响的媒体形态”。分众传媒CEO江南春:“分众就是区分受众,分众传媒就是要面对一个特定的受众族群,而这个族群能够被清晰地描述和定义,这个族群恰好是某些商品或品牌的领先消费群或重度消费群。”新媒体是在新的技术支撑下出现的媒体形态,相较于传统媒体,例如广播、影视、报刊、出版而言,当今社会新媒体称之为“第五媒体”。 现代大众追求“个性定制”,当传统的大众媒体不能再满足当今受众的如此需求时,新媒体的出现无疑成为了时代的宠儿。此时,新媒体的价值在于,在数字背景下人与人的交流,这种交流不再是传统媒体中的单向交流,而变成了一种多向流动,不仅在媒体和受众之间相互流通,而受众与受众中间也能建立起沟通的渠道。甚至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新的信息。 2.新媒体的本质特征:碎片化 “碎片化”是在后现代时期提出的,原意为破碎、不完整之意。在当时上世纪80年代时指的是“后现代文化视野中真实的实在转化为各种影像;时间碎化为一系列永恒的当下片断”。本质上,其具有碎片化的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新媒体受众的碎片化 传统意义上的大众传媒覆盖率优势在人们生活中越来越薄弱,正是因为如今人们不再追求“人云亦云”,而是追求“个性定制”。为了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因此出现了大量的小众媒体。正是由于受众不再集中于一个大方向,企业营销的能力也被大大稀释,移动电视、短信、数字电影、博客等新媒体的不断涌现,就能从不同方向满足小众人的个性需求。 (2)新媒体信息的碎片化 碎片化传播在内容上的主要特征就是信息的碎片化。新媒体的传播内容不再像传统的传播媒体那么篇幅完整,它主要以零零碎碎的信息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再由用户进行重新整合,甚至产生新的信息。 二、新媒体环境下的品牌传播 “品牌”(Brand)一词起源于古挪威语“brandr”,意为“打上烙印”,因此品牌在初期是作为区分事物的记号,随着社会的发展,品牌的定义也随之越加丰富起来。Philip Kotler认为,“一个品牌往往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符号标志”。消费者是“品牌”的感受者和评价者,而企业是“品牌”的拥有者和经营者,是什么将二者建立有机的结合,本文赞同余明阳教授的品牌传播观点,认为是传播媒介。他认为,品牌传播应当与传播学紧密结合,“传播”是品牌经营和品牌战略的关键性因素。因此,媒体的发展对品牌传播有着极大的影响。 新媒体的出现犹如注入了新鲜血液一般滋润着品牌的传播,它不像传统媒体的单一死板,而是活灵活现的将品牌展示在受众面前,使品牌更易被人们接受。在新媒体环境下,品牌传播在不同方面都有了新的特点。 1.信息的难聚合性 在品牌传播中,信息的聚合性是指信息是通过品牌的静态特征所集合起来的。这里信息不仅通过品牌六个层面即属性、利益、价值、文化、个性和使用者进行聚合,更加应该注重从品牌深层次的因素中聚合丰富的信息。但是在新媒体碎片化环境下,品牌传播的方向是多方面的,传播出来的信息也停留在表面层次,且在海量的信息中品牌传播出来的内容大多为零散形式,用户很难花心思将有效的信息聚合在一起。因此,笔者认为,在新媒体环境下,品牌传播出现信息难聚合性。 2.打破传统媒体品牌传播壁垒 传统的媒体传播受到区域的严格限制,即只能通过特定的渠道传播指定的内容。不仅从时空、地域上受限,连内容也要被指定发出主流之声。新媒体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冲击了传统媒体原有的区域限制,既可打破时空的限制,又保证了信息传播的自由。更重要的是,互联网等新媒体打破了品牌信息传播的排他性和局限性,是品牌传播的渠道畅通无阻。只要有互联网的地方,人们就可以自由分享、下载信息,国界已不再是限制信息的因素。这也迎合了“全球化”的大背景,人们实现了地球村的梦想。 3.品牌传播更依赖于互联网 美国学者卡斯泰尔在他的《认同的力量》里指出,网络通过改变生活,改变空间和时间等物质基础,构建一个流动的空间和无限的时间。这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正渗透全球,遍及世界。互联网就像是一个极大的平台,包容着各种元素。 三、“碎片化”对品牌传播带来的影响 “碎片化”的传播魅力在于准确把握了消费者的心理,它并不一次性强加于消费者大量的信息,而是将这些信息化整为零,利用的点滴的信息渗透进人们的生活中,让人们快速接受传播的信息,甚至无法躲避地接受了某个品牌。“碎片化”对品牌传播的正面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1.媒体的“碎片化”使品牌接受方式多样 新媒体环境下,信息的传播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品牌传播的内容上看,传统媒体传播信息较为单一,主要以报纸、广播、电视这些主流媒体传播品牌主所提供的信息,而新媒体则不同,它兼容了输出声音的广播、传递文字的报纸以及承载声音和图像的影视为一体的传统媒体表现形式,使人们接受信息越来越立体化、多样化。受众既可以通过电视、报纸这种传统方式了解品牌,又可以通过互联网这种承载品牌信息的新型媒体对品牌进行了解,这种打破了区域限制的新形式更利于品牌的接受和传播。 2.互动性成为品牌传播的关键 新媒体的互动性是指,人们在运用新媒体交流信息的过程当中,能得到及时准确的反馈。此时的信息交流已经不再是单向的,而是多向的传播,而“受众”也变成了“参众”。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有选择的交流信息,真正实现了交互式的信息传播。品牌的传播关键在于,当媒体出现了互动的特征,怎么样将品牌的单向设计转化为品牌的设计和消费者参与的共同合作。 但是,新媒体的这种碎片化本质对品牌传播而言并不那么完美,它就像一把双刃剑,对品牌的传播也有着不利的影响。 首先,“碎片化”传播信息容量庞大且琐碎,品牌传播效果大打折扣。据统计,在我国,平均一半以上的消费者每天都能接触到三种及以上的媒体,它们可以是广播、电视、网络等,这些媒体每天传递给每个消费者的营销信息可能是500条,约有100500个词汇,这就意味着每个人每天都能接受相当于笔记本型计算机五分之一容量的信息。在如此庞大的信息下,能吸引消费者注意的信息少之又少,能真正用做传播品牌的信息也是个模糊的概念。媒介专家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院长黄升民认为:“一个媒体其自身的商业价值要看受众价值以及受众与媒体的接触深度,应该从受众的数量、受众的质量、接触媒体的频次、接触的时长和受众的稳定性5个指标进行考核。” 从这五个方面来看,新媒体的受众往往具有小众特点且质量较高,但是他们具有不稳定性,因此无法准确测算他们接触媒体的时长和频次,在多个琐碎的品牌信息堆砌下,消费者可能无法形成心中的品牌形象,甚至这些信息很快被遗忘。因此,品牌传播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其次,“碎片化”传播信息较多短小,无法传播品牌真正内涵。由于新媒体信息碎片化的本质特征,使得传播信息所承载的深层含义较少,通常为一些简单明了、肤浅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影响品牌内涵的传播。大量的短小信息铺天盖地的袭来,只能使消费者不停地接受而无暇思考,阻碍了受众对信息思考的逻辑性和连贯性,这样就很难形成品牌联想,品牌深层次的含义也无法有效传达给消费者。消费者只能了解到品牌外部的相关内容,却无法感受品牌背后深厚的文化,因此很难建立有效的品牌传播。 四、结论与展望 现代社会的传播格局已经发生变化,新媒体的崛起,使传播趋于“碎片化”的态势,传统媒体不论在传媒界还是营销界的地位已大不如前,新媒体便承担起了品牌传播的重要任务。从本文的讨论中我们发现,新媒体赋予了品牌传播新的特点,而在“碎片化”的环境下,对品牌传播的影响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因此,如何避免消极影响利用积极优势进行品牌传播是今后品牌主应该研究的重点。同时新媒体也要不断发掘自身传播价值,提供个性化的传播方案,使品牌传播更加有效。 新媒体传播特征简析:营销性微电影在新媒体视域下的传播特征探析 【文章摘要】 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发展与社会科技的不断进步,微电影慢慢的发展,而且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变成了当今社会上文化与信息传播的新载体。微电影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既有着自身存在的发展困境,同时又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本文结合网络营销形式,通过对微电影的概念与产生原因进行探析,分析微电影的传播特征与在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探讨适合微电影的发展道路与前景,以期为广大媒体与影视工作者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关键词】 微电影;新媒体;传播;营销 1 微电影与营销性微电影的概念探析 微电影产生以后到今天,社会各界都没有给出微电影概念的标准概念,存在着许多观点与讨论。有人说比电影短、比广告片长的视频,就是微电影,根据这一方向来讲,微电影可以说是起源于以前一些网友们自行拍摄并上传到网上的视频。但是从影视制作的专业角度来看,微电影,就是指微型电影,又可以叫做微影,主要是利用诸多新媒体平台来进行播放,尤其是适合在室外或是临时休息等不适和观看电视电脑的时候所观看的、具有完整的制作系统以及策划短时放映,短时制作周期,以及小规模投资的视频透过了这一对微电影含义的探析并结合网络营销不断发展的新形势,我们可以把营销性微电影的含义定义成通过微视频这一影像表达方式,来吸引广大的视频受众,促进广大广告主们与受众之间形成一个良好的、稳定的情感纽带,以此来提升品牌美誉度的一种新型营销传播策略。 营销性微电影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三。其一,从微电影的起源上来讲,广告主们主要是因为目前市场规模不断的在增长,正在急切的需要继续扩大广告的平台,以及其他各大视频的网站。其二,广大受众们对于视频的认识方法有所变化,不同于以往的电影院与电视,而是逐渐向互联网与手机等方面靠拢,一点点倾向于观看短视频。其三,时代的社会与文化背景已经发生了变化,多种文化因素对传统文化造成了威胁。与传统电视广告还有别的多样形式的广告相对比来说,微电影广告有着不可替代的多种优点。因此,微电影得以不断地发展,营销性微电影也得以产生。 2 新媒体视域下微电影的传播特征 在新媒体时代,许多传播模式在不部分时间不能在网络环境下进行活动,但是营销性微电影的主要传播途径是,以一些视频网站以及其他网络网站为平台,在这两种传播媒介当中,尤其是社交网络的性质,决定营销性微电影不同于其他视频的传播特征,并且凭借着微电影与新媒体的有力对接,营销性微电影势必会迎来更猛烈的发展趋势。 2.1 传播主体较为广泛 我们可以把营销性微电影分成以下两类。其一,就是大牌导演与大牌明星梦,所谓大投资大制作的广告类型微电影;其二,就是主要由草根明星原创的非商业性的微电影,例如《红领巾》。广告商、职业传播机构可以传播微电影,广大网民们可以进行评论、转发,他们也是营销性微电影的传播人群。作为一种新的传播策略,营销性微电影可以让几乎是所有的网民都有了成为电影受众的可能性,在以前,电影创作对于广大普通百姓来说是不敢想象的,但是现在电影创作从此不是电影工作者们的专利,我们每以个人都可以参与到电影制作的大队伍中,将自己眼中所观察到的美丽世界通过微电影的形式进行展现。 2.2 传播方式较为开放 营销性微电影的主要传播策略可以说是非常的广。将营销性微电影与传统电影形式进行比较,其主要原因是,在封闭的情景里完成拍摄,但是它又开辟了许多其他路径,能够在网络、贴吧、广告、音乐、甚至是一些大型的游戏平台探索出来了新的思路。营销性微电影主要以新媒体作为传播媒介,它具有延展、融合和即时的新特征。现在来看,营销性微电影成为了一种新的营销策略,目前正迅速的随着网络、手机等新媒体普及快速的发展着。 2.3 传播渠道较为多样 微电影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它的传播渠道非常的多样化。能够顺应受众们“碎片化”的时间,所以可以说微文化的出现使得文化信息有了更多的传播方式。尤其是在我国,土豆、优酷等视频网站是视频的上传与播放最多的平台,在良好网络技术支持下,这些网络能够使得互联网用户互联网上进行浏览视频资料、分享其他的视频。如此一来,这些视频网站成为了微电影广告的网络主要存在场所。广大用户们通过网络,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评论,包括顶、踩等,还可以进行播放、收藏以及转发等,广大的观众们也可以通过这些方式进行网上互动。 3 新媒体视域下微电影的困境与前景 在营销性微电影不断发展的同时,我们同时可以看到,在所有的这些作品当中,只有非常少的一些视频能够得到广泛的传播,取得很好的营销成绩,但是除此之外,剩余的其他作品并没有那么好运。如此一来,大量的投资成本并没有得到回报,造成了营销成绩不好,而且造成了许多的困境。 其一,内容缺乏创新性与艺术性。内容是营销性微电影发展的根本,要想取得“广而告之”的效果,营销性微电影就要在内容上有所创新从而做到吸引观众。其二,投放平台有待改善。目前微电影广告主要是在网络上进行投放,播放的平台目前来看大多数是各大视频网站,并且还要通过社交网络进行传播。其三,没有良好的监管政策。目前市场上的微电影广告五花八门,包括一些大尺度内容也会出现。政策监管的不足,最终影响到了广告行业的正常发展。 营销性微电影的发展有着无限的商业价值与发展前景,但想要呈良好的态势发展,其关键是如何挖掘与把握营销性微电影的价值。虽然目前营销性微电影正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但更要不断地迎合时代的发展要求,也只有这样,营销性微电影才能够为新媒体时代带来新鲜的活力,也才会走得更长远。
营销道德论文:广告营销道德问题及措施 1中小企业广告营销道德的研究意义 王文俊先生在其著作《论营销道德与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中认为,广告营销道德的建设对构建社会主义市场营销道德体系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广告营销道德是企业与国际市场接轨的需要;第二,广告营销道德是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要求;第三,广告营销道德是指导市场经济运作的政策导向;第四,广告营销道德是市场营销主体的行为导向;第五、广告营销道德为市场营销管理机构的运行提供理论依据。一直以来,中小企业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丰富多样的产品,为经济和民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同时,有些中小企业为了片面追逐短期利润最大化,置广大消费者及社会公众利益于不顾,推行严重违法违德的广告营销宣传。宣传不正当价值观广告;采取不正当的对比广告;制作及播送虚假广告等,严重违背法律与道德原则,损害了广大消费者及社会的利益。总体上我国学术界对广告营销道德的研究刚刚起步,众多企业的营销道德观念还很淡薄,制定广告营销道德标准的企业为数很少。因而,深入开展对广告营销道德的研究,对构建社会主义市场营销道德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鉴于此,本文以广告营销道德为切入点,讨论提高中小企业的广告营销道德水平的对策。 2中小企业广告营销道德的存在问题 2.1广告社会责任意识薄弱中小企业广告营销道德负责的原则,要求中小企业对消费者、对社会负责、对生态负责。不少中小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广告营销道德意识的薄弱,他们将大部分精力和资源,集中用于产品的增产和市场的扩张,忽视广告宣传的规范性。增强中小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和广告营销道德意识,是中小企业广告营销道德建设的首要问题。 2.2广告内容失范①非法广告。近几年被称为“城市牛皮癣”的非法小广告,在大街小巷的墙壁上泛滥,大部分张贴“牛皮癣”的组织为中小企业,如:家政公司、小型建筑施工单位、小型医疗单位等。中小企业的这种行为严重污染了社会风气,损害了城市整体形象,损害市民的利益也损害了企业的形象。②虚假广告。诚信是企业广告营销道德的首要原则。不实广告是指工商企业者以刊登或散发虚伪不实广告,使消费大众信以为真,而从事价格、品质不相称的经济交易。夸大事实是虚假广告最主要的表现形式。③低俗广告。很多小广告语言低劣、粗制滥造,甚至色情污秽。如:某洗衣粉广告“:泡了吗?漂了吗?”,非常卑琐浅薄。有些中小企业表现出玩物丧志的格调。有些使用语言暴力,强迫消费者认同其观念。④价值观误导广告。为迎合某些人的不健康观念如:崇洋媚外、帝王情结、物质主义,对这些观念通过广告进行放大,有损主流社会道德规范。 2.3广告不正当竞争在中小企业当中,不正当竞争广告普遍存在。比较广告是指在广告中采用对比方法,比较不同产品的特点和优劣为消费者购买选择提供参考。比较广告本身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但中小企业却往往利用比较广告的反面性来贬低其他生产经营者的商品,直接影响了中小企业的有序竞争和行业的健康发展。 2.4广告新闻化诚信是企业广告营销道德要求,广告新闻化是指一些广告主体为增加广告的可信度,体现广告的份量,采用新闻报道的形式进行广告宣传。与普通广告相比,新闻化广告欺骗性更严重,更容易让广告受众上当受骗。2.5广告渠道混乱中小企业囿于企业财力的短缺,往往不能像大型企业那样,可以在电视、网络、报刊、户外广告等媒介购买大量的时间段和版面,进行大规模的宣传。于是他们采用在街头和住宅区投递、散发、张贴小广告;通过骚扰性的短信广告群发等不正当渠道。这些广告渠道虽然减低了中小企业广告营销的成本,但却是以牺牲广告营销道德为代价。给消费者造成不良影响,对社会环境造成视觉和文化污染。 3中小企业广告营销道德的提升策略 中小企业广告营销道德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企业、行业、政府和社会等多方面的配合,才能真正促进中小企业营销道德水平的总体提高。 3.1中小企业自身建设①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和广告营销道德观念。中小企业虽然有一定的资源贫乏,但这不是阻碍其广告营销道德建设的借口,增强中小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和广告营销道德意识,是建设中小企业广告营销道德过程中首要解决的问题。②理顺广告渠道。广告给消费者的印象不仅仅由广告内容构成,广告的媒介和渠道也占重要地位。不合法街头和住宅区投递、散发、张贴,骚扰性的短信广告群发均不合理。可以采用低成本的媒体进行信息,如购买报刊、杂志的小篇幅版面;使用邮递广告;或与图书、杂志结合的附带广告。③协调产品生命周期与广告营销道德关系。表面上看中小企业忽视广告营销道德基于成本,但从根本上看是中小企业管理上缺乏广告营销道德诚信、负责道德意识。因而要求中小企业无论在产品生命周期的任何一个阶段,都应该遵守广告营销道德诚信、负责原则。④重视广告内容和广告美学。中小企业广告内容常表现为非法广告、虚假广告、价值观误导广告、广告新闻化、不正当竞争广告等。企业应该增强自律管理,破除广告中的夸大成分,宣传文明的价值观和健康的生活方式,以诚信的原则消除广告新闻化的欺骗成分,用正当的方式制作产品的对比广告。 3.2行业自律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市场经济越发达,行会组织的作用越重要,服务的范围越宽泛。随着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深人,随着全球化的深入经济活动与国际惯例的迅速接轨,建立中小企业行业协会自律性运行机制将提上议事日程。①建立行业准入认可制度。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主要负责依法确定市场准入,对一些不属于法律调整范围的行业状态和行为却不便直接干预,如经营者的素质水平、信誉可靠度、职业道德等,这些既不属于法律调整的范围,又可能会给正常的市场经营秩序造成影响的行业因素,只能依靠行业自律加以解决,由各中小企业行业协会对中小企业经营者进人市场前进行必要的审核和培训,取得业界认同,以减少进人市场后的纠纷。这样就有利于中小企业广告营销道德建设的预防。②实施行业资质评审。通过对中小企业经营者的广告营销道德进行量化考核,综合评审,按标准划分出不同的等级,一方面向社会广泛推荐介绍优秀者,以便消费者依据不同的素质决定消费,另一方面通过评审拉开经营者之间的档次,使作业层面得到优化,推动行业资源向优势企业整合。③重视行业纠纷调整。针对违背广告营销道德的比较广告之类的纠纷通过行业中介组织居间协调,可以使大多数可能激化的矛盾冲突和利益磨擦及时得到化解,增进和谐的行业气氛。④履行行业公告制度。定期向社会广告营销道德的情况,通报严重违反广告营销道德的行为,表彰遵守广告营销道德的模范,开展行业广告营销道德指导,使行业监督与社会监督有机结合。通过正确的舆论导向,增强行业广告营销道德的建设和社会影响力。⑤建立合理的行业激励模式。要树立良好的广告营销道德风气,有必要运用激励机制,培育一种个个奋发向上、人人争先创优的行业氛围。通过多种多样的激励形式,如建立“广告营销道德奖励基金”等,定期评选出业界杰出贡献者,向社会推荐和宣传行业先进人物和优秀成果,促使中小企业职业道德水平不断提高。⑥建立信誉档案制度。按照国际惯例,这项工作一般由中小企业行业协会来承担。要将中小企业的广告营销道德方面的清况纪录在案,向社会公示,并以备查询。 3.3政府执法监管中小企业广告营销道德的建设必须具有一个系统且稳定的法律环境,必须创新广告营销道德建设机制,提高广告营销道德建设水平,通过规范管理和指导服务,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平等、自由和公开竞争的公共条件,创造健康有序的广告市场环境。①重新界定虚假广告的定义。广告的真实性涉及消费者的切身利益,甚至涉及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广告真实性的维护是世界各国的广告营销道德管理的重点。我国现行的《广告法》虽然一再强调真实广告的重要性,却未明确界定虚假广告。有必要重新界定虚假广告的定义。②进一步限制比较广告,维护市场竞争的公平和公正。目前,关于比较广告不当引起的法律纠纷日益增多。为防止出现不正当竞争广告,应对广告主利用比较广告形式开展市场竞争行为做出更明确的界定,在原来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限制,如哪些广告允许比较,允许采用的比较手段,允许比较的范围和程度,应该指明比较商品必须是同类同级的对比,对比资料是权威的、可以检测的,必须负法律责任等。③从强调管理向公共服务转变,营造良好的广告市场环境。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良好的政府服务和安全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要比优惠政策重要得多。作为政府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的职能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积极主动地开展对广告业发展的研究和指导,制定广告业发展规划,指导行业协会开展广告战略运用培训,帮助企业塑造良好形象,培育品牌价值。④从行政管理为主向行政与司法管理并重转变。在我国广告立法和执法中,突出了行政处罚,过多地倚重于行政控制,而弱化了司法处罚和司法主导,司法机关对广告的管理是滞后、被动和缺乏系统的。但在西方国家广告营销道德问题大都寻求法院解决。因此,作为行政部门应当与司法部门的沟通,逐步引入司法管理,进一步完善广告营销道德管理体系。⑤从单兵作战为主向综合监管转变。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加强与政府其他职能部门如药品监督、卫生、规划、市容等部门的沟通与联系,协同努力,共同规范广告市场。还可以借鉴国际惯例,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积极推动中小企业行业协会的发展。发挥中小企业行业协会的作用,建立政府、行业协会之间新型的合作关系。 3.4社会监督 中小企业广告营销道德的社会监督,就是消费者自身或通过消费者组织,依据《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对广告宣传及广告行为的道德行为实行的监督。①信息披露分析和比较。消费者组织通过比较实验、评劣选优、劣迹档案、舆论监督等方式,要求企业给社会公众提供完整、全面、准确的信息。②社会直接援助。通过要求广告主停播、媒体公开批评、要求政府介人、代表消费者向法院控告等方式,给社会公众提供维护合法权益、免遭不法侵害的有效而权威的渠道和手段。③行会规范管理。在西方发达国家,独立的行业协会致力于制定行广告营销道德的标准,根据行业特点制定规章,规范会员经营行为,并解决涉及行业的消费者纠纷。④媒体和舆论监督。消费者受到侵害后,在于厂商协商未果情况下,可集合起来采取召开新闻会、记招会等形式,扩大正义社会的影响。 广告每时每刻都在将一种给定的价值观念诉诸大众,狂轰滥炸的广告传播已使其成为人们认知的一部分,作为价值判断的模具深植在我们头脑里。广告多方面、多层次地影响和塑造人们的日常生活,对人的成长、心理的成熟和变化,以及行为方式的选择,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任何广告都不应该突破传播伦理的道德底线,造成对任何社会都存在的“弱势群体”事实上的侵犯。改善企业广告宣传的质量,提升广告作为媒介的社会宣传功能作用,需要多角度、全方位的管理,需要社会各个部门的共同努力。 营销道德论文:保险营销监管与道德教育综述 一、前言 2009年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保险法,并于2009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保险法》最核心的三大变化是突出了保护被保险人,突出了加强监管和防范风险,突出了拓宽保险服务领域,对保险业的依法合规经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更强调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人寿保险作为一种以人的生命为保险标的,以生、死为保险事故的人身保险,它与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息息相关。如何对于人寿保险进行良好的营销管理及职业道德教育,对于保险公司和客户来说,都是相当重要的,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二、人寿保险营销管理及职业道德教育的概念 良好的人寿保险营销管理及职业道德教育是寿险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寿险营销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只有搞好寿险营销管理工作,才能使寿险企业的商品迅速不断地销售出去,保证企业营销战略目标的实现。 1.寿险营销管理的概念。寿险营销管理的概念可以分广义和狭义两种。所谓广义的营销管理是指寿险企业为实现市场营销职能的有关经营活动所进行的管理,它是以整个市场营销活动为管理对象的。狭义的营销管理,是指寿险企业对有关市场营销活动之一的销售活动的管理,它的具体内容包括:制定销售计划,建立销售组织,选定招聘销售人员.组织培训销售人员及销售业务管理。狭义的营销管理就是综合地组织销售活动的管理工作。在绝大多数公司里面所要涉及的人寿保险营销管理就是狭义的营销理。 2.人寿保险职业道德的定义。保险作为社会经济补偿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发挥着实现经济补偿、保证社会经济稳定和人民生活安定的职能作用。保险职业道德作为社会职业道德部分,是适应保险职业活动的要求,在保险职业实践中逐渐形成和演变的,与保险职业行为密切相关。保险职业道德具有它自身存在的客观基础、基本特征和类型特点,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国际的共同性、鲜明的行业特色。保险职业道德,是每个从事保险职业活动的人必须要认识的基本问题。可以说,每一个从事保险职业工作的人都要有科学的保险职业道德观。保险职业道德,是指保险从业人员在履行其职业责任、从事保险工作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普遍遵守的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也是社会对从事保险工作的人们的一种特殊道德要求,是社会道德在保险职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 三、良好的人寿保险营销管理及职业道德教育的意义及作用 1.合理组织生产力。管理职能的发挥,体现为营销管理合理组织生产力的作用,寿险企业中的营销员以及各种设备和手段,是寿险营销活动的人身条件和物质条件。营销管理,就是要通过管理职能把业务员和各种经营手段组织起来,结合起来,使之成为现实的生产力。这是营销管理的首要任务和作用。 2.提高人寿保险营销员思想水平与业务技能。通过早会、周会等多种形式,加强对营销员精神、心理和感情的培育,营造一种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造就一种向心力、凝聚力,使一种精神将所有的员工联系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有效地激励每一位营销员自觉学习业务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业务技能,为着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3.充分调动人寿保险营销员的积极性。在用人制度管理上,做到人员经过考试、培训,择优录用,持证上岗,优胜劣汰。人员能进能出.能上能下,在业绩考核面前人人平等。优秀人才受到重用和及时提拔,充分体现动力与压力、风险与机遇的有机结合,是一种把寿险企业经营目标溶于员工个人具体行为的管理机制。从而使寿险营销员队伍充满活力。有效地调动全体营销员的积极性。 4.能够更好地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良好的职业道德教育能够通过为保险从业人员提供行为规范,使保险从业人员坚持以人为本、以诚取信、以和为责的基本理念为保户提供最专业的服务及最优的产品,为保户服务。并且在现有产品和服务笨础之上升发新的保险商品、拓宽服务的领域,开拓新的服务渠道。 四、良好的人寿保险营销管理及职业道德教育建立过程良好的人寿保险营销管理及职业道德教育建立过程包含以下几个环节: 1.制定营销和职业道德教育计划。任何一种管理活动都是从计划开始的,计划是管理的基础和首要职能。所谓计划,就是为企业的未来确定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方法的过程。营销和职业道德教育计划为整个营销活动设计了一个行动蓝图,各种营销活动都应围绕如何实现这一蓝图来进行。 2.建立营销和职业道德教育组织。营销和职业道德教育计划仅仅是一种设想,一种文字性的东西。要将这种设想变成现实.需要做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营销组织工作。此项工作应按照“因事设人”的原则进行。切不可“因人设事”地在没有业务发展前景的地区设置机构。营销组织工作的最终成果是机构设置后的业绩。 3.招聘(配备)营销和职业道德教育人员。有人才有业绩。人寿保险公司招聘合适的营销和职业道德教育人员应按照“不缺、不烂”的原则。既要大胆吸收,又要严格把关,以保证营销和职业道德教育工作的顺利进行。 4.对营销人员进行教育、培训和指导激励。招聘了合适的营销人员以后,就面临着一个如何对他们进行指导和激励的问题。所谓指导和激励,就是对下属进行业务指导、培训。引导下属朝着组织目标努力工作,认识自己所从事工作的意义。充分调动下属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也就是说,指导和激励是与人打交道,是通过有关工作去影响和改变下属的心理与行为。而人的心理和行为是非常复杂的,特别是寿险营销员,受到内在和外在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营销管理人员对营销员的指导和激励是一项非常困难但同时也是非常富有挑战性的工作。 5.对营销活动全过程加以控制。对营销活动全过程加以控制主要指营销管理人员对整个营销业务活动从展业、核保、签单、售后服务等环节进行全方位管理,并随时加以监控。对业务活动中发现的偏差采取相应的纠偏措施。这就是营销控制活动,营销控制是营销管理中必不可少的职能,离开丁营销控制,就难以保证企业营销目标的实现。 五、结语 良好的人寿保险营销管理及职业道德教育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很有必要对其进行探讨,这是一个很漫长而艰巨的任务,同时也是一个研究的新趋势,具有较大的社会意义和经济价值。 营销道德论文:市场营销中道德资本的意义 一、道德资本在市场营销中的重要价值 道德资本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把道德作为资本,即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东西,这本身似乎与传统经济学中对于资本的定义是不相一致的。但是,主张道德是资本的学者,又认为资本在创造剩余价值的过程中,是不可能完全脱离道德这一因素的,因此道德也在参与剩余价值的创造,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资本形态。支持企业进行道德资本投入的理由主要有:公众支持企业追逐经济利益的同时承担道德责任;具有道德责任感的企业更容易获得稳定的收益;承担道德责任可以帮助企业树立良好的形象;企业承担道德责任有助于解决社会难题,会导致较少的政府管制。反对企业进行道德资本投入的理由主要有:进行道德资本投入淡化了企业的基本使命,企业追求经济利益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在承担道德责任;企业缺乏处理道德问题的必要技能,承担道德责任所需的成本得不到补偿;追逐道德目标将会使企业的权利泛化;企业与道德建设等社会行动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笔者认为,道德资本在市场营销中的重要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道德资本是基于一定的核心价值观念而进行投入与运营的,它的重要价值之一就在于能够帮助营销渠道成员基于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念而有效地开展经营管理 道德资本投入主体能够以有形的资本投入形式支持营销渠道成员针对产品流、信息流、促销流、文化流、所有权流、资金流、收益流等不同的经营内容和经营层面进行物质创造与精神提升的系统性改造,使营销渠道成员管理行为能够通过建立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念尤其是一种有利于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核心价值观念而统一起来,进而使营销渠道各个环节中可能出现的经营风险和管理冲突降至最低水平,并为整个营销渠道带来直接经济利益。市场营销作为产品价值实现的主要方式和重要过程,它不可能完全脱离现实社会环境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而独立存在,因而以道德资本形式将制造商、批发商、零售商、消费者的经济利益直接联系起来,避免在核心道德价值观念迷茫以及商业文化观念对核心道德观念构成较大冲击的社会发展阶段出现的严重对立和冲突,这对解决核心价值观念不稳定、核心价值元素缺失、经营管理道德失范、价值观念冲突等问题具有重要导向作用。 (二)道德资本在市场营销中的重要价值在于它能够带来覆盖面广泛的间接经济利益 一般而言,市场营销活动中除了渠道成员参与者,还应当有非渠道成员参与者,例如从事金融、保险、运输、仓储、广告、咨询等业务的企业,因而一个完整的营销过程需要依赖于非渠道成员参与者的有效参与才能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营销有时会突破营销渠道的空间限制而发展成为一种合作边界较为模糊的经营管理活动,而且作为渠道成员主体的生产企业和销售企业的经营管理规模越大,这种边界就会变得越模糊,此时它们需要借助于“价值观念”“经营理念”等道德传播工具与经济领域中不同类型的经营实体即非渠道成员开展广泛接触,依据市场价值、道德价值等标准对其他参与者的行为作出一致的观察与判断。道德资本投资于营销活动能够从本质上提升非渠道成员参与者的道德水平,消除渠道道德空白、道德障碍和道德观念冲突,从而为所有渠道参与者(包括渠道成员和非渠道成员)带来间接的经济利益。 (三)道德资本在市场营销中的重要价值体现在它能够带来广泛的社会效益 道德资本投资于营销领域会带来并不完全属于营销渠道参与者的社会利益。因此,加大在营销领域的道德资本投入,不仅会使营销活动中的各类经营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降低,而且会通过道德资本效益扩散所形成的“外部化效应”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社会越是进步,营销活动越是频繁,社会大众就越是受营销活动的影响。因此,道德资本投资于市场营销能够使那些通过政府部门和社会公益组织无法完成的道德建设任务,可以直接或间接地通过营销渠道来完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营销客观上承载了道德建设的使命和任务。道德不论是被作为最终目的,还是被视为一种赢利工具,它都会产生一种有助于改进社会风气的作用。“因为,以赚钱作为人有义务要达成的目的本身,作为‘天职’,这样一种观念是与任何时代的道德观感相背反的,这几乎无须证明。” 符合道德的生产经营比不符合道德的生产经营对于社会发展更有益。作为目的性的道德投资和作为工具性的道德投资,尽管在理论上可以进行划分,但在现实中却很难区分。尽管道德资本在市场营销中具有以上三个方面的重要价值,但是企业营销道德资本运作是否一定会产生价值增值效果,这不仅需要考虑企业所处的道德环境,同时还需要考虑企业自身经营运作资本的能力。道德资本不仅是带来生产过程价值增值的工具,它同时也是联结企业与消费者的重要纽带。强调道德资本在营销过程中的作用,事实上是为了让企业从单纯地追求利润的逻辑思维中走出来,进而能够从长远发展角度着眼来审视自身的或者所在群体的行为,使企业成为合乎道德规范的组织。 二、市场营销道德缺失的主要表现形式 (一)产品策略中的道德问题 主要表现为:企业所生产产品在满足消费者需求方面存在严重的物理性能层面的缺陷和道德文化层面的缺陷,有的企业甚至专门生产一些低级趣味的产品,消费者在消费这类产品时会产生不健康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意识,逐渐形成不良的生理、心理反应,最终导致对于生产企业的不信任和强烈不满,进而危及到整个社会伦理价值观念的基础。企业过于强调产品外在形式的奢华特征和过于强调产品核心内容的经济性,都将使产品的生产制造严重脱离普通大众消费习惯进而步入误区。这种在满足消费者需求时存在的过度生产和生产不足,而不是如西方伦理学强调的走“中道”,势必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和消费环境的严重破坏。 (二)价格策略中的道德问题 主要表现为:在价格制定过程中缺乏公开、透明的定价决策机制和约束机制,严重脱离成本地制定超高价格,对于消费者这一相对处于价格谈判弱势地位的群体实施价格欺诈。价格决策直接决定利润利益的分配,因此,针对普通消费者制定超出其消费能力的高价格,事实上是直接将消费者剩余压缩到了尽可能小的空间之内,进而极大地减小了消费者由于消费产品所获得的生理和心理的满足感,在顾客满意度下降的同时,使生产与消费之间由于价格扭曲而产生尖锐矛盾。而针对竞争者所采取的竞争性价格策略,在以低价格引发价格战时,又会导致竞争伦理发生变化,参与竞争的企业会以本能取性,进而误导社会资源配置,使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出现极大的非理性成分。同时,围绕争夺市场定价权产生的激烈竞争,也会使“生存意志”伦理思潮盛行,最终导致道德伦理核心元素“同情心”“公平”“正义”的持续减弱,危及整个社会的安全、秩序与和谐运转。 (三)渠道策略中的道德问题 主要表现为:中间商未能站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角度进行渠道设计和渠道经营,而是单纯地追求渠道整体系统的利益最大化。比如,为了提升渠道竞争力而扩大经营规模、拓展经营领域,压缩中小竞争者的生存空间,以大量减聘雇员的方法来提升竞争力,以增加顾客的自选活动范围而大量减少一线服务人员,以及为赢得竞争优势地位而大量经营品牌产品,不经营适合普通大众消费的一般产品,提高产品进入商场的门槛和提高铺货费用等,这些做法都严重地恶化了社会就业和生活消费环境,导致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下降。 (四)促销策略中的道德问题 主要表现为:不择手段地制作和传播专门针对竞争者的攻击性广告,用以提高本企业及其产品在行业中的地位。制作过度夸大产品功效或隐瞒产品缺陷的广告诱惑消费者购买本企业产品。使用含糊其辞的广告宣传词句误导消费者。促销人员缺乏基本的道德培训和道德素质,利用公共社会资源即人们长久以来彼此之间建立起来的相互信任的善良心理,在营销活动中设计专门针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促销活动和针对亲戚、朋友、同事的促销活动,有的甚至将这些促销活动演变为非法传销,在组织结构上发展成为“金字塔”诈骗和“老鼠会”。促销策略中的各种不道德行为及非法行为,已经严重地扰乱了社会的正常秩序。 有时营销道德缺失并不是仅仅局限于上述某一个具体方面,而是表现为一种综合性的或者全面的道德缺失。例如,近年来普通消费者比较关注的药价高的问题。其实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价格方面道德缺失的问题,它是涵盖产品、价格、渠道、促销等各个层面,包括在生产、批发、零售等各个环节的综合性或全面的营销道德缺失问题。有的药品生产企业,其产品生产成本很低,比如只有几元钱,但是在市场上却标价上百元。为了获取高额垄断利润,有的药品企业甚至在具有大批量生产能力和经销能力时,也只是少量地供应市场以保持价格和产品的优势地位,为此在营销渠道选择上也会作出符合企业利益的经营安排。这种不顾患者消费需求的生产经营行为本身就存在着营销道德缺失的问题。为此,消除营销道德缺失现象必须重视道德资本的重要价值并增加道德资本的总量和比例,同时要强调道德资本在营销环境改造方面的具体指向性。 三、道德资本在市场营销中的具体运用 在营销实践中所表现出的各种道德缺失现象,其重要原因除了人们对于道德规范重要性的认知水平较低之外,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企业对于道德环境改善所投入的道德资本不足或者是使用方向不正确所致。因此,在当前以家庭投入为主的个人私德品质教育和以纳税为基础的政府主导公共道德统一建设的现行道德教育体制下,强调企业对道德资本的应用更加具有现实意义。企业道德资本的投资与使用主要应当是针对改善企业内部环境和企业外部环境两个方面。 (一)道德资本投资于企业内部环境改造 1.个体因素和道德培训。营销人员的言行举止、价值判断、道德观决定了企业营销行为的道德与否和道德水平的高低。规范企业的营销行为,必须在营销人员选择上作出准确判断,即雇用有道德的员工,解雇不道德的员工。因此,企业应当设定合理的道德标准和采用科学的甄选技术,并将其运用于营销人员的雇佣和评估过程之中,特别是对于营销管理者的甄选和评估。营销道德培训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强化营销道德的一个有力手段,它能够使营销员充分了解营销道德的重要性,当他们真正面临营销问题时,就不至陷入道德迷茫之中。通过设立研讨会、专题讨论会和类似的营销道德培训项目来鼓励有道德的营销行为,这是提升企业营销道德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这种方式,企业可以把自己的营销道德期望与营销人员对于本身工作的理解进行有益的沟通。 2.组织关系和组织结构。营销道德的选择不仅受个体因素影响,而且受组织中上级与下级、同事之间的关系的影响。科学合理、准确明晰的组织结构有助于形成营销者的道德行为。正式的规章制度中的职务说明和明文规定的道德准则,可以形成营销行为的一致性。企业领导者的行为对个人在道德与非道德行为的抉择上具有强有力的影响,员工之间在营销道德策略中也会相互影响。绩效评估系统评价标准影响着营销者的道德性策略选择。明确而现实的营销目标的设定,对于营销人员的激励与绩效考核至为重要。如果对营销人员的要求不切实际,即使再明确的目标也可能引起道德争议。目标切实可行,就会使这个方面的压力降到合理的程度。绩效评估既要关注营销人员的业绩,同时也要关注他们所使用的营销方法的合理性。一般而言,雇员面临的工作压力越大,就越有可能在道德标准上妥协。 3.企业文化和道德准则。高强度、高标准的企业文化会促使营销者制定道德的营销策略。企业文化通过员工行为规范、工作习惯、业余活动及趣闻逸事等细节表现出来。倡导优秀的企业营销文化,首先要强调社会责任感,营销行动要兼顾社会利益、消费者利益和自身利益;其次要以人为本,营销目标设定合理可行;第三要帮助营销人员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将其关注的重点从眼前经济利益转到长远发展上来。营销道德准则的制定应遵循三个原则:第一,内容应当详尽具体,对应当鼓励的行为和不应当从事的行为,以及雇员各项行为所依据的基本思想,都应当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第二,企业推行的营销道德准则应当有一定的伸缩空间,以便于员工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自由、灵活、恰当的判断;第三,企业不能孤立、静止地制定和应用营销道德准则,应根据外部环境变化适时对其作出调整,并不断向营销人员传递企业的营销道德期望,各级营销管理人员应当支持并不断重申这些准则的重要性。 (二)道德资本投资于企业外部环境改造 1.社会环境。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的道德教育主要是通过家庭和政府来完成,而企业组织和社会群体并不承担主要的道德教育义务。这种教育状况使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产生了严重割裂,道德规范对社会大众行为的影响程度渐趋下降。道德资本形成是一项系统工作。因此,现阶段要通过大众媒体的宣传教育,加强对于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塑造注重营销道德的社会氛围。鼓励个人、家庭、企业、媒体等都参与到良好社会氛围的构建中来,树立并褒奖道德典范,披露并惩治不道德行为,使诚实守信、公平公正、承担社会责任成为每一个人理所当然的道德取向和行为准则。对企业管理者、职工、营销人员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企业道德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提升其道德水平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同时引导企业具有战略思维,兼顾社会整体利益、消费者利益和自身长远利益,寻求可持续发展。 2.行业环境。建设和完善行业协会,强化行业协会各项职能。行业协会介于政府与企业、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之间,是同行业企业之间的非盈利社会中介组织,具体履行沟通、监督、自律、协调等职能。行业协会促使整个行业的所有企业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这有利于企业之间的相互监督。因为,如果一家企业出现道德问题,可能会影响到整个行业的商业信誉以及整体利益。行业协会应当对本行业营销道德准则作出明确规定,树立道德典范企业并予以多种形式的褒奖,如宣传、帮扶、政策优惠等,引导其他企业追随、效仿,对非道德行为实施处罚。行业协会应通过加强行业间的沟通协调,解决行业中出现的营销道德难题,通过多种措施并举,充分发挥协会的多种职能,最终提升行业整体道德水平。 3.在鼓励企业进行道德资本投入方面,政府部门也可以发挥关键作用。比如,可以明文规定企业用于营销道德建设的资本投入数量、比例以及投资对象和具体项目;在企业利润分配中,明确规定用于道德资本积累的比例和数量;对于道德资本投资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可以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对于在营销道德资本建设中表现突出的企业进行表彰,扩大有道德责任心企业的社会影响力,同时加大对于破坏道德环境的企业的惩罚力度;从政府管理市场经济秩序的角度出发,加强道德资本筹集力度,监督道德资本的使用,加强对于该项资本使用效益与效果的研究力度,通过政府引导企业道德资本投入方向,进而把家庭道德教育、社会道德教育、企业道德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营销道德论文:营销渠道道德建设发展 摘要营销渠道道德是规范渠道参与主体行为的标准。通过分析渠道道德系统,指出其道德问题的主要表现,同时构建了渠道道德建设模式,指出社会、政府、企业在其中的作用。 营销渠道是企业实现产品转移的重要环节。斯特恩认为营销渠道是促使产品或服务顺利地被使用或消费的一整套相互依赖的组织,邓胜梁认为营销渠道是一种完成产品分配活动的相互作用的有机系统。营销渠道的参与者是生产商、中间商及消费者,在其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会产生产品流、信息流、所有权流、促销流等,各主体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彼此之间存在着冲突与矛盾,必将产生道德性问题。渠道道德是规范各参与主体行为的标准,在产品分销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倡导营销渠道中的道德,不仅使生产商、中间商、消费者认清在渠道中的责任、义务及道德规范,提高各参与主体的道德觉悟,而且能协调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促进分销活动的顺利进行,还能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促进社会和谐进步。本文从营销渠道的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入手,研究营销渠道的道德内容系统,并构建营销渠道道德控制系统,为认识渠道道德关系和渠道道德构建提供参考。 1营销渠道道德系统 1.1营销渠道道德系统构成 现代企业的营销渠道参与者一般为生产商、中间商及消费者(直销除外),这三者在营销渠道中相互影响、相互联系。这些参与主体两两之间的道德关系,构成了整个营销渠道道德内容系统,如图1所示。 营销渠道道德系统由两两之间的九种关系组成,构成了以下六种道德关系:①生产商之间的道德关系——供应道德关系(Ⅰ),指生产商在建立渠道时,在渠道的选择、渠道设计(长度、宽度)、渠道目标等方面与其他同类产品或互补品生产商之间产生的道德性问题。②生产商与中间商的道德关系——上游道德关系(Ⅱ和Ⅱ’),指生产商与中间商在谈判及合作全过程中产生的道德性问题。上游道德性关系是双向的,既有生产商对中间商的道德问题(Ⅱ),又有中间商对生产商的道德问题(Ⅱ′)。③生产商与消费者之间的道德关系——营销道德关系(Ⅲ和Ⅲ′)。企业建立营销渠道,是为了实现其营销目的,将产品转移给消费者。生产商在产品销售过程中的道德问题及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的道德问题构成了营销道德关系。④中间商之间的道德关系——中间道德关系(Ⅳ)。与供应道德关系类似,指中间商之间在、销售竞争过程中为了自身利益而产生道德问题。⑤中间商与消费者之间的道德关系——推销道德关系(Ⅴ和Ⅴ′)。中间商不是产品生产者,它只是产品的推销者。在产品推销过程中双方行为的道德问题构成了推销道德关系。⑥消费者之间的道德关系——消费道德关系(Ⅵ)。不同消费者之间在购买产品时产生的道德问题,构成了消费道德关系。 另外,社会是营销渠道道德系统的组成部分。首先,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对渠道道德有重要影响;其次,渠道中的不道德行为会损害整个社会的利益;最后,社会环境对于渠道道德建设有重要作用。 1.2营销渠道道德问题的主要表现 1.2.1生产商道德问题的主要表现 生产商与其他生产商、中间商及消费者存在道德关系。其他生产商主要是指与之有渠道竞争的中间商,如同类产品、互补品生产商以及对共用渠道有控制或影响的生产者。其道德问题主要表现为渠道的选择、渠道目标冲突、渠道设计(长度、宽度)等;与中间商的道德问题表现为生产商在产品定价、质量、库存、供货合同、促销、交货时间、账款支付、技术支持等相关的道德问题,损害中间商的利益;与消费者的道德问题表现为生产商在产品选择、价格(价格虚高和歧视价格)、质量、分销目标、渠道设计等方面的道德性问题,损害消费者利益。如产品质量低劣、不方便顾客购买、不及时分销、售后服务跟不上等。 1.2.2中间商道德问题的主要表现 中间商与生产商、其他中间商及消费者有道德关系。与生产商的道德问题表现为中间商的恶性窜货、库存、分销不力、信息反馈、售后服务等方面的道德问题,损害生产商的利益;与其他中间商的道德问题表现为争夺经销权、窜货等道德性问题;与消费者的道德问题表现为中间商在产品推销过程中的虚假广告、服务态度恶劣、隐瞒产品缺陷、价格虚高等道德问题,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1.2.3消费者道德问题的主要表现 消费者与生产商、中间商及其他消费者存在道德关系。与生产商和中间商的道德问题是消费者恶意损害企业利益的行为,表现为恶意索赔、漫天杀价、虚假宣传而损害企业声誉等;与其他消费者的道德性问题主要表现为抢购、商业投机、内部购买等行为,损害其他消费者的利益。 2营销渠道道德建设模式 2.1营销渠道道德建设模式构成 营销渠道中的矛盾和冲突,不能仅靠法制来解决,即使有健全的法律体系,现代企业的营销渠道仍然需要道德来维系。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与营销的扩展,需要大力加强营销渠道道德建设。构建完善的营销道德体系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如图2所示。 营销渠道道德建设系统主要由四部分构成:渠道道德认知、渠道道德标准、渠道道德评价以及渠道道德控制。 (1)渠道道德认知。根据营销渠道中经常出现的问题,进行归纳总结,并进行深入的研究,对问题的成因、规律进行研究,实现对营销渠道中的道德问题的准确认知。 (2)渠道道德标准。根据对渠道道德的认识以及社会中普遍的道德观念,制订渠道道德的评价标准和渠道道德规范,便于在实际工作中操作。 (3)渠道道德评价。对渠道主体进行道德性评价。渠道道德评价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对整个渠道的道德性进行评价;二是对渠道的某一主体的道德性进行评价。道德评价的关键是建立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再采用适当的方法。 ⑷渠道道德控制。对渠道道德的研究,目的是减少或消除渠道中的不道德行为,因此,渠道道德控制是最终的目的。渠道的道德控制主要从文化引导、赏罚机制、教育培训和监督管理四个方面进行。 2.2社会、政府、企业在渠道道德建设中的作用 在营销渠道道德构建过程中,社会、政府、企业都应该发挥重要作用,全方位推进营销渠道道德建设。 (1)社会的作用。社会环境是营销渠道的重要环境,在渠道道德建设中理应发挥作用。社会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道德认识、道德标准、道德控制上。首先,道德问题出现在社会中,需要社会中的人、组织、机构对道德问题进行认识和研究;其次,社会的价值观、善恶观是制定渠道道德标准的重要依据;最后,社会的价值、文化引导是道德水平提升的重要环境。 (2)政府的作用。政府的作用体现在道德标准规范的制定、道德评价、道德控制上。政府首先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道德规范标准及后赏罚机制,并建立专门的机构对各渠道主体进行道德性评价。政府在道德控制中要进行正确的引导,建立相应的道德培训机构,广泛教育和宣传,并进行严格的监督和管理,使企业不道德行为的后惩罚成本高于其收益。 (3)企业的作用。企业是渠道的重要主体,在渠道道德建设中首先要加强自律,自觉遵守道德规范,坚持等价交换原则,互相理解,共享利润,做到义利统一,寻求长期合作关系;其次要对企业员工进行正确的道德教育,提高员工的道德性水平。 3结论 本文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供应道德关系、上游道德关系、营销道德关系、中间道德关系、推销道德关系和消费道德关系构成了渠道道德系统,并分析了各主体道德问题的主要表现;②渠道道德建设是一个系统过程,包括渠道道德认知、渠道道德标准、渠道道德评价和渠道道德控制。社会、政府、企业都应发挥自身的作用来提高渠道道德水平。 营销道德论文:营销道德复杂性及其衡量标准 营销道德的复杂性 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是:公平、自愿、诚实和守信。公平是指买卖双方互惠互利,平等交易;自愿意味着消费者有自由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力,企业有自由买卖的权力;诚实要求买卖双方在交易中要互通真实信息,消费者对商品有充分的知情权。然而在企业的营销实践中,一些企业不时的违反上述基本要求,侵犯消费者或社会公众的利益,引发了各种营销道德问题。 一方面,影响营销道德的因素多种多样,既有市场、政府的因素,又有企业文化、企业领导个人的因素;另一方面,企业营销道德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既有营销实践中的不公正、弄虚作假的现象,又有浪费、污染环境等问题。同时,一些营销行为的不道德性表现明显,而有些营销行为是否道德却存在争议,呈现出复杂性。 (一)影响营销道德的因素 市场因素。当市场趋势呈现出供不应求的格局,企业产品不愁销路,市场缺乏竞争,这将驱使某些企业凭借其对某些产品的垄断地位,采用某些非经济手段参与市场竞争,侵害社会及消费者的利益。当市场趋势呈现出供大于求的格局,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在竞争中的行为越是受到其他企业和消费者的监督和制约。 文化因素。文化因素是制约企业营销道德水准的又一重要外部因素。任何企业均在一定的社会文化中生存和发展,受到社会文化的制约和影响。 政府因素。政府因素是影响企业营销道德水准又一重要外部因素,主要包括政府立法调控体系健全程度,政府对企业违法及违德行为的态度。如果地方政府对企业非法与非道德行为采取严厉的态度进行制约并加以正确的引导,这将有力地限制非道德行为的泛滥。反之,如果地方政府对本地企业违法与违德行为持纵容或包庇、保护态度,这必然会加剧本地区企业的非道德行为。 企业领导者个人因素。企业最高领导者是企业的人格化,其个人道德哲学必然会融入企业的经营决策中。企业领导者个人哲学对营销决策的道德水准起决定作用。领导者具有正确的经营哲学,在制定营销决策中,才能既考虑企业的利润同时兼顾消费者及社会利益,而体现出企业营销决策的道德性。反之,如果企业领导者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从而不惜损害消费者与社会利益,营销决策必然会偏离道德的轨道。 企业文化。企业文化也是直接影响企业营销道德的重要因素。企业文化是指处在一定社会背景下的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独特的企业价值观、企业精神,以及以此为基础而产生的行为规范、道德标准、企业风格习惯及传统,经营哲学和经营战略。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价值观,而企业价值观引导着企业的经营行为,规定着企业领导者及广大职工的决策动机。 以上因素对营销决策的作用不是孤立地发生的,它们相互交错、彼此渗透交溶在一起共同起作用,其中企业领导者起主导作用。 (二)营销不道德的表现形式 营销道德是进行市场营销活动的行为规范与标准,其实质是解决企业如何承担社会责任,妥善解决企业利益同消费者利益、自然环境利益以及社会利益的关系,强调营利与道德的双重标准,在谋取利润的同时,也要满足消费、引导消费、传递新的生活标准和新的价值准则,引导社会道德风尚,推动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实际生活中,企业营销中不道德形式多种多样,具体来说主要有: 市场营销中的不公平:产品生产或服务中侵害消费者的健康与人身安全,如有潜在危险性的玩具;满足大多数消费者利益的同时,忽略了其他少数人的利益,如香烟满足了广大烟民的需求却导致了许多被动人吸烟,间接损害了被动吸烟人的利益。 营销中的弄虚作假:经常出现的欺诈型的特价、减价广告促销,即欺骗了消费者,又影响了其他企业合理减价销售的正常开展;过分夸张的广告能够增加广告的吸引力,诱使消费者购买,而消费者作出错误的购买决策但购买后发现实际利益小于期望值,无疑使消费者受到了伤害;滥用质量标志。如产品中滥用“纯羊毛”、“纯棉”标志,给消费者判断产品的质量档次带来困难。 营销中的浪费现象,如计划废旧,过度的包装,过高的广告、宣传费用等,既浪费了资源又加重了消费者的负担。 环境污染,一些企业在努力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同时,也对环境造成了污染,损害了广大消费者和社会的长远利益。如汽车尾气排放、塑料制品废弃后形成的白色污染等等。 上述营销行为有些易于识别,其不道德性一目了然。但由于个人价值观及生活经历不同,每个人对道德与不道德存在着不同的见解,有些营销行为是否符合道德,在很多情况下要判别清楚并不容易,如:夸张性的广告宣传,产品宣传广告都带有夸张的成分以便增强其吸引力,然而过度夸张实际上诱使消费者上当。 营销道德的衡量标准 营销道德是用来判定市场营销活动正确与否的道德标准,即判断企业营销活动是否符合消费者及社会的利益,能否给广大消费者及社会带来最大幸福。要对企业的营销行为进行有效的道德约束,首先就必须有一套道德评价标准。 西方国家伦理界对营销道德的判断存在两大理论。一是功利论,主要以行为后果来判断行为的道德合理性。二是道义论,主要从处理事物的动机来审查是否道德。 按照功利主义的观点,一种行为如果在道德上是正确的,只有当或仅仅当这种行为能够为所有那些受这种行为影响的人带来最好的结果时才是可能的;而且,这种结果在任何其他以这种方式来行为的人那里表现出来也是如此。这就是说,一种营销行为道德与否主要看这种行为产生的结果,与其他方式相比这种行为方式带来的结果是最好的就是道德的。 而按照道义论的观点,道德内置于人的理性观念,道德是由理性的意志决定的,出于人自觉的一种善的行为,即是不计功利、不讲结果的,纯粹由一种道义感或说是动机决定的善的行为。如果善被与某种条件,例如结果联系起来,那就不能被认为是真正善的。判断一个行为是不是道德上正当的,关键是看它的动机。相同的行为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行为准则作用的结果。道义论,主要从处理事物的动机来审查是否道德,并从直觉和经验中归纳出人们应当共同遵守的责任和义务,以这些义务的履行与否来判断行为正确与否。 存在于企业和社会间的契约意味着企业必须感激他们生存在社会里,这个社会期望他们关心他人的福利和普遍的社会利益。因此,企业在确立自身营销行为的道德标准时,必须兼顾行为的动机和行为的结果,纯粹的功利主义原则和纯粹的道义论原则作为指导都是不可取的,这是两种极端的标准。现实中,人们通常把功利论与道义论结合起来评价营销过程中的道德问题。 营销道德论文:国外营销道德理论 一、国外营销道德理论与保险公司营销活动 国外评价营销道德的一般理论主要有功利论(U-tilitarianTheories)、道义论(DeontologicalTheo-ries)、相对主义论(Relativism)。所谓功利论,是指判断某行为是否有道德,主要看其行为所引起的后果如何。当某行为能够为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幸福便是道德。反之。便不是道德。如何界定功利?一般都认为,功利是指事物的内在价值或者内在的善,而不是外在价值或道德上的善。内在的善是指健康、快乐这类非道德意义上的内在价值。外在的善是一种手段的善。某事物是否具有外在善,是需要通过它能否获取“内在的善”的能力来证明。道义论认为,某些行为是否符合道德不是由行为结果,而是由行为本身内在特性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判断某一行为是否具有道德性,只需要根据本身的特征可以确定,而不一定要根据行为的“善”、“恶”后果,即符合义务原则的要求时,便是道德的。义务论从人们在生活中应承担责任与义务的角度出发,根据一些普通接受的道德义务规则判断行为的正确性,是有现实意义的。事实上,诚实信用、公正公平、不偷窃、不作恶和知恩图报等品行已经被大多数人视为一种基本的道德义务并付诸于行动,而且这些义务准则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各个国家法律、公司政策及贸易惯例等方面。相对主义论是指事物对与错及某行为恶与善的判断标准因不同社会而有异。这是由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而引起的。在某一国家考虑的道德及道德标准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国家。,不同国家文化的差异使企业伦理教育与伦理原则很不相同。如在商业经营活动中,某些国家对贿赂行为深恶痛绝,法律上是禁止的,而有些国家则容许贿赂,认为这是开拓商务不可缺少的方法。可见,对同一行业道德性的判断,在不同国家是有区别的,从而产生了道德的相对性。 从以上三个理论来看,营销道德与保险公司营销活动的营利性并不矛盾。营利性是指公司的存在以营利为目的,力争在一定投人的条件下收益最大或在一定收益的条件下投入最小。营利性是公司“与生俱来、终生不变”的性质,是公司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公司的营利活动并不意味着对顾客和社会造成危害。按照对顾客和社会是否有利。公司的营销活动可以分为三类:利他活动,损他活动。害他活动。即公司营销活动=利他活动+损他活动+害他活动。其中,非道德的营销活动=损他活动+害他活动,因为非道德营销或多或少地要损害顾客、社会的利益;符合道德的营销活动=利他活动。保险公司在营销道德的规范下,通过创造顾客满意,推动社会进步来实现自身营利和发展。 二、保险营销道德陷阱及成因分析 (一)保险公司的过度包装 根据《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也就是说。作为保险公司,在理论上,并不存在为投保人设置陷阱的条件!然而,在现实的投保和理赔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形成道德风险的存在,却往往充斥着很多保险人设下的、合法的温柔陷阱。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保险公司险种设置和宣传上的过分夸大。主要表现在:表述避重言轻。模棱两可。2.保险条款中相关内容的复杂化表述。由于信息不对称,保险公司在保险条款中对于可以简单明了说清的问题做复杂化表述,使保险合同条款让许多人觉得不知所云、不知所以。有时甚至让人产生种种错觉。3.投保容易理赔难。由于投保人自身的保险知识欠缺、保险公司相关合同条款的模糊化表述及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保户感觉理赔很难。 (二)保险营销员道德陷阱 保险商品是一种劳务商品,没有具体的实物形态,不能为人们提供一个直观的外界对象客体,不能以某种物理属性满足人们生产和生活上的需要。正因为保险商品的无形性使得顾客不能凭五官感觉来判别哪一种险种适于自己,也很难读懂保险合同,这就要业务员做深入浅出的介绍,并能对客户提出的问题做出明确的回答。同时,从保险公司的运作机制上进行分析,其结论是:保险业务员一般都会“站在客户一边”。最大限度地挖掘保险责任,客观公正地解释保险合同,为客户争取最大的保险利益。然而,在现实的保险实务中,却并非如此。有些消费者对“拉保险的”非常反感,其原因是认为保险业务员“素质差”。为了说服人们购买保险,一些保险业务员往往“王婆卖瓜”。极力夸大保险责任,过度渲染保险保障利益、推荐高比例返佣险种等,而对于保险的除外责任避而不谈。与此同时。部分保险业务员缺乏专业知识,本身对保险条款一知半解,不能正确理解保险的条款及其相关法规,从而使客户的保险利益无法得到最大化保障。如:对新推出的各投资类保险不能根据不同客户需求相应介绍不同的险种,甚至客观上误导客户选择不合适的险种。理赔时又不按规定办理。加之保险业务员频繁流动,对于这些违规者行业内缺乏禁入机制。所以业务员违规现象屡禁不止。误导、欺诈客户的现象也屡见不鲜。特别是近年热销的投资连接险,这本是一种与股市关联、客户自担风险的险种,但一些营销员为拉保单拿提成,对风险避而不谈,对回报夸夸其谈,结果往往导致客户“期望有多高,失望有多大”,进而引发退保纠纷,影响保险公司的声誉,大大损害了保险业的形象。 三、保险营销道德建立的办法 (一)进一步修改完善保险法 保险公司在营利性和安全性的双重约束驱使下,往往表现出“寻缝行为”,即寻找国家法律和行政管理的漏洞、社会舆论的盲点和其他市场环境因素的可乘之机,以实现安全性,增加营利性。如果法制不健全,无法可依,有法不依,非道德营销行为就会泛滥。许多国家通过一系列的立法来保证营销行为与社会利益相一致,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二)开展营销道德观念教育 营销道德首先是一种理念,这种理念只有被包括保险公司和公众在内的全社会广泛接受,才能成为保险公司的自觉行为。为此,必须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进行营销道德规范的宣传和教育,使保险公司和公众深刻认识到营销道德是社会进步与文明发展的要求,是社会伦理在公司营销活动中的延伸,是公司行为约束机制之一,是对法律规范的补充。从保险公司方面讲,公司文化建设应以营销道德规范的树立为核心,形成“重道德、讲责任”的氛围,把营销道德规范渗透到全体职工的意识中去,把执行营销道德规范作为自己的基本责任。从社会方面讲,政府有关部门或社会有关团体应广泛利用各种传播媒介广泛宣传,使公众意识到抵制非道德营销行为是自己的基本权力, (三)充分发挥保监会的作用 由于个别保险公司的非道德营销行为会损害全行业的商业信誉和利益,保监会应针对本行业的特点,制定相应的营销道德准则以及对非道德营销行为的处罚规则,规范全行业的营销行为,维护全行业的利益。 (四)加强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 对于保险公司的非道德营销行为应借助新闻媒介的作用予以监督和约束,唤起群众抵制其产品,引起国家执法部门的注意,增加这类公司的经营风险和“投机成本”,通过舆论的力量使其回到道德营销的规范中来。 (五)建立专门的保险消费者协会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60年代就爆发了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运动,涌现了许许多多消费者组织。这些组织揭露出企业种种非道德的营销行为及其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采取各种方式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把保护消费者权益运动推到了高潮。我国应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建立保险消费者协会,保险消费者协会迫使其保险公司接受某些共有的道德原则,放弃某些非道德原则,从而弘扬优良作用,监督抑制某些不良行为和作风。 (六)丰富市场保险品种的供应。强化竞争机制,运用经济规律淘汰非道德营销行为 在本世纪初,西方发达国家也曾出现过非道德营销行为泛滥的现象。这与当时较低的生产力水平相联系。我国目前保险险种少,无特色,不能满足不同客户的需要,保险公司之间缺乏竞争。广大保户没有选择余地,非道德营销行为乘机猖獗。公司之间竞争激烈,遵循营销道德规范的保险公司维护了保户和社会利益,将受到市场欢迎而蒸蒸日上:违背营销道德的保险公司损害保户和社会利益,将受到市场抵制而被淘汰。 (七)建立保险信用体系。建立不良记录名单 为了保护投保人的利益,各地根据实际建立保险系统的信用体系。保险信用体系建立一个“不良记录名单”。主要对三类人进行记录,首先是保险公司的总经理、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不良记录可分为直接取消资格、警告等。第二类是保险公司的一般员工。第三类则是针对保险营销员,如果某营销员有着严重的误导行为,将被记录在案。 (八)提高保险营销人员的品质素质,重塑诚信形象 营销活动是一项塑造形象、建立声誉的崇高事业。它要求从业人员必须具有优秀的道德品质,诚实严谨、恪尽职守的态度和廉洁奉公、公道正派的作风。同时。保险是以“最大诚信”为原则的职业,保险关系的发生,以保险人的信用度高、声誉好而得到投保人的信任为前提条件,保险关系的确立。以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形式为基础,合同当事人都承担了讲信用的法律责任,保险关系的维护和实现,以严格履行承诺为条件。所以保险服务人员不论在任何条件下。都应自觉地、坚定地毫不动摇地、完全彻底的重合同守信用,遵守承诺,履行义务,增强维护保险和保险执业群体的信用和声誉的自觉性。 营销道德论文:国际市场营销道德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各国企业市场营销的范围不断扩展,国际市场营销活动中一样会遇到各种道德问题。同时,国际市场营销面临的道德问题因各国文化差异而使其更加复杂和多样。所以,基于全球化视角,探索国际市场营销道德行为及其评价,并思考国际市场营销道德建设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其现实意义。 一、国际市场营销非道德行为 1、国际营销贿赂 国际营销贿赂是指跨国企业在进行国际营销活动时,通过提供、给予有价值之物,以达到影响政府官员或企业人员履行其职责时所作所为的目的。国际营销贿赂目前是一个普遍性问题,在伊拉克“石油换食品”计划中,美国多家企业卷入了营销贿赂丑闻之中。 2、国际营销胁迫 国际营销胁迫是指用暴力或威胁达到营销目的。使用胁迫手段的目的是让某人(或企业)做违背意愿的行为。国际营销胁迫经常表现为跨国公司强迫一个零售商要得到其想要的产品必须经营某种特定产品,或零售商经营跨国公司产品时提出诸如赞助费的额外条件。 3、国际营销欺骗 国际营销欺骗是指通过误导来达到企业的营销目的。这些不诚实行为是违反营销道德的最经常形式。欺骗包括对研究数据或会计数据进行歪曲或做假,做误导性广告,以及不真实地描述产品。它的表现还有篡改花销报告,剽窃其他产品的性能鉴定证书,以及不真实地描述财务状况。 4、国际营销歧视 国际营销歧视是指针对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企业或个人开展营销活动时采用带有歧视性营销策略或战略。例如在定价方面,国际上仍然存在价格分级问题,表现在国内、国际两个价,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不同价。国际营销歧视是国际政治歧视在经济领域的延伸。 二、国际市场营销道德评价理论 目前,国际市场营销道德的一般评价理论是目的论和道义论。 1、目的论 目的论(teleology),是指判断某行为是否有道德,主要看其行为所引起的后果如何。当某行为能够为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幸福便是道德。反之,便是不道德。这种注重结果的伦理观点,最受指责的是只强调决策的后果,而不重视行为过程;只偏重组织权益,不重视个人的权益。 目的论理论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杰米里•边沁(Bentham)和约翰•穆勒。迄今为止,目的论已经形成多种流派,尽管这些流派存在分歧和差异,但它们的共同点是基本的,都是以目的和行为所产生的效果来衡量什么是善,什么是最大的善的问题,并依此判断行为的道德性。 功利理论强调行为的后果,并以此判断行为的善恶。一种行为在善恶相抵后形成净善,该项行为才是符合道德的。西方学者韦斯和弗里切等人认为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但出发点是利己或功利的。由此曾提出利己主义(Egoism)和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道德观点,前者是指结果对个体(包括企业等个别组织)有利,后者则指后果对受行为影响的所有人有利。 2、道义论 道义论认为,某些行为是否符合道德不是由行为结果,而是由行为本身内在特性所决定的。道义论重视决策过程,重视这种过程中的个人权益与个人原则。也就是说,判断某一行为是否具有道德性,只需要根据本身的特征可以确定,而不一定要根据行为的“善”、“恶”后果,即符合义务原则的要求时,便是道德的。例如,企业之间签订经济合同,他们必须履行合同义务,否则经营活动便会瘫痪。 道义论还强调行为的动机和行为的善恶的道德价值。例如,有三个企业都进行同一工程的投资(如希望工程),甲企业为了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以便今后打开其经营之路;乙企业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丙企业为了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很显然,丙企业投资行为是来自尽义务的动机,因而更具有道德性。 3、目的论与道义论在国际营销中的作用 目的论和道义论在国际营销中有广泛的应用,但也有一定的缺陷。目的论只重视行为的结果,而不顾此行为的手段与动机。所以它的缺陷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忽视个人权益,只重视整体权益,体现在国际营销中只注重本国利益,而不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第二,忽视正义与权利原则,忽视平等与分配的精神,即只重视幸福的总和,而不考虑幸福怎样分配,这就造成不公正的结果,体现为国际营销中的发达国家有实力的跨国公司对不发达国家的掠夺。第三,忽视公平,尤其不重视行为的过程,就可能导致欺骗、说谎、不公正等非道德的行为发生。在跨国经营中,这一点表现的很突出。 道义论从人们在生活中应承担责任与义务的角度出发,根据一些普通接受的道德义务规则判断行为的正确性,是有现实意义的。事实上,诚实信用、公正公平、不偷窃、不作恶和知恩图报等品行已经被大多数人视为一种基本的道德义务并付诸行动,而且这些义务准则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各个国家法律、公司政策及贸易惯例等方面。总体来说,道义论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强调个人权益、公正与道义,忽视组织的整体利益。第二,忽视企业盈利性,跨国经营的利益取向更明显,利润导向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们接受。第三,过多地考虑人类福祉,事实上很难做到,缺乏实用性。道义论在国际营销中应得到提倡,应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三、国际市场营销道德建设的几点思考 1、跨国公司应将营销道德建设纳入到企业文化建设中去 对于道德价值观的认识差异体现在企业文化中。日本、韩国的经理往往将贿赂作为一种商业活动的入门费。日本、美国的经理更关注环境污染的合法性和风险性。亚洲的经理对道德的回答不如美国经理的回答肯定。日本和台湾的经理在道德上的妥协性较大。可见,对于道德的认知和行为受到所处社会文化的深刻影响并深植于企业文化之中。 我们通常理解的企业文化有两个层次。深层次的文化包括企业成员共有的价值观,浅层次的企业文化包括指导企业员工日常行为活动的规范。将营销道德建设纳入到企业文化建设中来,就要在两个层次上予以体现。在深层次上要树立符合文化的道德观念,在浅层次上要制定诸如《业务行为指南》(波音公司于1985年制定,缔造了波音经营良好、成功而且道德良好的公司形象)的道德行为规范。 2、理论界应构建国际性营销道德体系 对于什么行为是营销道德行为,什么行为是营销非道德行为,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公司对此的认识差异很大。在政治领域,现已存在诸如《国际法》、《国际人权宣言》等用以调整政治冲突的理论依据。同样,在经济领域,在国际市场营销方面,也应构建国际性营销道德体系。 国际性营销道德体系应贯穿企业营销活动的全过程,即从营销调研活动开始,到针对目标市场特点,制定产品,定价,分销,促销,公共关系,政治关系策略等。在这些营销活动中的道德性问题涉及到不同的主体,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域,在构建上显然存在很大难度。但这一体系一旦构建成功,将会在很大程度上规范国际营销行为,会极大地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3、国际经济组织应进行基于诚信的营销道德测评 可以设想,如果有一家国际性组织,诸如WTO,世界银行,每年度公布全球公司营销道德状况排名,这将会引起不次于《财富》500强的商业效应。就目前而言,展开基于诚信的营销道德测评在理论上已经可行,只是还没有进入实践层面。 如果展开了基于诚信的营销道德测评,会在两个方面产生积极影响。一是促使更多企业认同国际营销道德标准,将其营销行为纳入到国际营销道德规范中来,这将掀开国际营销发展新的一页。二是在开展国际营销活动,寻求合作伙伴时,会在信息搜集难度大,国外情况不了解的现状中更有效地选择合作伙伴,降低国际营销的风险。 4、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 在国际营销中,消费者维权的成本更高,而消费者维权的意识也较淡泊。由于文化的差异,亚洲消费者多奉行传统文化,讲究息事宁人,在商品价值不是很高的情况下,一般不愿向消费者协会投诉或对簿公堂,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国际企业的不道德行为。而欧美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消费意识较强,消费者起的作用也较大。从总体上讲,消费者维权意识的增强,可以削弱国际经营企业的不道德动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际营销道德建设。 5、制定相关法律 虽然法律与道德不是一个范畴,但当经营者的道德意识不能提升到一定的层次时,法律的作用就突显出来了。目前,国际经营企业在境外经营主要受所在国法律的限制,而本国法律一般不予以关注。笔者认为,基于国家形象和国家经济利益的长远考虑,世界各国应考虑制定相关法律,或在已有法律中体现对境外营销行为的约束。以我国为例,虽然我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5年多,但我国目前还没有针对在境外经营的专门法律,如《境外投资法》等,所以我国应加紧修订相关法律,并本着树国际良好营销形象的原则在相关法律中引入国际市场营销道德问题的处置办法。 营销道德论文:营销渠道道德系统 营销渠道是企业实现产品转移的重要环节。斯特恩认为营销渠道是促使产品或服务顺利地被使用或消费的一整套相互依赖的组织,邓胜梁认为营销渠道是一种完成产品分配活动的相互作用的有机系统。营销渠道的参与者是生产商、中间商及消费者,在其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会产生产品流、信息流、所有权流、促销流等,各主体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彼此之间存在着冲突与矛盾,必将产生道德性问题。渠道道德是规范各参与主体行为的标准,在产品分销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倡导营销渠道中的道德,不仅使生产商、中间商、消费者认清在渠道中的责任、义务及道德规范,提高各参与主体的道德觉悟,而且能协调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促进分销活动的顺利进行,还能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促进社会和谐进步。本文从营销渠道的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入手,研究营销渠道的道德内容系统,并构建营销渠道道德控制系统,为认识渠道道德关系和渠道道德构建提供参考。 1营销渠道道德系统 1.1营销渠道道德系统构成 现代企业的营销渠道参与者一般为生产商、中间商及消费者(直销除外),这三者在营销渠道中相互影响、相互联系。这些参与主体两两之间的道德关系,构成了整个营销渠道道德内容系统,如图1所示。 营销渠道道德系统由两两之间的九种关系组成,构成了以下六种道德关系:①生产商之间的道德关系——供应道德关系(Ⅰ),指生产商在建立渠道时,在渠道的选择、渠道设计(长度、宽度)、渠道目标等方面与其他同类产品或互补品生产商之间产生的道德性问题。②生产商与中间商的道德关系——上游道德关系(Ⅱ和Ⅱ’),指生产商与中间商在谈判及合作全过程中产生的道德性问题。上游道德性关系是双向的,既有生产商对中间商的道德问题(Ⅱ),又有中间商对生产商的道德问题(Ⅱ′)。③生产商与消费者之间的道德关系——营销道德关系(Ⅲ和Ⅲ′)。企业建立营销渠道,是为了实现其营销目的,将产品转移给消费者。生产商在产品销售过程中的道德问题及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的道德问题构成了营销道德关系。④中间商之间的道德关系——中间道德关系(Ⅳ)。与供应道德关系类似,指中间商之间在、销售竞争过程中为了自身利益而产生道德问题。⑤中间商与消费者之间的道德关系——推销道德关系(Ⅴ和Ⅴ′)。中间商不是产品生产者,它只是产品的推销者。在产品推销过程中双方行为的道德问题构成了推销道德关系。⑥消费者之间的道德关系——消费道德关系(Ⅵ)。不同消费者之间在购买产品时产生的道德问题,构成了消费道德关系。 另外,社会是营销渠道道德系统的组成部分。首先,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对渠道道德有重要影响;其次,渠道中的不道德行为会损害整个社会的利益;最后,社会环境对于渠道道德建设有重要作用。 1.2营销渠道道德问题的主要表现 1.2.1生产商道德问题的主要表现 生产商与其他生产商、中间商及消费者存在道德关系。其他生产商主要是指与之有渠道竞争的中间商,如同类产品、互补品生产商以及对共用渠道有控制或影响的生产者。其道德问题主要表现为渠道的选择、渠道目标冲突、渠道设计(长度、宽度)等;与中间商的道德问题表现为生产商在产品定价、质量、库存、供货合同、促销、交货时间、账款支付、技术支持等相关的道德问题,损害中间商的利益;与消费者的道德问题表现为生产商在产品选择、价格(价格虚高和歧视价格)、质量、分销目标、渠道设计等方面的道德性问题,损害消费者利益。如产品质量低劣、不方便顾客购买、不及时分销、售后服务跟不上等。 1.2.2中间商道德问题的主要表现 中间商与生产商、其他中间商及消费者有道德关系。与生产商的道德问题表现为中间商的恶性窜货、库存、分销不力、信息反馈、售后服务等方面的道德问题,损害生产商的利益;与其他中间商的道德问题表现为争夺经销权、窜货等道德性问题;与消费者的道德问题表现为中间商在产品推销过程中的虚假广告、服务态度恶劣、隐瞒产品缺陷、价格虚高等道德问题,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1.2.3消费者道德问题的主要表现 消费者与生产商、中间商及其他消费者存在道德关系。与生产商和中间商的道德问题是消费者恶意损害企业利益的行为,表现为恶意索赔、漫天杀价、虚假宣传而损害企业声誉等;与其他消费者的道德性问题主要表现为抢购、商业投机、内部购买等行为,损害其他消费者的利益。 2营销渠道道德建设模式 2.1营销渠道道德建设模式构成 营销渠道中的矛盾和冲突,不能仅靠法制来解决,即使有健全的法律体系,现代企业的营销渠道仍然需要道德来维系。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与营销的扩展,需要大力加强营销渠道道德建设。构建完善的营销道德体系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如图2所示。 营销渠道道德建设系统主要由四部分构成:渠道道德认知、渠道道德标准、渠道道德评价以及渠道道德控制。 (1)渠道道德认知。根据营销渠道中经常出现的问题,进行归纳总结,并进行深入的研究,对问题的成因、规律进行研究,实现对营销渠道中的道德问题的准确认知。 (2)渠道道德标准。根据对渠道道德的认识以及社会中普遍的道德观念,制订渠道道德的评价标准和渠道道德规范,便于在实际工作中操作。 (3)渠道道德评价。对渠道主体进行道德性评价。渠道道德评价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对整个渠道的道德性进行评价;二是对渠道的某一主体的道德性进行评价。道德评价的关键是建立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再采用适当的方法。 ⑷渠道道德控制。对渠道道德的研究,目的是减少或消除渠道中的不道德行为,因此,渠道道德控制是最终的目的。渠道的道德控制主要从文化引导、赏罚机制、教育培训和监督管理四个方面进行。 2.2社会、政府、企业在渠道道德建设中的作用 在营销渠道道德构建过程中,社会、政府、企业都应该发挥重要作用,全方位推进营销渠道道德建设。 (1)社会的作用。社会环境是营销渠道的重要环境,在渠道道德建设中理应发挥作用。社会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道德认识、道德标准、道德控制上。首先,道德问题出现在社会中,需要社会中的人、组织、机构对道德问题进行认识和研究;其次,社会的价值观、善恶观是制定渠道道德标准的重要依据;最后,社会的价值、文化引导是道德水平提升的重要环境。 (2)政府的作用。政府的作用体现在道德标准规范的制定、道德评价、道德控制上。政府首先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道德规范标准及后赏罚机制,并建立专门的机构对各渠道主体进行道德性评价。政府在道德控制中要进行正确的引导,建立相应的道德培训机构,广泛教育和宣传,并进行严格的监督和管理,使企业不道德行为的后惩罚成本高于其收益。 (3)企业的作用。企业是渠道的重要主体,在渠道道德建设中首先要加强自律,自觉遵守道德规范,坚持等价交换原则,互相理解,共享利润,做到义利统一,寻求长期合作关系;其次要对企业员工进行正确的道德教育,提高员工的道德性水平。 3结论 本文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供应道德关系、上游道德关系、营销道德关系、中间道德关系、推销道德关系和消费道德关系构成了渠道道德系统,并分析了各主体道德问题的主要表现;②渠道道德建设是一个系统过程,包括渠道道德认知、渠道道德标准、渠道道德评价和渠道道德控制。社会、政府、企业都应发挥自身的作用来提高渠道道德水平。 营销道德论文:国际市场营销道德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各国企业市场营销的范围不断扩展,国际市场营销活动中一样会遇到各种道德问题。同时,国际市场营销面临的道德问题因各国文化差异而使其更加复杂和多样。所以,基于全球化视角,探索国际市场营销道德行为及其评价,并思考国际市场营销道德建设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其现实意义。 一、国际市场营销非道德行为 1、国际营销贿赂 国际营销贿赂是指跨国企业在进行国际营销活动时,通过提供、给予有价值之物,以达到影响政府官员或企业人员履行其职责时所作所为的目的。国际营销贿赂目前是一个普遍性问题,在伊拉克“石油换食品”计划中,美国多家企业卷入了营销贿赂丑闻之中。 2、国际营销胁迫 国际营销胁迫是指用暴力或威胁达到营销目的。使用胁迫手段的目的是让某人(或企业)做违背意愿的行为。国际营销胁迫经常表现为跨国公司强迫一个零售商要得到其想要的产品必须经营某种特定产品,或零售商经营跨国公司产品时提出诸如赞助费的额外条件。 3、国际营销欺骗 国际营销欺骗是指通过误导来达到企业的营销目的。这些不诚实行为是违反营销道德的最经常形式。欺骗包括对研究数据或会计数据进行歪曲或做假,做误导性广告,以及不真实地描述产品。它的表现还有篡改花销报告,剽窃其他产品的性能鉴定证书,以及不真实地描述财务状况。 4、国际营销歧视 国际营销歧视是指针对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企业或个人开展营销活动时采用带有歧视性营销策略或战略。例如在定价方面,国际上仍然存在价格分级问题,表现在国内、国际两个价,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不同价。国际营销歧视是国际政治歧视在经济领域的延伸。 二、国际市场营销道德评价理论 目前,国际市场营销道德的一般评价理论是目的论和道义论。 1、目的论 目的论(teleology),是指判断某行为是否有道德,主要看其行为所引起的后果如何。当某行为能够为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幸福便是道德。反之,便是不道德。这种注重结果的伦理观点,最受指责的是只强调决策的后果,而不重视行为过程;只偏重组织权益,不重视个人的权益。 目的论理论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杰米里•边沁(Bentham)和约翰•穆勒。迄今为止,目的论已经形成多种流派,尽管这些流派存在分歧和差异,但它们的共同点是基本的,都是以目的和行为所产生的效果来衡量什么是善,什么是最大的善的问题,并依此判断行为的道德性。 功利理论强调行为的后果,并以此判断行为的善恶。一种行为在善恶相抵后形成净善,该项行为才是符合道德的。西方学者韦斯和弗里切等人认为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但出发点是利己或功利的。由此曾提出利己主义(Egoism)和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道德观点,前者是指结果对个体(包括企业等个别组织)有利,后者则指后果对受行为影响的所有人有利。 2、道义论 道义论认为,某些行为是否符合道德不是由行为结果,而是由行为本身内在特性所决定的。道义论重视决策过程,重视这种过程中的个人权益与个人原则。也就是说,判断某一行为是否具有道德性,只需要根据本身的特征可以确定,而不一定要根据行为的“善”、“恶”后果,即符合义务原则的要求时,便是道德的。例如,企业之间签订经济合同,他们必须履行合同义务,否则经营活动便会瘫痪。 道义论还强调行为的动机和行为的善恶的道德价值。例如,有三个企业都进行同一工程的投资(如希望工程),甲企业为了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以便今后打开其经营之路;乙企业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丙企业为了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很显然,丙企业投资行为是来自尽义务的动机,因而更具有道德性。 3、目的论与道义论在国际营销中的作用 目的论和道义论在国际营销中有广泛的应用,但也有一定的缺陷。目的论只重视行为的结果,而不顾此行为的手段与动机。所以它的缺陷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忽视个人权益,只重视整体权益,体现在国际营销中只注重本国利益,而不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第二,忽视正义与权利原则,忽视平等与分配的精神,即只重视幸福的总和,而不考虑幸福怎样分配,这就造成不公正的结果,体现为国际营销中的发达国家有实力的跨国公司对不发达国家的掠夺。第三,忽视公平,尤其不重视行为的过程,就可能导致欺骗、说谎、不公正等非道德的行为发生。在跨国经营中,这一点表现的很突出。 道义论从人们在生活中应承担责任与义务的角度出发,根据一些普通接受的道德义务规则判断行为的正确性,是有现实意义的。事实上,诚实信用、公正公平、不偷窃、不作恶和知恩图报等品行已经被大多数人视为一种基本的道德义务并付诸行动,而且这些义务准则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各个国家法律、公司政策及贸易惯例等方面。总体来说,道义论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强调个人权益、公正与道义,忽视组织的整体利益。第二,忽视企业盈利性,跨国经营的利益取向更明显,利润导向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们接受。第三,过多地考虑人类福祉,事实上很难做到,缺乏实用性。道义论在国际营销中应得到提倡,应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三、国际市场营销道德建设的几点思考 1、跨国公司应将营销道德建设纳入到企业文化建设中去 对于道德价值观的认识差异体现在企业文化中。日本、韩国的经理往往将贿赂作为一种商业活动的入门费。日本、美国的经理更关注环境污染的合法性和风险性。亚洲的经理对道德的回答不如美国经理的回答肯定。日本和台湾的经理在道德上的妥协性较大。可见,对于道德的认知和行为受到所处社会文化的深刻影响并深植于企业文化之中。 我们通常理解的企业文化有两个层次。深层次的文化包括企业成员共有的价值观,浅层次的企业文化包括指导企业员工日常行为活动的规范。将营销道德建设纳入到企业文化建设中来,就要在两个层次上予以体现。在深层次上要树立符合文化的道德观念,在浅层次上要制定诸如《业务行为指南》(波音公司于1985年制定,缔造了波音经营良好、成功而且道德良好的公司形象)的道德行为规范。 2、理论界应构建国际性营销道德体系 对于什么行为是营销道德行为,什么行为是营销非道德行为,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公司对此的认识差异很大。在政治领域,现已存在诸如《国际法》、《国际人权宣言》等用以调整政治冲突的理论依据。同样,在经济领域,在国际市场营销方面,也应构建国际性营销道德体系。 国际性营销道德体系应贯穿企业营销活动的全过程,即从营销调研活动开始,到针对目标市场特点,制定产品,定价,分销,促销,公共关系,政治关系策略等。在这些营销活动中的道德性问题涉及到不同的主体,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域,在构建上显然存在很大难度。但这一体系一旦构建成功,将会在很大程度上规范国际营销行为,会极大地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3、国际经济组织应进行基于诚信的营销道德测评 可以设想,如果有一家国际性组织,诸如WTO,世界银行,每年度公布全球公司营销道德状况排名,这将会引起不次于《财富》500强的商业效应。就目前而言,展开基于诚信的营销道德测评在理论上已经可行,只是还没有进入实践层面。 如果展开了基于诚信的营销道德测评,会在两个方面产生积极影响。一是促使更多企业认同国际营销道德标准,将其营销行为纳入到国际营销道德规范中来,这将掀开国际营销发展新的一页。二是在开展国际营销活动,寻求合作伙伴时,会在信息搜集难度大,国外情况不了解的现状中更有效地选择合作伙伴,降低国际营销的风险。 4、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 在国际营销中,消费者维权的成本更高,而消费者维权的意识也较淡泊。由于文化的差异,亚洲消费者多奉行传统文化,讲究息事宁人,在商品价值不是很高的情况下,一般不愿向消费者协会投诉或对簿公堂,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国际企业的不道德行为。而欧美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消费意识较强,消费者起的作用也较大。从总体上讲,消费者维权意识的增强,可以削弱国际经营企业的不道德动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际营销道德建设。 5、制定相关法律 虽然法律与道德不是一个范畴,但当经营者的道德意识不能提升到一定的层次时,法律的作用就突显出来了。目前,国际经营企业在境外经营主要受所在国法律的限制,而本国法律一般不予以关注。笔者认为,基于国家形象和国家经济利益的长远考虑,世界各国应考虑制定相关法律,或在已有法律中体现对境外营销行为的约束。以我国为例,虽然我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5年多,但我国目前还没有针对在境外经营的专门法律,如《境外投资法》等,所以我国应加紧修订相关法律,并本着树国际良好营销形象的原则在相关法律中引入国际市场营销道德问题的处置办法。 营销道德论文:我国企业营销道德建设论文 一、营销道德与顾客忠诚度 顾客忠诚度是现代市场营销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反应了顾客对企业的某产品或服务在态度上认可、行为上重复购买的程度。最初,顾客忠诚度主要被理解为顾客重复购买的次数,不考虑顾客是否真心购买,只考虑顾客的购买行为。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学者开始考虑顾客的情感因素与心理因素,并将其作为考察顾客忠诚度的变量因素。时至今日,学术界对顾客忠诚度比较一致的定义是行为重复论、态度取向论和综合论。行为重复论是指消费者重复购买某一品牌某一产品的频率、购买比例以及忠诚度持续的时间长度等,主要表现在购买行为上,不考虑消费者的情感因素。态度取向论是指某企业的企业文化、营销行为、品牌个性等与消费者之间有某种情感的契合点,得到消费者的认可,消费者愿意长期、持久地拥护此产品、此品牌、此企业,并且愿意将其推荐给其他的顾客。综合论认为顾客忠诚是顾客对某企业、某品牌、某产品既有较高的态度忠诚,又有较高的行为忠诚。学术界普遍认为影响顾客忠诚度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四个:一是品质保障。无论是实体产品还是服务类产品,质量将影响顾客满意度。二是顾客满意度。这是顾客忠诚度研究的关键因素,许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都证实了在竞争激烈的营销环境中,顾客满意度与顾客忠诚度呈正相关的关系。顾客满意的程度越高,忠诚度就越高,重复购买的意愿就越强烈,反之,则会产生不满,不仅自己不愿再次消费,而且会在熟人圈中进行负面传播,给企业造成损失。三是顾客的信任。这是消费者对企业产品以及企业文化的认同,是对企业放心的一种态度表现,是在顾客满意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情感承诺。四是转换成本。它也是影响顾客忠诚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包括货币成本、心理成本、服务成本等。营销道德是企业伦理学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判断企业营销行为是否符合利益相关者利益的道德评价标准的总和。企业作为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注重道德建设,尤其是营销活动中的道德建设,以道德营销为指导原则,不是将完成营销业绩作为最高目标,而是将消费者利益、社会利益等与企业利益联系在一起,将有助于提高顾客的忠诚度。一是积极主动地进行道德建设,道德地进行营销活动的企业能保障自身的产品质量、服务水平等,将增强顾客的直接的消费体验,提高顾客的满意度。二是企业注重营销道德建设,加强道德营销的力度,使消费者感知到企业的德行、德性,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公共形象,增强顾客对企业的情感承诺,提高心理认同感,从而进一步促进行为忠诚和态度忠诚。三是企业注重营销道德建设,将有助于强化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度。在信任的关系中,消费者相信企业的行为对自己是有利的,所以愿意与企业保持持久的关系,并将这种关系延续到其熟人圈中,进行口碑宣传。 二、评价标准 要通过营销道德建设实现顾客忠诚度提高的目标,首先需要知道营销道德的评价标准。营销道德作为企业伦理的核心内容,其评价理论既有功利论与德性论两大基本理论,又有三大营销评价理论,即显要义务理论、相称理论和社会公正理论。功利论产生于19世纪初的英国,以边沁、穆勒等为代表,基本思想是判断某一行为是否具有道德性,要考察行为的结果是否给大多人带来幸福或效用,不考虑行为本身是否具有道德性。德性论主要以康德为代表,基本思想即某一行为是否具有道德性,不在行为的结果,而在于人们是否出于自己的自觉遵守神圣义务,强调行为的动机。显要义务理论是罗斯于1938年提出来的,主要是指智力正常的人,不需要推敲就能意识到的一种道德义务,包括诚实、感恩、公正、行善、自我完善和不作恶的义务。相称理论是加勒特于1966年提出来的一种判断营销行为是否符合道义的营销道德理论,其核心思想是将营销行为的目的、手段及后果综合起来分析判断,如果某行为没有相称的理由就放任“小恶”或“大恶”发生,那么这种行为就是不道德的。社会公正理论是罗尔斯于1971年提来的,罗尔斯在《正义论》中通过对无知之幕和原初状态的构想,试图建立一个公平自由的社会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个人事先对自身以外的情况都不了解,为了自己获得公平的机会,就需要对别人公平,但社会中又确实存在弱势群体,因此不能损害弱势群体的利益。它没有直接涉及到营销道德,但对企业建设营销道德判断具有指导意义。根据自由原则,在营销活动中,企业应该尊重顾客自由选择商品的权利;根据差异原则,企业不得损害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的利益。我国学者也从4P的角度对产品策略、价格策略、渠道策略和促销策略四个方面构建了一些具体的评价指标体系。比如甘碧群从诚信度、诱导性、公平竞争、公平交易、顾客价值、社会责任和强迫性等七个方面对营销道德进行评价。本文结合西方学者及国内学者的理论研究,从4P的角度构建营销道德的评价标准: (1)产品领域,诚实守信,从原材料到加工生产、成品,不偷工减料、不奢侈浪费、不损人利己、不以小恶谋大利,以为消费者提供安全、放心有品质保障的产品或服务为企业之根本。 (2)价格领域,定价公道,不得进行欺诈性定价、垄断性定价、歧视价格、暴力价格、恶性价格竞争等。欺诈性价格、垄断价格、歧视价格、暴力价格主要是针对消费者的,而恶性价格竞争主要指竞争者之间的。无论是对竞争者还是消费者,都不能以损害他人的利益来实现自己的利益。 (3)渠道领域,无论是供货商还是中间商都应该诚实守信,并以一种感恩的心相互协作,快速、便捷地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渠道成员不得挟持、操纵对方。 (4)促销领域,不得进行广告欺诈,误导消费者,不得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促销产品,不得强买强卖,同时还应该考虑消费者的价值,公开告知消费应该知道的信息,尊重消费者货比三家的权利,尊重消费者选择的权利等。总而言之,判断企业营销是否道德的标准就是企业的营销行为是否是道德的营销行为,不能简单地只考察销售这一个环节,而应该对应4P策略每一个环节,考察这些环节是否有违背法律法规、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损害社会利益的行为,是否做到了诚实无欺、公平竞争、回馈社会,否则就是不道德的营销行为,企业就是不道德的企业。 三、对策与建议 通过前文的论述,企业在4P营销策略过程中,通过加强道德建设,进行道德的营销活动,提高顾客满意度、强化顾客的情感承诺,强化顾客的信任度,将增强顾客对企业的行为忠诚和态度忠诚,促进企业的持续发展。而企业如何进行道德建设,笔者有如下对策与建议。 (一)自觉遵守法律法规 企业的二重性(社会性、经济性)决定了企业不仅是道德的主体,也是经济的主体,经济人的本性就是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利益。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企业不仅可能寻找法律法规的漏洞,来满足企业的利益诉求,甚至可能为了追逐高额利润做出违法乱纪的事。随着我国的立法日趋完善,违法成本将日趋提高。遵守法律法规是企业道德的底线,道德的最低要求就是不违法,即认识法律法规,遵守法律法规,合法经营。这不仅是法律的强制性使然,也是道德的习惯性使然。企业经营者道德水平越高,遵纪守法的意识就越强,法律的效益就越明显。因此,企业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不仅可以规避法律风险,履行自身的道德义务,而且还可以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提高顾客的忠诚度。 (二)通过企业文化建设强化企业道德营销 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各种活动及其结果中,以共同价值观为指导并在实践中体现出来的以文明取胜的文化系统。它主要通过企业宗旨、企业战略规划、企业行为标准、企业思维方式等方面表现出来,实质上就是企业的价值观。它是企业的精神支柱,是企业领导者和员工共同恪守的信念,是指引企业决策者和员工行动的指南。通过建设企业文化来强化企业道德营销,也就是营造一种道德的经营文化、一种既考察市场需求又能提高消费者和社会福利的经营理念。这种理念不仅仅考虑企业自身发展的问题,还考虑消费者的身心健康以及社会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等长远发展的问题。企业将这种经营理念通过文化建设内化为企业的伦理价值观,外化为全体员工的习惯行为。 (三)在企业营销战略中贯彻实施道德营销 营销战略属于企业战略中的职能层战略,但对于希望取得卓越表现的企业来说,不仅是实现企业总战略的业务性战略,还是伦理性战略。即对于追求卓越表现的企业来说,不仅要在营销过程中实现优秀的业绩,而且要体现优秀的道德品质。即在营销过程中将道德营销作为企业价值观的指导,秉承“负责任”的态度去获得营销业绩。一是制定道德化的营销目标,即不将营销业绩看得高于一切,而是优先考虑消费者、社会的利益。二是将营销目标加以细化,逐一分解到产品、价格、渠道、促销四个环节中,在每个环节中都考虑消费者、社会的合理利益是什么,企业的义务是什么,并制定以道德营销为基本原则的营销战略,并予以贯彻执行。 (四)完善监管体系,把好营销道德关 企业要有效地开展道德营销,不仅要有道德原则,还必须有正式的组织保障。一是以道德原则为基础,制定道德评价准则;二是明确整个营销过程的道德责任主体;三是完善监管体系,在组织结构上设立监管部门,隶属营销总裁,主要负责营销道德的监督管理工作;四是建立信息反馈机制,设置奖惩措施。 作者:李吉艳单位:太原学院经济贸易系 营销道德论文:企业道德网络营销论文 一、网络营销相对传统渠道的优势 (一)网络营销的优势 1、降低了企业营销成本 企业开展网络营销可以通过互联网商品信息和商家信息,利用网络工具广告进行宣传,所耗费的成本相对于传统营销活动而言要少很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降低企业营销成本,包括通信成本、采用成本、促销成本、广告成本等。 2、增进了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流 互联网平台拉近了消费者和企业之间的距离,它提供了一个活跃的信息传输渠道,企业可以利用网络平台有关商品和企业的各类信息,将商品和企业推广给消费者,并及时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变化;消费者也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询价或者了解订购信息,同时提出对商品的改进意见,实现互动双向的市场销售流程。 3、突破了时空限制 企业利用互联网平台开展网络营销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企业利用网络可以开展全天候的销售活动,随时为消费者提供产品和服务;同时,网络营销可以突破地域的限制,把企业的销售渠道建设到网络存在的地方,为企业带来了更多的销售机会。 二、企业网络营销道德存在的问题与成因 (一)企业网络营销道德缺失的表现 网络营销属于电子商务的范畴,在电子商务中将资金流、物流、商流、信息流融合为一体,网络营销道德涉及的范围也较为广泛,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这里从企业网络营销流程结构示意图可以窥见网络营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道德问题(图1)。 1、资金流中存在的道德问题 目前,我国网络交易的信用体系建设尚不健全,由消费者、网络商家、银行和认证机构参与的信任体系仍然存在不足,安全的电子支付体系还没有完全构建完善,商家在交易过程中往往把风险转嫁给消费者,为了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商家往往无故取消订单或者以种种理由要求消费者增加支出,扣押来往的货款,导致消费者财物两空,降低了网络营销资金流动的安全性。 2、物流中存在的道德问题 商家一般会通过自建的物流体系或者借助第三方物流配送将消费者通过网络购买的商品发送到消费者手中,这也标志着一次网络营销活动的结束。商家往往为了自身利益,无故延迟发货,而商品一旦在物流配送过程中发生损坏,商家与第三方物流配送企业则相互推诿,拒不承担责任,给消费者的利益带来了较大的损失。 3、商流中存在的道德问题 根据销售的阶段性划分,网络营销过程中商流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售前环节,商家采用虚假宣传,在网店中所描述的产品质量和功能与实际不符,过分夸大产品质量和功能,以次充好,消费者在网站上看到的商品信息和图片大多数都是经过美化和夸大的,与商品本身存在一定的区别;售中环节,商家为了达成销售,在利用网络客服与顾客商讨交易细节时往往作出无法兑现的口头承诺,比如顾客拍下商品后给予一定的折扣或者返款,诱导消费者尽快购买商品,当销售目的达成时却拒不兑现承诺;售后环节,商家承诺的售后服务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或者商家要求消费者为原本应当免费的售后服务支付费用等,原本在“三包”期限内的产品或者赠品出现质量问题,商家以种种理由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4、信息流中存在的道德问题 信息流中的道德问题主要涉及信息的安全性、私密性、真实性、数字化产权和信息竞争等。信息私密性。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即便是没有得到消费者的许可,企业也很容易通过多种渠道获取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包括消费者的姓名、联系方式、家庭地址、职业、收入、个人爱好甚至银行卡密码等私密信息,这些信息被不法企业当做商品出售给有需要的商家,这种私自公开或者出卖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个人隐私权;信息的安全性。虽然目前网络营销过程中采用多种安全加密技术和安全机制来保证信息的安全性,但是目前的信息安全机制和加密技术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不法分子仍然可以利用系统和商家网站的漏洞,窃取消费者的个人信息甚至银行卡号和密码,增加了网络营销的风险;信息的真实性。在商家利用互联网商品信息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利益的驱使,部分商家利用网络自身的虚拟性和隐蔽性,在网站上虚假的广告、不健康或者违法的商业信息,部分消费者难以甄别信息的真伪,难以选择合适的商家和产品或者被恶意引导而受到侵扰,这给消费者带来了相应的损失,也有违公德;数字化产权。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版权意识的提高,数字化产权问题在网络营销活动中日趋受到关注,数字签名、数据的所有权、电子合同、信用记录、数字商标等新型道德问题开始不断浮现,成为对商家网络营销道德的拷问;信息竞争。企业为了提升知名度、美誉度,获取商业利益,往往在网络中采取不正当的广告竞争,如在网络平台设置弹出式广告和浏览器插件,或者利用网络工具恶意捏造散布不利于竞争者的信息,混淆视听,侵扰了消费者网络购物的自主权。 (二)企业网络营销道德缺失的原因分析 1、网络营销的道德意识缺失 网络营销建立在一个开放虚拟的互联网平台之上,在交易的过程中买卖双方没有直接的接触,交易的虚拟性强、可追踪性较差、监管难度大[1]。为了短期内尽可能地获取更多的利益,部分企业虚假的商业信息、以次充好,道德意识缺失;由于法律意识淡薄且网络维权成本较高,因此许多消费者在网络消费过程中自身利益受到损害往往忍气吞声,对企业道德缺失的行为不予追究,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实施不道德商业行为的成本,助长了企业不道德行为。 2、网络营销的立法缺失 目前针对我国网络营销的政策法规尚不健全,当消费者遭遇不道德的商业行为时往往难以从现有的政策法规中找到相应的法律法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近些年来,我国网络营销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网络营销中新的道德缺失行为形式更加多样,原有的政策法规中缺少对这种新行为的判定和约束条例,更谈不上如何对商家采取惩罚和追究,网络营销的法制建设急需改善。 3、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 虽然网络营销大大增强了消费者对产品和商家的了解,但是信息不对称现象仍然严重,消费者依旧处在信息弱者的地位[2];网络营销过程中的监管、追踪和事后取证难度大、成本高,消费者网络消费遭遇侵权的事件较多,保障自身合法权益的途径却比较少,导致消费者在网络营销中处于弱势地位。 4、道德监管机制不健全 现阶段我国网络营销的商业环境、信誉体系、诚信档案建设尚不够完善,再加上网络自身的虚拟性和跨时空性,造成一旦在网络营销过程中出现道德问题很难真正有效地进行监管,这也是网络营销中出现不道德商业行为屡见不鲜的根本所在。 三、企业网络营销道德缺失的影响 (一)损害了消费者的切身利益 企业网络营销道德缺失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损害了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企业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随意侵犯,不仅会给消费者造成相应的经济损失,也会影响到消费者的身心健康。 (二)不利于企业自身发展 尽管企业在短期内可以通过不道德商业行为,如:欺诈、误导消费者可以获得眼前利益,但是从长远来看,企业的不道德商业行为必然会导致消费者对企业的忠诚度和美誉度降低,一旦这种行为被大范围披露,势必会对企业的声誉和信誉造成极大的破坏,企业将会遭受来自消费者、社会的谴责和监管机构的追责,难逃失去顾客和市场的命运。 (三)破坏市场竞争秩序 在正常的市场秩序下,企业处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通过正当的手段获得相应的合法利益,这有助于市场环境的健康发展。但是,有部分企业为了抢占市场份额、打击竞争对手、获取更多的利润,在市场竞争中采取不道德的商业手段,比如虚假宣传、诋毁竞争者、窃取商业机密、欺骗消费者和社会舆论等。这些行为对整个市场的竞争秩序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破坏了市场的公正公平,严重影响了其他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同时危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四)破坏整个社会道德秩序 当企业在开展网络营销的过程中实施不道德行为造成部分消费者上当受骗时,由于消费者具备相应的外部连带性[3],他们会将上当受骗的信息传递给其他的消费者,考虑到信息的扩散效应,这些虚假信息将会在短期内以几何级数在信息源周围扩散。虚假信息将会驱逐真实信息,会造成消费者和社会对网络营销的不信任,进一步影响整个社会的信任机制,导致全社会道德秩序混乱、诚信水平下降。企业泛滥的网络营销失德行为不仅会对整个网络的诚信水平造成极大的伤害,也会严重败坏整个社会的风气,不利于精神文明建设,损害了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 四、网络营销道德建设途径研究 (一)建立健全网络营销法律规范体系 为了建立网络营销诚信机制,加强网络营销的立法建设是必经之路[4],要想把对网络营销的监管落到实处,就必须制定出相关的法律,将网络营销行为纳入到法律法规可控的范围之内。对于网络营销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完善电子商务立法。我国的电子商务立法还处于初级阶段,许多问题还缺少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解释和约束,这也成为制约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的一大障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必须加快电子商务的立法,利用法律法规来规范网络营销中的商业行为。二是修改广告法。网络广告已经成为“第五媒体”,但是针对网络广告制定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善,现有的针对传统广告媒体的法律法规也不能完全适用于网络广告,因此必须强化针对网络广告的立法建设。三是完善电子合同法。随着网络交易的兴起,电子合同作为一种新型的合同形式越来越多地被人们采用,而电子合同作为一种电子凭证,它与传统的书面合同存在一定的差异,对于电子合同、电子单证的认可、电子证据的有效性等问题尚没有相应的法律规范,这势必会影响到网络营销的健康发展。四是加强对网络隐私保护的立法。网络隐私关系到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一旦网络隐私权被侵害,极有可能给消费者带来极大的损失。但是目前我国关于网络隐私保护的立法几乎处于空白阶段,因此必须对现有网络法律法规进行合理的补充完善,切实保护网络营销消费者的隐私。 (二)加强社会监管,提升企业网络营销道德意识 对于企业在网络营销中出现的不道德商业行为,应当加强社会监管,利用全社会的力量配合政府机构一同对企业行为进行监管,增加企业违德经营的风险和成本,提高企业的网络营销道德意识,规范企业的网络营销行为。具体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来实施:一是充分利用网络舆论监督,利用网络的开放性将不道德的企业暴露在广大消费者的视野下。二是充分利用消费者的舆论监督,网络为消费者之间沟通和交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如公告栏、论坛等等,消费者可以在平台上分享自己的购物心得,将自己在网络消费过程中遭遇的商家不道德的商业行为通过各种网络途径进行曝光,引起其他消费者的共鸣。只有广大消费者积极参与进来,共同抵制市场中的不道德商业行为,才能抑制整个网络营销过程中的不道德商业行为,迫使企业提高自身的网络营销道德意识。三是利用行业的监督,行业监督是整个社会监督的重要环节,行业在对企业进行管理的同时也应当发挥自身的监督作用,约束行业内企业的道德规范。 (三)提高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和鉴别能力 在目前我国网络营销法制尚不健全、管理还存在不足的现实情况下,政府机构及各类社会团体应当利用各种传播媒体进行广泛宣传,提高广大消费者的维权意识、鉴别能力等。市场中的每一位消费者都有权利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积极与不法商贩做斗争,减少受骗上当的可能性、避免遭受损失。 (四)提高企业的道德自律意识 提高企业的道德自律意识,是加强企业网络营销道德意识的重要途径,企业应当充分考虑网络营销的特点[5],在保护消费者隐私权、商业信息等多个方面加强道德自律工作。主要来说可以从3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强企业全员道德意识教育,引导企业内部广大员工从思想上重视网络营销道德。二是建立网络营销道德规章制度,当企业自身或者员工在网络营销过程中出现不道德行为时,做到有根有据,将企业网络营销道德伦理落实到日常的规章制度中,并通过制度建设防范网络消费者遭遇道德风险。三是严格执行道德规章制度,企业可以通过建立专门的监督机构,来负责企业网络营销道德制度的执行情况。 (五)完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从技术层面上减少企业网络营销过程中不道德问题的发生几率。网络营销的安全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安全技术的完善,政府应当完善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各类信息安全技术的建设与应用,从技术层面上减少企业网络营销不道德问题的发生。 作者:刘放工作单位:安徽审计职业学院 营销道德论文:浅析我国网络营销中现存的道德问题 摘 要:网络经济时代,网络营销俨然成为大众营销模式,由于互联网自身的虚拟性特点,各企业在网络营销的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道德问题。因此,认真分析我国网络营销过程中存在的道德问题,有助于我们有针对性地改善网络营销环境。 关键词:网络营销;道德问题 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市场营销突破了传统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进入到了网络营销时代。然而,在提高了营销效率的同时,网络营销也导致了部分企业的网上行为出现偏差,出现了一系列违背道德良知甚至是违法犯罪的现象。这些现象所反映的道德问题,具体表现在网络营销活动的各个阶段: 一、网络市场调查阶段 企业在网络营销之初,一般都会做网上的市场调研,这个阶段里最突出的道德问题就是侵犯隐私权。细分来看,主要有以下两方面表现: 1.非法获取消费者信息。在网上开展的市场调查过程中,个别企业在未经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可能会利用大数据等网络技术锁定消费者的位置获取浏览记录或手机通讯录,从而攫取到消费者的有效信息,甚至包括个人银行账号密码等绝密资料。互联网+的大数据,在方便了公众生活的同时,也使得消费者的个人隐私权无形中受到了侵犯。 2.非法公开或使用消费者信息。大多数企业开展网络营销活动时,会要求消费者注册成为网站或网店会员,并承诺对消费者所提供的个人信息进行保密。但事实上,有些企业往往为了获取私利或是为了与相关企业实现业内的资源共享信息交换,违背保密承诺,私自公开或出卖消费者个人信息给其它企业,从而导致消费者邮箱或是手机里时不时会收到具有商业广告性质的邮件和推送信息。 二、网络营销产品策略阶段 这一阶段的道德问题主要集中在数字化产权上。具体表现为: 1.版权。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使得复制和修改数字化作品、上传及下载各种带有知识产权的信息变得简单。一些企业在营销过程中未经允许,私自采用版权所有企业的网页背景图案、图片或者外观设计,或是任意转载其它媒体上的信息资料,严重违背了商业伦理道德。 2.商标权。企业在互联网上的注册商标是通过网站的域名来表现的,这个域名具有一定的商业识别功能,是企业独一无二的标志。但就是这个标志,经常被一些不法分子拿来做文章。个别企业会欺诈性地注册与现有企业实体或竞争对手域名及商标相似的域名,从而混淆消费者的视听,败坏正规企业的声誉,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商业原则。 三、网络营销价格策略阶段 为积聚人气、提高市场占有率,营销企业往往利用消费者爱贪便宜的心理,开展各种各样的促销活动,一些不诚信经商的企业就会利用信息欺诈来误导消费者。具体表现为: 1.或传播免费虚假信息。在营销活动中,有些企业会承诺满足一定条件的参与者有机会通过抽奖得到免单惊喜,但实际上许多时候,这些承诺得不到兑现,或者是低于承诺值的兑现;还有些企业会在网上免费领取产品的信息,但当消费者点击免费领取后,常常被要求在收费网站注册后才能领取,或者,要求消费者先交押金,待使用完产品给出满意的评价之后,企业才会把押金退还消费者。 2.虚假促销信息。有些企业网络营销价格政策不透明,开展的促销活动大多是先涨价后再打折,乍看之下是便宜了,但实际上消费者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还有一些企业参与团购网站活动,当消费者团购商品后进行线下体验时,并非能够按照商家既定的承诺进行,需要另外支付一定的价款之后才可享受。目前这种信息欺诈问题,在较大的团购网站和网络购物网站非常常见。 四、网络营销渠道策略阶段 由于网络交易中商流和物流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离,使得消费者取得商品所有权的时间与得到实际商品的时间不一致,这就为一些不道德的营销者提供了欺诈的空间,使消费者权益受损的可能性加大。其具体表现为: 1.以次充好、以假乱真。消费者在网上获取商品信息的方式来自于大量的图文介绍。而就目前的图文处理技术来说,任何文字和图形都可以进行美化处理,这就使得消费者在网上看到的商品和真实的商品两者之间可能存在差别;另外,部分网店打着具有网络特许经营权的幌子,发售非正规渠道得来的商品,以次充好、以假乱真,使消费者以为买到的是企业正品,更有甚者会利用非正规渠道价格优势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 2.虚假交易、骗取货款。网络交易中,买卖双方不再像传统交易那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而是通过第三方物流的参与来完成交易。因此,有些企业可能会发空快递、假快递,并把消费者无法获取满意的商品归咎于物流一方的工作失误,反复拖尾扯皮之后强行完成交易,使消费者钱款受损。 五、网络营销促销策略阶段 网络营销促销策略中,较为普遍的道德问题就是违背他人意愿强行商业信息。最典型的事例就是部分企业利用网络信息技术,通过邮件搜集软件大规模地搜寻散布在网上的邮件地址,然后发出数以百万计的具有商业广告性质的垃圾邮件,轻则侵扰消费者个人的生活安宁,重则利用伪基站和钓鱼软件套取消费者的真金白银。有些企业通过网络技术强行在消费者浏览网页时设置弹出旗帜广告;有些企业混淆软件下载地址,强行推送其它软件下载信息;更有些企业为了博取关注和点击量,在网站上一些内容与形式不健康甚至是违法的色情信息,严重威胁到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 当然,目前我国网络营销中的道德问题远不止以上这些,更多时候,是以上多个问题的组合。要解决网络营销中的道德问题,营造出良好的网络营销环境,需要政府、行业、企业和社会多方面的努力才行。 作者简介:康博涵(1981- ),女,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网络经济、电子商务;赵杰丽(1972- ),女,硕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电子商务、外贸英语 营销道德论文:营销道德研究综述 【摘要】本文在整理出涉及营销道德的已有研究基础上,将已有的营销道德研究划分为三个类别,即:营销道德的个人层面、营销道德的组织层面、营销道德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层面,并对营销道德的个人层面与组织层面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文献回顾,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坚实的文献基础。 【关键词】营销道德,非道德行为,文献综述 一、引言 随着国内外学者对非道德行为研究的逐步深入,营销,与企业的另一个运营职能――会计,共同受到了学者的普遍关注。企业的营销,由于集中了企业对内对外的各种关系,是一个利益冲突高度集中的领域。同时,大量实践中出现的非道德行为,也促使学者们更加关注这一领域。 从1961年到1981年的20年间,根据Murphy和Laczniak的统计,在营销中的道德问题这一领域,已经出现了接近100篇学术文章。根据研究者的观点,这些研究可以分为以下6个方面: (1)从哲学上的一般性道德理论与营销领域的相关性角度:例如Robin在道德相对主义上的研究;McMahon在情境道德上的研究;(2)发展营销中的道德决策模型的角度:例如Bartels提出,影响道德决策的因素包括:对经济的影响、组织的期望,以及不同的支持群体对决策的影响;Pruden提出,影响道德决策的因素包括:个人的道德观、组织的道德观,以及职业道德;(3)检验营销中特殊领域的道德问题并试图找出道德与非道德的判断标准:这一方面所涉及的领域包括:营销研究、营销管理、营销人员、广告、社会营销,等等。这一类的研究包括:Crawford对市场调查公司总裁的研究;Dubinsky等人对假想的销售行为的研究;Krugman和Ferrell调查了广告从业者的道德认知;Lusch等人研究了社会营销中的道德问题;(4)营销研究机构与其客户间的相互责任关系:例如Bezilla等人的研究;(5)营销研究者对他们的调查对象和调查项目间的责任关系:例如Tybout和Zaltman的研究;(6)研究公司的高层管理者能让下属更有道德地决策的行为有哪些:Coe和 Coe提出道德准则;Kaikati和Label提出迅速地对道德违规行为进行惩罚;Murphy和Laczniak提出使用咨询顾问和道德研讨会。 在此之后,后来的学者们对营销道德从多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多年来若干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们,在不断地反思和总结的基础上,不断有新的理论与学术贡献。 综合来看,已有的对营销道德或营销人员非道德行为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部分:营销道德的个人层面、营销道德的组织层面、营销道德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层面,下面将根据这一分类,对营销道德方面的研究进行文献综述。 二、营销道德的个人层面 营销道德的个人层面,是指研究者从个体的角度出发,主要研究组织中个体的营销道德及非道德行为,根据每一项研究的重点与着眼点的不同,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主要方面。 1. 营销经理或营销员究竟面对何种道德问题以及这种道德压力的程度:这方面的研究例如:Chonko和Burnett发现道德所引起的冲突是所有三个类别的样本群体都认为引起冲突最多的来源;Chonko和Hunt对1076位营销经理在营销中是否考虑道德问题作了研究,结果显示,贿赂是他们遇到最困难的道德问题,且高层管理者的行为的确影响下属的非道德行为。DeConinck和Good的研究结果表明,销售经理对营销人员非道德行为的认知的确随道德问题情境的变化而不同,该项研究的重要之处在于,道德问题情境影响了销售经理是否开除这个营销人员的意愿;Chung和Khan将非道德行为的研究引入到了管理信息系统(MIS)领域,并运用行为锚定等级评价法对管理信息系统领域的非道德行为进行了分类与评价;Harding对于一个工程学学生的学术造假状况是否与将来在专业领域的非道德行为意愿相关作了一项探索性研究,数据说明,工程学学生在学术上造假的参与度,完全可以预测将来在专业领域从事非道德行为的概率。 2. 哪些因素影响了营销经理或营销员,使得他们更容易面对道德问题:这方面的研究包括:Dubinsky等人的研究发现,允许主观选择是可以创造道德困境的,营销人员因此希望管理层能够给出详尽的面对道德困境的行动指南;Dubinsky和Ingram的研究结果显示,营销人员的角色冲突和角色模糊都与道德冲突的相关性不显著;Verbeke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组织的内部沟通状况与控制系统共同影响了道德决策制定,且这一影响由马基雅维利主义水平来中介影响道德决策制定;Vitell和Davis的研究结果显示,管理信息系统的专业人士是能够感知存在着从事非道德行为机会的,但是他们很少参与。同时,成功的管理信息系统专业人士被认为是道德的。最后,当公司的道德准则缺乏的时候,高层管理者被认为是更能够影响员工的道德标准的;Gregory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当面对陌生人时,个体更有可能采用非道德手段来进行谈判;在谈判中,女性、更倾向于合作而不是竞争的个人、有规律参加宗教活动的人更不倾向于使用非道德手段来谈判。 3. 组织应该采取何种对策,才能有效缓解或降低营销非道德行为的压力: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包括:Levy和Dubinsky的研究显示,31种情境中的13种营销人员认为是不需要公司政策来解决的,该研究结果向我们表明了在哪些领域可能产生道德冲突,并进一步指出在这些领域,需要管理者制定政策以降低道德方面的压力;DeConinck的研究表明,销售经理在面对下属的非道德行为时,实施什么程度的惩罚措施是受到该营销人员绩效水平影响的,同时也受到该非道德行为后果严重程度的影响;Valentine的研究表明道德训练(Ethics Training)对于个体对上级和同事的满意度有正向的影响,同时道德训练也通过正向影响道德情境(Ethical Context)来正向影响对上级和同事的满意度。这意味着,在从道德训练到对上级和同事的满意度上,道德情境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从营销道德的个人层面上出发的研究,拓宽了学者们对营销道德问题的认识。但是,逐渐增多的影响因素,使得学者们开始寻求新的角度来对营销道德展开研究。 三、营销道德的组织层面 将个人的营销道德决策置身于组织/企业内部的情境下进行考察,导致学者们在营销道德的研究上,具备了更为广阔和整体性的思考空间。这一层面包括大量企业营销道德决策模型及相关研究启示,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对之前道德决策模型的检验 例如,Mayo和Marks运用Hunt和Vitell于1986年提出的市场营销道德通用理论模型,采用一个较小的样本,实证检验了市场营销道德通用理论模型的正确性,同时发现,因为对于后果的优先考虑,大多数的道德选择可能不会作出非道德行为;同样的,Singhapakdi和Vitell的研究部分支持市场营销道德通用理论模型;Donoho等人同样基于此模型进行了一项跨文化的模型检验研究,在Mayo和Marks所做的检验基础上,运用路径分析方法,跨越美国、加拿大、荷兰和澳大利亚四个国家的不同文化,成功的验证了市场营销道德通用理论模型核心思想的正确性; Jones和Kavanagh基于Jones于1991年提出的道德决策整合模型与问题权变模型的基础上,对于个体的非道德行为意愿展开研究,实验结论为,仅有2种交互状况是显著的,即管理影响与同伴影响、马基雅维利主义与控制点的交互状况是显著的。Bellizzi的研究结果显示,非道德行为与受害者的状况以及销售团队的激励方式相关,同时发现,如果是一个即将离职的同事,更容易发生针对她或他的非道德行为。 2、与组织相关的整体性变量对非道德行为的影响研究 Granitz和Ward的研究说明组织中的群体边界像所想象的一样,实际上也建立起了一个共享道德推理与道德意向的边界,同时个体表现出低估与群体外成员间的道德推理与道德意向的共享,并高估在群体内成员间的共享。基于此结论,研究建议管理者应当致力于消除或者模糊组织内部的内部群体边界。该项研究对于社会网络理论的引入起到了指引作用,虽然研究采用了组织行为学的研究角度,但是也引起了后续研究者的注意。 四、非道德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在营销道德的个人层面和营销道德的组织层面的相关研究基础上,伴随着实证研究的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手段的逐步发展,在营销人员非道德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上,涌现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极大的丰富了我们对于营销人员非道德行为的理解。在这一领域,有三篇综述性文章,分别是:Ford和Richardson的《道德决策制定:一个实证文献的综述》,Loe等人的《商业道德决策评估的实证性研究综述》以及O’Fallon和Butterfield的《1996―2003的道德决策实证研究文献的综述》。这三篇文献中,集中对涌现出的大量道德决策实证研究文献的总结和回顾,为我们更快捷的了解和掌握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提供了方便。因已在笔者的另一文章中提及,在此不再赘述。 五、研究结论 综上,从上述三个层面上对营销道德的研究回顾中,我们不难看出,对于哪些因素影响营销道德及其决策过程,学术界仍然在持续的关注与研究中。 但这三个层面上的研究数量却有着一定的区别,感兴趣的研究者可以在本文的文献回顾基础上,继续寻找本研究方向上可以进一步深入之处开展研究,也可以在某些研究缺失上展开后续研究。本研究有序进行的同时,笔者欣喜地看到在营销人员间非道德行为的研究上,出现了一系列较突出的研究进展,这进一步确证了本研究的应用价值。 营销道德论文:浅谈有市场营销专业特色的职业道德课堂教学 摘要:党的十八大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如何利用德育课程中的相关教材来提升学生的职业道德,是我们德育教学工作者应尽的责任。笔者以市场营销专业的《职业道德与法律》课堂教学为例,谈谈提升市场营销专业学生职业道德的教学法。 关键词:市场营销专业; 职业道德;课堂教学;教学法 各种工作,都有各自不同的职业道德,这也是最基本的职业素养。职业道德是指与人们职业活动紧密联系的,具有自身职业特征的道德准则和规范。在市场营销活动中,市场营销人员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能维护市场环境稳定,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营销职业道德要求营销人员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在协调处理好企业利益、客户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三者关系,以及在遵守道德规范前提下,去获得个人的经济利益,树立良好社会风尚,促进社会健康发展。 市场营销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是不能仅仅依靠在工作中和用人单位的培训中培养出来,更不能用一线工作实践中碰壁后得出的“血”的教训,这都容易让社会、企业和个人付出沉重的成本。职业教育是为就业和生产一线服务的,职校学习期间,学校就应该加强学生所学专业的职业道德教育。下面笔者就围绕市场营销专业学生状况,谈谈市场营销专业学生职业道德上存在的问题,并结合《职业道德与法律》课堂教学实际,浅谈提升该专业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的教学法。 一、市场营销专业学生的职业道德现状 结合社会公德,用人单位对营销人员职业道德的要求主要有遵纪守法、自律守节;爱岗敬业、尽职尽责;忠诚可靠、诚实守信;办事公道、平等待人;积极进取、锐意创新;团结协作、奉献社会。而目前中职校培养出来的市场营销专业毕业生,不同程度的缺失职业道德,主要表现在学生职业道德意识淡漠,很多学生不知道职业道德是什么;学生眼高手低,缺乏脚踏实地的精神;学生以自我和金钱为中心,缺乏团队合作和和谐共处的精神;诚信不足,借口有余,不少学生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找出各种借口去欺骗师长;心术不正,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缺乏礼仪知识,有待提升人际交往能力等。 缺乏市场营销专业的职业道德,是不利于该专业学生求职就业的,也不利于学生成长成人成才,职教工作者应该积极从职业教育的各个环节中,寻找机会,强化学生的职业道德。 二、教材《职业道德与法律》在培养学生职业道德中的作用 在中职学校学习期间,我们有不少课程可以培养市场营销专业学生的职业道德。笔者以教材《职业道德与法律》为例,作为中职德育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该书的核心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职业岗位要求的文明素养、道德修养、诚信品格、敬业精神、责任理念、法律素质和遵纪守法意识。为较好地实现《职业道德与法律》的教学目标,中职德育教师应该从学生的求职就业要求出发,采取符合学生年龄心理特征和学科内容特点的教学策略,突出教学的时代性、实践性和针对性。 为达到教材《职业道德与法律》的教学目标,并从中汲取有利于提升市场营销专业学生的职业道德内容和教学法,必须结合现代学生的心理和专业实际,采用有的放矢的教学法,事半功倍地提升学生的职业道德。 三、有市场营销专业特色的《职业道德与法律》课堂教学法 面对市场营销专业学生活泼善于表现的实际,面对市场营销专业须要有更高的交际能力和更高的职业道德这些事实,笔者认为,市场营销专业的《职业道德与法律》课堂教学,须要运用好情境、案例和合作探究教学法,来提升学生的职业道德。 (一)创设营销教学情境,让学生感悟其中的职业道德,增强学习兴趣。教师应该结合教学内容和学生心理特点,适时创设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富有感染性和启发性的营销教学情境,有效触动学生的兴奋点,激发学生思考市场营销人员的职业道德,增强学生提升职业道德的意识,从而增强学习兴趣。在讲“恪守职业道德――我诚信,我公道”这部分内容时,笔者先给学生提供了不诚信营销的情境,学生模拟不同层次、能力和性格的消费者采取的不同措施,以及市场营销人员应对这些措施的策略,并演绎双方博弈的最终结果,让学生从情境中认识到不诚信给他人和社会造成的严重后果,以及给营销者自身带来的不良影响,强化认识不诚信只有损人损己,反证了诚实守信对营销者的意义和价值。通过该情境,充分展示了以诚实守信为主的市场营销专业应有的职业道德,让学生充分认识到诚实守信给自己给他人及社会带来的益处,增强了学生培养职业道德的意识和行动。 (二)展示营销真实案例,让学生品味营销行家的道德,激发学习情感。职业道德是不可能完全通过学习教材中总结的职业道德,就能完成对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的,它是须要将理性的知识,用符合学生感性认知的材料,学生容易理解,并能轻松地接收。例如,可以通过营销的行家里手的具体案例彰显其职业道德,让学生有感触,从而有效吸引学生的情感投入。为此,教师可以通过展示营销行家里手的真实案例,尤其是他们成长成功成才的典型案例,将书本理论的职业道德知识与现实人物的职业道德结合起来,展示职业道德素养的魅力,激发学生的学习情感。例如,在讲“恪守职业道德――我奉献,我快乐”时,展示这样的真实案例,日本著名推销之神、毕业于营销专业学校的原一平,他在取得巨大成就后仍然不忘提升自己的个人素养和职业道德――练坐禅、练笑容,并让身边的朋友、顾客来指出他的缺点不足,更好地提高他的服务质量,让更多顾客满意。最终,原一平在提升自身包括职业道德在内素养的同时,取得了更大的成就,道德的提升让他的职业生涯大放异彩。通过该案例,让学生充分认识到提高包括职业道德在内的个人素养,对职业生涯发展的重要作用。典型案例不仅增强了学生提升职业道德等个人素养的意识,也激发学生学习职业道德的兴趣。 (三)引导专题合作探究,让学生营造争鸣的求学氛围,转变学习方式。职业教育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从培养学生就业核心竞争力的高度,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提升学生的职业道德素养。因此在教学上,推动以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为主要内容的学习方式变革,潜心引领学生挖掘教材中蕴含的、能引发共鸣的、有关职业道德的内容,开展个人扩散思维、小组讨论、全班交流等系列合作探究活动,使学生在热烈而有序的自主合作探究中学会理性、全面思考,形成合作探究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观念。在讲授“践行职业道德,反对职业腐败”内容时,笔者让学生探讨市场营销专业存在的职业腐败及其危害,探究市场营销专业的职业道德与个人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引领学生展开讨论和辨析。由于问题有较强的时代性和针对性,更容易引起学生的心理认同,学生思维活跃,据理争辩,真正把“讲堂”变成了“学堂”,使学生在学习方式由被动向主动转化的过程中更爱学习和探究,并在探究中认识职业道德的力量,萌生践行职业道德的信念,能更好地认识职业道德的价值和意义,引导学生提升职业道德,为职业生涯添彩。 职业教育应时刻关注社会和用人单位对学生职业道德的要求,提升学生职业道德,弘扬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能动性,自觉提升职业道德。在市场营销专业的《职业道德与法律》教学课堂上,用鲜活、精彩与灵动的教学法,来吸引学生对该专业职业道德的思考,引导学生关注该职业道德,让市场营销专业学生的职业道德稳步提升,努力构建有专业特色的德育课堂教学。 营销道德论文:企业营销道德的有效构建 [提要] 随着我国经济全球化速度不断加快,国内一些企业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为此企业不得不采取增加营销力度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能力。然而,就在营销越来越受到企业重视时,营销道德的各种不良现象也就随之而来。基于此,本文主要针对企业营销道德的有效构建进行探讨。 关键词:企业;营销道德;构建 为了能够迎合我国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很多企业都相继的加入到了战略营销模式的队伍当中。但由于很多企业过于重视经济收益,所以将工作重点都放在了战略和战术的制定当中,从而就忽视了营销道德。然而,很多企业没有意识到的是,战略战术作用的有效发挥是需要建立在合乎市场规定以及营销道德的基础之上的。基于此种情况,在未来的工作中企业必须要将构建科学、系统且高水平营销道德的任务上升到首要位置当中。 一、建立具有社会性质的营销理念 在开展营销活动之前,企业首先需要完成的就是树立一个具有社会性质的营销理念。其中,企业应在今后的工作中将消费者和社会的利益放在与自身利益相同的水平当中,并且尽可能的实现一个共赢的营销氛围。具体的要求如下:首先,企业需要改变自己的价值体系和观念,赋予自身一定的社会性营销使命;其次,企业需要面向社会尽可能多提供一些有益的产品;最后,企业需要坚持“绿色营销”的生态准则。为了能够保证社会性营销理念的有效建立,企业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位置,从根本上意识到自己更为准确的身份应该是“社会组织”。社会性营销的理念就是保证经济收益的整体性,其一直以来所坚持的就是适度营销和低营销的管理原则。这种高水平的营销道德体现不仅能够降低社会整体的消费成本,同时还能够有效的增加客户同企业之间的情感指数,继而达到提高客户忠诚度的目的。 二、正确处理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一)正确处理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同企业组成商务链条的包括设计商、制造商、分销商、货运方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等等。为了能够更好的维护企业与其他商务盟友之间的关系,应该要按照如下两个原则来相处:首先,相互合作原则,其中的内容包括踏实守信、相互平等、互敬互利、合作稳定以及实现共赢等;其次,平衡相互依存与相对独立的原则,通过正确的处理方式让企业同其他商务链中的成员能够更好的形成合力,避免出现供应链条断裂的现象。 (二)正确处理与所有者、管理者、员工之间的关系。企业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关系能够随着管理模式的改变而出现各种差异性。管理者对于企业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他就是企业发展道路中的指路明灯,但是同所有者相比,管理者却缺少了应有的执行权利。为此,企业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合理的处理企业所有者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并且采用科学化的方式来明确的制定出所有者和管理者所拥有的各项职能。同时,所有者还应该对管理者实行奖励机制的方式,从而更好的激发出他们的工作热情。此外,企业内部的普通员工也是企业赖以生存的保障,为此管理者也需要对他们实行人性化管理,让员工同企业之间能够真正形成一种鱼水难分的状态。 (三)正确处理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维权意识对于消费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其不仅能够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同时还能够有效的净化我国的市场环境。维权意识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安全权、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建议权以及维护环境的权利等。而作为供应商品的企业一方来说,其不仅需要坚持顾客至上的服务宗旨,同时还应该明确自己的社会责任。具体包括三个坚决和三个坚持:坚决不提供假冒残次的商品;坚决不谎报商品的安全等级;坚决不欺骗消费者;坚持消费者权益高于自身权益;坚持虚心接受消费者的意见;坚持提供绿色环保类商品。 (四)正确处理与竞争者之间的关系。企业是我国经济市场的组成部分,所以它是无法脱离市场竞争的。为此,各个企业需要将严于律己作为基本理念,在坚持平等的原则中处理自己同其他竞争对手之间的关系,从而避免出现恶意商斗的现象。 三、加大企业道德营销的监管执法力度 约束道德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法律,它同道德之间的关系就如同是鱼和水一般难分难舍。当前的社会经济体系最为重视的就是法律,所以加大监管企业道德营销的执法力度是非常具有实际意义的。如今,国家也相继推出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对企业的营销活动进行约束,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却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尤其是针对工商、物价、计量以及相关的技术部门来说,由于它们缺少应有的执法意识,所以让营销道德问题屡见不鲜。为此,在今后的工作中,国家仍然需要对现行的法律法规进行完善,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出企业的自我约束能力,继而形成一个能够对道德问题进行接受和处理的良好制度。其次,企业也需要建立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将监督执行主体的范围扩大到社会当中,通过群众和党政机关的力量来对自己的营销道德建设工作进行督促。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营销道德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让企业得到更好的发展,它不仅能够让企业的营销活动更具规范性,同时还能够有效的维护企业同社会、客户以及其他主体之间的融洽关系。为此,在今后的工作中,企业需要在为自己谋取利益的同时树立一个引导消费的道德新风尚,继而让我们的社会、环境以及国民的消费理念都能够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当中,从真正意义上构建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经营氛围。
发展经济论文:论发展经济学研究方法 论文关键词:发展经济学;历史;流派;研究方法;发展前景 论文摘要:在分析发展经济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前提下,对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和学术流派作了回顾,着重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综述,最后对发展经济学未来的发展前景作了展望。 一、发展经济学的来源 对任何学科的研究都应该从它的起源开始深入研究它的发展历程。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它的发展是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萌芽,经过十年,该学科就被冷落。从发展经济学定义看这一问题,在上个世纪经济迅猛发展,很多国家渐渐摆脱了发展中国家的桎梏,逐渐走上经济发展道路。 最早的经济学萌芽是从1938年威廉姆·吕彼克用法文发表的《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一般把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初。这是结构主义兴盛时期t经济学在这一阶段得到迅猛的发展;第二阶段,60年代中期。这是新古典派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复苏并出现依附论,这是发展经济学发展昌盛时期,紧接着在70年代的时候出现了断节。直到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发展阶段,这是一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新增长理论时期,这个时期发展经济学达到了理论成熟的时期,很多著作以及一些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学家渐渐地在理论上有所创新。 二、发展经济学的定义 广义的发展经济学概念是:凡是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都可以算是发展经济学;狭义的概念是:发展经济学主要任务就是研究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者说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 三、发展经济学研究方法 经过战后50余年的探索,人们对增长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尤其在研究方法选择上,以及方法论认识上均达到了较高水平。不过,即使如此,人们尚无法解释与经济发展相关的许多问题。可见该学科知识体系的复杂性。了解发展经济学最重要的一些研究方法,这有助于在研究过程中减少因研究工具短缺、选择不当带来的各种困难,也有助于更方便、更科学地解释问题、解决问题。可以大体划分为三类:实证主义、规范主义和实用主义。实证主义的哲学观点认为,只有通过观察(感觉)获得的知识才是可信赖的,旧的实证主义甚至认为推理亦不可靠,而较新的实证主义则信奉事实的逻辑延伸产生的知识也可以认为是可靠的,称为逻辑实证主义。自然科学中的实证主义认为,只有直接可以观察到的事物,即有形的事物及其关系才是真实的,认为只有当理论或命题能够用数量表示时,这种理论才是有效的。 四、发展经济学的发展 如果说发展经济学中工业化理论对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那么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工业化进行了比较准确的定义。前世行副行长、经济学家钱纳里把工业化界定为“一般可以由国内生产总值中制造业份额的增加来度量”,我国的张培刚教授则运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从技术创新角度对工业化进行解释,认为“工业化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础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概括起来说,工业化的实质就是高效率的工业部门比例上升,低效率的农业部门比例下降。 其次是工业化理论历经几十年发展所形成的一套理论体系,也成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参照物。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这是发展经济学研究工业化问题的最初阶段,以刘易斯模型为代表。刘易斯认为,主导经济发展的是工业部门,决定经济成长的关键是工业部门自身的扩张过程,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工业化的前提条件;他还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三种工业化战略:农产品出口,强调国内市场和制成品出口。 新古典学派这种发展观点,显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客观实际。事实上,市场机制起不了合理调节的作用,经济增长的利益并不能普及人群。贫困,失业、社会矛盾、资源不能充分利用等现象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有增无减。除了前述对发展的基本看法外,发展经济学也承袭了新古典学派的研究方法,并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经济发展的质的规定性。 在国际经济旧秩序之下,发展中国家在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的、脆弱的地位,从而在贸易条件、商品出口、跨国公司投资各方面都蒙受损失。但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却往往从发达国家的角度去解释和辩护,从而模糊了是非界限。 尽管发展经济学有上述的庸俗观点,但也有一些有益的成份。它所分析研究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和教训,其本身是有参考价值的。发展经济理论中对一些局部的、具体的问题的分析,并非都是谬误。发展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各个侧面如人口、工业、农业、贸易、财政、金融以及教育等等,作了相当细致的研究,得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论点。 在发展经济学的文献中,还可以看到激进学派的理论。激进学派是作为主流派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在有关经济发展的许多重要问题上,持有与新古典学派完全不同的观点。例如,关于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性质和根源,激进学派就提出了,比较中肯的意见。总之,经济发展被认为是一个无冲突、无飞跃、无质变的过程,它所要求的仅止于创造适当的刺激、完善市场的机制和起动会自行运转的增长机器而已。 发展经济论文:论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探析 [论文关键词]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广义的结构转型 [论文摘要]本文探讨了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的涵义,通过对“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和“广义的结构转型”两种具体分析方法的分析,对发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做出评价。 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 Economics或Economics of Development)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时一大批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兴起但都面临着贫穷落后的经济局面,当时这些国家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口增长率高、经济增长率低、经济结构落后、失业问题严重,这些问题严重困扰着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共同对该问题作出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其中首树发展经济学理论大旗的是结构主义学派的彼德·T·鲍尔(LordBauer)、科林·克拉克(ColinClark)、刘易斯(A·Lewis)、缪尔达尔(G·Myrdal)、纳克斯(R·Nurkse)、罗森斯坦-罗丹(P·N·Rosensten-Rodan)、赫尔希曼(A·O·Hirschman)、普雷维什(P·Prebisch)、汉斯·辛格(H·W·Singer)、霍利斯·B·钱纳里(Hollis Burley Chenery)、M·赛尔奎因(Moshe Syrquin)等人。由于结构主义方法产生较早,这些学者也构成了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人物,在2 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颇具影响。 一、何谓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 (一)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经济学的概念界定众说纷纭,并不统一。本文采用我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的解释:发展经济学是研究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他认为“发展经济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发展经济学是指凡是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和学说都可以算是发展经济学,其理论可以溯源到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的《国富论》中涉及到的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狭义的发展经济学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发展经济学,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农业国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者说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本文所谈的发展经济学是指狭义的发展经济学。 (二)结构主义方法。结构主义方法是发展经济学中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结构主义经济发展思路的基本理论要素包括其发展观、对经济发展运行机制的描述、资本形成理论、伪装性失业理论和国际经济理论。而指导这些理论的分析方法的对象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1.对经济结构构成的分析:经济结构的构成在结构主义者当中说法不一,根据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马颖和陈波的归纳分析,其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结构构成是指宏观意义上的整个经济各个部门的构成及相关变量,包括有关的经济活动部门和作为生产中主要投入的劳动力和资本投资等变量;第二,结构构成是指按经济活动部门所组成的部门结构或者按某种需要来划分的经济结构。”[1]其中大多数学者运用第二种含义进行分析。例如W.A.刘易斯有关二元经济结构的分析。霍利斯·B·钱纳里的“两缺口”模式即是按经济活动的部门结构进行分析的。且霍利斯?B?钱纳里是按积累过程(包括投资、政府收入和教育三个类目)、资源配置过程(包括国内需求结构、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三个类目)、人口与分配过程(由劳动力配置、城市化、人口转型、收入分配四个方面构成)这三个过程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进行分析的。其认为,结构构成表现为“一个经济和社会系统中相对稳定的关系。” [2]2.对经结构变迁或结构转型的分析:结构主义方法对经济发展过程中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结构转型”(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的分析一直在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学派研究纲领中占据着中心位置。“结构转型”亦称“结构变迁”(the structural change)。它们被钱纳里定义为“需求、生产、贸易和就业构成的一组互相关联的变化,而“需求、生产、贸易、就业构成的各自的变化又反映了因收入水平提高而产生的资源配置格局转移的不同方面”[3];赛尔奎因则把“结构变迁”定义为“从生产和要素使用角度来考虑的各部门在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工业化便成了结构变迁的中心过程” [4]从钱纳里和赛尔奎因两人对“结构转型”或“结构变迁”的定义中可看出两层含义:第一,“结构转型”本身就涵盖了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而赛尔奎因的定义中提到的“各部门”实际上也是指“产业结构”;第二,“产业结构转变”过程同“结构转型”过程是一个同步进行的过程,“结构转型”的作用因素,影响着“产业结构转变”。3.对经济结构与经济现象之关系的分析:结构主义者还透过经济运行中的众多变量,强调经济结构作为“深层因素”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他们看到了影响经济运行的诸多因素,指出,在一国经济中,劳动市场二元结构、农业、运输、动力、进出口等行业都被列举为结构刚性。如农业部门对价格激励做出的反映严重滞后于工业部门,往往会成为导致发展中断的瓶颈;运输和动力等基础设施部门中的刚性表现为生产缺乏伸缩性,对价格反映存在滞后性;这些部门还会因为投资不足而拉整个经济的后腿。 二、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工具例析 在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指导之下形成了具体的研究方法,著名经济学家霍利斯·B·钱纳里、M·赛尔奎因即在产业结构转型研究中倡导“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和“广义的结构转型”分析方法。以下通过对两种研究方法的概述,对这两种方法做出评价。 (一) 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方法。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型方法主要指统计方法与投入——产出法。最早对产业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是克拉克。他在其《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从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这三个部门就业人数的变动入手,研究了产业结构的转变,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农业部门的相对规模不断缩小,工业部门先增大后缩小,而服务业处于部门不断增大趋势;第二,效率和需求是促成产业结构转变的两个基本方面。库兹涅茨对克拉克的研究方法作了进一步发展,他在《现代经济增长:速度、结构与扩展》一书中,指出了有关农业、工业、服务业这三个部门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的关系式: ri=ai(1+rT)—1 式中,ri和ai分别表示部门产出和国民总产出每 10年的增长率,ai为部门某一时期占国民总产出的比重对10年前该部门占总产出比值的比例。通过分析一个世纪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个部门各自占国民总产出比重的变化可以得出ai,再经过对国民总产出增长率进行估算得出各部门的产出增长率,进而描述各部门的变动趋势。该公式基本描述了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个部门的变动趋势,为结构主义研究的精确化作出了贡献。 霍利斯·B·钱纳里将克拉克和库兹涅茨的统计研究方法又作了进一步推进,在他与M·赛尔奎因1975年合著的《发展模式:1950——1970》一书对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结构变动作出广泛的统计上的解释。在该书中其除了使用传统的统计方法之外,还巧妙地使用了相关分析。他们为了创造一整套可以对更为广泛的可获得的数据进行度量的方法,专门设计了对包括积累、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等在内的10个基本过程进行描述的27个变量,以便分析与各国经济增长相伴随的产业结构转变。 钱纳里率先用投入——产出方法来分析产业结构转变,早在1959年,在他与克拉克合写的《产业关联经济学》一书中,就第一次运用投入——产出模型系统地论述了产业间的结构关联问题。这一分析方法共两个步骤: 第一,用于投入产出方法来细化行业分类,建立起全面的产业结构转变分析框架,用以克服传统的统计方法在分析结构转变方面的缺陷。他们通过对中间产品使用比例wi和中间产品投入比例uj进行计算,将产业结构中的各行业细分为四种类型:中间产品使用和投入的比重均偏高的产业 (钢铁、石油制品等)、中间产品使用比重高但中间产品投入比重低的产业(农林业、煤矿业等)、中间产品使用比重低但投入比重却偏高的产业(服装、造船、食品加工等)、中间产品使用比重和投入比重均偏低的产业(渔业、运输业等)。wi值和nj值的高低代表着产业关联程度的强弱。 (二)广义的产业结构转型方法。CGE模型于20世纪60——70年代问世,起初由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运用该模型讨论经济问题。由于CGE模型具有能够对 经济全面地加以模拟的巨大优势,自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们以结构主义的假设,使之能按照结构主义表述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转型问题。结构主义这一研究方法至今影响尚存,被新一代结构主义经济学家所继承。恰如新一代结构主义领军人物泰勒所言,结构主义思路的基本假设“在于一个经济的制度以及各生产部门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分配关系,在决定这个经济的宏观经济行为方面起主要作用”。[5]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结构主义学家改变传统方法一般地分析产业结构的转变,而是从某一具体角度来研究包括产业结构转变在内的广义的结构转型。例如,CGE模型被用来分析短期内在外汇短缺前提下调节政策的选择对经济结构的影响,以说明宏观调节与结构转变之间的关联所在;CGE模型还被用来讨论包括货币、债券和分割的可贷资金市场在内的金融压抑问题,使其既能体现发展中国家的结构特征,又能解释市场不完善条件下各种替代机制的宏观经济学本义;而且,工资水平、生活状况、金融资产收益、资本利得等方面也被纳入CGE模型,以便分析贸易条件变化对发展中经济所造成的收入分配效应。其最具代表性的是阿德尔曼——罗宾逊模型。其是1978年阿德尔曼和罗宾逊在借鉴新古典经济学的CGE模型的基础上,建构了第一个结构主义CGE模型,讨论了韩国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与广义的结构转型相伴随的收入分配问题。 三、对发展经济学经济结构主义方法的评价 结构主义方法产生于早期新古典主义方法之后,一定意义上弥补了早期新古典主义方法的缺陷,但由于其是二战之后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必然会显现出许多不足。 (一)理论框架的粗糙。虽然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为发展中国家的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但理论框架过于松散。同新古典思路相比,结构思路更接近现实 ,但不如新古典主义方法那样严密。结构主义的各主要假定前提只是以描述性陈述为特征,还远未达到公理化程度。其分析方法初衷显然是想建构能将社会、政治、文化等多方面非经济参数包纳进来的理论模型,但由于变量太多 ,致使理论框架显得过于松散和粗糙。造成结构主义框架此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 ,结构主义所依赖的逻辑基础主要是归纳法。而新古典思路所依据的逻辑基础主要是演绎法 ,故而这一方法从根本上很难达到精密化的程度。第二 ,结构主义方法的数学化形式表达难以包括所有影响经济运行的因素,本身就受分析方法局限性的制约。 (二)微观基础的不足。结构主义方法从总体上是可以说是一种宏观理论。在建构上深受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方法的影响。虽然早期结构主义方法有着比新古典方法更为广阔的视野,但缺乏微观基础的不足酿就了结构主义方法的“阿基里斯之踵”。这方面从结构主义方法所使用的弹性这一术语上可以看出。而弹性概念是早期新古典方法的微观分析工具。结构主义方法将其借来应用于结构与制度分析工具的辅助性手段。而且严格地说 ,结构主义者所使用的“刚性”术语 ,实质上也是对弹性不足的另一种表述。从而显现出其微观基础的不足。 (三)方法过于理论化。无论是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方法,还是广义的产业结构转型方法,其理论都需要进行量化,而许多人文因素是很难用量化的指标进行分析的。故而,其提出的对策和建议也因为过于笼统而缺乏可操作性。如他们在观察并分析了许多市场失灵的情况后,就草率地做出中央政府必须代替市场的结论。发展经济学经济结构主义方法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当前已被多重均衡分析法、发展微观分析法、现实主义制度分析法所取代,但其曾经为众多国家的发展提供过指导作用,而且至今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在我国当前进行产业结构转型的形势下更有必要在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完善,从而促进我国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加快我国经济的发展。 发展经济论文: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对发展经济学的影响 摘 要:由于其前期的理论没有能够成功地引导广大发中国家从贫穷走向富裕,发展经济学自20世纪70 年代末起,便受到严厉的批评,学科本身则面临生存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的渗透,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 以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作为思想渊源的制度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派产生于19 世纪20 年代初。其产生之后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等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时期;20世纪30到40年代,以伯利、米恩斯和加尔布雷斯等为代表的从旧制度经济学向新制度经济学过渡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今,以科斯、诺斯和威廉姆森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时期。[1](p.3)而对发展经济学影响最大的是处于第三阶段的新制度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方法。 本文将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介绍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的兴起,第二层次阐述制度分析引入后对发展经济学的改进,第三层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处看发展经济学今后的发展。 一、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方法的兴起 随着二战以后一批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从其诞生之日起,发展经济学就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休戚相关,其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解释力和其政策主张的切实效果将直接决定该学科的发展命运。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结构主义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刚性”出发,提出“资本化、计划化和工业化”“三位一体”的“国家控制教条”(拉尔语),政策推行的结果尽管使一些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短暂增长,但最终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使陷入了农业停滞、工业萧条、寻租盛行、二元结构次级分化和经济发展乏力的恶果。 不仅如此,结构主义在以发展中国家特殊国情为基础,向理论宏观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其理论基础却依然置身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自觉不自觉地将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作为参照来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张。一句话,没有将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研究贯彻到微观层面,结构主义最终造成了发展经济学微观与宏观的不协调,影响了其整体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论建构和政策实践上的双重缺陷,最终使结构主义主导的发展经济学逐渐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在猛烈抨击结构主义中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为零和完全信息的严格假定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与发达国家的人们一样会在理性的驱使下,对价格机制做出灵活的反应。发展中国家只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经济发展就会自动实现。既然“价格—市场”机制可以同时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那么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就无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义“单一经济学”(哈伯勒语)主张的冲击下,发展经济学面临着“走向死亡”的危险。 事实上,正如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所指出的,“过去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够充分解释经济增长,关键是第四个因素—制度—受到忽视。”[2](p.2)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视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制度缺陷,这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而且也使持续的经济发展成为不可能。 早期已有些经济学者意识到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刘易斯在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术进步是表层原因,而由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等所激发的技术创新热情才是更为深层次的因素。他对二元结构的分析显著的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缪尔达尔讨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循环累计因果效应,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进行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才能摆脱恶性循环,走向良性循环。库兹涅茨对大量低收入国家的历史统计和罗斯托对“传统社会”的分析,也体现了政治结构、法律体系及社会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征,指出了制度缺陷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但是,在这些学者看来,制度是很难进行严格分析的范畴。他们只是描述、罗列了大量的现象,并没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体系。[3](p.362)激进主义学派的发展经济学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他们更多的是从阶级的视角来分析的。 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对发展经济学产生巨大影响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利用科斯和诺斯等人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以资源、技术和人的偏好来解释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思想提出了挑战,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4](p.41)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1、在方法论上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 [5]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6](P.2)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对“运用启发式研究”的推崇即与科斯、诺斯一脉相承。他们期望“运用启发式研究来详细阐述选择—行动的情况以及这些情况内在的约束和刺激”,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 。”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 以赫希曼、缪尔达尔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7](p.4)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学者也明确指出,“采取这样的(启发式研究)方法时,我们不必设想人类经验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为诸如‘国家’和‘社会’、‘市场’和‘经济集团’或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类笼统的东西。我们可以取而代之地设想交换关系存在于所有社会之中,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2]( p.351)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 2、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但“唯资本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现象。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2]( p.122)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3、在发展政策上 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D·菲尼认为,“对制度安排变化的需求,其基本上起源于这样一种认识:既然现有安排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行为者认识到,改变现有安排,他们能够获得潜在的原有制度下所得不到的利益。”而“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的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愿。”[2]( p138)而弗农·拉坦则进一步阐明了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经济增长一方面产生潜在的增长利润,这是对制度变迁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促进了社会科学、组织行为等方面的知识进步,这构成了制度变迁的供给方面。两方面综合导致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可见,拉坦式的制度变迁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鉴于制度的公共物品特性,林毅夫认为,如果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所以,由政府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必要的。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 总之,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发展经济学微观实证化,内部各学派之间融合的发展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复兴之路。 三、发展经济学中制度分析方法面临的挑战与今后的趋势 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让研究经济发展理论的学者们刮目相看的同时,其自身也因为尚处于成长阶段而又有诸多不足。不可否认,制度是一个涵盖面广、内容极为丰富复杂的范畴,对它的分析早已超越了主流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领域。与之相适应,有关将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相结合的文献还显得驳杂和凌乱,不仅诸如制度、交易成本等一些核心概念尚无统一定义,而且缺乏一个公认的严谨逻辑体系,模型化也不够。在逻辑实证主义依然是检验经济理论必不可少的主流方法的现在,其主要概念的可计量性差,取得数据的困难,也严重阻碍了对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更为精确和深入地研究,妨碍了其在政策研究领域的定量运用。对发展经济学来说,将制度经济学整合进来还需进行大量的概念梳理、框架建构和模型化的工作。 同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抨击新古典是“无制度”分析的制度主义,其本身对制度的内生化也是不完全的。比如,张五常在充分利用交易成本分析契约安排的选择时,就把立法机构的法律实施水平视为当然;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是将发展中国家的宪政体制作为外生变量来进行分析的。而且,市场本身也是一种制度。但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从理论上解释市场何以产生。科斯只是在市场存在的条件下研究了企业的起源;威廉姆森也是将“市场存在”的假定作为其分析的初始条件。20世纪80-90年代,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迫切需要一个培育市场的理论作为指导,面对这一情况,制度分析至今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对于以上的问题,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做出了一些探索性的贡献。 另一个重大的挑战,正如V·奥斯特罗姆等所承认的,是“如何理解人类社会中秩序的本质和建立”。因为“它要求学者及有关职业人士选择使自己能够探索他人在不同的人类社会中所创造的制度安排格局。解决这个难题往往是我们陷入不正当的文化种族中心主义,……相对生活在欠发达社会中的人,生活在发达社会中的人易于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如果不是傲慢的话……”[2](pp.334-335)比如,在当今新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学融合较好的代表作《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钱堂冯实际上认为美国式的多元化民主制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或多或少地认为,只有在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市场制度下,经济才能持续发展。对于今后的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结合而言,如果不能真正做到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考察这些国家的经济与非经济的因素对制度安排的要求和影响,也必将行而不远。 20世纪80年代勃兴的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已经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阿罗所说,“新制度经济学运动”主要并不限于对经济学的传统问题给出答案。相反的,他还回答了新问题,即经济制度为什么以这种而不是那种方式出现;它与经济史相融合,带来了比传统理论更加犀利的“本原经济” 的分析。诺斯也说:“我们对制度的严肃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这一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可能对所有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发展经济论文:边远民族落后地区发展经济的制约因素 ————贵州省册亨县的调查与分析 解放四十年来,我省经济的发展极不平衡,不同地区贫富差距很大。与相对发达的黔中、黔北地区相比,边远落后的民族地区则处在另一极点上。这些地区多少年来十分艰难、痛苦地挣扎在贫困的深渊之中而不能自拔,具体原因究竟何在呢?带着这个问题,笔者于1989年春节期间系统地调查了我省典型的少、边、穷县册亨县。 该县位于黔西南边缘南、北盘江夹角的崇山峻岭地带。全县土地面积2,500平方公里,人口16万9千人。主要居民为布依族,点总人口的74%。册亨县原是一个布依族自治县,1984年取消自治,归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并列为全省26个贫困县之一。近四年来农村人均口粮只有350—400斤,人均年纯收入130—150元,远远低于全国乃至本省的农民人均口粮和纯收入水平,大多数农民解决不了温饱问题。 贫穷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需要探索的不仅仅是贫穷的现状,而且还有贫穷的过去;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个地区总是一直处于贫困的境地之中—— 一、工农业生产、交通等客观 条件十分落后,资源优势得不到发挥 农业基础薄弱 册亨县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县,现有耕地面积19万亩,人均1.2亩,比全省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积0.71亩还多0.49亩。但耕地质量低劣,25度以上的陡坡耕地差不多占现有旱作耕地的一半。全县稻田面积中,中低产农田就占了70%。没有灌溉设施的“望天田”仍占相当大的数量(约55%),水利有效灌溉面积不足耕田总量的三分之一。近几年来,由于人口不断增加和片面抓粮食生产等原因,相当一部分农民赶山吃饭,毁林毁草开荒,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加之地貌类型复杂,受地形地势的影响,天然降水时空分布不均;山多陡峭,流径量大,土地涵养水源能力差,因此水土流失严重。每年水土流失面积多达1,000多平方公里,差不多占总面积的半数。根据有关部门对南、北盘江浸蚀模数的计算,每年县境内通过大小溪沟、河流外泄泥沙约140万吨,计有5千多亩耕地的表土被冲刷流失。再加上山区农民耕作技术落后,基本上是粗放经营,施肥少、产前产后服务差,缺乏科学管理,尤其是相当一部分地方的农民习惯于刀耕火种,不用肥料,不精耕细作,使得土地肥力逐年递减。由于土地的贫瘠,基本上是广种薄收。 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每年都有程度不同的干旱、伏旱、暴雨洪涝等自然灾害。如1986年下半年至1987年初的干旱持续半年之久,水稻栽种面积大幅度减少,只及前一年的58%;紧接着又暴雨成灾,秧苗长势正旺的4,800多亩稻田被洪水淹没,其中1,700多亩被彻底毁坏,造成粮食减产2,700多吨。耕地质量差,自然灾害多,农民依附着瘦薄的土地,坐山吃山,抵御灾害的能力低,办法少,一遇灾害就欠收,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从解放初期延续到现在,几乎没有任何改变。 该县农业机械化程度低,劳动生产率不高。截至1987年,全县农业机械动力总量仅有852.96万瓦,平均每万亩耕地只有农业机械动力0.43万瓦。而且还由于管理技术落后、操作水平低、保养差、油料缺乏等因素,十分有限的农业机械设备多数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所有农活几乎全靠手工操作,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 农业生产方面这些不利的客观因素造成的结果是:虽然人均拥有的耕地面积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整个农业生产尚在“自给”但不能“自足”的窘况中为解决温饱而奋斗。 (二)农村商品生产发展缓慢 自解放三十多年来,该县农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历史上形成的自然半自然经济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由于自然条件及政策等诸主面的限制,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十分缓慢。1951年是册亨县解放的第一年,农业生产的商品率是13%,这个比例自然是很低的;但经过六年的发展到1957年,也只达到15%;到二十年后的1978年,商品率达到21%,仍然是很低的;到1987年增到23%;1988年又下降到19%。牧业商品生产的发展几乎与农业是平衡的:1951年和1957年的商品率都是14%,1978年是21%,1987年是25%,1988年略有下降,接近25%,发展也是很缓慢的。林业算是该县所长,森林覆盖率为17%,高于全省14.5%的水平,因此林业商品生产的发展相比农业与牧业要快要高:1951年为33%,1957年为35%,1978年为50%,1987年为53%,1988年上升到73%。 市场不健全、集市贸易不发达,也是制约该县农村商品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册亨县农村经济由于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半自然经济状况,加之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等原因,对于由各种生产要素专业市场组成的适宜商品经济发展的开放性市场的要求望尘莫及。同时,农贸市场也非常残缺,全县区(镇)乡共有集市20个,平均8千农村人口才有一个集市,而且这些集市规模小,只限于少量农副产品的交易。大多数集市与集市之间距离远,交通十分不便。因此整个流通领域没有真正搞活,大桩农产品产销很难直接见面,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 总起来说,该县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只是占了十分有限而有利的自然条件的一点便宜。其他方面发展商品生产的后劲仍然很不足。 (三)工业生产十分落后 册亨县工业产值极低,1985年以来一直徘徊在500万元左右。该县地下矿产资源丰富,近年来为开发矿产资源,一哄而起办了很多锑厂,至1987年10月先后建起了县锑选厂、华侨锑深加工厂、民族锑冶厂、联合锑厂等。但由于设备简陋,缺乏电力,原料又是由私人个体开采经营,地质勘探工作无法得到深入,找矿缺乏科学依据,生产率很低。因此原料时多时少时无,不能保证计划供应。再加上技术、管理水平差,工厂常常处于半瘫痪状态。目前,这些盲目投资、争相上马的企业正在滑向破产的边缘。为开办这些企业共向银行贷款686万元,其中517万元现已无力偿还。 该县酒厂本应是个很有发展前途的新厂,所生产的“灵芝酒”被评为1985—1986年全省优秀产品三等奖,深受消费者喜好。在连年亏损、不景气的情况下,1986年略显生机,产量达2,000砘。但由于设备、技术、原料、管理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产量仍十分有限,经济效益很低。 (四)地处偏僻,交通闭塞 发展交通运输是摆脱贫困的必要条件,但该县由于地处偏僻,交通十分落后。册亨县城离黔西南州首府兴义市、广西百色市分别为130公里和220公里。距离省城贵阳400多公里,没有直达客车,出差贵阳要中途展转两天才能到达。汽车是该县唯一的交通工具,但县境内公路量少,现有公路13条,总长仅376公路,通车里程才310公里,还有13个乡不通公路。以面积计算,每百平方公路才有公路1.4公里,大大低于全省(15.8公里/百平方公里)和全国(9.2公里/百平方公里)的水平。全县公路没有一条柏油路,坡陡弯急,路面狭窄,危险路面多,桥涵多,基本属于四级和等外级公路。晴通雨阻的路段常年有100公里左右,占通车里程的三分之一。总起来说,该县公路数量少,质量差,技术标准低,通过能力弱,且分布不均。公路运输在工农业生产中尚未发挥应有的作用,许多地方几十年来运输全靠人挑马驮,效率很低,严重影响了生产的发展。 (五)生产力落后,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经济优势 少、边、穷地区多是一个封闭体,是一个未开化的地带,地上地下都有极丰富的自然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地区确是“富饶的贫困”。若论册亨县有什么优势的话,那就是自然的资源优势占主要地位。到目前为此,已发现的地下资源有金、锑、硫磺、雄黄、珠砂、铅、火硝、大理石、冰川石、无烟煤、铜、铁、锡等宝贵的矿产资源,还可能蕴藏有石油资源。据地质部门测定,册亨金矿还是个富矿,很有开采价值。若是各方面条件具备,可根据市场需要有计划地进行开采加工,单凭发展原料工业和初加工工业,就能使国民经济得到翻身。但因该县人力、财力、技术、经营管理水平等条件“先天”不足,在丰富的自然资源面前显得无能无力。 册亨县的地上资源主要是林木。林地面积有66万亩,森林覆盖率达17%,高于全省(14.5%)和全国(12%)的水平;人均占有林地面积4亩多,也高出全省和全国的水平。据1985年清查森林的统计,全县成用木的活立木蓄积量高达519万立方米。由于多年来有关林木管理和开采的政策措施不得力,加之林区交通不便,多少年来一直是死采树,采死树、采树死。一没采伐计划,二无林产品加工业,三是交通不便,因此森林经常遭到乱砍滥伐,每年腐烂在深山沟里的有用木材不计其数。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大力发展林产品加工业和解决长途运输问题;可是要全面解决这两大难题却又是该县本身现有的人、财、物力所无法办到的。 二、人的素质和人才问题是最大的制约因素 册亨县地广物多,自然资源丰富。可是这些潜在的资源优势总是难于转变为现实的经济优势,拥有丰富资源的人民总是无法挣脱贫困的折磨。造成这种“人坐宝山讨饭吃”的现象,除了上述的客原因外,最为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人本身”的问题——人的素质和人才问题是最大的制约因素。 人才匮乏,技术落后,劳动者素质低 据1988年的统计,全县仅有中专以上学历的人1,335人,其中大学本科生49人,专科生177人,中专生1,109人。到目前为止,有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只有620人,其中高级职称人员1人,中级职称人员82人,初级职称人员537人。农业科技人员极少,而且现有农业科技人员“用武”之地狭窄,也很少有进修学习和提高业务能力的机会,旧知识得不到更新,新技术得不到学习和推广。加之,在农村实际包干到户后,每项技术指导涉及到千家万户,农业科技人员的作用就更得不到充分发挥。 劳动者文化素质低是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据1984年统计,全县十二岁以上人口中,文盲半文盲有68,000人,占这部分人口总数的65%,占总人口的43%和不同年龄文盲总数的78%。小学毕业生30,000人,占总人口的20%;初中毕业生9,400人,占总人口的6%;高中毕业生2,200人,仅占总人口的1%。直到如今,上述情况没有多大改变,而且文盲、半文盲人数和比例都呈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在广大农村,由于教育事业的落后,再加上现实生产和生活中读书无用情况的实际存在,老文盲无力扫除,新文盲又不断增加。据前两年的调查,农村中“五匠”(木匠、铁匠、石匠、瓦匠、篾匠)人才仅占农业人口的1.4%,全县农村中几乎没有既懂文化、又懂科学种田的所谓“新型农民”。 (二)干部素质很低 干部队伍文化素质低也是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据1984年底的统计,全县2,400名干部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200人,占干部总数的8%;中专生800多人,高中生200多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者1,000多人,几达干部总数的一半。从现在的情况来看,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干部在干部总量中有所上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成下降趋势(主要是因为干部人才上调和外流)。以上是从学历方面来看。如果就领导工作所需知识和才干来说,受过正规的管理知识和领导科学知识教育、培训的干部更是微乎其微。这样一支低素质的干部队伍根本无法适应各方面经济建设和改革的需要。 在现有干部中,绝大多数人不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知识。尤其是处在当前的改革和经济建设中,绝大部分干部不懂得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基本知识。商品意识观念淡漠,不能正确地学习和领会上级党委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并正确地贯彻执行。许多群众常常抱怨:中央的政策好是好,就是到下边叫我们干时就不一样了。究其原因,主要是许多党员干部缺乏最基本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 (三)农村群众思想性文化的极端落后性 人的文化素质应该包括思想性文化素质,它是整个文化素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思想性文化(尤其观念形态)的落后在少、边、穷地区显得特别突出。我们在发展山区文化的问题上,一直都比较注重于知识性文化(科学、技艺等),而不大注重于思想性文化,这悖离了落后山区的现实。因为科学知识只是提供发展经济的手段,而思想观念才是启迪和激励人们自觉创造和运用科学技术手段的内驱力。因此贫困山区的人民特别需要思想的启蒙教育。 事实上,在不少贫困山区,常常是由于思想观念的落后而直接或间接地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册亨县的居民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旧意识观念,主要是中庸思想。这种思想的束缚使他们缺乏进取精神,生产是简单的,生活是艰苦的,终年勤劳,只求温饱甚至半温饱,不求富裕、害怕“冒尖”,平均主义思想严重。很多农民至今仍保留着视工商为未流的传统观念,习惯于靠大自然的恩赐过日子。如木棉、木耳、木材等自然界存在的物质财富,俯拾可得,他们乐意享用这笔财富;若要他们积极发展生产,科学繁殖木耳、植树造林等,他们便难于接受。多数农民都习惯于过一种苦中求乐、清贫乐道、半年农忙半年闲的日子,普遍存在着“养牛为种田,养猪为过年,养鸡养鸭为了盐巴钱”的自给自足观念。他们有的甚至连砍一根锄头把和收割庄稼的份内活都承包给“川军”去干(所付工钱是卖自然资源得来的微薄收入),而面对着“川军”挣钱的勤劳精神,多数农民是麻木、无动于衷的,他们不能从惰性与贫困中觉醒,甚而嘲笑那些“川军”是穷鬼,发誓自己讨口也不去干“那种事”(补皮鞋、拉大粪、拉板车等),俨然一付孔夫子“人穷志不穷”的尊容。这种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严重地阻碍着商品、价值、竞争等现代经济观念的树立。 我们要发展山区民族经济,使山区人民脱贫致富,就必须要首先冲破这些旧意识观念的束缚。但这绝非易事。少、边穷地区人民思想观念形成与更新的特殊性是:思想观念不易被接受,也不易变革,其封闭性、沉淀性、保守性犹如一只巨轮,不易启动,也不易中止。再者,过去一些错误的思想观念因借助“”的威力莫不深入人心,而现在更新观念的冲击力则较弱,因此观念变革更显艰难。这些地区由于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忽视发展商品经济,维持着一种超稳定、绝对保险的生存空间,给陈旧观念留下再生的土壤,而今要用外在的力量来彻底铲除和改造这块浸透旧意识观念的硬土,恐怕需要一个较长的艰苦的过程。 (四)重才与用才方面存在的问题 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是人,没有众多掌握现代文化科学知识的新型劳动者,就不可能卓有成效地改变少、边、穷地区的落后面貌。现在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很流行,很时髦。针对少、边、穷地区来说,存在的问题是:是否真的尊重人才,以及使用什么样的人才。事实上这些地区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重视人才。这里面有一个观念的问题,而这种观念还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因为广大群众受“天人合一”的思想束缚着,养成一种思维定势,习惯于依靠大自然、被动地谋得生存条件,什么人才对他们来说是用处不大的,送孩子上学只要能认识人民币和称杆就“毕业”(退学)了。迫于这种习惯势力的重压,有时领导干部也只得随波逐流。就使用什么样人才的问题,笔者抽样调查了10名区乡干部,他们一致认为要用“老实听话”的人,并且还说,“就象上级要求我们要和中央保持一致一样,保持一致就是要听话”。不少领导干部习惯于在贫困窝地里四平八稳地过日子,不敢大胆起用那些少而宝贵的有理想、有抱负、有才干和工作富于创造性的优秀人才。在经济、文化如此落后的地方,如果没有一些有理想、有胆识、有创造力的领导干部,根本无法改变这种贫穷落后的局面。 (五)人才缺乏、人的素质低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事业的落后 册亨县现有中小学82所(包括14所民办完小),就平均分布情况来看,数量不算少,主要是质量上不去。制约因素有管理、师资、资金等各个方面。现任的校长、教导主任中,多数未受过教育行政管理的专门培训,严重缺乏教育理论知识,更缺乏现代管理知识,而且一部分学校领导的文化素质本身也很低。大多数学校领导人在实践中要么蛮干,要么被动应付,或束手无策,工作效率很低。全县有中小学教师1,200多人,数量不足,而且质量普遍都差,教师胜任不了教学工作的情况大量存在着。如坡坪区中学是全县6个区级中学中师资力量最强的学校,但在28名教师中只有5个专科生,高中课程多数是师范生在上,教学质量无从得到提高。 近几年来全县适龄儿童入学率只达70%左右,而且巩固率也不高,因此老文盲未扫除,新文盲又在增加。该县由于缺乏正规过硬的职业技术教育,成百上千的初中毕业生争着读高中、考大学,结果只是送出几个远走高飞的大学生(考上大学的人多数不愿回来或不能回来),而被淘汰下来的成千上万的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除了为应付各种考试而学的一些书本知识外,却无一技之长,干农业不懂农技,当工人不懂技术。这种情况实质上是落后地区花费巨量资财、牺牲无数青少年的前途来为发达地区输送几名大学的合格人才。前年该县办了一所职业中学,但因师资数量少、质量低,生员不足,因此也很不景气。对贫困地区来说,创办职业技术教育,因地制宜地培养所需人才,这是振兴地方经济的一条出路。但是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也使这一工作很难做得好。 三、结 论 综上所述,制约少、边、穷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客观环境条件的落后和人才奇缺。其中人才问题又是一个最大的制约因素。少、边、穷地区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但缺乏技术和人才,资源优势也只能是潜在的,而不是现实的。归根到底,少、边、穷地区之所以经济落后、生活贫困,并不是穷在资源上,甚至从最根本的方面来说也不是穷在资金上(难怪前述开办锑冶厂就浪费了大量资金以及大量的资金扶贫却很少有地方脱贫),而真正穷的原因是在于教育科学文化的落后。美国获得诺伯尔经济学奖的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曾说过一句名言:“不要念念不忘土地面积,这不是什么决定性的东西;基本的问题是人的素质、教育、经验和知识。”没有人才,尤其是干部人才、科技人才和文化人才,我们将无法使少、边、穷地区很快富裕起来。没有人才,不管是采取什么扶贫方式,也不管有多大的扶贫规模,都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近几年国家对不少贫困地区进行了大量投资,可是收效甚微,越输血越贫血,根本原因就是缺少人才,因此钱用不在刀刃上。有了人才,只需少量“输血”作为接济,就会大大增强少、边、穷地区的“造血”功能。抓精神文明建设,要把提高人的素质作为主要目的,这对象册亨县这样的民族落后地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发展经济论文:中国水工业发展经济政策体系浅析 内容提要:文章针对市场经济向新兴的水工业提出的挑战,分析水工业发展的经济政策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水工业经济政策包括价格、税收、投资信贷、市场刺激,以及经济核算体系等几方面的内容。 水工业是传统的给水排水工程,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为适应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形成的一项新产业。水工业既然作为一项产业,就应该有相应的政策作为其发展的保障,其中水工业的经济政策就是水工业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我国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市场机制在经济活动中的基础性作用也正日益加强,如何加快建设市场机制下我国的水工业经济政策体系,更有效地利用经济手段来促进水工业的发展和完善,尽快地与国际机制接轨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我国现行水工业经济政策分析 1.1 我国的现行水工业经济政策基本状况 在我国,传统的水工业管理政策是以政府的直接行政干预和控制为基础的,其中的经济手段只是法规制度(尤其是排放标准)的辅助工具。目前,所使用的水工业经济政策本身没有形成一个独立和完善的体系,政策内容主要包括排污收费制度、综合利用水资源、水资源保护收费制度及民用水和工业用水的收费制度等。 1.2 现行水工业经济政策存在问题 目前实施的排污收费制度和综合利用水资源等政策虽然对我国的水环境保护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这些制度和政策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或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提出的,依然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 指令性的自来水水价的问题,由于自来水的水价不是按商品的价值规律制定的,历史的原因造成了自来水的价格相当低,结果自来水公司因没有足够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或重大技术改造,导致城市缺水状况日趋严重,自来水公司多在亏损或微利的情况下运营。 ②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已有的水工业经济政策就存在一个如何适应市场机制的问题,如排污收费的有偿使用和贷款豁免本身就不符合“污染者付费”的原则。由于我国当前合理用水水平还较低、单位取水量产生的经济效益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有很大,所以水工业经济政策没有真正体现价值规律(如排污收费大大低于污水厂的运行成本),同时,也未引入市场竞争和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的水资源分配机制。 ③ 现行水工业经济政策缺乏系统性,还没有形成有利于实施可持续发展思路的水工业经济政策体系。在制定政策时,往往局限于在水工业管理系统的内部考虑,较少从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向更多地应用经济手段转换的角度来制定水工业政策。 ④ 已行的经济政策本身需要重构或改革,尤其是排污收费制度。我国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一种违章超标罚款制度,在标准的制定、排污费的征收、资金管理和使用等方面存在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 2.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水工业经济政策研究 笔者认为,在当前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大潮中,应不失时机地加快建立适合市场机制运行的水工业经济政策体系。该体系应包括价格、税收、投资信贷和微观刺激以及综合的水工业经济核算制度等主要政策。 2.1 水工业的价格政策 水工业是集产、供、销及回收于一体的行业,也是唯一对产品用过后进行回收的行业。自来水就是一种具有“二重性”的商品。因此,自来水的价格,就应该将“二重性”商品的特点包括进去,按市场经济的原则来制定。这样,水价除水资源价格外,不仅要把自来水公司以及水厂等一切设施的修建经营、折旧以及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费用包括在内,同时必须把所有废水的收集、回收以及最后排放等全部设施的相应费用也应包括在内。 而且我国水资源价格普遍偏低,在今后的价格改革中,应逐渐把水资源直接投放市场,根据价格规律和供需关系来调整水资源价格,使市场价格准确地反映水资源成本,最终建立一个可持续性水资源价格体系。 建议可以采取的政策主要有: ①根据全成本费用确定水价格,对那些明显不利于水工业持续发展的产品征收附加税,使这些产品准确反映经济再生产过程中的水工业成本。 ②根据地区和质量差异实行差别价格政策,鼓励节约用水。 ③在国家或企业制定水资源的开发投资计划时,采用经济价格以取代低于长期边际成本的市场价格或指令性价格; ④权衡价格调整的替代影响,充分利用其它刺激(如税收或使用收费)措施,以消除价格上涨对主要用户(如城市居民)的不利经济影响。 2.2 水工业的税收政策 在完善水价格体系的同时,对一切开发利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其对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或产生污染行为征收一种税收。目前,正值税收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有关部门应尽快研究和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水工业税收体系。建议该体系应包括下列内容: ①建立和实行税收差异或优惠政策,扶持、引导水工业的发展,近期可以在现存税种的税率基础上实行。 ②对于废水综合利用和清洁生产给予一定税收优惠,在一定期限内免交全部或部分税收。 ③对于结合水源保护区管理,开展多种经营的收益,也应给予税收或减免优惠。 2.3 水工业的投资和信贷政策 保护水源有很强的社会效益性,为了持续发展水工业,需要政府在财政预算、投资渠道和信贷市场方面给予扶持。政府部门应加快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投资信贷体系,使更多的资金投放水工业生产过程中。建议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①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建立国家水工业基金或国家水工业投资公司,在国家政策性银行(如开发银行)中设立国家水工业专项贷款基金。 ②国家也可以通过中长期债券,筹集大型水工业工程建设所需的资金。国家应对水工业投资项目的贷款利率、还贷条件和折旧等实行优惠政策。 ③全面推行水工业投资有偿使用,包括政府财政拨款、排污费和资源补偿费等。地方水工业投资公司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吸收资金,包括中长期债券、股票或利用外资等。 ④利用市场机制提高投资效益,如把水工业尽早推向市场,对水工业工程实行招标承包,推行自来水厂、污水厂的企业化经营。 2.4 基于市场的水工业刺激政策 在建立宏观和中观层次上的水工业经济政策之后,必须有相应的微观层次的水工业经济刺激手段与其相配套,以真正体现“污染者付费”原则。除去前面提到的排污收费和水工业税收政策外,在我国还可以实行以下水工业经济刺激手段: 排污交易制度:国家应在一些地方试点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尽快推出有关排污许可证交易政策或规范,在其成熟时向全国推广。该项制度需要与现行的排污收费、限期治理和集中控制等政策相协调。 水工业的保险制度:条件成熟时建立水工业保险制度,解决由于无过失污染事件引起的经济赔偿和治理污染的经济责任问题。 2.5 水工业与经济核算制度 水工业经济与水资源核算对于确定真实的国民财富价格,全面客观地评价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未来发展潜力,以及正确协调长期发展与短期增长,经济增长和水资源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建议采用如下措施建立该项制度: 建立水工业与水资源的核算理论与方法体系,完善、改革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选择适当的部门和地区进行水工业经济综合核算制度的试点,把水资源核算以及水污染损失纳入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水工业与水资源的再生产活动为一个独立产业部门的核算体系。 3. 结论与建议 现有的水工业经济政策已很难有效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目前,正值建立市场经济的关键时期,政府部门应抓住机遇适时制定和实施有关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的水工业经济政策。而且,我国的大部分有关水的法规和管理制度都是在计划体制或转轨时期建立的,在新的形势下,应加快市场机制下的立法、管理体制重构或创新,为实施有关水工业的经济政策提供相应的法律保证和配套措施。由于我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均衡,市场发育和管理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国家应允许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区的情况制定和实施有利于水工业发展的经济政策,并及时总结经验加以推广。当务之急,还应尽快着手制定价格政策、水工业税收政策、投资信贷优惠政策,并对这些制定或实施水资源的政策进行预评估和跟踪评价,以便及时调整政策措施或完善实施条件。这样,才能使我国的水工业适应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不断需求,进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发展。 发展经济论文:如何激活江西营间发展经济的潜能 〖摘要〗激励起民营经济的大发展,要在降低不确定性方面进行一系列的工作,降低不确定性,减少风险。一定要使我们的市场主体,民营企业家群体,通过他们的代表,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对政府要有一定的制约能力,如果不能够制约行政主体的行为,市场运营就会非常困难。因此,对于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来说,社会不能对国家进行制约,民间不能制约政府,市场主体不能通过规范的法律程序和他的合法的代表,对行政主体的行为进行一些必要的制约,不确定性就非常大,市场风险就很难预测。所以降低不确定性、减少风险就要求约束政府的许多行为。 〖关键词〗 民营经济 发展 一、江西民营经济的现状 激活民间发展经济的潜能,就是激活民营经济发展经济的潜能。民营经济指非政府投资的经济实体,包括集体、个体、私营、联营和非国有控股企业。从全国来看,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在工业增加值和吸纳劳动力方面甚至超过了国有经济。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省,民营经济已经唱起了主角。民营经济天生具有与市场经济接轨、融合的特点,对中国经济转轨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意识:民营经济已不仅是补充力量、生力军,而是经济发展的方面军,不久的将来还要成为主力军。 江西省的人口与浙江省相当,但民营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状况远远落后与浙江省。江西省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数量只有浙江省的24.35%,工业产值和工业增加值分别为浙江省的14.12%和17.28%。即使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我省也处于中下水平。 江西民营经济的发展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原因源于民营企业的内部治理和外部环境两方面。不良的外部环境是制约江西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不良的外部环境主要是指有关政府部门对民营经济的认识和管理落后于、甚至违反民营经济发展的要求。但这个问题并非主要来自省、市一级政府,而是来自中层和基层政府有关管理部门。有人把这种情形概括为“上热下冷中阻梗”。 省、市地方政府大多都想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上热),但江西民营经济的发展不尽人意(下冷),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层和基层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对民营经济的阻滞(中阻梗)。江西省的GNP长期大于GDP,存在资源的净流出问题。究其原因,除了省外一些地区相对优良的投资环境吸走了一部分资源和劳动力外流外,本省的“中阻梗”也挤走了不少资金。民营企业内部治理的问题则主要在于:很多民营企业忽视了本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养。 二、 江西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1、开放产业投资领域的问题 目前,禁止民营企业进入的行业主要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使用稀有资源的工业,以及产品会带来公害的行业。限制民营企业参与行业就更多了。另外,民营企业对外经贸方面也有诸多限制:“准入”开拓国际市场的只是一般国际贸易,而且实行审批制,应有进出口经营权;至于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引进外资等开拓国际市场的行为还严禁民营企业“准入”。所有这些禁止和限制的规定,有的可以说是似是而非,有的则是缺乏一个明确的适用标准,导致不同时刻、不同地区、不同的部门,对于某个市场或行业民营企业能不能进入,回答常常是不一致的。 近几年,民营企业投资增幅回落,与民营企业投资领域有限是有关系的。为促进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当务之急是要向民营企业开放更多的产业投资领域。 一些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一些过去是自然垄断性的产业,如电信、电力,近年来,由于技术进步和市场需求的变化,也逐步变成了竞争性产业,它们放松了政府管制,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我们应借鉴它们成功的做法,加快开放这些投资领域,应一视同仁对所有类型的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开放。 2、融资问题 民营企业的融资难一直是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头等问题。根据世界银行所属的国际金融公司(IFC)对我国民营企业融资问题的调查显示,我国民营企业在创业阶段几乎完全依靠自筹资金,90%以上的初始资金都是由主要的业主、创业团队成员及其家庭提供的。在创业之后,追加扩张投资时,民营企业继续主要依靠内部渠道,企业留存收益和主要业主的投资占融资总额的比例在1995年和1998年至少分别为52%和62%;在外部融资渠道中,非正式渠道、信用合作社和商业银行所占的比例大体相当;外部股权,包括公众股权以及公众债权市场所起的作用不大。IFC的调查结果还表明,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银行在民营企业融资方面,无论是创业资本还是后续投资,所起的作用总的说来要小。江西省这方面的数据还无法得到,但相信跟全国的情况差不多。 从理论的角度来看,由于信息不对称状况的不断改善,企业的成长过程也是资金供给渠道不断拓宽的过程。比如,在企业初创阶段,由于既没有抵押能力,又没有信用记录,只能依赖于内源融资和有限范围的直接融资;企业的继续成长,企业有了抵押能力和信用记录,提高了企业内部信息的透明度,这时,企业融资主要依赖于银行贷款与商业信用;当企业从中小型变成了大型企业,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所面临的不确定性程度降低,有较高的信息透明度,银行可以对其提供中长期信用贷款,同时在直接融资上,企业能够在公开市场发行股票和债券。 3、法律地位与法律保护问题 多年来,我省民营企业与全国一样,存在着法律地位不够和私有财产法律保护不充分的问题。如我国宪法明文规定:“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而对民营企业仅规定:“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可见,国家对私有财产缺乏与公有财产同等的宪法保护。又如,我国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手段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而对民营企业的雇员非法占有企业的财产,并不作为“贪污罪”处理,只能做经济纠纷处理,不利于民营企业财产的保护。民营企业法律保护不足还表现为私有财产地位的不确定性。由于缺乏法律保护,难以根治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等侵害民营企业权益的事件发生。经济学的理论告诉我们,当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时,所有者就缺乏稳定和乐观的预期,从而遏止投资积极性。 4、政府管理与服务的问题 当前,民营企业管理体制不顺表现在两个层面上。从宏观层面上来看,一些民营经济特别发达的地区仍然象全国其地区一样,设置基本上一致的经济管理机构,如乡镇企业局管理乡镇企业、工商局管理个私企业、经(贸)委抓全面、计委主管宏观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等,这种管理体制未必合理,容易形成“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来管理市场经济”、“苦乐不均”等弊端。从微观层面上来看,政府有关部门对个私营经济的管理既有交叉、又有漏洞。首先,“一个崽、八个爹”,令企业无所适从,并且容易出现“有利争着管、无利没人管”的现象,其次,管理部门及其人员众多本身就是企业的负担,管理部门就是靠向企业收费来维护生存的,再次,由于归不同部门管理可以享受不同的优惠政策,归乡镇企业局管理的企业可以优惠得批地,归民政和教办的企业则享受不同的税收优惠等,这使得不同的企业处于不同的竞争起跑线上,防碍了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而且企业进一步发展可能由于隶属于不同的部门而大受影响。因此,要深化民营经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各地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彻底改变用计划经济的管理手段、管理方法来管理市场经济的做法。在完善个体民营企业管理体制、管理方法方面、一些地方做了积极的探索,创造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值得借鉴。如江苏无锡市由工商、乡镇、税务、卫生、环保等部门联合建立了个私营经济“一站式”服务机构。还有些省市探索建立不按企业的所有制性质,而按企业规模进行管理的综合机构,以统一政令和管理。这些都是值得借鉴的,同时还需要统一政令和管理。这些都是值得借鉴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深化。 三、促进江西民营经济发展的对策 (一)明确导向、理清管理思路。 1、 在政策制定上发挥政府导向作用。在一个地区或一个行业,要明确在国家宏观决策、的指导下,结合本地区的资源特点,或是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到地区经济中来,与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或是实现公有制经济在某一行业的战略性退出。在经济形态选择方面,要明确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实际水平,或是侧重鼓励发展劳动者与所有者结合紧密、个人投资与家庭投资结合紧密、经营者与从业人员关系紧密的个体工商户;或是鼓励发展经济应更加显著、在吸纳下岗员工再就业和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方面社会效应更加突出的非公有制企业。既科学又合理地推动非公有制经济的不同形态在本地区的分阶段发展和有行业侧重的发展。 2、在管理思路方面强调资源优选和优化配置,促进提高地区经济的整体竞争实力。政府在管理思路上要完全破除以往的所有制框架约束和地域资源约束,在资源选择和配置方面注意吸收外部优质资源,构成不同地区优质资源在本地区内的优化资源,构成不同地区优质资源在本地区内的优化配置,形成强大的资源合力;要改变以往单纯从经济效益指标出发,忽视环境保护指标和社会综合效应指标的做法,不仅鼓励发展符合自然生态指标要求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经营活动,更要鼓励其产品、技术或服务有利于净化环境、消除污染、形成能源替代或资源再生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在此基础上制定吸引外部地区优质资源进入或与本地区优质资源结合的具体措施,切实加强本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总体实力。 (二)重视制度创新,宽松经营环境。 1、减少市场准入方面的限制。取消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在注册资本额度调整、经营规模和经营负债等方面不公平的限制性约束,使非公制经济组织在依法获得行业经营资质方面、享受纳税人资格条件方面、接受外部审计方面、注册资本变更方面真正获得同等的待遇。同时,建议调整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认定时要求的年度商品销售额限量标准、延长商品销售额达标时限(如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确认期延长,由一年改为三至五年;将年度商品销售额标准适当调低);对处于初创阶段的各类性质的中小企业不强制性要求他们进行年度外部审计,以减少企业不必要的费用开支;在企业负债经营方面统一遵从国际企业经营的惯例,不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设立歧视性规则,创造利于他们平等生存和快速成长的空间。 2、 改革现行的年检制度。在现有法律法规约束的情况下,改变目前政府要求企业性质和政府部门的不同要求分别申报年检、接受审核的做法。采取由所有企业一次性在指定部门进行相关资料的统一备案,供各部门分别调用,政府各部门根据其关注内容的不同提取资料,完成年检的方式。各类性质的经济组织一律平等,取消为某些快速通过年检建立的“绿色通道”,堵住某些部门借年检收费的渠道,消除个别部门与个人为谋求私利而刁难非公有制企业的现象,切实减少经营者的经济负担的心理负担。在具备修改、完善市场经济法律法规的条件时,通过对有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减少行政干预的力度,删除目前可导致有关部门主动介入,了解企业经营事务、不断核实其注册登记内容的年检制度条款,将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重点转向对不法案件的查处、市场秩序的市场信用的维护上来,切实惩治有违法经营行为的企业和个人。改变目前存在的有关部门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为假想敌、侧重了解其内部事务、越位监管的现状。 3、 规范行业管理行为。行业管理要坚持对不同所有制类型的经济组织一视同仁,但对处于不同经营质量水平的经济组织的经营者个人可区别对待、在管理上有不同的侧重。如对初涉特定经营活动的从业人员可坚持实行资格培训、持证上岗的要求,而对具备一定经营资历的人员则主要侧重于产品质量、服务水平和经营行为的监督检查,改变现阶段不分经营者资质水平和所提供服务水平,在持证上岗和技术培训方面一刀切,强制要求经营者或员工接受服务或培训,不必要地增加一些经济组织和经营者个人实际费用负担和占用其经营时间的做法。 (三)设立特定园区,改善场所条件。 1、 合理安置拆迁商户,维护其合法经营权益。承诺并落实安置原有可利用资源被重新分配、原资源使用者在重新分配过程中不再具备参与分配资格(如城镇改造、原有市场取消而失去必要经营场所条件)的非公有制企业及个体经营者;为那些资源重新配置后难以承受资源使用成本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或个人再次提供地理位置改变,但相对价格低廉的经营场地资源。 2、 引入外部投资,优化资源配置。为吸纳外部优质资源,鼓励其与本地优质资源合作并共同发展提供场所条件,并有利于聚合为高科技企业提供辅助性产品、为经营规模较大企业的产品经营提供配套服务的相应资源。推动不同区域和不同行业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之间的合作与发展。其主要目标可以是那些在其家乡初期创业成功,为熟悉整体市场规则,有利于跨地域引进高素质人才,迅速扩大经营规模并加强企业竞争实力而希望在异地成功实现二次创业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或个人。 3、 提供发展空间和配套服务,壮大企业实力。政府应注意为那些已出现新的土地资源或场所条件要求,迫切需要经营上规模、产品与服务上档次、但无法在原经营所在地满足其发展要求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服务。及时为其提供发展空间和配套设施方面的公平待遇与合理条件。以利于减少社会资源的无谓损耗,促进提高该经济组织在所处行业内的竞争能力。 发展经济论文:以发展经济学为例培养大学生问题意识 摘要:问题意识是当代大学生应当具备的基本素养,直接关系到大学生的创新性发展与成长,也是大学课堂教学过程中重点关注的内容。除了教学内容的安排之外,一个平等、宽松、求真的教学氛围也是至关重要的,教和学都需要目标统一,教师需要为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挥创造机会;学生需要在教师的指导下为论点进行寻证而整理、研读、分析案例资料,并在这个过程中,自主发现疑难问题进而积极寻找解决方法及证据。 关键词:问题意识;发展经济学;案例教学;李约瑟难题 问题是学习与创新的起点和生长点,问题意识是促进创造性活动的内在驱动力。[1]大学生的问题意识直接关系到大学生的创新性发展与成长,是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中的重要内容。但当前本科教学中存在一个普遍问题———学生不愿意也提不出有价值的问题,其正在丧失极为重要的思考能力。[2]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学可以说是国内经济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但发展经济学教学大多仍沿用传统教学方式,单纯以教材知识讲授为目的,教学内容从固定教材出发,缺乏将教材内容与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相联系的研究,特别是缺乏对我国当前正在发生的经济社会发展案例教学的研究。基于此,本文尝试对李约瑟难题这一案例教学进行探究,并结合发展经济学相关教学内容予以拓展,为实现大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提供有益素材。 一、李约瑟难题及其“问题”价值 在充分考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基础上,李约瑟(JosephNeedham,1900-1995)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为什么人类的近现代科学首先产生于西方,而不是首先产生于拥有伟大古代科学技术成就的中国?为什么与系统的实验和自然假说的数学化相联系的近代科学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首先在西方迅速兴起?这被学术界称之为李约瑟难题(NeedhamPuzzle或NeedhamProblem)。众多学者试图对李约瑟难题做出解答,比如比较典型的高水平均衡陷阱说、官僚体制说和系统结构论等。李约瑟难题是一个典型的启发式问题,它能够促使大家去思考和探索。对李约瑟难题不断地分析、论证与探索的过程,也就是各种思想和观点的交流与碰撞过程,这显然是其研究意义所在。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步意识到科技发展不仅仅是自身的不断演进,而且还受到社会结构、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等各种因素的复杂影响。所以,李约瑟难题的研究应该将科技的发展置于更复杂的系统环境下,这样才能够加深人们对科技发展乃至经济社会发展根本的认识。 二、李约瑟难题的探究与发展经济学教学设计 在教学的实践过程中,教师根据专题教学目标,结合发展中国家某一方面或某几个需要解决的与教学目标相符的现实经济社会发展案例,引导学生开展探究学习活动,可以有效培养大学生的问题意识。虽然国内《发展经济学》教材版本较多,但一般包括四大部分:一是基本概念与一般原理,二是发展要素分析,三是结构转换与城乡发展,四是制度因素与政府作用分析。就上述内容来看,李约瑟难题这一案例具有广泛适用性,比如它可以放在第一部分作为开篇导论,让学生对发展经济学的主题,以及学科内容和学科特点有一个宏观的了解;对于第二部分的发展要素分析,李约瑟难题可以作为案例让学生进一步了解资源、人口和技术等发展要素之间的复杂联系;对于第三部分的结构分析,可以让学生深入了解经典的二元经济理论模型和主流经济学的两部门模型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对于第四部分的制度分析,李约瑟难题的制度决定论回答可以很好地佐证相关原理和结论,比如制度的功能和作用。 (一)资源、人口与技术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发展要素分析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3],又称人地比例假说,是从资源、人口和技术之间内在联系的视角来解读李约瑟难题的。其认为中国古代技术发展没有引领现代技术革命,是因为我国人地比例失调,充裕的劳动力对劳动替代型技术的需求相对较少。与此同时,人均剩余的减少也导致了工业化所需的资本积累不足。高水平均衡陷阱说利用土地、人口、技术之间的内在经济关联解释了工业革命之后中国和西欧的经济发展分岔,但是,上述假说是以技术不变或进步极端缓慢为前提的。如果出现持续的技术进步,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的情况则很难出现。事实上,如果用中国的疆域变化来代替中国耕地面积的数据,那么高水平均衡陷阱只能解释明清后半期的经济发展困境,却不能解释两朝中期以前的情形。[4]此外,这种假说从本质上看是一种资源和技术决定论,忽视了李约瑟难题的制度重要性以及人口与技术、资源之间的复杂性和相互交织的特征。 (二)结构决定论与结构分析结构决定论强调中国和欧洲不同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系统在理解李约瑟难题中的重要性。一般是将中国和欧洲分别看做两个相互作用的系统,从各自系统的结构、内部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及其相互的比较中来解说李约瑟难题。[5]政治组织结构是众多研究的重点。从政治组织结构出发所做的讨论可以归结为大一统体制说和官僚体制说。大一统体制说认为传统中国古代帝国的意识形态的统一,阻碍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成长。官僚体制说认为中国特殊的官僚体制有利于维护小农经济中的农业生产发展,但却阻碍了商业的发展,从而阻碍了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成长。相对而言,西方世界的贵族式庄园制却有利于商人阶层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兴起。从一定意义上来看,上述对李约瑟难题的解读也属于制度功能视角,这将在下面的制度决定论中再予以进一步阐释。 (三)制度决定论与制度分析制度决定论认为,相对于西方世界,李约瑟难题的出现主要源于产权保护制度的缺失。由于技术产权保护不到位,激励了寻租创租,这显然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从广义制度来看,中国的皇权专制制度深刻影响着其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在结构决定论中提到的官僚体制说认为,传统中国的官僚体制没能产生出适合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激励机制。具体来看,中国的科举制度所提供的特殊激励机制,使得有天赋、充满好奇心的天才,无心学习数学和可控实验等,从而导致科学革命无法产生,而科学革命的缺失也直接导致了传统中国无缘现代工业革命的兴起。[6] (四)各种答案的述评上述分析问题的方法可被称为“因素分析法”。[4]比如,上述的高水平均衡陷阱论、结构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等都有一定的单因素分析色彩,而事实上,大多数的观点都应该重新审视问题本身的性质,即李约瑟难题所代表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或社会问题,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经济、历史、社会、政治等相互交织,个人与集体、组织相互作用,社会和社会相互影响,资源环境、人口和技术相互关联的宏大问题。而学者们要理解这类问题,就必须给予其所具有的非线性、动态性和整体性以充分的认识,否则难免就会陷入各说各话的逻辑陷阱当中。这显然不仅不利于学者们对李约瑟难题的继续研讨,反而会影响甚至误导学者们对问题本质的探讨。鉴于李约瑟难题这一开放式和启发式的问题,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可以继续延伸相关问题。比如韦伯疑问———较早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为何没有发生工业革命,钱学森之问———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创新人才,大国之谜———如何才能成为大国,等等。这些教学案例可以通过研讨式教学、情景式教学和多媒体教学等教学方法,展现获取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思维过程,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小结 大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当然是一个系统工程。本文从发展经济学案例教学进行了教学内容设计的尝试,为当代大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提供了有益的素材,这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创新和综合素质能力。除了教学内容的安排之外,一个平等、宽松、求真的教学氛围也是至关重要的,教和学都需要目标统一,教师需要为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挥创造机会;学生需要在教师的指导下为论点进行寻证而整理、研读、分析案例资料,并在这个过程中,自主发现疑难问题进而积极寻找解决方法及证据。这些问题可能是先由教师提出的,但学生内生的疑问才是根本。这样的学习过程不仅可以增强学生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知识理解和掌握,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学生在分析问题的过程中培养观察、自学、表达的能力,实现问题意识的培养。 作者:田相辉 单位:青岛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发展经济论文:发展经济学与西部民族经济发展 【内容摘要】发展经济学是诠释发展中国家如何由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发达的经济学,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主题,发展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对我国后发展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更是具有普适性。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一、发展经济学的产生 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谈到一个国家如何由穷变富的问题,实质上已涉及到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主题。亚当•斯密关于经济发展的构想是: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是国民财富和社会财富的集聚与增长。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和劳动力人数的多少决定了国民财富的增长。这是发展经济学的雏形。但是,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则产生于二战后。当时一些国家为摆脱殖民压迫,纷纷独立,迫切需要发展经济。当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遇到的问题主要是:在实践上,一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二是当时战败国的经济复苏问题;要么对原有理论加以改造,这比较容易,要么建立新的理论,这相对困难。一些学者深入研究各发展中国家之后发现,其环境与发达国家最初完全不一样,传统理论无法复制和拷贝到发展中国家。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理论由于条件不同、问题很多、相去甚远,也无法照搬到发展中国家。所以当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迫切需要一门新理论,由此发展经济学诞生了。早在1939年,克拉克(Clark,C.G.,1939)就出版了《经济进步的状况》一书,对后来经济发展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落后地区的工业化》和《东欧与东南欧工业化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在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中具有引领性和开创性的历史地位,是发展经济学的标志性文献。 二、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发展经济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根据其政策演化和发展思路的差异性,发展经济学家将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末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结构主义发展阶段;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新古典主义发展阶段;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阶段。 (一)第一阶段。 发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第一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末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结构主义发展阶段,其结构主义思想,是这一时期的主导思想,后来也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主流学派。二战结束后,很多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经济发展成为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诸多阻碍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如:经济发展水平低、发展滞后、经济变量弹性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表现为明显的刚性结构。因此,结构主义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实完全不同,市场不完善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价格刚性,有时还会出现市场机制的失灵,经济在没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下难以达到均衡状态。因此,结构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是静态资源的重组和优化配置,而应建立在动态调整可投资资源和保证供给增长的前提下,使社会经济结构作出相应的调整。 (二)第二阶段。 发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新古典主义发展阶段。结构主义发展思路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社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是,结构主义还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和实用上的局限性,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新古典主义“复活”而成为发展经济的新的主流思想。概括起来,新古典主义的主要观点是:一是社会的发展应是综合的发展,满足人的基本需要是经济发展的目标;二是重视人力资本,纠正唯物质资本的缺陷;三是强调对外贸易在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发展的显著拉动作用;四是新古典主义突出了市场机制、资源优化配置、微观经济基础等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三)第三阶段。 发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阶段。同样,由于新古典主义在实践中和理论上也存在诸多缺陷,于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盛行,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思想表现在如下:一是可持续经济发展观念的产生;二是新增长理论的快速发展;三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 三、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存在着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即都存在着发达地区和和相对落后的后发展地区。发展经济学主要讨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我国是发展中大国,发展中大国又具有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小国的特征。现有的研究已经表明发展中的大国发展经济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发展中大国人口数量众多,消费需求旺盛,市场容量的绝对数相比较发展中小国要大。第二,发展中大国人口基数大,幅员辽阔,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和实现产业的集聚、调整、优化,必须建设与之相适应的庞大的基础设施,同时满足不断增长的庞大的国内需求,需要资金数量大,依靠外援或外资几乎不可能解决问题。第三,由于发展中大国在工业化起步阶段缺乏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动因,实现的是内向型发展的政策,工业化起步阶段建立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也就是必然选择。第四,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资源丰腴是发展中大国良好的资源禀赋,国内市场规模大,但是,发展中大国在经济发展中也存在如下难题:一是遗产和文明传统的重大影响;二是沉重的人口压力、严峻的就业问题和低下的经济效率;三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四是落后农业与工农业协调发展问题;五是内部发展与对外开放的适度选择。发展中大国与发展中小国相比较,其工业化过程亦不同:一是资本积累。发展中小国既可以自身积累,也可以依靠国际资本。而发展中大国则不行,尽管利用外资绝对量不少,但所占比例有限。二是产业结构。发展中大国的产业结构要求门类相对齐全,这是由发展中大国的资源状态和国内需求状况共同决定的。三是国内市场与国际贸易。发展中小国幅员小,国内统一市场较易形成;发展中大国幅员辽阔,建立交通和通讯网络需要巨额投资,且耗用时间长。所以,发展中大国不同于发展中小国,发展中大国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更为严重,更为棘手。比如中国,存在三大经济地带,经济发展水平东部、中部、西部依次递减,处于末端的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大。发展中大国的发展存在不平衡性、层级性。 四、发展经济学适用于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与其他国家的后发地区相比较,我国西部地区在自然环境、经济发展、历史条件等方面都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第一,我国西部地区自然环境相对恶劣,自然资源丰富。第二,区域经济基础薄弱,二元结构典型。第三,教育科技落后,基础设施差,社会发育度低,资本形成能力弱。第四,西部民族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集中分布的地区。发展经济学致力于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产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如今,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内部,亦存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进地区和落后地区,即存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和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后发展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学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问题探索了良好的范例,提供了成功的借鉴,那么用它来解决一国内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也是可行的。这是因为一国内部后发展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条件和现实情况与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类似,所以,发展经济学完全可以用来解决中国后发展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的后发展地区具有普适性。 五、发展经济学视角下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经济,就必然要走工业化道路。但是,对工业化的理解不同,就会导致不同的结果。结构主义和激进主义所采取的工业化,既忽视农业的发展,又只采取单向的工业品导向,虽然使工业获得较大的发展,但也导致了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不但农业发展严重滞后,而且工业发展亦后劲乏力。张培刚教授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曾指出,完整的工业化是包括农业发展在内的工业化。后来发展经济学之所以陷入危机,是因为发展经济学没有完成使命,广大农村依然贫困,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如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重视农业的发展和农业与工业的协调。我国后发展的民族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差距,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类似,作为一个整体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而民族地区又更为落后,暂时还不具有全面进行工业化的现实条件,发展中国家在由传统的农业化国家向工业化国家转化时,应具备较强的物质资源的储备,包括:数量庞大的、可使用的资本储备,劳动技能较高的、符合现代工业发展需要的劳动力资源储备;先进的科技发展水平、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良好的基础设施等。显然,西部民族地区在整体上还不具备这些条件。从资本资源来说,西部民族地区资本形成能力弱,资本使用效率差;从适合现代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资源来说,西部民族地区科技教育水平低下,具有一定人力资本存量的劳动力资源稀缺、素质差;就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与先进的现代管理制度的适应性来看,就连东部沿海地区目前都还不够成熟,何况西部民族地区;从基础设施建设来看,西部民族地区由于地势地貌和气候和水资源等特征,其基础设施相当落后,其基础设施建设也相当困难。因此,西部民族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应该是这样的路径选择:一是继续做好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工作。因为一个民族、一个区域如果还没解决温饱问题,怎么奢谈现代化。二是在国家扶持下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关”———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是现代化工业建立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三是调整产业结构,形成一批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西部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不能搞重复建设,要从自身特点和优势出发,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有潜力的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四是发展科学技术,注重人才培养。实现西部民族地区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化,毫无疑问应是后发展的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主题。 作者:饶毅 单位: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发展经济论文:企业发展经济管理论文 一、经济管理与企业发展的内在联系 可以说经济管理与企业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二者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一种和谐促进的关系,高效合理的经济管理有助于促进企业发展,二者的内在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经济管理是企业发展的前提 企业进行经济管理的主要目的有两个即:保证企业生存和促进企业健康、长期发展,然而企业要想得到长期稳定的发展,雄厚的经济实力是基础条件,因此经济管理对于企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目前,我国大多数企业整体的发展状况良好,但是在经济管理实践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有的企业管理者缺乏经济管理意识,或者是在经营过程中过分的注重拓展业务,忽视了经济管理方面的工作,使得片面的认为经济管理工作只是做好账务处理就行了,这就很容易导致企业陷入困境,例如企业陷入融资困难、账目混乱、收入与支出不明晰等,因此可以看出经济管理对于企业的宏观与微观的经济活动有着促进作用,是企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同时,在市场经济不断变化的今天,经济管理即对市场经济环境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企业的经济管理模式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市场经济的不断变化对企业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从经济管理的角度来看,怎样利用有限的资金进行风险投资、更好的制定经济管理制度,怎样增加对企业经济管理的投入,怎样严格的控制和监督企业的经济管理行为是企业值得考虑的问题。 (二)经济管理的最终目标是企业发展 在企业发展的初级阶段,企业的经营者很难认识到经济管理的重要性,原因之一是他们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业务的拓展和管理企业员工上,同时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企业经济管理的效果改变不了企业的经营状况。然而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利润的增长、成本的增加,企业的经济管理活动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的解决,就会出现一些管理上的矛盾,例如岗位责任不明晰、经济管理体制不健全等。因此为了达到企业经济运作的井然有序、有章可循的目的,企业就需要进行更加深入、更加广泛的经济管理活动,企业要结合自身的经营状况和未来发展的方向,确定合理的经济战略目标,例如企业要进一步完善财务体制,引进一些现代化的财务软件,这样财务工作人员就可以通过软件高效的完成报表的编制工作,并将其以图表的形式直观的表现出来,上面的例子只是经济管理活动中的一个简单的层面,总的来说经济管理是以企业发展为最终目标的。 二、提高企业经济管理的建议 经济管理对于企业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企业的发展速度也在加快,提升经济管理水平是企业值得考虑的问题之一,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树立正确的经济管理理念 在现代企业经济管理工作中,企业经营者的管理理念直接影响着企业未来的经济发展。企业的经营者树立的经济管理理念必须与企业的经济战略目标相一致,使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处于一个很高的层次,同时也要对经济管理理念进行创新,不能固步自封,也不能盲目效仿。企业管理者在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要注重对经济管理活动的拓宽,针对企业发展现状进行风险的预测和规避,不断探索新型的经济管理方法,保证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提高经济管理人员素质 企业经济管理活动的具体实施是依靠人来完成的,因此管理人员的素质高低直接影响到了企业经济管理活动的好坏,企业要通过培训,继续教育等方式提升经济管理人员的素质,打造出一支综合素质高的经济管理队伍。 (三)建立健全经济管理制度 经济管理制度的健全程度直接影响到企业经济管理水平的高低,因此要求企业在相关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经济管理体系,使得企业的日常经济活动在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环境下进行,需要说明的是企业在健全经济管理制度的时候,要与企业自身的发展状况和阶段相结合,不能急功近利,要循序渐进的进行,要保证经济管理制度得到充分的发挥。同时,企业也要通过建立奖罚制度和岗位责任制度来提高经济管理制度的效率,对于在经济管理活动中表现优秀的员工予以奖励,进一步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三、总结 综上所述,经济管理与企业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良好的经济管理对企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样企业发展的好也会提升经济管理的水平。因此,企业的经营者要高度重视经济管理与企业发展的关系,只有协调好两者的关系,才能使二者相互促进,企业才能得到长期可持续发展。 作者:燕丽华单位: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展经济论文:财政税收发展经济论文 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财政税收的改革力度,先后推行了多种税收改革政策,如实行分税制、减免农业税、个体工商税等等。这些税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各地的财政税收积极性,为区域理财提供了重要政策支持。尤其是分税制的实施,更是给予了各地政府更大的财政支配空间,使其能够更加灵活的完成财政税收的征收与转移支付。但是在此过程中也存在了一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地方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这就是各地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财政税收自然也存在较大差异,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给财政税收工作的开展增大了难度,使得各地不断在财政税收工作中隐瞒真实财政状况,财政风险不断累积增大,使得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严重挑战。 1、影响财政税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 1.1历史包袱太过沉重。在长期的财政税收工作中,受各种问题的影响,很多地方的财政税收都累积了大量的财政历史问题,使得财政税收工作在税制改革后依然担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很难轻装上阵,并且呈现积重难返的局势,仅仅依靠中央下放的一些税权是很难全面解决历史遗留的税收问题的,甚至还可能会使部分地方的财政问题更加严重。各种挂账、欠账的包袱严重影响了地方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 1.2指导思想较为落后。在地方的财政税收发展理念中,很多领导依然沿袭采用传统落后的指导思想来指挥财政税收的发展工作。这样就造成了以计划经济理念指导市场经济发展的管理错位现象,注重财政税收的分配,而忽视当地的实际经济状况,从而造成财政税收的恶性循环,严重影响了其可持续发展。 1.3财政资金分配不当。由于分税制给地方财政部门下放了一定的税收分配权力,使得税收这点“香饽饽”被政府各个部门盯上,并出现部门之间相互争夺税收分配额等不良社会现象,给政府工作的开展以及经济、财政的发展都带来极大不利。 1.4各项配套改革措施力度较弱。当前地方财政收支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和矛盾现象,相关行政机构的结构过于臃肿,很多工作人员都是只挂空职而无实际工作内容。这样的机构不但办事效率低下,且不利于政府机构的社会化发展,同时严重影响了财政税收工作的长期持续发展。而在改革这些相关配套服务机构或设施中,各地政府表现出改革不利的现象,改革成效较为微弱。 1.5经济体制设置不合理。受经济体制关系混乱的影响,多个地方的财政常常需要承担多种额外支出负担,给税收的管理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1.6政策性减收增支过多,财政监督管理不力。在实际的财政税收工作中,很多地方都将税收用在发展项目上,但这些项目并非都对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利,这样往往会造成一些社会矛盾,影响了财政税收的长远发展。而对于财政税收的资金用途也无强有力的监管措施,更是使得地方财政税收面临各种难以解决的困难。 2、如何创新实现地方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 2.1正确处理地方财政税收与经济的辩证关系:(1)必须处理好市场功能与政府财政职能关系。要重点在市场干不了和市场干不好领域发挥政府财政的独立作用,促进资源配置优化、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和促进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方面。必须结合政府的事权分工,明确本级政府的职责范围和职责内容,使政府财政在其职责范围内发挥应有的功能;(2)必须处理好经济体制与政府财政体制关系。从当前和今后发展来看,包括区域财政在内的我国各级政府财政,都必须适应体制转变需要,尽快建立起相应的公共财政体系和公共财政运行机制;(3)必须处理好市场运行方式与财政运行机制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选择各级政府的财政调控机制,必须尊重市场的运作方式,必须有利于市场主体间的公平竞争和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区域财政分析手段、分配工具等的选择与搭配,理财方式和方法的采纳与改进,必须体现公共财政的统一性、公平性、法律性和规范性的内在要求。 2.2创新政府理财制度:(1)财政支出的创新。要以拓展范围和延伸链条为重点;进一步完善政府各行政事业单位的公共采购制度;要深化事业单位的社会化改革,按照外溢性产业发展要求,变政府包办制度汲水财政制度;要按照国有企业有进有退,适时进退的改革要求,实现我国政府投融制度创新,重新定位政府投融资范围;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模式转换的发展需要,推进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创新;要按照改进补贴方式,控制补贴范围和压缩税式支出规模的要求,推进财政补贴制度和税式支出制度创新;(2)财政收入制度创新。要按照税费归位的“费改税”制度创新要求,正确处理好税费关系;要改进税制结构,进一步完善现行税收制度;要改进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将各国有资产收益和变现收入纳入政府实际可用财力,以适应政府投融资制度改革要求;(3)财政预算管理制度的创新。要以统一政府财政为目标,实行财政综合预算制度;要以强化预算管理为目标,推行精编、细编预算制度;要以提高财政运行绩效为目标,推行业绩预算制度;要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为目标,按照公共财政支出的科学顺序,推行公共预算、国有资本预算、公债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的专项管理制度。 2.3全面提高地方财政税收运行质量:(1)在正确处理地方财政税收与经济辩证关系的前提下,必须积极培养区域财源,为地方财政税收的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2)要高度重视防范、控制和化解区域财政风险,特别是风险程度较高、风险较大的县乡财政更要高度重视解决这一问题;(3)在正确处理财政开源与节流关系的前提下,必须积极推行财政综合预算制度和精编、细编预算制度,真正将政府理财纳入统一化、法制化、规范化、高效化发展轨道;(4)以公共财政建设为目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并将国有资产收益纳入财政的实际可支配财力,积极推进行政机构改革和事业单位的社会化改革等,这是实现地方财政税收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 3、结语 总之,以当前的税制改革力度而言,还远远不能满足地方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税收改革工作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不断的结合实际,摸索前行,优化财政税收发展模式,从而促进我国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 发展经济论文:经典作家利用市场发展经济的重要思想 中国在革命前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从经济上看,封建主义的色彩十分浓厚。就当前中国的经济运行而言,发展自由贸易和市场仍然是十分必要的。所以,上述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在中国具有现实意义。十月革命后,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列宁,形成和提出了利用市场发展经济的思想。在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由于战争的环境和形势,苏俄施行战时共产主义措施,实际上封闭了市场。战争结束之初,由于多年战争的破坏和战时共产主义措施的副作用,苏俄出现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以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为转折点,苏俄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正是在这以后,列宁形成了利用市场发展经济的思想,主要内容是: 第一,苏俄必须发展贸易自由和商品交换。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直接的目的是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促进农民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由此,新经济政策的内容之一是实行粮食税制,使农民在纳税后留有一定的余粮。然而,仅使农民手中留有余粮还不能达到上述目的,根本的方针是恢复商品交换和市场关系,这是农民以自己的余粮和其他农产品换取必需的工业品,保障生活和生产走上正常发展轨道的关键。鉴此,列宁1921年3月在俄共(布)十大的报告中指出:“实质上可以用两个东西来满足小农。第一,需要有一定的流转自由,需要给小私有主一定的自由。 第二,需要弄到商品和产品。”“流转自由就是贸易自由……流转自由和贸易自由,这就是指各个小业主之间进行商品交换。”[3]54在同年5月,他在起草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有关决议草案中写道:“应当把商品交换提到首位,把它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3]327同年10月,列宁进一步提出发展苏维埃俄国商业的思想。他在莫斯科省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苏俄面临着恢复小农经济的任务,面临着振兴大工业和恢复国内正常经济关系的严峻任务,只有通过发展商业的道路才能完成这些任务。他说:“这条道路比我们预料的要长,但是只有经过这条道路我们才能恢复经济生活。……不这样我们就不能摆脱危机。别的出路是没有的。”[4]229为什么这样说?在他看来,由于苏俄各地生产力水平的落后性和不平衡性,由于苏俄经济成分的多层次性,只有经过发展商业,才能发挥各个地方、各个方面的人在恢复国民经济过程中的作用,才能实现各种经济成分之间的联系。显然,所谓贸易自由、商品交换和商业,就是指市场关系。列宁主张发展贸易自由、商品交换和商业,说明他向党和人民提出了利用市场发展经济的任务,说明他产生了利用市场发展经济的思想。第二,利用现成的经济形式发展贸易和商业。当时的苏俄存在着小农、小手工业、小商、农村富农、城市私人资本主义等现成的经济形式。列宁认为,应该利用这些经济形式发展贸易和商业,“我们必须立足于现有的资本主义关系”[4]230。在《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中,他提出苏俄发展商业所应采取的办法,“就是不摧毁旧的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4]245显然,所谓“立足于现有的资本主义关系”,“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就是指正视现成的旧经济形式,充分肯定其在当时的积极作用,在此基础上发展苏俄的商业。列宁清楚地看到,贸易自由和私人商业的发展,甚至会使资本主义因素得到发展。他在《论粮食税》中论及商品交换时写道:“既然有交换,那么,小经济的发展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初步原理,而且被日常经验甚至是普通百姓的观察所证实。”[3]210如果强行堵塞资本主义发展的通道的话,那实际上是在干蠢事,是在自杀。可见经济形式是当时市场关系得以产生的条件和赖以立足的基础。列宁肯定利用当时经济形式的必要性,进一步说明他形成了利用市场关系发展经济的思想。 第三,把商业原则即物质利益的原则引入国有企业。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展开了国有化运动,完成了大工业企业国有化的任务。列宁认为,在大力发展商业的过程中,应把商业原则即物质利益的原则引入国有企业。1921年10月,他撰写了《〈按商业原则办事〉一文提纲》和《一篇文章或讲话的两份纲要》,集中论述了这一问题,并在有关会议上的报告中明确地提出这一问题。他指出,把商业原则引入国有企业,企业实行经济核算,用有关经济指标如利税等作为评价企业经营效果的标准;把企业的效益同职工的个人利益相关联,同工资挂钩,“我们不应当规避商业核算,而应当懂得,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创造起码的条件,使工人不仅在工资方面,而且在工作量等方面得到满足。只有在商业核算这个基础上才能建立经济。”[4]239“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同个人利益的结合上面。”[4]191“应当收回成本”,反对懒惰、办事马虎和纪律松弛,讲究“经营有方”,“使每个国营企业扭亏为盈”。在列宁看来,把商业原则引入企业管理,要求根据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针对俄国农村市场十分广大的事实,列宁在有关文稿中写道:“为农民市场、农民的消费服务;寻求消费者;满足他们的需要;进行计算;获取赢利;商业核算。”[4]243显然,上述列宁的思想,实际上是利用市场关系和原则搞好国有企业的思想。 第四,共产党人应该善于同外国人“做生意”。仅1921年,苏俄从国外订购了几千台机车,几百辆油罐车,还进口了一千多万普特粮食。列宁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同苏俄之间有经济联带关系,发展相互间的贸易对各方都有利,苏俄应当积极发展对外贸易。次年4、5月间,欧洲20多个国家在意大利的热那亚举行国际经济和财政会议,此前列宁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说,苏俄共产党人欢迎热那亚会议的举行,并且准备以商人的身份出席会议,去同外国资本家谈生意,只要资本主义国家还存在,苏俄就必须同它们做生意。列宁提出,要善于同外国人做生意:“我们要做生意,他们也要做生意。我们希望做有利于我们的生意,而他们希望做有利于他们的生意。至于斗争将怎样展开,这要看我们外交家的艺术了。”[5]70他根据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趋向及特点的分析,把这些国家区分为“醉心于武力解决问题的国家”与主张“和平主义”的国家,告诫苏俄代表区别看待,用不同的态度与策略同它们谈生意:“如果一个商人不善于掌握这种区别,不能使自己的策略适应这种情况来达到实际目的,那他就是个蹩脚的商人”[5]70。显然,同外国资本家做生意的思想,具有国内市场同国际市场接轨的思想因素。 上述列宁的思想,是利用市场发展经济的思想。所谓利用市场发展经济,基本的条件是需要形成市场经济。根据上述列宁的思想,各种经济形式包括个体生产、私人工商业企业、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和国有企业等等,都可以存在和发展下去;生产者与生产者之间可以进行自由贸易,商品交换和商业是实现企业与企业、城市与农村之间经济联系的纽带;企业根据商业和市场的原则进行内部管理,并且根据商品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这说明列宁已经描绘了当时苏俄市场经济的轮廓。所谓利用市场发展经济,关键的环节是无产阶级国家对市场的利用。在列宁看来,俄国无产阶级建立了苏维埃国家,面临着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新的无产阶级国家可以利用市场关系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发展之一: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 当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并且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不断地探索,形成和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的理论。 1.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曾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没有商品交换和货币。前文列宁的思想,是无产阶级国家利用市场发展经济的思想,当时的苏俄没有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因而列宁的思想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建立或者发展市场经济的思想。社会主义社会能否建立市场经济,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遇到过且没有予以回答的新课题。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探索,逐步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搞市场经济。早在1979年11月邓小平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6]236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他反复地、深入地论述了这个问题。在1987年十三大召开前夕,他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7]203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7]373上述邓小平一系列论断的意思十分明确:市场经济作为发展经济与生产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可以同现代世界上性质各异的社会制度相联系,即它不仅可以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不仅可以为资本主义制度所利用,而且可以同社会主义制度联系起来,可以为社会主义制度所利用。此后,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了这一思想。1992年10月,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传统的观念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特别是邓小平同志今年初重要谈话进一步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个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8]226这既是对邓小平重要论断及思想的肯定,也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市场经济的肯定。 2.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要特征的观点。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的手段,不同性质的社会制度都可以利用。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奋进几十年、基本建成且不断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市场经济会不会有一些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必须予以回答的问题。就此,邓小平说:“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6]236这里他强调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社会的,即中国的市场经济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1992年6月,在提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时说:“一是在所有制结构上,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二是在分配制度上,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防止两级分化;三是在运行机制上,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长处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作用,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合理调节社会分配。”[8]202他的这个论断,从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和运行机构等方面,指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即社会主义因素同非社会主义因素相联系,社会主义的因素占主导地位。1993年12月,进一步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它在所有制结构上、分配制度上、宏观调控上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特征,因而也具有资本主义不可能有的优势。”[8]355 3.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的和任务的观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济建设事业,同党的宗旨以及党领导的各项事业的目的和任务是一样的。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目的在于消灭旧制度,建立新制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使全体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党领导的改革开放,目的在于革除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弊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大量的社会财富,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党领导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本的目的和任务也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1993年12月指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目标和任务,就是要使国民经济保持旺盛的生机、活力和后劲,保持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合理和协调,保持积极的发展速度和良好的经济效益的统一,保持生产效率和分配公平的正确结合,同时要保证农业基础地位不断得到巩固,保证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和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不断得到加强,保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其他经济成分积极发挥其补充作用,保证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日益改善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8]356这里他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目标和任务”,是达到四个“保持”,四个“保证”,归根结底是保证“人民生活日益改善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2000年12月,进一步提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根本目的是要提高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9]1822008年12月,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体系,不断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强大动力。”[10]21以上论断,也指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是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以及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4.关于必须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观点。如前所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因素同非社会主义因素相联系,社会主义的因素占主导地位。这个主要特征已经体现了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要求。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包括各个方面的内容,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须将坚持这些制度与发展市场经济紧密地结合起来。譬如,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促进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此,指出:“必须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使全社会充满改革发展的创造活力。30年来,我们既在深刻而广泛的变革中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又创造性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更好实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10]20这里,他肯定了党在实践中实现了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要求。他还提出:“我们党带领人民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同时又必须积极探索能够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发挥全社会发展积极性的体制机制……我们党提出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正确解决了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10]20这里他提出了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途径。综上所述,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系统的科学的理论,包括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要特征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的和任务的观点,关于必须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观点。同经典作家尤其同列宁的思想相比较,列宁关于利用现存的经济关系包括小农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经济的思想,关于发展城乡商品交换的思想,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来源。但从理论的性质看,列宁的思想是“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国家利用市场发展经济的思想,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后者的地位和意义是前者所不及的。从理论的内容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具有内容体系的严密性、逻辑性和系统性,这是列宁的思想所不及的。所以说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经典作家的思想。 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发展之二:形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途径的理论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肯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且展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逐步形成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途径的理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途径的理论,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各方面,这里只阐述若干关键的内容。 1.关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论。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企业制度基本照搬苏联模式,其特点是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管理等等。改革开放以来,进行了责任制改革,开始尝试运用经济手段管理企业。党的十四大在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将企业改革作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而提出,将其定位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抓紧的重要环节之一:“一是转换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经营机制,把企业推向市场,增强它们的活力,提高它们的素质。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关键所在。”[8]228指出,要通过理顺产权关系,实行政企分开,落实企业自主权,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并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任务,并且将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解释如下:一是产权关系明晰,企业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企业拥有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成为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二是企业以其全部法人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对出资者承担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三是出资者按投入企业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权益。四是企业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经营,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五是建立科学的企业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制度,调节所有者、经营者和职工之间的关系。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高度地重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4年说:“不把现代企业制度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好像建立在沙滩上,那是不稳固的。”[8]368意思是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2008年也说:“我们着力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推动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同时又注重加强和完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克服市场自身存在的某些缺陷,促进国民经济充满活力、富有效率、健康运行。”[10]21在这里,他强调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任务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系统工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2.关于价格改革的理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市场来配置资源,实际上是遵循价值规律和自觉地按价值规律办事,而这依赖于价格改革。但价格改革,引起价格变动特别是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变动,存在着社会风险。当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提上日程时,中国共产党人决心推动价格改革。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价格改革是市场发育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应当根据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加快改革步伐,积极理顺价格关系,建立起以市场形成价格为主的价格机制。”[8]2291992年底,他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提出:“价格改革,要认真贯彻积极稳步的方针。粮食价格,将根据统一政策、分类指导、分省决策、逐步推进的原则在全国陆续放开……价格放开、经营放开以后,应该注意地区差价、季节差价、品种差价,使价格真正起到促进生产、引导消费的积极作用。”[8]296以上论断说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价格改革态度坚定,办法稳妥。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确定了深化价格改革的任务:在保持价格总水平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放开竞争性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调顺少数由政府定价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尽快取消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加速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进程;建立和完善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的储备制度,平抑市场价格。上述理论和政策指导中国价格改革的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3.关于金融改革的理论。金融即资金的使用和融通,是现代经济运行的血脉。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金融没有起到配置资源的作用。邓小平曾说过,我们过去的银行是货币发行公司,是金库,不是真正的银行。伴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金融改革的任务提到日程上。党的十四大报告在论及加强市场体系的培育时提出,积极培育包括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的金融市场。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进一步提出:发展和完善以银行融资为主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债券、股票融资。建立发债机构和债券信用评级制度,促进债券市场健康发展。规范股票的发行和上市,并逐步扩大规模。货币市场要发展规范的银行同业拆借和票据贴现,中央银行开展国债买卖。坚决制止和纠正违法违章的集资、拆借等融资活动。根据党中央的精神,金融改革迈开步伐并稳步前进。党的领导人继续高度关注这个问题。1997年指出:“金融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是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11]73经历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后,2002年11月,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使金融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9]5502008年以来,由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变为一场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指出:“我们应该牢记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正本清源,对症下药,本着简单易行、便于问责的原则推进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建立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国际金融体系。”[12]3积极推进金融改革,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但要采取稳妥的办法和措施,特别要注意吸取国际的经验和教训。 4.关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建立和完善这一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积极建立待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进一步提出: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深化企业和事业单位改革,保持社会稳定,顺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大意义。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个人储蓄积累保障。社会保障政策要统一,管理要法制化。社会保障水平要与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适应。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办法应有区别。提倡社会互助。发展商业性保险业,作为社会保险的补充。党中央的上述指示精神指导了我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实践。党的领导人也高度重视,不断地提出新的论断。1999年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是顺利推进企业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必要条件。继续加强以失业、养老和医疗为重点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逐步扩大覆盖面,提高社会保障程度。要多方面筹集资金,在企业改革和重组的过程中,统筹考虑补充社会保障资金,财政也要打足预算。”[11]4422005年也提出:“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13]21可见,建立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理论的基本内容。 总之,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就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或者说采取什么途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比较而言,经典作家的思想如列宁关于利用市场发展经济的思想,是恢复国民经济过程中“应急”的思想和主张,虽然这些思想和主张对于当前的实践具有借鉴的意义,但是它没有条件形成系统的、深刻的、科学的理论。它不能有效地指导社会主义制度长时期的、在更高阶段上的发展。上述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经典作家的思想。 作者:俞良早单位:南京师范大学东方社会主义研究
社会工作实践论文: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现状及对策研究 摘要:社会工作专业是一门通过为社会成员提供各类福利保障与服务,达到协调人际关系、提高生活质量、改善社会机制增进社会福利、消除社会弊病、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社会进步目的应用型学科,其在教学中对于实践能力的培养要求较高。高校作为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的主要承担者,应该注重研究如何加强该专业的实践教学水平,切实提升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实务能力和技巧。 关键字:社会工作,实践教学,对策研究 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因起步较晚,所以在专业程度上与英美等发达国家有一定的距离,我国高校的社会工作实践教学目前还处于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 1.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的现状 目前我国高校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一般定位为:“学生能熟练掌握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及理论方法、具备较强的社会调查研究技能和人际沟通能力;能有效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和技巧,参与和从事基层社会服务与管理社会管理的应用型人才”。而实践教学的途径分别为:理论课程的教学、专业见习和社会实习、撰写毕业论文等。 以笔者所在的安康学院为例,其社会工作专业主要开设的课程有《小组工作》、《个案工作》、《社区工作》等,上课方式一般均由教师主讲或学生试讲评分,在特定时间进行模拟个案或小组活动,在模拟活动结束后,教师在另外挑选案例或就本案例要求学生交上一份活动策划或活动报告,这虽然看上去是在实践教学方面有了一定的倾斜,但教学依然是偏于理论的。此外,尽管学校设立了专门的社会工作实践教学基地,但是前往基地见习的时间偏少,基本上每学期一次,持续时间不超过一天,这对于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无疑是远远不够的。通过调研和总结,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是学生对社会工作的认同感不足,对社会工作的相关学习提不起兴趣,实务能力的欠缺和培养阻力都导致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降低。 二是n程的设置缺乏合理性,教学的手段太过单一。操作性和实务性是社会工作的显著特征,要求学生在掌握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的同时还要有较强的实务能力,但目前院校以“填鸭式”的理论教学为主,实践教学受到了忽视。 三是实践基地单一、配合力度差、专业见习时间短、实践对理论的检验能力不足。学生在见习时因时间关系只能象征性完成一些任务,对基地的设施进行走马观花式的观赏,并不能接触到实际的案例。在其他机构也是类似见习的方式导致学生的理论知识长时间得不到检验,显然违背了实习基地让学生将学到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方法直接运用到实践中的原则。 四是教学设备不足,实验室建设不足、实际训练得不到保障。目前由于一些院校教学设备缺乏,实验室建设不足,学生只能在教室象征性的模仿案例、想象性的进行活动策划,忽视了案例发展的不可控性。没有条件捕捉模仿过程中的错误使得教师和学生的反思变得异常艰难。 五是师资力量不足,教师实践教学能力有待提高。教师在社会工作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教师自身的理论水平、实务经验和教学经验对教学的影响非常大。但很多教师在实务方面的能力有所欠缺,不论在授课和实训方面都影响了学生的能力发展。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提高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水平和学生的实务操作能力,我们有必要思考和研究社会工作实践教学的相关对策,目前可以总结如下: 首先是课程设置和实践教学体系改进。在课程设置上学校应注意教材的选择和教学时间统筹。社会工作专业对从业者的要求具有全面性,单一领域的专业方法并不能满足需求,应对教学课程进行目标化和规范化管理,例如在学生大一时以基础理论课程为主,大二时以社会工作专业基础课的操作训练为主,大三时以学生的专业技能训练为主,而大四时应以毕业论文、毕业实习为主,做到层层递进,全面发展。 其次是建设实验室和增加实训基地。台湾学者曾华源认为标准的实践机构和基地应具备下面几种条件:“信奉社会工作的的专业价值观和伦理观;有合格的工作员为学生的实践做督导;工作形式多样,内容广泛,与社会工作的人才培养目标相吻合;有一定的硬件设备基础;机构运行状况良好;机构有让学生进入实践的医院等”。有鉴于此,高校在建立实训基地应该从地域、数量、和类型三方面选择,比如:行政型的民政部、院舍型福利院、社区服务型街道办事处等;社会工作服务型的青少年活动中心、救助站、戒毒所等。学校实验室的建设具有相当的必要性,社会工作实验室分为小组工作区、个案工作区、多媒体教室兼工作区、控制区四个区域。学生和教师可以利用实验室独立或与其他机构合作开展多种社会工作实务服务项目,如残疾人士的康复工作、社区禁毒工作、社区老人照顾活动、学生成长小组、心理辅导和心理咨询等等,促进学生操作能力和实务能力的增长,促进教师教学的反思。 最后是积极培养和引进专业的实践教学督导,这是提高实践教学水平的关键和灵魂所在。督导的设置不应局限于专业教师,还可以是实践基地的负责人或工作人员,其长期身处一线,具有相当的经验可供学生参考。例如可以为学生建立“双督导制”,即教师和实习地负责人共同辅导学生开展实习,这可以有效弥补教师在实务能力方面的经验欠缺。 社会工会专业实践教学的探索在我国仍属起步阶段,但是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已经形成共识,那就是本专业的发展离不开实务能力的重视和培养,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提高,我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实务能力的培养定会不断向前迈进。 社会工作实践论文:以循证实践理念推进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改革与发展 摘 要:循证社会工作(Evidence-based Social Work, EBSW)是20世纪90年代受循证实践思想影响而产生的一种新的以证据为本的社会工作理念,其本质为循证实践(Evidence-based Practice,EBP),诞生于“循证医学”。以循证实践理念推进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是未来的主流方向。 关键词:教改;社会工作;循证实践 循证实践(EBP)模式是最好的证据、客户的价值观和期望、社工专业知识三者的组合,可以为社会工作提供决策,拥有一套完整的组织实施模型,并能够对实施效果及时跟踪有效评价。目前,美国等发达国家已建立以Corchrane协作网和Campbell合作网为支持的科研智库系统,从原始证据的生产到系统评价(Systematic Review)再到证据的推广、转化和执行、反馈的一套系统流程,实现了以实践为核心的研究和决策体系,在社会工作教育领域应用广泛,收录了大量社会工作的证据,被誉为将社会工作教育科学化、标准化的重要工具。2000年,以美国著名循证实践家、思想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Donald Campbell的姓氏命名的Campbell协作网正式成立,致力于生产、保存和传播社会学相关干预措施效果的系统评价,为司法、教育、人口与社会政策等领域提供证据支持。Campbell循证数据库的相关标准也被公认为是将实证数据证据化的最佳资源之一。Campbell协作网作为重要的国际协作性研究组织,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在美国、英国、挪威、芬兰等发达国家已建立了成熟的循证实践研究所,为各国的教育部、卫生部和社会福利部门提供了可靠的决策依据,特别在美国政府社会政策领域的决策中得到了应有。因为循证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与透明性,常常被研究者作为首选的研究方法。Campbell协作网首任联合主席、南加州大学社会工作学院副院长Haluk Soydan教授热衷于循证实践方法在发展中国家的推广,已于2011年与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合作建立了收集医学、心理学和卫生学证据的智库,同时,计划与中国某大学合作推广收集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相关证据的Campbell中国智库。 在我国,基于循证实践理念的社会工作研究主要以南加州大学和兰州大学的CCET教育与实践平台为主(Chinese Clearinghouse for Evidence Translation in Child Aging Health,具体可参见网站:),为CCET平台将来成功转化为Campbell中国智库,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和发展: CCET对决策者而言:(1)为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做出决策支持,资助有能力且提供已经被证明有效的社会服务机构。(2)从研究项目的科学性和实用性评价,为政府决策是否继续资助相关研究项目提供依据。 对于研究者而言:(1)开展循证社会工作研究和干预项目培训及课程开发,培训的课程有:社会工作干预研究方法培训、系统评价在社会工作研究中的应用(Campbell系统评价撰写方法)。(2)参考儿童及老年人健康循证证据,联合当地健康服务机构,开展基于人群问题的干预性研究。(3)应用研究的报告规范和评价标准提高研究质量。 各高校依托CCET,搭建循证社会工作教育平台,可以从多个层面进行改革和发展。就基础项目而言,需要国内高校教师作为美国Campbell循证社会工作智库平台的推广人和培训师之一,在全国各地举行循证社会工作研究方法高级研修班,同时与合作单位一起推进CCET平台的建设。就发展层面而言,一方面是人力资源建设,在高校教师和学生中发掘对以证据被本社会工作感兴趣和有这方面学术理想的人选,建立2~3人师资队伍和10~15人的社会工作学生协会。另一方面是科研成果积累,编译国外相关书籍。就学术地位而言,依托CCET平台建立Campbell中国智库,可邀请来自美国、台湾、香港、人大、北大及南京大学等地的社会工作专家组成学术专业委员会,组建一个全国性的社会工作研究平台,甚至是一个国际社会工作对话的学术平台,并在全国各地选择一些高校作为片区的负责分支机构。就实施层面而言,教改项目内容包括数据采集与分析实训室、社会调查模拟实训室、社会工作证据室、社会工作实训与应用实验室等四大模块。数据采集与分析实训室通过建设安装SPSS、STATA、社工个案工作管理软件、EBP社工工作软件、社会工作案主身心测评软件等专业软件系统的多媒体机房及电话访问系统(CATI),提供文献检索、民意调查、社会舆论调查和数据处理等专业技能训练;社会调查模拟实训室通过提供社会调查仿真场景,提供问卷调查、个案访谈、集体访谈等社会研究方法的模拟训练;社会工作实训室通过建设个案工作室、小组工作室、社区工作室,为社会工作实验教学与专业实习、社会工作者和大学生志愿者提供系统的社会工作服务技能实训;社会心理应用实验室通过感知觉体验、个人成长与职业规划指导、团体辅导、人际训练与专业测评,促进自我了解,提高社会工作实践能力。 社会工作实践论文:伯顿“二分法”在中国社区社会工作实践中的运用 摘要:在中国,社区除了是居民“共同体”之外,还是基层行政组织单位。社区行政组织既是传统社区社会工作的实施者,又是新时期社区社会工作的对象。因此,西方先进国家的社区社会工作理论很难直接用于指导中国的社工实务。伯顿(Batten)“二分法”就是因为中西社区存在不同的特性,需要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有甄别、有区分的加以利用。 关键词:伯顿“二分法” 社区治理 社区社会工作 一、社区社会工作理论之伯顿“二分法” 社区社会工作的实务理论是关于社区社会工作基本原则、工作方法的理论,它包括社区社会工作的基本理念、对社区社会问题的假设、工作目标、工作原则、工作手法等内容。社会工作理论家们在讨论社区社会工作实务理论时总结了不少理论模式,分别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社区工作的内涵和外延,常用的实务理论主要有伯顿(Batten)的二分法、罗夫曼(Rothman)的三分法和泰勒与罗伯茨(Taylor Roberts)的五分法。本研究在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下,验证了伯顿“二分法”这一社区社会工作理论在X社区环境治理工作中的应用效果。 伯顿“二分法”(Batten,1967)是指通过直接干预和非直接干预的方法开展社区社会工作。直接干预法是指由社区工作人员直接去界定社区的问题、满足社区需要;直接教导、协助社区居民设法解决这些问题。直接干预法的基本前提是社区社会工作者对社区问题有充分了解,所提出的目标切合实际,所采取的方法是最有效的。非直接干预法是指在社区工作者的协助下,社区居民认识和发掘自己的潜能,自主决定事情的缓急,自主解决问题,满足社区需要;共同寻找需要的资源和支持,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在社区居民行动的过程中,社区社会工作者只起到协助和辅助的作用,工作者提供资料、联络其他组织和团体、对居民的方案提出修改建议等,并不直接干预社区问题的解决。 比较两种方法可以发现,直接干预法的最大特点是高效率。诊断社区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速度快,但是缺乏民主。非直接干预法的优点是民主合作性强,但工作效率低,需要把很多时间和精力用在讨论、协商的过程中。在西方社会,社区社会工作开展的主体是社区居民,所以伯顿的这两种工作方法被认为是相对立的,或者说需要分阶段方能结合使用。 在中国社会情景之下,这两种工作方法是存在并用的可能性的。首先,中国城市社区是自上而下建构起来的,是实施城市基层行政管理和社会控制的社会治理单元,社区主体组织(党组织和居民委员会)在社区工作中发挥着领导核心的作用(徐延辉、龚紫钰,2014)。其次,中国物业行业尚未形成统一的服务标准,社区的类型以及物业公司之间的差异都会使物业在社区中的服务效果有所不同。那么,可以通过直接干预社区主体组织和物业公司,与其共同诊断社区问题、寻求解决方案;同时对社区居民采取间接干预的方法,促成居民参与解决社区问题,发挥其参与者、监督者的角色。这样既可以发挥直接干预工作方法的效率性,又可以体现社区工作的民主性,不乏为探讨中国本土社区社会工作的方法的重要尝试。 二、南京市X社区环境问题与社区工作关系分析 (一)社区环境问题分析 X社区收容了南京市13个区人均住房面积在8平方米以下的贫困家庭,社区人口中60%以上为低保户,60岁以上人口超过社区总人口的半数以上。近些年,在房地产市场交易的作用之下,社区的居民结构发生了变化,另外,在该社区租住房屋的外地流动人口也在不断增加,目前,该社区居住人口已经超过2万人。由于X社区的环境、卫生等问题凸显,2015年9月,社区通过招募专业的社工机构入驻社区,开展社区环境治理工作,这也是该实务研究在X社区开展的契机所在。通过对X社区引入专业社工机构的全过程进行跟踪研究发现,社工机构介入之前X社区的环境问题表现在: 第一,从社区的外观来看。社区内车辆停放无序,主干道车辆通行困难,尤其超市、菜场、商铺的周边常常堵塞;垃圾随意堆积、丢掷现象严重;公共设施毁坏严重,如照明灯、防盗门、防护栏等多数被毁损;公共空间滥用现象严重,如楼道、房前屋后私物堆放;毁绿栽种、毁绿造停车场等问题普遍;宠物随地便溺、普遍撒养危害安全现象;另外,菜场、公共厕所等地气味异常难闻,卫生状况堪忧。 第二,从社区的内部关系来看。(1)居委会方面认为:物业公司未尽责是主要原因。具体表现在保洁人员数量少、年龄大、工作效率低,其他社区环境维护工作不及时、不到位,拖沓现象严重;另外,居民素质普遍低下,人口结构不合理。(2)物业公司方面认为:X社区的物业费为本市最低,而且很多居民拒绝缴纳物业费,因此没有足够经费雇佣更多员工提供较好的社区服务;居民素质差,表现为生活习惯差、公共环境维护意识薄弱;居委会惯常独裁治理,把一切责任归于物业公司。(3)居民方面认为:居委会管理不当;物业公司未尽责;居民自身素质差。 总之,居委会、物业、居民三方就社区环境问题的成因表现为互相否定,值得关注的是居民不但否定居委会和物业公司,也否定了居民自身,也就是说X社区居民对该社区评价很低,严重缺乏社区归属感。基于以上,可以对X社区的环境问题做一假设,即“不良的社区工作关系是X社区环境问题持续存在的重要原因”,后文将要对这一假设进行推理证实。 (二)社区工作关系分析 经过以下分析可以发现,X社区的居委会、物业公司、居民作为社区环境问题的主要利益相关者,表面虽相互指责、相互推卸责任,其实他们之间同时也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 (1)在中国情境下,居委会在社区工作中处于主导地位,所以在整个问题当中居委会的压力最大,利益受损情况严重。作为基层行政组织,X社区居委会未能对社区问题进行妥善治理,势必影响居委会的绩效和在社区的公信力。 (2)物业公司以居民素质差、居委会管理不当以及物业费低且不能足额收缴等为由推卸责任,逻辑上看似合理。但是经过查证,该小区作为福利安置社区,南京市政府对X物业公司有物业费“保底”的补贴政策。所以物业公司在X社区的工作虽然存在难度,但是仍然是“有利可图”的。 (3)居民是直接受社区环境问题困扰和影响的一方。在X社区这样特殊的安置社区,传统的“领导与群众”式的社区关系较为明显。居民遇到切身利益受损的状况,不论巨细,首先要到居委会去找“领导”,然后再去物业公司那里“闹”。同时,居民虽然也认为大多数居民的素质较差,可是闹归闹,如何改善社区环境仍然要依靠居委会和物业。 三、社区社会工作关系的建立与伯顿“二分法” 良好的社区社会工作关系非常重要,社区工作关系的建立与协调与个案工作或小组工作相比要相对复杂。社会工作者不得不分别与多方建立工作关系,并在他们之间进行协商和调节,进而为实现共同利益目标搭建协作平台。本研究所涉及社区社会工作关系的建立有两层意义:第一,社工分别与社区环境问题的利益相关者建立工作关系;第二,在社工的协调与调节之下,X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居民建立了相互协作的工作关系。虽然伯顿的“二分法”即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的工作方法一般用于社会工作实务的介入实施阶段,但是就X社区的案例来说,社区工作关系的建立阶段不可避免地需要对利益相关者进行直接或间接干预。这与在中国社会背景下,人们对社工机构作为第三方介入解决社区问题的认知程度有很大关系。与各方建立工作关系的过程充分证明:建立社区工作关系阶段与介入实施阶段的区分不是非常明显,在建立社区工作关系阶段便需要区分使用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的方法。 依据伯顿“二分法”,基于已经对X社区的环境问题有较为全面和充分的了解,并对X社区环境问题的利益相关者与利益制衡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可以针对责任程度和压力较大的居委会、物业公司采用直接干预的工作方法。直接干预的工作方法可以充分利用居委会与物业公司之间较强的利益制衡关系和缓解矛盾的需求,如果居委会与物业公司达成协作关系,其对社区环境的治理效果会比较明显,而且能够增强其共同协作解决其他社区问题的信心。对于社区居民来说,认为采取间接干预的工作方法更加有效。原因在于,如采取直接干预的方法将会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另外,间接干预的工作方法可以通过倡导和宣传促成居民形成代表,自主参与到居委会和物业公司的工作机制当中,进而增强居民的民主参与意识与社区归属意识。在与居民建立工作关系的过程,社工侧重于引导居民如何以有效的方法和方案与居委会、物业公司进行沟通与协作,使居民代表以独立的一方加入到三方协作工作关系当中。具体的实施办法如图2所示。 既然确定不良的社区工作关系是X社区环境问题持续存在的重要原因,那么社区工作为第三方,分别向三方利益相关者澄清协助解决社区环境问题的立场,帮助各方分析在社区环境问题中的职责与角色。社工能够为三方提供的协助内容有:(1)帮助三方关于社区环境问题进行沟通与调节,缓解之间的矛盾与纠纷,协助建立三方协作工作机制;(2)协助居委会理清社区环境问题的具体成因,共同制定治理方案;(3)促进物业公司与居委会和居民之间的沟通,主动接受居委会与居民监督;(4)鼓励居民积极参与社区环境治理,指导居民招募成立社区环境治理的志愿者组织。 社工在与各方建立工作关系的过程中,参考利益相关者理论(Ansoft,1965;Freeman,1984;Mitchell.et,1997),尤其强调各方达成“改善社区环境”这一共同利益目标与达成他们各自根本利益目标之间的关系。即,只有通过协作,居委会才能实现其管理的良好效果,物业才能实现其企业的利润、居民才能实现获得较好社区服务并拥有较好社区生活环境的利益目标。社工在介入X社区环境治理工作中,成功运用了利益相关者理论进行分析,并依据该理论澄清三方利益制衡点协调社区工作关系,为居委会、物业公司、居民三方共同改善社区环境构建了良好的工作机制。目前X社区的经验已经被作为社区工作的成功模式在其他社区进行试用与推广。 另一方面,实践证明了伯顿的“二分法”不仅可以用于社会工作开展的介入阶段,也可以用于社会工作关系的建立阶段。此外,“二分法”在中国社会社区管理模式的背景下,与其理论的内涵并非完全一致。伯顿“二分法”社区工作理论的提出是基于居民为社区工作主体的背景,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的方法不能并用。而在中国情境下,以X社区为例的社区工作主体不一定只是社区居民,社区居委会作为基层行政组织,往往成为社区工作的主体,而在社区环境问题上,物业公司也是主体之一。所以在中国社区工作中,伯顿“二分法”的理念虽然可以借鉴和参考,由于其“二分法”针对的主体不同,所以可以针对不同的主体同时采用不同的干预方式。 四、结论与思考 研究表明,开展社区社会工作除了需要适切的理论支持外,还需要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社工在作为第三方介入X社区环境工作的过程中,基于对社区环境问题的了解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制衡关系的分析,依据伯顿的“二分法”分别对居委会和物业公司采用了直接干预方法、对社区居民采取了间接干预的工作方法,在关注介入效果和效率的同时,充分顾及社区社会工作,重视社区民主和居民参与的专业理念。在西方社会情境下,社区社会工作对象的主体多为居民,所以伯顿的“二分法”认为,一般不可能对同一主体同时使用两种干预方法。但是在中国社会情景下,由于存在基层社区组织的主导性作用、物业行业服务标准的不一致性等因素,为针对不同工作对象同时使用“二分法”提供了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本研究可谓是探索本土社区社会工作方法的一次有益尝试。因为中西方社区存在不同的特性,在参考西方社区社工理论指导中国的社区社工实践的过程中,需要有甄别、有区分地加以利用。 社会工作实践论文:社会工作介入青少年成长教育的实践研究 摘要:文章通过实践考察认为社会工作介入青少年成长教育既是可行的,也是十分必要的。社会工作者在挖掘青少年真正需求的同时,也要考虑到青少年自身的生理机能及心理特点;在青少年社会工作中,态度比技巧更为重要;社会工作者应综合采用案例分析、活动体验、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介入等,为青少年提供多层次、广范围、更具针对性的服务,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 关键词:社会工作;青少年;实践 基金项目:此论文系内蒙古师范大学青年政治学院科研创新团队建设项目。 作者简介:尤文静(1978―),女,内蒙古师范大学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青少年社会工作、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 一、社会工作介入青少年成长教育的实践调研 1.背景介绍 内蒙古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于2013年7月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建立了分中心,成立以来对辖区青少年进行了随机抽样问卷调查和访谈,收集分析社区青少年基本情况和建议,评估其需求。通过补位传统教育,运用个案辅导、小组工作、社区发展等手法,开展了体验式学习、潜能开发、家庭亲子教育、人生规划指引等有别于传统教育方式的关护青少年成长的社会工作服务项目,成效显著。 2.调查目的 通过对辖区内青少年的发展水平、身心健康、学习情况、人际态度和家庭状况等方面的调查了解,较客观地掌握青少年的实际情况,使社会工作者能够为服务对象提供更加契合需求的服务。 3.调查方式 调查分为访谈式问卷调查和访谈两种方式。访谈式问卷调查主要由社会工作者按照问卷内容对调查对象进行转述解释,并按照其意思填写。访谈是拟订访谈提纲,随机抽取服务对象进行深入交流,以便获得更全面的信息,确保所得到的信息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参考价值。社会工作者深入9个社区,对260名青少年进行了访谈式调查,其中男性占48%,女性占52%,本次调查青少年群体年龄段分布为13~15岁。 二、社会工作介入青少年成长教育的实践依据 通过对访谈式问卷调查及访谈结果的统计分析,我们发现青少年在自我保护、个人健康方面存在普遍性问题,特别是留守青少年的表现更为强烈。 1.青少年成长教育问题呈现多元化 (1)学习压力大。 尽管教育部门大力推行素质教育,但应试教育的阴影一直困扰着广大青少年,加之父母的过高期望,使他们承受着较大的学习压力。随着年级的升高,越来越大的心理压力造成青少年学生精神上的萎靡不振,从而导致神经衰弱、注意力分散等多种症状的出现,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考试焦虑。 (2)亲子间交流障碍。 父母与子女缺乏双向交流,易产生矛盾。随着青少年成长中独立意识增强,他们要求有自己的处事方式,不希望受到过多的管束。而某些家长出于对子女的保护,什么事情都替子女包办,子女渴望独立与家长不恰当的好意关心产生了思想上的矛盾冲突。还有的家长因工作繁忙,很少与子女谈心,仅是定下严格的规定来限制子女的人身自由,这些都使矛盾更加尖锐。 (3)自我控制能力较弱。 众所周知,网瘾已经成为一种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病症,它被称为“电子海洛因”,对于自我控制能力较低的孩子来说危害极大。青少年过度迷恋网络会出现厌学等现象,甚至陷入虚幻的网络中不与外界接触,使网络真的成为“逃不出的网”。 (4)生活自理能力较差。 现在的孩子在家里总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家长只要求他们搞好学习,不让他们承担家务,久而久之,子女养成了懒惰的习惯,自理能力变差,一旦离开父母,他们就会觉得生活处处充满困难。 2.青少年安全自护教育存在隐患 (1)未能形成青少年安全自护教育体系。 访谈调研结果显示,到目前为止,系统接受过安全自护方面教育的青少年不到10%。大部分青少年接受到的安全自护知识是零散的、非系统式的,使青少年在面对危险时无法做出积极、正确的反应。社会工作者在系统地组织学生做小组活动时,以专家指导和现场模拟演练相结合的方式,使学生们将所学的安全自护知识和能力及时付诸实践,有助于学生掌握安全自护知识,形成自救能力。 (2)青少年掌握安全自护知识及能力差异较大。 青少年之间由于个体及环境的差异,掌握的安全自护知识及能力差异较大。自学能力强,愿意主动从外界吸收信息的青少年能更好地掌握安全自护知识。实践调查显示:经历过逃生演习的青少年比未经历过演习的青少年掌握的安全自护知识多。然而,绝大部分的青少年没有机会参加灾难模拟演习,也没有专业的队伍对其进行素质拓展和安全自护教育的引导。 (3)青少年未能形成安全自护习惯及本能。 安全自护知识访谈中获得高分的青少年在面对面征询中承认:他们曾有过明知不对却仍去做的行为经历,如违规横穿马路。同时90%的青少年在访谈中提到如遇到灾害发生时会惊慌失措,奔逃中完全忘记自护要点。因此,要让青少年形成良好的安全自护习惯及本能,非一朝一夕之功。 3.留守青少年社会问题多样化 (1)心理健康方面。 留守青少年缺少与父母面对面沟通交流的机会,而监护人又往往无暇顾及他们的心理情绪变化,这对留守青少年的心理发展非常不利,常常引发种种负向心理情绪,如感情脆弱、自暴自弃等,长此以往会导致心理病症的出现。 (2)学习生活方面。 留守青少年的学习动机和学习兴趣不足,学习自觉性和自律性较差,甚至出现厌学和逃课的倾向。由于留守青少年的学习一般由间接监护人辅导和监护,而学校对这部分群体关注度不够,教师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对其管理与教育,致使留守青少年生活中不够自信。 社会工作实践论文:以系统观推进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 摘 要 社会工作专业是一门具有强烈实践性的专业,其实践的展开成效直接影响到该专业所培养人才的社会可用性。当前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实践中存在着实践设置不合理、实践过程缺乏控制、实践结果质量偏低等问题,需要以管理学的系统观对实践安排进行系统设计、对实践的过程进行系统控制、对实践结果进行系统评估等。 关键词 社会工作 实践 系统观 社会工作专业源于西方,是一门以增强人们的社会功能和解决社会问题为主要宗旨的具有利他主义倾向的学科,它以专业的科学知识为指导,运用专业的技巧和方法开展助人服务活动,在西方社会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社会作用。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各种社会需求日趋强烈,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服务需求不断增加、要求不断提升,迫切需要更加专业的高素质社会工作者进入社会,那么作为社会工作专业的教育者,在教学过程中如何提高高校社会工作学生的专业教育水平,特别是实践教学水平就成为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1 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重要意义 社会工作专业是一门具有很强实践性的专业,其实践教学的高水平开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社会工作专业是一门起源于社会实践的专业。从社会工作专业在西方社会的起源来看,它出现于英国工业革命以及工业革命之后所引发的社会问题,英国工业革命中的圈地运动产生了大量失去土地的无业游民,进入城市的人们面临着贫困、犯罪等问题,城市化的加速又带来了如养老、医疗、教育等一系列问题,原有的教会和个人慈善行为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一些社会有识之士开始尝试用新的理念和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的努力推动了现代社会工作的产生,可见,社会工作专业的产生就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回应,具有浓厚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实践色彩。 (2)社会工作专业本身的特殊性决定了实践对其的重要性。社会工作作为一项助人的服务活动,其职业性表现非常突出,它需要社会工作者必须具备在具体情境中改变案主及其环境状态的能力,而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就是要培养能在劳动、社会保障、民政、卫生、教育、司法、文化等政府部门,工会、妇联、残联、共青团等社会团体以及非营利组织等社会福利机构中开展社会工作服务和管理工作方面的职业型人才,这就要求学习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比其他专业的学生具有更强的实际操作能力,能够一毕业就投入到实际的工作中去,这又决定了其学习过程中实践教育的重要性。 (3)社会工作实践是社会工作教学的重要部分。同所有的专业一样,高校社会工作的专业教育也包括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两部门,其中实践过程是学生内化课堂理论教学内容、深刻领悟理论知识并加以运用的最主要途径,通过实践,学生将课堂知识与具体案例相结合,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这既是理论教学的最终目的,也是拓展学生专业能力的重要过程,因此必不可少。 可见,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必须做好专业实践教学,充分发挥实践教学在专业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但在我国社会工作专业的大学教育中,其实践环节仍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阻碍了该专业的健康发展。 2 社会工作专业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2.1 设置: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设置不合理 国内的社会工作专业起步晚,很多大学甚至是最近几年才设立这个专业,很多方面还处于探索阶段,在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设置上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如当前很多学校在安排社会工作专业的实践方面,形式仍然比较传统,多集中于大四进行,而在前三年的实践安排很少(大学前三年的实践仅以短时间的认识实践为主),这种安排导致理论学习和实践学习的脱节,且学生在大四的时间,考研和找工作的压力都较大,很多学生对专业实践只是应付了事,极大地影响了实践学习的效果。 2.2 过程:社会工作实践的控制不足 首先从实践机构来讲,在很多西方国家,社会工作专业已经发展得相对成熟,社会中可供实践的机构都非常专业,对于指导学生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套较为全面的管理技术、专业技术和技能,如这些机构中都建立了完善的督导制度,学生可得到经验丰富的督导员的全程指导,能够很快地增长专业实践技能,但在我国社会工作专业的实践过程中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督导制度,实践机构往往对整个过程缺乏有效控制;其次,从学生外出实践的派出者――高校来讲,很多高校对外出进行实践的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实习过程和具体情况不够关心,且不加控制,只要可以找到实践单位,都默许派出,教师也缺乏实时督导,实践的效果也就无法保障。 社会工作实践论文:学校社会工作的入场困境与实践策略 摘 要: 在我国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当前阶段,学校社会工作普遍面临角色地位边缘化、专业作用遭受质疑、实践权力缺乏等入场困境。运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对这些困境作出进一步解释,可以发现:在学校社会工作实践场域中,由于占据不同位置的主体对社会工作的功效存在争议、专业惯习与本土实践场域之间“水土不服”以及不对等的权力关系所造成的诸多制约等原因,学校社会工作者只能在满足校方需求的基础上进行专业服务探索。这不仅有其结构性制约方面的因素,还与社会工作者在实践过程中对本土实践智慧和在地文化因素的忽视有关。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能够为促进专业社会工作在我国的发展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 学校社会工作;入场困境;场域 21世纪以来,我国学校社会工作领域出现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探索性发展。2002年5月,在上海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浦东38所学校开始试行“一校一社工”制度,由学校教职人员承担社会工作者的身份与职责,并将学校社工纳入到德育工作体系中。[1]深圳市自2007年在“1+7”文件的推动下也开始试点探索不同于上海的驻校社会工作发展模式,由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派驻一名社会工作者进入学校开展工作。[2]然而,无论是上海的内生型发展模式还是深圳的派驻型发展模式,学校社会工作都面临着一系列的入场困境,制约了社会工作专业效用的发挥。本研究主要是运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对学校社会工作者进入到学校系统后遭遇到的困境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探讨其进一步发展的策略。 一、学校社会工作的入场困境 当前,青少年学生的成长出现了学业负担过重、人际交往日趋淡薄、社会适应能力不足等一系列问题;而学校社会工作者则可以运用专业理论知识和技巧,同学校领导、教师以及心理咨询师等人员一起,为学生提供一种有利于学习的环境与条件,从而促进他们更好地成长与发展。学校社会工作并非取学校教育而代之,相反却是学校教育的一种补充和功能拓展,是创新学校现有工作体制以及更好地实现学校教育目的和确保教育质量的重要方式。[3-5]西方国家以及我国港台地区的经验也表明,学校社会工作服务在预防、补救青少年问题和促进青少年发展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我国内地学校社会工作者在进入到自成体系的学校教育系统开展服务时,却面临着诸多困境。 (一)角色模糊不清,地位边缘化 虽然专业社会工作在我国内地已有二十多年的发展历史,许多地区也已经开启了学校社会工作实务的探索,但是社会工作并未得到社会大众的广泛认可,他们对于“什么是社会工作”“社会工作者是做什么的”等问题仍然没有明确的认识。这就导致学校社会工作者处于何种角色地位,是在他们进入到学校后才被赋予的,取决于他们在学校中所承担的工作与所发挥的作用。在某些情况下,学校社会工作者会被安排承担德育处、团委的学生工作或者教务和后勤等行政性工作,扮演与专业角色相冲突的其他工作角色。[6]社会工作者角色的模糊不清,不仅使校方对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定位存在认知上的偏差,还造成了社会工作者与学校原有体系中的德育老师、心理咨询老师之间的角色混淆,面临着是否属于重复设置、是否会取而代之等尴尬境地。[7]此外,教育行政管理干部、社区、学校老师以及学生与家长等不同主体对学校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定位并不一致,他们对此都有着各自的认知与期待。[8]而在实践中,学校社会工作者所面临的角色冲突、角色混淆以及角色定位不统一等困境,又进一步导致他们在学校系统中处于边缘地位,即学校并未将其视作学校体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难以融入学校原有的圈子;甚至有的学校还会认为社会工作者只能作为学校原有教师的帮手,配合教师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 (二)专业作用无法发挥,专业性遭受质疑 学校社会工作实务在我国内地起步较晚,社会工作者基本上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其自身具备的专业技能水平难以满足广大中小学生日益发展的需求。[9]与此同时,学校的主体工作是教育教学,“应试教育、升学为本”是当前教育体制与教育模式饱受诟病却又难以改变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抓教学、抓分数、抓考试、抓升学自然就构成了校园生活的主流,而对于学生是否具有健康的心理素质、是否具有较强的生活能力、是否善于与人共处等深层次发展内涵,学校则无暇给予更多关注。[10]而学校社会工作旨在减少管理、增加服务,锻炼学生自主的学习能力、生活能力、交往能力等,以刺激学生自我潜能的发挥。[11]两者在工作重心上的差别势必导致社会工作者难以进入学校工作中的重点领域,其专业作用的发挥也会受到限制。在实践中,他们往往从较为容易开展服务的领域入手,服务形式也多限于简单欢快的活动。这虽然有利于拉近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距离,打开社会工作服务的局面;但是,游戏化、表面化、轻松化的活动形式难以体现服务的专业性,造成服务对象及相关群体对社会工作的负面认知。而且,在面对一些较为棘手的问题,如学生矛盾、学生自杀,或者因学生伤亡引起的家属与校方冲突时,又常常由于专业技能不足及相关制度的限制,使社会工作者介入其中的效果难以得到凸显。 (三)实践资源难以获取,自主性缺乏 资源的整合与运用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工作的重要过程与技术,社会工作服务的开展有赖于各种类型的资源。然而,学校社会工作实践的推进却在资源获取上受到了多种制约,其资源匮乏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获得服务对象与服务时间方面,学校社会工作的开展必须以学生为主要服务对象,这将不可避免地占用学生的学习时间;而学校又有着沉重的教学任务,不会轻易地让渡时间给社会工作者提供专业服务。同时,学校的教学时间安排里都有寒暑假,社会工作者作为机构员工却不可能同时放假;而如果他们在假期内依然召集学生开展活动,则不仅需要获得校方同意,还必须负责学生的安全问题。其次,在获得活动场地与其他物质资源方面,社会工作者作为独自面对学校教育系统的个体,常常面临着难以调度场地、物资、经费等资源的困难;当他们在提供专业服务的过程中需要借用学校的场地与物资时,“寄人篱下”和“欠人情”等负面心理愈加严重,使得他们感觉无力与学校系统抗衡,被迫接受学校方面行政性事务的安排。最后,在获得实践的自主性方面,社会工作者开展服务的时间、场地、方案和经费预算等都需要事先通过校方的审核;然而,由于校方的观念不同,就可能导致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自主性受损。 二、从场域理论看学校社会工作入场困境的生成逻辑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是其反思社会学的重要分析模式,该理论的三个核心概念即为场域、惯习和资本。[12]借鉴其核心概念,构成了分析学校社会工作者在提供专业服务过程中所遭遇困境及其成因的概念工具。 (一)场域的空间性与学校社会工作入场困境的生成 场域作为行动者的“实践空间”,布迪厄将其定义为“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构型”[12]。这表明,场域首先是一个空间概念,不同主体对空间中任何事物的看法,都是植根于他在空间中的位置。在我国内地,社会工作进入学校场域是政府应对转型时期新的社会问题而快速、强力推动的结果。快速,意味着学校社会工作实务的开展并非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是一项空降的制度安排;强力,则意味着学校社会工作实务的推进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忽视了校方的意愿,在被动接受的情况下他们并不能及时对自上而下强势进入的社会工作形成全面的认识。同时,布迪厄还指出,“每个场域都是具备一定自主性和规定性的客观关系空间,能够发挥相应的制约作用。” [13]学校空间作为一个独立自主、拥有自身规范性的场域,占据不同位置和资本的主体,往往会为了更好的完成自己的工作或者实现自身的利益而展开对社会工作介入及其实践效用的争议;他们都希望社会工作者能为己所用,或者按照自己的利益需求和工作要求来开展相关工作。 (二)场域的时间性与学校社会工作入场困境的生成 场域的时间性是对场域的历时性分析,在布迪厄的理论框架内,正是“惯习”使得不同场域之间的相互联系成为可能。所谓惯习,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结构长期内在化的结果,尤其是特定社会中教育制度在个人意识中积淀下来的生存经验,从而形成稳固持久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14]据此,学校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惯习主要是指他们在个人成长经历尤其是接受专业教育或培训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对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对象和实践环境等的知觉与评价,以及由此指导下的实践行动。然而,我国社会工作者所面临的本土实践场域与他们所接受的专业教育之间却存在着很大差别:一方面,理论知识与实践之间本身就存在很多不可跨越的鸿沟,[15]尤其是在我国内地,社会工作教学内容缺乏对本土实践经验的总结,教育与实践成为两个分割的领域;[16]另一方面,学校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理念与学校原有教育体制的核心追求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惯习与新的场域遭遇,新的场域与惯习最初被内化的环境之间的“配套”程度,决定了惯习能否顺利适应现实环境。[17]因此,学校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往往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他们心中有着与现实相冲突的关于“何为专业”的情怀,期待所学专业知识与理论能够发挥相应的作用;但是,当他们在面对复杂的学校系统时,专业惯习与实践场域之间出现严重“脱节”,使得他们在专业教育中所形成的对社会工作的期望难以实现。 (三)场域的内部权力关系与学校社会工作入场困境的生成 布迪厄认为,资本是一种生成性的劳动,并以物质化和身体化的形式积累下来,主要可以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种形态。[18]这三种资本形成了学校社会工作者在专业实践场域中赖以凭借的资源,从这个角度来看,拥有资本的总量以及运用资本进行再生产能力的不足造成了社会工作者在实践场域中处于弱势地位。而“一种资本总是在既定的具体场域中灵验有效,既是斗争的武器,又是争夺的关键,使它的所有者能够在所考察的场域中对他人施加权力。” [12]具体到学校社会工作实践场域,政府在其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专业社会工作不仅是政府创新社会治理的一种新的方式与手段,其在我国能够取得突破性的发展更是离不开政府在资金、资源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因此,权力场域从纵向上对社会工作者的实践行为产生着各种影响,例如,政府在对服务效果量化强调以及期待在短期内看到显著改变等方面具有充分的话语权,这直接影响到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定位及其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的选择。而校方主体在学校社会工作专业实践场域中占据着“守门员”的地位,他们的认可与支持成为专业服务顺利开展的前提。[19]学校社会工作者要独自一个人面对学校系统内的所有组织部门,通过与学校领导、老师搞好关系获得开展服务的许可令,制度化的社会资本积累尚未形成;同时还面临着专业知识与技能不充分的自我怀疑,文化资本的“缺场”现象也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影响。这使得社会工作者容易被行政化,被迫接受学校方面行政性事务的安排;行政影响渗透到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过程之中,导致服务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应对学生个人的问题层面,对环境和结构层面所进行的干预并不常见。 三、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21世纪以来,专业社会工作在我国有了鼓舞人心的发展,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为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和社会工作制度的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然而,学校社会工作所遭遇的入场困境却表明,我国社会工作者普遍面临着具体的专业实践场域中结构与资源的限制,需要想办法获得掌握外在资源和话语权的相关利益群体的认可与支持;同时,社会工作者通过专业教育或培训累积内化而成的专业惯习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实践行为,他们需要努力地对自身专业惯习进行调适以使之符合现实工作所需。在双重作用的限制之下,社会工作者既没有完全自主的实践空间,也不具备足够的能力进行专业服务上的探索;这些都阻碍了他们在专业实践过程中取得更多的成效。专业社会工作的服务成效和作用发挥成为摆在社会工作者面前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这种限制之下,学校社会工作者只有通过帮助学校解决“重注生”(重点关注学生)的辅导工作、筹备和主持大型晚会等展示个人能力的策略,或者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协助班主任将班会课、考前减压等教学任务做得有特色、有效果,以此在完成学校教学任务、满足教育发展需求的同时添加理念、方法与技巧等专业元素,致力于寻求校方需求与专业服务目标之间的结合点,获得更广泛的实践权和实现双方的合作共赢关系。这一实践策略不同于排斥学校体系一切工作要求的盲目构造专业壁垒,也不同于在日常经验、传统方法与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之间出现张力时选择原有工作方式的本土社会工作实务方式,[20]更不同于完全缺乏专业自主性和专业追求的“被行政化”;而是在我国社会工作仍然处于专业弱自主嵌入的背景下,获得广泛认可和拓展专业服务空间的有效途径,这恰恰是社会工作者的策略性调适。 (二)讨论 专业社会工作在我国本土实践场域中普遍遭遇入场困境,社会工作的专业性难以得到充分发挥,既有体制结构的制约因素,也与我国社会工作者的实践形态密切相关,对此我们可以作出进一步的探讨。 1.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结构制约问题 在我国,由于文化背景与社会体制的特殊性,社会工作者除了提供直接服务,还经常需要处理与用人单位领导之间的关系。在实践过程中,行政性工作及相应的关系处理往往占据了社会工作者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他们需要懂得如何获取关键人物的认可,从而进一步取得更为广泛的专业实践空间。这表明,社会工作专业在我国的发展虽然在制度层面上得到了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但这种支持主要还是停留在宏观方面,其他相关配套制度的支持相对较少;这种发展现状并不利于社会工作者在实践场域中相对位置的提升和相关资本的积累,限制了社会工作专业作用的发挥。因此,从长远发展的角度而言,应该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配套制度,在社会工作实践场域中争取政府与社会工作机构或社会工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清晰界定社会工作者的角色以及社会工作服务的方式和功能,并在具体服务过程中增加伙伴关系的支持、减少行政管理层面的限制。 2.社会工作专业实践对本土实践智慧的忽视 我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专业性不够、实务技能不强,但同时他们又都对自己有一定的专业要求,因此,在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往往容易出现生搬硬套西方专业理论的问题,缺乏基于服务对象问题本身的反思。此外,学校社会工作者需要独自应对自成体系的学校教育系统,他们在实践过程中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处理与校领导、老师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行政性工作对于专业服务的顺利开展非常关键,却是产生于西方社会文化背景的社会工作专业理论知识无法应对的。因此,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实践过程中由于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以及本土性社会工作理论缺乏所导致的“反理论”倾向[21]非常明显;社会工作者并不知道如何运用理论指导实践工作的开展,服务的提供相应地也就缺乏足够的理论依据和支撑。因此,只有对学校社会工作者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与提炼,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符合我国现实的本土理论和服务模式,才能够减小专业教育场域与社会工作实践场域之间的差异,增进专业理论知识在本土现实处境中的适应性。 3.社会工作专业实践对文化因素的忽视 对于学校社会工作的开展而言,学校社会工作者嵌入到学校系统复杂的组织架构中,与现有学生工作体制协调共存,需要其自身能够回应本土的教育理念、教育制度以及学校背景所提出的需求。[22]然而,我国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实践却由于专业教育过程中对理论运用有主观上的强调,并且专业实践过程中对理论运用有客观上的要求,因此过于信守和抱持专业知识而导致了“文化识盲”问题[23]普遍存在,反倒忽略了服务对象本身及其所处的文化背景。同时,在处理校方需求与专业服务目标之间的冲突时,很容易就产生对前者的排斥心理,不利于双方良好关系的建立,实际上也阻碍了专业服务目标的实现。因此,推进学校社会工作进入到我国学校教育体制中提供服务,还需要社会工作者对我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教育制度的现实处境保持敏感。 社会工作实践论文:社会工作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的探索与实践 摘 要: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是教育部“十二五”期间“本科教学工程”重点建设内容之一,旨在充分发挥高校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加强专业内涵建设,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升人才培养水平。湖南女子学院社会工作专业从2012 年被确定为湖南省普通高校“十二五”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以来,在人才培养模式、教学团队、课程教学资源、教学方式方法、实践教学体系、教学管理等等专业相关重要环节进行了深入探索,取得了一定的建设成效。现分享我校社会工作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的一些做法,以期对加强湖南省“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以及其他门类的专业综合改革起到借鉴作用。 关键词:社会工作;专业综合改革;人才培养;课程教学 一、引言 为了引导高校主动适应国家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加强专业内涵建设,创新人才培养体制机制,着力打造专业办学特色,大力提升人才培养水平,湖南省教育厅决定启动实施普通高校“十二五”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1]湖南女子学院社会工作专业在“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实施中,按照明确定位、重视内涵、强化优势和突出特色的原则,通过自主规划学科建设方案和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推动了教学模式、课程设置、社会服务、教学管理等重要环节的综合改革,提高了人才培养的整体水平,为我校建成教育理念先进、培养模式科学、专业特色鲜明的社会工作人才培养基地奠定了基础。 二、建设措施 (一)改革人才培养方案,优化人才培养模式。项目团队通过省内外广泛调研,专家反复论证,对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一次大的修订,并对相应课程进行了重组和调整。在专业定位上,立足湖南,面向全国,以社区社会工作和妇女社会工作为主要方向;在培养目标上,由单纯培养“应用型人才”调整为培养多元化复合高级人才。社会工作人才培养方案体现了社会工作专业的实务性、专业性、职业性的特点,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一三四五”的人才培养模式,即一条主线,三个基点,四大课程模块和五种能力。课程体系设置围绕培养社会工作专业应用型女性人才的主线,紧紧抓住理论教学、技能训练与社会实践三个基点,形成公共通识教育课程、学科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育课程(含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专业拓展课)和集中实践环节四个课程模块,着力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服务能力、创新能力、沟通能力等五种能力。 (二)加强教学团队建设,提高师资队伍的专业素养和实务能力。(1)要求所有专业教师均持有国家社会工作师职业资格证书,以适用专业教学的需要,使教师具有从事社会工作的职业素质。目前为止社工专业教师均取得了国家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证,成为具有社工实务能力“双师型”教师。(2)建立和完善了青年教师培养机制。有计划地安排教师到社工机构挂职锻炼或兼职工作,强化专业教师的社会工作经历和实践能力。现有两位教师在社工机构一线从事社会工作实务。(3)开展校内、外学术交流资助。一方面支持专业教师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和学术讲座,进行学术交流,社会工作专业每位教师均参加了相关社会工作的学术会议或培训,使教师及时掌握本专业学术前沿的最新动态和最新成果,紧跟学术发展和时代的步伐。另一方面邀请了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来院讲学6人次。(4)建立了一整套聘请社会工作实务领域兼职教师的制度,在课程安排、经费安排、交通等服务方面进行了政策倾斜。让社会工作实务骨干兼职担任专业课教师,直接参与专业课教学或担任青年教师技术导师,承担实训实习教学督导工作,对学生的阶段性实习、毕业实习等实行双督导(机构督导、学校督导)制度。(5)建立鼓励教师申请各类课题和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的奖励制度,并进行了年度检查考核。 (三)完善课程体系建设,优化教学内容,提高授课质量。(1)调整了部分课程的开设。在大一学期开设了《成长小组》课程,让学生逐步接触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培养学生专业学习兴趣,在大三开设了《项目策划与管理》课程,大四增设了《社会工作实习与督导》课程,以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强化学生的专业素养和职业素质。(2)扎实做了社会工作专业课程标准的修订。根据社会工作发展趋势,结合本校实际,将课程纳入专业环境中进行系统的思考,明确课程在专业人才培养的地位和作用,突出课程的能力、知识、素质目标,切实做好课程标准的制定。目前已经做好了《社会工作概论》、《个案社会工作》、《团体社会工作》、《社区社会工作》18门等课程标准的修订,以此构建具有我校特色及符合人才培养模式的课程标准体系。(3)抓好关键课程建设,培育优秀课程。根据本专业的特点和课程建设基础,开展了优秀课程建设。经学校评比,《社区社会工作》课程已成为校级优秀课程。通过课程改革与建设,不断提高课程教学质量。(4)突出技能训练课程,开发实践课程和活动课程,加大课程重组和整合的力度。完成了2012版人才培养方案的专业基础课与专业核心课程实践教学大纲的修订和论证。结合我国职业化背景下社会工作的发展形势,突出“实务性、职业性”内容的地位和作用。加大能力培养型课程的比例,突出社会工作操作性、实务性的培养和训练,新增《活动设计》课程。(5)加强教材建设。学校立项批准了《社会学》规划教材,并按正常进度组织编写。规范教材选用制度,严格教材选用审核,使该专业选用近年出版的省级以上优秀教材和重点教材。选用近四年出版的新教材的比例占教材总数的80%以上。 (四)强化了实践教学环节,面向职业化培养社会工作人才。(1)在教学计划中增加必要的实践教学环节。实践教学累计学分(学时),不少于总学分(学时)的30%。在六个学期增加了阶段(集中)性的专业实习,为期9周,学生毕业实习周数改为18周。第7学期开始启动毕业论文选题工作,让学生逐步介入教师科研课题中收集和熟悉资料,保证毕业论文质量。(2)组织学生积极参与和开展各项大学生学科竞赛、技能竞赛。如省级“挑战杯”比赛、全国社会工作论文或实务案例比赛、项目策划比赛等,提高学生的实务技能。(3)加强校外社会工作实习基地建设。通过调研考察,该专业在广州、深圳、长沙等已建立了9个实习基地,为阶段性集中专业实习和毕业实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组织编写了阶段性专业实习与毕业实习指导书,规范了实习要求。(4)着手筹建校内社会工作实验室。完善已有的社会工作实验室,通过申报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150多万元,资金已到位,开始筹建新的社会工作专业实验室。该实验室的建成将在省内外更具专业性、现代性及先进性社会工作实验室。(5)依托专业教研室创办了仁泽社会工作机构。我系依托社会工作专业创办了社会工作机构,这是深化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教学改革、培养适合社会管理创新人才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举措,是高校教育服务社会、创新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有效尝试,为学生提供了实习实训和就业的平台,为学生进入社会工作职业具备前期准备。 (五)重视课程教学方法探索,实现教学手段多元化。(1)改革传统的质量观和教学观,树立“专业能力,学习能力,社会能力”全面发展的人才观。深化教学研究、更新教学观念,注重因材施教,在教学方式上由灌输式向启发式、参与式、讨论式、案例式、项目式转变,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培养模式上,实现由单一型人才培养向多样化人才培养转变;在教学内容上,注重教学内容与社会发展需求相符合,培养既具有扎实的专业技能,又具有持久个人发展潜力的高素质人才。(2)建立了社工实务项目与教学内容相对接的“服务学习”模式。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鼓励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勇于探索和学以致用。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堂教学与专业技能相结合、教师科研与社会服务相结合,要求每个导师制下的学生小组须向系部申报一个社会工作实务项目,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社会工作实务项目,促进实务项目与教学内容有效对接。(3)重视教学研究,实现科研与教学互动,“产学研”有效衔接。在课堂教学上要求教师将科研与教学相结合,及时把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将科研实践、专业实践和社会实践有效结合,培养学生探索未知的兴趣、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现已获得省级教学研究项目2个,学生获得湖南省大学生研究性学习与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4个。去年我系推出社工专业改革校企合作横向课题,向社工机构及同类高校,共同思考研究社会工作专业综合改革。(4)以社会工作文化节为平台、以国际社工日为契机,进一步提升专业能力。我系将社工文化节、国际社工日主题宣传活动作为常态化的专业教学活动,借此机会和平台,开展一些与社会工作相关的精品活动,比如个案情景剧的表演、高校社会工作团体论坛、课程专业实习成果展、社工实务项目策划大赛等等,以此践行社会工作专业精神,提升专业技能,展示社会工作专业教学成效,为校园文化增添色彩。(5)积极探索了考试内容和考试方式改革,引导学生全面发展。在考试内容上注重考察学生的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及综合素质。从考试形式上采取包括平时作业、课堂讨论及回答问题、课程论文等多种方式,采用闭卷考试或开卷考试逐步建立由注重知识考核向注重能力考核的转变,《成长小组》、《活动设计》等主要考察学生知识掌握和综合分析能力。 (六)完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措施得力,执行严格。(1)成立了项目质量工程领导小组,稳步推进社工专业综合改革进程。2012年5月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公布湖南省普通高校“十二五”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的通知》(湘教通[2012]266号)后,社会工作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团队就开始针对任务书承担工作任务。学校成立了由校长任组长、教学校长任副组长、各教学单位和有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组成的质量工程领导小组,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湖南省教育厅有关文件精神,决定质量工程的重大方针和总体规划。(2)学校、系部每年召开了社会工作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专项会议,制定了教学质量工程的相关配套文件,以保证质量工程建设的有效实施。我校先后修订、制定了教学质量工程的相关配套文件,以保证质量工程建设的有效实施。2012年12月,学校召开了湖南省高校“十二五”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社会工作专业建设研讨会,2013年3月,系部专门召开了湖南省“十二五”社会工作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研讨会,今年4月1日,学校教务处又召开了社会工作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推进会,4月22日,学校召开了 2014年专业建设研讨会,专门剖析了社会工作专业综合改革,省教育厅高教处处长唐利斌、副处长杨承玖应邀出席,学校领导为项目的实施进行了分析指导,对项目进行把脉。项目实施的全过程接受了学校教务处的监督检查,确保了综合改革的有序进行。(3)加强了校系教研室教学督导,构建了三级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校系对教师的教学过程进行全面的检查和监控,形成了教学质量的动态管理。教研室会同校系教学督导组织从听课、评课,召开学生座谈会,到每学期期末领导、同行、学生评价,以及不定期召开用人单位座谈会等,对每位教师的教学能力教学水平进行综合考察,有力地促进了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强化专业课程的考核工作,严格执行学校关于考查、考试的若干规定,坚持加强考纪、考风教育,对监考老师提出具体要求,保证了考试的严肃性。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科学完善,运行力度大,教师和学生的质量意识得到进一步增强,教师已经将教学质量的规范化要求内化为自觉的行动,优秀的教风和上进的学风已经形成。,全面提升我系教学质量及人才培养水平。 三、建设成效 (一)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得到进一步优化。完成 2012版社会工作人才培养方案及所有专业课程标准和实践教学大纲的修订、制定和论证工作。调整后的人才培养方案体现了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突出女校特色。将女性主义理论、女性心理学、女性教育学、女性社会学等女性学课程纳入专业建设,将女性主义的理念融入社会工作专业价值中,培养女大学生的 “四自”精神,树立社会性别意识,使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全面提高。二是突出实践特色。社会工作是一门实务性、操作性取向的专业,把“重实践”放在人才培养工作的突出位置。新方案中,实践类课程及环节的学分达到了40学分,实践课时总量超过了800个小时,并将义工服务纳入实践学分,规定每个学期每个学生必须完成40个小时的义工。三是强化校企合作。拓宽育人渠道,推进人才培养模式的多样化。坚持“能力为本、服务社会、开放办学”的理念,建立校企合作关系,以保证人才培养规格的岗位针对性和职业适应性,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嵌入式人才培养模式的尝试已取得初步成效。四是强化导师制度。对学生实行有针对性和责任性的教育和培养,注重社工人才的培养质量。每个社工学生在入学后,通过对师生双向选择,在教师和学生之间建立一种“导学”关系,导师对学生进行专业、学业、就业、职业等指导,对学生创新性课题进行指导及开展社工实务项目进行督导,系里制定导师职责,有检查有评估。 (二)社会工作专业平台建设逐步提高,研究特色与成绩不断呈现。社会工作省级特色专业确定以后,结合社会学学科建设,学校领导深谋远虑,精心规划和指导,采取多项积极有力的措施,全力推进社会工作专业建设。通过不懈的努力,目前专业已逐渐形成了一定的特色和影响力,团队领导者在科研、教学等方面起充分发挥了积极作用。两年来,项目团队的研究主要沿着家政学、女性学和社会工作学三个专业领域展开,在、课题申报和成果奖励获取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及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和中国家庭服务业协会委托项目2项,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项,省部级课题10项,教学改革课题3项,横向课题2项;出版专著1部,32篇,其中CSSCI论文6篇,获得省部级及其以上奖励1项,校级奖2项。 (三)社会工作创新型、应用型人才培养成效明显。通过建设,深化了教育教学改革,积极培养创新型、应用型人才,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学生成绩、实践动手能力、考证过级通过率稳步提高,在创新型、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学生的整体素质和综合能力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一是学生学习成绩不断提高。学生对主要专业课程的学习积极性明显提高了,专业课的考试消除了不及格现象;二是学生实践应用能力普遍提升。通过实践性教学,尤其是“三课堂联动、四阶段递进”的实习体系,学生的专业知识、实践技能和综合素质明显提高,创新能力也普遍提高,课程论文、社会工作服务方案、项目策划方案的质量均得以提高了;三是过级考证参与率和通过率都比较高。在英语四级考试,2011级61名学生中,通过率达到了85%,有 11人通过英语国家六级考试;国家计算机二级通过率32.5%,普通话二乙通过率98.6%,二甲39.4%;16人获得会计证,6人获得心理咨询师证。四是学生积极参加课外科技、文化活动,并且成效显著。有4个学生团队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成功申报主持了湖南省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4项,教务处的社会实践课题1项,有2名同学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在第十届“挑战杯”湖南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终审决赛中获两枚铜奖,陈韵同学组建的桥牌团队获全国桥牌赛冠军,2名学生的论文在第五届中国社会工作大学生论坛上进行宣读;四川雅安抗震救灾工作优秀志愿者1人,长沙市红十字会四星级红十字志愿者1人,雨花区福利院优秀志愿者3人,第二届湖南省高校知识产权抢答赛团体优秀奖2人,湖南省“走进社工”个案情景剧大赛第一名,获最佳剧本奖1个、最佳演员奖1名,湖南省高校大学生社工专业技能大赛获团体二等奖。 (四)学生专业成长较快,综合素质明显提高。项目实施以来,社工专业学生的学习能力、反思能力、理解与同感能力、想象与创造能力、分析与总结能力在不断提升,学习的过程也体现了他们的专业认同感和投入感的提高,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普遍得到加强。 (五)理论联系实际,“项目化”教学模式影响深远。基于学校特色和本专业建设需要,我们在社会服务工作方面进行了以下探索,成果显著:一是主持完成了两项社会工作实务科研课题。2012年项目团队主持完成了国家民政部的“从外生性嵌入到内生性根植:5.12震后恢复重建社会工作组织发展的实证研究”(11MZBBR059)和中国社会工作协会重点课题“社会工作促进灾后民族地区农村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1SW0814),专业教师在社会工作介入灾后重建、社会工作组织发展、民族地区农村社区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获得了大量富有积极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为决策者制定社会工作介入灾后重建和民族地区社区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二是创建了“项目化”实践教学模式。“项目化”实践教学是师生共同实施一个完整的社会工作实务项目而进行的实践教学活动,它既是一种课程模式,又是一种教学方法。通过项目(任务)驱动提高学生对课程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老师的指导下设计活动项目,带着项目任务进行了课程实习。如“爱晚晴”社区孤寡老人项目、“快乐一小时”社区青少年项目、“反家暴”社区宣传项目、雅安“壹乐园”儿童服务项目等,创新性的提出了“实习活动化、活动项目化、项目社会化”的课程实习“三化”新理念,让学生“在行动中学习”,“在学习中行动”,培养社会工作的基本能力和反思社会工作基本技巧。项目完成后可全面提高社工专业学生的能力水平和职业素质,具有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六)实践教学体系基本形成。(1)构建了“三个课堂素质拓展”的横向多元化实践教学体系。“三个课堂”以学分制管理为纽带,将第一、第二、第三课堂连成一体,第一课堂以引导性训练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第二课堂以专业性活动引导学生自我发展,第三课堂以预设性项目激励学生自觉成才,“三个课堂”联动互补,构建起与理论教学相辅相成的“三个课堂联动”的实践教学体系,并把实践教学活动从课内延伸到课外,从校内走向校外,拓展到机构企业甚至社会。(2)构建“四个阶段能力递进”的纵向立体式实习体系。我们按社会工作实习环节划分为四个类别,即义工实践、认知实习(课程实习)、专业实习、顶岗实习,基本形成了大一自发性义工服务与观察实习,大二指导性义工服务与认知实习,大三自觉性义工服务与专业实习,大四顶岗实践与毕业实习等四个阶段,基本构建了“四个阶段能力递进”的纵向立体式实习体系。通过这些实习,使学生获得专业价值、专业素养和专业技能。(3)建立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建设。在长沙、广州、深圳、张家界、四川雅安等建立了比较稳定的社工专业实习基地,不断推动了实习基地运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提升实习基地的教学质量。制定比较完善的实纲、实习指导书、实习计划等实习文件,并确保其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有利于提高学生从事社会工作的能力。(4)依托专业教研室创办的仁泽社会工作机构,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目前我系专业机构在长沙开展了“爱晚晴”社区独居孤寡老人服务项目、“快乐一小时”社区青少年服务项目、自闭症儿童项目、多动症儿童项目等,还在四川雅安天全建立了社工站,开展“壹乐园”儿童服务项目,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机构的创建促进了教师的实务能力和研究能力,解决了学生的专业学习、实习问题。学生对实践课程保持着高度的热情和兴趣,学生在实践课程里不断地发现自己,展现自己,不断地获得一种学习的成就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5)专业实验室建设初见成效。在学院规划专业实验室基础上,完成申报了2014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工作专业实验室建设,学校通过招投标后,将开展实验室建设。社会工作多功能教学实验室建成后,将是省内外最先进的专业教学观察模拟实验室及计算机辅助调查实验室,既可以充分满足我校社会工作专业实训教学需求,同时还能带动校企联合,产学研合作,为教师教学和学生实验提供更为方便的平台,为全面培养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工作展望 (1)继续加强课程建设与改革。进一步完善课程设置,紧跟社会和行业需要,进一步明确专业核心课程与专业主干课程,并对课程教学内容进行整合与优化;突出能力培养型课程,开发实践课程和活动课程,加大课程重组和整合的力度。选配好课程负责人和主讲教师,建设两门优质教学资源课程和试题库建设。(2)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充分利用好中央财政支持社工专业实验室建设,使实验室真正发挥专业教学作用,确保各门课程的实践性教学得以落实;充分利用好我校申报的民政部的社会工作人才支持“三区”计划项目平台,凸显我校社会工作专业办学实力与水平,发挥高校社会工作人才的辐射作用,提高学校的知名度与社会工作的认同度。(3)加大行业机构结合度,强化实习基地建设。对社会工作专业而言,实践教学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建立稳定的实习教学基地,举办一次学校与机构参加的社会工作人才培养论坛,使实习与实践教学安排不断线,人才培养适合社会需求,并逐步加深加强校机合作,保障实践教学得以顺利进行。(4)加强“双师型”教师的培养工作,建设好教学团队。一是支持教师参加与社会工作教学有关的高水平的培训,让教师了解该专业行业的前沿信息和最新理论成果。二是继续选派专职教师到社会工作机构挂职锻炼,强化专业教师的社会工作经历和实践能力,努力提高教师的专业技能和“双师型”教师比例。三是选聘兼职教师。建立一整套聘请社会工作实务领域兼职教师的制度,争取在课程安排、经费安排、交通等服务方面进行政策倾斜。(5)抓好教材建设。坚持专业基础课特别是关键课一律使用全国通用的水平高的国家教育部重点推荐的新近的高等学校课程教材,以确保主要课程的教学内容紧跟时代,体现本专业的最前沿的知识。针对我校社会工作专业实际,组织力量编撰出版一本社会工作实践教学指导用书,完成教材《社会学》和《社区社会工作实务手册》的编写和出版工作。(6)支持教师科研与教研,加大对教学和科研成果的奖励。目前,社会工作专业虽然已经取得了不少的科研立项、公开发表了一定数量的教学、科研论文,但总体来说,目前科研课题的档次偏低,缺少高层次的科研、教研课题。科研成果获奖数量不多、等级不高。按照项目实施方案,对与试点项目相关的科研、教研成果实施奖励,引导科研团队的成立并健康、稳定的发展。 五、结语 专业是高校人才培养的载体,是高校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立足点,其建设成果决定着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2]“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以加强专业建设为核心,以课程与教学资源建设为支撑,走提升内涵建设的发展道路, 从而全面推进专业教学改革。因此,我校社会工作专业作为湖南省普通高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的高校之一,应该努力创造自身的专业特色,结合我省高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工作要求,主动适应国家战略和我省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需求,加强专业内涵建设,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大力提升人才培养水平,逐步把社会工作专业建设成为了同类院校一流的示范专业。 社会工作实践论文: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六位一体”实践教学模式研究 【摘 要】分析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开展实践教学的必要性,探索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实施包括入学前实践、课堂实践、课程实践、实验室实践、寒暑假实践、毕业实践六者之间互为一体、相互促进的“六位一体”实践教学。 【关键词】政法院校 社会工作专业 “六位一体”实践教学模式 随着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力度的不断加大,我国社会工作作为社会服务的重要承接主体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新的机遇同样蕴含新的挑战,即新形势下对社会工作人才培养的挑战,亦即如何培养更多的优秀社会工作人才。高校关于人才的培养,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思想培养,二是理论培养,三是实践培养。作为既重理论培养,又重实践培养甚至实践培养重于理论培养的社会工作专业,对学生的实践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本文对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的实践培养提出一些拙见。 一、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的必要性 (一)实践教学是诸多学科的必然环节。从宏观上来讲,高校关于人才的培养,既包括思想方面的培养,也包括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的培养。如此可见,实践方面的培养是我国人才培养体系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实际上,我国《教育法》也对学生的社会实践进行保护,第四十七条明确提出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等要对学校组织的实习和社会实践活动提供帮助和便利。从微观上来讲,我国各学科的培养方案和教学方案都明确规定了实践教学的时间和比例。因此,说实践教学是各学科的必然教学环节是有理论根据和实践根据的。 (二)实践教学是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科特性所需。一般而言,任何一门学科都具有其学科特性,否则就不能称其为一门学科。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科特性包含理念、方法等多个方面,本文仅从理念和方法两个方面予以分析。社会工作坚持“助人自助”的专业理念。从理念特性可以看出,为达到“自助”的目标,首先得“助人”。这一“助人”的过程就要求专业社会工作者具备“助人”的能力,而这“助人”的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需要经过专业训练才能获得的。这种专业训练就需要通过实践教学才能实现。从社会工作的方法特性来看,专业社工有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三大直接方法和社会工作行政、社会工作研究两大间接方法。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社会工作行政明显都建立在社会工作实践基础之上,即使是社会工作研究,有时也需深入实地获取一手资料。显然,社会工作方法上的特性更加需要社会工作者的实践能力。 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有其特殊性。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具有法律性、政治性和组织纪律性等特点,其实这也可以视为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的特殊性。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同其他院校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不同,不少学生毕业后选择在公、检、法、司等司法领域工作。因此,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在理论教学方面就增加了不少的法律课程,而且注重对学生法律性、政治性和组织纪律性培养。法律性、政治性和组织纪律性的培养单靠理论教学是难以达到要求的,必须靠实践教学、班级活动、校园活动等课外活动共同带动。 (三)符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需求。随着《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等文件的出台,各地各部门也相继出台了相关办法和措施,全国掀起了新一轮的创业高潮。加之我国当前加大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力度,并且出台了推进民办社会工作机构的系列办法,作为我国民非企业主体力量之一的社会工作机构迎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社会工作机构的发展,需要大量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尤其是创业型社会工作人才。近几年,我国虽然有不少社会工作专业的毕业生,但是真正加入到社会工作队伍的较少,优先社会工作人才更少。因此,需要加强实践教学,引导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加入到社会工作创业队伍中来。 二、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六位一体”实践教学模式的总体构想 (一)“六位一体”实践教学模式的内涵。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1.入学前实践。入学前实践指的是学生利用录取之后和入学之前的假期,在所在地公、检、法、司等政法系统,以及社区、社会工作机构进行入学前的实践。这种实践方式虽然在具体操作层面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对学生和对学校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学生而言,首先是培养学生的实践意识和实践能力,有利于提高其专业意识。其次,有利于学生进行专业选择。经过实践,学生可以根据实践感受,决定是否选择该专业,避免入学后的选择困境。对于学校而言,一方面有利于对新录取学生实际情况的掌握,另一方面这也可以成为学校的招生特色。 2.课堂实践。课堂实践指的是专业课教师利用上课的时间,加强对学生的实践教学。这里以课程为例比较便于解释。如讲授个案工作的课堂,任课教师可以安排学生模拟相关角色。又如讲授小组工作的课堂,任课教师可以将全班学生分成若干个组,然后由各组去承担组别角色。当然这种分配方式可以选择抽签等多种方式。再如讲授社区工作的课堂,任课教师可以组织学生深入一线社区进行现场教学。课堂教学灵活多样,需要任课教师具备较好的实践教学能力和教学方法,充分引导学生加入到课堂实践中来。 3.课程实践。课程实践指的是每门课程必须进行针对本课程特点的实践活动。社会工作专业至少有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社会工作行政、社会工作研究、心理咨询与方法、社会调查方法等方法课,还有妇女儿童社会工作、青少年社会工作、老年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禁毒社会工作、企业社会工作等方法课,还有社会工作概论、社会学概论、法学概论等理论课。这些课程各具特点,因此需要有针对性的课程实践,提高学生对课程理论的把握能力及实践能力。 4.实验室实践。实验室实践指的是利用实验室模拟社会工作情景,让学生参与到其中来。实验室看似是工科类的教学专利,其实不然,作为强调实践教学的社会工作而言,也可以进行实验室教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等诸多高校已经建立了社会工作实验室。社会工作实验室如同政法院校的模拟法庭一样,目的就是让学生身临其境,切身体验社会工作情景,感受社会工作的专业魅力。 5.寒暑假实践。寒暑假实践指的是学生利用寒暑假实践,深入到相关专业领域进行实践活动。寒暑假是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学生可以利用学校建立的专业实践基地进行实习,也可以自行联系实践基地实习。当然,这需要班主任和专业教师在假期前就做好工作安排,给学生布置假期实践任务。这种方法有利于学生巩固前一学期所学的理论知识,提高自身实践能力。同时,有利于促进学生专业学习的连续性,避免因假期带来的学习断层。 6.毕业实践。毕业实践指的是利用一个到两个学期的时间进行带有总结性的实习活动。毕业实践是学生所有学习和实践的总结。毕业实践的做法在各高校已经具备较好的基础,在这里只提出一点,那就是处理好毕业实践与毕业论文、实践报告、就业等之间的关系,此处不做赘述。 (二)关系。具体分析如下。 1.六者之间互为一体。从入学前实践到课堂实践、课程实践、实验室实践、寒暑假实践,最后再到毕业实践,看似多阶段的实践,实际上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性。入学前实践、课堂实践、课程实践、实验室实践、寒暑假实践、毕业实践总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入学前、学习中和毕业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对应入学前实践,第二阶段对应课程实践、课程实践、实验室实践和寒暑假实践,第三阶段对应毕业实践。三个阶段存在一定的次序性,前一个阶段为后一个阶段打下基础。因此,六者之间是一个有机统一体。 六者之间互相促进。第一阶段的入学前实践有利于第二阶段的课堂实践、课程实践、实验室实践和寒暑假实践,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实践又有利于第三阶段的实践。在第二阶段中,课堂实践可以促进课程实践、实验室实践和寒暑假实践。同理,第二阶段中的某一实践也可以促进其他实践。因此,六者之间不是相互制约的,而是相互促进的。 三、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六位一体”实践教学模式的实现路径 (一)学校层面:加强顶层设计。在我国现行行政体制之下,为确保各项政策的制定及措施的实施,必然离不开顶层设计这一环节。政法院校实行社会工作专业“六位一体”实践教学模式,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尤其是“六位一体”实践教学模式中的入学前实践,这是一个较新的方式,若不加强顶层设计,后期工作难以开展。而且,实践教学对内几乎涉及学校所有部门,对外涉及实习基地及相关部门。具体来说,就是在学校层面要形成正式的文件,让社会工作专业“六位一体”实践教学模式有据可依,确保实践教学工作的开展。其实,待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模式较为成熟时,也可复制推广到其他专业中去。当然,学校层面也不只是制定单一的政策即可,还需要相关配套政策才能真正促进学校的教学改革和发展。这些配套的方案包括合理的职称评审制度、教师考评机制、学生管理制度等。 (二)院系层面:负责制订完善的实践教学方案。相对于学校层面来说,院系层面才是真正的组织者和实施者,而且是沟通的桥梁,上要面对学校,下要面对教师和学生。在这里应重点强调的是,院系在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过程中的核心任务是要负责制订完善的实践教学方案。实践教学涉及校内外的关系,对内涉及教务处、招生就业处、学生工作处、后勤处等多个部门,对外涉及实习基地管理及建立新的实习基地。实践教学从内容上来说涉及六个阶段,还涉及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平衡机制。因此,院系一方面要联系校内外相关部门,理顺好行政层面的关系;另一方面,要组织专业教师及相关专家,对社会工作专业培养方案认真研究、不断完善,制订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实践教学方案。 (三)教师层面:建立合理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教师考核评价机制。就教师层面来说,社会工作专业教师粗略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理论教学教师(当然也承担实践教学任务),第二类是实践教学教师,亦可称实践指导老师,第三类是负责行政性事务的辅导员和班主任。三类教师各司其职,不断提高自身专业水平,促进实践教学的开展。不过,笔者更想强调的是,要建立合理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教师考核评价机制(辅导员和班主任一般有单行的考核机制)。无论是兼职实践指导教师,还是专职实践指导教师,均需形成良好的评价机制。当然这主要是学校的责任,不是教师个人的责任。当前,研究型教师和讲授型教师如何评价一直是讨论的热点。加之当前很多学校设置了许多关于教师的“条条框框”,严重制约了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利于教学活动以及新事物的发展。换句话说,有时候很多教师愿意去开展相关工作,但是基于制度的制约,他们也只能选择放弃或者置之不理。 (四)学生层面:充分做好学生及其家长的思想工作。政法院校六位一体实践教学的参与主体是学生,任何措施及方法的成效最后都在学生身上予以检验。“90后”大学生有个性鲜明、思想多元、热情奔放的一面,但也有孤独冷漠、自相矛盾、心理承受力偏低的一面。借用物理学上的术语来说,那就是他们这个群体的波动性非常大。面对这样的一个群体,无论是理论教学,还是实践教学,抑或是学生管理工作,都需要改变思维,利用新的方式和方法开展学生工作。而且,“90后”大学生以独生子女居多,以往那种单做学生工作不做学生家庭工作的方法已经不太适用,现在需要将学生工作延伸到学生家长那里,要取得家长的信任和支持。笔者在实践中就见过不少这样的家长,他们不理解学校的很多做法,认为他们的小孩是来学习的,不是来做其他事情或者受苦的,甚至批评学校的住宿条件太差。另外,要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民生教育,不断培养学生的民生情怀。这里所讲的民生教育,是指对大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有关民生领域方面内容的教育。 (五)方法层面:充分运用社会工作自身的理论与方法开展实践教学。社会工作是一门非常重视实践的专业,社会工作自身包含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和方法。也就是说,社会工作专业可以充分运用自身的理论与方法来指导和促进自身的实践教学。这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存在逻辑上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专业自身特色决定的。社会工作拥有三大直接方法和两大间接方法,既可以成为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也可以成为社会工作实践教学的方法。当然,除社会工作专业自身的理论与方法外,还可以综合运用多种其他的方法,形成一个促进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的方法体系。 社会工作实践论文: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的福建实践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发展和社会思潮逐步多元化,青少年群体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问题青少年群体的数量在持续攀升,直接影响到社会安定稳定和长治久安,这就需要青少年事务社工的强力介入,不断推动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的发展。 为加强对福建省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发展研究,笔者在全省各设区市团委的支持下,进行了深入、全面的问卷调查和实地走访,具体情况如下: 针对福建省从事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状况的调查问卷。发放120份问卷并回收84份有效问卷。设计26个题目,涉及基本个人信息、社工队伍建设情况、加强队伍建设建议等内容,覆盖福州、厦门等从业人员较为集中地区;男性23人、占27.38%,女性61人、占72.62%。 针对各级社工管理人员的调查问卷。发放460份问卷并回收440份有效问卷。设计23个题目,覆盖全省九个设区市,涉及到受调查对象的个人基本资料、本管辖区内的社会工作管理情况等方面的内容。 居民个人满意度的调查问卷。发放560份问卷并回收527份有效问卷。设计14个题目,覆盖全省九个设区市,涉及对现有从业人员及工作满意度、对各级社工管理人员的满意度、其他意见或建议等方面内容。 福建省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的现状及从业人员的特点 近年来,福建省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得到较快发展,社工从业人员数量在不断增加。截止2015年年初,有近5000人通过了全省社工专业等级考试。目前,来自各市县的12355青少年服务中心、青少年宫等团属组织的社工人员,构成全省青少年事务社工队伍的主要来源。本省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从业人员,以女性居多,呈现出以下两方面特点: 从业人员学历层次高、专业背景强、政治面貌好。调查中,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到86%以上,有78%以上的从业人员系社会工作或社会工作相关专业毕业,党团员比率占到85%。其次,从业人员接受过系统培训的比率较高,达72.62%。第三,总体满意现有工作,有65.5%的从业人员满意或基本满意现在的工作。第四,从业人员工作领域宽广,着力提供心理疏导、法律服务、权益维护、教育矫治、关系调试、困难救助、就业咨询、创业辅导等方面工作。总之,福建省目前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从业人员综合素质较高,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是一支有朝气、有作为,传递“向上、向善”正能量的和谐社会建设生力军。 相关从业人员少,力量单薄。据报道,截至2014年底,我国专门从事青少年事务社工的从业人员仅有约2万人。与此同时,福建省本领域的专业人才也较为匮乏,制约相关工作的深入开展。其次,社会工作者获得职称总体水平较低,无职称比率占到6成左右,大部分从业人员工作年限不足5年。第三,总体薪酬水平较低,有7成左右从业人员的月薪在3000元以下。第四,队伍建设存在诸多的问题,如整体社会尊重度不够、从业人员少、年龄结构不合理、性别结构不合理等。第五,职业未来较为迷茫,在被问及“是否继续长期从事社工”问题时,只有少数人想长期从事本行业,有一半以上的人回答“说不准”;究其原因,薪酬待遇较低、社会尊重度低、发展前景不明朗、因从业人员数量少而工作压力倍增。 福建省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发展的问题及原因 社会影响力不足,导致支持力度较低。由于本省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受多方因素制约,整体宣传力度不足,导致相关工作的社会影响力和关注度不够,缺少刚性政策的有力支持,已出台相关的扶持政策措施缺乏可操作性。再者,政府资金投入缺位,制约了青少年事务社工的发展。当前,我省政府资金用于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的资金极其有限。资金保障不足、工作机制未理顺、人才队伍建设滞后是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其中,尤以资金保障问题最突出;此外,来自社会公益资金的支持力度不足。由于外围宣传不足,没有形成品牌效应,导致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的社会知晓度较低,其重要性没有被社会普遍认知,难以吸引社会公益资金的投入。 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的服务能力不足。青少年事务社工总量太少,无法满足青少年的需求。全省青少年事务社工数量较少,青少年事务社工和全省6-25周岁青少年的比例约为1:15000,比率相差较大,远远无法满足我省青少年的实际需求。与此同时,福建省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中,还突出地存在社工机构不足、服务覆盖面小的问题,严重制约着本省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的深入展开;再者,社工队伍建设存在问题,影响其服务绩效发挥。由于职业前景较为迷茫,社会尊重度低,薪酬待遇低,导致从业人员流动性高。尽管省内多所高校开设社会学等社工相关的专业,但就业岗位相对较少,加之社会认可度低,大部分社工专业毕业生就业后极少从事社工的职业。 新形势下加快推动福建省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发展 2014年,团中央、中央综治委“预青”专项组等六部委共同出台了《关于加强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争取通过5年左右的努力,全国培养出20万名的专业社工人才。共青团福建省委提出到2020年,拥有7000人左右的青少年事务社工规模。为此,福建省每年需新增相关从业人员1000余名,多层面积极推动工作的深入发展。 探索建立“财政支持为主、政府购买服务为辅”的工作模式。福建省政府投入此项工作的资金占比应在90%以上,才能维持相关工作的正常开展。为此,建议各级政府应常态化地安排经费,用于购买青少年社工服务项目,使财政支出成为社工机构主要的经费来源;其次,必须明确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范围,分层次、有步骤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推动政府购买服务方式的创新,大胆采用用者付费、补贴制等方式。加强机构准入审核,建立社工机构准入制度和主体多元、程序公正、科学标准的综合评估制度体系。社工组织要加强自身建设,根据要求提供各种服务,自觉接受政府和社会舆论监督和评估;再者,有效发挥各级共青团组织在推进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中的作用。政府应倾斜性支持各级共青团组织,以项目招标的方式,向民间机构购买专业的社会工作服务。同时,通过加强实时督导与阶段性评估,促进相关机构规范运营,促使各级共青团组织更多地向青少年福利服务发展的宏观政策设计和管理的角度转变。最后,要不断拓展融资渠道,鼓励社会资本不断投入,加强资金使用的内部审核和外部监督,形成经费来源上“政府购买为主、社会资本有益补充”,实际工作中“政府舆论监督与行业自律相结合”的良好局面。政府还应制定捐赠免税减税政策,鼓励实力雄厚的组织和个人的踊跃捐赠,逐步发展为社会募集资金。 加强对外宣传,提升相关工作的社会知晓度和公众认可度。宣传工作要围绕青少年社会工作的基本知识、重要会议活动和工作动态、个案成功经验、各地典型方法和品牌项目的推介、先进集体或个人主要事迹介绍等方面来展开,不断加以充实,力求宣传有的放矢,务求实效。与此同时,强化宣传要求。讲求时效性,做到第一时间报道。凸出生动性、新颖性、保密性等;在新时期,要丰富宣传媒介载体。在发挥好宣传栏、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等传统宣传阵地作用的同时,重视运用各类网络新媒介,如开辟全省性的青少年事务工作专题网站、开通相关微博、微信公众号,实现网络平台互动等,以迎合网络信息化时代青少年的需求。此外,借鉴港澳和沪深等地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的成功经验,在现有专职社工基础上,鼓励相关工作者考取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并吸纳进青少年事务社工队伍,不断提升青少年事务社工的社会影响力和美誉度。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大力培育社会工作组织。要深入实际加强社工组织自身改革,推动建立学习型、知识型与创新型的社工组织。一是创新体制机制,变革驱动发展引入民间资本,尝试创办公益创投中心,促进各类型社会组织的孵化和成长;二是加强服务与监管,运用政策杠杆催生发展。同时,要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规范,把公益性的社工组织逐步纳入体制化发展轨道,对公益性社工组织进行分类管理,调动社会资本投入社会工作的积极性;三是依靠社工组织自身努力,内驱推动发展。积极推进社工组织的改革与发展,努力提升自我管理绩效。与此同时,社工机构也要积极拓展多种筹资渠道,如在政策允许范围内进行创收、开发特色服务项目吸引社会游资投入、通过合法途径向社会募集公益资金等,促进社会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四是大力支持公益性民间组织的发展。在政府积极购买社会服务成为推动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发展主路径的大背景下,努力发挥福建省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协会的积极作用。大力催生或培育民间社会服务组织,重点扶持非营利性、专业化服务机构的发展,建立起布局合理、结构优化、灵活多样、服务专业的民间社会服务组织体系;五是构建起政府和社会力量共同支持的工作体系。疏通与问题青少年群体沟通的渠道,着力加强共青团12355服务台建设。充分发挥社区和有关社会团体的积极作用,帮助青少年群体更好地融入社会之中。 加强制度保障建设,促进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发展。要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保障体系,保证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发展。首先,鼓励从业人员考取相关资质和申报职称,并将资质职称等与相关福利待遇挂钩,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绩效薪酬制度体系。着力强化从业人员培训考核,促进从业队伍的专业化、专家化和职业化进程;其次,推进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督导的常态化进行。建议由福建省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协会牵头,成立全省性的专家督导委员会,负责对全省从业人员的督导工作,逐步建立起标准化的督导体系,不断推动队伍专业化、专家化、职业化发展;再者,形成灵活多样的从业人员管理机制。要形成社工站民主选举和问责任免制度和社工考核办法、实施细则和执行手册等评估体系;引入社工和志愿者联动发展的思路,鼓励开展各类型的社会工作志愿服务活动,做好志愿者培训工作。最后,重点加强社会工作组织负责人的培养。要注重政策导向,出台鼓励性的优惠政策,对全身心投入社工工作且作用发挥明显的某些社工负责人,可以从提升薪酬待遇、推荐参加评先评优、创造更多高层次培训机会等方面,加以激励,使其留得住、扎得深、干得久、出得彩。 社会工作实践论文:个案管理应用于信访社会工作的实践与研究 摘要: 个案管理方法针对信访社会工作的特点,可以借助评估来规范服务过程、检验服务效果;通过工作者的角色转变,寻求更好的工作思路;借鉴管理的特质,推进工作的有序开展。专业工作方法应用于本土性社会工作领域,以坚持社会工作公平正义的价值观,把持助人自助与待人真诚的理念,运用资源动员与整合的系统策略,坚守严谨而不失关怀的人文科学性为依据,实现更优化的“嵌入”。 关键词: 本土化; 个案管理; 信访社会工作 专业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理念、系统规范又不失灵活的工作方法和技巧受到社会的认可。但在我国特殊的制度模式和文化传统影响下,专业社会工作在中国的推广仍然存在一些阻碍,故此,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探索十分必要。社会工作本土化需要在本土性社会工作的现实基础上,探索融入社会工作专业价值、专业工作方法和处遇技巧,从而形成两者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本土服务模式。 基于基层信访工作实践,笔者进入N地区办事处信访办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参与观察。观察工作人员的接待过程及整个互动过程,并完成观察记录。期间共收集13个个案,其中互动三次及以上的5个。此外,还针对个案的历史档案做文献研究,全面剖析该信访对象的多方面信息和机构工作过程,并从中选取4个互动三次以上、涉及问题领域各异但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讨论。还对机构2位全职信访工作者进行半结构式访谈,了解工作者所秉承的伦理价值、采用的方法技巧、面对的工作环境等信息。本文从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视角出发,探索个案管理方法应用于信访社会工作的可行性。即:个案管理的理念、程序、方法如何应用于信访社会工作?个案管理的应用会给信访社会工作带来哪些变化,能否起到推动信访工作革新的作用? 一、传统信访工作及其弊端 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在实际工作中,信访工作面对的问题主要包括两类。一是按照现行国家《信访条例》规定,属于信访问题的信访事项。二是非信访事项,但属于基层矛盾调处范围内的,需要行政机关参与协调处理的问题。信访作为基层群众诉求表达渠道和权利维护手段,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社会“安全阀”和“减震器”的作用。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少制度设计、工作方法上的问题也迅速凸显出来,择机访(指上访者选择重要节日、会议期间到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上访的行为)、群体访(指具有相同诉求的上访群体有组织、有目的地聚集,共同到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上访的行为)等表现形式层出不穷。 对传统信访工作弊端的厘清,是寻求社会工作介入信访的现实背景。梳理众多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到传统信访工作的弊端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价值的非中立性。一方面受制于信访制度核心价值的政府权威取向,信访部门从政治思想教育的角度出发,将自身工作性质定位成“上传下达”的中转站,使得一些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针对上访者的“围追堵截”时有发生。[1]另一方面表现为信访部门对案主信息的掌握缺乏客观性和全面性,导致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对上访者常带有负面评价,[2]这显然不利于问题公平公正的解决。价值的非中立性直接影响到专业关系的建立,成为了工作者和来访者之间达成相互信任的最大障碍。 其次,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一方面,传统信访工作存在程序不够完善、工作方法简单粗糙、信访渠道过窄等问题。另一方面,传统信访工作“一事一议”的原则容易导致工作者过度重视上访者的诉求本身,[3]而忽视其个人经历、家庭关系和所处的环境系统,从而使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并易于引发重访。可见,传统信访工作方法缺乏科学性,更没有自我完善的能力,这也就必然导致了其僵化和矛盾重重的现状。 再次,工作者的非专业性。在很多本土性社会工作中,工作者队伍能力不足和缺乏专业知识是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原因。曹彦从工作者的专业素质方面考虑认为,信访工作者的非专职化和非专业化,会导致他们缺少科学工作方法的指导,仅从经验层面出发处理问题,难免出现片面性的问题,[4]最终难以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最后,可用资源供需不平衡。多数上访者都希望通过信访渠道获得实际利益,但问题就在于传统信访渠道所能提供的资源不足以满足持续扩大的需求量。[5]这种供需的不平衡深深制约着信访工作的发展,其原因是工作者不但没有给予资源的权利,也没有全面链接资源、调配资源的能力。这还会诱发工作者和上访者之间的信任缺失,十分不利于工作的推进与问题的解决。 二、社会工作个案管理方法及其应用 社会工作个案管理是由专业社会工作人员评估案主及其家人的需要,适当安排、协调、监督、评估及倡导多元的服务,以满足特殊案主多重需要的一种提供服务的方式。个案管理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从整合视角出发的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在个案管理中,工作者的角色在不断变换,可以充当倡导者、经纪人、协调者、辅导员、解决问题者,等等,这就对从事个案管理的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能力要求。按服务输送方式来划分,个案管理可划分为“角色为本”“组织为本”和“责任为本”三种模式。其中组织为本的模式注重为服务对象提供一站式的服务,对服务对象进行多面向的评估,制定并且检查整个服务计划。管理员的职责从协调各项服务到领导一个团队,为服务对象提供服务。社会工作个案管理讲求从案主水平干预和环境系统水平干预两个面向出发。从案主干预出发,按照社会工作通用过程作为指导开展工作,并且注重协调和监控服务发送过程、为案主主张权利和资源,并且重视评估。从环境系统水平干预,需要通过分析环境的优劣、描绘想要达到的结果、选择改善的策略并且持续修改策略和结果的过程来完成个案管理。[6-7] 我国关于个案管理的理论研究成果较少,实务研究也十分有限,现存研究主要集中在社区老年人照顾、戒毒、社会救助、社区矫正、医务社工及灾害应激介入等领域。[8-12]以探索性研究为主,多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表现出社会工作个案管理的方法已经开始在多个微观社会工作实践领域得到重视与应用,但模式归纳和方法分析还比较缺乏。在实际工作中,工作者多偏向于从案主层面出发,究其原因是,工作者缺乏足够的权威、资源与影响力来改变既有的政策环境和组织环境。 三、个案管理应用于信访 社会工作实践领域的探索笔者在为期三个月的时间中,进入到N地区办事处信访工作办公室,对办公室工作者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并在此期间参与机构科务会、初访接待、重访接待、集体访接待及社区下访、联席会议、敏感时期重点人看护等工作。每周回顾反思参与观察过程,并做好参与观察记录。 观察发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信访工作中,虽然各类问题较为突出,但工作理念、方法、技巧的转变和革新已经悄然开始。工作者所运用的特殊矛盾化解机制就来源于长期的实践探索。这种在应对范围和应对机制上区别于传统意义信访工作的工作模式,是一种典型的本土性社会工作。将继续探讨的是个案管理如何“嵌入”其中,并产生应用价值。表1所列内容为后文分析中所列举的个案案主及其基本情况。 案主为时期上山下乡的知青,回到本市后,在插队期间的工龄不被计算,要求享受本市职工退休医疗及社会保障案主退休后社会保障水平低,生活困难,儿媳失业在家,家庭生活压力大,案主为群体访组织者和领导者 新一年度,适合案主的医保政策从农民合作医疗转为了职工医疗保险,这一改变导致他只有在医疗费用达到1 800元之后,再消费的部分才可以得到报销,但按原有政策,他可以得到直接给付的每年2 000元医疗费用,来访要求政府解决实际生活困难案主为物业农民职工,工资水平低,配偶无工作,孩子在上学,更加雪上加霜的问题是,他的妻子在春节过后查出得了重病,他的工资面对高额的医疗费用可谓杯水车薪 案主所居住地区面临拆迁,近几年私搭乱建现象严重,案主邻居李某在没有得到吴家允许的情况下拆除吴家的三七墙,贴着吴家起了小二层,也就侵占了半米的排水距离,致使一旦下雨,从李家屋顶流下的雨水就会直接侵入吴家院子,至此两家反目,邻里纠纷无法调和,吴某要求相关部门拆除李家违建,恢复原样案主表现激烈,情绪激动,扬言如果得不到解决,就要采取激烈手段 案主所居住房屋为“村改居”住房,因为房屋漏水,无人负责而前来上访 事后了解到,案主家庭经济状况不好,与邻里也存在长期的矛盾,物业并非推脱,但期间修理了两次没有起效 (一)信访社会工作的特点及其与个案管理理念的契合信访社会工作具有涉及范围广泛性、复杂性和边缘性的特点。广泛性体现在涉及领域的广泛性,包括拆迁遗留问题、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物业纠纷、邻里矛盾、干群矛盾、工作纠纷、政策咨询等。复杂性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信访社会工作处理的问题多数涉及不同利益主体,难以制衡。其次,信访社会工作的问题多为历史遗留问题,需要纵观分析,“一事一议”很难根治问题。边缘性是信访社会工作最突出的特点,这和我国现行体制有很大关系。第一,由于政府职能部门的职权不清晰,致使很多问题可以由信访解决,也可以不归信访解决,出现了一种“解决是情分,不解决是本分”的说法。第二,信访社会工作中时常出现工作范围和政策、法律的边缘相交叉现象,这使得工作变得异常困难,通常需要等待时机、等待政策和法律的完善。例如,案主A的问题表现为知识青年响应号召“上山下乡”,退休后回到城市,不能享受医保政策。这可以进一步概括为政策修改后,与原政策不衔接,伤及个体利益的问题。这一个案在处理上,只停留在无法承诺、短时期内无法改变的劝解。在基层没有得到良好调处的情况下,发生了群体访和越级访的情况。这也真实地体现出关乎政策、关乎制度、同样关乎个体利益的信访社会工作对更具灵活性、综融方法的迫切需求。 信访社会工作的广泛性、复杂性和边缘性特点就要求从个别化的需求出发,选取恰当且富于变化的工作方法。相应地,个案管理的方法注重通过对现实环境的分析、对预期结果的描述、制定个案计划、帮案主链接各种资源并在过程中不断修订计划和策略的方式来完成个案工作。从理念上看,个案管理不光涉及案主自身,还强调对其家庭关系、社会职业关系、社区关系的工作,系统的工作可以帮助案主从心理、身体、社会支持多方面得到改善。所以个案管理的方法应用于信访社会工作是符合实际需要的。(二)开展多面向评估与记录的重要性在专业社会工作的研究中,学者们多将关系建立阶段的来访者特点概括为:主动求助性、情绪低落、面对问题的复杂性和对工作目标达成的迷茫性。[13]而信访社会工作中的工作对象有其区别于专业社会工作来访者的鲜明特点。 信访社会工作中,多数来访者可归入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范畴。例如,案主B,为每年1 800元的医保报销起点而备受压力,进而质疑医保政策。案主C因邻里纠纷得不到解决就扬言要“自杀”。类似来访者屡见不鲜,集中体现了他们的生活状况与心理特征。从年龄上看,来访者以中老年人居多。从社会地位上看,他们普遍处于社会的底层,失业、无业、退休的现实情况致使他们通过劳动获取资源的能力较弱,进一步表现为收入低、文化水平低、社会认同度低且缺乏向上流动的条件。在这样的生活状况下,来访者普遍存在一定的心理问题或情绪困扰,多体现为焦虑、抑郁、敏感多疑、暴躁易怒等。更有一些来访者有特殊的经历,例如离异、坐牢、经历过重大灾难,这使他们在心理上有一定的“反社会”倾向。 可以看到,针对信访社会工作的案主,开展个案管理所提倡的多面向的前摄性评估是十分必要的。有效的前摄性评估可以使工作者对案主的身体状况、心理状态、婚姻家庭、经济收入、社会化水平等多项指标进行掌握。这不但为后续工作中服务目标的设定和服务计划制定打下基础,更为服务效果的评估做好前测。 在后续的工作过程中,过程评估和结案时的影响性评估也是个案管理过程效能的重要评定依据。很多信访社会工作的个案之所以会持续很长时间,进展渺茫,其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应用良好的跟进和评估制度来将个案进行良好的梳理。评估的过程可以成为个案推进的动力,起到监测的效果,还为整个工作过程起到指导作用。评估还为个案的结案提供依据。一个完整的指标体系,不但可以在接案之初就让案主和工作者清晰大体的服务路径,使案主有一定的期待范围,从而预防由于现实与期待的差距所诱发的缠访(指上访者反复多次为同一信访事项到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上访的行为)和闹访(指上访者在信访事项处理过程中,采取过激言行以期满足诉求的一系列行为),还可以使个案的结束时点清晰可断,有助于信访社会工作的规范化。信访社会工作已经建成了市区两级的网络平台,随着个案管理经验在信访社会工作领域的积累,经过匿名化处理的个案记录可以在已经建成的信访工作平台进行共享。这样,在这一领域范围内可为更多类似问题的处理提供依据。(三)工作者角色在服务过程中的变换专业社会工作者是受过社会工作专业训练、在工作中遵守社会工作伦理与价值并且运用专业方法开展工作的。他们所在的机构大都独立于政府之外,期望和案主之间建立起一种真诚的专业关系。而信访社会工作者与案主的关系及与政府的关系都与专业社会工作中的工作者存在明显区别。现阶段我国的信访社会工作者从职业类型看,属于国家公职人员,需要有一定的政治立场和职业责任。从阅历上看,他们大都拥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并且“了解情况”。这种阅历让他们掌握多方的资源,做起工作来表现得游刃有余。如果将这种处理问题的策略从角色变换的角度进行分析和规划,可能会为信访社会工作提供新的思路。 在个案管理中,工作者的角色需要在服务过程中不断变换,这和信访社会工作的实践十分契合。在现实工作中,正是因为信访社会工作者需要处理好和政府、案主本人及其家庭成员、案主单位、所在社区、住所物业公司等一系列利益相关方的关系,所以其角色也要不断变换。例如,在处理案主D的个案中,案主因为房屋漏水,无人负责而前来上访。但随后工作者就了解到案主家庭经济状况不好、与邻里也存在长期的矛盾、物业修理了两次没有起效等情况后,首先安抚案主的情绪。在随后的跟进中,一方面联系邻居和物业共同商议防水修理问题,另一方面帮助案主妻子联系社保所,为其介绍可就业的岗位,这样使得个案得到良好的处理。可以看到,在某一个案中,信访社会工作者的角色会不断发生变化。这一角色可以是政策变革的倡导者、服务链接的协调者、案主能力挖掘的使能者、面对案主实际困难的问题解决者,等等。可以想见,如果信访社会工作者在服务中有意识地针对每一个个案,有意识扮演自己可以充当的角色,那么服务的效率将必然得到提升。(四)从协调各项服务到领导一个团队在专业的个案工作中,社会工作者所秉持的价值是“同案主一起工作”,这使得专业关系因为工作者真诚、接纳、平等的态度而变得易于建立。工作者从“人在情境中”出发,帮助案主链接各方面的资源,充当协调者的角色,去完善案主的网络支持系统。但在信访社会工作中,由于案主诉求的明确和迫切,工作者同案主的关系建立,单纯凭借对案主的接纳、包容、支持、陪伴和同理心显然是不牢固的。要得到案主的信任,需要工作者在建立真诚专业关系的同时,运用个案管理的方法,为案主建立一个平台,协调好各相关利益主体。很多情况下,还需要工作者充当管理者的角色,整合资源,领导各利益主体,就个案情况组成一个工作团队,责权分明,有效沟通,彼此协调,从而促进问题的解决。 在信访社会工作中,联席会议制度就是一种可供参考的工作方法。在接案之初,信访部门就个案现实情况协调各相关部门参与联席会议讨论,从多维度、多利益主体的角度分别剖析、评估,拟定应对方案和实施路径。在后续工作中,由于联席会议探讨充分,各相关部门都对这一问题达到了解的程度,对自身的支持方式也比较清晰,有利于后继的沟通与协作。当然,个案管理是一个过程,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团队服务构架的搭建在整个工作过程中都是资源提供的网络。在个案C中,案主与邻居邻里不和,缘起是双方的房屋改造都没有达成相互的谅解。在单方面工作无法沟通的情况下,工作者组织联席会议,邀请城建部门、司法部门、案主及其邻居、所在社区工作者来进行协商。在会议中,工作者引导各方从房屋的丈量、双方权责的划定、邻里关系的修复、家庭问题的调查几方面进行了澄清,陪伴现场情绪激动的案主进行了情绪的宣泄,最终商定了问题解决的路径。 可见,个案管理的方法应用于信访社会工作,需要工作者在必要时充当管理者,领导一个团队一同工作。不仅调动服务对象参与,还协调各主体参与。赋予信访工作者调动资源的能力,从而避免因为资源辐射不足而限制个案的推进。这也充分体现了信访社会工作桥梁和平台的特殊作用。 四、结论与反思 信访社会工作来源于社会工作本土化趋势与传统信访工作僵化落后的双重背景之下,由于看到专业社会工作与传统信访工作的现实契合性,政府和社会工作学者开始探讨信访社会工作的可行路径。 首先,信访社会工作需要做的是借鉴社会工作的价值观、方法和技巧,使被动工作开始向主动工作转变、专业技术方法代替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赋有社会工作价值观的第三方立场同样取代了政府职能。[4,5,14]在工作中对案主采取平等、尊重、接纳、非评判态度,对其信息保密,给予聆听与疏导,注重过程中同理心表达,协助其协调社会关系和整合资源。 其次,着力搭建起政府与上访者之间的沟通桥梁。张明锁和杜晓楠通过对郑州市“万警进社区”活动及信访工作的“义马模式”进行分析认为,在信访工作中完善民众诉求渠道是重要且必要的,引入社会工作方法是建立健全民众诉求表达渠道的可行性路径。[15]信访工作中遭受“污名化”的案主往往对法律失去信心,对政府失去信任。社工要做的是帮助他们重新建立与社区的联系,让他们能够参加各类社会活动。 个案管理的方法应用于信访社会工作实践,其程序、方法和理念都有良好的适切性。针对信访社会工作具有工作范围广泛、复杂性和边缘性的特点,个案管理针对每个个案提供从接案、评估、设定目标、工作计划、检查与再评估的系统服务,符合实际需求。个案管理使用多阶段评估,在信访社会工作中,一方面有利于通过规范服务,更清晰地梳理服务过程,也为案例总结存档,并为类似个案提供借鉴创造良好的基础。借鉴个案管理中注重工作者角色转换的思路,为信访社会工作提供新的思路。基于信访社会工作中联席会议等方法与个案管理的结合,研究建立更多有效的服务策略,整合和调配资源,可以有效解决信访社会工作中资源供需不平衡的问题。不仅如此,个案管理的规范性与系统性可以一改信访社会工作中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的问题,在实践中不断提升工作者的专业性。在看到个案管理方法应用于信访社会工作实践所具有的优势与意义的同时,还应当认识到本土化社会工作在借鉴专业社会工作方法时的“弹性”。不可以生拉硬拽,过分推崇专业社会工作方法,也不可踌躇不前,否认本土化社会工作借鉴好方法、好技巧的可能性。 合理的借鉴与应用需要把握社会工作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助人自助与待人真诚的理念、资源动员与整合的系统策略、严谨而不失关怀的人文科学性。对社会工作本土化之路的摸索中,在方法借鉴与理念综融的实操应用外,对社会工作本源的回应, 对服务对象生活环境系统的改善与充权,对社会政策倡导和社会福利体系完善中应当承担的角色和可发挥作用的思考,对社会制度的革新与体系性建设更是社会工作者的使命和价值所在。社会工作者既要仰望星空,又要脚踏实地;加深对国情、社情的理解,丰富自己,推动社会福利事业和社会工作实践的发展。 社会工作实践论文: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实践研究 【摘 要】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具有法律性、政治性和组织纪律性等特殊性,在毕业实践中存在多数集中于政法部门、缺乏专门的毕业实践指导、专业实践偏少等问题。因此,应建立符合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实情的毕业实践机制,实行专业化的指导,将毕业实践与毕业论文撰写和未来就业结合起来。 【关键词】政法院校 社会工作专业 毕业实践 司法社工 目前,我国有200多所学校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在我国学历层次结构中,社会工作已经涵盖了中专、大专、本科、硕士、博士各学历层次,甚至有不少学校已经开始招收社会工作方向的博士后,如北京大学等。在全国200多所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的学校中,不同层次的学校开设的社会工作专业在课程设置、培养方案等方面也不同。当然,不同的学校类别开设的社会工作在课程设置、培养方案等方面也不尽相同。如综合性院校开设的社会工作专业往往倾向于培养综合性社会工作人才,民族院校则更倾向于培养民族社会工作人才,医学院校则更倾向于培养医疗社会工作人才,政法院校则更倾向于培养司法社会工作人才。社会工作人才培养无论是培养层次的不同,还是培养院校的不同,社会工作实践教学都是社会工作人才培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社会工作实践教学按照教学阶段来分,包括课堂实践、课程实践、实验室实践、寒暑假实践、毕业实践等各个阶段。社会工作实践教学按照大的行业来分,包括政府相关部门、社区、社会组织(尤其是专业社会工作机构)、企业等几大行业的实践。社会工作实践教学按照具体的领域或者说按照课程设置来分,包括妇女儿童社会工作、青少年社会工作、老年社会工作、残疾人社会工作、社区社会工作、企业社会工作、禁毒社会工作等方面的实践。因此,社会工作实践教学不仅重要,而且包含非常丰富的内容。本文结合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的重要性以及当前的研究情况,以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为例,研究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中的毕业实践问题。 一、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特殊性 (一)法律性。政法院校的学生正因为这个“法”字,使得其各方面披上了“法”的外衣。这是因为:首先,政法院校的学生以法学类专业学生居多,如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的法学类专业学生占学生总人数的90%以上,其中纯粹的法学类专业如法律事务、贸易法律、东盟法律、律师助理等专业就占差不多40%,法学类相关专业如法律文秘、司法信息技术、司法警察、刑事执行等专业占了近60%。其次,政法院校往往比非政法院校的非法学类专业开设了更多的法学类课程,如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的非法学类专业社会工作、社区管理与服务、市场营销、计算机网络技术等专业均开设了法学类专业。最后,非法学类专业学生生活在以法学类专业学生为主的校园,非法学类专业学生耳濡目染往往也“法律化”。正因为上述几个方面的原因,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较非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而言,多了“法律性”这一层外衣。 (二)政治性。政法院校的学生正如因为“法”字而披上“法”的外衣一样,也因为“政”字而披上了“政”的外衣,即政治性。这是因为:首先,政法院校学生的政治性有其历史的原因,即政法院校产生的目的就是培养政法干部。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就是在原来的广西政法干校的基础上成立,进而与广西司法学校合并而成。政法院校的历史性证明了政府院校的政治性。其次,政法院校学生的政治性有其现实的原因,即政法院校较非政法院校而言更注重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生手册明文规定,每周二下午各班分别召开主体班会,并且由学校学生处、团委统一拟定班会的主题。最后,我国一向重视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共中央、国务院多次下发进一步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相关文件。综上所述,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较非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而言,又多了“政治性”这一层外衣。 (三)组织纪律性。政法院校的学生因为其特有的“法律性”和较强的“政治性”,使得其本身又具有较强的“组织纪律性”。以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为例。首先,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所有学生均实行半封闭式管理。具体来说,每天早上实行早操制度,阻止学生睡懒觉的行为。每天晚上10点以后开始晚检,杜绝学生深夜外出或夜不归宿的行为。其次,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警察类专业学生实行军事化管理。即早、中、晚均要出勤,而且早上要拉练,下午或晚上要进行军事训练。最后,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的学生(包括警察类专业学生和非警察类专业学生)经常外派执行执勤、安保等警务任务,有效提升学生的个人素质,特别是专业素质和组织纪律性。因此,在这种大环境下,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社会工作专业学生表现其更强组织纪律性的一面。 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具有法律性、政治性、组织纪律性等特点,当然也具有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一般特点。这些特点综合影响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毕业实践。 二、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毕业实践存在的问题 (一)实践内容:专业实践偏少。在各专业的毕业实践中,专业实践偏少,这是一个难以避免的通病。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在毕业实践中也难以避免专业实践偏少这个通病。对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毕业实践调查发现,他们最多的是类似“我们没有实习到什么,根本没有专业方面的内容”这样的回答。造成这种专业实践偏少的深层次原因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实践领域方面的问题。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毕业实践领域首选应该是司法社会工作领域,其次是专业社会工作机构或社会组织,再次是社会工作相关领域。但现实情况却是大多数学生选择了非社会工作机构或社会组织。这直接影响专业实践的专业性。第二,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自身的问题。即学生自身专业知识积累不够,即使是在社会工作专业机构或相关领域进行毕业实践,专业知识的欠缺使得其难以融入工作。第三,毕业实践的时间偏短。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毕业实践为三到六个月,实践单位往往因为其时间太短而不愿意花费太多的精力在实习生身上。当然,社会工作专业本身社会认可度偏低,除专业社会工作机构之外,其他领域对社会工作的了解甚少。这些综合因素影响社会工作专业学生专业实践偏少。 (二)实践领域:多数在政法部门。从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毕业实践及毕业后的工作情况来看,他们大都倾向于选择政法部门,即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局等部门。即使不选择政法部门进行毕业实践,大多数学生也选择在企业进行毕业实践。每届只有一到两个学生选择在专业社会工作机构进行毕业实践,毕业后留在专业社会工作机构工作的每届也就一两个学生。之所以选择在政法部门进行毕业实践,笔者认为是由前所述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法律性”所影响的。其他的选择在企业进行实习,笔者认为他们更多的是基于经济待遇方面的考虑。而真正留在专业社会工作机构实践的学生,则是真正出于对社会工作专业的热爱和社会工作价值观的认同。 (三)实践指导:缺乏专门的指导机制。社会工作本身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专业,也是一个实践性非常强的职业。社会工作实践教学按照包含了课堂实践、课程实践、实验室实践、寒暑假实践、毕业实践等各个阶段。社会工作毕业实践是社会工作所有实践中最重要的一环,是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实践能力总结提升的阶段。就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来看,首先缺乏的是实践教学的指导机制,尤其是毕业实践的指导机制。具体体现在:指导老师如何安排、指导老师指导学生毕业实践如何计算酬劳、指导老师指导学生实践的评价机制等。其次是缺乏社会工作专业教师。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社会工作专业自2010年开设,而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则开设有近十年的历史,目前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的教师仅有一人,专业教师极其缺乏,严重影响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 (四)与毕业论文关系:脱离毕业论文。现在对于大专学历层次的毕业生,到底是写毕业论文,还是写毕业设计,一直是高职学校及教师们所讨论的问题。其实,不管是写毕业论文,还是写毕业设计,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毕业论文应该与毕业实践紧密结合,这样才能真正将专业知识运用于实践,在实践中提升对专业知识的把握和理解。但是,如前所述,首先,大部分社会工作专业学生都在非专业领域实践。其次,即使是在社会工作专业领域进行毕业实践,各社会工作专业学生也未能将毕业论文与毕业实践很好的结合。最后,各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更多的是被动选择学校给予的参考选题,而不是主动根据自己的专长、兴趣等进行选题。就笔者近几年所指导的30余位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毕业论文的实践情况来看,真正将毕业论文与毕业实践结合的学生不超过10%。 三、促进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毕业实践的对策 (一)实践机制:符合实情的毕业实践机制。良好的机制是社会工作各类实践良性运行的根本保证。首先,应根据政法院校的实际情况,建立符合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特色的一整套实践机制,并且要将毕业实践作为这一整套实践机制的重点内容。社会工作专业这一整套机制应纳入专业培养方案,以明确的文件形式加以规定。其次,要明确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毕业实践的经费支持机制。社会工作专业的实践性特征要求一定的经费作为支撑。再次,要制定实习基地建设机制。一方面要加强对现有实习基地的建设,另一方面要继续建立新的实习基地,充分发挥实习基地对理论教学的辅助作用。实习基地的建设要实行动态管理,避免只建不用的状态。第四,实行弹性的毕业实践机制。根据当前高职院校的毕业实践情况来看,毕业实践一般为三个月到一年不等,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毕业实践应根据实情进行调整,建议不低于半年的毕业实践。此外,实践机制应体现政法院校的特色。我国开办社会工作专业的院校在社会工作专业教学培养方案中都体现了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和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规定的最低专业标准,但是专业特色与优势科目的发展并不突出。 (二)实践指导:专业的毕业实践指导教师。学生虽然进入毕业实践,但实际上还是离不开专业教师的指导,况且毕业实践是学生诸多实践中最重要的环节,因此应在专业的实践指导教师下进行。对于专业的社会工作实践指导教师来说,应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是要从学校层面来考虑,二是要从实践指导教师自身来考虑。从学校层面来看,首先,要实现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实践指导老师的专业化、专职化。不过,当前社会工作专业教师本身缺乏,可考虑从相近专业或其他专业培养专业化最好是专职化的毕业实践教师。其次,要形成良好的实践指导教师评价机制。无论是兼职实践指导教师,还是专职实践指导教师,均需形成良好的评价机制。从实践指导教师自身层面来看,首先,要充分发挥自身专长,认真指导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毕业实践。指导内容不能仅局限于专业层面的指导,还要包括思想层面的指导。其次,实践指导教师要积极处理好与实习单位的关系,为当前正在进行毕业实践的学生及未来将要参加毕业实践的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三)实践领域:司法社工和常规社工并行。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有一般的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共性,也有如民族院校、医学院校、工科类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一样的特殊性,因此其毕业实践领域应包括常规的社会工作实践领域和特殊的司法社会工作实践领域。当然,考虑到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特殊性,可偏重司法社会工作领域的实践。常规的社会工作实践领域在这姑且不论,主要探讨司法社会工作实践领域。具体来说,第一,社区矫正。从社区矫正的有关分析中可以看出,社区矫正的方法应是以法律规定的方法为主,辅之以社会工作、心理学等相关工作方法。第二,法院人民调解员。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既具备较全面的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又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较为符合法院人民调解员职位需求。第三,禁毒、戒毒社会工作。禁毒、戒毒社会工作不仅需要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也需要禁毒、戒毒的法律知识。此外,司法社会工作还包括安置帮教等方面的内容。因此,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在上述司法社会工作领域实践更适合他们自身的发展。 (四)实践形式:关联就业和毕业论文撰写。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毕业实践也同其他专业学生的毕业实践一样,应将毕业实践与论文撰写和未来就业联系结合起来,这样既可以完成毕业实践,也可以促进毕业论文的撰写和未来的就业,这也是当下诸多高校比较提倡的做法。上述司法社会工作领域当前用人需求量大,政法院校应抓住这一机遇,利用自身优势,在加强学生毕业实践的过程中促进就业工作的开展。关于毕业论文的撰写,正所谓实践出真知,尤其是重实践的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只有在专业实践中才能发现更好的选题,撰写更具实践意义的毕业论文。 社会工作实践论文:农村社区社会工作的实践介入 摘 要 农村经济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三农问题在经济发展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农村发展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作为社会工作这一专业性领域,运用农村社区社会工作的方法,找到农村适宜发展的道路。 关键词 农村社区社会工作 白林村 农村产业 城乡互助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社会经济取得很好的发展,农村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作为社会工作这一专业性的领域,探索新时期社会工作思路下的农村经济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农村社会工作在农村发展方面,可以增强农村社会的自我发展能力等方面提供动力与支持;同时,农村发展也为农村社会工作提供了广阔的活动舞台。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建构既要从三农问题中汲取经验教训,也要从农民、农村和农业所面临的全球化、市场化等现实处境中寻找解决方法。 一、我国农村发展现状 (一)脱离农业生产 农村劳动力的流失 以农村社会工作课程实习地重庆市沙坪坝区曾家镇“白林村”为例:农户生计多样化,综合考察研究区农户生计方式发现,8%的农户以规模化、集约化种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养殖家禽为生计;16%的农户农业生产规模小;23%的农户通过农忙时以农业生产为主、农闲时就近打工获取经济收入;31%的农户基本脱离农业生产;22%的农户以非农经营收入为主,完全脱离农业生产。[1]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脱离农业生产的多数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都会选择外出务工、经商,更少的在农村种地进行农业生产,使得留在农村的人口多是妇女、老人还有小孩,形成“空心村”。而“空心村”现象是现如今大多数农村村落的现状,脱离农业生产进而农村劳动力的流失,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负面的影响。 (二)集体村镇企业的衰落 在白林村经济发展中,会兴起很多的集体乡镇企业。但市场竞争中,有许多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技术水平低,企业效益降低。而在兴起集体企业时,由乡镇政府牵头向乡镇农民借款,但随着乡镇企业经营效率的下降,乡镇企业亏损不止,难以偿还这些借款。[2]乡镇企业造成的乡村债务会直接影响到农村发展。 在白林村,实地考察中发现许多集体村镇企业的衰落,以至于出现空厂房、倒闭企业。村镇企业的衰落导致乡村债务加剧,而白林村债务则是村委会的一大心病。 (三)村干部、村官镇用 缺乏实干性 农村产业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较多的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为: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制约了农村产业的发展;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程度相对较低,难以转变农业经营观念;农村产业发展的配套制度不成熟。[3]因此,在农村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村干部应该作为政府与村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但大多数村干部和村官的活动范围多集中于镇上或者村委会的工作,很少深入到村民中去深入到村民的生活中去,不了解真实的农村生活。只是简单的做好了乡镇的书文工作,却缺少了深入乡村实践的实干性,不能从根本上带动乡村经济的发展。 (四)农村产业的不可持续发展 在农业市场化和扩大“内需”的过程中,对农村的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危害。例如,在绿寨传统中,村民在高科技农业推广过程中被建构成为 “文盲农民”;地方政府强力推广的新品种农作物不仅没有增加村民的收入,反而因为过度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等,污染了水源和土壤;许多村民迫于生计毁林开荒种植经济作物,违反国家退耕还林政策,等等。[4]这种不可持续的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不仅深刻影响着底层农民生计的发展,还造成农村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形成不可持续发展的恶性循环。 二、解决方法 (一)农村社区社会工作的介入 农村社区一体化 在大学课程实习中,课程社区社会工作和农村社会工作的实习是分开的;虽然没有明确说,但是在实践操作中,我们却把这两个紧密联系的总体拆开了。而事实上,农村也是一个不同于城市领域中的社区,社会工作者应该依靠运用专业的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把农村工作的工作方法和社区工作的工作方法结合起来,探索农村社区社会工作的方向,推动农村社区综合发展项目。 通过培育各种农村地域社区组织,促进当地农村社区发展;可以为村民提供各种文化活动用具,开展文化活动,在活动中培养农村社区领袖,提升村民自我管理的能力等。以社区为基础的综合农村社会工作介入,为农村发展以农村社区为本的乡村经济奠定社会工作的专业基础。 (二)积极发挥农村社区积极分子和社工的作用 农村所属社区的发展不能全然依靠村官或者社工,就现实情况而言,在每个村子里都设置一个社工短期内是难以实现的。为了农村更好的健康发展,我们应该在村官在村期间很好地利用村官在农业、经济、社会的理论知识,使原本扎根于农村的农村本土居民变成农村社区积极分子。农村也应该好好把握政策和机遇认识到社会工作的重要性,利用社工的专业知识多方面全方位发展农村经济。 我们可以不一直依靠同一批人才班子发展自己的农村。在一批人才班子在任期间,我们就应该充分利用人才班子的工作能力、想法、经验,结合社会工作的工作方法,最大程度的利用好在职工作人员的能力,发展农村社区。 (三)重视妇女在农村经济的地位 成立乡村妇女受益小组 社会性别的介入视角,把妇女看成有活力的行动者,尊重她们建构的生活,致力于在生活、家庭、社区、政治、经济等各种层面上达到妇女的充权,将性别角色的视角纳入农村社区发展。[5]充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泛运用在社区工作和妇女运动的发展中。 虽然在当今社会妇女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但由于农村较为的根深蒂固思想且长期存在的性别歧视,农村妇女的职业多有限制。 我们就白林村为例,去实地探访时,很多家庭的妇女都大多无工作留在家中。就社会工作的优势视角来看,我们应该就农村社区的特色发展农村特色经济。白林村盛产竹子,村里的妇女大多会编织箩筐、背篓等农业和生活用品,我们可以成立当地妇女受益小组,以小组工作的方法就当地优势发展编织业、手工织品或手工纺织。 (四)城乡互助 城乡社区合作支持农村农业发展 农村一般都具有自己的特色农业,无论是瓜果、蔬菜,还是粮作物,都会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地方特色农业。而农村居民多半是自己自足的乡村生活,农作物质量多优于城市经济利益化产物。大面积生产或生产剩余的农产品可以借助社工工作方法和“城乡互助”模式,更好地进行生产和销售。 借助乡村生活体验游的契机,推动村民与居民携手合作,互惠互利,既突破 “施与受”的助人模式,也有利于增进理解,减低城乡社会之间的排斥。社工借助城乡合作的平台,综合社工几大专业方法和技术,整合推动微观的个人、家庭社区能力的提升和宏观的社会政策的改变。协助农民改善生计,从而实现生计、社会互助、生态保育等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三、结语 我们在发展农村社区社会工作时,不能将社会工作服务流于社区、小组、个案三大方法,三大方法不完全适用于农村工作,所以农村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宜采取地区发展模式,提高居民主动性参与。[6]我们要把农村社会工作推向专业化,从优势视角出发改变看问题的角度,积极培养利用农村社工、官员和当地的精英,发挥农村社区的当地资源和优势,促进农村社会工作的社会化发展。 社会工作实践论文:批判教育学视角下的社会工作督导实践研究 摘 要:社会工作督导是社会工作实务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如何通过督导促成学生或者实习社工(被督导者)的专业成长,是摆在实务教育者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引入批判教育学,改善社会工作督导的对话关系,从批判能力培养、可能性语言的设立以及激发被督导者的潜能等方面全面改善社会工作督导的实践,提升社会工作督导效能。 关键词:批判教育学;社会工作督导;对话关系;增权 社会工作督导是社会工作实务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美国《社会工作百科全书》中提出:“督导是社会工作专业的传统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将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与技术由训练有素的社会工作者传授给新的社会工作者或实习生。”社会工作是一个实务取向的专业,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中实务教育至关重要,这一点,基本上已经是内地社工教育界的共识。然而,如何才能搞好实务教育,却成了摆在社会工作教育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有悖于西方的“职业化―专业化”途径,是先有专业而后设职业的,早期的社会工作专业教师多半是理论家,这就造成了没有实务经验的教师来指导学生做实务的怪相。在笔者看来,加强社会工作督导是改善社会工作实务教育断层的一个重要途径。社会工作督导是社会工作实务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社会工作专业培养中占据重要地位。督导不仅仅是对学生实务工作的指导,也是教师学习操作社会工作的机会,因此督导是一个教学双方共同成长的过程。 然而,国内社会工作的发展处境也表明,社会工作督导的相关经验依旧是欠缺的。许多高校教师名义上挂职督导,却并不知晓如何在督导中促成学生的专业成长,如何将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和方法带进督导之中,甚至他们本身对社会工作的核心信念是怀疑的、不确定的。缺乏被督导的经验及整合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的训练,缺少内化社会工作价值观的机会,导致他们难以胜任社会工作督导的工作。此外,国内有关社会工作督导的研究也不多见,没有形成立足本土的社会工作督导理论、方法和模式,这也让社会工作督导研究显得迫切和急需。 笔者自2010年开始,在学校社会工作系推行服务―学习教学模式,并担任服务―学习课程的督导,每周与服务―学习小组同学进行一次面对面的会谈,帮助学生整合本周的实务经验,内化社会工作价值与伦理,促成他们的个人与专业成长。5年的实践摸索当中,发现批判教育学的教育理念、方法与社会工作专业的信念非常接近,在督导中尝试结合批判教育学的方法是可行且有效的。 二、社会工作督导相关研究的综述 1.境外对社会工作督导的研究 第一,对社会工作督导发展历程的梳理。香港学者徐明心对社会工作督导的历史做了梳理,并将社会工作督导的历程分为五个阶段,分别是社会工作督导的管理渊源(1878-1910)、督导训练背景的变化和文献基地的出现(1911-1945)、实务理论和方法的影响(1930-1950)、无休止的督导与自主实践之间的争论(1956-1970)、回到责任承担年代的管理功能(1980-1995)(徐明心,邹学银,1998)。新近社会工作督导的发展历程,笔者尚未找到较为适合的总结。 第二,社会工作督导的模式。徐明心整理了社会工作督导的几种模式,包括标准模式、实证的模式及实用的模式,徐认为这些不同的概念化途径未能包含社会工作督导的全部,因此徐明心提出一种整全的督导模式,期望为社会工作督导的范畴提供一个全面的观点(徐明心,何会成,1998)。 台湾地区学者萧文提出一种谘商督导的循环发展模式,通过三个同心圆五个步骤,帮助被督导者整理对个案的思考,形成全新的个案地图和进一步的帮助计划(萧文,2004) 加拿大学者提出社会工作实习督导过程中的理论与实务整合模式(ITP环形模式),将社会工作督导视为回溯、反思、联接、专业回应四个步骤不断循环的一个过程(玛丽昂・博戈,伊莱恩・韦达著,曾家达等译,2011)。 2.内地对社会工作督导的相关研究 第一,对社会工作督导的必要性及重要性的强调。不少学者意识到社会工作督导在实务教育中的重要性,蒋艳通过对某次福利院社会工作服务过程的案例分析,指出社会工作督导是有效且必须的(蒋艳,2010)。一些受督导者也开始用自己的实例分享被督导的感受,也表达出对督导的高度认可(喻欢,2010)。 第二,对社会工作督导内容及功能的认识。基本上,内地对社会工作督导停留在传统理解上,也即教育性督导、行政性督导和支持性督导,当然,也有学者指出,社会工作督导在传统三大功能的基础上发展出领导、管理、咨询等新功能(乔世东,2007)。 第三,本土社会工作督导经验的总结。近年来,随着社会工作督导实践的不断展开,亦有部分文献开始关注基于中国本土的督导经验的整理。有学者提出成为有效的督导应是社会工作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方向(马林芳,2010)。 学者们从系统的视角、过程论视角、优势视角等角度总结了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督导的经验,提出了联合督导、同辈督导等督导方法,探讨了督导关系、角色定位及有效督导的特质等问题。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中国本土处境对社会工作督导制度的建立是有制度性障碍的,这需要引起实务界的重视(朱爱华,2009)。 总体而言,不管是督导实务还是督导研究,国内都是比较欠缺的。相关的探讨大多流于空乏,宏大叙事,部分基于实务的研究文献又太过局限,缺乏一种能同时能与宏观制度和微观服务对话的督导模式,大多关注于督导如何让实务更有效,如何让学生更能内化专业价值观,理解专业知识,将学生视为必须受改造的个体,这是一种强势的文化霸权督导关系,对促进学生的专业成长是不利的。 三、批判教育学的基本理念与精神实质 批判教育学,又称为解放教育学、增权教育学,代表人物有保罗・弗雷勒(Paulo Freire)、亨利・A・吉鲁克斯(HenryA.Giroux)、阿普尔(MichaelW.Apple)等人,批判教育学认为,传统教育并没有起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作用,反而是社会排斥和对立的根源,教育传播的是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对普罗大众形成了压迫,批判教育学强调人的存在是不断“成为”人的历程,人性应该是充分而完整的,而非扭曲和片面的,其目的是让被压迫者去反思压迫及其根源,通过这种反思,引导他们投身争取解放的斗争,从而达到启蒙的目的。 批判教育学的方法之一就是对话,对话带来对话双方关系的改变,促成平等关系的实现,对话也是对受压迫者的增权,培养受压迫者的主体性思维特别是批判性反思的能力,最终解放受压迫者,也解放了施压者。 在社会工作督导中,也常常使用对话的方法,但大多数时候,是督导让被督导者阐述,督导帮助被督导者解惑,指出被督导者实务中的问题和解决措施,督导关系是一种非平等关系,对话成了上下级问话,而被督导者也被要求必须内化社会工作的价值观、掌握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被督导者的自主性被抹杀。 批判教育学视角下的社会工作督导,是一个平等对话的过程,平等对话能带来督导与被督导关系的改变,因此对被督导者来说,也是一个系统性增权的过程。尊重被督导者的主体性,培养被督导者的批判性反思习惯,从而真正实现被督导者能力的提升。最终解放教与学双方,实现意识提升、专业内化、公民责任的多重成长。 四、批判教育学对社会工作督导的启发 1.平等对话关系的建立 批判教育学强调对话关系的平等性,师生之间、督导与被督导之间并不是靠权威支撑,教师所掌握的是旧知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更可能生产新知识,因此教学过程是师生协同创造新知的历程,师生关系也应是彼此平等的。 在社会工作督导过程中,督导者常常受到书本知识和自身经验的限制,被督导者身处的实践场域,反而是更具挑战和跳出常规的,其应对模式往往是超越书本和督导教师的旧知识体系的,因此,督导者需要在督导过程中,与被督导者平等沟通,建立共识,同行成长。 2.批判能力的培养 批评和质疑的概念被批判教育学视为教育模式的中心,学生被视为批判的行动者,学生通过批判和反思,首先解放自己,然后寻求社会的正义与解放。用弗雷勒的术语说,培养批判能力其实就是发展“批判意识”,就是希望人们能够带着质疑与批判的态度,面对并揭露所有“去人性化”的社会设置。 在社会工作督导过程中,应当引导被督导者系统的反思自身实践与社会设置的关系,批判性的看待当下的情景与社会政策。具体来说,反思的层面可以包含如下几个方面。 3.可能性语言与行动取向 值得注意的是,批判教育学强调培养批判能力不仅仅局限于课堂和自我认知,它的最终目的是要导向“社会实践”,即将批判理念与社会行动结合起来,最终发展出批判的行动力。 传统的批判可能因为“看到问题无力回应”而导向悲观主义,或者因为“看清世界迎合世俗”而导向犬儒主义,批判教育学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为了避免这两种情形的出现,批判教育学强调“可能性语言”(languageofpossibility)。可能性语言是指人类敢于根据现实,描绘对未来的希望与梦想,通过批判能力与社会行动力,团结力量共同行动,从而逐步迈向梦想的美好未来,并根据实践不断批判性的调整方向。 可能性语言的意义就在于,它引导个体超越现实,超越自我,突破禁锢,使个体跳出樊笼,看到更高的可能性,并付诸实践谋求未来,因此批判教育学强调的是行动取向的批判。 社会工作督导中,督导者不仅仅要引导被督导者批判社会现实,还要看到行动空间,并通过自身的服务行动,联合相关力量,改善不平等的社会设置,哪怕这种改善只是微小的、短暂的、稍纵即逝的,但却是在为社会改良积累经验和教训,最终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 4.增权与潜能激发 批判教育学者葛兰西(A.Gramsci)认为,支配者通过知识、媒体、权力、政治的有效运作,塑造和控制大众的日常思维,而大众在长期的规训过程中,逐步内化了这种思维,从而主动遵从和维护支配者建立的各种不平等关系,这就使得支配者建立的文化霸权能够长期存在并持续运行。面对充满霸权的、非人性的社会制度,许多学生常常感到无力和无助,同时,在传统的文化霸权督导模式之下,被督导学生由于缺乏能力和资源,常常是处于“无权”和“去权”的状态之中。 增权的视角强调被督导者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潜能,强调被督导者有能力、有机会做出决定、采取行动。增权的核心是通过提供资源以及培养知识和能力,使个人由能力被动的弱者变成主动的强者,提高他们的行动力与控制力。由此可见,增权并非赋予被督导者权力,而在于挖掘或激发被督导者的潜能。增权主要是督导教师帮助被督导的学生(社工)发掘自身潜能的过程,可以运用的一些对话语句如:“只要你相信,你是可以去面对这些问题并且找到不止一个解决方案的。”“你觉得在这件事情上你能够做出的改变是什么?”“你将采取什么行动来应对?” 五、小结 社会工作常常强调自己是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生命感动生命”的专业,是一个实践取向的专业,其与其他专业不同的地方就在于,社会工作者的培养过程中,少不了社工教师对社工学生的生命影响,这种影响,在社会工作督导过程中体现得更为密切。 批判教育学强调对话,强调平等关系,强调对社工学生的系统性增权,社会工作督导教师应当将批判教育学吸收进入自己的血液,形成自身的生命影响力,从而引导学生成为兼具批判能力与行动能力的社会工作者。 社会工作实践论文:证据为本的实践:社会工作实习教育的新指引 摘 要:社会工作实习教育以证据为本就是要求实习工作的组织者要以本土状况为实习设计的基础。针对我国社会工作教育目前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师资非专业化、督导力量缺少等现状,社会工作实习教育应以本土现实状况为基础、以学生为主体,以实习教育负责人为主导,为实习工作构建支持网络,包括制度保障、督导保障和机构保障。 关键词:证据为本;实习教育;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是一门以实践性为主要特征的专业学科,在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中,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以职业化为导向。在社会工作硕士教育层面也有学校希望能够培养出社会工作专业的研究人才。但无论侧重实践还是研究,都离不开社会工作专业实务经验的积累,因此实习教育对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十分重要。 一、相关研究综述 中国大陆自1989年北京大学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招收第一届本科生以来,至今已有超过200所高校开办社会工作专业,多所学校已经探索形成了特色不同的实习教育模式。北京大学采取多种督导模式,发展社会行政与社会政策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强调实践环节的系统化、实践运作的制度化、实践操作的规范化、实践基地的网络化,在社区矫治、戒毒方面取得了丰富经验;厦门大学坚持以“学生为本”的能力建设,开展探索性实践;云南大学采取经验学习与行动反思的模式,在农村社会工作、戒毒社会工作、流浪儿童服务以及边缘群体服务方面具有开拓性的经验。 在现有的学术研究中,研究者对社会工作专业实习的讨论比较集中,认为阻碍社会工作实习教育发展的因素主要来自于专业机构少、督导水平低、学生积极性不高、案主需求不明确、实习制度不健全等(徐迎春,2013;童敏,2006;樊富珉,2003),提出的改善和应对策略都倾向于改善督导、建立实习基地、规范实习制度、多主体共同参与几个方面(徐迎春,2013;林顺利,2011;肖萍,2006;史柏年,侯欣,2003),当然也有一些对实习模式的新探索,例如,以提升机构专业水平为目标的增能式社会工作实习模式(孙唐水,2014),与社区服务相结合的实习模式(石彤,2000)。笔者认为社会工作实习教育应建基于一套完整的、实际的、可操作的实习教育设计,实习设计因教育程度、培养目标、学生需求、地区发展状况、院系实力等本土的实际状况而不同。 二、证据为本指引社会工作实习教育的现实依据 社会工作实习的教育者和组织者在设计实习工作方案时应充分分析教学能力、培养目标、学生能力、学生需求、督导力量、机构资源、就业岗位和社会需求等方面的现实状况,以此作为设计依据,坚持证据为本的实践。 (一)教学能力不足与培养目标的异化要求加强社会工作实习教育 自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以来,全国大量高校开始设置社会工作专业,但各地区培养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客观条件并不完备。主要表现在缺少专业教师、没有专业的实习合作机构、没有完备的实习制度、实习指导手册,更不必说建设校内的实习基地、社工实验室等。社会工作离不开实践与专业督导,非本专业出身的老师给予的指导无论是在专业性还是在适切性上都有所不足,往往不能解决学生在实习过程中的问题。没有专业的实习合作机构、专业的督导人员,学生得不到专业的成长,各个子系统都囿于非专业的困境和焦虑,却都期待在专业上有发展,这必然会让社会工作实习教育容易流于形式,起不到提升教学水平、培养合格人才的作用。社会工作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以人为本’、‘助人自助’、‘公平公正’的专业价值观,掌握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熟悉我国社会政策,具备较强的社会服务策划、执行、督导、评估和研究能力,胜任针对不同人群及领域的社会服务与社会管理的应用型专业人才”。但现实情况却是每个学校只能根据本校的具体情况对培养目标做出调整,甚至最终培养的学生离目标中的期望相去甚远。究其原因,除了本身教学力量薄弱,开办专业准备不足外,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就是没有以本校的现实依据为基础,制定适当的实习教育计划。 (二)证据为本下的社会工作实习教育可以有效地满足专业学生的需求 学生是社会工作实习教育的主体,他们对社会工作专业的了解和认同,是影响实习教育效果的重要因素。就当前的情况来看,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大部分是调剂进来的,对社会工作并无了解,甚至有些学生的自身特点并不适合这个专业,再加上社会工作专业就业处境的相对艰难和严峻,这使得学生对于社会工作实习抱有不同的态度,有学者概括为“跃跃欲试型”“浑水摸鱼型”“犹豫不决型”和“学做分离型”(史柏年、侯欣,2003)。在这种情况下,“专业知识、专业自主、专业自我、专业认同和专业成长”这样实习的理想目标不易实现。要想充分发挥学生参与实习的积极性,还必须进一步挖掘社会工作实习的功能。从学生的角度看,他们都会有就业的需求、成就的动机和成长的需要,如果能让他们从社会工作实习中获得这些需求和动机的部分满足,能促使其更积极地参与社会工作实习,也更有可能达到或接近提高专业素养的理想目标。 (三)社会工作实习基地的建设要求以证据为本 实习基地的建设在社会工作实习教育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实习基地的现状、获取校外资源的多寡也是社会工作专业实习教育的设计依据。由于目前内地需要社会工作服务的机构、能够提供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机构、社会工作者可以在其中进行服务的机构都相对较为稀缺,因此无论是各高校在进行实习基地建设中采取伙伴关系模式,还是实习教学中心模式,实习机构的选择都是最重要的。只有以证据为本,依托本地区现实状况,选择对社会工作有较多了解、合作态度积极、自身拥有一定资源的实习机构,才能够使社会工作实习达到预期目标。在社会工作实习教育的外部资源发掘与整合方面,各院校也可以结合自身现状积极寻求机构专业人士、友好院校师资、国外及香港的社工督导参与到本校的实习教育中。变被动为主动,寻求自我发展的同时,不忘“走出去”和“请进来”。 (四)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发展要求加强证据为本下的专业实习教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工作理论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社会工作教育也达到了一定规模,但始终没有从制度层面建立起社会工作这一职业。从国际通行的经验看,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一般需要三个条件:一是要有成规模的合格的社会工作教育机构;二是政府和民间机构要重用专业的社会工作人才;三是社会工作人员本身要拥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和专业能力。而对于一个合格的社会工作者而言,职业化意味着他必须具有职业化的素养、职业化的行为规范和职业化的技能。推动良性的实习教育发展,可以帮助学生提前接触正式工作的环境,这样不仅可以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还可以强化其对社会工作价值观及伦理守则的认同,进而使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不再局限于理论学习,使理论与实际应用相联系,从而为我国社会工作由专业化向职业化方向发展提供条件。 三、以证据为本,构建社会工作实习教育的支持网络 结合上述四个方面的现实依据,社会工作实习教育设计需要以全面、客观、具体的证据为本,为社会工作实习教育提供涵盖制度保障、督导保障、机构保障的现实支持网络。 (一)制度保障 依据目前各院校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弊端,教育主管部门应对申办各层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学校提出新的要求,在申办资质上加入实习教育评估体系。同时对已有社会工作招生资格的院校从实习条件、督导师资、资源获取等三个方面进行评估和审核,根据评估和审核结果督促院校进行整改。其次,社会工作专业实习开始之前,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实习制度,它应该包含实习的目的与要求、实习工作中各相关人员的责任和权益、实习文书档案的规范等内容。第三,各院系要与合作机构签订正式的合作协议,明确合作双方在实习工作中的责任,合作的形式、内容等,实习制度和合作协议中,还要包含质性和量化两个方面的评估内容和标准,例如个案、小组、社区服务的次数、项目的数量、文书的要求、督导次数、评估标准等。通过有效的制度建设与实施,结合本地、本校的现实依据,有效地推动社会工作专业实习教育的开展,推动专业水平的提高。 (二)督导保障 社会工作实习教学应多元化(张曙,2012),督导是实习教育的必要环节,而且可以创造多种可能。第一,学生在选择实习机构的时候常常会难以抉择,不能确定哪家机构才是最适合自己的。因此,在实习工作准备之时,邀请各实习合作单位的机构督导作为机构代表做宣讲,详细地介绍机构情况、优势、为实习学生能提供的条件,让学生更好地做出选择,促进学生的主动介入(余瑞萍,2008;曾华源,1987)和主动实习。第二,课堂集中督导不仅是教师对学生、专家对“菜鸟”的指导和帮助,还为同学们之间进行同辈督导提供了场所。学生之间比较相似的经历和处境使得同辈督导的效果有时优于专家督导。第三,在学生走到机构实习的同时,教师、院系可以通过个人或者单位之间的友好关系,整合资源,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一线工作人员、评估人员等走进课堂,可以让学生们结合自己实习的状况与之对话,也打破单一督导的局限。实习单位的工作人员作为机构督导,需要充分了解学生在实习机构中的工作状况,及时回应学生在实习中的问题与需求,在实践的过程中帮助学生将理论应用与实践操作。课堂督导结合理论教学,引导学生开展实习反思与评估,获得专业成长。针对督导人手不足的情况,可以采取1+1+1的督导模式,即一名机构督导、一名督导助理、一名课堂督导,督导助理可由有过实习经验的高年级学生或者有过社会工作从业经验的人士担任。 (三)机构保障 实习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良好的合作平台,即能够接纳实习的合作单位。实习合作单位的选择应能够满足学生需求、实习制度、就业选择和社会需求等方面的要求。接纳实习工作对合作机构来说也有一定的挑战,例如需要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给予实习学生引领、督导;实习生融入后又撤出会打乱工作节奏。这会导致机构对实习生资源的不当使用,实习生通常被安排临时性、补充性的工作(鲁艳华,2007)。因此,机构资源的积累是一个长期的需要经营的过程,需要有专门的人员负责搜集整理机构资源,并促进社会工作院系与之建立合作关系。合作机构需要尽可能具备专业性、多样性、主动性的特征。专业性在这里不仅指社会工作服务的专业性,更要具有指导实习的专业性,能够对实习学生进行专业的指导、督导,充分发挥、挖掘实习学生的作用和能力。因此,实习合作关系的建立应坚持互惠原则(向荣,2000),做好充分的准备、沟通工作,明确合作双方在实习过程中的责任和角色,避免滥用实习资源的情况,保证合作关系长期、稳定。 四、结语 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是教育先行,专业化、职业化滞后,普遍存在盲从域外经验、地区发展不平衡、师资非专业化、督导力量缺少等现象。面对以上种种困境和挑战,社会工作专业实习教育应以社会工作专业学生为主体,以教育者为主导,以证据为本的实践作为社会工作实习教育的新指引,依据复杂的现实状况,构建现实支持网络,提升专业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促进专业成长与发展。 社会工作实践论文:NGO在医疗社会工作领域的实践 摘 要:本文主要以快乐童年公益阅读坊为例,通过介绍阅读坊的成立、工作内容及方法,研究NGO在医疗社会工作领域的实践,旨在介绍NGO参与医疗社会工作的重要意义及工作开展中面对的困难,呼吁更多力量关注NGO在医疗社会工作领域的发展,以阅读学习等方式来帮助患儿远离病痛,拥有一片快乐的天空。 关键词:公益;儿童;阅读 引言 (一)非政府组织(NGO)概述 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为行文简洁,后文均用NGO指代),一般指在特定法律系统下那些非政府的、非营利的、有志愿性质并致力于公益事业的社会中介组织,也常被称为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等[1]。 早在20世纪80年代,NGO就已在全球范围萌芽并兴起。随着全球人口、贫困和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人们发现仅依靠传统的政府和市场两级无法解决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作为一种回应,NGO迅速成长并构成社会新的一级,在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它致力于各种社会公益事业,以及解决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情况下较少被顾及的一些重大社会问题,如卫生保健、环境保护、妇女儿童保护、扶贫、教育、计划生育、农村发展,以及人道主义救援和人权保障等,而在医疗社会领域的实践是其最重要的事项之一。 NGO不是政府,不靠权力驱动;它也不是经济体,不靠经济利益驱动。NGO的原动力是志愿精神。一个发达的现代社会需要发达的非政府组织。在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早已遍布社会需要的每个角落。据调查,美国非政府组织总数超过200万个,经费总数超过5 000亿,工作人员超过900万人。如此庞大和活跃的非政府机构(NGO),与美国“大社会,小政府”的制度结构相配套,大大帮助了美国的发展与繁荣。美国有力量强大的各种私人基金会支撑NGO的发展。同时,国家从税收上确立捐赠部分可以抵税的制度,以此来鼓励捐赠[2]。 (二)引入民间公益力量服务医务社会工作的必要性 在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起步较晚,数量少,特别是在医疗卫生领域,专为医院服务的非政府组织规模小、数量少,还不能满足需求。我国在转型发展的重要时期,普通百姓对于医疗的需求及关注要求我们有更多的公益力量来进入医务社会工作领域,分担医院面临的困难。社工可以通过医务社会工作,以心理疏导或其他帮助形式,与患者沟通,从而帮助解决医患矛盾问题,医务社会工作的发展有助于扩展医疗服务领域、提高医疗服务能力、促进医患和谐。开展医务社会工作成为国内医务管理者的共识,并在新医改方案的国家政策层面得以确立。各地一些医疗机构通过设立专职机构、引入社会工作人才等途径,进行着积极的实践探索,取得了一些本土化的实务经验。 然而,当前大多数医务社会工作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还没有实现服务普惠的目标,医务社会工作还没有实现常态化、制度化运行。在过去,这项工作的推进主要依靠政府的政策指导和医疗卫生部门服务意识的自主提升,民间力量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引入民间力量,既有助于短期内提高医务社会工作服务能力,也有利于民间组织自身得到成熟与长久的发展。现阶段,除了进一步规范制度之外,当务之急是整合资源,尝试以医务社会工作为抓手,通过引入民间公益力量来增强医务社会工作的服务能力[3]。 (三)快乐童年公益阅读坊应运而生 2011年至2013年期间,在安徽省省立儿童医院康复区内诞生了一个非政府组织――合肥市包河区快乐童年公益阅读坊,由安徽省青年志愿者协会服务总队负责人王大成发起,陈一心家族基金会及中国儿慈会资助。阅读坊的主要服务内容是为在省立儿童医院住院的儿童提供无偿借书服务、召集志愿者为患儿说故事。 一、快乐童年公益阅读坊的实践探索 (一)发挥民间公益力量,开展专业服务 阅读坊里分工明确,发起人王大成主要负责申请项目资金及日常管理,台湾特教老师义务远程管理,合肥亲子阅读专家纪念老师义务对说故事志愿者做阅读培训,苹果树故事团每周日下午过来为小朋友表演故事剧,两名社工负责阅读坊的日常具体事务。 阅读坊内有上千本儿童读物,包括各种绘本、儿童画册、亲子读物等。这些书主要来自基金会的捐赠。阅读坊的一切服务都是公益免费的。每天早上是进病区送书时间,社工会拿20―30本儿童读物进病区,首先为想要看书的孩子免费办理图书借阅证,只需登记姓名、病床号及联系号码即可,再登记借出的书,第二天再去拿回并借出新书,直到孩子们出院时,归还所有的书,再借给新的患儿。最初借书是不用办理借阅证的,每个病区都设有图书角,供生病的孩子阅读,但由于没有记录,丢失率高,转而变为借阅形式。这种借阅形式起初是不受欢迎的,送书进病区,首先会受到医院工作人员的排斥,因为这跟他们的工作或多或少会有一点冲突。其次是患儿家长的质疑和反感。据资料统计,全国范围内,专门从事面向儿童的民间公益阅读推广组织有27家,快乐童年公益阅读坊是其中一家。它是安徽省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在医院内提供此类借阅讲故事服务的公益组织,多数患儿家长对于免费服务存在戒备心理。所以在起步阶段,愿意填写信息、办理借阅证的人非常少。经过几年的坚持,早已打破这种局面,得到众多家长的认可,登记办理借阅证的人数早已超过千人,志愿者累积服务人次也早已过千。 (二)阅读坊让患儿在阅读中体验快乐,学习成长 在病区阅读很受欢迎,在康复区就更是如此,康复区内有一间闲置的大办公室,医院免费提供给阅读坊作为书屋,阅读坊就坐落在这里,所以康复区的小朋友到阅读坊里看书非常方便。每天下午是阅读坊对外开放的时间,有许多小朋友过来阅读。 工作人员会把阅读坊打扫干净,迎接孩子们,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愿意做手工的孩子,会为他们准备胶水、剪刀和手工书,他们可以在这里做小手工;愿意看书的孩子,会为他们提供丰富多彩的儿童读物和软软的儿童坐垫;愿意听故事的孩子,会有志愿者给他们讲故事。 亲子阅读专家纪老师每周都会过来给大家讲课,主要是培训志愿者如何给孩子讲绘本故事,告诉大家一些亲子阅读的益处及技巧,并且推荐一些亲子读物,家长们有的驻足倾听,渐渐了解了亲子阅读的好处,也开始加入亲子阅读行列。亲子阅读需要家长和孩子的配合,意义不仅仅在于阅读本身,也培养了家长对孩子的耐心,树立了孩子对家长的信任。特别是对于住院的孩子,在患病阶段,家长和孩子都被束缚在小小的病房里,生活中少了许多乐趣,有时会处于一个相对焦躁的情绪中,阅读能帮助孩子找到乐趣,让他们安静下来,也能帮助患儿家长找到信心,享受这一段蜗居在小病房里的时光。孩子们总是聚精会神地听故事,用心去想象和理解故事中描绘的场景,在不知不觉中解决了孩子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如果家长不急于求成,能耐心陪伴孩子阅读,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会收到更好的效果。爱阅读的孩子视野远大,心胸开阔,因为他们可以从书中汲取前人的经验与智慧,学习判断是非好坏,懂得做人的道理,这远胜于家长和学校教师口干舌燥的说教。许多家长在亲子阅读中受益,从开始不愿陪孩子看儿童读物、不愿学说故事到主动为孩子选书,陪孩子读书,给孩子讲故事。安静下来的孩子不再为病痛而哭闹,因为他们的思想在书本描绘的广袤空间里翱翔。 (三)阅读坊长期规划,确保常态运行 阅读坊有自己的豆瓣同城小站,名为“阳光的天空”,持续在上面招募说故事志愿者。基本上每天都有志愿者过来,在社工的带领下,到病区为小朋友们讲故事,孩子们非常喜欢听故事,这会让他们暂时忘记打吊瓶的疼痛和无法玩耍的苦恼。志愿者大多是合肥各大高校的在读学生,也有十几个固定的志愿者社团,每周会在固定的时间过来,进入病区或者在阅读坊内为小朋友们说故事;还有比较专业的苹果树故事团,每周日下午到康复区大院内给孩子们表演故事剧,吸引许多孩子和家长驻足观看。 在一些节日,阅读坊会开展一些联欢演出活动。大型活动一般会请合肥电视台、万家热线、广播等媒体来全程报道,有社团志愿者来表演儿童歌曲和舞蹈,苹果树故事团表演故事剧,还有社会上的爱心人士来捐款捐书,机构内有专门负责财务的人员,捐赠的东西都会登记备份。 阅读坊发展得很快,得到患儿和家长的喜爱,也得到了医护人员的理解和支持,但机构财力和人力基础较薄弱。阅读坊的经费,是靠申请基金会的项目,资金来源不稳定。阅读坊的人员,无论是组织者还是志愿者,都是饱含一腔热情想要做好阅读推广及服务患儿的爱心人士,在大范围上属于公益,具体来说,属于社工,有社工专业知识可以把专业工作完成得更好,特别是对于一些特殊的患儿,需要社工的个案辅导,帮助其走出患病的阴影;但在实际工作中,具有社工专业背景的人员(包括组织者、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远不足半数,由于阅读坊没有固定的财力支持,没有编制,待遇不稳定,也没有社会保险,所以能够在这里服务的人员,大都是有稳定收入的兼职人员或是大学生,经费没有保障,人才又满足不了需求,这大大制约了阅读坊的发展,也是此类机构共同面临的难题。若政府、基金会及其他社会公益人士能帮助阅读坊及此类民间组织实现常态运行,相信一定能给更多儿童带来实惠。 二、结语 快乐童年公益阅读坊自开设以来,为患儿提供了良好的阅读条件,让患儿在阅读中淡忘病痛、汲取知识养分,健康成长。如今,阅读坊的工作还在正常继续,但由于省立儿童医院康复区病房的扩建,阅读坊已搬迁至社区,阅读坊虽已搬迁,但无偿借书及志愿讲故事服务并没有结束,并已成功扩展至安徽医科大学住院部、肿瘤医院等其他医院。 阅读坊的未来愿景是以安徽省省立儿童医院为基点,逐步向其他医院、民工子弟学校和社区拓展,利用志愿者和社会公益资源,努力使全市的少年儿童都能享受到这种无偿的公益阅读辅导服务,让广大儿童,特别是患病儿童在同一片蓝天下拥有同样快乐的童年。
旅游经济论文:扬人文资源优势做旅游经济文章 我镇南接姜堰城郊,北连古镇溱潼,是泰州、姜堰到溱湖风景区的必经之地。这里是世界珍稀保护动物麋鹿的故乡和最后的野生消失点,有建于唐代的太平桥和被列入航空标志的参天银杏,又是清代“一门五都督、三科两状元”名噪一时的刘氏状元的诞生地。为此,我们把发展思路定格为水乡生态旅游镇,从放大人文优势效应角度出发,围绕“状元”品牌,“麋鹿”金牌做好开发文章,让人文资源这种无形资产转化为有形资产和对外招商资本。一、多渠道挖掘,突出体现一个“全”字 由明到清,桥头的豪门旺族—刘氏家族先后有数十人中为举人、进士,5人官任都督,2人为武状元,高官、名流煊赫乡里五百年之久。特别是同胞弟兄同为武状元在中国科举史上实为罕见,堪称绝代双骄。因此,有诗赞誉“一门五都督、三科两状元”、“青黎高照无双阁,皇榜连标第一家”。由此可见,研究刘家的兴衰沉落,开发刘家的人文资源有着极高的史学价值和前景看好的旅游经济价值。基于这一指导思想,前几年,我们已经会同市政协文史工委一道对刘状元有关史料进行了搜集整理。在此基础上,市文史委还编印了《刘氏兄弟状元世家》、《刘状元捉拿扫帚星》等相关的文献资料。通过梳理,有关刘氏状元的人文资源有以下三个方面:①目前可以开发的景点主要14处,它们分别是状元衣胞住址、养马厅、栓马屋、土地庙、状元府址、廒屋垛(屯粮处)、溜马场、武书房、关帝庙、马路、红牌沟、黑牌沟、刘家洼饮马池、状元墓地;②现存的遗址文物有状元府遗址、状元盔甲、弓箭袋、大刀、练功石、石鼓、栓马石、红木床(状元床)、诰封圣旨五件、刘氏家族(族谱)、《刘状元捉拿扫帚星》唱本、府址水井2口(其中一淡一咸);③流传的轶事传闻有:刘状元捉拿扫帚星、刘国庆御前殿试、刘公府异母神童、高员外爱才提亲、刀挑碌碡、刘氏与丁楚玉、土地神跪拜、刘状元改道、关帝庙征前许愿、宝烛、住客栈拿妖捉怪、选葬地、刘国庆病逝。下一步,我们还从保护和利用现有的人文资源角度出发,进一步加强对人文资源工作的领导,成立镇人文资源工作领导小组,由党政主要领导任组长,下设人文资源工作办公室,明确专人具体负责人文资源的搜集、开发和保护工作,尽可能地搜集更多、更全、更详实的历史资料。确保人文资源得到充分的挖掘,合理的开发利用。 二、高起点规划,突出体现一个“武”字 刘氏状元因武闻名,以武著称,在民闻特别是在东南沿海一带享有较高的知名度,至今仍有不少老百姓对传说《刘状元捉拿扫帚星》乐不津道,因此,这为我们打造状元品牌,叫响状元品种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市场基础。为了更好地开发资源,我们将聘请相关专家担任旅游产业开发顾问,在广泛征求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由专业院校按照高起点规划,分年度实施的原则,对恢复状元府原貌进行修编规划。整个修编规划,在以明清史料为依据,以英武、勇猛为魂,力求再现昔日刘氏家族的辉煌的基础上,与产品开发延伸结合。一是与武警或体协联合创办形式独有的武校,进一步拉长产品开发产业链,不仅有利于推动旅游业的健康发展,而且为社会培养输送更多的实用型人才。二是把旅游与实用有机结合起来,积极策应风景区的开发,主动与溱湖大道沟通连接,在状元府东侧、溱湖大道西侧兴建一个休闲健身俱乐部,其中分设状元射击场、状元健身房、状元溜冰场,进一步做大状元品牌。三是与发展经济开发旅游产品结合起来。一方面把现有的状元茶项目做大,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产品质量和档次,力求利用旅游推动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围绕状元的饮食起居等生活习性,有目的地开工状元酒、状元鸭、状元服饰、状元兵器等相关的旅游产品,把武状元精神发扬光大。 三、市场化运作,突出体现一个“活”字 开发状元府,做大状元品牌,需要一大笔资金投入,鉴于桥头实际,仅仅依靠自身财力十分困难,因此,我们将采取多条腿走路的办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一是在景点开发上。一方面,对现有的人文资源进行保护,把现存的刘状元遗物与当地农户签订保护协议,同时加强对民用建筑的控制,减少日后规划建设时拆迁难度和费用。另一方面,坚持量力而行的原则,分步实施14个景点。二是在资金筹措上。我们采取两手抓的办法,一方面积极申报重点三产发展项目,争取上级的支持和扶持,同时争取专项资金贷款。另一方面,积极走以资源招商的路子,形式上允许独资、合资、参股或者出让项目经营权;方法上灵活多样,可以整体承包经营也可分项承包经营,或者先运作后规范;条件上不受限制,只要有投入都可以协商合作。三是在市场炒作上。要想做响旅游品牌,必须加强对外的宣传推介。为此,我们将从三个方面做好推介文章。即加强与旅游公司的联手合作,主动与相关著名旅游公司接轨,请他们出面帮助宣传推介自己的旅游项目,借他们的优势,克服自己先天不足的困难。加强与艺术影视界和企业界的联手合作,以状元史料为题材,创作状元题材的影视作品,通过大众传媒提高状元知名度,扩大状元对外影响,增加状元品牌叫座率。加强与武术界的联手合作,力争把状元武校办成武术人才培训基地,积极创造条件,举办定期武术或中华武术研讨联谊会,走借力造势,借梯登楼的路子,全方位扩大对外影响。四是在利益分享上。总的原则是让投资者受益,根据投资额的构成比例大小和资金渠道,确定利益分享办法,可以按股分红,也可以一次性出让经营权,还可以买断经营。其目的就是为了降低推介门槛,鼓励有实力的企业、个人参与加盟开发状元旅游项目,为致富的方百姓大开方便之门。 以上仅仅是我镇开发状元府的初步设想,还有许多不成熟之处有代进一步完善,但是开发状元府势在必行。今后我们将围绕发展思路,强力推进,强势打造状元品牌,积极走资源产业招商路子,为发展地方经济拓宽思路,拓 展平台创造条件。 旅游经济论文:经济转型期乡镇旅游发展问题 1河北省环京津农村游发展的战略意义及发展现状和前景 1.1发展河北省环京津农村旅游的战略意义因河北省环京津带地区承担着为京津地区阻挡风沙、净化水质和供给水源的任务,当地的工农业生产和资源开发受到限制,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个环京、津100km的贫困带。在不改变当地继续作为京津生态保护屏障的前提下,逐步转变当前传统单一的种植业开发模式,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开发高附加值的新型农业产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当地经济成为迫在眉睫的战略任务。国内外诸多实践证明,农村旅游则是当前农村经济中最具附加值的产业之一。河北省大力发展环京津带农村旅游能够充分挖掘当地农业资源的价值和作用,把良好的农村生态环境和其独特的民俗文化以及区位优势等无形资产转化为合理的经济收入,并产生立体式的乘数联动效应:可以使环京津贫困带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民在不离乡土的情况下就业;可以使当地特色农产品减少流通环节而直接面向都市消费者;可以推进当地包括旅游、饮食、住宿、购物第三产业发展;可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和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加速当地精神文明建设,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因此,顺应经济转型的时展潮流,通过政府规划和扶持,运用现代手段和技术,大力发展环京津带农村旅游产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2河北省环京津农村旅游现状及发展前景经济发展规律和发达国家实践经验表明,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旅游业进入爆发式增长阶段。2011年我国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而一项最新的假日监测数据也表明,70%城镇居民选择乡村作为出游目的地,尤其是在当前房、车发展受限,股市不景气的情况下,农村旅游日益成为都市居民休闲消费的重要选择。河北省农村旅游也因而得到飞速发展。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年底,河北省开展乡村旅游的乡镇达300多个,1400多个村落发展乡村旅游,带动就业30余万人,年接待人数4000万人次,总收入突破100亿元,年均增长25%以上[1]。在河北省农村旅游市场中,据京津两小时车程的包括廊坊、保定、张家口等7个市所辖的57个县(市)的河北环京津带农村旅游具有具有区位优势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市场前景。统计数据显示,北京2011年人均GDP达到1.2447万美元,天津市达到1.3391万美元,两地均接近富裕国家地区水平,拥有较高收入水平的客源市场和效益优势。环京津带是河北省旅游资源富集区,有坝缘山地、森林草原、天漠和沙漠草场等特色资源,还有凉爽的避暑气候、清新的空气、优质的雪场和良好的温泉资源等,除此之外有传承并保存下来的地域乡土文化,如红色革命遗迹、历史文物古迹、农村民俗风情等,为河北省发展环京津乡村旅游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河北省环京津带农村游发展的问题及制约因素 2.1经营特色和市场定位存在偏差河北省环京津农村游主要面向京津的现代都市人群,提供都市人休闲、度假。农村旅游的特色就在“农家”和“休闲”。但现实中,众多行为却体现了其在定位上的明显偏差。往往“农味不浓”,一些农村旅游项目盲目追求城市化、现代化,模仿城市餐厅或娱乐城的经营内容和经营方式,淡化了农村游的特点。片面强调规模而忽视自身经营特色,将京津大都市游客重新置身于喧嚣的都市环境,无法满足京津都市游客对农村旅游越来越高的品牌化、多样化、内涵化、人性化消费需求。 2.2经营产品同质化严重河北省环京津农村旅游缺乏河北省乡土文化、农耕文化、饮食文化、民俗文化的支撑,产品同质化严重,特色品牌项目较少,没有与京津形成错位发展。从功能上讲,主要以观光、餐饮、住宿为主;从类型上看只是局限于爬山、打牌、钓鱼、按摩、温泉、滑雪等单调的娱乐项目;乡村文化展示方面也只是对常见的农业生产和生活的器具进行展示,没有体验性旅游内容。缺乏农家旅游的独特魅力特色,旅游开发项目低档次、重复性,同质化现象严重。依靠“低质低价”路线、小规模经营,同时受到京津竞争性压抑和区域性屏蔽。京津本地农村游由于同城效应和交通优势以及较为完善的旅游配套服务,使之在类似旅游项目的选择中成为京津游客的首选市场。最终使得同类产品竞争中京津地区对河北省农村游产生了一定的替代效应,对其发展构成了较大的生存压力。 2.3大旅游理念缺乏河北省环京津带包括环京津57个旅游重点县(市)。由于受到地方政府管理各自为政及知识结构、经营管理能力、传统小农意识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部分农村旅游景点孤立发展,整合意识、品牌意识淡漠,缺乏长远的发展眼光,不注重对文化内涵的挖掘,品牌形象不突出,资源与资金没有在有限的范围内形成合力,总体上尚未形成河北省农村旅游自身的产品特色,建成的精品较少,产品品质不高、特色不突出、规模体量小、建设水平低、功能设施差等问题普遍存在,致使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发展受到影响。 2.4基础与服务设施及旅游环境建设薄弱河北省环京津地区与京津优越的交通条件相比,存在路面窄、弯道多、路况差、易堵车等问题,公共交通不发达,缺少集约化的旅游集散及咨询中心,旅游公路沿途的休闲服务设施配套不足,目前远没有达到旅游交通的“舒适、快速、顺畅”的要求。河北环京津地区农村游接待村镇的其他基础设施建设也较为薄弱,如电力供应的紧张、自来水供应的不足以及垃圾及时清理的困难等,其规模难以扩大到游客需求的水平。河北环京津的一些县城和旅游景区“脏、乱、差”的面貌也急需进一步改观。环境脆弱、生态承载力有限,也是河北省环京津农村旅游所在地的共同特点。 2.5组织管理水平不高河北环京津带农村游具有明显的家庭管理的特点。一些农村游开业、停业还很随意,经营的随意性和招待客人的不周直接影响了人们农村游休闲的层次和情趣。由于缺乏权威、统一的协调管理机构,部分农村旅游开发管理较为混乱,小范围内 产业要素重复配置,创新项目少,形成了市场开发重复、产品单一的现象,在游客数量增长有限的情况下,造成导致拉客、抢客、宰客现象的发生,恶化了行业竞争环境。经营户在经营管理上缺乏管理方面的技能,由于农村生活状况相对封闭、经济落后,很难吸引外地人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业的整体发展。 2.6营销手段和品牌建设落后旅游营销渠道在旅游市场开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河北省环京津带农村旅游景区无论是政府旅游主管部门主导的营销,还是农户主导的营销,一般都过于迷信“回头客”和口碑宣传,仍存在着“先等当地旅游发展起来,再拿钱来宣传促销旅游”的落后观念。所采用的促销方式大多为广告、人员推销等,而且力度不大,有少数经营者在互联网上设立了宣传网页,取得了一定的营销效果,但由于网页的知名度有限,再加上信息量少、功能简单等原因,还无法对乡村旅游形成强有力的支撑。目前,河北省环京津带农村旅游品牌的塑造及推广不足,大部分农业旅游景区(点)普遍知名度不高,缺少品牌营销意识,从而使得河北省环京津带农村旅游产业缺乏应有的竞争优势。 3经济转型时期河北省环京津农村旅游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3.1变观光型、同质化产品为特色化、差异化发展河北省环京津带农村旅游面对的主要是京津市场,在旅游资源上京津冀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应强化与京津休闲旅游同源异质的互补功能。同质化的资源需要差异化的产品,类同化的市场需要错位化的经营。既要积极与京津进行实质性合作,整体策划,互利共赢,更要在环京津农村旅游精品的设置上扬长避短,打造产品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开发培育能够代表河北农村旅游形象的标志性产品。充分发挥环京津农村地域内蓝(海滨海岛)、绿(自然生态)、红(革命圣地)、白(冰雪)、黄(皇家文化)5大特色农村旅游优势资源,联合打造海洋、避暑、草原、温泉、冰雪、运动、皇家、狩猎8个旅游特色资源,这些资源就是河北面对京津的差异化资源,实现和京津的错位发展,塑造独特的竞争力。另外河北省环京津带各县市,还应当结合当地区位和资源,积极培育新型业态,开发不同消费时段和不同消费内容的农村旅游系列产品,推动其旅游产品转型升级。根据距京津地理位置距京津地理位置和双休日、“黄金周”、寒暑假、带薪假期等不同时段设计开发农村度假旅游产品[2]。例如在京津冀城乡结合部可以建设商务会议型农村旅游区,也可以根据地位优势大力发展会展旅游。在京津城市近郊,建设休闲娱乐型农村旅游,在保持现有的棋牌、歌舞、体育、垂钓等常规休闲娱乐活的基础上,拓展以河北乡村特有的民俗文化、农业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休闲型旅游;开发各类型主题农业游乐园,设计供游客参观游览、进行参与性活动的游乐型旅游,改变目前旅游产品以静态观赏田园风光为主,设置情境让旅游者感受农家人和农家生产、生活的乐趣,获得全新的农村旅游体验;丰富以当地农村绿色、特色食品为主的特色农产和风味小吃等美食品尝旅游活动;开展农业文化考察、特色农业考察、农业技术培训农业知识学习等农村研修性旅游活动;借鉴海南、云南发展经验,加快环京津带农村养老旅游项目开发,促进当前的“银发旅游”向养老休闲型转型升级[3]。 3.2变门票经济为综合经济全面提升目前河北环京津农村旅游总体上处于观光型阶段,以门票经济为主,旅游景点和旅游产品的层次、档次还不够高,旅游产品单一,缺乏整合联动,远不能提供吃、住、行和游、购、娱等一站式的体验。应该围绕京津游客高层次、多元化农村旅游消费需求,充分发挥旅游业综合性强、关联度高的作用,系统谋划大旅游产业发展,把农村旅游与生态农业、度假、娱乐、商务等活动结合起来,不断延伸产业链条,不断放大旅游产业的规模效应和辐射效应,积极开发旅游衍生产品和服务,提高附加值。寻找当地农村土特产品、饮食、文化新的增长点,把音乐、影视动漫、重大体育赛事等都可以作为旅游产业经济增长点。易县清西陵摇滚音乐节、张北草原音乐节、河北动漫节等都是将文化产业与旅游紧密结合获取社会和经济效益的范例。另外,也可以开发和利用河北环京津带特有的区位优势和山水资源,引进或合作承办大型会展活动,以会展经济带动旅游消费功能的提升,逐步实现农村旅游产业由“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的转变。 3.3变初级的粗放服务为现代化标准化服务河北省环京津农村游的服务要有进一步的完善和提高,做到让游客吃得开心、住得舒适、游得便捷。为此应尽快完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改善交通道路基础设施,提升旅游咨询服务,建立旅游标识系统,加强旅游安全救援等设施;进一步推进农村旅游标准化建设,推行GB/T19000质量管理认证体系。在景区的环境保护和管理方面,推广GB/T24000环境管理认证标准。建立涵盖酒店、餐饮、娱乐、交通、旅行服务等完善的服务标准化体系,切实提高农村旅游的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构建环京津带农村旅游诚信体系,建立和实施旅游企业的诚信评价制度,利用媒体和群众监督,规范农村旅游经营企业和从业人员的经营行为;建立有效市场监督制度,严格落实环京津旅游市场监督的属地管理原则。对非法经营、非法旅游小广告、社会旅馆非法揽客和购物商店的欺客宰客行以及游区内各类餐饮和纪念品质量问题等,属地的农村旅游管理部门应会同公安、工商、质量监督、卫生管理等相关部门进行有效治理,完善旅游市场秩序。 3.4 变单一的景区发展为拉动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模式河北省环京津带的57个市县区要积极开展跨地域、跨行业、跨景区的合作,谋求市场合力,做大做强河北农村旅游的品牌。切实发挥河北省政府在培育市场主体、规范市场秩序、创造良好环境和整体宣传促销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应进一步发展创新乡村旅游景区的管理体制,加快市场化运营步伐,有效整合环京津区域的旅游资源,实现统一规划、统一开发、统一管理、统一促销和统一保护,避免区域内低端无序的不良恶性竞争。努力形成河北省区域内资源共享、产品互补、配置合理、区域分工明确的局面,进一步实现河北环京津农村旅游的“无障碍”化,提高旅游产品的整体竞争力,发展大旅游,进而带动河北省局部经济的发展。 3.5变传统单一的营销宣传模式为现代化营销手段进一步整合现有的各种传播渠道,开展多种多样的营销宣传活动。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进行广告或形象片的宣传,以举办重大文化节庆活动为载体,借助举办各种农村旅游推介会、交易会、农产品博览和展销会等[4],重点宣传河北省农村旅游的突出特色,打造整体品牌形象。加快建设旅游电子商务网络,建立以“数字旅游”为平台的宣传促销和日常管理系统。提高农村游经营者的网络营销水平,通过网络宣传,推动旅游产品网上销售。建立农村旅游电子商务环境,实现网上结算。依靠专业网络公司技术支持,依托行业协会规范管理,形成政府倡导和组织,企业参与,银行介入,以网络公司为构架,由行业协会来推动的现代的旅游信息化组织模式。 3.6变开发掠夺式为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方式逐步转变环京津带农村旅游经济增长方式,重视农村旅游的环境保护,从对农村资源的浅层掠夺性开发转向资源的深度利用,促进其可持续发展。强化环京津带农村的环境保护、资源保护、景观保护建设,保障和修复农村生态环境的完整性、真实性和稳定性。坚持“保护优先、永续利用”的方针,在科学规划、有效管理、合理开发、和谐发展的前提下,正确协调环京津农村旅游中游客与自然的关系、旅游产业与相关产业的关系。通过“传统的资源,现代的市场;传统的文化,现代的解读”,为河北省环京津带农村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5],推动河北省环京津带新农村建设及和谐发展。 旅游经济论文:对国内旅游经济绩效研究阶段特点的理论 从当前国内对旅游经济、绩效的评价的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大都是在引用和借鉴了国外的先进研究方法和思路,并套用了相关的主流的实证模型,定量为辅,定性研究居多。从评价的范围看大都将注意力放在了宏观层面的经济效应上,微观层面的研究较少,对旅游业自身绩效的关注也很少。由于旅游业是一个牵涉面很宽泛,涉及部门诸多的综合性产业,其中离不开大量数据的支持,而这些数据很难获得,因此旅游经济的定量研究很困难。从现有文献的总结说来,大致按照使用的研究方法和内容的不同倾向,本文总结了当前国内旅游经济和绩效评价的研究内容,对国内旅游经济绩效研究阶段及其特点进行述评。 一、起步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 在这一阶段,国内主要是集中对旅游经济的定性分析探讨,研究的成果很少,缺乏足够的准确数据,大都是靠研究人员的主观经验判断,所取得的成果也相对缺乏说服力和科学性。 二、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90年代末) 这一阶段对该主题的研究步入了飞速发展的时期,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丰硕,在研究方法上也开始较多的使用定量方法,通过搜集相关的数据,采用数学模型和统计学方法实证分析研究旅游经济和绩效的评价,与简单的定性研究相比,大大提高了成果的科学性和说服力。保继刚、楚义芳(1999)是国内第一个全面分析评价旅游经济这个主题的学者,为该主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极大的参考价值,他们运用相关统计数据对我国国际旅游的创汇效应、收入效应和就业效应及旅游产出乘数进行了初步的估算。陆林(1996)、潘景胜等(1998)都是通过选取国内的某一城市或地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运用各种分析方法和相关数据讨论了旅游经济的相关情况,其中陆林使用了季节差异分析、旅游者消费水平比较分析和投入产出分析等方法研究了黄山的旅游经济状况,而潘景胜则采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对旅游业进行了类别细分,同时运用了专业化指数和结构变化指数研究了上海国际旅游效益问题。李江帆等(2001)认为旅游给予当地的总收入并非总产值,在这一过程中有许多的中间消耗,将此部分消耗扣除后的增加值之和才是国内生产总值。因而旅游总收入并不等同于国内总产值,两者不具有可比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他们还从第三产业中与旅游密切关联的五个部门中,把其增加值按照一定的比例剔除旅游者消费的部分,纳入旅游增加值中,并由此得出了旅游消费的剥离系数这一概念。然后运用该系数估算了19个省市的旅游增加数值,定量分析了旅游对GDP的贡献。之后,又选取了广东省作为实例,计算其旅游业的中间投入比例、分配比例、就业系数、价格波动指标、中间需求率等。 三、提升阶段(2000—现在) 这一时期,学者们的研究也愈加深入,逐步开始使用较为复杂、更加完善的数学模型,并开始对国外的相关成果进行评价,发现其不足,采纳其优点,不断完善自己的研究成果,这段时期的关注点在于整体上评价和把握区域旅游业的经济绩效。宋子千等(2000)通过对相关行业的重新划分,单独细分出旅游相关行业、基本行业和间接相关行业等,并提出了产业和行业增加值的概念,通过合理构建完备的评价指标来评估旅游业的经济地位,他认为旅游业产值的增加对GDP产生了积极的贡献,并可以运用旅游生产总值来评估某地区旅游发展对GDP的贡献,也可以看出旅游产值的增值拉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薄湘平和薛晶晶(2001)采用经济效益指标和社会效益指标对中国旅游业绩效进行了综合评价。资源并不是影响旅游业绩效的关键因素,经济发展水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旅游资源赋存对旅游业绩效的贡献度更大。张帆等(2003)以秦皇岛为实例,深入研究了当地旅游业发展对经济的贡献度,通过使用投入产出模型和TSA的相关研究方法从对经济总量的贡献、对财政收入的贡献和提供就业机会、拉动相关产业发展等方面计算当地旅游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鲁明勇等(2005)在以旅游基本部门为基础的前提下,运用投入产出的关联分析法,结合TSA,合理构建了旅游业对经济发展贡献的评价指标体系,更全面、系统和科学地展示了旅游业对相关产业发展的积极影响。 游达明和许斐(2003)采用旅游收入、旅游就业人数、旅游投资效果系数、旅游利润回收率等指标,提出了区域旅游经济效益的模糊综合评价模型。薄湘平和杨帆(2006)从产出角度出发,构建区域旅游业经济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我国31个省市作为区域研究单元,对我国2004年省际旅游业的经济绩效进行了评价对比研究。研究发现,我国区域旅游业经济绩效的整体水平偏低,区域间发展极不平衡,两级分化较为严重。各区域在旅游经济规模、旅游经营水平及盈利水平上差异较大,从而决定各地区发展旅游业的目标、方向,途径也各不相同。陈海波等(2006)选取了江苏这一实例,研究了该区域接待游客人数与旅游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为了提高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说服力,使用了面板数据模型,通过构建合理的模型,选取合适的指标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江苏各个地级市中游客每递增一万人对旅游收入的影响存在显着差异,通过聚类分析指出苏州、无锡、南京和泰州属于第一类,即游客数量的增加可以较大幅度提高旅游收入。王凤(2007)对我国典型旅游上市公司的绩效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旅游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间存在显着相关关系。资本化率与公司绩效呈稳定的显着正相关关系,但过高的财务杠杆水平却包含着巨大的财务风险,理应积极开拓多种提高业绩的路径。陆相林(2007)应用DEA方法中C2R模型,选取相关指标,从效率和规模收益两个方面对山东省17地市旅游发展进行评价,根据分析结果把这17个地市划分4类,针对不同类型提出相应的对策。徐晓娜,翁钢民(2007)运用SOM神经网络模型对我国城市居民的旅游需求进行聚类,选取7个反映旅游需求发展情况的特征指标,将39个城市聚为6大类,最后分析了6个类型各自的旅游需求特征及其区域差异。生延超,钟志平(2009)借鉴 物理学耦合度函数,构建了旅游业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模型,并以湖南省为例对旅游业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发展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郭金海,韩雪,罗浩等(2009)通过经济空间差异分析方法ESDA技术,对1997-2007年我国省域入境旅游经济的时空演化格局进行研究。分析主要发现:①省域总体空间差异缓慢扩大;②至2007年我国省域入境旅游经济已形成“三阶梯、两顶峰”的空间发展格局;③省域间明显表现为一种“先进带动后进”的发展模式;④各阶梯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并由于主导作用的不同而表现为不同的发展趋势。朱承亮,岳宏志,严汉平等(2009)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对2000~2006年我国区域旅游产业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区域旅游产业效率呈现出一种稳步上升趋势,但总体水平偏低,全国均值仅为0.632,可见在现有技术进步不变的前提条件下,我国区域旅游产业还有很大的增长潜力。同时指出我国旅游产业效率区域差异明显,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且在全国平均效率水平之上,而中部地区又略高于西部地区且均在全国平均效率水平以下,但从变异系数来看这种区域差异正在逐步缩小。 从上述国内旅游经济绩效研究阶段特点来看,总体上相关研究呈现从偏重定性分析到注重定量分析,从研究方法单一到多种方法全面开花的趋势。研究内容也逐渐从相对空泛的宏观研究转变为比较深入的针对专门问题而进行的微观机理分析,研究成果也越来越丰富,与我国区域旅游逐渐兴盛的发展轨迹相吻合。 旅游经济论文: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研究 [论文关键词]关中—天水经济区 旅游 一体化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旅游合作已成为各地旅游业参与市场竞争、实现联动发展的重要途径。关中—天水经济区在旅游资源、经济基础、交通设施、产业政策等基础条件方面具备比较优势,为区域内旅游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和可能性。关天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应从加快旅游资源整合,共同打造精品线路,构建无障碍旅游区,建立共享信息市场,实现区域旅游整体促销,鼓励区内各地市民互访等方面展开。 关中—天水经济区范围包括陕西省的西安、咸阳、渭南、铜川、宝鸡、杨凌、商洛(部分区县)和甘肃省天水市所辖行政区域,总面积7.98万平方公里。该经济区旅游资源丰富,经济基础较好,交通设施比较完善,旅游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在《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指导下,在经济区内培育一体化旅游市场,实现区域无障碍旅游是其旅游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的背景及理论基础 (一)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提出的背景 1、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共同体联合组织”成立。2008年8月,由天水市旅游局发起,经西安、咸阳、宝鸡、渭南、铜川和天水等六市旅游局共同协商,就关中—天水经济区六市间建立旅游友好合作关系事宜达成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在六城市间成立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共同体联合组织”,西安市旅游局为常设执行主席方。这一组织的成立,使关天旅游一体化发展问题被提上议程。 2、《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正式出台。2009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发改西部[2009]500号,以下简称《关天规划》)正式出台,标志着关天经济区的发展上升到全国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层面。《关天规划》明确要求:加强精品旅游景区和精品旅游线路建设,完善配套设施和服务功能,提升旅游资源产业化经营水平;加强旅游管理机制创新,大力发展旅游经济,把经济区建设成国际一流的旅游目的地。为了贯彻落实《关天规划》提出的这一产业政策,经济区内各大旅游城市展开联合行动。 3、西安、天水两市签署战略合作和旅游合作协议。2009年9月,西安市政府和天水市政府正式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两市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和《旅游合作协议》。根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两市将建立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本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地开展交流与合作,构筑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格局。《旅游合作协议》的主题是:着力打造西安—宝鸡—天水丝绸之路旅游走廊,力争开通两市旅游专列,逐步推进区域内无障碍旅游,积极探索两地旅游一票制。 (二)关中—天水旅游一体化发展的理论基础 1、不平衡增长理论。不平衡增长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1958年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提出的。赫希曼认为,发展道路是一条“不均衡的链条”,从主导部门通向其他部门。首先选择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部门进行投资,可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增长论主张集中有限的资金,扶持具有较强产业关联度的产业部门。从关中—天水经济区的资源状况来看,必须用有限的资源优先发展具有优势的产业,而旅游业就是这样的产业。旅游业具有较大的综合关联效应,其发展不仅可以带动与之相关联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事业、住宿业、房地产业的提升,而且可以推动与之相关联的铁路运输、餐饮、航空运输、批发和零售等产业的发展。 2、增长极理论。增长极理论最初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提出(1955),后经布代维尔(法)、弗里德曼(美)、缪尔达尔(瑞典)等人丰富和发展。增长极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实施平衡发展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因此,应选择特定的地理空间作为增长极。推动空间经济极化发展。建设增长极的根本目的在于释放极点能量,以带动外围地区的经济增长。在关中—天水经济区内,通过旅游一体化的发展,以西安作为增长极,通过区域之间的合作,释放核心区西安的经济能量,从而带动区内其他城市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3、“点—轴”开发理论。完整提出“点一轴系统”理论的是我国着名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先生。该理论认为,社会经济客体在区域内总是处于相互作用之中,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大部分社会经济要素在“点”上积聚,并由线状基础设施联系在一起而形成“轴”。“点”是指一定区域内的各级中心城市,是区域内重点发展的对象。“轴”指由交通、通信和能源通道连接起来的基础设施,对附近区域有很强的经济吸引力,而轴线上集中的社会经济设施通过物质流和信息流对附近区域有扩散作用。“点—轴系统”理论是区域开发的基础性理论。已经在我国国土开发和区域发展中广泛应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区域旅游开发同样具有非常 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4、核心—边缘理论。核心—边缘理论由弗里德曼(美)在1966年提出。弗里德曼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由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核心区域和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边缘区域组成,核心与边缘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发展关系。核心居于统治地位,边缘在发展上依赖于核心,但这种空间结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区域的空间关系会不断调整,经济的区域空间结构不断变化,最终达到区域空间一体化。从关天经济区的实际来看,西安依靠其丰富的旅游资源,便利的航空、铁路等交通条件及其在陕西省的重要政治地位,成为区域内旅游发展的核心城市,周围的咸阳、渭南、宝鸡、天水等城市为西安旅游业发展的边缘区域,表现为一个典型的“核心—边缘”模式。 二、关天经济区旅游一体化的合作基础 (一)旅游资源基础 关天经济区旅游资源类型丰富,包括地文景观、水域风光、生物景观、天象与气候景观、遗址遗迹、建筑与设施、人文活动等类型,既具有统一性和完整性,又有差异性和互补性。众多的资源类型为旅游一体化整合、提高整体吸引力提供了基础,而其中最具优势的资源集中于历史人文方面,是国内典型的人文旅游资源富集区。旅游资源中的文化要素包括伏羲女娲、炎帝、黄帝等中国始祖文化,大地湾、北首岭、梁带村、半坡等原始遗迹文化,周秦汉唐等中国盛世文化,麦积山、法门寺、大雁塔、楼观台、龙门洞等宗教文化,以及关山、秦岭、渭河等山水文化。关天旅游一体化发展可以根据区域文化特征,在产品及线路设计、形象塑造、营销宣传等方面,从大区域整体文化入手,形成独具特色的整体性旅游形象。 (二)社会经济基础 关中—天水经济区是继成渝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之后我国西部第三个国家级经济区,是我国西部经济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各地在经济发展上各有所长。西安是陕西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铜川境内矿产资源丰富,煤炭、石灰石、油页岩资源储量大;宝鸡工业基础雄厚,是西部工业重镇,装备制造业优势突出,重型汽车、数控机床、精密磨床、电子仪器仪表、石油钻采设备、铁路桥梁及钛材等60多个产品销量居全国或世界同行业前列;咸阳被誉为“中国第一帝都”,拥有深厚的传统医学文化积淀,历史上名医药师荟萃,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医学文化遗产,素有“医药保健城”的美称;渭南是陕西“粮仓”、“棉库”,农业产业化水平较高,是陕西最大的果品冷藏群和全国最大的果汁生产基地,也是陕西乃至全国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杨凌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祥地,而今已成为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1997),突出的农业优势使其被誉为中国“农科城”;天水有“陇上小江南”之称,是西北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目前已形成了具有一定实力和特色的区域工业体系,天水也是西北最大的天然林基地之一,发展种植业和农林产品深加工业前景广阔。各地区经济发展上各有所长,优势互补,为整个经济一体化奠定了基础。 (三)交通设施基础 便捷的交通条件是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基础。关天经济区交通设施良好,贯通东西的陇海铁路是这一区域的铁路交通动脉,随着宝天高速的开通,高速公路也横贯这一地区。目前关中地区已经形成了以西安为中心的畅达的交通网络,基本实现了区域内部通道和对外交通干线网络化。特别是西宝、郑西高铁的开通和对高速公路的改造,以及各重点旅游景区线路的完善,使经济区的旅游交通更为通畅。根据《关天规划》方案,关天经济区下一步将继续大力发展公路及铁路交通,扩建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新建宝鸡机场,迁建天水机场。到2020年,实现区域内所有县(市、区)通高等级公路,形成以西安为中心的“两环三横四纵六辐射”高速公路网络。 (四)产业政策导向 国家在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关中一天水经济区”,旅游业是经济区重点发展的特色产业之一。陕西是我国现代旅游发展最早的区域之一,而关中地区的旅游发展一直是陕西人文旅游的核心。随着旅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关中地区各地都出台了支持旅游发展的产业政策。西安市以建设国际一流旅游目的地城市为主线,通过放宽旅游市场准入、创新体制机制、加大政府投入和金融支持等保障措施,加快把旅游业培育成为第一主导产业;渭南市发改委深入市内各景区景点调查研究,学习借鉴旅游产业发达地区的经验,结合渭南实际,提出了《旅游业发展专项规划》;咸阳与西安合作建立“大长安国际古都旅游圈”,以提高自身旅游价值;宝鸡市在2009年初出台了《关于加快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意见》,并成立文化旅游发展的专门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与旅游有关的招商引资项目;天水市通过制定高标准旅游规划、加强营销宣传力度、加大对旅游的投资来确保旅游业的支柱产业地位,并且主动与关中地区各城市联系,构建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经济合作共同体。地方政府种种积极的产业政策成为旅游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保障。 三、促进关天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对策 (一)加快旅游资源整合,共同打造精品线路 关天经济区内各城市旅游资源丰富、互补性较强,要想充分发挥其旅游资源优势,区内各方必须用“大旅游、大发展”的思想指导旅游一体化发展,共同编制区域旅游发展规划,打造统一的关天经济区旅游品牌,树立关天经济区旅游的整体形象。在旅游空间竞争与合作时,既充分体现各自的特色又能整合共同的优势,既有特色项目又不会产生近距离的替代产品,借对方的资源优势来弥补自己的资源缺陷,共同打造精品旅游景区、线路,以达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目的。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条件,完善差异化的旅游产品体系,构建互补的旅游产品群,满足不同层次旅游者的需求。 (二)构建关中—天水无障碍旅游区 无障碍旅游是各旅游区为了消除区域壁垒,达到区域间旅游经济合作,旅游资源、产品、市场和信息的共享,实现旅游价值最大化的一种新型的区域旅游合作形式。构建关天无障碍旅游区需做到以下几点。实现游客在关天经济区旅游过程完全无障碍,在食、住、行、游、购、娱等各方面都能达到同城旅游的效果;允许经济区内其他城市的旅行社在自己的区域内开设分支机构,鼓励优秀旅游企业跨城市连锁经营;逐步取消关天经济区内的国内旅游地陪制、跨城市旅行 社组团及其他旅游壁垒和进入障碍;在交通上,要突破行政区域界线,优化区域交通网络,实现区域内主要景点、景区之间的高可达性,从而真正实现无障碍旅游和区域旅游的—体化。 (三)建立经济区共享信息市场 区域旅游合作主体的行为决策是否有利于双方合作的展开,依赖于各合作方信息的对称性。因此,为了使区域旅游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各城市之间经济政策和相关措施要尽可能公开,以增加区域旅游合作的可预测性,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相互信息封锁而导致的合作风险。各地应加快建设区域信息化交流网,加强与国家以及国际相一致的电子商务规则标准和法规等方面的建设;建立区域信息交流协作机制,加强区域信息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实现区域内公共主干信息传送网、卫星传送网、信息应用系统的联通;联合出台电子政务信息和信用体系信息的共享方案,尽快建立跨省区、覆盖整个区域的旅游信息平台,保证游客在异地可直接了解到区域内任何一地的住宿、旅游产品等方面的信息,使各旅游城市互为旅游客源地、互为旅游接待地,通过高效的信息平台,做到旅游信息共享,实现多方互利共赢。 (四)实现经济区旅游整体促销 要加强关天经济区内各城市之间的交流,推动各市旅游共同发展。以提升区域旅游形象为目的,建立政府、企业联合的宣传促销机制,把一些品位度较高的旅游景点进行打包宣传促销。各市应积极组团参加对方城市主办的线路推介会、旅游文化节、旅游论坛等活动,相互加大旅游宣传促销力度,在可能的情况下,联合组团参加国内、国际旅游展览会,共同编印旅游地图、旅游指南、旅游画册,制作旅游光碟,合力打造区域旅游品牌;积极利用政府信息网和旅游网,实现各市旅游网站友情链接,不定期区域旅游协作信息;对区域内各城市间旅游宣传片进行置换播出,让本市市民能够了解区域内其他城市最新的旅游资讯,激发市民旅游动机,实现客源互动;实现旅行社、星级饭店、景区、交通等宣传促销互动,使旅游线路推介宣传品进大堂、宣传音像品进客房、旅游工艺品和土特产进商场、菜肴风味小吃进餐厅;在本市旅游咨询服务中心设立区域旅游宣传咨询专柜,在星级酒店互相摆放对方城市的旅游宣传资料,扩大旅游宣传促销的覆盖面。 (五)鼓励区内各地市民互访 为积极营造关天经济区旅游快速发展的氛围,尽快形成“中国国家地理中心之旅”(首届关—天经济区各市旅游局长座淡会中提出,2010)的热潮,区内各大城市应共同实施市民互访旅游计划,即在政府的主导下,指定专业旅行社,通过工会、妇联、教育、老龄委、共青团等组织和部门以及街办、社区,组织行业职工、学生、老年人和市民,开展以两市互为旅游目的地的各种奖励游、疗休养游、修学游、夕阳红游、休闲游等形式多样的市民互访旅游计划,以此引领旅游导向、实现旅游互动;在政府主导下,由旅游、文物、交通等部门与旅游企业携手,以优惠价格、优良产品、优质服务,互推惠及民生的旅游产品,以此激发民众的旅游动机、刺激旅游消费 旅游经济论文:印度尼西亚经济的新支柱:旅游业 印尼是一个旅游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美的自然环境,丰富的海洋,火山与湖泊等自然景观,遍布各地的名山古刹,以及多姿多采的民间文化,使印尼在发展旅游业方面有着许多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长处和优势。印尼旅游业起步较晚,但70年代中期以来发展迅速,外国游客和旅游外汇收入与年递增。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不仅为国民经济建设带来了大量的外汇收入,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尤其是为商业、酒店业以及旅游商品的生产带来了生机,而且解决了大批社会闲散人员的就业问题。旅游业已成为印尼国民经济的一项支柱产业。 一、迅速崛起的旅游业 1976年印尼接待外国游客40万人,1979年上升到50.1万人,1981年为60万人,1982年为59.2万人。在1983~1989年期间,赴印尼旅游的外国旅游者人数以年均15.6%的速度增长,印尼接待的外国游客人数由1983年的64.4万人增加到1987年的106万人(首次突破百万大关)、1988年的130.1万人和1989年的162万人。旅游业直接创汇也由1983年的4.4亿美元上升到1988年的10.6亿美元和1989年的12.8亿美元。进入90年代以后,印尼旅游业继续呈现勃勃生机。1990年印尼接待外国游客217万人,旅游外汇收入18.9亿美元,分别比上一年增长33.9%和47.3%。1991年印尼政府举办“1991年印尼旅游观光年”,欢迎世界各地游客到印尼观光旅游,结果当年到印尼旅游的外国游客达到250万人,外汇收入25.2亿美元,首次超过橡胶业,成为仅次于石油天然气、纺织成衣和胶合板业的第四大创汇行行业。1992年和1993年,印尼吸引外国游客分别为320万人和340万人,外汇收入进一步上升至32.7亿美元和36.4亿美元。1994年到印尼观光的外国游客突破400万人大关,超过政府原定的390万人目标,外汇收入46亿美元,比1993年增长17.8%。1994年12月31日,苏哈托总统宣布1995年为“印尼共和国独立半世纪之年”,旨在进一步提高印尼观光旅游业的吸引力,使更多的外国游客到印尼观光。预计1995年印尼将吸引外国游客450万人。据印尼旅游与邮电部长预测,在1999年以前,旅游业很有可能取代油气、纺织和胶合板业而成为印尼赚取外汇最多的行业。到印尼旅游的国外游客主要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和澳大利亚。国外游客在印尼的停留时间平均为12天,超过大多数亚洲国家。每个外国游客在印尼的消费是逐年提高的,1990年每个外国游客在印尼的平均消费额为966.81美元,平均每天81.79美元;1994年每个外国游客的平均消费额提高到1194.43美元,平均每天115.63美元。 二、政府的政策措施 印尼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不仅得益于自然、地理条件和文化传统,而且更多地得益于政府为发展旅游业而采取的有效的政策措施: 1.简化手续 1983年4月印尼政府作出关于东盟、欧洲共同体28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逗留2个月以内的,进入印尼可免签证的决定。到1993年底为止,印尼政府已先后宣布对45个国家的游客免办签证,这些免签证的游客占印尼接待外国游客总数的90%以上。 2.成立专门机构,将旅游业列入国民经济发展总体规划,并对旅游业投入巨额资金 印尼从1969年开始重视发展旅游业,成立了旅游、邮政和电讯部,下设专门负责旅游业的旅游局;从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印尼把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正式列入国家的经济发展计划,此后,印尼政府制订的几个五年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都对旅游业的各项发展指标作了具体的规定。1990年10月,印尼颁布了《旅游法》。为了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印尼政府每年都拨出大量资金发展旅游业。政府对旅游部门的投资,1992年为13亿美元,1993年和1994年分别为5.52亿美元和4.05亿美元。政府还鼓励私人投资旅游业,加速旅游设施的建设。 3.积极发展国际航空事业 从1984年开始,印尼国营鹰记航空公司开辟了国际航线,目前该公司已同世界上的28个城市有定期的航班往来业务。此外,印尼还允许28家外国航空公司开通至印尼的航线,为了更多地吸引外国游客,印尼1989年宣布开放雅加达的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棉兰的婆罗尼西国际机场、巴厘的乌拉莱国际机场和万鸦佬的萨姆拉杜朗宜国际机场。 4.兴建旅游宾馆,加强人员培训,提高服务质量 印尼政府最近几年对旅游业的投资主要用于兴建旅游宾馆。印尼目前共有623家国际标准的宾馆酒店,其中29家为五星级,51家为四星级,客房总数57389间。据预测,到2005年,印尼必须再兴建14万间客房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需要。印尼已在全国建立35所旅游学院、60所旅游中等专科学校以及30多个旅游和饭店员工培训中心,旨在为旅游部门输送合格的人才,提高服务质量。 5.与周边邻国开展旅游合作 印尼已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达成协议,共同投资5.7亿美元,将三国沿海地区开发成国际旅游度假胜地,建成“东方加勒比旅游区”。印尼还与泰国和马来西亚的旅游机构协商,建立具有协调功能的常设旅游联盟机构,以加强三国旅游业之间的相互合作、联合促用和共同开发。印尼还与缅甸签订了旅游合作协定,准备帮助缅甸培训高层次 旅游管理人才和服务人员,进而推动两国的旅游合作。 三、发展趋势 印尼虽已跻身于世界20大旅游强国的行列,但仍远远落后于其东盟邻国—泰国和新加坡,即使与马来西亚相比也有不少差距。由于印尼国内对石油需求日益增加,很有可能在2000年停止出口石油,印尼纺织品出口则已面临中国、越南、巴基斯坦等国同类产品的激烈竞争以及欧美各国贸易配额的限制,胶合板的出口增长速度也已开始下降。因此,旅游业在印尼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将日益重要。为此,印尼政府提出今后开拓旅游业的几项新举措:加强宣传活动,进一步提高民众的旅游意总值;增建旅游设施,提高服务质量;开发新的旅游景点;增设新的旅游项目,发展会议旅游和海洋旅游;加强旅游专业化,等等,以推动印尼旅游业再上新台阶。 在加强对外宣传方面,印尼政府准备在海外设立更多的办事机构。目前已在新加坡、东京、法兰克福、悉尼、洛杉矶等地设立了印尼旅游促销中心,今后拟在荷兰、法国、加拿大也设立类似机构。印尼还准备利用各种机会,推出各种形式的旅游观光活动,政府继1991年举办“印尼观光年”之后,又于1992年1月发起一场为期10年的“欢迎到印尼旅游”的运动。作为该活动的一部分,印尼1995年在日惹主办了国际旅游文化会议,在泗水举办世界帆船比赛大会,并全年在欧洲举办印尼文化活动。同时,印尼还计划派出更多的艺术代表团出国访问演出,在国外举办文化艺术展,宣传印尼旅游业的魅力。 印尼政府已意识到发展“会议旅游”的重要性,并将此作为推动今后旅游业发展的重点。为此,政府为到印尼举行的国际性地区会议提供现代化的会议场所、配套的先进通讯设备、训练有素的服务人员、便捷的交通等,并为与会者安排丰富多彩的会间节目及会后娱乐。90年代以来,印尼政府先后在雅加达举办了“1990年印尼旅游展览会”“1991年贸易与旅游展览会”和“亚太旅游协会论坛”,在万隆举办了“亚洲旅游业讨论会”,在巴厘举办了“亚太旅游协会第40届年会”以及“世界旅行社代表大会”等。1993年,印尼作为东道主承办了世界旅游组织第10届大会和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1994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非正式首脑会议在印尼的茂物举行。据统计,1993年在印尼共召开了642个国际会议,与会者共计12万余人。1994年印尼共接待了有14万多人参加的753个国际会议。这些会议不仅为印尼带来大量的外汇收入,而且大大提高了印尼的国际知名度。现在印尼政府正致力于兴建国际会议中心,并计划将雅加达、棉兰、万隆、三宝垄、日惹、泗水、登巴刹和乌云潘当等八座城市逐渐发展成为会议旅游中心。 印尼政府希望到“六五”计划结束时的1999年,到印尼的外来观光客增加到600万人,2000年上升到700万人,到2005年进一步增加到1100万人,届时印尼可能超过泰国,成为东南亚地区接待外国游客最多的国家。 旅游经济论文:刍议生态旅游的经济意义 【摘要】 在旅游业成为许多国家或地区的重要经济产业部门乃至经济支柱产业的今天,生态旅游作为一种理想的形式,已在我国取得了一些进展,并成为许多地方和部门规划中不可缺少的项目。开发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旅游业形式,将经济效益,生态保护和社会效益三者结合起来,对于避免急功近利的发展模式具有重要意义。近二十年来,国内外的业内人士、学者们定义了生态旅游,并研究指出必须依照可持续发展战略,注重资源长期培育生态旅游,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倡导生态旅游的观念。本文在原有的生态旅游研究基础上对其定义进一步地探讨,并对生态旅游的经济意义加以分析。 【关键词】生态旅游 定义 经济意义 一、生态旅游概念的再定义 "生态旅游" (ecotourism) 一词是由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特别顾问、墨西哥专家Ceballos-Lascurain(1996)在20世纪80年代初首次提出的。它的含义不仅是指所有游览自然景物的旅行,而且强调被观赏的景物不应受到破坏。直到1992年"联合国世界环境和发展大会"的召开,在世界范围内提出并推广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原则之后,生态旅游才作为旅游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形式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的研究和实践。Hetzer认为所谓"生态上的旅游"应具备四个内涵:环境冲击最小化(minimum environmental impacts)、尊重当地文化并将冲击最小化(minimum cultural impacts)、给予当地最大经济利益的支持(maximum economic benefits to host country)、以及游客满意最大化(maximum recreation satisfaction)(Miller, 1993)。 Ziffer(1989)从当地社会参与出发,认为生态旅游隐含了地方社区参与观光发展的模式,目的在于使得地方旅游的发展合乎地方的需要,使社区能适当地行销、设定旅游规范与产业经营规范,以及合理取得财务来源,用以支持提升社区的资源与环境品质。 世界银行环境保护署和生态旅游学会给生态旅游的定义是:"有目的地前往自然地区去了解环境的文化和自然历史,它不会破坏自然,而且它会使当地社区从保护自然资源中得到经济收益。" (山 禾,2004) 日本自然保护协会(NACS-J)对生态旅游的定义(山 禾,2004)是:"提供爱护环境的设施和环境教育,是旅游参加者得以理解、鉴赏自然地域,从而为地域自然及文化的保护,为地域经济做出贡献。" 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新的旅游形态,已经成为国际上近年新兴的热点旅游项目。以认识自然,欣赏自然,保护自然,不破坏其生态平衡为基础的生态旅游具有观光、度假、休养、科学考察、探险和科普教育等多重功能,以自然生态景观和人文生态景观为消费客体。旅游者置身于自然、真实、完美的情景中,可以陶冶性情、净化心灵。 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弗朗加利在世界生态旅游峰会的致词中指出的"生态旅游及其可持续发展肩负着三个方面的迫在眉睫的使命:经济方面要刺激经济活力、减少贫困;社会方面要为最弱势人群创造就业岗位;环境方面要为保护自然和文化资源提供必要的财力。生态旅游的所有参与者都必须为这三个重要的目标齐心协力的工作。" "生态旅游"这一概念经由国外传入我国并逐渐被接受,1993年9月份在北京召开"第一届东亚地区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会议"通过了《东亚保护区行动计划概要》的文件,标志着生态旅游概念在中国第一次以文件形式得到确认。在过去的十年中,有关生态旅游研究的大量文献和资料都集中在对生态旅游概念的界定、内涵的解释、功能的探讨、特征的描述等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很多的专家和学者根据中国国情,赋予"生态旅游"概念以中国特色(马聪玲,2002)。国内出现的"生态旅游"的定义达几十种之多,如"生态旅游是以生态学原则 为指针,以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为取向展开的一种既能获得社会经济效益,又能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边缘性旅游生态工程和旅游活动。""生态旅游是到大自然中去的,将自然环境教育和解释寓于其中的,受到生态上可持续管理的旅游。" 《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管理暂行办法》中将生态旅游定义为:"以吸收自然和文化知识为取向,尽量减少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确保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将生态环境保护与公众教育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的旅游活动。" 目前,生态旅游一词虽已得到广泛应用,但是对其概念的定义仍存在很大争议,有的定义仍沿续绿色旅游和自然旅游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一种旅游产品。而新的观点则认为生态旅游是在自然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方面达到可持续旅游目标的有效手段和途径。关于生态旅游的概念可分为三个范畴: 一、 从旅游发展战略上对生态旅游进行定义。这一定义将可持续发展目标为生态旅游核心概念,把生态旅游看作一种旅游发展模式,将旅游发展与社区发展、环境保护紧密结合,认为只有同时具有保护资源和促进社区经济发展功能的旅游是生态旅游。 二、 基于旅游主体行为对生态旅游定义。这一概念倾向于市场和消费行为为生态旅游核心内容,将生态旅游做为一种旅游产品向市场推销,向旅游者提供没有或很少受到干扰和破坏的自然和文化旅游环境,如自然旅游、文化旅游、科学旅游、探险旅游等旅游类型。这种类型的旅游活动相对一般旅游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较小,并可以增强旅游者的环境保护意识。 三、 从旅游资源价值观的角度定义生态旅游。这一定义强调旅游管理者、旅游者和当地居民的行为规范和旅游规划与开发的资源价值观,通过旅游活动和旅游教育使旅游者和当地居民建立环境保护和环境道德观。 总之,生态旅游定义应包涵两个基本内容:首先,生态旅游是一种以自然环境为资源基础的旅游活动;第二,生态旅游是具有强烈环境保护意识的一种旅游开发方式。中国生态旅游实践的研究上形成了两个热点:一个是对我国开展生态旅游条件的判断和注意问题的研究,一个是针对特定区域的生态旅游规划案例研究。 二、生态旅游的经济意义探讨 从以上生态旅游的定义中我们发现,旅游资源与景观环境,人文资源紧密相关。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地理学者 Kirk(1951) 即指出:在被人类感知之时,环境被赋予了形状、内聚力与意义的整体,一旦意义被赋予后,便会代代相传(Johnston,1986)。近期研究指出,在旅游景观的概念里,除了早期Carl O. Sauer (1925) 所关注的物质面向之外,尚存在其它不同异义,例如象征(symbolic) 或美学面向等隐喻的景观概念陆续被学者们提出。他们对于文化在景观描绘及意义赋予上所扮演的角色以不同的定位,并对于文化和意识形态而具有选择性对景观观赏行为作出分析。景观是人类周遭可见的实体环境,也是一种可以提供人类利用的资源,因此它提供的利用功能就成为人类保护它的理由,生态旅游理念的提出就具有其特有的经济意义。 (一) 生态旅游是对不可再生性资源的保护。作为一种资源从架构上进行分析,旅游景观不仅是一种有限的资源,而且遭到破坏就无法复原,具有不可逆性。不论是人口、科技、交通工具的发展,还是经济全球化使得旅游的"加速增长",或随成长而来的并发症(冲击),地球上有限资源所受的压力日增,大量消费的结果,使旅游资源日益趋于匮乏。从物质循环的观点来看,物质循环是地球循环系统中的一部份。由于地球的岩石圈所含的物质惰性最大,因此在一定时间内,对人为物理变化最具抗拒性,换句话说,旅游景观的改变具有持久性,因此也就使它具有非再生性资源的性质。 (二) 生态旅游能够满足人类对生活品质的不断需求。马斯洛(Maslow,1968;1971)提出的人类需求层级中,最高层次是自我实现 (Self-actualization),以及求知、求美的需求。无疑的这是真善美的境界。旅游活动包括在大自然环境中的自然欣赏以及在文化环境中,对人文景观的欣赏。从这种活动中不仅获得适当的身心运动和锻炼体魄,使身体更加健康;更因为活动中的静态休闲活动以及净化心灵满足人们生理上及心理上的需求,获得的各种感受 (feeling),而使他感觉幸福(Sense of well-being),培养人们高尚的情操,自尊的情怀,以及对精神上的追求。这些都是人类经验(experience)的有益面,强烈的使人获得满足感,强烈的使人感到幸福,使人快乐。除了这些身心所获得的感受之外,同时也获得知识、记忆、价值、态度、信仰、感动、欲望、情调等内心的成长。这些感受的获得正是情意教学的目标,也正是德、智、体、美、劳五育并行追求的成果。再者,旅游资源所提供自然实习是大众教育与学校教育的最好教材与教学环境,也是对书本教材的有益补充。最后,由于从事旅游活动的增加,人们对于生态旅游和环境品质重要性的普遍了解,人类要求清新的空气和纯净的水源,以及减少对旅游资源和环境破坏的诉求。由此可见,人类的生活需要生态旅游进行调剂,为了满足人们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需求,人类情愿花钱去获得更好的旅游质量。总之,不管时代多么进步、工商业多么发达,人类对生态旅游的需求是不可能降低的。 (三) 生态旅游是对历史资源的传承和延续。当我们在西方文明的侵袭下慢慢失去民族传统特点的时候,属于我们的旅游资源也渐渐地消失,如果我们不能以生态旅游的理念开发和保护旅游资源,那么民族的文化也就真的没落了!旅游资源是经由中华民族祖先的血汗、智能以及梦想改造而成的,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相当的重要的遗产。从旅游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各个历史阶段的痕迹,这些痕迹使我们具有不可替代的教育意义、象征意义和潜作用力,生态旅游也后世子孙留下最好的宝贵财富。 (四) 生态旅游的社会生态价值链。大自然是一切科学发展的泉源,提供科学研究的环境。无论是生物科学﹑自然科学﹑或是工程科学都可从自然中找出法则。同时,旅游资源提供了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场所。由于无限制地不当开发及大型的人类社会活动,因此生态旅游将有助于集水资源保护、生物的保护、人文形态的保护﹑历史与古迹的保护﹑原始环境的保护﹑游览观光资源的保护,以及土地资源的保护等。可以避免许多人为因素所引起的灾害,而成为安定的自然环境。 (五) 生态旅游的经济影响体现为三个方面:直接、间接和交叉影响。直接影响反映在单个旅游者会由于生态旅游环境和行为支出增加,而间接影响体现为提高其它的旅游 消费行为,交叉影响是生态旅游带来的诸如"口碑效应"等潜在影响。生态旅游具有的可持续发展观能够不断地促进区域的经济活动,通过经济利益的再分配过程可以使社会分工达到合理化,扩大社会就业机会。正如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秘书长艾杜阿尔多·佩德罗斯在第二届国际生态旅游论坛(2004)上指出的包括生态旅游在内的旅游经济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就业方面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尤为显着。世界旅行与旅游理事会总裁让-克劳德·鲍姆加腾认为,私有企业进行生态旅游开发除盈利外,还要保护环境,取得社区的支持。同时,厄瓜多尔学者奥斯瓦尔多·马吉奥研究得出一颗50年古树发挥生产氧气、清理污染、保持水土流失、为动物构建家园等作用,其价值为19万美元的结论。可见,生态旅游构筑的价值链不仅仅是现实经济意义上的,也是潜在的,长期的(聂晓民,2004)。 三、结论 研究生态旅游的经济意义的目的所在是为了更好地开发和利用我们人类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旅游资源是人类可能利用的自然界和人文的物质;环境则是资源的状态;而旅游生态就是在旅游过程中人与自然界中各种资源之间的相互关系。可持续发展的旅游资源观就是资源的持续利用。通过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节约使用、防治污染,保护环境,维护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实现地区经济和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应该维护生态平衡,可持续发展要求维护生态平衡。人类不可能不发展,生态不可能不改变。生态平衡既然不可能恢复,只有树立生态动态平衡维护观才是科学的,才能为旅游资源开发和利用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服务。 当我们追溯历史,人类的文明发展史是基于自然资源的不断开发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古国,人类才有了今天的发展。尽管人类开始懂得理解自然,亲近自然,明白自然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但更加应该形成热爱自然、尊重自然的理念。现在,我们在发展生态旅游中应该回报自然,在原生态保存完好的景区景点,应采取开发单一旅游线路、不要过多地搞人工建筑、限制游客数量、规定活动范围等方法来尽可能地减少发展旅游业给当地生态带来的不利影响,遵循自然法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在开发资源、增加当地收入中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旅游经济论文:体验经济下旅游者需求转变和消费决策层次分析 一、当今我国旅游者需求分析 (一)传统旅游者与当代旅游者特点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由服务型经济模式向体验型经济模式转变,当今旅游者的出游心态、出游行为与出游目的都与传统旅游者有所不同,而旅游者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态度,也逐渐开始向体验产品和体验服务方向转移(邵炎,2012)。传统旅游者与当代旅游者的特点对比,详见表1。 当代旅游者相对于传统旅游者对野外活动更具自主性和积极性,注重在野外游玩过程中的自身体验,地方特色对当代旅游者较之传统旅游者更具吸引力。总体上来看,当代旅游者已经由不成熟向成熟逐渐转变,其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旅游者出行独立化;对旅游消费品的选择需求个性化;对旅游路线不再局限,偏向于随性出游;对一些具有观赏价值的旅游景点能够细心观察游览;在旅游过程中开始亲身参与,且懂得保护景点(贾丽霞等,2012)。 (二)当代旅游者的消费需求转变 随着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相应提高,广大消费者消费水平的提升带动了我国旅游产业的飞速发展。2011年,我国旅游产业较之往年有明显复苏迹象,全年旅游收入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全年接待入境游客1、35亿人次,同比增长1、24%,全年入境旅游收入484、64亿美元,同比增长5、78%;国内旅游人数26、4亿人次,收入1、9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2%和21%;旅游业总收入2、2万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18%(王海莉,2012)。从数据上可以看到,旅游产业在我国市场不仅巨大,且发展速度快。如何抓住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消费爱好,对旅游产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当代旅游者的思想逐渐开放,旅游独立化、个性化、自由化成为几大新特点,人们对于旅游产品的要求也发生了基本的改变,旅游者不再只是以到达旅游终点为目的,旅游途中的体验和经历也成为他们关注的重要部分。 消费结构改变:传统旅游者在旅游途中较注重物质需求,而当代旅游者较之于他们,更多的倾向于体验情感,对于旅游产品能否满足他们的情感需求更加重视。传统旅游者旅游只是单纯为了在景点留下足迹,这是与当代旅游者最大的不同,当代旅游者更多的注重在旅游过程中对本身情感的释放(曹杨等,2011)。所以当今旅游产业要想继续拓展旅游市场,其旅游产品不应仅仅局限于保质保量的原则,应将产品与旅游者紧密联系,充分考虑当代旅游者的情感需求和个性化追求,满足旅游者在体验经济的背景下对旅游产品的各种审美标准。 消费内容改变:传统旅游者喜欢组团旅游,较为大众化;而当代旅游者更喜欢一个人单独旅行,追求自由与个性。由于旅游业发展速度快,导致很多旅游工作者来不及对旅游产品重新规划,不能满足当代旅游者的体验需求和消费欲望,这是很多旅游景点不景气的主要原因(江杉等,2011)。当代旅游者的体验经验以及对景点的认知度较之以往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对旅游产品的审美眼光也有了质的改变,普通的旅游产品已经不能再满足他们对消费品的体验需求,自然不能引起他们的消费欲望。近几年的旅游消费者开始倾向于年轻化、独立化以及个性化,很多旅游景点开发的旅游项目诸如探险、极限运动、美食旅游、景点一日游等,满足了大部分当代旅游者的心理需求和体验需求(张玉香,2011)。 消费方式转变:传统旅游者倾向于随大众旅游,所以在旅游途中进行消费的时候,大部分旅游者都会有一种被动接受消费的心态。当代旅游者更喜欢主动参与,随自己的喜好和情感需求去消费。在体验经济背景下,旅游产业的消费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当代旅游者作为旅游产业的消费主体,充分考虑了个人的个性化需求、精神需求以及物质需求。这种情况下旅游产业应当更积极主动的迎合旅游者的意愿,满足他们在旅游途中主动参与体验的欲望,实现他们对自我情感释放和自我价值肯定的最终旅游目的。 (三)体验经济背景下旅游的特征 1、旅游消费情感化。人类的需求,可将其分为五个层次,分别为:生理上的需求,安全上的需求,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人类经过几千年的文明进化,在生理上的需求和安全上的需求基本已经得到满足(许建,2010)。依据我国的经济发展特色,对于人们在情感和归属上的需求,主要体现在小康阶段。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主要体现在富裕阶段。有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小康社会实现程度超过80%,虽然还未达到富裕阶段,不过由于多元化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我国消费者在消费思想和观念上都能够跟国际接轨,所以在这一阶段,消费者在考虑情感需求的同时也逐渐开始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 2、旅游消费个性化。每一个旅游者都不属于相同的消费层次,这就需要旅游产业对旅游者的需求提供多层次性。现在的旅游群体已经由传统的中年化向年轻化转变,旅游消费主体的转移也直接导致了旅游产品的结构特点发生改变,当代旅游者更愿意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制定旅游路线,旅游过程也不再像传统旅游者那样固定的旅游模式,自由化、多元化、个性化以及体验化是当代旅游者旅游中的主要追求。 3、旅游消费参与化。经济模式由服务经济向体验经济过度,消费者的消费观念自然也有所转变。作为旅游者以往只是被动跟随,而当代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显然主动性更强,能够自主规划参与,且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将旅游行程变得丰富多彩。很多当代旅游者会主动参与对各种消费产品的生产环节甚至设计环节,当旅游者自己文秘站:成为产品生产者,价值创造者后,实现自我价值的感觉会油然而生,这是他们实现自我价值的阶段,也是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结果的一个缩影。现在旅游者越来越多的参与到旅游过程的各种互动项目中,不仅正面推动了旅游产业的发展,同时也使旅游者的身体得到锻炼。 旅游经济论文:弘扬海洋文化 发展旅游经济 21世纪将是海洋经济时代,而海洋旅游业则是前景广阔的海洋产业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旅游业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海洋旅游作为旅游业的一种主要的实践形式,被认为是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之一,因而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遍重视和迅速发展,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主流。据有关资料介绍,在发达国家,海洋旅游业产值一般都占到整个旅游业产值的2/3左右。在我市,随着八仙过海口、海洋极地世界、蓬莱水城保护开发等景区(点)的相继投入使用和动工,海洋旅游业也已占据了蓬莱旅游业的主导地位。如何进一步弘扬我市悠久的海洋历史文化,发展现代海洋文化,丰富海洋旅游资源,促进整个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是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新的课题。 一、海洋文化的概念 海洋文化是世界性的文化现象,有关海洋文化的定义也多达几十上百种,至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有的认为:海洋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源头之一,是人类拥有和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人认为:海洋文化是一种泛文化意义和文化现象,是海洋生态环境所提供的对人们生活、生产、价值观念、性格、习俗的物质的精神的总体文化现象和表现。西方学者认为:古希腊及地中海的文化就是典型的海洋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源头等等。 当代海洋文化学科建设的积极倡导者,青岛海洋大学教授曲金良在其《海洋文化概论》中表述:“海洋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和体系,就是人类认识、把握、开发、利用海洋,调整人和海洋的关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的总和。具体表现为人类对海洋的认识、观念、思想、意识、心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生活方式”。 海洋文化是相对于大陆文化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商业文化。海洋文化在任何时代都代表了当时的一种先进文化,其显著特点就是开放、开拓和进取。它是千百年来沿海人民顶狂风、战恶浪、不畏艰险、勇于拼搏、敢于冒险的精神的结晶。 二、我国海洋文化与海洋经济的发展情况及相互关系 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不仅创造了灿烂的大陆文化,也创造了辉煌的海洋文化。早自秦汉时期,我国就已开辟了与东南亚、印度和阿拉伯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往来。 然而,由于根深蒂固的重陆轻海思想和闭关锁国的政策,再加上近代列强的侵略以及其他各种原因,近几百年来,中国的海洋文化和海洋经济衰落了。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海洋经济和海洋文化的发展,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海洋文化和海洋经济的发展才真正迎来了自己的春天。我们党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首先惠及包括我市在内的东部沿海地区,使得这些地区的海洋经济得以迅速发展,海洋文化得以逐步发扬光大。改革开放为弘扬海洋文化提供了机遇和动力,反过来,先进的海洋文化又促进了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也正是改革开放,才使得我国海洋经济得以快速发展,使得海洋文化得以重新振兴,从而在提高海洋意识、开发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使海洋事业得以快速发展。2003年5月19日由国务院印发施行的《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奋斗目标,为我国海洋经济今后一个时期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华民族繁荣复兴的伟大战略任务。要想把中国建设成为海洋强国,必须有强大的综合国力,必须有坚强的经济基础,也必须弘扬先进的海洋文化。 海洋文化和海洋经济是不可分割的孪生兄弟。海洋文化和海洋经济都是以濒临海洋为前提,以海上交通运输和商品贸易等为基础的。海洋文化和海洋经济是共生共荣、相辅相成、互相融合、相互促进的。海洋经济是海洋文化的基础。没有海洋经济,就不会产生海洋文化;没有海洋文化的繁荣,也就没有海洋经济的发展。只有大力弘扬海洋文化,提高全民族的海洋意识,才能促进海洋经济的繁荣,带动海洋产业和沿海各涉海行业的发展;海洋经济发展了,反过来又会促进海洋文化的繁荣,二者相辅相承。 三、我市海洋文化的主要特征 我市的海洋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海洋资源丰富,独具特色。具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积淀深厚的海洋历史文化 研究蓬莱的海洋历史文化,不能不研究古老的登州海道和独具特色的港口文化。早在新石器时代,蓬莱的航海活动就已兴起。地近辽东、中贯群岛、补给方便、航行安全,这些适应古代航船逐程推进航行的有利条件,使古老的登州海道闻名于世。春秋战国时期之后,登州古港一直是历代王朝开展海内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便捷通道。齐桓公在此大兴鱼盐贸易,秦皇汉武在此寻仙求药,汉代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在此发轫,日本遣唐使在此整备转航。作为中国古代南北海运交通的重要枢纽,登州古港曾与扬州、泉州、明州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通商口岸”,享誉海内外。港盛城兴,登州古港的繁盛直接拉动了蓬莱的兴起,登州蓬莱被长期作为州、府所在地,成为胶东半岛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时间长达千年之久。 蓬莱人杰地灵,人文荟萃,名人辈出。有明代民族英雄戚继光、甲午抗日将领宋庆、晚清名医张伯龙、民族实业家丛良弼、一代枭雄吴佩孚、爱国将领于学忠、现代教育家杨振声等等。蓬莱有众多名人遗迹,朱处约、袁可立、戚继光王世贞以及冯玉祥、董必武等著名人士都曾留下诗文篇章。宋代诗人苏轼曾在蓬莱任过五日登州知府,写下了“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 的著名诗篇《海市诗》。 (二) 浩气长存的海洋军事文化 北宋中期,登州古港的军事建设得到了不断加强。宋庆历二年(1042年),登州军民实施了大规模的港口改建工程,在登州古港入海口处筑沙堤以护战船,在港口东西两侧建寨城以安军营,建成了一个在古代难得的海防军事要塞,名曰“刀鱼寨”。以此为标志,登州蓬莱变成了北方最著名的海防要塞,登州古港的港口性质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自然港变成了人工港,繁华的商贸港口变成了威严的军事重地。“刀鱼寨”的海防建设不仅体现在港口建设上,同时也体现于常备水军的建设上,登州水师是北宋时期京东地区唯一的水师。明洪武九年(1376年),在“刀鱼寨”的基础上环筑土城,增设军事设施,名曰“备倭城”,俗称蓬莱水城,是国内现存最完整的古代水军基地。明代伟大的军事家、杰出的抗倭民族英雄戚继光曾在此操练水师,人称“戚家军”,为以后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独具魅力的海洋旅游文化 蓬莱拥有良好的海洋生态环境,蓝天、碧海、金沙以及离蓬莱近在咫尺的长山列岛,构成了蓬莱独特的滨海旅游资源。境内有国家4A级风景名胜景区蓬莱阁和蓬莱水城、亚洲展示面积最大的海洋极地世界、拥有我国最大的海上园林和最长的海上长廊的八仙过海景区、在建的妈祖文化艺术公园以及与蓬莱隔海相望并一起被列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海上仙岛”长山列岛等,构成了蓬莱丰富的海岛、海洋旅游文化资源。自2000年以来,蓬莱市连续成功举办了5届“和平颂”国际青少年文化艺术盛典,同时还成功举办了全国帆板赛、沙滩手球赛等体育比赛,以及1988年、2005年两次海市蜃楼的全程拍摄和电视连续剧《八仙过海》的拍摄等文体活动,进一步丰富了蓬莱的海洋文化内涵,开拓了发展海洋文化的新领域。 (四)多姿多彩的海洋民俗文化 蓬莱的海洋民俗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渔灯节”。“渔灯节”是流行于山后初家、山后陈家、山后李家、山后顾家等渔村的节日,节期为每年的正月十三和正月十四。“渔灯节”是渔民的狂欢节日,规模最大的属山后初家和芦洋村。届时,渔民纷纷给龙王庙送灯、上供,祈求出海平安和渔业丰收。建国后龙王庙渐废,改为设供祭船、送渔灯、放鞭炮,近年又同时举行娱乐活动,场面壮观、热闹,吸引远近众多的游人前往参观,充分展示了蓬莱海洋民间民俗文化的魅力。此外,蓬莱的民间艺术渔民号子、大秧歌、剪纸以及蓬莱的饮食文化和土特产品等也都极富海洋文化特色。 四、我市海洋旅游经济的发展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市海洋旅游经济的发展情况 旅游业是蓬莱的传统产业和主导产业,是蓬莱市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经济增长点。2004年,旅游直接收入达到1.2亿元,综合收入达到15亿元,对地方财税贡献率超过30%。随着2004年9月亚洲展示面积最大的蓬莱海洋极地世界正式开业,我市海洋旅游经济收入已经达到了全市旅游直接收入的一半以上,占据了旅游业的半壁江山。无论是从经济收入方面,还是从对蓬莱旅游业的拉动发展方面,可以说,海洋旅游在我市的旅游业中已经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海洋旅游资源开发方面,近两年的开发力度不断加大。2003年,拥有我国最大的海上园林、最大的海上奇石林、最长的海上游廊、最高的海上楼阁的八仙过海口景区投入运营;2004年,拥有世界最大的展示圆柱缸、亚洲最大的热带雨林馆、国内最大的鲨鱼馆和海龟馆、亚洲展示面积最大的海洋极地世界投入运营;投资5亿元、国内现存最完整的古军港——蓬莱水城明代古军港保护性修复工程目前正在顺利进行,预计2006底可全部完工并对外开放;国电聂家沙滩室内海水浴场项目开发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之中,预计2006年底投入运营。随着以上项目的逐步投入使用,以不同历史时期的海洋文化为题材的海洋旅游项目极大地丰富了我市的海洋文化内涵,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我市旅游业的整体快速发展。 (二)目前我市发展海洋旅游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 1、海洋旅游项目不够丰富,海洋旅游资源的开发力度有待于进一步加大 目前,我市的海洋旅游项目主要有蓬莱水城、海洋极地世界、八仙过海口等景区(点),以及部分海上观光和沙滩休闲娱乐等一些小项目。这些项目的成功开发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我市的海洋文化内涵,促进了我市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海洋旅游经济要想达到一定的规模,仅靠这几个项目是不够的,在海洋旅游资源开发方面必须进一步加大力度,向海岸景观要效益,向海岛景观要效益,向海上景观要效益,向海底景观要效益,全方位、立体化地利用好各种海洋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优势,创造海洋旅游经济的规模效益。 2、对庙岛群岛的海岛景观资源未能充分利用,与长岛在旅游业发展方面的合作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海岛景观资源是海洋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市虽有丰富的海岸景观、海滨山岳景观、海洋历史文化景观等海洋旅游资源,但唯独缺少吸引力很强的海岛景观资源。长岛在中国版图上称为庙岛群岛(古称沙门岛),共由32个岛屿组成,总面积56平方公里.,海岸线总长146公里,享有“中国的夏威夷”之美誉。这里一岛有一岛之奇,一景有一景之丽,因海蚀地貌形成的各种奇礁异石,古朴清幽,玲珑剔透。而其丰富的海岛景观资源正是蓬莱旅游资源中所欠缺的。如何进一步加强同长岛的合作,利用好长岛的岛屿景观,丰富我们蓬莱的海洋旅游资源,形成旅游经济的双赢,是需要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与研究的课题。 3、海洋旅游淡季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如何做到“淡季有活动、旺季有高潮”有待于进一步加强研究 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存在较大差别,这种差别强烈地吸引着久居大陆和城市的人们,纷纷走近大海,分享大海带来的无穷乐趣。蓬莱悠久的历史文化、丰富的海洋资源、纷繁的神话传说、优美的山海风光、众多的名胜古迹等旅游资源,每年吸引大约二百万的中外游客前来旅游观光。但由于北方地区气候等方面的原因,这二百万游客大多集中在4-10月份的旅游旺季,而在其它月份的旅游淡季游客数量相对较少。如何解决旅游淡旺季问题,做到“淡季有活动、旺季有高潮”,使我们蓬莱的海洋旅游资源在淡季对游客同样具有吸引力,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加强研究。 五、加快我市海洋旅游经济发展的建议和探讨 (一)发挥优势,整合资源,全力打造海洋旅游精品 1、以游艇俱乐部为核心,推进海洋旅游资源开发 (1)游艇业的发展现状 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世界游艇年消费额高达400亿美元,如果加上相关的维修、管理、娱乐等费用,全球每年的游艇经济收入将超过500亿美元。全球发达国家平均每171人就拥有一艘游艇,挪威、新西兰等地更高达每8人拥有一艘,就连内陆国家瑞士也达到每69人拥有一艘。中国虽然海岸线总长3.2万公里,其中大陆海岸线1.8万公里,岛屿海岸线1.4万公里,但游艇俱乐部的数量却寥寥无几。在造船上,中国已占领5%的国际市场,但游艇产业却几乎是一片空白,每年游艇出口仅有1700多万美元。 据统计数据表明,在当今世界船舶市场上,游艇工业在国际上有着巨大的市场份额。仅休闲豪华游艇一项,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每年的销售总额基本上保持在1600亿元上下,而最近几年更是上升至2000亿元左右,加上游艇配件和水上运动器材,年贸易额基本上达到3000多亿元,甚至超过商船和远洋发达国家的销售总额。因此,从未来发展来看,中国游艇业发展的潜在市场空间非常巨大。 (2)我市游艇业已具备了较为成熟的发展条件 从发展游艇娱乐业的条件来看,我市已具备了发展的物质条件和消费群体基础。蓬莱是全国著名的海滨度假旅游胜地,海岸线长65公里,与由30多个岛屿组成的庙岛群岛相距仅6.6海里,海岸景观和海岛景观资源丰富,为游艇娱乐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蓬莱市2004年人均GDP水平已达到30000元(3628美元),人均可支配收入9649元。同时,蓬莱也汇集了相当规模的外商投资群体、企业成功人士和每年约二百万左右的游客,这更为我市海洋旅游业的大发展、游艇消费步入到中产阶段家庭提供了消费群体基础。可以说,目前我市发展游艇娱乐业的时机已经较为成熟。 (3)以游艇俱乐部为核心,开发系列海洋旅游产品 A、观海旅游产品。蓬莱海域风光秀丽,景色怡人。南望可看到“仙阁凌空”的蓬莱阁、怪石嶙峋的田横山、山峦叠障小泰山,北望可看到群岛罗列的庙岛群岛,运气好的话还可以看到虚无缥缈、亦真亦幻的海市蜃楼。在开发上可以“游艇俱乐部”的形式向俱乐部成员推广专门设计的旅游线路产品,向国内外游客宣传各种形式的观海旅游。 B、海洋体育竞技旅游。蓬莱沿海海岸线漫长、海洋资源丰富,发展海洋体育竞技旅游条件优越。可以发展海钓、游泳、帆船、帆板、摩托艇、冲浪、滑水、划船、水上飞机和沙滩足球、沙滩排球等运动。游艇俱乐部会员一般为事业有成的成功人士,在长期的商场、官场生涯中,培养了一种敢于正视挑战的冒险精神,而海上体育竞技活动具有较强的参与性、刺激性和娱乐性特点,正符合了游艇会俱乐部会员的消费品味。并且,海洋体育竞技旅游符合国际旅游潮流,海上体育赛事具有轰动效应。可利用游艇俱乐部会员的名声、资源,迅速提升游艇俱乐部的知名度,使游艇消费更深入到普通消费者的心中,起到很好的示范效应,同时还能够迅速在全国甚至全世界塑造蓬莱海洋旅游的品牌效应。因此,应优先将其开发成为蓬莱海洋旅游的拳头产品。 C、海洋夜生活。旅游夜生活是当代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游艇俱乐部会员生活中的一块重要空间。开发海洋夜生活文化旅游,除了在游艇俱乐部建造和完善具有现代气息的舞厅、卡拉OK厅、高档夜总会以外,还应从蓬莱特色出发,开展具有海洋特色的夜生活文化旅游产品,营造一种蕴涵着丰富海洋文化内涵的夜生活氛围。 D、海洋渔业旅游。蓬莱海洋渔业旅游业的开发,可以开展参与性旅游。一方面,可以游艇俱乐部为核心,举行各种形式的钓鱼、钓蟹等活动,另一方面,也可让游人随船出海,开展垂钓和养殖旅游等活动。还可以兴办海洋渔业展览馆,陈列各时期的渔船、渔具等实物模型,使游客全面了解蓬莱海洋渔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E、海洋食文化旅游产品。品尝风味餐饮是旅游不可缺少的内容,具有海味特色的食文化应该成为吸引游客的旅游资源。蓬莱海域盛产鲍鱼、对虾、海参等各种海珍品,用这些海产品制作出具有蓬莱地方风味的海鲜佳肴,还有驰名中外的加吉鱼,更是蓬莱的传统拳头水产品。“食”是旅游的主要内容之一,但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其目的不仅为大饱口福,更重要的是体会异国、异地的风情与文化。 F、以游艇俱乐部为核心,开展各种形式的品牌宣传活动。可以游艇俱乐部为核心,组织“游艇俱乐部发展与海洋旅游业开发国际研讨会”和“国际游艇拉力赛”等各种形式的品牌宣传活动。发挥蓬莱市游艇业的消费带动作用,为沿海地区游艇业的发展塑造良好的形象作用,将游艇俱乐部精心打造成蓬莱海洋旅游的一张名片,吸引海内外的游客在蓬莱享受全方位的海洋旅游服务,并为在蓬莱的成功人士和外商提供集休闲运动、办公、商务、联谊于一身的高档次的游艇消费活动,使游艇俱乐部成为一个成功人士业务交往的俱乐部,事业发展的平台。 2、开发水下潜艇观光旅游项目 海上蓬莱的秀美景色早已为世人所目睹,海底蓬莱是什么样呢?水下潜艇观光无疑对游客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据 新浪网六月十九日报道,我国首艘民用全潜式观光潜艇在大连完工并通过国际论证,而这艘被誉为“水下豪华客机”的民用观光潜艇造价仅为200万美元,远远低于国外同类潜艇,但其安全系数与在陆地几乎无异,技术性能优越。观光潜艇的国产化为乘坐潜艇观赏蓬莱海底的神秘景色提供了充分的可行条件。据有关资料介绍,目前国内只有海南三亚有一艘自芬兰引进的全潜观光艇,每位游客水下观光50分钟,收费近300元。我市如果能抢抓机遇开展水下潜艇观光旅游,必将成为胶东半岛乃至北方地区的又一个旅游热点项目。 3、以蓬莱水城为依托,建立海上影视基地 蓬莱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名胜古迹众多、民间风情浓郁、神话传说纷繁、滨海特色鲜明的“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拥有蓬莱阁、蓬莱水城、戚继光故里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百个省、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旅游资源丰富。登州古港曾与扬州、泉州、明州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通商口岸”,享誉海内外。北宋中期,蓬莱变成了北方最著名的海防要塞,登州古港也由繁华的商贸港口变成了威严的军事重地,是国内现存最完整的古代水军基地。目前,投资5亿元的蓬莱水城明代古军港保护性开发修复工程正在顺利进行,预计2006年底可完工并对外开放。工程完工后,蓬莱水城将重现明代古军港的原貌。以蓬莱水城为依托,结合蓬莱阁、戚继光故里、八仙过海口以及蓬莱和长岛海域的海洋景观资源,把旅游文化与影视文化结合起来,打造一个海上影视基地具有优越的条件。基地可以影视拍摄和旅游观光为主要功能。既可以拍摄以古代港口商贸和海洋军事为题材的影视作品,也可以拍摄反映现代海洋文化的影视作品。游客除了可以在片场看到明星拍戏外,影视基地还可以不定期地举行明星与影迷的见面会,让游客"零距离"接触明星。观影视拍摄,邀明星合影,请明星签名,与明星互动,以明星的名人效应来宣传蓬莱,推动蓬莱旅游业的加速发展。 (二)加强与长岛的合作,充分利用庙岛群岛的海岛景观丰富我市的海洋旅游资源 长期以来,长岛与蓬莱在社会发展的各方面有着广泛密切的联系,尤其在旅游业方面,长岛对蓬莱的依存度较高。由于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原因,长岛与外界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蓬莱。蓬莱丰富的海洋旅游资源与长岛的海岛景观资源呈互补关系。蓬长双方应该在旅游业的发展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特别是在对长岛的岛屿资源开发方面,更应该开展深入、有力的合作。蓬莱可以借助长岛的岛屿资源开发丰富自己的海洋旅游资源,长岛也可以借助蓬莱巨大的旅游市场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形成旅游经济的双赢局面。 (三)划分淡旺季重点促销区域,强化旅游宣传促销工作针对性 蓬莱具有丰富的海洋旅游资源,既有适合夏季海洋旅游的海岸和海岛自然景观资源,又有适合冬季海洋旅游的室内人文海洋景观资源,如海洋极地世界和在建的聂家沙滩室内海水浴场等。在旅游促销方面,可以根据季节的不同,划分区域、突出重点进行宣传。如旅游旺季可以内陆地区为宣传重点,让久居内陆的人们亲身体会大海带来的无穷的乐趣;旅游淡季可以沿海地区为宣传重点,让常年生活在海边的人们体验到冬季在海水中嬉戏的享受和观赏海洋极地动物带来的乐趣,做到“淡季有活动、旺季有高潮、年年有创新”,有效地解决淡旺季海洋旅游旅客严重失衡的问题。 旅游经济论文:简述旅游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论文关键词:旅游产业 区域经济 相关产业 论文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旅游产业的特性,认为旅游产业是后发展地区最具比较优势、具有率先实现对外开放和跨越式发展条件的产业。旅游产业作为一个经济性的产业,具有关联度大,综合性强,能极大推动经济的增长,我们需要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树立发展旅游产业的观点。最后,作者指出旅游产业的发展也必须注意旅游产业的发展的落脚点、盲目扩大景区产业规模以及旅游产业小圈子等方面问题。 一、旅游产业是后发展地区最具比较优势的产业 贫困问题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世界许多国家都十分关注并提出了不少解决此问题的对策与措施。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贫困落后地区多数是少数民族地区和西部地区,但同时也多是旅游资源富集的地区。根据比较优势原则,落后地区应该选择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而放弃机会成本较大的产业重点发展,西部的农牧业和采掘、原料工业长期以来处于粗放经营的状态,其存在的基础是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对自然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很大,而这一部分成本既没有从经济的角度进行量化考核,也没有从社会的角度进行环境保护的考察。现在看来,其实际的机会成本是非常高昂的,不具备继续作为先导产业的条件。 西部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且具有独特性,旅游产业是西部真正的优势之所在。从自然旅游资源来看,目前西部12 省区拥有的国家自然保护区占全国总数的35 %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占总数的34 % ,国家森林公园占总数的18 %;从人文旅游资源来看,西部12 省区拥有的历史文化名城占全国总数的32 %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占总数的28 %。同时,西部还是我国最主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拥有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西部地区的旅游资源品位高、种类全、有特色,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旅游业本身以及它带动的相关行业能够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尤其是从一、二产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从而为西部贫困落后地区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提供一个适当的结合点,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通过开发贫困地区旅游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不仅有利于充分发挥贫困地区旅游资源富集的优势,开发特点鲜明、品位较高的旅游产品,而且能够通过旅游开发及旅游业发展,带动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的脱贫致富,摆脱以往部分地区因贫穷而破坏生态,越破坏越贫穷的恶性循环,促进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 二、旅游产业具有率先实现对外开放的产业优势 旅游经济本身是一种开放型经济,一个地区独特的旅游产品可以吸引大量的境外游客前来观光游览,从而使旅游业一步成为对外开放的外向型产业,这不像其它产业发展外向型经济那样需要较长的整体水平提高过程。旅游产业总体上看不是高技术产业,对人才、技术的要求也低于其它高创汇产业,只要其旅游产品具有特色,对外知名度高,吸引力、竞争力就强,就可能使其国际旅游在旅游产业整体水平尚不高时能得以快速发展,同时在发展过程中促进整体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旅游业的发展自身也需要对外开放。这是因为,一个地区发展旅游尤其是国际旅游,必然要建设一批符合国际水准的旅游接待设施,如宾馆、餐馆等,这些设施,一开始就必须按国际旅游的通用标准进行建设,与国际接轨;这些设施的建设和管理,一开始就引进外资和外国的管理方式与模式,促进了与国际的接轨,从而使得旅游产业成为了不少地区率先对外开放并推动地区对外开放整体步伐加快的先遣队。旅游业的发展等于向外国人开了一个窗口,比较全面地展示该地区的面貌促进外国人对该地区的了解,同时也促进了当地对外国人需求和国际惯例的了解并对各相关要素加以改进,促使旅游地区尤其是经济欠发达的旅游区的投资环境得到迅速而有效的改善,加快其对外开放的力度与步伐: 首先,旅游业建设发展的蓬勃兴起,可以并且在很多地方己经带动了欠发达旅游地区基础设施、配套设施及相关产业的同步发展,为旅游地区发展新兴产业,如生态农业等绿色产业奠定了良好的产业发展基础,也为外来投资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实际上,贫困地区多数是少数民族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但同时也多是旅游资源富集的地区。与发达地区相比,这些地区往往存在着基础设施差,进不来、出不去等问题,从而严重制约了当地的经济发展。自中央确定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后,各级政府加大了对西部地区优势产业的支持,尤其是对旅游业等产业的支持,其中发行国债的相当一部分将投入到对西部地区旅游业基础设施的建设中来,这是西部旅游地区难得的发展机遇。 其次,从旅游业的微观组成部分一一旅游企业的发展来说,也会对旅游地区投资环境的改善起到积极的作用。在我国国民经济各行业部门中,旅游企业率先走向国际市场,领风气之先,引进外资、人才和境外先进的经营方式,实现了与国际惯例接轨。发展旅游业,尤其是引进各类旅游企业,通过这些企业先进而规范的管理理念和运作模式,将对旅游地区当地政府部门和当地企业的管理和运作起到良好的示范效应,从而促使旅游地区总体投资环境的改善。 再次,旅游业的发展可改善旅游地的生态环境,提高旅游地的地区形象和城市形象。旅游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保护、绿化工程、退耕还林等同时进行,协调发展,它不但可使以往的山川更秀丽,也带来接待地环境形象的根本改变,绿化档次越来越高,环境也越来越好。这对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对外开放,是个极大的推动。 最后,加快旅游业的发展,不仅有对基础设施等硬环境方面的要求,也有对良好的旅游环境和社会风气等软环境的要求。因此在旅游业的发展中,旅游地区还需要通过不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使旅游经营服务者、旅游接待地居民文明礼貌,旅游环境整洁优美,旅游活动健康高雅,这样便为旅游业的发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同时也为旅游地区的总体投资软环境的改善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尤其是国际旅游的发展,能够带动旅游地区人们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的转变和创新,使旅游地区在观念上进行超前思维和创新思维,这对推动地区的对外开放,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和作用。同时,旅游在引来人流的同时,还会引来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例如被国际风筝协会推选为"世界风筝之都"的山东潍坊,过去只是一个手工业小城,自美国西雅图风筝协会主席赴潍坊旅游从而引发了山东潍坊的国际风筝节以来,不但吸引了大量游客,利用外资也硕果累累,第五届风筝节总成交额达10·66 亿元。 三、旅游产业是具备跨越式发展条件的产业 有关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从摩尔根的人类文化论到马克思、恩格思的历史唯物论,都论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是生产工具。在通常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不能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发展的阶段不能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但是,我们通过以下对旅游业本质、内涵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旅游业最具条件超越整体生产力发展水平而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这并不违背上述理论和原则。 旅游业发展所需要的生产要素与通常工业生产产品所需要的要素不同,对生产工具的要求与工业产品生产也有较大不同,旅游业不需要生产的厂房,不需要对所生产产品的粗加工和深加工,不需要相应的机器和工业产品生产完成后必须的物流配送体系,旅游业所需要的只是在旅游产品形成后为游客消费(参观、欣赏) 这些产品时提供服务的劳动者,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可由制度化和规范化的人力资源培训来解决。旅游业所需要的资源与工业生产所需要的矿产资源、能源资源也不相同,更注重资源的整体组合,生态环境旅游资源各项重要的组成因素在某些情况下,就直接成为旅游产品的一个组成部分。旅游业更加需要管理和服务要素,不光是为调整旅游业的中间环节(旅行社、饭店、旅游交通企业) ,更重要的是对旅游消费者多样化的、不断提高的需求能做到更好地满足。由此可见,旅游业所需的生产要素与以往各种产业所需的生产要素有所不同,这说明旅游业发展本身具有的特性与人类生产力发展阶段,与生产力发展的时代性、阶段性可以不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旅游业的发展可以超越本国、本地区生产力发展的阶段。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对旅游业发展所需的生产要素必须加以有效整合,提高要素的发展水平。 四、旅游产业能够通过自身的加速发展带动区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在促进社会生产力飞跃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全球生态环境危机,工业化对环境的破坏己是一个无可争辩、无法逃避的事实。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己进人到后工业化时代,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点己转向以低成本、低消耗、低环境破坏为特点的绿色经济和以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为特点的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太空技术为主的高科技经济,也就是着力于生态社会、知识社会的发展,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也在紧跟世界发展趋势,致力于追赶甚至某些领域的超越。但是,对于广大的不发达地区尤其我国西部地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非常落后,它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要实现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由贫困向温饱的转变。而实现这个转变,面临的将是项目如何选、资金人才哪里来、市场哪里找等一系列对于他们而言非常艰难的"哥德巴赫猜想"以及对生态可能造成的严重破坏。那么,对于那些旅游资源富集的欠发达的非工业地区,能否找到一条捷径绕开工业文明的道路而直接跨越到生态社会、知识社会呢? 答案是肯定的,捷径之一就是发展相对而言投资较少、招商较易、市场风险较小,同时又是典型的绿色经济产业的旅游业。从中国旅游业的发展优势、发展阶段和发展前景来看,我国西部地区的旅游业发展是具有促进经济跨越式发展可能性的产业。我们知道,我国西部地区一些省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现在基本上还处在农业社会阶段,刚刚进人工业化初期,如果按照传统的思路就是工业化一步一步发展,但很难有超越。所以,必须以也完全可以以新的观念进行发展创新,大胆地提出并努力推进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使这些省的总体经济发展实现一个跨越,从工业化发展初期直接跨越到生态社会、知识社会。 旅游产业的发展,不仅可以带动区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而且还可以使贫困地区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水平而率先实现人民生活方式和消费水平的跨越式发展。如果说国际旅游可引起旅游客源国的财富向旅游目的地国的转移,在一定程度上使财富进行再分配,那么,国内旅游则能把国内财富从旅游客源地向旅游目的地转移,使国内财富在地区间进行再分配。一般地说,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外出旅游的人数较多,经济欠发达地区外出旅游的人数较少,当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旅游资源足以吸引经济发达地区的居民前往旅游时,这些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的旅游消费对当地的旅游生产显然是种外来的刺激。这种刺激,不仅对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是个促进,而且由于旅游业的联带性,对当地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也是个促进。经济欠发达地区通过兴办旅游产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做到一业兴而百业旺,可以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缩小自己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近年来,中国一些整体经济发展基础较差、水平较低而旅游资源比较丰富的老、少、边、穷地区(即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穷困地区) ,走向旅游脱贫、旅游致富之路,就取得了较好的效益。如贵州省紧靠黄果树景区的黄果树村,1992 年全村人均吃粮200 市斤,人均年收人130 元,随着黄果树景区的开发,许多农民投身其中,到1998 年全村人均吃粮400 市斤,人均年收入增至2000 元,一步由贫困迈入了小康,黄果树村也因此而实现了贫困地区经济的率先跨越。 旅游作为一个产业,不仅可以"治穷",一个景点富一个县,一个景点富一个村,一片景点富一个镇;而且可以"治愚",可以提高人的素质。在四川阿坝州旅游景区开发初期,游客去后,老百姓都不好意思去卖东西,卖的时候也不会讨价还价。但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一些头脑灵活的当地百姓,不仅习惯了做买卖,而且逐渐由生疏变得嫡熟。可见,旅游给阿坝州老百姓带来的,并不只是金钱收入,更具有意义的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烙守了几辈子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这其实并不难理解。旅游业必然带来地区的开放,随着游客而来的是新的信息、观念和文化,在碰撞、交流与融合中,人们的视野会更加开阔,思想会更加解放,也会因此走向更加文明。"治穷"是经济效益, "治愚"是社会效益,旅游产业将"治穷"与"治愚",将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有机地融为了一体。 五、旅游产业带动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应注意的问题 既然旅游是一个经济性的产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关联度大、综合性强,能极大地带动和拉动区域经济的增长、财政增收、老百姓致富,因此,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旅游发展中,首先要注意一开始就把旅游当作一种产业来抓,树立起发展旅游所需要的产业观念。 一是旅游产业是一个新兴的产业,它具有综合性,一业举百业兴,同时又具有依托性,百业托才能举一业。综合性和依托性决定了抓旅游产业发展就是抓结构调整、产业联动、投资环境改善、城市管理及知名度提高,实质是抓了持续发展。因此,一定要站到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经济跨越式发展培育支柱产业的全局高度,来看待旅游产业的发展,首先要为它的发展创造出良好的环境,百业托其一业,使其迅速发展壮大,培育为支柱产业,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其一业举百业兴的带动效应。为此,必须充分认识旅游产业自身的发展规律和阶段,如旅游产业功能的阶段、旅游发展模式的阶段、旅游产业投入产出的发展阶段、旅游业增长速度的阶段等,按不同阶段的不同规律性要求做好产业发展的相关工作,充分发挥其不同阶段的不同作用,从而既促进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又带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实现二者间的相互协调相互促进。 二是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必须转变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走集约化经营之路。要把区域旅游发展的落脚点放到旅游的产业化发展上,放到使其做大做强带动区城经济社会的发展上,实现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化经营的转变。 目前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尚处于高速增长的粗放化经营阶段,管理方式也是粗放化的,就产业本身来讲还处于出售资源的阶段,即把景区景点当成了旅游业的全部,没有"加工"增值,没有把旅游业涉及的食、住、行、游、购、娱充分连接、带动起来。为此,应着力把这些相关要素发展起来,增加游客的人均停留时间,增加游客的人均消费文出,从而大幅度提高旅游总收入,实现旅游收入主要靠门票收入的粗放型增长向旅游产业总收入的集约型增长转变。 1. 景区景点只是旅游发展的载体而不旅游发展的全部,要把旅游发展的落脚点放到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上,促进产业联动从而形成产业链。这样才能提高旅游产业的综合效益而不仅是景区效益、门票效益,才能形成辐射、扩散效应,才能使旅游资源大县、旅游资源大市、浪游资源大省变为旅游经济强县、旅游经济强市、旅游经济强省。 2. 不要盲目扩大景区的产业规模。要协调好城市建设与景区建设的关系,依托城市服务设施,增强城市产业功能,防止脱离城市己有设施、功能而景区重复另搞一套,从而"热"了景区"冷"了城市。要把景区接待区的建设与城市建设相结合,通过旅游的带动,不断扩大城市规模,提高城市现代化水平,切实避免景区"城市化"的趋向。 3. 出旅游点的小圈子,形成旅游点、旅游线、旅游板块、旅游中心城市的区域结构,促进区域旅游的综合发展,从而最终推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旅游经济论文:刍议生态旅游的经济意义 【摘要】 在旅游业成为许多国家或地区的重要经济产业部门乃至经济支柱产业的今天,生态旅游作为一种理想的形式,已在我国取得了一些进展,并成为许多地方和部门规划中不可缺少的项目。开发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旅游业形式,将经济效益,生态保护和社会效益三者结合起来,对于避免急功近利的发展模式具有重要意义。近二十年来,国内外的业内人士、学者们定义了生态旅游,并研究指出必须依照可持续发展战略,注重资源长期培育生态旅游,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倡导生态旅游的观念。本文在原有的生态旅游研究基础上对其定义进一步地探讨,并对生态旅游的经济意义加以分析。 【关键词】生态旅游 定义 经济意义 一、生态旅游概念的再定义 "生态旅游" (ecotourism) 一词是由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特别顾问、墨西哥专家Ceballos-Lascurain(1996)在20世纪80年代初首次提出的。它的含义不仅是指所有游览自然景物的旅行,而且强调被观赏的景物不应受到破坏。直到1992年"联合国世界环境和发展大会"的召开,在世界范围内提出并推广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原则之后,生态旅游才作为旅游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形式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的研究和实践。Hetzer认为所谓"生态上的旅游"应具备四个内涵:环境冲击最小化(minimum environmental impacts)、尊重当地文化并将冲击最小化(minimum cultural impacts)、给予当地最大经济利益的支持(maximum economic benefits to host country)、以及游客满意最大化(maximum recreation satisfaction)(Miller, 1993)。 Ziffer(1989)从当地社会参与出发,认为生态旅游隐含了地方社区参与观光发展的模式,目的在于使得地方旅游的发展合乎地方的需要,使社区能适当地行销、设定旅游规范与产业经营规范,以及合理取得财务来源,用以支持提升社区的资源与环境品质。 世界银行环境保护署和生态旅游学会给生态旅游的定义是:"有目的地前往自然地区去了解环境的文化和自然历史,它不会破坏自然,而且它会使当地社区从保护自然资源中得到经济收益。" (山 禾,2004) 日本自然保护协会(NACS-J)对生态旅游的定义(山 禾,2004)是:"提供爱护环境的设施和环境教育,是旅游参加者得以理解、鉴赏自然地域,从而为地域自然及文化的保护,为地域经济做出贡献。" 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新的旅游形态,已经成为国际上近年新兴的热点旅游项目。以认识自然,欣赏自然,保护自然,不破坏其生态平衡为基础的生态旅游具有观光、度假、休养、科学考察、探险和科普教育等多重功能,以自然生态景观和人文生态景观为消费客体。旅游者置身于自然、真实、完美的情景中,可以陶冶性情、净化心灵。 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弗朗加利在世界生态旅游峰会的致词中指出的"生态旅游及其可持续发展肩负着三个方面的迫在眉睫的使命:经济方面要刺激经济活力、减少贫困;社会方面要为最弱势人群创造就业岗位;环境方面要为保护自然和文化资源提供必要的财力。生态旅游的所有参与者都必须为这三个重要的目标齐心协力的工作。" "生态旅游"这一概念经由国外传入我国并逐渐被接受,1993年9月份在北京召开"第一届东亚地区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会议"通过了《东亚保护区行动计划概要》的文件,标志着生态旅游概念在中国第一次以文件形式得到确认。在过去的十年中,有关生态旅游研究的大量文献和资料都集中在对生态旅游概念的界定、内涵的解释、功能的探讨、特征的描述等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很多的专家和学者根据中国国情,赋予"生态旅游"概念以中国特色(马聪玲,2002)。国内出现的"生态旅游"的定义达几十种之多,如"生态旅游是以生态学原则为指针,以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为取向展开的一种既能获得社会经济效益,又能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边缘性旅游生态工程和旅游活动。""生态旅游是到大自然中去的,将自然环境教育和解释寓于其中的,受到生态上可持续管理的旅游。" 《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管理暂行办法》中将生态旅游定义为:"以吸收自然和文化知识为取向,尽量减少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确保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将生态环境保护与公众教育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的旅游活动。" 目前,生态旅游一词虽已得到广泛应用,但是对其概念的定义仍存在很大争议,有的定义仍沿续绿色旅游和自然旅游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一种旅游产品。而新的观点则认为生态旅游是在自然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方面达到可持续旅游目标的有效手段和途径。关于生态旅游的概念可分为三个范畴: 一、 从旅游发展战略上对生态旅游进行定义。这一定义将可持续发展目标为生态旅游核心概念,把生态旅游看作一种旅游发展模式,将旅游发展与社区发展、环境保护紧密结合,认为只有同时具有保护资源和促进社区经济发展功能的旅游是生态旅游。 二、 基于旅游主体行为对生态旅游定义。这一概念倾向于市场和消费行为为生态旅游核心内容,将生态旅游做为一种旅游产品向市场推销,向旅游者提供没有或很少受到干扰和破坏的自然和文化旅游环境,如自然旅游、文化旅游、科学旅游、探险旅游等旅游类型。这种类型的旅游活动相对一般旅游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较小,并可以增强旅游者的环境保护意识。 三、 从旅游资源价值观的角度定义生态旅游。这一定义强调旅游管理者、旅游者和当地居民的行为规范和旅游规划与开发的资源价值观,通过旅游活动和旅游教育使旅游者和当地居民建立环境保护和环境道德观。 总之,生态旅游定义应包涵两个基本内容:首先,生态旅游是一种以自然环境为资源基础的旅游活动;第二,生态旅游是具有强烈环境保护意识的一种旅游开发方式。中国生态旅游实践的研究上形成了两个热点:一个是对我国开展生态旅游条件的判断和注意问题的研究,一个是针对特定区域的生态旅游规划案例研究。 二、生态旅游的经济意义探讨 从以上生态旅游的定义中我们发现,旅游资源与景观环境,人文资源紧密相关。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地理学者 Kirk(1951) 即指出:在被人类感知之时,环境被赋予了形状、内聚力与意义的整体,一旦意义被赋予后,便会代代相传(Johnston,1986)。近期研究指出,在旅游景观的概念里,除了早期Carl O. Sauer (1925) 所关注的物质面向之外,尚存在其它不同异义,例如象征(symbolic) 或美学面向等隐喻的景观概念陆续被学者们提出。他们对于文化在景观描绘及意义赋予上所扮演的角色以不同的定位,并对于文化和意识形态而具有选择性对景观观赏行为作出分析。景观是人类周遭可见的实体环境,也是一种可以提供人类利用的资源,因此它提供的利用功能就成为人类保护它的理由,生态旅游理念的提出就具有其特有的经济意义。 (一) 生态旅游是对不可再生性资源的保护。作为一种资源从架构上进行分析,旅游景观不仅是一种有限的资源,而且遭到破坏就无法复原,具有不可逆性。不论是人口、科技、交通工具的发展,还是经济全球化使得旅游的"加速增长",或随成长而来的并发症(冲击),地球上有限资源所受的压力日增,大量消费的结果,使旅游资源日益趋于匮乏。从物质循环的观点来看,物质循环是地球循环系统中的一部份。由于地球的岩石圈所含的物质惰性最大,因此在一定时间内,对人为物理变化最具抗拒性,换句话说,旅游景观的改变具有持久性,因此也就使它具有非再生性资源的性质。 (二) 生态旅游能够满足人类对生活品质的不断需求。马斯洛(Maslow,1968;1971)提出的人类需求层级中,最高层次是自我实现 (Self-actualization),以及求知、求美的需求。无疑的这是真善美的境界。旅游活动包括在大自然环境中的自然欣赏以及在文化环境中,对人文景观的欣赏。从这种活动中不仅获得适当的身心运动和锻炼体魄,使身体更加健康;更因为活动中的静态休闲活动以及净化心灵满足人们生理上及心理上的需求,获得的各种感受 (feeling),而使他感觉幸福(Sense of well-being),培养人们高尚的情操,自尊的情怀,以及对精神上的追求。这些都是人类经验(experience)的有益面,强烈的使人获得满足感,强烈的使人感到幸福,使人快乐。除了这些身心所获得的感受之外,同时也获得知识、记忆、价值、态度、信仰、感动、欲望、情调等内心的成长。这些感受的获得正是情意教学的目标,也正是德、智、体、美、劳五育并行追求的成果。再者,旅游资源所提供自然实习是大众教育与学校教育的最好教材与教学环境,也是对书本教材的有益补充。最后,由于从事旅游活动的增加,人们对于生态旅游和环境品质重要性的普遍了解,人类要求清新的空气和纯净的水源,以及减少对旅游资源和环境破坏的诉求。由此可见,人类的生活需要生态旅游进行调剂,为了满足人们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需求,人类情愿花钱去获得更好的旅游质量。总之,不管时代多么进步、工商业多么发达,人类对生态旅游的需求是不可能降低的。 (三) 生态旅游是对历史资源的传承和延续。当我们在西方文明的侵袭下慢慢失去民族传统特点的时候,属于我们的旅游资源也渐渐地消失,如果我们不能以生态旅游的理念开发和保护旅游资源,那么民族的文化也就真的没落了!旅游资源是经由中华民族祖先的血汗、智能以及梦想改造而成的,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相当的重要的遗产。从旅游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各个历史阶段的痕迹,这些痕迹使我们具有不可替代的教育意义、象征意义和潜作用力,生态旅游也后世子孙留下最好的宝贵财富。 (四) 生态旅游的社会生态价值链。大自然是一切科学发展的泉源,提供科学研究的环境。无论是生物科学?自然科学?或是工程科学都可从自然中找出法则。同时,旅游资源提供了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场所。由于无限制地不当开发及大型的人类社会活动,因此生态旅游将有助于集水资源保护、生物的保护、人文形态的保护?历史与古迹的保护?原始环境的保护?游览观光资源的保护,以及土地资源的保护等。可以避免许多人为因素所引起的灾害,而成为安定的自然环境。 (五) 生态旅游的经济影响体现为三个方面:直接、间接和交叉影响。直接影响反映在单个旅游者会由于生态旅游环境和行为支出增加,而间接影响体现为提高其它的旅游消费行为,交叉影响是生态旅游带来的诸如"口碑效应"等潜在影响。生态旅游具有的可持续发展观能够不断地促进区域的经济活动,通过经济利益的再分配过程可以使社会分工达到合理化,扩大社会就业机会。正如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秘书长艾杜阿尔多·佩德罗斯在第二届国际生态旅游论坛(2004)上指出的包括生态旅游在内的旅游经济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就业方面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尤为显著。世界旅行与旅游理事会总裁让-克劳德·鲍姆加腾认为,私有企业进行生态旅游开发除盈利外,还要保护环境,取得社区的支持。同时,厄瓜多尔学者奥斯瓦尔多·马吉奥研究得出一颗50年古树发挥生产氧气、清理污染、保持水土流失、为动物构建家园等作用,其价值为19万美元的结论。可见,生态旅游构筑的价值链不仅仅是现实经济意义上的,也是潜在的,长期的(聂晓民,2004)。 三、结论 研究生态旅游的经济意义的目的所在是为了更好地开发和利用我们人类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旅游资源是人类可能利用的自然界和人文的物质;环境则是资源的状态;而旅游生态就是在旅游过程中人与自然界中各种资源之间的相互关系。可持续发展的旅游资源观就是资源的持续利用。通过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节约使用、防治污染,保护环境,维护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实现地区经济和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应该维护生态平衡,可持续发展要求维护生态平衡。人类不可能不发展,生态不可能不改变。生态平衡既然不可能恢复,只有树立生态动态平衡维护观才是科学的,才能为旅游资源开发和利用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服务。 当我们追溯历史,人类的文明发展史是基于自然资源的不断开发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古国,人类才有了今天的发展。尽管人类开始懂得理解自然,亲近自然,明白自然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但更加应该形成热爱自然、尊重自然的理念。现在,我们在发展生态旅游中应该回报自然,在原生态保存完好的景区景点,应采取开发单一旅游线路、不要过多地搞人工建筑、限制游客数量、规定活动范围等方法来尽可能地减少发展旅游业给当地生态带来的不利影响,遵循自然法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在开发资源、增加当地收入中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旅游经济论文:浅谈青岛市旅游经济优劣分析与对策 [论文关键词] 青岛市 旅游需求 旅游供给 [论文摘要] 本文以旅游经济的供求机制作为切入点,结合青岛旅游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了青岛市旅游经济存在的优势与不足,并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在2008年,青岛市迎来奥运会的同时也迎来旅游经济发展的又一次飞跃。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青岛的旅游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崂山风景区的尝试性开拓、即墨温泉的开发、沿海一线风景区的改良以及城市容貌的改进,都给青岛的旅游经济带来了勃勃生机。近年来,青岛的旅游业始终以平稳的步伐向前发展,2002年,青岛市旅游业总收入达到150.52亿元,相当于全市GDP的10%,而到了2006年,青岛市旅游业更是持续快速增长,接待海内外游客2886.45万人次,增长14.7%;旅游总收入达325.2亿元人民币,增长百分之26.7%。旅游业收入在青岛的GDP中占据了极大比重,且仍然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这给青岛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无穷动力。但与先进城市相比,青岛的旅游经济还存在不少差距,其自身还存在诸多问题。 一、旅游经济的供求机制理论 旅游经济学中采用旅游需求与供给均衡的分析方法是最常用的。本文将对旅游经济的供求机制理论做简要阐述: 旅游需求产生的最基本决定变量包括旅游支付能力、充足的余暇时间和旅游动机。在这三个变量同时得到满足的时候,旅游需求就表现为现实旅游需求。要增强旅游需求的有效性,也应当从以上三个方面入手:首先,旅游需求需要有更多、更长、更集中的余暇时间。自我国实行周五工作制及三个黄金周假期后,国内旅游的蓬勃发展的现实表明,有充足集中的余暇时间对旅游需求的市场化十分重要。其次,要增强居民的旅游支付能力,这需要政府在收入分配制度上进行改革。以上提到的两点,旅游从业者依靠其自身根本无法实现,使得这两个因素成为外生变量而无法掌控。然而旅游动机却可以通过旅游从业者在旅游供给上的努力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 旅游供给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以一定价格向旅游市场提供的旅游产品的数量,具体包括经营者向旅游者提供的旅游资源、旅游交通、旅游设施和旅游服务等。发展旅游产业必须有与旅游需求相适应的旅游产品。旅游产品的核心依托是旅游景点的开发。而不同类型的旅游景点会形成不同的旅游体验;即便是相同的旅游景点,不同知识架构和审美背景的旅游者也会形成不同的旅游体验和评价。因此,旅游景点的开发既要注重数量,更要注意满足不同的游客对旅游景点的不同要求。旅游交通是出行的前提,一方面游客更愿意到容易到达的地方度过自己的闲暇时间,另一方面,良好的交通条件使得游客不必将时间浪费在路上,同时提高了城市的整体形象。住宿设施包括饭店、旅馆和近几年流行起来的家庭旅馆等。住宿设施的数量以及舒适程度和价位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旅游供给的有效性。 通过对旅游供给与旅游需求的内含层次分析,可以发现,并不是所有的需求和供给都能进入旅游经济循环,有些不良的旅游供给不但不能促进旅游需求的实现,而且可能搅乱旅游供给市场,抑制旅游需求的形成。要想使旅游经济能够有一个持续、有效、快速地增长,必须保证旅游供给增量的有效性,推动旅游供给存量的有效化。 二、青岛旅游经济的供给及优劣势分析 本文提到了旅游需求是一个外生变量,其需要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游客具有相应动机才能使得旅游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增加,而旅游从业者无法直接决定其增加与否。然而,从业者可以通过完善旅游供给间接影响旅游需求,从而带来旅游经济的增长。我们结合青岛旅游业发展的现状着重从旅游供给上分析青岛旅游经济的优劣势: 1.青岛旅游产品的供给。青岛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以及后天培养的一系列人文旅游资源成为青岛发展旅游经济的优势力量。2002年、2003年及2004年,青岛市重点旅游项目投入资金分别达到30亿元、34亿元和33亿元。2003年4月,海尔集团、青岛啤酒博物馆、青岛港、华东葡萄酒酿酒有限公司一次性通过国家旅游局专家组进行的示范评审,获得首批“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称号。仅2004年,青岛市的4家工业旅游示范点就接待海内外游客53.6万人次,旅游收入达到854万元。工业旅游已经成为青岛大旅游格局中的独特一翼。同时,2003年至2006年,青岛还“生产”出了度假旅游、观光旅游、海洋旅游、节庆会展旅游、体育健身旅游、文化旅游、生态旅游等7大系列产品。正是旅游产品的日益丰富,使青岛的旅游品位得到提升。据有关统计研究表明,2006年,海内外游客在青岛的平均停留天数已达到3.5天,比2005年整整多出一天半。近两年来青岛市推出新旅游景区(点)22个,从而使青岛市旅游景区(点)总量达到88处。一系列旅游资源的有效开发,都极大地促进了青岛旅游业的发展。 但是在旅游产品的供给上青岛也存在一些不足,其主要表现在: (1)缺乏具有特色的旅游纪念品品牌。富有纪念意义的旅游商品是体现旅游特色的最好凭证。从青岛旅游商品发展的历程来看,居多的是日用品和一次性消费品。 (2)青岛市的旅游环境不理想。首先,青岛的夜生活不发达。在冬季往往七八点钟街上就少有人来往,一些商店也早早关门,在春夏的旅游旺季,一些主要景点营业时间仅维持到八点,通宵休闲可供游客游玩的旅游景点屈指可数。其次,个别景区服务态度差,欺诈游客的现象屡有发生。饮食、旅行社、近郊游等行业每年都会不同程度的出现欺诈顾客的现象,2007年5月1日执法人员仅在一个景点就抓获30多起“黑照相”事件。这一系列与青岛美丽风景不符的现象必然会阻碍青岛旅游经济更快的发展。 2.青岛市旅游交通。近年来,青岛的交通设施也在不断完善。青岛公路交通十分发达,已建成济青、胶州湾、西流、双流、潍莱、栖莱、青银等7条高速公路,成为全国副省级城市中拥有高速公路通车里程最长的城市。2004年4月“新”青岛流亭国际机场启用,青岛与韩国之间国际旅游新航线开辟,2004年崂山风景区太清大通路段改造及太清至八水河步行栈道等工程建成,随着全市主要道路的通畅,青岛交通也带动了青岛旅游经济的增长。 然而,青岛的交通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的,其主要症结在于: (1)夜晚的城市交通并不完善。青岛的公交车在20∶30左右基本上就不再发车,有少部分公交线路营运的22∶30,在此之后路上很难遇到公交车。而出租车在夜晚收费比日间更贵,这就使得一部分低收入游客丧失。 (2)交通要道环境美化力度不够。流亭机场作为青岛惟一的民航机场,其所在的城阳区周边环境并不理想,不是煤炭场地,就是破旧的老楼,从机场驶往市区的必经的李沧区,环境更是脏乱差,不仅绿化上与市南区存在差距,就连最基本的城市市容的整洁都不能保证。这给青岛的旅游经济带来很坏的影响。 3.青岛的住宿设施。应当说青岛的住宿设施已日趋完善。现在,青岛拥有包括香格里拉、颐中皇冠大酒店、海景花园大酒店、丽晶大酒店在内的近百家星级酒店,可以向国内外的中高层的消费者提供充足的住宿服务。此外,青岛还拥有以农家宴为主要经营方式的家庭旅馆,既可以满足一些游客渴望接近大自然的需求,又可以缓解旅游高峰期游客入住困难的问题,极大地拉动青岛旅游经济的供给。 三、青岛旅游经济存在的问题的解决对策 针对上文提到的青岛旅游经济供给中存在诸多问题,笔者提出了以下相应的对策建议: 1.规范旅游市场运行秩序。当前规范旅游市场运行秩序应着力抓好三个重点:一是加快建立旅游投诉联动网络,完善由旅游、公安、工商、物价、交通、城管等有关部门组成的旅游综合执法体系,健全执法监督、社会监督、义务监督、舆论监督“四位统一”监督网络,加强旅游市场综合治理。二是建立和健全导游计分制度、导游劳动报酬制度、旅游行业佣金收受制度、导游服务机构市场化等四个机制,大力推进旅游行业标准化建设。三是加强旅游市场跟踪调研,切实解决旅行社、旅游饭店、景区景点存在的诸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交通工具不足等现实困难和突出问题。 2.大力开发郊区旅游。青岛市区的开发已经没有更大的空间,然而像莱西、平度、即墨、胶南这些郊区仍然有很多有文化底蕴或风景优美的景区可以开发,从而形成青岛大旅游的格局,而不是旅游一线的一个中间站点。 3.开发形式多样的旅游纪念品。青岛在开发旅游纪念产品方面有很大欠缺,旅游从业者应当开拓思维,充分结合青岛山、水等各项特色,不断开发真正具有青岛特色的旅游纪念品,提高纪念品档次,注重纪念品的质量,并不断完善购物环境,从各个方面调动游客购买产品的积极性,以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 4.丰富青岛夜生活文化。其重点在于适度的延长主要旅游景点的开放时间,延长一些大型购物中心的营业时间。 5.加强铁路沿线、机场到市区沿线的美化工作。要给外地旅客一个美好的第一印象,这两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前若要青岛投入巨资,改造铁路沿线、机场到市区沿线,操作上并不现实,但是可以考虑将景致不错的地方空出来,让外地的旅客欣赏,在有碍观瞻的地方,树起5米高的广告牌,让旅客们看到的是形象生动的广告。如此,既可以给外地游客一个美好的形象,又可以宣传青岛企业和产品;既促进了青岛旅游业的发展,又带动了广告业的发展。 旅游经济论文:浅谈经济落后地区学生对红色旅游的认知和意向行为特征研究——以永州为例 论文关键词:经济落后地区;红色旅游;认知;意向行为 论文摘要:基于调查得知,经济落后地区学生对红色旅游的认知和意向行为特征表现为:知晓率低,主要的了解渠道是电视;学生外出进行红色旅游主要受到景点服务质量、讲解水平和知名度的影响,在红色旅游方式友情彰显,喜欢和同学朋友一起,其外出旅游时间集中在寒暑假期,以增长见识和放松休闲为主要目的,消费水平低,但其意愿消费比实际消费高,有一定的拓展空间,在下次红色旅游景点选择上,以韶山和长沙的相关景点为主。据此,提出相应的营销对策。 一 研究背景 潜在旅游者行为特征研究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国外对其的研究始于20世纪6o年代,主要以旅游者的人口学特征为基础来探讨旅游者本身的属性,重视理论意义,1967—1969年英国地理学家罗杰斯(H·B·Rodgers)主持了第一次试验性全国游憩调查,获得了有意义的旅游流规律资料;随后1978年,波兰学者A·Szwichtenberg采用问卷方式对旅游者进行调查,找到了相应的旅游行为特征。80年代后的研究注重指导性和实用性,并将心理学内容引入进来,主要侧重于对旅游需求模型和旅游流形成机制的探讨,如Shih(1986)提出了价值与生活方式的概念,他认为感知和形象是目的地选择的决定因素,Joseffink和AlfredKobsa(2002)基于潜在旅游者的行为和特征,提出了一个个性化的服务模式。 从国内情况来看,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针对客源地居民的行为特征进行的研究:保继刚早在1987年以行为科学为指导揭示了北京市居民的旅游动机、动力、决策、偏好等方面的特征,其后他还对旅游者空间行为规律对宾馆选址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吴必虎对中国城市居民关于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4条基本规律;许春晓采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长沙居民周边休闲旅游和出游特征;王家骏研究了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选择及旅游决策行为,得出了两点推导结论。其二是潜在游客类型或旅游形式入手探讨其潜在市场的规律:李丽梅、保继刚(2000)研究了中山大学大学生旅游行为特征”。吴峰山(2005)调查了山西体育旅游潜在客源市场并提出发展对策。 我国学者对红色旅游的研究成果颇多,大量集中对红色旅游基本问题的研究基于红色旅游资源,提出发展对策,最近一段时间关于红色旅游的区域合作问题讨论热烈,以红色旅游客源市场为研究对象的文献相对较少。 无可否认,学生是红色旅游的主体对象,然而,从研究内容来看,目前却难以找到研究学生红色旅游的行为特征的相关文献,针对落后地区学生红色旅游行为特征的研究更是鲜见,因此,对其的探讨将是红色旅游研究的一个有益补充;从时间来看,自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后,迄今红色旅游发展已逾三年,今年正好处于纲要的中期阶段,在这个时候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对红色旅游的发展作一个回顾性的评价,意义重大。 永州市位于湖南省南端,五岭北麓,湘粤桂三省区结合部,改革开放以来,永州经济发展同全国虽亦步亦越,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整体水平仍落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和周边先进地区,而且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可能”,因此,将其作为经济落后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 研究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子2007年4月对永州市九中、永州市三中、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及湖南科技学院的学生进行抽样调查,涉及初中、高中、大专及本科层次,共发放问卷640份,回收580份,回收率90.6%,剔除非永州籍问卷及其它无效问卷,共整理出有效问卷488份,有效率为84.1%。问卷设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为人13统计基本资料,二为对红色旅游的认知、消费、评价等行为特征资料,为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其中有关红色旅游的意向行为特征等问题以多选为主。 基础数据经SPSS13.0软件处理。共分三个步骤,第一步,对背景数据进行分析,统计出永州学生的人171特征;第二步,采用交叉分析和卡方检验,针对学生对红色旅游的知晓状态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第三步,主要运用描述性统计对永州学生的意向行为特征进行阐述。卡方检验是用于检验两个名义变量之间是否存在联系的统计分析方法。P值表示检验的显著程度,P值越小,说明显著程度越高,本次卡方检验中所设定的显著程度为0.05。 三 数据分析结果 (一)背号数据分析 统计表明:男女比例分别为41.6%和58.4%;来自农村的学生占75%,来自城镇学生的占24%,其他占1%;初中生10.o4%,高中生26.7%,中专生19.67%,高职生15.4%,大学生27.66%;家庭人均年收入在200元以下占3.29%,200—500元占3.48%,500—1000元占11.89%,1O01—2000元占8.2%,2001—3000元占7.79%,3001—5000元占8%,5000元以上占14.34%,不知道的占43.03%。以上数据男女、年龄、学历背景结构合理,来自农村的学生多、家庭年收入较低,均符合永州目前以农业为主、农村人13居多的客观情况,调查数据真实可靠。 (二)学生对红色旅游认知研究 1.了解程度分析。调查对象中,了解红色旅游的占45.8%、不了解的占54.2%。数据说明,不了解红色旅游的比了解红色旅游的学生更多,红色旅游宣传的效果堪忧。作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显著度为0.05下,将性别、学历和户籍来源分别对红色旅游了解程度作卡方检验,检验值列入表1。 表1显示,仅学历和户籍来源地的P值小于0、05,即统计上认为,性别在红色旅游的了解上无显著差异,不同学历或户籍来源的学生对红色旅游的了解呈现显著差异,分析卡方检验的统计量得出,初中、中专和高职学生对红色旅游的了解的实际频数大于期望频数,而高中和本科层次的实际频数小于期望频数;来自城镇的学生比其它户籍来源的学生更了解红色旅游。 2.信息来源渠道分析。通过电视来了解红色旅游知识的比例最高,达到了60.1%。其它媒介按选择比例高低依次为他人介绍(17%)、网络(12.1%)、广播(5.8%)、杂志(2.7%)、报纸(2.2%)。 进一步经交叉分析得出,虽然学生获取红色旅游信息的主要渠道是电视,但在次要渠道的选择上有较为明显的分异:性别上表现为女学生更偏向于他人介绍和报纸;学历上表现为高巾和大学生偏向于报纸和广播媒介,初中生、中专和高职学生则偏向于他人介绍,高中生主要通过网络途径;从户籍来源来看,来自农村的学生对红色旅游的了解渠道集中于电视,其它的媒介选择频率很小。 (三)学生红色旅游市场的意向行为特征分析 1.影响红色旅游出行因子的均值比较分析。影响红色旅游出行的因子共设计10个,采用里克特五点量表法,其中1分~没有影响,2分~有点影响,3分~一般,4分~很重要,5分~特别重要。经均值计算后按大小顺序将有关数据列入表2 一般而言,里克特量表1~5等级评分在1~2.4之问表示反对,2.5~3.4之间表示中立,3.5~5之间表示赞同。从表2可以看出,永州学生进行红色旅游最为重视的是服务质量、讲解水平和知名度,其余因子均处于中立。 2.红色旅游目的和旅游方式的特征分析。受测对象中,了解异地文化和休闲成为了学生红色旅游的主要目的,分别占47.6%和42.8%,这与学生处于受教育阶段渴望知识、紧张学习之余想放松这一现实情况比较吻合。 在旅游方式的选择上,成为首选方式的是和同学朋友一起外出旅游,占了57.1%,其次才是选择和父母亲戚一起(32.9%),最后是自己单独出游(10%),旅游方式的选择表现为友情彰显。 3.消费行为特征分析。将学生的红色旅游实际花费与意愿花费的数据经统计后列入表3,可以看出,学生的实际花费和意愿花费水平都较低,且选择频数按花费的多少顺序依次减少,说明学生无收入来源,对待旅游花费持慎重态度;再比较学生的实际花费和意愿花费可知,在100元以上的消费空间里,学生的意愿花费要高于实际消费,这说明,永州红色旅游学生市场的花费有拓展的可能。 4.旅游时空特征分析。有72%永州学生在红色旅游出游时间上选择寒暑假期,26%的人选择五一、十黄金周旅游,仅0.8%和1.2%的人选择了双休周一和周一到五外出,永州学生能理性地避开旅游高峰期,大量集中选择寒暑假外出进行红色旅游,而极少选择学习时间外出,这一方面表现出学生有要充实假期生活的愿望,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永州学生以学习为重的心态。 在下一次出行的红色旅游景区的选择上,韶山以70.7%的选择频率遥遥领先,紧跟其后的是长沙的红色旅游景区,这说明景点的知名度对学生的影响较大,省会长沙对学生也有着较大的吸引力。 四 结论 学生对红色旅游认知特征可表述为:第一、了解程度低,有一半以上的学生选择了“不了解”;第二、学生了解红色旅游的主要渠道是电视。说明尽管红色旅游曾经一度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茶地宣传,但在经济落后地区的效果却不理想,因此,要达到中央和政府的对红色旅游发展的要求,加强宣传是当务之急。经过卡方检验和交叉分析发现,学历和户籍来源地对学生了解红色旅游有显著影响,高中与本科学历的学生对红色旅游了解的实际频数小于期望频数,来自农村的学生知晓率相对较低,因此在实践中,除了继续强化电视的宣传功能外,通过报纸和广播加强高中与本科学历层次的红色旅游的宣传和教育,采用报纸或老师介绍等方式提高农村学生的知晓率是较为明智的选择。 学生对红色旅游所表现的意向行为特征可总结为:第一、学生外出进行红色旅游主要受到服务质量、讲解水平和知名度的影响;第二、学生红色旅游出旅游时间集中在寒暑假期,偏向于采取和同学朋友一起的旅游方式,以增长见识和放松休闲为主要目的;第三、旅游消费水平低;第四、在下一次红色旅游景区的选择上,以韶山和长沙的相关景点为主。因此可以推测,在永州学生的心中,韶山和长沙的红色旅游景点的服务质量、讲解水平和知名度相对较高,各旅游企业可以考虑在寒暑假时组织学生以班级为单位前往这些旅游目的地,选择水平较高的讲解员进行讲解。鉴于景点的知名度影响永州学生的出行,红色旅游的意愿消费较实际消费高,红色旅游从理论上应该有一定的拓展空间,因此,应注意加强本地红色旅游的宣传,提高知名度,培养高素质的红色旅游从业人员,为本地红色旅游发展打下基础。 本研究的目的是全面展现永州学生红色旅游的认知和意向行为特征,重在“是什么”,对“为什么”等问题未能深入探讨,需要另文阐述。未来还应对永州学生红色旅游认知和意向行为特征做时间序列上的动态研究,揭示其历史演变规律。
动漫文化与茶文化的融合发展,对于提升动漫文化的生命力与茶文化的吸引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无论是动漫行业从业者、专家学者还是茶文化领域从业者、专家学者,都有必要对动漫文化与茶文化的融合发展路径做出探索,从而为动漫文化与茶文化融合发展成效的提升奠定良好基础。 1动漫文化与茶文化融合发展的必要性 动漫文化与茶文化的融合发展,不仅能够进一步丰富我国动漫文化所具有的传统文化内涵,而且能够促使我国动漫文化在具备鲜明文化特色的基础上,更好的应对文化多元化发展趋势带来的冲击。动漫文化与茶文化融合发展的必要性,需要从动漫文化发展需求与茶文化发展需求两个方面做出探讨。从动漫文化发展需求来看,在我国动漫文化发展过程中,动漫文化形象与品牌建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此过程中,我国动漫文化领域从业者、专家学者都需要重视进一步推动我国动漫文化内涵的丰富与审美价值的提升。在实现动漫文化与茶文化融合发展的基础上,茶文化能够在提升我国动漫文化内涵与审美价值方面发挥出不容忽视的积极影响。具体而言,首先,动漫文化与茶文化的融合发展,能够有效提升受众对动漫产品所产生的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社会大众所具有的意向性反应,这种反应发生于多元化文化交流与碰撞的环境当中,如面对我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我国社会大众一般都会对我国传统文化产生更强烈的认同感,而这种认同感,也是社会大众产生民族认同、政治认同的根基。也正因为如此,融入茶文化的动漫文化,能够更好的引发我国动漫受众的文化认同,这对于提升我国动漫文化传播空间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动漫文化与茶文化的融合发展,能够对动漫受众产生正确的引导。动漫文化具有社会教育功能,在动漫作品的创作中,创作主体需要重视充分发挥这种社会教育功能。特别是面向我国青少年群体的动漫作品,更是应当强调对青少年身心发展和价值观养成产生正确的引导。而茶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包含着许多能够对青少年产生正面引导的内容,如茶礼仪文化、茶德思想等,这些内容与动漫文化的融合,有助于充分发挥出动漫文化所具有的社会教育功能,从而彰显出动漫文化所具有的社会教育价值;再次,动漫文化与茶文化的融合发展,能够丰富动漫作品内容。在美日动漫文化的冲击下,我国动漫文化发展一度面临着举步维艰的境况,而在近些年来,我国动漫市场出现了一些广受关注的作品,如《秦时明月》、《大圣归来》等,而这些作品也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由此可以看出,实现动漫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融合,是推动我国现代动漫文化取得突围、拓展市场的有效策略。而茶文化与动漫文化的融合,能够在丰富动漫作品内容的基础上,促使我国动漫文化彰显出更加浓厚的传统文化特色,这对于提升我国动漫文化的吸引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茶文化发展需求来看,随着文化多元化的发展,我国传统文化所面临的传播环境并不容乐观。从茶文化的发展来看,首先,文化多元化的发展为茶文化的传播与传承带来了较大的冲击。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文化传播呈现出了跨时间与空间的特点,而西方文化的引入,也会对我国茶文化的发展空间形成挤压。与此同时,虽然我国茶文化在内容方面呈现出了博大精深的特点,但是在现代传播环境下要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就必须重视文化包装工作,而对这一内容的忽略,也造成了我国茶文化在包装形式方面逊人一筹并难以展现出较强吸引力的问题。在此背景下,社会大众更容易被外来文化所吸引,而忽略茶文化所具有的价值与魅力;其次,文化之间的同质化导致了我国茶文化的发展陷入困境。我国茶文化具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而这种民族特色的产生,与茶文化形成过程中所处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具有紧密关系,这促使我国茶文化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茶文化而言呈现出了异质化的特征。然而,在文化多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之间也在产生着持续的交融,而这种现象,则容易导致我国茶文化所具有的民族特色被弱化。如以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文化的同质化发展为例,虽然中国是茶文化的起源国,并对日本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但是在文化多元化背景下,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文化之间的交流不断深化,这种现象固然能够在推动两国茶文化发展方面发挥出一定的作用,但是也导致了社会大众对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文化之间的内容与内涵产生混淆,这对于我国茶文化的发展而言是极其不利的。由此可见,在我国茶文化发展过程中,我们需要重视茶文化外在包装工作的开展、实现茶文化传播形式的多元化。在此要求下,动漫文化与我国茶文化的融合发展,能够促使我国茶文化以社会大众特别是青少年群体更为喜闻乐见的形式得以呈现,这对于提升我国茶文化的吸引力、保持我国茶文化所具有的民族特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动漫文化与茶文化融合发展的策略 2.1茶文化在动漫文化中的存在形式 在推动动漫文化与茶文化融合发展的过程中,首先需要探索的问题就是茶文化在动漫文化、动漫作品中以怎样的形态出现。在此方面,既可以对传统文化与动漫文化的融合做出借鉴,也可以围绕茶文化自身所具有的特点做出创新。具体而言,茶文化在动漫文化、动漫作品中的存在形式主要包括三类:一是以介绍和宣传茶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动漫作品。如在动漫作品《宋代点茶动画》中,就使用动漫形式展现了茶叶的制作过程,这一动漫作品在仅仅三分钟的时间中详细地介绍了碎茶、碾茶、泡茶等工艺,与此同时,动漫作品选用了一首悠扬的曲子作为背景音乐,也展现了茶文化历史悠久的特点以及茶文化所追求的意境之美。另外,动漫作品以梅尧臣的《尝茶和公仪》作为结尾,彰显出了我国古代文人对茶文化的热爱以及茶文化所具有的文化价值。当然,由于这种动漫作品以茶叶制作为主要内容,因此,动漫作品的受众也多为对茶文化以及茶文化历史具有兴趣的社会大众,这让茶动漫的传播范围受到了一定的制约;二是仍旧以茶文化为主题,但是却以人物经历为叙事线索的动漫作品。这种动漫作品虽然重视展现茶文化,但是却融入了动漫作品主人公成长与冒险的故事,因此,相对于前者而言,这类作品具有更强的趣味性。如福建省时代华奥动漫有限公司、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海峡茶业交流协会联合摄制的动漫作品《乌龙小子》系列就属于这一类型。这一动漫作品讲述了主人公乌龙治愈茶精灵恰恰、解救乐活岛危机的传奇故事,主人公乌龙肩负着挽救天下茶道的重任,并需要七颗茶籽来完成这一任务,而整个故事线中的冒险也是围绕于此来开展。在这类动漫作品中,动漫中的主人公具有鲜明的性格特点,而剧情与语言也呈现出了跌宕起伏与幽默风趣的特征,这不仅有利于展现我国的茶文化,而且也能够强化我国茶文化所具有的吸引力;三是不以茶文化为主题,但是却包含茶文化元素的动漫作品。2010年之后,我国动漫产业呈现出逐渐复苏的发展趋势,在此阶段,我国动漫市场也涌现出了一批承载着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动漫作品,其中,《秦时明月》当属佼佼者。相对于《乌龙小子》而言,《秦时明月》这种动漫作品所面向的受众为年龄稍大的青少年群体,也正因为如此,这类动漫作品呈现出了更加宏大的世界观与更加复杂的人物关系,在《秦时明月》中,观众既可以看到狭道对决,也可以看到王道谋略,既展现了乱世之别,也讲述了旷世之恋。与此同时,在《秦时明月》中,也存在着许多与茶文化相关的故事场景和故事线索,如李斯请张良喝茶的场景,展现古人以茶待客的习俗以及在此过程中的礼仪文化,而《秦时明月》公众号在解释“农家人为什么百毒不侵”这一问题时,给出的答案则是茶叶,这不禁让人联想到神农尝百草的传说。虽然这类动漫作品中的一些剧情和情节纯属虚构,但是却能够让更多的青少年群体接触我国的茶文化和了解我国的茶文化,这对于推动茶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而言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2.2打造茶产业与动漫产业共赢机制 无论是茶文化的发展还是动漫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市场资本所发挥的推动作用,为此,在推动动漫文化与茶文化融合发展的过程中,重视打造茶产业与动漫产业共赢机制,能够为动漫文化与茶文化的协同发展发挥出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从茶产业与动漫产业共赢机制的打造策略来看,《乌龙小子》系列动漫作品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动漫作品摄制方不仅包括福建省时代华奥动漫有限公司、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而且也包括海峡茶业交流协会,其中,福建省时代华奥动漫有限公司、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能够确保动漫作品制作的专业性,而海峡茶业交流协会则能够对动漫作品中的茶文化元素呈现进行指导。与此同时,作为茶叶企业,也可以通过与动漫企业开展合作,需求共赢发展机会,如在《乌龙小子》的拍摄中,三和茶业有限公司就参与了动漫作品投资,对茶文化的传播以及对茶叶产业发展所发挥的推动作用,则是这部动漫作品展现出投资吸引力的重要原因。虽然茶文化与动漫文化的协同传播仍旧处于探索阶段,但是只有敢于尝试,这些承载茶文化的动漫作品才能够被青少年群体所认可,而《乌龙小子》以动漫的形式呈现茶文化,则能够凭借生动的形象促使茶文化展现出更强的吸引力,在此过程中,作为投资方的三和茶业不仅可以从盈利中获得分成,而且能够将此作为一次能够展现自身文化使命感、社会责任感的文化营销,由此可见,茶叶企业参与茶文化主题动漫作品投资,对于茶叶企业发展、茶文化的传播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当然,茶叶企业与动漫企业的合作价值并不止于此,如茶叶企业可以独家投资动漫产品的制作与传播,并将动漫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形象作为茶叶产品LOGO,如海尔企业与动漫作品《海尔兄弟》的联姻就是这种模式中的典型案例,而茶叶企业则可以对相关成功经验进行借鉴,从而在提升企业知名度、影响力,推动企业品牌构建的基础上,为茶文化与动漫文化的融合发展提供更多动力。另外,政府部门在推动茶产业与动漫产业共赢机制的构建中也有必要充分发挥出自身作用,如政府立法部门可以出台鼓励茶企业参与动漫作品生产、动漫文化传播的法律法规,通过一定的税收、财政倾斜,有效提升茶产业与动漫产业融合发展的积极性。与此同时,政府文化部门也需要对动漫文化的发展进行创作,以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出发点,鼓励动漫企业制作更多与茶文化相关的作品,从而发挥出动漫产业在推动茶文化传播中的推动作用。 3结语 动漫文化与茶文化的融合发展,不仅有利于提升受众对动漫产品所产生的文化认同、对动漫受众产生正确的引导、丰富动漫作品内容,而且也有利于推动我国茶文化应对文化多元化与文化同质化带来的挑战,进而促使我国茶文化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为此,在推动动漫文化与茶文化融合发展的过程中,有必要探索茶文化在动漫作品中的存在形式,并构建起茶产业与动漫产业共赢机制,从而为动漫文化与茶文化传播成效的提升提供良好的保障。
社区管理研究论文:城市少数民族社区管理模式研究 一、社管管理模式的调查分析 (一)社区管理人员的调查分析 随着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城市社区的建设以及管理体制的改革,街道办事处作为城市区级政府的派出机关,其管辖的地域范围与人口基数都在迅速扩张,妥善处理辖区内过多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等棘手问题使得街道办事处的日常管理任务日趋繁重。然而,街道办的精力毕竟有限,社区作为街道办的执行机构则承担着街道办大部分的日常工作。社区工作具体分工下来则是由具体的社区管理人员来执行。我们针对社区管理人员设计了单独的问卷来进行调查,其中包括对成都市浆洗街洗面桥社区的全体工作人员进行了详细的问卷调查。通过是我们对问卷的整理分析,发现在社区管理中存在以下问题: 1.近85%的基层社区工作人员认为自己日常的工作量巨大。 2.部分社区工作人员认为在其工作中存在同工不同酬的现象。社区工作人员的待遇并没有得到与其日常付出相对应的回报,这也招致了不少工作人员的抱怨。 3.城市社区管理人员年龄结构并不合理,绝大多数社区工作人员年龄偏大,老龄化现象严重;其次社区管理人员非专业化现象严重,高中与大专学历的管理人员占了大部分。 (二)社区居民的调查分析 在发出的100份关于社区居民的问卷调查中,少数民族居民的问卷共60份,汉族居民的问卷共40份。这里,我们着重从少数民族居民的视角来分析社区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通过问卷调查并结合访谈法,我们总结如下: 1.在社区选举方面,少数民族的参与力度不够。通过我们的调查问卷显示,高达98%的少数民族居民没有参加过社区居委会的选举。 2.少数民族居民日常了解社区情况的渠道主要是通过社区宣传栏,其次是通过媒体宣传及相关文件通知。这种传统的宣传方式对当今高度信息化的社会来说已经愈发显得滞后与缓慢。 3.在社区提供的培训活动上,调查对象中绝大多数居民认为社区很少举办相关的培训活动。通过我们的调查,少数民族居民认为对他们日常生活较重要的培训活动主要包括就业创业培训、医疗保健培训、社区安全培训这三方面。 二、少数民族聚集区社区管理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社区管理职能不明确 1.在社区的建设过程中,政府部门过多的干预了社区居委会本应办理的事务。政府在社区管理中的职能错位、缺乏抑或是管理的不到位,不仅阻碍了社区自我治理的活力,同时也加重了政府的额外负担。 2.街道办事处的地位是作为地方政府的派出机构,在群众和政府之间起着中介的作用织,本来是没有人事权及直接管理社会的权力。但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街道办事处已越来越像一个综合性机构,同时兼具社区服务、市场主体、社会管理等多重功能。 3.社区居委会的自治色彩不断淡化,而行政色彩却在日益增强,使得社区居委会越来越倾向于“机关化”。 (二)社会中介力量薄弱具有非政府、非营利性质的社会中介组织是社区发展 的主导力量之一,行之有效的社会中介组织能够在市场和政府之外发挥极大的作用。然而,在我国长期以来政府部门往往直接包办社会事务,忽视对社会中介组织的扶持。因此,社会中介组织的缺失直接导致了社区社会组织力量的不足、服务内容不全面等相关的问题的产生。考虑如何帮助社区志愿者组织、民间团体等非盈利性组织参与到社区日常的管理中来是提高社区公共服务质量的一种重要方式。 (三)少数民族居民参与意识薄弱,社区参与机制有待健全 少数民族居民由于受语言、生活习俗等原因的影响,使他们在对社区参与上显得明显不足。这种参与不足会直接影响到他们对自身权益的维护,由于很少参与社区相关的活动,使得他们与社区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少,更有甚者,逐渐被社区边缘化。因此,改进社区的参与机制是当前我国社区管理工作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在少数民族聚集的社区更需格外注意加强少数民族居民更多的融入到社区的日常生活中来。 (四)社区宣传方式单一,居民缺少便捷渠道维护自身权益 通过问卷调查的数据显示,绝大多数社区居民了解社区宣传的方式时通过社区宣传栏,但这种传统的社区宣传信息的方式越来越无法适应当前社区居民的需求,特别是少数民族居民更是无法接受这种信细宣传方式。所以,改善社区相应的信息宣传渠道变得十分迫切。此外,据调查,在社区生活的少数民族居民对如何维护自身的权益知之甚少,这对他们的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如何更好地让社区居民特别是少数民族居民了解更多的维权渠道也是十分重要的。 (五)社区举办的培训活动较少,无法满足居民需求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区居民也由从前追求物质生活的提高转变为追求精神生活的满足上来,所以这也就要求社区从传统的管理型组织转变为向社区居民提供更多服务的服务型组织上来。但在社区管理的实际情况却是社区提供的相关培训类服务较少,根本无法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需求。 三、少数民族聚集区社区管理的对策研究 (一)构建合理的社区组织结构,明确社区的职责定位 社区科学化管理的基础是发展具有差异化的基层自治组织,因此,社区居委会首先一定要明确好自身的职能定位与工作内容。居委会作为社区自治的组织者,可以帮助居民实现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它的作用主要是协助政府处理好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办理社区有关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居委会应该把目光集中在社区的事务上,并且要逐渐的明晰自己与基层政府的职能定位。 (二)支持社会团体和中介性社会组织的不断发展,使其更好地为社区居民服务 1.积极培育和鼓励发展公益性、服务性的社会团体和中介性社会组织。 将社区的相关服务转移给具有资质条件的社会组织,使其逐步承接从社区剥离出来的部分社会职能,承办各类社区服务项目,满足社区成员多层次需求。 2.加强社区志愿者队伍建设。 合理、有序地组织志愿者为社区提供相关服务可以有效缓解社区“人少事多”的困境。 3.健全激励机制鼓励社区组织的发展。 制定相应政策鼓励社会组织发展,为其发展提供法律、制度和物质支持,给予奖励措施或者减免税收的优惠待遇,搭建服务发展平台。 (三)健全社区参与机制,调动少数民族居民参与社区日常事务的积极性 1.积极培育社区居民参与意识,鼓励少数民族居民切实参与到社区的管理中来。 首先,社区需不断强化服务意识,从社区居民迫切要求解决和关注的问题入手,办实事,重实效,使居民的切身利益得到保障,增强他们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尤其是要更多地关注少数民族居民的一些特殊需要,是他们在社区得到更符合自身需求的服务。其次,要把社区利益与居民利益挂钩起来,引导居民主动参与社区事务,并不断完善社区居委会直接选举,动员更多的社区居民关心社区工作,参与社区治理。 2.加强社区相关的制度建设,保障少数民族居民更好地融入社区。 完善社区居民自治制度,保证社区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约束;健全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制度和社区听证会制度,切实保障居民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充分调动居民参与和谐社区建设的积极性。对社区的少数民族居民要给与更多的关注,使他们更好地融入到社区的大环境中来,为和谐社区的构建创造有利的环境支持。 (四)改变社区传统的宣传方式,拓宽社区居民维权的渠道 传统式是社区宣传方法已无法适应现今人们多样化的需求,今天,越来越多的社区居民需要看到、听到的信息传播方式是便捷、快速、高效的。因此,社区的宣传方式也应该与时俱进,采用更多方便居民了解的途径来进行传播。比如,采用户外广告式的宣传方式就要比传统式的在社区张贴宣传单快捷、简单的多,并且也便于社区居民阅读。社区居民对自己可以通过什么途径有效维护自己的权益并不是十分清楚,这一问题在少数民族居民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因此,加强宣传对社区管理意见反馈就变得尤为重要。只有健全了与有关部门的联系,社区居民才能更切实地维护好自身的权益。 (五)社区应增加培训活动的数量,并保证培训活动的质量,有效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 社区的培训活动是丰富社区居民日常生活的一种重要方式,一些专业性较强的培训活动甚至可以帮助一些居民学到一种谋生的技能。在我们调查中,大部分社区居民对许多培训活动是有一定的需求的,比如对就业培训、社区安全培训、医疗保健等这些与社区居民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培训活动。所以,在不断提倡建立“服务型”社区的今天,更应把这些群众呼声高的培训活动加入到社区日常的生活中来,不断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 作者:李如意 谭晓玉 郎兆鹏 次旺桑珠 张馨宇 单位:西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社区管理研究论文:项目管理下的社区教育管理研究 一、项目制管理理论 (一)项目管理特点 与传统管理方法不同,项目管理有自己独特的管理对象、管理活动、管理方法和工具,并且对项目的工期、成本和质量进行集成管理。在管理机制上,项目管理团队紧密围绕项目而组成,是一种临时的动态组织形式,成员可以跨部门、跨组织,来自不同的专业领域。在领导方式上,项目管理强调个人负责制,项目团队的领导者,同时也是是项目执行者,参与项目的需求确定、项目选择、计划直至收尾的全过程,并在时间、成本、质量、人力资源等各个方面对项目进行全方位的管理。在管理目标上,项目管理坚持效益最优原则,项目团队需准时、优质地完成全部工作,在不超出预算的情况下实现项目目标。在管理手段上,项目管理有比较完整的技术方法,可以从项目的投资决策开始到项目结束的全过程进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和评价,以保障项目目标的实现。因此项目管理可以帮助组织机构处理需要跨领域解决的复杂问题,并实现更高的运行效率。 (二)项目管理过程及知识体系 为便于项目的有效管理与控制,项目团队大多把项目过程分为多个阶段。根据美国项目管理协会编写《项目管理知识体系指南(PMBOK指南)(第四版)》,项目管理过程按照时间维度分为五步。[1]1.启动:包括发起项目,授权启动项目,任命项目领导者,组建项目团队,确定项目利益相关者。2.规划:拟定、编制和修订一个项目的工作目标、计划方案,确定项目范围,配置项目人力资源,编制项目经费预算表,制定项目质量保证计划,确定项目沟通计划等各方面的工作。3.执行:组织和协调人力资源和其它资源,组织和协调各项任务与工作,激励项目团队完成既定的工作计划,生成项目产出物等方面的工作。4.控制与纠偏:实施、跟踪与控制项目,制定标准、监督和测量项目工作的实际情况、分析差异和问题、采取纠偏措施等管理工作和活动。这些都是保障项目目标得以实现,防止偏差积累而造成项目失败的管理工作与活动。5.结束:也叫收尾,制定一个项目的移交与接受条件,项目成果的移交,从而使项目顺利结束的管理工作和活动。包括项目移交评审、项目合同收尾、项目行政收尾。项目管理过程各阶段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存在不同程度的重叠和交互。紧密围绕项目最终目标的实现,项目各个阶段要相互联系、相互配合,甚至在实践过程中,因为项目管理各阶段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有必要对项目的最终目标做出权衡或优化。美国项目管理协会把项目管理知识体系结构概况为九大管理领域,即项目整体管理、项目范围管理、项目时间管理、项目成本管理、项目质量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项目沟通管理、项目风险管理、项目采购管理。[1]项目管理知识领域非常系统全面地涵盖了从事一个具体项目所需涉及的各个方面,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二、政府主导社区教育管理模式现状及面临的问题 (一)现状 模式,即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社区教育管理模式,即在社区教育管理行为和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标准形式或具有极高借鉴价值,可在一定区域内推广运用的标准形式。目前,政府主导推进社区教育已经基本形成了“三级管理模式”,并得到了社区教育实践工作者和业内专家认可。该管理模式由政府统筹、教育部门主管构成第一级管理,区社区教育学校(学院)管理、其他相关部门配合构成第二级管理,街道、乡镇社区教育学习中心具体推进构成第三级管理。即“一级规划、二级管理、三级推进———政府部门统筹领导、教育部门主管、其他部门配合、各级社区学校组织推进、社区广泛参与”的模式。[2]当然,受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社区教育管理的模式也表现出了多样性,在“三级管理”的基础上衍生出“四级管理”、“三纵三横模式”等。[3]虽然管理模式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实质上都是以各级政府机构的推动为核心。特别是在经费等各类资源的分配上,各级政府、教育行政机构在社区教育管理中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 (二)特点及优势 1.政府在社区教育管理中发挥主导作用,可以有效联合社区内各类资源成为一体,形成职能部门、社区学校、学习中心各司其职的社区教育管理网络。2.政府作为最大和最具权威性的公共组织,有坚实的权力作后盾,其行为具有权威性和统一性,可以对社区教育规模和质量进行有效的控制和整合,从而达到社区教育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3.政府通过计划、组织、指挥、控制、协调、监督等方式开展社区教育管理工作,注重管理的效能和效率,能统筹兼顾,掌控大局,把握社区教育发展方向,达到社区教育应有的社会效果。 (三)面临问题 1.政府精力有限,社区教育管理力度不够政府主导型社区教育管理模式是一种比较传统的管理模式,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行政管理模式。随着社会发展,政府管理业务越来越多,承担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社区教育尚属于新兴事物,在政府行政管理中处于边缘地带,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各级政府对社区教育的管理难以投入更大精力,从而表现出各级政府对社区教育发展重视不足,管理力度不够。2.政府统筹难度大,难于有的放矢社区政府成立专门社区教育管理委员会或领导小组,对全区社区教育进行统筹管理。这种临时性委员会或领导小组设置往往统而不筹。在资源、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极容易形成吃大锅饭局面,按居民户平均分配资源,难于有的放矢。社区内各街道、居委会放任自由开展五花八门的社区教育活动,各搞各的,难以形成社区特色、打造社区教育品牌。3.行政部门间协调困难,成本过高现行“政府统筹、教育部门主管、职能部门配合、各级社区学校推进、社会广泛参与”的管理运行模式中,教育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间的协调困难很大,成本过高。职能部门的配合也只保留在文件材料中,社区教育实践过程中,往往只有教育部门主管推进,职能部门的实际作用并不高。4.社区教育经费有限,投入不足虽然各地方均出台专门文件,按照人均标准,由政府财政专门划拨社区教育经费推动社区教育的发展,但由于经费来源渠道单一,没有形成有效的多元化筹资渠道,导致社区教育的经费投入总量有限。各社区教育学校开展工作均面临投入不足的问题,影响优秀社区教育活动的扩大覆盖和创新社区教育项目的正常启动开展。 三、社区教育项目制模式及运行机制 (一)社区教育项目制管理模式 结合各地社区教育实验项目管理经验,现行政府主导社区教育管理模式与项目制管理相结合,实施社区教育项目制管理模式,即将社区教育的工作具体化,转化为社区教育项目,并运用项目制管理理论,实施社区教育管理,建立以社区教育项目为中心的管理模式。打破现行以政府行政层级为网络,层层通报的直上直下管理方式,建立以社区教育项目为中心,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职能部门、各级社区教育学校和社区教育中心相关人员组建项目执行团队,围绕项目目标开展工作,项目团队直接向政府社区教育管理委员会或领导小组负责的管理模式。社区教育项目制管理模式,即能保障政府在社区教育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发挥其统筹管理的优势,又能有效避免现行管理模式下运行机制存在的问题,切实推进社区教育的科学发展。对各级政府响应十八大精神,实施简政放权,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行政管理模式转变具有积极意义。另外,对推进重点社区教育项目,打造社区教育品牌,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切实实现社区教育的社会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二)社区教育项目管理的运行机制 1.职责划分政府社区教育管理委员会或领导小组负责社区教育的统筹规划,成立专门领导小组办公室,挂靠区教育局。具体负责社区教育项目的启动立项、过程督促、项目结尾验收及评估,结合社区教育项目的大小、侧重,对社区教育财政经费进行分配。各级社区教育学校和社区教育中心,联合项目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组建项目团队。项目团队直接向社区教育管理委员会或领导小组负责,负责项目的具体推进,项目过程的控制,结合项目目标进行及时纠偏,项目结尾及经验推广,项目后续工作等。 2.项目实施流程结合项目制管理理论,及实施社区教育持续性、长期性的特点,社区教育项目实施流程按照时间维度分为六步。 (1)项目规划与启动社区教育项目的规划与确定,要严格遵循社区发展的长期规划,服务于建设学习型社区的最终目标。区社区教育管理委员会或领导小组,通过自上而下的深入调研、广泛征集和自下而上的自发组织、需求申报两个渠道,认真梳理,在听取专家意见和基层意见基础上,确立社区教育项目。社区教育管理委员会或领导小组根据项目的特色、创新性、对社区发展的贡献价值、可推广性等条件,将社区教育项目划分为重点项目和普通项目,重点项目在政策、资源、经费支持上给予侧重。 (2)项目规划及目标项目目标应明确,计划切实可行,实施方法科学,措施得力,经费预算合理。项目最终成果要对推进社区教育工作具有现实意义,能够切实解决社区内居民的教育需求,对创建学习型社区建设具有积极作用。项目团队必须由各街道、区办事处主管社区教育工作的人员或从事各类相关教育机构的负责人员、各项目相关行政管理机构工作人员组成。并且能够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真正起到承担、组织、指导作用。项目团队必须依托街道、区社区教育学校或培训机构等具有专业力量的机构,具备项目实施所必需的物质基础保障条件。 (3)项目执行项目执行阶段由项目团队自行实施,应紧密围绕项目目标,协调好人、财、物各方面的资源,按既定计划和实施方案,分步骤、分阶段推进项目具体工作,并及时总结,形成项目阶段成果。 (4)项目控制及纠偏项目控制阶段由项目团队开展过程控制和社区教育领导小组开展中期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来实施。重点是项目团队在项目过程中实施的跟踪与控制,实时监测项目工作的进度,分析与项目最终目标实现存在的差异,及时查找问题,采取纠偏措施。领导小组的中期检查工作也应当高度重视,充分发挥领导小组的调控、监督职能,及时发现项目团队推进项目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必要干预,提出项目后期实施意见,对推进力度不够或违反有关规定的项目可以给予警告或取缔。 (5)项目结尾总结项目结尾由项目团队向领导小组提交项目总结材料和结题申请,领导小组组织专家或委托专业机构进行评审来完成。从项目计划目标完成情况、过程实施步骤及阶段成果、最终取得成果及表现、经费使用情况等几个方面开展总结与测评。对于完成情况优秀,最终成果丰富、效果突出、具有极高推广价值的项目,应给予额外奖励,并扩大范围推广。对于推进力度不够,没有完成项目目标或实施过程不当没有有效实施的项目,应当采取问责机制,并给与一定惩罚。 (6)项目经验总结推广开展社区教育是一项长期、持续的工作,因此社区教育项目的结尾总结,并不是项目的终结,特别是对于取得优秀成果、具有极高推广价值的项目,应及时扩大范围推广,切实为建设学习型社区发挥积极作用,只有这样,社区教育项目实施才会变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取得优秀成果的项目团队,要继续围绕项目开展工作,推广项目实施的经验。通过社区教育领导小组的协调与配合,在更大范围实施优秀社区教育项目。 3.经费投入社区教育项目的实施,要努力构建政府教育经费拨款、项目团队自筹、教育对象承担等多元化经费投入机制。社区教育领导小组负责全区社区教育经费的划拨分配,支持项目的开展,并针对重点项目、普通项目、自筹经费项目,实施不同的经费支持政策,切实保障重点项目的有效开展。另外,经费应分阶段划拨,结合项目具体推进情况和阶段评估结果,分启动经费、后期经费等进行划拨。为保证经费的专款专用,结尾验收时,对项目经费开支情况要开展审计工作。项目团队可以争取依托单位的配套资金、社会募捐、吸引风险资金投入等方式,筹集经费支持项目的推进。个别社区教育项目,例如成人学历教育培训等,可以对教育对象收取学费,由社区教育受益人承担部分成本的方式,筹集经费支持项目推进。 作者:高建 梁艳萍 单位:华南农业大学 社区管理研究论文:数字化社区管理方法研究 一、目标的设定与实现的思路 1.社区资料的数字化 数字化是实现管理与服务信息化与自动化的基础。这就要求对社区管理与服务所涉及的地理信息资料、三维模型资料、专题业务资料进行数字化处理,使之成为能够被调用或入库的电子数据,包括与社区管理和社区地理位置相关的各类数据。数据内容上包含描述区域地表形态、地表要素信息的基础地理空间数据,表达社区专题业务及环境、资源等方面参考信息空间分布的专题数据,以及与专题业务相关的各类文本、照片资料;数据形式上有空间矢量数据、数字高程模型数据、遥感影像数据、文本数据等。 2.社区信息的可视化 可视化是社区管理的新要求,主要通过三维建模来实现。建模的内容包括:①地形的建模,采用DEM和遥感影像数据,使用Skyline软件家族中的TerraBuilder构成地表模型;②建筑单体的建模,在3dsMax中,通过创建建筑模型和建筑纹理贴图,创建出单体建筑模型;③环境小品的建模,主要用二维的模型结合透明贴图来创造出三维的环境小品模型效果。三维模型建好后,还要按要求建成三维模型数据库。 3.社区管理的信息化 信息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以计算机为核心的智能化管理工具,其通过智能化管理来实现信息获取、信息传递、信息处理、信息再生和信息利用。本项目主要通过对数字化处理资料的数据库建设来实现社区管理的信息化。数据库建设主要包括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建设、三维模型数据库建设、社区业务信息数据库建设三方面。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建设是将准备好的大比例尺地形图数据进行加工整理,建成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地理数据分层组织,并通过统一的坐标系统,实现数据空间位置的对应;基础地理数据采用国家系列比例尺基础地理数据的分层组织规定并命名,整个区域范围内分层不分幅;专题地理数据按照专题内容分层组织。三维模型数据库建设是以商用软件(Skyline等)为主、3dsMax为辅的方法进行建模的。建模的内容包括地形的建模、建筑单体的建模、环境小品的建模等。模型建好后,按要求建成三维模型数据库。社区业务信息数据库建设是对社区管理和服务所需要的单位、住宅小区、人口、房屋、商业、服务业、超市等专题信息进行分析、组织和加工入库,形成社区业务信息数据库。 4.社区服务的集成化 集成化是通过开发信息系统来实现信息的集成管理与应用。开发三维社区地理信息系统,将为用户提供强大快捷的各项功能,包括基础查询功能、空间定位功能、三维飞行功能、图形数据与属性数据维护功能等。一个完善的地理信息系统平台,最终要将三方面的内容: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三维模型数据、社区专题业务数据集成在统一的运行环境中,实现属性数据与空间数据的同步显示与查询,以及二维、三维场景的无缝切换。Skyline平台提供了二次开发的功能,笔者以MicrosoftVisualStudio2005和Dreamweaver8为开发工具,并利用Skyline平台软件提供的二次开发接口及相应的功能模块实现系统的开发与集成。 二、项目实现关键技术 1.系统总体构成 (1)技术标准与规范 系统建设遵循有关的数据库建设和软件开发等方面的国家及行业标准、规范,为共享交换、后续扩展奠定基础。 (2)系统数据库 数据库是系统建设的基础和核心内容,本系统将收集社区管理工作中涉及的基础地理数据、专题业务数据、各类业务资料,包括空间数据、文本与多媒体数据等不同形式;系统数据库建设将实现上述资料的一体化综合管理,为各项应用服务功能的实现打下基础。 (3)系统应用软件 应用软件是整个系统面向用户的应用层,各项功能的合理设计与实现直接关系到系统的应用效果。本系统根据需求分析设计各项功能,以为用户提供便捷有效的服务工具,真正实现“统一管理、便捷查询、辅助分析”的系统建设目标。 (4)软硬件环境 软硬件环境是数据处理、存储、应用、输出,以及软件功能开发、运行等全过程的软硬件设备的有机组合,是系统开发实现和运转的基础设施。 2.三维数字社区信息系统的开发 (1)数据层 该系统基于SQLServer数据库平台,将电子地图数据、影像资料数据、三维模型数据、社区业务数据进行加工和入库,分别存放在相应的基础数据库、三维模型数据库、社区业务数据库中,并在“空间属性数据库”与“业务数据库”之间建立绑定,如哪些业务要融入到GIS中,地图需要标注哪些对象,对象如何描述等。 (2)平台层 该系统主要基于Skyline平台予以实现,即以Skyline软件平台进行二次开发和系统集成。平台层代码采用JavaScript脚本编写,开发环境为MicrosoftVisualStudio2005。在网页代码中添加<script>标签,引用JavaScript脚本程序,并在程序中引用Interop.TerraExplorerX.dll动态链接库,调用TerraExplorerPro接口函数。平台层也同时实现了数据管理的一些功能,如用户注册、用户登录等系统权限管理,以及信息查找、信息录入、信息导出等系统信息管理。 (3)组件层 该层将一个个的业务逻辑封装成易部署的中间层业务组件,为应用层提供服务。在网页代码中嵌入<objectid="sgWorld"classid="CLSID:3a4f91b0-65a8-11d5-85c1-0001023952c1">控件,可实现TerraExplorerPro所有接口函数,通过sgWorld变量调用TerraExplorerPro中已封装好的属性(Properties)和方法(Methods)。 (4)应用层 应用层面向最终用户,并为其提供服务。系统在该层上规划专业应用,具体实现图形界面及用户所需求的各项功能。该层采用Dreamweaver8+CSS样式表构建,并在页面中添加ActiveX控件,以显示TerraExplorer3DWindow窗口和TerraExplorerInformationWindow窗口。 3.多源数据的整合 所有的模型建立好以后,通过Skyline软件放置于特定的交互的3D环境中。Skyline软件是根据专业需要而设计的既直观又易用的3D环境观察和交互接口,主要用于虚拟现实、实时视景仿真,以及其他可视化领域的应用软件环境。运用Skyline软件进行地形、模型数据的整合,就是将生产好的三维地形(包括影像)和3dsMax生产的模型数据进行整合和调整,具体过程如下:1)地形数据导入:将数据准备阶段生产的地形数据导入系统。2)模型数据导入:首先,将3dsMax中进行模型加工和纹理贴图处理而生产的格式为*.x文件的模型在Skyline软件中转换成*.xpl文件;后将转换的*.xpl文件加载入Skyline软件中,并调节属性。3)场景调整:各种模型都存在与DEM表面的衔接问题,即所在系统中对相应的模型图层进行矫正和调整,实现模型底部与对应位置的DEM紧密衔接。同时,对于道路、草地等场景,笔者选择Skyline软件自带场景纹理贴到地表,以展现其逼真的场景。4)数据调用:在客户端,运用TerraExplorerView对生产的二维、三维数据进行调用、访问和查询。 4.系统集成 作为一个完善的地理信息系统平台,本系统最终将前面所提及的三方面的内容:三维建模、虚拟场景、GIS集成在统一的运行环境之中,实现属性数据与空间数据的同步显示与查询,以及二维、三维场景的无缝切换。Skyline平台提供了二次开发的功能,笔者以MicrosoftVisualStudio2005和Dreamweaver8为开发工具,利用上述软件提供的二次开发接口及相应的功能模块实现了系统的集成。 三、结束语 本文应用上述技术方法,在昌吉市揽翠社区建成了昌吉市首个三维数字社区信息系统,并及时投入应用到了揽翠社区的管理和服务工作中。该系统实现了社区管理与服务信息的数字化、可视化、集成化、自动化,实现了各类资料的高度集成和信息关联,使查询、检索、统计非常便捷;同时,提高了社区管理与服务的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为维护社会稳定、服务社区民众提供了一个基础、全面、及时、准确、直观的三维可视化的科学工具,为推动社区管理信息化和标准化、促进信息资源共享、减少政府重复开资、减少社区工作人员工作压力开辟了新的技术途径和理念。 作者:王克峰 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一测绘院 社区管理研究论文: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实训模式研究 一、根据专业特点积极开拓实训路径 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拥有社区管理和运作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社区专业的学生接受了系统的社会工作方法学习,初步掌握了社区管理与服务的方法和技巧。学生社区虽是一个特殊的社区,但也具有社区的一般特征。学生作为同伴辅导,具有教师并不具备的优势。因此,学生居委会若能够借助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的力量,可以进行专业化运作。对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而言,也可以借学校社区的平台,强化专业技能训练,提高专业服务与管理的能力。基于此,社区专业通过与公寓管理中心多次沟通,很快达成合作意向,学生公寓纳入社区专业实训基地,社区专业承担起学生社区管理委员会的专业化管理和运作。 二、实训模式新探索:通过托管学生居委会,完成仿真社区管理实训 通过合作双方的协议,在原学生社区管理委员会基础上,建立大学生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学生居委会),由社区专业托管,社区专业负责学生居委会的管理和运作,公寓管理中心将年度计划与任务传达给社区专业,由社区专业教师根据年度计划制定实训课程的授课计划,将学生公寓管理和服务的任务融入到实训课程的教学中来。在双方合作过程中,涉及学生专业实训所需场地、设施、资金等,均是双方共同申报和申请。涉及管理问题,也由双方共同解决。 (一)建立并托管大学生社区居民委员会 在管理方式上,社区专业托管学生居委会后,对全校公寓进行了重新规划,将学生公寓分为楼层、单元(门栋)、幢、片区。模拟当前社区进行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合理划分网格,明确责任,指定学生居委会的成员参与到公寓管理中去。社区专业大二、大三的学生共100余人全都加入到学生居委会,每个学生的服务期为一年。选拔社区专业优秀学生进入学生居委会管理层,其余学生分别入驻各个公寓楼相应的责任片区分组开展工作。在机构设置上,学生居委会借鉴现实社区居委会的部门和人员配置,结合高校特点,将学生社区管理委员会进行调整,建立学生居委会,设社区主任一名、副主任两名,下面再设秘书部、卫生安全部、公共服务部、文化生活部、心理健康部、公共关系部。各部均设部长,相当于各个社区委员,各部部长在社区主任的协调下各司其职。在人员分工上,学生居委会也是参照现实社区,具体分工如下:社区主任负责协调管理整个学生居委会的运作,副主任协助社区主任开展工作,并分管两个部门。秘书部负责居委会工作档案保管、文件起草、收发、会议通知、会议记录、学期工作计划、总结等。 公共服务部协助公寓管理中心做好分寝、入住登记、调寝、退寝、水电后勤服务协调等工作;卫生安全部负责寝室卫生创建、安全工作,包括防火、防盗、防骗等安全教育、检查;心理健康部负责学生的思想教育、人际关系、心理健康教育;文化生活部负责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组织学生开展文体活动、公共关系部负责宣传、外联,招募、管理学生志愿者。在工作方法上,学生居委会在老师的指导下,自主实施学生公寓管理工作。常规社区管理事务采用网格化管理,由居委会—片区负责人—楼长—门栋长/楼层负责人层层分解、层层落实任务。通过走访、座谈、检查等及时发现风险,评估学生服务需求,制订服务与管理的计划、实施计划、评估效果。例如走访居民、召开居民代表会、社区卫生创建、社区安全创建、社区邻居节、文体活动组织、志愿者招募、培训和管理、心理咨询服务、纠纷调解、社区竞选、文档资料整理等,促使学生应用个案、小组、社区工作的专业方法应对所遇到的问题和需求。 (二)开设对应实训课程,确保良好实训效果 1.针对学生居委会开设对应实训课程 社区专业学生入驻学生居委会后,为了保证教师的指导力度与学生的工作效果,专业专门开设一门实训课程:社区管理综合实训。本课程开设后,安排在第四、五两个学期,贯穿社区专业学生在学生居委会一年的实训期。这个阶段的学生已经基本修完专业基本的理论、实务课程,有着相对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务经验,可以最大程度保证学生居委会工作的效果。同时,连续一个学年的课程实训,既保证学生社区服务的延续性保证了实训的系统性和深入性,又确保学生实习的系统性和深入性。 2.课程内容安排贴近现实社区 为了使学生的实训更贴近现实社区,更有效果,并使学生居委会的服务更全面更深入,课程根据现实社区的工作内容,结合学生社区的特点进行选取,主要有以下方面:①社区选举。模拟居委会选举,制定选举方案、选举规程,实施选举。②居民会议。选择一个主题召开居民会议,如学习问题、就餐问题、校园环境问题、校园住宿问题等,召集学生代表座谈,形成会议纪要,并提交公寓管理中心,公寓管理中心要给出处理办法和意见。要求议题选择有现实意义并为广大学生关心,居民代表选择合理,居民会议流程设计合理。③社区人口管理。对宿舍人口进行清查登记,核对寝室名单与床位,调查学生性别、年龄、民族、地区分布、家庭状况等并输入义乌工商学院社区管理系统。④社区文化管理。建立居民BBS及微博,策划实施“桂•竹”大学生“邻居节”活动。⑤社区服务管理。针对社区不同群体,设计有针对性的社区服务项目,如贫困生服务、残疾学生服务、女生服务等。通过与公寓沟通,选择最优方案实施。⑥社区安全管理。对公寓“居民”进行安全防范的宣传、社区安全隐患排除。⑦社区环境管理。对公寓内部及周边的环境问题进行调查并提出整改方案。⑧社区志愿服务项目实施。策划并实施社区志愿服务项目。⑨社区办公系统的应用及社区资料整理。在开展其他实训项目的同时,将局域网内仿真社区办公系统的资料添加完整,同时将社区相关书面材料根据不同工作内容整理归纳成册。以上这些内容基本囊括了现实社区的绝大部分工作内容,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实施,现实社区所需的管理与服务技能基本都可以涉及,保证了实训的深度、广度与系统性。 三、专业实训新模式的收效 社区专业托管学生居委会一年以来,收到了较好的实习效果,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社区专业的实训困境,还为专业及教师的成长提供的平台。 1.有利于学生完成全面、深入、系统的实训 社区专业托管学生居委会,模拟现实社区进行长达一年的社区管理和服务,使学生零距离接触和处理各种社区事务,是社区专业学生是进入社会前的一次集中演练,不仅可以使学生的理论知识和实操能力有一个质的提升,还可以进一步加深学生的专业认知和职业素养,培养学生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对于学生进入社会起到很好的提升和过度作用。社区专业托管学生居委会,将学生社区作为实训场所,使专业在实训过程中拥有了独立性和自主性,可以根据实训需要,自主安排实训内容。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专业优势与特长,进行专业技能的实操和演练。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社区专业实训场所缺乏,实训内容不够深入、系统、全面的问题,为其他专业解决实训问题提供借鉴。学生居委会在实训的同时,社区专业的师生也在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校园、服务社会,充分体现了高校服务社会、专业服务社区的理念,体现了社区专业的社会价值。 2.有助于教师提升实训指导水平和专业素养 在以往社区实训中,由于缺乏自主性,校内指导教师很难实现对实习学生的有效指导,不利于教师自身实操能力及实训指导能力的提升。托管学生居委会后,指导教师在学生实训中的自主性大大提高,创造性大大增强,对于其实训指导水平和专业素养的提升有较大推动作用。 作者:张鸣宇 单位: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社区管理研究论文:社区管理机制革新研究 本文作者:邱玉婷作者单位:广东金融学公共管理系 思路 综观我国目前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多,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有的城市试点撤销街道办事处,如北京、深圳、长春等地区陆续在小范围内撤销街道办事处,实行“区直管社区”改革探索;有的城市对街道办事处的功能进行重新定位。与此同时,国内学者围绕着街道办事处的“虚”与“实”提出自己的观点,综合看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三级政府、三级管理,变街道为一级政府 针对目前街道办事处存在着“名不副实”的现状,即其名义上不是一级政府,却承担着一级政府的各种繁重的职能,而各种职权和资金又不到位,导致街道办事处在实际的工作中行政效率低下,超负荷地运作。有的学者指出,最好的方式就是把街道办事处建立成一级政府,在城市社区管理体制中形成“三级管理、三级落实”[3]的格局。但是,将街道变成一级政府是一项系统的工程。首先,纵向的政府管理层级太多,不符合提高行政效率的客观要求。其次,如果要把街道转变成为一级政府,就必须要通过全国人大修改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相关条文,从法律上承认街道办事处一级政府的地位,并还需要按照法律程序,在街道设立一级人大。再次,在街道政府的职能部门设置上,需要进一步明确的公共管理职能,根据辖区内经济结构、社会事务结构的具体情况设置不同的工作机构,与此同时,还需要建立一级财政,为街道政府的正常运行和职能的实现提供充足的物质基础。由此可见,转变街道为一级政府的改革操作难度太大,从根本上需要触及目前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制度变革的成本过高。 (二)虚区实街 鉴于区政府所管辖的范围比较广,职能上与居民相关的公共事务联系比较少,有些学者指出把区政府变成派出机关,通过合并街道办事处,在扩大街道管辖范围的基础上,把街道办事处改为基层政府,构建成新的“两级政府”。[4]这种“虚区实街”的做法虽然可以减少行政管理的层级、集中行政权力,又可以实现基层政府的管理职能下移,更贴近居民需求和社区发展,但是,和“三级政府、三级管理”的体制一样,由于需要通过大量的法律修改和行政区划的重新调整,整个过程相对比较复杂,因此,在短期内实现的可能性也是较小。 (三)两级政府、两级管理,撤销街道办事处 为了缓解区政府的职能部门与街道办事处的权责配置上的矛盾,有的学者提出撤销街道办事处的设想,即实现区级直接指导社区建设,面向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建立“两级政府、两级管理”[5]的体制。这种体制适当调整了政府的管理幅度,使区政府的专业部门得到恢复并强化了其专业职能,把政府的公共服务直接提供到社区。同时也通过减少管理层级,有效地提升了政府的公共服务效率。因此,笔者认为,撤销街道办事处这一思路是具有科学性的。但是,撤销街道办事处后,如果不转变区政府的职能,只是在减少行政层级的基础上把部门职能转移到社区,不仅无助于降低行政成本,还会导致社区行政化。因此,要实现“两级政府、两级管理”,就必须要立足街道办事处职能的“上承下接”,进一步理顺条块关系,并且还要制定一系列的保障配套制度。所以,撤销街道办事处不是目的,只是手段;放权并帮助整个社会实现自治才是最终的目的。要真正实现“两级政府、两级管理”体制并广泛的推广,在短期内也比较难以实现。 (四)多元管理体制 无论是将街道办事处变革为一级政府,还是把区政府定位为派出机关,撤销街道办事处,都存在着利弊得失。现阶段,可以尝试结合各城市、各区域的特点和实际情况,推行渐进式改革,因地制宜,分类管理,实行多元化的城市管理体制,在试点成熟的情况下再逐步推广。随着社区建设试验在全国范围的展开,各地在结合本地实际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改革和创新,如出现了“上海模式”、“江汉模式”、“沈阳模式“和“青岛模式”等各具特色的社区建设典型。对于全国不同的城市而言,多元化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将更为科学和合理,同时,也标志着城市基层管理体制进入全面转型时期。 方向 新时期社区管理体系的改革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局面中寻找社区建设的突破口,理清思路,摆脱社区建设的困境,把提高社区自治能力作为改革的立足点,探索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是当前亟待研究的问题。 (一)“重心下移,立足基层”,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格局 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促使社区管理重心下。移,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关键在于政府职能的定位,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实现政社分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府重心下移就是将社区的管理职能下移至社区,增强社区自身的管理职能;其核心是政府向社区放权;其目的是解决在原有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全能型政府管理的弊端。在建立社区管理新体制中,要以政府为主导、以全社会广泛参与为原则,将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和企业的经营职能、社区组织与社会团体的服务职能相分离,政府只承担宏观调控职能,进行政策引导和法律规范。 (二)明确社区管理主体的权责体系,建立“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新型社区管理体制 所谓的“条块结合、以块为主”,是指在社区建设的管理体制中,职能部门的专业管理与基层政府的综合管理相结合,以基层政府的综合管理为主。首先,要明确条块之间的权责关系。具体要求街道办事处在辖区内,既要将各职能部门的专业管理与街道办事处的综合管理结合,以街道办事处的综合管理为主,又要统一协调,加强社区内各职能部门的专业化管理,充分发挥职能部门的作用。其次,要进一步规范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的职责,理清它们之间的权责关系,使得彼此权责有分工,这样才能在城市管理、服务群众和稳定社会中各负其责,实现城市管理水平和服务效率的提高。最后,赋予街道办事处一定的行政管理权。要求市、区政府权力下放,赋予街道更多的综合管理和统筹协调权力。只有赋予了街道办事处一定的行政职权力,才能有利于改善目前因为条块分割而导致的基层工作难以落实的现状;才能有利于发挥街道办事处的综合协调能力,促进社区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三)加强法规政策配套,使社区各系统运作和管理逐步纳入法制化轨道 要建立新型的社区管理体制,必须要使社区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其内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完善社区管理的立法。制定一系列符合国家和地方法律的社区管理法例,保障社区建设在法制化的轨道上有序运行。目前亟待解决的就是重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中不合时宜的部分。如重新对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的性质、任务、地位、规模、功能和组织等作出原则性的修定,淡化社区的行政痕迹,明确居民在社区建设中的主人翁的地位和应有的义务,允许根据各地区不同情况建立不同形式的执法体制,实行不同形式的社区管理体制;其次,是使社区建设得到制度上的充分保障。目前,要以建立社区建设的工作机制并使其制度化作为一项重要的工程,把社区建设的规划纳入到城市发展的总规划体系当中。可以尝试在政府机构中建一个具有协调职能的法定性权威机构,承担社区建设的宏观指引和调控责任,并且由它来制定一个协调决策的程序运作制度。 (四)培育社区自治组织,强化居民的社区自治参与意识 社区自治组织和广大的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是城市基层民主建设的基础和核心内容,同时也是社区管理体系中的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社区自治组织能客观、及时地反映居民诉求,在化解社会矛盾的同时也使居民参与到社区自治中;社区自治组织参与社区服务,可以缓解街道办事处所面临的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短缺的困境;社区自治组织参与社区建设,可以拓展社区服务,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稳定社会的发展。因此,在社区建设的实践中,政府首先要转变职能,将微观的社区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转移给社区福利组织、志愿者组织、慈善组织、社区服务组织等社区自治组织,这不仅可以使得社区自治组织参与到社区建设中,发挥服务社区的作用,同时也促进我国基层社会民主建设的发展。只有提高了社区的自治水平,实现了自治主体多元化,政府才能从社区建设的掌舵者逐渐地转变为监督者、服务者、协调者的角色,还可以提高政府自身的宏观调控力,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行政效率。 社区管理研究论文:社区管理协同论创新研究 协同学理论的核心内涵与运行机理 协同学(Synergetics)亦称协同论或协和学,来源于希腊文,意为共同工作。协同学理论由20世纪70年代初联邦德国物理学家哈肯创立。协同学发展与完善了系统论(SystemTheory)、控制论(CyberneticsTheory)、信息论(Infor-mationTheory)与耗散结构理论(DissipativeStructureTheory)等现代科学理论,采用系统动力学的综合思维方式,揭示了各种复杂系统与现象从无序到有序、从有序到更为有序转变的规律。哈肯认为,协同是指系统内部各组成要素之间的和谐状态,即是研究一个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在外界环境的变化达到一定的阈值时,自身如何在内部的非线性作用下、自发由无序状态走向有序状态或由有序状态走向更为有序状态的途径问题。这种有序状态的形成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第一,开放系统。系统与外界环境有物质、能量与信息等的交换。第二,远离平衡态。系统处于非平衡态。第三,存在序参量。序参量起着支配子系统行为的主导作用,并对系统演变的最终状态或结构起主导作用。第四,竞争与合作。复杂系统内各子系统间的协同行为产生出的超越各要素自身的单独作用,从而形成整个系统的统一作用和联合作用。第五,控制参量。除了系统内部协同机制的作用外,还需要外部环境提供适当的控制参量,为系统自组织结构的形成与功能的发挥提供保障。第六,反馈机制。任何一个开放系统要维持一定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实现自身目标都离不开反馈,它是系统实现有序的重要保障。 国外社区管理模式的成功经验 西方发达国家的社区管理都经历了长期发展的过程,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管理模式。根据政府行为和社区行为结合紧密程度的不同,目前国外的社区管理有以下三种模式,即自治型管理模式、行政主导型管理模式和混合型管理模式。这三种模式各具有其特点,归纳起来,西方国家的社区实践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值得借鉴:第一,组织管理机构健全,权限职责明确。社区作为基层的管理单位一般都具有明确的地理界限,社区内建有自治性的委员会、社区董事局等组织机构,并且都订有自己的宪章或法规,对各机构的组成和权限做出明确的规定,具有法律效力。第二,依法治理。西方发达国家在实施社区管理时十分注重依法治理。第三,非营利组织高度发达,在社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欧美各国在实施社区发展计划过程中,社区发展的各项服务性工作一般是由非政府、非营利性组织具体操作实施的。西方国家都比较注重对非营利性组织的扶持。一方面政府为其营造良好的发展空间和发展环境;另一方面给予积极的政策、资金上的支持。第四,市民积极参与社区志愿工作。 我国社区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 我国社区管理是国家经济、政治、社会体制改革的产物。从社区建设提出至今,我国城市社区管理模式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各地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在社区建设中都建立了具有本地特色的模式。但由于理论上尚不成熟,实践上缺乏经验,因而这些模式其本身并不一定全面、完整和完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府未转变在基层社区的职能 受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区管理体制影响,我国社区大部分采取政府主导型社区管理模式,政府仍然是社区管理的行政核心,通过社区居委会来传递信息,代替本来应该由企业、社区自治组织和中介组织管理的事务,其他管理主体不能发挥其积极性。在这种模式下,政府往往不能处理好与基层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会出现城市基层政府组织的越位和缺位以及社区组织的功能错位。政府在社区建设中仍充当“包办代替”的角色,掌握着过多的资源,这可能加剧社区成员原已养成的依赖心理和社区参与意识淡薄的状况。而其他社会组织均缺乏足够的资源和权威,他们还没有足够的能力代替政府部门组织居民管理公共事务,居民缺乏自组织的意识,社区参与度低。 (二)社区高度组织化而自治性不够 社区管理工作是一项综合管理工作,涉及到很多方面,如社区治安、园林绿化、社区党建、房屋维修、供水、供电、供气、供暖、文化、娱乐等方面,政府不能成为社区管理的单一主体,其主要承担宏观调控职能,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社区的具体管理工作要由相应的社会企业、社区自治组织等来进行,不是单一管理主体能够实现的,需要调动各个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建立社区居民自治为主的多元主体民主参与的管理体制。尽管我国政府已将相当部分的权力下放到社区,但行政权力在动员社区居民和社会资源上存在着内在的局限,社区自治组织甚至是居民都对政府存有较大的依赖性。 (三)社区管理相关法制不完善 我国目前的政府行政号召、行政协调与督促直接构成了社区组织参与社区管理的基础。但现行的有关社区管理和居委会组织的法律法规还有许多立法上的空白,法制还不完善。政府的政策没有变成相应的法规,对居民、组织和社区工作者的约束力受到限制,导致某些工作缺乏法律依据和政策支持,致使居委会的工作经常处于两难的困窘境地。另外,也缺乏支持社区工作的法定措施。社区管理各主体存在职能交叉、职责不明现象,这就需要政府部门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规定社区各管理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把社区管理纳入法治化轨道。 协同论视阈下我国社区管理模式创新思路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在当前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体现出社会化、基层化、综合化、互动化的趋势下,政府、市场、社会都可以成为社会管理主体。因此,根据协同论的核心内涵以及国内外有关社区管理模式的特点,结合我国社区管理模式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因地制宜地构建新型社区,实行社区多元主体管理模式将是我国社区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因地制宜地构建富有特色的新型社区 新型社区是适应现代化的要求,以地域性为特征、以认同感为纽带构建成的社区组织体系,居民的素质和整个社区文明程度高,社区内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环境优美、治安良好、生活便利、人际关系和谐。新型社区坚持以人为本,把改善人居环境放在重要位置,社区服务实行网络化和产业化,做到经济建设、城市建设和社区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当前,应努力建设的新型社区主要有学习型社区、自治型社区、服务型社区、“绿色”社区和“数字型”社区。学习型社区是指以学习型组织和终身教育体系为基础,以学习者为中心,能保障和满足社区各年龄段成员的基本学习权利和积极主动的终身学习需求,从而促进社区成员素质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及社区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社区。学习型社区的意义在于使学习成为社会的一种运行模式和发展方式。自治型社区是指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社区。社区自治的内容和宗旨是:通过由社区居民民主选举产生的社区自治组织机构管理本社区事务。实现社区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从而增强社区组织的凝聚力,带领社区居民发展各项事业,努力创造环境优美、治安良好、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生活便利、人际关系和谐的新型现代化社区。服务型社区即从整体社区区域功能上进行服务整合,形成服务网络和社区服务联动,使之成为一种社区功能的动态。服务型社区建设遵循以人为本、服务居民的原则。“绿色”社区是指具备了一定的符合环保要求的硬件设施,建立了较完善的环境管理体系和公众参与机制的社区,在硬件和软件方面都有基本的绿色环保要求。“数字型”社区也称为“数字化”社区。“数字化社区”是指实现了信息数字化的社区,即应用现代信息通信技术,尤其是因特网技术,构筑社区政务、社区管理、社区服务、小区及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的信息技术应用平台和通道,并与现实社区系统有机地联系起来。使与社区有关的各个成员在沟通信息时更加便捷,而且能够更加充分有效地开发、共享和利用社区信息资源,最终达到提高社区成员生活质量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目的。 (二)实行社区多元主体管理模式 社区多元主体管理是指社区建设、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社区安全的公共事务由政府、社会、市场共同协作来推动,通过政府引导、协调、支持,由市场和社会共同来建设社区,从而达到政府、社会和市场的良性互动、和谐共赢。具体要注意以下几方面: 1.理顺社区管理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由于政府、市场和自治组织在社区管理中的职责和作用各不相同,因此,在发挥政府、市场和自治组织在社区管理中的作用时,又必须规定其各自作用的边界,理顺它们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三个方面的积极性,在三者之间建立起相互合作、相互支持的良性互动关系,完善社区管理多元主体之间的协调合作机制,以保证社区持续、健康、协调地发展。 2.提升居民社区民主意识。政府应积极探索如何利用社区居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引导社区成员参与社区管理,从政治生活和社区事务两个方面为共同切入点,不断推动社区管理的有效性。社区建设的趋势是实现居民自治,因此,建立新型的社区管理体制,就要坚持社区居民自治原则,其实质就是转变政府职能,社区管理重心下移,使得居民拥有自我管理社区事务的权利。此外,实行社区居民自治,也有利于改变许多社区存在的物业管理公司主宰一切、居民被动适从的异常现象,确保社区居民(业主)的权益。社区居民自治主体是非盈利性的组织,应当机构精简、办事高效。 3.加强社区多元管理法治建设。社区管理存在的很多问题都是由于缺少相应的法律法规,无章可循或有章不依,因此,建立新型的社区管理体制,就应该建立和完善社区管理法律法规,对于社区管理的各个方面都有法律约束,以法律条文形式规定社区管理主体和服务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社区管理工作都应该遵照法律程序进行,避免出现遇到纠纷事件时无法可依、无法可查,事情得不到有效解决,相关部门相互推诿责任的情况;其次,加强执法力度,规范执法行为,保证社区管理的各项工作符合法律程序和相应的规章制度。这样,才能使得社区管理工作步入规范化、法治化轨道。 总之,要提高我国社区管理质量与效率,应当以协同理论为指导,结合我国国情,探索各具特色的适应不同环境条件的新型的社区管理模式,把社区作为一个组织,采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协调社区各管理和服务主体,为社区创造一种和谐的环境,为社区管理和服务各主体之间的合作提供一个协调性空间,使得各主体为了共同的目标可以充分地相互理解、相互交流和配合,社区的管理和服务工作能够有序和有效地进行,实现所有管理主体的协同效应,最大限度地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实现社区和谐、文明。 社区管理研究论文:城乡结合部社区管理的考察与研究 xx作为一个特大型中心城市,在迈向21世纪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实现“一个龙头,三个中心”发展目标,建成现代化国际城市过程中,应当从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城市市容和卫生现代化管理的重要性,尽快实现市容环境卫生管理的重大跨跃。从地域空间角度来看,城乡结合部的社区应成为环境卫生整治的战略重点地域。 城乡结合部,又称为“城乡边缘带”(urban-ruralfringe)、“城市边缘带”(urbanfringe)、“城乡连续区域”(urban-uralcontinnum)、“城市蔓延区”(theareaofurbansprawl)、“城市阴影区”(urbanshadowzone),“是一种土地利用、社会和人口特征的过渡地带,它位于城市连续建成区与外围几乎没有城市居民住宅和非农土地利用的纯农业腹地之间,兼有城市与乡村两方面的特征,人口刻度低于中心城市,但高于周围的农村地区。”。国内学者对城乡结合部的涵义和划分方法有不同的看法。规划学者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将成乡结合部认同为城市近郊区,是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城市建成区的拓展区域,在地域上表现为不边片、不完整的空间;地理学者认为城乡部是典型城市与传统乡村之间出现的城乡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事例,兼有城乡双重特征的独立地域实体;从行政区划的角度看,城乡结合部是指城区和郊区分管的接壤地带。从xx市的实际情况看,按不打破乡镇和街道的原则,则可将城乡分界线两侧的街道和乡镇划入城乡结合部的范围。即xx的城乡结合部是一个环绕城区,连续的、宽窄不一的环地带。 由于受城市与乡村的双向辐射,城乡结合部社区人地系统具有明显的城乡过渡性特点:(1)受城乡之间特定的空间扩展因素与空间过程的影响其地域表现出一定的过渡性。城乡交错带内城市与乡村各要素,景观及功能的空间变化梯度大,是城市与乡村两类性质不同的区域之间的“急变带”,人地关系的空间差异远较城市城乡城域内部大:同时城乡结合部地区存在着频繁的能量与物质对流,分别来自城市与乡村的人口、物质、技术、信息等在这里相互作用与竞争互生;(2)城乡结合部是城市与乡村两种社区相互接触、混合及交融的地区,其人口与社会结构特征地过渡性也十分明显。在这里不仅有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相互混杂,而且还存在着本地常住人口与外地流动人口的异质反差,各种不同职业类型、不同生活方式、不同信仰、不同价值观念、不同需求以及不同心理文化素质的人群相互形成强烈的对比与共存;(3)由于同时受到城市与逐村经济的双向车射,城乡结合部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多样化特点,经济的发展对城市的依附性不断加强,城市性产业及城市需求导向产业在增加。正是上述过渡性特征使城乡结合部社区的环境卫生管理具有特殊性,给这一地带的规划、开发、建设、管理,特别是社会管理带来了难度。 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户籍管理问题:鉴于城乡结合部与老城区在就业和子女教育方面的巨大反差,城里动迁户凡是牵涉到就业和子女教育的,多数保持人户分离;而农村劝迁户则鉴于经济利益的考试,也不愿意农转非,增加了户籍管理的难度。行政区划问题:城乡结合部由于土地批租、房地产开发而导致土地管理分割,城乡单位犬牙交错,“一地两府”及“一地多主”的现象比较普遍,带来较突出的跨区的管理矛盾。外来人口问题:在城乡部由于其优越的区位、廉价的租屋,加上管理较薄弱,使大量外来人口在些集聚,虽然给这一过渡带的经济发展增添活力,但同时带来环卫、治安、计划生育等许社会问题。农民的出路问题:在城乡结合部,由于土地多数被预征完毕,使失去土地的农民在就业、居住和撤队、撤村后集体资产的分配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土地开发问题:按现行法律,土地批租后,逾期完不成开发的坚决加收。然而,现实情况是,土地逾期完不成开发的较为普遍,有的竟长达10年左右。物业管理问题:在城乡结合部,由于房地产的大规模开发而出现了众多的住宅小区,由于一些牧业管理公司管理不到位或不规范,引发新迁居民的不满,增加了城乡结合部社区管理的复杂性。 上述管理问题的大量存在,使这一被称为“都市里的村庄”的特殊社区,土地开发支离破碎,原有的道路、水系等被打乱,垃圾成堆,排水不畅,违章搭建十分严重,环境卫生恶化,社会治安形势严峻,无论是在社区景观或是在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方面都与市区形成强烈的把差,成为全市创建卫生城市和建设现代文明城市的“老大难”地带。 显然,造成城乡结合部社区上述诸多问题与矛盾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我们应当从机制、体制等方面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充分认识这一地区包括环境卫生的内的各种问题的特点、规律与解决的难度,以便从战略高度,从机制、体制上研究解决的对策。 首先,城乡结合部社区的环境卫生等诸多问题的产生,是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由于成市大规模建设改造并不断向边缘区推进,乡村――城市急剧转型过程中形成“都市村庄“这一特殊类型的社区所出现在的可避免的现象,有其客观必然性。 第二,城乡结合部地区特有的区位优势,一方面,引来大规模开发区的规划建设,使大量高新技术工业和现代化服务业向结合部集中;与些同时,由于外来人口的集聚,引发了某些原始的、并对城市市容有严重影响的城市产业――如城市垃圾回收业(闵行区虹桥镇虹四村)以及为外来人口的服务业在这里“见缝插针”地滋生与发展,再加上原有的乡镇和村办企业,各类性质不同,差别很大。难以事例的产业聚集在城乡结合部,是导致这一地区环境卫生等社会问题十分复杂的产业因素。 第三,被城市乌黑的“都市村庄”社区大量土地被征用,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在自身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利用其自有多余的住房和“见缝插针”式的乱搭建,以较低廉的房租对外租赁,使大量外来人口在些集聚,从而形成包括导入的城市居民、原住农民和外来人口在城乡结合部混杂居住、十分复杂的社会空间。这是这一地区市容卫生、社会治安等问题十分突出的社会因素,也是一个直接的、主要的因素。 第四,城乡土地所有制的差别和“都市村庄”社区局部经济利益的驱动,也是使城乡结合部地区环境卫生状况难以根本改变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在乡村城市化过程中,位处城乡结合部的社区,土地制度仍属集体所有,农民拥有对土地的使用权,而乡镇以下的村委会又是自治组织,因而在都市村未能完全融入城市、纳入城市管理的情况下,村民和代表村民利益的村委会,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较少考虑限制某些影响环境卫生和容貌的产业的发展,如虹四村,外来人员在些经营了27家废品收购站,1996年的财政收入中,仅从包括乱搭建在内的各类房租收入即达210万元,占全村全部收入的近三分之一。 第五,体制不顺,管理薄弱是造成城乡结合部社区环境卫生变化的一个制度性因素。如果说前述三个方面带有客观规律因素的话,那么体制和管理则是一个主观性因素。在城乡结合部社区的管理中,普遍存在“一地两府”和“一地多主”的现象。“一地两府”指一片土地内由一个城市政府和一个乡村政府兼管,如虹桥镇虹四村的8个村民小组,其中3个在徐虹铁路支线以北的长宁区地盘上,5个在铁路以南的闵行区地盘上,早在10多年前,位处铁路以北的3个居民小组的土地即已被古北开发区所预征,从而形成较长时期的“一地两府三方”的格局,即长宁区、闵行区和古北集团,由此而产生管理上的一系列矛盾。所谓“一地多主”是指一片土地上有多个主人。如浦东新区的钦洋镇,已规划为大型居住区,随着土地不断开发,辖区范围越来越小,并被“多主”所分割。在这片土地上不仅有城区和郊区的政府部门,还包括开发区和众多房地产公司和物业管理公司,形成“一地多主”的管理局面,在工商业行政、税务、卫等方面存在着交叉管理或管理空白。收费、罚款等有经济利益的事情争着办,而对治安工作、环境卫生的综合管理、外来人口的管理等要承担责任和尽义务的事情则相互扯皮、推诿、拖延不决。 第六,法制不健全,有法不依和执法不力也是城乡结合部社区环境卫生脏乱差的一个制度因素。城乡结合部社区环境卫生管理存在许多与一般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不同的特殊性,应有特殊的法规,特殊的执法机构采用特殊的手段实行管理。目前大多数采用与市区相同的行政手段整治结合部的环境卫生容貌,只能起到暂时的治表作用,无法实现现长产管理。 因此,正确处理城乡结合部城市规划建设、社区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环境卫生的相互关系,在社区规划建设与整治环境中求得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发展经济,加速城市形态建设的同时,实施社区卫生环境的综合整治。 首先要制定高起点的结合部社区城市建设、经济社会发展和包括环境卫生整治、绿化、生态建设在内的综合规划,并将社区规划纳入城市总体规划范畴,使之与总体规划、开发区规划相协调,与区域经济发展计划相衔接。第二,在结合部社区形态建设实现乡村向城市转变过程中,同时注意实现农业向非农业的转移,正确引导现有乡镇企业、低层次的城市产业、租赁业的规范经营和向高级化方向发展,使之成为结合部社区的重要支柱产业。第三,要及时解决传统的土地集体所有制的转换问题。对于人均土地不足2分的村,及时撤销村建制,变农民为市民,实行土地的统一规划、建设与管理。第四,帮助新市发和外来人口寻找新的就业门路。 另外,还得借鉴城区环卫管理改革试点的先进经验,从城乡结合部社区的具体条件出发,改革社区环卫管理体制。一是在市区广泛实行的由街道办事处挂帅、环卫所负责,居委会等部门配合的街道监察队的“环卫全覆盖”作业法,即小区保洁队日常管理由环卫所统一归口负责,进行“专业对口”管理,社区内实现“环卫全覆盖:。另一个是杨浦区殷行环卫所成建制划归街道的改革,即环卫所实行属地管理,在组织改革思路上服从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的领导,在业务上接受环卫部门的指导。这两种改革思路的共同点是实现社区内环卫工作的统一领导,前者将环卫管理集中于环卫部门,强调“专业对口”;后者则由街道统一领导实行属地管理。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总之,我们应从战略高度认识加强城乡结合部社区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对实现xx市21世纪城市卫生现代化管理的重大意义。当前,组织政府主管部门志业工作者与专家相结合的研究队伍,深入结合部社区进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调查研究,提出切实有效、可操作的对策措施,并制定相应的法规,严格执法,加强管理,是一项十分必要和迫切的工作。 社区管理研究论文:电子政务下社区管理模式研究 【摘要】社区功能单一、服务效率低下等问题,阻碍了社区的良好发展。提升电子政务环境下社区管理水平,有利于提高居民认同感,也有助于稳定社会。因此研究适应信息化社会的社区管理模式问题,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本文以宜兴市宜城街道为例,对宜城街道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等进行分析,最后就健全电子政务环境下社区管理模式,提出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电子政务;社区管理;模式 社区管理模式的探索和完善,对社会生活的安定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单位人”向“社会人”过渡时,社区所要承担的功能越来越多,而当前一个良性的社区管理模式也必须要适应信息化发展的需要。我国《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6-2020年)》指出,当前我国社区综合信息平台建设中出现的问题颇多,很难适应国家信息化发展的战略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为改善电子政务环境下社区管理存在的街道办和居委会关系混乱、效率低下等问题,本文以宜兴市宜城街道为例,尝试提出完善电子政务环境下社区管理模式的对策,促进社区管理水平的提高。 一、宜兴市宜城街道社区基本情况概述 宜城街道是由2006年10月宜城镇撤镇建街而成。宜城街道地处沪、宁、杭交汇的三角地带,水陆交通便利,一直以来都是宜兴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现仍为宜兴市委、市政府所在地。现辖荆东、岳堤、荆溪、新华等30个社区,4个行政村。辖区面积40平方公里,人口26万。宜城街道以建设新型现代化社区为目标,以开展“和谐示范社区”创建活动为载体;按照典型引路、以点带面、稳步推进的思路,以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口,强化组织领导和队伍建设,着力提高社区服务质量,不断推进和谐社区建设。2010年,宜兴市宜城街道被民政部评为“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街道”。2014年,城镇社区100%达到了扁平化管理示范社区标准。 二、电子政务环境下宜城街道社区管理的问题 1.政府对社区管理干涉较多经过对社区居民和社区工作人员的抽查和访谈,了解到虽然社区实行扁平化管理模式,但上级政府部门仍然不太适应这种扁平化的管理模式,给社区派发的工作也比较繁重。专为社区扁平化管理服务的社工站也是如此——作为街道办在社区的派出机构,常常被要求进行各种检查和考核。同时,社区活动及办公资金大部分来自于政府,需经街道办核发,其自主性受到影响。社区居委会是群众性的自治组织,其人才的选用应由社区居民进行选举产生,但现实情况是由街道办来负责。2.社区人员结构不合理,专业化程度有待提高在调查过程中,可发现社工站是扁平化管理模式实施的主要载体,其工作人员也都做到了持证上岗,社工站工作人员的素质基本得到保证。但在社工站工作人员毕竟是少数,大部分工作岗位集中在社区居委会。这些人员中女性偏多,年龄较大,学历参差不齐。在社区扁平化管理改革之前,这些人员就已经在社区工作。他们对社区信息化接受起来比较困难。3.居民社区管理参与度不高经过调查,只有小部分居民愿意积极参与社区管理,社区居民的主人翁意识不强,归结起来有这几点原因:社区提供的平台有限、上班没有时间、社区管理活动只是走走过场等。从调查中可以发现,许多关心社区管理的老人不会使用电脑,而会用电脑的年轻人却不关心社区事务的管理。这就导致了宜兴社区服务网站、社区微博、社区公众号等新媒体技术所提供的服务无法有效展开。 三、健全电子政务环境下社区管理模式的对策 1.政府要转变职能,理顺和社区的关系政府应减少对社区委员会的过度干涉。应借鉴美国社区自治模式,把行政导向转变为以服务、指导为导向。现阶段,社区委员会和第三方组织的发展还没有完全成熟,因此政府要对社区发展进行宏观调控,以促进社区事业的稳定良好运行。街道办作为基层政权组织,也应该分清与社区居委会的差别,应将计划生育、社会团体等职权交由社区,真正做到各司其事。同时,政府也要对社区进行一定的监督,可从弱势群体扶持、医疗卫生服务、文化教育工作和社区就业服务等方面来评估社区是否能够满足公众的需求。 2.政府要完善社区培训制度,促进社区人才队伍的专业化社区工作人员作为社区管理工作的主要实施者,其素质的高低会影响到社区管理工作的效果,因此要提高社区管理效能,就必须对社区工作者进行必要的培训,以增强他们的专业化水准。要通过各种培训学校或者培训机构,帮助他们提高信息技术能力和写作水平。同时要对社区领导或骨干进行专业化培训,为社区发展注入新能量。 3.社区应建立一体化社区信息服务平台为适应电子政务环境,国内许多社区已经建立了符合各地实际情况的信息服务平台,其服务对象是社区居民。居民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方便快捷地搜索到一些有用的信息。以宜兴市社区服务网为例,该网站首页设社区动态、通知公告、快捷入口、个人办事、互动交流等模块,比较全面,达到了信息共享的目的。居民有什么问题要交流除了通过传统的渠道,还可以在网上进行留言,社区工作人员会及时快速地解决问题。 作者:蒋淑芳 何虹 社区管理研究论文:城市社区管理现状发展对策研究 摘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社区管理也越来越受到广大市民的关注。本文先介绍了社区管理的含义和特征,又分析了城市社区管理存在的问题,针对分析的问题来提出对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新型城市社区提出建设性意见。 关键词:社区管理;存在问题;对策 一、社区管理的含义和特征 (一)社区管理的含义 社区管理这一概念内容很丰富,近些年来被使用的较多,较频繁。它是指社区里面的各个社区基层职能部门、团体(组织)和社区居民在在特定的社区地域范围内,对社区的正常秩序和社区经济的发展等日常事务进行管理,目的是为了满足社区居民物质文化等方面的需求。 (二)社区管理的特征 我们从社区管理的定义和具体内涵不难看出,社区管理具有区域性、多样性和自治性的特征。 1、社区管理具有区域性 社区管理的内容和方式都是围绕一定范围内的社区进行的,从管理内容上看,管理范围局限在社区范围内;从管理方式上看,主要发动社区内的各种管理主体,让他们发挥自身优势进行自我组织、服务和管理。现在的城市管理主要是街道党工委和街道办事处为带头的社区管理,他们将工作中心放在本社区,调动社区内的积极力量和可利用资源对本社区内的环境、卫生、文化等给方面协调管理。通过开展各项社区活动来提高小区内居民的认同感和满意度。同时,也要加强文化宣传工作,开展思想教育活动来加强小区内居民的精神文明教育,提高居民综合素质和生活质量。 2、社区管理具有多样性 这里说的社区管理的多样性指社区管理主体日益多样化,随着经济的发展,社区内有街道办党工委和街道办事处,也包含了政府职能机构、企业、事业单位和居民。他们种类的多元性,共同构成了社区的多样化。他们每天在社区内活动,共同在本社区党工委和街道办主导下对社区进行管理,共同促进社区的发展。 3、社区管具有自治性 自治性是社区管理的性质,它强调社区内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发挥群众的功能使他们进行自我管理、教育和服务。社区内居住的人群中绝大多数都是居民,社群各项活动的开展也离不开居民的参与,因此,社区管理具有自治性。 二、城市社区管理存在的问题 1、社区街道办事处内部结构不合理,自我认识不清晰导致职能定位模糊,社区内居委行政色彩比较浓厚 社区管理的主体是多元的,包括政府人员、企事业单位人员、社区内第三部门人员和居民。在社区管理中,政府一般不愿意下放权力,而且社区内的党支部建设处于失衡状态,政府往往自己独揽大权,不利于社区的管理。在行政与自治的管理中更多突出行政意志。总是以行政意志为主,自治意志为辅助地位。 2、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共同体意识不强、素质不高、管理结构也比较单一 社区居民在社区中参加活动少,有的邻里之间还陌生,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不强,进而对社区公共管理方面的事物的积极性也不高。好多居民由于工作没时间,自身维权意识也不够,每次参加活动都费事、费时和费力等原因,他们喜欢有问题直接找政府,这跟之前的管理模式分不开(之前政府是“管制型”),各方面原因的共同作用导致居民参与社区管理意识淡薄。过去社区组织的运作及居民的参与大多 3、社区公共服务缺乏社区内公共服务开展缺乏,政府对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投入力度不够 社区公共服务活动往往由政府承办,在开展活动时很少结合居民实际需要。之前,社会组织开展公共服务,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把大量资金投入社区内的设施建设中去,对这区内企事业单位开展公共服务要求条件较高。居民较少参与对社区的各项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规划、组织、指挥、控制和协调的过程中。 三、构建城市新型社区的对策 1、完善社区结构体系 加强社区各主体协同管理社区,政府认清自己的能力和作用有时候也是有限的,社区建设不能单靠某一种力量去推动和实施。调动社区内一切可利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充分为社区建设所用。发挥社区中企事业单位和居民的作用,调动他们参与社区管理的积极性。 2、加强社区人员队伍建设,提高社区自治管理效率 在社区管理中要想建立一支服务能力高的队伍,就要面向社会广泛吸纳人员。可以通过正规的考试招聘,也可以进行民主选举的办法从社区中选出优秀的居民参与社区管理。对于新录用的人员需要进行岗前培训和定期对考试。 3、加强社区公共管理服务 在社区管理中应该区分政府职能部门的行政管理和社区内部的公共管理。鼓励社区内开展公共管理服务,并给予相应经费支持和金钱的奖励。对于社区内部公共事务的管理和社区公共服务,可交由社区居委会等社区组织和社会组织来完成。 总结 城市社区的管理中存在着很多问题,本文仅谈谈作者对社区管理的一点认识。社区管理离不开社区内企事业单位和居民的共同参与,政府需要调动社区内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引导居民进行自我管理。找准社区存在的问题,分析问题并提出建设性意见,并针对性实施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作者:鲁翠翠 单位:甘肃政法学院公共管理学院 社区管理研究论文:行政管理视角下的城市社区养老模式研究 摘要: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社会机构养老不堪重负,养老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使老年人安享晚年,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亿万百姓福祉。当前“十三五”时期,我国城市化高速发展与既有住区老龄健康居住环境危机交织下,解决既有住区高龄、失能、独居和空巢老年人的居住生活问题及其老龄宜居环境建设成为亟需破解的社会难题。本文试在行政管理视角下探讨社区养老模式的主要困境,提出对策思路。 关键词:行政管理视角;居家养老;行政管理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国民的生活质量越来越高,人均寿命延长,死亡率逐年下降,我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与全球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老年人口数量最多。养老问题在老年人群体中始终占据着较高的关注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家庭和社会机制为主的养老方式已无法满足当前的社会发展需求,人们比较认可社区养老模式。在当前养老压力越来越大的社会背景之下,如何构建一套完善的社区养老服务模式,科学地摆脱“未富先老”的现状,对我国来说已是迫在眉睫的课题。 一、社区养老模式概述 在国内,通常以居委会或街道为单位开展社区养老服务工作。聚居着许多老年人的社区几乎承载了老年人全部的生活和日常活动。利用社区进行养老服务具有其可行性和优越性。社区养老,是指在社区内为老年人提供的包括物质、设施、衣食住行方便以及生活照料、医疗护理、心理保健、文化教育、体育娱乐、法律咨询等方面的服务。 1.社区养老模式的优势 (1)社区养老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既解决了家庭养老能力不足的困难,又解决了去机构养老所遇到的亲情淡薄、环境不适、习惯不同等问题。(2)区别于以往大型养老机构选址和规模特点,社区养老模式本身就更符合国人传统的养老不离家的观念,借助二次开发再利用城市既有建筑,通过介护型养老设施为城市中心区注入创新服务业态,对于塑造宜居养老居住环境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3)社区养老模式所呈现出来的特点包括小规模、社区型、多功能、广覆盖、低成本、高效能、专业化等,它把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的功能有机融合起来,把国家、市场、家庭、志愿者等多元主体都调动起来,分担压力,取长补短。因此,融合式养老模式以满足老年人的不同层次需求为出发点,充分利用社区周围的各种资源,最终可以实现老年人就近养老的愿望。 2.社区养老模式的开展思路 (1)开展社区养老模式是政府的职责。开展社区养老模式是项新工作、新课题,面临着很多新问题,是政府的职责。政府应对其高度重视,有长期规划的目标,投入经费积极开展实施,给出正确的舆论导向,制定相应的收费标准及若干优惠政策。(2)开展社区养老模式要转变观念,提高认识。社区养老在我国还是一种比较新的养老模式的尝试。要更好地应对人口老龄化冲击,就需要领导和有关职能部门在固有机构养老及相关理念的基础上,率先转变观念,以家庭为核心、社区为依托、专业化服务机构为载体,为居家老人提供以生活照料、医疗保健、心里慰藉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化服务。(3)制定相应的经济政策。目前,政府对于社区养老服务保健基金的补偿和投入不足,使社区养老难以巩固和形成规模,给发展社区养老模式带来很大困难。为促进社区养老模式的开展,需要制定同社区养老服务制度相衔接的相应经济政策。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一方面,逐步提高社区养老服务基金的水准,另一方面,还需制定相应的收费和免费项目的标准政策。 二、我国社区养老的困境 随着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管理改革,社区养老在发展过程中也逐渐出现一系列新的困境。下面就几个主要方面作简要地分析。1.资源匮乏的困境。首先,资金方面存在不足。社会保障项目的顺利开展都需要资金的支持,对于我国来说,这部分资金主要是由社会集体进行筹款或者政府财政拨款的形式。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的养老保障事业由于存在比较大的资金缺口,这一事业的发展非常的落后,尤其是服务设施比较老化,更新速度非常慢;其次,还比较缺乏从事这一行业专业的服务与管理方面的人才。就社区服务行业来说,其经济效益与社会地位都比较低,很难吸引社会人员投入到该行业中。现阶段,社区或者街道的领导人员,严重缺乏养老服务的管理经验,在社区工作的人员基本上都是临时工或者下岗职工等。此外,社区还比较缺乏养老设施,在配置方面也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对于一些新的社区,主要是为年轻人服务,并没有考虑到实际的养老需求,也只能为老年人提供比较少的服务,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老年人实际的需求。2.参与社区养老的意识淡薄。在以往,人们对于养老的认识主要是靠自己的子女或者依赖单位进行养老,缺乏社区的概念。社区养老实际上是由政府主导的为老人提供养老服务的项目。实际的调查发现,民众对此普遍缺乏认识,很多老人对此并不了解服务机构的具体性质。所以,民众对于这种形式的养老也都没有形成正确的认识。3.政策法制保障不健全。目前,社区养老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有关该养老形式的法律等还不够完善。对于很多社区来说,其养老任务主要是由上级部门下达,在社区中再就这一问题进行展开。在具体的管理方面还缺乏科学性与有效性,也缺乏法律制度的保障,具有很大的随意性,这种情况也使得许多工作很难进行开展。 三、中国社区养老服务发展思路 就社区养老来说,我国的特色主要是却白社区服务的同时,比较重视政府职能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社区养老的落实与进一步发展。要实现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需要由政府进行推动,建立起由政府主导的能够充分利用养老资源的养老模式。通过对上文进行分析,可以得出政府介入居家养老服务的突破点。其中包括老年人的思想意识及其家庭的实际情况和老年人对风险的应对能力等。对政府来说,要牢牢把握老年人参与居家养老的影响因素,及时的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最大限度的发挥自己的优势,进而提升行政的效率,最大限度的推进服务模式的创新。 1.在计划方面,政府要充分考虑长期计划和短期计划 首先,要做好居家养老服务战略规划,并且据此制定出总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要确保组织的目标统一与力量统一以及资源统一等,进而确保在运作过程中组织的连续性。其次在赌气你规划方面,还要注意灵活使用政策,充分考虑外部环境的变化,随时进行调整。 2.组织是社会行政管理的基础 在国家发展体系中,居家养老服务模式是其中比较重要的内容。所以,政府应为此设立专门的机构,并且还要在各个地区设立分支机构,主要用来对居家养老的问题进行处理。在对各个职能部门进行设置时,还需要明确各方的权利,确保各个机构都能严格按照规定进行办事。此外,还要设置参谋机构,并聘请资深的专家对该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 3.在对居家养老服务模式进行管理时,还要做好社会分工 在此基础上还要进行领导,以此来确保组织的协调和统一。要实现对其的领导,就需要各个部门加强组织上的配合,并且完善信息沟通的渠道,并优化资源配置,防止各个部门各自为政现象的出现。 4.控制。在进行控制时,要注意合理使用监督和评估的手段 在实施居家养老政策的过程中,要注意对监督机制进行规范,并加强对经济运作等行为的监督。此外,还需完善评估机制的建设,确保其具有科学性,并评估居家养老的政策。 四、结语 我国未来的养老模式将以居家形式为基础,并且依托社区养老以及机构养老等,来对养老体系进行完善补充。在对老年人的物质生活条件进行满足的同时,还要注意强调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所获得的幸福感与满意度等,提倡采用文化的方式进行养老,并将其与物质供养有机结合,以满足当前时期多样化的养老需求,并挖掘老年人的潜能,从根本上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作者:杨林 单位:大连科技学院管理工程学院 社区管理研究论文:社区生态旅游管理研究分析 摘要:文化与旅游是不可分割的,社区是文化的主要源地,社区建设为生态旅游产业发展提供物质资源保障及地区特色文化,生态旅游产业也为实现区域经济腾飞,解决区域旅游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社会问题提供途径和方法。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社区生态旅游管理现状入手,分析其运行机理,并提出了一些建议,以使目的地社区在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受益,并为加快社区建设与生态旅游产业发展提供理论方法指导和决策参考。 关键词:社区建设;生态旅游产业;管理措施 根据社区建设与生态旅游产业协同发展机理分析,解决现阶段各地区社区建设与生态旅游产业系统间的矛盾与冲突,需要将两者的和谐统一与共同发展作为理论基础,将发展生态旅游、保护自然资源作为有效手段,提升社区建设水平和生态旅游产业竞争力。研究社区建设与生态旅游产业协同发展问题,不仅可以完善社区建设,还有利于实现生态旅游产业的高速发展。 1社区生态旅游管理概况 1.1社区建设要素 社区建设系统的主体要素包括:社区居民、社区企业、社区团体。社区居民指在社区长久居住的居民,一些不具备这一特征的群体即不具备社区建设要素的属性。社区居民间的合作以及与旅游者、外来务工人员之间的协调是生态旅游产业社区建设的重点,决定着各项事业能否顺利开展。社区企业多指与居民密切相关的一些行业,如酒店等服务行业。社区企业、居民是生态旅游发展的直接受益者,只有保障其投资收益,才能确保社区建设的有效进行。社区团体是社区居民自发形成的组织团体,对于社区的各项事业有着直接的表决权,是影响社区建设的重要因素。生态旅游强调生态的保护和旅游地社会的发展,社区建设无疑是其中的重要一项,社会团体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2生态旅游产业系统分析 生态旅游是一种对资源环境影响不大、对旅游目的地负责的旅游模式。生态旅游产业系统的主体要素包括:投资机构,生态旅游规划与管理部门,生态旅游相关服务企业三大类。投资机构包括风险投资机构、商业银行等,以获得商业利益为目的参与到生态链才有产业中来,其提供的资金将作为生态链才有产业建设的流通成分,为资金回流系统运转提供动力。生态旅游和规划部门是对外沟通,对内协调的中间部门,同时承担着规划、开发、和管理生态景区的作用。政府及相关部门通过获得税收并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但也承担着构建合理的法律环境、信息环境以及人才供给环境的任务,在生态旅游产业中不可替代。生态旅游相关服务企业构成了旅游产业的服务主体,除了为顾客提供服务,还对于各种民俗产业的推广、地区文化软实力的提高起到媒介作用,是生态旅游产业系统的重要组成。 1.3社区生态旅游产业运行机理 社区生态旅游系统需要将社区建设与生态旅游产业两者相结合,通过其紧密互动实现产业复合和集中。社区群体间由于居住位置相近,有着共同利益,因此具备发展旅游社区的基础条件。生态旅游以景观、环境、特色文化为开发对象,与传统旅游相比,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社区建设与生态旅游间通过资金等要素连接起来,社区建设主体和生态旅游发展主体则通过利益追求、政府的作用联合起来,并为两者的协同发展提供动力。其中,利益追求是产业活动有效进行的关键因素。生态旅游产业作为投资回报率高的绿色产业,其本身的优势对于投资主体、相关产业发展具有有效的推动作用。而政府作为协同方,通过直接资助、税收减免等政策手段为产业建设进行引导和干预,为社区生态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区域经济建设提供保障。 2社区生态旅游管理措施 2.1法律与保障机制构建 社区建设与生态旅游产业合作与竞争过程中的市场秩序对于保障系统主体的投资收益具有重要作用。政府需要在完善生态旅游立法的同时,调整经济活动中各种关系,引导区生态旅游市场的健康发展。立法部门可以以国外生态旅游认证制度为参照,如澳大利亚《国家生态旅游促进计划》等,对我国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完善现有的法律体系。政府需要在建立完善的生态旅游立法体系的基础上,对相关监管作出明确要求。例如,补充诉讼程序的遗漏,使环境公益诉讼有法可循和环保行为有所保障,赋予普通居民提出符合自身诉求的权利和自信,从而推进社区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发展生态旅游应该建立一整套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这就要求政府妥善处理经济活动中的关系,解决其中存在的矛盾。以土地补偿为例,对于征用社区和居民的土地,政府要引入相关的生态补偿机制并督促财政部门贯彻执行,为居民在生产生活中做出的利益牺牲进行补偿和调整,并为其今后的发展方向做出引导,以保障居民分享旅游收益成果的权益。 2.2培育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和旅游技能 为了避免社区建设主体对生态旅游产业发展内容陌生,以至于难以参与生态旅游发展项目,相关单位应注重生态理念和知识教育,培育社区居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和旅游技能。建立生态旅游环境教育基地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方式。通过粗放型乡村生态旅游开发模式的分析和研究,将新型环保的生态发展模式进行普及,并以社区发展为载体,使其在动态发展中得到传播,给生态旅游发展树立良好的形象。只有居民意识到其经济收益与社区的环境意识的直接联系,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生态旅游产业,并作为引导者和参与者,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中去。除了环境保护意识外,对于社区居民旅游技能的培训也至关重要。政府和旅游企业可以协商出资,邀请当地高校教授、旅游局专家等走进社区为居民授课,提高居民的整体素质并使其掌握一定的专业技能。 2.3建立社区居民旅游服务体系 建立社区居民旅游服务体系可以从几个方面入手:首先是人才的引进。为了打造高水平的的员工队伍,社区生态旅游管理需要对人才结构比例、人才需求情况进行分析,提高高素质高业务能力人员的福利待遇,使其参与到日常旅游设施维护、环境保护、安全保障、人员调配、利益协调等工作,为良好居民旅游服务体系打下基础。其次,发展居民旅游服务体系可以与地区的文化内涵相结合,鼓励居民开展农副产品经营、特色旅游活动等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内容,加深居民的参与度,并使其真正获得效益。此外,还可以通过发展服务性旅游志愿者协会来使社区居民参与到生态旅游发展中。借鉴其他先进的社区参与旅游的经验,可以发展有志愿者参与进来的民间组织,这些志愿组织由于与利益相关性小,因此更加客观、公正,有利于社区自治和共管的有序进行,同时,其良好的服务特性也在生态旅游产业发展中提供了便捷和帮助。结束语社区建设与生态旅游产业协同发展对于生态环境保护、旅游地社区的发展具有极强的推动作用。社区是生态旅游的内涵之一,作为生态旅游发展的主体,全面参与生态旅游发展的全过程。本文构建了社区保护地生态旅游的社区参与模式,从法律保障、环保意识、服务体系构建三个方面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加强社区生态旅游管理的措施,以真正实现生态旅游的社区参与,促进区域生态环境和经济的整体发展。 作者:杨柳 单位:海口经济学院 旅游与民航管理学院 社区管理研究论文:公共管理视角下社区养老服务对策研究 摘要:当前,社区居家养老已经成为养老的一种新途径,但是,在其发展迅捷的背后也存在不少隐忧,法律风险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主要瓶颈。而产生这些风险的成因,与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法律制度不完善、政府引导支持力度不够、社会力量参与不够等有着密切联系。研究其中存在的相关法律问题,营造良性宏观的法律环境,从立法、执法、司法等方面完善社区养老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建立政府主导、民间资本参与、社会力量补充的多层次、广互动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这对促进我国城市养老体系及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社区居家养老;法律问题;对策 在当前老龄化社会背景下,社区居家养老模式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其发展已取得了一定成效的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掣肘,尤其是法律层面的诸多问题,已经成为了制约其发展的主要瓶颈,亟待解决。 一、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法律规制的基本理论 (一)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内涵与优势 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在1999年已跨入了人口老龄化国家行列。我国人口老龄化具有人口基数大、增加速度快、高龄化趋势明显、困难老人数量多、与家庭小型化相伴随、先于工业化等基本特征,严重影响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对养老服务体系也造成了极大冲击,社区居家养老作为一种新兴的养老模式异军突起,其服务模式一方面能够减轻传统家庭养老的人力负担,又能解决养老机构数量不足,门槛较高,老人身处其中感觉亲情日渐淡漠的问题,获得了很多老年人及其家人的青睐。本文认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包括两个层次的内涵,第一层次是老年人不需要离开家庭,而是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延续原有的社会网络,享受养老服务;第二层次是政府积极主导,以居家为基础,以社区为依托,整合互联网+在内的各种资源,由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各类企业、社会组织和养老服务队伍提供专业化和公益性服务,满足老年人社会化服务需求的养老服务模式,其服务内容应包括日间护理、家务服务、医疗保健、应急救援、文体休闲等综合性服务。目前,我国各地正努力探索社区居家养老模式,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在北京、上海、青岛、宁波、武汉等全国大部分大中城市已初步形成了服务形式方便多样化,服务内容丰富多元化的社区养老服务格局。据民政部2015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记载,截至2015年,我国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2.6万个,比上年增长36.8%,互助型的养老设施6.2万个,比上年增长55%,社区服务志愿者组织15.8万个,社区服务志愿人员900多万名,民办社会福利机构1600余家。①2016年10月,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情况,根据数据显示,老龄产业市场不断升温。一是老年人照护服务需求持续上升。2015年,我国城乡老年人自报需要照护服务的比例为15.3%,比2000年的6.6%上升近9个百分点。二是社区为老服务中上门看病需求居于首位。2015年,城乡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项目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上门看病、上门做家务和康复护理②。这些调查和统计充分说明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出现,既能应对当前人口老龄化发展的客观需求,又能缓解传统家庭养老的压力,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维系社会稳定,发展前景非常可观。 (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 社区居家养老其根本的目标在于通过良性的政策引导和法律保障为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服务,在法理层面其归属于社会分配法律关系,其追求的价值目标在于建立与运行实质公平价值,有效分配养老资源,促进社会养老资源成果的公平分享,其最主要的理论基础包括福利经济理论、社会保障理论与需求层次理论。首先,福利经济理论追求的重要的社会目标就是为了实现最高的社会经济效率、公平的收入分配,实现社会整体利益价值,这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在法理层面构建其制度体系的本位思想。每个社会成员都期待幸福和安定的晚景生活,老年人的利益实现程度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有重大影响,不局限于个体单一受益,实现利益的普遍化才是根本,整体利益不是个体利益的机械叠加,而是个体利益相互博弈的结果,只有尽量逼近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最大化的“帕累托最优”并在不能实现最优的情况下尽量促进最小受惠者利益,才是实现了个体利益向社会整体利益的初步进化。在我国社区居家养老发展的现阶段,政府和社区作为居家养老服务中的必然主体和主导,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才能理性提供政策支持,资金投入,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建设完善的社区居家养老制度,实现最优的经济效益与资源分配效应。其次,社会保障理论体现了国家对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是社区居家养老制度体系设计的关键。在开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实践中,政府应维持与促进市场自治与国家干预间的平衡,促进社区居家养老产业的供需平衡,建立民间资本与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居家养老的市场运行与政府干预间的良好互动机制,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最后,需求层次理论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的基石。依照需求层次理论,作为一种开放型、多元结构的服务模式,社区居家养老可以满足老年人对于家庭和社区的双重依赖,满足老年人在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等五个不同层面的需求。 二、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法律规制现状及问题 (一)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法律制度现状 新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发展城乡社区养老服务,鼓励、扶持专业服务机构及其他组织和个人,为居家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紧急救援、医疗护理、精神慰藉、心理咨询等多种形式的服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当发展社区服务,将养老服务设施纳入社区配套建设规划,逐步建立适应老年人需要的生活服务、文化体育活动、疾病护理与康复等服务设施和网点。”该法包括了“社会保障”、“积极养老”、“法律援助”等主要内容,是我国社会在当前大力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和相关体系建设的基本法律依据。近2年来,我国众多省市都先后了居家养老服务的地方性法规,继北京市于2015年1月正式颁布《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以来,江苏、河北、乌鲁木齐、合肥、苏州等省市相继于2016年制定了地方性的居家养老服务条例,上述《条例》基本都明确了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职责,充分体现乡镇街道、社区在居家养老服务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突出社区的基础性和支撑性特点,规范了为老年人提供优质服务的内容。还有在部分省市,如上海市、湖南的郴州市,天津市,已经由民政部门等相关机构先后制定了地区性的居家养老服务规范。此外,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改革试点方面,民政部和财政部两部委于2016年7月19日联合下发了《关于中央财政支持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根据通知的要求,全国部分地级市(含直辖市的区)将逐步推开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改革试点。 (二)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面临的主要法律问题 如前所述,我国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起步较晚,处于初级阶段,法律制度还不完善,面临的主要法律问题有:1.从立法角度,当前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法律体系不够完善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体现在立法较为滞后,数量不足,尚未形成由中央到地方相互衔接的法律体系,且现有的法律法规内容不健全,缺乏统筹兼顾,各项配套制度也不完善,很多没有落到实处。从规范的层级而言,目前,在国家法律③一级,我国尚未存在针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专门立法。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在社会服务、社会优待、法律责任中对于社区居家养老有新增一定的内容,但不够具体,较为笼统,法律责任也不清晰,如其中第82条规定,“对养老机构负有管理和监督职责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并没有明确规定给予何种处分,可操作性较差。在地方层面,各地区针对社区居家养老的地方性规范或条例起步较晚,为数较少。有的刚刚颁布,尚未实施,有的条文过于原则性,细化程度不高,缺乏制裁规定,对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各方的权利、责任、利益界定不清晰,法律风险较高,能否落到实处还有待检验。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有些地方的社区对开展日托服务顾虑重重。在有关部门层面,曾经制定的一系列社区养老服务的政策方案等如今有些已经搁浅乃至出现荒废,如2001年6月,民政部在制定了名为“社区老年福利服务星光计划”的工作方案后,在全国启动了这一计划,而如今这项历时3年耗资134个亿的资金建成的老年活动室,如今大部分已经难觅踪影,很多甚至已经“面目全非”④。此外,与社区居家养老相应的配套制度和服务支撑体系还不完善。比如非营利性组织在提供公益性和专业性服务中占有较大比重,但是由其法律地位至今没有得到明确认可,扶持其发展的相关政策不够完善。此外,国家现在鼓励社会力量、民间资本兴办养老设施,发展社区居家养老,但其政策环境还有待进一步优化。最后,当前依托“互联网+”,以智能化手段为支撑,创新养老服务手段,搭建起养老信息服务网络平台已经是社区居家养老发展的新趋势,而相关规范标准尚不明确,无法有效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2.从执法角度,政府引导支持力度不够,很多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徒法难以自行,有了好的立法,如何突破现实中的执法难关,将法律政策落到实处,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领域内的一大难题。当前主要存在如下一些问题:第一,政府的引导和支持力度还不够,运营经费难以得到保障。将居家养老服务事业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保障居家养老服务经费,已经是现行立法中居家养老经费保障的一般模式,传统的经费补助模式侧重于补助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而忽略了补助运营服务,造成部分社区居家养老设施建成后面临后续资金运营匮乏难以为继的尴尬局面,严重挫伤基层积极性,也使养老服务无法真正落到实处。第二,针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评估和监督机制不完善。2013年7月30日,民政部印发了《关于推进养老服务评估工作的指导意见》,目的在于推动建立统一规范的养老服务评估制度,目前有些地区正在展开试点,制度化的评估和监督机制还不够健全,处在逐步的完善中。不少地区对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养老服务的内容、工作体系建设、服务人员的业务水平、服务设施的质量、满意度都还缺乏有效的评估与监督机制,管理的混乱和监督 评估体制的缺失已经对居家养老服务的进一步规模化发展造成很大影响,亟待完善。第三,多元化和多渠道投入机制还不完善,对社会力量、民间资本参与的支持力度不够。不少居家养老的地方性立法中鼓励社会力量、民间资本加入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平台,建立养老服务专业团队,开展“智能化养老”,为居家老年人提供个性化、专业化、智能化的养老服务。但是目前,我国社区居家养老的服务设施建立,机构组建还基本处在政府推动主导的阶段,多渠道投入机制还不完善,针对社会力量、民间资本、非营利性组织参与社区居家养老的扶持力度还不够。3.从司法角度,当前居家养老纠纷中老年人的权益难以得到妥善保障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首先服务机构和老年人之间是一种特定的消费者和服务者的关系,服务组织应当与服务购买人、接受服务的老年人或其人订立养老服务合同。但是由于当前养老服务合同尚缺乏统一规范,居家养老护工的职业标准和规范管理问题依然处于探索之中,再加之老年人自身属于弱势群体,普遍缺乏法律知识,经济能力也有限,一旦发生意外伤害事故或者遭遇暴力护工事件,面临着举证难、诉讼维权难等一系列难题,如何最大限度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三、解决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法律问题的建议 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社区养老服务要取得长远发展,必须重视其中存在的法律问题,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坚持福利性、社会保障性的指导原则,紧密结合我国老龄化的实际需求,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建立政府主导、民间资本参与、社会力量补充的多层次、广互动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 (一)完善立法及相关配套制度 从国家层面,应做好顶层设计,避免制度碎片化,在完善现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制定一部专门的法律就社区居家养老的地位,政府、家庭、社会的责任,服务的内容、方式和标准,资金来源、设施建设、专业人员培训等做出规定;从地方层面,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存在一定的区域性、地方化色彩,各地区应结合本地实际,加快制定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地方性立法和规章。在地方性立法中应注意建立社区养老机构的准入标准,规范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合同,细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各方的权利、责任、利益,明确监管制度。在有关部门层面,应整合政策,协调联动,改变目前有些部门在社区层面各成体系,缺乏整合,造成政策碎片化、资源和资金使用分散的情况,避免“星光计划”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在配套制度建设方面,应做好如下工作:第一,制定扶持非营利组织发展的相关法律制度,如改登记制为备案制,取消挂靠制,保持独立性,加强监督和引导非营利组织的结构转型,完善非营利性组织参与社区养老服务的激励机制。第二,加大扶持力度,改善社会力量、民间资本投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业的政策环境,保障用地需求,落实税收、财政、信贷、土地、规划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兴办养老服务机构。第三,各地民政部门应就“智能居家养老服务”出台标准,明确提供服务的企业和机构的准入门槛、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采取多地区联合的方式,破解跨区域老年福利和养老服务方面的身份和户籍壁垒等以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第四,探索“医养结合”新模式,健全社区养老服务管理制度,积极推进社区志愿者登记注册制度,开展居家养老护工正规化制度建设,加强如养老服务协会等行业自律组织建设。总之,应循序渐进,逐步建立从中央到地方,各项制度与配套措施衔接得当、统筹兼顾的社区居家养老法律体系。 (二)在执法层面,明确政府定位,加强政策 引导和政策落实在执法层面,政府应处于主导地位,从规划统筹、资金保障、设施配置、产业培育、政策支持、标准制定、市场监管、搭建交流平台、信息网络建设等多方面,综合考虑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在具体开展居家养老执法的方式上,可采取综合运用议案督办、执法检查、听取审议意见落实情况报告等多种形式,依法推进居家养老服务条例落实,以条例落实推动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具体而言,主要应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扩大政府财政投入,建立居家养老服务运营经费保障机制。为避免养老相关设施建成后运转困难,挫伤基层积极性,一方面,政府应保证财政配套资金及时兑现,另一方面,应建立居家养老服务运营经费保障机制,同时加大转移支付补助力度,一方面,通过以奖代补的形式,调动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的运营积极性,另一方面,对经济特别困难的山区农村加大补助力度。第二,建立系统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评估与监督机制。建立养老服务评估制度,在评估内容上,首先是对老年人的家庭经济情况、身体状况、养老服务需求进行评估,对符合条件的高龄、失能、失独等特殊困难老年人给予补贴。其次针对各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开展成效,具体包括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工作体系中的政府主导、基础设施、服务队伍、管理制度、服务成效、群众满意度等内容开展评估。在评估方式上可以采取内部评估和外部评估相结合的办法。内部评估主要包括各地根据具体评估指标准备相关材料并开展自我评估和民政部门对各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工作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抽查,建议各地区民政部门可以建立类似社区低保评定的服务监察和绩效评估机制,设立养老服务监督员、定期或不定期走访被服务对象,对社区养老服务的效果、效率进行服务质量评估。外部评估主要是委托第三方对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开展评估,结合老年人的满意度调查,根据评估结果进行星级评定,并与运营奖励补助经费挂钩,促进服务质量改进,提高老年群体的获得感。第三,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以“走向社会化、推行信息化、提高专业化、扩大规模化和鼓励竞争化”的思路,通过政府购买、协调指导等方式,重点培育一批服务机构,支持其采用PPP、股份制等多样化的经营模式,在稳健经营的基础上有计划地扩大规模,形成品牌效应。第四,完善社区居家养老基础设施建设,依托“互联网+”建设养老服务综合信息平台。政府应当做好配套制度建设,搭建智能化居家养老服务企业和机构合作交流的平台,将这一政策落到实处,共同培育一批示范性智能化居家养老社区、共同完善智能化养老服务内容,广泛借助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媒介,为老年人提供内容更丰富、更满足个性化需求,更方便的产品。 (三)加强司法保障与普法宣传 在司法层面,人民法院系统应当继续坚持对涉老案件实行“优先立案、优先审理、优先执行”的三优先制度,落实对特困老年人投诉案件实行诉讼费缓交、减交、免交制度,对较复杂、易反复的追索赡养费、养老金的案件实行“回访制度”。应加强针对老年人养老纠纷中的法律援助,开辟养老权诉讼的法援绿色通道,可以借鉴成立少年法庭的经验,设立老年法庭,专门审理侵害老年人权益的案件,使占比较重的涉及老年群体养老纠纷的案件能够得到及时处理。同时在审理涉老案件时吸收老龄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为人民陪审员,更好地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各地政府及民政部门应鼓励、支持社区居家养老机构和公益性的社工组织,创造条件举行以尊老敬老为主题的普法宣传活动,以期达到增加老年人及其家人的法律知识,增强养老组织自身的法律意识,维护个人和他人合法权益的目的 四、结语 社区居家养老是一项新兴的事业,尽管我国起步较晚,但在政府的积极主导、社会各界力量的共同参与下,相关法律、政策、制度正在不断成熟,各地实践也在不断深化,我国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制度一定能获得长足发展,成为缓解我国严峻养老问题的重大战略选择. 作者:彭进 单位:湖南商学院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社区管理研究论文:社区管理下新公共管理理论研究 摘要:伴随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相应的城市治理模式应运而生。本文选取城市管理中很小的一部分———社区管理进行探析,而新公共管理理论是当前我国城市治理方面一个重要理论支撑。本文通过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主要观点、特征的介绍,以及当前社区管理存在问题的探析,从中揭示了新公共管理理论对于我国社区管理和服务的启示。 关键词:城市治理;新公共管理理论;社区管理;启示 究竟什么是城市治理呢?不同的学者观点是不一样的。第一类认为治理是一种统治方式,其手段是运用权力对社会资源进行整合。第二类强调治理的过程特征。这种治理是“一种综合的全社会过程”,它强调以“协调”为手段,而不是协调和控制。第三类认为城市治理是社会关系的一种体现,包括国家和公民、执法者和守法者、政府与可控性的关系。第四类则认为治理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理想,是为了应对政府自身无法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时的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新公共管理理论作为城市治理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对城市管理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治理作为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一种手段,它的实施必然要依赖一定的理论,而新公共管理理论就是这样一种理论。城市治理从宏观层面来讲,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运用对于提高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和政府的运作效率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当然,从微观层次上来说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运用对于我国的社区管理和服务同样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 (一)主要思想 新公共管理建立在对传统行政的批判和吸收基础之上,其主要思想有以下几点:第一,新公共管理强调“顾客”导向,要求政府必须对社会公众作出回应。[1]。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公众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政府是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存在,积极与公众互动,而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管理者。第二,新公共管理消除了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通过引入市场机制,采取企业管理的成功的方法和经验对社会事务进行管理,将一部分职能转移到私人部门,从而实现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的目的。第三,新公共管理改革强调管理者的风险意识和应对变化的能力,即倡导企业型的领导者,从而提高管理的绩效。第四,新公共管理认为授权或分权的方式是政府进行有效管理的方式。政府应当像企业界一样,将权力下放到各部门,实现各部门之间的自我管理和相互合作。第五,新公共管理强调绩效目标的管理和控制,并根据绩效目标对完成情况进行测量和评估。第六,新公共发挥管理重视行政机构和公务员的功能,要求其制定有效的社会政策以促进社会进步。 (二)特征 新公共管理与传统的公共管理不同,具有自身比较明显的几个特征:(1)公共性。这种公共性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新公共管理的对象是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服务。其次,新公共管理过程的公共性,在管理的过程中,,其他公共管理的主体会参与到治理过程中来,因此,政府部门不再是唯一的公共管理者。最后,公共管理总离不开公共权力。公共管理的权共管理的过程具有公共性。力是公民及社会成员赋予的,其运用必须服从公共利益,否则将失去权力的合法性。(2)公平性。新公共管理强调逐步以公平正义与管理效率并重,而不是像传统行政理论那样过分注重效率。(3)合法性。合法性即在管理的过程中要积极遵循宪法和法律。4)效能性。效能目标的确定应该体现公共管理和公共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5)适应性。任何一个公共管理系统都需要与外部环境相适应,新公共管理理论则强调管理主体的多元性和彼此的相互竞争性,从而及时有效地解决公共问题,促进社会的发展。6)回应性。回应性实际上强调的是公共管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良好互动;一方面要求公共管理的主体要积极加强对公民或社会的关注,另一方面要求公众参与到公共管理的决策过程中来;同时要求切实尊重和保护公民的权利。 二、社区管理 (一)社区管理 社区是人们生活在一定地域内的生活共同体,人们的生活要有序地进行和开展,必然要求对社区内的事务进行管理,也就是所谓的“社区管理”。在我国,社区管理是在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结构、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文化以及行为方式等各方面的变化而提出来的。社区管理是指社区职能部门对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各项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的自我管理。 (二)社区工作和管理的现状、问题 近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的社区管理和服务工作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在加强社区工作人员队伍建设,改善社区工作人员的经济待遇以及改善社区办公环境,积极开展社区服务活动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仍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社区体制的问题,社区资源利用问题,社区建设资金没有保证,社区队伍素质不高,社区服务的服务范围和方式有限,服务效果不显著等问题。社区工作的问题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行政化现象突出。社区作为基层群众的自治组织,其主要职责是宣传教育,办理居民相关的公共事务,协助有关部门做好相关工作,并及时反应居民的意见和建议。然而,实际工作中社区承担的却是随着形势的发展,目前社区居委会实际履行的职能很多都是与党委和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一一对应设置的,其中包括劳动保障、民政优抚、城管创建、计划生育、综合治理、社区党建等六大职能。 第二,社区建设工作投资机制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社区建设缺乏计划性,社区建设没有列入政府的发展规划,因此缺乏自身发展的专项基金;二是筹资渠道狭窄,资金来源不足,除了来自政府拨款的专项资金外,社区在建设的过程中,经要自行筹集资金。 第三,社区服务工作弱化。当前社区服务工作还不够完善,除一部分大的社区社区工作开展的比较好外,许多社区存在社区服务基础设施落后,社区服务体系不完备等问题。此外,在社区管理方面,我国仍然存在政企不分,政府行政管理和社区自治管理混为一谈的现象。 三、新公共管理对于社区管理的启示 针对当前我国社区管理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借鉴新公共管理的相关管理理念,我们认为做好当前的社区管理工作,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1)改革社区现行管理体制。社区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其一要实现自己的功能:为居民群众提供服务的功能和完成行政管理工作任务的功能。其二,在协助政府工作方面,政府应赋予社区足够的权力和提供相应的资源来处理问题,并且这个协助性工作不能是工作任务的转移。总之,做好社区管理工作,各部门之间要做到职责分明,各司其职,同时又要密切合作,充分发挥社区作为基层自治群体的作用,实现社会主义的民主,同时要增强广大居民的参与。 (2)健全社区考核和激励机制。新公共管理认为社区管理应当确立明确的绩效目标,既包括组织的目标又包括个人的目标。对于目标的实现程度,要进行测量和评估。首先,要加强对社区人员的培训和考核,培训主要是培训社区工作人员的政治素质、政策理论等等。与此同时,要让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工作人员的考核过程中来,充分发挥民主。其次,可以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在改善社区工作人员经济待遇的基础上,对工作成绩突出的社区工作人员应当给予提拔和奖励,以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3)实现社区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改进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社区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除了政府的拨款以外,应当吸引其企业、社会组织的资金,以缓解资金不足的状况。 (4)提供多样化的社区服务活动。新公共管理强调顾客取向,社区居民作为顾客,通常会有多种多样的需求,那么社区的管理者就应当给予居民的需求以回应,提供多样化的服务。 四、总结 综上所述,新公共管理理论作为在传统行政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理论,更好地处理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助于社会的发展进步。基于新公共管理的特点,在实际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要注重发挥他们的特性。政府不能调节的问题尽量交给市场,对于市场无法调节的问题,政府也应当充分自身的作用来调节。在回应公众需求方面,政府要坚持顾客导向,公众也应当提升自己管理社会事务的参与度。总之,新公共管理理论克服了政府传统管理的弱点,充分发挥了市场的作用,有利于提高效率,对于我国的社区工作和社区服务意义重大。在平常的工作和管理过程中,我们应当依据实际情况借鉴和运用,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作者:陈玲 罗杭春 单位:湖南农业大学 社区管理研究论文:高职院校参与社区管理创新研究 摘要:提升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打造品质活力城市,加强社区管理创新显得尤为重要,这就需要地方性高职院校发挥独特资源优势参与社区管理创新。笔者以共青团志愿服务品牌工作为重点,以在社区创建“雷锋号”志愿者工作站为载体,组织和引导青年大学生参与社区管理创新,让青年大学生深入社区接地气,勤学笃实长才干,为全面建成小康永州作贡献。 关键词:地方性高职院校;社区管理;志愿服务;培养人才 湖南永州正处在科学赶超的关键期、转型发展的加速期、开放崛起的机遇期,市委提出了提升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打造品质活力城市的发展战略目标。笔者认为社区是构成城市社会的基本单元。在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上,提高社区的管理水平和综合服务水平显得尤为重要,社区管理和综合服务水平提高了,社区居民安居乐业,生活幸福,对社区的管理和服务满意了,整个社会才会和谐稳定。党的十八大精神要求要全社会积极参与创新社会管理和服务,作为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的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如何参与永州市中心城区零陵区的社区管理创新,让青年大学生通过参与和服务社区管理创新深入基层接地气,勤学笃行长才干,培养青年大学生要有社会担当和为国奉献,是笔者探索思考的主意。 一、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对高校引导学生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有明确要求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始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提高学生就业和服务社会的本领。基于此,高职院校应积极引导学生参与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及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发挥青年大学生自身的优势作用。 二、永州职院立足永州服务永州,参与社区管理创新,是培养人才的重要载体 高职院校要以培养社会应用型技术人才为重点,在加强基层社会管理服务体系建设和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上成为教育和培养高素质学生的重要载体,共青团组织要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引导和组织青年学生积极参与到社区管理创新中去,让青年大学生接地气,长才干,作贡献。这也是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坚持立足永州、服务永州;坚持产、学、研、训、推“五位”一体化,实行学业、就业、创业、产业“四业贯通”的人才培养模式和“培养好一个学生、致富一个家庭、带动一方群众、繁荣一方经济”办学“四个目标”的体现。 三、永州市中心城区零陵区社区的现状和社区发展需要地方高校参与社区管理 根据笔者走访调查了解到零陵区城内共有徐家井、七里店、南津渡、朝阳4个办事处,27个社区,城区人口27.71万人。当前,每个社区有工作人员10名左右,其中青年人甚少,其余都是见习生。每个社区工作人员的平均年龄为43岁,平均学历为高中。社区设有民事调解、社会治安、劳动就业、卫生医疗、计划生育、青少年教育、外来人员管理等业务工作。目前,永州市正处于以创建国家级卫生成市和省级文明城市为工作总抓手,提升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打造品质活力城市的关键时期,作为城市基本单元的社区最为关键,社区的工作变得更为繁重和重要。从社区工作人员结构现状看,社区年轻工作人员紧缺,在创建国家级卫生城市和省级文明城市,提升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打造品质活力城市工作中,涉及到社区工作内容有方方面面,反映出年轻工作人员紧缺的现象更加明显。特别是在很多网络信息化数字化管理工作中体现出对年轻工作人员的更多需求。例如日常办公、文件资料的处理和归档、社保医保养老等网络信息化数字化管理方面的工作,年纪大的老同志虽然有工作经验,工作阅历也丰富,但在信息化数字化办公的今天,年纪大的老同志工作开展起来就有很大困难。另由于老同志年纪大了,在投入工作的精力上、创造创新上和接收新事物能力上都没有青年人易学熟用的优势,这给社区管理创新、长远发展和社区居民服务带来诸多的不利因素。社区急需一批能吃苦善学习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青年人参与到社区管理创新和社区业务工作中来,这就需要地方性高职院校的大力支持和青年大学生的积极参与。地方性高职院校组织引导青年大学生积极参与社区管理创新是解决社区目前青年人力紧缺等诸多问题和困难的最好办法和途径。 四、对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共青团组织青年大学生参与和服务社区管理创新的探索与思考 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努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精神,根据永州市中心城区零陵区27个社区的现状和发展情况,并结合永州职业技术学院立足永州,服务永州,“四业贯通”和“四个目标”人才培养模式要求,学院共青团应在永州市零陵区的27个社区建立服务社区发展的长效机制,成立“雷锋号”志愿者工作站。将每一个社区成立的“雷锋号”志愿者工作站都作为学院共青团下属的一个组织机构,设立组织机构,要像学院学生会、共青团委员会一样进行换届,引导和管理好“雷锋号”志愿者工作站的学生一届接着一届传帮带,让学院学生干部和青年志愿者一级接一级开展社区志愿服务工作。同时,学院学生干部兼职社区业务工作,全方位地参与社区管理创新。这为社区工作人员欠缺特别是年轻工作人员紧缺问题提供了新的人力资源保障。更为重要的是对社区管理创新、社区综合服务、和谐发展以及对青年大学生深入基层培养自己的综合能力都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一是学院共青团的学生干部及青年志愿者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来服务社区,以所学专业知识奉献社区,为创建和谐社区作贡献。“雷锋号”志愿者工作站的学生干部及青年志愿者可充分利用自己所学专业知识和学校资源参与社区的管理创新和发展。积极开展科教、文体、法律、卫生“四进社区”和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等志愿服务活动,服务社区居民、服务社区弱势群体,通过青年大学生在社区内开展志愿服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正能量,积极带动社区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为社区树立新风尚,增添和谐新活力。“雷锋号”志愿者工作站的学生干部及青年志愿者正处于信息快速发展的新时代,对信息化、网络化办公和新媒体的应用方面具有基本的素质和技能优势,能够很熟练地开展网络信息化业务咨询和综合业务办理工作。让“雷锋号”志愿者工作站的学生干部和青年志愿者兼职社区工作,从而大大提高社区居民来社区办事的效率和服务质量,也提高了社区的综合工作绩效效能。“雷锋号”志愿者工作站的学生干部及青年志愿者来自学院12个系部34个不同学科专业,涵盖有医学、农学、经贸、理工、信息、建筑等方方面面的人才,可为社区开展民事调解、社会治安、劳动就业、卫生医疗、计划生育、青少年教育、外来人员管理等方方面面的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和工作创新,提高社会管理水平,为创建和谐社区作贡献。二是学院共青团的学生干部及青年志愿者在参与服务社区管理创新和社区建设中,能深入基层接地气,勤学笃实长才干。学院共青团的学生干部及青年志愿者在开展志愿服务和兼职社区工作的过程中,可以更多更快地了解社会、了解基层,可以从社区基层工作经验丰富的实干家和能人的身上,学到为人处事的成功经验和扎实巧干工作的敬业精神,体验到做好基层工作所具备的人格魅力。社区的居民有户籍居民和非户籍居民,有临时暂住和长期居住务工的流动人口,社区人员关系非常复杂,社区的工作也涉及到民事调解、社会治安、劳动就业、卫生医疗、计划生育、青少年教育、外来人员管理等方方面面,做兼职社区工作是青年大学生学习和锻炼能力的好平台。青年大学生服务和参与到社区管理创新中去,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笃实做人做事和勤奋好学,能增长自己的才干和社会的阅历;应能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提高青年大学生就业和服务社会的本领;能更好地为创建和谐社区、和谐社会奉献智慧,为永州市提升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打造品质活力城市,全面建成小康永州贡献青春力量。总之,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关于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必须加强社会管理的人才队伍和信息化建设,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高学生就业和服务社会的能力的精神指导下,深度结合永州提升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打造品质活力城市的战略实际。作为地方性高职院校的永州职业技术学院积极参与社区管理创新,让青年大学生通过深入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和兼职社区工作的实践,既有服务学生培养人才的作用,又有服务永州科学发展的现实价值和意义,还能为全面建成小康永州作出积极的贡献。 作者:张宜剑 单位: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社区管理研究论文:社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研究 摘要:随着社会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社区管理建设也逐渐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转变的核心。但是在我国现行的社区行政管理体制中,却仍存在关系不顺、职能错乱等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针对社区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创新,以此加快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改革步伐。 关键词:社区;行政管理;改革创新 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变革的今天,如何深化社区建设和管理已经成为时展的主题之一。只有建立以社区为中心的社会管理模式,加强社区管理,创新社区行政管理体制,以实现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改革。 1.社区行政管理体制的不健全 1.1社区办事处职能越界 根据我国法律条文规定,社区办事处是政府的派出机构,其拥有对社区居民日常相关的公共行政事务的处理和管理权,对居委会工作行使指导职能,以及完成上级行政职能部门安排的其他任务。但是,就国内目前社区办事处的实际情况而言,其与法律规定的机构性质大相径庭,其职能性远远超出了法律的范畴,职责范围扩大,接近于一级“准政府”,负责社区内大大小小事务,如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社区治安管理、社区计划生育、社区民政福利、社区管理建设、社区经济管理、社区劳动就业等,远远超过了政府赋予社区办事处“有关居民工作”的范畴。 1.2社区办事处职能错位 社区办事处在社区行政管理职能与经济管理职能方社区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倪娜(浙江工业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浙江杭州310014)面存在严重的交集,造成了二者之间职能错位的现象。社区办事处的主要职能是从事有关社区的建设与管理。但是,就目前而言,国内大部分社区办事处则额外承担了更多涉及经济方面的管理职责,如针对社区内部企业进行经济管理;对社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对社区内部个体经营户进行经济管理等。社区办事处作为政府下属机构,则会通过社区办事处的职能干涉企业日常经营制度,如通过管理企业内部决策、经营模式等获得相应的经济利润。因此,随着社区行政管理体制的不断变革,社区办事处的自主权逐渐扩大,与企业保持较为紧密的利益关系,造成了社区办事处职能错位等现象。社区办事处职能错位不仅会使自身消耗更多精力处理其他事物,造成本职工作的疏忽,更会因为涉及企业经济问题造成内部经济的贪污腐败。 1.3社区行政管理过程权责不一 随着城市管理任务的加重,市政府、区政府等相关部门也在不断增加,管理层次划分细致,各项工作任务都在社区办事处中进行派达。如市政府规定交通、环保、工商、公安、税务等职能都需要依靠社区办事处为依托,设置了各类派出机构,对社区内部人员进行管理、宣传,但最终还是需要依靠社区办事处完成职能的分配。政府规定的社区办事处的行政管理职责有限,因此造成了各类派出机构与社区办事处之间在社区管理过程中的权责不一现象。社区办事处由于不具备具体的执法职能,因此只能对社区内的基本生活秩序进行管理,而各政府派出机构具备行政执法权,但是却没有与社区居民有着直接关系,因此也不能够将法律政策等进行落实,经常会出现各类行政机构与社区办事处之间出现胡乱推卸责任的现象。 1.4社区群众组织关系不明 就社区办事处而言,其与居委会是属于两种不同的组织。居委会是社区内部群众自己推选的组织模式,居委会主任由每家每户派代表选举而成,不被政府认可,也没有行政经费给予补给。而社区办事处是由政府排除的行政组织机构,定期发放行政经费。所以,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指导、支持、帮助与协调开展工作的关系,而不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但是,就国内目前的社区而言,居委会已经逐渐替代社区办事处,成为社区的“代言人”。居委会相关管理人员也是由社区办事处进行指派,仅代表少数居民的利益,不能为居民提供生活上的基本服务。因此,社区居民对于社区办事处与居委会等组织模式普遍缺乏认同感,对组织举办的各类活动缺乏参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更有甚者,很多社区居民生活在社区内部却不知道社区办事处的地址与管理人员,这种不明确的关系,也就造成了社区办事处与居委会在居民心目中的地位下降。 2.社区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社区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不仅仅是对旧体制的推翻,更是要从根本上进行创新,加快社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解决社区办事处行政管理体制的各类矛盾与问题。 2.1社区办事处的性质和职能的科学界定 社区办事处应针对社会主义体制的改革进行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科学界定社区办事处的性质与职能,采用因地制宜的原则加强社区建设,使社区办事处成为整整意义上的社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重心,对社区内部的精神文明状态、社区治安、社区服务与社区管理进行组织协调,落实监管职能,正确行使执法权。 2.2社区办事处职能的科学规划 社区办事处应顺应时代的发展,加强社区文明建设,改善社区行政管理体制在居民心中的不良形象。社区办事处应根据社区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改革模式,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注重社区内部各组织之间的关联。如在社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新过程中,注重社区党组织的建设,成立社区党组织委员会,令其成为政府派出机关的总部门。利用其行政管理权合理监管社区内部居民的生活秩序,建设社区精神文明、管理社区综合治安等。 2.3社区行政管理过程权责统一 社区办事处应创新社区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模式,调整社区办事处内部组织结构与权力的格局,针对社区办事处规模进行调整,真正落实社区的行政管理到实处。与此同时,社区行政管理的改革重点在于权力的下调,强化权限的处理,包括社区综合协调权、社区管理权、社区规划参与权以及分级管理全等。创新推广多元化的组织模式,缓和社区办事处与居委会等组织模式各自为政的矛盾点,使社区办事处成为社区行政管理的核心。与此同时,为了有效针对社区办事处的行政管理权进行监督,还应成立社区居民管理委员会,对社区办事处的各项事务处理进行公正、公开的监督。 2.4社区群众组织关系的统一 社区办事处与居委会之间应建立平等、和谐的互助关系,创新社区行政管理体制的管理模式,真正的放权于民,令社区成为居民自主管理的主体,居委会依法从事对社区的管理权,而社区办事处则是对社区行政任务进行有效治理。创新的社区行政制度体制改革就是需要将社区办事处从繁杂的社区事务中进行转移,积极落实社区监督和管理的职责,和谐构建社区办事处与居民之间的关系。也正因为如此,社区办事处在社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需要加强对居民委员会的组织规模调整,令其可以对自身工作进行协助,共同服务于社区居民。创新的社区行政管理体制通过一种全新的居民自治方式替代传统的居民委员会,建立一整套全新的社区组织体系,使其加深居民与社区自治组织的关联性。 3.结论 就目前国内城市社区而言,社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依旧没有落实到实处,在实践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尚未解决:如传统社区行政管理体制与创新社区行政管理体制的更替;社区办事处、委员会与社区居民三者之间的管理关系;社区自治格局形成后政府下派部门的职责分配等,都是一种全新的突破与改变,需要通过社区行政管理体制的进一步改革进行完善与创新。只有社区内各类组织与居民和谐共处,才可以为使社区的发展更加和谐、稳定与繁荣。 作者:倪娜 单位:浙江工业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中国教育论文:求解21道中国教育难题 内容摘要:本文提出了21世纪中国教育应当求解的21道教育难题:教育与社会的相互适应问题;中国教育科学体系的建立问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与科学化问题;教育的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教育理论与教育实施的关系问题;高等教育的终身化、通识化问题;教育的个性化与共性化问题;教育的培养目标问题;教师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问题;大力开展教育评论问题;教育管理的弹性化问题;教育组织结构的柔性化问题;教育体制的多元化问题;教育与市场的关系问题;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的关系问题;教育的公平与效率问题;高等教育经费的合理分担问题;高等教育的二元结构建立问题;知识、能力、素质的教育策略问题;民办(间)教育的发展问题;高等教育国家化与私立化的关系问题。 关 键 词:教育 高等教育 问题 21世纪 经过20世纪的不懈奋斗,中国教育从弱到强、从小到大、从落后到发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21世纪的中国教育将伴随国家的强盛,逐步在全国范围实现现代化。在我们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有许许多多亟待我们解决的教育难题。笔者认为,在21世纪有如下21个教育难题亟待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去探索。 一、教育与社会的相互适应问题 进入20世纪末以来,我国教育理论界对人、教育、社会及其关系有了许多新的认识,提出了教育本体论、教育工具论、教育适应论、教育超越论、教育独立论、教育主体论、教育先行论、教育多元论等教育观,形成了20世纪末关于教育观讨论的热潮。这场讨论,从不同角度对教育的认识在深化,尤其对教育适应论这一权威教育观提出了挑战。这诸多的教育观都是从我国迅速发展的教育实际出发,吸收国际最新教育理念而提出,都有其理论和实践的先进性、合理性。但我们也应看到各自都有自己的立场,也就有自己先天的局限性。在这场讨论中,各家都在强调自身的合理性,而否定其它教育观的合理性,使这种讨论存在不少误区。依笔者之鉴,各种教育观都是对权威教育适应论的发展,而不是否定。教育(结果)超越性是教育适应性的结果;教育(准)本体性是教育适应性的基础;教育主体性是教育适应性的前提;教育(相对)独立性是教育适应性的条件;教育适应论是符合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知识经济发展的教育理念,“适应”是教育永恒的追求 。我们教育理论工作者也应该站在教育、社会、人的整体立场上来研究问题,才不至于形成各执一端互不相融的局面。从理论上回答教育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从实践上解决教育与社会的适应问题,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二、中国教育科学体系的建立问题 中国教育科学是在西方教育科学影响下,适应中国教育实践的需要而创立的。教育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体系诞生于19世纪初期,是在研究和解决西方社会中的教育问题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中国教育科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对西方教育科学有很强的依赖性,因而至今反映中国教育传统和时代精神的教育科学体系始终未能建立起来,教育科学中国化问题始终未能很好地解决 。教育科学学科的发展与教育科学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教育科学学科的发展既源于教育实践,又有赖于教育科学研究的开展,它是教育科学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促进学科建设是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当然,教育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有赖于学科建设为之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先进的科学方法。因此,中国教育科学工作者的重要责任,就是要在加强对教育现实问题的研究中,把教育科学学科建设作为中心工作来抓,创立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科学体系,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进而为21世纪中国的繁荣富强做出贡献!从理论和实践上创建中国教育科学体系,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三、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与科学化问题 教育评价的科学性问题,是关于教育评价有无客观性的认识问题,是教育评价学要正确回答的教育评价理论问题。而教育评价的科学化问题,则是关于教育评价活动能否排除主观性干扰因素的实践问题,是教育评价活动过程中要正确处理的教育评价实践问题。教育评价是“通过系统地收集信息,对教育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教育活动进行优缺点和价值判断的过程。” 尽管目前教育评价理论界对教育评价的概念界定有多种说法,但“教育评价是……价值判断过程”已达成共识。确切地说,教育评价是建立在事实判断基础上的价值判断。人们对事实判断的科学性与科学化毫无疑义,却对价值判断的科学性与科学化一直持有怀疑,以至于《教育评价学》著作对此问题持谨慎态度,要么只字不提,要么一笔带过。因此,从认识论和实践论的角度,分别对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与科学化问题进行系统探讨 ,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四、教育的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 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深刻地指出:“面对世界科技飞速发展的挑战,我们必须把增强民族创新能力提到关系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教育在培育民族创新精神和培养创造性人才方面,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创新已成为“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成为“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现代教育不仅是现代社会创新的殿堂,更是现代社会创新人才的摇篮。新世纪,我国教育的唯一出路,就是实施教育创新。实施教育创新,一定要处理好创新与继承、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创新要以教育民族化和教育现代化为基本取向。 教育现代化是教育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多样化的,不局限于西方的发展过程,世界上每个民族的教育都有自己的传统,也都要由传统走向现代不断地向前发展。中国的教育现代化,是在保持和发展中华民族教育传统特色和优势,并使之更新而富有现代性和国际性的发展过程。所以说,中国在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坚决防止西方化的倾向,要坚持整合中西教育,在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中国教育与国际教育的关系中寻求沟通与融合。同时,要立足于中华民族文化和我国教育实际状况,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为我国教育之进步做出贡献,这是教育的民族化趋势。可以说,教育的现代化是在民族化基础之上的现代化,反之,教育的民族化是面向现代化的民族化 。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创新与继承、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五、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问题 目前教育理论界出现的知识中心和方法中心倾向,其实质是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书斋式研究所导致的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就是教育理论工作者自觉地促使现成理论与客观事实相互作用,使其暴露出矛盾,并在矛盾认识的基础上形成有价值的科学问题,通过问题研究最终解决矛盾,提高科学认识水平。可见,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桥梁、中介。真正的教育科学研究就是要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的科学研究本身就包含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成份。也就是说,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不是教育理论界份外的事,而是自然、份内的事。对从事教育实践的教育工作者来讲,教育实践不是盲目的,而是在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根据这一思想路线,就是要在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教育民族化与教育国际化、人类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当代中国教育发展的特殊规律的辨证统一中,坚持一切从中国教育的实际出发,敢于和善于走自己的路。正如邓小平指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教育实践工作者要不满足于现成理论“说些什么”,而要深入把握理论背后的问题情境,将现成理论与现实教育实践中的问题有机结合起来,推动教育实践的发展。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结合,以及各自内部如何认识和对待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问题,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六、高等教育的终身化、通识化问题 通识教育(Generl or liberal eduction)系指高等教育阶段面向全体学生所实施的一种综合素质教育。通识教育思想反对大学一味迎合社会暂时的或短期的需要,过分专业化和取消专业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近年来,在我国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中,出现了对通识教育的两种错误理解,导致了两种不利于高等教育发展的结果。其一是把通识教育误解为“通才教育”。其二是把通识教育误解为非专业教育。高等教育是具有培养人的综合素质的公益性,与培养人的专业素质的功利性相统一的通识教育。高等教育的通识化就是要改革高等教育专业划分过细,培养的人才适应力差的弊端,但不是取消专业,而是注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渗透;注重不同学科之间交叉、渗透;注重专业横向拓宽和纵向延伸 。高等教育发展到今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学历教育,正在走向满足不同能力、不同兴趣、不同阶层、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的高等教育需求,并提供适合于他们的继续教育。继续教育为人们提供了终身受教育的可能,与教育的继续化相伴随的是教育的终身化。“终身教育概念看来是进入21世纪的一把钥匙”。终身教育是继续教育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它响应了新世纪急速变革的挑战而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并被许多国家以法律形式加以确立,它从根本上突破了学历教育的“樊篱”,把教育推向了整个社会和人的生命全过程,从而确立了一种新的教育时空观。许多国家已意识到终身教育观念的革命性,正在努力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为传统的高等教育在这个体系中定位。正如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中提到的,信息高速公路使得“教育的最终目标将会改变,不是为了一纸文凭,而是为了终身受到教育。”终身教育理应成为知识经济时代重要的教育观念。 正确认识并结合中国国情处理好通识教育、学历教育、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关系,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七、教育的个性化与共性化问题 被马克思誉为“天才的预言家”的英国大诗人雪莱曾深刻地指出:“我避免模仿当代任何作家的风格。但是,在任何时代,同时代作家总难免有一种近似之处,这种情形并不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愿望,他们都少不了要受到当时时代条件的总和所造成的某种共同影响,只是每个作家被这种影响所渗透的程度因人而异,说到这种影响,不论在哪个时代,不论是极其微不足道的小文人也好,或是极其辉煌的天才也好,都是摆脱不了的,我也不想摆脱。” 诗人雪莱的话深刻揭示了个性与共性的关系。教育的个性包涵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不同国家、民族、地域、学校的教育都有其个性特征;其二是教育如何对待受教育者的个性。教育的共性包涵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从历史维度上看,教育是人类的一项活动,不同时代教育继承了人类优良的教育文化,从某种意义上具有共性;其二是从现实维度上看,教育是全球的一项活动,不同国家、民族、地域、学校的教育都有其共同特性。教育的个性化与共性化是指,教育要寻求个性与共性的最佳吻合。在中国这样一个一贯重共性而轻个性的国度,如何顺应时展要求,在重共性的基础上张扬个性,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八、教育的培养目标问题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教育的培养目标历来以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为理论基础。但是,如何认识和实践全面发展,是20世纪没有解决的问题。虽然人们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和实践,出现许多好的见解和做法,比如:人的全面发展从发生范围包括身体和心理两个方面;从发展程度包括现实层次和理想层次两个层次;从发展性质看,人的全面发展应当是自由的发展;从发展结构看,人的全面发展应当是和谐的发展;从发展目的看,人的全面发展既是为了社会也是为了自己;从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关系看,两者是相信依赖、相辅相成的 。比如:政府全面推行的素质教育实践和大量关于素质教育的研究成果。然而,如何认识、实施和评价人的全面发展仍然是有很多争议而无较为一致看法的问题。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在《教育研究》上曾先后刊出过两篇文章:其一是洪宝书的《关于教育目标问题的探讨》 ;其二是戚业国等的《论素质教育目标体系框架的构建》 。虽然两个目标体系相隔10余年之久,但仍无本质的变革,依然没能很好回答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即教育培养目标问题。对这一问题认识和实践,亦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九、教师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问题 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说:“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高质量教育的一个基本条件”,并要求“要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不断优化队伍结构和提高队伍素质”。目前,我国教师队伍正面临一个从数量保障向质量提高的历史性转变。从古代一对一的个别教学到近代分班授课的集体教学,从学者即良师的择师标准到现代师范教育制度的诞生,从着眼于教师数量的保障到二次世界大战后着眼于教师质量的提高,历史清晰地勾勒出教师专业化的发展进程。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后,旨在大幅度提高教师质量和专业水平的教师专业化运动成为世界众多国家教师发展的主导运动。联合国呼吁各国把教师专业化作为提高教师质量和社会地位的共同策略。随着社会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职业不断分化,专业化的观念和专业化的制度也越来越普及。教师职业同样如此。所谓教师专业化从静态的角度说,是指教师是一种专门职业,有自身不可替代的职业要求和职业特点,有相应的职业培养机构和职业水准保障制度,有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具体来说,第一,需要有规定的学术水平和学历要求;第二,有特定的能力要求和职业特征、人格特征要求;第三,有相应的制度保证,如教师培养制度、教师资格证书制度、教师教育机构认定制度、教师教育课程认定制度、教师教育质量评估制度、教师继续教育制度等。从动态的角度说,教师专业化是一个制度不断完善、水平不断提高、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 。然而,教师职业有何特质,教师专业的标准是什么,教师专业化目标与教师教育的一系列问题,都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大力开展教育评论问题 教育评论在教育界长期以来总是开展得不好,已经受到不良学风的干扰。要把教育评论开展好,纠正教育界的不正之风,有三种错误观念首先要纠正:第一种错误观念是批评某人的教育著述或行为,就是对某人不利与他为难。形成这种看法与“”期间乱扣帽子、“无限上纲”的遗风有关。此外,中华民族有一种“隐恶扬善”的伦理传统,不赞成公开说别人的缺点。实际上,认真的、严肃的评论是“与人为善”,对对方有利对教育发展有利,而不是什么和某人过不去;第二种错误观念是某人一受到批评,他的教育著述或行为就一定有错误、有问题,至少是水平不高。事实上,任何教育著述或行为都不可能是绝对正确的。一项高明的教育著述或行为也会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经别人的批评后可以更趋合理。所以,要把批评看成是教育发展的正常行为,提倡批评和反批评,不要大惊小怪;第三种错误观念是评论者一定比被评论者高明。如果怀着这种想法开展教育评论,其结果必然是意气之争的笔墨官司,对教育的发展毫无益处。评论者与被评论者是合作的伙伴关系,目标是一致的。纠正上述几种错误观念的同时,我们应当树立起一种正确对待教育评论的态度,把教育评论看作是促进教育发展不可缺少的手段。教育评论应该是明辨是非正误,达到共同提高目的的园地,而不是较量高低直到把对方打下去的擂台。我们不仅欢迎批评也欢迎自我批评,教育评论应当追寻新的思想沟壑,要树正气。新世纪,要开展健康的教育评论活动,必须解决好如下十大问题:教育的政治性与学术性辩证统一问题;“双百方针”的贯彻问题;正确对待批评问题;教育评论者队伍建设问题;认真履行教育评论的社会职能问题;教育评论者加强学习的问题;倡导求真的学风问题;提倡科学态度、弘扬科学精神问题;讲究评论方法、注重评论实效问题;教育评论独立品格的形成问题 。大力开展教育评论这一问题,亦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一、教育管理的弹性化问题 马克思当年曾尖锐地批评普鲁士当局强制推行单一刻板的“官方风格”的横蛮行径时说:“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许可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 由此启发我们,教育管理要从教育实际出发,充分发挥各种管理职能,使有限的教育资源获得最大效益,而不能搞一刀切的“官方风格”。然而,进入20世纪以后,管理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总是在追求一种能够“放之四海、历之千年”的普遍主义的管理理论。近40年来,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使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变化趋于急速,风云变幻难测。人们才发现,在开放系统情况下追求普遍主义的管理科学是不现实的。从20世纪60年代起,权变观念开始盛行,到20世纪70年代已形成了一个权变理论学派。权变理论认为,在经营管理中,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普遍适用的、“最好的”理论和方法,而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随机应变。权变理论不是没有原则的机会主义,它的原则是“求实”、是实事求是。权变理论是对普遍主义的一种抵制。权变理论认为,教育不存在一种固定不变的统一的管理模式。教育管理机关应在一定政策指导下,依据完善的教育法规对教育单位实施宏观调控,将有关权力下放给教育单位,使教育单位以较大的自主权去处理教学、教育、人事、财务等方面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使教育单位从本单位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教育规律,最大限度地发挥本单位教育资源的效益,增强自身活力。我们已经看到,知识经济形态的出现和知识经济发展方式所带来的冲击,从根本上反映了知识的社会价值的上升和管理知识与知识分子方式的多样化特征,导致教育管理方式由行政主导模式向学术主导模式或学术主导为主行政主导为辅,或行政主导为主学术主导为辅多种模式嬗变 。教育管理的弹性化在中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二、教育组织结构的柔性化问题 教育组织结构的柔性化是受先进制造技术的生产系统具有柔性优势,它可以经常进行产品品种和生产批量的调整的启发而提出的。而要使教育组织结构具有这种优势并得以充分发挥,必须使教育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相应地柔性化,将过去等级分明、高度集权、机械式的教育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转化为动态的自我调节的有机结构模式。然而,柔性化并不是指教育组织结构本身会因教育外部环境的变化而频繁发生调整,它所强调的是教育组织结构总是能依靠自身的职能变化来适应教育外部环境的变化,也就是说,实施教育教学活动的教育组织结构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首先不是立即分解出新的组织结构来适应环境的变化,而是在原有的组织结构中发生职能扩张,用柔性变化来对付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也就是说新型组织应具有自学习功能和自组织功能。教育组织结构柔性化策略可以包括部门之间的功能互补,功能界面模糊化,组织结构网络化,以及组建多功能团队等等。近代工业生产是刚性生产,在一条生产线上只能生产同一规格的产品,高科技产业是柔性生产,在一条生产线上可以生产多种规格的产品。我们的教育怎样才能成为人才的柔性生产线,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三、教育体制的多元化问题 教育体制指教育事业的机构设置和管理权限划分的根本性管理制度。即一个国家在一定政治、经济制度和科技发展水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教育事业的办学体制、财政体制、管理体制等相对稳定的教育模式,主要指教育内部的领导制度、组织机构、职责范围及其相互关系,涉及教育事业的管理权限的划分、人员的任用和对教育事业发展的规划和实施,也涉及教育结构各个部分的比例关系和组合方式 。我国继《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中共中央又一次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为了增强教育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活力,“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教育体制改革要采取综合配套、分步推进的方针,加快步伐,改革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体制,初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改革想适应的教育新体制。”在这两份纲领性文件的指引下,教育体制改革已经并继续稳步推进。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正在积极地适应新的形势,主动地转变职能。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学制、课程、教材的改革,高等学校管理体制的改革都在积极推进。民办教育事业获得新的发展。公办学校的自主权有所扩大,学校活力开始得到解放。目前世界各国教育体制大体有中央集权型、地方分权型和集权分权结合型,中国正在从中央集权型向集权分权结合型过渡。教育体制多元化是必然趋势,但它与社会政治、经济等有密切关系,中国教育体制应是怎样的多元化,如何多元化,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四、教育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教育市场化的理论依据,可以追溯到17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布斯和洛克的思想。但近年来教育市场化改革的理论的直接依据主要来源于战后西方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有关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相当长的时期里,谈论教育的市场化,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没有什么市场的,不会有太多的人响应和赞同。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20余年间,西方各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教育市场化改革浪潮眼下还在持续进行着。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体制尤其是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之相应的教育发生了众多的变化——私立学校的出现和发展,中小学择校现象的出现和发展,教育投资渠道的多元化,高等学校毕业生自主择业等市场机制在教育领域的实施,教育市场化在我国也被更多地人提了出来。尤其是高等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其成本应该尽可能根据“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合理分担,并兼顾公平和效益。所以,关于高等教育市场化的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有学者主张,我国经济体制搞市场化了,高等教育要适应经济,也就应该实行完全由社会需要调节的市场化,即全面市场化。有学者认为,由于作为社会教育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高等教育的特殊性,又由于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因此,尚不具备高等教育实行完全市场化的条件,还必须对高等教育实行市场化的范围、内容、程度、形式等有所限制,即有限市场化。许多学者不赞同高等教育市场化,因为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十分强调国家和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需要高等教育发挥全面的功能,而不是单一的经济功能 。即使在市场经济非常发达的国家也很重视高等教育的公益性。无论是公办的、民办的或私立的高等学校都不能摆脱政府的干预,没有实行市场化。高等教育市场化若推行,许多学者认为会带来如下不良后果:一是办学目标发生偏离。只追求经济利益而放弃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目标。二是教育质量无法保证。以盈利为目的的办学,会出现学分与金钱等的交易,教学质量自然下降。三是损害了教育的公平原则。可能把贫困家庭的优秀学生拒之门外,剥夺他们受教育的权利。另外,还可能急功近利,放弃道德和政治思想教育,培养出具有某种技能的“机器人”。教育市场化的内涵是什么?教育可否市场化?或教育可否利用市场经济中某些有利于其发展的思想和方法,但不能以牺牲教育的公平与效率为代价来推行“市场化”,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五、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的关系问题 人类社会的道德教育现象,是伴随教育现象而共同发生的,它已走过了几千年的历程。人类文明特别是现代文明的不断进步和教育的普遍发展,规定了道德教育不可遏制的社会化趋势,决定了现代道德教育概念更具丰富和广阔的含量。就内容而言,道德教育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意识教育,伦理道德教育(包括社会伦理、经济伦理、科技伦理、生态伦理、生命伦理等),民主法制教育,情感情操教育,意志品质教育,审美意识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这已基本成为人们的共识。就道德教育形式而论,倡导大、中、小学道德教育工作整体化、序列化、规范化,学校的各个学科专业教学与研究都要发挥道德教育功能和价值观教育作用,学校要教书育人、管理育人和服务育人,加强加深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道德教育尤其是社会环境、社区建设中的道德教育功能,要高度重视并充分运用大众传播媒体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的道德教育作用,等等,这些都是道德教育不断获得更为丰富和广阔含量的基本体现。随着道德教育含量的不断发展和逐步走向社会化,道德教育运动必然更加走向本真和深邃。这主要表现为四个“回归” 。其一,道德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由国家主体逐步向社会主体回归。其二,道德教育的本质存在由精英目标取向为主,逐步向民族的大众的生活世界回归。其三,道德教育的目的任务由工具理性主导逐步向发展人本身回归。其四,道德教育的运作方式由单向运动为主,逐步向双向、多向乃至“无穷向”回归。总之,道德教育的社会化、本真化和深刻化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走势。这种“走势”特别是上述四个“回归”问题,无疑已经超出传统德育学研究的范围。但这恰恰是德育理论的新的生长点,从而成为道德教育本真化主体性确认的深层根据。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的关系,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都是亟待探索的,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六、教育的公平与效率问题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是近代思想家和政治家所普遍关心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这是一个既关系到教育的公平和民主,又关系到教育投资效率的复杂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直接影响着政府的决策,同时也反映在推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由于教育改革与发展必须以经济发展为依托,因此处理好教育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十分重要而难以解决的矛盾。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究竟是不遗余力地普及和扩大教育,使更多的人受到必要和基本相同的教育好呢?还是牺牲多数人的平等教育而保证少数人接受尽可能高深的教育好呢?这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在教育机会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理论上,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和主张:一种观点主张,从实现社会公平的理想出发,教育的发展必须以公平为最高原则。这种观点认为:社会应当把受教育者看成全社会成员的权利,全体学龄儿童必须有完全平等的教育机会。为实现此目标,社会应当不遗余力地扩大教育机会,增加教育投资总量,把有限的教育资源绝对平等地分摊到所有学龄人口身上,从而实现教育机会的完全平等。这种观点被人们认为是带有强烈的平均主义倾向。第二种观点认为,必须以效率为最高原则,教育机会的公平程度应绝对服从经济效率的需求。这种观点主张,只有生产力得到了高速度的发展,教育的公平才能保障,否则就没有解决公平问题的物质基础。第三种观点主张,公平与效率并重、互相兼顾。这种观点认为,效率是改善社会公平状况的物质保证。反过来,公平又是提高效益的社会保证。没有效率就没有真正的公平,没有公平也不会有真正的效率。二者相互制约和依存 。何为教育公平?何为中国教育公平?如何推进中国教育公平,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七、高等教育经费的合理分担问题 现代高等教育并不是在理想化与功利化之间选择,而要把二者统一起来。高等教育产业化是有限度的产业化,即是在保证高等教育理想化、均等化、国家化、民主化等不受损害前提下的产业化。处理好高等教育理想化、功利化与产业化的关系,是新世纪高等教育社会功能得到充分实现的保证 。近几年来,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产业化经营后,就会采取提高收费标准的政策,在宏观层面上,必然会在很多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产生相应的政策效应,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初中辍学率上升,影响“普九”的实施;同时,高等教育发展必然会拉动普及高中的发展,也会进一步加剧职业教育发展的困难。在中观层面上,这一政策必然涉及东西部发展战略、利益和规划,可能加剧区域间的差异。在微观层面上,会影响到学校之间的差距,例如通过政策支持若干所重点学校,拉大了学校之间的差距,必然会导致公民教育的不平等 。高等教育作为公益事业,是以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文化,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为目的的,它的根本任务是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公益事业,高等教育不得以营利为目的,而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科研等公益性活动上。但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面临着同样的一个严峻问题——教育资源即教育经费紧缺与国民日益高涨的享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在加剧,知识经济的到来、社会发展也需要更多的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从业人员。为解决这一矛盾,人们就想出了借助产业经营的理念,让教育经费的承担主体多元化,从而引出了“教育投资”、“教育产业”、“教育市场”等问题。我国在产业的划分中,亦把教育划为第三产业,即给人类提供教育服务的产业。同志也讲教育是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的知识产业。世界上许多国家创办了私立学校,也实行部分收费培养。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教育是不能营利的,也是决不允许营利的产业。就是说,教育是一种特殊的产业。所谓高等教育产业化,仅是借鉴产业的经营理念来筹措高等教育办学资金,加强成本核算,扩大办学规模;让更多的人能享受高等教育,提高高等教育办学效益的“经营”方式。对此,高等教育学术界要进行冷静的分析和科学研究,不可追风,影响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八、高等教育的二元结构建立问题 目前,制约中国农村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缺乏热爱并了解农村、农民和农业的高级专门人才。现有的农村教育,从根本上讲是“在农村”为城市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离开农村、农民和农业的人才,而不是“即于农村、为了农村”培养人才。这样的农村教育,已很难适应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我国现有的高等学校(包括农业类高等院校)都在培养城市需要的人才,很少考虑培养农村所需要的人才。现有高等教育培养的高级专门人才很难通往农村,致使中国农村成为被推动人类文明的高等教育遗忘的角落。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等的“二元结构”将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这种“二元结构”要各自持续发展,必然要求推动人类文明的高等教育“二元结构”与之相适应。然而,我国高等教育的一元结构,极少为农村、农民和农业培养人才,严重不适应新世纪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的“二元结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已经看到,随着农村科技的发展和“科教兴农”战略的实施,我国先富裕起来的农村已自觉与高等学校合作举办“农村村支书大专班”、“乡镇企业经理大专班”、“科技示范户大专班”、“科技带头人大专班”等,有些地方办起了农民自己的大学,培养农村亟需的高级专门人才。这种自发的农村高等教育实践已显示出勃勃生机,为农村高等教育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对农村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具有启发和示范作用 。从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和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的角度来看,农村发展无疑需要比较多的人才,而实际情况是,现有农村教育筛选了农村优秀的人才送往城市,农村人才的流失最为严重,这在根本上迟滞了广大农村发展的步伐。非常遗憾的是,这种人才的掠夺式开发和利用,一直未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农村高等教育是人才资源建设的基础,是农村整体性人才资源开发的核心。对农村教育的投资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发展性投资。然而,我国的农村教育投入相对不足,而且农村教育体系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应试教育的导向偏差,限制了受教育者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提高,不利于目前农村最为稀缺的复合型、实用型人才的培养。同时,还存在着偏重学历教育、忽视实用教育等形式主义教育的倾向,这既不利于农村人才的培养,也不利于实现城乡人才供需的动态平衡。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九、知识、能力、素质的教育策略问题 从传统意义上说,教育就是传授知识,把学生获取知识的多少当成衡量教育成败的主要标准。“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已深入人心。不论哪个教育流派,都把传授知识作为培养人才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尤其是知识经济的来临,人们逐渐认识到,在教育中除了知识之外,还必须注重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尤其是创造(新)能力和素质的培养提到重要地位。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讲:“大学强调知识、能力、素质,在大学里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这三者不是绝对分开的,要融为一体。另外,三者要贯彻到整个教学过程中去。” 知识是载体、是基础;能力是展现、是升华;素质是核心、是智慧的结晶。掌握知识是提高能力和素质的前提条件,没有渊博的知识,不可能有很强的能力,更谈不上良好的素质。潘懋元教授讲:应当承认,对于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知识与能力都是重要的。但知识、能力一般都属于智育范畴,在全面发展教育中,智育是基础,但不是全部。把不全面的知识质量观或能力质量观带进21世纪,既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不利于个人在现代社会中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把传统的知识质量观以及一度流行的能力质量观转变为包涵知识、能力在内的全面素质质量观 。所以说,按照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要求,构建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是新世纪高等学校的一个崭新课题。知识、能力、素质三者是互有联系又各有内涵的矛盾统一体,只有使之辩证统一,才能共同协调发展。知识是形成能力和素质的基础,但知识并不等于能力和素质;素质的提高,又将促进知识的更快掌握、扩展,促进能力的更好发挥与发展。单纯强调知识传授和技能培养,而忽视人才素质的培养和全面提高,很难造就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创新人才,也很难使党的教育方针得以全面贯彻落实。从适应时代要求来看,人才培养只强调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显然是不够的,高质量的人才还必须具备较高的素质。高素质可以促进知识和能力的进一步扩展和增强,更重要的是可使知识和能力得到更好地发挥。高等学校应加强素质教育,融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为一体,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的各类专门人才 。因此,我们应如何优化知识结构,强化能力培养,全面提高人才的综合素质,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二十、民办(间)教育的发展问题 民办(间)教育的发展模式目前有:滚动规模发展模式;企业集团投资模式;教育集团运作模式;股份合作模式;转制运作模式;延伸办学模式;捐资助学模式;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简易弥补教育模式等。这些模式也可概括为:效益规模主导型;投资主导型;资源整合、盘活存量型;简易型。目前民办(间)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在认识方面,社会上存在着“多余论”、“冲击论”、“营利论”、“怀疑论”等种种观念,致使不少民办(间)学校倍受歧视。在管理方面,存在着教育行政管理力量薄弱、政策法规尚不完善,中介机构参与监督管理机制有待建立健全等问题。在办学条件方面,存在着办学质量不稳,教师队伍不强,总体办学水平有待提高的问题。同时国家及地方政府已经出台的扶持民办(间)教育的政策还有待于进一步落实。当前民办(间)教育发展快速但基础较薄弱;办学类型多且竞争激烈;发展呈现出非均衡性;表现出艰辛与发展同步的特点。同时,民办(间)教育还显现出了创业者的开拓性、办学的灵活性、教师队伍的选择性、管理的自主性、学生的差异性、经费的自筹性等特点 。中国民办(间)教育要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有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很多。比如:民办(间)教育法律法规的建全问题;民办(间)教育发展的内部环境改善和管理规范化科学化问题;民办(间)教育的经费、校舍、师资、教学设施等问题;民办(间)教育的办学层次及毕业生的同等待遇问题;民办(间)教育的教育质量保障问题;等等,这都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二十一、高等教育国家化与私立化的关系问题 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传统的高等教育机构诸如大学得到了发展。此外,为了服务于更多的人以及为越来越多的不同类型的顾客提供多样化的高等教育服务,必然增加新型的高等学校。大学仍然处于扩张后的高等教育的中心。其他形式的高等教育不但提供了扩大的入学机会还提供了多样化的高等教育服务。高等教育面临着学生数量显著增加的同时,绝大多数国家传统的经费来源——政府——更加不愿意向高等教育投资。这就给高等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由于公共需求巨大,高等学校和高等教育系统在财政资源减少的情况下还必须接纳更多的学生,高等教育的扩张也不能停止。在拉丁美洲、中欧与东欧以及亚洲部分地区,高等教育私立化(包括境外教育机构的进入和国际间的合作办学)受到鼓励,成功地解决了高等教育需求增长与高等教育资源紧缺之间的矛盾。因此,许多国家,非赢利性私立大学和学院构成了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1999年1月1日实施的《高等教育法》规定,今后将逐渐形成国家举办为主,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等各种社会力量举办为辅,高等学校与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多种形式的合作办学为有益补充的新的多样化的办学格局。同时,新世纪知识经济的发展,个人和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既要求高等教育举办多学科、多专业和多种形式的教育,培养知识面广、应变力强、能适应社会发展的人才;又要求高等教育实行灵活多样的学制和教学方式方法(面授、函授、自学、远程教学、网络教学等)开展教育活动,以满足不同人群对高等教育的不同需求,实现高等教育的多样化。韩国培材大学校长朴康寿在出席辽宁大学校庆的演讲词中说:“我们应该尝试教育的多样化。在我看来21世纪一定会是多元化的社会。通过开放的信息网,一切知识和信息、权力和财富、社会价值和文化产物等等都一定经历非中心化和分散化的过程。最近通用的一个新词‘glocalization’是把‘世界化’和‘地方化”合起来的合成词。这个词条的意思就是:地方化、分散化、多元化,这不是跟世界化没有什么关系的另外的现状,而是反映时代潮流的一个现状” 。但是,我们的高等教育无论如何多样化、私立化,都必须符合本国的政治利益,如果说中世纪大学还是一个独立的自治机构,那么现代大学则愈来愈受到政府的控制。如英国1985年5月的绿皮书中提出了20世纪90年代英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总要求:“高等教育未来的健康发展以及能否从国家和私人获得资金,主要取决于它本身能否培养出国家所需要的合格人才” 。这就是高等教育的国家化。国家化仍然是新世纪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上述的一切变革只是在此基本特征下的逐步的多样化、私立化 。中国高等教育如何应对私立化对国家化的挑战,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中国教育论文:中国教育考试制度历史及其现状研究 一,导论 教育考试制度,即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制度,其重要意义不下于当今中国任何一个社会问题。市场上诸多讨论书籍及各类育儿经尽可证明公众对其关心。值此教育改革工作进行之际,我仅以钱穆先生从历史角度对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的一些分析,展开一些思考,以备关心教育问题者鉴。 二,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的历史(注1) (1)汉代 据《诗》《书》记载,自距今三千多年的西周时起,中国已经学校出现。在当时,学校作为一种辅政机构,主要职能是“行礼乐,宣教化”。中央设立的称作“辟雍”,地方储侯设立的为“泮官”。及至春秋,这种官立教育体制因政治原因逐渐衰微,教育职能下放,主要以社会教育为主。秦代统一时又将教育权收归中央,设立博士一职,在参议政事的同时吸纳弟子传播学说,后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博士多遭罢黜。汉武帝建立太学,设五经博士讲学,学生是地方郡国选送的十八岁以上青年。这些人经毕业考试后分为两等,甲科出身为郎,入宫当侍卫;乙科出身吏,回地方充任吏职。因为在当时,地方各郡有一年一次的考廉选举,推荐入中央任职,入选者又多为太学生的补吏出身。故而在汉武帝之后,朝中为官之人多是读书出身。后来因为此类人太多,中央在地方推荐之后加上了一道考试。这样一来,自汉代起,中国便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教育-实习-选举-考试”的人才培养选拔制度。 (2)唐代 两汉之后,中国历三国两晋南北朝600年离乱,于隋唐重归统一。此时,中央政府已废除汉代的地方举荐制度及由陈群制定的九品中正制,改由人们自己报名参加礼部的考试,合格者即为进士,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科举制。清代人徐灵胎曾经说过:“读书人,最不济,烂八股,一堆泥。。。。。。就教他骗得了官,也是百姓朝庭的晦气”。但在唐代,进士们在通过了礼部的考试之后,仍要经由吏部考察其仪表口试乃至行政公文,通过者方可分发任用,正是王国维所说“所与之官与其所治之事相合”。(注2)徐灵胎所指斥的科举制弊病并非是同该项制度与生俱来的,而实际产生应在宋代,下文自有论述。 唐朝在恢复了汉代公立教育制度的同时开始实行了科举制,但是因为学校教育在入学,毕业方面均比较容易,因社会上只重进士,对太学生并不看重,由而而产生的后果既是唐代的公立教育比之汉代并无太大发展。但由于当时门阀的形成和禅门思想的活跃,门弟教育和寺院教育也成为当时人才培养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唐初时,进士多为门第子弟,身负家学渊源,于政事早有家教熟悉,从政之后轻车熟路。晚唐时门第衰落,应考的穷苦书生除文选诗赋外,大都不通政治传统,国家又缺乏相应的教育,遂当时有“进士轻薄”一语流传,此弊至宋时犹甚。到于当时的寺院教育,则有扬州王播饭钟的故事。虽然故事中王播是受尽寺僧冷遇,但应知当时禅门思想之活跃对人才的培养实在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直至宋代,仍有人说:“儒门澹泊,豪杰多为方外收尽。” (3)宋代 宋代的教育考试制度可大致概括为“重目的,轻方法”。宋朝开国后,为克服五代时人不悦学之风重礼科举,一但中了进士即给予高官。这项制度就造成了后世徐灵胎所指责之恶果“以官爵励人才者”,“事益不治”。(注3) 尽管宋政府在科举制上投入较大,但在一些具体操作上一直为人诟病,除上文所说的一条之外,还有它把考试内容由风花雪月改为经义之学,本意是好的,入朝为官之人总不能成天吟诗作对,谁料得不偿失,考较诗词尚可见一些人之真性情真学问,考经义唯有死记硬背生搬硬套耳。连力主改革的王安石都叹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变秀才为学究。”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宋朝缺乏一套完善的机制。宋初各地设立各大书院多为私人创建,后虽逐渐转为公立,但由于理学兴起,当时教育仍以私人讲学为盛。及至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上遭受打压却仍在社会上得以维持,书院之功不可没。 (4)明代 明代政府大力发展官办教育,在一次大规模的统计中,全国各级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官总数达四千余人,大大超过前代水平(北宋元丰年间仅为此数百分之一二)。但因为当时的教育过份依赖于政治,而明朝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黑暗的时期,故明代官办教育很难说令人满意,对人才的培养及教育之功效实在有限。 科举制度在明朝有一次较大改动。其时由于报考人数增多,政府便将考试拉长为“县、乡、会”三试,以便淘汰掉大多数应考人。应考者必须经过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级跳,方能留京三年,再考入翰林,赚得一个好出身。有了这个好出身,则几年之内朝庭必委以高官。而在此之前,由科举考试考出来的都是小官,干出了政绩方可升职,在明代,大官都是考出来的,下层的秀才举人是没有机会升入上层的。把官员的提升选拔过程由考试加实习简化为单一的考试,这是明朝在历史上一个退步。 (5)清代 清代是满族入主中原,为维持其统治,科举考试渐渐转化为一项愚民政策,其作用乃是给汉人中聪明才智之士一点希望,一点奔头,使之不去造反而专心备考,顾炎武曾指出科举八股之害堪比焚书坑儒,龚自珍也曾抨击历代考试制度是皇帝私心玩弄权术。此种观点流行一时,逐渐演变成为现在我们对科举制度的基本看法。但应看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乃是异族统治,汉人知识分子心有不服也不敢明说,只有如龚顾等人一般,将历代考试制度一起批判了。及至满清末年,革命风潮涌动,方有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开列出一长串清单说明满汉二族在官员任命上的不公,直斥部族政权下的考试制度。 由于清代的统治者加强了思想文化控制,固当时的教育制度亦乏善可陈。当时公立学校名存实亡,书院尚有,及至清末废除科举,多改为新式学堂,名之不存。尽管在清末的书院中也曾出现过康有为、章炳麟、吴稚晖等人,但就普遍情况而言,其时书院的主要贡献却非是培养人才而是变作刻书藏书了。《红楼梦》一书的流传,清代之书院实有大功。 (6)小结 纵观中国整个教育考试制度的历史,不难发现,在早期中国就已出现一套较为完备的人才培养与选拔制度,但经过一次次战乱,制度不断被破坏又不断被重建。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早期适用的制度到后来已有许多不适应当时情况的弊端逐渐显现,如“进士轻薄”。但是后人在重建制度时并未考虑到这些弊端,或者说为了一已之利看到了弊端但却不去尝试改革。等到这些弊端逐渐扩大,造成学术败坏,人才枯竭等恶果时才来匆匆打一个补丁。但由于补于制度未经实践操作,往往加重了恶果。 三,三个小插曲 (1)唐代的公卷通榜制 现代人在批判中国现行高考制度时往往列出的一条罪状是“垄断了通向大学的多元之路,使人成才的道路受到限制,一些聪明才智之士因分数低而进不了大学深造,其罪堪比科举。” 但就我所知,在唐朝,还有一种“公卷通榜”的亦可选拔少量特殊人才。所谓“公卷通榜”乃是指的“公卷”与“通榜”两个内容。”公卷是指考生将平日诗文送至中央大儒处,经其传阅评判,在评审圈中打响知名度。有人可能会联想起今年高考时江苏一考生的《赤兔之死》,但二者又不尽相同。唐时“公卷”乃是出于考前,未考之时已有一定客观地位,不必再经过考试,一经推荐即可任用,比如李白当官就不是考的。打个比方,我这篇文章如果被北大教授们看中了,高考之前就把我特招去,是为“公卷”。至于通榜,则是按照实际的舆论来排定选取知名之士,不考考场上一日之发挥。这里有个有名的故事,说是主考杜黄裳请考生袁枢拟榜,袁自列第一,无人不服,传成佳话。 (2)八股文 八股文被人骂得很久了,仿佛一打它出生就是个为限制人思想而存在的坏东西,在此要做一个小小的翻案。 唐时科举考的主要是古诗,因为“诗无达怙”,考官面对众多水平不一的诗文难判优劣,故而改考律诗,限定平平仄仄的框框,等于列出一个客观标准方便评判,这个制度好像没看谁有过批判。 宋时考经义,不幸大道理人人会唱,也是难分高下,有关部门渐渐定出一定格式,这就成了八股了。 前几年有人批判过现行的应度作文,说这是“新八股”,现在似乎有些改革了,每次高考作文或大赛作文改出来,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手法特别先锋特别现代的作品。但这只是打破了平仄的框框,八股为害的真正根源产生在明朝。基本思想的限制一直未有突破,如果哪位考生真写了一个与主流思想相悖的文章,文笔再好也逃不脱残酷的评判。由此可知,对八股的批判,我们不应满足于平仄条框的突破,真正该做的是放宽主导思想对人的限制,认真执行一下早已提出的文艺“双百方针”。 (3)明清两代的进士深造 明代在人才选拔上采用一中进士即得良好前程的方针,此制弊端前文已述,清朝大致也是沿用了此制。 这些中了进士的人在京期间可考入翰林深造,不考者亦可在此数年闲赋期间检古书,搜古董,拜师访友。有时放往外地出任闲差,又可一识当地风土民情。此两代杰出之士的学问大都如此养成。如清代曾国藩,中进士不过三十余岁,却已有远大前程在眼前,自己不必再为之操心,安心读书便是。 与之类似的是我国现在的大学教育,多数人在进大学之前还是除高中几门课之外没有任何学问基础的,一经大学中数年修习,出校时已具一定的学问根基----这根基自然不仅是老师教的,其中大半要来自大学里的自学。这种情况在前几年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原因乃是早年大学生缺乏,一入大学门即前程光明,可安心读书。现如今大学生分配不易,众学生兼职焉,打工焉,找工作焉,TOEFLE焉,GRE焉,“治艺者甚多而治学者少”(注4)。北大清华之类名校学术风气较其余学校为优,师资基础固是一方面,而名校学生不必为前程过于担忧,可专心治学亦是一重要因素。 但无论如何应看到,明清两代的这项制度是建立在大制度缺陷上的,中国现行的大学教育也是建立在高考制度的缺陷上的----很有人替那些被大学拒之门外,失掉文凭同时失掉深造机会的人来喊冤。因为高考大制度上的这项小制度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人才,人们对高考制度的缺陷一再宽容。现在,这项小制度也渐渐失掉了它的魔力,我们还不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大制度吗? 四,中国教育考试制度的现状研究 自由主义者们一直是把教育做为一个自由的特例来看待的,按照柏林等人的观点,教育的目的在于让一个人在理性成熟之后明白自己当初被迫做的事情实际上都是自己愿意做的(注5)。在此,我可以引用一位理性已经成熟的北大博士生的话来说:“上了大学之后,回首一片茫茫,学过的东西大多是无用的和错误的。(注6)”。当然,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例证并不具备多少说服力,但应该看到我们的教育自始至终是一种非自由的强制(余杰在《说还是不说》的序言里引用了一个洋人的话来说明这点),其强制力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有家庭,有社会等等。待到按它们的要求付出了十二年时间考上大学,有人就发现自己被强行欺骗了。我曾经想过不被它欺骗,有朋友建议我不经过高考而去北大做一个旁听生,但因为这种欺骗带有其强制性,我最终放弃了这个建议。旁听固然可以培养人才,但从整个社会来讲,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乃是一套相关制度,选拔制度没有改观,再多的人才培养出来对国家也没有用处。很多谈论教育改革的文章只能谈其一不谈其二,割裂了学制与高考,这也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一项制度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诸多弊端便会显现,如历史上的科举制,八股文,在创始之初皆不算坏,用上几百年,后人看见弊端,为维持既得利益,不愿去改革,而只做些小修小补,结果往往是条框越来越多,束缚越来越紧,结果只是更糟。 由于二十世纪是人类社会发展最快的一个世纪,故而这个世纪内的制度与现实相适的时间也变得更短。中国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几十年,弊端已经出现了,并且在日益扩大。何清涟把转型时期的经济问题难以解决归咎于人文教育的不足(注7),但我们在教育方面的问题又岂只一个重理轻文? 鲁迅曾经感叹说中国的改革太难,即使是搬张桌子改个炉子几乎也要流血,不是大鞭子打来,中国自己是不肯动的。现在包括何清涟所说的问题在内的诸多由教育考试制度引出的问题已经出现,改变是否已经出现? 改革是要有付出的,要流血,教育改革同样如此。当年中国的第一所私立大学中国公学就是在陈天华蹈海之后建立起来的(注8)。出现以上需要的原因就在于改革必然会触及旧制度下既得利益群的利益。当年的百日维新“使全体文官失色,(因为)他们熟读四书五经和朱熹的注解,由科场发迹”,“几百年来中国。。。。。。倚赖一个以文字见长的官僚机构。。。。。。若不宣告此类组织迟早必须更改,就无需说及改革(注9)”,其中有废除八股文,“仅此一项就使全国知识分子恨入骨髓,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八股文,他们再不会其它的东西了,废除八股文就等于把他们全部埋葬(注10)”。 中国现阶段实施的教育改革并非是要废除旧制而建立新制,有人提出教育制度西化或是凭空构建乌托邦,都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学生群体,这都是现实,从来只有以制度适应现实,哪有什么“革命”是以推翻现实来适应新鲜制度的? 现在我能听到很多关于教改的建议,有的搬来牛津哈佛,想一夜之间赶英超美,此种“西餐叉子吃人肉”(李敖语),不顾国情的想法上文已有评述,在此笔者还想评一下关于“教育产业化”的问题。据说这一提法产生于前几年中国努力扩大内需之时,在经济学上有巨大意义。2000年8月,厉以宁先生在广东的一次讲演上对该提法大加赞赏,批判了一下计划经济的老脑筋,同时为教育产业化勾划了一副“收益-再投入-回报”以至发行债券,校办企业上市这样一幅蓝图。在此我只问一句,若是教育企业破产,股票摘牌怎么办?老师怎么办?学生怎么办?下岗乎? 我们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这么多年,已经出现问题了,有人拿出了补丁,包括现在实行的“3加X”什么什么的,在我看来,少有适用的,这个问题值得有关方面重视,我的一个想法是逐步开放大学门槛扩招的同时要多开出第二第三条入学之路,如果作为开端,唐代的公卷通榜就值得学习。社会上重文凭的风气应该改变,却不在一时所为,根本仍在教育考试制度。当年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温良恭谦让,但是我们在教育制度方面现在根本没有什么改革可言,哪怕是请客吃饭绣花温良恭谦让,一个制度与一个制度同生共事的改革都没有! 问题大概是看出来了,提出了一个修补边角的药方,也不知正确与否。根本医治中国目前教育考试制度问题的药方不是没有,只是不需我一个高中生来开。只希望中国的有识之士能在认清了形势后,尽快找到它,这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中国教育论文:世纪初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断想 摘 要 用断想的方式,对 20 世纪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深层生存困境作了反思,提出了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时代局限与超越的问题。强调研究教育的思维方式从简单走向复杂的必要,强调教育理论要加强原创性研究。期望新世纪初的中国教育理论有一次从近代向现代的重建式的再生。 关键字 中国教育理论、时代性、科学主义、生存困境、复杂性研究、复杂思维方式、原创性 随著世纪钟声的敲响,在人们的一片欢呼声中,“轰轰烈烈”的 20 世纪就这样结束了。一个可以寄予很多期望,又蕴藏著更多不测风云的新世纪开始了。世纪初,对於人们来说,最大的财富是时间,最重要的事情是策划。这是一个需要播种希望的季节,也是人类把握未来的智慧和力量展现最为集中的时期。身处此时,作为一名教育理论探索者,我也不禁反覆自问:在中国的教育理论领域里,我们极需改变什麽?我们可以追求什麽?我们应该做些什麽?似乎可想可说的话很多,但又构不成宏篇大论,於是只能用“断想”来串起这段段的思绪,并想用“断想”引出更多的“宏论”以丰富我们的学报,这也是我作为本刊主编在世纪初的一个小小意愿。 一 p 中国近代的教育理论 [1] 是随著 20 世纪几乎与近代教育同步诞生、形成、变革和发展的,至今它已走完了异常曲折、复杂的世纪之路。纵观一个世纪的历史,悟出的最大道理是:教育理论的发展与时代有著内在的、直接的、多方面和多层次的关联。在一定意义上,教育理论属於“时代学”之列。认识这一点,对於今後教育理论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所谓“时代学”主要指这样一些学科的集合:这些学科的发展需要与条件、方向与内容、研究方法与方法论、研究价值及功能的发挥等,在很大程度上与时展状态相关。凡属“时代学”之列的学科,都是与人类和社会发展的实践密切相关的学科。 拿教育理论的发展来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其它国家,近代教育理论的诞生都与社会变革而引起的教育变革直接相关,这对熟悉教育史、教育思想史、教育学科发展史的专业人员来说都不是什麽新的观点。然而,经历了学科由古代向近代的时代转换和逐渐形成了学科的内结构以後,尤其在力主以近代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作为任何学科的研究范式,以近代自然科学形成的科学标准作为衡量一切学科的科学标准的科学主义思潮的长期影响下,几代教育理论研究者中的许多人(包括本人在内),逐渐自觉地用这样的眼光去追求提高教育理论的“科学性”和“专业性”,去寻找教育理论的发展方向。我们曾期望有一种具有像自然科学那麽严密的概念体系的教育理论,它或用推理的方式建构,或用归纳的方式逐级由具体、个别提升到特殊、一般;我们曾期望教育研究能有效地移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从观察、实验、统计分析、定量研究到结论的可检验性、成果的可测量性等等,都成为教育理论科学性的显著指标;我们曾期望研究出来的教育理论能揭示客观规律,能排除价值、意识形态的干扰并具有最大的普适性和永恒性。为此,我们苦苦追求,也为追求不得而时时烦恼,还在追求的过程中渐渐远离了时代和实践,逐渐地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状态。自然,也有一些跻身於教育研究队伍的成员以教育学无须强化专业性和科学性为信仰。表面看来这是对上述科学主义的反逆,颇有革命性,但他们在骨子里还是上述观念的信奉者,其所以进入教育研究的行列,正是因教育研究未达到上述科学性的标准而易进入。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教育研究对学科发展的责任并不被看重,被看重的只是其对於他个人而言的敲门砖功能。 在整个学术界,尤其是自然科学界和经济学、社会学等被认为具有硬性“科学形态”的社会科学中的专业人员,也常常用上述科学主义的眼光打量教育理论,不认同其科学和专业的地位,或者说把其看作是自己从事的学科领域中属应用研究的分支。在他们看来,只要应用本学科研究的结论或方法,就足以解决教育理论中的相关问题,教育理论的整体就是各类相关学科应用研究结果的“总和”,并没有什麽独立的教育理论可言。一些从教育理论研究领域走到教育交叉学科研究系列的人员,也有人因此自豪,甚至还有人不再认为教育理论有存在的必要,宣称纯粹教育理论已经消亡。 在社会上,包括多数的民众和一些行政官员,往往把有关教育的知识或视作一种通过个人经验或常识的积累即可获得的东西,或视作一种方法和技巧的知识,与此相关的工作则被视作只要有管理经验和能力,无须专业支撑和研究就能胜任的行政职务。他们可以无顾忌地介入教育领域高谈阔论,也不把教师当作一个专业人员来尊重。教师本身也有类似的倾向,许多人仅仅把自己所教的学科当作自己的专业,把教育方面的理论和知识仅看作与如何教相关,故希望这是一种能给出一套方法或操作模式的知识,若不能满足这一要求,教育理论就被视作无用和脱离实际的东西受到批评和指责。 20 世纪时代和教育实践的发展把教育理论抛到中国这块土地的人世间。然而,在它顽强发展的同时,却在已经形成的科学的“家园”中找不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得不到来自社会对作为专业领域的应有尊重与支持,甚至还遭受来自队伍内部的作贱与轻慢。这就是世纪之交教育理论的深层生存困境。尽管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始,中国的教育理论有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然而,对上述教育理论深层次的生存困境却未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深入探讨。今天在我们已跨入一个新世纪、面对一个新百年时,该对这样一个关系教育理论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作出思考和回答了。 二 在我看来,如果说上个世纪中国近代教育理论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来自时代的推进的话,那麽,它的局限和问题在根本上也在於时代。一方面它是近代科学主义强势影响的肤浅产物。另一方面更是人类社会远未发展到把“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 [2]”,作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尺的水平;与其相应的关於人类自身和社会发展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它在原有的科学园地中没有重要地位;人类科学在认识论上还缺乏研究复杂事物的工具等以往时代状态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21 世纪将造就一个新的时代。这不仅靠科学、技术的显性变革及发展,也需要来自人类在更广泛和深刻意义上对自身命运与发展的关注。当前,来自科学的发展打破了前面所述科学主义的诸多限制,对新的复杂事物的研究逻辑的探究正在兴起,它标示著可能出现科学家园的重建。1993 年成立的以美国社会学教授华勒斯坦为主席的古本根基金会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在他们的研究报告《开放社会科学》的前言中对当今社会发展作出的概括性描述突显了这一点。它指出:“过去三四十年间所取得的巨大的学术成就业已导致了对生活现代型研究,产生了注重研究复杂性的科学。学者们呼吁把普遍主义‘置於具体背景中来加以认识’,这一新兴需要促使不同的文化日益频繁地展开对话。……所有这一切事实上都对社会科学家的实践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从而大大地缩小了各类带有结构和组织性质的学科的地盘。”[3] 面对这样一个陌生的新世纪,我们能无动於衷?可以预见,新世纪教育理论的发展将有新的机遇、问题与挑战,将不只是上个世纪发展路线的简单延续或局部完善。在中国,教育理论将与社会改革开放、教育改革的深化同步,需要完成由近代向现代的转型,即实现教育理论形态上的整体转换。要做到这一重要的历史性转换,就需要教育研究人员打破业已形成或趋近僵化的教育理论的框架,去呼吸时代的新精神、感受时代的新需要、学习时代的新工具、发现时代的新问题,以形成新的眼光和视角,重新审视教育本身和关於教育的理论,找出发展教育理论的新方向与新思路。中国的教育理论需要又一次重建式的再生。唯有如此,它才有可能为中国社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才有可能在新的科学家园中有自己的位置和不可换代的价值。总之,唯有投入到一个新的时代,才能打破过去时代的局限。 三 可以用一些教育理论界较熟悉的主题的研究为例来说明上述观点。 近 20 年来,我们对於教育的复杂性已形成了一些共识。大家都承认教育与整个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组成因素(或称为系统)之间都有复杂的相互关系;大家也都承认,教育与人的个体发展之间有著复杂的相互关系。所以,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教育与个体发展关系的研究,一向是教育理论中的基本课题,而且几乎在所有的教育学教材中都会涉及这两大关系(有的称两大功能、有的称两大规律,也有一些其它的名称)的论述。尚未形成较为一致观点的是关於两大关系的关系。问题经常以“教育究竟以个体本位还是以社会本位”这种经典的两分方式,或者以“两大关系如何实现对立统一”这种习惯的两分方式提出 [4]。显然,这种提问的方式,本身就是把这两种关系看作是可以分割的,可以寻找出一种确定的、唯一的回答,以便作人们行动的依据。在本人撰写的《教育概论》中,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想通过努力寻求出突破简单判断和单一模式的思路。该书中专列了一章“社会、教育与人之相互关系”,从历史与现实中三者关系组合的多种可能状态、教育系统不同层面中三者关系组合的不同状态、以及我们作为社会主义社会教育应如何作出选择等方面,研究了三者以教育功能方式呈现的不同关系形态 [5]。当时自感已经作了很大努力,跳出了传统的提问方式和思维方式,在认识上超越了过去的包括自己在内的认识水平,现在看来基本的思路并未变化。前一阶段读到近年出版的由王道俊、扈中平主编的《教育学原理》,其中专列一章论述“教育与人、社会的历史统一”,章中还专列一节集中论述了“教育的两个基本规律的关系”,从规律的角度作出三者关系的判断,指出教育面对是人与社会两种的力量,与两者都有必然联系;两条基本规律必然寓於教育活动之中,并体现在教育活动的一切方面;两条基本规律之间的矛盾和统一是历史的具体的。这也走出了单一关系模式抽象判断的思路。论者还提出了两大规律在教育活动中不同作用和地位的观点,认为社会发展规律具有较强的历史性和特殊性,因而在教育中继承性相对较小,相比而言,人的发展规律对教育的制约具有较强的超历史性和普遍性,因而有更多的继承性等观点 [6]。以上两例尽管论述角度不同,但都反映了研究人员对作为研究对象的教育之复杂性的认识在加深,并努力且认真地在揭示与教育相关的多重因素的复杂关系及其抽象本质。但是,就其所用的思维方法和所走的思维路线而言,基本上还是把复杂的事物看作可分解为简单来分别认识,而後把分别得出的结论加以联结,即可形成对复杂事物的总认识。如果我们继续沿著这条思路走下去,也许还能不断提出修正、补充或加深的观点。然而,不可能真正对教育复杂性的整体式关系形成突破性认识。所以,当前对於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改变思维方式,学会用复杂思维的方式来认识复杂事物,以实现认识上的突破性发展。 诸如这样分解复杂对象为简单,然後相加为复杂的思维方式,在对学校教育内部活动的研究中也同样存在。如对教育的认识,我们或是立足於教、或是立足於学、或是给出“主导”与“主体”的关系模式来解释,而没有从双方交互作用、相互锁定、动态转换、共同生成等这样一些思维方式,把教学作为一个复杂的活动整体去认识和研究,从思想方法的角度看缺乏的也是复杂思维方式。从对作为教育活动中的主要承担者——教师和学生在不同意义上的发展的研究来看,也没有做到把人作为一个丰富整体,作为具有能动性和多种发展可能,并在自己的各种实践活动中实现价值选择和生命意义的复杂性来对待,在认识中缺乏的思想方法依然与复杂思维有关。 也许,正因为如此,在我们的眼中,教育世界和教育活动是苍白的、清晰而刻板的,是不会有意外与惊喜的,是无所谓创造和发现的。因而用以描述这种世界和活动的语言,也只能是冷静而无色彩的,乾枯而令人无奈的。 四 在当今的学术领域里,关於复杂事物和复杂性的研究已异军突起,引起不同科学领域内,尤其是面对复杂对象研究人员越来越多的关注。整个 20 世纪不断出现的自然科学在对宏观和微观世界物质运动领域内的一系列重大新发现,打破了牛顿物理学一统“科学观”天下的局面,从而使科学哲学家重新认识科学的涵义。令人深省的是,这场科学观的变革恰恰是从自然科学领域里开始的。正如华勒斯坦所指出的那样:“从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一些新的发展趋向来看,它们强调非直线性甚於强调直线性,强调复杂性更甚於强调简单化。此外,它们还强调不可能排除测量者对测量活动本身的影响,对於某些数学家来说,它们甚至还强调定性解释方法比单纯数量上的精确性更加优越,因为後者在准确性方面反倒更受限制。最重要的是,这些科学家强调‘时间之箭’的作用。总而言之,自然科学现在似乎更接近於以前遭到蔑视的‘软性’社会科学,而不太接近於备受嘉许的‘硬性’社会科学。”[7] 与此相关的是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也关注复杂理论的探讨,从系统论等“老三论”,到自组织理论等“新三论”,现在已进入到多学科参与研究的复杂学和由此作出学科研究方法论转换後形成的研究成果的突现。[8] 他们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科学家园的前景,复杂科学将至少是这个家园中的崭新一族。 教育理论的研究完全可以列入这一族中,在某种意义上,它还可能是人世间复杂问题之最。教育不仅是人类每一个文明社会和个体人生旅程所不可或缺的东西,是联结人和社会的重要纽带,而且,它还具有与其它社会系统不同的功能,那就是它连结著、聚焦著人类文明的历史、现实与可能的未来。教育是一种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更新性再生系统。[9] 从这个角度看,人类世界还有什麽会比这还要复杂呢?现在的问题是,当许多学科的专家加入到复杂性研究,或者说用复杂的思维方式重新认识自己的研究对象时,我们面对著最复杂的研究对象——教育的研究人员,是否感受到、意识到这一点,并积极地行动起来?如果说,以传统科学标准构建出来的科学宫殿不可能有教育学的位置,那麽,在新的科学家园的建造中,我们会不会因还在追寻“昔日旧梦”而丧失作为成员的资格呢? 五 还想到和想说的是关於中国教育理论的原创性问题。 上个世纪中国教育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西方和苏联等国外影响,本人曾用“引进”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理论诞生时就有的“娘胎里的记号”来比喻这一现象。就拿最近 20 年来说,情况有所改善,但教育学科中许多新兴学科的诞生几乎大多走的是这一条捷径。对於一个学科建设“後发”的国家而言,这种现象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是不可避免和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如若因长期如此而形成了一种“学术心态”,唯洋人是瞻,理论想发展就从国外搬,这恐怕就成问题了。其实,这里不仅有我们自己的特殊心态问题,还有与前面相同的认识上的问题,即我们相信存在著不论时空变化与否都具有普遍规律价值的教育理论。因而我们在看到国外教育的新理论时,就把它作为可很快移植的东西搬过来,相信它的普遍真理性。尽管有时也会感到有一些不适切性,但往往把此归咎於我们的“落後”。这可以视作社会科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在中国的影响。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这种状态有了改变,中国的教育学科建设和理论建设,已经开始意识到克服这种倾向的必要,并努力在研究中作出矫治,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关注研究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并用研究的方式介入到这一伟大的历史实践中去。这是本人认为可以提出原创性问题的背景之一。随著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随著中国科学研究事业、包括社会、人文科学的研究越来越得到支持和重视,可以预料,在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21 世纪中国教育理论的原创性也会得到发展,中国教育理论界将取得越来越大的与国际同行在真实意义上的双向交流与对话的可能。 这里,有对原创性的理解问题。有人把“原创性”与“封闭性”、与拒绝文化交流、对话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不合“全球化”潮流的观点。这也许是 1958 年教育大革命和十年“”中,以批判“西方资产阶级”、“苏修”教育思想,骂倒一切、唯我独尊,以创建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为口号,行政治斗争为实式的“原创”在人们头脑中所留下的痕迹引出的看法。然而在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在人类科学文化和通讯传播已进入到信息社会的今日,谁还会从排斥国际对话、无视已有科研成果的意义上强调原创性和实现原创性?但是,要提高原创性,确实需要在吸收的同时,克服唯洋是高的心态;要提高学术批判和独立发现思考的能力;要增强原创意识和对原创研究的支持;要形成看重原创研究的氛围与环境。这是一个“学术土壤”的改良和营造的过程。 本文提出的原创性是指以本国教育发展需要和问题为研究的本源,通过各种不同手段获取原始性素材,或作原始性(相对於“验证性”)的研究,进而得出在国内或国际范围内富有独特性和创新性的理论(或其它形态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说,中国教育研究的原创性至少是由问题的原发性、研究素材的原始性、结论的独特性和创新性等要素综合构成。它未必一定关涉到学派创建、基本原理的突破等重大研究,但确实要求是从中国这块独特的文化土壤和现时需要中生长出来的“珍品”。它不是少数人的专利,只要少数人去做却可。大家期望和为此努力许久的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教育体系和教育理论的建构,正是要通过大量的、不同类型和方面的原创性研究的积累才有可能实现。因此,教育研究中原创性的提出,不仅有发展理论的价值,还有推动中国教育实践发展的意义,同时使教育理论在投身中国教育实践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获得滋养、焕发精神,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同生共长,创造一种新型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原创性研究指导下的改革实践中相互推进。 中国教育理论原创性发展,还涉及到学术领域里的民族自信心问题。说到这些,在我眼前就会出现以陶行知先生为代表的,把自己的身心和智慧全部献给民族教育事业和为创建中国教育理论奋斗一生的一批先辈高大的身躯。在他们面前我常有愧。自感对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大义,缺乏深层的理解和体悟;对本国教育事业的艰辛和大众受教育的状态,缺乏深入的了解和切肤的感受;对推进这一事业的发展,缺乏强烈的责任和持久的行动。当今,在我和同行者中又常常太多地把自己当作理论工作者,太多地在书本中讨生活。但是在理论的领域里,又太少有原创的自信。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在与发达国家相比中的诸多落後,销蚀了我们不少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爱心。现在在有些人的心目中,甚至连祖国语言教育的价值都不如学外文重要了。也许这也是时代局限的一种表现吧。新世纪的中国在为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小康的奋斗中,在摆脱贫穷和落後的过程中,迫切需要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民族创新活力的焕发,这不能没有民族自信心的增强。为此,作为教育研究人员的我们,可以也应该从增强中国教育研究的原创性做起,在新的世纪里,把我们的心与中国的教育大地贴得更近,为中国的教育理论与教育事业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多作努力。 一个偌大的中国,一个拥有最多教育人口的中国,一个进入了 21 世纪的中国,不能没有原创的教育理论。 中国教育论文:简述中国教育督导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论文关键词:教育 教育督导 法制建设 论文摘要:教育督导是教育行政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教育中的政、教、学三个方面应该是教育督导活动中督与导的对象。而要使教育督导工作顺利进行并收到良好的效果,就必须建立一个具有相对独立和权力的教育督导机构,一支人员结构合理的督导队伍,并采取恰当的督导策略,加强教育督导过程中的心理分析。 教育督导是教育行政过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经常地、系统地进行教育督导活动,是各级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改进教育行政管理工作和教育、教学活动,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 一、教育督导概述 从性质上讲,教育督导即行政的监督,其主要任务是对本辖区内(一般指下级人民政府的教育工作、下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教育工作进行监督、检查、评价和指导,促进和保障教育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和教育目标的实现。教育督导能对依法治教起到良好的监督作用。教育督导的目的在于“导”,而“督”则是手段,是“导”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没有导,就没有督;而没有“督”,“导”也乏力。因此必须通过监督发现问题,通过指导从而解决问题。总体而言,教育督导是督促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履行职责,转变职能,加强领导,创造条件,办好每所学校;督促指导学校贯彻、执行有关教育的法律法规,以及有关教育方针和政策,遵循教育规律,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优化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同时教育督导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引导社会、家长用正确的标准评价学校的办学水平,关心和支持教育工作。教育督导是对整个教育教学活动的监督和指导,是全方位的。它涉及到教育教学活动的方方面面。具体来说,教育督导主要是对教育行政、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和学生的学习进行监督和指导,即全面地督导“政”、“教”、“学”。 改革开放20年来,从督导的实际内容来看,我国教育督导评估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督政”为主的。督政主要是对教育行政及其人员的监督和指导。就学校而言,侧重于对学校的领导与管理、财政与教学设备、教职工与校舍以及政府办学的精神是否得到认真贯彻执行等“行政性”的内容的督导和评估,看他们是否严格执行了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是否有效地对学校进行了科学的管理。督教是对教师教育教学的督导,主要是对其教育教学的态度、教育教学的科学性,以及具体的教育教学过程和教学质量的督导。如教师是否认真备课上课,是否深入钻研教材教法,是否尊重学校的教学秩序等。在这方面的督导,侧重于看作为教育教学第一线的教师是否具备应有的素质,是否热爱教育事业,有没有热爱学生、诲人不倦、甘做蜡烛与春蚕的高尚的教师职业道德;是否具备在知识和能力方面的素质,如专业知识是否过硬,教育科学知识是否宽厚,文化知识储备是否充足,是否有组织教学与管理的能力和应有的教育机制;是否能正确地分析、加工、传导教育影响等。督教的目的在于调节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使它更加合理、科学,且富有教育价值。在督学方面,教育督导应放在学生的成绩与进步、学习态度、表现和自我发展上。 二、中国教育督导体制及发展 (一)我国教育督导体制下的教育督导机构模式 我国现行的地方教育督导体制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 1.教育督导机构设立在教育行政部门内,隶属于教育委员会(或教育局)编制,但比教委的其他职能部门地位略高。它虽然直属教委领导,但与此同时又是由政府授权,享有代表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教育工作进行督导的权力。故其权力同时来源于政府领导和教育行政部门领导。 2.督导机构就是教育委员会(或教育局)的一个职能部门,权力来源于教育行政部门。 3.督导机构作为与教育委员会(或教育局)平行的教育督导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由教委或教育局领导兼任。 (二)我国教育督导机构组织模式的未来发展 从我国现行教育督导机构组织模式可以看出,我国教育督导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结构,各地方政府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立了教育督导机构,对教育督导工作的开展、帮助教育行政领导了解学校情况、改进工作作风、顺利推进政令、提高工作效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与科学化的教育督导要求相比,还存在不少差距。突出表现在教育督导机构的权力来源和隶属关系不甚明确,导致教育督导机构的独立性差或没有独立性,不利于更有效、更顺利、更有力地开展工作。上述前两种模式在我国教育督导中所占的比例较大,其教育督导机构受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其职责也由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决定;第三种模式所占比例较小,其教育督导机构的负责人本身就是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但不管哪种情况,教育督导机构都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控制之下,不能很好地行使自己独立的权力,也就很难有效地发挥教育督导应有的功能。因为教育督导是代表政府对于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工作的督导,并将信息反馈到政府部门,以便使政府调整、改进教育工作,而现有督导模式反映出的是自己督导自己,自己对自己做出的决策加以评判、否定,其效果难以尽如人意。为了促进教育督导机构模式未来的发展,必须采取以下主要对策。 首先,对于教育行政部门的督导。教育督导应代表同级政府部门对教育行政部门进行督导,即教育督导机构与教育委员会平行为直属政府领导的独立职能部门,其权力来源于政府主管部门。教育督导机构的领导和成员应由专门人员组织,不挂靠任何部门,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采取这种方式,可以使教育督导者从相对独立的高一级层次和角度来审视各地方的教育行政工作。如对上级政府政策贯彻落实情况,科学化管理的程度,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解决问题的督促建议、指导等,这样,督导者工作的客观性大大增强。如果发现的问题是由于政府部门决策所致,则可以向政府部门及时反映并从教育科学的角度向政府部门提出建议,以便做出恰当的调整和改进,使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得到提高。这样,教育督导机构对教育行政工作的督导作用就能真正发挥出来。这一过程需要政府领导和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与教育督导人员的密切配合。行政部门领导虽然是督导人员的上级,但应该虚心听取督导工作者的汇报、意见和建议,并正确取舍。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应接纳教育督导工作,配合教育督导人员的工作,将自己部门的工作如实地展示出来,不怕暴露问题,着重解决问题,而不应当持消极态度或应付了事。缺乏这三者之间的配合,教育督导工作同样不能有效地开展并取得好的效果。 其次,对学校教育工作的督导。学校教育督导机构应代表学校领导对学校各部门工作、教师的教书育人和学生的学习进行全面督导。在行政关系上与学校各直属部门同级,但对各直属部门的工作又具有督导的功能。采用这种方式本质上与前者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从学校教育这个微观领域进行分析,并说明学校教育督导机构的权力来源和工作范围。学校教育督导工作效果的好坏,也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学校领导、各职能部门、教师、学生与教育督导人员的配合情况等。这反映了学校教育督导工作的复杂性、重要性和艰巨性。总之,教育督导工作的设置不管采取哪种模式,首要的是其独立性问题,这种独立性的不强甚至缺乏的教育督导机构则等于形同虚设,教育督导就缺乏实际意义。 三、完善我国教育督导制度的几点看法 (一)形成督导队伍合理的人员结构 教育督导的主要内容决定了教育督导工作的全面性、综合性,从而对教育督导人员结构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1.要有合理的职业结构 教育督导队伍中应有对教育的政、教、学方面都较内行的人员,这样,在教育督导工作中,既有人专门对教育行政工作进行督导,也有人专门对教育活动特别是教学活动进行有效的督导,使教育督导的各项任务得以顺利实现。 2.要有合理的专业结构 在教育督导机构组织特别是学校教育督导机构中,应该有各种专业的督导人员,而且应该对本专业造诣较深和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这样,才能在督导中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及时加以正确指导。 3.要有合理的年龄结构 教育督导的对象不仅是多专业的,而且还是多年龄层次的,因此,督导人员也应该老、中、青相结合,充分发挥各自的长处,实现优势互补,以使教育督导工作更和谐、更有效地开展。 四、进一步加强教育立法,强化依法治教的意识 教育督导是政府依法监督教育的行为,因此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我国自恢复教育督导制度以来,教育督导工作主要是进行各级督导机构的建设和对基础教育的督导检查,与此同时,规范督导行为的立法工作也有一定的进展。1991年,国家教委在总结督导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主任会的形式了《教育督导暂行条例》,对教育督导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明确的阐述。随后,地方各级政府在教育督导的工作实践中,陆续出台了相应的地方督导法规,以规范保障督导工作的健康发展。1995年《教育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教育督导和评价制度,为加强教育督导法规和规章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 但是,教育行政部门的执法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必须彻底改变传统的教育管理观念和模式,建立健全教育行政执法职能工作部门,提高教育行政执法队伍的素质和水平,不断增强教育行政部门自觉履行教育行政执法的意识和能力。同时,要制定和完善教育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规范。现行教育法律法规中,涉及教育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规范不多。即使有,内容也大多含糊不清。为此,国家权力机构和行政机关应该制定和完善教育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规范,使其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这是保证教育行政执法正确、及时、合法的重要环节。 教育督导是教育行政管理的重要职能,是政府对教育工作进行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新中国建立以来,教育事业伴随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督导制度。但仍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我们深信,经过深化改革,我国的教育督导工作定能真正地走上健康、协调、稳步的发展之路,定能更好地发挥其促进教育教学质量和水平提高的作用。 中国教育论文:论析中国教育史研究与和谐社会建设 论文关键词:中国教育史;研究;和谐社会;建设 论文摘要:在五千年中国教育史上,有着极为丰富的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资源。从孔夫子到陶行知,历代教育家追求社会和谐的教育实践活动,也是一笔宝贵遗产,有待科学地研究总结。和谐社会建设时代要求已构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新视野,将推动中国教育史研究进一步解放思想,形成一个新的突破。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教育科学研究正是通过促进教育公平、引导教育和谐、健康、持续发展,而对于和谐社会建设发挥基础性、先导性的作用。教育史研究是教育科研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和谐社会建设有同样的作用。任何社科理论,如果缺乏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深入了解、缺乏对于历史经验的研究和借鉴,就缺乏应有的深度,就不能够真正成立。 这里,谨就中国教育史研究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具体关系及其对于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和作用,谈三点认识。 一、在五千年中国教育史上,有着极为丰富的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资源 中国古代重视和谐、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源远流长。这丰富的和谐思想与理论观点,有很多是在教育活动中产生的,大都是通过教育传世的。在历代教育典藉中,保存有许多珍贵的社会和谐思想遗产。 从《尚书·尧典》可知:早在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中华民族的先祖就有了“协和万邦”的理念;在周公教育周成王、追述文王业绩的《尚书·无逸》篇中,更有“咸和万民”的记述川。这足以说明:在中国历史上,最迟是在西周文、武、周公开国奠基时期,就有了明确的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理念,并已将其付诸社会政治实践,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正是凭借从尧、舜到文、武、周公“协和万邦”、“咸和万民”的先进理念和社会实践,西周的思想家史伯,才概括提炼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哲学思想。据《国语·郑语》记载:西周的史伯说:周朝必然要衰败了(“殆于必弊者也”)。因为“今王(幽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愚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去和而取同”。就是说;幽王厌弃光明正大的智能之士,喜欢邪恶阴险的谗信小人,厌恶对他有补益的贤明忠臣,亲近只会对他拍马逢迎的卑鄙浅薄之臣,这样子“去和而取同”,必然导致周朝的衰败。他进而作理论总结道:“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肢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人,行旅极。故王者居九咳之田,收经人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 史伯这一理论概括,使中华民族重视和谐、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在初起阶段就与简单地“求同”划清了界线,将“和”定位于不同事物之间的协调统一,是在重视差异、整合差异、承认事物多样性的基础上求和谐。因而具有朴素的辩证统一的观点。“和”与“同”这一对既紧密联系、又有明确区别的哲学范畴的提出,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后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也是极其可贵的。春秋时代晏婴和孔子关于社会和谐的思想,都是对史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发展西周社会和谐的思想,使之成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规范,并对以后两千多年的文化思想与教育产生深远影响的,是孔子及其弟子有若、子夏、曾参等人。孔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思想,有若“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曾参关于“忠恕”的思想,子夏“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已经构成了一个基本体系。今日所谓构建和谐社会的几个基本方面:人际和谐(包括家庭和谐与社会和谐)、个人身心和谐、天人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孔子及其高徒的教育理论中,可以说全都涉及到了,并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塑造和文化心理的养成,发挥了十分显著的作用。其中有些论述今日看来仍然十分深刻,足资学习和借鉴。 其实,不仅是孔子及其儒家学派,先秦百家中的道、墨、法、兵、农、医、阴阳、杂家,乃至后来传人中国得到长足发展的佛家学说,都有其重视“和谐”的一面,在教育史上也都有所表现,程度不同地蕴涵着构建和谐社会的矿藏。因而可以说,在五千年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有大量关于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资源,是一个有待研究开采的丰富的宝藏。过去在这方面重视不够,对一些材料熟视无睹、不知珍惜,甚至是当作过时没用的废料列人淘汰之列。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才能正确地认识和开采这一富矿。 二、从孔夫子到陶行知,历代教育家追求社会和谐的教育实践活动,也是一笔宝贵遗产,有待科学地研究总结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不仅需要研究借鉴那些以思想理论形态存在的宝贵遗产,还应当重视研究前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就教育史研究而言,就是历代教育家追求社会和谐的教育实践活动。研究历史上的教育实践活动,学习、借鉴其中所体现的重视和谐、推进社会公平、追求社会和谐的精神,并且把那些可歌可泣的人物事迹,作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精神动力。 以往的中国教育史研究,一直比较重视对于教育家教育思想的研究,比较重视对于各个历史时期教育制度的研究,对于历代的教育实践活动以及教学活动的研究,则显然重视不够,研究成果贫乏。这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对于教育思想史、制度史的研究。因为离开了教育实践活动,思想与制度都会显得苍白和浮泛。 从孔夫子提出并大力实行“有教无类”,到陶行知脱下西装革履、换上布衣草鞋深人贫困乡村办学,历代受人敬仰的教育家推进社会公平、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都不仅仅是说在口上、写在书上的,更是体现在其毕生追求、体现在其“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育实践活动中的。深人研究这些感人至深、富于启迪意义的教育实践活动,能为今日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推动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弥足珍贵的精神动力。 再者,研究历代教育家的教育实践活动,也是教育史研究自身发展的需要。它应当与教育思想、教育制度研究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三者本是一个有机统一体。一定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中产生的。也只有在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才能看出其实际的作用和影响。特别是还有一些教育家,虽然在中国教育史上产生过重要作用和影响,其教育思想却较少表现在书面文字中,而更多地体现在其教育实践活动中。不研究其教育活动,对其教育思想的了解就很有限,从中能受到的启迪也将有限。例如:不研究蔡元培任北大校长的教育活动,不研究张伯荃创办和主持南开大学的教育活动,就很难真正了解其教育思想及其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巨大作用和影响。 即使是那些有较多著述的教育家,不研究其实际教育活动,对其教育思想的了解很可能也是片面的或浮浅的。比如,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在他本人诗文中的反映也很不少,但是,如果不研究其创办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教育实践活动,就难免留给人“纸上得来终觉浅”的遗憾。再如,孔子的教育思想,尽管《论语》等典籍中直接记述的也不算少,但由于长期以来对孔门教育活动研究不够,对其教育思想的研究,也难免失之片面。譬如于丹说《论语》是’‘以课堂笔记为主的记录。学过教育史的人都知道,班级授课制是近代从西方传过来的,孔子的办学是师傅带徒的方式。那时的“课堂”是什么样子呢?其教育内容与教学形式的组合,究竟是怎样的表现形态呢?所谓“弟子”与“门人”又有什么区别?由于对诸如此类有关孔门教育活动形式缺乏研究,对孔子及其教育思想、对当时教育制度的了解就相当片面、相当模糊。有大量证据表明,春秋末年的孔门教育,实际上是文武兼备的,七十子“身通六艺”,都是文武全才。但是,现在很多学者还是同胡适一样,以为“孔子的‘学’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授来的学问”,由此一笔抹杀了孔门教育文武兼备的传统,而痛下针贬说:“后来中国几千年的教育,都受这种学说的影响,造成一国的‘书生’废物”。现在仍有许多学者认为:孔子及其弟子只是些“读书人”,孔门只有礼乐文化教育和伦理道德教育。各种《论语》译注本都把“士”译作“读书人”,而不知道春秋之“士”首先是“执干戈以卫社视”的习武之人。这样片面地看待孔子和孔门弟子,这样错误地理解孔门教育和孔子的教育思想,与长期以来对孔子的教育活动缺乏具体的研究,有着直接的关系。 胡适是杜威的弟子,他知道杜威倡导“做中学”,他还大胆假设“孔子的‘学’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授来的学问”,至今学界仍有很多人赞同胡适的观点。如果我们对孔门教育活动加以研究就不难发现,孔门之“学”才是更为古朴的“做中学”,其“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都是面向社会大课堂的真正的“做中学”;而杜威的“做中学”,不过是人为小环境中的“做中学”,是笼中鸟儿的学飞;而孔门之“学”,却是森林之鸟在学习翱翔。 三、和谐社会建设时代要求己构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新视野,将推动中国教育史研究进一步解放思想,形成一个新的突破 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要求,己经构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新视野。就教育史研究而言:毛礼锐、沈灌群先生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出版已20多年,这20多年,是中国社会作为一场新的革命的改革进行期,是思想解放运动在深度和广度上大发展的时期,也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黄金时段。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新成果不断涌现,新领域不断开拓,量的积累正在酝酿着一个新的整体性突破。回应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要求,加强对中国教育史上和谐思想资源的开采,加强对于追求教育公平、追求社会和谐的教育实践活动的研究,将构成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一个新视角,促使新的整体性突破早日实现。 近代以来的学术研究,受两股时代潮流的深刻影响,一个是西学东渐的潮流,一个是革命的潮流,有力地促进了近现代学术的革命性变革,但也带来了“全盘西化”与“只求革命”的片面性与简单武断。“全盘西化”使一些学者过分贬抑中国的传统、极为鄙薄自家的文化遗产;“只求革命”使更多的学者将“批判地继承”简化为一味批判、破字当头,否定过头,对于古代圣贤的阶级局限性、时代局限性缺乏必要的理解与宽容,一味苛责,对祖宗缺乏必要的尊重与温情,轻易否定了许多对中华民族兴旺发展原本有益的思想遗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新要求,促使我们从新的视角审视教育史,推动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摆脱“左”的束缚,从和谐社会建设和中国民族和谐发展的大局出发研究和思考问题,原来被否定的、被轻视的一些遗产,就可能焕发出新的意义和价值。比如《论语·季氏》篇中: 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于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盖五世希不失矣;陪巨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 过去论者往往从革命的视角出发,认为这一段话是孔子在政治上保守、反动、企图开历史倒车的证明。今天在笔者看来,这段话无疑是孔子希望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和谐的一种良好企盼。虽然这种企盼在当时无法实现,但不能够简单地加以否定。因为这一思想在以后的两千多年,对于中华民族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和长期维护,发挥丁很好的作用。这种主张统一,反对分裂,主张安定,反对战乱的政治主张,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稳定、对于人民生活的幸福安康,是非常有益的,怎么能轻易地斥其为反动呢?对于其他人物一些言行的评价,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吉林大学著名教授金景芳曾发现一个规律:“凡是治世都尊孔,凡是乱世都反孔。道理在于孔子的学说对维护社会安宁秩序有利,对破坏社会的旧秩序不利。”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然也决定学术的发展走向。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要求,是要建设历史上最好的升平治世,即太平盛世。这一时代要求将会无孔不人地渗透于思想、文化、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我们每一个教育科研工作者,都应当明确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从一些“左”的思想束缚中进一步解放出来,更加自觉地以科学的研究成果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和谐社会建设的现实需要,将会给予中国教育史研究一个新视野,给予教育科研一个强大的推动力,为我们的研究取得新突破提供一个大好的机遇。但是,能否真正抓住机遇,还要看我们的努力,看我们是否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目前学术界确实存在着浮躁的风气。一个有出息的教育科研工作者,特别是教育史研究者,必须有范文澜先生倡导的“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耐得住寂寞,才能够从大量的占有资料中得出科学的结论,以切实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成果,催生学术的真正繁荣。 中国教育论文:浅谈新时期中国教育史教材构建之设想 论文关键词:新时期 中国教育史 教材 建构 设想 论文摘要:从教育的起源、发展演变历史和未来发展趋势看,教育都关系于人之生存、生产和生活。所以,民生、民有、民享构成中国教育史教材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普通民众是教育的大多数,人文、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知识是教育的主要内容,多途并进是教育发展的基本路径。为此,需要寻求新的研究范式,建构符合历史的、属于中国的中国教育史教材体系。 中国教育史教材承担着传承中国教育发展历史知识、揭示中国历史上教育与个人、社会关系变迁的职责,承载着为建构和谐社会提供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源的重担。但是,仔细研读后可以发现,已有的中国教育史教材主要涉及制度化的教育内容,这种制度化教育的研究取向不仅远离民生,而且与终身学习和学习化社会理念存在较大距离,从而难以满足和谐社会对教育的需求与要求。因此,本文欲对教育发展历史进行系统考察并对已有教育史教材进行批判性解读的同时,对此做出初步探讨。 一、民生、民有、民享:教育的本真 从源头考察,原初形态的教育是在生产生活中、通过生产生活和为了生产生活而展开。所谓有巢氏“教民巢居”,燧人氏钻燧取火“教民以烹饪”,伏羲氏“教民佃渔畜牧”,神农氏“教民艺五谷”、“作方书以疗民疾”,嫘祖“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而天下无皴瘃之患。”。初民追求知识不是为了捞取资本,不是为了个人利益和其他一味追求的目的,而是为了生活。所以,原初教育是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是有关民生并为民众所拥有和民众所享用的教育。而且,只要人类还在继续,这种教育就将继续。中国教育史教材在述及教育的起源时,对这种教育做出周全论证。但是,在随后的描述中,这种有关民生、民有、民享的教育逐渐退出研究者的视野,也消失在教材之中。 先民活动范围的扩大,知识、技能不断积累,教育的目的、内容、方式与途径逐渐多样,并出现专门教育机构,制度化教育开始形成。专门教育机构的出现,被看作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但是,专门教育机构只是教育的一种形式,而且与社会生活的距离日益加大,此其一;其二,学校教育脱离原有轨道,成为部分人独享的部门;其三,学校教育成为统治阶级对民众实施统治的工具。所以,专门教育机构的出现既是教育发展的表现,又是教育异化的形态。作为私学开拓者和儒学创始人的孔子曾言及:“若稼与圃,吾不如老农”,并斥责学“稼”与“圃”的弟子樊迟为“小人”,透出儒学创始人对农人的认识、态度以及与农人的分野。孔子的言论深刻影响了儒家教育的走向,也影响到今日学者对中国教育史教材的编写。然而,若将研究视角仅聚焦于非民生之教育,显然难以反映中国古代教育历史发展的主要面貌。 未来社会发展方向是学习型社会、和谐社会,需要和谐教育;和谐教育首先是民生、民有、民享的教育。在学习型社会、和谐社会中,学校不可垄断教育,和谐教育并非制度化教育一枝独秀,“教育正在越出历史悠久的传统教育所规定的界限。它正逐渐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扩展到它的真正领域——整个人的各个方面。 二、普通民众:教育的大多数 社会发展必然导致分工出现,社会分工又引起社会阶层的产生。《管子》一书已有“士农工商”四民阶层的划分。然而,已有教育史教材在讨论中国古代教育时,基本集中在“士”阶层。“士”对中国古代文明进步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作为“劳心者”,“士”创造了丰富而灿烂的古代思想文化;但是,中国古代文明绝非限于思想及典章制度,还有大量的可视、可触摸的物质化的文明成果;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也并非仅由“士”所推动,还有大批从事实践活动的普通民众。否则,这些物质化的文明成果的诞生是令人疑惑的。士农工商从事行业、行为方式不同,但未必不操守相同之“道”。王守仁曾言:“古之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艺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 所以。农工商三民是不容忽视的教育对象,他们的教育构成中国古代教育主要的也是真实的场景。当农工商三个主要的社会阶层被排斥在教育视野之外时,其教育情况在教材中基本缺位,结果使得学习者难以知晓中国古代社会农工商三业是如何发展的?这三业的发展是否需要从业者具备相应的知识、技术、能力和精神品质?如果需要又是如何获得和形成的? 同时,就“士”而言,也不限于儒家之“士”。除先秦“百家争鸣”出现各种学术流派之“士”外,后世中国“士”阶层主要由“儒”、“释”、“道”三家所构成。儒家之“士”是主流,但社会历史不是仅靠主流所构成;没有支流的撞击与融合,主流可能走向僵化、封闭进而趋于消亡。而儒家之士是否构成主流似乎仍有问题,否则鲁迅不会轻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科学史家李约瑟正是从道家道教史料中收集到大量中国科技史资料,撰成为其带来巨大声誉、也为世界和中国人认识中国科技历史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由于教育史教材将作为多数民众享用的教育排斥在内容之外,导致学习者难以知晓普通民众对社会发展是否起作用?起何种作用而又何以能起作用?其一生中是否接受教育?如果接受,是何种教育又是如何接受的?由于缺乏相关介绍,对其中出现的问题及其积累的经验更是无从谈起。而作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的教育在教材中缺位,会使学习者对教育历史做出片面判断。 三、科学技术与经营管理知识:教育的重要内容 社会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周礼·考工记》已对先秦时期的社会分工做出描述,指出“攻木之工”、“攻金之工”等三十个工种,其中涉及力学、声学、应用数学、天文学、合金与印染技术和标准化管理等等,并对具体操作规程做出描述。隋唐时期科技教育更为规范,《旧唐史志》“二十四·卷四”记载:隋大业五年,设“监之职,掌供百工伎巧之事,……庀其工徒,谨其缮作。”《新唐书·百官三》对技术教育做出如下描述:“钿镂之工,教以四年,车路乐器之工,三年;平漫刀稍之工,二年,矢镞竹漆屈柳之工,半焉;冠冕牟帻之工,九月。教作者传家伎,四季以令丞试之,岁终以监试之,皆物勒工名。”可见,中国古代不仅有先进的技术,而且形成规范、大规模的技术传承与考评制度。没有精湛的技术和高超的技艺,中国古代工艺精美的手工艺品和规模宏大的古代建筑的出现是难以理解的,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在对中国传统科技进行系统研究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科学技术发明的许多重要方面,中国人成功地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并在3到l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科学救国者任鸿隽对李约瑟研究的出发点做出描述:“他是因为要了解中国科学方法去研究中国文明,其他东方学者则以为中国文明根本缺乏科学这~因素——不幸得很,我们本国的学者抱了这个见解的也有其人——所以不留心中国文明对于科学贡献的问题。”美国人罗伯特·K·G·坦普尔在李约瑟研究基础上指出:“近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源自中国”。为什么这些却鲜为人知?罗伯特的答案是:因为“中国人自己也和西方人一样不了解这一事实”,“主要原因确实是因为中国人自己没有注意到这些。”罗伯特对中国人“失忆”的鞭策是深刻的。作为中国教育史教材,有必要恢复学习者对中国古代科技教育的“记忆”。 如果说科技教育在中国教育史教材所占比重较少的话,商业教育则基本缺失。但是,手工业的繁荣必然导致商业的发展,“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的分离。”中国商业史研究指出中国商业不仅出现较早,而且相当发达。商代有了商业阶层,先秦时期商业相当繁荣,并形成“世业”。尽管从管子时代就开始将农商对立——重农抑商——到汉武帝时形成制度,但作为社会生产与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商业不仅在中国社会历史中一直存在,而且相当发达。经商本身是一种教育,“经商是一种最艰苦而且实用的教育,比任何专科学校、大学院系的教育更难学习。”屏经商也需要相应的经营管理知识与技能,需要教育,“不有智识,将不足以言商。”这种语辞虽然出自近代商人之口,但同样适用于中国古代。 四、多途并进:教育发展的基本路径 人的需求的多样化与生活的多样性,决定了多途径的教育发展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陶行知指出:生活即教育。是生活便是教育。过什么样的生活便受什么教育。多途径不是要求教育史教材将所有的生活活动中的教育都纳入教材之中,但是,作为与社会生产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主要教育活动则必需予以关注。 就农业教育而言,中国古代形成政府教化与民间传承两轨并行的方式。“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国,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诸如农作物分类、选种、栽培、耕作、田间管理、园圃管理、施肥、渔猎和畜牧等等技术、原理与方法,以及各种生产工具的发明、使用和改进技术,农产品的加工技术等等。随着农业的发展,农业生产技术传授内容与方式也不断变化,从刀耕火种到耜耕技术,并出现专门的农业教育机构。《周礼·大司徒》记载了十二项教民生产的职事:“一日稼穑,二日树艺,三日作伐,四日阜藩,五日饬材,六曰通财,七日化材,八日敛材,九日生材,十日学艺,十一日世事,十二日服事。”由此,农业教育呈现出官方教化和民间技术传承并行的两轨方式。“这些知识主要保存在农民群众的生产实践中,它也比较突出地反映在我国古代农学著作及有关文献里。”对农业教育的研究,有助于了解我们的前人经过怎样的努力,才取得他们所需要的生产资料。 农业如此,手工业亦如此。中国古代不仅形成官办机构与民间手工业行会培养技术人才的双轨机制,而且规模不容忽视。《大唐六典》卷七对《新唐书·百官三》官办纺织机构教育活动注释时指出:“少府监匠19850人,将作监匠(指工徒)15000人,放出诸州,皆取材力强壮、技能工巧者,不得隐巧补拙,避重就轻。”宋代时期,已经形成比较严格、规范的教育评价机制,如《宋史》“卷一六五,志一百一十八”记载:“凡利器以法式授工徒,……因其能而分任之,量用给材,句会其数以考程课,而输于武库,委遣官诣所隶检察。”可见,此种教育不仅规模庞大,而且要求极高,但都不是在学校中进行的。同期,民间的工艺技术传承多在民问手工业作坊以学徒的方式来进行。 与农业、手工业的双轨教育不同,有关商业的经营管理知识基本发生在民间的相应活动之中。“中国素来以农立国,向以工商二业为下等阶级。其于商人训练之法,以收集学徒为唯一门径。故商业教育,遂不为士林所论列。不为“士林所论列”的学徒教育只发生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之中。有论者将盛行于唐代的行会中的学徒训练称为“我国商业教育之嚆矢。”近代以来,行会组织更加严密,学徒教育也更为规范。对学徒年龄、定额、修业年限、培养方式等等做出详细规定,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培养方式。如“学习期内,凡一切商业上事,均由经理人随时教授,其有号规完全者,朝学洒扫,应对进退,及供号内杂役,夕学书计,及本业内伎艺。”近代中国学徒数量极为庞大,甚至到20世纪30年代,学徒教育仍然广泛存在,“学徒制度在今日我国之商界中,尤为一非常流行之商业教育制度,在夕则足以代表商业教育之全部。凡一商店,不论大小,无不有学徒,斯无不行徒弟制度也。”1㈣’学徒制对中国商业教育发展与商业人才培养的作用不容忽视。近代中国出现大批诸如严信厚、徐润、李平书、荣德生等等,活跃于l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舞台上的学徒实业家。 近代以来,作为培养技术人才的企业内教育机构同样不容忽视。近代中国教育起步时即与企业有密切联系,在官办工厂、企业附设学堂的同时,一些民营企业也出现专门的教育设施,并演化多种形态,如学徒培养、练习生所、养成工训练所、企业内学校(包括职工学校和子弟学校、企业内专科学校)、企业内研究机构等等,甚至出现“工厂化学校”、“学校化工厂”的上海康元制罐厂。1929年《工厂法》颁行后,要求人数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必须设立相应的教育机构,使得企业内教育开始制度化;随后教育部会同实业部出台《劳工教育实施办法大纲》,对企业内教育做出详细规定,各地出台的补充规定使得这一制度具有相当的操作性,成为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教育活动。企业内教育的价值不容忽视,正如日本学者细谷俊夫所言:“我们历来都是只从制度化的学校教育这一面来看企业内教育,往往会轻视与这种教育制度化不同类型的教育和训练。如果改变一下看法的话,这种在企业内展开的、以生产为目的的教育和训练,有时会远远地比在大学里所进行的教育有力得多。” 五、未来中国教育史教材建构的策略 教育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中,所以,“教育之历史,非仅探索、列举真的事实,乃力求相互之关系及其与社会生活他项要素之相依处;且关于各个特殊的发达之非孤立的,乃关联于全社会生活,受时代趋势之影响,而为思想的大潮流中之一现象也。”中国教育史教材需要比较全面地展示中国教育发展历史的面貌以及教育与社会生活与生产间的关系。为此,我们提出未来中国教育史教材建构的构想: (一)贴近生活,走向真实。生活中蕴含着教育,现实生活中的教育才显真实,只有贴近生活才能发现。这首先需要基于中国社会历史现实,将与社会生活、生产密切相关的教育内容、教育对象、教育方式与途径纳入研究视野,尤其是与农工商有关的科技知识和经营管理知识以及传授方式、人才培养途径纳入教材之中,全面真实反映发生在主要生活场域中的教育活动,深入揭示教育与生活、生产的关系,为理解教育和学校教育,进而为建构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教育理论打下基础。全面梳理中国教育发展演变历史以及中国教育与个人、社会关系之历史,真实展现中国教育发展历史场景,系统总结中国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成败得失,建构符合历史的、属于中国的中国教育史教材。因为,在教育学科群中,只有中国教育史拥有这种条件与优势。 (二)走出主流,走向多元。其意指:一、针对教育思想,突破儒家范畴;二、针对教育机构,突破学校教育。将学校教育当作教育的全部,会忽视甚至“压制”学校以外的教育现象、形式和机构,不仅难以为学校教育改进提供思想资源、借鉴经验,而且会使学校教育承担其不应承担也承担不了的责任,进而背上沉重包袱,自身陷于发展困境。就主流而言,相对于统治者有被统治者,相对于儒家有反儒和非儒,相对于强势有弱势,相对于知识精英有草根阶层,相对于男性父权有女性观点,相对于正统有非正统,相对于政府有民间。也就是说,对于任何一个所谓主流,都有某一个边缘存在,时刻伴随并挑战“主流”。一个“士”人、一个农民、一个工人、一个商人分别在回答什么是中国教育时,可能都会有不同答案,并距离“主流”很远,如此一来,中国教育史变得极为复杂,但是比较接近真相。未来的中国教育史教材有必要走向开放,走向多元,从而走向真实。 (三)走出学校教育理论视野,走向生活教育现实。学校教育理论在教育史研究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对于系统建构中国学校教育史理论体系起到积极作用。但是,教育不是起源于学校,而是相反;学校教育是教育的一种,而非全部。用后来建构的学校教育理论规范历史上丰富复杂的教育现象,显然非其能力所及。尤其是我国学校教育理论不是产生于本土,而是学习域外的结果。钟启权教授指出:“新中国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是在充分学习苏联教育学的基础上进行的,由此所形成的教育学体系明显地带有‘凯洛夫’的印痕。……它不仅使人们习惯于用‘凯洛夫式’的模式构筑中国教育理论的大厦,而且也使人们习惯于用‘凯洛夫式’的目光审视几乎所有外来的思想和理论,并以此为准则改造那些试图接受的思想和理论。”凯洛夫教育学同样被应用于中国教育史理论体系的建构,以至于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所编写的中国教育史教材,将传授书本知识和道德陶冶的正规教育机构以外的教育现象基本排斥在研究视野之外。所以,未来的教育史教材需要走出学校教育理论的视野,走近生活教育的现实。 (四)走出单学科分析,走向多学科综合。教育是生活活动,生活活动从来都是综合的,生活中的问题也是综合的,没有生活问题是靠一个学科的知识即可得到有效解决。历史人物经历的复杂性和关注对象的复杂性以及历史事件的综合性需要对其进行综合研究。所以,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不仅是时展的要求,而且是研究对象的要求。“我们不能停留在教育学的范围里来解决教育问题,必须扩大我们的研究的范围。这样我们需要的知识就更多,所以不得不推进到同教育有联系的社会各个方面去,即把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的制度,作为整个社会的一部分,把它同其它有关部分都联系起来,从教育学扩展到教育社会学。” “这需要研究者具有多学科的知识结构,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教育史研究需要有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分析方法与工具,对教育发展史做出较为周全的、具有解释力的研究成果,并以这种方式培养后备力量,使学生形成较为综合、合理的知识结构,为其步入社会、从事未来工作打下基础。 中国教育论文:浅谈我国当前中国教育史研究近况述评——对六年来《教育史研究》相关论文的量化分析 论文关键词:中国教育史 研究近况 相关论文 量化分析 论文摘要:以我国《教育史研究》杂志6年刊发的中国教育史类论文为研究对象,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刊载论文作者的单位及地区分布概况等进行分项统计,展示了我国当前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并从这一角度探讨了中国教育史学科6年来发展的基本动向。 《教育史研究》从1989年发行创刊至今己出版6o余期,共发表中外教育史研究论文及其他文章1000多篇,深受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欢迎,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一份教育史学术研究刊物。其发表的文章既有教育理论的探讨,又有教育制度的分析;既有对某个教育家的教育思想的剖析,又有不同教育家的教育思想的比较;既有类似章句考证的微观研究,又有通史性的宏观鉴赏,研究题材十分广泛。作为一份由国家教育部主管、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并由全国教育史学会发行的全国性核心期刊,它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方向在我国中国教育史领域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对该季刊中有关中国教育史的论文进行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梳理出我国当前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把握中国教育史学科6年发展的基本动向。 一、分析对象与方法说明 我们从1999—2004年刊登在《教育史研究》的论文中,选出所有中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刊载论文作者单位及地区分布、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进行分项统计,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分析。被统计和分析的论文时间跨度为6年,共含24期杂志。采用的方法主要为统计与分析。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一)论文的刊载数量 自1999至2004年,《教育史研究》共发刊24期,517篇。其中关于中国教育史方面的文章达385篇,平均每期16篇。 由上表可知,6年来,中国教育史的研究论文在总论文数中始终占据优势地位,其比例数在63.7%到84.6%间波动,反映出在教育史研究中,中国教育史始终是我国学者的主要领域。在2004年的前5年中,大致成比例数逐年下降的局面,反映出在这5年中,中国教育史至少在研究成果的发表上出现相对的轻微的滑坡。2004年有较大的回升,升幅达8个百分点,但仍没有达到最初两年中的80%以上的水平。 (二)论文选题的内容分布 《教育史研究》六年中发表的385篇中国教育史论文选题所涉及的内容包罗万象,大致可分为教育思想家及其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书序、著作评述、读后感以及对教育史学科著作的分析评论等多个领域。 具体情况如下: 1、教育思想家及其思想 5年内,研究中国教育思想家的论文共计122篇。古代部分主要涉及孔子、老子、孟子、墨子、庄子、韩非子、董仲舒、张载、陈亮、朱熹、张容、经元善、徐光启、张之洞、颜之推等;近现代部分主要涉及陶行知、雷沛鸿、晏阳初、陈鹤琴、严复、黄炎培、鲁迅、蔡元培、张伯等、陈嘉庚、孙中山、叶圣陶、、陈独秀、郁达夫、、、杨贤江、邓小平等。其中古代部分涉及最多的是孔子及其教育思想,包括探讨孔子的“因材施教”思想、“启发式”教育方法、学习方法、孔子对中国文化及教育的影响等等。近、现代史方面研究较多的教育家是杨贤江,包括对他的“道德、人生、理想”教育思想以及“青年闲暇指导思想”等等的研究。有一部分研究侧重于对人物思想的比较,如《雷沛鸿与晏阳初教育思想之比较》《鲁迅与蔡元培》等等。 2、教育制度与实践 教育政策与制度的研究向来是教育史学科的重点领域之一,这一态势也直接反映在《教育史研究》中。1999——2004年(教育史研究》共刊登相关的研究论文136篇之多。涉及的领域包括:启蒙教育、官学教育、社学、家学、私学教育、中小学语文、数学、体育、美育、德育教育、女子教育、教师教育、成人教育、函授教育、公民教育、平民教育、开明士绅教育、教会教育、素质教育、留学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农村教育等。除此之外,还包括了介绍教育家亲自参与教育改革、教育实践活动的文章。教育政策制度与实践的研究已经使我们进一步深化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力度与广度。2篇以上论文所涉及的领域如下: 论文篇数达2篇以上的教育类别。 3、地区教育综评 《教育史研究》中国教育史部分的研究中,对地区教育的关注程度并不亚于对其它类别诸如女子教育、启蒙教育、教会教育以及私学教育等的重视程度。由于地区教育研究中包含了个别著名教育思想家在此做出的卓越贡献、某一地区的教育制度与教育实践活动、以及地区教育史学史研究等等。所以,对地区教育的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点,而应当把它看作是一面多棱镜,可以透过它折射出社会不同层面的教育现状,教育发展历程和弊端。 地区教育研究分布情况: 4、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 继1999年《教育史研究》中“教育史学理论”板块出现后,2000年又增添了新栏目,即“教育史学史研究”。到了2004年,又将这两个栏目合并为“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为该学科的反思和建设开辟了空间。 5、著作评介、读后感 《教育史研究》中不仅发表诸多对《师说》、《三字经》、《学记》、《中国教育哲学史》、《道家道教教育研究》等教学名著的评论,而且也刊载了不少对文学名著所隐含的教育思想的评论。如陆修静《洞玄灵宝五感文》的教学思想《无上内秘真藏经》的学习思想、从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看先秦黄老道家教育思想等等。《教育史研究》中除了对教育著作的评介以外,还包含了读后感的文章。如:对学生进行外语教育的好材料—《外语教育往事谈》读后感、《千秋基业—中国近代义务教育研究》读后感等等。 6、书序 书序方面有《中国书院史资料》序、《元代书院研究》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专题史研究》丛书序等等。 书序的发表情况如下: 7、教育史学术年会会议综述、会议发言、摘要及教育大事记 两年一度召开的全国教育学学术年会教育史分会,是一段时间以来教育史学科在整个教育学领域中的巨大贡献以及存在的不足之处做出科学的总结和客观的评价,它也是《教育史研究》中不可获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史学术年会的会议摘要、会议发言和会议综述、教育大事记的刊载为进一步拓展教育史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丰富、详实的考证资料,同时有助于读者获取第一手的教育研究成果报告。6年来,《教育史研究》共发表了各大教育史学术年会的会议综述共10篇,会议发言和纪要5篇,教育大事记1篇。 (三)论文选题的时间段分布 就研究时间而言,在古代、近代、近现代、现代四个时间段中以古代、现代的教育史为研究重点。 其中现代史部分最多,共168篇。而且近现代史部分主要侧重于研究清朝末年、新民民主时期以及建国初期的教育家、教育思想与教育运动等。 论文选题时间的分布情况: (四)研究机构的地区分布 作者研究机构分布较广,大部分来自全国各地师范院校,如北京师大、华东师大、华中师大、东北师大、华南师大、山东师大、首都师大、重庆师大、河北师大、云南师大、福建师大、湖南师大、浙江师大、山西师大、广西师大等;也有来自综合性大学,如,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深圳大学、山西大学、南京大学等。此外,各类研究教育机构,如中央教科所、解放军理工大学气象学院高教研究室等也发表了相关论文。 鉴于《教育史研究》作者所在研究机构分布过于分散,这里仅列出1999年至2004年的部分发刊率排名靠前的研究机构名单,并对它们所发表的论文数量进行对比分析。 主要研究机构分布的情况: 三、结语 从上述《教育史研究》文献分析可以发现,教育史研究范围主题分布较为宽广,其中对教育思想家及其教育思想的研究最为集中,这部分研究的论文数占到了中国教育史全部论文数的33%,教育制度与实践仅次之,占32%,其中,留学教育、教师教育的选题较多,而学科教育题材一枝独秀,是这类研究中数量最多的。从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时限上看,近代略多于古代,对现代史的研究最为丰富,几乎相当于古代、近代和近现代的总和。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的逐步增多反映了中国教育史学科自我反省意识的不断加强。从论文作者的地域分布,撇除《教育史研究》杂志社的地域因素,重点师范院校的在该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明显多于地方院校。中国教育史虽然是一门具有百年历史的老学科,但在日益注重实践和应用研究的今天,其生存和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本文仅对6年来《中国教育史》杂志的发表的论文做一统计分析,以期为这门学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发展提供最基本的现状判断。 中国教育论文:试论以“外汇储备”设立“中国教育银行” 在中国的发展中,什么问题最刻不容缓?不是奥运会,不是磁悬浮,而是教育。教育决定的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素质,教育出了问题,影响的是国家的根本和元气。 而中国教育产业化改革基本上是失败的,带来的是教育的虚假繁荣和教育上的严重的两极分化。 随着高等教育收费的快速上涨,中等、初等教育的收费也在快速跟进,教育支出在许多普通工人农民家庭的总支出中占到了一半以上。 教育产业化改革之初承诺的奖学金、助学金在高额学费面前只是杯水车薪,而助学贷款在还贷违约严重的情况下已被大多数银行叫停。相当一部分贫困地区的农民子女和城市下岗失业家庭的子女事实上被剥夺了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一方面我们看到辍学率在许多农村地区出现回升,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大量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仿佛大学生严重过剩了。辍学率的上升和高昂的学费以及大学生大量失业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联合国官员早在2003年曾对中国的教育状况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中国不仅是世界上公共教育经费最低的国家之一,而且在教育问题上还歧视贫困人口,向他们收取他们无力承担的高额学费。中国人均教育开支之少,在全世界居倒数几位,甚至还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 所以在教育问题上,国家和政府一定要有长远眼光和全局观念,要有紧迫感。在教育问题上的不作为是一种严重的失职,因为贻误的时机是追不回来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希望回归以前的国家全包的高等教育体制似乎是不现实的,所以当前的关键是想办法让大多数人能够上得起学,不仅能享受义务教育,而且能够享受到高等教育。那种以高等教育不是义务教育而事实上剥夺广大工人农民子女受高等教育权利的说法是一种权贵主义的看法,坚决反对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全部面向只占人口一小部分的中高收入家庭。 随着国家对义务教育支持力度的加大,我们有望看到免费义务教育,而高等教育上方面还没有明显的进展,我认为通过成立政策性的“中国教育银行”来促进高等教育的机会公平在当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外汇储备快速增长 唐僧长赘肉 中国的外汇储备近年以火箭式的速度向上蹿升。2004年一年内净涨2067亿美元,相当于2000年之前国家全部的外汇储备。今年截止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达到7110亿美元,比年初增加1010亿美元,到年底中国有可能超过日本成为全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 钱多了也咬手,中国外汇储备过高也带来了明显的压力和风险。压力主要体现在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贸易摩擦增多、外汇占款带来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以及对外汇储备管理收益水平低造成了巨大的机会成本等,而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 储备货币贬值的风险:很显然,如果我们所持有的某种储备货币大幅贬值,肯定会降低该种储备资产的购买力,我国必然遭受损失。这需要外汇储备管理部门对外汇储备的的结构进行及时调整,根据对各种储备货币走势的科学预测进行预防性操作,买进汇率看涨的货币,而抛出可能大幅度贬值的货币。 2. 人民币升值带来的风险:人民币升值意味着外汇储备贬值,人民币升值多少,外汇储备就相应地贬值多少。一国货币升值,其他国家货币跟进性升值在当前的世界环境中几乎没有可能,况且世界上几乎没有实行盯住人民币的汇率制度的国家,所以人民币升值将是针对所有外国货币的普遍性升值,只不过对不同的外币的升值幅度有微小的差异而已。人民币升值的时候,我国持有的外汇储备越多,损失的购买力就多大。 3. 战争中外汇储备被冻结的风险。从外汇储备的形式看,我国多数是以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券、企业债券和其他有价证券形式持有。这些资产在某种程度上是虚拟的资产,其价值维系于正常的国际信用和政治关系。而一旦两个国家政治关系紧张,处于战争状态,那么相互冻结双方在本国的资产是再常见不过的行动了。一旦外汇储备来不及转化为外币现钞或本币就被敌对国家冻结,持有的外国债券、股票等凭证可能就是废纸一堆,那中国多年来辛辛苦苦积累的外汇储备可能就血本无归了。 所以面对快速增长的高额外汇储备,消耗也是国家回避风险、减轻压力的重要手段之一。外汇储备近两年来几乎成了唐僧肉,特别是一些国有银行迫切希望得到外汇注资以求长生不老。其实如果唐僧长赘肉成了累赘,也不是不可以割下一些补贴某些重要的机构。外汇储备主要来源于我国对外经济活动中的盈余积累,是一国货币当局可以用于支付国际收支逆差、维持本币汇率稳定的以外币表示的金融资产,其所有权和支配权属于国家,国家有权力把认为过多的外汇储备投入到国家建设的其他方面。 用外汇储备给其他机构注资要遵循两个原则:第一,不要把“唐僧”本身弄死弄残了。外汇储备本身担负着重要的职责,用于弥补财政赤字和稳定汇率等,动用的外汇储备应该是认为富余的部分,不会影响外汇储备本身职能的正常履行。第二,注资的对象和规模一定要有所选择,最好用于对全国人民利益相关的重要领域,服务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不是用于竞争性的领域和短期性项目,并且其决策最好由全国人大审议和批准,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在这方面,我认为用外汇储备设立政策性的“中国教育银行”是最符合这样的要求,一方面是由教育的重要性和现状决定的,另一方面可以减轻外汇储备过多带来的压力和风险,在法律和产权方面也不存在障碍,而在民意方面估计也不会有太多的反对,这方面可以进行民意调查求证。 以外汇储备设立“中国教育银行”的方案设计 本文所建议的“中国教育银行”将突出以下特色: 首先是政策性银行,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 作为政策性银行,教育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投入的外汇资金和后续的财政资金,服务于国家的“以人为本”的战略目标,体现国家的教育强国战略,不以盈利为目的,而通过以贷款的方式帮助最可能多的大学生完成高等教育为目的,从而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 其次,突出对贷款大学生的信用管理,力争同时塑造成为“中国信用银行”。 通过外汇储备注资设立的教育银行也是有资金成本的,要讲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要力争避免重蹈商业助学贷款这些年出现的违约严重的覆辙,使得教育银行的资金可以良性发展,在发展中滚动壮大,支撑越来越多的人享受高等教育。为此,要加强对接受助学贷款的信用管理,把违约率降低到最低限度。 教育银行在贷款的同时,可以为每个申请贷款的学生设立信用档案,以身份证号码为用户名和密码,任何人可以在任何地方通过互联网查询该学生的助学贷款偿还情况,同时国家以法规的形式要求企业在教育银行设立以后录用大学生的时候,查询该学生的还贷情况,如果有欠款,在用工合同中应添加代扣助学贷款的条款,同时向教育银行上报所录用的所有学生的身份证号码。教育银行可以委托税务机关定期检查,发现有不上报本单位员工身份证号码的行为和不签订偿还助学贷款条款并按期代扣代交的单位,则对该单位进行处罚,并负连带还款责任。凡是有工商登记的企业,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和工商户等都纳入该信用管理体系。这样只要该学生在国内工作,有收入,就要还款,除非他自愿失业10到20年,而这种情况不太可能。 第三,同时开展政策性业务和一般商业贷款业务,后者为前者服务。 教育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为了提高收益水平,也可以把适当比例的资金,比如40%,用于正常的商业贷款,以提高收益水平,但是其运作应以安全性为主要考虑,主要贷放给信用好的优质客户,以保证能按时收回本金,同时带来一定的收益,以保证教育基金的流入流出平衡,或者流入大于流出。但是要以助学信贷为主要业务,商业业务只是补充,在保证助学贷款计划顺利完成的基础上,适当开展商业贷款业务。 第四,一次性注资500亿美元外汇储备,形成相当规模的存量资本。 对于设立“中国教育银行”需要动用的外汇储备的规模,我认为可以一次性投入500亿美元,以形成相当的存量水平。这些年国家助学贷款发放最多的年份也不过数十亿元人民币,附加有各种苛刻的条件,想贷的人贷不到,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在国家教育银行资金充足的情况下,其覆盖范围也可以扩大到中等教育贷款和职业教育贷款,并可以适当地支持贫困地区的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根据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增长的势头,今年全年净增的外汇储备金额仍有可能突破2000亿美元,所以拿出500亿美元对我国的金融安全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但是这500亿美元相当于4000多亿元人民币的资金,即使只动用一半来进行助学信贷,其资金量是非常充裕的,可以对所有高校中的需要贷款的贫困大学生实现全覆盖。 第五,保持稳定的流量,一方面靠自身的业务收益,另一方面要有财政稳定长期的支持。 教育银行的资金相当于是一种教育基金,作为造福子孙后代的重要基金,理想的情况是该基金可以永远存在,并且不断发展壮大。但作为政策性的银行,尽管有商业性业务作为补充,但是由于助学贷款利率低,管理复杂,坏账率仍会相对较高,其整体收益水平会比较低,在某些时期有可能出现资金总量下降的趋势。随着对助学贷款需求的增加,要求国家在必要的时候通过财政给予支持,保持适当流量的财政资金长期稳定地注入,保持教育银行的健康稳定发展,为提高全国人民的整体素质发挥长期的基础性作用。 第六,突出助学贷款的长期性和利率的优惠性,弱化贷款的附加条件。 我觉得一方面要延长贷款还贷的时间期限,比如大学生和研究生每个人可以贷款3~10万元,分10年,最迟不超过20年还清。贷款的利率要低,利息收入原则上能弥补管理费用和抵消正常的坏账即可。贷款要弱化各种限制条件,比如要求有他人担保等条件。教育权是一种基本的人权。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发展教育中都遵循美国总统杰费逊的著名教育理念:衡量教育是否造福于社会,主要不是看它造就了多少杰出人物,而是使大多数人能够享受到必要的教育。教育的基本作用,应该是使所有的社会成员能站到同一个起跑线上,得到一个平等的机会。而中国教育中存在的严重不平衡,使得部分社会成员因为家庭经济状况,在未成年前就被摒弃于竞争圈外,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既然是教育产业化、市场化造成了这种不平衡,那么通过设立的教育银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以市场化的方法来矫正这种不平衡。 最后,要重视对“中国教育银行”自身的管理和监督。 国家教育银行的管理层作为者,可能会犯和所有国有企业管理层相同的错误,即道德风险、内部人控制、贪污腐败,这就需要加强监督。无论是教育银行自身成立投资管理团队,还是把一部分资金委托给其他机构代为投资管理,政府或者人大都应该委托会计、审计和律师事务所等机构对教育银行本身和委托投资机构进行财务、法律方面的监督审核,一旦查出违法违规操作,对其重罚,用追缴的违规资金或者罚金部分对发现问题的监督机构实行重奖。比如揭发出一个贪污犯,可以把追缴回来的非法所得的一半奖励举报人,这样虽然也会造成一定的财富流失,但终究能追回一部分,比全部落入贪污犯手中要好得多,相信重奖之下,必有勇夫,让贪污者惶惶不可终日。 中国教育论文: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中国教育制度的变迁方向 中国教育制度(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必然发生变迁。变迁的方向是: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即在国家的控制、指导、调节或准许下,使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教育与培训领域得到逐步发挥和全面贯彻。理由如下: 第一,国家的主导作用具有必要性。在中国,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三位主体,具有完全一致的利益追求和目标函数。由这三位主体构成的“国家”,内部交易成本较低、工作效率较高,功能强大,控制和主导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是在国家的完全控制、指导、调节下发生的。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变迁,作为经济和社会制度创新工程的一部分,只有在国家的主导下,才可能顺利实现。违背或不顺应国家意志的制度创新活动,现期内,至多是短期内,可能会有“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收益,但用不了多久,创新的边际成本就会高于边际收益,因而不可能持久。 第二,经济和社会制度创新的方向具有决定作用。人力资本生产制度,是社会系统中具有开放性的子系统,主要功能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导致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发生变迁。变迁过程遵循一定的内在规律,但变迁方向主要决定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在国家的主导下,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发生市场化方向的变迁。竞争机制和价格制度,不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得到全面应用,而且广泛作用于教育与培训、科学研究、技术创造、医疗保健、文化繁荣、社会保障、非营利部门和组织管理等多个方面。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创新过程已经开始,竞争机制和价格制度正在教育与培训领域逐步实施。 第三,国家与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关系具有历史性。在西方国家,现代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主要起源于宗教和非宗教民间组织和个人发起的教育活动。目前,在欧洲和美国、日本等地,非公立教育十分发达,著名高等学府的举办者多数是民间法人而非政府。非公立教育制度的变迁会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但主要取决于民间举办者的决策。与西方国家现代教育的发展史不同,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发展。自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清政府创办第一所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尽管出现了由教会等民间组织和个人举办的私立教育机构,但从未获得充分的发展机会。处于支配地位的始终是国立教育。 第四,国家与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关系具有现实性。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教育基本上处于国有国营状态。改革开放以来,虽然非公立教育有所发展,但公立教育仍然是全国教育制度的绝对主体。国有教育与培训制度的创新,自然必须由所有者主导和参与。事实上,迄今为止所进行的全部教育制度创新活动,无一不是在国家主导下发生的。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中国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变迁,只有通过国家主导下的制度创新活动才能够实现。制度变迁的方向,与经济和社会变迁的方向具有一致性。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发生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变迁,意味着国家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改造现存教育与培训制度,以达到优化国有人力资本生产资源(教育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最大化人力资本产出的目的。 中国教育论文:关于带领中青年教师共同研究中国教育史 [论文摘要]我退休十年来,参与承担三项国家规划重点研究项目,与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共同完成并出版四本著作。研究历代教育业绩,具有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承价值,也具有现实价值。 [论文关键词]退休;参与;研究项目;心得 退休是人生历程的又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退休似乎有两种形式或含义:一是彻底地退,一退到底,退了后,原职场范围内的事一概不过问,这叫“裸退”;一是从职场上退下来,仍利用自己未竭的资源条件和余热,再放异彩,这叫“半裸退”。如同青年时期人各有志一样,退体之后也是人各有志。有的人可以随性自在地安排每天的活动,或琴棋书画,或垂钓旅游,充分享受自己的人生和家庭温馨;有的人可根据身体情况和兴趣爱好,干点力所能及、有益于社会和身心健康的事儿,因人而异,不必强求。 我退休十年来,除继续给本科生和教育史专业的研究生讲授中国教育史和程朱理学的教育思想,给校内外的研究生评审博士、硕士论文,参与研究生毕业答辩等工作外,还有幸承担和主持三项国家规划重点研究项目,即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项目《中国近代教育专题史论丛》中的《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工程《中原文化大典》中的《中原教育典》和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工程《南宋史研究丛书》中的《南宋教育史》;完成并出版了《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苗春德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中原文化大典·教育典·官学选士》(苗春德、赵国祥、高培华主编,牛梦琪分卷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4月)、《中原文化大典·教育典·私学书院》(苗春德、赵国祥、高培华主编,赵国权分卷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4月)、《南宋教育史》(苗春德、赵国权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0月)等四本专著。 上述著作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色如下: 关于《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二十世纪上半叶风靡中华大地的“乡村教育”思潮和实验运动,由于时代和政治等诸多原因,解放后一直被视为禁区,其事迹和资料被尘封多年。本书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指导下,从宏观方面对这一运动产生的原因、发展轨迹、经验教训、历史地位以及对当前“三农”问题的启示进行了综合分析,并通过对著名乡村教育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个案研究,论述了乡村教育运动发展过程中的共同特征和个性特色。全书在吸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发了作者的新见解、新观点,是目前研究这一领域中的一部较全面、系统的专著。 关于《中原文化大典·教育典》:本书是对上自远古下迄清末中原大地丰厚和珍贵的教育遗产和资源进行挖掘、梳理和全面整合,向世人展示中原教育的规模和业绩。由于本书规模较大,我们将其分为《官学·选士》、《私学·书院》和《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册来阐述。这是因为这种大专题所涵盖的内容既相对独立又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例如由官府设立的官学,通常通过“学而优则仕”与国家的选士制度紧密相连;私学与书院性质相近,与选士制度有所疏离,相对独立;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社会是人类从自然人到社会人转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这种以横分竖写、纵横结合的大专题形式来叙述教育发展过程与演变,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毛礼锐教授主编的《中国教育史简编》就采用过。这种专题形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即以大专题为标题,按时间顺序讲一件事情的发展变化,并论述其变化的原因和得失所在,更便于读者阅读,更容易发现其演变规律。当然,这种体裁也有缺点,即在同一历史时期内发生的各种教育事实,不在一起讲;而分别讲各个教育事实时,又都要联系同一历史时代和背景,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在时间背景上作重复的叙述由于时间紧迫,再加上我们的学养和水平有限,这次只出版了前两册。 关于《南宋教育史》:本书是试图对南宋时代的教育作一全方位的考察和梳理。《南宋教育史》共分七章,其基本思路是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人手,把南宋教育置于中国十二世纪经济、政治、文化南移的背景中加以考察,将南宋教育定位于中国古代文化下移或转折中来认识,从而彰显出它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具体来说,它对教育制度的研究着力较多,对教育思想的研究也予以足够的关注,特别是对理学思想的形成并最终占居主流地位和爱国思想的凸显及其产生的原因,也予以适当的探讨。这些,在本书中都得到了较充分、新颖的阐释。研究和展现我国历代教育业绩,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承的价值和意义,而且对推动当前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对发展我国软实力,促进中华民族的崛起和伟大复兴,都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意义。几年来,通过与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共同研究和编书的经历,我有如下心得感受: 首先,这是时代使然。中国历来有“盛世编史修典”的优良传统。无论是《中国近代教育专题史论丛》,还是《中原文化大典》、《南宋史研究丛书》,都有一个较长时间的酝酿、策划、实施过程。以《中原文化大典》而论,“它创意于‘八五’,策划、论证于‘九五’,设计、实施于‘十五’,完成于‘十一五’。”前后历时差不多二十年。正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春风驱散了著书、出书的阴霾,打开了学人的文化襟怀和眼界提升了学人、出版人和有识见的领导人的时代责任意识和文化使命意识,为编史修典提供了学术平台组织条件和物质条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改革开放的时代,就不可能有这些丛书、套书的创意因而也就不可能有这些累累问世的成果。这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离不开一个研究团队。一部丛书或套书,少则几本,多则十几本、几十本。这都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完成的。再加上时间限制,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因而需要组成一个临时的专业团队,多学科协同作战,联合攻关。具体到教育史学科,自然也不例外。特别是《中原教育典》这样贯通古今、大型地域性教育史专著,仅主编和分卷主编就有六人之多,参与资料搜集和撰稿者有四十多人次。把这样一个既有本校人员,又有外单位人员,且本校人员中既有教科院、教务处、成人教育学院、图书馆等单位的教师、干部以及前后几届教育史、教育学、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等专业的研究生组成一个庞大的临时研究团队,应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它不是个专业研究团队,参与者不能脱产,即教师不能停教,干部不能停工,学生不能停学,人人必须在业余和节假日进行研究。所有参与者的认识需要统一和到位,上级的精神需要贯彻和领会,大量的资料需要从浩如烟海的古籍和方志中去挖掘、筛选和核实,上百万字的初稿需要去梳理、编织和修剪,共性的问题需要探讨和界定,主业与副业的扯皮甚至矛盾需要去协调和化解,等等。这一切,无疑增加了研究和推进的难度。尽管在编书过程中大家付出了心血和汗水,但收获和成功的喜悦,也着实令人欣慰。 第三,加深了师生情谊。近年来,对于学校师生关系的诟病屡见报端,这是市场经济在人际关系中的一种折射。我们认为,只要教师对学生以诚相待,以身作则,重塑师生亲密关系不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编书过程中,有意在这方面作些尝试和引导。参与上述著作的四十余位师生,大部分教师是我的学生,平时因所在单位和工作性质而接触较少;而二十几位研究生的加入,一方面他们是新生力量,生机勃勃,另一方面他们又是科研新兵,缺乏实战历练和基本功。这一次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接触频繁,交流较多,一起学习文件,领会精神,商谈认识,一起谈论工作和理想,甚至业务上手把手传、帮,生活上互相关爱,因而师生间充溢着尊师重教、敬师爱生的浓浓情谊。由于频繁的接触、交流和沟通,所以,老中青教师间及其与学生间的情谊,比平时有明显改观和荡漾。 第四,提升了团队成员的业务和研究水平。几年来,通过分工合作查阅资料和编撰,基本上把有关的古籍翻检了一遍,摘录和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并按中原官学教育、私学教育、书院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考试和选拔制度、教育人物和文教政策等加以归类和梳理。通过这个完整过程,不仅使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有了接触原著的机遇和挑战,学会了查找资料的方法和途径,受到了一次正规和严格的科研历练和实战,为他们今后独立进行研究增强了自信心、期待感和成就感。这是其一。其二,通过这次实战和研究成果,不仅为中青年教师晋职提级创造了条件,也为不少硕士研究生考取博士生创造了机会。 第五,有利于提升学校在全国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参与上述国家重点规划研究工程和项目,不仅为学校争得重大科研支撑,彰显了学校的学术资源和实力,而且随着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版和发行,一定会进一步提升和促进学校在全国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 中国教育论文:张元济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探析 论文关键词:张元济;教育救国论;教科书 论文摘要:张元济(1867—1959)是中国近代活跃在我国出版界、教育界的著名教育活动家,是近代教育救国论的宣传者、近代新教育的推动者、新人才的呵护者、培育者。在社会不断进步,教育得到大力发展的今天,正确认识张元济先生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地位,将有助于出版界正确认识出版对教育的扶助性作用。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清光绪壬辰(1892年)考取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改任刑部主事。张元济于18%年参加,变法失败后被革职“永不叙用”。不久,南下上海至南洋公学译书院。1902年,商务印书馆,历任商务编译所所长、总经理、监理、董事、董事长等职。“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是张元济选定出书出刊办报办学这样的道路的内心写照,在这条理想之路上,张元济无怨无悔,无取无求,直到终老达六十毕生尽瘁文化教育出版事业。 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说:在中国的新式出版事业中,张菊生(张元济笔者注)确实是开辟草莱的人。他不但是个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他没有留下专门著作,但百袖本二十四史每史有他写的跋,以及所辑《涉园丛刊》各辑的跋,可以概见他于史学、文学都有很高深的修养。笔者认为张元济先生不仅是新式出版事业中开辟草莱的人,而且在新式教育事业中也是一位披荆斩棘者。他在近代新教育战胜旧式教育的过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近代的新式教育事业中,张元济当仁不让是位伟大的教育活动家。他没有骄人的学术巨著传世,但有许多润物细无声的教材滋养着一代代新人;他没有显赫权柄,但他执掌着“一个支配几千万儿童的知识思想的机关”—商务印书馆;他没有一本本教育专著传世,但却留下三四百万字的文稿,让我们从中窥探他的教育主张。更可贵的是他身体力行,把自己的思想深植于心田。事业就是标志,在他出版事业的进程中我们可探索他的教育思想,在他的成功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他的人格魅力。全面客观地评价张元济先生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对于当前我国出版事业为教育服务及教育自身的发展,将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张元济是近代教育救国论的宣传者 清末,中华大地面临被瓜分豆剖的命运,张元济和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一样积极提倡教育救国。 18%年,张元济在与其友汪康年的讨论中论述了维新图存的途径有两个,“此时急务以鼓动人心为第一义,贵报已膺此任。其次即为培植人材”,他认为政治维新并不是挽救中国的根本,救亡图存必须从开通风气和培植人才这两方面着手。也就是说张元济将挽救中国的希望寄于教育来培植人才,寄于出版、教育来开通风气。只有在风气大开、人才蔚起的前提下,变法事业才能顺利无阻地推进,国家才有希望。张元济强调教育应充分发挥其改造社会、拯救国家的社会功能;换言之,在当时的中国,教育必须为解决“救亡图存”这个时代所提出的最迫切的课题服务。从中国近代思想史、教育史上来看,虽不能说张元济是“教育救国论”的首创者,却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张元济终身是一位坚定不渝的“教育救国论”的提倡者、宣传者、实践者。在南洋公学译书院时他之所以积极出版严复译西方著作,是因为严复第一次赋予这种在中国近代影响深远的社会思潮以哲学的内涵及方法论上的依据。严复译作中无不闪现着其本人经过哲学和方法论思辨后的“教育救国论”思想,故张元济一直倾力出版严复译作,积极宣传“教育救国论”。如果把翻译、出版一部学术经典之作比喻为建造一座大厦,那么张元济无疑也是一位颇具匠心的“建筑师”。 张元济是近代新教育的推动者 1.出版《最新教科书》为新教育的发展提供蓝本 1901年,清王朝实行所谓的新政,颁布兴学诏书,设立了不少新式学堂,普通教育逐渐兴起,中小学校出现并迅速增多。张元济认为清末新式学堂的出现,只是近代中国教育改革初见端倪,并不意味着一种真正意义的近代新教育已经出现。因为在那些所谓的新式学堂,绝大多数所使用的教材无非两种,一是教会所编,目的在于推行宗教,讲授不合我国国情的事。一是当时书坊所卖,不合教育原理,大都胎脱于旧时学塾读物,以儒家经典一统天下,难以适应新式教育的发展,这类教材内容空疏无用,而且形式与结构也极不科学,严重脱离学生实际。张元济认识到新式教育呼唤新式教材,否则新教育将无法落到实处,不过是一句动人的口号而已。因此,编写一套适应当时中国社会情势需要的、具有真正“近代意义”的新教材,成了当时中国教育改革的关键。可贵的是当纯教育中人还在坐而论道时,张元济就已立即付之实施,邀友蔡元培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采取个人承包的办法编辑新式教科书。编译所编辑教科书采用合议制,依据发展普通教育,编辑初小和高小的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等教科书,每学期一册,并根据课本另外编写教授法。全套教科书定名为《最新教科书》。这套教材已经涉及到许多新学科,这些新学科在中国还是第一次成为新教育的课程,如历史、地理、国文、算术等,初步涉及到了中国近代教科书的基本框架,从革新课程内容的角度推进了新式教育的健康发展。为新式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蓝本。 1903年发行的《最新教科书》,以合理可行的编写原则为指导,注意到儿童的心理特征,注重直观形象,按学制年限编排,循序渐进,用以引起儿童的学习兴趣。而且,这套教科书照顾到知识的逻辑顺序,并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传统教材中的封建陈腐及不合时代的东西,注重儿童生活实际、民生日用,讲求新文化,宣扬新的伦理观念。《最新教科书》所体现出的这些编辑方针说明张元济已力图摆脱旧式教育忽视、抹煞对人的理性发展功能的影响,而是把教育视为一种发展人的理性的事业来对待。“只要用历史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就应该肯定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在推动新式教育战胜旧式教育的斗争中,张元济为中国近代独立的、科学的、符合教育学原理的教科书的编写指明了方面。从而确立了新教育理念在教科书领域的地位。 2.不断推动教材革新推动新教育的发展 20世纪初叶的中国风云突变,政权更迭频繁,时代变化迅速,常常是教科书本身尚未成型固定,而时代却变幻了。这就逼使张元济必须不断适应这种新的变化,抓住教育改革的新动向,以适应新式教育发展的需要,推动新教育战胜旧教育,使出版顺应时代、顺应教育的潮流,并适时引领潮流。正如庄俞所说:“学制修改一次,教材跟着变更一次,往往一部还未出全,又要赶编第二部,我馆对于此点向来是很注意很敏捷的。”商务在推出了第一批近代教材后,根据时代之需陆续推进,即有清末的“最新教科书”、辛亥时期的“共和教科书”、学制改革时期的“新学制教科书”,国民革命时期的“新时代教科书”,体现新课程标准的“基本教科书”。 当然,张元济在教科书出版中也有应变不及时的时候。如在辛亥革命前后,由于对政治形势的预料不及,没有能够及时预备适合共和民国宗旨的教科书,结果在民初的教科书出版竞争中极为被动,同时也造就了商务印书馆的强劲对手—中华书局的崛起。但张元济领导商务印书馆很快调整出版方针,力求紧跟时代潮流,并在以后的教科书出版中长期处于执手牛耳地位。 面对风云变幻的政局,当纯教育中人还在不断探讨、争论之时,商务已根据学制的变革和国家教育新的方针,适时地调整教材的编写方向。出版了顺应、体现教育潮流的教科书。从而推动新式教育不断发展。在旧教育与新教育对垒的关键时刻,能否编辑出版适时适用的教材,不仅成了社会急需,也成了“方兴未艾的近代教育事业能否取胜于旧教育的关键之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元济主持编纂的一套套教科书对于近代教育战胜旧教育,对于新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推动、扶助作用。不断推陈出新的教科书使近代教科书日臻完备,而教科书完备之时,也就是近代教育形成之日。 另外,张元济先生对学术活动的关注,尤其是对学术活动的资助、对学术成果的及时汇编出版等,加快了前沿知识的传播,对中国近代教育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张元济是新人才的呵护者、培育者 张元济重视人才,广招人才、重用人才,商务印书馆成为一个著名的“育才馆”。张元济是一位慧眼识人才的伯乐。由于张元济海纳百川的胸襟,识才、爱才之心使分属不同思想流派的学者、专家,将多元化的思潮涌人商务,并由商务波及全国,促进中国各领域的学术发展,促进中国教育的大发展,促进中国科学文化的大发展。此时的商务与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相近,“兼容并包”。商务编译所因此而“成了各方面知识分子汇集的中心”在这个“育才馆”中张元济积极呵护、培育人才,如茅盾由一名北京大学预科毕业生成长为新文学的领头羊;杨贤江由一名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英文科学生成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先驱者;胡愈之由一名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练习生成长为新中国《光明日报》总编辑、出版总署署长。他们的成长、成才历程离不开张元济先生的倾力提携、大胆提拔。 当今出版界面临的机会与责任与当初张元济先生面临的情况相似。2001年,国家教育部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纲要》的出台意味着过去国家推行“一纲一本”、人教版惟我独尊的时代的结束,标志着开始实行国家基本要求指导下的教材多样化政策。鼓励有关机构、出版部门等依据国家课程标准组织编写中小学教材,以形成“一纲多本”、学校自主选择的格局。这种格局与张元济先生所面临的新式学堂兴起,给教科书的编写与出版有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的情形是相似的。当前出版界应认清形势、明确自身职责、抓住机遇认真编写出最能代表新课标的教材,为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为提高国民素质作贡献。故出版界不能仅仅将编写出版新标准教材作为一个商机来对待,而是把其放在提高民族素质、振兴民族教育、落实新课标的高度来从事教科书的编写出版。正如当年张元济主持编写《最新教科书》的初衷一样,情系教育,而非情系金钱。充分认识到当前正是教育改革深人进行之时,新的教育理念与应试教育的理念正处于胶持阶段,此时编辑出版体现新课标精神的教材尤为重要。 当今出版社首要任务是像张元济先生学习广纳人才,组建一支高素质的编写队伍。这支队伍至少应包括三类人:一是,“大师”。出版社应具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吸引、鼓励像蔡元培、张元济一样的“大师”们参与教科书的编写。二是,有教育实践、懂得教育原理的教师。教科书的编辑队伍中不能没有一线的教师。因为他们最了解儿童与教学,最有发言权。倘若对于什么是“教科书”,什么是“新型的教科书”都不甚了解,即便“资格”再老、“知名度”再高,也是不合格的。三是有持教育出版观的出版家。持教育出版观的编者们是一批急教育之所急,把出版和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出版人。他们以爱国为出发点,以教育与出版为职志,通过办教育,搞出版,不断摸索符合新课标精神的教科书的内在规律,从而引发一场悄无声息的教育革新,把教育与出版融成一体,以出版和教育为两个轮子,开出一条“科教兴国”之路,推动着时代的前进。 中国教育论文:一个文献综述及其政策含义 【摘要】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文献回顾,揭示教育与收入、收入分配及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及其政策含义。首先说明了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意义与方法,然后依次概述了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基本特征、从制度和技术角度对教育收益率估计值的解释、计量方法的改进对估算教育收益率的影响、转型期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特点以及教育收益率的变化特征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最后做了简单的评述。 【关键词】教育收益率 明瑟收入函数 劳动力市场 收入 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一个文献综述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文献回顾,揭示教育与收入、收入分配及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自从人力资本理论以来,对教育与收入关系的研究文献汗牛充栋,对中国的研究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亦是如此,并有多个视角,而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教育个人收益率的研究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本文以下的内容首先说明了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意义与方法,然后依次概述了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基本特征、从制度和技术角度对教育收益率估计值的解释、计量方法的改进对估算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与转型期有关的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特点以及教育收益率的变化特征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最后做了简单的评述。 一、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意义与方法 教育收益率研究的是教育作为一项个人(以及家庭)和社会(政府公共支出)投资的收益率的大小,可以分为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前者。自从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人力资本理论以来,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就非常重要。由于人力资本理论确立了把教育看作一项投资的基本理论模型,因而成为估算教育收益率的理论基础。一般认为,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有如下意义: 首先,教育收益率是评价教育生产力的一个有用的指数,它试图回答的是:社会和个体是否应该在教育上投入资源?也就是说,教育收益率既可以作为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投入到教育中资源的判断标准,提供资源配置效率的信息,又可以激励个人和政府投资于教育。如通过比较教育的收益率与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率,就可以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教育上投资的多寡;再如根据大部分研究发现的教育收益率较高的值,这样可以激励个人和政府把更多的资源投资于教育。 其次,通过对不同群体、不同教育水平收益率的研究,可以判断教育内部资源分配的合理性,包括男性和女性、农村和城镇、以及各级各类教育上资源分配的合理性问题。 第三,在教育上的支出作为一项投资,要求取得相应的收益,而收益的高低能够反映出教育投资对收入分配的作用、以及劳动力配置效率的高低。因此,了解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有助于分析检讨收入政策、教育政策与就业政策的得失。 第四,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还有着重要的政策意义(Psacharopoulos等,2002)。这一领域的研究可用于指导教育体制和财政改革的宏观政策制定,这方面的例子如英国和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财政改革。此外,具有创新的应用领域是用来评估一些特殊的项目。这方面的例子如印度尼西亚的“学校建设”项目、印度的“黑板”项目、以及埃塞俄比亚的“主要部门投资”项目。同时,根据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政府在公共政策设计上即要激励个体提高人力资本上的投资,又要注意保证和资助低收入家庭的投资。 最后,研究教育收益率对于象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又有着特殊的意义。众多的研究者将教育收益率作为判断中国劳动力市场建设和经济转型程度的一个指标。如Appleton等(2002)通过对不同群体的教育收益率的比较以判断中国城镇地区是否已形成了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赖德胜(2001)认为用教育收益率可以判断劳动力市场体制分割状况;Zhao Zhou(2001)则认为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提供了考察转型期间资源配置以及认识社会制度改革程度的一个工具。 对教育个人收益率的研究依赖微观数据。根据已有的文献,研究教育收益率的方法主要有两种:明瑟收入函数(Mincerian earnings equation,称为明瑟收益率)和基于精确法(Elaborate Method)的内部收益率。此外,根据农村家庭的特点,研究农村教育收益率的学者又发展了一种方法:生产函数法(Jamison Gaag, 1987)。由于精确法的应用依赖于教育成本与收益的准确数据,而现实中这些数据又难以获得或难以估算,此外,生产函数法是应用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村地区的特殊方法,因而,应用精确法和生产函数法研究中国教育收益率的文献还很有限,绝大部分研究应用了明瑟收入函数。本文以下的内容也以这种方法的介绍和文献研究为主。 明瑟收入函数是由经济学家明瑟(Mincer, 1974)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推导出的研究收入决定的函数,该模型包括两个基本的变量:教育和工作经历及其平方,实证模型中教育变量的系数就是教育的个人收益率(明瑟收益率),其含义为多接受一年教育(不考虑教育水平)可引起的收入增加的比率。如果把基本收入函数中的连续变量——学校教育年限(S)分成一系列教育水平虚拟变量,就可以根据这些虚拟变量系数的比较确定不同水平教育的收益率。由此可见,明瑟收入函数其实是一个研究收入决定的模型,因而,研究者通常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在模型中加入其他变量,如性别、地区、部门等。该函数包含了两个基本的经济概念:(1)它是一个劳动力定价模型或享乐主义(hedonic)工资方程,揭示了教育和工作经历这些具有生产力特性的要素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报酬;(2)它代表了教育的收益率,可以与市场利率进行比较,从而决定人力资本的最佳投资水平(Heckman, et al, 2003)。 对明瑟函数有众多的评论,如Psacharopoulos, 1994; Schultz, 1988; Strauss Thomas, 1995; Card, 1999;赖德胜,2001;Heckman, et al, 2003;等等。虽然后来的学者对此种方法多有批评,然而,由于这种方法简单容易,成为研究者使用最多的方法(Psacharopoulos, 1994)。 二、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的基本特征 从所能看到的文献来看,最早的对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应该是Jamison Gaag在1987年发表的文章。初期的研究样本数量及所覆盖的区域都很有限,往往仅是某个城市或县的样本。而且在这些模型中,往往假设样本是同质的,模型比较简单。在后来的研究中,样本量覆盖范围不断扩大直至全国性的样本,模型中也加入了更多的控制变量,并且考虑了样本的异质性,如按样本的不同属性分别计算了其收益率,并进行比较。这些属性除去性别外,还包括了不同时间、地区、城镇样本工作单位属性、就业属性、时间、年龄等。下面概况了研究的主要结果。 1. 城镇与农村的比较 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明显的二元体制,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区分了农村与城镇。对这两类样本是根据户口属性来定义的,而不管其在城镇还是农村工作。从计算的结果看,在城镇地区,最低的值为0.75%(邵利玲,1994),最高值为11.5%(Zhang Zhao, 2002),应用1995年以前数据的绝大部分研究计算的收益率在6%以下;在农村,最低值为0.7%(Gregory Meng, 1995; Li Urmanbetova, 2002),最高值为6.4%(Brauw, et al, 2002),绝大部分研究的收益率在5%以下。 可以看出,农村个体的教育收益率要明显的低于城镇居民,这从同时含有农村和城镇居民样本的研究中可以更加明显的看出这一点。如李实和李文彬(1994)用1988年全国数据的估计表明,城市个体收益率比农村个体高出近2个百分点,而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李春玲,2003),2001年两者的差距达到了7个百分点,说明这一差距有随时间逐渐扩大的趋势。 城镇和农村的教育收益率差异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教育和工作经历这两个变量对收入决定的解释力上,农村的模型要明显低于城镇模型。大部分的研究发现农村雇佣劳动者总收入差异中不足10%是由教育和工作经历这两个因素造成的,而城镇样本大多在20%以上。这一结果再次验证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二元体制特征,以及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远远落后于城镇劳动力市场。 2. 收益递减还是递增? 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中投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教育投资也应表现出相似的特点。事实上,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规律(Psacharopoulos, 1994),即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收益率表现出下降的趋势。然而,对中国的研究出现了相反的结果。一个证据是,众多研究发现教育收益率从高到低依次是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李实和李文彬,1994;Wei, et al, 1999; 邵利玲,1994;Xie Hannum, 1996;等)。另一个证据是把样本按某一教育程度作为分界点,分别估计在这一点之上和之下个体的教育收益率,结果发现分界点之上的个体的收益率要高于之下的个体。如Brauw Rozelle(2002)以及Maurer-Fazio Dinh(2002)的研究都发现,小学或高中以上个体的教育年数的系数都高于小学或高中以下个体的系数;诸建芳等(1995)的研究表明,代表着中低等教育的基础教育收益率为1.8%,代表着中高等教育的专业教育的收益率为3.0%;Li(2003)的研究也发现,中国的教育收益率尽管平均水平比较低,然而大学教育的收益却要高于高中以前教育的收益率。Benjamin等人(2000)认为,在中国,教育收益率之所以出现递增,是由接受高层次教育(高等教育)的个体比例较少造成的,其后果是,由于高层次的教育仅有少数人获得,而教育收益率又递增,这样会加大收入差距。同时,收益递增的原因可能与中国政府在高层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上对个人的大量补贴有关。 3. 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在城镇地区,教育收益率随时间表现出明显提高的趋势。如Zhao Zhou(2001)的研究估算的1978年的收益率为2.8%,相应的应用80年代中后期的数据计算的值达到4%,而90年代后的研究到5%以上;Zhang Zhao(2002)应用了1988-1999年各年的全国数据更明显的表现出这一规律,如1988、1994和1999年这三年的收益率分别为4.7%、7.8%和11.5%。此外,城镇教育收益率随时间的增长还表现为这样一个特点:在1993-94年是变化最大的时期,93年以前的教育收益率缓慢增长,到94年迅速提高,之后又缓慢增长。在农村地区,由于收益率的值较低,随时间的提高趋势比较平缓,变化程度远远低于城镇地区。 4. 教育收益率的性别差异 在众多的研究中,男性的教育收益率要低于女性,唯一的例外是Maurer-Fazio Dinh(2002)的研究结果。而且两者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扩大的趋势,如于学军(2000)的研究发现,1986年男女收益率的差异为2个百分点,而到1994年这一差距扩大到3个百分点以上。Zhang Zhao(2002)的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男女教育收益率的差距先是略有减小,后又在逐渐扩大,这一差异从1988年的2.9%,到1992最低的2.4%,再到1999年差距最大的5.8%。女性较高的收益率为倾向于女性教育投资的政策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文献中对教育收益率性别差异的解释有多种,一种解释认为女性职工上学的机会成本低于男性,从而只考虑机会成本而不考虑直接成本的明瑟收益率会使女性比男性高(赖德胜,2001)。另一种解释则基于两者劳动时间参与上的差距,即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要低于男性,而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女性的能力要高于呆在家庭中的女性,而男性就没有表现这一特征,从计量方法上讲,在估计明瑟收益率时,忽略能力因素会高估教育收益率(见下文的解释),因而女性的收益率会高于男性(Zhang Zhao, 2002)。还有一种解释是女性样本中高一级教育水平的个体收入与低一级教育水平的之间的相对差距要高于男性(杜育红、孙志军,2003)。 5. 不同部门的教育收益率 在现实中,不同经济部门劳动力市场中收入的决定因素不同,这会造成教育收益率的差异。几乎所有的研究发现,在不同所有制结构部门中,一般是国有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教育收益率都要低于私人部门。由于国有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要低于私人部门,因而,市场化程度高的部门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市场化程度低的部门。这反映了不同部门中对教育回报的差异,也反映了教育的生产力效应发挥的程度上的差异(杜育红、孙志军,2003)。 6. 个体的其他属性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 文献中关注的个体属性除去上面提到的性别外,还有年龄、工龄、户口、找到工作的方式、就业属性等。研究发现,年青人和工龄较短的个体的收益率高于年长者和工龄较长的个体(Maurer-Fazio, 1999; Li Luo, 2002; Zhang Zhao, 2002),通过竞争的方式(市场)找到工作的个体教育收益率高于通过(政府)“安排”的方式的个体(Meng,1995;Maurer-Fazio Dinh, 2002)。若按户口和就业经历划分,那些一直有工作(未“下岗”)的个体的收益率最高,其次是下岗后又找到工作的个体,最低的是下岗后仍未有正式工作的个体;城镇居民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城镇中农民工的收益率,另外,下过岗又找到工作的个体现在的收益率高于下岗前的收益率(Maurer-Fazio Dinh, 2002;Appleton, et al. 2002)。对于户口因素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也有相反的例证,如Appleton等人(2002)根据对1999年全国的城市中的数据研究发现,城市中两类群体(城镇居民和农民工)的教育收益率已经相差不大(前者为6%,后者为5.6%),并由此判断中国城市的已经初步形成了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 7. 地区差异 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地区差距也比较明显,有的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最低,而西部的最高,也有的研究发现中部地区的最高。但是总体的特点是西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起码不低于东部地区,这为加强向西部地区的教育投资的政策提供了坚实的证据。 8. 国际比较 中国的教育收益率在世界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根据Psacharopoulos等人(2002)的研究,90年代中后期世界平均的明瑟教育收益率为9.7%,其中亚洲国家的平均水平为9.9%,OECD国家为7.5%。以此比较来看,中国城镇地区的教育收益率在90年代中后期以前的要低于世界及亚洲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并且时间越往前,收益率越低;到2000年前后,这一数值开始接近并超过了世界及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中国农村地区的教育收益率则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三、对较低的教育收益率的解释:制度因素与生产技术条件 如上述,应用90年代中后期以前的数据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都得到了比较低的值,尤其在农村更是如此,甚至有研究认为教育在中国农村中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Zhao, 1997)。我们还不能怀疑数据的可靠性,因为,大部分研究使用了国家统计局协助下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抽样调查数据。这些结果的一个隐含的政策意义就是,中国以往的教育投资的低水平是合理的,而且维持这样低水平的投资水平也是合理的,应该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收益率更高的部门去。事实真是如此吗? 近些年来,许多研究者从两个视角专门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一个视角是基于对劳动力市场的一些制度特征的分析,另一个是从计量方法上做出的解释。这一部分主要讨论前者。 制度因素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分配体制和劳动力市场分割体制。劳动分配效率的低下和由于体制分割造成的劳动力市场的非竞争性和非流动性都会对劳动者的生产力产生负面影响,这样,受过教育的个体的生产力无法充分发挥,或者是其所得报酬低于所创造的边际产品的价值,必然会降低教育的收益率。 从这一角度出发,早期的一些研究侧重于从理论上的解释,并没有实证检验。如Knight Song(1991)认为较低的教育私人收益率与刚性的工资体制有关。李实和李文彬(1994)把较低的收益率归结为城市的工资体制。邬剑军和潘春燕(1998)的理论分析也认为,中国城镇的企业工资体制是基本不反映劳动者教育程度的差别的,这是中国个人教育投资回报率严重偏低的主要原因。赖德胜(2001)的研究强调的是劳动力市场分割体制造成的诸多问题。他认为,劳动力初始配置的行政化和非竞争性、劳动力的非流动性都会抑制配置能力和生产能力的发挥,从而都会造成教育收益率的低下。 另外的一些研究则对制度因素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Fleisher Wang(2002)通过比较中国企业中的生产工人和技术管理人员的边际产品价值与实际所得报酬,发现技术管理人员的边际产品价值要远远高于生产工人,而两者的实际所得报酬则相差不大,由于技术管理人员的教育水平较高,而生产工人的较低,这样,较高教育水平与较低教育水平的个体的边际产品价值之间的比例要高于两者所得报酬或收入的比例,同时,劳动力市场上还存在着体制分割与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政策,这些都解释了较低的教育收益率。 如前述,文献中对中国农村教育收益率的估计值更低,这引起了更多的研究者的兴趣。 Zhao(1997)认为,传统的估计方法由于忽视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即由政府政策造成的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这一体制因素,因而低估了教育的收益率,特别是由于中国在城乡之间存在着持久的收入差距,如果教育有助于农村个体克服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障碍,在明瑟收入函数中就不会捕捉到农村居民的教育水平的这一影响。以此为出发点,Zhao通过把劳动力市场分割因素引入到模型中,研究了在农业就业和非农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的收入,并估计了教育的收益率(称为“迁移”收益率),结果发现,1979年的教育的迁移收益率为8.3%,而1985年的为4.3%,这一结果要远远高于同期其他研究结果。 李实和李文彬(1994)从农村要素市场的特点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由于农民几乎无法自主决定在大部分土地上种什么作物甚至种几样作物,多数出售的产品以低于市场出清的价格,通过国家控制的销售系统进入市场,土地、化肥和劳动力投入通常是由行政手段而不是由市场决定的,所以,正式教育在确定投入-产出最佳结合方面作用不大。 关于教育在农村中的作用,Schultz(1964)早就指出,在传统农业中,农民没有应用技术的经济激励,许多农业技术会丢失,对农村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就没有什么要求,教育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Rosenzweig(1995)进一步指出,教育投资并不是万能的,其收益率依赖于技术革新以及市场和政治体制的改革。笔者把这一理论应用到解释中国西部农村中教育的作用,认为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占主导地位是造成家庭生产函数中教育的系数为负值的主要原因(孙志军,2002)。 上述解释对教育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是合适的,然而,大多数教育收益率的估计采用从事非农劳务性活动的农村个体。对城镇居民和城镇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的比较已经说明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二元体制是造成农村工资收入者较低教育收益率的原因。一些研究进一步从雇佣了许多农村个体的乡镇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农村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不平衡提出了解释。Li Urmanbetova(2002)通过对农村乡镇企业为主的劳动力市场上工资的决定及教育的收益的研究认为,在这样一个劳动力市场上,由于乡镇企业数量较少以及经济规模较小,劳动力相对过剩,因而在劳动力市场上形成了买方市场。这样,劳动者在与雇佣单位确定工资报酬上就存在着劣势,工人很难按其边际生产力取得相应的报酬,在农村中的企业中,教育在工资结构中基本上是不起作用的。然而,即使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不平衡是真实的,如果受过较高教育的劳动力生产力更高的话,他们也能得到较高的工资。这样,较低的教育收益率还暗含了其他解释。这其中农村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原始与落后就是一个因素,在这些企业中,教育根本就是不重要的,相反,工作经验可能是一个决定工资的重要因素。 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低下不是由于教育投资本身的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于教育的生产力效应的发挥所需的制度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造成的。这种解释其实植根于这样一个假设,即作为一项资产的人力资本,如同物质资产一样,其回报需要有相应的激励机制,在受到充分的保护时,人力资本的收益率才能真实的反映出来,也即教育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教育收益率的提高相应的会带来教育生产力效应的发挥,因而上述解释的政策意义就是,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将会提高教育的收益率,进而提高教育的生产力效应。而对于农村地区,提升农业生产和乡镇企业的生产的技术条件也会起到相应的效果。 四、计量方法对估算教育收益率的影响 计量方法对估算明瑟收益率的影响主要是指测量方法的缺陷造成的估计的值偏离真实值。其依据是,由于基本的明瑟收入函数是用OLS估计的,这样,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看,由于解释变量的复杂性和样本的选择问题而造成的偏差(bias)都会削弱这一估计方法的有效性,这会使得估计的教育收益率与真实值有较大的差距。对中国的研究绝大部分使用了该方法,这样,OLS估计本身的问题和较低的估计值使得一些研究者从计量方法上考察对教育收益率估计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的教育收益率之所以出现较低的值,可能是方法上的原因造成的。 计量方法对明瑟收益率的影响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与样本选择有关的样本偏差问题,第二类是与明瑟收入函数自身的缺点有关,第三类是变量的测量误差。 1. 样本偏差 样本偏差包括样本缺乏代表性以及截取样本(Censored Sample)问题。没有代表性的样本会使收入和教育之间的测量关系变得更为模糊(Brauw Rozelle, 2002)。这在许多文献中都出现了这一问题,如一些研究的样本仅限于经济中某个部门(如,Meng, 1996; Gregory Meng, 1995; Ho et al., 2001),这显然是没有代表性的。Becker (1964)曾警告说,如果仅仅是用一特定的样本估计教育的收益率,其值将会是比较低的。 截取样本主要是指一些样本的被解释变量的信息无法被观测到,这部分样本在估计时被简单的排除在外。比如我们研究城镇个体的教育收益率,我们知道的是那些有工作个体的实际工资,但是不知道没有工作的个体的工资(“保留工资”)。这一问题更多的体现在农村教育收益率的估计上。由于农村个体的生产活动方式有多种选择,他/她们的“保留工资”更难以观测到,而大部分研究使用的是仅有工资收入(或劳务收入)的样本。在这两个例子中,因变量(工资收入)是被截取的:没有这部分样本的因变量的信息。样本选择偏差会使估计模型是有偏的。而且,截取样本偏差更可能高估教育的收益率。这一点也成为解释女性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的原因。针对这一问题,研究者通常采用Heckman(1979)提出的标准步骤来纠正这一偏差。 2. 明瑟收入函数的缺点 明瑟收入函数自身的缺点有多种,这些缺点多是忽略了模型中的一些变量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些变量主要包括能力因素和学校质量因素。在估计模型中忽略能力因素而造成的有偏估计称为能力偏差(ability bias)。一般认为,个体的能力往往是天生的,天生能力的差异会导致个体受教育水平的不同,两者的关系是,能力越强,则教育水平越高,因而传统的方法从理论上会高估教育的收益率。忽略学校质量因素对个体教育水平的影响也会造成有偏的估计。这里的关系是,学校质量与个体教育水平是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那些进入质量比较高的学校的个体的教育水平要高于质量低的学校的个体,因而,忽略学校质量因素也会高估教育的收益率。此外,传统的明瑟收入函数还忽略了教育与收入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如果某级教育(如初中)后的收益率高于该级教育以前的收益率,那么结果会被低估。 克服能力偏差的影响的方法是在模型中直接加入能力的变量(Proxy Variable)或在计量模型上用工具变量法(IV),这些变量通常是些家庭背景变量,如父母教育、兄弟姐妹的教育等。 3. 测量误差 测量误差会低估教育的收益率。它首先表现在对因变量的测量上。传统的明瑟收入函数中的因变量是指个体的收入,然而,它却未指明收入的衡量单位。一般认为,对收入的衡量根据时间单位可分为小时工资率、日工资、月收入和年收入。由于精确度不同,因而采用不同的衡量单位会得到不同估计结果。特别是一些研究认为,教育程度低的人比教育程度高的人每天以小时计的工作的时间可能更长,这样,相对于小时工资率而言,因变量中采用日工资、月收入或年收入都会低估教育收益率,原因是小时工资不会受个体每天或每月中决定工作多少小时的影响。此外,由于中国的经验比较复杂,个体的收入由于有多种来源,如正式收入、非正式收入、实物等,这都会对测量个体收入的精确性产生影响,从而会影响教育收益率的估计值。 测量误差的另一个方面表现在教育变量的测量上。在多数研究使用的数据中,教育年数是根据个体报告的教育程度结合中国的学制进行估计的,而并没有准确的报告受过多少年教育的数据,这样由于相同教育程度的个体,教育年限可能会不同,因而就会产生测量误差问题。文献中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来准确的解决这一问题。 4. 研究结果 究竟上述各类测量偏差对估计教育收益率的真实值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近几年来的一些文献对此做了实证检验。 前面提到,对样本选择偏差问题的解决主要是用Heckman提供的标准步骤,即首先用probit模型估计一个劳动参与方程,然后计算出逆Mills比率,最后将这一比率纳入到收入方程中。Zhang等人(2002)把这一方法应用到估计农村个体的收入方程中,结果发现,教育的系数变得不显著且为负值,不过他们的模型中还加入了教育年限的平方。朱农(2003)的研究方法与此相类似,但是结果却有很大的差异,他的研究结果表明,教育年限在参与方程和收入方程中都取得比较高的值。 Brauw Rozelle(2002)对标准的明瑟函数做了一些修改,他们首先在收入方程中使用了Mills比率,因变量采用小时工资率,结果得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教育收益率(6.4%),这一结果在所有应用农村样本估算的教育收益率中值是最高的。为了进行对比,他们还分别采用其他一些研究使用的方法对数据进行了重新估计,并与他们的方法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前者的教育收益率平均为3.8%,而后者平均为6%,这为计量方法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提供了坚实的证据。此外,Brauw Rozelle还选择了35岁以下的样本,把学校质量因素和能力的变量纳入收入方程(能力偏差),结果发现,没有这些变量的方程中教育的系数要比有这些变量的系数高1个百分点,说明能力偏差可能有微弱的影响。此外,为了考察教育与收入的非线性关系,他们还把样本分成小学程度以上和以下两类,结果发现小学程度以下样本的教育收益率要低于小学以下。在Maurer-Fazio Dinh(2002)研究中也发现了相似的结果,说明若忽略教育与收入的非线性关系,会低估教育的收益率。 Li Luo(2002)的研究重点考察了测量误差和能力偏差的影响,并对两者的效应做了对比。他们应用的方法是工具变量法,结果发现,用OLS估计的明瑟收益率要显著的低于用工具变量估计的收益率,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在于测量误差(会低估收益率)的影响要大于能力偏差(会高估收益率)的影响。在Li(2003)的研究中,以年收入为因变量的教育收益率比以小时为因变量的约低1个百分点左右。然而,在Li Urmanbetova(2002)研究中,却没有发现以上这些偏差对估计农村教育收益率显著的影响。这说明,对计量方法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的影响还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尽管如此,从以上研究来看,测量误差的存在可能是导致中国农村教育收益率比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经济转型与教育收益率 从事经济转型与教育收益之间关系研究的学者关注的问题是,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或者教育的收益率是否会提高?这种变化的内在机制是什么? 对这一关系研究的基本假设来自于Nee(1989,1991,1996)的市场转型理论,Nee指出,经济转型过程基本的变化既包括了更多的社会财富从再分配者(政府)向生产者的转移,也包括机会结构和激励机制的变化,同时,不断强大的私营和混合经济部门与企业家创造了新的机会结构,在这个结构中,经济活动逐渐的通过市场机制调节,政府的控制则逐渐弱化。在教育与收入关系上,这一理论一个流行的假设是,市场改革越深入,人力资本(教育和经验)就越重要,同样,越直接地参与市场经济,人力资本也就越重要(Bian Logan, 1996)。Xie Hannum(1996)以及Zhao Zhou(2001)根据转型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把这一假设概况成以下四个有待验证的基本假设: 假设1:在转型过程中,由于市场机制更直接有利于“直接生产者而不是再分配者”,生产力高的人将得到更高的回报,而教育是生产力最好的指标之一,这样,经济转型将提高教育的回报率。 假设2:市场转型理论预言,象政治资本等这些非市场因素相对于人力资本在收入决定中的作用会下降。如果两者是相互依存的话,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都会随时间的变化对经济报酬有着持久和显著的影响。 假设3:市场转型理论认为,那些更为市场化的职业和组织中的教育收益率将会提高。 假设4:在非国有经济部门中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国有经济部门,并且国有经济部门中的教育收益率也会提高。 经济转型一方面是一个制度不断变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增长的过程,基于此,许多研究者应用时间序列数据对上述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 Xie Hannum(1996)的研究首先发现了相反的情况。通过建立地区异质性模型,他们比较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各地区的教育收益率,结果发现在经济增长较快的城市里,并没有发现较高的教育收益率,对此的解释是中国城市地区还缺乏真正的劳动力市场。然而,他们数据的年份是1988年,因而这一结论推论到以后还有一定的限制。事实上,就如上文中对教育收益率随时间的变化特点的描述中那样,此后的多数研究都验证了转型理论的基本假设。 Meng(1995)的研究就认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技术变革,教育在决定生产力方面的作用会越来越明显,因而决定工资差异方面的作用也越来越大。Wei等人(1999)研究结果支持了市场化改革程度较深的地区的收益率越高,教育与收入的关系越强的假设。Zhao Zhou(2001)详细的分析了制度变迁与教育收益率之间的关系,认为,在改革期间,教育收益率确实在稳步的提高,特别是在市场机制作用更强的非国有经济部门教育的收益率更高。Li(2003)把样本分为三类,分别是1980年以前参加工作者、1980-87年参加工作者、1988-95年参加工作者,结果发现这三类样本的收益率依次递增,说明了中国转型过程中教育收益率在不断的提高。 应用农村样本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证实了转型理论的假设。Li Zhang(1998)的研究说明了制度特点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他们应用1978年和1990年两个省农村的数据,分析了农村改革前生产队制度下与改革后的农村教育收益率的差异,结果发现,改革后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生产队制度下的收益率,对此他们的解释是,由于1977年和1990年样本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条件相似,其他社会经济条件背景也相似,因而,教育收益率提高主要是由于制度改革而不是技术革新造成的。Yang(2000)的研究认为,在农村改革过程中,教育在劳动力的重新配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家庭中教育程度高的成员能把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到非农活动,更善于把握政策变化带来的机会,而且可以应用更多的技能以充分发挥教育的生产力效应,这些都对家庭收入的增加起到积极的作用。Zhang等人(2002)也认为,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上,教育的回报随时间的推移逐渐提高,一般是在改革的初期,教育对农村家庭收入的作用可能影响不大,而随着改革的深入,这种作用会逐渐提高。 然而,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如Li(2001)以及 Li Urmanbetova(2002)就认为经济转型的对教育与收入关系影响最大是城镇地区,而在农村,由于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没有形成,转型过程对农村教育收益率的影响并不大。农村教育收益率低于城镇的现实也表明,制度变革对农村中教育对收入的作用影响程度可能要低于城镇地区。看来中国的农民不仅在其他方面,而且在教育投资的收益上也要低于城镇居民。 六、教育收益率与收入不平等 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实质是揭示教育对收入的作用。如上述,中国的教育收益率还有许多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地方。一个方面是教育收益率的递增现象还比较明显。而相应的是中国人口的总体教育水平比较低,特别是较高层次教育(大学)的人口比例更少,那么,这对收入差异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一个基本的假设是,如果教育收益率是正的或递增,那么,如果高层次教育仅由少数人获得,教育获得水平的不平等程度会提高,这样就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高。近年来的几项研究关注了这一问题。 利用1988-99年中国六个省的城市居民的个体数据,Park等人(2002)研究了中国城市职工工资的不平等程度及其影响因素。他们首先发现这期间中国城镇职工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呈上升的趋势,教育的收益率在不断提高,而且初中教育收益率有所下降,而中专、特别是大学教育的收益率提高幅度最大,也超过了前者(也参见Zhang等人, 2002)。随后,他们通过建立一个分解影响收入不平等因素的模型,在该模型中,包括了同时把教育数量和教育收益率两个变量引入模型中,结果发现教育收益率对收入总不平等的贡献超过了10个百分点,仅次于地区差距的贡献。也即是说,教育收益率的提高加大了城市居民的收入不平等。 在农村地区是否也是如此呢?利用华北和东北地区农村的家庭调查数据,Benjamin等人(2000)研究了农村教育收益率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首先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之上:农村村庄内的收入的不平等对总不平等的贡献要高于村与村之间的不平等的贡献;教育的收益率是正的,在教育收益率上村与村之间有显著的差异;村内教育水平的不平等与村平均教育水平负相关。通过把教育水平和教育不平等(以村Gini系数表示)及交互作用项引入到收入不平等模型中,结果发现,教育对降低不平等的作用很低,教育水平的分布与教育的收益存在着正的交互作用,即教育收益率越高,教育水平的不平等程度也越高。这样,教育收益率越高的话,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也越高。而且,如果村的平均教育水平越低的话,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也越高。 以上结果似乎说明,教育收益率的正值及其随时间提高的趋势“帮助”了中国收入的不平等程度的提高,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较高教育水平的个体比例较少的原故,因而,政府通过加大在教育上的投资,使更多的人能够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不仅会提高他们的收入,而且还会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七、结论 对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研究不仅揭示了教育与收入及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变化特点,而且从方法上进一步丰富了教育收益率研究和经济学理论,如计量方法、教育与收入关系的变化特点等等。综上述,主要得出了如下基本结论: 1. 根据1997年以前的数据估算的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还低于世界和亚洲平均水平,之后的研究结果已经接近或开始超过这一水平,说明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化改革的程度在逐渐完善。 2. 相比之下,农村的教育收益率还比较低,低于城镇约3-4个百分点,特别是近年来有扩大的趋势。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农村生产技术条件的落后造成的。农村教育收益率的低下有可能会对农村居民的教育需求产生负面的影响,对于这一结论,还需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3. 在中国,发现了教育收益率的递增现象,由于这一现象有可能是由于经济发展上的结构性扭曲和教育投资体制上的扭曲造成的,它将引起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因而需要政策上足够的重视。 4. 在教育收益率估算的其他方面,女性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男性,西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东部地区,收益率随时间的变化逐渐提高。 5. 制度因素仍旧影响着中国居民教育投资的回报,市场机制在90年代中期以前劳动力资源配置中起的比较弱的作用解释了这一时期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低下。 6. 研究表明,中国转型期的教育收益率逐渐提高,这种变化的内在机制主要归因于面向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变迁。一些研究还发现,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上述特点还可能加大了收入不平等。 中国教育论文:中国教育资源供给与配置中的公平与效率 提要:我国现阶段教育资源供给的短缺,既有总量性短缺,又有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为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平衡,当前要把重点放在解决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上,因此,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与财政支出结构,扩大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参与,强化政府在教育资源配置中调节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作用。 在过去二十多年间,随着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的转轨,我国解决了长期存在的“短缺经济”问题。与此相对照,教育领域的供求关系却仍然十分紧张,一方面教育供给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教育财政资源的供给不能满足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的需求,尤其是教育经费供给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我们实际上面对着“短缺教育”的现实,许多教育问题由此而生。研究“短缺教育”(主要是经费短缺)的特征及其成因,寻找其解决途径与策略,成为现阶段教育战略与政策的必要依据,也是我国教育经济学的一个现实课题。本文试图就“短缺教育”条件下教育资源的供给和配置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做初步的探讨。 一、“短缺教育”的发展性特征 作为一个具有超大规模教育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教育供给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在我国将会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是由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所制约的财力供给和教育发展的客观需求之间的现实矛盾所决定的。不过,不同时期这种短缺具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一般而言,开始主要表现为满足基本教育机会的资源供给短缺;之后主要是扩大和增加教育机会的资源供给短缺;再后则是接受高水平、高质量教育机会的资源供给短缺。我国现阶段可以说是这三个阶段的教育短缺同时存在,只有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侧重点有所不同。 西部欠发达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尚未实现,资源性短缺首先集中反映在满足基本教育机会方面;中部中等发展程度地区,初步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资源性短缺转移到巩固“普九”成果和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方面;东部发达地区,正在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资源性短缺集中在高等教育和优质基础教育资源方面。可见,教育资源的短缺会经历一个发展过程,在低层次教育短缺问题没有解决时,高层次的教育短缺必然存在,除非采取逆向发展战略,把有限的教育资源首先投向高等教育和精英型基础教育,才可以暂时缓解高层次、高品质教育的供求矛盾。但是,从长远看,由于缺乏扎实的基础教育的支持,高等教育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制约,最终影响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把握“短缺教育”的发展性特征,对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地区的教育资源配置,教育发展战略重点的选择,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 我国现阶段教育资源供给的短缺,还具有过渡性的特征,既反映经济发展成熟程度的特点,又反映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的特点,突出地表现为既有总量性短缺,又有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总量性短缺是基本的、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取决于经济发展是否能够为教育发展提供充足的财政资源。而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则是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暂时现象,可以通过有效的市场调节和政府的政策调控得以缓解。因此,从政策研究与战略研究的角度,要把重点放在解决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上。 教育资源供给的总量性短缺,是我国教育供求关系基本矛盾的反映。例如庞大的受教育人口;居民生活进入小康水平后,教育需求高移,教育消费成为生活消费的新热点;国家确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教育必然要实行适度超前发展战略。这些因素使我国社会教育需求持续增长,教育规模不断扩展,仅各类学历教育的在校生就达到2.3亿人。而由于国家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必然制约教育的投入水平。以1998年为例,我国人均公共教育经费为167元(折合20.2美元),生均公共教育经费为945元(折合114.4美元),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95年人均241美元,生均1273美元),这就使教育经费的供给难以满足现有教育规模的需要,更制约了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这就是我国现阶段教育供求关系的基本国情:由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教育资源的总量性短缺,是制约教育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根本解决;而现在的问题是财政性、体制性、结构性短缺,加剧了教育资源供给的短缺程度,因此,现阶段解决好财政性、体制性、结构性短缺,可以缓解总量性短缺的程度。 二、缓解财政性短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与财政支出结构 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不断增长,从1990至200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由569亿元,增加到2563亿元,其中政府拨款由426亿元增加到2086亿元。但是,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20世纪90年代前期逐年下降,从1990年的3%下降到1995年的2.44%,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开始回升,但直到1999年也只占2.78%,并未达到《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200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4%的要求,也低于1995年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4.9%的世界平均水平。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行分税制之后,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从38%上升到52%,地方财政收入所占的比例由62%下降为48%,尤其是县、乡两级财政十分困难,严重影响基础教育,主要是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因此,提高财政性教育支出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是增加教育经费总量的基本途径,需要特别予以关注。 改变财政性教育经费供给不足,从长远说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为教育发展提供坚实的财力基础,而从财政收支而言,一方面是努力增加财政收入,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我国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连年下降,从80年代初的32%下降到90年代初的10.6%,直到1998年才提高到14%(预算外收入未列入),明显偏低,影响财政对教育的支持能力。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减少较为普遍存在的生产性浪费和行政性浪费现象,尽力扩大化税源,足额征税,堵塞各种漏洞,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预算外收入纳入预算内管理,也就是要做大“蛋糕”,增强政府教育投入的财力基础。另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在财政支出结构中真正体现教育优先和适度超前发展的方针。现在国家财政对于亏损的国有企业的直接或间接的补贴,对于生产性建设项目的投资,仍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势必影响国家对社会公共事业的投入。在公共开支中,行政管理费的增长过快,从1991年至1998年行政管理费增加了4倍,而同期预算内教育经费增加了3.4倍,在全国正在实行政府机构改革的情况下,行政管理费的增加幅度超过了教育经费的增加幅度,是很难令人理解的。 这里还没有分析中央部门的行政管理费与地方政府行政管理费增加幅度的差别,也没有分析政府行政管理费增加的项目。总之,即使在现有财政收入总量的条件下,合理地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也有可能提高教育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进而提高财政性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此,需要完善财政预算的审核制度,实行教育经费在财政预算中单列,增加预算的透明度和教育部门参与预算编制与审核的权力,保证财政支出真正体现国家发展的战略意向。 三、摆脱体制性短缺:扩大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参与 所谓体制性短缺,是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造成单一的办学主体和投资主体(政府),限制了非政府渠道的资源投入,其结果一方面政府投入越来越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非政府的教育资源难以进入教育市场,加剧了教育资源短缺的程度。我国长期来沿袭计划经济同步的单一公办教育体制,政府承担了(主要是城市)公办学校的几乎全部经费(包括高校学生的一部分生活费用),随着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和教育规模的扩大,有限的政府教育投入越来越不能满足公办教育的经费需求。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逐步发展各种形式的社会力量办学,开始突破单一的公办教育体制。到1999年止,全国共有民办教育机构(不包括幼儿园)4138所,在校学生140多万人,当年经费收入48亿多元,仅占全国教育经费总收入2949亿元的1.63%;社会捐资和集资办学经费141.85亿元,占教育经费总收入的4.81%,其中农民集资53亿元,占1.8%;学费、杂费收入369.7亿元,占教育经费总收入的12.54%.可以看出,各种非政府的教育投入正在增加,尤其是学费、杂费的收入占教育经费的比例,从1990年的2%到1999年的12.54%,有了明显的增加。但是,与社会教育需求以及居民的支付能力相比,非政府的教育投入比例仍然偏低,现有的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仍然没有为各种民间资本的投入提供宽松的环境,体制性障碍还是教育资源供给短缺勤的重要原因。 既然体制性短缺的根源是办学主体和投资主体的过于单一,那么,改变体制性短缺的出路就在于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尤其是改革单一的公立教育和政府投资的体制,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加大市场参与和市场调节的力度。具体地说,政府要改变作为教育资源供给的惟一主体的角色,分别教育的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私人产品的不同属性,保证公共产品的供给,退出私人产品领域的供给,调节准公共产品的供给,扩大社会参与和市场调节,充分发挥市场调节教育供求关系的作用,增加教育资源的供给,缓解教育资源的体制性短缺,实现教育供求的动态平衡。 解决教育资源的体制性短缺,政府与市场要在保证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方面,发挥各自的作用。政府把保证义务教育的经费供给作为主要责任,实现基本教育机会的公平原则,同时把对非义务教育的投入,主要用于帮助处境不利的地区和人群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并运用多种间接调控手段,创造市场参与的法规和政策环境。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探讨市场参与的多种途径,扩大市场准入,从社会吸纳教育资源供给,为社会增加更多的教育机会。 这里,仅就正在发展的几种社会参与的形式作些政策性探讨。 发展多种形式的民办教育,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对教育的投入,这是解决体制性资源短缺的主要途径。在我国教育供求关系紧张的条件下,民间对教育的投入有很大的潜力,民办教育应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目前民办教育的规模仍然有限,学校数和在校生数仅占公办学校数的0.6%,即使这样,现有的民办学校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一方面国家有关民办教育的法规和政策尚不完善,发展民办教育的政策和制度环境还不够完备;另一方面我国有着庞大的公立教育系统,民办教育起步不久,基础薄弱,在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发展民办教育需要采取多种形式,大体包括:(1)由非政府机构和公民举办的民办教育机构;(2)公办学校改制,即校产国有,民办机制运行,亦称“国有民办”;(3)公办学校举办民办二级学院或按民办机制运行的分校;(4)由混合办学主体举办的民办学校,即一部分由公办学校的校产入股,大部分由民间资金投入,按民办学校机制运作(有的地方把这类学校称之为“股份制”学校,似不准确);(5)中外合作办学的学校,也按照民办机制运作。在各种非政府办学投资中,有国有企业、派、社会团体,也有民营企业、公民个人等,而实际的经费来源主要还是来自学生缴费。因此,不能单纯以投资来源作为衡量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的依据,也就是说公立学校可以吸纳非政府的资金来源,而政府也可以资助民办学校;民办教育既可以由非政府机构和个人新建学校来发展,也可以利用公办教育资源,通过改制来发展;作为非盈利性机构,公立学校与民办学校,可以通过发展多种形式办学,发展出各种混合型的学校。总之,办学体制的改革,要在国家法规和政策的规范下,更多地应用市场机制,按照有利于增加教育资源供给,有利于扩大教育机会,有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的原则,突破现有体制的束缚,发展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多种办学体制,增强教育满足社会多种需求的能力。 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实行教育成本由受益者分担的原则,也是解决体制性资源短缺的改革举措。在教育普及程度不断提高教育规模迅速扩大的情况下,政府已经不可能承担公立教育的全部经费供给,非义务教育阶段按照教育成本的一定比例,适当收取学费,既是在教育投资上效率优先原则的体现,也符合教育公平的原则。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高等学校实行公费生、自费生、委培生制度,对一部分计划外的学生实行收费。20世纪90年代中期限,非义务教育阶段实行收费制度,高等学校实行收费并轨,统一按教育成本的一定比例收取学费和住宿费,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收取少量杂费,使学杂费收入占教育总经费的比例由1990年的2%增加到1999年12.54%,成为教育经费各项收入中增长最快的一项。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规范公立学校的收费制度,使之既能增加教育供给,又要符合家庭承受能力,并尽可能保证教育公平,这就需要研究以下问题。 (1)学校收费标准的确定。目前高校收费一般占成本的20%~30%,财政拨款约占50%~60%,从实际需要而言,还要适当提高收费标准。但高等学校的学费已占经常性支出的27%,从家庭支付能力看,现在教育费开支已占家庭消费支出的8%~9%,大多数工薪阶层不可能承受大幅度提高学费的负担,至于广大农民则更缺少支付能力,近几年农村初中辍学率的迅速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高中和高校提高收费标准的消极反应。因此,公立学校的收费标准要与多数居民的支付能力相对应。 (2)如何区别不同的收益和回报制定和调整收费标准,例如某些回报收益率高的热门专业,可以提高收费标准,有的可以按成本收费,而有些关系国家科学文化发展的基础学科等专业则可以免收学费,或设立国家奖学金。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应用收费政策,调节专业结构和供求关系。 (3)健全法规制度,规范社会捐赠和赞助行为。要设立学校基金,把社会捐赠和赞助规范化、公开化,使之与学校的招生脱钩,并使基金的使用与运作制度化。 在市场活动中,资本运作具有重要作用。近几年来,教育界开始注意金融资本的注入对缓解教育经费短缺的作用,金融界也开始把教育作为投资的一个新领域。于是,就提出了金融资本与人力(教育)资本相结合的问题。在实际运作中,主要表现为教育系统(包括学校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向银行贷款,或由企业(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贷款建设社会化教育设施,由学校租用或合作共用。这无疑能增加教育投入,缓解教育经费短缺的困难,如果应用得当,也是扩大教育资源供给的新途径。但是,资本市场运作的主体,应该是能自主处理产权关系、自负盈亏的企业法人,学校的财产所有权属于国家,它也不是营利性机构,它同金融机构发生的信贷关系,实际上是政府主管部门承担着信用责任,这就有一个政府、学校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了加快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不少地方政府用借贷兴建校舍,改善办学条件。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借款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金额约五百多亿元,原来打算用以后几年的教育费附加偿还贷款,如果农村实行费改税的改革,则还款来源没有着落;一部分高校的贷款也有还款来源问题。因此,需要探讨金融资本介入教育的相关领域与政策,从目前情况看,金融借贷一般发生在:一是举办民办学校;一是建设学校后勤社会化设施;一是满足教育发展需要的教学与科研的基本建设。前两种借款属于企业和个人行为,应用市场运作的方式与机制处置。而教学与科研的基本建设(除少数大学城由企业贷款建设社会化设施外)多数由学校借贷,数额大,周期长,有的地方提出仿照国家建设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办法,实行政府财政贴息的长期贷款,即把还款期定为20~30年,政府财政付息,学校通过收费、创收等途径,分期偿还本金,这是一种用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的办法,在目前教育事业加快发展、教育经费严重短缺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进行有限度的试验。当然,学校如何运用金融资本运作,需要慎重研究,一方面要遵循国家有关金融的法规和政策,另一方面又要符合教育与学校运行的特点和规律。 四、调整结构性短缺:强化政府在教育资源配置中调节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作用 在教育资源供给的短缺中,由于发展水平的差距,在不同地区和学校之间,存在着生存性短缺和发展性短缺这两种类型的短缺,这可以归纳为结构性短缺。这种结构性短缺反映在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之间、重点学校与薄弱学校之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明显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一方面是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而造成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基础的悬殊,例如地区之间的生均教育经费的差距,省与省差几倍,县与县差几十倍,乡与乡差上百倍,实际上是跨越几个历史阶段的差距。这方面教育资源的相对短缺,有赖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需要较长时间的努力。另一方面是由于政府的非均衡发展政策,教育投资向一部分学校倾斜,加剧了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等和结构性短缺,仅以生均成本核算为例,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距,高等学校为3.9倍,中学为7.3倍,小学为8.8倍;城市的“标志性学校”与农村的学校相比,差距百倍以上。在教育的实际运作中,有一小部分学校具有超过当地消费水平的“豪华”设施,而相当多的学校则缺乏基本的办学设施,仅以实验仪器和图书配备为例,尚有约60%的小学和50%的中学未能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相当数量的农村中小学教师不能按月发放工资,全国拖欠教师工资达一百数十亿元。这种生存性短缺反映了我国教育资源配置中的结构性失衡的严重性,政府在保证教育资源配置公平性方面的作用,是解决结构性短缺的关键因素。 现阶段我国教育资源配置扣的主要矛盾是:一方面教育的公平性原则要求为所有的学校和学生提供平等的机会和条件,政府应当公平地分配教育资源,保证基本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为了迎接国际竞争的挑战,保证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需要,又要重点建设一批学校和学科,使之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这样,教育资源就不能完全平均分配。这里的关键在于公平与效率的合理的“度”的现实选择,例如在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关系上,政府的财政资源应当优先保证义务教育的基本条件,实现基教育的机会均等;同时,在此基础上,政府尽可能扩大自身和社会的财力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在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关系上,政府的投资取向和政策选择,首先是不扩大城乡教育的差距,然后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目前则需要特别增加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入,解决农村教育面临的严重的生存性危机。在一般与重点的关系上,要在保证一般学校生存基本需要的前提下,重点建设若干学校和学科,通过政府与市场的相互作用,促进学校之间、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竞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重点投资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产生重点投资的带动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关系上,既要承认区位优势的客观性和区域差距的长期性,不能用行政手段人为地拉平地区之间的差距;同时又要运用经济的、政策的和行政的手段,使地区差距不再继续扩大,并且通过实行投资和政策适当向西部倾斜的战略,为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创造条件。 总之,在调整结构性短缺的问题上,政府所能做的,首先是要尽可能公平地分配教育财政资源,不要因为政府行为加剧结构性失衡与短缺,也就是说,政府的关注重点首先是“雪中送炭”,其次才是“锦上添花”;同时,在重点建设上既要有投资的重点倾斜,更要注重运用政策效应和市场机制,在改革中增加教育投资,在改革中提高投资效益,即通过政府与市场的共同作用,实现公平与效益的动态平衡。 解决结构性短缺是一个涉及利益关系和政府行为调整的复杂的过程,需要一系列体制变革和政策调整。笔者认为在现阶段迫切需要采取的举措是:(1)完善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对义务教育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的转移支付,在目前中央已经决定适当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情况下,需要明确财政转移支付中用于教育的比例;在条件成熟后逐步实行确定不同地区义务教育成本标准,各级政府分担义务教育成本的规范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2)建立和完善教育经费的拨款制度,首先是要制定各级各类教育的基本的拨款原则与拨款标准,使教育拨款有章可循;同时要完善拨款程序,增加拨款的透明度,例如高等教育的拨款可以通过类似拨款委员会这样的中介机构,合理地分配教育经费。(3)政府要把帮助处境不利的地区和人群作为重要的职责,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必然会有一部分地区和人群处于弱势地位,政府要采取直接的或间接的手段帮助弱势群体,包括已经实选择“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特困生补助金”等,今后要有更多样的政策与项目,从不同方面帮助贫困地区和人群获得更多的教育机会,逐步实现教育机会包括高层次和高质量教育机会的公平。 中国教育论文:中国教育考试制度历史及其现状研究 一,导论 教育考试制度,即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制度,其重要意义不下于当今中国任何一个社会问题。市场上诸多讨论书籍及各类育儿经尽可证明公众对其关心。值此教育改革工作进行之际,我仅以钱穆先生从历史角度对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的一些分析,展开一些思考,以备关心教育问题者鉴。 二,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的历史(注1) (1)汉代 据《诗》《书》记载,自距今三千多年的西周时起,中国已经学校出现。在当时,学校作为一种辅政机构,主要职能是“行礼乐,宣教化”。中央设立的称作“辟雍”,地方储侯设立的为“泮官”。及至春秋,这种官立教育体制因政治原因逐渐衰微,教育职能下放,主要以社会教育为主。秦代统一时又将教育权收归中央,设立博士一职,在参议政事的同时吸纳弟子传播学说,后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博士多遭罢黜。汉武帝建立太学,设五经博士讲学,学生是地方郡国选送的十八岁以上青年。这些人经毕业考试后分为两等,甲科出身为郎,入宫当侍卫;乙科出身吏,回地方充任吏职。因为在当时,地方各郡有一年一次的考廉选举,推荐入中央任职,入选者又多为太学生的补吏出身。故而在汉武帝之后,朝中为官之人多是读书出身。后来因为此类人太多,中央在地方推荐之后加上了一道考试。这样一来,自汉代起,中国便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教育-实习-选举-考试”的人才培养选拔制度。 (2)唐代 两汉之后,中国历三国两晋南北朝600年离乱,于隋唐重归统一。此时,中央政府已废除汉代的地方举荐制度及由陈群制定的九品中正制,改由人们自己报名参加礼部的考试,合格者即为进士,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科举制。清代人徐灵胎曾经说过:“读书人,最不济,烂八股,一堆泥。。。。。。就教他骗得了官,也是百姓朝庭的晦气”。但在唐代,进士们在通过了礼部的考试之后,仍要经由吏部考察其仪表口试乃至行政公文,通过者方可分发任用,正是王国维所说“所与之官与其所治之事相合”。(注2)徐灵胎所指斥的科举制弊病并非是同该项制度与生俱来的,而实际产生应在宋代,下文自有论述。 唐朝在恢复了汉代公立教育制度的同时开始实行了科举制,但是因为学校教育在入学,毕业方面均比较容易,因社会上只重进士,对太学生并不看重,由而而产生的后果既是唐代的公立教育比之汉代并无太大发展。但由于当时门阀的形成和禅门思想的活跃,门弟教育和寺院教育也成为当时人才培养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唐初时,进士多为门第子弟,身负家学渊源,于政事早有家教熟悉,从政之后轻车熟路。晚唐时门第衰落,应考的穷苦书生除文选诗赋外,大都不通政治传统,国家又缺乏相应的教育,遂当时有“进士轻薄”一语流传,此弊至宋时犹甚。到于当时的寺院教育,则有扬州王播饭钟的故事。虽然故事中王播是受尽寺僧冷遇,但应知当时禅门思想之活跃对人才的培养实在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直至宋代,仍有人说:“儒门澹泊,豪杰多为方外收尽。” (3)宋代 宋代的教育考试制度可大致概括为“重目的,轻方法”。宋朝开国后,为克服五代时人不悦学之风重礼科举,一但中了进士即给予高官。这项制度就造成了后世徐灵胎所指责之恶果“以官爵励人才者”,“事益不治”。(注3) 尽管宋政府在科举制上投入较大,但在一些具体操作上一直为人诟病,除上文所说的一条之外,还有它把考试内容由风花雪月改为经义之学,本意是好的,入朝为官之人总不能成天吟诗作对,谁料得不偿失,考较诗词尚可见一些人之真性情真学问,考经义唯有死记硬背生搬硬套耳。连力主改革的王安石都叹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变秀才为学究。”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宋朝缺乏一套完善的机制。宋初各地设立各大书院多为私人创建,后虽逐渐转为公立,但由于理学兴起,当时教育仍以私人讲学为盛。及至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上遭受打压却仍在社会上得以维持,书院之功不可没。 (4)明代 明代政府大力发展官办教育,在一次大规模的统计中,全国各级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官总数达四千余人,大大超过前代水平(北宋元丰年间仅为此数百分之一二)。但因为当时的教育过份依赖于政治,而明朝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黑暗的时期,故明代官办教育很难说令人满意,对人才的培养及教育之功效实在有限。 科举制度在明朝有一次较大改动。其时由于报考人数增多,政府便将考试拉长为“县、乡、会”三试,以便淘汰掉大多数应考人。应考者必须经过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级跳,方能留京三年,再考入翰林,赚得一个好出身。有了这个好出身,则几年之内朝庭必委以高官。而在此之前,由科举考试考出来的都是小官,干出了政绩方可升职,在明代,大官都是考出来的,下层的秀才举人是没有机会升入上层的。把官员的提升选拔过程由考试加实习简化为单一的考试,这是明朝在历史上一个退步。 (5)清代 清代是满族入主中原,为维持其统治,科举考试渐渐转化为一项愚民政策,其作用乃是给汉人中聪明才智之士一点希望,一点奔头,使之不去造反而专心备考,顾炎武曾指出科举八股之害堪比焚书坑儒,龚自珍也曾抨击历代考试制度是皇帝私心玩弄权术。此种观点流行一时,逐渐演变成为现在我们对科举制度的基本看法。但应看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乃是异族统治,汉人知识分子心有不服也不敢明说,只有如龚顾等人一般,将历代考试制度一起批判了。及至满清末年,革命风潮涌动,方有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开列出一长串清单说明满汉二族在官员任命上的不公,直斥部族政权下的考试制度。 由于清代的统治者加强了思想文化控制,固当时的教育制度亦乏善可陈。当时公立学校名存实亡,书院尚有,及至清末废除科举,多改为新式学堂,名之不存。尽管在清末的书院中也曾出现过康有为、章炳麟、吴稚晖等人,但就普遍情况而言,其时书院的主要贡献却非是培养人才而是变作刻书藏书了。《红楼梦》一书的流传,清代之书院实有大功。 (6)小结 纵观中国整个教育考试制度的历史,不难发现,在早期中国就已出现一套较为完备的人才培养与选拔制度,但经过一次次战乱,制度不断被破坏又不断被重建。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早期适用的制度到后来已有许多不适应当时情况的弊端逐渐显现,如“进士轻薄”。但是后人在重建制度时并未考虑到这些弊端,或者说为了一已之利看到了弊端但却不去尝试改革。等到这些弊端逐渐扩大,造成学术败坏,人才枯竭等恶果时才来匆匆打一个补丁。但由于补于制度未经实践操作,往往加重了恶果。 三,三个小插曲 (1)唐代的公卷通榜制 现代人在批判中国现行高考制度时往往列出的一条罪状是“垄断了通向大学的多元之路,使人成才的道路受到限制,一些聪明才智之士因分数低而进不了大学深造,其罪堪比科举。” 但就我所知,在唐朝,还有一种“公卷通榜”的亦可选拔少量特殊人才。所谓“公卷通榜”乃是指的“公卷”与“通榜”两个内容。”公卷是指考生将平日诗文送至中央大儒处,经其传阅评判,在评审圈中打响知名度。有人可能会联想起今年高考时江苏一考生的《赤兔之死》,但二者又不尽相同。唐时“公卷”乃是出于考前,未考之时已有一定客观地位,不必再经过考试,一经推荐即可任用,比如李白当官就不是考的。打个比方,我这篇文章如果被北大教授们看中了,高考之前就把我特招去,是为“公卷”。至于通榜,则是按照实际的舆论来排定选取知名之士,不考考场上一日之发挥。这里有个有名的故事,说是主考杜黄裳请考生袁枢拟榜,袁自列第一,无人不服,传成佳话。 (2)八股文 八股文被人骂得很久了,仿佛一打它出生就是个为限制人思想而存在的坏东西,在此要做一个小小的翻案。 唐时科举考的主要是古诗,因为“诗无达怙”,考官面对众多水平不一的诗文难判优劣,故而改考律诗,限定平平仄仄的框框,等于列出一个客观标准方便评判,这个制度好像没看谁有过批判。 宋时考经义,不幸大道理人人会唱,也是难分高下,有关部门渐渐定出一定格式,这就成了八股了。 前几年有人批判过现行的应度作文,说这是“新八股”,现在似乎有些改革了,每次高考作文或大赛作文改出来,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手法特别先锋特别现代的作品。但这只是打破了平仄的框框,八股为害的真正根源产生在明朝。基本思想的限制一直未有突破,如果哪位考生真写了一个与主流思想相悖的文章,文笔再好也逃不脱残酷的评判。由此可知,对八股的批判,我们不应满足于平仄条框的突破,真正该做的是放宽主导思想对人的限制,认真执行一下早已提出的文艺“双百方针”。 (3)明清两代的进士深造 明代在人才选拔上采用一中进士即得良好前程的方针,此制弊端前文已述,清朝大致也是沿用了此制。 这些中了进士的人在京期间可考入翰林深造,不考者亦可在此数年闲赋期间检古书,搜古董,拜师访友。有时放往外地出任闲差,又可一识当地风土民情。此两代杰出之士的学问大都如此养成。如清代曾国藩,中进士不过三十余岁,却已有远大前程在眼前,自己不必再为之操心,安心读书便是。 与之类似的是我国现在的大学教育,多数人在进大学之前还是除高中几门课之外没有任何学问基础的,一经大学中数年修习,出校时已具一定的学问根基----这根基自然不仅是老师教的,其中大半要来自大学里的自学。这种情况在前几年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原因乃是早年大学生缺乏,一入大学门即前程光明,可安心读书。现如今大学生分配不易,众学生兼职焉,打工焉,找工作焉,TOEFLE焉,GRE焉,“治艺者甚多而治学者少”(注4)。北大清华之类名校学术风气较其余学校为优,师资基础固是一方面,而名校学生不必为前程过于担忧,可专心治学亦是一重要因素。 但无论如何应看到,明清两代的这项制度是建立在大制度缺陷上的,中国现行的大学教育也是建立在高考制度的缺陷上的----很有人替那些被大学拒之门外,失掉文凭同时失掉深造机会的人来喊冤。因为高考大制度上的这项小制度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人才,人们对高考制度的缺陷一再宽容。现在,这项小制度也渐渐失掉了它的魔力,我们还不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大制度吗? 四,中国教育考试制度的现状研究 自由主义者们一直是把教育做为一个自由的特例来看待的,按照柏林等人的观点,教育的目的在于让一个人在理性成熟之后明白自己当初被迫做的事情实际上都是自己愿意做的(注5)。在此,我可以引用一位理性已经成熟的北大博士生的话来说:“上了大学之后,回首一片茫茫,学过的东西大多是无用的和错误的。(注6)”。当然,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例证并不具备多少说服力,但应该看到我们的教育自始至终是一种非自由的强制(余杰在《说还是不说》的序言里引用了一个洋人的话来说明这点),其强制力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有家庭,有社会等等。待到按它们的要求付出了十二年时间考上大学,有人就发现自己被强行欺骗了。我曾经想过不被它欺骗,有朋友建议我不经过高考而去北大做一个旁听生,但因为这种欺骗带有其强制性,我最终放弃了这个建议。旁听固然可以培养人才,但从整个社会来讲,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乃是一套相关制度,选拔制度没有改观,再多的人才培养出来对国家也没有用处。很多谈论教育改革的文章只能谈其一不谈其二,割裂了学制与高考,这也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一项制度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诸多弊端便会显现,如历史上的科举制,八股文,在创始之初皆不算坏,用上几百年,后人看见弊端,为维持既得利益,不愿去改革,而只做些小修小补,结果往往是条框越来越多,束缚越来越紧,结果只是更糟。 由于二十世纪是人类社会发展最快的一个世纪,故而这个世纪内的制度与现实相适的时间也变得更短。中国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几十年,弊端已经出现了,并且在日益扩大。何清涟把转型时期的经济问题难以解决归咎于人文教育的不足(注7),但我们在教育方面的问题又岂只一个重理轻文? 鲁迅曾经感叹说中国的改革太难,即使是搬张桌子改个炉子几乎也要流血,不是大鞭子打来,中国自己是不肯动的。现在包括何清涟所说的问题在内的诸多由教育考试制度引出的问题已经出现,改变是否已经出现? 改革是要有付出的,要流血,教育改革同样如此。当年中国的第一所私立大学中国公学就是在陈天华蹈海之后建立起来的(注8)。出现以上需要的原因就在于改革必然会触及旧制度下既得利益群的利益。当年的百日维新“使全体文官失色,(因为)他们熟读四书五经和朱熹的注解,由科场发迹”,“几百年来中国。。。。。。倚赖一个以文字见长的官僚机构。。。。。。若不宣告此类组织迟早必须更改,就无需说及改革(注9)”,其中有废除八股文,“仅此一项就使全国知识分子恨入骨髓,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八股文,他们再不会其它的东西了,废除八股文就等于把他们全部埋葬(注10)”。 中国现阶段实施的教育改革并非是要废除旧制而建立新制,有人提出教育制度西化或是凭空构建乌托邦,都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学生群体,这都是现实,从来只有以制度适应现实,哪有什么“革命”是以推翻现实来适应新鲜制度的? 现在我能听到很多关于教改的建议,有的搬来牛津哈佛,想一夜之间赶英超美,此种“西餐叉子吃人肉”(李敖语),不顾国情的想法上文已有评述,在此笔者还想评一下关于“教育产业化”的问题。据说这一提法产生于前几年中国努力扩大内需之时,在经济学上有巨大意义。2000年8月,厉以宁先生在广东的一次讲演上对该提法大加赞赏,批判了一下计划经济的老脑筋,同时为教育产业化勾划了一副“收益-再投入-回报”以至发行债券,校办企业上市这样一幅蓝图。在此我只问一句,若是教育企业破产,股票摘牌怎么办?老师怎么办?学生怎么办?下岗乎? 我们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这么多年,已经出现问题了,有人拿出了补丁,包括现在实行的“3加X”什么什么的,在我看来,少有适用的,这个问题值得有关方面重视,我的一个想法是逐步开放大学门槛扩招的同时要多开出第二第三条入学之路,如果作为开端,唐代的公卷通榜就值得学习。社会上重文凭的风气应该改变,却不在一时所为,根本仍在教育考试制度。当年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温良恭谦让,但是我们在教育制度方面现在根本没有什么改革可言,哪怕是请客吃饭绣花温良恭谦让,一个制度与一个制度同生共事的改革都没有! 问题大概是看出来了,提出了一个修补边角的药方,也不知正确与否。根本医治中国目前教育考试制度问题的药方不是没有,只是不需我一个高中生来开。只希望中国的有识之士能在认清了形势后,尽快找到它,这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公共管理研究论文:网络新闻舆论公共管理对策研究 摘要: 网络新闻舆论成为广大民众表达自身的诉求、倾诉内心想法、进行思想碰撞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成为行政管理者了解民情民意、集思广益制定政策的重要手段。然而,目前的许多网络舆论话语权看似多样性表达,实则由少数人掌握,在网络新闻舆论的传播过程中把关者的作用被严重削弱,网络运营的过度商业化倾向也使得其忽视社会责任和信息传播的正面效应。网络新闻舆论在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管理困境,这对网络新闻舆论自身的发展产生了制约,也给社会秩序造成了一定的不稳定性。政府应稳步调整网络舆情的治理目标,建立健全有效的防范体系,积极加强网络舆论媒体内部的自律。 关键词: 网络新闻舆论;公共管理;困境 伴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即时通讯、微博、微信、社交网站、视频网站等为代表的新兴网络新闻舆平台在虚拟空间中得以不断延伸,呈现出日新月异的趋势。互联网逐渐成为广大民众表达自身的诉求、倾诉内心想法、进行思想碰撞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成为行政管理者们了解民情民意、集思广益制定政策的重要手段。可以说,互联网上的网络新闻舆论已经变成各种各样的社会观念以及思想意识的显示器和晴雨表。网络新闻舆论对一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越来越突出。在这样一个信息瞬息万变、呈几何式不断裂变的时代,任何区域、任何时间的任何事件都会经过蠕虫一般数以兆计的比特单位,迅速扩散到无限的空间和场所,冲击、迷惑着人们的心理认知和情绪判断,如果缺乏事前与事中必要的信息安全策略和应对措施,就会对社会酿成严重的不良反应,也必然导致事后更大的处理成本。所以,在目前网络舆论盛行的时代,如何有效实施对网络新闻舆论的公共管理,保证网络新闻舆论朝着合法合情合理的方向发展,是当前值得我们重视和思考的问题。 一、当前网络新闻舆论的传播特征与信息监管局限 伴随着网络新闻舆论的不断发展,其产生的社会作用也越来越大,特别是在近些年来,由于网络新闻舆论参与的人数越来越多,参与者身份地位的复杂性以及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网络新闻舆论已经成为影响当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日常化的重要因素。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深刻了解到网络新闻舆论的重要意义,但是同样也不能忽略的是,网络新闻舆论并非一个神圣的净土,由于各个方面的原因,网络新闻舆论发展的困境也越来越明显。如何正确认识网络新闻舆论公共管理的困境,是我们有效完善网络新闻舆论的重要参考。 (一)多样性表象下的单一 互联网的受众性是非常广泛的,不同年龄、职业、身份、地位的人都可以尽情参与到网络新闻舆论中来,通过网络平台发表自己的看法,发泄自己的情绪。因此,网络新闻舆论的参与主体是具有多样性的。特别是在当下网络新闻舆论极度膨胀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被纳入到网络新闻舆论当中,从而凸显出网络新闻参与主体的多样性与多维性。但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在这样一种多样性的网络新闻舆论主体下存在着一定的隐忧和风险,这就是这种多样性可能只是以参与主体多样性表象的一种话语权的统一归属。网络新闻舆论虽然给广大民众提供了更为便利和多样性的渠道,也因此导致了话语权格局的重新整合,但是这种整合并非完全平等地将话语权分享给了每一位参与主体。一方面,网络新闻舆论的发言权与话语权并不是等同的。发言权主要是网络新闻舆论的参与主体能够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发泄自己的情感,这种权利基本上是处于平衡的。但是话语权则不一样,它不仅代表着发言权,还代表着对于该种舆论新闻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决定了网络新闻舆论的走向[1]218。在各种网络媒体当中,媒体空间的不断膨胀造成了话语权的一种虚假转移,许多参与民众在媒体当中往往只具有发言权而不具备真正的话语权。另一方面,现实空间与网络媒体空间之间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参与主体虽然具有一定的差别,一方为现实中的民众,一方是网络媒体舆论中的抽象符号,而两者背后都有统一的现实中的人在主导,后者成为了前者的一种映射,因此,现实中资源的多少会影响到个人参与者在网络媒体中的发声大小。网络新闻中的真正话语权其实是被所谓大V等领袖意见所左右的,网络媒体的参与者们虽然能够借助各种媒体平台发表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发泄自己的情绪,但是,这些各种各样的意见和建议最终都会统一为领袖意见。这些领袖们由于身份、地位的特殊,掌握着实际的话语权,引导着整个网络媒体的舆论走向。因此,在网络新闻媒体舆论的多样性的表象之下依然是单一性的发声存在。 (二)网络舆论引导运作模式不协调 当前的网络运营模式逐渐偏向商业化。而这种商业化的运作模式与网络新闻舆论引导和管理的责任感之间形成了一种冲突和不协调,继而导致了网络新闻舆论公共管理不能顺利和正常进行。当前的大多媒体都是采取商业的运作模式,商业运作模式对于经济利益的诉求超越了对于社会效益的诉求,这无疑给网络新闻舆论的公共管理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特别是在当下的网络新闻舆论的情形下,由于网络舆论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网络媒体的运作势必会受到商业化的市场运作模式影响。近十余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新浪网的诞生是我国网络新闻媒体发展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新浪是我国第一家主要以网络媒体起家、逐步成长为综合性、多元化的商业性信息平台,从其最初将自身打造成“世界各地中国人的全功能网上生活社区”的娱乐性定位,到目前已然发展成为覆盖中文世界乃至每一领域、每一细胞的网络帝国,其影响力早已成为中文信息世界的风向标,新浪网无疑在网络新闻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这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其他众多商业网站投入巨大的精力和财力到网络新闻之上。商业网站一般都能够通过巨大的资金投入和人力投入使得新闻传播迅速在网络和现实中得以展开,为社会公众知晓。然后,在这种迅速传播的背后主要还是以实现自身的经济效益为主要目的,对于社会效益的关注度不高,有的甚至往往成为负面的导向,产生了诸多不利的影响[2]。由此可见,在对网络新闻舆论的公共管理过程当中,要充分注意经济利益对其产生的不利影响。 (三)网络新闻舆论把关功能薄弱 网络新闻舆论需要具有决策力和辨明力强的个人或者集体进行把关,这对于网络舆论的良好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把关人就是对传播过程中的各类信息进行准确判断、合理筛选、正当决策的人以及集体,其主要工作是在海量的信息交互与的过程中,进行专业的信息甄别、筛选、剔除或加工,本着国家利益和社会责任至上的基础上,尽可能地使信息契合群体的规范或价值观,避免对个人或社会产生负面的影响。某种程度上,把关人或集体无形中充当着意识形态维护者和管理者的角色,他们需要规范、纠偏那些似是而非的信息造成的紊乱和伤害,必须充满大局意识,尽可能地通过对受众输入某种价值观或者意识形态使他们的思想得以同化[3]。当然这种思想应该是符合大部分群众的价值规范的,是具有正能量作用的。在当今互联网不断发展,信息泛滥的大数据的社会形势下,把关者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因而,他们在信息化条件下能够影响网络新闻信息的导向、价值和效应,能够极大影响社会发展趋势。然而,当前的实际情况却是,在网络新闻舆论的传播过程中把关者的作用已经极大地被削弱了,这主要是由网络舆论传播的特征引起的[4]。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舆论媒体的言论自由与开放性被大大提高,每一位网民都可以随时随地根据自己的需要信息,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对信息筛选和过滤的限度。而且,网络舆论的把关者多数是以诸如网站管理员的删贴与网络系统的有害信息过滤等隐性的形式存在,这样导致把关者对网络新闻舆论的控制力和引导力被极大削弱。加上一些网民可以利用黑客等其他网络技术解除这种限制,能够很轻易地避开这种限制,通过其他的变相方式去信息。这无疑给网络新闻舆论空间的净化和有效管理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二、网络新闻舆论的公共管理对策 前述网络新闻舆论供给管理中的一些主要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网络新闻舆论的良好发展,而鉴于网络新闻舆论对社会影响之深刻与广泛,就有必要寻找切实有效的措施来解决好这些困境,以便积极应对网络新闻舆论发展中可能存在的一些矛盾与冲突,以推进网络新闻舆论更好的发展,为社会带来积极的效应[5]。 (一)调整网络舆情的治理目标 网络新闻舆论的治理目标对政府与网络舆情的关系模式以及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定位有着重大的影响。网络新闻舆论究竟是应该成为当前政府管理的对象还是应该成为政府合法性的来源,对于这一问题,不同的态度与看法就会形成不同的治理目标。就目前的情况来说,积极有效地维护网络空间的安全与稳定,并积极利用网络新闻媒体去宏扬社会主义价值观,传播正能量是政府调整和治理网络新闻媒体舆论的重要目标。我们知道,网络新闻媒体多是以匿名和无限的方式进行信息的传播,这就在无形之间加大了政府在治理网络新闻媒体舆论方面的压力。网络新闻媒体的相关舆论与众多参与者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网络新闻媒体的作用是要能够发挥切实的监督作用,一定意义上成为了公共权力的对立面,而这种对立面绝不是单纯的对抗。其实,网络新闻媒体也以能够为公共权力和社会矛盾与冲突提供相对的缓冲地带而成为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之一。与此同时,公共权力在为社会提供相应的运行程序和运行规则之时也同样为网络新闻媒体舆论的运作提供了相对良好的保障机制。网络新闻舆论应该得到政府有效的保护和改善,发挥它们对社会监督的积极作用。因此,政府应加大力度去适应、改善网络新闻舆论的环境,对网络媒体新闻舆论的运行与操作机制加以有效的规范和治理,积极重视民众利用网络媒体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的这样一些诉求来实现政府与网络新闻舆论之间的良性互动。要实现这样一种目标,就必须加大力度调整网络舆情的治理目标,正确对待和认识网络新闻舆论的积极作用,努力参与到网络新闻舆论的公共管理进程中来。政府要利用公共权力的手段来建立健全网络新闻舆论的发展规则和运行机制,为网络新闻舆论的发展营造出良好的氛围,并建立相应的监督管理机制,保障网络新闻舆论的正常有序开展。 (二)建立健全有效的防范体系 网络新闻舆论是自由度高、以匿名形式开展的一种网络活动,由于网络新闻舆论自身的特殊性,有必要建立健全有效的防范体系确保网络新闻舆论的健康发展。首先,构建一支专业性强的网络新闻舆论管理团队,做好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引领工作。网络新闻舆论的信息量是非常繁多的,其覆盖面和影响力也是极为广泛的,仅仅依靠政府部门的力量难以实现全面有效的管理。因此,政府部门要有意识地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建设角度出发,将引导网络新闻舆论的工作放在重要战略位置[6]。长沙市委市政府在网络舆论引导工作方面就做得非常出色。政府通过组织召开专题会议,专门讨论网络新闻舆论的治理工作,建立了专门的网络舆论管理办公室,组建起专业化的网络新闻舆论管理团队。并且从市政各单位通过考评精心挑选了十多位政治素养高、专业技能强的工作人员组建起专业的网络评论队伍,以实现对网络舆论的正确引导。与此同时,长沙市市委市政府还下发了《关于组建长沙市网评员队伍的实施方案》对网络新闻舆论专员的工作职责、对象、程序、考核等都做了严格和正规化的有序管理。网络评论员不定期的登陆相关新闻舆论网站,本着“以事求实、对事不对人”的工作原则,以普通网民的身份参与网络新闻的讨论,积极引导网络新闻舆论的正确发展方向。其次,搭建网络新闻舆论监控平台,准确把握和控制网络新闻舆论导向。可以组建起搜索频繁、监控面广泛的监控平台,适时关注一些网络新闻舆论的重要网站,如人民网、新浪网、中国网、天涯社区等,严密关注相关舆论的导向,对于网络新闻舆论中出现的特殊和意外情况予以及时和有效的解决,确保网络新闻舆论的正规性和合法性。当然,也应该适当赋予这些网络新闻平台一些特殊权利。为传播正能量和正确的价值观提供一定的途径,由此在网络新闻舆论界形成良好的示范和导向作用。最后,要有效地疏通网络新闻舆论的渠道,对于不合适的网络新闻舆论及时地加以疏导。利用正面的宣传来以正视听,积极引导网络新闻舆论的发展态势,及时有效地应对网络新闻舆论突发事件、对于一些敏感信息要通过权威的客观事实来杜绝那些虚假造谣的信息,一方面要及时化解网络新闻舆论出现的矛盾,另一方面则要采取有效的措施解决问题,双管齐下,有效净化网络舆论的氛围,创建和谐良好的网络舆论环境。 (三)积极加强网络舆论媒体内部的自律 治标先治体,治体要先治心,网络媒体不仅是信息化的载体,也是各类信息的中心,从国家利益、法律法规、从业道德、人文素养、职业培训、社会责任意识等各方面提升网络舆论媒体的内部自律,是促进网络新闻舆论公共管理效益的有效手段。西方许多国家在网络新闻舆论方面就采用的是这种方式,它们很少利用公共权力强制控制网络舆论的导向,而是通过一些比较柔和的方式,例如“网络内容分级制度”、“业者自律规范”等方式,这些方式不仅尊重了网络舆论使用者的权利,而且也是行之有效的解决方式,比起通过公共权力强制控制要缓和、有效。例如美国对于互联网的管制就是通过协调和权衡各方面的实际利益而实现的。美国在制定网络舆论管理管制的条例或法规的时候,“考虑到了互联网的行业利益、公众利益、以及一些特殊条件下的国家利益,很好地将这些利益融入到了立法和条例当中,通过利益协调机制在不影响网络发展的前提下完成对网络舆论的引导”[7]。因此,美国的网络舆论管理在实践中表现出的多层级性、策略灵活性等本质上是植根于民众、网民尤其是网络媒体和从业者的网络素养和网络自律性的不断提升。提升行业自律和加强网络素养,需要不断加强网络生态文明和网络和谐环境的建设。这主要可以从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首先,扶持、培育具有公众效益的网络新闻舆论网站。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网路当中,那些保存下来的网站都是具有真正实力的,而且也是很好地协调和融合了各方面利益的。我们熟知的例如新浪、搜狐、网易等主流门户网站在商业化运作模式下主要以盈利为目的,其拥有的网民占到了绝大部分。但是因为商业化运作的原因,许多网站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社会效应以及公益性行为还非常不足。而以社会效应为主的政府性官方网站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还缺乏相对的吸引力和灵活性,一些重要的主流网站迫于生存的压力也在逐步尝试向商业化运作模式迈进,盈利则成为这些网站的主要衡量标准。鉴于此,有必要加强网络新闻舆论的公益性建设,借此引导网络新闻舆论的方向。其次,要加强对网络新闻舆论的内容建设。要能够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有效搜集和整合相关新闻信息,利用网络开放性的特征,打造丰富多彩的网络新闻形式,以吸引网民的参与,提升网络新闻舆论的参与度和影响力。此外,要注重网络新闻舆论的全面化建设,尽量给网民们提供丰富多彩的言论与观点,并积极做好对网民的引导工作,促使他们做出正确的选择。最后,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要结合国内外经济社会的发展形势、根据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以及民众的心理需求,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受众普及正确的思想观念和政治意识,有效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权。在日常的思想教育和意识培育活动的过程中,要把握好原则性、灵活性和有效性相结合的原则,积极融合民族性与世界性,将思想政治教育纳入到网络舆论的引导之中,在网络信息社会进步中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入开展。 三、结语 在信息化的今天,网络无处不在、无时无刻地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网络空间更加给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网络新闻舆论作为网络时代的产物,正在不知不觉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以及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的导向和稳定发展的作用是不可言喻的。在复杂的网络新闻舆论空间当中,应该密切注意网络新闻舆论的动向,有效加强对网络新闻舆论的引导,积极做好对网络新闻舆论的公共管理工作,使其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面对信息化条件下错综复杂的局面,网络新闻舆论的公共管理工作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和努力,需要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之上加强对实践经验的不断总结,在理论研究与实践总结的基础上做好引导工作。 作者:吴彤 单位:郑州大学学报编辑部 公共管理研究论文:公共管理城市规划职能研究 [摘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传统城市规划已经不能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通过对传统城市规划职能定位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分析,基于公共管理及城市规划职能,给予公共管理视角下城市规划中的计划、组织、领导等职能新定义。 [关键词] 公共管理;城市规划;职能定义 一、公共管理及城市规划职能 (一)公共管理 管理是促进人类协作劳动、维持和谐生活的重要手段。管理工作在社会生产以及生活的各方面均有表现。在现代社会中,公共领域与非公共领域是社会生活的基本构成。公共领域主要是指社会公共利益,政府和非政府公共组织是其主要组织形式,承担着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责,并且遵循社会公共生活的制度和规则。 (二)城市规划职能 城市规划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对城市发展进行计划与控制,城市规划通过确定城市发展的方向,从而制定实现规划目标的战略、途径、方法以及行动纲要,并通过引导社会实践以及干预城市各方面的发展。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需要依靠一定的可操作手段,其需要在社会不同范畴以及层次实施。城市规划在经历不同经济体制的影响后,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已经成为国家管理以及宏观调控中的重要工具。在城市化趋势不断加深以及社会转型时期,城市规划将具备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社会发展起到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二、传统城市规划职能定位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传统城市规划中对城市规划的定义就是为了实现一段时间内城市经济以及社会发展目标,对城市性质、规划以及发展方向进行明确,从而合理开发城市资源,科学划分城市空间并且实现各种公关基础社会的部署与建设。这一观念是对我国过去城市规划理论及实践目标进行总结归纳而得出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传统城市规划职能定位存在不完善、不科学、不主动等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传统城市规划缺乏创新精神,城市规划既然是以城市经济以及社会发展为目标,那么就应该有效掌握城市发展的潜在规律和特点,而在传统城市规划中,没有明确和预测城市性质、规模以及发展方向,这就使城市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二是传统城市规划的内容以及手段比较单一,只考虑对城市土地以及空间的规划,行政手段使用的频率比较多,出现了“重规划,轻管理”的局面,三是传统城市规划中,对各项建设进行规划和安排后,没有强力的监督与管理部门,无法发挥保障作用,导致城市规划实施过程中出现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与我国过去长期实施计划管理体制有一定的关系。在实施计划经济制度时期,国家财政是城市建设投资的唯一主体,既是创业者,又是投资者,能够根据城市发展的需求不断修正城市发展规则,但城市规划仅仅对城市各行业发展以及建设的需求进行空间布局。城市建设中没有对立的利益冲突,城市规划的作用以及矛盾被隐藏起来,城市规划职能定位的偏差所产生的影响也不是非常显著。改革开放后,城市各项资源由市场进行调配,许多市场主体进入城市建设领域,导致各方面的利益冲突越发激烈,城市规划的重要性以及自身存在的问题逐渐凸现出来,传统城市规划职能定位中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 三、公共管理视角下的城市规划职能定位 (一)城市规划中的计划职能 城市规划的侧重点在于对城市土地以及空间的利用,计划职能是城市规划中的主要职能。因此,首先要确定规划目标。城市规划的目标可细分为三方面,其一是基础目标,即城市规划需要满足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城乡协调发展,最大程度满足城市居民物质、精神生活的需求;其二是现实目标,即城市社会及经济发展的现实目标;其三是理想目标,即区域城市发展战略及城市化发展水平、城市性质、发展方向、规划期限、规划范围、城市发展规模、规划技术经济指标、城市近远期发展目标以及五年建设目标等。其次,要编制科学的规划方案,在此过程中,确定目标并按照法定程序批准后,规划单位需要按照相关规划纲要进行细节规划。最后要进行决策和审批,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审批主体,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向政府或主管部门进行审批。 (二)城市规划中的组织职能 政府是典型的公共组织,在社会生活中,政府承担着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政府的行政管理是其进行公共管理的主要表现。公共管理是以公共组织为基础,合理使用公共权力,从而实现公共利益而开展的管理活动。城市规划中的组织机构可细分为政府、人大常委会、行政主管部门、规划设计院等机构。为了加强城市规划中的民主与法制,城市规划协会、城市规划委员会以及城市规划艺术委员会成为各城市开展城市规划活动的正式结构。随着市场经济机制的确立,越来越多市场主体进入城市规划建设中,因此,需要加强规划协调。城市规划作为公共管理的一部分,既要维护各方面的合法权益,又要保护群众的利益,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社会与环境的共同发展,要遵循“城乡统筹、合理规划、确立方向、因地制宜、统筹兼顾”的城市发展原则,正确认识近期建设与远期利益、局部规划与整体统筹、现代化建设以及传统文化保护等方面的关系。 (三)城市规划的领导职能 城市规划的领导职能是指通过合理行驶权力,协调和引导各方面。城市规划主管部门需要依靠法律及上级组织赋予的权利,使用多样化手段,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城市规划的编制、城市土地使用以及各项工程的建设。在使用权利的过程中不能针对个体实施命令、指示等强制性方法,而是通过建立一套普遍使用的规范体系,使得城市建设主体能够平等地参与到城市建设中,提高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度和民主性。 作者:王锴 单位:浙江警察学院治安系 公共管理研究论文:公共管理创新行政效率研究 摘要: 近年来,人们对于政府的行政效率关注度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包括政府在内的相关各方积极的探究提升行政效率的可行方式。然而,政府的行政效率是一个系统工程,再逐步改进的过程中不能寄希望于一蹴而就。进而,形成了现阶段政府行政管理效率提高与问题同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基本态势。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以公共管理创新为基本依托,探究现阶段政府公共管理行政效率的现状、存在问题以及可行的解决策略,旨在为后续的提升政府行政管理效能,切实落实深化行政改革的战略布局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指导。 关键词: 行政效率;全面改革;公共管理创新;优化策略 一、引言 社会的不断发展对政府行政效率提出了新的挑战与要求。党的十八大也指出:“要坚持四个全面,深化行政改革,以新形势下的新要求为基本契机,切实做好提升行政效率的相关工作,为政府行政改革、职能转变、结构调整奠定坚实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各级地方政府以及行政效率相关单位通过充分的调研,在理论与实践层面提出来一揽子解决方案,具体可以分为如下几个层面:第一,针对现阶段政府行政效率极其相关原因的研究。在此部分研究过程中,系统地总结我国现阶段政府行政效率的基本现状,并对其中存在的根本问题及问题产生的客观原因进行分析,为后续的相关战略计划出台以及可行方案落实提供必要指导;第二,对优化行政效率过程中的政府作用进行探究,分析行政效率提升对各方带来的优势以及作用,进而提出其建设的必要性与优化的紧迫性,为切实落实行政效率改革提供重要基础;第三,针对现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以问题导向思维作为核心指引,切实对政府的行政效率提升进行优化布局,并构建相关的评价体系,确保其执行的有效性。通过上述的研究我们不难看出,结合实际情况给出可行对策依旧是现阶段提升政府行政效能的研究热点。为此,我们通过对政府行政效能的分析,探究现阶段可能存在的问题,并从行政效率提升的角度下提出公共管理创新优化的可行对策,为后续的优化实践提供一定的指导性意见。 二、政府行政效率现状及其存在的可能问题 就现阶段的行政管理现状来看,其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存在问题,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公共行政机构比较繁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机关已经经过四次改革,但还是未能完全到位,机构行政职能交叉、重叠。第二,部门之间的协同性不够。公共行政管理部门各自分工不同,有时候一些事情需要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部门共同管理的。但我国目前公共行政管理部门基本上是不会主动配合,相互之间的协同性不够,导致一些综合性的社会现象很难处理。第三,审批程序复杂。效率的提升与简化审批程序息息相关,也是行政管理效率低的关键所在,而且这个问题已经提出多年,但依旧有个别部门在职权范围内办事不力。审批程序复杂,手续繁多第四,具体行政工作人员的能力及其业务素质有待提高。复杂的公共管理体系要求相关的工作人员的有较高的个人能力。同时,现阶段的公共管理经常出现业务交叉、多元化咨询、首访负责等相关事务,这些事务的出现不仅要求相关的工作人员对本领域的业务知识能够熟悉掌握,还要求相关的工作人员能够对与之相关的其他业务领域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只有如此才能够形成整体效应与一站式体验。然而,现阶段的培训体系还主要是在系统内部开展,对于联合业务以及其他范围外的业务知识涉猎不足,也缺乏必要的体系建设,进而无法从个人能力与业务水平上有所突破。 三、提升效率视角下的公共管理创新策略研究 通过上文的研究,我们对政府工作效率现状以及存在的可能问题与产生原因进行了研究。为了进一步提升政府行政效率,我们需要基于公共管理理论对具体的行政行为进行创新,具体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3.1进一步深化机构改革。 以十八大要求的深化改革为基础,进行新一轮机构改革。通过机构职能下放,形成上下一体的行政关系;通过机构职能重合部分的分离与规划,理清机构职责之间的责任边界,做到“专事有专人,专人有专责”,进而形成更高的效能,为后续的行政效率提高提供坚实的基础。 3.2建立联合行政平台。 行证效能来源于广泛地部门联合,执法需要联动、行政审批需要联动、政策制定与执行更需要联动。为此,部门间的联动是提高行政效率的根本保障。为此,在后续的行政管理创新过程中,“政府搭架,部门唱戏”要成为一种常态,进而构建更高平台,更多部门,更畅通道的多维联合行政体系,切实形成行政行为一体化与一站式模式。 3.3审批权力下放基层。 机构整合要与权力下放相结合,以县(区)级政府为平台的行政机构是与群众联系最为紧密的,同时也是行政效率最需要提升的。为此,在具体的行政效率提高构建过程中,将权利进行下放是一种有效模式。此外,我们应该注意权利与能力建设、人员编制等倾斜的一体性,避免只给任务,不给权利的畸形情况产生。 3.4增加基层职员培训强度。 除了上文讨论的一系列内容之外,我们还应该针对基层员工的基础行政能力进行专业的培训体系构建。遵循“走出去,引进来”的基本原则丰富培训内容与形式,尤其是在连续行政、行政管理上下游知识体系的构建中重点施为,切实提升基层工作人员的办事能力与办事效率。 四、总结 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对现代行政效率的要求有所提升,在较高的要求下,现阶段的公共管理模式存在一定的问题与不足,急需在公共管理创新方面有所建树。为此,本文以提升行政效率为核心目的,以公共管理创新为基本方法,对具体行政管理体系中存在的不足及其根本原因进行分析,进而给出创新策略与具体的优化方案。 作者:贾鹏 单位:青海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4级MPA秋季班 公共管理研究论文:档案馆公共管理与服务研究 摘要: 档案馆公共服务质量决定了档案事业的兴衰,本文通过分析从三个方面总结了档案馆公共服务的现状与制约因素,并提出了档案馆公共服务的发展途径。 关键词: 公共服务;现状;制约因素;发展途径 2009年10月30日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杨冬权在全国档案馆工作会议上题为《以丰富馆藏、提高安全保障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为重点,实现档案馆事业新跨越》的讲话中提出,要着重丰富档案馆的馆藏、提高档案馆的安全保障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为未来档案馆发展方向指出了重点。 1档案馆公共服务现状 1.1政府方面 我国当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也是建设人民真正满意的公共服务型政府,体现公共服务的基本要求。档案馆作为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机构之一也应主动拓展公共服务渠道,为社会公众提供满足公众需求的公共服务[1]。目前虽然国家对档案事业的支持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但许多地方政府还没有把档案事业的发展放在议事日程上,在政府工作报告或工作计划中都未能提到“档案”两字,公共财政上的支持就更不可能多的涉及到档案领域。另外档案馆公共服务还有一些法规、政策需要政府出面来进一步完善。如《档案法》规定,绝大多数档案保存满30年即可开放,但由于地方档案馆没有具体的制度规范,包括鉴定方式、程序、开放责任等方面的规定,使得许多档案馆即便到期的档案依旧不愿公开。 1.2档案馆自身方面 档案馆基本条件不能满足档案馆公共服务的要求。目前绝大多数档案馆均为面向单一主管单位的“纵向”服务,社会机构间资源的“横向”沟通和共享几乎没有,馆与馆之间实行独立的保管和利用方式,所使用计算机信息系统也不相同,馆藏信息也不能共享,从而无法实现资源的共享。有些时候,公众为了查清一个文件,需要跑几个不同的馆,在时间上、在办事效率上都是极大的浪费。档案馆本质上属于公共服务机构,然而,与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其它公共服务机构相比,公众对其缺乏一定的认识,不会主动到档案馆去查阅相关资料,档案馆的开放还没有深入民间。目前,我国绝大多数档案馆在提供公共服务时还缺乏足够的开放理念和服务意识,“重藏轻用、藏而不用,秘而不宣”的思想仍然起着主要作用,使得档案馆在公共服务方面就显得比较落后,对社会缺乏公开性和透明性。由于很多档案有开放时间的限制,所以有很大一部分档案至今没有对公众开放,这也限制了民众查阅档案的范围,阻碍了档案馆公共服务的开放程度。 1.3社会方面 目前档案馆公共服务还没有引起广范的社会关注,与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国家公共单位相比,档案馆的优势和特点还没有得到充分地展示。另外,受到长期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民众还没有强烈的公民意识,面对公共事务时习惯把自身定义为局外人,常常是无关之事“高高挂起”,档案馆为社会保存的珍贵档案,很少能引起公众的关注。 2档案馆公共服务的制约因素 2.1服务理念陈旧、服务对象单一 服务理念陈旧是制约我国公共档案馆社会服务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2]。服务理念的陈旧主要表现在服务主体意识不强、服务的对象和范围不清晰、服务的本质界定不准确等方面。档案馆服务对象,过去主要集中服务于党政机关、领导参考、决策、学者的学术研究等活动,对象比较固定,对于广大公民来说,档案馆服务的大门基本上是关闭的,由于其服务对象的固定性,更多是服务,而不是公共服务,公共性不足。 2.2馆藏档案资源欠丰富 馆藏档案资源是公共档案馆所拥有和掌控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关系到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公共档案馆得以立足于社会,具备存在价值和意义的决定因素。而馆藏档案资源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馆藏资源的内容、门类、载体形式不够丰富,馆藏档案资源数字化程度不高,影响和制约了馆藏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开放共享。这些都成为制约公共档案馆社会服务开展的重要因素。 2.3专业人才储备不足、新技术缺乏应用 人才与技术也是制约公共档案馆提供社会服务的重要因素。公共档案馆普遍存在专业人才储备不足,而且专业人才的流失比较严重,由于缺乏培养规划,专业人才专业性退化现象也比较突出。专业人才的缺乏,也使得公共档案馆难以对新技术进行吸收与应用,制约公共档案馆社会服务的供给。 3档案馆公共服务的发展途径 (1)提高认识,切实转变档案服务理念。档案馆公共服务是档案事业发展的核心使命。档案馆要转变原有的公共服务理念,把档案工作者的关注重点引导到如何做好公共服务的方向上来。可以广泛运用多种传播媒介:如网络、电视、手机等;可以举办形式多样的档案宣传活动,如珍品档案展览、档案馆藏介绍、档案知识宣传等活动,提升民众的档案意识,有效宣扬档案服务价值,创造良好的档案利用舆论环境。打造出档案馆公共服务的品牌,引导多层次民众体验档案馆公共服务。 (2)优化档案资源配置。优质的档案资源是档案馆为民众提供满意公共服务的基础。档案馆要在现有馆藏资源的基础上,创新档案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挖掘隐藏资源,整合现有资源,从而使档案资源丰富化、多样化。各地区的档案馆在档案资源配置上要有大局观念,全局观念,打破行业和部门的限制,优化各自馆藏,使民众在档案馆能获得满意的服务。 (3)优化档案公共服务结构和工作流程。档案馆要积极推进自身结构的改进,使档案公共服务的模式渐趋完善。各级档案馆要围绕档案馆公共服务,对现有工作职责及工作模式进行再思考,重新定义档案公共服务的职责和范围,确立明确的档案馆组织结构价值观。 (4)完善人力资源建设。人力资源建设是推进档案馆公共服务建设的前提,加强培养能提高档案公共服务水平的战略领导型人才;着力培养能开展档案馆公共服务工作的专业服务人才,以及实现档案公共服务信息化的技术人才。从而为档案馆公共服务奠定基础。 (5)加大档案宣传教育工作。档案馆要坚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宣传活动,宣传档案工作,也可以开展公共咨询服务,扩大档案馆在民众中的影响力,从而使档案馆的公共服务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被决策者关注。通过转变档案馆的公共服务理念,把现在的档案馆建设成为一个、不设障碍、没有门槛、自由开放、文化氛围浓厚的供民众学习、交流、增知、长识的重要场所,让民众都愿意来、来了之后有所收获、走了之后还想再来。 作者:陈玲 单位: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管理研究论文:公共管理网络新闻舆论研究 【摘要】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网络技术得到不断提升,互联网的不断普及对社会、政治文化以及军事等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网络孕育下的电子产品具有更新换代快以及受众广泛等特点,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通过互联网来了解信息,获取新闻,进行舆论监督。其主要原因在于互联网具有匿名性和地域交互性,网民能够实现自由的意见表达,通过这种自由化的意见表达渠道能够形成网络新闻舆论,从而对政府公共管理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 网络公共舆论;政府公共管理;影响 互联网给公民参与政府公共管理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同时也存在着诸多难以忽视的问题,从而扰乱了网络空间秩序。近年来,我国网民数量逐渐增长,公民通过网络舆论监督的作用来影响公共决策的效果日益显著,其积极作用也逐渐受到越来越多人们的认可,但其中的不少局限性也日益暴露出来。因此,政府必须加强重视,尤其要强化网络舆论对国家公共决策所产生的正面作用和影响①。 1.网络新闻舆论对信息传递发展的影响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日益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也在短期内得到了快速发展,然而随之而来的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自然环境遭到破坏等问题也日益突出。基于此,政府倘若继续坚持原有的理念和决策方式则无法满足社会各阶层人们的需要,必须打破传统,为人民和政府创造更多的机会和途径。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人们知识水平逐渐提升,其政治意识也不断提高。为此,政府也要积极转变观念,畅通民众自身利益的表达渠道,不断缓解社会压力而导致的各类危机②。首先,网络舆论影响了我国政府公共管理的方式。在互联网出现之前,民众之间的信息交流大多停留于口头交谈,这种交流方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难以实现大范围的传播。而在互联网产生之后,人们通过QQ、微信等方式实现信息交流,获取新闻资讯,这样的方式既快速又便捷,能够起到重要的影响公共舆论和政府公共决策的重要作用。其次,通过互联网能够实现信息多对多的交流。在互联网还未普及之前,人们的观点很难传播给多数人,需要通过电视、报纸以及书籍等传统媒体才能实现。然而,现今微博、论坛等的兴起为民众获取信息和传播信息提供了比较广阔的平台。很好地实现了信息多对多的传播与交流。根据调查显示,微博是政府进行政务宣传的主力军,并且随着互联网技术和内容的不断发展,这一运营水平逐渐成熟,微博问政等服务能力逐渐增强。 2.网络新闻舆论对政府公共管理带来的阻碍 2.1网络新闻舆论可能会引发非理性的社会心理 网络具有自身独有的特点,它改变了传统媒体受到时间、版面以及播出时间的障碍,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降低了民众参与成本的风险,民众可以通过互联网自由表达情绪。然而,在没有约束力的情况下,人们时常将最深层的感受进行表现。尤其在没有约束的环境下,网民的身份处于匿名状态,因而容易出现部分网民受到心理操控而变得失去理智,网络内容低俗化以及情绪化问题则会暴露出来,容易引发非理性的社会心理,危及国家安全管理。 2.2部分不良信息会误导政府公共舆论的走向 通过网络开放自由的环境,人们能够自由发声,个性得到张扬和释放,但也存在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信息的质量难以得到有效保障。由于受到人们知识水平、价值观念以及信息处理能力等因素的影响,人们对信息的选择和处理能力会有不同的反应,这就有可能导致所传播的信息发生质的变化。尤其对于部分情绪比较激动的网民而言,他们在看到有煽动性言论的时候会出现跟风的现象,久而久之则会误导公众正确的舆论导向③。 2.3可能会导致不同程度的权益侵害 由于网络的开放化和自由化,实现了真正的以人为本,与此同时有效延伸了公民的权利。然而,一般而言网民在网上发表言论无需接受责任的制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强权和暴力行为的发生。现代社会,关于网络谣言事件层出不穷,严重阻碍和影响了网络舆论监督环境以及现实的社会秩序。在网络时代,个人的隐私缺乏保障,部分网民或许会出于仇恨和报复之心而对他人进行人肉搜索,网络暴力行为严重损害了个人的权利。其实网络暴力犹如看不见的拳头,一方面给受害者带来了伤害,损害了其利益,另一方面使得部分不法分子逍遥法外。 3.网络新闻舆论对我国政府管理带来的积极影响 3.1有助于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 在政府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其首要环节就是制定公共政策。公共政策的制定主要由国家权力机关通过围绕生活的某个方面问题所指定的政策目标,其需要按照一定的程序和原则。因此,确定政策目标是制定公共政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政府必须在充分考虑公众意愿的前提下才能最终确立政策目标④。尽管传统媒体在公众舆论表达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其表达渠道依旧较窄,并且百姓在期间的话语表达权较弱。通过网络新闻舆论,能够有效改善这一现状,畅通了民意表达渠道,为政府制定出公平民主的公共政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2有助于政府政策行为的执行 政策的执行是政府公共管理的核心,执行过程能否最终达到预期目标会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涉及信息、执行人员以及资源配置等方方面面。宣传是政策执行的核心环节,它关乎公众对社会公共政策的认知程度。而政府以及其他公共管理机构能够利用公共网络实施舆论导向,不断扩大政策宣传力度。通过网络新闻舆论,能够倾吐民众对政策表达最真实的意见。通过网络新闻舆论的交互性原则,能够有效实现与网民进行沟通,政府向网民认真解读各类公共政策,从而为政策的执行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有助于政府政策行为的有效执行。与此同时,当民众通过网络新闻舆论发现政策执行存在不合理之处或者明显的漏洞时,则可以及时向政府部门汇报,从而确保政策的执行能够走向正确的发展道路,促进政策目标的顺利实现⑤。 3.3有助于政府公共管理中的舆论监督 政府公共管理同样离不开监督的作用,而监督又离不开媒体的作用。媒体监督作为主要的公共舆论监督工具,大多数情境下主要反映政治以及精英媒体人士的意见。由于受到媒体自身公信力的影响,实施起来容易便捷,而社会大众在监督上存在着较多难以实现的地方,很难实现普通大众的看法和观点。基于这样的现状,媒体监督和社会监督存在着较大局限性,必须借助更加高效而有力的措施和监督手段,网络新闻舆论监督就是其中最为实用的重要方式。与大众传统媒体相比,网络新闻监督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特点,它使得公众能够平等参与组织各项管理,凭借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帮助网络舆论获得良好形成。为此,政府公共管理部门要善于利用好网络这一利器,秉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切切实实为人民办实事,从而不断提升政府公共管理的水平和质量。⑥ 4.结语 总而言之,网络新闻舆论对我国政府公共管理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它有助于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有助于政府政策行为的执行;有助于政府公共管理中的舆论监督。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讨论,首先阐述了网络新闻舆论影响我国政府公共管理的方面;其次分析了网络新闻舆论对政府公共管理带来的阻碍;最后详细分析了网络新闻舆论对我国政府管理带来的有利影响。 作者:周慰祖 单位:耐克体育(中国)有限公司 公共管理研究论文:高等教育公共管理范式重构研究 摘要: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对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带来机遇与挑战。作为长期以政府行政干预为主导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必须进行范式重构,以契合现时代的特质以及全球化所带来的冲击。公共管理理论为高等教育管理模式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以全球化时代高等教育管理的发展趋势介绍为切入点,阐述了中国高等教育管理在全球化时代亟待应对的全新挑战,并结合公共管理理论对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的启示,探讨了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管理范式的构筑设想,以期为我国高等教育管理提供可供参照的发展路径,使高等教育发展契合全球化时代的内在价值诉求。 关键词: 公共管理;高等教育管理;全球化;范式 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基于外部环境的变动以及自身发展的诉求,高校的社会功能也在不断发生变迁。同时,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升的情形之下,在一系列社会生产活动背后所蕴藏的社会关系也实现了与之匹配的同步拓展,也就是说,现今社会的生产活动不同于以往,并非单纯的借由主体行为所实施的社会化生产活动,而是演化为基于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层面之上的生产活动,在这个过程当中,单一社会个体的生产能力并非局限于其自身的社会活动范畴,乃是扩大成为同其关联密切的特定社会群体的社会公共事务范畴。[1]借由此种情况可以做出这样的论断,即作为提升社会个体智识水平与技能状况的关键方式的教育模式,已经成为关乎社会发展的社会公共事务,从这个意义来看,若将高等教育视为服务的一种,则可将高等教育定性为面向受教育对象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基于现今的社会发展水平来看,高等教育的发展对于社会整体利益以及社会公共福祉的增进效用日益突出,因而基于高等教育的公共性而言,高等教育管理的公共事务属性也极其明显,故而以政府为主导,借助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从而实现对高等教育管理的介入是不可或缺的。特别处于现今的时代,基于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覆盖面增大,使得高校同社会经济整体发展脉络成正向同态发展,因而社会对高等教育的依附性呈现出深化发展态势,高校从以往的社会边缘区域转化为中心区域,进而对社会整体运行发生着关键性的助推效用。与此同时,随着20世纪国内高等教育实现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让渡,使得高等教育的社会公共属性得以凸显与强化,因而其作为社会发展过程中一项重要的公共事务越发受到重视。 一、全球化时代高等教育管理的发展趋势 在时代变迁的影响下,高等教育管理必然随之发生与之契合的变迁,特别是全球一体化时代的到来,对当下高等教育管理的发展路径将产生直接影响,此类影响涵盖下述几个层面:一方面,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对高等教育管理的内涵发展提出要求,即高等教育管理应注重以市场规律为导向,以求实现在制度层面同教育市场化发展道路的有效衔接。基于宏观发展的角度来审视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可以发现,实质上此种制度便是对高等教育管理的管理主体实现有效指引与规制的规范体系。[2]基于构筑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而言,必须积极引导高等教育管理在制度制定层面强化市场路径引导效用。高等教育的市场化改革路径乃是受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的直接影响,从而推进高等教育同市场二者之间的同构性。另一方面,从高等教育市场化的表现形式来看,主要反映为政府对高校财政支出比重下降,使国内生产总值中的高校经费投入比重相对降低;传统的政府经费扶持模式得到改进,市场化竞争模式成为全新的选择;鼓励民间资本创设高校,使社会整体层面的高等教育规模得以实现扩大化发展;增加与扩大高校的办学经费来源;激励高校进行技术创新以及成果转化;扩大高等教育覆盖面,在传统的校内教学基础之上,推出慕课、微课等线上教学模式;扩大招生半径,允许高校招收自筹学费的留学人员以及引导高校进行教育产业服务输出,发掘域外教育市场等模式。 (一)社会思潮对域外各国高等教育管理演进路径的影响 从域外各国高等教育管理的发展脉络来看,其市场化导向最初乃是基于源自英国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所致。[3]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取代了凯恩斯主义,先是发轫于英美等国,继而影响遍及欧洲诸国以及北美的加拿大、亚洲的日本、拉美等国。作为新自由主义而言,其理论内核表现为主张市场化、削减政府管制等。其后,域外各国先后经历了高等教育扩容以及财政投入削减等阶段。在此前数十年内,相当多的国家遭遇高等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型压力,由此带来经费紧张问题,以大洋洲的澳大利亚为例,从20世纪70年代中叶到90年代初期,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经费财政投入所占的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先前的1.4%缩减为1%,经费缩减的主因即在于公办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化。[4]此外,域外各国高等教育管理受IMF、WTO等国际组织的协助。此类组织的介入,有效地使组织成员国在本国高等教育管理制度的规划层面强化了市场运作趋势,具体的助推措施使得成员国之间高等教育市场彼此开放、鼓励在公办院校之外创设私立高校等,这有效降低了成员国之间的服务贸易壁垒,进而有效地实现了对不同国家、地区之间高等教育服务的自由化。可以说,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的驱动之下,各国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实现国际接轨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使然。 (二)文化多元格局对域外各国高等教育管理演进路径的影响 不同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差异之间的冲突与对抗,直接对传统的文化格局形成冲击,进而打破了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的文化壁垒,使得不同的文化在此种冲击之下彼此融合。基于此种文化多元格局,各国在高等教育管理层面务求实现彼此之间的文化价值包容,并借此使处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异质性差距得以整合、消融,从而推动文化价值理念根植于高等教育之中,最终成为高等教育管理发展演进路径的文化助推力。以现今高等教育成就最为突出的美国为例,其高等教育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在很大层面上得益于对不同文化的吸收与整合,如在学科课程科目的设置方面,诸多高校均要求学生必须选修能够帮助其实现对不同文化形成完整认知的课程。其次,在组织学生社团活动方面,美国的高校均赋予了不同国籍、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以充分的民族文化宣传自主权,依托此种举措实现了对学生平等人权观念的传递与价值内化。最后,对多元文化格局的正确认知,也使得美国高校十分注重对学生创新意识的养成,并将此种教育理念贯行于日常的教学活动与教学组织之中,从而在教育层面为美国的社会整体发展提供了创新源泉。 (三)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内在发展诉求对政府干预形成弱化趋向 对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而言,一般即指政府行政层面对高等教育的监管模式,其体现了高校、政府以及社会三者之间在高等教育这一社会资源方面的权限界分。全球一体化对各国带来普遍的冲击,基于对全球一体化趋势的顺应,和对此趋势所带来的全新竞争模式的应对,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必须由以往的行政权力集中改变为行政权力的有效分散配置。从理论层面看,将先前的集中化管理转变为分权式管理,乃是实现民主管理模式的主要标识之一。对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意义在于有效地对政府干预形成弱化,即使政府在高等教育管理方面进行适当的权限缩减,进而使得管理的效率得以有效的提升。自20世纪70年代域外发达国家秉承新自由主义理路伊始,政府的权限得到有效的自我控制,由先前的“万能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域外发达国家进行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更新,其目的在于契合市场运行规律,弱化政府行政权力对高等教育管理的影响权重,从而强化高校的自主权和自治权。举例而言,相当一部分域外发达国家转变对高校的财政扶持政策,由以往的直接性财政扶持转变为竞争性扶持,即根据高校的绩效达成状况给予其财政支持。此外,一些域外发达国家基于对高校教育管理绩效提升的考量,引入民间绩效评估机构对高校进行资质评定,如法国引入高等教育和研究审议会,具体的高校教育质量评定人员涵盖政府行政人员、学者、教师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借由评定人员成分构成的多样性,尽可能地实现对高校教育管理绩效的全方位客观评定。此外,高等教育的分权化管理模式直接赋予并提升了高校的自主权与自治权,基于应对全球高等教育竞争的考量,各国政府相继通过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实现对高校的财政、人事等方面的全方位放权,允许高校结合自身实情出台费用标准、科学配置课程以及自主选择合作对象,如此一来,高校的办学活力得到空前提升。 二、中国高等教育管理在全球化时代亟待应对的全新挑战 (一)高等教育管理理念层面存在误区 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的全面铺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被市场经济所取代,市场化运作方式取得普遍认同。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贸以后,国内诸多行业的市场化运作趋势继续深入,高等教育管理也随之进行了市场化运作调整。然而,受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特质的影响,相关的市场化改革多流于形式,尤其在管理理念层面仍然暴露出较多的认知偏差,此种情形的存在极大地阻滞了国内高等教育管理的良性发展进程。现阶段国内高等教育管理存在的偏差首先表现为对政府宏观计划调配的偏重,以及对市场化运作理念的重视不足。[5]从政策制定、出台推广的层面来看,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替代原因即在于谋求创设公正、良性的竞争机制,因在高等教育管理过程中,对政府宏观计划调配的过于推崇,造成现今国内高等教育在实际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相当多的问题,主要表现为:(1)办学体制层面仍然遵循政府主导公立院校设置模式,私立高校在教育资源、财政扶持、政策支持等层面无法与之抗衡,因而处于弱势地位;(2)教育资源的配置权限基本被政府所掌控,多数情形下依然遵循政府为主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未能创设以高校办学绩效为评定对象的绩效考核机制,因而未能使高校之间形成良性竞争,经政府认定的重点高校(如“985”“211”高校)均取得了其他高校所无法得到的资源优势,从而导致国内高校之间呈现出发展过程中的“马太效应”,即重点高校借由其资源优势在招生、科研等领域一路领先,并且同其他高校之间的差距在逐年增大;(3)高校内部的教学遴选机制成固化态势。此种情形主要表现为高校学生的教育自主选择权限基本趋近于零,难以根据个人意愿,在求学期间实现专业的转化,同时,尽管现今高校普遍采用了学分制考核模式,然而此种模式乃是要求学生在学习阶段必须达到一定数量学分的被动考核机制,而未能赋予学生借助学分的取得,从而实现专业学习年限的跃升;(4)毕业生就业层面存在问题。因未能创设科学的毕业生素质评定机制,因而导致用人单位在遴选员工时,唯有根据毕业生毕业院校的级别、专业进行员工遴选,无形中导致非重点院校毕业的毕业生处于后备遴选的境地。在现今的国内高等教育管理理念中,也存在着过于偏重物质建设与投入,而对软环境的投入与关注相对较低的取向。在国内传统社会发展观的左右之下,高校均将发展重心放置于规模扩建层面,间接造成对教育功能取向的忽视,同时,在绩效考核方面过于注重对科研成果的量化要求,却未能对教师的教学绩效给予客观对待,如此一来,使高校的发展呈现出偏重硬件量化考核、忽略软件内涵建设的路径偏差。 (二)政府集中掌控高等教育管理权限造成体制性滞后 如前文所述,现今域外发达国家在对待高等教育管理的问题上,普遍给予高校以一定的自主权和自治权。国内在高等教育管理权限方面,通过高教教育体制的不断改革,现已构成初步的“一元两级”管理分权模式,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级管理,在这种“一元两级”的管理模式中,地方政府(多为省级政府)为主要管理者,其在专业设置以及研究生点设置等方面具有较大的自主权限。然而从具体的管理方式来看,政府对高校的管理方式相对域外发达国家而言仍较为滞后,并且此种源自体制层面的短板已经成为现今国内高等教育创新的阻力要素。[6]首先,高等教育管理权限的相对集中影响了高校的自主发展,尽管现阶段中央和地方政府已经对高等教育的分级管理达成共识,然而一旦进入决策阶段,仍会出现管理权限集中行使的问题,进而表现为政府对高校的发展与战略蓝图事无巨细的事必躬亲;高校在具体的招生遴选、领导聘任、岗位设置、对外交流以及教职工考核等方面的自主权限受到挤压,此类现象的存在造成高校办学的主动效能受限,使相当多的高校管理者无须对此投入精力加以考量,只需被动服从即可,由此进一步导致国内高校表现出严重的办学同质化现象,诸如办学理念趋同、热衷热门专业增设、盲目扩大办学规模等。其次,政府对高校的行政干预无形中造成了对高校发展过程中教育创新的阻滞。全球一体化的时代特质助推了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对制度创新的内在价值诉求,也是目前各国在发展高等教育过程中普遍施行的举措,由此使高校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潜能得到最大化的发掘,学术自由空间也得到极大的提升。然而现阶段我国的公立高校因在财政、人事等方面对政府表现出极大的依附性,因而导致独立性不强。并且由于来自高校外部的各种社会力量对高校的自身建设与发展给予了一定的影响,因此使得国内高校基于获得财力与物力保障的考量,不得不对相关的利益集团做出一定的妥协,从而也导致了自身的发展背离了自身的意愿,对学术自由的追求被迫妥协于现实的物质诉求。 (三)人治思想突出与行政化趋势明显影响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全球化的趋势以及不同文化的融合使得当下的高校发展呈现出办学规模扩大以及文化交融的态势,此种态势倒逼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必须做出正确的应对,不过现存两种情形造成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与创新进程受阻,一者是在现今的高校管理体制之下,多数管理者仍然将人治思想奉为圭臬,从个人的主观经验与好恶出发,为高校规划其个人认可的发展路径。尽管近年来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已经在尽可能的规制管理者的个人主观决策,然而受长期经验主义思潮的影响,依法治校的理念仍未能得到切实的贯行。不能简单地将人治思想归结为错误的决策,然而对比于法治理念来看,少数个体的决策所产生错误的概率要高于群体决策,同时,一俟管理者更换,必然意味着其先前所制定和推崇的发展思路面临被推翻的可能,进而造成高校人、财、物的无端浪费。可以说,人治思想对管理者个人的价值取向、行为动因、预判能力等有较高的要求,一旦内外部环境出现变迁,超出其经验认知范畴,则直接结果便是导致管理风险的发生。此外,人治思想的另一弊端在于其同高校的学术自由与学术自治理念背道而驰,甚至可能出现对学术自由一定程度的压制,更可能因此而使高校的中层管理者为了迎合主要管理者的发展构想,而罔顾高校实情,从而造成高校科学发展路径受阻。二者,行政化趋势在历经多年的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后仍然未能得到彻底的改变,党政架构依然是现今高校内部管理的核心。作为以促进学术发展、培养学生健全人格为重心的高校而言,唯有在内部管理中实现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的有机匹配,方才能够彰显高校的社会价值,然而,现实情况却是高校内部的行政权力依然在相当大的层面上凌驾于学术管理之上,一些高校的内设行政部门,在职能设置上为管理部门,然其却能够倒转过来影响学术,由此导致一种怪现象,诸多高校领导提出要使行政人员努力向教师职位转岗,实际却是教师更热衷于步入仕途,选择“双肩挑”的职业发展路径,此种路径的好处不言而喻,既可以使教师在科研成果申报方面获得普通教师所不具备的优势,同时身兼行政角色又可以使其真正参与到高校发展决策中去,从而为自身发展谋取利益,然则这样一来,却造成对高等教育学术自由理念的背离。 三、公共管理范式对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的启示 所谓的公共管理范式,即是指公共组织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维系考量,因而依凭自身权限以及公共权力,对社会公共事务采取相关管理活动的举措。[7]可以说,从内涵层面来看,公共管理活动的价值内涵即着眼于社会整体利益,并以社会整体利益与公共福祉的实现为诉求,公共管理活动的目的在于借助有效的管理活动实现对公平和效率的最大程度的兼顾,同时,在科学把握目标决策、协调、控制等管理节点之外,必须凸显与保障社会公共责任的实现,其不仅追求对社会资源的合理化配置,更应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对社会成员的最大化兼顾。作为高等教育管理而言,基于前文所论及的其“公共产品”属性,因而可以将其视为公共高等教育管理,同时按照公共高等教育管理主体关联程度的区别,可进一步将之界分为内部与外部的双重管理系统。所谓的内部管理系统,是指由中央与地方二级教育行政部门、高校与主管部门之间架构形成的纵向管理模式;所谓的外部管理系统,则是指由公共教育行政部门同市场、市民社会之间架构形成的横向管理模式。基于外部管理系统而言,市场同公共高等教育管理二者的关联有必要进行精准的界定,而市民社会同公共高等教育二者的关联也亟待协调统一;基于内部公共管理系统而言,高校同公共高等教育管理二者的关联也有必要加以明确。 (一)市场同公共高等教育管理间的关联 作为公共高等教育而言,在产业归属层面为服务业的典型代表,因而其可以依照市场化模式进行相应的业务运作。同时,公共高等教育具有“公共产品”这一社会属性,因而以追求效率最大化为诉求的市场规律无法保障其公平性,解决这一困境的出路乃是,既要发挥市场在社会资源合理配置过程中的协调作用,又要辅之以一定程度的政府适当介入,因而作为市场同政府适度介入的公共高等教育管理间应为彼此倚重的利益连带关系。 (二)市民社会同公共高等教育间的关联 一般而言,在市场同公共高等教育管理二者间进行遴选极其困难,原因在于选择对市场的倚重,会遭遇市场缺陷所引致而来的风险;而选择非市场运作模式也会随之引致非市场化缺陷带来的风险。基于前述情形,当公众遭遇到市场化与非市场化的二难抉择时,常寄希望于借由市民社会寻求全新的问题解决路径。从以往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来看,高等教育同市民社会交集甚少,甚至可以说,以往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下的市民社会未能形成主体意识,而公共高等教育管理改变了这一现状,依托公共媒介的介入,使公众获得表意自由,保障公众对高等教育管理相关决策的知情权,使公众给予高度关注的高等教育相关问题得到使其满意的反馈。[8]欲达成此种目标,国家高等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必须将适度的权力赋予相关的社会组织,进而创设出以政府为主、政府与市民社会共治的高等教育管理新体制,如此能够增进公共信息传递,使公共高等教育行政管理活动公开化,并使公众强化对其的认同感与信赖感。 (三)高校同公共高等教育管理间的关联 在分析高校同公共高等教育管理间关联的问题上,应重新界定高等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权能,即作为行政管理部门应科学划定其权限触及范畴,笔者认为可将之界分为内部范畴与外部范畴。内部范畴即指高校的内部运行事务,诸如教学组织、科研、招生等,此类问题应给予高校充分的自治权;外部范畴则是指高校作为事业法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所遭遇的、依凭自身无法给予解决的问题,诸如高等教育结构优化、高等教育规模控制等,此类问题应借力于行政管理部门,由行政管理部门从宏观角度加以协调。需要指出的是,在高校同公共高等教育管理关系协调当中,应引入市场化竞争机制,即由行政管理部门、高校、民间组织进行合议,出台具体的规划方案,最终实现对教育资源配置的科学决策。 四、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管理范式的构筑设想 由前文的论述可以得知,完全以政府行政权力干预为主导或者完全放权给高校赋予其绝对自治权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都不足为取。原因在于,完全以政府行政权力干预的高等教育管理主导模式将使高校丧失独立性,进而不再具备学术潜力与发展活力,而如若采取完全放权的模式,则其风险正如布鲁贝克所指出的那样,高校作为学术行会的发展形态之一,而任由行会自行发展,则将直接导致其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一定的弊端,诸如出现对改革呈不合作态度、自身过于保守等问题,同时,高等教育管理现今同社会事务的联系日趋密切,因而对待高等教育管理的问题不能完全借由高校的学术委员会来决定高校的重大事项,否则变相失其外部性特质。此外还需看到的是,高校依凭自身难以为自我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必要的运行费用,而来自政府财政扶持的这种外部经费注入对高校的生存与发展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基于前述考虑,笔者认为,现今国内高等教育管理范式重构应从下述几个方面着手。 (一)高等教育管理理念的价值重塑 正如前文所论证的,高等教育服务具有“公共产品”这一社会属性,而作为高等教育管理者而言,由于此前政府以及相关高等教育行政管理机关均习惯将高校视为自身的管理对象,未能形成对高校作为学术中心的特殊主体地位给予正确的认知,因而在此种偏差性理念的影响之下,将管理行为单纯视为履职行为。故而高等教育管理者务必应正视全球化时代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带来的冲击,积极主动地进行高等教育管理理念的价值重塑,改变以往的计划性作为方式,应以管理活动的意义与目的在于增进社会公众福祉的社会服务范畴为价值理念,并且以服务他者为行为的内在驱动力。 (二)对政府、高校以及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范式重构 作为政府而言,应借由自身所掌控的公权力,改变以往的“政府—高校”的二元管理机制,应秉承公共高等教育管理理念,赋予社会组织以高等教育管理参与权限,将社会组织纳入到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范畴之中,构筑“政府—高校—社会”的“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架构。[9]具体而言,政府应改变以往的高校经费来源财政扶持模式,应积极面向社会开放资源融入渠道,从而实现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多样化,同时也使工商企业资本、私人资本等得以流入高校,政府可以出台政策规定高校可以借由其从外界融入的资金数量,获得与之匹配的政府拨款,这样能够缓解政府对高校持续财政投入所面临的压力,也将有力地推动高校实现同企业之间的商业协作,依托对私人市场的借力实现对高校内部公共部门服务的取代,从而使高等教育管理借助规范的市场化运作模式,转向社会化发展路径。其次,应注重凸显专业教育团体的“第三方”意见,如赋予高校教师联合会或者类似的非官方组织参与到高等教育管理活动之中的权力,借助其非官方的角色地位,对高等教育管理运行与改革、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弊端和不足进行意见的征集,依托此种非官方组织的意见征集,实现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缺陷的查找与补足。 (三)将现代公司管理模式引入高等教育管理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在2003年制定出台的白皮书《我们的大学:支撑澳大利亚的未来》中指出:“尽管高校的地位、性质同企业存在差异,然而高校每年都管理着数百万澳元的财政预算。因此可以断言,高校有必要借鉴企业的运作管理模式。”在公司的内部架构中,董事会作为最高决策机关,同时董事在履职过程中应严格秉承勤勉义务,并且在董事的任职资格中规定:“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并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3年,不得任职董事”,此种任职资格限定将公司董事的个人职业生涯同组织绑定在一起,从而实现了对董事勤勉履职的督促。高校的党政负责人权限类似于公司董事,因此可借鉴董事任职资格条件,规定高校党政负责人如若因个人决策失误造成高校财政赤字或者被迫停办的,应禁止其在其他高校或机关出任领导职务。[10]借助此种方式,使高校负责人的个人职业生涯同所任职的高校联结于一体,从而能够有效地督促高校决策者在出台决策时秉承审慎、负责以及科学、务实的态度,避免因人治思想以及主观经验主义对高校造成损失。 (四)将市场化竞争机制引入高等教育管理 以往国家高等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高校的等级划分,使其中被认定为“重点”的高校获得了其他高校所难以获得的资源与优势地位,然而此种模式实则为教育资源垄断,尽管国家教育部明确诸如“211”“985”高校引入动态竞争机制,但同时也指出不会添列新增高校,如此便形成非“211”“985”类高校只能望其项背。针对前述现象,笔者认为,无论是“211”“985”类高校,还是“研究型大学”,不应固化入选对象,应以市场化竞争赋予高校平等竞争参与权,从而使已经入选的高校保持发展活力,使尚未入选的高校产生发展动力。随着“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提出,我国的社会整体创新进程已经拉开序幕。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对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带来全新的挑战,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社会“公共产品”的高等教育服务也将接受全球化时代以及创新思潮的洗礼,基于推进高等教育实现良性发展、增进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以及效度化彰显高等教育对社会发展助推效用的目标,则必须对高等教育现行体制中存在的短板加以补足,以往基于政治因素抑或是经济因素考量而在高等教育管理中所秉承的“政治挂帅”或者“经济先行”模式已经被证明难以为继,而公共管理理论的提出,为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提供了全新的发展路径,其保障了高校的学术自由空间,并且赋予了高校较大权重的自治权,同时也依凭政府、高校之外的第三方主体介入,使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得到升级,也直接提升了高校办学质量,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人才诉求提供了保障,也为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应对全球化挑战提供了全新的发展契机。 作者:娄坤 单位:四川医科大学宣传统战部 公共管理研究论文:理性官僚制新公共管理研究 摘要: 理性官僚制是适合大工业社会的生产和管理模式,从其诞生伊始就备受推崇,一时成为了社会的世界性命运,但由于这一模式不再试适应信息化或后工业化时代的要求而日渐式微。以鼓吹分散化和竞争理念的新公共管理在满足信息社会的推进对效率要求和改进僵硬行政体系的同时,也要带来了一些治理难题。正确看待新公共管理将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其发展的实质,并使我们更加理性地借鉴此种模式。 关键词: 官僚制;新公共管理;超越与局限 源于西方公共部门管理的官僚制是一种以专业分工为前提,以法理性权威为基础、非人格化组织、层级划分等为特征的政府理性实践范式,它与近代大工业化生产特征相适应,并在一定的程度上提高了公共部门尤其是政府的行政效率。随着后工业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为提高政府面对复杂环境下的适应能力,一种呼吁以企业家精神重塑组织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开始出现并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意义,新公共管理是官僚制面对知识经济时代和科技环境所带来种种不确定性变革而来,它是对理性官僚制扬弃的一种组织制度。 一、官僚制的特点与局限 1.官僚制的特点。 在韦伯那里,官僚制是建立在法理性权威基础上的一种制度,而不是让政治价值关联等非理性因素介入到组织,因此,韦伯事先把官僚的身份设想为“行政动物”,这样的直接结果是政府官僚被剥夺成不具有个体情感价值和对不同政党持有独特见解能力的存在,“个人理性”,“政治中立”和“价值无涉”等观念完好地诠释了这种体制下官僚的特点,与这种行政价值观对应的是,官僚组织的设计原则也应当以理性为精神指导,并具有严密的分工和层级关系。官僚制组织具有下面几个方面的特征:(1)层级制。即在一种层级划分的劳动分工中,每个官员都有明确界定的权限,在履行职责时对上级领导负责;(2)注重制度和法规。官僚制有明确权责的规章制度,公职人员根据法律或行政规章发号施令,并有法定的管辖范围。(3)注重个人专长。每一层级的行政人员都必须具有一定的技能,并且经过特殊训练和考试才能成为组织正式成员。(4)专业化分工。每一个岗位都有明确的职责范围,每个管理人员只负责特定的工作。由此可见,韦伯提出的理性官僚制是以系统化分工为核心特征,将复杂的行政管理问题细化为重复处理的制度安排,它强调通过加强垂直控制来协调横向部门的运转,以此形成集权和富有效率的管理模式。 2.内外制度因素的制约。 尽管在当时大工业化社会背景下,官僚制成为将人的需要同组织目标联系起来的有力工具,有效解决了组织内部协调和外部适应的问题,但它面临着最为突出的主客观因素也令其难以维持发展:(1)市场环境的冲击。官僚机构作为公共物品和服务唯一提供者的垄断地位已经在新的市场环境下有所动摇,70、80年代由私人部门发展起来的管理方法和技术被应用到公共部门,政府通过补贴,委托和行政特许经营权等多种方式实现间接提供服务,各种私人机构,公司组织,独立团体被允许参与到政府公共物品及服务的提供等等,这些交错复杂的因素和尝试正不断促使着一种更加灵动和开放的原则加速形成,并以此带动后工业化时期环境下政府变革的趋势;(2)行政二分逻辑的难以实现。将不同官僚视为行政法规执行者和政策提案来源的两个互不干扰层次是不真实和符合“理性”。在追求政府节缩经费和提高行政效率为目标的前提下,美国在80年代末通过的“第二法律”就确定了文职官员参与政策制定的规则来解决众多复杂的立法工作,由此模糊了这两种身份的边界:官僚既是政策提案的重要来源,又是实际法规的制定者。现代官僚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远远超出了其传统的职责范围,政府官僚的身份也由以往“行政动物”向更加复杂和理性的个体慢慢转变。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布坎南和塔洛克将“经济人”假说由经济市场推及政治市场时也提出类似的观点,认为现代政治家除了其职业要求之外,还扮演着另一种特殊的“经济人”身份,这些身份的异化也说明了传统官僚制所面临深刻的历史局限性,在后来更为复杂的环境下,官僚制所奉行的“政治中立”、“价值无涉”等理性情感也将变得更加难以维持。 二、新公共管理的超越与局限 伴随着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的步伐加快,作为在相当长时间内构成传统公共行政的官僚制弊端也日益凸显,社会舆论各界对官僚体制所带来的组织僵化,官僚制与现代民主的冲突,管理主义至上与政府公共价值之间矛盾的批评不绝于耳,正如欧文•休斯所说:“从80年代中期以来,发达国家的公共部门管理已发生了转变,曾经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居于支配地位的传统公共行政管理那种刻板僵化、层级官僚体制形式逐步转变为一种灵活的、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管理形式。” 1.新公共管理的超越。 公共管理实践者和研究者对新公共管理理论范式和基本内容作出了不同的概括。胡德(Hood)认为,新公共管理强调商业管理方法和原则在公共部门的应用,因而具有以下特点:管理的职业化转变;标准和绩效衡量;产出控制;单位分散化;竞争机制;私人部门的管理风格;纪律与节约。政府再造大师奥斯本和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中对新公共管理模式做出了归纳,并阐述其有别于官僚模式的新特点:“起催化作用的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桨;社区拥有的政府:向公营、私营和志愿团体等提供催化剂,使之行动起来解决社区问题;竞争式政府: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中去;有使命感的政府:行动的力量来源于自己的目标和使命,而非规章条文;讲究效果的组织: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拨款;受顾客驱动的政府:给公民“以脚投票”的机会,让“顾客”有所选择;有事业心的政府:以花钱来省钱,为回报而投资;有预见的政府:能够防患于未然,不是让问题成堆后才提供解决方案;分权的政府:把控制权从官僚机构那里转移到社区,授权给公民实现自我管理;市场化的政府:市场机制取代官僚机制。新公共管理思想反映了人类进入信息化、市场化和知识经济时代对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改革的必然要求,与传统公共行政相比,新公共管理的超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1对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 市场机制允许更多的私营企业和组织加入到政府的服务外包行列,打破了官僚制对公共服务的垄断,由此形成新的公私营合作伙伴关系。公私营合作伙伴关系的出现不仅是对新时期全能政府的否定,同时也是对长期以来政府被视为矫正市场机制、弥补市场缺陷和挽救失灵有效干预的质疑,现在反过来,新公共管理主张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塑造和推动公共部门的发展,让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公共部门机构之间展开合作与竞争,以达到优胜劣汰和精简机构的效果,在提供服务不打折的情况下又能控制一定的成本。 1.2强调职业化管理。 新公共管理认为,公共部门尤其是政府应当清楚自己做什么,如何做并向谁负责,让公共管理人员真正成为管理者,而不是传统的仅仅听命于上级的行政官员。在新的管理体制中,行政人员和上级领导关系的维持不再是以往的权威性约定,而是依托于彼此间的信任来创造更加宽广的行动空间,授权也将取代任命成为更加普遍的责任形式。 1.3对组织内部规制的松绑。 新公共管理反对官僚行政模式中过于重规章守则而轻绩效优化的做法,在官僚制那里,绩效工作已沦为一种例行公事;新公共管理主张放宽规制,用绩效实现目标管理,即通过确定组织和个人的绩效目标完成工作来进行测评,由此促使规则驱动向任务型驱动组织的转变。 1.4提供回应性服务。 传统供给制度抹杀了公民和社会团体异质性服务需要的诉求,追求整齐划一的服务,扭曲市场规则,造成了公共产品的生产浪费和低效;新公共管理则强调“公民即顾客”,通过转变公民身份,以市场替代政府,给公民“以脚投票”即自由选择的权利来提供回应性服务,改变了传统官僚制绝对刚性的供给手段,更好地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 1.5改善官僚的关系。 在传统行政分开体系下,政客与官僚仅限于技术上的狭窄关系,即决策与执行的关系,如今公共管理者日益卷入公共政策的制定和通常的政治事务,官僚和政治家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和灵活,这也促使着组织向更加扁平和灵动的组织模式转变。得益于新公共管理,官僚和公民的关系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市场机制的引入、顾客至上等理念改变了以往公民接受服务的被动地位,现时的政府不仅要良好地履行其职责,而且还要学会倾听顾客们的意见,并以顾客的满意度作为政府绩效的评估标准之一。 2.对新公共管理的理性认识。 新公共管理是在总结公共部门实践经验和结合时代要求变革的产物,它试图在公共治理中引入私营部门的管理经验和市场化运作模式对传统的理性官僚制进行修正,从而使得官僚制政府适应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尽管新公共管理改变了传统行政的研究理论基础及实践模式,日益成为当代西方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研究领域的有力工具,但由于内部存在的一些缺陷也导致其受到各方的批评,对于新公共管理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私人管理理念的质疑。批评者强调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区别。私人部门的管理过程由战略决定,确定目标,预算评估,方案设计,目标控制等形成,后一项工作的开展依赖于前项工作是否顺利完成,换言之,如果政府的目标难以具体化,那么后面的工作就很难进行,而在政府实际管理工作中,像这种明确的、优先性清晰的任务是非常有限,其结果往往也是难以预测,这将导致目标控制工作变得十分困难,在技术实现和政府职责两者间的平衡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因而实际上是增加了管理难度。其次是政府的“企业家”身份。新公共管理要求政府对待公民犹如顾客,但在这种意识形态转变过程中会造成政府过分关注市场和效率,忽视了公平和正义,损害了政府回应性、责任心的民主价值,与政府的行政伦理背道而驰。有的批评者认为,以市场为基础、公共部门私有化、顾客至上等为原则的改革措施也就意味着政府放弃部分公共管理职能,在新公共管理“顾客至上”的原则基础上,将公民身份贬低为顾客或消费者而忽视了两者间的内在差别,造成了政府的服务过于以“三E”(经济、效率和效益)为追求目标,民主社会化的基本价值(民主、平等、公正等)被抛向一边,罗茨从“新的治理”视角分析新公共管理不足时也曾批评指出:“新公共管理沉迷于目标之中,造成了20世纪80、90年代目标管理的兴起,忽视了及时调控和维持信任关系的重要性。”最后是竞争机制导致的碎片化。竞争机制提倡不同部门在提供一种或同类服务的时候以竞争者的身份参与到公共产品的供给中,但忽视了部门间的合作与协调,造成不同利益主体为追求最大化预算而加大了彼此间的离心力,最终难以聚合力量为公众提供满意的服务,带来了碎片化的治理结构。佩里希克斯(perri6)认为,推行新公共管理所强调的“分散结构化”治理在功能上会导致一些前所未遇的问题,如转嫁问题与成本、相互拆台和干预、产品重复提供、目标经常冲突、缺乏必要沟通、在回应需求时各自为政、服务效果不理想、倚重固有的专业干预,缺乏灵活手段等等,而这些问题也正是后新公共管想予以解决或力图避免的。 三、结语 传统的行政官僚是一种理想的设计,其理论着眼于政治学,而新公共管理理论则把眼光从政治学转到经济和工商管理层次,借助于公共选择理论及新制度经济学在官僚制的基础上设计了一种以市场价值为取向的公共管理与决策模式,极大化丰富了官僚制的管理内涵和新方法,但正如彼得斯所言,旧的原理一旦被后来出现的关于政如何运作的更为现代化的原理所取代时,旧的原理所能解决的问题可能又会重新出现。新公共管理在解决效率和灵活尺度等问题上契合了时代的发展要求,然而其极力鼓吹的分散化治理和推崇的货币理念也造成了政府忽视其根本的政治过程,导致种种新出现的治理难题。就行政改革而言,改革过程中反复出现的矛盾和曲折是在所难免的,我们不应寄希望于一种完善无缺的理论模式来完成所有的工作,而应当辩证认识理论发展的过程连续性,不断丰富理论知识和总结经验,才能更好服务社会。 作者:陈曙亮 单位:广西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研究论文:公共管理体制改革方向研究 【摘要】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政府对我国的公共管理体制进行了数次的改革,这些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完善了我国的公共管理体制改革模式。现在,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的公共管理体制和大部分西方国家一样,政府出现了财政负担沉重、办事效率低下、公共服务落后等问题。但是,随着新公共管理体制理论的不断发展,西方国家根据新公共管理体制理论取得了明显的改革成果,这对于我国的公共管理体制而言,具有深远的引导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公共管理;体制改革;发展方向页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政府公共管理体制改革浪潮的兴起以及政府内部关系的调整,公共管理理论出现了从传统的研究公共管理部门的公共行政学向研究公共事务的“新公共管理学”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丰富了公共管理科学研究的研究方向和视野,还促进了公共管理事务治理模式和公共管理治理理念的变革,为广大人们的公共利益的有效实现铺平了道路。本文就公共管理体制改革进行了讨论,分析了公共管理体制未来的改革方向。 一、公共管理体制改革主要模式 政府控制公共管理模式其实是我国政府为了能更好地满足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来的一种管理模式,并将这种模式运用于公共事业领域。一直以来,公共事业管理体制都是处于政府控制的模式,这其中不仅包含了历史因素,还有一部分经济因素。主要的经济因素有:特权、辅助政府管理以及与事业单位或组织代行我国政府的职责有关。首先,政府在选择适用模式的时候,由于一些历史原因,政府部门理所应当地把自己当成公共事业的垄断者,他们认为,只有政府才能为人们提供那些公共事业上的服务,然而,这样的做法极易滋生特权主义。这些特权主义又与寻租行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政府在从事公共事业管理时需要承担大部分活动经费以及全部政治风险所产生的成本,这就为政府在从事公共事业管理的同时带来了极高的风险。然而,只有政府部门在从事公共事业管理的活动中取得较高的利益,才能让政府有能力承担那些由公共事业管理带来的活动经费和活动风险。其次,政府本身的管理能力是有限的,但是这个社会需要管理的公共事业的数量却远远超出了政府的能力范围。为了能保障政府在公共事业管理的权利,政府在公共事业的各个阶层都设立行政组织,这样,不仅造成机构臃肿,还增加了政府的管理成本,造成了国家财力不支的状态。因此,由事业单位代替政府实施公共事业的管理职责,不仅能对社会起到良好的控制作用,还能有效地节约管理成本,提高行政效率。最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事业单位对政府部门进行直接服务,社会公众成为了事业单位服务的间接对象。事业单位的服务目的并非是为了向广大的社会公众提供更加优质、更加健全的服务,而是为了获得政府部门的财力支持。因此,事业单位的活动常常受制于政府部门的意志。由于事业单位并非政府机构,所以,事业单位在人员编制、财务支出上具有很大的弹性,或许是出于对临时安排离职或者退休人员的需要,或许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或许是出于满足领导者个人需求或者满足政府部门利益,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对事业单位进行整改,比如合并、成立、撤销、扩张等来达到上述目标。 二、公共管理体制改革发展方向 从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的管理实践来看,社会选择和政府控制是两种根本不一样的公共事业管理机制。在传统的公共事业管理体制下,政府部门对公共事业的控制是连通整个公共事业管理机制的重要力量,但政府部门的这种控制完成方式是通过组织的形式达到的,换而言之,政府将自己的权利通过社会组织延伸到整个社会的各方面,从而达到政府部门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实际上,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大部分是人们运用公共资源获得利益的一种方式,但是,当国家成为那些社会公共资源的绝对拥有者和占有者时,那些事业单位或者社会组织就会转化成一种组织化手段,而这种组织化的手段有利于国家目标的实现。社会选择和政府控制不仅是不一样的管理方式,它们的意义也完全不一样。第一,在政府控制公共事业管理体制的过程中,政府部门是公共事业管理体制的主体,但在社会选择的管理模式下,社会是公共事业管理体制的主体。政府控制比社会选择更适用于计划经济体制,而社会选择比政府控制更适用于市场经济体制。第二,从法律方面来说,政府控制承担着所有的社会责任。然而,事业单位则具有相当独立的法律地位,在法律上,事业单位属于事业法人。第三,社会选择和政府控制下的公共事业管理体制的结果也不一样。社会选择下的公共事业单位独立性高且数量多,然而,政府控制下的公共事业单位独立性较低且数量少。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对待国外的公共管理体制时,要保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不能一味地推崇国外的公共管理体制,也不能一味地固守自己的公共管理体制。公共事业管理机制是构成我国社会管理机制的主要组成部分,公共事业管理机制和企业管理机制、国家行政管理机制及一些其他方面的管理机制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要想探索出一套适合我国发展的公共事业管理机制,必须依据我国的根本国情,这样才能确保我国公共事业管理机制的健康发展。 作者:韩康 单位:贵州省凯里学院学生处 公共管理研究论文:公共管理实践教学运行机制研究 摘要: 实践教学是一种重要的教学手段,其特殊性体现在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目标指向尤其重视其实践性。为使实践教学实现功能最大化,则必须形成相应的运行机制。但现实中人们对机制的内涵、实践教学工作的地位及作用认识不足,从而导致其运行机制的形成存在诸多障碍。文章在充分分析机制内涵及实践教学工作的重要性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公共管理类本科实践教学运行机制的构想。 关键词: 高校;人才培养;本科;实践教学;运行机制;组织建设;制度建设 实践与教学对现代人类的存在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然而,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实践与教学经常处于分离的状态,实践远未得到充分的重视,从而导致部分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及创新能力与社会期望有很大的差距,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因此,本科实践教学运行机制的构建尤显重要和必要。为构建该运行机制,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机制概念的本质、实践教学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充分考察现实的实践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有针对性地构建良性的运行机制。 一、机制内涵的本质回归 “机制”概念频见于各种文献,但是部分学者及实践工作者在使用这一“词汇”时,很少有人能在“机制”概念本质意义上使用。这种一词多义现象(或无意义)不利于问题的澄清,因而也就不利于机制的构建与形成。因此,本文将对“机制”概念予以一定的分析,使其回归其本质内涵。“机制”一词最早源于希腊文,原指机器的构造和动作原理,生物学和医学通过类比借用此词。生物学和医学在研究一种生物的功能(例如光合作用或肌肉收缩)时,常说分析它的“机制”。也就是说,能否发挥功能关键在于是否形成机制。其后,人们将“机制”一词引入经济学的研究,用“经济机制”来表示一定经济体内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关系及其功能。也就是说“,机制”概念是从自然科学经由生物学及医学等逐渐演化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辞海》中关于“机制”的解释共有三条“,第一,机制是指机器制造的;第二,机制是指有机体的构造、功能和相互关系,如生理机制;第三,指一个工作系统的组成或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如竞争机制、市场机制等”。这三条解释基本反映了上述演化,本文也正是在这三个基本解释(主要是第三个解释)的基础来澄清“机制”的基本内涵的。良好的机制可以自动调节系统使其不断适应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保障组织的正常运转。机制重在其运行,如机器只有合适的构造和正确的工作原理才能正常运转。但仅有组织并不能成为机制形成的充要条件,机制的形成需要以组织为载体和相应的制度保障来维系,即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关系的合理化不能仅靠自觉,须用制度予以促进和制约。只有确保与机制相适应的组织和制度的存在,机制才能在实践中正常运转。不同的组织和制度决定了不同机制的存在。但机制的构建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各种组织和各项制度的叠加,不是简单的代数求和,它需要不同层次不同侧面的互相呼应、补充和啮合,这样才能发挥作用。机制承载于组织之上,组织有自己的目标和责任,它通过组织内人的共同协作和努力来实现。完善的组织,健全的制度,再加上强有力的执行者,才能保障机制效能的实现。组织和制度是不可分割的两部分,两者相互依存。组织在制度的规范下运行,而制度在一定的组织结构框架下得以落实。机制的良好运转需要两者的交融和配合。公共管理类专业本科生培养目标的实践指向性非常突出,因此更应强调其教学过程中实践教学的作用。但在该类学生的培养过程中,实践教学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很多学校没有该项教学方式或存在该类教学方式但却流于形式。国内学者对实践教学存在问题的解释多集中于重视不够、师资不足、实践教学形式匮乏、实践教学体系缺乏科学性等方面。本文认为,实践教学存在的各种问题主要在于两点:第一,对实践教学的认识不足主要缘于对实践教学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不足。缺乏足够的意识,因而就不会采取相应的行动。第二,缺乏有效的实践教学运行机制。机制的缺乏则主要在于学界整体对机制概念本质的认识与理解存在严重的缺陷,部分学者在使用“机制”概念之时经常指向他方———如制度、组织、体制等,而不是机制内涵本身,从而导致实践中无法构建有效的运行机制。本文将在机制概念本质回归的基础上,以实习实训为例,对公共管理类本科专业实践教学运行机制的构建进行尝试研究。 二、公共管理类本科实践教学组织的确定 现代社会中,任何管理活动都离不开组织。在实践教学方面,其组织涉及两大方面、三类组织。两方面指的是实习方、实习受理方,即校方及各级政府、企业、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等,通常所说的“府校合作“”校企合作”等指的是就是实习方与实习受理方之间的相互配合与作用。三类组织指的是高等院校、学院及实习基地。实践教学属于教学活动,因此,在学校一级应由教务处来负责实施,具体应由实践教学科(或专门负责实习的实习科等负责),在学院一级则应由教学院长(负责教学活动)会同专职副书记(负责学生安全管理等方面的工作)负责实施,或成立专门的机构负责本科生的实习实训工作。各类组织必须具有明确的结构方能发挥相应的功能,实践教学组织亦不例外。校级实习组织结构至少应包括:外联部门(或岗位,下同),负责与实习单位或实习基地进行信息沟通与交流、签署协议等;实践教学质量监督部门,负责对实践教学质量的抽查工作;实践教学指导部门,负责组织专家对实践教学计划的审核及提出相应意见或建议;后勤保障部门,负责联系车辆等工作及实习实训所需材料和工具等的提供。院级实习部门的组织结构则应包括:协调部门(实干事或总秘书),负责实习工作的全面协调,具体职能包括实习计划的拟订,实习学生自然情况的调查与汇总,获取实习单位的岗位说明书,负责实习学生具体的工作部门与岗位分配,帮助实习学生与实习基地实现对接,反映学生在实习过程中的困难与要求,反馈实习单位对实习学生的印象及工作建议,协助校外指导教师考勤,核定实习指导教师工作量,核定学生实习成绩等;实践教学指导部门(包括校内指导教师、毕业论文指导教师等)指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以及对学生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予以理论指导;实践教学检查部门,负责对学生的出勤情况及校内外指导教师的指导情况进行沟通交流、督促和检查。学校一旦与用人单位签订实习实训基地协议,则用人单位也必须成立相关部门负责组织学生的实习实训。因此,实习实训基地也应具有明确的组织结构方能发挥其实习基地的作用。其组织结构包括:联络部,负责用人单位及高校之间的信息沟通,包括具体部门的用人信息的搜集、对学生基本信息的审核以及联系用人单位具体负责人与高校具体负责人签订协议等方面的工作;实习指导部门,负责接待学生及具体业务指导和对学生的日常管理工作。三类组织及其内部的各个分支部门或具体岗位之间应形成相互配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整体,即组织系统。但若要形成该组织系统并形成相应的机制,则还需要辅以相应的制度,以对三类组织及其各个分支部门的行动予以促进和规范,即形成制度系统。制度系统与组织系统密切配合,方能形成实践教学运行机制。 三、公共管理类本科实践教学的制度建设 如上所述,公共管理类本科实践教学的制度建设并非孤立存在,其制度建设必须与组织建设协同方能形成相应的运行机制,即组织系统的诸要素与制度系统的诸要素必须相互配合和制约。因此,为使公共管理类本科实践教学运行机制得以形成,我们必须对组织系统各分支进行制度规定,以对其行动起到促进和制约作用。 1.信息交流制度 信息对称是进行组织协同的前提基础,通过信息的沟通与交流使实习方与实习受理方相互了解对方的需要与要求等,从而使双方能达到人事相宜。既能使学生得到有针对性的锻炼,又能帮助用人单位完成工作任务,最终实现双方“共赢”的目的,从而也就实现实践教学功能的最大化。信息交流制度规范与制约的对象包括:校级的外联部、院级的协调部以及实习基地的联络部,同时也包括两方组织的各个层级的所有部门,例如实习进程中各部门的信息交流以及实习后的经验交流等。 2.监督检查制度 实习实训活动是个系统工程,实践的各个环节缺一不可。为保障实习实训的效果,必须进行全过程管理,因此对各个环节监督检查必不可少。监督检查制度包括对实习学生、各个组织分支部门、指导教师等的监督检查,例如考勤制度、请销假制度、实习成绩考核制度、寻访制度、实习工作评价制度等。监督检查制度应用的对象为校级的实践教学质量监督部门、院级的检查部门以及实习基地的实习指导部门。 3.调研与实习准备制度 若想使实习实训工作实现功能最大化,则必须使实习工作做到有针对性,即使学生的兴趣、爱好、知识储备等与工作岗位相匹配。为此,必须做好充分的调研工作,以充分了解学生的兴趣、爱好、知识储备等总体情况以及市场和工作岗位的实际情况,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制订实习计划以保障实习工作的针对性。同时,在实习前还要做好各种准备工作。除上述实习计划外,还需制定各种文件及实习辅助材料以及岗前培训等工作。注意岗前培训对象不仅仅是针对学生而言,同时也需对指导教师进行必要的培训与指导。 4.实践教学指导制度 实践教学仍属教学活动,因此其活动的展开必须符合教学大纲的规范要求,从而使学生在实践中提高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为此,必须制定各种实习指导文件,包括实习计划等。同时,还要制定导师遴选制度、双导师制度等。实践教学指导制度应用的部门为校级、院级以及实习基地的实习指导部门。 5.评价交流制度 实习结束之后,应对实习实训的结果进行必要的评价和总结并进行经验交流,总结经验以指导未来的实习实训工作,总结教训以防止未来的实习工作出现不必要的失误。评价对象包括所有参与实习工作的部门及人员,评价的方式可采用自我评价与组织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自我评价如学生提交的实习报告、指导教师及各部门的实习工作总结,组织评价则应制定优秀实习生、优秀实习教师、优秀实习工作者评选制度。上述制度的设计将对所有参与实习实训工作的组织和个人予以规范与制约,以使其行动不超越合理的框架。制度设计之时应注意各项制度之间的系统性,防止出现制度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制度系统内部的诸要素与组织系统内部的诸要素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从而使制度系统与组织系统相协同,才能使公共管理类本科实践教学运行机制的形成具有可能性,更好地培养优秀人才。 作者:刁利明 单位:黑龙江大学 公共管理研究论文:区域公共管理研究起源与发展 摘要: 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作为公共管理学科的一部分,是在经济全球化刺激下兴起的。文章先对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起源进行阐述,分析了区域竞争和区域主义对公共管理研究发展中的作用。并对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最后又阐述了我国区域公共管理中的问题和解决措施。 关键词: 区域公共管理;起源;发展 一、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起源 作为公共管理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是在公共管理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除此之外,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起源也有着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特有原因。 1.经济全球化的刺激。 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起源,离不开经济全球化下区域主义和区域竞争的兴起。区域主义又称地区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兴的一种理论,它强调的是巩固国家与周边地区的利益及外交。区域主义和区域竞争曾在一段时间内沉寂,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各个区域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不断加深,各个区域之间也存在更加激烈的竞争,这些都为区域主义和区域竞争的重新崛起提供了条件。经济全球化加速了区域化的竞争同时,也显示了地区竞争的重要性,这些都为区域公共管理的衍生奠定了基础。要实现区域经济的良好发展,为区域竞争创造优势条件,离不开政府职能的管理,这些超脱于传统意义上的竞争为区域公共管理的发展提供了宏观视角层面的探讨和分析[1]。除此之外,区域政区间的竞争加剧也推动了区域公共管理的出现。无论是国家间的政府还是区域间的地方政府,都存在着政区间的竞争,主要是围绕制度政策和公共资源的竞争。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区域间的政府已经不再是过去封闭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而是既有平行竞争压力和单独地方利益的政府,是一种开放式的政府。这也就更加剧了区域政府间的经济竞争,而政府要想在竞争中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和资源,就需要统筹发展采取区域公共管理的措施,这些因素都加快了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进程。 2.区域公共问题的兴起。 伴随着国际经济的飞速发展,尤其是在信息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下,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为世界经济格局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态势[2]。与此同时,相应的国际社会事务也变得复杂起来,区域公共问题也日益突出。比如在跨行政区域的环保问题方面,以及地区流行病防疫方面,还有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都需要对区域政府间的合作进行完善。而且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如何协调市场同政府之间的关系也是需要区域公共管理来完成的。 二、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现状 1.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内容。 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主要是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理论研究,区域政府之间的竞争和区域公共服务制度的研究,除此之外还要研究区域公共管理中的典型个案。对区域公共管理的基础理论进行研究,主要包括了主体客体和管理的方式等内容。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要依照现代公共管理的新理念,对区域公共管理主体的多元发展作出全新的认识[3]。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除了政府外,还将包括非政府的公共组织,以及学校和其他社会经济组织等。而区域公共管理的客体也将针对区域公共问题的属性和划分。在区域公共管理的方式和机制方面,则必须要在开放是政府的模式下采用合作和多样化的管理方式。研究区域政府间的竞争力,需要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政府间竞争的理论和经验,重点对区域间地方政府的竞争力进行研究,还要重点规范政府竞争中的各种行为,以不断适应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激烈区域化竞争。区域公共服务制度和产品是紧密相联的,对研究区域公共管理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决定了区域公共问题的多样性和不同特质,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管理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对于区域公共管理中的个例研究,就是要充分尊重不同区域的发展情况,选取某一地区作为典型,进行追踪研究后做出展示,为其他区域公共管理的发展提供模型和经验。 2.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意义。 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对公共学科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推动了区域科学研究的创新和现代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首先是在研究手法上的创新,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是在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法学等综合学科基础上,对区域科学和公共管理学知识的交叉运用,是一种原创性的理论同实证相机和的研究方法[4]。其次是在研究内容上的创新,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内容已经超出了原有的框架,是对区域公共问题的更深层次的探索,是对公共管理内容的补充和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传统的行政学研究范围,有着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 三、我国区域公共管理发展中的问题和解决措施 1.发展的不平衡问题。 虽然我国有着广袤的地域和众多的人口,但是自然环境和人口资源都是不平衡分布的,因此也就造成了各个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正是由于这种经济上的发展差异,给区域公共管理带来了不平衡的问题。众所周知,由于资源分布以及改革开放等原因,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无论在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方面都是要优于西部地区的。因此不管是从公共管理的环境方面还是公共管理的模式来讲,各地区在公共管理领域都是存在很多不同的。区域公共管理这种不平衡的问题,也是地区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必然产物。要改善在区域公共管理中出现的不平衡问题,需要对西部地区的公共管理模式进行合理科学的探索。由于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经济比较发达,市场竞争压力也比较大,地方政府对区域公共管理的重视程度也比较高,因此在公共管理行为方面有着规范的制度。相比较而言,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因此无论是在经济米发展模式还是管理模式上,他们都是在模仿和照搬中东部地区的经验方式,并没有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制定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再加上由于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分布比较多,在进行公共管理时还要充分考虑到少数民族的文化因素,因此受到的环境制约更多。 2.不稳定因素的存在。 区域公共管理使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市场经济职能、文化职能、公共服务职能等较之传统公共管理都发生了广泛变化[5]。区域公共管理的发展基础是区域的公众行政,因此在区域管理中包含着多个管理主体。因此在进行公共管理时,政府就不再是唯一的执行主体了,要向市场和第三部门做出权力让渡。随之而来的就是在让渡过程中,政府是否自愿以及市场和第三部门是否具有较高的事务处理能力等方面的不稳定因素。这也就为我国区域管理的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如何实现对各方面职能和利益的调节是刻不容缓的。除此之外,区域公共管理的发展也将会增加各地区政府之间的竞争。而我国现在还缺乏相应的政策和制度,很多职能部门的建立还不完善,无法对公共区域管理中各地区实现有效的约束。因此在区域间发生资源和利益的争夺时,就会影响到区域间合作的发展,这些都是区域公共管理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要减少在区域公共管理中出现的不稳定因素,需要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相关制度进行完善。要正确指引政府在转换职能时的权力让渡,要对各方面的利益进行协调和维护,最大程度的维持区域公共管理的稳定发展。此外还要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对各地区在区域公共管理中的竞争予以监督和管理,杜绝不稳定的因素滋长。要加快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发展,就需要解决经济环境和发展环境带来的差异,要通过协调区域发展和建立有效的区域管理机制,为我国区域发展提供更好的发展空间。除此之外还要加强同国际间的区域合作,适应在经济全球化下的经济发展潮流,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创造更好的经济发展前景。 作者:张群辉 单位:华侨大学
中国科技论文: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的评定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的评定主要考察自然科学领域学术类和技术类期刊的学术质量和影响: 1)期刊的社会影响和学术地位 来源期刊必须具备较强的社会影响力和较高的学术地位。有较好的学科声誉,能吸引本学科国内外高水平的作者发表高质量的论文,同时拥有稳定的读者群。来源期刊的收录重点为:重要科学技术领域的国家级学术期刊;各级自然科学学会的会刊;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和重点高等院校的学报;以及地方级优秀的学术研究期刊。 来源期刊必须按照国际、国内的编辑惯例进行编辑,并执行CSTPCD对源期刊的有关规范要求。应具备完整的文献书目信息,包括刊名和年卷期、论文题目和摘要、关键词和分类号、全面的作者信息,规范的参考文献,以及其他重要的科学计量数据。 来源期刊还必须保持严格的出版周期,不能随意拖期、误期,并按照规定准确、及时地将期刊和数据磁盘寄到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信息分析研究中心。 3)国内外著名大型检索系统收录情况 是否被国内外著名大型检索系统收录为源期刊是CSTPCD评估入编期刊学术水平的重要依据。例如,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美国科学引文索引扩大版(SCIE)、美国工程索引(EI)、美国化学文摘(CA)、英国科学文摘(SA)、日本科学技术文献速报、俄国文摘杂志等,以及我国《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等国内外著名大型检索系统,都是CSTPCD经常查阅和参考的检索工具。 4)期刊的学术内容和评审机制 来源期刊的学术内容应能反映本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重要的科研基金研究项目。能够扩展该学科某一领域的知识体系,具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和不可替代的地位。同时,来源期刊还应具有全国范围内的权威专家组成的编辑委员会,以能够对期刊论文进行严格的学术评审。 5)期刊文献计量指标的定量分析 CSTPCD利用科技期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申请入编期刊进行定量化的综合评估,并对所有来源期刊进行经常性跟踪测评,力求准确、客观地评价各类期刊。这些评价指标包括: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即年指标、基金论文比例、论文作者地区分布数等。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价原则是CSTPCD选刊过程独具特色的方面。 6)特殊情况的统计考虑 为了使评价结果更加准确、全面,CSTPCD对一些特殊情况给予专门考虑。包括: ·照顾新学科和高技术学科的期刊,以保证学科和知识的完整性; ·照顾边远地区,以及新发展地区的期刊,以保持地区范围的完整性。 中国科技论文:中国科技期刊的登峰计划 一、“在唯SCI论文数量论的消极影响下,国内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和企业最好的科研成果论文都首先投到国外期刊上发表,我们的杂志还没有被SCI收录,想把国内好的论文留住非常难。”《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电力与能源系统学报》副主编吴青华坦言。他是在近日举行的中国科技期刊登峰行动计划(以下简称“登峰计划”)现场工作指导会上作这番表述的。不只是《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电力与能源系统学报》,中国工程院主管的期刊《工程》也同样面临缺乏优质稿源的难题。《工程》执行主编吴向介绍,由于宣传力量不足,期刊的可见度较低,目前《工程》还没有被国际权威的EI、SCI收录,不利于吸引高质量自由投稿,优质稿件数量目前比较少。 二、“打铁还需自身硬”。为打造一批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中国科协2016年启动了中国科技期刊登峰行动计划,从国内期刊中遴选出16种期刊进行重点扶持,其中包括《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电力与能源系统学报》《工程》等。在给予资金扶持的同时,中国科协还派出专家组,以现场工作指导会的形式对入选期刊进行“把脉问诊”。 三、在“登峰计划”的支持下,部分入选期刊的被引用频次有了明显提升。“入选‘登峰计划’之前,GoogleScholar引用频次为190余次,估测期刊影响因子为0.62;入选后到目前,GoogleScholar引用频次达到542次,估测期刊影响因子达到7.5。”吴青华列举了《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电力与能源系统学报》被引用数据的变化。期刊的影响因子是论文作者在选择期刊时的一项重要标尺,同时,期刊的审稿时长也是影响论文作者做决定的因素之一。《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电力与能源系统学报》目前的论文审稿周期是2—3个月。“2—3个月的审稿时间必须降下来,这么长的审稿时间不符合国际标准。审稿周期太长,别人就不愿意投稿,投稿不多,淘汰率就不高,进而影响刊发的论文质量,因此,缩短周期非常重要。”一位在我国某知名学术期刊担任主编的中科院院士指出。 四、稿件质量无疑是期刊的命门之一。一位科技信息研究专家拿起桌上一本中文版《工程》杂志说道,这期杂志里有3篇综述性文章,分别是关于三峡、高铁、煤炭能源的论文。“这3篇文章对各自领域里过去十年、二十年争论的热点问题都没有涉及。作为国家级工程类期刊,对焦点科学问题应该有所回应。” 五、为提升刊载论文的国际影响力,不少期刊选择与国际知名的出版商合作,比如斯普林格(Springer)等,在线出版OA(开放获取)论文。会上,来自期刊的负责人介绍,发表一篇OA论文,需要向国际出版商支付500—1000美金的费用,如果想实现全刊OA出版,对期刊社来说是一笔不菲的开支。 六、对此,中国科协一位负责人建议,国内的期刊可以以组团的方式去和国际出版商“砍价”,降低OA出版成本。“现在国内的学术刊物都是一个一个独立的,能不能有一个中国学术期刊的大平台,统筹各种资源,以企业模式进行运作。这个事情讨论很多年了,也没有最后的结果,需要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 中国科技论文:中国科技竞跑提速美国再炒“威胁论” 要走好自己的科技兴国之路,中国就必须先学会面对阻挠。要时刻牢记一点: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2006年岁末,一份来自世界经合组织的题为《2006年度科学、技术和工业展望》的报告再次引起世界骚动。 报告称,2006年全年中国在研发领域的投入为1360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20%。这一数字远远落后于美国的3300亿美元,却高于日本的1300亿美元。假若中国保持目前的科研支出增长速度,到2010年将超越欧盟,并在2013年后超过美国。 长期以来,只要中国有什么大的进步,都会招来“中国威胁论”的诋毁。此次成为全球第二大研发投入国消息的传出,同样让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绷紧神经。美国前参议员欧内斯特・霍林斯和商业信息公司总裁查尔斯・麦克米林,于1月16日发表文章告诫美国要严防中国“严重而迫在眉睫的威胁”。 然而,中国要取代美国科技霸主地位又谈何容易!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刚指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显示,2005年中国公开的研发经费只有2450亿元,占GDP总量1.34%,而与发达国家的2%以上差距甚大。此次经合组织所说的1360亿美元科研投入并不真实,而美国方面的反应也未免有些杞人忧天。 中国演绎“后来者居上” 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世界各国都有目共睹。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企业的经营观念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虽然人口优势与价格优势还在发挥着作用,但效果已在逐年减弱。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就变得尤为重要。而这当中,科技力量的加强则是势在必行。 资料显示,在1985年明确提出发展高科技产业赶超西方先进水平的“科技兴国”战略后,中国主要从两方面着手:首先是加强内部科技实力提升,加大对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科学研究的支持力度;其次是制定更优惠的政策,积极鼓励全球先进科技公司入境,在研发与生产方面与其展开广泛的合作。 美国国内的一些分析者认为,中国政府精心制定的工业政策不仅使它获得了世界顶尖企业的顶尖专业知识,同时也扩大了与美贸易时的顺差。他们甚至恐惧地以为,美国赖以生存的科技成果,正逐步被中国蚕食。 据悉,自从1995年在信息技术领域首度出现贸易逆差后,这种被美国人称为“噩梦”的局面就一直在扩大,并延及更多的科技产品。2002年,美国开始丢失在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上的顺差地位;两年后,在知识产权方面的版税和费用收入的顺差,也不能让美国在科技产品及服务方面逃过“全球赤字”一劫。 “中国是导致这一情况出现的最主要因素。”欧内斯特・霍林斯表示,“中国已经在分子医学、导弹、通信技术和空间技术等众多关键领域拥有世界发言权。对美国而言,这个国家正全力从模仿者的处境中挣脱出来,它发誓要向创新者的角色转变这才是最大的威胁。” 如今,几乎所有的世界级科技企业都在中国开展业务,中国也从中找到了获取科技、财务和管理能力的途径。值得关注的是,为了能绕过国外专利的束缚,中国除了加强自主品牌建设,还极力推动建立新的国际技术标准。这种情况一旦成为现实,美国现在仅有的优势必将再次受到严重冲击! 美国人把中国的科技进步描绘得犹如世界末日,赵刚对此有截然相反的观点。他表示,在美国经济增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中国则3倍于此的大背景下,中方在科技上演绎“后来者居上”并未有违常规。恰恰相反,中国只是在调整与自己经济实力相称的科技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还应继续加大对这方面的投入。 美国明放暗堵 过去10年中,美中贸易逆差日积月累,目前已经高达1.2万亿美元(编者注:美国的统计数据,中方认为没有这么多),但细加分析不难发现,外界对其中科技影响的关注程度远要比对数字本身更多。一些分析者以此为据,不断散播“中国威胁论”,并鼓动美国政府在处理该问题时应以前国防部战略贸管司司长约翰・康法拉在上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美国要在有战略意义的关键领域保持30年的领先地位,并以此决定对华出口”的建议为原则。 事实表明,美国已经采纳了这一建议。 在去年5月22日,美国商务部部长卡洛斯・古铁雷斯宣称“将尽一切可能确保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不会阻碍美民用技术出口到中国”,但随后就传出国会将通过一项对华出口管理新草案的消息。这项草案新增了40多项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审查的内容,将“出口许可证”的受限范围从占全部出口的1.5%提升到10%以上,这充分证明了美国不可能实质性地放宽对中国的高技术出口限制。 著名科学杂志《自然》的主编菲利普・坎贝尔表示,美国害怕中国没有任何道理。他举例说,2004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高科技产品为460亿美元,而出口到中国的仅有90亿美元,这一事实让不少美国高科技企业甚感“耻辱”。这些企业的老总们一致认为,政府在对华科技贸易中的明放暗堵的做法正陷入一种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让它的戒备心越来越强,管制也越来越严;另一方面则是这种不合理的压制政策不仅没有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反而激发了它自主研发的潜能,这无疑又让贸易雪上加霜。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发现,尽管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工业资本回报率远不及美国,但现在这种情况正发生着十分微妙的变化。 曾参与该项目研究的卢锋教授透露说,以权益作为资本存量计算,中国工业的净资产净利润率已由1998年的2.2%上升至2005年的12.6%;税前利润率从3.7%上升到14.4%,总回报率从6.8%上升到17.8%。以资产作为资本存量计算,总资产利润从1998年的0.8%上升为2005年的5.3%,税前利润率由1.3%上升到6.0%,总回报率从2.5%上升到7.5%。尤其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它们与美国企业已相当接近。“在这里面,科技的贡献是最大的。”卢锋教授说。 中国无须自喜 尽管美国方面一直宣称,如果不是波音公司等一批优秀企业存在,美国丧失科技领先优势的问题会更加明显。但就目前的情况看,中国还无须因此而沾沾自喜。 中科院院士何祚庥指出,中国投入的大部分研发经费主要用于产品改进,而非基础性的科研项目。这种导致原创性和长远意义研发不足的做法,反映出国内科研投资结构以及管理部门在促进创新方面思路的不合理性。同时,在欧美国家的专利部门中,划入中国名下的专利注册数量依然较少,而类似于上海交大“汉芯”造假的科研丑行还缺乏相关法规的约束,这将可能导致研发资金流失。这位中国著名的科学家认为特别需要提醒的是,美国在散播中国科技威胁的时候既有客观描述,也有片面夸大,其用意值得警惕。 所以,中国应该冷眼看待美国的“恐慌”。 中国科技论文:被“豢养”的中国科技 这个题目在我脑海中徘徊了两个多月,起因于我在思考运营商从事信息化业务时所面临的体制困境:企业想做跨行业的信息化项目,就必须去拜那个行业信息化主导者的科技山头。另一个原因在于,温州动车追尾事件让我开始思考缺乏市场化的科技体制在缺乏竞争压力下的效率和能力问题。 我得出一个结论:在中国,科技是以一种被豢养的方式生存着。所谓豢养,我认为是这样一种状态:每个产业部门都有各自完整的科技体系,且对本部门的科技从业单位极度信任,其他独立从事相同和相似领域的业者,即使水平更高,也很难进入该产业部门。 在中国,科技被豢养的一个关键的制度形式,科技单位都是由所属产业部门的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或主办,或者本身兼具所在行业的标准制定、设备检测等半官方行政职能;另一种形式,则是产业部门的主导业者是大股东。 这些被豢养起来的中国科技因此被分割得凌乱不堪,重复性的研究和同质化的产品层出不穷,使得中国的科技界很难产生出具有独立的重大产业价值的东西。 这些被豢养的科技缺乏真正的竞争力。因为,评判一个科技单位的项目的价值及其获取项目的能力,并不是看其本身的技术和科研水平,而是看其主管部门的行政级别或者大股东的实力。套用流行的话说,就是“拼爹”,看谁的“爹”更厉害。这也使得被豢养的中国科技从制度上缺乏真正的创新。 这些被豢养的科技还缺乏真正的创新能力。由于其生存依赖于行政部门或者大股东,在技术创新上,行政部门或者大股东领导的一言一行会被无限上纲上线。科技人员的存在,是为了证明管理部门或者大股东领导的正确,而不是为了创造新技术和产品以更好地生存。 这也是中国所谓“两化融合”的困境。中国成立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信息化主管部门,然而,制度安排没有解决,所谓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还是处于各个产业部门各自为政的状态,而行政主导的信息化模式,也使得所谓的“两化融合”被条块分割。 这种被豢养的中国科技的产生,从近的历史角度看,是中国行政体制条块分割,追求大而全的恶果;从大的历史角度看,笔者认为是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门客文化和军阀文化盛行和延续的结果。几千年沉积下来的民族心理结构,其惯性之巨大,令我辈后人瞠目结舌。 这也是中国科技创新和进步的顽疾。此顽疾不打破,中国科技发展前景堪忧。 中国科技论文:寻找中国科技股的公信力 中国科技股还有公信力吗?面对科技股行情,这是始终萦绕在人们心头的一个疑问。 在目前被采访的投资者中,多数人对科技股持怀疑态度。“什么科技股,高回报率啊,说到底就是上市公司给中小投资者画的一张大饼。”华西证券北京营业部大户室里的一位股民,面对记者的采访言词犀利。而上海万国测评的活动部经理吕沈强的话则更为直接:“科技股还有公信力吗?” 6年之前,科技股在中国的股票市场上几乎是“一枝独秀”――在2001年的大半的时间里,除了股价可以用“飙升”二字形容,更多的则是给国内的投资者上了一堂科技知识的普及课。而随着眼花缭乱的科技项目一一被揭开面纱之后,科技股的股价在6年的时间里几乎一泻千里,几无回天之力。 时至今日,科技股在2006年上半年的“牛市”行情中仍旧是一蹶不振,看不到明显走强的迹象。而在高科技概念与现实之间,饱受6年套牢之苦的投资者们开始回归理性与平和。 科技股蓝海迷津 2005年至今,对于中国企业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蓝海战略”。无数企业对其顶礼膜拜,几乎奉为新的“企业圣经”。 “蓝海战略”认为,要赢得明天,企业不能靠与对手竞争,而是要开创“蓝海”,即蕴含庞大需求的新市场空间,以步入新的高速增长之路。这种被称为“价值创新”的战略行动能够为企业和消费者都带来价值的飞跃:使企业彻底甩脱竞争对手,并将新的需求挖掘并释放出来。 但在中国的高科技领域,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上市公司几乎是凤毛麟角。多年的经营习惯使国内的高科技企业无不把绝大多数精力投入到如何利用价格手段去打击竞争对手上,无论在电器、PC业,还是手机等大家耳熟能详的高科技企业里,几乎都在延续同样的没落道路,其间真正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蓝海”的企业微乎其微。 格力电器(000651)显然是空调行业的得意者之一。2005年格力电器的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了31.92%,而企业内部上下开展的“自主创新”活动,共完成创新项目1612项,其中产品开发类670项,技术类143项。另外在打造“格力”品牌方面,已将“格力”牌产品成功打入英国、法国、巴西、俄罗斯、澳大利亚、菲律宾、沙特、印度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自主品牌出口占公司出口总量的比例接近1/3。 来看看格力周围的竞争对手:2006年澳柯玛空调停产,格兰仕空调因为业绩不佳两度换帅。与此同时,2006年上半年,格力销售收入达到123.36亿元,同比增长33%,实现净利润3.1亿元,同比增长15%,尤其是内销收入增长19%。而取得这样的业绩的背景是2006年上半年空调行业销量的零增长。 在公布了2006年上半年的业绩后,G格力(000651)在8月8日公布了关于扩产与定向增发的董事会决议。该决议表示,格力将投资新增360万台压缩机产能、新增300万台/套空调产能。 至于为何要在空调行业不景气的背景下扩产,格力证券事务代表叶永青表示,主要是由于今年外销增长非常大,出口销售收入超过39亿,同比增长约77%,而外销生产线经常需要挤占国内生产线。 但无论怎么说,格力的做法都称不上什么“蓝海战略”,而就是这样一家国内传统的家电厂商却成为2006年中国科技50强的新状元。寻找自己的“蓝海”,求新的同时,关键还要守住自己的家业。最近3年家电业在运用多元化战略寻求突破点的同时,又有多少上市公司考虑过如何守好自己的家业呢? 狂飙易,守业难? “基业长青”几乎是每一个企业的理想目标,但国内多数的企业都无法回避企业成长曲线里的下滑阶段,尤其是在高科技的新上市企业中,“一年绩优,二年绩平,三年微利或亏损”的现象几乎就是无法突破的怪圈。 在50强名单中,2005年手机厂商几乎全部跌出榜单,而在今年的榜单中依旧看不到他们的身影。显然这和中国手机市场的成熟度有关。之前的手机厂商几乎就是在市场需求拉动的环境中生存,而这样的企业必然要受到行业走势的影响。一旦行业整体陷入低谷,就会有一批在竞争中的处于劣势的企业被淘汰出局。 曾经是2005年科技股排名第34的大唐电信,今年则以每股收益1.5857元的业绩无缘2006年科技股50强。而曾经在榜单上排名靠前的中兴通讯在榜单上的名次也出现了一定的滑坡。 从《互联网周刊》开始做科技股50强的评选活动开始,4年来的科技亮点相继从家电业、通讯业和消费类电子行业次第滑过,但罕有连续在50强榜单中居前10位的科技上市公司出现(目前仅有中国联通一家)。 “通则不痛”,这句普通的广告语,对中国科技股而言则显得意味深长。变革意味着机会,也预示着风险。熊猫移动曾经是南京熊猫重要的主营业务之一,但熊猫移动事发之后,南京熊猫不得不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2005年初,南京熊猫被迫割舍了熊猫移动的股权。时过一年,公司2005年报显示,股权投资收益仍然是公司业绩的主要支柱之一,业务主体是南京爱立信熊猫通信有限公司和北京索爱普天移动通信有限公司两家公司。南京熊猫董事长李安建表示,退出手机业务后,公司现阶段正集中精力致力于把现有业务做强做大。南京熊猫的主营业务是卫星通信产品、移动通信产品、机电仪产品和电子信息产品以及电子制造业务等。 进入科技股50强,南京熊猫是第一次。而究其原因,关键之处在于其甩掉了自有手机业务这个“鸡肋”。但转变也有风险,如果南京熊猫所投资的两家公司一旦出现业绩下滑,南京熊猫也将不可避免地受到牵连。对于能否在科技股50强中站稳脚跟,目前无法断言。 高科技的中国结 《互联网周刊》“科技股50强”的评选活动已经是第4个年头,4年中,始终有一个指导思想贯穿其中,那就是:我们要更精确地体现中国高科技的靓丽风采。但对于什么是最公正客观的评价标准,至今在上市公司的基本资料中也没有一个有绝对说服力的指标。 中国的高科技企业队伍正在壮大,中国的高科技产业也正步入正轨,像中兴通讯、深圳华为等一批具有典型科技特征的企业正为世界所认知。中国的科技力量需要声音,也需要更多的呵护和扶持。 事实上,用任何方法对中国科技上市公司进行排名都很危险,因为排名的价值全在于信誉及可靠性的确立,而在目前的中国证券市场环境中,信誉及可靠性的确立,不仅仅需要上市公司的自觉自律,还需要排名操作者去夯实每一块地基。为了尽可能公正客观,本刊选取的数据和指标都来自上市公司的年报资料,而对50家公司的解读,我们也仔细查阅了大量资料。 尽管我们的目标在于发现更多具有创新潜力和市场前景的科技公司,但更希望有越来越多的科技公司能够稳健中求胜―虽然高科技行业一直有“高风险,高收益”的说法。 中国科技论文:深化国际合作 加强中国科技教育 摘 要:空间科学与技术是近年获得迅速发展的前沿交叉学科领域,空间科学与技术领域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为我国空间科学与航天事业提供有力的支撑,空间科学与应用专业的发展对我国国防建设、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具有战略发展意义。俞俊生,北京邮电大学与伦敦玛丽女王大学联合建设的“电磁场理论与应用”国际开放实验室执行主任,兼任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航天技术专家组专家、中英空间科学教育与研究合作中方实验室团体专家组秘书长、电子科技大学“立人班”导师组总导师、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国际教育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专家。为透视中国在空间科学国际合作和人才培养方面的发展状况及未来趋势,本刊对俞教授进行了专访。在采访中,俞教授指出,空间科学领域的国际合作需要“地位对等”和“优势互补”;平台合作、团队稳定和优势互补是国际合作成功的关键;中英两国在空间科学教育方面的合作十分必要,取得了累累硕果;未来科技领域顶尖人才需从娃娃抓起。 关键词:空间科学;优势互补;国际合作 一、空间科学领域的国际合作需要 “地位对等”和“优势互补” 《世界教育信息》:尊敬的俞教授,您好!很高兴您能够接受本刊的专访。作为北京邮电大学与伦敦玛丽女王大学联合创建的“电磁场理论与应用”国际开放实验室执行主任和中英空间科学教育与研究合作中方实验室团体专家组秘书长,您是怎样看待空间科学领域的中英合作的? 俞俊生:空间科技体现一个国家的整体科技实力、综合工程能力和系统管理水平,国际合作能够实现经济、技术等方面的优势互补,但这一领域的国际合作也往往比较敏感。高水平国际合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合作双方整体科技实力的“地位对等”和“优势互补”。英国在近代自然科学方面的发展举世瞩目,先驱者如牛顿、麦克斯韦尔等声名显赫,他们在力学和电磁学方面的贡献帮助人类全面演进至当今的科学时代。英国的科学技术始终走在世界的前沿,具备良好的科研传统和深厚的学术积累。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励精图治、努力追赶,在建国之初的十几年里,初步建立起了自己的科学研究和工业体系。以钱学森、邓稼先等为代表的一批老一代科学家放弃了当时西方国家优越的生活条件,投身到新中国的怀抱,并和众多的本土专家一道,面对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和苏联科技援助的终止,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两弹一星”等一批从无到有的伟大成就,在世界上展示了新中国的力量,为新中国赢得了尊严。这一时期,中国涌现出了一大批科技领军人物,这其中有28位科学家代表荣获“两弹元勋”的殊荣,他们是广大科技工作者群体的杰出代表,他们的家国情怀和献身祖国科技事业的拼搏精神,构成了中国航天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的核心价值基础。自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过3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较大的提升,为科技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经过新世纪十几年的发展,我国的经济不仅迈上了更高的发展台阶,科技水平更是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财政部联合的《2015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2015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达到1.4万亿,科技发展水平迈上新台阶,里程碑式的科技成果层出不穷。例如,2016年9月25日,直径500米、全球最大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被形象地称为“天眼”,在贵州的自然天坑中正式启用;2016年9月15日,“天宫二号”成功发射升空;2016年6月20日,中国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制的“神威・太湖之光”在国际比赛中以超第二名近三倍的运算速度夺得第一;2016年6月22日至8月12日,中国科考船“探索一号”在马里亚纳海沟“挑战者深渊”开展了我国第一次综合性万米深渊科考活动;2016年1月底,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所承担的大科学工程“人造太阳”实验装置(EAST)成功实现了电子温度超过5000万度、持续时间达102秒的超高温长脉冲等离子体放电;2016年8月16日,中国发射了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2015年12月17日,中成功发射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这标志着我国空间科学探测研究迈出重要一步;2012年底,北斗区域导航系统建设已完成,2020年前后将形成全球覆盖能力;2016年9月10日,郑(州)徐(州)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中国高铁运营里程突破2万公里;2017年年初,中国宣布将在北京投资近50亿元建设超级同步辐射源装置“慧眼”。 经过60多年的追赶,我国科技事业的整体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已逐步缩小,其中,航天、核能、高铁等多个领域已成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形成了广泛开展高水平国际合作所需“对等性”的重要基础。2013年12月2日,中国国家航天局与英国航天局在京签署了《中国国家航天局和英国航天局关于探索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双方进一步扩大在空间科学、空间应用、教育培训等多个领域探讨合作的可能性。2015年9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率中方代表团访英,全面深化中英第三次人文交流机制;2015年9月19日,刘延东副总理出席在卢瑟福阿普尔顿实验室举行的“中英科技创新座谈会”,作为论坛议题之一的“中英空间科学教育合作”得到刘延东副总理和与会英方代表的积极评价。回顾中英空间科技领域的合作历程,可以很清楚地发现,随着中英空间领域合作的“地位对等”性不断巩固,双方科技优势的“互补性”亦日益凸显,英方的空间科学、探测载荷技术等与中方的卫星平台、运载火箭技术等互补性强,促成了中英合作不断跃升。 二、平台合作、团队稳定和优势互补是 国际教育合作成功的关键 《世界教育信息》:在空间科学领域,请您继续深入介绍一下中英双方在高等院校层面的合作。 俞俊生: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中英空间领域的校际合作始于2000年由清华大学宇航技术研究中心和英国萨瑞大学空间中心共同研制的微型卫星“清华一号”顺利升空。2007年11月8日,在中英两国航天局的支持下,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时任院长房建成教授与英国卢瑟福阿普尔顿实验室时任主任哈德威尔教授负责组建的“中英空间科学与技术联合实验室”,开创了中英空间领域高端平台合作的先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该联合实验室作为组织协调两国的航天研究机构、大学和工业部门的合作平台,推进中英空间领域的高端合作,双方共同组织年度合作交流会的工作机制十分有效,迄今已经成功组织了11届年度交流会,取得了丰硕的合作成果。 我以我所在的实验室为例,向大家介绍中英合作的一些经验和体会。2003年11月8日,在北京邮电大学时任校长林金桐教授和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时任院长史密斯教授的支持下,成立了“北邮-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电磁场理论与应用国际开放实验室”,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的陈晓东教授任实验室主任,本人担任执行主任。自实验室成立以来,通过每周五下午1个小时连线交流双方的学术进展、协助指导研究生、联合申请科研项目资助、师生学术互访等,我们在研究生培养、科研攻关、项目管理等方面取得了令双方满意的合作成果。以我们承担的“十一五”“十二五”民用航天项目为例。“十一五”时期,我们引进了英方的紧缩场天线测量技术,在对方团队的帮助下消化、吸收,已培养了三届研究生,基本掌握了系统设计方法。在此基础上,“十二五”时期,我们瞄准更高性能的系统(比英方的系统性能指标更高),搭建原理验证样机。我们负责系统设计,英方提供关键部件加工,并指导我们系统装调。由于性能指标属于世界前沿,具有较大的技术挑战和风险,我们充分发挥合作团队的协同创新能力和实际经验,克服了许多技术难题,于2016年初顺利完成样机装调、测试并达到各项技术要求,为下一步的工程样机研制服务卫星载荷整机测试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2014年5月28-30日,在由“中英空间科学与技术联合实验室”主办、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承办的第九届中英研讨会上,我荣幸地与英国国家航天学院阿努奥吉先生一起共同担任“教育与培训”分会主席,中英双方的代表讨论了中英空间教育各自的特色和优势,希望将来能有机会开展这方面的合作。2015年9月5-10日,我第2次参加了由“中英空间科学与技术联合实验室”主办、英国卢瑟福阿普尔顿实验室承办的第十届中英研讨会,并继续与阿努奥吉先生共同担任“教育与培训”分会主席,会议期间,我与阿努奥吉先生在上海会议的基础上,共同拟定了未来十年“中英空间科学教育合作”愿景,希望通过未来十年的努力,在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工程三个领域利用双方的教育和研究资源,培养两国的未来空间人才,合作涉及到双方的中小学、大学以及工业部门。大会决定把这份合作计划推荐给于2015年9月19日在卢瑟福阿普尔顿实验室举办的“中英科技创新研讨会”。在得到官方确认后,该项合作计划被正式列为研讨会议题。9月19日下午,阿努奥吉先生和我被邀请出席“中英科技创新研讨会”,阿努奥吉先生向与会代表汇报了我们的建议,得到了刘延东副总理和英国高层领导的积极评价和赞同。经过近3个月的筹备,2016年1月16日,“中英空间科学教育与研究合作中方实验室团体”在北京成立,国家航天局、英国驻华大使馆和来自高校、科学院和工业部门的20家实验室代表出席了成立大会,标志着中英空间科学教育计划正式启动。 经过十多年的国际合作实践,我有几点体会。第一,平台合作保障长效机制。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要避免短期行为,只有长期稳定的合作,才能给双方带来更多的收益。第二,团队稳定保障合作稳定。科学研究中,设备仪器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人的因素,团队稳定更能实现协同创新。第三,优势互补保障合作效能。优势互补是合作的原动力,可以优化双方资源,以便挑战更高的科技目标。 三、开展创新活动, 支持空间科学领域青少年人才培养 《世界教育信息》:我们知道,科学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在这个问题上,请谈谈您的看法。 俞俊生:通过中英空间教育合作,充分借鉴英国中小学空间科技教育已有的成功经验,整合中英双方的空间科技教育资源,我们希望开辟一条空间科技人才选培的新路。众所周知,中国的航天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航天事业的杰出科学家代表钱学森先生没有沉浸在过去的成绩上,而是更具忧患意识,提出了著名的“钱学森”之,以警示后人。钱老之问的核心思想是需要培养造就一大批世界一流的科技大师,中国的航天科技事业乃至整个国家的科技事业才能有更大的发展,才能始终走在世界的前列。这应该是钱老心中的“中国梦”。人生百年,生命有限,培养科技大师应该从娃娃抓起。我国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保障了所有青少年能够接受基础教育,现阶段我国中小学教育涵盖的知识内容已十分丰富,但科技教育往往受到实验设备、师资等因素的制约,虽然高科技产品已经进入家庭,如自动洗衣机、智能终端设备、宽带网络接入、汽车等,但普通大众和广大青少年对它们的科学原理和技术实现知之甚少。从青少年成长的规律来看,这一时期的青少年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感性认知能力强,学校和家长应该多带孩子们到学校之外的工厂、科技博物馆、国家实验室等参观学习,接触高科技、了解高科技、爱好高科技,努力学习,长大后成为高科技的创造者。这样的科技教育,才符合时代的要求和国家的需要。遗憾的是,还有不少学校纠结于学校的升学率和排名而忽视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大多数家长纠结于孩子的考试排名而忽视孩子的幸福感教育和兴趣培养。从科技人才选拔培养的角度,必须破除现存某些落后于时代的思想桎梏。数理化生学科的偏才、奇才、怪才,未来有可能成为科技大师的苗子,一经发现,学校要把他们当成“金种子”,量身定制他们的学业发展规划,而不能因为偏科影响升学考试,就得不到老师和家长的重视与呵护。 中英空间科学教育合作项目的创设,借鉴英国科技人才培养经验,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并有效推广示范。我们的计划包括组织国内高校和科研单位的空间科学资源向中小学开放,展示我国最新的空间科技成果,激发青少年的自豪感和爱国热情。组织英国空间科学数理化大师班来华开展教学观摩。发展一批初高中合作学校(高中示范校、初中基地校),推荐数理化生拔尖学生(偏才、奇才、怪才),参加“中英空间科学教育与研究”暑期学校,聆听专题讲座和实验室参观,邀请其中有兴趣的学生参加实验室的科研项目。组织专家导师组,辅助他们本科阶段、硕士研究生阶段、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业发展以及职业规划。组织部分学生代表,参加英国皇家学会举办的科学活动周,推荐有条件的学生赴英进入一流的空间科学实验室攻读学位。 《世界教育信息》:刚才您已经提到了一些举措,请您谈谈中英空间科学教育与研究合作计划启动后,在空间科学领域青少年人才培养方面的举办的活动及其具体的创新举措。 俞俊生:中英空间科学教育与研究合作计划已于2016年正式启动。第一,我们举办了两期“英国空间科学数理化大师班教学观摩活动周”。2016年3月15-19日,首次“英国空间科学数理化大师班教学观摩活动周”在北京和上海举办,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四川、广东、海南的近百名师生参加了北京、上海两地的平行式教学观摩,英国的4位学术大师及其助手们分别为大家讲授了空间物理、空间生物、空间化学3门课程。新颖的内容、精彩的教学让师生们大开眼界。一般来说,许多同学对物理、化学、生物学科感到有难度,英方老师的做法是先吸引同学们的注意力,利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品,如注射器、玻璃球、干冰、酱油、牛肉块等,带着同学们用这些教辅设备做实验,一边做实验、一边问问题,实验结束后,老师启发同学们归纳总结发现的现象并讲授科学原理,以及相关科学家的故事,一节课不知不觉就结束了,同学们有意犹未尽的感觉。有同学感慨,这样的方式上课,一定会喜欢上“高大上”的数理化。中方老师们更是盛赞英方的教学方法,能够吸引学生注意力,通过教辅设备演示和学生们实际操作,结合生活常识,建立感性认识;启发学生思考深奥的科学知识,再由老师提炼出书本上给出的科学规律;讲科学家的故事,科学家各自都有鲜明的人物个性,弘扬科学精神。第二期教学观摩活动周也于11月14-18日在北京和上海成功举办。 第二,2016年7月18-29日在北京举办了首届“中英空间科学教育与研究活动周(暑期学校)”,来自全国的50名爱好空间科学的初高中学生和教师代表参加了暑期学校的培训。培训包括12场中英航天专家的精彩讲座、参观5个国家级空间科学实验室等,讲座的主题面广、内容丰富,结合图片与视频,扩大学生知识面、增长航天知识;实验室参观中,实验室的专家们向同学们介绍科研项目和实现的科学目标,展示了许多先进的实验仪器。英国专家介绍了空间基础知识,通过视频观看了英国在轨航天员提姆匹克在空间站做的碰撞演示实验。在第一期暑期学校结业式上,学员代表纷纷表示这是他们参加的航天科学方面最高端的活动,亲历了走进我国航天顶级实验室时的激动心情,忘不了实验室老师们的热情接待,增长了对航天人的亲切感和敬仰之情。短短的两周r间,学生们听到的、看到的还需要慢慢消化、吸收,但老师们的殷切希望已铭记在心头。2016年首届暑期学校的教学工作得到了国家航天局国际合作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北京大学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英空间科学与技术联合实验室、北京邮电大学-伦敦玛丽女王学院国际开放实验室、英国国家航天学院的大力支持。 四、高度重视科技领域顶尖人才培养 《世界教育信息》:您对科技领域顶尖人才的培养有哪些建议? 俞俊生:科技人才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群体,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科技人才的培养,现在欧美发达国家纷纷推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课程进入中小学,高度重视中小学阶段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这两年,STEM课程也在尝试进入中国市场,北京、上海等城市的一些中学与国际教育机构合作,尝试引入STEM课程。在创新科技教育的国际潮流中,我国的数学教育越来越受到欧美发达国家的关注。当今世界各国在通过普及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培养造就大批量实用型、通用型科技人才的同时,也在努力探索拔尖人才的培养方法。“科学大师”是怎样炼成的?追寻大师的足迹,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第一阶段,学生少年时期遇到好的启蒙老师(家长或学校老师),产生对自然科学浓厚的兴趣,得到家长和老师的保护和支持,这一阶段应该属于“兴趣+好奇”驱动型学习模式,达到不知疲倦、废寝忘食的状态。第二阶段,学生青年时期接受优质的高等教育,遇到志同道合的同学和老师,这一阶段属于“兴趣+求知”驱动型学习模式,同样达到不知疲倦、废寝忘食的状态。第三阶段是漫长的,面对各种科学难题的挑战,努力攀登一个又一个科学珠穆朗玛峰,失败、孤独、苦难常常相伴,需要巨大的勇气和耐力,克服困难的坚强意志,这个漫长的阶段属于“兴趣+信仰”驱动型学习模式,不仅有不知疲倦、废寝忘食的工作状态,还有百折不挠,矢志不渝的坚强意志,只有信仰才能具有无穷的力量。鉴于这种理解,我对培养拔尖科技人才的建议如下。第一,加强青少年的科普工作,在中小学增加科普活动,如专题报告和外出参观。增设科技兴趣班,主动发现孩子们的兴趣爱好,倡导“兴趣+好奇”驱动型学习模式。第二,兴办特色、专长高中和大学,入学条件由“全才”转变为“专才”,保障有专业兴趣的孩子能接受好的高中和大学教育,倡导“兴趣+求知”驱动型学习模式。第三,让“偏才、奇才、怪才”的偏科学生受到家长和学校的重视,创造条件早期进入国家实验室,参与科学研究和科学实验,并为他们配备学术发展导师,进入青年时期,倡导“兴趣+信仰”驱动型学习模式。我坚信,中国的未来肯定会涌现出大批的科技顶尖人才。 中国科技论文:中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问题研究 摘要: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科技型中小企业在推动科技创新、产业机构的调整、解决就业难题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融资难的“瓶颈”长久以来制约着科教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壮大。通过全面分析中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困境产生的原因,并提出加强企业自身建设,提升企业自身素质;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强化政府的服务职能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原因;对策 一、引言 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指主要由科技工作人员组成,以市场为导向,能将科技研究成果与市场需求相互转化,从事科技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知识密集型中小企业。中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现状主要表现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结构失衡、风险投资不完善,信息不对称现象普遍、商业银行惜贷严重,融资服务发展滞后以及行政审批繁琐,管控严格,支持不足等。如何化解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现就其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并以多个角度深入全面地提出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的可行性、创新性对策。 二、科技塑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原因分析 (一)企业自身方面 1.发展起步晚、规模小,抵御市场风险能力有限 首先,起步较晚、规模较小等原因,初创期只有专利技术、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企业的固定资产、可抵押担保物很少或价值不高。其次,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普遍较低,增加了企业的财务风险。第三,企业未来经营过程中的现金流量、风险可预测性等方面都较难预测,缺乏金融机构的可靠保证,对风险的抵抗能力较弱。 2.受到企业条件的限制,管理能力存在一定问题 首先,大多的中小企业起步晚、发家于小型家族企业等原因,使得管理机制松散、权责不清,重大决策由企业主决定,缺乏民主性、科学性和规范性。其次,在企业人力资源中,技术人员占主导地位,管理人才稀缺,使企业发展受阻。 3.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信用等级低,担保能力弱 科技型中小企业精通财务和金融专业知识的人员稀缺,尤其在一些企业中,内部控制和财务制度的混乱现状,甚至没有建立起正规的财务管理制度,在融资时并不能向金融信贷部门提供认可的财务数据。而且这些中小企业的信用观念普遍不高,存在着逃债、避税行为,甚至做假账粉饰财务报表,破坏企业的信誉度,加大了融资难度。 4.企业融资的特点和需求大大加剧了融资的难度 科技产品的研发是一个风险高企、需要充足资金保障的环节,但由于科研产品的周期性,往往满足不了申请项目长期贷款的条件,所以往往在科研成果未开发成功或者还未投产获利的时期,贷款已经到期,缺乏融资的连续性保障。 (二)政府宏观政策方面. 1.政府对于融资方式的控制。民间资本缺乏法律依据和行业规范,极大地限制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另外,根据中国间接融资的规定,贷款必须要有相应的固定资产作为抵押,将绝大多数科技型中小企业拒之门外。而且,目前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不能满足发行股票和债券的条件,无法走直接融资渠道。 2.繁琐低效的行政审批制度。由于缺乏一个系统化的管理机制,政府对于中小企业审批程序权责不清、程序繁琐;大大降低了融资贷款的效率。 3.相对较高的企业税务负担。近些年来,中国GDP增长速度远远低于同期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企业的税负增长过快,负担较重。另外,现行的税收政策设计不够科学完善,使得原本资金就十分短缺的中小企业更不愿意承担创新风险。 (三)金融体系方面 1.缺乏专门服务于中小科技企业的商业银行。中国金融机构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主导,政策性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并存,但是高度垄断的四大国有银行将贷款的75%80%贷给国有企业、大型企业。 2.高度集中的贷款审批程序降低了融资效率。银行等金融机构发放贷款有着严格的程序,审批程序繁琐复杂,金融机构宁愿选择办理较大额度的信贷融资业务,而不是中小企业的小额融资。在抵押财产过程中,需要办理财产评估、财产登记、保险、公证等行政手续,大大增加了企业贷款成本,降低了融资的效率。 3.金融体系内部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居高。科技型中小企业财务信息不透明、做假账现象普遍存在,参与信用评级的企业占比较低,信誉水平低,金融机构获得其真实的信息和资料尤为困难,加大了交易成本和风险。 4.债权、证券市场门槛较高,融资渠道狭窄。中国证券、债权市场发展滞后,中小科技型企业很难通过股票或者债权直接融资,大大限制了中小企业通^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 5.征信系统不完善,企业的信用状况不透明。中小企业信用评估体系和征信系统是建立和完善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的必要条件,然而中国目前的企业、社会征信系统都在筹建阶段,企业和金融机构都对彼此的信用信誉不明了,信息不对称增加了融资成本和风险,也提升了融资难度和契合度。 6.信用担保机制不健全,缺乏统一管理监督。目前中国担保机构的制度尚不完善,立法滞后,在运作、管理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缺陷。严苛的贷款担保条件,成为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的障碍。 (四)资本市场方面 1.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发展缓慢,无法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中国虽逐渐建立起了资本市场,但金融体制与配套的服务体系尚未建立健全,资本市场融资潜力尚未全面发挥。中小企业融资依赖于商业银行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很难得到多方面的融资支持。 2.风险资本引入较晚、发展不充分,难以转化为投资成果。中国的金融市场底部较晚,资本市场很不完善,风险投资发展缓慢。个人投资者的参与积极性不足,政府资金占比过高,投资效率低下。 三、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对策 (一)加强企业自身建设,提升企业自身素质 1.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产权明晰和权责明确是对一个经营实体最基本的要求,完善的治理结构有利于科技型中小企业自身综合实力的增强。科技型中小企业应该打破传统的家族式经营管理模式,建立职业经理人管理制度,使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提升企业在经营和管理过程中的效率,实现效益最大化。 2.规范财务管理制度,改善信息不对称局面。科技型中小企业也要学习和完善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培养引进专业的财务人才,加强与会计师事务所的交流合作,打通企业的信息交流平台,赢得更多投资者和金融机构的信赖。 3.提高强企业竞争力,树立良好的信用形象。提升企业竞争力仍需要企业自身的努力经营,必须依靠尊重市场规律、积极自主创新、降低生产成本、诚信经营才能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同时赢得良好的信誉和形象。 4.摒弃传统融资理念,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科技型中小企业要主动去熟悉资本市场的融资途径,掌握融资所需的方式方法。根据企业自生特点探寻最适合的融资渠道。同时也要学会对于融资方式的有效组合,合理的分散、规避风险,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和负债负担。 (二)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强化政府的服务职能 1.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供基本制度保障。中国目前对于中小科技型企业尚未出台专门的法律法规支持,处于一种无法可依的状态,只能依据行业特征和所有制性质不同处理。近年来出台的《物权法》《所得税法》等是很好的开端,国家要抓紧完善立法的漏洞,并且能在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化的过程中,逐步推进专门针对中小科技型企业的法律规范,更好地浇灌和培育中小科技型企业的发展。 2.削减行政审批流程,降低企业融资门槛。政府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审批审核相当严格,行政流程繁琐。因此,政府应从服务型角度出发,明确各部门的职责,简化审批流程,适度降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门槛,给企业的创设和发展提供宽松的环境。 。 3.弱化对利率的管制,降低企业税务负担。逐步推动人民币利率市场化改革,使利率真实地反映市场主体对资本的供求状况,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金融机构之间的良性竞争,激发金融创新、降低交易成本。 (三)完善金融体系建设,促进融资便利化、科学化 1.成立专门服务于中小科技型企业的政策银行。中小企业的飞速发展形成了巨大的中小金融服务市场缺口,迫切需要成立大批中小金融机构,适应中小科技型企业发展的专门性政策银行,发挥其工作效率高、融资成本低、贷款门槛灵活等特点,以满足中小型企业的需求。国家赢出台相应的激励政策,促进其规范、良性发展,成为中小科技型企业发展的有力支撑。 2.建立健全完善的征信系统、信用担保体系。要贯彻落实科技部在2015年1月的《科技部关于进一步推动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的要求,通过财税政策推进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运用互保、联保、贷款保险等多渠道建立贷款担保基金等方式,推动担保机构加强业务创新,探索低成本、可复制、易推广的融资产品和服务模式,强化其分散风险、增强信用功能,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 3.发展债券、证券市场,引入风险投资基金。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发挥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基金、债券市场、证券市场等的补充作用,鼓励有实力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尝试多元化融资渠道。在投融资方面,将科技型中小企业作为突破口,把培育发展鹇孕孕滦瞬业作为主攻方向,加快金融机构、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进一步推进种子基金、天使基金、创业投资基金、贷款担保(质押担保)、非上市公司场外交易等的发展。 (四)挖掘中介机构和投资者的潜力 1.规范中介机构市场运作,改善中介机构服务机制。充分发挥专业中介机构以及科技服务机构作用,在服务领域方面逐步开放并扩大,规范中介服务市场,提供并改善各类服务。 2.发挥民间资本的作用,拓宽投资者的范围和队伍。要进一步大力发掘民间资本的作用,加大社会宣传力度,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和民间金融机构的培育,引导民间信贷的规范发展,拓宽投资者的范围和队伍。 中国科技论文:怀柔科学城,中国科技新地标 曾以雁栖湖、红螺寺、虹鳟鱼、红肖梨闻名的京郊怀柔正在悄悄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6年9月,国务院印发《北京加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总体方案》,提出“统筹规划建设中关村科学城、怀柔科学城和未来科技城”。同年11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l《怀柔科学城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这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一艘“科技航母”将在北京东北部启航,成为创新中国梦的新引擎。 空间布局“一核四区” “怀柔科学城概念的提出不是突发奇想,而是与这些年国家对科技创新的整体思路和近年来怀柔的定位、发展基础一脉相承的。”怀柔区副区长王|认为,通过近年努力,怀柔大力发展科技研发产业,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具备了建设科学城的良好基础。 怀柔科学城位于怀柔区平原区东北部,北邻雁栖湖生态发展示范区,南接中国(怀柔)影视产业示范区,西邻怀柔城区。规划面积41.2平方公里,按照“一核四区”进行空间功能布局。 “一核”,即核心区,规划面积2.3平方公里,主要布局大科学装置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四区”,包括科学教育区、科研转化区、综合服务配套区、生态保障区。其中,科学教育区规划面积5.6平方公里,主要依托中科院大学建成人才培养基地;科研转化区规划面积12.3平方公里,主要以雁栖湖经济开发区为主体,打造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综合服务配套区规划面积10.2平方公里,主要依托雁栖小镇等功能组团,提供综合配套服务;生态保障区规划面积10.8平方公里,构建科学城的生态保障空间。环绕在核心区周边,四个功能区组成了重要的配套保障圈层,将推动怀柔科学城高效协同运转。 “可以说,怀柔科学城是承接中关村溢出效应、优化创新空间的再布局,是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能力、集中资源要素的再安排。”王|说。 通过“一核四区”规划布局,怀柔科学城将覆盖科学、技术、产业、服务四个圈层。“科学城,核心是共同产生原始创新的科学圈。其次是技术圈,指的就是把原始科学成果转化成应用技术的交叉研究平台。第三是产业圈层,即把技术变成产业。以上这些,要实现良好的运转,还要提供服务圈层,让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等等在这里舒适地生活、工作、学习。概括地讲,就是宜读、宜研、宜居、宜业。” “国家队”相继汇聚核心区 实际上,从怀柔科学城酝酿之初,一支国家科技战略力量就已经开始行动。 2009年6月,中国科学院与北京市政府签署《共建中国科学院北京怀柔科教产业园合作协议》,怀柔科教产业园区上升到院市合作层面,为怀柔建设科学城打下了基础;2011年,中科院与北京市签署了院市共建北京综合研究中心协议,为在怀柔建设依托大科学装置的综合性研究中心迈出了第一步。 近年来,院市高层领导多次会商并召开了合作推进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座谈会,签署了《“十三五”期间北京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合作推进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行动计划》和《中国科学院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建怀柔科学城合作协议书》。 “院市双方密切配合,中科院拿出最好的项目和团队,北京市拿出最大支持力度,共同谋划建设北京怀柔科学城核心区――大科学中心。”中科院北京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姜晓明说。 目前,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装置等大科学装置正加快推进,中科院怀柔科教产业园已有15个项目投入运营。 坐落在核心区以北的中国科学院大学,在芸芸学子心中是全国顶尖学府。以中科院各院所的强大科研力量为平台,师从各领域的著名学者乃至院士,在这里就读的学生享受着国内顶尖的科研教育资源。以此为主要依托,这里将建设科学教育区,为科学城的发展持续输送一批创新型国家培养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目前,中国科学院大学已有8000名师生入驻。 核心区以南,是科研转化区,规划范围与现有的雁栖经济开发区大致吻合。近年来,这里已汇聚了一批高新技术项目。全市首家纳米科技产业园――北京纳米科技产业园,签约入驻纳米能源等项目48个,成为国家级纳米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2016年9月破土动工的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2018年建成后将成为集研发、展示、交流、产业转化等于一体的国际一流纳米能源全球创新中心。与此同时,中科院已有12个研究所22个项目落户在这里,其中15项建成投入运营。 随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和前沿交叉研究平台的布局完善,怀柔科学城具备了更深层次融入国家创新战略、为创新驱动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的基础和条件。正如姜晓明所说,北京是全国创新要素最活跃的集聚地,“全力配合北京建设代表国家最高科技水平的全国科创中心,是中科院作为科技国家队的责任和义务”。 对中科院来说,这当然也是一种双赢。中科院怀柔科教产业园作为中科院在北京的又一次发展机遇,成为了继中关村园区、奥运园区之后,中科院在北京倾力打造的第三个园区。 “国家战略”锋芒初现 蓝图已绘就,下一个问题是,谁来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力学所、电子学所、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等科研单位,以及中科合成油、北龙中网、中科纳通等院属企业,它们或在怀柔建立了一批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组织开展国家级科学研究;或引领怀柔向新能源、云计算、纳米新材料等新兴领域加速聚集,从而成为了中科院在怀柔的第一批“先遣部队”。 从寸土寸金的中关村搬出来,无论对谁来说,都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如今看来,这些几乎是“咬着牙”做出的决定,为研究所换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位于怀柔园区的空间科学任务大厅,“亲眼”见证了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实践十号返回式科学实验卫星、量子科学实验卫星等创造的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多次受到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誉。 中科院力学所研究员姜宗林和他的同事,在这里研制成功了世界首座复现高超声速飞行条件的超大型激波风洞,该风洞技术创建了先进高超声速地面试验技术的国际新高度,获得美国航空航天学会2016年度地面试验奖。 而该所在怀柔建成的高速列车动模型实验平台,则是目前国际上唯一能完成列车模型缩比1:8、最高实验速度500公里/小时的高速列车空气动力学实验专用平_。“目前该平台已为多家企业完成了CRH380系列、中国标准动车组、城际列车等高速列车研制的空气动力学实验,支撑了中国高速铁路的发展。”中科院力学所研究员杨国伟透露,他们还将继续为我国“十三五”国家“先进轨道交通”专项的400公里高速列车和中速/高速磁悬浮列车研制等提供实验数据。 “两装置五平台”今年开建 未来,怀柔科学城将建设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装置、高能同步辐射光源,以及布局建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子午工程二期等大科学装置项目。依托大科学装置集群,还将建设一系列聚焦物质、材料、生命、环境、空间等基础科学领域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平台。今年,将有两大科学装置和五大交叉研究平台开工建设。 据悉,今年动工的两大科学装置为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和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装置。其中,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将建成世界上首个集极低温、超高压、强磁场、超快光场等极端条件为一体的用户装置,可满足多学科、多领域物质科学研究对综合极端实验条件的需要。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装置以认识地球环境复杂系统、模拟地球系统圈层变化和长期气候变化、精细描述和预测地球物理化学生物过程等为目标,促进重大科学成果产出。 今年将开工建设的五个交叉研究平台包括材料基因组研究平台、先进光源技术研发与测试平台、清洁能源材料测试诊断与研发平台、空间科学卫星系列及有效载荷研制测试保障平台、先进载运和测量技术综合实验平台。 其中,材料基因组研究平台将建设一个国家级的“设计-实验-应用”一体化材料基因组研究平台,为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大科学装置提供高质量的材料研究样本、高效快速的高通量检测手段,建成我国首个、世界规模最大、手段最齐全的材料基因组平台,促进重要材料的发现和优化。 先进光源技术研发与测试平台将开展先进光源技术研究及关键设备验证测试,直接为高能同步辐射光源落地建设提供支持,建成先进光源技术研究中心、创新中心和技术转移中心,为我国未来在先进光源领域达到并保持国际领先水平奠定基础。 清洁能源材料测试诊断与研发平台可充分利用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建设先进储能、物理储能、太阳能电池综合测试分析、LED综合测试分析及清洁能源用同步辐射光源线站等研究平台,成为我国首个开放共享的从原子级到宏观尺寸、从材料到系统的清洁能源材料、器件综合分析测试平台。 空间科学卫星系列及有效载荷研制测试保障平台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支撑国际子午圈、载人航天空间科学与应用任务、月球与深空探测科学任务等国家重大任务,力争在时域天文学、太阳爆发、全球变化和地球空间耦合等国际空间科学前沿取得重大原创突破。 先进载运和测量技术综合实验平台将为临近空间超高速飞行器、高速列车、空间引力波探测等重大科技工程的技术攻关与系统方案研究,提供世界领先的实验条件。 通过建设一批大科学装置和交叉研究平台,面向全世界科学家和研究机构开放,怀柔科学城将建设世界级原始创新承载区和开放科研平台,成为未来中国的科技新地标。 这一切都将继续……可以预见,到2030年,当国人再谈起怀柔时,或许会充满自豪地想到,那里有一座世界一流的科学城。 中国科技论文:浅谈中国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 [摘 要]近年来,国家对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对于研发经费的投入快速增长,依靠创新、科技提升产品价值,在高技术领域与关键技术领域拥有核心竞争力,提高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已成为国家战略。本文关注的是科技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同时考虑到科技与经济大系统之间的关系,以相互联系的系统观的视角考察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支撑效率以及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并从创新及管理体制角度提出了改革的方向。 [关键词]科技创新;经济发展;资源配置;创新管理体制 一、我国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支撑的现状 (一)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支撑效率总体偏低 有关数据显示,全国各省份创新对经济的支撑效率普遍偏低。近年来我国创新对经济支撑的平均值仅为60%左右,距离100%的效率目标还有很大距离。这显示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尚有待提升。国家的研发经费的投入快速增长,远高于GDP的增长率。然而,高技术产值平均增长率较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的总产值占比很低,一直没有明显提升。这表明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仍然有限,在建设创新型国家背景下,如何高效利用现有的创新资源、让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发展是当前社会转型的迫切任务。 (二)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支撑效率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 虽然总体上看,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支撑效率比较低,然而,这种支撑作用显示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科技创新对经济的支撑效率在东中西部地区显示出明显不同:东部地区显 著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并且正是由于东部地区的高效率提升了全国平均水平。科技创新对于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依赖于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与环境。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在于技术转移的市场平台、技术转移体系、创新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等制度建设和市场环境是否完善,以及企业生产技术水平和能力。从这些因素看,东部地区要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 二、创新生产系统和创新支持下的经济系统两阶段效率分析 (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受制于创新支持下的经济发展阶段 有关数据表明,创新投入到创新产出的转化效率(创新生产阶段)明显高于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撑效率(创新支持下的经济发展阶段)。这可以看出科技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不强主要是受制于创新支持下的经济发展阶段,即创新支持下的经济系统效率低制约了整体效率的提升。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科技成果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的潜在空间很大。 (二)省际创新成果转化效率差异明显 据有关数据和对各省创新过程两个阶段的效率差异的比较,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创新对经济发展强支撑型:这一类省份创新对经济发展过程的两个阶段效率都很高,基本实现了资源优化配置,以天津、上海、广东等省份为代表。第二类是创新成果转化制约型:这种类型包含了很多省份,表现最为典型。这一类省份的特点是:创新生产阶段效率较高,但是创新支持下的经济发展效率比较低,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不强,两个阶段的效率差异明显,这种类型囊括大部分省份,甚至北京两个阶段的效率差异也较大。 这充分说明创新成果转化难是普遍现象,也是制约创新支撑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 第三类是创新生产制约型:这一类省份表现非典型,创新支持下的经济发展阶段效率高,但是创新生产阶段效率较低,创新对科技的支撑作用受制于创新生产阶段,如江西、海南。 由此,我们可以获得两点发现:一是创新支持经济发展的效率受到创新生产阶段和创新支持下的经济发展阶段两个系统的影响,任何一个阶段无效或者低效都会对整体效率形成制约;二是我国省份之间差异巨大,创新支撑经济发展的过程在区域间表现差异非常明显,各有不同。 三、创新成果的优化配置 (一)开放型的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滞后制约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 除了少数省份实现中间产出的最优配置外,绝大多数省份都没有实现中间产出的优化配置。总体来看,一是创新成果普遍不足;二是代表技术转移指标的“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在绝大多数省份内都处于显著不足状态。 “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能够反映我国技术交易转移体系建设情况,这项指标绝大多数省份都没有实现最优配置,充分说明目前我国技术交易转移体系建设亟待加强。当前跨区域的技术交易转移服务体系建设尤其滞后义亟须建设区域间和省际相互开放、互联互通的技术转移服务体系。 (二)创新资源和成果的区域互联互通是提升创新对经济发展支撑效率的关键 一类是由于创新资源投人过多导致,如江苏、北京、浙江和湖南;另一类是和有限创新资源投入相比,“专利授权数”相对丰裕导致,如黑龙江、重庆、安徽和新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可以通过建立区域性创新资源共享平台和区域性创新成果协作平台来促进创新资源和成果在区域间的流动与共享。通过这些平台建设,促进这些资源和成果相对丰裕(或者由于自身能力限制成果难以转化)的地区向其他地区转移,这样不仅能够提升自身效率,而且也能促进其他地区的效率提升,实现双赢。 四、我国科技创新及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 (一)完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法律体系 为了使科技创新更好的支撑经济发展,应尽快推动完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法律体系,以法制为基础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的建设。消除现有法律体系中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等相关法律立法精神相冲突的地方从法律上保障科技成果转化主体的权益。同时,出台配套细则,落实科技成果转化法中对创业人员的经济激励措施。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向经济成果的转化,充分发挥创新在经济转型和发展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二)改革科技管理体制 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和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创新成果的转化率不高与成果本身的“非市场化导向”密切相关,尤其是大学和科研院所作为创新主体,其科研成果的非市场化导向与当前科技成果评价机制密切相关。 (三)建立开放型的技术转移交易服务体系和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的市场环境 技术转移服务体系建设滞后是当前科技创新支撑经济发展的关键制约,构建全国层面的技术转移服务体系乃当务之急。 (四)建立共享平台和交流体制 建立区域间互联互通的创新资源和科技成果共享平台,提升区域创新支撑经济发展的能力。制定政策,支持科技人才和创新资源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实现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区域间共赢。 目前我国科技创新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普遍偏低,其中创新成果未能有效D化是制约创新有效支撑经济发展的主因,同时开放型技术交易体系建设滞后制约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创新资源与创新成果未能实现优化配置成为普遍现象,创新资源和成果的区域互联互通是提升创新对经济发展支撑效率的关键。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与外部经济及政治压力都要求中国经济必须转向创新驱动和价值驱动,这都要求中国当前亟须解决科技发展与经济发展的问题,亟待提升科技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 中国科技论文:从考古三大刊文献计量分析看中国科技考古发展趋势 摘 要:根据发表在《文物》、《考古》和《考古学报》三种学术期刊上的研究论文,综合考察2005―2014年中国科技考古研究的新进展,发现过去科技考古的研究更偏重于单个遗址、单一材料或某一种技术手段的应用,而现在的研究更强调研究对象的整体性和研究方法的关联性,并初步分析科技考古发展的总体趋势。 关键词:科技考古;计量分析;发展趋势 科技考古是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主要是指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分析研究古代人类文化遗存以及与人类活动相关的自然遗存,获得更多的古代人类活动信息,从而尽可能地构建古代人类社会的面貌。 19世纪中叶,近代考古学开始形成。进入20世纪以后,各种自然科学和技术都有快速发展,并在国外考古学中得到广泛应用。中国的科技考古事业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逐渐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已有较大进步和喜人成绩。 科技考古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国内已有学者专文介绍过,它包括年代学研究、环境、植物与动物考古学研究、体质人类学研究、物质结构及化学元素分析、田野考古新技术、计算机技术考古及文物保护等方面。 科技考古的文章主要发表于《考古》、《考古学报》、《文物》、《考古与文物》、《故宫博物院院刊》、《敦煌研究》、《中国历史文物》( 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江汉考古》八种考古类刊物上。其中《考古》、《文物》、《考古学报》是中国文物考古界公认的三大权威刊物,代表了中国文物考古的学术主流,都是重要的中文核心期刊。 有学者采用科技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在对九种中文核心期刊(其中八种考古类核心期刊,一种为物理核心期刊)《考古》、《考古学报》、《文物》、《考古与文物》、《故宫博物院院刊》、《敦煌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现《中国历史文物》)、《江汉考古》、《核技术》等所刊登的科技考古论文的统计中发现:我国科技考古论文统计曲线呈现三个平台,它印证了我国科技考古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即倡导期(1950-1977),初步发展期(1978-1989),快速发展期(1990-2002)。这种采用科技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中文核心期刊所登载的科技考古论文进行文献计量统计,很有学术意义和价值。我们借鉴文献计量学的方法收集和整理我国科技考古文献,不仅看文献的数量,也分析文献的质量和内容。综合上面各种因素,本文选择了考古学界认可度较高、影响较大的考古三大刊近十年发表的文献进行统计和分析,以期了解和总结近年来我国科技考古的发展情况,进而提出对我国科技考古发展趋势的一些拙见。 考古三大刊十年来(2005-2014)来共发表科技考古论文150篇(见表1)。每年大约都有10多篇文章,每年文章的数量变化不大,其中《考古》最多,有87篇,占总数的58%,《文物》的数量也不少,约占33.3%,《考古学报》数量最少。 按大分类统计(见表2),年代学研究19篇,环境考古学(含动植物考古)研究32篇,体质人类学研究7篇,物理化学分析技术70篇,田野考古新技术16篇,计算机考古3篇,文物保护研究8篇。数量统计表明:高新技术在考古中应用的次数频率在增多,其中应用最多的是物理化学方法(含核技术),特别是金属分析占据重要位置,环境考古学研究呈上升趋势;传统的碳十四测年仍然占有一席之地。但是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许多考古新技术的应用无法从这三大期刊中反应出来,这三大期刊更多的反应的是这些技术对考古研究的促进作用,许多领域还没有广泛的推广开来,受众的群体还不多,所以科技考古要得到发展,首先就要突破传统考古,将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适当的降低门槛。 十年来我国科技考古事业的确有较快发展,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 (1)《文物》、《考古》杂志开辟的“科技考古”专栏,几乎每期都有科技考古文献发表。(2)各地的文物,考古杂志都有一些科技考古。(3)一些科学史研究杂志也有科技考古文献发表。(4)近年来发表的考古报告和出版的考古报告,大都附有科技考古分析报告。(5)有数量可观的“科技考古”论文集出版。(6)一些考古文集和科技史论文集中发表了部分科技考古论文。(7)近年来举办了数届“科技考古学术研讨会”。(8)一些高校纷纷成立科技考古系,培养科技考古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生。(9)部分高校和研究单位先后成立科技考古研究室(所)。(10)各种中外联合考古队在全国各地的考古工地上正在进行不同规模的科技考古调查和发掘。(11)中外学者合作的科技考古研究也正在进行中。 通过分析近年来科技考古的成果,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问题:1、科技考古基础理论的建设很薄弱;2、科技考古学的多学科协作研究还不够深入;3、我国考古发掘和考古研究的国际合作还不够活跃。 总起来看,随着考古学对生态环境、文化整体面貌以及文化间相互关系综合研究的不断加强,近年来科技考古的研究重心也在产生变化。如果说过去的研究更偏重于单个遗址、单一材料或某一种技术手段的应用,那么现在的研究更强调研究对象的整体性和研究方法的关联性,具体说来,如下3个趋势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一是更加注重研究古代人类与社会及自然环境的关系,对古代遗物和遗迹的分析研究不再停留于“是什么”的层面上,而是要继续探究“为什么”的问题,也就是文化嬗变的动力问题。科技考古与考古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因为两者的目标其实并无二致。科技考古越来越多地强调最大限度地提取考古遗物和遗迹所蕴含的信息,并从各个不同学科的角度加以释读或分析,以期更全面地了解研究对象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及其演变的规律。 二是更加重视不同区域技术与文化发展所显示出的独特性,冶金考古对云南、新疆和陕西汉中等地区金属技术特征的揭示就是很好的例证,玉器考古对各地玉料矿物学特征的揭示亦复如是。注意技术与文化演进中的区域性特征,不仅有助于认识地理及环境背景的重要性,而且是为了更好地探讨不同区域或不同人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从多种角度揭示文化演进背后的动力。 三是科技考古各分支学科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这不仅体现在研究对象可能出自同一考古遗存,而且体现在研究手段上互相借鉴、互为补充,从而使得相关研究更加全面而深入。随着研究方法或手段的不断进步,研究者能够获得的信息也更加丰富,因而能以更广阔的视野、更多样的角度来分析或阐释这些信息,并有条件展开综合性的比较研究。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计算机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计算机软件越来越多样,许多都能很好的促进科技考古的发展,我们需要更多的了解,更多的向其他学科,其他国家,其它领域学习,拓宽视野,利用更好的科学技术来协助考古研究。 中国科技论文:中国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与发展的思考 摘 要:目前,中国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与发展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在总体状况方面:科技创新人才规模相对较小;高层次的科技创新人才缺乏;育才、引才、聚才、用才、留才的体制机制还不完善,科技创新人才流失严重;全社会对人才资源开发和自主创新的投入不足。二是在理论研究与成果转化方面,缺乏成熟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尚处于积累阶段。三是在中国企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与发展方面,企业尚未成为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与发展的主体,企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与发展存在障碍。因此,我们应着重从理论研究、公共管理和企业微观管理三个方面加强中国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 关键词:中国;科技创新人才;公共人才服务体系 一、引言 无论是工业经济时代,还是知识经济时代,对科学技术的掌握及运用程度,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而科技创新人才的总体数量和质量,决定了其国际科技竞争力的高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知识、科技、产业创新的加速发展,科技创新人才的竞争越来越被提高到国家和地区的战略高度。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发展,是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成效的关键。 美国关于创新人才培养与开发的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开始出现科研集体和一些专门的研究机构。20世纪八十年代后,北美、西欧、日本及东欧一些国家,都发展起具有本国特色的创造学研究体系,分别从心理学、性格学等角度对创造性思维进行了深入研究,为创新性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思路。创新人才的培养,在前苏联、英国、加拿大等国家也取得了积极成果。前苏联在全国和各地区建立发明家组织,激发人们的创新思维和创新技法,培养造就大批创新人才。英国则通过设计方法讨论会,研讨关于创新设计的理论和方法。 中国直到20世纪八十年代才出现了进行创新理论研究的学术团体和研究组织。到1998年6月,中国政府和科技界构建和启动了包括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教育振兴的国家创新体系。国内关于创新人才培养与开发的研究中,对科技创新人才环境建设研究比较系统和全面的是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一些专家学者组织的“北京市科技创新人才环境研究”课题组,他们对北京市科技创新人才环境建设进行了深入的实证研究。文魁、吴冬梅(2008)的《科技创新人才环境研究报告》和边文霞(2006)的《科技创新人才环境实证研究》两篇文章分析了人才对北京市宏观与微观科技创新人才环境各因素的满意度与需求度,并通过对有显著性差异的项目做差异性分析,指出科技创新人才环境应完善之处。而课题组成员宋克勤(2005)在《国外科技创新人才环境研究》一文中分析了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在科技创新人才环境建设方面的重要措施,总结了国外在科技创新人才环境建设方面的一般特征。一些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科技创新人才和宏观环境建设的某一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且提出了相应的改善科技创新人才环境的意见建议。还有其他一些专家学者也对科技创新人才的企业环境建设进行了研究,以企业为出发点,对企业所营造的微观环境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壮大企业科技创新人才的有效措施。另外,国内各省市(如上海、深圳)在科技创新人才资源的培养与发展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二、科技创新人才的界定 科技创新人才是中国特有的名词,国际通用的概念是科技创新人力资源。科技创新人力资源,在理论上是指实际从事或有潜力从事系统性科学和技术知识的生产、促进、传播和应用活动的创造性人力资源。 目前,中国研究者对科技创新人才定义大同小异。其中对科技创新人才概念研究比较全面和深入的是刘敏、张伟,他们在《科技创新人才概念及统计对象界定研究――以甘肃为例》一文中,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对科技创新人才进行了界定。狭义科技创新人才,是指直接参与、从事科技创新活动及为科技创新活动服务的所有人员;广义科技创新人才,是指科技人力资源,包括现在和潜在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科技创新人才不仅拥有良好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专业素养,而且具有较高的创造力,是创新型和科技型的复合型人才。其具备的个体特征为:相应的专业特长和较高的个人素质;较强的个性与独特的价值观;具有较强的创造性和团队合作精神。 三、中国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与发展的现状和问题 2010年9月国务院发表的《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白皮书披露,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的人才资源开发取得了积极进展,人才资源总量不断增加,人才素质明显提高,人才结构进一步优化,人才使用效能逐渐提高。“863计划”“97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科技计划(基金)、“百千万人才工程”“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等重大人才项目,培养造就了一支具有较大规模和较高水平的科技人才队伍,引进了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但是,针对国际国内的形势特别是世界科技发展的趋势,中国人才培养面临严峻挑战,目前,中国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与发展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1. 总体状况分析 中国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具体表现在: (1)科技创新人才规模相对较小。相对于中国人力资源绝对总量而言,中国科技创新人才的相对数量还明显不足。中国经济社会已经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因此,需要迅速发展和壮大科技队伍。 (2)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缺乏。在科技人才队伍中,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十分短缺。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在49个主要国家(占世界GDP的92%)中位居第24位,仅处于中等水平;创新能力不足,成为影响中国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在中国科技人才资源中,尤其是能够把握世界科技前沿、做出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的战略科学家、尖子人才和领军人才尤为匮乏。 (3)科技创新人才流失严重。薪酬福利、工作环境、基础设施以及科研条件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促使中国的人才外流现象十分严重。中国重点大学一些在该学科内最优秀的学生中60%~70%留学国外,但学成归国的人数却很少。人才的大量外流,不仅浪费了中国投入的巨额教育培训经费,而且这些掌握关键技术,在科、教、研领域能够创造高附加值的知识经济领域的人才一旦流失到国外,将会对中国的科技产业甚至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另外,如何引进尖子科技创新人才是中国未来科技创新人才引进工作不得不面临的难题。 (4)自主创新投入不足。高水平的R D投入是一个国家具有较高创新能力的重要保障。中国的R D投入较低,科技创新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明显。 2. 理论研究与成果转化现状分析 国内关于科技创新人才的研究尚处于刚刚起步阶段,由于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缺乏成熟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尚处于积累阶段,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以下问题。 (1)局限性。相比较于国外的研究,国内关于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与发展的研究起步较晚。对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发展的研究,不论是环境研究,还是对策研究,国内专家学者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而关于微观层面的研究比较缺乏。一是现有文献关于科技创新人才环境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向――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宏观环境涉及国家层面、省级行政区域层面和行业层面,研究多集中于农业领域;微观环境涉及组织层面,研究则主要集中于高校。二是在对策研究方面,部分文献一般停留在政府层面进行对策研究,而对企事业单位如何开发和培养科技创新人才,没有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较少提出系统化的具体方案。三是真正有理论依据的定性研究和规范的实证研究较少。 (2)科技创新人才及其研究成果的数量大于质量。由于目前政府、企业和研究机构人力资源的管理机制,尤其是激励机制建设不完善,一些科研人员往往难以专注于科技创新的研究与开发工作,将更多精力关注创新成果的数量而非质量,影响了高水平科研成果的产出。具体表现在:一是国际论文数量虽多但质量不高;二是国际专利产出极少,产业技术国际竞争力处于严重弱势;三是应用型及产业化人才明显少于学术型人才;四是能够把握世界科学前沿、做出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的尖子人才匮乏。 3. 中国企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与发展现状分析 (1)企业尚未成为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与发展的主体。企业应是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主体,但长期以来,高层次的科技创新人才集中于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而企业的研发人才非常少,且专业技术人员占企业全员的比例较低,大多数企业没有建立自己的研发机构。企业专业技术人员中的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不仅缺乏,而且流失严重。而企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与发展能力的薄弱使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较差,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 (2)企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与发展存在障碍。企业在创新理念、管理机制、组织结构等方面存在不足,从而阻碍了企业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与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企业创新意识不强。大多数企业缺少对研发和创新足够的重视,自主创新和研发意识较弱,而更多地关注如何扩大市场份额以增加销售收入。二是承担技术新风险的能力低。由于绝大多数企业规模小,资金少,筹资渠道少,生产的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企业承担风险的能力比较低。三是组织机构不健全,缺乏长期战略性规划。中国企业大多不具备长远的发展战略,没有建立推动自主创新的机构和组织,没有制定长期的自主创新规划以及科技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四是科技创新人才的选聘、培养、评价以及激励等机制不完善。 四、中国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与发展对策 1. 理论研究方面 一是国内专家学者应该注重在具体领域(行业和个体组织)和城市的科技创新人才方面进行研究,研究出来的成果应贴近实际,具有实用性。二是注重对科技创新人才微观环境建设的研究。推进企事业单位科研工作站点建设,支持科研成果与企业和社会的对接转移,促进产学研的紧密结合。三是国外对创造性人才的研究形成了各种科技创新人才理论,建立起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论,还编制了大量测量工具,为研究的客观性、可操作性及可验证性提供了有力手段,值得借鉴学习。四是建设人才交流合作平台,加强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通过人才交流,促进创新人才的相互交流和信息沟通。通过国内外人才合作项目,发展和完善各种形式的科技人才国际化培养模式,鼓励科技创新人才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 2. 公共管理方面 (1)创造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有利环境。国家应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及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创造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有利环境。一是加大科研投入力度,尤其是提高R D的投入强度,促进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队伍的建设。二是完善公共人才服务体系的建设,重点建设科技创新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技术平台以及科技人才数据库等。三是建立、健全各类人才管理机制,包括科技创新人才的评价、激励、保障机制和其他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人才自由流动制度等。 (2)吸引和培养高层次的科技创新人才。一是加强产学研合作。产学研合作是实施科技创新的重要环节和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政府应鼓励企事业单位与高校、科研机构之间建立多种形式的产学研战略联盟,通过共建科技研发平台、联合实验室、开展合作教育、共同实施重大项目等方式,培养引进高层次的科技创新人才。二是建立、健全市场化的教育培训体系,包括人才服务与培训机构、社会中介培训机构等各类社会教育机构。三是打造科技创新人才引进的绿色通道,建立灵活的人才引进机制,强化人才、智力引进的政策措施。 3. 企业微观管理方面 (1)完善科技创新人才管理体系。一是创新科技人才评价体系,改革传统的人才评价方法。二是建立、健全鼓励科技创新人才创新的分配制度和激励机制,坚持向关键岗位和优秀科技创新人才倾斜的政策。三是在人才培训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国家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各种社会技术交流、专家论坛等形式开展培训工作,既要注重培训的内容,又要注重培训的层次,提高员工的知识和技能水平,鼓励和支持员工的创新活动。四是在薪酬福利方面,为员工提供基于工作表现和个人能力发展的薪酬体系,鼓励人才跨部门、跨团队进行广泛参与和广泛合作,以激发创造性。五是在绩效管理方面,以创新能力和工作业绩作为主要衡量标准,进行科技创新人才职称的评聘、成果评奖等。六是为人才制定科学的、个性化的职业生涯发展规划,注重科技创新人才的发展。 (2)创造理想的工作环境。理想的工作环境,可为科技创新人才提供充分发挥创造力和施展才能的空间,不仅可以提高人才的忠诚度,而且可以促进高质量的科技创新成果的产出与转化,进而实现组织的创新与发展。一是满足科技创新人才的需求。科技创新人才追求自我实现,自我管理能力较强,企业应丰富工作内容,增加工作挑战性,不定期地为科技创新型人才提供各种形式的培训。二是营造相互尊重、相互信任、推动创新的工作氛围。企业应淡化领导者角色,引导员工敢想、敢说、敢做,敢于创新,乐于创新,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三是打造舒适的外在环境。积极打造健康舒适的环境,如舒适的办公室、功能齐全的健身房、弹性工作时间制、不定期的企业活动等。 (3)构建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组织具有促进企业员工持续学习、不断提高适应和变革能力的功能。学习型组织强调终身学习、全员学习、全过程学习、团队学习,企业只有通过不断学习,拓展与外界信息交流的深度和广度,才能不断突破极限,实现科技创新。一是以企业文化为载体,倡导组织成员“全员参与”“系统思考”“终身学习”的学习理念。二是建立灵活的扁平式组织结构,促进信息的交流与沟通。三是开发企业内部信息交流系统,促进知识的共享、互动与创新。四是建立和完善奖励学习与创新的激励政策。 中国科技论文:新型光源投影在中国科技馆的应用 【摘 要】投影机的传统光源主要指高强度气体放电的光源,包括超高压汞灯、短弧氙灯和金属卤化物灯。新型光源主要有LED光源和激光光源。经过分析传统光源与新型光源的特点,指出各种光源的优缺点,并根据中国科技馆的实际情况,给出新型光源投影替代传统光源投影的建议。最后指出逐步实现节能、环保、高性价比投影的更换是未来科技馆的发展的趋势。 【关键词】投影;光源;LED;激光;科技馆 投影机是一种可以将图像或视频投射到幕布上的设备,光源从经过不到1英寸的显示芯片,到清晰地投射在大屏幕的过程中,显示面积需要放大成千上万倍,因此高亮光源是相当重要的。现阶段,在投影机领域,传统光源包括超高压汞灯、短弧氙灯和金属卤化物灯,新型光源指LED和激光光源。 1 传统光源的特点 传统光源主要是指高强度气体放电光源,包括超高压汞灯、短弧疝灯和金属卤化物灯,它们的发光原理都是一样的:在一个充满高压气体的灯管里使两根相距1毫米左右的电极尖端产生高压放电,从而激发气体产生可见光。 1.1 超高压汞灯 当灯管内的高压气体为汞蒸汽时,这个灯就叫“超高压汞灯”。超高压汞灯具有很高的亮度,汞放电的蒸汽压越高可见光就越丰富,电弧亮度也就越高,超高压汞灯稳定放电时汞蒸汽压强通常要达到104Pa以上,这就要求灯泡在工作时腔体内最少要能承受10MPa以上的气体压力。该灯色温高,对视觉刺激大,但是本身很脆弱,因为它本身受到温度太高,加上现在的技术限制,因此寿命很短,一般正常使用在2000小时左右,且其光衰性很强。由于较高的性价比,超高压汞灯被广泛用于中高档投影机的中高亮度产品中。 1.2 短弧氙灯 当灯管内的高压气体为氙气时,这个灯就叫“短弧氙灯”。短弧氙灯的亮度比超高压汞灯更高,辐射光谱接近日光,最高亮度可达到4万流明,而且亮度衰减性控制良好,随工作电流和工作时间变化较小,但是该灯价格昂贵,而且寿命短只有可达1000小时左右。目前只用于少量高档投影机的高亮度产品中。 1.3 金属卤化物灯 当灯管内的高压气体为金属卤化物时,这个灯就叫“金属卤化物灯”。金属卤素灯,其特点是寿命长,价格便宜,但是亮度的衰减性也很快,一般1000小时衰减50%左右。并且发热量高,对投影机散热系统、工作环境防尘要求也高,不宜做长时间投影使用。目前,主要用于低档品牌的高亮度产品中。 2 新型光源特点 2.1 LED光源 LED光源就是以发光二极管(LED)作为投影机的光源,来代替传统光源,LED光源分为两类,一是以单色的白光LED作为光源;二是以红、绿、蓝三色LED作为光源。 与传统光源相比,节能是LED光源最大的特点,耗电不到传统光源的三分之一。此外又由于LED是冷光源,在工作时产生的热量远远低于传统灯泡光源,大幅降低了光源对投影机的散热要求;全封闭的光学引擎完全杜绝灰尘的进入做到了光路零维护;LED光源具有超长的使用寿命,使投影机更换灯泡的频率降低并减少了后期使用成本了。目前LED投影可以做到十年不用更换灯泡,真正做到零维护。内置的高温隔热膜,外置的真空散热,再加上两级温控保护可以使LED投影工作时间长达十年,是传统光源寿命的10倍~20倍。 目前LED光源已逐渐成熟,并在逐步进入了平常百姓人的家中,但其使用成本还是偏高且光源亮度不足。近年来,由于世界各大投影生产商对LED光源的日益重视,纷份加大LED光源的改进力度,使其性能不断在改进中提升。经过对LED光源的改进,如今其已经具有了更好的发光率和发光角度以及更高的单色发光性能,但目前亮度也只可以达到3000流明,然而这个亮度已经可以满足很多要求不高场合的使用需求了。而且根据LED光源具有超低的光衰,行业标准表明1000小时光衰为0,3000小时光衰为1%,10000小时光衰仅为3%,这显然也为LED光源长期使用效果提供了保障。 2.2 激光光源 激光光源就是以由全固态激光器产生的激光作为投影机光源,从而代替传统光源,激光光源也分为两类,一是以单色激光为光源;二是以红、绿、蓝三色激光作为光源。 激光显示技术是最新一代显示技术,是近几年来才新兴的技术。激光作为投影光源最显著的优势就是亮度高和使用寿命长,使得人们不断加大对该光源在投影领域地不断开发与利用。另外激光的色域、色彩和饱和度等各方面的出色表现都在传统电视之上。超低的售后维护成本,超低的光衰,使得激光光源有取代传统光源的趋势,目前生产商对激光投影光源的设计寿命已达10年之久。 但受限于美国国家标准学会、食品管理局、药品管理以及欧盟相关标准:民用激光器不能超过1mW,工业用激光器不能超过5mW,因此所有在售的激光投影机的亮度不可能超过5000流明,但作为最有前途的新兴光源,各大厂商(如BARCO、爱普生、科视、NEC、SONY等)都在进一步试验高亮度的激光投影机,目前最高亮度已经达到了72000流明。此外作为新型光源的投影,激光光源的投影目前的价格较高,尤其是高亮度的投影,加之体积很大,目前还不能被广泛地应用在生活中。 3 中国科技馆新型光源投影的应用 中国科技馆新馆建成于2009年,展厅内现有投影机180余台,且投影种类众多,但大多采用高汞灯灯泡,给展品维护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平日馆内展厅观众较多、温度较高、灰尘很大,投影仪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每天运行近八个小时,使投影机与投影灯泡的寿命大幅降低。而且经过多年使用,很多投影效果已经明显不能达到当初设计要求而影响到了展品展示效果,使展品完好率下降,影响观众参观效果。随着投影机老化程度不断加大,投影机的日常维护消耗也在逐年增加。 鉴于此情况,根据对中国科技馆内投影机的实际使用情况和对展品维护标准的不断探索研究,暂时由不同的亮度需求可以将中国科技馆的投影分为三类,低于3000流明,5000流明左右和10000流明及以上的。 根据LED和激光投影的特点,目前可以用LED投影取代低于3000流明的小型投影机;将5000流明左右的用激光投影替换;由于目前高流明的激光投影价格十分昂贵,10000流明及以上的仍采用目前流行的传统灯源的高亮度工程机。 2014年,中国科技馆已经将部分影响投影效果的低亮度投影更换为LED投影,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表明,LED投影完全可以满足低亮度投影的要求。由于激光投影价格较贵,只更换了一台激光投影来替换中高亮度的投影,也达到了相当好的效果。像这样采用高性价比的主流投影机,逐步淘汰那些陈旧过时且不环保的机器,将是未来科技馆发展的大趋势。 4 结语 目前新型光源投影机仍有亟需改进的技术,各大投影生产商仍在不断地加大对新型光源投影机的研究投入。经过近几年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新型光源已经逐渐出现在了人们的生活中,相信在不久的未来,新型光源的投影机会更加稳定、成熟。 中国科技论文:中国科技期刊的品牌意识与品牌战略 摘 要:根据我国科技期刊的实际情况,笔者论述了科技期刊品牌的基本概念及现实意义。讨论了创立科技期刊品牌的条件以及实现科技期刊品牌的具体途径,并从建立健全编辑部的规章制度,筹建国际化的编辑委员会,注重塑造期刊品牌的形象,构建高素质的编辑队伍,增加期刊选题组稿的力度,搭建期刊网络现代化平台等方面探讨了创建科技期刊品牌战略的基本对策。笔者强调,在市场竞争意识日益强烈的今天,办刊人员应树立起强烈的期刊品牌意识,把准期刊定位,突出办刊特色,转变观念,与时俱进,使科技期刊得到持续发展,从而打造中国科技期刊的品牌形象。 关键词:科技期刊;品牌意识;编辑素质;品牌战略 科技期刊常常能够显示一个国家科学技术总体发展水平,是开展对外科技交流的重要载体。伴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我国也逐渐成为科技论文产出大国,我国每年出版发表的科技论文总量居世界第二,形成了具有一定数量和规模、门类比较齐全、涵盖各个学科、基本能满足科技人员成果发表和学术交流的科技期刊体系。尽管我国科技期刊数量不少,然而国际知名品牌科技期刊并不多,我国科技期刊的全球传播力和国际影响力与国际高水平期刊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这与我国的国际地位、综合国力和科学技术研究实力极不相称。因此,探索中国品牌科技期刊的发展道路,打造中国的品牌科技期刊,促进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中国科技界及期刊界的历史责任。 一、树立科技期刊的品牌意识 科技期刊是进行知识传播、推广科研成果、探讨学术观点的重要平台。随着国家对期刊管理体制的逐步完善,国内外科技期刊的品牌化竞争日趋激烈,因此,树立科技期刊品牌意识是期刊在市场竞争中获胜的基础,打造品牌期刊已成为科技期刊发展的必然选择。21世纪以来,品牌意识已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到了中国科技期刊的变革行列之中。在知识经济时代,我国科技期刊要求生存、求发展,必须创立自己的强势品牌。期刊品牌是科技期刊发展的无形资源,是衡量科技期刊竞争力强弱的一个重要标志。在科技期刊竞争已达到白热化的今天,谁拥有了品牌期刊,谁就能取得更大的发展。打造品牌期刊是科技期刊发展的最好对策,否则,科技期刊就很难在期刊市场中立足和发展。因此,加强科技期刊的品牌建设,对科技期刊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办刊人员应树立品牌竞争意识和品牌战略意识,积极挖掘各方资源,吸引并留住作者及读者,在广大读者心目中牢固树立起期刊的品牌形象。 二、期刊品牌的基本概念与现实意义 基本概念:期刊的品牌是指期刊的办刊宗旨和期刊定位、创意策划和特色风格、学术地位和公众形象等多方面的抽象和概括。品牌期刊在本行业具有较强的学术影响力, 被本行业的专家学者广泛认可[1~3]。品牌期刊的价值是一种无形的巨大资产。品牌期刊对于期刊的未来发展有着十分巨大的促进作用。 现实意义:在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品牌经营正成为学术期刊在竞争中获胜的重要法宝。品牌科技期刊主要表现为整体形象的标识性、文化内蕴的先进性、读者群体的专一性、同类科技期刊的统领性和开发经营的增值性。因此,加快实现科技期刊品牌战略对于期刊的发展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三、科技期刊的品牌战略 一个科技期刊能否成为品牌期刊是长期以来该期刊的学术质量、期刊影响力、受众认可度等诸多因素凝聚和积累的结果。科技期刊品牌对科技期刊持续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办刊人员必须十分重视期刊的品牌发展,笔者将从六个方面论述实施科技期刊品牌战略的基本对策[4-7]。 (一)建立健全完善的规章制度 科技期刊的品牌地位竞争日趋激烈,因而创建先进的期刊管理制度势在必行。完善的编辑部规章制度和规范的编辑出版程序不仅是创建品牌期刊的的重要保证,也是提高工作效率的有效措施。因此,建立和完善科技期刊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是保证科技期刊质量,树立期刊品牌的重要环节。期刊社或编辑部应当按照岗位工作性质和编辑业务特点,建立一套科学公正、合理有序的编辑出版管理制度,分工到位、职责明确,保证整个编辑出版工作井然有序,使科技期刊的发展步入良性轨道。 在期刊日趋国际化的形势下,积极组建一支国际化的期刊编辑委员会队伍是十分必要的。一定要把那些国内外在本行业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吸引到编辑委员会里来,他们是影响期刊发展和期刊品牌建设的重要因素。这些专家、学者专业知识背景深厚,见多识广,具有敏锐的科学观察能力,他们对期刊办刊宗旨及期刊组稿理念、期刊市场定位及期刊发展战略会提出切实可行的合理化建议。例如,《西北地质》编辑部在第五届编辑委员会的换届改选工作中,经过与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及时沟通,补充了不同专业的学科带头人、院士及国际编委,同时充分发挥了《西北地质》编辑委员会的作用,极大地提高了《西北地质》的学术影响力和广泛知名度。 (三)注重塑造期刊品牌的形象 期刊品牌的形象是读者、作者对品牌期刊的基本印象和总体感觉,这种感觉能在本领域专家学者中迅速形成期刊识别印记[8]。期刊品牌形象的塑造总体要具有简洁性和统一性,在视觉上应当简洁生动、易于识别。其次这些视觉形象应当具有统一稳定的特点,期刊品牌形象长期就会在读者、作者及其他科技人员心目中形成固定形象识别印记, 从而使期刊得到本领域的专家和学者、读者和作者的认可。 科技期刊要成为品牌期刊,人才战略是期刊品牌建设中的重要环节,优秀的期刊管理人才、专题策划人才、编辑出版人才可以使期刊的学术水平和外界声誉不断提高。随着学科领域的不断延伸和相互交叉,编辑人员只有具备了深厚的编辑业务知识、宽广的科学研究视野、扎实的文字语言功底、熟练的现代信息技术、良好的外语表达能力,才能向读者呈现出编排规范标准、具有科学价值的高水平科技论文。品牌期刊的编辑应当具有一种较强的期刊品牌意识,无私奉献精神和终身奋斗的思想品格。构建一支高素质的编辑队伍,对于创建品牌期刊便具备了十分巨大的潜能。 (五)增加期刊选题组稿的力度 提高论文质量是创造品牌期刊的关键,编辑一定要关注行业热点问题。专家学者和青年才俊所撰写的稿件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较高的科学价值,他们的稿件将有助于提高科技期刊的学术质量。因而编辑部应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选题组稿,聘请某一专业领域权威性的专家撰写稿件,让那些真正代表学术水平的稿件在第一时间发表。编辑人员必须及时掌握本学科的学术动态,站在学科发展的前沿进行选题策划。 (六)搭建期刊网络现代化平台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互联网为科技期刊的发展提供了保证。期刊网络现代化既有利于期刊的广泛传播,充分展示期刊的品牌形象,又提升了期刊的学术影响力。期刊网站可以发挥办公自动化的优势,完成期刊的基本信息以及目次、摘要、全文等内容的在线,一些重要的文章在网站上能够很快地与读者见面;建立期刊办公自动化系统,如在线投稿、在线审稿、在线查稿、在线编辑;建立读者与作者互动机制,加强编者与读者的网上交流,为读者和作者提供优质服务。内容丰富和构建完善的期刊网站,既可提高期刊的品牌影响力,又可获得广泛的社会认知度。 (七)注重科技论文的质量审查 期刊刊载的科技论文学术水平高低与专家审稿环节有极大的关系,一般来讲,编辑部都实行两审制度,同时选两位本学科的专家从不同角度对论文进行审查。编辑要认真阅读专家的审查意见,结合编辑的审读将退修意见准确地传达给作者,当作者修改好论文返回编辑部,编辑一定要认真审读,修改不到位的论文退回再行修改。论文审改过程一定不能省略,只有紧紧抠住审改的每个环节,才能使论文质量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八)加强同行间的相互交流 科技期刊的办刊人员特别是责任编辑要加强继续教育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注意与同行进行相互交流。积极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扩展视野,提高学术水平。编辑人员如果不走向各种科研活动的第一线,那么学术思维也就逐渐枯竭,就无法抓住好的稿件。经常到相关的编辑部学习交流,可以开阔思路,促进办刊理念。积极主动与专家学者交谈,可以活跃学术思想,提高科学认知的敏感度,更有利于创办品牌期刊。 四、结 语 科技期刊的品牌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科技期刊的办刊人员应当树立品牌意识,充分利用专家学者和编辑人才,借鉴国内外期刊编辑出版的成功经验,从品牌战略的角度出发,建立健全完善的规章制度,筹建国际化的编辑委员会,注重塑造期刊品牌的形象,构建高素质的编辑队伍,增加期刊选题组稿的力度,搭建期刊网络现代化平台,打造中国科技期刊品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期刊业的发展将更具活力,中国的科技期刊将会以崭新的品牌形象及较高的国际知名度出现在国际出版业的舞台上。 中国科技论文:中国科技标准与国际标准的差距 摘 要:众所周知,美国已经是一个典型的创新型国家,而中国的目标是未来建设一个创新型国家。两个国家目前在创新型国家建设方面的差距到底有多大?这些差距到底与社会制度有没有关系?这些差距能不能弥补?需要多少年才能建成?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回答。研究认为,中美两个国家在创新型国家建设方面确实存在很大的差距,但是这些差距并不是因为社会制度的原因造成的,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缺乏系统作为”造成的。只要我们找到付出艰辛努力的具体办法,我们一定能够赶上。 关键词:WBS 科技创新 技术成熟度 1、引言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大量的科技投入产出效果不佳,特别是美国军方科技投入饱受“拖降涨”之苦。美国军方就开始以科研项目为对象,研究如何管理才能控制投入产出。经过十多年努力,在1975年,美军正式颁布了一个标准,即MIL-STD-881A(防务装备项目工作分解结构)。这个标准出自军方,后来演变为欧美商业领域全部采用。 2、创新型国家的目标与现实差距 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 中国大多数的企业研发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比外国企业低,国有企业比其他所有制企业低。为什么企业不愿意投?他们最担心的是研发经费投入打了水漂。企业研发投入增长的动力机制是:已有的科研投入,其产出为企业带来了现实的回报,让企业感到不一定每次都能成功,但总体上产出大于投入,就会形成良性循环,企业才会继续提高投入。 现在的问题是,绝大多数企业一是不放心这笔钱投给自己的研发中心,二是不放心这笔钱投给研究机构,三是不放心这笔钱投给大学。因为他们过去“搞”出来的科研成果距离生产力尚有很大的距离,科研经费花了,除了“纸面上的科研成果”,实用的生产技术还是需要从外国引进。关键问题的“死结”在于必须解决每个科技人员“投入产出的效率”问题,拿出真正能解决实际生产技术问题的科研成果来,树立起科研人员和科技界的口碑和声誉,才能提升企业投入的热情和信心。 3、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的差距 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在将力量变为做功的能力方面,与世界的差距比较大。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公布的《中国的航天计划:中美合作的多种选择》中:美国扩大与中国的合作,可以减少两国在太空目标上存在的相互猜疑和不信任,避免制定具有威胁性的计划。同时可以保持中国对美国技术的依赖,同时了解中国技术的性能和进程,使美国能够在两国关系中具有掌控力。可以利用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节约美国航天任务的成本。这段话的核心意思是:别看中国正在研究该项目,出钱出力,但距离真正推动生产力发展尚有距离。真的形成生产力,美国人就降价。 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在将做功变为功率的能力方面,与世界的差距很大。一个日本学者讲:中国的技术人员只向尖端技术挑战,对生产技术漠不关心。他们有很强的技术开发能力,但不能用到生产中去。大量生产廉价优质产品的技术水平之低,令人意外,这是中国落后的最大原因。 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在将功率变为效率的能力方面,与世界的差距很大。一个美国的同行专家讲:在同样的器件水平和仪器设备的前提下,你们研制出来的雷达与我们研制出来的雷达MTBF相差一个数量级。我很不服气地问为什么?他说:你们一部雷达的参研人员需要30个,我们最多需要15个。这就是根本原因。最后我才知道,他们用工作分解结构WBS这个国家标准衡量每一个参研人员的WBE的TRL,而我们只知道增加人员。 4、科技评价的基础标准 4.1、WBS 对于一个科研项目来说,在其研制的过程中,将所要完成的工作自上而下逐级分解所形成的一个层次结构体系叫工作分解结构。一般由图或表两种表示方式。该工作分解结构纵向自上而下按层次划分,横向从左到右依次由若干个工作分解单元组成。工作分解结构管理所有的工作分解单元,需准确提供每一个工作分解单元的时空位置;与科研项目相伴生的,并贯穿于科研项目的全寿命周期。 4.2、EVM 把实际完成的工作的价值与实际发生的成本关联起来,从而确定已经花去的那部分经费的效用和收益。获得价值管理是一种控制“成本和进度”这两个要素的有效办法。任何有价值的评价方法都有其局限性。获得价值管理(EVM)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两点:一是适用性。对于技术风险小的工程项目非常适用,对于技术风险大的研制项目不太适用。二是线性假设。EVM在核算的过程中全部采用线性假设。这使EVM容易应用,但没有考虑不同价值的权重,也没有考虑活动顺序。 4.3、TRL 技术就绪水平,对于工作分解单元来说,在其研制过程中,将其从思想火花到货架产品的全过程分为九个台阶。这九个台阶基本能够代表这个工作分解单元的技术就绪水平。每一个工作分解单元的成熟状态都应该由一个TRL来表述。TRL是根据所在专业通用模型结合本项目的实际情况建立的。工作分解单元应该属于专业领域,不同专业领域具有不同的TRL表述模版。 5、结论 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完善科技创新评价标准、激励机制、转化机制。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把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
经济学理论论文:近代英国经济学理论下的国民教育思想 摘要:近代英国的国民教育思想,主要见于经济学理论中。威廉·配第第一个提出了国家应拨款发展教育的观点。之后,亚当·斯密以劳动分工论为逻辑起点,论述了强制教育的必要性;马尔萨斯则从教育与贫困的关系着手,揭示了国家之于教育不可脱卸的责任;倡导功利主义的穆勒父子、剑桥学派创始人马歇尔也分别提出了发展国民教育的主张。这些国民教育思想对英国国民教育体制的形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英国;经济学理论;国民教育 国民教育系指国家以立法和行政手段为本国公民办理的、可以平等享受的学校教育,一般指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教育由国家管理的思想和做法由来已久,古希腊城邦即已存在。但漫长的中世纪里,在教会的控制下,教育成为慈善事业。而近代国民教育思想的产生则与宗教改革和民族国家的兴起紧密相关。随着国家权力的增强和民族意识的强化,教育领域也开始发生重大转变。国家管理教育的呼声日高。由于近代各国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背景的差异,国民教育思想也呈现出迥异的特点。迥异于法德,英国近代的国民教育思想更多从经济变化和发展的角度,强调国家应承担起开办国民教育的重任,最早体现于经济学家的睿智思想中。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先后提出国家应发展教育的主张。其后,在经济学界引发了热烈讨论。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马歇尔等经济学家自陈己见,论述国民教育之利,对英国国民教育体制的形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 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 1623-1687)生于英国汉普郡一个小业主家庭。由于家境贫寒,14岁起便不得不外出谋生。先后做过水手、家庭教师、医生、教授。1649年被牛津大学授予医学博士学位。1651年起任爱尔兰总督亨利·克伦威尔的侍从医生并深得信任,后由于其才能卓越,改任爱尔兰土地分配总监。1658年当选为爱尔兰国会议员。因其《赋税论》、《献给英明人士》、《政治算术》、《爱尔兰的政治解剖》、《略论货币》、《关于促进学问的某些特殊部分的建议》等著作而蜚声世界。马克思对之尤为推崇,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1。威廉·配第不仅在经济思想上对后世影响深远,还在英国近代第一个提出了国家应该拨款发展教育的主张。 在威廉·配第看来,社会问题以及经济问题都是可以数字、重量、尺度来衡量的,其对教育问题的分析也是以这种方法论为基础和指导的。他主张要对全国进行必要的教育调查,从而确定教育机构的类型、数量、生源、专业设置等,然后确定具体措施。并从经济学角度提出了发展教育的理由。认为,财富的最后源泉,终归是土地和劳动。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的生产物是通过劳动生产出来的,科技和劳动者的素质才是最终的决定条件。在此基础上,他强调教育不仅应为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服务,而且坚持认为,教育是国家的、公共的事物,国家的公共经费除“军事费”、行政官吏俸禄而外,“公共经费的第三项,就是为拯救人的灵魂,启导他们的良知所需的经费”。2这些经费的受益者显然是宗教组织,而宗教组织在其时正承担教育的主要职责。故虽未直接提及教育一词,却是把兴教育看作国家的基本义务。他特别强调指出:“也许有人认为这种经费是关于另一个世界的,……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逃避人类的法律、干犯找不到证据的罪行、捏造证词、曲解法律的意义等等行为是多么容易,那么,我们就会认为有必要缴纳一种公共经费,用以使人们通晓神的戒律。神的戒律能看到邪恶的意念与企图,而且更能看到隐秘的行为,它能在另一世界中对在人世只能加以轻微惩处的邪行作永恒的惩罚。”3为此,他主张,“现在担任这种公务的人所拿到的俸禄,也必须相应的优厚。不仅如此,即使在这人世的生活中,他们也必须具备能够用某种报酬来吸引世人的资力”。4期待国家尊师重教之思想赫然入目。更为可贵的是,威廉·配第提出,国家不仅应加强对宗教组织的资助,还要承担“各种学校以及大学,特别是当它们教给上面那些人诵读、写作和算术的时候所需的经费”5。认为,“学校或学院这些机构,目前大多数是某些特殊人物所捐献的,或者是某些特殊人物为追求他们私人目的而花费金钱和时间的场所。但是,如果它们的目的是在于给最优秀而有天资的人提供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帮助,使其从事于探求自然界的一切运行规律,那无疑是一种善举。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所需经费也应当算是公共经费。”6国家对这些学校或学院的拨款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威廉·配第从国家发展的需要出发,以经济学的视角,提出教育是国家和公共的事物,教育经费应列为国家公共经费开支,反映了其睿智和远见卓识,也代表了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遗憾的是,他对教育的价值问题,并未做深入论述。在探索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隐秘结构中,英国历史上另一位卓越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看到了教育在增加国民财富、提高劳动生产力中的巨大作用,揭示了教育与经济的内在关系,在教育思想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出身于苏格兰一个海关职员家庭。14岁便入格拉斯哥学习,三年后被推举到牛津大学。毕业后先后在爱丁堡大学、格拉斯哥大学任教。1764年,他辞去教授职务,充任布克莱希公爵的私人教师,陪同公爵去欧洲大陆旅行长达两年,考察了法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并结交了大批法国知名人士,对其思想影响颇大。1767年,他回到故乡专心于写作。几近十年之功终于完成了洋洋大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亦称《国富论》)。此书一经问世便引起欧洲各国重视。马克思甚至评价:“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7《国富论》虽始终围绕如何促进国家财富的增长这一主题展开,却对国民教育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坚持认为,国家必须明确自己所承担的基本职能,应提供面向全体国民特别是劳动阶级的教育,并提出了强制性教育的观点。这为义务教育的法制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劳动分工论是亚当·斯密整个经济理论的逻辑起点,因而也是其教育思想的理论前提。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以及社会各个企业和各个部门的生产者之间的分工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国民财富的同时,斯密也承认,分工也对人的智力发展产生了极大伤害,故产生了国民教育的需要。他指出,“一个人如果把他一生全消磨于少数单纯的操作,……没有机会来发挥他的智力或运用他的发明才能来寻找解除困难的方法,……他自然要失掉努力的习惯,而变成最愚钝最无知的人。”8所以,“政府如不费点力量加以防止,劳动贫民,即大多数人民,就必然会陷入这种状态。”9而“在自由国家中,政府的安全,大大依存于人民对政府行动所持的友好意见”,10“这般人民有了教育,国家可受益不浅呢。在无知的国民间,狂热和迷信,往往惹起最可怕的扰乱。一般下级人民所受教育愈多,愈不会受狂热和迷信的迷惑。加之,有教育有知识的人,常比无知识而愚笨的人,更知礼节,更守秩序。”11 为此,他继承了威廉·配第的国家职能观,坚持将教育经费列入国家的基本开支,用于普通人民的教育,因为在文明的社会中,普通人民“更需要国家的注意”12。斯密认为,仅靠社会力量是难以实现教育目标的,国家应在各教区各地方,设立教育儿童的学校,负担教师的部分薪酬并为鼓励学业优良却家境贫寒的儿童提供奖赏。斯密还认为,国家应有相应的制度以强制全体人民接受最基本的教育。他明确提出,任何人在加入某种职业团体或获得某种职业资格前,必须接受国家的考试或鉴定。这种强制教育的思想触及近代国民教育的核心,在其时代独树一帜,影响深远。其观点自然也引发颇大争议。亚当·斯密之后,众多的经济学家们围绕国民教育展开了激烈讨论。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马歇尔等都提出了发展国民教育的主张。 二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是英国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他早年在剑桥大学学习神学和哲学。1798年发表了著名的《人口原理》。1805年受东印度公司聘请,在赫福州的海里堡学院任近代史和政治经济学教授,并相继出版《地租的性质与发展的研究》(1815年)、《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等政治经济学著作,奠定了英国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马尔萨斯的思想虽然颇多争议,却是旗帜鲜明地赞成政府干预教育的著名经济学家之一。 在《人口原理》中,马尔萨斯指出,“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天然地不相等,而伟大的自然法则却必须不断使它们的作用保持相等。我认为,这便是阻碍社会自我完善的不可克服的巨大困难”。13为避免社会冲突和其它恶劣后果,必须采取措施控制人口增长。基于此考虑,马尔萨斯对当时英国的济贫法制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从总体来看,实施济贫法给社会带来的利益远远弥补不了其所导致的社会损失。当时所实施的救济制度表现出一种削弱储蓄的倾向,并容易导致对社会负责行为的损害。为此,他建议不再向穷人拨付救济款,而代之以除提供未耕种土地、建立储蓄制度外,还应推行教育计划,使穷人真正认识到其贫困的真实原因,并掌握改变自身生活境遇与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知识与技能。 他毫不客气地批评英国政府已经“在穷人身上滥花巨额资金……但在他们的教育上,……却严重匮乏。它无疑是民族的极大耻辱,把下层人民阶级的教育仅仅留给了一些‘星期日学校’……”。14而政府推脱责任的做法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致使教育效率低下,不能快速的培养国家所需人才。马尔萨斯坚持认为,提供“普通人的教育”毫无疑问是政府的责任,是任何其他机构都代替不了的。一个政府如果没有教导它的公民,应当把其幸福或痛苦的主要方面仰赖于自身,那么说明这个政府没有实现其目标,不能为他们自己思考,社会的受教育成员就无法作出正确的决定。由此马尔萨斯强调,任何社会体最终由分享其资源的人们的数量决定,教育,尤其“突出强调下层阶级的真正状态的一般说明……如果受人口原则影响一样”15是社会健全的关键。马尔萨斯写道:“只要政府提供普通人的教育,这个政府能臻于完美。”16并且,“教育非常有助于人们从公民的自由和政治自由获得的一切好处。没有教育,确实不能把公民的自由和政治自由看成是完美无缺的。”17而自由和政治自由是有助于鼓励社会的下层阶级养成谨慎习惯的所有原因中最主要的原因。18 马尔萨斯从教育和贫困的关系的角度论述了开展国民教育的重要性。通过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来最终摆脱贫困的观点在英国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其后的另一位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 1773-1836)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在1813年1月的“爱丁堡观察”杂志上提出:“如果他们的教育委托给政府,或者受政府捐助的个人,——我们只能说,虽然我们尚未想到危险性的大小,但使娴熟的读和写教授给全体人民仍然大有益处,我们应当愿意为得到它而冒巨大的危险,或甚至大大加速那种获得的进程。”19显然,这位功利主义大师愿意为国家提供基础教育而牺牲他的联想原则思想。他评价说,初等教育对生活如此重要,以致对任何政府把它改变为恶性教育几乎是不可能的。其子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深受他的影响,对英国国民教育体制的形成影响尤大。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是英国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逻辑学家、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于1848年发表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应用》。其在作为英国下议院议员的三年任期内,曾就教育改革在议会中作过许多重要讲演,呼吁实施初等义务教育。并把教育看作改善劳动人民习惯的两种方法之一。他认为,自由放任有许多例外,尤其不适用于初等教育。“从原则说,就应该由政府向人民提供教育”。20政府可以运用自己的权力,规定父母在法律上负有使子女接受初等教育的职责。因为儿童的父母或抚养他们的人即便有能力使儿童得到初等教育,但却未能这样做。他认为这些父母或抚养者既没有尽到对孩子本身的职责,也没有尽到一个社会成员的职责。他指出,一般社会成员也会因为其同胞缺少教育而遭受严重损害。认为,“民间教育的数量现在是远远不够的,以后很可能也仍将是远远不够的,而其质量虽然显示了某种改进的趋向,但现在除极少数情况外,却很差,而且一般说来是糟糕透顶的,简直是徒有虚名。”21所以,“政府有义务弥补这一缺陷,资助初等教育,以使穷人家的所有孩子能够免费或以微不足道的费用接受初等教育。”22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又认为,“一般说来,如果国内不乏有资格能在政府维护之下举办教育事业的人士,只要法律规定实行强迫教育,国家又支付贫寒子弟的助学金,以保证办学不致得不到报酬,那么,他们就会能够也会情愿根据自愿原则办出一种同样良好的教育的。”23也就是说,国家只要决心要求每个儿童都受到良好教育,并帮助家境比较困难的儿童支付学费,对完全无人负担的儿童代付全部入学费用,就足够了,并不必自己去操办。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折衷主义的调和论教育观是他整个经济调和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穆勒看来,政府在法律上或在事实上完全控制教育,是令人不能容忍的。著名的《1870年初等教育法》确立的“填补空缺”——以公办学校填补教会学校之不足——原则,就和这种思想紧密相关。其后,剑桥学派创始人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则吸取前人成果,以生产费用论为立足点阐述了国民教育的重要性。 三 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1842-1924)曾在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读书,1883-1884年任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讲师,1885-1908年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1887年任布里斯托尔大学学院院长。1891年任皇家劳工委员会委员。其政治经济学学说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不同庸俗学派论点的折衷混合物。企图把生产费用理论和所谓边际效用论结合起来。其剑桥学派的经济理论被视为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正宗。以《经济学原理》一书而享誉世界,并著有《工业经济学》,《经济学精义》,《工业和商业》等。其中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对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概括为资本积累和投资、科学技术和企业组织、教育、规模经济等几个方面,指出了发展国民教育的价值。 马歇尔认为,“资本大部分是由知识和组织构成的——知识是我们最有力的生产力.它使我们能够征服自然,并迫使自然满足我们的欲望”。24由于科学的发展及其在农业中的运用,差不多阻止了报酬递减的倾向。故发展改良教育,培养熟练的有技术的丁人.对于财富的增长也具有重要作用。虽然有许多种类的工作,没有知识的工人也可以做好,而且教育的高等学科,除了对雇主、工头以及比较少数的技术工人之外,没有什么直接用处。但是,它大大刺激工人的智力活动;使其养成善于研究的习惯;并使其在日常工作上更为聪明、更为敏捷和更为可靠。而且马歇尔还特别指出,手工劳动阶级的人数,比其他一切阶级加在一起多许多倍,所以,一个国家中所生下来的最优秀的天才,一半以上会属于劳动阶级。对于可能是出身低微的天才,任其消磨于低级工作而置之不问,实在是一种最有害于国家财富增长的浪费。所以,把公私资金用于教育之是否明智,不能仅以它的直接结果来衡量。教育仅仅当作是一种投资,使大多数人有比他们自己通常能利用的大得多的机会,也将是非常有利的。因为,依靠这个手段,许多原来会默默无闻而死的人就能获得发挥他们的潜在能力所需要的开端。而且,他进一步指出,一个伟大的工业天才的经济价值,足以抵偿整个城市的教育费用,而且在许多年中为大多数人举办高等教育所花的一切费用,如果能培养出像牛顿或达尔文、莎士比亚或贝多芬那样的人,就足以得到补偿了。主张国家投资教育的思想可见一斑。 当我们考察近代以来英国教育思想的发展轨迹时,不难发现,居支配地位的莫过于“绅士教育”的倡导者洛克、“性格形成论”的创造者欧文和“知识价值论”者斯宾塞了。但当法德等国的学者们在激辩国民教育之必要性时,英国岂能无动于衷?与欧洲他国不同的是,英国国民教育思想闪现于睿智的经济学家头脑中。从而在教育国家化的世界潮流之下,铸就了自己别具一格的特点。遗憾的是,经济学家们多半只是希望国家能对教育投资,帮助无力支付学费的孩子完成学业,并不要求国家对教育的严格管理。即使主张强制教育的亚当·斯密也强烈反对国家过分干预,仅法律规定就可以了。思想常常是行动的先导。英国国民教育制度建立的迟缓也就不足为怪了。1833年方有第一个议会教育拨款法案的通过,1870年才颁布第一部初等教育法,初等义务教育制的确立则到20世纪初,中等教育的国家化更是若干年后的事了。 经济学理论论文:解读莫里斯 多布经济学理论 摘要:莫里斯·多布的经济理论主要涉及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经济危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等问题,具有深刻的理论见解和极强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他的经济危机理论体系中,更是较为全面地揭示了根植于资本主义内部的深层诱因:消费不足、结构不成比例和利润率下降。在“后危机”时期,重读莫里斯·多布的经济理论,审视经济波动后的中国经济脉络,保持适度的谨慎和必要的反省是不可或缺的,而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并优化政府经济职能是当下之中国在经济领域内的重点改革方向。 关键词:莫里斯·多布;经济学理论;经济危机 在一年多前,以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为中心爆发的金融危机,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波动。时至今日,金融危机的阴影已渐渐散去,经济复苏的苗头已日趋明显,全球贸易量亦开始了新一轮的上升。然而,在当下“后危机”时期,保持适度的谨慎和必要的反省仍是不可或缺的。 立足现实,回眸历史,此时重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著作,仍能从这些经典中,感受到先贤们的智慧和深刻。其中,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一的莫里斯·多布,更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深入研究,梳理出了其较为全面的诱因。 一、莫里斯·多布及其主要著作和经济学理论观点 莫里斯·多布于1900年出生在英国伦敦郊区的一个小商人家庭,1918年投身英国劳工运动,并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19年进入剑桥大学学习经济学,1922年获得剑桥大学文学士学位,在年底时加入了刚成立不久的英国共产党,后来一直是该党的主要理论家之一。1924年以《论资本主义企业的历史和理论》的学位论文,获得伦敦经济学院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到剑桥大学并长期任教。 1976年8月17日在剑桥逝世。 莫里斯·多布和斯坦福大学的保罗·巴兰是二次世界大战前仅有的两位在西方主要大学里从事教育工作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可以说他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在英国的扩展,起到了“创榛辟莽、前驱先路”式的推动和贡献。 在其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里,著作等身。早期的有《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1937),在该著作中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论、经济危机理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等问题,且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他指出,经济研究不能仅只是看到市场的浅表,更应该将隐身于市场浅表层之后的人与人间深层的、基本的社会关系,纳入研究视野当中。并且企图通过理论衔接,来消融、缝合马克思和李嘉图之间的理论分歧,试图形成一套条理扎实的马克思—李嘉图主义经济体系,使马克思和李嘉图的中心思想,主要理论,分析方法以及预想蓝图在重建的经济思想体系中得以充分体现。这显示了莫里斯·多布对马克思一些经济理论的透彻认识和坚决支持。为当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极大且富有成果的努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莫里斯·多布致力于经济学研究,1946年出版《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研究》一书。该书探讨了导致封建制度危机及瓦解的封建生产的“运动规律”,驳斥了那种认为不断发展的交换和贸易的外在力量才是其原因的论点。该理论的分析坐标界定在,对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内在因素的强调上。正所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莫里斯·多布认为,封建主义的崩溃必须溯源于它本身内部的一些基因。封建主义衰弱最初是起因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缺乏效率,加之伴随着统治阶级对收入的需求日益增长。久而久之,随着这种境况的发展,就必然导致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封建主义衰弱、“原始积累”发展、“自由的”劳动者集团壮大,进而强制性的剩余榨取就有了可能性,接着资本主义也就产生了。这部著作,亦决定了其他学者在后来发表的著作中所提出的问题。 莫里斯·多布之著作除了上述外,主要的还有《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1955),当中收入了莫里斯·多布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西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问题的论战中,表达其既反对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具有可能性与现实性的观点,也反对 “市场社会主义”观点的一系列论文。《论经济增长和计划》(1960),在文中提出了经济计划和重工业的发展在改变不发达国家经济现状中的重要作用。《社会主义计划若干问题》(1970),其间探讨了市场与计划的关系以及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耗资料的生产之间的适当平衡的问题。《亚当·斯密以来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1973),是莫里斯·多布的最后一本著作。该书以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为切入点,去探寻李嘉图、马克思和斯拉法等人的价值和分配理论。尝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重新去考察经济思想史上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演化过程及其实质。以及耗费五年时间协助斯拉法出版了11卷本的《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1951—1955),使得莫里斯·多布可以有机会、有途径去纠正其他经济学家对李嘉图理论的一些普遍的误解,从而将李嘉图理论,以一种较为客观的面貌、持续地运用到自己的经济思想体系当中。 二、莫里斯·多布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 莫里斯·多布毕生从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最突出的命题,毫无疑问是劳动价值论。但与此同时,也应看到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思考和诠释,同样具有极强的理论穿透力和现实指引力。 在莫里斯·多布看来,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过程和性质的分析,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运用于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而当我们着眼于宏观经济层面来观察,也定会发现莫里斯·多布对经济危机理论亦是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其理论大厦之框架主要包含这样三个方面的问题:消费不足、结构不成比例、利润率下降。 1.消费不足。20世纪30年代中期,源于当时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推崇和呼吁,影响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以致他们习惯于把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解释成“消费不足”的理论。而莫里斯·多布则是从一开始,就不赞成这种过于简单地将“大众消费不足”界定为引起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他主张对经济危机和“消费不足”两者之间的理论关系作出更为严格的分析和区分。对此,莫里斯·多布首先肯定性的表达了,马克思从来没有认为,“消费不足”是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但同时,也指出马克思亦从来没有认为,对利润的实现具有重要杠杆作用的消费,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因素。 莫里斯·多布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指望消费能同劳动生产率一样按比例的增长……劳动生产率和消费之间的冲突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个方面,是在这个制度的周期性崩溃中表现出来的矛盾的一个因素。然而,它仅仅是危机的一个方面;马克思明确地认为,生产领域中的矛盾才是……这一问题的本质。” [1] 另外,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基于资本品部类的资本品更换周期和自主的技术进步,也是会为消费品部类产品的需求滞后提供了强大的“抵消效应”。因此,离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这一主要方面的因素,一味强调消费因素的重要性,过于强调“消费不足”在引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的作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存在根本性偏差的。 2.结构不成比例。对于资本积累,莫里斯·多布经过认真、严密的分析后,清晰地指出,资本主义无计划的生产和交换的特征,表明任何使经济不稳定的因素都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深处”。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而不是为了社会利益。同样,资本家天性中的趋利本能,亦促使他们在对其剩余价值资本化的选择上利字当先,更多的倾斜于回报较高的领域。那么,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状态下,进行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势必会呈现出无政府状态,其后果就是导致社会的产业结构不成比例。 莫里斯·多布更是通过对《资本论》的研究和考证,延续了马克思的相关论点,即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不发生危机是须有一些必要条件做基本的保障性支撑,可是要满足这些基本条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极其不可能的。进而,莫里斯·多布认为,经济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的。 3.利润率下降。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是通过其对总利润量(利润总和)的影响,进而导致普遍的危机——即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会逐渐削弱投资的刺激,而随着资本积累的下降,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负效应就逐渐的开始超过正效应,直到在某一阶段利润总和出现停滞。那么,危机也就在这一阶段开始出现了,虽然,表现形式要受具体制度和社会因素的制约。但其都是资本主义经济由均衡走向均衡被破坏,经济波动,最后走向危机的驱动力量。 而在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利润率趋向下降的关系问题上,莫里斯·多布不止是简单的维护了马克思的观点,“去尽力运用马克思本人对‘抵消因素’的分析,包括资本要素的跌价、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进口廉价的原材料。”[2]更是把这种理念,放置到观察资本主义“一般运动”的内在机能之高度,阐释了关于资本有机构成是否存在一个上升趋势而使剩余价值率上升、利润率下降的问题。对三者之间在经济效果上的影响与作用关系,其提出了两个看法:第一,剩余价值率的上升存在着一个由工作日长度所决定的上限问题;第二,不能机械的由马克思的范畴,来固执的推定是否会发生利润率的下降(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 三、莫里斯·多布经济危机理论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在贸易全球化的今天,经济危机的辐射已呈现出跨越和触动所有社会形态的趋向。即危机的发生地与波及地,并不是简单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而都是整个危机链条的组成部分。况且,现在很多时候,经济危机已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经济现象,而是被看作市场经济的“生理现象”。自然,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中国,也是存在着发生经济危机的现实可能性。那么在应对、化解其过程之中,所采取的任何一套经济政策的背后,必然都会一些共通的经济理论作支撑。在此历史背景之下,审视莫里斯·多布的经济危机理论,从中我们仍可获得,抵御、消退“经济危机病菌”的能量。 1.调整产业结构。在感慨和赞赏三十多年来,中国着力推进的市场化、全球化和现代化改革所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改革所付出的代价。是否能以逐渐“规范化”的改革模式来取代现有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法”改革[3],在经济一体化越来越紧密的背景下,更具现实意义。 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国家根据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国际竞争等因素,不断优化生产要素利用方式,提高生产要素利用效率的过程。那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不能根据新的情况及时和正确地调整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就会受到资源配置不合理的束缚,产业结构就会阻碍经济增长。相反,若能根据新的情况,及时和正确地调(下转170页)(上接40页)整产业结构,就会释放出经济增长的潜能和空间,进而通过改善资源配置去克服不利的因素。 对此,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从之前的低水平的循环中跳出来,走向高水平的平衡。通过这一调整后,会使我们的经济提升建立在结构优化的健康基础之上,大大的增强我们应对经济波动的免疫力。 2.扩大内需。在出口、投资、内需这三股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强韧动力中,内需的影响力和作用力越来越突出。基于此,我们刺激内需的政策要以更为基础的、普遍的消费需求为重点。唯有这样,我们的经济才能更有保障、更安全地在既定轨道上良好运营。 而消费需求的扩大,是要以综合的政策和渠道,全方面多层次的予以辅助。第一,充分就业。这是个世界性的难题,更是以扩大内需为手段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性环节。只有确保劳动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内需才能真正被激活。第二,社会保障。中国是个高储蓄率的国家,因而要降低储蓄率,扩大内需,必须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第三,城乡一体化。只有让农民与城市居民一样,充分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实现城乡共同富裕,才能使中国的“内需框架”更大更坚强。 3.优化政府经济职能。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可是,市场经济本身并非是万能的,它潜伏着先天缺陷、存在着失灵区域。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又要恰当引入政府监管。 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应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维护市场信用和秩序,为市场活动提供制度和法律保障。第二,提供公共产品并通过转移支付实施第二次分配,改善社会公平。第三,运用宏观经济政策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和汇率稳定、平抑经济波动,防止通胀和通缩以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实现充分就业。 由此可以看出,在尊重和遵从市场机制的基础要素和基本原则之平台上,用好那只悬在市场上空的政府监管之“看得见的手”,才能使中国通向更成熟、更规范,更富有创新精神的市场体制之路。 经济学理论论文:试论再思发展经济学理论 摘要:人类的期待日益增加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普遍性特征,人们的期望增加超过了社会满足期望的能力几乎是一条人类行为的规律。如我们所知道的,现代性的一个伟大的理智转折就是用进步的观念取代了社会变迁的周期性的观点。人类进步被设定为:如果不是不可避免的,至少是高度可证实的;它同时还被设定为总是有条件的,并且也是连续的。 关键词: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 正文:解释经济发展的最着名理论是经济自由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不发达学说。经济自由主义和经典马克思主义都赞成世界经济二元论,他们把世界经济的发展看作为经济增长从发达国家向传统经济国家转移的过程;欠发达国家被纳入到扩大中的世界经济里,通过贸易技术和投资的流动,从传统经济改造为现代化经济。 一、自由主义对经济发展的观点 按照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世界经济是经济发展中的有益因素,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往往有利于后者;通过贸易、国际援助和外国投资,欠发达国家经济获得了出口市场、资金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是本国经济的有效组织。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发展要求排除政治和社会对市场体系的功能和效率的阻碍,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许多要素已从世界经济中发达的中心地带扩散到外围的欠发达国家,这种扩散的速度和方向取决于下面一些因素:经济要素的国际流动;对外贸易的数量、条件和构成;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从长期看,市场力量的运行会使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经济水平、实际工资和要素价格趋向同等;而经济发展的基本障碍在于欠发达国家内部:仅能维持温饱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太大,技术教育不足,储蓄倾向低下,财政制度薄弱以及最重要的是政府政策的效率低下;一旦这些障碍消除,市场开始有效地运行,那么一国经济就会开始摆脱落后状态。 阿瑟•刘易斯认为,假如一国的经济具备三个简单的成分——足够的雨量、中等教育体系和敏锐的政府——就可以发展。问题不在于穷国为什么穷,而是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所说的,为什么若干国家已经克服了发展的障碍,改造了自己,并且通过适应变化中的经济条件使自己富裕起来。已有的答案是,卓有建树的国家使市场的发展不受政治干预的妨碍。政治腐败、寄生性社会结构和官僚结构、偏向城市和奉行经济民族主义孕育了不适当的公共政策。 二、经典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发展的观点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世界范围的一种动态性、扩张型经济进程;通过帝国主义扩张,它最终会包容整个世界,使所有社会采用它的商品生产方式。而当社会过渡和资本积累的任务完成后,资本主义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将让位于它的继承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 当马克思把注意力从欧洲大陆转向亚洲、中东和其他地方时,他发觉他的理论不适用于欧洲以外的国家;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不存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阶段,而且,这些文明社会似乎缺乏社会变革的内部机制。马克思认为,它们在历史上是停滞的,没有能力向前发展;尽管帝国主义是邪恶的,马克思认为它也是一种进步力量。 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是它发展了世界,而不是使世界不发展;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扩张时播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从而破坏了自己的地位。 三、不发达理论的观点 所有不发达理论的实质性内容是: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井然有序地运转着,使欠发达国家经济畸形和得不到发展。黑非洲、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在经济上和技术上继续处于依附地位;他们继续出口商品和原材料以换取工业品,许多国家已遭受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渗透。这些国家中有一些不是进入更高的经济发展阶段,而是实际上在食品、资金和现代技术方面增加了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不发达理论把这种形势归咎于外部世界经济,而不是归咎欠发达国家本身。 一个正在建立中的神话不是一个可验证的命题,它是一种传说,一种历史哲学,是寻求提供一种框架。如果我们要想取得有意义的进步,那么我们必须把主导性的神话置于重要地位,并要公开地检验这些神话,而不是把它们藏匿于一种非实在的、科学性的掩饰之后。 关于现代世界的基本传说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建立起来了。这个基本的传说就是:很久很久以前,欧洲曾是封建社会,处在黑暗的岁月。绝大部分人使农民。绝大部分农民受拥有很多土地的地主的统治。通过一些进步,中间阶层出现了,并成为市民。新观念出现或者再现了。经济生产在扩大,科学技术在繁荣。最后,这一切带来了一场“工业革命”。伴随着巨大的经济变化的是政治变化。资产阶级在进步的扩展中、在自由的氛围中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了贵族统治。所有这一切变化是一起来的,然而它却不是在每个地方同时发生的。一些国家较其他国家率先实现了发展。长期跑在前面的英国是受宠的候选者;世界经济中受英国霸权的保护得以发展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另一些国家较为“落后”或欠发达。但是,既然给定了这一基本的乐观主义态度,那么就没有必要绝望,因为落后的民族只要模仿前面的或进步的民族,就能够品尝到同样的进步果实。 留意19世纪知识界的几大争论,那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些争论包括: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等等。所有各方都将上述基本传说作为可信赖的事情予以接受;他们仅仅是出于政治行动的考虑,才对这个精心组织的神话及其各种涵义有所争论。自由主义者是那些对作为人类自由使者的中产阶级的崛起表示庆祝的人,他们提倡将人类进步的福利扩展到那些被认为是落后的群体和国家中去。保守主义者是那些对贵族统治的衰落表示遗憾的人,他们争辩的是个人主义不等于自由,只不过是对巧取豪夺的一种许可。自由可在传统和权威的复原中找到。马克思主义也相信中产阶级的崛起和贵族统治的衰落。他们赞同自由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是人类自由的使者,但同时也论证了,如保守主义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的自由是对巧取豪夺的一种许可。 当我们谈到一个历史系统中的危机,不是指系统内的一个危机性困难,而是指系统的结构扭曲如此之大,以至于仅有的可能的结果就是系统的消亡。什么是这个历史系统危机的结构渊源?概括地说,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济挤压、政治挤压和意识形态挤压。 经济挤压可以还原到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的两大基本矛盾。其一为:一面是每位业主竭力通过减少成本,使竞争极大化来获得利润;另一方面则是如果存在非充足有效的世界需求,那么就有在一个扩张和竞争的世界经济中实现利润的不可能性。第二个矛盾是由生产的无政府主义所引起的,其结果是对于一个给定的、作为竞争者的业主,其投资往往陷入他或他作为一个阶级成员的对立方向上。当然,两个矛盾是直接相关的。 经济挤压必然也要产生一种政治挤压,将在不论是国家间的还是国内的上层中产生激烈的内在矛盾。这种局面还被如下的事实所恶化,即因为“在上层”分配的增加,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强烈的恳请者会进入世界人口的那部分之中,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分享世界的剩余价值。 如果像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主导意识形态所宣称的那样,差别的鸿沟已消除是真实的,那么,大家就很难理解世界上还存在什么反体制运动的群众基础。人们关注的事实是:增长率并非如此之快,而是如此之慢。结果是大家所熟悉的。 经济学理论论文:发展经济学理论发展纵览 摘 要 现代经济发展理论,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二战后,伴随着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如何从不同的研究对象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用于指导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成为经济学界的一大任务。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 关键词 发展经济学 发展中国家 经济发展 发展经济学是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的一门新兴学科。其发展历程大致如下: 一、早期萌芽 经济发展思想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早期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创始人威廉·配第提出的从事农业的人数伴随着经济的增长比起从事工业的人数会相对的减少的“配第-克拉克命题”。亚当斯密对社会财富和产出的严格界定和针对性的提出经济增长的前景等,这些都可以视作发展经济学发展的肇始。 二、奠基、发展与兴起 虽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200多年,但是发展经济学真正受重视却是二战以后。1948年对于发展经济学来说是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哈罗德和多马提出将短期的、静态的凯恩斯经济周期学说长期化、动态化为经济增长模式,被人们认为开当代经济发展理论的先河,是发展经济学的第一个里程碑。 三、演变阶段 自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就主流发展演变阶段来说,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惟资本化、惟计划化和惟工业化。在这一阶段,发展中国家发现发达国家拥有的最大共同点是普遍实现了工业化,因此众多发展中国家将实现工业化作为提高商品劳务生产水平、改变在国际分工贸易中不利地位、提高国民收入水平的必由之路。 第二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因为上一阶段极力推行工业化,忽视农业发展导致在这一时期部分负面效应显现。上阶段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将全部身心倾注于工业化的问题,所以“绝对贫困”问题未受到重视。这一阶段,“人类的基本需要”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一看法被广泛接受。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伴随着美国里根政府的上台和英国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保守势力执掌政府,新古典主义和倡导自由市场经济力量的经济理论政策又重新被提倡。在这种背景下,前一阶段的经济发展问题可以归咎于不完善的市场结构和不当的价格政策,过于活跃的政府干预和死板的计划经济政策等。 第四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伴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当今世界日益全球化,生产力极大地提高。然而,发展中国家虽然纵向相比获得了很大的进步,可是横向与发达国家相比,其差距反而是越拉越大,在高新技术方面表现的尤为明显。 第五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在这一阶段,又出现了对上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政策的反思和修正,以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为指导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改革和发展中遭受严重失败而使得新自由主义备受质疑。 四、体系形成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苏联解体这一标志着市场经济完胜的事件,发展经济学遭受了近20年的悲观论调。然而,经济问题的出现总是促使经济学家去探寻问题的解决之道。在这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的外部环境以及学术领域发生了以下几个变化: 首先,人们对于经济发展的态度和看法发生了改变。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后,人们开始反思在以前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对于传统的将经济增长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标志,人们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和评判。这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核心是既满足当代人的发展,同时也要不损害后代人发展的能力。这种发展是建立在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持续能力的基础上,旨在追求长期永续的发展。 其次,新制度经济学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人们原有的发展观中极度强调市场经济的作用,不顾一切追求高的经济发展速度。然而事与愿违,那些片面追求高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末也遭遇了经济发展停滞或不尽理想的境地。这时,部分经济学家提出鉴于经济的外部性和信息的不完全性,经济中不光存在着政府失灵、计划失灵的问题,同样还会出现市场失灵的问题。以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强调一切依靠市场来解决问题的思路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的制度实际上包括一系列制度规则、规则发挥作用时的特 点,以及在执行过程中人们相互作用的行为规范。 再次,内生增长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应用。其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正是有这些新理论的指导,广大发展中国家又找到了一条新的发展路径与方法。这些新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的运用,标志着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成熟。纵观整个发展经济经济学发展史会发现,在发展经济学成熟后期,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发展经济学看作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应用。 如今无论是理论发展,还是分析方法,发展经济学都有着进步和发展。理论方面如竞争性均衡的经济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等;应用方法和分析技术方面,如均衡方法、经济计算和平衡分析及实证研究等。发展经济学至此已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学科,同时也变成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进行指导和研究的科学。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宪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启迪 内容摘要: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宪法是法治的基石,市场体制的孕育成长需要宪政制度的协调配合。将视野局限于政治宪法、过于注重定性分析的传统宪法学理论显然不能适应经济建设与宪政建设同步发展的要求。在西方学术界,正式将经济学和法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努力,始于本世纪20年代的制度经济学;到70年代美国法学家波斯纳吸收经济学家科斯等人的成果,创立了法律经济学;从宪法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把经济学与宪法学联系起来研究,则始于以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回顾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有助于宪法学关注经济宪法,借鉴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宪法问题,实况宪法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与研究方法的更新,走向经济宪法学。 关 键 词:宪法学,经济宪法,经济学 经济学关注政治、法律问题,法学注重相关经济因素,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学术传统。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紧密关联,学科理论高度综合化的条件下,总结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过程,对于更新宪法学理论与方法,实现经济宪法学理论创新,是很有意义的。 一、法学与经济学交汇中的宪法理论 把政治、法律和经济联系起来思考的最初尝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墨翟等古代先哲。到了近代,亚当。斯密率先结合政治和法律制度分析经济发展,从而开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1]。美国实用主义法学家霍尔姆斯大法官在19世纪末曾预言:未来的法律属于研究统计学和经济学的人们[2]。这些早期探索已经昭示着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交融的前景。 在法学与经济学相互融合的过程中,经济学家在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方面充当了理论先导。法学家则提供阵地扮演了组织者的角色,并将两个学科的结合引向系统化。 (一)旧制度经济学的领域拓展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全面暴露了市场体制的缺陷,动摇了人们对“看不见的手”的信念。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经济活动与法律事务的关系更加密切,经济学开始向法学渗透,形成了以美国经济学家康芒斯等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主张“法制居先于经济”,明确地将财产权和法律制度纳入经济学范围,宪法在其中也受到重视。康芒斯认为,法院对经济利益冲突的调节“系根据宪法上关于合法程序、保护财产和自由以及平等的法律保障这几方面的条款来行动的”,制度经济学试图把“法律制度配合到经济学里面,或能配合美国司法机构所采取的这种根据宪法的路线”[3].制度经济学虽然通过把宪法和法律纳入经济学范围实现了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但由于未能更新研究方法。以致法律与经济的结合显得随意而松散,宪法问题也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更新 根据研究法律制度的需要更新经济学方法的任务。是由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学派完成的。1960年科斯在《法与经济学杂志》发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提出后来被称为“科斯定律”的基本思想:如果市场交易是无成本的,则权利的界定对经济效率没有影响;但事实上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因而权利的初始界定必然影响经济制度的运行的效率[4].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费用为理论基础,以财产权为逻辑起点,全面考察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为对法律制度进行经济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更新了经济学研究方法。该学派对宪法与政治已有一些探讨,以道格拉斯。诺斯和哈罗德。德姆塞茨的分析最有代表性。 诺斯在研究制度变迁时十分注重作为基本制度规则的宪法,认为宪法的“目的是通过界定产权和强权控制的基本结构使统治者的效用最大化”[5].其目标是:建立财富与收入分配方式;为竞争界定一个保护体制;设立执法体制的框架以减少经济部门中的交易费用。诺斯指出:“离开产权,人们很难对国家作出有效的分析。”[6]他运用产权理沦研究国家,提出了“新古典国家理论”,认为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因而应对产权结构造成的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负责。国家有三个特征:一是为取得收入而提供“保护”和“服务”作为交换;二是为使收入最大化而为每个不同的集团设置不同的产权;三是面对其他国家或国内潜在统治者的竞争。因而国家有双重目的,既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总产值最大化以增加国家税收。这两个目的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对抗,就成为国家兴衰的原因。 德姆塞茨用科斯定律研究民主政治,指出:“当政治竞争的功能完好无缺时,个人对从事政治活动的偏好不再与民主制度有较大的关系”[7].但是,了解政治和候选人情况需要信息费用,投票者个人不能决定政治结果,因而不愿进行政治投资。所以民主是不完全的,其中“少数人有权力去影响政治结果”[8]。这就为政党、政治投机、利益集团和政治垄断提供了一种解释。但新制度经济学忽视法律的自身价值,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财产法、契约法和侵权法方面,对宪法的研究显得粗略。正如美国国际开发署经济政策与制度发展问题专家诺曼。尼称尔森所说:“宪法秩序还是制度分析中关于运行改进的对策中最不清晰的一块。”[9] (三)法律经济学对宪法的经济分析 与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几乎同时出现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直接导源于实用主义法学,其重要倾向之一就是“强调经济学”[10]。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率先为法律专业的学生开设经济学课程,聘请经济学家执教。1958年,经济学家迪莱克特教授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创办《法与经济学杂志》,从而为新制度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但是,直到70年代以前,法学家们在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领域并无很大的理论建树。 1973年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波斯纳的巨著《法律的经济分析》问世,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局面,标志着法学与经济学进入了全面系统化的双向融合阶段。波斯纳的经济分析不仅包括了普通法中的财产法、契约法、侵权法和刑法,也包括了政府调节市场、商业组织与金融市场、收入与财富分配等方面的法律以及程序法,宪法和联邦制也成为经济分析的对象,从而形成了法律经济学的庞大体系。 在对宪法所作的经济分析中。波斯纳认为:“宪法解释比一般法规的解释更灵活这条原则,表明变更宪法的成本要高于变更一般法规的成本。”[11]宪法在州与联邦之间、联邦政府内部分权,是为了提高改变宪法条文的成本,而对个人权利的宪法保护与此不同,是为了增加剥夺权利的成本。在谈及普选制、代议制和分权制时,波斯纳认为,对任何群体选举权的剥夺都会引起该群体的财富向选举中实力强大的集团再分配,选举权的普及将增加财富再分配的难度;由于昂贵的信息费用使民众通过直接民主形式不可能作出明智的决策,代议制可以节省信息费用:“分权制的目的就在于防止对国家强制性权力的垄断”[12],这种垄断形式的成本可能高于其他一切垄断形式。此外,波斯纳还就经济正当程序、联邦制的经济属性、种族歧视、思想市场等宪法问题作了专章阐释,颇有新意。 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对宪法问题的分析虽然比新制度经济学更加具体深入,但仍谈不上全面、系统和深刻的研究。而且,波斯纳以财富最大化目标和效率价值取代宪法的其他重要价值,因而据此得出了一些错误的结论。如在种族歧视问题上,波斯纳针对著名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提出,法院应该要求南部各州为黑人教育提供更多经费作为保留学校种族隔离的条件。从而把种族歧视视为可以通过支付一定成本后,如何阻止它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运用其经济和政治权力损害公众?“[13] 对此,公共选择派的答案有两个:其一是从政治上回归18、19世纪的立宪主义立场。布坎南声称,自己的理论是“18、19世纪传统智慧精华部分的表达和再现[14]”。公共选择以社会契约论和个人主义为政治信条。崇尚民主、平等、自由、公平和个人权利的宪法价值观,认为宪法须适应民主的要求,民主应有宪法保障。其二是,从经济上复兴亚当。斯密倡导收支平衡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把“限权政府”的要求重点放在限制政府经济权力方面。布坎南批评凯恩斯主义把家庭肆意挥霍的愚蠢行为当作国家理财的明智之举,主张国家和家庭一样需要节俭和量入为出[15]。因此。公共选择学派主张制约政府征税、财政和货币方面的权力,实行预算平衡。 公共选择自60年代出现以来,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实践和理论影响。自70年代开始,布坎南等人亲身参与倡导、草拟和讨论宪法修改建议,展开了宪法改革运动,在部分州获得了成功。到80年代,平衡预算与限制征税的宪法修正案草案得到了里根政府持续的支持,通过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审查并被提交国会两院审议。该草案虽然于1982年秋被国会否决,但它在公众中的影响仍然长期存在。已有一些州吁请召集制宪会议,考虑限制政府的财政支出。从理论上看。新制度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的宪法与政治分析乃至一般宪法学和政治学理论,都受到公共;选择的影响,正统的西方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地位。应当承认,公共选择学派对宪法价值的重视、对宪法克服政府缺陷的功能分析、对集体行动的研究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一定的实际意义。但在运用理性经济人假定和主观价值论时则走向极端,甚至把公平税赋与个人或群体脱离共同体的自由联系起来,则是不可取的。而且,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具有高度的综合交叉性,包括了财政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和宪法学等诸多学科,在内容上相互交错,并没有一个完整、系统而一致的“宪法经济学”体系。 三、挑战与回应:走向经济宪法学 经济学在宪法领域的开拓和渗透,法学对经济学方法的吸纳,已经对传统宪法学理论形成挑战。宪法学不得不面对挑战。创新理论,走向经济宪法学。 (一)宪法学对经济研究的初步尝试 有人考证,“经济宪法”问题是由德国宪法学家f.伯姆最先提出的。目前,在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经济宪法”已经成为学者们公认的宪法学范畴,并受到专门的研究,经济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正在形成[16]。 在我国,宪法学理论一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对宪法和法律的基本观点就是经济的观点,对宪法的经济研究本应成为我国宪法理论的优势,但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对宪法的经济观被教条化。宪法的经济研究长期不受重视。直到1992年以后,宪法学界才对宪法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恢复罢工自由等与经济关系最为密切的宪法问题进行探讨,有的学者还提出了经济宪法的概念,开始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宪政和公民权利保障[17]。这些探索显然是很有价值的,但还只是初步尝试,总的说来,表现出泛泛而论甚于深入具体思考,感性认识多于理性分析的弱点,尚未进入拓展研究领域、更新研究方法的阶段。 (二)经济宪法学:宪法学的视角转换、领域拓展和方法更新 首先,要正确估价并利用经济学与宪法学各自的相对优势。经济学面对生产、交换和分配领域内普遍存在的数量关系,成功地将数学工具运用于人类行为与制度分析,因而“获得了其他社会科学无与伦比的技术上的优势”[18]。经济学利用这种优势完善了实证分析方法。构造许多理论分析模型,因而得以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扩张、渗透和入侵,人们形象地称之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有趣的是,“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向在部分法学家身上表现得比经济学家明显得多。这些法学家不仅全面采信经济学,而且以效率概念取代正义概念,试图把传统的法律概念从法学中剔除掉,波斯纳代表了这一极端。另一方面,“不少传统的法学家瞧不起分析法律的经济学家的工作,却又因之忐忑不安。他们常常还没有弄懂经济的方法就试图反驳经济方法”[19]。著名法学家德沃金代表下全面否定经济分析的另一极端,[20]他的“法律帝国”与波斯纳的“经济帝国主义”适成对照。 笔者认为,对经济学在技术与方法上的优势视而不见。简单拒绝它们对宪法的分析价值,或者全面采信经济学来替代宪法学,都是不可取的。前者可能使宪法学丧失自己的阵地,失去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力;后者忽视宪法价值,终将削弱宪法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节能力。因此,经济宪法学应当正视经济学在研究方法和技术上的优势,并予以吸收和采纳,使宪法学面向宪政建设、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实践,研究社会经济关系的宪法调整,摆脱单纯的条文注释和把目光盯在书面宪法上的局限性。同时,宪法作为根本法,是法律价值的集中体现,系统地确认了秩序、公正、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和人权等法律的基本价值,宪法学在对这些价值的规范研究方面具有优势。应继续拓展和深化这种研究,弘扬宪法的理想。可以说,经济宪法学就是要在坚持宪法理想的前提下,促使宪法学的视角从书面宪法向现实宪法转变。 其次,拓展宪法学的研究领域,在市场、个人与国家的动态关系中把握宪法。宪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市场与民主的联系,从多方面估量,乃是一个惊人的历史事实[21]。 同样,平等、自由、人权、法治既不是个人主观愿望的结果,也不是来自政府掌权者的恩赐,而是内生于市场的价值机制、竞争机制的供求规律之中。不理解市场经济与宪法的关系,就不能理解市场,也不能理解宪法。 布坎南曾把当代社会面临的挑战说成是政治和制度方面而不是经济方面的挑战,是不全面的。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的看法更为中肯,他说:“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政治性的。[22]传统宪法学理论把宪法视为公法,宪法学眼中只有政治宪法,应当说是片面的。事实上,宪法不仅授予并制约公共权利,同时也确认、保障并限制私人权利,我们只能把宪法视为一切法律的母法。 因此,在经济学把政治、宪法作为自己研究领域的同时,宪法学也应向经济方面拓展。研究市场关系、市场机制及其对宪法的影响,形成经济宪法的理论。 再次,更新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传统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单一而片面,只讲定性分析和规范分析,忽视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定性分析被简化为揭示宪法的阶级性,规范分析被局限于宪法条文注释,因而难以说明复杂的宪法现象。 经济宪法学应继承和发展宪法学的现有研究方法,同时采纳经济学提供的新的研究方法与技术。定性分析应从宪法多层次的属性着眼,说明宪法的经济属性以及经济属性与法律属性和政治属性的关系,阶级性只是政治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宪法领域也存在着大量的数量关系,选举制度、个人与集体、重大利益与一般利益等等都需要进行定量分析。经济宪法学应从经济学中借鉴定量分析的方法与技巧。在运用规范分析方法时,应摒弃简单的条文注释。在对宪法现象进行价值判断时,必须把宪法价值与市场经济的机制联系起来分析。同时。宪法具有特定的经济功能,能够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宪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要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来说明。实证方法不等于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思潮的势头在当代已开始衰退。但实证分析方法并不因此而丧失其运用价值。此外,经济宪法学应广泛运用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资源的稀缺性和外部效应等基本假定,引入成本收益分析;均衡分析等经济学基本方法。以及效率价值,全面研究宪法及其与经济的关系,着重考察经济制度、经济权利和经济权力等经济宪法现象。 总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依法治国,必须注重宪政建设,在理论上“注重对宪法进行经济学论证或者说对经济进行宪法学论证”[23]。经济学与宪法学对各自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使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交叉与融合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经济宪法学的产生乃是这一历史过程的逻辑结果,是宪法学对经济学挑战的积极回应。 经济学理论论文:基于“行为经济学理论”的旅游者行为分析 摘 要:传统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主要是进行定性的分析,将各个因素进行框架分析,而对旅游者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深度不够。借助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从旅游者的心理活动角度入手,注重旅游者的心理变量分析,应用前景理论和心理账户分析旅游者行为,充分考虑了情境因素和体验因素,使得关于旅游者的行为分析更加细化和接近现实生活。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旅游者行为;前景理论;心理账户 所谓旅游者行为,是在旅游者意识支配下产生的,是旅游者心理活动的外在表现。而旅游者行为贯穿整个旅游活动的全过程,反映了旅游者购买和消费旅游产品的心理过程和特征[1]。因此,要正确分析和预测旅游者行为,必须对旅游者的心理活动进行相应的分析。 旅游者行为是由旅游者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所决定的,要受到许多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因此,在分析旅游者行为时,必须充分考虑影响旅游者心理的各种因素及其各自的影响程度。传统分析方法过度强调旅游者的理性,对于一些旅游者行为的解释不准确。这就需要在研究旅游者心理决策过程中更注重情境因素和体验因素,关注对旅游者心理变量的分析[2]。 一、传统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的缺陷 (一)传统旅游者行为的分析方法 1.国外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 国外传统的旅游者行为分析的理论是建立在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上的,一般采用定量分析,所采用的分析方法是利用研究自然科学和人类行为合理性范式的实证主义的模型。这种方法到目前为止仍然在旅游者行为研究方面占主流,具有代表性的是:克朗普顿模型,莫提荷模型和伍德塞德模型[2]。这些模型是将旅游者的行为过程进行概括,绘制行为流程图,从而将概念框架简化为更具操作性的旅游者行为模型。 2.国内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 国内旅游地理学学者对旅游者行为的研究是定性分析了感知环境、最大效益原则和旅游偏好是如何影响旅游者决策行为的[4]。在研究分析方法上,运用普雷德的旅游者决策矩阵分析了城市居民对旅游目的地的感知机会和可达机会[5];利用旅行距离决策模式分析了中国城市居民到访率在空间上的分割[6]。 国内旅游经济学学者认为,旅游者行为的基本模式是旅游者行为的刺激—反应模式。这一模式是描述旅游者行为在各种刺激因素的作用下,通过旅游者“黑箱”的中介作用过程,产生一定反应行为的全过程,并应用无差异曲线及预算线,建立旅游者效用分析模型进行分析和比较旅游者行为[1]。 (二)传统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的缺陷 传统旅游者行为分析模型是进行定性的框架分析,难以论证一些诸如情绪和感觉的作用等重要问题,只能进行影响旅游者行为因素种类和影响方式的分析,不能明确具体因素影响旅游者行为的程度。而且传统分析方法认为影响旅游者作出决策的某些因素是可以替代的。这些问题使得我们需要引入一种更注意情景因素和体验因素的观点,不仅要关注对旅游者心理变量的分析,而且还要注意到旅游者是怎样形成认知、情感判断、意图、实践和游后评价。 二、行为经济学及其行为分析方法介绍 (一)行为经济学的基本思想 行为经济学是以人类行为作为基本研究对象的经济理论, 借助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它对个体和群体的经济行为特征进行规律性的研究。它有效借助于可控试验、调查等方法以现实为基础来构造理论,在对主流经济学的假设现实化的基础上提出人的行为的非理性,通过实证方法验证传统理论的有效性,同时建立能够正确描述人类行为的研究框架和经验定律[7]。 (二)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1.前景理论 前景理论认为,在人们的选择过程中存在两个阶段:初始阶段描绘和刻画行动,结果和可能性,随后是评价阶段。在决策的描绘和刻画阶段,人们会运用各种各样的编辑方式来简化问题,合并事件或结果,并去掉那些共同的部分等等[8]。 2.心理账户 按照经济规则,金钱不会被贴上标签,它具有替代性。但在心理账户中,金钱却被归于不同的账户类别,不同类的账户不能互相替代[10]。所谓心理账户就是人们在心理无意识地把财富划归不同的账户进行管理,不同的心理账户有不同的记账方式和心理运算规则。由于心理账户的存在,使人们在行为决策时常常偏离基本的“经济人”理性原则。 心理账户对人们的决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由于心理账户的影响,人们在决策时,常常在心理上为各种活动划出一个名义界限,虽然界限是名义上的,但界限相互之间的内容通常是不能代替的。如果目前的决策与沉没成本归于同一账户时,人们就会考虑沉没成本[10]。 心理账户提供了一种事前和事后不同方向的分析[10]。因此,在分析行为的时候,要充分考虑情境因素。 三、行为分析方法在旅游者行为分析中的应用 (一)应用前景理论分析旅游者行为 旅游者在进行旅游之前,会对这次旅游有一个预期的期望值,在旅游者进行决策的描绘和刻画阶段,这个预期的期望值就构成了前景理论中的参照点。由于旅游者收集的资料及其本身的因素影响,每个旅游者最后形成的期望值是不一样的,因此各自的参照点的选择也是不同的。 旅游者在决策的描绘和刻画阶段中,会分析和比较几个备选的旅游目的地各自的期望效用,然后同旅游者预期的期望值进行比较,得出具有最大效用值的那个目的地作为最后的旅游选择。例如,两个旅游者,小王和小李,小李喜欢自然风景,因此在香港和九寨沟的选择比较中,九寨沟就是对于小李具有最大效用的选择。而小王喜欢城市景点和购物,则香港对于小王来说是更好的选择。 在旅游结束后,即评价阶段,每个旅游者的真实旅游感受是不同的,将其感受与参照点相比较,可以准确地得出其价值函数是获利还是损失,算出其感受程度,进行定量分析和横向比较。比如,小李和小王都去了香港,因为小李更喜欢自然风光,因此就对这次旅游期望不高,而香港的城市风光给他很好的印象,他玩得很愉快,相对于他的参照点,他赢利了,因此他对这次旅游评价很高。小王却乐于城市景色和喜欢购物,对这次旅游期望很高,由于在旅游过程中安排的购物活动不是太贵就是物品没吸引力,她没买到合适的商品,相对于她的参照点,她亏损了,所以她对这次旅游评价不好。这就充分地解释了不同旅游者的同一次旅游对同一旅游地的不同的旅游感受。 (二)应用心理账户分析旅游者行为 旅游者作出旅游决策时,旅游者本人的收入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认为,来自不同心理账户的收入,对其作出旅游决策的影响是不相同的。由于不同的账户的边际消费倾向是不同的,这将影响旅游者所作的决策。在实际研究中,应考虑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使研究更贴近实际。 心理账户导致了人们在评估收益和损失时,是依据相对值而不是绝对值。假设游客小张准备游览一个景点,他花30元钱买了票,没马上进去,而是去买饮料了,等他回来准备进景区时,发现票掉了,他会再买一张票进去吗?此时,小张有很大可能就不会再买一张票了。而假设小张是在到景点门口的时候,发现自己刚刚掉了30元钱,他还会买票吗?此时小张是有很大可能会买票的。这是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买第二张门票的30元钱与第一张票的30元,被记入同一账户,这导致成本变成60元,多数人认为成本超过预算太多变得不可接受。相反,在第二种情况下,现金的损失没有被记入游览账户,而记入另外一个账户,因此,只是导致多数人认为自己穷了一点,而不会感觉到看风景的成本过高。 四、结论与讨论 在研究旅游者行为这一问题中,利用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充分考虑了旅游者在决策过程中和旅游后评价过程中的体验因素和情境因素,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有效地结合起来,将旅游者的理性趋利性和价值感受性统一于正常个体当中,可以定量的分析旅游者的心理感受,使得研究细化,有助于解释旅游者行为中的复杂现象,使结论更加贴近现实生活。 由于行为经济学本身的发展还不充分,理论和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在研究中还有各方面的问题,利用这一分析方法解释旅游者的行为得出的结论还应该再进行检验。行为经济学方法中的主观的因素过多,进行重复实验也不好掌握,利用这一方法得出的结论的解释力度有欠缺。 总之,借助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分析方法,对旅游者的行为研究是一个促进,为旅游者的行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研究中充分重视旅游者的心理感受。随着行为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完善,用其来对旅游者行为的解释必将更加准确。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宪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启迪 内容摘要: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宪法是法治的基石,市场体制的孕育成长需要宪政制度的协调配合。将视野局限于政治宪法、过于注重定性分析的传统宪法学理论显然不能适应经济建设与宪政建设同步发展的要求。在西方学术界,正式将经济学和法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努力,始于本世纪20年代的制度经济学;到70年代美国法学家波斯纳吸收经济学家科斯等人的成果,创立了法律经济学;从宪法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把经济学与宪法学联系起来研究,则始于以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回顾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有助于宪法学关注经济宪法,借鉴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宪法问题,实况宪法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与研究方法的更新,走向经济宪法学。 关 键 词:宪法学,经济宪法,经济学 经济学关注政治、法律问题,法学注重相关经济因素,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学术传统。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紧密关联,学科理论高度综合化的条件下,总结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过程,对于更新宪法学理论与方法,实现经济宪法学理论创新,是很有意义的。 一、法学与经济学交汇中的宪法理论 把政治、法律和经济联系起来思考的最初尝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墨翟等古代先哲。到了近代,亚当。斯密率先结合政治和法律制度分析经济发展,从而开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1]。美国实用主义法学家霍尔姆斯大法官在19世纪末曾预言:未来的法律属于研究统计学和经济学的人们[2]。这些早期探索已经昭示着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交融的前景。 在法学与经济学相互融合的过程中,经济学家在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方面充当了理论先导。法学家则提供阵地扮演了组织者的角色,并将两个学科的结合引向系统化。 (一)旧制度经济学的领域拓展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全面暴露了市场体制的缺陷,动摇了人们对“看不见的手”的信念。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经济活动与法律事务的关系更加密切,经济学开始向法学渗透,形成了以美国经济学家康芒斯等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主张“法制居先于经济”,明确地将财产权和法律制度纳入经济学范围,宪法在其中也受到重视。康芒斯认为,法院对经济利益冲突的调节“系根据宪法上关于合法程序、保护财产和自由以及平等的法律保障这几方面的条款来行动的”,制度经济学试图把“法律制度配合到经济学里面,或能配合美国司法机构所采取的这种根据宪法的路线”[3].制度经济学虽然通过把宪法和法律纳入经济学范围实现了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但由于未能更新研究方法。以致法律与经济的结合显得随意而松散,宪法问题也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更新 根据研究法律制度的需要更新经济学方法的任务。是由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学派完成的。1960年科斯在《法与经济学杂志》发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提出后来被称为“科斯定律”的基本思想:如果市场交易是无成本的,则权利的界定对经济效率没有影响;但事实上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因而权利的初始界定必然影响经济制度的运行的效率[4].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费用为理论基础,以财产权为逻辑起点,全面考察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为对法律制度进行经济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更新了经济学研究方法。该学派对宪法与政治已有一些探讨,以道格拉斯。诺斯和哈罗德。德姆塞茨的分析最有代表性。 诺斯在研究制度变迁时十分注重作为基本制度规则的宪法,认为宪法的“目的是通过界定产权和强权控制的基本结构使统治者的效用最大化”[5].其目标是:建立财富与收入分配方式;为竞争界定一个保护体制;设立执法体制的框架以减少经济部门中的交易费用。诺斯指出:“离开产权,人们很难对国家作出有效的分析。”[6]他运用产权理沦研究国家,提出了“新古典国家理论”,认为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因而应对产权结构造成的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负责。国家有三个特征:一是为取得收入而提供“保护”和“服务”作为交换;二是为使收入最大化而为每个不同的集团设置不同的产权;三是面对其他国家或国内潜在统治者的竞争。因而国家有双重目的,既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总产值最大化以增加国家税收。这两个目的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对抗,就成为国家兴衰的原因。 德姆塞茨用科斯定律研究民主政治,指出:“当政治竞争的功能完好无缺时,个人对从事政治活动的偏好不再与民主制度有较大的关系”[7].但是,了解政治和候选人情况需要信息费用,投票者个人不能决定政治结果,因而不愿进行政治投资。所以民主是不完全的,其中“少数人有权力去影响政治结果”[8]。这就为政党、政治投机、利益集团和政治垄断提供了一种解释。但新制度经济学忽视法律的自身价值,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财产法、契约法和侵权法方面,对宪法的研究显得粗略。正如美国国际开发署经济政策与制度发展问题专家诺曼。尼称尔森所说:“宪法秩序还是制度分析中关于运行改进的对策中最不清晰的一块。”[9] (三)法律经济学对宪法的经济分析 与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几乎同时出现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直接导源于实用主义法学,其重要倾向之一就是“强调经济学”[10]。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率先为法律专业的学生开设经济学课程,聘请经济学家执教。1958年,经济学家迪莱克特教授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创办《法与经济学杂志》,从而为新制度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但是,直到70年代以前,法学家们在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领域并无很大的理论建树。 1973年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波斯纳的巨著《法律的经济分析》问世,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局面,标志着法学与经济学进入了全面系统化的双向融合阶段。波斯纳的经济分析不仅包括了普通法中的财产法、契约法、侵权法和刑法,也包括了政府调节市场、商业组织与金融市场、收入与财富分配等方面的法律以及程序法,宪法和联邦制也成为经济分析的对象,从而形成了法律经济学的庞大体系。 在对宪法所作的经济分析中。波斯纳认为:“宪法解释比一般法规的解释更灵活这条原则,表明变更宪法的成本要高于变更一般法规的成本。”[11]宪法在州与联邦之间、联邦政府内部分权,是为了提高改变宪法条文的成本,而对个人权利的宪法保护与此不同,是为了增加剥夺权利的成本。在谈及普选制、代议制和分权制时,波斯纳认为,对任何群体选举权的剥夺都会引起该群体的财富向选举中实力强大的集团再分配,选举权的普及将增加财富再分配的难度;由于昂贵的信息费用使民众通过直接民主形式不可能作出明智的决策,代议制可以节省信息费用:“分权制的目的就在于防止对国家强制性权力的垄断”[12],这种垄断形式的成本可能高于其他一切垄断形式。此外,波斯纳还就经济正当程序、联邦制的经济属性、种族歧视、思想市场等宪法问题作了专章阐释,颇有新意。 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对宪法问题的分析虽然比新制度经济学更加具体深入,但仍谈不上全面、系统和深刻的研究。而且,波斯纳以财富最大化目标和效率价值取代宪法的其他重要价值,因而据此得出了一些错误的结论。如在种族歧视问题上,波斯纳针对著名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提出,法院应该要求南部各州为黑人教育提供更多经费作为保留学校种族隔离的条件。从而把种族歧视视为可以通过支付一定成本后,如何阻止它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运用其经济和政治权力损害公众?“[13] 对此,公共选择派的答案有两个:其一是从政治上回归18、19世纪的立宪主义立场。布坎南声称,自己的理论是“18、19世纪传统智慧精华部分的表达和再现[14]”。公共选择以社会契约论和个人主义为政治信条。崇尚民主、平等、自由、公平和个人权利的宪法价值观,认为宪法须适应民主的要求,民主应有宪法保障。其二是,从经济上复兴亚当。斯密倡导收支平衡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把“限权政府”的要求重点放在限制政府经济权力方面。布坎南批评凯恩斯主义把家庭肆意挥霍的愚蠢行为当作国家理财的明智之举,主张国家和家庭一样需要节俭和量入为出[15]。因此。公共选择学派主张制约政府征税、财政和货币方面的权力,实行预算平衡。 公共选择自60年代出现以来,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实践和理论影响。自70年代开始,布坎南等人亲身参与倡导、草拟和讨论宪法修改建议,展开了宪法改革运动,在部分州获得了成功。到80年代,平衡预算与限制征税的宪法修正案草案得到了里根政府持续的支持,通过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审查并被提交国会两院审议。该草案虽然于1982年秋被国会否决,但它在公众中的影响仍然长期存在。已有一些州吁请召集制宪会议,考虑限制政府的财政支出。从理论上看。新制度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的宪法与政治分析乃至一般宪法学和政治学理论,都受到公共;选择的影响,正统的西方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地位。应当承认,公共选择学派对宪法价值的重视、对宪法克服政府缺陷的功能分析、对集体行动的研究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一定的实际意义。但在运用理性经济人假定和主观价值论时则走向极端,甚至把公平税赋与个人或群体脱离共同体的自由联系起来,则是不可取的。而且,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具有高度的综合交叉性,包括了财政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和宪法学等诸多学科,在内容上相互交错,并没有一个完整、系统而一致的“宪法经济学”体系。 三、挑战与回应:走向经济宪法学 经济学在宪法领域的开拓和渗透,法学对经济学方法的吸纳,已经对传统宪法学理论形成挑战。宪法学不得不面对挑战。创新理论,走向经济宪法学。 (一)宪法学对经济研究的初步尝试 有人考证,“经济宪法”问题是由德国宪法学家F.伯姆最先提出的。目前,在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经济宪法”已经成为学者们公认的宪法学范畴,并受到专门的研究,经济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正在形成[16]。 在我国,宪法学理论一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对宪法和法律的基本观点就是经济的观点,对宪法的经济研究本应成为我国宪法理论的优势,但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对宪法的经济观被教条化。宪法的经济研究长期不受重视。直到1992年以后,宪法学界才对宪法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恢复罢工自由等与经济关系最为密切的宪法问题进行探讨,有的学者还提出了经济宪法的概念,开始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宪政和公民权利保障[17]。这些探索显然是很有价值的,但还只是初步尝试,总的说来,表现出泛泛而论甚于深入具体思考,感性认识多于理性分析的弱点,尚未进入拓展研究领域、更新研究方法的阶段。 (二)经济宪法学:宪法学的视角转换、领域拓展和方法更新 首先,要正确估价并利用经济学与宪法学各自的相对优势。经济学面对生产、交换和分配领域内普遍存在的数量关系,成功地将数学工具运用于人类行为与制度分析,因而“获得了其他社会科学无与伦比的技术上的优势”[18]。经济学利用这种优势完善了实证分析方法。构造许多理论分析模型,因而得以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扩张、渗透和入侵,人们形象地称之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有趣的是,“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向在部分法学家身上表现得比经济学家明显得多。这些法学家不仅全面采信经济学,而且以效率概念取代正义概念,试图把传统的法律概念从法学中剔除掉,波斯纳代表了这一极端。另一方面,“不少传统的法学家瞧不起分析法律的经济学家的工作,却又因之忐忑不安。他们常常还没有弄懂经济的方法就试图反驳经济方法”[19]。著名法学家德沃金代表下全面否定经济分析的另一极端,[20]他的“法律帝国”与波斯纳的“经济帝国主义”适成对照。 笔者认为,对经济学在技术与方法上的优势视而不见。简单拒绝它们对宪法的分析价值,或者全面采信经济学来替代宪法学,都是不可取的。前者可能使宪法学丧失自己的阵地,失去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力;后者忽视宪法价值,终将削弱宪法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节能力。因此,经济宪法学应当正视经济学在研究方法和技术上的优势,并予以吸收和采纳,使宪法学面向宪政建设、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实践,研究社会经济关系的宪法调整,摆脱单纯的条文注释和把目光盯在书面宪法上的局限性。同时,宪法作为根本法,是法律价值的集中体现,系统地确认了秩序、公正、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和人权等法律的基本价值,宪法学在对这些价值的规范研究方面具有优势。应继续拓展和深化这种研究,弘扬宪法的理想。可以说,经济宪法学就是要在坚持宪法理想的前提下,促使宪法学的视角从书面宪法向现实宪法转变。 其次,拓展宪法学的研究领域,在市场、个人与国家的动态关系中把握宪法。宪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市场与民主的联系,从多方面估量,乃是一个惊人的历史事实[21]。 同样,平等、自由、人权、法治既不是个人主观愿望的结果,也不是来自政府掌权者的恩赐,而是内生于市场的价值机制、竞争机制的供求规律之中。不理解市场经济与宪法的关系,就不能理解市场,也不能理解宪法。 布坎南曾把当代社会面临的挑战说成是政治和制度方面而不是经济方面的挑战,是不全面的。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的看法更为中肯,他说:“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政治性的。[22]传统宪法学理论把宪法视为公法,宪法学眼中只有政治宪法,应当说是片面的。事实上,宪法不仅授予并制约公共权利,同时也确认、保障并限制私人权利,我们只能把宪法视为一切法律的母法。 因此,在经济学把政治、宪法作为自己研究领域的同时,宪法学也应向经济方面拓展。研究市场关系、市场机制及其对宪法的影响,形成经济宪法的理论。 再次,更新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传统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单一而片面,只讲定性分析和规范分析,忽视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定性分析被简化为揭示宪法的阶级性,规范分析被局限于宪法条文注释,因而难以说明复杂的宪法现象。 经济宪法学应继承和发展宪法学的现有研究方法,同时采纳经济学提供的新的研究方法与技术。定性分析应从宪法多层次的属性着眼,说明宪法的经济属性以及经济属性与法律属性和政治属性的关系,阶级性只是政治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宪法领域也存在着大量的数量关系,选举制度、个人与集体、重大利益与一般利益等等都需要进行定量分析。经济宪法学应从经济学中借鉴定量分析的方法与技巧。在运用规范分析方法时,应摒弃简单的条文注释。在对宪法现象进行价值判断时,必须把宪法价值与市场经济的机制联系起来分析。同时。宪法具有特定的经济功能,能够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宪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要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来说明。实证方法不等于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思潮的势头在当代已开始衰退。但实证分析方法并不因此而丧失其运用价值。此外,经济宪法学应广泛运用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资源的稀缺性和外部效应等基本假定,引入成本收益分析;均衡分析等经济学基本方法。以及效率价值,全面研究宪法及其与经济的关系,着重考察经济制度、经济权利和经济权力等经济宪法现象。 总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依法治国,必须注重宪政建设,在理论上“注重对宪法进行经济学论证或者说对经济进行宪法学论证”[23]。经济学与宪法学对各自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使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交叉与融合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经济宪法学的产生乃是这一历史过程的逻辑结果,是宪法学对经济学挑战的积极回应。 经济学理论论文: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学术渊源和当代代表 内容提要:国际政治经济学是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以吉尔平的分类,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大理论流派理论来源和近期的一些理论特点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三大理论的分野在于:在政治与经济关系上谁是决定性的,分析的对象是国家、个人还是阶级,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本质特征是什么(是否具有内在冲突性)。文中对目前三大理论流派的主要代表性理论,如吉尔平、克岑斯坦,约瑟夫·奈、基欧汉、卡多佐、考克斯等人的理论进行了一定的介绍。 关键词: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 随着人类经济活动拓展到民族国家之外,经济活动的主体从个人发展到民族国家与跨国的经济和社会组织,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已经不再是民族国家之内的问题,而是一种国际的政治经济现象。对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 传统意义的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从一般的政治经济学中发展而来,都是力求探讨社会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和联系,并吸纳一般政治经济学的众多理论与研究方法。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关注范围更大,“尽管不是完全地,(但)主要是集中于国际行为体(国家、全球公司、国际组织、社会运动等等)间的活动”①。国际政治经济学又不完全拘泥于国际与国内的界限,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国家内部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也可能影响到国际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也对国家内部的政治与经济产生作用。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行为主体主要是民族国家体系内的国家等国际行为体而不是个人,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 国际政治经济学融合了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众多内容,但它不是两者的简单结合,而是在两者基础上的新综合。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经济学与国际政治学的交叉学科,它主要是研究国际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但其中的政治、经济因素不同于国际政治或经济中的纯国际政治或经济因素,还包括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因素,甚至是文化的因素。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自60年代末出现后,近年来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由于这一学科的交叉性,它的理论来源的多样化,研究的角度既有宏观又有微观,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最新的发展还包括文化因素)相混合,其理论分类较为多样。但目前最为人们广泛引用的是吉尔平的分类,即:民族主义(也称重商主义、现实主义或国家主义)、自由主义(也称全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①。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部分,吉尔平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分类应该说是以国际关系理论分类为基础的,与国际关系理论主流分类相一致②,具有相对的包容性。但其自身由于研究内容不完全等同于以政治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关系理论,因而这一分类也有一些自己的特点。 一、民族主义理论传统及其当代代表 1 理论渊源。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是诸流派中最具历史传统的理论。从政治经济学上,它可以追朔到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思想,在政治思想上,它源于修昔底斯、马基雅维里等人确立的政治现实主义传统(这一思想传统由于文章篇幅有限和已有很好文章论及③,这里不再赘述)。另外,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的许多思想也是民族主义理论重要来源之一。重商主义传统 古典重商主义是最早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进行研究的思潮和向当权者提供的政策建议。古典重商主义者如博丹、柯尔培、托马斯·孟等人的思想本质正如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所归纳的那样,是使所有经济活动服从于当权者的国家利益④。古典重商主义者吸收了如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等人的思想,认为正式的权威如果不能节制自我利益的追求,其结果将是残酷的“天然状态”。因此,必须用公共权威来使个人利益转化为普遍利益⑤。古典重商主义是顺应建立现代世俗国家要求的。因而在欧洲新型民族国家初创的一百年间它得到了普遍采纳。但由于它对财富认识上的缺限和在实践中的矛盾性。到了18世纪,受亚当·斯密等人严厉批判;加之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霸主,一时重商主义似乎失去了昔日的光采。 19世纪初前后,重商主义思想又以一种经过改造的面貌出现。汉密尔顿和李斯特是代表。两人都主要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论述贸易保护主义的必要性的。汉密尔顿把国家的经济建设与年轻美利坚的生存和发展联系在一起,强调经济活动的布局与国家的生存息息相关。为此国家必须要“拥有一切必需的供应品”①。这种“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思想的雏形不久又影响了李斯特。李斯特不仅从政治还从经济上较科学地阐述了其重商主义思想。首先他认为自由主义论点是一种静态和短视的学说,忽视了长期的和动态的比较优势和经济利益。其次,李斯特认为自由主义者漠视了国家具有不同于个人这样的经济主体的利益特殊性,国家所处的现实环境和它的历史发展程度决定了国家间的对外经济政策也不可能也不应该一致②。汉密尔顿和李斯特及其以后重商主义思想在西方学术界(主要是经济学)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在国家的决策者中却有着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后起的工业国。 经济学家维纳对重商主义这种带有强烈经济民族主义色彩的理论总结如下:财富对国家来说是实力的基础,不论为了防卫还是为了侵略;实力是国家获取财富并使之成为必要和有价值的手段;财富和实力是国家的两个根本目标,从长远看两者是统一的,但在某些时机为了长远的经济繁荣,国家有必要作出某种经济牺牲③。韦伯的国家社会学对国际政治经济民族主义理论的影响 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也体现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尽管韦伯不否认市场的效能和社会阶级的力量,但国家在韦伯思考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他认为政治与经济存在着互动关系,在领土范围内合法强制手段的垄断使那些当权者具有对敌对社会力量的明显优势;所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既能支配市场又能控制社会阶级,而现代国家的发展依赖于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市场不能脱离国家而存在,国家产生于市场,经济过程又不能远离社会与政治的过程,而是两者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两者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的具体结合④。韦伯的政治经济思想与以往的重商主义在两个方面是相似的,第一,认为民族主义是经济活动的推动力量,经济国际化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强化与外化;第二,把经济活动放入到一个社会和政治是某种限制性或决定性因素和环境中来分析的。另外,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的概念对国家经济利益的决定对后来的民族主义理论微观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理论的特点和代表。 特点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虽继承了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传统和政治现实主义传统。但当今民族主义理论的根基是已经演进的并更加系统化的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他们认为国家对权力与财富的执着追求来源于人的政治动物本性(这一观点最早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摩根索在其《国家间政治》中把它作为国际权力斗争的最终决定因素)或者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哈斯是较早论证了这一点的,后来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将此作为国际政治结构理论基础)。因此,民族主义论者强调国际关系的动力来自于这种国家的政治动物本能或国际政治的独特结构,这也自然地反映到国家经济关系之中。所以,他们认为国际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政治环境和政治结构决定经济关系,或更简单地说是政治决定经济。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论者是从以下三个假设来思考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第一,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主要行为者和分析对象。主权国家是其行为的最高判断权威;其他行为者服从于主权国家,它们之间的相互交往的基础受制于国家权威。同样,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也服从这一法则。第二,民族国家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权力对国家来说既是目的又是实现其他目的手段。这是国家的政治动物本性或国际政治结构的自助性决定的。第三,民族国家是理性。以成本 收益法则行事,但这种收益不是绝对收益而是相对收益。因此,由于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之间对权力与财富的追求不是平行的和相等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互为消长的“零和游戏”,具有相互冲突性①。此外,民族主义论者还认为国际权力分配格局是决定国际经济关系形式和状态的因素。由于民族主义论者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基础来思考国际经济,他们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前途大多是持悲观态度的,强调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现状维护和管理。 在民族主义理论中有两种研究角度。一种强调国际关系权力分配格局或国际政治结构是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基础,它与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联系较为密切,是一种宏观的研究;其理论核心是所谓的“霸权稳定论”②。这种研究具有浓厚的实证主义和历史循环论的特点。另一种重视国内的官僚制度、政治体制、政治特征和利益分配关系对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作用,它的一些研究方法受一般政治学和行政学中的理论影响,如被称为“官僚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受到两方面理论的影响,一是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概念,二是美国组织理论中“非理性”官僚概念③。后一种研究可称为微观研究。这两种研究并不是完全没有联系的,只是各有侧重,宏观研究中也有一定的国内政治因素作用,微观研究中也是以国际政治结构为前提的。宏观理论的主要代表有吉尔平、克拉斯纳等,微观理论的代表有克岑斯坦、艾文斯等。由于微观理论多从国内政治特点来分析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往往带有比较政治经济学成分。 代表作品 在宏观理论中,吉尔平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堪称宏观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在此书中,吉尔平从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规则出发,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循环过程,国际权力政治的现实决定了国家间在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中总是追求“相对领先”,由于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后起的经济强国必然要利用发展起来的经济力量要求获得政治上相应的权力,而衰微的强国必然利用旧的制度权力竭力阻止新兴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上的崛起,维持其原来的政治经济特权,这种新旧势力的较量最终可能是战争,结果是建立新的权力分配格局和新国际经济体制,这种现象周而复始推动国际关系的发展④。 在微观理论中,克岑斯坦的《权力与充裕之间》是较有影响的一本书。书中通过对6个工业化国家国内结构的解释来试图弥补宏观理论过多注重国际和跨国因素而较少触及国内因素的缺限。克岑斯坦认为在面对世界经济的共同挑战中,民族国家的内部结构是产生不同反映的主要原因,离开这一因素,就不能理解国际相互依存与政治战略的关系,国际环境和国内结构共同作用决定着国家的经济对外政策,但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如霸权衰落时,国内的政治结构在决定国家的对外经济战略上显得尤为突出①。 二、自由主义理论渊源与当代代表 1 理论渊源。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国际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经济解释。它是从经济的角度解释国家间合作可能性和必要性。它的理论主要来源于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凯恩斯的政治经济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 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鼻祖当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斯密从个人理性出发,认为以绝对成本差异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在不受政治因素的干扰下将最终导致个人和社会效率的提高、福利的最大化和社会的和谐,从而增进国家的实力和国家间的和平。因此,自由贸易是人类理性的最佳选择,经济不应该受政治机器的干预②。在亚当·斯密之后,李嘉图、穆勒等人发展并改进了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李嘉图以相对成本法则来代替绝对成本法则,这使自由贸易理论更适用于一般的条件,更具普遍性。其次,亚当·斯密的理论在研究方法上是哲学的和整体性的,把政治经济学放在一个道义的和历史的背景下,而李嘉图把理论注意力缩小,但使理论更具说服力,把经济问题和政治与社会问题更明显地分开并提出更为精炼的解释;虽然亚当·斯密的研究主体是个体,但李嘉图比亚当·斯密更明确地为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建立了方法论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的基础,使之可以应用于各种条件下的个体,如国内经济中个人、集团和国际经济中的民族国家经济,并为后来的经济学一直所沿用。 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在其理论中用其自由经济理论来详细阐述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但从其理论的内在涵义中可以看出其国际政治经济观:经济自由主义相信贸易与经济合作是和平的源泉,因为分工贸易下的国家间经济关系是一种“双赢”的游戏,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国家间相互依存的互惠权利,有助于巩固国家间的合作关系,从而对国际间的政治和平与稳定起促进作用③。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影响 凯恩斯与马克思一样,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存在着失衡,并且这种失衡是市场力量所不能解决的,必须依靠政治力量。这不仅在国内政治经济中有着重要意义,对国际政治经济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凯恩斯又一次把“纯经济学”带回了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凯恩斯认为,优先考虑充分就业在一个开放的经济条件下,既受国际经济的影响又影响国际经济。实现充分就业方法之一是扩大出口,但各国都以扩大出口来解决就业问题就又回到了重商主义的道路。如何解决竞争与国际和平这一矛盾,凯恩斯在反思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中各国在贸易上采取“以邻为壑”政策所造成的政治经济恶果后,提出了以国际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样,凯恩斯在国际经济领域中从某种意义上引入了经济宏观管理和协调的思想,他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结构下,建立类似政府在国内经济中所起作用的国际制度是在竞争中促进合作有效途径。这一思想对70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相互依存理论有着很大的影响。 2 当代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特点及其代表。 特点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思维上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性主义思想是一致的。一般都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但他们更重视与这一状态并存的还有有序的国际交往;强调国际关系中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规范对国际社会存在所具有的聚合作用和由此带来的和谐性。因为这是人的内在的理性本质使然,人的这种内在理性本质使人能按照自然的法则,在合理保存和造福自我的同时发挥其固有的群体秉性①。自由主义理论正是从经济上阐述这一思想的,其核心是比较优势法则。自由主义理论按照这一法则,认为国家间的经济交往的加深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总体上对民族国家的“自治”有着一定的削弱作用;并且国家间经济相互交往的加深在利益上造成的“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状态可以促使各国在经济竞争中寻求政策的协调,良化竞争,而不是回到重商主义的“以邻为壑”的相互残杀之中。这种协调可以用一定的制度加以保证和促进,如当今世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等。因此,自由主义者在国家与市场的矛盾关系问题上,更多地倾向于市场的力量,认为国际经济交往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存在可以改造传统的权力政治特性或消融国际政治的冲突性,发展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是实现世界永久和平的重要途径。这种经济决定政治或改造政治的观点是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本质。 自由主义理论也是从三个基本假设出发的。第一,个人是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主要出发点和行为角色,尽管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占重要地位,但社会经济活动的目的最终要归结到个人。第二,个人是理性的和功利(而不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因为个人这种功利是主观自我满足的最高价值水平,是“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弊相较取其轻”的选择的绝对利益的增加,而不是民族主义者的相对利益的领先。第三,个体间的这种利益机会成本间的选择是促进彼此间合作的重要手段,因为这种条件下的经济交往不再是一种“你得我失”的“零和游戏”,而是一种“双赢”的互利。另外,自由主义论者尽管认为国家力量在经济生活中应越少越好,否则会干扰市场的作用和回报,但也主张国家提供某些“公共商品”来为维护市场的自由竞争创造必要的条件,或阻止市场失败②。因此,自由主义论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展是持乐观态度。因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的利益认定不是现实主义者的权力增加,经济交往的结果是彼此经济和福利的增进,进而对国际关系的和谐有积极的作用。 自由主义理论内部在具体的研究上也有一些特点。一种是宏观的自由主义观点,强调世界经济的发展对国际政治的改造作用。在宏观理论中有极端主义的观点,认为民族国家在世界经济一体过程中已经让位于市场,国家主权受到了一些巨治结构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中正在逐步过时,并将其权力转让给更能适应新的国际环境的跨国组织,声称技术和市场的发展使经济消融政治已不可避免①。但更占主流的是吸收国际政治现实主义思想的相互依存理论。另一种是微观理论,它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了国际经济关系对国内政治的改造上,注重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发展对国家内部政治关系的作用上。这种研究也同样具有一定的比较政治经济研究的色彩。但与宏观理论(应该说宏观理论中也有对国内政治的分析,但研究的重点是国际政治特征)相比,影响力较小。 自由主义理论与其他两个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不同的是,它更多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不象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以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为主。 主要代表著作 自由主义理论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相互依存理论。这一领域进行最早研究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库珀。他于60年代末所写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学:大西洋共同体的经济政策》是依存理论最早作品,并使相互依存这一概念普及化。库珀在此书中认为技术进步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经济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传统的比较成本的差异似乎正在消失,贸易利益明显地来自竞争优势;而且全球经济一体化可能阻止了世界市场的均衡,在常规的周期内,未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较之以往可能更加频繁,而且规模更大,鉴于此,库珀采纳了凯恩斯的经济合作思想,提出国际政策协调是在依存世界中唯一能实现各国经济目标的途径,重商主义既会引发失败的竞争又为目前的国际制度所限制②。但他和凯恩斯一样,较少考量国际政治条件是否能促进还是阻碍国际协调,只是假设各国领导应从功利“理性”出发摒弃自私政策,进行政策的协调。 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在70年代中期推出的《权力与相互依存》是相互依存理论中最具影响作品之一。他们认为当今世界相互依存的现实已经使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解释部分失效,应该用一种新的、更全面的理论来补充或替代现实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就是他们称之为“复杂相互依存理论”的理论。这是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理论,但却深入地分析了相互依存的现实对国际权力政治的改造。在书中,奈和基欧汉认为现实主义理论的三大假设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已经不再绝对化了。因此,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传统的一元化领导不可能有效,需要国家间多层次政策协调,使各国特别是弱国都认同国际制度的合法性③。奈与基欧汉此书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理论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对后来的相互依存理论研究起了极大的影响。但它也存在这两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南北关系中的合作基本涉及很少;第二,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论述不够充分。80年代中期由基欧汉所写的《霸权之后》,就是对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进行进一步深入论证的专著。此书是较典型地采用科学研究方法,用博奕理论论证了自私者之间从理性出发也可以在竞争中的进行合作,并认为合作的程度取决于制度的功能①。同样这一著作对南北关系也关注很少。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及其当代的研究 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经济学观。 以政治经济学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研究的基本方法,这一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尽管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些观点上有所不同,但唯物史观作为这一流派研究的理论指南并没有很大的变化,而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分析得出的一些重要结论如剩余价值理论也一直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学研究中重要基础。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的理论 尽管马克思没有对国际层面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进行过系统的表述,但他的思想中也具有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成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制追求,其造成的社会政治结果是:社会再生产的不断破坏和贫困人口的加剧。另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是外向扩展性的,随着商品和资本的输出,资本主义在改造世界面貌的同时也带来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不对称的依赖关系和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统治,并且促进了世界性的阶级联系和发展了世界性阶级对抗的政治结构,这种阶级结构关系使马克思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推翻资本主义,而且这种革命的物质条件也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准备好了。 列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列宁的政治经济学观应该是一种真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它是在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上并结合了当时世界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现状建立起来的,其中吸收了罗莎·卢森堡、希法亭和布哈林等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观。列宁的理论集中地体现在《帝国主义论》这部著作中。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列宁从资本主义垄断时期的五大政治经济特征出发论证了其对外政治经济扩张的必然性,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各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它们在国际上或暂时进行妥协或进行争夺经济资源的战争;无产阶级可以在战争中从最薄弱的资本主义环节夺权,进而实现世界性革命的成功。因为资本主义社会这时不论从政治上、经济上还是社会生活中已经腐朽和没落。列宁的理论在很长时期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的主导理论。 2 战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②。 特点 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尽管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不同见解,但在一些最基本的观点上仍然与经典作家保持着一致。如:认为资本主义创造了财富的两极分化,并且否认个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必然的导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样自由主义的观点,相信资本主义体系作为一个具有内在冲突的体系应该也必然地要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因此,尽管在革命的道路和方式问题上有一定的分歧,但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否定旧制度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合理性,要改造这一体系,建立新体系的革命性没有变化。从具体上讲,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以下几点体现自己的特色: 第一,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仍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占主导地位仍是经济决定政治。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上,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资本的扩张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格局,这种经济格局又决定着世界的政治面貌。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和分析单位是阶级,或者资本和劳动。中心与外围的世界经济结构划分就表现了国际阶级划分色彩。第三,他们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阶级的行为是为了本阶级物质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第四,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不可能是一种和谐的关系,而且在经济成果上必然“你得我失”,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零和”的①。 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集中反映在三个领域:一是对第三世界的贫困和持续不发达的研究;二是对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研究;三是对不断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运动命运的研究②。第一方面是以“依附理论”为主要特征,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既有第三世界的一些学者,也有一些西方的持马克思主义观政治经济学学者;第二方面是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葛兰西学派”为代表。第三方面的内容主要是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的权利和对资本流动的反应与斗争策略的研究。最后这一内容的研究不如前二个方面研究有世界范围的影响(所以下面不做介绍)。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基本上是以宏观为主,除“依附理论”和西方工人运动研究中有些对具体国家和地区的个案研究外,绝大多数都是侧重整体研究。 代表性观点 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输出并没有导致不发达国家工业化程度的加快,是“依附理论”研究的起点。1957年保罗·巴兰在其《增长政治经济学》中首先提出这一问题,并认为:资本从亚非拉地区榨取剩余价值后,并没有把剩余价值用于开发第三世界,而是返回到发达国家,从而造成这些地区的发展停滞③。在这位“依附论之父”的观点基础上,其他学者后来进一步提出各种“依附理论”④。其中现在较有影响是卡多佐的理论。70年代起,随着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针对这一现象,卡多佐认为:在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所谓的“历史结构”条件时,即外来资本、本国资本和本国的政治统治处于一种相互有利的关系状态下,外来资本引入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不同于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而是一种联系性的依附发展(associated depen dentdevelopment)①。 “世界体系论”关注的是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结构。除沃勒斯坦外②,蔡斯 邓也是“世界体系论”有影响的学者,他认为:世界体系是由两个互补的亚体系(世界经济体系和以军事力量平衡为特征的政治体系)所构成,尽管经济体系对政治体系有着决定性影响,但政治体系为世界市场提供了政治背景,主要国家间的均势阻止了单一国家拥有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来改变国际生产和交换,而资本的积累过程是导致国际政治体系长期力量平衡的关键,尽管经济不平衡发展有时有利于一些国家,但长期而言这种优势是暂时的,因为技术的全球扩散给其他国家提供了新的机会,这样经济动力防止了一个国家成为永久的世界帝国,从而维护了具有竞争关系的国际体系③。 在“葛兰西学派”中,罗伯特·考克斯是一位较有影响的代表。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和“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等论著都常为有关国际政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论著所引用。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先驱———葛兰西理论的影响。葛兰西对民族社会构成(尤其是对意大利)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国家和市民社会(实质是政治经济学)分析和对领导权(hegemony霸权)基础的分析都被考克斯等人引申到国际领域中④。考克斯认为:历史结构是行为框架,特定的历史结构是由不同的思想、物质和制度三种力量组合而成,这三种力量相互作用影响着社会集团的行为,决定着国家的结构和世界秩序;并且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也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世界霸权是一种世界秩序的相对稳定状态,它是建立在物质力量,普遍的公众对世界秩序的意念和一整套制度三者内在结合基础上的⑤。 经济学理论论文:西方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迟暮 西方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源远流长,笔者尝试从中华文化的“整体协调”角度,并结合中国的经济现实来重新解读之。笔者所指称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限于一个时代,包括被西方主流思想目为“极端和激进学派”之外的、一切曾经在西方占据过主流地位的经济理论样式,这些理论在本质上都是从“个人至上”的角度和不变的精英主义立场出发的。 一、 经济发展过程的资源基础 迄今为止,所以经济发展过程的历史,都是对自然资源利用规模扩大的历史。而且可以预料,在“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被有效突破之前,那么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仍然是资源利用规模扩大和资源耗竭速度加快的过程。 迄今为止,经济发展对资源利用,还停留在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大规模利用上。1995年,世界能源消耗的97.5%依赖矿物能源。中国的可再生资源利用的比例要高出一倍多,但是也只有5.9%的水平,1996年中国工业产值的71.3%是来自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加工和利用。1995年,西方七国总人口为6.73亿,消耗能源59.96亿吨标准煤,以占世界11.77%的人口消耗世界能源消耗量的51.16%。这一年中国的消费总量为13亿吨,人均能源消费量1083公斤,约为世界平均水平2055公斤的一半;其中以美国人均能源消耗11312公斤,加拿大10913公斤最为突出。 在当今世界上,一国对资源利用的水平越高,人均消耗的资源数量越巨大,则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就越高;反之,对资源利用数量越少,其经济发展水平就越低,人民生活水准就贫穷。1995年,中国人均消耗能源按标准煤计算为1055公斤,美国的相应数字是11312公斤,与此相对应中国就穷而美国是世界头号富国。如果以中国庞大的人口达到美加两国的水平,则相当于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超过原来数量的十倍达到130亿吨以上,该年度世界能源总供应量117亿吨不够中国一个国家之用。富裕和现代化不是不需要资源支持的,也不是中国精英主义者所宣称的---是“优良制度”的结果和巧妇的“无米之炊”。 二、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迟暮 自从“边际革命”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日益脱离经济资源的加工利用和分配过程,日益成为一种经济数据的解释学,所关注的中心话题是诸如多和少、增加和减少、总量和增量等等。虽然把资源稀缺性作为一个分析前提,但是完全忽略稀缺资源的经济流转过程,尤其是谁能获得和依据什么获得稀缺资源,使自身欲望先于其他人得到满足这个关键问题。 发展到今天,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所谓“科学性”日益被证伪,其作为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却日益彰显。当代所有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如环境生态、人口压力、资源枯竭、贫富分化等等,都无缘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不能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点研究对象。因为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深入分析和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足以颠覆西方主流经济学大厦的基础。 中国人均资源短缺,人口分布密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压力大,资源分配的部分倾斜就足以导致对弱势阶层基本的生存条件的破坏,因此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经济现实面前尤其经不起检验。目前中国的三农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最集中的体现,这个问题的解决只有在“整体协调”的层面上来解决,没有任何修修补补的局部措施能够奏效,这在西方“个人至上”的精英主义经济学立场上没有任何可行的解决方案。 下面试图解读中国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的一些理论基石: 1、 “经济人”在现实中的存在范围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流转过程中,却日益表面化,甚至是诉诸常识和感觉。例如作为西方经济学分析的基石“经济人假定”,中国高人就把资本家追逐利润与小孩子吃奶的欲望放在一起做类比,把基于人的自然属性的本能和从属于社会属性的经济人假说蓄意混淆起来,为资本家的行为方式寻找普遍意义的注解。正是在这样的本质问题上,暴露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心虚和反人道本质,因为正当的行为和正义的事业是不需要借口和遁词的。 在社会现实中,最适合成为经济人的是学校里的学生,因为每个学生都面临在一个竞争的社会里寻找自己位置的问题,学习已经被界说和接受为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唯一途径,因此学习显然就是为了将来的个人利益的投资,因此学习对学生而言,即使不是唯一的经济人目标也会是最重要的经济人选择目标。而且学习具有天然的平等适合于个人努力的性质,不受工艺分工和等级关系的制约,具备最理想的经济人成立条件。因此经济人假说下的学生学习应该都是竭尽所能地努力,为将来在社会上扬名立万、追利逐益做铺垫。但是实际中学生努力学习的比例甚至称不上很高,这只有一个原因:即学生在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时是违反经济人假定的。因为在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协调人”,即个人的行为除了基于经济利益(理性)之外,还要为许多非经济目标所制约。一个学生可能乐于花时间去享受恋爱的滋味,或者是按照目前生活比较舒服的某种方式来处理生活和学习的关系,学习目标在许多目标中既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学生的行为方式最终就是在多个目标的相互协调和中和的实践结果。 在西方经济生活的实际中,真正的经济人只有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当时的资本家阶层是比较接近所谓的经济人假定的;在今天的世界上,只有那些巨型跨国公司才是符合经济人假说的法律实体。经济人从来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假说,以后也一样永远不会有改变,把个人原子化或机械化的努力过程在西方持续了接近300年,到今天也仍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效,恐怕永远都不会取得完全成功。 2、 竞争和市场带来效率的谎言 竞争和市场能够带来效率,最终能够使蛋糕做大,注重效率在结果上有利于所有人,从而具有结果公平的性质。竞争和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被认为是私有产权的绝对化,所以其等价命题是私有制将最后有利于所有人,从而把私有制作为追求“结果公平”的不可动摇的过程和手段,过程和手段高于结果,这就是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的逻辑。 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反面例证,精英们乐于证明公有制是如何不利于市场和竞争规律发挥作用,从而不利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在白痴经济学理论那里,中国产品几十年一贯制就是技术落后,缺乏技术进步动力的结果,而不与低水平的消费尚未被充分满足的现实发生联系;要求产品高档和现代化不是出于精英阶层的消费主义而是全民(包括穷人)的需要,在精英主义者那里,根据理论需要穷人永远是做白日梦好高务远的阶层,不满足“人是理性的”这个基本经济学前提(林毅夫),不知道自己的需要将如何被满足而只知道越先进越好,这与精英阶层的消费理念完全一致,而不是从自己的生活现实出发选择“有比无好”。中国人均产品量少生活水平低,经济学精英们说唯一的原因是企业效率不高,而完全不与中国经济底子薄和人均资源少的现实发生联系。 3、 个人激励决定作用的谎言 在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家那里,唯一重要的激励手段就是与其劳动相对应的报酬,除此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可以整合社会前进的价值了。但是与精英主义者断言的完全相反,最近中国20年的观念变化和严重的社会行为失范,恰恰证明了一个真理---在实际中没有道德自觉精神的个人是无法予以有效管理的。 与此相联系,现代的知识精英愿意把科学文化知识说成是唯一重要的东西,是求生谋职和回馈社会的基础。实际上知识如何任用取决于个人的意愿,可以正用也可以反用,可以为善也可以用来为恶,驾御知识任用方向的只能是个人的主动选择。由于一个人的创造力有限,同时他的破坏力却要高出数倍甚至十百倍,而完全监督一个人的行动往往十个人还不一定管用,因此社会监督并没有一个在低成本上实现的方法,无论是民主还是法制都没有低成本实现方法,所以个人行为不能不主要归结于个人的自主选择,道德的重要性是无可替代的。 管理的一个铁律是:必须要取得多数人的主动认同。否则管理是无法进行下去的,因为成本因素就足以使管理目标落空。个人的报酬只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基本要求,物质激励措施在利益关系互为消长的前提下不仅难以确立合适的尺度,而且也完全不能保证个人对管理目标的认同,认同的建立决不是一个激励措施所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在利益格局上进行真诚的协调和让步。无限制地高估激励作用最终是服务于一个理论目标就是---抨击集体主义精神,为私有化正名和开道。中国革命艰难困苦的成功历程,恰恰说明了物质激励因素作用的荒谬和局限性,最后革命的结果就是---以被物质充分激励的精英阶层的彻底垮台而告终,中国的精英阶层理应从这样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而不是试图忘记血的教训或者想方设法丑化之,最理想的状况是精英阶层自己认识到:“批判的武器”比“武器的批判”好。因此在优势还没有用完的时候,就应该开始注意避免“武器的批判”这样一种结局,学会并真诚地与弱势阶层做好利益协调,向弱势阶层的基本生存利益让步就是向精英阶层自己的长远利益让步。 三、 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热门人:以北大林毅夫博士为中心 林毅夫先生在台湾长大,在美国芝家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北大任教授。据称“可能是在国际经济学界最知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据称“他至今仍十分推崇芝家哥大学的经济学研究方法”。 1、 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和技术创新理论 在垄断价格的盘剥之下,打破技术垄断的价值有多大?技术能力仅仅靠购买专利就能够获得?开发的投入与技术能力的形成,加上垄断价格被打破的价值几何? “如果从成本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靠引进技术与靠发明来做,成本是根本不能比较的。引进技术最贵的方式就是买专利,所要付的成本也不过是原来人家发明成本的三分之一,而且我们买了专利,一定是成功的专利才买。这样算起来的话,如果靠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变迁的话,这个成本与自己做RND来比的话,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假定说我们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一半,美国对我们非常的警惕,那么美国不愿意把他们最先进的技术转移给我们。到那时候的话,我们人均收入美国的一半,我们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2.5倍,假如说美国拿出2%的国民生产总值来搞RND的话,我们也拿出我们自己国民生产总值的2%来搞RND的话,我们RND的规模是他的2.5倍。你创新的速度就快,到那时候我们技术创新的速度比他还快。”按照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今天的美国还是相当情愿地把技术转让给中国的,而不是在执行技术封锁政策。另外不知道西方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是靠什么支撑的,如果是靠技术支撑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傻到培养竞争者,以至于丧失垄断地位、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要西方企业发扬雷锋精神大概需要林毅夫博士改行去当牧师,到西方去传经送宝。建议林博士还是不要呆在北大,去西方的神学机构供职比较好,这样才能够造就“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条件。 “关于技术变迁研究,我的两个贡献是:(1)对拉坦--速水假设做了扩展,证明了诱导技术变迁的主要动因是要素的相对边际生产率,由于要素的边际生产率不受要素市场的影响,因此即使是在要素市场受到限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的方向仍然会受到资源相对稀缺程度变化的诱导,这一工作大大扩展了诱发性制度变迁假说所适用的范围。(2)在资源禀赋决定的技术变迁理论中引入市场规模,即当技术类型相同时,技术变迁将首先发生在市场规模比较大的技术中,这是因为如果一个技术的市场规模比较大,那么技术创新的收益也就比较大,这就会使更多的资源被用于该项技术的研究,因而这项技术的创新概率和速度也就比较大。”根据中国的市场规模,按照林毅夫博士的估计,不知道还有没有发展技术的必要空间。不过我个人还是非常赞同林博士的这一高见,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所以劳动力节约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发展地位;中国人均资源短缺,所以中国应该优先发展资源节约型技术;中国资源分配应该首先向多数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倾斜,高档消费品不能在社会生产资源分配中占据优先地位。 “一个就是各种投入要素的积累。比如说劳动力的增加,自然资源的增加,资本的增加。如果这些能增加的话,经济就能增加。当然我们知道,土地一般是不能增加的,不像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如果觉得土地太少,还可以到国外拿个殖民地,现在是不行的。再就是劳动力会增加,但是受到人口增加的限制,所以劳动力增加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一般来讲,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能不能快的因素,最重要看资本积累速度是不是快。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如果你有同样的土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资本,如果你能够改变生产结构,把这些要素从一个生产率比较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比较高的部门的话,那这样经济也可以增长,所以第二个是经济结构转移。第三个是技术变迁、技术创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资本,同样的生产结构,假如我能用比较好的生产技术的话,那么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比较快。所以,我们要看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其实只要看这三方面。但这三方面当中,最重要是技术创新。因为如果技术不创新的话。我们读经济的人都知道,技术不创新的话,不断积累资本就会面临所谓边际效益递减。在这样的状况下,到了一个程度,以后你即使增加资本也不能增加生产,也不能增加产出。所以,这样的状况下,积累的积极性就很低,资本增加的速度就很慢。 资本增加的速度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技术变迁的速度。同样的情形也在生产结构中。假如说技术不变化的话,就不会有新的产业部门,而且在同一个产业部门里面,也就不会有生产力比较高的环节。要看一个国家产业结构变迁的可能性,其实主要看技术变迁速度是不是快。归结起来,如果我们要了解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国家技术变迁,技术创新的潜力有多大。”因为已经遇到资源短缺,已经是土地报酬下降而且农业成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林毅夫博士的高见,中国农民是不是还有必要继续种田。 “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指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具有自己的比较优势(资源上的或经济上的),借助于发展这种优势,就可以追求到一种持续、稳定、快速的经济发展。日本、亚洲‘四小龙’等经济发展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采用的就是这种战略。我国近10年来的改革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是因为在产业发展上较好利用了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劳动力。他说,改革与曾推行多年的‘赶超战略’相配套的宏观运行机制,使我们的经济发展能够尽快进入充分利用比较资源优势的良性循环,应该成为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世界市场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永远不会供过于求,或者说在中国劳动力充分转移之前是不会破坏市场均衡条件的,否则的话供应的增加会导致收益的实际下降,因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弹性并不高。林博士是依据什么断定这一前提可以成立,现实的情形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一头撞上了“西墙”,受到西方国家非常不公正的“反补贴”和“反倾销”管制。而且西方发达国家早就声称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所谓的“敏感型产品”,认为对国内就业冲击很大,与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充分就业---相冲突,早就签署了诸如“多种纤维协定”之类的戒律,对中国最具有竞争力的纺织品和服装进行出口数量限制,又不知林毅夫博士有什么样的高招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使得“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得以执行下去。 “林毅夫指出,近年来我国农村改革陷入停滞状态,农业上问题丛生,农民负担十分沉重。他认为要解决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特别是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差距越拉越大的问题,必须既有利于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又不能增加国家的负担,用多给不发达地区补贴和把发达地区的财力转移到不发达地区的办法都不合适,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推进农村改革,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他认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后,其比较优势及其产业结构随着资金积累和劳动力价格的提高而发生变化。有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这个地区就会将它的部分产品市场让给其它地区,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东部资金、技术相对丰富,重点发展资金较密集的产业;中部土地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农业;西部自然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矿业、畜牧业。东部缺地,粮食生产成本高,有了统一市场,自然会增加对中部地区的粮食需求,粮食价格就会上升,使中部农民得到增产增收的好处;东部地区经济越发达,对西部资源的需求就会越大,随着资源产品的价格上升,西部地区人民的收入也会上升。这样一来,东部的发展将成为中西部发展的动力,东部和中西部可以在统一市场中共同发展。”因为中国农业成本高居不下,根据林毅夫博士的推演,这是需要贸易保护的条件下的一种发展前景,但是林毅夫博士实际上是坚决主张自由贸易以便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林博士的铺子既出售“无坚莫陷”之矛,又能提供“物莫能陷”之盾,实在是了不起。 2、 农业问题是劳动投入不足? 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劳动力过剩的经济学意义是劳动的边际产出为零。中国在1978年农村人口已经突破8亿出现严重的劳动力过剩,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知道林毅夫博士是凭什么断定有效劳动投入的增加,是农业产出增加的决定性原因的。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 在时代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民在列祖列宗留下2亿亩梯田的基础上,又新修了2亿亩梯田,并使中国耕地的灌溉比例提高到40%,修整了近20万公里的堤防,使得中国农业抵抗水旱灾害的能力大为提高,农业生产条件出现根本进步,并一举扭转了在历史上延续了近800年的“南粮北运”态势。1950年之前的50年,中国处在大江大河下游的大城市都被淹过,哈尔滨于1923年被淹,天津于1939年,武汉南京于1931年,广州于1915年;而1950年之后的50年,所有的大城市都没有被淹过。黄河在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间,溃口的年份有1590次,改道26次,平均而言是“五年三溃口,百年一改道”,而1950年之后已经有50年没有溃口了,根据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生发出来的“林氏理论”,这样的成就竟然是中国亿万农民在毫无积极性和消极怠工的条件下取得的。 “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根据林氏理论,只要是不影响农民的积极性,就永远不会发生饥荒。可是根据历史记载,自公元前206年至1949年的2155年间,中国发生过比较大的水灾1096次,比较大的旱灾1056次,都是平均两年一次,其中1786-1788年的特大旱灾,在旱灾的中心地带人口饿死比例高达80%,由于没有统计数字,详细的饿死人数永远都不可能清楚,在各地的地方志中,“饿死者相望于道”的记载,少的也有十多条,而且越到北方地区这样的记载就越多,根据林氏理论哪个时代的农民积极性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他们的收益与自己的劳动成果是完全挂钩的---在缴完地租和国家税负之后完全归自己。在1949年之前,不要说饥荒的年景不要说穷乡僻壤,就是诨名“十里洋场”的上海这样的现代化都市,哪一年没有“路倒”哪一年不饿死人。 中国处于季风气候的控制下,水旱灾害比较频繁,分散的小农无法集结足够的力量来应付和改善这样的自然条件,只有以集体的力量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在时代的农业体制下,农民被严密地组织起来,能够实现力量动员来进行大规模地改善农业条件的努力,而且在集体经济条件下,在工程需要的利益协调和成本分摊上也相对容易得多,实现管理目标得成本也极为低下,这才是中国农业条件改善在30年内超过3000年积累成就的根本原因。 人们常常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是在精英主义的有色眼镜之下,才是真的没有什么事实可言。不过妖魔化社会主义的成就,明显是呼应了“历史终结”的著名论断,与“新自由主义”思想保持了一致,根据实用主义“流行就是真理”的理论,“林氏理论”明显也具备成为真理的条件,但是那是西方的真理与中国人没有关系。 3、 监督困难是制度不良所致? 如果仅仅因为监督困难就断言管理制度需要变更,那么除了小国寡民的时代,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应该存在的经济制度了,精英主义制度尤其如此。 林毅夫博士说道“关于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我认为,由于农业生产的分散性和周期性,对农业劳动的监督十分困难,一个农业合作社或公社的成功,只能依靠社员间达成一种‘自我实施’的协议,在此协议下,每个成员承诺提供同他为自己劳动时一样大的努力,但这种自我实施的合约只有在重复博弈的情形下才能维持,而一个合作社的性质是重复性博弈还是一次性博弈,取决于社员是否拥有退社自由,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 根据笔者所见到的资料,日本企业中比较具有敬业精神的员工大约不到1/3,另外有1/3的员工能够在管理之下顺利完成作业任务,另外还有1/3的人是始终比较消极的。这样的企业就已经是非常好和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根据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中国农民是基于“绝对公平”原则才能组织的,否则他们必定会因为“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最后必定要恶性发展到粮食极度短缺并大量饿死的地步。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如果“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那么世界还有什么行业监督是不困难的,从而监督的准确程度是很高的?农业劳动监督需要成本,那么在什么行业的监督成本和效率能够更好?林毅夫博士能够随心所欲地得出和证明这样的结论,试问天下还有什么结论是林博士不能证明的! 作为社会学上一个公认的结论,农村社员由于长期共处在一个稳定的社区环境里,个体比较注重以长期考虑来调节自己的行为,非常注重自己在乡里的声誉,在调节相互关系时,无经济成本的舆论监督对个人行为的约束是最为有效的。只有在远离这样的社区条件下,人们的行为才开始脱离自律,转而以他律为主要约束条件。这是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的个人行为模式,与农村社区个体行为模式构成根本区别的主要原因所在,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里,人们开始主要依赖法律和契约来调整相互关系,舆论调节的作用下降,管理和监督的成本急剧上升。 4、 西方白痴经济学中国人的主要特征 作为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特点,中国对西方白痴经济学的信奉者,都是自觉和不自觉的精英主义者。在学术特征上主要表现是:对欧美日的了解远远多于对中国的了解,对纯粹理论的兴趣远远多于对经济现实的兴趣,对理论上能够自圆其说比对照现实应用来检验更为看重。总而言之,承接了西方主流右派意识形态工作者的一切优点和长处,唯一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有说服力的说法”,为精英主义化的制度建立和维护其稳定而“忘我”工作。经济学方面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按照明显的梯度理论分布,在国内的高人主要是抨击“旧体制障碍”,香港高人张五常直接指斥“公有制不行”,海外的魏京生之流则直接诉求“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不行”。 这些人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不是经济学家,而是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者。因为中国人对“成名成家”有非常高的标准,能够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才能称为“家”;在时代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条标准,“家”成为代表理智与良知相统一的一个指标,是对知识精英摆脱精英主义惯性倾向平民主义的奖掖,从而具有褒扬和接纳的双重涵义。 美国白人民兵小布什称中国是“竞争对手”,人人都清楚最理想的对手是越愚蠢越好。林毅夫博士在西方极受欢迎,号称是“在中国以外最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此外林毅夫先生主持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非常受美国有关机构的青睐,“目前,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商会等海外民间机构相继给予中心资助,一些国内企业也提出了捐赠意愿。林毅夫为筹集资金及招揽人才做了很多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筹得资金近百万美元。”根据西方人的说法,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美国相关机构当然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欣赏原产台湾的高人林博士。 只有糊涂的失败者,绝对没有糊涂的成功者,成功者作为一个共有的特点是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计划性。林毅夫博士非常清楚“如果我留在国外,充其量会成为一名教授、学院派学者,而在国内却可能成为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产生影响的人物,并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从影响层面来说,我想在北京大学影响会大得多。”林毅夫的能耐不是没有代价的,不过不由他本人来承受而已。至于说到“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我个人的想法是中国一定会产生那种人,中华学术的复兴也一定能够为全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并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相应的地位,但是我决不相信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会在“炒别人的剩饭”过程中产生,“炒别人剩饭”的人永远只能是二流的匠人,是可能成为大宗师的。 四、 中国在西方经济思想指导下的发展过程回顾 在最近20年内,中国的发展战略指定和经济活动进行,基本上是在西方经济学思想指导下完成的。对这个过程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简单回顾,能够获得一些有益的启迪。 1、 资源报酬递减所发生成本如何摊平 中国农业以7%的耕地养活22%的人口,在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中国达到世界人均粮食产量水平的成本,必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的灌溉耕地生产70%的粮食,40%的灌溉比例高于一切非干旱地带的国家,这只是增加土地生产力的成本之一,化肥的大量使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显然也是成本之一。 由于人均资源的短缺,资源开发的成本也一定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石油开采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以上,比中东高出5倍。中国铁矿石95%以上是贫铁矿,而且伴生共生矿多,选冶成本高企。 如果不使用中国的资源,改而进口,那么世界资源市场的供求平衡关系迅速被打破,在价格急剧上升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在没有垄断地位的情况下,如果进行成本顺利转嫁?还有资源长距离输送成本如何在竞争性价格中被补偿? 所有的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都对此一根本问题视而不见,装聋作哑。 2、 工业技术的边缘化 中国工业无法获取正常利润,低水平重复是一种典型的技术边缘化的生存状态,与依托技术垄断形成的市场优势地位的西方跨国公司形成鲜明的对比。对于中国企业在边缘化生存状态下的处境,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一贯是予以极度蔑视加极度污蔑,并以此作为制度不行的证据。 在边缘化状态下生存的企业,是无法实现工业化的社会目标的,因为这样的企业其产品在市场上既不可能获得垄断利润,甚至不可能获得剪刀差,只能在“低成本运营方式”中苦苦挣扎。笔者曾经反复指出,“低成本运营方式”是中华文化的三大思想渊源之一,正因为确有如此根据,那些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反而底气十足地宣称,是“中华落后文化”妨碍了企业经营思想的进步,而不是中国企业被人为推进“低成本运营方式”的困境,这种倒果为因的研究方法是精英主义者的主要法宝之一。 我国国有企业建立明显带有“备战备荒”年代的深刻烙印,是基于“有比没有好”“分散比集中生存能力强”的战备观念下的产物。中国企业规模小竞争力低下,并不是什么极端精英主义者所鼓吹的那种中国人什么都不行,企业技术落后和管理观念陈旧,而是企业当时所服务的目标与今天的和平时期有根本不同。把这样的企业盲目按照所谓的“国际标准”完全推入市场,再加上旧负担与政策性税负不均,结果在短短的10年之内,国内市场上就发生明显的政策选择效应,国企市场份额急剧下降,丧失生存能力。而在国际市场的表现上,问题就表现得更为突出。中国企业规模小,多数没有国际市场经营能力,只能成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世界上最大的照明灯具生产商荷兰菲利浦公司,采用包销等手段,极力压低中国国内灯具工厂的产品出厂价格,利用中国工厂的成本优势打败欧洲的同行,然后再在欧盟提起针对以前的中国供货方的反倾销诉讼,试图以此把中国竞争者赶出欧洲,制造自己的优势地位,追求垄断利润。陷入这种边缘化生存状态的企业,不仅仅有国有企业,而且一大批沿海地区的私营企业。 正是由于中国企业规模小没有独立的国际营销能力,实际上无法实现我们的工业发展目标。盲目发展所谓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最后是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大量投入,成为作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为跨国公司建立垄断地位撮取高额垄断利润服务。实际上由于谈判地位的不对等,产品出厂定价完全由外方控制,经营结果不仅没有正常的利润,而且对工人也无法提供安身立命的衣食住行条件,在免税政策的关照下对国家也没有履行相应的纳税义务,投资者也无法实现正常的资本积累和增殖。在沿海的打工仔永远没有安身立命的机会,主要还不是因为资本家的贪婪,而是所服务的企业本身处于国际分工的边缘,企业、个人包括国家(不能不执行免税政策),都不能从这些企业乃至行业兴起中获利,虽然这些外向型行业的总产值规模已经极其巨大。 中国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最后获得收益的却是西方的跨国公司,完全无法体现我们的民族发展目标,最后由于跨国公司的叛卖行为,国家和社会还要承受工厂关门工人失业的后果,再接再厉发扬雷锋精神,为跨国公司擦屁股。这样的后果却被精英主义者当做成就来吹嘘,天底下有比这更荒唐的笑话奇谈吗?这就是为什么出口比例越高,发展的前景反而越模糊,人们对未来反而更加缺乏信心的根本原因。 当然这样的依附性经济还是有必要的,顺差更是必不可少,1990年代初期,中国每年的外企利润汇出为几十亿美元,到今天已经达到200亿美元之巨,再过5-10年就可能达到500-1000亿美元的数字,如果没有这样的血汗工厂,中国拿什么来支付外企的利润呢? 3、 门槛价格对国民生产总值的缩减作用 目前,外资企业在国内采用各种方式排除市场竞争者,追求垄断地位和垄断价格。垄断价格与竞争性价格不同,具有一种稳定不变的特征---成为一种门槛价格,这种门槛价格依据的是企业自身的最大利润和理想的市场份额,不与市场的潜在需求和发展的普及化目标相联系,排除和消减了市场的潜在容量,排除了大多数人最后具有消费能力的可能,成为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潜在水平的决定性障碍,兼且与社会发展目标背道而驰。 联合利华公司旗下的和路雪,进入上海冰淇淋市场后,因为做不过本地工厂,所以索性出高价收购了那家工厂,以消灭竞争者,在获得垄断地位后,再以垄断高价在消费者身上把收购成本捞回来。美国百威和法国达能在收购武汉的中德和东啤后,武汉市场啤酒的加权批发价格竟然上升4倍之多。取消竞争维持或明或暗的垄断价格同盟(即卡特尔),其结果是消费者利益受到巨大损害,中国就是这样成为跨国公司“发洋财”的乐土。 在1995年,广州宝洁公司的利润率高达50%,而且是在巨额广告投放,在管理、市场营销、人员高薪等这一切大手大脚政策下的成果。这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竞争力和成本优势所能够解释的,这是地地道道的垄断地位带来的垄断利润,是以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实现的,这是违反保护消费者权利的公平交易法则的,是受到所有西方国家法律严厉管制的价格不法行为,也理所当然应该受到中国法律的管制。 西方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经营成功,不是因为技术先进,更不是管理得法提高了效率和成本控制好制止了浪费,而是恰恰相反在大手大脚下的成功,这是韩非所说的“长袖善舞、多财善贾”,说穿了就是主要得益于在资金实力上的优势发挥。跨国公司能够集中足够的资金来排除竞争者,无论排除竞争者的成本多大,需要的时间多久,它们都有能力筹集足够的资金耐心等候竞争对手消失的那一天,等到垄断优势地位的建立之后,再消费者身上捞回当初的“竞争排除成本”,坐收垄断利润。中国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不是不清楚这些,但是他们与这些企业具有天然的利益联系,他们的名牌精英地位也是跨国公司所看重的,例如著名的林毅夫博士就曾经为可口可乐公司充当吹鼓手,费心研究“可口可乐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一类高级高薪问题。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成功,是以中国竞争者消失和中国消费者利益受损,国家经济规模达不到潜在规模为外在条件的。 4、 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失败 1987年的“国际大循环”理论,就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演示版,今天这个战略的实施结果是一头撞上了“西墙”。中国耗费大量的土地、资本和人力资源,结果是促使国际市场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拉开了国际市场原本就存在的垄断价格和竞争性价格的鸿沟,极大地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下文还将涉及这一问题。 五、 在人与自然相协调的基础上创建中国的适度发展经济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需要走与自然相协调的发展之路,中国必须第一个走这一道路,因为中国最缺乏资源的支持,同时技术的掌握和使用已经迅速逼近自然资源所能够容许的限度。 西方的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不仅回避人与自然在整体上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问题,而且刻意回避人与人关系的协调问题。一味地张扬个人的欲望和自私,并编造“私恶即公利”的谎言,为精英主义制造社会分化寻找借口和说辞。以管理困难来否定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讳言在“人是理性的”或者在“经济人”前提下,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事实,以管理困难来反对非精英主义经济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因噎废食”的逻辑。 1、 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 社会管理是没有根本出路的,人们必须长期不断地和自己的欲望搏斗,主动与他人的利益相协调,以求避免最坏的社会局面出现。其中精英阶层具有第一责任,尤其不能放任自己的欲望和私心,需要主动地向弱势阶层协调和让步,以追求社会整合的实现,并在社会整合的基础上开展社会教化,建立起普遍的社会目标认同,在认同的基础降低管理的困难和成本。 管理的无奈在于:在社会财产私有制的态势下,要调和分异(分离和异化)的利益主体去为一个非平等的目标努力。丛林法则导致的利益分化,不管是道德法则还是丛林法则,都很难予以消灭。所以管理不可能有所谓终极的和先进的模式,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同一信条,这是一条在“必然王国”里没有尽头的回环往复之路。美国管理大师哈罗德-孔茨提到“管理学的丛林”,管理不仅是处在他所说的学术学理的丛林之中,而且在现实里,也确实还处在一个看不到出路的丛林里。学术毕竟不能不反映现实,而现实的矛盾也不可能不投射到学术世界里。 管理是推动人们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共同努力的手法,管理的成效最终需要有结果来检验,所以只要是效果不错,“朝三暮四”的必要性显然存在。而管理的目标却是文明演进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管理手法和艺术可能收效于一时,却不能收效于一世,正如中国农民的谚语所言“按下葫芦浮起瓢”。 世界上最著名的管理学大师,十个就有九个出自美国,并不是美国特别喜欢标新立异和无病呻吟,而是管理在不停地提出新问题需要新答案。这样的新问题永远不会被穷尽,代表的是体制内的异化主体对管理目标不认同的意志力量,这是一个对管理目标和手段的永恒挑战,是所谓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管理困境的解脱,也许需要文明回到它的源头,回到失落的道德自觉时代。除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理想之路,我个人看不到任何其他的光明。毕竟,有谁能够把道德自律、克己与相互关怀的人类理性精神,进行条分缕析的量化管理,并把它与经济利益和司法威慑建立起挂钩关系,用低到可以承受的社会成本来加以管理,除非有“全能、全知和全在”的上帝存在,谁又能为人类自己掌握这样的公正天平。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一书,开宗明义指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也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外在的人为的制度和法律,无论多么完善和高明,如果不通过人们的自觉遵守来起作用,仅仅依靠外在的监督和管理手段来应付,其成本必定是社会所承受不起的,看一看克林顿道德失律的监督成本就知道了。诚如老子所言,对于典章制度的迷信是靠不住的,而法制的产生正是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出现深刻分化后的权宜手段,国家暴力机关的产生正是出于强制管理的需要,国家暴力的存在就是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真实写照。 今天欧美日的企业环境,远远比中国好,是因为技术垄断地位决定的资源垄断地位所带来的,全世界的资源对欧美日来说都是予取予求,所以欧美日社会比较富裕,人均购买力强市场容量也大,成功机会多,所以有比较普遍接受游戏规则的愿意。中国企业正道成功的机会少,普遍有“穿墙打洞”的冲动,笔者在企业工作多年,见过许多港台老板素质极低但是却成功,也见过国内人士创业的艰辛和困难,到头来却是灰头灰脸,并不是智慧和努力不够,确实是成功的机会太少。中国企业要实现资本积累和发展过程,不仅外部竞争环境差而且自身实力不足,也缺乏基本的辅导和保护,最致命的是没有良好的金融体系支持,所以成功的背后需要非同一般的支持,最容易和最可能得到的就是政治权力。腐败和权钱交易决不是一个单纯的体制问题。而且政治权力和金钱的结合确实也是民主的一种经典过程,这一点无须讳言。 实际上在西方企业管理上存在一种“伪道德效应”,即在经济成长迅速的时代,在资源优先集中的少数地区,多数人都能够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所以容易造就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阶层利益的协调也比较容易。这在实际上是以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来缓和人与人之间的深刻矛盾,是以中心地区与外围关系的利益输送的扩大化,来弥合中心地区的深刻社会阶层分裂。反过来,在萧条时期,就必然引发以邻为壑的举动,1930年代的大萧条,就引发金融战和贸易战,最后发展为世界大战,这一段历史所有的精英主义者想必都不陌生。中国社会上精英们与民众协调差,主流媒体长期妖魔化农民,就是因为资源有限利益不够分的缘故,既没有人与自然关系相缓和的出路,也没有外围地区可以转移矛盾。所以中国精英面临着空前的自觉协调使命,否则一味地鼓吹精英主义化听任目前的趋势发展是非常危险的,实际上就是走老蒋“制造革命形势”的老路。 2、 超越诉求现代化和民主的精英主义预设立场 由于技术的进步,今天人们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用人力来营造居住和生存环境,以空前舒服的状态生活,达到一个前人所难以想象的富裕和发达程度。但是这种生存环境是以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为营造和运行代价的,发达的程度越高每单位个人所消耗的资源也愈多,以地球有限资源所能够支持的富裕人口就越少。现代化观念的核心和魅力在于:肯定人们欲望应该得到技术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予以满足的正当性。现代化观念本身就是“感觉第一”的消费主义和“追求老子天下第一”的精英主义的肯定性前提,这个前提符合人们的最原始欲望,全面否定了人与自然是否应该协调,人与人要不要和谐相处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是一种价值而不是科学,是一种无须证据和证明的基于人类欲望和感觉的价值。 所有的民主都不可能不是“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的民意代表不可能是普通工人和农民,只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们,代议制民主无疑是要求广大民众对精英主义政治制度的各种施政策略进行“票决”,对何种不同利益集团的精英主义执政集团进行选择,而永远不可能依仗票数优势选择出那样的平民主义者和平民政策,因而也不可能在任何程度上进行有利于平民的制度变革,所以民主不过是精英阶层需要的对精英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进行全民追认的政治形式。所以现代化和民主的预设立场并不难予以解读,这种预设立场在国际关系上是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不仅是有利于在全球推广精英主义制度,而且精英们将会在这个制度中对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予以优先确认。 其实西方的成功道路和富裕现实,仅仅是独特的案例并没有普遍意义,仅仅是因为中国精英们的主观意愿,才被说成是普遍的成功道路。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以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的贫困为条件的,否则维持富裕的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资源支持的基数,远远超过地球所能够应付的极限,西方七国1995年人口为6.8亿,以不到世界人口的12%,但是所消耗能源占世界总量的51%,富裕和发达不可能不以物质资源的消耗为基础,毕竟“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规律还不能被突破。也许可以这么说,适度发展是“中国困境”的唯一解决方案,在中国精英阶层“超英赶美”现代化的热望下,自然没有留给中国人任何机会。实际上也没有给世界上大多数人口以任何实现富裕和发达的机会,因为“只有一个地球”。 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基于在地球资源分配上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就是建立在垄断价格的基础之上的,而第三世界在国际市场上以竞争性价格出售产品,则是一个不能动摇不容更改的前提。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贸易体系中,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才得以维持,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所言“发达以不发达为基础,少数人富裕以多数人穷困为条件”。现代化在资源制约之下,永远只是一部分人的价值,缺乏普及到全人类的物质基础,是精英主义者所能够实现的梦想,这个梦想以破坏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为前提。所以现代化这个无须证明的价值,是彻头彻尾的精英主义价值。 从来也没有一个时代象今天这样,把技术进步无限制地用来建立和维护少数人独占资源的优势地位,多数人被蓄意地排除在技术进步的受益范围之外。这是西方以丛林法则为基础和核心源流的文化,所与生俱来的不可克服的致命伤。这不仅导致人与人之间不可协调的根本矛盾,而且也造成人与自然的空前矛盾,这在根本上违反了中华文化的协调准则。而且这两大矛盾的恶性发展,还导致对资源的争夺和对技术进步的封锁。西方文化在其本质上是一种“物本位”的“工具理性”,正是这种工具理性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曾经是加速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但是今天工具理性的合理性可以说是荡然无存。战后世界在美国的主导下把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大量用来进行军备竞赛和建立并运行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威慑力量,追求技术进步的目标竟然主要不是为人本身受益而进行。 由于计算机和智能技术的进步,富人将有可能不依赖于剥削穷人的劳动成果而过活,所以“两极分化”的和平共处也已经受到质疑和挑战。因为在工农业剪刀差时代,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索取还是有限的,在垄断利润时代,西方为了造就“伪道德效应”成立的条件,对资源的索取已经危及自身的生存环境和后代的生存利益。因此“文明的冲突论”甚嚣尘上,核战争和历史上曾经被西方人广泛采用的种族灭绝政策,越来越走近人们的视野,是不应该感到奇怪的,美国的TMD和NMD计划就是为此做准备的。姑且不论美国在技术上有没有成功的可能,其它人有没有有效的反制手段,单是这样的“最后的疯狂”计划,就应该引起全人类的良知反省了。 3、 确立适度发展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必须放弃征服自然的狂想,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与自然资源相适应的基础之上来安排生活水平;要真正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必须放弃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尤其缺乏实现富裕和发达的资源条件,大概必须在全人类中第一个放弃富裕发达的梦想,率先采用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适度发展”之路。 “适度发展”的概念与可持续发展有根本不同,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是一种对自然资源有限性的一种被动体认,只涉及人与自然的被动适应关系。而适度发展则不仅是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动选择,而且也需要在社会上克制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明确在适度发展战略中,富裕和有优势的阶层具有第一责任---首先克制自己的欲望。最终需要以“人与人的主动协调发展”保证“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不可能在一部分人富得流油,同时另外一部分人穷得叮当响的情况下,还能搞成什么“适度发展”实现什么“人与自然的主动协调”。 适度发展战略的落实,需要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与之相适应。中国最近20年盲目的与国际接轨和向洋人看齐,实际结果就是在社会上带来消费层次和就业上的鸿沟,促进和扩大了两极分化和畸形发展,社会整合和协调程度下降社会矛盾激化。在最近的二十年中,中小城市和县城整体趋于破产,工业向大城市集中,全国工业向沿海集中的趋势非常明显,而且上海明显又有那种“十里洋场”的味道,重新获得西方垄断大企业占领中国市场的跳板地位。 改革开放一个最重要的预想政策后果,就是会带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并提升中国的自主技术能力,从而实现现代化。在二十年后,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西方跨国公司正是依靠技术垄断地位才获取垄断利润的,所以关键技术和核心加工能力是不会转移的,而且由于中国地方政府的地方利己主义,一味地以增加产值带来税源为主要目的,实际上连产业政策和环境政策目标都无法坚持,更何谈争取真正的技术能力关注。最明显的是天津摩托罗拉公司,虽然曾经许诺在中国销售额达到多少以后,将在中国投产芯片工厂,今天销售额早已超出数倍,芯片工厂仍然连影子都没有。所以在中国政府和外资企业的互动中,是外资企业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而我们的政策目标完全落空了。 在中国的时代,曾经确立了一些“适度发展”的主要原则,如反对两极分化(收入平衡)和畸形发展(地区平衡),注重适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非高科技的适度技术),注重技术工人的培养,在工业产品结构上注重大多数人口的最基本需要(适度产品战略),刻意减少利益纠葛(公有制是一个得力的制度安排)增进整个社会发展的可协调性等等。不过这些都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对象,被错误地认为是妨碍现代化和进步的旧体制因素。实际上在时代后期中国实行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人类在资源的压力之下,第一次与自然的主动妥协,在人口规模上进行自觉控制以与自然相适应。 中国自然资源不足,改善民众基本生存条件实现真正的小康,需要在生物资源增长上想办法,这个办法在时代曾经大力推行,就是减少自然灾害的影响增强土地的生产力。目前容易做的工作已经不多,需要使用大规模的调水工程,来解决水资源和土地资源不匹配的现实,因为有增产潜力的土地都在缺水的北方,这需要建设规模庞大的调水工程,需要集中全民族的力量。要尽可能实施矿产资源节约的政策,如加强农村的秸杆还田减少化肥使用,有意识地抑制个人的资源密集型消费如小车消费等等。 所以适度发展是基于道德主义这个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是从整体协调出发的,是排斥西方文化的核心源流---丛林法则和精英主义的。适度发展具有三个层次上的意义:第一个层次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需要采取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方针,高档消费品和节约人力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地位,这是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在第二个层次上追求“人与人关系的协调”,要求精英阶层承担实现社会整合的第一责任,放弃无限制地追求优势地位的努力,这是政治问题;第三个层次是“中国与外国关系的协调”,由于中国能够在适度发展上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协调整合,因此必然能够达到孙子所说的“上下同欲者胜”的境界,在贯彻国家战略意志上能够实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局面,可以用无形资源弥补有形资源的不足,改善国家的安全态势。这实际上就是同志所主张的“人民战争”成立的先决条件,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可以采取“国土防御”战略,以收敛的态势来应付外来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来解决今天美国战略东移以后,中国所承受的战略压力加大的问题,这是国防和外交问题。 不仅中国人不能指望普遍的富裕和发达,其他的人口大国印度也不能存有此种指望,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也一样无法建立起资源利用上的优势地位。所以西方的“普世价值”终归不过是少数人的价值,本质上是“白人种族主义”的一个变种,对这种普世价值的接受和模仿导致四重重大后果:在经济上使西方获得以竞争低价格购买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品的好处;在政治上促使第三世界因利益竞争态势造成政治分裂;在文化上树立第三世界对西方的自卑;在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由于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分裂统治基础弱化,将无力应付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给推行新殖民主义提供可乘之机。时代中国人选择的道路,才真正能够对世界人口的大多数提供有益的借鉴。最近20年中国对西方的拙劣模仿,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教训比经验更宝贵更深刻---微观经验特殊案例不能用来指导绝大多数人前进。是经验和教训共同促进了人们认识的提高。 正是因为不可逾越的自然资源限制和现实要求,所以不论是西方“征服自然”的狂妄企图,还是中国古人“人定胜天”的殷切希望,都是没有根据的。人类最终必须回到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此人们也必须协调好人与人的关系。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巨大,而且在世界市场也没有西方扩张时期那样的地位,所以中华民族在全人类中,也许必须第一个主动放弃西方的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走适度发展之路。有中华民族榜样力量的作用,更主要的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并没有别的现实可行道路,最终也会走适度发展之路,在绝大多数人口选择适度发展之后,西方的精英主义者就会被空前孤立,所以中华文化的未来一片光明。那些奴隶贩子和鸦片贩子的后代,在被空前孤立之后,最终主动放弃丛林法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经济学理论论文:浅谈构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建议 浅谈构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建议 一 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和研究现状 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普遍认可的定义是在1987年42届联大“环境与发展会议”上提出的,即“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笔者认为,可持续发展可被定义为“既满足包括人类物种在内的当代生物圈的需要,又不损害未来生物圈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这样才能把发展的观念与理论拓宽到人的世界和自然的世界,从代内延伸到代际,达到全方位的“时空”的有机统一。这是可持续发展本应体现的本质内涵,是可持续发展的真谛。 在国际上,有关“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由美国著名的生态经济学家、研究环境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专家赫尔曼·戴利(herman. e. daly) 所著的《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1996),戴利先生在该书中强调指出:“可持续发展的整个理念就是经济子系统的增长规模绝对不能超出生态系统可以永久持续或支撑的容纳范围”,该论点准确地揭示了生态可持续性这个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问题。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于1996年出版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另一本分析可持续发展经济的重要著作为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管理学和环境科学教授罗伯特·艾尔斯于1998年所著的《转折点——增长范式的终结》。 在国内,有关“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主要由贾华强先生所著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导论》(知识出版社,1996年6月),由潘家华先生所著的《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由刘思华先生主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 和由洪银兴主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10月)等。这些著作的出版,可以说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体系正式产生的标志。 二 存在的问题 自从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以来,国内外理论界就进行了热烈地研讨,但目前仍然停留在逻辑思辨的角度,缺乏实施层次的研究。从经济学角度的研究情况来看,虽然也出现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但是整个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缺乏一个统一的理论基础,没有抓住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 此外还存在包括定义不规范、内涵的模糊等方面的问题。 三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构建的建议 (一)区分三类不同的经济发展成本 “由于生态环境问题不完全是外部性治理问题,因而可持续发展的实施不完全是治理外部性”。所以,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下,要围绕着发展成本的最小化这一理论基础来减少经济发展的代价,在这一过程中要区分资源成本、环境成本和生态成本三类不同的经济发展成本。由于生态成本是由代际累积和转移而形成,难以像环境问题那样可以通过对责任主体进行征税来予以补偿。所以在可持续发展的实施过程中,应当把重点放在生态成本的降低上,通过实施系统管理,建立和实施生态经济制度,把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相对接,把经济增长方式与生态系统相对接,把技术选择与生态系统相对接,通过实施生态经济制度来降低生态成本。 (二)强化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 生态环境问题是由人的行为而造成的,制度安排的激励与约束性可以对人的行为起到规范作用。因此,强化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发挥制度的激励与约束作用以解决生态问题及代与代之间的生态成本累积和转移,从而降低经济发展成本。制度安排的强化应从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两方面着眼。在正式制度安排方面主要着眼于三方面:一是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资源利用中引入价格机制,通过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来合理利用资源;二是加强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一方面维护市场秩序性,另一方面建立健全法制和行政规制方面的制度安排,强制性地促使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去保护生态环境;三是完善市场制度,建立健全资源环境市场,为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创造条件。在非正式制度安排方面,要加强观念的转变和伦理道德的建设,树立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观,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环境等多项指标的协同来衡量经济发展。同时改变传统的对待自然的态度,“在保护自然、尊重自然,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过程中来实现经济发展”。 (三)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机制。 加强政策引导,促进可持续发展从理论向实践的转变。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是按照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以减免、补偿、鼓励、优先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鼓励经济主体保护环境,并对环境破坏行为起到约束的经济政策。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包括经济发展、能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人口控制等多方面内容的新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的实施意味着一国经济模式的转变,而这种转变需要通过政策机制的引导来实现,要通过政策的引导和协调作用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经济学理论论文:熊彼特以来的演化经济学理论发展综述 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使得演化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出现。熊彼特开辟了用“演化”方法研究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先河,他把创新看作经济变化过程的本质,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动态演进的过程。他的很多观点都与同时期的其他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同,以致他去世之后数年内,他对其他经济学家观点的有见地的评论被记住,但是他自己的观点却被人们遗忘。直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放缓,熊彼特的思想和著作才被重视起来:演化经济学领域内的专业文献逐渐增多;一个以熊彼特名字命名的专业团体——国际熊彼特协会成立;1991年专业期刊——《演化经济学杂志》问世等等。这一系列现象表明,演化经济学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回顾自熊彼特以来演化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力争重现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轨迹,以期对未来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熊彼特的演化理论 熊彼特的著作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历史学和新古典主义学派的复合体。他是一个多元方法论者,相信用不同的方法能够解决不同的问题。他从马克思的著作中了解到动态观,从经济历史学了解到历史的特殊性(关于技术、产业、制度等),从新古典主义学派那里学习了微观基础方法,即通过个体的相互作用来解释演化。演化经济学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出现,要归功于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熊彼特的演化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 技术竞争 熊彼特深受马克思的动态观的影响,同时借鉴了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的演化是由企业之间的技术竞争驱动的观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企业保持竞争力的主要途径是引进新的、更有效的机器来提高劳动生产率,那些成功引入新的、有效技术的企业竞争地位得到提高,而那些失败的企业将无利可图,最终退出市场。这意味着资本积累和生产力提高将会齐头并进。”熊彼特采用了这一观点,并使其成为他解释动态演化的核心。熊彼特认为:“这种类型的竞争是资本主义竞争的本质,它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竞争,而是新产品、新技术、新原料、新组织类型的竞争,它并没有消减企业利润和组织新企业出现,而是决定了它们的基础和活力” (schumpeter,1943)。显而易见,熊彼特通过引入一个更加广泛的创新概念扩展了马克思的观点。除了马克思提到的新机器(即工艺创新),熊彼特的观点中还包括了新产品开发、原料或中间产品的新类型、新市场建立、商业组织的新形式出现等等(schumpeter,1934,1943)。熊彼特认为,创新和模仿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着经济增长。一个成功的创新被大量模仿者追随,这意味出现该创新的产业在一段时间内将迅速成长,同时对相关领域也会产生影响,一个创新很可能会诱导其他创新出现(schumpeter,1939)。但是,熊彼特同时也指出,这种集群增长迟早要放缓,直到下一个成功创新的出现。届时将会出现集群循环发展的趋势,这种循环模式可能会导致“商业周期”长度的不同。 (二)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通过发展创新是如何建造的理论,熊彼特脱离了马克思。他提出了创新的定义,他认为创新是现存资源、设备等等的“新组合”(schumpeter,1934)。这种“组合”被他贴上了“企业家职能”的标签。熊彼特的早期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到,执行“企业家职能”非常艰巨,因为现有的知识、习惯、信念必须发生作用,“惯例”之外的每一步都异常困难(schumpeter,1934)。根据熊彼特的观点,个人、团体、社会层面存在很多要素,使成功创新成为一项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问题不在于新思路的多少,而在于如何成功地执行。熊彼特认为,超常的管理能力是十分必要的,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将这种“特殊品质”与企业家联系在一起。在资本主义社会,创业的成功是与经济回报相联系的,那些成功的人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他还指出了成功企业家的心理属性,例如“建立一个私人王国的梦想”、“建立属于自己的朝代”,或“想要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比别人强”最终“获得快乐”等等。他认为其中隐含的意义就是,在创业原则上,受其他“社会安排”的影响要比受其所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影响大的多。熊彼特指出,如何做到这一点已经超出了他研究的范围,但是“并非无法解决,至少可以在给定的时间和地点,通过对创业心理的详细观察来得出结论”。 20世纪40年代末,他加入了哈佛大学的创业史跨学科研究中心。这期间,他在论文里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演化中企业家职能的宏观的、历史的观点:“企业家职能不需要用自然人表现,尤其是单个的自然人。每一个社会环境都有满足企业家职能的方法……其次,企业家职能往往是充满着合作的。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以下观点显然非常重要:没有个人的联合就不可能造就企业的个性”(schumpeter,1949/1989)。比较熊彼特早期的观点,该观点显然更加全面,但是他却没有像发展单个企业家精神理论那样发展联合企业家精神理论。相反,他提出在经济演化过程中,理解企业家精神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历史和理论方法相结合,正如他同期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的那样。“详细累积分析历史案例是揭示这些事情的最好方法,这为理论家们提供了战略假定和驱逐口号”(schumpeter,1947/1989)。从他坚持理论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想深受“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 (三)资本主义演化:从竞争到托拉斯 熊彼特的早期著作经常被攻击为典型的“赞颂”企业家个人。尽管他极力否认,但是他在这些著作中确实主要强调了企业家个人,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企业家精神”和大企业的组织创新。熊彼特建议,应该对两种资本主义制度加以区分,即“竞争的”和“托拉斯的”资本主义,前者反映了传统的企业家领导动态,他在早期著作中进行了分析;后者则指的是一个新兴的体系,创新主要是受到“大企业”的照顾,在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schumpeter,1939)。尽管他经常呼吁历史工作和案例研究,但是他本人并没有对创新如何在大企业中开展进行深入研究。 熊彼特指出了资本主义的这种演化可能会影响政治和宏观经济的性质,同时他的观点在维持和发展民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熊彼特并不认为大企业对于竞争来说是一种威胁,例如,他在《商业周期》一书中指出,尽管经济份额往往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大企业中,但是目前还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强大到在一个国家内称霸。他进一步指出:“即使在大企业的世界里,也不断地有新企业上位,旧企业退出。创新仍然主要出现在‘年轻’企业中。与此同时,‘老’企业普遍显示出一个症状,我们委婉地称之为保守主义。”因此,在熊彼特的观点中,是期望企业之间的技术竞争能够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 (四)熊彼特的贡献 熊彼特是公认的最具影响力的演化经济学家。通过运用古典政治经济学,他把演化的视角引入到技术、组织和制度的共同演化中,并且运用早期新古典主义分析方法来进行微观分析。他最成功的工作之一是发展了创新的概念,他认为创新在经济和社会变迁中起着重要作用,是专门的个体与“一切如常”的惰性社会环境之间的斗争。在竞争理论中他认为,竞争不仅从时间上看是一个动态过程,而且从内部结构上看也是一个演进的动态过程,从内容上看则是一个创新的竞争过程。熊彼特的这种关于竞争的分析,将创新内生化于经济增长中,把经济增长过程描述为一种动态的非均衡过程,这成为了演化经济学的一个主题。 然而,熊彼特的研究也存在一些缺陷:他忽视了一个现象,即创新在其他团体和组织中是不断扩散的,这意味着创新理论必须包括组织层面,尽管熊彼特后来承认了这一点,并且强调有必要对大公司中的“合作型”企业家精神进行系统的研究,但是没有进行过多的纠正。熊彼特研究的另一个缺点是,他忽视了持续学习(小创新)对经济和社会变革的作用。 二、应用领域的演化研究 熊彼特去世后的几十年,曾经是演化经济学研究的低谷。经济学家们逐渐采纳了熊彼特崇尚的正式的、数学平衡的方法,但是发现该方法对理解经济演化的价值并不大。尽管几乎没有人明确表示在做演化基础方面的工作,演化思想却很快出现在应用研究中。演化经济学应用研究的重点集中在观察事物的发展变化上,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技术、增长和贸易的动态 20世纪60年代,一些学者(posner,1961;hirsch,1965;vernon,1966)发现,国际贸易的实际模式似乎偏离了预测的均衡,而正是创新不断地破坏了这种均衡。这些学者认为,现有的国际贸易模式不是某种特定的自然或人为资产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分配,而是反映了全球范围内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之间的互动。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大量的实证研究都在关注创新、技术扩散、各部门和各产业之间的贸易。 对熊彼特思想的研究最早开始于苏塞克斯大学的科学政策研究中心(spru),这个研究中心成立于1965年,由christopher freeman领导。随后的几十年中,科学政策研究中心(spru)试图对技术、增长和贸易动态(dosi和soete,1983; fagerberg,1988;dosi, pavitt和soete,1990)开展更全面的理论研究,同时基于研发和专利统计方面的数据开展实证研究(pavitt,1982; soete,1981,1987)。这些研究都是基于熊彼特定义的创新,认为创新是经济变革的推动力。创新被视为专业化模式、贸易和经济运行之间的长期差异背后的主要因素。一些相关的“传统”因素被降级到次要地位、或被假定为只具有短期性质。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应用研究大受欢迎,其中的一些有了强烈的“演化”味道。经济史学家gerschenkron(1962)研究欧洲经济追赶过程时提出,对于先驱者,增长应该被看作是内源性与路径依赖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对于后来者,为了适应这一动态不得不在政治、制度、经济方面有所改变。在他看来,政治和经济的追赶对企业来说要求是非常高的。这种观点得到很多人的赞同,包括abramovitz的关于跨国增长的长期运行分析(abramovitz, 1979,1986,1994),cornwall(1977)提出的内生增长和“转型”过程及配置资源的能力(投资)等等。还有一种研究暗含了更多的凯恩斯主义的味道,该研究主要用国际市场的需求和收入弹性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进出口增长。但是,kaldor(1981)指出,这种弹性并不是真正的外生因素,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需要重点考虑。 虽然这些学者多次强调了创新,他们建立的模型和实证研究却并没有明确地将创新(或研发)包含在内。为了纠正这一错误,fagerberg(1987)提出了一个基于熊彼特思想的实证模型,包含了创新、模仿以及其他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商业性技术开发。他认为这个模型是非线性的,“社会能力”低的落后国家有“被困”的风险。另外,学者们也在尝试运用交叉学科进行研究,不断地提出创新、增长和贸易方面的新见解。 (二)技术和体制变革之间的长波互动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现为一系列的“工业革命”,特别是技术和体制变革之间的互动作用。他认为重要的创新不是随机发生的,而是往往聚集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和特定的经济部门中,这通常会引起一个不连续的“长波”增长模式。这个观点当时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在随后的几十年未受到关注。然而,随着20世纪70年代大萧条来临,该理论再次流行起来。mensch在其1979年出版的著作《技术—创新克服大萧条的僵局》中,采用了与熊彼特一样的观点,即根本性创新会以集群形式出现,它们会引起长期的持续增长。同时,mensch还指出,由于对新事物的抵触增强,主导产业进一步增长的潜力渐渐缺失,随之整体增长放缓,最终,萧条出现了。萧条的影响之一是削弱了公众信任旧格局反对新事物的想法。mensch认为,这种对西方经济历史的解释与创新活动中观察的高峰和衰退是一致的。 然而,这种解释遭到了freeman,clark和soete(1982)的质疑。尽管这些学者承认创新是以集群形式出现的,并且发生在繁荣和衰退期,他们批评mensch研究中隐含的假设因果关系,认为对经济影响而言,重要的不是根本性创新,而是创新扩散,其往往会推迟十年以上,直到盈利能力更清晰,或相关社会发生变化。freeman等学者还特别强调了系统创新的视角,创新扩散过程不再被视为一个被动的、机械的过程,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影响过程。 在创新过程中,技术很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并且诱发其他相关的创新。这种“技术系统”并不一定导致“长波”,但如果一个系统非常大,持续时间长,或者几个不同系统共同作用在一起(freeman, clark和soete,1982),就有可能导致长波。perez建议(1983,1985),用演化的视角来解释这种几个系统共同发生作用,这一观点得到了广泛关注。perez研究的基本假设是一个关键“因素”的出现,以普遍适用及成本迅速下降为特征,并且可以用在许多经济部门,从而产生广泛影响。 通过不断的试验和纠错,管理和组织新技术的“常规”方式出现了。perez使用术语“新技术风格”或者“新技术经济范式”来形容这些管理和组织经济生活的新方式。然而,新的管理和组织风格,很可能与现有经济活动的组织和管理方法相冲突,这可能会大大延迟新关键因素的扩散,减缓经济增长。因此,freeman等(2001)建议,从科学、技术、经济、文化、政治五个不同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的演化,每个体系都有自己的动态,这为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研究铺平了道路。 freeman等学者的研究为演化经济学做出了重要贡献。首先,它开辟了创新的系统研究,并且将其应用到历史进程中,使人们对技术体系更新换代的动态有了更好的理解。第二,首次尝试将技术动态与社会、组织和制度特点联系起来,尽管熊彼特倾向于将这些作为约束条件。freeman指出,社会、组织和制度因素实际上使创新成为可能,并且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是随时间变化的。最后,创新系统方法为创新政策和技术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理解创新系统间差异及识别政策影响行为者的有利工具。 (三)创新系统 20世纪80年代,随着学者们对“长波”研究的兴趣逐渐消退,很多学者开始接受熊彼特提出的“创新过程和技术扩散都有很强的系统性特征”的观点,同时,熊彼特提出的“创新的特点是累积效应和路径依赖”(dosi,1988)也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浓厚兴趣。通过创新应用领域的研究发现(kline和rosenberg,1986),创新过程的各个阶段倾向于形成一个具有反馈回路的网络(而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一系列关于创新扩散、社会、制度和政治因素的系统性关系研究开始出现。尽管一些社会性、制度性和政治性的因素可能是全球相关的,但是在实际研究中多数与国家或区域紧密关联。因此,将社会性、制度性和政治性的因素进行整合,创新扩散的维度自然就形成了。 可见,这类文献的中心思想就是如何将技术和该技术领域的动态演化联系起来。这些文献重点关注国家层面的“国家创新系统”,将其定义为“公共制度的网络,内部各部门之间相互作用,对创新进行开始、引进、修改和扩散”(freeman,1987)。在实践层面,这些研究大多针对一个特定的国家,确定和描述影响r d和创新的行为主体、机构和制度。不过,根据freeman(1995)的研究,第一个使用“国家创新系统”一词的学者是lundvall(1988, 1992)。在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中,freeman和nelson采用了宏观的观点,并且重点强调了r d的国家参与行为。相比较而言,lundvall的观点则更加“微观”,主要研究“学习”是如何在经济系统内发生的。尽管熊彼特提出创新应该被视为一个不同来源的新知识的组合(lundvall,1992),lundvall则认为没有理由只强调“大创新”,“小”的根本性创新的积累作用同样也很大。此外,熊彼特主要强调执行新组合的人和经济环境的反馈,lundvall则特别强调了不同组合中各种知识的作用。lundvall认为,这些知识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企业和其周围环境之间,特别是客户与供应商之间的互动。因此,按照lundvall的观点,一个经济系统的特点就是企业、客户及供应商之间的密集程度和持久关系。 为什么这些创新系统是国家性的呢?lundvall给出了至少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历史性的。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的演变是随着时间缓慢进行的,如果一个国家的主要工业和企业由于历史的原因紧密结合在一起,就像很多发达国家那样,那么该国创新动态具有国家性的概率会很高。第二个理由与文化、语言和制度等因素有关。这些因素方便了企业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互动,所以对学习有积极的影响。虽然有很多国家的实例能够验证这两点,但是也存在不少相反的例子。例如,一些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与相邻国家的经济连结成一体,还有些国家可能是多语言的,有文化分歧的,或是一个联邦结构,在体制和政策上允许相当大的差异等等。显而易见,创新是否具有国家性是由国家的“一体化”程度决定的。实际上,fagerberg(1995)在这种“一体化”方面作过研究,发现各国在这个方面有显著的不同。例如日本、北欧国家非常适合这一理论,但是一些欧洲国家(特别是澳大利亚、法国和英国)却不适合。 这就引出了如何定义系统边界的问题。事实上一些学者指出,系统边界不能假定为遵循国家边界(carlsson和stankiewicz,1991;cooke等,1997;edquist,1997),学者们普遍认为创新系统的领域会因技术领域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学者们更倾向于使用“技术系统”这一概念,将其定义为“一个特殊的经济或产业领域的主体间相互作用的动态网络,在一个特定的制度基础下,参与一代技术的推广和使用。”他们的研究更加强调行为主体的“经济竞争力”,经济竞争力是“稀缺资源的不公分布”,关键取决于扩大“经济机会集”的能力,发挥将已有网络转变为一个全面的“技术系统”的潜能。他们认为,这样的系统经常会具有空间维度,有时是国家的,但经常是区域的。 创新系统的研究快速发展并产生了很大影响,颠覆了“创新线性模型”(基于“生产函数”的研究),成为政策制定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学者们拥有了更加全面的视角,将研究重点放在(创新)系统内各种商、组织、机构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以及经济系统将新技术应用能力和各种行为主体整合创建新技术时的交互能力方面。尽管有这些优点,创新系统的研究只是理论假设和实证总结的混合体,尚未形成理论或方法,在系统实证工作方面还未得到充分的发展。可以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对系统如何工作进行更加精确的理论分析。一个可能的方法就是与更加正式的演化理论进行学科交叉,这正是下文中将要详细介绍的内容。 三、演化模型 建立经济演化模型的尝试要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nelson和winter的研究,他们在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进行了总结,这部书是演化理论的重要著作。nelson、winter与熊彼特研究的共同点是将技术竞争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nelson和winter的模型中,企业将利润用于新技术或设备的再投资,成功者将获得高额利润回报,并且比其他企业发展得快,而那些失败者将有可能完全被淘汰。另外,nelson和winter的研究也与熊彼特有着重要的区别。第一,nelson和winter认清了生物演化理论和他们自己的演化理论之间的区别,公开反对将生物学分析用于他们自己的理论,或者是用于建立一个适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般演化理论。而熊彼特则试图将自然科学理论运用到经济学中。第二,在早期simon等人的基础上,nelson和winter基于“程序性”或“有界性”的想法增加了对企业行为更加详细的理论分析。第三,nelson和winter允许企业行为(战略)及行业特点的多样化,允许企业技术活动及实际活动产出之间存在明显差距(他们认为其中存在很大的随机因素)。最后,他们淡化了经济演化中主要间断点的重要性,尽管熊彼特认为这点很重要。可以说,nelson和winter的研究更具有“渐进”的意味。 (一)建立演化的认知基础:“有界性”或“程序性” 为了建立研究的微观基础,nelson和winter接受了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理论的观点,认为人类根本无法预料行动的所有可能结果,这个世界太复杂,信息量过大,人类的认知能力(甚至大型计算机)太有限。按照该观点,人类实际能够做的就是选择简单的并且要求较低的决策类型,采用所谓的“满意度”的行为。“满意度”行为即只要一个行为规则导致了令人满意的结果,行为主体就将坚持这个规则,直至行为主体开始寻找其他出路。 这个方法已经以不同的方式被利用。cyert和march(1963)在他们的《企业行为理论》一书中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企业内部的决策。alchian(1950)在他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演化和经济理论》中研究了企业之间的竞争分析。nelson和winter(1982)遵循alchian的观点,将“有界性”视角应用于企业的行为分析。一般来说,nelson和winter往往将企业(或组织)看作是相当“保守”(抵制变化)的(nelson和winter,1982)。 企业假定遵守既定的规则(或“日常活动”)。日常活动决定行为(与环境冲击联系在一起),这是遗传的,也是可选择的。不过,尽管nelson和winter强调了惯性,日常规则仍然可能改变。根据cyert和march(1963)的观点,nelson和winter(1982)试图引入一个规则的层次体系,其中较高层次的规则控制较低层次的规则,并采用了“搜寻”和“规则引导”、“规则变化过程”等术语(nelson和winter,1982)。 (二)nelson和winter模型 尽管大多数企业满足于他们自己做事的方式,一些企业还是无时不刻地寻找新的、更加有效的规则。寻找的结果是不确定的,并不能保证找到比原来更加有效的规则。相比之下,只有发现更大的优势,企业才可能应用新的规则。企业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寻找,从退出(创新)中开发新规则或者应用已有的规则(模仿)。创新比模仿需求更强烈,同时也更有价值。这两种方式下都存在搜寻成本,其中最典型的是r d费用,成本随着搜寻难度的增加而增加。找到一个更好的规则取决于企业r d的投入和其他的搜寻成本。 企业在搜寻过程中的投入取决于搜寻规则的特点、企业的能力、以及投资的意愿。企业的搜寻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利润,nelson和winter的模型中假设这些投资来自于企业的留利。大企业能够比小企业投入更多的r d资金,因此能够找到更好的规则。大企业能够更容易地引入新的、更好的规则,因为他们有较高的生产量(新规则可以应用)。因此,nelson和winter认为大企业更有优势。为了抵消这一趋势,他们假设,大企业(更具市场力量)具有更高的利润指标。最终大企业会“遏制”小企业的发展。winter提出保持竞争的另一种方法是,允许“外界”的企业进入。同时,nelson和winter的模型通过模拟动态研究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其中用了很多关键的参数来反映不同国家、工业、企业和时期内的不同假设;并且,列出了不同的模拟数列,其中一个使用solow(1957)的数据来研究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能够很好地校准及重现历史数据。 nelson和winter为演化经济学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nelson和winter运用“惯例”、“搜寻”、“演化环境”、“创新”等演化思想的概念,取代了新古典主义理论的概念体系,把经济的演化过程描述为一个“惯例的”学习过程。 第二,对企业行为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特别是企业内部知识的作用。nelson和winter分析了日常活动、技巧、“组织记忆”、隐性及显性知识,这些是学术界公认的贡献;同时,也对他们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nelson和winter对模型进行了改进,通过主要的分析方法阐释了演化的核心机制:演化动态的核心是规则,选择过程会提高群体的平均能力,即使没有新的注入,既定环境中行为主体的表现会同样优秀。这导致了一系列的研究演化动态的模型,例如,iwai(1984), conlisk(1989),metcalfe(1994,1998)和andersen(2001)等。 第四,nelson和winter的研究解释了不同类型的“制度”的产业或部门之间的动态。在《技术制度变迁中的熊彼特式的竞争》一文中,winter(1984)提出了模型的一个新视角,即解释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及“惯例”两种创新模式之间的区别。将这两种区别模式化时,winter允许新企业的进入(很大程度上需要外部知识)以及企业创新战略的(小的,适应性的)转变。他提出,这两种制度之间的差异是外部和内部技术(或知识)哪个起主要作用的差异。前者(导致大量的加入者)在“企业家精神”制度中起主要作用,后者(有利于产业集中和进入壁垒)“规则”制度起很大的作用。 (三)其他演化模型 其他的演化模型以各种形式扩展考虑了创新的要素,例如产品创新、需求、劳动力市场、某些生产部门、优质资本、金融部门、学习等。saviotti(1996)在pasinetti(1981)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新的研究框架,纳入了产品创新和需求。继silverberg之后,possas等(2001)提出了在模型中如何增加新投资。dosi和orsenigi(1988)将“干中学”来补充nelson和winter提出的搜寻过程。silverberg和verspagen(1994)提出的关于创新和学习的代表性研究是,在反馈意见的基础上允许企业改变他们的r d战略。这表现为连续的“发展阶段”,以不同的市场结构组合、r d强度和增长为特征。silverberg和lehnert(1993,1994)强调了投资时机(优质资本)对演化模型的重要性。 演化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演化结果通常是不确定的,可能出现很多不同的结果,最后实现哪种结果(被选择)取决于具体的情况(包括初始条件)。特别是如arthur (1994)所说,收益增加时,初始条件中无论是r d投资差异、干中学,还是外部网络等因素,均可以导致长期结果的差异。任何技术、企业开始时得到的初步优势,收益增加时,这些优势也随之而逐步增强,而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企业就有可能被边缘化或逐出市场。即使技术、位置较佳的企业也有可能会发生失去竞争优势,被逐出市场的结果。因此,即使收益递增,也无法确定市场力量“选择”方案在任何意义上是不是“最佳”的。 虽然arthur用来证明其观点的一些实例被证实是有争议的,但他的一个正确的观点是,强调了收益增加时的多个平衡点、初始条件和历史条件的重要性,最优性观点一般不会在演化经济学中起作用。此外,如andersen(1994)的观点,只要不存在变化,行为主体“将永远持续一个特定(最优—次优)的行为”。因此,按照andersen所说,不需过多解释可能“锁定”的一个特定路径以及这种路径依赖过程如何变化。 (四)演化模型的贡献 经济演化模型有什么贡献呢?虽然经济演化模型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但是20世纪70年代经济演化模型才开始出现。由nelson和winter于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是一个里程碑。在随后的几年中,该领域的文献有了新的增长。但是,尽管这一领域的研究出现在美国主流经济学期刊上,该领域的学者们还是认为,他们的工作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接受。因此,结果就是演化模型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尽管对主流的、核心的经济学家们来说(尤其在美国)并不受欢迎。但是,这些经济演化模型文献帮助澄清了演化的几个问题。 第一,明确了演化研究的重点是理解经济现象的“种群思想”。它有别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旨在通过推断整个群体内的“代表性行为主体”的特点,来了解宏观现象。演化经济学包含了多种多样的社会和经济互动的行为。可以说,我们观察到的很多经济现象可能会比参考所谓的“代表性行为主体”的特点,更好地帮助理解这种互动的进程。 第二,有助于表明经济演化多样性的重要作用。该领域内的一些研究表明,多样性是演化模型增长的来源。但是,选择降低了多样性。因此,除非系统内有新的多样性注入,(内生)增长将会消失,系统将趋于静止状态。这在本质上是对“锁定”和“路径依赖”等备受争议的现象的解释。如果没有新变化,或者选择变得“太强大”,建立变化则“太弱”,该系统将被锁定到特定的路径或状态。因此,新变化即创新的建立对经济的演化绝对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揭示了与新变化密切相关的问题,即行为主体如何思考、学习和行动。nelson和winter最早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作出了贡献。他们运用“过程合理性”和“行为满意度”,从最初研究个人行为,到研究整个企业的行为。企业的行为,包括搜寻新的或改进的规则,以及基于惯例的规则。并且按照他们的说法,企业行为的惯例理论实际上是为解释产业演化服务的。但是,这些有目的的行为是否会因为内部成员的怀疑,而存在对“规则打破者”的偏见?在这种情况下,新变化的一个重要资源可能被忽视。这将是今后演化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课题。 四、结束语 本文以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为主线,对熊彼特以来的演化理论发展过程中较为重要的文献作了回顾。演化经济学与居于主流地位的经济学之间既是相互竞争的关系,也是相互补充的关系。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演化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基于以下四个论点:第一,认为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经济更具活力的根本保障;第二,演化过程具有国家性特点;第三,规律性创新的作用,即一个重要的创新打开了“机会”之窗,并导致了创新集群的产生,与之相关的是演化过程中学习的重要作用,以及创新环境在诱导、改进和选择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第四,行为主体在演化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尽管演化经济学仍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但是近几年的发展趋势已表明,演化经济学理论已经成为分析复杂经济现象的重要方法,动态演化的思想已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认可,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经济学理论论文:有关产业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探讨 一、关于产业组织理论历史 我们所研究的产业组织它的基本内容是西方产业经济理论基础性理论内容。它的历史可以起源于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其著名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表述的重要原理:首先就是市场竞争理论,其次的重要理论就是劳动分工。我们可以看到理论的提出都是研究竞争的体制我们作为市场主体的竞争经行为,这个理论对现代的经济学组织理论的产生、发展都有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也为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目的性。在这个理论中它进一步论证了结构对市场行为、主题绩效的关键作用,故而我们通常意义上称之为结构主义学派。与此同时我们发现产业组织理论也在进一步的完善之中,其在政府产业决策之中逐渐发挥不可替代作用,然而理论本身存在的问题,其弊端也逐渐在社会实践中日渐显现,这就是很多专家、学者越来越持批判态度。持不同意见者认为,理论并没有重视企业之于市场结构的反作用力,与此同时理论研究中过于的静态、单一的研究方法也饱受批评。这就是要求我们的理论研究工作者进一步丰富完善理论内容,针对理论自身存在缺陷加以研究。新的理论研究工作者更加重视企业行为的研究,这就是这一批的研究者获得了行为主义学派或厂商主义学派的头衔。随着学者对于这一理论研究的深入才使理论逐渐的完善,逐渐成长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且在实践中得以检验。 二、理论的产生及其发展历程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产业经济学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它是研究产业之间的关系以及演化的规律。我们的研究主要分为:首先我们探讨的是广义上来研究产业间的关系;其次从狭义的产业概念出发研究产业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我们提出了三个产业的划分,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在三产业理论的研究中我们需要着重研究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g.g.clark),在对众多国家的三产业发展的深入研究之后,最终得出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分布和转移的规律性,这就是我们确认的关于产业的理论性研究配第—克拉克定理。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w.g.hoffmann)最先开始在工业经济中开展理论研究。其理论主要集结在《工业化的阶段和类型》论著中,其研究的重要成果是划分 消费资料产业、资本资料产业和其他产业,在这个基础之上通过研究得出结论消费资料产业净产值与资本资料产业净产值的比例会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不断下降,与此同时通过研究还得出结论消费资料产业比重逐步减少,资本资料产业比重逐步上升。这一理论更加深入的阐释了产业理论,更加深入地解释了产业中的关系。丰富和发展了西方经济学的产业理论。 三、产业布局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我们最开始对专门论述所产生的布局问题的理论,都是把农业区位论和韦伯工业区位论为最经典的代表和最古典的区位论。古典区位论其实一直处于单一的立足于企业或者是单一的立足与企业中心,古典区位论一直是以最低成本和最省运费的理念,古典区位论不对市场的销售量的问题和消费因素而考虑,所以我们通常将这种区位论称之为西方区位理论的成本学派。我们由于社会的变化市场的发展和劳动者的生产成果的不断提高,使得第二与第三产业的不断的提高,逐渐的将农业给取代了,从而第二和第三产业会逐步的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与此同时我国随着社会的发展交通运输与网络的迅速发展,运输不会在是对我国生产造成一定的影响,反而市场的销售量等问题却成为我们产业能否成为我们产业盈利与生存的主要关键问题。我国现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区位理论逐渐的将古典区位理论的弊端逐渐改进为近代区位理论市场学派,由于古典区位理论一直是处于单一的立足于企业或者是单一的立足于工厂当中,从而我们将古典区位理论转变成可以立足于城市或者可以立足于地区的理论。由于我们必须以最低的成本和最省的运费我们才能满足市场的发展和市场的最大需求。 四、产业政策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通过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可以得知长夜经济理论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他对产业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他就是产业政策理论。在没有产生政策概念之前我们对于政策概念的思想和实践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论,但是产业政策的概念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产生的结论。 五、结语 我们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全球经济迅速的变化,产业经济学理论作为新兴的科学我们可以广泛的应用创新,产业经济学理论有这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在传统意义上完整的产业的控制权并不复存在,这也是各国所关注的最现实的问题。因而产业安全概论体系的形成是与产业经济学理论息息相关的最新创新与发展。 经济学理论论文:教育经济学理论研究文献综述 教育经济学研究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其理论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 主要建立在以舒尔茨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所创立的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之上。人力资本理论之后由贝克尔及丹尼森等学者进一步发展, 成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人力资本论受到质疑,涌现出新的理论流派。当跨入新时期,伴随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教育的不断普及, 各种全新的理论不断涌现。本文将对教育经济学主要的理论发展做一个全面的综述。 一、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缘起和雏形 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具有一定的学科体系结构,首先起源于西方,而后传播到世界各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发展并被广泛应用于生产力,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日益认识到掌握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掌握科技,教育是关键。从而激发了人们对受教育的需求,因此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提高,逐渐成为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为教育经济学的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另一方面,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解开了剩余因子之谜,论证出教育是剩余因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刺激经济增长的十分重要的因素,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也促进了教育经济学的诞生。 20世纪20年代,教育经济学以独立学科的形式最早出现在前苏联,它创建的标志是前苏联著名经济学家斯特鲁米林(c.t. ctpymnjinh)于1924年发表的《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这是世界上最早用数量统计的方法阐述教育的国民经济意义的论文,被称作世界上第一篇教育经济学论文。论文系统地研究了年龄、工龄、教育程度对劳动技能的影响。斯特鲁米林认为年龄、工龄和教育程度均影响劳动技能的高低;论证了教育程度与劳动技能成正相关。 西方最早研究教育经济学的论文是美国学者约翰·沃尔什(j.r. walsh)于1935年发表在美国《经济学季刊》上的《人力的资本观》,它被认为是西方国家研究教育经济学的第一篇论文。沃尔什主要从学生达到可以入大学的年龄算起,认为只有大学教育及其他专业教育才具有资本的特征。大学教育和专业教育可以取得收益但要付出代价,偿还代价之后可以带来利润或经济效应。[1] 到20世纪60年代,教育经济学在西方才真正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这一期间,美国的舒尔茨、贝克尔、丹尼森等代表的以人力资本理论为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的西方教育经济学成为主流派。舒尔茨(t.w. schultz)在《人力资本投资》、《教育的经济价值》、《对人投资的思考》等系列论文中对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深化和系统化。其基本理论可概括为重视人力资本投资,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的重要源泉。他认为教育投资的最大特点是对人的劳动质的方面去衡量,而不是从量的方面去判断,即把人的劳动看作是教育装备的结果。劳动的教育装备率高,劳动生产率也就高,从而增强创造收入的能力。 与舒尔茨的宏观视野不一样的,加里·贝克尔(g.s. becker)着眼于人力资本理论微观领域的研究,并用具体数字计算和实证研究论证了不同教育等级之间的收益率差别。他认为个人通过教育等提高能力和人力资本积蓄,由此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得到较高收入。 除了舒尔茨和贝克尔外,推动人力资本理论发展的另一重要人物是爱德华·丹尼森(e. f. denison),他于1962年著有《美国经济增长的资料和我们的选择》。他把教育因素视为人力资本因素的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经济增长多因素分析法”,细致地计算了教育的经济价值。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具体的计算方法上更加细致和精确。 至此,西方国家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从创立起就强调了教育投资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关联性,经济要发展就要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毫无疑问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源泉,所以也要重视教育投资。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人力资本理论是教育经济学产生和形成的直接理论来源。 1962年英国伦敦布鲁诺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约翰·维泽( j. e. vaizey)出版了第一本正式以学科命名的专著《教育经济学》,系统地阐述了教育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标志着教育经济学的产生。1963年,国际经济学学会召开了第一次教育国际学术会议——教育经济学专题学术讨论会。会后于1966年出版了一本具有一定体系结构的《教育经济学选集》,这次会议的召开以及论文著作的出版也被视为教育经济学学科诞生的标志性事件。这样,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新的交叉学科,在世界各地学术界普遍地受到了高度关注。[2] 二、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初步发展 进入20世纪70年代,教育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研究成果,有关教育经济学的著作及论文层出不穷。但此时的西方国家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萧条。国家在教育上的投资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不景气的经济状况与教育的不断扩张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人力资本理论表现出了“失灵”,催生出了各种反人力资本理论的新理论,重新评估教育的经济价值,使教育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影响比较大的理论主要有三种:筛选假设理论,劳动市场划分理论,社会化理论。 1.筛选假设理论(screening hypothesis)。是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提出的视教育为一种筛选装置,以帮助雇主识别不同能力的求职者,将他们安置到不同职业岗位上的理论。创始人是迈克尔·斯宾塞(andrewmichael. spence)和罗伯特·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等。1972年,斯宾塞发表了《就业市场信号》一文,论述了教育作为就业市场上的生产力信号,以及如何发射信号。形成了严格的信号理论,也标志着筛选理论的建立。筛选理论对人力资本理论宣称的教育能够提高生产率大胆提出了质疑,极端地假设教育并不增加人力资本, 只是作为一种筛选装置筛选出生产能力较高的人。[3] 尽管筛选假设理论否认了人力资本,但它与人力资本理论并不相反。实际上它指出了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另外一条途径:促进社会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正是筛选理论让人们认清了一个被忽视的事实,即教育的筛选作用无论是给个人还是给社会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所以,筛选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正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补充。 2.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labour market segmentation theory)。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推动下,许多经济学家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政府管制等引入劳动力市场研究,形成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着眼点是教育与工资问题的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有斯特·瑟罗(lester c. thurow),彼得·多林格尔(peter b. doeringer),迈克尔·皮奥里(michael j. piore)等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教育程度与工资水平成正比例关系是有条件的;劳动市场存在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和体系是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人力, 而人力资本理论把本来分割成不同部分、具有封闭等级性的市场抽象地视为完全统一的竞争性市场, 基本前提就不正确。教育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就业分配上, 在于它决定一个人在何种市场上能谋求职位。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理论的教育程度与工资水平的正相关性成立,而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述命题不成立。[4]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并不否认教育的作用,它和人力资本理论最大的区别在于它除了将教育作为影响收入的一个重要内生变量之外,还将制度因素、雇主和雇主的工作态度因素等作为内生变量。可见,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人力资本理论的补充和完善。 3.社会化理论(socialization theory)。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创始人是萨缪·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赫伯特·金迪斯(herbert gintis)。1976年,鲍尔斯和金迪斯合著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教育改革与经济生活的矛盾》引起强烈反响。他们认为教育的经济价值源于教育的社会功能。教育的社会功能远比教育提高知识技能对经济的影响更重要,而劳动者的表现则源自自身拥有的非知识化的个性特征(即非认知能力)。而教育的经济功能便是通过各种教育途径和手段使学生社会化,使不同的学生形成经济结构所需要的各种个性特征。[5] 总的来看,以上三种主要理论表面上都是对人力资本论的挑战甚至是反对,事实上,都是从其它侧面强调了教育会带来经济效益的增长,不管是对个人还是社会。某种程度上是对人力资本论的多角度的补充与拓展。但是普遍都忽视了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和与经济生活相矛盾的一面,因而带有片面性,为教育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空间。 三、新时期教育经济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教育的不断普及,对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也逐步深入,涌现出各种新理论。比如:关注人本文化的社会资本理论、基于新制度经济的教育产权理论。 1.社会资本理论。第一个对社会资本进行系统分析的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 bourdieu)。1980年,布迪厄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概念。之后,美国学者詹姆斯·科尔曼和罗伯特·普特南等先后提出了社会资本理论并将其作为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上的理论发展加以阐述。社会资本理论尚无统一定义, 但一般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 通过民众自由地将个体人力资本进行横向的社会组合而生成的能够促进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心理结构。社会资本理论从群体人力资本角度研究社会经济, 更注重一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人际关系。社会资本理论研究方法弥补了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方法的不足之处:首先,它提升了人的社会地位;其次,从微观层面为主的分析扩展到宏观层面;第三,社会资本理论直接把无形资本因素(社会心理)关系引入研究。教育的作用在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共同进步,不仅只是提高人力资本存量,也通过提高对社会关系的认知能力、制定合理的共享规范和合理的组织结构等社会资本存量,从而达到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目的。因此,研究教育经济学不能仅仅局限于人力资本的范畴,更应该通过社会资本来凝集人力资本,达到人力资本组合的帕累托最优。 2.教育产权理论。随着新制度经济学这一新的研究范式的崛起,国外学者很快将其方法的普适性运用到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分析之中。如美国学者亨利·汉斯曼(henry hansmann)研究发现营利企业和非营利性组织的逻辑是相同的,学校这类非营利性组织的非营利性实质是为了减少组织运行成本和交易费用的一种制度安排。新制度经济学对教育经济学领域的运用基本有两个走向:一是把新制度经济学作为一种新的视角,继而作为一种方法来分析教育中的问题;二是从新制度经济学中挖掘出与教育活动不同层面之间的联系。教育经济学中关于第一方面的研究就是运用制度变迁理论作为解释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的理论基础。关于第二个方面的研究则是将产权理论引入教育领域,对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问题进行制度分析,且提出了教育产权的概念及有关问题的探讨。 新制度经济学对教育经济学的贡献在于教育制度的变迁与教育制度的创新。通过制度变迁理论可以解释我国高等教育体制乏力的根源, 从而为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管理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提供理论基础。事实证明,明确提出教育产权应该说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巨大飞跃。 四、总结 综上所述,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一直是在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之上不断推进。起初有过强烈的反对之音,从而催生出了筛选假设理论,劳动市场划分理论,社会化理论。看似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质疑,实质上是一种补充。新时期的学者调整了研究的角度,把人力资本理论引申到了社会资本理论和教育产权理论,使得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更加符合实际需要,丰富了研究的视角。笔者认为,反观21世纪的学界,研究成果没有多大突破性,仍然是在对以前的理论反复探讨。这门学科的下一步发展需要创见性的突破,才能为现在越来越复杂的教育领域提供新的指导。 经济学理论论文:行为经济学理论的延伸及借鉴 [摘要]行为经济学由于对传统经济学的基础提出了挑战,在兴起之后就一直受到关注,频频被用于解释相关的现实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就从介绍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及主要观点出发,进而论述行为经济学的相关延伸理论,并展示了行为经济学被借鉴来解释现实中一些传统经济无法合理解释的问题。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 理论延伸 行为金融 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及相关原理与现实的偏离,催生了行为经济学这一新兴分支学科,有力地推动了当代经济学的发展。行为经济学对理性人效用最大化和均衡产出等标准经济理论内容构成了挑战,近年来行为经济学在市场竞争行为、劳动经济和金融等领域获得广泛应用,有利于解释很多复杂的社会现象。 一、行为经济学发展历程的回顾及其主要观点综述 行为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它对传统经济学的基础,即假设人的行为准则是理性的,不动感情的自我利益,提出了挑战。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人类对外在事物的认识是清澈了,但是把人、人的行为、人的精神等非理性方面则舍弃了,并把其简化为一个个的点或一条条的线。人也成为了“扁平的人”。但是,不少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这种以完全理性人假定搭起的优美的理论大厦无法通过检验科学的方法来检验与研究人的内在本性,也无法观察到现实中人的经济行为,因此更无法来解释许多人的经济行为之谜。这种局面到20世纪90年代才得以转变。莱布森等美国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名为“行为经济学”的经济理论新流派思想,向主流经济学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行为经济学是一门试图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融入标准经济学理论的科学。行为经济学尝试对非理性行为进行研究,打破了主流经济学的界限及视域,在现实人的基础上发展了主流学派的经济人概念。行为论者并没有抛弃主流理论,而是赞同其注重理性的,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但是,他们坚持对这一理论加以修正。他们认为,经济人也对具有偏见的推理,自我沉溺、自我毁灭的行为和种种其它人类缺陷和长处做出反应。行为经济学理论还关注公平、互惠和社会地位等许多其他方面,因此,行为经济学试图对传统假定进行修正。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马修•拉宾(mattew rabin)及已故著名行为经济学家阿莫斯•特维尔斯基(amos tvesky)是行为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富有创见,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概括来讲,行为经济学主要就是:预期效用理论;偏好的一些典型特征;偏离理性的特征分析这三类代表性观点。 二、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延伸范围及领域 行为经济学之所以盛行,不是因为其敢于对传统经济学提出挑战,更因为是行为经济学能够自圆其说,其一些假设和理论观点能够更好地解释现实,能让大多数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行为经济学在现实中的理论主要延伸到以下领域: 1.当今市场竞争行为的心理特征 标准经济理论描绘的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需求规律的适应条件非常有限和严格。而向当今全球市场新格局和竞争合作新特点,许多高新技术产品、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产品、符合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文化产品,以及电信市场、网络产品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文化产业等,引起了消费选择行为新的变化,频频表现出明显的偏离价格需求规律的现象:降低价格未必能保住市场占有率,屡屡奏效的一些非价格竞争策略和手段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在中国市场供应和秩序、收入和社会则富分布、消费观念和习性、生产力和科技创新水平处于相对落后和低下的情况下,消费选择行为与标准的理论描述相距就史远。无论是消费行为、企业经营行为和投资行为等,市场竞争行为选择中心理因素的影响特征非常明显。 2.劳动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非自愿失业——为什么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不包括自然失业率和工作变动时的摩擦失业)?原有理论对此给出了一个“公认”的理由,假定工资是在市场出清水平上预先给定的,以此为标准若劳动力过量供应,就会造成失业。但工资为什么要定那么高,而且还是刚性的呢?为什么有人频频跳槽,而另一些人则愿意终生厮守一个单位?这些不是能用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简单解释的。“有效工资理论”、阿克洛夫(2001)的“交换礼物”等都试图给出合理的解释。理论和实践似乎证明了在工资和努力水平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并且在长期内是很稳定的。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现实中劳动力市场并不是简单地遵从工资水平提高、劳动力供应增加这一规律。如出租汽车司机并不只是由每人收入的高低来决定工作时间的长短;老师让一些学生参与科研课题,学生们不会仅根据报酬或津贴的高低做决定;幼儿园制定罚款制度是为了让父母亲及时地接孩子,但结果是适得其反。这些是因为当工资与价格变化的行为中包含道德和情感成分时,标准经济理论中的价格交换效应就应予以修正。因为劳动者对劳动与休闲的价值判断是因人、因行业、因时点不同而异的。另外,行为经济学还研究指出,承担风险、经营管理等活动也是一种类型的付出和劳动。 3.行为金融学 行为经济学在金融投资领域的应用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金融学中,有效市场假设的作用是奠基性和举足轻重的。资产定价的标准均衡模型假定投资者仅仅关心资产风险,并利用公共信息尽可能准确地预测股票收益。这些假设在某些时候确实能做出确切的预测,但当价格变化的自相关性近似为0时,证券市场上却出现大量异常现象。这些不规则现象促使研究具有有限理性假设的资产投资者的“行为金融” ( behavioral finance)论应运而生(baker, etal.,2004)。金融学中一个重要的异常现象是“股票收益之谜”:股票的平均回报要比债券收益高得多,为什么高收益对应高风险,并没有令人信服的实证研究支持这一理论。为了说明其中的缘由,行为经济学假定投资者具有损失规避的行为偏好,这能更合理解释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对应关系。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还发现经验不足的经纪人的反应如何迟滞,而长期操盘手的反应为何又过于敏感。行为经济学还通过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的年成交率的实例来研究资本市场规模问题,关于个体股票交易行为的数据表明,部分投资者的盲目自信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股票市场规模的极度膨胀,股票市场上的许多现象都与投资者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有直接的联系。 行为金融学的迅速发展,是由于金融理论把“宝”都压在“有效市场假设”上了:投资者有充足的理性以至能够观察和利用历史资料。有人曾将有效市场假设美誉为:社会科学中认识最完善的一种规律性,然而,股票价格波动太捉摸不定了,以至不能反映内在的真实情况。行为经济学发现了一种基于人心理活动的过度反应效应,客观、深入地研究一系列异常现象,有助于用事实更精确地检验市场有效性假设。当然,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行为经济学也迫切希望尽可能地减少心理学的内容,正在努力探讨用一种统一的方式来解释金融市场上的异常现象。 三、行为经济学在实际中的应用 1.民工短缺的行为经济学分析 沿海地区的“民工荒”打破了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神话,引起了企业界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理论界纷纷对此问题发表看法,并对民工短缺的成因进行了分析综观这些分析,人多是运用市场、结构、信息、制度等分析力一法,基本没有涉及民工的心理与理性,民工是该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在分析民工短缺的成因时,不能完全不考虑主体对劳动力市场的相关要素以及劳动环境的认知而采取的相应的经济行为。 经济学理论论文:改革开放与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取得了重大创新和发展。其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进程,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理论创新的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是:解放思想是先导,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创新不止步,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理论研究队伍。时代和实践的发展无止境,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在若干重大方面取得进一步突破,必须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解放思想,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继续加强队伍建设。 关键词:改革开放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一场伟大革命,创新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灵魂。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而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强有力地支持。本文拟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作简要回顾,并对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进行展望。 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实践的发展,我国经济学理论实现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创新,概括言之,有如下十个主要方面: (一)关于改革方向、目标、道路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强调“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的同时,曾经论及社会主义改革。恩格斯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是,对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改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可能做出明确的回答。 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宝贵成就和经验,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但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如何进行改革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革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实现了一系列创新和完善,这些理论不仅包括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必然性,改革的性质、目标,而且包括改革开放的内容、道路、方略,由此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学说。 (二)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发展一般规律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论断,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只是作了一些原则性的预测。列宁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不仅肯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公有制、按劳分配和人民政权等,而且根据俄国的实践,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进一步认识,如:实行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具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建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及其民主制度等。但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究竟怎样,列宁又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他认为,社会主义将来是个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达到完备的形式,这些只有未来建设者才能具体描述。 改革开放前,我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经历过反复的过程,有重大的进步也有曲折甚至失误。我们曾经肯定社会主义就是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致力于生产力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曾肯定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因此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使人民生活有极大的改善;曾经肯定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所以使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发展。但是,我们也曾经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忽视发展生产力,过分强调生产资料越公越好而脱离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过分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 改革开放的实践,不仅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不意味着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且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时认识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要求。这些认识反映在经济理论上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重要方面:一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目的。二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要求。三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手段。很显然,这些理论是在实践基础上的重大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在原有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发展要不要划分阶段、如何划分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从其产生、发展到成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要经过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外,还要经过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列宁曾依据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实践,指出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过程中会出现若干重要阶段,并提出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等概念。但是,这些思想也仍然是一般的构想,当时还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来做出科学的概括。所以,面对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列宁不拘泥于已有的结论,而是主张“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对国情问题进行了探讨,成功地渡过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些宝贵经验,但其后也走了一些弯路,在某个特殊时期,甚至脱离国情,超越发展阶段,实行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政策和措施,给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危害。在几十年社会主义探索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范畴,并作出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这是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来的。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在我国生产力水平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就我国的社会性质来看,它已经足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这与过渡时期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二,就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成熟程度来看,它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决不能超越这个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两层含义是相辅相成的。社会主义是基本前提,初级阶段是发展程度。我国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对长期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初步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新课题,为进一步科学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根本依据。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提出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我国不可能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必须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确立,指明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质和特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基础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主要包括:一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二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三是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既反对平均主义,又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四是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五是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个人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要帮助后富的地区和个人,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对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其著作中有许多关于商品经济的分析,这些分析如果抛开资本主义的制度因素,其揭示的许多一般规律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预测未来社会时,曾以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为前提,设想社会根据需要,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后来有人把经典作家的这种对特定前提下的预测变成教条,不管现实社会主义的条件如何一概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从而严重束缚了社会主义活力的发挥。 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不但不能取消反而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了这样的认识为基础,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相容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手段等重大理论也都取得了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也随着改革的深化逐步明晰。所有这些,打破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使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发展和创新,成为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指导理论。 (七)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长时期内,企业是政府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不是独立的法人。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企业没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也就没有足够的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活力。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使我们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个人和农户家庭都是微观经济主体,同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企业理论和企业改革理论,包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的法人,拥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生产经营权;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垄断企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的形成,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微观经济理论,为我国的企业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 (八)经济发展理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关于发展的根本思想。在改革开放中,我国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的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集中广大人民的智慧,汲取世界各国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发展问题上的集中体现。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形成了实现科学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包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理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理论;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等。这些理论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和保证。 (九)开放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国际分工和世界贸易的一些论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也由于当时缺乏经验,所以我国的对外开放遇到很大困难,具有很大的局限。 1978年以后,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外开放逐步扩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理论,包括:一是统筹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二是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具有二重性,要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三是转变贸易方式,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四是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这种对外开放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十)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丰富的宏观经济理论,如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有计划发展理论等等。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长时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积累了宝贵的综合平衡等宏观管理经验。这些理论和经验都是进行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宝贵财富。但是对于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如何管理,则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并将这些理论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创新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理论,包括:计划与市场关系理论,国民经济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分析理论,国民经济结构分析理论,宏观调控模式、目标、手段理论,政府职能及其转变理论等。这些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为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保证。 二、改革开放的实践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 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如此理论进展,主要原因是: (一)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和动力 经济学理论本质上是实践的理论,实践是理论创新和发展不竭的源泉。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为经济学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源泉,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同时,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在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为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三十年来,我国gdp以年均将近10%的速度增长,总量由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46619亿元,跃至世界第四。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增长到2007年的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2007年的4140元。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007年达到172534亿元,是1978年的819倍。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之丰富多彩,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认识世界提供了手段。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信息经济的发展,网络的出现,为人类认识瞬息万变的经济社会提供了条件。此外,改革开放的实践还不断检验已经形成的理论,使实践证明不符合实际的理论不断遭到淘汰或矫正,使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完善和发展。 (二)改革开放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理论的创新需要优良的学术环境。改革开放是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经济学理论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改革开放的实践,感受改革开放的脉搏,跟踪改革开放的步伐,总结新经验,研究新问题。而整个社会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氛围,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经济学理论创新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的劳动。全社会尊重这样的劳动,努力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这种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使他们的创造性迸发出来,成为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生力军。 (三)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和借鉴国外经济学的进程 经济学是科学,而科学揭示的真理是没有国界的。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也日益引起世界的关注,大批的中国学者登上世界各国的讲坛,进行学术交流,使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在交流中得到传播和发展。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使国外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日益广泛,这为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提供了极大的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吸收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尤其是在批判地继承、吸收人类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总结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和工人阶级斗争实践,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也在认真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理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理论、苏东国家的经济理论研究取得的进展,得到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四)改革开放加快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由此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根本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化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继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伟大成果,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学理论创新一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这就保证了经济学理论创新既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不误入歧途,又使经济学理论创新具有科学的方法论指导。这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最重要的是: 第一,解放思想是先导。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先导,也是理论创新的先导。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不断推动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进而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取得的一次又一次创新无不是解放思想的成果,而每一次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实践证明,解放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宝,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强大思想武器。过去三十年我们坚持不断解放思想取得了改革开放的成功和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丰硕成果,今后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实现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一定要继续不断解放思想。 第二,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改革开放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动摇,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就经济学理论创新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的方向不动摇。积三十年之经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在任何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顺利的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遇到困难、发生问题时尤其要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方向不动摇,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当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就怀疑甚至否定改革的必要性和取得的成就,动摇深化改革的决心,甚至试图把改革拉向后转;另一种倾向是,只强调坚持改革方向而忽视改革遇到的问题,甚至以坚持改革的方向而不去正视和解决改革进程中遇到的问题。经济学理论要始终不渝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提供科学的支持和指导。 第三,坚持创新不止步。创新是理论进步的灵魂,创新无止境。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沧取得的突破和进展无不是创新的结果。要创新就要坚持科学研究无禁区,学术争鸣要鼓励;要创新就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重视对国情、世情的调查研究,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尊重人民的创造精神;要创新就要妥善处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充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关系,既坚持正确的导向,又大胆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先进经验;要创新就要倡导科学严谨的学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第四,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理论研究队伍。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创新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建立了一支数量宏大、素质较高的理论队伍。这支队伍总体而言,拥护改革开放、拥护社会主义,具有较广阔的视野、较渊博的专业知识和高尚的敬业精神,是值得信赖的队伍。今后经济学理论创新,还必须继续加强队伍建设,充分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 三、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 实践的发展是无止境的,理论的创新也不应该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毋庸讳言的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我们仍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这些挑战和问题有的来自国际的,有的来自国内的。在国内的这些问题中,有的属于由改革开放的深化触及到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有的则是具有阶段性特征的问题。不管哪些问题的克服和解决,都呼唤着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在当前,经济学应该着力研究和创新的主要领域及问题有: 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问题研究。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阐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科学发展的理论研究;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问题研究;以及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包括: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模式研究;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研究;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等。2009年将迎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道路及其经验教训,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义不容辞的责任。三是深化改革开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研究。包括:今后中长期深化改革开放战略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经济制度和健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研究;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研究;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监管体制改革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研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研究;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等。四是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改善民生问题研究。包括: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研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研究;区域均衡发展和区域竞争问题研究;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扩大就业的理论和对策研究;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研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理论与对策研究等。五是开放进程中抵御世界各种危机影响维护国家安全研究。包括: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研究;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与中国经济金融安全研究;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理论和对策研究;灵活审慎的宏观调控政策研究;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进一步评析和研究;全球经济调整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开放条件下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研究等。六是中外经济史重大问题研究和中外经济思想史重大问题研究。 要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就需要: 一是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之所以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因为,我们要进一步创新的经济学理论,必须是对实践有指导作用,能够引领实践健康发展的理论,而这样的理论只能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并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和发展。书本的知识,前人的经验和理论成果是重要的,没有这些知识和理论,一切从头开始,也很难实现进一步创新,但这些知识和理论只是已有的理论,它可以为我们进一步创新经济学理论提供基础和借鉴,但却代替不了理论的进一步创新。所以归根结底,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只能源于实践并随实践的发展而深化。 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首先是要进一步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我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特殊的文化、特殊的国情、特殊的经济制度,只有对这些“特殊”吃准吃透,才可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我国正在进行的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和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只有投身这样的实践并善于不断从这样的伟大实践中吸取营养,才可能总结出伟大的理论,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而这一点,几乎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处于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家,得天独厚,应该为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作出世界性的贡献。基于此,我们应该多一些自信和自豪,而完全不必凡事跟在别人后头跑,甚至妄自菲薄。当然,强调首先是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并不排斥从世界的实际出发。我们处于一个开放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在这样的时代,不了解世界,也就不能很好地研究中国,所以一切从实际出发,也要从世界的实际出发。 二是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因为这是已为实践证明非走不可的必经之路,舍此不能达到我们预定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多年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带领全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没和改革的卓越成就。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否则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展,中国的问题也不能有效解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所在。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指导,联系国际国内的实际,去观察和分析问题。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总结过去,客观地分析现实,努力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坚持和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一方面,要防止和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教条主义是本本主义,照本宣科,简单地、机械地套用“本本”和字句,形式主义只做表面文章,这只能使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停留在一知半解的水平;实用主义则往往断章取义,为己所用,给马克思主义附加一些不正确的东西,甚至肢解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一方面要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在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中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 三是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之所以要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而且善于吸取人类文明中的一切成果,具有开放性。在今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竞争、合作的条件下,我们更应该善于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的文明成果,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当前,一个客观事实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比我们高,综合国力比我们强。西方经济学作为对这种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理论概括,包含了一些科学的对我们有用的成分,也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有分析地借鉴这些科学的成分,为我所用,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益的。当然,必须明确,西方经济学有其非科学性,主要是:将资本主义作为永恒的、美好的制度是不符合实际情况和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将市场看作是万能的已为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排斥和否定对经济的干预也是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正因为西方经济学有这些非科学性甚至是根本性的缺陷,所以它不可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时候,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有取有舍,有用有弃,而决不可照抄照搬。 四是继续加强队伍建设。要坚持高标准,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造就一批年富力强、政治和业务素质良好、锐意进取的青年理论骨干。关键措施是要高度重视对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建立能够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的良好机制,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 试论邓小平经济思想主题内容及其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论文关键词:邓小平经济思想;经济体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论文摘要:邓小平经济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极其重要组成部分,对邓小平经济思想的研究,首先就要从整体上把握这一思想主要层面。本文从理论、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提出邓小平经济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系及其规律的研究。揭示了邓小平经济思想包含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三个层面及其内在联系,对我们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我们党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而邓小平经济思想是邓小平理论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邓小平经济思想正是在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百年探索的重大时代课题,及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问题的探索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理论观点。展示了这些理论观点的联系及其体系,同时也把社会主义经济学推到新的发展阶段。 一、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发展中,科学地理解和把握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主题 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科学探索,起始于l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l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拓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研究的理论视野,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如何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作了最初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不失时机地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方面走出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奠定了新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强调向苏联学习,基本上按苏联既有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形成由国家集中统一领导的计划经济运行模式。到1956年春,经过经济建设的实践,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已经察觉到苏联模式的弊端,提出要以苏联为戒,正确学习苏联的经验。一是苏联的办法中的许多是错误的,已经给苏联经济发展造成危害,这些东西我们不要学;二是即使苏联对的东西,也有许多不合乎中国实际,不能生搬硬套。由此开始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在实践上取得了一些成就,理论上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其表现在在1956年4月撰写的《论十大关系》和1957年6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所提出的一些重要理论观点。但是,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干扰,并没有沿着正确思路继续下去,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到了如“”这样的严重挫折,特别是“”,更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遭到灾难性的破坏。 20世纪70年代未以后,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自身经济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态势和矛盾作出了正确的分析,并作出了科学的判断,科学地探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和发展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从而在社会主义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解决了象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基本特征的探讨,是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基础性内容,这一探讨深化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本质及其特征的理论 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主题,决定了它在理论上的主体内容,可以概括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三个层面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 第一,对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内容的分析 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分析现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邓小平认为,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所制结构只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并存共同发展。为了坚持公有制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并发挥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邓小平还从理论上阐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有关系,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兼容性;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对公有制在现实经济中的实现形式作了探索;强调选择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等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是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也是有利于体现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基本要求的。 第二,对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制度的基本内容分析 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邓小平坚持认为,按劳分配同公有制一样,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内容,它们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原则”。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相适应,邓小平对社会主义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经济方式并存的结构作了探讨。他还对按劳分配实现过程中,体现在收人分配上的“先富”和“共富”关系作了理论的与实践的探索,提出了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大政策”。同时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和“两个大局”思想,“两个大局”思想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富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一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第三,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的概括 认识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是搞清楚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和现实的前提,邓小平以他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长期思考和探索,并根据现时代世界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把社会主义本质高度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揭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与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的内联系,极大地丰富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视野。 三、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探讨,构成邓小平经济思想中最富有创造性的理论层面,展示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新课题和新领域 经济体制是一定经济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和管理形式。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理论分析,集中体现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的科学论述 党的十一届中全会召开不久,邓小平指出,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改革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问题,对这一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作了充分的估计,他认为“为了有效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认真解决各种经济体制问题,这也是一种很大规模的很复杂的调整”。反思5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的形成及其演化,邓小平清醒地分析其基本特征和弊端,认为原有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就是国家运用指令性计划,直接掌握和控制人、财、物资源,权力主要集中在中央,所有的活动都在计划规定的范围内运行。这一经济体制虽然也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注意利用经济杠杆的作用,并且在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逐步开展,也暴露出不少弊端,如“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④等,为此,“如果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当时,邓小平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我们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三方面的问题”。 第二,对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创造性的探索 在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最初十年实践的反思中,邓小平强调创造良好的环境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提出与当时所开展的治理整顿相关的经济体制目标模式,只能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当经济体制改革进人全面深化阶段时,邓小平审时度势,在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及时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对人们在改革中一直非常关注的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了新的概括。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他把计划、市场经济机制同社会经济制度“剥离”开来,把计划和市场都看作经济手段,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他又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论述了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关系,说明两者是有机统一的。这一理论从根本上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是社会基本制度的传统观念,诊治了我们在市场和市场经济问题上常犯的“恐资病”,为我们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极为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四、对经济运行及其机制的探讨,构成了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富有特色的内容,拓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视野 人类社会经济形态足一个在一定的经济作用下运行和发展的有机整体。经济运行机制简称经济机制。它是一定经济肌体内各种构成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制约关系及这种关系对经济的调节功能,通过经济运行机制系统自动而稳定的运转,推动社会经济正常发展,调节社会资源的有效分配。邓小平非常重视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对社会主义发展不同时期如何运用计划和市场的运行机制,以及运用计划和市场的经济运行机制的重要性等问题作了深入的论述。他认为,“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点”计划和市场作为经济运行的机制,运用得适当,就可以提高社会生产力,更为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优越性。“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决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邓小平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分析,首先表现他对保持中央权威问题的论述上。他明确指出,中央权威是指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保持中央权威就是中央能令行禁止,说话算数;掌握足够的财力是保持中央权威的物质前提,科学地制定政策是保持中央权威的重要基础。其次,表现在他探讨了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主体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他认为,政府职能必须由直接调控为主转向间接调控为主.由微观调控转向宏观调控,由搞项目审批、分钱、分物转向利用经济手段搞规划、协调、监督和服务,政府机构必须由臃肿重叠转变为精干、高效,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市场机制才得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才得以充分发挥和体现。再次,表现他分析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调节手段,如财政调整手段、金融调节手段、法律调节手段、行政调节手段等。此外,邓小平还对国民经济的速度、比例、效益之间的关系,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发展战略问题,以及我国的对外开放等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 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分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农业生产方式作了“两个飞跃”的概括。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第二,在国有工业企业管理方式的变革上提出了“要来个革命”的思想。在企业体制改革的不同时期,邓小平提出了建立和加强以“责任制”为特点的企业管理方式.实行以“承包制”为特点的企业管理方式,以及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落脚点的企业管理方式。第三,对发展企业所需要的技术和人才问题作了较为深刻的论述。邓小平强调发展企业所需要的技术可以采取“引进”的办法,对引进的技术不能只是“学会”,还必须“创新”。使企业拥有更高的技术水平。同时,先进的技术要有先进的管理方法,发展企业所需要的人才靠的是“培养”,对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必须是在“很好地使用”中进行培养。 五、对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整体关系和过程的研究,构成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主体内容,展示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广阔前景 以往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较多地注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而忽视或轻视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研究。这种研究取向的产生,一方面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理解的偏误有关,往往把对生产关系的研究误解成仅仅是对基本经济制度特征的研究,对经济体制、对经济运行的研究易于被排斥在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范围之外;另一方面也与长期存在的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有关,现实中单一经济体制模式窒息了对这一体制及其运行研究的活力,从而使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脱离了生动的,丰富多彩的经济实践。邓小平在形成和发展其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过程中,果断地摒弃了社会主义经济学专注于经济制度研究的偏误,使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由对经济制度的研究扩展到对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及其内在的联系的研究范围。这不仅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新见解,而且也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必要前提和重要的条件。 在经济关系整体中,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三个层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邓小平既注重对三个层面的统一性的研究。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经济制度决定着经济体制的基本性质和职能,经济体制则遵循并实现着经济制度给定的基本经济关系,作为经济制度的具体存在形式。邓小平在论述发展经济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必要性的同时,也看到了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统一性。他认为,我们既要看到改革经济体制的目的就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也要看到:“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经济体制只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具体存在形式,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经济运行也是在一定经济制度下发挥作用的,一定的经济制度同样会存在不同的经济运行机制。邓小平在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分析中,既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计划机制、市场机制、竞争机制、价格机制作了分析,也对计划机制、市场机制与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作了较为透彻的分析,使人们从计划、市场等同于经济制度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在经济体制与经济运行机制的关系上,邓小平强调了我国原有经济体制的“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从而说明一定的经济体制中总是存在着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对经济运行机制进行选择或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